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侦1号案

牛伯成

群众出版社

｜中国刑侦1号案｜楔子

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1号案件。

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

此案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世界第三要案。

此案轰动了北京，轰动了新疆，轰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影响远达海外。

此案主犯白宝山，持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八一”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击伤15人，并在狱中杀害2人。其犯罪手法之残忍，令人发指。

白宝山在监狱中说：政府这样对待我，我出去就要杀人。如果判我20年，我出去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徒刑，我减刑出去，杀不动成年人了，我就到幼儿园去杀孩子。

白宝山每次作案，都要开枪杀人，并携带上全部子弹，准备顽抗到底，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性的杀人狂徒。

白宝山作案手法极其狡猾，胆大妄为，具有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射击技术。作案计划周密，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

在缉捕白宝山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协同作战，出动警力数万人次，与这个杀人恶魔进行了几番较量，终于将其缉捕归案。采访中，笔者详尽地摘录了这个案件所有资料，翻阅公安卷29卷，法院审理卷8卷，观看了侦破和审讯的录像和大量的图片，实地察看了白宝山在新疆作案的现场，采访了公安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领导直至普通侦察员数十人，采访历时半年。

｜中国刑侦1号案｜第一章

1996年3月31日至4月22日，北京市连续发生袭击解放军哨兵、袭击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北京市公安局，震惊了国家公安部，引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中……

一、高墙孤影，电厂武警战士遭袭击

1996年3月31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天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常白班的职工下班回家，三班倒的职工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厂区变得宁静。

电厂西大门内，伫立着综合楼，旁边是热网泵房、备件库和警卫连营房。

涂着绿油漆的大铁门关闭着，大门上方有箭头式铁栅栏。值勤岗亭在大门内侧，岗亭前有水泥台阶，有雨檐和支撑雨檐的立柱。夜里，大门岗亭处的灯光十分耀眼。

这天夜里，值勤的武警战士叫范龙泽。

范龙泽今天胃口不好，晚饭时要了一份排骨，只吃两块就放下了。因为夜里要上岗，他抓紧时间在熄灯前合衣睡了一会儿。这并没使他的胃痛得到缓解，反而鼓胀得更为难受。

晚上21点40分，范龙泽起来，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是自卫哨，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

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

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电话响。

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位上有无反常情况。

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边没有情况。然后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条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他立刻走过去。

这时他想到的只是会不会有贼，盗窃电厂的物资。

夜里风很大，暖气管道的绿色防冻布被风刮开，吹得忽啦啦响。他探头向夹道里看了看，里边黑漆漆的，并没什么动静。

他又折回哨位。

其实，方才他没有看错，那不是随风飘动的防寒布，那的确是个人影。这条黑影躲在夹道中，悄悄观察哨位上换岗的情况，已潜伏多时了。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20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

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哨兵范龙泽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和平年代，哨兵的警惕性不高——他的责任是保卫电厂，防止盗窃和破坏。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又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扶着岗亭的立柱，喷射性地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长高了，侧着头朝这边观看。

几秒钟之后他便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冷笑了，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粗铁棍就打在他的头顶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又从他的耳后滑落下来。

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清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没有带走，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铁棍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像刮过一阵旋风，来了，又走了。岗亭内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9227359。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他的颅顶有一处挫裂伤，长3厘米；左耳后乳突部挫伤，深达骨膜。

“3·31”袭击武警抢枪案，成为一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件的起点……

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枪击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4月7日，距“3·31”案仅一周时间，这里的哨兵再次遭到袭击，值勤哨兵身中两枪。持枪歹徒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击，发射的子弹为7.62毫米步机弹。

留守处东大门外路南有一片低矮的松林，值勤哨位在路北。大门内，由西向东依次是留守处办公楼、服装厂、军人服务社和警卫排营房等建筑，再向东是机关家属楼。路南隔着树林，是部队的干休所。

4月7日晚上21时30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21点半至23点半，两个小时。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23点15分，余启明准备去叫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的双杠上做了几个动作，然后走到大门外。

大门口的灯很亮，反而衬得外面的山坡上黑黢黢的，隐隐能看见路南松林的小树，那儿没什么动静。

余启明背着手枪套，漫不经心地来回走动。

大门外的柏油路上空荡荡的，有风，轻轻地吹拂着，松林、草地发出婆娑的声响。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大约有15米的地方，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枪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

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栏栅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

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

他感到了疼痛，右臂痛得厉害，腰部也是麻木的。跑进营房，他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住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

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

他们没有武器，值勤的余启明也只是背着个空枪套。大家还是勇敢地摸了出去，向外搜索。

小松林那边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

余启明被送到军区司令部门诊所做了伤口紧急处理，又连夜送往军区总医院。深夜1点被推进手术室，经手术治疗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勤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

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

余启明所中的两枪，一枪打中右臂后部，从右胳膊前上方射出，贯通伤；另一枪从他的后腰射入，自有肋于射出，也是贯通伤，险些击中肝脏。余启明的痛感是滞后的，第一枪应该是打在他的胳膊上。

三、凌晨巡警遭遇枪战

4月8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在本辖区执行巡逻任务。车上有6名巡警，携带着微型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他们是：巡逻分队长孟彬，巡警杨斌、姜书启、王炜、肖远和王建庆。值勤时间为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8点。

姜书启驾车。午夜前，他们在八角街绕了一圈，约在12点15分左右，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发现有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逆行从斗源饭庄方向开过来。对方行车速度很慢，车身左右摇摆，有司机酒后驾车之嫌。他们决定拦截该车进行盘查。

然而，当这辆蓝色面包看到警车之后，立即刹住，在路面上打个回头，速度突然加快，企图逃脱。

巡逻车迅速尾追上去，并很快超过面包车，把它通在距路口不远的便道旁。

巡逻车在面包车左侧大约三米的地方停下来。

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三人提着自动步枪相继下车，准备盘查。

面包车的右后门突然拉开，一条黑影蹿出来——这时肖远站在巡逻车后门的位置，王建庆站在前驾驶的位置，孟彬站在中间，对方刚一下车，枪就响了。单发，在夜空里很清脆，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响了三四声，下车的三名警察全部被击倒。

王建庆摔了出去，子弹打在他左胸肋间，向上一点就会穿破他的心脏。王建庆失血过多，很快处于昏迷状态。

肖远手持自动步枪，在他看清面包车后门下来一个人时，对方已经开枪击中了他的右臂，打碎右肘部尺骨鹰嘴部位，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只好左手携枪，绕到车后，然后就倒在了那里。

孟彬是巡逻分队长，他的反应是机敏的。在对方向巡警开枪的时候，他也举起手枪，向对方射击。可惜子弹卡了壳，没有打响。尔后他觉得腿下一热，他也被击中倒地，子弹穿透他的左膝盖。

那条黑影继续开枪射击，边打边退，向东边逃去。

巡逻车车身连中几枪，留下横向排列分布均匀的四个弹孔。前门一个，中门两个，后门一个。右后门挡泥板被击穿，司机座位下留有弹头，后备箱里也有弹头。

枪战发生时，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姜书启喊了句“对方有枪！”他摸自己的手枪，还没摸到，就觉得左小臂中弹了，热乎乎的鲜血流淌下来。

持枪的黑影一边射击，一跃一跃地向东逃窜。那辆宝石蓝面包车突然启动，加大油门朝西开去。一车一人，逃向相反的方向。

情况不明，双方是遭遇战，敌方有备而我方不备，枪战一开始我方就处于被动，始终在吃对方的子弹。对方连打9枪，而我们一枪没有射出。

两名没受伤的巡警一个是杨斌，一个是王炜。王炜单人向东追，姜书启带伤驾车，拉着杨斌向西追，都没有追上。面包车拐过一个路口消失了、持枪人跑到一堵大墙前也不见了踪影。

三人无心恋战，惦记着遭枪击的战友，很快折了回来。

分队队长孟彬忍着伤痛用步话机向分局报案，杨斌和王炜检查几位战友的受伤情况。肖远、姜书店胳膊中枪，孟彬打在腿上，王建庆伤在左胸，伤情最重，车上车下，都是鲜血。

孟彬分队长撑着一条腿，站在路口拦车，运送伤势严重的王建庆，其余人在出事现场等待援兵。

大约20分钟，分局的机动部队赶到。警方封锁厂出事现场及周边地区的道路，并立即呈辐射状向周围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搜查，直至次日天明，没有发现袭击警察的持枪歹徒。

受伤警察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姜书启左前臂有不规则创伤多处，手术清创，取出5片不规则金属屑。王建庆左前胸有4处不规则创口，左颧不规则创口1处。肖远右肘枪弹贯通伤，右尺骨鹰嘴、挠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孟彬左膝枪弹贯通伤，左股骨外髁骨骨折，缺损了2×2厘米一块骨头。

“4·07”、“4·08”两处现场，警方分别进行了勘查。

“4·07”案，警方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大门外的松林内，发现持枪人潜伏的痕迹。在距哨位35米的松树下，提取到可疑足迹一枚。附近的草地上，找到7.62毫米步机枪弹壳两枚，弹底标识为75–81。岗亭外的砖墙、铁栏栅附近，找到弹头碎片。

“4·08”案现场，犯罪分子逃跑距离较长。在犯罪分子下车后和逃跑途中，共开了9枪。警方在现场提取到8枚7.62毫米步机弹壳，弹底标识均为75–81。在其逃跑路线上发现1枚遗留的未发射子弹，弹底标识与提取的弹壳相同。在其翻越的墙头上提取到微量血迹（墙上有玻璃碴）。

两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公安技术部门鉴定，歹徒使用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四、八一射击场，哨兵凌晨遭枪杀

半个月后，4月22日，罪恶的枪声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八一射击场响起。

八一射击场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体大队管理处，隶属于总参谋部管辖。当地的老百姓称它“八一射击场”。在这里曾培养出打破世界记录的董香毅、李亚敏、李对红等多名优秀射手。

八一射击场远离市区，保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团担任。

4月22日凌晨1时45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值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枪声。

2点40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30–40岁。对方先问过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一点带人过来。”

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

对方已把电话挂断。

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采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利，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采良、胡春利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

3时25分，军体大队大队长于建中从宿舍赶到现场，分别向总参军训部值班室和丰台公安分局张郭庄派出所报案。

4点20分，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公安分局、张郭庄派出所的军人、警察陆续赶到，连夜对现场进行勘查。

哨兵赵长文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大门内侧，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现场找到步机枪弹壳3枚，地点在大门内一间正修建的空房附近。位置：门外一枚，空房内两枚。现场提取弹头一枚，子弹钢芯一枚。哨兵的军帽在尸体头部正前方，距头部约50公分。大门钥匙一串，距哨兵尸体右脚下约100公分。

经法医解剖，哨兵赵长文身中两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7.62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4·07”、“4·08”案件出自同一支步枪。

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抢枪套连同空弹夹失踪。

军体大队大门哨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大门座西向东，为钢筋水泥平檐式建筑，有4个立柱，中间为正门，两边各有侧门。大门外有值勤岗台，标志明显，是哨兵白天的哨位。夜里大门和南侧门上锁，只留北侧门出入（也上锁，有人出入时临时打开）。哨兵夜间值勤位置在大门内，这是一个砖结构的值班室。室内有床铺，设有电话。

此大门内约10米，正在建造一座新大门，搭着脚手架，但门房已经建好，未安装门窗。新大门建好后，原大门将被拆除，大门及院墙将整体内移。

4月ZI日夜，大门哨兵由赵长文和同班战士小连担任。赵长文黑龙江人，相貌英武周正；小连是个新兵，来自陕西，入伍不到4个月。

小连这样描述他所经过的这个可怕的夜晚的——

连长23点50分来查哨，连长走后，零点左右，赵长文锁上大门，我在门口台阶上蹲着。这时有一个人从北边过来，从小门朝里走，说是找人的。我说：“你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找谁？”赵长文看了证件让他进去，批评我说：“你怎么又耍态度，怪不得大伙说你老毛病又犯了。”

我俩回到值班室，我躺在床上，赵长文泡方便面，对我说：“没事你早睡吧，回头接我的班。”

大约1点多，外出的队员回来，赵去开门。凌晨1点30分，好像是我们的车回来了，赵长文去开门。再过一会儿，有人敲值班室的窗户，我问：“谁啊？”他说：“你别管，睡你的觉，我到外边转转。”说着，他拿着警棍出去了。

大约几分钟的样子，外边传来“砰”的一声。当时我没在意，接着又是“砰砰”两声。

我想这是不是打枪啊？我害怕起来，没敢出屋，悄悄掀开窗上糊的靶纸朝外看。我看见一个人，站在新大门门柱的阴影里。这人个头挺高，脸是灰色的，长脸型，衣服什么样的没看清。

他朝四外张望一下，见没动静，就从暗影里走出来，走下台阶，直接向岗亭走过来。

我很害怕，立刻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过了一会，我仔细听听外边的声音，好像他走了。我又掀开靶纸朝外边看。那人在院子里，正朝北走。看着走远了，周围也没有别的声音，我就掀开被子下床，走到门前喊了两声长文。没人答应。

我推开屋门朝外看，瞧见了地上伸着两只脚。我赶紧把门关上。等一会再推开，看见赵长文侧身向外躺在地上。我壮着胆子跑到外边，朝他喊了几声。我说：“赵长文你这是怎么了？”赵长文手在发抖，说了句：“里边有人。”我从他手里拿过警棍，打开上边的灯朝新大门那边照了照，并没有人。回过头再看赵长文，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回到值班室，把警棍塞进抽屉，蒙上被子躺一阵，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见外边有卡车启动的声音，就跑出来，从北边的大墙朝外看，正好看见有个人影贴着北墙根朝汽车站的胡同跑。我想这人可能就是凶手。为了看清面孔，我壮着胆子跑进胡同，胡同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又跑回来，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

又过了几分钟，大约两点三十分吧，我听见有人推开值班室的门，给大队挂电话，挂了几下没挂通，这人又离开了。

后来我听见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接了。是大队胡春理打过来的，他问：“大门口有情况吗？”我说：“没有。”他问：“真的没有？”我说：“真没有。”他问：“今天谁的岗？”我说：“赵长文的。”他问：“赵长文干什么去了？”我说：“他大概是巡逻去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上，把腰带扎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这时，连长和协理员就一起跑了过来。他们问我，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刚起来……”

小连是个小兵，才17岁，四个月前还是个老百姓，没经受过正规训练。遇到这样的事，他懵了。

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时分，这位职工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响枪。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听错。判断一下，响枪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

他更睡不着了，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想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

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被枪打死了。

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因情况不明，他没透露自己的姓名。

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保卫部。

｜中国刑侦1号案｜第二章

一、现场，现场，现场

3月31日至4月22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井电厂、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八一射击场三处哨兵连续遭到袭击，打死哨兵一人，击伤二人。

持枪歹徒于4月7日与我巡逻的警车遭遇，当场击伤我巡警4人后逃匿。

这一连串的恶性案件发生在首都北京，犯罪分子直接把目标对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多人，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这样的案件，是建国以来所少见的。

“3·31”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公安部刑侦局的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并做了重要指示。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3·31”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

因“3·31”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

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

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

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

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方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4·07”、“4·08”案件。

案情一个比一个更严峻，现场也由一处扩大到三处。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现场周围是低缓的坡地。从射击角度、弹着点分析，确定其射击位置在大门外的小松林。现场收集到弹壳、足迹、弹头披甲等物。

“4·07”案与“3·31”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3·31”案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4·07”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

“4·08”案显然是“4·07”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4·07”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

“4·08”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报案，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这位司机曾接受过民警的查询，当时他说了谎话，说他4月8日晚上没有出车，也没有借车给他人。

晚上，他睡不着觉。影响他去报案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车没有出租牌照，夜里出来是想弄两钱，报案害怕受罚。但不报案显然在袒护一个恶人。而且，事情闹得不小，被查到他更是错上加错。夜里，他整整抽了3包半香烟，这才下决心，第二天一早来到派出所。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停下，问他：“您去哪？”他说：“去337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我说：“去古城地铁20块。”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来，我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注意。掉过头来，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后边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边说，边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他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到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听着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毛毡，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个弯，顺着311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看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看看车里没有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1.78米。

他解释说，当时他逃跑是因为害怕。逃跑之前，看见地上躺着三名警察，他吓坏了。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畏惧心理。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他们印发寻物启示，发到全村的每一户。在丢弃地点拦截访问过往行人车辆。张贴告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但是——这些措施均未收到回音。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4·08”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犯罪分子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强，与我巡警遭遇后首先开枪，在一对六的情况下，压制住我方火力，成功逃离了我方的控制。

对方有着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4·22”现场再次证明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这4起案件，犯罪分子侵犯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3月31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均为75–81的大量的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二、震撼人心的两个绝无仅有

任何事件的定位，都与周围的大环境小环境有关连，都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之所以成为96–97年全国第一要案，这与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特别是北京的治安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1996年的春天，对北京来说，是个多事之春。这一年，北京发生的刑事案件之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大，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在家中被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2月8日，北京市发生了首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犯罪分子鹿宪州及其同伙，光天化日之下拦截运钞车，枪杀两名武装押运员，抢劫人民币数百万元后，驾车逃逸，在社会上影响巨大。

3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发生了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接着又连续发生“4·07”、“4·08”、“4·22”持枪袭军袭警案，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直接指向国家机器，在军界，在党和国家领导层反应强烈。

这一年，还发生了残害男童案、“飞贼”入户抢劫案、残杀21名进京女青年案……

北京的社会治安始终是稳定的，这是全国政治安定的象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而在1996年，恶性暴力案件突然上升，政府机构、人民军队、金融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严峻情况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国务院，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6年3月底和4月初，江泽民总书记两次提出要看案例。当总书记看过包括“3·31”案在内的26个典型案例后，十分震惊。打击刑事犯罪被提到“不仅关系到社会治安，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96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这与当时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同时，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这次严打斗争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两次听取“严打”工作汇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但是，作为这次严打斗争的重要案例——“3·31”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仍然顶风作案，继续袭击我解放军哨兵。这一方面表现出犯罪分子的猖獗，同时也是对我公安机关的严峻挑衅。

“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上升为严打斗争的头号案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案件的侦破情况，并针对案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3·31”系列案件，成为建国以来领导批示最多、批示层次最高的刑事案件。中央要求公安部门全力破获此案，消除这一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

国家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明显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已到了不破此案，无法向中央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无法向军队交代的地步。

三、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是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

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

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

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

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

自1996年4月至1997年9月，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始终没有撤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也无论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一天也没中断过。

在重点哨位布同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增援。

这样长的时间、花费这样大的警力进行布控，在北京的刑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心非常大，打现行，不动摇。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始终坚持这一条：只要案件未被侦破，这条措施就要持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线的民警不畏艰苦，不怕困难，默默无闻地做着守卫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侦破“3·31”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等待的时间越长，犯罪分子再次出现的机率就越大。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

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来源，但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来源。

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

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相同，弹底标识都是75–81。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那么，调查子弹来源，应该是发现犯罪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

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拆开揉碎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27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4起案件的前3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

首案发生在高并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

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面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

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

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察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蓖头发似的蓖了几遍，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3·31”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

传闻中他被描绘成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

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

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这是无庸置疑的。“4·08”现场在场的人都能证实，对方拉开车门就射击，根本就没有瞄准的时间。对方操枪规范，边打边退携枪跳跃的姿态像受过专门训练。双方是遭遇战，他能迅速作出反应，主动出击，抢先击倒我方，然后迅速逃匿。这一切做得有条不紊，就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未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难于做到的。特别是他的射击水平，包括射击的准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包括他对运动中射击种种技巧的把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4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作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30–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中国刑侦1号案｜第三章

一、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0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0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0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办理户口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是要履行有关手续，但是不是一定要办理一年半的时间？劳改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他们要重新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给他们以温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歧视，不是刁难，不是一拖再拖，或许白宝山这个本来就存在危险，本来就敌视社会，有着严重心理缺陷的曾经犯过罪的人，不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抢枪杀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灭了，白宝山身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良知丧失殆尽，我们现在打开的的确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确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并不是监狱签发的释放证，而是我们某些民警的作风。这件并非小事的小事，维系着白宝山的生存希望，关系到他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是诱发白宝山重新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一个态度，引来了一场灾难——而我们的片警，至今仍蒙在鼓里……

三、狡猾、残忍的犯罪分子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搞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不远，上下班路过热电厂大门口，经常看到那里有哨兵背枪站岗。

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

“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

挖洞，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洞为长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棍，木棍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洞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

有了枪自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两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

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退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毡袋子，朝“雅疗”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

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

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两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

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二三百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事后证实，这是北京燕东招待所），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两发子弹退出，黑暗中1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

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

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

另一个回答：“没有。”

然后静了一会，他们便撤了回去。

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了两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

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射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

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射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

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袋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射击场。

在距射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射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

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

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两个兵。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射击场内部去打。如果两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现在，他身上还有61发子弹——他共有子弹75发，打哨兵用去2发，与巡警遭遇，打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两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

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

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0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

他看到两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

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4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中国刑侦1号案｜第四章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0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二、“预谋犯罪”白宝山前期的心理过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层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

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0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三、成为“外宿犯”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

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博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

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

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蔫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

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

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

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四、犯人李宝玉失踪

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

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3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

3人中，李宝玉是组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却能合到一块儿。

傅克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清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支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

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

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

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

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

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打破了他们三个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

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

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

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

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

傅克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它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他妈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到现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轻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枪毙……我划不来……”李宝玉说：“你他妈少来这一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抠不出来了。”

李宝玉说：“那你找谁？自己弄去。”

白宝山说：“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

他问：“钱在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边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

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搀进牛粪里。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

这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

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

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杀人呢？

五、血溅牛房

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此两人为化名），4人全是北京调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9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博克军两个人。

21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

中午，博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

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秦二人看电视看到五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人一齐吃。到了晚8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博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

发动犯人提供线索，监狱的人犯反映，白宝山与傅克军有矛盾，主要因为博克军不让白宝山摸他的马，为了这样的小事就去杀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宝山的田守水说：“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白宝山是个记仇的人，他有着疯狂的报复心理，平时又显得不动声色。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虽然他与傅克军、李宝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觉得他受了欺负，他从心里厌烦他们，这已经构成了他杀人的理由——就像他讨厌那条狗，就一定要杀死它一样。

杀掉李宝玉，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淡化人们的印象，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识里，傅克军必须杀掉。他天天看着傅克军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宝山醒来，他认为该动手了——没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们也没吵架，甚至，这几天两人相处得比平时还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凄凄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风声。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监所，荒野地里孤零零伫立着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里的老牛，牛房只住着他们两个。

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

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响鼾。

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吭地就是一下，轮起来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再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

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

博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宝山的铁锤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扑哧哧”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

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也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出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灰烬用沙土埋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做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内只有他和博克军两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得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军行李丢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它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作出联想。

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

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它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

他说，博克军经常在外边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博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边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

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

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博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中国刑侦1号案｜第五章

一、三下徐水

白宝山在京西连续作案4起，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他觉察到已经惊动了警方。他没犯急躁病，作案之后便跳到案子外边来瞧热闹。

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抓现行”的措施，应该说是正确的，侦查重点定得也准确到位。一般的犯罪分子，连作几案，会延续作案的“惯性”，继续干下去。况且，从“4·07”、“4·21”案分析，犯罪分子抢劫短枪的目标并没达到，这更增加了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白宝山却没有这样做。

他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干起来十分凶狠，趁你不备，开枪杀人肆无忌惮；你警觉了，布下罗网，他又潜伏下来，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动静。

在北京不能再干，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

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

这又是白宝山反常规的一个心理定式。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而白宝山所选择的几处作案地点，都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家住在石景山区、丰台是他去二姐家的必经之路、徐水是他的老家。这可能与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在熟悉的地方“做事”，会觉得踏实些。

1996年7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下午两点到达徐水县城。徐水这些年间变化太大了，他居然什么地方都认不出来了。

下了车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就看见了一座兵营。门前有哨兵，但没有背枪。

他有些兴奋。像嗜血动物闻到血腥一样，他一看到绿军装就兴奋。

再向前走，大约走出3–4里地，又有一处兵营。这里的哨兵是有枪的，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正在扫地。

白宝山眼睛一亮，这种枪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看一阵，他已经喜欢上这种枪，觉得什么地方都合适。

绕着兵营走一圈，兵营的院子不大，围墙很高，墙角上有了望哨，很像是个弹药库。

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绕着兵营都是果园和庄稼地，庄稼地被紫槐隔成一块块，与果园犬牙交错。这非常适合隐蔽，又便于逃跑。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作出了决定，搞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下午直到晚上，白宝山没离开兵营左右，选择好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整个大地都湿漉漉的。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

长途旅行携带长枪的危险性白宝山是很明白的，他避开北京长途汽车总站。事先他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雨仍在下，白宝山提着装枪的布袋，在雨中步行。靠近兵营的地方有一家水泥管厂，白宝山在这家工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另一个地方。

第二次下徐水，他只做了这一件事。

两天后，白宝山三下徐水，这回他可要放手大干了。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天放了晴，地表变得干燥，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宝山穿着白色圆领背心、制服大裤衩、皮鞋——作案用的绿军服和绿胶鞋放在挎包里，乘车来到徐水县城。时间尚早，他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

“临战”的准备工作他做得很仔细，他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向枪膛里压满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射击位置。

后来的很多痕迹专家都奇怪，他打出的所有子弹，弹壳的烧蓝上都不见指纹。他们感到遇到了“对手”。

这是一片紧挨着哨位的庄稼地，地边上有一圈紫槐树丛围成的篱笆。他要尽量靠近哨兵，选择的地点，距哨兵不到10米——几乎就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因为距离近，哨兵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白宝山一点点挪进来，不能弄出一点声响，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4个小时，直到午夜12点半左右。

现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3个人，距上一班换岗已近一个小时，他掐算过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15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罪恶的枪筒从槐树丛中悄悄伸出，在向哨兵瞄准，瞄准……

二、徐水某高炮团弹药库遭袭击

1996年7月27日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10分，驻徐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高炮团值班室接到紧急电话，报告说，该团弹药库遭到武装歹徒袭击，哨兵霍建军受伤，哨兵蒋鹏程死亡，值勤用“81–l”自动步枪被抢，枪号为11126210。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7月26日晚，中士班长柴红阳，列兵霍建军、蒋鹏程三人值23点30分至凌晨1时的岗。柴红阳是沈阳人，21岁，中共党员。霍建军河北人，1995年入伍，是军龄1年的兵。

23点20分，班长柴红带领霍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接岗。哨位设在大门外约15米的地方，那儿有两个岗台。岗台圆形，涂着红白相间的竖条。大门两侧墙壁上写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字标语。

换岗时，上班岗把了望哨钥匙交给柴红阳。了望哨是大门内的一个岗楼，从上边可以俯瞰外边的情景。柴红阳光上了望哨，观察一阵，未发现情况，从上边走下来。这时排长来查哨，嘱咐说：“今天夜里特别黑，要提高警惕”。柴红阳立正说：“是，我们一定站好岗，请排长放心。”

柴红阳来到岗台前，两名哨兵分别在两个岗台上站立着。军人有军人的要求，即使在夜里，值勤也要站得笔直。柴红阳先到蒋鹏程的岗台前待了会儿。

蒋鹏程说：“班长，我腿疼，能不能坐一坐？”

柴红阳批准了他，说：“腿疼就坐一会儿吧。”

蒋鹏程坐在岗台上，又说：“班长，再有50分钟，就下岗了吧？”

柴红阳看看表说：“这回你说得不对，还有40分钟下岗。”

然后他走到雷建军的哨应上说了几句话，又返到蒋鹏程这边。

现在他们3人全在哨位上，3人只有一条“81–1”式自动步枪，由霍建军背着，蒋鹏程身上挎着子弹袋。3人毫无戒备，冷丁间，黑暗中枪就响了。

枪声极近，仿佛就在眼前。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地一声。背枪的霍建军被击中，他“啊”地一声，栽倒下去。紧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长柴红阳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红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打空。

柴红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3–4下，子弹在附近的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过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

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蹿过来，从霍建军身上摘走了“81–1”式自动步枪，沿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

柴红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挂电话，报告说“我是军备库警勤分队，我们遭到袭击，歹徒有枪，你们赶快取枪弹过来。”

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摸不清对方枪击哨兵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是弹药库，首要任务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

打过电话，柴红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大家边检查武器过边等候命令，这时排长已带几名战士先把遭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抢救回来。

不久，一营营长郭廷州赶到。因情况紧急，他开了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带各单位的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几条路线进行包抄。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冲在前面。

营长的部署尽管周密，但比起歹徒来，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白宝山对这一点很自信：我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等你反应过来，我已经跑远了。

从枪响，到组织起追捕，大约用了十几分钟。

高炮团的官兵搜查了周围所有的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未发现可疑人。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人员，也无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

10分钟，犯罪分子足已逃之夭夭。

据受伤的战士霍建军回忆，案发时间应该在12点30分左右。他被打倒时头朝北，脸朝上，枪背在身后，身体压着枪。他只听到3声枪响，开枪的地方非常近，他觉得距他不过5米。敌人射击位置在岗台西侧的树丛里，对方蹿过来摘枪时他神志清醒，还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对方没管他的死活，也没补枪。因班长已按响警铃，对方拿到“81–1”自动步枪后，转身就跑了回去。给霍建军的印象，那人身高约1.78米，30多岁，跑得很快，动作像受过专门训练。他认为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复员兵，因为他打枪打得太准确了。

7月27日凌晨，徐水县公安局，该部队上属的师保卫处。军保卫处，保定市公安局的技侦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天明之前，北京军区保卫处，河北省公安厅有关领导也来到现场。由于中心现场地形复杂，军地领导决定，勘查工作在天亮之后进行。

现场勘查自27日早6时开始，至下午18时09分结束。这天天气阴，气温35摄氏度，微风，勘查在自然光线下进行。

中心现场在徐水县西南2公里处的弹药库。弹药库座北向南，砖混结构。东距京石高速公路8公里，西距107国道900米，北距高炮团主营房2公里，南距一营营区120米。弹药库与一营营区间有一条柏油小路，该小路距弹药库85米，从一营营门前经过。

弹药库周围是农户的果园。门前两侧是玉米地，均被槐树丛围成不同地块。射击位置在距岗台7米的槐树丛中，该处提取5枚弹壳，有犯罪分子伏卧和潜伏的痕迹。

现场东岗台上，有两顶军帽，上有血迹。其中一顶军帽上有弹孔。弹药库南墙上有弹着点。

技侦人员找到犯罪分子进入潜伏位置的入口和出口路线，在果园的软土地上提取到石膏灌铸足迹10枚。

战士蒋鹏程被打死。枪弹自右上臂外侧肩峰下12厘米射入，从右上臂内侧腋下射出，又从右腋前乳头外侧射入，自左肋下腋中线射出，留有3×17厘米创口。经解剖，蒋鹏程的右肺叶挫伤，肺组织出血性坏死，心脏挫碎，部分心肌缺失。肝脏挫碎，脾脏放射状裂伤。结论，两处枪伤为同一枪弹射中形成，造成心脏破裂死亡。

霍建军伤情：子弹由右下腹射入，腰背部射出，留有3.8×1.5厘米出口。肋骨、腰椎未见骨质异常，枪弹未伤腹腔。

——霍建军是幸运的，子弹沿着脏器的缝隙跑出去，这个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三、连闯关隘，返回北京

白宝山在距哨兵7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连滚带爬”（高姿匍匐）向大门逃去，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对方已跑进兵营。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他背着两支枪，猫腰从原路跑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他经过那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路——他的速度慢下来。

然后，他沿铁路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找了两个坑，把两条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

早上8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越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汽车开出徐水，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停了下来。

他们遇到了路卡，公路两边站着武装的军人，头戴钢盔，握着自动步枪。

两名佩戴黄箍的军人登上汽车，问：“这里有没有从徐水上的人？”

白宝山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就是从徐水上的车。”态度主动，神情自若，先发制人。

军人走过来，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包，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

另几个从徐水上车的旅客也接受了检查。

军人主要是查看行李、提兜、大些的包装物——这显然与袭击哨兵的案件有关。

检查通过了，没发现问题，汽车被放行。

车行不久，再次被军人设的路卡拦住。周围的军人很多，还停着几辆军车。盘查内容大致与上次相同，主要检查从徐水方向来的车辆和乘客。

等待检查时，白宝山拉开车窗，跟车下的军人聊天。

“喂，老弟，出了什么事儿，弄得这么紧张？”

军人说：“我们徐水的兵营被袭击了，抢了枪，还打死我们两个弟兄。”

白宝山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出这种事儿？”

军人说：“你以为和平年代就太平了，总有人仇视我们。”

白宝山说：“你们当兵的，也够辛苦的啊？”

“辛苦没什么，要是逮住那个混蛋，非枪毙他不可……”

边跟车下的军人说着话，边接受车上的军人检查，没引起丝毫的怀疑。

仍然只查旅客携带的物品，不查人。

汽车开过高碑店，前边就是涿州，在这里要经过一座公路桥。汽车第三次被拦截住。

这次设卡的是警察。警察检查的内容和军人不同，一上来就查看乘客的身份证。

白宝山没有身份证，心里未免有些紧张。

他坐在车的后部，警察从前边查起。前边的乘客也有几位没带身份证，各说各的理由。查到白宝山，他撒谎说自己到徐水老家走亲戚，身份证忘记带出来了。警察问他徐水老家的村名，他回答得很清楚。再问北京的住址，他信口说了一个什么地方。未做登记，白宝山第三次蒙混过来。

7月28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白宝山是个残忍的杀人犯，同时又是个狡猾的思考型的犯罪分子。他多次袭击部队，事后都能够顺利逃脱，主要由于他事先准备得充分。这包括心理准备和作案方案设计两部分。

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关于如何逃避打击，他说：“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干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虽然白宝山作案缜密，虽然他有一整套反侦查的手段，白宝山在河北作案，还是为我们的侦查工作留下了十分宝贵的东西。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意，他们是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的。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军队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4案并在一起。

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1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7·27”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3·31”案被抢枪支一致，与“4·07”、“4·08”、“4·22”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条步枪。

并案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成趟的脚印，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刻画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徐水作案，说明其与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徐水地区有某种联系，这也为我们的侦查条件，提供了新鲜内容。

｜中国刑侦1号案｜第六章

一、结识谢宗芬

案件的侦查有它的客观规律性，它又是一个充满悬念和陷阱的震人心魄的过程。你可能判断有误，你可能被假相蒙蔽。新的线索出现了，你对已知材料进行了修正，认识就向前推进一步。这是个需要不断解密的复合题，不知不觉中，犯罪嫌疑人的“面目”也就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到最后时刻谁跟谁也没有见过面。

警察与罪犯，隔着一层纸，有时纸很薄，能感觉到但是看不到，案子是他们的连接点，此外的一切；都在未知领域中运行。

这里边的偶然因素极多。

人都是复杂的，犯罪分子也是同样。除却作案，他也有他的日常生活。有家庭，要吃饭，有他跟寻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你能不能想到，白宝山连连在京西、河北等地作案5起，杀害军人两名，打伤军警人员8名，而后，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情意绵绵地跟一个女人搞起“对象”来

白宝山所做的那些罪恶勾当，他的家人是不知道的。白宝山回到北京之初，在母亲家住了将近一个月。表面看他没什么不正常。早上出去跑步、爬山，白天无事便在家闲呆。除了办户口跑几趟派出所，最喜欢的就是倒床上睡懒觉。晚上偶尔出去，也都是利用继父值班，母亲打牌的空当儿，从不惊动家里人。

4月初，因小弟的对象文伊（化名）要来母亲家里住，白宝山再住这里不方便，又搬回了北辛安老平房。大弟三口住一间，白宝山住另一间。这间房原来是二姐的女儿为上学方便居住的，让她过来跟文伊住。这样虽暂时能安排开，但已相当拥挤。

不久，母亲向打牌的邻居租下一间自盖的小房，面积不到10平米，谈好每月租金100元，让白宝山单独住进去。这下为白宝山夜间活动提供了太多的方便。

白天，白宝山仍像以前一样，天天到母亲家这边来。在这边吃饭，没事也在母亲家呆着，看电视，或者睡觉。给家人的印象，他安分守己，归来后没做什么坏事。

白宝山释放回来，有两件事始终让家里操心，一是他的工作问题，二是他的家庭问题。他快40岁的人了，前妻早已离婚，给他说个对象成个家，是件正经的大事。

工作始终没落实。想做小买卖，一是本钱不足，二是没户口不给执照。这些日子，白宝山在生活上基本是靠母亲和大弟周济。

说“对象”的事却大有进展。

小弟的女友文伊是甘肃人，她到北京打工已有4年，在商场帮人做生意。她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叫谢宗芬，两人关系不错。谢宗芬也在同一商场，租柜台卖布。看上去有些钱，长得也不错，年纪跟白宝山相仿佛。

这情况文伊对白宝山的母亲说了，那边女方是离婚的，有两个女儿，都在四川，跟这边没有牵扯。女方有钱，做着买卖。这边大哥回来没工作，正好能帮帮摊。文伊瞧着这事儿挺适合的。

白母当然高兴，要是宝山能成个家，有人管束他，老人心里也就踏实了。虽然女方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户口，可宝山条件也不强。人家能看上他，两下里能凑到一起，就很不错了。

这边母亲眼白宝山说了，白宝山没意见。那边文伊向谢宗芬介绍白宝山的情况：离过婚，小时候因偷厂里东西，被判过刑，在大西北受了十几年罪，刚回来。不过人挺好，一米八的个头儿，又是北京户口……谢宗芬答应先见见面。

这一段，正是谢宗芬在商场的生意不好做的时候，盘盘账，不赚钱还亏钱，她打算撤下来。跟文伊在石景山法海寺市场看看，觉得比租柜台好干些，回去就把商场柜台退掉了。托文伊在模式口附近租了房，把存货全拉过来。

这也是谢宗芬同意与白宝山见面的一个原因。文伊就是例子，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想在北京站住脚，找个北京人有依托。

第一次见面在白家，大家一起吃饭，然后留两人单独谈话——这程序跟一般介绍对象没什么两样。

谢宗芬一见白宝山就有些心动，这人身体好，大个子，长得挺男子气。说话略有些口吃，人却挺诚恳。当然，这当中有文伊的影响，她是信任文伊的。白宝山被判过刑，她倒没看得有多么重要。她听文伊介绍过情况，知道他犯的是盗窃罪，偷盗的又是公家财产——她觉得能理解。她以一个农村出来经了几年商的四川女人的眼光看待白宝山，认为他在大西北受了十几年苦，总会接受教训的。而且，大西北回来的人也不见得都不好，许多大西北回来的都发了财——这样的事在她们做生意的女人群中传得很多。

白宝山对谢宗芬的印象也不坏，长圆脸，五官看上去挺秀气，鼻子略有些翘，人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那天谢宗芬刻意打扮了一下，像个女老板，满有风韵的，说话也显得爽快大方。

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没正式表态。但第二天，两人就在底下走动起来。

谢宗芬是四川筠连县人，文化不高，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她19岁结婚，嫁给一名复员军人。1993年出外打工，在浙江省闯了三年。1996年的正月十八，随几个四川老乡来到北京，到现在已有半年。她像许多进京的四川女人一样，懂得生意经，有吃苦耐劳精神，有主见，做事情不后悔。

两人相识大约一个星期，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谢宗芬租住的房子停了电，屋里黑漆漆的。

谢宗芬一个人在家，听着外边的风声雨声，有些害怕。想了一阵，撑把雨伞来到白宝山的住所。

谢宗芬说：“我那边停电了，你带我去你母亲家吧，我跟文伊挤一晚。

白宝山说：“我不怕停电，咱俩换换，你住我这儿，我去你家，连帮着你看着货。”

谢宗芬同意了。

白宝山不认识谢宗芬的住所，谢宗芬先领他过去。来到谢家，白宝山就改变了主意。他关上屋门，拉住谢宗芬的手说，“要不你也别走了，今晚咱俩睡一起吧。”

屋子里黑黢黢的，谢宗芬说：“那怎么行！”

白宝山说：“有什么不行？你结过婚，我也结过婚，我看你不错，咱俩就相好吧。”

谢宗芬本来也有这个意思，推诿一阵，也就留了下来。

这天晚上，两人应在谢宗芬的小房，发生第一次性关系。

谢宗芬并不知道，这一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白宝山在女人问题上：不打马虎眼，他第二天就把谢宗芬带到母亲家，说：“从今天起，小谢在咱家吃饭。”这意思是很明确的，这等于向家里公布，谢宗芬已经是白家的人氏。

结识了白宝山，谢宗芬感觉上是很不错的，生活更充实了，做生意也有了依靠。第三天，她到法海寺市场卖布——布匹是积存的，有时也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大门口去卖。除了卖布，看周围摊上卖什么，她也跟着进什么商品卖。晚上，就住在白宝山那里。

白宝山白天帮谢宗芬上货，用自行车从批发市场驮过来，有时也帮谢宗芬盯盯摊儿。白母、文伊有工夫也过来看看。白家把谢宗芬看成自家人，能帮把手的都帮把手。

没多久，谢宗芬积压的货物卖得差不多了，她退了房，公开与白宝山居住在一起，把行李货物也全搬到了白宝山的住处。

两人吃住在一起，时间一长，白宝山反常的地方就暴露了出来。比方，白宝山突然说他要出去办事，一去就是一两天，为了什么却不对谢宗芬说，谢宗芬不高兴了，她认为白宝山河瞒着她的干事情，为此两人闹过别扭——那次是白宝山三下徐水的时候。

两人公开同居，白家都认可这是未来的媳妇，但在经济上他们是分开的。白宝山在这件事上很明白，谢宗芬做买卖挣的钱，是谢宗芬的钱，谢宗芬给他花，他就花，不给，他从来不要。他没认为那些钱里有他的份儿。

徐水的案子作完了，白宝山闲下来。他并不打算近期去取枪，起码——他要等上一个月。

一次，他和谢宗芬在河边上散步，听谢宗芬说她的身世。谢宗芬家里有个抱养的姐姐、已经去世，姐夫仍年年春节带孩子过来，看望她的父母。谢宗芬的这个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

这立刻引起白宝山的注意。

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二、四川之行

8月初的一天晚上，天气凉爽，两人也格外地好心情。

吃过饭，白宝山试探地对谢宗芬说：“我想弄把手枪，你们四川那边，能搞到枪吗？”他说话的口气，就像谈一宗普通的买卖。

谢宗芬却吓一跳，说：“你不是开玩笑吧？”

白宝山说：“不开玩笑，弄枪我有用。我有手枪子弹，一大把呢，没有手枪，都浪费了。”

谢宗芬说：“弄不到。”

白宝山又问：“别的办法弄不到，花钱买能买到吧？你们那边有没有卖手枪的？”

谢宗芬想了想说：“可能有吧。”

当天晚上，白宝山就提出来，要和谢宗芬去一趟四川。他没去过四川，想过去玩一玩，同时弄一把手枪。

谢宗芬不说话，她感到左右为难。但这次为难的不是“买枪”，是因她的私事。

谢宗芬在四川老家有家庭，有丈夫有女儿，她并没有与丈夫离婚，她丈夫是“倒插门”来到他们谢家的，跟她父母生活在一起。

谢宗芬是个有本事的女人。既能在外边闯天下，又能把家里胡撸平。她其实是惦着家的。在外边把自己说成女单身，是许多她这样的女人常用的伎俩。“单身”能使人同情，能更自由，能利用男人，自己也方便。

但这样，她等于欺骗了白宝山，也欺骗了文伊。白宝山是跟她搞对象的，这是“正式”关系。白宝山不去四川，她还可以这样囫囵吞枣地糊弄下去，他跟她去老家，就什么都露馅了。她对白宝山有感情，不知晓他知道这件事后，还愿不愿要她。

谢宗芬哭了，然后红着眼圈把自己的事讲给了白宝山。

白宝山沉默一阵，说：“我不在乎，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去四川，就是想买把手枪。”

他有他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谢宗芬这天仍觉得别扭，第二天才渐渐好起来。因为她感觉到，白宝山表的态，不是在说假话。他的确没在乎，他的确如他所说，他一心想到四川去“买”枪。

两人说走就走。先坐火车到成都，再换汽车来到筠连县。

到了谢家，谢宗芬对父母和丈夫介绍说：“这是和我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没来过南方，是过来玩的。”

他们在四川住了10天。谢宗芬天天在家跟父母、丈夫呆在一起，白宝山每天都出去爬山。

本来，白宝山希望通过谢宗芬的姐夫搞枪，试探地问了问，情况不是谢宗芬说的那样。白宝山就不断催促谢宗芬，为他找人买枪。

大约在第六七天，谢宗芬带来一个瘦男人，是筠连县城里的“混混儿”。

两人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喝边谈。

混混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白宝山说：“做普通生意。”

混混自作聪明，捻捻手指说：“是不是做‘粉’的生意？”

白宝山说：“也做一点。”

混混就不说话了，光在那里喝酒。

白宝山问：“你能不能搞手枪？”

混混说：“这没问题，不过，眼下没现货。你要搞枪搞子弹，得先交定金，我到云南给你搞。”

白宝山说：“我没带钱。你先搞，等你搞到枪，钱的事好商量。”

混混瞪他一眼，酒烘烘地说：“没钱不好办，没钱这事办不了。”

白宝山觉得这个混混只会吹牛，办不了大事。他不打算再跟这样的人谈枪的事情，起身便从小酒馆里走出来。

这次探风买枪，证明这条道路不可取。

他早就认为，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买枪难免和这样的狗屁不通的小混混打交道，一点劲头都没有。

10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三、徐水取枪

转眼到了8月下旬，距徐水“7·27”杀人抢枪已有一个月的光景，白宝山带着女人逍遥地在天府之国游历一圈之后，觉得该去涂水看一看他的“货”了。

这个时间周期，是他预想的最短周期。

8月27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

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你上完货先回去吧，我出门办点事情。”

这时两人刚从四川回来不久，正是关系最亲密的时候，按照谢宗芬的说法，两人好得不行，谁都一刻也离不开谁。

谢家芬问：“你要去哪儿？”

白宝山说：“我去徐水。”

谢宗芬说：“那我不上货了，我跟你一块去徐水。”

白宝山说：“这不行，你不能去。”

谢宗芬犟上来，说：“为啥我不能去？你不让去，我偏要去。”

白宝山心里憋了半天劲，他也舍不得谢宗芬。他盘算着这事的利与弊，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心里一松扣，就答应下来。当时他没太顾及后果，其实这犯了一条大忌。

他说：“你愿意去，就一块去吧。”

谢宗芬反倒说：“你让我去，我还不去了呢。”

白宝山又来哄劝她。带着谢宗芬买票，他们一起登上去徐水的车。

来到徐水县城天快黑了，白宝山在商店买了一条红色带黄道的尼龙袋，谢宗芬并不知道白宝山来徐水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买尼龙袋有什么用处。她就是陪着白宝山，白宝山去哪儿，她也跟着去哪儿。

白宝山雇了辆三轮车，沿铁路把他们拉到一个地方。下了车他问谢宗芬：“能走路吗？”谢宗芬说：“你能走，我就能走。”白宝山不再说话，走在前面，把她领到一片旧窑地附近。这地方周围都是玉米地，有一个由于挖土而形成的烂泥塘。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点东西。”

谢宗芬站在玉米地边上等他，大约半个小时，白宝山从砖窑的泥塘那边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形的包。他把包打开，谢宗芬看到一个塑料雨衣，再打开，里边竟是两支长枪，一支带刺刀的，一支不带刺刀。

谢宗芬骤然就害怕起来，她问白宝山：“这枪是哪儿来的？”

白宝山说：“抢的。短的这条，是在后边兵营抢的；带刺刀那条，是在北京抢的。”

谢宗芬懵懵懂懂，但她知道这不是好事，不说话了。

白宝山把“81–1”自动步枪的弹夹取下来看了看，里边没子弹，又装上，把两条枪用雨衣重新封好。

谢宗芬这时转过来些神，劝他说：“你把枪扔了吧，没枪咱们也能生活。”

白宝山说：“我不能扔，我扔了，我没法生活。”

谢宗芬说：“我害怕。”

白宝山说：“你害怕我也不能扔，你知道我弄这两把枪多不容易？这是拿命换来的。”

谢宗芬见他这样说，又顺着他了，说：“不扔就不扔吧，我不管你。”

白宝山说：“枪先放这儿，我回头再取。”

谢宗芬说：“这干啥？既然来一趟，就带走吧。”

白宝山说：“不能带，我没找到子弹，带也没用，带上更麻烦。”

没找到子弹是实话，要不他也不会耽搁那样长的时间。

他带着谢宗芬沿铁路朝远处走一段，在铁路边的一座坟丘附近挖了个坑，把枪埋好，做好标记。这地方有一座坟，一溜七棵树。

回来的路上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这件事你跟谁都不要讲，跟我家里人也不能讲。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对你不客气。”

谢宗芬点头说：“我不讲。”

其实她的大脑并不是不转动的，她见到枪很吃惊，也大体想到了她男人是个什么人。但她仍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是信任的。

两人当晚返回北京。

夜里，白宝山的小屋亮着灯。两人躺在床上，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做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

他有炫耀的意思。

谢宗芬瞪着黑漆漆的屋顶，这些故事对她来说像天方夜谭一样，她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白宝山讲完之后对谢宗芬说：“我现在是没钱，可我将来会有钱的，会有很多钱，你信不信？”

谢宗芬说：“我信。”

白宝山说：“你别小瞧我。”

谢宗芬说：“我没小瞧你。”

白宝山说：“好吧你等着，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谢宗芬对白宝山有一种盲目信任的话，在此之后她应该猛醒了。她已经看到了枪，也听到了白宝山给她讲的杀人故事。他说他会有钱的，他还说很可能他还要杀人。但谢宗芬并没有醒悟，她的前期思想和后来做法有一段空白，很难衔接上。

谢宗芬被捕后，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述：“我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们总生气，只好这样，他做他的事情，我干我的生意”“反正我管他也没有用处，他不听我的，还会打我，我只能顺着他……”

听来的东西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已经历过的事情，白宝山对她的危险性，谢宗芬以后才慢慢体会到。

这首先是白宝山对谢宗芬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精神控制。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从徐水回来，谢宗芬看到了枪，我当时的感觉她不会告发我，但我没有把握。我就把我犯罪的经历一步步地讲给她听。我用这种方法控制她。她知道我的事情越多，她和我的关系就越紧密，她越不敢去告发我……”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第二条，就是不断地直接地威胁她。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我有枪的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性命的事。你要是透露出去，我先杀了你。我不仅杀你，还要去四川，杀你的全家。我这人是说到就能做到。”

这种话，他向谢宗芬说过多次。

谢宗芬始终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多说半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是殴打她。

两人以前也吵嘴，也动手打过架。白宝山是个倔人，谢宗芬也有犟脾气，人很好心肠，但有自己的小主意。自从谢宗芬看到枪，事情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白宝山要求谢宗芬必须服从他。除却生意之外，他要干什么，谢宗芬必须跟着去做。谢宗芬不愿意，他抬手就打。谢宗芬跟他跳，他就朝狠处打。有一次，他把谢宗芬打得一个星期起不来床。

两人形成了很独特的关系，说感情两人都有感情，这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会看到，说危险也极其危险，事实上，谢宗芬的性命就攥在这个男人的手上。

除了感情的纽带，或者说是白宝山的性需要，连接着他们，谢宗芬在他作案上，也有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白宝山是看得很清楚的。谢宗芬可以做他的掩体，这在上次去徐水他已经体会到了，同时，谢宗芬有身份证而他没有，外出作案，没有谢宗芬他将寸步难行。在他的严密控制下，谢宗芬已变得对他没什么危险性了，即便有那种迹象，他随时都可以杀掉她——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

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他想到白天比夜里好寻找目标，因此，一早就出发了。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时隔一个月，他做的记号被雨水冲掉了，他是凭着记忆和周围几棵树确定的方位，把子弹挖出来的。然后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10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

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白宝山把“81–1”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30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

后半夜2点半，他们登上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

凌晨5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354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6点钟，推开模式口母亲家的房门。

白母出去晨练去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徐水抢枪，对白宝山来说，至此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他到徐水踩点，到他最后把枪取回，整整用了50天。

不过，徐水作案也有遗留问题：此事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是谢宗芬。

白宝山脑子里转动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

从根本上来说，谢宗芬只是他偶然相遇的一个女人。家中可以给他介绍个四川女人，也可以介绍另一个湖北女人。谢宗芬对他不错，这当然有点可惜。不过，这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既然他的枪已经平安运回北京，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用了，留着她没有任何好处。

谢宗芬本来也是无足轻重的，白宝山让谢宗芬知道了内情，甚至让她参与作案，都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中没有多重要。他是决不会让他的家人卷进他的任何犯罪行为中来的，因为他爱护他们。但谢宗芬不是这样，他可以毫不足惜地把她牺牲掉——这正是白宝山心地歹毒的地方。

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

从作案的角度看，他应该把这件事做彻底，不留任何尾巴。

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这山叫红光山），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杀傅克军所做的准备是一样的。

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

他可以假借谢宗芬外出把她打死，最好是哄她到红光山上再把她干掉，那样埋起来更容易些。一个外地流动人口失踪，是没人会深究的。

家里这边好对付，可以说她出去趸货没回来，甚至可以说她去外地去看市场了，那都可以随他去编。谢宗芬去外地没回来，那就是在外地出了事情，这很平常，没什么可怀疑之处。重要的是谢宗芬的尸体不被发现，那么谢宗芬失踪就永远是个谜。掩埋尸体，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他最擅长的工作。

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使他不高兴。这让他怎么办呢？

白宝山在这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一年后，白宝山被捕时供述了这段事实。

有关卷宗是这样写的：

1996年9月，白宝山为杀其姘妇谢宗芬灭口，在石景山区模式口附近的山上为埋谢宗芬挖了一个坑，并将挖坑用的铁锹藏在附近。据此，北京市公安局殷顺发、刘彦君、胡辉、朱冬冬、朱赤军等人在红光山上搜索了三个半小时，在北山麓一片低矮的灌木林中发现这个坑和铁锨……

眷宗中附有现场照片。

那个隐藏在密林中的洞穴像张开的大口，随时准备吞噬这个四川女子的性命。幸亏它始终没有闭合上，否则，那将是谢宗芬的坟丘，而且是无名的荒冢。

四、辛集、石家庄、保定“实战演习”

金秋十月，是白宝山跃跃欲试的日子。他酝酿了第一次持枪抢钱的行动。

白宝山作案的阶段感很强，他明白自己在不同时期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白宝山“搞枪”的计划告一段落，他对这支“81–1”式自动步枪十分满意。这种枪威力大，射程远，可打单发和连射，枪柄能折叠，长度也符合他的携带要求，而且，他的步枪子弹也很充足。

但是，抢钱对他来说还是个新课题。

他研究过许多案例，在监狱中也曾冥思苦想，但那只是从想象到想象，是纸上谈兵，毕竟没实际操作过。他曾把银行当作目标，出来才明白那根本就不现实。他放弃了那种想法，把目标转向交易市场。

白宝山带着谢宗芬，趁着在木樨园批发市场上货机会转过几次，结果令人失望。木樨园的商户，日收入最多不过1万元。而且这个市场人多，熙熙攘攘，不好下手。

一天看电视，他看到一个介绍河北辛集皮货批发市场的专题片，交易场面十分火爆。白宝山动了心思。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辛集的皮衣生意不错，咱们到辛集去看看。”

谢宗芬觉得突然，说：“我不做皮货生意，又没那么多钱，去那儿看什么？”

白宝山说：“到那你随便看看货，我看看谁有钱，抢他的。”

去辛集之前，白宝山让谢宗芬给他缝制一个挂枪的背带，可以穿在衣服里边，腋下缝个暗钩，用来挂枪。

在去辛集的路上用不着这个背带，白宝山仍把枪放在尼龙袋里，压好子弹顶上火。“八一”自动步枪可以装31发子弹。辛集在石家庄之东，在沧石公路上，两人下午5点到达，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用谢宗芬的身份证登的记。

谢宗芬不杀是对的了，现在她又有了用场。

第二天一早，白宝山提着枪袋，谢宗芬带着装衣服用的大包，两人一副趸货商模样，一起来到皮货市场。

市场占地面积很大，两人转了半天，没看到一户像样的有大宗买卖的摊位。谢宗芬走得累了，不愿再转。白宝山让她在市场门口看着枪袋，自己租了辆自行车，在辛集集市上到处乱跑。

他们在辛集住了两天，也摸清了，辛集市场摊主的收入，一天也在1万元左右。晚上毕市，摊主大都骑摩托车离开。持枪抢劫1万元，不大值得，摩托车又不好跟踪，可白白跑这一趟白宝山又不甘心。

第三天市场下行时，白宝山盯好两家蹬三轮的摊主，要谢宗芬跟踪其中一家，弄清对方的住址；他自己跟踪另一家。

两人分开，没走多远白宝山就感到这样做不行。枪在谢宗芬那里，她又不会用，万一出点什么事他们就全完了。他立刻放弃了这次跟踪，赶过来叫住谢宗芬。

首轮抢劫案迅速流产，两人沮丧而归。

回到旅店，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这个地方不好，咱们到石家庄看看。”

来到石家庄，这里有个“南三条”批发市场，白宝山当天就带谢宗芬过去转了。带枪不轻松，容易引人怀疑。这回白宝山变得聪明，买了辆小旅行车，把装枪的尼龙袋放在车上拉着。

两人看过服装市场再看百货市场，才明白天下市场都相像，这儿的摊主，一天营业额也在1万上下。

转过天来，白宝山在市场盯上个卖皮衣的，跟到对方的住所，把地址记下来，返回到谢宗芬这里取枪，说：“跟上一个，有点钱，咱们就搞他。”

两人找个僻静地方，白宝山穿上背带，谢宗芬帮他把枪挂在身上，看看没什么破绽，白宝山一脸杀气地去找那个皮货商。

一进楼门，遇到一个男孩儿。

白宝山问：“这楼里做生意的人在家吗？”

男孩反问他：“这楼里住的几家都做生意，你找哪家？”

白宝山一听，就知道自己的“生意”砸了，他的目标没搞准。

他打个幌子返回来，气色很不好看，对谢宗芬说：“石家庄不呆了，咱们去保定府。”

两人出来四五天了，一路上花的都是谢宗芬的钱，带的钱也快花光了。

谢宗芬不高兴地说：“没路费了，还去保定干啥了？”

白宝山这次没发火，愣了愣说：“那就回去吧。”

两人还是先到了保定，从保定换车回北京。

路过房山县时，白宝山对谢来芬说：“你没去过二姐家，我带你到二姐家瞧瞧。”这样，他们中途在房山下车，去了农场。

到二姐家天已黑了，白宝山跟二姐扯谎说：“我们到石家庄看货，回来车坏在房山县了，我俩顺便过来看看。”

二姐给他们腾屋子，白宝山把枪藏在床板下，两人在二姐家住了三天。

回京时、白宝山借二姐的自行车，把枪包捆在后车架上，先走了。谢宗芬坐汽车回来。比白宝山早到10分钟。谢宗芬正洗脸，白宝山提着枪包进屋，顺手塞在床垫子底下。

两人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谢宗芬有气，对白宝山表示不满。

谢宗芬说：“你啊，别到处乱跑了，跑也没用、让人跟着害怕。我们好好做生意，我也能养活你。”

白宝山气馁，说：“我没办法，我这人什么也不会干，除了抢，我做不了别的。”

两人闹得不痛快，主要是白宝山不痛快，他为这次出行一无所获而丧气。

不久，因房主要涨租金，白宝山退掉小房。他和谢宗芬搬回北辛安老平房。像多年前一样，大弟一家人住东屋，他和谢宗芬住西屋。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随着严冬的临近，白宝山酝酿的一起大案，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中国刑侦1号案｜第七章

一、德胜门外烟摊被抢劫，
女烟贩许桂花惨遭枪击。

北京德胜门外有条护城河，沿河的大街叫滨河路，向西不远是冰窖口胡同，那里有个香烟二级批发市场，称德胜门烟市。

德胜门烟市的形成的年月较长，盘踞在这里的烟贩大多是老户，干这行当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都有着自己稳固的客户和进货渠道。街面上并不见多么热闹，摊位上只放着个牌子，名牌香烟能有多少？所以牌子也不多，就那么几溜。有人买烟，老板带你到家里拿。家就是库，库也是家。别看门面简陋，交易额却大得惊人。大户每日流水总在20–30万之上，中小户平均也有10几万元。因进货出货频繁，各摊户都雇有男女伙计，也是少则3–5人。多则7–8人，听从老板打理生意。

1996年12月16日中午12点20分，汪之泓（化名）烟摊的女伙计许桂花刚刚跟一家客户结完账。她的摊位专批“外烟”，今儿已卖出十几箱，收款6万余元。许桂花都装在一个棕色的长条形坤包里。包里除了现款，还有当日的账单、一个小本，一支笔和一小捆皮筋。坤包提在手里，她打算回到铺子里休息一下。恰在这时，她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条蒙面大汉。大汉手里握着一把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杵到她的前胸上。那人压低了嗓子喝：“把钱包给我！”

她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有人抢钱啦！”

如果不喊，或许她没有生命之虞，她的声音刚落，周围人还没明白过来，大汉的枪就响了。许桂花看见眼前的枪口冒出一股耀眼的火光，同时“砰”地一声，她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

她应该有这个印象：对方右手单手持枪，开枪的瞬间，便开始下蹲，用左手拿走了她的钱包。

持枪人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

那人迅速把枪顺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

东边的街面上，咿咿呀呀地又躺下了三名男子。

蒙面人再次把枪举起，大步向西走去，然后向北拐进西河沿大街，钻了胡同。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从那个蒙面汉子开枪抢钱，到他消失在胡同口，前后不过一分多钟。所有人还没转过魂来，事情已经闪电般地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一分钟里，街面上跑得空空荡荡，只剩下4名被打伤的男女，或坐或躺，在便道边上痛苦地呻吟着。

二、目击者的描述

德胜门烟市上有个涂大叔，在冰窖口批烟批了十几年，手下雇着6个伙计。那3个受伤的男子，不幸全是他的雇员。

他们是黄广志、曹志和、丁福田。

黄广志河南信阳人，18岁，1996年2月经人介绍给涂大叔打工。出事这天上午9点，黄广志去大钟寺烟酒批发站进了100箱“加德乐”牌香烟，卸给老板娘郴椿。郴椿是湖北宜宾人，24岁。中午时分，黄广志先听到枪声，紧接着西侧一个摊位的女人喊：“抢钱啦！”随后这女人倒在地上。这时，他才看见对面两米处，站着一个端自动步枪的蒙面男子。他当时并没反应过来，那人已顺过枪，朝他肚子上开了一枪。然后朝冰窖口胡同北边跑了。

他看到的持枪人戴一顶灰颜色的毛线帽（俗称茶壶套），套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

曹志和24岁，河北省沫水县人，来京已10年，近些年间始终跟着涂大叔。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刚刚吃了碗面，没过一分钟，枪就响了，把一个女青年打伤。我朝东头跑，觉得肩膀上挨了一枪。我看到的是自动步枪。那人穿的是羽绒服，蒙面，看不清脸。我看见就他一个人。”

丁福田19岁，山东聊城莘县人，去年4月来京打工。他当时正跟一个修残疾人摩托车的人聊天，听见枪响回头看看，出事地点离他将近10米。他看见有个女的坐在路北的台阶上，这时持枪人把枪顺过来，又朝他们开了两枪，结果他受了伤。

其余目击者证实：持枪人开枪后，黄广志倒地，许桂花、曹志和、丁福田三人都坐在路边。

其实，受伤最重的还是许桂花。

许桂花31岁，陕西省西安市人，身高1.69米。她认为子弹击中了前胸，其实子弹打进的是她的上腹，又从背部穿出去，她的腹主动脉被打断，脊椎骨折，腹腔积血达2000毫升。送德胜门外医院抢救，因失血太多，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黄广志，枪弹腹部贯通伤，肠外露，小肠破裂，子弹出口在腹部脐下2厘米。

曹志和，右肩枪弹贯通伤，肱骨粉碎性骨折。

丁福田，右大腿内侧枪弹伤，不规则创口，直径4厘米，显然是跳弹所致。

目击者还有老板娘郴椿，她是湖北人，1993年来京做生意。她说，12月16日12时20分，我和4个伙计在德外滨河北岸正谈买卖，没有谈成，对方刚走，我就听到“砰”的一声，一个女人被打中了。我回头看，那个女的捂着肚子，同时，一个男人用枪对着我的四个伙计。我连忙跑到马路对面蹲下，这时又听到枪声，把我的伙计打伤了。我看见那人顺着德外西河沿15号门边上一个胡同跑了。那人跑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向110报警，大约4–5分钟，警察就来了。

她认为那个男人开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抢钱，那人跟她的伙计没关系。他开枪打他们，是不让她的伙计挡他的路。

汪之泓是许桂花的老板，北京人，42岁。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外边办事，12点半左右，有人呼她，回电话才知道她的雇员许桂花被人用枪打伤。她马上打出租回来。许桂花和邻摊的三个受伤的伙计已送到德外医院。她赶到医院时，许桂花已经死亡。

另一目击者罗某某说，他当时开着摩托车沿西河沿胡同向北走，刚走20米，听到背后“砰”的一声，是枪响。这时他看见有个男人拿一把枪，向他这条胡同跑来。他担心是流氓斗殴，另一方也有枪，把他裹在里边，立刻加大油门向前冲，到胡同口朝右拐，回头看看，那个拿枪的人向左拐了，他才放下心来。

他的印象：持枪人身高1.76–1.78米，穿绿色羽绒大衣，戴棕色毛线帽子，放下可以把脸盖住，人很健壮。那人跑到西边胡同的厕所附近，一拐弯就看不见了。两三分钟后，罗某某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又顺西河沿胡同回到烟市。

许桂花来京前是西安市火柴厂的职工，丈夫在西安某设备厂工作。她来北京刚刚一年。

许桂花的妹夫是武警总队某研究所干部，妹妹随军来京。因有着这层关系，许桂花1994年来北京游玩一次，首都给她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1995年，她说服了丈夫，正式来北京找工作。后经人介绍，到德胜门烟市，为汪之泓帮工。汪之泓的爱人也在西安工作，这样算来，她们是半个老乡。许桂花为人忠实，做事可靠，汪之泓对她十分信任。她出去办事，许桂花能给她当半个家。

许桂花死亡之后，她的丈夫、大姐、二姐，小妹夫4人自西安来到北京，小弟也从南京赶过来，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震惊了。

许桂花遭到抢劫意外死亡，摊主汪之泓在经济上也承受了重大损失。除去被抢劫的6万余元，她支付许桂花的丧葬费、抢救费、父母赡养费和儿子抚养费，又花掉7万元。

三、他嘱咐自己，抢钱时一定要杀人

这桩血案，元凶就是白宝山。

他的目标是抢钱，至于这会给无辜者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是不去想的。“钱是我的，打死你活该。”——这就是他的强盗逻辑。

白宝山从辛集、石家庄空手归来，表面看，他把抢钱的念头暂时撂下，一连几个月没再生事，老实帮着谢宗芬做生意，其实他并没死心。

做生意也要转市场，谢宗芬上货，他关心的是对方交易额大小，周围环境是否适合作案。

他先后研究过木樨园批发市场、“天汇”批发市场和“天外天”批发市场。不是一般地转转看看，他把市场里里外外都琢磨个底儿透。据他观察，木樨园市场，好的摊位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4–5万元，但那里人多，不好撤出来。“天汇”和“天外天”也有类似情况。他因没考虑好退路，迟迟没有动手。

12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下了德胜门桥，沿护城河向西走，走过两条胡同，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个烟草批发市场。

进去转了转，这里的生意看上去清淡，交易额却是惊人的。一次批烟几万元。两三笔生意做下来，就是十几万。周围的地形也不错，人不很多，胡同却多，向北向西都能钻出去。

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终于选定一家——不是汪之泓的摊位。那家生意做得比其他烟摊好，每天都有一辆汽车开过来送货取钱，一般在20万上下。来车的时间约在上午10点左右。

12月15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6点钟，天麻麻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蹬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

这是他每次作案都要考虑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堆积场距现场很近，取枪方便。堆积场旁边有个工地，尚未完工，场内堆积物短期不会被清理。位置也隐蔽，连通堆积场的是条死胡同。这地方选得太理想了。

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上，然后返回。

第二天——12月16日，他照样早6点起床，戴上那顶灰色毛线帽——这个帽子是谢宗芬给他买的，放下来可以遮住脸，仍蹬自行车去的德胜门。

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7点半。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半大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前边有个小舌头——现在帽子是卷上去的。

守株待兔，在他看好的烟摊对面坐着，偶尔溜达一下。烟市上也是人来人往，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板。店铺锁着门，死气沉沉的。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

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蹬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正好他们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谁也不甘心20万巨款被抢走的。他必须开枪见血，让对方知道，他是个亡命徒，要钱的，就别要命。

然而，鬼使神差，不知主家有什么事情，竟好好地错过去了。

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滴答过去，他知道必须另打主意了。

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女人戴一条白围巾，短发，微胖，人很端庄。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扫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边有厚厚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她1万，她正低头数钱。

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她吧。

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10分钟。

这时他枪已在手。

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

抢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把身前这个并无反抗能力的年轻女人打死了，然后向惊乱的人群又连开两枪。

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这达到了他的目的，使他得以很快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顶上），把枪收进袋子，袋子挂到车把上，蹬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

这个过程无一人看到。

当老板娘郴椿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白宝山已来到安全地带。

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两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第三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四、携谢宗芬提取赃款

两天后，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跟我出去转转。”

谢宗芬问：“出去转什么？”

白宝山卖关子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有钱，你跟我取回来。”

谢宗芬嘴上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心里却明白，白宝山肯定是抢钱得手了。

仍穿那件墨绿色羽绒半大衣，里边套上谢宗芬缝制的枪带，两人坐地铁到德胜门，再乘22路公共汽车到新街口，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来到那个垃圾堆放场。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外边等，他走进去，把钱找出来放进自己的提包，敞开怀，把枪挂身上，系好衣扣走回来。

谢宗芬问：“拿到了吗？”

白宝山说：“拿到了。”

谢宗芬问：“拿到多少？”

白宝山说：“我没数，有六七万吧。”

他们没再转，也没去其他地方，“取”了钱就返回北辛安。

锁上房门，钱甩给谢宗芬数，谢数了两遍，一共是65170元。白宝山从中拿出5000元，递给谢宗芬说：“这钱给你，留着做生意用。”

谢宗芬并没把这笔钱放在生意上，她觉得做生意的资金够用，第二天就把这笔钱寄回了四川老家。

余下6万元放在白宝山手上，他既不存也不花。开始在家放了一段，后来干脆埋到山上。

取钱的这天夜里，白宝山又像讲故事一样，把抢烟摊的经过讲给谢宗芬听。

谢宗芬问：“那个女的，你把她打死了？”

白宝山说：“那么近，我的枪，是从前胸打进去的，八成死了。”他始终认为，那枪打在了胸上。

谢宗芬咯噔就没再说话。

或许，她有一丝同情那个女人，或许，她多少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这次的杀人案比过去讲的要近得多，被杀的跟她一样，是个做买卖的女人，谢宗芬不可能不受到震动。

第二天白宝山警告她：“这件事你不能讲出去，你要是讲出去，我也杀了你。”

这种威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1996年的冬季，北京连着下了几场雪。谢宗芬没有出摊，白宝山也没再作案子。天气是太冷了。

白宝山在北京做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

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100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五、枪，是铁证

“12·16”案件给警方提出了一道难题。

犯罪分子完全改变了作案方式，“12·I6”抢劫案与前5案无论在案件性质、作案目标、侵害对象和作案手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前5案也不一样。

从形式上看，这应该是与前5起系列抢枪案无关的另一起独立的案件。

侦查工作是从德胜门烟市做起的，北京市公安局和东城公安分局还是很快注意到这起案件与北京“3·31”系列涉枪案件及徐水枪案的联系。

第一，侦察人员在现场收集到犯罪分子遗留的3枚弹壳，其弹底标识与5起涉枪案一致，都是75–81。

北京市局对这一批号的子弹做过彻底的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种子弹分布在新疆，以其它渠道出现在北京的可能性极小。

第二，现场目击者反映，作案分子使用的是自动步枪，对枪形的描绘，与徐水被抢劫枪支相近。

第三，作案分子一人作案。无论在现场，还是逃跑途中，目击证人均未看见有其他同伙。这也与前5案一致。

第四，此案与前5案，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前5案除了与巡警的遭遇战，作案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前5案分析，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原因和目的，起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怀有政治目的，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制造恶性事件，报复社会；三、抢枪，是为了抢劫财物。在没有新案件发生的情况下，这三种可能性，均无法排除。

“12·16”案件发生后，由于它与前5案，有着多项一致性。警方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描画：

犯罪嫌疑人抢劫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抢劫财物，作为第一步，他需要抢劫一支携带方便、便于隐蔽的枪。前4案犯罪嫌疑人没有达到目的。徐水案件后，犯罪嫌疑人抢枪的目标基本完成，转而实施他“抢劫财产”的最终目标。

在作案工具上，第一案犯罪嫌疑人抢劫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之后4案都使用了该“五六”式步枪，第五案抢劫了自动步枪，第六案（抢劫烟摊案）放弃“五六”式步枪，改用自动步枪。

这一描画能否成立，关键看“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种的确认。

北京市局技术处副处长，痕迹专家王满仓对“12·16”现场提取的子弹进行了专门研究。

由于“81–1”式自动步枪是新枪种，在部队配备较少，其特征难以把握。北京市公安局特意把这种自动步枪的设计者请过来，为技侦人员上课，讲解“81–1”式自动步枪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的区别。

在王满仓主持下，经过严格的鉴定，得出了科学结论，犯罪嫌疑人在“12·16”抢劫杀人案中，使用枪种为“81–1”式自动步枪。

这就为“12·16”案这一特殊案件，与前5起案件的串并案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这一结论，也修正了警方对前5起案件的性质的判断，清晰地表明，犯罪嫌疑人的抢枪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抢钱。

“12·16”案串并的主要意义，也在这里。

这一结论，也使警方在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职业、生活层次及其它特征的刻画上，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中国刑侦1号案｜第八章

一、从北京，到新疆

时间进入了1997年。

北京是平静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按照警方所判断的，在北京继续作案，也没有在北京周围地区继续作案。

自1997年春天到仲夏，这个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隐藏了起来。在北京西郊，在北京市内，在河北地区——乃至在全国，那支打死我两名解放军战士、击伤7名军警人员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再没打响过，那支杀死女烟贩许桂花的“81–1”式自动步枪，也销声匿迹。

犯罪分子蛰伏了起来——他消失了，不见了。

这并不符合常理。

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及布控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尽管罪犯没有出现，尽管没发生新的情况，没发现新的线索，尽管犯罪嫌疑人的枪没有打响，“3·31”专案组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徐水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省周边地区。在排查条件中列入与河北徐水有联系的人员这一条。对现场子弹的追踪调查，把侦查方向引向新疆，排查条件中又列入与新疆有关这一条。而德胜门抢劫烟摊案件发生后，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手中有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支撑他在更大范围内隐藏，或流窜作案。

案情已辐射向全国。

为此，北京“3·31”专案组向全国发出协查的通报。

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这里有着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主要少数民族，总人口1700余万。

新疆的风情，已越来越被内地的人们熟悉起来。举世闻名的吐鲁番葡萄，天山草原上肥美的牛羊，金色戈壁中仁立的油井……新疆盛产“两白一黑”，即优质的棉花和羊毛以及储量丰富的石油。新疆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被、白云母、钾长石贮量占全国首位，稀有金属铯、铂、锂、铋、铌储量均居全国前列。新疆的阿尔泰山是有名的金山，南疆的和田地区盛产宝石。

新疆以天山为界，在地域上分为南疆和北疆。北疆湿润，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影响到这里，适合于农作物和牧草的生长。兵团垦区大多在北疆，这里有着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等风景优美的天然牧场。南疆干旱少雨，年降雨量平均不到50毫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占了南疆的大部分版图。南疆重镇喀什是座美丽的边境城市。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铁路已经全线修通，新建的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腹地。南疆，不仅将以盛产石油称著于世，还将成为不亚于撒哈拉沙漠的旅游胜地……

新疆距内地又相当遥远。

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坐飞机要飞三个半小时，乘火车走三天三夜——在我们这本书里，北京与新疆，不幸由一名罪犯联系起来。

二、假借四川赴新疆

1997年元月过去，转眼到了春节。

谢宗芬要回四川老家看望父母，被白宝山狠狠揍了一顿。

这时的谢宗芬，挨打是家常便饭。她在后来的供述中说：“春节前，我想回老家看看，白宝山不让我回去。他说，春节过后要带我去新疆。我不愿意，他就打我。第一次打得我七天起不来床，第二次打得我五天起不来床。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他不让我跟他家的人说我们去新疆，仍让我说他是陪我回四川。”

谢宗芬挨打的情形，白家的人都知道。

一次，小弟的女友文伊去看谢宗芬，见谢宗芬脸上有伤，身上也有伤，问她是怎么弄的？谢宗芬说，是我自己摔的。文伊回去后对小弟说：“你大哥打谢宗芬了。”

白母、大弟知道白宝山经常殴打谢宗芬，但他们觉得，对白宝山的事，没法去管。母亲深知自宝山的秉性，老人抱着这样的态度：在家，我尽量养着你，不希望你去干坏事，但是，你的钱，不管是怎样得来的，我一分也不花。

白宝山在外做什么，老人一般不问；白宝山在母亲面前，也不敢过于放肆。

春节过后，白宝山突然对家人宣布，他要跟谢宗芬一起去四川，这次要住得长些，三月五月不见得回来。

临行之前，他把北京的事情，做了安排。

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5000，他基本没动，把其中的5万元悄悄交给大弟，说：“这是我和谢宗芬做买卖挣下的钱，你先替我保存。我什么时候用，会给你来信，用多少，你按照我给你的地址寄过来。”

大弟应承下来。

余下的1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

家人都认为他们要南下四川，只有谢宗芬明白他们是西去新疆。

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带回家中，藏在床下。到走的那天，他和谢宗芬收拾好行李，一起到火车站买好去新疆的卧铺票，又返回家里吃饭。时间差不多了，他让谢宗芬跟大弟和弟妹说话，自己拿钥匙过去，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走回来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大弟和弟妹要送他们去火车站，白宝山坚决不让。他们只好把白宝山、谢宗芬送到地铁口，在这里分手告别。

回新疆，是白宝山自释放日就抱定的目标之一。回北京是一个打算，如果在北京过得不好，他就再回新疆。在狱中，他也设想过在新疆的生活出路，他打听过边贸的情况，也考虑过做棉花生意，他还打算学开车——在新疆跑长途运输是个来钱的职业。但现在不同，他有了枪，又有一笔资金，他的胃口一下子撑大了。他来新疆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弄钱，实现他抢劫300万元的既定目标。

当然，他来新疆还有一个打算——再弄些子弹。在北京弄子弹是困难的，他手里的弹药越打越少，他必须想办法加以补充。

白宝山身上带着枪，从北京火车站进站上车，是一个关口。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X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

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81–1”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来，装进提包里。

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

剪票，上车，一路绿灯。他们在卧铺车厢呆了72小时，火车经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直到乌鲁木齐，路上没人查验行李。

在乌鲁木齐出站也很顺利，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回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2月的乌鲁木齐，路上的积雪还没融化，天气仍然寒冷。一年前，白宝山从这里返回北京，那时他还怀着朦胧的希望，现在返回这里，他已没有了任何幻想。他的手已经染血，那是士兵、警察和无辜群众的鲜血，他已经有3条命案（不算在监狱里杀害的两人），他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他仍将顽固地走下去。

新疆，对谢宗芬是陌生的。

她只在小学课本上读到中国有个新疆，她做梦也没想过要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跟着这么一个可怕的杀人犯。

路途的遥远，她从昼夜不停的车轮上已经体会到了，她总认为该到新疆了吧，可火车总是继续向前奔驰。窗外掠过一片辽阔的戈壁，到处是沙漠和荒山，几乎看不到人烟。给她的印象，新疆太荒凉了，既遥远又偏僻，那地方什么都没有。

火车还在向前行进的时候，谢宗芬并不知道前边会有什么在等待她。她已经完全被白宝山制服，包括精神和肉体，她已经堕落为白宝山的同谋，一个失去了自我的奴隶般的同谋。

她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我怎么办呢？我不可能不听他的，我不听，他就要杀掉我。我很害怕，我只能跟他走。他做什么我不管，我只管做我自己的生意。”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白宝山向她许愿说：“我带你去新疆，等做生意挣了钱，我就放你回四川。”

这成了谢宗芬唯一的希望。她盼望着白宝山“挣”到钱，到了那个时候，她才有可能离开他。

三、投奔吴子明

作为第一站，白宝山来到石河子143农垦团场。

石河子是一座“兵团城市”，位于乌鲁木齐以西约150公里的乌伊公路上。

石河子的地理位置，南接天山北麓，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西与玛纳斯县和沙湾县接壤。这里水源充足，天山融雪形成的玛纳斯河流经石河子境内，注入夹河于水库。沿河沟渠纵横，这是兵团战士多年建设的成果。正是这些发达的干渠支渠，把戈壁改造成良田。如今的石河子市，是伫立在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

白宝山、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转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143团。

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

白宝山来143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143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给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搞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起来，出去勘查弹药库去了。算一算，他离开新疆也就一年多的时间，街道都是熟悉的。然而，当他走近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眼前的情形已面貌全非，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

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族馆，他对谢宗芬说：“这地方不住了，我们今天就走。”

谢宗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不住这儿我们去哪？”

白宝山说：“去147团场，我在那边有朋友。”

现在的谢宗芬，绝对听从白宝山的。白宝山说住，她就住，白宝山说走，她马上收拾行李，等着白宝山出去打听班车。

恰好当天有去147团场的车，时间也赶趟。

147农垦四位于石河子市之北，从143团去147团场，要经过石河子市区，再向东北走50公里的路程。在颠簸的公路上，白宝山告诉谢宗芬，他有个狱友，叫吴子明，家住在147团，是他的铁哥们。

到达147团，已是下午。给谢宗芬的印象，这里的团场跟农村的乡镇差不多，路边都是砖结构或土坯盖的平房，中心地带才有不多的几座小楼。沿街有些门脸、饭馆什么的，显出些热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她心里仍跟白宝山赌气，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生意可做？这跟北京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下了车，白宝山留她看着行李，自己去打听地址。好半天才转回来，带着她来到吴子明的工作单位。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

见到白宝山，这个吴子明显得格外高兴。他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看得出两人关系极好。白宝山介绍谢宗芬，说：“这是你大嫂。”是不是真嫂子并不重要，狱友之间，对女人都用这种称呼，吴子明见谢宗芬第一面就是明白的。

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服刑时，在众多的人犯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他曾对别的狱友说过：“白宝山出去能干大事。”后来两人先后出狱，分手时约定，将来有机会，联手干些事情。因此，白宝山来找吴子明，也有履约的意思。

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15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给白宝山写了个便条，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吴子明家不在团部，在下边的8连。距团场有3公里远。一路上都是土道。吴家住在连队（村）的东北角上，土墙土院，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吴子明这个家是他养父家，小时候父亲把他过继给大伯，他在大伯家长大。吴家的几个，也是互相影响吧，除了堂弟吴子兵之外，多少都犯过“事儿”，受过政府的打击。

有吴子明的字条，吴家对白宝山二人很热情，割肉炒菜，款待他们。吴子明回来，大家坐下吃饭，没等白宝山开口，他就对养父母说：“我山子大哥要在咱家多住几天，他打算在这边做点买卖。”

吴家房子较多——这地方的房子，围着院子盖，里边的房屋连通着。吴子明把自己的住处腾给白宝山和谢宗芬，他搬到小屋；吴子明的养父母另有房间。两人就这样在吴家安顿下来。

公开场合，白宝山说他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行市，打算做点棉花生意。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到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5000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棉花款。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

他们间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下它一次是什么意思。

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

石河子地区是新疆重要的产棉区，棉花款是一笔大款项。

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来到新疆，白宝山对谢宗芬的管束倒不那么严格了。白天他和吴子明出去“做事”，留谢宗芬一人在家。谢宗芬是个闲不住的人，对生意和市场特别感兴趣。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在场部的中心市场卖烤羊肉，她在吴家无所事事，就跟着吴子兵出摊，帮他串羊肉串儿。很快，谢宗芬便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她们都是兵团家属，在市场上摆摊做买卖。

四川老乡见面熟，谢宗芬又在外闯荡多年，自己也摆过摊卖过布。大家一起聊天、织毛活、帮摊、彼此间送东送西……一来二去，大家成了好朋友。

其中有位叫刘秀芬的，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有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拉呱着，打算租过来。毕竟吴子明是一大家人家，毕竟他们两个外人一起住着不方便。这处房子在团部，离市场离公路都近。谢宗芬先过去看了看，一个独门独院，地点挺背静的，连堂屋有三间房，就是房子破旧些。

谢宗芬把这事跟白宝山说了，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这样，谢宗芬就把房子租下来。

简单地收拾收拾，买了煤气灶，置办了些锅碗瓢勺——白宝山和谢宗芬先搬了过来。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过来，三人住在这边。

自从见了白宝山，吴子明就再也离不开他了。白宝山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天不见白宝山的面，他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好在这边房子多，白宝山、谢宗芬住一间，吴子明自己住一间，另有一间房放破烂。

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谢宗芬有她自己的活动场所。她不用别人操心，白天上市场，一泡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吃过饭就出去找四川老乡串门，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

这些天，白宝山两个转棉花点的收获并不大。新疆的垦区土地辽阔，各团场乃至各营连相距都很远，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的进度十分困难。

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打算买辆摩托车。吴子明说：“需要当然是需要，可到哪去弄钱呢？”白宝山说：“钱你不用管。”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0000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

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70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147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

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先后跑近50多个棉花加工点——然而，他来得不是时候，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延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死心塌地”地要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着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5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亮给吴子明看了。

这令吴子明赞叹不已。

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条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他一条枪。”

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四、袭击奎屯部队军事培训中心

奎屯市在石河子市之西，也在乌伊公路上。乌伊公路是北疆重要的交通干线，也叫312国道。312国道东接哈密，与甘肃省相连；自乌鲁木齐向西，依次经过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沙湾县、奎屯市，再向西连通伊犁口岸。公路沿线是北疆的人口稠密区，新疆的农业、轻纺业，主要集中在这里。

奎屯又是乌伊公路和独克公路（独山子–克拉玛依）的交通枢纽。

按照兵团系统的划分，石河子市又叫农八师，奎屯市是农七师，两市相距100多公里。

1997年6月5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

他的目标，是抢劫军用枪支。

5月下旬，白宝山、吴子明骑着嘉陵摩托车，多次到乌伊公路两侧的玛纳斯县、沙湾县、奎屯市、新湖农场等地的部队驻地“踩点”。这次行动之前，他们曾在夜里摸进玛纳斯一处兵营的岗楼，但因哨兵没有带枪，白宝山便没动手。上次来奎屯，白宝山在市郊看到一处营房，门口的哨兵背着和他一样的“81–1”式自动步枪，他立刻萌生了抢劫这条枪支的念头。

这处营房，是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

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在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

他考虑摩托车目标大，容易暴露。比方车牌号，车的颜色，一旦被人看到很可能把他们查出来。因此，他决定作案时不带交通工具。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10点钟（因时差关系，10点相当于晚8点），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

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

晚上11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

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

可是——这次很不凑巧。

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钻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

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

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

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

他快步朝大墙走过去。

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

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

里边的士兵没再追。

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

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班长说了要提高警惕那样的话。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放了过去。

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

他说：“快走，遇到人了。”

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312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雪亮的车灯打在他们身上。

这本来没什么不正常，任何走夜路的人也难免遇到来往的车辆。然而，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

这位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

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吴子明立刻走过去，先接受检查，白宝山煞在后边。

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

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

这一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吴子明的包能查，他的包不能查，他包里有枪，一检查非露馅不可。在吴子明接受检查的时候，白宝山已经把装枪的长包端了起来——他来不及取枪，甚至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响了扳机。“砰砰”两声——因这个动作制约了射击的准确性，子弹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

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抽身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十分麻利。

白宝山没再打第三枪。

枪声一响，两头心虚。“军人”开车跑了，他们撒腿也跑。吉普车向北开过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这件事在我们内部闹了一个不应该有的误会，以致于本来很重要的线索长时间被搁置起来。两位民警回到派出所，立刻汇报了所遇情况，因事情蹊跷——奎屯市治安情况良好，多年未发生过枪击案件，两人又均未受伤，吉普车上也没留下弹痕，他们的报告似乎存在着疑点。第二天，奎屯市公安局领导亲率刑警队和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勘查，找到了出事地点，却没发现弹壳和弹头，这事情就愈加说不清楚。有人怀疑他们报假案，甚至有人背后挖苦说，想立功也不能这样搞啊？言外之意这起枪击案件是杜撰出来的。事情弄得真假难辨，两位民警抱着委屈，事件也几乎成了笑谈。直到白宝山连续在新疆作案，造成了重大影响，直到自治区公安厅向全疆发出通报，这条线索才反映上来。奎屯市公安局领导向区厅杨德禄副厅长直接做了汇报，引起厅里的重视，此案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当时的白宝山和吴子明着实吓一大跳。

他们认为这件事一定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和奎屯驻军。因他们鸣了枪，暴露了自己。

两人没敢走乌伊公路，也没敢乘坐火车和汽车，更没敢在路上停留。他们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2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141团场，才乘坐班车返回147团场住地。

此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141团场，距白宝山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这也是他做零星犯时常来的地方。

请记住141团场。

不久之后，这里发生了一件奇特的说不上是什么案件的案件，曾使当地警方久久困惑不解。

那是白宝山选定的又一个攻击目标——白宝山的这个决定，与他败走奎屯，途经141团场有关。

就算是触景生情吧，白宝山回忆起，141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人犯在141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白宝山曾详细询问过这个军械库的情况和他盗窃的过程。

｜中国刑侦1号案｜第九章

一、141团“军械库”遭劫，
两条护院犬被枪杀。

石河子141团场距147团场约55公里，距石河子市70公里，三地形成个三角形。石河子市下属有两个农垦区，一个是下野地垦区，在沙湾县境内，统辖包括141团在内的9个团场；一个是莫索湾垦区，在玛纳斯县境内，统辖147团等4个团场。

141团场的军械库，存放本团民兵训练用的枪械、弹药。白宝山自奎屯归来，路过141团时，从外部观察这个仓库的位置。

一个新的袭击计划，迅速形成了。

白宝山把这个计划看得十分重要，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141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城库的值班情况。

军械库是个独立的院落，周围没有重要机关，对面是团场中心小学，外围都是菜地。军械库围墙很高，不易攀登，大铁门牢固，加有铁锁。该库白天无人值班，但院里豢养着护院的狼狗。晚上有值勤人员，人数不详。

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定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

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翻墙不可取，即便能够进去，出来也会麻烦。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为此，两人找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条撬杠，一长一短，备用。

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式是用一束底钩，绑上肉，狗一吃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再想办法把狗打死。

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7月5日，白宝山、吴子明带着干粮和饮用水，带着装枪的提兜，坐班车来到141团场。白宝山黑汗衫、蓝裤子、白球鞋；吴子明绿马甲、绿军裤，网眼皮凉鞋。两人先来到距军械库大约一公里远的树林里休息，吃些东西，并在这里制作好套狗用的鱼杆。

下午6点（相当于4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

周围很安静，对面的小学校园静悄悄的，周围的菜地里也不见一个人影。

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

十分不巧，白宝山自从来到新疆，每每作案总是不巧——有位老汉从家里出来，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莱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背着一支枪，蹲在仓库大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

老汉站住。

白宝山瞪他，用手比划了两下，让他离开。

老汉没动。

白宝山就吼了他一声：“没你的事儿，少惹麻烦！”

这时，吴子明也从后边赶过来。

老汉立刻走开了。这两人不像好人，但他并没看见他们要干什么。心里生疑，但还是走到自己的地里浇水去了。

白宝山行动前就遇到了人，这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鱼杆套狗的方法放弃掉，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

其实不用枪也是不行的。院里的狼狗不只一条。刚刚推开铁门，第一只狗便扑上来，龇着犬牙，冲他吠叫不止。

白宝山没有犹豫，把枪一顺，对准狼狗。砰砰就是两枪，那狗应声倒下，嘴角流出鲜血。这时他又听见值班室内还有狗叫，白宝山冲过去，又朝屋里开了两枪。他的射击有如神助，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

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3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他们期望的枪支弹药。

两人出来，又撬开1号库房。

结果是一样的。库房的货架上放着炸药、导火索，穿甲弹、人工防雹弹，还有部分服装和其他器材，但没有军用武器，仅在一个货架上放些空的自动步枪弹夹。

由于响了枪——白宝山原计划不开枪，在时间上不允许他们再做拖延，白宝山不甘心地撤离了军械库。

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141团军械库在他离开新疆的这段时间里已发生了变化。1996年，兵团系统加强对武器弹药的集中处理，各团的军械库、弹药库大都撤消，141团军械库已改为“人工影响天气器材库”。虽然他的计划安排得很周密，但这个关键的信息没捕捉到，他只能空手而回。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

仍然没带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这是白宝山的一条经验，步行离开现场是最安全的。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警方一般认为犯罪分子会快速逃离，会带有交通工具，往往忽视步行者。

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141团场距147团场有50多公里路程，两人整整走了一夜。

凌晨4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夜里赶路在这地方极少见，这又不是公路，是戈壁中的土路。白宝山放松了警惕——枪没收起来，始终背在身上。

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

他顿时起了杀心。

两人白天在141团“军械库”作了案，开枪打死两条狗。现在，有人看到他们的枪，而他们正走在141团与147团的连线上。这不是件小事情，弄不好会把警察引过来，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

这个人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

走夜路的人警惕性都很高，谁都怕遇到坏人。这位夜行者看见他们之后立刻加快了脚步，想迅速离开——但已经晚了。

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一串火链打过去，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

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

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弄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这个无辜者也是四川人，他给白宝山留下的印象是：微胖，身高约有1.74米，年龄30岁左右。名字当然记不清了。

他因何来新疆，为何要一个人走夜路，都是永远无法揭开的谜。我们只能知道，1996年7月6日凌晨4点，一个四川男子在戈壁上遇害，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141团至147团间的荒野里，陪伴那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

这起杀人案白宝山在“余罪”中做了交代。由于他记忆不起杀人及掩埋尸体的具体地点，在案件最终的审理判决时，此案未被列在判决书中。

由于大戈壁的荒芜和辽阔，被害人的尸体，至今未没被警方和当地群众发现。

二、一个性质、动机都令人疑惑的案件

1997年7月5日下午19点45分，石河子下野地垦区公安刑警大队第一探区探长王军接到141团场派出所所长李建国电话，称：“下午18点55分左右，141团人武部库房被盗，两名作案分子持枪将库房大院内的狗打死，撬开库房大院门和两个库房门，作案后逃离现场。现场已保护，请求派员勘查。”

接到此报，王军立刻向刑警大队及主管副局长贾光辉做了汇报，并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石河子市距141团场70公里。接到报告，石河子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周传强立刻带领刑警大队长龚兴言、副大队长慈新光、技术科长江援朝，法医皇英驱车赶赴现场。下野地公安局王军、技术室主任陈瑞军，技术员孙勇在现场恭候。

当晚，石河子公安局一行人，下野地垦区公安局一行人，先听取了当地派出所所长李建国关于案情及现场保护情况的汇报。因天色已晚，勘查工作在第二天上午9点20分开始，至12点55分结束。

141团“人影库”库房方位，在团场文化路东150米，正南30米是中心小学，正东25米是机关菜地和啤酒花地。大院铁门：宽4米，高2.8米。地面向上1.2米处铁门鼻被撬掉。院内打死一狗，警卫室外收集到一枚弹壳。室内打死一狗，收集3枚弹壳。被撬开的1号库和3号库房内，有杂乱的解放鞋足迹。其中一枚比较清晰，全长26厘米，前后有残缺印痕。

库房大院门外，东扇大门东侧，有一根长为1.10米的木杆，一头粗2厘米，一头细1.2厘米，细头用红色塑料包装绳捆扎着5枚鱼钩。

经库管人员核实，库内有翻动痕迹，但未发现物品丢失。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十分稀罕的案件。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访查组找到那位从库房门前路过的曹德康老汉，曹老汉说，他当时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穿黑衣服，蓄长发，背着一支枪。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那人态度蛮横地把他赶开，要他不要惹事。他还看见墙角上蹲着一个人。他被叱责时，那人站起，迅速朝这边走来。曹老汉立刻走脱了。老汉的菜地距仓库大约100米。他刚刚走到地头上，就听见大院里响了枪。隔很短的时间又打了几枪。他觉得事情不寻常，正在犹豫，遇到中心小学的李会计骑自行车从菜地路过。他拦下李会计，说明方才看到的情况，委托李会计向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接到报告立即出动6名民警，所长李建国亲自带队，把库房包围起来。摸进去之后，看见被打死的狗和撬开的仓库铁门，持枪人已经逃离。

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杆套狗，后嫌麻烦，干脆改为开枪把狗打死。

其根据是：第一，对方大白天来，并不怕被人撞见，并确切知道，院内白天无人值班；第二，袭击目标仅仅是两条狗，未对周围形成任何危害；第三，虽然有两座库房被撬，但库内的600公尺导火索、炸药，以及服装、望远镜、电话机等物资均未丢失。这说明对方不是以盗窃为目标；第四，兵团垦区有枪人员很多，开枪打狗并不稀罕。

这个判断的疑点是：第一，对方已达到打狗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撬开库门？第二，既然为了打狗吃肉，为什么没把死狗拖走？

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

从历史上看，新疆兵团具有屯垦和戍边两项任务，过去每个团场都配有武器库，保管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弹药、手榴弹、雷管等装备。进入90年代，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枪械管理，石河子（农八师）对团场一级的武器库做了调整，下野地垦区所属的9个团场把武器集中到133团；莫索湾所属4个团场，把武器集中到148团。自1996年起，武器已全部运走。

据此推理，犯罪分子知道这里曾是军械库，但并不知道军械库已改作它用。他们是奔着武器弹药来的，发现失误，立刻撤离。

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7·5”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

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石河子刑警大队、下野地公安局刑警队还是布置了较为周密的调查。调查工作以141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制式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身份复杂的人员，包括符合相关条件的复员军人。劳改人员，文革造反派头头，跑外经商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识为75–81，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两狗尸体进行解剖，每狗均中两枪，死亡原因都是心脏破裂。

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位身高在1.72–1.73米，另一个应在1.75米以上。

10天过去了，枪支组把141团部、驻地武警支队、北野监狱等配备的制式枪统统校验一遍，未发现所用枪支。但他们在北野监狱的弹药库中发现了弹底标识同为75–81的子弹。

围绕着特殊人员查“黑枪”的工作也排查完毕，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事件发生的第13天，有一名妇女反映：大约在5月份，她看见在“人影库”东边坐着两个男人，在那里喝啤酒，吃面包火腿，旁边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新C牌照，其中有“5”，有“1”。

这一消息使专案组兴奋了好一阵。他们对当地所有新C牌照的摩托车逐一登记核查，查出红色的、有“5”有“1”的摩托车20多辆。经过排查，全部与“7·5”案件无关。

调查工作陷入僵局。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章

一、大案前奏

在白宝山的时间表上，他突然加快了作案速度。

初到新疆的几个月，白宝山跑过不少地方，也踩了许多“点”，但他既没抢到枪，也没有抢到钱。从整个过程看，白宝山在这一阶段似乎表现“平庸”，到新疆来做事，他处处都不顺利。

他来到新疆的第一天，就想搞143团场弹药库，因原库址已改民房，只得停下。这之后，白宝山调查了多处棉花加工点，始终没找到可下手的地方。5月底，白宝山向吴子明透露了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再次把作案目标转向抢劫武器，然而，策划抢劫奎屯军训中心哨兵枪支未能得逞，策划抢劫141团场军械库武器弹药结果补空，他在两处地方都亮了枪，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照常规推断，白宝山也有“狗急跳墙”的时候，他不耐烦了，因此而大开杀戒。其实不然。

如果说初到新疆的几个月里，他的行动显得笨拙、杂乱无序，这都与他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而在这时，也就是在他袭击了141团“人影库”之后不久，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迅速抛弃掉抢劫棉花款的计划，把目光转向新的目标。

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谢宗芬。

谢宗芬在新疆的生活，跟白宝山截然不同。她与新结交的四川老乡走动频繁。最亲密的几个人，一是租给她房子的刘秀芬，谢宗芬管她叫“姐”，“姐”在市场上开着个小卖部。另一位老乡叫宋朝莲，谢宗芬管她叫“姨”。还有一位，谢宗芬叫她“三姐”，“三姐”是四川绵阳人，在市场上卖凉皮。第四位是谢宗芬的邻居，搬进刘秀芬的空房之后，她就结识了这家邻居，也是四川人，也姓刘，谢宗芬晚上常去刘家串门儿。

刘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在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遇到，问长问短地跟刘家女儿聊过天。

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

谢宗芬来了兴致，问：“那个边疆宾馆都做什么生意，怎么个好做法儿？”

刘家姑娘说：“那个地方，全是做外贸生意的，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多了，有不少外国人，大把大把地挣钱。那地方中国人的生意也好做，摆个小摊，卖什么赚什么。我要是有钱，就不干这个穷翻译了，也在那儿租个铺子，做买卖。”

谢宗芬动了心，仍不大相信，问：“那地方的钱就真的那么好赚吗？”

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地方的人多有钱。那地方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

回到家，谢宗芬把听来的关于边疆宾馆的事一字不落地讲给白宝山。

白宝山听了很高兴，对谢宗芬说：“明天，你跟我到边疆宾馆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

边疆宾馆在乌鲁木齐市东南的延安路上，距新疆大学校园不远。早年，这地方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改革开放后，慢慢成为新疆最大的边贸市场，是国家二级口岸。边疆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中心区有个交易市场，叫商贸城。两边各有宾馆大楼，东侧的叫东楼，西侧的叫西楼，多为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租住。商贸城正前方，有个数千平方米的停车场。宾馆楼下，有一溜店铺，卖日用杂品的，卖烤肉卖小吃的，卖水果饮料的都有，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白宝山陪着谢宗芬，先看了摆摊的地方。谢宗芬瞧人家怎样做买卖，白宝山看对方的交易额，转一圈，没见什么大钱。

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

白宝山说：“你自己去看吧，我在门口等你。”

谢宗芬进去，他独自站在门外。没一会儿就有个维族人拿着一万块钱人民币朝他比划，白宝山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这是换外汇的。他说：“不换。”那人摇摇头，走开了。

白宝山开始注意周围，他看到交易市场门口聚着很多人，仔细看停车场上也有，宾馆门口也有。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竟装的都是钱，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一个包内就有十几万、几十万不等。

白宝山的眼睛立刻眯缝起来，里边冒出了红光——他盼望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他干什么还在下边的垦区辛辛苦苦地转来转去，他真正的目标应该在城里，在乌鲁木齐，在这个边疆宾馆。他来到新疆就想做大案，他抢枪搞弹药，为的也是做大案，可大的目标始终没有出现。他想过抢银行，可人家防范得严密，他靠不上前。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个鼓囊囊的包裹，这不就是移动的银行吗？

回石河子的路上他问谢宗芬：“那个地方怎么样？”

谢宗芬说：“不错啊，要是在边疆宾馆儿摆个摊儿，挣外国人的钱，肯定发财。”

白宝山冷笑了，他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的全新的打算。

白宝山一心想作大案，抢大钱。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明白，在边疆宾馆这样人员集中的地方做案，不是个小动作，他必须在各方面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首要的，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去边疆宾馆之前，他和吴子明一起骑摩托车去过新湖农场，物色作案地点，准备抢劫新湖农场武警战士的自动步枪。从边疆宾馆回来后，他改变了主意，对吴子明说：“新湖农场的自动步枪不搞了，我们直接搞手枪。”

当天晚上，他跟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

他问吴子明：“咱们这地方，都什么人有手枪？”

吴子明说：“警长以上的都有手枪。”

白宝山说：“你抓紧摸摸具体人儿，哪些人的枪好搞，定几个目标来。”

两天后吴子明就把“情报”摸了上来。他为白宝山提供了三个对象，其中两个是147团的，吴子明提供了姓名、住址等详细情况。另一名叫姜玉斌，家住在147团场，工作单位在50公里外的149团场，是149团警务区的警长。

白宝山划掉本团场的两名警察——他对吴子明说：“我的印象里，石河子还没发生过杀警察抢枪这么大的案子。事情一发生，肯定会引起公安方面的重视，一定会在发案的地方来一个大清查。我们不能在147团干，要不，一查准会把我们查出来。”

吴子明也说：“那就别弄147团的了。”

三个目标缩减成一个——只剩下了姜玉斌。

两人立刻着手，收集姜玉斌的材料。

没目标是一回事，有了目标才发现，现成的机会就摆在他们眼前。

姜玉斌因在147团场居住，常到市场上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吃羊肉串，他不认识吴子明，但跟吴子兵关系很熟。

就在白宝山决定对姜玉斌下手的这几天，吴子兵正托付姜玉斌帮他在149团那边买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吴子明对吴子兵说：“我看你烤肉摊挺忙的，也抽不开身，不行我和山子骑摩托替你跑一趟。”

吴子兵说：“我正犯愁呢，哥你去正好。找见姜警长，一定要让他带着你们看看羊，别先侃价格。”

吴子明说：“这我知道。”

吴子兵说：“哥你哪天去，我给姜警长打电话联系好。”

吴子明说：“就今天吧，你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

当天上午，吴子明、白宝山骑着摩托车来到149团，白宝山打算先接触一下姜玉斌，认准了人，抽机会看看他是否真有枪，他的枪是不是由他保管，顺便摸一摸那边警务区的情况。

两人到的时候已过了中午，打听到警务区，吴子明问：“姜警长在不在？”对方是一个联防员，见了他们问：“是买羊的吧？姜警长等你们半天了，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说着，很热情地带他们来到姜玉斌的值班宿舍。

进了屋，姜玉斌正躺在床上看电视，见到他们坐起身，问：“你们谁是吴子兵的哥？”

吴子明说：“我是。”

姜玉斌说：“羊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你们先过去瞧瞧，看行不行？”

吴子明说：“那好，咱们先去看看羊。”

说着话，白宝山在后边一声不吭地把屋里的情形看过一遍，两张床，两个办公桌，门口有道铁皮火墙。火墙的位置有利，进来人是个掩护。

姜玉斌下床，伸手从枕头底下把“五四”式手枪抽出来，插进腰右侧的枪套里。

白宝山大喜过望，他不虚此行，不仅证实了姜玉斌有枪，而且毫不费力就发现了他平时放枪的位置。

姜警长热心肠，他借了辆摩托车，陪着他们一起到下边连队去看羊。到了连队，羊的主人把他们带到羊圈，吴子明看看就撇了嘴，嫌羊太小。姜玉斌也说羊小，对吴子明说：“要不就算了，这羊杀不出肉来，有合适的再说。”吴子明也说：“先不买了，等有机会，我再听你的信儿。”三人骑摩托车又返回来。

姜玉斌蒙在鼓里，对他们毫无警觉；两个暗藏杀心的歹徒当天晚上就躲在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再次研究了杀人抢枪的细节。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说：“这次要用交通工具，骑自己的摩托车肯定不行，露了天儿，跑都跑不了。”

吴子明说：“要不咱们再去偷一辆？”

上个月，吴子明曾偷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但因马力小，车子有毛病，又把它扔了。

白宝山说：“偷恐怕有毛病，还是搞一辆吧。”

“搞”就是抢的意思。

两人又谋划起怎样“搞”摩托车来。抢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下手，开摩托车的人如何处理。白宝山说：“无论他给不给车，也要把他干掉，不能留活口。”吴子明没杀过人，眨巴眨巴眼，不免吸了口凉气。白宝山说：“干案子，必须这样做。”吴子明说：“那行吧，就照你说的办。”白宝山看出他心里发虚，又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拦下车，我用枪把他逼住，你用榔头砸他的头，把他砸死。”吴子明答应了。

两人直到深夜一点才睡觉。

二、王吉平失踪案

王吉平是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的农民，当年34岁。玛纳斯县与石河子市比邻，位于石河子之东。新疆石河子地区的地域与行政划分比较特别，石河子莫索湾垦区所属的147、148、149、150团场，均在玛纳斯县境内。玛纳斯县与沙湾县是东西相邻的两个县，同样，下野地垦区所属的9个团场均在西边的沙湾县境内。

新湖农场在玛纳斯县北部，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向南依次是148团场、六户地镇、147团场、北五岔镇、再向南是紧靠着石河子市的玛纳斯县城，越向南人口越密集。

1997年7月29日，王吉平一早乘坐班车，从新湖农场来到北五岔镇，走进副镇长王吉江的家。王吉平是王副镇长的堂弟，他到堂兄家是来借摩托车的。王镇长有辆“雅奇–125”型红色摩托车，八成新，王吉平打算骑摩托车到下边西沙窝岛村去看地。如果合适，他就承包下来种棉花。

上午9点钟，王吉平骑摩托来到西沙窝岛村的另一个亲戚家，看完地，又在亲戚家吃过下饭。中午2点30分（相当于12点30分），王吉平从亲戚家出来，骑摩托返回北五岔镇，打算赶3点半的班车回新湖农场。

西沙窝岛村通往北五岔镇有条乡间公路，十分偏僻，又正值中午，路上不见一个人影。

王吉平的摩托车开到距147团约15公里处，发现路上站着一个人，挥手拦车。

新疆人热情，王吉平认为这是个搭车人，于是减慢了速度，到跟前把车停下来。这时候他才觉得事情不对了，因他看见路旁的土丘后边又站起一个人，手里端着自动步枪，三步两步跨上了公路。

事情不好，他遇到了抢车的“土匪”，但是，再启动摩托车已经来不及了。

车把被第一个人抓住，第二个人已经蹿到眼前，用自动步枪顶住他的腰。没办法，他只能下车，在枪口的威逼下把摩托车支好。

带枪的把枪口挥了挥，意思是要他离开公路，朝下边的棉花地里走。

王吉平害怕了，他走了两步就站住，央求说：“兄弟，你们别这样，车你们要就给了你们，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白宝山说：“少废话，跟我们下去。”说着用枪捅他。

王吉平仍不肯走，嘴里说：“你们就放过我吧……”

话没落音，旁边吴子明的锤子就砸下来。

吴子明毕竟不是白宝山，他没用锤子砸过人，干得不得要领。锤子带起了风声，王吉平本能地一躲，锤子没砸在头顶上，打中了他的肩膀。

这时王吉平已经明白过来，央求没有用，他撒腿就跑。

白宝山一抬手枪就响了。两枪，连得很快。子弹从王吉平右胸穿入，左侧胸穿出，击穿肺部和肺动脉。王吉平扑倒在地，挣扎着爬了几步，很快便死亡。

两人把王吉平的尸体抬下公路，放在草地上。吴子明翻了死者的衣兜，没找到身份证，衣兜里有700块钱，一盒烟和一个普通打火机。吴子明统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处理尸体还是老办法。他们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又沿一条干涸的土渠朝前走。没多远发现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很现成。两人把王吉平头朝下塞进坑里，用事先备好的铁锨把他掩埋起来。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从王吉平遇害，到白宝山被捕，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吉平就这样袒着一只脚，在电线坑中腐烂着。

王吉平当天没有返回北五岔镇，王副镇长没太当回事，第二天跟西沙窝岛村的亲戚家联系一下，说王吉平头天中午就出来了，这才觉得事情有些反常。又跟新湖农场王吉平家里联系，那边说王吉平并没回家。

王镇长担心堂弟在路上出岔子，带着人在那条路上找了一遭，没发现任何踪迹。

当天晚上，王镇长向北五岔镇派出所报了案。

王吉平是个老实本分人，顾家，出门一般都是当天返回，实在回不来时，也一定跟家里打招呼。像这样一点消息都没有，在外边连续住几天的情形，从未发生过。

因情况不明，分析起来，仍有着多种可能性。

比如，以看地为名，借摩托车外出？

比如，与人合伙，驾车去外县做生意？

再比如，因其它个人原因驾车出走？

——时代在变化，人也在变。老实人也可能做出让人惊讶的事情来。

这当然是朝好的方面分析，另一方面，这些年垦区的社会治安恶化，外来人员增多，已经发生过几起恶性凶杀案件。其中一起，外地短工把主家一家四口杀害，仅抢走了1000块钱。王吉平单独驾车，走的那条路又比较偏僻，不是没有遇害的可能。

北五岔镇派出所把案情上报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刑警大队于8月4日发出了“寻人启事”：

失踪人王吉平，男，34岁，身高1.78米，肤色微黑，留小分头。望各市县公安局刑警队、派出所给以协助，如发现该人，速与玛纳斯县公安局联系……

启示发出，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三、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杀案

又一起血淋淋的枪杀案摆到新疆警察的案头上。

1997年8月8日20点50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110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149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149团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出现场。因案情重大，他立即直接向市局局长张万顺做了汇报。

主管副局长周传强在伊犁参加完“看守所工作会议”，此时刚刚回到石河子。他接到张万顺局长的指示，立刻带领刑警大队长龚兴言、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援朝，以及法医、痕迹、照相、警犬训练员等十几名侦察员和技术干部，乘三辆汽车，赶赴现场。

149团在石河子市正北偏东的石莫公路上，距石河子市90公里。当时石莫公路正在修路，道路难行，他们赶到149团中心现场时，已是当晚22点10分。

先期到达这里的还有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局长刘兆君、副局长何强、刘克新，带领莫索湾刑警大队侦察员正在等候他们。

两处人马会齐，听取149团场副政委马军民介绍发现案件的经过。

马政委说：“今天下午，大约8点钟，我接到一营副营长的电话，报告说一营警务区警长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躺在值班宿舍的床上，身上有血，房门锁着，在外边呼叫不应。从情况看，可能人已死亡。我马上带人过去，到一营看了现场。因案情重大，所有人都没进入室内。姜、时二人已经死亡，从现场看，是被枪弹打死的，但死亡原因不明。一营副营氏认为，有可能是姜玉斌酒后手枪走火，将时春勇打死，姜因恐惧又开枪自杀。现场已做保护。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现场勘查于当晚22点50分进行，当时的自然条件为：天黑，无月光，温度为摄氏35度，灯光照明。

中心现场在一营营部内。这是两排连在一起的“工”字形带走廊的平房式建筑，距团场中心区较远。房子北边，正对着公路有个大拱门，东侧有旁门，里边有走廊。营部建筑物的周围比较荒凉，向东向南都是荒地，北边高公路有200米远，仅西部有几户人家，显得孤零零。大片住宅区都在公路之北。

走进北大门，向东拐弯，第二个房间就是姜玉斌的值班宿舍。再向东，依次是营部办公室、会议室。靠最东头南侧第二个房间，是营部的总机房。出事的那天夜里，总机房有女接线员值班。

现场的情形是这样的：警务区值班室门内，有一道铁皮火墙。地为铺砖地面。门侧，西南角上有个写字台，上边放着录像机、电视机，均连通着电源。电视机旁边有个烧水用的铝壶。

靠近房门的地面上，有一枚弹壳。向里，地上有一条米色长裤，衣袋里装有汉显传呼机及255元钱现金。

姜玉斌尸体位置在东北角单人床上，全身仅穿一条内裤，头顶着红色的叠好的被子。床北头地面上发现一枚弹头。

时春勇尸体位置在西北角单人床上，其左臂下有一弹壳，时春勇的头部枕着一条完好的军用棉被，身上只穿一条蓝色内裤，肚子上盖有一个枕头，枕上有两处平行的弹孔。

两架木床之间，又有一个写字台，上边堆放的日用品及打火机等物，没被翻动。桌面上有一枚弹壳。

移尸，在时春勇床头部位置发现两枚弹头，姜玉斌头部左侧发现一枚弹头。

现场房间为木门，锁着。后窗打开着，钢筋纱窗完好。

勘查工作于次日凌晨3点30分结束。

被害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姜玉斌，男，汉族，30岁，中共党员，山东省牟平人。1991年由147团考进兵团劳改警校，1994年毕业。1995年2月被石河子市公安局招干，并分配到莫索湾垦区公安局东阜城派出所工作，1996年4月任警长。其父母、妻子、儿子均住在147团场。

时春勇，男，汉族，24岁，山东省文登人。1995年复员转业，1997年3月被149团场保卫科聘为治安员。父亲为149团职工。

从现场情况分析，两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开枪打死的。姜、时二人身上均中两枪，时春勇腹部压着枕头，子弹穿过枕头，自左胸穿过右胸，造成心肺、肝脏破裂；姜玉斌的腿被打中，另一颗子弹从右腋下打入，由左肩射出，洞穿心脏。两人外溢的血并不多，血全都流到胸腹腔内。

现场的财物包括现金均未丢失，但姜玉斌佩带的“五四”式手枪失踪。

现场提取的子弹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为75–81。

现场走访，获得以下信息：

一、营部西侧住户蓝淑英和儿子张龙，夜里在自家菜地等候浇水，12点40分左右，听到警务区发出四声枪响，接着灯灭了。听见有人从营部走出，向公路走去。不久，听到叉路口处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开走了。

二、149团20连职工孙炎山老汉8月7日晚，在距营部400米处靠近公路的地里浇水，大约凌晨1点左右，听到营部有枪声，过后一会儿，听到一辆摩托车向西南（石河子）方向开过去。

三、8月7日夜里1点左右，一营职工薛峰、王军从营部市场出来，到自流井洗脚，听到4声枪响，稍后，看到一辆方灯摩托车，向石河子方向驶去。

四、8月7日晚12点40左右，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听到营部内部有枪声。她当时很害怕，但后来没发现其他动静，她认为是警务区人员酒后开枪打着玩——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然后独自关灯睡觉。第二天她把夜里发生的事情讲给丈夫听，同样没能引起丈夫的警觉。

进一步的情况，正在搜索中。

四、案情重大，
惊动了自治区公安厅和兵团公安局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立即派四处副处长张卓敏、大案科科长靳鹏前往石河子；兵团刑侦处处长刘钊、副科长杨群也于当天晚上赶到石河子，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张万顺陪同他们一起来到149团现场。

至深夜3点，149团现场已聚集各方警察50余人，警车15辆。

“8·8”一线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部由周传强牵头，市局刑警大队龚兴言、江援朝，莫索湾公安局局长刘昭君、副局长刘克新、何强，以及149团副政委马军民为指挥部成员。张卓敏、靳鹏代表区厅，刘钊、杨群代表兵团公安局，指导侦查工作。

凌晨，指挥部在149团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侦查会议，会议由周传强副局长主持，他认为，案件有几种可能性：一、有预谋的抢劫武器杀人；二、被我方处理过的人员报复杀人；三、个人隐私问题导致矛盾激化杀人；四、执法过重引起纠纷导致杀人。他强调，在没有突破性线索出现的情况下，这四方面的排查工作都不能放松。

张卓敏从区厅角度提出四点要求：一、侦查范围不能过小；二、以查枪为突破口；三、以射击点、射击姿势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四、各项工作分片包干，各负其责。

指挥部做了分工，龚兴亡、江援朝负责现场勘查及痕迹物证的比对工作；刘克新负责枪支调查组；何强、党新民负责摸排调查组；刘昭君负责在莫索湾境内设卡检查过往人员；马军民负责群众工作，把案情传达到连级干部。

8月9日至14日，查枪组对农八师（石河子）所属单位及沙湾县范围内“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共计254支，全部提取了射击子弹样本，送石河子技术部门进行比对鉴定，结果全部查否。查枪组继续扩大检查范围，对石河子市区、南山矿区，玛纳斯县及农六师芳草湖农场、新湖农场的枪支继续进行取样调查工作。同时他们发动群众查暗枪，特别注重了对民间打猎用枪和文革期间散失枪支的调查。

摸排组围绕死者周围的人事关系，按照指挥部分析的几种情况进行排查，虽然摸出若干可疑情况，核实后均被排除，没有出现重大线索。

8月10日上午，马军民组织149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垦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各连距离较远，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马政委要求各连干部，负责本单位的调查，分出五种情况。一、有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的；二、有抢劫枪支嫌疑的；三、有犯罪前科，受过政府打击处理，有报复言行的；四、会驾驶摩托车或自己有摩托车的；五、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武器的。

马政委要求各连对16–45岁的男性在册人员全部登记造册，把近日外地新来的人口以及突然外出的人口作为重点，一家一户进行调查。全团配合公安部门，组成53个调查组，深入到30多个连队、44个连建制的基层单位，分片包干。至14日，已调查条件具备的男性公民2953人，收集到可疑线索25条——这些线索，在查实之后也被排除。

“8·8”案件发生时，并没有马上联想到“7·5”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差着很大的级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8·8”案件现场弹壳与“7·5”现场弹壳批号一致，都是75–81，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7·5”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8·8”案件的侦查，提供更多的条件。云遮雾障的“7·5”案件的价值凸现了出来。

8月14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宣布前期提出的第二、三、四种情况已基本排除，决定将“7·5”袭击141团原军械库案与“8·8”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

也是8月14日，石河子技术科经过大量比对工作，确认犯罪分子使用的是“五六”式或其他种类的自动步枪，排除了半自动步枪的可能性。

“8·8”案件定性为持枪袭击、杀害人民警察，抢劫枪支的特大恶性案件。

五、缺乏警觉的姜玉斌

姜玉斌不是个爱多疑的人，他对逼近的危险没有丝毫的觉察。他不仅对那天看羊的吴子明、白宝山没有警惕，就是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他在警务区门外再次看到吴子明和白宝山，两人故意躲闪，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这天晚上，姜玉斌带着时春勇，在149团农贸市场上吃晚饭，饭后约上个体无线电修理户白建新，到农工黄伟家打牌，大家玩到晚上10点半。从黄伟家出来，姜玉斌和时春勇一起，跟随白建新来到白家，向他借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抱着回到警务区宿舍。

自下午到晚上，白宝山、吴子明始终在一营营部外边等他。看见二人抱台录像机走进去，看着姜玉斌值班室亮了灯，他们才放下心来。

本来，这天与姜玉斌一起值班的不是时春勇，而是另一位治安员梁新民。因梁新民的爱人要生小孩，他请了假，时春勇临时替他值夜班。

两人进屋说了阵话，姜玉斌把录像机安装好，躺到自己的床上，时春勇躺梁新民的床，两人一起看录像。

门外黑黢黢的走廊里，白宝山携带着自动步枪摸过来。

时间大约是12点半（相当于内地10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就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

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手枪，转身就朝外走。

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

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

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

屋里布满了火药味和血腥气。

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100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发动车，带着白宝山，两人迅速离开现场。

姜玉斌、时春勇的尸体20小时后才被人发现——这个过程有点不可思议。

当天晚上，不仅浇水的几位农工听到枪声，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也听到枪声，事后谁也没有报告。第二天上午，147团派出所开例会，姜玉斌、时春勇没有参加，派出所的同事认为两人夜里值班，早上在睡懒觉，没惊动他们。下午，梁新民曾进入房间，见两人一边一个躺着，又认为他们在睡午觉，悄悄退了出来。出来时见门边桌上的放像机小灯开着，他把放像机关掉。下班前，因同事杨平想看带子，梁新民又带着杨平进屋一次，梁新民喊他们两声，姜玉斌、时春勇都没反应，杨平便自己选了盘录像带，和梁新民一起出来。梁新民随手又把门锁上了（碰锁）。

直到晚上，录像机机主白建新来取机子，从房门玻璃上看到时春勇躺在床上睡觉，敲门却怎么也敲不开。他转到外边的空地，扒窗户向里看，看见姜玉斌身上有血迹，这才怀疑出了事情，把情况向一营杨副营长做了报告。

六、侦查，向纵深推进

“8·8”与“7·5”两案并案，应该说是石河子方面侦查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并案，线索扩大了，视野宽广了，对案件的认识和侦查部署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并案使案件性质明朗化，犯罪分子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抢劫武器弹药，其他枝蔓，可以全部剪除。

第二，两案均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

第三，侦查范围要扩大。犯罪现场由149团一个点，变为两个点，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几乎横跨了石河子城区之北的大部分团场。

第四，随着侦查范围的扩大，查枪的工作相应也要扩大。这涉及到兄弟垦区和地方县市。为此，兵团公安局刘钊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农七师（奎屯）、农六师（昌吉）的验枪工作；自治区公安厅张卓敏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沙湾县、玛纳斯县的枪支取样工作。

侦查工作涉及到方圆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农八师处级以上单位就有50多家，其中农牧团场19个，工作量骤然加大，工作重点也有扩散的趋势。

由于并案，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及侦查条件的梳理，也有了进一步的推进：

一、犯罪分子具备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可能事先踩过点；

二、有暴力犯罪的历史，或有受过打击处理的前科；

三、会驾驶机动车（可能自己有摩托车或汽车）；

四、会熟练使用军用长枪；

五、结伙作案，可能是二人以上犯罪团伙；

六、有抢劫枪支继续作大案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七、两人身高在1.72米-1.75米左右，年龄25–35岁。

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其他有价值的反映是：

8月7日早晨，有人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大约有1.75米–1.78米之间，黑红脸，把一辆黑色油箱的摩托车停在一营营部附近，摩托车后边绑着一个尿素袋子，有60公分长，不知道里边包的什么。此人穿黑衣服。

这曾引起我们对黑色油箱摩托车的注意和排查，从侦破后的情形看，这是与本案无关的另外的一个人。

8月16日，147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她打开看了看，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后页上印着黑体字：“丢失要及时报告。”李华认为这是个重要证件，当天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147团派出所。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

指挥部得到报告，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

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来的习惯，近两周牛晓红几次为姜玉斌洗衣服，掏过他的口袋，只见过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没见过他的值勤证。

牛晓红还提供，姜玉斌上班或回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箱里。

这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值勤证是姜玉斌上班时佩带的，而姜玉斌又是在值班时被杀，它怎么会跑回147团，出现在他并不经过的一中校园里？从时间上看，它又是在姜玉斌被害后出现的，它的出现，会不会与凶手有关？

如果跳到外边来分析，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件提供的所有线索冷静地捋过一遍，不难发现，其中几条重要脉络都砸在“147团场”这个“点”上：

第一，姜玉斌全家都住在147团，平时与147团的人有着密切联系；

第二，现场目击者称，摩托车开往石河子方向，147团场恰好在149团与石河子之间；

第三，死者的值勤证，突然在147团出现，而所有的查访材料，都不能证明它是死者生前所为。

这几方面的情况汇在一起，应该加深我们对147团的印象。但在当时，147团并没被列入侦查重点。这是因为，第一，两个作案现场均不在147团；第二，147团出的情况并不多；第三，姜玉斌的值勤证是8月16日才被发现的，我们对这一线索的查证和认识还需要时间。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一章

一、至关重要的联席会议

发生在石河子市的两起涉枪案件，引起了自治区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9月份，新疆每年一度的国际贸易洽谈会将要召开，内地代表、国外商界的朋友正陆续聚集到乌鲁木齐。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必须抓好治安防范工作，确保国际贸易洽谈会和其他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党的十五大将在9月份召开，新疆的稳定，尤显得重要。按照副厅长杨德禄的说法，这个时候，新疆不能添乱。

杨德禄关注石河子“7·5”、“8·8”案件的工作情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石河子两起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重要的是，犯罪分子杀人抢枪，手中持有武器。案发已经10天，没有破获，这是个极不安定的因素，预示着随时都会有持续性的新案件发生，威胁着北疆，特别是乌鲁木齐市的安全。

杨德禄中等身材，在公安系统工作了近40年，是从基层刑警一步步提升为正厅级副厅长的主管全疆刑侦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石河子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把两案的侦查进展情况，向厅长张秀明做了汇报，提出他的担忧。

张秀明厅长明确指示：“这件事要好好抓一抓，分析研究一下，应该给案子提提格，紧紧螺丝了。”

8月17日，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提出，召开一次由区厅和兵团公安局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7·5”、“8·8”案件的工作汇报，请有关专家共同分析一下案情。

联席会于8月18日在乌鲁木齐市兵团公安局办公大楼5楼会议室召开。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四处张卓敏处长、一科靳鹏科长；兵团公安局杨海锋副局长、刘钊处长；石河子公安局周传强副局长、龚兴言大队长、江援朝科长；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刘豪杰副处长、单笑夏大队长，以及农六师公安处、昌吉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是自“8·8”案件发生以来，新疆公安系统第一次召开大型的高层次案情分析会。

会上，龚兴言、江援朝分别介绍了“7·5”、“8·8”两案的现场情况，周传强汇报了侦查工作的部署和目前的进展状况，张卓敏、刘钊、黄亚波等人相继发言，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对案情的分析和看法。

黄亚波是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长，经历的大案件多，侦查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发言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大家的分析意见。

他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这两起案件，犯罪分子是“扑”枪去的，但抢枪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抢枪之后，很可能会有更大的行动：一是图财，二是报复。第二，从案件发生的时空关系上分析，犯罪分子有“长途奔袭”的特点。第三，两个作案现场分别在石莫公路和乌克公路上，相距75公里，作案分子应该在第三地，即石莫公路和乌克公路的中间地带，有落脚处。

他的发言得到张卓敏、周传强等人的赞同。

杨德禄副厅长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在肯定石河子公安局的前期工作的同时，着重讲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等地加强治安防范的问题。

他认为，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根据石河子同志提供的情况分析，犯罪分子很可能在141团与149团中间地带有一处落脚点。第二，犯罪分子已有一支长枪，还要再抢短枪，这是为什么？这说明犯罪分子有着更大的阴谋，要做大案，犯罪分子有可能离开垦区，把作案的目标转向城市，转向城市里的金融机构或财产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立足于犯罪分子近期作案，诈大案，到城市里来作案的思想，严加防备，防患于未然。同时，他要求石河子“8·8”专案组重点挖掘犯罪嫌疑人的落脚处，在他们的大本营把他们消灭掉。

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有预见性的会议。它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种种分析的准确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会议给全体与会者敲响了警钟，会议结束后，黄亚波处长立刻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做了汇报。市局领导于当天下午就召开全市金融系统内保会议，通报了敌情，传达了会议精神，把安全保卫工作布置了下去。

周传强带队返回石河子，也及时把会议精神向张万顺局民和马荣市长做了汇报。马市长要求，立刻加强对石河子市要害部门的防范工作。同时，通知农八师所属各团，加强对团部所在地的保卫工作。

当天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报，要求北疆各城市的公安部门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持枪歹徒在近期流窜作案，袭击要害部门。

新疆公安已经做出了部署，在整个北疆地区拉开罗网，严密监视来自石河子垦区持枪歹徒可能的行动。而在此时，犯罪分子已经潜入乌鲁木齐。一起新疆乃至全国罕见的、抢劫现金140余万元，造成多人死亡，引起国内国际强烈反响的特大抢劫杀人案，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正如会议所分析的那样，犯罪分子抢枪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巨额财产，他们的确把目标定在了新疆最大的城市——首府乌鲁木齐。但他们没有抢劫金融部门，而是选择了资金流动量同样巨大的边贸市场——边疆宾馆。

二、磨刀霍霍

就在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紧张地铺开侦查工作的同时；白宝山、吴子明也在加紧他们的作案准备工作。

杀害姜玉斌、时春勇之后，白宝山提出，在149团作案时使用过摩托车不能再用，也不能把它存放在家中，这是一个可能引起警方怀疑的物证，必须尽快处理掉。

8月11日，即作案后的第三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各骑一辆摩托车，沿着石莫公路（莫索湾到石河子）向南行驶，拐上乌克公路（乌鲁木齐至克拉玛依），来到夹河子水库主干渠大桥附近，两人停下来。看看公路上前后无车无人，吴子明用匕首把摩托车前后轮胎横向刺破，然后两人一起把摩托车从桥栏上推下水渠。当时主干渠正在输水，摩托车迅速沉入水底，被淤沙盖住。

8月14日，周传强副局长在149团招待所召开第二次侦查会议，市置两案并案后的工作部署——这一天，白宝山、吴子明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首次到边疆宾馆踩点。

边疆宾馆面积很大，地形地物十分复杂。为了摸清情况，白宝山和吴子明在边疆宾馆院内整整转了一天，看好边疆宾馆内部的行走路线，选择好进口、出口路线，选择好藏匿枪支赃物的地点，并确定了最后离开边疆宾馆的逃跑路线。

其中，藏枪藏钱是一个重要环节，他仍采取惯用的手段，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

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700米，原是新疆大学的小农场，后边有一个高耸的土堆，前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中杂草丛生，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

这次来乌鲁木齐，他们带着一把铁锨和伪装用的厚木板，并没携带武器。

材子里杂草茂盛，蹲进去连人都看不见。白宝山在里边挖坑，吴子明在外边放哨。挖坑是白宝山的看家本领，坑口80公分长，50公分宽，口小肚子大，里边有60公分深。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因挖坑是作案的最重要的环节，他操作得十分仔细。

然后他们演习了一次，测算了从边疆宾馆内走到小树林所需的时间。

当天晚上，两人返回石河子147团场。

8月18日，就在自治区公安厅召开联席会议的这一天，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

这次他们做了两手准备：如果遇到机会，今天就实施抢劫，把抢到的钱和枪放到挖好的土洞子里，当天返回石河子；如果没机会，他们就先把枪放到土洞子里，等到第二天再抢劫。

因为他们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已快要收市，他们转了两圈，没遇到“大鱼”，自动放弃了第一套方案。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第二天，一场大血案就如期发生了。

为了有个更清楚的印象，我们列出白宝山系列案件准备的时间表：

7月5日，白宝山、吴子明袭击141团原军械库。

7月18日，白宝山和谢宗芬首次来到边疆宾馆，白宝山萌生抢劫动机。

7月29日，白宝山。吴子明抢劫摩托车，杀害王吉平。

8月8日，白宝山、吴子明杀害姜玉斌、时春勇，抢劫一支“五四”式手枪。

8月11日，白宝山、吴子明销毁证据，把抢劫的摩托车推进夹河子水渠。

8月14日，白宝山、吴子明到边疆宾馆进行第一次踩点。

8月18日，白宝山、吴子明第二次到边疆宾馆踩点。

8月19日——震动全国的“8·19”边疆宾馆抢劫案发生。

边疆宾馆之所以成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边贸商城，有它自身的有利条件。首先，地势开阔。它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市郊结合部，紧傍着新疆大学，有足够的开拓空间。其次，这里吃、住、交易三位一体，各项设施齐全。第三，运输便利，边疆宾馆距铁路南货站和高速公路都不远。

边疆宾馆一年四季住着大批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客商，他们或带着美金来到这里，大宗购买本国的紧俏商品，通过阿拉山口和伊犁口岸，运出国外；或携带着洋货来到这里，销售后，再把人民币换成美金。

这里的商品流通量巨大，换汇数额十分惊人，从而形成了乌鲁木齐一景：到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私人倒汇者，他们为商人们把人民币换成美金，或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从中获取几厘钱的差价。提包里的人民币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据说，携带上千万现钞的，也出现过。

倒汇者大都是维族人。

进入8月中下旬，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边疆宾馆客商蜂拥，显得格外热闹。

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吴子明早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先转到后边的小树林，把枪挖出。白宝山在林子里就把两条枪都检查完毕，压满子弹，然后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在“干事”之前，枪支全由他一人控制。

两人转出来，在延安路的街摊上吃过早饭。看看时间不早，他们便戴上墨镜，起身走进边疆宾馆，在商贸城外的广场上来回走动，搜索目标。

商贸城内外的商人越来越多，广场上的换汇者已开始出现。两人混在人群中，不动声色地观看，现在都是些小数额的交换，没看见大资金。白宝山沉住了气，他认为还不到时候。两人又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

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提着包，斜穿过广场，走到西楼下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50万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些，看样子里边有70–80万元现金——事后证明，白宝山的估算十分准确。他们数钱的地方，距大门不过十几米远。

白宝山认为机会来了。

他不慌不忙地把自动步枪拿出来，背到身上，手枪递给吴子明，示意他先动手。

吴子明走过去又转回来，对白宝山说：“要不，再等等看吧。”白宝山就知道——他害怕了。

白宝山认为，现在必须动手，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他走过去，把枪提在手里，在距年长些的维族人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

维族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的维族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

这个场面有两个目击证人看得很清楚。其中之一是个体户塔西甫来提，他说：“我当时在宾馆门口站着，我身边有两个汉族男青年，其中一个右肩背着自动步枪，脚下放着一个白色长提包。我以为他是警察，还把枪仔细看了一遍。后来那人把枪拿到手上，先瞄着天，一直往前走，走到俄式餐厅烤肉摊旁，摊主买买提江·玉素甫问他：吃不吃烤肉？那人没说话，又向前走几步，走到电线杆子前。那里有个倒外汇的人在数钱，他的枪口往下移，对准那人的后背开了一枪，把他打倒了。”

烤肉摊摊主买买提江·玉素甫也早就看到了这个背枪的汉人，他以为对方要吃烤肉，问他要几串？那个汉人不理睬，走过去把电线杆下边的一个维族人打死了。

第一位遇害者叫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他被打死后，吴子明立刻把他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

清脆的枪声震动了边疆宾馆，周围做买卖的人都惊呆了。

白宝山眼睛盯着那个背蓝包的青年，准备追过去。

宾馆保安丁小保勇敢地横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丁小保大声呵斥他：“把枪放下！”

白宝山立刻把枪口对准丁小保，挥了挥，喊：“躲开。”

丁小保责任在身，他并没有躲，又向前走了两步。

白宝山扣动扳机，“当当”连打了两枪，离他仅3米远的丁小保沉重地摔在地上。

子弹射穿丁小保的身体，又打中了他身后不远处阿塞拜疆客商奈扎明·马木托夫的大腿。

见持枪歹徒连续打倒三个人，周围的人们立刻逃开，白宝山跟前留下一片空地。

白宝山举着枪，大步朝那个背蓝包的维族青年追下去。

空场上停着许多大型运货车，两人穿车而行。维族青年不断地回头，白宝山在追赶途中，遇到人就开枪。在商贸城门外的旗杆处，又打死了一名叫买买提·铁依甫的维族人。

背蓝包的青年终于被白宝山堵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白宝山在他身后5米远的地方开了枪，一枪便把他打死了。这个维族青年叫艾孜来提·吾买尔。白宝山走过去，把那个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格包一抡，背在肩上，右手持枪，枪口举向天空，折身朝回走。

他走到正对大门的柏油马路，向南拐，沿商贸城西侧朝后院走过去。

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举着枪，一步也没有跑。

边疆宾馆一片混乱。枪响之后人们逃避开，地上到处是尸体和血迹。这血腥场面也刺激起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的义愤，宾馆保安人员马志鹏、买买提·吐尔等人始终勇敢地尾追持枪歹徒，不时高喊、要他们站住！

两名歹徒，一前一后，向后院撤退。小个子走在前面，高个子不断地回身，向追赶的人们开枪。

在商贸城西南角拐弯处，尾追的保安买买提·吐尔被打倒，马志鹏当过兵，几次他都机敏地躲到大树后边，没被击中。

锅炉房在宾馆的最后边，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看好的出口——那儿有个墙豁，豁口前堆放着大量的炉灰，直铺到墙根上。

为了摆脱后边的追击，白宝山再次开枪，将边锅炉工田保新、张根茂击伤。

吴子明从豁口处先跳出围墙，白宝山把包扔过去，然后持枪翻墙。翻墙时白宝山把墨镜失落在墙角上，他没来得及检。

围墙那边是新疆大学的家属院，二人从19号楼与20号楼的楼当子穿过，掉头向东，经过一个花坛，再经过24号楼，从新大附中正门进入附中院内，绕过主教学楼，向通往后院的小门跑去……

边疆宾馆的保安人员和一些被激怒的群众并没放弃追击，人们边追，边高声喊着“抓凶手”。这正是暑假期间，附中人不多，只有一些教工子弟在操场上踢球。新大附中学生李强，乌市交通技校学生祖力·甫哈尔闻声跑过来，他们见义勇为，勇敢地冲在最前面。

白宝山、吴子明拐过后门消失了。

然而——当李强、祖力·甫哈尔等人追到后门，白宝山突然出现在后门的墙角处，双方短兵相接，白宝山在相距不到几米的地方连续开了三枪。学生李强、祖力·甫哈尔当场被打死，新大电教工热合曼·买买提受伤。一颗跳弹还击伤了新大家属郭秀琴。

其中一颗子弹，射穿人体后，又穿透附近垃圾筒的铁皮，打碎40米外的教学楼的玻璃，在教室对面的墙体上打了个洞——这为附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所有人都退了回来。

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进入新大后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附中的后门处通路狭窄，因无法看到歹徒是否离开，追赶的人们不敢贸然靠近。

这对白宝山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他在附中后门再次开枪之后，就没有人再看见他。利用这个短暂时间，他朝后边的围墙走去，围墙上又有一个豁口，穿过豁口就是新大小农场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挖好的坑在树林中。

坑与墙豁口的距离，不到70米；墙豁口距附中后门，不到80米，白宝山在最后时刻再次开枪，成功地摆脱了人们的尾追，从容地把两个装钱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做好伪装。枪支暂时没埋，仍带在身上。

离开小农场树林，两人绕道向西——他们在总的路线上走了一个“之”字形，在边疆宾馆内，始终是向西南跑，跳到墙外，掉头向东，在小树林埋钱之后，再向南向西跑，连续越过几道围墙之后，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他们跳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一共行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先后共打了14枪，打死7人（其中锅炉工张根茂因抢救无效，第二天死在医院里），打伤5人。吴子明仅开一枪，没有打响。两人共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

采访时，乌鲁木齐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豪杰，领着我沿白宝山作案路线整个走了一遍，边走边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时过一年，锅炉房的墙豁口已经堵死，一些地方已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射穿垃圾箱的弹痕仍在，完全可以想象到白宝山当年制造的那场血腥屠杀的情景。

我在卷宗中看到了死者的照片，最让我震撼的是英勇牺牲的两位青年学生。祖力·甫哈尔是个英俊的维族少年，清秀的脸庞上挂满稚气，他牺牲时年仅17岁。李强是位回族少年，被枪杀时也17岁，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面对持枪歹徒，他们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公安部门授予他们“见义勇为英雄少年”的荣誉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三、警力，向边疆宾馆集中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

最先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当时是上午12点（相当于10点），他们正驱车前往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刑侦处王森林政委的声音，王政委说：“边疆宾馆发生了枪战，你们立即去现场。”

这家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二人调转车头，马上赶了过去。

黄亚波1976年当刑警，1984年担任大队长，当年才28岁。他有着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内心细致，对疑难案件总能拿出独到的见解，思维简洁，敢下断语。

刘豪杰是黄亚波的助手。他搞技术出身，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不少“弟子”。同搞技术工作的栾大为、江援朝等人谈起刘豪杰，都很佩服。

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黄亚波处长是这样描述的——

我来到现在，当时的场面很混乱。地上到处是血，可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只有少数巡警在维持秩序。

几分钟后，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员陆续赶到。

我看见了一具尸体（丁小保的），其他尸体和受伤的人，已被群众救往附近医院。

我和刘豪杰分工，他负责现场勘查，我负责现场调查。刘豪杰把来到现场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其余的人，都归我指挥，跟着我做调查。我们把周围围观的群众圈进来，不要流动。同时，追捕工作也要布置。通过调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组织警力追击。

这样大的场面，场所复杂，初期指挥是很困难的。需要尽快把人组织起来，把围观的目击者尽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几个人，拿什么武器，抢劫了什么，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线怎样，还有犯罪分子衣着、口音、体态等情况。

开始时了解的情况肯定是粗线条的，有误差。然后再了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要不断地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这样。

现场情况初步弄明确，才能做出判断，通知全市，做出动作，拿出办法，也才能组织全市公安警察设卡阻截，告诉他们拦截什么样的人。

工作要做细，这样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细，快中求细。

刘豪杰来到现场后，按照黄亚波的安排，立刻指挥天山分局赶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确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线，找弹壳，找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因他们赶过来时，死伤者大都被救护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现场只留下血迹。刘豪杰带领技术人员，很快把死伤者的位置确定下来，并排出前后次序。

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腈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要去现场。”

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

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

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河子那伙人干的。

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乌市发生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别是“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国际影响。他们三天就侦破了案件。为了应付突发案件，市公安局有着常备的行动预案，把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只要一声令下，全市17条通道可全部关闭，迅速形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张彦勇来到现场，先上了制高点——新大小农场的那个20米高的土包。我们已知道，那正在白宝山的逃跑路线上，距白宝山埋钱的小树林不远。站在这里能俯瞰周围的环境，因歹徒有枪，这地方也相当危险。

张彦勇把现场勘查等工作交给副局长张海。

自从张海来到现场，黄亚波就把指挥权交了上去。这是一线刑警的基本素质。出现场后，自己的职位最高，就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起指挥的责任，而当上一级领导人员到位，马上汇报工作，听从上一级领导人员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现场才能够保持高效率地运转。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

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

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袋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察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墙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墙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出了附中后墙，它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河子的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

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上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

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边指挥员、侦察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码。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

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0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

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

黄亚波说：“长枪。”

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

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

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

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系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抢枪案联系起来。

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边的侦察员报告说，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

黄亚波立即赶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待警战士迅速隐蔽在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

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

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贸城内传出的并不是枪声，经过仔细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打枪的痕迹。

这事件使现场所有的人都受了一场虚惊。

中心现场外围的警力调动始终都在高效率地进行着，在张彦勇局长指挥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形成了几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周围主要街道上巡逻，通往外边的道路都设了卡口。

一线人员已把抢劫分子的身高，体貌，所持枪支特征，以及被抢劫的两个背包的形状、颜色、特点等初步查清，及时通知了指挥部。指挥部迅速把盘查条件下达给外围的各卡点。因犯罪分子有枪，是穷凶极恶的杀人要犯，指挥部要求各卡点在严密控制车辆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

杨德禄副厅长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向张厅长汇报现场情况。张厅长及时发出命令，命乌鲁木齐至石河子沿线，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这是乌鲁木齐通往北疆的两条主要通道）各县市设立堵卡，依照条件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

中午两点（相当于12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会议由张彦勇局长主持，杨德禄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把抢劫过程、枪支情况确定了下来。

“8·19”案在几个关节点上，各级指挥员的认识相当一致。

“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案件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条枪都出现了。

并案工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

依照杨德禄副厅长和张彦勇局长的指示，刘豪杰已把现场弹壳带回刑侦处技术科，并立即与石河子方面联系调弹，“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开车把石河子的弹壳送过来。子弹鉴定工作由栾大为负责，刘豪杰进行核对。鉴定结果很快就搞了出来——两处弹壳所有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刘豪杰立刻把鉴定结果报告黄亚波，报告市局主要领导，并报告给杨德禄副厅长。

当时杨副厅长正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向张厅长全面汇报案件情况。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

并案证实区公安厅对案情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果断有力，也明确了下一步侦查工作的基本方向。

在张彦勇赶到现场，布置警力，把边疆宾馆一带团团围住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并没有跳出他的包围圈。在张彦勇发布一号令，在全市执行封堵时，白宝山和吴子明也没有离开乌鲁木齐市。

当时，市局刑侦处、天山分局、巡警支队、武警支队，对边疆宾馆、新疆大学及周边地带全部进行了封锁。

先期赶到的武警官兵沿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了追捕，利用警犬根据犯罪嫌疑人枪袋上的嗅源，沿逃跑路线进行了追踪。

市公安局部署各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实施围追堵截，共设路卡29道。市局及各分局在市区主要街道对可疑车辆人员进行盘查，共出动警力1100名。

严密注视着案情发展的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也签发命令，命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这两名狡猾的凶犯，却仿佛钻天入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海是个技术出身的公安干部，他说：“凶手杀人后逃脱，追捕工作必须要做。我们接到报案抵达现场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内凶手可以逃出一定距离，也可以藏匿起来。像这样的大案，凶手又是惯犯，事先的准备工作一定是很充分的，他们的逃脱手法，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布控仍要布控，追捕仍要追捕。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条件。我们还有另外的武器，那就是现场。现场犯罪分子行走路线长，杀人多，目击者多，遗留痕迹多，加上很快与石河子并立案，当时我就觉得，这案子能破，时间不会很长。”

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说：“白宝山案件，我们先后出动警力达五六万人次，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必须全方位思考，该用的警力，就要用上。因为，这牵扯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牵扯到民族关系。工作做到了，排除掉一块嫌疑，那都是贡献。我在下一道命令时，也要想，命令下去，就要有多少人行动起来。他们要站到公路上，不分白天黑夜地设卡盘查。新疆的条件很艰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回不了家，晚上很冷，多少天不能休息。但是，需要下这样的命令时，仍然要下。”

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的警察动员起来，他们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犯罪嫌疑人挖出来。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二章

一、七具尸体和五名伤员

市第三医院的急救中心，当天的场面十分惨烈。

被救护车拉过来的死者伤者连连不断，8月19日拉进医院的，就有6具尸体。8月20日，又有一人因医治无效死亡。他们是：

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40岁，维族，阿图什阿扎克乡人。他是第一个被杀害的携带红色背包的倒汇人。子弹从他的右腋后射入，经左肺、心脏、左肺，至左腋前线射出，因心脏破裂，当场死亡。

老保安丁小保，男，47岁，汉族，河南省唐河县龙潭乡人。他是唯一一位身中两枪的死者，子弹从前胸射入，致使胸腔脏器损害和失血性休克死亡。

买买提·铁依甫，男，25岁，维族，伊犁伊宁县塔木乡人。他的死亡地点在商贸城旗杆下。子弹挫碎了他的颈部主动脉，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艾孜来提·吾买尔——他就是那个携带蓝编织包跑向东楼的维族青年，20岁，喀什人。子弹由后背射入，引起血气胸，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张根茂，男，25岁，汉族，陕西人，宾馆锅炉工。他是在锅炉房前被击中，子弹射进他的腹部，从左腋后射出，造成胸、腹腔多个脏器损害。他在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于20日死亡。

祖力·甫哈尔，男，17岁，新疆鄯善县人，乌鲁木齐建工技校学生。他在追踪的最后时刻被嫌疑人躲在墙角里开枪打死，创道贯穿胸腔，造成胸腔多脏器损伤，死亡。

李强，男，17岁，回族，新大附中学生。他与祖力一起，死在附中后门左侧。子弹射入他的胸腔，与祖里一样，造成心脏、肺脏破裂死亡。根据子弹射入点分析，遭到枪击时，他的左前臂是举起的姿态。

除了以上七名死者，还有五人受伤。

奈扎明·马木托夫，阿塞拜疆商人，男性，42岁，住巴库市。犯罪嫌疑人枪杀丁小保时，他正在丁小保身后，跳弹射穿了他的大腿。

买买提·吐尔地，42岁，维族，和田市人，宾馆保安。他追踪歹徒至商贸城西南角，歹徒突然转身瞄准射击，吐尔地躲闪不及被击伤。

田保新，男，43岁，汉族，河南省运城人，宾馆锅炉工，与张根茂一起受伤。

热合曼·买买提，男，维族，45岁，沙车县人，新大电教工，他与祖力·甫哈尔和李强在附中后门同时遭到枪击，未被击中要害。

郭秀琴，女，汉族，新疆装潢印刷厂退休工人，在新大附中校园内，被跳弹击伤。

持枪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员集中的边贸商城，公然开枪抢劫，连连打死7人，击伤5人，抢走人民币140万元。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了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希望公安部门早日破案，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惩处。

因此案死伤者多为少数民族，还涉及到外国商人，这无形中加大了新疆警察办案的压力。

二、以现场为中心，全面摸排

侦查工作以现场为中心，一层层铺开。

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薛鹏，当时是刑侦处二大队大队长，他的大队是反盗窃、抢劫专业队。全队37人，分为7个中队，由4个民族的警察组成。“8·19”案件发生后，全队无论汉语系侦察员，还是维语系侦察员全部参加了现场走访和摸排工作。薛鹏大队长和努多尔·买买提副大队长分别负责汉语组和民族组。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七大队的侦察员。

在调查中，他们重点访问了四部分人：一是中心现场即边疆宾馆内部的职工、商人、临时工、汽车司机、保安人员等目击证人。二是新疆大学院内的居民群众及新疆大学小农场附近的过往行人。三是在边疆宾馆商贸城内进行倒汇交易的人员。四是与边疆宾馆有关的其他人员。他们先后对商贸城内的624个摊位、12家公司、110辆机动车、136辆非机动车进行了查访，对商贸城内部人员412名（正式职工204名，临时工208名），边疆宾馆对面的商店、旅馆、冷饮摊、发廊计38家，宾馆围墙外附近区域居民319户，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摸出了上述人员中与石河子地区有关人员93名，其中，在边疆宾馆工作俄语翻译人员71名。对这些人员，他们都做了重点走访。

通过调查访问，他们确认了两只被抢劫的背包的特征：第一个包为红色旅行包，材质防雨布，长宽高为15×20×40公分；带红边和英文字母（汉语拼音）。第二个包为红白蓝相间塑料编制袋，长宽高：20×40×60公分，带竖形红白蓝彩带，宽4–5公分。查清了被抢劫现金的票面情况：艾孜来提的蓝色编制袋内计有50元人民币两捆，每捆5万元；100元人民币9捆，共计89万。每1万用筋式牛皮纸捆扎，每10万用细麻绳捆扎。其中一捆10万元，封条上有信用社职员曾××和孙××的私人印章，印色为蓝色。同时，基本弄清了犯罪分子的体貌衣着特征。两名犯罪分子为汉语系，一高一矮，高个子约1.75米左右，体形较瘦，35岁上下，脸型消瘦，高颧骨，右嘴角上牙有两颗突出，肤色较黑，穿黑色带花长袖衬衣，灰裤子，白色鞋，卷发。矮个子，大约170米左右，脸较白，上穿黑白相间花色T恤衫，大约30岁。

综合现场情况，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很快拿出了八条分析意见。应该说，这八条基本上概括了当时能捕捉到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也代表了刑侦处上下较为一致的看法：

第一，犯罪分子以抢劫财物为最初作案动机，主要针对边疆宾馆从事美元交易或批发生意、手中有大量资金的个体老板。

第二，携带枪支进入商贸城作案，整个作案过程中表现比较果断，动作迅速，又比较从容，说明犯罪分子各方面都有充分准备，事先有预谋，策划周密。

第三，从犯罪分子选择的第一作案对象的地点以及选择的逃跑路线分析，犯罪嫌疑人应熟悉边疆宾馆与新疆大学一带的地形，事先踩过点。

第四，用枪熟练，动作准确，弹无虚发，除了丁小保身中两枪外，其他死者都是一枪命中要害。犯罪分子应具有枪支使用训练的经历，当过民兵，或有条件经常接触自动步枪一类军用武器。

第五，目击者反映，开枪的人是“大个子”，小个子始终未发一枪。这说明两嫌疑人在经历、思想准备、作案动机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个胆大疯狂，另一个比较谨慎。分析应有暴力犯罪的经历，或受过打击处理等前科，或为公安机关正在追捕的逃犯。

第六，从嫌疑人使用的提枪袋、眼镜上看，嫌疑人生活层次很低；现场目击证人反映，嫌疑人的衣着、相貌，属边远地区居住人员。持自动步枪者操河北口音或东北口音，另一名操本地口音。

第七，边疆宾馆案与石河子“7·5”、“8·8”两案从作案人数、使用武器，因果关系上分析，具备并案条件。

第八，从边疆宾馆在本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析，如嫌疑人在作案地附近没有落脚点，则必须有交通工具。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本人会驾驶车辆。

市刑侦处的分析材料形成于案发第二天，即8月20日。

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有四种可能：第一，有可能仍在发案现场附近；第二，可能躲在乌鲁木齐市；第三，可能逃回石河子（因“8·19”很快与石河子并案）；第四，逃往外地。

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布置警力，对边疆宾馆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楼群，住宅区及各种场所，进行了地毯式大搜查。

大搜查进行了三天，各警种配合作战，对划定区域逐门逐户进行查访，重点调查近期的外来人员。

同时，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近期旅店的住宿人员，特别是男性、两人同行、与犯罪分子的刻画条件相符的人员，登记造表，进行全面摸排。

同时，他们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对民航、铁路、车站，及交通沿线组织了专门查缉力量进行阻截。

黄亚波说：“案件发生后，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犯罪嫌疑人是扑人来的；另一个，是扑地方来的。扑人，就是说，他们事先与被害者有接触，或者从侧面知道他们有钱，预谋要抢劫哪个对象，都有准备。扑地方，就是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被害人，他们只知道这个地方有钱，赶上谁是谁。他们与被害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情况，要判断清楚，才好决策下一步的工作。”

为此，他派人对被害者近期接触的人员，以及他们家乡的情况，做了调查，未发现可疑线索，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

加之现场的物证鉴定工作逐步明朗，乌鲁木齐“8·19”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案条件很快成熟，可以断定，作案分子来自石河子，他们经过踩点，有预谋有准备地专程从石河子“长途奔袭”，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实施抢劫，作案后返回石河子的可能性极大。

——这一线索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三、摹拟画像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摹拟画像，在案发的当天就着手进行了，到下午6点，已制作完毕，印发下去。

市局刑警支队有一部电脑摹拟画像设备，担任这项工作的操作员叫隋海涛，他是刑警学院的毕业生，28岁，搞电脑摹拟画像搞了5年。隋海涛工作认真，性格细腻，十分热爱这项事业。

案发当天，一线的侦察员把重要的目击证人带到刑侦处，请他们帮助完成电脑画像工作。

首先，隋海涛要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证人，请他们描述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征。然后根据他们的描述，打开计算机，先选择脸型。

这时，屏幕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脸。

目击者说，对方是长脸，颧骨较高。

隋海涛便从“脸库”里调出同一类别的脸，从中寻找，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满意为止。

然后依次选择眼睛、眼眉、鼻子、嘴。

电脑里储存着众多种类的眼睛、眼眉、鼻子、耳朵和嘴巴。比如鼻子，就有肉头鼻、朝天鼻、尖鼻子、鹰钩鼻、高鼻梁、塌鼻梁，等等。每一个种类有许多的细目。操作员把鼻库里的鼻子安装到选好的脸上，再用灰线条去修改，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像了，就可以固定下来。

依次再安装眼睛、耳朵、嘴巴，把人脸合成整体。请目击证人远近观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像，仍可以用灰线条修改。

修改完毕，屏幕上形成了一个组合人形，这个组合人就是用电脑摹拟出来的犯罪分子的画像。

当时被请到电脑摹拟画像室里来的，有卖烤肉的买买提·玉素甫、个体户摊贩塔西甫来提，还有宾馆保安马志鹏等七八个人。

隋海涛认为，记忆最深，描述最准确的就是玉素甫。当时白宝山在他的肉摊前走来走去，站的时间最长，他们又面对面说过话，这个汉人的模样给他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案件还没有发生，玉素甫并不慌张。

可以说，白宝山的这张画像，主要是依据玉素甫的叙述完成的，画好后反复征求他的意见，做了局部的修改。

然后请第二个目击证人，再请第三位目击证人，一一对画像进行校正。

隋海涛说：“宾馆保安马志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但由于他始终跟在身后，对方一回头他就要躲枪，看不清对方的脸。因此，他所提供的形象并不准确。但玉素甫的感觉良好，能够讲述得比较清楚；还有那个个体户塔西甫来提，他也觉得电脑里的画像比较像。”

这幅画像从听取目击证人的描述，画第一稿，反复进行修订，到最后定稿，先后用了三个小时。

8月19日下午5时，摹拟画像完成。然后拍成照片，洗印200张，6点钟，随市局的通报一起下发。

在侦破白宝山案的过程中，隋海涛的摹拟画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后看，他的画像，是比较像白宝山的。当然，另一幅关于吴子明的画像不大像。因吴子明始终没打枪，现场目击者对他注意得较少，没留下太多的印象。

隋海涛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四、现场物证的启示

刑侦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描摹出他们并未经历的事情，画出现场图，再现当时作案的过程和背景；他们还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不多的物证，准确地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层面、基本性格、习惯动作等，并能顺藤摸瓜，形成重大线索。这就是张海所说的，我们还有现场这个武器。

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技术工作由副处长刘豪杰负责。刘豪杰个子较高，长脸型，性格沉稳，有着典型的技术干部的特点，无把握的话不说，说出来就要有充足的根据。在他的主持下技术科对“8·19”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了详尽的鉴定分析。

“8·19”案现场提取的物证主要有：

一、“五六”式步枪子弹弹壳12枚。

二、弹头3枚，弹头钢芯2枚，弹头披甲1枚。

三、获取包枪用的红底白花腈纶毛线毯一块。

四、自制白色毛毯手提袋一个。

五、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佩戴的墨镜一副。

技术科对现场获取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已于8月19日当天把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在一起，这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太阳镜的鉴定情况如下：

1．为普通蓝灰色玻璃镜片，赛璐璐镜架；

2．新旧程度分析，该太阳镜为新近购买，佩戴时间为7–15天；

3．此种太阳镜因质量较差，眼镜店没有销售，一般都在地摊上出售；

4．质量分析，该镜不能长时间佩戴，时间长会产生头晕现象；

5．销售价格在5–20元之间。

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生活层次不高，可能长期在下边（兵团、农场）居住。

白色自制手提袋的鉴定分析：

1．手提袋长83厘米，宽40厘米，为白色羊毛、锦纶混纺布料；

2．手提袋原料系造纸原网机上的滤布；

3．缝制手提袋的线有三种，一是单股白色尼纶线，二是单股黑色尼纶线，三是三股右旋棕色腈纶线；

4．缝制方式：在手提袋底部，有一道白色和一道黑色尼纶线，为机器缝制。底部一道棕色线为手工缝制，其他部位只有棕色线，全部为手工缝制；

5．手提袋的两根提带长70厘米，宽3厘米，为绿色帆布，帆布较旧，一条已呈白色。

手提袋是现场遗留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它的“独特性”突出：第一，该手提袋为自制的，而不是购买的，缝制它的原料是造纸网用旧毛布；第二，在缝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线，采取了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方法。这些特点为我们寻找该手提袋材料的出处、加工地点，从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线索提供了可能。

技术科对手提袋的材料和产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请到乌鲁木齐市第一、第二造纸厂、纺织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轻工产品质量检测站等单位8名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进一步认定该布料是造纸原网机上使用的800克／米毛、纤混纺上滤布。毛、纤比例为，纬纱毛22.75%，化纤77.25%；经纱毛17%，化纤83%，织造工艺为破斜纹织法。

这类滤布主要生产厂家有天津、青海、江苏等地的工业用呢厂。

在新疆主要造纸厂的分布有：石河子造纸厂、玛纳斯造纸厂、昌吉市造纸厂、巴州第一造纸厂和博湖造纸厂。

该滤布正常在造纸机上使用，约一个月更换一次，遇到出褶皱的情况则要提前更换。手提袋的布料较新，使用时间短。造纸厂更换下来的滤布一般裁成块状，销售给职工。

现场遗留包枪用花毯的鉴定分析：

1．该毛毯为腈纶毛毯，规格16×21米；

2．图案为“双喜”，上下对称鸳鸯图案。

技术部门对包枪用的花毯也做出调查分析，他们找到乌鲁木齐市纺织品批发站、市针织品批发站，兵团针织品批发站，商贸城及部分零售店进行调查，得知以下情况：

该毛毯颜色有红绿两种，生产厂家为浙江仓南毛毯厂，1994年，兵团针织品批发部经销过该产品，主要销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为抽奖奖品发放过。

由于“8·19”与“7·5”、“8·8”已并案侦查，因此对石河子现场发现的套狗用鱼钩渔线也做了鉴定和调查。

该鱼钩为上黑钩，有国产、进口两种，国产为江苏产品，另一种为日本产，广东汕头伽玛卡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并经销。乌鲁木齐除四方贸易公司（渔具专营公司）经销外，各渔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发给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地。

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它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发现夹河子干渠中的摩托车

这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发现摩托车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

8月20日，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胎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二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夹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二人把它打捞上来。

民警王辉把二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阵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前后胎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

派出所立即对夹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察员，到夹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地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胎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作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

玛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区发出了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

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力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

六、发现缝鞋匠

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缝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区厅杨德禄副厅长多次来到市局刑侦处，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工作原则。要求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的公安部门，在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在区厅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做战。发现重大线索必须及时互相通气，三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两市刑侦部门共同享用。

区公安厅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认为：第一，犯罪分子的窝点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动，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在抢劫到现金后，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虽然“8·19”案的案发地在乌鲁木齐，但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石河子。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德禄副厅长决定，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提取的重要物证线索，移交给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队依据实物，迅速铺开调查工作。

根据杨厅长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言、技术科长江援朝来到乌鲁木齐刑侦处，把提枪袋等重要物证，带回石河子市公安局。

中午，龚兴言大队氏把查找提枪袋缝制人的任务，交给副大队长慈新光，安排他带领侦察员，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辖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到缝制此袋的鞋匠。

慈新光决定，先从石河子市内查起。

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专卖轧鞋物品的批发店，向他们展示了实物。店方介绍，他们所售的缝鞋线都是两股线，没有销售过三股线，更没卖过棕色三股线。

8月21日，慈新光带领侦察员来到市环卫处，从那里了解到城区有60多个注册的个体鞋摊。上午，他们一口气找了其中的20家，无一家使用过三股线。

慈新光反复观察提枪袋，缝制的棕色三股线比较粗糙，他想，这会不会是下边团场使用的劳保鞋用线？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向龚兴言做了汇报。龚兴言同意暂时放弃石河子城区的工作，到下边团场寻找线索，并划定了第一批重点区域，包括莫索湾垦区149团、147团、145团和下野地垦区的122团、141团。如果没有线索，再扩大范围，直到把农八师（石河子）所有团场的全部鞋匠，都调查一遍。

吃过午饭，慈新光和姜笑天带车出发，直奔莫索湾。路上汽车出了毛病，他们延误到晚上。结果只查了145团的6个鞋摊，没发现线索。来到147团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停留，把车直接开了过去，到专案组驻地149团住宿。来到149团场，慈新光跟派出所联系，连夜查访了当地的4家鞋匠（到家中访问），结果在其中的两家发现棕色三股合成线。

事情终于有了推进，慈新光和姜笑天都很高兴。

在慈新光等人查访缝鞋匠的同时，石河子市电视台公布了乌鲁木齐“8·19”案件的部分案情，并反复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现场遗留物证，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扩大线索来源。

当天晚上，从莫索湾公安局赶来的刑警魏江年、罗爱江向慈新光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147团有个女鞋匠，看过电视说，她曾缝过电视里那样的包（提枪包）。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天一早，慈新光、姜笑天离开149团，驱车40多公里，径直来到147团派出所。彭所长派人找来那个女鞋匠。这时，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过实物之后摇摇头，面有难色地说：“这个包不是我缝的，我缝的那个包有1米长，20公分宽。颜色也不一样，那个是带点黄色的毛毡包。”

女鞋匠张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泄气。

既然来到147团，其他鞋匠仍要走访一下的。慈新光对彭所长说明了这个意思。

彭所长说：“离咱派出所不远的市场口上，就有三个鞋匠，你们先去看看。”

他派治安员李亚东带慈新光、姜笑天过去。果然看见三个鞋匠并排坐在路口上。两女一男，刚刚来过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边，男的在中央，最南边仍是个女的，每人相隔两三米。

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岁。慈新光把包拿给他看，问：“你做过这样的包吗？”

朱鞋匠拿过去瞧了瞧，又翻过来看底。慈新光觉得有门儿。大约看了两分钟，他抬头看慈新光，说：“你问这干啥？”

慈新光这时亮出身份，说：“为了一个案子，想了解下情况，看这个包是不是你做的。”

朱鞋匠说：“这个包是我做的，当时跳线，缝不成，手工是她儿子缝的。”他指了指南边坐着的那个女人。

慈新光又把包儿拿给那个女人，她看了看说：“这是刘兵缝的。”

刘兵是她的儿子，她现在帮儿子看摊。

真是没有想到——方才大家还觉得泄气，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过望。

慈新光把朱新志和刘兵的母亲请到派出所，不久刘兵也找了来。刘兵小个很矮，看上去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像个孩子，嗓音也未脱童声。但他善谈，比朱新志和他的母亲都爱说话。

据朱新志和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拿来白色呢料和帆布带。开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机器缝，因他的机子跳线，没缝成，只扎了一条线，交给临近鞋摊的刘兵。刘兵继续用手工缝，先后共花了两个小时，才把手提袋缝好。

慈新光立刻打电话向龚兴言报告：缝鞋匠已经找到：缝制人之一是147团个体修鞋户朱新民，41岁；另一名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兵，男，26岁。龚兴言要他立即回市局汇报。

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言、江援朝，以及区公安厅张卓敏、兵团公安局刘钊在等他们，大家都很兴奋。

很快，朱新志、刘兵及刘兵的母亲作为证人，被请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依据区厅规定的重大线索共同享用的原则，刘兵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证言之后，又被请到乌鲁木齐市局，再次做了访问笔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还请他们帮助为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画像须不断通过新的线索，进行完善）。

经过多次谈话，刘兵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两个缝包人一高一矮，一个本地人，另一个说话口音很好听，是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第二，两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但车身上没有尘土。

这一条很重要，当时莫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土有半尺厚，汽车行驶上去像走在尘土汇聚的“河流”里。车身干净，说明他们的出发地不远，很可能就在147团附近。

第三，因缝包过程较长，这期间，缝包人与刘兵有过多次对话，对话中对方曾提到147团粮站和油库的人名，经核实，147团这两个单位确有其人。

这再次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团附近，或者就在147团，他们对147团场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第四，缝包人所骑是一个黑色油箱的摩托车。

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样，找到缝鞋匠，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有着两点缺憾：

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因吴子明在监狱服刑时间较长，刘兵没跟他见过面。否则，案件在我们找到缝鞋匠之时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这么一点点，就错过去了。

第二，刘兵好讲话，但他小时候受过病，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符。警方反复询问这一点，刘兵肯定地说：“我跟他们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还吵吵着要在饭馆订饭，这还能有错？”朱新志的印象比较含混，由于刘兵一再坚持，他也倾向了这个说法。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重大的推进。

情况上报到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杨德禄副厅长都非常高兴。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理由相当充分。综合以前的种种迹象：被害人姜玉斌家住147团，他的值勤证莫名其妙出现在147团中学院内，“8·8”案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也是147团，现在又获得重要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提枪包在147团缝制，他们熟知147团场职工的姓名和情况，他们所骑的摩托车车身无土，说明他们没上公路——这些情况均证实了这一点。

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8月24日，为了加强一线的力量，区公安厅决定，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抽调部分侦查骨干，充实石河子方面的侦查工作。

大兵压境——各方警力，迅速集中到石河子147团场。

七、枪支鉴定

鉴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种类，这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当然，就当时来说，新疆的警察还没发现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及河北的累案。他们掌握的线索只能说明：犯罪嫌疑人二人，其中一个本地人，另一个为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鉴定枪种，是正常侦查工作的需要，与北京并案问题，此刻还提不到日程上。

石河子两案发生后，石河子技术部门对枪种的确认基本上认定为“五六”式自动步枪，排除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8·19”案件发生后，现场目击者（一些是复员转业军人）也认为是“五六”式自动步枪，这与石河子方面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

然而，还是存在着疑点，疑点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别目击者形容的枪支形状与“五六”式自动步枪有出入；第二，从技术分析上看，枪弹痕迹有可质疑的地方。

刘豪杰从一开始就怀疑，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不是“五六”式，而是“八一”式或其他型号自动步枪。他的一个同学8月19日恰好在现场，这个同学说，嫌疑人使用的肯定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但他又描述不好，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豪杰是个细致人，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不做结论。因此，在前期的鉴定报告中，仍沿用了技术部门已有的结论，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和看法。

为了弄清枪种，刘豪杰请示市公安局和区厅四处，从驻军和武警部队调来数十支不同型号的自动步枪，刘豪杰和张卓敏等人在军区靶场打了100多发子弹，样本全部带回技术科进行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五六”式的疑问越来越多，而现场弹壳与“八一”自动步枪的子弹样本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8月23日，刘豪杰的想法已基本形成。这天张彦勇局长、张海副局长在市刑侦处黄亚波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刘豪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倾向于“八一”枪，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后决心。

屋里的气氛是很宁静的，大家都感觉到“拍板”的压力。

张海副局长问：“是差异点多，还是共同点多？”

刘豪杰说：“几乎没有差异点。”

张海干脆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定。”

至8月23日，乌鲁木齐市局对枪种的认定基本上定为“八一”枪，并上报区公安厅。为慎重起见，在通报中仍把“五六”枪与“八一”枪均列入排查范围，以防疏漏。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三章

一、北京：新疆发生特大持枪抢劫案

1997年8月19日20点，新疆公安厅给北京发出明传电报，通报了8月19日12时，在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的案情。

此案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

首先，这是由于案件性质的恶劣。一次杀那么多人，作案地点又在人群集中的公共场合，光天化日之下抢劫140万元巨款，犯罪嫌疑人胆大妄为，手段凶残，全国罕见。

其次，犯罪分子携有枪支。这一类特大案件的持枪歹徒，抢劫巨款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流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第三，此案发生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北京需要安定的局面，全国都需要安定的局面。中央领导对公安部门多次指示，要解决好全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央领导直接关心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至今未破，新疆又发生大案，这无疑给公安部增添了新的压力。

公安部五局的首脑们密切注视着这一案件的续报情况，迅速提出：查一查新疆案件与北京系列涉枪案有无联系。

新疆案件，就新疆公安厅当天发给公安部的明传电报的内容看，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的电报中认定的是“五六”式自动步枪，犯罪工具也不相同。

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

两地案件的串并，尤其是这样两串大案的串并，是需要条件的，是两串案件的现场物证的同一认定。这里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新疆的案情报告一上来，五局局长张新枫就直接打电话给黑龙江省枪弹专家崔道直，询问“五六”式自动步枪和“八一”式自动步枪在枪弹痕迹上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关键点。崔道直告诉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有着一些技术上的细微差别。有经验的专家经过精细的比对能够分辨出来，但对‘八一’弹接触少，缺乏经验的人，不容易做出判断……”

这个回答，张新枫感到满意，这恰好证明了他的一个怀疑，在枪种的鉴定上仍有文章可做。

五局一处处长刘晓辉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五局的领导们，之所以对串并案如此敏锐，这与他们对北京系列涉枪案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一年来，张新枫局长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参与案情研究，做过多次指示。案情和案子的基本条件都吃进脑子里。刘晓辉处长从“3·31”首案起就出现场，以后一个个案子，“4·7”、“4·8”、“4·22”案，再以后的河北省徐水“7·27”案，北京冬季的“12·16”案，刘晓辉一个现场没丢过。案件的现场情况，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都了解得很透。新疆案件发生，作案人凶悍的手法、射击技术和基本素质与北京系列枪案相像，而这样胆大妄为，作案从容，又枪法极准的歹徒，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奉张新枫的指示，刘晓辉向新疆公安厅提出送现场枪弹痕迹样品到北京鉴定的请求。

依照程序，他打电话给新疆区厅刑侦处（四处）副处长张卓敏，提出送枪弹样品的意见。为减少请示时间，他又直接打电话给杨德禄副厅长。刘晓辉说：“两地案件串上了，破案的条件更多一些；串不上，对新疆的侦查工作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厅长的认同。

在后来的采访中，张新枫局长说：“我希望他打响，那么多天，他抢劫枪支，总要打响的。他再次打响，破案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他的思想情结最重的一头，仍放在北京的案子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新疆的案子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并案成功，那将预示着停滞了一年半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会有一个重大突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工作将重新启动起来，找到明确的工作方向。那距离破案，也就不远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8月23日，杨厅长亲自派人，把子弹送达北京。

刘晓辉事先已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傅政华和技术处王满仓，要他们直接去机场迎候。

王满仓对在北京亮过相的“八一”枪弹十分熟悉，去年“12·16”德胜门烟市抢劫杀人案发生后，为取得证据，他曾对现场提取的弹壳反复进行研究，并直接向“八一”枪的设计者请教。正是根据他的鉴定结论，才使得“12·16”案与其他案件串联在一起。

市公安局的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接回了来自新疆的宝贵的弹壳样品。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王满仓就找出了两地枪弹相一致的三个基本特征。回到技术处，他立刻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前面的比对鉴定工作。

当天晚上，结果基本出来，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他打电话给刘晓辉，话讲得十分婉转：“晓辉，有戏。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

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其意义非同寻常。

子弹对上了，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认定，新疆的一串案件，与北京的“12·16”案件，具备并案侦查的条件；又可以与北京“3·31”、“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件串联起来。

对于刑事侦察人员来说，有什么比与犯罪分子周旋一年半，投入大量的脑力和警力，案件忽然获得突破，更让人兴奋的？刘晓辉马上向张新枫汇报。张新枫局长大松了一口气，这一结论，完全证实他的推断，他连夜向白景富副部长做了汇报。

按照张新枫局长的说法：现在到火候了，该开锅捡馒头了。熬了北京一年又五个月，熬了公安部一年又五个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终于又出现了。不愿他打响，又盼着他打响。按照时间波段看，再狡猾的罪犯，也该露头了。他抢了枪，不会永远束之高阁。沉寂了一年的案情，又连接上——根据他多年办案的经验，张新枫认为，这个案子要告破了。

因事情重大，公安部五局组织刑科所复检。邢科所的专家斑茂森、周启黄一起来到北京市局。北京市局“3·31”专案组傅政华也参加了复检工作，大家仔细进行了研究，认为枪弹“认定同一”的鉴定没有问题。市公安局阮正义副局长，刑侦处王军处长过来，再复核一遍，仍觉得没问题。阮副局长当即拍板，把结论定下来。

张新机局长向白景富副部长请示：邀请全国有关方面专家，立刻赶赴新疆，召开并案会议。这一请示当即得到批准。

二、全国刑侦专家，汇聚新疆

参加这次并案会议的专家，由白景富副部长亲自提名，各涉案地区刑侦部门的人选，张新枫局长和刘晓辉处长逐一商定下来。他们是：黑龙江全国著名痕迹专家崔道直，上海铁路公安局全国著名摹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刑科所专家班茂森，北京市局的傅政华、王满仓，河北省厅刑侦处长李乃良，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苏克强，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和刘晓辉。后来，石家庄市刑侦处长马玉宁也赶到新疆。

时间紧迫，这一方面是案情的要求，同时也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公安部领导提出，要确保十五大的绝对安全，力争在十五大召开前破获此案。

张新枫局长决定，25日起程，乘飞机直飞乌鲁木齐。

事情商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4日的晚上——需要通知有关人员，需要马上订购机票。刘晓辉打电话给新疆驻京办事处的谢青，请她帮助解决机票问题。谢青说：“我知道你们要去新疆，我已经把票扣住了。”刘晓辉感到奇怪，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新疆？”谢青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谢政委的女儿，对办案的事十分敏感，她说：“新疆发生了大案，你们肯定是要过去的。”但她没估计到刘晓辉要订10张票，她没有预留那么多，不过她说：“没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

第二天下午，张新枫一行人准时登上班机。崔道直、张欣从黑龙江和上海，直飞新疆。

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在机场迎接他们。

8月26日，与会的专家马不停蹄，在一天之内，驱车数百公里，查看了石河子“7·5”、“8·8”以及乌鲁木齐“8·19”三个现场，看了147团缝鞋摊，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连夜对案情进行梳理和分析。

崔道直、班茂森、王满仓、刘英豪、江援朝对现场提取的21件物证逐一研究切磋，刻画犯罪嫌疑人特征，制定进一步深入查证的方案。

张欣在短时间内接触了现场主要目击证人和二位缝鞋匠，画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

8月27日，公安部五局在新疆公安厅召开“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会议由五局张新枫局长主持，北京、河北、新疆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负责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黑龙江省刑科所及上海铁路公安局的枪弹检验、痕迹物证、摹拟画像专家等26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的专家听取了办案单位对北京1996年“3·31”、“4·7”、“4·8”、“4·22”等4起袭击哨兵抢枪案、“12·16”持枪杀人抢劫案、河北徐水县1996年“7·27”枪杀哨兵抢枪案，以及新疆石河子市1997年“7·5”持枪抢劫141团场原军械库、“8·8”149团场持枪杀害民警抢枪案、乌鲁木齐“8·19”持枪抢劫边疆宾馆商贸城案件的发案及工作情况的介绍，随后，与会专家根据上述9起案件的现场、物证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认真的研究，在9起案件能否并案、犯罪嫌疑人的刻画、侦查方向和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自1993年3月31日至1997年8月19日，发生在北京市、河北徐水县和新疆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9起杀人抢枪、持枪抢劫杀人的重大恶性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应予并案侦查。主要理由如下：

1．1996年北京的“4·7”、“4·8”、“4·22”和河北徐水县“7·27”等4起案件的作案工具为同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此为第一串案件。

2．1996年北京的“12·16”案件和1997年新疆“7·5”、“8·8”、“8·19”4起案件的作案工具为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此为第二串案件。

3．除北京“3·31”外，在其他8起枪案现场均发现、提取了弹底标识为“75–81”的弹壳或实弹，弹源一致。

4．1996年3月31日北京石景山高井电厂西门武警哨兵遭袭击，被抢走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此后即接连发生了4起以“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为作案工具的系列案件（第一串）；而第一串案件的最后一起，即1996年7月27日河北省徐水县某部弹药库哨兵被枪杀抢走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案件发生后，又接连发生了北京和新疆的4起以“八一”式自动步枪为作案工具的系列案件（第二串）。此外，案件查证工作和案情分析表明，上述9起案件在侵害目标、作案准备和犯罪过程等方面具有同一的相对稳定的特点。

大家认为，对重大系列案件的并案侦查，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要积极，二要及时。这样可以为各涉案地区的侦查部门增加破案条件，有利工作；即使产生误差，也不会对涉案地的侦查工作造成误导。上述案件中的个别案件，虽无直接物证与其他案件并案，但根据现有情况和分析意见，会议仍认为，京、冀、新9起案件完全可以并案侦查。

二、与会同志认为，虽然在北京及河北的6起案件的中心现场反映出作案人为一名，但新疆的3起案件均反映出二人，并案后，应以两名犯罪嫌疑人为目标开展查缉。会议根据各个现场反映出的情况，对二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为特点做了分析，确定了摸排的地域范围，即：二人共同或分别在北京和新疆生活过、有落脚点和关系人。据此需要重点摸排三种人：1．与北京、新疆两地有某种联系的人；2．严打以来的北京调犯；3．有服役史或受过军事训练、或能接触并能熟练使用军用枪支人员。

三、关于侦查工作，会议决定，北京、河北、新疆三地在继续做好原定工作的同时，应将并案后形成的新的情况梳理出来，重点向并案后的方向作调整，按照并案所提供的条件开展侦查工作。

会上，张新枫局长代表公安部五局，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此次会议所讨论形成的一致意见，要向各地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报告，细化侦查工作各项措施，形成各自的工作方案。

二、要组织足够的精锐力量投入侦查工作，落实责任制。

三、北京、河北、新疆三地的侦查工作，由三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组织协调，三地之间以及和其他省区有关的侦查工作，由公安部五局协调。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并案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明确了分工，明确了本地区的重点工作，坚定了破案的信心。

8月28日张新枫返回北京。

新疆区厅杨德禄副厅长亲自动笔，整理出会议纪要。刘晓辉起草了“京、冀、新系列枪案侦查工作意见”。两人彻夜未眠。

公安部五局在《京、冀、新系列枪案侦查工作意见》中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犯罪活动区域跨度大，作案持续时间长，危害严重，中央、国务院领导极为关注。要求各涉案地区公安机关务必以高度负责精神，按照公安部“8·27”协调会要求，全力开展工作，力争在十五大召开之前取得重大进展。

《工作意见》明确规定，由公安部五局负责系列枪案的统一调度指挥，各涉案地区公安厅局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建立破案领导小组。公安部立即将新疆“7·5”、“8·8”、“8·19”案件通报全国，严密部署查控堵截工作。要求北京市公安机关突出抓好十五大安全保卫工作，严防犯罪嫌疑人携枪潜回北京，造成伤害。新疆公安机关以案发地为重点，深挖犯罪线索。各地公安机关必须及时通报案件侦破工作的情报信息，保证联络渠道畅通无阻。并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按照工作预案，果断处置。

公安部“8·27”会议后，在侦查工作的总原则上，上下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北京和新疆两大战场，新疆要出情况；新疆方面，石河子要出情况；石河子方面，147团要出情况。

北京和新疆，要查“一少一多”，北京在重点地区查少了的（去新疆的）本地人，新疆在重点地区查多了的北京人。

张新枫局长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新疆并案会议情况向白景富副部长做了汇报，白部长对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做了五条指示：

一、同意并案，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并案会议精神；

二、五局刘晓辉处长暂不回京，配合新疆工作；

三、请杨德禄厅长挂帅，亲临石河子一线指挥；

四、在抓好面上工作的同时，注意突出重点；

五、并案后，工作条件有利了，一定要把犯罪分子的住所落脚点查清楚，从中发现线索，确定犯罪分子。

这五条指示，立刻电传到新疆。

新疆是主战场。

新疆公安厅党委把侦破此案，作为头等大事，进行了详尽的部署；并上报自治区党委。区公安厅委托杨德禄副厅长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指挥工作。鉴于公安部已把此案定为1997年全国一号案件，按照公安部的指示，要求全体公安人员全力以赴，制定有力措施，确保此案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取得重大突破。

责任重大——此时，离十五大召开，仅有10天时间。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四章

一、新疆97系列枪案领导小组迅速成立

“8·27”协调会后，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新疆方面迅速做出安排，因新疆的工作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就新疆方面，将此案称为“新疆97系列枪案”，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决定，成立新疆97系列枪案专案领导小组。

组长由区厅副厅长杨德禄担任，副组长有杨海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副局长），张彦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成员有乌鲁木齐市局副局长张海，石河子市局副局长周传强，公安厅四处副处长张卓敏，兵团四处处长刘钊。

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组。

一、访问调查组，负责人周传强、张海。

二、物证调查组，负责人刘豪杰、江援朝。

三、线索查证组，负责人黄亚波、龚兴言。

专案领导小组联络员：靳鹏，张建军。

领导小组对“8·27”协调会议后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做了细致的研究，对各工作组提出具体要求：

调查访问组，要理清以下几种情况：一、石河子地区自年初以来的外来人员，特别是北京、河北的外来人员；二、石河子地区“8·8”、“8·19”前后不在本地的可疑人员；三、北京、河北的调犯中刑满释放滞留我区人员及近几年刑满释放、假释、逃跑、保外就医、逾假不归人员；四、兵团农六、七、八师监狱近年内地调犯，特别是北京、河北调犯的详细情况，开展摹拟画像的辨认工作；五、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商贸城内的临时工、翻译以及其他来自石河子地区的各类人员；六、各地懂得用钓鱼杆套狗的可疑人员。

物证组，要深入细致做好以下工作：一、石河子“7·5”案件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套狗杆的树种及属地、鱼钩鱼线的来源，鱼线的绑扎特点和持有人的生活区域；二、石河子“7·5”案件现场遗留鞋印的鞋样样本和撬压工具种类；三、乌鲁木齐“8·19”案件包枪毯的产地、质地、用途、进货单位、销售区域、处理（流出）情况及附着物成分；提枪袋帆布提带的产地、质地、用途及分布情况；现场墨镜的产地、质地及销售分布情况；四、查找可疑的黑色油箱摩托车；五、做好布控，注意发现被抢劫的现金的动向；六、尽快获取“8·19”被抢劫两个提包的样包。

线索查证组的工作是：一、对普摸中形成的重点线索的查证；二、石河子147团场缝鞋匠提供的有关人员的查证；三、北京调犯中的可疑人员及在新疆关系人的查证。

案件的重点区域为：以147团场为中心的石河子各相关垦区，含城区、下野地、莫索湾、新湖垦区（农六师）及玛纳斯县、沙湾县的有关区域。同时，在西至奎屯东至芳草湖垦区白范围内，各公安机关要做好以下工作：

运用摹拟画像，查找嫌疑人；

交通部门查找黑色油箱的两轮摩托车；

发现北京、河北刑满滞留当地人员中的可疑情况；

注意发现与各物证（如被抢提包、被抢的捆扎现金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

领导小组还决定，除石河子和乌鲁木齐两地公安机关分别负责当地的调查访问，物证和线索查证外，从乌鲁木齐市局抽调部分侦查骨干，到石河子地区参与重点调查工作（这一工作，在全国并案召开前已经部署）。石河子城区公安局、下野地垦区公安局，也要抽调足够的侦查骨干，按照专案领导小组的部署，开展工作。

二、请战

新疆警察，特别是新疆刑警工作条件比内地要艰苦得多。杨德禄厅长曾著文《新疆刑警“五大”析》，分析过新疆刑警工作量大、困难大、风险大、费用大、压力大的基本状况。由于警力所限，也由于新疆案件多，地域广，新疆刑警超负荷运转是家常便饭。同时，新疆刑警又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敢破大案，忠于职守，有着对工作负责，对案件负责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侦察员们，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黄亚波始终是冷静的。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中心现场及周边地区，派出警力，全面进行梳理。同时派侦察员，围绕着被害人的情况，到喀什、阿图什等地区进行调查。随着案情的推进，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一块块被排除，工作重点越来越清晰地转向石河子方向。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在乌市，没有事情可做了。

乌鲁木齐的刑警，是有着破大案、打攻坚战的光荣传统的。1996年以来，他们连续破获多起特重大暴力案件。比如，1996年“6·22”市电信局特大盗窃传呼机案；1996年“8·8”大西门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1997年“1·31”特大杀人焚尸案；1997年“2·25”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等。“2·25”系列爆炸案，震动了全国。案件于2月25日下午18点发生，犯罪分子同时在五辆公共汽车上放置定时炸药，其中3处爆炸，炸死8人，炸伤67人。案件来得迅猛，案情错综复杂，乌鲁木齐的刑警仅用了3天时间，就将此案破获，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8·19”案，犯罪嫌疑人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抢劫，在乌鲁木齐的繁华区，打死7人打伤5人，抢劫人民币近140万元，这是对乌鲁木齐刑警的公然挑衅，激起了乌市刑警的极大的愤慨。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着在自己手上破获此案。然而，随着案件的深入，侦查重点却不在他们的辖区，大家都有有劲使不上的感觉，纷纷向市局请战。

案件的侦查工作是要服从上级的统一指挥的，刑警是个整体，但侦察员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们都希望能够参与此案，为侦破这起全国一号案件尽一份力量，作一份贡献。

单笑夏是乌鲁木齐市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是黄亚波手下的一员干将。他热爱刑侦工作，为此付出过重大的代价。1996年，单笑夏因忙于破案，把两个女儿锁在家里，不幸他所居住的单元房失火，两个可爱的女儿双双离他而去。这是一件他不愿提起的往事，却从内心激励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刑侦事业中去。

单笑夏现已提升为天山分局副局长，对刑警生活仍然情有独钟。他喜欢动脑筋，在刑侦处担任大队长期间，每接手一个重大案件，他都要认真做好侦查日记。把当时遇到的困难，他对案情的分析和想法，把作为一个刑警大队长的他当时的种种心情，都记载下来。他已经积累了厚厚的几大本。单笑夏告诉我，将来有时间的话，他一定要写一本关于侦破凶杀案件的书，按照他的经历，挖掘这类案件的侦查规律，同时也描写一下刑警们的思想和生活。我想，他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多年，有着切身体验，又勤于思考，这本书如若写成，一定会很精彩的。

我阅读过单笑夏大队长关于“8·19”案的侦查日记，蒙他允许，在这里摘录几段，从中可以看出乌市刑警求战的迫切心情，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投身侦查工作的渴望和对案件的高度的责任感。

1997年8月21日星期四

案子发得太大也不好，在协调上难以认同。

“8·19”边疆宾馆现场，拾到一个用细毛呢缝制的提枪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证。因为它的缝制方法非常特殊，寻找缝它的地点和人，对寻找嫌疑人、划定嫌疑人的活动区域有重大意义。

我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依我的想法，派专人去石河子，请石河子方面配合寻找目标。案件发生在乌鲁木齐，乌市公安局可以派人前往。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处长室（黄亚波办公室）我看出厅里的意思，是把此项工作移交给石河子市公安局去做。我就有点坐不住，把黄亚波叫到屋外，谈自己的看法。

我说：“处长，我看我们应该派人前往石河子，顺线索查下去。”

“这需要局长同意才行，我看局长不会同意。”黄亚波说。

我无心坐在处长室听领导们对此案的分析，回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打开电视机，把音量调得很高，让体育节目的快节奏音乐冲掉我脑子里对案子的思绪……

1997年8月22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待命，似乎只有待命。我和处长不只一次谈到我的感受，这么一起大案件，我们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边疆宾馆中心现场，访问工作一遍遍反复进行着，希望发现点什么，回到处里汇报，却都一无所获。

昨天，厅里治安处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个女人打的，说她知道凶手是谁，只要找到伊犁巴音代乡街上开铺面的一个叫刘某的人，就能找到凶手，他们是同伙。问她是谁，她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们知道会杀死我的。还说，他们共有两个人。

指挥中心迅速派人前往伊犁，日夜兼程，算时间该来电话了。

中午接伊犁方面电话，说确有刘某此人，现在不在家。据反映，兵团的尹某某知道刘某的下落，尹的具体地点在奎屯水利处可以查到。

我分析，一、匿名电话和调查地点有一致性；二、伊犁与乌鲁木齐边疆宾馆的联系似乎有些勉强；三、这是条线索，应尽快查清。

可是，这条线索怎么也让人感到来得有些快。这样大的案子，线索上得快，似乎马上就有重大突破，反而让人难以接受和疑虑重重。

前往奎屯。我要求前往，带两位同事一起上车。

下午4点，我们风尘仆仆来到奎屯市公安局，奎屯市局钱局长当场表示，全力支援我们的工作。

调查结果是：兵团第二工程团的确有个叫尹某某的人，现住在距奎屯90公里的水库工区。

此时天已经黑透，没商量，只有前往水库工地。不知疲倦的汽车，马达声又轰轰响了起来……

1997年8月23日星期六

让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向“家里”打电话通报线索时，黄亚波处长指示：放弃这条线索，立即返回。

原来，前往伊犁工作的同事已在伊犁找到刘某，刘是个地道的当地农民，而其妻就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报案者。二人发生一些矛盾，其妻为给刘某一点颜色，恰好到乌鲁木齐购货时听到边疆宾馆的案件，乘车返回伊犁前，在长途汽车站打了电话。

实在让人太气愤了。

回到乌鲁木齐，休整，等候命令。

1997年8月24日星期日

经过长期酝酿，上级终于下决心，将工作的重点战场摆在石河子。决定抽调乌市部分刑侦力量，到石河子与石河子市公安局共同工作，为了协调工作，派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张卓敏牵头指挥。我的心情，立刻兴奋起来。

作为刑警，没有什么比能够参战更重要了。我带领10几名同志，立刻驱车前往，和石河子的同事一道工作……

单笑夏并不遮掩日记中流露出的那种情绪，他说：“你可以看看，我们在侦查破案中都是怎样想的，那都是我们刑警最真实的感受。”

这种求战的心情，不仅单笑夏大队长有，乌市其他一些侦察员也同样有。作为一名刑警，参加这样重大案件的侦查工作，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是一场战斗。案子越大，案情越复杂，越能激励起他们的战斗精神。这也是一种较量，是警察和罪犯的高智商的角斗，就业务角度看，其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请战当然只能向黄亚波请战，通过黄亚波再向市局、向区厅请战。请战也是渗透式的，一遍遍地提出建议，一遍遍地磨。当自治区公安厅做出决定，增派骨干支援石河子时，单笑夏才真正高兴起来。

三、石河子片普摸工作迅速铺开

8月30日，各路人马集中到主战场——石河子莫索湾垦区147团场。专案组副组长杨海峰，专案组成员张卓敏、刘钊、周传强在147团召开了“97系列枪案”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由周传强主持，市刑警大队龚兴言、党新民、莫索湾公安局副局长何强，乌鲁木齐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单笑夏等参加了会议。

张卓敏传达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会”会议精神和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关于97系列枪案的部署。杨海峰就如何落实会议精神做了具体指示。会后就石河子片的分工，做了安排。

物证组由江援朝负责，重点落实套狗杆、鞋印、撬痕等查证工作。

调查访问组的工作分为两大块。一是搞好对石河子垦区的四太监狱（石河子监狱、北野监狱、新安监狱和钟家庄监狱）的调查，由石河子的朱明武、乌市的楼军负责；二是搞好重点区域的摸排。普摸工作要全面开花，不留死角。石河子城区由党新民负责，下野地垦区由黄传峰负责，莫索湾垦区由何强负责，新湖农场由胡爱新、傅明国负责，沙湾县由王云（乌市刑警）负责，玛纳斯县由张证（乌市刑警）负责。调查访问组要紧紧依靠地方公安机关，地方公安机关也要抽调警力参与工作。

重点线索组分作两个小组，龚兴言、单笑夏各带4名刑警，对摸上来的重点线索进行查证。

内勤组设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内，由姜笑天和吴丽负责。

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由张万顺局长牵头，重点区域的摸排工作由周传强负责。

8月31日，97系列枪案石河子片再次开会，召集涉案地区的当地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参加，要求他们把侦破“97系列枪案”作为头等大事，制定相应措施，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以保证普摸工作在10天内完成。

与此同时，根据区公安厅和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石河子市电视台及周边各县、市有线电视台，反复播发案件新闻稿、主要现场物证和犯罪嫌疑人摹拟画像，对提供线索者，悬重金奖励。配合普模工作，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

根据区公安厅的部署，在专案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乌鲁木齐至石河子公路沿途所设卡点始终没有撤消，乌鲁木齐至阜康的公路，以及铁路、民航方面的缉查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他们按照“以摹拟画像发现嫌疑人，以查枪发现嫌疑人，以查包、查大宗现金发现嫌疑人”的工作方针，不分昼夜地检查过往行人、车辆。

设卡工作既艰苦又危险。因警力所限，上卡的人员不可能太多，一般每组只有3–4人，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多数没有防弹装备。

一位始终在卡点上值勤的民警告诉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检查车辆时，三人做好分工，一人上车检查，一人守在车门口，一人在车下掩护。隔几辆车一轮换。犯罪分于是携带着武器的，持有杀伤力极大的“八一”式自动步枪。他们要考虑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跑，又要考虑车上旅客的安全，这种“三一制”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模式。这样我方的机会多一些，虽然车上的民警与对方短兵相接，牺牲的概率极大，但同时能够赢得时间，我方另两个人可以做出动作。

这些卡点，自8月19日下午起，一直到9月7日凌晨，接到白宝山已被逮捕的通知止，前后坚持了19天。这是侦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限制了白宝山的活动空间，使他难于在短时间内逃离新疆。

四、物证调查又获进展

调查“套狗杆”，是公安部并案会上专家组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工作具体由江援朝科长负责。

8月28日，江援朝带领史宏、张春雷、李江3人，走访了石河子城区的5家渔具商店。从而查清，套狗杆上的鱼钩为上黑钩，产地是汕头伽玛卡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由乌鲁木齐市四方贸易公司代销。渔线为华强牌，北京产0.35毫米强力线。渔线在石河子渔具商店均有销售。钩线结合处为“外绑式”，是钓鱼者通常采用的捆扎方式。

套狗杆的树种经农科院、农学院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是两年生白榆。

获得这些情况之后，江援朝等人于8月30日来到141团场林业站了解情况，站长和技术员接待了他们。林业站站长介绍，团场种有一片白榆苗圃林。当天下午，林业站技术员带领他们来到这片白榆林带。

这片树林在“7·5”现场之东，约600米处，距两边公路均为300米。江援朝带领侦察员对白榆林进行了拉网式搜索，在林带的深处发现一株陈旧性折断树枝，断茬距地面80厘米。用实物对接，二者树种一致，断茬吻合，完全可以确定，该树就是犯罪分子制作套狗杆时砍伐的母树。

江援朝指挥侦察员围绕断技，在附近搜索，结果在周围的草丛中发现撬杠一根，长80厘米，为直径2.5厘米六棱钢打造而成，一头尖，一头扁，扁头宽2.1厘米。撬杠已锈蚀，但锻造特征明显。撬杠附近，发现“郑荣”牌火腿肠包衣两块，红色，已污染严重；娃哈哈纯净水瓶一个，旧细帆布套一个，质地与“8·19”枪袋带相同。已褪色塑料绳一段，78×50厘米透明塑料袋3个。

撬杠等物带回石河子公安局技术科鉴定，与“7·5”现场撬压痕迹的形态、种类基本吻合。撬杠扁头附着物与“7·5”现场铁门上的红油漆颜色相同。

8月31日，石河子片专案领导小组周传强等人来到现场，经过复查确认：该现场应为“7·5”案犯停留地点，现场物证是“7·5”嫌疑人遗留的重要物证。

为慎重起见，同时又不影响工作进度，领导小组决定将提取的纯净水瓶、火腿肠衣、帆布套（内有附着物）、塑料袋、塑料绳、树杆断枝、撬杠上的附着物等，送北京检验。撬杠暂时留在新疆。

撬杠——是这次新发现的最重要的物证。

物证组在保护好撬杠的细部特征的前提下，召集机修工、锻工、机务人员进行分析辨别，确认其加工方法为汽锤打制，打制工艺较为粗糙。

专案领导小组决定，要求物证组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挖，以撬杠实物，寻找打制人，希望打开新的突破口。江援朝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率领侦察员，配备了车辆，自141团场始，向周围各团场，逐单位展开了调查。

五、普摸工作艰难推进

自“7·5”案件发生，石河子市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们，在副局长周传强的率领下，就在下边的垦区摸爬滚打，调查取证，逐层逐片展开摸排工作。到9月初，他们已连续奋战了近两个月。从141团场，到149团场，扩大到周边的142、148等团场，再集中到147团场，他们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在奔波查证中，吃不上饭，睡不好觉这是经常的事情。一次，朱明武小组三名侦察员执行任务半夜回来汇报，周传强、江援朝看着三人脸色不对，从脑门向下，越来越黑，像涂了炭一样。嘴唇也变成乌紫色。朱明武觉得心慌，烦躁。江援朝给他号了下脉，心跳110多下。原来，三人回来，匆匆地在一家小馆吃了盘新疆“大盘鸡”，店家黑灯瞎火地把芒硝当作食盐放进去，造成三人硝中毒。马上送医院输液抢救，按照江援朝的说法，他们的脸色才由上到下变了过来。

现在，石河子刑警大队与乌鲁木齐刑侦处两地侦察员汇集在一起，力量得到了增强，排查工作的意义也与从前不同。如果说，“7·5”以来是我们与嫌疑人的前期接触的话，现在我们已临近了决战阶段。

8月下旬，正是新疆的棉花收获季节。棉花是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石河子又是新疆的重要产棉区。近年来，棉田已承包到团场农工，收棉季节人手少，时间紧，工作量大。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团场的农工都是全家出动，白天黑夜滚在棉花地里。石河子垦区的各级党政部门、机关学校，也都有收棉花的任务。这为我们的普摸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虽然公安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不断在做群众的动员工作，各地方政府也将侦破“全国第一案”作为政治任务，大力提供支持，但由于各家农工都在地里，家中无人，我们的各个小分队不得不下到棉田地头，一边帮助农工劳动，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或抓住农工休息的机会，拿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请他们辨认。这样，深入到田间，一户一户地去做访问，显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有的小分队，利用夜间1–2点农工回家睡觉的机会敲门入户进行访问。因农工白天劳累一天，夜间访问妨碍了他们休息，不受欢迎，甚至发生争吵。

在这种情况下，区片领导小组提出的“团不漏连，连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要求，显然不能落到实处。

对指挥部最大的冲击还在于：被确定为重中之重的石河子147团，普摸工作已基本结束，依照条件，没摸上重点人来。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的侯新强，在147团曾杀害一名牧羊人，抢走100多只羊，作案后在逃，并没有返回147团的任何迹象。两劳释放人员中有个叫吴子明的，据群众反映，和北京来的一男一女打得火热，但我们的侦察员始终没有找到其人。后在排查中，据市场上群众反映，吴子明在8月19日当天在147团出现过，排除了前去乌鲁木齐作案的疑点。

单笑夏带领刘兵在147团派出所进行户口底卡相片辨认，其中有包括吴子明在内的两劳释放人员照片，但刘兵均未辨认出缝包人。

周边地区的普摸工作也大抵与147团相仿佛，未出现令人为之一震的线索。

群众反映，玛纳斯县六户地乡刑满释放人员杨某某有一辆黑色油箱的红摩托车，并有盗窃行为，经查，案发期间杨某一直在家干活，被否定。

另据反映，与149团马某某有关的两名外地人曾在石河子地区贩枪贩毒。龚兴言亲自前往调查，查实其贩卖的是小口径枪，案发前已被公安机关收缴。

下野地垦区122团派出所民警通过画像辨认，提供了一名叫郭某某的重大嫌疑人。此人因伤害罪被判刑，服刑地就在141团场，刑满后因其女友提出分手，郭认为是其姐挑唆。1997年3月29日，郭某持匕首将女方的姐姐刺成重伤，其姐夫刺死，畏罪潜逃。

这条线索，专案组设专人进行查证，但距系列涉枪案件，似乎遥远。

141团在1989年曾发生过一起抢劫军械库案，犯罪分子三人，一人被枪决，两人判刑。其中陈某在钟家庄监狱服刑，周某在新安监狱服刑，现仍在刑期中。监狱调查组前往调查，未发现新线索。

——问题还在147团。

我们手里掌握的大量线索，都指向这里，为什么147团场不出情况？这对我方的判断提出重大挑战。

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都是犯罪分子故意制造的假象——这似乎不大可能。

二、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的摸排工作有漏洞。1，可能留有死角；2，摸排条件可能有失误处。

三、犯罪分子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基本正确，关键是这个“附近”的范围应该圈定多大？

无论如何，147团没出情况，这是指挥部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不突破它，整个的侦查工作就无法向前推进。

就面上的工作而言，目前的动员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各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兵团系统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需要更广泛地走群众路线，需要真正把下边的群众都动员起来，需要能够开起会来——这在农忙季节的兵团垦区决不是件小事。只要把群众的动员工作做透，大家心明眼亮，该搜集的情况都能搜集上来，147团就不会不出情况，犯罪分子无论藏得多深，也能够把他们挖出来。

为此，区公安厅与兵团公安局研究，由兵团公安局向兵团党委全面汇报了“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和公安部“8·27”并案会议情况。兵团党委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兵团系统的动员大会，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布置下去。

就在警方把主要侦查力量投向石河子147团场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五章

一、天池，发现无名男尸

1997年8月31日下午，97新疆系列枪案领导小组联络员靳鹏，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电话，电话报称：阜康市天池风景区大锅底发现一具无名男尸。

因这种案子与新疆97系列枪案风马牛不相及，靳鹏说：“这是什么时候，这样的事情你也向我报告？”

阜康方面说：“暧，是枪打的咧。”

靳鹏的眼睛立刻睁大了。新疆警察，所有的神经都绷在系列枪案上，打给靳鹏的热线电话，应该与案件有关。这时他反倒沉住了气。

“喂，你别着急，慢慢说，是怎么个情况？”

阜康方面汇报了尸体发现的过程。

靳鹏问：“是什么枪打的？”

阜康方面说：“是五四式手枪哦。”

“确实吗？”他问。

“当然，现场有弹壳，尸体是五四式手枪打死的。”

149团姜玉斌被抢劫的正是一支“五四”式手枪，“8·19”案小个子所持的也是“五四”式手枪。“8·19”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始终是个谜，我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石河子，而阜康天池风景区却发生了新情况——事情重大，靳鹏马上打电话直接向杨德禄厅长做了汇报。

杨厅长当即做出指示：“请他们马上把现场枪弹拿过来，送区厅检验。”

美丽的天池风景区，在乌鲁木齐东北100公里的阜康市境内。天池湖面海拔2150米，清澈的湖水映着对面的天山的雪峰。天池周围星罗棋布漫布着哈萨克族的帐篷，在松树林中若隐若现。

凶杀案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颇让人感到意外，也与这里的幽雅气氛极不协调。

尸体发现的过程是这样的：

8月27日，哈萨克族青年牧民吾那尔拜克到天池上方的阿巴依草原找马，看见天池侧峰大锅底坑附近的草地上睡着一个人。开始时他并没有理会，天池附近的游客很多，为看博格达雪山经常有旅游者沿旗杆山爬到锅底坑这地方来，休息一下他还会走的。

归来时，吾那尔拜克没走这条路。

然而，第二天（8月28日），他放马回来，看见那个人仍在原地方躺着，连姿势都没有变。他觉得奇怪，骑马赶到近处，才发现那是具尸体，面部被人放火烧过，周围的草地上，有被火烧的痕迹。

8月29日，吾那尔拜克在其姐夫的陪同下，到天池公安分局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立刻向阜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映了情况。

接到报案后，阜康市局刑警队长张广山召集侦察员出现场，碰巧刑警队法医张凤祥出差，队上只有刚分来的实习法医王强在家，张广山带领侦察员马成江、郭新军和实习法医王强驱车向天池出发，在路上打电话给准东油田公安局，请他们派法医支援一下。准东油田总部距阜康市不远，两家经常合作，油田公安局派法医杭往直接赶往天池现场。

锅底坑在天池的上方的阿巴依草原，海拔在2500米以上，距游览区有七八里的山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或步行。

高山气候多变，张广山等人来到山上，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气候变得十分恶劣，气温也骤然降到零度以下。

张广山等人冒着风雪步行上山，一蹬一滑。来到锅底坑，王强检查了尸体。因没有经验，他只看到死者身前的不规则创口，认为是刀伤，但拿不大准。随后准东油田的法医赶上来，因天色已晚，加上锅底坑地区风雪交加，光线昏暗，两位法医只把外表看了看，未做大面积翻动，简略做了验尸记录。

天气太冷，大家找地方生了堆火，也无济于事。当晚，一队人马退回到风景区有人的地方，在山上哈萨克族的毡房里住了一夜。

晚上，王强对尸体检验感到不放心，对张广山说：“明天早晨我再上去看一看。”

张广山说：“可以，明天你和玉石（维族侦察员）先骑马上去，我们随后就到。”

8月30日一早，王强和玉石二人骑马上山。王强再次翻看尸体，玉石在附近搜索，忽然他眼睛一亮，从草丛中拣起一枚黄澄澄的手枪子弹壳。

事情有了本质的变化——这不是一具普通的尸体，而是一起涉枪凶杀案。王强对玉石说：“你赶快骑马下山，报告张队长，这人是被枪打死的，”

张广山带领侦察员、技术员再次赶到山上，再次组织了对尸体的检验。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创口不典型，在辨别上存在一定困难，初步认定是枪伤。与此同时，大家相继又找到两枚弹壳和一枚未打响的臭弹。

张广山打电话给阜康市局刑警大队，汇报了现场情况，并把案情上报昌吉州公安局。

8月31日早晨，出差的阜康市刑警队副队长兼法医张凤祥连夜赶回，这时，昌吉州公安局技术科科长魏韦，刑侦科副科长何春明也率侦技人员来到阜康。

各路人马会齐，又一起到山上看了尸体。

按照规定，涉枪的重特大案件，当地公安机关要基本保留原状，给上级一个原始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做尸体解剖时很注意了分寸。

尸体前胸的创伤不规则，的确不像枪伤，而且，当时未找到其它伤口。在魏韦科长的指挥下，张凤祥等人把胸腔打开，取出心脏，发现死者心脏上有一个绒毛状的创口——这是典型的枪弹贯通伤。翻动尸体，又在死者的背部找到两个枪眼，均已收缩。

现场勘查工作由州公安局刑警科长张建新指挥，十几名警察，以尸体为中心，在周围做螺旋式搜索，在尸体的上方的山坡上又找到两枚弹壳。弹壳地点做了标记，测量了到尸体的距离。

从现场情况看，持枪者是在追逐中边跑边向被害人射击，射击位置距死者较远，最远处大约有100米，另一枚弹壳约50–60米。由于山路陡峭，追逐路程较长。

死者身上除枪伤外，头部有洞穿性骨折，头皮开裂，为钝器击打所致。

现场勘测工作一直延续到下午，有关人员做出勘查报告。当天，阜康市公安局和昌吉州公安局通过不同渠道，把情况上报到自治区公安厅四处——这就是我们前边介绍的那一幕。

9月1日上午，按照杨德禄厅长的指示，昌吉州公安局技术科魏韦、何春明等人把现场弹壳送往区厅十五处进行技术鉴定。上千11时，鉴定结论出来，证实天山天池锅底坑所发现的弹壳，为石河子“8·8”案件被抢劫的“五四”式手枪所发射。据此，天池无名尸案，被定为“京、冀、新系列枪案”第10案。

杨德禄副厅长原计划同刘晓辉处长奔赴石河子，由于天池案件的发生，并与系列枪案并在了一起，杨厅长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案情的新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到侦查处工作的全局。刘晓辉是极为重视现场的指挥员，在这一点上他与杨厅长心照不宣。他们改变了计划，带领区厅四处、十五处的侦技人员赶赴天池现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昌吉州公安局副局长那吾尔孜拜等也奉命来到。

大队人马上山，马匹不够，七八里陡峭的山路，大部分人员都是徒步跋涉，走上去的。

来到马牙山阿巴依草原大锅底坑，区厅和市局的侦技人员再次对现场进行了联合勘查和搜索。

当天晚上，尸体用棉毡裹覆，用马匹驮下山，专车送往自治区公安厅，做进一步解剖，确定死者的其他特征。

尸体被汽油焚烧过，脸部正面左半部碳化，右半部头部被钝器打击，颅骨变形。两处枪伤，背部中一枪，子弹穿过心脏，右臀部中一枪。死者身高1.72米，下巴较尖，偏瘦。突出特征：门牙较大，上颌第四齿镶包金牙。死者左手指纹较好，右手的差些。

现场遗留物：死者一只布鞋在脚上，另一只离尸体63米远。布鞋较新，泥土不多，鞋底有老字号字样。此种布鞋，阜康市内有售。

死者腰带上别着一个轮胎气门嘴，不是汽车轮胎的，是毛驴车之类的气门嘴。

现场捡到4枚“五四”手枪弹壳和一枚臭弹。

死者虽经过焚烧，但衣服留有残片。

现场留有蛋糕皮，阜康食品厂出品，出厂时间8月24日，出售此种蛋糕的工厂有5家。

死亡时间：锅底坑现场附近有三顶帐篷，里边的哈萨克牧民分别叙述有一天中午曾听到三声枪响。推断是26日，案发时间约为中午北京时间2点。

死者是谁？他因何被杀？

根据现场情况推断，死者很可能是两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一分子，因内讧，或因分赃不均而杀人灭口。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情况，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素质差异很大，在“8·19”现场，一个疯狂开枪杀人，一个一枪未发。因此推断，是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将小个子杀害。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听取案情汇报后，一言以蔽之：“这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杀掉了。”

很快，公安厅十五处对死者身高、血型、年龄、指纹及牙齿特征等鉴定结果出来。杨德禄副厅长连夜签发了关于查找死者身源的通报，附死者照片，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立即部署，紧急协查。

尸体的照片，杨厅长原要求整容，但他考虑到死者虽被焚烧毁容，但脸部基本特征还能辨认。加上死者的宽板牙、第五齿镶有金牙的特征明显，杨厅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用原始照片发出。

协查通报，成为一线侦察员手中又一件锐利武器。

二、大规模搜山

天池无名尸的出现，使案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案发地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现场。石河子、乌鲁木齐、阜康市形成了一个大的旗形三角地带，侦查范围又扩大了。

“8·19”案发生后，犯罪分子的逃跑方向始终是个不解之谜。根据种种迹象分析，犯罪分子逃回石河子的可能性较大。天池无名尸的出现，提出了新的课题，警方的侦查工作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为了查清犯罪嫌疑人在阜康市的行踪，昌吉州公安局、阜康市公安局出动警力，对全市25家旅店进行了清查，对来往于天池风景区的200余辆各种车辆及天池风景区周围的50户居民、31顶毡房逐家进行了走访。同时，在阜康市、米泉市境内的公路上设卡，盘查来往车辆行人。

9月2日，天地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向警方反映，有一对不明身份的操外地口音的男女，半夜里连续敲开几家哈萨克毡房，要求留宿，被拒绝后面露凶色，尔后则去向不明。

9月2日下午7时，牧民热巴依在山上找羊，在距无名尸现场约2–3公里马牙山下，听到了4声枪响，他立刻藏到树林里，未看见开枪人。事后，他立刻向派出所报告。

9月3日上午10时，牧民加纳提在天池哈熊沟的森林里看见火堆，他向警方反映，有人在山上点火，烧掉了一棵像房子那样大的树。

9月3日中午，哈萨克族妇女乌纳汉来到派出所，也反映她听到了枪声。民族侦察员问：“你会听枪声吗？”她说：“我丈夫会听。”

天池风景区连连出现异常迹象，引起了公安部门的严重关注。

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阜康市局岳欣局长、张粤副局长率武警、消防警、刑警40余人上山，进住天池风景区。同时命令交警、巡警在通往天池的公路上设卡，另集结40名民警备勤待命。

昌吉州公安局应阜康市公安局的请求，部署米泉、吉木萨尔两市县公安局在天池东西两侧分头设卡拦截，把天池周围山地的通路全部封锁，严防犯罪分子潜逃。

根据以上反映，区公安厅决定，对阜康市天池风景区一带的山林，进行一次大规模搜山，杜绝犯罪分子在山间牧区找到落脚点。

9月4日凌晨，根据区厅的部署，昌吉州公安局长罗振海率领刑警、武警、消防警40人组成的机动队达到天池地区，区厅专案组9人，带领警犬队也先后到达，会同阜康市局120余名民警组成了搜山队伍。

区公安厅四处韩倚副科长参加了这次搜山行动，他非常生动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9月3日晚11点，韩琦接到靳鹏电话，要他带领侦察员霍宏伟、薛鹏，赶100公里路，到天池集中。他们赶到天池风景区已是半夜2点，阜康市局的同事已经到了，警犬队也跟上来。昌吉州公安局的人是晚些时候赶过来的，由局长罗振海带队。昌吉州武警支队的官兵于早上7点抵达。

队伍集合起来，成立了搜山指挥部。指挥部把搜山人员分成两组，每组带民警30余人，武警20人，警犬队带来6条犬，每组带3条，分别沿发现火堆和打枪的两条山沟向上搜索。指挥要求，一直要搜到对面大山的森林上面，抵达雪峰，不留死角。

韩琦和昌吉州罗局长带领一队，沿马牙山的哈熊沟朝山上搜索。

沟谷里没有路，都是雪水冲击地带，满沟都是大石头。他们聘请了向导，是个放羊的哈萨克巴郎子（小伙子），大家手持武器，分散开，拉成网状梯队，谨慎地向上搜索。

大约进到沟谷的三分之一地方，发现了引火的现场。

就像哈萨克族牧民反映的一样，一棵独立的大树被烧毁了。

罗局长指挥大家停住，让警犬队先上。三条警犬在烧毁的大树周围嗅足迹，显得非常兴奋，一路蹿了上去，带着警犬队沿山坡朝对面的山梁走。大队人马仍在沟里搜索。不一会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对讲机通不上话，山坡那边情况不明。大家紧张了好一阵，韩传和罗局长商量，为了防止警犬队单独与嫌疑人遭遇力量单薄，分出一队人马，摸过去与他们会合。

这时的山林是幽静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山的主峰博格达雪峰。无人欣赏山林景色，武警战士带着自动步枪，警察握着手枪，两人一组，拉开距离，搜索着前进。

中午时分，他们与警犬队联络上了，双方通报了一下，那边没发现情况。罗局长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上山的各路人马都是连夜赶过来的，都没有吃饭。早晨在山下集结的时候，天池派出所的同行烧了点茶，拿出十几个馍，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吃，现在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民警也没带水，只有武警战士背着水壶，大家很有点上甘岭的味道，尽管嗓子干得冒烟，一壶水大家谦让着喝。

再向上搜索，大约两点钟，快接近雪峰的时候，山上有动静。像是有人折断了树枝，发出喀吧吧的响声。

当时他们正爬到阳坡上，周围没有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说有情况，武警战士立刻隐蔽起来，伏在大石头的后边。民警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全部卧倒。

罗局长与山那边的警犬队联系，他们也听到上边有声音。

他们的上方是个陡壁，陡壁那边是松林。韩琦和罗局长各带七八个人，从侧面迂回，武警正面进攻，分三路摸过去。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与持枪歹徒遭遇，他们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攻坚战。对方的射击技术是明摆着的，把他逼在山林里他没有了退路，所谓困兽犹斗，他必定会拼死顽抗。因此大家都很谨慎，以石头和树做掩体，一步步隐蔽着前进。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搜过了那片松林，一直搜到阳坡，三路人马会合了，没发现有人。方才折断树枝的声音，或许是山里的什么野兽造成的。

松林的上方是一片开阔地，再上边是陡峭的山峰。

继续朝上走，山势越来越险峻。开始还有放羊的小路，后来连小路也没有，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朝上爬。每走一步，必须看好下一步手脚落在哪个地方。抓住，踩实，小草也利用起来。下边就是笔直山崖，一不小心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大家都把鞋脱掉，挂在腰上，赤着脚爬行。

翻上这座山梁，罗局长他们与警犬队会合了，对面的战友也都汗津津的，身上湿透了，头发粘在一起。别说是人，就连警犬也伏在那里不愿动，爪子都爬得肿了起来。

大家都不甘心，休息一会继续上，一直爬到雪线上。这里的海拔已超过4000米了（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高山缺氧，大家都感到头晕目涨，脚底下发飘。雪线上不能久呆，那地方是不能生存的。韩传和罗局长商量，我们是拉网式搜索着摸上来的，该搜的地方都搜查到了，确实没发现情况。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已经搜到了雪线上方，而雪线之上，犯罪分子无法藏匿。应该说，大家已出色地完成了搜山任务，大家可以全线返回。

搜山时紧张，到了下山时，精神上松懈下来，互相望望，才觉得大家的形象可笑。准都不像了警察。毛背心、尼龙裤脱了，爬出一身大汗，到了山上又骤然变冷。身上头上蒸腾着白汽。狗也冷，偎到了训犬员的身上。武警战士更辛苦，他们是长枪，戴着钢盔、背着子弹袋，全副武装。带队的中校要求他们不能随意解开军衣，一个个都是临战状态，他们的体能消耗最大。

从主峰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都很疲劳，警犬已经走不动了，三条警犬，是大家轮流背下来的。不过，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上是轻松的。

由昌吉州刑侦科带领的另一队，与罗振海、韩琦所带这一队所遇的情形基本相同。

搜山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有哈族群众多次的异常反映，我们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隐藏在山上的可能性。同时，自“8·19”以来，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上处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地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

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

三、石河子，拉开决战序幕

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事朝夕与共，并肩战斗。

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参加人有：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周传强、杨将、龚兴言、单笑夏、杨辉、刘云峰、张国民和吴丽。

会上，张卓敏汇报了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刘钊汇报了石河子四太监狱的摸排情况；周传强汇报了重点线索组的工作情况。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

缝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缝包人。

单笑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缝包人。

单笑夏带刘兵查看147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兵也未辨认出缝包人。

刘兵与缝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发现其他问题。

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

四太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

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

147闭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待别是重中之重的147团场，始终未出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汽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

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

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石河子）、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它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

“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他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

“现在已并案件已有10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我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天池出现，不能排除他有第二、第三个落脚点的可能性，但综合整个案件分析，他前期屡次作案在石河子，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也证明他经常在石河子147团一带活动。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坚持以石河子的147团为中心，坚持在147团出情况，这个决心不能动摇。石河子的工作，特别是147团的工作一定要做透，做扎实。各级指挥员要督促检查下边的工作，情况不怕多，就怕没有。重点地区要立足自己负责的区域出情况。否则，再多的警力也无用。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分析不能说不全面，部署不能说不到位，最后落实不好，亡羊补牢就麻烦了……”

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笑夏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察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兵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

——非常可惜，刘兵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缝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

四、重要的是捋清思路

案子似乎凝滞住了。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

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场，普摸工作已进行了三四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与新疆有关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七八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

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

单笑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

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地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作做得较细，为什么没出情况，需要指挥员们做出合理解释。犯罪分子自6月份在垦区（兵团）活动，要吃、要住，不应该在群众中没有反映。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高明，应估计一下，有无反常规的可能。

张卓敏说：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不在141团。141团可以排除。理由：军械库改库情况他们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白天作案而没有蒙面，说明当地人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距现场600米处吃东西，也说明他们在当地没有落脚点。

第二，边疆宾馆抢钱应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确定应该比抢枪早。先预谋抢钱地点，再杀人抢枪，人影库未成，转到149团，抢到枪后，急于抢钱，达到目的后在阜康杀人灭口——这样分析比较合理，说明犯罪嫌疑人计划周密。

第三，侦查方向以石河子为重点是正确的。理由：1．原判断犯罪嫌疑人为一北京人一新疆人，两人应早就认识，如何认识？很可能是狱友。2．他们选择石河子，因为他们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比其他地区高。3．犯罪分子在石河子出现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带着枪不能住旅馆，在石河子一定有固定居住地。4．新疆3起案件，两起发生在石河子。5．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摩托车从北京运到新疆，应为本地人为北京人提供的居住地和交通条件。6．按侦查常规，发案地是重点部位，向外延伸，是正常程序。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技术很强，有可能为我们制造误区。

兵团四处刘钊处长则提出不少相反的观点，对前期判断提出置疑，这有着开拓思路的作用。

他的置疑点是：一、犯罪嫌疑人有否可能是两人以上？“8·8”案件会否有人接应？天池无名尸，身上有两种伤，杀人者有无可能不止一人？二、作案人会不会住在城区？根据：团场居住人员较少，易被发觉；作案人有交通工具，来去方便，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三、作案人前期（五六月份），有无可能住在乌鲁木齐、昌吉市、新湖总场等地的旅馆？

张卓敏认为：立足本地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原定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的认识不能动摇。关键是要有扎实的工作，不能漏查，不能留死角、打包票。普模工作的条件可调整，安排部位可调整，但基本思路不能否定，

刘晓辉是部里留驻新疆的监督员，主要负责新疆与北京及河北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代表部里参与新疆的破案工作。杨厅长对刘晓辉的能力非常欣赏，刘晓辉对杨厅长也十分尊重，两人对案件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一致。晓辉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处事原则，不过多干预杨厅长的指挥，但也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基于目前的侦查工作的现状，他认为，作为侦查指挥员我们要有耐性，现在我们正在布置，还没收网。重点工作重点区域是根据犯罪分子特殊的作案条件划定的，既定方针不能改变，对147团要有信心。出现了新情况（天池尸体）要把新条件加进去，尸源的调查也要围绕着我们确定的重点区域展开。运用好新的物证，案件就有可能买现突破。

杨德禄厅长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案子遇阻，你认为应该出线索可线索迟迟冒不上来，大家都有点犯急性病。这个时候就要坐下来，把思路捋一把，像温课一样讨论一下案件的已有条件和未知条件，这样有好处，可以使大家重新得到共识。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还是那样几条：工作力度问题，死角问题，寻找尸源问题，四太监狱的摸排问题，寻找撬杠打造人问题……不能怕繁琐，更不能悲观动摇，指挥员坚定了信心，工作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五、撬杠——水落石出

为调查撬杠的来源，江援朝带领着物证组找遍了下野地、莫索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足迹踏及各团场、各营、地方乡镇所属的加工站、修理厂、私人维修点……自8月30日在白榆林带草丛里发现撬杠起，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五个昼夜了。

9月4日，江援朝来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

这是一个土院，里边一个敞棚，一排平房，敞棚内设有烘炉，有锻打铁活的汽锤。

江援朝把撬杠拿给锻工师傅看，锻工师傅接过去摆弄一阵，说：“这像是我打的。”江援朝说：“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锻工师傅口气坚定地说：“我打的东西我知道，不会弄错，”

江援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跟对方拉呱一阵，锻工姓王，叫王善华。

王师傅回忆说：“来打撬杠的是两个男青年，30多岁吧，时间我记得是5月底。”

江援朝问：“王师傅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王师傅摇头说：“没见过，是生人，找到修造厂来的。”

江援朝问：“他们说话是什么口音？”

王师傅说，“一个是咱本地人，另一个像外地的，哪儿的口音记不清了。”

江援朝又问：“这两个人有多高？”

王师傅说：“外地的那个有一米八的个头，还要猛点，另一个也有一米七的样子。”

江援朝问：“有那么高吗？”他这样问，是因为在专家论证会上，依据足迹等线索综合分析，高个子的身高被定为1.74米。

“有。”王师傅比划着说，“有这么高。”

撬杠认上了，两个人来打制对上了，一高一矮，一本地人一外地人也对上了，应该说，确认王师傅就是撬杠打制人，没什么问题。王师傅再次反映出，大个子的身高超过一米八〇。

江援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笑夏与江援朝一道，再次前往148团，查证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单笑夏和江科长来到修造厂，先见到修造厂门卫马永福。

马永福50多岁，他回忆说：“大约在5月份，有两个人，一高一矮，找到修造厂。我拦住他们，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想打两根撬棍。我说锻工还没来，你们等一等。两人在大门口站了一阵，王师傅来了，我带他们到锻工房，给他们联系上，就回来了。”

马永福没反映出其他情况。

两人再次找锻工王善华，

王善华四川人，也有50岁。他说：“那天马师傅带来两个人，要打撬棍。我问他们打撬棍干什么？他们说拖车上用。我就给他们打了两根。一根80多公分，另一根更短些。”

单笑夏问：“六棱钢是他们带来的，还是厂里的？”

王善华说：“材料是马师傅帮他们找的，我为他们做加工。撬棍打好后，他们付给马师傅15元，付给我10元。”

单笑夏问：“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

王善华说，“没见过。马师傅也不认识他们，那两人不是148团的，骑摩托车来这儿干加工活。”

打撬棍的锻工找到了，打制过程也调查清楚，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大都已经知道，有所推进的只是：一、打撬杠的时间在5月份，他们在石河子活动的时间又可推前一个月；二、两人均反映大个子的身高要更高一些，王善华坚决认为要超过一米八〇。

回到石河子总部汇报，又一个重要线索被查否了，气氛显得沉闷。

单笑夏和刘晓辉处长站在石河子垦区的地图前，看着地图上141团、149团、147团及148团的标记，脑海里翻腾着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区域。这巴掌大的地方都快翻个底朝天了，犯罪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单笑夏指着地图说：“我看，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分布在147团以南至石河子以北一带，也就是146团附近。146团在石英公路、乌克公路的交汇点上，交通方便。与141团、149团距离对等，与147团又很接近……”

道理是有些道理，但这又是一个“猜想”。

拿着石河子垦区地图潜心研究的还大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是一个大话题，人人都在开动脑筋，冥思苦想。

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亡让手下草画了一张“白描地图”，有一开纸那么大，平时折起，一有工夫就铺在地上，拿着铅笔，敲着脑袋反复琢磨——地图上圈圈点点，许多地方都戳破了。

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察员都在紧张的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

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安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射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

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刘晓辉说得对，我们布置了下去，还没有收网。既然我们的分析是有充足依据的，侦查部署也是正确的，那么，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时间。那些线索正在一步步“挤”上来，所谓水到渠成，的确到了案件该成熟的时候了。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六章

一、线索，线索，线索

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

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政法委副书记邵纪良、兵团监狱管理局长乔西安、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雷、兵团武警指挥部副政委王广彬、农八师公安处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农八师政委马荣（石河子市长）、副政委张祖树、农六帅副政委岳有堂等。

受自治区公安厅长张秀明委托，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八师（石河子）“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作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提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

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十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

王汉儒副司令员讲话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特别重大，危害非常严重，如不尽快破案，将会造成更大损失。兵团对破案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大家一要充分认识案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案犯持枪劫财，有较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心狠手辣，作案跨度大，破案有一定难度。二要充分认识破案的责任，兵团有很多破案条件，新疆应该出情况，兵团更应该出情况。有枪有弹的部门一方面要认真完成各项调查任务，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作案者用完子弹后，很可能还会想方设法补充弹药。三是要有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破案，向党的十五大献礼。

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大家热情很高，中午我们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

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

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7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圈。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1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插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表一下对这条线索的价值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传强、江援朝、张卓敏相继发言，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为重大嫌疑人。刘晓辉处长从公安部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杨德禄厅长宣布：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97系列枪案”的1号线索，称为“9·5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9·5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第一，尽快以确凿的证据，查证尸源就是吴子明，“97系列枪案”就是白宝山、吴子明所为。为此，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围绕白宝山、吴子明深入走访知情人；物证组的技侦人员，全面收集、集中所有证据，迅速做出指纹比对和对提取物证进行整体分离鉴定，提供定案的确凿依据。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七章

一、比狐狸还狡猾的白宝山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的警察迅速出动，刑警、巡警、武警、交警各警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很快把边疆宾馆、新疆大学一带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张彦勇的命令，乌鲁木齐备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了29道路卡，对来往行人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根据张秀明厅长的指示，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白宝山和吴子明这两个狡猾的凶手，却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围追堵截，巧妙地逃脱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携带赃物，又没携带武器。同时，因他们事先计划得周密，作案后立即换掉衣服，使得我们掌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宝山在逃跑路线上变换了三次方向，在边疆宾馆院内是向西逃跑，越过围墙进入新大家属区后折头向东，这两个阶段都有目击者。当他们越过第二个墙豁口后，已没有目击者。两人钻到树林里，把钱放进事先挖好的土洞里，换上衣服。他们没有钻进东南方向的大湾乡，而是再次折头向西南方向逃蹿，翻越过多道围墙，抢在武警、巡警、交警组成的多警种队伍把路面控制起来之前，钻进三屯碑水库下边的“水上乐园”。

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事先策划好的逃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警犬，利用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提枪袋做嗅源，准确地引导武警官兵沿嫌疑人逃跑路线追到附中后边的墙豁口，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们犯了错误，没有折向小树林，而是一直跑下去，追向大湾乡市场。错过了发现其埋钱地点的良机，也造成我们对其逃跑方向的判断上产生误导。

张彦勇是一个不掩饰问题的领导干部，他把乌鲁木齐的社会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就这个案件，他说：“教训是很多的。第一，我们过于信任了警犬；第二，我们没想到对手会这样狡猾，抢劫后把赃物和武器埋藏起来；第三，我们原估计做这样大的案子，犯罪分子会有交通工具；第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藏进公园里。”

当警车在外边的马路上穿梭一般来回奔跑，封锁道路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坐在水上乐园的长椅上，观看着由他们一手制造的这场“热闹”——他们在那里，整整呆了有3个小时。

下午4点，这个时间也是白宝山预算好的，白宝山看外边的马路上平静了些，他和吴子明从公园里走出来。两人没一起行走，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走向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在那里登上通往石河子的班车。

上车后吴子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白宝山坐在车的中间，两人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互相不说话。行车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多处路卡的阻截。出乌鲁木齐市，在昌吉市和呼图壁县，班车被拦截了5–6次，几乎开不多远就停住，有武装警察上车检查。因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枪支和赃款，公安人员没有发现破绽，他们一次次都被放行了。

二人在呼图壁县倒车，不再走乌伊公路。呼图壁有直通147团场的班车。汽车沿乌克公路向西，在大湾子附近拐上石莫公路，下午7点（相当于5点），到达147团场。

晚上8点（相当于6点），白宝山和吴子明公开在147团场市场上露面，若无其事地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吃烤肉。这时，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打死多人，被抢劫100多万元的消息已传到147团，团场的人们议论纷纷。两人吃着羊肉串，听着周围的人们七嘴八舌，白宝山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的冷笑。

乌鲁木齐“8·19”案很快与石河子“7·5”、“8·8”案并案，在专案人员调查排查8月19–20日两天不在本地的人员时，因吴子明和白宝山当天出现在烤肉摊上，二人被认为没有作案时间，反被排除掉——这造成了147团的排查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空白，也给我方对8月19日至26日天池案发这6天里犯罪嫌疑人行踪的判断造成了困难。

二、火并，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

8月19日，白宝山、吴子明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得手，其得意之情露于言表。虽然这不是白宝山第一次持枪抢钱，但140万元巨款的分量毕竟与以前的6万元不同。

两人回到147团，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露了露面，夜里回到租借的住所，白宝山就按捺不住，把抢钱得手的消息告诉了谢宗芬。像以往一样，先透露几句，再慢慢补充。谢宗芬在外边已听到边疆宾馆发生了抢劫大案，杀了不少人。别人心里不明白，她跟白宝山去过边疆宾馆，这两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又不在家、她已经猜想到，这个案子很可能是白宝山和吴子明干的。

谢宗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她问：“抢了多少？”

白宝山说：“没数，有140–150万吧。”

谢宗芬“哦”了一声，显得很兴奋。像以前一样，问清抢的钱数，别的，她就不再多嘴了。

她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后来，她多次表白说：“我没想要白宝山一分钱。”不见得她说的全是假话，但也不见得她说的就是真话，事实上，白宝山两次抢劫杀人，事后，她都接受了白宝山的赃款。当然，她没有直接去“要”，都是白宝山主动给她的，给她多少，她就收下多少。拿到钱后她花得相当快，这在后边我们会看到。

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他不能保证在取钱的环节上不出问题。藏匿地点没什么不放心的，白宝山做的伪装很高明，那地方一万个人也找不到。他还有一个计划，即使将来取出这笔钱，也要“一张张抻着花”，不能给人以钱路不明的感觉。否则，迟早要出毛病。

但吴子明不这样想。吴子明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都是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整整齐齐装了两大包。他跟白宝山干，目的就是抢大钱。而抢到了钱，又不能拿，不能花，那还抢它做什么？

自8月19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什么时候过去取款子？

这时候白宝山已经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吴子明是个穷汉，白宝山明白，只要分了钱，吴子明立刻就会花天酒地，露出马脚。

白宝山在后来交代时说：“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当然，抢到这笔巨款，白宝山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他已感到这个伙伴是个多余分子，是他潜在的威胁。他并不打算给吴子明太多的钱，而吴子明肯定认为那些钱有一半是他的。白宝山已经杀害十几条人命，他把杀人不当回事。既然留着吴子明是一个祸害，那就不如早早地干掉他。

从根本上说，白宝山是一个不可合作的伙伴。任何人与他结伙，最终都会送命。他是个孤独的家伙，冷漠，残忍，多疑，不信任任何人，凡是被他利用过的人，凡是知道他所犯罪行的人，他都不会留下他们。杀人灭口，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吴子明如此，将来谢宗芬也会如此。

表面上，白宝山做得不动声色。他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新疆现在风声太紧，我们取了钱，必须离开新疆。回北京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我们都要在一起。”

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8月22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没有取钱。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样多的钱带回石河子。

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147团。

手枪目标小，去乌鲁木齐路上他们已有了经验，卡口的警察只检查携带物品，不搜身上。

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该处理的行李物品统统处理掉，没用的衣物白宝山让谢宗芬拿去送给了她的几位老乡。白宝山对吴子明和谢宗芬说：“咱离开新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走前，我们一起到天池玩两天。”

谢宗芬没去过天池，显得非常高兴。她并不知道白宝山背后和吴子明的谈话，问：“咱们去天池，还回来吗？”白宝山说：“不回这边了，准备直接走。”谢宗芬问：“那吴子明怎么办？”白宝山说：“带着他，我们一块去内地。”

这天晚上，三人来到吴子兵的烤肉摊，吴子明提起去天池的事。吴子兵的媳妇也想跟着去。吴子明说：“我们去的时间长，要出去一礼拜。”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已有了警觉，不然他不会对吴子兵说他可能被害那些话，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但他并不相信白宝山真的会杀他，尤其没想到白宝山会在新疆杀他。他不希望弟媳跟着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取钱，然后远走高飞。

8月25日，也就是张新枫局长一行人飞来新疆的那天，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6点动身，悄悄上路了。

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他不露声色地已经做好在天池杀掉吴子明然后焚尸的一切准备。

三人乘坐长途汽车，路上要接受路卡的检查，白宝山已经习惯了。车到二道桥，三人下来，坐了一段三轮车，来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附近。白宝山让吴子明叫来一辆夏利出租车，谈好价钱，花150元把他们送到阜康市。去阜康的路上，夏利车刚出乌鲁木齐市就遇到路卡，出租车司机和吴子明登记了身份证后放行。一路上又接连遇到巡逻的防暴队的检查，主要也是查看携带的行李物品。这天晚上，三人用吴子明和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在阜康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三人乘坐旅游面包车上山，来到天池风景区。

天池风景区周围的地域是很宽广的，旅游景点也多。天池又叫西瑶池，据说是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湖水清澈，湖面的海拔2000多米，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旅游景点集中在湖的北岸，天池的东、西、南三面都是高山，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隔湖相望，可以看到对面矗立的雪山。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阵，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

雪山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但看不见博格达主峰。看主峰需要爬上马牙山或灯杆山，要经过一片片的松林。

旅游者中，常有人爬到山上去玩，他们说不上是在冒险。

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

三人沿天池西侧的道路朝上走，开始有一条大道，通往山里的哈萨克族村落。再向前，便人烟稀疏了。只有松林，草地和一块块大石头，看不见放牧的人，也看不见哈萨克族的小毡房。

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

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边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三人中谢宗芬显得最有体力，她仍在向上爬，爬一阵，坐到他们的上方，俯瞰他们。

本来她想喊，招呼他们或者笑话他们——然而这时，她却看到了一幅极为可怕的画面。

白宝山站立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

她吓得张口结舌，心都要从胸口里跳出来。

尽管白宝山向她讲过他如何杀人，为了抢枪抢钱，如何一次次地杀人，但听人讲述与直接看到，感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她吓坏了，傻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本来，用铁锤子袭击对方的颅骨，是白宝山惯用的把戏，以前对付李宝玉和傅克军他都是这样干的。他没想到吴子明的脑壳会这么硬，铁锤打在脑顶上“咚”地一声，吴子明却没有倒。

吴子明也万万没想到白宝山会当着谢宗芬的面对他下手，回过头来很吃惊地望着他。白宝山又把锤子举起——吴子明这时反应极快，没等第二锤打下来，猛地朝旁边一跳，撒腿就跑。

吴子明吓惊了，他哇里哇啦喊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张惶得像只兔子。

白宝山在身后紧追。他本来是个利落人，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射击。

一连三枪没打中，又打了个臭子儿。

白宝山稳了稳神，叉开腿站在山上，瞄准吴子明又打了三枪。这次把吴子明撂倒了，其中一枪打中他的屁股，另一枪，射穿了他的心脏。吴子明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

那地方从谢宗芬呆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

白宝山把枪收起来，走到伙伴跟前，用脚踢了踢。吴子明身体已经软耷耷的，瞳孔扩散了。他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才停住手。然后在吴子明身边坐下来，似乎想些什么。

大约4–5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吴子明的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一步步走上山来。

谢宗芬仍在原地坐着，她身体软得连动都不能动了。

白宝山走到她身边，把那些东西丢在地上。

谢宗芬望着他，不敢说话。

白宝山说：“你把我包里的手枪子弹拿出来。”

谢宗芬照办了。

白宝山坐在草地上，一颗颗朝枪里装子弹。

谢宗芬试探地问：“你把吴子明杀了？”

白宝山说：“杀了，留着他，我们都有危险。”

谢宗芬不明白他还装子弹干什么，颤巍巍地问：“你不会把我也杀了吧？”

白宝山停住，看她一眼，说：“我不杀你。”他继续把子弹装好，站起来又说，“人是有感情的，我不会杀你。”

谢宗芬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白宝山指了指吴子明的军用包和那两件凶器说：“你把这些东西埋起来，我到下边去，把他的脸烧一烧。”

谢宗芬问：“埋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山坡上的一片树林，说：“埋在那边的大树底下。”说着，他拿上装汽油的小酒瓶，又走下山去。

来到吴子明尸体旁，先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手表撸下（手表是烧不坏的，那可能成为公安人员的物证），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

大白天，火光并不明亮，不容易引起周围人注意。他看着吴子明的脸在碳化，牙齿露出，人已面目全非，这才离开。

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那儿有块大石头，他把大石头翻动开，埋在石头下边。

一切都处理停当，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这件事对谢宗芬的刺激极大，一路上都不说话——她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不过，现在白宝山确实不会杀她，现在杀谢宗芬，无疑于杀掉他自己。他还要留着谢宗芬，在返京的路上，这个女人，对他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三、提取赃款，返回北京

回到乌鲁木齐，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这天是27日——是公安部京、冀、新并案会开会的当天。

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然后一起返回旅店，两人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8点（相当于6点），谢宗芬醒来的时候，白宝山已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在计划他的行动了。他对谢宗芬说：“你快点起来，我们去拿钱。”

两人坐16路汽车来到新疆大学。这地方白宝山是非常熟悉的，他对道路、环境、地形地物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片杂树林。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林子外边等候，他拿着谢宗芬的小包钻了进去。小树上挂的布条完好，他很快就把钱挖出，先往谢宗芬的包里放50万，余下的钱放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进蓝色条格包内，提着走出来。

小树林僻静，时间也早，周围没见一个人影。谢宗芬背自己的包，白宝山提着蓝条格包，两人并排走出新疆大学校园。

白宝山还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使用过的“八一”式自动步枪处理掉。

形势这么紧，把“八一”枪带回北京是不现实的。而且，他手里的步枪弹已经不多了，把枪带回去也没什么用处。

这次处理自动步枪，他并没分作两步走，这多少有些冒险。两个装钱的包没有送回旅馆——拿到钱，他有新的担心，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些钱了，也不能离开谢宗芬，他必须时刻和这两样“东西”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开。这可能是他宁可冒险的唯一原因。

离开新疆大学，白宝山带着谢宗谷直接来到他埋枪的地方。仍然让谢宗芬放哨，他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相当于9点）左右，白宝山带着谢宗芬和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

此刻他的心情松弛了些，有了安全感，但并没有头脑膨胀，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白宝山把房门锁好，立即让谢宗芬和他一起拆启现金上的封条。然后，他把拆下的封条全部撕碎，扔进男厕所的马桶里，放水冲掉。让谢宗芬用黄色毛线把那些没有标记的现金重新捆好。有的钱本身是用猴皮筋捆扎的，他就没再动。

封条处理完毕，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他现在只差最后一关——闯过火车站卡口。

昨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白宝山掐好时间，说：“咱们走吧。”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

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新疆的案子，对白宝山来说，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就像做完徐水抢枪案一样，他做得干净、彻底，应该再画一个句号了。也像徐水案一样，没有知情者。了解这一切的，只有这个被他严密控制着的女人。

这时的白宝山会做何感想呢？望着外边起伏而过的山野，或许他会想到一年半之前，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情景。那时，他是个刚出监狱的穷光蛋，但那时，他还能憧憬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还有选择的权利。现在，他有了钱，有了女人，他觉得，前景一片光明。不过，他身上已积下了太多的血债，或许他没想过，下一步等待他的。只有灭亡——这个道理，白宝山是至死也不会明白的。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走出北京火车站西客站。

——这一天，被他屠杀的伙伴的尸体被发现，新疆的警察，从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中，已经嗅到了他的踪影。

当天下午，白宝山和谢宗芬回到模式口他母亲家。

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骑自行车到外边疯了一圈。谁说白宝山是个冷静至极的人，他也有这样的时候，出去撒欢，浑身上下，一点压力都不再有，因为——他终于回到家了。

其实也不然。白宝山自新疆带回的大笔的现金，没有像从前那样埋到山上——这不能说不是白宝山的一个变化。这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他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这可以理解为他也像所有的俗人一样，摆脱不掉爱财的心理。按照刘晓辉的话说，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犯错误了。

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11万，交给谢宗芬，并兑现了他允许谢宗芬回一次四川老家的诺言。

白宝山对待谢宗芬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不能说他对谢宗芬没有感情，也不能说他对谢宗芬不信任，但同时，他又非常担心这个女人会坏他的事情。给钱，而且只给她11万，这个数字白宝山早已计算好。白宝山其实是一个非常财迷的人，他反复推算过，加了减，减了加，最后决定，仍像上次一样，从赃款中提给谢宗芬8%。允许她回四川，也是在他好心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放走了谢宗芬之后，他立即后悔了。

据谢宗芬后来交代说，白宝山给她这笔钱，她并不想要。她对白宝山说：“我不要你的一分钱。”白宝山对她发了火，说：“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是吗？”当时他们去买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宝山一气之下，把鞋扔到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答应把钱收下。

这恐怕有粉饰自己的意思。

谢宗芬与白宝山的关系——涉及法律的一面由法院去判决，我想说的关于人的这一面。从材料上看，谢宗芬的思想始终没超出小商人的范围。她爱财，但表现得并不贪婪。白宝山杀人抢钱，她从心里害怕，但白宝山抢到了钱，她也觉得高兴。白宝山给她钱，她肯定是会接受的（事实也是如此），但她不会主动向白宝山去讨要——这就像当初，她做买卖赚钱，给白宝山多少，白宝山都会接受，但白宝山不会向她伸手要钱是一样的。正因为谢宗芬有这样的品格，白宝山才每每没有杀害她。

谢宗芬这次是坐飞机飞回四川的。

她一离开白宝山，白宝山就觉得不放心了。谢宗芬前脚进了家门，白宝山的电话后脚就打过来。白宝山在电话里叮嘱谢宗芬：“钱可以花，怎么花都可以，但不要存银行。”

说不好他是什么心理，可能担心钱的序号出问题。

谢宗芬在白宝山跟前时，白宝山心里踏实，觉得这个女人没什么危险；可谢宗芬一旦离开他，他立刻就担心起来。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活着，她活一天，对他也是个威胁。这时候他想，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虽然如此，白宝山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房子已半年多没人居住，不收拾也不行了。白宝山去辛集时，曾把二姐的自行车丢在良乡镇，这次他买了辆新车，送到农场还给二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悄悄塞给母亲10000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母亲不相信白宝山的话，也没打算花他一分钱。白母这些年看着白宝山长大，看着他被判刑，看着他出狱，又看着他被警察再次带走——老人把这一切都想到了。

四、北京，抓捕白宝山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定为“9·5”一号专线。

龚兴言的汇报还在进行中，杨德禄、刘晓辉已经意识到，要尽快通报北京、河北和四川的公安机关，请他们查清白宝山、谢宗芬所有的落脚点，立即布置查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德禄跟刘晓辉商量，决定先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一封明传电报，通报一下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经我局调查，发现北京调犯白宝山（已刑满释放），曾在1997年7–8月间在我市出现。经辨认，白宝山与摹拟画像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相像，请协查，并将结果速告我局刑警大队。

白宝山，男，汉，38岁，河北徐水县人，1983年因盗窃被判刑，捕前系北京第二电碳厂工人，现住石景山北辛安新房子××号。

新疆石河子公安局刑警大队
1997年9月5日

电报发出后，杨厅长和刘晓辉商议，决定由刘晓辉直接给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打电话，把情况讲得更明确些，如果在北京发现白宝山，立即将其逮捕。

刘晓辉在电话里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暂缓其他线索的调查工作，全力查缉白宝山；第二，缉捕时千万注意安全；第三，缉获后严加看管，确保不死，不伤，不逃。审讯工作要有力度，要出口供。”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

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以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小吕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

应该说，现在北京对这条线索的重视程度，石景山分局对这条线索的重视程度，还远不如新疆。白宝山进一步的嫌疑依据还没传过来，新疆方面正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梳理。他们现在，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要缉捕一名重要犯罪嫌疑人。

但是，北京方面的侦察员毕竟有着较高的素质和有专业经验，在制定抓捕方案时，他们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调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北辛安新房子。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天热，白宝山光着上身，露着板脊梁，下边只穿着一条大裤衩。

片警小吕曾到他家走访过，他问白宝山：“你的户口还办不办？”

白宝山说：“办啊，怎么不办？”说着，眼睛望着其他民警。

小吕走进来，说：“找你几次你都不在，你出门啊？”

白宝山说：“我上四川了。”

小吕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

白宝山问：“现在就去啊？”

小吕说：“对，现在就去，这事不能再拖了。”

这些对话都很正常，小吕说的户口问题，也确有其事。但派出所来人，一下来了4位，这不正常。4人手里提着大哥大包，分开站成个弧形，这不正常。他们晚上7点来到他家，要他跟着去派出所填表，这也不正常。白宝山是个聪明人，开门一看来了4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他有反抗的机会——他的枪并没埋到山上，就放在旁边柜子里。

白宝山遇事很镇静，他的控制情绪的能力是在多次杀人中磨练出来的。

他现在光着脊梁骨，他也有很好的借口。

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

枪就在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他可以先把枪拿出来射击，也可以穿上衣服之后再从容地拿枪射击。当然，我们也会做出动作，因我们是有备而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场搏杀我们也会有伤亡。特别是白宝山这样一个亡命歹徒，枪法和体能都很好，动起枪来后果很难设想——恰在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

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白母走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这时候他的表现仍很平静。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

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没戴手铐，大家都弄个整脸。

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中说：“一上车，我知道已经完了。”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他一口咬定，他去了四川，到四川成都去进货，带回来200个剃须刀。

剃须刀是有的，那还是他和谢宗芬前期在石景山钢铁公司门口摆摊时留下的存货。

再问，白宝山死不改嘴。

市公安局刑侦处傅政华副处长询问审讯情况，石景山分局回答说：“特征上像，但一句话不讲。”

傅政华晚上9点半赶到石景山分局，他打电话给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刘晓辉，汇报了审讯情况，希望新疆方面进一步提供线索。

这时，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工作会议仍在紧张进行，刘晓辉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得知白宝山已经被抓，他非常高兴。因随着这边工作会的进展，关于白宝山的证据材料越来越清晰，刘晓辉口头上把几条重要依据向傅政华讲述了一下，告诉他，新疆方面正在起草一份通报，马上就传递过去。白宝山就是犯罪嫌疑人，这已不成问题。他要求北京方面加强审讯力度，并立即对白家进行搜查。

当天夜里，新疆方面委托刘晓辉处长执笔，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了《关于协查特大持枪抢劫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的情况通报》，报公安部五局并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

通报如下：

我区公安机关经查明，北京人白宝山、四川人谢宗芬系新疆石河子“7·5”“8·8”和乌鲁木齐“8·19”系列枪案的重大嫌疑人。主要嫌疑根据如下：

一、1997年2月16日，北京人白宝山（男，39岁，北京石景山人，原籍河北徐水县）携谢宗芬（女，四川省筠连县双腾乡鱼井村人）来新疆石河子，与其曾一同在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的本地人吴子明三人租住一处，直至8月24日。期间，三人无正常生活来源，形迹可疑，且曾找熟人要过子弹。

二、8月24日，三人称去天池游玩，下落不明。8月26日，一男性在天池风景区被枪杀，倾向死者是吴子明。

三、吴子明离家时曾对家人讲，白宝山在内地干过大事，有“长家伙”，心狠手毒，让我跟他干事，不干不行。我和他在新疆也干了一些事，现在不好说。如果我10月份不回来，肯定是被那两个人害了。并给家人留下了白宝山、谢宗芬的地址。

鉴于上述情况，请公安部立即协调有关地区予以协查：

一、请北京、四川从速查缉谢宗芬，缉获后即通知我厅刑侦处，并仔仔细细查找被抢的“八一”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大宗赃款和相关物证。拘留手续传真补送。

二、请北京立即将白宝山18岁后的详细情况及近照传送我厅。

三、请北京结合系列枪案综合条件对白宝山仔细审查，对其住所、窝点公开搜查，并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

四、请北京将白宝山三面捺印的十指纹、血型、足迹等情况传送我厅。

五、8月初，白宝山曾接到来自北京的10000元汇款，收款人为：新疆石河子147团城信商店邓某某转白宝山，请北京核实，结果及时告新疆。

六、请北京会同河北，调查白宝山在原籍徐水的有关情况。

此通报于9月6日凌晨由杨德禄副厅长签发。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已迅速采取行动，于9月6日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款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五、喜庆之夜

沉滞了一年半的1996暨1997全国一号案件终于告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关心并多次垂询的“京、冀、新系列涉枪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袭军、袭警、抢劫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严重侵害他人生命财产的犯罪嫌疑人终于被抓获，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9月6日凌晨，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五局局长张新枫、副局长何挺、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纪强卫、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副局长阮正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处、石景山区委领导等先后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

各级领导听取了线索来源和案情汇报，认定白宝山有着确凿的犯罪嫌疑，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做好审讯工作，各涉案地区做好证据的查证工作，以取得这一案件的全面胜利。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当即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家旺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由预审处专家、有30多年预审经验的三科科长殷顺光和预审员刘彦君担任主审，于6日凌晨立即提审白宝山。

对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殷顺光一不歧视，二不迁就。对方此刻的心情他很清楚，抵触情绪肯定有，不服气，不甘心是主要的，百般抵赖，那不过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攻破，他就会全线崩溃。像这样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打好心理战，让他明白，坐到这个位子上，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负隅顽抗毫无意义。从此刻起，他们要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一项法律上的工作——审理员有责任把他的犯罪事实审理清楚，他也有义务把他自己的罪行交代清楚。他们现在是合作者。

白宝山被带进审讯室，殷顺光并不急于发问。

白宝山干坐了一阵，说：“能不能给我换副铐子，这个太紧。”

殷顺光给他换了。白宝山说：“还是紧。”殷顺光示意，再给他换。然后殷顺光不紧不忙地说：“白宝山，我想你不是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你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到了这里，再兜圈子，那没有意思，也不符合你的身份。像你这样的人，恐怕我不用多说别的，你都明白。来到这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好。你做的案情，我希望你能够一件不落的，如实的，有个交代。我们作为审理人员，也要对法律有个交代。至于其他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生活上的，别的方面的，都可以。允许的话，我会帮助你。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在工作上，我们能够配合得默契。”

白宝山没有说话。

方才殷科长的一席话，其实已经把他点得很明白了，既然已被捉到，顽抗是没出路的，那只是白白地耗磨时间。同时，殷科长也给他制造了一个说话的氛围——把他拉到同等的面对法律的立场上来，并没把他逼到窘迫的角色上去。

殷顺光说：“怎么样？需要回忆，需要思考的，我给你时间。等你考虑好，我们再开始。”

这等于又给他宽了一块。

白宝山笑了笑，说：“我不需要思考，请给我来杯水。”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的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5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忆得非常清楚。

9月6日上午，张新枫局长陪同白景富副部长来到京西宾馆，向在那里准备开中央七中全会的陶驷驹部长汇报了“一号”案件告破、主犯白宝山已被逮捕的情况。陶部长做了重要指示。

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十四届七中全会开幕的日子，陶驷驹部长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报捷。

“京、冀、新系列枪案”在十五大召开之前，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六、四川筠连，缉捕谢家芬

谢宗芬跟随白宝山于8月31日回到北京。两人在西客站下车，打面的回到模式口。

白宝山进了门把带回来的东西全都放在凉台门口上，对白母说：“妈，我回来了，这回放心了吧？”

然后他冲了个澡，蹬着家里的自行车出去撒欢。

转过天来，谢宗芬对白宝山说：“我一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四川老家看看我爹我妈。”

白宝山不好阻拦，他是答应过谢宗芬的，他问：“你走了，还回不回来？”

谢宗芬说：“回来。”

白宝山说：“你等着我给你写信，你接到信就来北京。”

谢宗芬说：“那行。”

谢宗芬后来在交代中说：她回四川之后不打算再来北京，这半年她受够了。但她只能这样答应他，不然白宝山不放她走。

白宝山问谢宗芬：“你要多少钱？”

谢宗芬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只要能回家就行。”

白宝山生气了，说：“你这不是威胁我吗？”停了停，他又说，“我给你11万，你拿回家去吧。”

这笔钱白宝山并没马上给她，先给了她5000元，让她去买飞机票，顺便给家里买些东西。

谢宗芬接到钱就去了木樨园批发市场，为自己买了两件衣服，给两个女儿各买了服装。又到西单商场，花2470元买了条金项链，花743元买一副金耳环，还买了皮箱等物。然后，在西单订购了从北京飞往四川宜宾的飞机票，机票1250元。一天之内，她把白宝山给的5000元，花个精光。

9月2日上午，白宝山拿着军用坎肩，对谢宗芬说：“这里边的钱是给你的，加上昨天的5000元，一共是11万，你数一数吧。”

谢宗芬没有数，直接把坎肩里一沓沓的人民币，装在她的小包里。行李已经收拾好，临近中午，白宝山和大弟，送她去机场。

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飞机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晃眼之间，她已经在宜宾降落了。当时是下午5点。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

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

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她欠赵某12100元，欠张某7000元，欠杨某1000元……一分不差地统统还上，还外借给别人5000元。转过天来，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给家里买了电视机、衣服和其他物品，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谢宗芬是个能花钱的女人，有了钱，大手大脚毫不在乎。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扬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

9月6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

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

谢宗芬说：“是我啊。”

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

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3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荫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她又单身回到四川。

公安人员问，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

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我不知道。

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

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你问的你不要问。

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77000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11万元也被说成了8万，她谎称自己只花了2000块钱。

细想起来，谢宗芬也算够聪明。她没供出白宝山犯罪的事情，但把他们去新疆的过程都交代了。避开关键环节，却留下了空挡，将来能够添“肉”。

9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

这一次，谢宗芬明白了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11万赃款；也未再作隐瞒。

9月9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这是她平生第二次坐飞机。在此之后，她还坐了一次更为远途的飞机。那是在几个月之后，她与白宝山一起被新疆警察押解到乌鲁木齐，去接受新疆人民的审判。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嫌疑人，已全部落网。

｜中国刑侦1号案｜第十八章

一、乘胜追击

1997年9月6日下午3点，公安部指挥中心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传达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的批示。

电话称：9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厅一致认定，白宝山有持枪抢劫杀人嫌疑。9月5日晚7时，白宝山在京被抓获。从白宝山家中搜出“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64发，人民币113万元。经初步审查，白宝山与河北徐水袭击高炮团案、北京石景山袭击部队哨兵、警察案、新疆兵团149团杀害民警案及新疆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有关。就此情况，陶部长批示：

乘胜追击，一定要将另两支枪找到。白所有的窝点都要仔细搜查。

陶驷驹
9月6日

根据陶驷驹部长的指示，9月6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傅政华带领侦察员、警犬队，携带着探雷器等装备，来到河北省徐水具。

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按照白宝山供认的线索进行了大范围搜寻。

他们在徐水火车站北部的荒草地里，找到白宝山描述的那片坟地，并找到连成直线的七棵树，在第七棵树下，挖出白宝山掩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经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鉴定，该枪正是抢劫的高井电厂哨兵的枪支。白宝山用此枪杀害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军人余启明、霍建军、击伤民警王建庆、肖远、孟彬、姜书启。

根据陶部长的指示，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打电话给在新疆的刘晓辉，要求加强协查力度，千方百计查找“八一”枪下落，查证其他有关线索。

9月6日晚18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向新疆通报了对白宝山的审理情况：

白宝山供认，“八一”式自动步枪被拆散后扔掉，具体地点：从边疆宾馆后墙翻出，过一土坡，又过一道铁丝网，大约200米，穿过两道胡同，翻越一处1.5米高的短墙，有一夹道，地上有许多泡沫砖，白宝山把枪的零件用砖盖上，可能有的零件还能看见。

白宝山供认，在天池杀吴子明时，共开了七枪，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装在一塑料袋内，埋在一块大石头下边。

白宝山供认，在其服刑期间，1993年8月，将北京犯人李宝玉杀害，1994年4月，将北京朝阳区人傅克军杀害。上述二人均是他的狱友，杀死后均埋在监狱原牛棚现猪场的后边。

9月7日，北京预审处再次打电话给新疆公安厅四处，通报了白宝山交代的于7月底抢劫一辆红色摩托车，杀害摩托车手的罪行，并提供了杀人地点。此摩托车，白宝山于8月8日在作案时使用，后怕暴露，于8月中旬，从147团附近的公路水泥桥上，将摩托车推入水中，并用匕首将车胎刺破。

9月6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张秀叫厅长亲自部署，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率领刑侦处侦察员来到边疆宾馆，对边疆宾馆周围两公里范围内十几条巷子逐一进行搜寻，在新疆大学西侧保温材料厂院内的一个夹道，找到掩埋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11126210，无子弹，枪的部件已拆散，但无一丢失。

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进行鉴定，证实正是杀害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抢劫的枪支，同时也是杀害北京德胜门外女烟贩许桂花、杀害石河子149团警长姜玉斌、民警时春勇，杀害边疆宾馆7名汉、维、回族群众的那支自动步枪。

9月7日，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援朝等人，带领民警并调来一台推土机来到石河子新安监狱，在牛棚附近挖掘李宝玉、傅克军尸体。

下午两点，挖出尸骸一具，距地面约2米深。

经与北京核对牛棚平面图埋尸位置，晚上8点挖出第二具尸骨，该地点距牛棚墙壁不到半米。

9月8日，自治区公安厅四处张卓敏副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带领侦察员，查找摩托车抢劫案中被害人的尸体及有关物证。由于白宝山描述的地貌特征明显，他们很快找到那条有水泥牛渠的石子路，找到棉花地和毛渠。毛渠附近有一个土堆，被害人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土堆外边。

白宝山交代，在天池杀害吴子明后，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藏在一块大石头缝里。

9月7日、8日、9日，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的民警冒着雨加雪的恶劣天气，在天池风景区上方的马牙山下大锅底坑附近连续搜索了三天，没有发现吴子明的有关物品。

新疆公安厅及时将上述查证情况上报公安部。

二、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及“97系列枪案”领导小组成员，果断地将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一号线索，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查缉通报。而后立即调整侦查部署，集中侦查、技术骨干，加强对白宝山、吴子明的知情人查访及物证查证工作。

杨德禄副厅长根据厅长张秀明的指示，要求区公安厅四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及有关地区公安机关，全力搜集整理犯罪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夜至9月6日，侦察人员分别深入新安监狱、石河子147团查访，并对吴子明家及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租住地进行全面搜查。在租住房屋床下搜出第二条撬棍，并搜出白宝山的挂枪套（谢宗芬为其缝制）以及毛毯布边、酒瓶等物，为定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新疆公安厅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白宝山系“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犯，证实吴子明系“97新疆系列枪案”的主犯之一，证实天池无名尸就是吴子明。

主要依据如下：

白宝山居住北京石景山地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曾在石河子服刑，此三地与“京、冀、新系列枪案”发案地点完全一致。

白宝山1996年3月7日刑满释放，1997年2月来到新疆，到8月16日始终在新疆活动，具备在京、冀、新三地作案时间。

白宝山前科犯罪有使用棍棒袭击被害人头部的手段，与北京石景山“3·31案袭击哨兵手法相同。

白宝山在服刑期间与同监犯人李清亮谈到出狱后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抢枪，如何抢劫，作案后如何逃避打击，手法特点与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况相同。其主观犯意与系列枪案犯罪的客观实施过程相符。

白宝山、吴子明具备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

吴子明的血型、身高、体态、年龄与天池无名尸相同。

吴子明的牙齿特征与死者完全相同。

吴子明离家时的衣着，与死者相符。

吴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裤子与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缝制工艺特点、品牌、布料材质相同。

从吴子明住室内起获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纹，与死者指纹认定同一。

在吴子明家中查获的笔记本上记载的白宝山、谢宗芬住址分别与白宝山、谢宗芬现住址相同。

新疆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对各类痕迹物证进行了鉴定。

在白宝山、吴子明租住的房间内搜出的绒毯残块，与乌鲁木齐市“8·19”案现场提取的包枪绒毯分离线完全吻合，属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残块与“8·19”案现场提取的提枪袋背带分离线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7·5”现场附近树林中的撬棍种类相同，与犯罪嫌疑人打制撬棍情况相符。

犯罪嫌疑人遗留在“8·19”现场包枪袋内提取的毛发，经鉴定与吴子明血型一致，均为“O”型。

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机关在白宝山住所搜出五四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与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姜玉斌被抢的手枪抢号相同，经检验，系天池“8·26”案枪杀吴子明所用手枪。

在白宝山住所搜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与上述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底标识相同，均为75–81。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徐水起获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号与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范龙泽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袭击军警人员使用的枪支。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乌鲁木齐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与徐水“7·27”案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乌鲁木齐“8·19”案所使用的枪支。

白宝山足迹与徐水案件现场遗留足迹认定同一。

1997年9月7日，系列枪案新疆专案组向新疆公安厅党委报送了《系列枪案侦破工作有关情况的简报》，报告了侦破白宝山案件的线索来源，工作过程和定案依据。

至此，“京、冀、新系列枪案”新疆方面的侦缉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内所设路卡全部撤消，此案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经验及教训

白宝山案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抢劫枪支到抢劫财产的蓄谋的连续犯罪。案件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其一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十分猖獗地连续袭击军队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残忍地连续杀人；其三是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开枪抢劫，杀害多名各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细致分析，此案又与一般的抢劫杀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罪犯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罪犯的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他在监狱，只由于受了闲气，便不动声色地采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把两个犯人杀害埋掉。回到北京，抢枪的直接目标，是杀害他认为刁难他的片警。在狱中，他扬言出来就要杀人，甚至说到幼儿园去杀孩子。他杀了同伙人吴子明，唯一没杀害的谢宗芬，他也为她挖好了尸坑。从他的一贯性的思想看，抢钱是他的目标，但杀人也是他的目标，甚至是他宣泄自己，报复社会的更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不难解释，白宝山在实施抢劫枪支和抢劫财产的犯罪过程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杀人？这不仅仅是他作案的需要（如他所说，他扬言没有杀过无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苍白的狡辩），这也是满足他报复心理的需要。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案，都有着相近的特点。

安迪·柯尔，先后杀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为了在杀死他们之前，拼命地抽打他们，以宣泄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满。

保罗·诺乐斯原也是个盗窃犯，他从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后的4个月里，他疯狂地连续杀害了17人。

卡车司机萨克利夫连续勾引妓女和普通女人，肢解并杀死她们，他肢解16岁女售货员珍妮引起极大的民愤，警方为侦破此案调查13000余人，其中4000人的证词被记录。萨克利夫前后杀害11人，手段极为残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

白宝山与他们不同，但报复心强、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视社会转而仇恨人类——这些特点却十分相似。

白宝山被捕后，刘晓辉经请示张新枫局长，就白宝山的犯罪原因等问题，对白宝山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

审讯长达8个小时。刘晓辉说：“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怎样避免犯罪的问题。你是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儿女；被你杀害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儿女。你是否想过，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你这样的人，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探讨，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

白宝山被捕后，比他在外边横行时要理智得多，给人的印象，你甚至觉得他始终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们前文所述，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前罪的判罚不满，认为偷玉米打伤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儿的来信使他深受刺激，发誓要为他们抢劫300万，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使他无法生活。这三条中，第一条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第二条成为激发他犯罪的动力，第三条只是个诱因。可悲的是，像白宝山这样孤僻而固执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很难改变的。他的智力发达、体能充裕，内心残忍，这就更为可怕，对社会和他人形成极大的威胁。

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与他在新疆监狱中的预谋是完全一致的。从他在监狱利用当“零星犯”的机会，积累子弹，积累枪械知识，到他抢夺枪支，杀人，抢劫去新疆的作案经费，再抢短枪，实施抢劫140万巨款——整个过程一脉相承，十分符合逻辑。究其根源，仍与他的仇视、报复的心态连缀在一起。可以说，从他收集子弹起，他后来的犯罪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白宝山也有他的两重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的母亲和大弟、仍保持着一份亲情。再有，如他所说，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对生活前景曾抱有过一段短暂的希望。20天后，他抢了热电厂武警的步枪，这个希望已彻底破灭了。

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

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项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四处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采访张秀明厅长是新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从昌吉市返回乌鲁木齐。路面冻得像镜子，司机小心翼翼，不能踩刹车，否则就会横着滑出去。

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见到他。张厅长身材较高，戴眼镜，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级干部，谈话间，会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告诉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头子，然后笑了。

新疆“8·19”案件发生时，他派杨德禄、张彦勇、张海去现场，他在指挥中心掌握整个动向。这天之后，他和杨德禄副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天天碰情况，分析案情，做出决策。“8·19”大兵团围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团挖地三尺、天池无名尸一追到底，这些关键性的环节上，张厅长坚持一条：厅党委定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

张厅长说，动用警力，该动用的就要动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劳的。这次我们大约动用了六万人次的警力，不过过筛子，心里踏实不下来。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点工作，这方面丝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张厅长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

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

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标，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并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

3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

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这最后的时光。

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看守所尽量为他创造些条件，买了新被褥，换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为他做些改善。白宝山刚押过来，戴着手铐脚镣，第二天，看守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打开了。这是一种待遇，也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他在生活上能够更方便些。

来到新疆，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发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样，以法律为准绳，人道地对待白宝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对白宝山都是很关照的。白宝山踏实下来，在新疆的预审过程中，他能够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了对白宝山的审理工作的的顺利进行。

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

审判长由孟潮担任。

在庄严的国徽下，白宝山戴着手铐脚镣，站在被告席上。

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依次是：袭击高井电厂哨兵抢劫枪支案；枪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余启明案；枪击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姜书启案；枪杀“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案；枪杀涂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霍建军抢劫枪支案；抢劫辛集、石家庄市场未遂案；枪杀德胜门女摊贩许桂花抢劫烟款案；袭击奎屯哨兵未遂案；袭击141团“人影库”案；杀害王吉平抢劫摩托车案；枪杀民警姜玉斌、时春勇抢劫枪支案；边疆宾馆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138万元案；天池杀害吴子明案；服刑期间杀害李宝玉案；服刑期间杀害傅克军案等。

法庭出示现场照片、杀人工具、现场物证，宣读被害人证辞和目击证人证辞，白宝山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

谢宗芬供认了跟随白宝山去辛集、石家庄实施抢劫（未遂）的经过，供认了数次跟随白宝山提取枪支、赃款、缝制挂枪袋等参与犯罪的过程，但她认为，她失去了自由，这都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悔过书。

白宝山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认为，白宝山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就白宝山的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悔过，提请法院予以注意。

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时，显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是案件审理中，他第一次流下眼泪。

白宝山说：“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抢枪时就想到了。我想给后人留几句话：犯过罪的人别学我，好好接受国家的改造，犯罪是没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对劳改（释放）犯别歧视。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前罪的判决不服，那时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我老了，出来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我还想说一句，谢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强迫她干的，我杀她是早晚的事。我给她11万，是为了堵她的嘴。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力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谢宗芬的辩护人在辩护辞中说：谢宗芬的行为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做出的。胁迫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胁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为手段，是轻度胁迫；以伤害他人身体为手段，是中度胁迫；以杀害他人生命为手段，为重度胁迫。谢宗芬所受的是重度胁迫，是以杀害她及她的全家相威胁。谢宗芬的行为是在其所受重度胁迫不得已而从事的行为。对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谢宗芬在自我辩护中说：“我是农村妇女，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宝山逼我那样做的。他打我，骂我，我不听他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险。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然而，法律是严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

法庭庄严宣布：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待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被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白宝山的大弟，免于刑事起诉，无罪释放。

1998年4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中国刑侦1号案｜后记

白宝山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无论这个案子影响多大，总归已成历史。

犯罪总是令人厌恶的。它给社会造成破坏，给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惩办罪恶是法律的神圣职责。

白宝山案件，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天生的罪犯是没有的。白宝山一步步走向犯罪，有他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白宝山的思想脉络分析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并不像他反复解释的那样，由于对判决不满，出狱之后便抢劫杀人。白宝山始终不肯承认，他由普通盗窃犯发展成罪恶昭著的杀人犯，一个中间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白宝山在监狱里两次谋杀狱友。这与他的本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凶残和懦弱的双重性格。白宝山回到社会上，先后杀害了十几条人命，按照他的说法，他不抢劫杀人，就无法生活（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包括心理意义上的），我始终怀疑，他有嗜杀癖的倾向。在法庭上，他并不敢正视这一点，他极为不适地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正说明他的懦弱。白宝山这样的犯罪分子，犯罪智商很高，个人素质却极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本身就是包含着种种矛盾的怪胎是动辄杀人的狂妄分子。

的确，白宝山有着超一流的射击技术，有良好的体能，极强的心理素质和一整套严密的反侦查手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他连续袭击军营，袭击警察，在大型公众场合公然作案，也为建国以来所少有。然而，法律是严正的，经过一年半的较量，白宝山最终也难逃法网，在北京、河北、新疆、四川警察的协同作战下，白宝山这个破坏力极大的犯罪分子，终于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

新疆警察是很令人敬佩的，回想起他们来仍觉得很亲切，张秀明、杨德禄、黄亚波、周传强、张卓敏、单笑夏、江援朝、龚兴言、彭建国、靳鹏、何强、江笑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疆的采访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靳鹏是个大个子警察，身高一米九，驾车时要把座位后推半尺，采访中很长时间都是由他陪同我。他有过光荣的经历，在一次追剿暴力犯罪团伙的战斗中，他险些就被歹徒引爆炸死。

张卓敏几乎总在新疆南北到处奔波，一忽儿在巴州，一忽儿在阿克苏，一忽儿又到了喀什——哪里有大案子他就出现在哪里。张卓敏患有糖尿病，为人却很乐观。有一个冬季，他去南疆追逃，时间紧迫，他只好一面通知当地刑警队，一面亲自上路设卡，雪夜拦截歹徒车辆，被同行们誉为“处级卡”。

在石河子，周传强推开其他工作，细细叨叨地跟我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10点；江援朝陪我到沙漠边缘的149团看姜玉斌被害现场，归来路上（天已快黑），发现一辆被通报的可疑车辆，立刻上前拦截——使我体验了一次“临战”的感觉；龚兴言告别时拱拱手，我知道他是说，拜托了，希望你把大作写好。何强好讲“怪话”，诉说一阵下边基层工作的苦衷后，一摆手说，行了，我这里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在乌鲁木齐，张彦勇请我吃饭，告诉我说，乌鲁木齐在大案的侦破上没有欠账——这足以反映他的刑侦队伍的综合能力，他十分满意。黄亚波说，我们会犯错误，犯罪分子也会犯错误，白宝山错误比较少，我感到，这是个对手。单笑夏酷爱刑侦工作，他在日记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对不断侦破案件的渴望。

刘晓辉给人的感觉永远都在忙碌，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飞翔。他已不在五局一处，调到反走私的最前线——海关总署反走私犯罪侦查局工作，依然很少呆在北京，依然要全国各地到处跑。晓辉对刑侦工作的感情笃深，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刑侦一线共同战斗过的朋友。

写完这本书，我觉得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任务，不知道我的朋友们会如何感觉，也不知道我是否兑现了我在采访时的承诺——在我的视野之内，我将如实地反映整个案件的风貌。

牛伯成
1999年11月22日

制作说明

〔精〕试读卷–008

中国刑侦1号案

牛伯成◎著

排版、校对：林可可

版本：v1.1（2018.4.23–2018.4.25）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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