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上下）
Author: 希拉里·曼特尔 (Hilary Mantel)
Date: 2016-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 书名：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作者：〔英〕希拉里·曼特尔
- 译者：徐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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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上）

-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下）

致克莱尔·博伊兰[1]

[1] 爱尔兰作家、记者，报纸杂志和多家广播媒体评论员。

作者说明

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就那些历史事实得到认可而言，这真的并不非常遥远。这部小说既不是法国革命的概览，也不是法国革命的完整叙述。故事围绕巴黎展开；省里发生的事不在这部小说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说来，省里发生的都是些武装斗争事件。

我的主要人物在法国革命之前并不出名，直至革命发生才使他们为人所知，而且，有关他们的早年生活，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我利用了现有的材料，对于其他不熟悉的情况，做了一些基于经验或者基于学理的推断。

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我力图按照我的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和看法。在我能够做到的地方，我就使用他们的真实语言——他们的语言源于有记载的演讲或者源于存留的作品——然后，把它们织入我自己创作的对话之中。我一直受一个信念指引：进入书面记载的话语常常在更早时候已经被人讲过，只是没被记录罢了。

有一个人物或许会令读者感到疑惑，因为他在本书中扮演了一个间接但却独特的角色。关于让-保罗·马拉，大家都熟悉这样的情况：他被一个漂亮的姑娘刺死在浴室中。他的死，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释。马拉医生比我的主要人物大二十岁，有过漫长而又有意思的革命前的职业生涯。我不认为我既能处理好这个角色，又不破坏本书的平衡，因此，我干脆让他当一个客串明星，出场虽然不多，但富有挑逗意味。希望日后创作一些关于马拉医生的作品。任何这样的小说都会颠覆我在这儿提供的历史观。在创作本书的过程当中，关于何为真正的历史的问题，我跟我自己进行过无数次的辩论。不过，我觉得，在你能够反驳你的论点之前，你必须首先陈述论点。

书中的事件纷繁复杂，因此，戏剧化的需要和解释的需要必须互为衬托。创作这类小说的人容易成为学究抱怨的对象。三个小点将会阐明我是如何未加证伪地使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

我在描写革命前的巴黎时，谈到了“警察”。这是简单化的写法。执法由不少机构负责。但是，每次出现暴乱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抬出来，告诉读者哪一个机构在场，这未免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为什么我又一次把威尔宾馆叫作“市政大厅”（City Hall）呢？在英国，“市政大厅”（Town Hall）这个术语会唤起一幅舒适自在的、议员一边拍拍口袋一边谈论圣诞装饰和垃圾箱的情景。我想要传达一个更富有生机活力的美国思想；权力在市政大厅。

还有更小的一点，那就是，我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吃正餐和晚饭。时尚的巴黎人在下午三到五点之间就餐，在夜里十点或者一点吃晚饭。但是如果后面的这顿饭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性质，我就把它叫作“正餐”。整体而言，本书中的人物作息时间迟。假如他们在三点钟做什么事情，这通常指的是凌晨三点。

我非常清楚，小说是互相合作的努力，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合作项目。虽然我审视过我本人关于不同事件的版本，但是，事实却根据你的观点在变化。当然，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我不想劝说我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事件，也不想劝说我的读者从不同的事件中吸取特定的教训。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读者也许会问，该如何区分虚构和事实。一个粗略的指南便是：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

人物表

第一部分

在吉斯

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律师

玛德琳，妻子

卡米尔，长子（生于1760年）

伊丽莎白，女儿

恩瑞艾特，女儿（九岁离开人世）

赫尔曼，次子

安妮-克劳蒂尔德，女儿

克莱蒙，幼子

阿黛丽昂·德·维耶夫威尔，市侩亲戚

让-路易·德·维耶夫威尔，市侩亲戚

孔代亲王，该区最显赫的贵族，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的客户

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玛丽-玛德琳·丹东，寡妇，嫁给发明家让·雷考丹

乔治-雅克，儿子（生于1759年）

安妮·玛德琳，女儿

皮埃尔蕾特，女儿

玛丽-塞谢尔，做修女的女儿

在阿拉斯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律师

马克西米连，儿子（生于1758年）

夏洛特，女儿

恩瑞艾特，女儿（十九岁离开人世）

奥古斯汀，次子

雅克琳，妻子，娘家的旧姓卡洛特，生第五个孩子时去世

外公卡洛特，酿酒商

尤娜丽姑姑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的妹妹

恩瑞艾特姑姑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的妹妹

在巴黎，在路易大帝高中

神父普瓦纳德，校长，思想开明人士

神父普罗亚特，副校长，思想完全不开明人士

神父艾利沃克斯，古典语言教师

路易·苏鲁，学生

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与名流结交广泛的学生，以“兔子”闻名

在特洛瓦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一名失业天才

第二部分

在巴黎

维诺先生，律师，乔治-雅克·丹东是他的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里的学徒

佩林先生，律师，卡米尔·德穆兰是他的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里的学徒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年轻贵族，知名法律人士

佛朗索瓦-杰罗姆·夏庞蒂尔，咖啡馆主人，税务稽查官

安琪莉可（安琪莉卡），意大利妻子

加布丽艾尔，女儿

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乔治-雅克·丹东的情人

在孔代大街

克劳德·杜普莱希斯，高级公务员

安莱特，妻子

阿黛乐，长女

露西尔，幼女

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安莱特的忏悔师，中间人

在吉斯

露丝-弗洛尔·戈达尔，卡米尔·德穆兰的未婚妻

在阿拉斯

约瑟夫·弗彻，教师，夏洛特·德·罗伯斯庇尔的情郎

拉扎尔·卡尔诺，军事工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阿涅斯·德肖蒂斯，好姑娘，她的亲戚要她嫁给马克西米连·德·

罗伯斯庇尔

路易丝·德·凯拉列奥，小说家，到巴黎嫁给了佛朗索瓦·罗伯特，

编辑报纸

赫尔曼，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奥尔良派人员

菲利普，奥尔良公爵，国王路易十六的表亲

菲丽切蒂·德·让利，作者，菲利普的前情人，现在是他孩子的家庭教师

查尔斯-阿莱克斯·布鲁拉德·德·希勒雷，让利伯爵，菲丽切蒂的丈夫，

从前的海军军官，赌徒

皮埃尔·肖德尔洛斯·德·拉克洛，小说家，菲利普公爵的秘书

阿涅斯·德·布封，公爵的情人

格蕾丝·艾略特，公爵的前情人，为英国外交办公室效力的间谍

阿克塞尔·冯·弗尔森，王后的情人

在丹东办公室

约勒·巴雷，丹东的职员

佛朗索瓦·德芙格，丹东的职员

比劳德-瓦恩尼斯，丹东的兼职职员，性情尖酸刻薄之人

在商廊

吉力太太，住在乔治-雅克和加布丽艾尔·丹东的楼上

安东尼，丈夫

路易丝，女儿

凯瑟琳，丹东夫妇的用人

玛丽，丹东夫妇的用人

雷让德勒，杀猪师傅，丹东夫妇的邻居

佛朗索瓦·罗伯特，法律讲师，娶了路易丝·德·凯拉列奥，开熟食店，

后来成了激进的新闻记者

赫雷·埃贝尔，剧院票房职员

安妮·戴洛瓦妮，歌唱家

在国民大会

安东尼·巴纳夫，代表，起初激进，后来成了保皇派

杰罗姆·裴迪昂，激进代表，后来被称为“布利索派”

季乐汀医生，公共卫生专家

让-希尔维亚·白力，天文学家，后来成为巴黎市长

奥诺雷·加布里尔·芮蒯蒂，德·米拉波伯爵，下院或者第三等级议会的

叛逆贵族

窦奇，米拉波的男仆

克莱维耶尔，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杜蒙特，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杜洛弗雷，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让-皮埃尔·布利索，新闻记者

莫姆诺，印刷商

雷威龙，墙纸厂主

恩瑞尔特，硝石厂主

德·劳内，巴士底狱狱长

第三部分

苏勒先生，巴士底狱的临时狱长

拉法叶特侯爵，国民卫兵指挥

让-保罗·马拉，新闻记者，《人民之友》编辑

亚瑟·迪龙，特巴戈总督，法国部队将军，卡米尔·德穆兰的朋友

路易-塞巴斯蒂昂·梅尔希尔，知名作家

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剧作家

神父潘斯蒙，好斗的牧师

神父巴拉尔蒂尔，被利用的牧师

卡洛琳·芮美，女演员

巴雷·杜彻斯尼，锅炉制造商，是从票房职员变为新闻记者赫雷·

埃贝尔的幻想的至交

安东尼·圣-约斯特，失意诗人，与卡米尔·德穆兰熟悉或有关系

让-马利·罗兰，上了年纪的旧政权下的公务员

玛侬·罗兰，让-马利·罗兰的少妻，作家

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代表，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罗兰夫妇的朋友

让·巴普蒂斯特·罗维，小说家，雅各宾派，罗兰夫妇的朋友

第四部分

在圣-奥诺雷大街

莫利斯·杜普莱，木匠师傅

佛朗索瓦丝，妻子

艾蕾奥洛莉，学艺术的学生，长女

维克多瓦，次女

伊丽莎白（巴蓓特），幼女

查尔斯·杜姆雷兹，将军，一度当过外交部长

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律师，卡米尔·德穆兰的堂弟

让莱特，德穆兰夫妇操持家务的用人

第五部分

被描绘成“布利索派人”或者“吉伦特派人”的政客：

让-皮埃尔·布利索，新闻记者

让-马利·罗兰和玛侬·罗兰

皮埃尔·维尼奥德，国民大会的成员，以演说家著称，

杰罗姆·裴迪昂

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

让·巴普蒂斯特·罗维

查尔斯·巴尔巴洛克斯，来自马赛的律师

还有其他很多人

艾伯汀·马拉，马拉的姐姐

西蒙娜·艾瓦纳德，马拉的未正式结婚而同居的妻子

德弗蒙，代表，有一段时间任国民大会主席

让-佛朗索瓦·拉克洛瓦克斯，主持代表，在1792年和1793年奉命和

丹东一道出使比利时

大卫，画家

夏洛特·考黛，杀手

克劳德·杜鹏，年轻官僚，向丹东邻居路易丝·吉力提婚

苏波尔毕耶尔，罗伯斯庇尔的医生

雷诺丹，小提琴制作人，容易使用暴力

神父克拉维朗，逍遥法外的牧师

肖沃-拉嘎尔德，律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辩护律师

菲利普·勒巴，左翼代表，后来成为总安全委员会成员，

警察委员会成员，娶了巴蓓特·杜普莱为妻

瓦蒂尔，以“大审判官”著称，警察委员会成员

东印度公司欺诈案涉案人员：

查伯，代表，从前的圣方济会托钵僧修士

朱利安，代表，从前的新教牧师

普鲁尼，埃罗·德·塞谢尔的秘书，据说是奥地利间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和西格蒙·戈特雷，以伊曼纽尔和朱纽斯·

弗雷闻名：都是投机倒把分子

格兹曼，无足轻重的政客，西班牙籍

迪耶德里希森，丹麦“商人”

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心术不正的军队承包商

巴希尔，代表

德劳雷，代表

德·赛德，作家，昔日的侯爵

皮埃尔·菲利普克斯，代表，在恐怖时期撰写反政府的宣传册子

公安委员会的一些成员

圣-安德烈

巴雷尔

库颂，截瘫者，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罗伯特·林德，来自诺曼底的律师，丹东的朋友

艾迪昂·帕尼斯，左翼代表，丹东的朋友

出席审判丹东派的人员：

赫尔曼（曾经是阿拉斯人），革命法庭庭长

仲马，他的副手

福奎尔-汀威尔，现在是检察官

弗洛瑞尔特，公诉人

列昂顿，公诉人

法布里休斯·巴雷，法庭文员

拉弗洛特，监狱线人

亨利·桑松，公共行刑者

大革命时期巴黎地图

◆◆◆◆ ◆◆◆◆

路易十五被称为深受人民爱戴之人。十年过去了。同样的人民却认为，这位深受爱戴之人在用他们的鲜血沐浴……他逃避巴黎，一直躲居在凡尔赛宫，可他发现，即便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光。他想要一个阴翳蔽日的退居之地……

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头（这种情形在那时候不是不常见），和往常一样，他在赛纳尔特森林中狩猎。遇到一位运棺椁的农民，他便问道，“把它运往何处？”“到这么个地方。”“给男的还是给女的备的？”“男的。”“他死于什么原因？”“饥饿。”

儒勒·米什莱[1]

[1] 儒勒·米什莱（1798—1874），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第1章

人生如战场（1763—1774）

既然尘埃已经落定了，我们可以开始看看我们的境况了。既然最后一片红瓦已经摆到了新屋的顶上，既然婚姻合约已有四年了。这座小镇散发着夏天的气息；也就是说，不那么令人惬意吧，不过，这种情况和去年是同一个样儿，跟来年也没什么分别。新屋散发着树脂和抛光蜡的气味儿；有股处于酝酿之中硫磺般的家庭纠纷的味道。

德穆兰先生的书房就在临街老屋的院落的对面。要是你站在军事广场站那儿，举头朝老屋逼仄的正面白墙远眺，你会时常看到他的身子埋在二楼百叶窗的后面。他像是正在往下盯着大街瞧；可他离这里还有好几英里远呢，旁观的人说。这话倒是没错，他的住址非常准确。不过，他的心思却回到了巴黎。

其人其身呢，这会儿正往楼上走。三岁的儿子跟在他后面。因为指望这孩子今后二十年还在他的膝下生活，所以，为此抱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午后的炎热弥漫在街上。孩子恩瑞艾特和伊丽莎白还在婴儿床里睡觉。玛德琳在滔滔不绝地用恶毒的言语侮辱洗衣房的女孩，样子与她一贯端肃正经的举止和彬彬有礼的教养格格不入。他把门关上，免得听见她们的噪声。

一坐到办公桌边，一片游移不定的巴黎思绪便悄然溜进了他的脑海中。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他总是要发一会儿愣：自己好不容易才弄到个无罪释放，置身于夏特雷法庭的台阶上，跟一帮前来祝贺道喜的同事们在一起。他辨识同事的脸庞，叫唤同事的名字。佩林今天下午在哪儿呢？还有，维诺呢？如今，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上两趟，可是，诺罗——过去他们做学生那会儿总在一起商议人生规划的——刚巧在太子广场上从他身边经过，压根儿不认识他了。

那是去年了。不过，眼下是1763年这一恩典之年的8月份。眼下是在皮卡迪大区的吉斯；他三十三岁，做了丈夫，当了父亲，是改革倡议人、市政议员、大区的官员，是个拥有大笔资金盖了新屋顶的男人。

他把几本账簿拿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玛德琳的家人想到了奁资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他们装作说——不过心里头清楚，他也几乎拿他们没办法——这笔钱虽是不经意的疏忽，可是让人觉得高兴呀；还说，像有他这样地位的人，接手的活儿一直源源不断，一般情况下，几乎不会把这最后几百块钱放在心上的。

这是典型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计策。不过，拿这，他也无可奈何。就在他们用锤子把他朝这个家族的柱子上钉的同时，他一边因为尴尬在发抖，一边却还把钉子给他们递上去。应他们之邀，他从巴黎赶回家，为了玛德琳，要把很多事情落实好。等到她家人觉得他的条件还算凑合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快三十了。

德·维耶夫威尔家族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经营各种事务：跑不少的小城，处理很多大的法律实务。所有的拉昂区遍布了他们的堂兄堂弟；整个皮卡迪区呢，有一帮毫不惊慌的骗子，他们总是在说东道西。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某某某担任吉斯的市长啦，某某某是威严的司法机构巴黎议会的成员啦。一般情况下，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要迎娶戈达尔家的人；玛德琳就其父系这一方来说，属于戈达尔家的人。戈达尔家的人的姓名倒是没有令人艳羡的高贵的定冠词；虽然如此，他们反倒容易发迹，要是你在吉斯及其周边地区参加音乐晚会或者葬礼，或者出席律师协会晚宴，总有一个你要向他（她）行屈膝礼的戈达尔家的人在场。

这个家族的女士们相信一年一度的收益。玛德琳起步虽然晚了，可这并没有令她畏葸不前。这不，这栋新房子不就来了吗。

这孩子是他的长子，此刻走过房间，爬到靠窗的座位上去了。这孩子刚刚出世给人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我的孩子。给孩子洗礼取名字的时候，从咧着嘴笑盈盈的舅舅们到对摇篮着迷的姨娘们，嘴里冒出来的解释是：难道那时候你不是小小的戈达尔家的人，难道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小戈达尔家的人吗？实现人生的三大愿望吧，让-尼克拉斯当时就在心里酸溜溜地寻思：当市政议员，娶上你的表妹，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这孩子取了一整串的名儿，因为教父教母意见不一致。让-尼克拉斯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名字之后，整个家族的人便抱成了一团：你管他叫卢西恩可以呀，随你的便，可我们就是要叫他卡米尔。

对德穆兰来说，似乎伴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在吸人沼泽地里四处挣扎的人，丝毫没有获得救援的希望。不是他不愿意担当责任；他只是给生活中的迷茫镇住了，而且，认定了无论自己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之下都干不了一丝一毫有益的事儿，这就让他完全感到绝望。特别是这孩子给他出了道没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没法诉诸法律的推理过程。他朝孩子笑，孩子呢，也学会了报以一笑：他不是用大多数孩子那种可爱的没齿的咧嘴大笑，而是用在他看来属于开心一瞬的那种笑。之后，又一次，他总觉得小孩子的眼睛是不会全神贯注盯着人看的，可这孩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自己的想象——好像是在相当冷静地审视自己。这令他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后怕，有朝一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毛孩子会坐起来，开口说话；会对视他的目光，用评定的口气说：“你这蠢蛋。”

此刻，他儿子站在靠窗的位置上，把身子朝广场的上方探了过去，并就谁过来了谁走开了向他评论。神父过来啰，索尔斯先生过来啰。嘿，来了只老鼠。嘿，索尔斯先生的狗来啰；啊，可怜的老鼠。

“卡米尔，”他说，“从那边下来，掉到外面的鹅卵石上，把脑袋瓜摔坏了，你将来就当不了市政议员。虽然你朝那个目标努力了，可是有谁会在意呢？”

此刻，就在他累加店主的账单的时候，他儿子把身子朝窗户外面最大程度地倾了出去，进一步寻找动物大屠杀的迹象。神父又一次从广场上经过，狗在太阳底下睡着了。一个男孩过来时，手里拿着项圈和狗链，他把狗驯服好，并给它套上了家伙，把它领回家了。终于，让-尼克拉斯从账本上抬起了头。“等我把屋顶的钱付清，”他说，“我就完全破产了。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舅舅还是只把本地区那些垃圾的司法活儿给我做，不挪用你妈妈的奁资钱，我就没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混哪，这钱本该花在你的教育上的。女孩子倒不碍事，她们会做针线活，或许，因为人长得漂亮标致，嫁个好人家。可我们哪能指望你照同样的方式过日子呢。”

“那狗又过来了，”他儿子说。

“照我的话去做，从窗户进来。别耍小孩子脾气。”

“为什么不？”卡米尔说。“我就是小孩子，不是吗？”

他父亲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指从他扣住的窗户框子上扒开，一把把他箍住。这孩子被这异乎寻常的力气给抱开，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所有这一切让他愣住了：他爸爸的檄文，蛋壳上的斑点，女人的帽子，还有池塘里的鸭子。

让-尼克拉斯抱着他走过了房间。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心想，你就会坐在这张桌子边，翻翻账本儿，再轮到你现在干的这份本地的小生意上，也许是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次吧，你会为威尔格的房子起草按揭贷款契约。那样，你就会把发怔的表情从脸上抹掉。等你到了四十岁，等你头发斑白，为你长子急出病来，我就七十岁啰。那时候，我会坐在阳光底下，望着墙上的梨儿长大成熟，还有，望着索尔斯先生和神父从这儿路过，摸摸他们的帽子，朝我打招呼了。

我们怎样看待父亲呢？父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下面是卢梭[1]说的一段话：

所有社会中最古老，也是唯一天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社会，但是，孩子在天性上总是跟他们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只要他们还需要他保护他们而已……家庭也许可以被当作是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国家元首具有父亲形象，人民则具有父亲的孩子形象。

好了，这儿再讲几个家庭故事吧。

丹东先生有四个女儿：比四个女儿年龄小些的是个儿子。对这孩子，也许除了为他的性别感到安慰之外，他倒没什么看法。四十岁那年，丹东先生过世。他的遗孀已有身孕，不过，后来却失去了胎儿。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个名叫乔治-雅克的孩子认为，他记得他父亲。在家里，有关去世的人的话倒是谈得很多。他把谈话的内容听在心上，再把听到的话变成可以算是记忆的东西。这法子蛮好。死人不会复生，不会跟你争吵，跟你计较。

丹东先生曾是本地一家法院的文员。钱不算多，有几栋房子，还有几块地皮。不过，丹东太太认为是自己在撑着这个局面。她是个生性蛮横的瘦小女人，为人处世总要把胳膊肘儿往外伸，对别人从不让步。每个星期天，她的姐夫们都要过来，劝她几句。

之后，孩子们变野了。他们坏人家的围栏，追人家的绵羊，还惹下其他五花八门的乡下麻烦。人家跟他们搭话，却总是被他们顶回去。他们还把别人家的孩子扔到河里。

“女孩子哪能那样！”丹东太太的弟弟加缪先生说。

“不是女孩，”太太说。“是乔治-雅克。不过，喏，他们总得要在世上活啊。”

“可这里不是那块丛林，”加缪先生说。“这里不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这里是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阿希斯这地方碧绿透了；周边的土地却平坦发黄。人们在这儿过着节奏安稳的日子。加缪先生在屋里拿眼睛瞄着这孩子，那边，窗户外头，他正在朝粮仓扔石子呢。

“这男孩野蛮，而且身体也粗大得出格啊，”他说。“他的头上怎么缠了绷带？”

“我凭什么非要告诉你呢？你就晓得要数落他。”

两天前，太阳还没落山，天气暖暖的，有个姐姐早早地把他带回了家。她说，他们一直在公牛地里玩早期的基督徒游戏。这也许是安妮·玛德琳在这种游戏里面增添的虔诚光彩吧；当然，不是所有教堂的殉道者都赞成被人家刺伤，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像乔治-雅克这样的一伙人拿着尖尖的棍子去玩，这也是有可能的。他的半个脸给牛角挑破了。他母亲吓呆了，用手抱住他的头，把肉往一处使劲儿推，反反复复地推，希望肉会粘合在一起。她用了根绷带紧紧地把伤口扎好，又用另外一根把他的头包好，遮住他前额上面的多处肿块和被划破的好多伤口。有两天的时间，他一副戴了头盔、准备随时侵略进攻的样子，待在家里拖地。他嘀咕着说头疼。这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加缪先生走了之后，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丹东太太站在同一扇窗户边上观望，当他儿子的身体被人搀扶着走过几块田地的时候，她像是身处眼花缭乱、恐怖而又不断重复出现的梦境之中一般。一位农场工人用手臂扶着他沉重的身躯；她能看到，他的两个膝盖在整个身体的重量下是怎么弯着的。有两条狗，尾巴夹在腿间，跟在他后头追赶；跟在后面的安妮·玛德琳来了，在高声咆哮，又是气愤，又是绝望。

等她赶上了他们，她这才看清，此人眼里有泪花。“那头该死的公牛，非要宰了它不可，”他说。他们进了厨房。到处都是鲜血。此人的整个衬衫上、狗毛上、安妮·玛德琳的围裙上，就连她的头发上也全都是血。血流了满满一地。她四处张望，找东西，床毯啦，干净布啦，好把她独生儿子的尸首放在上面。这位工人疲惫不堪，靠着墙晃了晃身子，用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东西把膏药扎好。

“就把他放到地上吧，”她说。

一旦脸颊接触到地上冰凉的瓷砖，这孩子便轻声呻吟了；只是在那个时刻，她才意识到他还没死过去。安妮·玛德琳嘴里用一个调儿不断地重复着《从深处》[2]，“从早晨望到晚上：就让以色列人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主身上吧。”她母亲扇了她一个嘴巴让她住嘴。后来一只小鸡飞到门边，站在那里。

“别打这姑娘，”这位工人说。“正是她把他从公牛的脚下给拽出来的。”

乔治-雅克睁开了眼睛，呕吐。他们先让他躺着别动，然后摸摸他的手脚，看看哪处的骨头折了断了。他的鼻梁断了。呼出了血泡沫。“别用鼻子出气，”此人说。“不然，你的脑浆会掉出来的。”

“躺着别动，乔治-雅克，”安妮·玛德琳说道。“你真是给那牛颜色看了。下次它要再见到你的话，会跑开躲起来的。”

他母亲说：“要是有个丈夫该多好啊。”

出事前，没有人朝他的鼻子多看，因此也没人说得清楚，他那高贵的五官是否破了相。不过，脸上那块被牛角划裂的地方却落下了深深的疤痕。疤痕的印子顺着脸颊的这一侧往下，硬是把一个紫褐色的刺嵌进了他的上嘴唇里面。

接下来的一年，他染上了天花。姑娘们也都染上了。庆幸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他母亲觉得他脸上的疤痕破了他的相。如果你想把自己弄丑，就索性使劲儿地把自己弄丑算了，使劲地去弄呀。乔治不住地转头。

他十岁那年，他母亲改嫁了。嫁的人名叫让·雷考丹，镇上的一个商人；鳏夫，带着个（文静的）男孩过日子。他有些小小的怪癖，不过，她倒觉得他们一起过日子满合得来。乔治上学了，是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不久他就发现，他学什么东西一点儿都不用费心，因此他不想让上学的事影响了自己。有一天，有人发现一群猪在他身上乱踩。结果弄得他浑身都是划破的口子和瘀伤，还有一两处的伤痕给又密又长的头发遮住了。

“我保准儿，那是我最后一回挨畜生踩踏，”他说。“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畜生。”

“求求上帝，但愿如此吧，”他继父虔诚地说。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倒下，烧得很厉害，牙齿咯咯地直打颤。他咳出的痰里带血，胸腔传出噼里啪啦的急喘的噪声，房间里人人都能听到。“肺可能不太好，”行医的骗子说。“所有肋骨频繁地隔一段时间就被压迫到肺部。对不起，亲爱的，最好请神父过来吧。”

神父来了。给他做了送终的仪式。可这男孩那天夜里没有死。三天之后，他依然昏迷不醒，半死不活的。他姐姐玛丽-塞谢尔安排大家轮流值班祷告；她自己顶最难熬的一班，从凌晨两点坐到天亮。客厅挤满了亲戚，大家围坐着，人人都想说些妥帖得体的话。不时出现好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沉默又被大家立刻拼命说话的声音打破。关于他每一声呼吸的消息从一个房间传到了另一个房间。

到了第四天，他坐了起来，辨认家里的人。第五天，他说起了笑话，要吃的东西来了，饭量还真不小。

他被宣布脱离了危险。

他们曾计划掘个墓，把他埋在他父亲的旁边。他们已经抬进外屋的一口棺材只好又让人家给抬了回去。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给这口棺材交了定金。

在乔治-雅克养伤的这当口，他继父远行到特洛瓦去了。一回来，他就告诉大家，他在一所小小的修道院给这孩子找到了可以寄身的地方。

“你这个混账东西，”他妻子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就是想把他从家里给支出去。”

“他在家里，我哪来时间专心搞发明创造啊？”雷考丹理由十足地反问道。“我简直就是在战场上生活。不是把他的肺踩得啪啪作响？11月份，哪里还会有旁人下河？除了他，还有谁呢？阿希斯的人没必要知道该怎么游泳。这小子可真了不得。”

“或许他好歹可以做神父吧，”太太说，打圆场了。

“噢，是的，”舅舅加缪说。“我只能看到他侍奉那一帮人。也许他们要派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

“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生出这门子脑筋来的，”太太说。“我们家族可没出过这种脑筋啊。”

“谢谢，”她哥哥说。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去了修道院就意味着他非要当神父。办事讲究法度。我们家也有规矩。”

“何况，要是他不喜欢这个决定呢？思想上畏惧。”

“不管怎么说，”太太说，“让，还是让我把他留在家里待上个一两年吧。他是我的独子。对我来说，他多少是个安慰。”

“只要你高兴就好，”让·雷考丹说。他是个性格温和、容易相处的人，完全听从老婆的吩咐，以此来讨老婆的欢心；现在，他把不少时间都泡在外面的一个农场建筑里头，搞棉花纺织机器的发明。他说，这个发明将会改变全世界。

在他继子十四岁那年，他把这个吵吵闹闹、身体疯长的孩子打发到特洛瓦这座古老的大教堂城市来了。特洛瓦城是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就连牲口都有天地之间它们地位低贱的意识，神父不许游泳。但是他好像总能找到这些规矩之外的机会来打发这段日子。

后来，他回顾童年时光的时候，总是把这段岁月描绘得格外愉快。

一场婚礼欢庆仪式在比平时更浅淡、更灰暗、更偏北的灯光下举行。日子是在1月2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稀稀拉拉的，态度也是冷冰冰的，他们勉强互道节日的祝贺。

雅克琳·卡洛特的风流韵事成了1757年的春天和夏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据米歇尔玛说，她知道她怀孕了。她是从不出错的。或者就只出大错，她心想。

因为情人现在对她的态度已经冷淡了，因为她父亲是个急脾气，她于是把衣服里的紧身胸衣脱去，相当气定神闲地待在家里。坐在父亲的饭桌边上，不能吃东西的时候，她就把饭菜倒给她裙边的斯塔福德狗吃。可是却突生变故。

“要是你早点告诉我，”她情人说，“我们不过就是在酿酒商的女儿嫁到德·罗伯斯庇尔家族这件事上吵吵而已。可眼下，我们的丑闻跟你这鼓起来的肚子一样越来越大了。”

“私生子，”雅克琳说。从本性上说，她不是个浪漫之人，不过，她觉得这个姿态是自己迫不得已才选择的。她站在圣坛边上的时候，下颔上扬，整天价拿眼睛盯着家里的人看。那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德·罗伯斯庇尔的家人待在家里。

佛朗索瓦二十六岁。他是本地律师协会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星星，是本区最让人羡慕的单身汉之一。罗伯斯庇尔家族已经在阿腊区生活了三百年。虽然他们没钱，但是他们感到非常自豪。雅克琳倒是给所嫁的这户人家迷住了。在自己父亲家里，那位酿酒商成天地胡说八道，把工人吵走，牛肉的骨节狼藉了一桌子。罗伯斯庇尔家人却彼此彬彬有礼，哪怕喝的是稀汤。

就这样，他们知道，她是个体格健硕的普通女孩，他们总是把大盘水汪汪的汤舀给她喝。他们甚至还给她拿上她父亲酿制的啤酒。不过，雅克琳的体格并不健壮。她病恹恹的，弱不禁风。她嫁到这户文文雅雅的人家倒是件好事，人家满肚子刻毒地说，什么事都不用她来操心了。她就是件小小的装饰瓷器儿，是件陶瓷，她那瘦小的身材给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弄得走形了。

佛朗索瓦曾站在神父面前恪守自己的职责。可是有一回在床单之间他碰到了她的身子，他又感受到原先那种身体深处的冲动了。她身上心脏跳动的那一侧把他迷住了，她身上的肋骨现出的原始曲线把他迷住了。她那透明的肌肤，她手腕内侧的肌肤上露出的发绿发青、大理石一般的静脉把他惊呆了。她绿绿的近视眼睛、能像猫眼一样的温柔或犀利、睁得大大的眼睛把他迷住了。说话的时候，她使用的词语像猫爪一样抓到你的心里，让你难以忘怀。

“他们的血管里有那种人中豪杰的禀赋，”她说。“如果你把他们的血管切开，它们会淌出优雅的举止。明天，感谢上帝，我们将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了。”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深陷重围的冬天。佛朗索瓦的两个姐姐在这里走来走去，传递音信，又怕言语过多。雅克琳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在5月6日凌晨两点出生。那天，后来一家人在喷泉那儿碰了头。佛朗索瓦的父亲做了教父，这孩子因此就跟他姓了，叫马克西米连。他对雅克琳母亲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古老姓氏。这是个不错的古老姓氏，她女儿现在就是这个姓氏了。

在随后的五年当中，这桩婚姻又添了三个孩子。雅克琳起初是体弱多病，接着是在担惊受怕，然后是在疼痛难受的时光中度过的，这样的日子成了她的生活常态。别样的生活，她记不得了。

那天，尤娜丽姑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故事叫《狐狸与猫》。她念得很快，哗啦啦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这就叫作你不需要全神贯注，他心想。要是你是个孩子，你会为此挨他们的骂的。可这本书算是他的最爱了。

她本人太像狐狸了，她把下巴朝上一翘，在听，沙粒般的眉毛锁在一起。没在意，他在地板上滑倒了，玩起了她裤脚边上的那个花边。他妈妈会做花边。

他心里有个预感：他永远不会被允许坐在地板上（把你的好衣服磨坏了）。

他姑姑在几个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在谛听着什么。楼上，雅克琳正气息奄奄。这些孩子们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把助产婆打发走了，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好事。此刻，她在厨房里正吃着奶酪，一边津津有味地刮着上面的皮，一边拿以前的例子吓唬小女佣。他们已经派人把外科医生请来；楼梯顶上，佛朗索瓦在跟他争吵。尤娜丽姑姑赶忙出来，把门关好，不过，你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继续念故事，声音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腔调；同时她把一只瘦单、粉白的女士的手伸到奥古斯汀的摇篮上，摇呀摇。

“我看没法子能让她分娩了，”此人说道，“除了切开。”他不喜欢这个词，你能看得出；但是他非得用它。“我也许可以保住孩子的命。”

“保住她的命，”佛朗索瓦说。

“要是我不尽力，他们都会死。”

“你可以把孩子弄死，但要保住她的命。”

尤娜丽的手在摇篮上握成了拳头，奥古斯汀被颠簸得大喊大哭。

幸运的奥古斯汀已经来到了人世。

他们这时还在争论——外科医生对这位外行迟迟不能听懂自己的话感到不耐烦了。“那么，我把杀猪的请过来又何妨，”佛朗索瓦大吼道。

尤娜丽姑姑站了起来，书从她的手指间滑落，顺着她的裙子轻轻地游走，落下，在地板上自行打开了。她朝楼梯的梯级跑过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声音小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书的这几页像扇子一样摊开了——狐狸和猫，乌龟和兔子，眼睛一亮一闪的聪明乌鸦，还有树下要吃蜂蜜的熊。马克西米连把书捡起，把卷曲的书角拉直。他把姐姐胖胖的手放到摇篮上。“要这样摇，”他边说边摇了起来。

她抬起脸，那张婴儿般的嘴还是软塌塌的。“为什么呀？”

尤娜丽姑姑从他身边经过，没有看他，汗珠子顺着她的上嘴唇渗了出来。他的脚踩在楼梯的梯级上，“啪啪”直响。他父亲把身子弓在椅子上，双臂在眼睛上面摊开，在大哭。外科医生正朝包里看着。“我的钳子呢，”他说。“我要这么试试，起码。这技术有时候还管用。”

这孩子把门只推开了一点点，弄出个门缝，恰好让自己进去。窗户朝着早夏，朝着来自花园和田野里嗡嗡起哄的香气闭着。炉火不错，烧火的原木躺在篮子里，准备好了。热气靠近了，可以看到。他母亲身体裹着白衣，几个垫子撑着她的背，头发从前额开始，已被揪成带状。她转对着他，只是用眼睛，不是用头，还有，残留的那老一套的笑容。她的嘴巴四周皮肤灰灰的。

很快，那嘴巴好像在说，你我该要分别了。

见此情景，他转过身子。在门边，他朝她竖起一只手，做了个柔弱的、表示志在一道的成人手势。门外，外科医生已把外套脱了，搁在手臂上，他站着，等着来人把它拿走挂好。“要是你几个小时前就叫我的话……”外科医生在说话，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人。佛朗索瓦的椅子上空了。好像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神父到了。“要是头出来就好了，”他说，“我要给他洗礼。”

“或者手脚出来也行，”神父满怀希望地说。“这样做教堂允许。”

尤娜丽回到房间。她开门的时候，热量像是从风箱里面向外蹿。“这样对她好吗？没有空气啊。”

“受了凉就要出大事，”外科医生说。“虽然不过——”

“接着是临终的涂油礼，”神父建议道。“这儿有个便桌才好哩。”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祭坛布，之后又在袋子里掏蜡烛。上帝的恩宠随身可带，可以带到你的家园里。

外科医生的眼睛在楼梯顶头扫了一下。“把他的孩子打发走，”他说。

尤娜丽把他拢到怀里：这是个私生子。她把他带到楼下时，衣服上的纤维蹭到了他的面颊，发出轻微的刺耳声。

尤娜丽让他们排队站在前门边上。“戴好手套，”他说。“戴好帽子。”

“天气暖，”他说。“我们真的不用手套了。”

“无论如何，戴上，”她没松口。脸似乎在颤抖。

接生婆一只手推着，从他们身边走过，把婴儿奥古斯汀甩到她肩上，用一条手臂抱住他，好像他是只袋子似的。“六年当中生了五个孩子，”她对尤娜丽说，“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她的命数到头了，完了。”

他们去了卡洛特外公家。那天，尤娜丽姑姑过后来了，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小弟弟祈祷。卡洛特外婆张嘴说道，“受洗了吗？”尤娜丽姑姑摇了摇头。她拿眼睛朝下看看孩子们，一副不能多言多语的表情。她朝外婆回头张嘴说，“生下来就死了。”

他身子哆嗦了一下。尤娜丽姑姑弯腰亲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说。

尤娜丽说，“你跟外婆一块儿待几天，没事的，等你妈妈身体好一些再回去吧。”

可是，他记得她那嘴的四周发灰的肉。他领悟到她那嘴对他说过的话：我很快要在棺材里了，我很快要被下葬了。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这样撒谎。

他数着日子。尤娜丽姑姑跟恩瑞艾特姑姑在来来回回地走着。她们说，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问问你妈妈身体怎么样？恩瑞艾特姑姑对外婆说，“马克西米连没有问他妈妈情况怎么样。”

外婆答道，“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他数着日子，一直数到他们决定说出实情的时候。九天过去了。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是在他们啃面包喝牛奶的时候，外婆进来了。

“你一定要非常坚强，”她说。“你妈妈已经走了，去跟耶稣一起生活了。”

耶稣宝宝，他心想。他说，“我晓得。”

出事的时候，他六岁。窗户开着，一片白色的窗帘在呼啦呼啦地飘动，麻雀聚集在窗棂上。圣父上帝，站在朵朵祥云的后头，在墙上的一幅画里往下看着。

后来，过了一两天，姐姐夏洛特手指着棺材；他的小姐姐恩瑞艾特在角落里生气，不过没人理会她，她嘴里在嘟哝。

“我会给你念的，”他对夏洛特说。“不过，不是那本动物书。在我看来，那本书小孩子气太重。”

后来，那位成年的恩瑞艾特，就是他姑姑，在棺材封盖之前，把他举高，好让他朝棺材里面看上一眼。她身子一直在晃动，在他的头顶上方说，“我本不想给他看的，是卡洛特外婆说非要让他看。”他非常清楚，棺材里的人就是他母亲，那个长着短柄斧头般的鼻子、长着可怕的白纸一般的手的尸体。

尤娜丽姑姑往外跑到大街上。她说，“佛朗索瓦，我求求你。”马克西米连一边抓住她的衣裳，一边跟在她后面追；他看到他父亲有一回是怎么不回家的。佛朗索瓦沿着大街大步走去，进了城。尤娜丽姑姑拖着这孩子，回到屋里。“他得在这份死亡证书上签字，”她说。“他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我们打算怎么办？”

第二天，佛朗索瓦回来了。他浑身散发着白兰地酒气，卡洛特外公说，显然他在跟哪个女人厮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佛朗索瓦开始拼命喝酒。他不理自己的客户，因此客户们转到了别处。有段时间，他连续好几天人影子都见不到；有一天，他把包收拾好，说他要走，从此不再回来。

他们说——卡洛特外婆和外公——他们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他们说，我们与德·罗伯斯庇尔家从来没吵过架，他们家的人都是人模人样的，不过，要把他除开，他不是个正经东西。起初，他们还守着这个谎，说，他在另一座城市，在干一件时间很长、出人头地的大事。他的确时不时地回来，飘荡到家里，常常是为了借钱。罗伯斯庇尔家族年长的那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认为他们能给这孩子一个家。卡洛特外公收留了这两个男孩，马克西米连，还有奥古斯汀。尤娜丽姑姑和恩瑞艾特姑姑都没嫁人，说，她们愿意收养这些小姑娘。

在他童年时代的什么时候，马克西米连终于发现，或者，有人告诉过他，他是个婚外怀上的种。可能他给他们的家庭境遇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

1768年，两年不见之后，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出现了。他说他到国外去了，不过他没说去了哪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到卡洛特外公的屋里去了，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连站在过道里，从一扇关上的门后面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

“你说你根本克服不了这个，”卡洛特外公说。“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你儿子他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这孩子就是她的翻版，身体不结实；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的，她每次生孩子之后，你硬爬到她身上。只是多亏了我，他们的身上才有衣服穿，才在慢慢地长大，成为基督徒。”

他父亲出来，找到了他，说，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他长得单薄、矮小。他花了几分钟，紧张尴尬地跟他说了几句话。临走的时候，他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他呼出的气息发酸。这个私生子面带成人般的厌恶表情，把头往后一甩。佛朗索瓦似乎感到失望。也许他想来个拥抱，来个亲吻，来个抱着自己的儿子在空中旋转的动作。

后来，这个学会有节制、因人而异地表达自己更加强烈情绪的孩子纳闷，他是不是应该感到遗憾。他问他外公，“我爸爸过来看我了吗？”

老人走开的时候嘴里在嘟哝。“他又来借钱了。你快点长大。”

马克西米连尽量让他外公外婆省心。你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屋子里头，他们说。他喜欢读书，喜欢在花园的小棚子里养鸽子。星期天，小姑娘们被接到这边来，他们一起玩耍。他任由她们非常温柔地用一只手指头摸鸽子一颤一颤的背脊。

她们央求他给只鸽子，要带回家自己养。我知道你们，他说，你们一两天就会厌倦，你们得照顾它们，你们知道它们可不是洋娃娃。可是她们不依不饶：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地又是嚎叫，又是哀求。最后他心软了。尤娜丽姑姑买了一只镀金的笼子。

几个星期之内，那只鸽子就死了。她们把鸽笼放在外面，来了一场风暴。他想象得出，可怜的鸟儿慌乱地朝鸟笼上的围栏冲撞，翅膀折断了，头顶上雷声滚滚的那个情景。夏洛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地带着懊悔在抽泣；可是五分钟过后，他知道她会溜到太阳底下，把这事儿给忘了的。“我们把笼子放到外面，这样它会感到自由自在，”她抽着鼻子说。

“它不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它是一只需要有人看护的鸟。我跟你说过。我没说错吧。”

可是说话正确并没给他带来一丝快乐。这反倒在他嘴里留下了一丝苦涩的滋味。

他外公说，等他足岁了，就带他去做生意。他陪着这孩子绕着酿酒厂四处转悠，看各色各样不同的操作，跟人家说说话。这孩子只是礼貌性地表示有兴致。他外公说，既然他书生味多，实用气少，他或许喜欢当神父。“奥古斯汀可以入这一行做生意，”他说。“否则，就把酒厂卖了。我不是感情用事。除了酿酒，还有别的行当可以做嘛。”

马克西米连十岁那年，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被引荐到家里，为了激发他的兴趣。他亲自对马克西米连进行面试，但不大喜欢他。虽然他的样子谦卑低调，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好像对修道院院长的观点不屑一顾，似乎他把心思放在更加崇高的事业上，似乎自己在别处还有许许多多的任务要完成。不过，他的好脑袋瓜注定是要白费了，这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修道院院长想得老远，觉得孩子的诸多厄运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可他还是个孩子啊，总得有人可以帮他做点什么吧；他在阿拉斯的学校上过三年的学，老师们为他取得的进步和他的勤勉赞不绝口。

修道院院长安排了一笔奖学金。每当他说“我会帮你做点什么”时，他所指的不是仅仅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到路易大帝高中[3]去上学，那是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贵族子弟都在那里接受教育，这所学校也在到处物色人才，贫寒子弟可以从那里发迹。因此，院长说：另外嘛，他告诫他，发奋读书，绝对顺从，无限感恩。

马克西米连对恩瑞艾特姑姑说，“我离家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肯定。”

“还有，请夏洛特和恩瑞艾特也要给我写信。”

“我会嘱咐她们给你写信的。”

“在巴黎我也会结交很多新朋友。”

“我期望如此。”

“等我长大了，我能让我的哥姐他们不愁吃不愁穿。除了我，别人都不必非要这么做了。”

“那你大姑呢？”

“还有你。我们大家一起买栋大房子。我们根本不会吵吵闹闹的。”

希望渺茫吧，她心想。她纳闷：他非得要去吗？十二岁了，他还是这么个小男孩的模样，说话如此地轻柔，一点儿都不贸然失礼；她倒是发愁，他一旦离开外公身边，就完全没有人照管他了。

不过，不，一定，他一定得去。这些机会少之又少；我们得在这个世上生活，把一个男孩拴在女人的围裙带上可没什么好。有时候，他倒是令她想起他母亲来了。他有着她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是在吸纳阳光、保存阳光似的。我可从来没讨厌过那个姑娘啊，她在心里想。她是个重感情的人，雅克琳。

1769年夏季期间，他认真学习，提高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他安排邻家一个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女孩看护鸽子。十月份，他离家了。

在吉斯，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人看来，德穆兰先生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当上了县治安官。吃过晚饭之后，他与玛德琳晚上就这么坐着，面面相觑。手头总是缺钱呵。

1767年——那时，赫尔曼会走路了，安妮-克劳蒂尔德还是这户人家的婴孩——让-雅克对妻子说：“卡米尔得离家去上学了，你知道。”

卡米尔眼下七岁。他继续跟在爸爸的后头满屋子地走，不停地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方式说话，把他父亲的意见当耳边风。

“他最好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让-雅克说，“而且跟他的小堂弟们一起去。学校不远。”

玛德琳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大的那个姑娘一直不停地在生病，用人乘此机会捞了些好处。为了家里的收支平衡，自己只好做些费时的事务，这样好省出点钱来。让-雅克从她那里完完全全学会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她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让他承担你那未完成的雄心壮志，是不是还嫌嫩了点？”她询问道。

因为让-尼克拉斯的厌烦情绪已经开始。他一直严于律己，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几年时间之后，吉斯律师协会有些前程美好的年轻人会问他：先生，您的才华是没得说的，您为什么就满足于这么一个有限的舞台呢？他会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他来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够好的了；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够好了。

10月份，他们把卡米尔送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了。就在圣诞节之前，他们收到了一封校长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卡米尔取得的惊人进步。让-雅克朝他妻子挥了挥来信。“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他说。“我就晓得这事儿没做错。”

不过，玛德琳却被这封信搅得心神不宁。“好像，”她说，“他们在说，‘你的孩子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啊，即使他只有一条腿’。”

让-雅克把这句话当成了开玩笑。只是在玛德琳对他说，他丝毫没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之前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之后不久，孩子就到家了。他有了令人吃惊的语言障碍，几乎没法子说服他说出点什么话来。玛德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人把每天的几顿饭送到房里来。卡米尔说，神父们对他很友善，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他父亲为了宽慰他，说这不是过错，只是个小麻烦。卡米尔坚持自己多少应该受到责备，然后冷冰冰地问他哪一天可能返校，因为到了学校，他们就不用为此操心，也不会每时每刻地再讨论这件事了。让-雅克用挑衅的语气跟卡特-岗布莱希斯学校联系了，问他们，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患上了说话结巴的毛病。神父说，他自己得的呗；让-雅克说，他离家时可没这个毛病呀。最后的结论是，坐大巴的途中，卡米尔说话流畅的情况突然丧失，像是一只花瓶或者一副手套突然出了故障似的。哪一方都怪不了。这不过是那些曾经出过的事中的一件罢了。

1770这一年，卡米尔十岁，神父奉劝他父亲把他从学校接回家，因为他们没法给予他的学业进步应有的关注。玛德琳说，“也许我们可以给他找个家教。他是个真正一流的人才。”

“你疯了吧？”她丈夫冲着她大吼道。“你以为我是公爵？你以为我是英国棉花子爵？你以为我有煤矿？你以为我有农奴？”

“不是，”他妻子说。“我晓得你的脾气。我对你不抱任何幻想。”

是一个德·维耶夫威尔人给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他说，“因为缺了点现钱就让你这么个聪明孩子一事无成，这将会成为一件憾事。毕竟嘛，”他粗鲁地说，“你本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出息。”他想了想。“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我们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结巴毛病会消失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奖学金。假如我们能让他进路易大帝高中，家庭的这点开支就是一点皮毛，算不了什么。”

“他们会录取他，是吗？”

“根据我所听说的，他超常的聪慧。要是他做律师，将来会给你们家装点门楣的。瞧，下次我弟弟到巴黎去，我会让他帮你们出点力。还要我说别的吗？”

现在法国人的寿命已经增加到将近二十九岁了。

路易大帝高中是一所老基金会，曾经由基督徒管理，不过当他们被驱逐出法国的时候，这所学校被祈祷所会员占领了，这是一所更加开明的教堂。这所学校的校友个个都有名望，假如背景有差异的话。此刻还在光荣流放的伏尔泰曾经在此学习过，还有德·萨德伯爵先生，此刻蜗居在他的一个城堡里，他妻子最近却在忙着修改已经给他裁定好的判刑，因为他犯了投毒和鸡奸两宗罪。

学校坐落在圣-雅克大街，厚厚实实的高墙和铁大门把学校与城市隔开。这地方没有供暖的习惯，除非小教堂里的圣水盘上面结了冰，才会开始供暖；因此，冬天，通常学生们起早出门去采集冰棱，然后再把它们放进圣水盘中，希望校长能通融一下。房间被阵阵刺骨的穿堂风一扫而过，被势头减弱、用死人语言发出咯咯声响的阵阵狂风一扫而过。

眼下，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到这儿已有一年了。

他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为了修道院院长，他要努力，因为他获得这样的好机会要归功于院长。有人告诉过他，要是他想家了，思念会过去的。一到之后，他便坐下，把沿途的所见记录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该尽责任去完成，不需要用脑子到处装着它们。巴黎的动词变位正好跟阿特瓦的动词变位相同。要是你一门心思想着动词，万事万物就会围着动词找到恰当的位置。他上每一节课都全神贯注。老师们对他很是和善。他一个朋友都没交。

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走近他，在他前面推搡一个小男孩。“嘿，东西，”这孩子说。（他们装作忘记他的姓名了。）

马克西米连停了下来，动也不动。他没有立刻回头。“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既咄咄逼人，又令人愉悦。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要你留意一下这个他们莫名其妙送过来的小男孩。他是从你那个乡下地方来的吧——吉斯，我相信。”

马克西米连心想：这些无知的巴黎人觉得这没什么区别。他轻声轻语地说道，“吉斯在皮卡迪地区。我来自阿拉斯。阿拉斯呢，在阿特瓦地区。”

“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吗？我希望你能从你大名鼎鼎的、非常高级的学习中抽点时间出来，帮他找一找周围的路。”

“好啊，”马克西米连说。他很快转身看看这个所谓的孩子。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生得很黑。

“你到底要找去哪儿的路？”他问。

就在那当儿，神父艾利沃克斯沿着走廊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啊，你已经到了，卡米尔·德穆兰，”他说。

神父艾利沃克斯是个了不起的古典学家。他认为博学很重要。可是研究没有把秋季的寒冷挡在外面啊；而且即将来临的寒冷比现在还要糟得多。

“我相信你现在才十岁吧，”神父说。

这孩子抬头看看他，点了点头。

“总的来说，就你的年龄而言，你已经非常超前了？”

“是的，”这孩子说。“是这样。”

神父艾利沃克斯咬了咬嘴唇。行色匆匆地走了。马克西米连把迫不得已才戴上的眼镜摘下，揉了揉眼角。“试试‘是的，神父’，”他建议道。“他们期望你这样说。别朝他们点头，他们好像对这反感。此外，如果他问你聪明不聪明的时候，你应该为此显得更加谦卑。你知道——‘我尽力，神父。’这一类的话。”

“卑躬屈膝的奴才，是你吗，东西？”小男孩说。

“咯，仅仅是个主张而已。我只是把我的经验传给你，是为你好。”他重新把眼镜戴上。那孩子大大的黑黝黝的眼睛游进了他的眼里。一时间，他想到了困在笼子里的鸽子。他手上有了鸽子羽毛的感觉了，软绵绵的，死了：那纤细的骨头没有了脉搏的跳动了。他顺着外衣向下掸了掸手。

这孩子说话结结巴巴的。这让他感到不大自在。事实上，关于整个环境，有件事令他感到不安。他觉得他已经实现了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他觉得生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他觉得他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

他回家在阿拉斯度假的时候，夏洛特说：“你没怎么长大嘛，是吗？”

一年又一年，她说着同样的话。

他的老师对他尊重有加。他们说，没有天分，不过，他说话一向老实。

同学们怎么看他，他没多大准儿。如果你问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告诉你，他能干，敏感，耐心，缺乏魅力。不过，至于这样的评价与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噢，你怎么能肯定你脑子里的想法也是别人的想法呢？

他没有收到家里的多少来信。夏洛特常常给他寄去的信完全是孩子式的流水账。她寄来的信他保存一到两天，读上两遍；然后，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它们扔了。

卡米尔·德穆兰一周两次收到来信，数不清的信；这些信成了大家的娱乐。他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送到远处去上学，结果呢，对于家里的情况，他从来信上比他从实际生活中了解的还要多。这些插曲就像小说的章节一样，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当他大声朗读来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便开始觉得，他家里的人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有时候，听到某个短语，比如“妈妈希望你去过忏悔堂”，整整一群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阵，然后，连续几天，大家都互相重复着这个短语，眼泪都笑出来了。卡米尔解释说，他父亲在写一部《法律百科全书》。他认为这个计划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他父亲晚上免掉了跟他母亲谈话。他斗胆向他父亲建议，可以借助于写《百科全书》这个理由把自己关得远远的，说完之后，便朗读副校长、神父普罗亚特所说的“坏书”了。

卡米尔用他那歪歪扭扭不成形的字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回复这些来信。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往来的信件，以便日后能出版。

“努力学会这个道理，马克西米连，”神父艾利沃克斯说，“大多数人天性懒惰，往往会把你对自己的评价当回事儿。你要确定你对自己的评价高了。”

对卡米尔来说，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他有办法让自己跟比自己年长、出身名门的人打成一片，有办法让自己在某个方面成为时尚潮流。长他五岁的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就注意上了他。这名字是根据波兰国王、他教父的名字取的。弗雷农家境富有，是个书香门第，叔叔是伏尔泰有名的死对头。六岁那年，他被带进凡尔赛宫，在那里他给阿德莱德太太、苏菲太太、维克多瓦太太，还有年迈的国王的女儿们背诵了一首诗。她们对他关怀备至，还给了他一些糖果。弗雷农对卡米尔说，“等你再大一些，我要带你到上流社会转转，让你扬名立万。”

卡米尔感激他么？几乎一点也不。他对弗雷农的想法尽是大泼嘲讽之水。他开始叫他“兔子”。弗雷农正处于敏感时期。他总是站在镜子前面，仔细打量自己的脸蛋，看看牙齿是否突出或者是否显得腼腆。

那时候有个名叫路易·苏鲁的男孩，善于讽刺挖苦，当年轻贵族对现状表示不屑的时候，他却总是笑笑。他说，观察人们挖掘自己脚底下的矿藏是一种教育。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有一场战争，他对卡米尔说，你我两人将会处于战争的不同一方。因此，趁我们还能彼此热爱的时候，就让我们彼此热爱吧。

卡米尔对神父艾利沃克斯说，“从今往后，我不去参加忏悔了。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装成别人。我就杜撰别人的罪过，然后再为罪过忏悔。”

“你要理智，”神父艾利沃克斯说。“等你到十六岁，那时候你就可以抛开信仰。那个年龄这样做才算合适。”

可是十六岁还没到，卡米尔却有了一套新的胡思乱想了。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每天都在经历小小的、恐怖的痛苦。“你怎么出去呢？”他问道。

“这不是巴士底狱，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把出路说出来。或者翻越围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出路在哪儿吗？不可以，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围墙之内，有个知识分子团体在谈经论道。围墙之外，野兽从铁门旁边鱼贯经过。仿佛人类被囚禁在笼内，而外面的野生动物却在到处漫游，从事人类的各种职业似的。这座城市散发着铜臭和腐败气息；乞丐坐在路边肮脏的污垢里，刽子手在大庭广众下施虐行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和抢劫在发生。卡米尔在墙外发现的东西令他兴奋不已，但也令他惶恐不安。这是一座被蒙蔽的城市，他说，已被上帝遗忘；这座城市是一块精神堕落的邪恶之地，面临的将是《旧约》中提到的未来毁灭[4]。弗雷农提议要引荐他参加的社团是个巨大的有毒有机体，正在踉踉跄跄地走向灭亡。他对马克西米连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唯一称职的经世治国之才。

卡米尔也说：“等到神父普罗亚特当校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踩入地底下了。”想到这个前景，他的眼睛发亮了。

这是卡米尔独到的想法，马克西米连心想：越是大乱，才越有大治。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似乎会这么想了。

不过，凑巧的是，神父普罗亚特落选了。新校长是神父普瓦纳德·盎迪昂洛艾，一个从容自由、才华横溢之人。一听到在自己所负责的中学里这种精神已在蔓延，他甚是吃惊。

“神父普罗亚特说，你有一套想法，”他对马克西米连说。“他说你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清教徒。”

“神父普罗亚特不喜欢我，”马克西米连说。“不过我觉得他把事情说得过头了。”

“肯定他是夸大了事实。我们得走走吗？半小时之后，我得宣读我的祈祷。”

“我们是清教徒？他一定高兴。”

“要是你每时每刻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他总会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说，你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是政治。”

“是的，”马克西米连说。他愿意对长者的问题进行揆情度理地思考。“他担心这些高高的围墙并没有把美国思想阻隔在外。当然啰，他的担心是对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校长理解这些激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不明智。我们夺走了你的童年，我们在这个温室氛围中给你灌输思想；然后我们让你在专制环境中过冬。”听完这些话，神父叹了口气；他使用的比喻令他感到压抑。

关于酿酒，马克西米连想了一会儿；这并不需要多少古典教育。“如果人们没有燃起希望，你觉得这样更好吗？”他问道。

“我觉得，我们培养了你的才能，然后对你说——”神父手掌向上举了起来——“就说到这儿为止，别再扯远了。我们无法给你这样的孩子提供出生高贵和财富丰厚的优越条件，这是件遗憾的事。”

“是的，是的。”这男孩笑了笑，那是个小小的却是真心的微笑。“这一点我没放过思考。”

校长无法理解神父普罗亚特对这男孩持有的偏见。他并没有冒犯他人，也好像不想占你的上风。“那么，马克西米连，你将来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干吗？”他知道，根据给予他奖学金的条件，这男孩必须在医学、神学或者法理学方面取得学位才行。“我猜想大家觉得你可能会去教堂。”

“旁人都这么认为。”马克西米连的语调充满了十足的敬意，校长觉得。他对别人的观点看法一向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根本就不在乎。“我爸爸曾经干过律师行当。我希望也干这一行。我得回家去。我是长子，你知道的。”

神父当然知道；知道他的奖学金无法承担的一些费用，他的亲戚们不情愿给他捐出半个子儿，因此，这男孩肯定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年，只好安排给他买了一件上身外套。“在你的省里找一份差事，”他说。“这对你来说够吗？”

“哦，我会在我的行业圈内流动的。”嘲讽？也许吧。“不过，神父，你一直为这地方的道德调子犯愁。难道你不想跟卡米尔进行这样的谈话吗？关于道德调子这个话题，他有更深刻的想法。”

“我为这个单名规矩感到难受，”神父说。“好像他很出名似的。他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只用一个名字？我对你的朋友没好感。别告诉我，你不是他的守护人。”

“恐怕我是他的守护人，你知道。”他心想。“不过，咯，神父，肯定，你对他的评价不错。”

神父大笑。“神父普罗亚特说，你们不仅仅是新教徒、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是会搔首弄姿的家伙。矫揉造作，自我意识……苏鲁那种男孩也是如此。不过，我看得出，你不是那种人。”

“你认为我应当是我自己吗？”

“为什么不？”

“我常常认为，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之后，当神父把每日的祈祷经书放下的时候，他反思了这次面谈。他觉得，这孩子将来不幸福。他将回到自己的省里，而且将一事无成。

眼下的年份是1774年。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不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现在反正是长大成熟的时候。是进入公共领域这个由公众行为和公众态度构成的世界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来注定要发生。对于智者而言，眼下不是正午的太阳，而是磷火鬼灯；充其量，是间接传递而来的月光，它容易导致错误产生，令人视觉模糊，而且极度干渴。

1793年，卡米尔·德穆兰写道：“他们觉得获得自由，有如成长一样：你必须经历苦痛。”

1793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写道：“历史乃虚构。”

[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代表作有《爱弥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

[2] 《从深处》（De Profundis）是拉丁文本《圣经》第一百二十九首诗篇。

[3] 路易大帝高中1682年获得了最高认可。太阳王路易十四授予它官方赞助：学校被冠名为“路易大帝学校”（Collège de Louis le Grand）。学校名称随着法国历史的动荡而不断变更：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的“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 le Grand），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又重新成为“路易大帝的皇家中学”（collège royal de Louis le Grand）。罗伯斯庇尔就是路易大帝学校的学生。他十一岁时以奖学金生的身份入校，二十三岁时毕业，获得律师文凭。

[4] 《旧约》里面提到的两个城市的未来是指万劫不复的未来。所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是《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因其居民的罪恶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遭到上帝毁灭。

第2章

磷火鬼灯（1774—1780）

复活节刚过，国王路易十五就染上了天花。从出世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当中就挤满了朝臣；早上，他的起床就是一场受到繁复严格的礼仪规约的典礼；他用餐的时候，总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身边总有无数的人鱼贯经过，张大嘴巴，看他吃着每一口饭菜。他的每一次肠胃蠕动，每一个房事动作，每一声呼吸都是公众品头论足的对象：之后，便是他的驾崩。

他只好中止狩猎，由人送进宫里；当时，他体虚气弱，发着高烧。他六十有四了，从他一开始染病，他们就在心里巴不得他一命呜呼。出水疹的那会儿，他躺着，因为害怕而浑身哆嗦，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要死了，要下地狱了。

王太子和太子妃怕被传染，就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水泡冒出头的时候，窗户和门大敞着，然而臭气依然令人难忍。国王正在腐烂溃败的身体在最后几个时辰被翻了身对着医生和神父。最后一个情妇也就是杜·巴利夫人的马车永远地驶出了凡尔赛宫，就是在那个时刻，当她已经离开、而他感到相当寂寞的时候，神父们才给他做了赦免仪式。他派人去寻她，可是被告知，她已离去。“已经，”他嘴里在说。

朝廷人员在巨大的、被称作“圆窗”的前院开会，等候大事发生。5月10号下午三点一刻，病房的窗户内，一根亮着的灯芯熄灭了。接着，突然一阵喧哗，犹如晴天霹雳，随后就是数千只脚奔跑的声音，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和沉重的跺脚声音。所有的朝廷人员虽然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只有一门心思：冲出“圆窗”前院，越过大走廊，找到新国王。

新国王十九岁；王后是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小他一岁。新国王是个孝顺而且做事认真的大男孩，遇事镇定，沉湎于狩猎和饕餮之乐。据说，他在性事方面无能，因为行房的时候包皮过紧而感到疼痛，无法享受肉体欢愉。王后呢，是个自私的小女孩，意志坚定，但是教养不足。人长得标致妩媚，肤色鲜嫩娇艳，因为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女孩子看起来都漂亮动人；可是，在她那宽宽的脸颊上，哈布斯堡王朝[1]特有的傲慢自大已经开始和丝绸、钻石和无知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在较劲儿了。

对于新政权，人们寄予了高度希望。在伟大的亨利四世雕像上面，不知哪位乐观人士用手写下了“复活”二字。

警察中尉走到办公桌边——今天，去年，每年——他要了解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巴黎面包店里面包的价格。如果中央商场的面粉供应充足，那么城里和郊外的面包师就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上千位流动面包师就能把烤好的面包送到玛黑、圣保罗、皇宫和中央商场的市场上去出售。

年景好的时候，一块棕色面包价值八到九个苏[2]。一名普通劳动者所得的报酬如果按日计算，每天有望能够挣到二十个苏；一名石匠可以挣到四十个苏，手艺好的锁匠或者工匠可以挣到五十个苏。他们要计划开销的项目有：房租，蜡烛，烧菜油脂，蔬菜，葡萄酒。面包是他们的主要开销项目。

面包供给既紧张又准确，而且还受到监管。一天下来，面包师剩下的面包必须以低价卖出；等到天黑，穷人再到市场上去买廉价面包。

一切顺遂如愿；不过，随后就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了——拿1770年，或者1772年，或者1774年来说吧——高得离谱的面包价格上涨发生了；在1774年秋天那个时候，巴黎一块四磅重的面包价格是十一个苏。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个价格涨到了十四个苏。但是工资没涨呀。建筑工人一直处于闹腾状态；纺织工、订书工，还有（可怜的人啊）制帽的商人也都如此，不过，为涨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倒是很少，罢工反倒是为了抵制降低工资才举行的。城里的工人最为熟悉的手段不是罢工，而是面包骚乱，因此，某块遥远的玉米地里的气温和降雨直接与这位警察中尉的一紧张头就疼倒是联系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粮食短缺，人们就高呼，“制定饥馑法案！”他们怪罪投机倒把分子和囤积居奇分子。面粉厂主，他们说，都在合谋饿死锁匠、制帽商、订书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眼下，在七十年代，经济变革的倡议者要引入粮食自由贸易，这样一来，法国最为穷困的地区就得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了。不过，也只有过一次小小的面包骚乱，或者两次吧。粮食控制还是在实施。1770年，这位名叫阿贝·泰雷的财政总监，行动迅速，对粮食流动再次强行实施价格控制，摊派税收和限制。他根本就不征求意见，仅靠发号施令执行。“专制主义！”那一天，那些吃过饭的人大声呼喊道。

面包成了要弄明白的重要事情了：它不仅仅成了投机炒作的主要粮食，而且成了关于未来发展的各种理论的精神食粮。距今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3]，巴黎的面包价格将会达到六十年来的最高峰。距今二十年之后[4]（那时候一切都完了），首都一名妇女将会说：“在罗伯斯庇尔执政之下，血在流，可人们毕竟还有面包吃呀。或许，为了吃上面包，有必要流一点血。”

国王把一位名叫特戈特的人招进了内阁，此人将任财政总监。特戈特，四十八岁，是位新派人士，理性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徒。他精力旺盛，点子很多，满脑子的各种改革思路。他说，如果国家要幸存，这些改革思路就一定要实现。在他本人看来，他是个分秒必争的人。他的一个举措就是要求削减凡尔赛宫的开支。对此，满朝震惊。马勒谢尔贝斯，一名保皇分子，劝告这位部长行事更要高度谨慎。他正在与太多人为敌。“人民的需求很大，”特戈特粗暴地回答说，“在我们家族，我们五十岁就死了。”

1775年春天，很多集镇，尤其是皮卡迪大区的，骚乱在蔓延。在凡尔赛，八千市民聚集在宫殿那里，他们站着，凝望皇宫的窗户，满怀期待。和往常一样，他们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干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凡尔赛总督承诺，城里的小麦价格将会固定。新国王在人们的引领之下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朝人们发话。这些人随后解散了，没有出现任何暴力行动。

在巴黎，骚乱群众在塞纳河的左岸洗劫了面包店铺。警察逮捕了一些人，不过，对整个局面做了宽大怀柔式处理，避免了冲突。有一百六十二人遭到起诉。其中两名洗劫者，有一个是十六岁男孩，被绞死在巴黎市政府广场，时间是5月11日下午三时；这一案例是杀一儆百，威慑人心。

1775年7月，年少的新国王和他楚楚动人的王后被安排到路易大帝高中走访一趟。这样的走访是新国王在加冕之后固有的传统做法。不过，他们不会逗留或者久待，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的娱乐活动要去享受。走访计划是，有人在学校大门口迎接他们及其随从；之后，他们要从马车上下来；之后，学校最勤勉、最优秀的学生要做一场表示效忠的发言。等到那一天到来时，天公却不作美。

迎驾人员在客人到来之前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师生员工一起聚集在圣-雅克大街的大门口。一群当官的骑在马上来到了现场，毫不客气地把师生员工向后推搡，重新安排他们的队列。原先稀稀拉拉的雨滴此刻下成了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随后，随从、保镖和专门迎驾的一班人马到了。等他们自己安排妥当的时候，大家已被雨水淋得浑身透湿，觉得寒兮兮的，不再有人去争抢位置了。没有人记得最后的加冕是什么样的情景了，而且，没人想到这一切礼仪要耗上这么长的时间。学生们感到痛苦不堪，挤成了你一团我一伙，不断地腾挪着左右脚步，在等候着。要是有人一时半会儿地站到了队伍的外面，当官的立马就跳到前面，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把他推回到原位。

终于，国王的马车渐行渐近了。人们此时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年少的在抱怨，他们等了这么久，可什么都没见着。中学校长、神父普瓦纳德走近马车，然后鞠躬。他对着国王的马车开始说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感到口干舌燥。手颤抖了一会儿。不过，因为说的是拉丁语，没人能听得出他的发言带着乡下口音。

王后可爱的头往外面探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国王挥了挥手，对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叽叽咕咕了几句，此人鄙夷不屑地笑着把这几句又传给一列当官的，这一列当官的又通过无声的语言把这几句传给所有正在等候的群众。情况明白了：他们不会下车。国王和王后陛下他们自己舒适自在地坐在马车里面时，必须有人向他们读发言稿。

神父普瓦纳德不住地摇头。他本该布置地毯的；他本该安排华盖的；他本该让人临时搭建一个亭子的，也许，还要按照乡下的风尚，在亭子上面装点一些绿色灌木，也许，用一些国王的武器来装扮；也许，用鲜花做成君主。他的表情变得疯狂起来，充满了懊悔，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在神父艾利沃克斯还没忘记要朝那个拿奖学金的男孩点头，示意他发言。

男孩开始了，刚开始的几个短语念得有些紧张，之后，他的声音便越发具有力量了。神父普瓦纳德松了口气，稿子是他写的，孩子是他辅导的。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有人看到王后在瑟瑟发抖。“啊！”这消息传开了。“她在瑟瑟发抖啦！”片刻之后，她强压住哈欠。国王转身注视。可这算得了什么？驾车的人在收起缰绳了！所有神情凝重的随从都动起身来，叽叽呀呀地往前走了。他们就这样要走了——对他们的欢迎没有表达一丝一毫的致谢，而且，他的发言还没念到一半。

这个拿奖学金的男孩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他只是不停地大声朗读。他的脸庞坚定而又苍白，目光向前。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一定清楚，他们正沿着大街驾车离开。

因为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空气中有些躁动。整个学期，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一天精心筹备啊……现场，拥挤的群众毫无目标地挪动了。此时此刻，雨下得比原来更大了。从队伍中冲出去，奔跑着去寻找躲雨的地方似乎显得不够斯文，但是，国王和王后就是那样坐着车离开了，留下个东西站在大路中央说话……没有什么再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更粗暴无礼了吧？

神父普瓦纳德说：“这根本不是个人的事。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事，不是吗？王后陛下她累了……”

“我们不妨跟她用日语交流的，我觉得，”站在他肘边的学生说。

神父普瓦纳德说：“卡米尔，这一回，你说对了。”

此时，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快要结束发言了。他没有笑容，朝再也不在视线内的国王和王后说了声充满感情的忠诚的再见，他期待学校在将来某个时候会荣幸地……

一只安慰他的手落在他的肩头。“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这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

接着，这位拿奖学金的男孩终于笑了。

那是1775年7月的巴黎。在特洛瓦市，乔治-雅克·丹东的人生过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他的亲戚们并不知道。虽然你无法把他描述成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是，他在学校里面成绩不错。他的前途成了全家议论的话题。

因此：一天，在特洛瓦市靠近大教堂的地方，有一个人在画肖像。他试图把路过的行人用素描画出来，他偶尔望望天空，心里在哼着小调。这是一副容易让人记得的流行派头。

没有人要他画画。他们撇到路边，行色匆匆地继续赶路。他倒好像没有因此受到干扰一般——在一个晴朗的令人惬意的下午，干这差事似乎正适合他的职业。他是个外乡人，不过打扮得倒是相当花哨，一副巴黎人的行头。乔治-雅克·丹东就站在他的面前。事实上，他一直在这儿来回走动，格外引人注目。他想看看此人的画作，也想跟他搭讪几句。他跟每个人都说话，尤其是跟外乡人。他乐于了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有闲情逸致画张像？”此人头也不抬；正把一张新画纸朝画板上摆放。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

艺人说：“你是个学生吧，你没钱，我晓得。不过你确实有那么一张脸——可爱的耶稣，你是不是不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疤痕。待着，别动，我用炭笔给你描上几张。之后，你可以取走其中的一张。”

乔治-雅克站着不动，在等他画画。他从眼角注视着此人。“别说话，”艺人说。“就给我摆着那个蹙眉的表情——不错，就这样——然后，我再跟你说话。我叫法布尔，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吧，你要说。为什么叫德·伊格朗汀？你要问。好了，既然你要问——在1771年的文学竞赛中，我获得了由图卢兹学院[5]授予的白玫瑰花环[6]。这可是一份人人渴望得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难道你不这样认为？是的，非常正确，我倒情愿得到一块小小的金条，可是你用金条干吗呢？为了纪念这桩盛事，我的朋友催我在我自个儿的姓名后面补缀上德·伊格朗汀。你把头稍微侧一侧。不，朝那边侧。所以——你要说要是这家伙自己在文学上靠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为什么现在还在街头涂鸦素描？”

“我想你一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吧，”乔治-雅克说。

“你们当地一些名流显贵邀请我去朗诵我的作品，”法布尔说。“没门儿，不是吗？我跟我的几个赞助人吵架了。毫无疑问，是你听说过的艺术家干的那档子事。”

乔治-雅克在观察他，尽量做到头不扭动。法布尔二十多岁，个头不高，未经染色的黑发剪得短短的。外套洗刷过很多次了，不过，衣袖还有光亮；亚麻布料都穿破了。他的话既正经又不正经。各色各样的实验性的表情在他整个脸上竞相追逐。

法布尔又挑了一支铅笔。“朝左稍微侧一些，”他说。“喏，你说我多才多艺——我实际上是个剧作家、导演、肖像画家——如你所见——还是个风景画家；作曲家、音乐家、诗人和编舞者。我是个散文家，就大家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写写文章，说几门语言。我想在风景园艺方面一试自己的身手，不过，没人愿意委托我干活儿。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我准备的。直到上个星期，我还是个巡演演员，不过，我把我的表演团带错地方了。”

他讲完了。把铅笔往下一扔，揉了揉眼睛，把两幅画举到一臂之处，然后打量起自己的作品来。“噢，”他拿定了主意说。“那一幅更好些，你留着。”

丹东长得不中看的脸在凝视画上的他：长疤痕，塌鼻子，厚头发从前额往后蹦。

“等你有了名气，”他说，“这幅画可值钱咯。”他抬起头。“别的演员怎么样？你那时候要登台演出吗？”

他会期待这样的。生活平静；生活枯燥。

法布尔非常突然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对着塞纳河畔的巴尔方向做了个下流动作。“我们两个最受欢迎的悲剧演员正在某个村庄的地窖里发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酗酒——破坏治安秩序。我们的领头女士几个月前被某个闹心的乡下粗坯把肚子给搞大了。现在只能扮演低俗喜剧角色，做最粗俗的人。我们的戏班子已经散伙。暂时。”他又坐了下来。“现在你——”因为饶有兴致，他的眼睛发亮了——“我认为，你不愿意离家出走去当演员。”

“我不这么认为。我好多亲戚都指望我当神父。”

“啊，可你不想理会这事儿吧，”法布尔说。“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挑选主教的吗？根据他们的出身门第。你出身高贵吗？瞧瞧你。你是个农民的小孩。如果你爬不到职业的最顶端，找个行当干干，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个巡演演员，我能到这个行业的顶端吗？”

他问得文雅而又礼貌，好像他准备把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一遍似的。

法布尔大笑。“你可以扮演恶棍流氓。你一定会大受欢迎。瞧，你的嗓音不错，有潜质。”他拍拍自己的胸部。“把声音从这里发出去。”他用拳头击打着横膈膜以下的部位。“从这里呼吸。把你的呼吸当成一条河流。让它流啊，流啊。整个窍门就在于呼吸。尽量放松，你瞧，再把肩头放回。你从这里呼吸”——他用手戳戳自己——“你可以继续这样好几个小时。”

“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当巡演演员，”丹东说。

“哦，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认为演员处于底层，是吗？你认为演员是巡游的狗屎。像清教徒一样。像犹太人一样。所以告诉我，孩子，是什么使你的地位如此显赫？我们都是虫子。我们都是狗屎。你有没有意识到，假如国王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一张他本人根本没有看过的纸上，明天你就可能被关在监牢里，度过你的余生？”

“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丹东说。“我几乎从来没有停下考虑过他。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去上学。”

“是的，”法布尔说。“的确如此。只是为了保证下面四十年你还活着，用不着关心自己。他也不必知道你，这就是关键，难道你看不出来？耶稣，这些日子他们在学校里给你教了些什么东西啊？任何人，任何地位的任何人，任何不喜欢你的人，任何要你别拦路挡道的人，都可以拿着文件到国王那里——‘您给我这个笨蛋在这儿签个字儿吧，’——接着就是你蹲在巴士底狱，浑身套上枷锁，在圣-安东尼大街下面五十英尺的地方，跟一帮骨瘦如柴的人为伍。不，你连个单身牢房都捞不到，因为他们懒得去转移那些又老又朽的骷髅。你知道，肯定，他们那里有种把犯人生吞活吃的特种老鼠吗？”

“什么，一点点吃掉？”

“绝对，”法布尔说。“首先是小手指。然后是小脚趾。”

他看了一下丹东的眼睛，突然放声大笑，把一张废弃不用的纸揉成球状，然后从肩头甩出。“别跟我过不去，”他说，“这是教育你们乡下人的一幅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愣是不去巴黎，在那里发迹。”

乔治-雅克说：“我希望自己不久就到巴黎去。”悦耳的嗓音在他喉咙里消失了；直到现在开口说话，他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也许到了那里，我会再次遇到你。”

“别说也许这样的话，”法布尔说。他把自己的素描举了起来，这幅有点瑕疵的素描。“我已经把你的脸备案。我会留意你的。”

男孩伸出大手。“我叫乔治-雅克·丹东。”

法布尔抬头看了看，动个不停的那张脸安静了。“再见，”他说。“乔治-雅克——学法律吧。法律是武器。”

整整那一周，他都在考虑巴黎。那位获奖者在不停地折磨着他的思想。也许他就是一块巡游的狗屎——可是，至少说，他曾经有过出息呀，也许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成就。从这里呼吸，他不停地对自己说。他试了。是的，一点儿没错。他觉得他可以好几天不停地说话了。

德·爱萨特家的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去巴黎的时候，总要到路易大帝高中去看望侄子，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对他还是有些保留看法的，主要的保留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前途问题。他的言语障碍比原来没见得好转多少，甚至更糟了。他跟这男孩谈话的时候，他的嘴唇四周总是挂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微笑。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句子的时候，总是令人难堪，有时候令人感到凄凉。你可以全力帮助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完。除了和卡米尔在一起，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奔向何处。他的句子总是以寻常的方式开始，可却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终止。

在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他好像不可能去过他们以前为他规划好的生活。他太紧张了，你差不多能听到他的心跳。他骨骼小，身体瘦，脸色黯，一头黑发，总是从长长的睫毛下面看着自己的亲戚，扫视房间，好像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要离开房间。亲戚的反应是，他真是个可怜兮兮的小东西。

不过，当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时候，这份同情就蒸发了。他总觉得，他在言语方面早已塑造成型。这不公平。这就像是被一个残疾人绊倒在阴沟里头一样。你想抱怨，可当你把全部情况弄清楚时，你又觉得无从抱怨。

先生参观首都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巴黎议会。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机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花钱买到了议会会员资格，然后再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或许，如果他表现得比别人更出色，传给卡米尔。议会听证一些案例；议会批准国王谕令。也就是说，他们确认国王谕令就是法律。

偶尔，议会有些尴尬。他们起草草案，对国家现状表示抗议——不过只是在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在他们看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可能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属于中产阶级当中那部分不想贵族地位被剥夺的人，可是又非常希望跟贵族融为一体。职务啦，地位啦，垄断啦，这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许多还带上头衔。

当国王开始巩固权力，在以前许多从未颁诏下旨的领域内也颁布法令，阐明国家应该如何治理的新思想时，议会议员甚是发愁。偶尔，他们错站在君王这一边；因为抵制权威还是一件既新鲜又担风险的事。为了获得难以实现的成功，议员们既充当主要保守人士，又充当民众英雄。

1776年1月，部长特戈特提议，要废除称为徭役的封建权利，这是一种强迫劳动力从事筑路建桥的制度。他觉得，如果公路由私人承包商来建造维护，而不是由从农田强拽过来的农民建造，那么公路质量会更好。不过那样做将会付出代价，不是吗？因此，不妨设立物业税，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缴纳这个税种——不单是普通的百姓，而且贵族们也要缴纳？

议会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经过又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国王强迫他们记下废除徭役这桩事。特戈特到处树敌。王后及其幕僚加大了反对他的力度。国王不喜欢武断，但容易受到当下各种压力的影响。5月，他罢免了特戈特，徭役重新得以实施。

就这样，一名部长下台了。这种做法在不断重复。阿特瓦的孔代对着这位卸任的经济学家的脊背说：“现在我们终于有钱花了。”

国王不打猎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干些敲敲打打的活儿，或者修修补补各种锁件。他希望通过这种拒作决策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他觉得，要是他不插手干预，一切会照原样一直持续下去。

特戈特被罢免之后，马勒谢尔贝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你真幸运，”路易痛苦地说。“我希望我也能辞职啊。”

1776年，巴黎议会发表宣言：

司法的头条法则就是保护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这是自然法则、人权和公民政府最根本之法则；这条法则不仅仅体现在保护物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保护那些赋予个体、从个体出生和社会地位的特权之中衍生出来的诸多权利。

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到家的时候，向来是从小镇的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然后再从省会的中心地带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他总要亲自到位于军事广场站位置上那幢又高又白、摆了一屋子书籍的房子那里去拜访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现在迷上了一样东西，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害怕见到他，害怕跟他那双惊恐的眼睛对视，害怕再一次被问及这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早在九年前，他打发到卡特-岗布莱希斯中学的那个善良好看的孩子怎么样了？

卡米尔十六岁生日那天，他父亲在满屋子地跺脚。“我有时候觉得吧，”他说，“我身边有个堕落、没有感情、蛮不讲理的小妖怪。”他曾经给巴黎的神父们写信，质问他们给他儿子教了些什么名堂；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看上去如此的邋里邋遢，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一位市政议员的女儿诱惑欺骗到手，“我干活的每一天总是见到，”他说，“一个男的。”

让-尼克拉斯并不是真的期望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反对他儿子的真正原因与这些倒是截然不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儿子如此感情丰富？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用自己的感情来感染别人的能力的：他鼓动他们，令他们不快，使他们失去原先自在的状态？当着卡米尔的面，平常的谈话总是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偏离，或者变成令人瞠目的争吵。原先安全牢靠的社会规范呈现出危险的征兆了。德穆兰心想，你不能让他跟任何人单独在一起。

他儿子是个小戈达尔，这话再也没人说了。德·维耶夫威尔再也不急匆匆地跑过去认这个儿子了。他的几个哥哥都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几个姐姐的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可是，当卡米尔从老房子前面溜进来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刚从救济院送信回来的样子。

或许，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将变成要你掏钱让他们离家离得远远的男孩子当中的一员了。

法国有些贵族发现，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他们的律师。既然来自土地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减少，物价又在不断地攀升，那么穷人也就越来越穷困，富人也就越来越富有了。这些年来，曾经被允许放弃的某些特权有必要重新确立；经常性地，一个人该得到的费用没有得到支付的时间已有一代人之久。那个并不严格的慈善老爷身份现在必须中止了。一个人祖上就已答应给他们的部分庄园又一次成了所谓的“共用土地”——这是一个常见的毫无法律依据的表述。

这些是让-尼克拉斯的黄金岁月，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有担忧的话，那么，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至少，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德穆兰先生不是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我尊严感，而且，他还是个思想开明之人，他倡议在大多数国民生活领域要进行变革。晚饭之后，他阅读狄德罗，还订阅了《百科全书》的日内瓦重印版本，他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吸纳消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自己好多时候忙于登记民权和追溯头衔。一两只老旧结实的箱子从周围送过来，然后再堆到他的书房里，箱子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淡淡的生了锈的味道。卡米尔说，“专制主义散发的味道就是这样。”他父亲把自己的工作撇到一边，把手伸进箱子里面掏东西；非常轻地，把又旧又黄的文件对着灯举着。年龄最小的克莱蒙心想，他在寻找埋藏的宝贝呢。

本地区的头号贵族孔代亲王亲自来到位于军事广场站那幢又高又白、摆满了书籍、非常非常不显眼的屋子里，拜访德穆兰先生。正常情况下，他要委派专管土地的总管过来，可是，想要了解这个为他干了如此出色差事的下属的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来了。此外，如果光临一趟给他带来荣幸，此人今后不会胆敢再给议会提交法案了。

这是秋天一个午后的晚些时候。亲王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深红色葡萄酒，态度和蔼可亲，同时也没忘记自己光临如此寒舍有些屈尊。他坐在长沙发上的一摊烛光里。暮色在他们的四周悄悄地爬了上来，给房间的每个角落涂上了一层阴影。

“你们人民要求什么？”他问。

“噢……”德穆兰先生想了想这个大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属于职业阶层的人，我们要多一点发言权，我认为，或者索性这么说吧，我们欢迎拥有为国家效忠的机会。”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看法；在从前国王的统治之下，贵族人士压根儿就当不了部长，但是，越来越多地，所有的部长都成了贵族。“公民机会平等，”他说。“财富平等。”

孔代把眉毛向上一扬。“你希望贵族人士为你纳税吗？”

“不，先生，我们要你为你自己纳税。”

“我确实交税呀，”孔代说。“我支付选举税，是吗？所有物业税工作都是胡扯淡。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德穆兰做了个手势，他希望这个手势等同于说话流畅。“机会均等。就这么一个要求。在部队机会均等，或者在教堂……”我是在尽量简单地解释我的观点，他心想：这是最简单的抱负吧。

“机会均等？这好像违背人性吧？”

“别的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看看英国。你不会说，这就是人的特点，要受到压制吧？”

“压制？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么穷人的感觉还要有多么严重？”

“穷人没有任何感觉，”亲王说。“别自作多情。他们对国家治理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的肚皮饥饱问题。”

“就连关于他们的肚皮饥饱——”

“还有，你呀，”孔代说，“对穷人并不感兴趣——噢，除了在他们给你提供论辩观点的时候。你们律师只想着你们自己的税务减免。”

“这不是税务减免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问题。”

“不错的短语嘛。对我来说，这些词语你用得非常的自由随便。”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点太过分了？”

“要求的东西还真他妈的不少啊，这你知道的，”孔代忿忿地说。“可惜的是，我从同伴那里听过这类话语了。就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想法。就‘理性社会’而论，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规划。路易眼下软弱，让他让渡出一寸的权利，某个克伦威尔[7]将会出现。社会将以革命告终。那根本不会是茶党[8]。”

“可是一定不会吗？”让-尼克拉斯说。从影子那边露出的轻微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天哪，”他说，“你在那边干什么？”

“偷听，”卡米尔说。“噢，要是早点看一看，你会发现我在这里的。”

德穆兰先生的脸红了。“儿子，”他说。亲王点了点头。卡米尔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烛光中。“噢，”亲王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的语气显然表明，他认为卡米尔年纪比他还要小。“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做到一动不动的？”

“也许你把我的血凝固了吧，”卡米尔说。他把亲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像是个刽子手在测量什么似的。“一定，将有一场革命，”他说。“你正在制造一个由克伦威尔组成的民族。不过，我希望我们会超越克伦威尔。十五年之后，你们这些暴君和寄生虫将会消失。我们将会纯粹按照罗马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家。”

“他在巴黎念书，”让-尼克拉斯难过地说。“他有这些想法。”

“我倒认为，他觉得他年纪太小，不会让他为拥有这些想法而感到后悔。”孔代说。他转身面对着这孩子。“这到底是什么？”

“先生您的到访高潮。您想走一趟，看看您受过教育的农奴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借助于自己跟他们寒暄几句来让自己开心。”他开始颤抖，显然是不高兴了。“我讨厌你，”他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受人欺负，”孔代嘴里嘟哝道。“德穆兰，别让你这个儿子碍我的事。”他在找地方放酒杯，结果把酒杯放到了主人手里。德穆兰先生跟在他的后面上了楼梯。

“先生——”

“我到府上来真是个失误。我该派我的总管过来的。”

“非常对不起。”

“没必要说了。我不可能生气的。这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可以继续为您做事吗？”

“你可以继续为我做事。”

“您真的没有生气？”

“如果听到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就生气，我真不够大度了。”

在前门边上，亲王的一小帮随从很快就聚在一起。他向后朝让-尼克拉斯看了看。“我说别挡我的道，我的意思是，你要远远地别挡在我的路上。”

亲王的马车驶远了，让-尼克拉斯上了楼梯，重新走进工作室。“噢，卡米尔？”他说。声音里有种反常的平静镇定，他在深呼吸。沉默自身还在持续着。最后一抹夕阳现在已经消退；一轮新月惨淡地挂在广场上空，像是在探究什么。卡米尔重新退回到阴影里，仿佛在阴影里，他才感到更安全似的。

“你们刚才的谈话非常愚蠢荒谬，”他终于说话了。“人人都知道那些事。他脑子又没出毛病。他们没有：不是他们当中所有的人。”

“你在告诉我吗？我与社会隔绝得这么远。”

“我喜欢他的这个短语‘你这个儿子’。好像有我这么个儿子，是你真有怪癖似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让-尼克拉斯说。“要是我是古代世界的公民，那么我会朝你看看，然后把你扑通一声扔到某个山坡上去，让你自己竭尽全力去发展壮大自己。”

“也许某只路过的母狼会喜欢上我，”卡米尔说。

“卡米尔，刚才你跟亲王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没有了。”

“嗯。别担心，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会揍你的。”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希望他会。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让-尼克拉斯说，“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他打了个响指——“像这样。”

“噢，不。”卡米尔笑了。“你的体格非常健壮。你唯一的毛病就是肾结石，医生以前这么说过。”

让-尼克拉斯突然产生要搂住他孩子的冲动。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冲动，但是很快就给克制住了。

“你得罪他了，”他说。“你对我们的前途有偏见。最糟糕的就是你那种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还有你不吭声的样子。”

“是的，”卡米尔似听非听地说。“我擅长用沉默来表示无礼。我常常练习：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此刻，他在他父亲的椅子上坐下，使自己镇定，准备进一步对话，还不时地把头发从眼睛上拨开。

让-尼克拉斯意识到自己是个冷若冰霜但又有尊严的人，一种几乎无法亲近的冷漠和正直。他想要尖叫，想要把窗户砸碎：从窗户向外跳出去，然后在大街上旋即死去。

在匆匆赶回凡尔赛宫的路上，亲王很快就会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就在眼下，法罗纸牌游戏真是疯狂了。国王禁止玩这种游戏，因为损失如此之大。不过，国王早早就退了朝，定期玩法罗业已然成了习惯，如果他一去，王后桌上的赌注便会加高。

“可怜虫，”她称呼他道。

王后是个时尚引领者。她的衣服——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件吧——都由露丝·柏婷裁制，此人是个收费昂贵但又不可或缺的店主，在圣-奥诺雷大街有个店面。宫廷服饰成了随身携带的牢笼，有衣服的骨架、巨型的腰箍、长长的拖裙，还有笔挺的织锦和披金带甲的各种装饰。发型和女帽设计令人出奇地融为一体，跟随时尚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换花样。有时候，她的发型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摆成一副准备战斗的阵势，在涂了润发油的高塔里摇来晃去；或者，像个英国式的非正式花园，嵌在由一层一层的头发垫起来的发髻里面。不错，王后想要摆脱这一切形式，实现一个自由的时代：一个最为细腻的薄纱时代，一个最为柔软的细纱时代，一个最为简朴的缎带时代，还有一个翩然飘动的替换饰物时代。可是，当人们从品味细腻精致方面考虑，发现简朴的衣服所耗费的代价其实和丝绒、缎子的代价一样的时候，便感到惊诧了。她说，王后崇尚一切自然之物——在穿衣和礼节方面。可是，她更为崇尚的却是钻石；她与巴黎的波马和巴森格公司的许多往来成了坊间盛传、令她名誉扫地的丑闻来源。她在房间里往外抛扔家具，扯去吊饰，然后下令重新购置新的——然后又搬到别处去住。

“我害怕无聊，”她说。

她没孩子。巴黎四处散发的传单告她跟宫廷侍从滥交乱性，跟自己喜爱的宫女做同性交媾。1776年，她在巴黎剧院的包厢露面的时候，遭遇了不友好的沉默。为此她感到不解。据说，她在寝房的门后大喊大叫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我做了什么事？”假如真的有太多事情做错了，抓住一个女人不值一提的享乐大做文章，这样做，算公平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她做国王的哥哥从维也纳给她写信道：“从长远来看，情况不可能照现在这番样子发展下去……这场革命将会残酷无情，也许革命就是你自己一手酿成的。”

1778年，伏尔泰[9]回到了巴黎，其时，他八十有四，面如死灰，口吐鲜血。他坐在一辆上面印有金星的蓝色马车里，穿过了整个巴黎。街道两旁站满了歇斯底里的群众，他们高唱：“伏尔泰万岁。”老人说，“也会有这么多人要看我临刑。”巴黎高等研究院最终还是有人出来迎接他了：富兰克林[10]来了，狄德罗[11]来了。在他的悲剧《爱玲》上演期间，男演员们把花环戴在他的雕像头上，把过道挤得严严实实的群众踮起脚尖，兴奋地充满崇敬地在高声呼喊。

5月，他与世长辞。巴黎人不肯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把他下葬，担心他的仇敌会亵渎他的尸体。因此，他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马车里，用东西把尸体撑得笔直，在天黑之前从城里运走：在满月的映照之下，尸首看上去像个活人一般。

一个名叫赖克尔的人，清教徒，是瑞士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被召进宫廷，当上了财政部长兼奇迹大师。单是赖克尔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国家这条大船不会沉没。秘诀呢，他说，就是借钱。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向欧洲表明，你们双膝跪下。但是，如果你借，就表明你有远见，锐意进取，精力充沛；通过显示自信心，你就创造了奇迹。你借得越多，实现的效益就越多。赖克尔先生真是个乐天之人。

这种秘诀甚至好像还蛮灵验的。1781年5月，当平时反动、反清教徒的一帮人把这位部长拉下台的时候，全国人民还念念不忘一个失落的繁荣昌盛的时代。不过，国王倒是如释重负，还给安托瓦内特买了些钻石来庆祝。

乔治-雅克·丹东已经拿定主意到巴黎去了。

起初，要离开，真的艰难；安妮·玛德琳说，你像是准备去美国，或是去月球似的。首先，开了不少的家庭商议会，有些正式地把所有的舅舅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发表意见。他们早已不提神父这个行当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他舅舅和他舅舅朋友的小律师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这是一个不大的家庭传统。可是。要是他认定这是他想要从事的职业……

他母亲总是想念他；可他们已经分开了。她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抱有一种存心狭隘化的观点。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唯一的产业就是生产睡帽；他能怎么向她解释呢，说，现实已经渐渐变得好像成了一个人的耻辱？

在巴黎，他得到了一小笔文员工作待遇的生活费，是位律师给的，他曾在他的事务所里学习过。将来，他需要钱，在律师实务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继父搞发明创造已经开始用到家庭收入了；特别是他的新型织布机，成了个消耗钱财的大灾难。织布机噼里啪啦的响声和在不停地跳舞的织梭的吱吱声令他开心不已，他们站在牛棚里，盯着小小的机器看，等着纱线再断一回。有一点钱是从丹东先生那里弄来的，他过世十八年了，这笔钱当初专门搁在一边，是供抚养这个孩子用的。“搞发明创造，你需要这笔钱，”乔治-雅克说。“想到我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开端，我真的感到特别开心。”

那年夏天，他拜访了这家人。一个去过巴黎、有进取心，而且精力充沛的男孩，也许，作为一个关系遥远的成功人士，将来是不会回家——除非去巴黎参观游览。因此，登登门，别把远房表姐或者大舅遗孀给漏掉是得体的，妥当的。在他们既凉快又非常熟悉的农舍里，他只好伸了伸腿，大致向他们说说自己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打算讲给他们听，求得他们的理解。在这些遗孀和未婚的姑妈家客厅里，他度过了好些个漫长的下午，上了岁数的女士们在渐渐黯淡的阳光下不住地点头，有些发紫的灰尘在旋转，在她们弯下的头上罩了一层光晕。该对她们说些什么，他一清二楚，丝毫没有不知所措。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每一次的拜访都令他感到，自己的旅行离这里越来越远了。

接下来，就只剩一个人要去拜访了：修道院的玛丽-塞谢尔。他跟在新修女导师笔直的脊背后头，沿着死亡一般静谧的甬道走着；他觉得自己高大得有些荒唐，太像一个男子汉了，注定了不可能为自己道歉。修女们穿着黑衣服，眼睛盯着地面，手藏在衣袖里面，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以前就不想让他姐姐来这里。我宁愿去死，他心想，也不愿做女人。

修女停了下来，透过门，朝他做了个手势。“我们的会客厅在大楼里，很远，”她说，“不方便。等我们有资金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大门口建个会客厅。”

“我原以为你们修道院有钱的，嬷嬷。”

“那么，你搞错了。”她不屑地说。“我们有些圣职志愿者把嫁妆都带来了，这些嫁妆，连用来给她们买做宗教服装的布料钱都不够。”

玛丽-塞谢尔坐在烤架的后面。他不能碰她，不能亲她。她看上去脸色苍白；要么是脸色苍白，要么就是新修女戴的头巾白得厉害，她不适合戴。蓝蓝的眼睛又小又安静，很像他自己的眼睛。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彼此觉得害羞拘谨。他把家里的一些情况给她说了，还谈了自己的打算。“等我最后宣誓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来参加我的着装仪式吗？”

“会的，”他撒谎说。“如果我能回来的话。”

“巴黎是个很大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孤单吗？”

“我不觉得。”

她急切地望着他。“你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东西呢？”

“从生活中发迹。”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想谋求到地位，拥有钱财，使人对我尊敬。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胡言乱语根本没意思。我只是想做个了不起的人物吧。”

“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上帝看来。”

“这种生活已经使你变得虔诚了。”

他们大笑。接着：“在你所做的各种打算中，有没有关于拯救你灵魂的想法？”

“我有个了不得的懒姐姐当了修女，她整天除了祈祷就是无所事事，为什么我居然还得要考虑我的灵魂？”他抬起头。“你怎么样，你——你知道——你主意拿定了吗？”

她叹了口气。“算算这桩事情的经济账，乔治-雅克。结婚要花钱。我们家女孩子太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其他人情愿让我来。可是，既然我到了这里——是啊，我开心。这里确实有它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虽然我并不希望你认同这些安慰。我认为你啊，乔治-雅克，天生就不适合在灵修行当里做事。”

他知道本地区有些农民本来愿意娶她的，就是因为她的嫁妆太寒碜，这些嫁妆现在都给带到女修道院来了；要是她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性格开朗，那些农民本来也会乐意娶她做妻子的。找个男的勤劳肯干，好好待她，让她养几个孩子，倒不是不可能。他觉得所有女人应该生儿育女。

“你还能还俗出去吗？”他问。“如果我赚到钱，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会给你找个丈夫，或者你不找也行。我会照顾你的。”

她举起手。“我说过了，不是吗——我开心。我满足。”

“看到你脸上血色都没了，我难过，”他轻声地说。

她转眼朝别处望去。“你最好走，省得你让我难过。你知道，我经常思念我们一起在田野里度过的时光。噢，可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你靠它，他心想；我才不会呢。

[1]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显赫、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之一。十六世纪中叶，哈布斯堡家族分裂为奥地利与西班牙两个分支，前者占据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后者则为西班牙国王，统治西班牙及其附属尼德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撒丁王国以及美洲新世界的领土，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2] 旧时法国辅币名，二十苏等于一法郎。

[3]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标志性的象征就是7月4日囚禁政治犯人的巴士底狱沦陷。

[4] 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执政时期，也就是1793至1794年，法国处于恐怖状态。

[5] 图卢兹学院是法国一所著名大学，现在已经分成许多独立学院，如图卢兹商学院、图卢兹应用科学学院、图卢兹理工学院、图卢兹政治经济学院等等。

[6] eglantine指一种白玫瑰，与伊格朗汀的名字拼写相同。

[7] 此处应指奥利弗·克伦威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领袖。

[8] Tea Party原来指the Boston Tea Party。1773年12月16日，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波士顿，有七千名群众集会抗议英国税收政策，随后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三船茶叶倒进海里。这一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9]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10]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航海家，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

[11] 狄德罗（1713—1784），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

第3章

在维诺先生家中（1780）

关于巴黎，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德特这样评论道：“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设计最糟、建筑最差、肮脏不堪、充满臭气的城市；至于说居民，他们比起爱丁堡的居民要恶心十倍。”

乔治-雅克在邮局那儿下了马车。这趟行程出乎意料地充满了生气。车上有个小姑娘，名叫佛朗索瓦丝-朱莉，来自特洛瓦地区的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他们以前从没见过面——他回想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不过，他对她的情况有所了解。她是属于那种让他的几个姐姐噘嘴不满的女孩。自然：她长得好看，朝气蓬勃，有钱，没有父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在巴黎度过。一路上，为了逗他开心，她一直模仿她的阿姨：“青春不会永驻，好名声等于银行存款，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该是你在特洛瓦安家的时候了吗，你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啊，你在那里找个丈夫，然后再分手吗？”仿佛要突然闹起男人荒似的，佛朗索瓦丝-朱莉说。

他弄不明白竟然会有像她这样的女孩。她跟他打情骂俏，好像他是个平凡之辈似的。她似乎不在乎他面颊上的疤痕。她像是个几个月来一直受人打压、突然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人。在她努力解释这座城市，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她朋友的生活时，词语从她嘴里呱啦呱啦地滚了出来。马车渐渐地停下，也没等他帮忙扶她下车，她就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喧嚣旋即扑面袭来。过来照看马匹的两个男人开始吵开了。这可是他头一回听到过的话语，他们用听起来硬邦邦的首都口音骂出了一连串的下流话。

朱莉脚边放着大包小包，她就站在那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因为回到了巴黎，她感到高兴，她在笑。“我所喜欢的，”她说，“就是这里一直都在变化。他们总是在拆这个造那个。”

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把自己的地址写好之后，塞进了他的口袋里面。“我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他说。“喏，你安然无恙到了你的公寓了吧？”

“喏，你照顾好自己，”她说。“我就住这儿，我没事。”她一下子跑开了，就行李做了些吩咐交代，给了人家一些硬币。“现在你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是吗？我期待一周之内会见到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她把最小的包提起来，非常突然地，她抱住他，身子向上挺，在他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口。然后飞快转身，走进了人群之中。

他只带了一只旅行包，里面放了书，沉甸甸的。他一边把包提起，然后又放下，一边在口袋里掏他继父给他手写的那张纸：

黑马

乔奥伏雷·拉斯尼尔大街

圣·基维斯教区

在他四周，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他在心里诅咒。这座城市有多少座钟啊，他该怎样以上帝的名义来区分圣·基维斯的钟声和它的教区？他把纸揉了揉，扔了。

一半的过路人迷了路。你可以在巷子里永远地流浪，然后回到庭院。许多街道没有名儿，许多建筑工地布满了垃圾废物，有些人家的壁炉就摆放在街上，上了年岁的男人们在咳嗽、吐痰，妇女们提起拖着黄泥的裙子，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泥泞中奔跑，好像他们是乡下孩子。这里像特洛瓦，非常像。他口袋里有一封把他介绍给律师的信，落款是维诺。他要找个地方过夜。明天，他要去自我介绍。

一个叫卖治疗牙疼药品的商贩吸引了一群人，他们在反驳他：“说谎的家伙！”一个妇女高喊道。“把他们拉出去，这才是唯一的法子。”他还没走开，就看到了她那双狂野的、发了疯似的城里人的眼睛。

维诺先生是个胖墩墩的男子，手脚肉嘟嘟的，好斗好争。他虚张声势，像个大龄男生。

“好的，”他说。“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下。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试。”

我可以试一试呀，乔治-雅克心想。

“有件事要证实一下，你的字太难看。现在他们还教你什么？我希望你的拉丁语够标准。”

“维诺先生，”丹东说，“我已经干了两年文员，你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誊写信件吗？”

维诺先生盯着他看。

“我的拉丁语不错，”他说。“我的希腊语也不错。我会说流利的英语，意大利语也过得去。如果那样让你感兴趣的话。”

“你在哪里学的？”

“自学的。”

“你真是出奇地好学上进啊。注意，要是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遇到麻烦，我们会找翻译。”他仔细打量着丹东。“你喜欢旅行，是吗？”

“是的，我喜欢，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想到英国去。”

“羡慕英国人，是吗？羡慕他们的制度？”

“议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制度，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是说，一个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议会不被他们那样的腐败给毁掉。噢，还有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要分开。他们在这方面没做好。”

“喏，听我说，”维诺先生说。“关于这些情况，我应该告诉你一个词语，而且我希望我没必要再重复。虽然我觉得你以为你的观点标新立异，但是我不会干涉你的观点。嘿，”他边说边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些观点都是最平常的看法，我的马车车夫也有这些看法。我不会到处跑动，去找我的文员，询问他们的道德，带他们离开这里去参加弥撒，不过，这座城市根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图书还没有盖上审查图章就已经在流传了，在一些咖啡屋里——也是优雅高档的咖啡屋里——高谈阔论，到了接近叛国的地步了。我并不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我不要求你的思想远离那些事儿——不过，我的确要求你要当心谁在跟你交往。我不会容忍煽动性的言论——在我的事务所里，不会容忍的。千万别以为你是在私下讲话，或者以为你说话保密，因为，虽然那些人你都认识，但是有人会利用你，随时会向当局告密。噢，是啊，”他边说边点头，以示他对某个强悍的对手有所了解。“噢，是啊，你在我们行业里面学会件把事。年轻人非要学会管住他们的舌头。”

“很好，维诺先生，”乔治-雅克温顺地说。

一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佩林先生在问。”他说，“你是不是雇佣让-尼克拉斯的儿子或者之类的话？”

“噢，天哪，”维诺先生埋怨道，“你见过让-尼克拉斯的儿子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幸与他谈话过吗？”

“没有，”此人说，“我只是在想，老朋友的儿子嘛，你知道的。他们说他也很聪明。”

“是吗？他们说的不止这些。不，我在跟这位潇洒的客户谈着话呢，这位从特洛瓦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个大嘴巴的煽动分子。不过，跟与年轻的德穆兰一起工作一天带来的危险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别担心。不管怎么说，佩林需要他。”

“这我可以容易想象得到。难道让-尼克拉斯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类高谈阔论吗？不，他一直冥顽不化。那不是我的问题。就让佩林来处理这个问题吧。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一直说，”维诺先生对丹东说。“佩林先生是我的老同事，在收入法方面很有造诣——他们说他是个鸡奸癖，不过那跟我有干系吗？”

“私恶，”丹东说。

“就是这样吧。”他抬头看看丹东。“要说的观点都说清楚了，是吗？”

“是的，维诺先生。我应该说，你已经把你的观点很好地灌到我的脑子里了。”

“好。喏瞧，如果没人能够读懂你的笔迹，那么雇你在办公室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你最好从这个行当的另一头开始——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跑法庭’。你要每天对我们事务所感兴趣的每一桩案子进行核对——你就那样做，跑跑国王法庭啦，大法官法庭啦，夏特雷法庭啦。你对神学感兴趣吗？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我们会把你送到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里去。我对你的忠告是，”他顿了顿，“做事不要太过于匆忙。慢慢积累；做事稳稳当当的人，或多或少会取得成功。稳稳当当是成功的代价。当然，你需要建立应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事务所要交给你办的事。好好给自己制定一个人生规划。这个国家在你们那个地方有许多事情要做。从现在起五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将会有所建树。”

“我想在巴黎创业。”

维诺先生笑了笑。“所有年轻人都这么说。噢，好吧，明天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件事。”

他们握握手，相当正式，到底像是英国人嘛。乔治-雅克嘭嘭嘭地下了楼，出了事务所，来到大街上。他脑子里在不停地想着佛朗索瓦丝-朱莉。每隔几分钟，她就从他的脑海中掠过。他有她的地址，迪克桑德里街，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在第三层，她说，房子并不高级，可它是我自己的。他心想她是否愿意跟他上床。看起来很有可能。大概在特洛瓦不可能的事到了这里就完全成为可能了。

整个白天，还有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窄窄的数量不足的街道上还是轰隆隆地人来车往的。马车都把他逼到墙边要轧扁了。马车主人的锁眼罩和取得的成绩在粗糙的章纹光泽中熠熠发光。紫鼻子的马优雅地把脚伸进城市的污垢当中。马车里面，它们主人的目光朝向远方，身子正往后靠。在桥上，在道路交叉口，四轮马车、运货车，还有运蔬菜的手推车你争我挤，锁住了他们的车轮。穿着制服的仆人，从马车后面悬空了身子，与送煤的工人和城外烤面包的人在对骂。由交通事故引起的种种问题，根据既定的赔偿胳膊、大腿和死亡的价目表格，在警察冷漠无情的眼皮底下，用现金很快就给解决了。

在新桥上，代写信件的人拥有他们的小写字亭，做生意的在地上和摇摇晃晃的货架上把商品摆好。他对放书的篮子做了筛选，二手书：一本多愁善感的浪漫小说，一本阿里奥斯托[1]写的书，一本爱丁堡出版的全新的、从未有人读过的书，还有让-保罗·马拉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他买了六本，每一本价值两个苏。狗成群结队地在奔跑，在集市的四周觅食。

似乎他每隔一秒钟遇到的人都是建筑商手下的工人，他们浑身披着石膏粉尘。这座城市正在从根子上撕裂自己。在有些区里头，他们正在铲平整个街道，从头开始兴建。一小群人聚拢在一起，在观望更加充满玄机、更加显眼的施工。施工的都是些季节性工人，他们贫穷。如果能够提前完工，他们可以拿到奖金，因此他们正以一种充满危险的节奏在施工，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诅咒声，汗水顺着他们皮包骨头的脊背滚滚流下。维诺先生要说什么呢？“慢慢来吧。”

有个街头艺人，是个男的，有一副拉紧的、曾经雄浑有力的男中音嗓子。他那张已经破了相的脸看上去形容狰狞。一只眼眶里面空洞洞的，长满了发灰的疤痕组织。他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解放运动英雄”。他在法庭周围唱着歌；歌词描述王后沉溺于罪恶之中，这些罪恶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却没人发现。在罗森堡花园，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从脑子里打消了。

他走到圣-安东尼大街上。他站在巴士底狱下面，举头朝它的八座塔楼观望。他本以为塔楼的墙像是海边悬崖一般的。最高的围墙肯定是——什么样的呢？高七十五英尺、八十英尺？

“墙厚有八英尺，你知道的，”一个过路的对他说。

“我本以为还要更大的呢。”

“够大的了，”此人酸不溜秋地说。“你不喜欢待在里头，是吗？进去的人根本就出不来。”

“你是本地人吗？”

“噢，是的，”此人说。“这地方我们了解得很。地下有监牢，水在流淌，到处都是老鼠。”

“是的，我听说过。”

“还有塔顶下面有监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天热得像煮开了似的，冬天冷得结冰。那是倒霉的家伙才被关进去的地方。有些犯人得到像样的待遇，这就要看你是什么人了。他们有床，有像样的床罩，还可以把猫带进来，这样好让老鼠少一些。”

“他们弄什么东西吃呢？”

“这要看情况了，我想。还是这样，这要根据你是什么人来定。你确实见到有牛肉送进来的这种奇怪情景。几年前，我的一个邻居，他发誓，他看到他们把一张台球桌搬进来。我觉得，这跟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是一样的吧。”此人说。“有赢家，也有输家，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吧。”

乔治-雅克仰头，他的眼睛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地方固若金汤，毫无疑问。这些人过他们的日子干他们的活——一酿酒啦，在巴士底狱边上做家具啊，他们就是在它的墙下生活，他们每天都看见它，到了最后，管它是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他们再也不看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塔的高度，而是你脑子里的情景：受害人因为孤独疯掉了，石头因为鲜血打滑了，孩子就出生在茅草上面。你无法让你的内心世界任由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来重新安排设计。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因为受到扎染工程的玷污，这里的河流变黄变蓝了。

傍晚来临的时候，公务员们匆匆往家赶；在太子广场上的珠宝商叮叮当当地拿着钥匙，叮叮当当地走过来，把宝石锁好过夜。看不到牧归的牛群，见不到田野上空的夕阳。把多愁善感抖落掉吧。在圣-雅克大街上，一个制鞋商帮会的人已经坐定，准备晚上喝个酩酊大醉。迪克桑德里大街上，一家三层楼的公寓里面，一个年轻女子让她的新情人进了屋，脱光了衣服。圣-路易岛上，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德穆兰先生的儿子，面对新雇主沉甸甸的诱惑，感到口干舌燥。在光线暗淡的灯下干了十五个小时的女鞋帽工人，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为她们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家人祈祷。门闩拉上了。灯点亮了。男演员们化好妆，准备粉墨登场表演了。

[1]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作家，以其喜剧史诗《奥兰多·富里索》（1532）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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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在我们变得忧伤的那些时代，我们才能取得进步——在那些时代，因为对现实世界不满，我们被迫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能够忍耐的世界。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随笔《抱负理论》

第1章

抱负理论（1784—1787）

巴那斯咖啡馆，对它的老主顾来说，又叫作学校咖啡馆，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俯视学校码头。从咖啡馆的窗户望去，你可以看见河流和新桥，再往远处，就是法院的高塔了。咖啡馆的主人夏庞蒂尔先生是一名税务稽查员。开咖啡馆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副业。白天在法院休庭的当口，还有，在生意红火的时候，他总是在手臂上搭条餐巾，本人就坐在桌边等候；碰到生意冷清的时候，他则倒杯葡萄酒，跟他的常客一起坐下，闲聊有关法律方面的事儿。学校咖啡馆里，很多的闲言碎语都有枯燥乏味和诉讼的性质。可这里的氛围却不完全属于男性。这里兴许会见到位女士；于是小心而又充满机智的赞扬便从大理石面的桌上掠过了。

先生的妻子安琪莉可，出嫁前名叫安琪莉卡·索尔蒂尼。这位意大利新娘，有副楚楚动人的巴黎太太的外相，可她依旧喜欢过一种隐秘生活，说起这事儿来倒是让人感到开心。不过，事实上呢，安琪莉可一直快言快语，浑身洋溢着活力；她穿的黑衣服说不清是不是外国的；她总是有规律地表示对宗教的虔诚，并举行狂欢庆祝活动。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下，她真正的自我却在蓬勃壮大，她做事谨小慎微，精打细算，性格如花岗岩一般坚韧。每天她都在咖啡馆，看上去婚姻蛮美满的样子，她体态丰腴，目光温柔，偶尔会有人给她写上一首十四行诗，彬彬有礼地鞠上一躬，然后再把诗作交给她，“我会拜读大作的，”她总是边说边把诗作细心地折好，与此同时，还让自己的眼睛闪闪发光。

她女儿安托瓦内特-加布丽艾尔十七岁的时候，头一回在咖啡馆出现。她比她母亲个子高，前额漂亮匀称，棕色眼睛极富魅力。她笑起来像是作出了一个突然的决定，白灿灿的牙齿一闪，然后再调头或者扭动整个身体，好像她的快乐有了一个秘密的目标一样。她的棕色头发，因为梳得时间久了，亮莹莹的，往下顺着脊背散开，像是一条皮毛做成的披肩，怪兮兮的，半死不活的样子：天冷的时候，这头发却可以用来暖和自己。

加布丽艾尔却不像她母亲那么高雅。她把头发挽起的时候，头发的重量总是把发针朝外拽散。她在房间里走路，像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走路一样。她大口呼吸，容易脸红。说起话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她懂的东西是关于天主教方面的知识，零零碎碎的，像连环画一样。像洗衣女工一样，她精力格外旺盛，大家都说，她的皮肤像丝绸一般柔滑光润。

夏庞蒂尔夫人把加布丽艾尔带进咖啡馆，这样一来，主动向她求婚的人可以一睹她的芳容。她的两个儿子中，安东尼正在学习法律；维克多已经结了婚，当公证人，发展得不错。就差这个姑娘的问题需要解决了。加布丽艾尔要嫁给律师的客户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她雍容大度地向命运低了头，只是为这些年来失去亲人、为遗嘱，还有前面的房产按揭的事感到有点儿遗憾。她丈夫也许会比她年长几岁。她希望他潇洒英俊，事业有成；她希望他大度豁达，对她关爱有加，一句话，她希望他出类拔萃。因此，有一天，当大门朝省里的另一个无名律师德·安东[1]先生敞开的时候，她没有认出她未来的丈夫——根本就认不出。

乔治-雅克来到首都后不久，法国正为物色到一位新财政部长尤里·德·弗罗雷而感到高兴，此人以把食品税收增加了百分之十而闻名。乔治-雅克自己的处境并不轻松，可是，要是缺了某种经济上的挣扎，他会感到失望，在他预想的人生发迹岁月中，他也就没有可供回忆的内容了。

维诺先生虽然让他忙得辛苦，不过还是恪守诺言的。“叫自己德·安东吧，”他建议道。“这样给人留下个好印象。”给谁留下个好印象呢？噢，不是给真正的贵族，可是，社会上没有保障的大批人员在催逼着这么多的民事诉讼。“那么，要是他们都知道这个称呼是假的，结果会怎么样？”维诺先生说。“这个称呼表明了你的正确动机。要有让人家可以理解的抱负嘛，亲爱的小伙子。你要让我们感到舒适才行。”

到了拿学位的时候，维诺先生推荐了兰斯大学。住校七天，一张很快阅读完毕的书单；考官通融是出了名儿的。维诺先生想从记忆中找出一个兰斯大学让某某人不及格的例子，不过他想不出。“当然，”他说，“凭你的能力，你可以在巴黎这里考试，不过……”他这个句子拖了拖，就没了下文。他把手一挥，使这个姿势听起来像是某种软弱无力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他们在佩林律师办公室所追求的那类东西。德·安东符合要求，上了兰斯大学，被当成巴黎议会的律师而受到了接待。他加入了律师最低一级的行列；这是一个人起步的地方。从这儿擢升，与其说是贤能问题，倒不如说是金钱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圣-路易岛，去经历舒适程度不同的住宿和公务，去处理不同数量和不同质量的汇报。他在追办什么类型的案子，案子牵涉到小贵族的头衔证据，还有物权问题。一个在社会上向上爬、想让自己的父母过得稳当的人愿意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这一批材料繁琐，但是要求不高，并没有完全吸引他。当他发现获得成功的秘诀之后，他的更大部分的脑子就处于休闲状态了。他利用这些案子给自己思考别的事情的时间了吗？这一天，他没有做反省。在他发现周围的人不如自己聪明之后，先是感到极其惊讶，接着便是感到烦躁不安。像维诺这样的笨蛋居然也爬到高高的职位上发迹了呢。“再见，”他们说，“这周过得不赖。周二再见。”他看着他们出发，到被巴黎人称为乡下的地方去度周末了。有朝一日，他将给自己买上一块地皮，只要一个村舍就行，两三亩地。想到这也许舒缓了他那烦躁不安的情绪。

他知道他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一辆像样的马车，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条不紊。需要资金，为自己的实务夯下更好的基础。二十八岁了，他的块头长得和拉煤炭拉得发财的人一样。难以想象，没了疤痕的他会是什么模样，可是，没了疤痕，他也许就有最为粗犷的、那种长得好看的相貌了。现在他的意大利语说得流利，他跟安琪莉可练习意大利语，每天在开庭的时候，他便来到咖啡馆。上帝已经给了他一副好嗓音，雄浑有力，富于教养，共鸣饱满圆润，这倒弥补了他那张破了相的脸。这嗓音成了在女人颈背上跳跃的乐音了。他还记得那个获奖者，他听从了他的忠告，从肋骨后面的什么地方把声音低沉地发出。声音还有待纯熟完美——发音稍微再多些振动，语调再多些变化色彩。不过，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做到了，这是一笔职业资产。

加布丽艾尔觉得，长相不是一切。她还觉得，金钱也不是一切。她不得不作很多这一类的考虑。但是，跟他一比，来到咖啡馆的其他男人都好像瘦小、温顺、软弱。1786年冬天，她私下朝他瞅了老大一会儿；春天的时候，在他闭上的嘴唇上，她第一次略略地亲了一下。夏庞蒂尔先生觉得他有前途啊。

麻烦在于，处于律师行会初级阶层的人要去创业，需要态度谦恭屈从，而这可把他给累坏了。有时候，各种紧张的迹象就明摆在他那凶狠红润的脸上。

眼下，德穆兰先生已经干了六个月的实习了。他在法庭上很少露面，正如许多珍品吸引一群古玩鉴定者一样，随着许多个星期过去，鉴定者也变得越发挑剔了，对神奇之物也越发感到审美疲劳了。一群乱哄哄的学生跟在他后面，仿佛他是某个了不得的法学家似的。他们注视着他在口吃方面的进步，注视着他通过发脾气努力去掉口吃。他们也注意到他对待案件事实的随意方式，注意到他把最平常的司法格言改成某个前呼后拥的暴君的宣言这个能力，而这个暴君的堡垒就是他，仅有他一人，一个必须猛烈攻击的对象。这是一种特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当虫子正在转身的时候，一种必不可少的微观视角。

如今的案子一直是关于放牧权的问题，是关于神秘兮兮确立，并不是为了创造法律历史的小小先例问题。德穆兰先生把文件席卷在一起，朝法官粲然地笑笑，离开了法院，高兴得像个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长长的头发在身后飞舞。

“回来！”德·安东大声喊道。他停住了，然后转身。德·安东追上前去。“我能看得出你不习惯打赢官司。你应该同情你的对手。”

“为什么你需要同情？你拿你的费用。嘿，让我们散步去，我不喜欢在这儿附近散步。”

德·安东不喜欢轻易放过一个观点。“这叫假正经真虚伪。不过这就是规则。”

他们散步的时候，卡米尔·德穆兰转过头，满腹怀疑地盯着他看。“你的意思是，我也许是在幸灾乐祸？”

“如果你愿意这么看的话。”

“我可以说，‘因此，这就是他们在维诺先生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里学到的东西’吗？”

“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我的第一个案子，”德·安东说，“跟这个案子相似。我为一个牧民出庭，和领主抗辩。”

“不过从那时候到现在，你已经有点儿进步了。”

“你也许认为在道德上没有进步。你已经放弃收费了？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为此恨你。”

德穆兰止住脚步，像死人一样。“你真的，德·安东先生？”

“噢，天哪，得了吧，伙计，我只是认为你喜欢强烈的感情。在法庭上，你的感情四溢得够多了。你对法官非常宽容，我以为，别再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了。”

“是的，不过我并非一贯如此。如你所言，我打赢官司的实践不多。德·安东，我是个很糟糕的律师，或者，我有许多无法打赢的官司，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你这是什么意思？”

“假如你是一位公正的旁观者呢？”

“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大家都认识你啊，他心想。“在我看来，”他说，“如果你接手更多的案子，你会干得更加出色。每当人家指望你出庭的时候，你就出庭。办事拿钱，和正常律师一样。”

“噢，多么让我感激啊，”卡米尔说。“一场优雅完整的演讲。维诺先生演讲得再好不过了。不久，你将会拍拍你刚刚起来的小肚腩，向我推荐一个人生规划。对你们事务所大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向来有所了解。我们有探子。”

“可我还是对的。”

“有许多人需要律师，但是他们却付不起费用，请不起他们。”

“是的，不过，那是社会问题，对于这样的现状，你没有责任。”

“你应该帮助人民。”

“你应该吗？”

“是啊，起码我能看到反面的论点，也许作为一个哲学立场，你应该任由他们自己烂掉朽掉。但是对他们来说，当事情就在你鼻子底下出了差错的时候——是啊。”

“你自己出钱？”

“不允许你拿别人的钱去这么干。”

德·安东仔细打量着他。他心想，没人会想要这么做。“你一定觉得我为了努力谋生很是应该受到责怪了。”

“生活？不是生活，是抢劫，是掠夺，这一点你知道的。真的，德·安东先生，你摆出这个肮脏的姿态真是让人觉得你滑稽可笑。你一定知道，将会有一场革命，你得拿定主意决定你将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这一场革命——将会是生活的革命吗？”

“我们必须希望如此。喏，我得走了。我要去会个客户。他明天就要被绞死。”

“那是常有的事吗？”

“噢，他们总是绞死我的客户。甚至在财产和婚姻案子方面。”

“去见一见，你打算？他见到你一定会高兴吗？他也许觉得你在某些方面令他失望了。”

“他也许吧。不过，会会那些被囚禁的人，这是一件表示仁爱的体力活。你一定知道那个地方，德·安东？你是在哪个教堂里被抚养长大的？我正在收集特赦和各种祷文，”他说，“因为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去。”

“你的客户在哪儿？”

“在夏特雷。”

“你确实知道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吗？”

德穆兰先生朝他看了看，好像他在说蠢话似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通过特别的路线到达那里。”他犹豫了一下。“德·安东，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毫无价值的对话上？你为什么不全心全力地打拼使自己成名呢？”

“也许我需要度假，摆脱这个体制，”德·安东说。他同事黑乎乎、亮闪闪的眼睛露出了天然的受害者的腼腆，露出了容易被捕获到的猎物的极度疲惫。他朝前倾了倾身子。“卡米尔，是什么使你处于这种可怕的状态？”

卡米尔·德穆兰的两个眼睛比往常分开得更远了，这个被德·安东当作是表明人的性格特征的东西实际上是解剖学上的一个怪癖。不过，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注意到这一点。

就这样继续着：在那些深夜的谈话当中，有一回，中间停顿了很久。

“到底，”德·安东说，“这是什么呀？”天黑了，喝过酒之后，他经常更是牢骚满腹。“把你一生的光阴荒废了，跳来跳去地精心满足类似维诺这样的傻逼随意的想法或者飘忽不定的主意。”

“那么，你的人生规划比这还要远大？”

“你得实现比这一切还要更远大的目标，不论你在干什么，你必须到达最高点。”

“我的确有我自己的一些抱负，”卡米尔说。“你知道我上的那所学校，我在那儿一直挨冷受冻，吃的东西也是令人作呕吗？这个经历似乎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了，如果我冷，我就认了，冷是自然的呀，经常性地，我几乎想不到吃饭，可是，当然，如果我身上暖和，或者有人给我好东西吃，我就极度感激，我就想，哦，你知道，大规模地这样实施下去，有熊熊烈火，每天晚上出去吃饭，那将是多么美好啊。当然，只是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才这么想。哦，还有，你知道，早上醒来就躺在你所爱的人的身边。不是一直揪住自己的头，大声叫喊，我的天啊，昨晚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呢？”

“这样的要求好像不算过分啊，”乔治雅克说。

“不过，当你最后有所作为的时候，你对它的厌恶也就开始了。起码一般的说法是这样。我一无所成，因此，我没法说。”

“你应该把思路理理清楚，卡米尔。”

“一旦我独当一面，我父亲就要我回家去。他要我回去干他的行当。然后呢，又一次，他不……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跟我表姐成亲，这桩婚事完全订下已有好几年了。我们都是娶表姐，这样的话，家族的钱也就互相繁殖了。”

“可是你不想吗？”

“哦，我倒无所谓。跟谁结婚真的无所谓。”

“是吗？”他的思维向来完全就是另类的。

“不过露丝将来非要到巴黎来，我不可能回到那儿去。”

“她长得什么模样？”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路真的极少有交集。哦，为了看一看，你的意思是？她很漂亮。”

“当你说你跟谁结婚并不重要的时候——难道你不期望心有所爱吗？”

“不，我当然期望心有所爱。不过，跟这样的人结婚也许是巨大的巧合。”

“你爸妈怎么样？他们是什么性格？”

“这些天来彼此好像根本不说话。有一个家族传统，就是跟一个你无法忍受的人成亲。我表弟安东尼，是我福奎尔-汀威尔家的一个表弟，可能把他的第一个老婆杀了。”

“什么，你的意思是，实际上他已经因此受到指控了？”

“只是通过在不同的议会会议上听到的闲谈才知道的。绳之以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安东尼也是律师，因此不会有充分的证据了。我想他擅长确立证据。这个事情把整个家族都搞得非常震惊，因此，我一向把他看成是，你知道的”——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一种英雄。能够严重冒犯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都是我的英雄。另外一桩案子就是安东尼·圣-约斯特，我知道，我们沾亲带故，但是，我不会想到他们怎么住在诺扬的。他最近卷走家里的银器跑了，他母亲是个寡妇，实际上手头有一份法令书，她在事前让人把他关在家里。我认为他会那么生气，绝不会原谅他们。他是那种高大结实，但是有点自负的男孩，难以想象地完全自我，这会儿可能正在铆着劲儿，在盘算如何报复他们呢。他才十九岁，因此将来可能会干犯罪的勾当，那将要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信鼓励他。”

“是啊，也许，我会。你清楚的，我确实认为我不会这样做。我发表了一首小诗——哦，真的算不上什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头吧。我宁愿写东西——噢，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我有缺陷，不必非得开口说话，这倒也轻松。我只想非常宁静地生活——我更愿意在某个天气暖和的地方，无人打搅，直到我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来。”

德·安东已经不相信这个说法了。他知道，这是卡米尔时不时地发布一个不担任何责任的声明，希望以此来掩盖他被认为是个顽固不化的煽动分子这个事实。“难道你不喜欢既体面又有身份的人吗？”

“噢，喜欢啊，我喜欢我朋友德·罗伯斯庇尔，不过他住在阿拉斯，我从来没见过他。佩林先生对我一直友善。”

“难道你不在乎？”他问道。

“人们说什么了吗？哦，”卡米尔低声地说，“我应该情愿不要成为大众憎恨的对象，可是，我不会走到如此出格的地步，由我的喜好改变我的行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德·安东说，“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这话是否有道理。”

“哦。你的意思是，因为太阳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升起，你就认为，我要跑到法庭，对大家说，我今天晚上跟你待在一起了？”

“有人告诉我……那就是，他们告诉我……你跟一个有夫之妇搅在了一起。”

“是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

“你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啊。”

等钟声敲响四点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他对卡米尔了解得太多了，多得让他感到不适了。透过酒精和困倦带来的雾蒙蒙的东西，也就是他今后岁月中的那种氛围，他朝他看了一眼。

“我会把有关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的情况告诉你，”卡米尔说，“不过人生太短暂。”

“是吗？”这一点，德·安东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在朝自己的前程一步一步爬行的时候，人生有时候似乎很漫长，真够漫长的。

1786年7月，一个女儿在国王和王后的家里诞生。“什么都好，”安琪莉可·夏庞蒂尔说，“不过，我想因为身材不好，她将来需要更多的钻石来安慰自己。”

她丈夫说，“我们怎么知道她会身材不好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她从来没来过。她厌恶巴黎。”对他而言，这是件懊悔的事儿。“我觉得她并不信任我们。不过，当然，她不是法国人。她远离家乡。”

“我也远离家乡，”安琪莉可没心没肺地说，“可我不会因此就让国家陷入债务之中。”

当他们忙着想举出一个数字的时候，债务，赤字，这都是从这家咖啡馆主顾的嘴上冒出的词儿。咖啡馆里的人认为，仅有少数人具有想象这个规模的钱的能力。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卡隆先生，现在的财政总监，尚未具备这个能力。卡隆先生是一名极好的朝臣，穿着蕾丝袖口的衣服，涂薰衣草香水，在拐杖头上镶金，他对佩里戈尔地区产的松露很有贪心，这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像赖克尔先生一样，他一直实行借贷的做法；咖啡馆里的人认为，赖克尔先生的借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卡隆先生的借贷却源自想象力的失败，源自保存面子的欲望。

1786年8月，财政总监给国王递交了一揽子提议的改革方案。采取改革行动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原因就是：下一年收入的一半已经花光。法国是个富裕国家，卡隆先生对法国君主说，它可以创造出比现在高出无数倍的收入。难道这样不会给君主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威望吗？路易好像有些怀疑。荣耀和威望固然不错，非常令人愉悦，可是他急于要推行的只能是正确无误的改革，而要创造出这个收入需要有实质性的变革，难道不是这样吗？

确实，他手下的部长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贵族、神职人员、普通百姓——都必须缴纳一份土地税。这样一来，免税的有害制度就必须结束，必须要有自由贸易，国内关税必须废除。对于自由观点，一定会有一些让步——徭役必须彻底废除。国王皱了皱眉头。好像以前就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似的。他说，这倒让他想起了赖克尔先生。要是他真的想过，这会令他想起特戈特先生，可眼下，他却被搞得稀里糊涂。

关键是，他对手下的部长说，尽管他个人喜欢这些措施，可议会压根儿是不会让它们通过的。

卡隆先生说，那倒是个蛮有说服力的理由。国王陛下一向做事正确，不会有毫厘之误，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给指出来了。

可是假如国王陛下觉得这些措施必不可少，他会容许自己在议会上受到阻挠吗？为什么不抓住这个计划呢？

嗯，国王说。他在椅子上焦躁不安地动来动去，朝窗外望望天气怎么样。

卡隆说，他应该做的就是召开一场知名人士会议。啊什么？国王说。卡隆继续往下说道。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困境，知名人士一下子就会被震慑住，然后，就会针对国王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施加影响。他向国王保证，成立一个比议会还要高的机构将是一次大手笔举措，他们将要服从该机构的领导。他说，这类事情亨利四世也会做的。

国王思忖。亨利四世是众多君主当中最为英明、最受欢迎的国王啊，而且，他恰恰就是他，路易，最渴望效仿的那个国王。

国王用手托着头，照卡隆说的样子来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张，可是他手下的部长个个巧舌如簧，情况根本就不像他们所说的那般简单。再说，王后，还有她的那一套……他抬头望了望。他说，王后认为，下一回要是议会再碍手绊脚的，干脆将他们彻底解散算了。巴黎议会、所有的省议会——砍，砍，国王说。全部解散。

听到这样的理由之后，卡隆先生浑身打颤。议会除了拿出恶毒的交易方案，除了十年的争争吵吵、仇杀和骚乱之外，还拿出了什么？陛下，我们非得打破这种循环，他说。相信我，请您相信我，以前的情况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糟糕过。

乔治-雅克来到夏庞蒂尔先生身边，把牌放在桌上。“我有个混账东西，”他说，“一个儿子，四岁，我觉得我以前就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夏庞蒂尔先生定了定神。“惊喜应该留着嘛。”

“我感觉是个伪君子，”德·安东说，“我刚才还在给那个小卡米尔说教。”

“接着说，乔治-雅克。你倒是把我给迷住了。”

在他第一次去巴黎的途中，他们在马车上邂逅了，他说。她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他，几天之后，他去拜访了她。就是从那里事情还一直在继续着——哦，夏庞蒂尔先生可以想象，也许吧。不，他跟她再也没有来往了，这段恋情结束了。这男孩在乡下跟一个护士扯上了。

“你向她提婚了，一定吧？”

德·安东点点头。

“可她为什么不肯嫁给你呢？”

“我料想她讨厌我的脸。”

在他的想象中，他能看到佛朗索瓦丝在她卧室里四处发火，她和其他女人一样受到同样的世俗规矩的束缚，他为此愣住了：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想这场婚姻不会虚掷我的年华。我不要找文员，找一无所成的人，可你，这一个月的时间还没过去，就带着你的激情和自负追起别的女人来了，甚至当婴儿还在她肚子里踢来踢去的时候。在他看来，好像一场临时变故也许就要发生，也许不会。婴儿将是死胎，头几天就会死掉。他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可是，他知道这样的情况也许就要发生。

然而，胎儿长大了，而且出生了。“父亲不详，”她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写道。眼下，佛朗索瓦丝已经发现她要嫁的那个人——一位名叫于艾·德·派希的先生，是国王的一名议员。于艾先生正思量着把官位卖掉——他脑子里在考虑别的事吧，德·安东没有打听是什么事。他却主动提出要把官位卖给德·安东。

“要价多少？”

德·安东告诉他。经受了下午的第二次大惊吓之后，夏庞蒂尔说，“那就是不可能。”

“是啊，我知道，这个价位虚高得太离谱，可是，这意味着我会给这孩子一个安身之处。于艾先生会承认自己就是孩子的血亲，这将会通过正确合法的形式落实下来，整个事情放在我的事后面办理。”

“她家里本该把她嫁给你的。他们可能是什么类型的人？”他顿了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情就在你的后面，不过你的债务怎么办？首先，你怎么筹集到那笔钱，我没准儿。”他朝自己身边拽了一张纸头。“这是我要让你得到的东西——让我们暂且把它叫作贷款吧，不过，婚约签好时，我会放弃所有的债务。”德·安东点了点头。“我必须让加布丽艾尔有个好依靠，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什么？好的，不过那真够少的。”他记下了数字。“我们怎么支付不足的数额？”

“借。哦，那是卡隆常说的话。”

“我看不出有别的什么解决办法了。”

“恐怕这笔交易还有一部分要处理。你不会喜欢的。这就是，佛朗索瓦丝自己主动提出要把这笔钱借给我。她有钱。我们还没有谈到细节问题，但是我觉得利息将会对我不利。”

“那是邪门儿。天哪，多阴险的婊子！难道你就不想掐死她？”

德·安东笑笑。“哦。是的。”

“我觉得你很有把握这男孩就是你的？”

“她不会对我撒谎，她不敢。”

“男人都喜欢那么想……”他看了看德·安东的脸。不，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这样——这孩子是他的。“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他说，“就五年前干了一夜性事来说，这笔钱好像不成比例啊。它会追着你多少年。”

“她想从我身上能挤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你能明白，我想。”毕竟，她经历过疼痛，他心想，她经历过丢面子。“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把这桩事了结掉。我想让加布丽艾尔像清清白白的一块板子开始一切。”

“我不能说把它叫作清清白白的一块板子，确实，”夏庞蒂尔先生轻声地说。“情况恰恰不是那样。你是在拿你的前途做抵押。难道你不会——”

“不，我不会为这种事跟她计较的。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过她。我顾及孩子。哦，问问你自己——要是我采取另外一种态度，我会是你要的那种乘龙快婿吗？”

“不错，我看得出。别误会我，只是我老了，不讲感情，我是为你担心。这女人什么时候要最后一笔付款？”

“她说1791年，头一个季度日。你认为我该把这件事告诉加布丽艾尔吗？”

“那得由你决定。从现在到你结婚期间，你能不能设法做到行事谨慎？”

“喏，我已经为此花了四年的代价来偿还。我会努力试试。”

“当然，你可以像议员一样挣钱。那样做，我不否认。”夏庞蒂尔心想，他年轻，他少不更事，他什么事都干，但是他的内心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有把握。他想要宽慰他。“你知道维诺先生说过的话。他说，未来会有不少困难时期，困难时期诉讼官司就会增多。”他把几张纸团卷在一起，准备作为档案收好。“我敢说，从现在到1791年之间，要出大事，你的运气将会因此见好。”

1787年3月2日。这是卡米尔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已有一周时间没人见到他了。他好像又变更地址了。

知名人士大会陷入了僵局。到咖啡馆来的人满满当当的。

“拉法叶特侯爵究竟说了什么？”

“他说应该召开三级议会[2]。”

“可是三级议会成了文物了。很久没有开过会，自从——”

“自从1614年以来。”

“谢谢你。德·安东。”佩林先生说。“它会怎样回应我们的诉求呢？我们将会看到神职人员在一间会议室辩论，贵族在另一间会议室辩论，一般平民在第三间会议室辩论，无论平民提出什么建议，都会被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以2∶1的投票否决。因此，什么进步——”

“听，”德·安东打断他插话了，“就连旧制度也能翻出新花样。上次做过的事，没有必要再做了。”

这群人盯着他看，神情凝重。“拉法叶特还是个年轻人嘛，”佩林先生说。

“大概就是你这个年龄吧，乔治。”

是啊，德·安东心想。我在维诺办公室浏览大部头文档的时候，他在带兵打仗。眼下，我是个穷律师，他却成了法国和美国的英雄。拉法叶特可能有志于当国家领导人，可我却只想到糊口营生。此刻，这位相貌平平的年轻人瘦瘦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吸引住他的听众，已经在宣扬自己的思想了。而德·安东对这家伙却有一种无来由的反感，他被迫站在这里，而且为他辩护。“三级议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说，“这次大会，第三次三级议会必须公平地代表我们平民。非常清楚，贵族阶层打心里并不拥护国王的福利，因此，就国王来说，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是愚蠢的。他必须召集三级议会，赋予第三次三级议会真正的权力——不仅仅是会谈，不仅仅是协商，而是真正地行使权力。”

“我见到它的时候才会相信，”夏庞蒂尔说。

“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佩林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拉法叶特关于调查逃税漏税的提案。”

“还有遮人耳目的黑幕投机，”德·安东说。“整体市场的肮脏运作。”

“总是这么慷慨激昂，”佩林说，“在那些没有契约的人当中希望他们拥有契约。”

有什么分散了夏庞蒂尔先生的注意力。他朝德·安东稍微看了一下，笑了。“这里有个能够给我们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的人，”他把身子往前挪了一下，伸出手来。“杜普莱希斯先生，你成了陌生人，我们压根儿就见不到你嘛。你没有见过我女儿的未婚夫吧。杜普莱希斯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在财政部工作。”

“得罪得罪，”杜普莱希斯先生说，面带死人一般的笑容。他向德·安东点头致意，好像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个头高，五十岁的样子，长相好看的样子还在；衣着讲究但是朴素。他凝视的目光似乎先是在目标后面稍微停留一下，然后越过这个目标，仿佛他的视野不会被大理石面的桌子、镀金的椅子，还有城里律师穿着黑衣服的肢体挡住。

“那么加布丽艾尔要结婚了。大喜日子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还没定下。5月份或者6月份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

像孩子们做泥巴馅饼一样，他轻快地说出了他的口头禅。他又笑了笑，你想象得出，这笑容要使肌肉用力才能做到。

夏庞蒂尔先生给他递上咖啡。“听说了你女儿丈夫的事，我感到难过。”

“是的，很糟糕的事，非常让人难过，而且让人感到不幸。我女儿阿黛乐，”他说。“她成了家，然后守寡，就一个儿子。”他对夏庞蒂尔说，把凝视的目光从他主人的左肩上掠过。“我们要让露西尔在家里待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尽管她才十五岁、十六岁吧。样子蛮像个小女士。女孩子是个事儿，儿子呢，也是，尽管我没儿子。女婿是个事儿，尽管他们要死。虽然不是你，德·安东先生。就我本人来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肯定，你不是个事儿。你看上去相当健康。事实上，极其健康。”

当自己讲话非常随意疯狂的时候，德·安东纳闷，他怎么能做到如此高贵呢？他一贯就是这个样子，还是现在的情况使然？是财政赤字让他失常了，还是他的家事让他失常了？

“你亲爱的妻子呢？”夏庞蒂尔先生询问道。“她还好吗？”

杜普莱希斯先生对这个问题做出沉思状。他看上去好像连她的脸都无法回忆得出来。最后他说，“老样子吧。”

“哪天晚上愿不愿意过来吃顿饭？姑娘们当然也过来，如果她们想来的话。”

“我愿意，你知道……不过工作压力……眼下，这一星期当中，我很大一部分是在凡尔赛宫，只是今天，我因为有些事情要打理……有时候，周末我也要上班。”他转身面对德·安东。“我一生都在财政部供职。这是一份有所回报的职业，可是现在每天都变得更加艰难。要是神父德雷……”

夏庞蒂尔抑住哈欠。他以前就曾听说过这样的事；人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事。这个神父德雷是杜普莱希斯有史以来的最高财政部长，是他的财政英雄。“要是德雷还留任在位，德雷多年以前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那是在他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姑娘们还是婴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时候有一种独自冒险，但是每天都有进步的感觉，是充满了期待的。可是议会反对神父。他们告他投机粮食，还唆使许多愚蠢的家伙焚烧他的画像。“那是在形势变得这么糟糕之前了。那时候的问题还能驾驭，还能解决。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沿袭同样老旧的英明思想——”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杜普莱希斯先生深切关心皇宫财政部的状况。自从神父德雷离任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日复一日、官方的、令人心碎的差事了。

夏庞蒂尔先生身子前倾，加了杯咖啡。“不，我得走了。”杜普莱希斯说。“我把文件带回家了。我们将会邀请你来参加。就是要等到眼下的危机结束。”

杜普莱希斯先生拿起帽子，一路鞠躬点头，走到了门口。“什么时候危机才会结束？”夏庞蒂尔问道。“大家无法想象。”

安琪莉可一路风声地走了过来。“我看到你了，”她说。“当你问他他妻子情况的时候，你笑得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你，”她轻轻地拍着德·安东的肩，“努力克制不想笑的时候，脸色都变紫了。我漏掉了什么吗？”

“只是闲聊，我亲爱的。”

“只是闲聊？除这个之外，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吗？”

“这关涉到乔治的吉卜赛朋友，如何在社会上发迹的先生。”

“什么？卡米尔？你在拿我寻开心嘛。你这么说就是要证明，我容易受哄受骗。”她朝四周围看了看正在微笑的顾客们。“安莱特·杜普莱希斯？”她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

“你仔细听着，”她丈夫说。“这事儿很复杂。这是间接的，事情将会怎么样结束，还没有说法。有人拿着季节票去看戏；有人喜欢菲尔丁[3]先生的小说。我本人就是好点儿本土娱乐。我告诉你吧，这些日子，没有什么比孔代大街上的生活更有品位了。对于看透看穿了人类愚蠢的内行人士而言……”

“我的耶稣-马利亚！继续吧，”安琪莉可说。

[1] 法语Danton名字叫丹东；d'Anton，法语名字叫德·安东。虽然这两个名字在法语读音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它们在语言结构上不同，de是贵族出身的标志，这里因为发音缘故缩写成d’，是要显示与丹东这个名字在身份显赫程度上的差别。小说在第三部分专门提到德·安东把名字改成了丹东，即去掉了中间的撇点，证明自己的价值无须用语言标志显示。

[2] 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神职人员（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不定期举行。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三级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初，专制王权加强，三级议会权利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议会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最后一次三级议会，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革命。革命之后，三级议会随着旧制度一起被废除。

[3] 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2章

孔代大街：星期四下午（1787）

安莱特·杜普莱希斯是个有办法的女人。眼下困扰她的问题，她已经优雅地应对过四年了。今天下午，她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从正午时候起就刮起了寒风，穿堂风找着了锁眼和门下的缝隙，呼啦啦地穿过公寓：吹着模糊不清、有关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横幅标语。安莱特想到要保持体形，便喝了一杯苹果醋。

很久以前，她嫁给克劳德·杜普莱希斯的时候，他比她大好几岁。到目前为止，他老得能当她父亲了。可她究竟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她也时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她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是，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思想一本正经，随着这些年月的流逝，她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喜欢无聊琐屑的事了。

他们见面的时候，克劳德正在一心努力、一心猴急地要爬到公务员的最高级别：经历文员的不同等级、不同差别和不同工种，从做体力的文员做到临时顶用的文员，从中等文员做到高级文员，再到最高级文员，最后到机密文员、特殊文员、极高文员，结束所有文员的文员。他的智力是她主要关注的品质，还有，就是他对国事殚思竭虑，扎扎实实，倾心尽力。他父亲是个铁匠，虽然富甲一方，但是在他儿子出世之前，他本人从来都没有靠近过锻铁炉的地方——因此，克劳德职场上的成功的确是件令人羡慕的事。

当早期的拼打告一段落，克劳德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陷入因轻薄无聊而带来的怏怏不乐的大海之中了。她是有钱人家的、众人追求的姑娘，出于别人无法搞懂的理由，他对她就是存有好感：最后，他把感情全部寄托在她身上了。他们两人之间唯一不和的地方好像是说，这里有某种深层过程在起作用，朋友们预料到，这是一桩非同寻常的婚事。

克劳德求婚的时候，话说得不多。钱的数字是交流媒介。不管怎么说，她相信，情到深处难以言传。他的脸和他心存的各种希望非常牢固地系在被拉长了的自我控制的钢线上；她想象得出，他脑子里的不安全感像是算盘珠一样在四处哗啦哗啦作响。

六个月之后，她的美好心愿因为压抑而夭亡了。有天夜里，在她当班的时候，她溜进了花园，对着苹果树和星星大声喊道：“克劳德，你是个无趣无味的家伙。”她还记得脚下潮湿的青草，记得她朝屋里灯光回望的时候，她气得浑身发抖的情形。她追求婚姻本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限制，可现在却把自己的解脱交给了克劳德。你再也无法冲破牢笼了，她心想。这样的婚姻结局悲惨，犹如泥泞的田野里横躺着的死人尸体。她悄悄回到了屋里，洗完脚，喝了杯暖洋洋的药茶，疗救残存的希望。

之后，克劳德有好几个月跟她说话总是有所保留，心存怀疑。甚至现在，要是她身体不适或者胡思乱想，他总会隐隐地想到那件事，解释说，他已经学会忍耐宽容她不稳定的天性，不过，要是他还年轻，这样的情形早就令他为之一怔了。

几个女儿出世之后，发生过一桩小事。她丈夫的一位朋友，是名律师，一个周周正正的金发男人：在图卢兹，他最后被人提起时，说他供养一个红脸水肿老婆，还有在教会学校念书的五个女儿。这场婚姻试验她没有再次重复。克劳德也没发现什么迹象。要是他发觉了，也许事情会有所改变，不过，既然他没有发觉什么——因为他坚定不移、一厢情愿地、充满了男子汉气概似的没有发觉什么——再心存芥蒂和满腹狐疑也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后来，为了让岁月匆匆流逝，为了思考某些不该从“婚外情”这个范畴来思考的事儿，卡米尔二十二岁的时候走进了她的生活。斯塔尼拉斯·弗雷农——两家互相认识——把他带进了这个屋子。卡米尔看上去约莫十七岁的样子。过了四年之后，他才足岁，能在律师协会见习。这可不是一件人人都能轻易想象得出的事。他的谈话就是一系列小小的叹息和犹豫，充满了语法错误和支支吾吾。有时候，他的手发抖。他连正面看人都有困难。

他很聪明，斯塔尼拉斯说。他会出名的。她在场，她的家人好像令他恐惧。不过，他没离开。

恰好从一开始，克劳德就邀请他吃晚饭。请客名单是精心挑选的，对她丈夫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宣扬他对今后五年经济形势的预测——形势严峻，还有，讲一讲有关神父德雷的故事。卡米尔紧张地坐着，几乎是一声不吭，偶尔轻声地要杜普莱希斯先生把话说得更准确些，要他向他解释，要他向他表明，他是怎么得到那个数字的。克劳德要了纸、笔和墨水。他把碟子推到一边，低下头。在他桌子的那一端，饭菜停了下来。其他客人低头朝他们看，显得茫然不解，然后彼此面对面地交谈。在克劳德一边低声说话一边写字的时候，卡米尔的目光扫了过去，反驳他的简单化表达，问了很多更长也更令人信服的问题。克劳德把眼睛闭了会儿。数字一下子从他手中的笔端俯冲出来，向四处散开，像是大雪里的小雪星子。

她身子靠在桌子的对过：“亲爱的，你能不能……”

“一会儿……”

“如果是这么复杂的话……”

“这儿，你看，这儿——”

“——过后再谈吧。”

克劳德在空中把资产负债平衡表一扬。“模模糊糊的，”他说。“只是模模糊糊的。不过财政部的部长们都是模模糊糊的，这倒给了你一个想法。”

卡米尔从他手中把表格拿了过去，朝表格迅速瞥了一眼；接着抬起头，与她的目光相遇。她惊了一下，被震住了——这就是感情。她只能这么叫它。她收回目光，把目光停留在其他客人身上是为了让他们感到舒适，是那种问长问短的目光。

卡米尔说，他从根本上无法理解的——有可能是他自己非常愚蠢——那就是一个部跟另一个部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是如何弄到资金的。不，克劳德说，你一点也不愚蠢：他可以展示吗？

克劳德现在猛地坐回到椅子上，然后从他位于桌子前头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客人们抬起头。“我们大家也许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肯定，”一位副部长说。不过，当克劳德走到房间对面的时候，他看上去犹疑不定的样子，非常地犹疑不定。当他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安莱特伸出一只手，仿佛在制止一个孩子似的。“我只要水果大碗，”克劳德说，好像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拿到水果碗，他便回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碗放在桌子中央。一只橙子从碗里跳了下来，慢慢在桌子上围转，像有知觉似的，朝着热乎乎的地方滚去。所有客人都在注视着这只橙子。卡米尔的眼神盯着克劳德的脸，伸出手，逮住了橙子。他轻轻把橙子一推，慢慢地，橙子穿过桌子，朝她那边滚了过去：她恍惚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所有客人都望着她；她的脸微微地发红，好像十五岁的样子。她丈夫从边桌上把盛汤的大盖碗收回。一个用人正把蔬菜碟子端走，他一把从用人手中抢过碟子。“让水果大碗代表收入，”他说。

克劳德现在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如果……卡米尔说；然后是，不过。“让盛汤的大盖碗代表司法部长，他当然也是公章的大管家。”

“克劳德——”她说道。

他“嘘”地让她别做声。客人们被迷倒、被惊呆了，跟随着桌子四边食物的移动；克劳德灵巧地从副部长的指端拿走了他的葡萄酒杯。这位公职人员现在的样子是，手摊开，如同模仿正在看手势猜字谜的竖琴手一般；表情正在变暗，可是克劳德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说，这个盐瓶就是部长的秘书。”

“小得这么厉害，”卡米尔惊叹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地位如此低下。”

“这些勺子呢，财政部授权的许可证书。喏……”

是的，卡米尔说，可是他能说清楚吗，他能解释吗，他能回到他刚才说的话题上吗——是的，确实，克劳德同意，你需要在自己的头脑中把那问题搞明白。他伸手去拿茶缸为了纠正比例；他脸上发亮了。

“这比潘趣先生的木偶戏要好多了，”有人低声说。

“也许盛汤的大盖碗很快就要吱吱嘎嘎地说话了。”

让他发发慈悲吧，安莱特在祈祷，请让他不要再问问题了；这里稍稍补充一下，那里略微充实一点，她看到的是，他正主导着克劳德；她的客人看着杯盘狼藉的桌子，张开嘴巴，他们的酒杯空空的，或者被人夺走了，手头的刀叉也没了，甜食也不见了，彼此交换着眼神，抑制住他们内心的喜悦；全城的人都要讲述这事儿了，从一个部讲到另一个部，还要讲到法院里头去；人们要把我请吃晚宴的故事从吃饭开始讲到吃饭结束。请不要让他说了，她说，请用个办法让讲话到此打住吧；可是，什么事才能让谈话中断呢？她心想，也许放一把不大的火才行。

就在她变得慌慌张张、不断四处张望的时候，就在她一口吞了一杯酒，然后用手帕点点嘴巴的时候，卡米尔欲火四射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在责怪她的鲜花摆设。最后，她带着歉意点点头，用吸引偷窥者的镇定笑容，在左边迅速从桌边走过，出了餐厅。她在梳妆台边坐了十分钟，被自己脑子里的思绪弄得六神无主。她本想重新在脸上抹些粉妆，而不是来看眼中空荡荡的失落表情。她跟克劳德不睡在一起已经有些年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要停下来算计这个呢，难道她也该要纸和墨水，计算自己生活中的赤字吗？克劳德说，这种状态会持续到1789年，到时候，整个国家就会完蛋，我们也会全部完蛋。对着镜子，她照见了自己，又大又蓝的眼睛塞满了难以名状的泪水，她很快把它们揩掉，就像她早些时候把嘴唇上的红酒揩掉一样。也许我喝得太多了，也许我们大家都喝得太多了。除了那个阴险狡诈的男孩；这些年，不管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都让我踌躇不前，原谅了他；我根本不会原谅他，因为是他破坏了我的宴请，戏弄了克劳德。我为什么要抓住那个橙子呢，她在心里纳闷。她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好像是麦克白夫人[1]一样。在我们屋子里，他数老几？

等到她重新回到客人那里——手指甲下面全是带着香气的血了——刚才的表演已经结束。客人们都在玩糖霜小蛋糕了。克劳德抬头瞥了她一眼，好像在问，你刚才去哪儿了。他看上去蛮高兴的样子。卡米尔不再与人交谈。他坐着，眼睛朝下看着桌子。他脸上的表情，如果用她一个女儿的话来说，她会把它叫作娴静。别的所有人脸上都表现出紧张和混乱的表情。咖啡上来了，又苦又浓，像是错过的机会。

第二天，克劳德提到了这些事。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刺激的机会啊，比起平时的晚饭-聚会，那些毫无意义的活动，好多了。要是他们所有的社交生活都像那样，他会不大在乎的，因此，她会再次邀请那位年轻人过来吗，他的名字这会儿他记不得了？他如此富有魅力，如此饶有兴致，可是他的结巴真的不好，也许是在接受和理解方面，他有点儿迟钝？他希望，关于财政部的运作状况，他不会带走错误的印象。

她心想，令人无比遭罪的就是这个有不少蠢货的场合，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都是蠢货，相比而言，克劳德的状态又是多么令人开心呵。

下一次卡米尔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朝她看的样子更谨慎了。好像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协定，不要做出冒失冲动的事来。真有意思，她心想。真有意思。

他告诉她，他不想一辈子当律师：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行当可做呢？他被自己的奖学金条件困住了。像伏尔泰一样，他说，他除了想干文人的行当之外，别的什么职业都不想做。“哦，伏尔泰，”她说。“我讨厌那名字。索性告诉你吧，在未来的岁月当中，文人的日子不大好过。我们大家都得学习克劳德。”卡米尔把头发朝后推了一点点。那倒是她蛮喜欢的一个姿势：相当有代表性，虽然无用，但是赢得别人的好感呀。“这种情况你只是说说而已。在你心里，你其实并不相信。在你心里，你觉得形势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

“请允许我知道，”她说，“我的心里在想什么。”

一次次的下午过去了，她留下的印象是，总体来说，他们之间的友情并不和谐。这不只是他的年龄问题，而是他的一般交友取向。他的朋友是些失业演员，或者是从破落的印刷厂办公室悄悄出来、满身墨迹的人。他们都有私生子，持有颠覆性的观点。警察寻找他们行踪的时候，他们就去国外。既有光明正大的生活，那么也有这种别样的生活。她觉得最好别问这方面的问题。

他还是继续来她家里参加晚宴。再也没有更多的事发生。有时候，克劳德请他周末一起参加在皇后镇举办的晚会，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块地，还有一栋舒适的农舍。她觉得，女孩子真的喜欢他。

从至少是两年之前开始的吧，他们就开始经常见面了。他们的一位朋友——他可能对这些事儿有所了解——告诉她，他是个同性恋。她不相信，但是却把这情况攒在手里，万一她丈夫不满，这情况可以作为保护自己的一个口实嘛。可是，想想，他为什么要不满呢？他不过是个登门拜访的年轻人而已。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呀。

有一天，她问他，“你对野花懂得不少吧？”

“不是特别的多。”

“情况是，露西尔在皇后镇采了朵花，问我是什么花。我一点都不懂，不过我倒蛮有把握地告诉她，你什么都懂，然后我就把花压在”——她伸出手——“夹在我的书里面，我说了我要问你。”

她挪了过来，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本大字典，她在字典里塞了些信札、购物单，还有各种各样她需要放到安全地方的东西。她打开字典——小心翼翼地，否则，里面塞的东西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溜出来。他仔细看了看野花。轻巧地用只指甲把野花纸一般的叶子底面向上翻起。他对着花，蹙了蹙眉。“可能是某种极其普通的有毒杂草吧，”他说。

他用胳膊搂住她，想要吻她。她从他的身边跳开，不是有意的，而是出于惊诧。她把字典扔在地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掉落了出来。原本接下来准备给他一个耳光的，可是，她心想，那是多么俗套的做法，再说，她也有些失衡了。虽然她在心里一直想要扇某个人的耳光，可是，她本来就喜欢更有活力的人呀。就这样，在一件和另一件事情之间考虑的当儿，这么一刹那就过去了。她扣紧沙发，身子有些不稳地站了起来。

“对不起，”他说。“刚才动作有些粗鲁了。”

他有些颤抖。

“你怎么能这样？”

他抬起一只手，手掌朝上。“哦，因为，安莱特，我要你。”

“绝不可能，”她说。她从散了一地的文件当中把脚挪开。一些他以前写的诗躺在地毯上，还用女帽的购物单折叠着，她觉得有必要不让克劳德看到这些诗。她心想，卡米尔就是在千年之后也不会问起女人的一顶帽子要花多少钱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与他无关；与他无关，他也不屑。（即使眼下还是萧瑟苍凉的冬季，和今天这个日子一样的令人毫无盼头，）可她觉得还是需要朝窗外凝望，需要咬住嘴唇，别让它们抖索。

眼下，这样的状态在他们之间持续一年了。

他们谈到戏剧，书籍，还有他们熟悉的人；可是真正地，他们只有一回说过一件事，那就是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上床。她说了些寻常事儿。他说，她的论点陈旧发霉，还说，她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在说的观点，因为他们自我畏惧，不敢努力使自己快乐幸福，防止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被新教思想和罪恶之念给困住了。

她觉得（私下里）与她所熟悉的人相比，他更自我畏惧；她觉得他有理由如此。

她说她不会改变想法的，还说，她的论点会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不会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的，卡米尔说，严格说来，不会：但是会坚持到他们两人都老得彼此没了兴趣的时候。他说，英国人在下院就交媾。她抬起头，满脸惊愕。不，这不是她脑子里清清楚楚想过的东西。可是要是有人给你提出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只要站起来，开始说起它的优缺点，说到大家都回家，或者说到讨论结束，没有时间再说；嗯。这才叫把一件事说尽谈透。这样的方式可以持续多少年呢。“从一方面看，”他说，“从我跟你交谈以来，这或许是一种快乐的我度过人生的方式。不过实际上，我现在只是要你。”

经过第一次那件事之后，她一直保持冷静，非常老道地把他的要求挡掉。不是他从那之后碰过她。他很少允许她碰到他的身体。要是他擦到了她，哪怕是不小心，他总是道歉。他说，这样更好。人的本性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下午的时光总是非常地悠长。女儿们访友去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滴答滴答的钟声之外，除了两颗心的跳动声音之外，没有一丝儿声响。

趁自己还开心的时候，平安无事地了断这段不是情缘的交往，是她早有的打算。虽然这是一段没有情缘的交往，但是它确实有过令人怦然心动的时刻啊。不过，之后，显然，卡米尔便开始跟某某谈话或者她丈夫朋友的朋友一直在密切观察：之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问题一直在穿衣间里被人们争议着（在夏特雷城堡被人侦察，但是在中产阶级的丑闻分类当中，这在民事法庭被当成了年度丑闻让人提起），然后在所有高档咖啡馆里流传，在财政部里有人思量。在流言蜚语者的头脑里不存在辩论，不存在受到微妙平衡的诱惑，不存在抵抗诱惑，不存在道德上的痛苦，不存在心存顾虑。她妩媚，但无趣，再也不是小姑娘了。他年轻，而且执着。当然，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成了问题。哦，你会怎么看？什么时候杜普莱希斯要决定去了解呢？

现在克劳德也许聋了，也许瞎了，也许哑了，可他不是圣人，他不是殉道者。通奸是个丑陋的词语。是该了断的时候了，安莱特心想；是该了断根本就没开始过的一切的时候了。

她记得，因为某种原因，有一两回，在她与克劳德还没分房睡之前的那些年月里，她觉得，她也许又会怀上孩子。你觉得你也许会，你产生了那些奇怪的感觉，不过，那时你的月经还来，你就知道你不会怀上的。你生命中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曾经考虑过上某种生活，之后，某种源源不断的爱便开始涌动了，从精神到肉体，然后流进现世，流进来世的岁月之中。之后，它结束了，或者，它从来就未曾有过：爱的流产。这孩子还在你的脑子里。他会有蓝眼睛吗？他的性格将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这一天已经来临了。安莱特坐在梳妆台旁。她的女佣在她周围忙碌着，扯她拽她的头发。“不是那样，”安莱特说。“我不喜欢把头发弄成那样。那样让我显得更老。”

“不！”女佣说，故意说得可怕。“你还没过三十八哩。”

“我不喜欢三十八岁，”安莱特说，“我喜欢一个不错的进五整数。比如，三十五。”

“四十是个不错的进五整数。”

安莱特咂了一口苹果醋。酸得她做了个痛苦表情。“你的访客到了，”女佣说。

阵阵狂风之中，雨水击打着窗户。

在另一个房间，安莱特的女儿露西尔打开了她的新日记。现在，从头开始记吧。日记本是红色封面。本子里面是发着缎子般光亮的白纸。还有一根绶带，表明她写到什么地方。

“安妮·露西尔·菲利帕·杜普莱希斯，”她写道。她处于又要换一种字迹的过程中了。“露西尔·杜普莱希斯的日记，生于1770年，死于？第三卷。1786年。”

“在人生这个时刻，”她写道，“关于当女王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了许多。不是我们的女王，而是某个更具悲剧色彩的女王。我想到了玛丽·都铎[2]：‘我死了，被人破开胸膛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加莱’写在我心上。’如果我，露西尔死了，被人破开胸膛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无聊’写在我心上。”

“实际上，我更喜欢玛利亚·斯图亚特[3]。她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女王。在野蛮的苏格兰人中，我想到了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我想到福塞瑞盖围墙像坟墓的四壁包围过来。她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死去，这真是遗憾。人在年轻的时候死去更好，那时候她们依然容光焕发，你不必去想她们成了风湿病人或者长得结实这样的事。”

露西尔另起了一行。她吸了口气，然后又开始。

“最后一夜她全在写信。她给门多萨送了颗钻石，给西班牙国王也送了一颗。当所有的信全都封好之后，她坐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候女仆们都在祈祷。

“到了八点钟，宪兵司令过来找她。她坐在祈祷椅上，用平静的声音给临死的人念完祷词。就在她家人跪着的同时，她一身黑衣，象牙般的手里拿着一只象牙十字架，冲进了大厅。

“有三百号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看着她死。她从一扇小小的边门进来，这让他们吃了一惊。她面色安详，绞刑架已经用黑布包好。一只黑垫子是给她下跪用的。可是当她的侍从们走上前来，帮她把黑袍从肩头轻轻卸下的时候，可以看到，她浑身穿的是猩红色的衣服。她穿的是鲜血颜色的衣服。”

写到这儿，露西尔放下了笔。她开始想红的同义词。朱红色。火红色。大红色。猩红色。她脑子里出现了几个与红色有关的短语：被当场逮个正着；赤字；大喜之日[4]。

她又拿起了笔。

“当她把头靠在绞刑架木板上时，她在想什么呢？在她等待的时候：在刽子手摆好姿势的时候？几秒钟过去了；那几秒钟如同几年一样过去了。

“第一斧头咔嚓劈断了女王的头背。第二斧头没能砍下她的颈项，可是却把整个台上溅得满地都是皇族之血。第三斧头把人头从整个绞刑架上给砍掉了。刽子手把人头捡起，高高地举起，给旁观者们看。可以看到两个嘴唇在翕动，在继续不停地翕动，这情景持续了一刻钟。

“不过，是谁戴着怀表站在这个湿乎乎的文物边上呢，我还没法说得清。”

她姐姐阿黛乐进来了。“在记日记吗？我可以看看吗？”

“是在记日记。不过你不可以看。”

“哦，露西尔，”她姐姐说，然后笑了。

阿黛乐一屁股倒在椅子上。露西尔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眼下的日子中来，让目光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姐姐的脸。她在退步，她心想。要是我是个已婚女人，不管婚姻多么短暂，我是不会到自己父母家里来打发午后的时光的。

“我一个人寂寞啊，”阿黛乐说。“我无聊啊。我不能到外面任何地方去，因为时间太短，我得穿上这身讨厌的丧服。”

“这里也无聊，”露西尔说。

“这里跟平时一样。不是吗？”

“除了克劳德在家的时间比往常少之外。这倒给了安莱特更多的机会跟她朋友在一起了。”

她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直呼她们父母洗礼的名字成了她们无礼的习惯了。

“那个朋友怎么样？”阿黛乐问。“他还帮你做拉丁语作业吗？”

“我再也不必做拉丁语作业了。”

“不像话。那么你们两人头靠头地在一起就缺少借口啦。”

“我讨厌你，阿黛乐。”

“你当然讨厌。”阿黛乐脾气很好地说。“想一想我是个多么成熟的人。想一想我可怜的丈夫给我留下的所有可爱的钱。想一想所有我知道可你却不知道的事儿。想一想等我过了守孝期，我会得到的乐趣。想一想全世界所有的男人！不过不。你只会想一个人。”

“我才不想他呢，”露西尔说。

“克劳德甚至怀疑这里正在萌发着什么吗？因为他和安莱特，因为他和你？”

“没有什么在萌发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整个关键就是现在什么都没发生。”

“哦，也许从粗糙的技术角度看，现在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阿黛乐说。“不过，我看不出来，安莱特还会坚持更长时间，我的意思是，即使纯粹的疲劳都已经经受过了。你呢——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才十二岁。我记得那个情景。你贪婪的眼睛发光了。”

“我没有贪婪的眼睛。它们也没发光。”

“不过他确实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阿黛乐说。“老实说，他不大像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命中的人物。可他恰恰是你需要用来训斥人们的对象。”

“可他从来没有朝我看过，”露西尔说。“他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我在那里。”

“他知道，”阿黛乐说。“进去吧，你为什么不？”她朝客厅方向，对着那扇关上的门，做了个手势。“要向我汇报。我谅你不敢。”

“我就是不能进去。”

“你为什么不能？如果他们只是坐着说话，他们不会反对的，是吗？要是他们不是这样——哦，那恰恰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情况，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

阿黛乐朝她看了看，好像她头脑简单似的。“因为更天真无邪的猜测才是人家指望你做的。”

露西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她不会抵制这个大胆的行动。阿黛乐看着她走，缎子拖鞋在地毯上走得无声无息。卡米尔那张怪兮兮的小脸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果他没有要了我们的命，她心想，我就干脆把我的水晶球砸碎，干我的编织活儿算了。

卡米尔守时，两点钟到了，她说。她挑衅地问，除了到这儿来之外，他是不是就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聊以打发午后的时光了？他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答。不过，他还是感受到情况有了变化。

安莱特觉得利用一下自己被她朋友称为精彩女人的那一面。这一面就是打扫房间和顽皮地笑笑。

“所以，”她说，“存在一些规则，可你却不能遵守这些规则来玩。你一直把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在告诉人家。”

“哦，”卡米尔一边神经质地摆弄着头发，一边说，“要是有事情让人家说反倒好了。”

“克劳德会发现的。”

“哦，要是有事情让他发现才好呢。”他心不在焉地朝天花板看看。“克劳德怎么啦？”他终于说。

“气愤，”安莱特说，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非常气愤。他把很多钱投进了佩雷艾尔兄弟的水工程项目里面，可现在德·米拉波伯爵却写了很多传单反对这项工程，结果使股票跌垮了。”

“不过他写传单一定是为了公共利益。我钦佩米拉波伯爵。”

“你愿意钦佩就钦佩吧。让一个人破产，让一个人成了臭名昭著的不道德之人——哦，别让我心烦意乱了，卡米尔，别。”

“我早就感到你会心烦意乱的，”他阴郁地说。

她小心翼翼地在他们之间保持着距离，偶尔扶着桌子来坚定自己的决心。“我们的关系只好到此为止了，”她说，“你不可以再到这里来。人家都在谈这件事，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猜测。上帝知道，我讨厌这种事。首先，究竟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会放弃完整美满的婚姻，愿意跟你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呢？”

“我就是认为你愿意，就这些。”

“你认为我爱上你了，是吗？你自负到这么可怕的程度——”

“安莱特，我们一起私奔吧。好吗？今夜？”

她差点儿要说，是的，那好。

卡米尔站起身来，仿佛他在建议他们开始打包收拾似的。她不再踱步，在他面前停下。她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一只手毫无目的地在裙子上摩挲着。她举起另一只手，抚摸他的肩了。

他朝她挪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腰两侧。他们身体的那部分接触到了。他的心跳得狂野起来。心跳成那样，他会死的，她心想。她花了一会儿的功夫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试探性地，他们把嘴唇贴在一起了。几秒钟过去了。安莱特顺着情人的颈背拖着手指甲，然后把指甲弯成结，一边插进了他的头发里，一边把他的头往下朝她的身体上拽。

他们身后传来尖利的吱嘎响声。“好啊，”一个带着呼吸气息的声音说道，“所以，一切到底还是真的。如阿黛乐所说的那样，‘从粗糙的技术角度来看’。”

安莱特一下子从他的怀里冲了出去，猛地旋转了一圈，脸上的血色顿时消失了。卡米尔却看着她的女儿，与其说是充满了惊讶，不如说是饶有兴味，不过，他的脸红了，的的确确，非常暗暗地发红。露西尔感到一怔，对这种事再也不用怀疑了。这就是为什么她发出的声音是如此之高、如此令人后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站在现场，一动也不动的原因。

“这种事没什么粗糙不粗糙的，”卡米尔说。“你觉得呢，露西尔？真难受。”

露西尔转过身逃走了。安莱特喘了口气。再过几分钟，她心想，上帝都会知道了。我是个多么荒唐、多么疯狂、多么愚蠢的女人哪！“好，现在，”她说，“卡米尔，你给我从家里滚出去。要是你再走近一英里范围之内，我会叫人把你抓起来。”

卡米尔显得格外害怕。他慢慢往后退开，仿佛是在觐见皇帝之后退场一样。她想要对他大声吼叫。“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啦？”可是，和他一样，一想到灾难即将临头，她便感到无比惶恐了。

“这是你最后的疯狂？”德·安东问卡米尔。“还是后面还有更多的疯狂？”

不知什么缘故——他也不知道怎么地——他已经成了卡米尔的知心人了。此刻，他得悉的情况并不真实，不过倒是危险，也许还有点儿——他对这个词语倒是满津津乐道的——堕落。

“你说说看，”卡米尔申辩道，“你想与加布丽艾尔相处的时候，可你却培养了跟她母亲的这段关系。不错，大家都看到你在干那种事，你在用意大利语吹嘘，你在不屑一顾地不信，你在装作性情狂暴的南方人。”

“是啊，不错，但是，那是人家的事。它没有危害，它必不可少，它是社会已经接受的约定俗成。它跟你所建议的可不一样，跟你所建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按照我对此事的理解，这就是，你一开始就把跟她女儿接触作为把她母亲搞到手的一种办法。”

“我不懂所谓的‘一开始’，”卡米尔说。“我觉得我娶了她更好。更长久，不？让你自己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安莱特不会派人把我抓起来吧，要是我成了她女婿，她就不会了。”

“不过，该把你抓起来，”德·安东谦恭地说。“该把你关起来。”他摇摇头……

第二天，露西尔收到一封信。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收到的。信是从厨房带过来的。一定是给了用人。正常情况下，信是直接交给太太，可是新来了一个干粗活的小女佣，除了交给她之外，她什么也不清楚。

她读完信，把信在手中翻了过来，把几页信纸抹抹平整。然后又读了一遍，一字一句地。之后，再把它叠好，塞进一本轻松愉快的田园诗歌的书里头。很快，她觉得，她也许怠慢了这封信。她又把信从书里拿了出来，放到孟德斯鸠[5]的《波斯信札》里面。这封信真是太奇怪了，也许来自波斯吧。

可是，然后呢，书一放到架子上，她又想把信拿到手里。她需要信纸给她的那份感觉，需要看到那圈圈连连的黑色笔迹，需要让眼睛掠过那些短语——卡米尔的字写得多么地隽美啊，她心想，多么地隽美啊。有些短语让她屏住了呼吸。有些句子好像要从信纸上飞翔。所有的段落先是集聚光芒，然后散发光芒：每一个单词都被串在一根线上，每一个单词都是一颗钻石。

天哪，她心想。她想到了自己的日记，内心生出了羞耻感。我竟以为自己是在练笔写散文哩……

这段时间，她都在努力避免思考这封信的内容。她真的无法相信，这封信会适用于她，虽然逻辑告诉她，这样的事不会搞错。

是的，不会搞错，就是她，她的灵魂，她的脸庞，才是这封信的起因。你不可能为了弄清这一番折腾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去检查你的灵魂吧。就算检查身体和脸庞，也不容易啊。公寓里的镜子都挂得很高，她觉得，是她爸爸命令把镜子挂在什么地方的。她只能看到自己的头，这就给人一种奇怪的、身首分离的感觉。她只好踮起脚尖，看看脖子的一部分。她一直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这一点她知道。她和阿黛乐两人一直都是很漂亮的小姑娘，是那种做爸爸的都会百般宠爱的小女孩。去年，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她知道，对于许多女人来说，漂亮是件花功夫费力气的活计。漂亮是一种了不起的耐心和大胆的实践。它要求狡黠和忠心，要求好奇和诚实，要求没有虚荣。因此，准确地说，如果漂亮不是美德，它或许称得上是优点吧。

不过，她还不能声称具备了这个优点。

有时候，她被自己的新规矩弄得烦躁不安——有如有些人被他们自己的懒惰弄得烦躁不安一样，或者被他们咬自己指甲这种事实搅得心绪不宁一样。她想在自己的容貌上面花一番功夫——可是，恰恰就是在这一方面，她的容貌又不需要她费功夫。她觉得自己从别的人那里飘离得远远的，飘进了这块别人正根据自己所不能把握的东西而做出判定的领地。他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她碰巧偷听到的）：“在她这个年龄看起来像她那样的女孩子，到二十五岁就算不了什么了。”可实际情况是，她难以想象二十五岁。现在她十六；漂亮，如同胎痣一样，无法改变。

因为她的肌肤纤细苍白，像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女人的肌肤一样，安莱特曾劝过她，在黑头发上敷些粉，然后向上打成结，盘高，扎些带子或花儿，借以展示她那脸上毫无瑕疵的颧骨。还有，总不能把她的黑眼睛掏出来，装上搪瓷的蓝眼睛吧。否则，也许安莱特早就那么做了。她想要看到自己本人的娃娃脸在朝后看。不止一次，露西尔想象自己就是个陶瓷娃娃，从她妈妈的童年时代开始，她就是件多余的东西，用丝绸包好，摆放在高高的架子上面；她想象过自己是一只过于脆弱、过于娇贵的娃娃，不能交给如今粗鲁莽撞、野里野气的孩子。

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单调无聊的。她依旧能记得，有一段时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野餐，到乡下去远足，炎热的午后在小河上泛舟。常规时间被打断的时候，她一天都没有学习任务；还有，有可能忘记今天是本周中的星期几。她一直盼望着这些日子的到来，带着很像恐惧一般的激动心情，早早起来望着天空，预测今天的天气。有几个钟头，你感到“生活真的就像这样”；你觉得这就是幸福，而且确实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在自我有意识地思考幸福了。然后，你晚上回家，身心疲惫，一切和从前一样继续着。你说，“上个星期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我过得真开心。”

现在，星期天的那些特别待遇已经无法满足长大成人的她了。河流看上去总是一模一样；要是下雨，你就待在屋内，根本没有大灾大难。过了她的童年之后（在她对自己说“我的童年结束了”之后），她想象中的活动比在杜普莱希斯家中的任何事情都变得更有意义。她失去想象力的时候，就在房间里来回地游走，毫无目的，痛苦不堪，毁灭性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兜圈子。到了晚上上床休息的时间，或者到了早上不肯起床的时间，她就感到开心。生活就是这样。她总是把日记丢在一边，带着对自己毫无规划的日子感受到的恐惧，带着对浪费在她面前延续的时间感受到的恐惧销蚀自己。

还是拿起笔吧：安莱特·露西尔·菲利帕，安妮·露西尔。发现自己这样写东西，我是多么地难过，受过你这样的教育和教养的女孩子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是多么地难过，没有了音乐练习，没有了刺绣，没有了有益于身心的午后散步，只有这些垂死的愿望，只有这些病态的、装腔作势的幻想，这些死亡的愿望，这些意象，优美的耶稣、绳子、刀锋，还有她母亲的情人，一副已经半死不活的样子，还有他那张充满肉感、带着划痕样子的嘴。安妮·露西尔。安莱特·露西尔·杜普莱希斯。换换名字吧，别换字母。把它换得越来越糟了，因为宁愿少些枯燥乏味，也不要名字更好。她从眼睛里望着自己；她发笑了；她猛地转过头，恰到好处地向自己展示那颀长而又白皙的、她母亲觉得将来会伤透她爱慕者心的颈部。

昨天，那场非同寻常的谈话一结束，阿黛乐就开始了。之后，她走进客厅，看见她妈妈把舌头滑进她情人的齿间，把手指头弯成结，插进他的头发里面，看见她脸红，浑身发抖，身子垂到他那瘦瘦的斯文的手中。她还记得那双手，他的食指碰到纸，碰到她的笔迹，一边说，露西尔，我亲爱的，这个应该用离格，恐怕尤利乌斯·恺撒根本不会想到你的译文所表达的意思吧。

今天她母亲的情人向她求婚了。每当有事，不管多么奇怪，只要是好事来临，使我们挣脱单调乏味的那时候，她总是大喊，事情应该成双才对。

克劳德：“当然，在这件事上，最后的决定我说过了。我希望他有脑子接受。首先，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导致他求婚。你呢，安莱特？这本可能是个不同的故事。我一开始遇到他时，我就喜欢他，我承认。非常聪明……不过，一个人道德品格不好的时候，聪明算得了什么？基本上是不牢靠的？他的名声最不同凡响……不，不，不，不可能听说过。”

“是的，我觉得你不可能，”安莱特说。

“坦诚地说，他竟敢——我真感到吃惊。”

“我也是。”

他曾经考虑过把露西尔送走，和亲戚们住在一起。可是到了那时候，人们也许会添油加醋，把最坏的情况添加到这件事上——或许认为她已经做了她不该做的事了。

“如果……结果会怎么样呢？”

“如果？”安莱特不耐烦地问。

“如果我把她介绍给一两个合适的年轻人呢？”

“十六岁太年轻了，不能结婚。而且她的虚荣心已经够强的了。不过，克劳德，根据你的感觉行事吧。你是一家之主。你是这孩子的爸爸。”

安莱特派人去找女儿，同时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好让自己坚强。

“那封信呢，”她滴滴笃笃地敲着手指，要起信来了。

“我没带在身上。”

“那到哪里去了？”

“在《波斯信札》里面。”

安莱特一下子给使坏点子带来的快乐抓住了。“也许你愿意把信存档，放到我那本《危险的关系》里面了吧？”

“我不知道你有。我能看吗？”

“真的不行。我可能要听从该书“前言”里面的劝告，可以在你的婚礼之夜送你一本。等到有一天，我跟你爸爸给你找好人把你嫁给他的时候。”

露西尔没做任何评论。她隐藏得多么巧妙啊，她心想——只要一点点白兰地的帮助就够了——这对她的自尊而言是个很大的羞辱性的打击。她就差给她庆祝道喜了。

“他过来见过你父亲了，”安莱特说。“他说，他给你写过信。你不愿意再见他了。如果今后再来信的话，就直接交给我。”

“他接受眼下的状况了？”

“那没什么关系。”

“对我父亲来说，征求我的意见，难道还算不妥？”

“为什么应该征求你的意见？你还是个孩子。”

“我也许得跟父亲聊一聊。有关我亲眼目睹的事。”

安莱特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不讲情面，难道你就不是我的乖乖吗？”

“这好像是个公平交易。”露西尔喉咙里面紧缩了一下。在这些新交易悬崖上，她太害怕了，快说不出话来。“你给我点儿时间，让我想想。我就求你这么多了。”

“还有，作为回报，你会向我保证你那种初学的谨慎吗？露西尔，你究竟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

“哦，毕竟，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那样吻过你。我从来没见过有人那样接吻过。这个吻一定有作用，让你一周过得开心。”

“这个吻好像让你们过得开心。”安莱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拖着步子走过房间，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只大碗，里面立着许多温室鲜花。她把碗里的鲜花摔了出去，然后一枝枝地更换。“你早就该到修道院去的，”她说。“在那里完成你的教育还不算太迟。”

“最终，你不得不放我出去。”

“哦，是的，不过，当你在忙于你自己的单身圣歌时，你是不会监视别人、玩耍操纵艺术的。”她笑了起来——现在毫无幸福了。“我想，直到你进客厅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多么精于世故、多么油滑老练。你觉得我从来不会犯错吗？”

“哦，没有。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你一直过着单调无聊的生活。”

“我情愿你忘记最近几天来发生过的事。”安莱特停下，手里拿着一枝玫瑰。“不过，你不会说出去，是吗？因为你固执虚荣，一心要抓住——虽然大错特错——你认为是你强项的东西。”

“我没有监视你，你知道。”她很想纠正这一点。“阿黛乐谅我不敢走进客厅。如果我说是的我不敢，结果会怎样？我要跟他结婚？”

“不可思议，”她妈妈说。一枝花，冰一样的洁白，滑落到地毯上了。

“不是不可思议，真的。人的大脑真是个美妙的东西。”

露西尔把那枝长茎玫瑰捡了起来，重新递给她母亲。她从手指头那里吮出一粒血珠子。我也许会这么做，她心想，或者，我也许不会。不管怎么说，会有更多的来信。她不会再用孟德斯鸠的书了，她要把来信归档，夹到马布利[6]1768年的论著《论对不同社会自然秩序的怀疑》里头。那些来信，她感觉到，已经突然变得很多了。

[1]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主角之一。她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代价，要辅助丈夫登上王位。当苏格兰国王宣布他会在麦克白的城堡里过夜的时候，麦克白夫人怂恿她丈夫乘机弑君篡位。最后，麦克白夫人因为死者冤魂缠身，神智混乱，半夜梦游，发疯而死。

[2] 玛丽·都铎（1496—1533），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三位王后。在路易十二去世后，她嫁给了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

[3] 即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Mary Ⅰ of Scotland，Mary，Queen of Scots），出生一周后便即位为苏格兰女王。1552年同法国王子法兰西斯结婚。1560年，夫死，次年返回苏格兰亲政。信仰天主教，为苏格兰贵族和加尔文教徒所不满。1567年被废黜，次年逃入英国，后来西班牙国王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图谋扶持她夺取英国王位。

[4] 与这三个含有红的短语对应的英语分别是caught red-handed；in the red；Red-letter day。

[5]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6] 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1709—1785），有时也被称作马布利神父，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布利主张需要之平等（equality of needs）。他在人类平等上的立场异常坚定，反对不事生产和懒惰行为，这使他与那些对贵族不劳而获地享有财富和特权感到愤怒的人立场一致。

第3章

马克西米连：人生与时代（1787）

“1783年6月，法国《梅屈尔报》这样写道：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律师，在这个问题上——在艺术和科学事业上——挥洒雄辩之口才和非凡之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多样才华。”

我看到露丝里的蒺藜

在你献给我的花束里……

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诗歌》

现在切口正在变黄，因为用得多了的缘故，显得破旧了。他一直在努力寻思该如何保养它，如何使它保持干净，但是整个纸张的四边都起了皱，卷曲了。他认为，他把它记住了，不过，如果他只是在心里重复，它可能会变成自己杜撰的东西。可是，当你手里拿着稿纸阅读它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别人的观点，是由印刷工人成立的巴黎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写的。

关于这桩案子，有了一篇相当长的报道。肯定，这是一件令公众发生兴趣的事。一位圣-奥梅尔的德·威瑟里先生自己弄到了一根避雷针，架立在自家的屋上，招来一群脸色阴沉的傻瓜围观的时候，案子就已经开始了。安装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嘭嘭嘭地走到市政府，声称这玩意儿实际上是在吸引闪电，因此一定要从屋上把它取下。德·威瑟里先生为什么要吸引闪电呢？噢，他跟魔鬼为伍了，是吗？

因此，要在国家臣民是否拥有避雷针的权利这一点上展开诉讼。这位气恼的居民咨询了阿拉斯律师协会的一位大牌律师德·布伊萨尔先生，此人的科学倾向非常强烈。那时候，马克西米连与德·布伊萨尔相处得相当和睦。他的同事显得非常亢奋：“你瞧，这是一个攸关原则的问题；有人企图阻挠进步，反对传播科学的益处。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启蒙人士，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愿意进来为我写些信吗？你认为我们应该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信吗？”

建议，忠告，还有科学评论倾泻而来。各种文件摊了整整一屋子。“马拉这个人呢，”德·布伊萨尔说，“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人不错，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引申他的假设。我听说了，他与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关系搞得很臭。”最后，这个案子送到阿拉斯参议院时，德·布伊萨尔站在一旁，让德·罗伯斯庇尔先生发言。德·布伊萨尔没有意识到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案子对他的记忆和组织能力将会产生多大的压力。他的同事似乎倒没有感觉到压力，德·布伊萨尔把这个案子下放给年轻人去办了。

后来，打赢了这场官司的人举办了一场聚会。无数封贺信来了——哦，倾泻而来可能是夸张，但是，毫无疑问，这桩案子引人注目。所有的文件，也就是马拉医生无数的证据，他还放在手头呢，他的发言以最后一分钟对方按照此方的要求纠正错误而告终。有几个月的时间，每当有人过来拜访，姑姑们总是拿出报纸，说，“你看过有关避雷针的文章吗，上面说马克西米连干得出色吧？”

马克西米连性情安静，镇定，容易相处。身架子好看，又大又亮的眼睛，一会儿发蓝，一会儿发绿。开口的时候不乏幽默感；肤色苍白；他穿着讲究，衣服一向非常得体合身。棕色的头发总是精心打理，而且敷粉。曾经，他都无力维持他的外表了，于是，现在打扮成了他唯一的奢侈。

这是一户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来着的人家。他早晨六点起床，然后处理文件，直至八点。八点钟，理发师过来。之后，就是简便的早餐——新鲜面包，一杯牛奶。到十点钟的时候，他通常已经在法庭了。在法庭打完官司之后，他就设法回避同事，可能早点回家就回家。因为早晨的辩护冲突，到现在，他的胃里还在翻江倒海，他吃了些水果，喝了杯咖啡，还喝了点大量稀释的红葡萄酒。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经过一个早上相互比着扯嗓门，可是，从法庭上吵吵闹闹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高喊又是拍背了？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喝酒、吃饭，把注意力转移到厚厚的红牛肉块上了？他根本就学不来这套功夫。

晚饭过后，他就去散步，无论天气阴晴都要去，因为布朗特狗不在乎天气阴晴。如果你把它丢在室内，等它出去四处轻跳跑步的时候，它就会捣蛋。于是他便让狗拉着他，穿过街道，穿过树林，穿过田野。他们到家了，样子看上去几乎没有他们出去时那么像样。姐姐夏洛特说，“别把那浑身是泥的狗带到这里来。”

布朗特狗在他房间外面“扑通”趴下了。他关好门，工作到七点或者八点钟。当然，要是第二天有案子，工作时间会更长一点。等到最后把所有文件都放好时，他或许会咬咬钢笔，为下一次文学社团碰头聚会写几行诗。他承认，他写的不是诗。是一些够得上诗歌水准，但是并不严肃认真的玩意儿。有时候，一些诗要比另外一些诗更不正经。比如，想想他的这首《果酱馅饼颂》。

他书读得不少。后来，他要每周参加一次阿拉斯科学院会议。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讨论历史、文学、科学话题，还有时事。可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这些，他们还提供八卦新闻，还安排婚事，惹起了不少小镇上的纠纷和仇恨。

别的一些晚上，他就写信。夏洛特总是频繁地要求核查家庭账单。每周一次，他要去拜访姑姑们，如果不去，她们就要生气。现在她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样一来，拜访就要占去两个晚上的时间。

他从巴黎回到阿拉斯的时候，有了不少变化，他拥有一个新的法律学位，怀揣着自己精心调整过的希望。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一年，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姑姑尤娜丽宣布，她准备出嫁。教区的老处女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希望都存在着。姑姑恩瑞艾特说，尤娜丽发疯了：罗伯特·迪奥赫蒂斯是个鳏夫，有七个孩子，其中有个女儿，安娜莱斯，都到了能嫁人的年龄了。可是，在六个月之内，姑姑恩瑞艾特的酸葡萄却变成了神秘的粉红色的脸红了，还有许多不合体统的骚动不安，她的话里还包含了许多暗示。第二年，她嫁给了加布里埃尔·德·胡，一个咋咋呼呼、年纪五十有三的人。马克西米连为自己身在巴黎、无法脱身去参加婚礼感到庆幸。

对姑姑恩瑞艾特的教子来说，没有婚姻，没有道喜。他姐姐恩瑞艾特身体从来就没好过。她不能呼吸；不能吃饭；是这些女孩子当中不可能长大的一个，注定了成为叫骂的对象，她总是把头埋在书中。一天早上，消息是通过一封信传到他这儿的，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周。他们发现她死了，她的枕头浸泡在血泊中。她失血的时候，楼下的姑姑们还在和夏洛特一起打牌；她们还在享用简便晚餐的时候，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她才十九岁。他爱她。他曾希望他们也许能成为朋友。

就在这些美好婚姻发生之后的两年，外公卡洛特过世了。他把酿酒厂留给了舅舅奥古斯汀·卡洛特，还给他在世的七个孙子辈的孩子们每人留下了一笔遗产，留给了马克西米连、夏洛特，还有奥古斯汀。

承蒙修道院院长之情，年轻的奥古斯汀拿到了他哥哥在路易大帝高中的那种奖学金。他成了一个可爱，但是表现并不突出的男孩，比较用功认真，但不是特别聪明。马克西米连去巴黎的时候曾为他担心，他是不是会觉得学校的学习标准过分严苛。他一直认为，他们这个家庭背景出身的人，除非拥有智慧，否则就没什么能够展示的了。他猜想，奥古斯汀现在正有同样的觉悟吧。

他回到阿拉斯的时候，在姑姑恩瑞艾特，还有她那吵吵嚷嚷的丈夫那里住下。一周还不到，他就提醒他，他还欠着他们的钱呢。准确地说，是他父亲佛朗索瓦欠下的这么些钱，欠姑姑恩瑞艾特的，欠姑姑尤娜丽的，欠外公卡洛特庄园的。他不敢多问。他外公的遗产已经用来偿还他父亲的债务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这种做法不讲情面呀；这种做法贪婪呀。他们可以给他一年的宽限，等到他挣钱了才行。他没闹出什么动静来，付了钱；之后就搬了出去，免得让姑姑恩瑞艾特难堪。

假如情况倒过来，他是不会向他们要钱的，一年之后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眼下，他们总是在谈论佛朗索瓦，你爸爸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在你这个年纪，你爸爸总是干这样那样的事。他心想，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又不是我爸爸。后来，奥古斯汀从路易大帝高中回来，他一下子长大了，让人吃惊。他那张嘴，口无遮拦，出言不慎；他虚掷了光阴，成了个拼命追女人，但是又没能耐搞到手的家伙。姑姑们不无羡慕地说，“他真是他爸爸那块料儿。”

现在夏洛特从修道院学校回家了。他们一起布置位于拉波特尔街上的房子，马克西米连挣钱，奥古斯汀到处晃荡，夏洛特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想出了关于他们两人的刻薄评论。

在整个路易高中放假期间，他从没疏忽过他应尽的一轮一轮的拜访任务。拜访主教，拜访修道院院长，拜访第一位学校老师，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不是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而是他知道今后自己如何需要他们的美好祝愿。因此，每当他回来，他的细心总有收获和回报。家里持一种看法，但是城里却持另一种看法。他被叫到阿拉斯参议会的律师协会去开会，其他人受到怎样的欢迎，他就受到怎样的欢迎。因为，当然，他不是他父亲，世界是在向前；他冷静，优雅，谨言慎行；他是城市的荣誉，是修道院院长的荣誉，是把他抚养成人、受人尊敬的亲戚的荣誉。

要是那个太差的德·胡不再回忆该多好……要是你能命令你的思想该多好，这样，某些谈话，某些暗示，甚至某些想法就不会让你感到厌恶了。仿佛你是在为什么罪过感到愧疚似的。可你不是罪犯，你是法官啊。

第一年他接了十五桩案子，这个数字被看成比平均数好了一点。通常，他会提前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文件，但是，在第一次听证会之前的晚上，他总要工作到午夜，如果有必要，会工作到天亮。他总是把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做过的一切忘掉，把文件丢在一边。他总是把案子的事实再过上一遍；为了确立论点，总要把论据从根基开始，再不辞辛劳地梳理一遍，他有个像是吝啬鬼的保险箱一样的脑袋。一旦事实进来，就留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吓呆了同事，可他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们以为他真的不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吗？

他开始建议自己的客户们，只要能在庭外解决的案子就在庭外解决。这样给他本人以及对手带来的利润就很少了，不过，这样却给客户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开支。“别人可不是这么精打细算的，”奥古斯汀说。

四个月的实习之后，他被指派到一个非全职的司法岗位。这是一份荣誉，来得很快，不过他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个双刃岗位。最初的几个星期，他目睹了很多有错的事情，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讲了出来。把他负责介绍到律师协会的列波列尔先生，似乎觉得他多次失态。列波列尔说过（他们都说过），“当然，我们赞成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在阿特瓦，我们宁可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就这样，误解开始产生了。上帝知道，他根本就没打算去搅乱别人的心情，不过，他似乎成功地消除了误解。因此，这个司法岗位，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得到，是不是算是个小小的安慰，是一份贿赂，是一种挫败他的判断力的办法呢，还是，它是不是一件奖品，一份恩惠，甚至是一种补偿……补偿尚未对他施加的伤害呢？

那一天到来了：那一天指定由他裁决案子。他没睡，百叶窗户敞开着，他注视着对面的天空夜的进程。为了这桩案子，有人在他的文件中间放了一只晚餐碟子。他站起来，把门锁上。碗里吃的东西，他碰都没碰。他期待着看到食物在他眼前腐烂。他看着碟子里的一只苹果的绿皮，好像它正在腐烂似的。

如果你离开人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跟他母亲一样，永远不再被人们谈起。可他依旧记得她靠着垫子撑起身子，等待挨刀子的时候她的那张脸；他依旧记得，在这之后，其中的一个用人说他们要把她的床单烧掉的那番样子。你也许会像恩瑞艾特一样死去：独自一人，血涌出来，流到白布上，不能呼叫，不能动弹，吓得要死，瘫倒在地，而与此同时，楼下，人们正在闲聊扯淡，分发蛋糕。你也许会像外公卡洛特一样死去——半身不遂，无法行走，令人讨厌，记忆丧失，为了遗嘱的事焦虑不安，对他的副经理喋喋不休地说，做酒桶的木头年份久了；时不时地突然中断谈话，还在为三十年前做错的事责怪家人，诅咒他漂亮的、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因为她的子宫肿胀，丢人现眼。那不是外公的过错呀。那是因为上了年岁呀。可是，他无法想象老年的景况。他无法想象迈向老年的景况。

而且如果你被绞死呢？这他不想考虑。工作日内，罪犯被绞死可能也就花半个小时。

他曾尝试过祈祷：为了让思绪平定，手里捻着串珠。可是在那个时刻，每当串珠从手指中间滑过的时候，它们就在提醒他，这是一根绳子，之后他便轻轻地把串珠丢在地上。他不停地在数：“我等父者，在天我等父者，万福马利亚，万福马利亚，”还有那句虔诚的补遗之语，“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及圣灵，阿门。”那些念叨出来的祈福音节连缀在一起。它们构成毫无意义的词语。它们在自我翻转，在意义之内和意义之外来回地飞奔。什么是意义？上帝不会告诉他该做什么。上帝不会帮他。他不相信那一类上帝。他告诉自己，他不是无神论者，仅仅是个成人而已。

天亮了：他听到窗户下面车轮叽叽呀呀的声响，听到马身上的皮革辔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还有那匹拉着一辆载着蔬菜的小车的马儿，打着响鼻，发出嘶嘶的细小声响，这些蔬菜是给那些在晚饭时间还能活着的人吃的。神父们在洗刷各种器皿，为早上的弥撒做好准备，窗户下面的居民们在起身，洗脸，烧水，点灯。在路易高中，这个时刻他已经在上第一节课了。他熟悉的孩子们在哪儿呢？路易·苏鲁在哪儿呢？还在继续他那讽刺挖苦的老样子。弗雷农在哪儿呢？还在社会上闯荡，开天辟地。还有，卡米尔马上就要睡觉，今天早上，要到这个城市的黑色心脏去集中：睡着的时候，就意识不到他那个也许该遭诅咒、四周是用肌肉和骨头裹着的灵魂了。

布朗特狗在门口表示不满了。夏洛特走了过来，厉声把它唤走。布朗特不甘心地用爪子在楼梯的阶梯上刨来刨去。

他开门让理发师进来。此人朝他的一贯态度和蔼可亲的客户仔细地瞧了瞧；他知道，今天上午最好别闲聊。时钟滴滴答答毫不留情地走向了十点。

在最后一刹那，他突然想到，他不必去法庭。就干脆坐在这儿，说，我今天不去法庭。他们要等他等上十来分钟，差遣一名文员沿路看看，之后，他们会捎信过来；他呢，就回答说，他今天不到法庭去了。

他们不会把他拽过去或者抬走，是吗？他们不会从他喉咙里强行逼出个裁决吧？

不过，这是法律，他心想，感到身心疲惫了。如果他不能完成，他就该辞职。昨天，他就该辞职的。

下午三点：出现了事后反应。他要生病了。就在这里，马路边上。他身子弓成了半个人。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外冒。他向下，膝盖着地，趴着。眼睛雾蒙蒙的，嗓子生疼。可是，他胃里什么也没有呀。二十四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他伸出一只手，努力要站起来，稳住自己。他期待有人抓住他的手，防止他颤颤巍巍的，不过，当你生病的时候，没有人会来帮你。

如果有人注意到他沿着马路走路的样子，他们就会看得出，他是在踉踉跄跄地行走，左一脚右一脚，歪着个身子。他努力有意识地把身子挺直，使自己的步子稳而不乱，可两条腿感觉太遥远了。整个儿都不听使唤的身体又一回给了他一个教训：对自己要真心。

这就是实习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未婚，富有人情味，整个人生都还在前头的年轻人。今天违背自己深深执着的信念，按照法律过程判处了一名罪犯死刑。此时，他正去为死刑祈祷。

有个人侥幸保住了性命：他成功通过庭审了。即便在阿拉斯这儿，找到同盟，如果不是朋友的话，还是有可能的。约瑟夫·弗彻在奥拉托利会学院教书。他曾经考虑过当牧师，可是后来他离这个想法越来越远了。他教物理，对所有新生事物都感兴趣。弗彻相当频繁地参加由夏洛特发出邀请的晚宴。他好像向她提过，或者，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之间逐渐达成了某种默契，某种心照不宣。不论什么样的姑娘都会被这个孱弱、手脚像树枝一般、眼睛几乎不长睫毛的弗彻迷住，马克西对此感到惊讶。可是，谁知道呢？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喜欢弗彻，不过，夏洛特自己的日子是她自己过。

后来，来了名卫戍部队的工兵上尉拉扎尔·卡尔诺，一个看上去比他本人要年长一点的人，说话总是留有余地，为部队没有给予自己机会、为自己作为国王陛下部队里的普通士兵，他总是说话刻薄尖酸。卡尔诺到连队去参加阿拉斯学院的聚会，每当他们讨论十四行诗的时候，程式化的套话就在他脑子里翻来转去。有时候，他对参加聚会的人长篇大论地讲述部队里糟糕透顶的状况。会员们这时候总是彼此开心地交换眼神。

只有马克西米连在认真地听。他对军事问题知道得很少，因此感到有些震惊。

德·凯拉列奥女士被学院选进文学社团的时候，是第一个女会员。以她的名义，他就妇女天才、妇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作用，发表了一通演说。过后，她说，“你为什么不叫我路易丝呢？”她写小说，一个星期写上成千上万的词语。他羡慕她的才华。“先听听这一篇吧，”她总是说，“然后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他确信不会叫她路易丝的，作者都是敏感的人。路易丝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她从来没有把她纤纤手指上的墨水擦干净过。“我要动身去巴黎，”她说，“恕我冒昧，人不能一直就困死在这个落后的地方。”边说边用手中一大摞卷好的手稿敲敲椅背。“哦，严肃庄重、神奇莫测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你为什么不到巴黎来呢？不？哦，至少，让我们今天下午出去野餐吧。让我们制造个谣言，好吗？”

路易丝属真正的贵族阶层。“在那里，什么都不用考虑，”姑姑们说，“可怜的马克西米连。”

“不论高贵与否，”夏洛特说，“这女孩子是个妓女。想象一下，她要我哥哥跟她一起到巴黎去。”是的，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路易丝把背包收拾好了，猛地冲向未来了。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马路上那些交叉路口当中的一个。只有当你今后的人生发展顺利，但是感到迷惘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那个交叉口。

此外，还有姑姑尤娜丽的继女阿涅斯。比起其他继女来，两个姑姑倒更喜欢她。她们说，她举止端庄优雅。

不久，有一天，一个可怜的制绳者的母亲出现在他家门口，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说她儿子坐牢，是因为位于安乾的本笃会修道院指控他儿子偷窃。她说这个指控不仅错误，而且恶毒；修道院的司库德姆·布罗纳德是个臭名昭著的有窃癖的家伙，此外，他还企图让制绳者的妹妹跟他上床，而且，她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第一个女孩……

是的，他说。你平静一下。你坐下。让我们从头开始。

这就是他开始得到的客户类型。一个普通男人，或者经常性地，一个普通女人，与既得利益有冲突的人。自然，并不希望从他们身上捞到一点费用。

制绳者的讲述听起来糟糕到了不可能是真人真事的程度。不过，他还是说，我们会让真相大白。一个月之内，德姆·布罗纳德就受到了调查，制绳者正在起诉修道院，寻求赔偿。当本笃会修道院想要找个律师的时候，他们找过了谁呢？列波列尔先生，他曾经的资助人。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因为感激而受限制，因为这关系到真相。

这是微不足道的空洞言语，但却在整个城市回荡。人人都要选择立场，表明态度，绝大多数法律机构都站在列波列尔这一边。这场官司演变成了一场不择手段的较量。当然，最后，他们采取了他想象到的、他们会实施的行动：他们给了制绳者一笔超过他多年收入的钱，为了在庭外了结官司，让他离开，保持沉默。

显然，事情过后，整个情形就不同了。他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沆瀣一气共同密谋对付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把他作为一名反对教堂的制造麻烦者加以谴责。他？修道院院长的受保护人？主教的金童？很好。如果那就是他们想要看到他的方式，从现在开始，他将不怕麻烦，不让他的同事们过得轻松，不要再这么乐于助人、这么彬彬有礼了。让世人对他有不错的评价这个长期存在的瘙痒是个错误。

阿拉斯学院选举他担任院长，不过，他多次长篇大论地谈私生子的权利，这令他们感到兴味寡淡、心生厌倦。除了这个，你就觉得天下没有别的问题了吗，其中一位会员埋怨道。

“如果你爸妈行为检点，”外公卡洛特曾经说过，“你就不会生在这个世上了。”

夏洛特总是拿出她的几个账本儿，然后留意到，月复一月，他的良知成本在不断地变高。“当然是这样，”他说。“你指望什么呢？”

每隔几个星期，她总会抓住他，说上这些伤筋动骨的话，向他证明，即使是在自家的屋里头，旁人也不理解他。

“这个屋子啊，”她说。“我不会把它叫作家的。我们从来就没家。有些日子你太忙，连话都不说。我也许不在这儿。我是个持家的好把式，可是，你对我的布置安排表现出了什么兴趣吗？我是个好厨子，可你对吃饭毫无兴趣。我请人过来，我们把牌拿出来或者准备谈话的时候，你就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在书上画画写写的。”

他在等她消气。这可以理解。这些日子发火成了她的常态。弗彻曾经向她求婚或者类似什么的，之后，竟然把她丢下不闻不问，她看上去有点像个傻瓜。他隐隐约约地在纳闷，对此是否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可他又觉得，从长远来看，不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她反倒会过得更好。

“对不起，”他说。“我会争取多跟别人交往。只是我手头工作忙，事情多，要处理。”

“是的，可是，你拿报酬难道就是因为工作吗？”夏洛特说，在阿拉斯，他落下个名声，那就是，对钱没兴趣，心肠好。这话令他吃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讲究原则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傻瓜。她总是抱怨自己疏远那些本可以提拔他的人；他呢，总是一遍一遍地向她解释，为什么有必要拒绝他们帮忙，他的职责何在，他觉得做什么事情才是自己的义务。他认为，她从中引申得过多。毕竟，他们总是给他支付报酬。桌上还有吃的嘛。

但是，夏洛特总是围着这个观点绕来绕去。迟早，她会把自己真的说得变成个哭哭啼啼的人的。结果呢，这真的成了令她伤心的事了。

“你会娶阿涅斯。你会娶阿涅斯，把我一个人丢下的。”

在法庭上，他此时正在发表人们所谓的“政治演说”。怎么会不呢？一切都是政治。制度腐败。正义待价而沽。

1787年6月30日：

现命令，印刷出版的、署名为“德·罗伯斯庇尔律师”回忆录中攻击司法和法律权威、伤害法官的语言当令行禁止；本命令应在阿拉斯镇张贴公布。

贝迪恩法官签署令

往往，在普遍的黑暗之中会出现一丝光明：有一天，他正从法庭出来，一位名叫赫尔曼的年轻倡议人缓缓地走到他身边说，“你知道，德·罗伯斯庇尔，我开始感到你是正确的。”

“在哪一方面？”

这位年轻人显得惊讶，“哦，在每一方面。”

他给梅兹学院写了篇随笔：

在共和国家，精力的主要动力是道德，是热爱法律，是热爱国家。因此从这些动力的本质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关系必须让位于大众利益……每个公民都享有国家权力……因此，如果国家安全要求对他进行惩罚，每个公民就不能无罪释放他最亲密的朋友。

他写完之后，放下笔，看了看文章，心想，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不错，对我来说，这么说倒真是容易，因为我没有最亲密的朋友。接着，他又心想，我当然有，我有卡米尔这个最亲密的朋友。

他寻找卡米尔的最后一封信。信是用拉丁文写的，相当模糊不清，是关于一个已婚女人的什么事。通过拼命学习这门已经不用的语言，卡米尔在向自己掩饰自己的痛苦、茫然和疼痛。通过强迫收信人翻译，他其实是在说，请相信，我的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精英分子的快乐，是某种只有通过书写和邮寄发送出去才存在的快乐。马克西米连把手掌在信上停留了一会儿。卡米尔，要是你的人生顺利该多好啊。要是你头脑更冷静，要是你脸皮更厚，要是我能再见到你该多好啊……要是所有的事能够永远在一起发挥作用该多好啊。

现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一件一件地列举制度的邪恶以及在阿拉斯专制制度上的细微表现。上帝知道，他是在努力使自己平静，努力使自己适应。他向来冷静，是个墨守成规之人，对有经验的同事一直尊敬有加。一旦他说话很冲，那是因为他总是在希望，通过羞辱他们从而使他们采取良好的行动。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过，他在要求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他在要求他们承认，他们整整一生都在其中辛勤劳作的制度是错误的，是毫无根据的，是邪恶的。

有时候，当他面对道德败坏的对手或者高傲的地方法官时，他总是克制住自己想用拳头打到对方脸上的冲动。他克制得太厉害了，结果脖子和肩头都在疼痛。每天早上，他一睁开眼睛就说，“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忍耐今天吧。”然后他就祈祷某件事、所有的事发生来拯救他，让他摆脱这些无休无止的、礼貌的、漫长的指责来拯救他，使他摆脱因年轻、智慧和勇气带来的恣意放纵。马克西米连，你没有能力偿还那个人的代价了。他贫穷，我必须这么做。马克西米连，你晚饭喜欢吃点什么呢？我不知道。马克西米连，你给快乐的日子取了名字了吗？他梦见自己正在沉没，深深地、深深地沉没在发光发亮的大海下面。

他极力不去得罪别人。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个本质上通情达理、与人通融的人。他可以回避，推诿，逃遁问题。他可以神秘兮兮地微笑，拒绝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表态。他可以吹毛求疵，死抠字眼。这就是生活，他心想；可这又不是生活呀。因为那个赤裸裸的问题来了，两者要择其一：你想要革命吗，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是啊，你见鬼去吧，你们都见鬼去吧，我就是要革命，我们需要革命，那是我们将要成就的事业。

第4章

婚礼、骚乱、皇族（1787—1788）

露西尔没有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说，她要想一想。

安莱特：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惶恐不安，第二个反应是勃然大怒。当眼前的危机结束，而她有了一个月没见到卡米尔的时候，她便开始取消自己的社交约会，晚上兀自一人待着，像条衔着块骨头的狗一样，在为当下的局势发愁。

被视为受到人家的引诱已经够糟的了。被视为遭到人家的抛弃就更糟了。为了个长大成人的女儿而遭人抛弃了？尊严处于再低不过的境地了。

自从国王解雇了部长卡隆，克劳德便每晚都在办公室，起草各种信函公文。

第一个晚上，安莱特没睡着。她辗转反侧，不住地出汗，一直到凌晨时分，自己都在算计着要报复他。她曾想过，她会用某种方式迫使他离开巴黎。到了四点，她再也受不了还在床上。她起来，肩上随便披了件裹的东西，在黑暗中走过公寓。走的时候，光着脚，像个囚犯，因为她最不情愿的就是弄出噪声，吵醒自己的女儿——毫无疑问，她还在睡呢，没有性伴侣，她的觉睡得那么恣意任性，那么安静。天亮的时候，她站在敞开的窗户旁边打颤。她的决心好像是个幻觉或者是场梦魇，一种由别人而不是她自己梦见的、魔鬼般的、巴罗克式的自满。嘿，现在，这是个意外事件，她心想：结束吧。那时候和现在一样，留给她的是伤心，是失落感。

这些天来，露西尔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不知道她头脑里在想什么。不管怎么说，她们彼此已经不再说话。有人在场的时候，她们就设法说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单独在一起，互相感到尴尬。

露西尔：她总是独自一人打发她能拥有的全部时光。她把《海洛薇斯的小说》又读了一遍。一年前，她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卡米尔告诉他，他有个朋友，一个奇怪的名字，以字母R打头的，认为这本书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作品。他朋友是个十足的感伤主义者，要是他们见面的话，他们总是相处融洽。她清楚，他并不怎么看中这本书，还有点希望影响她对这本书的判断。她记得他跟她母亲谈论卢梭的《忏悔录》，这是另外一本他父亲总是不许她阅读的书。卡米尔说，这本书完全缺乏细致感，还说，有些事情最好不要下笔落在纸上。打那以后，对自己在红日记本上写什么，她就一直小心了。她回想起她母亲一边大笑一边说，我认为你只要保持一份细致感，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卡米尔关于罪的审美发表过什么评论，她几乎没听清楚，可她母亲又在大笑了，一边把身子朝他身上靠，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当时她就应该知道的。

这些日子，她一直记得类似那样的事件，她在脑子里一会儿把它们颠来覆去，一会儿把它们拆开。她母亲好像在否认——大家都能够分辨得出她究竟在说什么——她曾经跟卡米尔上过床。她觉得她母亲可能是在撒谎。

鉴于目前的情形，安莱特对她一直友好和善，她心想。她曾经跟她说过，时间会处理好大多数事情的，并不特别需要采取行动。这似乎是以一种懦弱的方式在对待生活。会有人受伤，她心想，可是在每一方面我都赢了。我现在是个重要人物，影响就在我的行动之后随之而来。

她把至关重要的情景又在脑子里重新放了一遍。风暴过后，迟来的太阳苦苦挣扎的光柱把她母亲脖子上一束没有敷粉的头发照得亮晶晶的。他的手好像在窃窃私语，停留在她的腰窝处。当安莱特猛地旋转的时候，她的整个脸好像要坠落了，仿佛有人重重地打了她一下。卡米尔半笑不笑的样子；那就奇怪了，她心想。就只有一会儿，他抓住她妈妈的手腕，好像再预订她一天似的。

还有惊愕，可怕的令人心跳停止的惊愕：可是，当这情景——不管是给出细节还是带走细节——恰恰就是她和阿黛乐希望要见到的情景时，为什么它应该是惊愕呢？

她母亲不经常出去，要出去也总是坐在马车里。也许，她是担心不期然地会遇上卡米尔吧。她脸上有种紧张，像是更苍老了。

五月来临了。傍晚轻轻的、悠长的，而夜则短。不止一次，克劳德一直熬夜工作到天亮，想方设法在新总审计长的计划书上增加新意。议会可不好忽悠啊。又是那个税务问题。当巴黎议会证明是顽固不化的时候，宫廷通常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它下放到省里去。今年国王把它摊派到了特洛瓦，那里的每个议员都单独用一封密信获得谕令。对特洛瓦而言，这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乔治-雅克说。

6月14日，他在圣-日耳曼·洛克塞洛瓦教堂跟加布丽艾尔结婚了。她二十四岁；在她耐心地等待她父亲和她未婚夫把事情打理好的时候，有许多个下午，她就在厨房里试着烧饭，品尝自己的试验成果；调遣巧克力和奶油，经常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把糖放进她父亲上好的浓咖啡里。当她母亲拽她去穿婚礼礼服，而她却想到什么时候她的新丈夫会把它从她身上脱下的时候，她咯咯地笑了。她正在人生的舞台上不停地移动。当她出来，走进阳光中的时候，她挽着乔治的胳膊，力气大得超过了常规需要，她心想，我现在绝对安全了，我的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我知道生活将是怎样的，我不会改变它，就是当了女王也不会改变它。一想到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温馨的感情，她的脸色变得有些粉红了。那些糖果已经把我的脑子给凝固了，她心想，看到她婚礼上的客人，她笑盈盈地走进了阳光，感觉到身体在紧身的婚礼礼服里暖暖的。特别是，她不愿意当女王。她在大街上看到她在行走队列中时，脸绷得紧紧的，充满了愚蠢、无助和轻蔑。边缘坚硬的钻石在她四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像是明晃晃的刀刃。

他们租来的这套公寓结果离市政大厅太近。“哦，不过，我喜欢这里，”她说。“唯一困扰我的事就是那些样子粗野的猪，它们沿街东奔西跑的。”她咧嘴笑着望着他。“我觉得，它们对你来说无所谓吧。”

“很小的猪。不多。不过无所谓，你说得对。我们本来就应该明白住在这儿的不足的。”

“可这儿满可爱的。我在这儿觉得开心。除了猪之外，还有泥泞，还有市场上的女人使用的语言。等我们钱更多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搬走——等你坐上了国王的参议员的位置，那个时候不会很久的。”

当然，她对债务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已经想好，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他会告诉她的。可是生活还没安定，因为她怀孕了——好像是从新婚之夜开始的——可她非常地傻，没有脑筋，喜欢听好话，还在咖啡馆与他们的房子之间来回地穿梭，带着满脑子的打算和憧憬。他原先就知道，她正是他所考虑的那种人，正是他所期待的那种人：天真无邪，传统保守，性格中有虔诚的一面，现在他对她的了解更多了。因此，让什么事情给她的快乐蒙上阴影好像就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许他可以告诉她的时候来了，去了，隐退了。怀孕恰好适合她；她的头发厚了密了，皮肤光了，她看上去圆嘟嘟的，透明，几乎具有异国情调了，而且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乐观主义的巨大海洋使他们精神振奋，把他们一直带进了仲夏。

“德·安东先生，可以耽误您一会儿吗？”他们刚到法庭外面。德·安东转过身，发现是位法官，埃罗·德·塞谢尔，一位年龄跟他一般大的男人：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非常有钱。哦，乔治-雅克心想：人往高处走啊。

“我要向您表示我的祝贺，祝贺您被吸纳进国王的议会成员。您的发言非常精彩。”德·安东点了点头。“今天上午您一直在法庭吗？”

德·安东亮了一下公文包。“是柴拉侯爵的案子。这是侯爵有权获得这个爵号的证据。”

“在你脑子里，你好像已经证明好了嘛，”卡米尔低声地说。

“哦，你好，”埃罗说。“我没看到你在那边，德穆兰先生。”

“你一定看到我了。你心里希望你没有看到我吧。”

“喏，喏，”埃罗说。他大笑。他的牙齿非常白皙。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德·安东心想。不过，埃罗显得格外地镇定从容，而且斯文，就是准备就某个话题谈谈。“你觉得会出什么事情吗，”他问，“既然议会已经被流放、解散了？”

为什么问我呢？德·安东心想。他考虑好他的反应之后，说，“国王必须要有钱。议会现在已经放出话，只有三级议会才能批准给他一些补贴，我认为，既然放出了这样的话，他们就要恪守诺言。因此，国王在秋天召集他们时，他们会说同样的话——然后，到最终，他背对着墙，将会召集三级议会。”

“你为议会的胜利鼓掌吗？”

“我压根儿就不会鼓掌，”德·安东厉声说道。“我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召集三级议会对国王而言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为三级议会造势的贵族只是想利用它来削弱国王的权力，增加他们自己的权力。”

“我觉得你讲得对。”埃罗说。

“这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应该知道？”

“你据说是王后圈子里的常客。”

埃罗又是大笑。“你没必要拿我当用心险恶的民主党人嘛，德·安东。我觉得，我们比你了解的更加同情民主党人。诚然，王后陛下许给我这份特权，我可以在她高雅的牌桌上赢她的钱，但是，实情是，法庭里都是具有善良愿望的人。那里的好人要比你在议会里发现的好人要多。”

见风就是雨，他一有机会就要发言，德·安东心想。噢，谁又不是这样呢？不过，他的发言却是如此地专业精彩啊，如此地专业流利啊。

“他们只是对他们的家族怀有良好的愿望，”卡米尔插话说。“他们喜欢看到他们拿到舒舒适适的退休金。是不是一年七十万给了珀利拉克家族了？难道你不是珀利拉克家族的人吗？告诉我，你为什么就自我满足于法官的职位呢？你为什么不买下整个法律制度，然后再把它毁掉呢？”

埃罗·德·塞谢尔是个古玩鉴定商，古玩收集人。他常常踏遍整个欧洲，寻找雕刻作品、时钟、首版艺术品。他朝卡米尔瞅了瞅，仿佛为了看他，他长途跋涉，结果却发现，他原来是件低档赝品。他转身，面对德·安东。“令我惊讶的是，这个观念在令人好奇、头脑简单的人当中还被当成是国外的观念呢——因为议会反对国王，在某种程度上它便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国王试图把平等的税务制度强加给——”

“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卡米尔说。“我只是想要看看这些人在他们自己当中闹翻，因为他们行动得越快，一切将会崩溃得越快，我们拥有共和国就会越快。与此同时，如果我采取立场表明态度，那只会推进矛盾向前激化。”

“你的观点是多么奇怪，”埃罗说。“更不用说是多么危险了。”一时间，他看上去茫然、疲惫，而又暧昧。“哦，事情不会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他说。“我会感到高兴的，真的。”

“你厌倦了吧？”德·安东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一在他脑子里出现，马上就从他嘴里冒了出来——这不像他的风格。

“我觉得也许是吧，”埃罗可怜兮兮地说。“虽然人人都想——你知道的，都想更加高尚。我的意思是，人人都喜欢认为，为了法国的利益，应该作一些改变，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大家闲得无事。”

奇怪，真的——就在几分钟之内，谈话的整个基调就变了。埃罗变得非常地知心，他压低了说话的声音，去掉了说教布道的架子；他跟他们谈话，仿佛他十分了解他们。就连卡米尔都是满脸同情的样子在看着他了。

“哦，你们的财富和头衔这个重荷，”卡米尔说。“德·安东先生和我发现，让我们流泪了。”

“我一向知道你们属于感情丰富的人。”埃罗定了定神。“我得动身去凡尔赛了。那里有人盼着我去吃晚饭。先说声再见，德·安东。你已经结婚了，是吗？代我向你夫人问好。”

德·安东站着，在他身后望着他。脸上掠过沉思的表情。

他们开始在位于皇宫内的德·伏伊咖啡馆消磨时光。这里有着与夏庞蒂尔先生的咖啡馆不同的、不大拘泥于礼节的氛围。人群也不相同。关于这家咖啡馆，还有，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机会撞到克劳德。

他们一到，站在椅子上的人演说一般地在朗读诗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做猛力挥舞的姿势，然后用舞台表演的真实痛苦，抓住自己的胸脯。德·安东毫无兴致地朝他瞟了一眼，便转过身去。

“他们在搜查你，”卡米尔低语道。“皇宫。看你是不是对他们还有用场。他们将会给你一个小小的位置，乔治-雅克。他们将会把你变成公务员。如果你拿了他们的钱，你的结局跟克劳德一样。”

“克劳德干得不错啊，”德·安东说。“直到你来到他的生活当中。”

“可是，干得不错并不够，是吗？”

“是吗？我不知道。”为了回避卡米尔的目光，他朝那个表演的人看了看。“哦，他演完了。好玩，我可以发誓——”

此人没有从椅子上下来，而是用眼睛严厉地盯着他们看。“我要完蛋了，”他说。他从椅子上跳下来，然后像虫子一样走过房间，从口袋里掏出些卡片，向德·安东扔了过来。“一些免费票，”他说。“你好吗，乔治-雅克？”他高兴地笑笑。“你没法安排我，是吗？天哪，你长大了。”

“你就是那位获奖者？”德·安东说。

“正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你卑贱的仆人。好啊，好啊！”他用握好的、具有舞台效果的拳头捶打着德·安东的肩头。“你听我的话了，是吗？你是律师。你要么干得相当出色，要么活得窝囊，要么就在敲诈你的裁缝。你的样子好像结过婚了嘛。”

德·安东感到开心。“还有呢？”

法布尔在他肚子上戳了戳。“你开始发福了嘛。”

“你一直在哪儿？你一直在干什么？”

“附近，你知道的。这是我所在的新剧团——去年非常成功的季节。”

“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吗？要是在这儿，我会碰到你了。我一直在剧院看戏。”

“是的，不在这里。在尼姆。噢。还算成功。我已经不干风景园林设计了。主要地，我一直在写剧本，还有巡游。还写写歌。”他中断了一下，开始用口哨吹着什么曲子来了。人们转身，盯着他看。“大家都在唱这首歌，”他说。“我写的。是的，对不起，我有时候让人难堪。我写了很多那样的歌曲，它们在你们的脑子里转啊转，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而且，我还到了巴黎。我喜欢到这儿来，我是说，到这家咖啡馆，把我的初稿拿来试演。人们非常礼貌地听你的，他们还会给你如实的看法——当然，你自己没有征求。不过，不提这个了。票子是看《奥古斯塔》用的。在意大利剧场上演。这是个悲剧，不止一个方面是悲剧。我觉得，过了这个星期，可能这戏就要结束了。评论家们在找我的麻烦呢。”

“我看过《文人》，”卡米尔说。“那就是你的作品，法布尔，是吗？”

法布尔转过身来。他掏出一只长望远镜，仔细地打量着卡米尔。“越少提《文人》，越好。对它要完全保持石头般的沉默。哦，你知道的，它被枪毙了。”

“我觉得，如果你写关于评论家的戏，你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不过肯定，伏尔泰的戏剧经常被枪毙。他的戏在上演的头几个晚上通常会以某种骚乱结束。”

“真是这样，”法布尔说。“可伏尔泰一向不会为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发愁。”

“我理解你的工作，”卡米尔说。“你是个讽刺家。如果你想生活——那么，试着向皇宫多讨点好吧。”

法布尔把手中的长望远镜放低了一些。显然，他感到无比满足了，然后感觉到受人吹捧——就被那么一句“我理解你的工作”。他用手在头发上捋了捋。“卖光了吧？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确实喜欢轻松生活，我承认。我想挣钱快一些。不过限制还真不少。”

德·安东给他们找了张桌子。“这是什么？”法布尔边说边坐下。“十年了吧？不止？有个人说，‘哦，我们会再见面的，’不是太当真的吧。”

“所有正直的人正在一起漂泊，”卡米尔说。“你可以选择他们，就好像他们的额头上有十字架一样。例如，我上周看到了布利索。”德·安东没问布利索是何许人。卡米尔有许许多多名声不好的熟人。“在所有人当中，埃罗是刚才认识的。我过去一向讨厌埃罗，不过我现在对他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埃罗是议会法官，”德·安东对法布尔说。“他出生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古老家族里。不到三十岁，他的相貌无可挑剔。他游遍了很多地方。皇宫的所有女士们都在追求他。”

“多恶心啊，”法布尔嘟哝道。

“我们感到震惊，因为他刚才就花了十分钟跟我们谈话。据说，”德·安东咧嘴笑了笑，“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花好几个小时在镜子前面自言自语。不过，如果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除了他的几个用人之外，他是单独一个人，”卡米尔说。“贵族不会把用人当成真正的人看待，所以，在他们面前，他们非常愿意宽容他们所有的愚蠢。”

“为什么他一直在练习演说呢？”法布尔问。“是因为他们会召开三级议会吗？”

“我们猜是这样，”德·安东说。“他把自己看成是改革的领袖，也许吧。他提出了思想观点。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哦，好啊，”卡米尔说。“‘在上帝发怒的这一天当中，他们的金子和他们的银子不可能拯救他们。’所有这一切都写在《以西结书》[1]里面，你清楚的，如果你看用希伯来文写的，这就非常清楚。《以西结书》里还写了关于法律将如何从神父那儿消亡，参议会将如何从古人那里消亡。‘国王将要哀悼，亲王将要被悲伤包围……’——这一点，我非常肯定。如果他们一如既往就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来就是这样，而且，也非常快了。”

隔壁桌上有人说，“你该轻点儿说话。你会发现警察在听你们布道。”

法布尔手向下，用力朝桌子上一拍，然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瘦削的脸变成了砖红色。“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鬼环境里，引用《圣经》里的话算不上冒犯，”他说。有人在傻笑。“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法布尔极度愤怒地对卡米尔说，“我将来要跟你们打交道的。”

“哦，上帝啊，”德·安东嘴里嘟哝道。“别怂恿他。”他块头大，出去不可能不被别人注意到，因此，他努力显示出好像他没和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你最不需要的就是怂恿了，他心想，你惹是生非，因为你没别的事情可做，你喜欢思考摧毁外面的世界，因为你的内心世界已经被摧毁。他把头侧向门口那边，门外就是城市。这里有一百万人口，他心想，对于他们的观点意见，我一无所知。有人慌张莽撞，有人毫无原则，有人机械刻板、精打细算但是讨人喜欢，有些人解释希伯来人和不会数数的人，有些婴儿在子宫变暖的情况下变成鱼一样的东西，有些不怕衰老的古代妇女，她们脸上的胭脂凝固了，在午夜过后跑步，显示最先起皱的皮肤要死，然后再显示又黄又发亮的骨头。有穿哔叽衣服的修女。有安莱特·杜普莱希斯在忍耐克劳德。有巴士底狱的囚犯，叫喊着要自由。有畸形人和只是被弄得不像人样的人，有被遗弃的孩子，吮吸稀稀的劣质牛奶：哭喊着要人领养。有朝臣：有埃罗，给了安托瓦内特一场即将输掉的赌局。有妓女。有做假发的，有小文员，有站在广场上瑟瑟打抖、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在海关岗位上造成了损失，现在成了巴黎高墙内的人了。有曾经挖过坟墓的男人，不论是在成年时代还是在孩提时代，他们都在辛苦劳作，终其一生。他们的思想跑到了一个陌生的潮流上去了。关于他们的情况，人们无所知晓，也无从知晓。他把目光从法布尔脸上扫过。“我最伟大的作品尚未诞生，”法布尔说。他在空中勾勒出几个方向。某种自信的把戏，德·安东心想。法布尔是个有急智的人，像只钟表机械玩具一样结束了。卡米尔如同一个孩子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样在望着他。旧世界的重荷实在令人窒息，想要把它的重荷从你的生活中铲除，单单想起来就够累人的。各种观点不断地变来换去，累人啊，把摊在桌上的文件整来翻去，强词夺理，调整态度，累人啊。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更简单、更暴力的世界。

露西尔：按兵不动自有其微妙回报，不过，她觉得现在是稍稍施加压力的时候了。她把那些在托儿所玩的、用草当心脏的陶瓷娃娃的日子给忘了。德穆兰先生和她母亲，他们对付她的效果不错，好像他们把她的陶瓷头已经摔碎了。自从那天之后，身体更加真实了——是他们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话。身体的确牢靠实在。像受过伤一般，她感觉到了他们的高明，如果她可以疼痛，她一定会选择肉体的疼痛。

仲夏：总审计长布莱恩向巴黎市借了一千两百万里弗赫[2]。“大海里的一滴水，”夏庞蒂尔先生说。他公开出售咖啡馆了。他和安琪莉可打算搬到乡下去。对于好天气，安莱特总要尽自己的本分，到卢森堡公园闯一闯。她经常带着姑娘们和卡米尔散步散到那里。今年春天盛开的鲜花散发着幽幽的酸味儿，好像之前已经被人用过了。

露西尔花了很多时间写日记：构思出故事的情节。那个星期五，和以往任何一个星期五一样，开始了，就在这时，有人把我的命运从厨房那边带过来了，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还放到了我这无知的手中。那天夜里——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我是怎样从藏匿信件的地方把它拿出来，紧贴着我睡衣冰凉起皱的里子摆放，差不多就要放在我颤抖的心脏上面了：哗哗作响的信纸，摇摇曳曳的烛光，哦，还有我可怜的细腻情感哪。我知道，到九月份之前，我的生活将被彻底地改变。

“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无论如何，我要嫁给德穆兰先生。”非常平静，她观察到，因为愤怒和恐惧，她母亲那清晰的面容布满红斑的时候是多么丑陋。

她得为将来遇到的种种矛盾做好准备。她与她父亲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流着泪跑进了房间。几个星期过去了，她的感情变得越发狂野了：与大街上发生的几起事件形成了共鸣。

法院外面的游行示威已经开始。律师们一边把文件收好，一边就留下的好处与试图从人群中溜走的好处在辩论。不过，还有些致命的地方：一处，也许是两处吧。他们觉得，一直留下待到该地区被完全清理之后会更安全。德·安东在骂他的同事，然后出去，择路穿过战场。

好像有极大一批人负了伤。就是人们常说的挤伤，要不是因为少数人与卫兵进行徒手搏斗，也不会弄成这样。一个衣着体面的人在四处行走，向游人展示他外套上的那个洞眼，那个被一颗子弹给打穿的洞眼。有个妇女坐在鹅卵石上面，在说“是谁开枪了，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指使他们干的？”要求得到解释，声音尖声尖气的，充满了歇斯底里。还有几起没有得到解释的刀伤。

他发现卡米尔在一堵墙边，双膝着地，低着头，用笔在草草地写着某种证词。跟他说话的那个人躺在地上，只是在向上撑起肩头。此人身上的所有衣服都成了碎片，脸上全青了。德·安东看不清他哪里负了伤，不过在青斑下面，他的脸显得麻木了，他的目光因为疼痛或惊讶变得呆滞无神。

德·安东说，“卡米尔。”

卡米尔的眼睛从余光中看见了他的鞋，然后眼睛向上转移。他的脸色粉笔一般惨白。他放下手中的纸，不再努力听此人的胡言乱语。他指了指离这里几码远的地方正站着的那个人，此人抱着双臂，短腿叉开站着，眼睛在盯着地上看。没有语调，也没用强调的口气，卡米尔说，“那人看见了吧？那就是马拉。”

德·安东没抬头。有人指着卡米尔说，“法国卫兵把他摔在地上，踢到他的肋骨了。”

卡米尔痛苦地笑了笑。“肯定是挡了他们的道，是吗？”

德·安东试图让他站起来。卡米尔说，“不，我不能那么做，别管我。”

德·安东把他带回家，到加布丽艾尔那里。他在他们的床上睡着了，看上去病得厉害。

“哦，有件事，”加布丽艾尔那天夜里晚些时候说。“如果他们用脚踢在你的肋骨上，他们的靴子会弹飞的。”

“我告诉你，”德·安东说。“我在里面，在一间办公室里。卡米尔在外面，在骚乱的人群当中。我没玩那些愚蠢的游戏。”

“可这让我担心啊。”

“这只是一个局部的小动作。有些士兵惊慌了。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加布丽艾尔很难被人安慰。她早有打算，他们住下来为房子，为他们的孩子，为他即将享有的不小的成功做准备。她害怕任何动荡不安，不管是民事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的：担心动荡不安会偷偷地从大街上转移到门口，再转移到她的心里头来。

每当他们有朋友过来吃饭，她丈夫总是如数家珍般地谈起政府里面的人，好像他了解他们似的。谈到未来的时候，他总是加上一句，“要是目前的局面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知道的，”他说，“我以为我告诉过你们了，我最近从消费税务委员会主席巴莱汀那里接了很多活儿。因此，自然而然地，我的活儿要我跟政府的很多部门打交道。你遇到那些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时”——他摇了摇头，“你会开始对他们的能力做出判断。你是在情不自禁地做出判断。”

“可他们也是人哪。”（她想要说，请原谅，我虽然不懂，可我却在贸然插嘴。）“有必要质疑这个制度本身吗？接下来是？”

“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他说，“这个国家能持久下去吗？答案是不能。从现在起十二个月之后，在我看来，好像我们的生活将会面目全非。”

然后他坚定地闭上嘴巴，因为他意识到他一直在跟她谈女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他不想烦她，也不想令她忐忑不安。

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正在谢顶。他的朋友——或者那些希望跟他交友的人，认为有义务要他把头发从前额剃掉，因此，公爵的秃头症好像成了时尚，或者就是奇思妙想。不过，阿谀奉迎却无法掩盖秃顶这个事实。

菲利普公爵现年四十。人们都说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奥尔良血统是从皇族谱系旁出的一个初级分支，亲王们很少与他们年长的堂兄堂弟们面对面地交流。菲利普公爵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法与国王路易的看法达成共识。

菲利普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还是未见吉祥顺遂。他被抚养长大的过程是如此糟糕，长大之后的结果也是如此糟糕，你也许会想象得出，这一切是刻意这么做，是使他堕落，使他毫无资格、毫无能力胜任任何一种政治活动。当他结婚，跟几个新公爵夫人一起在剧院出现的时候，过道里面挤的全是妓女，打扮成一副嚎丧的样子。

菲利普不傻，不过他是个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人，一个容易对时尚和幻想发生兴趣的人。眼下，他对许多事情感到不满，国王无时无刻不在干预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信件被拆，他被警察和国王派出的间谍到处尾随跟踪。他们设法破坏他和威尔士亲王的友谊，阻挠他去访问英国，他从那里引进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和赛马。企图使他成为嘲讽对象的王后的党羽在不断诋毁他的名声，对他进行造谣攻击。当然，他的罪过就在于，他跟国王走得太近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好长一段时间，你也不能指望他能读懂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过你也用不着告诉奥尔良的菲利普，法国根本没有自由。

在他人生中的诸多女人里，有一个人格外突出：但不是公爵夫人。1772年，让利的菲丽切蒂成了他的情人，为了表白自己对她的那份情感品格，公爵让人在他的手臂上刺了青。菲丽切蒂是个甜美可爱，但是性格刚毅任性的女人，她还写过不少书。她学识渊博得令人吃惊，在人文领域很少有地方她没耕耘过。公爵为之倾倒，为之震惊，甚至被她俘虏了，他安排她负责他孩子的教育。他们自己也有个女儿，名叫帕米拉，既漂亮又有天分，他们装作这孩子是个孤儿。

从公爵那里、从孩子们那里，菲丽切蒂赢得了尊敬，赢得了俯首听话，还有钦佩：从公爵夫人那里，赢得的是对她的地位和权力胆怯的顺从。当然，菲丽切蒂她自己有丈夫——查尔斯-阿莱克斯·布鲁拉德·德·希勒雷，让利伯爵，潇洒英俊，前海军官员，服役记录非常优秀。他和菲利普走得近——他是菲利普的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保安之一，也是他的组织者，还是他的拍马溜须者。人们曾经把他们的婚姻叫作爱情的珠联璧合；二十五年过去了，查尔斯-阿莱克斯依然面容英俊，举止优雅，此外，他日日夜夜沉溺于他最重要的嗜好——赌博当中。

菲丽切蒂甚至已经把公爵改造好了——调整了他原先更为疯狂的极端行为，引导他把钱和精力花到更有价值的渠道上来。眼下，她四十往外，保养得不错，个儿高，身材苗条，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棕色眼睛，勾魂摄魄，五官上有个关键特征。她和公爵不再有肌肤上的亲密接触。不过，现在她正在为他物色情人，而且还指导那些情人们该如何举止得体。她习惯于成为事情的中心或者别人向她征求意见，她给别人提出一些忠告。她对国王的妻子安托瓦内特却没有爱戴之心。

宫廷痴迷于浮华庸常的做法造成了一度的文化脱节，那就是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文化中心。菲利普以及他的宫廷应该填补这个空缺，这，菲丽切蒂已经做好了安排。她帮他，倒不是因为她怀有政治野心——而是，凑巧的是，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人们希望培养的这么多的人都是思想自由之人，都是思想开明之人，都是期盼新的政治制度诞生之人，难道公爵就得不到他们的全部同情吗？在1787这一年，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贵族，个个怀有雄心壮志，但是个个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那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雄心壮志未酬难当，那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如人意，公爵的这种感受比绝大多数人更加强烈，他理应成为他们的领袖。

公爵希望成为人民拥戴之人，尤其是巴黎人民拥戴之人。他希望知道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关切。他把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法庭保留在皇宫。他把花园交给了民众去享受，把许多建筑作为店铺、妓院、咖啡馆和赌场出租了。就这样，在国家淫乱中心、谣言散布中心、偷盗中心、街头角斗中心的地带，站立着一个菲利普：善良的公爵菲利普；他的人民之父。不过没有人那样高喊。一切还尚未安排妥当。

1787年夏天，菲利普已经准备就绪，在为试探性的操练造着声势。11月，为增加国家贷款的谕令登记获得批准，国王决定，在召开的皇室会议上，与百般阻挠的议会展开较量。如果他不能如愿，他将被迫召开三级议会。菲利普准备与王权对峙——如德·希勒雷所言的那样——猛烈开火。

卡米尔在圣-索尔庇斯教堂外与露西尔见面了，时间不长，她曾在那里参加过礼拜结束时的赐福祈祷。“我们的马车就在那边，”她说。“我们的人，西奥多，通常情况下站在我的立场上，不过，他一会儿过后会讲明白的。因此，让我们加紧办吧。”

“你妈妈不在车里面，是吗？”他显得惊讶。

“是的，不在。她正朝家里赶呢。顺便说一下，我听说你参加暴动了。”

“你怎么听到这个情况的？”

“有小道消息。克劳德认识这个名叫夏庞蒂尔的人，是吗？好了，你可以想象，克劳德这下可高兴死了。”

“你不应该站在这里的，”他说。“很糟糕的天气。你身上都淋湿了。”

她有这么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他想把她捆到马车里，然后把她干掉。“有时候，我在做梦，”她说。“梦见在一个和煦的地方生活。那里阳光每天都在照耀。意大利倒是不错。之后，我就想，不，还是待在家里吧，我有点颤抖。我爸爸存放在一边、给我当嫁妆用的所有这些钱，我认为我不应该让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滑掉。把这笔钱丢掉绝对是忘恩负义的做法。我们应该就在这里结婚，”她挥了挥手，“我们自己选择一个时间吧。之后，我们可以去意大利度假。我们跟他们战斗、打赢之后，我们需要度假。我们可以养些大象，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

“那么你确实打算嫁给我了？”

“哦是的。”她朝他看了看，感到震惊。她已经忘了要让他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当这个成了她全部的思考内容，思考了好几个星期的内容时？也许，她原以为小道消息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事实是，这消息没有……会不会可能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已经把它给忘了呢？“卡米尔……”她说。

“很好，”他说。“可是如果我去对大象发誓，我不会仅仅因为兑现誓言而结婚。你得对我庄重发誓。说‘站在德雷修道院院长的尸骨旁边。’”

她咯咯地笑了。“我们一向把德雷修道院院长很当回事嘛。”

“我就是那个意思，庄重地发誓吧。”

“随你的便。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人家说什么，哪怕上天坍塌下来，在德雷的尸骨旁边，我发誓我会嫁给你。我觉得我们应该亲吻，不过，”她伸出手来，“我最多就能做到这个。否则，西奥多将感到不安，而且马上就要过来。”

“你可以除掉手套，”他说。“这才是开始。”

她除掉手套，把手伸给他。她觉得他会亲吻她的指尖，可事实上他握着指尖，非常用力地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刹那间，他握着她的手掌，用它捂住自己的嘴。仅此而已。他没有亲吻；只是在那里握着它，还在握。她哆嗦了一下。“你知道一两件事，是吗？”

在这之前，马车已经到了。马儿们在耐心地呼吸，不停地腾挪着脚。西奥多摆出背对他们的姿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条街道。“喏，听着，”她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妈妈对其中的一位神职人员动了柔情。她认为他在精神上圣洁高尚。”

此刻，西奥多转过身来。为她把车门打开。她侧过背。“他的名字叫劳德雷维尔修道院院长。我妈妈一旦需要讨论她的灵魂，他随时经常过来。最近这些日子，起码每周三次。他认为我爸爸是个根本没有感情的男人。好的，你要写信。”

门嘭地关上了，她从窗户里跟他讲话。“我想，你有办法跟年长的神父们打交道。你写信，他会把信捎过来的。如果你参加晚上的弥撒，你会得到答复的。”西奥多把缰绳收好。她的头在马车里来回地摇晃着。“上帝保佑，”她喃喃自语道。

11月：身在德·伏伊咖啡馆的卡米尔没有办法语速足够快地把话说出来。“我的德·维耶夫威尔堂弟实际上在大庭广众场合跟我说话，他总是这么急于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噢：跟往常一样，国王进来了，萎靡不振地坐在那边，半睡半醒的样子。掌印的人开口了，说三级议会会议即将召开，但是，要等到1792年才行，这个时间离现在可是一辈子之遥啊。”

“我谴责王后。”

“嘘嘘。”

“这招来了抗议，后来，就国王想要他们登记的谕令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靠近选票，掌印人便走到国王身边，私下对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国王干脆打断讨论，说，这些谕令要注册登记。然后干脆下令把它办好。”

“可是他怎么能——”

“嘘嘘。”

卡米尔环顾了一下他的听众。他意识到一件特别的事有一回出现了：他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消失了。“然后奥尔良站了起来，大家都转身，瞪大眼睛看着，他皮肤绝对白皙，德·维耶夫威尔说。然后公爵说，‘你不能那么做。这样做不合法。’之后，国王变得狼狈不堪，大声喊道，‘这样做合法，因为我想这么做。’”

卡米尔停了下来。很快，人群中传来了嗡嗡的声音——抗议的嗡嗡声音，模拟恐怖的嗡嗡声音，猜测的嗡嗡声音。很快，他就感到摧毁他本人立场的那种危险的冲动了。也许，也许，他够得上做名律师，他心想，可我是不是太诚实了呢？“请大家听着——德·维耶夫威尔说，以下的话是国王讲的。当然，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有人相信这句话——是不是太巧合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想要制造一场宪法危机，难道那不正是他们希望要他说的话吗？实际上，也许——因为他不是坏人，是吗，国王……我觉得可能他压根儿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他可能是在说某个不大好笑的笑话吧。”

德·安东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这个卡米尔说话并不结巴，而且，在拥挤的房间里，他在跟每一个人说话，而且好像他就只跟他们讲话。不过有人说道，“好，那么继续吧！”

“这些谕令登记妥了。国王也走了。他一走到门外，这些谕令就被废除了，从本子上给扯掉了。根据密信[3]，议会两名会员遭到逮捕。奥尔良公爵被流放到他位于维拉尔-科特莱特的庄园去了。哦——我经常受邀，和我们尊敬的德·维耶夫威尔堂弟共餐呢。”

秋天过去了。安莱特说，这好像是，如果屋顶朝里面坍陷，你却要在废墟里扒着寻找剩下的值钱的劳什子一样。你不可能一边坐在正在坠落的砖石里面，一边还在说“为什么，啊为什么？”此外，卡米尔的前景，他要对她、对她女儿做出什么事的前景，似乎太可怕了，无法抗拒。她接受这种现状，有如人们逐渐顺应某个疾病漫长的过程一样；有时候，她真想一死了之。

[1] 《圣经》中的《以西结书》（见《旧约》篇）。以西结是希伯来预言家。

[2] 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当时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

[3] 密信尤指法国革命前国王不通过法律手续发出的秘密逮捕令。

第5章

新职业（1788）

什么都没变化。一切依然如故。一样的老旧和令人烦躁的危机气氛。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做出让步，情况也不至于糟到哪里去。但是什么都没变化。毁灭啦，崩溃啦，国家这艘大船沉没啦：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啦，不断变化的平衡啦，摇摇欲坠的大厦啦，时间之沙啦。唯有陈词滥调在变换花样。

在阿拉斯，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面对新年，既凶狠好斗，又灰心丧气。他跟当地的司法局闹翻了。他没钱了。他退出了文学社团，因为诗歌成了毫不相关的东西。他在努力限定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他发现，对那些自鸣得意、追求权势职位和信口雌黄的家伙，现在很难做到哪怕是正常的尊敬礼貌——这是对阿拉斯上流社会做出的一个公正持平的描写。越来越多的闲谈转到了当下的问题，他总是压抑自己要笑的希望，让事情过去的希望，这一顺应的性格特征，他正极力想把它剔除掉。因此，每天上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是羞耻，在法庭上向每个论点做出让步便是失败。有些法律反对决斗，但是没有法律反对在脑子里决斗。他对他的弟弟奥古斯汀说，你不能把政治观点与持有这些政治观点的人分开；如果你把它们分开，这就表明，你没拿政治当回事儿。

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思想应该在脸上表露出来的——可他发现自己还是忝列在客人的名单上，依然需要驾车到乡下，到剧院去度良宵。他们不会看到，为了润滑社交接触的车轮，他还是没有说出足够的吹嘘奉承的话语。但是他们的期望给他带来的压力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变得有所圆滑，迫使他的回答变得多少有些温和；毕竟，举止得体是这么容易就做到，就像你从前一向是个乖孩子一样。

姑姑恩瑞艾特和尤娜丽用她们自己的圆滑，用她们向来就是为你才尽心尽力的愿望一步一步地逼着他向前。姑姑尤娜丽的继女阿涅斯：这么漂亮，这么喜欢你呀。因此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很快成婚？他绝望地说，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他们可能要召开三级议会，可是谁知道，谁知道呢，我也许会离开这里。

圣诞之前，夏庞蒂尔一家人在位于博瓦克下面的枫特蕾新家安居了。他们怀念的是咖啡馆，不是城市的泥泞、噪音，还有店里那些粗鲁的家伙。他们说，乡下空气使他们感到年轻了十岁。加布丽艾尔和乔治-雅克周日都要出来。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幸福快乐；日子是如此令人心满意足。这个婴儿将会拥有够七个孩子用的纱巾，获得的关注要比皇太子得到的还要多。经过漫长的冬天之后，乔治-雅克看上去经受过折磨，脸色惨白。他所需的就是在阿希斯家中待上个把月，可他没法抽出这个时间。眼下，他完全负责税务委员会的法律事务，可他说，他还需要一份收入来源。他想买上一块地，可他又说没有资金。他说一个人能做的有限，不过，毫无疑问，他向来就是杞人忧天。我们都为乔治感到自豪。

在财政部，鉴于眼下的局势，克劳德·杜普莱希斯让自己表现得尽量高高兴兴的。去年，在为期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法国连续换掉了三任财长，人人都在问同样愚蠢的问题，人人都要求得到源源不断的无用信息。每当他早晨醒来，想起他在为谁卖命的时候，他就真得非常认真地思考。毫无疑问，很快赖克尔先生要被请回，针对有关公众信心的话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将是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吐出的锦囊妙计。如果一般公众想把赖克尔当成是某类弥赛亚，可我们成了什么人哪，毕竟，我们只不过就是小职员而已，不过就是公务员而已……在财政部里，没有人认为眼下的局面能够得到挽救。

克劳德私下跟一个同事说，他可爱的女儿想要嫁给一个省里的律师，此人说话结结巴巴的，而且此人几乎从来没有出庭过，此外，此人好像道德品格很坏。他在心里纳闷，为什么这个同事如此窃笑。

财政赤字达到一亿六千万里弗赫了。

卡米尔·德穆兰和一个女孩在圣-安东尼大街一起居住，女孩的母亲从事肖像绘画。“就算是为了新年，也一定要去看看你的家人嘛，”她对他说。她审视般地望着他。她在考虑加入到她母亲工作的那个行业。卡米尔的肖像不大容易在报纸上登出来。当今的审美品位所欣赏的那些男人，都是肉嘟嘟的红脸，刻意摆出的姿势，还有刚刚理完发的头。要画出这些更容易。卡米尔在不停地挪动，挪动得太快了，哪怕就是闪电般的速写也赶不上。她知道，他在不停地挪动，从他们的生活中挪开，她想，她是不是能够在他走之前帮他把事情处理好。

于是就有了眼下名不副实的“勤奋”号马车在马路上，咣当咣当地奔向吉斯了。马路被一月份的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临近家门的时候，卡米尔才想起了妹妹恩瑞艾特，想起她早已不在人世。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见到恩瑞艾特。只有他母亲苍白的脸，还有进进出出的那位医生。他早就离家上学去了，去卡特-岗布莱希斯了，有时候夜里醒来，他就在想，她为什么不咳嗽呢？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被带到他母亲的房里，让他在母亲的床边上坐了五分钟。她眼睛下面有些透明的地方，那里的皮肤紫得发光，用枕头把她那瘦骨嶙峋的肩头向前推着。他到巴黎的那年，她去世了，那天，大雨下个不停，雨水穿过这座城市的街道，从褐色的水渠里流走。

他父亲给了神父和医生一杯白兰地，好像他们还不习惯死亡似的，仿佛他们还需要作准备似的。他本人，坐在角落里，一点也不显眼，在他看来，糟糕地，极其糟糕地，几个男人翻来覆去盯着这个话题在说：卡米尔，你觉得到路易大帝高中读书怎么样啊？他说，我下定决心了，我蛮喜欢这个主意的。难道你不思念你的妈妈爸爸吗？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三年前，我七岁的时候，他们就送我去上学了，所以我根本不会思念他们，他们也不会思念我。神父慌慌张张地说，他难过；不过，卡米尔啊，你的小妹已经身在天国了。他说，不，神父：我们被迫相信，恩瑞艾特现在已经身在炼狱，品尝折磨了。因为亲人离世的缘故，这就是我们的宗教允许我们得到的安慰。

如今，每次他到家，他父亲都会为他准备白兰地。他父亲总要问，如同这些年来他一直问他一样，旅程怎么样啊？不过，他对这段旅程已经习以为常。也许马匹可能踢翻了，或者你在途中中了毒，或者被旅途的同伴搞得无聊得要死。那是各种可能性的总和。有一回，他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跟什么人都没讲话，整个旅途当中，我都在想些邪念。在整个旅途当中吗？那是在坐“勤奋”号马车之前的日子。他十六岁的时候，肯定已有韧劲和耐力了。

离开巴黎前，他把他父亲最近的一些来信反反复复地读了。这些信写得尖刻、毫不高雅、伤心伤肺。字里行间明摆着这么个难以言说的事实，那就是，戈达尔家族希望跟他的堂妹露丝毁掉订婚约定。这个约定是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定下的。他们怎会知道，将来的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他到家的时候是星期五的夜里。第二天，要到镇上去登门拜访很多人，有很多聚会他没法儿回避。露丝刻意表现得不太腼腆，不跟他说话，不过，装出来的样子还是不自在，她的双肩总是在动，看上去烦躁不安的样子。她有一双翻转得很快的眼睛，还有一头戈达尔家族特有的又密又黑的头发，她时不时地在他身上扫视一下，使他觉得自己已被涂上了一层黑色糖浆。

星期六，他跟家人一起去参加弥撒。在当天逼仄的飘着冻雨的街上，他成了大家猎奇的对象。在教堂里，人们看着他，好像他是从一个比巴黎还要暖和的地区过来的。

“他们说你是个无神论者，”她母亲低声地说。

“那就是他们说我是什么人的话吗？”

克莱蒙说，“也许你将来像那个魔鬼般的安琪文，会在祭祀的烟雾中消失。”

“那将是一件大事。”安妮-克劳蒂尔德说。“我们的社会日历枯燥单调。”

卡米尔并没有仔细观察教堂的聚会；他意识到，他们在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参加聚会的有索尔斯先生和他爱人。还有那位老面孔的医生，戴着假发，长得胖乎乎的，曾经帮助恩瑞艾特入殓。

“你女朋友来啦，”克莱蒙说。“我们不该知道的，可到底还是知道了。”

现在苏菲成了一个长着双下巴的夫人了。她看穿了他，好像他的骨头是玻璃做的。他觉得他的骨头就是用玻璃做的，在这弥漫着教堂特有的忧伤之中，就连石头好像都要开裂融化了。神坛上，六盏烛灯的烛油流成了小沟，在忽闪忽闪地亮着。它们的阴影把人体和石头，把酒和面包交汇成影线。几个引领圣餐的人融入了黑暗之中。这是启蒙之餐啊；等他们出现的时候，蓝色的日光在洗刷着小镇市民的头颅，融化着他们的面部特征，把它们重新剥离，放回到骨头里去了。

他上楼，去了他父亲的书房，一层一层地筛选他已经归档的往来信件，直至找到他想要的那个信封，那是发自他戈达尔舅舅的那封公函。就在他读信的时候，他父亲进来了。“你在干吗呢？”他并不想把信藏起来。“那封信确实是年代非常遥远，”让-尼克拉斯说。

“是的，”卡米尔一边笑着，一边翻页。“不过，你知道，我是个无情，而且能犯下大罪的人。”他把信朝着有光亮的地方拿过去。“就幸福和婚姻的长久性而言，‘卡米尔出名的不安分，’”他说，“‘还有也许令人担惊受怕的危险，’”他把信放下。他的手在颤抖。“他们觉得我疯了吗？”他问他父亲。

“他们觉得——”

“不安分，这还有别的意思吗？”

“你所斤斤计较的是否就只是他们的措辞？”让-尼克拉斯走到火炉那边搓手。“那个该死的教堂冻死人了，”他说。“他们可能会想出别的什么字眼，不过，肯定，他们不会写下。关于什么的关系——的事情重新被人提起了——你跟一个同事的关系，此人我对他向来相当地——”

卡米尔盯着他看。“那是很多年以前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特别容易讨论，”让-尼克拉斯说。“你不过是想要抵赖这件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我可以纠正人家的说法吗？”

风把一把一把的冻雨掼在窗户上面，然后在烟囱和屋檐里啪啦啪啦地作响。让-尼克拉斯惊恐地抬起眼睛。“十一月份我们把候选人名单表丢掉了。现在天气怎么啦？以前，天气可不是这样。”

卡米尔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哦，在以前那时候太阳无时无刻不在照耀，六年之前吧。至少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过错。”

“所以你在申述什么？我的朋友佩林，是个家庭主男，我们相识三十五年了，在大法官法庭处，他是个深受敬重之人，也是一名重要的共济会会员——你在申述，有一天，突然他要跑到你这里来，把你打得失去知觉，然后把你拽到他的床上吗？一派胡言。你听着，”他大声吼道，“你能听到那个奇怪的‘啪啦啪啦’的声音吗？你觉得是在天沟里面作响吗？”

“你问任何人，不要问我，”卡米尔说。

“什么？”

“关于佩林。他名声好。我不过是个孩子，我——哦，噢，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怎么会卷入到这些事情里头。”

“那不是借口。你别指望那样会顶用，对戈达尔家族来说——”他中断了说话，抬头向上看看。“我觉得是在天沟里面作响，你知道。”他转身背对着他儿子。“我提起这件事，不过是把它作为从前发生的那档子事而已。”

这时，浑浊阴郁的天空开始正儿八经地下雪了。风忽地停了。卡米尔用额头抵着窗户玻璃，望着大雪开始飘舞，在下面的广场上积成了雪堆。他因为震惊而感到虚脱。他的呼吸给窗格子蒙上了一层雾气，火在他身后燃烧得啪啪作响，鸥鸟惊叫着，从雪花上方的空中猛地俯冲下来。克莱蒙进来了。“那是什么好玩的噪音，类似拍打的声音吗？”他说。“你觉得是不是天沟里面的声音？蛮好玩的，现在好像已经停了。”他把整个房间扫视了一下。“卡米尔，你没事吧？”

“我想没事。你能不能告诉那头小肥牛，它又被缓刑了？”

两天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到了圣-安东尼大街。“我要搬出去。”他对他的情人说。

“随你自己的便吧，”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真的反对你在我背后跟我妈妈勾勾搭搭。所以，说不定，这样倒也满好。”

就这样，卡米尔此刻醒来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讨厌这样。他摸了摸紧闭的眼睑。他的梦经不起讨论。他的生活并不像人们真正想象的那般，他心想。为了安莱特，做出的漫长的挣扎已经把他的神经撕碎了。他是多么想跟安莱特在一起安居乐业啊。他对克劳德没有丝毫的恶念歹意，可是，要是能把他从这个世界上除掉，生活将是多么的干净利落啊。他不愿意承受痛苦，他试图去想或许是在《圣经》里的一个先例。什么事都会发生；这是他的经验体会。

他记起来了——每一个早晨，他非得重新记起——他要跟安莱特的女儿结婚；他要让她对这桩婚姻起誓。所有这一切是多么复杂啊。他父亲暗示过，他破坏了别人的生活。这一点，他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他没有强奸，也没有谋杀；而且，从别的任何事情中，人们都应该能够像他一贯所为的那样，自我学习，不断向前嘛。

有一封家里寄来的信。他不想拆。之后，他又心想，别做傻瓜了，也许家里死了人哩。里面是一张银行经理的支票，还有他父亲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几个字。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他们已经经历过这样一整套的循环了：骂人啦，恐怖啦，出走啦，消气啦。在某一段时间，他父亲认为，他僭越了界线。他有一股要控制的冲动，有一股要控制的欲望；如果他儿子不再写信，永远不再回家，他就会失控。卡米尔心想，我该把他的支票寄回去。可是，跟平时一样，我需要钱哪，这一点，他知道。他心想，爸爸啊，你还有别的孩子，你可以折磨他们嘛。

我要出去转转，看一看德·安东，他心想。乔治-雅克要跟我谈话，他不会把我的恶行看得很重，相反，事实上他喜欢我的这些恶行。天亮了。

他们在德·安东的办公室里忙碌着。这位国王议员眼下雇了两名文员。其中一位名叫约勒·巴雷，尽管德·安东比他小几岁，但是他在学校就认识此人。这些日子，他雇佣比他年长的人这种事似乎也不奇怪。另一文员叫德芙格，此人，德·安东好像一开始就认识。还有一名听差，名叫比劳德-瓦恩尼斯，有事叫他，他就进来，起草申诉文书，干些例行事务。还要干些例行事务中多出来的事务。今天上午，比劳德，一个多余的、从不讨人喜欢、对别人从不说上一句好话的人，在办公室里。卡米尔进来的时候，他一边把巴雷桌上的文件汇总在一起，一边嘴里在埋怨他老婆正在发胖。卡米尔明白，今天上午他格外有火气，因为你瞧瞧，他衣着邋遢，破旧不堪；再瞧瞧乔治-雅克，得体的上等宽幅外套，还有白得发亮的朴素领巾，他的举止流露出常见的、在银行里才存在的自满自足感，还有他那高声优雅的嗓音……“当你真正想要抱怨的人是德·安东先生的时候，”卡米尔问，“你为什么要抱怨安娜呢？”

比劳德抬头看了看。“我没抱怨呀，”他说。

“难道你还不走运吗？你是法国唯一一个没有牢骚的人。他为什么要撒谎？”

“走开，卡米尔。”德·安东收好比劳德拿过来的文件。“我在工作呢。”

“当你被招录到倡议院的时候，难道你不得到你教区的神父那里，向他要上一份证明，说明你是个本本分分的天主教徒？”德·安东哼了一声，埋头于反驳他的论点。“难道这件事没有堵在你的喉咙里吗？”

“巴黎是个值得做弥撒的地方。”德·安东说。

“是的，这就是比劳德-瓦恩尼斯先生为什么没有从现在的岗位上晋升自己的原因。他也愿意当国王议员，可他就是没法让自己做到那一步。他讨厌牧师，你是这样的吗？”

“是的，”比劳德说。“既然我们正在引用别人的话，我也要为你引用一下——‘我愿看到，这将是我欲望之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炽烈的欲望。我愿看到这位末代国王被最后一位神父的激情绞死。’”

短暂的停顿。卡米尔把比劳德仔细打量了一番。他受不了他，几乎不想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比劳德令他厌恶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一种令他无法捉摸的恐惧。可事情就是这样——他非得跟他在同一个房间。他非得不断地从这个无法忍受的人那里去寻求志同道合者，这转为一种强迫。这些日子，他考察过某些人，好像他们他全认识，好像在某一方面他们就属于他这类人，好像他们就是他的亲戚。

“你的颠覆性宣传册怎么样？”他对比劳德说。“你有没有找到印刷工人？”

德·安东从文件上面抬起头来。“比劳德，你为什么花时间写那些根本无法出版的东西呢？我不是想刺激你，我只想了解一下。”

比劳德的脸扭曲了。“因为我无法妥协嘛，”他说。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德·安东说。“难道不是更好吗，不，我们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卡米尔，你本人应该试着写写宣传册。试着写随笔，不是诗歌。”

“他的宣传册名叫《对偏见和迷信的最后一击》，”卡米尔说。“这题目看起来是不是好像这的确就是最后一击了，是吗？看起来好像与所有那些他写成的令人伤心的剧本差不多一样成功。”

“那天你——”比劳德开始了。

德·安东打断了他。“还是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吧。”他把申诉书朝比劳德那边推了过去。“这是什么垃圾。”

“德·安东先生，你在教我我本人的专业领域。”

“如果你不懂，为什么不教你呢？”他把文件朝下面掼了过去。“卡米尔，你表妹露丝怎么样？不，现在别告诉我，我就到此打住。”他边说便做了个样子：把下巴朝上扬了扬。

“要做到令人尊敬而又体面，难吗？”卡米尔问他。“我的意思是，真的难吗？”

“哦，德穆兰先生，你这种行为，”比劳德说。“让我非常恶心，年复一年。”

“你也让我恶心，你这个死鬼。如果法律行不通，你的才华一定要有某种渠道得到展示。在灵堂里发牢骚，对于你才合适呢。在坟墓上跳舞一向是有需求的。”

卡米尔走了。“什么是他展示才华的渠道？”约勒·巴雷说。“我们过分讲究礼貌，没法猜。”

在百戏剧院，看门人对卡米尔说，“亲爱的，你迟到了。”他觉得这话莫名其妙。在包厢里头，两个男人正在进行政治辩论，其中一位把贵族制度骂得体无完肤。他个头不高，胖胖的，全身看不到骨头，是那种——在正常的时候——你见到的为捍卫现状而在叽里呱啦说话的人。“艾尔伯特，艾尔伯特，”他的对手并不带有多少怒气地说，“你会被绞死的，艾尔伯特。”煽动言行一定已经传播开了，卡米尔心想。“赶紧，”看门人说。“他情绪太坏。他要骂你了。”

剧院里被一种充满敌意的阴暗包围着。为了取暖，一些演员在单足到处跳来跳去的。菲利普·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站在舞台和他刚刚试听过的歌星面前。“我觉得你需要放上一天的假，安妮，”他说。“对不起，我的鸭子，这样就是不行。你这嗓子，你一直怎么使用的？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了抽烟？”

这姑娘双臂交叉，摆放在胸前。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要放声大哭一场似的。“法布尔，干脆把我放到大合唱里面算了，”她说。“求你了。”

“对不起。不能那么做。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着火的建筑里唱歌，噼里啪啦的。”

“你没有感到难过，是吗？”她说。“杂种。”

卡米尔走到法布尔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说，“你结婚了吗？”

法布尔跳了起来，猛地旋转了一圈。“什么？”他说。“没有。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结过婚，”卡米尔说，有副印象深刻的样子。

“哦，从某种意义上说，结过婚了，”法布尔说。

“不是我要敲诈你。”

“是啊，噢，那个时候我是……她在……旅游。听着，只要等我半个小时就行，好吗？我尽可能快来。卡米尔，我讨厌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的才华正受到排挤。我的时间正在被浪费。”他朝舞台，朝跳舞的人，挥了挥手臂，剧院经理在他的包厢里紧锁着眉头。“我做了什么事得到这样的报应？”

“今天上午大家都是牢骚满腹。在你的包厢里，他们在为三级议会的构成辩论不休。”

“啊，赫雷·埃贝尔，多厉害的火炮脾气。真正令他生气的原因是他那胜利者的命运注定了就是负责卖票的收入。”

“我今天上午见到比劳德了。他也是牢骚满腹。”

“别跟我提那龟孙子，”法布尔说。“他是个想方设法从作家嘴里抠出面包的家伙。他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他为什么不坚持干下去？这对你来说可不一样，”他和和气气地补充说。“如果你想写出戏，我不会介意，因为，作为一名律师，你是这么一个完完全全的绝对的失败者。我觉得，卡米尔，我亲爱的，你我应该在什么项目上合作。”

“我想，我们愿意在充满暴力和血腥的革命上合作。这是一件得罪我父亲的事。”

“我更多考虑的是短期的事情，要挣钱，”法布尔反驳道。

卡米尔自己走到暗处，看着法布尔发脾气。歌星来了，趾高气扬地朝他走过去，一屁股坐在位置上。她低着头，把下巴从一侧摇摆到另一侧，让脖子的肌肉放松；然后绕着大臂扎紧一条带花边的丝绸纱巾，纱巾上面有一种迷人光彩，现在磨坏了。她本人好像也被磨坏了。她的表情是脾气不好的那种，嘴巴闭着。她仔细打量着卡米尔。“我认识你吗？”

接着他便仔细打量起她来了。约莫二十七岁吧，他心想。骨头小，棕色头发有些发黑，鼻子扁平。她够漂亮的，但是，她脸上有个地方模糊不清，好像是在什么时期挨人揍过，头四周围被撞击过，差不多恢复了，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她把问话重复了一遍。“我真佩服你直截了当的方式，”卡米尔说。

女孩笑了。温柔的、受过伤的嘴。她伸出手来按摩喉咙。“我以为我真的认识你。”

“我也被这种情况伤害过。最近我觉得我认识巴黎的每个人。这像是一系列的幻觉。”

“可是，你确实认识法布尔。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你能不能帮我一把？说句话，让他脾气好一点吗？”然后她摇了摇头。“不，算了吧。他没错，我的嗓音发不出来了。我在英国接受过训练，你会相信吗？我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想法。我不知道现在我要干什么。”

“哦，你曾经干过什么，在不同的工作之间？”

“我过去经常跟侯爵上床。”

“那么，这就对了。”

“我不知道，”这女孩说。“我有个印象，侯爵们再也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了。我呢，我也不是大手大脚地得到别人好处了。而且——不停地变换地方是最好不过的事。我觉得我要试试耶拿。那里我有熟人联系。”

他喜欢她的嗓音，还有她的外国口音。真想让她不停地说下去。“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靠近列艾吉。我——哦——去过一些地方。”她把脸颊托在手上。“我叫安妮·戴洛瓦妮。”她闭上眼睛。“天哪，我太困了，”她说。她在纱巾里挪动着瘦削的肩，想使她的脊背从这个世界挣脱出来，放松一下。

在孔代大街，克劳德待在家里。“见到你我真惊讶，”他说。他没朝它看。“答案你已经有了，”他说。“肯定是不。永远不。”

“你真是神仙，是吗？”卡米尔说。他觉得要准备打架了。

“我快要认为你在威胁我了，”克劳德说。

“听我说，”卡米尔说。“距现在五年之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不会有财政部官员，不会有贵族，人们能够娶自己要娶的人，不会有君主，不会有议会，你也不会对我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讲过话。这非常过瘾，他心想。我也许会成为一名职业流氓。

安莱特，隔着一个房间的距离，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椅子上。克劳德到家早，是六个月当中仅有的一次。可以推断，卡米尔不可能提防到他；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想要娶我女儿，她心想，因为有人正告诉他，他没法娶到。多少年了，她在自己的客厅里滋养这个难得的凶狠的自我，像是对待某个特别的、靠摩卡咖啡喂养的室内植物和小小的秘密一样，喂养着它。

“露西尔，”她说。“坐到你的椅子上来，别胆大到出这个房间。不遵从你爸爸的权威，我可不会纵容你。”

“你把那误解为权威？”露西尔说。因为害怕，她从房间出来了。卡米尔气得脸色发白，眼睛睁得像漆黑的、慢悠悠的斑点一样。她站着，拦住了他的路。“卡米尔，你一定要知道，”她针对与此事有关的人说。“我要从他们为我拼打出来的生活中获得另外一种生活。我害怕平凡普通。我害怕无聊。”

他的手指尖在她的手背上擦着。指尖冰一样的冷。他急忙向后转。一扇门砰地关上了。除了这么几处小小的冰凉的皮肤岛屿之外，她没留下他的任何东西。她听到她母亲在哭，不见人影，声音吵吵闹闹的，一会儿在喘气，一会儿气出不来。“从来没有，”他爸爸说，“二十年当中，在这个屋子里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从来没有这些烦恼，我女儿从来没听到过因为生气而抬高声音说话。”

阿黛乐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是在真实的世界上生活吧，”她说。

克劳德拧着双手。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做。

德·安东的儿子活泼神气，棕色皮肤，满头黑发，像他父亲一样是淡得出奇的蓝眼睛。夏庞蒂尔一家围在摇篮上面，指出什么地方长得像谁，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加布丽艾尔对自己感到非常开心。她想亲自给孩子喂奶，不想把他送给奶妈喂。“十年之前，”她母亲说，“对于你这样职位的女人来说，这是相当不可思议啊。你是一名倡议员的妻子。”她摇摇头，不喜欢现代的举止方式。加布丽艾尔说，也许是一些朝着更好方面的变化吧？不过，除了这个变化之外，她想不出别的什么好的变化了。

现在我们是在1788年的5月。国王宣布他将废除议会。有些议会成员已遭逮捕。收入是五亿零三百万；开销是六亿二千九百万。外面，街道上，当地的一头猪正在追一个小孩，之后，在加布丽艾尔的窗户下面，小孩跃到了猪身上。这个插曲使她感到惴惴不安。自从生过孩子以来，她就不希望把人生视为挑战了。

因此，在季度结账日的那天，他们搬到位于科德利埃德大街和商廊之间那个角落处的一楼公寓里去住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付不起这个公寓的钱哪。他们需要用新家具把公寓摆满，这是一栋功成名就人士的房子。“乔治-雅克的品味需要昂贵的开支，”她母亲说。

“我认为业务做得不赖。”

“这么好吗？我的天哪，我一向对你奉劝服从遵守。可是我不是要你低能。”

加布丽艾尔对她丈夫说，“我们欠债吗？”

他说，“这类事由我来操心，好吗？”

第二天，在新房子的前大门口，德·安东停下，先让走在他前面的一位妇女进来，她手里搀着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小女孩。他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她叫吉力，她丈夫安东尼是夏特雷法院的一名官员。德·安东先生也许认识他？他的确认识。这孩子，是你的头一个孩子吗？这位是路易丝——是的，我就这么一个——求求你，路易丝，别那样怒容满面，你想要你的脸绷成那样子吗？“请告诉德·安东夫人，如果她希望得到帮忙，只管叫一声就行。下周等你们安顿好了，一定要过来吃晚饭。”

她上楼的时候，小孩路易丝跟在她后面走。她向后瞥了德·安东一眼。

他发现加布丽艾尔坐在包装箱上面，把一只碟子的两个半片拼凑在一起。“这是我们打碎的东西。”她说。她跳起来，亲了亲他。“我们的新厨师在烧饭。今天上午，我雇了个女佣，她叫凯瑟琳·莫汀，人年轻，工钱非常便宜。”

“我刚刚碰到我们楼上的邻居。话很少，但是文文雅雅的。有个小女孩，大概这么高，用非常怀疑的表情在看着我呢。”

加布丽艾尔伸手向高处去够，在他颈背上把双手勾连起来。“你知道看得你不放心。这桩案子了结了吧？”

“是的。而且我赢了。”

“你总是赢。”

“不是总是。”

“我可以认为你总是赢嘛。”

“随你。”

“所以你不在乎我是不是佩服你了？”

“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关于你能否承受女人的期待的分量问题。有人跟我说，你不该把自己放到和女人在一起的处境中，在那种处境中，你非得要一直正确无误。”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当然是卡米尔。”

小孩在哭。她抽身走开了。今天这次短暂的谈话，五年之后将会使他想起：刚出生的婴儿的啼哭声，她漏着奶水的乳房，一整天呈现出的庸常的甜美气氛。还有装潢和油漆，还有新地毯的气味；书桌上面一摞的账单；窗外，夏天已经来到簇新的树上了。

价格通胀：1785—1789

小麦　　　　66%

裸麦　　　　71%

牛肉　　　　67%

烧火木柴　　91%

斯塔尼拉斯·弗雷农是卡米尔在学校结识的老朋友，新闻记者。他住在街角附近，编辑一份文学报纸。他喜欢开些令人动气的玩笑，在自己的衣着方面考究太多，不过，加布丽艾尔觉得他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是皇族教子。

“我认为，德·安东夫人，你把这叫作沙龙吧。”他端坐在其中的一张新的紫色扶手椅上。“不，看上去不像沙龙。为什么国王议员的妻子不弄个沙龙呢？”

“这不是我考虑我自己的方式。”

“哦，我明白了。问题恰恰就是你，是吗？我以前认为，也许，问题恰恰就是我们。那就是你把我们看成是第二等人。”她客客气气地笑了笑。“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第二等人。法布尔，比如说，就是第三等人了。”弗雷农向前倾了倾，用手做成一个尖塔。“那些我们年轻时候钦佩的家伙，”他说，“现在全都死了，或者老了，或者为了让他们的怒火不要烧旺，皇宫给了他们退休金，他们退休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尽管我担心这首先是一股靠模仿学会的怒火。你将来会记得，当布哈莱斯先生想要有人上演自己的戏时，我们胖胖的、半文盲的国王亲自禁止他们演出，因为他认为，这些戏具有颠覆社会良好秩序的特征，曾经出现过秩序混乱的事。结果证明了，是吗？布哈莱斯先生的抱负就是要在巴黎拥有最昂贵的联排别墅，现在呢，他在造房子，从他房子那儿，就可以看到巴士底狱，城里一些最肮脏的居民点的气味从那儿可以闻到。后来，又有一回——不，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二十年前被视为危险的想法现在都成了政府机构的陈词滥调了——可是，人们每年冬天还是死在街上，他们还是挨饿。我们呢，轮到我们了，跟现存的社会秩序抗争，只是因为我们在顺着社会秩序这个肮脏的梯子往上爬的时候没有取得进步。例如，如果法布尔明天被选进学院，你将看到，他极度渴望把社会革命在一夜之间变为最和平、最殷勤的社会顺从。”

“说得很好，兔子，”德·安东说。

“我希望卡米尔别那么叫我，”弗雷农压抑着愤怒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叫我了。”

德·安东笑了。“继续说说这些人吧，”他说。

“哦，那么……你碰到布利索了吗？正好现在他在美国，我想。卡米尔有封他的信。关于他们的全部问题，他正在给他们提出忠告。布利索是个伟大的理论家，是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虽然身上连件衬衫都快没了。所有这些职业化的美国人，职业化的爱尔兰人，职业化的日内瓦人——所有流放的政府、鼓吹手、小文人、不得志的律师——所有这些嘴上宣称憎恨、他们其实内心最渴望得到东西的家伙。”

“这么说你能担当得起。你的家族受宠。你的文件就在审查者的右侧。发表激进观点是你可以允许自己得到的难得的东西。”

“德·安东，你在损我嘛。”

“你在损你的朋友们。”

弗雷农伸了伸腿。“争论到此为止，”他说。他蹙了蹙眉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兔子吗？”

“我想象不出。”

弗雷农转身面对加布丽艾尔了。“所以，德·安东夫人，我还是认为你已经有沙龙了。你有了我、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有他妻子——路易丝·罗伯特说，她将写一本关于安莱特·杜普莱希斯，还有关于孔代大街的毁灭小说，不过她担心，把卡米尔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可能没人相信。”

罗伯特夫妇新婚不久，彼此黏黏糊糊、卿卿我我的，但是过得极其贫困。他二十八岁，法律讲师，说话直来直去，和蔼可亲，善于接受别人的建议。结婚之前，路易丝叫德·凯拉列奥小姐，在阿特瓦长大，是朝廷审查官的女儿。她的贵族父亲不同意他们这桩婚事，可她不买他的账。家里为此闹得不欢的压力导致了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而且佛朗索瓦所有晋升的机会都给堵住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孔代大街租了个小商店，开了家熟食门面，专卖来自殖民地的各种食品。此刻，路易丝·罗伯特就坐在她的后面，一直坐到衣服褶边翻了过来，她的眼睛看着卢梭的一本书，耳朵还竖着在听顾客说话，听关于糖蜜涨价的谣言。晚上，她给丈夫烧饭，认真检查一天的账单，在累加账单的时候，她那趾高气扬的肩头僵住了。加完账单后，便坐下，心平气和地跟佛朗索瓦交谈，谈司法管理，谈现代小说结构；之后，便在漆黑中躺下，一点也睡不着，鼻子露在床单外面，冰凉的，心里祈求着不要怀孕。

乔治-雅克说，“我在这儿蛮自在的。”他喜欢晚上在小区里到处散步，向妇女们脱帽致敬，然后跟她们的丈夫攀谈，每次回家的时候都带回一些新消息。杀猪大师傅雷让德勒是个好人啦，这生意现在赚钱。住在对过的那位长相粗粗的人其实是个侯爵，是圣-雨霍伊侯爵；他对现在的政权恨之入骨。关于政权，法布尔讲了个惊人的故事，全是关于错误结盟和国王密信的事儿。

乔治-雅克说，这儿一直比别处更加安静，不过，公寓里总是人满满的，他们是些半生不熟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吃过晚饭。办公室现在就设在一间小书房和原本当他们餐厅的地方。白天，小职员巴雷和德芙格他们总是窜过来跟她说说话。那些她以前从没见过的年轻人到门口问她，是否知道卡米尔现在住在哪里。有一回，她大为光火，说，“住得近，与这儿没有什么分别。”

一周当中，她母亲会过来一两回，她对孩子总是操心过度，对用人总是批评，说，“你了解我，加布丽艾尔，我向来不干涉别人。”她自个儿去买东西，因为她对蔬菜特别挑剔，而且还喜欢核对找给她的零钱。孩子路易丝·吉力跟她一起过来，装模作样地帮她提提沉甸甸的袋子；吉力夫人过来，就本地的店主给她提些忠告，就他们在街上碰到的人评头论足。她喜欢路易丝这孩子：脸大、宽、阔，机警，有时候静思默想，有着独生子女的早熟。

“你那个地方总有这么多的嘈杂声嘛，”小女孩说。“有这么多的先生女士们来来往往。有时，我下楼的时候，没问题，是吗？”

“只要你乖，安静地坐在这里就好。只要我到那里就好。”

“哦，否则我不会想到过来的。我害怕德·安东先生。他有这么一副表情。”

“他真的非常友好。”

这孩子显得有些狐疑。然后脸上突然发亮。“我打算要做的事，”她说，“只要有人向我求婚，我马上就把自己嫁出去。我要生好几窝孩子，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聚会。”

加布丽艾尔笑了。“你急什么急？你才十岁呀。”

路易丝·吉力拿眼斜乜着她。“我才不想等到老了。”

7月13日这天有冰雹。这么说，丝毫也没有让人了解到下冰雹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好像上帝的鄙视已经凝固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暴力和不明原因的事故。果园中的果子给砸光了，破坏得不成样子；谷物被砸得平摊在地里。整整一天，冰雹击打着窗户和门，一点也不像记忆中曾经有过的情景。在13号和14号之间的这天夜里，一群胆战心惊的人睡觉了。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一片寂静。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生命才从这座城市中流过。天热了，人们好像被这支离破碎的光亮弄得眼花缭乱，好像整个法国被推到了水下。

离这场灾难还有一年：加布丽艾尔站在镜子前，捏了捏帽子。她马上要出去购买上好的羊毛，给路易丝做冬衣。吉力夫人向来不会考虑这样傻乎乎的跑腿的事，但是到了八月底，路易丝喜欢起她衣橱里的冬服。谁知道下一回天气是什么样儿，她问，要是天气突然变冷，她就要挨冻了，因为自从去年开始，她已经长了很多。倒不是因为冬天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而是因为或许你会把我带到枫特蕾去看你母亲。枫特蕾，她说，是乡下。

门口有人。“进来吧，路易丝，”她喊道，可是没人进来。女佣凯瑟琳在摇哇哇哭叫的婴儿。她把帽子拿在手里，亲自跑到了门口。一个她不认识的姑娘站在那里。她看着加布丽艾尔，看着帽子，朝后退了退。“你准备出去？”

“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

这姑娘往后看了看。“我能进去五分钟吗？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大可能，可我相信，用人被告知要四处跟踪我。”

加布丽艾尔让到了一边。这姑娘就进来了。她摘下宽檐帽，把黑发抖落出来。她穿一件蓝色麻布夹克衫，衣服贴身，展示出她只有手掌那么宽的腰肢和身体的丰满线条。她用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抹了抹，抬起下颔，而且很有自我意识：向镜子里瞥了瞥自己。加布丽艾尔突然感到自己像是垃圾，而且穿着很糟，自己就是一个刚刚怀过孕的妇女。“我想，”她说，“您一定是露西尔。”

“我过来，”露西尔说，“因为情况这么糟糕，我太渴望跟人说说话了，卡米尔跟我说起过你的全部情况，他告诉我，你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富有同情心的人，还说，我会非常喜欢你。”

加布丽艾尔往后一缩。她心想，这是个多么低俗、令人不齿的鬼把戏：如果他把所有关于我的情况都告诉过你，我怎么能告诉她，我对他有什么看法呢？她把帽子丢在桌上。“凯瑟琳，到楼上来，说，我又耽搁了。再给我们拿点柠檬来，好吗？今天天气暖和，是吗？”露西尔朝后看了看她：眼睛像是午夜的花朵。“哦，杜普莱希斯小姐——你跟你爸妈吵架了？”

露西尔在椅子上落了座。“我爸爸在我们屋里边兜圈子边说，‘父亲的权威难道就一点不算什么？’他话里有话，像是格言。我姐姐不停地跟我重复这句话，逗得我哈哈大笑。”

“哦，是吗？”

“我相信抵制权威的权利，如果权威有错的话。”

“那你妈妈说什么了？”

“没多说。她变得非常安静。她晓得我收到了来信。可她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这显得不够明智。”

“我把信放在她能看得见的地方。”

“这对你们俩都没什么好处。”

“是的，反倒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加布丽艾尔摇摇头。“我不会纵容。我绝对不会不把父母当回事。或者欺骗他们。”

露西尔饱含感情地说，“难道你不觉得女人应该选择她们要嫁的人吗？”

“哦，是的，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是嫁给德穆兰先生就是没道理。”

“哦。那么你不会嫁给他？”露西尔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几码的鞋带迟迟疑疑。她把裙子朝上捋了一点，让裙子在手指间慢慢地滑过。“情况是，德·安东夫人，我爱上他了。”

“这我怀疑。你恰好经历人生的这么个阶段，你总要爱上个什么人。”

露西尔好奇地望着她。“在你遇到你丈夫前，你总要爱上一些人吗？”

“说实话，根本没有。我不是那种女孩。”

“那么什么让你认为我是那种女孩呢？关于经历这些阶段的所有话，不过是年岁大一点的人说的话罢了。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从他们僵化定型的立场上看你，然后对你的生活进行评判。”

“我妈妈算是个有些见识的妇女，她会说，这就是痴。”

“有个这种类型的妈妈倒也不错。跟我妈妈非常相似。”

头一回，加布丽艾尔感觉到被激发出不愉快了。麻烦，就在自家的屋里？她怎么才能使这位小姑娘明白呢？她今后会明白点什么的，或者常识是否已经永远放松了它的约束，或者，首先是，常识有过约束吗？“我妈妈告诉我，”她说，“永远不要批评丈夫择友。可是，在这件事上——如果我用这个那个事告诉你，我并不佩服他……”

“这显而易见。”

加布丽艾尔依旧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自己在屋子四周一摇一摆地走路的情景。她的妊娠期，虽然结果令人高兴，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让人经受了折磨，让人尴尬。甚至到了第三个月的月底，反应还是很大，她能看到人们不大害羞地打量着她。她知道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会掐掐手指头计算时间。好多个星期过去了，乔治-雅克把她怀孕当成是件好玩的事，但是两人的关系却生疏了。关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务事，他甚至跟她谈得更少了。她思念咖啡馆，思念的程度强烈到他无法知道。她思念那种没有要求的男性伙伴，思念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论外面的世界。

所以……如果乔治把他朋友带到家里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可是卡米尔一向要么是正好来到这里，要么是正准备离开这里。如果他坐在椅子上，他总是坐在椅子的边沿；如果他坐在椅子上超过三十秒钟，那是因为他极度疲惫。他朦朦胧胧的眼里流露出来的一丝惊慌，在她沉重的身体内激发出相同的情绪。孩子出生了，身体的沉重感消失了；无来由的焦虑却依然存在。“卡米尔是我天空上的一朵云，”她说。“他是我的肉中刺。”

“天哪！德·安东夫人，”露西尔说，“这些比喻你觉得你非要用不可吗？”

“首先……你知道他没钱吗？”

“我知道，不过我有钱。”

“他不可能单单靠你的钱过日子。”

“许多男人靠女人的钱过日子。这很体面，在有些圈子里，向来就是这样。”

“你妈妈的这个行当，也许他们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它。”

“我也不知道，”露西尔说。“有表达这个行当的专门术语，不过我今天早上感到不大对劲儿。”

“你必须弄清有关这件事的真相。”

“我妈妈不会跟我说话。我可以问卡米尔。可是，为什么我居然要让他对我撒谎？于是我从脑子里把这念头给打消了。我把这个话题当成是个不对外公开的话题。你看得出，我整天价地在想着他。我连做梦都是关于他——我不会因此挨骂吧。我给他写了几封信，然后又把信给撕碎了。我想象在大街上我会碰巧遇到他——”露西尔突然中断不说了，她举起一只手，把想象在额头上的一束头发往后推了推。加布丽艾尔怔怔地注视着她。这就是痴，她心想，这个模仿出来的动作。露西尔觉得自己做完了这个动作。她照照镜子。她觉得，这是一场激情抒发。

凯瑟琳把头伸到了门外。“先生今天回家早。”

凯瑟琳一跃而起。露西尔重新坐到椅子上。她让自己的胳膊顺着扶手椅的扶手放着，还像猫在试爪子一样，挥挥手。德·安东进来了。他边脱衣服边说，“法院四周有一帮暴民。我好不容易才出来，你跟我说过，要远离是非麻烦。他们在燃放烟火，为奥尔良高呼。卫兵们对冲散暴民也没兴趣——”他看到露西尔了。“啊，”他说，“麻烦已经到家里来了，我明白。卡米尔在跟雷让德勒谈话，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雷让德勒，”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是我们的屠夫。”

卡米尔出现时，露西尔稳稳当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房间，去跟他亲嘴。她在对着镜子照自己，照他。她看到他从他肩头那里拿起自己的手，把它们握紧，像在祈祷一般，然后又轻轻地把它们放回到她的身旁。他看到，她没有在头发上施粉时的样子与平时有多么大的不同；她坚毅的面容和完美的苍白是多么富有戏剧色彩。他看到，加布丽艾尔对他不友好的态度消除了一些。他看到，她是如何注视着她丈夫、如何注视着露西尔的。他看到，德·安东在思忖，曾经有一回，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夸张，他说，露西尔以前漂亮，现在还是漂亮。这花了他一秒钟的功夫。卡米尔笑笑。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深深爱恋露西尔，他的所有胡言乱语都可以原谅。感情丰富的人都会原谅他，他知道该怎么去调动感情。他觉得，也许他是深深地爱着她；毕竟，他在露西尔的脸上看到了被激发起来的痛苦，他肯定，自己脸上也反映出了这种痛苦，除了爱恋，还能用别的什么名称来表达这种痛苦吗？

是什么使她处于眼下这般状态呢？一定是他的信。蓦地，他记起乔治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试着写写随笔吧。”要是当初听了那句话，也许现在不至于如此毫无结果了。他有很多话要说，如果他能够把自己对于杜普莱希斯一家复杂痛苦的情感简化成几页一目了然、表达到位的语句，那么分析全国形势应该算是儿童游戏了。此外，虽然他的人生滑稽可笑，笨嘴拙舌，天生就是让人家取笑的，但是他的写作可以做到风格卓异、无情冷酷，产生使人哭泣、使人咬牙切齿的效果呀。

足足有三十秒的功夫，露西尔忘了自己是在照镜子。头一回，她感觉到她已经抓住了自己的生命，她变得具象化了，她再也不是旁观者了。可是这种感觉能持续多久呢？他真实而又具体地出现在眼前，这是她太渴望得到的东西；此刻，她觉得眼前这一切太过于真实，真是难以承受。她希望他会立刻离开，这样她可以再去想象他，但是自己该如何发出这个请求，同时又不显得神经兮兮的，她没有把握。卡米尔在脑海里大致框定了政治宣传册的第一个句子和最后一个句子，可他的眼睛始终没有从她的脸上移开过。因为他高度近视，他的凝视给人一种注意力太集中的印象，这让她感到膝盖发虚。他们都深深地陷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之中，就僵着站在那里，恍恍惚惚的，直到——如同好几个不同的瞬间消逝了那样——这一瞬间过去了。

“哦，这位就是推翻了这个家庭，并为用人和神职人员作伪证的家伙，”德·安东说，“我想知道，我的天，你是不是熟悉一些英国作家谢立丹[1]先生的戏剧作品？”

“不熟悉。”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认为生活应当模仿艺术？”

“如果艺术模仿生活，”露西尔说，“那对我来说是十分令人激动了。”她留意了一下钟上的时间。“不得了，”她说。

她给他们所有人来了个飞吻，然后飞快地戴好带羽毛的帽子，冲到了外面的台阶上。匆忙之中，她差点儿把一个小女孩撞翻，她好像站在门口在听里面的谈话，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还在她的身后大喊大叫，“我喜欢你的夹克衫。”

是夜，她在床上心想，嗯嗯，那个高大丑陋的家伙，我好像在那里已经把他给征服了。

8月8号，国王确定了召开三级议会的日期——1789年5月1号。一个星期之后，财政总长布莱恩发现（或者据说是这样）国家金库里的收入只够四分之一天的开销。他宣布停止所有由政府派发的支出。法国破产了。国王陛下继续打猎，如果他不猎杀，便在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事实：小事，小事，小事。[2]布莱恩被解雇了。

这些日子，惯常的生活节奏被打断得太厉害了，结果，克劳德本该在凡尔赛宫的时候，他本人却被人家在巴黎找到了。上午十点钟，他到外面溜达，扑面而来的是八月的热浪，他往德·伏伊咖啡馆走。在其他年份，八月份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位于皇后镇别墅敞开的窗户边上。

“早上好，德·安东先生，”他说。“德穆兰先生。我不知道你们彼此相识。”这个想法似乎使他感到疼痛。“哦，你觉得怎么样？事情不会就照这样下去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你的话当真，杜普莱希斯先生，”卡米尔说。“把赖克尔先生请回来，你有怎样的期待？”

“这重要吗？”克劳德说。“我认为，就是修道院院长德雷也认为，对于目前的局势他也无力回天。”

“凡尔赛那边有什么新动静吗？”德·安东说。

“有人告诉我说，”卡米尔说，“如果国王无法打猎，他会到凡尔赛宫的顶上，朝女士们的帽子胡乱地开枪。你觉得这话里头有什么名堂吗？”

“不该感到惊讶。”克劳德说。

“自从赖克尔不在位置上之后，看到局势每况愈下，很多人都感到茫然困惑。假如你回想1781年，回想公共会计，那时的账面上还有盈余呢——”

“炮制出来的，”克劳德不高兴地说。

“真的？”

“篡改得恰到好处。”

“赖克尔先生到此为止了，”德·安东说。

“可你知道，这不是犯罪，”卡米尔暗示道。“如果他觉得公众的信心乃是主要大事，那就不是犯罪。”

“天哪，”德·安东说。

克劳德转身面对他。“我在学习不少东西，德·安东，风中的稻草——大事发生的细微征兆啊。你的赞助人巴朗汀要从消费税务委员会转岗到——他要在新政下面的司法部当部长了。”他笑笑。看上去非常疲惫。“这对我来说真是伤心——天哪。为了阻止它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宁愿奉献一切。这样做，必定会激发更加疯狂的分子……”他的目光落在卡米尔身上。今天上午，他一直非常文雅，举止非常得体，但是卡米尔是个更加疯狂的人这一点，克劳德丝毫也不怀疑。“德穆兰先生，”他说，“我希望你不会还有要娶我女儿这个念头。”

“相反，我就是还有这个念头。”

“只要你能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

“不能，恐怕我只能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

杜普莱希斯先生把脸侧了过去。德·安东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关于巴朗汀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更多的情况？”

克劳德竖起一根食指。“说得最少，弥补得最快。我希望，我没有抢人家发言的机会。我期待不久就会跟你见面。”他朝卡米尔指了指，一副无可救药的样子。“还有他。”

卡米尔看着他。“风中的稻草——大事发生的细微征兆啊，”他恶狠狠地说。“你曾听过这样的胡言乱语吗？我们该安排他跟维诺先生一起进行陈词滥调比赛了。哦，”他突然说，“我确实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他们将要给你一份工作。”

一上任，赖克尔就开始商谈从国外贷一笔款子。议会要重新设立。面包价格上涨了两个苏。8月29号这天，一群暴民烧毁了位于庞特-乐福的卫兵岗亭。国王弄到了把部队开进首都的资金。士兵朝六七百人的人群开了枪，有七八个人被打死，伤者人数不详。

巴朗汀先生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兼掌印人。暴民按照他前任的模样扎了个稻草娃娃，然后在沙滩广场，在呼呼啦啦的喊叫声和嘲笑声中，在烟花的噼啪声和呼呼声中，在醉鬼附和着那些长期驻守在首都而且喜欢这类事的法国卫兵的歌唱声中，点火把它焚烧了。

德·安东准确地给出了理由，他不动声色，毫不含糊，已经事先想好了他要说什么，这样才会做到绝对清楚明白。巴朗汀主动让出秘书职位的事儿在市政大厅和各部门周边以及以外的范围内将很快被大家知道。法布尔建议，他该给加布丽艾尔带些鲜花，而且要温柔地把每一朵鲜花折断了送给她。

他到家的时候，夏庞蒂尔夫人在家里，卡米尔也在。他们看到他便中止了谈话。气氛不是那么友好，但是安琪莉可还是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在他们两人的面颊上分别亲了亲。“亲爱的儿子乔治，”她说，“我们对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祝贺什么？”他说。“我的案子还没有眉目呢。真的，现在司法过程像是糖浆一样在移动。”

“我们知道，”加布丽艾尔说，“人家给你提供了一个在政府的新职位。”

“是的，不过没什么意义。我把它拒绝了。”

“我告诉过你，”卡米尔说。

安琪莉可起身。“那么我走了。”

“我送你出去，”加布丽艾尔说，格外地讲究客套。她神采奕奕。她站了起来；他们走开，在门外窃窃私语。

“安琪莉可会让她表现的，”德·安东说。卡米尔坐下，朝他笑。“你很容易高兴。再进来吧，平平气，把门关好，”他对妻子说。“请尽量理解，我是为了最好的目的才这样做的。”

“当他说你已经把这个岗位拒绝的时候，”她指着卡米尔说，“我就说，他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傻瓜？”

“这届政府维持不了一年。这岗位对我而言并不合适，加布丽艾尔。”她怔怔地望着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因为法律现状不合适，你放弃你现在的业务了吗？你以前可是有抱负的，你过去常说——”

“是啊，现在他的雄心更大，”卡米尔插话说。“他太优秀，在巴朗汀手下的小位置不适合他。可能——哦，可能有朝一日，他的才华应该让他掌管国王的大印。”

德·安东哈哈大笑。“要是这样该多好，”他说，“我会把大印交给你，我承诺。”

“这可能是叛国之罪，”加布丽艾尔说。她的头发正向下滑落，好像在很多危急的时候，它往往都是这样。

“别把这个问题搞混，”卡米尔说。“乔治-雅克打算做个伟人，不管他受到多大的阻挠。”

“你疯了，”加布丽艾尔说。她在摇头的时候，一大堆的发针从头上弹了出来，慢慢地滑落到地板上。“乔治，我所厌恶的就是看到你在别人的意见后面加快脚步。”

“我？你认为我干那种事？”

“不，”卡米尔赶忙说，“他不干那种事。”

“他关注的是你，可他丝毫也不关心我。”

“那是因为——”卡米尔停下。他无法想出一个圆滑的、为何如此这般的理由。他转向德·安东。“今晚我能带你到德·伏伊咖啡馆吗？也许人家期待你做一场简短的演讲，你不会介意吧，肯定不会。”

加布丽艾尔手里拿着一根发针，从地板上抬起目光。“我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行当已经使你伟大辉煌了，是吗？”

“我不会说‘伟大辉煌’，”卡米尔看上去谦虚的样子。“不过这是一个开端。”

“你介意吗，”德·安东对她说。“我不会迟到。我到家的时候，我会更好地解释这个原因。加布丽艾尔，发针就丢那里，凯瑟琳会捡。”

加布丽艾尔又摇摇头。不会向她解释的，而且，要是要求凯瑟琳趴在地板上找寻她的发针，她可能会引起注意；为什么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呢？

两个男人下楼。卡米尔说，“恐怕就是因为我的存在才让加布丽艾尔感到厌烦的。就连我绝望的未婚妻在她门口出现的时候，她还是认为，我在企图哄你跟我上床。”

“难道你不是吗？”

“现在是考虑更加崇高的事业的时候，”卡米尔说。“哦，我是这么开心。大家都说变化即将来临，大家都说国家要被颠覆。他们这么说，不过，这种说法你信。你在根据这话行动。有人已经看到你行动了。”

“有一位教皇——我忘记是哪位了——他告诉大家，世界快要终结。他们所有人都把庄园地产放到了市场上，之后，这位教皇买下庄园，发了财。”

“这倒是个不错的故事，”卡米尔说。“你不是教皇，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为了你自己，你会干得非常出色。”

他们一听到在阿拉斯要有几场选举，马克西米连就开始做准备了。“你怎么知道你要当选了呢？”他弟弟奥古斯汀说。“他们也许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跟你对抗。这非常有可能。”

“那么，从现在到选举之间，我得保持低调，”他冷冷地说。“在不少省里，这儿几乎人人都有一张选票，不仅仅是那些有钱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将无法把我剔除在外，”他说。

她姐姐夏洛特说，“如果他们不选你，他们就是不知感恩戴德的畜生。毕竟，你为穷人做了不少的事。你应该被选上。”

“这不是奖励。”

“你一直在这么拼命地工作，什么也不图，没有金钱，没有声誉。没有必要装得你对当选反感嘛。你没有义务像圣人一样。”

他叹了口气。夏洛特有这种办法一针见血地刺到他。用家庭这把刀子乱砍一通。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马克西米连，”她说。“你认为，六个月之后，或者甚至一年之后，你就不会从凡尔赛回来了。你认为，这件事将要改变你的人生。仅仅是为了使你开心，你就想要他们进行一场革命吗？”

“我不管三级议会干什么，”菲利普·德·奥尔良说，“他们处理个人自由问题时，只要我在那里，就可以利用我的声音，为法律投票，之后，我才有把握，有一天我带着梦想在雷恩赛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违背我的意志，把我打发到维拉斯-科特雷特去。”

临近1788年年底的时候，公爵任命了一位新私人秘书。他喜欢让人难堪，这也许就是他选择此人的主要原因。他的随从里面增加了一个人，此人是一位部队军官，名叫拉克洛。四十大几。个头高，有棱有角，面容清秀，有双冷峻的蓝眼睛。十八岁时，他参了军，但是从来没有见识过真刀实枪的场面。有一回，这样的情况使他感到难过，但是，在不同省里、不同的卫戍城度过的二十年时光给了他一种深沉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冷漠外表。为了自娱自乐，他常常写些打油诗，还有，常常是一夜之间挥笔写就的歌剧歌词。他一直观察人，记录他们的谋略细节，他们的政治高压攻势。已有二十年了，他一直没有旁的事可做。对最羡慕、最佩服的事物进行指责这种思维习惯，对于它无法获得的东西就是渴望这种思维习惯，他变得熟稔了。

他的第一本小说《危险的关系》于1782年在巴黎出版。几天之内，第一版就告罄。出版商们搓搓手说，要是这本振聋发聩、愤世嫉俗的书正是公众所需要的话，他们当中担任书报审查的人会是谁呢？第二版一售而空。夫人们、主教们表示愤慨。王后的私人图书馆订购了一本账簿装订版。当着作者的面，好多扇门砰地关上。他已经到了。

看来他的军事生涯到头了。不管怎么说，他对部队传统习俗的批评已经使他的位置不大稳固了。“依我看，我要把这家伙干掉，”公爵说。“你的每一个装模作样对他来说都是一本公开的书。”当菲丽切蒂·德·让利听到任命时，她扬言，要辞去公爵孩子们的家庭老师一职。拉克洛能想到，要有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这是公爵事务中关键的时刻。如果他要乘机利用眼下动荡不安的时机，他就必须有个组织，有个权力根据地。他在巴黎广受欢迎，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点。必须物色一些人员为自己服务，对他们的过去进行调查，对他们的未来进行规划。必须考察他们的忠诚。钱得换手，人要易心。

拉克洛发挥了自己的冷静才智，考察了这个局面。他开始认识一些为警察所熟悉的作家，在客居国外的法国人当中，做了一些谨慎调查，了解他们流放的原因。他搞到了一份巴黎大地图，用蓝圈把可以加强的地方标识出来。他熬夜，坐在油灯边上，梳理一页一页的宣传册，这些宣传册是那天从巴黎几个出版社拿来的，因为审查制度已经终结。他在寻找，比起别的作家，哪些作家的胆子更大，说话更加直言不讳。之后，他会主动向他们示好，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写过畅销书。

拉克洛现在成了公爵的人。他的声明要言不烦，他的样子令人不可亲近。他属于那种名字无人知晓的人。可是他依然带着鬼鬼祟祟的职业兴趣，观察着男男女女，在随手得到的纸上记下他脑子里随时出现的想法。

1788年12月，公爵把雄伟壮观的皇家巴黎艺术画廊里的藏品卖掉，把所有的钱全部作为穷人救济金。报纸上宣布，每天他要分发一千英镑的面包；他要支付穷困妇女的临盆开支（风流才子们说，甚至还有那些他还没有使她们受孕的人）；他要放弃强加在他庄园粮食上的十一税，取消在他所有地盘上的各种打猎法律。

这就是菲丽切蒂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国家利益。它也给菲利普本人带来了一些益处。

孔代大街。“虽然审查制度已经结束，”露西尔说，“可还有刑事处罚。”

“真庆幸，”他父亲说。

卡米尔的第一本宣传册放在桌上，整整齐齐地放在纸做的封面里面。他的第二本，还是手稿形式，放在第一本的边上。印刷工人不会接触到它，现在还没有；我们只好等到局势转向更糟的时候了。

露西尔的手指头抚摸着它，纸、墨迹、带子：

这本手册是专为我们时代亲睹自由回到法国人民当中而撰写的……四十年了，哲学一直在破坏专制制度的根基，正如恺撒之前的罗马已被罪恶所奴役一样，赖克尔之前的法兰西同样已由她的智慧赋予了选举权……爱国主义以烈焰吞噬一切的迅猛之势，在日复一日地蔓延。年轻人开始燃烧，老年人第一次不再为过去感到懊悔。眼下他们为过去感到羞愧脸红。

[1] 谢立丹（1751—1816），爱尔兰最著名的喜剧作家。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代表了十八世纪英国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著名喜剧作品有《造谣学校》、《情敌》等。

[2] 原文为法语。

第6章

泰通威尔的最后岁月（1789）

给三级议会的革职信函是这样写的：

“谢拉武瓦小区约由二百人组成。绝大部分住户根本没有房子。那些有房子的拥有的面积太小，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平常吃的食品就是在盐水里泡过的面包。至于说牛肉，从来没人尝过，复活节星期天，忏悔星期二，还有守护神大餐除外……如果主人不禁止在葡萄园内种植扁豆，有时候有个把人或许吃得上一点扁豆……那就是普通百姓在最好的国王统治之下过上的日子。”

奥诺雷·加布里尔·芮蒯诺，德·米拉波伯爵：

“我的座右铭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进入三级议会。”

新年。到外面的街道上走走吧，你觉得就是在这里：世界最后的崩溃、倒塌和终结出现了。天气要比现在活着的人能记得的冷天还要寒冷。河流冻成了坚冰。头一天早上，这情景还算新鲜。孩子们跑啊，喊啊，拽着他们正在抱怨的母亲到外面去看上冻的河。“大家可以滑冰啦，”人们说。过了一个星期，母亲们开始掉头不看了，把孩子们关在屋内。大桥下面，在黯淡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火旁边，穷人在等死。因为新年到了，一块面包卖到了十四个苏。

这些穷人离开他们不大的遮身之地、工棚、洞穴，丢弃了硬如岩石、闪耀着雪光的田野，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里能长出什么东西来。用一只方袋子把几块面包或是栗子紧紧地扎好：用细绳把一捆柴火捆好：别再道别，上路吧。他们一批一批地朝着安全地带转移，有时候只是男人，有时候是几家人，不过总是跟来自本地区说相同语言的人在一道儿。起初，他们还唱唱歌讲讲故事的。过了两天左右，他们就沉默走路了。原先大步行进的队伍现在是拖着步子在走了。运气好的话，有人还可以找个棚子或牛栏过夜。上了年岁的妇女早上难以被人叫醒，她们后来才被发现已经年老昏聩了。遗弃在村子门口的孩子们，有的死了，有的给慈善机构发现，后来长大了，用了别的名字。那些到了巴黎但尚有元气的人开始找工作。他们被告知，男的正遭解雇，而且他们还是我们自己人哪；外来人员没有活计可做。因为河流冰冻了，货物没法运进城里去：要扎染的布匹没有，当然不需要有人晒黑皮肤，玉米也就没有。船困在冰上，粮食正在船舱里腐烂。

流浪汉在能遮身的地方聚集，但是没有讨论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起初，他们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到市场上转悠，因为到了白天交易结束的时候，剩下的面包会贱卖或者白白送人。粗暴凶狠的巴黎婆娘们首先到那儿去。后来，一过正午，就没有面包了。有人告诉她们，好心的奥尔良公爵白送了一千块面包给像他们这样一文不名的人。可是巴黎的乞丐们就让她们站在那里，她们咄咄逼人，冷漠无情，情愿给他们一些充满恶意的消息，情愿从那些被撞倒在地的人身上走过去。他们聚集在后院，在教堂的前廊，在风刀子刮不到的地方。很年迈、很年幼的人都被医院收纳了。受到骚扰的和尚们和修女们要预定额外的亚麻布和新鲜的面包，结果仅仅发现，他们必须将就着使用浆过的亚麻布和摆了几天的面包。他们说，上帝的设计完美无缺，因为，要是天气起暖，就会有传染病。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害怕，哭了。

就连有钱人也觉得不大对劲了。布施看来是不够了。时尚大街上出现了冻僵的尸首。每当人们从马车上下来，他们总要把斗篷拉下，好遮住脸，防止面颊被刺骨的寒风吹到，还有，就是用它来遮挡他们的视线，免得看到那幅悲惨的景象。

“你现在回家准备参加选举？”法布尔说。“卡米尔，你怎么能就这么把我撇下呢？我们伟大的小说才完成了一半？”

“别添乱，”卡米尔说。“有可能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必靠写色情小说营生了。我们也许会有别的收入来源。”

法布尔笑了笑。“卡米尔觉得选举和发现金矿一样美好。这些日子，我喜欢你，你这么柔弱，又这么凶猛，说起话来就像是书本里的人物。有没有可能你得了肺结核？才刚刚开始的发烧？”他把手放在卡米尔的额头上。“觉得你能熬到五月份。”

这些日子的早晨，每当卡米尔醒来的时候，他就想把床单重新拉到头上。他一直头疼，而且好像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话。

两件事，革命和露西尔，好像比以前更加遥远了。他知道，一个人必须利用另一个人。他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了，后来，非常短暂地见了一次面，她似乎态度冷漠。她说过，“我不是有意要显得冷漠，可是我——”她苦笑了一下——“我不敢把痛苦的感情流露出来。”

在他较为冷静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谈和平改革，宣扬共和主义，但是，对于路易，他说，他没什么要反对，还说，他相信他是个好人。他说话的方式和别人一样。可是德·安东说，“我了解你，你需要暴力，你已经喜欢上暴力了。”

他去看克劳德·杜普莱希斯，告诉他自己交上了好运。即便皮卡迪区没有把他作为三级议会的代表派出（他装作认为这有可能），派出的肯定也是他父亲。克劳德说，“我不晓得你父亲是哪种类型的人，但是如果他算明智的话，他在凡尔赛宫期间会跟你断绝来往，以免遭遇尴尬。”他先是盯着墙上一处高的地方凝视，然后把目光落在卡米尔的脸上。他似乎觉得这就是降低身份。“你现在是个雇佣的宣传写手，”他说。“我女儿还是个充满幻想的小姑娘，她还是个理想化的人，非常年少幼稚。还不知道艰难和忧愁的滋味。她也许以为，她明白她需要什么，可她并不明白，我才明白她需要什么。”

他从克劳德那里走了。他们要有好几个月不会再见面了。他站在孔代大街，抬头看了看一楼的窗户，希望他或许能看见安莱特。但是什么人都没看到。他再一次到几个出版商那里转了一圈，对他们还抱有不少的希望，好像——自从上周开始——他们或许已经变成了魔鬼才会关心的人。出版社白天黑夜都在忙碌；出版社所有的人都在平衡风险；具有煽动性的文学作品需求量大，可是没人吃得消让出版社被人家砸垮，让工人们走人。“这非常简单，我出版，我坐牢，”印刷商莫姆诺说。“难道你就不能把调子降低吗？”

“不行，”卡米尔说。不行，我不能妥协：恰恰就像比劳德-瓦恩尼斯以前常说的那样。他摇摇头。他任头发生长，这样，每当他用力摇头的时候，头发像是黑色的波浪在四处弹蹦，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演戏。他就喜欢这种效果。难怪头疼。

印刷商说，“你跟法布尔一起写的那本淫秽小说怎么样了？你的心思不在那上面了？”

“一旦他不在，”法布尔高兴地对德·安东说，“我就可以修改书稿，让我们的女主人公看上去像露西尔·杜普莱希斯一样。”

“如果三级议会会议根据国王的承诺举行……很少有人怀疑，政府内部将会爆发什么革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宪法类似的一部宪法将会被采用，还有附加的对王权的制约。”

J·C·维尼尔斯，老萨勒姆地区议会议员

今天，加布里尔·芮蒯蒂·德·米拉波伯爵四十岁：生日快乐。作为生日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正对着一面长镜在仔细地照。形象大小和魅力好像在揶揄这副华而不实的镜框。

家庭故事：他出生那天，男助产师走到他父亲身边，孩子用布包着。“别慌张……。”他的人生便开始了。

现在他不是美男子了。他也许四十，可看上去像五十了。他尚未解除破产的一个专长：恰恰就是这个专长，使他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还有一个专长就是，他在位于维桑的国家监狱中痛苦地度过的每个月。再有一个专长就是所有杂种都当父亲。你已经活过了，他对自己说；难道你期望人生不要留下印记吗？

四十是个转折点啊，他告诉自己。别回首。早期地狱般的家：惊呼惊叫的血腥吵架，多少天闭口不开、谋杀一般的沉寂。有一天，他站在他父母之间；他母亲用手枪对他的头开枪了。才十四岁啊，可他父亲说他什么？我已经看到畜生的本性。后来到了部队，几场一般性的决斗，一阵一阵的好色和盲目偏执的发火。生活在继续。牢房。伯尼费斯修士人生的每一天都醉得嗷嗷大叫。他的身体向外突出，到了像集市上怪物体形的地步了。别回首。几乎是偶然，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是，破产和婚姻到了：小小的爱弥儿，女继承人，这个小小的毒药包，他发过誓，要对她忠心不贰。他想知道今天爱弥儿在什么地方？

生日快乐，米拉波。评估一下资产吧。他挺直了身子。他个子高，刚劲有力，胸部厚实，肺活量大。他的脸着实令人吃惊：痘痕严重，但好像还没严重到把女人吓跑的地步。他稍稍把头一侧，这样他可以在镜子里仔细观察自己鼻子鹰钩形的线条。嘴薄，令人望而生畏。他觉得，可以把它叫作冷酷残忍的嘴。总的来说，这是一张男人的脸型，充满了活力和高贵的教养。只要对事实稍加一点美化点缀，他就可以使他的家族成为法国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之一。有谁在意美化点缀呢？也许学究们、系谱学家们。人们倒是把你自己本人的评价当回事，他心想。可现在，贵族们，还有第二等级的国家议会制度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他将不会拥有席位。议会将不再有他的声音。也许他们这么认为吧。

去年夏天，出现了一本名为《柏林宫廷秘史》的诋毁书籍，这一事实把整个情况搞得错综复杂。此书相当详细地描写了普鲁士宫廷淫秽龌龊的一面，还描写了一些宫廷名人的性倾向。无论他多么极力否认自己是作者，可对大家来说，此书是根据他做外交官期间的观察写成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严格说来，他没有责任：难道他没有把手稿交给他的秘书，命令他不要把书传给任何人，尤其是他本人吗？他怎么会知道，他现在的情人，一位出版商的女儿，有撬锁并且翻找他秘书抽屉的习惯呢？不过，这算不上是那种让政府满意的借口。此外，八月份，他一直非常非常缺钱。

政府本该更加通情达理。如果去年他们给他一份工作，而不是对他置之不理——一份跟他的才华相称的工作，比如在君士但丁堡大使馆，或者在彼得堡大使馆——那么，他会把《秘史》烧掉，或者把它扔到池塘里去。如果他们当时听从了他的忠告，那么现在他就不会作准备，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了。

因此，贵族们拒绝了他。很好。三天之前，作为第三等级国家议会制度下院的候选人，他到了位于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出现了什么结果呢？狂热的场面哪。“国父啊，”他们曾经这么称呼过他，他在当地出名。他到巴黎的时候，埃克斯的所有钟声总是回荡着欢乐，南方的夜空总是烟火金色的火把尾巴纵横交错。活火。他常常到马赛去（没有冒险），那里的喧闹和富丽堂皇丝毫不比巴黎逊色。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他才在这座城市出版了一本匿名宣传册，称赞自己的品格和气质。

因此，该如何对付凡尔赛的这些坏情况呢？调和？诽谤？他们会不会在大选中间逮捕你？

1789年，修道院院长塞耶斯撰写的宣传册这样写道：

第三议会制度是什么？

是一切。

直到如今，第三议会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它想要什么？

想要成为不容小觑的东西。

1789年3月5日，在拉昂区举行吉斯第三等级议会制度的首次选举大会。大会由威尔曼多瓦管辖区的中将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先生主持；索尔斯先生协助；检察官马里阿奇先生担任秘书；出席人数292人。

为了向本次大会隆重召开表示崇敬，德穆兰先生的儿子用绿色宽丝带把他的黑发向后扎好。上午早些时候，他扎的是黑色丝带，不过，他恰好及时想到，黑色是哈普斯伯格和安托瓦内特辖区的颜色，而且黑色根本不是他想要显示的那种派系关系。但是，绿色是自由之色，是希望之色。他父亲在前门等他，对他拖拖拉拉和戴新帽子的行为有些怨气。“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希望算作美德，”卡米尔说。“希望好像这么自私自利啊。”

这是一个天气寒冷、刮着大风的日子。在大桥路上，卡米尔停下了，碰碰他父亲的胳膊。“跟我一起到拉昂来吧，参加区选举大会。为我说说话。求求你了。”

“你以为，为了你，我应该站到边上去吗？”让-尼克拉斯说。“选民们喜欢我身上的性格特点，可你没有继承。我清楚，在拉昂区，有些人在代表你发出噪音，说，你肯定熟悉相关情况等等。就让他们见见你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内容。就让他们跟你进行五分钟的正常交谈。就让他们见见你。不行，卡米尔，我绝不能把你强加给选民中的党派。”

卡米尔张开嘴巴正要回答。他父亲说，“你以为，站在大街上跟别人争论是个好主意吗？”

“是的，为什么不是？”

让-尼克拉斯抓住儿子的胳膊。把他拽到会场不是非常体面，可是如果必要，他会这么干的。他只是感觉到，带着湿气的风穿透了他的衣服，在身体上的每个部位引发疼痛。“快，”他不客气地说。“趁他们还没有认定我们不来的时候。”

“哦，终于来了，”德·维耶夫威尔堂兄们说。露丝的父亲酸溜溜地打量着他。“我宁愿希望见不到你们，不过，我认为你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会员，而且你父亲指明，我们不大好剥夺你的选举权。这毕竟也许是你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唯一机会。我听说你一直在写东西，”他说。“写宣传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这可不是绅士说服别人的办法。”

卡米尔朝戈达尔先生报以最诚挚、最开心的微笑。“佩林先生向你表示问候，”他说。

见面之后，没什么要做的，除了让-尼克拉斯去拉昂区征取正式的支持。吉斯市长，阿德里昂·德·维耶夫威尔跟他们一起步行回家了。让-尼克拉斯似乎被轻易得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原本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凡尔赛的。但是，当他们穿过军事广场站的时候，他停下了，站在那里抬头朝自己的屋子看看。“你在干吗？”他的亲戚问。

“检查排水系统，”让-尼克拉斯说。

到第二天早晨，一切全垮掉了。德穆兰先生没有露面吃早饭。玛德琳早就料想会有节日气氛那种咖啡杯的碰撞声，四周一片祝贺声，甚至也许会有些笑声。可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们全都伤风了，个个蜷缩着，她得留下来照顾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还没熟悉到可以跟他谈话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儿子就是不吃早饭。

“他会不会是在生闷气呢？”她问。“我觉得他不会偏偏就在今天生气。这是因为模仿王权和我们分床睡在各自的卧室导致的。我根本不晓得这个杂种在想什么。”

“我可以去找他。”卡米尔建议道。

“不要，别麻烦了。喝点咖啡。他可能要给我捎个便条。”

玛德琳扫视了一下她最年长的孩子。她抓了一块奶油鸡蛋面包朝嘴里放。让她吃惊的是，鸡蛋面包粘在那里，像是一团灰。“我们出了什么事？”她说。热泪盈眶。“你出了什么事？”她原本可以把头低着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的。

不久，让-尼克拉斯身体不好的消息传来了。他说，他感到疼痛。医生到了，让他卧床别动。音信已经送到了市长家中。

“是我的心脏吗？”德穆兰虚弱地问。如果是心脏，他一定会说，我怪卡米尔。

医生说，“我跟你讲得够多的了，你的心脏在哪里，你的肾脏在哪里，还有它们各自的情况如何，虽然你的心脏目前挺好，但是，就凭你这样的肾脏，要动身前往凡尔赛纯粹就是愚蠢。再过两年，你就六十了，前提是，而且只能是，平静地对待生活。此外——”

“是吗？你还在关心它吗？”

“凡尔赛的各种事务比你儿子所做的一切更可能让你的心脏病发作。”

让-尼克拉斯把头往后抵着枕头，向下低了一些。因为疼痛和失望，他脸色发黄。德·维耶夫威尔一家聚在下面的客厅里，还有戈达尔一家人以及所有的选举官员。卡米尔跟在医生后面进来了。“告诉他到凡尔赛去是他的职责，”他说。“哪怕这种病要了他的性命。”

“你向来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索尔斯先生说。

卡米尔转身冲进一群德·维耶夫威尔人当中，“送我去，”他说。

艾萨尔的让-尼克拉斯·德·维耶夫威尔，选举倡议人和议会议员，透过夹鼻眼镜，把他扫视了一番。“卡米尔，”他说，“我都不会派你到市场上去买生菜的。”

阿特瓦：三个议会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召开会议，神职人员和贵族召开的议会大会分别显示，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一些历史悠久的特权。第三议会开始提议进行一次热情洋溢的感谢投票。

来自阿拉斯的一位年轻人发言。他个子不高，身体单薄，外套明显裁剪精致，衬里一尘不染。一张聪明热情的脸盘，下巴窄窄的，遮在眼镜后面的眼睛又大又蓝。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吸引人，话讲到一半，突然声音在嗓子里听不见了。人们只好把身体前倾，拽拽旁边的人，打听他说的是什么内容。不过，不是他发言的方式引起他们震惊。他说，神职人员和贵族并没有做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他们仅仅承诺要把他们滥用职权的地方纠正过来而已。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感谢他们。

他被选为阿特瓦第三议会八名代表当中的一员时，那些不是来自阿拉斯，而且也不认识他的人当中有一些惊讶。他好像被封闭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不知怎么的，不容易控制；他根本就没有演说家的演讲技巧，也不具备演讲风格，他身上压根儿什么才华都没有。

“我注意到你跟裁缝把账结了，”他姐姐夏洛特说。“还有为你制手套的人。你还说过，他真是个不错的手套制造商。我希望你不要在镇上四处转来转去的，好像你已经决定永远要离开这里似的。”

“假如在某个夜里我把所有东西都包在这个斑斑点点的手帕里，从窗户爬出去，然后，你告诉他们我逃到大海里去了，你乐意吗？”

不过，夏洛特不愿意被他安慰：夏洛特这把家庭刀子说，“在你走之前，他们要你把事情处理好。”

“你指的是关于阿涅斯的事吗？”他在给一位老学友写信，这时抬起头来。“她说了，她愿意等。”

“她不会等的。我知道女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我给你的忠告是，你把她忘了。”

“对你的忠告我向来感到高兴。”

她头一昂，眼一瞪，怀疑他话中带了刺儿。不过，他脸上表现出，他独独对她关心。他侧过身，继续写信：

最亲爱的卡米尔，

我自以为你得悉我正前往凡尔赛的路上你不会感到非常惊讶。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盼望……

1789年，在谈及杜邦其人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这位德贤之人的回馈是，他自信他已情愿为同胞的福祉去努力：在这之后就是萦绕在他记忆中对人民的认同，还有他的同胞赋予他的各种荣誉……我愿意一生鞠躬尽瘁，甚至提前结束生命来赢得这些回馈。

巴黎：4月1日，德·安东外出参加在圣方济修士教堂举行的投票表决。巴黎人把圣方济修士称作科德利埃修士。杀猪的大师傅雷让德勒跟他一起走过去——他是个身体硕大、粗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德·安东说什么他都会同意，这成了他的习惯。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弗雷农小心地而且带着恭维语气说。

“像我这样的人，都没钱当选举代表，”德·安东说。“他们给了选举代表什么呢？每次开会十八法郎的生活津贴？我必须住在凡尔赛。我要养家糊口，我不能让业务荒废了。”

“可这样你心里失望呀，”弗雷农暗示道。

“也许吧。”

参加投票的人没有回家。他们成群结队，站在科德利埃教堂外闲聊，做种种预测。法布尔没有得到选票，因为没有交足税钱。这个事实让他耿耿于怀。“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省份一样拥有同样的选举权？”他问。“我要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巴黎看成是个危险城市，如果我们人人都有选票，他们担心要出什么乱子。”他和喜好争斗的圣-伍鲁奇侯爵攀谈了起来，他们的谈话富于煽动性。路易丝·罗伯特关好店面，挽着佛朗索瓦出来了。她涂了口红，戴一顶从前日子好过些的时候留下的斗笠。

“假如妇女都有选票的话，想想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她说。她抬头看了看德·安东。“德·安东先生认为，妇女为政治生活可以作很多贡献，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他温和地说。

“整个区的人都去了，”雷让德勒说。他感到高兴。他的青春时光是在海上度过的；现在他喜欢拥有自己属于某个地方的这种感觉。

下午四点，来了个不速之客：埃罗·德·塞谢尔。

“我认为我应该留下，看看你们这些疯狂的科德利埃修士是怎么投票的，”他说；不过德·安东有这么个印象，他曾经来找过他。埃罗从一个小盒子里面捏了点东西出来，盒盖上有伏尔泰的画像。他用欣赏的动作把盒子在手中转了一下，交给雷让德勒。

“这位是我们的屠夫，”德·安东说，同时在享受这种效果。

“神奇啊，”埃罗说，他那和颜悦色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不过，之后，德·安东发现他在偷偷地检查衣袖，看上面是不是有牛血和内脏。他转身面对德·安东问道：“今天你去过皇宫吗？”

“没有，但我听说那里有麻烦了……”

“是的，要让自己远离危险，”路易丝·罗伯特喃喃道。

“那么你没看到卡米尔？”

“他在吉斯。”

“不，他回来了。我昨天看到他跟讨厌得无法形容的让-保罗·马拉在一起——哦，你不认识这位医生？不认识他是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此人在欧洲半数的国家有犯罪前科。”

“别用这一点歧视他，”德·安东说。

“不过，你知道，他把自己的观点强给别人的历史由来已久。他曾经是德·阿特瓦伯爵的王室禁卫军，据说他是某位侯爵的情人。”

“自然，这个说法你不相信。”

“瞧，我没法改变我的出身，”埃罗说，火气一下子就蹿了上来。“我努力弥补这一点——也许你觉得我应该学习德·凯拉列奥太太，开个小店？或者你的屠夫可以雇我去擦地板？”他停住不说了。“哦，真的，人不应该这样发脾气说话，一定是这个地区的氛围不好。要当心。马拉想要搬进来。”

“为什么这位绅士讨厌呢？你把讨厌这个词当作比喻在用？”

“我是在用它的本义。此人放弃过他的生活，出走过，现在选择了以类似流浪汉的方式在生活。”埃罗激灵了一下；这个故事一下子可怕地抓住了他的想象。

“他现在干吗？”

“他好像要全心全意打倒一切。”

“啊，打倒一切。那可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个可以让你儿子做。”

“我跟你讲的话绝对是真的——可现在你瞧瞧，我被你岔开话题了。我过来请你做件事，关于卡米尔的，这事儿满紧急的。”

“哦，卡米尔，”雷让德勒说。他还加了一个短语，自从他结束商业海军生涯之后，这个短语很少再被使用过。

“哦，非常紧急，”埃罗说。“不过大家不想看到他被警察带走。皇宫里面到处是人，他却站在椅子上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我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边，不过他昨天在，还有前天——”

“卡米尔在发表演说？”

这好像不可能啊：不过又有可能。德·安东脑子里现出一幅情景。那是几个星期之前，是在夜深时分。法布尔一直在喝酒。他们都在喝酒。法布尔说，我们将会成为公众人物。他说，德·安东，你记得我们第一回见面的时候吧，那时候你还是个男孩，我曾经跟你讲过有关你嗓音的事吗？我跟你说过，你非要能够连续几个小时讲话，你非得要从这里发出声音，从这里——哦，不错，不过，还没做得那么好。法庭是一回事，不过，我们正从法庭中成长。

法布尔站了起来。他把手指尖放在德·安东的太阳穴上。“把你的手指放到这里，”他说。“感觉共鸣。把手放到这里，就这里。”他朝德·安东的脸戳了戳：在颊骨下面，在下巴侧面。“我会像个演员一样教你，”他说。“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舞台。”

卡米尔说：“《以西结书》。这座城市就是一只大耳锅，我们就是耳锅里的肉。”

法布尔转过身来。“这个结巴，”他说。“你不必做这种事。”

卡米尔用手蒙住眼睛。“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他说。

“就连你，”法布尔的脸上发光了。“就连你，我也要教。”

他身体前倾，在椅子上把卡米尔用力向上扭直。他抓住卡米尔的肩在摇晃。“你会说得恰当得体的，”法布尔说。“即便那样会要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性命。”

卡米尔防御性地把手放到头上。法布尔继续摇呀晃呀。德·安东太累了，没法干涉。

此刻，在四月的一个早晨，在明媚的阳光下面，他在纳闷，这个情景是不是真的出现过。不过，他开始上路了。

皇宫花园里，人满得要向外流了。这里似乎要比其他地方更加炎热，好像已经处于盛夏的时候了。环廊里的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生意红火，人们争着，笑着，成群结队地走着，股票经纪人把领结拉到一边，喝着柠檬水，咖啡馆的老主顾们一拨一拨地到花园里散步，用帽子当扇子，给自己扇风。年轻的女孩们出来乘凉，炫耀着夏装，与妓女们进行比较，那些妓女们一看到正午做皮肉交易的机会便蠢蠢欲动了。流浪狗咧着嘴，在四处溜达，卖宽幅纸张的人们扯着嗓门在高喊；洋溢着一片假日的气氛：危险的节日，带刀锋的节日。

卡米尔站在椅子上，微风吹散了他的头发。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正从一张像是警察文件的东西那里念着。念毕，他把这张纸放在食指和拇指指尖，举到一臂开外，然后松开，让它哗啦啦地飘到地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然后又安静下来。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便从人群后面消失了。“密探，”弗雷农说。然后，卡米尔带着真诚而又不屑的口气谈到了王后，之后人们便发出嘘嘘嘶嘶的声音和抱怨。他谈到了把国王从邪恶阴险的谋士中拯救出来，他称赞了赖克尔先生，之后人们便鼓起了掌。他谈到了善良公爵菲利普，还有他对人民的关怀，之后人们把帽子抛到了空中，欢呼一片。

“他们要抓他，”埃罗说。

“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巴布尔说。

“在这之后，他们要把他带走。”

德·安东神情凝重。人越来越多。卡米尔的声音没有丝毫的犹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不论是巧合，还是精心安排，他已经学会一口明显的巴黎口音。他们从花园那边渐渐地移到了这边。从一家珠宝商店上面的窗户看，公爵的侍从拉克洛正冷静地向下凝视，时不时地从水杯中呷上一口，然后写点记录，作为档案。热，越来越热了：唯独拉克洛感到凉快。卡米尔用手指头点了点额头，掸掉了汗水。他开始谈到粮食投机者。拉克洛写道：“本周讲得最好的地方。”

“埃罗，你过来告诉我们，我真高兴，”德·安东说。“不过，此刻我看不出有任何机会让他停下。”

“这全不是我干的，”法布尔说。他脸上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我告诉过你，你非要坚定地跟他站在一道。你非要揍他才行。”

那晚，卡米尔正要离开弗雷农的公寓，两个绅士模样的人把他截住了，礼貌地请他陪他们一起，到比隆公爵的家里去。有辆马车在等候。一路上，没人说话。

卡米尔为此感到高兴。他嗓子疼。结巴状态又恢复了。有时候，在法庭上，当他因案子而激动的时候，他能设法消除结巴状态。他愤怒的时候，结巴状态也会消失。他不能自抑时，他能够自控时，结巴都会消失，不过它还是会恢复的。此刻，它就重又恢复了，他必须使用老办法来对付：如果思想不需要向前飞驰，超前四到五个句子，如果思想不需要看到他无法发声的词语正在到来，他就无法把一个句子说完。那时候，他就必须想到同义词，有时候是最奇怪的同义词，或者他就必须干脆改变要说的内容……他记得法布尔曾非常痛苦地把他的头撞在椅背上。

比隆公爵只是稍稍露了面；他朝卡米尔点了点头，然后便迅速经过过道，走开，进了屋内。这里不透气，壁突式烛台把灯光向外扩散，墙上挂着块隔音挂毯，模模糊糊的神祇、马和人的图像：羊毛武器，羊毛马蹄，各种窗帘散发出樟脑丸和潮湿气味。图像的题材是狩猎之欢。他看到流着口水的大大小小的猎狗，穿着古代服饰的圆脸猎人：一只遭到围堵的牧鹿在小溪中慌乱地奔跑。他突然停下，恐惧一下子攫住了他，他有了要杀要奔的冲动。其中一个护卫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架着他继续向前。

拉克洛在一个墙壁满是绿色丝绸的小房间里等他。“坐下，”他说。“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告诉我，今天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一声不吭，在克制着自己，他难以想象，人们是怎样把一个人的痛处展示到这样的效果的。

公爵的朋友德·希勒雷漫不经心地进来，递给卡米尔一些香槟。今晚没有打猎任务，他感到无聊：不妨就跟这位特别的、小小的煽动人心者说说话吧。“我觉得你在经济上有负担，”拉克洛说。“我们可以帮你减轻那些负担。”

问完问题之后，他发出一个旁人无法感知的暗号，之后那两位一声不吭的绅士重又出现了，这一回过程是颠倒过来的：脚下的大理石冰冷冰冷的，关闭的门后面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有突然爆发的浪笑声，还有从看不见的房间里传来的音乐声。他看到挂毯上有用水仙、玫瑰和蓝梨图案做成的镶边。外面的空气丝毫也没变得凉爽。一个脚夫举起了火把。马车又回到了门口。

卡米尔把头向后仰着，靠着垫子。其中一个护卫拉下紫色的窗帘，遮住了他们的脸，防止他们看到大街。拉克洛谢绝了去吃晚饭，重新拿了些自己的东西。他说，受公众欢迎的人，还有类似这个精神失常的臭小子之类的人会好好招待公爵的。

4月22日，也就是某个星期三的晚上，加布丽艾尔一岁的儿子不肯吃饭，把勺子推得远远的，躺在摇篮里，嘴里呜咽着，没精打采的样子。她把他抱到自己床上，他睡着了。可是天亮的时候，她感到他的额头靠着她的面颊在发烧，而且又干又渴。

凯瑟琳跑过去找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还在咳嗽，”医生说。“还不吃东西吗？哦，别慌。我不会把这段时间称为一年中的健康时段。”他拍拍她的手。“亲爱的，你自己尽量休息。”

到了晚上孩子的情况没见好转。加布丽艾尔睡了两个小时，然后过来，好让凯瑟琳歇口气。她坐在一张笔直的椅子上，听着孩子的呼吸声。每过几分钟，她就禁不住要摸摸孩子——用手指头在他脸上，在他疼痛的胸部轻轻地拍拍。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他似乎好了一些。高烧的温度降下去了，拳头也松开了。眼睑垂下，进入了瞌睡状态，她朝后靠了靠，感到轻松了。四肢因为疲乏变成了果冻。

接着她听到的是时钟敲五点的响声。她从睡梦中痛苦地醒来，在椅子上猛地一惊，差点儿摔下去。她站起来，感到又是恶心又是发冷，她用一只手扶住摇篮，好撑住自己。她把身子倾在摇篮上，孩子趴着，非常安静。不用摸了，她知道孩子死了。

蒙特里尔大街与圣-安东尼通衢大道的交汇处有一栋大房子，对于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这栋房子叫泰通威尔。房子一楼是公寓（据说富丽堂皇），里面住着位名叫雷威龙先生的人。地下是个巨大的地窖，在那里黄昏时分可以品尝名酒。地下一层是雷威龙先生的财富源泉——一个雇了三百五十人的墙纸厂。

雷威龙先生在房子原先的主人破产后买下了泰通威尔这栋房子。他慢慢发展出生意兴隆的出口贸易。他是富人，是巴黎最大的雇主之一，他应该代表三级议会，这是自然而然的。4月24号这天，他满怀希望去参加圣-玛格丽特分区的选举会议。在那里他的邻居们充满敬意地听他演讲。雷威龙，好人啦。他的那一套清楚明白。

雷威龙说，面包价格太高。下面传来嘀嘀咕咕的赞同声，还有点带有吹捧意思的掌声：好像雷威龙的观察有创意、独树一帜一样。如果面包价格降下来，雷威龙先生说，雇主可能会降低工资，这样就会导致制造产品价格的下降。否则，雷威龙说，这样的情况哪里才是尽头？价格涨，工资涨，价格涨，工资涨……

恩瑞尔特先生拥有一家硝石厂，他热烈支持这些评论。人们在门口附近逛来逛去的，把零零星星的消息发给那些站在外头阴沟里没有选举权的人。

雷威龙的计划只有一个部分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他削减工资的计划。从圣-安东尼出来，到了大街上。

警察中尉德·克鲁斯尼已经警告过，该区可能会有麻烦。这里到处都是流动工人，失业率高，该区路道狭窄，人们喜欢高谈阔论，容易爆发骚乱。消息慢慢传遍了整个城市，但是传到圣-马尔塞之后，一群游行示威者开始朝河这边行进。领头的鼓手确定行进的步伐。他们高喊死亡口号：

富人死亡

权贵死亡

囤积居奇者死亡

神父死亡

他们举着一块木匠徒弟因急于表示感激、在五分钟之内就钉好的绞刑架：从绞刑架上垂下的是两只没有眼睛的稻草娃娃，手脚都是用稻草做的，还套上了旧衣服，恩瑞尔特和雷威龙的名字分别插在稻草娃娃的胸脯上。店主们听到他们过来，拉好百叶窗。完全按照沙滩广场上的仪式，有人把两个稻草娃娃给处决了。

这一切并不是都如此不同寻常。到目前为止，游行示威者们甚至连一只猫都没弄死过。模仿处决只是个仪式而已，他们其实是在发泄愤怒。法国卫兵上校派了五十名卫兵，在靠近泰通威尔房子的四周站岗，以防愤怒得不到充分发泄。不过他疏忽了恩瑞尔特的房子，对于成群的游行示威者来说，走到科特大街，把门砸翻，然后点火是一件简单的事。恩瑞尔特先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受伤。别的地方也没出现伤亡现象。雷威龙先生当选为代表了。

可是到了周一，局势显得更加严峻了。在圣-安东尼大街，又有许多新的人群出现了，从圣-马尔塞那边又来了一批。这些游行示威者沿着河堤行走时，码头装卸工人就跟着他们一起走，木堆上的工人们，还有睡在桥下贫困交加的人们，皇家玻璃厂的工人们扔下了工具，潮水般地涌进大街。一批两百人的法国卫兵部署到位；他们在泰通威尔房子前面向后倒退，利用手推车为他们自己构筑堡垒。正是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指挥官感到一阵阵惊慌了。堡垒之外，可能有五千人，或者可能有万把人；准确数字，谁也说不清。最近几个月以来，出现过某种过激行为，可是，这里的情况却不同。

碰巧，那天维桑有场赛马会。一辆辆时髦的马车穿过圣-安东尼通衢大道时，神情紧张、按照英国规矩打扮的女士们先生们被纷纷赶下了马车，站在下水道和鹅卵石上面。他们被强行要求高呼口号“打倒投机倒把分子”，然后被粗暴地扶回原来的座位上。其中，有许多绅士还交了不少钱，向他们保证自己的善愿，有些女士被强迫去吻肮脏恶心的徒工和浑身散发着臭气的运货马车车夫，以此作为她们跟他们志同道合的标志。奥尔良公爵的马车出现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公爵下了马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在人群中把钱包分配一空。后面的马车只得停下。“公爵正在检阅部队，”一个高亢、带着贵族腔调的声音在说。

卫兵们荷枪实弹，在等待命令。人群在四处走动，有时候接近马车，要跟士兵们说话，不过并没有显示出要攻击堡垒的倾向。在维桑那里，亲英分子们在督促他们喜欢的人穿过岗哨。下午过去了。

有人在努力分流那些跑完比赛回头的人，但是，当奥尔良公爵夫人的马车出现时，局面变得艰难起来。在她要去的地方，公爵夫人的赶车马夫说，通过那些堡垒吧。有人把情况作了解释。言语不多的公爵夫人没有改变她的命令。礼仪与权宜对峙了。礼仪占了上风。士兵们和旁观者们开始拆除堡垒。人们情绪起了变化，朝四处扩散。下午原先无所事事的情绪消失了，口号喊了起来，武器重新出现。人群冲过公爵夫人的马车。几分钟过后，泰通威尔房子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烧毁、砸碎或者拿走的东西了。

骑兵部队赶到时，人群已经在抢劫蒙特里尔大街上的商店了。他们把骑兵从马上拖下；步兵出现了，个个意志坚定的样子。命令啪的一声从空中划过，接着便是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枪声大作。是空包弹：然而，人们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一个步兵被一块从屋顶上掉下的瓦片给砸伤了。当他侧过脸看瓦片是从哪儿来的时候，把他选为投掷对象的暴民又飞出了一块瓦片，击中了他的眼睛。

刹那间，暴民们捣碎被砸坏了的锁，爬上了蒙特里尔大街的房顶，把脚下的砖板拉扯掉。士兵们退回到火力射击点的后面，他们把手放在脸上、头皮上，血在手指间直往下滴，脚下被砍倒在地的士兵尸体给绊倒了。他们开枪了。时间是下午六点半。

到了八点，一批接着一批的部队陆续赶到。暴民们被迫向后退却。受了伤，但是还能走路的人都给救走了。妇女们在大街上出现了，她们头上蒙着纱巾，提着一桶一桶的水，给受伤的人擦洗伤口，给那些失血的人喝水。店铺门面裂开大洞，门从铰链上脱离，在吱吱嘎嘎地作响，房子被掀得只剩下了砖块，脚下踩的是摔碎的瓦片和破碎的玻璃，瓦片上还有四溅的、黏糊糊的血迹，有些小火苗还在沿着烧焦的木头燃烧。在泰通威尔房子里，地窖遭到洗劫，那些去破坏盛酒圆桶和砸碎酒瓶瓶颈的男男女女们正躺在地上，失去了一半的知觉，因为在呕吐的时候他们给呛着了。为了报复，法国卫兵出动了，他们挥舞着棍棒，在他们躺倒的地方朝没有反抗的身体猛打猛击。鹅卵石上流过涓细的深红色溪流。九点钟的时候，全副武装的骑兵赶到了，瑞士卫兵抬来了八门大炮。一天结束了。有三百具尸体要从大街上给铲走。

直到葬礼那一天，加布丽艾尔才出去。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为罪孽深重的小灵魂祈祷，因为在身体内的一年中，它已经表现出不节制，贪吃奶水了。之后，她要去教堂为圣洁的无罪之人点亮蜡烛。此刻，大颗大颗的眼泪慢慢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滚。

路易丝·吉力从楼上下来了。她把女佣没意识到要做的事做好了，把孩子的衣服和床毯包好，把他的球和布娃娃收拢妥，抱了满满的一怀，拿到了楼上。她那张笑脸神情严肃而又坚定，像是要去伺候一位死去的亲人似的，而且她明白，她千万不能向情绪让步。她坐在加布丽艾尔身边，这个女人丰满的手放在她那骨瘦如柴的孩子的手上。

“情况就是这样，”德·安东先生说。“你刚刚调整好生活，上了轨道，可接着他妈的万能上帝的智慧就——”这个女人和这位姑娘带着不满和惊愕的神情，抬起头来。他蹙了蹙眉。“宗教对我来说再也没什么慰藉作用了。”

把孩子下葬后，加布丽艾尔的父母回来了，跟她住在一起。“指望将来吧，”安琪莉可提醒道。“你还可以再生十个孩子。”她的女婿痛苦地朝前方凝视。夏庞蒂尔先生在到处走动，唉声叹气。他感到无用。他走到窗户边上，朝外面的街道看看。有人在劝加布丽艾尔吃点什么。

正午时分，另一种情绪进入了房间：生活一定要继续。“对于过去经常知道这些消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局势，”夏庞蒂尔先生说。他设法给他女婿暗示，这些女人不要什么人打搅。

乔治-雅克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他们戴好帽子，走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皇宫和德·伏伊咖啡馆。夏庞蒂尔先生试图逗孩子说话。但是没成。他女婿眼睛直直地朝前面看。城里的大屠杀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在操心自己的事。

他们沿路挤了过来，到了咖啡馆的时候，夏庞蒂尔说，“我不认识这些人。”

德·安东朝四周看了看。这里有这么多他不认识的人，他感到惊讶“这里是皇宫爱国主义协会开会的地点。”

“他们或许是些什么人？”

“平常一帮打发时光的家伙。”

比劳德-瓦恩尼斯正一路朝他们这边挤过来。自从德·安东任性地把工作撂下以来，已有好几个星期了。他原本发黄的脸已经成了令人心烦的东西，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的文员巴雷把该地区所有懒散不顺心的事统统告诉了他。

“你怎么看待整个局势？”比劳德的眼睛，永远都像小小的、酸酸的水果一样，显示出成熟得要让人期待的样子。“我明白，德穆兰最后宣布，他对选举感兴趣。他一直跟奥尔良派的人在一起。他们已经把他收买了。”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哦，说说那个魔鬼吧。”

卡米尔一个人进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四周打量了一番。“乔治-雅克，你一直在哪里的？”他说。“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你了。你把雷威龙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会告诉你我把雷威龙弄成什么样子的，”夏庞蒂尔说。“谎言和歪曲。雷威龙是本城最好的人。去年冬天，他一直给他的员工们发工资直到所有人失业。”

“哦，所以，你觉得他是个慈善家？”卡米尔说。“对不起，我得跟布利索说上几句。”

德·安东直到现在才见到布利索。要是不见他，对他置之不理，这也够简单的。布利索转身朝卡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身对那群人说，“不，不，不，纯粹是立法的事。”他又转身，向卡米尔伸出手来。他身材瘦削，刻薄小气，心理阴暗，肩头狭窄，背驼得有点变形。健康和穷困状况使他看上去比他三十五岁的年龄要显得苍老些。不过今天他孱弱无力的脸和苍白的眼睛却像个第一天上学的孩子一样充满希望。“卡米尔，”他说。“我打算办一份报纸。”

“你得小心，”德·安东对他说。“警察还没有完全放任眼下这个形势不管呢。你也许会发现你没法发行报纸。”

布利索的眼睛从德·安东的身架上游移开，然后往上，掠过他那带有疤痕的脸。他可没有要求别人把他介绍给自己。

“首先，我认为我会在4月1号开始，每周出版两次，然后我认为，不行，等到4月20号吧，让它每周出版四次，之后我认为，不行，把它推到下周，那时三级议会正在召开，那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想把所有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传到巴黎，传到巴黎的大街小巷，警察也许要抓我，不过，这算得了什么？我曾经去过巴士底狱，我还可以再去嘛。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费耶-圣-托马斯区帮助选举，他们太渴望获得我的思想了——”

“人们一向这样，”卡米尔说。“也许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吧。”

“别讽刺我了，”布利索轻轻地说。他眼角四周黯淡的皱纹里有了不耐烦的迹象。“我知道，你认为我没机会办报纸，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有让自己闲着。一个月前，谁会想到，我们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呢？”

“这家伙把死了三百号人称为进步，”夏庞蒂尔说。

“我觉得——”突然，布利索不吱声。“我要私下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想法。这里有警察的线人。”

“那就是你，”有个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布利索眨了眨眼。他没有转身回头。他看着卡米尔，要弄明白他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马拉告诉你们，”他喃喃自语道。“毕竟，我做了很多事情，是为了推动他的事业，提高他的名声。可我得到的却是诽谤和含沙射影的指责。那些被我称为同志的人对我比警察对我还要坏。”

卡米尔说，“你的麻烦就在于你出尔反尔。我听到你讲过的话，说三级议会将要拯救国家。两年前，你说过，除非我们首先消灭君主制，否则一切都没戏可唱。到底是哪一个，到底又该是哪一个？不，不要回答。会不会对这些骚乱进行一次调查呢？不会。有些人将被绞死，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没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路易不敢，赖克尔不敢，就连公爵本人也不敢。可是，我们都知道，雷威龙的主要罪过就是代表三级议会反对由奥尔良公爵提议的代表候选人。”

鸦雀无声。“大家早就应该猜到了，”夏庞蒂尔说。

“大家永远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规模和声势，”布利索低声说。“这是筹划好的，是的，人民被收买了——不过，不是一万人。就连公爵也不可能给一万个人掏钱。他们在为他们自己行动。”

“这打乱了你的计划吗？”

“他们一定是受人指使的。”布利索摇了摇头。“我们不需要无政府状态。每当我发现自己站在我们不得不利用的人面前时，我就感到颤抖啊……”他朝着德·安东的方向做了个手势，然后跟夏庞蒂尔一起走开了。“看看那家伙。他穿着打扮的样子看起来或许像个值得尊敬的公民。不过，你们能看到，他要是手里拿了支长矛，他才感到最开心呢。”

卡米尔的眼睛睁大了。“可是，那是德·安东先生，国王的议员。你别急于得出结论。德·安东先生，索性让我来告诉你，除了他知道他的前途在哪里，可能在政府任职。布利索，可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这么多人当中，你们就害怕这么一个人吗？”

“我和人民在一起，”布利索充满敬意地说。“和他们纯粹高尚的灵魂在一起。”

“这不真实，你没有与人民在一起。你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身上臭烘烘的，因为他们不懂希腊文。”他悄悄地从房间溜开，走到了德·安东那边。“他把你当成了刽子手，”他高兴地说。“布利索，”他对夏庞蒂尔说。“娶了杜邦的一位千金，杜邦过去常常以某种低贱的身份为菲丽切蒂·德·让利效力。那就是他卷入奥尔良公爵派的过程。我真的尊敬他。你知道，他在海外多年，为了这件事写啊说啊。他应该参加革命。他不过就是个糕点师的儿子，可他很有学识，他摆架子，那是因为他经受的磨难太多。”

夏庞蒂尔先生感到茫然而又愤慨。“卡米尔，你，在拿公爵的钱的你，你向我们承认，说，雷威龙已经受到伤害——”

“哦，现在，雷威龙说不清楚。如果他没说那些话，他或许做过那些事。他也许一直在想着那些事。肤浅的真相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大街上是怎么想的。”

“改革？”卡米尔说。“我不是在谈改革。今年夏天，这个城市将会爆炸。”

因为孩子夭亡给他带来的打击，德·安东感到身体不适。他想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告诉他有关孩子的事。那样会使他在自己的轨道上戛然而止。可他为正在安排部署的、即将来临的大屠杀感到如此高兴。德·安东心想，我算什么人，何必要去毁掉他的这一个星期呢？

凡尔赛：许多艰难的思考已经进入到这个队伍中。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件起身然后散步的事。

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充满期待。等待了很久的这一天来到这里了。三级议会一千两百名代表，排着队，庄严肃穆地走到圣-路易教堂，南希教堂的主教德·拉法尔先生要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布道，为他们的事业祈求上帝保佑。

一级议会的神职人员：五月初乐观向上的光芒在集会人员的礼冠上闪耀，在他们衣袍的珠宝上闪烁。贵族人员跟在后面：同样乐观的光芒在三百把剑柄上一闪一闪的，愉快地顺着三百件裹着丝绸衣服的后背往下滑落。三百顶白帽上面的羽毛在微风中轻快地飘摇。

不过，在他们前面走来了平民，也就是第三等级议会，由礼仪大师指挥他们穿着朴素的黑外套。足足六百人，像是一块巨大的黑东西在行进。为什么不让他们穿工作服，命令他们嘴里衔着稻草呢？可是，就在他们行进之时，令人蒙羞的场面呈现出一派新面貌。这些丧服乃是众志成城的标志。他们毕竟是被要求过来亲临旧秩序垮台，而不是光临化装舞会充当宾客的。朴素的领结上是流露在他们脸上的某种自豪。我们才是具有远大志向之人：与艳俗的服装告别了。

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带着一班来自他省份的人，走在两个农民之间；如果他掉头就能看到布列塔尼代表们好斗的魔爪。那么多的肩头把他陷在其中，使他在其中行走。他的目光始终向前，他克制住自己想要扫视站在道路两旁欢呼的队伍的欲望。这里没人认识他。没人专门为他欢呼。

在人群中，卡米尔遇到了布尔威尔修道院院长。“你认不出我来了，”修道院院长一边挤着向前，一边埋怨。“我们一起上过学的。”

“是的，不过那时候因为天冷你就出紫斑。”

“我立刻把你认出来了。你一点都没变，看上去约莫十九岁。”

“你现在信主吗，德·布尔威尔？”

“不那么明显了。你见过路易·苏鲁吗？”

“从没见过。不过我期待他今天会露面。”

他们转身回到队伍中间。有一会儿，一种毫无道理的自信感控制了他，是他，德穆兰，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的；不同等级的议会正听从他的要求在行进；还有，所有的巴黎人和凡尔赛人都在围着他转。

“奥尔良公爵到，”布尔威尔拉了拉他的胳膊。“瞧，他坚持跟第三议会走在一道。看看礼仪大师正在恳求他呢。他在冒汗。瞧，那是比隆公爵。”

“是的，我认识他。我到他家去过。”

“那是拉法叶特。”美国英雄穿着银色马甲，正轻快地迈着步子，苍白的脸上神情严肃，还带有一点儿抽象的味道，尖得特别的头藏在仿照亨利四世[1]的帽子下面。“你也认识他？”

“久闻其名，”卡米尔喃喃自语道。“他是华盛顿的火药桶。”

布尔威尔大笑。“你一定要把这记下。”

“我已经记下了。”

在圣-路易教堂，德·罗伯斯庇尔在甬道边上有个好座位。说是好座位，指的就是在布道的时候可以活动，而且靠近盛大的游行队列。如此靠近；他能看到，喧嚣的圣公会海洋在刹那间就分开了，在紫色袍和草坪绿的衣袖之间，国王毫无意向地、完完全全地直视着他，国王穿着金子做成的衣服，显得胖了；王后掉头的时候（第二次这么靠近），她头发上的羽毛好像是在朝他友好礼貌地召唤。放在带着珠宝的圣体匣内的《圣经》变成了小太阳，在主教的手中闪耀着光芒。他们在镶着金花的华盖下面的讲台边就座。接着是唱诗班的合唱：

哦，拯救受害之人，

如果你能卖掉皇冠上的宝石，你能为法国买来什么？

对下面的人类敞开天堂之门，

国王看上去半睡半醒。

我们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王后看上去傲慢无比。

赐予我们帮助，赐予我们力量。

她看上去像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人。

哦，献给你的伟名无穷的颂扬，

赤字夫人。

三位一体、永恒不朽的神灵，

外面，妇女们在高呼奥尔良公爵。

赐予我们无尽的日子吧，

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与你同在我们真正的故乡。

卡米尔也许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

阿门。[2]

“瞧，瞧，”卡米尔对布尔威尔说。“马克西米连。”

“哦，是的。我们亲爱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惊讶。”

“我应该在那儿的。在那个队列里头的。德·罗伯斯庇尔是我的精神下属。”

“什么？”院长转过身来，显得惊诧。笑声把他吞噬了。“蒙上帝赐予恩宠，路易十六也是你的精神下属。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的教皇神父也是你的精神下属。除了当代表之外，你还想当什么呢？”卡米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天啊，天啊，”院长故意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是米拉波，”卡米尔说。“他正在创办一份报纸。我要为报纸撰写稿件。”

“这个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还没安排。明天我就要安排。”

德·布尔威尔用眼睛斜乜着他。他觉得，卡米尔喜好说谎，过去一直是这样。不，那样过于苛刻了。索性让我们这样说，他常常浪漫。“哦，祝你好运，”他说。“你有没有看王后是怎么受到接待的？恶心，是吗？可他们为奥尔良公爵在欢呼。还有拉法叶特。还有米拉波。”

还有德·安东，卡米尔说，低声地，试图把声音从呼吸中带出来。德·安东手里提着一只大手提箱，是不会过来观看的。还有德穆兰，他补充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德穆兰欢呼。他感觉到由失望带来的隐隐约约的疼痛了。

一整夜都在下雨。十点，游行开始时，在晨曦下，街道上已经是汪洋一片，不过，到了正午，地上已经很热很干了。

卡米尔计划在凡尔赛过夜，就睡在他表弟的公寓里。身边有好几个人的时候，他强调说，要给代表行行方便嘛，这样，他既得到尊严，又不会拒绝。等他到来时，午夜早就过去了。

“你到底是在哪里，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才来？”德·维耶夫威尔说。

“跟比隆公爵在一起的。还有德·吉力伯爵。”卡米尔嘟哝道。

“哦，我明白了，”德·维耶夫威尔说。他烦了，因为他不知道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因为有第三方在场，这才阻止了他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的一场大争大吵。

有位年轻人从烟囱角落那边平静地站了起来。“我要从你这里走了，德·维耶夫威尔先生。不过你把我的话仔细考虑考虑。”

德·维耶夫威尔没有试着给他们互相做介绍。这位年轻人对卡米尔说，“我叫巴纳夫，你也许听说过我。”

“大家都听说过你。”

“也许你觉得我不过是个招惹麻烦的人。我真希望表现一下我不仅仅如此。晚安，先生们。”

他把门在身后轻轻地拉上。卡米尔可能想要去追他，问他一些问题，努力加强他们之间的熟悉关系；不过，那天，他的敬畏官能使用得过度了，眼下还理会不到这个。这个巴纳夫就是在太子广场激发民众抵御国王谕令的家伙。大家都叫他“老虎”——卡米尔现在明白了，这是对一个平易近人、讨人喜欢的塌鼻子年轻人一种文雅的调侃。

“怎么啦？”德·维耶夫威尔询问道。“失望了？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

“他要什么呢？”

“为他的措施提供支持。他只能给我抽出十五分钟的时间，而且是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

“因此你认为你被羞辱了？”

“你明天会看到他们所有人争夺利益。要是你问我的话，他们都在准备抢到什么算什么。”

“难道就没什么能撼动你这个小小的狭隘观念吗？”卡米尔问。“你比我父亲还要糟。”

“卡米尔，要是我是你父亲，多少年前我就把你愚蠢的小脖子给扭断了。”

在皇宫，在全城，许多座钟同时敲响了凌晨一点，钟声和谐一致得让人觉得哀伤。德·维耶夫威尔转身走出房间，上床睡觉。卡米尔掏出他写好的宣传册《论自由法国》的初稿。他仔细读完每一页，又一次把全部稿子给撕了，扔到了火里。宣传册没有紧跟形势，下一周，若承天意，一切顺利[3]。下个月，他要重写。在火苗中他能看到自己写作的情景：墨水在稿纸上迅速移动，他的手从前额捋起头发。窗户下面的马车行人不再轰轰作响的时候，他已经蜷缩在椅子上，在渐渐暗淡的火苗边睡着了。五点钟的时候，外面的天光从百叶窗之间钻了进来，第一辆马车过去了，把黑色酸面包拉向凡尔赛市场。他醒了，坐起来，朝这个陌生房间的四周看了看。恶心和恐惧，像慢慢悠悠的、失去了热量的火苗一样传遍了他的全身。

这位男仆，不像是个侍从，倒像是个保镖，说：“这是你写的吗？”

他手里有本卡米尔的第一本宣传册《法国人民的哲学》。他把宣传册在手中挥了挥，仿佛是本官方文件似的。

卡米尔朝后退。已是八点钟了，米拉波的前厅里人依然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凡尔赛人都想跟他见面，所有巴黎人也是如此。他感到自己渺小，无足轻重，完全被此人的主动出击给打败了。“是的，”他说。“我的名字就在封面上。”

“我的好上帝，伯爵一直在找你呢。”这位男仆抓住他的臂肘。“跟我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来之不易：他没法相信这一切将会容易。这位德·米拉波伯爵身上裹着粉红色的丝绸睡衣，显示出某种古代的打扮：好像他在侍候一群雕塑家一样。他脸都没刮，上面在出汗，有点发亮；还有不少痘疮和浅灰的暗影。

“我找到哲学家了，”他说。“窦奇，给我来点咖啡。”他故意转身。“到这边来。”卡米尔犹豫了一下。他觉得就差一只网和一把三叉齿的叉子了。“我说，到这边来，”这位伯爵厉声说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他打了个哈欠。“在这个时候我不危险。”

伯爵仔细打量着他，像是要对身体进行伤害一样，刻意想要令人生畏。“我本打算在某个公共场合对你进行一次埋伏拦截，”他说，“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来。不巧，我浪费了时间，在等国王派人找我。”

“他应该派人来找你的，先生。”

“哦，你成了我的派系成员了？”

“从你的前提出发，展开辩论，我感到荣幸。”

“哦，我喜欢那样。”米拉波揶揄地说。“我非常喜欢谄媚者，德穆兰先生。”

卡米尔没法理解这一切：奥尔良看他的样子，米拉波现在看他的样子，好像他们计划好了怎么对付他似的。自从神父们放弃他之后，没有人再有对付他的计划了。

“你一定要原谅我的仪表，”伯爵平和地说。“我的事务使我在夜里活动。我一定要说，不是一直这样，是我的政治事务。”

这是废话嘛，卡米尔立刻就懂了。假如伯爵真是这样，他会刮好脸，头脑清醒地接待他。可是他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有预先精心谋划的效果，通过他的从容和随意，还有通过他为仪表漫不经心的道歉，他真正的意图其实就是主宰并吓唬那些小心翼翼而且焦虑不安地侍候他的人。伯爵直视着他冷漠的侍从窦奇，然后爆发性地大笑，仿佛此人说了个笑话；之后，突然停止大笑，说，“我喜欢你写的文章，德穆兰先生。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情绪，充满了如此深厚的感情。”

“我过去常写诗。我现在明白，自己没有写诗的天分。”

“即使没有音步，写诗的束缚还是够多的，我觉得。”

“我也不想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我想我原打算把它写得像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那就把这个交给上了年岁的人做吧。”伯爵举起宣传册。“你能否再写写这个呢？”

“哦，那个，能，当然能。”他瞧不起这本宣传册，有一会儿，那东西好像要传遍到羡慕它的人手中似的。“我可以写那个……这像是呼吸一样。我不是说像谈话，为了一些即将要搞清楚的原因。”

“不过你确实是在谈话，德穆兰先生。你是在跟宫廷谈话。”

“我正在强迫自己这么做。”

“造化把我塑造成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家伙。”伯爵侧了侧头，展示出他更好看的那半面。“你有结巴状态多久了？”

他把结巴状态说得像个玩具一样，或者像个满有意思的发明创造。卡米尔说，“很久了。打我七岁起就有。打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起就有。”

“离开家人是不是使你过度伤心了？”

“我现在记不清了。我认为一定是这样。除非我千方百计要把它轻松地表达出来。”

“哦，那种家。”米拉波笑了。“我本人熟悉各种各样的家庭困难，从早餐桌上发脾气到乱伦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伸出一只手，把卡米尔拽到房间里。“国王，已经辞世的国王，过去常说，应该有个国务卿，他没有别的职能，就只为我家里的争吵当仲裁。我的家族，你知道，很有历史。也很伟大。”

“真的？我的家族只是装作伟大的样子。”

“你父亲是谁？”

“一个县法官。”诚实迫使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怕，对他来说，我是个令他极度失望的人。”

“别告诉我。我从不会去理解中产阶级。我希望你坐下。我一定要知道你的一些个人情况。告诉我，你在哪里接受的教育？”

“在路易大帝高中。你以为，我是在本地街道上长大的？”

米拉波把咖啡杯放下。“德·赛德当时就在那里。”

“他不是非常典型吧。”

“有一次我运气不好，跟德·赛德一起被关禁闭。我对他说，‘先生，我不希望跟你有任何联系；你把多少女人切成了碎片。’请原谅，我在岔开话题。”他坐到椅子上，成了一个把得体举止彻底抛弃了的贵族，因为贵族向来不会为了什么事恳求别人原谅。卡米尔注视着他，既感到极度虚荣，又显得自得自满，显摆得像个伟人一样。每当伯爵动动身子说话的时候，他就四处巡视，然后咆哮。每当伯爵安详平和的时候，他就令人想起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某个用塔夫绒填塞的狮子：死，但是不要死得像他那样。“继续，”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打搅你吗？你认为我会把你小小的才华留给公爵的那帮杂种？我正准备给你一些忠告。公爵给了你忠告吗？”

“没有。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

“你说得多伤心哪。他当然没有。可是，我本人感兴趣。我手下有很多才子为我所用。我把他们称为我的奴隶。我喜欢大家在我的种植园里开开心心，你肯定知道我是谁。”

卡米尔记起安莱特是怎么跟他提到米拉波这个人的了：一个破产的家伙，一个不讲道德的家伙。这么个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墙上挂着陈旧的东西，时钟还在滴滴答答地走，伯爵在抓挠他的下颌，在这么个塞满东西的地方，安莱特的想法显得格格不入。房间里到处都是他日子过得不错的证据：他在心里纳闷，当我们的意思是奢侈、饕餮和荒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破产尚未解除这件事好像并没有妨碍伯爵购买昂贵的物品，在这些昂贵物品当中，仿佛他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件了。至于说不讲道德，伯爵似乎过分急于要承认这一点。表明他野心的野生动物收藏品就在房间的角落处卧着，饥肠辘辘地急着要吃早餐，在拴着它的链子的那头散发着臭气。

“哦，你停下来想了好久了吧。”伯爵稍稍动了一下，站了起来，他把裹在身上的睡衣拖在身后。他把一只手臂搭在卡米尔的肩头，把他带到从窗户里流淌进来的阳光中。突如其来的阳光的暖气好像是从他自己身上流淌出来一样，他呼吸的气息中有些酒气。“我应该告诉你，”他说，“我喜欢我身边的人有复杂肮脏的历史过往。那样我才会感到自得自在。你呢，卡米尔，你冲动，你富有感情，你在巴黎皇宫把你像是染过毒的鲜花一般的感情一直在兜售——”他摸摸卡米尔的头发。“还有你那种既让人有兴趣，又不表现得那么明显，但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在性方面暧昧的态度——”

“你总是这样批评别人吗？”

“我喜欢你，”米拉波冷冷地说。“因为你从没抵赖过什么。”他把身体挪开。“有一篇手写文章在流传，题为《自由法国》。那是出自你手吗？”

“是的。你不会以为那边放着的那本乏味的小册子是我全部的作品吧？”

“没有，德穆兰先生，我不会，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也有你自己的奴隶和抄写工。用一个词把你的政治告诉我。”

“共和。”

米拉波发誓。“君主制是我随身携带的信仰物，”他说。“我需要它，我打算靠它来坚持我自己的权利。你有很多地下熟人，他们跟你想法一样吗？”

“没有，不会超过六个人。也就是说，我认为你在整个国家找不出超过六个的共和人士。”

“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因为人们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他们觉得国王会吹口哨把他们从阴沟里叫走，使他们成为部长。不过，所有那样的世界将被摧毁。”

米拉波大声喊他的男仆。“窦奇，把我的衣服拿过来。相当华丽的衣服。”

“黑色的，”窦奇边说边连滚带爬地进来了。“你是议会代表，是吗？”

“见鬼，我忘了。”他朝休息室方向点点头。“听起来好像他们在外面有点儿急不可耐了。是的，马上让他们所有人都进来，这样有意思。啊，日内瓦人的流亡政府到这里来了。早上好，杜洛弗雷先生，克莱维耶尔先生。这些都是奴隶，”他用能把话传出去的低语声对卡米尔说。“克莱维耶尔要当财政部长。哪个国家对他来说都行。奇特的雄心壮志。非常奇特。”

布利索赶忙过来。“我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他说。就这一次，他看上去还真是这样。

“多伤心，”米拉波说。

他们开始挤满房间，穿着淡白丝绸的日内瓦人和腋下夹着公文包、穿着黑衣服的代表们，穿着寒碜的棕色外套的布利索，头发薄薄的，笔直地覆盖在前额，上面也没敷粉，一副刻意要让人想起古代世界的样子。

“裴迪昂是名代表吗？祝你一天愉快，”米拉波说。“从哪里来的？夏特尔？很好。谢谢你来看望我。”

他转身离开。他在同时跟三个人说话。要么是你吸引了他的兴趣，要么就是你没有。裴迪昂代表没有。他块头大，慈眉善目，肉嘟嘟的，潇洒，像个正在发育的小孩。他微笑着把房间环顾了一下。之后他懒洋洋的蓝眼睛便专注起来。“哦，这个声名狼藉的卡米尔。”

卡米尔用力跳将起来。要是没有前面的修饰语，他倒更喜欢。不过，这是个开端。

“我急匆匆地去了一趟巴黎，”裴迪昂解释道，“我在咖啡馆里听到了你的名字。后来德·罗伯斯庇尔代表就你的情况给我做了描述，因此我刚才一见到你，立刻就知道是你了。”

“你认识德·罗伯斯庇尔？”

“相当熟。”

我对此怀疑，卡米尔心想。“是个吹我捧我的描述吧？”

“哦，他非常喜欢你，”裴迪昂朝他满脸堆笑。“大家都这样。”他大笑起来。“别一副怀疑的样子嘛。”

米拉波的声音在整个房间响起来了。“布利索，他们今天在皇宫怎么样？”他没等人回答。“我觉得，又和往常一样，在搞肮脏的阴谋。所有人，除了善良公爵菲利普，他头脑太简单，策划不了这样的阴谋。操，操，操，那就是他全部考虑的事。”

“对不起，”杜洛弗雷说。“我亲爱的伯爵，对不起。”

“这么多道歉啊，”伯爵说，“我忘了你从卡尔文城来。不过的确是这样。窦奇对于领导国家的艺术手腕倒有更多看法。他的看法多得多。”

布利索两只脚在不停地腾挪。“对公爵说话要轻一点，”他嘘地说了一声，“拉克洛在这儿。”

“我保证没见过你，”伯爵说。“你应该有些故事吧？”他的声音像丝绸一般。“黄色书交易怎么样？”

“你在这里干吗？”布利索对卡米尔说，声音比谈话的喧闹声要低。

“你跟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我不大清楚。”

“先生们，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米拉波把卡米尔推到自己前面，之后把他那双该洗但是没洗的大手放到卡米尔的肩上。他现在成了另一类动物了：是一只出坑的熊，大声叫吼，充满了危险。“这是我新买来的东西，德穆兰先生。”

裴迪昂代表和蔼可亲地朝他微笑。拉克洛看了他一眼，便转身走开了。

“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给我一分钟穿衣服的时间，窦奇，给那位先生开门，我会直接跟你们在一起。”他们鱼贯而出。“你留下，”他对卡米尔说。

突然，一阵沉默。伯爵伸手蒙住他的脸。“多有意思的闹剧啊，”他说。

“好像在浪费时间。可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是怎么组织进行的。”

“我亲爱的，你知道的根本不多，不过，这并不妨碍你有你那些小小的一本正经的看法。”他张开双臂，轻快地走过房间。“米拉波伯爵崛起、崛起啦。他们必须来看我，他们必须来看这个食人动物。拉克洛到这里来过，他把鼻子气歪了。布利索也一样。布利索那个人哪，可把我给累死了，他从来就没个安静的时刻。我不是说他像你一样满屋子在跑，我是说他骚动不安。偶尔，我猜，你从奥尔良公爵那里拿钱了吧？非常正确。人必须生活嘛，如果有可能还要靠牺牲别人作为代价。窦奇，”他说，“你可以帮我刮脸了，不过别在我嘴里放肥皂泡，我要谈话呢。”

“好像那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似的，”此人说。他的雇主身体前倾，在他肋骨部位上捶了一拳。窦奇泼了点热水，在别的方面没碍事。

“爱国者们需要我，”米拉波说。“爱国者们！你注意到了，如果不使用那个词，我们怎么能读完一个段落呢？在一两个月之内，你的宣传册就要送出。”

“出版商是一种疯狂的人种，”伯爵说。“要是炼狱由我订购和处置的话，我会给他们专门留个圈，在这个圈里，他们会在白热化的砧板上慢慢被烤死。”

卡米尔的眼睛对着米拉波的脸光芒一闪。从他脸上的脾气和紧张中，他发现了某个迹象，那就是他并不是这个魔鬼唯一坚实可靠的赌注。“你结婚了吗？”伯爵突然问道。

“没有，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订婚了。”

“她有钱吗？”

“相当多。”

“你每说一次实话，我对你就有好感。”他挥手示意让窦奇走开。“我认为你最好搬到这里来住，至少说，你在凡尔赛的时候。我没把握，你是不是适合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拉了拉领结。他的情绪已经变了。“卡米尔，你知道吗，”他温柔地说，“你也许想知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不过，关于我自己，我也在想同样的事……到凡尔赛这里，每天都期盼着被皇宫传召，而这靠的是我写的文章、我的演讲，还有从人民中间获得的支持这个力量……期盼着最后能够在这个王国发挥我本该发挥的作用……因为国王必须派人来找我，是吗？在所有旧的解决方案都被尝试过，而且失败了的时候？”

“我认为是这样。可是你必须清楚地向他表明，你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对手。”

“是的……那是另一场博弈。你有没有尝试过自杀？”

“这种情况时不时地作为一种可能在出现。”

“一切都是玩笑，”伯爵厉声地说。“我希望，你因为叛国罪而站在审判席上时，你要表现得轻浮一点。”他把声音又压低。“是的，我懂你的意思，这已经成了一个选择。你明白，人们说，他们没有丝毫的后悔，他们在吹牛，可我，我告诉你，我后悔的东西可多呢——我欠了很多债，我每天都在欠债，还有那些被我毁掉，还有被我遗弃的女人，我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天性，我从来没有学会去克服天性，那就是，永远不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到来的天性——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死亡可能就是一种缓刑，死亡会给予我摆脱我自己的休息时间。可我傻。现在，我要活着，所以——”他突然中断。他要说，他是被迫承受痛苦的，他认为他的面子已经被碾碎成很多错误，已经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批评，受到了贬低。

“哦，为什么？”

米拉波咧嘴笑了笑。“所以，我可以把地狱交给他们，”他说。

小乐厅，人们就是这么叫的。直到现在，它还一直被用来存放皇宫剧院使用的布景。这两个事实惹来了不少议论。

当国王决定这个大厅适合当作召开三级议会的场所时，他把木匠和漆匠召集进来。他们在大厅里挂满了天鹅绒和流苏，敲断了一些仿制的柱子，金粉溅得满地都是。这里算得上金碧辉煌，但是又便宜。第一级、第二级议会的皇位左右两边都是座位；下院代表在大厅后面，他们要坐在数量不足的硬木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国王经过庄严肃穆的入口处时，面带一副相当傻乎乎的笑容。他把他们扫视了一番之后，摘下帽子。之后，坐下，接着，又把帽子戴上。穿着华丽长袍和丝绸外套的人们疾走而过，发出沙沙的响声，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落座。三百根羽毛竖了起来，然后又重新放到三百个尊贵的人头上。不过礼仪规定，当着君主的面，平民仍旧不戴帽子，而且还要站着。

过了一会儿，一个红脸男人用他朴素的帽子拍了拍前额，然后竭尽全力，一边发出噪声，一边落座。属于第三级议会的众人一起坐下。米拉波伯爵和其他人一起拼命地在板凳上你争我夺。

国王陛下丝毫没受影响，他站起来演说。他个人认为，让穷人站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为了获准进入大厅，他们已经等待了三个小时。好吧，他们自己已经主动行动，他不会大惊小怪。他开始讲话。过了一会儿，后排的人倾倒在前排了。什么？他说什么？

旋即，情况明摆着：只有肺活量特别厉害的巨人才能在这个大厅里脱颖而出。因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米拉波笑了。

国王说得——很少，真的。他谈到美国战争的债务负担。他说，税收体制也许要改革。但是他没有说到它该怎么改革。接着，米拉波站起来发言：作为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掌管人。他警告不要有过激行动，不要有危险的改革，他邀请不同等级的议会第二天各自召开会议，选举官员，起草程序。之后他坐下。

议会应该作为一个制度召开会议，选票应该按照每个人头逐一统计，这正是下院的迫切愿望。否则，教堂人员和贵族人员将会继续联合，对抗贫民；双重代表的丰厚拨款——他们六百，给贵族人员和神职人员分别三百，什么都不会给他们使用。他们倒不如回家去。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赖克尔发表演说之前的事。这位财务审计官站了起来，结果是大家期待的一片鸦雀无声。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不知不觉地在板凳上朝前移动。赖克尔开始了。他的讲话，你会觉得比巴雷的讲话更容易懂。他的讲话就是数字、数字、数字。

十分钟之后，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眼睛跟随大厅里其他人的眼睛在转。皇宫里的女士们塞在板凳上，像是摆在货架上的陶器，在她们自己不堪忍受的长袍、束腹和拖裙内，她们身体僵直，如同困在陷阱里。每个人都坐得笔直的；后来，这种姿势坐累了，她们就靠着后面女士的膝盖往后仰一仰，寻找支撑。十分钟过后，那些膝盖会弯一下，伸一下，然后，第一位女士又会把身体坐得笔直。很快，她弯下身子，动一动，打个哈欠，扭一下，在允许的空间范围内会把身子挪动一下，默默地在心里长吁短叹，祈祷这样的折磨早点儿结束。她们多么渴望把身体朝前倾一倾，把酸酸的头垂到膝盖上啊！可是自尊使她们一直就这么笔直地坐着——多多少少是这样吧。他心想，多可怜的人啊。可怜的小生灵啊。她们的脊椎会断掉的。

最初的半个小时过去了。赖克尔在这之前来过这里，在大厅里试过自己的嗓音，因为他讲话一直可以听得非常清楚；要是没有听懂，那委实不像话。马克西米连心想，领个头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些好的表达，我认为。灵感，随你怎么叫吧。此刻，赖克尔在勉强为之。他的声音在渐渐减弱。这，显而易见，早被预料到了。他有个替身。他把笔记念完，替身就站了起来，开始了。他的嗓音像座在吱吱嘎嘎发响的吊桥。

此时此刻，有个女的马克西米连在注视着：王后。她丈夫在演讲的时候，她为了集中注意力，努力锁着眉头。巴朗汀站起来时，她的眼皮已经垂下。此刻她朝自己的四周看了看，非常坦诚。她用眼睛扫了一下贫民议员坐的凳子。她会观察他们，也观察自己。她会把眼睛向下朝自己的膝盖瞄一下，然后轻轻地移动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为了在灯光里看看几颗钻石忽闪忽闪的光芒。她会抬头，然后又一次转动，转动那张僵硬的脸。她似乎在寻觅，寻觅。她在寻觅什么呢？寻觅黑色外套上面的一张脸……一个敌人？一个朋友？她手中的扇子在使劲地摇啊摇，像只活蹦乱跳的鸟儿。

三个小时后，人头攒动，代表们趔趄着走到外面，来到太阳底下。一大群人立刻围聚在米拉波身边，为了给他们指导，他在剖析赖克尔先生的发言。“先生们，别人从银行家手下稍有能力的小职员那里也许期待的正是这么个演讲……至于说到赤字，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假如国王不需要筹集资金，我们能在这里吗？”

“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人数拥有选票，”一名代表顺水推舟地说，“我们倒不如不在这里了。”米拉波用力拍了一下此人的肩头，弄得他站立不稳，失去了平衡。

马克西米连远远地离开这个人群圈子。即使是碰巧，他也不想冒险被米拉波用拳头打到自己的背部。此人用拳头打人随随便便。立刻，他感到有人在轻拍他的肩头了。仅仅是轻拍而已。他转身。是布雷屯的一名代表。“今晚开会讨论策略，在我房间，八点钟，行吗？”

马克西米连点了点头。他的意思是战略吧，他心想：把时间、地点和战斗的条件强加到敌人身上的艺术。

上下晃动着走过来的是代表裴迪昂。“为什么这么谦虚低调、躲躲藏藏的呢，德·罗伯斯庇尔？喏瞧——我为了找到你朋友。”这名代表勇敢地冲进围在米拉波周围的人群，一会儿工夫，他又重新出现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卡米尔·德穆兰。裴迪昂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心满意足地站在一边，注视着人们重新聚集。远远地，米拉波在和巴纳夫兴致盎然地谈话。卡米尔把手放到德·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德·罗伯斯庇尔的手发凉，有力而又干燥。卡米尔感到自己的心跳放慢了。他偷偷朝正在后退的米拉波看了一眼。刹那间，他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伯爵了：他是一个在某场吵吵闹闹的奇特剧中华而不实、摆弄花架子的家伙。他希望离开这个剧场。

5月6号，神职人员和贵族人员各自在分配给他们的大厅里开会。不过除了小乐厅之外，再也没有足够宽敞的地方供第三等级议会开会了。他们获准，就在现有的场地待着。“国王犯了个错了，”德·罗伯斯庇尔说。“他已经让我们拥有这块场地了。”他自己吓了一跳：也许，毕竟，从与军事工程师拉扎尔·卡尔诺的谈话片段中，他获悉了一些情况。很快，有朝一日，他必须要承担起给这个了不起的大会做报告这件令人紧张的大事。阿拉斯似乎遥远，非常遥远、遥远了。

当然，第三等级议会实际上无法落实任何事情。要落实任何事情，就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大会来接受他们的地位。可是他们并不接受它。他们请求其他两个议会回心转意加入到他们当中来。但是贵族人员和神职人员议会都拒绝了。僵局出现了。

“因此，接下来不管我说什么，都要记下。”

日内瓦的奴隶们坐在四周，手里拿着纸片，纸片紧贴着撑在他们膝盖上的书本放着。伯爵的文件把每一块露在外头的空间都遮住了，这些空间也许是被当作写字台用的。他们时不时地交换眼神，好像都是心照不宣的老革命党人。伯爵迈着大步，在四周来回走动，用一摞笔记摆摆手势。他身穿粉红色睡衣，戴在粗大的毛茸茸的手上的戒指在烛光下熠熠放光，把烛光反射到密不透气的房间里。时间已到凌晨一点。窦奇进来了。

窦奇： 先生——

米拉波： 出去。

[窦奇把门在他身后拉上，关好。]

米拉波： 所以，贵族议会并不希望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他们投票反对我们的提案——用清清楚楚的一百张票反对。神职人员议会也不希望加入，但是他们的投票，是一百三十三票对一百十四票，我说得对吗？

日内瓦人： 你说得对。

米拉波： 那个投票非常接近。那个投票向我们表明了某些情况。

[他开始踱步。日内瓦人在做记录。时间是早上2：15。窦奇进来了。]

窦奇： 先生。这里有个人，名字难懂，从十一点他就一直在等着要见你。

米拉波： 名字难懂，你什么意思？

窦奇： 我没法搞懂那是个什么名字。

米拉波： 哦，你能不能让他把名字写在纸上拿过来，白痴？

[窦奇出去。]

米拉波[岔开话题]：赖克尔，看在上帝的分上，赖克尔是干什么的？他的任职资格是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什么使他看起来如此出众？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这家伙没有债务，没有情人。会不会就是这些日子公众想要的东西——一个精打细算的瑞士人，没有胆量？杜蒙特，这一点不要记。

杜蒙特：你说的话听起来好像让人家感觉你嫉妒赖克尔，米拉波。嫉妒他当部长这个职位。

[早上2：45。窦奇拿了张纸条进来。经过的时候，米拉波从他手中抢过纸条放到了自己口袋里。]

米拉波： 把赖克尔忘了吧。不管怎么说，大家会把他忘了的。回到我的观点上来。那么看来神职人员议会成了我们最大的希望了。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3：15的时候，他把纸条从口袋里掏出。]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是的，这是个特别的名字……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那十九个神父了。我必须发表演说，演说不仅仅要邀请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而且还要激发他们加入——这不是普通的演说，这是伟大的演说。一场将要把利益和职责明明白白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演说。

杜蒙特：而且这将是一场使米拉波的大名永远荣耀辉煌的演说，只是顺便说说。

米拉波： 有那么点儿。

[窦奇进来。]

米拉波： 哦，天哪，我该忍受你每隔两分钟就要进进出出、砰砰关门的声音吗？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在这儿吗？

窦奇： 是的，先生。

米拉波： 他一定有耐心到极点了。我希望我也有那种耐心。哦，出于你们基督徒的善心，给这位善良的代表泡杯咖啡吧，窦奇，告诉他，我很快就要跟他见面。

[早晨4：30。米拉波在讲话。偶尔，他在镜子前停下，试试某种手势的不同效果。杜蒙特先生已经睡着了。]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在这儿吗？

[早晨5：00。这个狮子般的额头清醒了。]

米拉波： 我感谢，我感谢诸位。我怎样才能充分表达我的谢意呢？我亲爱的杜洛弗雷，把你的学识，我亲爱的杜蒙特，还有你的——呼噜声——你的全部出类拔萃的才华，和我作为演说家的天才融合在一起——

[窦奇把头伸出门外，四下里瞧瞧。]

窦奇： 讲完了，是吗？你知道，他还在这里。

米拉波： 我们伟大的工作告一段落。把他带进来，把他带进来吧。

[当他跨进这个闷热不透气的小房间时，在这位来自阿拉斯的代表身后，天已经亮了。烟草产生的烟雾刺着他的眼睛。因为他的衣服满是皱痕，手套也是肮脏不堪，他感到不大方便，他本该回家换一换的。米拉波呢，衣冠更是乱糟糟的，他在打量着他——年轻、贫血、疲惫。德·罗伯斯庇尔只好努力地笑笑，伸出小手，上面全是被咬过的指甲。]

米拉波： 我亲爱的罗伯斯庇尔先生，坐吧。哦——有位置吗？

德·罗伯斯庇尔： 没关系。我站了老大一会儿了。

米拉波： 是的，我对此感到抱歉。事业上压力大……

德·罗伯斯庇尔： 没关系。

米拉波： 抱歉。我在尽量做到能跟所有要见我的代表们接触。

德·罗伯斯庇尔： 我真的不会耽搁你很久。

[别再道歉了，米拉波心想。他不在乎；他刚说过他不在乎。]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这位代表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份叠好的文件。他把文件递给了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 这是明天我希望演讲的文稿。我想你能不能看一看，给我提点意见？虽然稿子相当长，我知道，你可能要睡觉……？

米拉波： 当然，我要看的。真的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你发言的主题是？

德·罗伯斯庇尔： 我的发言是邀请神职人员议会加入第三等级议会。[米拉波在椅子上转来转去。他在文件上面握好了拳头。杜洛弗雷把头放在手中，嘴里发着牢骚，但是没人留意。不过，当伯爵又一次转身面对德·罗伯斯庇尔的时候，他表情镇定从容，声音丝绸一般柔滑。]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我必须要祝贺你。你紧扣我们明天要关注的论点。我们必须保证这个提议获得成功，是吗？

德·罗伯斯庇尔： 当然。

米拉波：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大会的其他成员可能也会紧扣这个同样的论点呢？

德·罗伯斯庇尔： 哦，是啊，如果没有人这么做，那倒蹊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见你的原因。我想，你知道这些方案，我们不需要一群人全都站起来，陈述同样一件事。

米拉波： 要是你知道我本人也起草了一个涉及同样话题的小小发言，你也许就会放心了。[米拉波一边说话；他也在一边阅读。]我会建议，这个问题由我们代表同仁中非常熟悉的某个人、某个经验老到的演说家来阐述宣扬，也许效果会更好？神职人员议会也许不大乐意听某个尚未——我们该怎么说呢？——尚未展露出色才华的人的发言。

德·罗伯斯庇尔： 展露？先生，我们可不是魔术师。我们到这里不是要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啊。

米拉波： 别这么过分肯定。

德·罗伯斯庇尔： 一直觉得一个人有了出色的才华，就会有更好的时机来展露才华吗？

米拉波： 我明白你的观点，不过，这一回我建议，为了大家的利益，你要让步。你明白，我能有把握吸引住我的听众。有时候，当一个伟大的名字把他自己和事业连在一起的时候——

[米拉波忽然停下。他能看到这位年轻人纤细的三角脸上有了鄙夷不屑的苍白迹象了。可是他的声音听上去依然充满了敬意。]

德·罗伯斯庇尔： 我的演讲相当不错，它使所有相关的论点都能成立。

米拉波： 是的，可是恰恰是演讲者——我坦诚地告诉你，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我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加工我的演讲，我打算发言，并且，我千千万万诚挚友好地恳求你为自己的首次发言另寻时机，或者就说几句支持我的话。

德·罗伯斯庇尔： 不行，我不愿意那么做。

米拉波： 哦，你不愿意？[他高兴地看到，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这位代表退却了。]恰恰是我在我们大会上的发言才有分量。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他们甚至都不会停止私下交谈来听你的发言。看看这个发言稿，冗长啰嗦，言过其实，你要被人家轰下台的。

德·罗伯斯庇尔： 吓唬我没用。[不是吹牛。米拉波仔细地审视着他。经验已经教了他，他能吓唬住大多数人。]瞧，我不是阻止你演讲。如果你非要演讲，那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米拉波： 可是你这该死的，小子，他们说的话完全一模一样。

德·罗伯斯庇尔：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认为，因为作为蛊惑人心者，你大名在外，他们也许不大信任你。

米拉波： 蛊惑人心者？

德·罗伯斯庇尔： 政客。

米拉波： 那你是什么人呢？

德·罗伯斯庇尔： 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伯爵的脸色发紫，他用手在头发上抓挠，把头发弄得像把刷子一样直挺挺地竖着。]

米拉波： 你会使你自己成为笑料的。

德·罗伯斯庇尔： 就让我来操这个心吧。

米拉波： 我认为，你已经习惯了。

[他转身。透过镜子，杜洛弗雷摇摇摆摆地睡醒了过来。]

杜洛弗雷： 可以提议妥协吗？

德·罗伯斯庇尔： 不行。我给他提了个妥协的办法，可他拒绝了。

[有一阵子的沉默。在沉默中，伯爵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米拉波，把持好自己。他善意地劝道。现在。和解吧。]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这完全是场误会。我们不可争吵。

[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把食指和大拇指放到发痒的眼角里。米拉波明白，他的左眼睑出现神经性痉挛了，在不停地跳。胜利了，他心想。]

德·罗伯斯庇尔： 我得从你这儿走了。我相信，你要上床睡上一两个小时。

[米拉波笑了。德·罗伯斯庇尔低头看着地毯，那儿躺着他的发言稿，皱巴巴的，被撕掉了。]

米拉波： 我对此感到遗憾。小孩子脾气症状。[德·罗伯斯庇尔弯腰去捡起那些讲稿纸，动作轻便，似乎一点也不疲倦。]

米拉波： 我要把它们放到火上吗？[德·罗伯斯庇尔把讲稿纸递过去，服服帖帖的。伯爵的肌肉明显放松了。]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过来吃晚饭，德·罗伯斯庇尔。

德·罗伯斯庇尔： 谢谢你。我想过来。这些讲稿不要紧——我有个草稿，今天晚些时候，我可以念念我的发言。我向来保留底稿。[米拉波从余光中看到杜洛弗雷起身，在擦椅子，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手放在心口。]

米拉波： 窦奇。

德·罗伯斯庇尔： 别麻烦你用人。我自己出去。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叫罗伯斯庇尔。

米拉波： 哦。我原先以为你叫“德·罗伯斯庇尔”的。

德·罗伯斯庇尔 不，这是个普通的名字。

德·安东去听卡米尔在皇宫演讲。他跟在人群后面，想要找个东西靠一靠，这样他就可以把手臂交叉起来，带着一种游离在外的笑容观看大会的进程。卡米尔在心里厉声对自己说，“你不能蹉跎一生的光阴、色迷迷地看人吧。现在是你选择态度的时候了。”

德·安东问：“把那句话说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姿态吗？”

卡米尔现在一直跟米拉波在一起。他的德·维耶夫威尔的堂弟总是很少把白天的时间留给他。在凡尔赛，代表们在谈论：好像真有谈论的必要似的。轮到伯爵发言的时候，反对声像秋叶一样在沙沙地作响。皇宫还没有派人来请他；晚上他需要有很多人陪伴才能提振起精气神。伯爵和拉法叶特有过不少交谈：说服自由贵族们，他恳求。他告诉修道院院长塞耶斯：争取做穷困的乡下神父的工作，他们的心与平民们在一起，而不是与他们的主教在一起。院长把指尖并在一起：他文弱，安静，面色苍白，说话的时候词语总是从嘴唇上往下掉，仿佛词语是用石子写成的。他不苟言笑，也从不与人辩论：他说，政治是一门科学，我已使之完美无瑕。

接着，伯爵一边用力捶击贫民议会主席白力先生的办公桌，一边提出带有强迫性质的建议。白力先生神情严肃地望着他：他是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思想，正如有人说过，更多的是关注天上的革命，而不是地上的革命。因为“革命”正是眼下再贴切不过的词语：不仅是在皇宫，而且在这里，在流苏和金粉里。当代表裴迪昂把自己敷粉的头朝一位来自伊乌诺科斯的年轻漂亮的律师议会代表布卓身上倚靠的时候，你可以在他的嘴唇上听到革命这个词。有二十或三十个年轻人总是坐在一起，不停地发出不满的嘟囔声，他们有时候在放声大笑。代表罗伯斯庇尔的第一次演讲从技术方面就被裁定违反了规章制度。人们纳闷，在这早期阶段，他做了什么事把米拉波给得罪了。米拉波把罗伯斯庇尔叫作“狂暴的羔羊”。

埃克斯的大主教手里拿着一块坚硬如石的黑面包，来到了第三等级议会，还一边假惺惺地在掉泪。他规劝代表们不要再浪费时间进行无谓的争论。人民挨饿，可这就是分给他们吃的那种东西。他熟练地用拇指和食指把面包举起，让人家检查。他掏出上面绣着他的盾形纹章的手帕，之后，用手帕把手上又蓝又白的面包霉菌掸掉。代表们说，恶心。大主教说，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把程序上的纠缠忘掉，跟其他两个议会形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讨论饥馑救济事宜。

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他开始朝主席台走去。他想象，有人试图要阻拦他，他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座位上站起，要抢先赶到台上，于是，他像只公牛，把细小灵巧的头低下行走，仿佛要把他们全部甩开一样。假如他们跟其他议会联合召开一个委员会会议，进行一次投票，第三等级议会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阴谋诡计，而大主教恰恰就是过来耍弄这场阴谋诡计的。那些不多的台阶像一片田野，他像是在泥泞之中一边朝山上走，一边嘴里在高呼“不，不”，他的声音被风裹挟而去。他的心变得硬硬的，跟大主教手中举起的那块黑面包一般大小，似乎在向上跳跃，跳到他的喉咙了。他转身，看到在他下面的成百上千张苍白茫然往上转动的脸庞，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沉寂之中，他听到自己尖利但是连贯的声音：

“让他们把马车卖了，把钱分给穷人……”

嘀咕声、尖利、好奇。人们站起来，好使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脸微微变红。正是在这里，一切开始了：1789年6月6号下午三点。

6月6号晚上七点，露西尔·杜普莱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难道我们非要永远爬行？我们何时才能找到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人容易被迷惑——每当他忘却自我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幸福的。不，地球上根本没有幸福，幸福不过是个妄想。当这个世界不复存在的时候——可是，怎样才能消灭这个世界呢？——他们说一切将不复存在。一无所有。太阳会失去光明，不再照耀。结果将如何。如何开始变成一无所有呢？

她的笔在空中悬了又悬，准备在一无所有下面划上一道杠杠。可是，它确实又不需要划杠，是吗？

他父亲说，“露西尔，你不吃饭啦。你在渐渐地消瘦嘛。我的漂亮姑娘遇到了什么事？”

爸爸呀，她的身体变苗条了。她的肉身天使出现了，从肩到腰。她眼睛下面有了阴影。她不肯把头发扎好。她的眼睛曾经是犀利、充满活力的那种。可现在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全神贯注，在黯然无光地凝视。

她母亲说，“露西尔，我希望你不要再弄头发了。它让我想起，我的意思是说，它让我心烦。”

妈妈呀，那么就请你从我房间里滚出去吧：眼睛别看就是了。

她的心一定是石头一般了，因为它好像伤心不起来。每天早晨，她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在生活，在呼吸，身体就在这儿，然后，就在她们不同脸庞的弧圈中开始自己的一天。她盯着父亲的眼睛看时，看到的却是她二十五岁左右一个快乐年轻女子的影子，有两三个可爱的孩子围在她膝下。背景是一个强壮体面的男人，穿着熨烫妥帖、颇为讲究的外套，那是一块模糊不清的地方，那张脸庞应该就在那儿。她想不给他们那种满足。她想过种种自杀的方式。可那样要终结人生；你知道，真正的激情，是从来不会终结的。最好去寻找一种修道院的生活，在浆过的头巾下，把那种形而上的色欲刺穿。或者，在某一天临时出去办事的时候，从前门出去，去过穷困但充满爱情、充满机遇的生活。

憔悴小姐，德·安东就这么叫她。这种叫法与他读过的英语剧本有点关系。

6月12号，三个乡下神父来到第三议会。到17号的时候，又有十六个人加入到他们当中。现在第三议会把自己称为“国民大会”了。6月20号，国民大会发现自己被锁上了，进不了大厅。他们被告知，大厅关闭，要重新装修。

巴雷先生在讽刺挖苦的笑声中神情严肃庄重，夏日的雨水顺着他的帽子正往下流淌。他的学界同仁季乐汀医生就在他身边。“沿着这条路上的网球场怎么样？”

那些听到他们说话的人都在盯着他看。“没锁，我知道，他不愿意给我们很多空间……哦，有哪位想出了更妙的建议？”

在网球场，他们让主席巴雷站在一张桌子上。他们发誓，直到他们使法国制定好宪法才会解散。这位科学家情绪激动，不能自已，他摆了个古老的姿势。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古罗马时刻。“我们将要看到，当部队开进的时候，他们如何沆瀣一气。”伯爵德·米拉波说。

三天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会议场地时，国王在他们的大会上露面了。他用不平稳、带着犹豫不决的声音宣布，他们的行动无效。他将会交给他们一份改革计划，惟有他。在他面前沉默着的是黑色的外套，漂白的领结，还有石头一般的脸庞：男人坐着的姿势，活像副在等待别人给他们自己做纪念碑的样子。他勒令他们解散，然后，他把为之感到伤心的王威重新整饬完毕，在队列中退场。

米拉波立刻站了起来。他小心谨慎地关注自己的传说，他朝周遭瞧了瞧，寻找速记作家和新闻媒体。礼仪大师插话，打断他说：他们愿意照国王所勒令的那样客客气气地解散吗？

米拉波： “如果有人命令你把我们从大厅清除出去，你就必须要求获至使用武力的指示。我们只会在刺刀尖下离开自己的座位。国王可以要我们的性命。告诉他，我们都在等死；不过，他不必希望等到宪法成型我们才会离开。”

他的声音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听到，他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他们来，我们很快就走。”

一时间，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有愤世嫉俗的，有恶意诽谤的，还有耙翻陈年历史的。代表们为他鼓掌，掌声回响。之后他们要退让，好让他经过，他眼睛凝望着那顶无形的、加封在他那桀骜不驯的头发上的桂冠。

“卡米尔，答案相同，”印刷商莫姆诺说。“要是我出版这份东西，我们俩都要蹲巴士底狱的大牢。假如每修改一次都会更糟，那就没有修改的必要了，是吗？”

卡米尔叹了口气，把手稿拿好。“我会再来看你。就是说，我也许会来。”

那天早晨，新桥上有个女的在大声吆喝要给他算命。在核心问题方面，比如财富、权力、事业成功，她说的都是司空见惯的老套话。不过，当他问她他是不是活得长寿时，她把他的手掌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把算命的钱退给了他。

德·安东在办公室里，面前摆了一大堆文件。“今天下午你过来看看我在法庭上表现，”他邀请卡米尔说。“我要把你的朋友赶到地下去。”

“除了反对你在法庭上碰到的人，难道你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歹毒一些吗？”

“歹毒？”德·安东吓了一跳。“不是歹毒。我跟佩林相处得非常好。虽然还没好到你我这种关系的地步。”

“我搞不懂，你怎么老是把自己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头。”

“实际情况是，”德·安东慢条斯理地说，“我要谋生。我也想去凡尔赛一趟，看看那里正发生什么事，不过，有你在那。下午两点整，我有佩林先生，还有一帮厉害的诉讼当事人，在等着我。”

“乔治-雅克，你需要得到什么？”

德·安东咧开嘴笑了笑。“我一直需要得到什么吗？”

“钱嘛。噢。我要看着你挣钱。”

德·伏伊咖啡馆。皇宫爱国协会正在举行会议。每隔半小时就有消息从凡尔赛那边传来。神职人员在集体审议。他们说，明天将有五十名贵族议员由奥尔良公爵带过来。

使爱国协会会员感到满意的是，饥馑阴谋得到了认定。身处要职的囤积居奇者为了使人民屈服，正在让他们挨饿。一定如此：面包价格每天都在上扬。

国王把军队从边界召回；成千上万的、一拨又一拨的德国雇佣军此刻正在行进。可是眼下最为急迫的危险是土匪；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们。他们在城墙外头扎了营，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每天夜里总有人偷偷进城。这些是从遭到破坏的省份过来的避难者，那些是因农田遭遇冰雹和上个冬季袭击而颗粒无收的避难者。他们饥肠辘辘、虎视眈眈，手里拿着布满树结的棍子；他们衣衫褴褛，肋骨裸露在外；他们昂首阔步从街道上经过时，俨然成了先知。无人陪伴的妇女现在不上大街了。师傅们用镐头长柄武装他们的徒工。店主们在门上装好了新锁。外出排队等候面包的女佣们在围裙里悄悄放上了厨刀。土匪自有他们的用场这个事实，只有感觉灵敏的人士才会注意到：皇宫爱国协会。

“那么他们已经听说你在吉斯的功劳了？”弗雷农对卡米尔说。

“是的，我父亲给我寄来这件肥大的劝诫包裹。这封信也寄来了。”他把信交给弗雷农。信是由他一个算得上是亲戚、名叫安东尼·圣-约斯特的人寄来的，是一位来自诺昂区、出了名的少年犯。“念念看，”他说。“你可以把它大声念给大家听听。”

弗雷农接过信件。字迹细小，难以辨认。“你为什么不念？”

卡米尔摇了摇头。他不适合干这种事：在小房间演说。（他看到法布尔的脸上赫然出现“为什么不”，他看到法布尔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因为气愤而不能自控。“怎么，这事要比对着一群人演说更难吗？怎么会是这样？”）

“非常好，”弗雷农说。从个人来说，让卡米尔在日常事务上变得过分能干，这对他并不合适。

信里头包含了各种有趣的消息：整个皮卡迪地区的动荡不安，街道上的暴民，燃烧的建筑，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制帽者和地主。这封信的口气是被压迫者感到幸灾乐祸的那种。

“哦，”法布尔说，“我是多么盼望见到你堂兄！他写的话听上去像属于那种非常愉快但又安静类型的年轻人。”

“所有情况我父亲提都没提嘛。”卡米尔把信拿回。“你觉得安东尼夸大其词了吗？”他对着信，皱了皱眉头。“哦，天哪，他的拼写还是没有长进……他如此渴望出个什么乱子，你知道，他没有好好地过日子……他使用标点符号的方式也是满怪的，到处都是大写字母……我觉得，我要到巴黎旧中央市场去跟市场人员谈一谈。”

“卡米尔，这是你的另外一个不良习惯吗？”法布尔询问道。

“哦，那儿的市场人员，他们都是皮卡迪人。”弗雷农用手指头碰碰外套口袋里的小手枪。“告诉他们，巴黎需要他们。叫他们到街上来。”

“不过，安东尼让我感到高兴，”卡米尔说。“就在你坐在这儿用常规方式强烈谴责滥用暴力的时候，那些商人的鲜血，对他来说，就像——”

“卡米尔，对你来说，鲜血就像牛奶和蜂蜜一样，”法布尔说。“七月是你的乐园。”

[1] 亨利四世（1553—1610），本名“亨利·德·波旁”，纳瓦拉国王，后来成为法国国王，也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亨利四世原是雨格诺派的信徒，为了继承法国王位，改信天主教。1610年在巴黎被刺身亡。

[2] 以上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7—1274）用拉丁文所写的《赎世羔羊曲》（O Salutaris Hostia），作为称颂上帝的赞美诗的一部分，是在天主教颂扬上帝行圣餐（圣体和血）仪式时唱的。后来由英国人爱德华·卡斯华尔在1849年把它译成英文。斜体部分则是卡米尔混在合唱旋律里自己添加的唱词，借此表示自己对法国十八世纪当时的现状极度不满。

[3] 原文为法语。

第7章

消磨时光

1789年7月3号：巴士底狱狱长德·劳内给国务部长德·维耶夫威尔的信这样写道：

鄙人倍感荣幸，谨向大人禀报如下实情。鉴于眼下形势所迫，只得取消拟定在巴士底狱塔楼进行之演习，恳望您能大仁大慈，给予德·赛德侯爵如此方便。昨天正午时分，此人行至自家窗边，声嘶力竭，如此这般，他的声音才能被路过的行人和整个街坊听到。他叫嚷，说正遭人屠杀，巴士底狱囚犯正遭人屠杀，倘若人们愿意前来营救……准允他前来参加在塔楼拟定的演习已不可能，大炮已经上膛，形势将会十分险峻。倘若你肯顺遂全体员工之意，将德·赛德毫不迟疑地调至他处，他们将感激不尽。

（签字）德·劳内

又及：此人扬言还要大叫大嚷。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拉克洛来了一次突击。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之内，他在原来的名单表上仅仅添加了一些姓名而已。

恰恰是在他听卡米尔·德穆兰在皇宫演讲的这一天，一份尚未出版、正以手稿形式在传阅的宣传册已经到了公爵手中。公爵大声宣布，宣传册令他眼疼，不过，他说，“此人，也就是撰写这份册子的家伙，或许对我们有所用场，嗯？”

“我认识他，”拉克洛说。

“哦，好家伙。拜访拜访他，乐意吗？”

拉克洛无法想象，为什么公爵认为德穆兰一定是他的某个老熟人。

在德·伏伊咖啡馆，法布尔·德·伊格朗汀正在大声朗读他的最新作品。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前途。拉克洛马上断定，此人很快就会要钱。他对法布尔没什么好感，不过后来他心想，有些活儿，你需要有个傻瓜去干。

卡米尔不声不响地来到了他身边，心甘情愿地由他带到一旁。“会不会是在12号呢？”他问。

拉克洛为他说话直截了当感到害怕，好像他看不到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复杂性一样……“12号再也不可能了。我们为15号筹划吧。”

“米拉波说，在13号之前，瑞士和德国部队将赶到这里。”

“我们这一回必须冒险。互通音信是我担心的事儿。你可以在一个地区把所有人杀光，但是，在半英里之外，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呷了一口咖啡。“你知道，已经有关于组成市民民兵的传言了。”

“你能别，”拉克洛忽然烦躁不安地说，“你能别在我面前引用米拉波的话吗？我能听到他本人每天在国民大会上张开嘴巴高声叫嚷，我不需要通过第二个人来了解他的看法。你的问题是，你对这些人有些痴迷。”

拉克洛不过是在一两周内才认识他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对他说“你的问题是……”。这样的事儿，还有完没完呢？“你生气，”卡米尔说，“是因为你无法买通米拉波为公爵效力。”

“我认为我们很快会批准一笔钱。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么个说法，要请拉法叶特——华盛顿的火药桶，正如你所如此贴切称呼的那样——来负责市民民兵。我差不多无须向你指出，这根本行不通。”

“是的，的确行不通。拉法叶特太有钱了，他可以买通公爵。”

“那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拉克洛冷冷地说。“我要你跟我谈谈有关罗伯斯庇尔的情况。”

“把这事儿忘了吧，”卡米尔说。

“哦，他在国民大会中或许自有用场。我同意，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最时髦的表演者。他们嘲笑他，不过他在进步，他在提高。”

“我不是在质疑他的用场。我是说，要收买他，你不可能办到。他不会因为对公爵的爱戴就跟你在一起。他对派系不感兴趣。”

“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假如你告诉我，我来安排。此人的弱点是什么，这才是我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他的罪孽是什么？”

“就我所见，他毫无弱点。当然，他也就毫无罪孽。”

拉克洛感到茫然了。“每个人都有一些吧。”

“也许，在你的小说里。”

“哦，这肯定比小说还要奇怪，”拉克洛说。“你是在告诉我，此人不缺资金？不缺工作？不缺女人？”

“我对他的银行账户一无所知。假如他需要女人，我应该觉得他能给自己找到。”

“或者，也许——哦，现在，你们已经互相认识很久了，是吗？也许他是不是在别的方面有些倾向呢？”

“哦，没有。天哪。”卡米尔把杯子放下。“绝对没有。”

“是的，我觉得难以想象，”拉克洛说。他皱了皱眉头。他擅长想象别人的床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毕竟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可是来自阿特瓦的这位代表的情况却是纯洁无瑕的，这令他感到好奇。拉克洛只能想象他在床上的时候就是睡觉了。“暂且不谈，”他说。“听起来好像罗伯斯庇尔先生与其说是有用场，不如说更是麻烦。跟我讲讲雷让德勒，这个杀猪的家伙，他们告诉我，此人向来无话不说，而且肺活量可了不得。”

“我不会认为他是公爵那个阶层的人。他一定绝望。”

拉克洛在脑子里描绘公爵那张冷漠的、永远是漫不经心的脸。“绝望的时代，我的天哪，”他面带微笑地说。

“假如你在科德利埃区需要人手，倒是有个人，比雷让德勒好很多很多。一个两叶肺都受过训练的人。”

“你是指乔治·丹东。是的，我把他备案在册了。他是国王的参议员，他去年曾拒绝了巴朗汀手下一个好职位。你把向巴朗汀毛遂自荐的人推荐给我，这满奇怪的。后来，他又拒绝过一份工作——哦，他难道没告诉过你吗？像我一样，你应该是万事通。哦——他怎么样？”

“他认识该区的每一个人。他是个极其能言善辩的人，他的性格非常强悍。他的观点——并不激进。可以把他争取过来，给他们当当传声筒。”

拉克洛抬起头。“你确实对他看法不错，我明白。”

卡米尔脸红了，好像在一场小小的骗局中被人识破了一样。拉克洛把头侧到一边，用蓝眼睛心照不宣地看着他。“我回想起丹东来了。是个了不起的既丑陋而又残忍的家伙。属于穷人米拉波这一类，是吗？真的，卡米尔，为什么你有如此独特的品味呢？”

“我没法立刻回答你的全部问题，拉克洛。丹东先生目前身上背着债务。”

拉克洛开心地笑了，显得单纯，仿佛一直压在脑子里的重荷被人卸掉了一样。负债之人会被相当小数目的金钱诱惑，然而，生活过得舒适之人，如果有人给他的贪婪一个新方向，他也必定会被诱惑，这是他的操作原理之一。公爵金库资金充足，而且，的确，最近普鲁士大使对他表示了自己亲善的一点心意，因为大使的国王总是急不可耐地令法国在位的统治君主惶惶不安。可他的现金也不是用之不尽的。节省一点小钱使拉克洛心里高兴。他对丹东的考虑既带兴趣，又有提防。“他的亲善是多少钱？”

“我要帮你谈判，”卡米尔兴高采烈地说。“大多数人会要佣金，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愿意放弃佣金，以此来表示我对公爵的敬意。”

“你太骄傲自大了，”拉克洛说，心里受到了一点刺激。“除非我知道他安全无虞，我不会付钱。”

“不过我们都容易腐败，是吗？也许你就是这么说的。听着，拉克洛，趁目前形势还没有摆脱你的掌控，现在行动吧。如果皇宫清醒过来，开始出钱，你的朋友会因此把你抛弃的。”

“要我说，”拉克洛说，“你自己的确像没有全心全意忠诚于公爵的利益。”

“我们有些人在讨论，今后，你会想出什么计划对付那些不是全心全意忠诚的人。”

卡米尔在等待。拉克洛心想，单程票到宾夕法尼亚怎么样？你会喜欢在辉格党人[1]中生活，或者，在塞纳河里好好地泡泡？他说，“我的天哪，你跟随公爵。我承诺，你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哦，我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你可以放心。”卡米尔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拉克洛，你脑子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念头，你也许是在帮我进行我的革命，而不是反过来？这也许像是某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作者却被遗忘了。”

拉克洛把拳头砸在桌上，抬高了嗓门。“你总要咄咄逼人，是吗？”他说。“你总要以你说的话算数才行吗？”

“拉克洛，”卡米尔说，“大家都在看着你呢。”现在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分手时，拉克洛向他道歉。为了这么个廉价的宣传册，他竟然大发脾气，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透了，道歉是他活该受到的惩罚。走路的时候，他把脸色恢复到了平常斯斯文文的状态。卡米尔望着他走了。这样不行，他心想。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等有人把我卖到一个真正公平的价格时，我就没法向别人兜售自己了。他急急匆匆地走开，去向丹东透露这个极好的消息：有人即将向他行贿。

7月11号：卡米尔出现在罗伯斯庇尔位于凡尔赛的住所里。“米拉波已经告诉国王把部队从巴黎拉过来了，”他说。“路易不愿意。不过那些部队也不可靠。王后的派系正妄想把赖克尔先生解雇。现在国王说，他要把国民大会分派到这些省里。”

罗伯斯庇尔正在给奥古斯汀和夏洛特写信。他抬起头。“三级议会是一个国王还在称呼的名称吧。”

“是的。所以我过来看一看你是不是在打包收拾。”

“没有。我才刚刚安定下来。”

卡米尔在房间里到处走动。“你非常镇定嘛。”

“通过听一听国民大会每天指派的胡言乱语，我在学会怎么样做到有耐心。”

“哦，你不大看得起你的同事。米拉波——你讨厌他吧。”

“别为了我而夸大我的情况。”罗伯斯庇尔放下钢笔。“卡米尔，到这边来，让我看看你。”

“不行，为什么要看？”卡米尔紧张地说。“马克西米连，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的观点将会变得怀柔而不强硬。共和国——公爵嘲笑它。他让我写，他告诉我该写什么，而且他很少让我离开他的视线。每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吃的东西不错，酒也不错，交谈也不错。”他把手甩开。“他正在使我堕落。”

“别这样一本正经，”罗伯斯庇尔出人意料地说。“他可以让你在这个世上发迹嘛，他正是你此时此刻所需要的人。不应该在那儿，不应该在这儿。他能给你的东西，我可没法给你。”

罗伯斯庇尔恰恰知道——他几乎一直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卡米尔反应快、脑子活，然而，他拿不出任何关于自我保护的主张。他已经看到，在大庭广众场合，米拉波和他在一起，勾肩搭背，好像是他在皇宫里捡到的某个小妞儿似的。所有这些都让人恶心。而且，公爵更大的动机，更宏大的野心，就像季乐汀医生让他躺在解剖台上一样，已经一览无余。眼下，卡米尔还在陶醉着呢。公爵是在利用他的才华。他喜欢谄媚，喜欢小题大做，然后他过来赦免。他们的关系已经退回到原先的模式，仿佛最近这十年就是眼皮一眨的功夫。对于将来有朝一日卡米尔将要经受理想幻灭的痛苦，他完全知道。可是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告诉他这一切：就让他经历这一切吧。这像是恋爱中的种种失望一样。每个人都得经历。或许人家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我跟你讲过有关阿涅斯的情况吗，我本该跟她订婚的那位姑娘？奥古斯汀告诉我说，我突然有了不少的竞争对手。”

“什么，自从你走了之后？”

“好像是这样。她几乎都没有诉苦，是吗？”

“你觉得受到伤害了吗？”

他若有所思。“哦，啊，你知道，我一向自尊心特别强，是吗？不……”他笑了。“阿涅斯，是个不错的姑娘，不过她不是太聪明。实际情况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由别人安排的。”

“你为什么要听人家的安排？”

“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呗。”

卡米尔毫无目的地穿过房间。把窗户开得更大些，把身子斜了出去。“要出什么事了？”他问。“革命无法避免。”

“哦，是的。可是上帝成事也要靠人。”

“因此？”

“有人一定能打破国民大会和国王之间的僵局。”

“可是在这个由实际行动构成的现实世界中？”

“一定就是米拉波，我觉得。好了，没有人信任他，可是假如他发出信号——”

“僵局。信号。”卡米尔把窗户嘭地关上。他穿过房间。因为发火，墨水留下了一道痕迹，罗伯斯庇尔把痕迹除掉。“信号就是通过挥舞手臂做出什么动作吗？”他双膝跪下。罗伯斯庇尔抓住他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好啊，这才是真实的。”卡米尔说。“我跪在地上，你试图让我站起来。这不是隐喻式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瞧，”他边说边从他朋友手中猛地冲了出去，“现在我完全是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这就是行动。”卡米尔对着地毯说。“现在，你能够把有人说‘这个国家已经双膝跪下’这种情况与刚才发生的情况区分开吗？”

“我当然能。请你起来。”

卡米尔站起来，略微把身上掸了掸。

“你把我吓死了，”罗伯斯庇尔说。他转身回到一直写信的桌边坐下。他摘掉眼镜，臂肘撑在桌上，用指尖蒙住闭上了的眼睛。“隐喻不错啊，”他说。“我喜欢隐喻。隐喻不要人的性命。”

“他们在要我的性命。假如我听到再有人提起激荡的浪潮或者岌岌可危的大厦，我会索性把自己摔到窗户外头去的。我再也不能听到这样的谈话了。前几天，我见到了拉克洛。我太讨厌他了，最后我认为我非得自己独立行事才行。”

罗伯斯庇尔拿起钢笔，在信上加了一个短语。“我害怕市民失序，”他说。

“害怕它？我还在指望着它呢。米拉波——他有他自己的利益——可是，如果我们有个领袖，他的名字要绝对干净清廉——”

“我不知道国民大会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就是你，”卡米尔说。

“哦，是吗？”他专心写好一个句子。“他们把米拉波称作‘普罗旺斯的火炬’。你知道他们叫我什么吗？‘阿拉斯的蜡烛。’”

“可是，到时候，马克西——”

“是的，到时候。他们认为，我应该在子爵身边转转，培养修辞能力。不。到那时候，也许，他们会尊敬我。可是我并不想要他们一直赞成我的意见，因为如果他们赞成，我就完蛋了。我不需要佣金，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秘密会议，不需要双手沾满鲜血。恐怕我不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人。”

“可是在你脑子里，你是主宰命运的人吧？”

罗伯斯庇尔又低头看自己的信。他在思考附言该怎么写。他伸手去拿钢笔。“跟你一样，都不是。”

7月12号星期天：早晨五点。德·安东说，“卡米尔，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没有？”

“没有。不过你瞧。天亮了。又是一天。你行啊。”

卡米尔的问题：假如我得到露西尔，失去安莱特，我该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什么我一事无成，连他妈的一丁点成就都没有呢？为什么他们不出版我的宣传册？为什么我父亲讨厌我？

“好了，”德·安东说。“简短的答案才是最好的答案。为什么你要失去安莱特才能继续下去？上她们两个人的床就是了，这方面你相当能干。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这不会是头一回吧。”

卡米尔看着他，一愣一愣地。“这些日子没什么事再使你震惊了，是吗？”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吗？你至今一事所成，因为你总是他妈的处于水平状态。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在某个地方待着，对，可是你没有；人们说，天啊，他是这么地心猿意马——但是，我知道实情——你今天开始满脑子的良好意愿，甚至你可能已经走在你该去的地方的路上了，可是后来你撞到了什么人，接下来是什么事呢？你跟她们一起上床了。”

“那一天过去了，”卡米尔说。“是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所以，什么类型的根基，对于任何职业来说——哦，没关系。我在说什么来着？他们要等到形势稍微缓和一下才会出版你的宣传册。至于说你父亲——他并不讨厌你，他可能关心得太多了，就像我和很多很多旁的人一样。上帝啊，你真让我受不了。”

德·安东整整一个星期五都在皇宫，星期六也在实打实地干活。因为困乏，他脸上都起了皱纹。“行行好。”他起身下床，身子僵硬地走到窗口。“如果你要自杀，请你把它推迟到星期三左右，那时候我的船运官司打好了，好吗？”

“我现在要返回凡尔赛。”卡米尔说。“我得去跟米拉波谈谈。”

“可怜的家伙，”德·安东站着睡了片刻。“今天天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他摇开百叶窗。强烈的阳光跃进了房间。

卡米尔的难处并不在于一直睡不着觉，而是在于要取自己的个人物品。自从他没有固定地址以来，已有一段时间。真的，他想知道，德·安东是不是要讨论他的难处。当你意想不到地出现在你过去住过的什么地方，要对别人说“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我只是来取一件干净的衬衫”这样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不相信你的话。他们认为这是借口。

因此，又一次，他一直身在旅途了。从巴黎到凡尔赛的三个小时很容易打发。尽管有那些难处，他还是到了米拉波的屋里，赶上常人吃早饭的那个时刻；他已经刮好脸，换好衣服，梳好头，他是一个十分（他认为）谦卑的年轻倡议者，正在侍候这位伟人。

窦奇翻了翻白眼，在门口把他推了进来。“有了新内阁了，”他说。“可这个新内阁没把他包括进去。”

米拉波在房间里到处踱步，一根静脉在太阳穴上向外鼓突。他把脚步停了一会儿工夫。“哦，你到了。一直跟那个操蛋的菲利普在一块儿吗？”

房间里人满满的：愤怒的脸，因为焦虑而拉长的脸。代表裴迪昂把冒汗的手垂在他的肩上。“哦，看起来气色不错嘛，卡米尔，”他说。“我嘛，我整整一宿都没睡。你知道他们把赖克尔解雇了吗？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位财政部长，新内阁今天上午就要开会。有三人已经拒绝。赖克尔出名了——他们这次动真格儿地干了。”

“这是安托瓦内特的过错吗？”

“他们说是的。这里有些代表昨夜就指望被抓了。”

“被抓的时候会有的。”

“我觉得，”裴迪昂理智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到巴黎去——米拉波，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米拉波冲他瞪眼。他心想，为了干扰我，他为自己考虑得很多啊，“你为什么不去呢？”他抱怨道。他装作把裴迪昂的名字忘了。

只要这消息一传到皇宫，卡米尔心想……他悄悄穿过房间，来到伯爵身边。“加布丽艾尔，我现在得走了。”

米拉波把他拽到自己身边，鄙夷地笑了——笑什么呢，不清楚。他抓住他不放，而且，还用另一只大手把卡米尔的头发从脸上往后抹。米拉波的一只戒指勾住了他的嘴角。“德穆兰先生感觉他要参加一场小小的暴动。卡米尔，星期天上午，为什么你没有参加弥撒仪式？”

他挣脱了。离开了房间。下了楼梯。到了街上，就在这时，窦奇嘭嘭嘭地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停住。窦奇一声不吭地盯着他瞧了瞧。

“伯爵给我捎来忠告了？”

“是的，可我现在忘了是什么忠告。”他在寻思。“哦，有了。”他眉头一闪。“别给人家杀了。”

赖克尔被罢免的消息传到皇宫时，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差不多是三点钟的光景。这位温和的瑞士财政官的名声是靠了不起的勤勉逐步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比最近这个星期更加辛苦的了，就在这当儿，他被罢免的事好像就要发生了。

所有人现在好像都在户外：他们乱哄哄地经过大街，在酷热的天气下气喘吁吁地穿过广场，来到公共花园，那里有两边长满了栗树的大道，还有通向奥尔良公爵寓所的很多小路。面包价格刚刚涨过。外国部队在城外扎好了营房。秩序已然成了记忆，法律控制不力而且不堪一击。法国卫兵已经放弃他们的岗位，回到他们的劳动同胞的利益中来，所有在幕后躲躲闪闪的人都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遭受关闭的贫血的脸上透露出夜里有关绞死的种种幻想，透露出其他大众的痛苦和最终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太阳成了一块伤口，成了一只炽热的热带眼。

在这只热带眼下面，到处有人在喝东西，不断有人在发脾气。制造假发的商人、小职员、形形色色的徒工、换景师、小店主、酿酒商、布料商、制革工人、搬运工人、磨刀的、赶马的、明目张胆的妓女们，这些都是泰通威尔残留的人员。人群前前后后地来回移动，经受着因谣言和面临危险而导致的焦虑不安的冲刷，他们总是回到相同的地方；就在这一切正在发生的当儿，钟声开始敲响。

到现在，这已然成为一记玩笑，一场血腥运动，一次毫不留情的较量。人群里满是妇女和儿童。大街上臭气熏天。为什么皇宫应该侍候政治过程？经过胡同的时候，人们像猪一般在后院被骑在马背上的德国军人驱赶着，屠宰着。他们要等待这一切发生吗？国王在星期天要亵渎神灵吗？明天是个假日，人们可能在他们的非工作时间死去。时钟不再敲响。现在正是钉十字架的那个小时，这，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这个时刻为了大家去死，真是恰逢其时；在1757年，我们还没出生之前，一个名叫达米昂的人用折叠小刀行刺过老国王，结果刺偏了。人们至今还在谈论他的临刑，还在谈论以惊叫娱乐的一天，还在谈论一场充满折磨的祭典。三十二年已然过去：现在这里是刽子手的学生，为了血腥屠杀之乐，他们做好了准备。

卡米尔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突然进入了历史。他正站在德·伏伊咖啡馆门口，他感到燥热，欣喜，因为人多，而且在挤压，他还感到有些害怕。他身后有人说，他可以试着给大家演讲了，于是一张桌子被推到了咖啡馆的门道中。有一会儿，他感到头晕。他靠着桌子，与此同时，很多身体把他包围了。他想知道丹东是不是宿醉了。是什么使他痴迷，使他整夜都不睡觉呢？他希望，他在一个安静漆黑的房间里，独自一人，但是，正如德·安东说过，那是他妈的处于水平状态。他的心脏在奔跑。他纳闷，那天自己是否吃过了东西。他认为没有。他感觉到，他会淹没在这个由汗水、痛苦和恐惧形成的、刺鼻的乌烟瘴气之中。

三个齐头并进行走的年轻人从人群中冲出一条路过来了。他们板着脸，手挽着手，妄图要使什么事发生。到目前为止，他亲临过的这些街头把戏够丰富的了，他明白他们的情绪和可能带来的伤亡后果。这三人当中，他认识其中的两位，但是第三位他不认识。第三位在高喊：“接武器！”其他人也在高喊同样的内容。

“什么武器？”卡米尔说。他把正贴到他脸上的那一缕头发拨开，然后伸出一只手，摆出一副询问的样子。有人把一支手枪啪地放到他手中。

他看了看，枪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子弹上膛了吗？”

“当然上膛了。”有人又给了他另一把手枪。他感到震惊，如果此人没有用手指握住枪把子，他会把枪落下的。这是思维严谨的后果，是不让人们一边高喊廉价口号一边离开的后果。此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抓稳，那种枪容易对着你的脸走火。”

肯定就是今夜，他心想：部队将会出动，要有逮捕、围堵，还有杀一儆百的做法。突然，他明白了从上周、从昨天起，局势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局势在最后这半个小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肯定就是今夜，他心想；他们最好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惟有背水一战。

这个时刻在他脑子里操练得太频繁了，因此，他此时的行动都成了自动化的了。就像在睡梦中的行动一样，它们流畅连贯，时间掐得非常准。他在咖啡馆门口演讲过多少次了。他必须说出第一个短语、第一个句子，然后他才可以忘乎所以地去演讲；他知道，他可以演讲得比别人出色：因为这是上帝专门为他储存的这点才华，像是盘子里剩下的最后一口吃的。

他把一只膝盖支到桌上，然后爬了上去。他把武器兜了起来。听众已经在他的四周围了个圈子，像圆形大剧场的人群那般。此刻，他懂得了“人山人海”这个短语的意义；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海洋啊，这里一张张惶恐不安的脸在大潮把他们冲到洋底之前都在用鼻子透气。然而，人们还是从咖啡馆楼上的窗户里，从四周建筑物里悬出身子，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多。他站得还不够高，或者还不够醒目。似乎没有人能够明白他需要什么，直到他开始演讲得上路了，他才可能使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他把两支手枪换放到一只手上，抵住身体，把枪捏成一把；这样，要是枪走火的话，他将会变成可怕的一团肉酱。可是，他觉得自己绝对不情愿使枪有片刻功夫离手。他用左手，朝咖啡馆里有个人挥了挥。一张椅子递了出来，稳稳地放在他旁边的桌上。“你扶一扶好吗？”他说。他又把一支手枪换放到左手。现在是三点过了两分。

他把脚踩到椅子上的时候，感到椅子稍微滑了一下。他觉得，要是他从椅子上跌下来多有意思啊，可是，人们会说这是他的典型做派。他感到椅背被人抓住了，椅子也被稳住了。这是一张普通的用稻草做底座的椅子。要是他是乔治-雅克会怎么样呢？他会直接从底座里穿过去。

此刻他站得高过了人群，站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微风带着恶臭从花园中拂过。又过去了十五秒钟。他能从人群中辨认出一些脸，有些惊讶，一旦惊讶，他就眨眼：一个单词，他心想。有警察，有他们的密探，有告密者，有一直监视他几个星期的人，有同事，还有几天前被人群围逼、殴打、扔在喷泉里、淹得半死不活的共谋者。可现在是在消磨时光啊；他们身后有全副武装的人。在万分惶恐的状态下，他开始了。

为了大家，他指出警察把他们认出来了。他藐视他们，他说：要么就尽量靠近；要么就开枪把他打倒，要么就争取把他活着带走。他给大家建议的，他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武装暴动，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战场。他已经（三点零四分）为开出一长串判处死刑的罪行感到有负罪感了。假如大家任由警察把他带走，除了法律规定给他的惩罚之外，他完了。因此，如果他们确实努力一番，他肯定会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然后开枪自尽，并且希望自己很快死去：之后，革命将在这里爆发。这个决定花了不到半秒钟的时间，是在他创造不同的短语之间形成的。现在是三点零五分。现在，短语的准确形式并不重要。在他脚下正在发生什么事儿呢？地球正在爆裂。大家需要什么呢？需要咆哮。大家更宏大的目标是什么呢？答案不一。问问大家吧：大家咆哮。这些人是谁？没有名字。大家就是想要人数变多，想要拥抱，想要抱成一团，想要人多势众，想要融化，想要从一个喉咙里狂喊狂叫。如果他不是站到这里，他无论如何也要死了，死在他书信的纸页之间。如果他从这件事中幸存下来——算是死缓吧——他非要把它写下，写下这段为启发未来的人生创作提供启发的生活；他已经担心，他无法描绘这样的炽热，栗树的绿叶，呛人的灰尘，血腥的气味，听众的快乐和野蛮；这是一次驶向夸张的航行，这是一次低级趣味的征程。呼叫，呻吟和充满血腥的承诺绕着他的头在旋转，这里成了一朵猩红色的云，一块崭新、单薄、清纯的环境，他就在里面漂浮。有一刹那，他把手放到脸上，在他嘴角，他感觉到了那天上午被伯爵的戒指勾着的地方。只有那块地方，而不是别的什么，在告诉他，他依旧存活在同样的身体里，依旧拥有同样的肉身。

警察搜到了一张支票。几天前，在这个地方，他说，“这头野兽已经陷入罗网：结果它的性命吧。”他指的是政权这头动物，他整整一生都在其之下生活的体制。可现在他却看到了另外一头野兽：暴民。暴民没有灵魂、没有良知，只有手爪、脚爪和牙齿。他记起了在军士广场站上索尔斯先生的狗，在令人恹恹欲睡的下午悄悄溜出去捣乱。那时候他才三岁，他从老房子窗户那里斜着身子，看着狗把一只老鼠抛到空中，然后摔断它的脖子。没有人把他从这个情景中拉走。没有人给狗套上链子，没有人把它领回家。他对民众演说，演说地妥帖得体，他把身子往外，朝暴民那里倾了过去，一只手伸出去，掌心朝上，他令暴民着迷了，他哄骗他们，他利用他们。他丢了一把手枪，不知道是在哪儿丢的，这不要紧。血已经像大理石一样在他的静脉里凝固。他打算永远地活着。

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群声音嘶哑，用荒唐的东西在不停地编织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从桌子上跳到人群中。一百只手伸过去够他的衣服，够他的头发，够他的皮肤和肉。人们叫喊、咒骂、高呼口号。他的名字就在他们嘴里；他们认识他。喧嚣声是来自《启示录》里的恐怖、是释放出来的地狱，伴随地狱而来的是洗劫大街上的所有一切。虽然钟声已经敲过一刻钟，可是没人知道。人们哭啊。他们把他高举，把他扛起来绕着花园转啊。一声尖叫传出来，高呼着要拿叉子，随后，烟雾就在树丛中飘起。有个地方开始有人击鼓：调子并不深沉，也不洪亮，但是有力，不动声色，带着一股狠劲儿。

卡米尔·德穆兰给在吉斯的让-尼克拉斯·德穆兰这样写道：

当你不愿来到拉昂、向本会让我获得提名的人推荐我时，你就犯下了一个错误。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已经在我们的革命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用来写我名字的字母比来自皮卡迪区我们所有代表的名字还要大。

夜幕已经降临，杜普莱希斯先生和一两个希望满足好奇心的朋友一起走了出去。他拿了根结结实实的拐杖，想用这根拐杖挡开工人阶层里一些好欺负人的男孩。杜普莱希斯太太求他不要出去。

安莱特的脸因为焦虑而变得憔悴不堪。用人们带来的尽是一些让人不快的谣言，她担心的是，这些谣言或许成真。露西尔好像笃定，这些谣言就是真的。她坐着，安静而又谦虚，不过惹人注目，像是一位中了六合彩的赢家。

阿黛乐待在家里。眼下，她通常都是这样，除非她本人在凡尔赛，登门拜访会客，顺便打听一些八卦消息。她认识代表们的妻子和代表们本人，熟知咖啡馆里面的所有谈话，了解国民大会所有的投票策略。

露西尔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笔和墨水，还有一张纸，在纸上，她写道，“阿黛乐爱上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她从纸上撕下一长条，在掌心把它揉皱。

她拿起一块刺绣。她慢慢地刺着绣着，格外注意她手中的活儿。今后她打算给人们展示一下，那天下午在五点一刻和六点一刻之间，她刺绣的针脚是多么的细密。她想到用尺子试着量一量。等我出嫁的时候，她心想，我会有一架钢琴：还会有些别的新色玩意儿。

克劳德一到家，径自进了自己的书房，同时还带着外套、拐杖和所有的东西，然后嘭地把门关上。安莱特知道，他也许需要短暂的时间来缓缓神。“我恐怕你爸爸可能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说。

“他怎么可能呢，”阿黛乐说，“他不过就是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是说，这不是什么有关个人的坏消息，是吗？”

阿莱特轻轻地敲门。姑娘们就站在她身边。“出来吧，”她说。“或者我们可以进去吗？”

克劳德说，“部长被当成了幌子。”

“赖克尔，”阿黛乐纠正道。“他再也不是部长了。”

“是的，”克劳德在为对他的部门总管忠诚和他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之间感到纠结。“你知道的，我从没喜欢过这个人。他是假冒内行的骗子。可他的下场应该比作为幌子要更好一些吧。”

“我的天哪，”阿黛乐说，“这里有三个女人处于相当严重的精神痛苦状态。你认为自己是在描述事件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把话说得更具体一点好吗？”

“他们在暴动，”克劳德简单地说。“解雇赖克尔先生已经引起哗然。我们已经被抛进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可不是我使用的一个词语。”

“坐下，我亲爱的，”安莱特说。

克劳德坐下了，伸出一只手罩在眼睛上。老国王从墙上的画像中在扫视着他们；如今的王后是用便宜的底片印出来的画像，羽毛别在她的头发上，下颌扁平到无关紧要的状态；路易上身的石膏像，看上去好像是个造车轮的人的同事；画像上的修道院院长特雷既有整个脸庞，也有人的侧面。

“出现骚乱状态了，”他说。“他们把海关障碍物点火焚烧。他们关闭了剧院，破门冲进了蜡像馆。”

“已经破门冲进了蜡像馆？”安莱特意识到白痴一样的咧嘴笑容出现在自己的脸上。“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怎么知道？”克劳德抬高了嗓门。“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五千人、六千人在杜伊勒利宫花园行进。那只是一支队列，还有别的队列过来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正在毁灭这座城市。”

“可士兵们在哪儿？”

“他们在哪儿？国王自己也想知道，我肯定。他们也许沿着大街两边站立欢呼，发挥他们现有的作用。我感谢上帝，国王和王后都在凡尔赛宫，因为谁能保证不出什么事儿，因为那里站在这些暴民之首的是……”他话没说出口。“有那么一个人吧。”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安莱特的声音是实事求是的。她只是说了出来，出于形式上的尊重。她其实知道，这是真的。

“随你的便。你可以在晨报上读到这个消息——假如有的话。好像他在皇宫发表了演讲，而且演讲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此外，现在对这些人来说，他成了什么英雄。我应该说，对于这些暴民来说。警察开进来要逮捕他，可他呢，处于枪口的威胁之下，还不明智地不肯让他们靠近。”

“鉴于好像已经产生的后果，我不相信这是不明智的，”阿黛乐说。

“哦，我本该采取措施的，”克劳德说。“我本该把你们两人都送走的。我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才遭到这样的报应，一个女儿跟激进分子们打成了一片，另一个女儿打算跟一个罪犯订立婚约盟誓。”

“罪犯？”露西尔的声音听上去很震惊。

“是的。他已经触犯法律。”

“法律要修改呀。”

“我的天哪，”克劳德说，“你对我说？部队要把他们消灭。”

“你好像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露西尔说。“不，爸爸，让我说，我有权利要说，因为我比你更理解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你说有成千上万的骚乱分子，可是到底有多少，你也吃不准，不过法国卫兵不会镇压他们自己的同胞的，而且，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他们组织得当，他们很快就会拥有足够的武器来对付其余的部队。皇家德国部队要被这么多人的力量消灭。”

克劳德朝她凝视着。“你可能要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太迟了，”他妻子用低低的声音说。露西尔清清喉咙。这几乎算是她做的演说了，一场苍白的客厅模拟演说。她的手在颤抖。她心想，他当时是不是非常害怕：如果被人群推搡驱赶，一看到风暴眼，他就忘记了镇定，一看到充满活力的、满怀所有精心筹划的心，他就忘记那个安全的地方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他说。“我知道有增援部队，不过他们得要过河。”她走到窗户边上。“瞧，今夜没有月亮。他们在黑暗中过河，指挥官们在他们自己人当中闹翻了脸，这样要花费多长时间？他们只知道该怎样在战场上打仗，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在大街上战斗。到明早之前——假如他们现在在路易十五广场遭到阻挡——部队将会从城市中心被清除出去。巴黎的选民将把他们的民兵部署到大街上。他们可以从市政大厅争取拿到武器。荣军院有枪，有四万条火枪——”

“战场？”克劳德说。“增援部队？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一切？你从哪里得知这个情况的？”

“你觉得是从哪里呢？”她冷静地说。

“选民？民兵？火枪？你碰巧知道，”他问，带着歇斯底里的挖苦语气，“他们将在哪里得到火药和子弹？”

“哦，是的，”露西尔说。“在巴士底狱。”

绿色是他们为了辨识身份而挑选的颜色——绿色，这是希望之色啊。在皇宫，一个小女孩给了卡米尔一点绿色绸带，于是，从那时候起，为了获得绿色绸带，人们袭击了几家卖绿绸带的商店，于是无数码长的深绿、苹果绿、祖母绿和暗绿的绸带就在积满灰尘的大街上延伸，在阴沟里拖拉。在皇宫，他们把树叶从栗子树上扯下，现在把这些伤心而又憔悴的树叶戴在帽子上和纽扣洞里。被扯裂的、甜滋滋的植物气味一团一团地飘荡在午后的空中。

到了傍晚，他们成了一支部队，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后面行军了。虽然暮色降临，但是白天的热气丝毫也没消退；夜间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风暴，头顶上，天雷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与枪炮的嗖嗖声和轰轰声，还有破碎的玻璃咣当咣当的声音在争先恐后地较量。人们高唱着，各种命令号叫着消失在黑暗之中。整整一夜，都是靴子走在鹅卵石上啪嗒啪嗒的声响，还有钢铁叮叮当当的响声。天空犬牙交错般的闪电照亮了被洗劫一空的大街，烟雾从起火的壁垒那边一阵一阵地在风中不断地翻滚。到了午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手榴弹兵对卡米尔说，“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的脸。”

黎明时分，在雨中，他遇到了埃罗·塞谢尔，不过此时此刻，他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如果他发现自己肩并肩地与德·巴雷夫人在一起，他也不会做任何评论。这位法官的脸脏兮兮的，外套从后背中间裂开。他一只手上拿着一把精致的决斗手枪，这是专门为莫利斯·塞克斯定做的一对价值不菲的手枪中的一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剁肉刀。

“不过这是一种浪费，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埃罗说。“他们抢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我的天哪，所有的漂亮家具、银子都给抢走了。是的，他们洗劫了酒窖，他们现在都躺在大街上，呕吐不止。你说什么？凡尔赛宫？你刚才说‘结果了它的性命’还是‘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如果真是如此，我最好换换衣服。我讨厌这副样子出现在皇宫里。哦是啊，”他说着然后握紧了剁肉刀，重新冲进了人群。“它胜过诉讼令，是吧？”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来没有，以前从来没有。

菲利普公爵12号是在自己位于邦迪森林中的雷恩赛城堡度过的。一听到巴黎发生的那些事，他本人就表现出“非常惊讶和震惊”。“这，”他从前的情人艾略特太太说，“我真的本来就认为他就是这样的。”

13号早晨，在国王的早朝会上，菲利普是第一个受到冷落的；之后他被国王陛下（不礼貌地）问到他想要什么；之后，他被告知“回到你以前出生的地方去吧。”菲利普动身前往他在莫索的家时，脾气很坏，而且发誓说（据艾略特太太说）“他将永世不再与他们接触”。

下午的时候，卡米尔回到了科德利埃区。那个醉醺醺的手榴弹兵还跟在他的后面，说，“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四个面目狰狞但是头脑冷静的法国卫兵，要是他遇上什么不测，这四个人就会面临私刑威胁；还有几个从拉福尔斯逃出来的囚犯。有个咋咋呼呼在集市上的老婆，穿一件带花纹的裙子，戴一顶羊毛帽子，带了一把宽刃厨刀，还有一条臭舌头。我喜欢上你了，她不停地说，从现在开始，少了我，你哪里也去不了。有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在她印有一只奔跑的兔子图案的腰带上别了一把手枪，棕色头发用了一根红绸带和一根蓝绸带往后扎着。

“绿色出了什么事？”他问她。

“有人记得绿色是阿特瓦侯爵的颜色。我们不能用那种颜色，所以，红色和蓝色现在是巴黎的颜色。”她朝他笑笑，好像跟他有老交情似的。“安妮·戴洛瓦妮，”她说。“我们在法布尔一次试镜的时候见过。记得吗？”

在如水的灯光下，她的脸好像在发亮。此刻，他看清了，她非常冷，浑身给淋透了，在瑟瑟发抖。“天气阴晴不定，”她说。“其他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啊。”

在商廊那边，看门人把门封了，因此他只好透过窗户跟加布丽艾尔说话。她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乔治跟我们的邻居吉力先生一起出去了，”她说，“为了市民民兵征兵的事儿。几分钟前，拉福克斯先生来过——你认识他，他就住在对面吧？——他说，‘我非常担心乔治，他站在桌上声嘶力竭高喊高叫，要我们保护家园，防止部队和匪徒袭击。’”她瞪着眼睛朝站在他身后的人看看。“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和你在一起的吗？”

路易丝·吉力出现了，她的脸突然在加布丽艾尔的肩旁出现了。

“你好啊，”她说。“你是准备进来，还是准备站在大街上？”

加布丽艾尔搂着她，把她抱紧。“我已经让她母亲住到这里来了，她有精神忧郁症。乔治对拉福克斯先生说，‘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丢了职位，君主制度已经完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那样说话？”她用近乎发狂的手抓住窗台。“他什么时候才回来？我该咋办？”

“因为这是真的，”他说。“他不久就会回来，乔治，他不久就会回来的。你要把门锁好。”

喝醉酒的手榴弹兵捅捅他的肋骨。“那么，你老婆呢？”

他往后退了一下，惊奇地看着此人。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个东西在他头里面非常响亮地击打了一下，随即，他们只好把他倚着墙撑住，往他嘴里灌白兰地，在这之后，很快一切就没那么重要了。

又一个晚上，在大街上：五点钟，警钟和报警大炮响起。有人把他轻轻地翻过身，指给他看，清晨的太阳光芒在战神广场装好的刺刀上闪耀。“他们不会来的，”他说，的确他们没来。当他向上看到大炮炮口的时候，士兵们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点亮的小蜡烛，他听见自己的嗓音里在说着一些令人镇定的、充满理智的话。他并不害怕。后来谈判结束了，后来出现了奔跑和高喊。这就叫冲击荣军院。头一回，他感到害怕了。冲击结束之后，他靠着墙，这位长着棕色头发的姑娘把一把刺刀放到了他的手上。他用手掌抵着刺刀口，纯粹好奇地问，“干起来难吗？”

“容易，”醉醺醺的手榴弹兵说。“你知道，我已经记住你了。那是法庭外面的一点点骚乱问题，两三年前的事情。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好像把你打翻在地上，踢中了你的肋骨。这件事对不起。我只是例行公事。看样子没伤着你吧。”

卡米尔一直盯着他看。这位士兵浑身是血，血还在往下滴着，把他的衣服浸透了，他的头发乱成了一团，透过淤血结成了膜，他咧嘴在笑。就在他朝他看的时候，他朝脚后跟吐了一口痰，跳了一圈小小的舞蹈，同时举起了他那猩红色的小臂。

“巴士底狱，嗯？”他唱了起来。“现在冲向巴士底狱，嗯，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啊。”

德·劳内，巴士底狱狱长，是个平民，他投降的时候穿着件灰色罩衫外套。投降之后不久，他试图用剑杖把自己刺死，但是给人挡住了。

拥在德·劳内身边的人们高呼，“杀了他。”法国卫兵中有些人想要保护他，在用身体为他做遮挡。但是，到了圣-路易教堂边的时候，人群中有人把他从卫兵们那里拽走，朝他身上吐痰，用棍子揍他，用脚踢他，直至把他打倒在地。卫兵们前来营救的时候，他已是血流满面，头发被大把大把地揪掉了，他连走路都快不行了。

挨近市政大厅时，他们的路被堵住了。在那些想要在他被绞死之前对他进行审判的人和那些想要立刻要了他性命的人之间，存在着争论。彻底被打垮了的德·劳内惊恐万状，向外拼命地挥舞着胳膊；两边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这样他就再也腾不出手来，好擦去从头上的伤口往眼睛里流的鲜血了。他痛苦不堪，用脚挣扎，向外踢摆，一下子踢中了一个名叫德诺的男人的裆部。德诺——一名失业厨师——震惊而又痛苦地大叫。他抱住自己，跪在地上。

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从他身后走出，打量着这位囚犯。他迟疑了一秒钟的功夫，向前一步，把他的刺刀戳进了德·劳内的肚子。就在刺刀往外拔的时候，德·劳内踉踉跄跄地向前扑上另外六把刺刀的刀尖。有人用一块大木头不停地猛击他的脑后。他的保护人朝后退让，当他被拖到阴沟里的时候，就在那儿，他死了。有人对着他被打烂了的、还在抽搐的身体开了好几枪。德诺站立不稳地往前走，推开一条路，来到了前面。有人说，“该轮到你了。”他在口袋里摸了摸，他的脸依然在痛苦中扭曲，然后在尸体旁跪下。他把手指伸进德·劳内头上剩下的几缕头发中，他猛地弹开一把小刀，一边把尸体的头使劲朝后拉，一边开始对着喉咙不断切割。有人主动把剑递给他，不过，他不相信自己具备干好这件事的能力；他脸上露出了他自己有点不只是不舒服的神情，可他继续用他的折叠刀往内切割，直至德·劳内的头完全被割断。

卡米尔在睡觉。他的梦是绿色的，是乡下的，到处都是清澈的水。只是到了最后水变黑了，黏黏的，有打开的下水道，还有切口很长的喉管。“哦，上帝，”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他哽咽着，流泪了。他的头靠着一堵不是很像母亲般的胸膛。“我克制不了这么强烈的情感啊，”路易丝·罗伯特说。

“你一直在哭喊，”他说。他说的是明摆着的情况。他睡了多久？一个小时，还是半天？他搞不清，他是怎么最后躺在罗伯特夫妇床上的呢。他记不清他是怎么到那里的了。“现在几点了？”他问她。

“坐起来吧，”她说。“坐起来听我说。”她还是个小姑娘，脸色苍白，骨头细小。她在房间四周走动着。“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是我们的，不是布利索的，也不是罗伯斯庇尔的。”她突然停住。“我了解罗伯斯庇尔，”她说。“我觉得，要是我当时不怕麻烦，我也许就是阿拉斯的蜡烛夫人了。要是那样的话，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拉法叶特的革命，”她说。“是巴雷的革命，也是操他妈的菲利普的革命。可是革命才刚刚开始。”她注视着他，双手指向她的喉咙。“在所有人当中，怎么偏偏就是你呢？”她说。

“过来，”他把一只手向她伸去。他感觉他已经从结冰的海洋上漂出，遥远地，遥远地，跟人类再也无法联系。她坐在他身旁，理理自己的裙子。“我已经把商店的窗户关好。没有人对来自殖民地的精致食品感兴趣。已经有两天没有一个人过来买东西了。”

“也许不会有殖民地了。不会有奴隶了。”

她大笑。“要过一阵子吧。别打岔。我有我的事要做。我一定要阻止你到巴士底狱附近的任何地方去。万一你的运数到头了呢。”

“这不是运数。”几乎还没醒过来，他就在加工自己的故事了。

“你或许觉得不会，”路易丝说。

“如果我到巴士底狱去，我会死。他们将会把我写进书里，是吗？”

“是的，”她望着他，感到奇怪。“不过，你不能到任何地方去送死。”

“除非你丈夫回家把我杀了，”他一边参考目前的形势，一边说。

“哦，是的，”她冷冷地笑了笑，眼睛朝别处望去。“实际上，我想对佛朗索瓦忠诚。我认为我们在一起有前途。”

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前途了，这不是偶然的，他心想，这不是运气。他看到了他的身体，细细的，平平的；面对未来这张令人盲目的白粉笔灰脸，他的手在摸索，寻找把持的地方，他感到自己的脸抵着岩石经受挤压，而且，在心里，有令人头昏的眩晕侧倾；他总是在攀爬。路易丝把他紧紧地抱住。他疲乏无力地靠着她，想要睡觉。“这么好的房间，”她低声说。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她给他端来咖啡。她说，保持安静，保持镇定。他望着咖啡在渐渐地变凉。他周围的气氛令人紧张。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右手掌心。她的手指头顺着细得像一根头发的伤口在游走。“你对我得到那样东西有什么看法？我记不清了，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好像是，人被压死，被践踏——”

“我以为你过着魔力无穷的生活呢，”她说。“虽然到现在我还在怀疑。”

佛朗索瓦·罗伯特回到家。他站在房间门口跟他妻子亲嘴。他把外套脱下给她。然后刻意站在镜子前面，梳了梳他那黑色的卷发，路易丝就站在他身边，等着，她的头还不及他的肩高。头发梳好之后，他说，“巴士底狱已被拿下。”他走到房间的那一边，低头看着卡米尔。“尽管你在这里已成事实，但是你也在那里待过。目击证人都见过你，你是这次行动的中流砥柱。里面的第二个人是埃罗·德·塞谢尔。”他走开。“那种咖啡还有一些吗？”他坐下。“一切正常的生活停止了，”他说，仿佛是在对一个傻瓜或者小孩子说话似的。他把靴子脱下。“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大不相同啰。”

你是那样认为吗，卡米尔疲惫地说。他不能全部听懂他对他所说的话。万有引力还没有消除，下面的土地已经被尖钉刺破。甚至在峭壁的顶上，还有关口和悬崖，空荡荡的隘路四周和坟墓四周一样。“我梦见我死了，”他说。“我梦见我已被埋葬。”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这座山脉的心脏，这个冷酷无情、矛盾暧昧、行动缓慢、单调无聊的思想世界。还有你的谎言，他自言自语道。我没有梦见那个，我梦见了水，我梦见我正在大街上流血。“你认为我的结巴也许会消失吧，”他说。“可是，生活不像那样充满了魔力。你能给我几张纸吗？我应该给我父亲写信了。”

“行啊，卡米尔，”佛朗索瓦说。“告诉他现在你已经名扬天下。”

[1] 英国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1679年，因为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在詹姆斯是否有权继承王位这个问题上，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因为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为“辉格”。“辉格”的名称可能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辉格党人多属于各种教派的新教徒。十九世纪中叶，辉格党与其他政党合并，改称自由党。美国辉格党（Whig Party）是美国在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时代的一个政党。

◆◆◆◆ ◆◆◆◆

“对很多人说你名声伟大；他们会重复你的话，而且他们的重复将会成就你的名声。

“我要快速地活……”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的随笔《抱负理论》

第1章

新手（1789）

巴黎选民苏勒先生一个人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临晚早些时候，他们过来找他，说，拉法叶特要用你。他们说，德·劳内已被害死，所以你就是临时狱长了。哦，不行，他说，为什么我呢？

定定神，伙计，他们说；不会再有麻烦了。

凌晨三点。在高墙上。他已经让困乏的护卫回去了。夜的黑暗像个粗野、缺少优雅风度的人：身体总是对着绝灭在渴求着。位于他下面的圣-安东尼教堂那边，一只狗对着天上的星星在痛苦地哀号。在他左边老远的地方，在墙上的托架里头，正在燃烧的一支火把在虚弱无力地用舌头舔着黑暗：照亮了滑腻腻的石头，还有这些正在哭泣的鬼魂。

耶稣啊，马利亚啊，约瑟夫啊，在此刻和在我们死亡的那个时辰，帮帮我们吧。

他在盯着一个人的胸脯看，此人持有一支火枪。

应该要有一场争斗了，他在心里胡思乱想，你应该说，谁到那里，朋友呢，还是敌人呢？如果他们说“敌人”，而且不断地过来，结果会怎样呢？

“你是谁？”胸脯说。

“我是狱长。”

“狱长已经死了，整个人被剁成了细细的肉末。”

“这我听说了。我是新狱长。拉法叶特派我来的。”

“哦真的？拉法叶特派他来的，”胸脯说。黑暗中传来了窃笑声。“让我们看看你的委任状。”

苏勒把手伸进外套：把在这些紧张时刻一直挨着心口放着的那张纸递给了他们。

“在这样的灯光下，你还怎么指望我看它？”他听到纸被揉搓的声音。“对，”胸脯鄙夷不屑地说。“我是科德利埃区市民民兵营的德·安东上校，我现在就逮捕你，因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人物。市民们，履行职责。”

苏勒张开了嘴巴。

“喊也没用。我已经查过岗哨。他们喝醉了，睡得像死过去了一样。我们把你带到我们区的总部。”

苏勒朝黑暗中瞥了一眼。德·安东上校后面至少有四个武装人员，或许，阴暗处还有更多。

“请你不要考虑反抗。”

上校的声音文绉绉的，而且说得蛮到位的。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保持镇定，苏勒冷静地对自己说。

他们拉响了圣-安德雷艺术影院的警报。几分钟之内，已有一百号人上了大街。如德·安东一向所言，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

“再小心不过了，”法布尔说。“也许我们该毙了他。”

苏勒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请求把我带到市政大厅去。”

“求什么求啊，”德·安东说。旋即，他好像突然计上心头。“好。就去市政大厅。”

这是一趟多事的行程。他们只好坐敞篷马车，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坐了。有人已经（或者还在）在大街上了，科德利埃的市民需要帮忙，这对他们来说是明摆着的。他们顺着马车的这一侧一边跑，还一边高呼，“绞死他。”

等他们到了，德·安东便说，“这跟我所想的差不多。市政府已经落入那些抛头露面并说‘我负责’的人手中了。”现在，有好几个星期了，一个非官方的选民机构一直自称是公社，也就是市政府。国民大会的白力先生，曾经主持过巴黎进行的选举，成了组织的灵魂人物。诚然，到昨天为止，还有巴黎的一位宪兵司令，那是王室任命的；但是，当他们结果了德·劳内的性命之后，暴民把他也给杀了。现在，是谁在管理这座城市？是谁在掌握公章大印？这是天亮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拉法叶特侯爵早已回家上床睡觉了，一名官员说。

“现在是睡过去的美好时光啊。把他从床上弄下来，到这儿来。我们该想什么呢？一班巡逻的市民们下床去巡视那座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才从暴君手中夺得的巴士底狱——他们发现这名卫兵因为酗酒变得更坏了，而且，此人都不能把自己身份解释清楚，却声称负责巴士底狱。”他转身面对手下的巡逻人马。“应该有人对人民交代。大家会以为要数死人骨头了。嘿，也许有不少无助的受害人还套着枷锁被关在地牢里呢。”

“哦，他们都有说法，”这位官员说。“那里只有七个人，你知道。”

不管怎么说，德·安东心想，住宿总可以处理的。“那些囚犯的东西呢？”他问。“我本人曾听说过，二十年前，有张台球桌被人搬进去，从此再也没有给搬出来。”

从后面的几个人当中传出了笑声。这位官员感到茫然，拼命在凝视。德·安东的情绪刹那间冷静了下来。“找拉法叶特，”他说。

约勒·巴雷从文秘工作中解脱出来了，朝着黑暗咧嘴笑了笑。灯光在沙滩广场上闪耀。苏勒先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大灯笼上面去了——一只巨大的、用铁做的墙支架上面，有盏灯在摇来晃去。在那地方，没多少个小时之前，德·劳内侯爵被割下的人头像足球一样到处被人踢着。“祈祷吧，苏勒先生，”德·安东愉快地建议道。

拉法叶特出现时，天已经亮了。德·安东失望地看到他准确无误地到场；不过，他刚刚刮过的脸沿着颧骨那儿变红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五点钟了吧？”德·安东说，一副乐意帮忙的样子。“只是猜测而已。我向来认为士兵在夜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随时准备起身。”

拉法叶特转身过去了片刻。他握紧拳头，对着红手指一般的天空抬眼仰望。他转回身时，声音清脆而又和蔼地说，“对不起。那不是问候你们的办法。德·安东上校，是吗？科德利埃区的吗？”

“将军，还有您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德·安东说。

“多么友善。”拉法叶特好奇地凝视着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这位下属：身材魁梧、肩头宽阔、脸上带疤的男人。“我不知道有这个必要，”他说，“不过，我认为你只是在尽你——所能。”

“我们将努力使我们的付出达到完美，”德·安东上校坚定地说。

有一刹那，一个怀疑的念头在将军的脑海中划过：他快成了开玩笑的受害对象，是不是可能呢？“这是苏勒先生。我正式说明他的身份。苏勒侯爵拥有我的全部权力。是的，当然，我将给他一份新的任命书。这样好吗？”

“这样好，”德·安东立刻说。“不过将军，只要是你，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行。”

“我现在要回家，德·安东上校。如果你与我之间的事务已经全部结束的话。”

上尉没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睡个好觉吧，”他说。拉法叶特敏捷地转身，心想，我们真的必须决定一下我们是否要敬礼了。

德·安东把他的一行人马掉头转回到河那边，眼睛发亮。加布丽艾尔还在家里等他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表示主动积极，是吗？”

“你恰恰让拉法叶特感到厌烦了。”

“我就是那意思。”

“这不过是这里周围的人喜欢玩的那种游戏而已，”巴雷说。“我应该认为，他们真的会让你做民兵上尉的，德·安东。而且，我应该认为他们会选你当该区的主席。毕竟，大家都了解你嘛。”

“拉法叶特了解我，”德·安东说。

从凡尔赛传过来消息：赖克尔先生被召回了。白力先生被指定为巴黎市长。印刷商莫姆诺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卡米尔的宣传册子定好了印模。建筑承包商被带过来拆毁巴士底狱。人们把巴士底狱的石头当成纪念品一块一块地拿走了。

移居他国开始了。孔代亲王匆匆忙忙地离开这个国家，律师的账单和很多其他账单都没支付。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也走了。王后的宠信珀利拉克一家子也走了。

7月12号，白力市长坐着花团锦簇的马车离开凡尔赛宫，上午十点抵达市政大厅，旋即又往回出发，在一群达官显贵之中迎驾。他们走到消防泵那么远：市长、选帝侯、卫兵，还有摆在银碗里面的几把巴黎城的钥匙——就是在那里，他们还接待了三百名代表，以及正朝着另一条路游行过来的皇室队列。

“先生，”白力市长说，“鄙人把陛下您的良城巴黎的钥匙给带过来了。这些钥匙正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那些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子民，不过，今天子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国王。”

这话听上去毫无策略，不过他的本意还是友善的。即席鼓掌。区域联防民兵沿着街道两边排列。拉法叶特侯爵走在国王马车的前头。礼炮已经鸣响。国王陛下从马车上走下来，从白力市长手里接受了国家的新三色帽章：代表君主的白色已经被加进红、蓝两种颜色中去了。他把帽章系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在离开凡尔赛之前，他已经许下意愿。）他沿着市政大厅的台阶，在用剑搭成的拱顶下面朝上走。疯狂的人群在他四周推推搡搡地向他靠近，要来摸他，看看他是否跟别人摸起来感觉一样。“国王万岁，”他们高呼。（王后已经不再指望见到他了。）

“随他们去吧，”他对士兵们说。“我相信他们真的喜欢我。”

正常生活的某些迹象逐渐显现。商店重新开门营业。有位老汉，干瘪枯萎，骨瘦如柴，胡须髯长花白，在全城游行，他对每条街上闲逛的群众都要挥手。他叫怀特少校——也许是英国人，也许是爱尔兰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巴士底狱被关过多久。他好像对自己得到别人的注意感到开心，虽然每次被问及他被囚禁的环境时，他总是哭。碰上哪天天气不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碰上哪天天气好的时候，他说，他对尤利乌斯·恺撒大帝负责。

1789年7月，在巴黎进行的德诺审查如下：

被问及他是否用这把刀肢解了德·劳内先生的头时，他回答说，用的是一把黑色的刀子，一把更小的刀子；当有人对他说，用这么小而不堪一击的工具不可能把头砍下时，他回答道，就他作为厨师的身份而言，他已经学会如何用刀处理猪肉了。

1789年8月18日

西敏寺桥 阿斯特雷圆形大剧场

（在斯宾纳库塔先生表演绳索舞蹈之后）

一次全新的精彩绝伦的场面

法国大革命

从7月12日星期天到7月15日星期三（包含在内）

名叫

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巴黎

展示前所未有的、一场气势最为宏大、最不寻常的娱乐

根据真正的事实

包厢3苏币；舞台前排2苏币；顶层楼座1苏币；顶层楼座边上6丹尼尔

五点半开门，六点半钟准时开演；

在孔代大街，卡米尔现在成了不受欢迎之人。来来往往，他只好靠斯塔尼拉斯·弗雷农给他捎些音信，给露西尔传递他的感情（和书信）。

“你瞧，”弗雷农对他说，“假如我对情况理解正确的话，她爱上你是因为你高贵的精神品质。因为你这么敏感、这么高尚。因为——如她相信的那样——你处在与我们这些更粗鲁不堪的凡夫俗子相距甚远的不同星球上。可现在发生的情况呢？结果你成了街上四处冲击、浑身是泥是血、蛊惑人心并荼毒生灵这么一种人。”

德·安东说，弗雷农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为自己打扫战场”。他的口气是嘲讽性的。他还引用伏尔泰评论“兔子”父亲的话说：“假如有蛇咬到弗雷农，那条蛇将会死。”

真实情况是——不过，弗雷农是不会提到这一点的——露西尔比任何时候对他更加痴迷了。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依然相信，如果能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合适的人选，这种痴迷她会克服掉的。可是找一个对她稍感兴趣的人，他做起来还真难；如果他觉得他们俩都合得来，接下来就是，她觉得不合适。有关卡米尔的一切都令她激动兴奋：他的名声不好啦，他有貌似天真的小怪癖啦，还有他容易激动的心智状态啦。最令她兴奋的还是这个事实：他突然出名了。

弗雷农——这位家庭老朋友——在露西尔的身上看出了这种变化。一位奶油点心式的漂亮小姐变成了一名富有闯劲的年轻女子，满嘴跑出来的都是政治术语，眼里闪烁着知心会意的光芒。当她到了那儿的时候，在床上表现好一点，弗雷农心想。他本人有了妻室，一个对他的事业格局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守家女人。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什么事情皆有可能，他心想。

可惜的是，露西尔已经学会叫他“兔子”这个荒唐的方式了。

卡米尔的觉睡得不多：没有时间。睡着的时候，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又使他精疲力竭。他特别梦见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一场聚会。聚会场景令人奇怪的是沙滩广场——安莱特的客厅——小乐厅。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出席了这场聚会。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与埃罗·德·塞谢尔交谈；他们在比较有关他的记录，破除他虚构的东西。来自吉斯的苏菲，十六岁那年他跟她睡过觉，正把所有发生过的事告诉拉克洛。拉克洛掏出自己的笔记本；佩林先生就在他身边，用律师的大嗓门喊着要求大家注意听他讲话。那位假笑的、黏黏糊糊的代表裴迪昂跟已经死去的巴士底狱狱长手挽手在一起；德·劳内在四处扑腾，因为缺了人头，徒劳。他的老校友路易·苏鲁在大街上跟安妮·戴洛瓦妮争吵不休；法布尔和罗伯斯庇尔正在玩儿童游戏；争论停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冻得像雕像一样了。

要不是每晚都出去吃晚饭，他本会对这些梦有所顾忌的。他知道这些梦包含了真相；他生命中的所有人此刻正走到一起。他对德·安东说，“你觉得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马克西？是个非常出色的小家伙。”

“哦，不，你不可以那么说。他对自己的身高敏感。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好好，”德·安东说。“那么就这样想，他非常出色。我可没功夫对别人的虚荣心说话还缩头缩脑的。”

“你怪我没有策略。”

“你想要开始争辩？”

因此，他从来没有摸准德·安东对罗伯斯庇尔的看法。

他对罗伯斯庇尔说，“你觉得德·安东怎么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擦了擦。他在思考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愉快啊，”他最终说。

“可是你真的觉得他怎么样？你说话闪烁其词。我的意思是，你恰恰认为人家并不令人愉快，那是你的全部看法，肯定？”

“哦，你行，卡米尔，你行啊，”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摸清罗伯斯庇尔对德·安东的看法。

以前的部长弗龙曾在闹饥荒的时候说过，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或者据认为是这样说的吧。这就是为什么——理由够充分的了——7月22号这天，他在沙滩广场跟观众在一起的原因。

有人保护他，不过，这一帮人数不多但是凶恶无比的群众已经算计过他，要把他抢走，这好像有可能。拉法叶特赶过来跟他们讲话。他一点都不希望妨碍人民的正义；不过，起码弗龙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于这三十年来一个一直受到指控的人来说，”有人高呼道，“审判有何用处？”

弗龙老了。自从他大胆说出自己的名言，距今已有很多年了。为了逃避这种命运，他一直躲躲藏藏，散布自己已经离世的谣言。据说，关于装满石头的盖棺入殓葬礼仪式都已经办好。被他们追踪、逮捕之后，他现在哀求地看着将军。从狭窄的街道朝市政大厅向外，传来了低低的轰轰轰的声音，这个声音，巴黎此刻辨别得出是行进的脚步声。

“他们正在汇合，”有个助手向将军报告说。“一方面是从皇宫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从圣-安东尼教堂过来的。”

“我知道了，”将军说。“在头两侧我可以听到。多少人？”

没有人能够估计得出来。人太多了。他看着弗龙，没有表示出多少同情。他手头没有兵力；要是城市当局想要保护弗龙，他们自己会采取措施的。他瞥了助手一眼，轻微地耸了耸肩。

他们用草连续不断地抽打弗龙，在他背上绑了一捆，在他嘴里塞满了一把。“把这些好草吃光，”他们在逼迫他。他嘴里塞满了尖利的草茎，被拖到沙滩广场的另一头，就在那儿，有人把一根绳子抛到朝外突出的灯笼铁支架上。有几回，在黄昏时分，只要那盏大灯来回地晃动，这位老人就会随之来回地晃动。之后，绳子啪地突然断了，他直直地坠落到人群中。一边挨打遭踢，一边他又被重新吊到空中。又一次，绳子断了。暴民们用手抓住他，小心翼翼地，不要打一下就让他一命呜呼。一个第三次的绳套在他死灰色的脖子上套好了。这一回，绳子牢靠。当他死了或者垂死的时候，暴民们把他的头砍下，挑在一把叉子的尖上。

与此同时，弗龙的女婿，巴黎省省长波希尔，已经在贡皮埃涅市被捕，正被押往市政大厅，因为惊恐，他目光呆滞。他被绑在车子里，从人群中经过时，他们用发酸的黑面包皮砸了他一身，之后不久，在被押往安布雷监狱的路上，他又被绑到了外面；在这之后不久，他被绑死了——也许是被勒死的，或者是被火枪子弹打死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有谁知道呢？也许，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亲吻爸爸吧！”暴民们高呼。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后，送到了市政大厅，甩在白力的办公桌上。这位市长差点儿瘫倒在地。过后，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他们高唱：

如果聚会上缺了心，

那就算不上是聚会。

巴黎使用私刑的消息在凡尔赛引起了震惊，那里，国民大会正沉浸在关于人权的辩论之中。人们先是震惊，继而愤怒，最后抗议：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口，民兵在哪儿？一般认为，弗龙和他的女婿是粮食投机倒把分子，但是，在小乐厅和他们居家食品存储丰富的库房之间来回走动的代表已经和经常被称为“民众感情”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代表巴纳夫对他们这种虚伪感到深恶痛绝，于是问他们，“已经流出的这些血难道是纯洁的吗？”他们对此感到反感，于是他们高呼，用声音压倒他，这表明，在他们的头脑中，他是个危险分子。辩论恢复了；他们在专心思考起草《人权宣言》的框架。听到有些人在低声地说，国民大会应该首先起草宪法，因为权利是通过法律形式存在的；然而法理是个如此枯燥乏味的话题，而自由却是这么令人兴奋激动。

8月4日这天夜里，封建制度在法国不复存在了。子爵诺耶站了起来，因为情绪不稳，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无偿地奉送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失去土地”。参加国民大会的成员潮水般汹涌地站立起来，为宽宏大度纵情狂欢。他们抛弃了农奴、狩猎法、以实物缴纳的十一税，还有封建领主法院——喜悦的泪水从他们的脸上哗哗地直流而下。一名成员给大会主席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结束大会，他们已经失去自控”。可是，天堂之手无法阻拦他们，在喧嚣声中，人人竞相比赛，一个比上一个更加爱国，他们急切地说要放弃属于他们的东西，之后，更加急迫地说要放弃属于别人的东西。下面的一个星期，肯定，他们将要试着改变主张，可是这太迟了，来不及了。

卡米尔在凡尔赛四周游荡，摊开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在夏日夜晚格外的沉寂之中创作了他不再小觑的随笔……

正是在那个夜晚，比神圣星期六还要漆黑的那个夜晚，我们从痛苦不堪的埃及枷锁中冲出来了……那个夜晚，恢复了法国人的权利，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一律可以平等地准入所有职位、所有场所和公共岗位；那个夜晚，把所有公务员的职位、神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的职位，从富有之人、从出身高贵门第之人、从皇族贵胄之人的手中夺取过来了，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把这些职位分给了作为整体的国家。那个夜晚，从国王太太的手中夺回了——她因为跟一位部长睡觉而得到的——两万里弗赫……现在，和印度群岛人做生意的机会已经向大家敞开。想要开店的可以开店；裁缝师傅、制鞋师傅、做假发师傅将会哭泣，但是，手艺上路的人将会欣喜，阁楼的窗户将会出现灯光……哦，对于大法院、文员、法警、律师、男仆而言，对于秘书、副秘书，对于掠夺者们而言，那却是一个灾难性的夜晚……可是，对于大家而言，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真正美好的夜晚[1]，幸福的夜晚啊，因为把这么多的人排斥在尊严和就业之外的无数障碍已经被永远甩掉了，今天，在法国人当中，除了存在德性和贤能之分，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漆黑酒吧里的漆黑角落之中：马拉医生驼着背，坐在桌边。8月4号是个令人作呕的玩笑，他说。

他面对摆在面前的手稿满面愁容。“真正美好的夜晚[2]——我希望这是真的，卡米尔。可你是在制造迷思啊，你明白吗？你在把当下发生的事杜撰成传奇，一个革命的传奇啊。你清楚，只有在必要的地方，你才需要进行艺术化地处理——”他突然不说了。他瘦小的身体好像因为疼痛在一紧一缩的。

“你病了？”

“你病了？”

“没有，我只是喝得太多。”

“我觉得，是跟你的新朋友在一起喝的吧。”马拉蹑手蹑脚地坐回到长凳上，脸上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紧张和不适表情。然后他想起卡米尔来了，手指在桌面上毫无节奏地轻磕着。“我们感到安全了，是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得到了警告，我也许要被逮捕。”

“别指望法院讲客套摆样子。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就可以在你身上干一件漂亮的活儿。或者在我身上。我打算要做的就是搬进科德利埃区。搬到某个我可以大声呼救的地方去。你为什么不也搬到那里去呢？”马拉咧嘴笑笑，露出令人恐怖的牙齿。“所有邻居都在一起。非常温馨舒服。”他把头弓在文稿上面，一边胡乱地翻阅，一边用食指在上面戳戳点点。“你下面说的话我赞同。要把像弗龙这样的敌人从人民当中清除，在别的时间，这要耗费人民多年的内战才能办到。而且，在内战的时候，无数人会死，是吗？因此，私刑完全能够接受。它们是人道的选择。你也许为了那种情操被迫受苦受难。别害怕把稿子送给印刷工人嘛。”医生若有所思地擦了擦自己扁平的鼻梁：这个动作、这个口吻是如此索然无味。“卡米尔，你明白，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砍头。我们耽误得越久，我们被人家砍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这一点写上去。必要性就是杀害人民，砍掉他们的头颅。”

凭直觉，首先试探性地讨好别人。一、二：德·安东的手指在他的军刀手柄的圆头上面轻轻地磕了磕。邻居在他的窗户下一边跺脚走路、高声尖叫，一边手里挥着排列座次的计划。皇家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团正在调试声音。这是他出的一个好主意，雇佣他们，给这种场合来上一点情调嘛。当然，也应该有军乐乐队。作为这个区的主席和国民卫兵（正如市民民兵现在这么称呼自己一样）的一名上尉，他负责白天有关任务部署的全部事宜。

“你气色不错啊，”他对妻子说话了，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新穿的制服弄得他浑身冒汗：白色马裤，黑色长筒马靴，蓝色束腰外衣，与白色形成了对比，猩红色的衣领证明是做得过紧了。外面，太阳把油漆都晒得翘起了。

“我请卡米尔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今天过来，”他说。“可是他从国民大会抽不出时间来。非常认真。”

“那个可怜的男孩啊，”安琪莉可说。“我没法想得通，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我对他说过，亲爱的，你难道就不念家吗？难道你就不思念你自己的家人吗？他说——尽管严肃认真地——‘哦，夏庞蒂尔太太，我思念我的狗啊’。”

“我倒蛮喜欢他，”夏庞蒂尔说。“他怎么跟卡米尔混在一起的，我真想不出来。喏，”他搓了搓手，“今天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拉法叶特十五分钟之后要到这儿。我们都去参加弥撒，神父为我们的新团旗祈福，我们排队出去，把旗升好，从它旁边行进，拉法叶特站在周围，看上去像个总司令。我想，他会期待有人为他欢呼的。我应该觉得，即使是在这么个市侩的地区，也会有够多的傻瓜制造出一种体面的声势。”

“我还是吃不准我是否听懂了你的话。”加布丽艾尔的口气听上去愤愤不平。“民兵站在国王这一边吗？”

“哦，大家都站在国王这一边，”她丈夫说。“只是他手下的部长、侍从、他弟弟和他妻子，我们无法忍受。路易，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老朽昏聩。”

“可为什么人家说拉法叶特是个共和党人？”

“在美国他是个共和党人。”

“这里有共和党人吗？”

“很少。”

“他们会把国王处死吗？”

“天哪，不会的。我们把这种事情交给英国人吧。”

“他们会把他关在牢里吗？”

“我不知道。看到罗伯特太太的时候，你问问她就是。她是极端分子之一。要么卡米尔是。”

“所以假如国民卫兵站在国王这一边——”

“站在国王这一边，”他打断了她的话，“只要他不再妄想重新回到我们在7月份以前的状态就行。”

“是啊，我懂了。支持国王，反对共和党人。可是卡米尔、路易丝，还有佛朗索瓦，都是共和党人，是吗？所以，如果拉法叶特命令你逮捕他们，你会干吗？”

“好家伙，我不会。我不打算干他的脏活儿。”

之后，他心想，在这个区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约束自己的法律。我可以不当营长，不过他还是处于我的掌控之下。

卡米尔到了，气喘吁吁的，不过兴致很高。“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他说。“在图卢兹，我的宣传册已经被那个公共行刑者烧毁了。他们真是太好了，要宣传，肯定就意味着要出第二版。在奥雷隆，销售这本册子的一家书店已经遭到僧侣的袭击，他们把所有的存货都给扔了，点了一把火，还把书商剁成了几块。”

“我不认为这非常非常好玩，”加布丽艾尔说。

“是的。真的相当难过。”

巴黎外面的一家陶器厂正在生产厚厚的、刺眼的黄蓝彩陶，上面印着他的照片。一旦你成为公众人物，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人家吃晚饭离你远远的。

他们把新旗升起的时候，一丝风的声息都没有。旗帜绕着旗杆躺着，像一块耷拉下来的三色舌头。加布丽艾尔站在她父母之间。她的邻居吉力一家在她左边。戴了一顶新帽子的小路易丝，为她的这顶帽子自豪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她意识到大家都在朝她看的目光：那边，他们在说，那是德·安东的妻子。她听到有人说，“她多妩媚啊，他们有孩子吗？”她抬头看看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丈夫，他那职业拳击手一般的硕大身躯高高地盖过了拉法叶特又细又挺的体型。因为她丈夫瞧不起他，她便对这位将军露出了几份鄙视。她能看得出，他们彼此礼貌客气。营长在空中挥了挥帽子，抬高了嗓门，在为拉法叶特高呼。人群欢声雷动。将军略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她对着太阳把眼睛闭了一半。在她身后，她能听到卡米尔的声音在一直响个不停，在和路易丝·罗伯特交谈，俨然她是个男人。他在谈起布列塔尼的代表和国民大会的种种计划。一旦巴士底狱被占领，我就要到凡尔赛去——她听到罗伯特太太故意压得低低的赞同声——不过应该尽可能赶紧完成。他在说起另外一场暴动，她心想；另一座巴士底狱吧。之后，从她身后传来了一声高喊：“德·安东万岁！”

她转身，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得意。有人跟着高喊起来。“只是少数几个科德利埃派的人在叫喊，”卡米尔辩解说，“不过很快将是整座城市在叫喊了。”

几分钟之后，仪式结束，聚会开始。乔治走下台阶，到了人群中，拥抱着她。“我刚才在想，”卡米尔说。“现在该是你把那个撇点符号从你名字上去掉的时候。这不合时宜。”

“你也许说得对，”她丈夫说。“我会慢慢地去掉撇点的——但是没必要宣布。”

“不，立刻就把它去掉，”卡米尔说。“这样大家就知道你的立场了。”

“欺负人呢，”乔治-雅克怜爱地说。他自己也正在学会这样：喜欢对峙较量。“你介意吗？”他问她。

“我想你做你认为最合适的事，”她说。“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正确的事。”

“假设它们不一致呢？”卡米尔问她。“我的意思是，他认为最好的和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一致呢？”

“不过，它们将会一致，”她说，样子慌慌张张的。“因为他是好人。”

“那真是深刻。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将会对你的想法产生怀疑。”

卡米尔前一天是在凡尔赛度过的，傍晚，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参加了布列塔尼俱乐部的一个聚会。现在，这里成了那些倾向于大众事业、对皇宫产生怀疑的自由派代表的论坛。有些贵族也参加了。疯狂的8月4号已经在那里被非常细心地算计过。如果他们的爱国热情广为人知，即使不是代表，他们还是受欢迎的。

可是，还有谁比他的爱国热情更广为人知呢？罗伯斯庇尔催他发言。可他感到紧张，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还真有困难。结结巴巴的情况真糟。听众听他说话不大耐烦。就他们的所见而论，他不过是个暴民演说家而已，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痛苦不堪、令人泄气的场合。罗伯斯庇尔坐着，看着自己的鞋带扣子。卡米尔从讲台上下来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只是把绿眼睛朝旁边闪闪眨眨，笑出他那耐心的沉思般的笑容。毫无疑问，他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站在国民大会上，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成员总是故意使劲地呼哧扑哧地把蜡烛吹灭；要么他们几个人总是坐在一起，导演一出模仿疯狂羔羊的表演。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卡米尔，你讲得不错啊”，也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安慰性的谎言。

聚会结束之后，米拉波走上了讲台，为自己的祝愿者和吹捧者表演了一出模仿白力市长决定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戏：模仿白力市长为了找到答案观看木星的天然卫星；最后，他一边嘴里说着下流的华丽词藻，一边承认他的望远镜太小。对于这些，卡米尔感到不大好笑；但是他快要眼泪汪汪了。表演在掌声中结束，伯爵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拍拍几个人的后背，握握几个人的手。罗伯斯庇尔碰了碰卡米尔的肘：“我们离开这儿，好吗？”他建议道。

太迟了。伯爵在监视卡米尔。他抱住他，不让他离开，这一抱快要挤碎他的肋骨了。“你真了不起，”他说。“别理这些乡巴佬。由他们按照他们屁大的标准去吧。他们没人能够干你已经干过的事。没有一个人。实情是，你使他们恐惧害怕。”

罗伯斯庇尔退到了会议室的后头，想要从这里离开。卡米尔听到自己使他们害怕这个前景觉得如此激动不已，如此开心。为什么他就不能把米拉波说的话说出来呢？他的话绝对千真万确。而且，他是想为卡米尔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承诺过要照顾他，可他看不出有什么迹象，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责任。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他没有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的天分吧。卡米尔的所需所愿成了一本合上的书，大部分：用自己从没学过的语言书写的一卷书。“过来吃晚饭吧，”他听到伯爵说。“让我们把这头羔羊朝前拉，为什么不？给他一些红肉，让他负责嘛。”

桌上坐了十四个人。嫩羊肉的血滴在碟子里。大比目鱼那切好的鲜肉散发出月桂树叶和麝香草的味道。茄子紫黑色的外壳表面已经枯焦，刀一戳，便渗出奶油般的肉汁来。

伯爵这些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他仅仅是在把债台摞得更高，还是突然有了支付能力呢，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是后者，你要纳闷了，他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呢。他跟许多来源有秘密的往来。他在大庭广众说话，不仅声音洪亮，而且样子神秘；他还给她的情人、出版商的妻子赊账买了一颗钻石。那天晚上，对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来说，他是多么让人开心哪。为什么呢？他心想，礼貌不花钱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注视这位代表，注意到他的语调经常单调乏味，注意到他对人家对他的看法总是毫不在乎的样子，还注意到这位律师脑中闪过的各种念头，他心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个脑袋今天够用。

整个晚上，他都在用低低的、具有保密性质的声音跟阿拉斯的蜡烛谈话。他心想，一旦你追根究底，在政治与性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所有这一切都与权力有关。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这个差别的人。这是诱惑的问题，还有你能多快地、成本多低地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心想，如果卡米尔和那些卑微的、连生计问题都捉襟见肘的制帽商毫无分别，换言之，他是一个绝对容易被征服的人，那么，罗伯斯庇尔就是圣衣会的一位修女，一心一意要当女修道院的院长。你无法使她腐败；你可以在她的鼻子下摆摆鸡巴，但是，她既不感到震惊也没有兴趣：在她丝毫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缘故的情况下，她为什么应该如此呢？

他们谈起了国王，谈起了他是否应该对国民大会通过的立法具有否决权。罗伯斯庇尔认为没有。米拉波认为有，或者，如果价格合适，认为他可能觉得有。他们谈起这些事情在英国是怎么处理的；罗伯斯庇尔以快速的、半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了他所列举的很多事实。他呢，不仅接受了他的纠正，而且态度也平和了一些；当他得到他脸上出现的标准的三角式微笑这个奖励时，他感到心里涌起一阵极不寻常的安慰。

十一点钟：这只狂暴的羔羊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悄悄地从房间里走了。知道自己是个凡人，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需要撒尿，这算是知趣。米拉波觉得奇怪，一反常态的清醒，一反常态的冷淡。他朝桌子的对面看看手下的日内瓦人。“那个年轻人将来会走得很远的，”他说。“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布鲁拉德·德·希勒雷，德·让利伯爵站起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谢谢，米拉波。现在是开始正儿八经喝酒的时候了。卡米尔，你回头跟我们一起吧？”

这份邀请似乎再普通不过了。它排除了两个人：阿拉斯的蜡烛（此人当时已经不在现场），还有普罗旺斯的火炬。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日内瓦人站起来，鞠躬道别；他们开始把餐巾纸叠好，拿起帽子；开始整整领结，开始猛力拉好长筒袜。突然，米拉波恨起了他们。他恨他们灰色的丝绸长外套，恨他们完完全全地听话，恨他们俯首帖耳对所有他的要求都言听计从。他想要把他们的帽子扯扁，压在他们的眼睛上面，然后咆哮着走进夜色，一条同志般的胳膊搂着他的制帽商，另一条搂着一名畅销小说家。不过这番情形真是奇怪；如果有他无法忍受的人在场，那就是拉克洛；如果有他讨厌一起醉酒的人，那就是卡米尔。他心想，这些疯狂的感觉只能是一个举止端正、行为克制的晚上的产物，那个用来培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晚上。

罗伯斯庇尔到家的时候，房间一定已经空了。他们会留下，彼此稍微握握手，那种无趣的、英国式的握手。蜡烛，自己保重啊。火炬，走路小心啊。

当然，他们只好出牌；要是他们不出，德·希勒雷根本不会睡觉。陷入一段时间的输牌手气之后，他往椅子后面坐了坐，然后开始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怎么处理英国国王的钱，米勒斯先生和艾略特一家将会多么气恼啊。”

“我认为他们对于你怎么花钱了解得非常清楚，”拉克洛一边洗牌一边说。“他们不会认为你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米勒斯先生是谁呀？”卡米尔问道。

拉克洛和德·希勒雷互相交换了眼神。“我认为你应该告诉他，”拉克洛说。“卡米尔不应该活得像个不拘小节的国王，对于钱的来源十足无知。”

“这非常复杂。”老大不情愿地，德·希勒雷把牌扣在桌上。“你认识艾略特太太，那个娇媚动人的格蕾丝吧？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她在镇上窜来窜去的了，搜罗政治八卦。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为英国政府工作。你知道，她的各种关系使她处于这么个有意思的位置上。在菲利普把她带到法国之前，她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现在，当然啦，阿涅斯·德·布封成了情人——这些事儿都是我妻子菲丽切蒂一手安排的——不过，格蕾丝和公爵的关系还算最亲。现在呢，”他顿了一下，神态疲惫地在额头上擦了擦，“艾略特太太有两个妹夫，吉尔伯特和休。休住在巴黎，吉尔伯特每隔几个星期就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他们有所交往，一位叫米勒斯的先生。他们都是英国外事办公室的人员。他们到这儿是为了观察事态，撰写报告，给我们传递基金。”

“干得好，查尔斯-阿莱克斯，”拉克洛说。“清晰得让人羡慕。再来点红葡萄酒？”

卡米尔说，“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对我们的革命怀有浓厚的兴趣，”德·希勒雷说。“是的，拉克洛，你继续说，你把瓶子推倒了。你也许认为，他们想要我们像他们一样享受议会和宪法带来的好处，可基本上不是那样；他们对任何破坏路易地位的事情都感兴趣。这就像他们对柏林、对维也纳感兴趣一样。假如我们废除了路易国王，让菲利普国王取而代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兴许是一件极好的事。”

裴迪昂代表慢慢地抬起头。他那张又宽又俊的脸上因为顾虑太多而布满了皱纹。“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用这个消息使我们背上负担吗？”

“不是，”卡米尔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他还有太多的酒要喝。”

“那不是负担，”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一般来说，这是相当广为所知的事。你问问布利索吧。”

“我对布利索非常尊敬，”裴迪昂代表强调说。

“你是这样吗？”拉克洛小声抱怨道。

“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阴险狡诈的那种人。”

“亲爱的布利索，”拉克洛说。“他是这么不懂世故人情，他认为钱会自动地在他口袋里生钱。哦，他知道——可是他不承认他知道。他总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过问事情。假如你想要吓他一大跳，卡米尔，你只要走到他那边，在他耳边说上‘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就够了。”

“假如我可以谈谈看法的话，”裴迪昂插话道，“布利索不像是拿了钱的样子。我只看到他一直就穿这么件外套，而且那件外套破得连臂肘都露出来了。”

“哦，我们给他的钱不多，”拉克洛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不像现在的伙计。谁喜欢生活中这些更细微的事呢？你现在还是不信吗，裴迪昂？卡米尔，你告诉他。”

“可能是真的，”卡米尔说。“他过去常常从警察那里拿钱。就是跟朋友们随便聊聊，然后把他们的政治观点汇报一下。”

“现在你让我感到震惊。”可是，不：裴迪昂的语气被控制住了。

“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谋生吗？”拉克洛问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笑了。“所有这些作家和人民，通过敲诈，他们才有了充足的、相互依靠的东西生存，而且发了财。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尔？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被重新敲诈才罢手的。”

“可是你在把我朝什么事情里拽啊……”有一会儿，裴迪昂看上去头脑清醒。他把前额托在手掌上面。“要是我能把这事想通了多好啊。”

“这容不得想通，”卡米尔说。“试试别的。”

裴迪昂说，“要保持任何一种……品格将是如此艰难啊。”

拉克洛又给他倒了一杯。卡米尔说，“我想创办一份新报纸。”

“你预想谁来做你的赞助人呢？”拉克洛温和地说。他喜欢听到人们承认他们需要得到公爵的钱。

“有了这么多其他资金来源的时候，如果我还拿他的钱，算是公爵幸运。”卡米尔说，“我们或许用得着公爵，可公爵还需要用到我们多少？”

“从集体角度看，他也许需要你，”拉克洛用同样的语调说。“从个人角度看，他根本不需要你。从个人角度看，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新桥上跳下去，把你们可怜的自己淹死。从个人角度看，你可以被人家取而代之。”

“哦，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的，卡米尔，我确实这么认为。你把自己在事情格局中的位置虚夸得离奇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一只手放在拉克洛的胳膊上。“当心，老东西。换个话题吧？”拉克洛却故意不听他的话，把酒一口喝下。他坐着，一言不发，当德·希勒雷讲到他老婆的故事时，他才稍稍高兴了一下。他说，菲丽切蒂在结婚的床下面保留了几摞笔记本。有时候你趴在她身上，拼命用力追求快感的时候，她还在摸索着它们呢。他想知道，公爵是不是像他一直感觉的那样认为这令人感到不爽呢？

“你老婆真是个令人厌倦的女人哪，”拉克洛说。“米拉波说过他已经把她给占有了。”

“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德·希勒雷说。“他还得到了其他所有人。而且，这些日子，她不大做爱。跟其他人干这样的事，她更高兴。我的天啊，每当我想，每当我回首我的生活……”他突然陷入了短暂的幻想之中。“我会不会想到，我的结局就是我娶到欧洲最好的老鸨呢？”

“顺便说一下，卡米尔，”拉克洛说，“阿涅丝·德·布封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起你的最后一个宣传册的事。那篇随笔。她认为她是法官。我们得把你介绍给她。”

“还要介绍给格蕾丝·艾略特，”德·希勒雷说。说完，他和拉克洛大笑。

“他们会把他生吞活剥掉的，”拉克洛说。

拂晓时分，拉克洛打开一扇窗户，在城市的上方，敞开自己优雅的身体，喘着气，在呼吸国王的空气。“在凡尔赛，”他宣告说，“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如此陶醉。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海盗水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时刻，菲利普就在身边，很快、很快了，八月、九月、十月。”

九月，卡米尔的新宣传册出版了。册子取名《灯柱下对巴黎人的演说》[3]，上面还印有取自圣马修的“Qui male agit odit lucem”[4]。作者随意把它翻译成：恶人恨灯柱。沙滩广场上的铁制绞刑架在自我宣告，它准备承载更多的负荷。它暗示着他们的名字。册子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他本人签的字是“我的灯柱公诉人阁下”。

在凡尔赛宫，安托瓦内特只读完了头两页。“照常理来看，”她对路易说，“这位作者要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

国王正在阅读一本地理书。他抬眼朝上瞅了一眼。“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参考拉法叶特的意见了。”

“你是不是疯了？”他妻子冷冷地问他：在这些紧急事情上，他们已经养成了相当平常的说话方式。“这位侯爵是我们不共戴天之敌。他花钱买通像这样的家伙诽谤我们。”

“公爵也是这样，”国王声音低低地说。他觉得要把菲利普的名字发出来有困难。“我们的红色堂弟，”王后叫他道。“哪一个更危险？”

他们陷入了沉思。王后觉得是拉法叶特。

拉法叶特念完了宣传册，低声地、不成曲调地哼着。他把册子拿到白力市长那儿。“太危险了，”市长说。

“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逮捕他将太危险。你知道，科德利埃那一片。他已经搬进去了。”

“我尊重你的看法，白力先生，我说写的这个东西具有叛国性质。”

“将军，我只能说，上个月，圣-伍鲁奇侯爵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反对国王的否决权，否则将被私刑处死，这非常接近叛国。如你意识到的，我们逮捕此人的时候，科德利埃派会引起很多麻烦，因此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放他一马。我不喜欢这样干，可是你只好这样。整个地区都在变质，准备战斗。你认识科德利埃区主席丹东这个人吗？”

“认识，”拉法叶特说。“我的确认识。”

白力摇了摇头。“我们得谨慎小心。我们再也无法应对暴动了。你明白，我们不可以做牺牲者。”

“我必须承认，”拉法叶特说，“你讲的话有道理。如果德穆兰扬言要杀的所有人明天都被绞死，那就算不上是针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因此，我们什么都别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将被指控支持暴民法律。”

“因此你想要干吗？”

“哦，我想……”拉法叶特闭上眼睛。“我想要派三到四名结实的同伙过河，带着指令，把我的公诉人阁下变成留在墙上的一点血迹。”

“我亲爱的侯爵！”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拉法叶特满是后悔地说。“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一个高贵绅士。我经常纳闷：在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文明的方式将会如何回应。”

“你是法国最为高贵的绅士，”市长硬生生地说。“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要是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说，全宇宙都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在科德利埃片有这么多的麻烦呢？”拉法叶特问道。“有这么个人叫丹东，还有那个怪物马拉，还有这个——”他指了指那本册子。“顺便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凡尔赛的时候，它跟米拉波待在一起，这也许能告诉我们有关米拉波的某些情况。”

“我会留意这一点。你知道，”市长温和地说，“如果这个宣传册被当成文学看，它还是满令人佩服的。”

“别跟我说关于文学的东西，”拉法叶特说。他正想到波希尔的尸体，从切开的腹部内拉出的肠子的情景。他朝前倾了倾身体，用指尖向上弹了弹宣传册。“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吗？”他问。“你见过他吗？他是这些法学院男孩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什么比以笔当刀更危险的了。”他摇摇头，感到奇怪。“这些人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新手。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到过猎场。从来没有杀过动物，更不用说杀人了。可是，他们却是对屠杀如此狂热的家伙。”

“只要他们自己不必杀人，我觉得，”市长说。他想起办公桌上那颗被切开的心脏，还有一块瑟瑟发抖的屠夫的肉。

在吉斯：“我在大街上怎么抬得起头来？”让-尼克拉斯反诘道。“他觉得最糟糕的是，我竟然为他感到自豪。他说，每一个地方人家都认识他，每天他都跟贵族们一起吃饭。”

“只要他还在吃，”德穆兰太太说。这句话从她本人嘴里说出来，让她为之一怔。她是一位对做母亲从来都不感兴趣的人。同样，卡米尔从来不是一个贪吃之人呀。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戈达尔一家。他们都读过这本册子了。但是，有件事——我敢保证，既然他们使她中止了这桩婚约，露丝感到开心。”

“你对女人懂得太少！”他妻子说。

露丝·戈达尔把宣传册放在针线桌上，在当季和淡季的时候，她都要引用里面的话，好气煞她的新未婚夫，塔芮修·德·泰兰德先生。

丹东读完宣传册之后，把它交给加布丽艾尔读了。“你最好看一看吧，”他说。“大家都在谈论它。”

加布丽艾尔读了一半便把它放在了一边。她的理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要宽容卡米尔，因此，对于他的主张，她宁愿不要知道得太多。眼下她内心平静；日复一日，谨慎行事，像个住在新房子里的女瞎子一样。她从没问过乔治，在区国民大会的多次会议上发生过什么事。每当晚餐桌上出现一些新面孔，她只是摆好更多的座位，努力使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她又怀孕了。没有人对她抱有多大的指望。没有人指望让她为国家的现状操心。

著名作家梅尔希尔把卡米尔领进巴黎和凡尔赛的沙龙。“过二十年以后，”梅尔希尔预言，“他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二十年？卡米尔连二十分钟也等不及了。

在这些聚会上，他的情绪总是时时刻刻在剧烈地摇摆不定。他可以感到特别高兴；之后，便感到他是在虚假的借口之下在那儿的。费了很大心血才把他请来的社团女主人们经常感到，有必要装作不认识他是谁。她们的想法是，他的身份应该逐渐渗透，悄然退出，这样，如果有人要出去，他们可以毫无动静地离开。可是，女主人们一定要有他才行。她们一定要有令人颤栗、令人震惊的效应。聚会算不上是聚会……

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也许是拽头发拽得太多的缘故吧。在这些聚会上，一成不变的事就是他不必说什么话。其他人就在他身边谈话。谈有关他的事。

星期五晚上，时间不早了，德·布哈莱斯伯爵夫人的屋内：满满一屋子的年轻诗人在恭维她，讲各种有趣的丰富多彩的克里奥语[5]。许多宽敞的房间闪闪烁烁的：银色的、浅蓝色的灯光。芳妮·德·布哈莱斯抓住他的胳膊：这是一个表示拥有他的姿势，这个姿势与没人想要拥有他的时候是如此不同。

“亚瑟·迪龙，”她低语道。“你们还没见过？是第十一代子爵迪龙的儿子？他常坐在国民大会等马丁尼克？”一次抚摸，一声低语，一回丝绸衣服的摩擦：“迪龙将军？这里有样东西会刺激你的好奇心。”

迪龙转过身。他四十岁，样子长得好看而又特别，文质彬彬的；鼻子细长，像只鸟喙，嘴小唇红，几乎就是漫画上的贵族形象。“那位是灯柱律师，”芳妮低声地说。“别告诉大家。别突然告诉大家。”

迪龙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要是你就是我心中期待的那个人，那就见鬼了。”芳妮轻轻地走开，身后留下一小团滚滚而来的香气。迪龙看得专注而又着迷。“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在随着时代变化啊，”他用拉丁语说。他悄悄把一只手搭在卡米尔肩上，把他抓住。“来见见我妻子。”

劳拉·迪龙坐在一张躺椅上。她身穿白色薄棉连衣裙，银光闪闪；头发用一块银白丝绸做成的纱巾缠住。她靠在椅子上，在练习她的癖好：她随身带着蜡烛剩下的残段，闲着的时候就用嘴一点一点地咬。

“我的天啊，”迪龙说，“灯柱律师来了。”

劳拉有点儿恼怒地动了动身子：“谁啊？”

“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倡导骚乱的那一位。专干把人绞死、把头砍下，还有诸如此类事情的那一位。”

“哦。”劳拉这才抬起头。她耳坠上的银色圈圈在灯光中颤颤巍巍的。她那美丽的眼睛游移到了他身上。“甜啊，”她说。

亚瑟似笑非笑的。“我老婆，不会多谈政治的。”

劳拉把那块温温的蜡烛从她嘴唇上慢慢地拿开。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心不在焉地玩起连衣裙颈部上面的绶带。“来吃晚饭吧，”她说。

就在迪龙带他走过房间的时候，卡米尔看到了自己：他那苍白无力、黝黑、发尖的脸。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了十一点。“快到吃晚饭时间了，”迪龙说。他转身，发现灯柱律师的脸上挂着一副最令人心碎肠断的茫然表情。“别那样，”他真诚地说。“这就是权力，你明白的。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权力改变事物。”

“我知道。我无法适应啊。”

他每走到一处，都有这样的秘密审视，都有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有回过头来的查看。谁？那样？真的吗？

只过了几分钟之后，将军便注意到他身处一群女人之中了。他的身份现在好像已经被人知道。她们的面颊上都有了颜色，嘴唇稍稍张开了一点，只是在靠近的时候，她们的脉搏鼓荡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情景，将军心想：可那是给你的女人啊。三个月前，他们对这个男孩都没正眼瞧过第二回。

将军倒是个友善之人。他曾经为卡米尔担过心、发过愁，也为他纳闷过。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时时刻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当中，总是记得要这么做。一想到卡米尔，他就想要保护他，虽然这样做也许显得愚蠢。

国王路易应该有权否决国民大会的行动吗？

“否决夫人”是王后在民间的新名字。

假如没有否决权，米拉波含糊其辞地说，大家倒不妨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不过，既然巴黎人民坚决反对国王否决权（从广义上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新税种），米拉波临时为国民大会拼凑了一个演讲，那就是人皆有物，政治家的工作比起乡村集市的柔术表演者干的工作要少。最后出现了妥协：给国王留下不可以阻碍立法、但是可以拖延立法的权力。没人为此高兴。

民众的困惑加深了。巴黎，一个街角的演说家这么说道：只是在最近一周，贵族们才被赋予这些悬而未决的否决权，不过，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权力逐渐买下所有的玉米，然后把玉米从这个国家运出去。

十月：没人确切知道国王是在考虑抵抗还是在考虑逃跑。不管怎么说，凡尔赛宫有了新兵团，所以当弗兰德尔斯团赶到的时候，国王的保镖在皇宫为他们设宴招待。

这是一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策略：虽然撰写宣传册的人会以此作为根据在人多的午饭场合大声高喊酒神。

国王带着妻子和小太子露面的时候，那些喝醉了的战士们高声欢呼，喊声回荡。小孩被举到了桌上，从上面大笑着走到他们中间。使叛军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有人把杯子举起来。三色陶器被甩到了地上，在绅士们的脚下给碾碎了。

那是10月3号星期六：在巴黎挨饿的同时，凡尔赛宫却在大摆宴席。

那天晚上五点钟，丹东主席在区国民大会大发雷霆，握紧的拳头砰砰地拍打桌子。他说，科德利埃区的公民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他们将要爱国者去雪耻。他们将要拯救巴黎，免遭王室的威胁。全营将士将召唤每个区里的手足兄弟，他们将要最先出征上路。他们将要把国王拽到巴黎去，使他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那么，显而易见，丹东主席将会亲自行进到那里，单枪匹马地把路易拽回。国王的这位议员说，我已跟国王断绝关系了。

夏特雷皇宫的一名官员，斯塔尼拉斯·麦拉德，在对集市妇女们进行说教。他毫无必要地提到他们挨饿的孩子。一个游行队列形成了。麦拉德属于身材修长而又憔悴的体型，像是连环画中的死鬼一般。在他右边是个补锅的妇女，一个流浪者，对于穷人来说，她叫匈牙利王后。在他左边是个大脑受了伤、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瓶最廉价的烈酒。酒从他无力的嘴里顺着下颌往下淌，他燧石般色彩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一丝表情。星期天。

星期一早上：“我觉得你在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吧？”丹东问他手下的几个文员。

实际上，他们想到了在凡尔赛宫的一天。

“这是法律业务呢，还是一次实地总部工作？”

“丹东有一件重要的运输官司，”那天早晨，后来，巴雷告诉卡米尔。“他不能受到打搅。你当时没有想到真的要到那里去，是吗？”

“在地区国民大会，只是他给人家留下了这么个印象——哦，是的，我真的不想去。顺便问一问，当巴士底狱被拿下的时候，他接的也是同样的运输官司吗？”

“上诉，”丹东在拉好门栓的门后面说。

桑泰雷，一个国民卫兵营长，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大厅；一些钱财被盗、文件被撕毁。那些集市上妇女们满街奔跑，她们一边劝解她们、威胁她们，一边把她们碰到的女人全部从街上带走。在沙滩广场，这一群人都在搜集枪支。他们要国民卫兵跟他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去，要拉法叶特领头。从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侯爵一直在跟他们争论。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政府在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把国王揪到巴黎来。如果，照他们说的，他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让他儿子当国王，你就当摄政者，一切将会更好。”

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去跟警察委员会争论。整整一个下午，他都被封锁消息了，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消息。可是在五点钟之前，他已经在一万五千人的国民卫兵前头率兵出发前往凡尔赛宫了。暴民人数没有统计。雨正下着。

一列妇女先头部队已经进攻国民大会。她们坐在代表们的凳子上，湿漉漉的裙子往上叉好，大腿伸开，拉扯着代表们，开着玩笑，还一边高呼米拉波。小部分妇女代表允许进来与国王会面，国王向她们承诺把能找到的面包都给她们。面包还是鲜血？戴洛瓦妮在外面，跟士兵们谈话。她穿一件血红色的宗教服装，还握着一把军刀。雨把她帽子上的羽毛浇坏了。

在行军路上有人给拉法叶特传来了消息：国王到底还是决定接受《人权宣言》。哦，是真的吗？将军疲惫沮丧，双手僵在缰绳上，雨水顺着他的鼻尖直流，对他来说，这倒不是最有意义的消息。

巴黎：法布尔在咖啡馆四处讲话，发表观点。“要点是，”他说，“谁带头这样做谁就得到好评。谁能够否认这样的行动计划被丹东主席和他的选区把握住呢？至于说到游行本身，有谁比巴黎的妇女更合适呢？他们不会朝妇女开枪。”

对于丹东待在家里这种情况，法布尔丝毫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感到轻松。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情在变化。卡米尔说得对；在大庭广众场合，在他合适的听众面前，丹东就有那种伟大的光晕笼罩在身边。从现在起，法布尔将会一直敦促他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夜里。雨还在下着。拉法叶特的人马还在黑暗中守候，与此同时，他正被国民大会盘问。这次并不恰当的军事游行原因是什么？

在拉法叶特的口袋里，有一张也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主席写的紧急便条，恳求他把人马行军赶到凡尔赛宫营救国王。他想把手伸进口袋里，确信这个信息不是一场梦幻，但是当着国民大会他不能那么做；他们会觉得他对国民大会不够尊重。要是华盛顿会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没有结果。因此，他就站着，泥泞溅到了他的肩头，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回答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边用越来越沙哑的声音恳求国民大会——为免去许多麻烦，能否劝说国王发表简短的演讲，支持一下这个新的国民大会颜色。

过了一会儿，虽然他感到疲惫不堪，但是还在别人的搀扶之下拜会了国王，身上满是泥污，他对着国王陛下，对着国王陛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对着波尔多大主教和赖克尔先生说话了。“噢，”国王说，“我觉得你已经尽了全力。”

因为变得心里明白，但是嘴上又说不出来，将军便把双手合在胸口，用他迄今为止只在画中才看见过的一种态度，用自己的性命向国王保证安全——他也是宪法忠诚的公仆，他说，有人、有人，一直在支付一大笔钱。

王后站在暗处，带着讨厌的表情看着他。

他出去了，在皇宫和城市四周确定好巡逻人员之后，便从一扇窗户里注视着火把在低低地燃烧，他还听到夜风中传来醉汉的唱歌声。毫无疑问，这是跟皇宫生活有关的情歌。他突然感到伤感起来，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怀旧思绪。他检查了各路巡逻，再一次察看了皇家寓所。他没获准进去；他们已经就寝。

临近拂晓时分，他完全和衣倒下，闭上了眼睛。他们后来把他叫作摩耳甫斯[6]将军。

日出时分。鼓声传来。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因为阴谋，一扇小门没有派人把守。枪声大作。国王保镖被制服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人头被叉起。暴民已经进了皇宫。手拿刀子和棍子的妇女们跑步穿过过道，奔向她们的袭击对象。

将军醒来。出发，跑步走。在他赶到之前，暴民已经到了小圆洞门口。国民卫兵已经把他们赶退了。“把王后的肝脏给我，”有个妇女尖叫道。“我要用她的肝脏炖肉吃。”拉法叶特一路步行，来不及等马系好马鞍了，他还没有进入城堡，因为他被高喊尖叫的暴民逮住了，这群暴民已经把绞索绳扣套在几个国民卫兵的颈项上。皇室人员安然无恙，只是被困在沙龙里而已。皇室的孩子们哭哭啼啼的。王后光着脚。因为一扇门厚，她才得以死里逃生。

拉法叶特赶到。他迎着这个赤脚女人的目光，这个把他从皇宫赶出去的女人，这个曾经揶揄过他的举止方式、嘲笑过他的舞姿的女人。此刻她从他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名朝臣的技能。暴民在窗户下面沸腾了。拉法叶特示意阳台。“必须这样，”他说。

国王走了出来。人们在高喊，“到巴黎去。”他们挥舞叉子，举枪瞄准。他们要求王后出来。

房间里，将军朝她摆了个邀请的手势。“难道你没听到他们在叫喊什么吗？”她说。“你看到他们做出的姿势了吗？”

“看到了。”拉法叶特拖着手指划过喉咙。“不过要么你到他们那里去，要么他们进来找你。出去吧，太太。”

她的脸僵住了，她手搀着孩子们，走到阳台上。“不要孩子，”暴民们喊道。王后放下太子的手，他和他的妹妹被拖回到房间里。

安托瓦内特一个人站着。拉法叶特的脑子迅速想到了事情的后果——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地狱魔鬼将会释放出来，将会出现全面的战争。他走出去，站在她身边，如果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为她遮挡……之后人们嚎叫……之后，哦，绝佳朝臣！他抓住王后的手，把它举起，向她深深鞠躬，亲吻她的指尖。

旋即，情绪倒转过来。“拉法叶特万岁！”听到他们的反复无常，他在颤抖，内心在颤抖。然后“王后万岁！”有人高喊。“王后万岁！”那种喊声十年当中从没听到过。她的拳头松开了，她的嘴稍微张开了一点；他感觉到她依偎在他身上，因为如释重负而浑身软绵绵的。一名保镖走过来扶她，他的帽子上有个三色帽章。人群欢呼。王后被接回到房间。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这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在去巴黎的路上拉法叶特在过往的马车旁边骑着马，几乎一言不发。他心想，往后，除了我提供的人马之外，不会再有保镖了。我以前是保护全国人民免遭国王的伤害，眼下我在保护国王免遭全国人民的伤害。他心想，我救了她一命。他又一次看到那张惨白的脸，那双赤裸的脚，还有当人们欢呼时，她软绵绵地倚着他的感觉。他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他心想，武装力量现在听我的调遣，我的职位应该是无人可以撼动……除了在半黑半明之中那些默默无闻、无精打采向前行走的无数人、人民之外。“我们让他们到这里来，”他们高喊着。“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还有面包师的徒弟。”国民卫兵和保镖们互相交换了帽子，结果弄得样子滑稽好笑：不过更为滑稽好笑的还是那些血淋淋的、外表丑陋的人头，一拨接一拨地在皇家马车前面动来动去。

那是十月份。

国民大会跟随国王到了巴黎，在大主教的宫殿里临时安顿下来。在位于圣-雅克大街上一栋空置的、女修道院建筑的餐厅里，布列塔尼俱乐部恢复举行国民大会会议。以前的住户们，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一直被人们称为“雅各宾派成员”，而且这个名称就一直附加在代表、新闻记者，还有在那里辩论得像是在某个第二国民大会担任要职的人身上。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他们搬进了图书馆，最后搬进了这所古老的小教堂里，那里有个对公众开放的画廊。

十一月份，国民大会搬到了先前是所室内骑术学校的地盘上。大厅已经失修，照明不好，布局设计不方便，很难在里面演讲。会员们穿过过道的时候要面对面走才行。房间的一侧已被打破，为了给主席设计座位，为了摆放秘书的桌子；另一侧呢，因为要摆放演讲人的讲台，也给打破了。更严格坚持王权的人坐在过道的右边；爱国者，那些经常这么称呼自己的人，坐在过道的左边。

地板中央有一只火炉供热，不过通风不好。听从季乐汀的建议，醋和药草混合每天泼洒两次。公共画廊也被挤坏了，这些画廊能够容纳的三百名观众可以组织起来，有警察守护就行了——不需要当局来守护。

从现在开始，巴黎人再也不叫它国民大会了，而是把它称为“骑术学校”。

孔代大街：临近岁末，克劳德同意缓和一下关系。安莱特办了一场聚会。他的女儿们邀请了她们的朋友，朋友又邀请了她们的朋友。安莱特看看四周：“难道要失火了？”她说。“太多的革命成果将要化为乌有。”

客人还没到，总少不了跟露西尔的争吵不休，可是今天不行，少了谁，事情都没法办成。“让我帮你把头发梳梳好吧，”安莱特连哄带骗地说。“像我原来的样子？戴花？”

露西尔声嘶力竭地说，她宁愿死。她不要别针、绶带、花，还有其他各种玩意儿。她梳了个马尾，可以随意甩来甩去，安莱特心想，如果她愿意揪上几把卷毛放进去，那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哦，真的，”她气愤地说，“如果你想要冒充卡米尔，起码要做得像个样子才行。如果你想一直这样下去，你会落枕的。”阿黛乐用手捂住嘴，高兴地直哼哼。“你得这样才行，”安莱特边说边演示。“你不能同时把头往后甩，又要把头发从眼前甩开。这些动作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

露西尔尝试了一下，笑了。“你或许说得有道理。阿黛乐，你试一试。站起来，你得站起来才会出现那种效果。”

三个女人在争着抢着，要照镜子。她们先是咯咯大笑，继而开始放声嚎啕大哭。“就是这个样子，”露西尔说。“我给你们展示的时候，下人，别挡我的路。”她把笑容从脸上抹去，凝视着镜子，眼睛睁得老大，一副自恋的狂喜表情，然后，把想象中的一卷头发轻轻地弹开。

“愚蠢，”她母亲说。“你的手腕角度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没长眼睛？”

露西尔把眼睛睁得很大，用卡米尔的方式朝她瞅了一眼。“我是昨天才生出来的，”她可怜兮兮地说。

阿黛乐跟她母亲一起在房间里到处跌跌绊绊地走着。阿黛乐突然扑在安莱特的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啜泣。“哦，别哭了，别哭了，”安莱特说，她的头发散开，垂下，泪水从她口红上流过。露西尔退到地上，用拳头击打地毯。“我觉得我要死了，”她说。

哦，说起来多轻松！到现在，这三个人已经有好几个月几乎没说过话了！她们站起来，努力使自己镇定，可是当她们伸手去拿敷粉和香水的时候，从这个或者那个人那里迸发出一阵一阵的大笑。整个晚上她们都不安全：“丹东先生，你认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吗？”安莱特说完，转身走开，因为泪水涌入眼睛，她嘴唇抽搐了一下，而另外一个人的尖声大笑即将诞生。丹东先生养成了一个非常富有侵略性的习惯，把拳头叉在臀部上，一边蹙着眉头，一边谈论天气或者其他同样庸常的什么话题。代表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却有一个最令人好奇的习惯，从来不眨眼睛，还有让自己躲在家具之间与人隔绝的习惯；看到他跳在老鼠身上总令人觉得这是个奇迹。她任由他们自以为是，自己却在内心狂笑。

“那么你们现在住哪里啊？”丹东询问道。

“住在马来区的圣通计大街。”

“舒适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回答。他无法想象丹东舒适的标准会是什么样，因此他说什么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像这样的顾虑常常会使他在最简单的交谈中出现差错。巧的是，丹东似乎不需要答案。“大多数代表对搬到巴黎似乎并不高兴。”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待过。就是他们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留意。他们坐在那里，彼此闲聊有关区分葡萄酒、使猪长肥的事情。”

“他们考虑的是家啊。毕竟，这样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罗伯斯庇尔稍微笑了笑。他并不自以为是，他只是觉得这是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这是他们的生活呀。”

“但是你能理解——他们考虑的是农场要播种啦，孩子们要成长啦，老婆要跟各色人等上床啦——他们不过是人罢了。”

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上迅速瞥了他一眼。“真的，丹东，时代就是它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比那稍微多一点。”

安莱特走到客人当中去，努力把自己的咧嘴大笑克制成社交式的微笑。不知怎么的，好像再也不可能看到她的男客人了，如同他们希望被她见到一样。代表裴迪昂（自顾自地傻笑）好像和蔼可亲了。布利索也是如此（一整套小小的面部肌肉抽搐和颤抖）。丹东看着她走过房间。心里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她想出了一个精明办法。她想象丹东先生说话拖长的腔调：“考虑到她的年龄，她算不上是个长得难看的女人。”弗雷农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显得惹人注目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露西尔。

卡米尔在这些日子，跟往常一样，总有听众。“真的我们所有非得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一个题目，”他说。“还有组织省里订购。虽然更多时候书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需要出版，但是书在每个星期六会出版的。书可能是八开纸。灰色封面。布利索将给我们写稿，还有弗雷农，还有马拉。我们将向读者约稿。我们将会刊登特别具有批判色彩的戏剧评论。宇宙以及宇宙间所有的愚蠢将在这本具有超级批判性的期刊上被人类理解。”

“这本期刊会赚钱吗？”克劳德问道。

“哦，根本不赚钱。”卡米尔开心地笑了。“我甚至都没指望它把成本抵掉。想法是尽量把封面价格降低，这样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份。”

“那么，你将怎么给你的印刷工人付工钱呢？”

卡米尔显得神秘兮兮的。“有来源，”他说。“我的想法真的是，为了写出无论如何你都要写的东西，让别人给你付钱。”

“你吓我呢，”克劳德说。“你没有丝毫的道德感。”

“最后的结果将是好的。我不会非得辟出几行的篇幅向我的支持者表示感谢。这页纸的其余版面我可以用来宣传代表罗伯斯庇尔。”

克劳德充满恐惧地朝四下里看看。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正跟他女儿阿黛乐谈话。他们的谈话好像私密性的——差不多是亲密无间了。可是那时候——他只好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在骑术学校的演讲与代表本人区分开，那么关于他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真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个优雅安静的年轻人；他好像寡言少语、温和、有责任心。阿黛乐总是在谈话中提到他的名字；显然，她一定是对他有感情了。他没钱，可那时候，你也不可能拥有一切啊。你只好高兴，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不会对身体施暴的女婿。

阿黛乐经过简单的交谈阶段找到了抵达罗伯斯庇尔的道路。他们在谈什么呢？露西尔。“这很怕人的，”她说。“今天——哦，今天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笑得尽情开心。”她觉得，我不会告诉他有关情况的。“可是，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氛围令人害怕。露西尔意志满坚定的，她一直都在争吵。她确实拿定主意要跟他了。”

“我也那么想的，因为今天他被邀请到这里来，你父亲的态度软了一点了。”

“我也是呀。可现在你看看他的脸色。”他们把目光朝房间的那一边看看克劳德，然后转回，彼此点了点头，情绪低落。“而且，”阿黛乐说，“他们最终会按照自己的心愿在一起。他们就是这种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的人。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呢？”

“情况是，”罗伯斯庇尔说，“大家似乎都把卡米尔看成是个问题。可在我看来他不是个问题。他是我交过的最好的朋友。”

“你这么说，难道不好吗？”是的，难道他不是这样吗？她心里想。这些天来情况复杂，除了他，还有谁会如此不讲究说话艺术，大胆说出这样的话？“你瞧，”她说。“朝那边瞧。卡米尔和我母亲在谈我们呢。”

他们真的在交谈，头靠在一起，就像从前一样。“做媒成亲是上了年纪的处女的专业，”安莱特说。

“难道你不认识你们能请过来的人？我喜欢做事恰当。”

“可是他要把她带走。带到阿特瓦去。”

“所以？人家可以到那里旅行。你觉得巴黎周围有陡峭的悬崖，在协洛，你会掉进地狱吗？此外，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不过，等宪法制定好了，等国民大会解散了，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样发展，你明白的。”

露西尔注视着。哦，妈妈，难道你就不能靠得再近些？为什么你不抱住他到地毯上一起做爱呢？就她而言，他们之间早期那种甜蜜友好的感觉已经消失。她不想待在这个房间，跟这么多叽叽喳喳的人在一块儿。她朝四周看看寻找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安静的地方。弗雷农跟在她后头。

她坐下；努力挤出了一丝硬生生的笑容。他顺着椅背，主人似的伸出手臂；一边懒洋洋地消磨时光，一边闲聊，眼睛盯着房间望望，不是在看她。不过时不时地，他的目光闪烁着往下看。最后，轻柔地、悄悄地说，“露西尔，还是个处子吗？”

露西尔脸一下子红透了。她低下头。那么，她离正经小姐距离还不是那么远吧？“当然，”她说。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卡米尔。”

“他还在等着我，等到我结婚呢。”

“我觉得那样对他非常有利。他有——发泄感情的方式，是吗？”

“我不想知道这个，”她说。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可是，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难道你没发现你老是处于不结婚状态，得到的快乐开始腻味了吧？”

“你建议我该怎么办，罗伯特？你觉得我有什么机会吗？”

“哦，我知道你找到法子见他。我知道你现在悄悄出来，还会的。我当时觉得，也许是在丹东的那个地方吧。他和加布丽艾尔都不是过分讲究道德的人。”

露西尔眼睛朝他斜乜了一下，她怎么能使它没有表情就怎么使它没有表情。她本不会参加这次谈话的——除了跟任何人，哪怕是个迫害者谈话可以痛苦地释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外。他为什么非要诽谤加布丽艾尔呢？她认为，罗伯特要说些什么。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做得过分了——她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她心里想——“加布丽艾尔，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借你的床用吗？”加布丽艾尔会死得更早。

她承认，丹东夫妇的床这个想法给了她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那一天到来时，卡米尔就不会伤害她了，可是丹东会令这个想法在她脑中滑过的——接着，她的心蹦起来了，她又脸红了，而且红得更厉害，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来自何处，她没要产生这个想法呀，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想法呀。

“什么事让你难过了？”弗雷农说。

她突然厉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可她还是没法把这个图景从脑中抹掉：那股好斗好战的精力，那双又大又硬的手，还有那份重量。她心想，女人必须感谢上帝，因为她的想象力有限。

报纸历经了各种名字的变更。一开始叫《布拉邦邮报》——他们正好也在边界地区进行革命，而且卡米尔觉得这地方值得一提。后来换成了《法国和布拉邦革命报》，最后干脆改成了《法国革命报》。当然，马拉因为各种躲躲闪闪的原因，总是同样在不断地变换他的头衔。他曾经是“巴黎宣传家”，现在成了“人民之友”。在《法国革命报》报社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幼稚好笑的头衔；听起来像是淋病疗法一样。

大家都开始创办报纸了，包括那些不会写文章的，还有那些，卡米尔说，甚至都不会思考的人也在办。《革命报》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不过它同时还强行制定了一道常规。如果员工不多，临时的而且有点散漫的，这几乎并不重要；在催逼之下，卡米尔自己可以写出整个一期。对于一个有太多的话要说的人而言，三十二页（八开纸）算什么呢？

周一和周二他们一早就在办公室，为一周的版面工作。到周三的时候，很大部分都准备就绪，交给印刷工人了。也是在周三，因为上个周六的诽谤问题，法院传令还是到了，虽然受害人把他们的律师在周六上午从乡下拽了过来，到了周二的时候得到传令，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整个星期，零零星星地传来要决斗的挑战书。

周四是报纸的出版日。他们做好最后一分钟的校对，之后一名干体力活的工人会迅速跑到印刷工人拉弗雷先生那里，他的厂位于奥古斯汀外滩。到了周四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拉弗雷和发行商贾勒雷先生两人在互扯头发，要打架了。你想要看到我们的出版社被捣毁吗？你想要我们蹲大牢吗？坐下，喝点东西，卡米尔总是说。他很少同意修改文稿；几乎从来没同意过。但是他们知道风险越大，他们卖出的份数就越多。

赫雷·埃贝尔总是这样走进办公室：粉红色的皮肤，一脸的愠怒。他无时无刻不拿卡米尔的私生活讽刺挖苦、寻开心。每句话里都带黄色的双关暗示。卡米尔向自己的助手说明了此人的情况；他过去在一家剧院的票房工作，后来因为偷过一小笔现金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他们说。“下次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他撵出去？”他们像在《革命报》报社工作时那样；总是希望从事少做案头的职业。

“哦，不，别理他，”卡米尔说。“他一直在挑衅，要冒犯别人。这是他的本性。”

“我只想办一份我自己的报纸，”埃贝尔说。“我的报纸将与这份报纸有所不同。”

那天布利索也在办公室，坐在办公桌边，身体一抽一抽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份报纸办得特别成功。”

布利索和埃贝尔彼此生厌了。

“你和卡米尔都是在为受过教育的人写文章，”埃贝尔说。“马拉也是。我可不打算那么做。”

“你打算为文盲创办一份报纸吗？”卡米尔可爱地问他。“我祝愿你完全成功。”

“我打算为普通百姓写文章。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

“那么，别的每个单词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布利索边说鼻子边在呼气。

“的确如此，”埃贝尔边说边走开了。

现在，布利索是《法国爱国者报》（日报，四开四版，枯燥无趣）的编辑。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大度、吃苦耐劳的投稿人，不停地创作，还给别人的报纸撰稿。绝大多数早晨，他总是哆哆嗦嗦地来到办公室，又窄又瘦的脸因为最近有了奇思妙想显得神采奕奕了。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向出版商低头上，他总是说；接着便讲述他是怎么被人家欺骗，他的思想是怎么被剽窃，他的手稿是怎么被盗版的故事。他好像还没看出在他这份令人伤心的记录存在着什么关联，也弄不明白他现在是在干什么——到了早上十一点半，他便到另外一名编辑的办公室，手里一边转动他那积满灰尘的贵格会教徒款式的帽子，一边把这些话不停地说完。“我的家庭——你明白，卡米尔？非常贫困无知。他们想要我当和尚，那是他们能够憧憬的最美好的生活。我丧失了信念——哦，最后，我只好对他们食言了，是吗？当然，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怎能理解呢？这好像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一样。比如，他们说瑞典语，而我呢，是个意大利人——那就是我跟我家之间有多亲近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认为你可以做律师啊。喏，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有个邻居说，‘哦，瞧，那就是让威尔先生，正从法院回来。然后，他指着这位律师，一个样子傻乎乎的、挺着个大肚皮、腋下夹着晚上要处理的文件、在街上摇摇晃晃向前走的人。他说，‘你要好好努力，将来有一天你就是那副样子。’当时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哦，我知道，那是修辞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发誓，我的心真的沉下去了，我的心一紧，然后“啪”地掉进了肚里。我觉得，不，任何困难——他们可以把我打进监狱——可我不想变成那样。现在，当然，他不再是那副蠢样子了，他有钱，他被人家羡慕，他并不压迫穷人或者什么的，他只不过就是第二次结婚而已，娶了这么一位非常贤惠的年轻女子……所以，我为什么不被诱惑呢？我也许会想——哦，这就是生活，这不算太糟。可是，你们说对了，收入稳定，生活轻松，这从来就不是生活的全部，是吗？”

卡米尔一名性格多变的助手把头伸到了门外。“哦，卡米尔，这儿有位女子找你。只是换换口味。”

戴洛瓦妮冲了进来。她身穿白色连衣裙，腰间系了一根三色腰带。一件国民卫兵的束腰外套，纽扣没扣，披在她苗条方正的肩上。棕色的头发像是被微风吹落的卷发瀑布似的；她雇用了一位开价最高的理发师，那些人能让你看上去仿佛你一生从来没有接近过理发师一般。“你好，最近怎么样啊？”她说。她的举止与这副平民打招呼的样子毫不般配。她浑身散发着能量，还带着股风骚劲的兴奋。

布利索从桌边一跃而起，把夹克衫从她的肩上细致体贴地提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叠好，放到一张空椅子上。这让她变成了——什么呢？一名相当标致、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她并不开心。外套口袋里有个东西挺沉的。“你带枪了？”布利索说，感到惊讶。

“我们袭击荣军广场时我搞到了这把枪。你记得吗，卡米尔？”她“咝咝”地走到房间另一边。“最近几周大街上不大见到你嘛。”

“哦，我不能树立那种形象，”卡米尔喃喃道。“我不像你。”

戴洛瓦妮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掌心向上翻。你仍旧可以看到手掌上的刺刀划痕，宽度比一根头发大不了多少，那是他在7月13日那天落下的。若有所思地，戴洛瓦妮用她的食指顺着划痕拖了一下。布利索的嘴有些闲不住了，像脱了铰链一样。“看看，我碍你们的事了吧？”

“绝对没有。”他最不想要听的就是传到露西尔耳朵里关于戴洛瓦妮的流言蜚语了。就他所知，安妮现在过着贞洁、毫无过失的生活。令人奇怪的是，她好像刻意在给别人留下恰恰相反的印象。皇宫里的丑闻单上要写点什么还是速度不慢的。就他们而言，戴洛瓦妮可是上帝的赐礼。

“我能为你写稿吗，我亲爱的？”她说。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的标准非常高。”

“拒绝我，你会吗？”她说。

“恐怕我会。实际情况是，给我们主动投来的稿件太多。”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就行。”她说。她一把抓起布利索放在椅子上的夹克衫，然后——出于博爱的某种反常形式，在他凹陷的面颊上亲了一口。

她走了之后，身后留下一股浓烈的气味：女性的汗味，还有薰衣草香水的味道。“卡洛娜牌子，”布利索说。“她以前用薰衣草香水。记得吗？”

“我没进入那些圈子。”

“哦，她进入了。”

布利索一向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他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他相信欧洲所有的启蒙人士都应该来到一块儿，讨论好的政府和科学艺术的发展。他认识杰里米·边沁[7]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8]。他主管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写过有关法理的文章，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文章，还有圣·保罗[9]书信的文章。他曾经取道瑞士、美国，到过位于格雷特理街上的现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公寓，到过巴士底狱的一间牢房，到过布洛姆普顿大道上的一个公寓。托马斯·潘恩[10]是他一位了不起的朋友（他说），乔治·华盛顿曾不止一次征求他的意见。布利索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常识和对自由的热爱将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卡米尔，他友好、乐于帮他，稍稍有点凌驾于他之上的意思。他喜欢谈起他过去的生活，喜欢庆祝自己未来更加美好的日子。

现在戴洛瓦妮的来访，也许特别是这个亲吻，使他进入了平常就有的、阵发性的“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生活—难道—不—奇怪—吗”的状态之中。“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他说。“我父亲去世了，不久之后，我母亲疯得很厉害。”

卡米尔的头垂在办公桌上，笑啊，笑啊，笑到他们真的觉得他会使自己病得不轻为止。

星期五，弗雷农通常会在办公室。卡米尔总到外面吃饭吃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召开一次文书讨论会，决定是否道歉。因为卡米尔不总是头脑清醒，他们从来就没道歉过。《革命报》报社里的员工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早晨一两点钟，脑子里一旦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妙思想，他们就坚决从床上跳起来。他们注定了在大街上要被人吐痰唾弃。每一周，报纸的版面确定之后，卡米尔总是说，再也不会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出版，绝对。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报纸又出版了，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认为他们用威胁、用侮辱、用挑战、用金钱、用利剑、用皇宫的朋友把他吓到。一到了写作、他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就从来不考虑后果。他想到的是文章的风格。我纳闷为什么我一直受到性的困扰呢，他在心里想；在这个可以呼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再像艺术性地使用分号令人感到满足了。一旦纸墨要交，诉诸他天性中更好的一面，告诉他，他在破坏人家的名声，在破坏人们的生活，统统无济于事。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种甜美的毒液，比最好的干邑白兰地更爽口，使人晕头转向得更快。而且，正如有些人渴望鸦片一样，他渴望获得机会，发挥自己讽刺挖苦、中伤和谩骂的艺术；也许鸦片酒能使感官安定，可是，一篇好的社论却使人如鲠在喉，使人心跳飞快。写作像是朝山下奔跑一样；你想要停也没法停住。

一些低级的阴谋诡计掩盖着这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年岁……拉法叶特告诉菲利普公爵，他正在寻找使他卷入十月暴动的多方证据，还有如果他找到了证据，他将会……进行下去。将军想要公爵离开这个国家；可米拉波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计划而言必不可少，想要把他留在巴黎。“告诉我，是谁在给你施加压力，”米拉波恳求道；这倒不是他没法猜得出是谁。

公爵感到困惑。到目前为止，他本该当上国王的，可他却不是。“你把这些事情做了，”他对德·希勒雷抱怨道，“别人却从你手中把它们夺走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同情地说，“不是完全一帆风顺，是吗？”

“行行，好了，”公爵说，“今天上午我可没有心情听你的海上比喻。”

公爵害怕——害怕米拉波，害怕拉法叶特，而且对后者更害怕一点。他甚至都害怕起代表罗伯斯庇尔了，他坐在国民大会上，反对每个人，反对每件事，从来不抬高声音，从来不发脾气，他那双温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总有难以平息的表情。

十月份的日子过去了，米拉波想出了一个让皇室出逃的计划——现在你得用“出逃”这个词来谈话。王后讨厌他，可是他却在想方设法驾驭整个局势，这样对于皇宫而言，他似乎还是一个必不可少之人。他鄙视拉法叶特，可他相信他会得到某种报应；将军把他的手指放在装秘密服务基金的钱袋子上，那可不是件小事，假如有人要娱乐享受，要给秘书付钱，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摆脱困难，而那些年轻人正好把自己的才华交给他利用。

“他们也许给我付钱，”伯爵说，“可他们没有贿赂我。假如有人愿意信任我，我就不需要不忠了。”

“是的，先生，”窦奇冷漠地说。“如果我是你，先生，我是不会去推销那样的墓志铭的。”

与此同时，拉法叶特将军在沉思：“米拉波，”他冷冷地说，“是个骗子。如果我想要揭穿他的诡计，我可以令他的诡计无法得逞。部里对他的看法真是不可思议。他无比腐败。这个人的名声居然还给保住了，这真奇怪。我可以说，他的声誉还在日渐隆盛呢。确实是，在隆盛。我将给他一个职位，某个大使馆的，让他从法国滚出去……”拉法叶特用手指梳梳他稀薄的金黄色头发。真是凑巧，米拉波曾经说过——在公开场合说过——他不愿意让菲利普做他的男仆。因为如果他们居然联手的话……不，那真是不可思议。奥尔良必须离开法国，米拉波必须，国王必须由国民卫兵们昼夜守护，王后也是如此；今晚我跟米拉波一起吃饭，我将给他……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他的句子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并不重要，因为他在自言自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他可以信赖呢？他抬头瞥见一面镜子，看到那张瘦削、英俊的脸庞，还有越来越往后退的发际线，这个发际线科德利埃派的宣传册撰写者觉得如此好笑；他一边叹气一边走出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德·米拉波伯爵给德·马克伯爵写道：

昨天晚些时候，我见到了拉法叶特。他谈到了我的去向和薪水事宜。我拒绝了。我宁愿得到一份头等重要的大使馆的书面承诺。明天，部分薪水将预先支付给我。拉法叶特为奥尔良公爵很是担忧……如果一千路易对你来说好像并不重要，那就别要了。不过那可是我急需的一笔钱……

奥尔良前往伦敦，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还带着拉克洛。“一次外交使命，”官方宣告说。这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时，卡米尔正和米拉波在一起。他说，伯爵四处踱步，嘴里骂骂咧咧的。

对伯爵来说，另外一件令他失望的消息是：十一月初，国民大会通过了动议案，禁止代表们担任部长职位。

“他们联合起来孤立我，”米拉波干号道。“这是拉法叶特干的好事，拉法叶特干的好事啊。”

“你发这么大火的时候，”奴隶克莱维耶尔说，“我们为你的健康担心啊。”

“对，藐视我，嘲笑我，抛弃我，”米拉波咆哮道，“追求官职的家伙。只可与之享乐、不可与之患难的朋友。谄媚讨好的公猪。”

“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就是针对你来的。”

“我要打折了那个畜生。他以为他是谁啊？克伦威尔吗？”

1789年12月3号：G.-J·丹东先生给于耶·德·派塞先生和佛朗索瓦丝·杜奥特瓦夫人支付一万两千里弗赫这笔数目的钱，还有利息一千五百里弗赫。

他觉得他要告诉他岳父了；这将了却他的一桩很大的心思。“不过那样提前了十六个月啊！”夏庞蒂尔说。他在脑子里做了个加法，计算了收入和开销。他笑了笑，吞咽了一下。“好了，你将感到更加心定了，”他说。

私下里，他心想：不可能。乔治-雅克他究竟要干什么？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在法国大革命早期，“灯柱”一词具有特殊含义和地位。灯柱在当时作为暴民的工具用来绞死贵族和官员。后来灯柱被断头台取代。

[4] 拉丁语，意思是：凡作恶之人皆恨光。

[5] 克里奥语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了交流而临时拼凑的一种语言，没有或者少有固定的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洋泾浜语言没有本族使用者。如果操洋泾浜语的人长期在一起生活、通婚，他们的后代就会把洋泾浜语当成母语来学习使用，该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然后逐渐确定下来，形成独特的语言系统。这个阶段的洋泾浜语就演变成了克里奥语。这里用这个词是讽刺社交圈内一些时髦话或者行话被年轻人慢慢地学会了。

[6] 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

[7]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和社会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功利主义和动物权利的人之一。

[8] 约瑟夫·普利斯特里（1733—1804），英国化学家、牧师、教育家。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对气体，特别是氧气的早期研究。他为奠定现代化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数据，大大推动了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和实验科学。普利斯特里还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发现者。

[9] 圣·保罗（3—67），保罗书信的作者，基督教的重要人物，自称为耶稣的使徒或外邦人的使徒。

[10]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出自潘恩，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三十七岁前在英国度过，之后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参加了美国独立运动。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1776），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情绪，并在战争期间完成了系列小册子《美利坚的危机》（1776—1783）。

第2章

自由、快乐、王室民主（1790）

“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的命运，”菲丽切蒂·德·让利说。“因为这个原因，普普通通的人就没有命运，他们属于运气。一个有原创思想、漂亮聪明的女人应该拥有一个充满许多非同寻常事件的人生。”

现在我们是在1790年。一些事件降临到加布丽艾尔身上——其中有些事件非同寻常。

今年五月份，我给丈夫生了个儿子。我们叫他安东尼。他好像身体结实，不过，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根本不谈我们的第一个儿子了。可是，有时候，我知道乔治还在想念他。泪水涌现在他的眼里。

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更加宏大的世界上还发生了别的事。一月份，我丈夫和我们的屠户雷让德勒一道儿被选进了公社。我以前没说过这件事吧——我现在压根儿什么都不说了——可是，他毛遂自荐，要竞选岗位，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都在批判公社，最为重要的是，在批判白力市长。

就在他去上任之前，马拉医生的事情来了。马拉羞辱当局过于出格，结果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他当时就待在我们区的福特雷艾尔宾馆里。他们派了四个官员去逮捕他，可是有个女人跑过去，预先给他通风报信，结果他逃跑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乔治竟然会对马拉这么关心。他通常把马拉医生的报纸带到家里，然后，在阅读过程中会大喊大叫，“糟粕！糟粕！糟粕！”随后便把报纸扔到房间的对面，或者扔到火里去，如果他凑巧正靠近火炉站着。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说，这是原则性的事。他告诉区国民大会，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遭到逮捕。“在这里通行我的法令，”他说。

马拉医生躲起来了，有一阵子，我心想，这将是这家报纸的末日了，我们将得到一些安宁。可是，卡米尔却说，“好啊，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帮忙，我确信，我能让下一期的报纸准时出版。”结果下一期的报纸羞辱市政大厅的人物，语气更加猛烈毒辣。

1月21号，现在，我们的营长威利特先生前来紧急要求与乔治面谈。乔治从办公室出来。威利特先生把手中的一张纸挥了挥，然后说，“拉法叶特之令。逮捕马拉。头等大事。我干什么呢？”

乔治说，“在福特雷艾尔宾馆四周拉好警戒线就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郡长的官员们又拿着逮捕令过来——后面还跟了一千人。

乔治勃然大怒。他说，这是动用外国部队进行侵略。全区的人都出来了。乔治找到营长，走到他那边，说，“你认为这些部队到底有什么鸟用？我要敲警钟。我要让圣-安东尼出来。我可以把两千名武装人员调到大街上，就像那回一样。”说完，他在那人鼻子底下打了个响指。

“把头伸到窗外，”马拉说。“看看，你是否能听到丹东在说什么。我情愿把我的头伸到窗外去，不过，那样有人会把我的头开枪打断。”

“他在说，那个操他妈的营长在哪里。”

“我给米拉波和巴纳夫写过信了，”马拉把自己疲惫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转向卡米尔。“我觉得他们需要启蒙。”

“我判断，他们没有回信。”

“是的。”他心想。“我放弃调和了，”他说。

“调和放弃了你。”

“那就好。”

“丹东正把头伸在外面找你呢。”

“一副难看的表情，”马拉说。

“是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接他们。”

“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想要逮捕你呢？自从十月份到现在，我一直在逃命啊。”马拉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走，一边嘴里嘟嘟哝哝地独白，一边偶尔在身上抓挠。“这件事可能会成就丹东。我们缺少好人。我们可以把骑术学校炸掉，这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那里只有六个代表，根本就没什么用场。布诺的有些想法不错，可是，他太他妈的高尚了。裴迪昂是个傻帽。我对罗伯斯庇尔还抱有一些希望。”

“我也是。不过，我觉得他提议的任何一项举措从没通过。我只知道，他支持的一项动议足以让绝大多数代表投票反对这件事。”

“可他有毅力啊，”马拉尖声尖气地说。“骑术学校不是法国，是吧？至于你，你的心还在正确的位置上，可是你的脑子已经疯了。我尊重丹东。他会干大事。我想要看到的是——”他停下，扯了扯围在脖子上面的那条肮脏的领巾——“我想要看到的是，人民把国王、王后、部长、白力、拉法叶特、骑术学校统统给消灭掉——我还想要看到这个国家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治理。我应该在那里监视他们。”他笑了。“大家都可以做梦嘛。”

加布丽艾尔。一天当中剩余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人按响大楼的门铃，马拉医生进去，拉法叶特派来的部队在警戒线四周已经排好队伍。乔治回家检查了一下，我们都安然无恙，而且，他好像非常镇定。不过，每次出去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好像都是处于怒不可遏的状态。他给部队训了话，他说，“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待在这里等到明天，可是，这样干，他妈的毫无作用。”

那天，他骂了很多脏话。

上午的时光在慢慢地流逝，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开始互相交谈。有正规部队，也有志愿军，大家说，毕竟，这些人来自别的区，都是我们的兄弟，当然，他们不会与我们开战。卡米尔到处转悠着，说他们不会逮捕马拉，他是人民之友啊。

后来乔治下楼到国民大会去了。他们不会让他在会议厅的酒吧演讲，他们通过了一个动议，说科德利埃区必须尊重法律。他好像出去有好几个小时了。我只是在不停地找事做。想象一下吧。你嫁给了律师。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等于是在战场上过日子。

“马拉医生，你的衣服给你，”佛朗索瓦·罗伯特说。“丹东先生希望这些衣服合身。”

“哦，我不知道，”马拉说。“我还在希望乘气球逃跑呢。我已经想了这么久，要登上气球。”

“我们无法搞到。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搞不到。”

“我打赌，你试都没试，”马拉说。

他洗过澡、刮过脸、穿上教服、梳过头之后，佛朗索瓦·罗伯特说，“真让人惊奇。”

“在上流社会，当一个人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总是衣着体面，”马拉说。

“出了什么事？”

马拉怒目而视。“我成了人民之友。”

“可你依然可以像平常一样穿衣服，是吗？比如，你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当成爱国者提到了，他总是被精彩地制造出来。”

“也许在罗伯斯庇尔身上有种轻浮的品质吧，”马拉冷冰冰地说。“我就本人而言，我没时间享受奢侈，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考虑的全是革命。如果你要飞黄腾达，你同样也会这么干的。现在，”他说。“我要出去，通过警戒线，通过拉法叶特的部队。我要笑，我老实对你们说，这种情形你们不经常看到，而且还要装出一副憔悴的样子，我要摇摇这支小巧玲珑的拐杖，这是丹东先生考虑周到给我提供的。这像是一本故事书，是吗？然后，我逃到英国，就是要等到这场混乱局面结束。我知道，这样对你们大家来说将是个解脱。”

加布丽艾尔：传来敲门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只是楼上的小路易丝。“丹东太太，我出去啦。”

“哦，是路易丝啊，你不应该那样敲门。”

“我才不怕呢。而且——一切都结束了。部队正在解散。拉法叶特已经害怕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丹东太太，这是德穆兰先生要我告诉你的。马拉再也不会在那里了。他一个小时前伪装成一个人出去了。”

几分钟过后，乔治回到家。那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聚会。又是一场吵吵闹闹。有些人试图挡住他，并说，他无权成为公社成员，因为他不尊重法律和秩序。他们说，在他自己的区里，他像个国王似的。然后，他们说了许多有关乔治的恐怖事情——说，他从英国拿钱是为了引发革命，说他从皇宫拿钱不是为了使革命更糟。有一天，代表罗伯斯庇尔过来了，他们谈起是谁在诽谤乔治。代表罗伯斯庇尔说，他不应该感到孤独。他把一封来自阿拉斯他弟弟奥古斯汀的信带了过来，他把信交给乔治看。好像是，阿拉斯的人都在说，他是个不信奉上帝之人，想要杀害国王——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的举止还要温文尔雅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们甚至已经用被乔治称为“王室的下三滥小报”印刷了某份愚蠢的声明，说他是黛米安的后代，此人曾企图谋害老国王。他们还把他的名字拼错，以此来羞辱他。当他被选为一任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时，拉法叶特走到外面以示抗议。

安东尼出生之后，乔治的母亲为了看看孩子从乡下过来住了几天。乔治的继父原本跟她一起过来的，但是他忙于发明纺织机，无法抽空出来——至少，话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倒该认为，这个可怜的人，一个人单独过上几天倒是件愉快的事。这样下去真糟。我讨厌这么说。不过，雷考丹太太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不爽的女人。

她说的第一件事是，“巴黎脏兮兮的，你怎么能在这个地方把孩子抚养成人呢？难怪你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等孩子断奶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孩子送到阿希斯去。”

我心想，是啊，你这主意多好啊，让他给牛顶伤、留下终身疤痕才好哩。

之后，她四处张望，然后说，“这墙纸一定花了不少钱啦。”

吃完第一顿饭的时候，她抱怨蔬菜不好，然后问我给我们的厨子付了多少钱。“多得太过分了，”她说。“不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向她解释乔治工作是多么辛苦，可她只是在鼻子里面哼哼，说她了解在他那个年纪律师们挣多少钱，那些钱不够用来维持像宫殿一般的房子，也不够供养生活奢侈的老婆。

她认为我现在过的日子就是那样。

我带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觉得那些价格简直就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她只好承认，我们的肉质量不错，不过，她说雷让德勒一般，还说她把乔治带大，没有把倾注到他身上的关怀倾注到乔治身上，目的是为了看看他与经营肉店的什么人有联系。她让我感到惊奇——这话说出来，好像这些天来雷让德勒不是站在那里给滴血的牛肉块儿打包似的。你从来见不到他系围裙。他像律师一样，穿件黑色外套，在市政大厅里面坐在乔治身边。

早上，雷考丹太太总是说，“当然，我哪儿都不需要去。”可是如果我们不带她去，晚上她就会说，“来一趟，枯坐着盯着四面墙壁干看，真不容易啊。”

我觉得我要带她去拜访路易丝·罗伯特，看看她这样一位太太是个市侩小人，而路易丝却是如此有教养。路易丝再漂亮不过了。关于共和或者拉法叶特或者白力，她连单个词都不会说。相反，她给太太展示她所有的压箱货，还向她解释说明所有香料来自何处，如何种植、如何备好、有何用途，并且还主动给她配了一包好东西，让她带回家。可是过了十分钟，这位夫人看上去像要打雷似的，我只得找个借口，跟着她出去。在大街上，她说，“女人嫁给了比她地位低的人真丢脸。这说明品味低下。如果我发现他们根本就没结婚，我不会感到惊讶。”

乔治说，“瞧，因为我母亲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能见我的朋友了？邀请他们过来吃晚饭。总会有她喜欢的人吧。吉力一家怎么样？还有小路易丝怎么样？”

我知道就他而言这是牺牲，因为他并不十分喜欢吉力太太。事实上，这种调子已经在他脸上显示出来了。我只好说，“哦，不，他们已经见过面了。你母亲觉得吉力太太装腔作势，滑稽可笑，把羊肉打扮成羔羊样子——老来俏。路易丝早熟，需要惩罚才行。”

“哦，天啊，”乔治说，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温和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认识贤惠之人。难道不是吗？”

我送了张留言给安莱特·杜普莱希斯，说，万分恳请露西尔过来吃晚饭，好吗？乔治的母亲将会到场，这十分合适，有你陪伴，她就一点都不会感到孤单，等等。所以，露西尔获准过来了；她穿了件白色连衣裙，上面带有蓝色绶带，她的举止像个天使一样，就她在香槟省的生活情况，她问了太太各种各样的聪明问题。卡米尔是相当礼貌——确实，他差不多一贯如此，报纸上除外——我当然已经把过刊藏了起来。我也邀请了法布尔，因为他太善于使谈话不停地进行下去——可是，他跟太太在一起，真是费了天大的力气才做到。不过，她总是不停地斥责他，最后他实在受不了，就开始透过长柄望远镜看她，这种事我事前就曾严厉地告诫过他不要做。

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太太走了出去，后来我在我们的卧室发现她在窗沿上划着手指找灰尘呢。我非常礼貌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吗？”她用的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酸溜溜的口气说，“你的问题多着呢，如果你不看好跟你丈夫在一起的那个姑娘。”

有一会儿，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别的事情，”她说。“你最好也要看好那个和你丈夫在一起的男孩。那么他们将要结婚了，是吗？他们彼此般配。”

有一回，我们拿到进骑术学校公共画廊的入场券，但是辩论非常枯燥。乔治说，现在，任何时候他们总在讨论为了国家接管教堂的土地，还说，如果辩论时她在场，她会引起人群骚动，人家会把我们轰出去。情况确实如此，她把他们叫作流氓、忘恩负义的家伙，还说，这样辩论下去不会有任何好事。罗伯斯庇尔先生看到我们，过来了几分钟，态度非常友好。他还指了指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米拉波在内。太太说，“那家伙死的时候会直接下地狱的。”

罗伯斯庇尔先生拿眼睛斜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对太太说，“你真是一位合我心意的年轻女士。”这句话让她精神大振，结束了这一天。

整整一个夏天，马拉医生一事带来的后果似乎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我们知道，乔治的逮捕令已经起草好、准备好，放在市政大厅的抽屉里，积了些灰尘。每天早晨，我总觉得，如果今天就是他们决定拿出逮捕令、抖落灰尘的日子，结果将会如何呢？我们有些计划——如果他被捕，我就收拾行李，立刻到我母亲那里去，把公寓的钥匙交给法布尔，然后，把其他所有东西都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布尔——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就在附近。

在这个时刻，乔治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起来。他好像在办公室里的时间不多。我觉得约勒·巴雷一定能干，因为钱在源源不断地进来。

那年年初出事了，乔治说，那件事说明当局非常害怕他。他们废除了我们区，还有别的所有区，然后把城市重新组成不同的投票区划。从现在起，在特定选区，在公共场合不会再有任何公民聚会，除非是为了选举。他们已经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国民卫兵营叫作“科德利埃”。他们说，我们只被叫作“三号”。

乔治说，要把科德利埃派的人杀了，做这一点事还不够。他说我们将有一个俱乐部，像雅各宾派一样，但是，比他们的还要好。来自这座城市任何区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因此，没人会说，这个俱乐部是非法的。它的真实名字叫“人权朋友俱乐部”，可是从一开始，大家就把它叫作“科德利埃俱乐部”。起初，他们在一个舞厅里开会。他们本想在科德利埃老修道院举行，但是市政大厅已经把那地方给封了。后来，有一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封条被去除了，于是他们就搬了进来。路易丝·罗伯特说，这是借助于奥尔良公爵的影响才办到的。

要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真不容易。一年的入会费很高，而且你得有很多会员支持你的申请；此外，他们的聚会非常正规。有一次，乔治到那里演讲，回到家后感到恼火。他说，他们把他当成污垢一样对待。

在科德利埃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过来演讲。因此，你会拥有很多来自附近的演员、律师、商人作为听众，但是你也会拥有许多样子粗鲁、刚从街上过来的人作为听众。当然，每当有聚会的时候，我从不到那里去，不过，我看到他们是怎么对待小教堂的。小教堂的门前一派凄凉，光秃秃的。假如有些窗户破了，要花几个星期时间才能修好。我心想，男人是多么奇怪啊，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喜欢舒适；可是到了外头，他们装作他们满不在乎。主席的办公桌是一张木工长凳，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张凳子碰巧就摆在附近。要不是因为现在动荡不安，乔治真的没有多少话要对木工说。俱乐部里，演讲人的讲台是用四根粗糙的椽子，加上一块放在椽子间的木板做成。墙上有人用钉子钉了一块印花布，上面有用红色油漆写成的标语。标语上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我挨过了跟乔治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之后，当乔治说他想到阿希斯度过一段时间时，我感到痛苦难受。使我得到很大安慰的是，我们跟他姐姐安妮·玛德琳待在一起，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和敬佩。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啊。起初，我认为当地人肯定听说过乔治作为区主席获得的成功，可是我不久就意识到他们没有巴黎的报纸；再说，他们也不在意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总是不停地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王后最喜欢什么颜色呀，她喜欢吃什么呀。于是，有一天，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乔治，”我说，“他们认为，因为你是国王的议员，所以每天国王都请你给他出好点子呢。”

有一会儿，他看上去惊奇。然后他大笑。“是吗？保佑他们。我非得住在巴黎，跟所有这些愤世嫉俗的人和才子们打交道。加布丽艾尔，给我四到五年的时间吧，我会回来，当个农民。我们会永远离开巴黎。你愿意那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方面，我觉得远离报纸，远离那些臭嘴老婆，远离高犯罪率，远离商店物品短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可是，接着，我又想到了雷考丹太太每天到我门上的情景。因此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明白这只是他一时的念头。我的意思是，他会放弃科德利埃俱乐部吗？他会放弃革命吗？我观察得出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了。一天晚上，他说，“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不管怎么说，他跟他继母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不短的时光，看到了物业，与当地公证人一起把买地的事情安排妥当了。雷考丹太太说，“儿子，你干得漂亮，是吧？”乔治只是笑笑。

我觉得那个夏天将会永远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心里，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相信我的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对国王和王后忠诚，对教堂忠诚。可是不久，如果有些人意愿得逞，骑术学校将会变得比国王更重要，教堂将会变成仅仅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我知道，我们肯定要尊重权威，而乔治时常冒犯权威。那是他的本性，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巴雷告诉我，他们过去经常叫他“与上司作对者”。当然，你必须努力克服你本性中最坏的东西，可是，与此同时，我的立场在哪里呢？因为我肯定要顺从我的丈夫呀，除非他征求我的意见去犯罪。给那些讨论把王后送回奥地利的人烧饭是不是罪过？当我向我的听解祈祷神父求教时，他说，我应该保持妻子顺从的态度，努力把我丈夫带回到天主教信仰上来。那也无济于事。所以，表面上，我对乔治的所有看法都保持尊敬顺从，可是在我心里，我有所保留，每天，我都祈祷，他会该改变一些看法。

不过，好像一切对我们来说还算相当顺利。总有事情要去庆贺。每逢攻占巴士底狱周年，法国的每个城镇都要派代表到巴黎来。在战神广场上造好一座极大的圆形剧场，还设立一块祭坛，他们把它叫作“祖国祭坛”。国王到那里去了，而且宣誓，要坚持宪法。奥顿主教做了大弥撒。（真是遗憾，他是个无神论者。）我们自己没去，乔治说，看到人们亲吻拉法叶特的靴子，他受不了。在巴士底狱的遗址上还有舞蹈，当晚，在我们区里，我们举行了不少庆祝活动。我们从一个聚会走到另一个聚会，一整夜都在外头。我头晕得厉害，大家都在笑我。白天大雨滂沱，有人作了一首诗，说它证明了上帝是个贵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瓢泼大雨中试着要燃放烟花的滑稽情形，我也永远不会忘怀乔治带我回家的情景，那时我倚着他的胳膊，大街上的鹅卵石湿乎乎、滑腻腻的，天正亮着。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新缎子鞋面有了水渍；完全给雨糟蹋了。

现在你应该了解我们了吧。根据去年的情况你是不会了解我们的。有些相当时髦的女士们不再在头发上敷粉；她们不把头发垒起，而是把头发放下，一副松松的卷曲的样子。许多绅士们也不再敷粉，头上的饰带戴得更少了。女人的粉脸已经相当不流行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宫里干什么，但是路易丝·罗伯特的确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还涂口红的女子。老实说，她如果不涂口红，脸色就不好看。我们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现在流行的颜色是国家的三色，红、白、蓝。吉力太太说，新时尚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并不讨巧，我母亲同意她的说法。“不过呢，你啊，”我母亲说，“可以乘机摆脱绶带和束胸衣的束缚。”我倒不赞成她的看法。自从安东尼出生以来，我还没有把身材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呢。

今天新潮的珠宝就是取自巴士底狱的一片石头，把它打制成胸针或者佩戴在链子上。菲丽切蒂·德·让利有个胸针，上面有用钻石拼写的自由这个单词——这是代表裴迪昂向我描述的。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精致的扇子，现在我们用便宜的棒条和打褶的纸做扇子，上面带描绘某个爱国情景的鲜艳颜色。我只好非常小心，要有一个与我丈夫观点一致的图景才行。我不能在上面弄个有巴黎市长白力桂冠加冕的肖像，也不能弄个拉法叶特骑在白马上的肖像，或者卡米尔在皇宫演讲的肖像。可是，我经常看到他本人，为什么我居然还要把他的肖像弄在上面呢？

我记得露西尔在我们公寓是在举行巴士底狱庆祝活动的那个早上，她的三色绶带全部脏兮兮的，她把连衣裙上的裙褶都挤拉出来了的情景。腰带以最让人吃惊的方式系在她的身段上，她好像没怎么穿内衣。想一想乔治母亲看到这个情景会说什么样的话！我本人对她非常严厉——我生了火，把她的衣服拿走，用我能找到的最暖和的毯子把她裹起来。我难过地汇报，说露西尔裹着毯子看起来十分漂亮。她坐着，光着的双脚交叉在她身体下面，像只猫似的。

“你成了什么样子的孩子啦，”我说。“你母亲就让你那个样子出去，我真感到吃惊。”

“她说我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她把两条白皙的胳膊伸到毯子外。“让我抱抱这个孩子。”

我把我的小乖乖安东尼给了她。她朝他噘嘴出声地逗了一会儿。“现在卡米尔已经出名一年了，”她沮丧地说，“可是我们离结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地靠近。我觉得如果我怀孕了，事情就简单干脆了。这样会加快事情的进程。可是——你说得对——就是没法使他跟我上床。你不知道每当卡米尔一旦正直起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哪。约翰·诺克斯[1]跟他相比，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家伙而已。”

“你个坏姑娘，”我说。更多是出于礼仪的缘故，而不是别的。我喜欢她。你情不自禁地要喜欢上她。哦，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傻瓜。我知道乔治朝她看，不过，所有男人都朝她看。卡米尔现在就住在附近。他实际上有个真的非常不错的公寓，还有一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名叫让莱特的女人给他收拾呢。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找到她的，不过她倒是个好厨子，每当我们家里吃饭的人多的时候，请她到这里来也非常愉快。这些日子，埃罗·德·塞谢尔经常过来，当然，那时候我要专门安排接待。他举止非常优雅；这与法布尔的那些演员朋友们有所不同。形形色色的代表和记者过来，我呢，对他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我通常不表达出来。乔治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是爱国者，那么他们的个性就算不了什么了。他是那么说的，可是我注意到，如果他有办法，他根本就不会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待在一起。你还记得比劳德，是吗？他以前到处为乔治干活儿。自从革命发生以来，他看上去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说，革命好像给了他稳定的工作。

七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考洛特·德·艾尔博瓦的男人来吃晚饭。你会想到什么呢——他们一定有基督教的名字，这些人？是的，可是“考洛特”正是我们喊他的名字。在做演员和剧作家方面，他与法布尔相当相似，他曾经做过剧院经理——而且，他的年龄也差不多跟他一般大。那个时候，他有一部叫作《爱国家庭》的戏正在先生剧场演出。这种戏是属于那种突然非常走红的类型，我们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对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它这个事实闪烁其词。这部戏的票房非常成功，可是成功并没有使考洛特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他坚持要告诉我们，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似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说进展顺利。即便是这个，他都有怀疑。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对他们一直骗他欺负他的方式感到震惊——不过，后来他意识到，他们是嫉妒他的才华。他过去常常觉得他不过是没有走运而已，可是，后来他意识到，人们在一起谋害他。（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法布尔朝我示意，他是个疯子。）我们提到的每一个话题对考洛特来说都是痛苦的联想，哪怕是听到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脸都会因为愤怒而扭曲，然后他会做出猛力的横扫一切的动作，仿佛他在骑术学校做演讲一样。我为我的陶器担着心呢。

后来我对乔治说，“我不喜欢考洛特。他比你母亲还要酸。我肯定这出戏让人害怕。”

“这是非常典型的女性评论，”乔治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除了他的令人无趣寡淡之外。他的观点是——”他顿了一下，笑了。“我打算说，他的观点正确，不过当然，我的意思是，他的观点都是我的。”

接下来的一天，卡米尔说，“这个罪恶滔天的考洛特。世界上最糟糕的家伙。戏嘛，我觉得，很难看得下去。”

乔治温顺地说，“我确信你说得对。”

临近岁末的时候，乔治对国民大会演讲了。过了几天，这个部门倒了。人们说，是乔治把它弄垮的。我母亲说，你嫁了个有权的男人啦。

国民大会正在开会：茅宁顿勋爵在1790年9月这样写道：

关于日常事务，他们没有正规的辩论形式；有些人从座位上发言，有些人从地板上发言；有些人从饭桌边发言，还有些则从他们的讲台或者办公桌边发言……吵闹是如此厉害，真的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确信，我见过超过一百个人同时做出在国民大会发言的行为，大家都坚持要发言，因为在大院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人在呼应；然后，主席双手捂住耳朵，高声大叫“肃静”，好像他是正在高呼的教练一样……他敲桌子，捶胸脯……他拧手指，是相当平常的动作了，我真的认为他是在骂人……画廊里通过埋怨表示反对，通过鼓掌表示赞成。

今天上午我到位于杜伊勒利宫的皇宫去了，这是一处非常幽暗阴沉的皇宫……国王好像还好，可我觉得，从我以前被引荐给他，到现在，他的样子显然变得谦恭了；他现在对每个人都要鞠躬，在革命之前，这可不是波旁王朝的作派啊。

露西尔之年：我现在记录两套笔记。一套记录单纯高尚的思想，另一套记录真实发生的情况。

我过去常常像上帝一样生活，以不同的人物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生活太枯燥了。我过去经常装作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而且，说老实话，我必须要说，看在往日的情份上，我现在还在装。要让你自己去掉这些习惯不容易啊。我人生中的其他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一个角色——通常是作为待嫁女士，或者之类的什么——而当她们没有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我就会恨他们。如果我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厌倦，我就会扮演《新爱洛伊丝》[2]里的朱丽[3]这个角色。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纳闷，我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什么关系，我现在就是生活在他所钟爱的小说中。

为了让自己与残酷的现实保持距离，你得要利用某种虚妄才行。今天是从卡米尔被公众行刑者桑松先生以诽谤罪起诉开始。奇怪啊——你认为行刑者不会诉诸法律，在正常情况下，你认为他们是不会耿耿于怀的。

幸运的是，官司打起来速度缓慢，法律程序繁琐不堪，如果损失得到补偿，公爵随时都会埋单。不，不是法院让我担心。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就在想：他还活着吗？

挑战，要进行决斗，虽然爱国者已经定好条约，永远不回应挑战。城里尽出些疯子，他们吹嘘，他们正在伺机把刀子插进他的身体里。他们给他写信，这些疯子的信写得如此精神错乱，如此令人反感，他本人不再阅读。他说，只要一眼快速扫描一下，你就可以判定这是一封什么类型的信了。有时候，你可以通过包裹外面的笔迹来判定。他有个箱子，把那些信件尽朝里面扔。之后，其他人必须仔细阅读，防止对他的威胁交代得非常具体——我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把你杀死。

我父亲显得奇奇怪怪的。每个月约有两次他总会禁止我去看望卡米尔。可是，每天上午，他都要抢过报纸，“有什么新闻吗？有什么消息吗？”他想要听到卡米尔已经在河对岸被人发现喉咙割断的消息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要不是因为卡米尔，我父亲在生活中会无法找到一丝一毫的快乐。我母亲总是用最冷血的方式嘲笑他。“老实承认，克劳德，”她说。“他永远不是你的儿子。”

克劳德把一些年轻人带到家里吃晚饭。他认为我会喜欢上他们。公务员。我的天哪。

有时候，他们给我写诗，可爱的公务文体的十四行诗。阿黛乐跟我用恰当的情感和恰当的表情大声朗读这些诗歌。我们翻白眼，用手拍打胸部，之后便是唉声叹气。然后，我们把这些诗歌做成飞镖，互相对射。你瞧，我们的兴致多么高昂。我们就这样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在快乐地打发日子。要么是这样，要么永远就是啜泣和泪水的混杂，预兆和担心的交融——然而，我们更喜欢热闹。我们更喜欢制造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母亲，她紧张、伤心；不过，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她承受的痛苦还不如我多。可能是因为她年纪更大了，也学会了分配这些情绪。“卡米尔会活着的，”她说。“你认为为什么他跟这些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到处走动？”我说，有枪有刀呀。“刀？”她说。“你会相信有人妄图拿刀子从丹东先生身边经过吗？用刀子从人肉中砍出一条路来？”我说，那不过是想象他会介入。她说，“是不是卡米尔相当擅长苛求别人牺牲呢？毕竟，”她说，“看看你。看看我吧。”

我们指望很快就听到阿黛乐订婚的消息。马克西米连到这里来过，他非常无缘无故地表扬了修道院院长德雷。他说，修道院院长做了很多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得不到人家的理解。因此克劳德不再在乎马克西米连只领取他当代表的那份工资了，也不再在乎他还用这份工资资助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了。

阿黛乐的生活将会如何？罗伯斯庇尔也收到一些信，不过这些信与卡米尔收到的不一样。这些信来自全城；是些对当局感到厌恶，或者当局使他们陷于某种形式的麻烦的小人物写的；他们认为，他能为他们申诉，能为他们匡正事实。为了回复这些信，他只好早晨五点就起床。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他对家庭舒适标准的要求相当低。他对娱乐、对开心和休闲的要求好像是零。现在，问一问自己——对阿黛乐来说，这种状态会合适吗？

罗伯斯庇尔：他得考虑的不仅仅是巴黎。信来自全国各地。省里的许多城镇已经成立了雅各宾派俱乐部。巴黎俱乐部的通讯委员会给他们发送消息、评估，还有指示；然后，他们的信在巴黎的兄弟间返回，这些信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单独挑出来，因为他们的赞扬和感谢使他脱颖而出。被王室成员诽谤之后，这可是件不可小觑的事儿。在他的《社会契约》这一份报纸中，他保留了一封来自年轻的皮卡迪人的信，一个名叫安东尼·圣-约斯特的热心人：“罗伯斯庇尔，我通过你的作品认识了你，正如我认识上帝一样。”每当他因为胸口难过紧张，还有因为呼吸不足而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每当他眼睛因为劳累过度而无法集中注意力看印刷品的时候，可一想到那封信，他就强迫自己虚弱的身体要努力工作，要写出更多的作品。

每一个白天，他都参加国民大会；每一个晚上他都参加雅各宾派俱乐部。如果可以，他就登门拜访杜普莱希斯家人，偶尔和裴迪昂一起吃饭——工作晚餐。在这个季节，他也许会去看上一两场戏，虽然戏的情趣不大，但是他也不会为失去的时间大加后悔。人们在骑术学校外、在俱乐部外、在他住所外，等着要见他哩。

每一个夜晚，他都是疲惫不堪。头一碰到枕头就睡过去了。他睡得无梦，总是直直地坠入黑暗之中：像是坠入了井里。他常常感到，夜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早晨一有了空气和光亮，便住满了幽影和鬼魂。为了战胜它们，趁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

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代表他的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观察局势，这样写道：

在国民大会这位最不重要的人……很快就要成为首要考虑的人选。他不苟言笑，原则性强，举止朴素，毫不做作，衣着毫不轻浮，肯定不会腐败堕落，他蔑视财富，在他的性格中，丝毫没有法国人特有的多变不定。国王能够赐予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的鸿鹄之志。每天晚上，我都在密切观察他。他真的是个值得考虑的人物。每一个小时，他的影响都在扩大；可是，整个国民大会并不重视他，反而认定了他无足轻重；说来真怪，我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此人将会成为影响不小的人物，而且可以统帅百万人马时，我却遭到了嘲笑。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带露西尔去见米拉波。她永远不会忘记此人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间的波斯地毯上，房间装饰的品味令人感到恐怖。他嘴唇又薄又大，而且还有疤痕。他把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我觉得你父亲是个公务员，”他说。他把脸向前探了过来，色眯眯地望着她。“你们是两个人过来的吗？”

米拉波在房间里似乎把所有能够得到的空气全都用光了。他好像也把卡米尔的脑汁用光了。卡米尔能够拥有的这一组幻觉真是非同寻常；不，肯定，米拉波没有拿到皇宫的报酬，那是诽谤中伤。肯定，米拉波是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卡米尔再也不能保持这些古怪离奇的想法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几乎快要自杀了。那一周，几乎没有一份报纸。

“马克西警告过他，”阿黛乐说。“他就是不听。米拉波把那个半受过教育、半是文盲的奥地利荡妇称为‘一个伟大而又高尚的女人’。可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米拉波依然是个神。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容易被误导啊。”

克劳德用手抱住头。“我们的每一个小时，白天和晚上的每一个小时就非要从年轻女子的嘴里听到这个亵渎神灵和煽动骚乱的话语吗？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我当时觉得，”露西尔说，“米拉波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要跟皇宫谈话。可是对于爱国者来说，他现在已经丧失信誉。”

“他的理由呢？钱才是他的理由，贪图权力才是他的理由。他想要挽救君主制度，这样他们才会感激他，而且才会永远离不开他。”

“挽救君主制度？”克劳德说。“摆脱什么？摆脱谁？”

“爸爸，国王已经向国民大会要了一份两千五百万人的市民名单，那些卑躬屈膝的傻瓜把名单交给了他。你知道国家的现状。他们想要榨干国家的血啊。想一想，这样会持久下去吗？”

为了分辨，如果他还能够分辨的话，他看看他的女儿们，他们曾经是小孩的那番样子。他觉得必须向她们求情了。“可是，假如你们没了国王，没了拉法叶特，没了米拉波，没了部长——我听到你们说话一直在反对他们这些人——谁会留下来统治国家呢？”

她们交换了眼神。“我们的朋友呀，”姐妹们说。

卡米尔在报纸上用一种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使用的恶毒语言攻击米拉波了。他确实使用了。辱骂在血管里流淌；愤慨比食物更好。有段时间，他们试图让他保持沉默时，米拉波继续大声为自己疾呼，捍卫自己，反对人权。“我可怜的米拉波啊，”他就这么叫他。最后，他总是跑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我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卡米尔说。“我热爱我的敌人。”的确，他的敌人给他下了定义。他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他的使命。

远离了米拉波，他跟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近了。这构成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晚上，把报纸推到桌子的那一边，唯有商量时才有的奇怪的低语声，羽毛笔在纸上写作的嘎吱声，时钟的滴滴答答声才会打破沉默。为了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卡米尔必须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像冬天穿了件宽大的外套一样。“他就是我该当做人的全部嘛，”他对露西尔说。“马克西并不在乎得失成败，在他脑子里，成功失败都会得到平衡。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或者别人对他的行动有何看法。只要他自己在内心认定自己做得正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那就是他的行动指南。他是少数中、非常少数的人中的一个，对他们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良知见证才是必不可少的。”

可就在昨天，丹东却对他说，“哦，年轻的马克西米连，他太好了，已经好得不真实了，就是这么个人。我真的没法理解他。”

可是，不管怎么说，罗伯斯庇尔对米拉波的说法还是相当正确的。无论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你不得不承认，他几乎一贯正确无误。

五月，戴洛瓦妮离开了巴黎。她没钱，而且对王室成员在报纸上叫她妓女感到厌倦了。模糊不清的过去一层接一层地已经被剥开了。在伦敦，她跟一个一文不名的绅士待在一起的时光。她与佩尔桑侯爵更有利可图的关系。她跟一名意大利歌唱家在耶拿短暂的逗留。当她刚刚来到巴黎的时候，当她把自己作为一个艰难时代落魄的伟大女士岗比纳多伯爵夫人向人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几个愚蠢的星期，没有什么犯罪的事，也没有什么夸张得疯狂的事发生：不过就是那档子在实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做过的事而已。可是，这档子事使她遭到了嘲讽和羞辱。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谁的生活还像我的生活一样能够经得起这般仔细的审查？她的意思是，几个月后，她要回来。她心想，新闻媒体到时候已经转移到其他新的目标上面去了。

当然，她留下了一段空白。在骑术学校，她一直是大家所熟悉的身影，穿着猩红色外套，在公共画廊里转悠，四周有人捧场喝彩；有时候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散步经过皇宫。消息传来说，她从位于列艾吉那边的家中消失了。她的几个哥哥认为，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可是过了不久，关于她被绑架的谣言，关于奥地利人抓住她的谣言，已经深入人心。

露西尔说，希望他们留住她。她嫉妒戴洛瓦妮。是什么赋予她做假男人的权利，出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在讲台上发言的呢？这可把丹东给逼疯了。看到这件事使他勃然大怒，真是好笑。他喜欢的那种女人是他在公爵的晚宴桌上遇到的那一类：朝他做出最好笑又痛苦的表情的阿涅斯·德·布封，还有那位金发英国女郎格蕾丝·艾略特，她有神秘的政治关系，还有机械刻板的眼睛在一闪一亮的调情神态。露西尔到过公爵的屋子，看到丹东在那儿。她觉得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知道拉克洛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在他的鼻子底下勾引这些女人。他把老鸨菲丽切蒂留给了卡米尔。卡米尔不在乎非要跟女人进行巧妙的谈话。他似乎喜欢她们。丹东说，这是他的反常行为之一。

那年夏天，卡米尔学生时代的老敌手路易·苏鲁来到巴黎。他从皮卡迪过来，尚在被拘捕之中，他被指控犯有从事煽动暴乱、从事反宪法写作的罪行。他获得煽动罪的名称与卡米尔的名称不同，他对皇室君主制的忠诚超过了国王。路易被宣布无罪；在他获释的当夜，他和卡米尔一直坐着辩论到天亮。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非常地明白清晰，非常地富有学识，而且辩论的守护圣人就是伏尔泰。“我非得不让路易接近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对露西尔说。“路易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不过我担心马克西未必理解他。”

路易是位绅士，露西尔心想。他有风度、有天赋、有仪表。很快他也会有平台。他加入了一家名叫《信徒行为》的王室诽谤小报编辑委员会。坐在左边的代表喜欢称他们自己为“自由信徒”，所以，路易觉得这样的夸耀应当受到惩罚。谁是投稿人？一帮精疲力竭的放荡的家伙和一帮被革除了神职的神父，那些鼻子气歪了的爱国者们说。到底该如何把它写好呢？报纸《信徒行为》在麦思餐馆和布莱恩威尔餐馆举行了“福音晚餐”，他们在餐馆里交换了八卦新闻，并且为下一期做好了筹划。他们总是请他们的对手，反复地请他们喝酒，为了弄懂他们要说什么。卡米尔懂这个原理：这里是花边新闻，那里是平衡关系，一段高呼高喊的美好时光是以那些试图占据中间地带的傻瓜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作为代价换得来的。通常，《革命报》不用的隽语总会在《行为》报上找到它的用武之地。“亲爱的卡米尔，”路易说，“要是你把你的命运跟我们拴在一起多好呢。有朝一日，我们的看法一定会完全一致。别在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烂疮。你知道我们的宣言吗？‘自由、快乐、王室民主。’假如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我们两人需要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们想要人民幸福快乐。如果你的革命滋养出来的是哭丧的长脸，你的革命还有什么用场呢？由生活在充满痛苦的小房间里的痛苦小人物所操纵的革命，有何用场呢？”

自由、快乐、王室民主。杜普莱希斯的女人向他们的制衣者下了1790年的秋季订单。她们穿着系了红腰带的黑色丝绸服装，还有用红白蓝三色连接起来、把下摆裁成圆角的外套，参加戏剧的首场夜晚演出，参加晚餐聚会，参加私人谈话。穿着它们会见新来的人……

不过眼下，安东尼·圣-约斯特来到巴黎的时候，时间还是夏天。不是逗留，只是拜访。露西尔急于要看到他一眼。她已经听到不少有关他是如何带着家里的银子外逃、在两周之后如何把钱花光的故事。她在心里随时准备喜欢上他。

他现在二十有二。关于他与银子的插曲发生在三年之前。也许是卡米尔杜撰的？他个子高，她抬头仰望圣-约斯特，注意到他的表达具有令人敬畏的中立立场。介绍完之后，他看着她，好像对她没有一丝的兴趣。他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似乎他们交换过信。她心想，这相当奇怪嘛——当他们急切要从她那里获得超过她在正常工作日中表现出来的可亲可近时，大多数男人好像是在作茧自缚。不是她因此对他有了看法：而是他变了。

圣-约斯特潇洒英俊。瞳孔紫色，脸上总带着瞌睡般的微笑。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优雅的身材，像身材高大的男人有时候那样。他皮肤漂亮，深棕色的头发——如果他脸上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下颌太大太长。这样的下颌使得他显得不至于小巧玲珑，她心想，可是从一些角度看去，他脸上有种奇怪的过分冷静的神态。

当然，卡米尔跟她在一起。他正处于那些最危险的一种情绪中；虽然取笑逗乐，但是随时准备战斗。“又写了不少诗歌啦？”他问。去年，圣-约斯特发表了一首史诗之后，把它送给他，请他提提看法；他说这首诗冗长，充满了暴力，还隐隐约约地具有色情色彩。

“为什么？你愿意读吗？”圣-约斯特看上去满怀希望。

卡米尔缓慢地摇了摇头。“酷刑已被废除，”他说。

圣-约斯特的嘴唇噘了起来。“我觉得它得罪你了，我的诗歌。我觉得你认为那首诗歌黄色淫秽。”

“哪有这么好，”卡米尔边说边大笑。

他们四目相对。圣-约斯特说，“我的诗歌有严肃正经的论点。你觉得我要浪费时间吗？”

“我不知道，”卡米尔说。“你要浪费时间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露西尔的嘴干了。她望着两个男人互相对视，彼此要把对方压倒：圣-约斯特柔顺被动，在等待结果，而卡米尔紧张，具有侵略性，眼睛亮亮的。这跟诗歌没有关系呀，她在心里想。还有罗伯斯庇尔，看上去稍稍有些震惊的样子。“卡米尔，你有点儿严苛了吧，”他说。“肯定，这个作品总有优点吧？”

“一点都没，一点都没，”卡米尔说。“不过，要是你喜欢，安东尼，我倒可以给你拿来一些我早期写作的样本，让你在闲暇的时候模仿模仿。你可能是个比我出色的诗人，而且你肯定是个更出色的政治家。因为，看看你，你自控能力强。你在心里要揍我，可你不会。”

圣-约斯特的表情加深了。已经深不可测。

“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你了？”卡米尔努力把声音说得像在表示道歉一样。

“哦。深深地得罪了我，”圣-约斯特笑了笑。“我被你损到骨髓了。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你的观点我一直渴望得到，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少了你，贵族的晚宴就不算圆满，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圣-约斯特转过身去跟罗伯斯庇尔说话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客气一点呢？”露西尔低语道。

卡米尔耸耸肩头。“作为朋友，我向来说话客气。可是他现在是在跟编辑谈话，不是在跟朋友谈话。他要我在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吹捧他的才华。他不要我的个人看法，他只要我的专业看法。因此，他就得这么着对付才是。”

“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你喜欢他呢。”

“他还行。他变了。他过去一向是想出疯狂的计划，之后，因为跟女人的问题陷入了麻烦。可是，你现在看看他，他已经变得如此严肃庄重了。我希望路易·苏鲁能看到他，他是个痛苦的革命者的好榜样。他是个共和派，他说。我可不喜欢生活在他的共和国度。”

“也许他不会让你活着的。”

后来，她听到圣-约斯特对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个轻浮之人。”

她思考这个词的意味。她把这个词与令人傻笑的夏天野餐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它与充满花边新闻、带香槟的剧院晚餐联系在一起：那些沙沙作响、身上热烘烘的、脸上还带妆的女演员坐到她的旁边，说，我看得出，你们情深意切，他真英俊啊，我希望你们将来幸福美满。她以前从没听到过这句话被当成指控被人说出，而且话中还充满了威胁和鄙视。

那年，国民大会让主教和神父当上了政府官员，薪水由国家支付，也是受到选举的影响，最后还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新宪法。对有些人而言，强迫神父们做明白无误的选择似乎是个错误；拒绝就意味着被视为不忠，而且危险。大家都赞成（在她母亲小小的午后沙龙里），宗教矛盾才是国家可能被释放出来的最危险的力量。

时不时地，她母亲会为新的事态进展唉声叹气。“生活将如此寡淡无味，”她抱怨道。“宪法啦，崇高思想啦，贵格信徒的帽子啦。”

“亲爱的，你想得到什么呢？”丹东问她。“骑术学校里的羽毛和宏大的激情？市政当局里的伤害残杀？爱情还是死亡？”

“哦，让你发笑了。我们浪漫的抱负已经受到了激励。这里是革命，卢梭精神化成了肉身，我们觉得——”

“唯有视力有缺陷、带乡下口音的罗伯斯庇尔先生。”

“唯有许多讨论他们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人们。”

“谁一直在跟你闲谈有关我的事？”

“丹东，高墙和门岗都在谈你。”她顿了一下，抚摸着他的胳膊。“把有关情况告诉我，好吗？你不喜欢马克西吗？”

“不喜欢他？”他露出惊讶的样子。“我不这么认为。他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就这么一点。他的确好像给每个人都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你就是他岳母，将来你能努力达到那些标准吗？”

“哦，那件事嘛——还没确定下来。”

“难道阿黛乐就不能拿定主意？”

“事情倒是，这个问题还没提。”

“那么，这是他们所谓的心心相印了，”丹东说。

“我吃不准马克西是不是觉得他问过她了——哦，不，我必须拒绝评论。你没必要那样把眉毛扬起来嘛。不过就是个女人嘛，她怎么能说一个代表懂什么？”

“哦，我们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不过是个女人嘛’这句话了。上个星期，你的两个未来的女婿在辩论中把我打败了。有人告诉我，女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男人平等。她们只需要机会。”

“是啊，”她说。“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那个小小的、固执己见的家伙路易丝·罗伯特启动了，她其实并不知道她在倡导什么样的事业。我看不出为什么男人竟然把时间花在为了女人与他们平等这个辩论上。这好像跟他们的利益对立嘛。”

“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保持中立。向来如此。卡米尔告诉我，我们非得给妇女选票。我们马上就要在骑术学校给她们选票，让她们戴黑帽子，到处拖着文件箱，就收税制度不停地唠叨。”

“生活将会更加寡淡无味。”

“别担心，”他说。“我们也许还要有场肮脏的、小小的悲剧呢。”

因此，这场革命有其自身的哲学吗，露西尔在心里纳闷，这场革命将会有前途吗？

她不敢问罗伯斯庇尔这个问题，否则，他要就普遍意志的问题花上一个下午对她演说；否则，卡米尔也是如此，她担心，他会就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向她深思熟虑、内容连贯地说上两个小时。于是，她问丹东。

“哦，我认为这场革命有其哲学，”他一本正经地说。“抓住你能抓住的机会，之后，见好就收。”

1790年12月：克劳德改变了主意。他是在呈现凶兆的十二月份的某一天改变主意的，那时候，铁色的云团因为有雪而显得大腹便便的样子，在啃啮城市的屋顶和烟囱。

“我只是再也没法忍受了，”他说。“在我完全为此操劳累死之前，让他们结婚吧。威胁啊，眼泪啊，承诺啊，最后通牒啊……我再也无法忍受一年这样的状态了，就算一个星期，我也无法忍受得了。很久以前，我就应该比现在要坚决得多的——可是，现在太迟了。安莱特，我们只好从最好的地方作打算。”

安莱特走进女儿的房间。露西尔在潦潦草草地写着什么。她抬起头，先是一惊，继而感到内疚，然后用手捂住作品。一块墨迹斑点在纸上越来越大。

当安莱特把这消息告诉她时，她直愣愣地注视着她母亲，把黑幽幽的眸子睁得大大的，几乎无法理解。“就这么简单？”她低语道。“克劳德只是改变了他的主意，一切都会顺利吗？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开始考虑，事情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她转过头去。开始哭了。她把头埋在日记本上，任泪水流淌在那些禁忌的词语上：就让泪水把段落变咸，就让泪水把字母变成液体吧。“哦，真是如释重负，”她说。“真是如释重负啊。”

她母亲站在她身后，握住她的肩，不经意地，但是含有报复性地拧了一拧。“所以，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了。也让我们别再听到你跟丹东说的那些废话了。现在，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会成为模范的，”她坐得笔直。“那么让我们筹划一下。”她用手背揩了揩面颊。“我们马上就把婚事办妥。”

“马上？不过，你要想一想人家会怎么说。此外，现在是基督降临时期。在基督降临期间，你们不能结婚。”

“我们会处理好的。至于人家会说三道四，那是他们的事。我犯不着为此烦恼。这我无法控制。”

露西尔一跃而起。她似乎再也无法保持优雅了。她跑着穿过了屋子，一路笑啊，哭啊，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卡米尔到了。他好像被弄糊涂了。“为什么她在额头上点了墨水？”他问。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次洗礼，”安莱特说。“或者看成是用神圣之油涂好的与共和国一样的事物。我亲爱的，毕竟，你们生活中已经有过这么多的墨水了。”

事实上，卡米尔的衣袖上有块墨迹。他的样子很像是个刚刚写完社论、正在为排版工人如何处理制模而发愁的人。有这么一度时期，他称马拉为“自由之信徒”，可这个名称结果却变成了“自由之叛徒”。马拉一到办公室，就勃然大怒，口吐白沫……

“瞧，杜普莱希斯先生，对此你有把握吗？”卡米尔说。“像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这可能是个失误吧？一种印刷错误吧？”

安莱特无法阻止这些形象——她不要它们，但却无法阻止它们。当她风风火火地在这房间到处走动的时候，她的裙子沙沙地发出声响，在对卡米尔说，从她的生活中走开吧。啪啪击打着窗户的豪雨啊。还有那个吻啊，那个本会结束的十秒钟的亲吻啊，假如露西尔没进来，门锁好，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带着某种有失风雅的惬意。她把目光投向那张沙发，那件同样的家具，现在用褪色的蓝天鹅绒装上了软垫。“安莱特，”克劳德说，“为什么你看上去这么气愤？”

“我没气啊，亲爱的，”安莱特说。“我在享受美好的一天。”

“真的吗？如果你这么说，啊，那才真是女人！”他满怀深情地说，还一边看着卡米尔，想要跟他串通一气。卡米尔呢，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又说错话了，克劳德心想，忘了他的意见。“露西尔好像对自己的感情同样感到困惑。我希望——”他朝卡米尔走近。他好像要把一只手放到卡米尔的肩上，可是，在空中晃了一下，又松松垮垮地落在身体的一侧。“哦，我祝愿你们幸福。”

安莱特说，“卡米尔，亲爱的，你的公寓很不错，不过我期望你会搬到某个更大的地方去？你会需要更多的家具——你要这张长沙发吗？我知道你一直对它情有独钟。”

卡米尔把眼睛垂下。“对它情有独钟？安莱特，我做梦都想要它。”

“我可以请人给它重新配只软垫。”

“请你别再这么想了。”卡米尔说。“就让它完全保持原貌吧。”

克劳德看上去有些不清头绪。“好，如果你想要谈家具，那么我索性让你谈吧。”他笑笑，一副殷勤的样子。“我必须要说，我亲爱的小伙子，你从没消停过吓唬人。”

奥尔良公爵说，“他们是吗？那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消息，你知道吗？”前几个月，露西尔曾经被带到这儿来让他检查。他让她通过了。她有格调，几乎是英国女人的格调。在狩猎场见到她一定很好。那副甩头的姿态，那个丰满的脊背。我要给他们一份大礼，他下定了决心。“拉克洛，我的那栋多余的、在镇上的房子怎么样，就是那个带花园、稍微寒碜点儿、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在什么大街的角落的？”

“哦，好极了！”卡米尔说。“要听到我爸爸说什么话了，我都等不得了。我们要拥有这栋挺不错的房子！有很多房间可以摆这张长沙发了！”

安莱特用手抱住头。“有时候，我失去希望，”她说。“假如你没有这么多人照顾你，你会出什么事吗？卡米尔，想一想。你怎么能从公爵那里接受一栋房子，这是他想到的最大、最显眼的贿赂吧？难道这不会是一丝的妥协？难道这不会招来保皇派的报纸上登上一到两段的文字？”

“我认为是这样，”卡米尔说。

她叹息了一声。“就是问他要现金。现在，至于说房子，过来看一看。”她把位于皇后镇的物业平面图铺摊开。“我一直在为一栋小房子绘制草图，我想为你建的。我原先觉得，这儿，”她用手指了指，“在椴树大道的尽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看中假期呀，还有，我不想让你和克劳德在同一个屋里互相耻笑，保持大有深意的沉默。这敢情像是要把周末的郊游带到炼狱去一般。”她把身子弯在绘图上面。“我一直想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村舍。当然，凭我这个业余设计者的热情，我也许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地方。别担心。我会记住把你安置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当然，你不会成为流放犯人。不，来了情绪的时候，我会过来，长途跋涉到这儿来看你。”

她笑了。他看上去是多么矛盾啊。在恐惧和快乐之间，他难以抉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非常有意思，她心想。卡米尔有一双最不寻常的眼睛：深灰色，几乎黑到了人眼睛能有多黑它们就有多黑的程度，眼睛的虹膜几乎与瞳孔融为一体。现在呢，它们好像正在注视着未来。

“在圣-索尔庇斯，”安莱特说，“忏悔在三点钟进行。”

“我知道，”卡米尔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捎了个信给神父潘斯蒙。我认为提醒他一下算公平。我告诉他三点整等我，可我不会每天都干这类事，我也不希望人家让我等他们。来吗？”

“订辆马车。”

教堂外，安莱特正在跟她的车夫说话。“我们会，我们多久会到？你喜欢长时间的忏悔吗？”

“我实际上不会忏悔什么的。也许就是几个象征性的小缺点吧。三十分钟够了。”

一个穿黑外套的男人在后台踱着步，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钟声敲响。他朝他们走近。“正好三点，德穆兰先生。我们可以进去吗？”

“这是我的律师，”卡米尔说。

“什么？”安莱特说。

“我的律师，公证处的。他精通教会法。米拉波推荐的。”

此人看上去兴高采烈。她心想，你还在跟米拉波会面，这多有意思。不过，她对这个想法感到有些不爽。“卡米尔，你带你的律师跟你一起去做忏悔吗？”

“非常明智的提醒。任何严肃认真的有罪之人都不该忽略这一点。”

他拽着她，用一种非教堂式的步子闯过了教堂。“我只跪下，”她边说，边把身子朝边上斜侧过去，要从他那里挣脱。这里一片寂静。一群老太在祈祷昔日岁月能够重回。一只小狗蜷缩着，在打呼噜。这位神父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自己的声音压低些。“是你，是吗？”他说。

卡米尔对公证人说，“记下。”

“我没想到你回来，我得说。我得到你的音信时，以为这是玩笑。”

“肯定不是玩笑。像大家一样，我必须处于仁慈状态，是吗？”

“你是天主教徒？”

一时语塞。

“你为什么要问？”

“因为，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能给您施行圣礼。”

“那行。我是天主教徒。”

“你不是已经说过——”安莱特听到神父清了清喉咙——“你不是已经在报纸上说过，穆罕默德宗教和耶稣基督宗教一样非常有效吗？”

“你读过我的报纸？”卡米尔听上去满得意的样子。沉默。“那么，你不让我们结婚？”

“直到你公开宣称你信仰天主教时，我才会让你们结婚。”

“你没有权利那样要求。你必须把我的话当回事。米拉波——”

“从何时开始，米拉波做教堂神父了？”

“哦，他会喜欢那样的，我会告诉他。不过，神父，还是改变一下你的主意吧，因为我爱起来的时候满恐怖的，我不会像你一样循规蹈矩，让我们在教堂结婚总比让我们把教堂烧掉要好。”

“虽然我们在谈圣·保罗话题，”神父说，“不过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所有统治权力皆由上帝赋予？任何抵制权力之人都是抵制上帝之法令，而且抵制之人将遭天谴。”

“是吗，那好，在那方面，我倒要冒险试试看，”卡米尔说。“正如你非常熟悉的——看到十四行诗——不信天主教的丈夫由他妻子帮助他洗净罪孽。如果你打算阻挠，我要把这件事提交给宗教委员会。你不过是在你兄弟的道路上放置了一块绊脚石，或者制造了一个让人跌倒的机会。你不该诉诸法律，相反，因为蒙骗，你应该自受痛苦。看一看第六章。”

“那是关于对待不信者诉诸法律的情况。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不是不信之徒。”

“你知道你错了，”卡米尔说。“你以为我是在哪里接受教育的？你以为跟我谈论这类垃圾东西你就可以把我收拾了？没门儿，”他对他的律师说，“这一点你不必记下。”

他们露面了。“把这一点划掉，”卡米尔说。“我正急着有事。”

公证人看上去缩头缩脑的。“在这一页的抬头写上‘照L·C·德穆兰律师婚姻的庄重仪式去做。’那就对了，在下面划几条线。”他搀住安莱特。“你刚才祈祷了吗？”他说。“立刻拿到委员会那里，”他转身回头说道。

“没有教堂，”露西尔说。“没有神父。有意思。”

“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说，我要为他的年收入减少了一半这件事负责任，”卡米尔说。“他说，他的城堡被烧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阿黛乐，别咯咯咯地笑了。”

他们围坐在安莱特的客厅里。“哦，马克西米连，”卡米尔说，“你擅长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阿黛乐努力使自己镇定。“难道你就没有一个听话的神父？找一个你上学期间在一起的人就是。”

罗伯斯庇尔抬头望了望。“肯定，可以说通巴拉尔蒂尔吗？他是我们的最后一位校长，”他解释说，“在路易大帝高中，现在他在国民大会任职。肯定，卡米尔……他过去一直喜欢你。”

“现在他看到我的时候，总是笑笑，好像在说，‘我早就料定你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他们说，他将拒绝对宪法宣誓，你知道。”

“那倒没有关系，”露西尔说。“假如有机会的话……”

“根据这些条件，”巴拉尔蒂尔说。“你在你的报纸上做一个关于你的信仰的公开宣告。你别在那个出版物上讽刺教会了，还有，你从报上把它一贯亵渎神灵的语气删掉。”

“那么，我要靠什么谋生？”卡米尔问。

“当你决定要利用教堂的时候，你没预见到这是愚蠢行为啊。不过，那时候，你规划人生从来不会提前十几分钟。”

“根据保证的这些条件，”神父潘斯蒙说。“我会让神父巴拉尔蒂尔为你们在圣-索尔庇斯证婚。不过，如果我本人做这件事，我要遭到天谴。我觉得神父在犯错。”

“他是个冲动型的家伙，”神父巴拉尔蒂尔说。“有朝一日，他的冲动会把他引领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难道不是那样，卡米尔？”

“难就难在，在新年之前我不考虑出版一期报纸。”

神父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么，我们就期待看到1791年第一期的声明了。”

卡米尔点了点头。

“承诺了？”巴拉尔蒂尔说。

“承诺了。”

“你撒起谎向来出奇地轻松自在。”

“他不会的，”神父潘斯蒙说。“我们原本该说，声明第一，结婚第二。”

巴拉尔蒂尔叹了口气。“有什么用呢？良心是不能强迫的。”

“我相信代表罗伯斯庇尔也是你的学生？”

“有段时间是。”

神父潘斯蒙朝他看了看，仿佛有人说，地震那年我就在里斯本[4]。“你现在已经放弃教学了？”他问。

“哦，瞧，还有更坏的家伙。”

“我想不出还有谁，”神父说。

婚礼证人：罗伯斯庇尔、裴迪昂、作家路易-塞巴斯蒂昂·梅尔希尔，还有公爵的朋友，德·塞勒雷侯爵。这是一个富有外交策略的精心选择，这些人既代表了国民大会的左翼人士，也代表了文学机构，还代表了奥尔良派的有关人物。

“你不在乎，是吗？”卡米尔对丹东说。“真的，我认为拉法叶特到场，还有路易·苏鲁，马拉，以及那位公共行刑者。”

“当然我不在乎。”毕竟，他心想，我会是别的事情的见证人。“现在你要有钱了吧？”

“奁资是十万里弗赫。还有些非常贵重的银器。别那样看我。我得一直为之卖命工作。”

“你会对她忠诚吗？”

“肯定。”他看上去一副惊愕的样子。“什么话。我爱她嘛。”

“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原以为，有份意向声明书也许就不错了。”

他们在科德利埃大街上租了一套位于二楼的公寓，和丹东一家成了隔壁邻居。在12月30号这天，他们为百名客人举办了婚宴早餐。黑乎乎、冷飕飕的天既充满好奇又充满敌意地用鼻子顶着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发现，只剩他们自己了。露西尔还穿着她那件粉红色礼服，礼服现在有些起皱了，上面还有一点黏糊糊的斑块，那是几小时之前她把一杯香槟酒泼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地方。她把身子陷入了蓝色长沙发里，踢掉鞋子，坐着。“这一天真够忙乎的！在圣母年鉴里，有过这样的事吗？我的天哪，一排排人在嗅鼻子，在嘟嘟囔囔，我妈妈哭啊，我爸爸哭啊，然后就是老巴拉尔蒂尔那副德行，当众对你进行训导；你呢，也在哭，在教堂长凳上没哭的巴黎那一半人，站在外头的大街上高喊口号，他们说三道四，色眯眯的。然后——”她的声音说到后头消失了。那天的兴奋和恶心，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冲刷着她。她心想，身处大海可能就是这番滋味儿吧。卡米尔好像在距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跟她说话：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幸福与我会沾上边儿，因为两年之前，我一无所有，可现在，我有了你，我有了让我活得体面、活得像模像样的财产了，而且我还出了名……”

“我喝得太多，”露西尔说。

她回忆那天的仪式时，一切似乎都是朦朦胧胧的，所以，她认为，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刻，她还是觉得自己喝得太多，在刹那间的惊慌中，她在纳闷，我们结婚合适吗？醉酒就是无能吗？上个星期，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我那个时候相当清醒吗？公寓在哪儿呢？

“我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走，”卡米尔说。

她抬起头，望着他。她一直想要说的那些话语，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了这个时刻，她一直进行的那些演练，四年的演练哪，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她却只能极力在脸上挤弄出怪兮兮的笑容。她强迫自己把眼睛睁大，防止房间旋转，之后再把眼睛闭上，任由它旋转。对着长沙发，她摆出脸色，要征服它，然后舒适地把膝盖压在身子下，之后，像圣-索尔庇斯教堂的狗一样，发出一声细细的心满意足的嘟哝声。她睡了。一个好心好意的人轻悄悄地把一只手塞到她的面颊下面，然后用一只垫子换了手。

“针对这些可怜的神父，如果我不坚持他们对宪法宣誓，”国王说，“你们听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调整了一下眼镜，接着念了下去：

“……成为民众自由的敌人、狡猾的阴谋家、最贪生怕死的伪君子、毫无尊严、不知廉耻的亲王、最为下贱的人……”他突然停住，把报纸放下，对着上面绣有王室武器的手帕，这是他的最后一块了，使劲地打了个喷鼻。“马拉医生，也祝你新年愉快。”他说。

[1] 约翰·诺克斯（1514—1572），苏格兰神父，宗教改革的领导人。

[2]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卢梭用书信体写成的小说。小说描写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和贵族学生朱丽小姐之间不幸的爱情故事。因为这对情人的故事与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学生爱洛伊丝相恋的情节相似，所以把小说取名为《新爱洛伊丝》。

[3] 作品中的圣·普乐和朱丽，反对等级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不认同等级观念，把恋爱视为基本的人权。卢梭根据人权主义原则尖锐地指出，像圣·普乐这一类在各个方面都比周围的人优秀的青年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可那个社会只承认“高贵”的等级血统和贵族的头衔，这是极不合理的。

[4] 此处指的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死亡人数高达约六万至十万人。

第3章

夫人的享乐（1791）

1791：“拉法叶特嘛，”米拉波向王后建议道，“此人与其说是天性谦恭，不如说是步克伦威尔的后尘更紧哪。”

我们完了，马拉说，我们一切都完了：安托瓦内特的帮派与奥地利结盟了；君主们正在背叛国家。砍掉两万颗人头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将遭到莱茵河地区的国家侵略。到了六月，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将在考波伦兹拥有一支部队。德穆兰先生的老客户，德·孔代亲王，将统帅在沃尔姆兹的一支部队。在考尔玛的又一支部队将由米拉波的弟弟指挥，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巴莱尔·米拉波，这是因为他的体型和性格倾向的缘故。

巴莱尔在法国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通过法院追踪灯柱律师上面。他现在希望率领一支武装力量，穿过大街追踪他。那些移居国外的人希望旧政权得到巩固，一点也不要式微，还要给拉法叶特配上一支火枪队。他们理所当然呼吁欧洲列强支持他们。

可是，欧洲列强自有它们自己的主张。这些革命党人危险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了。他们以最恐怖的方式威胁到我们所有国家；可是，路易还没死，也没被废黜；虽然在杜伊勒利宫的家具和任命达不到在凡尔赛的要求，不过他还没有遇到严重的不便。在情况好转的时候、在革命结束之时，他也许会有意承认这个深刻的教训于他有益。与此同时，看到富裕的邻居依靠没有收缴的税务在继续苟延残喘，看到一支精良的部队被叛军粉碎，看到这些民主党人先生们自取其辱，这真是一种算不上神圣的内心窃喜。上帝确定的秩序必须在欧洲维持，不过，恰恰就是在目前，还没有必要把波旁王朝的百合花重新镀上金子吧。

至于说路易本人，移居国外的人建议他还是开始一场被动的抵抗运动。随着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们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他们互相提醒普罗旺斯伯爵的准则：“当你能把许多涂过油的象牙球聚拢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许就有办法对付国王了。”发现国王的每一次宣告都是向新秩序低头讨好令他们感到恼火——直到他们得到了他的私下保证，他所说的与他所有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情况才有所好转。他们无法弄清，在那些凶残之徒当中，在那些黑人卫兵当中，在那些国民大会野蛮之徒当中，竟然有人把国王的利益装在心中。王后也无法理解。

“假如我见到他们，或者与他们有所交往，那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他们用恐怖刺激我，那种恐怖太厉害了，我永远不会卷进他们当中的。”米拉波，你说够了吧。有可能拉法叶特因为更清楚王后的价值而动心。他已经当着她的面告诉过她，他打算证明她犯有通奸罪，然后打发她离家，到奥地利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每天夜里都留着一扇小门无人把守，让可能是她的情人阿克塞尔·冯·弗尔森进来。“和解毫无可能，”她写道。“唯有武装力量方可修复已经遭受的破坏。”

女沙皇凯瑟琳：“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敦促维也纳和柏林皇宫卷入法国事务，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手来。”和往常一样，凯瑟琳腾出手来是为了扼杀波兰。她将在华沙进行她的反革命，她说，然后让德国人在巴黎进行一场反革命。列奥珀尔德在奥地利忙于波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的事务；威廉·皮特在考虑印度和金融改革。他们等待着、观望着法国因为内讧和分裂而使自己虚弱，这样一来，对于他们的阴谋而言，法国再也不会构成威胁了。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的想法有点不同。如果与法国的战争一旦爆发，如他所知，这场战争将要爆发，他打算斩获最好的结果。他在巴黎有很多特务，奉命挑动安托瓦内特以及奥地利人的憎恨情绪：逼迫使用武力，打破平衡局势，使局势偏向暴力结果。反革命的真正热心之人乃是瑞典的盖斯塔夫，盖斯塔夫，他一心要把巴黎从地球版图上抹掉：盖斯塔夫，在旧王朝的统治之下，每年获得一百五十万里弗赫的报酬，盖斯塔夫和他所想象的部队。在马德里方面，也有一位愚蠢国王狂热的反动情绪。

他们说，这些革命者乃人类之渊薮。如果你们愿意，我要行动起来，反对他们。

从巴黎方面来看，前途险恶。马拉到处看到阴谋家，从吹拂着国王窗外新三色旗的微风中，他看到了叛国。窗户正面的后头，有国民卫兵巡逻，国王吃呀，喝呀，长得结实粗壮，很少出现脸色不好的时候。“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有一回写道，“精神懒惰懈怠，这使我所有的精神思考既让我觉得厌烦又感到痛苦。”

在左翼报纸上，拉法叶特现在不是根据他的头衔来称呼他了，而是根据他的姓氏莫迪埃称呼了。国王被称为路易·卡佩。王后被称为“国王老婆”。

存在着宗教分歧。大约有一半的法国神父同意对宪法宣誓。其余的，我们统统称为反动神父。只有七位主教支持新秩序。在巴黎，修女们常常遭到臭嘴娘儿们的攻击。在圣-索尔庇斯教堂，那里的神父潘斯蒙是个性格固执之人，一群暴民一边高唱着那首动听的儿歌“贵族和灯柱，革命事业将会成功，革命事业将会成功”，一边叮叮咚咚地经过教堂的中殿。国王的婶婶们，阿德莱德和维克多瓦太太们秘密动身前往罗马去了。爱国者们非要得到保证，这两位女士的行李中没有夹带德妃亲王。罗马教皇宣布宪章分裂。一个警察的头颅被甩进教皇的马车里。

在皇宫的一间包间里，一个男的和一个女“野人”在全裸展示。他们在吃石头，用一种未知的舌头发出泡沫，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硬币，将要交媾。

夏天，巴纳夫写道：“朝自由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摧毁君主制度，朝平等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摧毁私有财产。”

秋天，德穆兰写道：“我们1789年的革命乃是在英国政府和少数贵族之间预先安排好的一桩交易，有些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希望交出凡尔赛的贵族，占有他们的城堡、房屋和办公室；还有一些人为此准备用一个新主子来束缚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好要给我们两个议院，还有一部像英国宪法一样的宪法。”

1791年：革命的十八个月过去了，还是牢牢处于新专制制度的统治下。

“那家伙是个谎言家，”罗伯斯庇尔说，“他声称我宣扬过不要遵纪守法。”

皇后镇的一月。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站在窗边，凝望着树上把庭院罩了一层浓荫的枝头。从这儿，你没法望见新村舍的房基；不妨这样说吧，因为他们和废墟同样令人忧郁感伤。面对她身后房间里正在出现的沉默，她气恼地叹了口气。他们所有人都在内心恳求她转身，说上几句话。要是她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待她回来的时候她会发现，房间里会因为紧张反倒充满了活力。上午十点钟把巧克力全部取好：当然，那样不该属于过分紧张吧？

克劳德在读《城镇和法庭期刊》，这是一份右翼的绯闻报纸。他有一副略微蔑视的神态。和平时一样，卡米尔正盯着自己的妻子看。（结婚两天了，她惊讶地发现，那一双勾魂摄魄的黑眼睛竟然是近视眼。“也许你该戴副眼镜。”“太虚荣了。”）露西尔在读《克拉丽莎》[1]，此书正在翻译之中，很少受人注意。每隔几分钟，她的目光就会从书上飞到她丈夫的脸上去。

安莱特心想，这是否就是使克劳德深深陷于心情不好的原因呢——这姑娘在性经验上得胜的架势，还有，他们早上照面时，她面颊上的那副好气色。她心想，你还希望她九岁，跟她的玩偶娃娃在一起依然感到快乐吗。她仔细端详着她丈夫垂下的头，上面的几缕灰发梳理得整齐干净，还敷了粉；乡下间断性的生活并没有使克劳德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卡米尔呢，离他几英尺之遥，看上去像一个把小提琴放错了地方、然后一直在矮树篱里寻找的吉卜赛人；他每天都让一位开价很高的裁缝费尽了最大力气，不过却感到沮丧，因为他把身穿由他裁制的衣服当作是对正在崩溃的社会秩序做出的一种含蓄评价。

克劳德任由报纸落下。卡米尔一下子从梦幻中惊醒，随即把头侧了过来。“什么呀？我跟你说过，假如你读那种东西，你一定有望大吃一惊。”

克劳德似乎没法把话表达出来。他用手指着报纸的那一页。安莱特心想，他抱怨了。卡米尔手向前伸，要拿报纸。克劳德一下把报纸抓到了胸口。“别傻，克劳德，”安莱特说，好像在跟一个婴儿说话一样。“把报纸交给卡米尔。”

卡米尔用眼睛顺着报纸往下看。“哦，你会喜欢这个。洛洛特，你走开一会儿，好吗？”

“不。”

她从哪里弄来这个宠物名字的？安莱特有种感觉，是丹东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她心想，有点过分亲昵了。现在，卡米尔也在使用这个名字。“照他说的去做，”她说。

露西尔身子没动。她心想，我现在可是结婚了；没有必要照着别人说的去做了。

“那么你就待着吧，”卡米尔说。“我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而已。要照这样，你就不是你爸爸的女儿了。”

“嘿，可别那么说，”克劳德说。“把报纸烧了。”

“你知道卢梭说过什么吗。”安莱特显得严肃起来。“烧不是回答问题。”

“我是谁的女儿？”露西尔发问。“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还是孤儿院的孤儿？”

“你当然是你妈妈的女儿，也是你爸爸的，修道院院长德雷的呀。”

露西尔咯咯咯地笑了。“露西尔，我不是抽不动你，”她母亲说。

“所以，买嫁妆的钱，”卡米尔说，“是从修道院院长在饥荒时期投机倒把粮食那里来的。”

“修道院院长没有投机倒把粮食，”克劳德红着脸，充满敌意地瞪了卡米尔一眼。

“我并没有表明他这么做。我在对报纸上的话注解嘛。”

“是的……当然是。”克劳德痛苦地扭头朝别处看了。

“你遇到过德雷吗？”卡米尔问他岳母。

“我觉得，有一次。我们大概说了两三个单词。”

“你知道，”卡米尔对克劳德说，“德雷跟女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出了名。”

“那可不是他的错，”克劳德的眼睛又发亮了。“他从来就不想当神父。是他家里强迫他干这个行当的。”

“你自己平静点，”安莱特建议道。

克劳德驼着背向前，双手并在一起压在膝盖间。“德雷是我们最好的希望。他工作卖力。他精力充沛。人们都怕他。”他停了下来，仿佛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头一回，他补充了一个新的声明，像一节终曲一样。

“你当时怕他吗？”卡米尔问：不是问个究竟，只是好奇而已。

克劳德若有所思。“我也许怕。”

“我经常怕人家，”卡米尔说。“这样承认不好，是吗？”

“怕谁？”露西尔说。

“噢，主要地，我怕法布尔。假如他听到我说话结巴，他就摇我的身子，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朝墙上撞。”

“安莱特，”克劳德说，“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在别的报纸上。”他偷偷地看着卡米尔。“我设法把他们从我脑子里去掉。”

安莱特没有吱声。卡米尔把《城镇和法庭期刊》报扔到了房间对面。“我要告他们，”他说。

克劳德抬起头来。“你要干什么？”

“我要告他们诽谤。”

克劳德站了起来。“你要告他们，”他说。“你。你要告某人诽谤。”他出了房间，在他爬楼梯的那当儿，他们能听到他在大笑，假惺惺地。

二月份的时候，露西尔在装修公寓。他们打算要有几个粉红色的丝绸垫子。卡米尔心想，过了几个月，等脏兮兮的科德利埃派人把它们弄坏的时候，这些垫子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当他看到她的一套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与死》雕画的时候，他只做了个没有出声的惊叹。他根本就不喜欢看到图像。波斯维尔[2]的眼睛中有股残酷无情的好斗神情，这令他想起安东尼·圣-约斯特。身材肥大的家臣，扎着奇怪的辫子，舞着宽剑。穿着苏格兰裙子的绅士们，露出肥胖的膝盖，扶着沮丧的苏格兰女王上了一条划船。在被行刑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装束是为了展示她的身材，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二十三岁的年龄。“无与伦比的罗曼蒂克啊，”露西尔说。“是吗？”

自从他们搬家以来，在家里办《革命报》有了可能。舞文弄墨之人，脾气急，措辞强烈，带着问题上上下下地踩着楼梯，他们希望她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被纠正的校样部分，在桌子四周围乱成了一团。传送令状的人围坐在临街的门口，有时候用打牌、玩骰子来消磨时光。这房子跟丹东家的一样，在大街角落附近的同一幢建筑里，时时刻刻地都有完全陌生的人重重地踏进来，重重地踏出去；餐厅给几个在潦草写字的人占了；他们的卧室成了多得挤不进来的人的客厅和大家的通衢大道了。

“我们一定要订购更多的现成书橱，”她说。“你不能把东西满地板地堆，早晨我下床的时候，还要从它们周围滑过去。卡米尔，你需要所有这些旧报纸吗？”

“哦，需要。放在这儿是为了找到我的对手们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样，当他们改变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攻击他们。”

他从一堆报纸中举起一张。“埃贝尔的，”她说。“那是令人不快的垃圾。”

赫雷·埃贝尔现在正经由群众中一位粗犷的抽烟男人的人格化身在贩卖他的观点，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叫巴雷·杜彻斯尼的制炉人。报纸从每个方面来看都是粗俗不堪，思想平庸的散文中掺杂着脏话。“巴雷·杜彻斯尼是个了不起的保皇派，是吗？”卡米尔迅速把一篇文章标注好。“我也许非要把那篇文章拿过来反击你，埃贝尔。”

“埃贝尔真像巴雷·杜彻斯尼吗？他真的抽烟斗，还骂人吗？”

“根本不是这样。他是个脂粉气很重的小男人。他有一双到处乱拍乱舞的手。看上去是在石头下面生活的家伙。听着，洛洛特，你幸福吗？”

“绝对幸福。”

“你肯定？你喜欢这栋公寓吗？你想搬走吗？”

“不，我不想搬走。我喜欢这栋公寓。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非常幸福。”她的情绪此刻好像正隐藏在外表下，只要划一划她纤细的肌肤就能酝酿出来。“不过，我担心要出事。”

“能出什么事？”（他知道要出什么事。）

“奥地利人也许要过来，你要被枪打死。皇宫可能派人把你暗杀了。你可能被绑架，然后被关在什么地方的牢房里。而我却没有办法知道你被关在什么地方。”

她用手捂住嘴，好像她能堵住恐惧、防止恐惧溢出来似的。

“我没那么重要，”他说。“他们除了派人暗杀我，还有更多的名堂要做。”

“我看到其中的一封信，扬言要杀你。”

“那是从阅读别人的信中读出来的。你发觉了你宁愿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是谁迫使我们这样生活的呢？”她的声音因为贴着他的肩被捂住了。“不久，有一天我们将会生活在地窖里，像马拉一样。”

“把眼泪擦干。这儿还有人呢。”

罗伯斯庇尔缓缓地过来了，显得尴尬。“你们的管家说，我该过来，”他说。

“没关系。”露西尔在她身边做了个手势。“如你所见，不完全是爱巢。坐到床上。坐到床里头，别拘束。有一半巴黎人今天上午在这儿，我当时还在开始穿衣服呢。”

“自从搬到这里以来，我什么发现也没有，”卡米尔抱怨道。“你不知道，结婚是多么耗费时间。你非要针对最为恼人的事情做决定，像是不是该把天花板油漆一下。我一直认为油漆自己长在上面的，是吧？”

罗伯斯庇尔不肯坐。“我就不在这里待了，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把你答应要写的那篇文章写好了。关于我谈论国民卫兵话题的宣传册。我指望在你报纸的最后一期上见到它呢。”

“哦，上帝啊，”卡米尔说。“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版面上发表。我的意思是，你的宣传册。你身体还好吗？瞧，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写呢？那样更快。”

“可是卡米尔，对我来说，让你的读者消化我的思想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我还在指望更多的文章——你要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思想令人信服，它们是不是逻辑性强，它们是不是表达到位。我不能写文章自己表扬自己，是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难处。”

“别再贫嘴了。我可没功夫浪费。”

“对不起，”卡米尔把头发往后一推，笑了笑。“可你，我们的编辑政策，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是我们的大英雄。”他穿过房间，只用他的中指尖非常轻地碰了一下罗伯斯庇尔的肩头。“一般情况下，我们钦佩你原则性强，支持你的行动，特别是你的作品——所以，我们将一直对你做正面宣传。”

“不过你还没有宣传过，是吗？”罗伯斯庇尔退回来。他感到恼怒了。“你必须努力盯着手头这件事做。你太不注意了，你不牢靠。”

“是的，对不起。”

她觉得被激怒了。

“马克西，他又不是小学童。”

“我今天下午就来写，”卡米尔说。

“今晚到雅各宾派俱乐部。”

“是的，一定。”

“你很蛮横，”她说。

“哦，不，露西尔，”罗伯斯庇尔急切地望着她。声音突然轻柔了。

“其实不过是，你对付卡米尔非要使用劝诫法才行，他就是这么一个梦想家。我确信”——他把眼睛垂下——“露西尔，假如我刚刚跟你结婚，我一定会被诱惑住，跟你住在一起的，我也不会像这样非要关心工作不可。靠卡米尔自己抵制住诱惑，根本不管用，他从来不曾有用过。不过，我不蛮横，别那么说。”

“好的，”她说，“你好歹也是个老熟人了。可你的语气。你的举止。你应该把它们省下来训斥右翼人士。让他们畏惧。”

他的脸绷紧了：防备性的，痛苦的。她明白为什么卡米尔更喜欢总是道歉了。“哦，”他说。“卡米尔相当喜欢被人推着向前走。这是他性格里头的东西。丹东这样说过。再见了。今天下午写，是吗？”他轻轻地补了一句。

“好的，”她说。他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样直接，是吗？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因为你批评了他，他只是感到动摇了。”

“难道他不该受到批评吗？”

“是的。他往心里去了，这事儿伤害了他。此外，他说得对。我本来就该记住关于这本宣传册的事。你不必对他苛刻。他感到突然，正是因为他害羞怕丑。”

“他本来就该克服这个毛病的。旁人都没拿到给他们准备的生活费用。此外，有一回，你说过的，他没有弱点。”

“一开始，他有弱点。到最后，他就没有弱点了。”

“你能离开我最好，”她突然说。“去找别人吧。”

“什么事情让你有了这种想法？”

“今天我在不停地想。我在不停地想，要出什么事。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幸福到做什么事情都正确无误。”

“你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幸福？”

表面上，她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从心里来说，她回答道，“是啊。”

“我也是。不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也许在大街上你要在事故中被撞死。你可以死。你姐姐恩瑞艾特就死于痨病。”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仿佛要看到他肌肤下面的人体组织，为各种偶然作好准备一样。

他转身走了，他认为自己无法承受。他特别感到害怕，幸福也许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融入一个人气质里的品质，或者也许是你还是个孩子时学会的东西，是一种比拉丁语或者希腊语更难的、到了七岁你就该掌握得很好的语言。如果那时候你还没掌握好，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你属于幸福—愚蠢型、幸福—色盲型的人，结果会怎么样呢？他突然想到，有些人为自己的文盲感到羞愧难当，在别人面前总要装作他们会阅读。当然，他们迟早总要被人识破。可是总有这种可能：虽然你在拼命装逼，但是，阅读原理头一回就被你领悟了，结果你被拯救了，没有让人识破。同理，虽然你是这么一个不幸福的人，但是在尝试使用一些基本的表达——你在旅游用语书本上学会的那类东西——这个被忽略的语言的语法和句法却在你大脑中的什么地方在自我显现，这倒有可能。要是那样就好了，他心想，不过，这个显现的过程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时间。他明白露西尔的症结了：你怎么知道，你会活得长寿到能把这种语言讲得流利自如呢？

《人民之友》，第497期，J·P·马拉。编辑这样写道：

立刻把军事法庭、超级独裁者的名字点出来吧……假如你们继续听信你们现在的领导，这些人要继续吹捧你们，麻痹你们，直至你们的敌人兵临城下，那时候，你们将要输掉，输得无可救药……现在正是砍掉莫迪埃、白力……所有国民大会中叛国者头颅的时候……几天之内，路易十六将会率领所有不满群众和奥地利军团发起进攻……假如你们做最少的抵抗，那么，一百张锋利之口将有用枪炮摧毁你们城镇的势头……所有爱国人士将遭逮捕，大众作家将被远远地拉进地窖……假如再过几天，你们还是下不了决心，再要摆脱懒散状态将为时晚矣，死亡将在你们的昏睡之中把你们征服。

丹东在米拉波的屋里。

“那么，情况怎么样？”伯爵说。

丹东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我真想知道。”米拉波大笑。“丹东，你是十足的愤世嫉俗，还是心怀鬼胎？真的，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嘿，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啊。你到底要为哪一个国王效忠，路易，还是菲利普？”

丹东拒绝回答。

“哦，也许谁都不想。丹东，你是共和党人吗？”

“罗伯斯庇尔说，重要的不是政府的描写标签，而是政府的性质，政府的运作方式，政府是不是民治。例如，克伦威尔共和国就不是受欢迎的政府。我同意他的说法。在我看来，我们把它叫作君主制政府还是共和政府，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你说它的性质重要，可你并没有说，你情愿偏向哪一种性质嘛。”

“我的全部保留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确信是这样。你能在口号的背后隐藏很多东西。自由、平等、博爱，真的。”

“这个我接受。”

“我听到这是你发明的。可是把自由理解成——什么呢？”

“我得为你给自由下个定义？你应该十分清楚呀。”

“那是感觉情绪，”米拉波说。

“我知道。情绪在政治中自有它的地位，正如它在卧室里一样。”

伯爵抬起头来。“我们以后再讨论卧室吧。让我们，好吗，往下讨论具体问题。公社要重组，要有选举。市长下面的职位将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要有十六个行政管理人员。你说过，你希望做其中的一位。为什么，丹东？”

“毫无疑问。有人给我本人确保了一个位置。在你的同僚中，你也许期望塞艾耶和塔莱朗德。从你脸上的表情，我相信你认为这是组合，你在这方面向来驾轻就熟。不过，假如我要助你一臂之力，针对你的调和行为，我必须得到保证才行。”

“你肯定会得到保证。”

“你的调和。你理解我吗？”

“是的。”

“完全？”

“是的。”

“丹东，我了解你。你像我一样。你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把你叫作那个可怜的米拉波，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吗？在你身上，可没有一毫一分的调和。”

“我觉得我们的相似之处一定是表面上的。”

“哦，你觉得你是个温和派？”

“我不知道。我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

“你也许希望调和，但是这违背你的本性。你不会与人民一道，你要凌驾于人民之上。”

丹东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承认。“我要照我的愿望逼迫他们，”他说。“那可能就是迈向调和或者可能是朝向两个极端。”

“是的，但是，难处在于，调和看上去像是软弱，是吗？哦，是的，我知道。丹东，在你之前，我一直就在这里，拼命地挤压出这条特别的道路。至于说极端主义，我不在乎你们科德利埃派新闻记者对我进行的攻击。”

“新闻自由嘛。我没有命令我们区的作者写什么。”

“就连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你也没有命令吗？我倒觉得就是你命令的。”

“卡米尔每时每刻都非要抢在舆论的前面。”

“我能记得那些年，”米拉波说，“那时候我们没有舆论。没人听说过这样的事。”他摩挲着下颌，陷入了沉思。“很好，丹东，认为自己当选了。我要你恪守对调和一事的承诺，而且我指望得到你的支持。现在过来，跟我说说这个八卦情况。这桩婚姻怎么样？”

露西尔看了看地毯。真是一块上好的地毯。总而言之，因为自己花钱买到手了，开心。此刻，她并不特别想赞美上面的图案，可是，她却无法相信她脸上的表情。

“卡洛[3]，”她说，“我真的没法想得通，为什么你要把整个情况告诉我。”

卡洛琳·芮美把脚抬高，摆到那张蓝色的长沙发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蒙泰希尔大剧院公司的一名演员。她有两个安排，一是与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见面，二是与埃罗·德·塞谢尔见面。

“为了保护你，”她说，“免得让那些毫无同情心的人告诉你这个情况。是谁在使你尴尬的时候内心却在高兴，拿你的幼稚天真寻开心？”卡洛琳把头侧向一边，然后把头发绕着一根手指包成个圈儿。“让我想想——露西尔，你现在多大？”

“二十。”

“天哪，天哪，”卡洛琳说。“二十啊！”她不可能比她大出很多，露西尔心想。不过，用不着惊讶，她浑身有着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恐怕，我亲爱的，你不谙世事。”

“是的。最近人们在一直不停地告诉我那事儿。我觉得他们一定说得对。”（这是一种有罪投降。卡米尔上个星期曾试图教育她：“洛洛特，仅仅靠重复的力量是不会获得真相的。”可是，面对这样的普遍坚持，我该如何才算有礼貌呢？）

“你母亲看出来了，要适当给你提醒，我为此感到惊讶，”卡洛琳说。“我确信，为了弄清卡米尔的情况，她知道里里外外的每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圣诞之前，我有勇气——相信我，我在责怪我自己——到你这儿来告诉你，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有关佩林先生的情况，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露西尔抬起头来。“卡洛，我会全神贯注。”

这可不是卡洛期望的答案。“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她说。她的表情再明白不过，表明奇怪得没有恰到好处。“你明白，你得为你前头的事儿做好准备。”

“我努力想象吧，”露西尔说。她希望门突然甩开，然后卡米尔的一个助手飞也似的进来，开始开枪似的发问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到处搜寻一张错发的报纸。可是，屋里偏偏就安静过这么一回：只有卡洛训练有素的声音里带着这位悲剧女演员的颤音，它令人想到沙哑。

“你可以容忍不忠，”她说。“在我们活动的圈子里，这些事大家都懂。”她做了个手势，张开纤纤手指，用以表明，小小的、判断准确的通奸行为，不论是在美学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是正当的，都值得称赞。“一个人常常会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丝毫也不担心你没有能力使自己快乐。其他女人嘛，人家可以应付，只要她们离家不是太近——”

“就此打住吧。那是什么意思？”

卡洛琳的眼睛变得有些发圆了。“卡米尔是个富有魅力的男人，”她说。“我知道我说到哪儿了。”

“如果你已经跟他上过床的话，”露西尔叽里咕噜地说，“我看不出来这与什么事情有任何关系。我不稀罕那么一点消息。”

“请你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卡洛琳建议道。她咬着嘴唇。起码，她已经发现，露西尔现在并不希望生孩子。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匆匆忙忙地结婚，绝对不是为了孩子。一定有别的更有意义的事儿，假如她能挑明了该多好。她把卷曲的头发重新放回原位，然后从沙发上滑了下来。“我得走了。要排练哩。”

我觉得你用不着排练。露西尔低低地说。我觉得你相当完美呵。

卡洛琳离开的时候，露西尔往后靠在椅子上，想做一次深呼吸，还想保持镇定。管家让莱特进来了，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尝一小份炒蛋吧。”她提议道。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露西尔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吃的东西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可以到附近走一趟，把你母亲接过来。”

“在我这个年龄，”露西尔说，“我应该认为用不着我母亲我也能行。”

她同意来一杯冰水。这令她的手生疼起来，使她的内心深处感到冰凉冰凉的。卡米尔在五点一刻过来了，一边抓起笔和墨，一边在团团转。“我必须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他说。那意味着六点钟要到。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邋遢的笔迹在纸上从这头一个连着一个地划到那头。“没有时间修改了……”他草草地写好。“洛洛特，怎么啦？”

她坐下，大笑，笑得无力：没怎么啦。

“你是一个糟糕的谎言家。”他在删除文字。“我的意思是，你不擅长说谎。”

“卡洛琳·芮美来访过了。”

“哦，”顺便提一下，他的表情有些鄙夷不屑。

“我要问你个问题。我明白这个问题也许相当难。”

“说吧，”他头也没抬。

“你跟她有过关系吗？”

他对着稿纸蹙了蹙眉头。“这话听起来不对劲儿嘛。”他叹了口气，然后在纸的这一边往下写。“我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难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

“可我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想知道？”

“真的，我想不清为什么。”

他把纸撕掉一次，立刻又在另一张上面开始。“这不是顶聪明的一次谈话。”他写了一会儿。“她说我跟她有过关系吗？”

“没说这么多。”

“那么什么使你有了这个想法的呢？”他抬头仰望天花，在寻找一个同义词，就在他反复回头的时候，平平的、红彤彤的冬日阳光落在了他的头发上。

“她隐含着这个意思。”

“也许你误解了她的意思。”

“干脆不承认这事儿，你在乎？”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跟她一起过了一夜，可是我记不清了。”他找到了那个同义单词，旋即伸手去拿另一张纸头。

“你怎么会记不清呢？一个人总不能就是记不清吧？”

“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记不清呢？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认为这才是最高尚的人类活动。”

“我认为不记得才是最终的抵赖。”

“我也觉得如此。你看到布利索最近的一期报纸了吗？”

“在那儿。你把你的报纸放在上面。”

“哦，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真的没法记清什么吗？”

“现在我非常心不在焉，人家会告诉你的。这在当时未必是一夜。可能是一个下午。或者不过就是几分钟，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我可能觉得她是另外那个人。我的心思当时也许在别的事情上面。”

她笑了。

“我认为你不该开心寻乐。也许你该震惊才对。”

“她认为你非常有魅力呀。”

“说得多开心的话。我一直担心万一她不这么认为。我要的那一页不见了。我也许在发火的时候把它扔到火里去了。米拉波把布利索叫作一场文学竞赛。我不大有把握那是什么意思，可我认为他觉得这非常羞辱人。”

“她当时告诉过我有关你曾认识的一个律师的事。”

“五百个人当中的哪一位呢？”

可他现在处于防备状态了。她没有回答。他小心翼翼地把笔擦了擦，然后放下。他小心谨慎地从睫毛下面斜看着她。他笑了，微微地。

“哦，天哪，别那样看我，”她说。“你看上去好像是你要告诉我你当时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光嘛。大家知道吗？”

“有些人，显而易见。”

“我妈妈知道吗？”

没有应答。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想不出来。可能因为那时候你才十岁。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想不出来人家怎么会提起这个话题。”

“奥。她没告诉我，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

“是的。我笃定，她只是告诉过你完全合她口味的事而已。洛洛特，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

“不重要。我觉得他当时一定非常好。”

“是的，他就是这样。”哦，这样说起来多轻松啊。“他当时对我真的格外的好。不知什么原因，哦，你知道的，这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她直视着他。她心想，他很是与众不同。“不过现在——”接着，突然，她认为她抓住了事情的本质——“现在你是公众人物。你做的事对每个人来说都重要。”

“现在我跟你结了婚。没有人会拿什么事儿来责怪我，除了怪我爱老婆爱得太深，我也没有什么把柄留给别人去说三道四。”卡米尔把椅子往回推。“雅各宾派可能在等。我觉得我不想听今晚的演讲。我倒更愿意写篇剧评。是吗？我喜欢带你去看戏。我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跟你一起散步。我遭人嫉妒。你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看到人家看着你，然后他们产生想法，然后有人说，她结婚了吗？——结了——然后他们的脸色一沉，不过，接着他们觉得，哦，即使如此，他们说，嫁给了谁呢？有人说，嫁给了灯柱律师，他们说，哦，然后，他们走开了，眼里还带着熠熠发光的神情。”

她跑开去穿衣服，准备看戏。当她回首的时候，她不得不佩服，这是岔开话题的一个方法。

一个身材纤细的妇女——罗兰的妻子——倚着裴迪昂的胳膊从骑术学校出来了。“打从我六年前到过这儿以来，巴黎变化真大啊，”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参观。我们一夜连着一夜地在剧院看戏。那是我一生度过的真正的美好时光。”

“让我们希望，这一回为了你，我们还可以做到如此，”裴迪昂献殷勤地说。

你显摆得过头了吧，杰罗姆，他的朋友布利索心想。

“是的，不过我丈夫的事情一直使我们陷在省里，时间久得我再也没法有资格获得头衔。我这么经常地希望回去——可现在，为了里昂市政府的这些事务，我还是在这儿。”

布利索心想，她说话像是在讲故事呢。

“我肯定你丈夫是个非常称职的代表，”裴迪昂说，“不过呢，让我们珍惜一个秘密的希望，那就是，他没有太快地结束里昂事务。我们当然讨厌这么快就要失去你做参议员带来的好处——还有你本人光彩照人的魅力。”

她向上抬眼朝他瞥了一下，笑了笑。她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小巧玲珑，有点儿丰腴，淡褐色的眼睛，瓜子脸四周是深赤褐色的长卷发——这款发型，对她来说，有点过于年轻了吧？三十五岁，她会是什么样儿呢？他在考虑把自己的头埋进她的丰胸肥乳里这种可能性——当然，在今后的某个时机吧。

“布利索经常跟我谈到他的里昂记者，”他说，“他的‘罗马女士’——当然，我拜读过她的所有文章，并开始羡慕她的优雅措辞，还有激发她优雅措辞的高尚的思维模式；不过，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渴望能看到美丽和才思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

她已经预备好的笑容里还留着一丝的刻板和僵硬，这表明刚才的话说得恰恰有点过分地虚伪了。布利索相当明显地翻了翻白眼。“那么，太太，您怎么看国民大会呢？”他问她。

“我觉得或许它的存在比它的用途更为长久——那是大家说得最客气的话。看看这么一帮子无法无天的家伙！难道今天的会议还不够典型吗？”

“恐怕是这样。”

“他们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像小学生一样打架争吵。我原本期待有更加高尚的基调的。”

“我觉得雅各宾人更使你开心一些吧。一场更为冷静清醒的聚会。”

“最起码，他们好像还在关心身边的事情。我确信国民大会有一些爱国者，但是成年人竟然会被如此轻易地忽悠，这使我感到震惊。”他们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这句不受欢迎的结论。“恐怕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定是心甘情愿地当傻瓜了。当然，有些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皇宫。否则，我们的进步不可能如此缓慢。他们难道不明白，如果欧洲要有自由，我们就必须自己把所有的君主废除掉吗？”

丹东要处理城里的事务，正好经过这里；他转身，扬了扬眉头，摘下帽子，简短地说了声“太太，革命者，先生们，早上好”，便从他们身边过去了。

“天哪。那人是谁啊？”

“那是丹东先生，”裴迪昂口气平缓地说。“首都的奇人之一。”

“确实是这样。”不大情愿地，她把目光从丹东正在消退的脊背上收回。“他哪来那些疤痕的？”

“没人情愿去想，”布利索说。

“他看上去是个多么凶残的家伙呵！”

裴迪昂笑了。“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说，“从职业上说，是个有名的律师，也是个非常坚定的爱国者。事实上，还是城市行政管理人员之一。他的外表掩盖了他的品格。”

“我应该希望是这样。”

“太太，你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见到谁了？”布利索发问。“她遇到了我们的哪位朋友？”

“她遇到了德·孔多塞侯爵[4]——请原谅。我不应该说侯爵——还有代表布卓——哦，太太，你还记得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里那个瘦瘦的、你如此讨厌的家伙吗？”

多么粗鲁啊，布利索心想：我本人也是个身材瘦小的家伙，但要比你的样子好看，你正在发胖变肥呢。

“那个虚荣的善于嘲讽他人的家伙，他透过望远镜在看大伙儿呢。”

“是的。他现在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丹东一位了不起的朋友。”

“他们肯定会组成多么奇怪的一对。”她转身。“哦，最后，这是我丈夫。”她做了介绍。裴迪昂和布利索，带着不大掩饰的疑惑，盯着罗兰先生看着，他们看到，他头秃了，一脸的严肃，皮肤黄黄的，正在衰老；个头高，身体单薄、孱弱。两个人各自都在心里想：他可以做她的父亲了，然后互换了眼神，表示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好，我亲爱的，”罗兰说，“我希望你一直开心？”

“我已经把你要的摘要准备好了。数字都已经核查过，把你罢免到国民大会的几种可能性，我也起草好了。由你告诉我，你更喜欢哪一种，然后我把终稿确定下来。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我的小秘书啊。”他把她的手举起来，吻了吻。“先生们——看看我是多么幸运啊。缺了她，我就会输。”

“所以，太太，”布利索说，“也许你想有个小沙龙吧？不，没关系，别脸红，你不是没有资格。这一个小时争论的大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在某位贤淑女性的影响之下这么做。”（裴迪昂心想，华而不实的屁眼。）“为了让调子轻松一些，也许，需要几个来自艺术界的绅士？”

“不。”布利索被语调中的坚定口气震惊了。“不要艺术家，不要诗人，不要演员——这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必须确立目标的严肃性。假如他们也是爱国者，当然，他们会受欢迎。”

“你向来看问题深刻嘛，”裴迪昂说。（布利索心想，如果你能，你也会深刻。）“你应该问一问代表布卓——你喜欢他，是吗？”

“是的。在我看来，他好像是位品格独特的年轻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爱国者。他品德高尚。”

（裴迪昂心想，这么一张英俊沉思的脸，毫无疑问，肯定与他的魅力有关；如果这个决定好的小事就让她的手落到佛朗索瓦-列奥纳德那儿，上帝帮帮这个可怜质朴的布卓太太吧。）

“我要把罗维带来吗？”

“我对罗维没把握。他有没有写过不合适的书？”裴迪昂同情地低下头看看她。“你是在嘲笑我，因为我是乡下的，”她说。“不过，人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肯定。可是《法布拉》真的是本无害之书。”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就像他们努力想象让-巴普蒂斯特写了一本淫秽的畅销书时，人们一贯做出的那种表情一样。人们说，这完全是本自传。

“还有罗伯斯庇尔？”布利索追问道。

“是的，把罗伯斯庇尔带过来。他使我感兴趣。如此矜持。我想要把他拉出来。”

裴迪昂心想，谁晓得呢，或许你就是愿意嫁给他的姑娘？“罗伯斯庇尔一向忙得很。他没有时间参加社交生活。”

“我的沙龙不会成为任何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她态度友好地纠正道。“它会成为讨论爱国者和共和派所面对的问题的严肃论坛。”

布利索心想，我希望她别这么多地谈论共和国。那是个需要小心回避的问题啊。他心想，我要给她一个教训才是。“如果你期待共和派，我就把卡米尔带过来。”

“那人是谁？”

“卡米尔·德穆兰——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没有人把他指出来？”

“黑黑的长头发的男孩，”裴迪昂说。“说话口吃——不过，不，他没有发言，是吗？”他看着布利索。“他紧挨法布尔坐着，在低声说话。”

“跟贼一样厚颜无耻，”布利索说。“伟大的爱国者，当然，不过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市民德性的表率。卡米尔才结婚几个星期，而且已经——”

“先生们，”罗兰插话说，“这话对我妻子来说，是否合适入耳呢？”他们已经忘了他还在那里——在他那个快乐而又充满活力的配偶旁边，他成了个这么模糊、这么灰色的存在了。他转身对她说：“我亲爱的，德穆兰先生是个机灵、丑闻不断的年轻记者，有时候被称为灯柱律师。”

她那软软的、鲜嫩的皮肤上又一次出现了暗红色：笑容可以消失得多快啊，使她的嘴成了一根凌厉明晰的线条。“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跟他见面。”

“可是，认识他是件时髦的事儿，你明白。”

“这跟其他事情有关系吗？”

“毕竟，”裴迪昂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嘛。”

布利索咯咯地笑了。“在丹东的圈子里，太太找不到多少可以品头论足的事。”

“不单单是她一个人。”裴迪昂给罗兰帮腔了。“丹东有些好品格，但是，考虑问题还缺乏周密细致，这是明显的——拿钱不当回事，奢侈挥霍，肯定，大家要问钱的来源。法布尔的前任极其怀疑它的来源。卡米尔，哦，他机灵，我向你们保证，他有名气，但是他不会永远坚持到底。”

“我建议，”布利索继续说，“太太把她的公寓朝爱国者们开放，在国民大会事务结束期间，正常工作日的四点钟左右和六点钟的雅各宾派会议之间。”（再晚些时候，她可以把大腿朝爱国者们开放，裴迪昂心想。）“大家来来往往，这倒是令人开心。”

“而且管用，”她补充道。

“我觉得，先生们，”罗兰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祝贺这个计划。如你们所见，我妻子是个文质彬彬、情感丰富的女人。”他往下瞅了瞅她，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她是迈出了头几步的女童。

因为激动，她的脸上光彩照人了。“为了到这里来，最后，”她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研究、骂人、辩论，当然，是与我自己辩论；我等待，渴望，只要我有信念，我就会祈祷。我的全部关注就是，在法国应该成立共和国。现在我在这里——在巴黎——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她冲着三个男人笑了笑，露出她向来引以为豪的齐整洁白的牙齿。“而且很快。”

丹东在市政大厅见到了米拉波。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时间是三点。伯爵正靠在墙上，嘴略微张开，好像用尽了力气做好了什么事，正在恢复元气。丹东停了下来。他发现，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以来，伯爵变了，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注意到这些情况。“米拉波——”

米拉波伤心地笑了笑。“你不可以这么叫我。现在我的名字叫芮蒯蒂。贵族头衔已被国民大会废除。这个法令得到玛丽·约瑟夫·保罗·叶夫斯·罗奇·吉尔伯特·德·莫迪埃这个叛变的拉法叶特侯爵的支持，遭到修道院院长莫利斯的反对，他是制鞋商的儿子。

“你还好吧？”

“是的，”米拉波说。“不，不，说实话，丹东，我病了。我疼——这儿，我的视力正在下降。”

“你看过医生吗？”

“看过好几个了。他们都提到了我容易发火这个脾气，丹东，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他脸上有些兴奋了。

“你应该休息，起码给自己找张椅子。”丹东听到自己在说话，无意地，好像是在对一个孩子或者老人说话。

“我不需要椅子，只要有人听听我说话就行。”他把一只手放在丹东的胳膊上。“我在考虑老国王的死。他死了，他们告诉我——”他把另一只手放到脸的那一侧——“他们没法找到愿意把他尸体用布裹起来的人啊。臭味儿太呛人了，尸体太恐怖了，家里没有一个人敢冒被传染的危险，用人们直截了当地拒绝。最后，他们把几个干苦活儿的穷人带进来，给他们付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后他们才把尸体入殓。那就是一位国王最后的结局啊。他们说，有个人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棺材抬到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人们站在路边，嘴里吐痰，骂着脏话。‘夫人的享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说。”他把自己怒不可遏的脸抬高至丹东的面前。“亲爱的上帝啊，他们认为他们不可战胜。因为他们靠上帝的恩宠统治了江山，他们认为，他们把上帝装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不听我的忠告，我的诚实的、深思熟虑的、好心好意的忠告；我想要拯救他们，而且，我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无视常识、无视普遍的人性。”米拉波看上去苍老了。他那可怜兮兮的脸因为情绪激动变红了；不过，在红色下面，却是面如陶土。“我感到我累极了。光阴已经全部被耗尽。丹东，如果我相信慢性中毒，我应该说，有人对我下了毒，因为我感到我好像在渐渐地死去。”他闪了闪眼睛，眼里有颗眼珠。他好像成了一条大狗，抖晃了一下自己。“代我向你亲爱的妻子问好。代我向那可怜的小卡米尔问好。工作吧，”他自言自语道。“回去工作吧。”

3月27日，这位米拉波伯爵在极度疼痛之中突然倒下，随后被抬到他那幢位于肖塞-德-朗汀大街上的屋子里。4月2号上午八点半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

最近，卡米尔回到那张蓝色长沙发上去了，用书籍把自己包围在里面，长腿盘在身子下面，好像要使自己与露西尔对地毯的品位隔开似的。现在是迟暮时分。日光正在变弱，街道上差不多去阒无人迹了。今天，作为对他尊重的标志，所有商店关门。葬礼就在今晚进行，靠火把照明。

他去过米拉波的屋子。当时他正处于剧痛之中，他们说，他没法见你了。他哀求：就一会儿的功夫，求求你们。把你的名字登记在祝愿簿上吧，他们说。那边，就在门旁。

皇宫一天两次派人前来探寻：时间是，当米拉波本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压根儿就没派人来过。现在，一切都忘了，不信任，回避，骄傲：那只以自我为中心、正把持着国家前途的手，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局，如同翻过一摞油腻腻的承兑票据一样。街道上陌生人互相停下，表示同情和伤心，表达对前途的恐惧。

卡米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写满字的纸，满得几乎难以辨认。丹东把它拿起。“‘那么去吧，毫无智慧的人们，就让你们自己在这尊神祇的坟墓前面匍匐吧’——哦，这是在说什么呢？”

“这个谎言家和骗子的神。”

丹东把纸张放下，感到震惊。“你不能那么写。国家的每一份报纸都在讲哀悼的话。巴纳夫，他强硬的对手，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上都在宣读自己的悼词挽歌。今晚，公社和整个国民大会要步行去参加他的葬礼。连他最顽固的敌人都在赞扬他。卡米尔，如果你写那样的话，下次你在大庭广众场合露面的时候，你也许要被人家撕成碎片。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撕成碎片。”

“我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厉声说。“观点自由嘛。假如这个世上的其他人都是伪君子，都是自欺者，那么，结果是，因为人死了，我就必须改变我的观点吗？”

丹东用充满敬畏的方式说了声“上帝啊”，便离开了。

现在天色快黑了。露西尔在孔代大街的公寓里。十分钟过去了。卡米尔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让莱特把头在门边伸进来。“你不想跟人说话？”

“是的。”

“可是代表罗伯斯庇尔在这儿呢。”

“哦，是吗，我要跟罗伯斯庇尔说话。”

他能听到门外这个女人富于策略、声音较低地说话。我永远遇到母亲，他心想：母亲和朋友。

罗伯斯庇尔看上去憔悴，神色不安，他好看的肌肤上出现了枯黄的斑纹。他犹犹豫豫地拽了把硬椅子，然后对着卡米尔坐下。“你没睡觉？”卡米尔问道。

“最近几个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我做了个噩梦，醒来的时候，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他试着用手抵着他的肋骨那个地方。他害怕马上就要到来的夏天，害怕令人窒息的空墙，害怕大街，还有公共建筑。“我希望我有一个好身体。这个时期我度过的时间是在考验我的体力。”

“我要不要开瓶什么喝个一醉方休？”

“不要，谢谢。我一直喝酒喝得太多，”他带着歉意地说。“下午我一定要尽量远离酒。”

“我不是说今天下午，”卡米尔说。“马克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皇宫要寻找一名新顾问。国民大会要寻找一名新导师。他曾是他们的导师，但是他们身上有奴性的天性——或者马拉要这么说。”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椅子超前挪了一两英寸。共谋是全面的；他们对米拉波了解，单单是他们而已。“巴纳夫势头现在会越来越明显。虽然他跟米拉波还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你恨米拉波，马克西。”

“不。”他迅速抬起头来。“我不恨。憎恨会模糊人的判断力。”

“我没有判断力。”

“是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试图要开导你的原因。你能对事情做出判断，但是不能对人做出判断。你过分依附米拉波。这对你来说是危险的。”

“是的。不过我喜欢他。”

“我知道。我承认他对你大度大方，是他帮助你树立了自信心。我还几乎认为——他希望做你父亲。”

天哪，卡米尔心想：那就是你持有的印象吗？也许，我还觉得我的感情不够完全忠诚。“父亲可能就是骗人的家伙，”他说。

马克西一时语塞。随后他说，“将来，我们对于个人关系要当心。我们也许必须要挣脱个人关系——”他停住了，意识到突然把自己最终要说的话一下子说了出来。

卡米尔一声不吭，看了看他。过了会儿：“也许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米拉波，”他说。“也许我说得不大对头，但是也许你挑选今晚就是要告诉我，你不想跟阿黛乐结婚。”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理由就是这个，真的。”

罗伯斯庇尔避开他的眼光。他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让莱特进来，冲着他们两人笑了笑，点好了灯。她走的时候，卡米尔一跃而起。“你必须做得更好些。”他非常气愤。

“难以解释。忍耐会儿。”

“我要告诉她。是不是这样？”

“我希望你会这样做。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必须认识到，我觉得我几乎不了解阿黛乐。”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别冲我吼叫。当时没有任何确定的安排，一切都没有确定下来。我呢，也没办法拖下去了。拖的时间越长，事情变得越糟。有很多人等着要跟她结婚，而且那些人比我更优秀。我甚至都不知道整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结婚吗？”

“你为什么不应该呢？”

“因为——因为我一直在工作呀。我工作是因为我的责任，对我来说好像是责任。我根本没有时间投入到家庭。”

“马克西，你得要吃饭，你得要有个地方睡觉安身，你得要有个家才行。就算你得要休息个把小时。阿黛乐知道，你应该期待从她那里得到什么。”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要领。你知道，为了革命的缘故，我也许必须要作出牺牲。那样做，我很高兴，这就是我——”

“什么样的牺牲？”

“假如有必要我去死？”

“你在说什么呀？”

“那样会使她又第二次当寡妇了。”

“你一直在跟露西尔谈这件事吗？她把这一切全都想好了。或许来一场瘟疫会怎么样。或者一个人被马车撞倒会怎么样。或者被奥地利人开枪打死会怎么样，这些，我都承认，很有可能发生。好啊——将来有一天，你会死的。可是，如果大家都根据你的假设去行事，人类这个种族马上就要走到尽头，因为没有人想要孩子。”

“是啊，我知道，”他窘迫地说。“你结婚没错，即使你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对我来说这样做并不正确。”

“神父们现在都结婚了。你在国民大会为了他们的结婚权利在高调地动员。你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

“神父们干什么与我干什么是两码子事。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保持独身，我们结束了一场谩骂。”

“你觉得独身这么容易？”

“独身容易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阿拉斯的那个姑娘怎么样？——阿涅斯，是吗？假如情况不同，你会跟她结婚吗？”

“不会。”

“那么也不是阿黛乐？”

“是的。”

“你就是不想结婚？”

“是这样。”

“不过，不是为了你讲给我听的那些原因。”

“你别对我瞪眼睛竖鼻子，把我吓倒，你就差把我弄到法庭上了。”

他站起身，感到极度伤心。“哦，你觉得我冷酷无情，可我不是这样。我想做大家确实要我做的事——可是，对我来说，结婚就是没法解决。我自己不能承诺，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担心——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你害怕女人？”

“不。”

“把这个问题老老实实地想一想。”

“我一向做到诚实。”

“作为实际问题，”卡米尔挖苦道，“现在，生活对你来说总是艰难。你也许不喜欢这个事实，但是你好像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她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你挤到墙上，用她们的胸部对着你呼气。只要你一进来，从公共画廊里就传来身体蠢蠢欲动的沙沙声。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你的感情已经有了着落，这就挡住了她们，可现在是什么结果？她们会在公共场合追你，把你的衣服扯掉。你想想那种场面吧。”

罗伯斯庇尔又坐了下来，因为惊愕和讨厌，脸都变僵了。

“继续啊。把你真正的原因告诉我。”

“你已经知道了。我再也不会解释了。”在他的脑海里，有样东西在移动，充满了恐惧。一个女人，她被夹住的嘴，她的头发往后刮成一束；木柴噼里啪啦的响声，工蜂在嗡嗡地飞着。他抬起头，无助无援的样子。“要么你懂，要么你不懂。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要说……可是，你不应该勃然大怒，因为现在我记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了。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卡米尔把身子陷进了椅子里。他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两条胳膊松垮垮地悬在椅子的扶手上。“好了，”他轻声轻语地说。“我要把它理理清楚。这件事别再想了。你担心的是，如果你跟阿黛乐结婚，你会爱她。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会爱他们，胜过这世上其他所有的一切，胜过爱国主义，胜过民主。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结果变成人民的叛徒，你能够要求他们死亡，像古罗马人那样？也许你能那样，可是也许你不能。你担心，如果你热爱人民，你也许会从你的职责上分心分神，可是，恰恰是因为另一种爱，是吗，这种职责才被搁到了你身上？真是我的错，这样的事，我的错，安莱特的错。我们喜欢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把它定了下来。你太拘礼，不想打乱我们的安排。你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吻过她一次。当然，你不愿意。我知道。你有工作要干。其他的人不能干你要干的事，所以你走到要放弃这事儿、要尽你所能、要放弃人的需要和人的弱点这个地步。我希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更多。”

罗伯斯庇尔在他脸上寻找一些恶毒和轻浮的迹象，但是什么都没找到。“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说，“对我们两人来说，生活特别地不容易，是吗？可是，我们各自还总是向前进步，是吗？阿拉斯的那些岁月再糟糕不过了，甚至中间的这些岁月。现在，我不是那么孤独落寞了。”

“嗯，”卡米尔在寻找一个公式，一个包含他本能要拒绝什么的公式。“革命才是你的自豪和骄傲啊，”他说。“正如教堂就是耶稣的新娘一样。”

“哦，好的，”阿黛乐说。“现在我要让杰罗姆·裴迪昂往下看我裙子的前面部分，然后在我的耳边轻轻说出充满感情的口号。瞧，卡米尔。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几个星期了。对你来说，让这成为一个教训，别操心了。”

她很欣然地接受这种情况，这使他感到惊奇。“你会到远处去哭吗？”

“不会。我只是要——稍微再想想。”

“阿黛乐，天下男人有的是。”

“这难道我不知道？”她说。

“你觉得现在能见他吗？”

“当然。我觉得我能见他。大家可以做朋友，是吗？我冒昧地想，那样正中他的下怀。”

“是的，当然。我再高兴不过了。因为否则对我来说真是为难。”

她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卡米尔，你真是个自私的小畜生，是吗？”

丹东开始大笑。“太监，”他说。“他没有把闹剧再表演下去，那个女孩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哦，我本该猜得到的。”

“没必要这样不正经地高兴。”卡米尔情绪低落。“尽量理解别人嘛。”

“理解？我完全理解呀。这容易。”

他到艺术咖啡馆去宣扬此事。他的消息可靠权威。他告诉大家，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性能力方面阳痿。他告诉在市政大厅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熟悉的几十个代表们；他还在蒙泰希尔大剧院舞台的后面告诉了那位女演员，以及科德利埃俱乐部差不多所有的会员。

1791年4月，代表罗伯斯庇尔反对未来代表的财产资格，捍卫言论自由。5月，他支持新闻出版自由，公开反对奴隶制度，为殖民地的黑白混血儿呼吁民权。在讨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的时候，他提议现有国民大会的成员没有资格再次当选；他们必须把位置让给新人。人们充满敬意、一声不吭地听他演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他的动议案得到了执行。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由于神经紧张和过度操劳，他病倒了。

5月下旬，他要求废除死刑，但是没成功。

6月10号，他被选为人民检察官。巴黎市的首席治安官辞职，不愿意与他共事。裴迪昂接替了这个空缺岗位。渐渐地，你看到，我们的人民正在进入那些他们向来认为本是他们应得的权力岗位。

[1] 即《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是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代表作。小说讲的是富家小姐克拉丽莎·哈洛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克拉丽莎是位有名的淑女，不仅美貌惊人、才智出众，品行也堪为女性楷模。但是她家的长辈们——她的父亲、伯父、叔父，甚至哥哥——出于贪婪，一致逼迫她嫁给一个丑陋而且没有文化的富商。为了逃避这桩婚事，克拉丽莎在声称爱她的贵族青年拉夫雷斯的帮助下逃离了家庭。然而落入拉夫雷斯之手后，她却发现他一再使用诡计想破坏她的贞操。克拉丽莎最终未能躲过被拉夫雷斯强暴的厄运，不久伤心离世。

[2] 詹姆斯·郝本，奥克雷第一公爵（1534—1578），以继承的爵号“波斯维尔第四伯爵”更加出名，作为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他最为出名。

[3] 卡洛是卡洛琳的昵称。

[4] 德·孔多塞侯爵（1743—1794），法国数学家，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法国第一共和国吉伦特宪法起草人之一。他使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设计了投票制度。其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提出“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人之一。后被雅各宾派杀害。

第4章

信徒们更多的行动（1791）

这就是兰特的结局。国王觉得，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六，他不希望从一名“遵守宪法”的神父角度去参加神圣谈话。他也不希望引起抗议，激怒爱国者。

因此他决定在圣-克劳德平静地度过复活节，远离城市的监视目光。

他的计划被人知晓了。

基督教棕树主日[1]：市政大厅。

“拉法叶特。”

这声音，将军现在把它与灾难联系在一起。丹东跟他说话的时候，挨近儿站着，迫使他抬起头来，盯着这张挨过打的脸看。

“拉法叶特，今天上午一位脾气倔强的神父，一个耶稣会士，在杜伊勒利宫讲弥撒了。”

“你比我消息更灵通嘛，”拉法叶特说。他感到口干。

“我们不会容忍的，”丹东说。“国王已经接受了教会的这些变更。他在上面签了字。要是他玩欺骗的话，要遭到报复的。”

“王室动身前往圣-克劳德的时候，”拉法叶特说，“国民卫兵要为他们的出发地区圈定界线，如果必要的话，我将为他们护驾。丹东，不要拦路挡道。”

丹东从外套里面拿出一张卷好的纸，而不是拉法叶特有些害怕的一件武器。“这是一张墙上的海报，是由科德利埃营起草的。你想读读吗？”

拉法叶特伸出手来。“德穆兰先生一些即兴骂人的话吗？”

拉法叶特眼睛在纸上扫视了一番。“你号召国民卫兵阻止国王从杜伊勒利宫出发。”此刻他的眼睛扫视着丹东的脸。“我会在其他方面下达命令的。因此，这是你在逼迫的一种叛变。”

“你可以那样说。”

丹东始终注视着他，等着他从脸颊骨那儿开始出现的轻微脸红，这向他表示，将军的内力已经处于阵脚慌乱的状态。刹那间，这些毛细血管屈服了。“我本来不该认为不宽容宗教是你的罪过之一，丹东。对你来说，谁关注国王的精神需要，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他的灵魂需要拯救。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国王食言、不遵守法律时，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事。他离开巴黎去圣-克劳德，再离开圣-克劳德去边界，在边界那里，他可以使自己成为逃亡之徒的首领，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事。”

“是谁告诉你，这是国王的意愿呢？”

“我可以猜。”

“你的话听起来像是马拉的话。”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感到遗憾。”

“我将要求召开公社紧急会议。我将要求宣布戒严。”

“干呀，”丹东鄙视地说。“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叫你什么吗？卡佩家的堂·吉诃德。”

紧急会议。丹东先生得到大多数选票，反对戒严，结果是进行和平与灵活处理。拉法叶特一时冲动，主动向市长白力提出辞职。丹东先生指出，市长没有资格接受辞职；假如将军想要辞职，他必须分别拜访四十八分区的每一个人，并且要告知他们。

丹东先生把拉法叶特将军称为懦夫。

圣周[2]的星期一，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杜伊勒利宫。

“把科德利埃军营部署在这里是件蠢事，”市长白力说。

“你指的是第三军营吧，”拉法叶特说。他闭上眼睛。眼睛后面，他感到有一阵小小的紧痛。

王室获准，上了他们的马车，之后，他们就在那儿待着。国民卫兵正在抗令。他们不允许敞开大门。群众不允许马车移动。国民卫兵不愿意驱散群众。有人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3]的歌曲。第一侍寝宫遭到袭击。太子放声大哭。去年，或是前年吧，这样的场面也许还能激起一些同情。可是，如果他们不想使这个孩子受苦受难，他们本来就该把他带回皇宫的。

拉法叶特冲着手下的人马在破口大骂。他骑在自己的白色坐骑上，气得浑身发抖，牲畜也在一边不安地抽搐，一边腾挪着脚步。

市长呼吁大家保持秩序。他的声音被淹没了。国王夫妇在马车里面面相觑。

“你这头猪，”有人对国王大声叫喊道。“我们每年给你支付两千五百万，所以，现在你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宣布戒严，”拉法叶特对白力说。

白力没有直视他。

“宣布。”

“我不能。”

现在需要耐心。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国王和王后已经受够了。他们重新进入杜伊勒利宫的时候，王后转身，对拉法叶特说话，声音高过暴民的喧闹声。“至少，你必须承认我们不再自由了吧。”

时间是下午一点十五分。

伊弗雷姆，是为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效忠的一位特务，给效忠奥尔良公爵的拉克洛这样写道：

有几个小时，我们的处境妙极了。我甚至觉得，你亲爱的雇主要把他堂弟安置到王位上；不过，我的期待现在已经变了。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摧毁了拉法叶特，这真是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我们的五十万里弗赫多多少少算是打了场水漂，我觉得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我们将来不会每天再有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用于随意的开销了，因为普鲁士国王对买单将会感到厌烦。

六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万桑尼斯的路上，菲利普用他英国的单匹马拉双轮马车，载着阿涅斯·德·布封在行进。朝他迎面疾驰冲来的是一辆既灵巧又很大、很新的叫作“四轮双座篷盖马车”型号的装备马车。

公爵扬了扬鞭子，示意停车。“你好，伙计，弗尔森。老家伙，想要把脖子折断吗？”

王后的情人，瘦脸、爱讨好的瑞典伯爵：我的上帝，我在试我的新旅行马车呢。

“真的？”菲利普注意到精美的柠檬色车轮，深绿色的马车车身设计，还有胡桃木做的装置。“你出门，是吗？有点大了吧，是吗？你把剧院合唱团的所有姑娘们都带走吗？”

“没有，我的上帝。”弗尔森充满敬意地点了点头。“我把她们全部留给你啦。”

马车沿着大路在不断加速，公爵在一旁看着。“我在想，”他对阿涅斯说。“这辆马车恰好像是路易要选择的那种车型嘛，这样可以迅速赶到边界。”

阿涅斯不自在地笑了一下，便把脸侧了过去。一想到菲利普马上就要成为国王，她感到后怕。

“你可以把那副该死的虔诚的表情从你脸上去掉了，弗尔森，”公爵对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大喊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在杜伊勒利宫的时候，你是如何消磨时光的。他最近的一个女人是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随你的便。倒不是我希望那个奥地利鸡肋成为男人唯一的安慰。”他勒紧了缰绳。

婴儿安东尼六点钟醒了，一边躺着，一边看着阳光从百叶窗过滤进来。每当这样的情景使他感到厌倦的时候，他便大喊大叫，要他母亲。

很快，他母亲加布丽艾尔站到他身边。因为睡了觉，她脸上显得柔和了。“儿童暴君，”她低声说。他竖起胳膊，要人把他抱起。她把一只指头放在嘴唇上，嘘嘘地不许他出声，然后把他抱进大卧室。带帘子的壁龛遮住了双人床，把他们的私人空间与由他们卧室改成的具有爱国性质的马戏游戏隔开了。露西尔有这个毛病，她说。也许，我们该把家搬到一处更大的地方去？可是不该，人人都熟悉丹东的家，他不想搬。搬家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她爬上床，把孩子小小的、暖暖的身体靠着自己的身子睡下。另一张床上睡着他父亲，他的脸被推入枕头里了。

七点钟，门铃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因为恐惧，她的心被忽地惊了一下。现在时间太早，不可能是好事。她先是听到凯瑟琳在跟人争辩；接着，卧室的门被推开了。“法布尔！”她说。“我的天哪，出了什么事？奥地利人在这里吗？”

法布尔突然向她丈夫袭击，用拳头将他打醒。“丹东，他们夜里逃跑了。国王、他老婆、他姐姐、太子，所有该死的一帮家伙。”

丹东醒了，坐了起来。旋即，他完全清醒了。也许，他压根儿就没睡着？“拉法叶特负责安全。要么是他已经被皇宫收买，背叛了我们，要么他就是一个无能的笨蛋白痴。”他用拳头猛击法布尔的肩。“在我需要他的地方，我会逮住他。给我拿几件衣服，姑娘，好吗？”

“去哪里？”

“首先是科德利埃——然后去雷让德勒那里，告诉他，把人集合起来。然后再到市政大厅，之后到骑术学校去。”

“要是他们没被抓住，结果会怎么样？”法布尔说。

丹东把手从下颌的这边拖到那边。“这重要吗？只要有足够的人看到他们逃跑就行。”

他的回答非常迅速；非常干净利落。法布尔说，“你早就知道这种事要发生？你是想要它发生？”

“不管怎么说，他们会被抓住的。本周之内，他们会被拽回来的。路易把一切搞砸了。可怜的鬼东西，”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总是隔三差五地为他感到遗憾。”

格蕾丝·艾略特：“拉法叶特私下知道这次出逃，对此，我毫不怀疑。之后，因为畏惧，他背叛了他们。”

乔治-雅克·丹东对科德利埃俱乐部说：“通过坚持世袭的君主制度，国民大会已经把法国沦为奴隶制度。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废除国王名称和功能；让我们把这个王国变为共和国吧。”

国民大会主席亚历山大·德·布哈莱斯说，“先生们，国王已在夜间出逃。让我们按照议程进行下一步吧。”

丹东带领一小股军事护卫赶到骑术学校时，拥挤不堪、满嘴谣言的群众在为他高声欢呼。“我们的父亲万岁，丹东，”有人喊道。一时间，他感到惊诧不已。

当天晚些时候，拉克洛先生到了科德利埃大街。他仔细把加布丽艾尔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他不是带着好色的心思，而是好像他在评估她是否适合干什么工作似的。顿时她的脸微微变红，然后，从他凝视的目光中猛地把脸转开。她心想，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留意她发胖。拉克洛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小口气。“丹东夫人，我们今天天气暖和啊。”他在客厅里站着，同时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轻轻地把手套除去，然后抬眼去看丹东的眼睛。“有些事儿我们一定要讨论才好，”他高兴地说。

三个小时后，他按照相似程序，小心翼翼地把手套重新套上，然后离开了。

巴黎现在没有国王了。有个促狭之人在杜伊勒利宫的护栏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地出租。丹东在全城到处谈论共和国。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一边用小小的、指甲被咬过的手指头稍稍地调整他的领结，一边站起来回应他。“共和国是什么？”他发问。

他明白，丹东必须给自己的几个术语下好定义才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信任。

公爵把拳头重重地放在一张并不牢固的桌上，桌上嵌着玫瑰、绶带和小提琴合成的图案。

“跟我说话，别像我是个三岁的小孩，”他吼道。

菲丽切蒂·德·让利是个富有耐性的女人。她淡淡一笑。如果有必要，她准备吵上一整天的架。

“假如王位空缺，而且国民大会已经请你接受王位的话，”她说。

“你说得对，”公爵怒气冲天。“你又来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是吗？这，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真是个累人的女人。”

“亲爱的，别发火。首先，我可以指出，王位空缺这不可能吧？我听到你堂弟的行程已被阻断。这会儿他正在回巴黎的路上。”

“是的，”公爵高兴地说。“这个傻瓜。索性让他自己给人家逮住才好。他们已经派巴纳夫和裴迪昂去接他们回来。我希望，代表裴迪昂一路上狠狠地粗暴地对待他们。”

对他会这么干，菲丽切蒂并不怀疑。“你知道，”她继续说，“现在国民大会已经使新宪法成型，就准备等国王签字，它——我是说国民大会——对于安定问题非常担忧。变化来得太大太快，我认为，人们都是焦急不安，期待恢复良好的秩序。有可能，从现在起，一个月之后，路易会被重新安置到王位上。那时候，情况将会变得好像所有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不过见鬼，他出逃了。他应该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可他当时正从这个国家出逃。”

“国民大会也许不会为他的行动做解释。”

“还有别的什么吗？原谅我，我这人简单——”

“他们可不简单。他们真的相当工于心计。干律师的嘛，大多数是这样。”

“作为一类人，”菲利普说。“别信任他们。”

“那么想一想，我亲爱的——如果路易复辟——想一想，如果你显得这么急不可耐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国民大会会如何认可他？”

“可是，我就是呀，不是吗？”菲利普看着她，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正在设法如何对付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内，所有的混乱麻烦，难道不就是为此目的？他忍耐着，与那些不是绅士、不会打猎、不会区分赛马鼻子和尾巴的家伙结伴为伍，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让自己接受那个长着鱼眼睛的拉克洛照顾，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忍耐那个刀疤脸、流氓丹东在自己晚餐桌上相当放肆地拿眼睛瞅他的情人阿涅斯和他从前的情人格蕾丝，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一直在付出、付出、付出，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

菲丽切蒂闭上眼睛。她心想，要小心。说话要小心哪，不过，的确要说：为了国家，为了此人的孩子，她们，我已经把她们抚养成人。还有，为了我们的生活。

“想一想，”她说。

“想一想！”公爵爆发了。“很好，你不信任我的支持者。我也不信任。我有他们的办法，我告诉你。”

“我怀疑。”

“你觉得我会让那些低级类型的东西到处逼着我？”

“菲利普，你不是限制得了他们野心的那个人。他们会把你、你和你的孩子——还有，所有的东西，所有跟你贴心的人都吞噬掉。难道你没意识到，那些能够摧毁一个国王的人就能摧毁另一个国王吗？你认为，如果每件事你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他们对你还会有所顾忌吗？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你只是临时的填补空缺而已，直至他们感到，少了你，他们可以照样活着，直至他们感到，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国王为止。”她吸了一口气。“回想一下，菲利普，回想一下巴士底狱垮掉之前。路易过去常常告诉你，到这里去一下，到那里去一趟，回到凡尔赛宫，远离凡尔赛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的生活并不属于你自己，你过去常说。你没有自由。现在呢，从你说‘是的，我要当国王’这一刻起，你又把自己的自由白白地送给人家了。从那一天起，你将生活在牢笼之中。哦，不是一只带有栏杆和锁链的牢笼，而是一只丹东先生要为你制作的快乐牢笼。一只带有支出账单、礼仪、先例，还有各种最最迷人的社交场合、芭蕾舞会、假面舞会，还有，是的，甚至赛马的牢笼。”

“我不喜欢芭蕾舞，”公爵说。“烦死我了。”

菲丽切蒂把裙子抹抹平，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手。她心想，一个女人的双手显示出她的年龄；它们把一切都如实交代了。曾经有过希望。曾经有过更公平、更干净的世界愿景；可是没有人比她希望得更认真，也没有人比她为了希望更辛苦地奋斗了。“牢笼，”她说。“他们会耍你玩你骗你，让你开心爽快，让你奔波忙碌，同时他们却在他们中间瓜分国家。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抬头朝她看了看，她的这个中年孩子。“你觉得他们比我更聪明，是吗？”

“哦，是的，比你聪明得多，我亲爱的，聪明得多、聪明得多、聪明得多了。”

这会儿，他避开了她的凝视。“我向来知道自己的不足。”

“这反而使你比大多数男人更明智。而且使你比那些给你声誉的操纵者还要明智。”

这句话让他高兴。他隐隐约约地想到，他或许斗智斗得过他们。她把话说得如此温柔，仿佛这个想法就是他本人的。“最好怎么办？告诉我，菲丽切蒂，求你了。”

“使你自己跟他们脱离干系。使你的名字清清白白。拒绝当他们的傻瓜。”

“所以你要我——”他挣扎着——“到国民大会去，说，不，我不要王位，你们也许认为我要，然而那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意愿？”

“拿着这张纸。瞧瞧。坐下。我说，你写。”

她斜靠在他的椅背上。措辞在她脑子里准备好了。她心想，好险啊。这是一件近在咫尺的事。如果我能把他关起来，远离所有的反游说，远离别的所有影响——不过，那不可能。一个小时单独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算是走运。

现在，要快，趁他还没改弦易辙。“签个字吧。在那里，好了。”

菲利普把笔扔下。墨水溅上了玫瑰、绶带和小提琴。他用一只手拍了拍脑袋。“拉克洛把我杀了，”他哀号道。

仿佛是对一个患了疝气的孩子一般，菲丽切蒂发出安慰性的吵吵声，然后，从菲利普那里拿过纸头，修改他的标点符号。

公爵告诉拉克洛自己的决定时，拉克洛毫无知觉地从肩头开始向下低头鞠躬。“你希望咋办就咋办吧，大人，”说完，他便退下。为什么他用英语讲话，他事后还是没有弄明白。在他的寓所里，他把脸侧对着墙壁，喝了一瓶白兰地，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但却布满杀机的神情。

在丹东的寓所里，他在四处忙碌，到舒适的椅子上坐坐，让自己从这个家什拿到那个家什，样子有点像在海上航行一般。“要有耐心，”他说。“从现在起，在任何时刻，我要亲自把深邃的观察给大家说一说。”

“我要去，”卡米尔说。他没把握，他想要听到拉克洛一定要说的话。他宁愿不知道把丹东牵扯进去的事情中那些更微妙的细节；而且，虽然他知道，他们应该把菲利普仅仅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当人家一直对你这般友好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每次，有些科德利埃派的人过来，嘭嘭地经过他的寓所，从一个房间大喊大叫到另一个房间，他就想到公爵的十二间卧室婚礼礼物。他可能还哭过。

“坐下，卡米尔，”丹东说。

“你可以留下，”拉克洛说，“不过，可要保密，否则，我就把你杀了。”

“是的，你肯定会，”丹东说。“现在——继续吧。”

“我的观察分为三部分。一、菲利普是个愚蠢、胆小怕事的畜生。二、菲丽切蒂是个令人讨厌令人呕心的荡妇。”

“行了，”丹东说。“你观察的第三部分呢？”

“政变，”拉克洛说。他头也不抬地看着丹东。

“现在说吧。我们可别过分激动。”

“扳开菲利普的手。让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把他摆到一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拉克洛的右手做了几个有气无力的砍头动作。

丹东在他身边站了起来。“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国民大会将辩论，决定恢复路易的王位。因为他们需要他，让他们美好的宪法得以运行。因为他们是国王那边的人，丹东，因为他妈的巴纳夫被收买了。首字母发音相同的头韵。”他打了个嗝。“要么就是，如果他以前没被收买，但是经过跟那个奥地利婊子膝盖靠着膝盖地从边境回程之后，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被收买了。我告诉你们，甚至现在，他们还在算计那一套最令人气恼的虚幻的想法。你们已经看到了拉法叶特张贴出去的告示——‘革命的敌人已经抓到国王本人。’他们是说绑架”——他用手掌根部猛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他们是说，那个胖傻瓜是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被带到边境去的。为了挽救他们的面子，他们什么样的话、各种各样的话都能说得出。现在告诉我，丹东，什么时候这样的谎言被卖给人民的，现在是不是到了该流一点血的时候了？”

拉克洛此刻看着自己的脚。他的样子变得冷静、漫不经心了。“国民大会将永远不会原谅路易抛弃他们。因此，骑术学校应该干我们要他们干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请愿。像布利索这样的写手可以起草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废黜路易。科德利埃派将会支持。雅各宾派的人可以被说服，在请愿书上签字，我说他们可以。7月17号，整个城市在三月田集会，举行巴士底狱庆祝活动。我们把我们的请愿书签上成千上万个名字。我们把它拿到国民大会上去。假如他们拒绝按照请愿书采取行动，人民就会冲进国民大会——根据他们的神圣意愿，就这个。行动背后的法律原理嘛，等我们有了闲暇，再把它给整出来就是。”

“你建议我们雇佣武装部队袭击国民大会？”

“是的。”

“袭击我们的代表？”

“代表算什么东西。”

“可能流血？”

“该死的，”拉克洛说。猩红色一下子冲到他那张骨骼精致的脸上。“我们一路走到现在，终于挥出我们的双手出击，变成了什么具有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现在，什么时候，一切都是我们的，让我们占有呢？”他把手指头一把撒开，手掌朝上。“你能进行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吗？”

“我从来没说过你能。”

“那么，好。就连罗伯斯庇尔也没认为你能。”

“我只是要你把意思说清楚。”

“哦，我明白了。”

“那么，假如我们成功废黜了路易国王呢？”

“那时候，丹东，你瓜分战利品。”

“我们要和菲利普一起瓜分战利品吗？”

“对，他曾拒绝过王位。可是他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假如我非得用我的双手把菲丽切蒂勒死，那将是一件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们。瞧，丹东，我们要在我们之间治理国家。我们要让罗伯斯庇尔当我们的财政部长，他们说，他很诚实。我们要把马拉派遣出境，让他把跳蚤送给瑞士人。我们要——”

“拉克洛，这样不严肃。”

“哦，我知道，”拉克洛身子不稳地要站立。“我知道你要什么。在替罪羊菲利普登基一个月之后，拉克洛先生在阴沟里被人发现，死了。归咎于交通事故。两个月之后，菲利普国王在阴沟里被人发现，死了——这真是一段路况糟糕的马路。菲利普的继承人和财产转让接收人，碰巧断了气，君主制度终结，丹东先生执政。”

“你的想象力跟你一起跑得多远啊。”

“他们确实说了，假如你再不停地喝酒，你就要开始看到蛇了，”拉克洛说。“伟大的蛇之类的东西、龙，还有类似什么的。丹东，你愿意这么干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冒险干吗？”

丹东没有回答。

“你愿意，你愿意。”拉克洛站了起来，身子有点摇晃，然后伸出了双臂。“胜利和荣耀。”他把双臂垂到身体两侧。“到时候，也许你要把我杀了。我要冒这个风险。为了在历史书上留下脚注。我害怕默默无闻，你明白吗？紧紧巴巴的、毫无酬报的老年，平庸无奇的人生，微不足道地结束了，一无所有，诚如这位英国诗人所言。‘贫困老朽的拉克洛走了，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儿我可记不清了。’我现在就要走开，”他带着一脸的尊严说。“我所要求的是，你们把这件事仔细想清楚。”他身体朝门侧了过去，就在这时，遇到加布丽艾尔进来。“漂亮小女子，”他低声地说。他们听到他在楼梯上踉踉跄跄地走路。

“我原以为你想要了解的，”她说。“他们回来了。”

“卡佩一家？”卡米尔问。

“王室。是的。”她从房间退出来，在她身后轻轻地把门关好。他们听着。炎热和沉默笼罩在城市上空。

“我喜欢危机，”卡米尔说。短暂的停顿。丹东不是在看他，而是在看穿他。“我会使你们坚持你们最近的共和话语精神。拉克洛在胡言乱语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精神——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认为菲利普非得去。你们可以利用他，以后再把他废掉。”

“哦，你同样冷血——”丹东打住。他手腕一挥，把头发往后一推，然后说先利用他，以后再把他废掉的时候，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东西和卡米尔一样冷血了。“你天生就有那个姿势，”他问，“兴许你从哪个妓女那里学来这个姿势的？”

“首先干掉路易，然后我们可以决一胜负。”

“我们也许会输掉一切，”丹东说。不过他已经做过很多算计了：向来，他似乎要突然爆发去实施某样毫无理性、藐视一切的侵略行为时，他的思维便朝着某一方向运行得相当地冷静，相当地镇定。此刻，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他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

王室这批人在瓦恩尼斯遇到了拦截；他们出发的时候就不顺，结束的时候也是草草收场，前后旅程共一百六十五英里。六千人包围了两辆行驶在返城的第一段路上的马车。过了一天，这个连队有了国民大会的三个代表加入。巴纳夫和裴迪昂，以及这一家子，一起坐在四轮双座的篷盖马车里。太子喜欢上了巴纳夫。他先是跟他闲聊，然后一边玩着外套上的纽扣，一边高声念出刻在上面的文字说明：“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须展示出品格，”王后重复道，一遍接着一遍，反反复复地。

在旅程结束之前，代表巴纳夫的前途已经明朗。既然米拉波已死，他将取而代之，做皇宫的秘密顾问。裴迪昂相信，丰腴小巧的国王姐姐，伊丽莎白太太，已经爱上了他。这是真的，在漫长的返程中，她一直把头倚在他肩上睡觉。裴迪昂为此不停地感到兴奋，这种兴奋劲儿持续了一两个月。

一天，天气炎热，国王重进巴黎。大路两边站满了无数默默不语的群众。四轮双座的篷盖马车满是来自马路上的呛人的灰尘；窗户边上现出了头发灰白的女人一张满是皱纹、饱受烦恼煎熬的脸庞：安托瓦内特。他们到达杜伊勒利宫了。安顿之后，拉法叶特便部署好卫兵，匆忙赶到国王那里。“国王陛下今日有何指示？”

“看来啊，”路易说，“与其说你是在听从我的指示，不如说我在听从你的命令哪。”

他们经过城里时，站在道路两边的一队队士兵纷纷拿出武器，枪托倒放着，仿佛这是一次葬礼：可以说，它确实就是。

卡米尔·德穆兰在《法国革命报》第83期上面这样写道：

路易十六重进位于杜伊勒利宫公寓时，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说，“天气真是热得见鬼，”接着又说，“那真是一趟——旅程哪。不过，我在脑子里考虑要做这件事很久了。”之后，他一边朝在场的国民卫兵望望，一边说，“我承认我干了件蠢事。不过，难道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犯傻吗？嘿，给我拿只鸡过来。”他手下的一个男仆进来了。“哦，你们来啦，”他说，“我终于回来了。”他们给他端上了鸡，路易十六吃呀喝呀，胃口真好，这样的胃口要给安乐之乡的国王带来荣耀了。

埃贝尔改变了他的保皇派立场，这样写道：

我们要把你踹到沙朗通[4]那里去，把你的娼妓踹到皮塔尔[5]那里去。当你们、你们两个最后遭到围截，当你们再也无法领取王室专款时，假如你们逃跑，就用斧头把我劈了。

巴雷·杜彻斯尼，第61期

丹东从这儿把四肢在椅子上伸开，可以看到路易丝·罗伯特正在争论，想要哭喊，不过，她只是在设法克制不要喊出声来而已。她丈夫已经被捕，身陷囹圄。“要求放人，”她在说。“武力强迫放人。”

他在房间对面跟她说话。“你现在不大像个高大坚强的共和派了，是吗？”

她冲着他瞅了一眼，眼中包含的强烈憎恨令他惊愕。“让我想一想，”他说。“只是让我想一想而已。”

他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房间。露西尔坐着，漫不经心地在拨弄结婚戒指，她那孩子般的脸上露出了紧张神情。这些日子，他发现，她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她的脸是他来这个房间时见到的第一张脸。有段时间他在责怪自己；把这叫作对自己孩子的妈妈极其不忠。

（

弗雷农： 我已经爱她多年了。

丹东： 废话。

弗雷农： 你可以这么说，你知道什么？

丹东： 我了解你。

弗雷农： 可你好像自己还在抱着什么期望。起码，大家对这件事评头论足了。

丹东： 哦，我不会告诉她我爱她的。这也许是件比那个还要残酷得多的什么事。我也许比你更诚实。

弗雷农： 如果你能——你愿意吗？

丹东： 自然。

弗雷农： 可是卡米尔——

丹东： 我能使卡米尔安静。瞧，你得抓住机会，去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弗雷农： 我知道。）

现在弗雷农在注视着他，试图读懂他脸上的表情，预料他的行为。情况已经不妙。他们的计划在市政大厅已经被人知晓。一向探清查明正在发生什么情况的菲丽切蒂大概在拉法叶特的耳边落下了一个单词。拉法叶特正把部队调往杜伊勒利宫；这位金发神圣傻瓜还有些人马、枪支，还处于有利位置。为了保护代表们不要贸然闯进来，他已经让人在骑术学校四周拉好警戒线。他已经敲响警钟，宵禁已经部署妥当。雅各宾派的人正在表明他们的自我约束，还有他们的胆怯——他们拒绝支持。弗雷农宁愿把整个儿事情忘掉，那就是他在说“丹东，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退回”的原因。

“兔子，要使自己相信真的非常困难吗？你非要不停地阐述这个论点吗？”听到他的声音，整个房间的人都转了过来。他们挺直身子，换换他们的位置。“卡米尔，回到雅各宾派去吧。”

“他们不要听，”卡米尔说。“他们说，法律不允许他们支持这样的请愿，废黜国王是国民大会的事情。因此，有什么用呢？罗伯斯庇尔坐在椅子上，不过这个地方挤满了拉法叶特的支持者，因此，他能干什么呢？即便他想支持我们，这是……”他的声音拖拉得听不清楚了。“罗伯斯庇尔想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对于违法，我倒没有感到丝毫特别地高兴，”丹东说。两天旗鼓相当的辩论毫无结果。请愿已经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以及科德利埃派之间进行。请愿书已经印好、修改好（有时候秘密地），再次印刷好了。他们正在等待：那三个女的，弗雷农，法布尔，雷让德勒，还有卡米尔。他记得米拉波在市政大厅。丹东，你不要与人民一起工作；你要凌驾于他们之上工作。不过，他在心里问自己，他怎么能知道人们会如此乐于接受命令呢？在人生的早些时期，对此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一次我们要给你一些支持，”他对卡米尔说。“弗雷农，把一百号人集合起来。他们应该武装起来。”

“这个区的市民们从来就没远离过叉子。”

丹东因他的话被打断在瞪眼睛。卡米尔为弗雷农说的话、为他虚情假意的亲密无间，还为他急切的怀疑心理感到难堪。

“叉子嘛，”法布尔嘟嘟哝哝地说，“我希望他打算把它作为一个修辞手法在使用。我距离叉子还很遥远。我没叉子。”

“兔子，你觉得，”卡米尔问他，“我们要把雅各宾派人用叉子叉到他们的板凳上吗？”

“把它叫作展示决心，”丹东说。“别把它叫作展示武力。我们不想打扰罗伯斯庇尔。可是兔子——”丹东的声音把他从门口喊回。“给卡米尔十五分钟时间，去设法说服他们。这是礼貌性的间歇，你知道。”

在他四周，在房间里，有种蠢蠢欲动。女的站了起来，把裙子抹平，她们目光茫然，嘴唇抿着。加布丽艾尔想要迎接他的目光一会儿。他已经留意到，恐惧给她的肌肤添上了一层黄色。有一天，他注意到，如同一个人注意到下雨的云层，或者钟面上的时间一样，此刻，他并不爱她。

晚上，国民卫兵把人们从大街上清理走了。志愿营都出动了，但是许多拉法叶特的正规连队明显在场。“你纳闷，”丹东说，“在士兵当中有很多爱国者，不过，那种盲目服从命令的旧习惯根深蒂固。”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行动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许需要依靠旧习惯，他在心里想。他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眼下这是别人的问题。他非要把自己的思考范围缩小，缩小到下面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才行。

午夜过后，加布丽艾尔上了床。难以入眠。她听到街上有马匹的笃笃声。她听到大门的门铃声，在商廊，还有人被放进放出时说话的低语声。她不再进行这场不平等的战斗时，大概是凌晨两点，两点半吧；她坐了起来，点了支蜡烛，掠眼朝乔治的床望去。床上空的，一点没被搅动过。天气仍然很热；睡衣粘在身上。她下床，把睡衣脱掉，洗了把澡，水本该是凉的，但却温热。她找了件干净的睡衣。走到梳妆台边，坐下，用香水在太阳穴和喉咙上面点了点。她的乳房生疼。她把又长又黑的头发从辫子中拉散，把荡漾着涟漪的发波往外梳开，然后重新把发波扎成辫子。烛光下，她的脸似乎空空荡荡的，一副忧郁的神情。她走到窗边。什么也看不到：科德利埃大街上空寥寥的。套上软拖鞋，离开卧室，她朝黑乎乎的餐厅走去。她打开百叶窗。光亮从下面的商廊里照射进来。无数的影子似乎在她的身后移动；餐厅呈八角形，遍地是纸，在温柔的夜风下，报纸被吹得向上抬高了一些。她把身子倾到外面，去感受夜风拂面。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不过，她能听到单调的砰砰声和哗啦声。是吉劳姆·布鲁纳的印刷厂吧，她心想，或者是马拉的吧。他们在这个时刻干吗呢？她心想，他们靠言论生活；他们不需要睡眠。

她把百叶窗关上，朝黑暗中的卧室走去。从他书房关闭的房门后面，她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是的，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拉法叶特尽他的力量。他就是带枪的那个人。”

另一个人说话了。是她不熟悉他的声音。“不过就是提个醒而已，”他说。“我是好心好意。我是出于好心。”

乔治说，“哦，三点了。我现在不想爬出去，像个欠债的人似的。天亮时我们在这里碰头。到时见。”

三点钟。佛朗索瓦·罗伯特陷入了痛苦的倦怠状态。这还不算是情况最差的那种牢房——没有老鼠的迹象，而且，起码说，这里还算凉快——不过，他宁愿一直住在别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在这儿——他只是从事有关请愿的事。他和路易丝要出版的宽幅印刷品；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国家动态》一定会在大街上。要是她需要帮助，卡米尔可能会看到。不过，她从来不会寻求他的帮助。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呀？一定是穿钢头靴子的人在踢门了。其他的靴子在嘭嘭嘭地响着。之后，传来了一个声音，高得惊人。“在这些狗屎里，有人带了刀。”之后，又是砰砰砰的脚步声，之后，传来了一个单调的醉醺醺的声音，唱着法布尔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几句歌词：先是忘了歌词，然后再重新开始。钢头靴子踢到他的门上了，接着是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便是高呼口号的声音：到灯柱那里去吧。

佛朗索瓦·罗伯特浑身打抖。灯柱律师，你应该在这儿呀，他心想。

“让奥地利的那个婊子去死吧，”那个喝醉了酒、正唱着歌的人在说。“把路易·卡佩的娼妓吊起来吧。把巴比伦那个畜生吊起来吧，割掉她的奶子。”

沿着墙壁传来一声令人浑身发寒的大笑。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大笑，笑的音调真高，带有歇斯底里的色彩。“《人民之友》万岁。”

接着传来了一个声音，他无法分辨。之后，一个声音就在他身边响了起来：“他说他已经抓了十七个囚犯，无处安置他们。”

“噢，噢，”那个年轻的声音说。“一分钟笑一回。”

瞬间过后，这个牢房给橘色的火把光亮淹没了。他爬着站了起来。几个人头出现在门口；使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人头还是跟身体连在一起。“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我真的可以走了吗？”

“是的，是的。”一个镇定的带着火气的声音说。“我有一百多号人要安置，也就是那些没有合法理由走上大街的人。几天之后，我们总可以再次把你抓起来。”

“可是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啊？”声调高的年轻人问。

“一个法律教授，”斯蒂尔·蒂普斯宣布。此外，他还是醉鬼。“不是吗，教授？我的大牌狱友。”他把一只胳膊搭在罗伯特的肩上，身子靠着他，同时把酒酸酸的气息呼到他脸上。“那么丹东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小伙子吧。”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罗伯特说。

“我看到他了，”斯蒂尔·蒂普斯对他的同事们说。“他一边看着监狱的所有情况，一边对我说，你知道，要是我做了这个城市的头头，我就让你来负责逮捕所有的贵族，砍掉他们的头。他说，因为这件事，你会拿高工资，因为那时候你是在为人民服务。”

“继续说下去，”那个男孩说。“丹东从来没跟你说过话。你这个死喝烂酒的人渣。桑松先生才是公共行刑人。他的父亲是，他父亲的父亲也是。你会使他丢掉工作，是吗？丹东从来不会跟你说那种事。”

佛朗索瓦·罗伯特在家里。他手里端着的咖啡杯总是晃来晃去的；碰到了托盘，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谁能想到，它使我处于这种境况？”他极力让自己微笑，可是，脸总是仅仅扭动一下。“被释放与被逮捕同样糟糕。路易丝，我们忘记了人民是什么样的人，忘记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暴力，还有他们匆忙得出结论的方式。”

她想到了两年之前的卡米尔；想到了大街上到处是巴士底狱的英雄；想到了他们床边正在变凉的咖啡，想到了他那寒心彻骨、睁得大大的眼里饱含的惊恐后遗症。“雅各宾派已经分裂，”她说。“右翼已经走出去了。他们要组成另外一个俱乐部。所有拉法叶特的朋友们都走了，所有过去支持米拉波的人也都走了。裴迪昂留了下来，还有布卓，罗伯斯庇尔——一小撮人。”

“罗伯斯庇尔说了什么？”

“他说，分裂公开暴露，他感到高兴。还说，这一回他和爱国者们一起要重新开始。”

她把咖啡杯从他手中拿走，把他的头抱在自己的腰间，抚摸着他的头发、颈背。“罗伯斯庇尔要到三月田广场去，”她说。“他要露面，你可以确信。可是他们，他们不会去。丹东那一帮人。”

“那么谁去请愿？谁去代表科德利埃区呢？”

哦不，他觉得。

天亮的时候，丹东在他的背上猛地拍击了一下。“好家伙，”他说。

“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老婆。佛朗索瓦，这件事，科德利埃派不会忘记。”

天亮时分，他们已经在丹东的红墙书房里碰过头。用人们还在中间的地板上睡着觉。加布丽艾尔心想，用人睡他们的觉吧。她把咖啡端给这些男人，同时回避他们的目光。丹东给法布尔递上一份《人民之友》报纸，并用食指在点点戳戳。“上面写着——上帝凭什么根据知道——拉法叶特要对人们开枪。‘因此，’马拉说，‘我要被将军暗杀。’现在碰巧在夜里我们已经被人告密——”

“难道你就不能阻止它发生？”加布丽艾尔说。“难道你就不能阻止整个事情发生吗？”

“把人们打发回家？太迟了。他们出来是为了庆祝。对于他们来说，请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对拉法叶特负责。”

“那么，我们准备好要离开了，乔治？我不在乎，不过干脆告诉我该干什么。干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丹东看上去好像心里有鬼。他的本能说，今天将会出师不利——就如此这般落荒而逃吧。他扫视了一下房间，想要找一个人充当他本能的传声筒。法布尔正要张嘴，就在这时，卡米尔说，“丹东，你知道，两年之前，你把门锁起来，忙着收拾你自己的托运行李，那没错。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丹东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点了点头。就这样，他们等待着。天完全亮了，在阳光照耀下，又是一天开始了，带着低沉的雷声，带着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朝着闷热行进了。

三月田广场，庆祝日：一群穿着礼拜日盛装华服的人。妇女们撑着阳伞，宠物狗套着狗绳。手指黏糊糊的孩子们在不住地抓挠他们的妈妈。后来就是刺刀上闪耀的光芒了。人们手拉着手，拽着孩子，撒腿奔跑，你推我搡，他们与家人离散时在厉声惊叫。某个差错，一定是出了某个差错。戒严的红旗已在挥舞。庆祝之日，红旗算什么东西？接着是头一阵枪声带来的恐怖。然后就是人们返回，站立不稳，鲜血喷溅在草地上，惨不忍睹；手指头在乱踩乱踏的脚下，分开的马蹄踩踏在人骨头上面。几分钟之内，这一切便结束了。已经罚一儆百。有个士兵从马鞍上下马呕吐了。

上午十点，消息传来：也许有五十人死亡，虽然这是最高的估计。不管数字是多少，这样的事实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红墙的房间此时此刻似乎太小、太近了。门上还是那个门闩，恰恰就是两年之前拴上的那个：就是妇女们在凡尔赛行进的时候，把门给拴上的那个闩子。

“坦率地说，”丹东说，“现在我们应该在别处。一旦国民卫兵意识到他们干了什么事，他们会找个人来顶罪的。他们会想到怪罪请愿的作者，然后，他们，”他在结束这句话的时候加重了语气，“然后他们，这些作者，就是我们。”他抬起头来。“有人从人群中开了枪？是那样的吗？惊慌？”

“不，”卡米尔说。“我相信马拉。我相信你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策划好的。”

丹东摇摇头。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所有的措辞，所有从句的删除和断开，请愿书的起草和再起草，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国民大会的来来往往，都将在这个迅速、愚蠢、血腥的事件中完蛋。他原先以为，律师的策略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暴力也许只是，只是作为最后的办法。他一直在按照规则在玩——大多数时候吧。他一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仅仅如此而已。他原本指望，拉法叶特和白力会根据游戏规则来玩；制衡一帮人，听之任之。可是现在我们正转入到一个规则被重新界定的世界当中；就不妨期待最坏的情况出现吧。

卡米尔说，“爱国者们把请愿视为一次机会。好像拉法叶特也是这么看的。他把请愿视为一次进行大屠杀的机会。”

这，他们知道，是一个新闻记者在说话。真实的生活从来不会如此清晰明了、如此干净利落。不过，在未来的几年中，那将一直就是对真实生活的准确表述。

接近黄昏时分：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位于枫特蕾-索-布瓦的自家花园里，手挽着一只花篮。她正试着使自己的举止优雅得体；真的，她想双膝突然跪倒在色拉苗圃上，扑打鼻涕虫。天气炎热，空中打着雷。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安琪莉可？”在太阳的映衬下有个苗条的黑色人影。

“卡米尔？你在这里干吗？”

“我们能进屋吗？一个小时之内，会有其他几个人到这里来。你也许不感激乔治-雅克，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已经有了一场大屠杀。拉法叶特已经对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开枪了。”

“乔治——他没受伤吧？”

“当然没有。你了解乔治。可是国民卫兵正在寻找我们。”

“他们不会到这里来？”

“几个小时还不会。城里一片混乱。”

安琪莉可抓住他的胳膊。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她心想；这可不是我为加布丽艾尔要的生活啊。

他们匆匆进了屋，她把披在身上遮阳、防止晒到她颈背的四方白纱帽子除下。她试图拍拍头发，使其恢复原位。有多少人要吃晚饭？她心想。人得要吃饭嘛。城里也许离这儿有一千英里远。下午的这段时间恰恰就是鸟儿停止欢叫的时候。厚重的丝毫不受侵扰的香气弥漫在花园的上空。

她丈夫佛朗索瓦正从这儿匆匆地出去，他一脸的惊吓。尽管气温很高，他看上去和往常还是一样——衣冠楚楚，与众不同。他穿着短袖，但是领结打得整整齐齐的；头上戴着圆圆的棕色假发。你几乎可以想象到他手臂上面的餐巾了。“卡米尔？”他说。

有一会儿，卡米尔觉得半个十年的时间也许过去了。他希望，他重又回到学校咖啡馆里，那里冷，又有回音。咖啡浓浓的，安琪莉可妩媚动人，维诺先生在不厌其烦地继续讲述自己的人生规划。“哦，操他妈的这东西，”他嘟哝道。“我不知道我们从这里走向何处啊。”

整个下午，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慢悠悠地进来了。卡米尔某种程度上似乎要比他们抢先；丹东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平台上，一边阅读《新约》，一边喝着柠檬水了。

法布尔带来消息说，有人看到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活着。雷让德勒看到巡游的队伍涌进科德利埃区，看到很多印刷品被撕得粉碎，巡逻队伍前脚刚走，很多打劫的后脚就进来了，把他商店里的大批尸体给抬走了。“你知道，”他说，“有些日子，我对有尊严的人的热爱有所减少了？”他看到一位年轻的记者普鲁多姆被国民卫兵们打得死去活来，然后被拖到了某个地方，看上去情况不妙。“我现在回来就是找他，”他说。“可是你告诉我们不要去冒险，是吗？丹东？”他的眼神活像条狗一样在乞求他的同意。

丹东点了一下头，没做评论。“他们为什么要普鲁多姆？”

“因为，”法布尔说，“情急之下，他们认为他们有卡米尔了。”

“我要回去找卡米尔，”雷让德勒说。

卡米尔把目光从圣马太那儿抬起。“你会找到个鬼啊。”

加布丽艾尔，面如菜色，不过显示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带着充足的行李到了，防止被人包围。“到厨房里面去，”安琪莉可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几个袋子撕开。“要准备一些蔬菜。花五分钟把你们自己收拾干净，然后汇报，争取积极服务。”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自己一直忙碌着，一边在闲聊。

可是加布丽艾尔连串豆儿这个活计都不适合干。她坐在厨房桌边，膝盖上抱坐着安东尼，慢慢地在淌眼泪了。“瞧，他没事的，”她妈妈说。“他此刻正在制订计划。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可是泪水还是在往外流。“你又怀孕了，是吗？”安琪莉可说。她抱住自己的女儿，孩子贴着她胸口，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在抽泣，同时还在理顺她的头发，手下面感觉到加布丽艾尔面颊上的皮肤在发烫，像是在发烧。她心想，在多么严酷危险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实。婴儿安东尼开始哀号了。她能听到男人们在外面的平台上放声大笑。

充满怨恨的幽默啊，她心想。除了尚能信赖的乔治之外，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有多大的吃饭胃口。鸭子作废了；酱油结冰了；盘子里的蔬菜凉了。弗雷农是最后一个到的；他成了一个废人，体无完肤，浑身打抖，说话语无伦次。需要酒精，他才能把经历说出来。他在新桥上被逮住的时候被人打翻在地。来自科德利埃营的人从这里经过。他们认识他，他在地上爬行的时候，一些人觉得好玩，对他大打出手。不然，他说，他就死了。

“有人看到罗伯斯庇尔了吗？”卡米尔问。大家都在摇头。卡米尔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若有所思地用指头在刀锋上面蹭了一下。他猜，露西尔会在孔代大街上；她不会单独待在他们的公寓里，因为她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两天之前，她就一直在说，你知道我们真的非要决定买墙纸，我们要吗？他当时说，露西尔，你就问我一个真的问题。现在他有种感觉，这是个真的问题。“我要回巴黎去，”说完便站了起来。

短暂的沉默。“你为什么不干脆进厨房把你的喉咙割断？”法布尔追问。“我们会把你葬在花园里。”

“现在卡米尔，”安琪莉可责备地说。她把身子倾到桌子的那一边，抓住了他的手腕。

“一个针对雅各宾派的演讲，”他说。“他们留下了什么。仅仅是划定我们的界限。使我们对目前的形势有所把握。此外，我非得找到我妻子，我非得找到罗伯斯庇尔。乘局面还没变乱，我要再出去一趟。我知道马拉的逃亡路线。”

他们望着他，目瞪口呆，下巴全垂下了。对他们来说，要记住——在危机期间，在皇宫里，他曾经使警察不能近身；他曾经四处挥舞着手枪、扬言要开枪自杀过，真不容易。就连他自己也觉得难以理喻——在危机期间。然而，他就这么干了。现在他是灯柱律师。他被锁进了一个洞里，他在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他不脱离剧本，他就不会结巴。丹东说，“我要单独跟你说句话。”对着通向花园的门，他点了点头。

“兄弟之间的秘密？”弗雷农调皮地说。

无人应答。沉默，是对低落情绪的尊重。安琪莉可开始把盘子朝自己身边收拾汇拢。加布丽艾尔在嘴里嘟哝着什么，然后悄悄从房间走了。

“你要到哪里？”卡米尔问。

“阿希斯。”

“他们会去追你。”

“是的。”

“那么以后呢？”

“英国。只要——”丹东在轻声地发誓。“让我们直接面对它吧，可能永远不会。别再返回到巴黎。今晚就待在这里——我们只好冒一回险，因为我们需要睡眠。给你岳父写信，告诉他把你的事务打理好。你已经写好遗嘱了吗？”

“没有。”

“哦，现在就写上一份，还要给露西尔写信。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动身去阿希斯。我们可以在外头躲上一周左右，直到奔向海岸安全无虞才妥。”

“我的地理知识不多，”卡米尔说，“但是从这里奔过去是不是更好？”

“我有不少事情要打理好，要把文件签署好。”

“假如你不回来，我就明白你可能——”

“现在别浪费时间跟我争论。只要情况现实可行，那些女人可能在追赶我们。如果你真的觉得少了你岳母，你就活不下去的话，你甚至可以用船把她接过去。”

“你觉得英国人看到我们会高兴吗？你觉得他们会在多佛港摆个宴会带上军乐队迎接我们吗？”

“我们有过一些联系。”

“所以我们有，不过，”卡米尔带着模拟出来的痛苦说，“当你需要格蕾丝·艾略特的时候，她在哪儿呢？”

“我们不必用我们本人的名字旅行。我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我可以给你准备一些。我们要装成商人——我对纺纱一无所知，也不值得知道。一旦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跟同情我们的人取得联系，找个地方住下来——钱不应该是个问题——怎么啦？”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

“到这里来的路上。”

“可是这个问题是在你的大脑里解决的——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向来就是你的主张，是吗？顺利的时候揩油，不顺的时候溜走？你想以绅士-农民的身份在汉普尔什尔生活吗？那是你伟大崇高的抱负当中最新的一个抱负吗？”

“有何选择？”丹东头疼，卡米尔让他的头疼得更厉害了。我过去就了解你，他想要说：你穿鞋子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时候，我就了解你了。

“我无法相信”——现在，卡米尔的声音也颤抖了——“你会溜走。”

“可是如果我们去了英国，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计划吧。”

卡米尔用悲伤的表情看着他。表情比悲伤更加复杂，可是丹东不会分析这种表情，因为他一想到要从头开始，他精神上太累了。

“那么你去吧，”卡米尔说。“我要留下。我需要躲避多长时间就躲避多长时间。等我感觉安全了，我会给你捎信的。那时候，我希望你会回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但是，如果你说你会，我就得相信你的话。除此之外，无计可施。如果你不回来，我觉得我会到英国去。少了你，我就没有在这里继续干下去的意愿了。”

“我有妻儿，还有孩子，还有我——”

“是啊，我知道。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孩子了。”

“这事儿她告诉你了？”

“没有。加布丽艾尔和我的关系还没有好到这个份上。”

“噢。因为她没跟我说过。”

卡米尔指了指房子。“我会再回去跟那帮家伙说一说，让他们为自己感到彻底地羞愧难当。今晚，他们会抽泣着回到巴黎，你可以确信。他们可能会转移注意力——这就给了你一个机会。确实是重要的机会啊。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本不该说我刚才说的话。我要让法布尔把露西尔带到皇后镇去，在那儿，他可以悄悄躲藏一两个星期。”

“我没把握，我该不该把我的妻子托付给法布尔，让他作为陪护人。”

“那么托付给谁呢？兔子？我们勇敢胆大的屠夫？”

他们相视一笑。他们四目相对。“你知道米拉波过去常说什么吗，”卡米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伟大事件和卑鄙小人的时代。”

“那么，要当心，”丹东说。“哦，不管怎么说，留下你的遗嘱。卡米尔，把你的妻子交给我吧。”

卡米尔大笑。丹东转过背。他不想看到他走。

战斗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被挤压在一块障碍物上面。震惊远比疼痛大得多。他看到死人的尸体；部队撤退后，伤员被抬走的时候，他在一边注视着。他还注意到市民战场上落下的让人发笑的残留物：系花的帽子、不成双的鞋子、玩具娃娃，以及还在旋转的陀螺。

他开始行走。也许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对自己选择的路线也没把握，但是，对他来说，好像有必要回到圣-奥诺雷大街，回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占领那块场地。他快要到了。可是，现在有人拦住了他的道路。

他抬头。此人身穿一件衬衫，颈项那里被撕开了，头上戴一顶积了灰尘的圆顶帽，身上仍然穿着国民卫兵制服的残留部分。

他在大笑，最奇怪的是：他嘴里的牙齿全掉光了，像狗牙一样。

他手里拿着一把马刀。刀柄的四周还系着三色绶带。

在他身后是另外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人拿着刺刀。

罗伯斯庇尔非常镇定地站着。他从来不带手枪，尽管有无数次卡米尔总是要他带着。“卡米尔，”他以前说，“无论如何，我不会用枪。我永远不会用枪杀人。”

噢，那是真的。不过现在太迟了。

他会死得快，还是死得慢呢？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他没法影响这个决定。他的所有努力都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他心想：我要休息了。过了一会儿，我要睡觉了。

他内心那种令人恐怖的镇静冲到了脸上。

狗人不慌不忙做完了一个动作，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外套前襟。

“双膝跪下，”他说。

有人从后面推搡了他一把。他被摔得双足离地。

他闭上了眼睛。

就像这样，他心想。

在这条公共大街上。

之后，他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是跨越永恒的时空，而是在他真实的耳朵里。

两双手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他听到自己大衣的布料被撕裂的声音。接着便是嚎叫声、尖喊声，一只拳头东打西砸，接触到人脸的不同部位。可是，他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却是狗人，鲜血从他鼻子里汩汩地流出，还有一个女的，个子跟那狗人一样高，鲜血正从她嘴里往外淌。她说，“打女人，你还想？那么，小子，过来，让我们见识见识，用这些家伙我能砍断什么东西。”她从裙子里掏出一把看起来像是裁缝剪刀一样的东西。另一个女的，在她身后，拿着一把是你用来砍劈点火木柴的小斧头那类家伙。

等到他有了呼吸的时候，又有十几个妇女从一个大门口蜂拥而出。一个手里拿着撬棒，一个拿着叉子，而且她们所有人都带了刀子。她们高呼“罗伯斯庇尔”，接着人们纷纷从商店里、从屋子里跑了出来观望。

拿刺刀的那几个男的已被打出了老远。狗人吐了一口痰；血和唾液吐在那位领头的妇女脸上，“吐吧，贵族，”她高喊道。“带我去看看拉法叶特，我把他的肚皮破开，把他的肚子里塞满栗子。罗伯斯庇尔，”她高喊道。“假如我们一定要有个国王，我就选他当。”

“国王罗伯斯庇尔，”这些妇女们高喊。“国王罗伯斯庇尔。”

这男的个子高，秃顶，系着一块干净的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他从人群中奋力冲出一条路的时候，像打连枷一样不停地挥舞着另一只胳膊。“我是为了你，”他嚎叫道。“我的屋子就在这儿。”妇女们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木匠杜普莱，”有人说，“优秀的爱国者，优秀的师傅。”

杜普莱冲着卫兵们晃了晃锤子，接着，妇女们欢呼起来。“人渣，”他对男人们说。“回去，人渣。”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的屋子就在这儿，”他重复道，“这儿，良民，快走，这边。”

妇女们很快从队伍中散开，罗伯斯庇尔经过的时候，她们伸手去抚摸他。他跟在杜普莱的后面，蹲下身子，从一扇高大结实的大门里一个小小的门道中穿过。门闩嘭的一声拉回到原位。

大院里，工人站成了一个节点。又过了一分钟，一切都清楚了，他们原本在大街上加入到他们师傅的行列中的。“回去干活，我的好小伙子们，”杜普莱说。“把你们的衬衫穿好。你们在表示敬意吗？我吃不准。”

“哦不。”他努力要看到杜普莱的眼睛。他们不可以因为他到这里来就改变情况。大门边上，脏兮兮的草丛中一只画眉鸟在唱歌。空气中闻出了新木头甜腻腻的味道。那边就是屋子。他知道在那扇门的后面他会发现什么。木匠杜普莱伸出一只手。这只手抓住了他的肩。“现在你安全了，孩子，”杜普莱说。他没有把手抽回。

一个高个子女人穿着黑裙子，样子素朴，从边门那儿走了过来。“爸爸，”她说，“怎么回事，我们听到喊叫声了，街上有麻烦了吗？”

“艾蕾奥洛莉，”他说，“进去，告诉你妈妈，公民罗伯斯庇尔终于过来跟我们待在一起了。”

7月18日，一支警察部队拿着要查封《法国革命报》的命令，沿着科德利埃大街行军出发。他们没有找到编辑，不过找到了他的一个助手，他掏出一把枪。双方交了火。助手被制服，遭到殴打，然后被扔进了牢房。

警察赶到那栋坐落在枫特蕾-索-布瓦大街的夏庞蒂尔屋子的时候，他们发现，仅有一人年龄对得上号，也许他就是乔治-雅克·丹东。他是维克多·夏庞蒂尔，加布丽艾尔的哥哥。等他们发现搞错的时候，他已经负了伤，躺在血泊中，不过，这些日子可不是大家能够忍耐行为举止含糊微妙的时候。抓住一个叫丹东的倡议人，一个名叫德穆兰的记者；一个名叫弗雷农的记者、一个名叫雷让德勒的杀猪师傅的逮捕令已经发出。

卡米尔·德穆兰正躲藏在靠近凡尔赛的某个地方。在阿希斯，丹东安排好自己的事务。他把律师权力交给了他舅子，特别授权给他变卖自己的家具，只要他觉得合适，就取消他巴黎公寓的租约。他签署了一份购买河边一栋庄园房子的契约，把他母亲安置在内；与此同时，还为她安排了一份终身年金。八月上旬，他动身前往英国。

英国大使格沃尔勋爵在电报中这样写道：

丹东逃跑，伟大的谴责高手罗伯斯庇尔先生还身兼公诉人这个公职，他本人快要受到谴责了。

《巴黎革命报》上这样写道：

自由的下场是什么？有人说它要完蛋了……

[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为了纪念耶稣在受难之前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天主教教堂把它称作“圣枝主日”。

[2] 圣周，或者叫耶稣受难周，在基督教中指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

[3] “Ça Ira”以1789年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法语歌曲。其含义类似于《革命成功有希望》。

[4] 皆为法国地名。

[5] 皆为法国地名。

◆◆◆◆ ◆◆◆◆

卡米尔·德穆兰：

“国王已经举枪瞄准国家的头；他没打中，现在轮到国家回击他了。”

露西尔·德穆兰：

“我们想要自由；可是，哦，上帝啊，自由的代价太大了。”

第1章

幸运之手（1791）

玛侬·罗兰坐在窗户边上，把脸颊侧了侧，想要捕捉十月下旬太阳正在消退的温暖。她缓缓地、仔细地把缝针从破旧的衣布中穿过。即便处于我们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活儿也是由家里的用人来做。不过，什么事儿做起来总比不上你亲自动手那样好。尔后，她又埋头干活。能有什么比一块麻布更舒适、更普通呢？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如她丈夫所说，既然“打击已经降临”，就还有更多的缝针线打补丁的需要，就还有更多的修修补补将就将就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包含这些家务活儿的隐喻呢？是她抵制他们，还是他们抵制她？中心已经遭到磨损，破了，成了线条；因此，将边缘变为中心。“革命就会有希望了，”她笑了。她不是缺少幽默的人，她喜欢在心里想。

她丈夫，现在五十大几了，有溃疡病，肝脏也有些小毛病，多亏她的精心伺候，她意志力顽强，他的病情才没有恶化、变成废人。他以前当工业稽查官；眼下在1791年9月新政权之下，他的职位已被废除。他们曾为旧政权的灭亡鼓掌欢呼过；他们不是自私自利之人；可是，当你断了退休金，前头的日子只能过穷酸的上流社会生活时，你的鼓掌欢呼一定会止住的。

你一直生病，她寻思，巴黎夏天的炎热使你身体发烧，精力衰竭，三月田广场的流血使你感到恶心。“我亲爱的，这一切对你来说真是过分；看看你已变得会激动了。我们必须把一切抛开，回家去吧，因为没有什么再比你的健康重要了，而且，在克劳斯，你向来心情淡定。”心情淡定？她心情淡定吗？自从1789年以来？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这个位于布琊莱山区破败的小庄园、回到蔬菜苗圃的缘故，回到褪了色的、吊吊挂挂的东西当中的缘故，回到来他们家后门征求意见的那些贫困妇女当中的缘故，回到使用草药习惯的缘故。在这里（她读了很多卢梭的作品），人与自然、人与四季和谐相处。然而，这个国家正被窒息到毁灭的程度，她想要……她想要……

不耐烦地，她猛地把椅子从窗户那边拖开。她全部人生的光阴都是在当看客，当旁观者；可这个角色给她带来的却是一无所有，甚至连哲学意义上置身于物外这个礼物都没有。读书学习也没带来这个礼物，自我分析没有，甚至连园艺也没有，她在心里苦笑，寻思着。有些人会觉得，在自然过程中，这种情况一定会来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妻子和母亲的人生中。镇定一些吧，内心淡定一些——可是，可能性小呀。甚至在怀上孩子之后，你的血管里还是血气正浓，而不是母乳充沛。面对人生，我没有被动呀，我认为我将来也永远不会被动，更何况——鉴于近期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为什么应该被动？

比如，最近的这次不幸；当然，她不会因此而倒在这次不幸下。他们刚从巴黎返回，他们一定还要回去。要么他们必须拿到一笔退休金，要么就一定要在新政权之下获得一个新职位。

罗兰对这趟旅程不抱期望。不过，她心想，巴黎在召唤我去。我本来就是出生在那里。

她父亲的商店位于时钟码头，离新桥近。他是个刻匠，这是个时髦的行当，拥有时髦的客户，而且，他还有一副打造好的、与这个时髦行当般配的举止方式，他说话果断，但是又相当地会取悦别人。艺术家和匠人，他两者都是，又都不是。

她受洗后的名字叫玛丽-让娜，但一直叫玛侬。她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善良的上帝把我留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个什么理由：某个特定的目的吗？她仔细端详着她的父母，用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的眼光权衡他们的不足，权衡他们煞费苦心地装出的斯文。他们对她过分关心，也许是有点怕她吧。她上过很多音乐课。

十岁的时候，她父亲给她拿来几篇关于教育年轻人的论文，理由是，只要书名是关于教育的书籍都是她所需要的那类读物。

这个聪明的孩子，这个漂亮的孩子，这个对她来说一切好东西都配不上的孩子；有一天，他们把她一个人丢在作坊，这是多么粗心？不过，这男孩，这个徒工（十五岁了，他的个头对他的年龄来说过于挺拔，是个新手，脸上有雀斑）向来举止得体，不会伤害别人。时间是在傍晚。他在灯下干活，她就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做活计。他抓住她的手时，她没感到什么不安。他抓了一会儿，玩弄她的手指头，斜着头，朝她灿烂地微笑；然后用力把她的手摁在干活的长凳上。

在凳上，她碰到了奇奇怪怪的肉，一块潮湿膨胀、翘得很高的肉，有它自身的生命活力，还在抖动。他握紧她的手腕，然后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她看见她触摸到的那个东西了。“别告诉旁人，”他低声地说。她把手拽开。她的双眉向上飞扬，成了卷毛，不停地在她的前额上跳跃。之后，她大步跑远，在身后嘭地把门关上。

在楼梯上，她听到她妈妈在喊她。总是有腿要跑，总是有活儿要干——之后，她再也无法想起那块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她办完妈妈吩咐的事情，一脸的迷乱，胃在翻江倒海。她什么也没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这也是她后来觉得难以理喻的地方，因为她无法相信，她是个心地歹毒的孩子，她回到了作坊。是的：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很少给自己找借口；好像在那些日子里，她已经决定四处转转，对自己的本性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只是好奇心而已，她那长大的自我在心里说：这是受到过分保护的孩子那份天然的好奇心吧。不过，后来，她那长大的自我却总是说，你当时找到借口，你现在还在找借口。

每天傍晚，这男孩都跟她家人一起吃饭；因为他这么年幼，而且远离亲人，他母亲总是为他焦心。她无法在他面前表现出异样的举止；否则他们会为此感到纳闷，也许还要问出不少问题。毕竟，如果他们问的话，我没做错什么事呀，她总是这样对自己说。可她开始在心里寻思，生活是否公平呢；人们没做错事的时候，是否不会经常受到责备呢。当然，在童年时代，情况是这样；每天总有打错了的巴掌，还有托儿所里的不公。她心想，成年生活会不一样，会更理性。现在她就处于成年生活的边缘。她走得越近，生活看上去就越危险，人们好像按照理性做事也就越少。一个令人烦恼的、内在的声音告诉她：你没错，可是，有人能使你看上去好像是你做了错事。

有一回，他低声地对他说：“我没给你看你妈妈还没看过的东西。”她把下颌向上一扬，张开嘴巴，要制止他的鲁莽无礼。可这个时候他妈妈过来了，拿着一碟面包，还有一碗色拉，然后他们肩靠肩地在一起吃饭，好孩子，那个怕羞的孩子，眼睛只盯着桌布，为了色拉、奶酪和面包，感谢上帝。

在她四处躲藏的作坊里，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紧张，有了一根被拉紧的无形的线。当其他人在场保护她的时候，也许她还在跳进跳出，这已经使他受够了吗？她总是不断地想到那块奇怪的肉，没有眼睛，白白的，在颤抖，像是刚刚诞生的什么东西一样。

有一天，他们确定他们单独在一块儿了。她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她不会又像上次那样钻进他的圈套了。这一回，当她站着，朝窗外看的时候，他从她后面靠近了。他把手悄悄地从她腋下向上，然后把她往后拽至他的膝盖处，之后把她压倒在事先精心摆好的椅子上。她的裙子被他向上掀开了；他立刻在她的双腿之间抚摸她。然后他那满是雀斑的一只胳膊，虽然瘦得不成样子，但却充满了吃奶的力气，锁住了她的身体；他那只手勒成了拳头。她眼睛向下注视着这只拳头；他把她抱在那里，像是抱了一只洋娃娃，毫无生命，她漂亮的嘴唇张开了，而他却在呼哧呼哧地吸气，接着是喘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是她明白这是心满意足；只是这种活动的某种高潮已经达到了，因为他把她松开了，嘴里嘟嘟哝哝地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好话，之后，就再也没看过她一回（后来她觉得），他是非常刻意地把她往后抱的，这样，他就不需要看到她的表情是愉快还是惶恐，她是不是在笑，或者她是不是惊愕得喊不出声音了。

她奔跑；之后，很快就听到第一声迅速的恳求，想要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她的经历。她边讲，泪水边从眼里奔涌而出，之后，她双腿虚弱无力，于是她让自己踉踉跄跄地走到一张椅子边上。她母亲的脸好像在恐惧中分裂、飞扬了。她伸手去够她，重新把她从椅子上拽起来；她妈妈的手抓住她的胳膊，力气大得要把她捏碎了一般。她使劲地摇着她，她，这个宝贝孩子，在厉声尖叫，她问了她些问题：他干了什么事，他摸到你什么地方了，把他说的每一个单词告诉我，每一个单词，别怕，告诉你妈妈（整个过程，她无时无刻不在摇她，她那张变形扭曲的脸一点点从她的脸上离开了），他让你摸他了吗，你流血了吗，玛侬，告诉我，告诉我，说呀。

她沿着大街拖着步子在走，一边走，一边像个三岁的孩子在哀号。在教堂里，她母亲一把抢过钟绳，如果你杀了人，或者要死，只要拽一下钟绳，神父很快就会过来，然后，神父立刻过来，给你宽恕，这样你就不会遭到诅咒。他的确过来了……她母亲把她拽进后面的小屋，把她一个人独自留在昏暗之中，她喘气的声音，像个上了年岁的人发哮喘病时呼吸一样。

她父亲听着，侧着他好使的那只耳朵，倾听他认为是受到性侵犯的孩子痉挛般的一声接一声的抽泣。

蹊跷的事是这样：他们没有把这男孩开除。他们害怕丑闻。他们害怕，一旦此事为人知晓，所有的恶作剧也许全会归咎到她身上。她只好每天看见这男孩，虽然他不再跟她家人一起吃饭了。她知道，她现在成了一个该受责备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旁人说什么或者想什么的问题，这成了一个在心里要跟他和好的问题，一个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她母亲说，情况可能要更糟得多；她母亲说，不管那样意味着什么，只要她身子完璧无瑕就好。她母亲劝诫她，别再硬想那件事了；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人嫁出家门的时候，事情好像就不会这么糟了。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或许如此努力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她确实想过这件事。她总是脸红，在心里感到颤抖，这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动一动，头甩一甩，身子缩一缩。

她二十二岁那年，她母亲过世了；从此，早上，她负责家里的日常运转；下午，她学习——精通意大利语和园艺，拒绝接受爱尔维修[1]的制度，使自己在数学上有所进益。晚上，她阅读古典历史，闭着眼睛，坐在书旁边，双手还摆在书页上，梦想着自由。她老是想，强迫自己去思考人类的伟大之处，思考精神的进步和高贵，思考兄弟友情和自我牺牲：思考所有摆脱肉身的人类德性。

她阅读布封的《自然历史》；她觉得，书中的一些段落必须省略掉，有些书页，她翻得很快，因为它们包含了她不需要的内容。

这男孩离开他父亲的活计七八年之后，她又遇到过一次。那时候他刚刚结婚；她发现，他是个极其普通的年轻人。这次相遇短暂，来不及进行私人交谈，不是她希望她能有时间跟他交谈，而是他对她低声说，“我希望你现在不再怪我。我当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伤害。”

1776年，她的人生改变了。就是在那年，美国宣布独立，而她却要把她的感情收紧。曾经有不少提亲的，大部分是商人，年纪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她对他们都非常有礼貌，不过非常、非常令他们泄气。婚姻成了她回避、不再去考虑的事。家里人开始感到绝望。

但是那年的一月，让-马利·罗兰出现了。他个子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到过许多地方旅行，有父亲般的善良和老师般的正经。他属于少数贵族阶层，可他是五个儿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有些土地，还挣些钱，仅此而已。他是个管理人员：属于刚刚诞生的那种房地产类型的管理人员。他以稽查人员的身份到欧洲旅行过。他懂得有关漂白、扎染、做鞋带和利用泥炭作为燃料的知识；懂得有关弹药制造、猪肉疗效和镜片打磨的知识；懂得有关物理、自由贸易和古希腊的知识。立刻，他就感受到她本人对知识的渴求了，起码对某种类型的知识的渴求吧。起初，她没留意到他那奇怪的、满是灰尘的外衣，磨坏的里子，还有，鞋不是用鞋扣而是用旧绶带固定；当她留意到这些细节时，她心想，遇到一个相当没有虚荣心的男人该是多么惊奇。他们的交谈非常诚恳，从头到尾都是俏皮话，还有谨言慎语的客套。

他吻了她的指尖，不过那是礼貌性的。他在房间的另一边，与她相对而坐。他什么都不想尝试。他的样子有如一尊圣·保罗雕像，身子向下弓着，在你的下颌底下咕咕地在叫。

他们书信往来了，那些又长又吸引人、要花半天时间构思写作，还要花一个小时阅读的书信。起初，他们就普通的感兴趣话题写一些充满睿智的随笔。过了几个月，他们写到了婚姻内容——它的神圣性、它的社会功效性。

他去意大利待了一年，之后在出版了六卷的作品中汇报了他的旅行经历。

1780年，经过了充满思考而且各不相同的四个年份之后，他们结婚了。

新婚之夜，通过书信交流已不可能。她不知道她认为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她不让自己去想起学徒，想起他用手乱摸乱抓的事，或者去构建一个关于到底在她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的理论。因此，她对他的身体、对他那长着稀稀拉拉正在变白的胸毛而且空落落的胸脯、对他猴急猴急地拽着她贴近的那个身体，对那份穿透处子的刺痛，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的呼吸变了，她把自己的头向上放到他的肩上时，她问，“那是……？”可是他已经从她那儿滚到一边去了，睡着了，他那张开的嘴巴还在黑暗中呼吸。

第二天他醒来，把身子斜倾到她身上，既抱歉又关心地问：“你昨晚是完全无知吗？我可怜的亲爱的玛侬，要是我知道……”

孩子（他们俩都这么认为）证明婚姻是有道理的：欧多娜，在1781年10月4号出世了。

她有一种她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能力，在几分钟内，她能抓住复杂事物的本质。给她出道题目，就让我们说，布匿战争[2]吧，或者蜡烛制造吧，一天之内，她会给你做出满意的解释；几周之内，她就能建起自己的工厂，或者为希庇鸥·艾弗里卡奴斯起草一份作战方案。她喜欢在他的工作上帮他的忙，这，对她来说是份享受。她从最低级水平开始，先抄写他想要学习的段落。之后，在做索引方面，她试了试自己的身手，证明自己不仅细心，而且能干；再之后呢，她就把自己储存的记忆和锲而不舍的好奇心运用到他的研究课题上了。最后，因为她写字流畅而且优雅从容，她便开始帮他起草报告、撰写信件了。哦，索性让我干那件事吧，她总是说，当你还在第一段上面支支吾吾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把它润色好了。我亲爱的，聪明的小姑娘，他总是说，少了你，我今后怎么办？

不过，她心想，我要的不仅仅是表扬这份奖赏；我要的是宁静的生活，可是，我要转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了解那个赐给女人的地位，我才会称心如意，在尊重这个地位的同时，我要得到男人的尊敬。我需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和他们的认可；因为我也制订计划，我也推理，我也有我自己对于法国现状的各种看法。她希望，她可以通过某种不知不觉的过程把这些想法输入到国家立法者的头脑中：如同她把这些方法输入到她丈夫的头脑中一样。

她想起了七月的一天：苍蝇聚成一团一簇的，在病房的一个窗框上嗡嗡地叫着，白纸上面是她丈夫的黄脸，还有她的婆婆，一个八十五岁的专制君主，在角落里点着头，她的呼吸像是在吹口哨一样。她穿着灰色裙子，在打量着自己：因为年老体恙，再加上天热，头脑昏聩，端着草药茶悄悄地经过房间。窗户外夏天在固执地向前。

“夫人？”

“安静。什么事？”

“夫人，巴黎传来的消息。”

“有人病了？”

“夫人，巴士底狱倒了。”

她把茶杯掉在脚边，任其粉碎。后来，她心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罗兰从打盹中惊醒，从枕头上抬起头。“玛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

旧政权在角落处醒来了，冲着有人打搅她，她一边嘀嘀咕咕地在叫喊，一边用凶恶的眼神把她儿子的老婆纵欲无度的快乐看死了。

现在，她开始为新闻报纸撰写稿件：先是给《里昂快报》，然后给布利索的报纸《法国爱国者》。（她丈夫和布利索这两年最后终于有了书信联系。）她总是署名“里昂女士”或者“罗马女士”。1790年6月，她收到一封漂亮的信，如果字迹不是非常容易辨认的话，信的意思是要为《法国革命报》复印她的一篇文章在征求她的同意。她立马就同意了：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这家报纸编辑的性格。

在巴黎，伟大的机遇已经来到，她抓住了这个机遇。她已经使自己成为对爱国者来说有用的人物。不论是醒来还是睡着的时候，她都在梦想这么一个机遇；在她寂寞的学习时间里梦想它；肚子里怀着欧多娜的时候，她一边望着挖墓人在阿米恩的一块公墓干活，一边梦想着它。罗兰夫人沙龙。因此，也许，在细节上，这个梦想令人失望。男人都不重要，他们轻佻，他们思想错误，她只好咬着嘴唇停止干预，那样会使他们的威信降低。可是，这才是开始呀；很快，他们将会再次走上通往巴黎的道路。

最近这几个月，她一直没有让自己脱离当下的局势。她靠的是在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保存的几封来自布利索的信，来自罗伯斯庇尔的信，还有来自那个既严肃而又漂亮迷人的年轻代表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的信。从这些信里，她得悉三月田的事后影响。他们已经告诉她（她总是讨厌只晓得个大概，可是事件紧迫得这么厉害。），路易是怎么恢复王位的，怎么发誓要坚持宪法的；拉法叶特，不再担任国民卫兵的指挥官，他是怎么为了一个部队的职位而离开巴黎的。新立法大会已经召开，先前的代表被禁止参加。于是，布卓回到自己在伊文努斯的家。没关系；他们可以继续信件往来；毫无疑问，他们会再次会面的。

他们的朋友布利索现在还是代表：亲爱的工作如此卖命的布利索。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动身到自己的故乡去。他还在巴黎，重建雅各宾派俱乐部，还带来一些新代表，向他们介绍辩论的规则和程序，这就使得国民大会本身的辩论相形见绌了。罗伯斯庇尔，一个勤勉之人；可是，他还是令她感到失望。

大屠杀那天，她给他捎了个音信，主动提出要把他藏在自己的寓所里。不过，她没有收到回音。后来她听到他被一个经商的家庭接纳了，现在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危险时刻根本没到来的时候，她觉得无聊、失望。她看着自己蔑视一个政权；她看着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把国民卫兵的嚣张气焰给震慑住。

也是在这一次的流放中，她带着某种兴趣跟踪了丹东先生和他友人的事业。获悉他抵达英国的时候，她感到如释重负，而且希望他就一直在那里待着。不过，她还要寻找情报；一旦有了大赦的谣言，丹东先生就会重新回来。为了参加立法大会，他有胆气表现自己；而且在一次选举会议中间（她已经听到了），一名官员拿着抓他的逮捕令赶到了。他遭到暴民的言语谩骂和身体毒打，这些伤害似乎在他的所有活动中都伴随着这位律师，之后，这位官员被送进了阿拜耶监狱，在那里，他在专门关过丹东的那个牢房里被囚禁了三天。

大赦令已经通过，但是选举人员已经看透这个乡巴佬的鬼把戏。丹东遭到拒绝之后，退回到他的省里反省，眼下，他拿定了主意，他想要当检察官代表。凑巧的是，他在那里也将遭遇挫败。（她希望）法国被流氓统治的时间还遥远得很呢。

为了将来……一想到在巴黎愚蠢的人民当中再一次出现为国王和王后欢呼的事儿，她就心烦气恼，仅仅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签署在宪法上：好像他们忘记了这些年来的专制和贪婪，忘记了在去瓦恩尼斯道路上的背叛一样。路易跟外国列强狼狈为奸，那么多的情况对她来说再明朗不过了；将会有战争，如果我们不首先出击，我们就是愚蠢。（她把手上的衣服布料转了一下，用针勾住线圈，好打一个结头。）作为共和国，我们必须就像雅典人斯巴达人一样开战（她伸手去拿剪刀了。）路易非要被废黜才行。杀了更好。

之后，贵族统治将会永远结束。

过去一直就是这样的统治……

又有一次，很久之前，她外婆曾带她到位于马莱的一个屋子去拜访一位贵妇，她跟这位贵妇有些熟悉。有个脚夫鞠着躬，把她们领进门；沙发上斜靠着一位年迈的妇女，她穿着透明睡衣，长着一张愚蠢的脸，上面敷了脂粉。一只小狗从窗帘里窜出，竖起笔直的腿，在弹跳，还汪汪地冲着她们乱叫狂吠；贵妇人摆了摆样子，朝小狗骂了声，然后示意她外婆坐到一张低矮的凳子上。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个家里，人们用她外婆少女时用的名字称呼她。

她本人被丢在一旁，站着，既感到炎热，又不出声。因为那天清早，她外婆在她头发上施加折磨，她的头皮依然疼得厉害。这个老女人在垫子上面不住地挪动，她那颐指气使、令人好奇、未加修饰的嗓音里，不住地发出锯齿般的声音。玛侬被要求往前走走，她穿着笔挺的、最漂亮的裙子，向她点头行屈膝礼。因为那次行了屈膝礼，三十年后，她至今还没有原谅自己。

浑浊的眼睛在注视着她。“信教，是吗？”贵妇人说。

狗的气势减弱了，在她身边呼哧呼哧地吸气；一块被丢弃的挂毯躺在沙发扶手上面。她垂下眼睛，“我想履行我的职责。”

她外婆在凳子上痛苦地腾挪。老妇人拍拍她带系带的帽子，好像她在镜子前面一样；然后她把刻薄的目光又转向玛侬，并开始问她问题，学校教本上的问题。当她带着刻意的礼貌回答正确时，这老东西轻蔑地笑了笑。“是个小学者了，是吗？你认为那就是男人所要的东西吗？”

一问一答的形式结束了。她仍旧站着，在这个缺少空气的房间里感到头晕了。她非得听到列举她的优点和缺点的话才行。已经有了漂亮身段了吧，贵夫人说；仿佛要暗示，等她长大，她会发胖。菜黄的肤色嘛，贵妇人说；最终，你的肤色可以变得光鲜。“告诉我，我亲爱的，”她说，“你曾经买过彩票吗？”

“没有，夫人，我不信运气游戏。”

“她是个多么正经的学究啊，”老东西把音调拖长了说。一只手猛地窜出，像用了持骨虎钳一样，抓住她细小的手腕儿。“我要她给我买张彩票。我要她抓个号码，你明白，然后把彩票拿到这里交给我，她要亲自把它交给我。我认为她有手气。”

在街上，她在上帝洁净的空气中吞咽着。“请问，我不需要回去，是吗？”她想奔跑回家，回到她的书本，回到书本中那些通情达理的人那里去。

即便现在，每当有人说到“贵族”这个词，每当他们提到“一个贵妇人”或者“一个有头衔的女士”时，她的脑子里唤起的就是那个恶毒赌徒的画面。不仅仅是那个系着带子的帽子、刻薄的眼神，或者令人窒息的话语。而是四处弥漫的浓烈的麝香味，那种盖在（她知道）她颓败体表上的含着芳香的臭气。

真的，彩票。在共和国下不会再有赌博了，她心想；不会再允许赌博了。

巴黎：“瞧，”法官对法院文员说，“他们是否要把约翰浸礼会的会士留下，这我不管。他们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我要判他们六个月的刑期。不过，为什么你认为德穆兰已经回到律师协会了呢？”

“为了钱呗，”文员说。

“我原以为奥尔良给他们付了很多钱。”

“哦，公爵已经完蛋，”文员欣喜地说。“德·让利太太现在英国，拉克洛已经回到了他的政府，那些情人们正在讨好丹东。当然，他们从英国政府拿钱。”

“什么，你认为英国已买通了丹东？”

“我认为他们一直在给他们付钱，不过，这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的家伙。在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当你给人行贿时你才可以信赖他的诚实的时代。”

法官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地动来动去。文员说话变得精辟了；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总是晚到家。“而且，”他说。“跟手头的事情有关。”

“啊，是啊，德穆兰先生。他接受了他岳父的投资建议，从事巴黎城市债券业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

“的确是这样，”法官动情地说。

“眼下，当局已经查封了他想作为另外一份收入来源的那份报纸。”

“他不大可能变穷。”

“他有钱，不过，还想得到更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我明白，他在股票市场玩。他在那方面等待有所回报的同时，还想从律师协会现在可以拿到的丰厚酬劳中获得补偿呢。”

“有人告诉我，他讨厌这个行当。”

“可现在不一样，是吗？现在如果他入会有困难，我们就得坐着等他把话说完。我们有些担心——”

“不是我，”法官底气十足地说。

“他能干。”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每当制鞋商发现警察干涉他们的享受时，他们就请他们自己的人来打官司，这有多方便哪。亚瑟·迪龙，德·希勒雷，那一帮家伙，他们已经唆使他干这档子事了。”

“而且，他相当公开地跟他们有来往了——你会觉得爱国者——”

“他的多数事情我要忍耐。毕竟，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就是革命嘛。不过，我相信有一些低声的埋怨。不过毕竟——这是巴黎，不是日内瓦。”

“我相信你本人就是个好赌之人。”

“那是顺便说说而已，”文员轻松活泼地说。“也许，像德穆兰先生一样，在个体的私人生活中，我对限制国家干涉感兴趣。”

“你同意他的看法？”法官说。“很快我会看到你站在桌上用靴子踢人了；一个身穿家织裤子的无裤裆党人，一顶红帽子戴在你那令人尊敬的秃头上，一把叉子挨着你身后的墙壁放着。”

“极有可能，”文员说。“这些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嘛。”

“我要忍耐很多，可我不会允许你像巴雷·杜彻斯尼一样抽烟斗。”

卡米尔对着他的客户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手势里包含着悔恨和歉意，然后把笑脸转过来，对着法官。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面面相觑，任由他们的肩头松耷了一些。“你们逃不过坐牢的，”他们的辩护律师告诉过他们了，“所以，我们不妨利用你们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

“我希望请求法庭——”

“起立。”

律师踌躇了一下，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到法官那边，近距离地注视着他。“我要请求同意公开我的观点。”

法官压低了声音。“你打算引起某种公开辩论吗？”

“是的。”

“得不到我的同意，你不可以那么干。”

“这是个程序，是吗？我只是礼貌而已。”

“针对根据事实做出的判决，你有什么要争论的吗？”

“没有。”

“根据法律的判决呢？”

“没有法律判决。”

“那根据什么？”

“我反对利用法庭作为国家干涉的道德说教工具。”

“真的？”法官身子向前倾了倾；他喜欢为一些大而空洞的话争论。“正如你好像已经把教堂从现实图景中抹去一样，假如法律不那么做，你打算使人们成为他们该当成为的人那样吗？”

“谁该说人们该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假如人们选举他们的律师——这个现在他们正在做——难道他们不会为了交给他们的那个任务争辩吗？”

“可是，假如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是由腐败社会形成的，他们将如何做出良好的决定呢？假如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会，他们该当如何形成道德社会呢？”

“我们过去常常是通过神圣恩典这个机构实施的。不过，这一点新宪法并没有说明。”

“你要错到什么程度才行？”法官说。“我原以为，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从事人类道德再生事业的。你没有跟你的友人保持步调一致，难道这不让你感到焦虑吗？”

“自从革命之后，你就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吗？”

他似乎还在等着应答。法官却感到惴惴不安了。

[1]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任王室总包税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解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深切感受到人民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后担任王后司膳部部长的空闲职务，致力于理论研究和著述，并加入启蒙学者的行列，与狄德罗等人一起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精神》（1758）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1773）。

[2] 罗马于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在向地中海扩张的过程中，于公元前264至前146年与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迦太基曾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因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布匿战争。

第2章

丹东：他的肖像已经画好（1791）

乔治-雅克·丹东：“名声是个婊子，谈论子孙后代的人乃虚伪之徒和蠢货。”

现在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叙事他应该有个角色，这在当初没有料到。可时间逼人哪；问题又层出不穷，再过两年稍多一点时间，他将死去。

丹东没写，他也许拿着一摞笔记走进了法庭；我们已经再现过这样的场面，虚构的，但有可能会发生。这些案子的记录都已散佚。他从没记过日记，只写过为数不多的信：也许，除了写过那类甫一收到即被撕碎的信吧。他不信任他也许在纸上表达过的决心，因为那是他的临时看法，他也不信任长期诱惑。他可以在被三色覆盖的委员会桌子上划清他的界限；其他人做会议记录。如果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有什么观点需要强调，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有爱国怒气需要发泄，大家要等到周六才能看到他的讲话的重新表述，他们还会发现，虽然讲话经过了许多润色，刊登在卡米尔·德穆兰的报纸用灰纸做成的封面之间，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恶语谩骂。在兴奋的时候——屡屡有这样的次数——这份报纸的各种临时版本总是被扔在一起，一周出版两次，有时候每天一次。如丹东所见，卡米尔性格中最为奇怪的一面就是，他在每一个空白之处都要涂鸦；他每次见到一张没人用过而且对人无害的、老老实实的纸，他总要对它施加迫害，直至纸上写满黑压压的单词，然后再涂写这些单词的姐妹们，如此这般，对折的一叠纸就被他从头写到了尾。

当然，自从大屠杀以来，这份报纸不再出现。卡米尔说，他对最后期限、冲印刷工人发火的脾气和排版错误感到恶心难受。他把原先的催逼情况变成了自由撰稿。这倒不是个弊端，只要他每周创作出和丹东说的话语同样多的语词就行。从现在到他的事业结束期间，丹东要做无数的演说，有些演说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他边走路边在脑子里构思。也许你能听到他的声音。

九月我从英国回来了。大赦是旧国民大会所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动。我们应该本着和解精神开启这个新时代——或者一些诸如此类的神圣话语吧。你将会看到和解是如何成功达成的。

今夏发生的很多事件伤害了爱国者们——差不多，在许多场合——我回到了属于保皇派的巴黎。国王和他妻子又一次在大庭公众场合露面了，而且还得到了人们的欢呼。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此感到难过别扭。我向来是个慈祥和蔼之人。我不需要告诉你，我的那些科德利埃派中意志坚强的朋友们的感觉跟我不一样。自1788年以来，我们已经走过漫长的征程，那个时候，我知道的仅有的几个共和派只有比劳德-瓦恩尼斯和我亲爱的、打不倒压不垮的卡米尔。

关于拉法叶特（我很抱歉，我还没法习惯于叫他莫迪埃。）离开首都这件事，我感到有些高兴，但是为时过早。要是他出走国外，我个人会下令燃放三天的烟花，会在我们河流的这一边自由地做爱；然而此人现在跟我们的敌人站在一道，一旦我们遇上战争，在六个月或者九个月之后即将爆发的战争，我们又将把他变成民族英雄。

十月，我们讨厌的爱国者杰罗姆·裴迪昂当选为巴黎市长。另一位候选人是拉法叶特。国王的妻子对这位将军恨得太深了，为了保证裴迪昂当选，她改天换地了——裴迪昂，请你注意，是个共和派。我把这件事当成我要证明女人在政治上无能的最好例证。

当然，我不清楚裴迪昂是靠王室领取工资，这仅仅是有可能。这些日子里，有谁会去跟踪记录呢？他坚信，在从瓦恩尼斯回程的途中，国王的姐姐爱上了他。为此，他已经使自己变得滑稽好笑了。脸上没有任何怪异表情的罗伯斯庇尔没有汇报他的情况，我感到惊讶。顺便说一下，新的流行口号是：“要么裴迪昂，要么是死亡！”卡米尔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大声发表评论说，“不大算得上是个良好选择”，结果换来的是几张奇丑无比的脸。

突然被擢升，杰罗姆感到完全头晕目眩了；当他堂而皇之地接待罗伯斯庇尔，强迫他坐下吃完一顿宴席时，他犯错了。最近，卡米尔对罗伯斯庇尔说，“过来吃晚饭，我们有极其好的香槟。”罗伯斯庇尔回答道，“香槟是自由的毒药。跟你的老朋友说话，这算什么方式呢！”

我没能被选入新国民大会这件事令我感到失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原谅我吧，如果我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罗伯斯庇尔的口气——是因为反对我的人数多；因为我们没有修改限制性质的选举权利。如果我从街头百姓那里寻求授权，我可以当国王，如果我要当的话。

不过，我从来没有声称过我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我为我自己感到失望，同样也为我的朋友们感到失望。他们一直在为我卖命啊——卡米尔，当然，特别是法布尔——眼下，我成了唯一让那个天才冲垮我们时代的渠道了。可怜的法布尔啊：不过他还有用场，照他的方式来看，他蛮能干的。献身于丹东的进步事业，他身上的这个特点我更喜欢，胜过其他所有人。

轮到我的时候，我希望获得一个职位，这样我可以对他们有用了。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提高他们的收入。别装作感到震惊，或者装作这不过是摆摆样子。正如我们的婆娘们所言，我向你保证情况总是这样。除非有适当的报酬，没有人愿意谋求职位的。

选举之后，我去阿希斯待了阵子。加布丽艾尔有望在二月份生孩子，眼下需要休息静养。一个人在阿希斯无事可做，除非他喜欢干农活儿，就我有限的了解而言，她不喜欢。远离巴黎似乎是一段过得美好的时光。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利用他省份的口音，我冒昧地猜），可我觉得，如果他能放手不管，我可以做成同样的事情。巴黎不是令人特别地愉快。布利索呢，在新国民大会有许多朋友，正忙于寻求与欧洲列强开战政策上的支持——这是一项具有如此巨大风险而且并不妥当的政策，我试图跟他辩论的时候，我变得完全语无伦次了。

现在，在阿希斯，我母亲和我、我继父、我未出嫁的妹妹皮埃尔蕾特、我的老护士、我的大婶、我姐姐安妮·玛德琳、她丈夫皮埃尔，还有他们的五个孩子，一起都在我的屋檐下。这样的安排虽说喧闹，但是一想到我能以这样的方式给我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已经完成五块地的购买交易，包括一些林地在内；我已经把我的一片农场租了出去，还买了更多的牲口。你知道，我在阿希斯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想看到巴黎。

很快，我在城里的朋友们决定，我应该谋求一份公职。准确地说，他们想要我代表第一检察官这个职位。倒不是这个岗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的候选资格本身就是为我作宣告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吧，“丹东回来啦。”

为了向我解释这个计划，卡米尔跟他妻子到阿希斯来了，带着几个星期积攒下来的闲言碎语，还有几只装满报纸剪贴、信件和宣传册的袋子，东西装得太满，要溢出来了。加布丽艾尔算不上热情地接待了露西尔。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六个月，样子不中看，人也容易累。露西尔的乡下来访当然需要一整套新衣橱，既要简单又要美观好看；她变得更漂亮了，但是，正如安妮·玛德琳所言，哦，人太瘦了。

这个把巴黎人看成与红色印第安人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既带着防备心理又显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之后，过了一到两天，安妮·玛德琳干脆把他们加入到她的五个孩子中去了，见到他们，就给他们吃的，带着他们走遍了整个乡下，一路上强迫他们走路，为了煞煞他们的情绪。一天，晚饭之后，露西尔在谈话中说，她觉得她可能怀孕了。我母亲眼睛四处一溜，落到了卡米尔身上，然后说，她感到吃惊，非常吃惊。我觉得，也许现在是回巴黎的时候了。

“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安妮·玛德琳问她哥哥。

“几个月之后吧——把孩子给你看看呗。”

“我的意思是，永远。”

“哦，国家现状——”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在巴黎，我有个职位。”

“乔治-雅克，你只告诉过我，你是个律师。”

“从根本上说，我是个律师。”

“我们本以为费用在巴黎一定非常高昂。我们本以为你在这个国家一定是个顶级律师。”

“不完全是那样。”

“是的，不过你成了重要人物了。我们不清楚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如果你一直跟卡米尔谈话，他是在夸大其词。”

“难道你不害怕？”

“我该怕什么呢？”

“你得又逃跑一次了。下一回情况不顺，会出什么样的事？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快乐呀——我们也许会登上这个垛子的顶上一两年时间，但是这不会长久，这不符合事物该有的本质啊。”

“你知道，我们在尝试改变事物的本质。”

“可是，难道你眼下就不能回家？你有地，你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跟你老婆一起回来吧，让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按照他们该有的样子，一起长大，把那个小姑娘带过来，就让她在这儿生孩子——乔治，那孩子是你的种吗？”

“她的孩子？天哪，不是我的。”

“这不过是你看她的方式。好了，我该如何知道巴黎出了什么事？”

于是，我就代表选举了，但是被一个名叫德·耶尔威尔的人击败了。几天之内，这个叫耶尔威尔的人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因此，他从我的道路上被清理了。有新选举了。这一回，我的对手是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当红的剧作家，我觉得我必须把此人看成是革命同志。投票人也许会质疑我是否胜任职位，但是考洛特却具备了一条疯狗所具有的吸引力。我的优势非常大。

通过这件事使你自己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我的对手从中获益很多，但是对我却不利。他们说“皇宫插手了”。因为路易·卡佩保留了部长任命特权，所以，要是情况不是这样，那反倒蹊跷。

让我把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清楚吧：他们说我“领了皇宫的工资”。眼下这算是一项非常模糊的声明、一个并不准确的指控，除非你对姓名、日期和工资额度能够更加明确地解释，我不会认为有必要做任何陈述申明。可是，如果你问罗伯斯庇尔，他会为我的人格担保。眼下，这算是最高的保证了；因为他怕钱，他是出了名的“不可腐蚀之人”。

假如你觉得同情我，那么就把德·耶尔威尔的清理看作是个巧合吧。如果不是，那就安慰你自己吧，我的朋友雷让德勒最近得到一大笔钱，人家要他割断我的喉咙。但是，他把此事告诉了我；显而易见，在拒绝一笔丰厚的现金待遇的时候，他是相中了某个长期的好处。

我的新工资有其用场，作为一名出色的公共官员的地位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被人家看到花上一点钱、但是不会招致批评（哦，当然我错了）了，于是，在最后几个枯燥乏味的星期当中，我让加布丽艾尔忙着为我们的公寓挑选地毯、瓷器、银器，这所公寓我们刚刚重新装修好。

不过，我觉得你不想知道有关我们的新餐桌的情况——不过，你想知道谁在新国民大会任职。律师，自然是。像我本人一样的有产人士。右边，是拉法叶特的支持者；中间，是没有立场的特别多的一批人。左边呢，这才是眼下让我们关注的事。我的好朋友埃罗·德·塞谢尔是名代表，我们有些被科德利埃俱乐部新招入的人员。布利索是那些被选为巴黎代表当中的一员，他的很多朋友们好像可能有资格获得大众的关注。

关于“布利索的朋友们”，我必须就一些情况做出解释；这是个错用的名称，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法受得了他。但是，成为“布利索的人当中的一员”就是一种价格标注，是个标签，是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在旧国民大会，米拉波在过去常常手指着左边，大声喊道，“安静一下，那三十个声音”。罗伯斯庇尔有一天对我说，假如所有“布利索的人”都一起坐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那倒也方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同样的事了。

我们想要他们安静不要讲话吗？我不知道。假若我们能够消除这个荒唐好笑的战争或者和平的事——这需要消除很多事——那就不会有多少事使我们分裂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恰恰就不属于我们这类人——这，难道他们没有让我们知道吗！他们是许多来自吉伦特区的杰出人物，他们当中有波尔多律师协会的指路明灯。皮埃尔·维尼奥德是个优雅的演说家，在议会中算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假如你喜欢那种古老类型的演说，不过，这种风格跟在我们河岸这边装出来的凶残风格有点不同。

“布利索的人”当然是既在大会里面，又在大会外面。有裴迪昂——现在是市长，如我所言——，还有让-巴普蒂斯特·罗维，小说家，此人现在正为报纸撰稿呢——当然，你会记得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那个年轻无趣的家伙，总是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远远地坐在旧国民大会的左边。他们之间有几份报纸，在公社和雅各宾派俱乐部里，还有各种各样有影响力的职位。他们为什么聚集在布利索的周围呢，我根本弄不懂，除非他们需要把他神经质的能量作为动力。他在这里，在那里，表达即兴观点，做闪电式分析，眼睛一眨就构想出一篇社论。他永远都是在成立委员会，在发展项目；他永远都是在酝酿计划，在开辟道路，让他的机器运转。我见过维尼奥德，一个块头大、镇定从容的人，从他浓密的眉毛下在打量着他；布利索在喋喋不休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发出了轻微的叹息，脸上表现出痛苦疲惫的表情。我理解。卡米尔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让我感到身心疲惫。不过，对于卡米尔，有件事你必须要说一下——甚至是在最为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让你大笑。他甚至能够使“不可腐蚀之人”大笑。是的，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弗雷农说，他也亲眼见过——不得体但是开心的泪水，顺着“不可腐蚀之人”的脸啪嗒啪嗒直流。

我并不希望表明，布利索派是个如此坚定的党派。但是，他们彼此见面的次数很多——沙龙生活，你知道的。去年夏天，他们常常在一个年迈的、名叫罗兰的公寓里碰头。罗兰是个乡下省份无足轻重的人物，娶了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无穷无尽的激情，这老婆勉强还算得上有点姿色吧。她是一直想要有年轻男人围着她转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然后让他们彼此争风吃醋。可能她让这个老丈夫戴上了绿帽子，不过，我怀疑，那，对她来说是不是真正的目的——她想要得到满足的并不是她的身体。噢，我觉得是这样的。使我放心的是，我对她并不十分了解。

罗伯斯庇尔过去常常到那里去吃晚饭，因此，我想，他们是一帮思想高尚之人。我曾问过他，谈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很多的话；他说，“我一声不吭，就坐在角落里，咬咬我的指甲。”他有他自己的快乐时光，马克西米连就是这样的。

在十二月头上，从阿拉斯回来之后不久，他就来我的家中拜访了。“我打搅你了吗？”他问，和往常一样，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一边拿眼睛朝我的客厅里瞅，保证没有他不想见到的人。我漫不经心地挥手要他进来。“不过，你在乎狗吗？”

我赶忙把放在他肩上的手拿开。

“我并不想到处带着它，”他说，“可它总是跟着我。”

这只狗——体型和一只小驴一般大小——躺在他脚下，头放在爪子上面，眼睛在脸上。这是一条了不起的花斑狗，名字叫布朗特。“他是我老家的狗。”他解释道。“我原来以为我应该带着它的，因为——哦，莫利斯·杜普莱要我有个贴身保镖，而我呢，不喜欢有人到处跟着我这个想法。我以为狗——”

“我肯定它会。”

“它非常乖。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哦，毕竟嘛，”我说，“我有雷让德勒当我的保镖。”

“是的。”他不安地挪动着，这导致狗的耳朵在抽搐。我的心思全在马克西米连身上。“有一个针对你的暗杀阴谋，这是真的吗？”

“不止一个，我明白。”

“不过你没让他们吓到。丹东，我非常尊敬你。”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过去没指望有人证明。我们略微就他的阿拉斯之行闲聊了一时半会儿。他告诉我有关他姐姐夏洛特的情况，她是他在公开场合最为热心的支持者，但是，在私下场合，她却令他感到心烦。这是头一回他跟我谈起他的私生活。我对他的全部了解都是来自我从卡米尔那里获悉的情况。我觉得，当他回来发现巴黎全是新人在管理事务的时候，他把我看成是他的老战友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经原谅了我，他与阿黛乐解除定亲之约的那个时候，我曾取笑过他。

“因此，你打算拿新国民大会怎么办？”我问他。

“我觉得他们比过去那一帮人好多了。”他语气中缺少热情。

“可是？”

“这些来自波尔多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倒是很好。我想知道他们的动机，仅此而已。”然后，他开始谈起拉扎尔·卡尔诺，一位他熟悉多年的军事人员，此人现在是名代表。卡尔诺是我听到他表扬的第一个战士，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库颂，”他说，“你遇见过他吗？”

我遇到过。库颂是个残疾人，他坐在特制的椅子里，有个侍从帮他到处推着轮椅；遇到有台阶的时候，侍从就把他抬到自己的背上背着他，他萎缩的双腿在下面拖着。遇上某个乐于助人的会把椅子搬上来，这个可怜的人啊，之后再被放回到椅子上，之后他们走开。虽然身体残废，但是，他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作为律师，喜欢星光灿烂的人生。库颂的脊椎有毛病，长期感到疼痛。罗伯斯庇尔说，这并没有让他感到痛苦。只有罗伯斯庇尔可能相信这句话。

他说，他有点担心好战分子——换言之，“布利索派”。

“你刚从英国回来，丹东。他们打算对我们开战吗？”

我能向他保证，只有极端挑衅才会使他们开战。

“丹东，战争将是灾难性的，是吗？”

“这毫无疑问。我们没钱。我们的部队由贵族指挥，他们的同情心也许还是在敌人那一边。我们的海军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丢尽了脸面。在国内，我们政见不同。”

“我们一半的官员，甚至不止，已经移居到国外。如果我们打仗，只好由农民拿着叉草的叉子去打仗。如果我们能够承受开支，要么就是串叉。”

“这样也许会使某些人得益，”我说。

“是的，皇宫。因为他们觉得，战争引起的混乱无序将会迫使我们回到君主制度上来；他们还觉得，当我们的革命遭受挫折失败，被迫屈服，我们将会爬到他们面前，乞求他们帮助我们忘记我们曾经自由过。如果那种结果得逞，如果普鲁士军队烧毁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乎什么呢？看到那一天，对他们而言，就是看到了吃的喝的。”

“罗伯斯庇尔——”

然而，他无法被人打断。“因此，即使战争是针对安托瓦内特自己的人发动的，皇宫还是会支持战争的。有些在国民大会任职的人，自称是爱国者，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革命战斗上分散开。”

“你是说布利索派？”

“是。”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想要，如你所言的那样，分散注意力呢？”

“因为他们害怕人民。他们想要制衡革命，阻挠革命，因为他们畏惧真正行使人民的意志。他们要革命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想要填饱自己的私囊。我将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民总是需要战争——那是因为从战争中捞钱容易方便啊。”

对这个残酷的结论，我感到惊奇：不是我以前没有得出过这个结论，而是罗伯斯庇尔竟然会得出这个结论，思想纯洁、动机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啊。

“他们谈到，”我说，“把自由带到欧洲的十字军东征。至于如何进行，传播兄弟情谊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

“传播福音？哦。问问你自己——谁喜爱武装的传道士呢？”

“到底是谁？”

“他们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们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中，但是它的目的将是军事独裁专制。”

我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他说得正确，可是我不喜欢他讲话的方式；他说话，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仿佛不容争辩似的。“难道你不认为，”我说，“布利索和他的朋友们因为美好的动机也许会获得赞誉？他们觉得战争将会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使革命安全可靠，从而使欧洲的其他国家不会找我们麻烦？”

“你那样看吗？”

“从我个人来讲，不会这样看。”

“你是个傻瓜？还是，我是个傻瓜呢？”

“不是。”

“难道道理说得还不清楚吗？按照法国目前的状况，贫穷、没有武器，战争就意味着失败。失败要么意味着军事独裁者，他能杀就杀，然后建立新专制；失败要么就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完全倒台，或者复辟。可能意味着两者兼有，一个接着另一个地到来。过去十年，我们的成果没有一件被保存下来，对你儿子来说，自由将是一个老人的白日梦。丹东，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人能够真心诚意地从反面去思考。因此，假如他们确实这么考虑过，他们就不真诚，他们就不是爱国者，他们的战争政策就是与人民为敌的阴谋诡计。”

“你是说，实际上，他们是叛国者。”

“实际上。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反对他们。”

“要是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你会赞成开战吗？”

“我讨厌所有的战争。”他强作笑容道。“我讨厌所有的没有必要的暴力。我讨厌争吵，甚至人们之间的不同看法，不过，我知道，我注定了要忍耐。”他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仿佛要把所有的争论抛掷在一边似的。“告诉我，乔治-雅克——我说的话像是没有道理吗？”

“不，你说的话有逻辑……只是……”我没有办法想得出，该怎么来结束我的句子。

“右翼分子妄图把我当成一个疯子向世人展示。他们证明要使我成为这么一个人。”

他起身要走，狗随后蹦了起来，我抓住他的手时，狗朝我瞪了一眼，看了看。

“我想要跟你谈一谈，不是正式地，”我说。“我厌倦了在公共场合跟你说话，厌倦了从来没有开始对你有所了解。今天过来吃晚饭吧？”

“谢谢你，不过，”他摇摇头，“有太多的工作。到莫利斯·杜普莱家里看我吧。”

于是他下了楼，这个通情达理之人，他的狗啪嗒啪嗒地跟在他的后面，对着影子低沉地吠了几声。

我感到沮丧。当罗伯斯庇尔说他讨厌整个战争的想法时，这是一时的情绪反应——我也不是不受情绪影响的人。和他一样，我对于战士并不信任；我们怀疑，甚至嫉妒，好像唯有舞文弄墨的人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似的。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呼吁战争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首先出击，他们说，在我们挨打之前。一旦他们开始敲响大鼓，就没办法跟他们论理了。眼下，如果我非要抵制潮流，我倒宁愿跟罗伯斯庇尔一起行动，而不愿跟其他任何人一道。我也许会拿他开心——不，不是“也许会”，我确实会，不过我知道他的能量，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诚实。

可是……他在心里感觉到了什么了，然后他就坐下，在脑子里琢磨其中的逻辑。然后他说理性第一，之后我们都相信他的话。

我的确在杜普莱家中拜访了他，但是我首先让卡米尔去侦察了一下。当他身处险境时，这位木匠师傅已经把他藏好，我们都认为一旦情况正常，等等等等——可他还是留在了那里。

一旦朝着圣-奥诺雷大街的大门关上了，这地方就真算安静了，差不多是乡下了。院子里全是杜普莱的工人，但是没有一点声响，而且空气新鲜。他在一楼有个房间，简单、但是令人心情舒畅。我没留意家具，我觉得这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着一只又新又满的大书柜，如果不算时尚的话，挥了挥手。“那个，莫利斯给我打的。”他对此感到乐滋滋的。好像有人愿意不辞劳苦，他就感到开心似的。

我看看他的书。让-雅克·卢梭的书摆了有一码长；很少有别的作者。西塞罗、塔希特斯，还有常见的：都已经翻旧了。我在心里纳闷——如果我们与英国开战，我非要把我的莎士比亚的书、我的亚当·斯密的书藏起来吗？我猜想，罗伯斯庇尔读不懂现代语言，只读得懂他自己的语言，这似乎是个遗憾。顺便说一说，卡米尔觉得现代语言他不屑一顾；他在研究希伯来语，正在找人教他梵语呢。

他曾经告诫过我应该对杜普莱一家有什么样的指望。“有……这些……可怕的……人，”他当时说。可是那天他正忙于装成埃罗·德·塞谢尔，因此我没有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首先，有这个家庭的父亲莫利斯。他五十或者五十五岁吧，正在秃顶，但是非常热心。他只能证明我们亲爱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最坏的特点。夫人是相貌平平的那一类人，从前也从来算不上好看。有个儿子，也叫莫利斯，还有个侄子，西蒙——最后这两人年纪都轻轻的，但是明显地相当愚笨。”

“不过你把关于他三个女儿的情况跟我讲讲吧，”我说。“她们值得拜访吗？”

卡米尔发出贵族才有的埋怨声。“维克多瓦，她和家具不容易区分开。她从不开口——”

“如果你处于这种情绪中，这并不让人惊讶，”露西尔说。（可是她却感到非常开心。）

“有个小女儿，伊丽莎白——他们叫她巴蓓特——她还可以忍受，假如你喜欢愚蠢的姑娘。然后，还有最大的那个姑娘——我找不到词儿来形容她。”

当然，她们不是。艾蕾奥洛莉，看来是个不幸的姑娘，平平常常的，没有活力，但是装腔作势。她是在大卫雕像下学艺术的学生，喜欢古典名字“考蕾莉娅”超过她自己非常贴切的名字：我承认，我发现这个细节让我光火。

为了消除一切残留的幻想，他发表意见说，罗伯斯庇尔房间的窗帘是用夫人的旧裙子做的，因为这些窗帘正是她原本要为自己个人打扮而挑选的可怕的衣料。卡米尔就像这样连续好几天不停地说啊说啊，想要从他身上听出什么名堂是不可能的。

他们都是好人，我觉得；挣扎到他们目前这个舒适的状况。杜普莱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做朴素直白的发言，但是非常低调。马克西米连在那儿好像就在家里一样。每当我想到这，跟他们住在一起，可能在经济上对他有利吧。他尽可能体面地放弃了作为检察官的职位，说这个职位干扰了他“更伟大的工作”。因此，他没有办公室，没有薪水，必须靠积蓄生活。我明白，有钱但是保持中立的爱国者们靠他们的银行家们给他送汇票。你觉得怎么样？是的，他写了几句礼貌的话，然后就把汇票送回去了。

这些女儿们——害羞的那一位丝毫也不比另一位差，巴蓓特有一种学校教室的魅力。艾蕾奥洛莉，我老实说……

他们尽其所能地使他感到舒适：天知道，是有人该那样做的时候了。但是，根据我们更新改造过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斯巴达式的舒适；每当我们用卡米尔称为“善良素朴的食物和善良素朴的女儿们”这样的话来耻笑杜普莱一家的时候，我担心这证明了我们身上最坏的品性。

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屋子氛围中某种奇怪的东西了。当这一家子开始收集他们新生儿子的肖像装饰墙壁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开始不愿意接受这种做法。弗雷农问我，我是不是觉得罗伯斯庇尔允许这样的事不是出奇地虚荣吧。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把肖像备好了：就连我这么个连艺术家都要退避三舍的人都备好了。不过，这有所不同；你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坐在小小的客厅里，他在那里有时候接待访客，你会觉得他迎接你的目光不仅仅是其人本身，而且还用了颜料、炭画，还有三维陶土。每次我拜访他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许不是经常性的，总有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出现在我面前。这使我感到不安，不仅仅是他的肖像和半身像，还有所有家人看他的那副样子。他竟然出现在他们门前的台阶上，他们为此感激，可是好景不长。他们的眼睛全盯着他，父亲、母亲、年轻的莫利斯，还有西蒙、维克多瓦、艾蕾奥洛莉、巴蓓特。要是身处在他的位置，我应该反问我自己：这些人真正想要得到什么呢？假如我把东西给他们，我会失去什么呢？

1791年岁末，我们或许已经感受到的阴霾被卡米尔返回律师协会这个连续不断的戏剧性事件给驱散了。

他们确实计划要开销很多钱，他和露西尔——虽然，和大多数爱国者们一样，他们雇有少数用人，但是没有马车，免得遭受大众谴责。（我有一辆马车，我担心，我把个人的舒适凌驾于大众的赞誉之上了。）可是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娱乐，卡米尔赌博，洛洛特把钱花在女人花钱要买的东西上。可是，不管怎么说，卡米尔的冒险行为与其说是因为现金匮乏所致，不如说是因为需要一个新领域来做自我推销。

往日，他声称，他说话结巴完全妨碍了他辩论成功。当然，在大家还没习惯他的结巴现象之前，的确，结巴让人不适、令人厌烦，甚至还使人尴尬。但是埃罗已经指出，卡米尔已经从精神涣散的法官那里硬是拧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裁决。当然，我已经观察到卡米尔的结巴现象时有时无。每当他生气，或者强迫性地希望阐明某个论点时，结巴现象就没了，消失了；每当他感到上了当受了骗，还有，每当他希望像人家一样表明他事实上是个好人时，虽然他真的不是非常能够应对世事，结巴现象就有了，就来了。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天生的乐观态度，也就是，经过八年的熟悉之后，有时候跟我在一起时，他是装作有结巴毛病，但他指望我相信这一点。他倒不是完全没有成功：有些日子，我被卡米尔的无援无助弄得如此困惑时，我就装作去为他开门。

直至新年，一切平安无事。那时候卡米尔接了个案子，为一对被扯进位于拉齐威尔通道赌馆官司的夫妇辩护。卡米尔为国家干预这个在他看来完全属于私德的事务感到难过；他不仅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把观点在全城到处公布。现在，布利索——一个在政治哲学方面和私人生活方面都有爱管闲事倾向的人，这让人为之惋惜——被整个事情激怒了。他在言语上攻击卡米尔，还安排一个写手，在报纸上抨击他。结果呢，卡米尔说，他要“毁灭布利索”。他说。“我只会简单地写他的自传，我没必要去美化、去点缀事实。他是个剽窃犯，是个间谍，假如我保持克制到现在，没有把这些保留意见说出来，那是因为这么久了我们彼此相熟的感情。”

“胡说，”我说，“那是因为害怕他可能会把你情况给抖搂出来。”

“一旦我跟他的关系完蛋……”卡米尔说。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我感到我必须干预一下。在战争问题上，我们也许不是完全赞成，但是，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我们天然的盟友就是布利索派和吉伦特派的人了。

我希望，在卡米尔的私生活方面，我可以让你知道得更多。哦，他对露西尔发过天长地久、矢志不渝的誓言，发誓仅仅持续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不过，从他在不同时间讲出前后并不连贯的陈述中，我猜想，他并没有移情别恋，为了得到她，他会把整个事情重新再来一遍的。他们之间没有人们彼此厌烦之后产生的那种彼此讽刺挖苦、彼此冷漠无情的现象；事实上，他们展示了一对有钱的年轻夫妇精力充沛、活泼生动、过着幸福生活的形象。利用自己的魅力玩弄任何漂亮男人，甚至玩弄那些像我这样从来不会被描绘为漂亮的人，令露西尔开心，她操纵弗雷农，现在呢，埃罗。你还记得迪龙将军，就是那个浪漫得跟卡米尔如胶似漆的爱尔兰人吗？无论夜里他们在什么地方打牌，卡米尔总要把他带回家，因为将军跟他一样也有那个嗜好，把他介绍给露西尔，仿佛他正在给她带来一件最漂亮的礼物。的确，他就是这样，因为迪龙，还有埃罗，到处被人们说成是巴黎最英俊的男人，此外，他们还相当会摆姿态、装优雅、献殷勤，还有所有那些垃圾吧。她除了从调情之中获得满足，我想象得出，有人，也许是荡妇芮美，曾经给她建议过，要留住见异思迁三心二意的丈夫，有个办法就是使他嫉妒。如果这是芮美的主意，她正在经历巨大的失败。有最近的一次谈话为证：

露西尔： 埃罗想要吻我。

卡米尔： 哦，你一直在吊他的胃口。你让他吻了吗？

露西尔： 没有。

卡米尔： 为什么不？

露西尔： 他双下巴。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就只是一对友好、潇洒、超越道德、决心要使生活对彼此来说都轻松释然的夫妻吗？假如你在我们街上住过，这可不是你能想到的；假如你住在我们隔壁，这也不是你能想到的。对我来说，他们似乎都是为了高昂的赌注而玩世不恭，而且每个人都在关注对方出现精神崩溃，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罢手不干。实际情况是：露西尔跟她的美男子交往越多，卡米尔就好像越感到开心愉快。为什么竟是这样的情形呢？恐怕得要利用你的想象力来弥补我的想象力的不足了。毕竟，到目前为止，你对他们了解得够多的了。

可是我呢？哦，眼下，我觉得，你喜欢我老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吧。我们小小的女演员——芮美和她的朋友们——是如此通情达理，如此令人舒心，如此容易让我们的加布丽艾尔不被理睬。他们从来没有跨越过这个家的门槛；她总是非要对她们说什么吗？这些姑娘们，她们不是妓女，远远不是；如果你要主动给她们钱，她们会感到震惊。她们所爱好的是外出旅行、款待、礼物，要让人家看到她们挽着那些名字见诸报端的男人的手臂。如我姐姐安妮·玛德琳所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快活的日子；一旦我们的快活日子结束了，我们就会被遗忘，而她们又要去挽着别的男人的手臂了。这些姑娘们，我喜欢她们。因为我喜欢不抱幻想在生活的人。

有朝一日，很快，我必须花点时间讲讲芮美其人——但愿这是作为对法布尔、埃罗和卡米尔友情的表示吧。

我应当说，也是为我自己辩护吧，我对加布丽艾尔的忠贞不渝已经有好久；不过，这些日子不是讲究始终如一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过往，我从前和如今都感觉过的强烈的推心置腹的情感；我想起她父母对我的关爱友善，还有我们曾经下葬了的孩子。可是，我也想起她不同意我的冰冷语调，还有她向我退让的沉默寡言。在这个世上，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他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干（就像那些女演员一样），他就必须使自己顺应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可加布丽艾尔并不明白这一点。最让我感到窝火的是她那任人凌辱的样子。天晓得，我可从来没有凌辱过她。

于是，我看见——哦，这个姑娘，那个姑娘——时不时地，还有公爵的那些女士们。你要说，来吧，肯定不行；这家伙又在吹牛了。和艾略特夫人一起时，我总是说，我们仅有工作关系。我们讨论政治，英国政治：应用到法国事务上的英国政治。可是，现在在格蕾丝的语气中，在她的眼里，有了很多热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愿意模仿别人的人；我真的认为，她觉得我很讨厌。

可阿涅斯不是这样。公爵不在城里的时候，我就去拜访她。假如公爵认为我可能要去看阿涅斯，通常，他就出城。这种做法进行得太顺利了，要是那件不幸的事没有因为失败而让他丢尽脸面，结果使他灰溜溜地跑到乡下隐姓埋名，我会因为这样的安排要表扬拉克洛的。可是，为什么皇族的情人——难道你不觉得，她或许可以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呢——竟然委屈自己接受一位名声不好、身体过重、奇丑无比的律师的进攻呢？

因为公爵预见到未来，在未来，他需要一位朋友；而我，恰恰就是他将需要的那位朋友。

可是，我告诉你，我发现，要我了断对露西尔的思念真难。那里曾有过这么多的激情，这么多的智慧和才华。她当然正在败坏自己的名声。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她是我的情人，当然，很快，她将是；与旁的追求她的人不一样，我可不是一个玩世不恭之人。

再过几个星期，加布丽艾尔就要给我再生个儿子。我们到时候要庆贺，要和好如初，这意味着她会接受眼下这个处境。顺便说一下，露西尔的孩子出生之后，孩子是她丈夫的，卡米尔和我将会达成谅解，这，对我们来说，做起来不是十分困难。我认为1792年也许就是我的快乐之年吧。

一月，我就任检察官之职。

毫无疑问，我以后还要再跟你说说有关情况的。

第3章

三片刀刃，两片备用（1791—1792）

路易十六给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姆这样写道：

“兄长先生……我刚给俄罗斯国王和王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瑞典国王和王后去过信，向他们提议，召开欧洲主要列强大会，以武装力量为辅，作为制衡本地各路派系的最好手段，作为重建更加理想的事物秩序的最好手段，作为防止折磨我们的邪恶在欧洲别国占据控制权的最好手段……我祈望国王陛下……对鄙人所提议的这一措施加以绝对保密。”

J·P·布利索在1791年12月16号给雅各宾派俱乐部这样写道：

“经历了一千两百年的奴隶制度之后，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民族需要一场战争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玛丽-安托瓦内特给阿克塞尔·冯·弗尔森这样写道：

“这些傻瓜们。他们明白，这件事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夜里，加布丽艾尔的阵痛开始了，比他们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他听到她从她的床上侧向一边，等他睁开眼睛，她已经站在他身边了。“阵痛已经开始了，”她说。“把凯瑟琳给我叫来，好吗？我觉得这一回不会耗上几个小时。”

他坐起来，用手臂围抱着她那硕大的身体。烛光在她黝黑的头发上湿乎乎地摇曳着。她用手臂把他的头贴着自己的头抱成一团。“求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她低语道，“让一切都好起来吧。”

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他不知道。

“你在发冷，”他说，“你冷得非常厉害。”他把她轻轻地放回到床上，把床罩在她身体四周塞好。然后走进客厅，在火炉的余火上添了些木头。

现在这里不是他待的地方；这是外科医生和接生婆待的地方，是楼上的安琪莉可和吉力夫人待的地方。他一边站在房间门口踌躇着，一边再一次跟她说话。路易丝·吉力坐在床上，把他妻子的辫子扎紧。他用低低的声音问她母亲，那小姑娘待在这儿合适吗？不过，路易丝听到他的话了，抬起头。“哦，丹东先生，”她说，“合适。或者即便不合适，我们大家也只好忍着，我现在十四了。”

“你到四十的时候，”她母亲对她说，“让你做个爱管闲事的人的时间会足够的。回你的床上去吧。”

他朝加布丽艾尔身上靠了靠，吻了她，拧了拧她的手。他朝后站了站，让路易丝过去，可她却在他身上蹭了一下，然后抬头直视了他片刻。

天亮得晚，不仅晚，而且非常冷，他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哭得惨兮兮的，窗户四边蒙着霜，冷飕飕的战争之风像大镰刀一般在空寥寥的大街上刮着。

3月9号，国王利奥波德驾崩。有一两天，直到关于新国王的看法为人所知，和平才似乎有了可能。

“股市上扬了，”法布尔说。

“你对股市感兴趣吗？”

“有闲钱的时候我就捣鼓。”

“以上帝的名义，”王后说。“在赖克尔女儿的马车里逃跑？在拉法叶特的军营里避难？大家快要发笑了吧。”

“夫人，”国王说，“夫人，他们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的部长们建议我——”

“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现在还是在跟绅士打交道。”

“不可能更糟，”王后说，话说得诚恳，但不信任。

国王伤心地望着她。“假如这个政府垮台的话……”

政府的确垮台了。

3月21号：“那么，杜姆雷兹，”国王说，“你觉得你能把政府聚拢起来吗？”在他脑子里这个想法一直不停地在困扰着他：此人在巴士底狱被关过两年时间。查尔斯·杜姆雷兹鞠躬行礼。“让我们别……”国王急匆匆地说。“我知道，你是雅各宾派人。这我知道。”（可是夫人，还有别的人在那儿吗？别的人？）

“陛下，我是个士兵，”杜姆雷兹说。“我五十三了。我一向对陛下您效忠尽力。我是陛下最真正的子民，我……”

“是的，是的，”国王说。

“……我要负责外交事务办公室。毕竟，我了解欧洲。我一直担任陛下的代理人——”

“将军，我不怀疑你的能力。”

杜姆雷兹让自己轻轻叹了口气。时间是在路易听到自己的部长们出去的那个时刻。对于国家事务，路易越来越没有兴致，对于令人扫兴的具体问题，他毫无兴趣；今天是个申述并不全面，但是回报却迅速的日子。如果国王和王后要获救，不要知道得太多，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成了一件好事：否则，他们将会拒绝他的帮助，如同他们拒绝拉法叶特的帮助一样。

“管管财政吧，克莱维耶尔，”他说。

“他是米拉波的亲信。”国王脸上毫无表情；杜姆雷兹并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在称赞他。“内政部呢？”

“这很困难。真正能干的人都在国民大会，但是代表不可以当部长。如果你愿意，给我一天的宽限吧。”

国王敷衍地点了点头。杜姆雷兹鞠躬行礼。“将军……”不像帝王的声音在他身后拖着。这个动作敏捷的瘦小男人急忙转身。“你不反对我，是吗……？”

“反对陛下？因为我参加了雅各宾派？”他想吸引路易的注意，但是，路易已经把注意落在他头左边的什么地方了。“帮派起起落落。不过忠心耿耿这个传统永存。”

“哦，是啊，”路易心不在焉地说。“我不会把雅各宾派叫作帮派，而是把它称为一股力量，如同从前我们国家有教堂一样，现在我们有俱乐部。罗伯斯庇尔这个人，他来自何处？”

“陛下，来自阿特瓦，我知道大概如此。”

“是的，可是，你知道，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他来自何处？”路易在椅子里不舒服地动了动自己沉重的身体。在这两个男人中，他看起来年龄相对大了些。“像你一样，我认识你。你是我们所称为的冒险家。布利索先生是个时尚家——他是一位具有他的时代所有的思想的人，不过，只是因为那些思想流行时髦而已。丹东先生我认识——因为他是我们在历史书中找到的那些凶残的怂恿分子中的一员。可是，罗伯斯庇尔先生……你明白，要是我知道他想得到什么该多好。也许，我能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那样的话，事情也就结束了。”他在椅子上松垮垮地坐着。“那里有样神秘兮兮的东西，难道你不觉得？”

将军杜姆雷兹又鞠躬。路易没注意到他走。

隔着过道，布利索在等他的爱将。“你有你的政府了，”杜姆雷兹对他说。

“你好像心情不好嘛，”布利索尖声尖气地说。“出了什么岔子？”

“没有——只是陛下说的那句格言还在我脑子里萦绕。”

“他生气了？他现在没有资格那样。”

“我没说他生气。”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四目相迎。他们彼此并不信任，哪怕就是一点点。尔后杜姆雷兹碰了碰布利索的肩，摆出一副支持的架势。“我亲爱的同仁，一个雅各宾派的神父职位。好像不可思议，就在刚才。”

“还有关于战争问题？”

“我没催他。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月内，要有对敌力量出现。”

“一定会有战争。最大可能要发生的灾难就是和平。你同意吗？”

杜姆雷兹在绕着手指旋转拐杖。“怎么会不同意呢？我是一名士兵。我要考虑我自己的工作。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说，这是一次极佳的机遇。”

“试试看，”维尼奥德说。“让皇宫为自身的生活畏惧了一回。无法抵挡这个想法。”

“罗伯斯庇尔——”布利索大喊。

罗伯斯庇尔停下。“维尼奥德，”他说。“裴迪昂。布利索。”点过他们的名后，他似乎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们有个提议。”

“我知道你的提议。你提议让我们再努力。”

裴迪昂竖起一只手，要平息争论。他现在要比罗伯斯庇尔第一次认识他时块头更大、更壮实了，绸缎般的成功在他脸上落定了。

“我觉得，在辩论大厅做个小小的改变这一方面，我们不需做什么交易，”维尼奥德建议道。“我们可以私下谈话。”

“我不需要进行私密谈话。”

“相信我，”布利索说，“罗伯斯庇尔，相信我，我希望你能够在战争问题上和我们站在一起。掺和我们的内部事务真是难以忍耐啊——”

“你的敌人就在国内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到要跟奥地利和英国开战呢？”

“你是指那里吗？”维尼奥德头一动，朝国王位于杜伊勒利宫的寓所方向做了个表示。

“那里，是的——还有我们周围的所有人。”

“我们有朋友在神职位置上，”裴迪昂说。“我们可以关照他们。”

“让我走，”罗伯斯庇尔推开人群，从他们身边经过。

“他正变得疑神疑鬼的，像有毛病一样，”裴迪昂说。“我过去一直是他朋友。坦率地说，因为他头脑冷静清醒，我感到害怕。”

“他拥有一批追随者，”维尼奥德说。

布利索一边跟在后面追赶罗伯斯庇尔，一边抓住他的臂肘。维尼奥德在观察他们。“一条不错、好逮耗子的公狗，”他议论道。

“嗯？”裴迪昂说。

布利索依然跟在罗伯斯庇尔后头。

“罗伯斯庇尔，我们刚在说到神职人员——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机遇。”

罗伯斯庇尔从他那里挣脱开。他把外衣的衣袖向下拉了拉。“我不需要任何机遇，”他神色黯淡地说。“更何况，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合适的机遇。”

“四楼？”杜姆雷兹说。“这个罗兰，他住在四楼，他穷吗？”

“巴黎开销大，”布利索帮腔地说。他的胸口在起伏。

“真的，”杜姆雷兹感到生气了，“如果你受不了我行走的这个步伐，你也没有必要追我。我会等。我丝毫没有打算一个人进去。现在：你对这一切很有把握了？”

“已经被证明了的行政人员”——布利索气喘吁吁地——“还有已经被证实的就任记录——还有成熟周到的态度——还有老婆——了不起的能力——出色的敬业精神——为了我们的目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听懂了，”杜姆雷兹说。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目的。

玛侬亲自开门。她头发有点凌乱，她已经非常、非常无聊。

杜姆雷兹用旧政权时期的礼节吻了她的手，做得过头了。“先生呢？”他询问道。

“他刚睡下。”

“我觉得你可以把话跟夫人说一说，”布利索建议道。

“我觉得不可以，”杜姆雷兹嘟哝道。“最好还是把他弄醒。我们有个或许是挺有意思的建议。”他朝房间四周围扫视了一下。“这意味着你要搬家。也许，我亲爱的，你要把瓷器或者什么的打包吗？”

“不过，不，”玛侬说。她显得非常年轻，但是沮丧得差点儿要掉眼泪。“你们是在玩我。你们怎么能这样？”

她丈夫的脸上停留着一丝因恐惧而导致的苍白。“我几乎没有想到，我的宝贝，布利索先生会拿像政府的组成这么严肃的话题寻开心。国王提供了内务部长的位置。我们——我——接受了。”

维尼奥德在他位于杜顿太太的房子、万多姆广场五号边上的公寓里也睡着了。但是有人从床上下来接见丹东。他对丹东的了解迫使他摆出一副钦佩他的样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不过，他有个明显的毛病，那就是工作太卖力。

“可是为什么是这位罗兰呢？”

“因为再也没有旁人了，”维尼奥德说，没精打采的样子。他对这个话题感到厌烦了。他厌倦了人们问他罗兰是谁。“因为他机动灵活。据说是谨慎小心。你要让我们找谁？马拉？”

“他们自称是共和派的人，罗兰一家。你也是，我想。”

维尼奥德冷冷地点了点头。丹东仔细端详着他。四十还差一岁，他个子不算很高，也不够宽，给人一种标致英俊的形象。他苍白沉重的脸上因为天花有了些斑点，大鼻梁似乎有点熟悉他细小的凹陷的眼睛，仿佛随便哪个特征属于某张旁人的脸才好呢。他不属于那种在人群中总被人注意到的人；但是，在国民大会或者雅各宾派论坛上——他的听众沉默着，在画廊里伸长了脖子——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变得潇洒，嗓音柔顺而又平滑，身体姿态令人肃然起敬，他把两者从容优雅地结合在一起。在论坛上，他有只应该属于贵族的表现；火花在他棕色的眼里点燃了。“注意那个，”卡米尔说。“那是自私自利的火花。”

“噢，可是，我喜欢看一个人做他擅长做的事，”丹东热情洋溢地回答。

他觉得，在布利索的所有朋友中，此人称得上是最出色的一位。我喜欢你，他心想；不过，你懒洋洋的。“一个处于神职位置的共和派人——”他说。

“——未必就是共和派神父。”维尼奥德说完。“哦，我们倒要看一看。”他随意翻了办公桌上的几张报纸。丹东从这个动作看出他对他们提到的人流露出一定的轻视。“丹东，如果你想在人生当中做大事，你将来得要严格要求他们。向这位女士致谢。”看到丹东脸上的表情，他咯咯咯地笑了。“开始认为你孤立无援了？和罗伯斯庇尔一起搭档？他最好让自己接受战争。他的名气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迷过。”

“名气不是问题。”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名气不是问题，是的。可是，你，丹东，你从这里走向何处？”

“向上呀。维尼奥德，我希望你把你自己的命运和我们捆在一起。”

“‘我们’到底指谁？”

丹东开始要说话，然后又止住，他第一次被他非要提供的人名具有臭名昭著的性质给镇住了。“埃罗·德·塞谢尔，”终于他说了出来。

维尼奥德扬扬浓眉。“就你们两人？卡米尔和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先生突然从你们的知心朋友中被排除在外了？雷让德勒杀猪太忙了？哦，我敢说，这些人对你来说都有用。不过，我不致力于使自己类属于某个派系。我喜欢战争，因此，我与喜欢战争的其他人坐在一起。但是，我不是布利索派的人，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是我自己本人。”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这样，”丹东说。“不过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不是那样。”

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卡米尔醒来了，有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他一直在跟士兵们谈话——尤其是将军迪龙——他们说，无论如何，如果要有一场战争，公然与舆论对抗，与时代潮流相悖，有何意义呢？索性让自己当个不可抗拒的运动的弄潮儿，而不是在洪流中被践踏，岂不更好更妙？

他把自己妻子叫醒，并告诉了她。“我感到恶心，”她说。

早晨六点半。他在丹东的客厅里，在地毯上踱步。丹东叫他傻瓜。

“我为什么总非要赞同你的意见？我就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我可以考虑我所喜欢的东西，只要它恰好是你所考虑的。”

“走开，”丹东说。“我又不是你爸。”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听上去像个十五岁的人一样，你想要做的事就是找人打架，因此，你为什么不回家过上几天，跟你爸爸吵上一架呢？我们会因此免去了政治后果。”

“我会写——”

“你不愿意把笔放到纸上。你确实是在考验我的脾气，过分。趁我还没把你变成第一个布利索派的烈士，走开。到罗伯斯庇尔那儿去，看一看你会不会受到更好的接待。”

罗伯斯庇尔病了。料峭的春寒损害了他的胸部，而且，他吃什么，他的胃就拒绝什么。

“那么你抛弃你的朋友们了，”他说，有点呼哧呼哧地在喘气。

“这未必影响到我们的友谊，”卡米尔堂而皇之地说。

罗伯斯庇尔把目光转开。

“你提醒了我——那位英国国王叫什么名字来着？”

“乔治，”罗伯斯庇尔厉声说道。

“我想我指的是克努特[1]。”

“你将只好走开，”罗伯斯庇尔说。“我今天上午不能跟你争。我要保存体力，去做重要的事。可是如果你决心要办报纸，我就再也不会信任你了。”

卡米尔从房间退了出去。

艾蕾奥洛莉·杜普莱正站在门外。他知道，她一直在听，因为她疲惫的眼睛里有了突如其来的生机活力。“啊，是考蕾莉娅，”他说。他一生从没对一个女人用那种语调说过话；否则，她会在老鼠身上激发出残忍。

“假如我们知道你去打搅他，我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别再进来。不管怎么说，他不会见你。”

她用眼睛在他身上扫视了一下。我希望你会吵架，眼睛说。

“你和你阴森森的家人，艾蕾奥洛莉。你认为你占有他吗？你认为因为他屈身在你们屋檐下，你就有权利决定谁进谁出吗？你认为你要让他跟他交情最深的朋友分开吗？”

“你对自己太自信，是吗？”

“有道理，”卡米尔说。“哦，考蕾莉娅，你说话这么直来直去。我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打算。我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你认为，他会娶你。就忘了吧，我亲爱的。他不会。”

那是白天当中唯一快乐的火花了。露西尔坐着，在伤心地等着他，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孩子裹好的身体上。现在生活索然无趣。一旦女人带着活力和同情打量她的时候，她的人生就到了这个阶段：当男人的眼睛不再朝她注视的时候，仿佛自己成了一张旧沙发。

“有马克西的便条，”她说。“我拆开了。他说，他为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感到懊悔，他说话仓促，求你原谅。还有，乔治来过。他说‘对不起’。”

“我跟艾蕾奥洛莉漂亮地吵了一架。那些人，他们都是掠夺成性的家伙。我心想，你知道，如果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不同心，我会出什么事呢？”

“你有你自己的头脑呀。”

“是的，不过你将发现，事情的结果并不是那样。”

3月26号，王后把法国的详细作战方案交给了敌人。4月20号，法国对奥地利宣战。

1792年4月25号，对公路抢劫犯尼克拉斯-雅克·佩里蒂尔实施了科学民主的死刑。

围观的群众比看平常死刑的人要多，而且还有一种期待的氛围。行刑者，当然，用仿制的东西练习过很多次了；他们看上去精神抖擞，互相点头致意，互相保证不要出错。不过也没什么要担心的，一切都是机器处理。机器被升高到一座带厚刃的大型构架的断头台上。罪犯在护卫的押送下走上断头台。他不会有痛苦，因为，在法国，野蛮时代已经结束，由获得委员会认可的机器取代。

行刑者们动作迅速，把罪犯包围起来，绑到一块板子上面，再把板子慢慢向前滑推；刀锋猛地向下，传来一声轻轻的咔嚓声，接着便是一摊鲜血。围观群众慨叹，彼此面面相觑，难以置信。这么快捷，一切终结，毫无场面。他们看不清楚这个人可能死了。桑松的一个助手抬头望着他，行刑师傅颔首同意。这位年轻人把人头落进的皮袋举起，把正在坠落的东西挑了出来。他举起人头，对着人群，慢慢地转向每一个方向，展示这个空空的、没有表情的人脸。真够好的。他们都平心静气了。几个妇女举高孩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死人的躯干与人头分开了，滚进一只大柳条篮子里，给拿走了；被砍断的人头就放在脚之间。

总之，包括把头举起（向来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花费了五分钟时间。行刑师傅估算了一下，假如时间重要的话，这个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半。他，他的助手，还有徒弟们关于这个新的方法看法不一致。诚然，这个方法不仅方便，而且人性化；你难以相信受刑的人会感到疼痛。可是，这个方法看起来太简单容易了，人们会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技术和技巧的含量，会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做行刑人。这个行业本身感觉受到了破坏。但是在前一年，国民大会就已经对死刑问题展开过辩论，很受欢迎的罗伯斯庇尔实际上已经为废除死刑辩护过。他们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还是那么强烈，对成功满怀信心。可是，那个思想深邃的人，桑松先生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罗伯斯庇尔已经跟不上舆论了。

格尔东先生，是从前巴黎议会的木匠师傅，做了如下估算：

台阶……………………………………………1700里弗赫

三片刀刃（两块备用）…………………………600里弗赫

轴承和铜制凹槽………………………………300里弗赫

铁制落砣（为装刀刃用）………………………300里弗赫

绳索和传动装置…………………………………60里弗赫

全部建造、测试和讨论时间…………………1200里弗赫

小型模型展示防止事故发生…………………1200里弗赫

合计　　　　　　　　　　　　　　　　　5360里弗赫

当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满怀热情地把这个新发明向国民大会推荐时，说，“有了这台机器，我可以在一刹那让你的人头不见，而你却没有经历丝毫的痛苦。”（大笑声。）

丹东：深夜罗伯斯庇尔到卡米尔的公寓登门拜访，正在找他。我当时和露西尔在一块儿。这儿真够安全。用人让莱特在公寓周围，坐得相当笔直。尽管他们都在想，我跟这个身怀六甲的姑娘在一起干什么呢……卡米尔当时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喊门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在。年轻的马克西米连有些不快。露西尔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她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倒是可以建议几个地方，”我说。“不过，马克西，我不会建议你去试那几个地方，不是你本人亲自去。”

他一下子脸就红了。我心想，思想邪恶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有个主意，卡米尔过了河，正在给他和马拉都卷入其中的一个奇怪的妇女团体——为民主砍掉侯爵夫人和臭嘴巴女人的年轻女士协会——演讲，你知道那一类东西。我真的觉得，因为“不可腐蚀之人”罗伯斯庇尔有这么一大批女士拥趸，就在他们正已钦佩卡米尔的时候，只要他一走进去，那些女士们也许会丢掉所有的矜持，开始袭击街上的人。

他问，他是不是可以等。这事儿很重要。

“为什么不守到早上呢？”

“我不按照常规时间作息，”他向我解释道。“卡米尔也不会，你知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通常都有空。”

“这回他没空了，”我说。露西尔用恳求的样子看着我。

于是我们就坐了个把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跟马克西米连闲聊是多么困难啊。就在那个时候，洛洛特请他做孩子的教父。他欣然同意了。她提醒他说，他给孩子选个名字是他的特权。不知什么原因，他感觉到孩子会是个男孩，他说；我们应该给他取个激荡人心的名字，一个伟人的名字，一个因为拥有共和品格，而且与众不同的人的名字；因为我们已经把共和国作为思想状态话题，而不是作为政治现象来谈论了。他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过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名字，然后决定他应该取诗人贺拉斯[2]这个名字。我说，“假如孩子是个女孩，情况会怎么样？”

露西尔柔声柔气地说，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呀，我能看得出，她已经做好的算计，我们不会采用这个名字的，他实际上是不会叫这个名字的。她说，也许，作为第二个名字，我们可能会叫他卡米尔？罗伯斯庇尔笑着说，“在那个名字里头也有很多光荣。”

之后，我们就坐着，互相看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使他感到既不舒服又产生怀疑了，这个光荣名字的源泉正在外面嫖妓。

凌晨两点左右，他悄悄回来了，问我们当中是哪一位先到的；我告诉他的时候，他似乎已经知道，不过，没有生气。露西尔没有问他去了哪里。啊，他有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妻子，我心想。我告辞了，之后，罗伯斯庇尔开始谈公社的一些正事，好像时间是在下午两点钟，而且，严厉的措辞根本还没创造出来。

罗伯斯庇尔：像露西尔这样的人存在呀。卢梭就说过这样的话。罗伯斯庇尔把书放到了一边，不过，在这一段上面做了标注。

关于平和可亲的女人的性格，一个证明是，所有爱她的人都在彼此相爱着，嫉妒和争斗都服从于他们曾经被她激发的那种更为强烈的情感；在她身边的人当中，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怀有丝毫的歹意恶念。让读者停顿一下，假如他能够回想起值得如此赞美的其他女人，那就让他跟她在一起，假如那样他能够得到幸福。

这一段一定可以适用。在德穆兰这个家里，生活出奇的平静。肯定，他们也许没有把一些事告诉他。人们确实倾向于不把有些事告诉他。

他们曾经请他当这个孩子的教父——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他觉得，它不会按照罗马仪式受洗。倒是露西尔有一天晚上问他了，他什么时候过来（很晚，快到午夜了）发现她和丹东单独在一起的。他希望，那些谣言不是真实的。他希望能够相信谣言不是真实的。

他一出现，用人就走开：对此，丹东莫名其妙地大笑。

有些事情他要跟丹东仔细地谈谈，他原本可以当着她的面谈的；有些情况她明白，而且她的观点值得采用。不过，丹东好像处于某种特别的情绪之中，一半富有侵犯性，一半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他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情绪的钥匙，他们依靠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聊。后来，在某个时候，他感到一种物理力量在推着他。那是丹东的意志。丹东想要他走。回想起来，尽管这种情形显得好笑，但是，他只要伸出手抓住椅子的扶手使自己稳定下来就行。就是在那个时刻，露西尔提起了孩子的话题。

他感到开心。当然，这样做正确，因为他是卡米尔交情最长的朋友。现在，他认为，他要有自己的孩子，这不可能。

他们费了些时间谈到名字的情况。也许他有些感伤，不过，他记得卡米尔写过的所有诗歌。他现在还写吗？哦，不，露西尔说。她笑了，显得有些神经紧张。事实上，每当他找到一些旧材料，他总要惊呼，“比圣-约斯特差劲，比圣-约斯特差劲，”之后便把它烧掉。有一阵子，罗伯斯庇尔感到非常地尴尬丢人，像受了伤一样：仿佛他的判断遭到了质疑。

露西尔找了个借口，跟让莱特说话了。

“贺拉斯-卡米尔，”丹东若有所思地说。“你觉得这名字会给他的一生带来运气么？”

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笑容的浅淡。假如到了下一代，他还被人们记得的话，人们会谈起他这个淡淡的、冷漠的笑容，正如他们将要谈起丹东的腰身、活力，还有带疤痕的脸一样。他向来想要与众不同——特别是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也许这个笑容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或者具有居上屈尊或者不赞同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他脸上所能做出的唯一笑容。

“我觉得贺拉斯……”他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出色的共和派人。假如有人贬低他后来的诗歌，在那些诗歌当中，我认为他可能是被迫阿谀逢迎奥古斯特的。”

“是的……”丹东说。“卡米尔的写作是在讨好你——尽管可能我不应该说讨好这个词，我把词语选错了。”

他只得咬牙；也就是说，他想到了磨砺它们，而这个想法通常顶用。

“如我所言，这是一个无上光荣的名字。”

丹东坐回到椅子上。他伸出长腿。他拖着腔调说话（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过，因为没有别的词描述这种事情，他便拖长了腔调）。“我想知道这个无上光荣的名字的源头现在正在干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怎么，你以为他在干吗？”

“大概是在妓院干令人意料不到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去想。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亲爱的罗伯斯庇尔，我不指望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假如你知道，我反倒感到震惊。希望破灭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非要追问这个话题呢？”

“我真的认为，你一点也不了解卡米尔干的那些事。是吗？”他听上去像是感兴趣似的。

“这是一个私人关心的事。”

“你让我吃了一惊。他是一个公众关心的人物？一个公众人物？”

“是的，真是那样。”

“因此他应该善良。有德行。照你的说法。可他不是。”

“我不想知道——”

“可我应该坚持告诉你。为了公共福祉，你知道。卡米尔——”

露西尔回到房间。丹东大笑。“马克西米连，换个时间，我保证告诉你这些细节。为你们亲密无间的关系着想。”

[雅各宾派俱乐部在开会，罗伯斯庇尔正在发言。]

听众： 独裁者！

丹东先生 [主席]：保持安静。讲究秩序。罗伯斯庇尔先生从来没有在这里独断独裁过，只有纯粹理性的独裁。

听众： 蛊惑人心者已经觉醒！

丹东先生：现在我不当蛊惑人心者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非常艰难地保持沉默。我应当揭开那些自诩为人民服务的人的面纱。最近三个月，那些人一直对目睹过整个革命的个人勇气进行指责，极有必要公开反对他们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792年5月10号，罗伯斯庇尔给雅各宾派这样写道：

“你们越是疏远孤立我，你们越是切断我与所有人的联系，在我的良知中，在我事业的正当性中，我就会发现越多的正确性。”

下面几段选自布利索派的神职人员的生活见闻：

杜姆雷兹将军出现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他现在已是该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他的仪态十足像个士兵，他那喜爱质疑、骚动不安的思想状态在他那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的脸上表现了出来。他最近敷过粉的头发上戴了一顶红色羊毛圆帽，即自由之帽。他来到爱国主义教堂（或者某个诸如此类的轻浮比喻）表达自己的敬意，而且，他在寻求兄弟般的忠告和指导。

许多神职人员以前从来没像这样表现过。

爱国者们带着焦虑凝视着罗伯斯庇尔的脸。他脸上表现出的却是鄙夷不屑。

内政部长罗兰先生出现在杜伊勒利宫，准备拜见国王。皇宫的官员们都从他那儿往后退却，惊恐万状，一声不吭。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长筒袜最近已经补好。礼仪司长把杜姆雷兹带到了一边，用低低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对他说：“他怎么能被觐见？他的鞋子上都没有鞋扣。”

“没有鞋扣？”将军幽默地说。“啊呀，先生，那一切都完了。”

“我亲爱的丹东先生，”埃罗·德·塞谢尔说，“真是如此妙不可言的晚餐啊。现在，如果我们谈论政治会不被原谅吧？”

“我妻子是个实在人，”丹东说。“她知道政治为晚餐付费。”

“这种情况我习惯了，”加布丽艾尔说。

“你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吗，我亲爱的？或者你认为他们让你厌烦了？”

她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但是，她笑了笑，为了消除因为自己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我从中得到最有益的东西”可能引起的挑衅。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做的事。”埃罗转身面对丹东。“如果罗伯斯庇尔坚持要从政治中获得最坏的东西，那是他的事。这些人——布利索派人、罗兰派人、吉伦特派人，你们愿意怎么叫他们就怎么叫他们——目前都在管理事务。他们有——什么呢——几乎没有凝聚力。几乎没有一项政策，除了战争——战争已经开始，相当悲惨，他们必须认同。”

“他们有热情，”丹东说。“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辩论家。缺少教条主义。那个糟糕透顶的女人。”

“啊，那个小小的女人怎么迷上了成名？”

丹东厌恶地嗤了一声。“我们吃过饭了。我必须给个提醒吗？”

前一天晚上，他和法布尔一起花了痛苦不堪的两个小时和内政部长一道，吃了一顿痛苦不堪的晚饭。杜姆雷兹去过那里。他时不时地嘟哝道，“我想跟你们说句私密话，丹东，你明白吗？”可他找不着机会。是部长的妻子在指挥这个场合。在桌子前面，部长把身子撑在椅子上；他很少大胆说话；丹东得出的印象是，真正的部长是在这幢建筑里面别处的桌上在涂鸦什么的人，而坐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蜡像模型，被缝在一身古装的黑外衣里面。他被一种要倾斜过去把叉子戳进他身体内看一看他是否会尖叫的诱惑所主宰了，但是他挡住了这个诱惑，闷闷不乐地把目光收回到菜碟子上面。有一道没有名儿的汤，里面既有水又有面粉；有极少的一点点粗禽肉，还有一些胡萝卜，尽管它们细小，但是已经过了它们的第一生长期。

玛侬·罗兰此刻正沿着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台阶走着，看到自己丰腴漂亮的身影映在维也纳玻璃墙上。那个星期的晚上，她穿的裙子已有三年了，遮住了她的双肩。没有丢弃。

她要保持个人习惯，这种情况她已经让大家知道了。贵族外表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她不愿意去掉施人恩惠的样子，所以她的访客（严格按照邀请）总会恪守她的规矩。富丽堂皇的沙龙也许处于封闭、没有照明的状态，因为她不渴望在那里接受朝拜。她给自己造了一间优雅低调的小书房，距离部长办公室非常近。在那里，她总是在办公桌边度过自己的日子，让自己对部长有所用处，假如有人希望私下见到部长，少了一群公务员和请愿者的麻烦和吵闹，没有什么比她去捎个信儿、让部长步行经过她那小小的私室，在那里与他的访客磋商更轻松了；她呢，双手叠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坐着，认真倾听，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碍手碍脚。

她定下了自己的规矩，神父布道礼仪要根据这些规矩来实施。每周操办两次晚饭。吃的东西简单，不提供白酒。客人总是在晚上九点之前离开——我们总是主动开始离开，法布尔低声说。不接待妇女；他们一边闲谈，对他们的装束打扮做个小小的比较和竞争，他们诋毁罗兰夫人高尚的格调和目的。

这个特别的星期一真是困难不小。罗伯斯庇尔已经谢绝了她的邀请。皮埃尔·维尼奥德已经接受了。从个人角度讲，她不喜欢这个男人；这些天来，她的个人爱好算得上是件大事。她可能找不出与他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过此人懒惰，总是把他的演说口才用在谈论宏大的主题上，迎合宏大的场面。那天晚上，他的眼睛因为无聊发光了。杜姆雷兹真够生动风趣的——可是，他的生动风趣没有沿着正确的轨道走。他至少谈了一次丑闻轶事，之后请她包涵。她只是稍稍动了动头，表示原谅；但是，将军知道，他明天的工作将会莫名其妙地受到阻挠。很快，而且是轻而易举地，她会滑进权力的惯性中。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曾试图把谈话兜个圈子引到戏剧上来，可她却坚定地使谈话重新回到了话题本身——昔日拉法叶特侯爵的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策略。她已经看见法布尔吸引了丹东的注意力，同时在顷刻之间把他本人的注意力放在越过天花板正在奔腾的女神上了。她对坐在她旁边的让-巴普蒂斯特·罗维感到高兴。不错，她曾因他写的小说对他有过怀疑。但是，她理解在旧政权下爱国者的立场曾经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位前途光明的新闻记者，很多东西是可以原谅的。当他勾着身子听她讲话的时候，他正在变稀变薄的金黄头发向前跳了一下。一位党派人士。罗兰夫人的一位朋友。

她跟罗维说话，可是她的眼睛却违背她的意愿被吸引到丹东身上了。恰恰就是杜姆雷兹坚持说，她必须邀请他：“他是我们应该栽培的对象。他在大街上有很多崇拜者。”

“在暴民中，”她鄙夷不屑地说。

“你认为我们将来跟暴民没有交道要打？”

于是，就在这里，此人坐了下来。他令她直打颤。那副喜滋滋的样子、那副诚恳友好的做作样子：它几乎无法掩盖此人显而易见的巨大野心。哦，他是个好人，他是个简单的人，他的心思还在他省里的农场上——哦，是吗？她眼下向下，瞥了瞥那双自信的、放在衣服上的手，厚厚的手指头舒展开了。他可以用这双手杀人；他可以掐断一个女人的脖子，让发自一个男人喉管的呼吸停止。

还有那道疤痕已经褪成死一般的白色，划过了他的嘴；他是如何弄成那道疤痕的呢？这道疤痕使他的嘴唇变形，结果他的微笑不是真正的微笑，更像是一种轻蔑的耻笑。碰到那道疤痕是什么感觉呢？在手指尖下，那道疤痕的纹理质地是什么样的？他们说，此人有个老婆，还有一窝情人。某个女人的手指已经摸过那道疤痕，从它的开始，摸到它的尽头，还有它的边缘。

他发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她很快朝别处望去，可是，之后，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抬起头，而且，那晚的其余时光，她都在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小心翼翼地，她的余光悄悄地爬回来了。是的，好好地看一下，他的脸在说；在你顺顺当当、少有波澜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男人吧。

星期二上午，丹东感到既疲惫又气恼，只能说的是：“噢，我们当中哪一位要跟这个婊子睡觉，因为，显而易见，这就是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问？”法布尔说。“有两个小时她的眼睛没从你身上离开过。”

“女人总是特别，”丹东说。

“说到特别的女人，我就明白，戴洛瓦妮回来了。奥地利人放她走了。我想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除非他们认为她是那种要使法国革命声誉扫地的人。”

“没这么复杂，”丹东说。“我料想，他们担心她会把他们的睾丸割掉。”

“可是，为了回到这个话题，乔治-雅克——假如夫人让她的眼睛看你，你就不妨让你的眼睛看她呗，真的，你就不妨让你的眼睛看她呗。没必要绕来绕去，‘我亲爱的罗兰夫人哪，我们大家是多么敬重你的才华啊’——为什么你不给她来些实实在在的证据呢？那样的话，她也许会让她的所有绅士朋友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干吧，乔治-雅克——她会容易得手的。我不觉得她从她自己那个老丈夫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他看上去好像随时要死一样。”

“我觉得他可能几年前就死了，”卡米尔说。“我觉得她使他装了个什么东西在体内，因为在心里，她还是感到伤心。我觉得整个布利索派的神职人员都在拿皇宫的钱。”

“罗伯斯庇尔呢，”法布尔边说，边大有深意地点头。

“罗伯斯庇尔不这么认为，”卡米尔说。

“别发脾气。”

“他认为，他们都是傻瓜笨蛋，都是无心的叛国者。我认为情况比那还要糟。我认为我们应该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肯定觉得，他们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杜姆雷兹说，‘你们的小卡米尔今夜在哪儿呢，他本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激动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却把他丢在家里呢？’夫人的酥胸一起一伏，非常不屑地吸了一口气。”

“我认为你错了。”丹东说。他们看得出，他非常严肃认真。“关于杜姆雷兹和其他人，我什么都不说了，但是那个女人不可以收买。那个女人讨厌路易和他妻子，好像他们曾经致命地伤害过她一回。”他酸溜溜地大笑。“马拉认为，憎恨是他的专利。”

“那么你信任他们？”

“我没那么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坏人。这就是我全部打算要说的话。”

“你觉得杜姆雷兹跟你在一起想要得到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把丹东给逗乐了。“毫无疑问，他想要我为他做事，而且迫切地想知道我的价码。”

[1] 英格兰国王（1016—1035）和丹麦国王（1019—1035），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之子，1028年后兼挪威国王，曾制定《克努特法典》。

[2]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其美学思想见于其诗体长信《诗艺》。

第4章

公牛的战术（1792）

加布丽艾尔：你明白，我只能说我听过的话，还有就是，人家跟我说过的话。我只能对我熟悉的人心中有数，但是，我对他们又不是很有把握。回头看看今夏——我能对你这个好像不会是个天真好玩的人说什么呢？

你会长大成人，但不是你一直被称为具有钢铁般信念的人，不过，你认为，你身边有很多事不会改变，你要一直坚持的信仰不会改变，正在发生、将要继续发生的事不会改变：一个只要你需要它、它就会为你效忠的世界。别上当受骗。

我必须回到我们新生婴儿出世的那个时候了。他出生要比前面的两个来得顺当——不管怎么说，落地落得快。这又是个男孩，健康活泼，肺也不错，和安东尼一样，也跟我死去的那个小东西一样，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我们叫他佛朗索瓦-乔治。我丈夫不停地给我买东西——鲜花啦、瓷器啦、珠宝啦、鞋带啦、香草啦，还有我没读过的书。不过，有一天，这让我哭了。我冲他大嚷大喊，这倒不是好像我做了什么聪明的事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生孩子，而是要阻止他妄想把我买通。类似大哭大喊的狂风暴雨征服了我，等到风暴结束，我剩下的只有疼痛的眼睛，起伏不定的胸部，还有疼痛不已的喉咙。我的记忆似乎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假如我的女佣凯瑟琳没有告诉我我说了这些话，我都不会相信发生过这么回事。

第二天，苏波尔毕耶尔医生来了。他说，“你丈夫告诉我你身体不是很好。”我只是累坏了，他说。怀孩子是件非常紧张的事。很快我就感觉到好多了。不过，不，医生，我非常礼貌地对他说，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感觉到身体好起来了。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把孩子贴到我胸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感觉到奶水在流，我就感到，泪水开始从我眼里往外漏；我母亲来了，看上去公事公办似的，严肃认真，说，他应该交给护士，因为我们这样让彼此都不愉快。对小孩来说，离开巴黎更好，她说，夜里不会大哭，吵醒他们父亲。

当然，她说，你结婚的时候，你在另一个世界度过你的头一年或者头两年。只要你有个好男人，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你就会感到对自己满意舒适。那个头一年或者头两年，你成功地让你的问题离你远远的——你认为你不受别人的规矩的约束。

“为什么该有规矩？”我说。我听上去恰恰像露西尔。那就是她说过的话——为什么该有规矩？

“可是她要有自己的孩子，”我说。“然后什么？”

我母亲不需要请求解释清楚。她只是拍拍我的手臂。她说，我不是那种乱来事的姑娘。这些日子，我得那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否则，谁知道呢，我也许会忘了，乱来个什么事？我母亲又一次拍了我——这一回是我的手——并说起如今的女孩子们的事。如今的女孩子浪漫，她料想。她们存有稀奇古怪的幻想，她们以为，男人在婚礼上发完誓，他会说到做到。她那个年代，女孩子们都明白，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慢慢学会做实际安排。

她自己曾找过奶妈，一个亚当岛那儿来的令人开心、做事细心的妇女。虽然她令人开心，虽然她做事细心，可我不喜欢把孩子丢开。露西尔和我一起来接这个妇女，看一看她是否愿意给她孩子当奶妈；是的，她愿意。多好的安排啊！多么实际啊！露西尔现在只差几个星期就要临盆了。他们在她身上还在乱来；你从来没见过这样乱来的事。可是她自己喂养这小东西没有问题。她丈夫和她母亲已经不允许她这么做了。毕竟，她有更严格的职责要履行；有聚会要参加。而且迪龙将军将来更情愿她的胸脯保持适中可人的尺码。

我不是真的责怪露西尔，虽然我说话也许听起来像是在怪罪她。她是弗雷农的情人，这不是事实，虽然他就这样慢慢地、久拖不决地迷上了她，这使弗雷农感到痛苦，而且使得其他所有人也感到痛苦。依我看，她跟埃罗一起，只是进行一些平常的社交上的例行公事——领着他向前，然后把他拉走。有时候，埃罗看上去有点疲惫，好像他对这档子事有相当多的经验一样——我觉得他是在皇宫里获得这些经验的。露西尔盯着他的部分原因是，她想回到卡洛琳·芮美那儿，她刚刚结婚、还没学会全部诡计的时候，卡洛琳使她感到如此困惑不解。哦，当我知道露西尔怀孕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心想，起码这样把事情推迟了。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一次推迟。我观察乔治。我看到他的目光跟随着她走。我不期望任何人拒绝他。如果你认为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采取的态度，那么这恰恰表明，你对他了解不够充分。也许，你仅仅听他演讲过一次。或者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

只有一回，我确实冒昧闯入，跟露西尔的母亲说了话，试图缓和这个局面，因为我觉得局面需要缓和嘛。“她——”我吃不准我要说什么。“她跟卡米尔一起，过得非常艰难吗？”

杜普莱希斯夫人用她惯有的那种方式扬了扬眉毛，那样倒使得她显得更聪明了。“不过是她想要的那么艰难，”她说。

不过后来，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恶心，我对自己的未来会是啥样感到后怕，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杜普莱希斯夫人伸出她那纤细的戴戒指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衣袖——我记得是这样的，像是一把小钳子抓在衣服上，不是在皮肤上——然后告诉我这位矫揉造作的女人曾说过的为数很少的真事实情。“我希望你确实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外。”

夫人，我本想说，你把一个怪物抚养成人，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公平。相反，我说，“她怀孕了，这也挺好。”

杜普莱希斯夫人嘴里嘟哝道：“以退为进[1]。”

整个今夏，就像自1788年以来所有的夏天一样，我们公寓里满是来来往往的人；名字怪怪的，脸也怪怪的，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不像原初那么怪了，但是，坦率地说，有些人变得更怪了。乔治经常外出，作息时间也没规律；他在皇宫、在家里，以及在饭店里办些晚宴。我们招待那些被他们称作布利索派的人，虽然并不经常是布利索其人。关于他们称为“可可女王”的内政部长妻子，他们说了不少不厚道的话——有个笑话是法布尔起头的。其他人开完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之后，深更半夜才回来。有赫雷·埃贝尔——根据他在新闻报纸上的名字，大家把他叫作巴雷·杜彻斯尼。乔治说，“我们得忍耐这些人。”有个叫肖美特的人，肮脏粗陋，尖嘴猴腮。他讨厌贵族们，他还憎恨妓女，这两件事过去常常在他的脑子里混淆在一起，非常严重。他们谈到武装整个城市、打击奥地利人、打击保皇派人的必要性。“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乔治说。

我心想，他谈起话来就像为形势所迫，可真实情况是他在打自己的算盘，在小心翼翼权衡事情的利弊风险。他只犯过一次错误——去年夏天，当时我们只好逃难。你会说，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巴黎仓皇出逃几个星期，然后就是大赦，然后一切和从前一样继续。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吧，在枫特蕾的那个夏夜，告别，努力自我克制，什么都装笑脸，明明知道他就要去英国，心里担心他也许从此不会过来。这一切只是表明，不是吗？每当你觉得你已经到了运气最坏的时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到什么程度呢？生活比你可能计划或者想象的还要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失去丈夫有许多方式。你可能在很多层面上会失去他，比喻的层面上和实际的层面上。我是在所有层面上都失去了，好像是。

一张张脸来来去去……曾经是乔治的兼职文员的比劳德-瓦恩尼斯遇到过这个演员卡洛特，卡米尔把此人叫作“世界上比最糟还要糟得多的家伙”。（这些日子他这么说了很多人。）他们是一对般配的人，带着一模一样的不满表情。罗伯斯庇尔回避埃贝尔，对裴迪昂冷淡，只对维尼奥德客气谦让。布利索叽叽喳喳地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回避个性。”肖美特不愿意跟埃罗搭讪，对此埃罗宣布毫无损失。法布尔通过他的望远镜审视着每一个人。弗雷农谈到了露西尔。雷让德勒，我们的屠夫，说，他从布利索派那儿什么都没捞着。“我没受过教育，”他说，“可是，我是你们能觉得我是要多好就有多好的爱国者呀。”佛朗索瓦·罗伯特对大家和颜悦色，觉得他有一番事业要开创；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当他被投进监牢里面的时候，所有的战斗都已经从他那里消失了。

罗兰先生从来没来。马拉也是。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政府中出现了危机。国王与部长们不合作，与他们对着干了，罗兰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恐吓信，教导他恪守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件事的对错，我什么都没说——这不是在我这个位置的人该说的，是吗？——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肯定，有些耻辱国王无法接受、无法屈服，哪怕就是再也不当国王。路易一定这样想过，因为他解散了各部。

我丈夫的朋友们谈论过爱国者的各个部门。他们说这是国家灾难。他们有办法把灾难变成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将军杜姆雷兹没被开除。我们明白他与皇宫交情非同寻常。不过他登门拜访了我们。我感到惭愧。乔治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朝着他吼叫。他说，他要把对上帝的畏惧放到皇宫里，还说国王必须与王后离婚，打发她回奥地利去。将军离开的时候，脸色苍白到嘴唇。那天这事儿过后，他就辞职了，回到了部队。乔治比奥地利人更让人害怕很多，卡米尔说。

后来，来了这封拉法叶特写给国民大会的信，告诉他们要打压俱乐部，关闭雅各宾和科德利埃，或者其他……或者其他什么呢？他会把部队朝巴黎开进？“就让他露面吧，”乔治说。“我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把他的残肢断体扔到王后的卧室里去。”

国民大会不敢采取行动反对俱乐部——但是，甚至就是为了这个建议，我知道爱国者们都会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危机好像存在着某种模式。路易丝·吉力对我丈夫说，“丹东先生，将来会有朝一‘日’吗？”

“哦，你觉得怎么样？”他似乎开心。“也许我们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

她转向我，一副既带着嘲讽又感到颤栗的样子。“你丈夫想当国王吗？”

我们公寓里的来来往往得要小心进行才是，所以肖美特从没有遇到过维尼奥德，埃贝尔的路线从来不会和雷让德勒的路线交叉。这对我来说是个考验；对于用人来说也是个考验。我意识到明天，或者后天的气氛中包含的紧张……罗伯斯庇尔过来了；坐好，叙叙普通的家常。他看上去跟以前一样，像是从盒子里拿出的裁缝的模特儿，这么的样子正式、这么的修饰妥帖、这么的温文尔雅。不过，除了他那带条纹的橄榄绿外衣之外，他脸上还带着一丝现在似乎从来没有离过他脸上的微笑；这微笑里包含着紧张，这是他克制自己不要骂人的方式（卡米尔说的）。他对孩子问长问短；他开始讲安东尼的故事，还说，他在一两天之后就要讲完了……所以，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糟，我心想，我们要活下去……在这么一个干净的一丝不苟的人身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多么喜爱孩子，喜爱猫和狗啊。只是我们其他人把这个令人发愁的微笑加到了他脸上。

现在时间已经相当晚了。裴迪昂是最后一个走的。我一直没有碍事挡道。我听得见书房门开了。我丈夫在他肩上猛地拍了一下。“时间算得准啊，”他说。

“别担心，我会把一切扼杀在摇篮中，”市长说。“我会露面，但是，不要太早。事件顺其自然发展还有时间。”

现在就他单独一人了，我心想，他们都走了。可是，当我靠近书房门时，门又关上了。我听到卡米尔的声音：“我原以为你要采取公牛战术的。现在是狮子战术。那就是你说的话。”

“是的，我是。不过只是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公牛们在说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嘿，你啊——我才是公牛专家。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成功的原因。”

“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咆哮发怒？”

“那不算真正成功之人。”

有一阵停顿。接着，卡米尔说：“不过你不是听凭运气吧。如果你要把某个人杀了，你就不是听凭运气。”

“把国王杀了关我什么事？假如圣-安东尼区想要把他杀了，这个区会做的。明天，或者在将来某个日子吧。”

“或者根本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宿命论。事件是可以控制的。”卡米尔听上去镇定，但却非常疲惫。

“我喜欢做事不要仓促，”乔治说。“我想要与拉法叶特一起把事情给解决掉。我不想一下子在四面八方开战。”

“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

乔治打哈欠了。“如果他们杀他的话，”他说，“他们会把他杀了的。”

我走开了。我的勇气丧失了。我不想听。我打开一扇窗。我从没记得夏天是如此炎热。街上有些喧闹，每天夜里，你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一队巡逻的国民卫兵们在街上耀武扬威地走着。当他们靠近的时候，他们放慢了步子。其中一个相当清晰地说，“丹东的住处。”一定有新来的人，他们正把这个地方向他指认。我把头缩回，接着便听到他们走远了。

我回到乔治的书房门口，把门推开。他和卡米尔坐在空荡荡的火炉两边，一言不发，只是彼此凝视着对方的脸。

“我打搅你们了？”

“没有，”卡米尔说，“我们刚刚看着对方的脸。我希望，你刚才在门口听话的时候，你不会被你听到的话弄得不舒服吧？”

乔治大笑。“是吗？我不知道嘛。”

“这像露西尔一样。她拆我的信，然后陷入恐惧状态。是我可怜的表妹，露丝·戈达尔这时候引起的麻烦。她每周从吉斯写信过来。她婚姻不幸。她现在希望嫁给我。”

“我觉得我会建议她认命，”我说。我们大笑：感到惊讶呀，人怎么可能认命呢。紧张气氛被打破了。我看着乔治。我从来没见过这张令人感到恐怖的脸。对我来说，真的这是一张善良的脸。卡米尔看上去和六年前乔治带到咖啡馆的那个男孩没什么区别。他站了起来，很快把身子前倾，吻了我的面颊。我心想，我听错了，我误解了。政客和杀手之间是有距离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想想那些可怜的傻瓜们吧，”乔治在分手时对他说。

“是的，”卡米尔答道。“坐在那里，等死吧。”

骚乱的那天，我没出去。乔治也没有。直到七八点钟，才有人过来。接着我就听到白天发生的故事了。

来自圣-安东尼和圣-马塞尔的人在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煽动分子的带领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人数成千上万。雷让德勒是其中的一位领导；他当面侮辱国王，然后回到这里坐在我的客厅，吹嘘这件事。也许国王和王后本该在他们的桶板和叉子下死掉的，但是事情并没有那样发生。我被告知，他们在一扇窗户里待了几个小时，与那个小太子和他姐姐一起，还有国王自己的亲姐姐伊丽莎白夫人一起。人群从他们身边鱼贯似的过去，嘲笑他们，好像他们是乡下集市上的怪物一般。他们强迫国王戴上一顶“自由之帽”。这些人——从阴沟里出来的人——给国王递上便宜的葡萄酒，强迫他为祖国健康干了那瓶酒。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几个小时。

到最后，他们依然活着。仁慈的上帝保护了他们，至于说那位本该保护他们的人——裴迪昂，我是说，巴黎市长——到了今晚他才露面。他再也无法体面地等候的时候，便带着一群代表去了杜伊勒利宫，把这群暴徒赶出了皇宫。“然后呢，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维尼奥德说。我给他递了一杯冰的白葡萄酒。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当他们全都走了的时候，国王把那顶红帽子从头上一把扯了下来，摔在地板上，然后用脚在上面踩。”他朝我点头致谢，文文雅雅。“令人好奇的事情是国王的老婆表现得只能被叫作有尊严。这真是不幸，但是，人民却不像以前一样反对她了。”

乔治勃然大怒。他大怒，这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场景。他撤掉领结，在房间里到处大步走着，他的喉咙和胸口汗涔涔的，闪着光亮，他的声音把窗户震得摇摇晃晃的。“这个他们的所谓革命已经成了浪费时间。爱国者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一无所有。”他瞪着眼睛把房间扫视了一下。他看起来好像谁要是反驳他他就揍谁似的。外面，从河流方向的那边传来某种遥远的叫喊声。

“如果真是那样——”卡米尔说。可是他没法说出来，他没法把单词说出来。“如果这次革命完蛋的话——我觉得它就一直完蛋了——”他用手蒙住脸，一副对自己感到厌恶的样子。

“嘿，卡米尔，”乔治说，“没时间等你了。法布尔，请你把他的头撞到墙上去。”“这是我正要说的话，乔治-雅克。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个威胁，或者正是因为他突然看到了未来，卡米尔才恢复了他的声音：不过他开始用短小而又简单的句子说话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必须策划政变。我们必须废黜路易。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必须宣告共和国成立。我们必须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

维尼奥德显得不安。他顺着椅子的扶手在溜手指头。他从一张脸望到另一张脸。

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说你没准备好，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好准备了。”

玛侬丢了职位。丹东的一个短语不停地在她身边回响：“法国的自然边界。”这些日子，她花了几个小时思考过低地国家和莱茵河的地图。恰当地说：她难道不是一名最重要的战争政策倡议人吗？要发现一个人的自然边界更不容易呵……

当然，他们怪她，那些头脑简单的爱国者们；他们说，正是因为她的信路易才解散了各个部。一派胡言：路易只想要个借口，这就是全部。她只好准备面对他们的各种指责，指责她干预，指责她从中插手，指责她把政策讲给罗兰听。这是多么不公啊。他们过去总是一起工作，她和她丈夫，调动了所有的才华和精力，在她丈夫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前，她就知道了他的想法。“通过我来翻译解释，”她说，“罗兰什么语义思想都没丢失。”互相交换眼神。总是，交换眼神。她真想在他们几个男人自鸣得意的脸上抽上几下子。

唯独布卓一个人好像明白她的心思。他抓住她的手，摁了一下。“玛侬，别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低声地说。“真正的爱国者知道你的价值。”

他们要恢复原职；这是她的看法。可是他们一定要为之战斗才行呀。6月20号，这个所谓的杜伊勒利宫的“侵略”——它已是一场大溃败了——是一场笑话了。从最初到最后，它都运作不当；而且，运作不当好像就是规则似的。

这些日子下午的时光，她就在骑术学校的公共画廊里，咬着牙听人辩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大步走进来，身穿一件猩红色的骑马服，腰带上面别了一支手枪。玛侬吓了一跳，在四下里寻找引领员；可是除了她之外，没人认为这个场面有什么问题。这位年轻女子在大笑；她的四周围了一帮支持者；她在长凳上坐下，主人一般，然后用手背抹过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发型的棕色卷发。她的一帮人鼓掌欢迎维尼奥德；他们直呼他的名字；他们对其他的代表大声喊叫；然后他们一排排地传递苹果，吃完之后把果核扔掉。

维尼奥德走过来跟她说话，她为他的演讲祝贺，不过语气却有所保留。他得到的表扬太多了。朝着这个陌生的一身红色的姑娘，他只是颔首致意。“那位是戴洛瓦妮，”他说。“会不会你以前没有见过她？她在春季给雅各宾派俱乐部演讲过，讲述自己在奥地利人中经历的种种考验。他们把论坛让给了她。能讲同样经历的女人可不多呵。”

“她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维尼奥德说。“妓女。”

当然，她原本会猛地击打他的下巴。可是，看一看他给她提供的东西——再一次友好地吸纳她到这个阴谋中来，还有一份新的声明，她笑了笑。“妓女，”她说。

露西尔孩子的身体已经侧向左边，在使劲踢她。她几乎无法让自己站成大致笔直的姿势了，更不用说，对访客表示客气了。“见鬼，”她边说边盯着戴洛瓦妮的外套看。“穿这么一件红色衣服，难道你就不热？难道现在不是你该把它脱下的时候吗？”事实上，她能看得出，衣服里子已经磨破，上面还有街上的灰尘，甚至红色也不像从前那么鲜艳了。

“卡米尔在回避我，”戴洛瓦妮抱怨道。她在房间里踱步。“自从我回到巴黎以来，他跟我的交流还不到两个单词。”

“他忙，”露西尔说。

“哦，是啊，我确信他忙。忙着在皇宫里打牌，忙着跟贵族们吃饭。有这么多的香槟要喝，有这么多愚蠢、脑子简单的婊子要操的时候，人家怎么会想到要跟老朋友一起度过白天的这段时光呢？”

“包括你也是，”露西尔嘴里小声嘀咕道。

“不，我不包括在内。”戴洛瓦妮停止踱步。“从来就不包括我在内。我从来没跟卡米尔睡过觉，或者跟杰罗姆·裴迪昂睡过，也没跟旁的报纸上点名道姓提到的两打男人当中的任何一个睡过。”

“报纸总是什么东西都登，”露西尔说。“请你坐下。你穿着你这件红衣服在踱步，快让我疯了。”

戴洛瓦妮没坐。“路易·苏鲁总是什么都登，”她说。“这篇肮脏的《信徒的行为》。为什么苏鲁逍遥法外，那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死？”

露西尔心想，也许，我可以装作要临盆了。她拼命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声。戴洛瓦妮没有注意到。“卡米尔能够脱离干系，”她说，“为什么是这样？苏鲁嘲笑我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嘲笑我，他们头靠头，编出更多的诽谤罪，给我捏造出更多的情人，他们合谋使我受到人家的嘲笑和鄙视，可是没人对卡米尔说，瞧，你跟苏鲁混在一块儿，所以你怎么能做爱国者呢？露西尔，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不知道，”露西尔摇摇头。“这是个谜。我觉得——你知道的，在家庭中，怎么常有一个比别的孩子更难对付的孩子呢？噢，也许在革命中也是那样吧。”

“可是，露西尔，我受过不少罪。我当过囚犯。难道就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吗？”

哦，上帝啊，露西尔心想，看起来好像戴洛瓦妮今天下午是不肯离开了。她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她能看到戴洛瓦妮快要哭出来了。她发出咔拉咔拉的声音，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臂上，轻轻地把自己的身体压到那张蓝色长沙发上。“让莱特，”她喊道，“我们还有冰块吗？给我拿些凉的，给我拿些甜的。”在猩红色的布料里，这姑娘的皮肤又热又潮。“你病了吗？”露西尔问她。“亲爱的小安妮，他们拿你怎么样啦？”就在她用一块叠好的手绢压到这姑娘的太阳穴时，她好像是从天使的高度看到了自己，于是在心里想，我是一个多好的圣人般的年轻女人啊，正在清理这个撒谎者呢。

戴洛瓦妮说，“昨天我努力想跟裴迪昂说话，可是他却装作没看到我。我想要布利索的人给予我支持，可他们装作我不存在。而我确实存在啊。”

“当然，”露西尔说。“当然，你存在。”

戴洛瓦妮垂下了头。泪水在她面颊上干了。“你小孩什么时候出生？”

“下个星期，医生说。”

“我有过孩子。”

“什么？你有过？什么时候？”

“她死了。”

“对不起。”

“她本会是——哦，我不知道。这些年过去了。你记不清了。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的那个春天，她死了。不，不对——在1788年，她死了，我从没见过她，几乎从来没有。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意大利、英国，我都从那里给她寄钱。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心狠，露西尔，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她。我确实爱她。她是我的小女儿啊。”

露西尔让自己放松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她把手安放在她自己孩子走形的、看不见的身体上面。她脸上露出了紧张神态。戴洛瓦妮的语气里有种东西——有种非常难以定位的东西——暗示着，她也许在弥补这个损失。“你那小姑娘的名字叫什么？”

“佛朗索瓦-路易丝。”戴洛瓦妮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某一天我原本就是为了她想来的。”

“我知道，你会的，”露西尔说。沉默。“你想要讲讲有关奥地利人的情况吗？是那样吗？”

“哦，奥地利人。他们真是奇怪。”戴洛瓦妮把头向后一甩。她笑了，笑声是捉摸不定的、是强装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是，她很快打断了话题，切换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从一种情绪过渡到另外一种情绪上去了。“他们想要知道我的人生历程，打我出生以来我的整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年份、月份、日期，你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总是说——那么，‘允许我们帮你记忆，夫人’，之后，会出来几张纸，一些我要在上面签字，一些发票，一些洗衣单，或者一些典当商的票据。它们把我吓了一跳，那些纸片子；这好像是我的全部人生似的，从我学习写字那时候起，这些得到恩宠的奥地利人就已经派间谍在到处跟踪我了。”

露西尔心想：如果这些情况总体上都是事实的话，关于卡米尔的情况，他们知道些什么呢？或者关于乔治-雅克的情况，他们知道什么呢？她说，“噢，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

“那么你怎么解释它呢？他们有一份从英国来的文件，一份我与这位意大利歌唱老师签署的合同，此人说，他会提拔我。是的，我只好同意他们的说法，那是我的签字笔迹——我记得我签过字的——当时的想法是，他给我上课，提高我的唱歌技巧，然后我从我的音乐会费用里支付他的上课酬金。现在，我签了那份文件，露西尔，是在一个雾蒙蒙的下午，在伦敦，在索霍区[2]，在迪恩大街我老师的家里。所以，告诉我，告诉我，假如你能把这一切理出头绪来，那份文件是怎么从迪恩大街到了位于考夫斯坦监狱官的办公桌上的呢？它怎么能到那儿去的呢，除非这么多年一直有人跟踪我？”突然，她又大笑，那种令人心烦不安的愚蠢的咯咯咯大笑。“在这份文件上，你知道，我签了我的名字，在名字下面写着‘安妮·戴洛瓦妮，斯宾斯特[3]’。那些奥地利人说，‘他是谁呀，这个英国人，这位斯宾斯特先生？你跟他秘密结过婚吗？’”

“所以道理就在这儿，”露西尔说。“他们对你的情况并不了解，是吗？这个考夫斯坦，什么样子啊？”

“它是从乱石中冒出来的，”戴洛瓦妮说。她的情绪又变了；她说话轻柔镇定，像个修女在回首人生似的。“从我窗户那里，我看到山脉。我有一张白色的桌子和一张白色的椅子。”她蹙了蹙眉，仿佛在努力回忆。“他们把我关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唱歌。我把我熟悉的每一首歌都唱遍了，每一首咏叹调，每一首儿歌。我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又从头开始。”

“他们伤害你了吗？”

“哦，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们礼貌，他们……温柔。每天他们给我送吃的，他们还问我最喜欢吃什么。”

“可是，安妮，他们从你那里想要得到什么呢？”她想要补充一句，“因为你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呀。”

“他们说我组织了十月革命，他们想知道谁给我付钱这样干的。他们说我骑在大炮上到了凡尔赛宫，还说我带领妇女冲进皇宫，说我手里拿着把剑。你知道，没这些事儿。我当时已经在那里，在凡尔赛了。我已经租了个房间，所以，我可以每天到国民大会，听那些辩论。是的，我出去和那些妇女们谈话，和那些国民卫兵们谈话。不过他们冲进皇宫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床上还没睡醒呢。”

“我觉得有人可以证明那一点，”露西尔说。戴洛瓦妮凝视着她，一副不解的样子。“没关系，”露西尔说。“我是开开玩笑。情况是，安妮——到现在，你必须认识到——既然巴士底狱已经沦陷，你实际上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说你干过什么。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把过去单独拣出来，这样对你没用。一旦你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人们就会把很多行动和言辞归咎到你身上，你得要忍耐。假如他们说你骑大炮上，那么，我恐怕你真的这样做了。”

戴洛瓦妮抬头看看她。“我做了吗？我做了。”

“不，我的意思是——”哦，上帝在诅咒啊，露西尔心想，她并不聪明灵光，是吗？“不，你没有做——哦，难道你还听不明白吗？”

戴洛瓦妮摇摇头。“他们问过我有关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情况。问过谁得到了钱、谁说了什么。我并不了解有关雅各宾派的情况。不过我有理由。他们就是不喜欢我的回答。”

“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本以为我们永远见不着你了。”

“人家说，我应该把这些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我没受过教育。露西尔，我不能写书，就像我不能登上月球一样。你觉得卡米尔会为我写本书吗？”

“安妮，那些奥地利人为什么要放你走呢？”

“他们把我带到了维也纳。我见到了总理，国王的总理，在他的私人房间。”

“是的，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然后他们把我带回到列艾伊。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原以为我习惯旅行的，可它们就是地狱，这些行程——哦，他们设法对我友好，可我想要在路边躺下，一死了之。我们抵达列艾伊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钱，他们说，我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说，甚至巴黎吗？他们说，是啊，当然。”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露西尔说。“这情况在去年十二月份的《监视人》报纸上报道过。我们还保存着这份报纸呢，我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说，‘因此，她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们感到惊讶。隔三差五地，有些谣言说，奥地利人把你绞死了。可是，恰恰不是那样，他们放你走了，还给了你钱，是吗？你奇怪为什么卡米尔现在跟你保持距离吗？”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她已经把自己的官司了结了。可是，难以相信——正如大家都这么想、但是没说出口一样——这位姑娘已经同意做间谍了。如果卸掉武器，撤掉红色，那么，她似乎一点没有受到伤害，无可救药，甚至连神志都不是非常清醒。“安妮，”她说。“你应该考虑离开巴黎。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去。直到你恢复健康。”

戴洛瓦妮很快抬头看她。“露西尔，你忘记了，我曾经让记者把我赶出去。我让路易·苏鲁把我踢出巴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露西尔，我在一家客栈有个房间，距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英里，鸟儿在歌唱，那就是你需要疗养的地方。那些夜晚啊，我吃得好睡得香。后来有天夜里，我醒来，有几个男人在我的房间，他们是些我不认识的男人，他们把我拖了出去，拖进了黑暗之中。”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走了，”露西尔说。恐惧触及她的喉咙底部；恐惧触及她的胃部深处，把它冰凉的手指放到了她的孩子身上。

“拉法叶特在巴黎，”法布尔说。

“这我听到了。”

“丹东，你知道了？”

“法布尔，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

“法布尔，克制自己吧。”

“可你说过——”

“一点炸药自有其用途。它鼓舞别人。我正在考虑拜访我在枫特蕾的岳父岳母等家人呢，一到两天。”

“我明白。”

“将军有了计划。要行军到雅各宾派俱乐部那里，把他们封了。报复6月20号的事。他希望把国民卫兵和他一起带过去。万一有情况，没人能够证明我与6月20号的事情有干系——”

“嗯，”卡米尔说。

“——不过我更喜欢回避任何不妥。那样会一无所成。”

“不过肯定，此乃慎重之事。”

丹东有耐心。“这并不慎重，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计划。”

“我们现在怎么知道的？”

“裴迪昂告诉过我。”

“谁告诉裴迪昂的呢？”

“安托瓦内特。”

“亲爱的上帝啊。”

“是啊，他们愚蠢，是吗？当拉法叶特成了唯一一个还愿意为他们做事的人时。这就使得你想知道有关对付他们的智慧了。”

卡米尔抬起头来。“对付他们？”

“伙计，对付他们。抓住你能抓住的东西。”

“你不是当真吧。你没有对付他们呀。”

“法布尔，我说话当真吗？”

“是的，你说话当真。”

“现在，法布尔，这事让你发愁了？”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我觉得这事让我害怕。担心可能的复杂后果。”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丹东重复道。“让他害怕了。有顾虑了。多美好的概念。卡米尔，要是你把我们的这次谈话跟罗伯斯庇尔提，我就要你的性命。我的上帝，”他说。他一边走开，一边在拼命地摇头。

“提什么呢？”卡米尔说。

拉法叶特的计划：对国民卫兵进行盛大检阅，在检阅典礼上，将军要视察部队，国王要亲临现场接受致意。之后国王退出，拉法叶特要对部队进行长时间的训话，因为，难道他不是他们的第一个、最光荣的指挥官，难道他没有天然的权力再次掌控他们？之后，以宪法的名义、以君主的名义、以公共秩序的名义，拉法叶特将军将要采取行动，匡正首都秩序。倒不是他得到国王热情的支持；因为路易担心失败，担心这件事的后果和影响，而且，王后也冷冷地说，她宁可等死，也不愿意被拉法叶特救下。

裴迪昂一旦愿意，行动就会很快。在检阅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他干脆取消检阅：听任大炮部署和他们各自的安排，靠自然混乱的状态来抗衡任何宏大计划。将军被留下，跟副手们一起走过一条条街道，受到老派爱国者们的欢迎。他被留下来评估形势：选择离开巴黎的道路，到前沿去指挥他的部队。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代表库颂被人用轮椅推到了论坛，斥责将军是个“伟大的骗子”；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为“祖国的敌人”；布利索和德穆兰先生竞相把骂人的脏话堆砌到这位英雄身上。科德利埃派的人从短期度假归来，他们很多人发现，抓住绘制的将军人像放火焚烧是明智的，同时，除了对这个穿着制服的玩偶身上吐痰，噼里啪啦地殴打之外，他们还为未来炮制了口号。

安莱特说：“假如她活过这一回，你会好吗？”七月的早晨，阳光，令人神清气爽的微风。卡米尔朝窗外看了看，看到了科德利埃大道，他的邻居们正在四处忙碌，生活按照它痛苦而又寻常的方式在继续；在商廊听到印刷厂在工作；看到妇女停下脚步在道路上闲谈，他在努力想象其他生活的类型或者其他死亡的种类。“我已经不再跟上帝做交易了，”所以，难道你就不想从我这里写一份讨价还价的东西，安莱特？”

安莱特心想，他看上去极其痛苦；脸色苍白，身体摇摇晃晃的，相当不能接受他老婆要生孩子、生孩子将要伤害到她身体这个事实。真的，这真有意思，又是多少非常普通寻常的事情卡米尔不能或者不会接受啊。我要把刀子朝里稍微放一点，安莱特在心里想，就是一到两英寸吧；这些日子你倒不是经常使他处于不利的情形；“你是在戏弄婚姻啊，”她说。“你们两个都是。这是婚姻不是游戏的那一部分。”她等待着。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卡米尔说。“我会死。”

“是的，”安莱特从椅子上疲惫地站了起来。他是在午夜睡的觉，但是到了凌晨两点就被弄醒了。“是的，我差不多相信你会这样。”

她现在回到了她女儿那里。露西尔还是感到高兴；那是因为她不知道情况将会变得有多糟糕。她在心里想，我能把她从这一次中救出来吗？当然她能。七年前，她本来可以顺了自己的意。在那件事情上，假如他还有想她的时候，她现在就会被卡米尔记住，只是把她作为他过去生命中的一个女人罢了，一个他愿意为她只好付出额外艰辛的女人罢了，可是，他再也不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他将成为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有关他的情况的某个人。相反，她一直坚持自己可贵的德行，她的女儿嫁给了灯柱律师，现在她正处于阵痛状态。她在孔代大街和科德利埃大街之间来回地穿梭，每天守护着那种令人恶心、令人毁灭的、你只在书本上读过的情事。当然，人们会把它称为各种不同的事物，可是，她却把它称为情事。她觉得她活得年岁够大的了，可以知道她在说什么话。

“我们必须请你离开这里”她说。“出去散个步吧。呼吸点新鲜空气。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马克西呢？他向来充满让人踏实放心的理智和日常智慧。”

“恩，”卡米尔因为紧张看上去病怏怏的。“单身汉总是这样。立刻派人来找我，好吗？就在那个时刻？”

“安莱特说我一定要走开，她说我播散恐慌。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在这个时候过来。”

“我预料到了，”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应该在一起，你和我。我得去把白天的事务做起来，不过我会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回来。这家人会照顾你的生活。你想下来跟他们家的女孩子说说话吗？”

“哦，不，”卡米尔说。“跟女孩子说话，我已经戒了。看看它导致什么后果吧。”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微笑真难。他伸手向前去捏卡米尔的手。奇怪了，可真是。他通常避免碰到别人。卡米尔猜想，某种心理上的紧急情况快要发生了。“马克西，”他说，“你快要处于比我还糟糕的状态了。假如我是在播散恐慌，你就是在扩散灾难。”

“会好起来的，”罗伯斯庇尔用一种很不令人信服的语调说。“是的，是的，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她是个健康的女孩，身体结实，没有理由相信要出什么事吧？”

“绝望了，是吗？”卡米尔说。“甚至都不能为她祈祷。”

“你为什么不能呢？”

“我认为上帝不会听那一类祈祷。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吗？”

“上帝接受各种各样的祈祷。”

他们面面相觑，隐隐约约地感到震惊。“在这里我们位于神明之下，”罗伯斯庇尔说。“这一点我相信。”

“我不能说这一点我相信。虽然我确实觉得这个想法令人感到慰藉。”

“不过，如果我们不位于神明之下，万物为什么存在呢？”罗伯斯庇尔现在看上去格外震惊。“革命为什么存在呢？”

卡米尔心想，对于乔治-雅克而言，革命是为了从中捞钱。罗伯斯庇尔自己回答了。“肯定，革命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上帝想要我们拥有的那种社会。为了使我们获得公正和平等，使我们达到人性的完美充实。”

哦，我的天哪，卡米尔心想。这个马克西，他相信他说的每句话。“我不想冒昧地知道，上帝打算赐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我来说，听起来好像你已经到裁缝那里定制了一个上帝。或者让他编织了一个上帝或者什么的。”

“一个编织的上帝。”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感到惊奇。“卡米尔，你真是原创思想的源泉哪。”他把双手放到卡米尔的肩头。他们用一种谨小慎微的方式互相拥抱。“位于神明之下，我们将继续愚蠢下去，”罗伯斯庇尔说。“两个小时之后，我会回来，那时候，我们将跟你坐在一道，我们将会讨论神学或者别的什么，一起消磨时光。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给我捎个信。”

卡米尔单独留了下来。他心想，这次谈话发生了最为神奇的变化。他把罗伯斯庇尔的房间四下瞧了瞧。简朴，相当小，一张失眠者的硬床，一张简易的白木饭桌当作罗伯斯庇尔非常干净整洁的书桌在用。上面只有一本书，一册小小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得出，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放在他外套里的那个口袋中。今天他忘了。他的日常惯例被搅乱了；因为他过分伤心了。

他把书拿了起来，仔细地看着。书上拥有某种特别的魔力，这种魔力已经把它自己传递给罗伯斯庇尔了；就单单这么一卷，别的都不会。突然，他想到一个念头。他把书在富有想象力的听众面前举起。他用罗伯斯庇尔的阿希斯的地方口音说：“一个杀手的火枪子弹的受害人，这册《社会契约论》拯救了我的性命。注意，爱国者同胞们，这颗致命的子弹是怎样被不朽的让-雅克不朽的言辞的不朽的低廉的布装封面挡开的呢？处于神明之下——”他正准备继续讲到威胁国家的阴谋，阴谋，阴谋，阴谋，阴谋，可是，他突然感到虚弱无力，头昏眼花，他明白他应该坐下。他把一张草垫椅子拉到了桌旁。这张椅子和他以前站在上面的那张一模一样，当时，他对着皇宫里的那群暴民在演讲。我不认为我能受得了这么张椅子了，他心想。它把我吓煞了。

他有份演讲稿要起草。他心想，如果我能写上一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自我控制啊，不过，我认为我不能。他站了起来，朝窗外看了一会儿。莫利斯·杜普莱的工人已经在下面的院子里取水送水了。他们看到他在注视他们，便抬手朝他打招呼。他可以下楼去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也许会遇上艾蕾奥洛莉。或者他兴许会碰到杜普莱太太，她总是把他堵在她的那个客厅里，期待着他与她交谈，吃点什么。他惧怕那间客厅，连同客厅里那个巨大的物件——你只能那样称呼它们了——红木家具，乌得勒支[4]的天鹅绒做成的深红色窗帘，旧式的垂挂物，还有客厅里那只散着带熏烟热气的搪瓷火炉。这是一个让希望在里面死亡的客厅。他想到了那只深红色垫子，然后果断地用它盖住艾蕾奥洛莉的脸。

他写发言稿了。他写好了一段。然后把它划掉。再重新开始。他觉得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门上传来小小的摩擦声：“卡米尔，我能进来吗？”

“可以。”

哦，为什么那样子？坐立不安的。

伊丽莎白·杜普莱。“你忙吗？”

他把笔放下。“我要写份发言稿，可是我的注意力没法集中。我妻子——”

“我知道。”她把门轻轻地关上。巴蓓特。那个傻姑娘。“那么你愿意我留下跟你说说话吗？”

“那，”卡米尔说，“很好啊。”

她笑了。“哦，卡米尔，你语气酸溜溜的。你不是真的觉得那样很好，你是觉得那样无聊。”

“假如我觉得那样无聊，我会那样说的。”

“你人长得帅，又大名在外，但是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不大看得出来。我姐姐艾蕾奥洛莉说，你从来没有迷人过。尽管——我得承认——我自己经常想要对艾蕾奥洛莉不客气，可是我是家里最小的，在我们家，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对长者礼貌有加。”

“非常正确，”卡米尔说。他非常严肃认真。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老是在笑。后来，突然他能理解了。她小的时候相当漂亮。不管怎么说她相当漂亮。比她那几个姐姐要好些。

她在床沿坐下。“马克西平时经常谈到你，”她说。“多多了解你真好。我觉得你是这个世上他最喜欢的人了。可是，你跟他不一样——你认为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一定是我的魅力，”卡米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吗？”

“你知道，他对我们都很好。像个大哥似的。为了我们他顶撞我们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个暴君。”

“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自己的话大吃一惊。当自己的孩子形成自己的意志时，他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十几岁的孩子，处于中年的他：关于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出什么事儿。他心想，我想知道，当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干什么呢？保准儿，他是在忙他的《法律百科全书》。保准儿，当我妈妈在临盆阵痛中拼命高喊的时候，他正在做索引。

“你在想什么呢？”她问。

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暗示，她也许开始了解他了？女人总有专门的时间问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在做爱行为发生之后；不过，他认为，她们就连在做女学生的时候都非要操练。“哦，没什么，”他说。（她也许会习惯了这种惯常的回答。）他感到不安。“伊丽莎白，你妈妈知道你在楼上吗？”

“你应该叫我巴蓓特。那是我的昵称。”

“可是她知道吗？”

“我不晓得她是不是知道。我认为她出去买面包了。”她用一只手在裙子上抹了一下，往床后坐得更远了。“这重要吗？”

“人家也许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他们找我，他们会大声叫我的。”

停顿。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你妻子很漂亮，”她说。

“是的。”

“她喜欢怀孕吗？”

“我想你也觉得怀孕无聊。”

他闭上了眼睛。他几乎确信他说得对。他又睁开眼睛。他要肯定她没动静。“我觉得我现在得走了，”他说。

“可是，卡米尔。”她的眼睛变圆了。“假如你走，有关婴儿的消息也许会捎过来。你想要立刻就知道，是吗？”

“是的，是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就不该待在这里了。”

“为什么不？”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企图勾引我嘛。除了还没把你的衣服脱光，你在这方面做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有可能，你在一分钟之后就会脱光衣服。“你非常清楚，为什么不，”他说。

“人家可以在卧室谈话。人家可以在卧室举办聚会。举办整个大会。”

“是的，当然他们可以。”到现在为止我该走了。

“不是在担心出什么差错吧？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不能说出来，我没那么说。她也许要哭，变得永远冷漠，死的时候还是个老处女。噢，你不能那样说，但是，你可以说出比那更难听的话。“伊丽莎白，你经常这样吗？”

“我不经常到楼上。马克西这么忙碌。”

哦，一个十足的小聪明，他心想。在圆脸型的中产阶级处女当中，这是一种类型的范儿，这种类型的姑娘，你在十六岁的时候，为了她们，你给自己惹下了不少麻烦。现在也许又要惹了。

“我不想要你，”他温柔地说。

“那不重要。”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不重要。”她从床上跳下，朝他走了过来；她那双小小的滑溜溜的脚没有弄出一丝声响。她站在他身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她抬起一只手去拉她的头发，头发从发针里松散开，抖落出来。鼠棕色的头发现在是乱蓬蓬的了。她脸颊上的潮红色……“现在想走吗？”她说。因为那个时候她会碰巧下楼跟在他后面，那儿会有（他知道这些糟糕透顶的聚会）艾蕾奥洛莉，还有侄儿，还有莫利斯·杜普莱——他站起来时，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他的脸，发现那张脸带着怒气，好像犯了罪似的，迷迷惑惑的样子。她朝后移动，倚着门，对着他的脸在发笑：再也不是这个家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了。

“哦，这真是好笑，”他说。“这真是难以置信。”

她更加贴近地注视着他。她有着偷猎者的一张面孔，在检阅大清早猎物的架子。

“你脑子里没有浪漫插曲，”他说。“你只想见到鲜血。”

“哦，”她说，“那么我们没什么共同之处吗？”

虽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她的双脚却站得坚定而又牢固；她使自己变成了很沉的抵抗力量。就在他把她从门上拽开的时候，披在她双肩上的三角巾滑落，打结松开了，飘落到地板上。他在心里想，我想知道杜普莱夫人的裁缝觉得她怎么样呢。这么沉甸甸、雪白的、鼓突突的少女酥胸。“瞧，”她说，“我现在的状态。”她一把抓住他的手，把它放到了裸露的喉咙底部。他能感觉到脉搏在她皮肤下面一颤一颤的。“你现在摸到我了，”她说。她的脸在等着挨揍。他想要揍她。然后她会尖叫。亲爱的上帝啊，我一定要告诫人们要防范她，他心想。他在脑子里把要告诫的人想了一遍。

“现在你不妨摸摸我，”她说。“我们相当安全。门上有锁。不妨来得再深一点。”

他把三角巾从地板上捡起来，绕着她的肩给她披好，这么做的时候，把她抱得紧紧的，他的手指掐入她肘上方的胳膊里。“我要喊你姐姐了，”他说。“也许你身体不舒服吧。”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在害我，”她晕乎乎地说。

“不，我没有。把你的头发夹好。”

真是奇怪，他还有时间去注意她脸上的表情——那不是犹疑不决，也不是愤怒，而是不满和委屈。她使自己从他紧紧的拥抱之中挣脱开，气冲冲地朝窗户那边走了过去。她的脸唰地红了，她在做深呼吸，在大口地吸气。他来到她身后，稍稍摇了摇她的身子：“别这样。你会让自己生病的，你会晕过去的。”

“是的，是你那样解释的。不然，我现在可以大声叫喊。没有人会信你说的话。”

在他们下面的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已经停止，男人们正抬头朝屋里望。他们的脸庞，对于卡米尔来说，都是模糊不清，可是他能想象得出他们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莫利斯·杜普莱正在慢慢地朝这屋子走来，一秒钟之后，他会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抬高，尖声尖气地在质询：杜普莱的声音是压低了的，不过急迫：一个尖厉的瘦小女人的哭喊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爬楼的脚步声。

他浑身发冷。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心想，他们都信她的话。此刻，就在窗户下面，有像是一小群人的东西出现了。他们所有人都是杜普莱的人，而且都在抬头朝上望着；他们的脸，他心想，充满了期待。

门突然被冲开。莫利斯·杜普莱堵在门口；他是个能量大力士，衬衫衣袖卷得高高的。他伸出双臂，这个出色的雅各宾派的杜普莱，想出一个完全新奇的句子，一句世界历史上从来没人说过的话：“卡米尔，你有儿子了，你妻子安然无恙，现在请你回家去。”

门口是微笑的海洋。卡米尔站着，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你不需要说话，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他们会认为你太高兴了，太惊诧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伊丽莎白已经转身面对他们。她灵巧地毫不唐突地动了动，正把衣服拉直。“祝贺啊，”她轻松地说。“对你来说，这是多大的成绩啊。”

“马克西米连有教子了，”杜普莱太太说，笑盈盈地。“请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

莫利斯·杜普莱用双臂锁住卡米尔。这是一个恐怖而又有力的、具有爱国性质的拥抱，是雅各宾与雅各宾的拥抱，卡米尔的脸被压在杜普莱肩头那块牛肉般的肉上面。他把这份感情也操练了一遍，把脸压到有些湿乎乎的、粗麻布几乎没有遮住的白皮肤上：你最小的女儿是个正在演练的强奸犯。不，他心想。那样真的不行。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们只会大笑。眼下要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回家，回到露西尔那里去，在这之后呢，务必小心，要非常非常检点。

第一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妻子产子花费的时间比人们担心的要少得多——从开始算起，前前后后十二个小时；第二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这个瘦小的黑发孩子，正顺着她的胳膊躺着呢。她感觉到和孩子是如此靠近，拥有的爱是如此纯洁，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心想，他们告诫过你要当心各种各样的事，可是没有人提醒过你这样的事啊。无论如何，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累了，就要死去一般地累，头都几乎无法抬起来。

人们持有多么不一样的看法啊！每经历一次收缩，她母亲就握住她手，一边使劲用力地抓住她，一边眨着眼睛说，露西尔，做个勇敢坚强的姑娘，要勇敢坚强。助产婆说，你叫得好厉害啊，像一朵花，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天花板叫得掉下来，我确信你丈夫付得起吊天花买石膏的费用。你不可能取悦于每个人。每次她一想到要试图尖叫，下一阵子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就使她气接不上来。加布丽艾尔·丹东把身子倾在她身体上方，说了些话——不用疑问，一些有意义的话——肯定，在某个时间，安琪莉可也在那儿，嘴里在用意大利语嘟哝咒语？但是，有一阵子说了几分钟——不管怎么说，整整好几串的秒数——她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说话。她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活着：一个毫不妥协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四周是深红色的墙壁。

刻意地，认真地，卡米尔把早上的其他事情抛到了脑后。把虚弱瘦小的人挨着自己的肩抱住，他在低声地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待你，无论你想做什么稀奇古怪、愚蠢可笑的事，在我这里都没问题。克劳德朝婴儿瞅了一眼，希望卡米尔不要主动把孩子递过去。“我想知道他看上去像谁，”他说。

卡米尔说，“在这方面，钱不少。”

克劳德本想向他女婿说一声衷心道喜的话，可现在却把嘴闭上了。

“7月14号，我们为什么不推翻路易呢？”昔日的奥尔良公爵询问道。

“哦嘿，”从前的吉力伯爵说。“你这么喜欢做这个富于感情的动作。我要跟卡米尔讲一讲，看看他能不能麻烦安排一下。”

公爵不易觉察出其中的讽刺味道。他不快地抱怨了一声。“这些日子，每次你跟卡米尔谈话都要耗费我一笔小钱哪。”

“你不知道贪婪从哪里开始的。最近这三年来，你给了丹东多少钱？”

“我不会说。不过，假如我们这次失败，就连一个小小的暴动都要超出我的财力范围了。一旦路易失败，你不认为，是吗，这一回，他们要把我从王位上骗下来吗？”

德·希勒雷本想指出，他已经把自己的机会抛掉一次了（他本想说，通过听到我妻子菲丽切蒂说的话）；但是菲丽切蒂和她女儿帕米拉已在去年秋天离开这儿，到英国去了，由一向有用、一直令人充满感激的杰罗姆·裴迪昂目送着安全通过了英吉利海峡。“让我想想，”他说。“你有没有买通布利索派人、罗兰派人、吉伦特派人？”

“难道他们不一样吗？”菲利普看上去大为吃惊。“我本以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很有把握你可以给乔治·丹东的钱比皇宫能给他的钱还要多吗？超过他随时从共和国赚到的钱吗？”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公爵的声音听上去是厌恶了；有一会儿，把话题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忘记自身的角色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气馁。可是，我清楚，丹东觉得我们应该等待来自马赛的志愿者们。”

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参加巴士底狱的庆祝活动，这些马赛男人，行进到首都，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唱着他们新的爱国歌曲，他们意志坚定，咬紧牙关。等到天亮的时候，像一支漂亮的长矛走向不同的选区。

“马赛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我给谁付钱呢？”

“年轻的、当地名叫查尔斯·巴尔巴洛克斯的政治家。”

“他要多少钱？我们能搞定他吗？”

“哦，见鬼。”德·希勒雷闭上眼睛。他觉得累了。“自从2月11号以来，他一直在巴黎。他在3月24号与罗兰夫妇见过一面。”拉克洛对巴尔巴洛克斯正在萌发的自命不凡将记录备案，然后把他归到“女性化”这个栏目当中，上面还要打个小星星，以示着重强调。“这值不值得，你想过没有？”德·希勒雷说。

这是菲利普不会费脑筋去想的事。任何阴谋诡计，任何不要脸皮，任何荼毒生灵，什么事情都值得，只要最终你当上法国国王就行。之后，菲丽切蒂过来了，真把他给弄糊涂了——真是，她说得没错，因为当上国王，之后很快就要死去，这不值得。可现在，已有多年了，他已经被周围的人安置在一条航道上了；他一直被他们玩耍戏弄，被他们操纵摆布，不论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没有时间去安排另外一个人了；他快要破产了。

“不过该死的丹东，”他说，“我竟然让他对阿涅斯得手了。”

“没有人‘让’他得到什么，”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丹东只是拿到了。”

“但是他也必须给予呀，”菲利普说。“人们要从他那里拿到东西。他会给予他们什么呢？”

“他会给予他们人手一张选票。那可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这个东西的。他们会到大街上来要这个东西。”公爵叹了口气。“还是一样，7月14号本来挺好。”每当他回顾1789年的时候，他就心想，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把那个想法说了出来。

“你的少不更事的年代啊，”查尔斯-阿莱克斯说。

7月10号，宣布紧急状态。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军事分队，征兵亭子上面插满了三色小旗。从她卧室的窗户那儿，露西尔可以听到丹东在追求他本人的征兵动机，好几英里长的地方，要数他最是起劲。她看到，孩子脸上第一个清晰的表情看上去很像是厌恶。每当她身体好到可以旅行的时候，她就到位于皇后镇的那个农场去。卡米尔在周末的时候去，在那里起草一篇很长的演讲稿。

公社总委员会在7月24号召开会议，聆听他的演说。这是丹东宣言——全民选举和全民责任，每一选区的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集会的权利，武装自己的权利，可以动员起来反对颠覆和即将来临的袭击。当卡米尔预言君主专制将在几天之内就要垮台的时候，丹东双臂交叉，与他身边最近的同僚们交换眼神，故作惊讶。

“谢谢你，”皮埃尔·肖美特说。“那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话。”

赫雷·埃贝尔朝他点点头。他擦了擦胖嘟嘟的粉白双手，对事情进行的状态表示满意。

市政大厅外，有一大群人。卡米尔一出来，人群中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声音震耳欲聋。丹东把一只沉重的大手落在他的肩头，认为这样的人气应该到处分享。“这跟一年之前的情景迥然不同啊，”卡米尔说，“那时候，我们在四处亡命。”他朝着向他表示美好祝愿的人们挥挥手，并朝着他们做了个飞吻的动作。群众大笑，推推搡搡地向前，要来抚摸他，仿佛他是一颗吉星、一个幸运的护身符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红帽子抛向高空，开始用其中最为血腥的一个版本唱起《革命成功有希望》。之后，他们唱起了新歌曲《马赛进行曲》。

“奇怪的动物，”丹东温和地说。“让我们希望一周或者两周之后他们就这样表现吧。”

盟军总指挥布朗斯维克公爵在颁发文件、宣言和意向声明书。他呼吁法国人民向来犯之敌放下武器，不要抵抗。所有抵抗的城市将沦为废墟。每一位代表，每一个国民卫兵，还有巴黎的每一位政府官员都应当认为自己对国王和王后的安全负责。如果对王室做出任何暴力举动，一旦盟军进入巴黎，所有当事人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不必希望获得宽恕。如果六月份再对杜伊勒利宫发起一次进攻，巴黎这座城市将受到绝对破坏，巴黎居民将被行刑队全部歼灭。

丹东和卡洛琳·芮美一道儿站在皇宫楼上的一个窗户边上。窗户下，卡米尔正在对着群众朗读盟军宣言。“难道他不好吗？”卡洛琳说。“我一定要说，法布尔在那方面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布朗斯维克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了，”丹东说。“告诉人民，他们将要在集体行刑中遭到枪杀，告诉人民，德国人将要把他们抛进集体坟墓——那时候，他们还想要什么？”

他用一只手搂着卡洛琳的腰肢，她呢，用手指头抚摸着他的手，把它推了回去。窗户下，人们在高声叫喊；为他们对欧洲的决定高声歌唱；一波接一波的欣喜若狂，一波接一波的藐视不屑，一波接一波的怒不可遏。

（于伏塞-圣-吉尔曼大街上卓陂的家中。咖啡馆阴谋史上的一天。）

丹东：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互相熟悉。

雷让德勒： 继续吧。这不是晚餐聚会。

丹东： 假如有人怀疑，这就是雷让德勒。这位高大绅士名叫韦斯特曼。他老家是阿尔萨斯，我们已经相熟一段时间了。他是从前的部队军官。

法布尔 [对着卡米尔]：他离开部队已有好久。卑鄙的皇宫骗子。

卡米尔：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一种人。

丹东： 这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

雷让德勒： 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

丹东： 福奎尔-汀威尔是卡米尔的堂弟。

雷让德勒： 也许有很小的相似之处吧。

法布尔： 我本人看不出。

埃罗： 也许他们是隔得很远的堂弟堂兄。

法布尔： 你不一定要样子长得像你亲戚。

埃罗： 也许他会说话。

法布尔： 也许你有高见要表达，卡米尔的堂弟？

福奎尔： 福奎尔。

埃罗： 天哪，你不指望我们记住你的名字吗？我们要一直叫你“卡米尔的堂弟”。这样对我们来说容易，可对你来说却是个耻辱。

弗雷农 [对着福奎尔]：你的堂兄有点怪兮兮的。

法布尔： 他是大屠杀的一名凶手嘛。

弗雷农：他是个魔王。

法布尔： 他正在学习投毒。

埃罗： 还有希伯来语。

弗雷农：他通奸。

埃罗： 他是一个该死的、丢人现眼的家伙。

[停顿。]

法布尔： 明白了？他没有一点堂兄感情。

弗雷农：你们家族引以为豪的地方在哪里？

福奎尔 [满不在乎地]：这也许都是真的。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卡米尔了。

弗雷农：有些方面是真的。通奸和希伯来语。

法布尔： 他也许是个杀人魔王，我有一次看到他与德·赛德谈话。

埃罗： 德·赛德不是杀人魔王呀。

法布尔： 哦，我原以为他是。

埃罗： 卡米尔，你为什么现在学习希伯来语？

卡米尔： 这与我在教堂神父方面的工作必然有联系。

丹东： 哦上帝。

卡米尔 [对埃罗低语道]：注意他的眼睛靠在一起有多近啊。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神秘兮兮的情况下死了。

埃罗 [低声地]：真的？

卡米尔： 我从不杜撰。

丹东： 福奎尔先生自己表示乐意做任何事情。

埃罗： 他一定跟卡米尔有关系。

雷让德勒： 我们能继续谈筹划吗？[对着福奎尔] 他们把我当个白痴看待。正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你堂兄用几门外语对我进行嘲笑挖苦。

福奎尔： 那些是你不讲的外语吗？

雷让德勒： 是的。

福奎尔：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雷让德勒： 你是律师吗？

福奎尔： 是的。

丹东： 现在我要说一个星期左右吧。

奥尔良公爵的住处莫苏：公爵的晚餐桌上失去了欢乐气氛，凄凉自不必说了。查尔斯-阿莱克斯看起来一副沮丧的样子——是因为秃顶，还是因为保皇派的威胁恐吓呢，公爵没法说。他那双痛苦不安的眼睛在塞满了芦笋和龙葵的鸽子胸脯和骨头上面游移；然后移到了他的客人身上，之后在罗伯斯庇尔身上落下。他看上去跟他在1789年那时很像，公爵心想：同样的裁剪得一丝不苟的外套（实际上是同样的外套），同样的敷粉恰到好处的头发。这与木匠的晚餐桌一定是相当不同，菲利普心想。他在那里坐得这么笔直吗，他吃得这么少吗，他在心里记住了什么吗？在他酒杯边上放了一杯水。公爵身子几乎是腼腆地前倾，之后碰到了他的胳膊。

菲利普： 我觉得……或许事情出了纰漏……保皇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危险就在眼前。我打算离开这儿，到英国去，我恳求你跟我一道儿走。

丹东： 现在想要退出的杂种，我要把他的喉咙割断。操他妈的事情都组织好了。我们正在进行。

裴迪昂： 我亲爱的丹东，出了不少纰漏。

丹东： 你就是其中一个吧。你的人要国王把他们的部长职位还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将会感到高兴。那就是他们对眼下事情感兴趣的全部目的。

裴迪昂： 我不知道你说的“我的人”是指什么。我不是任何帮派的成员。帮派和党派对民主而言都是有害的。

丹东： 告诉布利索吧。别告诉我。

裴迪昂： 现在皇宫的防御工作正在部署。有三百名绅士准备保卫。

丹东： 绅士？我感到后怕。

裴迪昂：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而已。

丹东： 越多越高兴。他们晕过去的时候将会互相绊倒。

裴迪昂： 我们没有足够的弹匣了。

丹东： 我会从警察那里给你弄些。

裴迪昂： 什么？正式地？

丹东： 我是第一检察官代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能处理好像弹匣这么简单的事情。

裴迪昂： 皇宫有九百名瑞士卫兵，有人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善射而且忠于卡佩的家伙，他们不会放弃。

丹东： 保证不允许他们储备军火。好了，裴迪昂，这些都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

裴迪昂： 还有国民卫兵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卫兵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不会仅仅分道扬镳，他们必须根据命令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形之中。我们允许曼大侯爵接管部队当指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犯了错。他是个十足的保皇派分子。

[菲利普心想，等我当了国王，我们将终止在谴责的意义上使用保皇这个词。]

裴迪昂： 我们得把曼大干掉。

丹东： 你是什么意思，干掉他？杀掉他，伙计，杀掉他。人死不会复生。

[沉默]

丹东： 技术问题。

卡米尔·德穆兰写道：

为了确立自由和国家安全，一天的无政府状态比开十年的国民大会还要顶用。

伊丽莎白夫人：

没什么好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

[1] 原文为法语。

[2] 英国伦敦一地区，多夜总会及外国饭店。

[3] 斯宾斯特，即spinster，意为“老处女”。

[4] 乌得勒支是荷兰人口最多的城市，以罗马天主教为主要宗教。

第5章

焚尸（1792）

8月7号：“不在？”法布尔说。“丹东不在？”

凯瑟琳·莫婷翻翻白眼。“再听我说一次，先生。丹东夫人已经到枫特蕾她父母那儿去了，丹东先生到阿希斯去了。假如你们不信我的话，你们绕过拐角去问问德穆兰先生就是。因为我跟他说过同样的话。”

法布尔从临街的门飞快地冲了出去，穿过商廊，来到科德利埃大街，然后进了同一栋建筑内的另一扇门。他心想，为什么乔治-雅克和卡米尔在墙上敲出洞来呢？真的，假如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这样会更容易。

露西尔坐着，双脚跷得高高的，一边看小说，一边吃橘子。“你来啦，”她说，扳了一瓣给他。

“他在哪儿？”他问。

“乔治-雅克吗？他到阿希斯去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圣母啊！卡米尔在哪儿？”

“他躺在我们床上呢。我觉得他在哭。”

法布尔冲进卧室，把那瓣橘子一口塞进嘴里。他朝床和卡米尔猛地扑将过去。“不，请，别，请，”卡米尔说。他用双手捂住脸。“法布尔，别打我，我病了。我受不了。”

“丹东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嘿，你一定知道。”

“他去看他母亲了。他母亲。我直到今天上午才知道。没有音信，没有信件，什么都没有。我可没办法呀。”

“这个胖杂种，”法布尔说。“我断定他打算要躲得远远的。”

“我要自杀，”卡米尔说。

法布尔从床上滚了出来。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己重新撑起，走进了客厅。“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名堂。他说他要自杀。我们该怎么办呢？”

露西尔塞好书签，把小说放到了一边。显然，她再也没法读下去了。“乔治跟我说，他会回来的；我呢，没有理由不信他说的话——不过，要不，你愿意在这儿坐下，给他写封信？告诉他，少了他，你就没法成功处理好这件事，这倒是真的。告诉他，罗伯斯庇尔常说，少了他，他就无法前行。等你写好信，你可以去找罗伯斯庇尔，请他到我们家上来一趟。卡米尔要自杀的时候，他对他起作用，稳得住他。”

笃笃定定地，8月9号上午九点，丹东回来了。“你跟我发脾气毫无道理呀。男人必须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个危险的行当，这个。”

“你的事情被解决好的次数，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法布尔说。

“好，你明白，我总是越来越有钱。”

他在妻子头顶上亲了一下。“加布丽艾尔，你愿意给我打开行李吗？”

“你已经把那个弄好了？”法布尔说。“打开，不是收拾？”

卡米尔说，“我们本以为你又一次把我们给抛下的。”

“你什么意思，又一次？”他一把抓住卡米尔的手腕，把他拽到房间的对面，用一只胳膊托起了他的小儿子安东尼。“哦，我想你啊，我的乖乖，”他说。“整整两天了。你为什么在这儿，嗯？”他问孩子。“你应该出城的。”

“他哭着喊着要回家呢，”加布丽艾尔说。“直到我向他许诺，说今天他会见到你，这才把他安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妈妈要过来把他接走的。”

“多好的女人啊，多好啊。在炮弹嘴里，还要照顾孩子。”

“你别再来这个他妈的真诚，好吗？”卡米尔问。“你让我感到恶心。”

“乡下空气嘛，”丹东说。“现在获得了很多能量。你该更加经常离开巴黎。可怜的卡米尔。”丹东把卡米尔的头拽到自己肩上，然后摸着他的头发。“他给吓坏了，给吓坏了，给吓坏了。”

中午十二点。“现在才十二个钟头，”丹东说。“我把我的信给你。”

下午两点。马拉过来了。他看上去比过去更脏了。他的皮肤，仿佛同情他的工作似的，呈现出劣质新闻报纸的颜色。

“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见面呀，”丹东说。“我没请你到这儿来。我不想别人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带来噩梦。”

“以后，你邀请我，你会感到高兴的。况且，谁知道啊——在共和国之下，我也许可以洗清自己。现在，”他说得非常轻快。（他总是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好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怀疑布利索派的人正在妄图与皇宫达成交易。他们一直在跟安托瓦内特谈话，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没法伤害到我们，不过，以后，我们怎么对付他们，这个问题是要出现的。”

这个词语在不住地贸然闯进这次交谈：以后。

丹东摇摇头。“我觉得很难相信。罗兰的妻子不会成为交易的一方。她已经被他们从职位上给踢了出去，记得吧？我没法看出她与安托瓦内特谈话的道理啊。”

“我在撒谎，是吗？”马拉说。

“我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谈判。他们想要重返他们的岗位。这只不过表明没有像布利索派的人这样的事。”

“只有等到形势与我们的目的吻合的时候才行，”马拉说。

下午四点，科德利埃大街上：“可是，你不能只说‘再见’吧。”卡米尔被惊呆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你不会人一露面然后就说，认识你二十年来，我一直感到愉快，现在，我去让人家把我杀了。

“噢，你会的，”路易·苏鲁说，一副反复无常的样子。“好像你会的。”

他已经沾过运气，这个《使徒行传》记录人。在1789年和1790年，暴民们可以把他杀了；他们正是灯柱律师驱使下的暴民。路易在那个时候已经越过边界进入移民营地。如果他不是一心一意要摆出某种自杀的姿态，现在他为什么要回到巴黎来？

“你自己在冒险，”路易说。“我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人会这么做。我已经不再痴心妄想让你成为一名王室成员了。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为了捍卫皇宫，我已经准备去死，不过，谁知道呢，国王也许会得到最好的结局。我们也许也会获胜。”

“你的胜利就是我的死亡。”

“我不需要那样的结局，”路易说。

“你真是个虚伪的家伙。你一定需要。你不能选择了一条路线，然后否认自己与这条路线的必然后果有任何关系。”

“我不是在选择一条路线，我是在坚守信念。”

“与那个悲哀的胖傻瓜一道儿吗？想要被人家当回事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为路易·卡佩牺牲。这多少有些滑稽可笑。”

路易转眼朝别处望去。“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我赞成你的看法。不过，这是再也没法回避的了。”

卡米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当然，这可以回避。回你的公寓去，把你认为可能会使你牵扯进去的东西全部烧掉。要非常小心，因为你要注意，在革命进行的时候，有很多新的犯罪行为。仅仅把你需要的东西收拾好就行，你不可以把你的样子弄得像你正往某处出发一样。以后，你可以把你的钥匙给我，我会帮你打理一切，在——我是说，在下个星期之后吧。不要回到这里来，我们邀请了几个马赛人吃早晚饭。到安莱特·杜普莱希斯那儿，就在那儿待着，直到我回来。你到那里的时候，坐下，为我准备一份非常清楚的声明，说明一下，你想要你的财政事务怎么处理。不过，口述，不应该用你的笔迹，我岳父会为你做笔录，他会给你忠告。别签字，别把声明到处乱放。同时，我会给你办一个护照和几份文件。你会说英语，是吗？”

“你真的养成发布命令的习惯了。大家会觉得，你习惯于驱逐别人。”

“路易，看在上帝的分上。”

“谢谢你，可是，不。”

“那么”——他在恳求——“假如你不那么做，就在今晚九点回到这里来，明天我会把人引开。没有人看到你。至少你还有机会。”

“可是，卡米尔，对你来说风险——你会陷进麻烦，可怕的麻烦。”

“你不会回来，是吗？”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个话题上扯远？”

“因为我担心你要出事。你对我没有义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了对立面。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我从来没有梦想到，面对现在这样的局势，我们的友谊会持续这么长久。”

“你原来以为，有一次——你笑了，说，人不能超越政治的。”

“我知道。‘自由、快乐、王室民主。’我过去相信我的口号，可我现在再也不信了。不会有任何王室地位，而且，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多少珍贵的自由，有的将是战争和内战，因此，我也不会给予快乐多大的机会。你一定明白，从现在起——过了明天吧，我的意思是——个人的忠诚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会有多么重要。”

“你是在请求我接受个人忠诚，因为革命——因为你所认为的革命将是——当我所爱戴的人被他的愚蠢毁灭的时候，我就必须坚定立场。”

“我不要你考虑这件事，以后吧。”

“我会制止你那样做。今晚，我要让人把你逮捕。我不会让你自杀。”

“你不会为我做好事。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欺骗了灯柱律师，我不想被人家把我从监狱里拉出去，被私刑处死。那样的死跟人的死亡毫不般配。我知道，你早就可以找人把我逮捕。可是，那样做将是背叛。”

“背叛什么？”

“背叛原则。”

“对你来说，我是原则，还是对我来说，你是原则？”

“问问罗伯斯庇尔吧，”路易疲惫地说。“问问那个有良心的人吧，哪一个更重要，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国家——问问他，在事情的格局中，他是怎样权衡一个人的。问问他，哪个第一，他的老朋友，还是他的新原则。问问他吧，卡米尔。”他站了起来。“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该到这儿来——我到这里来是不是会给你增加麻烦。”

“没有人会给我增加麻烦。没有任何权威能这么做。”

“是的，我觉得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卡米尔，我感到遗憾，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小儿子。”

他把手伸了过去。卡米尔转身，拒绝了。路易说，“神父巴拉尔蒂尔还在监狱，亲爱的。你想看一看能否把他从监狱弄出来？”

卡米尔把脸避开，说，“跟马赛人一起吃的这顿晚饭会在八点半结束，我一向认为他们不唱歌。晚饭之后，我会跟丹东在一起，不论他在哪儿。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他的公寓去。他和他妻子都不会把你出卖的。”

“我不了解丹东。当然，我见过此人，可是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

“你不必跟他讲过话。告诉他说，我要你人身安全。告诉他，你是我的人。”

“你会看我一眼吗？”

“不会。”

“你在假装罗得的妻子[1]吧？”

卡米尔笑笑，转身。门关上。

“我觉得我们不该试着回到枫特蕾去，”安琪莉可说。“维克多瓦会留我过夜。你想去看你叔叔吗？”

“不想，”安东尼说。

丹东笑了。“他是个当兵的，他想留下来。”

“在维克多瓦家，他们安全吗？”加布丽艾尔看上去病怏怏的，因为紧张，面露菜色。

“是的，是的，是的。我要让他们到别处去吗？”哦，洛洛特，你说得有道理。

露西尔旋风似的穿过房间，把手放在丹东的肩上。“别发愁，”她说。“我们会赢。我知道。”

“你香槟喝得太多了。”

“我尽情放纵。”

他把头低下，好低声地对着她的头发耳语。“我希望你就是我放纵的对象。”她笑着抽身走开。

“你怎么能？”加布丽艾尔质问道。“怎么你居然能笑？”

“为什么不，加布丽艾尔？我确信，够快的了，我们大家都要哭了。也许就在今夜。”

“你想要拿什么？”安琪莉可大声地问那小孩。

“你想要拿你的抽陀螺吗？对，我想，你也许要拿那个东西。”

“让他保保暖，”加布丽艾尔不假思索地说。

“我亲爱的女儿，天气闷热，他更有可能是被捂坏，而不是受凉。”

“行，妈。我知道。”

“带她走远一点，”丹东说。“天还亮着。”

“我不想。”

“哦，来吧。”露西尔把身子从椅子上拖了下来。安琪莉可有些恼羞成怒了。经历了这些年月，她女儿还没弄懂什么时候男人需要女人走开。这是一种无能呢，还是持续不断地表明自己抵制这样的情形呢？在门口，安琪莉可转过身。“乔治，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当心吧？”她朝卡米尔点了点头，把几个年轻一些的女的赶走了。

“多好的表达方式啊，”丹东说。从窗户那儿，他们注视着孩子穿过商廊的速度，他在他妈妈和外婆的搀扶之下，迈着大步在行走。“他想双脚不要着地就绕过拐角呢。”

“多妙的主意，”卡米尔说。

“你看上去并不开心嘛，卡米尔。”

“路易·苏鲁来了。”

“哦。”

“他想参加皇宫的抵抗战斗。”

“他更傻。”

“如果他改变主意，我叫他过来。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有风险，不过，从道德上来说，无可挑剔。”

“有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见到罗伯斯庇尔了吗？”

“没有。”

“假如你见到他，别让他碍我的事。今夜我不要他靠近我。我也许不得不做些事，会冒犯他那细腻的礼貌得体感。”他顿了一下。“现在我们可以按小时来计算时间了。”

在杜伊勒利宫，朝臣们正在为国王的就寝仪式做好准备。他们按照历史悠久的礼仪方式互相请安。这里是出身高贵的贵族，接受刚刚被王室的小牛捂得发热的王室长筒袜；这里是达官显贵，他们的任务是向下翻转床单；这里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纯种贵族，他们——像他的父亲在他面前那样，像他的爷爷在他父亲面前那样——把王室的男用长睡衣递过来，帮路易·卡佩把它穿在蓝白色发胖的身躯上。

他们跟在路易有些松沓的肩头后面，按部就班地依次进入寝室。不过，国王把他那苍白、饱满、焦虑的脸侧向他们——把门啪的一声，当着他们的面给关上了。

贵族们站着，面面相觑。直到那个时刻，事态的严重性才变得显而易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他们低语道。

为了图个舒服，露西尔抚摸着加布丽艾尔的手。公寓里有十来个人，地板上有一摞武器。“再拿些灯过来，”丹东说，凯瑟琳拿了一些，她的脸圆嘟嘟的，眼睛不敢朝他看。之后，一些新的暗影便在天花和墙壁的对面跳起舞来。

路易丝·罗伯特说，“加布丽艾尔，我可以留在这儿吗？”她用披肩把身体裹好，好像感到发冷似的。

加布丽艾尔点点头。“这些枪支一定要留在这儿吗？”

露西尔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穿过房间，来到她丈夫身边。他们用低低的声音在说话。之后，她便转身走开，高喊乔治、乔治；现在呢，她头疼，是喝了香槟之后那种晕晕乎乎的、你感到你可以置之不理的头疼，而且，她喉咙里有一阵一阵的紧张情绪。丹东看也没看她，不再跟弗雷农交谈，然后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把她朝自己拉近。“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不过，你一定要坚强，洛洛特，你不是个傻姑娘，你一定要照顾好其他人。”他的脸很远，可她却想要得到他的全部注意，把她本人、把她的大事、把她的需要最终确定在他的心思里。不过，他也许会在下面大街上某个地方；他的心思在杜伊勒利宫，在市政大厅；然而，他的嘴却在自动地说一些安慰性的话。

“请你照顾好卡米尔，”她说。“请你别让他出事。”

此刻，他向下望着她，一脸的沉重，他在考虑她的请求；他要给她一个诚实的回答。

“让他跟你在一起，”她说。“乔治，我求求你。”

弗雷农试探性地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臂肘上；她的胳膊从他的手那儿远远地缩回。“洛洛特，我们大家彼此都要小心，”他说。“这是我们尽最大努力所能做到的事。”

她说，“兔子，我没要你做什么事。你只要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

“现在听着，”丹东的蓝眼睛在盯着她看，接着，她便听到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了，我要把你当作成年人一样说话。可是今天他没那么说。“现在听着，你嫁给卡米尔的时候，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你只好选择安全的生活或者处于革命当中的生活。可是，你认为我会请他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吗？”他的眼睛游移到时钟上面；她呢，在跟随他的目光。她心想，现在我们应该根据那只时钟来衡量我们的活命了。这是送给加布丽艾尔的结婚礼物；时针尖尖的，细细的鸢尾花纹章[2]。1786、1787。乔治当过国王议员。卡米尔曾经爱过她母亲。那时候她十六岁。丹东用带疤痕的嘴唇碰了碰她的前额。“胜利将成为灰烬，”他说。当然，他可以跟她进行讨价还价。不过，他不是那种男人。

弗雷农捡起一支枪。“就我本人而言，”他说，“假如今晚完蛋，我不会感到遗憾。”他用眼睛瞅了一下露西尔。“我觉得，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房间对面，卡米尔的声音既是酸溜溜的，又充满了关切：“兔子，我没意识到你原来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有人在吃吃地发笑。露西尔心想，如果你爱上了我，我也无能为力，你应该有更多的理智，你没听到埃罗说，他的人生完蛋了吗，你没听到亚瑟·迪龙说过这句话吗，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游戏就是游戏。现在，这可不是游戏；这跟爱情毫无关系。她把手抬起，对着卡米尔举了一下。她觉得她必须敬礼。之后便转身走进卧室。她把门稍稍半开着；一丝灯光从别的房间渗透进来，渗透进来的，还有奇怪的低弱的谈话音节。她坐在长沙发上，往后靠，开始迷糊了，这是一种聚会之后的迷糊，迷糊里满是支离破碎的梦。

“大议会院，先生。”裴迪昂正朝王室公寓赶路，大箱子四周围是不同官位的缎子。他经过的时候，贵族们赶忙从他走的路上闪开。

他到了外面的画廊那里。“我可以问一问，为什么你们这些绅士站在周围？”他的语调表明，他在对表演的猿人讲话，他并不指望得到回答。

走上前来的第一个猿人起码有八十来岁，一个颤抖着、像是用薄纸做成的猿人，嘴里说着裴迪昂无法辨别的骑士队命令，胸口上面亮闪闪的。他礼节性地鞠躬。“市长先生，人家不会坐在公寓里或者坐在靠近公寓的地方。除非得到特别指令要这么做。难道你不知道？”

他朝随行的同伴痛苦地看了一眼。一把小小的、仪式时用的剑挂在他萎缩的小腿旁边。他们都佩带这些玩意儿，所有这些经过训练的猿人。裴迪昂鄙夷不屑地嗤了一声，便昂首阔步地向前了。

国王看上去晕晕乎乎的。他习惯了长觉，习惯了作息安排有规律。安托瓦内特坐得非常挺直，她那哈布斯堡的下巴紧锁着。她看上去完全像裴迪昂预料的她要表现出的那个样子。皮埃尔-路易-罗德勒，塞纳河部门的一位高官，站在她的椅子边上。他手里正拿着三卷硕大的装订好的书，跟国民卫兵总司令曼大侯爵在谈话。

裴迪昂鞠躬，但是，身子弯得不深；毫无阿谀逢迎的意思。

裴迪昂： 罗德勒，你在那里拿到的是什么东西？今晚你需要法律书。

罗德勒： 我刚在还在纳闷，在城市界线之内，是否有必要先不戒严，塞纳河部是否有权宣布。

伊丽莎白太太： 是吗？

罗德勒： 我认为不需要，夫人。

裴迪昂： 我有权宣布。

罗德勒： 是的。不过，我觉得我要检查一下，万一你——你在哪个地方被扣住。

国王 [沉重地]：像在6月20号一样。

裴迪昂： 忘掉你的那些法律书吧。把它们扔掉。把它们烧掉。把它们吃掉。不然你也许还想着保留它们，用它们砸在人们的头上。这样比他们全都佩带的那些刺刀更好。

曼大： 裴迪昂，你确实弄懂了你有法律责任捍卫皇宫这个事实吗？

裴迪昂： 捍卫什么？

王后： 谋反正在你眼皮底下有序地组织部署啊。

曼大： 我们没有弹药。

裴迪昂： 什么，一点都没了？

曼大： 差不多不够。

裴迪昂： 多么亵渎神明啊。

加布丽艾尔坐了下来，裙子在沙沙作响。露西尔气吁吁地醒来了。“就我一个人在，”加布丽艾尔说。“他们都走了。”

路易丝·罗伯特一屁股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抓起她的双手，用力挤压。“他们会敲警钟吗？”露西尔问。

“会的。很快。”

因为在翘首等待，她把颈背拉得紧绷绷的。她把一只手举到脸上，泪水接着在手指间流溢出来了。

午夜，丹东回来了。他们听到他的脚步时，加布丽艾尔被惊醒得跳了起来，他们跟在她的后面，连忙来到了客厅。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呀？”

“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的。如果一切进展顺当，我说过，我会回来过午夜的。为什么你从来就不信我的话呢？”

“那么一切进展得顺当了？”路易丝问。他看着他们，感到气愤。他们都成了他的麻烦。

“当然。不然我能在这儿吗？”

“佛朗索瓦在哪里？你把他派到哪里去了？”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他还在我离开他的那个地方，那么他就是在市政大厅。那地方还没着火，还没有出现枪击。”

“可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他无可奈何。“市政大厅有一大帮爱国者。他们不久就要从现在的公社手中夺取市政大厅，自称是暴动公社。然后爱国者们将实际[3]控制这座城市。”

加布丽艾尔：“‘实际’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现在他们将会控制，以后再使之合法，”露西尔说。

丹东笑了。“这些日子，你的词语表达变化了，夫人！我们可以分辨出婚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了。”

路易丝·罗伯特说，“丹东，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明白这个计划的内容，我们只想知道，这个计划现在是不是行得通。”

“我要去睡会儿觉了，”丹东说。他走进她们刚刚离开的卧室，把门关好。衣服没脱他就躺下了：眼睛盯着天花板，在等待警钟敲响，在等待警报拉动，警报将使人们向外奔涌，冲上大街。时钟敲响了：时间是8月10号。

也许是在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听到有人敲门；露西尔过去开门的时候，加布丽艾尔跟在后头。

外面有一小帮男人。他们在楼梯上一直非常安静。有人上前一步：“我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来找丹东，请你打声招呼。”他的礼貌客气是自动发出的，来得非常之快；与法庭上的礼貌客套一样。

加布丽艾尔站到一边。“我一定要把他叫醒吗？”

“是的，现在我们需要他，我亲爱的。时间到了。”

她朝卧室示意。福奎尔-汀威尔把头朝向露西尔。“早上好，堂姐。”

她紧张地点了点头。福奎尔长着又浓又黑的头发和黑皮肤，和卡米尔一样；不过，他头发直，脸硬，嘴唇和卡米尔一样单薄而又坚定，有一副要应对危机、应对变得愈加险恶的形势的架势。从他这儿找到家族相似性是有可能的，是的。不过，当你看到卡米尔的时候，你要去抚摸他；当你看到他堂弟的时候，你却没有那样的反应。

加布丽艾尔跟在几个男人后面进了卧室。露西尔转身面对路易丝·罗伯特，张开嘴巴要说平常说的那番话的时候，被她脸上的狂暴神情惊呆了。“假如佛朗索瓦出了什么事，我要亲自把刀插进那头猪的身体里。”

露西尔眼睛睁得大大的。国王吗？不：丹东才是她所指的那头猪。她没法想出答案。

“你见到那人了吗？福奎尔-汀威尔？卡米尔说，他的所有亲戚都是那副样子。”

在别的人中间，他们听到丹东的声音，时断时续的：“福奎尔——明天的头一件事，不过，要等——在适当的时候，到杜伊勒利宫去一趟，裴迪昂应该知道，桥上的大炮，告诉他要赶紧完成。”

他从室内出来，把领结拉好，用手指头在他有些发青的下颌上轻轻擦过。“乔治-雅克，”露西尔说，“你看上去多厉害，可是却一无所获。我着重宣布一下，你已成为人民中一位合适的人选了。”

丹东咧嘴笑了笑。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捏了一把；这么快乐，这么疼痛，她快要喊出来了。“我现在出去一趟。市政大厅。其他方面的事，他们会不停地朝这里跑——”他在门口停住。他不想去亲他的妻子，就让她开始哭泣吧。“洛洛特，你在这里把事情打理好。尽量不要过分担心。”之后，他们便听到他大步流星下楼的声音。

“行啊，小家伙。”

“我乃刀枪不入之人，”让-保罗·马拉说，“子弹和你的智慧都进不来。”

“在这个时刻，你看上去更糟了。”

“革命并会不因为我的打扮模样而看中我，丹东。我相信，你也一样。行动之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吗？”和往常一样，马拉似乎被某个私底下的笑话给深深地陶醉了。“把曼大带到这儿来，”他说。

“他还在皇宫吗？给曼大捎个信儿，”丹东在后面说。“顺便捎上我对他的表扬，公社紧急要求他在市政大厅出现。”

从沙滩广场那边，传来越来越多的众人吼叫声。丹东把白兰地哗哗倒进了一只玻璃杯，一边站着，一边在手中把杯子像摇篮一样托在掌心。他伸手去松开领结，领结他是在商廊那边的家中白费时间系紧的。他脖子两边的脉搏在跳跃。他感到口干。一阵呕吐的感觉在心中涌起。他从杯中又咂了一口。呕吐感减弱了。

王后把手伸远，曼大吻了吻它。“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这是应该说的那种话。“给广场值班营的指挥官下令。从后面发起进攻，驱散朝皇宫行进的暴民。”他草草签了个名。他的战马在等待。值班的指挥官在几分钟之内等到了命令。在市政大厅，曼大径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得到命令，要去汇报工作，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能觉察得出来，要汇报，没有合适的顶头上司呀。他想到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的主意。可是，这不像是一个称职的士兵该做的事。

“罗西洛尔，”丹东说，“谢谢你。”他眼睛瞥了一下曼大的命令书，区警察专员已经把命令书抓在手中。“让我们沿着商廊走过去，请曼大向新公社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部署武装力量与人民作对。”

“我拒绝，”曼大说。

“你拒绝。”

“那些人可不是市政府。他们不是公社。他们是造反派。他们是犯罪分子。”

“我要把他们的罪行搞得更复杂，”丹东说。他把手向前一伸，一把抓住曼大的衣服前襟，用力把他从房间里拽了出来。罗西洛尔身子前倾，灵活地把侯爵轻巧细长的剑没收了；他在自己的手指中转动了刀柄，然后做了个鬼脸。

房间外，曼大抬头看到了一圈充满敌意的脸庞。因为恐怖，他的身体变得歪斜不稳。“不是现在，”丹东说。“还没有，我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交给我，我不需要任何帮助。”他把抓住他的那只手捏紧。“曼大，继续拒绝，”他说，然后开始把他朝王位的房间拽去，新公社的人已经在那里集合。他大笑。这笑声像是又当了一回小孩——每当问题简单的时候，这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暴行。

早上五点。安托瓦内特：“没有希望了。”

早上五点，加布丽艾尔开始打颤发抖。“我要生病了，”她说。路易丝·罗伯特迅速跑开，去拿脸盆，然后端着，与此同时，露西尔把加布丽艾尔的头发从她肩上向上捋起，然后再从她的额头上向后抹平。忙了一阵子，她什么都没吐出来的时候，她们重新把她舒舒适适地扶到沙发上，在她的手边毫不显眼地放好脸盆，然后，在她细小的脊背下面塞进一个垫子，用在香水里浸过的手帕点了点她的太阳穴。“好了，你大概猜着了，”加布丽艾尔说。“我又怀孕了。”

“哦，加布丽艾尔！”

“人们通常会道喜，”她温和地说。

“哦，可是来得这么快，”露西尔哀怨地说。

“哦，你干什么？”路易丝·罗伯特耸了耸肩。“就是你，要么怀孕，要么用英国外套，是吗，当心。”

“什么是英国外套？”加布丽艾尔说，眼睛浑浊地从这个人身上看到那个人身上。

“哦，真的！”路易丝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英国外套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有了这么个小小的高贵野人，露西尔。”

“对不起，”加布丽艾尔说。“我无法听懂你们的谈话。”

“没必要听懂我们的谈话，”露西尔说。“芮美对英国外套的情况全部知道，不过，它们不是已婚男人会喜欢的东西。我想，特别是乔治-雅克。”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德穆兰太太，”路易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知道。”

一颗泪珠在加布丽艾尔睫毛的末梢上抖了一下。“我不在乎怀孕，真的。他总是非常高兴。你们也习惯了。”

“照这样子啊，”路易丝说，“你要有八个、九个、十个小孩了。什么时候有的？”

“我想，二月份吧。好像距离现在有好长时间了。”

“回家去。睡觉。两个小时。”

三点钟的时候，出现了火把狰狞阴险的火光：战斗的人群爆发出的宣誓声压过了行进中大炮的吱嘎吱嘎声和轰隆轰隆声。

“睡觉？”卡米尔说。“这将是一件新奇的事。我会在皇宫找到你吧？”

丹东把酒精气息呼到了卡米尔的脸上。“不，为什么在皇宫？桑特雷掌控了国民卫兵，我们有了韦斯特曼，他是个职业军人，把它交给他。我能不能不要再对你说，你一个人没有必要冒这些危险？”

卡米尔松松垮垮地倚着墙，用双手蒙住脸。“胖律师们坐在房间里，”他说。“真是非常令人兴奋。”

“对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这相当够令人兴奋的了，”丹东说。他想要乞求，这会顺利吗，我们会成吗，我们会看到太阳升起来吗？“哦，上帝啊，卡米尔，你回家去吧，”他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用那根带子扎头发了。”

曼大侯爵遭到新公社的盘问之后，被锁在市政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第一丝曙光之后，丹东建议把他带到阿拜耶监狱去。他站在窗边上，注视着他被沿着台阶带到下面，他的两侧是强悍的卫兵。

他朝罗西洛尔点了点头。罗西洛尔把身子斜出了窗外，开枪把曼大打死了。

“嘿，”露西尔说。“换换风景吧。”这三个女人拿起她们的小物品，锁好门，下了楼，来到外面，走进了商廊。她们总是到处散散步，走到露西尔的公寓，走到位于另一个地方的候审监狱。四周围没有一个人；空气新鲜，甚至还有点冷飕飕的。从现在起，过上一个小时，将会出现炎热的前景。露西尔心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活过啊：这个可怜的、遭到背叛的奶牛，靠在我的右肩膀上，这个胆小的悍妇，靠在我的左肩膀上，这个身子沉重的家伙，是个空中飞人；她只好协调她们沿着台阶朝上走的步伐。

用人让莱特看到她们的时候，尽量显得震惊的样子。“给丹东夫人加张床，”露西尔说。让莱特把她塞到被子下面，躺在客厅的一个沙发上；加布丽艾尔，情愿有一次被人当成婴儿看护，让她的头靠在垫子上，路易丝·罗伯特把她的发针拔掉，让那个暖乎乎的黑色发套在沙发的扶手上散开，哐当一声掉落到地毯上。露西尔把她的发刷拿了过来，像个囚犯似的跪着，长长地、轻松地把她的头发梳平梳顺；加布丽艾尔躺着，闭着眼，一副打过仗的样子。路易丝·罗伯特一点点地挪到蓝色长沙发上，一点点移到沙发背上，把她双脚拉高。让莱特给她拿来了毯子。“你妈妈很少喜欢这样的家具，”她对露西尔说。“她总是说，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为它感到开心。”

“假如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一声就是。”露西尔朝自己的卧室拖着步子走了过去，打了个岔，去拿一只还有三英寸深的香槟瓶子。她有了要喝它的欲望，不过之后回想到，没有什么再比这不愉快的了。这些酒瓶开了好像已有一个星期了。

正是这个想法令她感到惶惶不安。让莱特来到她身后；她猛地跳了起来。“现在躺下，我亲爱的，”这个女人说。“你要坐直，这不会有什么不同。”她的嘴痛苦而又坚定地说：你知道，我也爱他。

早上六点。国王决定检阅国民卫兵。他往下走进了皇宫大院。他穿一件令人忧伤的紫色外套，把帽子夹在腋下。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职业啊。在他的套房外，当他走近时，贵族们把身子低到膝盖那么高，嘴里低声地说着一些表示效忠的话；不过，国民卫兵们却在侮辱他，一名枪手用一只拳头在他脸上晃来晃去的。

圣-奥诺雷大街上：“有当早饭的东西吗？”艾蕾奥洛莉·杜普莱说。

“我觉得没了，艾蕾奥洛莉。”

“马克西，为什么不吃呀？”

“因为我在这个时间从来不吃东西，”罗伯斯庇尔说。“在这个时间我总是回信。”

巴蓓特站在门边。圆圆的、早晨的脸。“爸爸把这个送来了。丹东在市政大厅签署各种通知。”

罗伯斯庇尔让她把文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没碰，不过用眼睛溜到了签名上面。“以国家的名义——丹东。”

“那么，丹东声称要为国家代言了？”艾蕾奥洛莉说。她注视着他的脸。

“丹东是个极好的爱国者。可是，我原先以为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派人来找我的。”

“他们不敢拿你的性命去冒险。”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哦，不，不是那样。我觉得丹东不想要我，我们将说什么呢？研究他的方法。”

“也许是那样，”艾蕾奥洛莉认同。那有什么重要的？她总是无话不说：任何使他躲在杜普莱的保护后感到安全的话，也总使他的心脏跳到明天、明天，还有后天。

爱国者在广场上用大炮瞄准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七点半。在那些大炮后面是暴动公社所能找到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火枪、马刀、弯刀，还有一排一排的神圣的叉子。成千上万的造反者高唱着《马赛进行曲》。

路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卡米尔的头放在他妻子的肩上睡了一个小时。

“丹东。”罗德勒抬头看看挡住门口的身影。“丹东，你醉了。”

“为了不睡着我一直在喝。”

“你想要什么？”罗德勒的意思是，和我在一起吧。他的惶恐不安明明白白地表现在脸上。“丹东，无论你怎么想，我可不是保皇派的人。我之所以在杜伊勒利宫，因为我是被命令到那里去的。不过，我希望你和你的指挥官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必须知道，屠杀是可怕的。瑞士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你就这么告诉我，”丹东说。“我要你回到那里去。”

“回去？”罗德勒惊得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要你把国王弄出去。”

“出去？”

“蠢蛋，别再重复我的话。我要你把国王弄出去，你这么做的时候，迫使他放弃防守。我要你现在就回去告诉路易，告诉安托瓦内特，除非他们离开皇宫，放弃抵抗，使他们自己处于国民大会的保护之下，否则，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将会丧命。”

“你要救他们？我理解了你的话吗？”

“我认为我说的话再清楚不过了。”

“可是我该怎么办？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一旦暴民进入皇宫，我就无能为力了。到那个时候，就是魔鬼本人也不能拯救他们。”

“可是你想救他们吗？”

“这话已经无聊。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国王和王后。其余事情都是次要的，尽管我讨厌看到女人受伤。”

“代价？”律师重复了一遍。在他疲乏的大脑里有件事情似乎已经成型。

丹东猛地走到房间的另一边。他抓住罗德勒的外衣前襟，用一只手卡住他的脖子。“你要把他们带出去，否则你要对我负责。我会看着你，罗德勒。”

罗德勒一边呛着，一边伸出手，像爪子一样扣住丹东的胳膊。房间在旋转。他心想，我要完蛋了。他挣扎着要呼吸，耳朵在轰轰地咆哮。丹东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那是第一声炮火。他们现在攻打皇宫了。”

罗德勒抬头看了看，有气无力地用一只胳膊沿着丹东粗重的柱子般的身体，把自己撑到他野蛮凶残的面前。“现在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我想是把衣服刷子，”卡米尔说。“我们应该把自己和暴民区分开。丹东这么说的。”他把三色绶带挂到了自己肩上。“我这样子可以给人家看吗？”

“哦，你可以跟一位公爵夫人一起吃早上的巧克力了。假设只剩下一块可以一起吃的话。可现在还有什么呢？”露西尔有好长时间无法让恐惧从自己的脸上消失了。

路易丝和加布丽艾尔正在等待消息。他进来的时候，一直没有跟人说话。

“乔治-雅克打算留在市政大厅，控制各种具体的运作。佛朗索瓦也在那里，在隔壁办公室卖命地工作。”

路易丝：“他会安全吧？”

“哦，除了一场巨大的地震之外，还有，太阳正在变黑，月亮正变成血色，天空如同卷轴，卷起时消失了，最后七个天使和最后七个瘟疫一起来临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向存在的危险，我同意——我看不出来，对他而言，现在有多少事情在出差错。只要我们赢了，我们大家都会安全。”

“在皇宫里也安全吗？”加布丽艾尔说。

“哦，在皇宫里，到现在这个时刻他们要大开杀戒了。”

安托瓦内特： 我们这儿还有防守。

罗德勒： 夫人，整个巴黎都在朝你们行进。你希望对国王遭到屠杀，对你、对你们的孩子遭到屠杀负责任吗？

安托瓦内特： 上帝禁止。

罗德勒： 陛下，时间紧迫。

路易： 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放弃劳而无用的防守，撤退吧。对你们来说，对我来说，这里已经无能为力。让我们走吧。

一位受雇于法国皇宫苏格兰园林的工人托马斯·布莱基这样写道：

不过，所有一切好像都是为了8月10号这场巨大的灾难准备的，许许多多的人希望出现变化，他们谈起了来自马赛的人要攻打杜伊勒利宫；这似乎是事先策划好的大事，杜伊勒利宫由瑞士卫兵守卫，还有更多的穿着瑞士制服的人期望加入到国王那边去。前一天夜里，我们差不多被告知要出什么事了，虽然没人能想象到结果将是什么样子。9号这天晚上，墙上的一只瓶子倒了，划破了我的腿，弄得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只好坐在我们的平台上。平台的对面就是爱丽舍宫和杜伊勒利宫，从那儿，我能听到九点左右的第一声开炮，接着就是其他的枪声和骚乱大作，持续不断。我能看到人们在爱丽舍宫来回奔跑，屠杀的恐怖越来越浓，当国王离开他的卫兵，离开国民大会的时候，结果那些前来保卫他的可怜的人被他丢弃了，他们被抛下，遭到了暴民的疯狂杀戮，不过，假如国王不去，选区绝大部分的人将会随时准备去保护他；可是，当他们发现他到国民大会去的时候，他们全都掉头去屠杀可怜的瑞士卫兵……这些杀人狂魔很多都从大街上经过，停下来给我们展示被他们屠杀的瑞士人的身体器官，其中几个人我都熟悉……每个人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杀戮荣耀中，好像甚至要通过把死人切碎、扯掉他们的衣服，作为胜利的纪念，以展示他们对死人的愤怒。结果，这一切似乎表明，人们好像患上了一种疯病……然而，要描述当天发生的所有恣意妄为的恐怖情形是不可能的……

“卡米尔。”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位年轻的国民卫兵因为紧张吓得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有人把他掴倒。“我们已经进行过一次针对保皇派人的巡逻，他们都穿着我们的制服，我们把他们关在我们位于费叶昂的门岗室。有人正设法把他们从我们这里带走。我们的指挥官已经请求增援部队来清理院子，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过来。我们抵挡不住他们多久了——你能不能跟这帮暴民说说，你能不能把道理讲给他们听听？”

“什么意思？”弗雷农说。

“先生，人不应该像狗一样被杀掉，”这男孩对弗雷农说。他的嘴巴在颤抖。

“我这就来，”卡米尔说。

他们到了院子里时，弗雷农用手指指：那是戴洛瓦妮。

“是的，”卡米尔镇定地说。“她要给人家杀掉的。”

戴洛瓦妮已经冲上来了；这里就是她自己的、她小小的巴士底狱。此时，一帮充满敌意、纪律松散、无法集合的暴民们有了一个领头人；对于门岗室里的囚犯们来说已经太迟，因为你所能听到高过叫喊声、高过这个女人自己声音的就是玻璃的破裂声和木头的断裂声。她在赶着他们继续向前，他们钻进门里时，像是笼子里受到刺激的野兽一般，用尽了力气对着窗户的铁栏杆猛攻。不过，他们是在破门而入，而不是破门而出；面对狭窄通道上的一把把刺刀，有一阵子他们向后倒下。可现在他们正在拆毁这栋建筑。他们是些吃石头的野兽，这次进攻不是为了包围；他们手里有的是镐头、斧子，他们正在使用它们。前排进攻人员的后面是大院，眼下院子里他们的祝愿者蜂拥而至，他们高呼，他们挥舞拳头，他们摇晃手中的武器。

一看到国民卫兵的制服、三色绶带，人群中有不少部分的人给他们让路，让他们通过。不过他们还没到达人群的前排，这男孩便把手放在卡米尔的胳膊上，挡住他。“现在你无能为力了，”他说。

戴洛瓦妮一身黑；腰带上别了一支手枪，手里拿一把马刀，脸上亮闪闪的。突然传来一声高喊：“囚犯们出来啦。”她站立在大门口的前面，囚犯中的第一个被拽出来的时候，她朝身边的男人发出信号，他们随即把剑和斧头举起。“难道就不能有个人去阻止她一下？”卡米尔说。他把卫兵那只束缚他的手抖开，开始推开人群向前，一边还冲着人们大声叫嚷，要他们不要挡路。弗雷农跟在他身后，用力冲开一条小路，然后抓住他的肩头。卡米尔猛力把他推开。人群向后倒下，眼前这两名爱国长官要把彼此拉开的这个情景分散了他们的注意。

然而，这场只有几秒钟的优雅场面过去了；从前排队伍中传来一声动物般的厉声尖叫。戴洛瓦妮放下了胳膊，像个公共行刑者一样；剑和斧头一起行动了，一个接着一个，囚犯们挨踢的挨踢，被拉的被拉，等着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死亡。

卡米尔冲到前头；那位国民卫兵在他背后。路易·苏鲁是囚犯中第四个出现的。听到戴洛瓦妮的一声高呼，人群不再前进，他们甚至还往后移动，就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把后面的人压垮了，因此卡米尔变得无援无助，无法动弹了，他的手臂被钳制在身体的两侧，就在此刻，他看到戴洛瓦妮靠近路易·苏鲁，对他说了一些只有他才能听到的话；路易举起一只手，好像要说，现在弄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手势在他脑子里刻下了印记。这是最后的姿势。他看到戴洛瓦妮举起手枪。他没有听到枪响。几秒钟内，他们都被垂死的人包围了。路易的尸体——也许，他还在呼吸吧，没人能够知道——被拖进了人群中，拖进了挥舞的手臂和刀刃的漩涡之中了。弗雷农直对着这位国民卫兵大声吼叫，可是这位年轻人，因为痛苦和茫然，脸上发红，他抽出马刀，高声喊叫，要人们让出一条出路。他们的脚在鲜血中稀里哗啦地溅起了血花血沫。

露西尔出去买用来当早饭的面包。请让莱特去买，没有必要；天上还有亮光，这个女人的神经已经断裂，她在围绕公寓到处跑着，像露西尔说的那样，像一只没了头的母鸡。

露西尔把篮子挎在手臂上。虽然外面暖洋洋的，她还是用一件夹克衫裹住自己，因为她想把那把小刀放到口袋里。没人知道她有这么把小刀；她几乎都不让她自己知道，不过她一直就随身带着，万一用得着它呢。想想看，她心想。我本可以住在塞纳河右岸。我本可以嫁给财政部的高级职员。我本可以坐着，双脚跷得高高的，给一条麻布手绢绣上烂漫的玫瑰图案。可是相反啊，我眼下走在科德利埃大街上，为了找一根长棍面包，为了方便，还带了一把三英寸的刀子。

她直视着她熟悉的那些邻居们的眼睛。谁会想到呢，我们这个区有这么多的保皇派人？“你这个杀手的婊子，”有个男的对她说。她在脸上保持着微笑，一种特别让人疯狂的微笑，那是她从卡米尔那里学到的，一种嘲讽的微笑，这微笑等于在说，行啊，来试试看。就在这么想象之中，她把刀子光滑的把柄轻松地放到手心里，用柄尖子顶着往里凹陷的嫩肉。回来的路上，在她自己的前门外，又有一个人认出了她，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她在前门里止住脚步，把唾沫揩掉，然后慢悠悠地上了楼梯，坐下，把面包放在膝下。“你要吃那个？”让莱特边说，边在双手之间拧着围裙，一副痛苦的样子。

“当然，我要吃，因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它买来。让莱特，定定神，端些咖啡来。”

路易丝从客厅里喊道：“我觉得加布丽艾尔要晕过去了。”

那么，可能吧，她从来不吃早饭；之后，她就记不清了。他们把加布丽艾尔弄到了床上，松松她的衣服，用扇子给她扇风。她打开一扇窗户，但是来自街上的噪音让加布丽艾尔更加心烦意乱；于是她又把窗户关好，就这样，她们忍受着炎热。加布丽艾尔迷糊过去了；她和路易丝轮流互相给对方读书，说说八卦，轻轻争吵，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卡米尔和弗雷农回来。

弗雷农扑通倒在椅子上。“有很多尸体——”他做了个从地面往上的高度的手势。“对不起，我只好告诉你们这个，露西尔，路易·苏鲁已经死了。是的，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它发生的。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眼前被杀死的。”

他想要卡米尔说，弗雷农救了我的命；或者，至少要说，弗雷农阻止了我干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可是卡米尔只说，“看在上帝爱的分上，你就把它作为回忆保存吧。要是我再听到任何关于今天上午的事，我就要伤你了。而且还不是小伤。”

一看到他，让莱特的神就安定下了。咖啡终于拿了过来。加布丽艾尔从卧室门口过来，踉踉跄跄地，一边还在系紧裙子的束衣。“从清早到现在我没见到佛朗索瓦，”卡米尔对路易丝说。他的声音平平的，不自然，没有一丝结巴的迹象了。“我没见到乔治-雅克，不过他在签署来自市政大厅的法令，这么清楚，他活得好好的。路易·卡佩和他的整个家人已经放弃了皇宫，眼下在骑术学校。国民大会一直处于开会状态。我觉得连瑞士卫兵都不知道国王已经走了，我肯定攻击皇宫的人都不知道。我没把握我们是否该告诉他们。”他站起来，把露西尔抱在怀里一阵子。“我要再一次换换衣服，因为衣服上沾了干透的血迹，之后我再出去。”

弗雷农忧郁地在他的身后看着。“恐怕这种反应以后会要出现，”他说。“我了解卡米尔。他天生就不是适应这一切的那种人。”

“你觉得不？”露西尔说。“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发迹了。”她想问路易·苏鲁是怎么死的，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原因。可现在还不是时候。正如丹东所言，她不是一个傻姑娘；不，不，她是常识之声。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墙上，靠近了这个刽子手；玛利亚，袒胸露乳，风姿绰约，面带病态的基督徒式的微笑。粉红色的丝绸垫子看上去更不适合穿，如卡米尔本可能预料的那样，可是，没有；这个蓝色的长沙发有副知根知底的架子，像是件在其一生当中见识过很多世面一样的家具。露西尔·德穆兰二十二岁。是妻子，是母亲，是她屋子的情人。在八月的炎热之中，一只苍蝇在嗡嗡地撞着玻璃，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吹着口哨，一个婴孩在另一块地板上大哭，她感觉到她的灵魂已经成型，小小的，满是污点，而且注定了要死。曾经有一次，她也许为死去的人念过悼词。现在，她心想，操他妈的有何用呢，正是活着的人我才要担心哪。

等加布丽艾尔觉得身体够有力气的时候，她说她想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大街上人山人海，喧闹鼎沸。看门人早就吓得惶恐万状，把通向商廊的大门关上。加布丽艾尔捶门、敲门、按响门铃、大声喊叫，要人放她进去，到自己的屋里。“我们可以从面包师的家中穿过去，假如他让我们进去的话，”她说，“从他的前门进，从他的后厨房出。”

可是面包师甚至都不肯让他们进他的店铺；他直冲着她们大喊大叫，一边用手推搡加布丽艾尔的胸部，弄伤她，扭着她的身子，把她推回到大路上。她们把她架着拖走了，回到大门口，倚着门缩成了一团。有一群男人把她们围拢起来的时候，露西尔把手伸进了口袋，感觉到那把刀还在那儿，然后用手指尖摸着刀子；她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再靠近一步，你们的头在天黑之前就要被叉到叉子上，帮助他们把你们的头放到叉子上，我会从中获得最大的快感。”

就在这个时刻，大门给她们打开了；有人用手把她们拽进了门里；门闩嘭地插上了。她们在前门里头了；她们在楼梯上了；她们在丹东的屋子里了；露西尔气愤地说，“这一回我们待着不走了。”

加布丽艾尔摇摇头——不知所措，极其困乏。从河对面那儿，枪声大作，密集不断。“圣母啊，我看上去好像已经在坟墓里待了三天了，”当他们再一次把枕头放下，把加布丽艾尔放到水平位置时，路易丝·罗伯特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说。

“你觉得为什么丹东一家要分床睡觉？”当她以为她们听不到她的说话声时，对露西尔低声说。

露西尔耸了耸肩。加布丽艾尔用沉重的声音说，“因为他用胳膊到处乱打，做梦的时候他也在打架——我不知道他在打谁。”

“他的敌人？他的债主？他的爱好？”露西尔说。

路易丝·罗伯特抢劫了加布丽艾尔的梳妆台。她找到了一罐胭脂，把它涂成圆圆的猩红色的斑点，像她们过去在皇宫时常做的那般。她给露西尔涂了些，可露西尔说，“来吧，你这个荡妇，你知道，我是没法变好了。”

正午过去了。街道上变得沉默起来。这就是最后时刻要出现的情景吧，露西尔心想；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这就是将会出现的景象吧。我们正在等待太阳死亡。可太阳不会衰落呀；它在照耀，最后照耀在耀眼的三色旗上，照耀在马赛人的头上，照耀在为胜利高歌猛进的游行队伍上，照耀在忠诚的正在躲藏的科德利埃派人身上，他们有脑子，整整一个白天待在家里没出来，此刻他们却潮水一般涌到了街道上，为共和国高声颂唱，高呼打倒暴君，高喊他们的领袖丹东。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露西尔把门拉开；这个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让她发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着，晃了一下，在门口把自己撑住。他是从大街上过来的一个人：“先生，请原谅，”路易丝·罗伯特说，笑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介绍呢。”

“他们在砸碎皇宫的镜子，”此人说。“科德利埃派人现在当国王了。”他把什么东西甩给了加布丽艾尔。她笨手笨脚地接住了。是一把发刷，沉甸甸的，发撑是银子做的。“从王后的梳妆台上拿过来的，”此人说。

加布丽艾尔的前指把突出的那个字母从头至尾抚摸了一遍：那是献给安托瓦内特的“A”。此人身体向前侧了过去，围着露西尔的腰肢一把把她抱住，把她双脚离地旋转了起来。他浑身散发着酒精、烟草和血腥的味道。他亲吻着她的脖子，是一个吮吸的、贪婪的、无产者的亲吻；他又让她双脚落地，之后便噼里啪啦地跑回到街上去了。

“天哪，”路易丝说。“露西尔，你有多少个爱慕者啊。他可能是等了两年才获得做这事儿的机会的。”

露西尔掏出手绢，朝自己的脖子点了点。这不是我早上遇到的爱慕我的人，她心想。她把一只手指头摆了摆，把自己的声音降低成一种腔调，为了模仿她操练得不错的芮美的声音：“我刚刚对他们说过，现在，男孩们，别再为我吵吵闹闹了——自由、平等、博爱，记住了吧？”

在客厅的地毯上，王后的发刷躺在加布丽艾尔任它坠落的地方。

丹东回家了。时间是在傍晚。他们能在外面的大街上听到他的声音。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法布尔、屠户雷让德勒、比世界上最坏的人还要坏得多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有韦斯特曼一起回家的。他回家了，双臂拥着雷让德勒和韦斯特曼的肩头，脚下步子不稳，脸也没刮，疲惫困乏，浑身散发着白兰地的臭气。“我们胜利了！”他们高呼着。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就像口号那样，切中要点。他把加布丽艾尔一点一点地收进了怀中，凶狠地保护性地抱着她；再一次，她的双膝撑不住了。

他扶好她，坐到了椅子上。“她费了老大的劲儿一直笔直地坐着，”路易丝·罗伯特说。此刻，她的皮肤在胭脂下发亮了；佛朗索瓦回到了她身边。

“出去吧，你们这帮家伙！”丹东说。“难道你们没有自己的床要上？”他冲进自己的卧室，一股脑儿倒在自己的床上。露西尔跟在他后面。她碰了碰他的颈背，抓住他的肩头。他呻吟着。“换个时间审问我吧。”他建议道。他扑通躺在床上，咧嘴笑了。“哦，乔治-雅克，乔治-雅克，”他在自言自语，“人生不过就是一系列精彩的机会而已。现在维诺先生从你身上会得到什么呢？”

“告诉我，我丈夫在哪。”

“卡米尔？”他的笑容更大了。“卡米尔在骑术学校，要确定人生规划的下一步呢。不，卡米尔不像人，他不需要睡眠。”

“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她说，“他处于受惊状态。”

“是的。”咧嘴大笑慢慢地消退了。他的眼皮跳着跳着，闭上了，然后又睁开。“那个婊子戴洛瓦妮在他站的地方二十码内把苏鲁杀了。你知道，我们一整天都没见到罗伯斯庇尔。也许，他躲在杜普莱的地窖里。”他的声音开始拖得越来越小，小得听不到了。“苏鲁跟卡米尔一起在骑术学校。小世界啊，马克西也是。卡米尔是个勤奋的男孩，会走得远。明天我们就会知道……”他眼睛合上了。“情况就是这样，”他说。

凌晨两点钟，国民大会开始目前的大会。伴随辩论大会的是一些不方便的因素：就是被时断时续的枪声淹没了的声音，因为在早上八点半左右，王室一家人到了这里之后，辩论一下子陷入了混乱状态。仅仅在昨天，它才投票取消对君主制的未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可是，现在，确实，好像这个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已被抛弃在被砸烂砸碎、被洗劫一空的宫殿里了。右派人士说，终止辩论就是造反的标志；左派人士说，一旦代表们放弃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也就是放弃了做舆论领袖的权利。

国王家人和他们的几个朋友被挤进一个记者的包厢里，包厢从主席的讲台后面俯视着代表。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源源不断的请愿者和代表的游行队伍你推我搡，经过过道，往外扩散到辩论大厅了。外头传过来的谣言令人惊慌，而且听起来稀奇古怪。皇宫里的所有撑子和床垫都被砍断，空气中飘着飞舞起来的羽毛，密密实实的。妓女们在王后的床上来来回回干着她们的行当：这种景象与更多的故事有多吻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人看到一个男的在一具尸体边上拉着小提琴，那人的喉咙被他割断了。有一百人被刺伤，被棍子打死在艾榭勒大街上。有个厨师被人当菜烹了。用人们从床下被拉了出来，从烟囱里拉了出来，然后被抛到窗外，结果在叉子上被戳住。大火已经开始，传来了常见的、令人生疑的食人报告。

维尼奥德，也就是现任国民大会主席，很久以前就不再努力区分真相与幻想了。在他下面，在议会议员的席位上，他数遍了，侵略者的人数比代表们多。每隔几分钟，大门总是被猛地撞开，接纳痛苦而又疲惫的人们，他们身背抢劫物品的重荷，如果抢劫的东西尚未被直接带到骑术学校，他们走起路来就踉踉跄跄。真的，维尼奥德心想，把内嵌的夜用凳子和全套的莫里哀文集放在人民脚下，这做得太过分。此地开始像一间拍卖室了。维尼奥德没有惹人注意地开始松开领结。

在这个寒碜、不透气的记者包厢里，王室的孩子们睡着了。认为要保全体力的国王正在啃着一只鸡腿。时不时地，他在伤心的紫色外套上面擦擦手指。在他下面的那些长凳上，一名代表用手抱住头。“出去小便，”他说。“卡米尔·德穆兰伏击了我。把我推到墙上，要我支持丹东做教皇。或者什么的。仿佛丹东可以代表上帝，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但是有人告诉我，我最好投票选他，否则，我可能在醒来的时候喉咙就被割断了。”

隔了几张长凳，布利索正跟前任部长罗兰在讨论。罗兰先生的脸色比以前更黄了；他把积着灰尘的帽子抱在胸口，仿佛这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似的。

“大会必须解散，”布利索说，“非得有新选举才行。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必须提名一届新内阁、一个新部长委员会。是的，现在，现在我们就必须做——有人必须管理国家。作为内政部长，你必须回到你的位置上。”

“真的？塞尔文·克莱维耶尔？”

“是的，的确，”布利索说。他心想，这是我生来就要做的事：形成各级政府。“除了你们不会再有王室的否决权阻挠你们之外，一切又回到了六月的情形之中。你们将有丹东作为你们的一名同事。”

罗兰叹口气。“玛侬不会喜欢这样。”

“她必须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要丹东负责哪个部？”

“这几乎不算什么，”布利索凄凉地说，“只要他有鞭子在手。”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如果你今天到大街上去过，你就不会怀疑了。”

“嘿，你到大街上去过了？”罗兰反倒怀疑了。

“我消息灵通，”布利索说。“绝对消息灵通。有人告诉我，他是他们的人。他们正在为他喊破嗓门。你怎么看待此事？”

“我想知道，”罗兰说，“这是不是就是共和国的良好开端。我们应该受这帮乌合之众的耍弄吗？”

“维尼奥德正往哪儿去？”布利索问。

主席做了个手势，在寻找他的替身。“请给我让个路，”他在愉快地恳求。

布利索的目光跟随着维尼奥德在走。完全可能，盟军，派系，还有条约被提议，被起草，被违背——假如他不到每一个地方去，不到每一个党派去，不到每一次谈话那里去——将会出现那个令人后怕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也许要丧失作为法国消息最为灵通人士的地位。

“丹东是个十足的骗子，”罗兰说。“也许我们应该请他担任司法部长？”

门口，维尼奥德面对着卡米尔，已经没法拥有他那得体的演说所具有的排山倒海气势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的步调了。他说，人家完全明白，人家确实欣赏，人家完全理解。在他持续三分钟激烈的演讲过程当中，头一回，卡米尔支支吾吾的。“告诉我，维尼奥德，”他说，“我是在开始重复自己的话吗？”

维尼奥德把他已经吸入的那口气吐了出来。“有一点。不过，真的，你非得讲出的话完全令人如此耳目一新，兴致盎然。你说，把你已经开始的东西完成了。是在什么方面？”

卡米尔做了个横扫一切的手势，这手势既包括了骑术学校，也包括了大嚎大叫的外面。“我不懂为什么国王还没死。很多比他更好的人都已经死了。还有这些多余的代表们？他们已经把王室的家人塞到监狱里了吗？”

“可是你不能把他们全部杀了吧。”演讲人的声音发抖。

“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力呀。”

“我虽然说的是‘不能’，但是，我的意思是‘不应该。’丹东不会要求不必要的死亡。”

“难道他不会？我不知道。我有好几个小时没见到他了。我觉得，他安排把卡佩一家从皇宫带出来的。”

“是的，”维尼奥德说，“那好像是个合情合理的想法。现在，你认为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不知道。也许他是个人道主义者。”

“不过你没把握。”

“我是不是还醒着，我甚至都吃不准了。”

“我觉得你该回家，卡米尔。你一直在说完全错误的话。”

“我是吗？你真客气。如果你在说完全错误的话，你知道，我会记在心里的。”

“不，”维尼奥德肯定地说。“你不会。”

“不，我会，”卡米尔坚持说。“我们并不信任你。”

“所以我明白了。不过，我怀疑你需要花力气来吓唬人家。难道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或许还需要丹东吗？倒不是因为假如人家拒绝给予他权力，他也许将要弄出个什么事情来——而是因为一种信念——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人？”

“不，”卡米尔说。“这一点，我倒从来没想到过。”

“这个难道你不信？”

“是的，不过，这一点我已经习惯于在私下相信了。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最大的障碍还是丹东他本人。”

“他在指望什么？”

“他什么都不指望。他睡着了。”

“现在听着。我打算对国民大会发表演说。如果那帮乌合之众被消灭，那倒是件有益的事。”

“直到今天下午他们让你得到权力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尊严之人。现在他们都变成乌合之众了。”

“这里有些请愿的人要求取消君主制度。国民大会将会正式颁布这个号令。还要召开国民大会，为共和国起草宪法。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去睡会儿觉了。”

“不，一直要到我亲自听见这个宣布才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一切将会垮掉。”

“生活常常呈现出残酷的一面，”维尼奥德喃喃自语道。“让我们努力保持理性吧。”

“这并不理性。”

“会理性的，”维尼奥德平静地说。“我的同事们打算把政府从机会和偏见的范围内消灭，使政府进入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卡米尔摇了摇头。

“我向你保证，”维尼奥德说。他突然中断。“有股可怕的气味。是什么味道？”

“我认为——”卡米尔犹豫了一下——“我认为他们正在焚尸。”

“共和国万岁，”维尼奥德说。他开始朝主席台走去。

[1] 《圣经》人物，罗得在灾难降临前得到天使警告逃出城市，可是罗得的妻子在逃跑时不顾天使的嘱咐，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立刻变成了盐柱。

[2] 即法国王室纹章。

[3] 原文为拉丁语。

◆◆◆◆ ◆◆◆◆

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与其说它是某一特定原理，毋宁说它是民主这个普遍原理运用到我国最紧迫的需要的结果……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抗专制君主的暴政。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一句话，在这些王朝统治期间，名人自然死亡是如此罕见，结果自然死亡被当成了重大事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经由历史学家再传给后代。在某一领事馆，这位编年史家说，有一位名叫皮希纽斯的大祭司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居然被当成是奇迹。

卡米尔·德穆兰

第1章

阴谋家（1792）

“爸爸！”卡米尔发出一声欣喜的叫喊。他指着克劳德。“你瞧，”他邀请了一帮子人，“千万别把东西扔掉。任何东西，不管它用得有多么破旧，有多么过时，也许将来还会证明它自有用场。现在，杜普莱希斯公民，用短小简单的句子，或者诗句，或者戏剧唱词，告诉我该怎么掌管一个部吧。”

“这，我做了多少个噩梦也没想到过，”克劳德说。

“哦，他们还没把我本人的那个部交给我，还没有完全，在这事发生之前，非得会有一些更多的天灾人祸。消息是这样说的，丹东是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保管人，法布尔和我都当他的秘书。”

“一个演员嘛。”克劳德。“还有你。我不喜欢丹东。不过我倒为他感到遗憾。”

“因为丹东是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所以我必须试着为他管理这个部。法布尔不会麻烦的。哦，我得写信告诉我爸爸，快点给我拿点纸来。不，等等，我要从部里给他写信，我要坐在阔大的办公桌后面，盖上公章，然后把信寄给他。”

“克劳德，”安莱特说，“你的风度举止都到哪里去了？说些道喜祝贺的话嘛。”

克劳德哆嗦了一下。“有一点。技术性问题。司法部长也是玉玺大印的保管人，可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呀。他一直有个秘书。一直。”

“省掉了奶酪！”卡米尔说。“乔治-雅克超越了它。我们将要搬迁到万多姆广场！我们将要住进皇宫！”

“亲爱的爸爸，别把这事想得有多坏，”露西尔恳求道。

“不，你不懂，”克劳德对她说。“他现在已经成功，他就是政府。想要进行革命的人非得用这件事来反他。”

克劳德的错位感觉比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还要强烈。把克劳德的话考虑过之后，卡米尔的错位感觉也是如此。“不，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前面还有许多激烈战斗。还有布利索派的人呢。”

“你喜欢激烈战斗，是吗？”克劳德说。很快，他想象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咖啡馆的谈话当中，他丢下了这个短语“我的女婿，秘书”。不过实情倒是，他的人生已被虚掷；三十年的勤奋从来没有使他跟秘书亲热过，可现在，在自家发了疯的女流之辈还有她们决定要主宰她们的人生方式的双重逼迫之下，他跟秘书亲热了。看看他们所有这些人在忙不迭地给秘书亲吻，他觉得，他要到房间的那边去，拍拍秘书的头；难道他没见过秘书低着脖子坐着，当选但尚未就任的部长，一边就爱国的主题在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用扼杀者的手指梳着自己的卷发吗？这位部长在他的公务员面前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克劳德做出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来对抗他表现出的这样的情感。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婿。看着他，难道你就不会实施暴力？那边他正坐着，睫毛低着，眼睛看着地毯。他在想什么呢？是秘书该想的事情吗？

卡米尔眼睛打量着地毯，心里却想到了吉斯。他打算要写的那封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写好。无影无形的，他飘过了军事广场站。他融化了自己，穿过那堵逼仄白墙关闭的前门。他悄然潜入，出现在他父亲的书房里。那儿，在办公桌上，摆放着《法律百科全书》；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位于字母表的下半部了？

是的，确实——这是第六卷。在这一卷的上面，放着一封发自巴黎的信。是谁的笔迹写的呢？他自己的！用的是他的出版商抱怨的笔迹，用的是他自己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字体！门开了。他父亲进来。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儿呢？他看上去和卡米尔上一次见到他一模一样：他显得消瘦、发灰、严厉、疏远。

他看到信了。但是等一等，停下——信是怎么到那儿的呢，信是怎么最终放在《法律百科全书》上面的呢？难以置信啊，这个——除非他会想象到，她母亲或者克莱蒙或者不管哪位，把信拿上来，尽量不要把他们的手指和眼睛悄悄伸入信中的全部情景。

好了，重新开始吧。

让-尼克拉斯爬上楼梯。卡米尔（幽灵一般的形态）跟在他的后面向上慢慢漂移。让-尼克拉斯手里有封信。他朝信件瞥了一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子半认得出半认不出的笔迹呀。

他想要读吗？不——不是特别想要读。可是这户人家的其他人在楼上喊了，巴黎有什么消息来了吗？

他把信展开。有点儿费劲，他读了——可是，当他读到他儿子一定要传递的消息时，他不会在乎费这么点儿劲的。

惊奇，辉煌啊！我儿子最好的朋友（哦，他两个最好的朋友之一）成了部长啦！我儿子将要成为秘书啦！他将在皇宫生活啦！

让-尼克拉斯把信在他衬衫的前襟合上——在他背心上面一英寸，在左边，他的心脏的上方。我们误判了这个男孩！毕竟，他是个天才啊！我要立刻跑出去，告诉城里的每个人——他们会因为怨气变得恶心，他们会显得嫉妒，然后用不加掩饰的嫉妒进行讽刺挖苦。露丝的父亲会因为痛苦而生病。想一想吧，她本来现在可以做部长老婆的。

可是，不、不。卡米尔觉得——这根本不是事情未来的结局。让-尼克拉斯会握住笔，迅速写就他的贺词吗？他会把帽子扔到严厉而又苍老的锁上？冲到门外，一路截住邻居们？见鬼，他会的。他会盯着信看的，去吧，哦不，哦不！他会觉得是什么难以想象的行为方式为我儿子获得了这份恩宠青睐？自豪？他不会感到自豪。他只会感到怀疑、痛苦。他会在后背的下方感觉到一阵模模糊糊的、不断啃啮的疼痛，然后上床。

“卡米尔，你在想什么呢？”露西尔说。

卡米尔抬起头。“我刚才在想，没有办法取悦某些人啊。”

女人们朝克劳德投去毒镖似的一瞥，然后聚在一块儿，羡慕起卡米尔来。

“假如我失败，”丹东说，“我会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

自从卡米尔和法布尔把他叫醒，告诉他要负责国家大事，到现在，已有十二个小时了。从很多没有连起来的房间，许多房间的梦里，从朝着别的房间敞开的许多门，许多门的梦里被拽出来之后，他已经在毫不连贯的感激态度中揪住了卡米尔，虽然或许它未必就是这样，或许需要摆出一丝我不愿担任要职的态度？在命运面前，需要摆出一丝谦卑的态度？不，他太累了，无法装出不情愿的样子。他指挥法国，而这才是一件自然的事。

河对面的紧迫问题就是处置瑞士卫兵的尸体，既有活的，也有死的。大火还在坑坑洼洼的皇宫中冒烟。

“保管玉玺大印？”加布丽艾尔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米尔不能把两只白兔放在同一个窝里啊。”

这边坐着罗伯斯庇尔，簇新的，仿佛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上面没有全部抹过就被放在丹东公寓里的一张紫色扶手椅里了。丹东大声叫喊着别让任何人、“除了我的国家秘书之外”的任何人进来，并准备对这个必不可少的人的观点表示尊敬。

“我希望你们会帮我摆脱困境。”他说。

“当然，我会，乔治-雅克。”

当每个人本该醒来表现出不同的时候，今天上午，罗伯斯庇尔却表现出非常的一本正经、非常的专注，真是他的超级自我。“好，”乔治-雅克说。“噢，你会在部里就任某个职位吗？”

“对不起，我不能。”

“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我需要你啊。很好，你已经让雅各宾派的人去管理了，你在新公社里已经有了位置，可是，我们大家非得——”这位新部长突然中断，用巨大的拳头做了个巩固压倒一切的手势。

“如果你需要一个公务头头，佛朗索瓦·罗伯特会为你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的。”

“我确信他会。”丹东心想，你想到了我要让你变成公务员？我当然不会。我要把你扣在某个高薪水，但是非常不正式的身份上，做我的政治顾问、我的第三只眼、我的第三只耳朵。所以，问题是什么？也许，你是那些天生就是在野、不是当政的人中的一员。是那样吗？或者，是不是你不想在我手下工作？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刚巧接触到他未来的大师的眼睛。“放我过了？”他微笑着。

“随你的便吧。”这些天来，他这么经常地意识到他伪装的文雅律师的拖腔，意识到与他拖腔相匹配的表情，意识到他的其他声音、街上的声音，都同样是精心培育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只有一个声音，相当平稳，没有强调，是平常的那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需要装腔作势。“不过现在，在公社里，你要控制那里的事情？”他努力使自己的语调柔和成建议的语调。“法布尔是个成员，你应该考虑让他听从你的命令啊。”

罗伯斯庇尔似乎开心。“我没把握，我有你对发号施令的偏好。”

“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卡佩家人。你要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

罗伯斯庇尔仔细看着自己的指甲。“有建议他们应该留在司法部的宫殿里，有人守护。”

“哦，是吗？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一个阁楼，或者一个放扫帚的柜子，从那里来完成国家事务？”

“我说了你不会喜欢。”罗伯斯庇尔好像有兴趣要使自己的怀疑得到确认。

“他们应该被关闭在老寺院的塔里。”

“是的，那是公社的观点。他们过惯了原来的日子之后，这样做对孩子们来说，有点艰苦。”丹东心想，马克西米连，你以前是个孩子吗？“我被告知有人会使他们觉得舒适。他们将能够在花园里散步。或许，孩子们喜欢有只小狗，他们可以把它带出去？”

“别问我他们喜欢什么，”丹东说。“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管怎么说，有些比卡佩一家更紧迫的问题。我们非得使整个城市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非得获得寻找权利，获得重购权利。我们非得逮捕现在还是全副武装的保皇派人。监狱正在填得满满的。”

“那是不可避免的。反对我们的人，最近这个星期——我们现在把他们界定为罪犯，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某种地位，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界定他们。如果他们是被告，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审判——不过这样会使这件事相当令人困惑，因为我没把握，这将是什么个罪行。”

“这个罪行正被现在发生的事件抛在后面，”丹东说。“当然，我不是什么法理傻瓜，我明白普通的法庭不行。我赞成特别法庭。你会作为法官吗？今天晚些时候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了。现在我们得让省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吗？”

“雅各宾人想要颁布一个大家认可的——”

“什么版本？”

“那就是你的措辞？当然……人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卡米尔会写。俱乐部会出版，然后发行到全国。”

“卡米尔擅长不同的版本，”丹东说。

“然后我们必须考虑，提前考虑新的选举。照目前的情势来看，我看不出我们能如何阻止布利索的人被迫返回。”

他的语气使丹东抬起头来。“你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共事？”

“我觉得，要去尝试就是刑事犯罪。瞧，丹东，你必须明白他们的政策偏向哪里。他们是支持胜利，反对巴黎——他们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想要把国家分裂成几个小部分。要是那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得逞，法国人有可能抵抗欧洲其他国家吗？”

“被大大减少的可能性。毫无可能。”

“就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政策偏向于毁灭这个国家。他们犯了叛国罪。他们对敌人的成功有帮助。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敌人启发了他们？”

丹东举起了一根手指。“在这儿停一停。你是说，首先他们开始了一场战争，然后他们确保我们输掉战争？如果你要我相信裴迪昂、布利索和维尼奥德都是奥地利的代理人，你就必须给我拿出恰当的证据、法律证据。”他心想，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

“我会尽我所能，”罗伯斯庇尔说：热心的学童，豁出去完成这项任务了。“同时，我们打算怎么处理公爵？”

“可怜的老菲利普啊，”丹东说。“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他该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巴黎人把他选进新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罗伯斯庇尔纠正道。“好啊，如果我们必须一定要那样的话。”

“然后还有马拉。”

“他想要什么呢？”

“哦，他什么都没要，不是为他自己——我的意思只是，他是一位我们必须跟他相处融洽的重要人物。他在人民中拥有极多的跟随者。”

“我接受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说。

“你会让他跟你一起在公社吧。”

“还有国民大会呢？人们会说，马拉太极端，还有卡米尔也是，不过，我们必须要得到才行。”

“极端？”丹东说。“这个时代就是极端啊。部队就是极端啊。这是一个危机时刻。”

“这一点我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拥有这个慰藉。”

丹东在脑子里把这个令人惊讶的说法转了几下。“不幸的是，”最后他说，“上帝还没给我们提供叉子。”

罗伯斯庇尔把脸转开。丹东心想，这像是在玩耍刺猬啊，你刚刚碰了它的鼻子，它进去了，为了商谈，你得带着的所有一切就是叉子。“我不想有这样的战争，”罗伯斯庇尔说。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不能老是坚持说，战争属于别人。”

“你信任杜姆雷兹将军吗？”

“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

罗布斯庇尔的嘴紧闭成一道扭曲的线条。“那还不够，是吗？他已经干过什么使我们相信他是个爱国者呢？”

“他是个士兵，对于当时的政府，就设想要忠诚。”

“那种设想在1789年没有道理，那时候，法国卫兵投诚到人民那边。他们追逐他们自然的利益。杜姆雷兹，还有我们其他所有干净十足的贵族官员们很快也会追逐他们的自然利益。我在考虑卡米尔的朋友迪龙。”

“我没说官员们的忠诚得到保证。我说，在他们表现正好相反之前，政府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如何，拥有一支部队不可能。”

“我可以给你句忠告吗？”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锁定在丹东的脸上，丹东心想，这可不是我喜欢的忠告啊。“你开始过多地谈论‘政府’。你是一个革命者，革命造就了你，而且在革命中，旧的设想已经无效。在和平稳定时期，对国家来说，通过不理睬敌人来应付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只好识别敌人、利用敌人、对付敌人。”

怎么对付他们？丹东想要知道。跟他们讲道理？转化他们？杀掉他们？可是你不允许杀人，是吗，马克西？你不会赞成。他声音很大地说，“外交可以限制战争。我在位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让英国不要卷入。不过，如果我不在位——”

“你知道马拉会说什么？他会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在位？”

“不过我打算在国民大会任职。那是我的舞台，那是我将产生影响的地方——你的意思不会是把我扣在一张办公桌上吧。代表不可能做部长，这，你非常清楚。”

“听着，”罗伯斯庇尔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他的那本小册子《社会契约论》。

“哦，好啊，现在是读故事的时间吧，”丹东说。

罗伯斯庇尔把书翻到做有记号的一页上。“听这句话。‘法律的不灵活性在某些情形之下可能使法律更危险，在危急时刻，可能导致国家毁灭……如果危险已经到了如此程度，法律机器结果成了障碍，那么，使法律沉默的独裁者将被任命。’”他合上书，抬起眼，一副质疑的样子。

“那是在陈述事实？”丹东问道，“还是在规范事实呢？”

罗伯斯庇尔一言不发。

“恐怕我对这句话没什么印象，只是因为你从书中读出了这个意思。哪怕是从让-雅克的书中。”

“我想你为人们可能会冲着你来的辩论做好准备。”

“你已经把这个段落标注好了，我明白。在将来，别麻烦兜圈子说话。干脆直接问我，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是到这里来诱惑你。我把这个段落标注好，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思考。”

丹东茫然地注视着他。“你的结论呢？”

“我喜欢……”罗伯斯庇尔犹疑了。“我喜欢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我们不可以独裁。可是然后，实用主义又很容易堕落为毫无原则。”

“他们杀了独裁者，”丹东说。“最终。”

“不过，假如，在发生那样的事之前，你已经挽救了你的国家呢？‘一个人为他的祖国牺牲是值得的’。”

“忘了它吧。我不想做烈士。你呢？”

“不管怎么说，这完全是假设。可是，你和我，丹东……你和我，”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同。”

“我想知道罗伯斯庇尔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丹东对卡米尔说。

“哦，他觉得你了不起呀。”在他相当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中，卡米尔尽了最大努力笑了笑。

“我想知道丹东真的怎么看我，”罗伯斯庇尔说。

“哦，他对你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卡米尔的笑容有些勉强。“他觉得你了不起呀。”

生活即将改变。你觉得生活已经变化了吗？几乎没有现在即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么大。

你所不赞成的一切，你会把它叫作“贵族的”。这个字眼可以用到食物、书籍和戏剧方面，用到说话模式方面、发型方面，还有诸如卖淫和罗马天主教堂之类的尊贵行当方面。

如果“自由”是第一次革命的口号，“平等”就成了第二次革命的口号。“博爱”具有并不那么独断的特色，必定能渗透到它可以渗透的地方。

所有人现在都是朴素的“男公民”或者“女公民”。路易十五广场将要变成革命广场，科学的砍头机器将要安装在那里；它将以“断头台”为世人所知，以示对著名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的敬仰。亲王先生大道将要变成自由大道，红十字架广场将要变成红帽广场。巴黎圣母院将要变成理性寺庙。皇后镇将要成为共和镇。等时机完全成熟，科德利埃大道将要变成马拉大道。

离婚将会变得非常容易简单。

有一段时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继续在卢森堡公园散步。那里将要建一家大炮工厂；爱国噪声和臭气将会令人难以置信，爱国垃圾产品都被扔到了塞纳河里。

卢森堡区将要变成缪休斯·斯卡伏拉区。罗马人现在非常时髦。斯巴达人也是。雅典人不如他们。

在至少一个省里的镇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将遭禁演，如国王以前曾经禁演它一样。它描写了一种在如今被视为非法的生活风尚，它要求人们穿戴贵族服饰。

“无裤党”，正在上班工作的男人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穿着直裤，而不是马裤。穿上这样的裤子，再加上带宽大三色条纹的印花布三件套：叫作“卡马尼奥拉”粗羊毛的齐臀夹克衫。无裤党人的头上是叫作“自由之帽”的红帽子。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由要求配有头饰，至今这还是个谜。

对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而言，这个目的就是，不用穿滑稽好笑的制服在精神上会被接受为无裤党人。可是，唯有罗伯斯庇尔，还有一小撮的别的人，对失业的法国理发师还抱有希望。很多新国民大会成员总是把头发向前梳，直剪，遮住额头的两边，像是古代英雄雕像一样。马靴在任何场合都要穿上，甚至在竖琴朗诵会上。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绅士们摆出晚饭后随时准备撂倒一个普鲁士纵队的架势。

领结变得更高，仿佛他们打算要保护喉咙似的。在公共场合的活动中，最高领结是由国民大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民安东尼·圣-约斯特佩戴的。在1794年黑暗的恐怖岁月中，一种淫荡的女性倒置式穿戴出现了：围着一个暴露无遗的白皙脖子，系上一根薄薄的深红色绶带。

经济管制和最高限价将由政府强制推行。会出现咖啡骚乱和糖骚乱。一个月之后，将会没有木柴，接着就是断了肥皂或者缺了蜡烛。黑市将要成为一个兴旺发达但是风险巨大的行当，对于囤积居奇者和倒买倒卖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将是死刑惩罚。

有关从前的地主和淑女们、回国的移民们，谣言总是缕缕不断。有人已经看到一位侯爵在当擦鞋匠，他老婆在做缝纫。一名公爵在自己的屋子里被雇用当脚夫，这屋子现在属于一名犹太银行家。有些人偏偏爱认为这些事都是真的。

国民大会出现了令人伤心的情景，那些劳累过度的绅士们把手放到细长轻巧的刀把柄上。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俱乐部，以拳相向和刀光剑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决斗总是被暗杀取代。

对于富人也就是新富而言，他们活得像一个人在旧政权之下想要生活的那般舒适是有可能的。卡米尔·德穆兰，在1793年的某个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一次半私人谈话中这样说：“我不知道如今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没法赚钱。可我赚钱一点难度也没有呀。”

教堂总是遭到摧毁，雕像总是被弄得变形。处于祈求赐福祈祷状态中的石眼圣人被削掉指尖，举着一只手指根。假如你要挽救一尊圣母雕像，你在她头上戴一顶红帽，把她变成自由女神就行。很多处女就是那样拯救她们自己的；谁要那些残暴的政治女人？

因为街道名字的变更，要在全城给人们指路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日历也要变更。一月份被废止不用，对六月要说声再见。人们总是互相询问：“在实际天数中，今天是几号呀？”

1792、1793、1794。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

丹东在司法部的头一个举措就是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公务员开会。他把他们扫视了一下。一个咧嘴大笑把他破了相的脸分开了。“我建议你们这些绅士，”他说，“选择早点退休。”

“我会特别想念你，”路易丝·吉力对加布丽艾尔说。“我要到万多姆广场来看你？”

“皮克广场，”加布丽艾尔纠正道。她笑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笑容。“是的，当然你一定要来。我们很快就要回去，因为乔治只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就职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她把这些词语咽了回去。她把紧急情况叫作诱人的命运。

“你不应该感到心悸，”路易丝边说边轻轻地拥抱了她。“你眼睛里应该有个神情，这神情在说，我知道，虽然我丈夫在城里，但是敌人不会来的。”

“哦，路易丝……你真勇敢。”

“丹东相信。”

“不过一个人能独自做得了这么多事吗？”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她走开了。有时候，不被加布丽艾尔惹烦是很难做到的。“这是很多人需要有最优秀的领袖的问题。”

“我不觉得你喜欢我丈夫。”

路易丝扬扬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尽管如此，他为我父亲做了些事儿，他还算不错。”

吉力先生在海事部得到了一个新职位。

“哦，这没什么，”加布丽艾尔说。“他给从前当过他文员的所有人都找了职位，还有——真的，每一个人。就连我们并不喜欢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也有。”

“他们表示及时感激了吗？”大概没有，路易丝心想。“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一点都不重要的人——假如他能，我觉得他会给整个城市的每个人一份工作。这真有意思。我此前还在纳闷，他为什么把公民弗雷农打发到梅兹去呢？”

“哦，”她不安地说，“这与那里的执行委员会有关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人帮忙，我觉得。”

“梅兹位于边界地区。”

“是的。”

“我此前在纳闷，他是否已经把这当作好处给了公民卡米尔·德穆兰。弗雷农一向四处跟随着他，是吗？充满深情地望着他，向他致意。丹东不喜欢这样。对他来说，既然弗雷农走了，这样生活更加轻松了。”

出于选择，加布丽艾尔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她觉得，就连这孩子也注意到了，就连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了。

8月10号的政变消息传到他的军事总部时，拉法叶特将军试图组织他的部队朝巴黎进军，把临时政府赶下台。只有少数军官愿意支持他。8月19号，他越过靠近塞丹的边界，不过立刻被奥地利人俘虏了。

司法部喜欢大家一起吃早饭，为了方便制订白天的工作计划。丹东除了老婆之外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毕竟，他在那天早晨之前已经见过她了。他们两人都在心想，这原本是做出改变分房的时刻；可两个人都没有心情最先提出这事儿。结果呢，还是按照通常的夫妻房间做了布置；他们在皇冠和华盖下醒来，紫色床罩比土耳其地毯还要厚，他们感到窒息。

今天上午，露西尔穿了一身灰。鸽子灰：素净得痛快啊，丹东心想。他想象自己把身子侧过去在她嘴上狂吻。

没有什么事儿会影响到丹东的胃口，一阵突如其来的色欲不会，国家的紧急大事不会，国家床帘上的历史尘埃也不会。露西尔呢，什么都不吃。她在饿自己，设法恢复怀孕前思考问题的角度。“姑娘，这样你的身子会瘦下去的，”丹东对她说。

“她想努力看上去像她丈夫，”法布尔解释道。“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正是出于唯有她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她才这么做的。”

卡米尔吸吮了一小杯的浓咖啡。在他拆他们的信时，他妻子偷偷地注视着他——用剪纸刀和他那又长又细的手指裁出的令人讨厌的小缝口。“佛朗索瓦和路易丝在哪儿？”法布尔问。“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他们了。他们多奇怪，总是肩靠肩地醒来，总是一起开始上床？”

“够了！”丹东说。“我们得有个规矩，在早饭之前不要闲聊色情的事。”

卡米尔把咖啡杯放下。“对你来说，也许是在早饭之前，可是我们有些人对于我们日常定量供应的丑闻、背后说坏话和刻毒急不可耐啊。”

“我们一定要希望这里的高雅氛围将会最终渗透到我们心里。甚至渗透到法布尔的心里。”丹东转过来面对着他。“这儿不像生活在科德利埃派当中，你一出门，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堕落下流行为就有人为你鼓掌欢迎。”

“我不是下流之辈，”法布尔埋怨道。“卡米尔才是。偶尔，我觉得卡洛琳·芮美搬进来挺合适的？”

“不，”丹东说。“根本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埃罗不会介意的，他可以到处叫人啊。”

“他介意还是不介意，我不管。你认为你打算要把这地方变成窑子吗？”

“你当真了？”法布尔问道。他朝卡米尔看看，想得到支持，不过卡米尔还是在读他的信。

“跟你的尼克拉离婚，娶卡洛琳，她会受欢迎的。”

“跟她结婚？”法布尔说。“你肯定没当真吧。”

“好了，如果这是如此不可思议，她就不该跟我们的老婆结伴。”

“哦，我明白了。”法布尔的态度好战好斗。他也说得非常对呀；他总是不相信他正听到的话。今年夏天，部长和他的同僚，另一位秘书，两人都已经相当频繁地利用卡洛琳了。“对你来说，有一个法律，”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法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提议这里要养个情人吗？”

“是的，”法布尔嘟哝道。

卡米尔放声大笑。

“请你认识到，”丹东说，“假如你把卡洛琳搬到这里来，一个小时之后，几个部和国民大会将获悉，会有一些非常严厉但是很有道理的批判。这事儿将会把我们毁了，把我毁了。”

“很好，”法布尔不耐烦地说。“换个话题。部长，你想要听听今天的报纸上孔多塞对你的晋升不得已说了什么话吗？”

“我希望你每天早上不要用布利索派人的胡言乱语来教育我们，”露西尔说。“不过。继续说。”

法布尔把报纸折好。“首席部长非得是位具有蛊惑人心者的自信的人，他们近期已造成君主制度被颠覆。他非得是位具有充分的个人权威之人，为了控制这个最有利、最辉煌，而且最有必要的革命最被人蔑视的工具。那就是我们哪，卡米尔。‘他非得是位拥有如此雄辩口才、如此精神和如此品格之人，他不能有损他所担任职位的尊严，也不能有损国民大会那些曾经被要求跟他来往的成员。丹东不过是把这些品格结合在一起而已。我要为他投票，我不会为我的决定后悔。’”法布尔把身子朝加布丽艾尔那里倾过去。“喏，在这件事上——难道你没有印象？”

“中间有些地方不够大度，”卡米尔说。

“盛气凌人。”露西尔伸手到法布尔那里去拿报纸。“‘要求跟他来往。’这话听起来好像你在笼子中，他们要用一根长棍子穿过栏杆来捣你似的。他们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好像孔多塞是不是后悔，”卡米尔说，“这倒蛮重要似的。好像他首先做出了选择似的。好像布利索派的观点对大家来说重要似的。”

“你会发现，国民大会选举时它确实重要，”丹东说。

“我喜欢你性格中的这一点，”法布尔说。“如果他看到你把曼大从市政大厅拖进来，结果会怎么样？”

“让我们努力忘掉这事，”丹东说。

“哦——我原以为这是你更美好的一个时刻的，乔治-雅克。”

卡米尔把他的信分类成几小摞。“没有从吉斯来的信嘛，”他说。

“也许他们被新地址搞晕了。”

“我认为他们简直就是不信我。他们认为这是我精心编造的谎言之一。”

“难道他们没拿到报纸？”

“是的，不过谢天谢地，他们不至于愚蠢到相信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吧。既然我为他们写了。你知道的，我父亲觉得我会被绞死。”

“不过，你也许会被绞死，”丹东开玩笑似的说。

“这也许会使你感兴趣。有一封来自我堂弟福奎尔-汀威尔的信。”卡米尔把目光投到他最好的亲戚的笔迹上。“不安、阿谀奉迎、妄自菲薄、不安，最亲爱的最可爱的卡米尔，不安不安不安……‘爱国部长的选举……我完全是通过名气认识他们的，但是，我是如此不幸，结果我被他们知道了’——”

“他被我知道了，”丹东说。“有用的家伙。叫他干吗他就干吗。”

“‘你要把我的利益向司法部长提出，给我谋个位置，我内心在自我吹嘘……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家境并不富裕……’就到那儿为止。”他把信掉在丹东面前。“我为我谦卑听话的用人福奎尔-汀威尔提出利益。在家里，他向来被当成很有能力的律师提到。如果你有意，就雇用他吧。”

丹东捡起信。大笑。“奴性，卡米尔！只要想一想，三年之前，在这个春天，他会理睬你吗？”

“绝对不会。直到巴士底狱沦陷甚至才跟我搭上一点点亲戚关系。”

“而且，”丹东边看信边说，“你堂弟对于我们成立的专门用来审判失败者的特别法庭也许有用场。把这事交给我，我会找到事情给他做的。”

“那些是什么信啊？”露西尔指着另外一摞。

“那些都是讨好的信。”卡米尔挥了挥手。“这些都是黄色下流的。”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上；手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你知道，我过去常常给米拉波写这样的信。他存档了。”

“我能看看吗？”法布尔请求。

“以后吧，”丹东说。“罗伯斯庇尔拿到过这些东西吗？”

“拿到过一些吧。莫利斯·杜普莱把信筛选过了。当然，这户人家是贪婪想象的精彩猎物。那些姑娘，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孩。莫利斯非常生气。我被他经常提到，好像是。他向我抱怨。好像我能采取什么措施处理似的。”

“罗伯斯庇尔应该结婚了，”法布尔说。

“结婚好像无济于事。”丹东转过来面对自己的妻子，一副嘲笑婚姻的样子。“我亲爱的，你今天打算干吗？”加布丽艾尔没有答话。“你对生活的热情没有止境，是吗？”

“我想家了，”加布丽艾尔说。她低头望着桌布。她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度过自己的私人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去花钱呢？”她丈夫建议道。“别想那事了。到裁缝那里去，或者去干你自己爱干的事。”

“我怀孕三个月了。我对衣服没有兴趣。”

“对她别那么凶，乔治-雅克，”露西尔温柔地说。

加布丽艾尔把头向后一甩，瞪着眼看她。“我不稀罕要你保护，你这个小婊子。”她从桌边站起来。“对不起，请让我走一下。”他们望着她走了。

“忘了吧，洛洛特，”丹东说。“她有点反常。”

“加布丽艾尔具备这些写信人的气质，”法布尔说。“她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待一切。”

丹东把信推到法布尔那边。“满足你强烈的好奇心吧。不过要把它们带走。”

法布尔朝露西尔过分夸张地鞠了个躬，高兴地离开房间。

“他不会喜欢那些信的，”丹东说。“就连法布尔也不会喜欢。”

“有不少人向马克西提婚，”卡米尔出乎意料地说。“他每周收到两三份提婚建议书。他把它们保存在自己房间，用胶带系着。你知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类归档。”

“这是你的胡思乱想吧，”丹东说。

“不，我向你保证。他把所有的信都放在床垫下面。”

“你怎么知道的？”丹东仔细地问。

他们开始大笑。“别出去传这个故事，”卡米尔说，“因为马克西会知道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加布丽艾尔又出现了，挡在门口，一脸的愠怒和紧张。“你们话说完了吗，我要跟我丈夫说几句，就一会儿工夫。你们能不能给他让出空来？”

丹东站起身。“今天你就是司法部长，”他对卡米尔说，“我要处理加布丽艾尔所说的‘外国事务’。是的，我亲爱的，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哦，见鬼，”他们走了之后，露西尔说。“婊子，我是吗？”

“她不是当真说的。她很不高兴，她糊涂。”

“可我们没办法，是吗？”

“哦，你有什么建议？”

他们的手碰在一起，温柔地。他们没打算放弃这场游戏。

盟军已经踏上法国领土。“巴黎这么安全，”丹东对国民大会说，“我连我的小儿子和老母亲都被带到巴黎来了，到了我位于皮克广场的公寓里。”

他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会见公民罗兰；他们在树丛中漫步。一盏绿色的、有斑纹的灯惹烦了他同事的脸。公民罗兰的嗓音颤抖了。“也许这是离开的时候了。政府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加入到我们中来，当巴黎被占领的时候，要转移到洛瓦河外，那么也许，——”

丹东恶狠狠地面对着他。“你说到逃跑的时候，要小心，罗兰——人民也许会听到你的话。那时候，继续啊，老家伙，你跑啊。假如你无心战斗，你自己走算了。可我无处可去，罗兰，我就留在这里，管理。巴黎被占领？永远不会被占领的。我们首先要把它烧毁。”

你知道恐惧是怎么扩散的吗？丹东认为，一定有个恐惧扩散机制，有一个恐惧扩散过程，那是人脑或者灵魂的一部分。他希望，勇气通过同样的过程，沿着同样的路径，也可以扩散；他就站在扩散中央，勇气就从他那里扩散出去。

雷考丹太太在一张高背椅上坐着，把司法部长豪华的宫殿扫视了一番。之后，她用力吸了吸鼻子。

他们开始围着城墙挖战壕了。

在部里的头几个星期，马拉医生经常来访。他不屑于为了出席这些场合而洗澡，也不肯预约。他希望，经过这些走廊时，迈着他那紧张变形的大步，带着一种厌恶，他会口齿清楚地喊出“部长，秘书”，然后，与任何试图阻拦他的人打斗较量。

这天上午，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秘书德穆兰的门外交谈。他们一脸痛苦，语调怒气冲天。他们没有努力去阻拦马拉。他应该见你，他们的表情这么说。

这是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办公室，卡米尔在里面成了最不显眼的东西了。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肖像，年深月久，颜色变成了牛脂色和烟色；许多一脸严肃的部长的脸，在假发和敷粉下面，全是一模一样，毫无差别。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坐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人：这完全是我们的办公桌呀，我们死了。不把卡米尔放在眼里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没有一丝的麻烦。

“龙威已经失守，”马拉说。

“是的，他们告诉我了。那边有张地图，他们给我的，因为我不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下一个将是威尔顿，”马拉说。“就在本周之内。”他在卡米尔的对面坐了下来。“你手下的公务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站在外面那个地方，神神道道的。”

“这地方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我希望我再去办一份报纸算了。”

在这个时刻，马拉没有用寻常方式出版他自己的报纸；相反，他在海报上写上自己的观点，然后把海报在全城张贴。这不是一种提倡含蓄、严谨辩论的风格；他说，这使恩人对自己的同情要节制。他扫了卡米尔一眼。“你和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会被人家开枪打死。”

“我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事了。”

“你觉得你将如何处理？你要倒下来哀求宽恕吗？”

“我期望如此吧，”卡米尔现实地说。

“不过你的命值钱。我的命，也是，尽管我不指望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在这个关头，我们对革命都有义务和职责。布朗斯维克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丹东说什么？形势紧急，但不是不可救药。他不是个傻瓜，我带他看了几轮，去寻找希望。可是，卡米尔，我担心啊。敌人说他们要毁掉整个城市。人们将要遭殃，你知道，也许在我们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你能想象出来保皇派的人要实施的报复吗？”

卡米尔摇摇头，意思是说，我不要去想象。

“普罗旺斯和阿特瓦将要回来。安托瓦内特也是。她将恢复她的地位。神父要回来。眼下还在摇篮里的孩子们会因为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而遭殃。”马拉身子前倾，他驼着背，眼睛全神贯注，样子如同他在雅各宾派论坛演讲时那般。“这里将要成为屠宰场，国家的屠宰场。”

卡米尔把臂肘撑在办公桌上，注视着马拉。他无法想象马拉指望他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马拉说。“我把那事留给丹东，留给战士们。这座城市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是内部的叛徒，是颠覆者，是挤进我们监狱的保皇派人。这些监狱并不安全——你非常熟悉，我们把人们关在修道院，关在医院，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关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他们处于安全状态。”

“很遗憾，我们把巴士底狱给砸毁了，”卡米尔说。“我觉得。”

“还有，如果他们冲出来呢？”马拉说。“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囚禁这个武器，囚禁整个概念，需要得到受害人的某种同意，某种合作。假设合作被取消了呢？随着我们的部队加入战斗，这座城市就交给了妇女、儿童和政客，贵族们从监狱里涌出来，找到他们的武器的暗藏之处——”

“武器暗藏处？别傻了。为什么你觉得公社一直在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

“你能对我发誓，他们没有漏掉一个吗？”

卡米尔摇摇头。“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呢？到监狱里，把他们统统杀光？”

“最后，”马拉说。“我本会以为我们永远不该走到这一步的。”

“冷血状态？”

“随你怎么样。”

“你会组织这一切，是吗，马拉？”

“哦，不是，这只会即兴式地发生。你明白，人们处于这样的恐怖中，对敌人是这么义愤填膺——”

“即兴式地？”卡米尔说。“哦，很有可能。”可是，他却在心里想：我们拥有一座随时面临危险的城市，我们拥有一群怒气冲天的民众，我们拥有一个无用的没有专一目标的、充满憎恨的海洋，不断地抽打国家制度，冲刷公共广场，我们拥有受害人，我们拥有那种憎恨的中心，我们拥有叛国者随时准备投降，是的，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这更有可能。

“哦，好了，伙计，”马拉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干的。”

“我们已经开始使保皇派的人受审了。”他说。

“我们还有一年，两年，你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星期？”

“不，不，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马拉，我们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畏缩过。这就是谋杀，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

“把你的手从你脸上拿开。虚伪的家伙。你怎么看我们在1789年的所作所为？谋杀成就了你。谋杀把你从穷乡僻壤带了出来，使你坐到了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谋杀！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单词嘛。”

“我要把你所建议的话告诉丹东。”

“是的，你告诉他。”

“不过他不会为此感到高兴。”

“随他去吧。不管怎么说，它会发生的。要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控制它，要么就是它发生，超出我们的控制，而且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丹东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仆——他会成为哪一种人呢？”

“他会丢尽他的好名声。他的尊严。”

“哦，卡米尔，”马拉轻声地说。“他的尊严！”他摇了摇头。“哦，我可怜的卡米尔。”

卡米尔猛地向后，坐回到椅子上，看看天花，看看挂在房间两边肖像上的脸；部长们的眼睛在他们的铜绿之下黯然无光的样子，因为年深月久已经泡成了白色。他们有老婆、孩子吗？他们到底有感情吗？在他们的绣花短套外衣下，肋骨动过吗，心脏跳过吗？肖像画盯着他回视；他们没有做任何手势。官员们已经从门外走开。他能听到钟声，听到很多分钟滴滴答答地过去。“人们没有尊严，”马拉说。“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尊严的代价。尊严是件奢侈品啊。”

“假如其他部长阻挠呢？”

“其他部长？省省吧。其他部长算什么东西？太监。”

“丹东不会喜欢这样。”

“他没必要喜欢这样，”马拉恶狠狠地说，“他必须懂得这个必要性。那对他来说容易简单，我应该这么认为吧——一个孩子也能懂得这个必要性。喜欢这样吗？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卡米尔没有答话。马拉停下沉思。“哦，我不在乎，”他说。“我根本就不在乎。”

国民大会选举的初始工作已经开始。那么，看来生活是在向前。第二天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各色各样的戏剧还在排练之中。

露西尔把她的孩子接回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回响在宽敞的套房里，回响在被粉刷过油漆的天花下面，在文件中间，在用皮革装订的法律书中间，以前，在法律书中间可从来没有孩子啼哭过。

威尔顿在9月1号沦陷。敌人如果现在选择进攻巴黎，只要行军两天就能抵达。

罗伯斯庇尔：他现在不断地想到米拉波，想到那个人一向怎么说话的样子，用力挥动着手臂，同时嘴里说“这个米拉波会做的”或者“米拉波伯爵会回答的……”：把自己当成他正在导演的一出戏中的一个人物。此刻，他意识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了：罗伯斯庇尔出演了。或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出演。罗伯斯庇尔坐着，动也不动，同时注意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

他已经拒绝在丹东的特别法庭担任法官。他注意到丹东脸上很快就表现出来的恼怒：“我的朋友，那么，你还在反对死刑吗？”不过，丹东本人向来仁厚大度。对于公民桑松来说，活儿一直很少。一名国民卫兵长官被处死——被新安装的砍头机器——文官薪俸秘书也被处死了，但是有个贵族身份的新闻记者，他的死刑还没执行。卡米尔把手滑到丹东疲惫的肩上，带着哄骗的口气说，把新闻记者处以死刑可是不好的先例啊。丹东大笑道：“随你。你总不能取消法院的判决吧，因此推迟执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将在某个地方失去此人。干你认为最妥当的事吧，反正你有我的签名图章。”

换言之，这是任意妄为：法布尔说过，此人的性命取决于卡米尔，那个记得1789年与他互相辱骂时得胜的卡米尔，因此，取决于感觉要宽宏大量，然后上演他不耗钱财，不过却令人满意的这一出戏的卡米尔，他为了让丹东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开心，哄他恢复好脾气。（法布尔说，这个秘密卡米尔可以有利可图地卖给丹东的老婆。）法布尔对于此事可是酸溜溜的：不，罗伯斯庇尔心想，因为他热爱正义，可他没有类似的让自己办事得逞的办法。是他，罗伯斯庇尔，仅仅一个人才感觉到法律不该这样被使用和滥用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一阵轻微的抵触和反感、一种精神上的不安。不过，这种感觉源自往昔、在革命之前。眼下，正义成了政策的奴婢；没有其他立场与生存相容。但是，听到丹东为了很多像恶魔马拉之流的人在怒吼，这会让他反感。如果要有什么不同，就是丹东精力不足：容易受到个人甜言蜜语的影响，不仅仅是受到来自卡米尔的影响。

还有布利索。维尼奥德。布卓。孔多塞。罗兰，还有，又是布利索。在他梦中，他们一边在等待，一边在大笑，要用网逮住他。丹东不会行动的……

这些人都是阴谋家：他问（因为他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道，为什么在没有其他人实施阴谋的地方，他却惧怕阴谋呢？

哦，已经回答了，我害怕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在的阴谋家：紧张不安的心脏、让我疼痛的头、无法消化的内脏，还有越来越受不了强光的眼睛。他们的背后是阴谋大师，是大脑神秘的那个部分；早晨四点半钟，梦魇总是把他弄醒，之后，除了躺着，便无事可做，装作睡觉的样子，要睡着，却毫无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

内心这个人策划阴谋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晚上放松一下，阅读一本小说？为了拥有更多的朋友，为了被人家更喜欢上一点点？可是，人家说过，你见过罗伯斯庇尔怎么喜欢那些有色眼镜吗？这副眼镜肯定给了他一副阴险凶残的模样。

丹东身穿一件红色外套。他站在国民大会前面。人们欢呼；有人哭泣。从画廊那边传来的噪音在河对面都可以听到。

巨大的共鸣容易被控制：照法布尔教会他的那样去呼吸吧。两个思路在他脑子里静静地流淌：计划订好，部队部署妥当，外交斡旋业已进行；我的将军们能够控制他们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在脑子里说），之后呢，我就干别的事，之后呢，如果他们愿意购买，我就把它们卖给女王或者我母亲，或者我投降，或者我割断我的喉咙。

第二个思路：各种行动正从演讲中编造出来。言辞怎么能够挽救国家呢？言辞制造神话，好像是的，之后，为了神话，人们战斗，为了获胜。路易丝·吉力：“你一定要引导他们该干什么。一旦他们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面对形势，对他们来说，这就容易了。”她说得多好啊，孩子……形势简单。就连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都能明白。需要言辞简单。少而短。他挺直了身子，朝听众伸出一只手。“不要畏惧，”他说，“向来不要畏惧。再一次，不要畏惧。以这样的方式，你们将会挽救法国。”

在那个时刻，有人写道，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真美啊。

那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像是罗马皇帝，出现在他本人神化的时候。现在许多活生生的神在街上行走：下凡的天神在给大炮装炮弹，被崇拜的偶像们却在装骰子。

雷让德勒：“敌人已经兵临巴黎的几个大门。丹东来了，他挽救了国家。”

时间已经很晚。烛光下，马拉的脸呈铅灰色，布满了愁云。法布尔找到聊以嘲笑的事。他的肘边摆了一瓶白兰地。在这个时段，房间里还有大概十来个人。他们不是彼此直呼姓名打招呼，而是互相回避对方的目光。也许，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他们都不能发誓，谁到过那里，谁没到过。一个装腔作势、毫无教养的区领导人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上，因为参加会议的人不喜欢他的烟斗气味。

“这不会是随意，”来自公社的一个人说。“我们将会信任爱国者、来自区里的人，我们会把全体人员的名单交给他们。他们将能够跟每一位囚犯面谈，把那些无罪，但是我们尚未释放的人都给放了，然后对其他人判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马拉说。“只要有个唯一可能的判刑。”

“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你觉得会有何益处呢？”卡米尔问一位来自公社的人。“难道你不觉得你也不妨介入介入，然后毫无分别地进行大屠杀？”

马拉说，“毫无疑问，不管怎么说，最终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必须摆出个有程序形式的样子。但是要快，公民们，我们必须行动要快。人民渴望获得正义。”

“哦，马拉，”卡米尔说。“就让我们结束你的口号吧。”

拿烟斗的无裤党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卡米尔，你对此并不擅长，是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回家算了？”

卡米尔的手指戳着桌上的文件。“这是我的公事，这是部长的公事。”

“瞧，假如这样对你有益，”这位无裤党人说，“就把这当成是我们在8月10号所作所为的延伸吧。那天，我们开始了什么大事业；现在我们正在了结这桩事业。如果你不能采取必要行动来维护共和国，成立它又有何意义？”

“我跟他讲过这个，跟他讲过这个，”马拉安静地说。“我跟他说了，跟他说了。笨孩子。”

桌子中央，像个奖品似的东西是司法部长的签名大印。要把男的或者女的从监狱释放出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全部。诚然，作为内政部长的公民罗兰，在监狱所发生的事务上应该有发言权。可是，感觉罗兰既不熟悉也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熟悉；熟悉吧，他又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再说，罗兰算什么东西？来一个更为紧迫的决定也许就会让他心脏病发作了。

“把名单表给我们吧，”公民埃贝尔说。

名单很长。毕竟，约有两千多人在监狱中；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真有难度，因为有很多未获解释说明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从名单上被划掉，今晚就会被释放；其他人必须碰运气，他们要站在他们的临时法官面前。

他们来到一名神父那里，一个叫作巴拉尔蒂尔的人。“我要把他放了，”卡米尔说。

“一名倔强的神父，他拒绝对宪法发誓——”

“放了他，”卡米尔气势汹汹地说。他们耸了耸肩，给释放令盖了图章。卡米尔性格无法预料，太让他下不了台，不行；此外，总有这个可能，某一特定的人是政府特务，是卧底。丹东已经把他自己要释放的人员名单定好，并且把它交给了法布尔。卡米尔要看；法布尔拒绝。卡米尔暗示，法布尔已经把名单改了。法布尔问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没人回答。法布尔暗示，一位中年律师，卡米尔已经得到释放其人的命令，曾经是他八十年代的情人，那时候他非常漂亮，但不是很有钱。卡米尔厉声答道，也许是这样，不过，那样要比为了丰厚的钱财去救一条人命更好，法布尔可能就是在干这样的事。“真精彩，”埃贝尔说。“我们继续到另外一条街上好吗？”

信使在门外等候执行紧急释放的命令。一旦笔在一个名字上面跳过，明天或者后天再把这个名字跟它也许对应的尸体联系起来，真有难度。在这个房间里，毫无罪恶感，有的只是疲惫和小小的争吵之后的回味。卡米尔喝了法布尔的许多白兰地。到了拂晓，一种并不愉快的同志式的感情来临了。

当然，向来就存在谁该杀人这个问题，而且，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不会是手持名单的那些人，甚至连拿烟斗的那位无裤党人都不是。招募一些屠户，向他们许诺，干这个活计得到一份费用，倒是英明睿智。这样做的本意倒不是嘲讽人或者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理性，并且还人道。

不巧的是，关于贵族阴谋的谣言在全城扩散恐慌的时候，热情的新手们却都加入进来。对于这些新手在解剖方面了解不多，屠户们不免嘘嘘嗤嗤的。除非他们的意图是折磨并且肢解犯人。

到了正午时分，令人恼怒的事来了：“我们何妨不劳神，整夜对着那些名单坐着，”法布尔说。“我有把握，犯错的人正被处死。”

卡米尔想到马拉说过的话：要么是我们自己控制它，要么是它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发生，要么超过了我们的控制能力。随着难以言说的消息不断传来，好像，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我们得到的是两重世界最坏的东西。现在，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时都没罪的时刻；眼下我们永远无法恢复我们曾经拥有的名声了；可是，我们既没有精心筹划，也没有想要整个事情，一半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啊。我们只是转身，洗洗手，制定了一份名单表，然后，我们按照日程安排，我们回家睡觉，而那些人却干尽了最坏之能事，然后，这些人（卡米尔认为）从英雄被转变为清道夫、野蛮人、食人者。

起码，在早期阶段，还有按照命令执行的努力，摆出一种合法的架势，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好笑。一群无裤党人，戴着红帽，手里拿着武器，他们坐在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桌子后面，嫌犯就在他们面前：外面，拿着弯刀、斧头和叉子的刽子手们守候在大院里。因为某种理由，或者出于某种感情，或者因为正好及时发现弄错了身份，他们把一般的嫌犯释放了。随着白天的时光在慢慢流逝，整个认证识别问题变得愈加糊涂，人们声称丢了文件，文件被人家偷了；但是身处囹圄之人必定要有个理由才能待在那里呀，难道不是这样吗，而那个理由必须是对抗公共利益，就像有个人说的那样，所有贵族在我看来样子全是一样，我无法识别他们的脸。

有些人知道他们被判了死刑；有些人还有时间祈祷，其他人呢，死的时候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拼命抗争到最后一口气。一个气呼呼的刽子手跺着脚跑进了特别法庭——“用你们的头，给我们一个他妈的机会，难道你们就不能吗？我们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囚犯们被法官们轻率地挥手示意离开——“走吧，你们自由了。”门外，一个从容镇定的人在等着要把他们砍倒。自由是他们最不熟悉的事。

下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新闻记者普鲁多姆在等待丹东的会议散会。他不知道丹东已经嘲笑奚落过监狱监督代表机构，也不知道他已经骂过罗兰的私人秘书。自从1791年的那天以来，当时一帮国民卫兵原以为他是卡米尔，差点儿把他给杀了，普鲁多姆就感到自己有权对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发生兴趣。

丹东的目光把他尽收眼中：有些茫然地。“囚犯们正遭屠杀，”普鲁多姆对他说。

“操这些囚犯们的蛋。他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他大步流星地走开。卡米尔仔细打量着普鲁多姆，一如往常，未能把普鲁多姆正在消退的疤痕调换到他自己的脸上。

“好吧，”他说。他看上去既紧张又有负罪感；这就是普鲁多姆效应，而不是更大的环境效应。他用自己的手把普鲁多姆握紧的一只手拂到了一边。“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的人一个都没联系到。假如他的区为囚犯担保，他肯定会被释放。这是——”

“卡米尔，”丹东停下，转过身来，对他怒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到这里来，赶快。”

他本想揍他。或者揍普鲁多姆。他的官方态度是：对此我一无所知。

蓝鲍尔公主在拉福斯监狱遭人谋杀了。可能她遭到了强奸。当暴民把她的绝大多数内脏拉出来戳到叉子上的时候，他们把她的头割下，然后把它拿到理发师那边。他们强迫这个恶心得要呕吐的男人面对着刀尖，把公主漂亮的金发处理成卷发，并且剃好。然后，他们分队游行，来到大庙，那里锁着卡佩的家人。他们把人头戳到叉子上，然后把人头高高举起，在又高又大的窗户外面摇晃。“过来，对你的朋友说你好啊，”他们对里面的那个女人规劝道。

伏尔泰：“理性首先一定要在领导人的头脑中确立，然后依次往下，最后统治人民。人民虽然意识不到理性的存在，但是在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的同时，他们学会了模仿统治者。”

一个人可以通过九种办法来分担另一个人恶行的罪孽：

通过出谋划策

通过命令指挥

通过准许答应

通过寻事挑衅

通过表扬吹捧

通过藏污纳垢

通过狼狈为奸

通过沉默不语

通过助纣为虐

罗伯斯庇尔发言的时候，公社观察委员会的成员把笔放下，直视着他。他们没有玩弄文件，吹吹鼻子或者任由眼睛走神。如果他们要咳嗽，他们会克制住。他们把肩头挺直，脸上露出认真的神情。他期待他们的注意，结果他得到了。

有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告诉他们，要把布朗斯维克安置到法国王位上。尽管这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他还是环顾会议室四周，没人让不轻信的神情流露在脸上，盟军指挥官有这样的野心，而法国人正在助长他们的野心。他点出布利索的名字。

丹东的昔日文员比劳德-瓦恩尼斯立刻发言，支持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是在发牢骚啊，马克西心想；他不喜欢比劳德。此人声称有惊人的才能：他说，他能靠他的眼睛直视识别出阴谋家。

公社的官员们起草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布利索和罗兰。罗伯斯庇尔回家了。

他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艾蕾奥洛莉·杜普莱一眼就看到了他。“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在惨遭屠杀，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说。

她惊呆了：“不过，你得知道，他们不可能做事不请示你。”

他伸出一只手，把她拽到了他的一侧，不是因为亲近，而是因为他要影响她脸上的表情。“假如这是真的，我亲爱的艾蕾奥洛莉，我亲爱的考蕾莉娅，你会为此痛哭流泪吗？假如你想到现在正遭奥地利人杀害的人，想到正把他们赶出家园，焚烧他们头上的屋顶的人——哦，你会为哪种人痛苦流泪呢？”

“我没有问这个，”她说。“你不会错。”

“哦，你会为哪种人痛哭流泪呢？”他自问自答。“都会。”

丹东在筛选检察官桌上的文件。他让自己这么熟悉每个人的工作。最后他又重新想起了这件事。

他看到两张逮捕令时，把它们举了起来，然后再落下。布利索。罗兰。他让它们躺下，凝视着它们，他的思路在慢慢地转动，他从头到脚都在抖索，有如他被告知他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的消息那天早晨一样。一整天，是谁一直在公社那里呢？罗伯斯庇尔。在那里，谁的话一言九鼎呢？他的话，罗伯斯庇尔的话。谁让这些逮捕令发出去的呢？罗伯斯庇尔。毫无疑问，大家可以要求看一看会议记录，大家可以阅读，判定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相同的言辞，大家可以分担责备。可是，没有罗伯斯庇尔，公社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罗兰和布利索竟然遭到逮捕而且活过了今夜，都是同样不可能的。我必须行动，他自言自语道；我必须从这个地方行动了。

是玛侬·罗兰英俊孱弱的小说家朋友罗维，碰了一下他的臂肘。“丹东，”他说，“罗伯斯庇尔指名道姓谴责布利索……”

“这样的事我明白。”他拿起逮捕令。转身面对罗维，声音凶巴巴的。“上帝啊，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他把文件推到了此人鼻子底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子，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吧。”

他把逮捕令折好，塞进外套里面的一个口袋中。“那么，现在，要是他收回这些逮捕令，这个小家伙非要把我打倒不可。”

罗维的脸上露出了惊愕神色。“现在又有一场战争了，”他说。“要么我们把罗伯斯庇尔杀了，要么他会把我们杀了。”

“别要求我救你。”丹东的手放在胸口上，迅速穿过了房间。“我要考虑我自己的性命，还要考虑德国人。”

裴迪昂拿起了逮捕令，又把它们落下，像丹东做过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批准他们了？”好啊，他嘴里不停地在说，好啊；又来了，好啊。“丹东，他知道吗？他会知道吗？他们会被杀害吗？”

“当然，他知道。”丹东坐下，用手抱住头。“到明天就没有政府了。上帝知道，他认为他能从这个政府中拉出个什么东西出来。从我昨天见到他到现在，他是不是失去了理智，或者这是不是精心策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某种权力，在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且，我向你保证，自从1789年以来，他一直在对我们撒谎，不坦诚不直率，仅仅是通过暗示，裴迪昂，这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形？”

裴迪昂，越来越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似乎在自言自语。“我觉得……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优秀，是的，肯定更优秀，可现在，各种事件当头，压力这么大……”他停下不说了。他本人被称为布利索的朋友；他对此人天然的反感并没有阻止人们把标签贴到他身上来。自从8月10号以来，布利索派人一直靠忍让在统治。表面上是他们邀请丹东进入政府；实际真相是，他已经把他们原来的职位还给了他们，而且，正是他，在从前卡佩用更温柔的身躯坐过的大椅子上，一边摊开四肢，一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每一次的内阁会议。“丹东，”裴迪昂说。“罗伯斯庇尔也要我老婆吗？”丹东耸了耸肩；他不知道。裴迪昂朝别处看去；他似乎在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难当。“玛侬今天上午说，‘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拿着刀子举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

“你对这位亲爱的女子做了什么回答呢？”

“我们说，毕竟，女公民，罗伯斯庇尔只是个小职员。”

丹东站起来。“我没有在你头顶上举刀呀。你可以那样告诉她。不过倒是有一把刀子。我不会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它下面。”

“我看不出来我们干了什么事会这样受惩。”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罗伯斯庇尔，我会明白。你的人民已经研究过你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么久了，结果你已经忘了你为了什么目的要得到这个权力。瞧，我不会为你辩护——在公共场合不会。关于布利索，卡米尔已经为我研究好几个月了。还有马拉，方式不同。还有罗伯斯庇尔——哦，是的，他已经谈过话。我原来认为谈话就是他的全部作为。”

“罗伯斯庇尔必须弄清楚——你已经碍了他的事。”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哪。”

裴迪昂和蔼可亲的脸上因为惊愕依旧显得茫然困惑。“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因为你使他免除了一次考虑不周的行动带来的种种后果？一时的愤怒？”

“愤怒？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时一阵的怒火。说他一定疯了，那是我说错了。你可以把他锁在地窖里五十年，可他不会发疯。他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一阵子，他把伸出的手放在裴迪昂的肩上。“我保证他比我们活的时间更长。”

丹东走进自己的寓所时，穿了件红色外套，身体巨大魁梧，他妻子向他投去了像是挨了打、浑身浮肿的背叛者的一瞥；她把他伸出的双手拨开，把双臂交叉着摆放在身体上，仿佛要把她抱着的孩子的形状隐藏起来，不让他看到一样。

“你，加布丽艾尔？”他说。“要是你知道该多好。要是你知道我救了多少人该多好啊。”

“离我远点儿，”她说。“在同一个房间，我快受不了了。”

他按门铃叫来女佣。“伺候她，”他说。

他一路冲进德穆兰的房间。只有露西尔安静地坐着，她的猫蜷缩在她的膝盖上。一切都已经来到皮克广场：婴儿、猫、钢琴。“我要找到卡米尔——”他说。“不，不，没关系。”他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一下子跪在地上。猫干净利落、惶恐不安地从对面的胳膊上跳开。他心想，我见过这只猫靠近罗伯斯庇尔的，还在喵喵地叫哩：动物不会知道太多吧。

露西尔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她抚摸着他的面颊，轻轻地触摸他的前额，动作是如此轻柔，他几乎都没感觉到。

“露西尔，”他说，“让我带你上床吧。”上帝知道，这不是他的真正意图。

她摇摇头。“乔治，我怕你。而且，那床是你们的呢，还是我们的呢？床本身是这么令人害怕。你有皇冠，可我们有这么多镀了金的小天使要应付。我们一直在跟他们的小镀金拳头和脚发生冲突呢。”

“露西尔，我求你，我要你。”

“不，我不认为你喜欢打破常规。你礼貌请求，我说不——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今天不合适。以后，在你脑子里，你会把这件事与罗伯斯庇尔混淆在一起的。你会恨我，这，我真的无法忍受。”

“不，不，我不会。”他的语调突然改变了。“你对罗伯斯庇尔知道些什么呢？”

“这让我惊讶，你只要安静地坐下来听听，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信息。”

“那么卡米尔知道了——他知道，他一定已经知道罗伯斯庇尔要干什么事了？”

又一次她抚摸着他的脸；这种抚摸，还有她声音里的柔情，差不多是充满敬意了。“乔治，别问。最好别问。”

“你不在乎吧？你不在乎我们做过的事吗？”

“也许我在乎，不过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分子。加布丽艾尔，你看到了，她受不了，她认为你已经使你的灵魂永世定罪了，还有她的灵魂。可是，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可能当我第一次见到加布丽艾尔的时候，那时我十二岁，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吧。我觉得，哦，地狱来了。现在开始告密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加布丽艾尔嫁给了一位年轻正派的律师。我可没有。”

“你不可能说服我相信这句话。你不会说，你知道你正得到什么消息吧。”。

“一个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他抓住她的手，她的手腕，然后用力地握紧。“洛洛特，这个样子不可能持续更久。我不是弗雷农。我也不是迪龙。我不是一个跟你调情的男人。我不会允许你把我作为代价获得快乐的。”

“所以，之后呢？”

“我确实要得到你，你知道。”

“乔治，你是在威胁我吗？”

他点点头。“我认为我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我一定是。”他站了起来。

“好，这是我人生非常新奇的一个阶段，”她说。她抬头望着他，带着甜美而又自信的微笑。“乔治，不过你忽略了所有正统的劝说艺术。靠诱惑，这是你拿手的做法吗？你所做的就是冲我瞪眼睛，偶尔抓住我。你为什么不痛苦？你为什么不叹气？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首十四行诗？”

“因为我看到在什么地方十四行诗使你获得了别的花花公子，”他说。“哦，该死，姑娘，这真是好笑。”

他心想，她真的要我了，这个婊子。她心想，这样可以让他分心。

他拿起文件，回到自己的套间。那只猫爬回，跳到了她的膝盖上，蜷缩起来；露西尔凝视着火炉，像个老处女女士一样。

也许死了一千四百人。与平常的战场相比，这算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可是想一想（露西尔想）：生命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拥有者而言就是一切啊，生命就是我们的全部啊。

国民大会选举根据常见的两级制度进行，当九百名第二阶段的选民走进雅各宾派大厅的会议室时，他们从街上刚死不久的一堆堆尸体旁边经过。

有很多重复投票，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大多数为止。这耗费了很长时间。一名候选人可以在不止一个选区毛遂自荐参加选举。它未必是法国公民。候选人的种类是如此丰富，结果呢，选民们也许变糊涂了，但是罗伯斯庇尔一向乐于提供指导。当丹东获得百分之九十一的赞成票再次参选时，他试探性地支持丹东；起码，如果你不能说他支持他，你可以说他拍了拍他的衣袖吧。在直选较量中，当他击败裴迪昂、迫使他寻求省里的职位时，他为掌声感到高兴；巴黎代表形成了一个反对布利索派联盟，这对他而言真是重要。当巴黎选民把他的弟弟奥古斯汀选出时，他喜忧参半；他有点担心万一他的家族姓氏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奥古斯汀在阿拉斯为了革命呕心沥血工作过，而且现在正是他转到首都去的时机。他心想，给我帮助给我支持吧。对于事情运作的方式，他尽量在脸上摆出一副迷人的微笑。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他看上去年轻多了。

新闻记者埃贝尔在任何一轮投票中都没有得到超过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的脸开始放开了，下巴紧张的肌肉开始放松。埃贝尔有一些无裤党人追随者，尽管他保留马车为人所知；就其本人而言，埃贝尔并不像他隐藏在后面的形象那么重要，而且，谢天谢地，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不会在国民大会的长凳上使用他的民主烟斗吞云吐雾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进展顺利……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利在选民抗议马拉的活动中好像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现在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罗伯斯庇尔提出忠告，“也不需要外国人才。现在需要的是为了革命曾躲在地窖里的人。而且，”他补充道，“甚至需要屠户。”

他丝毫没有要揶揄挖苦。第二天雷让德勒当选了。马拉也是。

最终，他的受监护人安东尼·圣-约斯特将留在巴黎，奥尔良公爵将坐在他曾经发给他们报酬、曾经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边上。放眼四周为了找到一个家姓之后，公爵选择了一个人们早已加在他身上的一个家姓，还有一半带有嘲讽的意味；他现在叫菲利普·艾佳力岱[1]。

9月8号出现了一个事情棘手的迹象：“有一名往上蹿的布利索派知识分子，”雷让德勒说，“这个科尔圣特在第一轮投票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选票，可以阻挠卡米尔顺利进入第二轮。我们打算怎么办？”

“别庸人自扰，”丹东安慰地说。“你知道吗，是这位往上蹿的知识分子更好，嗯？”他非常期望选民抵制他把国家事务交给卡米尔负责。但是，科尔圣特并不是他所称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海军军官，已经在最后一次国民大会任过职。

罗伯斯庇尔说，“公民雷让德勒，假如有阴谋要阻挠卡米尔选举，我将会平息这场阴谋。”

“现在等一会儿……”雷让德勒说。反对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不过他显得坐立不安。他没有提到阴谋；可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却有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制啊。“你要干什么？”他问。

“我要提议，等选举结束的时候，应该每天用一个小时来公开讨论候选人的优点和特长。”

“哦，讨论，”雷让德勒说，感到如释重负。有一会儿，他心想，罗伯斯庇尔也许在筹划给科尔圣特发出逮捕令呢。上个星期，你还知道你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这个星期，你就不知道了。依你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倒是在唆使他这么干。

丹东咧嘴笑了笑。“你最好把卡米尔的优点列出一个清单，然后再在清单上画圈。我们大家都不像你这么有头脑会发明。我不知道，除了在这个标题‘特别的才能’下面之外，你是如何判断卡米尔的，”

“你真要他当选吗？”罗伯斯庇尔问道。

“当然。在无聊单调的辩论当中，我要有人跟我说说话。”

“那么，就别坐在那里发笑了。”

卡米尔说，“我希望，假如我不在这里，你们不要议论我。”

到了下一轮的投票，公民科尔圣特，之前他获得二百三十张选票，现在莫名其妙地发现，他只得到三十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耸了耸肩。“当然，一个人确实要努力说服他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亲爱的，恭喜恭喜。”出于某种原因，他脑海里现出一个形象：是十二或者十三岁时候的卡米尔——一个暴力型的、恣意妄为的孩子，喜欢狂风暴雨般地痛哭流泪。

与此同时，志愿者们，成千上万的开赴前线，一路高歌。在刺刀尖上，他们系着香肠，还有一块块面包。妇女们给他们送去亲吻和鲜花。你还记得，当征兵的下士来到一个村子当时的那番情景吗？现在无人躲藏了。为了制造火药，人们从地窖的墙上剔刮硝石。妇女们把她们的结婚戒指交给财政部去熔化。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将要利用新婚姻法去离婚。

“叉子？”卡米尔说。

“叉子，”法布尔一脸愠怒地说。

“尽管这好像是骗人的讼师，但是我不希望显得墨守法规，可是购买叉子，这是司法部长的正经事务吗？乔治知道我们有购买叉子的账单吗？”

“哦，算了，你认为我会拿着每一笔鸡毛蒜皮的开支跑到部长那里去？”

“如果你把所有的单子加起来，”卡米尔把头发往后推了推，“我们已经在最近几个星期花了不少钱。一想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代表，很快就要有新部长，他们要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就发愁。因为，真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认为你不会吧？”

“任何引起麻烦的事，”法布尔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秘密基金’放下不提。然后无人问起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无法过问，你明白——这是秘密。别担心这么多。只要你不会丢掉大印，一切都好办。你没丢掉，是吗？”

“是的。至少，今天上午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它。”

“噢——现在，看看，我们自己可以报销一点吧？玛侬·罗兰应该为她部里发行的新报纸那笔钱怎么样了？”

“哦，是啊。乔治告诉过她，她最好客客气气地请我来编报纸。”

“他确实说过，我当时在那里。她说，也许她丈夫会来见见你，然后决定你是否合适。我们的部长，他开始大发雷霆，爪子在刨地呢。”

他们发笑。“好了，那么，”卡米尔说。“财政部的保证……”他的手在桌子上动来动去的。“克劳德教我这个……你知道，只要有丹东的签字，他们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事情质疑。”

“我知道，”法布尔说。

“我过去怎么处理签字图章的？我把它借给马拉了。我希望他把它给拿回来。”

“说说女王可可吧，”法布尔说，“最近你注意到她的举止有什么不同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知道，我被禁止到场。”

“哦，是吗，当然你被禁止啦。好了，让我告诉你……脚步声里有一种轻轻快快，脸上有一种桃花盛开，那意味着什么？”

“她在恋爱。”

法布尔现在四十岁左右。人长得干净利落，肤色苍白，还有靠不同的经济来源打造出来的东西：演员的眼睛、演员的手。他的自传有些部分已经出现，是在夜间的晚些时候，没有特别的时间顺序。毫无疑问，一切都没有使他受到惊扰。有一回，在纳摩尔，在军官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跟一个名叫卡蒂榭的十五岁女孩私奔了；他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留那女孩的处子免遭她父亲的侵犯。最好由他拥有她的处子……他们被逮住了；卡蒂榭被仓促嫁了出去；他被判处绞刑。那么，他究竟怎么还能活到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呢？这么些年过来了，中间发生过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几乎无法记得。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和我，我们过的是隐居生活。”

“像僧侣一样，”部长应声道。

“哦，我不知道，”法布尔谦卑地说。

当部长咚咚地走过公用建筑时，法布尔跟在他后面，他的大手拍拍人们的脊背和办公桌子，折磨所有妥协解决问题、所有尝试和检验方法的人的颈项。权力变得像他上身的一件外套一样，合他的身；如果有人试着要与他争论，他的小眼睛就会闪闪发亮。法布尔用尽了他最喜爱的、完全毫不含蓄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自我；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夜里坐到很晚的时候就一起喝酒，讨论不同部门之间不为人知的交易。天亮的时候，丹东发现自己独自一人，面对着欧洲地图。

他抱怨说，法布尔能力有限，他让我白费了时间；可是他的同伴压根儿就没让人兴奋过，部长已经习惯了他，每当他需要他的时候，他总在那里。

今天早上，部长拳头撑着下颌，一脸的沉思状。“法布尔，你曾经计划抢劫过吗？”

法布尔朝他迅速投去震惊的一瞥。

“没有，”丹东心情不错地说，“我知道轻罪小过算是你的消遣。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不，我需要你帮忙，因为我想把皇冠宝石偷来。噢，你坐下。”

“或许，丹东，听我解释一句？”

“你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假如或者但是。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也发挥一下。现在，考虑一下布朗斯维克公爵。”

“布朗斯维克——”

“给我省下你的雅各宾派檄文——我已经听说过。实际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布朗斯维克对我们不是完全不同情。七月宣言并不是他的大作——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强迫他签字的。考虑一下他。他是个聪明人。他是个向前看的人。他不会在波旁王朝的人身上浪费眼泪。他也是个非常富有之人。他是个伟大的士兵。可是对于盟军来说，他是——什么呢？一个雇佣军人。”

“他有意要做什么人呢？”

“布朗斯维克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法国并没有为共和国作好准备。人民也许不要路易和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需要国王，因为国王是他们搞得懂的东西，或迟或早吧，这个国家会落到国王手中，或者一个会使自己成为国王的独裁者的手中。如果你觉得我的话不对，你就问罗伯斯庇尔。现在也许已经有了环境——已经确定了宪法——在这个环境中，为了建立未来某个合适的缓冲性的摄政旧制，并且坚持这种缓冲制度，我们正在侦察欧洲。布朗斯维克也许要使用不同的措辞来表述——不过毫无疑问，他希望扮演那个角色。”

“罗伯斯庇尔已经指控这个，”（还有你，法布尔心想，装作不信。）“不过，七月份那个时候，有了宣言——”

“布朗斯维克把他的很多机会给毁了。我们利用他作宣誓词。为什么盟军让他把名字签署在宣言上面？因为他们需要他。他们想要使他在这里遭人憎恨，结果他的个人抱负破灭了，他被逮住了，为他们效力了。”

“他们成功了。所以，怎么办？”

“这种情形不是——不可逆转。你知道，我已经考虑过布朗斯维克是不是可以被买通。我已经请杜姆雷兹将军开始谈判了。”

法布尔吸了口气。“你对我们的性命草草了事啊。现在我们落到杜姆雷兹的手心了。”

“这有可能，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问题是，法国得到的结果不是在我与将军之间的未竟事业。因为……好像布朗斯维克可以被买通的。”

“噢，他是人嘛，对吗？他不是罗伯斯庇尔，甚至也不像报纸上称呼的内政部长那样有德行的罗兰。”

“别开玩笑了，”丹东说。突然，他咧嘴笑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这儿的确有几个圣人。好了，等他们死去的时候，法国人民将能够奔赴前线战斗，用他们的遗产作为保护。不是使用大炮，大炮嘛，我们现在相当缺。”

“布朗斯维克想要什么呢？要多少？”

“他的要求很具体。他需要钻石。你知道他收藏钻石吗？我们知道，是吗，钻石会激起什么样的欲望呢？我们有那个女人卡佩做榜样，我们的心最亲近的人。”

“可是我几乎还是不信啊——”

丹东做了个手势，打断他的讲话。“我们偷盗皇冠宝石。我们把他特别觊觎的宝石送给他，然后我们让人收回别的宝石。为了在将来的场合使用。”

“这事儿能成吗？”

丹东勃然大怒。“你认为，如果事情不能成，我会深入得这么深吗？只要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点帮助，盗窃这件事本身对于职业人士来说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在安全方面，只要有几个疏忽就行。调查的时候搞出几个差错就妥了。”

“不过那个——宝石的安全，调查——那个会在罗兰的管辖之下进行。”

“有德行的罗兰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在有人告知他一些消息之后，在他被卷入之后，他就不能背叛我们，但也不背叛他自己。我会使他走到那个地步，我们确保他知道，但是他不要拥有——你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我。不过，事实上，他所知道的情况会是很少的一点点，我们会把整个事情掩盖起来，这样，他只好去猜，谁牵扯进去，谁没有。假如事情变得不顺，我们将唯他是问。毕竟，如你所言，他的部门对此事负责嘛。”

“可是他会干脆说，丹东是始作俑者啊——”

“假如他的小命活得够长的话。”

法布尔瞪着眼睛。“丹东，你真是个不一样的人哪。”

“不，法布尔，我是个肮脏的爱国者，一如既往。我从布朗斯维克那里买到的是一场战役，一场为我们可怜的吃不饱、赤着脚的士兵的战役。那错了吗？”

“那意味着……”

“那意味着我要向你阐明，可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用来讨论目的。我不要有关证明正确的套话行话。证明正确就是救国。”

“为了什么呢？”法布尔看上去目瞪口呆。“救国是为了什么呀？”

丹东的脸一下子暗了下去。“假如两周之后的今天，一名奥地利士兵抓住你的脖子说，‘你要活命吗？’你会说，‘为了什么’吗？”

法布尔朝别处看去。“是的……”他喃喃自语道。“活命眼下是件大事。布朗斯维克愿意输掉一场战役——拿他的名声做赌注吗？”

“这会处理好的，这样他就不会丢脸。他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也知道。现在，法布尔，需要一些职业犯人。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必须跟进。他们不可以知道他们为谁做事。否则他们将要全部，”他把手一挥，“被处死。我们可以允许罗兰指挥警察做一定程度的初始调查。当然，我们可以期待这件事得到慎重处理。死刑惩罚。”

“怎么阻止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把此事讲出来呢？因为我们也许需要让警察逮住某个人吧。”

“尽你所能，确保他们什么都讲不出来。在这个阴谋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会有迷惑人的幌子。因此，注意这一点。迷惑人。假如有人开始怀疑政府卷入其中，痕迹将会指向罗兰。现在，特别有两个人一定不可知道此事。一个是罗兰老婆。这个女人对实际政治一无所知，但是个大嘴巴。麻烦是，他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

“另一个是卡米尔，”法布尔说。“因为他会告诉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会因为我们居然和布朗斯维克谈话要称我们是叛国者。”

丹东点了点头。“我无法瓜分卡米尔的忠诚。谁知道呢？他也许会做出错误选择。”

“不过他们两人都能弄清这么多的情况。”

“那就是我们所冒的风险。现在，我能够收买一场战役——靠这么做，我希望把整个战争的局势扭转过来。但是，在这之后，我就不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会受敲诈，被布朗斯维克，或者更有可能，被——”

“杜姆雷兹将军。”

“非常正确。哦，我知道你不喜欢偶然性，法布尔。不过考虑一下你自己。我不知道，你在过去几个星期之内已经从部里贪污了多少钱。但是，我估计这不是个小数字。我——就让我们说吧，只要你的野心还处于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不会挫败你的野心。你再想想，丹东一旦无官无职，对我会有什么用场呢？可是法布尔，战争是这么有利可图。现在你要永远不能远离权力。内部情报……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我知道你对我的价值是什么。”

法布尔在咽唾液。他转眼朝别处看去。他的眼神好像没集中。“你曾经想过，这曾经使你烦恼过……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吗？”

“这样说真危险。我不喜欢这样。”

“是的，我不是从你的角度说这话的，我是在请……从我自己的角度……要看一看，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比较人生阅历。”他淡淡一笑；在认识他的这些岁月当中，头一回，丹东见到他茫然不知所措，神秘兮兮的，成了一个自己性命已经不再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人了。他抬起头。“没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丹东，我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考虑，你就无法付得起说出真相的代价。没有人一定要知道有关这件事情的真相，千年之后，也无人知道。法国人民要去打赢一场战争，就这个。你的沉默就是我的沉默代价，我们两个都不要打破沉默，哪怕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的性命。”

[1] 法语艾佳力岱（Égalité）是“平等”的意思。讽刺就在于此。

第2章

《杀罗伯斯庇尔》演讲（1792）

“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爱上了你，”哦，玛侬心里在想，不是在这之前吗？在她看来，她的信、她的作品，该在此人身上激发出什么速度更快的感觉了，他，她现在知道，是唯一可能使她曾经快乐的人。

这绝不是一个仓促过程。每逢他们分别，有多少条河流的墨水在他们之间流淌啊；每当他们相逢——或者，就索性说，在同一座城市——他们很少有个人独处的时刻。沙龙交谈，连续几个小时的交谈，是他们一向的做法；在使用爱情语言交谈之前，他们先说立法者的语言。甚至到了现在，布卓还是说不出多少爱情语言。他似乎为此感到迷茫，犹疑不决，饱受折磨。他比她年轻，可在情感方面，却不如她训练有素。他有妻室：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比他还要年长。

玛侬大胆地这样尝试过：当他坐着、用手抱头的时候，她就把指尖放在他的肩上。这是安抚性的动作；而且这样使得她的手指头不再哆嗦。

有必要保守秘密。报纸把她的情人逐一指名道姓点了出来，经常出现的，是罗维。直到现在，她用公开的蔑视作为回应；难道他们就没有辩论，难道他们没有更高形式的智慧吗？（不过，私下里，这些讽刺挖苦的文章快使她流泪了；她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她和那个奇特疯狂的年轻女人戴洛瓦妮一样，要受到同样的处罚，和那个卡佩女人过去常常得到的一样的处罚呢，每当她想到这件事时。）报纸，仅仅是报纸，她还能忍受；更难忍受的是那个以司法部长为中心的八卦圈子活动。

丹东的评论传到她这边了；他声称，在完全道德的意义上，如果不是在身体意义上，她丈夫多年来一直是个戴绿帽子的。可是，他怎么可能想得出她的情况呢；他怎么会喜欢，而且承认，一个处女和一个高贵男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微妙的快感呢？除了从纯粹的生理情形之外，她不可能从其他任何情形去考虑他了。她见过他妻子；自从他当上部长以来，他把她带到骑术学校去过一回；她就坐在公共画廊里，听他冲着代表们咆哮怒吼。她属于那种单调乏味型的女人，怀孕了，可能脑子里除了装满稀饭和对婴儿的情感之外，就没有任何想法了。不过，她是女人啊——她怎么能吃得消，她出声地发问，让那头公牛沉重的身子在她身体上铺开，她怎么能吃得消呢？

这是一句毫不设防的评论，是被她本人抵抗的力量惊吓出来的一句评论；当然，第二天，这句评论就在全城被四处重复了。一想到这句评论，她的脸就变得深红、深红的。

公民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上门了。他双腿交叉，把指尖合并在一起。“哦，我亲爱的，”他说。

这个可怕而又熟悉的假设是她最烦的事。这个不正经的，与不少一接触到上流社会外缘人士就发抖打颤的女性有所交往：这个死东西凭了他演戏般的装模作样和人家听不见的嘲讽语言；他们把他派到这里来，是为了监视她，然后再回去汇报。“公民卡米尔说，”他告诉她，“你现在那句有名的评论暗示，实际上你对部长有感情，如他所一向怀疑的那样。”

“我没法想象他是怎么贸然猜到我的感情状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呀。”

“是啊，我清楚这一点：你何不跟他见见面呢？”

“我们彼此会无话可说。”

在骑术学校，她见过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还有就是在雅各宾派的公共画廊里；看上去她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姑娘，他们说，她善解丹东的心思。他们说，卡米尔纵容此事，甚至做得比这样还要出格……法布尔留意到那个小小的畏缩的头部运动了，那个要远离知情的畏缩。可是，这个女人的脑子一定是个肮脏无比的地方；就连我们，他在心里想，对我们同事在床上干了什么事在公共场合不会胡乱猜想。

玛侬问自己：我为什么非得容忍此人？假如我一定要与丹东交流，难道就不会有别的中间人吗？显而易见，不会有。也许，她心想，丹东并不像他侃侃而谈的样子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信任那么多的人。

法布尔试探一般地望着她。“你的损失，”他说，“真的，你有了这个错误印象；你喜欢卡米尔远远超过喜欢我。碰巧，他觉得妇女应该获准在选举中投票。”

她摇了摇头。“我不同意。绝大多数妇女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不可理喻——”她想到了丹东的女人——“她们根本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她们只是受到她们丈夫的影响。”

“或者她们情人的影响。”

“也许在你的圈子里。”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卡米尔的。”

“请你费这个神了。我不想跟他进行一手或者二手辩论。”

“知道你对他的看法甚至更差，他会被你毁了。”

“你把我当成傻瓜吗？”她厉声地说。

他扬扬眉毛：每当他把她挑衅得勃然大怒的时候，他就和往常一样如此这般。日复一日，他在观察她，收获的是她的情绪，得到的是她的脸色，

那时候还是秘密。可是有必要坦诚嘛，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就承认此事。“我们俩都结过婚，我明白，对你来说，可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不兑现誓言……”

可是，如果感觉这么好，她大声喊道。我的本能告诉我感觉不可能错。

“本能？”他抬起头来。“玛侬，这值得怀疑呀。你知道，我们没有幸福的绝对权利……或者，我们恰恰需要仔细考虑，幸福的本质或许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以牺牲别人作为代价让自己快乐。”那些稳稳当当的指头依然停在他的肩头；不过，她脸上还是没有露出被说服的表情，她的脸是……贪婪。“玛侬？”他说。“你读过西塞罗吗？他的《论责任》随笔吗？”

她读过西塞罗吗？她知道《论责任》吗？“哦，是啊……”她低声埋怨道。“哦，我博览群书。我知道责任一定要权衡，我知道没有人可以以牺牲别人作为代价去获得幸福。难道你不觉得在我的脑中，我都经历过这些了吗？”

“是的。”他看上去满面羞愧了。“我小瞧你了。”

“你知道，假如我有过错——”她略微顿了一下，同时在等待礼貌性的劝告——“假如我有过错，那就是，我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我受不了虚伪，我受不了偏离诚实的客套——我一定要跟罗兰说。”

“跟他说？说什么呢？”

很好的问题呀。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是从丹东和他的朋友考虑发生什么事的意义上来看的。（她在脑子里想到了在丹东的手指之间被搓揉着的露西尔·德穆兰小巧玲珑的乳房了。）只有他急促的宣告，她只有急促地回答：可是，打那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就几乎再也没有碰过她，几乎连她的手都没摸过。

“我亲爱的，”她把头垂下，“这，到目前为止，已经大大超出了身体范围。正如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我们来说，什么都没有可能。哦，当然，我必须支持罗兰——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是他妻子，我不能抛弃他。可是——我不会允许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正本质有所怀疑之中。这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

他抬起头。蹙了蹙眉头。“不过，玛侬，你跟你丈夫什么都还没说。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只是谈起了我们的感情——”

“是的，我们谈起了感情！罗兰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的感情——不过，我尊重他的感情，我知道他有自己的感情，他一定有，人人都有。我一定要跟他说：这就是真理。我遇到过从我这儿想得到爱情的那个男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会提他的名字；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都不会发生了；我会依然做一位对你忠诚如一的妻子。他会理解我；他会知道，我的心已经移情别处，有所他爱。”

布卓眼睛往下看。“你的心难以平定啊，玛侬。有像你这样的女人吗？”

我怀疑，她心想。“我不能背叛罗兰。我不能丢开他。你也许会认为，我的身体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快感。可快感并不是头等大事。”可是，她还是想到了布卓的手；对于这么整洁、收拾得精致的男人而言，这双手倒显得相当有力了。她的乳房不像德穆兰家那个女人的；可它们是喂过孩子奶水的乳房呀，它们可是负责任的乳房呀。

布卓说，“你认为告诉他这个主意不错吗？你觉得——”（上帝救救我吧）——“有意义吗？”

他的话里有了暗示，谈这个话题，他已经把路走错了。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经验。在这些事情方面，他是个处男；他妻子，为了得到她的钱，他才娶的那个妻子，年纪更大，而且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

“是的，是的，是的！”法布尔说。“一定有人！发现人民根本不如你好是多么高兴啊！”

“不是罗维？”

“不是。也许是巴尔巴洛克斯？”

“哦，不是。名声坏。吸引人的地方明显。相当，”卡米尔叹了口气。“对于夫人来说，相当华而不实、但是不错的表现。”

“我想知道好德行的罗兰怎么看？”

“到了她这把年纪，”卡米尔厌恶地说，“她也是这么平平常常的吧。”

“你病了吗？”玛侬问她丈夫。要让她的声音中没有尖刻的口气真难。她丈夫松垮垮地坐在椅子上，每当他把目光拖到她脸上的时候，他的表情肯定是那种身体疼痛的表情。

“真遗憾。”为他感到遗憾，这是她的意思。她再也感觉不到有任何必要向他道歉了；她只是把形势给他讲讲清楚，这样就不该有行为不妥、装腔作势、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理解为欺骗的必要了。

她在等他说话。他没说话的时候，她便开了口，说，“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他点了点头。

“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工作受到阻挠。障碍。其实，我们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她等待着。“我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女人。但是，我的行为从来都是无可指责。”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

“玛侬，我们女儿欧多娜怎么样了？”

对这样一句八竿子打不着的话，她先是感到惊奇，继而感到愤怒。“你知道，她蛮好的。你知道，她得到了不错的关照呀。”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从来不让她到这里来呢？”

“因为部里没有地方给小孩子待呀。”

“丹东就把他的孩子安置在皮克广场嘛。”

“他的孩子还小，他们可以交给喂奶的女佣。欧多娜情况不同——她要我关心她，眼下我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你知道，她不漂亮，也没有出息——我要怎么对待她呢？”

“玛侬，她才十二岁啊。”

她目光朝下看着他。她看到了他那苍老的手，时而握紧，时而松开；接着，她看到他开始哭了，眼泪无声地顺着他的面颊往下奔涌。她心想，他不想我见到此番情景。她带着一脸迷惘哀伤的神情离开了房间，轻轻地把门带上；每当他生病的时候，每当他成了她的病人的时候，每当她成了他的护士的时候，她总是这样。

他在听，一直听到她咔嚓咔嚓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之后，终于，他允许自己发出一丝声音，一丝对他来说自然而然的声音，和说话一样自然而然的声音：这声音是一种受到压抑的动物发出的喘息声，是嚎啕哀鸣的喘息声，来自窄窄的胸口。这声音不断地持续，持续着；它不像是在说话，它无处可去，它没有必然的结束。它就是为了他自己发出的；它就是为了欧多娜发出的；它就是为了所有曾经挡了她的道的人发出的。

艾蕾奥洛莉：她以前就想过，等这一切都结束了，马克西会娶我的。她曾经对他暗示过这样的意思。“是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杜普莱夫人惬意地说。

几天过后，她父亲把她拽到了一边。做了个若有所思的尴尬手势之后，他把越来越稀的头发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抹抹平。“他真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噢，”他说。这好像是令他发愁的口气。“我应该认为，他喜欢你。照他的私下身份来看，他是个非常含蓄的人，是吗？倒不是大家希望他有什么不同。一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是的，”她感到烦躁不安了。她父亲认为，她对他的自豪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支持吗？

“他在这里跟我们住在一起真是不胜荣幸啊，所以，当然，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事实是，在我眼里，你已经结过婚了。”

“啊，”她说。“我懂你的意思。”

“我要靠你……假如有什么你能做的事使他的生活更舒适——”

“爸爸，难道你没听到我的话，我说过了，我懂你的意思。”

终于，她把头发松开，结果呢，头发唰地就滑到她方方正正的肩上，之后顺着脊背往下。她把头发从细小的乳房上推开，把身子斜对着镜子，好仔细打量自己。也许，凭我这张普通的脸……这么想象真是愚蠢。露西尔·德穆兰昨天来过了，把孩子带过来给他看了。他们围着她忙活了半天，聊啊，谈啊，她把孩子递给维克多瓦，独自一人坐着：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往下垂放着，像一朵冬天的鲜花用冰冻给碰了一下。马克西进来的时候，她转过头，微笑着；一种突然的快乐使他的脸上亮堂了。他对露西尔的全部感觉应该被称为大哥般的关爱；可是，她心想，他对我的全部感觉呢，假如公正的话，应该被称为超越了大哥般的关爱才是啊。

她用手在自己平平的肚子和臀部上往下抚摸。她开始在自己软酥酥的皮肤上获得快感；她感觉他的手摸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不过，当她从镜子里转开时，又一回，她看到了自己身体方方正正、结结实实的线条，之后，当她轻松地上了床、把头搁在枕上的时候，剩下的仅有一丝悻悻的感觉了。在她躺着、等着的时候，整个身体因为期盼被锁得紧紧实实的。

她听到他爬上楼梯了；她把脸毅然决然地侧对着门。有那么可怕的一刹那，她想象——哦，上帝啊，这可能吗——那条狗也许冲了进来，把自己猛地抛到了她身上，气喘吁吁的，咧着嘴笑，发出抱怨的声音，呼哧呼哧地，揪下（因为他喜好这么做）几撮她那非常干净、精心梳理过的头发。

然而门把转动了，不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都没进来。他在房间门槛上犹豫了一下，看上去似乎要退出去，重新再下楼梯。之后，他又拿定主意，跨了进来。目光相会；肯定，他们会这样做的。他手里拿着一摞松松散散的文件，在把手伸出摆放文件的时候，他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她脸上，有些文件正飘落到地板上。

“把门关上，”她说。她希望，这就是她需要说的全部话语，那个时刻，彼此完全心领神会；可是，从她嘴里跑出来的话听起来只是一个实际的建议，仿佛她被一场穿堂风吹得不能交流了。

“艾蕾奥洛莉，这事，你确定吗？”

一种不耐烦和自嘲的表情从他脸上划过；确实，好像她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举起她的手，亲吻她的指尖。他想说，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做这事儿；当他弓着身子、捡回散落的文件时，血一下子奔涌到他的脸上；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请她起身走开是完全不可能了。

就在他把身子转过来面对她的时候，她正向上坐起身子。“没人会抱怨的，”她说。“他们都懂。我们又不是小孩。他们不会为难我们。”

可是，他们不会吗，他心想。他坐到了床上，抚摸她的乳房，乳头正在变硬，顶进了他的手掌心。他的脸上露出了对她的关注表情。

“没关系，”她说。“真的。”

以前从来没有人吻过她。他吻得非常轻柔，可她还是好像有所惊讶。他觉得他最好把衣服脱了，因为过一会儿她会开始这样建议，告诉他，那样也没关系。他接触到异样的肉体了，软酥酥的，异样的；他最初来到凡尔赛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姑娘，但她不是一位好姑娘，从任何意义上来看，都不是一位好姑娘，因此更容易分道扬镳，打那以后，什么都别做更容易，独身容易，但是半独身确实非常困难，女人守不住秘密，而报纸对于八卦新闻又是垂涎欲滴……艾蕾奥洛莉似乎没有期待，想要拖延。她把自己的身体朝他身上挤压，可是这身体是硬直的，因为想到疼痛。她知道其中的门道，他心想，不过没有人向她介绍其中的艺术罢了。她知道，她也许会开始出血？他感到一阵剧烈作呕的刺痛了。

“艾蕾奥洛莉，闭上你的眼睛，”他对她耳语道。“你应该尽量放松，就一会儿，直到你感觉——”更舒服，他几乎要说出来了，仿佛这是一张病床似的。他摸了摸她的头发，又吻她了。她没有碰他；她没想到过碰他。他把她的双腿推着，分开了一点。“我可不想要你担惊受怕，”他说。

“没关系，”她说。

然而，不是没关系。如果不使用一点他无法激起的残忍，他就不能强行进入她那干涩僵硬的身体里。过了一两分钟，他用臂肘把自己撑起，向下看着她。“别想草草了事，”他说。他把一只手滑进了她的臀部下面。他本想要说，艾蕾奥洛莉，我不是在这方面做练习，我不会把你描写成一个自然人。她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弧形，好顶着他的身子。为了得到自己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有人曾经告诉过她，要拼命努力，要咬紧牙关，要永不放弃……可怜的艾蕾奥洛莉啊，可怜的女人啊。相当出乎意料地，而且处于稍微奇特的角度，他进入她的体内了。她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他把她的头捧起来，靠着自己的肩，这样，他就不必看到她的脸了，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弄疼了她。他让自己身体放松地转了一周，倒不是这样做有多舒适，而是进入一个更加惬意舒适的位置。他又心想，时间太长了，你经常这么做吧，或者压根儿就没做过。因此，一定，很快就完事了。他在她的颈子里把一阵微弱的放松的声音埋了进去。他把她松开，她的头重又垂下，抵住了枕头。

“我弄疼你了吗？”

“没关系。”

他侧着身子翻身，然后闭上了眼睛。她会认为，就这样，是吗，这就是闹腾半天的原因？肯定，她会那样想的。倒是他本人的悻悻然，他无法克服，喉咙里有一种痛苦紧张的感觉。有些地方总有教训，他心想；当你拒绝给予自己快感、最终变成不是快感的时候，你就被加倍毁掉了，因为，不仅仅是你丢掉了一个幻想，而且你感觉到自己无用无效。当然，以前跟那个凡尔赛姑娘在一起时情况好得多，然而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状态中了，没有办法克服一个人精神上对于偶遇的厌恶了。他应该对艾蕾奥洛莉说，我抱歉，做得这么快，我明白你没有快乐尽兴吧？不过，既然她没有比较的标准，不管怎么说，她只会说“没关系”，那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要起来，”她说。

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别动。”他亲了亲她的乳房。

“如果你要，行啊。”

他试探性地探了探。没有鲜血，起码他没这么认为。他心想，大概实际上她会知道还有很多次，练习多了便会更舒服，因为她会理解，对有些人来说，这可是他们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啊。

最后，她放松了一些。她微笑。这是一种有所成就的微笑。谁能猜到，她在想什么呢？“这张床不是很大嘛，”她说。

“是啊，不过——”如果到了那一步，他就得告诉她一声。他得说，艾蕾奥洛莉，考蕾莉娅，尽管我非常感激你免费大方而且主动地献出身体，我可丝毫没有跟你一起过夜的打算，即使你们全家人帮我们搬了家具。他又把眼睛闭上。他在极力考虑，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要对莫利斯编出什么样的借口，他要如何应对夫人的问题，毫无疑问，还有她的眼泪。之后，他便想到责备会降临到艾蕾奥洛莉糊里糊涂、毫无罪恶的头上，还有女人的刻毒。此外，他不想去另一个区冰冷的、无人问津的房间，不想见雅各宾派俱乐部的莫利斯·杜普莱，向他点头，克制着不要问起家庭情况。他非常肯定地知道，这样的事会再次发生的。当艾蕾奥洛莉决定现在该是她上楼等他的时候，而他却不能打发她走开，如同他第一次跟她发生关系时一样。他在心里想，她会把这件事跟谁秘密倾诉呢，因为她需要得到关于该多么频繁地期待这样的事发生的忠告；当他试图划定她的女朋友圈子的时候，许多灾难性的可能朝他头脑轰隆隆地冲了进来。她几乎不认识丹东夫人，这真是运气啊。

那时候，他一定已经入睡了，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时间是晚上九点。明天，他心想，她会沿着街道一路蹦蹦跳跳的，朝路上的行人微笑，还要无来由地拜访不少人呢。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因为怀有负罪感而感到身体不适。第二次，她更加放松随意了，不那么紧张了，可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体验到快感的迹象。他突然想到。假如她觉得自己怀了孕，他们就得很快完婚。或许，他心想，当国民大会召开时，很多新人就会到家里来，或许，有人会喜欢上她，然后我就可以大度，让她得不到我的承诺，或者与我中断联系。

可是，在心里，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没有人会喜欢上她的。这一家人不会让他们喜欢上她的。结过婚的人，他心想，现在都可以离婚。不过，唯一会使我们解除关系的办法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死去。

在司法部，卡米尔坐在桌边，毫不相关的各种想法在他头脑中掠过。他想到在他去见米拉波之前，在他的堂弟德·维耶夫威尔公寓里度过的那一夜。巴纳夫来访。巴纳夫跟他说话，俨然他是个值得考虑的人物似的。从个人角度讲，他喜爱巴纳夫。眼下他在牢里，被指控犯有与皇宫合谋的罪行；他当然绝对犯有此罪。卡米尔叹了口气。他在给马赛的雅各宾派起草的一封鼓励信旁边画了几个小小的海上船只。

国民大会成员眼下正在巴黎集中。奥古斯汀·罗伯斯庇尔：卡米尔，你一点都没变化。还有安东尼·圣-约斯特……他对圣-约斯特得有耐心，别再突然迸发出那种灾难性的毫无逻辑的敌意……

“我有这个感觉，他脑子里存有厌恶的想法，”他对丹东说。

丹东呢，一心在考虑团结巩固关系：“尽量，尽量，”他用疲惫的律师嗓音说，“保持和平，你知道，别老是让自己成为让马克西米连失望的人吧？你确实是在为他工作，把你做事欠考虑周到的习惯改一改吧。”

“我觉得，圣-约斯特不会做事不周到。”

“他并没有显得好像他会做事周到。”

“我确定，这样会使他大家都觉得他亲切嘛。”

“使他亲切？”丹东笑了。“这孩子使我感到心悸。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大有深意的窃笑。”

“或许他只是想显得快乐讨喜吧。”

“埃罗会感到嫉妒。这些女的对别的人总是感兴趣。”

“埃罗不需要担心。圣-约斯特对女人不感兴趣。”

“关于圣人马克西米连，你过去常说那样的话，可现在他得到了开心的考蕾莉娅。对了，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知道。”

除了大家认为罗兰妻子不忠，还有在皮克广场这儿的大杂烩之外，就这样，这件事眼下成了大家的八卦新闻。他心想，人们在忙着考虑什么样的事情呵。

或许丹东马上就要离开办公室了。对他自己来说，那样他会感到高兴。不过，好像可以肯定的是，罗兰的拥护者会尽量安排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他已经被选进国民大会。甚至在有关皇冠宝石的丑闻之后，这个积了灰尘的老官僚还是势头迅猛。假如他留任在位，对国家来说，为什么不是丹东这么个更不可或缺的人选呢？

他心想，我不想在这儿留得更久。我要变成克劳德。我也不大想对国民大会演讲，他们不可能容忍我。之后，又一次，他自言自语道：这可不是我想要得到什么的问题。

想到丹东他本人要离职，更令人心烦。即使现在他还没有抛弃自己的梦想，永远离开巴黎的梦想，抛弃他的错觉。下半夜的时候，卡米尔发现他寂寞地坐在一片昏黄的烛光中，反复阅读他阿希斯的物业契约，每一块做了界碑的石头，水道，还有道路权。当他抬头的时候，卡米尔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幅柔和的建筑、田野、小灌木丛和溪流组成的图景。

“哦，”他惊了一下，说。“我原以为我的杀手终于来到了。”他把一只手放在契约上，掌心朝下。“或许，一想到这里的普鲁士人。”

法布尔最近一直在躲躲闪闪，捉摸不定的，卡米尔心想。倒不是他天生喜欢实话实说。假如法布尔在金钱和革命名声之间选择……不，他会拒绝选择，他会继续利令智昏地要求两者得兼。

“对于皇冠宝石失窃这件事，我们做什么样的解释呢？”卡米尔问丹东。

我们该想什么呢？或者——我们该说什么呢？他注意到丹东在品味这句话模棱两可的语义。

“我觉得我们必须说，很大程度上要责备罗兰粗心大意。”

“是的，他本该做更周全的安全部署，难道不该吗？法布尔昨天跟女公民罗兰在一起。晚上十点半，他出去，凌晨一点他回来了。你觉得他一直在责怪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卡米尔用眼睛的余光朝他投去开心的一瞥。“在他离开女公民之后，她径直到她丈夫那里去了，告诉他，偷盗皇冠宝石的人刚刚来访过。”

“你怎么知道是那样的情况？”

“或许我在杜撰。你觉得我在杜撰吗？”

“你有可能，”丹东不大高兴地说。

“别信任杜姆雷兹。”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的。我讨厌他说这样的话。”

“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错过。”

“或许我应该亲自到前线去一趟。看看一些人。把一些事情纠正过来。”

因此——或许，当这些关爱情绪袭上他的心头时，这真的成了一种畏惧。上帝知道他够脆弱的了，尽管把这个词用到他身上显得怪兮兮的。他容易受到杜姆雷兹的影响，也容易受到波旁王朝拥护者的影响，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没什么好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

卡米尔一边紧张不安地把头发往后推，一边匆忙地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扫开，仿佛房间里有人跟他在一起似的。他好像听到罗伯斯庇尔的声音正从1790年一个寒冷的春天飘过来：“一旦你把爱倾注到一个人身上，理智就飞出了窗外。稍稍看一看米拉波伯爵吧——客观地，如果你能做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词，他的行动，立刻使我警觉——然后，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我便发现，此人完全是天生喜欢自大。现在你为什么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它真够朴素吗？当感情与你更宏伟的目标有所冲突时，你在别的方面并没有听任自己的感情；例如，你在公开场合吓得不敢发言，可你没让它挡住你啊。那么，就像这样——对自己的感情，你得要心狠手辣才行。”

假定有一天他发现那个持续不断的、毫不留情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声称丹东不够正直该多好；他想好了答案，伙计，不是一个有逻辑性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到要把逻辑悬置起来。质疑丹东的爱国主义就是怀疑整个法国革命啊。树因其果实出名，丹东因其8月10号的革命有所成就。首先，他缔造了科德利埃区共和国，其次，他缔造了法国共和国；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那么我们在国家事务中都犯有刑事意义上的玩忽职守罪了。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我们也都不是。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那么所有事情——从1789年5月开始——就必须重来一遍啊。

这是一个甚至使罗伯斯庇尔都感到心累的想法。

伏尔美获胜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全城因为如释重负和欢天喜地而发狂了。只是到了后来，有些人才开始想到，为什么法国人不乘胜追击、因势而上，赶走布朗斯维克，把他的退路断成几截呢。首次开会的国民大会正式宣布法国共和国成立；这是最好的征兆。不久，在法国的土壤上不再会有敌人——起码说，再也没有外来之敌了。将军们将要乘胜追击到梅恩兹、沃尔姆兹、法兰克福；比利时将要被攻占；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将要参战。最终的失败将会出现，背叛、阴谋和仅仅是半心半意将要遭受令人惊愕的报应；随着国民大会人数越来越少，每天似乎都有人看到空空的板凳上有一个死亡的人影在微笑，既熟悉又敏捷。

眼下，国民大会最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是丹东的声音；每一天都听到他的声音，关于每一个问题，但是它那令人感到惊愕的傲慢、不可一世的力量却从未停息过。回避了部长的长凳位置，他坐在议会左边高处一排的座位上，跟其他的巴黎代表和省里最凶狠的代表们在一起。这些座位，说得远一点，占据这些位置的那些人，将被称为山岳派[1]。吉伦特派人，布利索派人——随你怎么愿意叫他们吧——转移到大厅的右边，根据坐在那边的那些人的派性，位于他们和山岳派中间的区域叫作平原派[2]，或者叫作沼泽派。既然分裂已经清晰可见，裂痕已经开阔，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讲究谨慎或者克制了。日复一日，布卓把心中对玛侬·罗兰、对巴黎的怀疑，全部倾入缺少空气、令人压抑、热得令人浑身出汗的会议大厅中：暴君城市、吸血鬼、大坟场。有时候，他从公共画廊里注视着他，僵硬地鼓掌，不带一丝个人感情色彩；在公开场合，他们像陌生人一般，互相表现得彬彬有礼，在私下场合，虽然不是那么陌生，但是他们依然一样地客气礼貌。罗维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份发言稿，是为这个恰当的时候保留的，他把他自己的发言稿称为一次《杀罗伯斯庇尔》演讲。

因为这件事情的症结——九月、十月、十一月——乃是布利索派人妄图统治；他们从各省招募而来的有一万六千人马的私人部队在大街上一路高歌，要求杀死未来的独裁者——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把这些人叫作三巨头统治。大街上还没出现鏖战的时候，战争部长把那一批部队迅速调遣到前线；不过，国民大会的战线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马拉独自坐着，驼着背，在一心想自己的心思。当他起身准备发言的时候，布利索派的人从会议大厅急匆匆地出来，或者留下，怀着着了魔似的憎恨，瞪大着眼睛，在他们中间嘟嘟囔囔地叫嚷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留下来听发言，因为他的言辞与他们紧密关联。他发言的时候，一只胳膊在他前面弯着，撑在讲坛上，头在他那短而有力的颈项上面向后猛力地甩着，每讲一句话以前，都先要出现他早已养成的魔鬼般的咯咯大笑。他病了，但是无人知道他所患的那个病的名称。

罗伯斯庇尔跟他会面。顺便说一下，当然，他向来了解他，可他一直在回避与他有过于紧密的接触。有这么一个危险吧，假如你跟马拉谈话，因为他你会受到别人的指责，人家告你操纵他的写作，煽起他的狼子野心。可你却无法挑剔筛选呀；在眼下这个氛围中，一个人最好要数一数自己的朋友。或者，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大会不是完全成功，仅仅起着展示爱国者有多么分裂的作用。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年轻而又精神，在他剪裁讲究的衣服里，展示出一种干净利落、猫一般的张力；他的情绪，或者，那些也许会出现在他脸上的情绪，和九月份的受害者一起都被埋葬了。马拉在桌子对面，一边咳嗽，一边在拉扯裹在头上的脏兮兮的头巾。他满怀激情噼里啪啦地在说着话，脏兮兮的拳头拍击着桌子，沮丧的情绪使他皮肤上出现了大块的斑斑点点。“罗伯斯庇尔，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罗伯斯庇尔的头稍微斜向一侧，了无兴致地望着他。“这有可能吧。”

10月10号：政变之后的两个月。在罗伯斯庇尔的眼皮下（他每晚都在那里演说）雅各宾派俱乐部“清洗”了自己。布利索和他的同事们都被开除了；作为肮脏的废物，他们被爱国主义这个身体给抛开了。10月29日：国民大会，罗兰站着。他的支持者鼓掌为他欢呼；不过，这位老人差不多成了一个毫无血色的牵线木偶，责任和习惯正在猛拽着那些线绳。罗伯斯庇尔，他暗示道，喜欢看到九月大屠杀重新上演一次。听到罗伯斯庇尔的名字，吉伦特派人迸发出埋怨和高呼声。

罗伯斯庇尔从坐在山脉的位置上站起。他用一种暗示着凶猛好斗的方式，低着他那小小的头，朝讲坛走了过去。高戴，国民大会主席，吉伦特派的，试图阻止他发言。丹东的声音盖过人群中的咆哮声，清晰可听。“让他发言，等他讲完，我要发言。是该把一些事情在这里进行匡正的时候了。”

维尼奥德 [目光落在丹东身上]：我之前就害怕这个……害怕他们联手。为此我担心了一段时间。

高戴 [在他身边]：有人能对付丹东。

维尼奥德：到了一定程度。

高戴： 等钱花光了。

维尼奥德：比这还要复杂。假如你看不出来事情比这还要复杂，上帝就经常帮你。

高戴： 罗伯斯庇尔有机会发言了。

维尼奥德：和往常一样。[他闭上眼睛。他那苍白沉重的脸因为神情专注变成了折痕。] 此人不会发言。

高戴： 从你的意义上说，不会。

维尼奥德：没有表演。

高戴： 人民真够喜爱这个表演的。他的风格。

维尼奥德：哦，是的，人民。人民。

罗伯斯庇尔感到格外地愤慨。作为他的对手，这个老婆成了娼妇、老而昏聩的东西，这是罗兰对他的侮辱。关于丹东的部长职位，他着了迷似的，在无休无止地嘟哝。这事儿，还有，它们含沙射影地带来的小小的烦恼，用手对着耳朵嘀咕，把大街上喊着“九月”的声音岔开，然后一一传出去。丹东也听到了这些声音。这种情况什么时刻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来了。

罗伯斯庇尔的声音压倒了充塞着正厅的窃窃私语，此时，正一点一点地流露出鄙视：“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控告我。”

一阵停顿，吉伦特派俱乐部沉默了片刻，为他们的胆怯陷入了沉思。

“我控告你。”

罗维向前走，手在外套里胡乱地摸索，寻找题为《杀罗伯斯庇尔》的发言稿。“哦，老色鬼，”菲利普·艾佳力岱说。公爵的声音从山脉的高峰处滚了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鄙夷的笑声。之后，整个正厅重新充满了沉默。

罗伯斯庇尔跨到一边，把讲台让给了罗维。他面带耐心的、犹豫不决的微笑；他抬眼，朝巴黎代表们瞟了一下，然后在罗维的视线点上落座，等他发表长篇大论。

“我控告你在一直不停地诽谤中伤最优秀的爱国者。控告你当谣言成为致命的打击时，你在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散布你的流言蜚语。我控告你贬低和压制国家代表。”他停顿了一下，山脉那边在高声叫喊，在冲着他咆哮，他难以继续了。罗伯斯庇尔把头侧了侧，抬头望着他们，然后声音变低，变小，逐渐消失，又陷入了一阵沉默。

在沉默中，罗维重又讲话；可是，他原本为反驳做好准备、为互相对着叫嚷的声音，此时此刻出现了错误的音质。当他听到这种音质的时候，当他听出了什么毛病的时候，当他自言自语说这样会不行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了。为了使自己振作精神，他把手放在讲台上；他发现自己没法抓住讲台，因为手掌心汗湿湿的，在打滑。

他的猎物侧对着他；不过，灯光照遍了他的面部，因此，在他的有色棱镜后面，他成了没有眼睛的人。他的脸上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表情。罗维把身体拼命向前蹿，仿佛要跳将起来：“我控告你把自己当成崇拜对象，建立自己的地位：控告你允许人们当着你的面呼喊你的名字，把你当成唯一可以拯救国家的人，控告你自己亲口说过这句话。我控告你图谋最高权力。”

不管他是否说完，或者，他只是停顿一下——不管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山脉那边又高声叫喊了，而且还加大了音量，之后，他看到丹东从座位上“腾”地蹿了上来，开始向前，仿佛要大步踩踏大厅，用他的拳头解决问题一样；他看到丹东的朋友们纷纷站了起来，法布尔用他表演般的克制一把抓住他的脊背。罗维走下讲坛。他垂着双肩，形成得了痨病似的向下弯腰的形状；罗伯斯庇尔轻松地、富有弹性地站了起来。他站在讲台后面，通过自己的举止表明，他不会逮捕他们；他用镇定，甚至是均匀有致的声音请求会议给他一些时间准备辩护。丹东本会大步跨到讲台，使他们惊恐，当场把整个盒子撕成碎片的。不过，这不是罗伯斯庇尔的方式。他把头稍微点了一下，算是鞠躬，朝丹东做了个信号；之后便离开了会议大厅，一群蒙塔纳德派的人把他围拢起来，他弟弟奥古斯汀抓住他的胳膊，说，吉伦特派的人要把他杀了。

“不祥时刻，”雷让德勒说。“谁会料到这样呢？我是不会的。”

丹东脸色非常苍白。疤痕在他脸上突起。“他们在引我上钩，”他说。

“引你上钩，丹东？”

“是的，是我。如果他们袭击罗伯斯庇尔，他们就是在袭击我，如果他们骗了他，他们就是在骗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告诉布利索。”

后来，他们告诉维尼奥德。“我不是布利索，”他说。“我不是布利索派的人。至少，我想我不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像是赐给穷人的慷慨之物一样在到处宣扬。可是——我们对丹东一直不友好。我们对他在部里的权力感到厌烦，我们对他的朋友一直粗暴。我们有些人允许我们的老婆发表个人议论。我们要求看他的账目，这自然使他感到紧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没把额头撞到地板上做得太绝。但是，我几乎没想到，他居然对我们怀恨在心。我们是多么天真，多么危险啊。”他把双手摊开。“不过肯定，私下里，他和罗伯斯庇尔互相在憎恨着？这重要吗？哦，是的，这终究会重要的。”

罗维：这可是他的伟大时刻，面对这个时刻，他惊吓得浑身是汗，像一场糟糕的记忆，形影不离地跟随在公爵的赞扬话语后面。毕竟，他不过就是罗维这么个小说家，轻量级别的人物，不足多虑，这是一只小老虎锻炼的猎物而已。现在，他们可能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让他这样做，他的那些强烈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们。平原派那边只是看到罗伯斯庇尔如何站到一边，他是如何就座，他是如何示意安静的情景：此人根本不是一个专制者。可是，只有我能知道，在讲坛下面，我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完了，罗维心想——在看到他的一刹那，我就被慑服了，那个神情令我作呕，那副讨喜、鼓舞人心、充满告密背叛的犹大[3]般的笑容。

“我们把他当成，”杜普莱太太说，“是我们的儿子啊。”

“可事实上，”夏洛特·罗伯斯庇尔说，“他是我弟弟。恐怕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他姐姐的权利，要胜过你和你的女儿们想象你们自己拥有他的权利的原因。”

杜普莱太太——有这么多女儿的母亲——可以声称，她懂姑娘们的心思。她懂她害羞得要命的维克多瓦，她懂她严肃认真但又弄巧成拙的艾蕾奥洛莉，还有她漂亮但像孩子一般的巴蓓特。她也懂夏洛特·罗伯斯庇尔的心思。可是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

马克西米连说他弟弟奥古斯汀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征求她在他姐姐这件事上的意见。至少说，那是她觉得他做过的事。他好像觉得谈起这个女孩有为难之处。

“她长得什么样？”她自然觉得如此好奇。他从来没有说起过他的家庭。“她像你一样文静吗？我应该指望什么呢？”

“不是太多，”他说，看上去愁云满面。

莫利斯·杜普莱坚持说，房子够大的，足够他们所有人住下。而且，的确，现在还有两个房间没有摆设，从来就没用过。“我们能让你哥哥和姐姐到陌生人那里去吗？”莫利斯说。“不能，我们大家应该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一天到来了。他们到了大门口。奥古斯汀给大家留下的第一印象不错——一个开开心心、能干的小伙子，太太心想，显然他等不及了，要见到他哥哥。她张开双臂准备迎接这个长得甜甜美美、一定是马克西姐姐的那位年轻姑娘。夏洛特用死人一般的平等态度，冷若冰霜地盯着她看，这刺伤了她的心。她的双臂垂下了。

“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到房间里去，”夏洛特说。“大家累了。”

这位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带路的时候，脸颊两边在发烫。虽然待人既不傲慢也不苛刻，但她还是习惯于受到人家的敬重——来自她女儿的敬重，来自她丈夫手下人员的敬重。夏洛特跟她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对待下人的口气。

到了门槛上，她转身。“一切都很简单。我们家就是个寒舍陋屋。”

“这我看得出来，”夏洛特说。

地板打过蜡了，窗帘是新的，亲爱的小巴蓓特早已摆好了一只花瓶。杜普莱太太往后站着，让夏洛特在她前面进屋。“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让你更舒适，请尽管吩咐。”

你会让我更舒适的，她的脸，死人一般地垂着，在说。

莫利斯·杜普莱把烟斗装满，自己对着烟草的味道在自言自语。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屋里或者可能回家早的时候，出于对他爱国之肺的尊敬，他从来不抽。可是，奥古斯汀并不在乎。

“当然，”终于杜普莱开口说话了，“她是你姐姐。我不该批评。”

“如果你想批评，可以呀，”奥古斯汀说。“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把夏洛特向你解释一下。马克西从来不会。他太好了。他一向尽量避免把人朝坏处去想。”

“是这样吗？”杜普莱略微感到惊讶，她把这归咎于适当的兄弟间的不了解。公民罗伯斯庇尔性格开朗，正派，待人平等，但是，在宽容慈爱方面，不，那不是他的优点。

“我根本记不清我们母亲了，”奥古斯汀说。“马克西记得，可是他压根儿好像不想谈到她。”

“你母亲过世了？我以前根本没想到你母亲过世了。”

奥古斯汀吃了一惊。“他从来没跟你们说过我们家的事吗？”他摇了摇头。“多奇怪啊。”

“我们推定，你知道，一场争吵。一场严重的争吵。我们那时候不想打听。”

“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我们的父亲离家远走。我们不知道他的死活。现在我还在纳闷，要是他还活着，他会听说过马克西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是他还在这个文明世界的什么地方，多好啊。如果他还能够阅读，多好啊。”

“哦是的，他能阅读。”奥古斯汀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在想，那时候他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外公把我们带大，女孩都到我们姑姑家去了。直至我们离家到巴黎来。夏洛特，当然，她不能走远。那时候恩瑞艾特去世了——哦是的，我们还有个姐姐，她和马克西，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他们相处得很好，我觉得夏洛特可能嫉妒，有点儿吧。她开始为我们守家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姑娘。守家让她变老了，我觉得。可是，她还不到三十岁。她还可以嫁出去。”

杜普莱抽着烟斗。“她为什么不试试呢？”

“她对有个人感到不满。你知道他，事实上，他就住在这条马路上，代表傅谐。你还能回想起他吗？他没有一点睫毛，还有张发绿的脸。”

“算是个很大的不满吗？”

“我觉得她实际上是不大喜欢他，不过她确实有这种看法，她已经是……噢，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天生就有酸溜溜的气质，他们一生中就是用不幸的事当他们的借口。我已经订过三次婚，你知道吧？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无法面对夏洛特当媳妇的想法。她已经把我们当成她的终生事业。她不想任何别的女人在我们身边。任何人都不允许为我们做事，除了她。”

“嗯。你觉得那就是你哥哥至今没有结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有很多次机会的。女人喜欢他。可是之后又……也许他不属于那种结婚的人吧。”

“在城里别到处乱说这种话，”杜普莱建议道。“有关他不属于那种结婚的人这种话。”

“也许他担心，大多数家庭都有像我们这个家一样的结局。不是表面上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更深层次方面。该有个法律防止像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许我们不该对他的所思所想做胡乱猜测。假如他想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我们希望，现在你们会把我们当成是你们自己家人一样。”

“我同意，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可在我父亲这方面的难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失去了他，还是没有失去他。一想到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活着，也许甚至就在巴黎这儿，阅读有关马克西的报纸，就感到挺奇怪的。假设他某年突然出现了？他也许会。他可能到国民大会来，坐在画廊里，注视着我们……如果我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我认不出他的。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盼望他回来……可同时我还有点担心，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外公情绪坏的时候，经常谈起他，‘期望你父亲喝酒喝死’之类的话吧。人们总是在观望我们，寻找他回来的蛛丝马迹。现在阿拉斯的人，那些不喜欢马克西事业发展方式的人，他们说，‘父亲是个醉鬼色鬼，母亲也不是个好东西。’你知道，他们使用的字眼比这还要刻毒。”

“奥古斯汀，你一定要把这些抛开。你眼下是在巴黎，有了一个新开端，你有机会。我希望你哥哥会娶我的长女。她会给他生孩子的。”奥古斯汀，沉默着，支支吾吾的样子。“眼下，他有很好的好朋友。”

“你觉得是吗？当然，我在这儿的时间不长，可是，大部分时间，我得到了这个印象，他有些同僚。是的，他有一大批羡慕者，可是有一批像丹东一样的朋友并不支持他。”

“噢，当然，风格方面有所差异嘛。他有德穆兰一家作为朋友。卡米尔的孩子是他的教子，你知道。”

“如果他是卡米尔的孩子。瞧，你明白……我为我哥哥感到难过。他获得的一切完全不是表面上被人家所看到的。”

“我有一种责任感，”夏洛特说。“我发觉，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我知道，夏洛特。”她哥哥总是这样轻柔地对她讲话，如果他有可能能够做到的话。“我不这样做，你觉得我该做什么呢？”

“你不该住在这儿。”

“为什么不该？”他知道有一个充分的，但是有罪的、不应该的理由；有可能吧，他心想，她也是如此。

“你是个重要人物。你是伟人。你应该举手投足表现得仿佛你知道这样。外表重要。外表确实重要。丹东做得不错。他善于表演。人们喜欢他的表演。我在这儿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注意到这么多。丹东——”

“夏洛特，丹东花销太大了。没人完全知道他从哪里弄到那么多钱的。”他的声音里包含暗示，那就是她应该改换这个话题了。

“丹东身上有种派头，”她执着地说。“他们说，内阁开会的时候，他在杜伊勒利宫坐在国王的椅子上毫无顾忌。”

“而且，毫无疑问，他把椅子坐得满满实实的，”罗伯斯庇尔毫无兴致地说。“假如有像国王的桌子这么一回事，丹东会把自己的脚跷到桌子上。夏洛特，有些人天生的本性就是更适合干那类事。可这样也会树敌呀。”

“你为树敌担心发愁多久了？我记不得你骂人的那天了。你认为，人们会因为他们生活在楼阁里就会对你的看法更好一些吗？”

“我不懂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说得比实际情况还要糟糕。我现在非常舒适自在。在这儿，我想要的东西，样样都得到了。”

“如果我来照顾你，你会好得多。”

“夏洛特，我亲爱的，你已经一直在照顾我们了——难道你就不能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吗？”

“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屋子里？”

“所有屋子都属于某个人，大多数屋子里面都有女人。”

“我们可以拥有隐私呀。我们可以拥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漂亮方便的公寓呀。”

他在心里想，这样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她注视着他的时候，她脸色发暗，期待他反驳。他张开嘴巴要说同意。“还有件事，”她说。

他突然打断了她的话。“什么事？”

“这些姑娘们，马克西，我已经看到奥古斯汀跟女人在一起毁灭自己了。”

那么她知道了。她知道吗？“他是如何把自己毁了的呢？”

“噢，要不是我，他早就把自己给毁了。那个不要脸的老女人，一生没有其他目标，除了让那些小娘儿们上你的床。她是否得逞，你自个儿心里有数。那个小小的吓人的伊丽莎白看男人的时候，好像，我没法描述了。如果她曾经遇到过伤害，那不是我要责备的男人干的。”

“夏洛特，你在说什么呀？巴蓓特只是个小孩子。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她一句不是的话。”

“噢，你现在听到了。那又怎么样？我要给我们找一套公寓吗？”

“不要。我们就照现在这个样子住着。跟你在一起生活，我无法忍受。你还是从前那样一副坏德行。”而且，还和以前一样疯狂，他心想。

11月5号：为了在公共画廊占到一个位置，人们整夜都在排队。如果他们指望在罗伯斯庇尔的脸上看到一种个人危机的感觉，他们将会大失所望。这些街道，这些流言蜚语，此刻是多么熟悉啊。阿拉斯似乎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甚至在国民大会，他在那儿难道不是被专门拈出来挨打的吗？这是他的本性，他心想。

他小心翼翼地否认九月份的责任，但是，他没有谴责杀戮，你注意到了。他也克制着没有用杀的词语，为罗兰和布卓留了条生路，好像他对他们不屑一顾似的。8月10号是非法的，他说；攻占巴士底狱也是非法的。在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看待那件事呢？革命的本质就是触犯法律。我们不是和平司法官；我们是世界的立法者。

“嗯，”卡米尔站在山岳派那边说。“这不是伦理立场。这是借口。”

他在悄悄地说着，差不多是在自言自语了；他被他的同事转身对他施加的暴力惊呆了。“他在玩政治，实用政治，”丹东说。“采取伦理立场，他想要得到操他妈的什么东西呀？”

“我不喜欢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对手可以利用这个思想来谋杀我们，如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思想来谋杀他们一样。我看不出这个思想有什么好处。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的犯罪都是相同的。”

“不，”圣-约斯特说。

“你说话呀，灯柱律师。”

“不过，我当灯柱律师的时候，我说过，对了，让我们拥有一些暴力，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从来不会原谅我自己，因为说我是这个世界的立法者。”

“他不是在找借口，”圣-约斯特说。“必然性不一定得到原谅或者辩护。”

卡米尔转身对着他。“你这个半白痴，从哪里读到这句话的？你的政治就像是那些他们讲给小孩听的、提升思想的寓言故事，每一篇在故事的结尾都有一个小小的道德标牌。那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呢？你得要说点什么吧。”

他注视到，因为发怒而出现的红色，在圣-约斯特苍白的皮肤上刷地全部出现了。“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法布尔对着他的耳朵在窃窃私语。

现在停止吧，他在心里说。你正成为大家的对立面。“谁的立场？那是我们针对布利索派人讲的话，因为他们的判断被他们的帮派利益给毁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的上帝啊，你真是个累赘，”圣-约斯特厉声地说。卡米尔想要站起来，为从他本人嘴里讲出来的话，而不是为从他们嘴里讲出的话，感到更加吃惊，同时，他想到，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可能身处杜伊勒利宫公园里黑色的树枝和冷漠的人海之中了。此时，正是奥尔良伸出一只手挽留了他，他脸上略微带着交际性的微笑。“你现在一定要走吗？”公爵说，好像是一场聚会散场早了似的。“别走。在罗伯斯庇尔的演讲过程中，你不能溜出去。”

他的行为与他的举止格格不入，公爵伸手，把卡米尔拉到了他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安静地坐着，”他说。“假如你现在走，人们会从中读出什么名堂出来。”

“圣-约斯特恨我，”卡米尔说。

“他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年轻人，不过，你不应该有被人专门挑出来的感觉。我本人就在他的名单上面，我感觉到。”

“他的名单？”

“他会弄出一个来的，你觉得？看上去他是那种类型的人。”

“拉克洛有不少名单，”卡米尔说。“哦，上帝啊，我有时候希望这又是1789年。我想念拉克洛。”

“我也是。我也是啊。”

埃罗·德·塞谢尔坐在主席的椅子上。他抬眼看了看他的蒙塔纳德派同事们，之后，皱了皱眉头，表示要求以后解释。他们好像在那里举行某个秘密议会会议似的；现在，卡米尔跟艾佳力岱好像争吵起来了。罗伯斯庇尔已经讲到他演讲的结尾了。他没给对手留下反驳的余地，也让他们失去了方向。卡米尔要错过演讲的结尾部分，他不会在那里为他鼓掌的。公爵似乎已经放他走了。他正朝门口走。埃罗记得，多年以前，在他们彼此介绍认识之前很久、很久以前吧，卡米尔从法庭跑出去的样子：下颌抬起，表情是蔑视和欣喜的含混。1792年的冬天还没过完呢；眼下他的表情是蔑视和恐惧的含混。

安莱特不在家，他想要退回去，不过克劳德听出他的声音了。“卡米尔？你看上去难过不安的样子嘛。不，别想逃，我得跟你说上几句话。”他本人看上去真的难过不安——一种小心谨慎的、半正式的骚动不安。房间四周围放着两三张吉伦特派人办的报纸。“真的，”克劳德说。“这些日子公共生活的说话语调！最为下贱卑劣的语调！丹东需要说这样的话吗？年轻代表菲利普请求国民大会要求丹东继续在司法部就任——这是合情合理的。丹东拒绝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之后，他非得要加上一句，如果国民大会要罗兰留任，最好先要问问他的老婆。那是尖刻的私人话语，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出来，自然，他们在轮番进行人身攻击。眼下，他们在谈关于露西尔和丹东的事。”

“这没什么新鲜的。”

“你为什么允许他们说出这样的话？这是真的吗？”

“我本以为，在安莱特和特雷修道院院长的事情之后，你对报纸具有免疫能力的。”

“那是最为荒唐的无中生有——这是人们认为的事。你大概会喜欢其中关于你所隐含的意思吧？”

“隐含的什么意思？”

“就是丹东爱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而你却不能面对他。”

“我不能，”卡米尔嘟哝道。

“他们还提到在丹东身边的其他男人。我不想这样的话说到露西尔身上去。你应该让她看到……。”

“她喜欢不辜负什么名声，可从来做不到完全名副其实。”

“为什么？如果这不是事实，她为什么给人家理由编造出这样的谣言呢？我觉得，你不理睬她。”

“不，情况不是那样。我们非常愉快，真的。可是克劳德，请不要对我大嚷大叫。我今天已经够受的了。在罗伯斯庇尔演讲期间——”

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些日子，用人们就是这么随随便便。“先生，公民罗伯斯庇尔到了。”

自从他那闹剧般的与阿黛乐订婚的事情以来，罗伯斯庇尔不大经常登门来访了。不过他还是受到了欢迎；先生对他存有好感。克劳德匆忙前去迎接他；用人把称呼形式完全搞混了，把头伸出去，把门关上。“罗伯斯庇尔，”克劳德说，“见到你我真高兴啊。你愿意帮我们重新建立联系吗？”

“我岳父被可怕的流言蜚语给缠住了。”

“我觉得你，”克劳德说得直来直去，“你被鬼缠住了。”

“让我想一想，”罗伯斯庇尔说。他还是以前那种兴致很高的情绪，这完全出乎意料，而且如此高雅，他快要抿着嘴咯咯地笑了。“恶魔阿斯莫蒂斯[4]？”

“开始的时候是个恶魔阿斯莫蒂斯，”卡米尔说。

“你也是，现在，就让我们说开吧——听到我发言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使你跑出去的呢？”

“没什么呀。我的意思是，我误解了你说的有些话，我说了一句话，之后他们都朝我跳了过来。”

“是的，我知道。他们都感到非常难过。”

“圣-约斯特可不是。”

“是的——噢——圣-约斯特观点非常明显，他不容许丝毫动摇。”

“容许？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允许呀。他说我是个累赘。有的人有什么权利走进在他到来之前业已完成的革命之中，然后称其他人累赘呢？”

“别对我大吼大叫，卡米尔。我觉得，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是难道我就没有吗？”

“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利啊——为了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刚刚对你大吼大叫过。卡米尔敏感，快要变态了，”他乐滋滋地对杜普莱说。

“我希望他在某些事情方面更敏感。”他对着报纸点了点头。罗伯斯庇尔似乎感到有些茫然。他摘下眼镜。他的眼眶四周红红的。克劳德对他的耐心、对他的镇定自若感到惊奇：对他为所有这一切挤出时间感到惊奇。

“尽量去——平息这个传闻，当然，”罗伯斯庇尔说。“噢，准确地说，不是平息。这词听起来好像其中有些是事实一样。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要务必非常谨慎。”

“为了不把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的罪过上来，”卡米尔说。

“我一定要把卡米尔带走，”罗伯斯庇尔对克劳德说。“别让报纸破坏了你宁静的心境。”

“你认为我有不少东西要被破坏吗？”他起身要送他们出去。“本周末你要去皇后镇吗？”

“共和镇，”卡米尔说。“出色的爱国者是没有周末的。”

“哦，如果你想过的话，你可以过周末，”罗伯斯庇尔说。

“我希望你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克劳德说。“不过我觉得我不会。”

“我现在非常忙。对付罗维的这件事浪费了我的时间。”

不会允许你到这儿来的，卡米尔心想，不会允许你来的，如果没有艾蕾奥洛莉和作为艾蕾奥洛莉监护人的母亲一起，还有作为母亲监护人的夏洛特，还有巴蓓特，因为不给她这个待遇她就会惊叫，还有维克多瓦，因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算公平。“我可以来吗？”他问他岳父道。

“可以。露西尔需要新鲜空气，你嘛，我觉得，需要从争斗中休息了。”

“你主动给我休息？”

克劳德为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们现在打算干吗？”卡米尔问道。

“我们打算散一会儿步，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我们。你知道，我觉得你岳父快要喜欢上你了。”

“你觉得是这样吗？”

“他对你越来越习惯了。在他这把年纪，大家都喜欢抱怨点什么。可是，我觉得——”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人家是不是认识你呢？”

“这是我产生的一个想法。我听到人家说我虚荣。你觉得我虚荣吗？”

“没有，这不是我会使用的一个词。”

“对我本人而言，我好像是个无名之辈啊。”

“无名？”这是一个令人惊悚的、不自信的爆发前奏啊，卡米尔心想；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使自己屈服于名声，但是他的谦虚，假如不是安定平静的话，却来了一个陡转弯。“你在演讲的时候，假如我打搅了你的思考，对不起。”

“没什么。罗维已被平息。他们在攻击我之前，要三思而行。我得到了国民大会”——他把双手合成了杯状——“真漂亮。”

“你看上去很累，马克西。”

“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我就会很累。没关系。有些事情实现了。你，看上去气色不错。你看上去好像为革命留了很多胃口。”

“布利索的朋友们说，我过的一定是道德败坏的生活。这话与我的生活吻合。”

为了直视他们，一个人止住了步子。他皱了皱眉头。“不确定，”卡米尔说。“你想要人们认出你吗？”

“不要。不过，我以前想要一个安静的世界。大家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被别人偷听。”

刚才的热情洋溢逐渐耗干了；现在他会经常费力地看人，嘴巴拉成一条单薄的、狰狞的线条。

“你真的觉得这样吗？觉得人们总是在听你谈话吗？”

“我知道他们是在听。”（他心想，如果你跟我的姐姐夏洛特一起生活过，你就不会怀疑。）“卡米尔，我要你更严肃认真地考虑布利索派的报纸。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恶毒凶狠，但是你不要给他们带来无中生有的麻烦。情况看起来是这么糟糕，尤其是在女公民丹东身体不好的情况下，结果，她丈夫很少在家，有人看到你们俩在城四周围跟女人在一起。”

“马克西，我的大多数晚上都耗在跟雅各宾派通讯委员会一起。加布丽艾尔身体不好，她正指望有个孩子呢。”

“是的，可是，我跟她说话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吧，我觉得她身体不好。从来见不到她跟乔治在一起，他们从来不一起接受邀请。”

“他们吵架了。”

“有关什么问题？”

“政治。”

“我觉得她不是这种女人。”

“这不是一个抽象论点。这现在是我们度过自己人生的方式的问题。”

“卡米尔，我不想对你宣扬——”

“不，你讲吧。”

“很好，那么，我讲。别再赌博。努力让丹东打住。多待在家里。让你妻子行为举止得体。如果你一定要有情人，选择一个做事谨慎的人，而且安排要妥当。”

“可我不想要情人。”

“那么，这再好不过了。你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理想的一种谴责啊。”

“在这儿打住吧。为了这些理想，我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自愿过。”

“听——”

“不，你听着，马克西。我们彼此相识这么久了，你一直在尽量不让我卷入麻烦之中。可是，你还不至于傻到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要表现你好出风头的一面吧。几个月前，你根本不会谈起‘对我们理想的谴责’。你当时看起来正好相反。你有巨大的能力无视对你不合适的东西。可现在你要把它小题大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知道谁在把它小题大做。圣-约斯特。”

“关于圣-约斯特，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非要跟他搏斗，同时这样做能给我带来好处。他把我称为累赘。因此我推断他想把我除掉。”

“除掉？”

“是的，把我除掉，使我残废，把我打发到吉斯去，哦，我的上帝啊，在那里，听到我愚蠢的小小的结巴声音，凶猛的怒火再也无法撕碎他的心了。”

他们差不多停顿了有一瞬间，彼此对视着。“关于你们个人之间的不和，我能做的工作很少。有我能做的吗？”

“除了不要站在他那一边，什么也没有。”

“我不想选择立场。我不需要选择。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对你们两人都非常尊敬，从政治角度讲，难道大街上现在看上去不寒碜吗？”

“是啊。我们正往何处去？”

“你会来看我姐姐吗？”

“艾蕾奥洛莉会在家里吗？”

“她会在绘画班上。我知道她不喜欢你。”

“你打算娶她吗？”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她嫉妒我的朋友，嫉妒我的职业。”

“你不会非娶她不可吧？”

“最终，也许。”

“另外——不，没关系。”

有很多次，他差点儿要告诉罗伯斯庇尔，在他儿子出生的那天早上，他跟巴蓓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马克西太喜欢这个女孩了，他跟她在一起感觉比跟绝大多数人在一起更轻松自得，因此，从他安放信任的地方把信任赶走，这似乎残酷。而且，不被别人信任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也许会得不到信任。又一次，该如何准确地复述当时说过的话、当时做过的事，而且不添加你本人对此事的阐释，然后再把事情交给另一个人判断呢？这不可能。因此，在杜普莱的屋里，除了艾蕾奥洛莉之外，他对每个人都非常礼貌，而且非常小心谨慎；可是，那件事在不停地困扰他的精神。他曾经开始要告诉丹东，之后又把这个话题放弃了。丹东肯定会说，这是他在无中生有，杜撰编造，然后拿他胡思乱想的生活来嘲笑他。

在他旁边，罗伯斯庇尔的声音在继续回响：“……我有时候觉得，个体人格的逐渐消失，而不是英雄地位，才是大家应该期待的，这是一种从历史中磨灭自己。整个人类种族的记载已经被证明是虚假的，是不良政府为了满足自己，是国王和暴君为了使他们看上去善良美好而编造出来的。当你从人民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时候，这个由伟人创造历史的观念就成为完全荒谬之言。真正的英雄乃是那些抵制暴君之人。不单单要屠杀那些抵制暴君之人，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从历史的记载中擦掉、消掉，这符合专制制度的本质，这样，抵制似乎就不可能了。”

一个路过的行人迟疑了一下，盯着他看了一眼。“对不起——”他说。“好公民——你是罗伯斯庇尔吗？”

罗伯斯庇尔没朝此人看。“你听懂了我关于英雄所做的演讲吗？他们没有地位。抵制暴君就意味着默默无闻。我会赞成这种默默无闻。我的名字将从书页上消失。”

“好公民，原谅我，”这位爱国者固执地说。

目光在他的身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下。“是啊，我就是罗伯斯庇尔，”他说。他把手放在公民德穆兰的手臂上。“卡米尔，历史乃虚构。”

罗伯斯庇尔： ……你看，你无法理解在那个时候我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学校的头两年，准确地说，我算不上感到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我反而感到快乐，不过，我与人们断绝了交往，我把自己远远地封闭在一间小房间里——然后卡米尔来了——你觉得我是多愁善感的人吗？

圣-约斯特： 我确实这么认为。

罗伯斯庇尔： 你不明白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圣-约斯特： 为什么还这么痴迷于过去？为什么不面向未来？

罗伯斯庇尔：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忘却过去，可是你却没法做到，哦，你没法把过去完全从你的头脑中抛弃。你比我年轻，自然，你在思考未来。你没有过去。

圣-约斯特： 一点点吧。

罗伯斯庇尔： 在革命之前，你是个学生，你在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你没有干过什么工作。你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你是全新的一种人。

圣-约斯特： 我以前想过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 如果我能解释——卡米尔来的时候——我本人，我发现我有时候与人相处有困难，人家不那么容易喜欢上我。我不懂为什么卡米尔却不怕麻烦与我交往，不过，我感到高兴。他对人家来说像一块磁铁一样。他过去和现在没什么两样。他十岁的时候，就具有那种——黑色的光彩了。

圣-约斯特： 你在胡思乱想。

罗伯斯庇尔： 对我来说，他与我的交往使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卡米尔总是抱怨他家人不喜欢他。我可从来就没看出这一点。当其他人那么爱他的时候，我就无法明白这到底有多大关系了。

圣-约斯特： 因此，你现在所说的就是因为与你过去的人生有某种关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罗伯斯庇尔： 哦，不是。我只是在说，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无论他决定要干什么，事实情况仍然是，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卡米尔聪明，你知道。他也是个非常出色的记者。

圣-约斯特： 我对记者的价值有所怀疑。

罗伯斯庇尔： 你只是不喜欢他罢了，真的，对吗？

[1] 即以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占据国民议会大厅最高处座位，因此称为“山岳派”。

[2]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派集团，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低处得名。

[3] 《圣经》故事中的第十三个使徒犹大，最后把耶稣告密给罗马人，耶稣因此被捕。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中有犹大的表情展示。

[4] Asmodeus是犹太神话中激怒和欲望始祖的恶魔。

第3章

看得见的权力行使（1792—1793）

丹东心想：大使们给了我一件头疼的事。每天，白天有一部分时间，他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地图，在脑子里把整个欧洲大陆翻来覆去地想，土耳其、瑞典、英国、威尼斯……别让英国参战。恳求并祈祷中立吧。别让英国海军舰队参战……可是，到处都有英国特务，谈论屠杀和造假……是的，肯定，罗伯斯庇尔说得对，英国从根本上来说对法国采取敌视态度。可是，要是我们卷入了那种战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能摆脱它吗？他悻悻地觉得，不能，我们盼着要度完那些有生之年哪。

自他离职以来，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不再直接关注了。不过，还是有足够繁多的事情让他忙碌：审判国王的压力，布利索派人的愚蠢和分裂不团结。甚至在《杀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他对他们的美好愿望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并不想要自己被人家从这场斗争中给拽出去；可是，他们已经把他所有的选择都给剥夺了。

不久，也许就在一年之内，他希望离开巴黎。或许，他是在欺骗自己，但是他希望把这一切都交到别人手中。随着普鲁士人被赶走，那些屋子和农场都得到了，给了他。还有孩子们——安东尼正在结结实实地长大成人呢，佛朗索瓦-乔治是个胖胖的、容易知足的孩子，他不会死。还有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阿希斯，加布丽艾尔对他会更理解。不论他干什么，不论他们的看法有多大分歧，他觉得，他对她还是专一的。在乡下，他们又将成为芸芸众生。

恰恰是在有太多的酒要喝的时候他才为自己设想出如此简单的未来。每逢这些时刻，在他身边的卡米尔总是坚持要他矫正他的这些梦想，这就使他处于倏然泪下的状态，或者使他自认为已经坠入了权力的陷阱而大发雷霆，这样的情况如此频繁地出现，真可怜。在别的时刻，他是否相信这样的未来……他几乎无法明白，自己追求露西尔就是因为这种情形造成的多重反应。然而，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

“我不喜欢宫殿。在家里我感到舒心。”加布丽艾尔这样说。这种感觉的某个版本似乎普遍存在吧。卡米尔与他的工作人员分别时感到开心，他的工作人员与卡米尔分别时也感到开心。如丹东所说，现在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不少要操心的事。露西尔却没有完全分享这种普遍存在的感觉。她已经享受从宏伟的楼梯台阶上大刀阔斧地冲下去，享受看得见的权力行使了。

至少说，一回到家，有加布丽艾尔做伴，有路易丝·罗伯特做伴，她感到轻松释然。最近几个星期，路易丝把她小说家的想象力运用到这一家上了——小说家们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瞧，”她说，“卡米尔脸上的喜悦和饶有兴致的表情，每当丹东当他的面俯身屈就地殴打他老婆的时候！你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三人没有一起建立一个家庭？难道这不是快要发生的事吗？”

“还有，”法布尔说，“我可以来吃早饭吗？”

“我，”路易丝说，“对你们表演的这一出戏感到恶心，男人爱上了他最好的朋友的老婆，多么悲惨啊，等等，做人是多么可怕啊。悲惨吗？你快没法让咧嘴的笑容从你脸上消失了。”

是啊，这是真的；他们几乎没法了，而且，还包括丹东。幸运的是，因为这位天才作家的发泄，加布丽艾尔人一直待在别的地方。过去，加布丽艾尔一直对她友好客气；可是现在呢，她变得极其令人恐惧。因为这一次怀孕，她身体发胖了很多；她动作慢条斯理，说自己无法呼吸，说这座城市令她窒息。幸运的是，加布丽艾尔的父母把在枫特蕾的房子刚刚卖掉，搬迁到塞弗尔去了，然后买了两栋位于公园里的房子。一栋将由他们自己住；还有一栋将给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使用，随他们的便吧。夏庞蒂尔一家从来没有受过穷，不过，可能性是，乔治-雅克已经把钱存好；他只是不想人们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花了多少钱。

露西尔在心里这么想，加布丽艾尔有逃离的可能；可是在她位于科德利埃区大街的公寓里，她却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地坐着，摆着个孕妇刻意做出的姿势。有时候她哭；路易丝·吉力跌跌绊绊地下楼，嗅几声鼻子，一起加入到这种哭泣中。加布丽艾尔在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国王哭泣啊；路易丝哭泣，她认为，是为了一只被撕破的玩偶，或者是为了街上一只被碾翻在地的小猫。无法忍受啊，她心想。男人才是更好的伴。

完成了在梅兹的使命之后，弗雷农安然无恙地到了家。从他的新闻，你根本不会知道，兔子曾经是名绅士。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行当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了——不过，他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变得更加充满暴力，仿佛这是一场较量似的，而他非常渴望赢得这一场较量；有时候，你无法把他的作品和马拉的作品区分开。尽管他的暴力凶残是新近才有的，但是，她的其他美男子却把他看成是一个他们对他无所畏惧的人。然而，有人听到她曾经急急切切地问过他：“你愿意一直在那儿吗，万一我需要你呢？”他回答说，他愿意在那儿，直到天荒地老：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话吧。问题是，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他还是老家庭朋友的身份。所以，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到位于共和镇的农场。在那里，他总是到处尾随着她，试图单独得到她。可怜的兔子啊。他的机会是零。

有时候，要记住有位弗雷农太太和埃罗·德·塞谢尔太太真难。

晚上，雅各宾派开会的时候，埃罗前来拜访。讨厌的家伙，他称他们可怕的、讨厌的家伙。事实上，政治让他着迷；不过他不觉得政治会让她着迷，于是他便开始在她的心里拨动起那根唤起她支持的弦。“他们在讨论经济控制，”他总是说，“以及如何平定这些荒唐好笑的无裤党人中扇阴风点鬼火的家伙，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面包和蜡烛的高价格。埃贝尔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嘲笑他们，还是跟他们斗争。”

“埃贝尔正走红呢，”她总是甜甜地暗示，他呢，总是说，“是啊，在公社里，埃贝尔和肖美特都是这样的一股力量——”之后，她总是到此为止，觉得有些蠢，同时还意识到他又一次被甩到了一边。

埃罗是丹东的朋友，他和山岳派坐在一起，不过，他无法修复一条单独的贵族之路。“不仅仅是你的演讲，你的举止，而且还有你深邃的、贵族式的整个思维方式，”她对他说。

“哦，不，不。肯定不是。是非常现代的。非常共和的。”

“比如，你对我的态度。在革命之前，要是你居然朝我这边瞅上一眼，我会模拟，装作羡慕得平躺在地上，这一点你无法从脑中抛开吧。要是我做不到，我的家人就会迫使我做。而且，朝着那一方面，这也许不是模拟。那时候的女人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

“真要是那样，”他说，“肯定，就是那样，它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情形呢？”（他觉得，女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是在极力对你行使什么特权。我只是要你明白，你在你的人生中拥有快乐。”

她把双臂在胸口交叠起来。“利他主义！”

“亲爱的露西尔。你丈夫对你做过的最坏的事就是使你说话讽刺别人、挖苦别人。”

“我一向说话讽刺挖苦呀。”

“我觉得难以相信。卡米尔操纵别人。”

“哦，我也这么认为。”

“他一向试图使人们相信他对别人毫无伤害，这样在背上刺上一刀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更大的一个心悸。圣-约斯特，此人我丝毫也不羡慕——”

“哦，换掉这个话题吧。我不喜欢圣-约斯特。”

“我纳闷，为什么是这样？”

“我不认为我喜欢他的政治。他常常让我担惊受怕。”

“可是他的政治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呀——这意味着他们是你丈夫的政治、是丹东的政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看了。圣-约斯特的主要目的好像是提高人民素质，按照他脑子里的某种计划路线，这个——我一定要说——他向我们其他人阐述起来有困难。眼下，你不能告卡米尔和乔治-雅克试图提高人民素质。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恰恰相反。”

埃罗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露西尔，你并不笨，是吗？”

“噢，我过去是笨。可脑子越用越灵。”

“问题是，面对圣-约斯特，卡米尔开始要把他当成对立面了。”

“肯定他要这样——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也许染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不过，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原则只需要有性格冲突就够了。”

“哦，亲爱的，”埃罗说。“我本来计划来一场诱惑的，今晚。我们没想到已经被甩到一边去了。”

“你也可以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嘛。”她朝他嫣然一笑。埃罗看上去神情沮丧。

只要他在巴黎，迪龙将军总会登门拜访。他魁梧身材，栗子头，还有使自己显得越来越年轻的诀窍，见到他真是件开心事。沃尔米这一仗无疑打得对他有利；没有什么像胜利一样令人振奋了。迪龙从来不谈战争。他总是在下午登门拜访，那个时间，国民大会正在召开。他的方式是这般有趣，结果只得把他的方式提升到战略这一层面了。她感动得与卡米尔讨论起这件事，他赞成，这真是奇迹般的旁敲侧击。因为虽然关于卡米尔的不忠，兔子丢下了令人伤心的暗示，还因为，埃罗冲她发火，她必定不会幸福，说他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将军只是坐着，给她讲讲故事，关于在马丁尼克的生活，或者关于在革命之前既富丽奢华但又愚蠢的皇宫生活；他给她讲述，他可爱的跟露西尔年龄完全一样大的女儿是如何受到告诫永远不要站在强烈的灯光下面，以免她熠熠发光的皮肤使人老珠黄的女王怀恨在心。他给她讲述他疯狂显赫的法国-爱尔兰家族的历史。他零零星星地给她讲他的第二任妻子劳拉独特的性格特征，还有过去不一样的貌美虚荣的情人各种各样的怪癖。他描绘了西印度群岛的动物物种，那里的炎热，大海的蓝色，绿色葱茏的树木交缠在一起，绵延到大海的山坡，还有各种刚刚发芽就被风吹落的腐烂的花儿。他还描绘了侍奉特巴戈总督（也就是他本人的别号）愚蠢之极的盛典仪式。总之，他告诉她，对于一个过去显赫的家族成员、一个从不为金钱和其他一切发愁、一个长相格外迷人、举止优雅，而且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人来说，生活曾经是多么愉快。

从那里开始，他会继续告诉她，她嫁的是一个多么真正特别的年轻人。他还能用长到让人羡慕的程度引用卡米尔文章中的一些话：有一定的准确度。假如他的所作所为不是刑事犯罪，或者不管怎么说不算过分犯罪，他向她解释——向她——想到卡米尔这样敏感的人应该容许他做他完全喜爱做的事。之后，非常频繁地，他总是搂着她，设法吻她，对她说，亲爱的、可人的露西尔，让我跟你好好做爱吧。她说不行时，他总是一副不信的样子，然后问她为什么她不更好地享受生活。当然，她觉得卡米尔不会在乎吗？

这些绅士们，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所不明白的，就是——噢，关于她的所有一切，真的。他们对于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折磨并不了解，对她每一天每一周都在上面延伸的跳板并不了解。她非常冷静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卡米尔出了事怎么办？如果怎么办——坦率地说，如果有人把他给谋害了怎么办？（天知道，如果她是杀手，她会受人诱惑去干的。）肯定，她之前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自从1789年以来，这个问题成了她的心思；不过，眼下她对他的痴迷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为此，她没有做好一点准备；有关一对爱恋之人惯常的做法是，过了一年的疯狂期之后，情感渐渐沉淀下来。甚至没有人向她暗示，她可以继续恋爱，恋爱啊，直至你对爱情感到相当厌恶，精神上厌倦了，被掏空了，好像你在日复一日地把元气丢掉一样。假如卡米尔不在这儿——假如他永远不在这儿——在她面前躺着的会是个半人半鬼的东西，为了义务，她被拽出去，病怏怏的、冷冰冰的，踉踉跄跄地迈向死亡；她身上重要的那部分将会死去。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我就自杀，她心想；我就使我的自杀官方化，这样他们会把我葬了。我母亲会照顾孩子。

当然，她没把这个折磨计划说出来。那样人们会觉得她傻乎乎的。这些日子，卡米尔几乎总是把自己的弱点组织成优点。雷让德勒责怪他没有在国民大会多做发言。“我亲爱的雷让德勒，”他说，“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好肺嘛。”你是在犯大错误、不礼貌、自命不凡，他的微笑表明。他在山岳派上的同事信赖他，解释马拉的胡言乱语，唯有他和弗雷农与此人相处要好。（马拉有位新对手，一个大嘴无裤党的前任神父自称是雅克·卢克斯。）

“你比你的时代超前了两个世纪啊，”卡米尔对他说。马拉，脸色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难看，背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驼，朝他眨了眨眼。这也许是欣赏的眼神吧。

卡米尔现在想要的是一个没有布利索派人参与的国民大会，还有就是，对国王和王后进行审判。进入1792年的冬天，他变得如饥似渴、乐观自信。他在家里的时候她就感到高兴；她可以做自己的仿制手艺，这个手艺（她母亲和姐姐都赞成）现在接近完美的境界了。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她就坐在窗户边上注视着，寻找他。她用一种非常单调的语调跟大家说起很多有关他的事情。

没有人对联军感到害怕，起码说，就今年而言吧：或者只有军需官监视面包发霉的问题，还有纸做鞋底的靴子，注意农民朝政府银行的纸币上吐痰并伸出爪子要兑换金子。共和国比她的孩子还要年轻啊，这孩子，他的视野主要还是趴着的，用圆圆的、黑曜石一般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不分一切地在微笑。罗伯斯庇尔登门来看他的教子情况如何，他母亲的老朋友下午过来了，把他们的手指头给他抓抓，给他讲讲他们自家孩子小时候一些无聊的故事。卡米尔抱着他，四处转转，朝他低语，向他保证，他的人生之路应该铺展得平坦，向他保证，他的每个想法都应该得到关注，向他保证，因为他先天明显的聪颖，他会永远不需要到远方说不清滋味的学校去上学。她母亲对这小东西够操心够折腾的了，领他看猫、看天空、看树木。可是她认为，虽然她为这种感觉感到羞耻，但是她不想把这孩子的脑子里摆满家具；她是位签了短期租赁合同的房客。

要到马拉住的那栋房子去，你要走过两家商铺间一条逼仄的甬道，穿过一方小小的庭院，庭院角落处有一口井。庭院右边是个石头台阶，台阶上面有铁做的扶手栏杆。走上去就是一楼。

你敲过门之后，一定要经受一个或许是两个马拉的女人的检查。这会费上一些时间。艾伯汀，某个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的姐姐，是个凶残的挨饿受饥的女人。艾瓦纳德长着一张恬静的瓜子脸，棕色头发，一张正经大方的嘴巴。今天，她们对于她们的访客没有设防。样子是显而易见的；人民之友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我喜欢你朝我这儿奔过来的样子，”他说，言下之意就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那样。

“我没奔，”卡米尔说。“我是弯着腰偷偷摸摸过来的。”

家中的马拉。西蒙娜，这位精通普通法[1]的妻子，在他们面前放了壶咖啡，又苦又浓。“如果这是谈论布利索派人犯罪的事情，”她说，“你要在这儿待上一些时间的。你要不要蜡烛，让我知道一声就行。”

“你在这里代表你本人吗？”马拉说，“或者你是被派来的？”

“人人都会觉得你不喜欢有客人到你家来。”

“我想知道是不是丹东或者罗伯斯庇尔派你来的，或者是谁。”

“我觉得他们俩都会欢迎你帮布利索的忙。”

“布利索使我恶心。”马拉总是这么说：这么个家伙使我恶心。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这么表现，仿佛他在掌控革命，仿佛革命是他缔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他确立自己作为外交事务专家的地位，只是因为，为了回避警察，他已经无可奈何地逃离国家很多回了。要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才是专家。”

“我们非得从每一方面向布利索进攻，”卡米尔说。“革命之前他的生活，他的哲学，他的同僚，从1789年5月到最近的9月，在每一次爱国危机的时刻，他的行为表现——”

“在我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一书英语版方面，他欺骗了我，你知道。他跟出版商合谋盗版我的著作，我压根儿没见过一个子儿稿费。”

卡米尔抬头看了看。“上帝啊，你不想要我们拿这个来告他吧？”

“而且自从他去了趟美国——”

“是的，我知道，从个人角度讲，他没有吃苦受难，不过那不是问题的要害。”

“对我而言，这就是要害。我吃足了苦。”

“革命前，他是一名警察特务。”

“是的，”马拉说。“他是。”

“把你的名字和我的一起放到宣传册上吧。”

“不行。”

“合作，就一回。”

“人以群分，”马拉说，一字一眼地。

“好，我会单独干。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对你做了什么，什么真正伤人的事。”

“我的人生向来根据最高原则行事处世。”

“你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有关你的全部情况。”

“别想得罪我，”马拉说。这是个明明白白的有用忠告。

“让我们继续吧，”卡米尔说。“我们可以把他在革命之前的所有行径检举揭发出来，这些行径都是对有了年纪的未来的同志有意的背叛，对他的君主制度宣言刻意的背叛，这一点我要把报纸剪辑好核实一下：他在1789年7月举棋不定——”

“哪一点？”

“噢，时时刻刻，他浑身都有那种心惊肉跳的样子，有人肯定会记得他的举棋不定。记得那时候他与拉法叶特的来来往往，他在卡佩一家妄图逃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在这之后，他与卡佩女人和国王的秘密来往。”

“好啊，好啊，”马拉说。“到目前为止，非常好啊。”

“他妄图屠杀8月10号的革命，还有他错误指责某些爱国者卷入了巴士底狱的杀戮行动。他宣扬具有破坏性的联邦主义政策。当然记得，在革命早期，他与某些贵族交往密切——比如，米拉波，还有奥尔良。”

“你相信他们记忆不到位，这让人感动啊。我敢说，这是对的。不过虽然米拉波死了，可奥尔良还在国民大会任职，就在我们身边。”

“不过，我早就考虑在前，也就是说，到了明年春天。罗伯斯庇尔感到菲利普的职位不牢靠。他认识到他为人民做了些服务，可他却情愿所有波旁王朝的人都离开法国。他想要菲利普把整个家人都带到英国去。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养老金，他说。”

“什么，我们可以给菲利普一些钱？多么新奇！”马拉说。“不过是啊——明年春天——你说得对。让布利索派人把他们的伎俩再玩弄六个月。然后啪的一声结束了。”马拉显得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指控他们所有人——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指控他们给审判国王制造了障碍，拖延了对国王的审判。甚至可以指控他们投票是为了让他活命。又一次，我考虑在前了。”

“当然，也许有其余一些人希望拖延，希望有障碍，希望这样希望那样的。在路易·卡佩这件事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罗伯斯庇尔处理他对死刑的畏惧。”

“是的，不过，我考虑的倒不是罗伯斯庇尔。我觉得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刻，丹东本人会不在现场。我觉得，身在比利时的将军杜姆雷兹的活动会把他支开，这完全有可能。”

“什么活动，具体说？”

“不久，比利时肯定要有一场危机。我们的部队是在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在吞并这个国家，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两者兼做呢？将军杜姆雷兹是为了谁在进行占领呢？为了共和国？还是为了无能失效的君主制度？或许是为了他自己？得有人去把情况理出个头绪来，得有个具有终极个人权威的人去一下才行。我不能看着罗伯斯庇尔把他手头的文件活儿丢下，跑到那里去，在泥泞中跌跌爬爬地跟随部队到处活动。更多的倒是丹东这类东西——高层骗子、抢劫、军事分队，还有占领区的所有女人。”

马拉讲出所有这一切时用的是慢条斯理、阴阳怪气的拖长的腔调，这腔调只有他本人说出来才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我会告诉他的，”卡米尔说。

“这件事你做。至于说布利索，在某些方面看看他，显而易见，他一直都在密谋与革命对抗。可他和他的亲信们，把他们自己的根扎得根深蒂固，要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需要勇气啊。”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马拉说话的语流，这让他抬起头看了看。“你的意思确实是说，我觉得，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你没有比这更坏的意思了，是吗？”

“但是当一个人想象你开始面对现实时，”马拉说。“或者，这是你的两个令人恶心的大师的什么希望吗？九月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知道，在危急时刻，非得要采取什么措施；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哦，他变得非常讨喜了。”

卡米尔坐着，头托在手上。他把一卷头发绕着指头缠起来。“我了解布利索有好长时间了。”

“自从我们诞生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就已经知道恶魔，”马拉说，“不过我们容忍恶魔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那不过是在编造表达。”

“是的，十足的守财奴。”

“真可怜。国王总是把自己的敌手杀死，可我们竟然与我们自己的敌手论起理来。”

“在前线，人们因为犯错而丧命。为什么政治家却竟然得到更为仁慈的待遇呢？他们造成战争。他们该死无数次，他们每一个人。除了叛国罪之外，我们能用什么来审判他们呢，除了用死亡，你还能用什么来惩罚叛国罪呢？”

“是啊，我明白。”卡米尔开始用指甲在他们面前积了灰尘的桌上画起了图案，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他停下了。

马拉笑了。“卡米尔，有一段时间，贵族们纷纷簇拥到我的屋子里，想要我给他们治治痨病。他们的马车有时候把街道都拥堵了。我自己有辆漂亮马车。我的衣着一尘不染，我因为举止镇定、优雅大方而为人所知。”

“肯定，”卡米尔说。

“你那时候还是个学童，你现在对此一无所知了。”

“你治过痨病？”

“有时候。有足够的信念的时候。告诉我，你们创办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现在还一直到那里去吗？”

“有时候。其他人管理。那不成问题。”

“无裤党人已经占据了。”

“实际上是的。”

“可你却升迁到更高的圈子里了。”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应付街上的聚会的。我们不是客厅里的革命家。一个人不必非在肮脏环境中生活——”

“够了，”马拉说。“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为我们无裤党人感到激动。”

“雅克·卢克斯，这位神父——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名吧？”

“哦，是的——不过，那么，也许你觉得马拉不是我的真名吧？”

“这没关系，是吗？”

“是的。不过像卢克斯这样的白痴转移人们的思想。当他们应该思考使革命纯洁化的时候，他们却在鼓励他们抢劫杂货商的店铺。”

“总有个人随时摆出受压迫的穷人领袖的姿态，”卡米尔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啥用场。穷人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恰恰就是那些认为穷人的状况可以改变的人常常被后代所敬佩。”

“正是这样。他们所不能认识到、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就是，穷人，像是成群的动物，将要被迫经历这场革命和别的每一场革命。如果我们等待无裤党人，1789年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在咖啡馆掀起了革命，然后把革命带上了街头。现在卢克斯想要把革命一脚踹到阴沟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卢克斯和所有那群暴民——都是联军的特务。”

“你的意思是，有意地？”

“因为他们道德败坏，或者因为他们愚蠢，只要他们为部队的利益效忠就行，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做了。他们从内部屠杀革命。”

“就连埃贝尔也开始公开反对他们了。愤青，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极端革命党人。”

马拉在地板上吐了口痰。卡米尔猛地跳将起来。“他们不是极端革命党人。他们根本不是革命党人。他们是返祖分子。他们的社会改良思想是天上的一个神祇，这个神祇每天都把面包往下扔。可是，像埃贝尔这样的傻瓜不会明白这一点。不，我跟你一样，对巴雷·杜彻斯尼没有多少感情。”

“也许埃贝尔是个秘密的布利索派分子？”

马拉苦笑。“卡米尔，你进步了，你进步了啊。埃贝尔已经坏了你的名声，我觉得——是的，时候一到，你会要他的头。不过，在此人之前，会有别的一些人先倒下。让我们，如那些女人所言，让我们过完圣诞节吧，之后，我们看看我们能干什么，好使这场革命在正确的路线上进行。我纳闷，我们的大师们是否认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资产？你，带着你讨喜的微笑，我呢，就拿着我锋利的刀。”

关于罗兰夫妇，埃贝尔和巴雷·杜彻斯尼这样写道：

几天前，六个无裤党人委派代理一行来到老骗子罗兰家中。不巧的是，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巧碰上了晚饭上菜……我们无裤党人经过走廊，进了好德行罗兰的前室。他们无法从站满前室的走狗人群中走路。拿着最精致的炖重汁肉丁的厨师们大喊，“当心，让让路，这些都是好德行罗兰的两道正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开胃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炒肉，还有一些再次端着好德行罗兰的下酒小菜。“你们需要什么呢？”好德行罗兰的男仆问起这位代表。

“我们想跟好德行罗兰说几句话。”

男仆去给好德行罗兰捎信儿，罗兰出来，看上去闷闷不乐，嘴中食物塞得满满的，手臂上还有块餐巾。“共和国当然一定处于危险之中，”他说，“对我来说，有义务放下这样的晚饭。”……长着一张混凝纸般的脸和一双空洞洞眼睛的罗维，朝着好德行罗兰的妻子瞥了几眼，色眯眯地。委派代理中的一员试着从无灯的食品储藏间走过，结果却打翻了好德行罗兰的甜点。一听到甜点损失的消息，好德行罗兰的妻子一边撕扯自己的假发，一边大发雷霆。

“埃贝尔就变得非常愚蠢，”露西尔说。“每当我想到把那些臭名昭著的胡萝卜上给乔治-雅克吃的时候！”她把报纸递给卡米尔。“无裤党人会相信这个吗？”

“哦是啊。他们相信每一个词。他们不知道埃贝尔拥有一辆马车。他们觉得他就是巴雷·杜彻斯尼，他们相信他抽烟斗，造火炉。”

“难道就没有人教育开导他们？”

“埃贝尔和我都应该成为同盟。成为同事。”他摇了摇头。他没有提及跟马拉在一起的下午。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不想自己的妻子知道他脑子里正在想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走？”莫利斯·杜普莱说。

“我能干什么呢？她是我姐姐，她认为我们该有个我们自己的家。”

“可这就是你们的家呀。”

“夏洛特不懂这一点。”

“记住我的话，他会回来的，”杜普莱太太说。

关于罗伯斯庇尔，吉伦特派人孔多塞这样写道：

大家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追随罗伯斯庇尔呢。这是因为法国革命成了宗教，罗伯斯庇尔成了神父。显然，他的权力完全在于女性这一边。罗伯斯庇尔布道说教，罗伯斯庇尔审查禁止……他无所依靠，毫无身体需求。他只有一个使命——谈话——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话。他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进行冗长说教，只要他能吸引到那里的一些信徒，当他或许会损害到自己的权威时，他便保持缄默……他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苦行的名声，这种苦行接近圣人品格。他被女人们、被弱者们追随，他清醒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崇敬。

罗伯斯庇尔：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过两次革命。在1789年和去年的八月。可是革命好像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啊。

丹东： 罗兰，布利索和维尼奥德依然是贵族啊。

罗伯斯庇尔： 噢——

丹东： 我是说，从这个词新的意义上来说。革命是一片伟大的语义战场啊。

罗伯斯庇尔： 也许我们还需要来场革命。

丹东： 别四处观望。

罗伯斯庇尔： 相当需要。

丹东： 可是按照你有名的见解，你对荼毒生灵有所顾虑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多大希望地]：难道没有暴力，变革就不能深远吗？

丹东： 我看不出本人有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

罗伯斯庇尔： 天真无邪之人遭罪啊。不过那时候没有天真无邪之人。也许这不过是句陈词滥调。从舌头上滚出来的。

丹东： 所有这些阴谋家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他们才是该遭罪之人。

丹东： 你们怎么对付阴谋家？

罗伯斯庇尔： 让他们接受审判。

丹东： 如果你知道他们是阴谋家，可你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怎么办？如果作为一名爱国者，你仅仅是知道，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你必须能够使它在法庭上有根有据。

丹东： 假定你不能呢？你也许不能利用你最强大的证据。这也许是国家秘密。

罗伯斯庇尔：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得放过他们。不过这样会倒霉。

丹东： 会的，是吗？假如奥地利人就在大门口呢？出于对他们的尊敬，你把这座城市奉送给他们吗？

罗伯斯庇尔： 噢，我觉得你……你非得改变法庭上的证据标准。或者扩大阴谋的定义。

丹东： 你会的，是吗？

罗伯斯庇尔： 这样做不就成了一个用小过顶大罪的榜样了？我通常不会玩这个简单、非常舒适、非常小儿科的概念欺骗——不过，我知道，与法国人民对抗的一场成功阴谋可以导致大屠杀。

丹东： 背叛正义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罪恶。它没有留下丝毫可以修正的希望。

罗伯斯庇尔： 瞧，丹东，我不知道，我不是理论家。

丹东： 这我倒知道。你是个实践家。有关你试图在我背后确定的鬼鬼祟祟的小规模屠杀，所有情况我都知道。

罗伯斯庇尔： 你为什么纵容一千人死亡，然后却对两个政治家畏畏缩缩呢？

丹东： 因为我认为，我了解他们，罗兰和布利索。我不了解那一千人。你把这叫作没有想象力。

罗伯斯庇尔： 假如你不能在法庭证明情况，我认为你可以不用审判就可以拘留你的嫌犯。

丹东： 你真的能吗？恰恰就是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造就了最好的暴君。

罗伯斯庇尔： 进行这样的谈话似乎有点为时晚矣。现在我非得从事暴力活动，还有其他类似的手段。去年我们就该讨论这件事了。

过了几天，罗伯斯庇尔回到了杜普莱夫妇的家里：因为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他的头在咚咚地发涨，一只巨手在使劲地拧着自己的肠子。脸色如粉笔一样苍白，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与杜普莱太太一起坐在小房间里，那里挂满了他的肖像。他不大与其中任何一张相像；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显得健康了。

“一切都像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一样，”她说。“已经派人去找苏波尔毕耶尔医生了。你压力很大，而且你无法忍受生活中有人打搅。”她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我们一直像失去亲人的人一样。艾蕾奥洛莉快不吃饭了，我从她那里掏不出两个单词来。你千万不要再离开了。”

夏洛特过来。不过他们告诉她，他睡觉的时候吹着了穿堂风，她应该行行好，小声说话。等他身体好到能够接待访客的时候，他们会让她知道的，他们说。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塞弗尔：加布丽艾尔已经点好了灯。他们单独在一起；孩子们在她母亲的屋里头，马戏团被抛在科德利埃大街后面。“你要去比利时吗？”她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今晚露面的原因；把这消息告诉她，然后走人。

“你记得韦斯特曼，是吗？韦斯特曼将军？”

“是的。此人法布尔说是个骗子。8月10号你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不管怎么说，不论韦斯特曼是个什么人，现在他是个重要人物，他，作为杜姆雷兹的信使，已经从前线回来。这可能告诉你情况是多么紧迫。”

“难道政府信使就不能这么快？作为晋升的结果，他的鞋跟上有了翅膀？”

“他亲自过来，是为了留下形势严峻这么一个印象。我觉得如果杜姆雷兹能够抽身，他会亲自过来的。”

“那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韦斯特曼可以抽出身来。”

“这好像是在跟卡米尔谈话嘛，”他抱怨道。

“是吗？你知道你自己慢慢学会了一些他做作的样子吗？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把手四处挥得这么多。他们说，要是你养了一只宠物狗，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长得像宠物狗一样。这一定是同样的情况。”

她站起身，挪到窗户那边，往外看着带霜的清冽冽的草坪；一轮十一月的细小月亮向她露出了一张失落的飘移不定的脸。“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她说。“这好像是一生的时光啊。”

“你喜欢新房子吗？你在这儿舒服吗？”

“哦是的。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不会感到太多的寂寞。”

“你宁愿回到巴黎去？公寓里更暖和。我今晚就带你去。”

她摇摇头。“我在这儿挺好。我有自己的父母。”她抬头望着他。“不过，乔治-雅克，我会思念你的。”

“对不起。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啊。”

黑暗正在房间的角落里积聚。火苗向上闪烁；影子时而跳跃，时而俯冲，掠过他黝黑的带疤的脸庞。小心翼翼地，他保持双手不动，左拳放在右掌心，身体向前，对着暖和的地方弓着，双肘摆放在膝上。“杜姆雷兹有问题，我们知道好长一段时间了。他无法得到供给，英国人用伪钞假钱潮水般地冲击法国。杜姆雷兹说正在跟战争办公室吵架——他不喜欢人们在巴黎安然无恙，但是却打听并质疑他在战场上干什么。国民大会并不期望看到他维持现存秩序，如他现在所做的一样——他们期待革命得到传播。这是一个复杂局面，加布丽艾尔。”他伸手向前，在火上加上了一块木头。“山毛榉木头嘛，”他说。“火烧得旺。”一只猫头鹰从小灌木林里呼呼地飞了起来。看门狗在窗下发出了怨声。“不像是布朗特嘛，”他说。“布朗特只是观望不出声。”

“因此有了紧急情况？杜姆雷兹说，需要有人过来，到现场看看他的问题吗？”

“委员会里的两个人已经出发了。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和我明天就要去。”

“谁是拉克洛瓦克斯？”

“他是……噢……一名律师。”

“他的名字叫什么？”

“让-佛朗索瓦。”

“他多大了？”

“我不知道——四十吧。”

“他结婚了吗？”

“一点都不了解。”

“他看上去什么样子？”

丹东想了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瞧，在旅途中他可能会告诉我他的人生经历。如果他说了，我回来的时候再把它告诉你。”

她坐下，把她的椅子朝周边一拉，好保护她的面颊不受火苗热气的烘熏。半边的脸庞在暗影中，她说，“你要离开多久？”

“很难说。我也许甚至一周之后就回来。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浪费时间，这里还有路易的审判要向前进展。”

“你真的这么急于从事杀戮活动吗，乔治？”

“这就是你如何看我的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你，”她身心疲惫地说。“我肯定，像比利时，杜姆雷兹将军，以及别的每一样事，这比我知道的还要复杂。不过我知道，随着国王一死，这一切都将要结束，除非有人具备了你的影响，取代了他的作用。整个国民大会都要审判他，你说，我知道你可以影响国民大会。我知道你的权力。”

“罗伯斯庇尔好些了吧？”

“是的，至少说，今天他在国民大会演讲了。”

“他现在还和杜普莱一家住一起吗？”

“是的。”丹东坐回到椅子上。“他们不让夏洛特跟他在一起。我听到的是，她派自己的用人拿了些果酱过来，但是杜普莱太太不让那姑娘进屋。她捎了个信儿回来，说，她不想他被人毒死。”

“可怜的上了岁数的夏洛特，”加布丽艾尔半笑不笑的。他脸上露出了轻松释然的神色。她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这个琐屑的家常事务上了：他情愿她到那儿去呢。

“现在才两个月。或许一周吧。”距离这个孩子出生，她的意思是。她把自己从椅子上推开，走过了房间；她对着夜色拉上厚厚的窗帘。“你起码要回来跟我们一起看看今年的到来吧。”

“我会尽量。”

他走的时候，她把头重新摆放好，靠着垫子，眯了一会儿眼睛。时钟滴答滴答地继续朝着凌晨的时间走去，余火呼哧呼哧地进了铁炉子。外面，猫头鹰的翅膀拍打着凉嗖嗖的空气，小动物在灌木丛中厉声地尖叫。之后，追逐的声音便进了她的梦中，她依次轮流地变成了猎人和猎物。

一月份，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这样说道：

这里无情可求。路易不是辩护人，你们不是法官。假如路易能够被审判，路易就能够被释放；他就能无罪。但是，假如路易能够被释放，假如路易能够被推定无罪，革命变成了什么？……支持或者反对一个人，你们没有裁决要定，但是要采取公共安全措施，要执行神明行动……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

[1] 普通法是指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该法系与欧陆法系（亦称“大陆法”）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普通法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生活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第4章

敲诈（1793）

1月13号，科德利埃大街：“你觉得，”法布尔问，“皮特先生会给我们送钱过来吗？为了这个新年。”

“啊，”卡米尔说，“皮特先生只送来了他的美好祝愿。”

“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的辉煌岁月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跟英国开战了。”

“关于这件事，你不应该显露出那个样子吧，卡米尔。你应该为爱国热情发烧啊。”

“我不明白我们怎样才能赢。假定英国民众没有起来造反，等等？比起法国人解放他们，他们或许宁愿受到本国人的压迫。现在，肯定地”——他想到了国民大会最近的一些决定——“兼并一些地区似乎成了我们的政策。丹东同意了，至少在比利时这件事上，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好像是欧洲一直被治理的方式。想象一下试图兼并英国。那些对国民大会感到厌烦的人将会作为特别专员被派遣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1]。”

“你没有陷入使他们感到厌烦的危险之中吧，我亲爱的。要是没有我这些年来对你的精心培养，你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在关于把塞弗尔附带上去的辩论中，我发了言。我说共和国不应该表现得像个国王，攫取领土。可是没人丝毫留意。法布尔，你觉得皮特先生真的在意我们是否把路易处决了？”

“从个人角度而言吗？哦！不会，没有人诅咒路易。不过他们觉得把君主的头砍掉，这是个不好的先例。”

“是英国人确立的这个先例。”

“他们极力要忘掉这个先例。他们会向我们宣战，除非我们先动手。”

“你觉得乔治-雅克失算了吗？他有这么个想法，那就是他会利用路易的性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只要英国保持中立，就让他活着。”

“我认为在英国首府白厅他们不会在乎此人的性命。他们在乎的是商业。航运。钞票。”

“丹东明天要回来，”卡米尔说。

“国民大会派人去找他，他一定感到难过。再过一周，卡佩的审判就要结束，他不需要自己事必躬亲。此外，他一直过得如此滋润哪！这些故事非要传到他老婆耳朵里不可，这真可怜。她应该待在塞弗尔，远离这些闲言碎语。”

“我觉得你没一直把闲言碎语传给她吧？”

“我会有什么兴趣再给他们添麻烦吗？”

“只要你有正常的歹毒恶意就够了。”

“我一点没有伤害别人。这就是伤害，这个。”他从卡米尔的办公桌上捡起一份文件。“我没法看懂你的笔迹，可是我觉得总体基调是布利索应该自己去上吊。”

“啊噢。只要你的良心清楚就好。”

“非常清楚。你能看得出，我的肚子起来了。这表明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舒适。”

“不，你不是。你的手掌在出汗。你的眼睛从这张脸上转到那张脸上。你像个骗子在传递他的第一块金子一样。”

法布尔全神贯注地看着卡米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卡米尔耸了耸肩。“过来吧，现在。”法布尔站在他的身边。“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又一阵停顿。“啊噢，”法布尔说，“我怀疑你有什么含义，是吗？”

“喏，”露西尔边进来边说。“你们又在进行无聊的扯淡，是吗？”她手里拿着几封信，刚到的。

“法布尔已经惊吓得要命了。”

“这是老故事。卡米尔在一直不停地对我表示蔑视。他觉得我不适合做丹东的走狗，更不用说，当他的政治亲信。”

“不，情况不是那样。法布尔有事瞒着。”

“不止一件事，我认为，”露西尔说。“毫无疑问，他们最好一直瞒着。这里是你父亲的一封信。我没拆。”

“我应该希望没有，”法布尔说。

“这儿是一封你堂妹露丝的信。我拆了。”

“露西尔嫉妒我堂妹。我们快要结婚了，在某一时间。”

“她是多么奇怪啊，”法布尔说，“嫉妒一个女人，而且那个女人离这里这么遥远。”

“你能猜着我父亲说了什么吧。”卡米尔正在读信。

“是的，我能猜着，”露西尔说。“不要投票赞成路易之死——弃权。你已经这么经常地演讲反对他，你已经在这件事上发表了你的看法。因此，你已经事先审判了他，这在一个好争好斗的人身上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一个陪审员身上却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拒绝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通过拒绝，你也能保护好自己。”

“在反革命的情形之下。是的，完全如此。他的意思是，那时候我就不会被人家指控犯有弑君之罪了。”

“这个亲爱的胡思乱想的老人家，”法布尔说。“真的，你家人是十足地奇怪。”

“你觉得福奎尔-汀威尔奇怪吗？”

“没有。我已经把他忘了。他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使自己有了用场。毫无疑问，他会很快得到高位高职的。”

“只要他保持感恩之心就行。”露西尔的声音里含有嫉恨。“他们无法忍耐他们委身于你们这个家族。”

“露丝能够忍受我，她母亲一向站在我这一边。不过他父亲……”

“历史总是重复自己，”法布尔说。

“你父亲无法想象，我们在这里是如何对他的顾虑大加嘲笑，”露西尔说。“明天丹东就要从比利时回来，接着，第二天就要投票处死路易，用不着听证丝毫的证据。你父亲对此会有什么说法吗？”

“他会感到惊恐，”卡米尔说，同时，他是第一回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也会感到如此。事实上，我感到惊恐。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吗。从审判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来讲，这根本不叫审判。这是我们只得采取的一个措施。”

“为了公共安全，”露西尔说。这是世界上正在出现的一种表达方法；最近几个星期，这种表达已经挂在大家嘴边。“公共安全。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大家丝毫都没感到更加安全。我纳闷这是为什么呢？”

1月14号，商廊：加布丽艾尔一直安静地坐着，在等待乔治筛选好一大堆信件，那些信件都是他不在家时寄过来的。他在门口出现了，用他那庞大的身躯堵满门口的时候，令她吃了一惊。他那张宽阔的脸死亡一般的苍白。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在隔一条手臂远的地方把信件朝她伸了过去。

安东尼正在地毯上玩游戏，他从游戏中抬起头来。“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小男孩告诉她。

“我不知道，”她说。她从撞击他太阳穴的脉搏那里，朝别处望去。她已经看他看了一会儿了，像个陌生人或许会见到他一样，她害怕他块头很大的体内蕴藏的暴力。

“你不会记不得吧？”他把信件伸到她鼻子底下。他的意思是，她读过这封信了？

“12月11号。乔治，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

“什么时候到的？”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有人诽谤我，”她说。“什么内容，我干了什么事？”

他一边把信在拳头中捏成一团，一边发出鄙视的不耐烦的声音。“这与你无关。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啊。”

她警告性地抬起头来，用虚弱的幅度不大的手势示意安东尼在场。小孩拽了拽她的裙子，把脸埋进了裙子里，低声地说：“他生气了吗？”

她把手指头放到了嘴唇上。

“谁是国民大会主席？”

她试着去想；这个职位在不停地轮换，每两周就有变化。“我不知道。对不起，乔治。”

“我的朋友们呢？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罗伯斯庇尔会得到消息，对于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只要打个响指就行了。”

“哦，别滑稽好笑了。”他们没有听到卡米尔进来。“我知道我应该在骑术学校，”他说，“不过我受不了有关路易的那场演讲。以后我们会一起去。你为什么——”安东尼踩着他的玩具士兵，从地板上冲将过来。他奔向卡米尔，正在迫近的尖叫声使他的脸绷得僵直。卡米尔把他抱了起来。“乔治，出了什么事？一个小时之前你还是好好的。”

加布丽艾尔的嘴唇分开了。她这个看看，那个看看。“哦，你是第一个在那儿的。在到我这儿之前，你先到了露西尔那边。”

“别说这个，”丹东凶巴巴地说。小孩开始嚎叫，脸红红的。他爸爸咆哮着要凯瑟琳过来，这位用人来了，手一会儿攥紧，一会儿松开。“把孩子领走。”凯瑟琳把孩子的小手指从卡米尔的头发中扳开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噪音。“多么及时的一次回家。你走开才一个月的功夫，你的儿子他们就已经在心理上粘上了另外一个男人。”

凯瑟琳把孩子抱走了。加布丽艾尔想要蒙住耳朵，不想听到他惊恐万状的尖叫声，可她害怕自己动一动之后，使自己变得惹眼。怒火似乎正从他的毛孔冲出。他一把抓住卡米尔，把他推倒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在这儿。”他把信扔到她的膝盖上。“信来自波特朗·德·莫勒威尔，前任部长，此人现在躲在伦敦。你们一起读吧。你们俩要为我吃苦头的。”

她拿过信，在膝盖上把信抹平，摊开，哆嗦地拿着，然后把它举高，给卡米尔的近视眼看；不过，就在她还为第一个句子的意思捉摸不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信件的主要内容，所以他把脸转开，一边把他那瘦单单的纤细的手指头飞快地伸到额上，使头颅保持平衡，仿佛它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灾大难一样。“非常有帮助，卡米尔，”她丈夫说。慢慢地，她把目光从卡米尔惶恐不安的脸上离开，朝别处望去，然后又把目光回到信上。

先生，我觉得，我应该再也不能让你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了，挨近去年六月底的时候，在已故蒙特茅宁先生委托我看管的一堆文件中——我把这些文件随身带到了国外——我发现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详细记录了由英国外交办公室秘密基金会支付给你的各种不同数额的款项，有具体支付的日期，有你收到款项的条件，还有经手人的姓名……

“哦是啊，”他说，“我完全是你所认为的那样啊。”

她眼睛朝信纸下面看：“我有一张用你的笔迹书写的便条……我谨此给你警告，两份文件都附在我已经给国民大会主席写好的一封信上了……”“乔治，他想要什么呢？”她低语道。

“读啊，”他说。“这封信和那两份文件都已寄到他在巴黎这里的一位朋友那里了，将要转交给国民大会主席，假如我不救下国王的话。”

她的眼睛掠过了威胁，还有条件：“……假如在国王这件事上，你做不到像国王给予你这么丰厚的报酬同样守信。但是，假如你在这件事上尽了自己的效忠，你非常胜任办妥这件事，你放心，你的效忠不会得不到补偿的。”

“加布丽艾尔，这是一封敲诈勒索信，”卡米尔坚决地说。“蒙特茅宁是路易的外交部部长；国王妄图逃跑之后，我们强迫他离了职，但是他一直属于路易的内圈人物。九月份，他在监狱里被人杀害了。这位德·莫勒威尔是路易的海洋部长。”

“你打算怎么办？”她伸出一只手给丹东，好像要给他安慰似的；不过她脸上只有不快的神色。

他离她远远的。“我本该将他们全部杀了，”他说。“趁我那时有机会的时候，我应该将他们宰了的。”

隔壁房间里，安东尼还在哭着。“我一向认为，”加布丽艾尔说，“你的心思并不在革命上。我一直相信你是国王的人。”他转身对着她的脸放声大笑。“跟他一起保持信仰。你已经拿了他的钱，靠他的钱过日子——请你现在保持信仰。你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不这样——”她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句话。她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要意味着当众羞辱吗？或者比这更糟糕吗？他们要使他受审吗？“肯定，你一定会救他的，”她说。“你别无选择。”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给我酬报，亲爱的？你真的那么认为？小孩子都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要是我救出路易——也就是说，他们说得对，这事儿我能够办到——之后，他们将会重新把证据保管好。之后再拿这个证据来要挟我，把我当成他们的傀儡利用。一旦我对他们毫无用场，一旦我的影响没了，那么，他们将会把文件拿出来。出于报复的心理，他们将会这么做，为了播下混淆视听的种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求把文件拿回呢？”卡米尔说。“把这作为讨价还价的一部分？还有现金？如果你当初觉得也能处理这件事，你会处理的，对吗？只要钱没出差错就行？”

丹东转过身。“把你的意思完全说出来。”

“如果当时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救了路易，维护你和爱国者志同道合的信誉，而且，与此同时，从英国提取更多的钱，你会办的。”

该是他要说话温和的时候了，是我该当傻瓜不说的时候了；卡米尔本来会笑笑的，心想，他总是装成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糟。可是现在他发现，他脸上茫然惶惑的表情越来越多，丹东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已经失去自控。他动了动。加布丽艾尔突然站了起来；她的脸被他张开的手完完全全地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她双脚离地，重新趴回到沙发上。“哦主啊，”卡米尔说。“这真是勇敢无畏啊。”

有一会儿，丹东用手捂住脸，不住地喘气，把耻辱和愤怒的眼泪朝眼里眨回去。自从公牛顶撞过他，一直到现在，自从他不再是个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就像无法控制自己肠子一样的小孩以来，他几乎再也没有哭过。他把手拿开；他妻子看着他，眼睛干干的。他蹲在她的身边。“为此，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她碰了碰自己的嘴唇，小心翼翼。“你可以砸碎瓷器啊，”她说，“你不是人哪。我们甚至都不是合得来的人。我们不过是凑巧在这儿的。”她把手握紧，这样，她不会把手放到脸上让他看到，他下手是多么狠心哪。

“我跟你合不来，”她说。“原谅我。不是针对你来的。”

“我不会因为你满屋子打了卡米尔就会认为你更好一些。”

他从他身边直直地站了起来。“卡米尔，有一天我要把你杀了，”他简单地说。“不，到这里来。你完全正确，你有个怀孕的老婆在袒护着你。九月份囚犯被杀的时候，你把我扔在狗屎堆里。一切都是精心组织的，当我极力否认对这一切毫不了解的时候，你告诉普鲁多姆，大家都能听到。一切都是精心组织的，这没有问题。这个肮脏的勾当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起码说，我那时候还有灵魂的高雅呀，装作这一切与我无关呀。你，你会大肆宣扬，为无辜者的大屠杀领功邀赏。因此，别再从你今天栖居的道德高地上瞧不起我了。你过去知道。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所有情况。”

“是的，”卡米尔说，“不过我没有预料到你像这样被抓住。”他笑着，往后退得远远的。加布丽艾尔盯着他看。

“哦卡米尔，”她说，“你最好认真对待这件事。”

“把你的脸洗洗，加布丽艾尔，”她丈夫说。“是的，因为如果那些文件公之于众，我的前途就不值两个苏币，你们的前途也一样。”

“我觉得这也许是个并不高明的伎俩，”卡米尔说。“他怎么会有你的笔迹的便条呢？”

“这么个便条的的确确存在。”

“那么你就是个傻瓜了，是吗？不过，现在看来，有可能德·莫勒威尔在这个或者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些文件——可是，蒙特茅宁会不要这么一件东西吗？出于保险缘故，德·莫勒威尔暗示——但是，把文件带在跨海峡的船上，随身携带在一个逃亡的行李箱里，这算什么如此安全保险呢？为什么蒙特茅宁要把文件送到伦敦？文件在那里对他来说无用。文件得重新寄回。而他并不知道他会被杀死，是吗？”

“你也许说得对吧，有可能你说得对。可是德·莫勒威尔的指控会把我毁掉。假如它们是间接证据。假如它们详细具体。他们一直说了够长时间了，说我在为皮特效劳。事实上，在这个时刻——他们现在在国民大会还指望我呢。”

“没必要恐慌，是吗？如果这是个伎俩，如果没有文件，德·莫勒威尔说的所有分量就要小得多。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情况如此。不过，我在纳闷——他说的是国民大会的哪一位主席？因为今天的主席是维尼奥德呀。”

丹东转身走开。“上帝基督啊，”他说。

“是的，我知道。你们忽视了要么贿赂他要么吓唬他。你怎么可能会如此粗心大意呢？”

“你现在最好去，”加布丽艾尔说。“现在就去，为国王说情。”

“向他们屈服？”丹东说。“我宁愿死。这个阶段，假如我进去，他们会说我已经被收买，如同文件好像已经公开一样肯定。不管哪种办法，只要我一转身，在我的肩锋间，我就会被爱国者的匕首刺中。问问他，”他大喊道。“他本人会把一只匕首扎在哪儿。”

这个荒唐的问题在加布丽艾尔的眼里停住了，她把脸转向卡米尔。

“毫无疑问，他们会请我帮助他们做一些部署安排的事。毕竟，我不想分担你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回到罗伯斯庇尔那儿呢？”丹东问。

“噢。我现在正跟你待在一起，乔治-雅克。我要看看你在干吗。”

“继续，你为什么不跑过去把所有情况告诉他呢？你会没事的，他会照顾你。也许你担心在他的感情世界中你已经被人取代？你不应该担心思。你总能找到一个要朝他那里跑过去的人。凭你的气质特征。”

加布丽艾尔站起身来。“这就是你留住你朋友的方式吗？”她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他讲过话。“你总是为朋友不在场难过，可是当他们真到了你这里来的时候，你又在羞辱他们。我觉得你是想毁掉自己。我觉得你是在跟这个叫德·莫勒威尔的家伙一起合谋，毁掉你自己。”

“等等，”卡米尔说。“听我说，加布丽艾尔，听着，你们俩都听着，趁大屠杀还没发生。我非常不习惯成为理性的冷静声音，因此，别在那条线上测试我的能力。”他转身面对丹东。“假如维尼奥德还有这些文件，你就完了，不过维尼奥德会等这么久吗？今天是你在辩论中能够干预的最后一天。这都是最后的时刻了。现在，他做主席已有三天时间，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还没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至少说，他是否拥有那些文件，或者是不是在某个更前面的主席那里拥有这些文件。这封信的日期是在哪天？”

“12月11号。”

“德弗蒙是主席。”

“他是——”

“虫子。”

“调和主义者，加布丽艾尔，”丹东说。“不过肯定——他不是我朋友——而且，经过全部这段时间之后，四个星期之后吧，他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乔治-雅克。也许你不知道，你吓起人来是多么可怕。你为什么不到他的屋子去，再吓唬吓唬他？假如他有文件在手，你非得样样东西要弄到。假如他没有，你也没损失什么呀。”

“假如你毫发无损地吓唬过了德弗蒙，那个时候这几乎无关紧要。一切都无关紧要，那个时候。别这么想。别等。德弗蒙也许有些良知。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说。他也许在等，等到投票开始。”

法布尔错过了最后几句话。“丹东，你回来啦。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直接在心里想，是争吵，不可避免的争吵，终于出现了。他已经听到，丹东一到城里就径直去德穆兰的公寓。整个事情在附近是怎么变化的，他尚未搞清楚，不过，房间里的气氛充满了暴力。他没看到德·莫勒威尔的信，因为加布丽艾尔坐在信的上面。“我亲爱的，你的脸，”他说。

“我碍了人家的事。”

“居然是这样，”法布尔说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丹东，大家根本不会把你当成是有罪的一方。不，你那张脸是受了冤屈的人才有的。”

“法布尔，你在说什么呀？”丹东说。

“有罪吗？”卡米尔说。“从来没有。他无罪无过，大放光芒[2]。”

“你这么想我真高兴，”法布尔说。

“有封信——”加布丽艾尔开始了。

“在他再打你之前，安静一下，”卡米尔说。“这一回，是故意地。”

“什么信？”法布尔说。

“没有信啊，”卡米尔说。“根本就没什么信。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没有。你知道，乔治-雅克，很多事情取决于信使是否聪明。绝大多数人并不聪明。你没发现吗？”

“在寻思要把我搞糊涂嘛，”法布尔抱怨道。

丹东弯下身子去亲妻子。“我也许还可以自救。”

“你这样认为吗？”她把脸避开。“可你还是在自毁啊。”

他神情专注地看了她一瞬间，然后直起身。他朝卡米尔转过去，把一只手放到他的头发里面，把他的头往后拽。“你不会从我这儿挤出道歉的话，”他说。“法布尔，你知道一个代表，他生性腼腆，也不出名，他们叫他德弗蒙吗？你能帮我找到他吗？告诉他，从现在算起一个小时之后，丹东就会到他的屋里拜访他。没有任何借口拒绝。他必须在那儿。是丹东本人要求见他。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去做。别站在旁边。”

“就这事儿？没有其他的音信？”

“去吧。”

法布尔在门口转身，冲卡米尔摇了摇头。他一边在街上匆匆赶路，一边在自言自语：以为他们可以骗得了我，是吗，我很快就会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丹东进了自己的书房，砰地把门关上；后来，他们听到他在公寓不同的房间里到处走动。

“他会干什么呢？”加布丽艾尔说。

“噢，你知道，对于旁人而言，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乔治-雅克来说，解决方案通常格外地简单迅捷。我讲的是真话，人家都害怕他。他们记得八月份，那时候他绕着市政大厅拽着马拉。他们不知道他下一步或许要干什么。这是真的，你知道的，加布丽艾尔。从英国拿的钱，从皇宫拿的钱，全是关于这事儿。”

“我知道。我还不大算是头脑简单的人，尽管他总是把我当成那样的人。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有个代价不小的情人，还有个孩子。他以为我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这么穷的原因。他从他情人的新欢那儿买到了法律实务。这事儿你知道吗？是的，当然，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把全部这事儿抖出来。”加布丽艾尔抬起双臂，开始重新用发针把自己的头发别好；这是习惯性的动作，不过她的手指真是皱巴巴的，看起来浮肿。她的脸也显得浮肿，与被乔治打到的那块地方分开得非常地远，她的眼睛幽幽暗暗的，了无生气。“我惹怒了他，你看到了，这些年来，我装作保持什么样子的品格。你也惹怒了他，那就是他为什么对我们两人光火的原因，那就是他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原因。我们两人一切心知肚明，但是不会承认。哦，我不是圣人哪，卡米尔，我早就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了，我拿了，是为了使我们有个更加舒适的生活。一旦你有了第一次怀孕，你就不会在乎要出什么事儿，你只考虑你的孩子们。”

“所以，就是说，你真的不在乎关于国王的事了？”

“不，我确实在乎，可这最近一年来，我只得非常通情达理，非常宽容，非常听话啊。否则他会跟我离婚，我觉得。”

“不。他根本不会做那种事。他属于过时的那种人。”

“是的，可是，我们一直明白这一切，更多的时候，他的情绪在控制他，这可不是他的习惯。这要视情况而定，假如露西尔像她装作的那样顺从听话的话。可是她根本不会离开你。”她转身去按门铃，叫用人过来。“他把信拿出来的时候这么气愤，我在想我做了什么事呢。我原以为是其中的一封匿名信，以为是什么人在中伤我。”

“诽谤你，”卡米尔习惯性地说。

玛丽从厨房过来，裹着件大尺寸的麻布做成的围裙，拉着脸。“凯瑟琳把孩子带到楼上吉力太太那儿了，”没有人问她，她却在说。

“玛丽，给我从地窖拿瓶东西。我不知道，卡米尔，你要点什么呢？随便什么，玛丽。”她叹息了一声。“用人变熟了。我希望，我确实希望，我以前跟你谈过。”

“我觉得你以前不敢承认我们都有共同的尴尬境遇。”

“哦，你与我丈夫相爱这件事——我知道多少年了。别显得震惊的样子——现在实事求是吧，如果你得把你自己对他的感情描述出来，除此之外，你还会说什么呢？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在恋爱，再也没有了。今天弄成了这么个日子，我遇到我等了很久想要遇到的那个人。我一直在想，我可不是这么个懦弱之人，我需要嫁给那种男人。可现在，这又怎么样呢？”

丹东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帽子，带领结的大外套放在手臂上。他已经刮好脸；穿一件黑色小外套，还有一只非常普通的白色真丝领结。

“我可以跟你一起来吗？”卡米尔说。

“上帝啊，不，就在这儿等着。”

他大步流星走了出去。又一次，加布丽艾尔在嘀咕：“他要干什么呢？”阴谋似乎已经在他们中间穿插进来。她坐着，喝酒喝得醉醺醺，她把杯子合在掌心，脸一动也不动，一副沉思的样子；已经过去五分钟了，她伸出手，把卡米尔的手抓在自己的手中。

他说，“我们一定要认为，我们一定要希望是德弗蒙拥有这封信。我们一定要认为他为此焦虑了一个月，在等待路易的审判开始。他会想到，‘如果我把这封信真当回事，如果我在国民大会大声朗读这封信，山岳派那一边就会坍塌在我身上。自从他们离开比利时到现在，代表拉克洛瓦克斯是丹东结交得很快的一个朋友，对于平原派那边，拉克洛瓦克斯有影响。’德弗蒙将会看到，他唯一要取悦的人就是布利索、罗兰和他们的亲信。他会说，丹东胆敢到这儿来，不像是个有罪之人，他说，这是一件伪造的东西，一场阴谋诡计——德弗蒙将会信任他。我们将被看成是这样的流氓，结果是，如果他让丹东难受，他要为他的性命担心。你听到了法布尔带来的音信——‘正是丹东本人要求见他。’德弗蒙将会一边等他，一边心想，‘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只不过是因为信已经送到他手中，他会开始感到有罪过，乔治-雅克将——要把他震慑住。”

黑暗降临了。他们静静地坐着，他们的手指绞在一起，结成了辫子。她想到了她丈夫欺负人家。自从1789年以来，每一天他的财富都被扔进一个缺口里。她用指尖顺着卡米尔精心修剪过的指甲边缘在滑溜着。她能感觉到他的脉搏在跳跃，像只小动物的脉搏一样。

“乔治再也不让人感到害怕了。”

“不，不过我是从人类更温顺的那部分过来的。”

“温顺？卡米尔，别再表演了。你温顺如蛇。”

他笑了笑，把头转开。“我过去常常在想，”他说，“他并不是个很复杂的人。可他，就他本人而言，非常复杂，非常微妙。只是他的要求简单罢了。权力、金钱、土地。”

“女人，”加布丽艾尔说。

“刚才你为什么说他在自我毁灭呢？”

“我现在也吃不准我自己是什么意思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这么气愤的时候，带着蔑视地大笑，而且侮辱人的时候——我看得非常清楚。他对自己也有这种看法——他认为，人们也许叫我腐败，可我不过是在钻制度的空子罢了。我还是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了我。不过照这样子是不行了。他已经忘了他要得到什么东西。把手段变成了目的。他没看明白这一点，可是他真是彻头彻尾地腐败了。”她哆嗦了一下，把还剩下最后半英寸沉淀下来的红红的、黏糊糊的葡萄酒杯猛地旋转了一下。“哦，”她说，“生命、自由、追求幸福。”

丹东回到家中。凯瑟琳在他前面进了屋，摸了摸在分叉的银色烛台上的高蜡烛溢出的蜡油。一摊摊甜美的黄色烛光把整个房间都冲刷了一遍。他那高大的身影把自己在墙上拉长了。他一只膝盖跪倒在火炉旁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信。

“看到了吗？”他说。“假的。你说得对。这简直就是反高潮。”

“在你大吵大闹之后，”卡米尔说，“我将发现最后审判才是一场反高潮。”

“时间掐得正好正确。这封信与德弗蒙是在一起，如你所言。用我笔迹的这封信倒没有封好。发票也没有封好。仅有这个。”他把文件举到火上。“就是一张来自莫勒威尔的谴责手纸。一切都伪造得让人听起来尽可能阴森可怕，声称文件存在，可是没有实际证据。我到处发火，我对德弗蒙说，‘嘿，你收到来自移居国外的人的信了，是吗？’我在信上面拍击了一下，我说，‘看到他们怎么诽谤我了吧。’德弗蒙说，‘你说得对，公民。哦天哪，哦天哪。’”

卡米尔望着火苗在吞信纸。他心想，他没让我读信；德·莫勒威尔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吗？加布丽艾尔认为我们知道一切，可是你得好好地与乔治-雅克保持说法一致。“谁是信使呢？”

“那虫子不知道。门口收信的什么人都不认识。”

“你知道，对于维尼奥德来说，不会这么容易。这样的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还有，这些文件，也许他们确实存放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现在还在巴黎。”

“好，不管怎么说，”丹东说。“关于这件事，我能做到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当德·莫勒威尔签署他那封令人伤心的信件时，他签署的是路易的死亡令。我现在不会为卡佩竖起一根指头了。”

加布丽艾尔把头低下。“你输了，”她丈夫对她说。他轻轻地在她的颈背上抚摸。“去休息吧，”他说。“你需要平躺。卡米尔和我再喝上一瓶。今天，我白费时间和力气了。”

明天，人人都要表现出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不过，丹东倒是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到处走动。自从拆开这封信带来惊悸以来，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只是眼下自控能力好像正在恢复，正往肌肉和神经里渗透。对此，他从来没有这么有把握过。眼下他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这他清楚。

[1] 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市，简称纽卡斯尔。

[2] 这句话是在戏仿《圣经》上的这句话：“主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大放光芒吧。”（Lord， the God who avenges， O God who avenges， shine forth）

第5章

殉道者、国王、孩子（1793）

对国王进行的审判已经结束。城门已经关闭。人不会无罪执政，国民大会决定。仅仅因为出生就要把路易处以死刑吗？“这就是眼下局势的逻辑嘛，”圣-约斯特冷静地说。

早晨五点。位于万多姆广场的一栋房子里，所有的灯都点了。他们已经派人去叫外科医生过来，共和国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医生。他们也已经派人去叫艺术家大卫过来，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殉道者看上去是什么模样儿了，这样，随着死亡在泯灭他的五官特征，不朽将把他的五官安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他就可以一刻不停地观察。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位殉道者，他现在听到各种声音模模糊糊的，有的靠近，半熟悉、半陌生的，有的正在消失，变得遥远；他不同官能的感觉在一刻接着一刻地消失，与此同时，他的葬礼已经在隔壁房间里筹划了。他就是米歇尔·勒拜乐蒂尔，曾经的一位贵族，现在的一名代表。对他来说，至少是在现世此岸，他已经无所作为了。

大卫掏出铅笔。勒拜乐蒂尔长相丑陋，那也没办法呀。五官已在变软；一只胳膊松垮垮地放着，上面也没穿衣服，就像耶稣那只被抬进坟墓的胳膊一样。根据他的身体剪裁的衣服，因为有血，变得硬硬的，发黑了。大卫理了理他的衬衫，在脑子里给这个床上的僵尸重新穿衣。

几个小时之前，勒拜乐蒂尔在平等公园（就像我们这些日子里称呼皇宫一样）里的富力艾尔饭店吃饭。有个人走近他，一位陌生人，不过态度相当地友善，或许是为了祝贺他在投票支持卡佩之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和立场。这位代表和蔼可亲，但是经过很多个整夜熬夜不睡觉之后，显得疲惫倦怠，他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靠；这位陌生人从外套里掏出了杀猪刀，劈进了这位代表的体内，在肋骨下面右手的那一侧。

勒拜乐蒂尔被抬到他哥哥的家中，肠子破了，鲜血喷泻在他的侍从身上，他身上有处伤口，你可以把拳头放进去。“我冷，”他低声说。“我冷。”他们把盖的东西堆到他身上。他低声说，“我冷。”

早晨五点：罗伯斯庇尔还在位于圣-奥诺雷大街上自己的屋子里睡觉。房门锁着，还插上了双门闩。布朗特狗躺在他门外，下巴稍稍张开，它那一双了不起的做着梦一般的爪子，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日子，在抓挠个不停。

早上五点：卡米尔·德穆兰，像他过去多少年以前在路易学院起身一样，从床上滚下，头脑完全清醒。丹东需要做一次演讲，试着强迫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洛洛特翻了个身，嘴里一边在嘟哝着什么，一边伸出一只手来够他。他帮她把被子塞好。“再睡吧，”他低声说。丹东将用不着这个发言。他将拿着他拳头中皱皱巴巴的稿纸，他一边演讲，一边即兴发挥……可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非要这样，而是为了经常练习，为了打发时光，直到天亮。

寒冷像把刀子扎在他单薄的黑皮肤上。他安静地走着，摸索着穿过房间，不时把上了冻的水泼到自己脸上。要是他发出任何一点噪音，让莱特就会起来生火，之后告诉他，他胸部虚弱——他却不是这样——之后，不停地给他端上他不能吃的东西。首先，他给家里写上一封信……“你儿子，弑君者。”他伸手去拿几张新稿纸，为这个发言准备。洛洛特的猫呢，试探性地用爪子掸一掸他的钢笔，眼睛充满了怀疑；他用一只手顺着猫弓起的脊背来回地抚摸着，一边观望着拂晓不大情愿地爬上东边的郊区。蜡烛在强劲的穿堂风中噗噗地吐着蜡油，他把头迅速转回，因为恐惧，头绷得直直的；他就一个人，家具黑色的轮廓和雕画刻印映在墙上。像猫一样，轻轻地，他用冰冷的指头擦着他办公桌抽屉里放着的小手枪的枪管。冰冷的雨击打在街上的泥泞中，发出咝咝的声响。

早上七点三十分：在一个小房间里，火炉边上蹲着一位神父，还有临终的路易。“那里高高在上住着一位不可腐蚀的法官……你可以听到国民卫兵正开始集会……我对我的堂弟奥尔良做了什么事，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迫害我？……我可以忍受一切……这些人到处看到匕首和毒药，他们担心我会把我自己毁了……我正忙，等上几分钟……把你最后的祈福和祝愿给我吧，祈祷吧，它也许会使上帝开心，把我支撑到生命的尽头……克莱瑞，我的男仆，把我的手表和衣服给他……”

十点三十分。外套从桑松助手的手中被夺走，被剪成一块块的碎布片子。革命广场上出售热馅饼和生姜面包。人们纷纷拥到断头台的四周，把碎布片浸泡在溅出的血流之中。

殉道者，勒拜乐蒂尔威严地躺着。

国王路易，被人用生石灰敷好。

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结束之前，法国与英国、与荷兰以及西班牙开战了。国民大会承诺给予希望起来反对侵略的人们武装支持：战争打到城堡，和平就在村舍。财政委员会的康庞：“我们深入敌军领地越远，战争就会变得越昂贵，具有毁灭性。”

国内，食品供应不足，通胀飙升。在巴黎，公社与吉伦特派的部长们斗争，并试图安抚该选区的军事人员；它把面包价格控制在三个苏币，部长罗兰总是不停地抱怨用公家的钱做这样无能的事。在国民大会，山岳派仍然是一批不过是噪声喧嚣的少数。

无裤党人雅克·卢克斯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说：“一定要有面包，因为哪里不再有面包，哪里就不再有法律，不再有自由，不再有共和国。”

骚乱发生在里昂、奥尔良、凡尔赛、朗布耶特、艾当佩，在万多姆，在库尔威尔，以及这里，巴黎城本身。

关于吉伦特派俱乐部，内政部的一名员工杜塔尔德这样说道：

“他们希望建立富人、商人和有产人士的权贵制度……假如我有选择，我应该更喜欢旧制度；贵族和神父们还有些德行，而这些人却一无是处。雅各宾派说什么？有必要制衡这些贪得无厌、道德败坏的家伙；在旧政权下，贵族和神父们构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在新政权下，他们野心勃勃、毫无节制。他们会使人挨饿。有必要设定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而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号召暴民出来。”

关于罗兰部长，卡米尔·德穆兰这样说道：

“这些人对你来说只是造反的必要手段；为了实现革命服务，他们注定了要返回尘埃，被人遗忘；他们注定了让他们自己被那些比他们聪明，而且心甘情愿被不辞劳苦管理他们的人领导。根据这些犯罪原理，你的全部行径昭然若揭。”

关于吉伦特，罗伯斯庇尔这样说道：

“他们认为他们是绅士，是革命的正当受益人。而我们只不过是垃圾混混。”

2月10号大清早，路易丝·吉力把安东尼带到了他叔叔维克多家中。这两个婴儿——德穆兰的孩子，还有刚刚过完第一个生日的佛朗索瓦-乔治——将由他们的奶妈来回接送，在当日已经预料的事件中，这位奶妈将尽力过来看看他们不会饿得太厉害。

路易丝跑回商廊，发现安琪莉可拥有了这块场地。她母亲说，“年轻女士，提醒你，要是是在今晚，我们就不想你碍我们的事了。”

安琪莉可对她说，“孩子，别生怨气，你没必要到场。”

接着，露西尔·德穆兰到了。什么都不会使她没必要到场，路易丝充满怨恨地想着。露西尔穿了件黑色羊毛裙，一件雅致的背心；头发用一根三色绶带向上扎好。“上帝在上，”她边说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摊开双腿，好欣赏她穿的马靴的脚趾头。“如果有什么使我觉得讨厌，那就是产科的戏码。”

“如果你能做到，我亲爱的，我认为你会花钱请人由他们给你生孩子了，”安琪莉可说。

“我当然会，”露西尔说。“我真的觉得应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事。”

这些女人好像是在找事情让露西尔做，不让她进入她们的谈话中。她听到加布丽艾尔说她“非常可爱、非常乐于助人”。她面颊火烧火燎的。她们不该议论她呀。

后来，露西尔准备要走的时候，她转身对吉力太太说：“别客气，只要你需要我，你知道，我能在半分钟之内赶到这儿。”露西尔的黑眼睛真是硕大无比。“对我来说，加布丽艾尔似乎不是她自己。她说她害怕。她希望乔治-雅克在这儿。”

“那可没法子帮，”吉力太太厉声地说。“他在比利时有他的正经事，好像这件事不能等。”

“不过——派人来叫我吧，”露西尔说。

吉力太太对她敷衍性地点了点头。在她眼里，加布丽艾尔是个善良虔诚的姑娘，曾经受过严重的委屈；露西尔呢，比妓女好不到哪里。

加布丽艾尔说她想要休息。路易丝跟在后面回到了楼上，回到她父母那个逼仄、邋里邋遢的公寓里去了。她坐着，在想克劳德·杜鹏。如果露西尔晓得他对她是多么郑重其事——她是多么快可以做妻子了——她还敢把她当小保姆看待吗？

她母亲溺爱地笑了笑，不过在私底下她却感到胜利了。这么好的一个收获！等过了你的下一个生日之后，她说，那时候我们要开始提到这件事。十五岁太小。只有贵族阶层才在十五岁结婚。

克劳德·杜鹏其人才二十四岁，可他（已经，他父亲说）是塞纳河部门的秘书长了。对于这件事，她觉得难以兴奋。不过，他的相貌还算不错。

半个月前，她已经把他带过来跟加布丽艾尔见了面。她本以为他举止非常优雅轻松自在的；倒不是加布丽艾尔会一开始吓唬人；她能从加布丽艾尔的眼睛里读出赞许的意思来；她高兴得有些不安了，觉得明天她就能跟加布丽艾尔坐在一起，随便不拐弯抹角地谈起克劳德·杜鹏，说，难道你不觉得他是这种人，难道你不觉得他是那种人吗？假如加布丽艾尔真的赞成，假如她像她表面上那样喜欢他，那么也许她就会跟她父亲谈，之后，他们会说，好啊，就你的年龄而论，你向来显得挺成熟的，也许十五岁够大的了？为什么等呢？人生太短暂了。

可是，就在所有一切都在礼貌平静而且令人惊奇地进行之时——忽然冲进了市民丹东和他手下的人员。做了一些介绍。“啊，神童啊，”公民法布尔说。“著名的儿童管理员，来自摇篮的奇迹啊。现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

随后，他便用他的长筒望远镜看克劳德·杜鹏。

公民埃罗用一种浑浊的眼神凝视着克劳德·杜鹏，似乎无法弄懂他究竟是谁，是干什么的。“加布丽艾尔亲爱的，”他说，然后亲了亲他们的女主人；他坐定，给自己倒了一杯公民丹东最好的干邑威士忌后，便开始大声地用拖长的腔调讲述有关路易·卡佩的趣闻轶事来逗大家开心，当然，他对路易非常熟悉。这种做法已经够糟了，但是公民卡米尔却做得比这还糟：“克劳德·杜鹏，我一直盼望与你见面呢，”他叹了口气，“我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才活着的。”他在沙发的一个角落处把身子蜷缩起来，把头放在加布丽艾尔的肩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克劳德·杜鹏的脸看：还时不时地继续叹息。

公民丹东使克劳德·杜鹏就部门事务接受一番尖锐的盘问；她没有怪他，这是他工作的方式。克劳德·杜鹏胆识过人，他的回答睿智果断，她心想；但是，当他特别说到要领时，公民卡米尔总是闭上眼睛，浑身哆嗦，好像这对他来说真是太令人兴奋了。“这么年轻，却这么完美无瑕的官僚，”法布尔嘟哝道。路易丝的确感到，假如加布丽艾尔对她还有一些关心，她也许会劝导公民卡米尔把头从她肩上拿开，不要再这么冷嘲热讽了。可是加布丽艾尔好像在享受这种喜悦。她用她背叛爱情的手臂，搂着公民卡米尔，看上去充满了柔情蜜意，但令人反感。

他们一进房间——她无法否认这一点——克劳德·杜鹏好像就萎缩了。他显得普普通通了。一旦公民丹东的问题回答好，他就对他失去了兴趣。之后，克劳德觉得要在他们的谈话中插进一句话都有困难。她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她站起来，克劳德也站了起来。“别这么快就走，”法布尔喊道。“你会伤了卡米尔可怜的心。”

公民丹东瞅了她一眼。他让她抬头望着他那张令人不安的脸。准确地说，他没笑。

她真够傻，傻到了把这件伤了她感情的事告诉了她母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我不明白，”她母亲说。“上个星期，你跪着哀求我订好婚礼早餐，这个星期，你告诉我，在你在楼下遇到的那一帮邪恶之人旁边，他什么都不是。我们本该让你待在家里，我们绝不该让你跟他们混在一起。”

非常平静地，他父亲提醒她母亲，他的生活归功于公民丹东。

现在，在楼下（她没两三分钟就要上下奔跑），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进来看加布丽艾尔了，接生婆已经到了。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门口挡住她，“嘘”地一声叫她别进去。“瞧，我的天哪，你认为你要到那里，可你不想。请你相信我好吗？”在这个阶段，夏庞蒂尔太太看上去完全神志清醒。“仅仅从时间来看，一切顺利。现在，跟你一起离开去睡觉吧。到早上，我们就要有个可笑的宝宝跟你一起玩了。”

又是楼上。她感到厌烦愤怒。她是我朋友嘛。我才是她真正的、她最好的朋友嘛；十五岁，我可没办法，我应该跟她在一起，我才是她想要留在她身边的人。她心想，我要知道公民丹东今晚在什么地方：而且是跟谁在一起？她心想，我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多幻想。

下午十点：她母亲把头伸在门口。“路易丝，你下来好吗？丹东太太找你。”她的脸在说，这不符合我更明智的判断。

报复！匆忙之中，她自己绊了一下自己的脚。“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母亲说。“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我提醒你，她身体不行了。生孩子不顺利。她得了——我不知道——一种难受的绞痛。情况不像是应该出现的那样。”

她跑在她母亲前头。他们遇到接生婆正好从房间出来。“你别让这孩子进去。”这位女人说道。“太太，我没法回答……”

“我上个星期就告诉过她，”路易丝哭着，痛苦的样子。“我说我会跟她在一起的。我说，假如出了什么事，我会照顾孩子们。”

“是吗？那么你真是个小傻瓜，是吗？许下了你自己不能兑现的诺言。”她母亲抬起手来，在她头的一侧轻快地点划了一下。

半夜时分，路易丝根据加布丽艾尔本人的要求，离开了她的公寓，又上了楼。她身子摊在床上，半身穿着衣服，半身裸露着。几个女人闭着眼的严肃脸庞出现在她的眼睑后面。露西尔已经在那儿，不再拿什么开玩笑了。她坐在地板上，依然穿着马靴，加布丽艾尔的一只手垂到她手中。

路易丝睡着了。上帝原谅我吧，后来她心想；可我的确睡着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自己从我的大脑里给抹掉了，我还在快活地若无其事地做梦，所以，我后来愿意要汇报的情况我什么都没梦到。早晨的头班交通把她吵醒了。时间是2月11号。这栋房子好像相当宁静。她起身，敷衍了事地洗了一下，随便套上了衣服。她推开通向她父母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隙；然后朝里望，她看到她父亲还在打呼噜，看到床上她母亲睡的这一边没有被搅动。她喝了半杯带馊味的井水，很快把辫子解开，把头发向外梳了梳。她往楼下跑。在楼梯的落脚处，遇到了夏庞蒂尔太太。“太太——”她说。

安琪莉可身上裹了件披肩，肩头向上拽着，眼睛盯着地上。她推开路易丝，走了过去。她好像压根儿就没看到她；她脸上闪着光亮，有一道道纹路，生气的样子。然后到了楼梯梯级的顶头，她停下。又转回。一言不发；不过，之后，她好像觉得她必须要说什么话。“我们没有她了，”她说。“她走了啊，我的心肝宝贝。我可怜的姑娘已经走了啊。”她走到外面，进了雨中。

公寓里，火没生。位于角落的一张脚凳上，坐着奶妈，露西尔·德穆兰的孩子紧扣在她胸部。她看到路易丝时，抬起头，用手把孩子的脸遮起来。“走开吧，”她对她说。

路易丝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只是在那个时候，这女人似乎才意识到她以前就见过路易丝。“从楼上来的？”她说。“难道你不知道？五点钟。那可怜的女士啊，她一向待我好。耶稣啊，许她安息吧。”

“孩子呢？”路易丝说。她浑身变得冰凉。“因为我说过我会照顾孩子的……”

“一个小男孩。你没法确信，可是我觉得我们不会长久把他留在身边的。我朋友要他，他就住在我旁边。夏庞蒂尔太太说那样好。”

“无论怎么样都行，”路易丝说，“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佛朗索瓦-乔治在哪儿？”

“跟德穆兰太太在一起。”

“我去把他找到。”

“他一两个小时就好了。我该把他留在——”

哦上帝啊，路易丝心想。我许过诺言的。很快，她明白，孩子不是道德纽带，而是物质存在，他们有许多脆弱的、不耐烦的生命要求，她没法满足。

“丹东太太的丈夫马上就要回家了，”这个女人说。“他要说该干什么，谁该到哪里。你不用愁坏你的小脑瓜。”

“不，你不懂。”路易丝说。“太太说过，我要照顾好他们。诺言非要兑现才行。”

过了一段时间噩耗才传出去。五天之后，也就是2月16号，乔治-雅克才在家中现身。他妻子已经下葬，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收拾整理她的衣物；此外，他们一直还在等着他的意愿，仿佛他们知道不要在他前面办事一样，仿佛他们能够料到他那气愤、负罪和悲痛欲绝的情感会强烈爆发一样。

她的衣服有气无力地挂在壁橱里，仿佛是酷刑的受害者。在旧政权下面，女人被活活地烧死，男人在车轮下被碾死；他们经历的痛苦比她还要多吗？他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他。没有人想他获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在这栋死亡之屋，抽屉和箱子呼出清淡的花香。碗橱干净整洁。他发现她保留了许多瓷器。在她去世前的两天，她把一只杯子掉在地上。在塞弗尔，刚才他们还在设计一只新的小咖啡杯子呢。当你啜呷摩卡咖啡的时候，你也许在欣赏卡佩国王滴血的头颅——喷溅金色血滴的头颅，抓在桑松金色手中的头颅。

在她离世的那张床下面，女佣找到了她的一块手帕。一直不见的戒指在他本人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商人带着她三周之前预定好的织物到了。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的关于一项半推半就的任务、一场未竟未遂的阴谋的证据。他找到了一本小说，上面标注了她的阅读位置。

原来如此。

第6章

秘史（1793）

孩子还活着，不过他不想见他。对于已经做好的安排，他没做评论。吊唁的信函成堆地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拆信的时候，他心想，写这些信函的每个家伙都是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对待她的。可他们写的信仿佛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写信的目的就是使他们自己获得我的注意，使他们的名字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

罗伯斯庇尔的信写得老长，而且情深意切。信总是从私人方面的事悄悄转到政治方面的事——这就是马克西——然后呢——这就是马克西——话题重又转回。我不仅是你曾经的朋友，信中写道，我会是你朋友，直至生命的尽头。“从你我合二为一的那一刻起……”信中写道。即便是处于他眼下这种境况，丹东还是觉得这话说得过头了。他对信中的迷乱语气感到纳闷。

卡米尔倒是没有给他写信。他坐着，一言不发，低着头，索性由丹东说起往事潸然泪下，然后冲着他不住地胡言乱语一通，怪他这个疏忽了，那个粗心了。他不知道他在为了什么发火，为什么他的整个事业和品格突然要被检讨和反思，不过，好像冲着他大喊大叫，对丹东来说，倒是有好处。丹东借助于这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身心疲惫。最后他睡着了。之前他还在纳闷，是否再有可能睡得着。加布丽艾尔似乎在那间红墙书房里阴魂不散，在菱形餐厅里阴魂不散，他的文员曾经在那里用过厕所；在卧室壁橱里阴魂不散，他们在那里一直分床睡觉，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他们之间也越来越生分。

他把她用粗体字零零星星记下的日记翻出来。他阅读日记的每一页，旋即，对他来说，他过去的那些细枝末节毕现无遗了。他不愿意再有旁人看到这本日记，于是便把它放在火上烧了，每次烧毁一页，一边烧，一边看着日记的纸页，先卷曲，然后发焦。路易丝坐在公寓的角落：眼睛肿胀，五官变粗了，变模糊了。他没有把她遣走；几乎像是没注意到她一样。3月3号，他又动身往比利时。

三月份几乎就是灾难。在荷兰，粮尽弹绝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在旺代，造反变成了内战。在巴黎，暴民洗劫了商铺，砸毁了吉伦特派的印刷厂。埃贝尔要砍掉所有部长、所有将军的头。

3月8号，丹东登上了国民大会讲坛。爱国者绝对没有忘记他的突然现身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也没有忘记他那一张因为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旅行困顿而变得痛苦不堪的脸庞，那一张因为紧张和痛苦而变得苍白暗淡的脸庞。当他讲到叛国和遭人凌辱的时候，复杂而又伤心的情感有时候令他声音哽咽；又一次，他停住，望望他的观众，自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摸摸自己脸上的疤痕。和部队人员在一起，他已经看到了刻毒、无能、渎职。增援部队必须人多势众，而且迫在眉睫。法国富人必须为解放欧洲出钱。今天必须投票通过增加新的税种，明天就要征收新税。为了对付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们，必须有个新法庭，一个革命者法庭：根据该法庭，被告没有上诉的权利。

从大厅中央，有人高喊：“谁把犯人杀了？”国民大会一下炸开了锅：《九月屠杀参与者》的歌声撼动了大厅墙壁。山岳派那部分的代表一齐站了起来。主席扯着嗓门儿，高喊要大家保持秩序；他的铃铛在丁零零地响着。丹东站了起来，把脸转向公共画廊那一边。他的拳头在身体一侧握得紧紧实实的。喧闹的高潮刚一过，他就把自己的声音抛了过去，与它较量对抗：“假如在九月份有这么一个法庭，因为那些事件而受到如此频繁、如此野蛮谴责的人就不会因为一点血而玷污了他们的名声。不过，我不在乎名声，或者说是好名声。如果你们愿意，就把我叫作饮血者吧。如果这意味着欧洲获得自由，我就要饮人类敌人的血。”

从吉伦特派那边传来一个声音：“你说话像国王一样！”

他把下巴朝上一扬。“你说话像胆小鬼一样！”

他演讲了将近四个小时。外面，一群暴民正在集合，嘴里喊着他的名字。代表们按照他们集会的队伍排列站好，在鼓掌欢迎。就连罗兰，甚至布利索也都已经站起；他们想要逃跑。法布尔情不自禁地高喊道，“这是你的最佳表现、最好表现。”山岳派那边的人走下来，到了他这里。他被支持者的身体和手包围了；掌声在他耳边不停地响起。马拉像是婚宴上的棺材虫一样，从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身体中挤着钻着过来了，他扯了扯他的衣袖。他低头朝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

“丹东，此时此刻属于你。”

“为什么？”他平心静气地说。

“为了独裁统治。所有权力非你莫属。”

他把脸转开。就在这个时刻，敬意和服从像磁铁般，把代表们席卷到一边了。罗伯斯庇尔朝他走去。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丹东心想，我都觉得你是伟大人物。罗伯斯庇尔的脸因为紧张绷得直直的；他看上去苍老多了，肌肉在下颌两侧聚成了团块。然而，他在演讲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犹疑不决和温文尔雅。“我本想看你的，但我又不想冒昧打扰你。在考虑到要说的事情这方面，我不是最拿手。我们的关系根本没亲密到什么都不必要说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我的过错。我为此感到后悔。”

丹东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我的好朋友，谢谢你。”

“我写信——我当时觉得，你知道，这些信没什么益处。不过，我要你知道你可以信赖我。”

“我会。”

“我们之间没有竞争较量。我们没有政策方面的分歧。”

“瞧这个，”丹东说。“听听他们在为我欢呼。因为我拿不出来司法部的账目，他们朝我脸上吐痰已经吐了几个星期了。”

法布尔用臂肘挤出一条路，过来。他在一直注视着。“吉伦特派关于新法庭的成立将要分裂。布利索将会支持你，维尼奥德也会。罗兰和他的朋友们反对。”

“他们已经从共和主义中叛变，”丹东说。“他们把精力耗在妄图毁灭我这方面。”

代表们依然围着他，在沸腾般地你挤我拥，把他包围起来。法布尔时而朝左，时而朝右，弓着腰，仿佛是他在领功受奖一样。演员卡洛特在高喊，“棒极了，丹东，棒极了！”他那胆汁般颜色的黄脸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给充了血。罗伯斯庇尔已经退走。但是掌声还在鸣响。外面，一群人正在为他高呼。他动也不动地站着，用一只手在脸上摸了摸。卡米尔挣扎着从人群中穿过，走到他身边。丹东甩开一只手臂越过他的双肩。“卡米尔，就让我们正好回家吧，”他说。

路易丝现在耳朵一直竖着。只要她一听到他回到巴黎，她就下楼，让玛丽和凯瑟琳开始干活。孩子们眼下在维克多·夏庞蒂尔的家里，他如果还没有见到他们，或许这样蛮好。不论他在什么时候到家，她总要为他把晚饭准备妥当。他不可以回到一个除了用人之外便空空荡荡的家里嘛。他母亲下来了五次，接她上楼。“你什么意思呀，”她说，“把你自己跟那个畜生纠缠在一起？你对他可没有什么义务要尽。”

“他或许是个畜生。可我知道加布丽艾尔本想要得到什么。为了他的舒适，她本想要把样样事情都做好的。”

她坐在加布丽艾尔的椅子上，仿佛要把她的鬼魂吓退。从这里，她心想，加布丽艾尔已经看到政府的崩溃了。从这里，她已经看到王位摇摇欲坠了。她的举止方式总是平淡朴素，毫不做作；她的习惯就是一个安静的家庭主妇的习惯。她学会了适应这些嗜血成性的男人。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目前他不会回家了，”凯瑟琳说。“你即使不睡，我们还要睡呢。他就在附近，我们猜得出。今晚他不会回来。”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公民丹东自己静悄悄地进了屋，为了换身衣服。她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有失斯文地瘫倒在加布丽艾尔的椅子上。他把她抱起来，从椅子上换到了沙发上。他把一件毛毯扔在她身上。她没醒。他拿好自己需要的东西走了。

在附近的地方，露西尔起身，穿好衣服之后，在泡咖啡。卡米尔在写作，要给丹东在那天之后将在国民大会发表的演说写份提纲。“这儿安静勤勉的气氛蛮浓嘛，”丹东说。“这是我喜欢看到的情景。”他双臂搂着露西尔的腰肢，亲了亲她的颈背。

“看到你回到你的日常事务中，我感到高兴，”卡米尔说。

“你知道吗，那个小姑娘当时在等着我呢。吉力的女儿。她在椅子上睡着了。”

“真的？”露西尔和她丈夫闪了闪他们的黑眸子，对视着。这些日子，他们真的不需要说话。他们已经通过别的方式使交流完美无瑕。

3月10号：天气格外寒冷，是那种使人呼吸感到疼痛的寒冷天气。克劳德·杜鹏来访，向她正式提出求婚。她爸爸告诉他，虽然她年纪还这么小，但是他们在心理上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在年内办妥；这里的事向来不易，他说，然后他（私密地）告诉克劳德·杜鹏，“我们想让她到一种不同的氛围中去。对于她这般年龄的小女孩而言，她看到的听到的太多。当然，她失去了朋友，经受了一次严重打击。婚事安排会让她的心思从这件事上转移开。”

她对克劳德·杜鹏说，“我真的真的抱歉，我不能嫁给你。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行。你愿意做好准备等上一年吗？我向我死去的朋友许过诺言，我要照顾她的孩子。假如我是你妻子，我就有其他义务要尽，我只好住在另外一条街上。我觉得公民丹东就是那种人，他会很快给自己另寻新欢。等他们有了继母，我会愉快地离开这儿，不过，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行。”

克劳德·杜鹏看上去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他原以为一切问题都解决妥当。“我不能接受这个决定，”他说。“加布丽艾尔·丹东对我来说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怎么能让你许下这个诺言呢？”

“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路易丝说。“可是，的确发生了呀。”

杜鹏点了点头。“好，”他说。“我不能说我理解你，或者说我喜欢这样，但是，如果你说等，我就等。一诺千金，不管多么不幸。不过，我亲爱的，为我做一件事——只要你能，请你远离乔治·丹东。”

她做好吵架的准备了。克劳德·杜鹏走了之后，她母亲便放声大哭；他父亲坐着，一脸的严肃庄重，好像为有关人员感到非常、非常地难过。她母亲叫她傻丫头；她抓住她的肩，摇呀晃呀，说，别告诉我你许过诺言，根本不是那样；坦白交代你的心事，把你的心事吐出来，你一定是迷上这些人中的哪一个了。是谁，说呀——是那个记者，是吗？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路易丝说。名字又不会把鬼召来。她突然看到面目狰狞而又痛苦的加布丽艾尔，坐在她的沙发上，在笑，对着克劳德·杜鹏在咯咯咯咯地发笑，加布丽艾尔身子暖洋洋的，她还活着，她肿胀的手在卡米尔的肩头来回地拖。滚烫的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唰地奔涌出来。你这个小妖精，她母亲说；然后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

这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了。她心想，人间这边变得和阴间那边正好一样。

“你又要去比利时了？”她问丹东。

“这将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这些日子，国民大会需要我。”

“还有孩子们，他们要回家吗？”

“是的。用人能照顾他们。”

“我不会把孩子交给用人。”

“你做得太多。你不该当护士加保姆。你该出去好好享受。”

他纳闷，有点模模糊糊的，一个体面的十五岁女孩干什么才算享受呢。

“他们习惯我了，”她说。“我喜欢照顾他们。你能解释给我听听，你离家在外的时候要干什么吗？”

“我要去见杜姆雷兹将军。”

“你为什么非要不停地去见他？”

“噢，这复杂。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好像不是非常革命。比如，我们在整个比利时建立了雅各宾派俱乐部，而他呢，正在关闭那些俱乐部。国民大会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觉得，如果他不是爱国者，他也许就非得要被抓起来才行。”

“不是爱国者？那么他是什么人？奥地利人的支持者？或者国王的拥护者？”

“没有国王了。”

“不，有。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现在太子就是国王。”

“不，他什么都算不上——他只是个普通小男孩。”

“如果真是那样，你为什么还关着他？”

“你是个多么能言善辩的孩子！你关注大事？你阅读报纸？”

“是的。”

“那么你会知道法国人已经决定不要国王了。”

“不，巴黎已经决定。这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内战的原因。”

“可是，孩子——来自整个法国的代表都投票赞成结束君主制度。”

“但是，他们不会同意普选。他们不喜欢。”

丹东好像没有感到高兴。“这些都是你爸妈的观点吗？”

“我妈妈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我爸爸没有观点。他想有看法，可他不会冒险。”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显而易见，你爸妈都是保皇派，如今，当保皇派可不是件安全可靠的事情。你讲话一定要非常小心。”

“难道不允许人们讲出他们喜欢的东西吗？我原以为这样的情况是出现在《人权宣言》里。言论自由。”

“允许你表达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你的观点不可以具有叛国性质或者煽动是非性质。你懂它们的意思，这些词？”

她点点头。

“你一定要记住我是谁。”

“你不会被人遗忘，公民丹东。”

“到这儿来，”他说。“让我试着给你解释。”

“不，”

“为什么不？”

“我爸妈禁止我单独跟你在一起。”

“可你是单独跟我在一起。怎么啦，他们觉得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小雅各宾？”

“不，他们担心的倒不是我的政治。他们担心的是我的贞操。”

他咧嘴笑开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对我的看法？”

“他们觉得你习惯了占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们觉得我不值得信任，单独跟一个小女孩在一起？”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希望你去告诉他们，”他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在女人身上耗费过力气，投入过注意。尽管我周围有个漂亮女人，给了我某种特别的挑逗——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她会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他们就因为这件事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吗？他们有没有警告过你关于卡米尔的情况？因为，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单独跟卡米尔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会认为，采你的花是他积极主动的义务。是他主动的爱国义务。”

“采花？这是什么表达！”她说。“我原以为卡米尔一直跟他岳母发生性关系的呢？”

“你究竟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故事的？”突然，她触发了他从来深深藏在外表下的那股怒火。“告诉你实话，你爸妈把我看得这么坏，令我感到讨厌。我妻子已经过世一个月——他们认为我是个畜生吗？”

那完全就是他们对他的看法，她心想。“那么，你对女人已经死心？”

“可能不会永远。就眼下而言，是这样。”

“你觉得这样做非常道德吗？”

“我觉得这表明我对我妻子的尊重。她已经过世。”

“要是她活着的时候，你这样做，那才表明你对她有更多的尊重。”

“我们应该不要继续这样交谈下去。”

“哦，我觉得我们应该。等你从比利时回来吧。”

3月17号，他离开巴黎，身边带着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到目前为止，他们彼此已经相当了解；他本可以把加布丽艾尔想要知道的一切告诉她的。

3月19号，他在布鲁塞尔；不过，等他们追上杜姆雷兹的时候，他已经在尼尔威登吃了个败仗。他们在后防行动最活跃的地方找到了他：“在鲁汶见我，”他说。

“可是，国民大会算什么东西？”同样在那个晚上，他气呼呼地问。“三百个傻子，由两百个混账领导。”

“至少，你要遵守说话体面严肃的规矩吧，”丹东建议道。

将军盯着他看。有一会儿，他看到有人把痰吐在自己的剑上；但是没有穿宽大的长袍，这显得不是相当得体。

“我的意思是，”丹东说，“至少你应该给国民大会写一封信，承诺要对你本人的行为，对你关闭雅各宾派俱乐部，对你拒绝与国民大会代表共事做详细解释。哦，还要对你的败仗做解释。”

“妈的，”杜姆雷兹说。“有人向我承诺，给我三千兵马。让国民大会给我写封信吧，解释为什么在途中他们无影无踪了！”

“你知道要有抓你的行动吗？在安全总委员会，他们都是些脾气暴躁的家伙。代表勒巴已经发言，公开反对你——我听到了，他是一位罗伯斯庇尔非常尊敬的年轻人。还有大卫。”

“委员会？”将军说。“让他们试试！在我的部队里？大卫打算干吗，用他的画笔揍我？”

“将军，做到不轻浮才是明智之举。想一想革命法庭。我觉得它在失败和叛国之间不会做出什么区分的，而你就是刚刚让法国吃了败仗的人。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最好小心谨慎一点，因为我在这儿判断你的态度，然后再把你的态度向国民大会和国防总委员会汇报。”

他大吃一惊。“不过，丹东，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们一起共过事的嘛，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快认不出你了。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也许这是长期禁欲的后果吧。”

将军抬头直视丹东。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又把目光转开，嘴里嘟哝道，“各种委员会。”

“将军，各种委员会有影响啊。这我们正在开始发觉。假如委员们齐心协力工作，那么取得的很多成将会惊人。各种委员会很快就要举行革命。部长们已经在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行动。这些日子，当个部长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我听说过什么了，关于部长们受到阻拦不允许进入国民大会的事？”

“只是临时拘留而已。暴民设置障碍，阻止他们进入外交部，防止他们干预辩论。你也许会高兴地得知，战争部显示出胆大过人的军人品格，翻越围墙逃跑了。”

“这压根儿不是玩笑，”将军说。“这是无政府状态。”

“我当时想要他们通过我的措施，”丹东说。

杜姆雷兹让他自己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他把前额放在握紧的拳头上面。“上帝啊，”他说，“我活该。到了我这把年纪，人家应该想到退休的。丹东，你告诉我，巴黎情况怎么样？我的所有忠心耿耿的朋友们怎么样？比如，马拉？”

“医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也许，脸色更黄了，干枯得不像样子了。现在他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沐浴，为了减缓疼痛。”

“什么沐浴都会有用的，”他嘟嘟哝哝地说。“哪怕是非常普通的澡。”

“有时候，这些特别的沐浴使他待在家里。我恐怕这些沐浴改变不了他的脾气。”

“卡米尔还能跟他谈话吗？”

“哦能。我们有个通话线。这是必要的，他对人民的影响举世无双，无人匹配。埃贝尔还在梦想，有朝一日他也会拥有同样大的影响呢。不过，当你对之刨根究底的时候，人们都不是傻瓜。”

“年轻公民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看上去苍老多了。还在玩命地工作。”

“还没有娶那个蠢姑娘吗？”

“是的。不过他一直跟她同床。”

“现在还是？”将军扬了扬眉。“这是未办手续先结婚嘛，我觉得。不过当你想到他可能过得很滋润的时候，如果他想……丹东，这是一场悲剧，悲剧啊。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委员会当中，他没有担任什么委员吧？”

“是的。他们不停地选他，可他就是拒绝任职。”

“这就奇怪了，是吗？他不想搞政治。我根本不了解，有人像他一样为了避开权力而斗争。”

“他的权力够多的了。他更喜欢非官方权力，就这些。”

“他令我害怕。我会觉得，他也令你害怕。不过，随它去。告诉我，那个漂亮的玛侬怎么样了？”

“他们说，还在恋爱。恋爱中的女人应该都是温柔的，惹人怜爱的，是吗？你应该听到她为她在国民大会的朋友撰写的发言稿吧。”

“你孩子当时活下来了吗？”

“没有。”

“对不起。”将军抬起头。“听着，丹东。有件事我想要告诉你。不过你得先把有件事告诉我。”

“我也爱你。”

“现在轮到你轻浮了。听着。注意。罗兰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请我调转部队，朝巴黎进发。为了恢复那里的秩序。而且，为了——如他所写的那样——镇压某一派系。他的意思是，雅各宾派。镇压罗伯斯庇尔。还有你。”

“我懂。你手头有他的信吗？”

“有。但我不会把信交给你。我没告诉你这件事，以便在你的革命法庭前面可以高度赞扬你的罗兰。我告诉你是为了表明，对我的忍耐宽容，你还欠我的呢。”

“你被诱惑得心里痒痒的吧？”

“好了，公民，你在布列塔尼的朋友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嘿，丹东，你太聪明了，不可能这样浪费时间。你与布列塔尼移居国外的人有很多联系。你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万一他们成功。在吉伦特派俱乐部的长凳上，在下院，你有朋友。你在部队，在每个部门的岗位上都有人马；你从欧洲的每一个王室都拿了钱。”他抬起头，把他的下颌撑在指节上。“这三年来在欧洲烤过的馅饼没有一块没被你的指头碰过。你多大年纪了，丹东？”

“三十三。”

“上帝啊。噢，我觉得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

“将军，你说的这些话有什么要领吗？”

“有。回到巴黎，让城市为我的部队开进作好准备。让他们为君主制度作好准备，一个当然会完全受到宪法制约的君主制度。小太子坐上王位，奥尔良当摄政王。这对于法国来说最好，对我来说最好，对你来说也最好。”

“不。”

“那你要干吗？”

“说得更直白一些，我要回去告罗兰——还有布利索。我要把他们从国民大会扔出去。罗伯斯庇尔和我要把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影响凝聚在一起，我们要为达到和平解决杀出一条路。不过，如果欧洲不愿讲和，那么就期待它的到来吧，我要把全国人民武装起来。”

“那样你相信吗？你相信你能把吉伦特派人从国民大会扔出去吗？”

“我当然能做到。这也许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我有办法做到。根基已经为我打好了。”

“难道你就不累？”

“现在我一直身心疲惫。自从我投入这份事业以来，我就一直在努力从这个该死的事业中挣脱出来。”

“我不信你的话，”杜姆雷兹说。

“随你的便。”

“共和国才成立六个月，可是它却在分裂啊。它没有凝聚力——唯有君主制度具有这种力量。肯定，这你能看出来吗？我们需要君主制度把全国凝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赢得战争。”

丹东摇了摇头。

“胜者捞钱嘛，”杜姆雷兹说。“我本来以为，哪里最容易得手的钱最多，你就到哪里去的。”

“我要维护共和国，”丹东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仅有的唯一诚实的事情。”

“诚实？使你的人民陷入其中？”

“情况也许是，共和国每一部分都已腐败，都已有毒，不过大家一起承担吧，是的，共和国是项诚实的事业。是的，它有我，有法布尔，有埃贝尔——不过它也有卡米尔。在1789年，卡米尔为了共和国本要去死的。”

“在1789年，卡米尔的人生中没有丝毫利益攸关的事。现在问问他——现在，他拥有了财富和权力，现在他有了名气。问问他，他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去死。”

“有罗伯斯庇尔。”

“哦，是的——罗伯斯庇尔愿意去死，为了远离那个木匠的女儿，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你决意要做个完全愤世嫉俗的人，将军。对此我无能为力。不过要关注我们——我们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它与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宪法都不相同。它要规定人人接受教育，人人都有工作。”

“你永远无法落实。”

“是的——不过，就当希望也是个德性吧。而且，这会给我们名字增添光辉。”

“我们已经说到你的要害之处了，丹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将军，我得睡觉。我前面还有路要赶呢。”

“你回到巴黎，直接到国民大会去斥责我。或者到你的某个委员会去。”

“难道你比我还清楚？我不是个斥责他人的人。但是，别欺骗你自己——会有其他人这么做的。”

“可国民大会还在期待你的汇报。”

“它可以细细品味自己的期待，一直品味到我作好准备。”

将军突然站起来，在摇曳的灯光中显得威风凛凛，而且有所警惕。“晚安，公民丹东。”

“晚安，将军。”

“改变主意了？”

“晚安。”

3月23号，巴黎：“嘘，”丹东说。

“终于，”路易丝说。“回来了。”

“是的。嘘。你一直在干吗？”

“从窗口那边观望。”

“为什么？”

“我就是有个感觉，你也许要回家了。”

“你爸妈看到我了吗？”

“没有。”

玛丽说，“哦，先生啊。”她用手捂住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等你啊。”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路易丝说。她在低语。

“这是秘密。你喜欢秘密，是吗？宝宝们睡了吗？”

“当然睡了。九点多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秘密就是你回来了？”

“是的。你得帮我躲一下。”

看到她漂亮的嘴巴朝下张开，他获得了一种满足。

“你遇到麻烦了？”

“没有。不过，要是人家知道我回来，我就得直接向国民大会汇报。我想要睡上个二十四小时——没有骑术学校，没有各种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

“这才是你所需要的东西，我笃定。但是杜姆雷兹将军——但是，他们不是在期待着要听到他说了什么吗？”

“他们会知道得够快的。所以，你愿意帮我躲一下，是吗？”

“我看不出来人家怎能把像你这样身高个大的人藏起来。”

“我们试试看，好吗？”

“好的。你饿了吗？”

“我们好像正在坠入一种不是真实的家庭里，”他说。蓦地，他从她身边转身经过，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在眼睛上面把手指头缠成辫子。“现在，我就是无法想出继续下去的办法……无法想出怎么继续我的人生的办法。我唯一能够表示尊重她的办法就是，通过坚持她不赞成的想法……我心想，我们没直接看到，不过，她重视真相。通过追寻那个真相，我离她所相信的东西或者离她会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走得更远了……”她看见他在哭。“为此原谅我吧，”他说。

她朝前移动，站在他椅子的后面，把一只手放在椅背上。

“我觉得你以前爱她，”她说。“从你的角度看。”

“我爱她，”他说。“从任何人的角度看我都爱她。根据任何人的标准。也许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并不爱她，但是，现在我知道不一样了。”

“如果你以前爱过她，公民丹东，你为什么以前还在别的女人床上过夜呢？”

他抬头朝她看了一瞬。“为什么？色。政策。自我膨胀。我认为你觉得我是个粗暴之人，不通情达理。我认为你觉得我能忍受这类的审问。”

“我没有说这样就是残忍心狠。我这么说，只是因为你不可以开始为并不存在的事情悔恨。对于你们彼此而言，你已经死了——”

“不。”

“是的。你现在还没弄懂你是什么人。记住，她跟我说过。她感到孤独，她感到处于威胁之中；她觉得，你知道，你在算计着要跟她离婚。”

他感到惊诧极了。“这个想法没有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我为什么竟然要跟她离婚呢？”

“是的，你为什么竟然？你得到了婚姻带来的所有方便，但是却丝毫没有承担婚姻义务。”

“我根本不会跟她离婚。要是我知道她在想这个的话……我会让她放心了。”

“难道你居然看不出来她感到害怕吗？”

“我怎么会看得出来？她从来没对我说过嘛。”

“你从来不在家里。”

“不管怎么说，我根本不懂女人的心思。”

“该死，”她说。“你把这个说得像是件值得引以为豪的东西一样，是吗？听着，从你们所有的表现上，我熟悉你们这些了不起的男人，我确信，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你多恨我。你在拯救国家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你妻子坐在一起。”

“我们得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你们绝大多数人借助于早上九点开始喝酒来履行社会责任，然后把白天的时间用来筹谋你们能够怎样互相在对方的背上刺上一刀，怎样跟彼此的老婆勾搭通奸。”

“倒是有个例外。”他笑了。“他的名字叫罗伯斯庇尔。你不会喜欢他。当然，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在你眼中，我们必须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一帮醉醺醺的中年色鬼。好了，路易丝——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想要把你当成一个人来拯救，你就应该脱离政治。”

“当成一个人？”他轻声地问。“别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知道我的意思。最近这些年来，你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得回到你曾经是的那个人，在——之前，”她做起手势了。

“是的，我知道。在愚蠢之前。在亵渎之前。”

“别。就是别发笑。”

“我没笑。不过你的判断倒是非常严苛，是吗？对我来说，还有多少希望，我吃不准。假如我要放弃我的事业，我知道我将怎么开始做到。”

“如果你拿定了主意，我们可以找到办法。”

“我们可以？你这样认为？”

他在大笑，她心想。“如果我只是从报纸上对你有所耳闻的话，我就应该觉得你是个魔鬼。我就应该感到不敢与你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不过我了解你。”

“我看得出，你已经给自己确定了一项任务。你打算把我从我自身当中拯救出来，是吗？”

“我是人家告诉我要这么做的，我许过诺言。”

现在，每当她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她无法确定，当时许诺的条件是什么。加布丽艾尔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她，可是，她把自己的丈夫也留给她了吗？

第二天早晨，她对用人做了严格交代。她们不可以对任何人提起先生在家。七点钟之前，她就早早地下了楼。他已经起身，穿好衣服，正在阅读信件。“那么你到底还是要出去，公民丹东？”

他抬头一瞥，发现她感到失望。“不，我就待在这里。不过我没法入睡……我脑子里的东西太多。”

“要是有人来，问起你是不是回来了，咋办？”

“撒谎。”

“你说话当真？”

“是的，我需要时间考虑。”

“我觉得你想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大的罪恶吧。”

“自从昨晚以来，你变得非常没大没小了。”

“别不停地嘲笑我。要是有人来，我不会让他们进来，我去买东西的时候，要是我遇到人——”

“派玛丽去。”

“我正把她留在家里。她也许会把你说出去。我会说，我没看见你，而且也没指望你回来。”

“说到点子上了。”他转身回到他的信件上。他说话够温和的了，不过也暗示了疲乏和无聊。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谈话，她心想。我希望我要是露西尔·德穆兰多好啊。

九点钟，她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坐着，面前放了一张空白纸张，眼睛闭着。“写不下去了，”他边说边睁开眼睛。“哦，词语沉下去了，不过它们算不上是让灵魂痛苦不安的东西。我有个记者，真是件好事。”

“你计划什么时候露面？”

“明天吧，我觉得。为什么要问？”

“我觉得你再也没法躲藏了。我见到了你的记者。他知道你在这儿。”

“怎么知道的？”

“噢，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你就在这里。我否认了，当然。我可以告诉你，完好无损地回来，我感到幸运。哪怕我说的一个单词，他都不信。”

“那么你最好去向他表示你的歉意，然后告诉他——秘密地——他说得对。求他保护我，不要让我遭到委员会人员的骚扰——告诉他，我还没有决定我该怎么处理杜姆雷兹。还要告诉他，今晚要搁下手中正在做的事，过来跟我一道儿一醉方休。”

“我竟然要传递这样的音信，我还没把握。这属于荒淫无度。”

“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人们因为道德堕落才做的事，”他说，“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呵。”

第二天早晨，路易丝早早地起来。她母亲冒冒失失地从房间出来，边走边系紧睡衣。“这个时候就起身！”她说。她非常清楚丹东的用人不在公寓里睡觉，而是睡在中间过道的地板上。“你要单独跟他在一起，”她说。“可是，你是怎么进屋的呢？”

路易丝把拿在手掌心的钥匙给她看了看。

她十分安静地让自己进了屋，开了书房的门，然后把书房的门关上；如果丹东已经起身，他就在书房；不过，她猜他会在那里。卡米尔站在窗户边上：穿着衬衫，别着胸针，穿着马裤，蹬着靴子，头发没梳。丹东的桌上到处都是文件，上面是别人的笔迹。“早上好，”她说。“你醉了吗？”

她注意到，他只花了片刻的功夫就突然变得很是惹人生气了。“我看上去是醉了的样子吗？”

“没有。公民丹东在哪儿？”

“我已经把他给解决了。最近三个小时，我一直忙于肢解他的尸首。你愿意帮我的忙，把他的残肢搬到楼下门房那里去吗？哦真的，路易丝！他在床上睡着了，你认为他在哪里呢？”

“他醉了吗？”

“醉得非常厉害。关于酒醉，喋喋不休说这么多废话，为什么？”

“他说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喝醉。”

“哦，我明白。你当时就感到震惊了？”

“非常震惊。你一直在写什么呢？”

他转移到丹东的办公桌边，在那儿，他可以坐在椅子上，抬头完完全全地直视着她。“一篇辩论文章。”

“我一直在读你的作品。”

“不错，是吗？”

“我觉得不可思议地残忍和具有破坏性。”

“如果像你这样的小姑娘认为不错，那我就没有多大出息了，是吗？”

“我不认为你能让你的辩论立场站得住脚，”她说。“如果这些全是你写的话，我不认为你会一直醉得厉害。”

“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写作。”

“也许这倒说明了其中的一些情况。”她翻过几页。她意识到他严肃正经的黑眸子紧盯着她的脸。他脖子上有条银色项链；靠着项链的是他衬衫折痕里隐藏的东西。他或许曾佩戴过十字架？情况也许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她想要摸他，十分急切地，感觉有一种要弄清事情真相的虔诚需要；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一种危机点了，她的忏悔师会把这种情况叫作“诱惑的那个瞬间”。他感觉到了她凝视的方向；他从衬衫里拿出一只雕花银碟，一只小盒子。盒子里，不用说，他给她看的是一把光洁卷曲的头发。

“露西尔的？”

他点了点头。她把这个小盒子抓在自己的左掌心；她的右手指头擦着他喉咙底部的皮肤。完了，一刹那就做了，完了。她倒情愿在位于她身体的水平面上把自己的手剁掉。“别担心，”他说。“你要从我这里成长懂事。”

“你真是极度空虚啊。”

“是的。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我应该学会不要这么空虚吧。不过你，女公民，得要学会别伸手乱摸。”

他讽刺挖苦的语调这么厉害，她快要放声大哭了。“你为什么如此促狭地对我？”

“因为你通过问我是否喝醉开始了今天的谈话，这种问法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也被视为不礼貌，还因为，假如有人在天亮的时候要把他们的力量释放出来，你设想一下，他们有了要打架的情绪。路易丝，在你脑子里把这事儿要弄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认为你爱上了我，你最好再想想，你最好以闪电般的速度不要爱我。在这儿，我不想有一点点被人怀疑的空间。丹东获准才对我的妻子有所动作，还有，我获准对他的妻子有所动作，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情。”

沉默。“麻烦别摆脸色嘛，”卡米尔说。“你已经把其他一切安排妥当了。”

她开始哆嗦。“他说什么了？他告诉你什么了？”

“他迷上了你。”

“他这样告诉你的？他说了什么？”

“我为什么竟然纵容你？”

“他什么时候说的？昨晚？”

“今天早上。”

“他使用了什么词语？”

“哦，我不知道什么词语。”

“词语是你的职业，是吗？”她冲着他大喊。“你肯定知道什么词语。”

“他说‘我迷上了路易丝’。”

很好；这她不相信；不过让我们继续往下说吧。

“他认真吗？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以惯常的早晨四点钟的方式呀。”

“那是什么方式呢？”

“你结了婚，就有机会弄清楚了。”

“有时候，”她说，“我觉得你是个魔鬼恶棍。我知道，这个词过分，可我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卡米尔羞愧地垂下了睫毛。“当然，一个人尝试嘛。不过，路易丝，你不应该对我太心狠，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将来你非得要跟我在一起生活。除非你打算试着去把他拒绝掉，但是你不愿意那样尝试，是吗？”

“我倒要看看。不过，我未必相信你的话。有关所有事情。”

“他想跟你睡觉，事情就是这样，你看得出来。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做，除了娶你。乔治-雅克，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平和的、家庭型的人，他是。假如我早就形成自己的雄心壮志，肯定，情况会大不相同。”

卡米尔突然身体向前瘫倒，臂肘放在办公桌上，手捂住嘴。刹那间，她不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不过，是哪一种情形很快就会明白。“你想要笑就笑，”她不咸不淡地说，“这，我正在慢慢习惯。”

“哦，好，好。如果我告诉法布尔，”他在抽泣和喘息之间说话了。“关于这次谈话，我说过的话，他不信。”他擦了擦眼睛。“我恐怕有很多事情，你一定要习惯。”

她低头看着他。“难道你不像那般冷漠？”

“不。”他站了起来。“我觉得我最好缓缓神，定定心。乔治-雅克和我今天正被选进一个委员会。”

“哪一个委员会？”

“你真的不想知道这些详细情况，是吗？”

“可在选举举行之前，你怎么能知道呢？”

“哦，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呵。”

“我要他脱离政治。”

“那就从我的尸首上跨过去吧，”卡米尔说。

拂晓看起来脾气暴躁，是个绷着脸、红彤彤的太阳。她感到自己被这次邂逅玷污了。丹东还在睡觉。

丹东首先对国民大会讲话，然后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讲话。“不止一次，我想要将杜姆雷兹逮捕。但是，我对我自己说，假如我迈出这么激进的一步，而且敌人得悉了这个消息，想一想，这对他们的士气具有怎样的影响啊。要是他们从我的决策中得益获利，我也许甚至被怀疑是叛国通敌。公民们，我倒要问问你们，身处我的位置，你们会怎么办？”

“噢，你会怎么办？”他问罗伯斯庇尔。四月份差不多来临了；奥诺雷街上吹来了强劲清新的晚风。“我们要跟你一起走回家。杜普莱，我要向你妻子表达我的敬意。”

“公民丹东，非常欢迎你光临。”

圣-约斯特发言。“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可能会更好，这的确好像就是现在的情形。”

“有时候最好是等着瞧，公民圣-约斯特。你脑子里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吗？”

“我要将他逮捕。”

“可你不在那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部队的情况，有这么多的情况要了解。”

“是的，我当然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打算去把他大声吓倒，你为什么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卡米尔说。“虽然他重视你们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得亲自到前线去一趟，”圣-约斯特说，“然后开始把这些谜团捅破揭开。”

“哦，好啊，”卡米尔说。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天真了？”罗伯斯庇尔问他。“好了，丹东，只要你心里感到满意，只要你诚实地采取行动，人家还会问什么呢？”

“我可以想得更多啊，”圣-约斯特低声地说。

杜普莱的院子里，布朗特狗跑了出来，一直把狗链子扯到头，同时在怨声怨气地吼叫。靠近了，狗把爪子放到主人的肩上。罗伯斯庇尔跟他谈话；有人觉得，说话的内容是有关耐心地克制自己，直到完美的自由成为现实。他们进了屋。罗伯斯庇尔的女人像是在展览似的。太太显得活泼，非常乐善好施，虽然有点令人害怕；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找到一个饥饿的雅各宾人，然后走进厨房，多费一点力气，然后说，“我养活了一个爱国者！”在这方面，罗伯斯庇尔对她毫无用处。他好像断然拒绝了她的最大努力。

他们坐在客厅，那里悬挂着罗伯斯庇尔的肖像。丹东朝他四周看了看，罗伯斯庇尔肖像在朝他回看：笑，半笑，或是恳切纤弱的侧影，或是紧张好斗的全部脸庞，勤勉或开心，带着狗，带着另外的一条狗。没有狗。他本人好像不过就是展览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他们在说起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的时候，今晚他真安静。这些说不完的话题：年轻的菲利普·勒巴挪进一个角落，开始跟巴蓓特窃窃私语了。他不该受到责备，丹东心想。罗伯斯庇尔吸引住丹东的注意力，之后，微笑了。

在刀光剑影厮杀流血的间歇当中，那么这是另一桩情事了。大家总是找得到时间，大家总是找得到时间的。

战争部部长到比利时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调查时，杜姆雷兹将他，还有国民大会的四名正式代表逮捕了，然后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发表宣言，宣布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和法治，他即将把部队开进巴黎。可是他的部队却倒戈谋反，朝他开火。他带着年轻的将军艾佳力岱，路易-菲利普，公爵的儿子，一起越过奥地利防线。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两人都成了战俘。

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这样演讲道：“我要求以艾佳力岱著称的奥尔良家族的所有成员们应该被带到革命法庭前面来……法庭应该负责仲裁所有杜姆雷兹的其他同伙程序诉讼……我可以把这些声名显赫的爱国者的名字点出来吗，例如，维尼奥德先生，布利索先生？我信赖国民大会的智慧。”

鉴于随后发生的场景，你不会认为国民大会具有多少智慧。吉伦特派有控告丹东的火药：撒谎、溜之大吉、任意妄为挪用基金。当他大步走到讲台上时，右翼那边高呼着他们喜欢的侮辱话语：饮血者。当主席用手抱住头、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对手们狭路相逢，头跟头撞在一起，挥拳相击，公民丹东一定与代表们打架了，那些人试图要阻止他，不让他发言，为他自己辩护。

罗伯斯庇尔从山脉那边往下看去；他满脸惊恐。丹东得到了论坛，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路伤亡；他好像因为秩序紊乱受到了刺激：“于我而言，光明正大，无所畏惧！”他咆哮着，声音越过右翼那边的长凳子。菲利普·艾佳力岱意识到，他两边的同事早已溜之大吉，好像他成了马拉一样。就在丹东走下论坛的那当儿，马拉恰好过来，一瘸一拐地朝论坛走去。

他从丹东身边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之间一接触就有火花闪过。他把手放到腰带里的手枪上，好像是在摸它、要准备用它似的。他把身体几乎侧转的同时，他顺着讲坛的木沿，伸出一只胳膊，然后放眼扫视了一下讲坛后面的观众。也许，菲利普·艾佳力岱心想，我再也看不到他那样做动作了。

马拉把头往后侧了侧。他环顾大厅。然后，在拖得悠长的、优雅的停顿之后，放声大笑。

“此人使我热血变冷，”代表勒巴低声对罗伯斯庇尔说。“好像在坟场遇到的什么东西。”

“嘘，”罗伯斯庇尔说。“听。”

马拉把手朝上伸出。有一回，在拉扯围在脖子上的红色头巾；这是玩笑结束的信号。他又把胳膊伸出，既担惊受怕，又显得从容自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听上去镇定自若，没有激情。他的建议仅仅就是这个：国民大会废除代表免受指控的特权，这样，他们可以彼此接受审判。右翼冲着左翼瞪大了眼睛，每一个代表都在想象着把他的私敌游行示众，送到季乐汀医生的砍头机器上。山岳派那边的两个代表，隔着几英尺的距离坐着，转身面面相觑；他们四目相迎，然后惊恐万状地飞快扭头朝别处看去。没有人直视菲利普。马拉的动议得到了所有方面的支持。

公民丹东和德穆兰一起离开了会场，受到聚集在外面的一群人的鼓掌欢迎。他们步行回家了。这是四月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傍晚。“我宁愿希望我自己身在别处，”丹东说。

“你打算拿菲利普怎么样？我们不能刚好把他扔给马拉。”

“我们也许要找到某个舒适的省里要塞，把他关在那里一阵子。他在监狱里面要比他在巴黎逍遥自在，而且更加安全。”

现在，他们到了他们自己的区，科德利埃共和国。街上静悄悄的；关于国民大会出现的那一幕的消息很快就要泄露出去，还有关于国民大会令人恐惧的法令。在别处，代表们正一瘸一拐地回家，为了护理他们的挫伤和扭伤。今天下午是不是大家都有些发疯了，也许吧？公民丹东确实具有饱经沙场之人的架势，不过，那种架势他经常有。

他们在商廊外面止步。“乔治-雅克，上来饮一杯人血吗？或者我可以打开勃艮第[1]红酒？”

他们上去了，决定喝勃艮第红酒，一直坐到午夜过去。卡米尔在他计划要撰写的宣传册的特别要点下面划了杠杠。但是，特别要点还嫌不够。每一个词必须是一把小刀，要把小刀打磨得锋利尖锐，他还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行。

玛侬·罗兰回到了她那幢位于阿普大街又旧又窄的公寓。“早上好，早上好，”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

“我们没有邀请你到这里来嘛。”

“啊，是的。”法布尔坐下，跷起了二郎腿。“公民罗兰不在家吗？”

“他在散步。为了他的健康。”

“他身体怎么样啦？”法布尔询问道。

“不好，恐怕。我们希望今年夏天或许不要太热。”

“啊，”法布尔说。“天气暖也好，冷也好，对于身体不好的人来说都有坏处，是吗？我们和你们一样担心。有人注意到公民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的信在你手里时，有人对丹东说，情况一定是，公民罗兰身体欠安。丹东说——不过，不要紧的。”

“或许你有音信要留给我丈夫吧。”

“没有，因为，你看得出来，我不是专门过来跟公民罗兰谈话的——不过，只是为了跟你这么个漂亮迷人的伴侣待上几分钟而已。而且，发现公民布卓跟你一起在这儿也是一份额外的快乐，是吗？你一定要小心啊，不然你将被怀疑”——他咯咯咯咯地笑了——“有阴谋罪。不过，后来，我觉得在一个年纪轻的男人和一个年纪大的女人之间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公民德穆兰总是这么说。”

“除非你很快把你的公事陈述清楚，”布卓说，“我可以把你撵出去。”

“真的？”法布尔说。“我以前几乎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敌视的高潮。坐下，公民布卓，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嘛。”

“作为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她说，“马拉已经向国民大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限制某些代表。其中一个就是公民布卓，此人你现在看到了。另一个就是我丈夫。他们要将我们带到你的革命法庭前面。九十六个人已经签好名。那是什么样的敌视高潮呢？”

“不，我一定要抗议，”法布尔说。“虽然我本人坦承，得悉马拉有九十六位朋友我感到开心，但是马拉的朋友们还是签了名。丹东没有签名。罗伯斯庇尔没有。”

“卡米尔·德穆兰签了。”

“哦，我们丝毫也控制不了卡米尔。”

“仅仅是因为马拉提出了这个建议，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就不会签名吗，”她说。“你们意见不合有分歧，真是无可救药。你以为你能吓倒我们。不过，你不会把我们从国民大会撵出去，你还没有那些人数或者力量办得到。”

法布尔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看看他们。“你喜欢我的外套吗？”他问。“这是一件新的英国款式。”

“你绝不会有所成就的，而且，你并不代表任何人。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害怕，埃贝尔会利用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埃贝尔和马拉害怕雅克-卢克斯和其他街头煽动分子。你惧怕失去你的名声，惧怕再也不是人在外头走在革命的前面——那就是你为什么放弃装模作样、摆出绅士体面风度的原因。雅各宾派的人由他们的公共画廊统治，你迎合他们。不过，警告你——你所纵容的这个满城都是衣衫褴褛的文盲们并不代表法国。”

“你的慷慨激昂真让我感到新奇呵，”法布尔说。

“在国民大会里头，有来自全国的高雅体面之士，你们巴黎的代表们不可能吓倒他们所有人。这个法庭，这次巴黎代表免除指控特权的终结，它行不通，不单单是针对你们。为了马拉，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我明白，”法布尔说。“肯定，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要是你在中途对丹东一直客气礼貌，在你多么不想跟他进行性交这件事上，没有发表那些不幸的评论将多好啊。你知道，他是个好人，一向愿意达成交易，而且他丝毫也不是一心要做杀人放血之人。只是最近，因为他个人命运多舛不幸，他才不像以前那么随和。”

“我们不要交易，”她气愤地说。“我们不想与组织去年九月大屠杀的人打交道。”

“那真是十分令人难过了，”法布尔故意说。“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知道，这一直就是充满妥协的事业，多多少少令人接受的事业，也是善解人意的事业，或许也是给你自己——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同时赚上一点小钱的事业。不过，现在形势正变得极其严峻。”

“在什么时间之前，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说。

“噢，”他站起身来，“我可以把你这句表扬的话传给人家吗？”

“我宁愿你不要传出去。”

“你跟公民布利索见面次数多吗？”

“公民布利索正在进行他自己的革命版本，”她说，“维尼奥德也是如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有他们自己的朋友。把我们跟他们混在一起真是愚蠢可怕，而且也不公平。”

“恐怕这是无法避免的，真的。我的意思是，假如你们彼此见面，互通信息，以同样的方式投票，不管是多么地巧合——哦，对于外人而言，这确实好像你们是一个帮派的。对于陪审团来说，它看起来就是这样。”

“就凭这一点，你就要跟马拉一起接受审判，”布卓说。“我认为你还是有点儿不够成熟，公民法布尔。在你受审之前，你一定有官司缠身。”

“别过分笃定，”法布尔嘟哝道。

在楼梯上他碰到了罗兰本人。他在路上，要去起草一份请愿书——这是他的第八次或者第九次了——请求核查丹东担任部长期间的账目。他一副颓唐枯朽的样子，浑身散发着浸液的味道。他避开法布尔的目光，扭头朝别处看去；他本人目光黯然失色，充满了痛苦。“你们的革命法庭是个错误，”他不带开场白地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恐怖时代。”

布利索：阅读、写作、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整理思路，传播他的美好愿望；提出动议案，对委员会发表演说，记笔记。布利索和他的党羽，他的派系，他的负责组织工作的议员，以及他的庄主；带着他的秘书和信使，他的跑腿男童，他的印刷商，他的一帮献媚者。布利索带着他的将军，他的部长们。

不过，布利索究竟是谁？一个面点师的儿子。

布利索：诗人、商人、乔治·华盛顿的顾问。

布利索派人是谁？这是个好问题啊。你们看看，假如你们指控人民犯罪（例如，特别是阴谋罪），而且拒不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立刻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集团，他们具有凝聚力。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说你是布利索派人，你是吉伦特派人，那么就证明一下，你不是。证明一下你有权利被区别对待。

有多少布利索派人？十个身份显赫之人：六十或者七十个非实体组织。就拿拉保尔·圣-艾迪昂这个例子来说吧：

当那类人应该从国民大会被清洗出去的时候，结果人民居然这样发问，布利索派人是什么玩意呢，我要提出动议，为了保留此类人物的完美标本，此人的皮囊里该塞满东西；而且，他本人可以完整无缺地被保存在自然博物馆；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反对把他的头砍掉。

布利索：他的投稿者和他的演说家，他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他的贿赂和他的容易上当受骗之人。

布利索：他的方法方式，他实现目的的手段，他的环境，他的阴谋诡计，他的错误和花言巧语，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没有尽头的世界。

国民大会右翼分子，主要是他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是保皇派，都是杜姆雷兹的共犯；他们受到皮特、奥尔良和普鲁士特务的指使；他们想要把法国分裂成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联邦共和国；这样，共和国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我把这个确立为事实。我认为，历史没有提供得到如此清楚的证明、具有如此众多重大可能性的一个阴谋例证，布利索反抗法国共和国这个阴谋除外。

卡米尔·德穆兰，撰写了一本宣传册：《革命秘史》。

[1] 法国东南部，该地产出红葡萄酒。

第7章

食肉动物（1793）

在位于杜伊勒利宫王后楼梯的顶头，有一系列供音讯交流的房间，每天房间里都挤满了文员、秘书、信使，还有部队军官、伙食供应人员、公社官员，以及法庭官员：穿靴子的和带踢马刺的政府信使，等着从这套间的最后一个房间里头传来快讯。朝下看吧：外面有大炮，还有一列列士兵。最顶头的房间曾经是末代国王路易的私人办公室。这里你不能进去。

这个房间现在成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该委员会的存在是为了监控部长委员会，是为了加快该委员会的决策。在现阶段，人们把它叫作丹东委员会，他们感到纳闷，在这间绿色的密室里，墙纸也是绿的，他把双肘撑在巨大的椭圆形办公桌上，上面盖了块绿布，他在干吗呢。他觉得这个颜色叫人丧气扫兴，令人心烦。他头顶上的水晶枝形吊灯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装了镜子的墙面映出他那公牛般的脖子和带着疤痕的脸。有时候，他朝窗外看去，远眺各种花园。在路易十五广场，这个广场现在叫作革命广场，砍头的机器已经运转。从这个房间里，每当他为和平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就想象，他可以听到桑松谋生的声音；听到机器上运转着的零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还有铡刀咔嚓的声音。眼下，是部队军官们；至少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该怎么去死。

四月份有过七次行刑；这些数字，毫无戏剧性的变化，要增大。地区委员会要为高喊着逮捕人做好准备，他们办理指控的速度非常迅速，认为，就这样吧，一个人是不冷不热的爱国者，是贵族的同情者，是黑市的牟利者，或者是神父就行。房屋搜查，食品问题，征兵，护照，责难：地区委员会要在哪儿办好逮捕的手续，公社的那些好差事要从哪儿开始，这真难以知晓。有一天，皇宫被警察用警戒线围了一圈，不让人靠近，所有的女孩们被赶在一块儿。她们的身份证被拿走；有个把小时左右，她们站着，一小群一小群地围成了人墙，挡住了抓捕者，她们的脸上施粉之后，硬硬的，一副了无希望的样子；之后，她们的身份证重新发还给她们；她们被告知，她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有惊无险的皮埃尔·肖美特恐怖。

从这里，他得要观察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还有，福芙格·圣-安东尼派；里昂、马赛、万戴派和公共画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马拉和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埃贝尔；公社和区委员会，还有革命法庭和新闻出版。有时候，他就这么坐着，想起自己过世的妻子。他无法想象，少了她的夏天将是什么样子。他非常疲惫。他看似远离了雅各宾派，远离了委员会晚上召开的会议。一些人说，丹东正在让他的声誉下滑：他在自暴自弃。其他人说，他不敢。有时候，罗伯斯庇尔过来看看他，惊惊怵怵的样子，一边发着哮喘病，一边不停地扯拉穿得非常一丝不苟的服装的衣袖和衣领。罗伯斯庇尔正在变成他本人的一幅漫画，露西尔评论说。丹东不在家的时候，小路易丝就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他跟德穆兰一家人在一起，几乎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如同卡米尔曾经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生活一样。

眼下，他追求露西尔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习惯。他开始明白，她与他为了获得家庭舒适才需要的、恳切忙碌而又简单的那些女人是多么不同。读了一天的卢梭作品之后，她总是宣布从首都退休，去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计划，把他们驾车带到乡下，孩子会因为与他们的爷爷奶奶分别哭呀喊呀；在乡下，她总会为孩子的教育起草规划。她的头发顺着肩流水般地垂下，头上戴一顶硕大的草帽，在草地上做一点点半调子般的除草活儿，以此来接近大自然。下午在花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下的秋千上她会阅读一点诗歌，然后，到了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两天过去了，罗伯斯庇尔的教子大喊大叫得令她发疯；她一边发布有关派人送些新鲜鸡蛋和色拉过来的鸡零狗碎的命令，一边快速奔回到科德利埃大街，一路上，为错过了她的钢琴课，或者为了她丈夫是不是已经离开她在担心。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失败者，她总是这样恼怒地对他说；你一直在吃什么呢，你一直在跟谁睡觉？之后的一个星期便是聚会和熬夜；孩子离开首都到外婆那里去了，护士迅速地跟在后面。

今天她的心境不同了，老早就在那张蓝色长沙发上坐好了位置；她把自己裹在白日的梦幻里，太深了，无人敢来打搅她；无人敢说一个词。有一天，她从梦里惊惊怵怵地说，乔治-雅克，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也许完全把革命幻想化了，这似乎太不大可能成为现实。还有卡米尔，如果他是我简单杜撰的什么人物，是在我天性深处唤起的一个幻影，是解决我的不快不满、幽灵一般的第二个自我，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想到了这一点，然后想到了他本人的造化：两个死去的孩子，一个被杀害的女人，他相信，她是被自己的不仁不善给害死的；想到了他的和平计划的流产，现在想到了他的革命法庭。

法庭坐落在司法宫殿的边上，位于一间与巴黎古监狱[1]相邻的大厅内：哥特式风格的大厅，云石板铺面。法庭庭长蒙塔雷性格温和，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会被别人取代。到了后面的秋季，我们将要看到副主席仲马的情景，一个红脸红发男人，有时候处于醉醺醺的朦胧状态，在旁人的扶持之下坐上了位置。他主持审判，面前总有两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摆在桌上，还有，他位于塞纳街上的公寓像座城堡。

法庭有一批陪审员，他们是被证实了的爱国者，是由国民大会挑选的。罗伯斯庇尔的医生苏波尔毕耶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法庭、在他的医院和他最重要的病人之间奔走，分散精力。莫利斯·杜普莱也是一位陪审员。他讨厌这份差事，在家中，他对此事从来闭口不提。另外一位，公民雷诺丹，是个干小提琴制作行当的，是在某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造成突发暴力事件的家伙，那是一起毫无原因，但却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这些日子里经常发生。他敢于叫板公民德穆兰，在对逻辑感到绝望之后，他突然向德穆兰发起攻击，把他从房间的一头打到房间的另一头。他遭到大厅招领员的一顿暴打，被野蛮粗暴地从法庭拖出去之后，人们甚至还听到他那怒不可遏的咆哮声盖过公共画廊里的喧嚣声：“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

检察官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一个办事利落、长得黑黝黝的男人，他一向占有道德领地：作为卡米尔的堂弟，他不是如此善于炫耀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勤勉得多的人。

该法庭经常无罪释放：起码，在早期的这些日子里是这样。就拿马拉当个例子来说。他受到吉伦特派的指控，公民福奎尔只是敷衍了事，法庭里挤满了从街上过来的马拉派人。该法庭否决了这个官司：一群唱着歌喊着口号的暴民把被告人举到了肩头那么高，进入国民大会，走过大街，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在那里，他们把这个咧嘴笑着的、瘦小的、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坐在大会主席的椅子上，加封为王。

五月，国民大会从骑术学校迁到以前的杜伊勒利宫剧院，为此，剧院被重新装饰。一点儿都没有粉红色概念，有酒窝的爱神丘比特，盒子猩红色的曲线、敷粉和香水，还有丝绸的沙沙声。想一想这番情景吧：笔直的线条，垂直的角度，戴石膏皇冠的石膏雕像，用石膏花冠和石膏橡树做成的石膏雕像。一个供发言人用的正方形讲坛；讲坛后面，悬挂着水平的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帜；讲坛边上，是已逝斯人的纪念像，勒拜乐蒂尔的上半身像。代表们在层次分明的半圆形会场就座；他们没有办公桌和饭桌，因此，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写字。大会主席有手摇铃、砚台、折叠本；当三千名造反派从福布格大街潮水般地涌入，在他下面的地板上到处乱跑的时候，他们用到他的时候很多。阳光透过幽深的窗户窄窄地溜了进来；在冬日的下午，一张张脸庞影影绰绰的，与毫无敌意的长凳子分辨不清。掌灯时分，这种效果真有魑魅魍魉般的恐怖；他们在地下墓穴中审议，指控从看不见的嘴中一点点地滴下。在更加幽深的昏暗之中，公共画廊在狂喊狂叫。

在这个新大厅内，各路派系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重新组合。屠户雷让德勒大声冲着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叫嚷道：“我会把你宰了！”“说我是一头公牛，首先，”这位代表说，“要通过法令。”一天，一位布利索派的人踉踉跄跄地爬了九级台阶，尴尬地走上讲坛：“这简直像爬上断头台啊，”他抱怨道。左边的人感到开心，冲着他大嚷大叫：把这个彩排用好。一位困倦的代表把手放到头上，看见罗伯斯庇尔在注视他，连忙把手放下：“不，不，”他说，“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心思哩。”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代表——也有一些代表，虽然在公共场合引人注目——总是脸都不刮，领结也不系上，外套不穿就抛头露面；或者，在气温升高的时候，他们总是丢掉上流人士的这些标志。他们装出那些男人的作风，那些以在后院水泵下冲澡的方式开始他们早晨的男人；那些在去干十个小时的体力活儿的路上，常在街道角落处的酒吧边上，远远地停下，为了喝上一口烈性酒的男人。但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对这些男人来说却成了活生生的指责；他依然穿着带扣的鞋子，穿着橄榄绿有条纹的外套。这跟他在革命的第一年穿的那件外套会是同样一件吗？他不是个随意浪费外套的人。虽然公民丹东把惹怒他的那件厚颈子硬麻布给扯掉了，但是公民圣-约斯特的领结却变得更高更挺，看起来也更标致了。他虚戴了一只单耳环，不过，与其说他像个海盗，不如说更像个患有轻度精神错乱的商业银行家。

不同区的委员会被安置在年深月久、废弃不用的教堂内。共和国口号用黑色油漆涂鸦在墙上。从这些委员会，你拿到你的公民资格证件，证书上注明了你的住址、职业、年龄和外貌：还有一份交给城市委员会。

女商贩拿着装了麻布的大篮子，挨家挨户地走，叫卖商品；麻布下面是新鲜的鸡蛋和黄油，它们令人满意多了。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酬劳，木场里的男人总是在罢工，生火的木柴价格是1789年的两倍之高；家禽可以买到，是在午夜；为了拿到低价，要在德·伏伊咖啡馆后面的胡同里购买才行。

一个孩子拿着一块面包，经过市场；一名帽子上系着三色绶带的妇女把他摔倒，抢走了他的面包，并把面包撕成碎片，然后把碎片摔得远远地，一边还说，因为她没有，她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市场上的女公民们向她指出这种行径是愚蠢的；她冲着她们大声叫骂，并对她们说，她们都是贵族，而且不久，所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要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倚靠四个垫子支撑着坐。他现在处于疗养期，又显得年轻了。卷曲的红棕色头发上没有敷粉。床上到处都是文件。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橙子皮的味道。

“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说，不，不，你不可以吃橙子，公民。可是我又不能吃别的东西。他说，你吃水果上瘾了，到了这般程度，结果，我对你没法子负起责任。马拉给我捎来一张便条。我亲爱的考蕾莉娅，你能给我再多拿些凉水吗？不过，我的意思是很凉的？”

“当然，”她伸手去拿茶缸，东奔西跑的样子。

“做得好，”卡米尔说。

“是啊，不过我只好不停地想到越来越难以得到的东西了。我以前一直告诉过你，女人不过是件该死的烦人的东西而已。”

“是的，可那时候你的经历不过就是书本上的东西而已。”

“把你椅子搬到这边来。我的嗓音不大能提高多少。我不知道在新大厅我们要干什么事，我知道以前那里是个剧院，可现在好多了。我们将来能听到的唯一几个人就是乔治-雅克和雷让德勒。在凡尔赛宫，我的嗓音够糟的，之后在骑术学校，现在在这里——四年来，我喉咙一直在疼啊。”

“别说了。今晚我还得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发言。”

他反对布利索的宣传册子交付印刷，而且俱乐部——今晚——将会投票决定重印和再发行这本册子。不过，他们想要见到他本人，听到他的声音。罗伯斯庇尔明白：一个人必须被别人看到和听到才行。“我真是生不起病哪，”他说。“布利索怎么样？大家最近在附近见他见得多吗？”

“不多。”

“维尼奥德呢？”

“不多。”

“如果他们这么平静，他们一定是在谋划什么事。”

“你姐姐夏洛特正到楼下。我今天为什么能听到所有东西的声音？”

“莫利斯已经不允许人们工作了。他觉得我头疼。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艾蕾奥洛莉只好待在楼下，看住夏洛特别上来。”

“可怜的夏洛特。”

“是的，不过，我觉得，艾蕾奥洛莉也挺可怜的。虽然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也许要请丹东别对她这么粗暴。我知道，她是个相当平凡的人，但是每个女孩都有权利对没有见过她的人隐瞒实情呀。丹东总是不停地跟人家说。请他不要议论她。”

“再派个信使。”

“告诉我，”罗伯斯庇尔厌烦地说，“为什么他不过来看我？我指的是丹东。把我的话告诉他，他非得要使这个委员会转起来才行。他们都是爱国者，他必须动员他们。现在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权威，部长们都是代码而已，国民大会是假的，因此，中央权威必须是委员会。”

“嘘，”卡米尔说。“想想你的喉咙。”

“吉伦特派试图通过煽动省份与我们对抗，从而使整个国家无从管理，因此委员会必须要密切注意——告诉他，部长们如果得不到委员会同意，绝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每天他必须拿到一份来自不同部里的书面报告，不过这又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吗？”

“马克西，我知道你感到失落，因为你要发表演说，可是你该好好地休息休息才是，不是吗？当然，如果委员会由丹东管理，大家不会在乎委员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委员会是选举性质的，是吗？”

“假如他要保持当选，那么他就能当选。顺便问问，他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他本人？”

“闷闷不乐。”

“我觉得，他会想到再婚。”

莫利斯·杜普莱开了门。“你的水，”他低声说。“对不起，艾蕾奥洛莉——我是指考蕾莉娅——在楼下逗你姐姐开心呢。你不想见她，是吗？是的，当然，你不想见她。你的头怎么样？”

“我的头不疼了，”罗伯斯庇尔大声说。

“嘘。我们得让他站起来，”杜普莱朝卡米尔发出嘘声。“今晚他要错过听你演讲的机会了，真遗憾。我会在那里的。”卡米尔用手捂住脸。杜普莱在他肩头拍了拍，踮着脚尖出去了。“别让他发笑，”他从门口说。

“哦，这蛮好笑的，”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始笑出了一点。

“刚才关于马拉，你说什么来着？他给你捎过一张便条？”

“是的，他也病了，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屋子了。你听说过那个安妮·戴洛瓦妮的姑娘吗？”

“现在她做出了什么事？”

“她在杜伊勒利宫花园发表演讲，一群妇女朝她袭击，来自公共画廊里粗暴凶狠的妇女。出于某种只有她本人才知晓的原因吧，她把自己与布利索和他的党羽帮派联系在一起。我不会相信布利索会为此感到高兴。她找错了听众对象，我不知道，可是也许她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时尚女人，侵犯了她们的领地。好像，马拉恰巧从那里经过。”

“因此他便加入到其中了？”

“他把她给救了。他冲进去，要那些妇女们住手，对这位医生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骑士风度，是吗？他觉得她们也许会把她杀了。”

“我希望她们把她杀了，”卡米尔说。“原谅我一会儿，因为有必要说这句没用的话。这件事我无法忍受。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婊子在8月10号的所作所为。”

“哦好了，路易·苏鲁，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了解他。可是他最后站错了立场，是吗？”罗伯斯庇尔重新把头垂下，靠在枕头上。“之后，她就那么干了。”

“这真是一件说来让人觉得歹毒心狠的事。”

“这件事也许会落到我们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服从我们的判断，服从我们的良知，而且，如果我们的判断和良知引领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行走，我们也许只好为此受苦受难。毕竟，布利索或许诚实可信。”

“可我刚刚写好这本宣传册，说布利索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阴谋家——”

“因此，你已经说服自己了。今晚你要这么说服雅各宾派人。肯定，执政时期，他的人已经犯了错误，做出了愚蠢的行动，而且还犯下了刑事上的玩忽职守罪过，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消灭掉。”

“可是马克西，你本想在九月份把他们杀了的。你试着要成立法庭的。”

“我原本认为，趁他们还没破坏之前，最好就把他们消灭掉。我当时想到可以拯救一些人的性命……”他动了动双腿，有些文件滑落到地板上。“这是一个精心考虑过的判断。还有，丹东，”他略微笑了一下，“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对我加以提防。他觉得我是个无法预测的野兽，手里拿着打开自己笼子的那把钥匙。”

“可是你说布利索也许诚实可信呀。”

“卡米尔，我们是根据结果判断，而不是根据意向判断。很有可能，他对你今晚要告他的罪行不会承认，可我就是要让你这么去做。我想把他们从国民大会赶出去——至于我自己，如果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会感到高兴。伤害已经发生，借助于迫害他们，我们无法挽回过去。不过人民不会这样看待此事。没法指望他们这样看待此事。”

“你要救他们。如果你愿意。”

“不。在革命当中，有些时期，活着就是犯罪，而且，人民必须知道，该怎样去抛头颅洒热血，假如他们被要求这样去做的话。也许有人要求得到我的头。如果这个时刻来到，我不反对这样去做。”

卡米尔走开，边走边转身，还顺着莫利斯·杜普莱支好的隔板纹理用手摩挲着。墙上的架子上方是他雕好的一幅令人好奇的图标：一只硕大威猛的老鹰正伸着爪子，像是罗马人的老鹰。

“这样的英雄主义，”卡米尔慢条斯理地说，“而且也是穿着睡觉的衬衫。政策是理性的奴婢。使人类理性自相矛盾，以政策名义，建议干那些被理性用道德名义所禁止的事情，这真是一种亵渎。”

“你这么说，”罗伯斯庇尔疲惫地说，“不过，你已经被腐蚀了。”

“被什么腐蚀？被金钱吗？”

“不是。被腐蚀的方法不止这一种。你可以被友情腐蚀。你的情感真是太……太强烈了。你的憎恨太突然、太强烈了。”

“你是指米拉波，是吗？你永远不会放过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以前曾利用过我，而且他是利用我播散情绪——这种情绪——结果证明——他并不相信。可是现在你——结果证明——恰恰跟他一样。你不相信‘你让我’说出的一个词语。我觉得这实在难以接受。”

“某种程度上说，”罗伯斯庇尔耐心地说，“假如我们要超越像苏鲁这样的人，还有这位姑娘，我们就得要避开我们个人所相信、所期待的陷阱，要把我们自己当成已经被塑造成型的各种命运的工具。你知道，即使我们根本没有来到人世，还是要有一场革命的。”

“我不认为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卡米尔说。“我认为，相信这样的说法等于伤害到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开始把文件从地板上捡起来。“假如你真要让艾蕾奥洛莉生气，我指的是考蕾莉娅，”他说，“你可以不停地把文件摔到地板上，然后再向她们要文件，像孩子那样。洛洛特看到这个阴谋诡计开始的时候，她会让路的。”

“谢谢你，我要试一试。”一阵咳嗽。

“圣-约斯特过来看你了吗？”

“没有。他受不了疾病。”

罗伯斯庇尔眼睛下面，在皮肤的衬托之下，有些深紫色的斑点。卡米尔记起他姐姐在去世之前那几个月的样子。他把这个想法支走了；拒绝拥有这个想法。“你，你和丹东，都没事。我得走了，要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吞吞吐吐地说上两个小时，有可能又要被那个疯狂的制作小提琴的家伙撂倒，然后被各色各样的生意人踩死。虽然丹东把晚上都泡在跟他的新女友培养感情上，可你却在这里躺着，发着不算太高的烧，假如你是命运的工具，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替你来充当这个工具，你为什么不度假呢？”

“噢，可是我们个体的命运是我们命运的某种关怀。假如我度假，布利索、罗兰和维尼奥德就要开始谋划把我的头砍掉。”

“你说过，你不在乎。你还想有点儿昂首阔步地去接受人家砍头。”

“是的，不过有些事我要首先把它们做完。一想到这，假期就不会非常愉快，是吗？”

“圣人不度假，”卡米尔说。“我倒更情愿认为，虽然我们都是命运的工具，但是别人干不来。因为我们像圣人一样，我们是某一神圣目的的实现者，而且内心充满了上帝的恩宠。”

夏洛特也走在外出的路上。她现在得到的接待比她该得到的还要糟，他心想。他们站在奥诺雷大街，眼泪从她眼里溢了出来，顺着她那乖戾的猫样的脸往下流淌。“如果他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她说。“那几个魔鬼般的女人正把他变成我们大家无法辨认的东西。她们使他舒适满足，她们使他无时无刻不考虑自己，他是多么不错。是的，他活得不错，可他并不需要人家告诉他。哦，他根本没有常识，他根本没有分寸感。”

他把她带回到科德利埃大街。安莱特在那里。她非常仔细地把夏洛特打量了一番，听她诉说她的苦衷。这些日子她看上去总像个要给别人忠告的人，可偏偏就是没人来。

那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画廊里，大家正过来坐到预订的座位上。“这将是一场胜利，”洛洛特说，随着下午在慢慢地过去，惊慌开始在他的内心搏斗了，像是装在袋里的猫儿们一样。

这是什么类型的惊慌呢？他可以跟小提琴制作者搏斗上无数次：这不成问题。他讨厌的是大场合让人毛骨悚然的这种感觉；这个小时正在临近，这个小时的分分秒秒正在滴滴答答地过去；那种收起文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讲坛，带着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自我膨胀，还有他一离开自己座位便能觉察到的飒飒的、充满敌意的响声。克劳德说过，“现在你就是政府”；但是，那句话说得不是很对。中间和右边的大多数代表们认为，他不该是国民大会成员，就凭他的极端看法和宣扬暴力就该把他排斥在大会之外；他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他们高喊，“灯柱律师”和“九月革命杀手”。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产生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滋生了他的傲慢态度；还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觉得自己有毛病，感到寒心彻骨。你怎能预先知道，今天将是怎么样的一天？

在吉伦特带来他们指控马拉的消息那天——那天就是这些倒霉的日子中的一天啊。他们的支持者挤坐在长凳子上；当你抬头朝山岳派仰望时，他们都远远地走开了，这真令人发怔。谁会为疯狂、有害、令人讨厌的马拉去大声疾呼呢？他会。他们一定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喧嚣声是精心策划好的。我们要审判马拉，他们高呼，还有你，跟他一起。还有比这要多得多的话，是用平常的口气说出的：饮血者。他们高喊，趁我们还没把你拽下台，从讲坛上滚下；历时四年的革命过去了，可他还是处于同样的威胁之下，跟他从前在皇宫、警察当时围拢上来一样。

他尽可能在他的位置上站得时间长一些，可是主席感到无能为力，用手势表示他无计可施。代表们对马拉怀有的感情是极度憎恨和恐惧，此时此刻，他们把这些感情迁移到他的身上了，他意识到了——一个人必须要一直意识到——这些代表不是毫无武装地坐在这儿开会的。换上丹东，他会恐吓他们出去，他会主宰他们，迫使他们把嘲讽骂人的话语咽回到喉咙里去；可他没有他的那些能力。他不再试图说话，对着高声呼号的长凳子瞟了老大一会儿之后，他自己感到心满意足：朝着主席点了点头，把头发往后一推，心想，“好了，马拉医生，给他们第一滴血吧。”

当他摇摇摆摆地走回到山岳派的凳子上时，丹东不在那儿，罗伯斯庇尔不在那儿；他们不想卷入此事。既害怕马拉、又讨厌马拉的佛朗索瓦·罗伯特正朝别处看去；法布尔朝他瞥了一眼，扬扬眉，咬着嘴。安东尼·圣-约斯特对他皮笑肉不笑。“这费了你不少神，是吗？”卡米尔已经凶巴巴地说了。他已经极度希望到外面去呼吸少一点敌意气氛的空气，可是，如果他立刻走出去，右边的人就会把这一点添加到他们的胜利单子上：我们不仅使马拉的主要支持者保持了沉默，我们还把他从我们的会议大厅赶出去了。

间歇之后，他能选择自己出去的路了，他来到杜伊勒利宫的花园。四年来，他一直待在发霉的没有空气的房间；四年来，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担惊受怕。乔治-雅克认为，革命就是从中捞钱的东西，可现在革命正在索要其自身的成本。绝大多数同事都爱上了酒精，有些人好上了鸦片；有些人还得了很多奇怪的、突如其来的疾病；还有一些养成了在白天上班过程之中突然放声大哭流泪，样子不像男人的习惯。马拉是个失眠者；他的堂弟福奎尔，也就是检察官，私下里对他说，他每天夜里都被死人在街上跟在他身后的噩梦惊扰。照一般标准，他正在非常有效地应对；可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碰到像今天这样的难受不安。

这时，他意识到有两个人跟在他身后。他拿定主意之后，转身面对他们。是两个守卫国民大会的士兵。他们离他近到三步之隔的范围了。他把手放在心口。他被自己声音中那个小小的平平的音调吓住了。“肯定，你们过来抓我。我想国民大会刚刚颁发了这个命令。”

“不，公民，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过来抓你，人数会不止我们两人。只是我们看到你独自一人走到这儿，我们知道，现在是充满邪恶的时刻，我们注意到良民勒拜乐蒂尔被人打倒死去的样子。”

“是啊，当然。你们可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除非有人提示你们要英勇无畏地去挡别人的道？”他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也许要抓个什么人，”士兵说。“一名杀手。我们一直在提防这些阴谋家们，你知道，正如公民罗伯斯庇尔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现在——”他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同事，试图要记起他打算要说什么话。“哦是啊——我们能主动护送你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吗，公民代表？”

“坟墓，”卡米尔说。“坟墓。”

“就是，”第二个士兵说，“你能把手从你放在外套口袋中的手枪上拿开吗？这样使我紧张。”

那天——也是在奇怪的绝望之中第二起事件——不是他希望要记住的一个日子。今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他将多半在友人中出现。丹东会在那里，因此他会在他身边，坐在他平常坐的位置上。丹东能够保持沉默，不动声色，他知道，一个人是无法把自己的紧张通过谈话或者通过开玩笑消除掉的。时间到了，他要慢慢走向讲坛，因为爱国者们会从座位上走出去拥抱他，而且是从画廊漆黑的地方，那里聚集着无裤党人，会有掌声和粗厉沙哑的鼓励他的喊叫声。之后便是沉默；当他开始时，他要把前面要说的话仔细考虑好，这样，他便可以控制说话会出现的结结巴巴的倾向，这样，他便可以绕过词语，把它们挑出来，填进其他的词语当中，他会觉得，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如此一桩无比混乱的差事，没有人知道别的人在说什么。以前在凡尔赛，没有人知道；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几年过去，当我们离世，他们会因为努力要听见我们的声音感到厌倦的，他们会说，这重要吗？在历史的沉默中，我们用我们微弱的肺，用我们的口吃，还有，我们为了别的事情而设计的房间，已经选好了我们自己的位置。

商廊：

吉力： 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

丹东： 可怜？你们为什么需要可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已经想过，这对你们来说算是一次好运。

吉力：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吉力太太： 他想把她杀了，就像他杀死他的第一个妻子一样。

吉力： 安静。

丹东： 哦，让她说。让她把这话从她的系统中掏出。

吉力：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她。

丹东： 我对她有一定的感情。

吉力太太： 至少，你也许要有这份器量说你爱她。

丹东： 对我来说好像这是你们几年来想要弄清楚的什么事。

吉力： 有更加合适的人选。

丹东： 那由我来决定，是吗？

吉力： 她才十五岁。

丹东： 我三十三。这样的婚姻每天都在完成呀。

吉力： 我们原以为你超过三十三的。

丹东： 她嫁给我不是为了我的容貌。

吉力： 为什么不娶个寡妇，有经验的人呢？

丹东： 在哪方面有经验？你知道，如果你认为我有如此巨大的色欲，这不过是我装出来的一个谜，我真的非常正常。

吉力太太： 求求你。

丹东： 或许，最终你还是该把这个女人从房间送出去。

吉力： 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经验。

丹东： 孩子们都跟她有感情。正如她跟孩子们有感情一样。问问她。此外，我不要中年妇女，我想要更多的孩子。她知道该如何管家理家。我妻子以前教过她。

吉力： 可是你接待很多重要客人。她不懂全部的门道。

丹东： 我决定好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够好的。

吉力太太： 噢，你是活在这个世上最为傲慢的人。难以置信。

丹东： 好了，如果你们确实为我朋友感到难过，你们可以一直下楼，给她提提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胜任。瞧，如果她要，她可以拥有很多用人。我们可以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从各方面来说，那样也许是件好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习惯吧，我想。我是个富人，她得要做的事，就是说，她要什么，那么她就可以得到什么。她的孩子和我第一次婚姻生的孩子会平等地从我这里继承财产。

吉力： 她不是为了卖给人家。

丹东： 她可以拥有一栋私人小教堂，如果她要的话，可以拥有她自己的神父。只要他是个忠于宪法的神父就行。

路易丝： 先生，我不是按照平民礼仪嫁给你。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

丹东： 我的爱人，请你再说一遍？

路易丝： 我的意思是，好了，我会在城市大厅，体验那种愚蠢的结婚仪式。不过，有位还没有宣誓的真正的神父在场，一定也是一场真正的婚姻。

丹东： 为什么？

路易丝： 否则那就不是一场合适的婚姻。我将会生活在罪恶的状态之中，我们的孩子将会成为私生子。

丹东： 小傻瓜——难道你不知道上帝是个革命者吗？

路易丝： 一位合适的神父。

丹东： 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吗？

路易丝： 也许根本不知道。

丹东： 你最好再想想。

路易丝： 我是努力让你做正确的事情。

丹东： 这我理解，不过当你做了我老婆时，你会按照要求去做你的事，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路易丝： 这是我提出的唯一的条件。

丹东： 路易丝，我不习惯有人给我提条件。

路易丝： 这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他们主动攻击马拉的斗争遭到失败之后，吉伦特派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目的是为了调查那些——他们说——对国民大会权威人士持有偏见的人。该委员会逮捕了埃贝尔。不同区和公社给该委员会施加压力，迫使它释放他。5月29号，不同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长期会议”——这个术语是一个多么细腻而且充斥了危机的发音！5月31号，警钟在凌晨三点响起。城门关闭。

罗伯斯庇尔：“我邀请人民在国民大会自行游行，驱除腐败代表……我宣布，我已经从人民那里接受了捍卫他们权利的使命，我把任何打断我或者拒绝让我讲话的人都当成我的压迫者，我宣布，我要领导一场反对主席和试图使我保持沉默的所有成员的反抗。我宣布，我本人要惩罚叛徒，我承诺，要把每一个阴谋家当成我的私敌……。”

国民大会主席伊纳德，一位吉伦特派人：“假如国家代表竟然遭到袭击，那么，我以整个国家名义向你宣布，巴黎将会完全被毁，人民将会沿着塞纳河两岸去搜寻，为了弄清巴黎是不是曾经存在过。”

“最近几天来，人们一直不在家里睡觉，”布卓说。“这不安全。你想到过现在离开吗？”

“没有，”玛侬说。“我没有想过这样做。”

“你有个孩子。”

她把头重又靠到垫子上，露出她那光滑白皙的喉咙，好让他注意到。“那”——她闭上眼睛——“不可能获准来影响我的行动。”

“对于大多数女人而言，那会。”

“我不属于大多数妇女。这你知道。”她睁开眼睛。“你觉得我没有感情吗？不是那样的。不过，在这里，超越我感情的东西正处于生死攸关当中。我不会离开巴黎。”

“很多区都已处于暴动状态。”

“你害怕了？”

“我感到耻辱啊。局势居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毕竟，我们为此努力，而且希望过呀。”

没精打采的那个时刻过去了；她站了起来，脸上光彩照人了。“别放弃！你为什么那样讲话？我们在国民大会占有大多数。罗伯斯庇尔认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与我们这么多人抵抗？”

“对于罗伯斯庇尔会干出什么事来，你根本不应该低估。”

“想一想，在三月田广场那个时候，我曾经把我家给他当作避难场所！我尊敬他。我过去认为，他就是所有符合逻辑、合情合理、有头有脸的事物的堡垒啊。”

“你不是判断受他误导的唯一之人，”他说。“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原谅过他自己给朋友带来的伤害，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善意帮助，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他并不拥有的才华。我亲爱的，你做出了错误选择，你本该把你的手伸出来交给丹东的。”

“那个流氓让我反感。”

“我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丹东在想什么吗？你们当中好像没有人知道。在他眼中，你、我丈夫、布利索、你们所有人——你们就是一群举止温和、表演告一段落的知识分子。为他效力的一帮人是欲壑难填、阿谀逢迎、愤世嫉俗的食人动物——一帮为毁灭而毁灭的家伙。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用鄙夷不屑的样子对待你的原因。”

“不，玛侬，那不对。他主动要求谈判过。他主动要求停火停战过。我们拒绝了他。”

“话，你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呢，你知道，跟他谈判是不可能的。他制定条件，他期望你跟他们合伙。最后，他总是如愿以偿。”

“是的，可能你说得对。因此剩下的没有多少可谈了，是吗？可是我们，玛侬——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关于一无所有这事儿，”她说，“那就是，丹东无法把它抢走。”

国民大会外，武装游行示威。大会里面，来自不同区的代表们，手里拿着他们想要驱逐或者禁止的代表名单。但是，大多数人不愿失控。罗伯斯庇尔面色惨白，有如有一回从他手中逶迤滑落的白纸一样。为了撑住自己，他抓着讲坛。他在每一个句子之间都做费力的停顿。维尼奥德大声喊道，“那么你结束吧！”罗伯斯庇尔的头猛然向后一甩，“是的，我要结束你的狗命！”

两天后，国民大会被巨大的人群包围了，大多数人手中拿着武器，快速估算一下，这个人群足足有八万人之多。走在人群前头的是国民卫兵，他们带着刺刀，还有大炮。这些人的要求就是驱除二十九位代表。其中有布卓、维尼奥德、裴迪昂、罗维、布利索。看来卫兵们和无裤党人想要把这些代表囚禁起来，直至他们同意才会罢休。埃罗·德·塞谢尔，那天是论坛的主席，带了一帮大厅里的代表们来到了外面；希望这个姿态会减缓彼此之间的敌意。炮手们站在大炮旁边。他们的指挥官在马上朝下面瞪着眼睛，对国民大会主席说了一通冗长的话。他要明白，他，埃罗已经被看成是爱国者了；不过，他要明白，人民将不可战胜。

埃罗笑了，是一种抽象的微笑。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准备结束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这份将要永远给法国带来自由的文件：就是在这里——“一个人完全把握了形势，”他评论说，声音几乎听不到了。行走在漫长的游行队伍前面，他把受到围困的人群重新带回到会议大厅。很多不错的无裤党人此刻正躺在长凳上，与山岳派那边的代表们互相说些表扬的话，那些代表完全知道眼下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懒得惹起风生水响而已。

代表库颂，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圣人，发言了：“公民们，所有国民大会的成员现在应该保证获得自由。你们已经出去，向着人民行进了。你们已经到处发现他们的善良和大度，他们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代表的安全了——但是，他们对于妄图奴役他们的阴谋者感到怒不可遏。既然你们认识到了你们审议的自由，我动议对受谴责的代表应该指控这一法令。”

罗伯斯庇尔用手抱住头。考虑到圣人已经喷出不大可能的荒唐之言，或许，他在发笑？或许，他此刻又感到身体不适了？没人敢发问。疾病的每一次发作都使他变得异常坚强，好像是。

玛侬·罗兰在主席的前厅度过了一天，她在等待，头上戴了块黑纱巾。维尼奥德一个小时连着一个小时地给她带来坏消息。她已经给国民大会写过一份发言稿，她希望这份发言稿能在大会上被宣读。维尼奥德说，“你自己能看得出形势是个什么样子了。在眼下这个动荡不安的格局继续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代表们讲话。作为一个女的，你可以得到稍微多一点的尊敬，但是坦诚地说——”他摇摇头。

她在等待。接下来的一回，他进来的时候，他说，“一个半小时，也许吧，不过我不能承诺。我也不能承诺你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一个半小时？她已经离家太久。她不知道她丈夫现在何处。可是——她还是成天介地在等候，她要再待得稍微久一些，再忍耐一些。“我不怕，维尼奥德。也许，我能讲出一些你不能讲的事。警告我们的朋友，”她说。“告诉他们要准备支持我。”

“玛侬，他们大多数人不在这里。”

她为他的话感到一怔。“那么他们在哪里？”

他耸了耸肩。“我们的朋友有精神，不过恐怕他们没有耐力。”

她走了，要了辆出租车去罗维家。他不在家。又要了辆出租车——到自己家。大街上拥挤不堪，马车是在以行人的步速挪动。她大声叫司机停车。她从车里爬了出来，给司机付了钱。她开始疾走，之后便上气不接下气了，那块黑色纱巾缠住她的脸拉拽着，宛如小说中带有负罪心理的女人跑步去跟她的情人会面一样。

在她屋子的大门口，门房一把抓住她胳膊；先生已经锁好门，出去了，他到房东的公寓去了，就在后面那儿。她捶了捶门。罗兰已经离开，他们说。到哪里去了？沿着这条街上的一栋屋子去了。“太太，歇会儿，他会安然无恙的，喝杯葡萄酒吧。”

她在空荡荡的火炉前面坐下；毕竟现在是六月了，夜空晴朗，静谧，而且暖和。他们给她端来了一杯葡萄酒。“我不要度数这么高的，”她说。“加点水兑一兑。”不过，她的头还是同样感到眩晕。

他不在隔壁的屋里；不过，她在过了隔壁的那栋屋子里找到了他。她发现他在地板上踱步。她感到惊讶。她已经想象过，他那颀长、皮包骨头的身架勾在椅子里，咳嗽着，咳嗽着。“玛侬，”他对她说，“我们一定要回去。瞧，我有朋友。我有计划。我们今夜就要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

她坐了下来。他们给她端来一杯巧克力，上面浮着奶油。她说，“这东西喝起来不错，”这么丰富的饮料滋润了她的喉咙，有许多词语已经死在喉咙里头。

“你明白吗？”他说。“没有虚假英雄主义的问题，没有坐等良机过去的问题。我被迫采取措施来挽救自己，以防万一，在将来哪一天我必须恢复职位。假如我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用场，我就必须保存自己。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本人，我今夜必须回到国民大会。”

“不过玛侬——想一想你自己的安全，想一想我们孩子的安全。”

她把杯子放下。“多奇怪，”她说。“现在还算不晚，可是感觉好像已经晚了。”他们的生活正在他们身边被远远地推开。他们像是一座空房子里的访客；当搬家的人已经完成任务，给你留下的就是空空的地板，破碎的瓷器上被遗忘的那部分，还有被你搅起的那些灰尘。他们像是咖啡馆里最后的用餐人一样，当时钟伴着威胁一起响起、服务人员在清清嗓子的时候，你就必须现在结束谈话，你就必须把账单撕走，然后走到外面，来到寒气凛冽的街头。她干净利落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他的身边。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身子向上，亲了亲他的面颊，同时用嘴唇触摸了他头下面的骨头。

“你背叛过我吗？”他说。“哦，你背叛过我吗？”

有一阵子，她用手指堵住他的嘴唇，然后用自己的面颊抵住他的面颊，刹那间，她闻到了他那染病的肺里淡淡的恶臭味道。“从来没有，”她说。“现在你要多多保重。别喝酒，别吃没有烧烂的肉。别接触牛奶，除非你能从别处买到干净的。吃一点水煮白鱼。如果你感到烦躁不安，就喝一点缬草浸液[2]。胸部和喉咙要保暖，别出去淋雨。喝点热东西有助于你睡眠。给我写信。”

她在身后轻轻地把门带上。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1] 巴黎古监狱位于法国西岱岛巴黎市中心，对面是圣沙佩尔教堂，血腥的巴黎古监狱曾是古代皇宫的一部分，是法国最古老的宫殿之一。

[2] 缬草是败酱科类的药用植物，原产地在欧洲，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当作抑制神经亢奋、诱使沉睡安眠的药用植物在临床使用。

第8章

下等悔恨（1793）

“我觉得我们以前某种程度上——嗯——优柔寡断，”丹东说。“软禁已经证明不是非常有效。为了将来，我们务必记住这一点。我知道，我们有这位小女士牢牢抓在手中，不过，我倒更情愿得到她丈夫，还有布卓，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此刻正走在通往省里温馨舒适的避难所的路上。”

“流放，”罗伯斯庇尔说。“逍遥法外。我不会把逃犯的境况叫作舒适。不管怎么说，他们走了。”

“为了兴风作浪。”

“省里的兴风作浪之徒大多数是在引发保皇派事端。”罗伯斯庇尔开始咳嗽。“该死。”他用手帕点了点嘴唇。“大多数吉伦特派的潜逃犯是弑君之人。不过，我还是确信他们会尽最大努力的。”

丹东感到不快。和罗伯斯庇尔谈话的时候，大家都在试图发出正确的噪音；可是，这些天来，什么才算正确呢？如果你本人要对军事人员发表演说，那么你会发现，绥靖主义者给你投来责怪的目光。如果你本人对理想主义者发表演说，那么你会发现，你落入一群高兴快乐、轻松活泼的职业政治家的同伴当中了。如果你本人就手段发表演说，那么你会被告知要考虑目的：如果你本人就目的发表演说，那么你会被告知要考虑手段。如果你做推断，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推断已经被推翻；如果你主动提出昨日之信念，那么，今天你会发现，昨日之信念已经被去除。米拉波抱怨过什么呢？他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大概存在罗伯斯庇尔的某一层面，某一深刻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矛盾都被解决了。

布利索走在通往他家乡沙特尔的路上；从那儿到南方去。裴迪昂和巴尔巴洛克斯已经前往位于诺曼底的冈恩了。

“你住的这栋阁楼……”丹东对神父说。他感到不快。根据他的经验，神父们一向关心他们的舒适惬意。

“现在冬天过去了，天气不是太糟。不管怎么说，比牢房要好吧。”

“哦，你坐过牢？”神父没有回答。“神父，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穿得像名银行家的职员，或者像个令人可敬的商铺店主呢？你不应该是无裤党人吧？”

“在我所去过的地方，我这一身打扮不会引人注目。”

“你为中产阶级布道？”

“不仅仅如此。”

“你觉得他们恪守陈旧的社会秩序吗？这让我感到惊讶。”

“不管是谁代表权威，劳动人民非常害怕权威，丹东先生。而且他们和平时一样，为挣到生活的必需品在操劳忙碌。”

“结果精神上堕落了，你的意思是？”

“先生，你不是过来跟神父为了政治争辩的吧。你知道我的作用。我把自己供奉给了恺撒，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不关心。”

“可是，你不认为我是恺撒，是吗？你不能一方面声称超越政治，可另一方面又在挑选自己的恺撒。”

“在你跟教堂的女儿结婚前，先生你到这边来一下，这样，我可以听听你的忏悔。请你不要争辩，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既不会赢也不会输。我知道，这种情况你不熟悉。”

“我可以知道你的大名吗？”

“我是神父凯拉文恩。曾经是圣-索尔庇斯的神父。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开始吗？”

“打我这么做以来，半辈子的光阴一定已经过去了。绞尽脑汁地回想一下，半辈子了。”

“可你还是个年轻人呀。”

“啊是的。不过这些年来，事多如麻。”

“你小的时候，每天夜里都被教诲要审察你的良心。你已经忘了这种做法吗？”

“人总得睡觉嘛。”

神父哭笑不得。“也许我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你是教会之子，我想，你压根儿没有与异端邪说或者其他什么打过交道——也许你已经处于松懈状态，不过，你认识到，这个教会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教会，认识到这一点才是通往救赎的道路？”

“假如还有救赎的话，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道路通向它。”

“你果真相信上帝，先生？”

丹东想了想。“是啊。不过……我要给上帝增加一个资格单。”

“让此字保持不变将是我的忠告。我们不得增加任何资格。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你自己敬拜，你的义务——你已经履行过它们，还是已经把它们给疏忽了？”

“把它们给拒绝了。”

“不过，那些受你照顾的孩子——你已经保证他们的精神福祉了吗？”

“我的孩子已经受过洗礼。”

“好啊。”神父似乎容易受到鼓舞。他抬起头。他眼里流露出的恳切和真诚把丹东吓了一跳。

“我们可以考察你可能出现精神错乱的地方吗？谋杀者？”

“不可以像这样。”

“你可以完全私密地把这个讲出来吗？”

“这是教会的神圣领地，难道不是吗？这不是国民大会的公开辩论。”

“你明白了，”神父说。“淫荡纵欲？”

“是的，那些罪孽中大多是淫荡纵欲。你知道，那些平常的罪孽。通奸。”

“有多少次？”

“神父，我不记日记，就像某个害相思病的小女孩一样。”

“你为此感到难过吗？”

“为这种罪孽？难过。”

“因为你明白这个罪孽是怎样冒犯上帝。”

“因为我妻子过世了。”

“你所表达的是下等悔恨——这源自我们人类对受惩和疼痛的畏惧——而不是源自对上帝的爱慕和上等悔恨。不过，这是教会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神父，我知道这个理论。”

“你有坚决改过目的了？”

“我打算对我的第二任妻子忠贞不贰。”

“我现在也许要谈别的问题——也许，嫉妒、发火、骄傲……”

“哦，这些致命的罪孽。让我把它们归纳为全部的七宗罪。不，省去懒惰懈怠。倒是要加入我过于勤勉这一条。加入我要是更加懒惰懈怠一点，那么我过去也许就不会在别的方面如此戴罪了。”

“那么，诽谤——”

“神父，那是政客的惯用伎俩。”

“先生，又一次，你小时候，有人教诲你，有两宗罪孽违背了圣灵的旨意：臆测和绝望。”

“这些日子我在性情上更多的是倾向于绝望。”

“你知道我不谈世俗事务——我是说，精神之绝望。救赎之绝望。”

“不，我对救赎没有感到绝望。谁知道呢？上帝的仁慈真是非常奇怪。那是我的心里话。”

“先生，你今天到这里来真是给你增添光彩了。你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尽头是什么呢？”

“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脸。”

丹东抖索了一下。“因此你要给我解脱赦免？”

神父点了点头。

“我不是一个太有悔意的人。”

“上帝愿意更改看法。”神父竖起手。在空中画了个十字架；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丹东先生，这是个开端，”他说。“我告诉过你，我坐过牢——去年九月份，能够逃脱，我感到如此幸运。”

“打那之后，你一直在哪儿？”

“别在乎这个。只要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在那里，这就足够矣。”

“昨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

“卡米尔，别告诉我。”

“他们说，丹东在哪儿呢？又一次不见了！”

“我在忙委员会的事。”

“嗯。有时候吧。不是相当经常。”

“我原以为你不会赞成委员会的。”

“我支持你啊。”

“还有呢？”

“如果你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你不会重新当选。”

“这提醒你什么了？你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你想给你自己留点时间吗？罗伯斯庇尔过去常常过来，就你的公共责任，对你唠叨，对你批评，对你说教？瞧，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一个知道。我要跟吉力的女儿结婚了。”

“异想天开！”卡米尔说。

“我们计划在四天之后就签订婚约。你愿意代我浏览一下协约吗？照我的这个据说是头脑发昏、不负责任的思路框架来看，我也许已经把词语摆错了顺序。你知道，犯一次错误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什么——有关争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情况吗？”

“我正把我的财产转移给她。全部财产。我在有生之年要把它打理好。”

长时间的沉默。丹东打破了沉默。“你根本不知道。我或许会遇到一场变故。落到国家手里。假如我的人头没了，我竟然还把我的土地给丢掉就没有道理了。现在，为什么你露出发火的迹象？”

“另找律师去吧，”卡米尔冲着他大喊道。“我拒绝做你命运沉浮起落的同伴。”

他把门“嘭”的一声关上，走出房间。

路易丝从上面的公寓下来了。她抬头盯着他很是严肃的脸庞看看；然后把她孩子般的手放到他的手中。“卡米尔去哪里了？”

“哦，去看罗伯斯庇尔了，我料想。我们吵架的时候，他总是去罗伯斯庇尔那里。”

也许吧，路易丝心想，有朝一日他会不回来的。她没有把这个想法出声地表达出来；她意识到，她未来的丈夫在很多方面是个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你和卡米尔，你们彼此非常了解，”她说。

“了解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我的至爱，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不，与政治毫无关系，就是一句专门警告的话。如果我什么时候到房间里来，发现你单独跟卡米尔在一起，我会把你杀掉。”

“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单独跟卡米尔在一起，我们当中有个人就会死。”

“丹东，我祝福你幸福快乐，”罗伯斯庇尔说。“卡米尔说你已经疯了，但是，谢天谢地，我觉得你了解你本人的情绪。只有一件事我要说一说——假如你愿意原谅我——最近两个月，你对待你的公共责任的态度已经不是共和国有权期待的那种态度了。”

“罗伯斯庇尔，你现在发作越来越频繁的毛病怎么样了？”

“我拿它们可没办法。”

“我拿结婚也没办法。我一定要有女人才行呀。”

“我们明白你一定要有才行，”罗伯斯庇尔喃喃地说，“但是她们需要占据你这么多时间吗？难道你就不能先满足一下自己，然后回去工作？”

“满足一下我自己？上帝啊，你小瞧我了！我的本意是，我得有个家——我得有个妻子，让我的孩子在我身边，把我的房子打理得顺顺当当的——我原以为，你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能理解我。”

“真的吗？作为单身汉，我本应那么想，可是，我是最不情愿能够指望获得人家理解的人。”

“那由你决定。我原以为你重视家庭生活——那是我以前的印象。不管怎么说，无论你是怎么理解还是怎么不理解——我讨厌这种含义，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公共财产。”

“没必要发火嘛。”

“我有时候觉得我就是要收拾一下，走人，明天就走人，离开这座城市，回到我的归宿之地，耕种我的土地——”

“丹东，你知道，”罗伯斯庇尔说。“你可以多愁善感。好了，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一定要走。我们倒是情愿有你跟我们一道儿，不过没人是非要不可的。临走前，你过来看看我，好吗？我们可以喝几杯酒或者什么。”

罗伯斯庇尔一边克制住要回望、要回头看看丹东站立之地的欲望，一边在丹东身后感到诧异。他心想，他能够做到这么既好笑又有趣，用他那些火气冲天、冒冒失失、粗俗不堪的情绪来折磨自己。卡米尔对付这个有意思的脾气费了十年的功夫，毫不奇怪。

卡米尔躺在罗伯斯庇尔的床上，手放在头后，望着天花板。罗伯斯庇尔坐在他的办公桌边。“好像是件特别的事啊，”他说。

“是啊。有很多女人他本来可以娶的。她不是那么漂亮，而且她不会给他带来金钱。他迷上了她，失去了分寸感。而且她家人都是保皇派，对宗教狂热着魔。”

“不，对不起，我回到我们早先说过的话题上，是关于杜姆雷兹的事。不过，继续吧。”

“哦，只是——她正把各种各样的方法朝他的脑子里灌输。”

“眼下，他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你的意思是，保皇派的思想？”

“不完全那样，不过，他的立场正在松动。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想安托瓦内特受审。当然，他摆出了这样做的理由，说，她是我们最后讨价还价的筹码了，说，如果她还活着，她在欧洲的亲戚更有可能听取和平的条件。”

“对于她的事，她的亲戚没有咒骂。如果不对她进行审判，法庭的存在等于就是闹剧。她把我们的军事计划交给奥地利人，是个叛国者。”

“然后，他说，现在他们已经被人家从国民大会给驱逐出去了，穷追猛打布利索的人，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你本人也确实说过那样的话。”

“不过，严格意义上说，我是在私下说的，卡米尔。你记住，这只是当时个人的看法，这不是向国家建议的看法。”

“我的公开观点和私下观点都一样。如果依照我的做法，他们要接受审判。”

“假如马拉如愿以偿。”罗伯斯庇尔翻过了几页文件。“丹东的和平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到惹人注目的程度，是吗？”

“是的。他白费了四百万。我应该说，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很快这将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的和平。这是他这么个人整体的一面。人们并不知道。和平而又安静。”

“他还跟米尔斯先生这个英国人见面吗？”

“为什么？”

“我以前只是好奇而已。”

“现在是吗！我认为他们隔三差五地在一起吃饭。”

罗伯斯庇尔拿起他那本小卷本《卢梭》。他只是用大拇指轻轻地翻翻页码，开始心不在焉地阅读了。“卡米尔，告诉我——请你对我完全诚实地说——你觉得乔治-雅克在部队协约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吗？”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知道他是怎么给自己融资的。”

“截留资金，套现资金——是啊，我们得用他的全部过失和失败来对付他，对吗，虽然我几乎无法想象，要是圣-约斯特听到我表达出这样的情绪，他要说出什么样的话来。我认为，他要说，我在纵容腐败，这真的是一个人自己正在腐败的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你认为我们能够把丹东从他本人那里拯救出来吗？哪怕就是捞起这些小鱼当中的一些？”

“不能。”卡米尔转身对着他的一侧，把头托在手上，朝罗伯斯庇尔看看。“不管他们是谁，小鱼变大鱼。丹东太有价值，不能使他处于艰难的境地。”

“我竟然讨厌看到他失去了他的价值。关于这桩婚姻解决的事——这令我发愁啊。肯定，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要受审，他感到害怕。”

“你本人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了。那就是，在某个时候，你也许会身不由己地成为革命的障碍。你还说过，你为此做好了准备。”

“哦，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我的意思是，一丝的谦卑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有益之事，不过，我不会在料想之中解决我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引导丹东，使他不要卷入危险事务当中。”

“我看不出有丝毫立刻离婚的可能性。”

罗伯斯庇尔笑了。“他们今天在哪儿？”

“在塞弗尔，跟加布丽艾尔父母在一起。所有最好的朋友在一起，非常温馨。他们要购置一处村舍，在那里，他们可以绝对一起独处，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这处村舍在什么地方。”

“当时他为什么提到这件事？”

“他没提。是路易丝刻意告诉我的。”卡米尔站了起来。“我得走了。我有个晚餐应酬。不是跟米尔斯先生在一起。”

“不过跟——一起？”

“你一个都不认识。我打算去度个良宵。你会在埃贝尔的丑闻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所有内容。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一分钟内，他正在编造菜单。”

“难道这件事不让你烦心吗？”

“不，我的意思是，你最后一次在国民大会演讲的时候，有些傻瓜在高呼，‘你跟贵族一起吃饭。’就这句话本身来说，没什么意义，不过——”

“他们把所有聪明人都叫贵族。把所有品味高雅的人都叫作贵族。”

“你了解这些人，这些旧时代的人，他们对你感兴趣，只是因为你掌握权力。”

“哦是啊。好了，不是亚瑟·迪龙——他喜欢我。不过，毕竟，自从1789年以来，人们一直对我感兴趣，只是因为我把持权力。在1789年之前，根本就没人对我感兴趣。”

“所有大人物以前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情绪紧张的时刻；罗伯斯庇尔的眼睛带着鬼鬼祟祟的蓝绿色光芒停留在他身上。“你以前一直在我的心中。”

卡米尔发笑了。多愁善感啊。毕竟，这是时代的风尚。他突然想到，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比起被乔治-雅克冲着对自己大喊大叫更让人感到舒适宽心啊。罗伯斯庇尔打破了这个时刻，心情不错地朝他挥了挥手，让他走。不过，等卡米尔走了之后，他坐着，在寻思。跃入他脑海的是德性这个单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vertu，这个词的意思是力量、诚实、思想纯洁。卡米尔理解这些词的意义了吗？有时候，他好像非常理解；没有人拥有比他再多的德性了。问题是，他觉得他是每个规则的例外。今天，他一直在说他将来希望他没说过的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义务关心这些事呀。假如他没告诉过我有关乔治-雅克的婚姻解决办法，我根本就不知晓。丹东一定是对什么事感到非常焦虑。那么一个人是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愁的。那么一个人没有流露过他在发愁。那么一个人只有当什么巨大的罪恶压上他的心头时，才会感到身处险境，或者，只有在威胁和恐惧累积到极大程度的时候……

肯定，是罪恶：一定有。他滥用那位善良年轻女子的信任；而她却是他几个小儿子的母亲。她去世的时候，我认为他遭受的伤害是如此巨大，他会永远无法从中恢复，之后，我就给他写信安慰他，我敞开了我的心扉和思想，把所有的保留意见、所有的疑虑和怀疑都抛到了一边——“你我融为一体了。”我向你保证，这份感情是夸张，我本应笔端留神，可我当时感到如此心疼难过啊……毫无疑问，他看着我的信，在发笑。毫无疑问，他当时觉得（毫无疑问，他大声对着吃吃发笑的人们说），这小家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竟敢声称与我融为一体？罗伯斯庇尔怎么能——这个单身汉，他与我，只有最隐蔽的关系，而且他否认那些关系——罗伯斯庇尔怎么能够假定知道我的感受呢？

此刻，他把手搁在办公桌上，心想：丹东是个爱国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必要；他的举止是否令我不开心，这并不重要。丹东是个爱国者就足矣。

他从桌旁站起，轻轻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笔记本。是他常用的那些小笔记本中的一种：新的。他翻到头一页。然后坐下，把笔蘸了蘸水，写下了丹东。他想要补充点什么：不要读这个，这是我的私人笔记。不过，虽然他没声称要了解有关人员的许多情况，但是他知道这个：这么一个借口会驱使他们继续，努力去闻，去嗅，四处搜寻，如饥似渴、怦然心动地去阅读。他蹙了蹙眉头。所以，索性让他们读吧……或者，他兴许会无时无刻不随身带着这个本子？因为不是非常喜欢他自己，所以，他便开始把他能记住的与卡米尔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在我们国家，我们要用道德品格取代自我主义，用正直取代个人尊严的规则，用原则取代既定规约，用公共责任取代社会义务，用理性帝国取代时尚专制，用蔑视罪恶取代蔑视不幸，用热爱光荣取代热爱金钱，用善良民众取代善良社会，用德性取代阴谋，用人类的伟大取代伟人的渺小，用高尚强大幸福的民族取代轻浮痛苦的民族：换言之，用这个共和国全部德性和奇迹取代君主制度所有荒唐可笑的罪恶。

卡米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因为旧政权的法律制定者一直活到我们这个时代，德性还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础，这已经被思考过。雅各宾派俱乐部永恒的光荣将是在罪恶之上缔造出共和国。

整个六月，旺代地区出现了不少灾难。在不同的时间，造反派们拿下了安格尔斯、绍穆尔、席农；在夺取朗戴的战役中，他们差点儿被打败，那里，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英国海军正在等待支援他们。丹东委员会既没有打赢战争，也不能承诺带来和平。如果到了秋季，从灾难和失败的消息中还没有出现一丝令人感到安慰的内容，那么无裤党人将要手拿法律，背叛政府以及他们选出的领导人。至少说，眼下在议程秘密的公安委员会会议大厅里的情绪（无论丹东在场还是不在场）就是这样。在黑色的三顶玉米帽下面，这是公民福奎尔办公室的标志，每天他都变得愈加憔悴无力，一边瞅着摞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夹，一边计划着前面消遣散心的方式：买一张他又瘦又饿、与共和国本身共同分享的照片。

如果需要消遣散心，为何不逮捕一名将军？亚瑟·迪龙是著名代表的一位朋友，是北方前线总指挥这个职位的竞争者；他已经在沃尔米以及打那之后的六次行动中证明了自己。在全国会议，他是一名自由者；现在他成了一名共和派分子。那么，在7月1号，单凭怀疑他把军事秘密传给敌人这一点，他就应该被打进监牢，难道这不符合逻辑？

他们已经策划好了一场阴谋，那就是，克劳德的身体需要每天散步，长时间的散步。他的医生已经加入到这个阴谋之中，理由是，轻微的运动量根本不损害健康，而且，如果国民大会最卑鄙的成员当中有人想与他的亲家母发生性关系，绝不允许他去拦路挡道。

事实上，安莱特觉得她的生活要比人家普遍认为的那样更没劲。每天早上，她让自己忙碌省里的出版事务；浏览文件啦，剪报啦，做摘要啦。她总是坐在她女婿身边，他们总是拆他的信，她总是在信上写下该干什么，要么寄，要么说，是否她可以回信，是否他应该做这件事，是否这封信应该直接扔到客厅的火里。她总是说，谁会想到我结果成了你的秘书？自从我们没有睡在一起，可是却在残忍地欺骗家人，一直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们努力要记住那个确切的日子——大约在1784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候，弗雷农自己弓着腰，进了安莱特的客厅，卡米尔跟在后面。在那些日子里，对于记下什么样的内容，她的手倒是不勤。

如果他们还能记住这个日子，他们觉得，他们要举办一场聚会。要办聚会，什么理由都可以呀！安莱特说。想起最近十年来的时光，他们沉默了片刻。之后便重新讨论公社。

露西尔到了，意想不到地，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进来：“真的！”她母亲说。“是这个样子走进来的，当时我们正在亲密讨论埃贝尔——”

露西尔没笑。她开始说话。一开始，他觉得她在说迪龙死了，在一次行动中被杀害了；一阵痛苦和茫然坠落到他的脑海里，之后他走了过去，安静地坐在火炉边的办公桌旁，望着木头的纹理。过了一两分钟，他才听懂了音信：迪龙在这儿，在牢房里，我们打算怎么办？

早上的生活乐趣[1]好像从安莱特那儿耗干了。“这是并发症哪，”她说。随即，她便想到，我不可能看到这件事的结局。是谁在背后？是其中某个该死的委员会？是大家把它叫作公安委员会的安全总委员会？它是不是直接指向亚瑟·迪龙，还是指向卡米尔？

露西尔说，“你非要把他从牢里捞出来，你知道。假如他被指控”——她的脸表明，她懂指控意味着什么——“他们会看着你说，看吧，他是多么奋力地在推进迪龙的事业啊。你过去干过——现在已经完成了。”

“指控？”卡米尔此刻站了起来。“不会有指控，因为不会有审判。我非要把我堂弟他妈的颈项扭断不可。”

“不，你不会，”安莱特说。“注意你的语言，还是坐下来，好好冷静地想一想。”

那是无可救药了。卡米尔勃然大怒——这可不是这位政治家冷静的、模仿出来的怒火，这是真正的怒火，是那种表明你知道我是谁吗式的怒火。“你的名声又要被糟蹋了，”安莱特对着她女儿喃喃地说道。怒火将要烧到国民大会；不过，怒火首先要烧到马拉的屋里。

厨子让他进了屋。马拉为什么要雇用厨子呢？不像他经常举办晚餐聚会的样子。大概这个头衔“厨子”掩盖了某种更有能量、更具革命性的消遣吧。“别绊倒那些报纸，”女的说。一大捆一大捆的报纸摆放在肮脏的半明半暗的甬道里。发完警告之后，她便加入她雇主的活动中去了，他们坐成半圆，像是在为招魂术士举行的降神会做好了准备一样。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收拾干净呢，他心生厌烦地在纳闷。不过，马拉的女人们对于家务艺术并不熟谙。西蒙娜·艾瓦纳德在那儿，还有她姐姐凯瑟琳；马拉的姐姐艾伯汀已经到瑞士旅行，她们说是去探望家人。马拉有家吗？我指的是父母还有寻常的那些事儿？这是普通的安排，厨子说。真的奇怪，我从来没想到马拉有一个开始，我以前觉得他有千千万万岁了，像卡廖斯特罗[2]一样老了。我能见见他吗？

“他身体不适，”凯瑟琳说。“他正在进行他特别的沐浴。”

“我真的需要赶紧见他。”

双眸天真的西蒙娜说：“迪龙的事吗？”她站了起来。“是的，跟我来。他刚才还在为此发笑呢。”

在一间又热又小的房间里，马拉被关在一只光滑的浴缸里，一条浴巾绕在肩上，一块布裹着头。有一股浓烈的药味儿。他的脸已经浮肿；在它平常黄黄的肤色下面，有些皮肤更坏，有些肤色更青了。有块板横在浴缸两边，权当是办公桌。

西蒙娜朝一张草垫椅子示意，用脚优雅地踢了一下。

马拉从他正在修改的证据上抬起头来。“卡米尔，椅子是给人坐的。别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讲。”

卡米尔坐下。他尽量避免朝马拉看。“是啊，审美的，我难道不是吗？”马拉说。“一件艺术作品。我该在展览会上的。踏步来到这里的人数，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像是一次展览会。”

“我真高兴，你已经找到使你发笑的东西了。如果处于你这样的情形，我是不会高兴的。”

“哦，迪龙。就这个话题，我可以给你腾出五分钟的时间。就迪龙出身是贵族而言，他应该被绞死——”

“他拿自己的出身没有办法。”

“你身上有些毛病，你拿它们没办法，可我们不会永远允许它们存在下去。就迪龙是你老婆的情人来说，假如你千方百计为他做事，你只是表明了你乖戾的气质而已。就委员会已经干过此事来说，去找他们保佑你，我的孩子。”马拉在他的写字板上用握紧的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有些害人，”他说。

“我担心，假如根据这些荒唐可笑的指控，迪龙到了法庭面前——假如他到了法庭完全无罪，他就是无罪，他也许还要被处以死刑。你认为，这可能吗？”

“可能。他树敌不少，而且是非常有权有势的人。因此，你指望什么？法庭不过是政治工具而已。”

“成立法庭是为了取代暴民之法。”

“丹东是这么声称。可是法庭会越过这个界限。你知道，有些罕见的战斗就要来临。”马拉抬起头。“至于你嘛，如果你把这些旧时代的人的福祉命运作为你的关注大事，有些很坏的事情要降临到你身上。”

“你呢？”卡米尔冷冷地说。“你的情况更糟？你会死吗？”

马拉轻轻地拍着浴缸的一侧。“不会……像这样……继续拖下去，拖下去吧。”

国民大会的各种情景。丹东的朋友德穆兰与丹东的朋友拉克洛瓦克斯隔着凳子在对骂，仿佛这是场街道集会似的。丹东的朋友德穆兰攻击丹东委员会。他站在讲坛上时，被下院两边的人给轰下了台。从山岳派那边，代表比劳德-瓦恩尼斯惊呼道，“这是丑闻，他一定要被制止，他在给他自己的名字丢脸抹黑。”

又一次走出会场。这种情况变熟了。法布尔跟在他的后面。“把它记下来，”他说。

“我会的。”迪龙从监狱里送给他的信已经公开化了，他已经把这封信交给代表们大声朗读过了。我什么都没做，迪龙说，那样对我的国家没有好处。“一份宣传册，”卡米尔说，“我该把它叫作什么呢？”

“就把它叫作‘一封给亚瑟·迪龙的信’。人们喜欢读别人的信。”法布尔对着国民大会会议厅方向点了点头。“你还在琢磨它的时候，几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发动几次运动吧。”

法布尔心想，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呢？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被拖进迪龙的事中。

“比劳德刚才是什么意思，说我在给我自己的名字丢脸抹黑吗？我是什么机构吗？”

他知道答案：是的。他就是革命。现在，明显地，他们认为革命得要受到保护，以防受到它自身的攻击。

一位上了年纪、神情严肃的代表走近他，对他脸上的杀手表情表示藐视，然后把他拉到一边，建议道，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喝杯咖啡。你对迪龙非常了解吗？这人问他。是啊，非常了解。你知道，这人说，瞧，我不想让你难过，不过呢，你应当知道，有关迪龙和你老婆的事吧？卡米尔点点头。他正在头脑中撰写一个段落呢。你不该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位代表说。你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卡米尔。这是老故事，我觉得，你忙于公共事务，这姑娘厌倦了，她水性杨花，而你又没有迪龙的长相。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善良啊，这个既紧张又有耐心的人，贸然闯进了他自己并不清楚的形势中，抓住了骇人听闻的八卦尾巴的末梢，想要纠正一位年轻人的人生；二十年前背叛了他自己，谁知道呢？卡米尔受感动了。谢谢你，他礼貌地说。他离开咖啡店，回到家中，坐到办公桌边的时候，他感觉到那种奇特的液体在静脉里奔流了；它像革命时期那些往昔的日子一样，词语的力量像毒药一般穿过他的血流在运动着。接下来的一两周，他会稍稍有些精神错乱。当他不再写作或者不再忙于吵架竞赛的时候，生命似乎就在他身上枯竭了；他就感到被动消极，成了一具空壳，一个鬼魂。各种奇妙的幻想就控制住他；公共辩论的语言就朝着充满暴力、朝着意料不到的方向转变。

“在雷让德勒之后，”他写道，“自我看法最好的国民大会成员就数圣-约斯特。通过他的举止，大家可以看到，他以为他的头就是革命的奠基石；他带着它，仿佛它是圣典一样。”

圣-约斯特低头看着这段文字，某个乐于帮人的人用绿色墨水做了个强调。他脸上很少有表情；他没有像中篇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样冷笑。“仿佛它是圣典一样，”他说。“我要让他像圣人丹尼[3]一样，带着他的头颅。”

“哦那非常好，”有人把这话传过来的时候，卡米尔说。“对安东尼来说，那倒是非常聪明。我好奇，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打算要聪明过？”

不久，他在翻遍各种书架：“露西尔，圣-约斯特讨厌的诗歌放在哪儿了，那首写了二十本书的史诗？有句诗行的开头是‘假如我是上帝’。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继续下去的，我确信，这首诗会给我们提供嘲讽的机会。”

之后，突然他停下，坐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倒在椅子上了。“我在干什么呢？圣-约斯特和我应该立场一致啊。我们都是雅各宾派，我们都是共和派分子……”

“我会帮你找到它的，”露西尔平静地说。

“也许最好别找了。”

因为他开始看到不同的幻境了：那个圣人的不同幻境，法国的主人，他为了好几个联盟在奔走，手里提着他被割下的头颅。他首先在沙滩广场上见到了丹尼，在鹅卵石上择路行走。他被干净利落地剁成了几段，没有血；不过，在他左手腕那边，差不多在随意摇晃的那颗头是卡米尔本人的。他又一次看到，为了与罗伯斯庇尔进行私人会晤，他鬼鬼祟祟地走进杜普莱的屋子里。他看到，他在通往雅各宾派俱乐部入口处的外面等候——一个刚刚到来的爱国者，谦卑的，乡里乡气的，想要被领进这个伟大的世界中。

过了一两天，他突然想到，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主动出击。把圣-约斯特杀了非常容易。任何时候，他可以在一个方便的地方单独跟他见面；然后给他一枪，或者（别声张这起事件）给他一刀。他可以看到圣-约斯特紫罗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疼痛。

然后，他将需要一个计策：凭这位无可挑剔、久经考验的爱国者的本能，他早已发现圣-约斯特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我就是革命。 有谁会不信，是出于爱国者的怒火迸发，他才把圣-约斯特杀了呢？他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为了避免令人难堪的问题，武器非得是一把小刀，那种你几乎都不知道你随身携带的小刀子。

别傻乎乎的，他心想。圣-约斯特不会杀你，正如你不会杀他一样。或者甚至比你杀他的可能性还要小。

他参加过战争委员会，他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就在委员会的房间里给家里写一封充满理性的、叙叙家常的信吧，请求他父亲在他们的通信当中不要这么频繁地提到露丝那个女人，露西尔因为嫉妒已经发疯了。

可是，这个幻想还是进入了他的脑中，已经占据了整个大脑，他无法回避了。他想到勒拜乐蒂尔身体一侧的那个洞，那是一块用屠夫的杀猪刀砍出的伤口，他熬过了整整一夜之后才死于那处刀伤。他非要动作迅速；它非得是一次真正的明显的袭击；圣-约斯特比他身材硕大健壮多了，而且他只有一次机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当他听到这个年轻人的洪亮之声时，他总是在心里发笑。在国民大会，每当圣-约斯特站在讲台边上的时候，他就会一边梦想他的计划，左手还一边在空中做出迅捷的砍剁动作。

7月13号：“一个从冈恩过来的人，”丹东说。“据认为，裴迪昂和巴尔巴洛克斯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那里。这是吉伦特派的阴谋。让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策划安排的。”

卡米尔说，“我在街上听到有人在高呼暗杀啦……我害怕我……在一刹那间……不，没事的，没关系。”

丹东盯着他看了片刻。“不管怎么说，”他说，“这件事让吉伦特派完蛋了。一帮谋杀者和贪生怕死的人。他们派了一个女的过来。”

在逼仄的街上，有一群人，个个几乎都不吭声，不过他们沉稳，他们的眼睛痴痴地盯着马拉公寓两扇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这是午夜过后的一个小时，天出奇地亮堂，炎热也是亚热带的炎热。卡米尔挥手示意守卫在带铁栏杆的台阶底下的无裤党人走开。此人没有动身走开，没有立刻动身走开。

“从来没有靠近看过你，”他说。他的眼睛在打量卡米尔。“丹东现在怎么看待这事儿？”

“他感到震惊。”

“我敢打赌。后面你要告诉我，他感到难过。”

卡米尔已经对群众高呼他的名字感到习惯。这是一种异样的、更令人不快的熟悉。

“有人说，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已经把他安置到他会感到平静的地方了，”此人说道。“之后，又有一些人说，是保皇派干的，还有些人说，是布利索派干的。”

“我认识你，”卡米尔说。“我看到过你在埃贝尔后面跑的，是吗？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知道：为了遗产已在争吵。

“啊，”此人说，“巴雷·杜彻斯尼有他的利益。人民需要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不会是你们当中的——”

“也许是雅克·卢克斯？”

“你跟那个肮脏不堪的公猪迪龙——”

卡米尔把他推开，从他身边走了过去。雷让德勒已在屋里，他的三色纱巾围着他这个咋咋呼呼、鼓鼓囊囊的人，打成一个结，一点儿也不整洁：正在控制。地面好像在他脚下颤抖，仿佛这些女人的尖叫声依然在把窗户震得哗哗直响；可现在，除了从关紧的门后面传来一种被压抑住的抽泣声之外，一切都处于宁静状态。今天你吃的不多啊，卡米尔心想；这就是为什么墙壁好像是液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空气被搅动的原因。

杀手坐在客厅。双手捆得紧紧实实的，在她椅子后面是两个手执叉子的男子。在她前面是张小桌子，上面覆盖了一块脏兮兮的白布，白布上面是杀手的物件：一块金表、一只针箍、一卷白线，还有一些零零落落的硬币。一张护照、一张出生证；一块边上有带子的手帕；厨刀的纸板套子。在她脚边落满灰尘的毡子上是一顶黑色的系了三根绿得发亮的绶带帽子。

他倚墙站立，注视着她。她有那种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肤，捕捉住灯光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容易发红，也容易出现斑点。这是一位健康、乳房丰满的女孩，吃的是农场上的鲜黄油和牛奶奶油：是那种在复活节之后的每个星期天，头上常常系着绸带，身上香喷喷的，在教堂里朝你微笑的女孩。他心想，我对你很熟悉；打我还是个孩子那时起我就记得。精心拾掇好发型之后留下的东西还挂在脸的四周：是省里姑娘去谋杀之前总会保留的那种发型。

“是的，让她脸红了，”雷让德勒说，“你能轻而易举让她脸红。不过，为她犯罪脸红，她才不会为那种事脸红哩。我感谢神明，我还活着，因为她今天早些时候就在我屋里了。她否认，可她确实就在。他们感到怀疑，不愿让她进去。哦，她抵赖，我是她要杀害的第一个选择对象。”

“祝贺，”卡米尔说。他知道这女孩处于疼痛之中，因为他们捆她双手的方式厉害得不得了。

“她不会因为杀了我们最伟大的爱国者脸红，”雷让德勒说。

“要是这是她脑子里考虑的内容，她就几乎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西蒙娜·艾瓦纳德在门外，那里他们保存着尸体。她靠墙瘫下，痛苦极了，满面泪痕，几乎无法站立。“卡米尔，这么多的血，”她说。“我们怎么才能把血迹从地板上从墙上擦掉啊？”

他开门时，她做了个虚弱无力的手势挡住他。戴翔医生迅速朝后面看了一眼。他的一名助手跨步向前，用伸出的胳膊拦住卡米尔的路。“我得确切知道……”卡米尔低声说。戴翔又转过头。“公民卡米尔，我恳求你原谅，我刚才不知道是你。要提醒你，这种事并不快活。我们正在保持尸体不会腐烂，可是，在这死热的天里……面对过了四五个小时的尸体状况，”医生在毛巾上擦了擦手，“尸体好像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人已经在腐烂溃败了。”

他认为我是针对某些程序问题才从国民大会来到这儿的，卡米尔心想。他朝下看看。戴翔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他臂肘下面。“就一会儿的功夫，”他说。“或者差不多是这样吧。他刚好有喊叫的时间。他不可能感觉到任何东西。这是刀子进去的地方。”他指了指。“进到了右肺，穿过了动脉，刺破了心脏。我们没法把他的嘴巴合上，所以我们只好把他的舌头割出来。行吗？你明白，他现在还很好分辨。现在，索性让我把你从这里带出去。我正在焚烧我能找到的最浓烈的香精，不过，这种气味不是给一般人闻的。”

外面，西蒙娜仍旧倚着墙在支撑自己。她的呼吸像钢锉一样吱嘎吱嘎地急促。“我要求过他们给这个女人一片鸦片的，”戴翔气愤地说。“你要我签署什么？不，我看到了。瞧，我以为你有官方陪同人员的？我不知道这件荒唐事是什么样子，反正大家都知道马拉死了。我已经让有个从雅各宾派俱乐部过来的人呕吐在我助手身上了。你看上去像是眩晕类型的人，所以一旦你能出去，我就该出去。你下令对他老婆或者不管她是什么人采取行动，好吗？”

门咔嚓一声关上了。西蒙娜软瘫在他怀里。从隔壁房间传来了音量抬高的敷衍性的质问。“我是他妻子，”西蒙娜哀号道。“他没有在教堂里跟我结婚，他没有带我到城市大厅，不过，他对创造出来的诸神发过誓，我是他妻子。”

卡米尔心想，怎么回事呢，她想要我就她的权利问题给点建议么？“作为他的遗孀，你会得到认可的。”他说。“这些日子，没有人非常关注结婚的形式。现在一切都属于你，印刷厂，还有下一期的报纸。要当心报纸。我应该认为，国家要为这个葬礼埋单。”

外面，到了街上，他回头朝窗户望了一眼，那里，戴翔，还有他的助手们忙碌的身影在灯光的映衬之下在移动。开始下雨了，是又大又暖的雨滴。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雷声——也许，是在凡尔赛的上空吧。那群人耐心地、肩并肩地站立着，正在等待着下面要发生什么。

大卫负责各种事务的安排。尸体将被密封在一口铅制的棺材里，然后用取自卢浮宫古代文物藏品中的紫色斑岩做成一口更大的石棺，把铅制的棺材包住。但是，为了送葬队伍行进，抬死人要用三色绶带绑好（用酒精浸泡过的布）的棺材架子。从等级更好的一具尸体上取来的一只赤裸的手臂被缝接到尸体上，上面摆了只月桂花环；身穿素衣、手拿柏枝的年轻女孩们把棺材架包围住。

跟在她们后面的是国民大会，是各个俱乐部，还有人民。送葬队伍行进在下午五点钟开始；队列行进借着火把的亮光在午夜结束了。他将被安葬在他生前喜欢居住的地方，地下，那个地窖一般的坟墓，坟墓上面垂悬的是一垒垒石块，四周是铁做的围栏。

被单独抹了香的心脏放在一只陶瓮里；为了永远地、永久地把它保存在他们的场地，直到世界末日，科德利埃俱乐部的爱国者把它抬走。“这是马拉的神圣之心哪，”人们恸哭着说。

这里安息的是

人民之友马拉

死于人民之敌

1793年7月13日

葬礼进行中，罗伯斯庇尔的举止受到一旁观者的议论。这位目击者说，他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他正把尸体引领到一个垃圾弃置场地一样。

[1] 原文为法语。

[2] 卡廖斯特罗（1743—1795），意大利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流窜欧洲各大城市，以兜售假药、算命等行骗。

[3] 第一位巴黎主教圣人。

第9章

东印度公司涉案人员（1793）

7月25号：丹东盛气凌人地坐在椅子上，头朝后一甩，嚣张地大笑起来。路易丝吃了一惊。她一直在为家具的事发愁呢；他总是向她保证说，钱，有的是，换上新家具就是了。“我跟委员会分手的那天，”他说，“我看到了某件我认为我从未见过的事——我看到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失语了。”丹东有点头晕；经常地，他总是斜着身子走到桌子对面，捏着他新婚妻子的手。“所以，法布尔，还是被吓得目瞪口呆了，是吗？”

“不，不，”法布尔毫无把握地说。“不错，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跟圣-约斯特一起在委员会任职。不错，如你所言，罗伯特·林德当选了，他是位立场坚定、我们可以信赖的爱国者。还有，艾郝尔特已经当选，他是我们的朋友……”

“你还是不信哪。瞧，法布尔，我是丹东，你能在脑子里把这件事想一想吗？委员会或许需要我，可我不需要委员会。现在，允许我提议，给我本人敬酒，因为没有别的人有这份福气这么做。为我干杯——新近当选的国民大会主席。”他朝露西尔举起杯子。“现在再来干杯，”他要求道。“为我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干杯，祝愿他在旺代抵抗叛军旗开得胜。”

他真幸运，在上次那场战役失败后，让韦斯特曼将军重新获得了指挥权，露西尔心想；韦斯特曼没被逮捕，真幸运啊。“为了马拉的那颗神圣之心，干杯，”丹东说。路易丝朝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对不起，我的爱人，我不是故意亵渎神灵，我只是在重复大街上可怜的受骗暴民说过的话而已。喏，又一次，假如那个婊子根据自己的计划在行动，如她所宣称的那样，难道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一直说过的那句话，女人没有政治感觉吗？她本该去找罗伯斯庇尔或者找我的。”

哦，别那么说，露西尔恳求他。与此同时，她发现，把厨刀砍进他那些厚实的层层肌肉和脂肪，很难想象得出来。丹东朝桌子下面看了看。“卡米尔，”他说，“你使用的一滴墨水抵得上马拉体内的全部鲜血啊。”

他又把杯子一次次地斟满。他还要再喝一瓶，露西尔心想，那时候，或许他会立刻睡着。“还要为自由干杯，”他说。“将军，举杯。”

“为自由干杯，”迪龙将军说道，动了感情。“假如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愿我们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

7月26号：罗伯斯庇尔坐着，头弓着，双手在膝盖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痛苦的画面。“你明白吗，”他问。“我一向抵制这样的参与，我一直在拒绝任职。”

“是的，”卡米尔说。从昨晚开始，他头疼了。“形势变化了。”

“现在你明白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形成细小的面部痉挛，这令他感到伤心；太经常性地，他总是中断他正在说着的话语，用手摁住面颊。“显然一个坚定的中央集权……在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的情况下……你知道我一直在捍卫委员会，一直懂得需要委员会……”

“是的。别道歉了。你已经赢得选举，不是犯罪。”

“有些帮派——我可以说埃罗，我可以说雅克·卢克斯——他们希望法国没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利用市井之人自然而然生发的不满情绪，把它们充分地发泄出来，尽可能制造这些麻烦。他们提出了一些只能叫作是极端革命的措施，那些对于讲究体面的人来说好像令人作呕、令人感到受到威胁的措施。他们令革命声誉扫地。他们妄图通过极端手段来扼杀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们称做是敌人的特务的缘故。”

“显然，他不认为委员会和你的看法同样重要。”

“把这记下，”罗伯斯庇尔说，“我不追求职务。公民嘎斯巴林突然生病了，这件事就轮到了我。我确实希望他们不要开始把它叫作罗伯斯庇尔委员会。我应该只是众多……当中的一员而已。”

一名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委员会。另一名最好的朋友在委员会任职。卡米尔习惯了当试验性质的听众，聆听罗伯斯庇尔反复操练的各种演讲。自1789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自从在杜普莱夫妇屋里那次充满情绪的时刻以来——“你一直在我心中”——他感觉到他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罗伯斯庇尔正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与那些人结伴同行，不可能感到片刻的轻松。

两天之后，公安委员会被授予颁发拘捕令的权力。

雅克·卢克斯，追随他的人在不断增多，他宣布，他的新闻报纸的新作者是“马拉的幽灵”。埃罗向雅各宾派建议，如果马拉需要一位继承人，如果贵族需要另一位受害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个毫无才干的小家伙，”罗伯斯庇尔说。“他怎么敢？”

8月8号，西蒙娜·艾瓦纳德出现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慷慨激昂地抨击领导无裤党人叛变的几个家伙。她说，她的所有观点都是由那位烈士，也就是她丈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讲出来的。这是一次流利自信的鸿篇大论；只是偶尔有时候，她停下，越发仔细地朝她的笔记瞥上一眼，好把罗伯斯庇尔那既细小又不匀称的笔迹辨认清楚。

过了一个星期，公安委员会又增补一名委员：拉扎尔·卡尔诺，是罗伯斯庇尔第一次在阿拉斯军事学院遇到的军事工程师。“我没有专门与军事人员有所交往，”罗伯斯庇尔说。“他们好像个个胸怀壮志，好像有些奇怪的重要大事。不过他们的确是必不可少的魔鬼。卡洛特一向，”隔了好久，他才补上一句，“好像清楚他在谈什么。”

就这样，卡尔诺后来以胜利的组织者出了名；而罗伯斯庇尔也成了卡尔诺的组织者。

革命法庭庭长被捕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赫尔曼，阿拉斯律师协会的后起之秀。这些年以前，难道他不是唯一领会罗伯斯庇尔讲话意义的人吗？“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对杜普莱太太说。

“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人？”她问他。

出局的主席被宪兵带走了，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实际上还在开会。福奎尔-汀威尔喜欢戏剧；他堂兄丝毫没有独享的权利了。

内政部长辞职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两个竞争对手是埃贝尔和一位现在有些名气的律师约勒·巴雷。后者被任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任命他，”埃贝尔说。“他曾是丹东的行政文员。我们的机构变得这么庞大，所以，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工作都没做，我们只是让手下随从代表我们行使权力。他还有别的文员德芙格在外交事务办公室。巴雷与丹东和小偷一样厚颜无耻，正如，”他补充说，“丹东和杜姆雷兹一样。”

“屁话，”丹东说。“对他来说，拥有整个战争事务办公室的所有人手，把他所谓的报纸发行给部队，难道这嫌不够吗？”

他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证明了自己的权威；他赢得了掌声。他离开讲坛时，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讲话了。“没有人，”他对俱乐部说，“有权对丹东表现出丝毫的批评语气。任何想要诋毁他声誉的人必须首先在精力上、在力量上以及在爱国热情上证明是他的对手才行。”

掌声更多了。有些成员站了起来。丹东受到掌声的鼓励。他把四肢摊在凳子上，领结也没系，脸也刮得很不干净，垂着头。罗伯斯庇尔受到掌声欢迎。他把衣袖拍拍整齐，仿佛像十字架标志的什么仿造品，他朝仰慕他的人不住地点头，朝俱乐部成员显示出他那并不自信的微笑。之后，公民卡米尔获得了掌声，大概仅仅为了表示他存在。这就是他所喜欢的，是吗？他回到了中央舞台，这个革命情人，这个可怕的孩子，总是沉溺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大概在某个地方，在长凳子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匆匆地跑了过来，拿着他那令人难忘的垂直钩子；不过，眼下唯一的危险就是爱国者的热情，他来了个熊抱，把他撂倒了。第二次，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靠着莫利斯·杜普莱的肩头，给压垮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当时他从巴蓓特那里历尽了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般愁眉苦脸呢？”丹东问他。

“我为你们之间保留的这份和谐关系发愁。”他比划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说明他现在是如何保留它的；好像鸡蛋那么大小，而且，和鸡蛋一样脆弱。

八月下旬，征兵工作来临，卡斯汀将军（旧政权下面的德·卡斯汀伯爵）丢了性命；这倒激励了其他人。26号那天，伊丽莎白·杜普莱嫁给了代表菲利普·勒巴：一个显然算不上潇洒英俊，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共和派年轻人，他天性快乐，忠诚，坚定。“最终嫁出去了！”卡米尔说。“多么令人释然的一件事！”罗伯斯庇尔感到惊讶。不错，他赞成这桩婚事，可她才十七岁啊，他说。

面包店外，排队的队伍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面包价格虽然便宜，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低劣。蒙塔纳德的代表查伯就新宪法问题跟罗伯斯庇尔叫板了。他当着他的面挥舞文件。“新宪法未能把讨饭现象从共和国消灭。它未能给那些没有面包的人确保提供面包。”

罗伯斯庇尔在路上被人拦住。这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愿望：确保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得到面包。除此之外的每一个目的都可以分成碎片，分离，消灭。当然，这个目的简单，可以实现吗？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挡道的小问题，他还是没法解决更大的问题。他说，“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希望在我们身边不再有穷人出现。不过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吧。”

“你的意思是，这个委员会使用我们赋予它的全部权力——”

“你赋予委员会一些权力，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你拿我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来控告我们。你已经给了我们——比如说——一支需要供给的征兵部队。你指望从委员会获得一切，可你却嫉妒它的权力。假如我能创造出面包和鱼的奇迹，我认为，你要说，我们行使的权力超出了我们的法定权限。”他抬高了声音，以便那些周围的人能听到。“假如没有面包，那就谴责英国封锁吧。谴责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吧。”

他走开了。他从没喜欢过查伯。他努力使自己不要对他怀有偏见，因为查伯，如大家所言，长得像只火鸡：红红的、斑斑点点的，而且臃肿不堪。他曾经当过圣方济会托钵僧。难以想象，他会恪守自己的宣誓：清贫和圣洁。他和代表朱利安都是为了消灭非法投机倒把活动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觉得，根据使小偷……的原则，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不巧的是，朱利安是丹东的朋友。他想到捧在卡米尔窄窄的手掌之间的那只鸡蛋了。他们说，查伯正在考虑结婚。她是个犹太人，是两个叫作弗雷的银行家的姐姐；至少说，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还是从哈布斯堡过来的难民。结婚之后，查伯就要成为富人。

“从原则上讲，你讨厌外国人，”卡米尔对他说。

“当我们处于跟欧洲其他国家交战的时期，这好像强调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原则吧。所有这些英国人，奥地利人，还有西班牙人，他们想要在巴黎得到什么呢？他们在别处一定有死党。人家说，不过就是做做生意罢了。我问我自己，什么类型的生意呢？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用价值连城的文件获取报酬，服从无裤党人的命令呢？在这座城市，要由干洗衣活儿的妇女们确定肥皂价格。”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因为他们是间谍，是杀手。”

“你不懂金融，是吗？”

“是的，我不可能什么都懂。”

“经常从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可以捞很多钱。”

“冈鹏是我们政府的金融专家。他硬要把情况向我解释。我要提醒他。”

“不过你已经形成你自己的结论了。我觉得你会赞成根据怀疑把这些人囚禁起来这一做法。”

“外来之敌。”

“是啊，现在你这么说——不过，事情要到此为止吧？每进行一次拘留收容，法律都会背离正义。”

“你必须看到——”

“我知道，”卡米尔说。“国家紧急，特别措施。你不会说，我对我的敌手已经心慈手软。我从来没有畏葸不前过——偶尔，你为什么推迟审判布利索派的人——不过，如果我们自己表现得像暴君一样，打击欧洲暴君有何意义呢？这样做，在任何方面有何意义呢？”

“卡米尔，这不是暴君专制——我们正在行使的这些权力，我们也许从来不需要运用它们，或许，不止好几个月，我们也许都不需要运用。这是为了我们的自我保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你说，你从未畏葸不前过，可我已经畏葸不前了——我一直在畏葸不前。你认为我嗜血成性吗？我以为，你本会信赖我来做这件正确的事的。”

“我的确是——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你控制了委员会，还是，你只是他们的公共战线？”

“我怎么能控制他们呢？”他把手一甩。“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故作惊讶嘛，”卡米尔评论道。“假如你没有控制，就是圣-约斯特在牵着你的鼻子走？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你，不要错过把握大事的机会。假如我认为这是专制，我会告诉你的。我有这个权利。”

你明白革命归根到底是什么吗？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浓缩点：粗鄙之人现在成了部长、成了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了。到九月份为止，法庭已经把二百六十名受到指控的人带上了法庭，不到三十六人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比率要开始变化了。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在任何时刻，幸存者感到他们彼此相识已经很久了。

卡米尔知道，今年夏天他已经干了一件糟糕的事；他本该把亚瑟·迪龙交给共和国审判的。与此同时，他已经展示出自己的个人权力。可是，当早晨变得清新，当过冬的圆木已经备好，当淡淡的金色阳光照射在公共花园纸一般的树叶上时，他感到的恰恰是孤立。心里丝毫没有特定的目的，他便在稿纸上随便做了个标注：

裴休斯说，在图勒岛，维吉尔把该岛称为终极图勒岛，距离大英帝国有六天的行程，既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三种元素的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上面，不可能步行，也不可能搭乘工具行走；他把这座岛屿当成他亲眼目睹过的东西在谈论了。

1793年9月2号：无裤党人选区（以前以植物园为人所知）在国民大会的发言如下：

“难道你们不知，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没有财产基础吗？……应该给个人财富确定一个上限……没有人应该能够拥有超过使用规定数量的犁能够耕耘的土地……公民不应该允许拥有超过一家商店或车间……勤劳的工人、商人或者农民不仅应该能够获得他本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那些物品，而且应该能够获得也许增加他幸福快乐的那些东西……”

安东尼·圣-约斯特：“在欧洲，幸福是个新思想。”

9月2号，土伦人已经把他们的城市还有他们的海军拱手交给英国人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叛国行为。法国失去了十六艘快速军舰，在这条战线上部署的六十五艘战舰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二十六艘。去年这个时刻，阴沟里，血流成河。

“瞧，”丹东说。“你用这个。你不要老是让它冲着你来。”从国民大会会议厅里传来的喧哗成了单调的怒吼，被时不时的尖叫打断。“你控制住这个。”他的手指绕着什么东西在做折叠手势：咽喉吗？“作为一名九月的大屠杀者，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受欢迎过。”

罗伯斯庇尔开始说什么了。

“你得大声讲话，”丹东说。

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积满了灰尘；他们从由漆黑的甬道组成的养兔场进去了，辩论大厅通向这些甬道。就他们几个，不过他们没有感觉到，因为暴民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近距离的肢体接触，差不多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了。卡米尔和法布尔贴着潮湿阴冷的远处的墙壁消失了。1793年9月5号：无裤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中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或者叫作骚乱暴动。

“我说，丹东，你为什么斜靠着门呢？”

“阻止圣-约斯特进来，”丹东很快说道。千万别解释。罗伯斯庇尔张开了嘴巴。“现在要安静，”丹东说。“埃贝尔和肖美特组织的。”

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

“哦，好了，”丹东说，“那样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是无裤党人他们自发组织的，这是我讨厌的一个先例。所以要确保我们行事超前。用一只包裹把他们的要求扎好，然后从山岳派那边把它作为礼物还给他们。经济控制，价格上限——很好。逮捕怀疑对象，很好。然后我们到此为止——不要干预私人财产。是的，法布尔，我知道商界人士会怎么看待经济控制，不过这属于紧急情况，我们只得让步，为什么我要向你辩解？”

“我们必须向欧洲呈现一个移动的目标，”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罗伯斯庇尔一挥手，紧张而又不耐烦地把这个问题挥开了。

“你已经接受拘押嫌疑人这个想法了——卡米尔，相关解释一定要等一等。是的，我知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过我需要一张纸把立法框定一下。你要保持安静好吗？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

“你愿意听我说吗？”罗伯斯庇尔冲着他大喊道。丹东停下。他小心地看着罗伯斯庇尔。

“好的。继续。”

“明天委员会将按时重新选举。我想把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增补进去。他们一直在批评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使他们保持安静。是啊，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腰杆子挺直，是吗？委员会需要你回来。”

“不。”

“求你了，丹东。”法布尔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会逼他们扩大你的权力范围。你从国民大会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会解决的。不过我不会跟你一起任职。整个局势把我累垮了。上帝在毁灭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不属于适合在委员干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要独立干自己的事。我有一种本能，我喜欢根据自己的本能采取行动。我讨厌你们该死的日程安排，你们的会议记录，还有你们的各种程序。”

“你的态度让人感到格外讨厌，”罗伯斯庇尔对他大声嚷道。

外面的喧哗越来越高。丹东朝噪声方向点了点头。“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我可能是唯一可以让他的声音被人家在那边听到的人了。”

“我讨厌你——”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言词消失了。“每个地方的人民，”他大吼道，“都是善良的，要是他们阻止革命——甚至，比如说，在涂农——我们一定要责怪他们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要继续说这个？”丹东问他。

法布尔自己从墙那边发出了声音。“他在努力阐述信条，”他尖叫道。“他认为搞一次他妈的说教的时刻已经到来。”

“要是有更多的德性该多好啊。”罗伯斯庇尔大叫道。”

“更多的什么？”

“德性。热爱祖国。自我牺牲。市民精神。”

“有人肯定欣赏你的幽默感了，”丹东把他的大拇指朝噪声方向猛力一甩。“这些畜生懂得的唯一德性就是我每天夜里给我老婆展示的那种。”

罗伯斯庇尔的脸皱成了一团，像个孩子快要流出眼泪一样。他跟随丹东出了房间，进入黑暗的甬道。

“你希望他没讲那句话，是吗？”法布尔询问道。他从墙那边温和地打量着卡米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对德性这个想法大加嘲笑，把它比成每天夜里他跟他老婆干的那种事。”

丹东一开始发言，游行示威者们就高声欢呼；代表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掌声持续了老大一会儿才停止，他才好继续往下讲。震惊和感激的表情在他脸上互相追逐；眼下我干了什么正确的事？又一次，他劝诫，他退让，他团结，他支持——他把这一天给挽救了。接下来的一天，当他再一次被选进委员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登门拜访了。他脸上表情僵硬，坐在椅边，不肯吃点心。“我过来是督促你要明白自己的职责，”他说。“假如职责这个词对你来说还有意义的话。”

丹东那天性情好。“别跑开，路易丝。你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公民罗伯斯庇尔，是吗？”

“我为如此恭维感到恶心，”罗伯斯庇尔说。他哽咽着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左眼睑开始痉挛性地跳动。他摘下眼镜，把手指用力压在眼睑上。

“你得要镇定，”丹东说。“想想卡米尔，生活了一辈子，说话还结巴。虽然我承认卡米尔的结巴有相当大的魅力。”

“国民大会也许会压倒你。也许会命令你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我打算做所有委员会这块肉里的一根刺，”丹东快活地说。

“真的没什么要说了，是吗？人民正在高呼要求审判、清洗、杀戮。你倒更乐意走开。”

“你要我干什么呢？为共和国流血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会支持你的。”

“你要做大会的偶像。你要站起来，发表妙语宏论，用荣耀把自己包装好。好了，让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

“假如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弄出病来的。”

“你怪我向圣-约斯特寻求帮助。至少说，他没有把他个人的快乐当成革命的奠基石。”

“谁说我那样做了？”

“我希望，至少你要尽量在大庭广众场合对我说话文明吧？”

“我会主动表示友好的，”丹东承诺道。

罗伯斯庇尔坐在政府的马车上，离开了他家门口。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在他旁边爬进了马车。“保镖，”丹东一边从窗户注视着，一边在说。“终于他们胁迫他了。他被怀疑耍奸使诈，要把他的人马插进公安委员会。实际上，他宁愿被人暗杀。”他伸手去摸路易丝。“对他硬要让自己过上这种艰难痛苦的生活来说，这种结局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游行示威那天，无裤党人领袖雅克·卢克斯被捕了。有一段时间，对他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不过当他终于要被传唤至法庭时，他在狱中自杀了。九月，作为管治的一种形式，到处都在实施恐怖。新宪法要被取消，直至战争结束。9月13号那天，丹东建议所有委员会应该更换，将来，委员会成员应由公安委员会任命。有一阵子，他和罗伯斯庇尔站在一起，好像是在对山岳派那边的掌声共同致谢。“行了吧？”他对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镇定回答说，“行，这样好。”

法令通过了。这个时刻过去了。现在，丹东心想，我们应该鞠躬从舞台上走开了。困倦像只寄生虫一样，好像从他骨子里一下子突然发作了。

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几乎都没力气从枕上抬头。他记不清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铅一般的在不停跃动的疼痛。疼痛之中，有些事件飘忽而过，那些事件毫无联系，有些是好些年前发生的。他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觉得他看到加布丽艾尔走进房间，低着头在看他，把他的枕头抹抹平整。只是后来他才记起，加布丽艾尔已经不在人世。

几个医生过来了。他们彼此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性命就取决于这件事一样。安琪莉可到的时候，路易丝的脸变形了，在沙发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成了一团。安琪莉可让人把孩子们送到他们叔叔那儿去，让路易丝喝了点温热的牛奶。之后，她把医生们打发走。苏波尔毕耶尔留了下来。“他应该从巴黎滚出去，”他说。“像这样的人需要呼吸他自己的空气。他把整个成年生活都耗费在与时代精神对抗上。他滥用自己的力气，把身体素质搞垮了。”

“他身体会好起来吗？”路易丝说。

“哦会的。不过他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的外面才能恢复健康。国民大会必须给予缺席假期。女公民，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吗？”

“当然可以。”

“他生病的时候，别跟任何人讨论他的事情。别信赖任何人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不会。”

“远离是非争论。女公民，你喜欢表达你的看法，这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你给他增加压力。”

“我只说良心话。也许这次得病是天意。他必须放弃革命。”

“没这么简单啊。我的天，巴士底狱沦陷的时候，你才十二岁。”

“加布丽艾尔身体虚弱。”

“那不是我对她的看法。她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圈子里。”

“我想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

“奇怪，”医生说。“罗伯斯庇尔也有同样的决心。”

“你认识罗伯斯庇尔？”

“非常熟悉。”

“他是个好人吗？”

“他诚实、谨慎小心，他总想救人性命。”

“以他人的性命作为代价。”

“有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他为之感到懊悔。”

医生耸耸肩。“我不大了解。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就在他离开时，她喃喃自语道。医生们被安琪莉可的媳妇们取代了，她几乎都不认识的那些强壮而又果断的女人。他们四处耍她玩她，然后送她上楼，在她自己的旧房间里睡觉。她爬了出来，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她真盼望见到加布丽艾尔，回到她的圈子里。你没怀孕，是吗？她母亲问她。她能明白她母亲的思维方式；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要是他的身体真的朝更坏方向转变，要是他死了，我们能多快地让她脱身呢？如果我没怀孕，她说，那倒不是因为缺乏同房试验。她母亲哆嗦了一下。他是个野人哪，她说。

警察委员会的大卫和另一位代表一起喊起来了，说，有公事要见丹东。安琪莉可把他们带到门口。他们离开的时候，放了几句狠话，但是没有胆量，叽里呱啦为他们批准说了几句。安琪莉可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她说，他们始料未及，他恢复过来的时候，居然活得轻松。

在德穆兰夫妇的公寓里，法布尔坐着，使自己陷入了惊恐之中。“假如我们想要锁定价格，”他说，“那么我们就必须锁定工资。我想知道的是，一个间谍每天官方的正式工资是多少？求求你，当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家伙都被雇为委员会的间谍时，我们将如何赢得胜仗？”

“他们在监视你？”

“当然他们在监视我。”

“你告诉罗伯斯庇尔了吗？”

法布尔气急败坏地看着他。“告诉他怎样？告诉他什么呢？我的事情这么复杂，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让他们向我本人解释一下。我受到了骚扰。我正被迫陷入困境。你觉得那个好管闲事的小孩会让我见到乔治吗？”

“不会的。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要听呢？如果你没法告诉罗伯斯庇尔，乔治他为什么要操心呢？”

“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他的名字扯进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他对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本该以为情况正好相反，我本该以为你的一个义务是，你应对股票市场无能为力，不要让他承担其中的任何后果。”

“不仅仅是这个，这是——”

“法布尔，别告诉我，我宁愿不知道。”

“你那样对警察说将无济于事。”

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露西尔进来了。“我听到了，”她说。

“不过是法布尔的突袭战术罢了。他惊慌失措了。”

“这是一个晦气的表达，”露西尔说。

法布尔跳了起来。“你在迫害我。你的双手并不如此干净。我的天啊，”他说。他把手指从他的喉咙上面拖过。“卡米尔，当你在两张凳子之间摔倒的时候，没人会把你扶起来的。他们只会站着大笑。”

“他在编造隐喻，”露西尔说。

“整个事情——”法布尔用双手做了个形状，然后突然使这个形状爆炸——“整个事情正像腐烂的水果一样在四分五裂。”突然，他失去了自控。“卡米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在罗伯斯庇尔面前替我恭维几句吧。”

“好，没问题，”卡米尔赶忙说。他想安抚他，阻止他在露西尔面前继续这样表演下去。“把声音降低，用人们会听到你的声音的。你要我对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呢？”

“假如我的名字要暴露，”法布尔边说边吃力地呼吸，“就说我已经和你进行过的谈话，我一直是个爱国者。”

“坐下，你自己要镇定，”露西尔建议道。

法布尔六神无主，朝四周张望。他抓住帽子。“得走了。露西尔，求你了。送我本人出去吧。”

卡米尔跟在他后面。“菲利普，”他低声说，“有很多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小鱼，他们非得坐实之后，你才需要发愁。争取逃过这一劫。”

法布尔的嘴张开出一个小缝。“你为什么那样叫我？你为什么喊我的名字？”

卡米尔笑笑。“保重，”他说。

他回到露西尔那里。“你在嘀咕什么呢？”露西尔问。

“安慰。”

“你不该对我保密，求求你。他干了什么事？”

“在八月份——你已经听说过东印度公司了吧？天哪，因为我们已经从中捞了不少钱。你还记得股票价格下跌，然后股票价格又上扬——这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买和卖的事情罢了。”

“我爸爸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指望你在股市上干得出色些。我爸爸尊重你们的内部信息，但是，他说，在我那个年代，当然，他们会干脆被叫作骗子，不过，在我这个年代，全国委员会那些威严、品德高尚的成员存在并不是为了互相处理事务。”

“是的，我能想象得出来你爸爸那样说话。他知道事情是怎么经营的吗？”

“可能知道。不过不要试图向我解释。只要把事情的后果告诉我就行。”

“公司必须清算。在国民大会上针对应该如何清算已经有过讨论。也许清算方式不会完全按照大会计划的那样实施。我不知道。”

“不过你确实知道，真的？”

“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问题。好像法布尔也许犯了法，这种情况在我们早期交易中没有出现过，要么他也许打算犯法。”

“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受到了你的威胁，还有丹东。”

“丹东也许要受牵连。法布尔说，你明白，调查丹东的事情也许不是件好事。”

“当然，”她努力想寻找某种策略来表达这件事。“难道丹东不会躲过——我的意思是，他擅长转移别人的指责吗？”

“法布尔是他朋友，你明白。我们还在部里的时候，我想警告他关于法布尔在僭越或多或少的许可界限。他说，‘法布尔是我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人生风雨。我们彼此也互相了解很多。’”

“所以乔治会保护他？”

“我不知道。我不想他们两人告诉我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罗伯斯庇尔，他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委员会。”

“也许你应该。告诉罗伯斯庇尔。假如有危险，你可能会被扯进去，如果你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会更好些。”

“不过那样是在帮委员会的忙。我可不愿意帮委员会的忙。”

“假如委员会成了我们唯一严格管治的机会，不去帮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

“我讨厌严格管治。”

“什么时候大审判开始？”

“很快。丹东现在还没法妨碍处理。他病得很厉害。罗伯斯庇尔不会开始，不会单独开始。”

“我觉得我们还是欢迎这些审判吧？”

“怎么不欢迎呢？保皇派，布利索派……”

嫌疑犯法。嫌疑犯是那些人：他们以任何方式帮助专制（保皇派专制、布利索派专制……）；他们无法表明他们履行过公民义务；他们虽然没有挨饿，但是却没有表示明显的支持方式；他们所在的选区已经拒绝给他们办理公民证书；他们已经被国民大会或者大会代表从公共职位上开除；他们属于贵族家庭，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自己一以贯之、非同寻常的革命热情；或者他们已经移居国外。

后来，据公民德穆兰称，根据该法律，有二十万人遭到了拘留。每一选区的监察委员会将要草拟嫌疑犯名单，搜走他们的文件，把他们羁押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地方将被称为“国家大厦”——女修道院、清空的城堡、空荡荡的仓库。考洛特·德·艾尔博瓦想出一个更妙主张。他建议把嫌犯赶到很多埋有地雷的屋子里，之后，这些屋子可以被炸毁。

自从他当上委员以来，考洛特不再批评公安委员会了。他一走进委员会大厅，要是可能的话，公民罗伯斯庇尔就从另一扇门走开。

国民大会法令：“法国政府具有革命性质，直至和平……恐怖乃例行公事。”

安东尼·圣-约斯特说：“你必须惩罚那些在革命事物中消极被动之人，以及对革命无所作为之人。”

“因此他们改了历法，”丹东说。“这对于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真是太过分了。”

“是的，”卡米尔说。“一个星期现在有十天。对于战争活动而言，这更干脆，也非常好。我们的日期现在从共和国创建那天算起，所以我们现在处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份。可是法布尔被要求为每个月份想出一些富有诗意但是荒唐滑稽的名称。他计划，第一个月份应该叫作葡月[1]。然后今天嘛，”卡米尔皱了皱眉头，“是的，今天就要叫作葡月19号。”

“在我家里今天仍然是10月10号。”

“你最好学会这个历法。在正式信件上我们应该采用这个历法。”

“我一点没有打算，”丹东说，“写什么官方信件。”

他下床了，不过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偶尔，他靠着椅背把头向下低垂，把眼睛闭上一阵子。

“跟我讲讲有关靠近敦刻尔克的战斗情况，”他说。“我离世的时候，这里正在被当成共和国的伟大胜利而受到人们的欢呼。现在我听到欧查将军已经被捕。”

“委员会跟战事办公室聚在一起商量过。他们判定，他可能会给敌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正用叛国罪名控告他。”

“不过，恰恰就是委员会任命他的。我觉得国民大会里要有好戏可看了。”

“是的，不过，罗伯斯庇尔唱的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委员会成员了。”

“他负责委员会，他样样事情都做得兢兢业业。”

“我必须让他去做。他们说我现在适合于旅行。你要是——闲上几天，愿意出来到阿希斯吗？”

“没有空闲的日子。”

“我知道那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你已经看到罗伯斯庇尔其人太多了吧。”

“乔治，你了解代表朱利安的情况吗？”

“不了解。”

“路易丝不让你获得任何消息吗？”

“我不认为朱利安做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说似乎有丝毫重要性。我不认为她知道存在这么个人。”

“警察已经突袭过他所住的公寓。他们搜走了他的文件。”

他睁开眼睛。“还有？”

“查伯把我带到了一边。他说，‘我已经把一切统统烧毁，你知道。’我认为，有个消息有人要捎给你。”

丹东驼起身子向前。他眼中突然出现了专注的神情：像是玻璃杯破裂了一样。“法布尔？”

“法布尔一直感到惶恐不安。”

“法布尔脾气容易激动。”

“我也是，乔治-雅克，我也是。指望我干什么吗？我觉得法布尔犯了伪造罪。东印度公司被清算的时候，我以为是为了公司利益，有些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这些文件成了国民大会的法令，而且只有一个代表能够这么做。查伯卷进去了，也许还有其他六个人。我认为他们本人并不知道是谁实际上造了假。朱利安也许会责怪查伯，查伯也许会责怪朱利安。他们有些秘密，一个套着一个。”

“不过法布尔向你坦白了吗？”

“他想要坦白，但是我不会让他说。我告诉他，我不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我所能想出的办法。警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他们的结论。为了搜集证据，花费的时间将会更长。”

丹东闭上眼睛。“收获注定是有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把身体保暖好准备过冬。”

“还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给我统统说出来。”

“佛朗索瓦·罗伯特遇到麻烦了。她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她也不会知道那件事情重要。他没有卷入这件事当中吧？”

“是的——这是最为滑稽好笑的事——他被指控在黑市上做过交易。八桶朗姆酒。为了他的商店。”

“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说。他捶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你给了他们创造历史的机会，可是，他们更乐意当杂货商。”

路易丝跑了进来。“你不该让他心烦意乱。”

“我让他们赚了大钱。我没有请他们耗费力气。我把他们晋升到职位上，我满足了他们小小的梦想。我请他们办的所有事情就是他们投票，一次偶尔的演讲，如果他们选择要当小罪犯，他们别把我扯进去。”

“朗姆酒是小事。可东印度公司不小啊。不过，还有，佛朗索瓦·罗伯特是我们的同僚。这对我们有影响。请你把你老婆打发走，好吗？”

“要求你保持平静，”她反抗说。

“路易丝，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会保持平静的。我承诺。我现在完全平静了。”

“你们想不让我知道什么吗？”

“没有人不让你知道什么，”卡米尔说。“不值得烦心。”

“她是个孩子。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正是我们自己的选区，科德利埃选区，在斥责佛朗索瓦。大会同意你的看法，这是小罪。他们拒绝取消他的赦免权。否则——严惩不贷。现在他和路易丝非得悄悄地逃走，努力被人遗忘。”

“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丹东说。他表情郁闷。“巴士底狱沦陷之后，我回想过那些日子，《国家晴雨表》报纸就在商店后面经营，想起那个小小的路易丝把长得好看的鼻子朝空中竖起，然后忽然跑开，对着印刷商大声责骂——你知道的，佛朗索瓦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总是说，‘去干这个，这个，这个；去把砖头系到你的靴子上，然后跳进塞纳河’，而‘他总是’”——丹东摸到了想象中的刘海——“‘立刻，乔治-雅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需要买东西吗？’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啊。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假如他记不住他还认识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不见他，”卡米尔说。

“我们自己的选区，卡米尔。哦，我本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交给罗伯斯庇尔的，就在小河我自家的那一边待着。我本该抓住我自己区里的权力不松手的。现在谁在管理？埃贝尔。我们老科德利埃派本该抱成一团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老科德利埃派……自从巴士底狱沦陷到现在，已有四年，四年三个月了。感觉像是过去了二十年。丹东坐在这里，身体超重，眉头一直紧锁着，只有天知道，他的内脏里到底在出现什么情况。罗伯斯庇尔的哮喘更严重了，大家禁不住注意到他的发际正在往后退。埃罗鲜嫩的皮肤不像原先那么鲜亮了，还有他那双下巴，露西尔对之下过该死的判断，这预示了一个双下巴、令人失望的中年。法布尔出现呼吸困难了；至于卡米尔，他头疼得更加严重，在他的小骨头上，他几乎都留不住一点肉了。此刻他抬头看看丹东：“乔治-雅克，你认识一个名叫孔德的人吗？只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是。在诺曼底，我曾雇用他做政府事务代理人。为什么要问？”

“因为他在巴黎露面了，而且提出了什么指控。说你跟布利索的人联手，要把约克公爵推上王位。”

“约克公爵？主啊，”丹东痛苦地说，“我原本以为只有罗伯斯庇尔才会梦想到像约克公爵这样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的。”

“罗伯斯庇尔感到深深的不安。”

丹东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使你相信这事了？”

“没有，当然没有。他说这是场破坏爱国者声誉的阴谋。不过，我们现在还有埃罗在委员会，这是件好事。趁他还没有带来任何伤害的时候，他已经让人把孔德逮捕了。就这因为这件事，大卫代表警察委员会前来拜访你。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我明白。‘早上好，丹东——你是叛徒吗？’‘当然不是，大卫——跑开，回到你的画架去吧，’‘那事儿我会做的——涂鸦还有一半没有完成呢。很快就好！’是那一类形式吗？我认为，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这助长了他产生巨大阴谋的想法？”

“是的。我们觉得孔德一定是个英国特务。毕竟，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我们想入非非地假定情况也许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这个毫不起眼的伯爵，这个用人，这个下人，怎么会知道像丹东这么个人的计划的全部内容呢？那就是我们推理的过程，罗伯斯庇尔和我。”

“卡米尔，我知道你的意思，”路易丝警告性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他，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情况？”

“因为这样荒唐，”卡米尔发脾气了。“因为我对其他人忠诚，要真是这样，他们会把他杀了。”

路易丝往后退却了一下。她的手颤颤地放在她的喉咙上。卡米尔立刻看出了她的难处：她既想，又不想他死。

“路易丝，别管它，”丹东说。“现在就去保证我们的行李已经打点好就行。”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透出了疲惫。“你一定要稍微学会区分辨别——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事情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是诽谤中伤。”

她犹豫了。“我们还去阿希斯吗？”

“当然。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要指望我们到的。”

她离开了房间。

“是的，当然你必须走。”卡米尔把脸避开。“你在回避大审判，是吗？”

“到这儿来。”丹东朝他伸出一只手。卡米尔装作没看到。“我讨厌这座城市，”丹东说。“我讨厌人。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换换空气？”他心想，我已经失去他了，我已经把他丢给罗伯斯庇尔了，还有那个罕见的、持续令人心寒的环境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卡米尔说。他走过房间，用他的嘴唇碰了碰丹东的面颊骨。这感觉像是他能做到的最小的表示了。

他们抵达阿希斯的时候天色已晚，天气越来越凉了。他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他就感到源自太阳的力量正在损耗，土壤正在失去夏日的温暖。他伸出手臂去找路易丝。“这里，”他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她一边把旅行披肩裹在身上，一边抬头好奇地望着这栋别墅房子，看着牛奶般浓稠的黑暗正从河边蔓延过来。“不，不是这里，”他说。“不是在这栋屋子里。是在附近。现在过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奶奶这里了。你们还记得吗？”

愚蠢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乔治总在想，他的孩子们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他期望他们记性好。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佛朗索瓦-乔治才一岁；现在已长成一个又大又粗的孩子了，他抓住他继母。用他的鞋跟在她孱弱的肋骨四周击打。安东尼，因为激动，变得又累又没力气，抱着他爸爸的脖子吊着，像一个从失事的船上被打捞上来的孩子。

安妮·玛德琳的丈夫把火把举得高高的。她过来了——这是路易丝头一回看到这些令人吃惊的姐姐们——在她的脚上跑呀，绊呀，像个女学生似的。“乔治，乔治，我弟弟乔治！”她猛地扑向了他。他的手臂把她围成一圈。她把头发往眼睛外面拨开，在他的两个面颊上亲吻，然后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开来，搂起她孩子当中离她最近的那个，然后把小男孩举起来，仔细地端详。这就是曾经把他从公牛脚下拉出来的安妮·玛德琳。

玛丽-塞谢尔到这边来了；她的契约解除了，她回家了，她到了她该到的地方了：难道他没说过他会照顾她的吗？她依旧保留着她修女般的举止仪态；她试着把双手合起，放到她再也不穿的修女服饰的衣袖里。皮埃尔蕾特到这里来了，她个子高，笑眯眯的，脸圆嘟嘟的，是个老处女，比巴黎绝大多数女牧师更有女监护人的仪态。安妮·玛德琳生得最晚的一个孩子把口水流在她肩上。他们把路易丝围住，拥着她；她们这么做的时候，感觉到了加布丽艾尔的丰满肉身许下的鬼魂诺言。“我的小鸽子！”她们边说边笑。“你这么年轻啊！”

这些姐姐们一头扎进了厨房。“可怜的小东西！这么地被责任缠住！根本没有乳房！”

“难道你不觉得他会把露西尔那个家伙带过来吗？那个黑眼睛姑娘？他要把她与她那个黑眼睛丈夫分开吗？”

“不会，那对魔鬼般的夫妇。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姐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德穆兰夫妇的来访曾经是她们生活中的快乐时刻；她们一边巴不得他们再过来，一边在心里产生一种相似的对都市的畏惧。

他们开始表演乔治-雅克和他们母亲之间发生的那种情感场面了。“这真是个安慰，”玛丽-塞谢尔呱啦呱啦地说。“在我临死前又见到了你。”

“死？”安妮·玛德琳说。“你这个老骗子，你不会死。我发誓，你会活得比我寿命长。”

“乔治-雅克怎么发誓！”皮埃尔蕾特说。“他怎么发誓！你觉得他已经跟坏人在一起了吗？”

在别墅屋子的客厅里，雷考丹太太的蓝眼睛先是闪闪发亮，继而黯然失色。“女儿，从外面进来吧。在我旁边，坐这儿。”诊断身体的手指塞进了她的腰里。两个月了！可是没有怀孕！死去的那个意大利姑娘通过乔治-雅克尽了她的本分——现在，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一位有些小里小气的巴黎女人了。

“要是你就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也许会好些。”法布尔没听见露西尔这么说过，不过这就是他本人的想法。丹东离开巴黎的那一天，他独自坐在自己的公寓里，与自己要尖叫、要砸墙、要敲墙的欲望进行搏斗，他像是一个得到了很多承诺，但是承诺没有兑现的坏孩子一样。他又一次拿起那份简单的礼貌性的、没有承诺的便条，这是丹东出发之前派人送过来的；他把便条撕成无数细小的纸条，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它烧了。

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开过一场累人的争吵不休的会议之后，罗伯斯庇尔和圣-约斯特肩并肩地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拦住了他们。晚间的会议上，圣-约斯特不大全神贯注；他觉得这些会议毫无要领，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把会议成员叫作观点贩子。他对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大感兴趣。几天之后，他就要在阿尔萨斯与部队在一起。他正盼望着这一天呢。

“公民们，”法布尔招呼道。“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圣-约斯特脸上表现出来的恼怒在加深。罗伯斯庇尔想到了小小的新历法，便在脸上装出一副冷笑。

“行行好吧？”法布尔说。“有件极其重要的事。你能给我一次私下面谈的机会吗？”

“这是一件冗长的事吗？”罗伯斯庇尔礼貌地问。

“现在瞧瞧看，法布尔，”圣-约斯特说，“我们在忙着呢。”听到年轻的安东尼的语调，罗伯斯庇尔只好又笑了：马克西是我朋友，我们现在不跟你玩了。他半心半意地指望法布尔会往后退一步，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把圣-约斯特打量一番。不过，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法布尔脸色苍白，显得既急迫又笨拙的样子，在恳求他的注意。圣-约斯特的粗暴已经使他失去了镇定。“我非要见见委员会，”他说。“这是他们处理的事。”

“那么就别大声说它。”

“只有阴谋家才会窃窃私语。”看到自己的机会，法布尔恢复了神志，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很快整个共和国必定知道我的消息。”

圣-约斯特厌恶地朝他看了看。“我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他说。

罗伯斯庇尔感到相当震惊，迅速朝圣-约斯特看了一眼。“法布尔，你说得对。如果你的消息关涉到共和国，它就必须被广播出来。”与此同时，他迅速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听到了。

“这是公共安全问题。”

“那么他必须到委员会来。”

“不，”圣-约斯特说。“今晚的日程安排要使我们忙到明天天亮。没有一件事不是极其紧迫的问题。没有一件事可以被耽搁下来，我呢，公民法布尔，只好在明天九点之前才能坐在我的办公桌边。”

法布尔没有理睬他，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非得要揭发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的眼睛睁大了。“不过，它不会一过夜就熟的——如果我们明天精力充沛采取行动，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年轻的公民圣-约斯特需要休息。不像我们上了年岁的爱国者，他还不习惯于熬夜。”

这就错了。罗伯斯庇尔冷若冰霜地望着他。“公民法布尔，我碰巧得知，你绝大多数熬夜的时间都耗在赌场上，同行的还有公民德穆兰争强好胜的怪癖，还有几个名声令人怀疑的女人，这个赌场的存在还不为公社爱国者们所知。”

“看在上帝仁爱的分上，”法布尔说，“认真对待我。”

罗伯斯庇尔把他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吗？”

“它影响巨大。”

“很好。公民圣-约斯特和我本人明天要和总安全委员会碰头。”

“我知道了。”

“那样合适吗？”

“警察委员会极为合适。它会加快事情的办理进程。”

“我明白。我们在——会面。”

“我知道。”

“我明白。晚安。”

圣-约斯特不停地在挪腾双脚。“罗伯斯庇尔，人家在指望着你呢。委员会会等你。”

“我希望他们不会，”罗伯斯庇尔说。“我希望，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不应该等任何人。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还是听了进去。

“此人不值得信赖，”圣-约斯特说。“他是个善于演戏的家伙。他是个歇斯底里的家伙。我毫不怀疑，这场阴谋是他太活跃的想象中的一块遮羞布。”

“他是丹东的朋友，一个经过证明了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厉声地纠正道。“他是伟大诗人。”他们边走，他边沉思。“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他脸色非常苍白，而且他的长筒望远镜不见了。”

这好像，这好像完全过于令人相信了。他紧张、安静、一动不动，他双手手掌朝下，放在桌上，罗伯斯庇尔负责盘问工作。他从桌子的一个角落挪到一处直接面对法布尔的地方，快速挪动的委员会人员笨手笨脚地把椅子拿开，不要挡了他的路；此刻，他们默默地坐着，同时根据他直觉的节拍在踮着脚。他总是厉声要求法布尔停止。他会记录笔记，然后擦擦他的笔，刻意把它放在一边，他总是把手指头在桌面上摊开，抬头对法布尔瞥去一眼，示意他又该开始了。

法布尔身子摊在椅子上。“什么时候，”他说，“在一个月之内吧，查伯到你那儿说，有一场阴谋，我希望你要记住是谁第一个把这些名字给你的。”

“你，”罗伯斯庇尔说，“竟然盘问他。”

法布尔咽了口唾液。“公民，”他说。“做你理想幻灭的代理人，我感到非常难过。你一定相信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吧？”

“我？”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带着一丝淡淡的毫无喜悦的微笑。“我的笔记本里已经有了这些外国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看这些名字。我意识到他们腐败，而且危险，不过你现在跟我说起系统的阴谋，说起皮特那里的钱——你觉得我没有看清，没有比你们任何人看得更加清楚吗？经济屠杀，他们在雅各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里宣扬的极端主义者的政策，亵渎神灵、不堪忍受的对基督教的攻击，这致使善良的人民感到不安，导致了把他们拒绝在新秩序之外——你认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毫无联系吗？”

“不，”法布尔说。“不，我本该意识到你会为你自己纠正的。你打算下令逮捕吗？”

“我认为不会。”罗伯斯庇尔朝桌子四周围看看，指望没人反驳。“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手腕，我们玩得起让他们忙上一到两个星期、搞得他们自身黔驴技穷这个代价。”他又一次环顾四周。“用这种办法，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同谋。我们会一次性而且永久性地使革命纯洁。你听够了吧？”一两个人点了点头，他们神情紧张，莫名其妙。“我没有，不过，我们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他站了起来，用手指尖一起轻轻地拍着文件。“过来吧，”他对法布尔说。

“过来？”法布尔傻乎乎地说。

罗伯斯庇尔对着门用头示意。法布尔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他感到身体虚弱，颤颤巍巍的。罗伯斯庇尔拐进了一个小房间，这房间几乎没有家具摆设，非常像在近期骚乱的那天他们占领的那个房间。

“你经常在这儿办公吗？”

“随着形势的要求吧。我喜欢有个私人待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没有灰尘。”

法布尔看到一帮子锁匠、窗户清洗工、拿扫帚的老太太在清扫公共建筑物的阁楼和单间牢房，好让罗伯斯庇尔有些干净的藏身之地。“把门敞开着，”罗伯斯庇尔说，“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把笔记随手扔在桌上；法布尔心想，那是一个学来的姿势，他从卡米尔那儿学到的。“你好像紧张不安，”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我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要告诉我吗？”

“只是你喜欢的内容。”罗伯斯庇尔在顺水推舟。“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些并不重要的方面澄清一下。弗雷兄弟们的真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西格蒙·戈特雷。”

“他们改名换姓，我不感到惊讶，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别人面前问我？”

罗伯斯庇尔没有搭理他。“这个叫普鲁尼的人，埃罗的秘书，我们在雅各宾经常见到他。有些人说，他是奥地利总理考尼兹的私生子。这是真的吗？”

“是啊。噢，完全有可能。”

“埃罗是个异类。他出身贵族，可他从来没有遭到埃贝尔的攻击。”埃罗，法布尔心想：之后，他的思绪便飘回到德·伏伊咖啡馆去了。这些日子好像它习惯于这样了。他一直从他最近的作品中——奥古斯塔在意大利人中正在气息奄奄——给他朗读材料，过后进来了这么一个身高马大、样子粗粗的男孩，硬生生地穿着一套律师的黑色套装，十年前，他在大街上曾给此人画过肖像。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养成上流阶层才有的说话带拖腔的风格，而且他谈到过埃罗——“他的长相无可挑剔，他见多识广，皇宫中所有的女士都在追他”——在丹东的身边，他向来就是这么个眼睛大、古里古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此人证明是半个城市婚外恋情的兴趣中心。这些年过去了……万变不离其宗啊[2]……“法布尔，我的话你听懂了吗？”罗伯斯庇尔说。

“哦，很是如此。”

罗伯斯庇尔身体前倾，把手指头交织在一起，成了辫状。法布尔从1787年和1788年的深深回忆之中被人拽了上来，开始出汗。他听到罗伯斯庇尔在说什么，他的话足以令他热血变凉。“因为埃罗从来没有受到埃贝尔的攻击，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联盟。埃贝尔的人不仅仅是受到误导蒙蔽的狂徒——他们和你所谴责的所有这些外国分子有接触有联系。他们的暴力言语和行动目标就是制造恐惧和憎恨。他们开始使革命显得好像荒唐可笑，开始着手摧毁革命的可信度了。”

“是啊，”法布尔朝别处看去。“这一点我懂。”

“与这一起齐头并进的是妄图使伟大的爱国者威信扫地。比如说，有关丹东的指控。”

“这再清楚不过了。”法布尔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阴谋家居然会接近你呢。”

法布尔好奇而又郁闷地摇摇头：“在山岳派人的心中，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成功。我认为成功激励了他们。查伯、朱利安……所有被信赖的人。自然，一旦这些人遭到审查，他们就会声称我卷入其中，难脱其责。”

“我们给你的命令，”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指尖合在一起，“就是仔细监视你所指名道姓的那些人——特别是你所怀疑的犯有经济罪行的那些人。”

“好，”法布尔说。“嗯——谁的命令呢？”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一副惊诧的样子。“委员会的命令。”

“肯定。我本应该知道你代表所有人讲话的。”法布尔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公民，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查伯说了什么而上当受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能言善辩，以假乱真。”

“你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吗，法布尔？”

“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到下个月，你会看到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罗伯斯庇尔手一挥，和神化的暴君一样，自私地、不容置疑地把他打发走了。门外面，法布尔掏出一条丝绸手帕，在脸上轻轻地点了点。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个上午——假如你除去1777年那个上午，那时，他被宣判处以绞刑——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上午比起他原先想象的要更轻松。罗伯斯庇尔接受了每条建议，仿佛他们只是确认他已经得出的结论似的。“这个外国的阴谋诡计啊，”他一直不停地在说。显然，他对政治感兴趣，对东印度公司几乎压根儿就了无兴趣。如他所预测，这件事情会有结果吗？哦，会有的：因为你可以依靠埃贝尔胡言乱语，依靠查伯欺骗、撒谎、偷盗，依靠肖美特骚扰神父、关闭教堂——现在，每次他们讲话，他们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冒出谴责他们自己的话语；他把所有这些独立的线索看成是捻成一团的阴谋，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就是，也许他们就是吧。他怀疑埃贝尔，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可以告诫他，不过有何用处呢？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旧政权之下的人而言，生活就是如此凶险难料，也许，他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信任丹东。我是丹东的人。所以，也许，我已经为自己澄清了。通过告诉他他想要听的话这个办法。

圣-约斯特看到他的时候笑了笑。“罗伯斯庇尔在里面那儿吗？”

“是的，是的，我刚从他那儿过来。”

圣-约斯特侧肩从他身边过去。他只好贴着墙站直。“把门敞着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大喊道。圣-约斯特在他身后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法布尔开始哼起调子。他正在加工一部名叫《橘色的马耳他人》的新戏，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可以把这出戏改成一部歌剧。

房间里面，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我原以为你在为边界之行准备呢？”

“明天。”

“你觉得怎么样？”

“法布尔的阴谋诡计？这与你所有预先考虑的想法吻合。我纳闷他是不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罗伯斯庇尔忿怒了。“你对此产生怀疑了？”

“为了消灭我们当中的外国人和投机倒把分子，还有埃贝尔派的人，”圣-约斯特说，“任何借口都行。只要你记住法布尔本人不可能被免除指责就行。”

“所以你不信任他。”

圣-约斯特大笑；笑得跟他以前笑的程度一样厉害。“这家伙是个欺骗老手。你明白，他为了纪念从图卢兹学院获得的一次文学奖，自称是‘德·伊格朗汀’吗？”罗伯斯庇尔点点头。“在他声称获得这个大奖的那一年，什么奖项都没颁发过。”

“我明白了。”罗伯斯庇尔把目光移开：含蓄地、偷偷地、朝旁边瞥了一眼。“你不可能搞错。”

圣-约斯特脸红了。“当然不会。我已经调查过。我已经核查过相关记录。”

“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温和地说，“他原以为他该拿到这个大奖。毫无疑问，他认为他受骗了。”

“此人把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或许更多的是自欺吧。”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毕竟，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他不是一个伟大诗人。只是一名平庸诗人。这倒是小事，圣-约斯特。你在这方面浪费了多少时间？”得意感从圣-约斯特的脸上一下子就抹掉了。“你知道，”罗伯斯庇尔继续说，“我本人也想得到这些文学奖项当中的某项大奖，某个出类拔萃的、不是地方性质的大奖，在图卢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不过，那些奖项都是旧政权之下的做法。”圣-约斯特听上去受到了伤害。“这政权已被打倒，完蛋了。这项大奖出自革命之前。”

“你知道，有过这么一段时间。”

“你和旧政权时期的举止方式和外表结合得太多。”

“这，”罗伯斯庇尔说，“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嘛。”

圣-约斯特看上去好像情愿要退却下去。罗伯斯庇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个子比他也许要矮个六英寸。“你想要取代我，换上一个革命更加彻底的人吗？”

“我抗议，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感觉你要取代我。”

“弄错了吧。”

“如果你妄想取代我，我将在这场阴谋之中把你的份儿找出来，我将在国民大会要你的人头。”

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头。“你被蒙骗了，”他说。“我要到部队去了。”

就在他从房间跌跌撞撞出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声音传到了他那儿：“关于法布尔的大奖，我知道很多年了。卡米尔告诉过我。为此我们大笑过。这件事情重要吗？我是唯一知道什么重要的人吗？我该是唯一做事平衡周全的人吗？”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在过去两年当中，作为叛国和怯弱之后果，已有十万人遭到杀害；正是我们对叛徒采取了软弱无力的态度，才导致我们前功尽弃。”

司法广场：“堂弟，你好像不开心嘛，”卡米尔说。

福奎尔-汀威尔耸肩。他那黑黝黝的脸已经变成了病态一般。“我们在法庭上待了十八个小时。昨天我们上午八点开始，夜里十一点才结束。真累人。”

“想象一下当囚犯是什么滋味儿吧。”

“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了，”检察官实事求是地说。“今晚天气不错吗？”他问道。“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

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根据死刑指控来审判女人，他毫无感觉了；可是，对于审判在某些人头脑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却真敏感。断头台赋予要死的人一些尊严；考验往往事先来临。他喜欢身体条件更好的囚犯，他不喜欢这个家伙，邋里邋遢的，还需要医生照顾。他安排过一个人站在一边，为她取过很多杯水，可到目前为止，既不需要水，也不需要有味儿的盐。眼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正在休息的陪审团在这个时刻不大可能为他们的裁决感到痛苦不安。

“昨天，埃贝尔，”他突然说。“乱得一团糟。他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非要叫他，天知道。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不想听到那一类事。这个女人在回答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她从众人那里获得了同情。”

昨天埃贝尔宣称，除了她的其他罪过之外，这个女囚犯还性虐待她九岁的儿子；她把他带到她旁边的床上，教他手淫。他的监护人一看到就逮住了他，埃贝尔说，还有——嘟-嘟，你从哪里学会这些行为的？妈妈教会我的，焦躁不安、受到惊吓的小男孩说。埃贝尔从文件证据上引证，这孩子无忧无虑地签署了有关申明。这孩子的笔迹，是古老的、摇摆不定的笔迹，倒是让公民福奎尔感到了一阵不安。“大家自己都有孩子，”他嘟囔道。公民罗伯斯庇尔何止是嘟囔。“那个蠢蛋埃贝尔！”他勃然大怒地说。“我们一生一世，遇到过把不大可能成立的指控摆到法庭上这事儿吗？如果靠这样做，他还能救下那个女人。”

我感到好奇，福奎尔心想，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入行执业的时候，属于什么类型的律师呢？我笃定，是一颗滴血的心。

他正转身面对他堂兄，就在此时，庭长赫尔曼从黑暗中穿过大厅，走进了一摊烛光里，出现了。烛光照在律师们的身上，照在那位囚犯的椅子上，还有证人站立的空白地带。庭长竖起一只手指，示意福奎尔跟他走。

“要跟肖沃-拉嘎尔德说句话，”福奎尔说。“可怜的魔鬼啊，他也为马拉的女儿辩护。我猜测他的职业生涯什么时候要恢复了。”

拉嘎尔德抬起头。“卡米尔，你在这儿干什么？如果我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是不会在这儿的。”但是，见到他，他还是感到高兴。他对拼命要跟他的客户讲话感到厌烦。她没来。

“我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吗？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

“是啊——噢，假如这样适合你。”

“我应该认为，看到叛国受惩，这适合我们所有人呀。”

“你是在预先判定。陪审团已经出去了。”

“共和国会输掉这场官司，这不可能，”卡米尔说。他笑了笑。“他们确实把所有最好的工作都给了你，是吗？”

“在巴黎，没有律师比我再有更多的为了不可能的官司进行辩护的经验了。”拉嘎尔德，二十八岁；他想方设法粉饰事情。“我请求宽恕，”他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她被指控有现在的身份。她被指控还活在世上。这些指控没法辩护。即便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指控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法庭来受审。我向你堂弟要了三天时间。没有机会。她丈夫受审的时候，那些都是更为悠闲的时候。她去接受死刑的时候，要坐在囚车里面。”

“我认为，封闭马车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民主。这是一件人民有权要看到的事。”

拉嘎尔德从侧面看着他。“在你们那个地方，他们养育的都是难以对付的畜生啊。”不过人家可能理解他们，他心想，人家可能觉得他们相当令人放心——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面无表情的福奎尔，律师的律师，还有给了他这份工作、身居高位、性格捉摸不定的亲戚。大家会觉得，对于某些共和国公务员来说，他们更受人喜爱，更受埃贝尔的喜爱，他嘴上说的是下流话，皮肤白得像蛆子一般。在昨天的会议期间，有好几回，他感到身体有病。

“我知道你在考虑谁，”卡米尔说。“一般而言，人的表情从人们脸上划过。我怀疑，埃贝尔已经把他的爪子放在战争办公室的钱上面了，假如我有证据，他将要成为你们的下一个大客户。”

福奎尔匆忙赶了过去。“陪审团要回来了，”他说。“拉嘎尔德，我提前表示我的恻隐之心。”

囚犯由人扶着，走过了大厅，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有一会儿，她身处黑暗之中；之后，灯光照在她满是皱纹、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脸上。

“她好像年纪不小，”卡米尔说。“她好像看不清楚她朝哪里走了。我不知道她的视力是这么糟糕。”

“虽然毫无疑问，”检察官说。“那可不能怪我，”他带有先见之明地补充道，“我死的时候，人民将为此怪我。请原谅，堂兄。”

裁决结果毫无异议。赫尔曼把身子向前倾了倾，问囚犯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位昔日的法兰西王后摇摇头。她的手指头在椅子的扶手上不耐烦地移动。赫尔曼宣布死刑判决。

整个法庭里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卫兵们上前把囚犯带了出去。福奎尔没有看她离开。他堂兄赶忙过来，帮他理了理他的一堆文件。“明天轻松了，”福奎尔说。“喏，拿着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检察官要有个文书。”

赫尔曼朝卡米尔礼貌地点点头，福奎尔向庭长说了声晚安，道别了。卡米尔的眼睛还在看着卡佩的遗孀蹑手蹑脚地退场。“真的，为了到达我们野心的巅峰，这好像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把某个无趣无味的女人的头砍掉而已。”

“我发誓，卡米尔，你变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为这个奥地利人说过好话。嘿。我通常在公家马车上保持我的尊严，可我需要呼吸空气啊。除非你向罗伯斯庇尔汇报？”

他们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的时候，他向来为自己的堂兄而感到自豪。尤其是他看到他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两人知道的那些私人暗示，笑话，斜眼看人，还有，他常常看到，丹东健壮的胳膊搂着他堂兄，要么，在某个深夜的公共大会上，看到他堂兄闭着他那双充满危险的眼睛，舒适地斜靠在丹东的肩膀上。当然，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的时候，样子就不是那样了。罗伯斯庇尔几乎从未碰过任何人。他的脸总是一副疏远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可是卡米尔却可以在这张脸上弄出一副生动的、和蔼慈祥的表情来；他们有共同记忆，也可能有两人之间的笑话。人们说，他们看到卡米尔使罗伯斯庇尔大笑过，尽管这话感觉像是异端邪说。

此刻，他的堂兄摇摇头。“罗伯斯庇尔现在总是睡着的样子。除非委员会还在开会。样子不像你有输掉的可能，是吗？”

“上帝禁止。”福奎尔把自己的手臂放到他堂兄的手臂中，然后他们出去，走进带霜的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一位警察向他们敬礼。“下一个大客户就是布利索，还有我们已经成功抓获的那帮人。我所有的指控都是根据你所写的东西进行的，你的《秘史》，还有，在你与他在赌博官司问题上争吵之后撰写的有关布利索的另一篇文章。好材料啊：如果你不介意，我会把你的一些表达升华一下。我希望你要在法庭上接受你的荣誉。”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后巴士底狱的岁月吧：布利索在卡米尔的办公室内，坐在他的办公桌上。戴洛瓦妮咔嚓咔嚓地进来，在他干巴巴的面颊上植下一个大大的吻。他是我朋友，卡米尔心想；接着就来了那场赌博官司，接着我们就在突然间变成了对立面，他把这场官司当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怨；我受不了批评。关于他自己，他清楚这一切；他要么是大发雷霆，要么就是置之不理，他是有点儿生气，或者，或者什么呢？“安东尼，”他对他堂弟说，“我好想知道全部的进攻形式。不过，我好像对防御形式根本一无所知。”

“喏，现在，”检察官说。他丝毫也不清楚他堂兄在说什么，不过那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堂兄的头发。卡米尔把头猛地甩开，好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福奎尔平静地接受了。此时他兴致不错——这桩案子全部结束，他答应要给自己买瓶葡萄酒的，现在正盼望着它呢；在审理大案子期间，他尽量不喝酒。可是他感觉到，要么是睡眠躲开他：要么就是回忆起很多噩梦。或许，他堂兄，他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想不睡觉，要唠叨唠叨呢。对于两个从省里来的男孩而言，他心想，这些日子，我们都干得分外出色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过后不久，亨利·桑松为行刑做了些准备，然后走进她的牢房。他就是杀了她丈夫的那个人的儿子。她穿了件白外套，披了块淡色披肩，穿了双黑色长筒袜，还有一双紫色高跟鞋，这双鞋是她在坐牢期间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刽子手把她双手捆到了背后，把她的头发剪了，据她女佣说，她觉得要把头发“向上高高地挽起”去见法官和陪审团才合适。她一点都没动弹，桑松不允许钢刀碰到她的颈子。几秒钟之内，多么长的披肩发啊，曾经是蜜一般的色彩，现在却是斑斑点点，粗糙不堪，灰蒙蒙的，躺在监牢的地上了。他把头发捋好，准备烧掉。

死囚押送车在院子里等候着。这是一辆普通的手推车，曾经用来装载木头，现在横在车上的是些厚厚的木板，当座位用了。她一看到押送囚车，便失去了从容。她害怕得张大了嘴巴，不过没有喊出声音来。她请刽子手把她双手松开一会儿，就在他把手松开的那个时候，她蹲在角落处，在一堵墙边上小了便。她双手重又被捆好，之后，人被推进了囚车。在被剪光了的头发和那顶寻常的白帽子下面，她那双疲倦的眼睛在从她四周人们的脸上寻求怜悯。通往刑场的路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她没说话。她踩上台阶的时候，那些花钱雇来的冷漠之手使她保持住身体平衡。她身子开始打颤，四肢感到无力。她在两眼什么也看不到的惊恐状态之中，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先生，对不起，”她低声说。“我不是故意那样的。”正午过去了几分钟，她便身首分离了：“这是巴雷·杜彻斯尼体验过的所有快乐之中最大的快乐。”

[1] 法兰西共和历的一月，相当于公历9月22日、23日或24日至10月21日、22日或23日。

[2] 原文为法语。

第10章

侯爵到访（1793）

两位君主都死了，男暴君和女暴君。你会认为，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了；露西尔发现，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有关王后最后几个小时的具体情况，她已催问过卡米尔，因为她迫切地想要知道，她与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匹配相称；不过他似乎不情愿说起这事儿。最后，如她非常熟悉的一样，他说，什么都不能吸引他亲临行刑现场。她说，你真是个伪君子。你应该去目睹你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他凝视着她。我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他朝她行了一个旧政权时代的鞠躬，非常令人反感，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之后便拿了帽子出去了。他很少跟她吵架，不过他用神秘兮兮的销声匿迹来报复他本人，销声匿迹持续的时间在十分钟与几天之间。

在这个小时之内他回来了：他们能办一场晚餐聚会吗？通知说得非常优雅大度，让莱特酸溜溜地说。不过呢，要是你有钱，又晓得到哪儿买东西，数量充足、质量上好的食品总能够买到的。卡米尔又不见了，还是外出买东西的让莱特弄清了到底要庆贺什么；那天下午，国民大会已经听到，奥地利人在瓦缇尼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役中被打败了。

所以，那天晚上，为了最新的这场胜利、为了最新的指挥官，他们这才畅饮举杯。他们谈到抗击位于旺代的叛乱分子的进展，还谈到了抗击在里昂和波尔多叛军的成功。“在我看来，好像共和国正在无比地繁荣昌盛，”她对埃罗说。

“消息是蛮好，是的。”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他在忙碌着；他已经要求委员会在圣-约斯特之后把他派到阿尔萨斯去，现在他很快就要离开，也许就在明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他。“少了你，我们将会觉得无聊。你今晚能来我真高兴。我原以为你会在委员会工作不来的呢。”

“这些日子，我对他们来说还有一点用场。有关情况，他们能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我从报纸上获悉的情况倒是更多。”

“他们再也不信任你了？”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

“问问你丈夫吧。他有不可腐蚀之人的耳朵。”过了几分钟之后，他起身，感谢他，然后解释说，最后时刻的准备已经做好。卡米尔站起来，亲亲埃罗的面颊。“很快回来。我居然这么特别地想念我们之间定期交换遮遮掩掩骂人的话呢。”

“我猜测很快就要这样了。”埃罗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起码，在边界，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可以看到敌人，知道他们是谁。巴黎现在正成为一块供捡垃圾之人待的地方。”

“我道歉，”卡米尔说。“我能看得出我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能收回我的亲吻吗？”

“我发誓，”有人懒洋洋地说，“如果你们两人将来一起上了断头台，你们将会为了谁先谁后争吵不休的。”

“哦，我觉得我应该占上风，”卡米尔说。“虽然我无法想象断头台放在哪一边。我的堂弟决定行刑顺序嘛。”

有一阵哽咽的声音，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放下。法布尔盯着他们看看，脸涨得通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坏品味，甚至连好玩都谈不上。”

一阵沉默，就在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当中，埃罗撂下了几句话再见了。他走了之后，谈话重新开始，由法布尔起头，有勉强的喜乐气氛。聚会早早地结束了。后来，躺在床上，露西尔问，“出了什么事？我们的聚会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从来没有。”

“哦，”卡米尔说，“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终结。”接着他补充说，“大概是因为丹东不在吧。”他从她那边翻身，可是她知道，他躺着，并没睡着，他在谛听夜间这座城市的各种声音：黑眸子直视着墨一般的黑暗。

第二天，她拜访了艾蕾奥洛莉。假如艾蕾奥诺莉真是罗伯斯庇尔的情人，拜访一点也不会使她更开心，一定再也不会优雅大方。她把谈话转移到卡米尔身上并不傻。

“他呀，”她厌恶地说，“能让马克西做每一件他要他做的事，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能让他做他们要他做的事了。他就是向来非常彬彬有礼，而且忙碌。”她把身子前倾，想要把她的痛苦诉说一通。“他起得早，处理来信。然后就去国民大会。到杜伊勒利宫，交涉委员会的一些事务。然后再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夜里十点钟委员会开会。到第二天天亮之前他才回家。”

“他把自己压得非常紧。可是你指望什么呢？他就是这么种人。”

“他永远不会娶我。他说，只要眼下的危机一结束。可这场危机永远不会结束。露西尔，危机会结束的，是吗？”

几个星期之前，在大街上露西尔和她母亲见到了安妮·戴洛瓦妮。她们彼此都发愣了一会儿，才互相辨认出来。戴洛瓦妮美貌不再了。她瘦；脸干瘪下去，仿佛掉了一些牙齿。她打她们身边经过；眼里闪烁着什么，可她没吭声。露西尔觉得她可怜兮兮的——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啊。“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她有姿色了，”安莱特说。她笑了。她最近几年的生日，用她的话说，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绝大多数男人还饶有兴致拿眼瞅她呢。

又有一回，她在几个下午都见到了卡米尔。现在他经常远离国民大会。蒙塔纳德派的很多人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大会；许多右翼代表，那些投票反对国王死刑的人已经放弃他们的公职，从巴黎逃走。七十多个代表署名抗议关于开除布利索、维尼奥德，还有其他人的决定。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牢，只有罗伯斯庇尔手下几个做事尽职的人才使他们没有落到法庭手中。佛朗索瓦·罗伯特处于斯文扫地的状态，菲利普·艾佳力岱在等待审判；考洛特·德·艾尔博瓦身在里昂惩治叛军；丹东在享受乡下的空气；圣-约斯特，还有巴蓓特的丈夫，菲利普·勒巴，正和部队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常常使罗伯斯庇尔困在杜伊勒利宫。卡米尔和法布尔对于计算空荡荡的职位已经感到厌倦。没有什么人，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不大想用高调把别人镇住。因为马拉已经去世。

晚餐聚会过去了几天，戴洛瓦妮在科德利埃大街上露面了。她衣服披在身上；看上去没有洗澡，神情有些绝望。“我要见卡米尔，”她说。她养成了说话的时候把脸从你那边转开的习惯，仿佛她在进行一场私人独白似的，你没法插进她的独白中。卡米尔听到了她的声音；他一直坐着，无所事事地在发愣。“噢，我的天，”他说，“你已经堕落。如果这就是你在女性美方面所能做到的，那么我觉得我更喜欢你从前的样子。”

“你的样子依然优雅，”戴洛瓦妮边说边朝墙上看。“那是什么？那个雕刻画？那个女人打算把她的头让别人砍掉。”

“那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我妻子钟爱的历史人物。”

“多奇怪啊，”她没有声调地说。

“坐下，”露西尔说。“你想来点什么？喝点暖和的东西吗？”她满心满肺都是对她的怜悯；应该有人喂她吃的，给她梳头，告诉卡米尔别用那副样子跟她说话。“你情愿我离开你这儿？”

“不，没关系。你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或者走。我不在乎。”

她慢慢走到光线更好的地方时，露西尔看到了她脸上的块块疤痕。几个月前，她知道，她在大街上遭到一帮女人的暴打。她经受了多少痛苦啊，露西尔心想；上帝保护了我。她喉咙一紧。

“我想要的东西费不了多长时间。”戴洛瓦妮说。“你知道我的想法，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卡米尔说。

“你知道我赞成哪一方。布利索的人本周要接受审判。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布利索的人。”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激情。“我相信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他们已经努力要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你的政治，我不喜欢罗伯斯庇尔的政治。”

“就这个？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我要你去，立刻就去选区委员训斥我呀。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我不会否认你针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会完全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露西尔：“安妮，你怎么啦？”

“她要寻死，”卡米尔说。他笑了。

“是的，”她用同样低声无力的声音说。“我确实要寻死。”

露西尔从房间这边走到她那边。戴洛瓦妮把她的手推开，卡米尔朝她凶巴巴地看了一眼。她一边坐回，一边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

“这容易，”卡米尔说。“你到大街上去，高呼‘国王万岁’就可以了。他们会立刻把你逮起来。”

安妮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摸了摸眉毛。一块白色的印记表明，那里的皮肉曾被打得开裂过。“我做了一个演讲，”她说。“就出了这档子事。他们用鞭子抽我。他们朝我肚子上踢，还用脚踏在我身上。我本以为我当时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死的方式真是痛苦啊。”

“到河里试试，”卡米尔说。

“训斥我。让我们现在就到选区去。这样做，你会感到高兴。你想报仇雪恨。”

“是的，”他说。“我确实想报仇雪恨，可你为什么居然得到了文明终结的好处呢？我也许讨厌布利索的人，可是他们不该把他们的名字与像你这样的混蛋扯在一块儿呀。不，戴洛瓦妮，你可以死在大街上——像路易·苏鲁那样。你在哪里找到那条大街，你就可以在哪里死去，从不管是谁那里把死亡的消息传出去。我希望你等上好长时间。”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扫过地毯之后，她说，“我求你。”

“滚开，”卡米尔说。

她点头。她的脸避开了，戴洛瓦妮步态吃力而又缓慢地朝门口走去。露西尔大声喊她回头。“她打算去寻死。”傻乎乎地，她在她后面用手指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清楚似的。

“哦，她没有，”卡米尔说。

“哦，你真是缺德，”露西尔低声地说。“假如有地狱，你会在里面被烧死的。”门关上。她匆匆地穿过房间。她想要打伤他，让他心里受伤，好弥补从屋里出去、走进雨中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他表情冷淡，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制服了。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眼泪奔涌出来，泪流满面。“对不起，”她说。“你不可能干她所说的事，这真是荒唐啊，可是一定有法子帮她，让她想活下去吗？大家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哪。”

“这不对。每天远离大街的地方都有人加入进去。他们等待巡逻的队伍过来，然后，他们高声呼喊，要太子或者要罗伯斯庇尔把头砍掉。有很多死亡在等待着。她不过是非得选择死亡罢了。”

她把自己从他手中挣开，跑进了卧室，嘭地把门关上。她胸口起伏不定，心脏往上直跳，咚咚地蹦到了喉咙。有朝一日，这些墙壁会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和身体里所有拼死拼活的激情断裂的，有朝一日，这屋子会倒塌。会有土壤、尸骨和野草，为了弄清楚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阅读我们的日记。

雾月[1]9号，司法大厅。布利索显得苍老多了。他更像纸一般，佝偻着身子，两侧的鬓毛已经退得更远。德·希勒雷显得老态龙钟了；眼下，他昔日赌博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他不会在这件事的结果上打赌；这是铁定了的事。只是，有时候，他纳闷，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呢。他应该坐在菲利普身边；菲利普，这个幸运的恶魔，还有一个星期的活命时间。

他把身子朝前倾。“布利索，你还记得吗？我们都是卡米尔的婚礼证人。”

“我们也是，”布利索说。“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也是。”

维尼奥德，向来对自己的衣着不拘小节，今晚却是纤尘不染，好像要显示囚禁和审判不会摧垮他的精神似的。他脸上谨慎地不带任何表情；他不会露出蛛丝马迹，也不会让折磨他的人获得丝毫的得意。今晚布卓在哪儿呢？公民罗兰在哪儿呢？裴迪昂在哪儿呢？是活着，还是死了？

时钟敲响了十点一刻。外面一片漆黑，下着雨。陪审团回来了；旋即，他们被法庭的官员们包围了。公民福奎尔，他的堂兄跟他一起，从大理石地上轻松地走过，进入了灯光之中；有二十二个裁决将要宣布，二十二个死刑将要宣读，之后，他才能回家吃上一顿迟到的饭，喝上一瓶葡萄酒。

他堂兄卡米尔的脸色非常苍白；他声音颤抖，感到忐忑不安。六天了，他，福奎尔，一直在陪审团引用他堂兄的断言，对联邦主义派的合谋进行指控，对君主派的阴谋诡计进行指控。偶尔，某个著名的表达掉落到他们耳朵上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如同个人一般便转身看看卡米尔。他们的样子俨然早就排练过似的；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排练过了。这真是一个负担，福奎尔觉得。他已经预定好囚车；一旦有了二十二个被告，你就得当心这些细节问题。

福奎尔在想，此番场景具有某种戏剧性的特征，或者具备了让艺术家泼墨的元素；瓷砖的黑白颜色，蜡烛光芒的闪耀，遍地都是三色的光怪陆离。烛光触摸到他堂兄的脸了；他拿了张椅子。陪审团领头的站了起来。一个文员从一件文档中轻轻地弹出一扎死亡宣判书。在检察官后面，有人低语说，“卡米尔，怎么啦？”

突然，从被告队列中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叫。被告人跳了起来，卫兵们把他们团团包围，法庭官员扔下文件，急忙从座位上攀爬。其中一名被告，名叫查尔斯·瓦拉宅，从他凳子上朝后滑倒了。人群中妇女那边传来了喊叫声，她们奔将过去，要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卫兵们拼命地要拦住旁观者。

“这是怎样的结束方式啊，”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说。

维尼奥德，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朝雷阿迪医生示意其中的一个被告。雷阿迪跪在摔倒的人身边。他手举一把长长的匕首，一直到匕首的手柄那儿都是血淋淋的。检察官很快从他手中夺走匕首。“针对这种情形，我要说几句话，”福奎尔埋怨道。“他也许是拿匕首冲我来的。”

布利索坐着，身子松垮垮地向前，下巴抵在胸口上。现在，瓦拉宅的鲜血在黑白瓷砖上拖了一道猩红色的印记。有一块地方被清理好了。瓦拉宅显得细细小小的，已经彻底死了，两个宪兵过来收尸，把他抬走。

这场戏剧还没有结束。公民德穆兰正试图走出法庭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跌倒在地，不省人事。

雾月17号：以公民艾佳力岱而闻名的菲利普被执行死刑。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块大肉，许多牡蛎，喝了好大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部分。为了走上断头台，他穿了件白色的凸纹马甲，绿色长袍外套，还有黄色鹿皮裤：很有英国风格。“好了，我的好伙计，”他对桑松说，“让我们赶紧完事，好吗？”

行刑者。自从恐怖状态开始实施以来，他的行政费用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飙升。他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七个人的开支，很快，他要一天雇用十二辆手推车。之前，他雇用两个助手和一辆车便可对付过去。他能给出的那种价钱不会吸引人家来干这种活计。为了捆绑他的客户，他只好自掏腰包，买绳子，后来，自己垫钱去买那些大柳条篮，用来收尸。起初，他们觉得砍头会是个有油水可捞的干净行当，不过，一旦你在一天当中有了二十个或许三十个人头要砍的时候，规模问题便来了。那些当权的人明白，哪怕就是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身上要流出多少血呢？血把一切都给糟蹋了，把东西腐烂掉，尤其是他的衣服。下面的人没有意识到，可是，他有时候被血喷得浑身都是，一直喷到他的膝盖上。

这可是一件重活计。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已经事先想好自己寻死，他可能会成为麻烦，也许，服了毒药，突然倒地，或者失血，之后，你会弯腰弯背，尽量把他拉到铡刀下面的位置上。最近，公民福奎尔坚持说，他们砍了一个尸体，大家都觉得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还有，要砍死残疾人或者畸形人，也是个麻烦；你不出大汗，不喘大气，就没办法把他们绑在厚木板上，之后，观望的人群（但是他们不会看到很多）感到无聊乏味，便开始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吵着要轰你下台。与此同时，排队的队伍越来越长，站在队伍最后头的人变得更加不耐烦，开始大声喊叫或者昏倒。如果所有的客户都年轻，又是男的，身体壮实而且健康，他遇到的问题要少一些，不过，他们当中归到这一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住在附近的公民们抱怨，他没有撒下足够数量的锯木屑把血污吸干，而且抱怨味道极其难闻。机器本身安静、高效、可靠；可是，不消说，他得掏钱请人把铡刀磨得锋利呀。

他正在努力使这项操作尽可能地高效，提高操作速度。福奎尔不该抱怨。就拿布利索派来说。二十一人，再加上一具尸体，在三十六分钟之内彻底搞定。他不会抽出一个技艺娴熟的人来计算时间的，不过，他已经让一个态度友好的旁观者拿着表站在了一边：万一他听到有人抱怨。

过去，行刑者受人尊敬。他也受人敬仰过。有一条特别的法律禁止人们用难听的话骂他。有正常的观众过来，看他熟练的活计，他哪怕费上一点力气，他们都会欣赏。人们来到刑场旁观，因为他们要来呀；不过，有些上了年岁的妇女，为了战争在编织着什么，你能看得出她们拿了钱才坐到那里的，而且，她们巴不得马上就走开，然后把好处领尽；国民卫兵们，非要参加，看了几天这样的场面之后，个个恶心得跑开了。

有一回，行刑者请人做了一场特别的弥撒，为死刑犯人的灵魂做超度祈祷；可现在你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现在就是一张名单上的数字。在此之前，你感到，死亡还是有差别的；对你的客户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特别的个体生命的了结。为了他们，你早早地起身，然后做好祝祷，然后穿得一身红，摆出一脸冰冷的神色，最后为你的外套剪上一朵花戴好。可现在呢，他们像小牛一样，被人家用农用手推车装过来，嘴像牛嘴一样低垂着，目光呆滞，从宣判到被驱赶到刑场，再到死亡，他们被这个速度惊吓得只好任人宰割；这再也不是一门艺术；更像是在屠宰场干活。

“我一边听着隔壁房间里的笑声，一边写下这些话……”

从他们把她带进牢房的第一天起，玛侬就一直在写东西。她非得记录一次申辩，一个信条，一本自传。过了一段时间，她手腕发疼，寒冷中手指头都僵直了，她总想哭。每当她停止写作，任由思绪停留在过去自身而不是思考表达过去的方式时，她便感到，在她的内心敞开了一片巨大的渴望空白：“……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她总是躺在自己监牢的床上，直视着黑暗，有意识地让自己与英雄主义相配。

每天，她盼望着他们过来，告诉她，她丈夫被捕，告诉她，他被控制在某个省里的小镇上，告诉她，他在往巴黎的路上，准备跟她一起经受审判。可是，要是佛朗索瓦-列奥纳德被捕了，怎么办？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告诉她。这就是小心谨慎的代价，这就是行为端正的代价；他们这么谨慎小心，举止这么善良，结果呢，连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认为，布卓与她私人有任何关系。

她住的牢房里一无所有，冷飕飕的，不过还算干净。一日三餐有人送进来给她；可是，她已经决定绝食至死。渐渐地，她减少进食，知道他们会把她带走送到另外一个权当监狱医院的房间。对她来说，坚持的希望是，她会获准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去作证；为了这一线希望，她必须坚强，因此她又开始吃饭了。

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诡计？她不知道。虽然审判在进行，但是她已被带进了司法大厅，关在一个侧间，有人看守。然而她根本没有见到被告，根本没有见到法官和（像他们那样的）陪审团。看守她的其中一个人给她带来了瓦拉宅自杀的消息。一个人的死会带动另一个人去死。维尼奥德说起的那个镇定冷静、皮肤光滑、刺死马拉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她虽然把我们给杀了，但是她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去死。”

他们推迟了对她本人的审判，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抓住罗兰，把他们放在一起经受考验。当然，一个人可能恳求怜悯；可是，她的生命还不值得把她为之而活着的所有理想都牺牲掉。此外，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怜悯。从丹东那里？从罗伯斯庇尔那里？卡米尔·德穆兰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一直处于一反常态的情绪之中。他说过——很多人都听到了，看守她的人告诉过她——“他们都是我朋友，是我写的东西把他们给害死了。”不过，毫无疑问，雅各宾派的人手还没有把他从地板上捞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悔恨了。

就在那一天她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她意识到，她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了。单间牢房就在革命法庭所在的大厅下面；这是最后的阶段了，即使罗兰现在被捕，他还没到巴黎的时候，她就会死去。11月8号，也就是雾月18号，根据那个骗子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估算，她在法庭上出现了。她穿了白色套装，棕褐色的头发垂下，给它自身采集并积累了那天午后的阳光。福奎尔办事讲究效率。就在同一天晚上，她被五花大绑押进了一辆囚车。凛冽的寒风把她的面颊鞭打出颜色，她在绸缎衣服里面打着寒战。天色越来越暗，不过，她还是见到了在天空衬托之下的那台机器，那个阴森森的刀刃的几何图形。

一位目击证人这样说道：

“罗伯斯庇尔马上慢慢地走上前来……他戴了一副眼镜，眼镜可能是遮住他那病态变形的脸用的。他的话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稳重而又谨慎。他使用的表达是如此之长，结果，每次当他停顿，向上抬抬眼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没什么话要多说了，可是，在他缓缓地、搜索一般地把会议厅每一部分的观众扫视之后，他总是重新调整好眼镜，然后，在他的句子上面再添上更多的表达，原来的句子已经长得无比了。”

如今，每当他在人们的后面出现，他们总是跳将起来，既吃惊又感到负疚。这就像他时常所感觉到的恐惧已经传导给他们了。既然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步履沉重，他便纳闷，他该做些什么才能给他们提醒呢，咳嗽，猛撞到家具上？他知道，他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在那里谛听了；之后，他们所有的自我怀疑和叛逆性的半心半意的念头便出现在他们的外表了。

在委员会会议上，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他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不发表任何评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怀疑他在监视他们，怀疑他在记录什么；他确实这么做过；他记录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他发表看法时，考洛特无趣地反驳他；罗伯特·林德显得非常严肃，好像他对此有保留看法似的。他总是冲着考洛特厉声地斥责，弄得他只好一言不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看法呢，他拥有某种威信，因为他以前就认识他？他的同事们总是互相交换眼神。有时候，他总是从考洛特的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抽出一些指挥官们的投诉，说他们的手下得了痢疾或者缺少鞋子，或者他们的马匹快要死于草料匮乏。他总是很快就念完这些文件或者投诉，然后把它们摊在桌子上，像个赌徒在桌子上把手摊开一样，他的眼睛盯着考洛特；我纳闷，他总是说，你是否觉得你在岗位上尽责尽力，求得完美了？

他的同事们发言时，罗伯斯庇尔就坐着，窄窄的下颌撑在他的拇指和前指上面，脸斜向天花板。关于一天接着一天的政治，关于舆论的好与坏，关于大会的处理以及得到了大多数支持的事，他们什么都不会对他说。他想起了上学的日子，那时候，他总是在一些更富有活力的人的影子里拼命读书；他想起了阿拉斯，在那里，他曾经被他家里的一些声明欺骗，曾经被当地的县官打倒在地，因为他的政治见解遭到当地律师协会聚餐俱乐部的投票反对。

他不像丹东；他不想回家。这儿就是家：在午夜的灯光下走进雨中的大街上。不过，有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已经心在别处了；他想起了那些灰绿色的草坪和宁静的小镇广场，还有一排排的杨树在秋风中弯着身子。

雾月20号。在从前以巴黎圣母院著称的那栋公共建筑里举办了一场“理性节”。那些宗教性的美化饰物，如同人们喜欢的叫法那样，已经从建筑里被清除了；一座纸盒做成的希腊神庙在中殿竖起来了。歌剧院的一名女演员打扮成理性女神被册封为王，与此同时，群众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这首歌曲。

迫于埃贝尔派的压力，巴黎主教在国民大会上露面并宣布了他的军事无神论。代表朱利安、曾经做过新教的神父同时利用这个场合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无神论。

代表克鲁兹（一位激进人士、一名外国人）发表声明说：“宗教人士乃堕落之禽兽。他和那些为了商人和屠户的利益被养大、等着被剪毛，然后被烧烤的动物相似。”

罗伯斯庇尔从大会回家。他双唇苍白，眼睛因为气愤而显得冷漠。有人要遭罪了，艾蕾奥洛莉心想。

“假如没有上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些一辈子在艰辛和穷困中生活的人该怎么想呢？这些无神论者认为他们可以消除贫穷吗？他们认为共和国可以成为人间天堂吗？”

艾蕾奥洛莉从他那儿转身走开。她没有傻到希望他给她一个亲吻。“圣-约斯特确实这么认为，”她说。

“我们无法向人民保证面包。我们无法保证公正。我们应该夺走希望吗？”

“听起来好像你只需要上帝，因为他能填补你政策中的空白。”

他凝视着她。“也许吧，”他慢吞吞地说。“不过，安特瓦妮，你明白，他认为所有事情通过希望就能实现——每一个个体完善自己，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人，一个更有德性的人，之后，随着每一个个体的变化，社会也就变化了，可是，这要花上——什么？一代人的时间？问题是，艾蕾奥洛莉，当你陷于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一点了，你无时无刻不为了给部队提供靴子在发愁的时候，你就想，每天我都有什么事没有做好呀——而这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个巨大的失败。”

她把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我亲爱的，这不是失败。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唯一成功。”

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总是用这么绝对的字眼来看待这件事。我希望我能。我有时候感到我正失去方向。丹东明白，他知道该怎么谈起这件事。他说，你犯了一些错误，你取得了一些成功，那就是政治的内涵。”

“愤世嫉俗嘛，”艾蕾奥洛莉说。

“不，这是一种看法——这是他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你确实有你的一般原则在指引你，但是你非要最为充分地利用出现的每一种形势才行。现在圣-约斯特，他的想法不一样了——在他看来，你非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瞧准一个机会，让你自己的原则运作起来才行。对他而言，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更宏大的观点的机会。”

“你的立场呢？”

“哦，我只是”——他把手甩了出去——“举棋不定。只有在这里，带着这个问题，我确实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我不会有这种不宽容，我不会有这种顽固，我不会让质朴人民的终生信念被半调子们从他们下面被夺走，这些半调子们不懂信念意味着什么。他们把神父当成冥顽不化之人，而他们才是冥顽不化之人，他们想要阻挠弥撒被神父念祷出来。”

“你不会容许这样的，”她在心里想。如果他们不再让步退却，那就意味着要动用法庭了。她自己没有相信上帝的秉性；或者，不管怎么说，她并不相信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存在。

在楼上的房间里，他给丹东写信。他把信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细心地修改，正如他修改每样东西那样，在上面仔细画线，提炼语义，陈述要点。他对此还是感到不满意；他把信撕成了碎片，因为他没有过分生气而不小心翼翼，之后又重新写了一封。他将请求丹东回到巴黎，帮他击垮埃贝尔。他想要说，他需要帮忙，但是又不愿意让别人凌驾于他之上：需要一位盟友，但是又不愿意被他主宰控制。

甚至写到第二稿，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他就没想到请卡米尔写呢？卡米尔可以简单地把他的情况陈述一下，那天更早的时候，他已经这么简单地表达过了：“我们不需要游行，不需要串珠和文物，可是我们确实需要令人感到慰藉的希望，当处境极其不利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想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当处境变得更为不利的时候，有人能够设法原谅我们。”

他低下头坐着。你得笑一笑嘛；神父巴拉尔蒂尔会说什么呢？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两个善良的天主教男孩，我们做得对。别介意他这么多年没有听弥撒了，别介意，卡米尔如果没有触犯《圣经》上的每一条戒律，他就觉得一周时间被浪费了。真的奇怪，你怎么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呢。也许，当然不是；他记得卡米尔被神父普罗亚特抽打他头四周围的情景，因为他把普卢塔克[2]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成了弥撒。“我刚刚读到一个令人兴奋的章节……”他总是说。在那个年代，普卢塔克权当是令人刺激的读物。难怪卡米尔从神父那里溜开的时候总是不见人影呢。他们要求我们要做超越人类的什么人。可我呢，继续在挣扎，努力要做他们想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当时正在这么做，尽管我以为我完全是根据另一种信条在生活。

他的更放松的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让自己写第三稿了。大家是怎么给丹东写信的呢？他拿出他的丹东笔记本，然后仔细地阅读。读完之后，他觉得一点也没得到更多的头绪，反倒有了更多的忧郁了。

让-马利·罗兰正藏在卢恩。那天，11月10号吧，当他妻子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他这儿时，他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走了大约三英里的路出了小镇。他手里拿着带剑的拐杖。他在一条废弃不用的胡同停住。胡同靠近一个苹果园，他坐在树下。这里就是那块葬身之地了；他没有必要再走远了。

地面硬如铁块，树干碰到人，冷丝丝的；冬天快要来临了。他试了试；第一眼看到他自己的血令他感到不快，使他病倒了。可是，这儿就是那块葬身之地啊。

后来的某个时候，这具尸体还是被找到了，是由一个过路人发现的，此人一开始把他带到一个睡着了的、一大把年纪的人那里。要说他死了多少个小时，这是不可能的；要说他是不是被锋利的铡刀刀刃吓得面色惨白，这也是不可能的；他费了老长的时间才死去。

11月11号，大雨如注，市长白力被处决。根据民众的要求，为了这个场合，断头台在三月田广场上立好，正是在这里，在1791年，拉法叶特朝人民开枪。

“卡米尔，”露西尔说，“有位侯爵要见你，”卡米尔从《上帝之城》一书上抬起头，把头发从眼睛上面抖了出去。“不可能的事吧。”

“噢，那么，一位从前的侯爵吧。”

“他样子体面吗？”

“是啊，非常体面。好了吧？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突然，经历了这么些年之后，她对政治压根儿就没了兴趣。维尼奥德临终前的那几句话还在她脑子里不停地滑过：“法国革命，像萨杜恩[3]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吞噬了。”这句话正成为她好像赖以生存的一句口号和喜爱的口头禅。（难道父亲的威权不值一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抱怨他们现在赚不到钱，我可没有烦恼。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写的东西把他们杀害了。）每天夜里，这些话滑过她的梦境，她发现，在谈话当中，它们不知不觉地跃升到她的嘴边上，成了最后五年流行的观点了。（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之人没有一个感动。我讨厌态度坚决的政府。没什么可发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她坐在公共画廊里，和路易丝·罗伯特一起吃着糖果，不再参加国民大会的辩论。有一回，她去了革命法庭一趟，看堂弟安东尼欺负他的受害对象；一次就足够了。

“对身份有些困惑，”德·赛德对卡米尔说。“我本该把我作为皮克选区一名官员的证书派人给送来的。我思想上在开小差。把一个人斥责为怀疑对象这就够了。”他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绵绵的手，抢走了卡米尔的书。“虔诚的阅读，”他说。“我的天啊。这与什么……没有关系吧？”

“晕倒了？哦没有吧。只是正常的消遣而已。我在写一本关于教堂神父的作品。”

“各司其职，”德·赛德说。“我们作者必须互相警惕，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眼下他五十出头，人小小的，身子笔挺，发灰的棕色头发越来越少，眼睛淡蓝色的。他正在发福，不过走路的时候依然优雅。他穿着黑色衣服，脸上是一副恐怖主义政客那种紧张的、心怀鬼胎的表情；他拿着一卷文件，上面系着鲜艳的三色绶带。“黄色插图？”卡米尔指着卷宗问道。

“善良的上帝啊，”德·赛德说，震惊的样子。“你把你自己看成是我的道德上司，是吗，灯柱律师先生？”

“噢，我是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上司。我懂全部理论，我有全部的伦理良知。恰恰就是在我的行为当中缺失了什么。请问，我可以把圣人奥古斯汀请回来吗？”

德·赛德环顾四周，要找一张桌子，用圣人的气势压倒他。“你让我感到吃惊，”他说。卡米尔看上去开心的样子。“我原以为你或许想要告诉我有关你经历这些悔恨的情况，”侯爵说。他拿了一张椅子。

卡米尔想了一刻儿。“不是……我不认为我会。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情况，随你便吧。”

“巴士底狱，”德·赛德说。“这完全是双刃性质的，是吗？就拿巴士底狱沦陷来说。它让你出了名。我向你祝贺道喜。它表明了道德败坏之流是如何发迹的，甚至道德一半败坏之流是如何获得截然不同的好处的。此外，不管他们是谁，对于人类而言，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我而言，骚乱还没开始，我就被赶走，当时走得这么匆忙，我把我的新小说手稿给落下了。在美好的星期五那天，我出狱了——卡米尔，过了十一年的时间啊——我的稿子哪儿都找不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你的小说？”

“《所多玛[4]一百二十天》。”

“噢，天哪，”卡米尔说，“这已经不止四年了，难道你没时间把小说重新写出来？”

“根本不是一百二十天，”侯爵说。“这是想象力的功劳，在艰难时代很难复制。”

“你来有何贵干，公民？肯定不是过来说起你的小说吧？”

侯爵叹息了。“就是来表达我的看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看法，你知道的。我喜欢审判布利索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想想在所有那些健壮之人的怀抱里，像他们一样，你在恢复神志吧。因此，现在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不杀布利索的人有可能吗？”

“我原先不认为有可能，但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啊，我们当时也许可以处理好的。”

“即使在马拉死了之后？”

“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那姑姑自己干的。她声称是她干的。可就是没人听她说话。布利索的审判持续几天了。他们得到允许说话。他们传唤证人。这全在报纸上给报道了。正是来自埃贝尔的压力才阻挠了报道，否则，我们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

“原来是这样，”德·赛德说。

“不过，在将来，辩护人不会再有那些权利了。这被看成是非探索性的、非共和的行为。我担心把审判缩短带来的后果啊。我认为很多无须杀害的人正遭杀害。可是杀戮还在进行啊。”

“还有判决，”德·赛德说。“法庭里的判决。你明白的，我赞成决斗、复仇、激情犯罪。可是恐怖机器操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激情。”

“对不起，我不完全清楚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你最初写的东西是这么地毫无怜悯之心，这么完全缺乏陈词滥调——我当时对你还抱有希望。可是现在，你正开始重新寻找你的脚步。忏悔。不是吗？你知道，九月份我还是我们区委员会的秘书。不是去年的九月：是刚刚过去的九月，那时候我们把这些囚犯杀了。关于流血的方式，具有某种纯洁的、革命化的，而且是绝对恰当的东西——速度、恐惧。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是陪审团的裁决，还有剪发，还有囚车。在死亡之前，我们还有律师辩论。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这不应该是你反驳的内容。”

“我相信，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访时把这些垃圾带到我这里来。”

“我认为，对你来说——至少就你目前的思维框架而言——只是法律程序才使杀戮变得好接受。如果审判公正公平，这就更好接受了；如果证人遭到欺负，审判遭到缩短，那么这就不大好接受。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完全无法接受，你明白。他们越是辩论，这种情况就越糟。我再也没法进行下去了。”有一阵子的停顿。“你正在写些什么呢？”侯爵问。“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的理论著作之外？”又被误解了；他那双胆怯的、苍白的眼睛像是一只垂老的、等待陷阱的野兔眼睛一样。

卡米尔犹豫了。“我在考虑写。我必须明白我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真困难。我们知道有一些阴谋，我们的全部生命被他们吞噬了。我们不敢对我们的挚友无忧无虑地说话，也不敢信任我们的妻子、父母，还有孩子。这话听起来有离奇剧的味道吧？这像是处于皇帝提比略[5]统治之下的罗马了。”

“我不知道，”德·赛德说。“不过，如果你这样说，可能就是。我去过罗马，你知道吗？浪费时间。他们围绕大圆形剧场建起了这些小小的教堂，把这地方都给毁了。我看到了教皇。俗不可耐的化身。不过，我还是认为提比略更坏。”他抬起头。“你会怎么处理我的观点？”

“关于教皇？”

“关于恐怖。”

“我认为，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留着。”

“可是我没有，你看得出来。我在我所在的区会议上说过，恐怖必须停止。我料想，他们会很快将我逮捕。到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亲爱的公民卡米尔——我无法忍耐的不是死亡。而是判决，法庭里的判决。”

11月20号，丹东回来了。他的口袋里装着来自罗伯斯庇尔、法布尔、卡米尔的信。罗伯斯庇尔的信有歇斯底里的色彩，法布尔的，听上去眼泪汪汪，卡米尔的信只是怪兮兮的。他克制住要把它们折小、当护身符的欲望。

他们在公寓里重新把自己安顿好。路易丝抬头看着他，有些责备。“你在考虑出去吧。”

“不是每天，”他说，“公民罗伯斯庇尔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请我陪他。”

“整个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考虑巴黎。我相信你一直在渴望回来。”

“看看我。”他抓住她的手。“我知道我是个傻瓜。我一到这里，就想要在阿希斯。一到阿希斯，就想要在这里。不过，我要你明白，革命不是游戏；一旦我选择了，我就可以离开。”他的声音非常严肃正经；他把手伸到她的腰肢上，把她往自己身上拉。天啊，他是多么爱她！“在阿希斯，我们避免谈这个话题，我们谈些简单的事情，不过，这可不是游戏，也不是什么我投身于它就是为了从中谋取自己的好处或者获得满足感的事。”他的手指头在抚摸她的嘴，非常轻柔，堵住了她想要说的话。“曾经是这样，是的。可是我们现在得非常仔细地思考，宝贝儿。我们得要仔细考虑这个国家会出什么样的事。还有我们。”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仔细考虑。”

“是的。”

“现在你要去见罗伯斯庇尔吗？”

“不是直接去。”他把下颌抬起来。他的情绪又一次是世故的、开玩笑性质的了；他正从她的身子抽身离开。“在见到他之前，我需要消息灵通。罗伯斯庇尔，你知道，常常大骂那些不及时了解大事的家伙。”

“那样让你感到烦心吗？”

“不怎么烦心，”他乐滋滋地说。他吻了她。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在讲条件。依照他选择的条件：虽然他感觉到——而且这也伤了他的心——她对他感到畏惧。“回来了，难道你就不能稍微高兴些吗？”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街上。乔治，我不能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我们将来得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是啊，我们会那样做的。”

“你愿意开始着手这件事吗？因为我们不想在巴黎待更长时间，对吗？”

他没有答话。“我在这里不会时间太久，”他说。

他绕着角落走了一圈，花费了分把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之内，他应付着跟六个人打了招呼，拍了几个人的背，趁还没有人能拦住他谈话的时候，他匆匆地赶路。到了天黑的时候，这个消息将会传遍整个城市：他回来了！就在他正准备进入德穆兰夫妇的建筑里时，他意识到有个新的什么东西——一个说不清的细节，在他的眼角不停地打搅他。他往后退了退，把头抬起。在他头顶上方，刻在石头上面的是这样几个字：马拉大街。

有一会儿，他突然产生要绕过角落转身，爬上楼梯，对用人们大喊，要他们不要麻烦打开他的行李，他们早晨就要回到阿希斯去的冲动。他抬头看到他头顶上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他心想，我再也不会自由了。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我会决心跟随马克西，去跟他联手，杀了埃贝尔，或者跟他一起进行管治。尽管只有天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我还是决心要把法布尔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我再一次让自己处于遭到暗杀的威胁之下；我就重新开始这些血海深仇，重新开始这些谴责吧。

他的脸变硬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变换了这条大街的名字，你就站在大街上对你生命中的最近五年进行质疑；你不能让它改变未来。不，他心想——而且，第一回他把它看清了——关于放弃、关于回到阿希斯去种地，这是一场虚幻。我一直在对路易丝撒谎：一旦进去，永不出来。

“感谢上帝，”露西尔说。“我还在想着去找你呢。”

她的嘴唇擦着他的面颊。他一直准备要仔细盘问她有关卡米尔和罗伯斯庇尔的情况，可是，相反，他说，“你多漂亮啊。我相信我已经忘了。”

“五个星期之后？”

“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他抱着她。“你这么迫切地要看到我出现，真可爱。你该来阿希斯。我真想你过来。”

“路易丝不愿意，或者你妈妈不愿意。”

“那样给了她们要谈话的共同话题了。”

“我懂。糟糕成那样吗？”

“灾难。路易丝太年轻，城市气息过重，体形完全不对。你好吗？”

“哦上帝——我们融为一体了。”她要从他的怀里抽身出来，可是他抱住她不放，把她的腰肢搂得更紧。她是多么地坚强啊，充满了斗志；他相信她的无所畏惧。

“没有再怀孕吧，洛洛特？”

她摇摇头。“感谢上帝，”她补充道。

“你想要我再给你生个儿子吗？”

她扬扬眉头。“你自己有贤妻要照顾，我想。”

“我一生可以照顾不止一个女人。”

“我本以为你已经把我抛弃了。”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荣耀之点。”

“可是在离开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了。”

他心想，我现在体力又恢复了。“想要改革没什么好处，是吗？你不能改变我爱上某个人吧。”

“你并不爱我。你只是想要得到我，之后再谈起这件事。”

“最好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你，然后再说起这件事，”

“是啊。”她把前额抵着他的胸口。“我一直傻乎乎的，是吗？”

“非常傻。你的情况已经无法逆转。现在，我的老婆从来不会相信你的任何一点好处。就诚实一回，跟我上床去。”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本来不是，可是——”

“我为此高兴。我不打算听你的话，此外，一会儿之前，卡米尔进来了，一下子倒在床上，在拼命地苦思冥想。”

他吻了吻她的头顶。“看着我。”他记得，三十分钟之前，他对妻子发出的正是这个相同的请求。“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所有事情都乱套了。”

“我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的。”

“求你了。”

卡米尔躺着，头埋在胳膊里。“洛洛特？”他说，头也没抬。丹东在他身边坐下，抚摸着他的头发。“哦，乔治。”

“你不惊讶？”

“没什么使我惊讶，”卡米尔有气无力地说。“别这样，这是一个月当中我遇到的头一件好事。”

“那么就从头开始。”

“你收到我的信了？”

“那信没多大意义。”

“不是。不是，可能不是。那我能完全看得出来。”

他翻身坐了起来。丹东大吃一惊。五个星期之后，最近五年假装的成熟全都消失了；从卡米尔眼中看他的这个人就是1788年那个受惊的邋遢男孩。

“菲利普死了。”

“公爵呢？是啊，我知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死了。瓦拉宅就在我面前把自己刺死了。”

“我听说了。他们给我带过信儿。不过，要把这件事儿搁一会儿。把有关查伯和那些人的情况告诉我。”

“查伯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从国民大会被开除了。他们被捕了。代表朱利安已经不见，他逃跑了。瓦蒂尔在问些问题。”

“是他，现在？”安全总委员会的头目正在给自己捞个搜捕嫌犯效率极高的名声。“大审判长，”人们这么叫他。他六十岁左右，脸又长又黄，还有，手也又长又黄，很多的指节。“问哪一类的问题呢？”丹东说。

“有关你。有关法布尔，还有你的朋友拉克洛瓦克斯。”

法布尔枯燥的、言辞不多的坦白书还装在丹东的袋子里。他已经做了……他本人似乎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是啊，他修改政府的文件，是他亲自修改的，而且，修改的部分已被印刷出来，作为部分文本；不过后来又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再对修改的部分做了修改……单单想一想这件事就够你累的了。结论可能是，相对于某个更为老到的犯罪类型，法布尔是那个伪造之人，一名普通的犯人而已。所有迹象表明，罗伯斯庇尔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他把注意力重新回到卡米尔身上。“乔治，瓦蒂尔显然认为，他要把有关你他妈的事情给揭发出来。我现在避开法布尔，自己过日子。警察委员会已经把查伯叫了进去。他当然痛斥阴谋的说法。为了刨根究底，赛德跟他一起去的。那事儿没人信。法布尔已经被要求写一份关于此事的报告。”

“关于东印度公司吗？法布尔已经？”丹东心想，这事儿变得彻底荒唐起来了。

“是的，还要写关于此事的政治影响。罗伯斯庇尔对欺诈和股市交易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谁在他们背后，他们获得的指示来自何处。”

“可是为什么查伯立刻谴责法布尔呢，为什么他不说从一开始法布尔就跟我一起参与此事呢？”

“那样说，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到时候，他们会一起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所以查伯没有吭声，认为法布尔也许会因此感激他，在报告中为他开脱。你看，又做了一笔交易。”

“查伯真的认为，法布尔将来会依然清清白白吗？”

“他们指望，你利用你的影响把他拽到清清白白中来。”

“太乱套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情况完全更糟。查伯斥责法布尔，还有所有人——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到目前为止，无人相信他的话。瓦蒂尔质疑过我。”

“质疑你？他自己做得有点过分。”

“哦，不过非常不正式。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爱国者吧。他说，公民，没有人认为你做过什么可疑的事，不过，你也许做过什么刁钻滑头的事？他的看法是，我要把所有相关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会感觉好得多。”

“你说了什么？”

“哦，几乎没说什么。我睁开眼睛，说，我，刁钻滑头的事？那天我的口吃非常严重。我在谈话中说到很多回马克西的名字。瓦蒂尔把他的名字划掉的时候，感到害怕。他知道，如果他对我施加压力，我会投诉。”

“干得好，”丹东阴森森地说。不过他明白他所处的困境了；这不仅仅是他如何处理法布尔的问题，更是关于卡米尔的良心这个更大的问题。

“我对罗伯斯庇尔撒了谎，”卡米尔说。“不过暗示性地。我不喜欢这样，你知道的。这样做，我下一步行动的理由就不那么牢靠了。”

“那倒是。”

“我担心有更坏的消息。埃贝尔已经出来，讲述去年你们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捞了很多钱进腰包。他声称有证据在手。他也说服了雅各宾派向大会请愿，把执行任务的拉克洛瓦克斯和雷让德勒从诺曼底拽回来。”

“他说雷让德勒干了什么吗？”

“他是你朋友，是吗？我到罗伯斯庇尔那里去了，说我们必须停止恐怖。”

“你那样说了？”

“他说的，我完全同意。当然，他停止了，他憎恨杀戮。只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所以，我说，埃贝尔权力太大。他在战争部和公社根深蒂固，他把自己的报纸发行到部队——而且，埃贝尔不会同意停止恐怖。这触及他的自尊，他说，要是我想停止恐怖，我会的，即使我非要首先砍掉埃贝尔的头。噢，我告诉他，这件事你先考虑二十四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如何对他发起进攻。我回家起草了一份反对埃贝尔的宣传册。”

“你从来不吸取教训，是吗？”

“对不起。”

“你在为吉伦特派哀号。他们的垮台你起了作用。”

“可是这就是埃贝尔，”卡米尔不解地说。“看，别把我搞糊涂了。埃贝尔就是停止恐怖的障碍。假若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杀别的人了。可是，罗伯斯庇尔——在那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他开始拖延。他过来了，十分焦躁不安，而且严厉。我回去时，他说，‘埃贝尔权力很大，不过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假如他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还是会非常有用的。’”两面派的杂种，丹东心想；他要干什么呢？“‘如果我们找到妥协的办法，’他说，‘这样也许会更好。我们不想发生任何不必要的流血。’有一回我为圣-约斯特祝愿，我真的觉得，他打算那么干，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圣-约斯特也许可能促使他采取什么行动。”

“行动？”丹东说。“他不会采取行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不必要的流血，哦我的妈呀。暴力，多么可悲。他用他那正直品格把我累死了。那个混蛋，连煮鸡蛋都不会。”

“哦不，”卡米尔说。“别，别。”

“那么他想要干什么呢？”

“他不会被拴在一个观点上。去看看他。只是得到他的话。别争了。”

丹东心想，不过，他们过去就是那样说我的。他把卡米尔拽到怀里。他的身体好像怪兮兮的，而且充满了危险，是用影子和钩子做成的。卡米尔把头埋在他的肩上；然后说，“你真是个既令人惊愕又是玩世不恭的人。”

有一时半会儿，他们都没说话。之后，卡米尔从他怀里脱身，抬头看着他。他把手轻轻地搁在丹东的两个肩上。“你曾经想到过，就像你对待他一样，马克西对你感到同样本质上的蔑视吗？”

“他鄙视我？”

“这是他非常容易感觉出来的东西。”

“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

“噢，整个世界并不是由你的雄心抱负所驱动。算不上人民的人，自然而然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你的上司。他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生活费。他受不了，可他有博爱之心。要么情况就是恰恰相反。”

“人家对分析他的性格都感到厌倦了，”丹东说“好像人家的性命取决于他的性格似的。”

他本打算回到路易丝那儿待上一个小时的。他站在商廊的角落。他已经习惯跟她谈话，把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重新给她讲述一遍，等待她的评论。他告诉过她一些他从来不会对加布丽艾尔说的事；她不想参与的态度和知识的匮乏使她对他来说很有价值。可是刚才，没什么好说的。他在心中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他看看自己的手表。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不可腐蚀之人在这个时候会在家里，他在过河时伸腿的这会儿功夫，他可以考虑一下要说什么话。他抬头朝自己亮灯的窗户瞥了一眼，带着报复心大步走开，进了夜色之中。

灯点亮了，在屋与屋之间逼仄的胡同里，在绳子上面，晃来晃去的，令人头晕眼花，或者挂在铁做的支架上。现在，灯比革命之前更多了：是与阴谋家较量的灯光，是与造假者搏斗的灯光，是与布朗斯维克公爵的漆黑之夜战斗的灯光。1789年的时候，他们一直挂着一盏贵族灯，他曾经问过，“你觉得这盏灯今后会照得更亮吗？”路易·苏鲁听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惊讶：“每当我经过灯柱，我就看到灯光朝我虎视眈眈地照射过来。”

两个小男孩从他身边经过，一副乡下人的脸，活泼可爱，还流着鼻涕；他们正在把兔子卖给城里人，他们抬着这些动物，把它们倒挂着，放在扁担的两头，它们是在田野里被套子逮住的，扎好的捆子上还是血迹斑斑的。有人要抢劫他们的东西，他心想，到了那时，他们既没钱，扁担上也没兔子；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那些毛茸茸的尸体在摇晃的骨头上显得瘦单，肉也不多。两个女人在小饭馆的门口大吵，拳头叉放在屁股上。河流成了一个满是污秽之物的渠道，黄黄的，泥灰色的，在冬天的时候向上攀爬，仿佛一场继发性的疾病开始了。

马车是新的，而且特别显眼，因为它小巧玲珑；即使是在阴霾之中，你也能看出新油漆上面鲜亮的色彩。他朝一张圆圆的苍白的脸瞥去一眼，赶车的从他身边收起沉重的辔头，发出吱吱的响声；辔头上面是车主呱呱的声音。“我亲爱的丹东，是你吗？”

他不情愿地止住脚步。几匹马对着寒冷潮湿的晨曦在湿兹兹地呼吸。“埃贝尔，是你吗？”

埃贝尔把头伸了出来。“果然是你。人家认得出你的身子骨。我亲爱的丹东，天黑了，用这副民主的样子在大街上走，你去哪里？不安全。”

“难道我不是看上去好像还能照顾自己的样子？”

“当然能，可你没有意识到，有一帮一帮的武装抢劫者——我能不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除非你准备走你来的那条路回去，否则就不要了。”

“当然。不麻烦。”

“好了。”他对车夫说。“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家吗？”

从埃贝尔的声音里听到了一丝颤抖，他获得了满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小时前。”

“一家人吗？家人都好吗？”

“埃贝尔，你真是个非常令人扫兴的人，”丹东边说边自己对着他，坐在升得很高的座位上，“所以在别的方面伪装也没有什么用。”

“是的，我懂。”埃贝尔发出一种神经质的咯咯笑声。“丹东，你也许听说了有关我做的几场演讲吧。”

“攻击我的朋友。”

“别那样说，”埃贝尔责备道。“毕竟，假如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羞愧难当的——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显示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爱国者而已。”

“他们已经显示过了。”

“不过，肯定，我们当中竟然没人为使我们的行为接受审查害怕？关键是，丹东，我不喜欢你认为我是在批评你，批评你本人。”

“我不认为你会胆敢那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之间策略性的联盟——”

“我可以秘密地和海绵形成一个策略性的联盟。”

“好了，把这件事考虑考虑吧，”埃贝尔说，没有一丝恶意。“顺便问一下，卡米尔状态不好，是吗？就那样晕倒了。”

“我会把你的关心转告他。”

“选择了一个最不好的时刻。人们都在谈着呢——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他为自己在打倒布利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心肠软，马拉过去常常这么说他。虽然看起来害怕的样子与他过去的行为并不吻合。1789年。私刑。嗯。我们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那么——我该怎么表达呢？公民罗伯斯庇尔在这一个月成了一条滑溜溜的鱼。难以对付。要小心哪。”

“谢谢你用车把我带到这儿，埃贝尔。”

丹东从马车上晃悠悠地下来。埃贝尔白皙的脸出现在他的身旁。“劝卡米尔休个假，”他说。

丹东耸了耸肩。“随你便，”他说。“继续驾车，”他对车夫喊道。站在街上的时候，他想在巴雷·杜彻斯尼的后面骂人，追上他，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敌意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么你的小妹妹对婚姻生活有何看法？”丹东问起艾蕾奥洛莉。

艾蕾奥洛莉一下子脸红得发黑了。“我认为还好吧。菲利普·勒巴不算太有出息。”

他心想，你这个可怜的、心怀仇恨的令人失望的母牛。“我能找到我自己的办法，”他说。

他敲门的时候，没有应答。他把门推开，径直走进罗伯斯庇尔充满挑衅的注视目光中。他坐在办公桌边，上面放着钢笔、墨水，还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装着不在这儿，嗯？”

“丹东。”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他脸上稍微变了色。“对不起，我以为是考蕾莉娅敲门的呢。”

“噢，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女士朋友啊！坐下来，放松吧。你刚才在写什么呢？给别人写情书？”

“不是，事实上，我——没关系。”罗伯斯庇尔信手把小笔记本轻轻地合上了。他在办工作桌边坐下，双手合在一起，处于非常紧张的祈祷状态中。“我一周之前可以跟你谈谈的，丹东。查伯过来见我了。我——噢，你以前怎么看查伯这个人？”

丹东注意到了他用的是过去时态。“我现在觉得他是个红脸小丑，头上戴着一顶自由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脑袋很小。”

“他的这桩婚事，你知道……弗雷兄弟明天将要被捕。正是这桩婚姻把他给陷进去了。”

“嫁妆，”丹东说。

“正是这样。这两个所谓的兄弟是百万富翁。可查伯呢，他完全喜欢那样——他是个耳根发软的人。好了，怎么不是呢？他保留了太多一成不变的四旬斋习惯[6]。”

丹东仔细看着罗伯斯庇尔。他的态度软下来了？可能。

“倒是这个姑娘，我为她感到遗憾，这个小小的犹太女孩子。”

“是啊，不过那个时候，”丹东说，“他们说，她不是他们两人的妹妹。他们说，她是从维也纳的一家妓院给赎出来的。”

“他们会什么都讲，是吗？我确实知道一件事——自从他离开她以来，查伯的用人生了他的孩子。这就是去年九月份对雅各宾派谈起私生子权利问题时说得如此令人动情的这么个人。”

丹东心想，你永远没法说得清楚什么事情会让罗伯斯庇尔最难过：叛国、挪用公款或者好色。“可是——查伯过来见你了，你刚才说过。”

“是啊。”罗伯斯庇尔摇摇头，为人类的状况感到开心。“他随身带了个袋子，他说里面装了十万法郎。”

“你应该数一数。”

“尽管我知道，里面全是废纸。可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继续说起阴谋策划人，我说，‘你有什么文件证据吗？’他说，‘我有啊，不过，’”罗伯斯庇尔发笑。“‘它全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然后他说，‘这一笔钱是给我贿赂公安委员会用的，因此，我认为要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带给你。我能行动安全吗？我觉得我应该从这个国家出去’。”

“不是用隐形墨水写的？”丹东问。“谈关于哪一——”他从口袋里掏出罗伯斯庇尔的信，把它落在他们之间的办公桌上。“好了，我的老朋友——所有这一切是关于如何处理埃贝尔的吗？”

“啊，”罗伯斯庇尔说。“卡米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有点惊慌失措。”

“我懂。所以我一路赶来，因为你有了一点儿惊慌。”

“我破坏你的假期了？对不起。但是你现在好多了。”

“好得可以战斗了。我正试图弄清楚战斗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的，”罗伯斯庇尔清了清喉咙，“我真的认为在新年之前，我们的处境也许相当有利。只要我们把土伦收复。巴黎这儿把我们当中那些反宗教的狂热分子给清除掉。你的朋友法布尔在所谓的商人这方面干得不错啊。明天我打算把从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开除出去的人数达到四个。”

“关于？”

“普鲁尼，这个为埃罗工作的奥地利人。还有三个埃贝尔的朋友。把他们排除在俱乐部之外等于使他们瘫痪了。这对其他人来说等于是个警告。”

“我必须指出，最近从俱乐部开除人已经成为逮捕的前奏。不过卡米尔说，你主张结束恐怖？”

“我不会这么表达——完全这么表达——我的意思是，过一两个月之后，我们也许会轻松，可是，还有很多外国特务，我们务必把他们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你赞成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把新宪法介绍进来？”

“我们还处于交战状态，那是难处。处于非常严重的交战状态。你知道国民大会说过什么吗——‘法兰西政府就是革命性的，直至取得和平才行。’”

“‘恐怖就是例行公事？’”

“或许，这是用词不当。你会觉得民众在四处转悠，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不过情况不是这样。剧院和往常一样对外开放呀。”

“为了上演爱国戏剧。它们把我烦透了，爱国戏剧。”

“它们比剧院以前提供的节目更加有所教益。”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你从来没去过剧院。”

罗伯斯庇尔冲着他直眨眼睛。“噢，从逻辑上讲，好像一定如此。我不能样样监察。我没时间到剧院去。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论点上——你必须理解凭我个人的身份，我不喜欢眼下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得承认，从政治上说，这是必要的。现在如果卡米尔和我非得处理委员会里的事，还要尽我最大的可能使我自己与……重归于好。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从外部来说，我们的形势好多了，可是从内部来说，我们仍然有急迫之事；我们依然有旺代的叛乱者，而且还有一个首都的阴谋者。革命可不是天天安全啊。”

“你知道你想要的恰恰是什么吗？”

罗伯斯庇尔绝望无助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不知道。”

“难道你就不能把这个问题想出来？”

“我不知道最好要做什么。我好像被人们包围了，这些人声称获得了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办法就是涉及屠杀更多的人。现在帮派比我们摧毁布利索之前还要多。我在尽力使它们处于分离状态，阻止它们不要互相毁灭。”

“如果你想要停止行刑，在委员会上你会得到多少支持呢？”

“罗伯特·林德肯定没问题，可能还有库颂和圣-安德烈：巴雷尔也许吧——我从来不知道巴雷尔在想什么。”他不停地在数指头。“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会反对任何调和政策。”

“天啊，”丹东若有所思地说，“公民比劳德，这个粗野高大的委员会的人。他过去常常转悠到我办公室，在1786和1787年，我过去常常给他一些起草答辩状的活儿干，所以，他能够做到灵魂和身体没有分裂。”

“是啊。毫无疑问，他绝对不会原谅你。”

“埃罗怎么样？”丹东说。“你已经把他忘了吧。”

“没有，没有忘记。”罗伯斯庇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认为你知道他再也不会获得我们的信任了。我相信你会与他断绝联系？”

就让它过去吧，丹东心想：就让它过去吧。“圣-约斯特呢？”

罗伯斯庇尔犹豫了。“他会把这看作是弱点。”

“难道你就不能影响他？”

“也许吧。他在斯特拉斯堡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总是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正确的路线上尽职尽力。当人民与部队在一起的时候，巴黎的一些性命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其他人——我大概可以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

“那么除掉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

“不大可能。他们得到所有埃贝尔派的支持。”

“那么除掉埃贝尔就是。”

“我们又回到了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抬起头。“丹东，你还没有说起在这件事中你自己的立场。你一定有了看法。”

丹东大笑。“如果你对我更了解的话，这一点你不能如此肯定。我会等待我的时刻。我建议你也同样如此。”

“你知道只要你在大庭广众露面就会遭到袭击？关于你的比利时风险公司，埃贝尔已经在暗示什么了。我担心，你的病主要被当成是神秘兮兮的什么东西。人们都在说，你已经带着赃款移居到瑞士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点团结了。”

“是的。我会为你说话，当然，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卡米尔写些什么，你觉得？让他脑子远离一些事？我告诉过他，要他远离审判。他非常感情用事，是吗？”

“你这么说起来，好像对你来说，他感情用事让你感到吃惊。好像你仅仅是在上周才遇到他的。”

“我认为，他感情用事的程度对我来说确实令我吃惊。卡米尔的感情好像无法控制。像大自然的灾难一样。”

“那可能有用场，否则那就可能是令人讨厌的事了。”

“丹东，这话听起来玩世不恭嘛。”

“是吗？好，也许是。”

“那么也许关于卡米尔对你的感情，你感觉到玩世不恭了？”

“不是，我倒是感激。我认命。”

“这是我们在你身上观察到的性格特点，”罗伯斯庇尔饶有兴致地说。

“那是尊贵的复数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和卡米尔。”

“你们常常讨论我？”

“我们讨论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这你知道的。没有人比我们再亲密无间。”

“我接受你的反驳。我们和卡米尔的友情都是高级的。哦，他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同样的！”

“我看不出来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真的。”

“是的，感觉迟钝，你感到高兴。”

罗伯斯庇尔把下颌撑在手上。“我是感到高兴。因为为了保持卡米尔的右翼，我只得牺牲很多。这就像我人生中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多少天我在叫喊，‘别告诉我吧’，还有，‘在我进房间之前，把那件事掩藏起来吧’。”

“我不知道，关于你自己，你知道那样做。”

“哦是啊。我本人不是一个伪君子，但是我在其他人身上滋长了虚伪。”

“肯定，你一定。罗伯斯庇尔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盗，不醉酒，不交媾——太多太多了。他不是一个享受主义者，不是一个获利最大的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违背诺言的人。”丹东咧嘴笑了。“不过所有这些优点有什么用？人家并不向你学习。相反，他们只是把羊毛拉到你的眼睛上——欺骗你。”

“他们？”罗伯斯庇尔轻声地重复着。“说‘我们’，丹东。”他笑了。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为了人民的利益运用宪法。

谁有可能与我们对抗？

富人和腐败之徒。

他们会采用什么方法？

诽谤和虚伪。

什么因素总是促使他们使用这些方法？

普通民众的无知。

什么时候人民能够接受教育？

当他们够吃，当富人和政府不再贿赂，用诡计多端的巧舌和笔墨来欺骗人民；当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永远不会。

法布尔： 那么你要怎么办？

丹东： 我不愿看到你受人家的侮辱。这会影响到我。

法布尔： 不过你的计划——你一定有计划了？

丹东： 我确实有，不过，没有要求你一边绕着城市转，一边说丹东有计划了。我想要跟国民大会的右翼势力讲和。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必须团结，而不是分裂——他说得对。爱国者不该互相折磨。

法布尔： 你指望他们原谅你把他们的同事头砍掉吗？

丹东： 卡米尔将会展开宣传运动，主张宽容仁慈。最后，我要获得谈判之后的和平，脱离经济控制，回到宪政。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没法实施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只好巩固委员会的力量。把罗伯斯庇尔留下，把考洛特、比劳德-瓦恩尼斯，还有圣-约斯特除掉。

法布尔： 现在你承认你错了吧？你绝不该让自己在去年夏天从委员会被人家选出去的。

丹东： 是的。我当时应该听你的。好了，首先，你承认了你的错误，然后你开始挽回错误的损失。我们大家都在把埃贝尔看成是一个没有才能的御用文人这个方面犯了错。我们还没有从错误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部长们和将军们笼络在手下了，更不必说笼络那些暴民乱民。要打败他，需要勇气，还要有运气。

法布尔： 然后停止恐怖？

丹东： 是啊。事情发展得太过头了。

法布尔： 我同意这种说法。我要瓦蒂尔的热气从我的颈项上离开。

丹东： 这对你来说就意味着一切吗？

法布尔： 嘿，伙计。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你现在变得心慈手软了吧，是吗？你还没有温顺纯和吧？

丹东： 没有？也许，我是。但是，我拼命努力，让自己的利益符合国家利益。

法布尔： 你又要治理江山了，乔治-雅克？

丹东： 我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好我要得到什么。

法布尔： 上帝啊，你最好很快就拿定主意。你要对付他们所有人哪。这很危险。你得随时拥有机智。你不能半睡半醒地投身其中，否则你会把我们全给毁了。我不知道，你好像对此没有多大兴致。你好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丹东： 正是罗伯斯庇尔他让我感到困惑。我有这种感觉，他一直在隐瞒他的赌注。

法布尔： 哦……就让卡米尔甜蜜起来吧。

丹东： 是的，我当时在想……如果卡米尔陷入了麻烦，我指的是更多的麻烦，罗伯斯庇尔只好站出来为他辩护，那就意味着他本人下决心了。

法布尔： 是的，多好的主意。

丹东： 卡米尔做什么，这倒没关系。罗伯斯庇尔总是为了他要把事情摆平。

法布尔： 这一点我们可以信赖。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肯定，当你的整个儿名字融入谎言，你还在继续寻求你的真实性要得到保证时，你其实就是在不停地寻找自尊的源泉。

东印度公司生意不景气时候，我早就停业不做，直到我把价格提高。价格合理的时候，我犯了罪。不过，多小的一个罪过啊！包容我吧。我可以求你给我一会儿你的耐心你的善意吗？你明白，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我要他们说：你是一个权大势重的人，法布尔！我想看看，他们给我的保护出了多高价格。他们买的恰恰不是我的金融眼光。卡米尔已经说过，我的脑子里完全装满了油彩和老旧的标题册子，脑筋应该就在那些东西上面；就我而言，我总是被生活和老掉牙的戏剧情节多么地相似所吸引。他们想要的就是我的影响力，就是那个丹东的亲密朋友能得到的地位。间接地说，我确信，他们认为他们也在收买丹东。毕竟，我公司里的同事以前跟他打过交道。我不愿意你认为，东印度公司的生意是孤立发生的事件。伪造只是凶恶行为的逻辑延伸，只是货币的进一步投机和部队合同的进一步欺诈。在法律一边走错了一小步除外；在这样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只要站在任何法律错误的一边，情况就糟了，任何法律。现在是白痴诗人站在一边，另一边就是丹东，还有不可腐蚀之人在孩提时代冒险时就无法分离的那个伙伴；看上去多么沾沾自喜啊。

我担心我看不到这件事的良好结局了。有一段时间——你也许已经疏忽了——丹东和我放弃了自我利益。那是我看破红尘的一段时间，我的意思完全是，几秒钟的功夫一个决定就作出了；我不是说，之后，我们各行其是，或者说做得更好。我们计划应该如何打赢沃尔姆兹时，我们说过，我们再也不提此事，哪怕就是为了保命也不要提起。

现在呢——从我们互相承认我们不会做什么事这个时刻起——我们就开始朝毁灭的方向倾倒了，像是大清早病怏怏的两个醉鬼一般。因为他所持的信念导致了机会主义者付出昂贵的双重代价；每次他赋予信任时，他就要流出一点血。沃尔姆兹为共和国扭转了局面；自从那时候起，法国人就已能够在欧洲昂起头来了。

眼下丹东从来不会弃友不顾的。如果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感到作呕，我道歉。换句话说——而且，这对你来说也许有些道理吧——近年来，我从火中拖出来的便笺上面，每一道痕迹都通向位于树林心脏地带的丹东。埃贝尔对于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履行外交使命的所有指控同样也适用于丹东。这一点，埃贝尔知道。瓦蒂尔会把我抖出来。他也要丹东如此。为什么？我认为他冒犯了他的礼仪观。瓦蒂尔是个道德主义者；我认为，福奎尔同样也是。这是让我感到难过的一个倾向。上帝知道我们冒了什么样的风险，上帝知道丹东的所作所为。上帝和卡米尔。上帝会守口如瓶。

我开始谴责阴谋时，为了洗白自己，我怎么知道罗伯斯庇尔会利用我说过的每句话呢？他在爱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寻找阴谋：上帝帮帮我吧，我提供了阴谋。假定它存在，而且每句话和每一行为好像都证明了它的存在，结果呢，有时候大家当然感到纳闷——假如罗伯斯庇尔正确，我是个傻瓜，情况会怎样呢？假如我认为是在皇宫咖啡馆里捏造出来的某场共同骗局真的就是在白厅编织的巨大阴谋，情况会怎样呢？

不，不——我不会想到这就是。一个人将会因此变得疯狂的。

某种程度上说，我希望他们进来把我逮捕算了。这听起来也许荒唐，但是逮捕才是唯一阻止我不要折腾，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的办法。一想到这，我头就疼；我变得如此忧郁沮丧。正是这样的等待使我感到惶恐不安，追捕中的停顿吧；不停地动吧，那向来是我的座右铭，我整个一生的座右铭。也许，这是瓦蒂尔的一个伎俩，或者也许他们一直要等到他们想出别的什么事情来、什么更糟糕的事情来；或者等到丹东决意为我辩护？

我担心，假如情况这样下去，我永远完成不了《橘色的马耳他人》。这可是一部好戏啊，里面有些非常值得感到荣耀的诗句。也许，偏偏就是这个巨大的成功，总与我擦肩而过。

丹东呢，最近这几天，看上去更像是一只脏兮兮的、塞得鼓鼓的熊，不像是在什么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的什么人物。这么多的人被行刑处决这件事好像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花了许多个小时就是在思考；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思考啊。

卡米尔：他们绝不会把腐败指控锁定在他的身上，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根据兔子的说法，他和杜普莱希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农场上度过许多个惬意的下午，详细讨论过他获得的轻易得手的赃物的细节：所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合法的事，还有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事。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接触点。

可是我在这儿，又一次陷入了辱骂之中。实际情况是，当我看到卡米尔看上去遭到了如此打击，带着他那种过分敏感得荒唐的耳朵，我就想要抓住他，摇他，说，我也在受苦啊。如果他知道德·赛德已经在所有事情上把他抛开，罗伯斯庇尔要一边扯他的头发，一边还要呕吐。除非丹东突然而且很快采取什么措施——可是，我敢指望什么呢？

如果他瞄准了政变，我不会要求他时机尚未成熟便采取行动的。我不会指望，救我一条性命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好处。所以就把这个心思丢掉吧，在菲利普·法布尔的一边：我基本上说是个卑微之人。

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我感觉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注定了要有一个温和的冬天。我希望如此。我咳嗽得厉害。我想去看看苏波尔毕耶尔医生，可是我吃不准我会听他的裁决。我指的是他在医学上的诊断；他是革命法庭的一个陪审员，不过，有了那种裁决，我就不会有选择了。

我没有胃口，我胸口疼痛。哦，好了，也许这很快就会没事的。

丹东到了国民大会，为那些失去生活依靠的神父们请求国家补助：

假如一个神父连生存的东西都没了，你还指望他干什么呢？他会死去，或者加入旺代的谋反派中，或者成为你们的不共戴天之敌……你们非得用理性和清醒的方式改变你们的政治诉求……一定要没有不宽容，没有迫害。[鼓掌]

丹东： 慌慌张张的肖美特。我要把他的理性崇拜强行灌输给他。我们应该结束这些反宗教游行了。在国民大会的每一天，我们只好听神职人员单调无趣的队伍行进，把他们的灵魂像在洗衣房一样绞出，大弥撒持续多久，我们就要听他们起誓放弃他们的信仰多久。凡事要有个限度，我要告诉他们，这个限度已经到了。

卡米尔： 你离开的时候，有几个无裤党人拿着一颗头进来了。他们说这是圣人丹尼的头。他们说这是迷信时代的可怕文物，他们想要把它脱手。我倒愿意得到它。我想要把它拿给圣-约斯特看看。

丹东： 一帮蠢货。

路易丝： 我不会把公民罗伯斯庇尔看成信教之人。

丹东： 从你的意义上说，他不是。不过，他不想看到迫害，他也不需要无神论被拔高，变成一项政策。哦，不过有一件事他非常喜欢，程度大大地超过发动革命。

卡米尔： 俗不可耐的化身！他的雄心更高！

丹东： 圣人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他压根儿再也不谈上帝了。他谈的是神王。我认为我知道那人是谁。

丹东： 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正确。

丹东： 嘲笑人民，你会陷入麻烦。圣-约斯特说，嘲笑政府首脑之人就是嫌疑犯。

卡米尔： 对于那些嘲笑圣-约斯特的人来说，给他们保留了什么命运呢？断头台对他们来说算是太好。

罗伯斯庇尔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了：这是低调演讲，与意义无关、逐渐消失的停顿现在变成了一种惯用技巧，具有催眠效果：

“丹东，他们控告你已经……移居，跑到瑞士，带着你……腐败得来的赃物。有些人甚至还说，你就是让路易十七登上王位的那个阴谋魁首，因为你明白……你将做摄政王……现在我……已经注意到丹东的观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同——我已经密切注意到这些观点，有时候……带着敌意。诚然……他在怀疑……杜姆雷兹在这个方面动作缓慢，他在反对……布利索和他的同谋之时，没有显示出自己绝不姑息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总是……完全同意……我必须得出结论，他背叛了他的国家吗？据我最充分的了解，他一直充满热忱，为他的祖国效忠尽力。如果丹东受审，我在这里也就是受审……让所有那些要发表反对丹东的演讲的人现在就到……前面来吧。让他们站起来，那些比……我们更加……爱国的人。”

“如果你能多给我几分钟，”福奎尔-汀威尔说。他的举止肯定表明他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家族感情嘛，你知道的。”

“哦是吗？”

福奎尔心想，她是多有价值的东西啊；对我们家族的人而言，她是太好的东西。“我可以坐吗？”他说。“一件值得懊悔的事——”

“出了什么事？”她说。他满心欢喜地注意到，实际上，她把那只怜爱的手放到她的喉咙上了。

“不，不——我的描述没错。从你所害怕的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出事。”

她心想，你怎么会知道在什么意义上我害怕呢？她正对着检察官坐下。“噢，那么，堂弟？”

“我亲爱的，你搜集了巴纳夫的名字？他是国民大会的一名代表。他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把他的头砍掉了。他与安托瓦内特有些秘密勾当。”

“是啊，”她说。“我认识他。可怜的老虎。”

“你意识到了你丈夫对这个叛国者有感情吗？”

她迅速抬起头来。“请你把法庭上的那一套放到一边去。我不是站在被告席上。”

福奎尔把手朝上一甩。“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你。”

“那可不是你做的事。”

“那么，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不过巴纳夫是个叛国者，这是一桩被坐实了的事实。”

“我能说什么呢？叛国就是背叛，所以在背叛之前，一定有某种信任和接受状态。巴纳夫从来没有装作是个共和派。卡米尔尊重他——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对我堂兄来说，尊重是他要得到的这么稀缺的东西吗？”

“噢，是的，我认为真是这样。”

“尽管他有很多能力？”

“人民并不尊重作家，是吗？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不要的那些东西之一。像钱一样。”

“我不认为，政治新闻记者有望为他们的艺术做出很多牺牲。除了真实性之外。但是，这还是微不足道啊。”

“我不这样认为。以前我们可从来没有讨论过。”

“噢，也许，这不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它。”他心想，革命突然充满了好争好斗的女人。这儿就是这么个皮肤白皙的美女，她浑身武装了她丈夫那一套装腔作势的样子；大家听到了那个笨人艾蕾奥洛莉·杜普莱的很多故事；大家听说过丹东的儿童新娘。他认为，对他们本人来说，他们是傻瓜；救你性命的办法就是远离革命；作为女人，他们这样做是有借口的。“但是发生了，”他说，“好像如果不跟他讲话，你丈夫不会让巴纳夫去死。他来到门房监狱，正好巴纳夫快要迈进囚车。我所站的地方听不到他们说话，我留心着要保持这样。可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你丈夫一听到要恰如其分地惩罚这个叛国者的时候，便表现出最栩栩如生的痛苦和悔恨。”

“公民福奎尔，听到一个大家在快乐时期结识的人死亡的消息，难道大家不可以表示一下痛苦和悔恨吗？有禁止这样的一条法律吗？”

福奎尔用赞许的表情看着她。“我看到他们拥抱了，”他说。“我可是不得已看这个场面。当然，我不会在这件事上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应该提醒他们，要绑好人家的手。我想不出这样的事当时怎么就被疏忽了。这就是事情怎么发生的问题。在如此展示对叛国者的友谊方面，做什么解释，很多人无法帮得上忙。”

“你还有人心吗？”她用低低的声音问。

“我尽我的责任，我亲爱的，”他迅速地说。“现在你根据我的话告诉我的小堂兄，他的态度非常危险。不论他是被人家误导得够呛产生了什么感情，他可付不起这些过分感伤表现的代价啊。”

“为什么竟然连同情心都要隐藏？”

“因为他正在害他的朋友。如果那些朋友们希望改变他们的政策，无疑，他们要为他们自己这样说话呀。”

“我觉得你也许听到他们这样说话了，不久吧。”她心想，我也不应这么说；可他让我气愤呀，他那张拉长的脸，他那副虚伪的样子。他只是担心他也许会把饭碗丢了。

福奎尔凄然地笑笑。“如果他们齐心协力说，我会感到惊讶。可怕的丝毫放松将会导致委员会分裂。只有委员会正在把事情聚拢合并起来——收入、部队、食品供给。”

“委员会的组成可能会有变化。”

“真的吗？那是丹东的计划吗？”

“你在给什么人当间谍？”

福奎尔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人的特务。我是法律代理人。所有的阴谋都从我手上经过。委员会，你知道的，因为遭到阴谋的攻击才形成了现在的团结。我不知道假如相信阴谋政策有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此外，有些成员，到现在为止，很自然是被吸引到作为一个机构的委员会中来的。当然，战争是委员会存在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说，丹东需要和平。”

“罗伯斯庇尔也是。他一直想要和平。”

“啊，不过他们能在一起共事吗？罗伯斯庇尔要求牺牲拉克洛瓦克斯和法布尔。丹东不同意跟圣-约斯特共事。情况就是这样。互相表扬是再好不过了。当他们到了超越表扬的阶段时，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吧。”

“那么前景不乐观了，堂弟？”她轻松地说。

“我所有的前景都不乐观，”福奎尔说。“也许，这是我的工作性质。”

“你要建议我丈夫该做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假定他愿意接受你的忠告。”

他们俩都笑了。各人都明白这种事情的不可能性。福奎尔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要建议他完全按照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样去做——要一点不少，当然，也要一点不多。”

一阵停顿。露西尔感到心烦意乱；第一次，他把某些可能性放进了她的头脑中。她把自己吓了一跳，问：“你觉得罗伯斯庇尔的命会保得住吗？”

“你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人太善良了，命不可能保得住？”福奎尔站了起来。“我不做预测。使一个人成为嫌疑犯就够了。”他亲了亲她的面颊，是以叔叔亲小姑娘的那种举止方式。“我亲爱的，集中心思，考虑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吧。我也是。”

丹东 [在国民大会]：我们必须惩处叛国者，但是我们必须区分错误和犯罪。人民意志就是，恐怖就是例行公事，但是恐怖必须指向共和国的真正敌人，而且仅仅是指向他们。一个缺点就是，缺少革命活力之人不该被当成罪犯。

代表法尧： 我确信，丹东不是有意使用了某些我觉得惹人生气的表达。在一个人民需要铁石心肠的时期，丹东请求他们显示心慈手软。

蒙塔纳德： 他没有！他没有！

主席： 保持秩序！

丹东： 我没有使用那个词。我没有建议对罪犯表示宽宏大量。我要求对他们采取强劲有力的行动。我谴责阴谋家！

在卢森堡，昔日的圣方济托钵僧查伯不愿意让国家状态成为他的精神负担。诚然，他思念他可爱的新娘，可是，一个人得要睡要喝要吃呀。11月17号，他吃了面包，喝了汤，吃了四个肉饼、一块鸡肉、一只梨，还有一些葡萄。18号，面包、汤、煮牛肉，还有六个云雀。19号，他省掉了云雀，取而代之地要了一只鹧鸪；12月7号，又吃了一块鹧鸪；接下来的一天，吃了一块鸡肉加松露。

他写诗，还让公民贝纳德绘制了一幅微缩图。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二月，相当于公历10月22日、23日或24日至11月20日、21日或22日。

[2] 普卢塔克（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

[3] 罗马神话中的农神。萨杜恩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由于害怕自己的儿子将来也会推翻自己的预言，于是将刚出生的孩子全部吃掉。他的妻子将最后一个儿子朱庇特藏了起来，最终预言应验了。

[4] 所多玛与蛾摩拉是《圣经》里记载的罪恶之城，因其居民罪恶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遭到上帝毁灭。

[5] 提比略（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14—37年在位。提比略继承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缔造的帝国，个性严苛。执政后期，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的阴谋，使得他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政敌。

[6] 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第11章

老科德利埃派[1]（1793—1794）

又一本日记写完了：不是红本子当中的一本，而是小小的、毫不起眼的棕色本子当中的一本。早期的作品真是尴尬的盛宴啊，露西尔心想；她喜欢把纸页撕掉，喜欢把它们烧掉，因为这样，这些日记本正七零八落地在掉页。

如今，她写进正式日记里面的东西——当她想到它们的时候——与写进棕色笔记本里面的内容迥然不同了。正式日记的语调变得越来越四平八稳，用偶尔富于思考或者引人注目的段落逗人开心或者误导人。私人日记是为了记录幽暗准确的思想用的：是用具体细腻的笔墨记录的无法抚平的思绪。一本记完，她便把它封存到一个小小的包裹里，拆去封条只是为了把另外一本摆在这一本旁边，也许在一年之后吧。

在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里，大街上传来沉闷的脚步声，高大的建筑物遥远而又闪着光亮，她进了圣-索尔庇斯教堂，来到高坛那里，三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墙上用红油漆写的字母告诉她这是全国大厦：自由、平等、友爱，否则死亡。圣母怀里抱着一个无头的孩子，她的脸已经被破坏得无法辨认。

也许，要是我没有遇见卡米尔，她心想，我会过着一种寻常生活。没有人会鼓励我的各种胡思乱想。没有人会教我去思考。我十一岁的时候，做一个平常人的各种可能都伸展在我面前。我十二岁的时候，卡米尔来到这个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决意要跟他了。

她的人生正在为她重新自我书写；这，她相信。

公寓里，卡米尔在暗弱的灯光下工作。他现在离不开酒精了，一晚睡三个小时的觉。“你会把眼睛毁了的，”她不由自主地说。

“它们已经给毁了。”他把笔放下。“瞧，一张报纸。”

“那么你要出报纸了。”

“我觉得我更必须把它叫作一系列宣传册，因为我是唯一的作者。德桑打算为我印刷。在第一期上面——就这儿——我只谈英国政府。我要指出，在罗伯斯庇尔近期赞扬丹东的演讲之中，批评丹东的人给出一张公共发票换取皮特先生的吉尼。”他停了下来，把最后这个短语写下。“这真的不会有所争议，但是，这将会成为诽谤丹东的人的又一次倒退，而且，这将为在法庭呼吁仁慈宽恕和释放一些嫌疑犯铺平道路。”

“可是，卡米尔，你敢那么做吗？”

“当然，如果我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给我撑腰。你不这么认为吗？”

她把手合在一起。“如果他们看法一致的话。”她说。她没有告诉他福奎尔已经来访过。

“他们看法一致呀，”他镇定地说。“但是罗伯斯庇尔谨慎小心，他需要继续稍微推动一下。”

“关于巴纳夫事务他对你说了什么？”

“没有‘巴纳夫事务’。我去跟他道别。我不觉得他应该被处以死刑。我就这么告诉他了。”那是福奎尔错过听到的话，她心想。“不是对我来说赦免他对他有很大好处，而是因为在导致他走到那个地步这件事上，不管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得到宽恕对我有好处。”

“可是马克西说什么了？”

“我觉得他懂。这真的不关他的事，是吗？在凡尔赛我堂兄德·维耶夫威尔的公寓里我遇到巴纳夫的。我几乎都没跟他说过话，可是他注意到了我，好像他觉得他会再见到我。那天夜里，我决定到米拉波那里去。”他闭上眼睛。“印好的汇票是五万。”

那天下午路易丝来了。她感到孤单，尽管她不承认这样。她不需要她母亲陪伴，如果她待在家里，这就会强加到她身上。她不在的时候，安琪莉可带孩子有好几天了，尤其是当她丈夫不在屋里的时候。她总是再一次变成害羞的女孩，在楼梯上下飞快地奔跑。丹东对她没有工作的回答是：“去花花钱吧。”不过，没有什么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在公寓里要做什么改变，她总是犹豫不决。她不相信自己的品位；此外，她觉得她丈夫可能更喜欢加布丽艾尔的布置原样留着。

一年，十八个月之前吧，她本会作为丹东的妻子被带到午后毫无生气的清谈沙龙，僵硬地坐在部长和巴黎代表们的妻子中间，那些自以为是的三十和三十五岁的女人阅读了最近的书籍，用拖长的乏味腔调议论她们男人的情事。可那不是加布丽艾尔的习惯；跟她的确接待过的访客有足够多的智慧较量。她要么守口如瓶，要么过于直率。她们谈到的事情好像过于婆婆妈妈，结果她相信她们说的话一定具有双重语义，对此她不甚谙熟。她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到她们的游戏当中去；鉴于她的地位，她们扔给她一本礼仪书，不过，她们把她留下来让她借助于闪电的亮光去阅读。

所以——这个她无法预见——拐角处的公寓才是最舒适的地方所在。这些日子女公民德穆兰一直不离开她的家，还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她不会受到社交上的愚蠢之事的打搅，她说。路易丝就一天一天地坐在客厅里，根据她遇到的种种暗示，努力重构最近逝去的时光。露西尔从来不问个人问题；她自己呢，她不知道要问什么类型的问题。有时候她们谈起加布丽艾尔来：平和地、自然而然地，仿佛她还活着。

今天路易丝说，“你情绪非常低落嘛。”

“我得把这个写完，”露西尔说。“之后我会跟你一起，我们会尽量开心。”

路易丝跟孩子玩了一会儿，一个娃娃一样的宝贝，不大可能是丹东的孩子。现在他话很多——绝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语言，好像他知道他是一名政治家的孩子似的。有人把他带走去睡觉的时候，她就拿起吉他，在上面轻轻地拨弄。她皱皱眉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才华，”她对露西尔说。

“弹的时候你该专心，从更容易的曲子开始。不过我不会教人，正如我从不会弹奏一样。”

“不，你现在不弹了。你过去在下午常去艺术展览和音乐会，可是现在你只是坐着，阅读、写信。你给谁写信啊？”

“哦，好几个人呢。我与公民弗雷农、我们家的老朋友有很多书信往来。”

路易丝警惕起来。“非常喜欢他，是吗？”

露西尔好像被逗乐了。“他不在的时候，更是这样吧。”

“假如卡米尔死了，你会嫁给他吗？”

“他已经结婚了。”

“我料想，他会离婚的。或者他妻子也许会死。”

“那样算起来真是太多的巧合了。关于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呢？”

“有无数种疾病。你永远无法说得清。”

“我过去常常那样想。我第一次结婚时，一切都让我感到害怕。”

“但是你不会守寡，是吗？”

“不，我会。”

“卡米尔不愿意你那样，肯定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他不愿意。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

“假如你死了，他会续弦的。”

“就在死的这个星期之内，”露西尔附和道。“如果我父亲也去世的话。按照你说的情况安排，要是人们成双成对地离世，那倒更有可能。”

“一定有别的男人，你相当地想要嫁给他们。”

“我倒想不出来有什么人。除非乔治。”

当她觉得路易丝已经追问得太过分时，她便那样结束谈话了——用一种干净利落的残忍提醒她他们的立场所在。她不喜欢这样；不过她知道其他人更没有顾忌了。路易丝坐着，在交替变化的又灰又蓝的阳光下，凝望着似水流年，尝试着弹奏那些对她来说太难的曲子。公寓里唯一的声响就是不和谐的弦音和时断时续的音符。

四点钟他到家，拿了一摞的报纸。在火炉前面，他在地板上坐下。露西尔把报纸汇拢好，开始阅读。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真是非常好，”她害羞地说。“我觉得这将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

“你想要读吗，小路易丝？”他问道。“上面说了很多关于你丈夫的好话。”

“我喜欢对政治感兴趣，可是他不要我那样。”

“也许，”他说，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如果你的兴趣是获得情报，他就不会在乎。他不想听的恰恰是你的愚蠢、庸俗的偏见。”

“卡米尔，”洛洛特轻轻地说，“她还是个孩子。你怎么指望她知晓世理呢？”

五点钟，罗伯斯庇尔来了。他说，“女公民丹东，你好吗？”好像她是个成人似的。他在露西尔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拍拍卡米尔的头。孩子抱过来了；他把孩子举起，说，“教子，怎么样啊？”

“别问他，”卡米尔说。“他做了四个小时的演讲，像奈可克过去那样，不过就是听不懂。”

“哦，我不知道。”罗伯斯庇尔把小孩靠着自己的肩抱着。“在我看来，他看上去不像是个银行家。他打算做巴黎律师协会的装饰品？”

“诗人，”卡米尔说。“住在乡下。总体而言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

“大概吧，”罗伯斯庇尔说。“我怀疑他那无趣的老教父会设法使他循规蹈矩的。”他把孩子递给他爸爸。现在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在火炉边上照他笔直的坐姿在椅子上坐下。“一旦证据准备好，告诉德桑把它们直接送给我。我应该读手稿，但是我讨厌费力辨认你的笔迹。”

“那么你一定会修改证据了，否则这会耗去太多的时间。别把我的标点符号搞乱套。”

“啊，卡米尔·德·伊格朗汀，”罗伯斯庇尔嘲讽地说。“没人会对标点符号感兴趣，只对内容感兴趣。”

“这容易看得出来，你永远拿不到文学奖。”

“我本以为你就是这份报纸的灵魂心脏，我本以为你感到充满激情的。”

“我是感到充满激情，而且对于标点符号也是。”

“第二期什么时候会出来？”

“每隔五天，我希望——12月5号，10号，过去的圣诞节，等等——直到这活儿干完。”

罗伯斯庇尔犹豫了一刻儿。“不过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看，好吗？因为我不想你把有些我没说过的话归到我身上，把我不持有的观点强加给我。”

“我会那样做吗？”

“你会的，你常常这样做。看看你孩子吧，他眼睛转向你了。他知道你的真正性格。你打算怎么叫它？”

“我原觉得叫它‘老科德利埃派’。这是乔治-雅克以前用过的一个表达。‘我们老科德利埃派’，他说。”

“是啊，这个我喜欢。你们看，”他边说边转向女人，“这样就把新科德利埃党——埃贝尔的人——不偏不倚地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了。新科德利埃党并没有代表什么，他们并没有象征什么——他们只是反对和批评别人所干的事业，而且极力要毁坏它。可是，老科德利埃派呢——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类型的革命，为了得到它，他们冒过险。那些早期的岁月，他们那时候好像并不具有英雄气概，但他们没有向后看。”

“在那些岁月里他们是不是常常叫你‘阿拉斯的蜡烛’，公民罗伯斯庇尔？”

“在那些岁月里！”罗伯斯庇尔说。“这孩子说话就好像现在处于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我觉得你丈夫跟你说过这事了吧？”

“哦是啊——我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卡米尔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现在绞死她，或者以后？

“这完全正确，”罗伯斯庇尔说。“正是因为他们把米拉波叫作‘普鲁旺斯的火把’。想法是，”他毫不后悔地补充道，“把我自己的无足轻重向我阐明清楚。”

“是啊。他这样解释了。那么你为什么觉得那些岁月是英雄的呢？”“你为什么觉得所有英雄都是在世界上引起很大波澜的人呢？”

“我没有想过这事儿。我觉得，因为书籍。”

“有人一定指导你的阅读。”

“哦，她是个已婚女人，”卡米尔说。“她没办法教育了。”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被人提醒到这件事，”路易丝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得罪你的。”

罗伯斯庇尔笑了笑，摇摇头。然而他从她那里转身走开：现在没有时间给这小姑娘说话了。“卡米尔，记住我说的话。小心去吧。我们不可能从革命法庭得到任何权力。如果我们得到了，而且在战争中出现任何逆转情况，这将会又像九月事件。人民把法律拿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看见了，而且并不令人高兴。政府必须强大，不可能是试探性的——否则，在前线的爱国者该怎么想？一个强大的部队应该后面要有强大的政府。我们一定要致力于团结。武力可以推翻王位，但是只有谨慎才能维持共和国啊。”

卡米尔点点头，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一个演讲的不加掩饰的主旨。嘲笑马克西，说他要做上帝，他感到内疚了；他不是上帝，上帝不是如此脆弱啊。

马克西离开了。卡米尔说，“我感觉像是狗嘴里的一只鸡蛋。”他抬头看看路易丝。“我希望你被反驳够了吧？不然的话，请你回家到你丈夫那里，告诉他揍你。”

“哦天啦，”路易丝说。“我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人不会真正忘却。不会忘却那种事的。”

几分钟之后，丹东进来了。“啊，他本人就是个老科德利埃派，”露西尔说。

“找到你了，”他对他妻子说。“我刚刚错过了我们的朋友了吗？”

“你到底还是非常清楚你错过了，”卡米尔说。“你一定躲到门道里了，直到你看到他走。”

“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他倒在椅子里，伸开双腿，打量着卡米尔。“什么事这么发愁？”他突然问他。

“哦……他不停地告诉我小心地去，好像——好像，我不可以做他本人不愿意做的事，不过他没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他要做。”

卡米尔依然坐在地板上，现在露西尔在他身旁跪下：他们讨好地、眼睛睁得大大地，注意力聚焦在乔治-雅克身上，孩子在他们之间到处打滚。真的恨他们，路易丝心想，样子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某个拿着炭笔和素描盒子的人物过来似的。当你想到她跟她一串的情人在一起……这真令人感到恶心，他们觉得要演戏是多么轻松啊。卡米尔刚才在说，“马克西不喜欢被未加检验的观点威逼。可是你们就是这样——有些风险只得去冒了。我不在乎我是否是头一个去冒风险的人。路易丝，这算得上是英雄主义情感吗？”

她厉声说道：“当英雄成了你的职业了，对吗？”

于是大家都嘲笑起卡米尔来。

12月5号：“为老科德利埃派干杯。”法布尔举起了酒杯。他的脸空洞而又发红。“祝愿第二期报纸和第一期同样成功。”

“谢谢你，”卡米尔实际上显得谦恭；至少说他低着头，垂着眼睛，这是他内心宽容的外在显示。“我没料到它会如此成功。好像人民在等待它的到来似的……我觉得得到公众的支持真过意不去啊。”

代表菲利普克斯——是这些一直在担当出使任务的神秘代表中的一员，他直到上个星期几乎才认识他——身子前倾，拍拍他的手。“它真精彩，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它——哦，你知道的，我已经写好我自己的宣传册了，不过我感觉到如果你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情况，你会写得更加精彩的。你能——”代表摸起他优雅的领结了——“你能打动心灵的，我只能诉诸良心。屠杀就是我所见到的情景，你知道吗？”强烈的措辞他不大容易说得出来。他已经跟平原派，不是山岳派坐在一起了，而且小心翼翼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直到现在。

“哦，屠杀，”法布尔说。“我们的孩子受不了了。一个布利索派人，在捍卫他的报纸里面藏着一把小匕首，对他来说这就够了。他不能接受残忍，我担心。多次晕倒，我担心。仁慈啊，要注意。”

妙极了，法布尔是多么富有弹性啊。卡米尔也是。他身上有一小部分感觉像是铅一样；他身上其余的部分为摩擦做好了准备，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把人民逼到气愤得手指痉挛的程度，或者把人民逼到一个长期大脑发昏、情绪低落、失去理智的状态。他觉得轻松，非常年轻。艺术家雨伯特·罗伯特（不幸的是，他的专长是风景如画的废墟）这些天来总是跟在他的后面；艺术家伯兹不断地给他难堪的脸色，偶尔走到他这里，用没有感觉的艺术家的手到处揪揪他的头发。在他情绪更坏的时候，他觉得——就为不朽做好准备吧。

主要的事情是，节制已经离开了风格。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话语是，革命没有朝着一个毫无怜悯、一直向前的方向进行，它的政治和它的语言正变得越来越粗糙不堪、过分简单：而革命总是灵活、微妙、高雅的。米拉波说过：“自由是个婊子，喜欢在尸体做成的床垫上让人操。”这他知道是真的：可是他会发现某种更加温柔的方式向他的读者把这展示出来。

现在他可以做他自己了……也就是说，尽可能像人们能想象到的那样与埃贝尔有所不同。他需要绝对不向街头语言让步，他不需要胡言乱语，他不需要把自己展现得像是马拉的继承人一样；尽管他还是想到西蒙娜丰满的身体斜瘫在他的怀里，还有那杀害了他朋友的、穿着时髦的人。忘了马拉吧，还有由他导致的黑色忧伤；他将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最高境界的气氛，非常淳朴，非常光明，每一词都是透亮的、圆润的。巴黎的空气像是晒干了的血；他会（在得到罗伯斯庇尔的许可和赞同的情况下）使我们感到我们呼吸的是冰，是丝绸，是葡萄酒。

“顺便问一问，”代表菲利普克斯说，“你知道德·赛德已经被捕了吗？”

埃罗·德·塞谢尔在十二月中旬从阿尔萨斯回来了。任务已经完成。奥地利人撤退了，前沿安全了；圣-约斯特在一到两周之后将会紧跟后面到来的光荣。

他登门拜访丹东，但是丹东不在家。他给他留了个信，安排一次见面，可是丹东没来。他到罗伯斯庇尔的房子那里，可是被杜普莱一家拒绝了。

他站在杜伊勒利宫的一个窗户下面，为了注视他们大路上的死亡囚车，有时候他跟着囚车走到路程的尽头，跟人群混合在一起。他听到了呵斥去了法庭的丈夫的妻子，还听到了呵斥去了法庭的妻子的丈夫；他听到主动要孩子们到全国司法委员会去的母亲，还听到了背叛他们父母的孩子。他看到妇女们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因为他们倒地而惊慌失措，直到推车到达。他看到男男女女滑倒了，面部朝下，跌倒在他们朋友四溢的血泊之中，还看到了刽子手们抓住他们的胳膊，把他们拽起。他看到滴血的人头被人举起，让一群群人对着它大喊大叫。“你为什么强迫自己看这些东西呢？”有人问他。

“我在学会该怎么去死。”

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霜月[2]29号，土伦落到共和国部队的手中。一时的英雄是个年轻的炮兵长官叫作波拿巴。“假如形势都像在这些长官那边一样继续下去，”法布尔说，“我给波拿巴三个月时间，之后他的头就要被砍掉。”

三天之后，也就是雪月[3]2号，政府军粉碎了旺代的叛军部队。被武装人员俘虏的农民成了被即兴枪杀的犯人；除了在田野里、树林里和沼泽地里血腥的抓捕之外，什么都没留下。

在带有银色镜子的绿色房间里，公安委员会不同的帮派成员正在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正在打赢战争，在守护巴黎大街上岌岌可危的和平。“在这样的委员会领导下，”人们说，“革命正走在路途上。”

天色已经变黑。艾蕾奥洛莉觉得房间空空荡荡的。当罗伯斯庇尔转过头来时，这动静让她吓了一跳。他的脸在幽暗中真白。“你不想去委员会了？”她轻柔地说。他把头转开，这样，他又对着墙看了。“我可以点灯吗？”她说。“请跟我讲话。没什么事情会如此糟糕。”

她站在他的椅子后面，把一只手悄悄放在他的肩上。她感觉到他的身子挺直了。“别碰我。”

她把手拿开。“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她等他回答。“你真是在耍孩子性子。你不能坐在这儿，又冷又黑的地方。”

没有回答。她迅速从房间里走了，把门留着，半开。过了会儿她又回来了，拿着一块擦布，她用它去碰火炉里摆好了的木头和点火的东西。她跪在壁炉旁边，侍弄着小火，漆黑的头发在肩上一滑一溜的。

“我不要灯，”他说。

她身子向前，一边添上另一块木块，一边扇着火苗。“我知道如果我不看着火，你会直接让它熄掉的，”她说。“你总是这样。我刚刚下课回来。公民大卫今天表扬我的作业了。你想看吗？我可以到楼下去拿作业本。”她抬头看着他，依然跪着，手在大腿上摊开。

“从地上起来吧，”他说。“你又不是用人。”

“不是吗？”她的声音冷冷的。“我是谁？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跟用人说话会违背你的原则。”

“五天之前，”他说，“我要国民大会提议我们要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审查法庭的裁决，调查根据怀疑而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案子。我原以为这是必要的；可是，显然不是。我刚刚看到《老科德利埃派》第四期。在这儿。”他把宣传册推到桌子的对面。“你看看。”

“在这种光线下面，我不能看。”她点了几支蜡烛，把一支举高，好直视他的脸。“你眼睛红了。你一直在哭啊。当你在报纸上受到批判的时候，我没觉得你哭。我觉得你置之度外。”

“这不是批判，”他说。“成问题的不是批判。完全是另外的东西，是这些声明，针对我的这些声明。我被直呼其名。瞧。”他指着页码上的那个地方。“艾蕾奥洛莉，还有谁比我更加厚道仁慈吗？布利索的支持者有七十五人关在牢里。为了救这些人的命，我跟委员会和国民大会抗争。可是这对卡米尔来说还不够——不是几乎不够。他要强迫我进入某个——某种牛圈子。你看一看。”

她拿起了宣传册，把椅子带到他的办公桌边好借到光亮。“罗伯斯庇尔，你是我从前学校的同学，你记得历史和哲学教给我们的教训吧：爱比恐惧更强大、更持久。”爱比恐惧更强大、更持久；她的目光向上瞅了他一眼，然后目光向下，看着印刷的页面。“从在霜月30号的会议期间听了你的案子后通过的那个措施来看，你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思想。可是，为什么在共和国之下仁慈宽恕被看成是犯罪呢？”

艾蕾奥洛莉抬起头。“这篇文章，”罗伯斯庇尔说。“如此干净，没有得意，没有炫耀，没有机智。他字字当真。以前，你看得出来，他是说两句当一句。那才是他的风格。”

“把你叫作‘嫌疑犯’的二十万公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吧。在《人权宣言》中没有根据怀疑囚禁的条款。”

“你好像决意要通过断头台来消灭反对派——但是，这是毫不明智的行动。当你在断头台上摧毁了你的反对者时，你在他的家庭和朋友之间就树立了十个或更多的敌人。看一看你们已经关在铁栏杆后面的那类人吧——妇女、老人、脾气暴躁的自我主义者、革命的流离失所者。你真的认为他们构成了危险吗？在你们中间剩下的唯一敌人乃是那些病得太厉害不能战斗、太胆小不能战斗的人；所有勇敢的、能干的人都已经逃到国外，或者死在里昂或者旺代。那些留下的人不值得你们注意。相信我吧——自由将会更加牢固地建立，欧洲将会跪在她的膝下，假如你建立一个仁慈宽恕委员会。”

“你读够了吗？”她问他。

“是的。他们在企图强迫你伸手援助啊。”她抬起头。“丹东在幕后，我觉得。”

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话，一开始就没说话。当他说话时，总是低声的，而且不得要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我对他说过，卡米尔，你现在好了，我将来照顾你。你本应该看看我们的，艾蕾奥洛莉——我觉得你会为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卡米尔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把脸埋在手中。“或者，要是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们现在不是孩子了，”她温柔地说。“你说到的这种感情再也不存在了。他已经移情丹东了。”

他抬起头。脸透明了，她心想。他也喜欢世界透明啊。“丹东不是我的敌人，”他说。“他是一名爱国者，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可是，这最近四周，他干了什么事呢？几场演讲。一直使他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但是毫无实际内容的夸夸其谈的说辞。他把自己幻想成老资格的政治家。他什么风险都没冒。他已经把我可怜的卡米尔抛进熔炉里面了，而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站在一旁暖他们的手。”

“别难过，这样无济于事。”她把脸避开了。她又在研究宣传册了。“他隐含的意思是委员会已经滥用其权力。丹东和他朋友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另一个政府，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是啊。”他抬起头，似笑非笑的。“丹东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份工作。毫无疑问，他现在又要这样做了。他们期待我跟他们一起往前走，你明白的。”

“跟他们一起往前走？跟那一帮骗子一起？你跟他们一起往前走，就像是你跟那些拿你做绑票的土匪们一起往前走啊。他们要的所有一切就是利用你的名字，利用作为一个诚实之人的信誉而已。”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他说。“我希望马拉活着。当我那样希望的时候，我走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关口啊！可是卡米尔宁愿听他的话。”

“这是歪理邪说，”艾蕾奥洛莉说。她把头低在那一页上面。对他来说，好像她读得慢，受了折磨似的；她好像在推敲权衡每一个单词。“雅各宾派要把他开除。”

“我会阻止这样做的。”

“什么？”

“我说了，我会阻止这样做。”

她冲着他摇着纸页。“他们会因此怪罪你。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

“保护他？哦上帝啊——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喏，在以前任何时候，我会为他去死的。可是现在呢，我觉得——也许我有活着的义务吗？”

“对谁的义务？”

“对人民的义务。万一更糟糕的事降临到他们身上。”

“我同意。你确实有活着的义务。活着而且当权。”

他把头避开。“这些表达是多么轻易地从你的嘴唇上落下来啊。好像你跟他们一起长大似的，艾蕾奥洛莉。考洛特从里昂回来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完成他的作品工作，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他正直的道路非常清晰、笔直而且宽阔。要做一名好雅各宾人这么容易。考洛特头脑里没有怀疑或者顾虑——真的，我怀疑他脑子里是否有很多东西。停止恐怖？他认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

“圣-约斯特下周会在这里。他不想了解你的学生时代，马克西。他不会接受任何借口。”

罗伯斯庇尔抬起下颌，盲目地、像是在代别人感到自豪似的。“不会有人给他提供借口的。我了解卡米尔。他比你所认为的要坚强，哦，不是明显地，不是可见地——不过，我确实了解他，你懂。他有的是一种被铁裹着的虚荣心——啊，为什么不这样，真的？这一切完全来自7月12号，在巴士底狱前的那些岁月。他完全知道他做了什么，完全知道他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这真是难以置信，”丹东说。他把头朝后一仰，又把一杯酒顺着喉咙倒了进去。他看起来不像是个上了年岁的政治家。“国民大会外面有游行示威的，要求成立一个仁慈委员会。在德桑书店外面，人山人海，他们要求买到另一个版本。封面定价是两苏币，现在他们换换手就是二十法郎。卡米尔，你是单人通胀的灾难啊。”

“不过我倒希望现在我提醒过罗伯斯庇尔了。我指的是，有关书的内容。”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身材魁梧，说话粗声粗气，热心肠，是受到民众欢迎的新的政治力量的领袖。“派个人去把罗伯斯庇尔叫过来。派人去把他拽出来。现在该是我们把他灌醉的时候了。”他伸手过去，把一只手放在卡米尔的肩上。“现在该是革命缓和一点的时候了。人民对于杀戮感到厌恶了，他们对你作品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应该在本月把委员会改变过来。你现在应该在里面任职。”

在他们周围，嗡嗡的交谈恢复了。这被理解成是丹东振奋人心的一次宣告。“让我们不要催，”丹东。“下个月就会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变革的气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想强迫，我们想要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思维。”卡米尔朝着法布尔瞅了一下。“现在你为什么还不高兴？”丹东问道。“你刚刚获得事业上的最大成功。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命令你高兴。”

安莱特和克劳德不久之后就到了。安莱特显得谨慎、内敛，但是克劳德看上去仿佛在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拼命似的。“啊是啊，”他说，对着他女婿头上一英尺高的空中在说话。“过去，我一直不大过分夸奖别人，是吗？可是现在我要发自内心地祝贺你。这是一件显示具有了不起的勇气的行为。”

“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他们要把我的头砍掉吗？”

沉默、突然、彻底，而且持久。没人讲话，也没人动。多年来头一回，克劳德才发现可能把目光集中起来。“哦，卡米尔，”他说，“谁想要害你呢？”

“很多人，”卡米尔漠然地说。“比劳德，因为我一直在嘲笑他。圣-约斯特，因为他疯狂地要做领袖，而我就是不会听他的指挥。自从我为迪龙辩护以来，所有在要我的血的雅各宾派成员。十天之前，他们提出了布利索审判的事情。我有什么权利不通知俱乐部就退出呢？还有巴纳夫——他们想要知道我怎么敢到门房监狱去跟叛国者讲话的。”

“可是罗伯斯庇尔在为你辩护，”克劳德说。

“是啊。他非常善良。他告诉他们我天生情绪冲动。他说自从我十岁以来他就了解我，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当他从讲坛上下来的时候，他朝我点点头，笑笑。他眼光非常犀利。他把高度重视刻印在我身上，就像是金匠打好的印记一样。”

“哦，不仅如此吧，”露西尔说。“他非常热情地表扬你。”

“当然，俱乐部被感动了，被吹捧了。他允许他们对他的私生活有一丝深入了解——你知道的，这是他的人性令人感动的证据啊。”

“你会有什么意思吗？”克劳德说。

“噢，我重新回到我原先的信念上了。非常明显，他是个耶稣基督。他甚至屈身被一个木匠领养。我想知道，在下一次会议上，当他们要求把我开除出去的时候，他会干什么。”

“不过，在罗伯斯庇尔当权期间，你什么事都没有，”克劳德说。“这不可能。嘿。这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我有保护。可是被人保护，这让人窝火啊。”

“我不接受，”丹东说。他放下杯子，身子前倾。他非常清醒，虽然几分钟前他好像不是那样。“你知道我的政策，你知道我在努力干什么事。既然宣传册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你的工作就是让罗伯斯庇尔性情好，除此之外，闭上你的嘴巴。没有必要冒险了。在两个月内，所有温和的对抗将会围绕我具体成型。我得要做的一切就是活下来。”

“可是，就我而言，这也是个问题啊，”卡米尔咕哝道。

“你认为我不能保护我的追随者吗？”

“我讨厌受人保护，”卡米尔冲着他大嚷道。“我厌倦了取悦于你，我厌倦了安抚罗伯斯庇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跑来跑去，把事情平息，伺候你那吞噬一切的自我，还有你那恶魔般的、傲视一切的自以为是。我已经受够了。”

“既然如此，”丹东说，“将来你的用场就很有限，真的非常有限。”

罗伯斯庇尔曾经提议的司法委员会在第二天就沦为比劳德-瓦恩尼斯彻底革命的受害对象了。他当着罗伯斯庇尔的面，非常粗暴地告诉雅各宾派，从一开始司法委员会就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那天夜里，罗伯斯庇尔没有睡觉。他心急如焚地考虑的不是失败；而是耻辱。他无法记住他明确的希望被违背的时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能记住，不过，像是从过去转世而来的某种模模糊糊的暗示。阿拉斯的蜡烛已经照亮了另一个世界。

高高地，在屋子的顶层，他独自坐在窗边；望着屋顶黑乎乎的棱角，还有棱角之间的星星。他本会祈祷的；可是他能想出来的词语好像没有一个能打动，甚至能抵达既没有目的又带有目的、把他的性命抓在手中的神那里。有三回，他站起来要去看看门是否插好了门闩，是否门闩被牢牢地拉上了，是否钥匙在锁里转动。黑暗在变换，在消退；下面的街道好像站满了阴影。在国王提比略统治时期……死去的鬼魂幽灵用陶土做的脸在哀求着要进门；他们身后拖着隐形的野生臭气，还有长长的、正在偷偷溜走的马戏动物的影子。

第二天，卡米尔到杜普莱家去了。他询问了艾蕾奥洛莉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露西尔正说着要过来看你的，可是她不知道什么时间对你来说合适，因为你在上课。你为什么不过来看看我们呢？”

“我会的，”她自己也没有信心地说。“孩子还好吗？”

“哦，他挺好的。棒极了。”

“他像你，卡米尔。他长相跟你一样。”

“哦，考蕾莉娅，你多可爱，你是十八个月内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我可以上去吗？”

“他不在家。”

“哦，考蕾莉娅。你知道他确实在家。”

“他在忙。”

“他一直告诉你不让人进去或者就是不让我进去的吗？”

“瞧，他需要时间把脑子里的东西梳理一下。他昨晚觉睡得不好。我在为他担心呢。”

“他跟我非常生气了吗？”

“不，他没生气。我觉得他是——被惊呆了。因为你居然认为他是导致暴力的原因，因为你居然在大庭广众场合责怪他。”

“我跟他说过，当这个国家变成专制国家的时候，我保留告诉他的权利。我们的良心都是公共财产，因此，我应该用别的什么方式告诉他？”

“他感到惊恐，因为你居然把自己抛进这么一个糟糕的处境。”

“去告诉他我在这里。”

“他不会见你。”

“去告诉他，艾蕾奥洛莉。”

她胆怯了。“好吧。”

她让他站着。他喉咙里有一阵牵引之痛。楼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要想想。然后她又继续。她敲门。“卡米尔来了。”

她听到椅子划地的声音，吱嘎：没有应答。

“你在那里吗？卡米尔在楼下呢。他就是偏要进来。”

他把门拉开。她知道，他就站在门后。荒唐啊，她心想。他在出汗。

“你不可以让他上来。这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你为什么不听？”他在尽量非常平静地说话。

她耸耸肩。“好。”

罗伯斯庇尔把一只手搭在门把上，用手溜过它的光滑表面；他把门来来回回地晃着，晃动的弧度有六英寸。

“我这就跟他说，”她说。她扭头朝楼下看去，仿佛她觉得卡米尔也许会跑上楼来，肩头会把她顶到一边。“他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亲爱的上帝啊，”他说。“他在想什么？他在指望什么？”

“依我个人来看，不让他进来，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你们俩都知道，他已经使你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了。你知道，你打算为他辩护，我觉得，这他也知道。这不是你是否要把你们分歧抹平的问题。肯定，你会抹平的。为了给他辩护，你会拿你的名声去冒险。你面对卡米尔的时候，你曾经拥有的原则都跑到窗外去了。”

“那不对，艾蕾奥洛莉，”他轻轻地说。“那不对，你这么说是出于被扭曲的嫉妒心。这不对，他必须被迫认识到这一点。他必须被迫思考。听着，”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重新有了激动，“他气色怎么样？”

泪水一下子涌进眼里。“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他看上去难过吗？他没生病？”

“没有，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亲爱的上帝啊，”他说。疲惫地，轻轻地，他把还在出汗的手从门把上拿开，在另一只手臂的衣袖上擦了擦，手指僵直了。“我要洗手，”他说。

门轻轻地关好。艾蕾奥洛莉下了楼，用拳头使劲儿地擦脸。“喏，”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不想见你。”

“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为我本人好？”卡米尔神经质地大笑。

“我觉得你会理解他的心情。他提出他不赞同的政策时，你一直在努力为了你自己的目的，利用他的感情，欺骗他来支持你。”

“他不赞同那些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自从他昨天失败以来。好了，那是随你自己去想的事。他没把他的心思告诉我，我对政治也是一窍不通。”

一阵茫然的痛苦坠入他的眼中。“很好，”他说。“没有他的支持，我可以活着。”他抢在她的前面走到了门口。“再见，考蕾莉娅，我认为，从现在起，我不大再会见到你了。”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在敞开的门口，他突然转身：把她朝自己拽过来，把一只手伸到她的乳房下面，在她唇上亲吻。两个做工的站着，注视着他们。“可怜的你啊，”卡米尔说。他轻轻地把她靠着墙推回去。她一边望着他走，一边把手放回到嘴唇上。接着，有几个小时，她还能感觉到乳房下面他的窝成杯状的手那幻影般的挤压，于是，在她充满愧疚的思绪里，她保留了这个想法，她真的根本没有情侣。

第二年，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11号，一封寄给卡米尔·德穆兰的信这样写道：

我不是疯狂之人，不是狂热之徒，也不是阿谀逢迎之辈；但是如果我居然比你命大，我打算得到你的雕像，在上面刻上：“道德败坏之流要让我们接受用泥泞和鲜血捏成的自由。卡米尔却使我们热爱用大理石雕刻、用鲜花覆盖的自由。”

“这不是真的吧，肯定，”他对露西尔说，“不过我应该小心把它收好，放在我的文件当中。”

“我看得出你付出了巨大努力过来跟我讲话，”埃罗说。“相反，你本可以转身走开的。我应该开始认为，我是你仁慈的个案，像巴纳夫一样。顺便问问，你知道圣-约斯特回来了吗？”

“哦。”

“也许有件事说明，不要做得过分，把埃贝尔当成敌对面？”

“我的第五个宣传册正在准备之中，”卡米尔说。“我要使公众不要再装模作样、说些没有头脑的废话，如果这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或许是吧。”埃罗笑了笑，不过不是开心的样子。“我知道你喜欢有特权的位置，但是罗伯斯庇尔不喜欢失败。”

“他喜欢宽厚仁慈。不过很好，情况已经倒转过来。我们会发现另一番样子。”

“怎么啦？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好像不仅仅是情况倒转过来。他没有了权力基础，你知道——除了在爱国观点方面。他很少有朋友。他已经把他自己的老留守之人送上了革命法庭，可是他口袋里没有部长，没有将军——他把那一切都给疏忽了。它的权力完全在我们脑子里——我确信这他知道。如果他能被打败一次，为什么就不能被打败第二次，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被打败下去呢？”

“为什么试图要吓唬我？”

“为了我开心啊，”埃罗冷静地说。“我从来就没搞懂你，完全不能。为了你自己，你利用他的感情——但是他总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私人感情抛到一边。”

“哦，我们所有人都那样说。这是唯一说过的话。可我们却从来不这么做。”

“卡米尔，你为什么做你所做过的事？”

“难道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你想在舆论前面再一次出出风头。”

“是吗？你那样认为吗？人们说，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你认为我是在为销量引以为豪？”

“如果是我的作品，我会引以为豪的。”

“是啊，宣传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现在成功对我来说重要吗？我讨厌看到这一切日积月累的不公、忘恩负义和冤案。”

如果你需要，这倒是不错的墓志铭，埃罗心想。“告诉丹东——为了事业有所值——而且，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义务——宽厚仁慈运动获得我的同情和支持。”

“哦，丹东跟我处得不好。”

埃罗蹙了蹙眉头。“怎么会处得不好呢？卡米尔，你现在妄想对你自己怎么样？”

“哦……”卡米尔说。他把头发朝后推了推。

“你对他老婆又一次粗口了？”

“没有，根本没有。我的妈呀——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个人感情抛在一边。”

“那么为什么你们吵架？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卡米尔说，突然带着一种凶狠的敌意。“难道你看不出，我是个懦弱之人，毫无大用之人吗？现在，埃罗，有别的什么消息吗？”

“只是我觉得，他把等待时机这件事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担心宽厚仁慈政策对你来说来得太迟了吗？”

“每一天，这对某个人来说都是太迟了。”

“他可能理由充分。所有这些模模糊糊的联盟……法布尔觉得我对乔治无所不知，不过却不知道这样。我认为我不能装作无所不知。你觉得呢？实际上，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做到。”

“有时候你说话听起来像是罗伯斯庇尔说的。”

“这是牵强附会的联想。这正是我所依赖的呢。”

“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信，”埃罗说，“来自委员会的我的同事。我被指控对奥地利人泄露秘密会议的议程。”他的嘴巴气歪了。“在把证据送到法庭之前，文件证据需要一点补充，但是这对圣-约斯特来说不会有问题。他在阿尔萨斯的时候就想把我毁掉。我不是个愚蠢之人，不过我觉得难以抢先一步。倒不是有什么作用。”

“这是你出生背景的缘故。”

“恰恰如此。我现在正在去递交委员会辞呈的路上。你可以告诉丹东这些情况。哦，祝愿他新年愉快。”

圣-约斯特： 谁付钱给卡米尔，让他写这个的？

罗伯斯庇尔： 不，不，你不懂。他对局势方向感到如此震惊——

圣-约斯特： 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演员。我要为他说上这句话。他好像已经把你老大一部分给欺骗了。

罗伯斯庇尔：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做过的事情从坏处去着想呢？

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你愿意面对吗？要么他从坏处去想，那么他就是个反革命；要么他在政治上变得怀柔，那么他还是个反革命。

罗伯斯庇尔： 哦，那真是非常干净利落。1789年你不在这儿。

圣-约斯特： 我们现在有了新日历了。1789年不复存在了。

罗伯斯庇尔： 你无法对卡米尔下判断，因为你对他并不了解。

圣-约斯特： 他的行为说明一切。但是，我了解卡米尔有些年头了。他在生活中一直飘荡不定，直到他把文学妓女作为安身之地。他一贯把自己出卖给价位最高的竞标者，那就是为什么他和丹东有这么多共同之处的原因。

罗伯斯庇尔：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把它叫作文学妓院等说法，为了请求宽恕仁慈。

圣-约斯特： 不是吗？那么，你能解释在最后一个月，他为什么成为每一张贵族餐桌上祝酒的对象呢？你能解释为什么像布哈莱家女人那样的人都给他写感谢信和爱慕信？你能解释为什么结果出现了国内秩序混乱？

罗伯斯庇尔： 这不是国内秩序混乱。那些是到国民大会合法的请愿者嘛。

圣-约斯特： 他们嘴里喊着他的名字。他成了一时的英雄。

罗伯斯庇尔： 噢，对他来说那是第二次了。

圣-约斯特： 人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个人主义实现非常阴险的目的。

罗伯斯庇尔： 例如？

圣-约斯特： 例如反对共和国的阴谋？

罗伯斯庇尔： 谁在搞阴谋？卡米尔没有跟任何人一起搞阴谋。

圣-约斯特： 丹东搞阴谋。与奥尔良。与米拉波。与布利索。与杜姆雷兹，与法庭，与英国，与我们所有的国外敌人一起。

罗伯斯庇尔： 你竟敢？

圣-约斯特： 你敢跟他分道扬镳吗？把他带到法庭面前来，让他回答这些控告。

罗伯斯庇尔： 举个例子吧。他与米拉波以前交往过。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意思。米拉波丧尽脸面垮台了，可是丹东最初认识他，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个爱国者。跟他交往不是罪过，话又说回头，你不能把这个作为指控。

圣-约斯特： 有关利奎蒂的事，你没有分担普遍的视而不见的责任，我懂。

罗伯斯庇尔： 是的。

圣-约斯特： 肯定，所以你要丹东？

罗伯斯庇尔： 他没注意。那也不是罪过啊。

圣-约斯特： 不是？我确实怀疑一个人——让我们说——他没有憎恨革命的敌人。如果这不是罪过，这就是比粗心大意要严重得多的某种行为。涉及金钱。跟丹东在一起，总有这种事。要知道这一点。要接受，货真价实的现金才是丹东爱国主义的高度和深度。皇冠上的珠宝在哪里呢？

罗伯斯庇尔： 罗兰对此负责。

圣-约斯特： 罗兰死了。你现在拒绝接受对着你的脸瞪眼睛的事实。有一场阴谋。这个宽恕仁慈，不过是一种手段，在爱国主义者中间播种分歧看法，然后收获一些廉价的善良愿望。皮埃尔·菲利普克斯就是这个阴谋中的一部分，他攻击委员会，丹东就是头领。等着瞧。《老科德利埃派》下一期将要发动对埃贝尔的真正攻击，因为他们非要把他从道路上清除掉，然后他们才能夺取权力。这一期也会攻击委员会。我本人的看法是，他们正在筹划军事政变。他们有韦斯特曼将军，还有迪龙将军。

罗伯斯庇尔： 迪龙又被逮捕了。关于策划营救太子妃的事情。对我来说，听起来不可能。

圣-约斯特： 卡米尔在这个时候没法把他营救出来。倒不是监狱安全。

罗伯斯庇尔： 哦，监狱！人们都在说，如果肉食供应得不到改善，他们就要攻进监狱，把囚犯烤熟吃掉。

圣-约斯特： 就人民目前的教育情况而言，他们低级趣味。

罗伯斯庇尔： 你有什么指望？我已经忘了要为肉食供应发愁了。

圣-约斯特： 我觉得你偏离了要点。

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个爱国者。你给我拿出对他不利的证据。

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你是一个非常固执之人。你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罗伯斯庇尔： 不过，你怎么知道卡米尔有什么信呢？

圣-约斯特： 我给你那份与丹东合谋的人员名单时，我忘了把拉法叶特包括进去。

罗伯斯庇尔： 好啊，那么，那牵涉到所有人，是吗？

圣-约斯特： 是的，我认为，那牵涉到所有人。

在新年的头一个星期，一些文件送到了罗伯斯庇尔这儿，这些文件毋庸置疑地证明，在法布尔卷入的东印度公司欺诈案当中，有一桩法布尔本人与警察委员会合作调查了两个多月的案情。有半个小时，罗伯斯庇尔坐着，在看文件，因为耻辱和愤怒，他感到浑身发抖，他在极力控制自己。当他听到圣-约斯特的声音时，他想从房间里出去，可是只有一个出口。

圣-约斯特： 现在要说什么？卡米尔一定对这件事有所了解。

罗伯斯庇尔： 他在保护朋友。哦，他不应该那样做。他应该告诉我。

圣-约斯特： 法布尔真的骗了你。

罗伯斯庇尔： 他说的种种阴谋都是真的。

圣-约斯特： 哦是啊。他指名道姓说出的所有人的一言一行都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我们怎么看待某个离这种谋反叛乱的心脏如此靠近的人？

罗伯斯庇尔： 我们知道该如何思考了。

圣-约斯特： 法布尔自始至终都在丹东身边。

罗伯斯庇尔： 因此？

圣-约斯特： 你已经够天真的了，别显示出你自己更天真。

罗伯斯庇尔： 明天早晨我要把法布尔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开除。我本来信任他，他使我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

圣-约斯特： 他们所有人都使你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

罗伯斯庇尔： 我必须要重新开始考虑。我对别人心肠太好。

圣-约斯特： 我有一定数量的证据，可以摆到你的面前。

罗伯斯庇尔： 我知道这些日子他们所谓的证据是什么。道听途说和斥责，还有空洞的修辞。

圣-约斯特： 你决意要坚持你的错误吗？

罗伯斯庇尔： 你听起来像神父在说话，安东尼。你在忏悔的时候这恰恰就是他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在行动过程方面是错了。我同意。我一直在观察人们做什么，听他们说什么，但是我本该看透他们的心的。我现在打算把所有的阴谋家要全部弄得水落石出。

圣-约斯特： 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在革命中声誉有多大。现在必须调查。革命已经凝固。他们用他们的调和话语把革命凝固了。在革命中站着不动就是倒退。

罗伯斯庇尔： 你把你的隐喻搞混了。

圣-约斯特： 我不是作家。我要拿出的不仅仅是表达。

罗伯斯庇尔： 重新回到卡米尔这边吧。

圣-约斯特： 是的。

罗伯斯庇尔： 他误入歧途。

圣-约斯特： 那不是我的看法，也不是委员会的一般看法。我们相信他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强烈认为，他不应该逃脱他该受到的惩罚，因为你也许对他怀有各种私人感情。

罗伯斯庇尔： 你在指控我什么？

圣-约斯特： 软弱。

罗伯斯庇尔： 要是软弱，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圣-约斯特： 提醒我们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 他的行为要受到调查，好像他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只是一个个体……哦我的上帝啊，我是多么希望回避这件事啊。

第五期《老科德利埃派》在1月5号，即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16号问世。该期刊载的文章攻击了埃贝尔和他的党羽派系，把他的作品比成是一个敞开的下水道，指控他腐败、与敌人共谋串通。该期还攻击了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巴雷和考洛特。

雅各宾派俱乐部程序（1）：

公民考洛特 [在讲坛边上]：菲利普克斯和卡米尔·德穆兰——

公民埃贝尔： 正义！我要求听证！

主席： 保持秩序！我向大会说明，第五期应该大声朗读。

雅各宾： 我们都已读过。

雅各宾： 承认我读过一本贵族宣传册，我感到羞愧难当。

雅各宾： 埃贝尔不想朗读册子，他不要真理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公民埃贝尔： 不，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朗读册子！卡米尔妄想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错综复杂。他妄想从他身上分散注意力。他控告我盗用公共资金，这完全是假的。

公民德穆兰： 我手里有证明他盗用基金的证据。

公民埃贝尔： 哦上帝啊！他想要暗杀我！

雅各宾派俱乐部（2）的程序：

主席： 我们要求卡米尔·德穆兰为他的行为辩护。

雅各宾： 他不在这儿。

雅各宾： 让罗伯斯庇尔感到轻松了。

主席： 我要把他的名字叫三遍，这样他就有机会到前面来，当着俱乐部的面为自己辩护。

雅各宾： 他没有买只公鸡，他可以说服它叫上三遍，这真是遗憾。看看丹东会干什么，这将启人心智。

主席： 卡米尔·德穆兰——

雅各宾： 他不在这儿。他更清楚。

雅各宾： 如果他不在这儿，喊他的名字，喊他的名字没用。

公民罗伯斯庇尔： 相反我们要讨论——

公民德穆兰： 我实际上就在这儿。

公民罗伯斯庇尔 [大声地]：我说我们要转到讨论英国政府的罪过上。

雅各宾： 一直是一个安全保险的话题。

公民德穆兰 [在论坛边上]：我觉得……我觉得你要说，我错了。我承认，我也许已经——关于菲利普克斯的动机，也许。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我必须请求俱乐部给予指导，因为我真的……我真的再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的立场在哪。

雅各宾： 我知道，他会精神崩溃的。

雅各宾： 一直是个安全的策略。

雅各宾： 看看罗伯斯庇尔，他已经站起来了。

公民罗伯斯庇尔： 我要求发言。

公民德穆兰： 可是罗伯斯庇尔，让我——

公民罗伯斯庇尔： 卡米尔，保持安静，我要发言。

雅各宾： 卡米尔，坐下，你说话只会使自己陷于更多的麻烦之中。

雅各宾： 说得对——让位，让罗伯斯庇尔为你开脱了。妙极了，是吗？

公民罗伯斯庇尔 [在讲坛边上]：公民们，卡米尔已经对大家承诺了，他会放弃错误，把所有写在这些宣传册上面的政治异端邪说抛到一边去的。他卖出了极多的份数，那些贵族们虚伪狡黠地一直在盛赞他，而且盛赞全部进到他的脑子里了。

雅各宾： 你知道，他已经把他的这副仪态丢掉了，长时间中断了。

公民罗伯斯庇尔： 这些作品真危险，因为它们搅乱了公共秩序，让我们的敌人满怀希望。但是我们得要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做出区别。卡米尔——哦，卡米尔仅仅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的主观倾向是好的，但是他与一些坏人为伍，严重地误入歧途。我们必须拒斥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连布利索也不敢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卡米尔留在我们当中。作为一种姿态，我要求得罪人的《老科德利埃派》这一期当着大家的面烧毁。

公民德穆兰： 焚烧不是回答。

雅各宾： 多么正确啊！卢梭说过这句话！

雅各宾： 我们应该活着看到那一天！

雅各宾： 罗伯斯庇尔被他的神、乔治-雅克给搞糊涂了！他看上去气呼呼的。

雅各宾： 我不想非要容忍因为那么聪明带来的后果。

雅各宾： 他也许不要非得容忍。

公民罗伯斯庇尔： 哦，卡米尔——你怎么能为这些作品辩护，它们对于贵族而言是这么开心的事？卡米尔，如果你是别人，你觉得我们应该如此纵容地对待你吗？

公民德穆兰： 罗伯斯庇尔，我不理解你的话。你所谴责的有些作品，你在校对的时候自己读过了。你怎么能含蓄地说，只有贵族才读过我的作品？国民大会和所有这个俱乐部的人都读过了。他们全是贵族吗？

公民丹东： 公民们，我可以建议你们平静地审议下去吗？大家记住——假如你们攻击卡米尔，你们就是在攻击新闻自由。

公民罗伯斯庇尔： 好。那么，我们就不要焚烧宣传册。也许一个如此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的人比误入歧途的人更坏。也许很快我们就能看得出，在他的傲慢外表后面的那些人，他一直在听从他们的指示进行写作。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起身离开。]

公民罗伯斯庇尔： 德·伊格朗汀！别走。

雅各宾： 罗伯斯庇尔有话要跟你说。

公民法布尔·德·伊格朗汀： 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

俱乐部成员： 把他的头砍掉！把他的头砍掉！

露西尔·德穆兰给斯塔尼拉斯·弗雷农这样写道：

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23号，第二年

……回来，快回来吧。时间不多了。把你能找到的所有老科德利埃派都一起带过来吧，我们亟需他们。[罗伯斯庇尔]已经明白，如果他不根据某些人的观点考虑并采取行动，他就不会无比强大。[丹东]正变得软弱无力，他正在丧失勇气。德·伊格朗汀被捕了，羁押在卢森堡；他们正在提出非常严厉的指控……

我不再大笑；我不再扮演猫咪角色；我从来不碰钢琴；我没有了梦想；我现在只是一台机器。

[1] 法国革命时期激进派成员在科德利埃教堂成立的政治组织。其正式名称为“人权与民权之友会”，这个俱乐部最初由“Cordeliers”（科德利埃）区的成员发起而成。所谓的“科德利埃区”是当时的国民大会在1790年5月21日制定的取代巴黎六十个选区的四十八个分区制度下设立的一个地方分区。俱乐部最初在科德利埃修道院举行会议，因而得名。这个组织被视为倾向于革命和反对皇权和封建制度，尤其是被视作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倡导者。该组织参与了1791年6月20日和1792年8月10日反对君主制的活动。由于该组织领袖乔治-雅克·丹东、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和卡米尔·德穆兰态度温和，从此之后不再参加俱乐部会议，而是另成立一个组织，这群人中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乃是丹东。科德利埃俱乐部开除了丹东和德穆兰，又攻击罗伯斯庇尔的中立态度。在一场未遂的政变之后，其领袖于1794年5月24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2]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三月，相当于公历11月21—23日至12月20—22日。

[3]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相当于公历12月21日、22日或23日到1月19日、20日或21日。

第12章

暧昧立场（1794）

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丹东已经请求国民大会给法布尔一次听证机会，可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所以呢？丹东说。他不愿承认，目前他还不是国民大会的主人，还有，埃贝尔在掌控不同区的权力。“所以呢？我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为了一回单个儿的失败就拧手。我经历过整个事情的过程，赢啦，输啦，再赢啦。有一段时期，”他对露西尔说，“他得到的只有失败。”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他们存有偏见的原因。”

“不在乎他的偏见，”他说。“这个该死的委员会眼下在注意我。只要犯一个错误，他们就赢，我就败。”

这是具有斗争性质的谈话。然而，这可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啊。有人说，丹东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可是，对她来说，他的体格好像已经够健康了。还有人说，第二次婚姻带来的明显的幸福已经使他变得温柔了；不过，关于这些浪漫的废话有多大的价值，她心中有数。在她看来，倒是第一次的婚姻还在影响着他。自加布丽艾尔离世以来，他少了什么：某种果断的心狠手辣。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当然，她希望她错。她相信，心狠手辣将来用得着。

这也是我们眼下的处境：罗伯斯庇尔已经让卡米尔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反复声明。付出的代价：代价是他在讲台上突然停下，几乎当着开心好笑的俱乐部的面哭了。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个“一个受到误导”、正在保护卡米尔的人，为了他自己个人居心叵测的原因，大加讽刺嘲笑。私下里，他四处转悠，偷偷发笑。

科德利埃俱乐部正在寻求指示，要阻止卡米尔，要防止他为了宣传册的目的利用他们的名字。倒不是那样做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德桑拒印再多的期数，而且，别的出版商无人胆敢按照他们所希望销售的那个份数接手这活儿。

“过来跟我一起去见罗伯斯庇尔，”丹东对露西尔说。“喏。把孩子抱起来，我们现在就到他那儿转一趟，制造一场盛大的情感场面。跟他讲和。我们要把卡米尔一起拉过去，如果我们让他好好道歉，你就要摆出共和国家庭的姿态，这样马克西米连就会受到适当的教育。我就会在各色各样的生活举止方面做到与人为善，记住不要用那种贴心的哥儿们的样子拍他的脊背，他觉得那样恐怖。”

她摇摇头。“卡米尔不会过来的。他在写东西，太忙。”

“写什么？”

“革命的真正历史，他说。秘密的‘秘史。’”

“他打算怎么处理它？”

“可能焚烧吧。除此之外，它还能适用于旁的什么目的？”

“倒霉的是，我说过的所有话好像使情况变得更糟了。”

“丹东，我不知道，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罗伯斯庇尔一直在阅读——不巧，他的卢梭——此刻，他正把眼镜摘下。“我不明白，在这个时刻，你怎么说出这些……”这个短语慢慢地拖得听都听不见了，这是他惯有的说话风格。有一会儿，他的脸好像暴露得光光的，经受了令人绝望的骚扰；之后，他重新把眼镜戴好，不过，他的表情再一次变得难以捉摸，含混不清。“我真的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跟法布尔断绝来往，别理睬他了。如果做不到，我跟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愿意——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谈话。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接受委员会的指导，那么我个人将会保证你的安全。”

“上帝啊，”丹东说。“我的安全？你是在威胁我吗？”

罗伯斯庇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瓦蒂尔，”他暗示说。“考洛特。埃贝尔。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我宁愿靠我自己的方式来保证我自己的安全。”

“你的方式有可能会把你毁掉。”罗伯斯庇尔把书合上。“但是要保证他们没有害卡米尔。”

丹东突然感到气愤了。“你要注意，”他说，“卡米尔并没有害你。”

“你是什么意思？”

“埃贝尔总是到处谈起卡米尔，一边咯咯发笑，一边说我保准这绝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这当然绝对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他是没有听懂，还是不愿听懂呢？这就是他的武器，这个职业化了的、精心培养出来迟钝。“埃贝尔正在对卡米尔的私人生活展开进一步调查。”

罗伯斯庇尔猛地伸出一只手，掌心对着丹东；这个动作如此富于表演性，也许是法布尔以前辅导过他吧。

“他们应该给你竖个雕像，”丹东说，“就摆出这个姿态。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知道，在安莱特的那段日子里，你不在身边，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娱乐消遣——多少个下午，在安莱特的客厅里，体面不体面地在闷闷不乐地消磨时光，多少个晚上在西蒂岛上度过，在书面陈述书中做了多少个反常的变更。你从来没有见过佩林先生，是吗？当然，还有其他人。”丹东笑了。“你脸上别摆出那一副样子——没有人觉得卡米尔的品位会跑到你那里。他喜欢那些身材非常高大、长相非常丑陋、对女人始终忠诚的男人。他只是想要他无法拥有的东西。噢，不过，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拿钢笔。之后，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他把笔放下。“丹东，你一直在喝酒？”他说。

“没有。噢，喝的量没有我平时在这个时候喝的量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以前觉得你或许一直在喝酒。我还一直在为你找借口呢。”在这一副善于隐藏事物的蓝色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先是闪到丹东的脸上，然后又闪开。突然没有了情感，似乎已经把他的脸剥开，进入到骨头里去了；他的五官是如此单薄，好像是镂刻在空气上一样。“我认为你已经偏离要点，”他说。“法布尔，我觉得以前是个问题。”又一次，他的手悄悄地向钢笔伸过去；他似乎无法自我控制。

（罗伯斯庇尔的私人笔记本上面这样写道：“丹东说起卡米尔·德穆兰，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把一个隐秘的羞耻的罪恶归咎于他了。”）

“噢，你已经做出决定了？”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是上帝在石头里说话一样。

“我该说什么呢？你期望我干什么呢？我不能拒斥他，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词啊。”

“诚然，他一直是你的亲密同仁。要使你自己摆脱纠缠不容易。”

“他一直是我朋友。”

“哦，你朋友。”罗伯斯庇尔淡淡地笑了笑。“我知道你多么珍重你的朋友——不过，之后我敢说他没有卡米尔的缺点。丹东，国家安全现在是个问题。爱国者应当迫切使国家安全高于他的妻子或者孩子或者朋友。现在没有地方安放个人情感。”

丹东的喘气变得急促起来，泪水从眼中奔涌出来。他揩了揩脸，然后举起发潮的手指。他想说话，可是感到困难。

（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把自己弄得样子滑稽可笑，制造了舞台上的眼泪……在罗伯斯庇尔的屋里。”）

“这样不仅没必要，”罗伯斯庇尔说。“而且也没用。”

“你是个废人，”丹东终于开口了。声音不仅疲惫，而且平平。“不是库颂是个废人，你才是。罗伯斯庇尔，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你有毛病吗？你曾几何时问过你自己，上帝造你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我过去常常拿你开心取笑，我过去常常说你是个阳痿，可是你缺少的不仅仅是睾丸。我纳闷，你还是不是真正的人，虽然我看到你在走路说话，但是你身上的生命元气在哪里呢？”

“我确实活着，”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下看着。他像一位紧张的目击证人，用指尖碰着指尖。“我确实活着。按照我的方式。”

“丹东，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有关法布尔，我们看法不一样。面谈，”他做沉思状，把一只拳头放到另一只手掌上，“毫无结果。”

早上五点半，孔代大街。下面有锤子击打大门的声音，安莱特把被子蒙在头上，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接下来的片刻，她坐了起来，因为被惊醒了。猛地，她下了床：出了什么事？现在出了什么事？

有人在大街上高呼。她伸手去拿睡衣。她听到克劳德的声音，接着，因为惊愕，她的女佣爱丽丝的声音抬高。爱丽丝是个长着少女脸蛋的布列塔尼女孩，讲迷信，待人亲热，手脚笨拙，法语掌握得不是很好。此刻，她把头伸在门口，说，“是从本区来的人。他们想要知道你是不是把你的情人弄在那儿，他们说，嘿嘿，别对他们撒谎，他们不是昨天才出世的，不谙世事。”

“我的情人？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寻找卡米尔？”

“是的，太太，你说得对，”爱丽丝吃吃地笑了。

这女孩正当班。她一只手上拿着冒烟的牛脂蜡烛头。从她身边挤过去的时候，安莱特冲着她猛力闯了过去，结果蜡烛火光从她手中飞出，在地板上熄灭了。埋怨声在一直不停地跟随着她：“那是我的蜡烛头，又不是你的。”

在一团漆黑中，安莱特撞到了一个人。有只手迅速地伸出，然后，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根据此人呼吸的气息，她能闻得出昨晚的葡萄酒味。“这里我们有什么呢？”此人说。她想要挣脱，但是他抓得更紧了。“这里我们有太太在，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够了，让诺特，”另一个声音说。“赶快，我们需要一些光亮。”

有人打开了百叶窗。街道那边的火把像爪子一样翻过了围墙。爱丽丝已经拿来更多的蜡烛。让诺特往后站着，色眯眯地看着。他身穿无裤党人常见的既粗糙又特别宽大的衣服；头上戴一顶配着编织的三色帽花的红帽子，往下拉到了眉毛。他看上去像个畸形儿——要是在别的场合——她要发笑的。此刻，六个男人挤进房间，四处打量着，一边搓着冷手，一边在诅咒。她心想，这些就是人民。这些就是马克西敬爱的人民哪。

把让诺特叫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他长着一张老鼠脸，身穿寒碜的黑衣服。手里拿着一沓子文件。

“女公民，为了健康和友爱。我们是莫蒂斯·斯卡伏拉区的代表。”他把文件上面的材料朝她轻拂过来。“卢森堡区”被划了个叉子，新名字在它旁边给写上了。“我带到这里的是，”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翻遍了整个文件，“一张逮捕退休文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的命令，住在这个地址的居民。”

“这是白痴做法，”安莱特说。“有什么错误。根据什么指控逮捕？”

“阴谋，女公民。我们获得了搜查这个住宅的命令，扣押任何可疑文件。”

“在这个时间你们竟敢到这里来？”

“巴雷·杜彻斯尼火气上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你等不到太阳出来。”

“巴雷·杜彻斯尼？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埃贝尔不敢攻击卡米尔，所以他派你和你的一帮人来恐吓他家人。把那些文件给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逮捕令。”

她伸手去抢文件。这个文员防备性地往后退了退。其中一个无裤党人抓住她伸出的那只手，然后用他的另一只手把她的睡衣拽到一边，半露出她的乳房。她使出全身力气，使自己从他的手中挣脱开。她把睡衣往上拉到喉咙部位。她浑身发抖，与其说是因为恐惧，不如说是因为愤怒，不过，她倒是希望他们知道这一点。“你就是杜普莱希斯吗？”这位文员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瞄了她一眼。

克劳德终于把衣服穿好。他好像晕晕乎乎的，不过，从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丝淡淡的烧过东西的味道。“你是在调查我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这位文员扬扬手中的逮捕令。“快点。我们不能老站在这儿。这些公民要完成搜查任务，还要回家吃早饭。”

“他们该吃早饭了，越快越好，”克劳德说。“嘿，他们费了老大的精力把一户祥和人家叫醒，而且吓唬我老婆和用人。你们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把包收拾好，”这位文员说，“要快。”

克劳德朝他镇定地点了点头。他转身。

“克劳德，”安莱特在他身后喊道。“克劳德，记住我爱你。”

他回头瞥了一眼，朝她酸楚地点了点头。他们一齐说着下流话，跟在他的身后到了房间门口；不过这个分散注意的办法蛮奏效，因为就在他们嘲笑的时候，他把门关上，她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还有他们把肩头抵到门上时传来他们使劲哼哧哼哧的声音。

她转身面对这位文员。“你叫什么名字？”

“这不重要。”

“我确信这不重要，但是我要查清楚。你会因此遭罪。开始你们的搜查。你找不到你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是什么人？”她听到有人在问爱丽丝。

“无神论者，先生，非常神气活现。”

“你知道，她真的跟卡米尔在一起过吗？”

“这大家都知道，”爱丽丝说。“他们把自己锁起来，几个小时。她说，在读报纸。”

“那老家伙对此如何处理？”

“操所有人，”爱丽丝说。

这些人笑了。“我们也许得请你下去，到区里去一趟，”其中的一位说。“要问你几个问题。我肯定你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答案。”他伸出手，用指头摸摸她轮班时穿的衣服，捏捏她的一只奶头。她稍稍惊叫了一声：是装出来的惊恐，装出来的疼痛。

安莱特心想，好像正事还不够似的。她抓住这位文员的胳膊。“让这些人规矩点。他们也有骚扰我家佣的命令吗？”

“她说起话来，像是卡佩女人的妹妹，”让诺特插话说。

“这是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你可以确信几个小时之内这件事将在国民大会上议论。”

让诺特朝火炉吐了口痰，可惜差了一点准头。“一帮律师，”他说，“革命？这个吗？直到同性恋人全部死光。”

“照目前这个速度，”这位文员说，“时间不会长了。”

克劳德回来了，后面跟了两个无裤党人。他穿好大外套，正在戴手套，非常仔细、非常平缓。“想象一下，”他说，“他们责怪我焚烧文件。更加奇怪的是，在我本人和这个窗户之间他们坚持他们自己要插进来。有个公民在窗户下面拿着把叉子。好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会从一楼地下室跳出去，使我自己失去与他们做伴的快乐一样。”他说。“现在，请允许我跟我妻子道别。”

他用戴手套的手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指尖抬到他嘴唇上。“别哭，”他说。“别哭，我的安莱特。给卡米尔捎个信儿。”

大街对面，一辆亮锃锃的新马车停下。一双眼睛朝外窥视；百叶窗帘小心谨慎地放下。

“这是多么令人彻底扫兴，”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说。“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夜晚，或者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谣言？还有很多其他谣言，跟这个几乎相同，或者比这个更好。要是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夜晚，倒也值得起个大早，把卡米尔从他舒适的乱伦的床上揪起来，看一看他能不能被激发出暴力。我当时希望，我们能够因为他破坏和平而逮捕他。可是，这一回会使他吓了一跳。我倒想知道，这一回，他会跑着躲到谁的后面？”

一个小时之后，安莱特到了马拉大街上，神情慌乱。“他们把这个地方拆散了，”她把话说完。“还有爱丽丝。爱丽丝也许完全不满，不过我不愿意站在旁边，目睹我的用人被这帮流氓粗坯从大街上抓走。露西尔，给我来杯白兰地，好吗？我需要。”当她女儿离开房间的时候，她低声说，“哦，卡米尔，卡米尔啊。克劳德忙着烧毁文件。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都化为灰烬了。我觉得。要么那样烧了，要么区委员会得到它们。”

“我明白，”卡米尔说。“好了，我想那些信件非常纯洁无瑕。”

“可我要它们啊。”她眼里噙着泪水。“失去了它们，我受不了。”

他用一个指尖在她的面颊上划了划。“我会给你再多写一些。”

“我要那些，就是那些！我怎么才能问克劳德他是不是把它们烧掉了呢？如果他真把它们烧了，他以前一定知道我把它们保存在哪里，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你觉得他读过了那些信件吗？”

“没有。克劳德是个讲究尊严之人。他和你我不一样。”他笑了笑。“我会问他的，安莱特。一旦我们让他回家。”

“老公，你看上去很开心嘛。”露西尔端着白兰地回来了。

安莱特抬头瞅了他一眼。她心想，他真开心：笃定，他坚不可摧吗？她把要来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卡米尔给国民大会所做的发言简短清晰，但是振聋发聩。传来了不少嘀咕声，说，政治家的亲戚也许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怀疑的对象；不过，当他描述杜普莱希斯一家遭到突然搜查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听众看上去似乎准确地知道他在说谁。他说，假如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算他们走运；也许，很快就会。

在环顾空了一半的座位时，代表们知道，他说得对。当他提到有人对昔日一位剧院的票房侍从进行不受控制的袭击时，大会上传来了掌声：当他正为竟然能让这样一件令人作呕的事发展下去感到难过时，大会上传来一阵附和赞成的啧啧声。他离开会场的时候，丹东站了起来，要求结束逮捕。

在杜伊勒利宫，“把我的赞扬之词奉献给公民瓦蒂尔吧，告诉他灯柱律师就在这里，”卡米尔说。瓦蒂尔被他的职员们从政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给带出去了。“如果你把我的报纸封了，你就能捉拿到我本人，”卡米尔说，一边友善地笑笑，一边把瓦蒂尔推到墙上。

“灯柱律师，”瓦蒂尔说。“我本以为你为这一切感到忏悔的。”

“把它叫作怀旧吧，”卡米尔说。“把它叫作习性吧。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不过一定要清醒，直到我从你那里得到答案，你才能把我消灭。”

瓦蒂尔看上去郁郁寡欢，拖着个长长的大审判官的鼻子。他在这位至尊人士的四肢旁边发誓，他对此事毫不知情。是的，他承认，可能是区官员们已经失控；这有可能，是的，埃贝尔出于私人歹念正在行动；不，他一点也不知道，存在对退休公务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不利的证据。他用直白的厌恶和相当的惊愕表情看着卡米尔。“埃贝尔是个傻瓜，”他匆匆离开的时候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给丹东的暴民们一个考验他们实力的机会吧。”

罗伯斯庇尔出现了，一个紧急消息把他召了过去，他从公安委员会那里一闪身，去忙了。他行色匆匆地向前，抓住卡米尔的双手，对一名秘书快速下了一连串的指示，表明他要在地狱见到巴雷·杜彻斯尼的意向。旁观者们注意到他的语调、他的仓促，最重要的是，他那握紧的手。他们匆匆忙忙地记住了他脸上先是感到疑惑不解，后来要想解释的迹象；很快，把眉毛一扬，眼睛太长时间地瞟一会儿，嗅出了政治风声，鼻孔带着质疑抽了一下，迅速地，不知不觉地，忠诚开始转移了。到了正午，埃贝尔脸上已经变得不像原先那样洋洋自得；事实上，他正在逃跑，而且，在他思想里也一直如此，直至克劳德·杜普莱希斯被放出好久：直至几个星期之后，那时他本人一大早就听到有人在巡逻，而且发现自己没有一个朋友。

新日历不灵。雪月没下多少雪。芽月[1]到来之前，春天总是驻留在这里。春天总是毫无节制地早到这里，结果，卖花姑娘们聚集在街道的角落处，女裁缝们赶缝制简单的爱国服饰迎接1794年的夏天。

在卢森堡公园，在大炮铸造厂之间，树上悬挂着不合季节的绿旗。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从全国大厦的监狱中留意着季节的变化，那里曾经是卢森堡宫殿。遇上湿冷有太阳、刮着大风的日子，他的胸口更疼。每天早上，他对着请人从家里送来的精致的镜子，照照自己，发现脸更清瘦了，眼睛亮亮的，充满了疑虑，是一种与他的前途毫无关系的明亮。

他听到丹东的计划没有得逞，还听到丹东没有见罗伯斯庇尔。丹东，见罗伯斯庇尔，他对着自己牢房的墙壁：欺负、哀求、欺骗、要求。有时候，他躺着，睡不着，在倾听，要发现丹东派的暴民在整个城市喝酒起哄的声音；但是发现的只是寂静。卡米尔跟罗伯斯庇尔又成了朋友；他的狱卒告诉他；还补充说，他和他妻子并不相信卡米尔是贵族，公民罗伯斯庇尔才是劳动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的身体继续好下去才是店铺里的食糖和柴火价格公道合理的唯一保障。

法布尔把他曾经为卡米尔做过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派人去取他的《百科全书》全集，去取他小小的象牙望远镜；有了这些东西做伙伴，他的心也就安定了，好等着自己自然或者非自然的死亡了。

雨月[2]17号，没有下雨，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的演讲勾勒了他未来的政策基础，他对美德共和国的规划。他离开大厅时，一阵令人惊愕的窸窸窣窣声跟在他后面。一个人可能相当累，但是还没累到他那种程度，甚至在他站在讲台上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如此；他双唇毫无血色，因为疲惫，他的眼睛发黑，空空的。从那些日子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一些人提到了米拉波忽然倒下的事。可是，下一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又准时露面了；他的眼睛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看看谁在感到失望。

雨月22号这天夜里，他在拼命呼气的时候醒来了。在间歇性的惊慌之中，他强迫自己走到写字桌边。可他忘了自己要写什么；一阵恶心使他把手和膝盖撑在地板上。当他挣扎着要把堵在肺部的气息排出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死，你没有死，每送出一口气，他就这样说。以前，你从这个毛病中活过来的。

疾病袭击过去时，他命令自己从地板上站立起来，我不愿意站哪，他的身体说：你已经把我耗干了，把我杀死了，我拒绝为这样的主人效忠啊。

他垂下了头。假如我留在这里，他心想，我会摊开身子，睡在地板上，就在我现在趴着的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会着凉，一切都会完蛋。

因此，身体说，你本不该把我当你的奴隶，禁食、不过性生活、睡眠时断时续，你一直在虐待我。现在你要干什么呢？命令你的心智，让你从地板上离开，命令你的头脑让你明天站起来。

他先是抓住一条椅腿，然后抓住椅背。他注视着自己的手顺着木头慢慢地攀爬；他快睡着了。他的手变得无限遥远起来。他梦到外公的家里了。本周酿酒，没有酒桶，有人说；所有的木头已被用来做断头台了。断头台，还是脚手架？焦急不安地，他在口袋里摸索，找一封发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这封信告诉他，“你成了一台电动机器。”

晨曦初露时分，艾蕾奥洛莉发现了他。她和她父亲站在门口担任警戒。苏波尔毕耶尔八点钟到了。他话说得非常缓慢，非常清晰，仿佛在跟聋子说话似的：他说，无法对后果负责，无法对后果负责。他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为了听清他的低语，苏波尔毕耶尔弯下身子。“我可以立遗嘱吗？”

“噢，我不这么觉得，”医生高兴地说。“顺便问一问，你有很多遗产要留下吗？”

他摇摇头；然后任眼睛闭上，之后，稍微笑了笑。

“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波尔毕耶尔说。“我的意思是，从这种病或者那种病的意义上说。在九月份，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将会失去丹东。这么多年来的艰辛工作和恐慌不安也能把像他那样健壮的人变成一个废人，更何况公民罗伯斯庇尔本身就不是个健壮之人呢。不，当然，他不会死。实际上，没有人死于他这种病，它们只不过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难过而已。多久呢？他需要休息，就这么件事，要什么都别干。照我说，一个月吧。如果他早些离开这个房间，我就负不了责任了。”

委员会成员们来了。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脸辨认出来，不过，他立刻就知道，这是委员会。“圣-约斯特在哪里？”他低语道。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别拼命吸气，医生说了。委员会的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他已经忘了，”他们说，“你已经忘了，”他们告诉他。“他到边境去了。十天之后他将回来。”

“库颂呢？他不会被抬到楼上吧？”

“他病了，”他说。“库颂也病了。”

“他要死了吗？”

“没有。不过他的瘫痪已经变得更严重了。”

“明天他会来吗？”

“不，他明天不会来。”

那么谁会统治国家呢？他在问自己。圣-约斯特。“丹东——”他说。别拼命吸气。如果你不拼命吸气，气就会来，医生说了。惶恐不安地，他把手放到胸口。他没法接受那个忠告。这不是他的人生经验。

“你们愿意让丹东接替我的位置吗？”

他们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罗伯特·林德把身子弓在他上面。“你希望这样吗？”

他剧烈地摇头。他听到丹东拖得长长的声音了：“在书面陈述中做了许多不自然的行为……你曾经问过你自己，上帝疏漏了什么吗？”他的眼睛在寻找这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诺曼底律师的眼睛，一个没有理论、不会装模作样的人，一个不为暴民所熟悉的人。“他不是得到我的位置的人，”他终于说出了。“他不是统治之人。没有德性。”

林德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有一段时间我不该跟你在一起，”罗伯斯庇尔说，“可是，过后我又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这些都是熟悉的话，”考洛特说。“他没法记住他以前在哪里听过。别担心。我们本来就觉得你羽化登仙的时辰尚未到来。”

林德轻轻地说，“是啊，是啊，是啊。”

罗伯斯庇尔抬头看考洛特。他心想，他在利用我的身体虚弱啊。“请给我几张纸，”他低语道。他想要做笔记：一旦他身体好了，考洛特非要被处死。

委员会的成员们非常礼貌地跟艾蕾奥洛莉说话。他们未必相信苏波尔毕耶尔的话，他说，一个月之后他的身体会好起来；她明白，如果他随时有可能死去，她将被当作罗伯斯庇尔的遗孀对待，如同西蒙娜·艾瓦纳德成了马拉的遗孀一样。

一个月过去了。苏波尔毕耶尔允许他接待更多访客、阅读和写作了——不过，只是写他的私人信件。他可以获得当天的消息，假如消息不那么令人心烦；不过，所有的消息都令人心烦。

圣-约斯特回来了。在委员会他说，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将要粉碎那些派系。丹东还在谈判讲和吗？他问。是啊，圣-约斯特说。不过，没有别的人做了。正派的共和国人在谈胜利。

圣-约斯特现在二十六岁。他长得非常潇洒英俊，非常有魄力。说话用简短的句子。说说未来吧，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他就谈到了他的斯巴达共和国。为了培养新一类人，他说，孩子们到了五岁的时候就要把他们从父母那里带走，作为农民、战士或者立法者来培训。小女孩也要吗？罗伯斯庇尔问。哦不，她们并不重要，她们跟她们的母亲一起待在家里。

罗伯斯庇尔的手紧张不安地在床罩上动来动去。他想到了他的教子，生下来才一天，他晃来晃去的头被他父亲用长长的手指头稳住；他的教子，几周大时，抓住了他的外套衣领，在说话。可是他的身体太虚了，无法辩论。如今人们说，圣-约斯特与恩瑞艾特·勒巴，就是巴蓓特丈夫菲利普的姐姐有了感情。不过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跟任何人，任何人竟然有感情。

他在等艾蕾奥洛莉离开房间。此刻他感到身体有了点力气，可以把话说得让人听到了。他朝莫利斯·杜普莱招手。“我要见卡米尔。”

“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吗？”

杜普莱把这个音讯送到。真够奇怪的是，艾蕾奥洛莉好像既高兴也不高兴。

卡米尔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谈到政治或者近年来的情况。有一回，卡米尔提到了丹东；他把头转开，摆出僵硬的固执的老姿势。他们谈到过去，他们共同的过去，带着那种强装出来的高兴劲儿在说话，只有屋里有死人尸体时，人们才会摆出那副样子。

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躺着，在做美德共和国的美梦。在他发病五天之前，他就给这个术语下过定义。他指的是正义共和国，社区共和国，自我牺牲共和国。在梦里，他见到了自由的人民，他们温文尔雅，诗情画意，满腹经纶。迷信的黑暗已经从人民的生活中流尽：像带咸味儿的水一样，消失在土壤里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快乐和对至尊之人顶礼膜拜的兴盛。这些人民幸福快乐；他们的心灵没有遭受戕害，他们的肉体没有遭受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没有解决途径的欲望的折磨；他们教子，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收获普通而又丰饶的粮食。田野里有狗，有猫，有动物：所有的动物因为它们自己的天性而受到尊重。戴着花冠的女孩，穿着柔软的淡色麻布做成的袍子，安静地在白色大理石廊柱之间走动。他看见了橄榄树林深黑色的光亮，还有蓝宝石一般的天空。

“看这个，”罗伯特·林德说。他把报纸打开，从报纸里抖出了一块面包。“摸摸看，”他说，“继续，尝尝看。”

面包在他手指之间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还有酸酸的霉味。“如果你以前靠平常的橙子饮食生活，”林德说，“我本来以为你也许不知道。眼下这样的东西很多，不过为了你自己，你还是要看看食品质量。人民不能靠这个生活啊。现在牛奶也没有了，可是更贫困的人牛奶用得很多啊！至于说牛肉，弄到一些羊颈背肉做汤吃，人民就算幸运了。女人凌晨三点开始在屠户门口外面排队。本周国民卫兵已经只好制止打架斗殴了。”

“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他用一只手在脸上捋了一下。“在旧政权下面每年有很多人挨饿。林德，它在哪里呢，锁着的这些食品在哪里呢？国家还在生产。”

“丹东说，根据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们已经冻结交易。他说——确实充分正确——农民害怕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城里来，万一他们站到规章制度错误的一边，结果因为牟取暴利被处以私刑。我们在我们能够购买的地方购买，可是他们把产品藏起来，他们宁可让它烂掉。丹东的人说，假如我们夺取了控制权，供给就会重新流通。”

“你说什么呢？”

“选区造谣惑众的人支持控制。他们告诉人们，这是唯一处理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形势。”

“所以……”

“我等待你的指教。”

“埃贝尔说什么？”

“对不起。把报纸给我。”他把报纸抖了出来，面包屑子像下起阵雨一样散落到地板上。“给你。”

“把无裤党人像狗一样对待、除了骨头什么都不给他们啃的屠户们应该像普通人民中间的所有敌人一样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的嘴唇卷曲了一下。“非常有建设性，”他说。

“不幸的是，人民群众自从1789年以来并没有增长多少智慧。对他们来说，这类建议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有很多骚乱吗？”

“有点儿。他们不是要求自由。他们现在好像对他们的权利不感兴趣。以前，卡米尔和嫌疑犯的释放在圣诞节左右呼声很高。可是现在他们只考虑食品供应问题。”

“埃贝尔将利用此事，”罗伯斯庇尔说。

“在兵工厂里，有不少的骚动不安和麻烦。我们承受不了罢工的代价。目前部队的武器供应不足。”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必须在大街上、工厂里，不管什么地方，逮捕造谣惑众者。我理解这些人有苦处，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听之任之啊。人民为了国家必须牺牲他们自己。从长远来看，这种办法行之有效。”

“在警察委员会的圣-约斯特和瓦蒂尔对局面采取了高压手段。不幸的是，”林德犹疑了一下，“没有顶层的政治决策，我们不能对真正的肇事者采取措施。”

“埃贝尔。”

“要是他能的话，他会怂恿人们造反。政府将会垮台。读读报纸。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有了运动——”

“别告诉我，”罗伯斯庇尔说。“我再熟悉不过了。触发你的勇气爆炸的，还有背后的会议。只有埃贝尔才能抵消丹东的影响。我在这里毫无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拯救人民，使他们免遭敌人的侵略，而且供养他们之后，难道他们会对委员会不忠心耿耿？”

“我本希望不让你知道这个情况的，”林德说。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卡片，然后打开。这是一张官方的通知，说明政府工作坊的工作小时和工资比率。在卡片的每个角落都出现了破破烂烂的磨损，四个角落是从墙上撕下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接。通知上面写着公安委员会六个成员复写的签名。在签名下面，是用红笔粗糙潦草写成的这样几个字：

食人者。盗贼。杀人犯

罗伯斯庇尔任卡片坠落到地板上。“卡佩一家像这样被侮辱过吗？”他把头靠着枕头垂下。“挖出这些误导人民、背叛人民，把他们道德败坏的思想灌输到人民头脑中的人是我的职责。我向你发誓，从现在起，我绝不会让革命脱离我本人的控制。”

林德走了之后，他坐了许久，用枕头撑着自己，注视着午后的阳光变幻，慢慢地掠过天花。黄昏降临了。艾蕾奥洛莉端着几盏灯，悄悄地进来。她在火上摆了块圆木，把散落了一房间的文件收拢在一起。她摞好书，重新把它们放到架上，给他的茶缸重新加好水，然后拉上了窗帘。她站在他身边，温柔地摸着他的脸。他朝她笑笑。

“你感觉好些了？”

“好多了。”

忽然她坐在床脚下，仿佛所有的力气已经离她而去；她肩头耷拉着，她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哦，”她说，“我们一开始以为你会离开人世的。我们发现你在地板上的时候，你看上去像具尸体。要是你死了，会出什么事啊？我们大家都没法活了。”

“我没死，”他说。他的语气既愉快又果断。“而且，我现在对于非要采取什么行动，头脑更清楚了。明天我要到国民大会去。”

日子是风月21号——旧历3月11号。自从他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以来，已有三十天的时间。他感觉到，好像过去所有这些年，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壳子里，只有一点点的光亮和声音可以渗透到壳子里；好像他的疾病已经把壳子劈开，上帝之手把他从壳子里摘了出来，纯洁而又干净。

3月12号：“委员会命令，经国民大会重新批准，再次有效一个月，”罗伯特·林德说。“没有异议。”他非常正式地宣布，好像他就是一份正在演讲的政府报纸。

“嗯，”丹东说。

“不会有异议，是吗？”卡米尔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步。“不会有任何异议。国民大会成员站起来然后坐下听见公共画廊里鼓掌。我心想，委员会已经挤满了画廊。”

林德叹了一口气。“你说得对。什么都不是靠运气。”他的目光跟随着卡米尔。“埃贝尔死亡，你将为之感到高兴吗？我觉得你会。”

“这是预料中果真发生的事？”丹东问。

“一天，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造反。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也是这么要求的。五年之后，没有政府敢于面对造反。”

“不过那个时候，”卡米尔说，“罗伯斯庇尔根本不是政府。”

“确实如此。要么在造反之前他会嗅出苗头，要么是通过武装力量粉碎造反行动。”

“你真是个实干家，”丹东说。他大笑起来。

“你才是，曾经，”林德说。

丹东把一只胳膊猛地挥出。“我就是反对。”

“罗伯斯庇尔威胁过考洛特。如果考洛特对埃贝尔的策略表现出丝毫倾斜，他现在就在牢里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圣-约斯特每周有一天在罗伯斯庇尔身边。你非得理解罗伯斯庇尔，尊重他——圣-约斯特从来没有走偏踏错。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观点有所分歧，但是，现在我们不关心理论。圣-约斯特的态度是，如果埃贝尔走，丹东也必须走。他提到了抵消派系的力量。”

“他们不敢。林德，我不属于哪个派系，我身处革命的核心地位。”

“瞧，丹东，圣-约斯特相信，你是个叛国者。他正在积极寻找你跟敌人有所瓜葛的证据。我非要对你说上多少次？虽然这好像滑稽可笑，但是，这确实就是他的看法。这是他对委员会说过的话。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都挺他。”

“不过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很快说道，“他才是那个重要人物。”

“我觉得，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一定已经吵过架，丹东。我担心，他有了正要努力下定决心的人的架势。我不知道，这将会需要以什么东西作为代价——某个小东西吧。他没有当面顶撞你，但是，他不像他过去那样为你辩护了。在今天的大会上，他非常安静。其他人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病还没有好，但不仅仅如此。他把大会上人家说的话全部记下了。他一直在观察。如果埃贝尔倒下，你一定会倒下。”

“走？”

“你必须滚出去。”

“林德朋友，这就是你给我出的最好主意？”

“我想要你保全性命。罗伯斯庇尔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是个梦想家——我问你，先知先觉者们作为政府首脑有什么记录？他死了，如果你不维护共和国，谁会维护？”

“梦想家？先知先觉者？你倒是非常能说，”丹东说。“不过，假如我觉得那个脸色惨白的太监对我图谋什么不轨，我将扭断他的颈子。”

林德重新坐到椅子上。“好了，我不知道。卡米尔，你能使他明白就好。”

“哦……我的立场处境有些……暧昧。”

“对你来说，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词语，”丹东插话道。

“今天，在委员会上，圣-约斯特公开反对你，卡米尔。考洛特也是，还有巴雷。罗伯斯庇尔任由他们把话说完，之后，他说，你被一些性格更强硬的人引入歧途。巴雷说，他们听到这句话感到恶心，还说，这儿有些来自警察委员会的证据，从瓦蒂尔那里得到的。罗伯斯庇尔拿过文件，把它们放在他桌上自己的文件下面，坐着，用臂肘压住那些文件。然后，他变换了话题。”

“他经常那样做吗？”

“出乎意料地经常。”

“我将向人民呼吁，”丹东说。“他们一定要有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埃贝尔也在向人民呼吁，”林德说。“委员会称之为策划好的造反。”

“他在革命中没有我的地位高。根本没有。”

“我觉得人民再也不会关心这方面了，”林德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在乎你、埃贝尔、罗伯斯庇尔谁沉谁浮。他们累了倦了。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审判，把它们当作消遣散心的东西。审判要比剧院更有意思。毕竟血是鲜活的。”

“大家也许觉得你绝望了，”卡米尔说。

“哦，我跟绝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关注食品供给，按照委员会的指示去做。”

“你对委员会怀有赤胆忠心啊。”

“是啊。所以，我不会再来了。”

“林德，假如我首先解脱了，我会记住你忠于职守的。”

罗伯特·林德点了点头——事实上，还幽默地、不尴不尬地来了一个某种类型的鞠躬。他属于另一代人；革命并没有铸就他。他坚持不懈，他头脑清醒，把过一天算一天当作自己的事业；从周一苟活到周二，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

区里头传来了一些充满暴力的话语：市政大厅有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风月23号，圣-约斯特对国民大会宣读了一份报告，声称，在某些有名的派系分子当中，一场受到外国煽动的阴谋计划将要摧毁有代表性的政府，让巴黎城挨饿。风月24号，清早，埃贝尔和他的同僚们被警察从他们家里给带走。

罗伯斯庇尔： 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弄不明白我的朋友觉得为了什么目的才召开这场会议的。

丹东： 审判进行得怎么样？

罗伯斯庇尔：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明天结束。哦，也许，你不是指埃贝尔的审判吧？法布尔，还有埃罗，几天后要在法庭上露面。准确日子我记不清楚了，不过福奎尔会知道的。

丹东： 你可能不会在试图吓唬我吧？针对这个问题，毫不留情地在这一方面反复地说来说去。

罗伯斯庇尔： 好像你认为我有什么要反对你似的。我请求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你与法布尔不要交往。倒霉的事，有些人说如果法布尔受审，你也该受审。

丹东： 你说什么？

罗伯斯庇尔： 你在比利时的活动也许不是无可非议，不过我主要责怪拉克洛瓦克斯。

丹东： 卡米尔——

罗伯斯庇尔： 再也别跟我说起卡米尔。

丹东： 为什么不？

罗伯斯庇尔：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用辱骂性的言辞谈到他。鄙视他。

丹东： 这正适合你。问题的关键是，在十二月份，你就愿意承认恐怖应该缓和，无辜的人民——

罗伯斯庇尔： 我讨厌那些煽情的短语。用“无辜”这个词，你指的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我所认同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些”。那可不是标准。标准就是法庭找到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丹东： 我的上帝啊！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话。他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罗伯斯庇尔： 我希望你不会弄出眼泪来吧。这是法布尔和演员们具备的那种才能，对你来说并不合适。

丹东： 我最后一次求你。只有你我才是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好吧——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可不，你真的不要怀疑我，正如我不要怀疑你一样。我们身边有些人想要看到我们两人互相毁灭。让我们使他们的日子更加难熬。让我们成就我们共同的事业。

罗伯斯庇尔： 我再喜欢这样的话不过了。我为那些派系感到悲哀。我也为暴力感到难过。但是，我宁愿通过暴力摧毁派系，而不愿看到革命落到错误的人手中遭到颠覆。

丹东： 你指的是我的手吗？

罗伯斯庇尔： 你明白，关于无辜的人民，你说了这么多。他们在哪里呢，那些无辜的人民？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

丹东： 你朝无辜在看着，可是你看到的却是罪过。

罗伯斯庇尔： 我觉得，假如我有你的道德、你的原则，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我将根本看不出有惩罚人的必要。这个世界将不再存在罪犯。将不再存在犯罪。

丹东： 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你，受不了在你的城市片刻半秒。我要把我妻子和我孩子带到塞弗尔去。假如你需要我，你知道，该在哪里找到我。

塞弗尔，3月22号：芽月2号。“噢你回来啦，”安琪莉可说。“你可以享受这儿的好天气了。”她亲了亲她的孙儿们，然后用眼睛把路易丝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找了个机会用胳膊搂着她的腰，挤了挤她。路易丝义务性地吻了吻她的面颊。“你们为什么没有全家过来？”安琪莉可问。“我的意思是，卡米尔还有他们一家？老人也可以过来，这儿有的是地方。”

路易丝在心里记住要告诉别人，作为一位老人，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的形容面貌。“我们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她说。

“哦，是吗？”安琪莉可耸了耸肩；这个愿望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朋友杜普莱希斯从生死考验中恢复过来了吗？”夏庞蒂尔先生问。

“他没问题，”丹东说。“最近他好像老了。可是，如果你把卡米尔当成女婿，难道不好吗？”

“乔治，你自己头上的白头发也长得不少啊。”

“这些年过得多快啊！”安琪莉可说。“我还记得克劳德是个潇洒英俊的男人样子。傻乎乎的，但是潇洒英俊。”她慨叹道。“我真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啊——女儿，难道你不希望吗？”

“是啊，”路易丝说。

“那样她就是六岁了，”丹东说。“不过上帝啊，我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会有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你未必会有后见之明，”他妻子说。

“我记得有天下午，”夏庞蒂尔说，“那是1786年，还是1787年的？杜普莱希斯走进咖啡馆，我邀请他吃晚饭。他说，我们在财政部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一旦眼下的危机过去了，我们会安排个日子出来吃饭的。”

“噢？”路易丝说。

夏庞蒂尔摇摇头，笑了。“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排出个日子出来吃晚饭哪。”

两天之后，天气变坏了。天变得灰蒙蒙的，潮湿而又寒冷。有穿堂风的时候，火就冒烟。从巴黎来的访客源源不断。匆匆忙忙地做完了介绍：这是代表某某某，那是公社的公民某某某。他们跟丹东一起把自己关起来；交谈短暂，但是家里人听到因为惊愕而抬高的声音。访客们总是说，他们得要回巴黎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在这里过夜。他们身上有那种痛苦不堪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有那种短暂的、欣喜若狂的样子，这种样子，安琪莉可辨别得出来，是危机来临的先兆。

她走过去问问必要的问题。她女婿一言不发，坐了一段时间，他那宽阔的肩头现在已经松驰下来了，他那张有疤痕的脸让人害怕。

“他们想要我做的事，”他终于说，“就是回去，发挥我的影响力。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个计划，要动员国民大会支持我，而且，韦斯特曼已经给我捎了信。你记得我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吧？”

“一场军事政变。”她那发黑的、正在垂老的脸松弛下来。“乔治，谁遭殃受罪？这一回谁遭殃受罪呢？”

“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整个问题的要点。如果我做不到用不着流血就能弥补挽救这个局面，我就得把它交给别人去做。那就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全部感觉。我不希望在我的门口再有任何厮杀。我不想我的良心为了他们而负疚。我对什么都不是吃得准，觉得可以哪怕一回拿性命去冒险。这一点就那么难以理解吗？”安琪莉可摇摇头。“我巴黎的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异想天开的顾虑谨慎，是我本人的某种胡思乱想，或者是某种懒惰懈怠，是一种意志力的瘫痪。可是，事实是，我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我已经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乔治，上帝会原谅你的，”她低声说。“知道你没有信仰，但是我每天都在为你和卡米尔祈祷啊。”

“你为什么祈祷呢？”他抬头看着她。“为我们政治上的成功？”

“不，我——我请求上帝仁慈地审判你。”

“我懂了。好了，我还没有为审判做好准备。当你在恳求全能的上帝时，你可以把罗伯斯庇尔也包括进去。虽然我肯定他们私下的谈话比我们了解到的还要更加频繁。”

下午三四点钟，又一辆马车先是隆隆地，然后“吱嘎吱嘎”地开进了满是泥泞的大院里面，雨在下个不停。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孩子们扯着嗓门儿在高声惊叫。安琪莉可受到了惊扰；他女婿坐着，在与他脚旁边浑身湿乎乎的狗在说话。

路易丝用手不停地搓着窗户格子，好朝外看。“哦，不，”她吸了口气。她把做得毫无瑕疵的裙子不屑一顾地揪了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一道道雨水从屠户雷让德勒的旅行衣服上浇下来，然后蜿蜒地滑落：流成了海洋、喷泉和运河。“你愿意看这个天气？”他问道。“再走六步，我就要被淹死了。”不要那样吊起我的希望，他身后那个湿漉漉的形状说。雷让德勒声音嘶哑，脸色粉红，浑身雨水四溅，他转过身，为了表扬他同行的旅伴：“你看上去像只老鼠啊，”他说。

安琪莉可走过来，用手抱住卡米尔的脸，然后用自己的面颊顶住他那淋得精湿的黑卷发。她在他耳边嘀咕了什么毫无意义的话或者是意大利语，一边把湿羊毛的香味儿吸进体内。“我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才好，”他带着一种惊恐，低声地回答道。她滑动手臂，搂着他的肩头；她猛然看到，阳光，活灵活现、歪歪斜斜地悄悄从小小的大理石桌子溜过，她听到了杯子叮叮当当的声响，闻到了新鲜咖啡的香味儿，还有河流，还有敷过粉的头发中淡淡的香水味儿。他们彼此紧紧地拥抱着，轻轻地摇晃着，他们站着，彼此的目光锁定在对方的脸上，像是因为恐惧而被刺伤了，惊呆了。此时此刻，天空浅灰色的云块儿在奔跑，带着雾霭的、令人伤心的瓢泼大雨像块罩子一样把他们裹住了。

雷让德勒自己沉重地坐着。“我要你相信，”他说，“卡米尔和我一道儿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才跑到乡下来消遣的。所以我过来要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从来都是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卡米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给人留下印象的观点。”

“这是你非得要直面面对的事业——不是把它包起来，装得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以前的罗马皇帝身上。”

“那么行动吧，”丹东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路途是什么样子。”

丹东站在火前面，双手紧握在他身后。他咧嘴笑了笑。

卡米尔拿出一张名单，递给了他。“芽月4号的这帮人，”他说，“总共十三次行刑。科德利埃派俱乐部的领导，埃罗的朋友普洛里，两三个银行家，当然还有巴雷·杜彻斯尼。他本应该被他的炉子抢在他前头的；他们可以把炉子变成一种狂欢的游行队伍。他死的时候没有穿他的宽大衣服。他一直在尖叫。”

“我敢说你会尖叫的，”雷让德勒说。

“我非常笃定我会的，”卡米尔冷淡地说。“不过我的头不会被人家砍掉。”

“他们一起吃了晚餐，”雷让德勒大有深意地说。

“你跟罗伯斯庇尔一起吃了晚餐？”卡米尔点点头。“很好啊，”丹东说。“我本人嘛，我不觉得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吃得下去。我觉得我会呕掉了。”

“哦，顺便问问，”卡米尔说，“你知道查伯想要毒死自己吗？至少，我们这样认为。”

“在他地窖里他有一瓶从查拉斯和杜查特勒那里弄来的药，这是两个化学家，”雷让德勒说。“上面写着：‘只供外用’，因此他把他喝了。”

“不过查伯会喝任何东西的，”卡米尔说。

“那么他活下来了吗？把活儿搞砸了？”

“瞧，”雷让德勒说，“你付不起站在这里大笑讽刺挖苦这个代价。你付不起时间。圣-约斯特一直在日日夜夜地盯着罗伯斯庇尔唠叨。”

“他建议用什么罪名对我进行指控？”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从支持奥尔良公爵到试图拯救布利索和王后。”

“这都是平常的罪名，”丹东说。“你建议？”

“上个星期我会说，站好战斗。可是现在我说，挽救你自己的面子。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出去。”

“卡米尔？”

卡米尔不开心地抬起头来。“我们见面时气氛很好。他非常和蔼可亲。事实上，他喝得有点过多了。当他——他才做那件事，当他——试图要把内心的声音喊出来的时候，他才做那件事，假如那样听起来不算太充满幻想的话。我问过他，为什么你不谈丹东的事呢？他摸摸他的额头，说，因为他还处于审判之中。”他把头转开。“你也许要考虑到国外去了。”

“国外？哦，不。1791年我去了英国，而你就站在枫特蕾花园里数落我。”他摇了摇头。“这是我的国家。我就待在这儿。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国家扛在他的鞋底上。”

风在号啕，在烟囱里头噼里啪啦地作响；整个乡下，狗狂吠起来，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毕竟你以前说过关于后代的事，”卡米尔喃喃道，“你现在好像正在说起这件事。”大雨泄了劲儿，变成灰蒙蒙的、四处渗透的毛毛细雨了，把房子和田野浸得湿湿的。

巴黎，摇摇晃晃的灯笼在街上点亮了；灯光照穿了河水，朦朦胧胧的，往四处播散开去。圣-约斯特坐在热量不足的炉火边，身处惨淡的光亮之中。毕竟他是个斯巴达人，斯巴达人不需要家中的温馨舒适。他开始写他的汇报、他的指控清单了。假如罗伯斯庇尔现在看到了这份清单，他会把它撕碎的，不过，几天之后，这份名单将会成为他恰恰需要的东西。

有时，他停下来，转身瞥去半眼。他感觉有人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可是，当他强迫自己看上一眼的时候，什么又都见不着了。他感觉到，这是我的命运，正在房间的阴影里成形啊。这是我以前就有的守护天使，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是卡米尔·德穆兰在偷看，在嘲笑我的语法。他顿了会儿。他觉得根本没有活着的鬼魂。他克制住自己。埋头干起自己的活儿来。

他的钢笔在哗哗地写着。他那奇怪的字母形状力透纸背。他的笔迹很细很小。他在这一页纸上写下了很多个单词。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七月，相当于公历3月21日或22日至4月19日或20日。

[2]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五月，相当于公历1月20日、21日或22日至2月18日、19日或20日。

第13章

有条件赦免（1794）

商廊：旧历3月31号，芽月10号：“马拉？”黑包裹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动弹。“原谅我。”丹东把手放到头上。“说起来，这真是件蠢事。”

他走到椅子边上，无法把目光从女公民艾伯汀这个人渣的身上移开。她身上的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一层又一层，有不少罩衫和披肩，它们既不是现存的，也不可能属于将要存在的时尚或款式。她讲话带外国口音，可这种口音又不属于在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任一国家的口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你是没错。”她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然后把它摆放到罩衫里面的什么地方，那里也许是她心脏跳动的地方吧。“我把我弟弟带到这儿来了，”她说。“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分离。”

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法开口讲话。“我怎样才能感激你呢？”他终于开了口。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得到感激。”干枯的声音：骨头蹭着骨头发出来的。她顿了会儿，好像在听什么。“出手吧，”她说。

“至于——”

“他现在就在国民大会会场。罗伯斯庇尔。”

“我被魔鬼缠够了。”他站了起来，急匆匆地走过房间。一听到他自己的话，就有一种像迷信一样的恐惧触动了他。“我不能让他死在我手里。”

“这是攸关你死他活的问题。丹东，你一定要到国民大会去。你一定要看到爱国者在走路在谈话。你一定要判断他的情绪，你一定要为战斗做好准备。”

“很好，我会去的。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的话。不过，女公民，我认为你错了。我认为，罗伯斯庇尔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不敢做出什么动作反对我的行动。”

“你不信他们胆敢行动。”嘲讽。她朝他靠近，把她那张发黄、长着宽嘴唇的脸向上翘了起来。“你了解我吗？”她问。“公民，告诉我，我们过去错过吗？”

奥诺雷大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罗伯斯庇尔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把我的意向告诉过你了。针对埃罗和法布尔的文件落在检察官手里这种情况，你可以起草文件，逮捕代表菲利普克斯和代表拉克洛瓦克斯。但是不可以逮捕别的什么人。”

圣-约斯特的声音撼动了这个小小的客厅。他把拳头重击在桌上。“如果你让丹东逍遥法外，明天就要把你本人关起来。这个星期还没过完的时候，你的头就要被砍掉。”

“没有必要这样嘛。你自己要冷静。我了解丹东。他向来是个行事谨慎的人，是个审时度势的人。除非有人逼迫他，他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一定意识到了你在搜罗证据，向他发起进攻。毫无疑问，他正在做好准备回击你的进攻。”

“是啊。通过武装力量回击，那是他的主意。瞧，把菲利普·勒巴叫进来。把警察委员会叫进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每个爱国成员都叫进来，他们会把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告诉你的。”他那毫无瑕疵的白皙的肌肤上突然现出了猩红色：他那黑幽幽的眼睛突然发亮了。他在自得其乐啊，罗伯斯庇尔在心里厌恶地想。“丹东是共和国叛徒，是刽子手，他一生一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妥协。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他是不会让我们大家活下来跟他对抗的。”

“你说话自相矛盾嘛。起初你说，他根本不是个共和派，他已经把来自拉法叶特那边的每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调和成布利索派了。之后，你又说，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你是在吵架斗嘴。丹东该当在共和国逍遥法外，你怎么看？”

罗伯斯庇尔把头低下，他在寻思。他知道共和国的性质，就是圣-约斯特提到的这个共和国。它不是在地理上被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界定的共和国，而是精神之共和国；它不是肉体和石头建成的共和国，而是德性之堡垒，正义之领地。“我没把握，”他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本人的脸在墙上用赞许的表情朝他回望。他侧了身。“菲利普？”

菲利普·勒巴站在小客厅与杜普莱夫妇大客厅之间的门道里。“有件事情可以帮你下定决心，”他说。

“瓦蒂尔那边来的，”罗伯斯庇尔带着怀疑地说。“还是警察委员会那边来的。”

“不，巴蓓特那边来的。”

“巴蓓特？她在这儿吗？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进来好吗？用不了很久的。”罗伯斯庇尔还在踌躇。“看在上帝的分上，”勒巴冲动地说，“你想要知道丹东是不是应该活在世上。圣-约斯特，你过来听听，好吗？”

“很好，”罗伯斯庇尔说。“不过，下不为例，我宁愿不要在我屋里为这些事争争吵吵。”

杜普莱一家所有人都出现在沙龙里。他朝他们周围看了看。房间里因为紧张充满了活力；他的皮肤在起鸡皮疙瘩。“这是什么回事？”他轻声地问。“我弄不明白。”

没人吭声。巴蓓特兀自一人站在大饭桌边上，仿佛她正面对某件受人托办的事一样。他弯身，亲了亲她的前额。“要是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会缩短这次愚蠢的争论的。好吗？”

还是没人吱声。看到没别的事情可做，他便拉过一张椅子，在桌边，在她旁边，坐下了。她把自己柔软的小手送给他。巴蓓特怀孕五到六个月了，身子圆圆的，看上去饱满而又漂亮。她比丹东小孩的新妈妈只大了几个月，所以，每次见到她，他都在心里涌起一阵恐惧感。

莫利斯坐在炉火边的一张高凳上，垂着头：好像他已经知道要使他感到丢掉体统的什么事了。不过，此时他清了清喉咙，之后，抬起头。“对我们来说，你一直就是我们的儿子啊，”他说。

“哦，这不来了，”罗伯斯庇尔说。他笑笑，捏了捏巴蓓特的手。“这是个开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恐怖剧的第三幕嘛。”

“这件事对这姑娘来说可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啊，”杜普莱说。

“没关系，”伊丽莎白说。她把头低下，脸红了；她那陶瓷般的蓝眼睛被睫毛遮盖得半隐半现。圣-约斯特靠着墙，眼睛半睁半闭着。

菲利普·勒巴在巴蓓特的椅子上摆好了姿势。他用手指紧紧地裹住椅背。罗伯斯庇尔抬头瞅了他一眼。“公民，什么回事？”

“你刚才还在为公民丹东的品格争吵，”巴蓓特轻声轻语地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不属于女人的专业范围。”

“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说嘛。在我看来，女人的洞察力和男人一样。”他朝圣-约斯特恶狠狠地瞟了一眼，要求他反驳。圣-约斯特懒洋洋地笑了。

“我本以为你想要知道我遇到什么事的。”

“什么时候？”

“由她照她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巴蓓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手指并在一起，放在雅致的桌布上，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模模糊糊地映在桌布上面。

“你记得去年秋天什么时候我去塞弗尔的吧？妈妈觉得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就去了，跟女公民帕尼斯待在一起。”

女公民帕尼斯：巴黎代表艾迪昂·帕尼斯令人敬重的妻子：代表是个厚道本分的山岳派的人，8月10号，也就是君主制度被推翻的那天，他严格履行职责，这是记录下来的。

“我记得，”罗伯斯庇尔说。“不是那个日期——日期是十月或十一月。”

“是啊——噢，那时候，公民丹东也在那儿，跟路易丝在一块儿。我心想，去拜访路易丝也好。她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心想，她也许感到寂寞，要有个人说说话，解解闷。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她非得忍耐什么事。”

“什么事？”

“噢，有些人说，她丈夫为了爱情才娶了她，还有些人说，他娶她，是因为在他与女公民德穆兰打得火热的同时，她还乐意照顾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家事。尽管大多数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女公民最喜欢迪龙将军。”

“巴蓓特，别打岔，”勒巴说。

“于是我就去拜访她，可她不在家。公民丹东倒是在家。他可能是——噢，非常令人开心，也很有魅力。我为他感到有点难过——他是那种好像需要有人跟他说话的人呀，所以，我就心想，也许路易丝不是个很聪明的人吧。他说，留下来，陪陪我。”

“她没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屋子里吗？”勒巴说。

“是啊，当然——我哪能知道。我们谈呀：谈这个，说那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那么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罗伯斯庇尔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

她抬头望着他。“别对我发火。”

“不，当然——我不发火。我听起来发火了吗？对不起。现在，情况是——在你们的交谈过程中，丹东说了些话，你感觉到你一定要汇报。你真是个好姑娘，你在做你认为属于你职责范围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怪你的。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能弄清，应该赋予他的话什么样的分量。”

“不，不，”杜普莱太太淡淡地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根本就不知情。”

听到有人插话，他把眼睛瞪了瞪。“喏，巴蓓特。”他又一次抓住她的手，或许，他没有做到那一步：他用自己的指尖在戳她的手背。

“说嘛，”她丈夫说：口气比他想要做到的还要粗。“巴蓓特，把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嘛。”

“哦，他搂住我。我可不想添什么麻烦——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长大成熟，毕竟——他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头，可是，我心想，当然，大家一向明白，他跟他最令人尊敬的伴侣——噢，我指的是他跟女公民德穆兰做出的那些事儿，我听人家说，他在大庭广众场合就扑在她身上，当然，那不要紧，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格的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了最大力量从他那里挣脱开。不过，你知道，他身强力壮，他用的那些词语——我不能重复——”

“我觉得你必须重复，”罗伯斯庇尔说。他的声音僵住了。

“哦，他说，他想要展示给我看看，和在女人身上经验更丰富的男人在一起，会有多好，好得大大超过了与某个思想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式的处男在一起——后来，他动真格的了——”她的手指头互相交叉着，摆到了面前。她的声音从手指后面传出来，快要听不清了。“当然，我挣扎了。他说，你姐姐艾蕾奥洛莉就不是这么讲道德了。他说，她知道，我们共和派人恰恰需要什么。我认为，那时候，我真的晕过去了。”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勒巴说。他挪动身子：把他的手移到了罗伯斯庇尔的椅背上，就这样，他一边站着，一边看着他的颈背。

“别那样站在我旁边，”罗伯斯庇尔厉声地说。不过，勒巴没有挪动。罗伯斯庇尔朝房间四周望望，他想要一个角落，想要一个角度，想要一个地方，把脸侧过去，保持镇定。但是杜普莱一家人的眼睛从房间的每个地方朝他凝视。“所以，当你恢复神志时？”他说。“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房间里。”她嘴唇颤抖。“我衣服乱糟糟的，我的裙子——”

“是啊，”罗伯斯庇尔说。“我们不需要细节。”

“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站起来，朝四周围看了看。我一个人都没见到，所以我——我就从前门跑出来了。”

“你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告诉我，丹东强奸你了？”

“我能挣扎多久就挣扎多久。”她开始哭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

“大概你到家了。帕尼斯的妻子说了什么？”

她仰起脸。一颗不折不扣的眼泪顺着面颊滚了下来。“她说，我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事儿。因为这样会引起最可怕的麻烦。”

“所以你就没说。”

“到现在。我本来觉得我一定要——”她又一次伤心得流泪了。出乎意料的是，圣-约斯特靠墙把身子挺直了，斜倾在她身体的上方，拍了拍她的肩头。

“巴蓓特，”罗伯斯庇尔说。“喏，把眼泪擦掉，听我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丹东的用人在哪里？少了她们，他没法生活，屋里当时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我大声叫喊。我惊呼——可是，就是没有人来。”

杜普莱太太开口了。肯定，她一直在出奇地忍耐，保持沉默这么久了，现在，她还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你晓得，马克西米连，出了这样的事，这种情况已经糟透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我确信他的时日不多了，”圣-约斯特说。

这时候，他什么都还没弄明白。“所以，后来，巴蓓特，那天，你不知道——”

“是的。”她又把脸垂下。“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我已经怀孕，我吃不准。当然，我希望我已经怀上。我希望，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

她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他们都已听懂了她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刻，这层意思由她大声说出来，这倒令他们感到震惊，惊得直喘气。

只有他，罗伯斯庇尔，在克制自己。在这个时刻抵制诱惑要紧：抵制像乞丐要朝被点亮的情绪窗户里看的诱惑一样。“听着，巴蓓特，”他说。“这非常重要。有人向你建议过，你该把这件事在今天告诉我吗？”

“没有。人家怎么会建议？直到今天，这事儿还没人知道。”

“伊丽莎白，你明白，如果这是法庭，我要问你很多问题。”

“可这儿不是法庭，”杜普莱说。“这儿是你家。三年前，在大街上，我救了你的性命，打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照顾你，好像你是我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姐姐，你弟弟奥古斯汀——你们以前都是孤儿，你们除了兄弟姐妹再也没有旁人，为了做你的亲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是的。”他被打败了，他坐在桌头的边上，面对着伊丽莎白。杜普莱太太挪了挪身子，轻轻地碰了碰他，去拥抱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开始啜泣，啜泣声像钢一样刺穿了他。

圣-约斯特清了清喉咙。“对不起，我要带你走了，不过，警察委员会在一个小时后要跟我们委员会碰头。关于丹东，我草拟了一份初步报告——不过还需要补充。”

“杜普莱，”罗伯斯庇尔说，“你明白，这件事不能拿到法庭上。真的，在有了别的指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恐怕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在丹东的审判会上，你不能作为陪审员坐在法庭上。我会要求福奎尔把你免去。那样做不公正。”他摇了摇头。“不，那样做不平等。”

“趁我们还没出发之前，”圣-约斯特问道，“你要上楼去拿你的那些笔记本吗？”

杜伊勒利宫，晚上八点钟：“公民，我跟你说话，直来直去，”大审判官说。罗伯斯庇尔把注意力从瓦蒂尔那长长的黄脸上移到了他的手上，然后再移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手指上，手指正专心于重新分类后摆在椭圆形、盖着绿布的桌上的文件。“我代表你本人的同事，也代表我在警察委员会的同事，跟你说话直来直去。”

“那么请开始吧。”他嘴巴紧闭。他胸口发疼。他嘴里有血。他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你要与我保持看法一致，”瓦蒂尔说，“丹东是个强大有力而且足智多谋的人。”

“是的。”

“还是个叛国者。”

“为什么你要问我呢？革命法庭将会决定他是什么人。”

“不过，审判就其本身而言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

“因此，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小心。”

“是的。”

“要小心应对每一种可能会对审判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瓦蒂尔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慢慢地，像原始动物一样，大审判官的手指向上弯曲。形成了一个拳头。击打在桌上。“那么，你怎么指望我们听任这个贵族记者逍遥法外呢？自从1789年以来，假如丹东的历程一直是叛国，你将如何原谅他的亲密同僚呢？在革命之前，他的朋友是叛徒布利索，还有叛徒德·伊格朗汀。不，别打断我说话。他跟米拉波一点也不熟悉——可是，忽然他跟他一起搬到了凡尔赛宫。有好几个月——那几个月，米拉波在策划他的叛国阴谋——他和他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之后，忽然，他每天晚上都在奥尔良的晚餐桌上抛头露面。在他就任司法部长那段具有叛国性质的任职期间，他是丹东的秘书。他是个富人，或者说，他活得像个富人——而且，他的私生活经不起讨论。”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7月12号，他领导人民。他掀起了造反运动，然后巴士底狱沦陷。”

“你怎么能原谅这个人？”瓦蒂尔冲着他怒吼道。“一群受到误导的人也许对他还有某种——某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放任他自由自在，而他的朋友丹东却在受审吗？仅仅因为五年之前有一次他被贿赂过，要对一群暴民说话吗？”

“不，那不是原因，”圣-约斯特心平气和地说。“原因是他本人对他有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好像把他本人的感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

“卡米尔已经使你成为傻瓜好久了。”比劳德说。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圣-约斯特，你在诽谤我，中伤我。我没有把任何事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

“索性让我这么说吧。”瓦蒂尔黄黄的手指头又一次松开了。“没有人可以抵抗人民的意志，就连令人敬佩的爱国者你本人也不行。我们大家都在反对你。你独来独往。你必须向大多数人低头，否则，今晚，就在这个房间，你的事业立马就会完蛋。”

“公民瓦蒂尔，”圣-约斯特说。“签署逮捕令，然后绕着桌子把签字传一传。”

瓦蒂尔伸手去拿钢笔。不过，比劳德的手像蛇一样从洞里游出来；他伸手抢过文件，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要当第一，”他朋友考洛特解释道。

“丹东是这么专制的皇帝吗？”罗伯特·林德问道。

瓦蒂尔拿回文件，自己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顺着桌子把它推开。“鲁尔？”

警察委员会的鲁尔摇了摇头。

“他是有头脑的人，”考洛特暗示道。“应该把他从政府赶出去。”

“也许他只是聋了，”比劳德的手指头戳着纸头。“老家伙，签字吧。”

“如你所说，因为我老了，你无法用威胁来结束我的职业，把我吓倒。我不相信丹东是叛徒。因此，我不会签字。”

“那么，你的职业结束得要比你想的还要快。”

“我不在乎。”鲁尔说。

“那么把纸传给我，”勒巴凶巴巴地说。“别浪费共和国的时间。”

考洛特拿到纸头。对它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签字是为了委员会的团结。没有别的原因。”他把字签好，把那张纸头放在勒巴面前。“先生，过几个星期，在外面过上三个月，你会希望你让丹东因为你把整个城市集合起来。如果你继续跟他对抗，你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我想，你对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告诉你，先生，要招聘新的亡灵法师。”

“快了，”考洛特说。他从一名警察委员会成员手中一把抢过纸，在上面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你，圣-约斯特——快，快。”

罗伯特·林德拿着逮捕令。他看都没看就把它递给了邻座。圣-约斯特的眼睛眯了眯。“不，”林德很快说道。

“为什么不？”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的理由。”

“那么我们肯定要对它们作最坏的理解了，”瓦蒂尔说。

“你感到如此肯定，我真遗憾。你已经让我负责供给了。我在这里是为了给爱国者提供食品，而不是为了谋杀他们。”

“没有必要全部同意，”圣-约斯特说。“如果得到全部同意，那再理想不过了，不过，让我们继续。我觉得，除去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还差两个人的签名。公民拉考斯特，你，下一个，然后，行行好吧，把纸头放到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把墨水朝他那边挪得再近些。”

公安委员会和安全总委员会谨此下令，丹东，（欧雷和洛瓦部）拉克洛瓦克斯，卡米尔·德穆兰和菲利普克斯，以及国民大会的所有成员将遭逮捕，并被羁押至卢森堡，在那里他们将被秘密关押在隔离的囚禁之地。委员会强烈命令，巴黎市长一俟收到本逮捕令，必须立刻履行职责。

商廊，晚上九点：“介绍一下，”丹东说。“就一会儿功夫。”

“丹东——”

“介绍一下。我亲爱的，这是法布里休斯，我的一位老友，属于革命审判法庭的法庭文员。”

“见到你真高兴，”巴雷急匆匆地说。“你丈夫以前给了我这份工作。”

“怪不得你在这里。你懂了吧，路易丝，我常常激发别人的忠诚。现在呢？”

巴雷感到焦躁不安。“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委员会去。我把第二天的各种命令搜集好。”他转身面对路易丝。“法庭发出逮捕令；我把它们带给福奎尔了。”她点了点头。“我到的时候，门已经锁好。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我心想，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兴许对爱国者有用哩。你知道，我熟悉大楼的情况。我就从后面的一条路进去了，我发现——原谅我——一只锁眼——”

“我原谅你，”丹东说。“你把眼睛对着锁眼，然后耳朵，结果你看到了听到了圣-约斯特在斥责我。”

“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符合逻辑。”

“丹东，他们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听他说句句谎言。”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逮捕令吗？”

“我没看到有。他正在说起在国民大会前要当着你的面斥责你的事。”

“那样再好不过，”丹东说。“他想要用他的口才跟我较量，是吗？他的经验呢？他在革命期间的名声呢？”他转身对着他妻子。“好极了。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个畜生蠢货已经选择要在我的领地上跟我过招。巴雷，这再好不过了。”

巴雷看上去不大相信的样子。“你要把事情逼到这个地步吗？”

“我要把那个自鸣得意的小畜生钉死在十字架上，把钉子钉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会获得最大的快乐。”

“你要熬夜写发言稿了，我觉得，”路易丝说。

丹东笑了。“我老婆还不了解我的方法。不过你可知道，巴雷？我不需要发言稿，我的至爱。我让我的讲话全部从我的脑子里出来。”

“好了，至少要把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事先记录下来交给报纸。充满‘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等等。”

“你在学呀，”他说。“巴雷，圣-约斯特提到卡米尔了吗？”

“我没等下去，我一听到要领之后，就到这里来了。我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今天下午我去了国民大会。没有在那里留下。他跟罗伯斯庇尔谈得正投入。”

“这我听到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迟疑了一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该怎么问人家呢？

“明天在国民大会上，我要把他抬出来，跟圣-约斯特对峙。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我们的人构成了这幅嘴唇干渴的正派画面，看上去好像他刚刚吃过一块牛排；卡米尔拿我们的人开上个把玩笑，然后谈到1789年。这是一种一钱不值的伎俩，但是公共画廊会传来欢呼声。这会使圣-约斯特大发脾气——不容易，自从他养成了他希腊式雕塑的举止以来——不过，我保证卡米尔能做到这样。只要我们的人开始怒吼，卡米尔将会弯腰，显出无助的样子。这样将会使罗伯斯庇尔站起来，我们所有人将会制造出这些巨大的情感场面中的一场。我向来在这些场面上得胜。我现在就要过去——不，我不会。我们今天上午要把这事计划一下。我应该不要惊动卡米尔。家里传来了噩耗。家里有人去世了。”

“不是他的宝贝父亲吧？”

“他母亲。”

“对不起，”巴雷说。“死得真不是时候。他也许不会如此有兴趣玩游戏了。丹东——我觉得，难道你就不能考虑比这危险更小一些的行动吗？”

马拉大街：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本来可以回家的，”卡米尔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病了？他当时就在这里。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也许他想不要使你心情不好吧。也许他们觉得她身体会好起来的。”

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门口：一个六十岁左右、器宇不凡的人，瘦瘦的，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一头铁灰色头发，引人注目。她费了老大一会儿才弄清楚他是谁。

“我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心情，”卡米尔说。“他根本不懂照顾别人的心情这个概念。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懂心情这个概念。”

这是一次短暂的来访——一天或者两天吧。让-尼克拉斯过来是因为他已经看到“旧科德利埃”。他想要告诉他儿子，他是多么羡慕这个地方啊，他觉得终于他做了一件多么正确的事啊，也许他是多么地想念他，有时候想要他回家。

可是当他试着这么做的时候，一种令人极其惊骇的尴尬心情占据了他的心头，好像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因为社交无能而感到脸红一样。他的声音堵在他的喉咙里，因此，当他面对一向喜欢不说话的儿子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露西尔心想，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半个小时之一。法布尔也在那里，像往常一样，为他的命运唉声叹气；但是在这个艰难时刻，一看到老德穆兰，实际上他已经发现他眼里饱含泪水了。她看到，他把泪水轻轻地用手指揩掉；卡米尔也看到了。要是他们大哭一场其实更好，法布尔后来说；难道他们要哭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当让-尼克拉斯放弃要说话的努力时，他们父子拥抱了，以幅度最小的冰冷冰冷的方式。此人有毛病，法布尔后来说：我觉得他心理上有什么毛病了。

当然，这次来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连法布尔都不愿提起。就是你会逃过这一劫吗？这一方面。他们今晚也不能提及此事。卡米尔说，“当你想到乔治-雅克和他妈妈的时候，这就奇怪了。她也许是个无趣乏味的老巫女，可他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相处呀，他们总是有联系呀。就像你跟你妈妈一样。”

“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露西尔揶揄地说。

“是啊，不过，想到我和我妈妈竟然还有关系，真是难以置信啊，也许让-尼克拉斯在草丛下发现了我。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努力使他开心高兴这方面，可我从来就没成功过，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来了，爸爸，我十岁的时候，我姐姐她们还在读托儿所儿歌的时候，我就能读阿里斯托芬[1]了。是啊，可是上帝为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有言语障碍的儿子呢？瞧，爸爸，我已经通过所有尽人皆知的考试——你感到开心过吗？是啊，可你什么时候才能赚钱呢？瞧，爸爸，你了解你一直谈了二十年的那场革命吗？那场我刚刚发起的革命。哦，是啊，非常不错——不过，不完全是我们为了你所考虑的那场革命。邻居要说什么呢？”卡米尔摇了摇头。“当我想到耗费在给那个人写信上的人生年华，假如你把它加起来的话。相反，这些年华我本可用来学习阿拉姆语[2]。或者本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或者本可以把我的脑筋和马拉的脑筋合在一起，就他的轮盘赌博系统进行思考。”

“他有个系统，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才如此广泛地遭人诟病，结果连赌场都不会让他进去。”

他们一声不吭，坐了一两分钟。卡米尔的母亲这个话题已经谈尽谈透了。他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他，正是缺乏了解才使得她过世的消息如此令人伤心：是那种已经根据第二次机会算好，可是却又把机会给错过的感觉。“赌徒们，”她说。“我不停地想到埃罗。现在他在牢里半个月了。可他当时知道他们要抓他。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太自负了。”

“还有法布尔。还有拉克洛瓦克斯将遭逮捕，这是真的吗？”

“他们说是这样。还有菲利普克斯。你不能藐视委员会，你还要活着。”

“可是卡米尔，你已经藐视过他们。最近五个月，你除了攻击委员会外，什么事都没干。”

“是啊，不过，我有马克西。他们不会动我。他们想动我，但是没有他，他们不会。”

她跪在炉火前面。哆嗦着。“明天我派人到农场去多取些木头。”

商廊：“巴雷代表到了。”因为此人站在门口，路易丝顿时就感到害怕了。

现在是一点差一刻，芽月12号。丹东穿着睡衣。“公民，原谅我。用人还在床上，我们自己也刚准备上床。到火这边来，外头冷。”

他跪在余火前面。“由它去吧，”巴雷说。“他们过来抓你了。”

“什么？”他转过身来。“你搞错了吧。法布里休斯·巴雷在你之前到这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不过，在两个委员会会议上都没有他在场。林德在场。他派我来的。逮捕令已经发出。他们打算在国民大会前不给你听证机会。在那里你将再也不会出现。你将直接到监牢里去，从那里再到审判法庭。”

有一刻，丹东被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惊吓使他的脸变成了一张白纸。“不过，巴雷听到圣-约斯特说，他想在国民大会前面要跟我决一死战、分个胜负的。”

“他是这么说的。你怎么看？他们劝他别这么做。他们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他们没有准备让他冒这个风险。他们不是新手，他们知道，你可以在公共画廊掀起一场骚乱暴动。林德说，他感到怒气冲天。他怒气冲冲地出了会议厅，然后他——”巴雷转眼朝别处望去。

“噢，他什么？”

巴雷把手放在他嘴前面。“把他的帽子扔进火里了。”

“什么？”丹东说。代表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迎。他们开始发笑，面带一种默默无语的、克制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他的帽子。帽子快乐地闪烁着火光，林德说。他的笔记本来要随帽子一起扔进火里的，可是，就在他准备把它们扔到火里时，一个蒙面的所谓的爱国者从他手里把它们抢走了。哦，他不在乎被人家夺走他的辉煌时刻，我告诉你。根本不在乎。”

“他的帽子！哦，这说明卡米尔曾经去过那里！”丹东说。

“是的，”代表附和道。“要是卡米尔在场，他将是对此最为感激的人。”

之后，丹东想到了自己。根本不是开玩笑，他心想，绝对不是。“可你在说他们已经签署好一份逮捕令了？罗伯斯庇尔也签字了？”

“是的。林德说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至少可以从你的公寓出去，因为他们也许随时都会到这里来。我现在得走了，我得绕过角落走，去告诉卡米尔。”

丹东摇摇头。“随它去吧。让他们睡吧，让他们早上再搞清楚。因为这对卡米尔来说将是一件残酷的事。他将非要面对罗伯斯庇尔，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巴雷盯着他看。“我的上帝啊，你没有意识到，是吗？他不会跟罗伯斯庇尔说的。他要跟你一起被关起来。”

路易丝看到他的身体软瘫下去。他在椅子上，人折叠成了两半，坐着，一只手放在眼前。

两点钟。“我过来，”林德说，“希望发现你再也不在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啊，你还在痴心妄想干什么？你就是一根筋，要帮他们把你们搞垮搞完吗？”

“这我可没法相信哪，”丹东说。他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炉火。他要让人把卡米尔抓起来，就是在今天下午，我还看到他们谈得很投入，他样子友好，一直在微笑，哦，十足的伪君子啊！

路易丝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她隔着他们坐着，用手捂住脸。她看到了他的脸，看见意志和力量从他身上耗光了。泪水在她指间往外渗。不过在她脑子里，一个固执倔强的微小信号敲出了它的旋律：你要自由了，你要自由了。

“我认为他们会让我到国民大会前面。林德，就没有人提醒他们，国民大会非要同意才能逮捕我们，国民大会非要解除不给我们听证的规定才行吗？”

“当然有。罗伯斯庇尔提醒过他们。比劳德告诉他，当你被牢牢靠靠地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获得大会同意。他们都是些非常害怕的家伙，丹东。他们把门闩插上，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就仿佛他们预料到你会随时破门而入，向他们扑过去一样。”

“可是林德，他说了什么？关于卡米尔？”

“我为他感到难过，”林德突然说。“他们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他一个直接的选择。可是，这个可怜的魔鬼啊，他居然觉得他非得为共和国活着。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一过，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美好。”

“马拉在法庭面前受到指控，”丹东说。“吉伦特派把他逮捕，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是，在他们手中，事情给搞砸了。法庭把他无罪释放了。人民抬着他，胜利地经过了大街小巷。他回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强大了。”

“是的，”林德说。不过，他心想，在那些日子，法庭维护着自身的独立。所以，马拉才受到审判；可是，你认为，你得到的将是一场审判吗？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出口。他看着丹东在定神，看到他在鼓足信心。“他们不能掐死我，是吗？”他说。“他们可以逮捕我，但是，他们得要让我开口说话才行哪。好啊，我准备接他们的招数。”林德站了起来。丹东拍拍他的肩膀。“我们倒要看一看，在我弄死他们之前，那些同性恋的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怂样儿。”

马拉大街，凌晨三点：卡米尔开始谈话，声音稍微比嘀咕声高出了一点，不过流畅，毫不犹豫，仿佛他的部分思想已被释放。露西尔已经哭完了；她此刻坐着，望着他，经历了极端的情绪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麻木和处于催眠的状态，她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隔壁房间里，他们的孩子还在睡觉。外面大街上鸦雀无声。房间里除了这个低声的嘴唇在动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一支蜡烛的光亮，毫无光明。她心想，我们也许跟宇宙切断了，分开了。

“你明白，在1789年，我以为一些贵族会把我刺死。我会成为自由的殉道者，要是那样倒也很好，那样的话，在所有报纸上就会被报道了。后来我以为，在1792年，奥地利人回来了，开枪把我打死倒也不错，这样的话，事情很快就会了结，我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他把手放在喉咙上。“丹东说，他不在乎他们对他的看法，那些追随我们的人。我发现，我想要得到他们对我有好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我不会获得他们的好感了，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林德说。

“不过，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死在爱国主义错误的一边，被指控为反革命，我却无法接受，无法忍耐。罗伯特，你愿意帮我逃跑吗？”

林德犹豫了一会儿。“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没有时间，可是，你愿意吗？”

“不，我不认为我愿意，”林德轻轻地说。“我们都是牺牲者。卡米尔，对不起。”

在门口，林德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到你父母那里去。到早上，这儿就没你待的地方了。”突然，他回过身。“卡米尔，你真要逃跑吗？你真的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吗？别让我崩溃，照我说的去做吧？”

卡米尔抬起头。“哦，不，”他说。“不，我真不想逃跑。我只是考验你而已。”

“为什么？”

“没关系，”卡米尔说。“你通过考验了。”他又一次把头垂下。

罗伯特·林德五十岁。他的年龄显示在他那干枯的行政人员的脸上。她在心里纳闷，人怎么样生活才弄出这么一张脸来的呢。

“天一定快要亮了，”露西尔说。“可还是没有人来呀。”

她希望——希望像扼杀者一样掐住了你的喉咙，使你的心脏乱蹦乱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伯斯庇尔推翻了这个决定，他找回了勇气，说服他们不要干，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给兔子写过信，”她说。“我没告诉你。我请他回来支持我们一把。”

“他没回信。”

“是的。”

“他认为我死了之后他可以娶你。”

“那是路易丝说的话。”

“路易丝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没什么。卡米尔？你为什么叫他兔子？”

“人家还在想方设法弄明白为什么我叫他兔子？”

“是的。”

“没有原因。”

她听到下面有靴子在鹅卵石上走动的声音；她听到巡逻停止的声音。也许就是那样，她心想，只是常规的巡逻吧。毕竟现在是他们的巡逻时间。心欺骗人是多么厉害啊。

“有了，”卡米尔站了起来。“让莱特今晚不在，我感到高兴。那是现在朝着大街的那扇门。”

她站在房间中央。她意识到四肢像小狗一般的僵硬。她仿佛无法开口说话。

“你在找我吗？”卡米尔说。她注视着他。她还记得8月10号那天苏鲁死后的情景：他是如何把自己清洗干净，重新回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去的。“你应该问一问我是谁，”他对长官说。“你是卡米尔·德穆兰吗，你大概要说，职业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好像也许只有我们两人，非常相像。”

“瞧，现在天色还很早，”此人说。“你是谁，我太清楚了，没有你们两人。假如你感兴趣，这儿是逮捕令。”

“我可以跟我的小儿子道个别吗？”

“只有我们和你一起去才行。”

“我可不想吵醒他。难道我就不能单独有个一时半会儿的时间吗？”

那些人挪动了，在门和窗户前面站好了位置。“上星期有个人，”长官说，“去亲他的女儿，结果脑浆摔出来了。河对面的人从窗户跳出去，从四层楼上掉下去的，摔断了脖子。”

“是的，你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折腾，”卡米尔说。“当国家因为他而把脖子摔断的时候。”

“别给我们添麻烦，”此人说。

“没有麻烦，”卡米尔承诺。

“带些书去。”听到自己用充满虚张声势的声音说出话来，她感到惊愕。“你会感到无聊的。”

“是的，我会带的。”

“那就赶紧带。”长官把手放在卡米尔的手臂上。

“不，”她说。她一下子朝卡米尔扑过去。她用胳膊死死地搂着他的脖子。他们亲吻。“快点，”长官说。“女公民，让他走。”可她搂得更紧了，她把放在她手臂上的那只手支得远远的。过了一会儿，长官把她身体拉开，她用拳头对着他的下巴狠狠地打了过去，感觉到拳头的力量传遍了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因为她的头撞在了地板上。仿佛我是一只苍蝇，或者我是一只小鸟，她心想：我只是被摔远而已，我被掼倒了而已。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下了楼梯，来到屋外。她从地上坐起。没有受伤，根本没有。她从沙发上捡起一只坐垫，用它抵着自己，她晃了一会儿，眼睛一片空白：她本想大喊出来的尖叫声，她本想说出的爱的言辞，现在都被锁在了喉咙里，像铁一样地被固定在那儿。她晃了晃自己。现在干什么？她得穿好衣服。她得写几封信，再把它们发出去。她得见见每一位代表，每一位委员会成员。她知道，她非得把事情开始做起来才行。她非得行动才行。她晃了晃自己。有大千世界，还有太极世界；有自由和虚幻的世界，那么就有真实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年复一年地观看着我们所热爱的人在捶打自己的锁链。她从地板上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些锁链咬紧了她的肉身。我与你捆在一起了，她心想：与你捆在一起了。

在商廊的拐角处，丹东饶有兴致地把逮捕令翻了过来，在大声朗读。他行色匆匆。他没问他是不是能跟他的孩子们说声再见，他在妻子的头顶上随便地吻了一下。“我出去得越快，回来得就越快，”他说。“一天或者两天后再见。”在有人监护之下，他轻快地迈着步子出去，来到了大街上。

杜伊勒利宫，早晨八点：“你本来想要见我们的，”福奎尔-汀威尔说。

“哦，是的。”圣-约斯特抬头，笑了笑。

“我们原以为我们过来是见罗伯斯庇尔的，”赫尔曼说。

“不，公民主席：见我。有反对意见吗？”他没请他们坐下。“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逮捕了四个人，丹东、德穆兰、拉克洛瓦克斯、菲利普克斯。关于此事，我已起草好一份报告。今天晚些时候，我要把报告递交给国民大会。你嘛，从你的角度，为审判做好准备工作，把别的事情放一放，要把这件事当成紧急事务。”

“现在就到此住手吧，”赫尔曼说。“这是什么一种程序？国民大会还没同意逮捕这些人。”

“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形式嘛。”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在这件事上，你不会跟我斗，是吗，赫尔曼？”

“跟你斗？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立场。虽然人人都知道，可是还不能证明丹东接受了贿赂。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件事，证据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丹东推翻了卡佩，缔造了共和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侵略。你打算用什么罪名来告他？他缺少狂热？”

“如果你怀疑，”圣-约斯特说，“对丹东有些所谓实质性情况的指控，欢迎你来浏览这些文件。”他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你将看到，有部分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有部分在我手中。你可以不看公民罗伯斯庇尔写的那些与卡米尔·德穆兰有关的文章。它们不过是些借口而已。事实上，你读完之后，我要把它们删掉。”

“这是一派谎言，”赫尔曼边读边说。“胡言乱语，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

“好了，”福奎尔说，“这是平常事。他跟米拉波、奥尔良、卡佩、布利索共谋。以前我们处理过这件事——事实上，是卡米尔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对付。下个星期，要是我们获得快速裁决，我们也许就能加上‘与丹东合谋’。要一个人死，认识他就是犯了死罪。”

“如果丹东开始讨好公共画廊，”赫尔曼问，“我们该咋办？”

“假如你需要把他掐死，我们会给你提供手段。”

“哦，妙极了！”福奎尔说。“这四个被告都是律师，我觉得？”

“嘿，公民，鼓起勇气吧，”圣-约斯特说。“你向来表现出你自己能干。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向对委员会忠心耿耿嘛。”

“是的。你就是政府，”福奎尔说。

“卡米尔·德穆兰与你有关系，是吗？”

“是啊。我认为他跟你也有关系呀。”

圣-约斯特皱了皱眉头。“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会影响你，让人不安。”

“喏，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福奎尔说。

“那就好。”

“是啊，”福奎尔说。“假如你不想老是喋喋不休地说这事儿，我倒是感激不尽。”

“你喜欢卡米尔？”圣-约斯特问。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刚才声明过，这事儿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

“不，我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你没有必要回答。现在，你现在把我说过的话回忆一下，这是一件紧急事务。”

“哦是的，”赫尔曼说。“委员会要拼命工作，直至这些家伙人头落地。”

“审判一定要么在明天开始，要么在后天开始。更倾向于明天。”

“什么？”福奎尔说。“你疯了吧？”

“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妥当。”圣-约斯特说。

“不过，伙计，证据呢，指控呢——”

圣-约斯特用一只手指轻轻地磕了磕摆在他面前的报告。

“证人呢，”赫尔曼说。

“需要证人吗？”圣-约斯特叹了一口气。“是的，我觉得你一定需要。那么去做吧。”

“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叫谁做证人之前，我们怎么能传唤他们的证人？”

“哦，我会给你出点子的，”他转向赫尔曼，“不允许证人参加辩护。”

“一个问题，”赫尔曼说。“你为什么不派一些杀手把他们在牢房里杀了？上帝知道，我根本不是丹东派的人，不过，这么做就是谋杀。”

“哦，喂。”圣-约斯特感到愤怒。“你先是抱怨时间不够，然后，你又用无聊的问题把时间耗光。我到这里来不是跟你闲谈的。你非常清楚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些事情的后果。现在，下面这些人将要和我已经提名的那些人一起受到指控。埃罗，法布尔，你行吗？”

“文件准备好了，”福奎尔悻悻地说。

“骗子查伯，还有他的同僚巴希尔和德劳雷，两个代表——”

“为了使他们名誉扫地，”赫尔曼说。

“是的。”福奎尔说。“把政治家、骗子和小偷掺合在一起。公众将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诈骗受审，其他所有人必然也是因此而受审的。”

“假如你愿意让我继续把话说下去？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帮外国人，弗雷兄弟，西班牙银行家格兹曼，丹麦商人迪耶德里希森。哦，还有部队承包商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指控罪名都是阴谋、欺诈、囤积居奇、投机倒卖货币、与外国势力合谋。福奎尔，我要把这件事交给你来办。要指控，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都不缺少证据。”

“只指控丹东？”

“噢，现在，那是你的问题。顺便问一问，公民们，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吗？”

福奎尔眼睛向下看着。“当然，我知道。空白逮捕令，委员会签署。如果我可以讲出来的话，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是的，这是充满危险的活动，是吗？”圣-约斯特把文件翻开，在每一份上面都写上一个名字。“你现在想要看这些文件吗？”他把文件高举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轻轻地弹了弹它们，好让墨水晾干。“赫尔曼，这一份是给你的，还有公民检察官，这一份是给你的。”他又笑了，把文件折好，悄悄地放到外套里的一个口袋中。“只是为了防备审判的时候出现差错而已，”他说。

国民大会：会议开场的时候，会场秩序紊乱。首先站起来的是雷让德勒。他形容憔悴枯槁。兴许是街上的嘈杂声把他吵醒了？

“昨天晚上，大会的某些成员已被逮捕。丹东就是其中一位。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其他几个。我要求，被拘留的国民大会成员们应该被带到下院法律协会去，接受我们的指控或者由我们赦免。我坚信，丹东的双手和我一样干干净净——”

窃窃私语传遍了整个会议大厅。有人把头从演讲者那边转开。当各个委员走进会场的时候，塔里昂主席抬起头来。考洛特的脸好像松耷耷的，从来没有使用过似的：直到今天的表演开始，他才装出了人模人样。圣-约斯特穿了件带金色纽扣的蓝外套，手里拿了很多文件。一阵令人震惊的窸窣声扫遍了整个长凳。警察委员会过来了：瓦蒂尔的脸毫无血色，拉得长长的，眼睛上方裹了块头巾。勒巴的脸神情肃穆。在他们赢得的短暂的沉默之中，他们好像伟大的悲剧家一样，在拖延他，公民罗伯斯庇尔，不可腐蚀之人，进场。在不同层级的长凳间的行距中，他迟疑了一阵，之后，他的一个同僚捣了捣他的小背。

登上讲坛时，他一言不发；把双手交叠在一起，摆在笔记上面。几秒钟过去了。他的眼睛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同时把目光停留在那些他并不信任的人身上，据说，停留的时间是两次心跳那么久。

他开始发言：非常镇定，非常平稳。丹东的名字被他高声提起，像是给这个名字附加上什么威望似的。不过，从现在起，这个名字已经毫无威望：腐败偶像要被砸碎。他顿了顿。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到了前额。他眼睛盯着雷让德勒，是那种极其慢条斯理的近视的凝视。雷让德勒把他那屠户的巨手，他那曾经割喉、把牛放倒的双手，合在一起挤压着，挤得手指的骨节都发白了。很快，他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在说：你误会了我的意图，你误会了我的意图。“暴露出恐惧之人都是犯罪之人，”罗伯斯庇尔说。他从讲台上下来，他那单薄惨白的嘴在微笑和蔑视之间弯成了曲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圣-约斯特在念报告，报告涉及丹东党羽的种种阴谋策划。他在起草报告的时候，就已经把被他起诉、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想象过了；他没有修改报告。要是丹东真的就站在他面前，这样的朗读要被来自公共画廊里他的拥护者的咆哮声打断，被他本人自我辩护的吼叫声打断；不过，圣-约斯特在对着空气念。有一阵沉默，这一阵沉默不仅加深了原有的沉默，而且还导致了眼下的沉默。他不动感情地在念，差不多是毫无节奏变化地在念，眼睛盯着他抓在左手上的文件。偶尔，他会抬起右臂，然后，歪歪斜斜地把它放到身体的一侧：这是他唯一的姿势，一种稳定的、机械的姿势。有一回，临近报告的结尾时，他把自己那张年轻的脸抬起，面对着观众，直接对他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许诺，“剩下的仅有爱国者了。”

马拉大街：“噢，我亲爱的，”露西尔对她的孩子说，“你打算跟我一起去见你的教父吗？不，也许不。把他带到我妈妈那里去，”她对让莱特说。

“你出门之前把脸洗一洗吧。脸都肿了。”

“他也许希望我大哭一场。他也许预料到了。他不会注意我的样子。他平时也不注意。”

“要是那样有可能的话，”路易丝·丹东说，“这地方比我们那里的情况还要坏。”

她们站在露西尔的客厅这个出事的地点。他们拥有的每一本书都堆在地毯上，书背破破烂烂的；抽屉和碗柜全部大开着，已经被人偷窃过。炉膛里的灰烬已经被人小心反复地耙过了。她伸手向上，把她雕刻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一端拉直。“他们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她说。“信。一切。就连教堂神父的手稿都给拿走了。”

“如果罗伯斯庇尔同意见上我们一面，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该说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会说的。”

“谁会想到国民大会就那样把他们交出去了，毫无抗议地！”

“我原本会想到的。除了你丈夫，没人能够当面反对罗伯斯庇尔。这儿有几封信，”她对让莱特说，“是写给公安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圣-约斯特除外，给他写信没有必要。这儿是写给警察委员会的信；这是写给福奎尔的，这些是写给不同代表的，你看到，这些信都写好了收信人。要确保把这些信立刻送出去。假如我收不到任何回音，马克西不愿见我，我就得想想新的办法了。”

在卢森堡，埃罗扮演了慷慨大方的东道主角色。毕竟，这儿曾是皇宫，而不是作为监狱设计的。“秘密孤单又寂寞，难道你觉得不是吗，”埃罗说。“时不时地，他们把我们锁上，隔开，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住的方式还是最惬意的，也最适合交流。事实上，自从凡尔赛宫事件以来，我还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谈话充满睿智，行为举止最优雅得体，女士们请人把头梳好，一天三次变换发型。有正餐聚会。你想要的一切都有——就是缺少武器——你可以让人把它们送进来。但是说话要小心。这里有一半的人至少是线人。”

用埃罗作为“我们的沙龙”所描述的话来说，这些犯人检查新进的人。一个在旧政权时代的犯人把拉克洛瓦克斯结实的身架打量了一番：“这家伙会成为出色的教练，”他评头论足道。

迪龙将军一直在喝酒。他为此辩护。“你是谁？”他对菲利普克斯说。“我不认识你，是吗？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批评委员会。”

“啊。”

“哦，”菲利普克斯说，他意识到了什么。“你是露西尔的——哦，上帝啊，对不起，将军。”

“没关系。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将军从牢房的一边晃到另一边。他用手臂搂着卡米尔。“既然你们都在这里，我要保持冷静，我发誓。我以前就警告过你。难道我没警告过你吗？我可怜的卡米尔。”

“你知道什么呀？”埃罗说。“那个偷盗成性的艺术委员会已经把他们的爪子伸到我拥有的第一版本上了。”

“他说，”将军边说边指着埃罗。“驳斥他们提出的指控，他将不屑为自己做辩护。那是怎样一种态度？他觉得这样合适，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我也是。还有，我亲爱的，我是一名战士。别担心，别担心，”他对卡米尔说。“我们会从这里出去的。”

奥诺雷大街：“情况你已经看到了，”巴蓓特说，“有很多爱国者和他在一起，他不能受到打扰。”

露西尔把一封信放在桌上。“从一般的人性来讲，伊丽莎白，你要负责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这不会有什么好事，”她笑了笑。“他已经下定决心。”

在屋子顶层，罗伯斯庇尔兀自坐着，等这些女人走开。她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太阳从一块云层的后面突然冲了出来，之后，她们走到了河边，空气中透发出春天绿树碧草的芬芳。

从卢森堡的监狱中，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我在牢房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道裂缝。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到有人呻吟。我胆大妄为地说了几句，随后便听到一个穿着便装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他，听到我的名字时，他大声喊道：“哦，我的上帝啊，”他重又倒在床上，原来他是从床上把自己撑起来的。那个时刻我才知道，这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声音。“是的，我是法布尔，”他说，“可是，你在这儿干吗呢？反革命运动已经来临了吗？”

在卢森堡进行的初步审查如下：

L·卡米尔·德穆兰，律师协会的职业律师，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年龄四十四岁，马拉大街居民。革命法庭增补法官F-J·德尼索；革命法庭书记员代表F·吉拉德；检察官代表A·福奎尔和G·列昂顿列席审查。

审查记录如下：

问：借助于希望恢复君主专制，借助于摧毁全国代表以及共和政府，他密谋反对法兰西民族了吗？

答：没有。

问：他有辩护人吗？

答：没有。

因此，我们提名肖沃·拉嘎尔德做他的辩护人。

露西尔和安莱特到卢森堡花园去了。他们仰面对着房子的正面站着，眼睛在毫无希望地搜寻。她母亲怀里的孩子在哇哇大哭；他要回家。在其中一扇窗户边的什么地方，站着卡米尔。他身后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是张桌子，白天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这张桌边上，为他至今未接到通知却被指控在起草辩护词。四月生冷的风穿过露西尔的头发，把头发从头顶上吹得散乱不堪，歪歪扭扭，像个淹死的女人的头发。她的头在扭动，眼睛还在搜寻。他能看到她；可她却不能。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在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把我的信捎给你的那位公民回来了，“噢，你见到她了？”我说，如同我过去常对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那样说话一样；我发现我自己正朝他看，好像你的身影一直在别人或者在他衣服的四周徘徊一样……。

牢门关上了。“他说他知道我会来。”罗伯斯庇尔往后倚在墙上。

他闭上眼睛。头发没有敷粉，在火把的光亮下，红得发亮。“我不该在这儿。我不该过来。可是我本想……我没法阻拦自己。”

“那就没事，”福奎尔说。他脸上显示出不耐烦，显示出某种揶揄；这种揶揄到底是针对谁来的，不可能说得清。

“只是他们说的事情而已。”

“没有事。他说，丹东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在幽暗中，他那双蓝绿色的眼睛在搜索般地寻找福奎尔的眼睛。

“我认为，他有一阵子认为，在审判之前，我会过来主动给他提供逃跑机会。”

“真的吗？”福奎尔说。“你不是那种人。他该知道。”

“是的，他该知道，是吗？”他从墙上把身子挺直，然后伸出手，任手指在墙上的石膏上划着。“再见，”他低声说。他们一言不发，走开了。突然，罗伯斯庇尔像死去了一样停止不动了。“听着。”从关上的门后面，他们听到了许多声音在嘀嘀咕咕作响，盖过嘀嘀咕咕的声音的是一阵巨大的而且不是故意发出的笑声。“丹东，”罗伯斯庇尔低声说。他的脸惊呆了。

“过来吧，”福奎尔说：可罗伯斯庇尔还是站着在听。

“他怎么会？他怎么会在大笑呢？”

“你打算整夜就站在这里吗？”福奎尔发问了。跟这个不可腐蚀之人在一起，他向来谨慎小心，做事说话做到正确无误，可是，不可腐蚀之人现在在哪儿呢？偷偷摸摸地在监狱里四处交易，提价格，还有，许诺。福奎尔看到一个发育不全的年轻人，因为痛苦，四肢在毫无知觉地哆嗦，他那沙粒般的睫毛湿湿的。“把丹东的暴民转移到门房监狱去，”福奎尔在他旁边说。“瞧，”他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回，“你会把他打败的。”

他抓住阿拉斯蜡烛般的手臂，把他从牢房里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推进了夜色。

司法大楼，芽月13号上午八点：“先生们，让我们直接谈正事吧，”福奎尔对他的两个检察官代表说。“今天，我们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伪造者、骗子，还有骗子，加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站在审判席上。如果你们朝窗户外面看一看，你们会看到一群群人；事实上，不用看，你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一些人，如果处置失当，将会使我们的事业朝着错误的方向倾倒，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没有什么法子把他们消灭掉，这真是件憾事，”公民弗洛瑞尔特说。

“共和国没有为审判提供法官密室，”福奎尔说。“你非常清楚在公众眼里做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不过在新闻媒体中，什么都没有。现在——至于说到我们的这个案子，它根本就不存在。圣-约斯特递交给我们的报告是——噢，是一份政治文件。”

“你的意思是谎言，”列昂顿暗示道。

“是的，确实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毫不怀疑丹东罪大恶极，够得上处以几次死刑，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犯有我们现在控告他的这些罪。我们可以弄得出来的证人没有一个不担心，他们会脱口说出，说出一些对委员会极其不利的话来。”

“我发现，你的态度是失败主义者的态度，”弗洛瑞尔特说。

“我亲爱的弗洛瑞尔特，我们都知道，你在这里当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间谍。不过，我们的工作是要揭开肮脏的、辩论一般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为了喊几句口号和几句口头禅。现在，请你考虑反对意见。”

“我接受，”列昂顿说，“说到反对意见，你不是指那些倒霉的、被选中当辩护律师的人吧？”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敢对他们的客户说话。对这些人来说，丹东当然非常有名；他是巴黎最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也是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高明的律师。法布尔嘛，我们不需要担心。他的案子已有许多宣传报道，不过，所有的报道对他都不利；因为他现在病得厉害，所以他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埃罗要另当别论。如果他放下身段，进行辩论，他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告他。”

“我觉得你手头有份文件，是与那个女人卡佩有关的？”

“是的，不过，在修改信件内容的时候，我倒认为，不要急于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现在，对菲利普克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他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有名气，但是，我担心，他在态度上决不妥协让步，似乎他并不害怕我们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当然是个头脑冷静的家伙，有点赌徒的味道。我们的线人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把整个事情当作玩笑在对待。”

“谁是我们的线人？”

“监狱里面的？一个名叫拉弗洛特的人。”

“我倒是担心你的堂兄卡米尔，”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一次，我们的线人做了有用的观察。他把他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神志错乱的家伙。好像他在声称，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卢森堡秘密拜访过他，而且还主动要拿自己的性命为他受到指控做举证辩护。这一定是个荒谬的故事。”

“他一定是疯了，”列昂顿说。

“是啊，”福奎尔说。“也许他真是这样。审判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在心理上使他感到惊慌，在气势上使他被吓倒，在精神上使他感到恐怖。这倒不是特别困难，不过，要阻止他不做举证辩护，这才至关重要，因为，记得1789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对他还是有所寄托的。不过，现在，弗洛瑞尔特——我们的优势在哪儿，你愿意说出来看看？”

“时间，公民。”

“说得对。时间对我们有利。自从布利索的审判以来，程序是，如果过了三天，陪审团宣布自己感到满意，那么审判就可以到此为止。这意味着什么呀，列昂顿？”

“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要小心。”

“你知道，你们两人真的干得相当漂亮出色。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吗？”福奎尔掏出他那份革命法庭常规陪审员的名单。“木匠特林查尔德，修鞋匠德斯博瓦苏克斯，他们听上去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平民嘛。”

“可以信赖的人，”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莫利斯·杜普莱，此人可能更加成熟老到吧？”

“不。公民罗伯斯庇尔本人已经否决让他在陪审团中出现。”

福奎尔咬了咬嘴唇。“此人我永远搞不懂。好了，那么，做假发的加雷，他一向配合。我认为他需要获得这份工作，不可能有许多人需要假发。还有卢米艾尔。”他把另外一个名字划掉了。“他也许需要一些鼓励，不过，我们会给他提供鼓励的。”

列昂顿朝检察官偷窥了一眼。

“8月10号勒洛瓦怎么样？”

“好极了，”福奎尔说。他在这个人的名字旁边做了个记号，此人从前是勒洛瓦·德·蒙特弗洛伯特，法国侯爵。“现在呢？”

“我们得把苏波尔毕耶尔加进来。”

“他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两个人的朋友。”

“不过，我觉得他讲究公正原则，”弗洛瑞尔特说。“弄不好他要帮倒忙，助长他们的威风。”

“为了抵消他的力量，”福奎尔说，“我们要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加进来。”

弗洛瑞尔特笑了。“妙极了。那晚，他把卡米尔打倒在地的时候，我本人就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不过，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只有上帝晓得，”福奎尔说。“雷诺丹，毫无疑问，明显不理智。如果你在法庭上跟我堂兄讲话，你还能记得别喊他的基督洗礼姓名吗？”他对着名单蹙了蹙眉。“我不知道还有谁绝对牢靠。”

“他？”列昂顿一边说，一边用手指。

“哦不，不。他喜欢推理，我们不需要推理之人。不，我恐怕，我们得继续采用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哦好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辩论。你知道，我一直在说话，好像跟什么较量似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这儿玩我们能输得起的游戏。十一点钟，在法庭跟你们碰头。”

“我叫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还算众人皆知。就职业而言，我是一名律师，我出生在奥布县的阿希斯小镇。几天之后，我的住所将会销声匿迹。我住过的那个地方将会成为历史。”

第一天。

“那口气听上去是明显地悲观嘛，”拉克洛瓦克斯对菲利普克斯说。“所有这些都是什么人？”

“法布尔，你当然知道，这是查伯——见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真感到高兴——迪耶德里希森，这是菲利普克斯——这是伊曼纽尔·弗雷——你应该跟他们有过合谋吧。”

“见到你真高兴，代表菲利普克斯，”弗雷兄弟当中有人说话了。“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干批评委员会这活儿。”

“啊。”

菲利普克斯在数人头。“我们有十四个人。他们要审判整个东印度公司诈骗案。如果尚有公正存在，这要花上法庭三个月的时间。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卡米尔·德穆兰站了起来。“不同意，”他边说边用手指着陪审团。他尽可能说话简洁，希望他能避免说话结结巴巴的情况。

“借助于你的委员会把他打垮，”赫尔曼立刻说。

“我在为我自己辩护，”德穆兰厉声驳斥道。“我反对雷诺丹。”

“凭什么理由？”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性命。我可以请几百个证人作证。”

“这真是无聊的反驳。”

有人大声宣读警察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报告。这花去了两个小时。然后宣读指控。这又花去了一个小时。法庭后面，在齐腰高的障碍物后面，旁观者挤到了门口：门外和沿街都是。“他们说，人们站成的队伍延伸到铸币厂那么远了，”法布尔低声说。

法布尔用一只手摸了摸脸。他瘫坐在扶手椅中，这椅子通常是预留给被告人中的头号人物坐的。昨晚，当犯人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他快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兵扶着他，上了封闭的马车。偶尔，他的一阵咳嗽盖过法布里休斯·巴雷的声音，法庭的这个文员便抓住机会停下来喘气。他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游移到他主人丹东冷漠的脸上。法布尔掏出手帕举到嘴上。他的皮肤看上去既潮湿又没有血色。有时候，丹东转过身来直视着他；再过几分钟，他又会转身去注视卡米尔。在陪审团上方，一柱柱侵蚀性的阳光在黑白大理石上搜寻。午后的时光在慢慢消逝，一圈不该出现的光晕在8月10号雷洛瓦的头上形成。皇宫里，丁香树上的花儿正盛开着。

丹东：“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现在要求获得听证。我要求获得给国民大会写信的许可。我要求任命委员会。卡米尔·德穆兰和我本人希望谴责公共——委员会里的专制行为。”

欢呼的咆哮声把他淹没了。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拍手，他们跺脚，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骚乱向后退回到街上，动荡不安和混乱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气势磅礴，庭长的摇铃声都听不到了；他气急败坏，像是在表演哑剧似的，对着几个被告摇铃，拉克洛瓦克斯对着主席摇晃着自己的拳头。不要慌，不要慌，福奎尔嘴里喊道：当赫尔曼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那已是休庭时刻了。犯人被带到下面的牢房中。“畜生，”丹东简洁地说。“明天我要把他们剁成碎肉。”

“出售？我，出售？像我这样的人再高的价格也不够。”

第二天

“这是谁？”

“哦，不是旁人，”菲利普克斯说。“此人是谁？”

丹东瞥了一眼。“这是公民鲁伊艾尔。他是司法部长——或者说，过去曾是。公民，你在这儿干什么？”

鲁伊艾尔和几个被告人一起落座。他没吭声，看上去是被吓呆了。

“福奎尔，你说此人干过什么事？”

福奎尔抬头，瞪着眼睛看看几个被告，然后再把目光转回到他手中拿着的那份名单。在一阵恼羞成怒的嘀咕声中，他跟他的代表们在商量。“可是，你当时这样说过的——”弗洛瑞尔特坚持说。

“我说过传唤他，我没说逮捕他。你他妈的真是自作主张！”

“他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菲利普克斯说。“他不知道。不过他会很快就会想出个什么名堂的。”

“卡米尔，”埃罗说，“我确实相信你堂弟无能。对于刑法协会来说，他真是丢人现眼。”

“福奎尔，”他堂兄问他，“首先，你究竟怎么弄到这份工作的？”

这位检察官在文件中翻来找去。“究竟什么，”他在嘟囔。他走近法官的办公桌。“操他妈的，”他对赫尔曼说。“不过，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让我们成为笑料。”

赫尔曼叹了口气。“我们大家压力很大。我希望你使用更为得体的语言。就让他在那儿，最后一天，我会命令陪审团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必须无罪释放。”

副庭长仲马浑身散发着酒精臭味儿。因为拖延感到无聊了，后面的群众动了起来，好不耐烦，充满了危险。另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天堂里的上帝啊，”拉克洛瓦克斯说，“是韦斯特曼到了。”

韦斯特曼将军，旺代战役的获胜者，在几个被告人面前坐好他那好争好战的身躯。“这些究竟是些什么人？”他甩着大拇指跟查伯和他的朋友说话。

“好几个刑事犯，”埃罗告诉他。“你跟他们一起耍奸使诈玩过阴谋。”

“是吗？”韦斯特曼抬高了声音。“福奎尔，我不过是个什么军事小头目而已，是个傻瓜笨蛋，你怎么看？在革命之前，我是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律师，我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没有给我指派辩护律师。我没有接受过初步调查。我没有受到指控。”

赫尔曼抬起头。“那是形式。”

“在形式上，”丹东为了取得幽默效果，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大家全在这儿嘛。”

几个被告人当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充满懊悔的大笑。这句话传到了法庭后面。群众鼓掌欢呼，一排无裤党派的爱国者摘下帽子在挥舞，他们高唱《法国革命要成功》，而且还在含混不清地高呼“向灯柱律师致敬”。

“我只好要求你们保持秩序，”赫尔曼冲着丹东大吼道。

“要求我保持秩序？”丹东霍地站了起来。“就我而言，好像你只好要求你讲尊严和面子。我有言论权。我们大家都有听证权。该死的混账东西，是我成立了这个革命法庭。我理所当然知道它该如何运作。”

“难道你没听到铃声吗？”

“一个为了性命而受审的人注意不到铃声。”

从公共画廊传来的歌声变得更加高亢嘹亮了。福奎尔的嘴巴在嗫嚅着，可是什么也无法听到。赫尔曼闭上了眼睛。所有公安委员会的签名在他睫毛前面跳起舞来。过了十五分钟，才恢复了秩序。

还是东印度公司的事。检察官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文章可做，所以他们死死地盯着这个话题不放。法布尔把垂到胸口的下巴抬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又索性由它下垂到胸口。“他该有个医生在身边的，”菲利普克斯说。

“他的医生在忙别的事儿。在陪审团里。”

“法布尔，你不会死在我们手里，是吗？”

法布尔努力挤出病人才有的微笑。丹东能感觉到那种恐惧，这种恐惧让位于他和拉克洛瓦克斯之间的卡米尔浑身僵硬。卡米尔昨天晚上整整一晚都在写东西，因为他相信，最后他们还是会让他演讲的。到目前为止，每当他张开嘴巴，法官们总是恶狠狠地不让他发言。

政府金融专家坎本发言，就利润、就股票证明、就银行操作程序以及外汇规章制度进行举证。在审判过程中，他将成为唯一被传唤到庭的证人。丹东打断了他的讲话：

“坎本，听着：你觉得我是保皇派的人吗？”

坎本朝他那边看了看，笑了。

“看，他笑了。法庭书记员公民，看到了吧，把他的笑容记下。”

赫尔曼： 丹东，国民大会告你对杜姆雷兹表示了过多关照，告你没有揭发他的真实本性和真实意图，告你帮助他实施摧毁自由的阴谋计划，比如，把武装部队开进巴黎，镇压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

丹东： 我现在可以回答吗？

赫尔曼： 不。公民巴雷尔，大声宣读公民圣-约斯特的报告——我指的是，公民传给国民大会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那份报告。

两个小时。被告人现在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六个政治家和将军试图在他们和小偷之间保持距离，但是这样做很难。菲利普克斯聚精会神地在听，还在记笔记。埃罗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心思中；人们吃不准他是在倾听法庭上的讲话。时不时地，将军发出不耐烦的噪音，为了让某个观点解释清楚，他在拉克洛瓦克斯耳边发出嘶嘶的声音；拉克洛瓦克斯很少时候能帮他。

群众为阅读的第一部分内容已经感到骚动不安了。不过，随着报告的含义变得清晰，一阵深深的沉默控制了整个法庭，像一只动物回到了它的老窝一样，偷偷摸摸地穿过越来越暗的会议大厅。敲响的钟声表明，报告宣读已有一个小时。赫尔曼清了清喉咙，在他桌子的后面、背对着被告人的福奎尔伸了伸腿。突然，德穆兰的神经啪地断了。他把一只手放到脸上，心想，在那里干什么呢，焦躁不安地把头发往后轻弹了一下。他迅速扫视了在他左右两边的一张张脸。他把一只拳头放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用嘴挤压着手指的骨节；然后，一边把手从脸上拿开，一边抓住身体两侧的凳子，直到指甲因为用力变白为止。公民罗伯斯庇尔的座右铭在刑事案件中管用：露出恐惧之人就是犯罪之人。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抓住他的手，偷偷地把它们抓到他们身体的两侧。

巴雷念毕，念到最后几个短语时，声音变得沙哑起来。他把文件丢在桌上，一页一页的文件朝外面散开。他累了，假如再有一些文件，他会当场中止，哭出声来的。

“丹东，”赫尔曼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心想，菲利普克斯在笔记上记了什么内容呢。因为没有一项声明他能把它拉出来，把它大声吼成诽谤中伤；没有一项指控他能把它高举起来，然后把它打倒在地，用脚践踏。哪怕只是一项具体的指控……说你，乔治-雅克·丹东，在1792年8月的第十天确实密谋叛国也好……不过，这是他非得为之辩护的整个事业：整个生命，革命中的生命，反对这种谎言和含沙射影的组织肌体，这种真相的流产。圣-约斯特一定已经仔细研究过卡米尔为了反对布利索而撰写的文章了；那是控告我的技术之如此纯熟的根本原因。他脑子里迅速地想到卡米尔当初对他的事业所采取的干净利落、充满歹意的手段。

十五分钟过后，他找到了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大厅的那种快乐和力量。长时间的沉默结束了。人们重新开始鼓掌。有时候，他只好停下，让喧哗声淹没自己。之后，吸好气，重新演讲，力量比原来更加强劲有力。法布尔教过他，而且教的得法。他开始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一件进攻的实物器具，一股千军万马的力量；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是来自某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火山口熔浆，在烫伤他们，在煮沸他们，在活活埋葬他们。活活埋葬他们。

一位陪审团成员打断他说：“你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普鲁士人在伏尔美撤退时，我们的部队没有乘胜追击呢？”

“我真遗憾不能给你们说明。我是一名律师。军事情况对我来说是一部尚未打开的书。”

法布尔的手从他椅子的扶手上松开了。

有时候，赫尔曼妄图在关键时刻打断他；丹东则鄙夷不屑地把他压住。听到法庭上的每一次失败，人群中就爆发出欢呼声、口哨声，声调很高的带有嘲讽性的评判声。很多剧院空了；这里成了城市里唯一的表演。表演的就是此刻的这番情景——这是一出表演，而他正好精通此道。此时此刻，他们都在他的身后，不过，要是罗伯斯庇尔走进来，难道他们不会为他喝彩，喝彩到声音回肠荡气的程度吗？巴雷·杜彻斯尼过去曾是他们的英雄，可是，当他们的缔造者在死囚羁押车上哀求宽恕的时候，他们大笑，发出嘘嘘的声音。

第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声音和原先一样雄浑有力。在这个阶段，体力不成问题。像一名竞技运动员一样，他的肺在做他训练过它们该做的事。不过，眼下他没有咬住论点，或者逼出辩论的要点，为了保全性命，他在说话。这是他计划好的、他等待着的、他期盼着的目的：最后的对峙。不过，随着白昼在慢慢地消逝，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对着一个内心的声音说话，那个声音说，他们容许这样的对峙，是因为问题已经定了性：你就是一个死人。福奎尔提出的问题令他一下子愤怒到了极点：“把告我的人带过来呀，”他高声喊道。“把我的证据，部分证据，一丝一毫的证据拿过来呀。我强烈要求告我的人到我面前来，与我当面对质。要是你把这些人带过来，我要把他们抛到无声无息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当永远不会出现。如果你们出来，你们这些肮脏的骗子，我要把你们脸上的面具撕破扯烂，把你们交给人民去复仇去解恨。”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要喝水，可他不敢。赫尔曼坐着，弓着腰，一边看着法律书，一边注视着他，嘴巴稍稍地张开。丹东觉得，好像他省里的所有灰尘全都跑进了他喉咙里，超过阿希斯所有呛人的黄色的乡下尘土。

赫尔曼给福奎尔递了一张纸条。“半个小时之后，我将取消丹东的辩护。”

最后，趁他还能辩护的时候，就是不要给他辩护的机会，他清楚他声音中的力量正在减弱。还有明天的战斗；他可承担不起让声音变得嘶哑这个代价。他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赫尔曼跳了起来。

“证人已经累了。我们要休庭到明天。”

丹东咽了一下口水，为了一次最后努力，他抬高了声音。“那时候我再重新辩护。”

赫尔曼点头同意了。

“那么明天我们要有我们的证人。”

“明天。”

“你有我们希望要传唤的那些人的名单。”

“我们有你们的名单。”

群众中的掌声坚定有力。他回望着他们。他看到法布尔的嘴唇在嚅动，扭曲着要表达他的话。“继续说，乔治。假如你现在停下来，他们再也不会让你说了。现在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我的声音一定要恢复。”他坐下，定定地盯着前方。他把领结使劲扯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芽月14号晚上，在杜伊勒利宫：“你大概同意我的看法了，”罗伯斯庇尔说，“你还没有做得很出格。”

“骚乱非要听到才能相信。”福奎尔在房间里踱着步。“我们担心群众会把他们从我们手中抢走。”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尽管放心。事情还没有发生。人民对丹东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公民罗伯斯庇尔真令人敬佩——”

“这我知道，因为这些日子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感情。我有经验，我知道该如何判断这些情况。他们习惯了看看场面。仅此而已。”

“要取得进展还是不可能。在他辩护的过程之中，丹东不断地向群众呼吁。”

“这就犯错了。需要的是互相审查。赫尔曼不应该批准发表演讲。”

“要保证他不会继续这样，”考洛特说。

福奎尔点了点头。他记得丹东说过的一个表达：这些三四个正在毁灭罗伯斯庇尔的犯人。“是啊，是啊，当然，”他对他们说。

“假如明天情况不见好转，”罗伯斯庇尔说，“给我们送张纸条过来。我们要看看能帮上什么样的忙。”

“好啊，你能做些什么呢？”

“在布利索的审判之后，我们采用三天的规则。不过，这太迟了，没什么用处。福奎尔，当你们需要它们的时候，没有理由不使用这个新程序。我们不想这件事花更长的时间。”

被毁灭了，被腐蚀了，福奎尔心想，救星的血流干了：他们伤透了他的心。“是啊，公民罗伯斯庇尔，”他说。“谢谢你，公民罗伯斯庇尔。”

“德穆兰家的那个女人一直在捣乱，”圣-约斯特突然说。

福奎尔抬起头。“小小的露西尔能捣什么乱呢？”

“她有钱。她认识许多人。自从出了逮捕的事以来，她就一直在城里转悠。她好像绝望了。”

“明天早晨八点开始，”罗伯斯庇尔说。“你们或许能挫败那一帮家伙。”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的信中这样写道：

沿着革命悬崖我已经行走了五年，没有坠落，而且，我现在还活着。我曾梦见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要羡慕的共和国；我根本不会相信，人竟会如此凶残，如此不公。

“一年前的一天，和今天一样，我成立了革命法庭。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

第三天

“我们要继续，”福奎尔说，“审问伊曼纽尔·弗雷。”

“我的证人在哪儿？”

福奎尔装出惊讶的样子。“证人这个问题由委员会负责，丹东。”

“由委员会负责？委员会为什么要负责这种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如果你们不把我的证人准备妥当，我就要求恢复我的辩护权。”

“不过，和你一起受到指控的犯人一定要听到。”

“他们一定要听到吗？”丹东朝他们看看。他心想，法布尔正奄奄一息。在他胸腔内的什么器官开裂、把他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之前，断头台是不是要砍掉他的头还是个尚未确定的问题。昨晚菲利普克斯没有睡觉。他就他三岁的儿子这个话题说了几个小时的话：一想到孩子，他就要瘫倒。他们居然把他当成了好斗之人；埃罗的表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与这个法庭不会再有任何关系。卡米尔正处于情绪崩溃状态。他口口声声说，罗伯斯庇尔到他的牢里来看过他，拿他自己的性命为这个起诉作证，做辩护：他的性命，他的自由，还有他的政治改造。没有旁人来看过他：不过，丹东倒情愿相信，情况可能会是这样。

“对，拉克洛瓦克斯，”他说，“伙计，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有一副参加过一场危险运动而显得既紧张又过于兴奋的样子。“三天之前，我递交了一份我的证人名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被传唤过来作证。我要求检察官当着人民的面解释，是谁看到我试图把自己的名字抹去的，为什么我的合法要求遭到拒绝。”

保持镇定冷静，福奎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与我无关，”他天真地说。“我可没有反对传唤你的证人。”

“那就下令要求传唤他们。对我来说，知道你对此并不反对，这可不够。”

突然骚乱就在眼前。堂兄卡米尔站在拉克洛瓦克斯身边，为了撑住自己，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好像是顶风而立时在支撑自己一样。“我已经把罗伯斯庇尔放在我的证人名单上了，”他的声音在颤抖。“你叫他过来好吗？你叫他过来，好吗，福奎尔？”

福奎尔没吱声，也没有从他站立的地方挪动，他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要穿过法庭，去把他的堂兄打倒在地：可这也会使人感到惊讶呀。卡米尔一边喘着气，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赫尔曼又感到惊慌失措了。赫尔曼啊，福奎尔心想，你真是个垃圾律师。假如这就是阿特瓦律师协会能提供的全部能人，福奎尔心想，那么他，可能就要登上这个协会的巅峰了。不过，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巅峰了。

他猛地不耐烦地走到法官那边。

“今天这里的人比昨天更糟，”赫尔曼说。“囚犯们也比昨天更糟。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福奎尔对被告发话。“停止这样的胡搅蛮缠，应该是时候了。对于法庭来说，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出丑闻。关于这场审判究竟该如何进行，我要派人到国民大会去请示，我们会字字句句服从大会的建议。”

丹东朝拉克洛瓦克斯斜靠过去。“这也许是转折点。他们听到这种颠倒是非的情况时，他们会恢复神志，给我们一次听证机会。国民大会我有朋友，有很多朋友。”

“你这样认为吗？”菲利普克斯说。“你是说有很多欠你人情的人。假如这样下去，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不会认为非要报答你不可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会把真相告诉他们？或者圣-约斯特会找出别的什么事情来恐吓他们？”

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给国民大会的信这样写道：

从我们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我们就经历了一场特别惊心动魄的审判。被告人用最凶狠的方式坚持说，为了辩护，他们要有证人接受审问。他们号召民众见证他们称之为剥夺他们公正申诉的审判。尽管庭长以及整个法庭采取了坚定立场，但是他们反复重申的要求还是妨碍了此案。此外，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将要继续不停地这样打断审判，直至他们的证人被传唤到庭。因此我们向您求助，在我们就他们要获得证人这一要求做出回答方面，征求您的权威裁决。

杜伊勒利宫：罗伯斯庇尔紧张的手指在桌上不停地敲着。他对目前的情形感到并不满意。“出去吧，”他对线人拉弗洛特说。

门一关好，圣-约斯特就说，“我觉得这样行。”罗伯斯庇尔朝下盯着福奎尔的信看了看，不过他的眼睛没有记住新内容。圣-约斯特重又说话时，他语调中的那种急切感使罗伯斯庇尔突然把头抬了起来。“我要到国民大会告诉他们，一场危险的阴谋已经被挫败。”

“这个你信吗？”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

“一场危险的阴谋。你明白，我对露西尔并不熟悉。这是在监狱里说过的什么话吗？这是真的吗？这是拉弗洛特上楼的时候想出来的话吗？要么……就是你把你想要听到的话放到了他的嘴里？”

“线人总是把你想要听到的话告诉你。瞧，”圣-约斯特不耐烦地说，“这样行。我们需要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不过，这是真的吗？”罗伯斯庇尔坚持问。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对她进行审判。与此同时，形势迫使我们根据它来采取行动。我必须说，依我看，整个情况听上去令人信服。自逮捕发生的那天早晨起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看到她在这个城市的四周转悠，好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不是傻瓜，是吗？毕竟，迪龙是她的情人。”

“不。”

“不？”

“她根本没有情人。”

圣-约斯特大笑。“这个女人臭名远扬。”

“这是没有根据的嚼舌头。”

“可大家都在说。”同样兴奋的语调。“他们在皮克广场的时候，她毫无廉耻地做丹东的姘头。她跟埃罗还有染。大家都知道这些破烂事儿。”

“他们以为他们知道。”

“哦，你只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罗伯斯庇尔。”

“她根本没有情人。”

“那么，迪龙的事你怎么解释？”

“他是卡米尔的好友。”

“那么好吧，迪龙是他的情人。我确信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我的上帝啊，”罗伯斯庇尔说。“你做得出格了。”

“共和国必须效忠，”圣-约斯特激情澎湃地说。“我对这些肮脏的私人交往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一切就是给予法庭消灭他们的手段。”

“听我说，”罗伯斯庇尔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就无退路可言。因为，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他们就会对我们实施反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我们处于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啊——用你优雅的表达来说，我们必须消灭他们。我会让你这么干的。不过，我不一定会因此对你存有好感。”他转身用他那冷冷的目光看着圣-约斯特。“很好，到国民大会去。你告诉他们，通过线人拉弗洛特，你发现了狱中的一个阴谋。那个露西尔·德穆兰得到了敌对势力的经济援助，伙同迪龙，狼狈为奸，密谋释放卢森堡监狱中的犯人，在国民大会外面引起武装骚乱，暗杀委员会成员。然后，再请求国民大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犯人讲话，要么在今天，要么在明天上午结束审判。”

“这儿有份逮捕露西尔·德穆兰的命令。如果你签了字，会增强这件事的说服力。”

罗伯斯庇尔拿起笔，看都没看一眼，就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她不想活了。圣-约斯特？”年轻人转身，看着他坐在桌子后面，双手在身前紧握着，一副苍白无力、身体紧缩、高度自律的样子。“等这件事告一段落，卡米尔死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听到你写给他的墓志铭了。没人再会提起他。我绝对禁止有人提起他。等他死去的时候，我自己会想起他，自个儿地。”

1795年，革命法庭的文员法布里休斯的证词在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审判会上是这样提供的：

就连福奎尔与他可敬的同僚弗洛瑞尔特，尽管他们非常凶残，都好像遭受了这些人的雷劈一般，这位宣誓证人认为，他们会没有勇气消灭他们。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他也不知道在卢森堡监狱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借助于这场阴谋……。国民大会的顾虑被打消了，被宣布为非法的法令到手了。这个致命的法令到了，是由（警察委员会的）阿马尔和伏兰德带来的。他们到达时，这两个绝望之人正在证人大厅：担心他们的伤害对象会从死亡之中逃脱；他们迎接这位宣誓证人。伏兰德对他说，“我们抓住了他们，这些骗子，他们在卢森堡密谋。”他们派人去寻找福奎尔，他正在法庭上。他立刻就出现了。阿马尔对他说，“这是一样使你的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东西。”福奎尔面带微笑，回答说，“我们再需要它不过啦。”他重新走上法庭，摆出一副左券可操的架势……

“他们要谋害我妻子啦。”

卡米尔惶恐万状的呼叫声在回荡，盖过了法庭上的各种嘈杂声。他试图冲向福奎尔，可是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拦住了他。他挣扎，冲着赫尔曼骂了些什么，之后，突然抽泣起来。警察委员会的瓦蒂尔和大卫对陪审团悄悄耳语。他的目光从被告人身上离开，福奎尔开始大声宣读全国委员会法令：

庭长该当使用一切法律许可的手段，旨在使他的权威和革命法庭的权威受到尊敬，旨在打压被告人扰乱公共秩序、阻止司法过程的一切企图。现下令，所有被告犯有阴谋罪过之人，所有抵制或侮辱全国司法之人应被宣布为非法分子，应当不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判决。

“看在上帝的分上，”法布尔低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拉克洛瓦克斯平静地说，“从现在起，他们绝对控制审判方式。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证人过来，请求得到互相盘问，请求发言，他们就会立刻结束审判。更形象地说，国民大会已经把我们谋杀了。”

福奎尔念完之后，检察官谨慎小心地抬起头，朝丹东看了看。法布尔在椅子里勾着身子，向前倾。他的胸腔在呼哧呼哧地喘气，鲜血在喷溅，像花朵一般洒落在摆在他嘴前的毛巾上。埃罗从他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把他向后拽成一个差不多是笔直的姿势。这位贵族的脸上是鄙夷不屑的神情；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同伴，但是，如果他能的话，他打算塑造他们，使他们达到自己的标准。

“我们也许需要帮一帮这位犯人了，”福奎尔对一位招领员说。“德穆兰好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本次审判大会休庭，”赫尔曼说。

“陪审团，”拉克洛瓦克斯说。“还有希望。”

“不，”丹东说。“现在没有希望了。”他站了起来。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声音穿越过了整个大厅，在回荡：甚至到了现在，他好像还不大可能杀人。“直至我死，我应该还是丹东。明天我将在荣耀中安息。”

马拉大街：她又给罗伯斯庇尔写信了。听到外面巡逻的声音，她把信在手中撕碎了。她走到窗户那里。他们正在自我安排；她听到钢铁叮当的声响。她在纳闷，他们是怎么考虑的：难道我这儿有我自己的部队吗？

他们到了门口时，她已经把包收拾妥，包里装满了她或许会用得着的几件东西。她小小的日记本已被销毁；她生活的真实记录已被删除。猫在她的脚踝周围蹭来蹭去的，她弯下腰，用手指在它的脊背上拉了拉。“保持安静，”她说。“别添乱子。”

那些人举起逮捕令的时候，让莱特大声哭了出来。露西尔朝她摇了摇头。“你将来得帮我给孩子、给我父母还有阿黛乐说声道别。把我最美好的祝福转给丹东太太，告诉她，我祝愿她获得比现在享受的福气还要大。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搜查了，”她对来人说道。“你们已经把可能使委员会感兴趣的全部东西，还有很多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她把包拿好。“让我们走吧。”

“太太，太太啊，”让莱特一把拉住长官的胳膊。“让我跟她就说一件事儿，说好之后，你们再把她带走。”

“那就快说。”

“这里有个年轻女子。从吉斯来的。看一看吧。”她跑到办公桌边。“为了说明她待在什么地方，她丢下了这样东西。她想要见你，可现在太晚了。”

露西尔接住卡片。“女公民杜·泰兰，”上面是用粗粗的、轮廓鲜明的突出字体写的。下面，在匆匆忙忙写好的括号里写着：“露丝·戈达尔。”

“太太，她样子可怜兮兮的。老人病了，她自己从吉斯远道而来。她说，他们仅仅是听到了有关逮捕的事。”

“所以，她就来了，”露西尔轻声地说。“露丝。太晚啦。”

她把披肩搭在手臂上。这是一个天气暖和的傍晚，门口有辆封闭马车，可是，牢房里也许会冷吧。你要想一想牢房里会冷，是吗？“让莱特，再见，”她说。“保重啊。把我们忘了吧。”

给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芽月15号，第二年

昔日吉斯，雷越尼昂-苏-瓦兹

公民和同胞们，

我儿子卡米尔·德穆兰就其内心和原则而论，而且还可以说，就其本能而论，是一名共和派。在1789年7月14号之前，就其内心和选择而论，他是一名共和派，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在现实中，在行为上，他一直就是一名共和派。

公民，我只请求你们做一件事：调查，让审判的陪审团调查我儿子的行为。

你们的同胞和同辈公民祝福你们健康友爱，作为共和派中第一位、也是最毫不犹豫的共和派人的父亲，他为自己感到荣幸——

德穆兰

“嘿，拉克洛瓦克斯，假如我把双腿留给库颂，把睾丸给罗伯斯庇尔，委员会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第四天

接下来是对弗雷兄弟的盘问。十点。十一点。赫尔曼把国民大会的命令放在手下面。他注视着犯人，犯人注视着他。他们熬过当夜的种种迹象全写在他们脸上。赫尔曼看到了那个令他精神振奋、由委员会写给全国卫兵的书信文本：

“不要——我们强调，不要——逮捕检察官和法庭庭长。”

随着中午临近，福奎尔对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讲话了。“我有很多证人可以做对你们不利的指控。但是，我不会传唤他们。就依照文件证据，对你们进行判决。”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拉克洛瓦克斯问。“什么文件？它们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应答。丹东站了起来。

“自从昨天到现在以来，我们也许再也不能指望他们遵守法律的正当形式了。不过，你向我承诺过，我可以恢复辩护。这是我的权利。”

“丹东，你的权利已被剥夺。”赫尔曼转身面对陪审团。“你们听够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听够了。”

“那么审判结束。”

“结束？你什么意思，结束？你还没有听我们陈述。你还没有传唤证人。审判还没有开始呀。”

卡米尔站在他身旁。埃罗伸手向前，要去抓住他，可是他朝旁边走开，让过了他的手。他向前，朝法官们走了两步。他举起发言稿。“我坚持要发言。利用这些程序，你们已经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你们不能不听完人民辩护就要惩罚人民。我要求大声宣读我的陈述。”

“你不可以宣读。”

卡米尔把发言稿在两只手中揉得皱皱巴巴，砸向庭长的头部，精准得令人惊奇。赫尔曼虽然躲开了，但是觉得充满了耻辱。福奎尔站了起来：“犯人侮辱国家司法。根据法令条款，现在也许要把他们从法庭上带走。为了裁量判决，陪审团休庭。”

在障碍物后面，人群已经逐渐离散，为了沿着死刑通道和在断头台的边上坐下。昨晚，福奎尔订了三辆死刑囚犯羁押车：下午三点，三辆死刑犯人羁押车。

两个长官连忙上前扶住法布尔。

“陪审团出去时，我们必须把你带到下面去，公民。”

“请你们把手拿开，”埃罗说，话说得既礼貌又带着威胁。“嘿，丹东，站在这儿没意义。过来，卡米尔——我希望你不要捣乱。”

卡米尔准备极尽所能捣乱。法庭一位长官站在他前面。此人知道——这是他怀有的一点信念——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会还击的。“请跟我们过来，”他说。“请安分守己地过来。没人要伤害你们，但是假如你们不安分守己地过来，你们就会受到伤害。”

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开始恳求卡米尔。他绝望地抓住长凳不放。“我可不想伤害你，”这位长官坚决地说。人群中，有部分人开始散去，然后又回头观望。卡米尔蔑视地看着长官。此人试着要把他拽走，但是没成。增援人手到了。福奎尔的目光心不在焉似的停留在他堂兄身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制服，把他带走，”赫尔曼大声吼道。一怒之下，他把一本书向下掼去。“把他们统统从这里带出去。”

其中一位长官把手伸进卡米尔长长的头发里，猛地把他的头往后一拽。他们听到骨头啪的响声，还有他痛苦不堪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打倒在地。拉克洛瓦克斯厌恶地把脸转开。“我要罗伯斯庇尔知道，”他们把他从大理石地面上向上拽拉的时候，卡米尔说。“我要他记住这一切。”

“噢，”赫尔曼对福奎尔说，“警察委员会有一半的人在陪审室，因此我们不妨到他们那里去。假如还有犹豫，把英国外交办公室的文件拿过来给他们看看。”

就在庭外，法布尔的力气已经快要耗尽。“停下，”他喘着气高喊道。扶着他的两个长官把他们的手放在他肘下，让他斜倚着墙。他挣扎着要呼吸。三个人拽着卡米尔软弱无力的身体从他面前经过。他眼睛已经闭上，嘴里还在流血。法布尔看到他了；他的脸痛苦地扭曲了一下，突然，他开始大叫。“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他说。“啊，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

福奎尔朝陪审团成员的四周看了看。苏波尔毕耶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觉得这就是有关情况，”他对赫尔曼说。朝瓦蒂尔点了点头。“满意了吧？”

“他们的头断掉时，我才满意。”

“据说人多，不过被动，”福奎尔说。“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最后他们得不到忠诚。忠诚已经完了。”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法庭，把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吗？”

“不，我认为不需要，”福奎尔说。他给法庭长官人手递了一张纸。“把他们带到外头的办公室。这是死亡判决书。桑松的人在为他们理发时给他们宣读。”他掏出手表。“四点钟。他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不给你们他妈的宣判机会。我不想听到你们的宣判。我对宣判毫无兴趣。人民要对丹东做出判决，不是你们。”

丹东继续在说，声音高过了法庭长官的声音。结果，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听到正在宣读的死刑判决。监狱外的院落里，桑松的助理人员正说着笑话，在互相大嚷大叫。

拉克洛瓦克斯坐在一张木凳上。刽子手把他的衬衫衣领扯开，很快，又把他长得遮住了颈背的头发剪掉。“有人不省人事啦，”一个门卫大喊道。“有人不省人事啦。”

在把犯人和院子隔开的木栅栏后面，刽子手师傅把手举起，表明他已明白。查伯用毯子裹着。脸色发紫。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只有嘴唇在动。

“他自个儿服了砒霜，”门卫说。“噢，你没法阻止犯人把要求传送出去的。”

“是的，”埃罗对丹东说。“我想了一下。最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如果他们执意要把你尸体上的头砍掉，像他们现在这样，这就有了值得疑问的意味。我们不该树立这样吵吵嚷嚷的榜样，难道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切断静脉更好。”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对面的墙上，那里，一场野蛮的打架正在进行。“我亲爱的卡米尔，为了什么目的呢？”埃罗问。

“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就是你，”其中的一位门卫说。他们终于把卡米尔绑得严严实实了。他们讨论过是不是要出其不意地把他揍昏，但是，如果那样做，桑松会变得烦躁不安，说，他们是他妈的半吊子业余水平。当他们试着摁住他，不让他动弹，要剪掉他的头发时，他的衬衫给人从背上拽开了，一片片碎布挂在他那瘦瘦的肩上。一块发青的瘀伤在他的左颊骨下面在明显地扩散，变大。丹东在他的身边蹲下。

“我们必须把你的手捆好，公民丹东。”

“一会儿工夫。”

丹东把手向下伸去，从卡米尔的颈围拿起那只里面装了一束露西尔头发的木盒。他把木盒放到他那双被五花大绑的手中，然后，用卡米尔的手指头在木盒上面小心翼翼地触摸。

“你们现在可以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在他肋骨上面戳了戳。“那些比利时姑娘值得，是吗？”

“值得。但不是因为这些比利时姑娘。”

埃罗走进第一辆死囚羁押车的时候，面色有些苍白。在别的方面，他的脸上倒没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不必跟盗贼一起去，我就感到高兴。”

“只有素质最好的革命者才会蹲在这个死囚羁押车里，”丹东说。“法布尔，你打算完成这个过程，还是我们在路上就把你埋了？”

法布尔费力地抬起头。“丹东。你知道，他们抢走了我的文稿。”

“是的，那就是他们的全部勾当。”

“我只想完成《橘色的马耳他人》，就这个。里面有如此优美的诗句。现在委员会要拿到这份手稿了，那个畜生考洛特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了。”丹东把他的头扶回。“他们将以那个畜生、剽窃专家的名义在意大利剧场上演，”法布尔说。

罗浮码头新港口。押送死刑犯人的囚车摇摇晃晃颠来簸去。他把双脚分开站立着，以保持身体笔直，然后稳住卡米尔正在下坠的身体。卡米尔的泪水透过衬衫渗了出来。他不是在为自己哭泣，而是在为露西尔伤心：也许为他们合二为一的自我在伤心，为他们信札中的天长地久在伤心，为他们的各种姿态，为曾经的各色各样的怪异动作和笑话现在全部失去了、全部消失了在伤心，还有，为他们的孩子在伤心。“你还是没有达到埃罗的标准，”丹东轻声地说。

他扫视了一下人群中的脸庞。沉默，冷漠，他们把囚车的速度放慢。“让我们争取有尊严地死去吧，”埃罗建议道。

卡米尔抬起头，从痛苦的昏迷中突然发出一声，“哦，操他妈的，”他对埃罗说，“别再做这样的贵族[3]。”

大学码头。丹东抬眼朝这里的建筑正面望去。“加布丽艾尔啊，”他喃喃自语道。他仰起头，仿佛期盼着从那儿看到什么人：一张在窗帘后面正在退隐的脸庞，一只举好了准备告别的手。

奥诺雷大街。这是一条漫长的大街。到了大街的尽头，他们冲着杜普莱家屋子拉好窗帘的正面高声咒骂。不过，卡米尔却在极力对着人群说话。亨利·桑松令人恐怖地偷偷地朝他看着。丹东把头低下，小声对他说，“镇定，现在。别再理会那恶毒的胡言乱语。”

太阳正在下山。当我们全部死去的时候，天色马上就会很黑很暗，丹东心想。囚车尾部用无裤党人的服饰遮住，修道院院长克拉维朗正在为行将死去的人默念祷语。囚车拐进革命广场时，他一边在口中念叨有条件赦免的祷语，一边举起手来。

有一点我们无法超越，那就是被常规和想象力所主宰的地方；也许正是在这里，当羁押囚车把里面的货物——现在还活着、还在呼吸的肉身，但是马上就要变成横尸的货物——在断头台上清空的时候，丹东在想象，作为被处以死刑的人当中最伟大的囚犯，他要被留到最后面，卡米尔还在自己身旁。与其说他是在考虑永垂不朽，毋宁说他是在考虑，趁国家铡刀还没有使他们生死别离之前，该怎样使他的朋友把灵魂和身体融为一体十五钟。

然而，情况肯定不是那样。为什么情况会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呢？他们首先把埃罗拽开：准确地说，他们碰了碰他的臂肘，然后领着他，走向他的断头台的那一端。“永别了，我的朋友，”埃罗说，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他们立马把手放在卡米尔身上。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要迅速处置可能让群众感到不安的犯人。

卡米尔此刻突然镇定了。对埃罗来说，看到自己树立的榜样对别人有所教益，真是为时太晚了；然而，卡米尔朝亨利·桑松点了点头。“正如罗伯斯庇尔常说的那样，你得笑笑。此人的父亲曾为了诽谤的事儿告过我状。难道你就不能想一想，我现在受苦受难了？”

他果然笑了。丹东的胃却在翻江倒海：还在呼吸的肉身马上就要变成死尸。他看到卡米尔在跟桑松说话：他看到此人被缚的手中抓着盛放露西尔头发的那只木盒。这只木盒是送给安莱特的。他不可能忘了要把它送出去；临终的心愿才是神圣的，他是从一份值得荣耀的行业中过来的。丹东把目光转移开十秒钟。在这以后，他注视着所有一切，那是生命之血每一次灿烂的闪耀。他注视着每个人的死亡，直至被带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嘿，桑松？”

“公民丹东？”

“向人民展示我的头颅吧。我的头颅值得这番煞费苦心。”

奥诺雷大街：很久以前，一天，他母亲坐在窗边做鞋带。宽阔的晨曦倾泻在他俩身上。他明白，空隙重要，是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而不是线本身，才构成了图案，“给我演示一下该怎么做吧，”他说。“我想学。”

“男孩不做这样的事，”她说。神情镇定而又安详；她手中的活还在继续。听到被排除在外，他喉咙紧了一下。

如今，每当他看到鞋带，即便他眼睛坏了，他就好似看到这个活计中的每一根线。在委员会的桌上，这番情景在他脑海中浮现，迫使他朝远处凝望，远远地，重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看见了临窗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她身体浮肿，肚子里怀着死亡：他看见她低垂的头上的光芒了；在她的手指下面，那幅快乐的图案哪儿都没去，正飞向远方。

1794年4月8号的《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之间姗姗来迟的和好发生时，我们评论说，这种和好得以发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感情，不如说是因为这两位著名的革命家彼此对对方怀有恐惧。现在，我们补充说，这种和好仅仅持续到两人中最灵活的一方找到了摧毁对手的机会那一时刻。于丹东而言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卡米尔·德穆兰曾如此公开地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庇护，结果却在这位独裁者的胜利之中被碾得粉碎。

[1] 阿里斯托芬（前450—前385），古希腊著名喜剧家，雅典公民。他被看作古希腊喜剧，尤其是旧喜剧最重要的代表。据说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哈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有“喜剧之父”之称。

[2] 阿拉姆语是古代西南亚通用的一种语言。

[3] 原文为法语。

说明

露西尔·德穆兰和迪龙将军以阴谋罪受审，于芽月24号被处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于热月[1]10号，也就是旧历7月28号，未加审判即被处死。他弟弟奥古斯汀如此，安东尼·圣-约斯特如此，库颂亦如此。菲利普·勒巴则饮弹自尽。

路易丝·丹东嫁给了克劳德·杜邦，成为帝国之下的一位男爵夫人。

安妮·戴洛瓦妮于1817年亡于拉-萨尔佩特里艾尔的监狱收容所。

拿破仑赐予终身未嫁的夏洛特·罗伯斯庇尔一笔小小的养老金。艾蕾奥洛莉仍旧当“罗伯斯庇尔的遗孀”。马克西米连的父亲最终被发现于1777年死于慕尼黑。

雷让德勒死于1795年。罗伯特·林德不仅侥幸活命，而且还发了迹。丹东儿子回到他所在的省里，从事稼穑。

斯塔尼拉斯·弗雷农抛弃了革命事业。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他率领拉帮结派的打砸抢分子和街头小混混，迫害雅各宾派。于1802年死于海地。

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和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两人都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的几个月内相继离世。卡米尔的孩子由安莱特和阿黛乐·杜普莱希斯抚养。他就读于昔日的路易大帝高中，后来被招到巴黎律师协会从业。亦死于海地，年龄和他父亲一样大。1854年，阿黛乐·杜普莱希斯卒于皮卡迪大区的维尔文镇。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7月19日或20日至8月17日或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