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一）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

导论：作为时代先声和百姓心声的文学——2000~2011年中国纪实文学〔[1]〕概观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根本利益（节选）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节选）

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节选）

天使在作战

木棉花开

震中在人心

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

一种精神

胡风案中人与事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

梁 庄（节选）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二）中国最佳散文（2000-2011）

序言：散文的命线

皖河散记（选五）

我的石灰窑

致苍凉

寻找远逝的江南

先 父

雪里识匡庐

在冬天，怀念梅志

一只羊离开羊世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简朴生活回忆录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熬至滴水成珠

人生几度秋凉

寻亲记

记忆的红皮书之三：1967年的鸡血传奇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一条歌的河流

医事手记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指缝里的白烟

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

水冲的农事

二 姐

长笛如诉

书 祭

中国册页

斯人也斯疾

铁皮在风中悲吟——祭“5·12大地震”毁灭的北川城

《病隙碎笔》（选）

过冬天

2007年上课记

大地的语言

门 孔

烧 梦

鸟语浸染的村庄

那一年，我和苏三……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病盆景——自然笔记

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桥的翅膀——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1985年的洛丽塔

一块土地

通往大师的路标

2000~2009：一个平民的生活史

树会记住许多事

疼痛的乡村

春雪化时

一把碎银

大地的皱纹

致不孝之子

失帽记

此时的追忆

小木头沟记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三）中国最佳诗歌（2000-2011）

序言：谈论诗歌，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蒋  蓝

经验十书（十首选二）

蝴蝶之书

火焰之书

陈小蘩

碎  裂

王学东

诗二首

天  空

远  望

李龙炳

龙王乡：宿命与幻象

杨晓芸

寒露纪事

秩  序

朱  朱

书  架

雨  田

死亡风暴

白  梦

行深或者坐忘——另一种祭奠

霍俊明

1990，初秋或夏末的皮影戏

九月九日别山东兄弟

宋晓杰

七月的灌木丛

苏历铭

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

带着流浪的麻雀回家

林  莽

在秋天

刘  瑜

后楼水库

于  坚

诗二首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悼迈克尔·杰克逊

西  川

出行日记

蓝冰丫头

悔过书

江  非

河  流

时间简史

横行胭脂

山林书

苇  子

一场雨

哨  兵

晚  课

商  震

静夜思

夭  夭

在生活的废墟上

轩辕轼轲

诗二首

晨起忽忆邰筐

临沂城又逢江非

侯  马

诗二首

天  堂

麻雀。尊严和自由

白  玛

诗二首

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

2011年，秋

陈  仓

我们不敢放枪

魏  菡

妈妈，我找到了荨麻

邰  筐

诗二首

白头翁

白鹭赋

小  西

我从没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凌  尘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

谢小青

诗二首

我们把阳光铺在床上

父亲去铎山镇

陈  亮

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戈  多

雷蒙德·卡佛

食  指

秋  阳

严  力

负10

伊  沙

诗二首

郊外，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

春天的乳房劫

韩  东

这些年

徐  芳

在这一秒里

中  岛

父亲的骨头

君  儿

诗二首

怀  念

色与空

吉狄马加

火焰与词语

徐  江

柯  索

秦巴子

小春天

发小寻

三缺一

朱  剑

南京大屠杀

西毒何殇

人全食

黄  海

写故乡

唐  欣

童  年

还  非

大限祈求

东  岳

烟  疤

艾  蒿

虚  构

李勋阳

慢  死

邢  昊

囚

宇  向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高  歌

一个农民在天上飞

勿

诗五首

蜘  蛛

过  程

诡  辩

空心菜

合  欢

寒  阳

诗二首

昨  天

消  失

巫小茶

女性经史

翩然落梅

诗三首

亲爱的馒头

背  面

漩  涡

吴银兰

比方说

灯  灯

诗三首

春  天

春天汹涌

外省亲戚

兰  雪

诗三首

一个人的乌托邦

徒然的……

穿墙术

李晓旭

诗二首

烟视媚行

雪  事

南方狐

诗三首

赞  美

春色诱人

需  要

粉  灰

保  佑

横

诗二首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挽歌。皮埃尔056或155

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皮埃尔107或008

七窍生烟

日全食

云  亮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山东小点子

诗二首

阅  读

幸  福

嘎代才让（藏族）

顺手记下（二）

牧  马

写给潘金莲的情书

王有尾

诗三首

怀孕的女鬼

风雪中，父亲……

秋游翠华山小住

衣  水

一根骨头的弯曲如此安分

柳育龙

桃花源记

张建新

论摄影

马  兰（美国）

模拟生活

墨  娘

万寿寺

周洪明

一只鸟从红岩山上飞过

翟营文

亲人一样背靠大地和万物

袁  勇

皮  影

邹汉明

向下生长的树

杨章池

送葬队之约

马  累

乌  鸦

陆辉艳

死亡之歌

毛  翰

二十四座奈何桥——自杀方式全解

长  征

像一嘟噜花椒——习经笔记之二十

段  磊

诗二首

我的牙齿不见了

大风总有退去的时候

马知遥

诗二首

融  化

白  云

牛  耕

词语之踪

商登贵

小地方

史  质

脆  弱

谭延桐

刀锋上跳舞的天使

盘妙彬

小镇何以堪

麦  岸

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

忘  川

山间小路

魏  新

四兄弟（组诗）

笨  水

我的帝国

陈振林

宁  愿

童灵子

心  事

艾华昌

枣花簌簌

姚  辉

街  景

阿  土

老沂河

奥  冬

国  土

高  权

寻人启事

仲  彦（土家族）

河  流

卢悦宁

诗二首

私  奔

女朋友

欧阳白云

白鹤记

秦  客

诗二首

高原的河

女人老张

雪  鹰

墓  地

余  一

11号楼531

藏  汩

诵  经

严纪照

身体写作

正午的阳光下

阳  阳

草屋之歌

余  刃

野兽留言

格  式

诗二首

减肥术

母  爱

张泽雄

往事：水稻或者棉花

章  平

雪地乌鸦

卫  慈

双十日的下午

金  洋

旧  日

子  禾

闪光的树

林之云

河上的车祸

蝈  蝈

八盘山上的草

蔡  宁

画鲁迅石膏像

桑恒昌

我把母亲的命熬糊了

王久辛

偏  见

古  筝

一辈子

李少君

诗二首

中年之悟

安良旅馆

八  零

灵车司机王四喜

李满强

一群牦牛越过了山冈

大路朝天

诗二首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纸

刀  刀

夜幕下的天地岭

蓝  冰

米

商晓倩

我的小屋

刘树明

一列车秋风

毛  子

反爱情诗

钱韧韧

狗尾巴草

弥赛亚

诗二首

阴郁鹅

皮囊已锈

李泽凯

早晨掠过的翅膀

蓑  依

柔  软

罗国雄

碎  瓷

杨  麟

思  乡

刘理海

缝  补

王  妃

城墙边的蒲公英

吴开展

感恩书

杨  克

诗二首

人  民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杨  勇

隐鱼之隐

育  邦

最后的乡村知识分子

宋文军

秋天的玉米地

陈有膑

暮  晚

蒲力刚

碗

安  平

诗二首

睡  眠

大风歌

许明明

在黑屋子里听二泉映月

曾俊廷

瘦

叶章节

莲花庄

张会勤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白  度

投名状

榛  莽

滴水记

西  洲

等一封信

毕  亮

翅  膀

海  妖

我要在天亮前拐个孩子

李小灯

在情欲和理智的控制范围之内

寒  冰

归  还

是  非

高原以外

赵思运

诗三首

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

广  播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娜  夜

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

回  答

阿  毛

安慰一枚枯叶

私  情

洪  烛

桃花扇

西  娃

速  溶

方文竹

加一点

刘  频

把钟声赶回一口铜钟

阿  翔

拟诗记，从“情书”开始反对诗

海  湄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桃  花

徐俊国

诗二首

小学生守则

叩  谢

李文强

午后，我在界河旁边散步

三色堇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

李  荣

麋  鹿

一刀啸风

一个俗人的小算盘

凹  凸

我们约在稻芒上做一场爱

雪  马

减法运算

周鸿杰

诗二首

纸  马

面  具

周瑟瑟

性本爱丘山

叶匡政

诗二首

塑  像

生  活

徐南鹏

诗二首

雨  后

石头记

张小云

和南寺前的马尾松

老  巢

梦见死于地震的玉树人对我说

刘  春

卡夫卡

刘洁岷

牌  局

刘大程

诗二首

收垃圾的

稚  妓

潇  潇

半壁山河

赵卫峰（白族）

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钱  磊

钟表匠手札

李成恩

瓷中人

魔头贝贝

不二经

纳兰容若

诗二首

纸梯子

莲花座

田  暖

地图上的家

伊  甸

看  夜

谢  瑞

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

张晓楠

青蛙的迷彩车展

蓝  蓝

野葵花

臧  棣

纪念维特根斯坦

马永波

时间之流

梁小斌

母  语

王夫刚

暴动之诗

刘  川

拯救火车

法  清

火车吼叫了一声

岩  鹰

两只乌鸦

何小竹(苗族)

买树记

周云蓬

没  有

大  卫

正午的菖蒲

韩宗宝

失败之书——给北岛

孙  磊

试一试风速

王小妮

他们说我藏有刀

朱  剑

磷  火

阿  毛

夏  娃

寒  烟

遗  产——给茨维塔耶娃

许  军

中国书法（组诗选二）

书法：狂草

书法：篆书

黄  梵

中  年

汗  漫

祖  国

路  也

身体版图

耿  立

诗二首

农舍旁的麦垛

星月夜

商泽军

马颊河故事（组诗）

青  菜

铁匠铺

再写炊烟

马颊河

秦  瑟

红领巾

李雪晴

春  歌

安  琪

轮回碑（长诗）

朵  渔

高启武传（长诗）

陈先发

写碑之心（长诗）

谷  禾

少年史(长诗)

沈浩波

《蝴蝶》第一部（长诗）

周伦佑

变形蛋（长诗）

雷平阳

祭父帖（长诗）

柏  桦

水绘仙侣（长诗）

西风野渡

父亲的故事（长诗）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四）中国最佳随笔（2000-2011）

序言：臻于自由的言说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灵魂饭

唐朝的天空

县官的隐身份

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永远的白玫瑰

读东坡，想起秋白

河流的秘密

羊的社会及宿命

二十六个字母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彼岸之“0”

心月何处寻——自然笔记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

笑谈大先生——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

起于乔木

艺术的内丹——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十周年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

国王、“热情之花”和卡利约的故事

大美者无言

陈染随笔

我们怎样做祖宗

云南辞典

在镇里飞

1988年的背景音乐

转喻或替身

丛林边的那一家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一个人的抗议史

昆曲流水

二十世纪好像大杂烩——重读百年中国人的国家观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雕版上的德格

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窃听风暴》维斯勒上尉形象剖析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生命与读书

葡 园

午夜来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天之骄子的侧影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五）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序言：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

关于父亲的死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六十年前两场反抗纳粹暴政的人民起义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读《北京的莫理循》

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沈从文的“疯”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我所知道的江青

齐奥塞斯库之死

艰难的接轨

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一个人的墓史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

一艘潜艇引发的风波——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秘闻

甘地与情欲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以《〈鲁迅传〉座谈记录》为中心

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

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

卡廷之痛：七十年的记忆和阴影

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美丽岛事件始末

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

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

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

从梁庄出发触摸中国乡村

顾准信阳日记记录饿死人惨状   吴敬琏称“人相食”

《开国大典》：涂满政治的油彩——四次修改折射几十年风云变幻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一）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

导论：作为时代先声和百姓心声的文学——2000~2011年中国纪实文学〔[1]〕概观

李朝全

“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司马迁便写出了纪传体文学史学巨著《史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纪实文学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出现于1920年代，以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代表，1936年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纪实文学已经步入第一个成熟期。1949年以后，纪实文学在文学领域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1950年代“干预生活”创作潮中，纪实文学都有突出的表现。1960年代初则以一批颇具特色的通讯特写引起社会一次次的热烈关注。1977年以后，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引起社会轰动的短篇纪实文学，引领了文学变革和时代变革的先声，也为纪实文学这一文体的自足与自立奠定了难以撼摇的坚实基础。到了1980年代，纪实文学茁壮成长“蔚为大国”，迎来了一次猛烈的“井喷”，大批优秀作品接连涌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逐步发展，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往上上溯至1990年代末），随着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和文学自身的格局、面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纪实文学这种特别重视时效性、新闻性和信息性的文体，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并在阵痛中发生着如蝉蜕翼般的嬗变与新变。但是，其作为时代忠实记录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却从未改变，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对于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于百姓心声的抒发，从未松懈，更未停住脚步。

一、文学生态环境对纪实文学创作的影响

1990年代末以来，文学生态环境剧烈变动，对纪实文学产生了严重冲击。从此，纪实文学失去了经常性的轰动效应，丧失了以往的作品容易畅销的模式，好景不再。随着以网络、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推进，现代传媒迅速延伸，物质精神消费模式日趋多样化、多元化和分层化，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开始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走向常态位置，——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基础，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惊呼文学边缘化，甚至高喊“文学死了”、纪实文学已死。这些看法和论断均失之偏颇，不能客观正确地判断文学地位的变迁。

遵循市场经济的全新法则，伴随着读者阅读期待的转移和改变，纪实文学的读者开始不断分流。这种文体真正遭遇了一个“读者选择”与“选择读者”的新课题。如果说，在此之前，纪实文学是不愁没有读者或读者太少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它已不能不考虑寻找读者、定位自己的阅读对象，不能不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期待，亦即高度重视读者选择。读者的阅读选择对纪实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催使其在题材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较大调整，要求作品的内容主题新鲜有趣，具备史传性、思想性及社会效应。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描写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的深度报告，那些干预现实的社会问题报告，那些关注现实生活中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重大题材报告，那些重在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史实内幕的历史纪实，那些有较大影响人物的传记，等等。读者的阅读热点同时也演变成了纪实文学作家创作的热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推动着创作，读者改变着作者。

网络普及，文学网站遍地开花，影视、多媒体娱乐、电子数字化消费等日渐占据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主流，浅阅读、图像阅读、轻松阅读、消遣娱乐化阅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主流。现代传播媒介的兴盛，从根本上改变了纪实文学的采访创作方式、发表出版形式、传播消费模式，为其创作、发表、传播等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迫使其必须积极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主动借助和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介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升自身的价值。从而推动纪实文学主动寻求被改编成影视、视频、广播节目，借助电台连播、荧屏银幕放映，利用网络平台推广，转化为电子书、网络书等，实现自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创作主体兴趣的转移和选择的演变

因为文学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人们阅读兴趣的转移，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兴趣和创作选择也在逐渐发生位移，从而给纪实文学的整体面貌带来了很大改变。部分有高远文学理想和追求的作家，注重纪实文学的社会担当、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创作堪以留世、能够传世的精品杰作意识更为鲜明强烈，坚守创作底线，写己所欲，重视跟踪历史性重大事件和题材，重视作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史志史传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是著作化、长篇风盛行。像1980年代那样精短强悍有力的短篇纪实文学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长篇纪实文学，是一部部可以藏之馆阁的图书著作。多数纪实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写在他们看来或许可以更好地赢取读者、更多地赚取稿费、更有可能流传下去的书，由此造成了纪实文学长风不止，乃至作品越写越长出现“注水作品”的情况。有些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的作品的确需要较长篇幅，但多数长篇纪实文学的篇幅都可以大大压缩，文字都有进一步精简提炼的较大空间。纪实文学的著作化和长篇风，反映出创作主体对于作品阅读价值、经济价值和传世价值的巨大忧虑。

其次是史传著作成风。一方面，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确实怀有较大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通常具有多方面的较高价值，特别是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情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见解的作品，更是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因此，2000年以来，“长篇历史纪实热”、“名人伟人传记热”等，层出不穷，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创作者热捧。

其三是创作艺术上不断砥砺、精进。在泛阅读时代，纪实文学要想赢得读者、还能赢得读者，基本上不能依靠新闻性，而主要地需要仰赖艺术性（文学性）和思辨性。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都意识清醒，都能自觉地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努力提升，强化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深度，密集作品的思想力度，提高作品的艺术浓度。多数纪实文学具备政论性、思辨性，把写作重心放在记事写人、作史立传上，注重综合运用人物刻画、情节细节、小说化叙事、诗意或散文化笔法等，增强作品的艺术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社会法制意识普遍提高，纪实文学的采访成本提高，难度加大，创作风险增加，作家自主选择题材和采访对象的自由受到很大抑制。不少作家作出了避重就轻的选择，即选择那些较易采写的内容，乃至钻进故纸堆里，主要依靠书面材料，从文字到文字，从史料到文学进行再加工再创作。纪实文学是行走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需要靠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写出好作品。为了降低采访成本及难度，更多的作家接受了“要约写作”，要约写作之风盛行。要约写作就是应某些部门、机构、组织或企业、个人的约请，专门撰写指定题材、内容或对象的作品。通常由约请者支付采访费用，负责出版推广并付给作者较丰厚的报酬。这种利益驱动机制驱使下写出来的作品，有时容易演变成纯粹的“记功簿”、“表扬稿”，乃至沦为“有偿报告”、“广告文学”。要约写作对于纪实文学而言，不啻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多数纪实文学作家遭遇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创作基本问题的困扰。作家选择，往往降到次要地位；“选择作家”——题材、对象选择作家的主动性反而常常上升到主导位置。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被选择”，是由题材或约请者决定的。作家主体能动性和选择空间受限，“选择作家”成为一种常态。“题材决定创作成败论”盛行，作家常常都在追着题材跑，一窝蜂地“抢题材”，“捡到篮里都是菜”，出现了不少追风、跟风之作。

而在“怎么采”、“怎么写”问题上，除了有些作家一味地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翻找资料、翻炒旧饭外，还有些作者不再通过实地采访，而是通过网络、电话、视频等途径和方式来搜集素材。出于抢抓题材、增加报酬和经济收益等方面的考虑，作者需要快出多出作品，下大力气采写和打磨的作品越来越少，速成、“速食化”作品日渐增多。

三、纪实文学的生存困境与变局

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每个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发布者的“自媒体”时代，新闻资讯相当便捷，信息传播异常迅速，纪实文学的新闻性优势几已荡然无存。同时，人们的娱乐方式、精神文化消费方式严重分化，轻松快阅读、浅阅读和图像阅读的冲击，对纪实文学的生存空间构成巨大挤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寻求突围与突破，只有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只有比新闻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透，更具思想穿透力和厚重感，充分调动并运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细节情节、优美文字等文学元素，才可能超越新闻、超越浅阅读。

纪实文学的发表空间压缩，并不断变局。专门的纪实文学刊物数量及规模远不及小说，亦不及散文和诗歌；综合性文学期刊上的纪实文学栏目日渐减少乃至被取消。纪实文学在期刊上的生存空间总体趋势是受排挤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2009年底《纪实文学》杂志因生存困难被迫停刊。但是，近年来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是非虚构创作和纪实作品的崛起。《人民文学》自2010年起开辟非虚构专栏，倡举“非虚构”大旗；《天涯》等杂志设有“叙事”“非虚构”“个人史”等纪实栏目。一些创作基金如千禾社区基金、人民文学“大地行动计划”等同步跟进。二是纪实传记类刊物陆续出现。《名人传记》《中国传记文学》等杂志创立。传记文学热读、热销局面形成。一些专攻纪实文学优长的刊物和中国纪实文学学会会刊出现。2000年起《北京文学》设立“现实中国”专栏，几乎每期头条均以一篇中短篇纪实文学作为主打，切中社会热点焦点，大受读者喜爱，业已成长为纪实文学的一座重镇。《中国作家》创办纪实版，每期刊发约80万字的纪实文学新作，大篇幅大容量，几乎可将年度内优秀纪实文学特别是长篇纪实文学一网打尽。《当代》《收获》《十月》《钟山》《时代文学》等大型期刊，也在刊发纪实作品方面投入较大版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少纪实佳作均曾在《当代》首发。中国纪实文学学会则在办刊道路上摸索前行。先后与《文学界》和《时代报告》杂志合作，以出版其中旬刊或下半月刊等形式，推出《中国纪实文学》杂志，笼络了一些纪实文学作者，发表了一些聚焦热点的作品，如反映南方冰雪灾害、药家鑫杀人案、洞庭湖旱灾等主题的作品。

与刊物版面萎缩相对的，是“报章纪实文学”盛行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发挥了倡导、引领短篇创作潮流之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报纸，或以举办节庆征文形式，或开辟作品专版，定期发表一些简短生动的纪实文学，其中如李春雷《夜宿棚花村》、张胜友《让汶川告诉世界》、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贾宏图《仰视你，北大荒》等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报章纪实文学对于提倡纪实文学精练写短、长篇短写，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促进作用，对于真正发挥纪实文学参与现实的“尖兵”、“轻骑兵”作用无疑大有助益。

集体和个人的写史、立传、修志热导致纪传作品大量涌现，这是新世纪纪实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多历史档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解密，于是出现了一批披露历史实情内幕或记述名人轶事秘闻的作品。一些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开始撰写回忆录，有些关注历史的作者开始“抢救历史”，展开访谈录、口述实录、田野调查工作，由此出现了“访谈风”、“口述实录潮”、“传记文学热”等现象。这些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关于历史名人（如孙中山、蒋介石）、文化名人、时代名流、英模先进的生平事迹及人生传奇。同时，出现了不少记录城市发展史、企业成长史、个人心灵史的著作。一些民营出版商以商业运作模式，助推个人家族史、家谱、传记的修撰出版。国家方志部门进行各级地方志的修撰，这是国家行为的修志举措。如全国方志办主持修撰的上千万字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各省、市、县近年陆续组织修撰的新省志、市志、县志，打破了“活人不入志”的传统，把许多当地的当代各界名人收入志书。“传记热”是因为读者希望“以人为鉴”，吸收人格滋养，培育个人情操，同时也含有了解历史往事和内幕隐情的阅读动机。“方志热”、“回忆录热”、“解密潮”等，则是企望“以史为鉴，以见未来”，希望保存历史档案资料，同时用以资政、资治，皆着眼于现实生活，具有深远意义。

纪实文学是最能敏锐感应时代脉搏、发出时代最强音的文体，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组织行为对其的重视与推动，对新世纪纪实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每逢国有大事要事，都组织作家采访采风，集中创作相关主题作品，举办相关主题征文活动，进行评奖表彰，并对相应主题的创作给予扶持和资助。如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组织一批作家深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现场采访，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在庆祝建党90周年时组织作家“走进红色岁月”，在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难中，组织作家深入一线采访。自2004年起，中国作协开始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扶持资助了一二百个纪实文学创作选题。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激发了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徐剑描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杨黎光写抗击非典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反映汶川震灾的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的《生命第一》等。

四、题材热点及创作现象

新世纪纪实文学在面临困境的同时积极寻求变局，寻求突围和突破，取得了丰实的成果，呈现出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风格特征。

从创作题材、领域上考察，集中表现出这样四个特点。

首先是“时政报告”一枝独秀。追新闻、跟时政、写大事是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的主动选择。这其中当然不乏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的推动之功。其一是书写重大工程建设、重要事件。描写载人航天工程最早的有舒云《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记述神五飞天的有朱增泉《飞天梦圆》，写嫦娥工程的有胡平《心月何处》。李鸣生《千古一梦》则以广阔的视角讲述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堪称其“航天报告”系列之集大成。反映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以优美动人的文字梳理青藏高原天堑变通途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和辛酸往事。反映三峡工程建设的，有何建明《国家行动》和黄济人《命运的迁徙》，着重反映百万移民迁移的艰巨任务，书写三峡移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巨大变迁。描写南水北调工程的有梅洁《大江北去》。还有一批反映近年来铁路建设特别是动车、高铁发展，中国申奥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题材的作品，如《闪着泪光的事业》、孙晶岩《五环旗下的中国》。

在纪念长征、建军、建国、香港澳门回归、建党、辛亥革命等逢十周年节庆，迎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召开，响应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决策等重大事件，作家们也相继创作了一批相关题材的纪实作品。何建明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他的《根本利益》以文学手法阐述了党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呼应了科学发展理念，《为了弱者的尊严》提出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发挥什么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由他执笔、和厉华合撰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则峻切地阐明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信仰的观点。王树增则在重大革命历史纪实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战争三部曲”——《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1901》《一九一一》等长篇作品，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革命整个历程，内容翔实丰富，具有较高史志价值和文学价值，出版后大为热销，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张正隆《枪杆子1949》、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金一南《苦难辉煌》等以新视角审视历史的作品亦引起了较大关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吕雷、赵洪推出《国运——南方记事》，张胜友写下《珠江，东方的觉醒》，李春雷则以任仲夷为主人公写出广受褒扬的《木棉花开》，反映广东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

其次是“灾难报告”非常活跃。在抗洪、抗非典、抗冰雪、抗震救灾过程中，大批纪实文学作家冲向灾难现场和救灾第一线，采访、搜集素材，并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作品，从而造就了诸如“抗击非典纪实文学创作潮”、“地震纪实文学潮”等文坛热点。众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家都主动参与，积极投入，并且写出了好作品。杨黎光特别善于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从灾难现场捕捉、思考常人尚未想到的重要话题。他的《生死一线》关注嫩江洪水中万名囚犯的千里大迁移；《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将2003年席卷半个中国的非典这一灾难个案，放到人类与瘟疫抗争史的大背景上来考量和思索，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思想。“非典报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积慧这位广东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抗击非典前线创作并发表的只有区区5万言的《护士长日记》，记述了一位参与救护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对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战胜非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何建明《北京保卫战》、徐刚《国难》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关2008年初南方冰雪冷冻灾害主题的作品，最成功的当数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它以一位行走着的思考者的视角深入探究灾害根源，别具一格。5·12汶川特大地震激起了纪实文学作家极大的悲痛和创作热忱。川籍作家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提出地震对人性人心的摧残以及灾后心灵关怀和心理重建的迫切课题；《生命第一》以人为本，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作为，凸显了“人民最大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李春雷《夜宿棚花村》以散文笔法，呈现灾民在震后平静如初、有滋有味的生活，在举国共恸时带给人们些微的慰藉；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写下大地震中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感人至深，她随后推出的《巨灾对阵中国》对灾害频发现象展开理性追问和探究，颇具现实针对性。这些作品都是地震后涌现出的优秀之作，应该被纪实文学史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其三是“社会问题报告”大受好评。那些带有鲜明批判意识和战斗精神的作品备受推崇。朱晓军记述打假女医生陈晓兰以个人的力量与医疗腐败进行了长达十年不屈不挠的抗争，事迹感人，批判色彩、干预现实的品格鲜明，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以全票摘取桂冠；他2011年发表的《让百姓做主》描写浙江琴坛村通过村民投票民主程序罢免不称职的村主任的事件，反映中国基层政权建设进程的艰难。魏荣汉、董江爱《昂贵的选票》则对山西河津“230万元选村官事件”进行再考，情节跌宕起伏，揭示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课题。

“三农”问题是纪实文学作家着力最大、着墨最多的主题。被誉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始终目光向下，关注农民工生存境遇，推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前者聚焦进城农民工的2000万子女令人担忧的教育状况，后者则对70后、80后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指出这些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命运。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则毫不隐讳地揭示安徽局部地区现实存在着的诸多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和尊严的事情，笔触尖锐，当年曾产生轰动效应，但因将局部问题普遍化而引起很大争议。阮梅《世纪之痛》关注亿万农村留守儿童，指出问题的严峻性，提出一些应对之道。梅洁《西部的倾诉》描写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情真意切。梁鸿《梁庄》以自己家乡为描述对象，反映当下农村某些真实，赢得普遍好评。

教育、生态环保、反腐败、医疗卫生、住房、就业等都是社会大众关心的热门话题。纪实文学作家也自觉予以关注。何建明“教育三部曲”中的《中国高考报告》发行量大，在海内外均引发关注。（另两部是《恐惧无爱》和2000前发表的《落泪是金》。）李林樱《生存与毁灭》《啊，黄河……》关注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提出生态安危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毁灭的根本问题，可谓盛世危言。徐刚《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李青松《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等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呼吁保护我们共有的地球家园。沉钟（邢军纪）《第一种危险》对河南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真相展开调查，提出无序状态所导致的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是文明社会的最大危险。一合《红与黑》、蒋巍《你代表谁？》等尖锐反腐题材作品反响良好。周勍《民以何食为天》对食品安全现状进行调查，曾获得国际尤利西斯纪实文学奖。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则聚焦粮食安全，提出“谁在养活中国”的社会课题。长江《矿难如麻》、赵瑜等《王家岭的诉说》聚焦矿难，如血泣诉，发人深省。杨晓升《只有一个孩子》讲述那些独生子女早夭家庭的不幸与悲哀，曲兰《老年悲歌》关注空巢老人的生存困境。胡平则自甘寂寞，独辟蹊径，深入研究信息资讯对日本发展的重要作用，出版了《情报日本》一书；探析阶级斗争对一个时代从社会生态到心理生态的巨大影响，创作了《战争状态》等奇书。

其四是历史题材占据市场。历史纪实包括人物传记，具备实录、史志、史传以及史鉴价值，在阅读市场上大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带有披露历史细节和内幕隐情性质的作品，那些富于个性色彩、感人泪下、曝光私密的自传或名人传记，更是在市场上大出风头，吸引住众多读者的眼球。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作品篇幅长达数十乃至一百三十万字，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知识性、趣味性的需求。金一南重写中共早期历史的《苦难辉煌》也大为畅销。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探析荒唐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的关联，启人深思。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披露第一手史料，揭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遭际和秉持操守，触及灵魂。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和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描写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曲折遭遇，对历史进行反思。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书写一个社会小人物艰辛的奋斗历程，具有很强的励志作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一批政治人物传记，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党益民《守望天山》记述了一位为亡故战友守墓二十几年的老兵的故事，蒋巍、徐华《丛飞震撼》讲述深圳歌手丛飞乐于助人的故事，催人泪下。刘元举、康锦达《人民代表冯有为》记录了一位勇于为民代言的人物，徐风《花非花》叙述紫砂艺人蒋蓉动人的一生，张培忠《文妖与先知》挖掘“性学博士”张竞生鲜为人知的生平，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小说笔法从讲述小人物的生平往事管窥时代风云，探寻巴金的心灵世界，皆注重情节细节的运用，文学性强。

五、主题选择：注重现实针对性和长远价值

2000年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继续将现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描写和表现对象，勇敢承担“时代书记员”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记录时代，为时代写史，描绘人们的精神图谱，为人民立传，传达百姓心声，反映民族心史，承担社会责任，体现文学秉持，是新世纪纪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选择和价值追求。

“民生报告”无疑是近12年创作的一大焦点。梅洁的“西部女性生存状况忧思录”、陈桂棣的“农民调查”、黄传会的“农民工系列”、阮梅的“留守儿童调查”，以至朱晓军的“反腐战斗作品系列”（包括《天使在作战》《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陈启文的“粮食报告”，表现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建设、食品安全的作品等，描写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

记事写人是纪实文学的基本功能。如果从大的主题上分类，几乎所有的纪实文学作品皆可归入于此。《天使在作战》《丛飞震撼》《守望天山》《一种精神》《花非花》《生命的呐喊》《人民代表冯有为》《聂绀弩刑事档案》《木棉花开》《摇着轮椅上北大》《部长与国家》《文妖与先知》等，都是将人物作为描述的核心，注重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丰富的情节细节、对话心理描写等，表现人物最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展现人物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激励人。而《国运——南方记事》《震中在人心》《生命第一》《天堂上的云朵》等，重心则在记事上，这些作品中人物众多、个性各异，作者所要凸显的是纪实文学作为史志记载的功能，重在记录那些感天动地、感人至深的情节、事件，为历史“立此存照”，留下备忘录和珍贵档案。

阐述新思想、新见解，是新世纪纪实文学在主题选择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宏甲擅长勇立时代潮头，高瞻远瞩，发出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的《智慧风暴》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眺望一个正在迅速到来的数字信息时代，较早认识到，这场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智慧风暴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他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则从王能智等的教改创新中预见到新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曙光，指出一场“新教育”风暴必将到来，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魏荣汉、董江爱和朱晓军则分别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个案观照及思索。何建明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对党如何执政为民、中国如何科学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党员应如何坚定信仰等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反思。张胜友的《东莞：城市传奇》《珠江，东方的觉醒》等一系列政论体电视报告（电视政论片），更是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对中国的命运抉择转变及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究，阐发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政治观点。

六、纪实文学的优长与缺陷

纪实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强调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生活的干预，是经世致用的活文学。政论性、思辨性、理性批判与反思，是纪实文学的重要品格。新世纪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反思意识增强，理性视角得到强化，思想的深度和力度都有明显拓展。

一是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创作主体意识鲜明，特别是作为思想主体和现实沉思者身份，重视直面现实、着眼未来，总结经验教训，以鉴长远。如《巨灾对阵中国》对巨灾与中国发展的辩证关系的考量，《共和国粮食报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探析，《中国高考报告》、《中国新教育风暴》、曲兰的《十八岁的数据库专家》等对现存教育制度弊端及其出路的思索，梅洁、黄传会对农民生存的忧思，《情报日本》对日本“情报立国”理念的推介，《第一种危险》对社会危机深沉的追问，都发人深省。二是对历史的反思。作家们注重从历史往事中推论出对今日以至未来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如《聂绀弩刑事档案》《胡风案中人与事》《昨夜西风凋碧树》等对“文革”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奴役伤”、心灵内伤和人格扭曲进行反思，《国殇》对国民党抗战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及评价，……这些重审历史之作，运用全新视角，尽量逼近真实，将曾经被扭曲的历史和被妖魔化、异样化的人物扭转过来，恢复其常态及正态，力求客观、全面、科学，旨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告诉读者历史真相。

新世纪纪实文学，备受诟病的缺陷，除了出现了一些有偿版面、有偿报告、有广告嫌疑的作品之外，更在于其批判现实、干预生活品格的沉陷与缺失。社会问题报告锐减，纪实文学介入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纪实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对问题的大胆揭露、对现实的勇敢担当与批判，是1980年代创作屡屡引起社会轰动的重要因素。新世纪纪实文学引起法律纠纷、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加大，写作的潜在危险增加，创作的禁区和雷区增多，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逐渐丧失。更多的作家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选择主动避开或避免那些高风险的题材与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纪实文学大胆参与生活尤其是现实问题的能力缺失。所以，当“文坛黑马”朱晓军批判性战斗性都很强、题材主题都相当尖锐的《天使在作战》甫一发表，即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并屡获大奖。

纪实文学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受限文体。这种受限性主要源自其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真实，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或杜撰。新世纪以来，少数作家的纪实文学作品存在着超出合理范围的过度想象、凭空想象的缺陷，如大量运用人物的直接对白、心理描写，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已故人物在缺乏第一手资料佐证的前提下进行心理描写更是纪实文学之大忌。这些明显的主观臆造或虚构成分的存在，说明作者对纪实文学文体的特殊品格和属性把握不准、不严，因而存在着作品失真的危险。

新世纪纪实文学有时还存在着纯粹从资料到文本的缺陷。纪实文学是贴着大地和民众行走的文学，强调实地采访和现场搜集素材，重视材料来源的第一手性、可靠性和准确性。一些作者足不出户闭门造车，单单从文献记载或网络搜索中积累素材，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这样的创作无疑会带来鲜活性、新颖性的欠缺，对纪实文学文体品格造成损害。

纪实文学作品艺术性不强，是造成读者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少作品文字干巴、无文采，叙事铺陈，情节、故事平淡乏味，甚至沦为流水账、记事本，篇幅冗长拖沓，思想平庸，很难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这是当下纪实文学亟须改进和提高的重要方面。

回顾最近12年来的中国纪实文学，成就无疑是突出的，影响亦是深远的，众多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史学价值、社会学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或审美价值，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有些作品堪称纪实文学新经典。我们有理由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纪实文学这种诞生至今不足百年的年轻文体定会与时俱进，更加成长壮大，继续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忧乐，勇立时代潮头，自觉关注生活、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眺望未来、描绘人们精神世界、抒发百姓心声。

12年间大陆发表的纪实文学作品篇目数以万计。选编一部名为“最佳”的作品选，实在是一桩高风险的事情。编者力求从史志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方面综合权衡，作出艰难取舍。为了弥补选本篇幅有限的缺陷，编者特在书前作此导论、在书后附有作品存目，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新世纪纪实文学发展的脉络及全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2011年11月 于北京

[1]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形式，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因此，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等同。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梅 洁

之一 孕育的恐怖及其他

新加坡、香港还是别的一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一间铺满花布的灿烂的房间里，年轻的妇幼中心的阿姨正在向幼稚园的孩子们讲述“妈妈的子宫”。孩子们席地而坐。坐在花布上的孩子和他们倾听的神情组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妈妈的子宫”被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还同时画有卵巢），呈粉红色，白纸用支架撑展着，挂在孩子们的正前方。

阿姨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孩子们回答：“是喇叭花！”孩子们嬉笑着，东倒西歪，奶声拖得很长。阿姨纠正：“这是妈妈的子宫。你们回答得很好，它长得像一朵喇叭花。你们知道子宫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它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睡觉的地方，你们温暖的睡床，你们知道它长在妈妈身体的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它长在妈妈的肚子里。”漂亮的阿姨说着就拍自己的肚皮。接着阿姨又说：“你们看，它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你们待在里面怎么和妈说话呢？你们恐怖吗？”这时，孩子们瞪大惊恐的眼睛回答：“恐怖——！”他们又一次把声音拖得很长。亲爱的阿姨笑了：“不要怕，宝宝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根脐带和妈妈的子宫连着，妈妈通过脐带和你们说话，供你们呼吸和营养，你们的肚脐眼就是长脐带的地方。摸摸你们谁没有肚脐眼！”孩子们又一次笑了，笑得东倒西歪。然后纷纷举起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我有肚脐眼！”“我也有肚脐眼！”……

我不知中央二台在播放什么国家什么地域的什么节目，打开电视时我就看到了上面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令我惊愕而感动。我感动女性身体内如此隐秘的一个部分竟被如此温暖洁净地传达到如此幼小的孩子们的心里，我惊愕在中国成年人的社会心理中也讳忌、也躲闪谈论的女性生殖器官，竟被几个年轻的阿姨如此真切地在说给五六岁的孩子们听。

此刻，我无法阻拦我已脱缰的思绪，它已飘飞万里到达了西部高原——1998年7月至9月我一直在那片沉寂辽阔的高原上行走。我行走的理由不是为了满足文人想象中的浪漫，我是在探寻贫困地区与母亲、与“生命之初的睡床”有关的命题。

中国贫困的西部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在失学、辍学，他们中十有六七是女童。我知道西部女孩不知道那个美丽如喇叭花的器官的功能，她们来月经时都吓得发晕；她们甚至不能也没有条件以洁净的方式来保护那个维系人类的温床——她们用破布袋装草木灰来对付每月来临的青春之潮；她们和她们的父母绝对把这不期而遇的生命破碎视为“脏水”，来潮时她们被禁止去寺院斋堂祭拜，甚至不能去祖坟上祭拜亡祖。她们九岁就要订婚，十五六岁要出嫁，出嫁后她们恐惧做爱，然而不久，她们又听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性。她们几乎一年生一个孩子，她们不到30岁就有五六个儿女，她们说起生孩子如同儿戏：“像下耗子一样！”但她们若生不了男孩还得继续受男人蹂躏，继续像生小老鼠一样生儿育女……她们的女儿长大，像母亲的童年一样去放羊、去捡发菜、去挖甘草根，再长大像母亲少女时一样用破布袋装草木灰侍弄月经。她们经历着“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而西部低素质人口却在翻番地剧增。

孕育在这里成为威胁生存的恐惧。

于是，西部万丈厚土却寸草不生，西部辽阔千里却没有了森林。可人类的至珍至爱没有了草芥森林还能有什么呢？除了沙漠戈壁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饮用的净水，除了愚钝没有启蒙，除了贫困没有智性。瘦骨嶙峋的西部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和孕育的美丽，人类丧失着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西部的农村走了数月之后，我终于听懂了那位宽厚冷静、目光忧伤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发出的声音：人类进入21世纪的通行证上首先承诺的应是为每个人提供受教育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西部的孩子们不再大批地失学，西部的大人们不去封杀悬挂在教室里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师悬挂的话），西部的儿童们也能倾听有关“妈妈的子宫”的温暖的声音……那时，西部将告别贫困告别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会慢慢长起来，而西部的孕育就将交融着温暖的理性与激情。

人类教育的滞后、同步或超前难道不该是现代人关心的主题？

人类造人时，赋予人生育的能力，这使人类得以繁衍并获得幸福，然而，也因此使人类遭际报应和灾难。

地球诞生已有47亿年，地球上出现生物已有20亿年，人类的诞生迄今只有300万年。起初的200多万年人类数量一直很少，大约1.2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栽培农作物时地球上人口约500万。从有公元纪年开始，即差不多2000年前，地球上的人口约2.5亿。从公元1年到工业革命即1750年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7.28亿，又过了200年，即1950年，地球上的人口净增了17亿。然后又过了个瞬间，即不足50年，世界人口又净增了35亿！这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超过了60亿！仅在300年前，世界人口翻一番需要35000年，大约要经历1400代！而现在，不足50年，没用一代人的时间，世界人口就翻了1.5倍还多。

孕育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恐怖。

有人看到了这个恐怖，比如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1789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时，他看到的世界不过只有7亿多人。但马尔萨斯恐怖了。他提醒人类：在食物供给满足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1、2、3、4、5、6……增长。马尔萨斯担忧人类会因食物供给不足而发生战争、贫困，他当时没有想出别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办法，他提倡晚结婚或终身不婚不育。

然而，马尔萨斯的声音被人类孕育的幸福抑或是蒙昧的黑暗吞没了。

现代人称马尔萨斯为庸俗经济学家，但210年过去了，当人类如洪水般一天天淹没吞噬地球时，人类也没有想出比马尔萨斯更好的办法。

中国人浩浩荡荡。

从18世纪30年代（清雍乾之交）人口突破1亿之后，便一亿一亿地翻番。翻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在欢呼“六万万人民万岁”时，“中国的马尔萨斯”出现了。

1957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分析了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与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之间的矛盾之后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拥有比马尔萨斯高明、鲜活得多的办法。比如加强宣传，消除“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若婚姻法控制不力，可借助行政措施，即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并提出用征来的税金作为奖励少生孩子的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这是多么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是中华民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智慧之声！

这是继马尔萨斯之后、经历了168年文明对愚昧的又一次提醒！

然而，马寅初被打倒了。全国上下声讨，北大马寅初住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个智者的声音被淹没了，文明伤痕累累……

“人多力量大”、“人是第一宝贵的因素”，那就放开生吧！

一年2000万、3000万地生，每年生他个澳洲，生他个加拿大！直生到天空昏暗、江河污染、森林草地破坏殆尽，直生到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这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直生到人均只剩下1.31亩耕地、以占世界40%的农民仅养活占世界7%的非农民。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意识到要搞计划生育时，中国的人口达到了9亿。没过几年即1980年中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人口已突破10亿！当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时，人口增长率开始慢了下来，20年全国上上下下的努力，终于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口。然而，终因基数过于庞大，2000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13亿，2010年突破14亿……

宋健等系统工程学家曾根据资源、物产估计：中国淡水资源容量最好人口4.5亿，中国粮食生产总人口不能超过12.5亿，能源资源不能超过11.5亿。现在，我们已全部超过了好几亿。以后的年月呢？据有关专家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才可能出现零增长。十几亿人堆积在这片资源有限的国土上，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贫困与愚昧交织的中国西部，文盲率很高尤其是妇女文盲充斥的西部，涌现在中国生育大潮的风口浪尖之上——

1977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提出了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不能超过7人，半干旱地带不能超过20人。今天，干旱沙化的西部把冰川沙漠荒原全部计算在内每平方公里已达49人！“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每平方公里已达130人！定西的通渭每平方公里79人！山河破碎的会宁每平方公里已达88.5人！八十年代初，甘肃唯一有余粮可外运的河西走廊每平方公里的耕地上已容载572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同江苏省人口密度几乎相近。即使这样，“三西工程”（甘肃境内为两西工程）还将其作为移民50万人的地方。

笔者赴宁夏采访时从银川一家书店购得一本《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从中发现，沙漠荒原包围的宁夏1985年人口密度已达62.4人，超过临界线近7倍！从1950-1985年宁夏年平均出生率为32.68‰，除西藏外，排全国第一。其中，在马寅初遭难的年间，即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多年里，年平均出生率从未降到40‰以下。1962年以后连续8年排全国第一，1962年为44.6‰，1963年50.52‰，1964年49.37‰，1965年48.08‰，1966年42.20‰，1967年43.13‰，1968年40.89‰，1969年42.69‰，1970年40.27‰。据1981年对宁夏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的普查，40岁妇女生育6个，45岁生育6.82个，50岁生育7.07个，55岁生育7.03个，60岁至64岁生育6.79个。据对同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的50-54岁的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普查，同心县为8.06个，固原县7.64个，海原县8.44个，西吉县7.88个，隆德县7.94个，泾源县7.51个。

在西海固山区，妇女早婚早育成风，从普查资料看，1981年全国15-19岁已婚青年占同龄青年4.28%，宁夏山区为8.4%，翻了一番。而南部山区为13.7%，翻了两番；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期为20-34岁，宁夏山区为18-47岁，西海固山区为16-49岁，生育期普遍长；1981年育龄妇女生五胎以上的全国为7.67%，宁夏山区为10.7%，而西海固山区则高达34.8%，最高的生了23胎！实在是惨不忍睹。

完全无节制的生育使宁夏1985年的总人口比1950年增长了246.2%，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快1.6倍。

蒙昧笼罩着西部女人的生命。

这时，我不禁想到把青春、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西部女童教育的专家、学者周卫先生，想到他曾经经历的一幕——原籍江苏的周卫先生，196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西吉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当老师，在那贫穷的山塬沟壑里，他发现几乎每户人家都是六七个孩子，最多的人家12个孩子。有一次在家访动员学生上学时，正好碰到婆媳俩同时坐月子，每人怀里抱一个刚出生的娃娃，这让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像突然被马蜂蜇了一下，惊愕而疼痛。他问婆婆的男人：“你有几个孩子？”男人说：“5个。”周卫看炕上爬的、地上跑的光屁股娃娃不止5个，又问他。男人又忙说：“儿子娃5个，还有两个女子。”原来，他心中就没有把两个女娃算做家里的人。周卫又问孩子们的名字，他说了几个就说不出来了，索性就用孩子出生时他的年龄替代，叫什么“马三十七”、“马四十”……

我想，也许是这太多的疼痛最终成为周卫在日后的年代里，锲而不舍地从事西部女童教育研究的原因吧。

我也不禁想到我在宁夏同心县窑山乡时的一种心境：我曾在下马关镇买了100支铅笔、20把削笔刀，我是准备送给窑山村里的孩子们的。可当一个9岁小男孩向我走过来时，我却迟疑了。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家出来，他的父亲只有40岁，他的母亲只有37岁，可他们家兄弟姐妹竟然有6个！一个也没有上学。我问他母亲：“你这么年轻怎么生这么多孩子？”她满不在乎地说：“俺们生孩子不精贵，下耗子一样……”“你们这里不搞计划生育？”“搞，管得不严。”“孩子们上不了学怎么办？”“挖甘草……”望着眼前的女人，我无言以对。但我深感心里很痛。我真想对她说，你真不该把这么多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应该知道，你的每一次孕育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份恐怖……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当9岁小男孩向我走来时，望着这个不该来世的小男人，我发生了瞬间的迟疑：你要笔干什么？你永远也不可能上学。可是，当孩子抬着头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时，我的心软了。我发给了他两支铅笔，一把削笔刀。孩子是无辜的，罪不可恕的是愚昧。

我想，还有组数字能够给我们一种启示——1981年全国12岁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占同龄妇女人口的24.57%，宁夏同年为57.59%，而宁夏南部山区则高达80.26%！而在宁夏1981年生育4胎以上的妇女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为零，高中文化程度为0.0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1.04%，小学文化程度的为8%，文盲和半文盲则为90.91%。现实再鲜明不过地在告诉我们，教育之于妇女的生育观、人生观何等重要！教育之于人类已经陷入的困境——人口爆炸式增长何等举足轻重！

之二 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

一位始终在关怀、忧虑人类生存的作家，曾站在被沙漠掩埋的楼兰古城遗址，心情非常沉重。当他从出土文物中得知3000多年前的楼兰，也曾有环境学专家向国王建议对“砍树者”实行“罚马”、“罚牝牛”，当国王将此建议晓谕臣民时，一切都已晚了，沙漠、狂风、干渴已开始疯狂地吞噬楼兰。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曾经“马蹄哒哒，驼铃声声，商贾使节络绎不绝”、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城的富裕和繁华；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象，当沙暴卷来并掩埋这座城市时，无处逃生的楼兰人的惊恐与绝望。

于是这位作家站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楼兰遗址，面对强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告诉人们：一切繁荣倘不以坚固的生态平衡为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那么繁荣就是靠不住的，一阵黄风就能刮走。

楼兰被掩埋了。和楼兰同时兴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卡拉当格、安迪尔、古皮山等繁华城镇也都先后湮没在近代的沙漠之中。这是世界旧大陆的悲剧。

当我穿行在辽阔的西鄂尔多斯荒原，当我行走在沟壑纵横、山塬破碎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当我站定在漫漫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之中时，我总在想，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世界旧大陆的悲剧就不再发生了吗？

事实上，中国西部因贫困而蒙昧、因蒙昧而无节制地生育、又因恐怖的生育而降临给生存环境的巨大的、灾难性破坏已经发生——

我在宁夏采访时，随处可以看到和听到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生钱的唯一办法是挖甘草，即使我在同心县韦州镇，很优秀的老师在赞扬某某女童能艰苦读书是因为该女童能吃苦挖甘草，赞扬该父母能供女孩念书也是要领我参观满屋子的甘草。人们居然不知道这一代又一代的挖甘草已经把宁夏整个的生存环境给毁得面目全非……

历史上的宁夏不是今天这样被沙漠和秃岭紧紧包围，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唐人韦蟾在《送卢潘尚书入灵武》（灵武为今宁夏灵武县）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说的就是宁夏“粮果飘香耕耘忙”的景象；《山海经》说六盘山上“其木多棕”。棕是亚热带植物，大量生长在六盘山上，足见六盘山和它脚下的西海固气候多么温暖湿润。然而今天的宁夏已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的风可以将禾苗吹死、掩埋，夏天的风可以将庄稼“青干”在地里，秋天的风常使成熟的农作物纷纷落粒；曾经青山葱茏的六盘山下的西海固如今万山秃尽，每年水土流失数万平方公里，每年损失1亿多吨肥沃土壤，成为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宁夏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7000平方公里，地处西鄂尔多斯荒漠区的盐池县因滥挖甘草而使土地沙化面积已达700多万亩，占县内沙区面积的86%！

甘草，又称“药王”，属国家保护植物。在宁夏这样的干旱荒漠区，保护甘草更是保护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宁夏却在疯狂地挖甘草。作家徐刚曾在《疯狂的宁夏草原》一文中披露：最早的“疯狂”始于1984年，4个县70多万亩草场全部被破坏。1985年中宁县药材公司在完成下达收购10万斤甘草的任务之后，又超收70万斤。草原管理部门向药材收购部门打官司，要求交纳草原建设费，然而官司输了。官司都输了，以后还能管什么？于是人们又一次疯狂地拥进了草原，不挖白不挖。1987年，宁夏自区至县，又下达了收购350万斤甘草的任务指标。1993年，数千人、上百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了盐池县草原，埋锅烧饭、安营扎寨地挖起了甘草。70位农民跑到银川上访，问“草挖光了羊吃什么”。于是自治区政府下文“禁止采挖甘草”，然而疯狂的采挖者们依然挖了4个月，把所有有甘草的草原全部翻了个底朝天。

1949年宁夏有甘草资源1400万亩，那时年收购量为75万公斤，1993年宁夏甘草资源减少了一半，只剩下700多万亩，但当年收购任务居然为572万公斤！有人收就有人挖！是什么人在年年下达如此之高的收购甘草的指标呢？从80年代至今，宁夏仅挖甘草一项直接和间接损坏的草原达八九百万亩！每年因挖甘草损失的牧草达5000万公斤，断掉5万只羊的粮草！

现在，宁夏甘草已经不多了，人们须到50里外、100里外去挖，挖不到就三五人合伙，拿上被褥、镢头、麻袋和锅碗瓢盆，开上手扶拖拉机到内蒙古、新疆去挖……

然而，1998年9月，我在宁夏采访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是书报资料还是电视节目，都依然在说：“宁夏有三宝，枸杞发菜和甘草。”

《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今甘肃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的甘肃中东部地带什么时候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甘肃中部地区从东汉中期到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乱，战祸绵延先后达60多年，给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定西县志》记载：“清代以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南二区砍伐殆尽，西北两区犹多大树，地方建筑实利赖焉。咸丰以后，西区一带仅存毛林供居民燃料。光绪初年左宗棠提倡种树，东自会宁，北至榆皋，西至临洮，道旁杨柳浓荫蔽日，名左公柳。光绪二十一年，建筑营房砍伐殆尽。”

由于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这一地区旱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短，从清朝263年中的17年一旱，到1892年至1964年4年一旱，1952年始，变为1.4年一旱。“人相食”这一自然界最残酷的现象，许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敢实信。然而这一现象在甘肃中东部许多县志上都有记录：1528年，靖远大饥，饿殍盈野。1628年，靖远、会宁、兰州、庄浪大旱；定西、通渭大饥；环县旱，大饥，人相食……1635年，临洮夏旱，饿死甚众；会宁飞蝗蔽野。1865年，靖远大饥；皋兰冬大饥，饿殍载道……1930年，定西大旱，灾民3万……

1960年，定西、通渭、会宁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挖草根、剥树皮而食。通渭灾情严重，饿死者甚众……

笔者在甘肃采访时，甘肃“两西指挥部”调研室张振江先生说到1982年的大旱：1982年一年没有下雨，粮食绝收，人畜饮水极度困难。政府动员数千人往灾区送水，送水车队经过时，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大牲畜牛、羊、猪、狗都疯狂地跑过来和人抢水。定西地区120万人全部靠汽车拉水度命，国家补助拉水费近600万元。张先生说，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18个干旱县600万人中近400万人没水吃。“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这一地区持续多年，仅定西地区从1973至1982年就吃国家返销粮14亿公斤。“吃的救济粮，穿的黄军装”就是那些年中部地区的真实写照。

“始于1982年的‘两西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德政。没有‘两西工程’就没有今天的甘肃。”张振江说。这位1968年甘肃农大水利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为甘肃水利发展和“两西工程”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甘肃中部的干旱，主要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根本的破坏……”

张振江说道，为了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1984年甘肃省委抽调了1000多名专家、领导和干部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做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触目惊心——

定西县：植被破坏呈持续性、全面性、群众性。破坏的方式主要为铲草皮、挖草根。全县铲草皮、挖草根的面积达70.3万亩，占全县三荒面积的40%；全县草场超载放牧达2.5倍以上，天然林木已荡然无存，新栽林木也已毁掉54%……大量的生态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每年水土流失180万吨，每亩达3.3吨，伴随泥土每亩流失有机质22公斤，由此造成全县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瘠薄，耕地严重缺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50至1983年34年中，大小旱灾23年，平均1.4年一次，其中粮草绝收的大旱达10年，除此，冰雹、霜冻也频频发生。1963年至1983年21年间，定西一县吃国家返销粮1.29亿斤。

永靖县：史载，永靖灌木丛生、牧草茂盛、牛羊成群。明清以后移民开荒，人口剧增，林草面积已逐年减少。1950年以后，永靖县人口失控，所有的负载都压在了土地之上，大面积开荒使永靖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首先是滥砍乱伐，使森林破坏殆尽。据小原村群众回忆，40年代，那里只有9户人家47人，200多亩地，山草长30多厘米高，到处有次生林。后来，人口猛增，扩大开荒，把毛刺林连根挖出当柴烧。1958年吃食堂，次生林全部挖光。到1983年小原村人口已增加到117人，坪沟乡也由1950年的2042人增加到4390人，于是，森林覆盖率仅剩3.9%；林木砍完之后，永靖农民开始挖树根铲草皮。全县干旱区农户1.47万户，全年共需要燃料8000多万公斤，其中做饭需要4800多万公斤，烧坑需要3300多万公斤。这其中44%的燃料是烧秸秆和畜粪，其余则全靠铲草皮、挖树根。小原村户均铲草皮1500多公斤，面积近30亩；再就是全县超载过牧，把秸秆饲料和仅有的草场全算上，只够一半的牲畜牧用，超载达50%以上，迫使草场严重退化。环境的急剧恶化使永靖县水土流失面积达78.55%，80年代初，人均口粮只有150斤，不够半年吃，人均收入只有四十几元，吃盐都不够。

会宁县：1949年以前，全县荒山植被达60%以上，近50年会宁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1998年会宁人口为57万。50年代会宁每年调出粮食1100多万公斤，60年代会宁依然可以每年调出粮食890多万公斤。从70年代开始会宁非但没有余粮外调，每年还要调进粮食少则3000万公斤、多则6500万公斤。会宁从一个余粮县变为一个严重缺粮县，致命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使会宁的山河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同定西、永靖和其他县一样，七八十年代以来，会宁大约每天破坏植被3000-6000亩！如果按半年烧草根、半年烧秸秆，会宁一年破坏的植被也达50到100万亩！

…………

现在，我们再来看青海。青海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黄河是青海境内的第一大河，过境干流长1960公里。青海的湟水河、大通河等90条河流汇入黄河，占黄河水量近一半，所以说青海是母亲河的最大输液者。然而，80年代以来，大量淘金者涌入河湟谷地，使这里的人口增加了10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过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类猖獗，毒草、杂草丛生，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展。据国家环保局卫星图片显示，荒漠化速率已由七八十年代年均3.9%增加到90年代年均20%，加快了近4倍。生态恶化使青海自1992年以来几乎年年发生旱情，受灾面积数百万亩，黄河的干流之一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丢掉耕地上万亩。1997年黄河上游水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致使上游的两大水库龙羊峡、李家峡水库蓄水量减少了近25亿立方米，成为建库以来最少的一年。1998年8月我在青海采访时得知，那个周长为360公里、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青海湖，从70年代以来每年水位下降10至13厘米，致使一些地方如今已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岛。10年前，我到达过青海湖。那时，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忆念。那时，我很诗意很浪漫。10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我就想，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当这份忆念彻底泯灭时，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那一刻，我很忧郁也很恐惧。

当我即将结束西部的采访时，我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当我独自站立在这无边无涯的瀚海里面，当我向波涛般凝固的黄色走去时，我居然不是恐惧，我体验的是博大、是敬畏。科学告诉我们，沙漠是在人类到达地球之前的几千万年，已经完成了它的铺张的，所以当人类出现时它已非常傲岸。但那时的沙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它仿佛对人类说：我们相依相存吧。那时的人类对它是敬畏的、不敢轻易触怒的，因为它是“天赐”的。“腾格里”是蒙语，意即“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后来人类狂妄了，得意忘形了，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物面前不小心翼翼了，于是这个大物肆虐了。我不是在这里讲童话，因为依然是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原本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是很少的，现在地球沙漠的87%是人类后来的活动造成的。

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南端紧逼黄河的连绵沙山，东西长十几公里，在黄河北岸堆积成高达百米的沙坝，这里曾经流沙纵横，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沙暴一来，地毁人亡。沙坡头一带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蒸发量却为3000毫米，是降雨量的15倍！沙漠每年以8至9米的速度向黄河方向推移。我想，如果沙坡头不出现一个治沙林场，不走来一批献身于治沙事业的专家和工人，黄河在这里早已成为地下河！那条抻长的京兰铁路不知已被湮埋过多少次！

1957年沙坡头建立了固沙林场。走来了专家，走来了工人农民。他们在茫茫沙海里安营扎寨，开始与人类的暴戾搏斗。他们创造了1×1米半隐蔽式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那些草方格的草用的是麦秸或稻草秸。然后，他们又抢墒在草方格里播进草或灌木。30年不懈的努力，30年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的搏斗，终于在沿铁路两侧连绵不断的沙山上布下了一张绿色巨网，这张网宽近千米、长近70公里，形成纵横几万亩的固沙林带。昔日吞村毁舍、席卷大地的黄沙被绿色巨网牢牢捕获，再也未能逞凶。绿色巨网曾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沙暴的袭击，但安然无恙。

在沙坡头沙漠边沿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碑，那上面记载着1994年联合国命名沙坡头固沙组织为世界500家最佳治沙单位的表彰内容。仰望那座沙漠中的丰碑，我感受着一种悲怆和震撼：这是人类对命运抗争的纪念。回眸南望依然喘息着、挣扎着穿越沙漠的黄河，我就想，我们的“生存教育”应该添加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应领孩子们常来沙坡头看看。告诉他们我们生存环境的危机与艰难，不能再砍树、铲草皮、挖树根了！告诉他们沙暴曾经湮没了一个楼兰、尼雅……可沙暴只仅仅湮没楼兰、尼雅……么？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让他们长大了，告诉自己的孩子……

之三 雾罩窑山

窑山，是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一个贫困乡。

1998年7-8月我走过了甘肃、青海之后，9月我便到了宁夏。我在宁夏走了很多的路，从宁北走到了宁南。我站在了腾格里沙漠南沿的黄河岸畔，我进入了那个曾经神秘存在而又最后彻底消失的西夏王国残败的墓陵，当我穿越了600平方公里的西鄂尔多斯荒原、然后翻越六盘山到达和甘肃定西一样有“苦甲天下”著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时，贫陋的窑山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可是，我还是想说说窑山。

在我赴宁夏之前，宁夏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三种定格：第一，宁夏是个沙窝子；第二，天下黄河富宁夏；第三，宁夏人的顽韧与强悍。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既遥远而又贴近的传说。

应该说，在完成了宁夏的行走之后，这三种印象都有了感性意义的再现。

今天，纯地理意义的宁夏可以说是腹背受敌：腾格里沙漠从东至北步步围逼，西边的贺兰山已剥蚀得面如死灰，南边数百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涧、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宁夏是个大沙窝”的缘由吧。

多亏了黄河。黄河从贺兰山南麓入境，折东麓北流至石嘴山出境，流经宁夏392公里，黄河过境处，沃野百里，水肥土美，果花飘香，谷米殷积，早在十六国时便有“塞上江南”的美誉，这就是我后来到宁夏时看到的银川大平原——黄河大灌区。我抵达宁夏时已是9月上旬，一望无边的稻地青黄相间，再有20天就要收割谷米，路边街市，摆满了中宁产的大枣、苹果，又脆又甜……也许，这就是“天下黄河富宁夏”了吧。

然而，曾经连续18年出生率达44%、居全国第一的宁夏，如今人口已接近五百万，就这么一块绿地，还能富饶多少年呢？

9月12日，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距银川北35公里处的900多年前一个王朝的墓陵——西夏京畿皇陵。在贺兰山下的洪积扇上，方圆十里建有9座帝陵和147座陪葬陵，这被称为“中国金字塔”的皇陵是一个已经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民族——党项族王朝的陵园，这个王朝曾经把自己的疆域辽阔到了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内蒙古河套的全境，与北宋和辽国分庭鼎立。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人灭了这个王朝。在长达190年的统治中，它创造了完全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那最少11笔画的象形文字，据说今天在全国只有3人可以认读，那是西域神秘灿烂的文化。西夏国的兴灭不是我此刻要写的内容，我只是想说，那个曾经神祇般养孕福佑了匈奴、羌戎、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贺兰山，那个南北绵延250多公里、东西宽60多公里的贺兰山，绝对不是今天的“面如死灰”，它一定是峰高林密，树木葱茏，水草丰茂，马鹿成群，这不仅有明诗可鉴，更有遍布贺兰山的古岩画作证。

明人有诗赞贺兰山：“贺兰之山八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断峰迤逦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这是何等壮丽的自然景观。而贺兰山岩画更为世界著名，那数百幅凿刻在岩石上的牛、马、羊、犬、虎、豹、狼、鹿，以及飞禽以及犏牛，以及人类的活动：射猎、交媾、战争、群舞……贺兰山岩画既是古人类的文化遗存，也是对贺兰山自然生态的真实记录。

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贺兰山秃了，金碧辉煌的西夏皇陵也只剩下几座偌大赫然的黄土堆。

站在颓败荒寂的陵园我四下眺望，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莫非银川是因为这一望无际的、如同银屑般的盐碱而得名的？”我茫然地想。

北边的文明消失了，宁夏人本可以掉转头往南走，因为南边有土层厚达20至90米的黄土高原，有耸立在黄土高原之上的六盘山。曾几何时，那黄土高原水草丰盛，牛羊成群；那六盘山上森林覆盖，古木绕云。史载，长安三百宫、咸阳阿房宫均取六盘山林木建盖。丝绸之路经宁南固原州，六盘山下，商贾、使节、僧侣穿梭，马帮、驼铃声声，成吉思汗10万人马驻扎六盘山，忽必烈让其子在此盖行宫……

然而，这一切也都消失了，六盘山上的森林绝迹了，黄土高原上寸草不生了。文明消失在人类活动的进程中。

也许，我们有一百条理由来说明文明消失的原因，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它最强大的敌手——野蛮与蒙昧。

今天，宁南山区8县全部为国家扶贫的贫困县，一场艰苦卓绝的“扶贫攻坚战”正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世界闻名。

“我们去西海固。”我对宁夏教科所王建华老师说。

“那我们就走窑山。”王老师说。

也许，王老师一生也不再会忘记窑山，作为一个知识的启蒙者，他在那里辛苦了10年。1968年夏天，王建华由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使分配延迟了一年，1969年10月王建华被分配到贫困的同心县，接受了一年“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他到县教委报到，县教委说，你到窑山公社吧。王建华二话没说，找了辆拉货的大卡车，行李往车上一扔，人往车帮上一坐，摇摇晃晃50里就到了窑山。县里的电话提前打到了公社，一个老师赶着毛驴来到窑山路口接王建华。那时窑山公社只有一所小学，4名老师，王建华是第5名。半年后，这所小学成立一个初中班，此为戴帽中学，王建华教初中班。没有学生，一家一家去找，最后找来了12个学生，窑山中学就这样诞生了。除了教书，王建华和学生们一起拾柴，一起翻山越岭抬水，一起在校园里种树。冬天到了，王建华又和学生们一起四处集雪，然后把雪抬到学校的水窖里，这是他们最好的饮水啊。王建华在窑山一教就是10年……

9月13日晨8时，我们出发到窑山。

出银川市往南，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进入茫茫无涯的鄂尔多斯荒原。流沙在这里滚动，稀落的狗蒺藜骆驼蓬和芨芨草干枯而萎缩，这是一片死亡之海。唯有十里一座的烽火台在向荒原深处延伸，唯有这剥蚀风化的烽火台像一位苍暮的老人，孤独地站在荒原向你诉说千年的狼烟、诉说曾经的刀光剑影。王老师让全师傅把车停下来，他陪我向荒原高处的一座烽火台走去，此刻，一幕奇景出现了——一个穿红花衣服的女子领着3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在荒原站定，在这吞噬生命的瀚海，她们在等待什么？守望什么？我望着荒原中的女人和孩子，心中充满了惊惧和怜悯，此刻，我感到原本沉寂的荒原更加沉寂，原本孤独的荒原更加孤独。

自治区教育学院全师傅开的老“伏尔加”已跑了14年，行程已达40万公里，全师傅说早该报废了，因为没有钱买新车，它只好超期服役。此刻，老“伏尔加”如一峰伤痕累累的骆驼，在荒原里艰难爬行，我们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走出鄂尔多斯盆地。

我们在古老的韦州镇回民女小待了一天一夜，然后继续往窑山赶。

老“伏尔加”在黄土高原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连人带车都已坠在茫茫无边的雾海中，山路的能见度只有几米。全师傅说我们已到了大郎顶，大郎顶海拔2800米。

此刻，坐在全师傅身边的王老师不时地在提醒全师傅：“开慢点，开慢点……”他声音很低，但我分明听出了他的紧张，王老师的提醒使我意识到老“伏尔加”已走进了悬崖峭壁，这时我才明白这大雾的来头。只见车窗外的雾白如棉絮，时而轻轻漫漫地飘拂，时而又波涛滚滚地翻涌。此刻，我想起数年前我乘飞机飞往格尔木时的心境，在万米高空望着机下白如棉絮静如死海的云涛，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若飞机坠落，这厚厚的云海赐予我无望的寄托。在大郎顶，这种莫名的心境伴随着恐惧又出现了。“开慢点！开慢点……”王老师还在叮嘱，全师傅一声不吭。

几十分钟后，当我们“掉”在了一个沟底，我仿佛也从天空“坠”到了地上，长长出了一口气。“你老让我开慢点，我知道你是不信任我……”长着维吾尔人模样的全师傅说。“我主要是操心人家梅老师，这么远来宁夏出了事负不起责任。我倒不怕……”三人“扑哧”一笑。

一路进王家古窑小学，进田老庄小学，进胡庄完小，进岳家川小学，进李家山小学……

几乎每一所小学每一个教室里，都有学生站着上课，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到处都可以看到孩子们4个人挤一张桌子。岳家川小学36个一年级学生在教室外的土院里，用树棍和废电池的炭棒在地上写字，他们和三年级组成复式班，因为教室站不下，两个年级只好轮流上“露天课”……

正午，我们到达窑山。

前面我说过，我曾在下马关买了100支铅笔，20把削笔刀，我准备把它们送给窑山的孩子，因为我听王老师说窑山的孩子常常因买不起一支铅笔而辍学。

窑山是宁夏南部山区同心县的一个贫困乡。同心县和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简称“西海固”）同为著名的“三西工程”移民县。和西部黄土高原的任何县份一样，同心县境内地形十分破碎，山、塬、涧、川、丘陵交错纵横，干旱、风沙是这里气候的主要特征，年降水量仅为272毫米，而年蒸发量高达2325毫米，是降水量的8.5倍，岁月已把同心的植被剥蚀殆尽，森林覆盖率仅为1.3%；1949年全县95%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0.63%，女童更是寥寥无几，当时粮食亩产只有15公斤；1997年同心县已有6万多名中小学学生，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2.4%，女童入学率83.3%，同心县是宁夏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对于一个回民高度集中的地区，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很是不易。也如同所有贫困的地方一样——越穷人口越是急剧膨胀，同心县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和宁夏全区的增长速度，1949年同心县只有2万多人，1997年同心县人口为33.4万人，其中回族占80.4%，比1949年增长了已达48人，人口的压力已使同心破碎的土地不堪重负，教育也随之受损，“三西工程”同心计划移民10万人。如果我们权且认为那个5.6%的失学儿童的统计是准确的话，那全县依然每年有3400多名儿童加入文盲队伍，其中2700多名为女童。

窑山是同心县最贫困的乡之一，全县37个贫困村窑山的13个行政村全部包括在其中。解放前，窑山没有一所学校，也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结绳记账，画蛐蛐子记账。1952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小学，又过了20年于1972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初级中学，也就是王老师来后办的那所中学。又过了25年，即1997年窑山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73%，女童60%，女童完成小学5年学业的不到5%，全乡1708名学龄儿童有470多名失学，窑山至今12岁以上的回族妇女文盲仍高达89%。窑山极缺老师，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占了58%，女教师尤其缺乏，全乡98名老师只有2名公办女教师，另有4名代课女老师。

我见到了窑山自己的第一个女教师——窑山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杨梅花；

我也见到了第一个回窑山教书的女大学生——窑山中学生物、物理老师杨英。

这是窑山顶上两棵绿色的树，这是窑山天空两颗希望的星。

窑山学区年轻的学区校长马景海对我说，窑山乡现在有36所小学，一所中学，实在是因为贫困使这里的许多孩子上不了学。年成好点，上学的就多，年成一不好，马上大批失学。1996年受灾，全乡1400名适龄儿童，只招了300个学生，1100个孩子失学；1998年收成好些，招了605人，贫困地区教育也是“靠天收”。马景海说，孩子们主要是交不起书本费，如果国家把课本费免了，孩子们全能上学。每年开学，怕新华书店不给课本，全乡98名老师（其中包括50多名民办、代课老师）把两个月的工资4万多元全部交给新华书店，先垫上把学生们的课本买回来，等慢慢收起学生们的钱再给老师们发工资，有的学生始终也交不起，老师只好给垫上。民办老师一月只有50元工资，一年还只发9个月，再给学生们垫上书本钱，有的一年也拿不到二三百元钱。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实在是太廉价的劳动力。马景海还说，窑山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口粮每年不够吃，一点生钱的法都没有，只有靠抓发菜、挖甘草维持一点油盐钱。过去甘草能挖到，挖一斤甘草能卖1元多，一天能挖个十几斤，发菜抓一天也能抓个半两一两，能卖十几元。现在甘草挖光了，发菜抓完了，生钱的法儿眼看也没了。现在挖甘草要跑四五十里远，最远的200多里地。现在有不少人到内蒙古、新疆抓发菜，拿上粮食、锅、破被子，自己做饭，白天抓，夜里睡露天地……

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马景海真实的叙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窑山生存的艰难，应该说，窑山是整个西部的一个缩影。也许，马景海忽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西部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挖甘草、抓发菜，最终彻底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今天之所以万丈厚土寸草不生，不能说与挖甘草、抓发菜没有干系。可是，不挖甘草、不抓发菜他们会活得更加艰难。

这是一个生存陷阱。

人类什么时候就掉进了这个陷阱的呢？

如果我们少增加一些人口，如果我们早一些办好教育，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懂得人类和大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也许，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或者这个陷阱浅一些，我们挣扎一番还能爬出来。

然而，悲哀的是在陷阱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人类这些“如果”。

即使天宇间曾经出现了智者的大音，最终也被愚昧和狂妄席卷了……

愚昧将使人类遭受大罚。

之四 关于困境

“……贫困，除却经济范畴的意义外，还应该包含精神内质，那就是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缺乏。”甘肃省教科所所长、年轻的教学论博士张铁道对我说，“什么叫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教育的孕育使民族获得发展的能量；对个体而言，那就是人对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关注。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教育目的真正意义是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命运……”张博士眺望着窗外阳光般的城市，然后回过头来向我讲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房东，“那位坚强的老人启示了我。老人在30岁时失去了丈夫，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个残废，靠着国家的资助她为二儿子成了家，她自己也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可她每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到医院去义务服务，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如拿药、擦洗、喂饭水等。有一次，我对老人说，你可以不必这样做。老人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权利……老人的回答使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你在帮助别人时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少这样的精神内质？”甘肃省教育大厦耸立在黄河岸边，黄河就在窗外滔滔东去。置身在位于17层的张博士办公的房间，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那不绝的孕育生命的水声……

实际上，1997年10月张博士在面对他的导师李秉德教授、李定仁教授完成他的长达8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就发展中国家课程设置的弊端，以及普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更有效地为个人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质疑。

张博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他们出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普遍实行了统一的西方学校教育模式，即“英才”选拔模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课程始终没有走出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目的、以发展智育为中心的西方学术课程窠臼，严重脱离本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农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低下、大批学生留级辍学（中国1986至1987学年小学辍学学生数为414万人，辍学率为3.1%；1987至1988学年辍学学生达482.6万人，同年，平均留级率达6.4%，其中一年级留级率高达13.19%），进而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张博士说，片面的学习课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帮助少数“英才”通过考试脱离贫困的农村现实，而大部分升学无望的“不合格”学生则落得身心俱损的结果，许多学习者没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难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生活。

张博士说，关于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实际照搬欧洲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比如法国学者保罗·朗格让就曾这样说过——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地区。那些乡下人经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地区相隔甚远，而且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水平上也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被割裂，这不仅导致了文化体验的贫困，而且也诱使人们离开农业地区。事实上，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人们抛弃乡村，加入都市人口队伍。”

还有一位欧洲学者保罗·哈里森在对亚洲、非洲进行了长达5年的实地考察后，完成了轰动世界的《第三世界贫困的内幕》一书。哈里森惊奇地发现“政治的独立并没有给非洲和亚洲带来文化的独立。教育形式与内容仍然因袭欧洲的传统，学校只注重讲授空洞的理论和遥不可及的事实，却不涉及当地村庄农民的实际生活”。

哈里森每到一处都看到，“整个学校教育都在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竞争，尽管65%-95%的学生都无望升学，但大部分国家的课程却不去帮助他们为生活做准备。”于是哈里森将毕业证书比喻为“摆脱农村体力劳动和贫困压抑的‘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哈里森谴责，教育实际上已经诱使青年成为远离他们的亲人、鄙视体力劳动、抛弃需要他们贡献聪明才智的农村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和梁上君子。

我想，无论张博士也好，无论朗格让、哈里森也好，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英才选拔”模式，即通过考试来淘汰和选择人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北京师大教育系学者史静寰女士，她很无奈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相对是块净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经打破过，但最终是一场闹剧中的悲剧。

张博士的同事马金玲小姐，1987年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11年来一直在甘肃省教科所从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究，在她陪同我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时，这个把头发修剪得如英俊儿郎的女子对我说：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现行的课程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太少，学完回到地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些年国家提倡素质教育，课程也增加了乡土教材，也学，但效果不好。很长时间上一次乡土教材课，为的是上面检查好说说而已。农村的孩子还是想学正规课，想升学，这是个矛盾，已成为死结，很难解开。马金玲说到了天祝县炭窑沟小学，她说学校周围搞了大片洋芋地膜覆盖，长势很好，周围很多群众去参观，是块教学生实用技术的实验地。后来校长调走了，也不知现在怎么样。谁都知道教学针对性不强，可一味地有针对性高考怎么办？家长学生都要求升学。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如何挣脱这一困境？马金玲说完，目光一片茫然。

应该说这不是马金玲一人的茫然，这是中国教育的茫然。当一种教育模式历史性地被固化，当由固化而形成的教育观念已如此深入人心，当现代化在中国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相距如此遥远，我们设身处地为贫困的家长和学生们想想，他们何错之有？

所以，当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人们告诉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学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而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240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50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当天祝藏族女县长马官保告诉我，他们县的学生范建春1996年史无前例地考上北大计算机系，全县开庆祝大会嘉奖学校、老师、学生，1998年他们县的张永生以621分成绩、名列武威地区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武威行署要在全地区召开庆祝嘉奖大会时，我不能不和他们一起由衷地高兴。故乡如慈祥的母亲，并不在意儿子们学成是否归来，依然敲锣打鼓送他们上路。

此刻，谁能把此视为教育的困境？

然而，谁又能说得清这不是困境？

之五 祁连山的雪化了

8月12日晨8时，我和甘肃省教科所马金玲小姐搭乘兰州开往武威的长途汽车，13时40分我们到达祁连山区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

天祝地处我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纵横，海拔4800多米的祁连山、马牙雪山终年白雪皑皑。22万藏、汉、土、回、蒙等16个民族生活在这片天寒地冻的雪域高原。天祝历史上没有县制，以部落为居，1949年9月天祝解放，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解放最早的区域。1950年5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刚一定下来，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天祝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当时天祝有44个部落22座寺院。就教育而言，天祝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当时，境内只有一所公立完全小学，5所初级小学，在校生203人。经过近50年的发展，1998年天祝已拥有民族师范、职业中学、完全中学、小学共341所，在校生417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3%，其中女童入学率达99.48%，高于平均数，全县15-46岁的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7.4%，扫盲已达到国务院规定的验收标准。1997年天祝已全县实现“普初”，世纪末，天祝是甘肃省已定的实现“普九”的县份之一。届时，天祝将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前面我已经提到天祝不断有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说了许多许多关于贫困制约教育尤其是制约女童教育发展的事例与佐证，那么天祝是祁连山里、是雪域高原里的一块富美的天堂吗？

不是，天祝是国家级贫困县。截止1997年底，全县财政赤字已累计近4000多万。以1997年为例，全县财政收入2900万，而财政支出为5100多万，除省里每年补贴1100万外，缺口仍近千万。那么天祝是怎样在困难中发展教育呢？县教育局那个清瘦干练的周发科主任反复对我说，是“领导重视”。在内地、在西部、在整个中国，我们都经常可以听到“领导重视”和“领导不重视”的说法，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结果。前者会将一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于整个理想与意志的实施过程之中，权力之于前者，成为改善民众处境和履行义务和责任的有效而有力的“法宝”；反之，后者则是对责权的玩忽和对民众的期望与信赖的亵渎，应该说，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各级当政者对教育的不够重视所致，任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民众的抱怨。

周发科向我说到了他们县主管教育的藏族女县长马官保。

马官保是1993年当选为天祝县副县长的，一上任，她就接到西顶小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幅教室危房的照片，歪斜的墙头，绽裂的墙壁，破漏的顶篷……还有一句撞疼她心扉的话：“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希望领导了解情况。”马官保当即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马官保就叫上县教委副主任一同前往大红沟乡西顶小学。通往西顶的路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无法通车，马官保就步行十几里走到了西顶。眼前的境况比照片上更让马官保心疼：墙斜屋漏的教室，扑嗒、扑嗒滴落着房顶渗透下来的雪水，水点、泥点不断砸在老师的讲台上、头顶上，砸在学生们的课桌上、脸上。即使这样，老师仍一丝不苟地在讲课，学生们仍一动不动地在听课。马官保见此，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回去时西顶的老乡要用拖拉机送马官保，他们不忍心让女县长在泥里雪里再走十几里路，他们还宰了一只羊让女县长带上，马官保都一一谢绝了。回县当天，她立即找县长汇报，立即批给西顶小学修建费7万元。几个月后，当人们纷纷投工献料、在欢呼声中把马官保的爱与责任一同砌就成了一座崭新的西顶小学校时，天祝政府和女县长投进去的仅仅是7万元钱么？1998年8月我到达天祝时，周发科告诉我说，全县小学校舍危房面积已由1993年的8.44%降到1997年的0.97%；马官保上任时，全县2000多名教师只有85套住房，条件最好的县一中，90多名教师也只有12套住房。许多老师租老百姓的房或用碎砖烂瓦垒间小房，住得破破烂烂。“就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要求老师们提高教育质量？”马官保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对不住辛辛苦苦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不能安居哪来乐业啊！”马官保想。于是，她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县财政、银行、房改资金……马官保当年筹资40万元，先为城关小学和县一中老师解决住房困难。周发科说，现在全县老师的住房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在天祝宁静寒凉的傍晚，马官保来到了我的住处。这是一位朴素文静的藏族中年女干部，一坐定她对我说：“来晚了，刚刚散会。县委、县政府刚刚做了一个死规定，18岁以前不准入寺，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全县一定要实现‘普九’……”面对这位藏族女性，当我稍稍了解了她的身世和经历，我便觉着她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那个朴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权责良心，支撑她的还有苦难铸就的博大的爱与悲悯之心。马官保的父亲11岁时成为天祝连城西寺的活佛，曾被送到北京雍和宫学习7年，19岁时回到连城西寺。天祝解放后父亲还俗，在县政府做藏文翻译。“文革”一开始父亲便成为“牛鬼蛇神”被“管制和监禁”了起来，马官保和母亲也被撵到了天祝最贫困的东坪乡农村，贫病和抑郁相交的母亲就死在了东坪乡下的破窑洞里。16岁的马官保从此孤苦无依。这时，人世间的善良和悲悯走近了马官保——东坪小学那个戴帽初中班的尹国庆老师天天派同学去和马官保做伴，帮助她做农事，鼓励她对生活充满信心。1972年从天祝一中走出的马官保又到三沟台农村当民办老师。在这期间，马官保饱尝了做民办老师的艰难和孩子们上学的艰难。应该说这是马官保日后“为官一任”时一定要为老师和孩子们扎扎实实办几件事的心理基础。

“现在，全县有19所牧区寄宿制中小学，有2400名学生，其中女生占一半；民族中学女生多一半；天祝师范已培养了400多名藏汉双语老师，女生多一半。现在教育最大的困难还是贫困，县里没有骨干企业。1997年全县‘普初’验收时，干部群众勒紧腰带一下子捐了437万元的硬件建设经费。总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马官保坐在我的对面，说到了我在西部到处听到并到处看到写在墙壁上的一句话。对于把这句话仅仅只作为时髦口号的地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天祝，在从马官保口里说出时，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亲切。“我们对寄宿制学校2400名学生全部免去课本费，一人10元。另外，每人每月补助10元伙食费，0.8元医药费，一年下来需要31万元；师范生每人每月补助26元，一年需要50多万元；全县2300多名老师，光人头工资一年近1500多万，300多所学校，规模小，分散，但又必须办。财政再困难，但这几项必须保证到位。但所有的学校财政也只能保工资，没有任何办公经费，全靠勤工俭学。县城里的小学发动学生捡瓶子、拾破烂；农村小学种粮种菜卖。牧区一年四季都需要烤火，没煤烧，全靠学生捡牛粪。芨芨滩牧区小学发动群众每户给学校养一只羊，不准死不准卖，每年一只羊剪五六斤羊毛，一斤羊毛卖4元，卖20多元交给学校，群众叫‘捐圣羊’。芨芨滩有80多户人家，一年可捐2000元。芨芨滩小学80多名学生，9名老师，一年有2000元办公经费能基本保证正常运转……明天，我和周主任陪你去抓喜秀龙乡，女童实验学校都在那里。”听着马官保的叙述，我感念着一个藏族女性如何把她的权责和爱心结合起来，支持着民族教育，体谅着依然艰难的天祝人民。

入夜，我和来自高寒山区的三沟台小学校长宋维山、来自高山草原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校长孙德贵、红圪达小学校长谢多来、永丰小学校长赵斌忠、来自天堂乡科拉九年制学校校长晁裕财、芨芨滩小学校长毛永世——他们在县里参加校长培训，全县156名校长都集中在县里进行培训，长达一个月的培训校长们都是食宿自理——我们围坐在小小的房间里，聊他们的学校、聊他们的学生、聊他们艰难的勤工俭学。是的，他们很困难，他们出差无钱报销，他们上课没有仪器，他们还缺课桌凳、缺教室、缺图书，他们种青稞、种油菜子、种草、种树、种耐寒白萝卜，卖的钱补助点办公费、为困难儿童垫付书本费。三沟台小学种的6000株白杨长大了，每年修剪的树枝够烧柴了；南泥沟小学131个孩子冬天去拾牛粪，拾来的牛粪帮助他们度过漫长的寒冷；芨芨滩户户一只圣羊够老师们一年买粉笔、墨水、备课笔记本子了。但毛校长说，草场退化了，芨芨滩人养羊很少，82户只养了1600多只，平均每户只有20只，而四口之家养260只羊才能够养活一家人。他还说，羊毛市场也不好，原先8元一斤，现在4元一斤，也不好卖。芨芨滩人生活还很苦……

然而再苦，校长们、老师们、家长们都在设法让所有的孩子上学。发现有孩子不来上学了，老师们就到家里找，到山里找，到草原上找……

周发科主任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儿基会的官员都来过天祝；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圭亚那、丹麦、尼泊尔、孟加拉等十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官员、女童教育专家都来过天祝，有的还不止来一次。

从马官保那里，从周发科那里，从校长老师们那里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际教育专家频频来到天祝……

华藏寺镇浸溶在祁连山寒凉的清晨里，如洗的蓝天像一只硕大的玉盘覆盖在四周的达日山、格宁山和马牙雪山上。街市上没有行人，唯有一小阵一小阵的冷风擦地而过。站在这“天上一角”凝眸四野，我感受着这“十善华锐地”的圆满和吉祥。不一会儿，马官保、周发科走来，带我和金玲到抓喜秀龙草原。

抓喜秀龙为藏语“吉祥富饶”的意思，系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路过此地时命名的。这一片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咽喉乌鞘岭与祁连山东延马牙雪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境内最高海拔4300多米，一条高原美丽的河流金强河从这里发源，一路潺潺，流向了黄河。

沿河而上，我们来到了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

周发科告诉我，天祝县5所女童教育实验学校全部在抓喜秀龙乡，1992年以前，天祝全县女童入学率为82%，抓喜秀龙乡为78%，全乡每年都有几百名孩子失学、辍学。

南泥沟小学的女教师谢玉香（藏名才让卓玛）不断地往炉子里添着牛粪，她怕我们冷。她说抓喜秀龙今天气温最低零下10度，最高只有3度。她说在抓喜秀龙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谢老师1977年天祝师范毕业就来到了抓喜秀龙高原，她在南泥沟小学教二年级汉语、四年级藏语。南泥沟小学服务半径10公里，娃娃们天亮5点就从家走，中午吃一顿干粮，学校供应点开水。她说娃娃们念书很苦，但大都能来念，有20个学前班娃娃，路途特别远的，家长骑马接送。但谢老师马上说到了桥喜文、桥喜武兄弟，她说桥家兄弟的父亲犯法被判了7年刑，母亲跑了。哥哥桥喜文13岁，去年念五年级时不念了，放羊让弟弟念。弟弟桥喜武10岁，念三年级，下学期可能要辍学。

“我是桥喜武的班主任，”谢老师说，“放假时学校要求预交今年秋天的学杂费30元，娃没有，我先垫上。娃说四五月份剪了羊毛还给老师，但娃们的羊毛今年也没有卖出去，还不了老师，娃们可能不敢来念了……”说着，周发科和谢老师就开始满村子地找桥家兄弟，几个啃着元白菜根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山里放羊去了。山遥远无尽，草滩遥远无尽，孩子们会在哪儿呢？谢老师说，近处的草滩是冬天的草场，夏天的草场都在50里、100里以外，娃们肯定已走得很远，既已走，就要走到入冬才能回来。她还说，娃们也不会有帐篷，夜里都是挤在羊群里、搂着羊肚子睡……

望着浑圆无边的草滩、草滩上浑圆无比的山塬、山塬后面耸入云天的马牙雪山，我们一片惆怅。万年不化的马牙雪山今年非常奇怪，百里银山化得片雪不留，灰白色的石灰质悬崖显得峻冷、狰狞，更加像缺钙而疏松的马牙。

“祁连山的雪今年也化了……”马官保忧郁地说。

“为什么？”我惆怅地问。

“不知道……可能是气候变暖吧。”马官保望着马牙雪山说。

说着，我们又开始在抓喜秀龙寻找李万芳、李万琴姐妹。谢老师说，万芳姐妹的父亲10年前就跑掉了，一直下落不明。去年突然出现，住了一夜，第二天把万芳、万琴的二姐带走了，二姐只有15岁，至今杳无音讯。大姐前些年16岁时自己跑出去嫁人了，母亲带着姐妹俩和奶奶过，奶奶老了，母亲有心脏病，腿也疼。万芳已经失学了，万琴读小学一年级……

我们在双岔村问了十几个大人和孩子，一个小时后，我们才在金强河边找到了正在割草的万芳、万琴和她们的母亲。13岁的万芳眉宇间、眼神里已经布满了生活的幽怨与愁绪，9岁的万琴依然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42岁的母亲高桂英看上去足有60岁。

“他嫌我只生女娃不生男娃就跑了，”高桂英说，“万琴没满月他就跑了，10年都不知去向、也不管家……房子快塌了，雨大一点就泡塌了……娃们上学靠卖点油菜子，家里没有一只羊，只养一头牛耕地……开学要借钱了，也没人敢借给我们……”高桂英割着草嗫嚅着。

“我资助她们姐妹上学吧。”我轻声对马官保、周发科说。

“那我们替孩子和她们的妈妈谢谢你了。”马官保、周发科说。再有10多天就要开学了，我给万芳姐妹留下100元，送她们随身用的两支圆珠笔、两个采访本。我对她们说，要常给我写信、寄成绩单……

下午，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中段，在巍峨的石门峡崇山峻岭，我看到玛尼经轮在石门河上缓缓转动，五彩经幡在如洗的蓝天下灵魂般飘拂，马官保的歌声从帐篷中传来——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

她们的妈妈叫光明

……

又唱：

无极的雪域啊

无极的唐古拉草原老调

……

我双手合十

祈愿众生吉祥

听着马官保的歌声，我一时泪流满面，也说不清因为什么……

之六 西鄂尔多斯荒原的雨声

我很久地沉浸在对宁夏韦州镇的历史想象中。

韦州地处西鄂尔多斯荒原的南端，1998年9月当我穿越辽阔的荒原到达韦州时，韦州整个的色调是土黄色，和荒原一样。土房、土墙、土路，给人一种异常干涸的感觉。可历史上的韦州肯定不止这一种单调枯萎的土黄色，它肯定有别样的色彩。否则，那个明太祖朱元璋第14子不会在韦州建离宫别墅的。“风清月明”、“凉爽宜人”的韦州肯定不是除了人便万物凋瑟。佐证韦州历史上文化自然景观的另一史料记载是：韦州曾成为明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明万历年间，韦州出了一位卓越的经学大师海东阳，经名艾哈默德。这位海东阳是明代后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嫡传弟子，胡太师祖创立经堂教育于陕西咸阳，很快被海东阳（穆斯林人尊称海太师爸爸）和其父海师等著名经师传入回族聚居的半个城（今宁夏同心老城）和韦州城一带。胡氏嫡传弟子有三人，其中两人即至同心城、韦州城设帐讲学，二传弟子著名的有四人，其中有三人到同心城、韦州城讲学，其三传弟子也大部分授业于同心、韦州，足见同心、韦州当年伊斯兰教经堂讲学如何盛行。海东阳在韦州设帐讲学，阐训万代，成绩卓著，蜚声海内。云南、陕西、山东、杭州等地学子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韦州成为“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的经堂教育中心。

我一直在想象“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学子如云的韦州，想象这沙漠边缘曾经有过的求学盛况。如此深厚的文化渊源不可能迹断烟灭，它一定渗入韦州人的血脉之中。那么我就想，我专程到韦州要访问的一个人是不是就归为这种文化传承和渗入的现象之一斑呢？

她是一位女校长，叫马新兰，经名：海迪彻。当然，马校长从事和献身的是现代教育，我只是想说这位女性精神中的韦州文化。46岁的马新兰生命的27年都献给了韦州的女童教育，1985年恢复韦州回民女小时，马新兰从韦州中心小学调回民女小当校长，那时加她一共6个老师、90个女学生。1998年，回民女小有21名老师，360个学生。从1985年到1998年从回民女小走出去的女学生已达1000名。她们中许多人上了中学，其中又有许多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北师大、中央民族学院，许多人做了教师、干部、商界老板。从学校到清真寺，从社会到家庭，韦州女小走出去的学生都成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马新兰个人而言，千名学生完全堪称“弟子如云”；就宗教传统而言，在“女孩九岁就要封斋、不能再和男孩一起蹦蹦跳跳、十五六岁就要出嫁”的韦州，马新兰让1000名女孩在不同程度上获取了另一种人生，这在韦州、在鄂尔多斯荒原应该是一种奇迹。

无论怎么说，马新兰也是韦州文化教育的接班人。韦州回民女小始创于1929年，停办于中国异常饥馑的1960年。而它的创始人正是马新兰的外祖父苏乐。明代至清，苏姓为韦州回民的主姓，海东阳墓碑的立碑人中就有近50名苏姓回民。韦州的海姓回民是在海东阳定居韦州后从各地迁徙而来的。30年代的苏乐，是韦州镇四大知名人士之一，他从事商业又经营土地，当年韦州人评价一个人的富有和财产是看你有几连子骆驼，一连子骆驼是15个驼峰。苏乐有四连子骆驼，这在地处荒原的韦州已相当富有。苏乐把盐池县会安堡的盐运到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再把那里的日用百货、布匹、药材运回韦州。那时，四季穿越西鄂尔多斯荒原和六盘山崇山峻岭的驼队，属苏乐的壮观；苏乐开办回民女小，在韦州是开天辟地的壮举，苏乐聘请马新兰的爷爷到女校当教师（当然马新兰成为他的孙女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新兰爷爷是韦州著名阿訇，是海东阳经堂教育的后承人之一；苏乐开药铺，马阿訇的儿子就在药铺抓药，后来精明的苏乐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青年抓药郎时，他一定是发现了这个青年有别于他人的精神和品格。1952年马新兰诞生时，抓了一辈子中药的父亲已成为韦州镇著名的中医，他精通中医中药，且是韦州镇唯一通读了四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文学爱好者。这样一个通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又了解波澜壮阔的人类生活的人，就决定了他会把5个孩子送到学校去念书，包括新兰和一个姐姐，决定了新兰和姐姐最终成为韦州镇唯一念到六年级的女孩，唯一考上县城中学的女孩。

那时韦州和县城不通车，新兰和姐姐每学期必须步行近100公里走到学校。当时这样的辛苦是无法阻拦苏乐、马阿訇和那位著名的老中医的后代的，不幸的是新兰和姐姐只念了一年初中就遭遇了“文革”，以后的日子和我们大家都一样，新兰们不能再读书，只能是“混个初中毕业”，那是1968年。

1971年，19岁的新兰做了民办教师，月工资只有5元。做一个女教师、教许多许多的孩子是新兰童年就有的梦想。这梦想如同一粒种子种在一个小女孩纯洁的心灵之后，它是一定要发芽开花结果的。是谁在新兰心上种下了这粒美丽的种子呢？几十年以后，马新兰依然沉浸在纯洁的回忆中——

“……我们的女儿若没有女教师，家长是不让去上学的。那年她来了，我们全村的女孩都去了。她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非常紧张，全都躲在墙根偷偷看她……她那么美丽、那么漂亮，她是从北京来的。我不知她怎么就从那么远的北京来到我们这么偏僻的韦州的。那是1958年，我只有6岁。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走了，我不知她后来到了哪里，但我一直都在想念她。长大了当一个女教师就是在看见她以后产生的，抹都抹不掉了。1992年，周卫他们开始搞女童研究时，把我们学校定为实验学校之一。他们上上下下做工作，一定要让实验学校的女教师达到40%以上，一定要让每个实验学校配一个女校长，我是深深明白他们的心意的。一个好的女教师、女校长兴许一生都会成为她心中一束不再凋谢的七色花，她会因此一生怀着梦想去追求、去奋斗……”应该说，当年那位从北京来的女教师和马新兰相伴的日子绝不是一年，而是整整一生。

当女校长之初，马新兰带着师生捡半截砖头盖教室、垒院墙；到草滩上捡发菜，卖了添置办公用品；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前，马新兰让学生们把“叔叔，请你注意安全”的话一针一线绣到小手帕上，当几十条、几百条小手帕寄到北京、上海、银川的交通部门时，成千上万的司机叔叔、阿姨们就聚集到一起宣誓“向宁夏的小朋友们学习”。女童教育实验开始后，马新兰一周一节大课，一讲就是4个小时，她给自己的学生讲“怎样自强自立”，给学生的母亲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她开设缝纫、裁剪、刺绣、烹饪、育种等各种实用技术课，她希望孩子们考不上学能尽快在社会上自立……

西部女童教育实验对于奋进的韦州回民女小实在是推波助澜：1992年9月7日新学期刚刚开始，宁夏教科所周卫、王强们即把写着“心灵手巧、自立自强”中、阿、英三种文字的校训牌轰轰烈烈授给了韦州回民女小，自那时起，女小就成为大西北女童教育实验一颗闪亮夺目的星。你随时都可以听见一个偌大的外部世界向女小频频走来的脚步声——

1993年9月17日，女童教育试验一年后，在银川参加“全国女童教育试验汇报交流会”的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县、乡和学校的60多名代表来到了女小。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辉来到了女小；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的5位教授王庆淑、郑必俊、齐文颖、臧健、王春梅来到了女小；宁夏教育厅、民委、妇联的负责人来到了女小……

1994年12月11日，参加国家教委、全国妇联联合在银川召开的“全国女童教育现场会”的全国28省市、200多位代表来到了韦州女小；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泠来到了女小；国家教委基教司司长王文湛、自治区副主席刘仲来到了女小……

1994年7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臧健一行6人来到韦州女小进行“口述史”访谈……

中宣部文艺局苏小卫等6人捐赠的4大包工具书和儿童读物从北京寄到了韦州女小……

北京大学教授郑必俊、臧健救助失学女童的800元捐款寄到了韦州女小……

中央广播电台一行四人来韦州女小采访录音……

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解放》摄制组来韦州女小拍女童教育纪实片……

签着中央电视台各栏目主持人姓名的一份挂历从北京寄到了韦州女小……

加拿大友人帮助建小农场的2万元人民币交到了韦州女小……

巴林国法克利亚·亚瑟利比女士捐赠乡村图书室的750美元交到了韦州女小……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一行5人来女小参观考察……

清真寺和社会各界群众的捐款来到了韦州女小……

还可以举一些。

女童教育实验4年间，从荒原南端小小的回民女子小学走出去的又是什么呢？

1992年4月3日，由宁夏教科所推荐提名，马新兰参加了全国中小幼教职工访日团，赴日本参观考察中小幼教育；

1993年11月18日，应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邀请，马新兰随西部女童教育课题组一行8人来到北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韦州女小的手工刺绣品义卖在北大引起轰动；

1995年8月20日，马新兰赴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将西部女童教育成功经验通过非组织论坛介绍给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马新兰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被亚太地区新闻单位评为“亚太地区十大杰出妇女”，1993年教师节，马新兰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人物……

还可以举一些。

这频频的“走进来”和“走出去”，使荒漠南端的韦州、韦州小小的回民女子小学成为“天下人知”的地方。当年在韦州传播经堂教育的海东阳也未必到这份上吧？

在如此的“走进来”与“走出去”中，马新兰和这世界的大人们便把美好的理想和具体的生存、把广阔的外部世界和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育，在西部荒漠沙原如同一滴滴甘露渗透在回民的小女儿们心上。

伴随着“走进来”和“走出去”，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发生了——

故事之一：1995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带领学生做“性别意识研究”。她写信给马新兰，让马新兰在她的学生中做一个测试，即用简单的图画表达“我长大了做什么”，同样的测试在北师大附小同时进行。当两个完全不同地域的学校的测试结果集中在史教授手里时，她出乎意料地惊诧了：北师大附小女学生图画绝大多数表示长大了当歌唱演员、舞蹈演员、播音员、秘书、美容师等，男孩子表达的是商界老板、警察、士兵、运动员、科学家、飞行员等；韦州女子小学的图画表达则是开飞机、开火车、电脑操作、科学家、运动员、教师等等，这样的比例很高。北师大附小学生们的图画使史教授发现，城市的职业性别选择已潜移默化为孩子们的性别意识，但马新兰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这让史教授好一阵费解。马新兰到北京参加世妇会时史教授问马新兰：“能说说你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吗？”马新兰说：“史老师，你得知道，在我们那里学校是女孩子唯一能产生梦想的地方。”

作为始终从事着前沿性教育理论研究的史教授，她非常感慨在封闭贫困的西部，学校作用的明显以及许许多多像马新兰这样的校长和老师们正带领千千万万孩子挣扎着走出传统，而城市没准儿正悄悄向传统回归……

故事之二：1993年9月北大5位女教授到达韦州时，围观女教授使韦州万人空巷。“三西工程”移民中的一户移民马小玲母女挤在人群中间，上完小学一年级的马小玲从100多里外的贫困山村马高庄移民到韦州时已经失学。小玲母女挤在了臧健教授身边，臧健拉着小玲的手问：“小朋友，你上学没有？”小玲摇摇头。臧健又问：“你几岁了？”小女孩不说话，旁边人代答：“11了。”臧健又问：“你们家兄妹几个？”小玲母亲回答：“三男一女，她为二。”臧健又问：“哥哥上学没有？”小玲点点头。臧健继续问：“你想上学吗？”小玲使劲地点点头。在这点头与摇头中，善良的臧健对马小玲已经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与爱怜，她掏出随身带的两支圆珠笔送给马小玲：“小玲，你要争取上学，若实在上不了学，你就跟哥哥学习识字、写字……”说完，臧健就随“大部队”到韦州城南参观清真大寺，又折回参观康济寺塔，转了韦州的好几个土街土巷。这时的马小玲始终挤在人群中，尾随在臧健身后，只是臧健没有发现。几个小时后，臧健他们上车去同心县城，在马达已经启动的瞬间，臧健突然发现远远站着的马小玲，并且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马小玲的喊声：“阿姨，再见！”这个一度只会摇头点头的小姑娘在离别的瞬间突然发出的喊声，让臧健柔肠寸断，她和身边的全国妇联儿童基金会的丁鹏霎时泪流满面，“小玲再见！再见……”臧健意识到此生此世她不可能忘掉西鄂尔多斯荒原南端这位小姑娘了，丁鹏说：“小姑娘大约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了。”第二天，在同心县城的座谈会上，臧健眼含热泪地说到了默默的、无望无助的那个韦州小女孩，说到了那声令她永远牵念伤感的喊声。在座的人无不伤怀感动，臧健发现马新兰哭了。

回到学校，马新兰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全体老师们听，然后发动老师和学生在韦州镇寻找马小玲。因小玲一家是移民，没有户口，许多人也不认识，找不到。几天后，马新兰他们才在河滩的一间租房里找到了马小玲一家。小玲的母亲说，自那天见到臧健阿姨后，小玲一夜一夜在梦中哭醒，有时睡着睡着就突然坐了起来，说我要上学。臧阿姨给的两支圆珠笔也让哥哥和弟弟拿走了，小玲哭了半天……马新兰听完就说，明天就让小玲到女小上学，免去杂费。小玲妈说，小玲得看四弟，我和她爹每天都要去挖甘草（又是挖甘草！）。我们是外来户，没有地，口粮全靠买。一斤甘草卖一元钱，除了买粮还要供两个男娃娃上学。马新兰说，让小玲带小弟弟上学，小弟弟可免费上学前班。于是小玲上学了，马新兰还免费发了小玲一套校服。这年11月马新兰到北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时，专门给臧健带了一张马小玲穿校服的照片。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马小玲，我们已经找到了，她已上学，马新兰说。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救了孩子。臧健说。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照片，像抚摸着别离已久的小女儿。马新兰散会时，臧健买了文具盒、铅笔、毛背心托她带给小玲。

回韦州后，马新兰专门召开一个全校大会把臧健的东西转交给马小玲，她要在孩子们心上留下一个仪式。

此后，臧健就和小玲通信，小玲每学期的考试答卷都写得工工整整，由父亲寄给臧健。

1994年臧健一行到韦州做口述史访谈时专门去了小玲家，小玲又高兴又紧张。臧健给小玲带来了书包和自己女儿的许多许多的书。小玲，阿姨看看你的书包。臧健说。小玲拿来了，是个又脏又破的白塑料袋。小玲，你看，阿姨给你从北京买来了新书包，还有这么多书。小玲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书包里装的全是知识。小玲，你会做什么，能告诉阿姨吗？小玲终于说话了。小玲紧紧拉着臧健的手。那一刻臧健的心被泪水淹渍了，她想，她和小玲有一种前世今生的缘分。

后来宁夏自治区教科所陈少娟资助300元帮助小玲念完小学，1997年已考上韦州中学的小玲每年接受着臧健500元的资助。

故事还没完。1998年7月，韦州女小的马虹以很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同心县重点中学，但马虹姐妹6个，5个都辍学的辍学、不念的不念，马虹父母绝不同意再让马虹上中学。马新兰知道后越想越觉得可惜，她想找一个帮助马虹的人，她想起了和臧健一起来韦州的中国儿童基金会的丁鹏。她让马虹给丁鹏写封信，她也亲自给丁鹏写封信。可发信时怎么也找不到丁鹏的详细地址，她就把信发给了臧健，她托臧健把信转丁鹏。臧健呢，收到信后一刻也不停地为马虹想办法，她知道丁鹏那年从宁夏回京不久就调到了中国银行，臧健觉得这么多年她们也没来往把信转去也不大好，臧健就问全国妇联春蕾计划能不能救助，回答：春蕾计划只资助小学女童，不资助中学女童。于是臧健就找到弟弟一家商谈，能否资助马虹。弟弟一家欣然应允，并决定以弟弟的女儿臧彤的名义进行资助，每年500元。臧彤在1998年夏季以652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臧彤在中学时代就曾想资助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念书。

1998年9月我到达韦州女小时，马新兰把臧健和臧彤资助马小玲、马虹上学的信及汇款单复印件一一拿给我看。这一年的岁末，在北大勺园，臧健请我吃韩国料理，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位柔情善感、充满同情心的知识女性。我向她索看了马新兰、马虹写给她和给她侄女臧彤的回函。至此，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女儿们，把善意与良知、把理性与同情织梭般织成了北京至大西北横跨天际的彩桥，这彩桥接通了西部女童抵达另一种人生的路。

西鄂尔多斯荒原下雨了。

那一个雨夜我住在了韦州，窗外，韦州一片漆黑寂静，雨点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窗棂。

马新兰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很长很长的夜话。

荒原的雨声，辽阔而贴近……

之七 六盘山下不眠的倾听

臧健在北大勺院2号楼门前等我，她很高地站在雪后的阳光下。雪后的阳光分外灿烂，穿着豆绿色羽绒服的臧健分外灿烂。“你是梅洁……”“你是臧健……”当我们几乎同时在行人中认出对方时，我想肯定有一种不朽的默契在我们心中同时升起。

在2号楼内的韩国料理间，我迫不及待地给臧健拿出了马小玲的照片。臧健反复抚摸着照片，惊喜得一遍又一遍地说：“都长这么大啦……”看着臧健充满母性的爱怜我很感动，我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小玲今年都15了……”“我本来说今年暑假领着我女儿和臧彤到韦州去看看小玲、马虹、马新兰的，后来有事又耽误了……1993年新兰给我带过小玲一张照片，我实在没想到5年后又有人给我带来照片……”说着话，臧健一双温柔细长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照片上的小玲。

马新兰领我在韦州的土街土巷走了很远的路，走出了镇子、走过了河滩，走到了两间小土房前，就走到了小玲的家。小玲在屋外的一小块地里挖土豆。土豆很小，核桃那么大，像我在窑山看到的一样。

“今年天旱，没长大……”小玲望着我，很腼腆地笑。读初二的小玲已长成大姑娘样，朴实、健康、大方、耐看，有一种成熟美。

“让梅阿姨给你照张相，给臧健阿姨带去。”马新兰说。

“那我换件衣服……”马小玲说。

“不用换，这就挺好。”马新兰说。

“你就挖土豆，我给你照。”我说。

于是，在土豆地里，我给挖土豆的小玲拍了五六张照片。那时我就想，我是一定要把照片带给臧健的。

就着两盘石锅拌饭、两条炸黄花鱼，我和臧健的话题就没离开小玲，没离开西部女童。然而，我听到更多的是“大龄女童”。作为研究中外妇女问题的学者，臧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领域。

以往无论是儿童学或生物学或统计学的研究，习惯将儿童年龄定义在0-14岁，15岁以上即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臧健说，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定义，将儿童界定为0-18岁。这一概念从1995年开始，已为我国政府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女童，应指0-18岁的全体女孩子。

儿童按照不同的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0-5岁为婴幼儿期，6-12岁为学龄期，13-18岁为青春期。女童研究的范畴，应包括女童生长、发育、就业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历史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对女童的歧视，关注女童所应获得的平等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应包括女童从出生到青春期的整个发展阶段。

臧健在多年的研究中、尤其是在1993年7月赴宁夏做“口述史”访谈中发现，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不仅仅局限于学龄期儿童，13-18岁的大龄女童失学问题往往更为严重。相比来讲，大龄女童的生存状况更为不利。种种原因，贫困地区有70%适龄女童不能入学，这就势必造成贫困地区有70%的13-18岁的没念过书或只念过一二年书的大龄女童文盲。这些女童再也无法进入学校，即使在西部女童教育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大龄女童也因为年龄偏大正规学校无法接受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部分大龄女童文盲将构成下个世纪初中国妇女文盲的主体。臧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程度低是她们早婚早育率高、多胎多育的基本原因。

臧健说，9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青春期的大龄女童卖淫、性交易与性剥削问题，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地区城市中做三陪女、卖淫女的，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大龄女童。卖淫是个遍布全世界的社会问题，仅靠公安部门打击是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假如贫困地区的大龄女童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假如她们能够得到技能培训，假如她们具备了发展能力，她们中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卖淫脱贫的方式。就此问题，臧健在1993年的“口述史”访谈报告中，在1995年世妇会女童论坛上，在1997年“贫困地区女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多次呼吁政府和全社会予以关注。

臧健认为，在女童失学辍学比例和大龄女童文盲相当高的地方，非正规教育不仅使女童特别是大龄女童重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其作用不可低估。非正规教育往往是与贫困相联系的，越是贫困的地区，其效果越明显。非正规教育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却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改善贫困地区女童状况的有效途径……

臧健对大龄女童问题的研究与关注使我立即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六盘山下的固原地区西吉县单家集的单秀明。也许我们早已从《红旗飘飘》大型丛书里、从许多长征过的前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单家集。1935年至1936年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左权、陈赓、杨勇等红军领导人率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红一军团先后三次进驻单家集。离单家集不远的将台镇就是红军三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的地方。

我发现，几个月来我在西部走了很远的路，但我走来走去没走出黄河，没走出古丝绸之路，再就是没走出这条长征之路。当然我们更能从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里获悉，这是块播撒过革命种子的地方。这主义里包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单秀明的母亲就是在这些革命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英雄的穆斯林女儿，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这位女性都勇敢地担当了单家集村妇救会主任、村贫协主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在风雨、炮火中奋不顾身的女性的形象。因此，这位母亲就在1965年国庆节时，随少数民族代表团走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一切都翻了过来。“红卫兵”、“造反派”洗劫了单家，因为他们在反复的抄家中发现了这位母亲和刘澜涛的合影，“和叛徒合影肯定是叛徒”，造反派们说。他们殴打这位英雄母亲的丈夫，说他把图钉钉在毛主席像上（用图钉把一张像钉在墙上何罪之有？），立即定为“现行反革命”……于是，这位熬不过惊恐、折磨、凌辱的男人就在1966年岁末上吊自杀，那年单秀明初中毕业，是单家集史无前例的三个女初中生之一。而母亲为了孩子们，顶着熬着走了过来……从遥远的西部农村单家集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叫“浩劫”——无论城市农村，也无论天涯海角，命运之苦在劫难逃，如同洪水过街，片甲不留。这种让人无法逃遁、无处藏身的“革命”，其渗透性、残酷性与无人道性实属人类罕见。

少女单秀明经历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的心灵轮回，这势必要奠定她日后的不屈不挠；而血脉里流淌着英雄母亲凛然傲然、追求光明与正义血液的单秀明，日后的人生绝不会卑琐与平庸。

1974年单秀明被西吉县兴隆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聘为农业技术推广员，社会上普遍称为“老推”。“老推”的日子永远和农民在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不同的是他们在顽强地推广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同时，顽强地与千年的传统和保守、愚昧、落后抗争。西吉是“苦甲天下”的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首称县，西吉聚居着80%的回族人口，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直到90年代许多村子仍没有一个女孩上学，农村女性文盲率高达90%。

干旱贫瘠的西吉兴隆，历史上从来不种蔬菜、更不种西瓜，1983年，单秀明率先要在兴隆推广地膜西瓜。她发动了40名能够管得住男人的女人——单秀明向我说这句话时对我解释了一句：即在男人面前说话能够算数的女人。她向她们说：“你们种，我承担风险。成功了你们付给我种子、化肥、地膜款，失败了我赔你们每亩地400斤麦子，种子、化肥、地膜款我不要了。”那年推广种植了60亩，亩产2000公斤，成为西海固农民当年家喻户晓的新闻，结束了兴隆不能种西瓜的历史。后来的兴隆几乎每家每户都三亩两亩地种西瓜，全镇最多的年份种500多亩西瓜，最少的年份也种200多亩，现在，亩产已达4000公斤。后来单秀明见到我时说：“一亩地赔400斤，60亩要赔24000斤麦子呀！种子、化肥、地膜我已垫进去6000元。真砸了拿啥赔呀？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时就是坚信能成功。”1987年单秀明推广地膜玉米1700亩，外面风传：“种不成没事，有农技站赔呢！”单秀明说：“你必须给我好好种，别老想着等我赔，只要有人种成功一亩，也别想我赔你。”单秀明说，该硬时也得硬。结果一举成功，亩产390公斤，现在兴隆的地膜玉米亩产550公斤，最高的达800公斤，单秀明在兴隆累计推广地膜玉米2万多亩。25年来，单秀明参加完成农业技术试验课题30多项，示范推广地膜玉米栽培、农作物立体复合种植等农业新技术24000多亩，增产粮食164万公斤，净增产值74万多元；单秀明大力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使兴隆镇的小麦品种更换了5次，马铃薯品种更换了5次，玉米品种更换了3次，胡麻品种更换了4次，兴隆的良种覆盖率达到98%；单秀明推行中低产田改造，使近万亩中低产田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300多公斤；单秀明推行土壤培肥技术、小麦玉米套种技术、节能日光温室技术20多项，使全镇29300多亩农作物单产由90公斤提高到184公斤，增产粮食5040万公斤，使兴隆镇90%的农民解决了温饱；如同不种西瓜一样，兴隆人历史上不种蔬菜，执著也执拗的单秀明一定要带领兴隆人种蔬菜。现在兴隆人种的蔬菜不仅满足自己食用，还大批量地运往西安、兰州。最多时兴隆一年种植蔬菜1600多亩，亩产3000多公斤，1997年兴隆农民仅蔬菜收入就达20多万元，最好的户一亩蔬菜产值就达2000元。西瓜、蔬菜使兴隆的穆斯林女儿们个个挺起腰板做人了，丰收的季节，她们的西瓜、蔬菜生意热闹成了“兴隆一条婆姨街”……

这是一个多么顽强的、了不起的女儿！这是一个与穿梭炮火、打土豪分田地、做军鞋抬担架的母亲一点也不逊色的女儿啊！

1990年单秀明创办农业技术学校，培训近2万人次，使全镇5000多农村主要劳力掌握了一至两门技术；同年宁夏自治区因单秀明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15年的唯一回族女技术员得到嘉奖；1994年全国妇联授予单秀明“三八红旗手”称号，也就在这一年，单秀明才结束了20年“临时老推”的生涯，即摘下了“临时工”的帽子；1997年单秀明获中华科教基金会授予的“全国农技推广奖”。1998年9月，我到达单家集时，听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单秀明破格晋升农艺师的问题，我顿感哑然。如此卓著的25年还不够个农艺师？而一个农艺师的职称又怎能涵盖一个穆斯林女儿25年的生命奉献、25年对贫困最切实最根本的救助？

单秀明之所以走进我的写作范围是因为她于1996年又创办了“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

长期与农民打交道的单秀明已经发现农村女娃娃生存的贫困，她们大部分不能上学，上了学的也不接触生产劳动，不懂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返乡后她们依然因袭传统落后的农、牧方法，既无致富本领也无劳动习惯，更无终身从事农业生产的准备，而她们中能够升上中等专业学校或高等学校的微乎其微，她们很少有机会体验教育带来的收益，她们对教育的要求不高。单秀明发现，在贫困的西部农村妇女是开发最不充分的人力资源。于是她就想为农村的大龄女娃娃们做些事情。在多年的农技培训过程中，她发现农村女娃娃们对学农业技术不大感兴趣，于是她就想开办一个以服装、裁剪、缝纫、刺绣为主的职教中心。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她把想法告诉了宁夏教科所副所长马毓勤，她请马所长给她的中心起个名字……此后，“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就挂牌成立了。仅仅两年，“中心”在兴隆农技站的一间办公室里已办班11期，培训了宁夏、甘肃、新疆三省5县18个乡镇的600多名15岁至18岁（最大35岁）的大龄女童，其中7%为文盲，她们中60%的人都已自立，有几十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服装技师并开始一批一批带徒弟。

我们在城市里、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厨师、缝纫、电脑……我随意做了个调查，这些培训40天至两月的收费每人至少在600元至1000元之间（不包括食宿），当然这是赢利性质的培训，属商业行为。而单秀明的培训呢？所有学员培训两月只交30元培训费，残疾女童不收费。单秀明自己除了在兴隆农技站领每月四五百元农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外，再没有任何收入；培训中心现在的老师郭桂芳是中心首期培训出的学员，小郭是从第七期接任的，前六期的老师是由区教科所从银川聘请，小郭可以胜任老师了，银川就不再来人了。小郭能挣个大款吗？不能。单秀明说小郭一月只拿60元工资，远远不及她个人开缝纫铺。

西吉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充满了救助性和奉献性，但实际上属教育行为。而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应该是国家行为，她们日后的艰难在于两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担当起了一种毫无赢利的义务行为，她们未能像私学、私铺那样收费。

为西部女童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与精力、几近心力交瘁的马毓勤和宁夏教科所给了“中心”许多具体切实的帮助，他们通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引来了日本宋庆龄基金会4万元的资助，为“中心”盖了一座80平方米的教室，他们帮助从银川请培训教师，资助了11台缝纫机、两台锁边机和毛衣编织机和5000元开办费，固原行署教育处资助了30套价值5000元的桌椅，还有著名宗教人士洪维宗的妹妹赞助的两台多功能缝纫机、1000元人民币，还有尤专员的1600元工资……

西部大龄女童在贫困的宁夏西吉县兴隆镇感受着一个偌大世界的关爱。

1998年9月14日下午5时40分，我们从单家集单秀明家出来，区教科所王建华老师说，我们翻六盘山，连夜赶固原。没想到那辆已跑了40万公里的“老伏尔加”刚开出不到10米就突然灭了火，任全师傅“翻江倒海”地找原因就是找不出，就是打不着火。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依然停在单秀明家的大门外边，寸步难行。天已渐渐黑了下来。

“你们别走了，就在这里过夜。小郭，给他们擀面片！老二，去找根绳子把车拖到院子里来，明天再想办法……”单秀明开始作决定并分派任务，看得出她是一个非常干练且临阵不乱的女人。

就这样，我们在单家集住了下来。吃了小郭擀的面片后我不知单秀明把王老师和全师傅安排在哪个农家，我可是偎在单秀明床上的被窝里，和同样围坐在被窝里的单秀明说了一夜的话……

走不了是缘分，若车坏在六盘山上，这半夜三更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不遭了抢劫？还不冻坏？留下和我说说话心里高兴。单秀明说。你丈夫在哪儿呢？我问。一家子分了三摊，老头子在县医院开车，他是撒拉族。单秀明说。是青海循化撒拉族？我上个月才去过那里……我眼睛一亮地问。是，他就是从那里过来的。两个儿子在县城上班，一个小女儿在银川念书，就我一个人几十年都在兴隆、在单家集。这一辈子都没顾上给老头子织件背心，想起来也对不住他……我现在最操心的是小郭，我都49岁了，奉献也罢，累也罢，还能干几年？可小郭才二十五六岁，为职教中心对象也吹了，对象在银川开车，她在这里做奉献，能不吹吗？现在最大的难处是没宿舍，一期五六十人没处住。女娃娃们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到这里来学习，中心解决不了住处，她们只好投亲靠友或住本镇女娃娃家里，实在解决不了的只好来了又回去……这里冬天很长，生煤火的钱都困难。我在这里硬撑着，领农业上的工资，争取来的钱又都办了教育，不伦不类的，农业上也有意见……看得出，你很艰难，你的收费太低了，可以适当提高一些。我说。来的都是些穷娃娃，咋提呢？单秀明说。那也要想办法创收，向社会化缘终归不是常事，小郭的工资也太低，我说。马所长在就好了，她能给我很多帮助，可惜她调到北京了……说着，单秀明就下地给我找马毓勤的信。那信是我来单家集前三个月从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寄给单秀明的——

亲爱的秀明女友：

转眼分别已有一月，由于我家长途电话不甚方便，所以先写信给你以慰思念之情。

我与宁夏，特别是宁夏的教育事业，尤其是浸透着咱们姐妹诸多心血的女童与妇女教育事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离宁来到北京后，杨主席（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现人大主任）、金大姐（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您……一个个志同道合、与我和我们女童教育有着不解之缘的女友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将永远热爱宁夏——这块哺育了我、又让我付出艰辛的热土！怀念和我一起为事业奋斗过的友人们！

我非常高兴结交了您这样一位真诚、正直、聪明、能干、爽快的女朋友，我也非常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特别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我永远珍惜这份情义，永远把我最温暖的心意留给您……

（下面一段是马所长到新单位后的一些情况，略——笔者注）

我的通信地址在信封上，邮编别写错。我的电话是……（略），010是北京的区号，晚上9点以后是半价，星期六、日也是半价，有机会来个电话，真想听到你的声音。

当然也希望读到您的信。拨款5000元收到了吗？请告诉我。省着花，说不定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支持了！

还要干些工作，做出成绩，才会有援助。尽量争取创收，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

有事多与杨主席商量，她品格高尚，又有极高的威望，遇事经验丰富，也有办法。

……

您多保重，凡事想得开，人生苦短，多想拥有的，多想自己已有的成功就高兴了！常联系。

（笔不好，字写得又大又不好看，希原谅）

祝一切好！

思念您的毓勤

1998.6.16

我之所以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略的部分是与我写作主题干系不大），是因为我看了这封信后落下了眼泪。我感知着两位穆斯林女儿事业的艰辛、友谊的诚挚以及她们为西部女童教育全部的付出。无论怎么说，信中透露的是非平庸女性对事业、友情和人生的真正的纯粹。

快凌晨4点了，单秀明说，睡吧，明天你还要赶路。我们睡下，但我发觉我们谁也没有入睡，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地翻身。凌晨5点，我听见隔壁房间里小郭已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饭了。因为我们的留宿，小郭一夜也未回家，留下来帮着做饭。

天亮，六盘山地区下起了中雨。单秀明的儿子、侄儿忙乱着，他们从单家集村子里求来一辆三轮机动车，把“老伏尔加”拖到了兴隆镇，又从兴隆镇拦了一辆中巴客车把“老伏尔加”拖往西吉县城……

离开兴隆很远了，我看见单秀明、小郭还站在雨里送我们。

雨越下越大，六盘山区一片雨茫茫。这时，我心里回响着回族作家张承志多次寻访“西海固”后写下的话：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1年第5期）

根本利益（节选）

何建明

迟了13年的葬礼，留下多少悲伤与深思……

2002年的“五一”假期里，当城市里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带着欢笑，忙碌着去那些风景名胜之地旅游的时候，本文的主人公——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告诉我，他必须去处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心就发揪”。他用这词形容内心的急切与愤慨。

关于他说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运城时他就说过，当时我觉得这事是横在这位先进纪检干部面前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出于“宣传”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处理这样的事照样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如果这事处理不好或者处理成“夹生饭”，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动的地步嘛？但梁雨润摇摇头，他异常沉重地对我说：“如果不能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我以前纵然有中条山（当地的名山）一样高大的‘先进’牌牌，也等于零。”

为这事，我们曾经为“还能不能”使写他的这篇作品问世而争执过。

“相比畅春英一家十几年来经受的打击和遭遇，我们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否宣传自己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没有多少可比性了。真的，不瞒你何作家，我曾暗想过，如果像畅春英家出的那种事，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再解决不了，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父亲管苹果园去，因为我觉得比起畅春英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受的冤屈，我们当不当官，能不能升职，似乎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如果说当官还能解决好像畅春英家这样的老大难问题，那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官没有白当……”梁雨润说上面这段话时显得很激动。

我为前途无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从第一次接受中纪委有关部门的邀请采访梁雨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着他处理畅春英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这件事处理起来实在太难，因为难在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得出世上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对农民夫妇，当活生生的儿子被杀害后，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而将死去的儿子装入棺材放在家里整整13年，家贫的夫妇两人到处上访告状。期间，丈夫不堪悲哀与经济负担，重病缠身，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中年。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一位农家妇女，身怀海一样深的悲愤，又将丈夫装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倾家荡产，挥泪出门，再度走上上访遥途……

梁雨润与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农家妇女的相遇是在市纪委信访室。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纪委有人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梁雨润，说有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你梁书记。

“咋一定要见我嘛？”梁雨润顺口问了一声。

“咱运城这一带谁不知道你是专为群众办事的‘百姓书记’嘛！”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梁雨润与单位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立即从原本上办公大楼的方向转了个弯。

进了信访室，他一眼就看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坐在长椅上。

“大娘，你要见的梁书记来啦，有话你可以跟他说。”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农妇说。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大娘一听这话，全身立即像触电似的一阵颤动，随后她抬起头，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望着站在跟前的梁雨润，眼泪顿时如雨而下……

“你就是梁……梁书记？”

“是，大娘，我是梁雨润。”当看清对方容貌时，梁雨润的心猛然一颤：又是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凭着职业的敏感，梁雨润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太太，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大娘，您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说您的事，啊，慢慢说，我们会想法帮您解决的。”梁雨润起身将畅春英扶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然后轻声询问：“大娘您今年高寿？”

“我？高寿？”老太太自言自语地看着梁雨润，又看看屋里的其他人。

“梁书记问你多大年龄。”有人对她说。

这回畅春英明白了。她向梁雨润伸了伸右手，再伸了伸右手，又举起左手的四个指头。

“您才59岁呀？！”梁雨润惊愕不已。他转头用目光询问信访室的同志。

“没错，她比我小两岁，1942年1月生的。”有位老汉长叹一声，道，“她可是个苦命人，都是愁老的啊……”

“大娘，你说说吧，我会尽力关照您的事。”梁雨润的心头顿时堵得慌。

“梁书记——”突然，畅春英“扑通”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一声撕人心肺的惨烈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

“快快，快把老大娘扶起来！”梁雨润大惊，立即命令纪委信访室的同事，“马上叫医生过来抢救！”

“快快……”信访室内的人顿时乱成一团。还好，正当大家手忙脚乱时，畅春英大娘苏醒了过来。而她做出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紧紧拉住梁雨润的手，不再放开。那抖动着的嘴唇，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梁雨润的手上，令他感觉透心的寒冷……

畅春英是运城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的农民，她的儿子姚成孝是个退伍军人。1989年的一天，姚成孝骑自行车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因为路不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就发生口角。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由于这个村打“文革”起就派性严重，村里的家族势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这回撞的是村支部书记的两位大公子，对方当然就不干了，又仗着平日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来。姚成孝觉得自己连车子都没挂一下对方的衣衫，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呀？这一方非要赢回威风，另一方又不甘吃亏，你打我回，几招过后，村书记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趁姚成孝不备之时，拿起刀子连捅姚成孝两刀，姚成孝当时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后被村上路过的人看到，急送医院，可由于流血过多，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在顷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的畅春英和姚成孝的父亲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判了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主犯只判12年，从犯3年。

杀人偿命的道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还懂，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法院判杀人犯判得太轻，所以不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和丈夫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放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住的那间房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判决。为这事，老两口便开始上县城，跑运城，奔太原上访申冤。光北京就去过4次，连天安门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畅春英夫妇了。

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畅春英和老伴不知怎么个向政府申诉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华门那儿，见解放军战士在那儿站着岗不让进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后披麻戴纱地在新华门口长跪不起。老两口还没有来得及哭喊几声，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同志了解实情后，并没有难为这对山西农民，但告诉他们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特别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办公地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一级一级地来处理。后来山西方面来人将他们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会很快腐烂发臭的，再说虽然没有“鬼”一说，可毕竟死人不入土，邻居和周围的人受不了呀！特别是一到夏天，那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直熏得方圆十几里路都能闻得见。姚家从此成了谁也不待见的“死人户”，白天村上的小孩子们绕过姚家上学，晚上连成人们都不敢出门串亲访友，怕姚家的棺材里钻出一个“鬼”来喊冤。失儿离众的畅春英和老伴越发感到悲哀，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只有在儿子的棺材面前向鬼魂哭诉人间冤情。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伴着阵阵夜风，飘荡在四周的村野上空，更令乡里乡外的村民们毛骨悚然，长吁短叹。

畅春英的老伴姚志忠是个农村教师，他知情知理，可同样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老两口你携我扶着又一次次地往县上、市里、省城甚至北京城里跑，成了天安门派出所的常客。他们手中拿到的领导“批示”有厚厚的一叠，但“批示”后面的下文就没有了。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啊跑，而长眠在棺材内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干巴了，直到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云丝似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只有半夜里他的亲生父母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依旧飘荡着。

常年的上访和悲伤，使畅春英夫妇身无分文，疾病满身。1996年，畅春英丈夫又在上访的回程路上猝死。老伴在临死时拉着同是病魔缠身的畅春英叮咛道：“家里借不到钱，就不用为我备棺材，也可以扔在野地里不埋我，但儿子的事你一定要上访下去，直到有好干部来管我们。”

那年畅春英五十刚出头，可她的模样已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了，总算给老伴备了口薄皮棺材，只是既没有办丧事也没有给他人土。她把装着老伴的棺材放在自己的房间，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天天依偎着棺中的老伴，权当他还活着……

畅春英家共有三间陋房，隔成两半，中间一道墙壁。老伴死后，她家隔开的两半房子内各放一具棺材，儿子和丈夫默默地躺在棺内伴她日起日落。打那以后，村上的人再也听不到深夜那一男一女此起彼伏的凄凉悲切的恸哭声了。丧子失夫的畅春英早已哭干了眼泪，只有每天夜深人静时，她才像全身瘫了似的伏在儿子和丈夫的棺材上用苍老的双手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棺木，借以倾诉心中的无尽悲愤与思念，那拍打棺木的声响，在静寂的黑夜里，显得很响，传得很远，会惊醒三里五村，会引得鬼泣犬哭……

村上的成人和孩童谁也不敢再接近畅春英，虽然他们非常同情她，但毕竟那两具停放在屋子里的棺材，让所有的人无不感到恐惧和晦气。村上的干部，乡里的领导，一届又一届，届届都知道胡家堡有这么一户家里停放着两具装着死人棺材的“上访专业户”，但谁都没胆子进过畅春英家一步。

“并不全是怕死人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而是怕自己没那个能耐帮姚家了结冤情。唉，说来愧疚啊！”村干部、乡领导谈起此事，谁都摇头。

不用说，与畅春英同村的人更是有气无处出，人家已经惨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能说啥不是？可政府和干部们吃什么饭的？咋就没个人来姚家瞅一瞅？开始是畅春英独自上访，后来村上的人也受不了了。特别是那些男娃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就因为这村上躺着死人，夏天“死人味”冲天，那外村的女孩子说啥也不愿嫁这胡家堡村来呀！十几年来，村上的年轻人只出不进，这可愁坏了爷们娘们，于是有人告诉畅春英说，运城市纪委有个“梁青天”，他是市纪委副书记，人称“百姓书记”。你去找他，准没错。

走投无路的畅春英将信将疑地擦着眼泪，然后朝大伙作作揖，随即拎起身边的那只麻袋（这是几年来支撑她上访和度日的唯一“财富”，用它捡酒瓶和破烂卖钱换饭吃），便来到运城，找到了市纪委梁雨润……

“大妈，你不用再说啥了，我一定想法为你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让他们能人土安息，在九泉之下合上眼……”梁雨润听完畅春英一番难以置信的哭诉，心头早已阵阵痛楚，“什么事都可以放一放，但这件事再不能拖一天了！”梁雨润感慨万千，不由对天长叹。当他抚摸着畅春英老人那双粗糙干裂的手时，默默地从口袋中掏出50元钱。

“大娘，你先上街吃顿饱饭，改日我一定上你家去。啊，千万别再受上访这份罪了！”

“梁、梁书记啊，我和我躺在棺材中的儿子、老伴，一起在家等着，你可一定得来……”畅春英话未说完，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梁雨润看在眼里，心头阵阵作痛：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一个为了能听到一句公道的话而在家中放两口棺材整整十几年生不如死景况凄惨的乡村老妇人——除了党和政府能救她，还会有谁能给予她一丝希望呢！

可这漫漫十几年里，我们是不是欠这样的乡村老人太多太多东西了呀？！梁雨润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第二天，他来到畅春英所在的河津市调查了解情况。当地法院领导一听这事，朝梁雨润直摇头：她的事全法院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可就是不好办呀！

怎么个不好办？梁雨润要问个究竟出来。

“因为当时畅春英没有向法院提出在刑事判决的同时附带民事赔偿这一条，所以作为受害家属的畅春英一家自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经济赔偿，这是其一。其二，虽然她后来多次上访，也曾提出当时没有进行民事赔偿这一条，可我们这儿的法院已经换了好几茬人，陈年旧案不好再翻过来。”法院的人说。

“畅春英夫妇上访多年，你们知道吗？”

“知道。样子也挺可怜的。”

“那你们有人去过她家了解过情况吗？”

“没人去过，她家放了两口棺材里面都装着死人……”

梁雨润见法院领导的脸部表情僵僵的，便什么话都没有说了。

“你是小梁乡党委吗？你就是书记？！那好，请你带上民政干事，我们一起上胡家堡村，就是上那个畅春英家。对对，就是那个家里放着两口棺材的人家。什么？问我知不知道那棺材里有死人？当然知道。我今天就是为这事而去的。请你也尽快到胡家堡村，我们见面再商议具体解决方案。好，就这样。胡家堡村见！”梁雨润说话间，已经登上了去畅春英家的面包车。

十几年来从未有人围聚过的畅春英院子外，此刻却人头攒动，热闹异常。自打1989年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死后装入棺材的那天起，整整13年间，她畅春英家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人到她家来往过。这一天，梁雨润是作为十几年来市县乡三级党组织和政府官员中第一位踏进她畅春英家的领导干部。

“梁书记，你真的来了呀！”畅春英颤颤巍巍地从里屋走出，泪流满面地拉着梁雨润的手，久久不能言语。老人凝视着眼前的梁雨润，仿佛是在做梦。

“大娘，这些年您受苦啦，我们早该来您家看您和您没有入土的儿子及老伯……”梁雨润向畅春英大娘说完此话，便独自大步朝放着棺材的两间破屋走去，并且站在那两口棺材前凝视许久，然后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

“儿啊，他爹啊——你们睁眼看看哪，梁书记他到我们家来啦！他代表政府来看你们啦——十几年啦，你们盼啊盼，连魂丝儿都盼干了，今儿个你们该知足了呀啊呜，我的儿啊，你和你爹该瞑目了呀——啊呜呜……”就在梁雨润鞠躬默哀的那一刻，吃尽人间苦楚的畅春英大娘再也无法克制地一头伏倒在棺材盖上，号啕恸哭起来。那断肠裂肺的恸哭，像决堤的山洪，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村民和干部的胸膛，人们无不落下同情的泪水……

“大娘，根据你家庭的经济状况，政府决定给两万元经济补助，好让你儿和丈夫的灵柩早日入土。”

“梁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儿和老伴的棺材埋了。过去即使有海一样深的冤，有你这么大的干部今天上我家来这一趟，看咱屈死的儿和苦命的老伴一眼，我从今再不上访了！我谢谢你，谢谢党……”

“大娘，我要代表党组织和政府向您表示歉意，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一家受那么大的冤和苦，真对不住您老人家呀！”

“不，梁书记，我要谢谢你，谢谢政府和党啊！”

梁雨润和畅春英就这样长时间地边流泪，边诉说着，那情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当然，最受震动的是那些闻讯赶来的县乡村几级干部，他们面对这一场景，都忍不住愧疚地低下了头。

不是吗，如果他们都能像梁雨润一样早一点来真正关心和看望一下畅春英一家，已是悲哀万分的姚家怎么可能还会雪上加霜，走上了漫漫几百次的上访路？怎么可能父子同赴黄泉路？怎么可能两具装尸棺材露放几年十几年？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如此不可想象的人间悲剧？

我在北京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用电话拨通了梁雨润书记的手机。希望能听到他对此事的激动人心的描述，然而手机里的他，却异常平静地说：我做的事算什么？就说我去畅春英家的事，其实根本不值一提。人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觉得当年自己的儿子死时法院判得不公，希望政府给个纠正机会，就为这，吃尽了千辛万苦，搞得家破人亡。当农民的有啥本事？没呀，所以他们用不埋死人把棺材放在家里作为唯一的筹码来争取自己那一点点权利。可是我们的干部和领导们十几年来居然可以对此不闻不问，就算是吓得不知如何办好，至少人家上访了多少年，你也应该到受害者家里访贫问苦，问寒问暖一回吧！你一直不来，十几年不来一次，人家心能不冷吗？畅春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病魔缠身的农妇，她能做的出格举动仅仅是去跪倒在政府大门口。要是换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人，你能料他不会干出什么过激的事？这种教训太多了。我听说她的事后就着急，不是着急畅春英家的两口棺材已经停放的时间有多长，而是着急我们这些身为共产党的干部们为啥在这么长时间里不上人家家里看一看，关心关心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人家受了那么多的难！你当干部的，当共产党员的，为啥不想一想他们的疾苦呀！跟你说实话，我到畅春英家那天对她说政府看她困难，准备补助她两万元，那是我提着胆说的，因为我纪委没有政府职能，也没处拿这笔钱的呀！可我看到畅春英家这么个景况，尤其是她四邻八乡的村民们这十几年因为她家的那两口放着死人的棺材，实在受了不少难以想象的苦恼，再不解决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姚家家里放三口棺材？想想这些，我们当共产党干部的能安得了心吗？所以我当场自作主张给畅春英大娘许了这么个诺。人家一听我这话，立马好像十几年的冤屈就顿时烟消云散了，还特意买了一条“红河”烟要请我们抽。你知道她畅春英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吗？她为了上访，常年住在街头，没有钱，她就靠捡啤酒瓶拾破烂。听说有一次因为睡在信访室的水泥地上八天八夜，得了重感冒。差点没有抢救过来。像这样的人，要是再出个三长两短，你说她一家的冤还有谁出来向政府说一说呢？那天离开畅春英家后，我立即给河津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当时我心里也在发毛，到畅春英家虽然把事情解决得那么痛快，可要是我许下的两万块钱见不着影子，那我不是在畅春英老人那颗已经流干血的心上又捅了一把刀子吗？河津市委书记一听我说的事，连声说道，梁书记啊梁书记，你今天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别说两万块，就是十万块，我也会让政府给。这我才放下心……

“这么说，畅春英同意把家里的两口棺材入土了？！”我听后不由为梁雨润松了口气。

“她是同意了，但真要把棺材埋下土还难着呢！”梁雨润在手机里长叹了一声。

“为啥？”

“人家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心头的悲痛太深了。她不求别的，最主要是想法律上有个让她心服口服的说法。”

“那法院方面能不能重新判决呢？”

“这很难说。”

“又为什么？既然是明摆着当时判得不完全，就该知错改错嘛！”我说。

“事情不那么简单。”梁雨润说，“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你明知是有些问题的，特别是对案子，已经判了再翻过来，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涉及的情况有时你想象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老太太为了要个说法，活脱脱地陪着两个死人朝朝夕夕了几年十几年呀！”我感到巨大不平，说这话的声音几乎是在喊。

“我知道，其实我除了苦口婆心地动员畅春英把家里的两口棺材埋了，更想在法律上帮她弄个明白，这样不至于死人埋了活人心里还咽不下这口积压了十几年的冤气嘛！”

“那对法院重新审理你有多少把握？”

“说不上来。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要让法院能真正从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不是为掩饰自己而动起来。难就难在这地方。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陈年老账不好翻……”听得出，梁雨润想纠正法律上对畅春英家的判决所面临的难处远比动员受害者家属埋掉家里两口棺材还要艰难得多。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心怀巨大悲痛，跑了十几年的上访路，伴着两个亲人的尸体生活了这么久的日子！放心何作家，只要我在纪委岗位上工作一天，就一定要把畅春英家的事处理好……”

我们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对梁雨润处理“特殊事件”的每一个进展，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着一个农家妇女怎样地背靠两具亲人的棺材，一天天苦度人间沧桑？虽然一次次在午休和深夜的噩梦中我被各种奇形怪状的想象所惊醒，但一旦回到现实时仍无法想象世上还有像畅春英这样的事以及她在这过程中所承受的那种生者与死者共枕数千个日日夜夜的岁月！

我的心一直揪着，为苦难的畅春英，也为一心想妥善处理此事的梁雨润。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梁雨润从运城给我打电话过来，向我报告了喜讯：当年判决杀害畅春英大儿子姚成孝一案的河津市人民法院经过几个月的重新寻找案宗和调查审核，终于作出了“（2001）河民初字第466号”新的“民事判决”，该判决如下：

经审理查明：原告畅春英系姚成孝母亲，1989年3月15日，被告胡玉信与胡玉华在同姚成孝厮打时，用匕首将姚成孝伤害致死。1990年4月12日，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胡玉信有期徒刑12年，判处胡玉华有期徒刑3年。同年7月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姚成孝死后，其父姚志忠为儿子遇害一事多次上访上告，于1995年去世之后，原告畅春英继续向有关部门上访上告，并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部分。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姚成孝的伤害行为虽然发生于1989年，但原告方多年来一直为此事向有关机关和法院上访上告，诉讼时效因而未中断，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被告应当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其伤害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原告的其他之诉，因无举证，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胡玉信和胡玉华赔偿原告姚成孝死亡补偿费4876.5元，丧葬费500元，误工费70元，被抚养人安置费22750元，精神抚慰费3000元，共计31196.5元，其中由被告胡玉信承担80%，计24957.2元，由被告胡玉华承担20%，计6239.3元。……

听完上面的消息，我不由心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口气既为梁雨润，更为总算有个明白说法的畅春英及其她的一家。

“这个结果应该说对畅春英一家是个比较圆满的‘说法’！”我说。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便忙问梁雨润：“被告方胡氏兄弟那边怎么样？”

“对方自然不服，说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该吃的官司也吃了，当时刑法既然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赔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及民事赔偿？他们认为时效也已经过了，所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你觉得运城‘中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由又着急起来。

“等着吧。是冤情的，人民法院总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梁雨润充满信心，并对我说，“你再来运城时，会有结果的。”

“五一”前夕，梁雨润在电话中告诉我，“事情快有个圆满结果了”，如有机会希望我再去一趟运城。“当然”，我很快作出了决定，于是在人们欢度“五一”长假时，我的行程目的地则是黄河边的那块晋南大地。

到运城，梁雨润给我看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作出的对胡氏兄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中院”的终审判决这样说：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指河津市法院2001年10月26日之判决——笔者注）认定没有出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0日给河津市人民法院的公函载明：畅春英是受害人姚成孝的母亲，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市政法委、中院领导都十分重视。经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的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据原审原告畅春英等多年来一直在向有关机关上访上告的事实，并依照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公函，认定原审原告畅春英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判令原审被告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其伤害所为给原审原告方造成的经济、精神损失进行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胡玉信、胡玉华诉称畅春英的诉讼请求已超法定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至此，畅春英等了13年的一宗悬案终于在梁雨润和河津市法院、运城市中级法院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法律给了一位农家妇女一个明白的说法。只是这个“明白的说法”来得太晚了，然而它毕竟来了！

畅春英该让自己的两位亲人棺柩入土了——我从心底里这样期望。

“你想到畅春英家看一看吗？趁现在她家的两具棺材还没有入土……”到达运城的当晚，梁雨润就问我。

还用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第二天一早，梁雨润就带我一起来到一百多里外的河津市小梁乡畅春英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畅春英。我无法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满头白发，脸上布满刀形纹的“大娘”才大我十来岁！她一看梁雨润便哭得直不起双腿，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救命恩人”四个字。这使我有时间粗粗地看了一下她家的房子，那正是一个残垣断壁的破宅基，三间正房尽是用黄土垒起的泥房，那所谓的墙壁多处脱露出可以过人的洞穴。走进畅春英的家时，我感到阵阵胆怯（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没有很多旁人跟着，我是没有胆量独自进这房的）——三间土房，有两扇门，而两具装有死人的棺材对门而放，一看便可见得。置放了13年的畅春英大儿子姚成孝的那口棺材，在左边的房间内，是死者生前住的地方。在这里，死者曾经与同村的一位姑娘成婚并生有一女，后来姚成孝被害后，他的媳妇带着姑娘离开了这间房子，独剩下死者冷冰冰地躺在这儿13年有余……畅春英听说我也当过兵，更是老泪纵横地拿起原本放在棺材前的儿子遗像，一个劲地哭诉起她儿子在世时是如何地“有出息”。我拿起姚成孝的遗像，觉得小伙子真的长得很英俊，而他死得又多可惜！

我向棺柩内的死者默默致哀时，心头涌起万千痛楚：年轻人，你这样默默地躺下了，却让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受了多少罪啊？！

在另一间的灰暗小屋内，放置着的是另一具棺材，里面躺着的是1995年逝去的畅春英的丈夫，死者姚成孝可敬的父亲姚志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断定谁也无法想象畅春英家的“一贫如洗”：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一边放着姚志忠的那具棺材，一边是具土炕，在这个不足两米的土炕上，畅春英和现年已是37岁的光棍二儿子同枕了十几个春秋。而在这样一个硬邦邦的冷炕上，我只看到一块补了几处大补丁的薄薄小床单……在这样一个破落的家庭里，即使纵有千金万银堆着，也不可能有哪家的闺女愿嫁进来。当我心存余悸急急地从畅春英家的屋子里退出的那一刻，悄悄冲梁雨润说了句耳语：罪过，我们欠这样的百姓太多了！

梁雨润默默看了我一眼，脸色铁青，好久没有吱声。片刻，他颇有自责地说：我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她家的事！

我忙安慰：不是你知道得太晚，而是我们那些早知道此事的干部没有像你这样诚心诚意来解决问题。要不，不会弄得人家这么惨啊！

梁雨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江总书记向全党提出要切实改变党的作风，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同志，真该深深反思反思了！

难道不是吗？

畅春英为儿子和丈夫的葬礼安排在“五一”长假期间，她有两个理由，一是平时大伙都忙，找不到人手。二是她最终期待法院的新判决能够顺利“执行”。

梁雨润知道其心思后，便有了主意。“五一”假期一到，机关的同事或回家休息或者携妻带女奔名胜旅游去了，他却同妻子和女儿打了个招呼后，直往畅春英的小梁乡“奔丧”。“什么事都可以不办，但畅春英家两具置放了多年的棺材无论如何也该圆圆满满地入地安葬，这是咱当干部欠人家的一份情啊！”梁雨润这么对我说。

在我与梁雨润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位说话铮铮有声，踩足实实有印的人。

“五一”那一天我正在北京的家中修改稿子，其实心头一直在挂念着山西梁雨润如何使畅春英家的两具棺材安然入土的事。上午下午曾经几次拿起电话想给梁雨润书记的手机打，可还是放下了，我不想再给他下压力了——他在那儿已经压力够大了。另则我想如果顺利的话，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然而这一天没有他的电话来，晚上十点时，我终于忍不住地拿起电话，可对方的手机关着，这更让我吃惊和担忧起来，因为在与梁雨润的接触中，白天他由于会多而往往手机关着，但到了晚上十点以后至第二天清晨，他的手机是从不关的呀！我心头悬着。

不知畅春英家又有什么新的麻烦？

这一夜令我辗转难眠。

5月2日，当我吃过早餐后，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电话。

“喂，是何作家吗？我现在正在畅春英家呀！昨天？喔，对不起，昨天本来我要来畅春英家的，可一早起床后感到胸闷，浑身乏力，家人急得把我送到了医院，结果没有来成。今天医生还是不让我动，可不行啊，我必须争取利用这个‘五一’假期把畅春英家的事处理了，否则节后一忙又不知拖多少日子呀！”是梁雨润书记的声音。

“事情进展怎么样啦？”我问。

“我现在正在进一步做畅春英的工作，她还是担心法院的判决能否执行，所以……”

“所以她还是不想把两具棺材埋了？”我最为梁雨润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于是很着急地问，“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梁雨润说：“做工作呗！另外我向河津市法院打听了一下，主要是运城市中院的终审下来后，畅春英本人没有主动向河津市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这是她不太清楚法律程序，所以事情耽误了……”

“这个问题应该好办，让她马上写份东西向法院提出嘛！”我说。

“是的。我正在找律师帮她做。不过不巧，这几天法院不是也在放假嘛。”

这可是有点“天不助梁雨润”呀！但我马上听到他说：“这事我正在与河津市的法院院长联系，争取他配合……喂何作家，对不起，手机快没电了，先说到这儿吧，我马上要到畅春英的一个亲戚家，希望他一起做做畅春英的工作……”

“嘟，嘟，嘟……”电话断了。我的心也跟着又悬在半空。

3日一天梁雨润没有来电话，我也不敢打扰他。

4日午饭前，我又忍不住拿起电话。

“喂喂，何作家吗？告诉你，事情进展已经差不多了，定在8号棺材入土，现在我还在小梁乡，你放心好了！我这儿正忙着给市乡村三级干部商量畅春英家的丧事怎么个安排，到时再跟你说具体情况啊……”听得出，梁雨润正在给干部们开会。

我知道此刻不便再打扰他。

后来我知道，虽然梁雨润在电话里跟我说得很简单，其实工作的难度一直非常大。2日下午，他在放下跟我的通话后，就直奔河津市，找到畅春英家的一个亲戚，是现在河津市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胡文成。老胡今年56岁，因机构改革，“五一”结束后他就要从副局长的位子上下来了，趁这个假期原准备在3日带着全家动身到西安旅行去。梁雨润的到来，使老胡感慨万千，说：梁书记啊，我在河津工作了几十年，什么案子都执行了，唯独我表嫂畅春英这事难办。你是上级领导，“五一”长假都不休息，跑来为老百姓办这么难的事。我全家明天也不去西安玩了，老吴我一定配合你做好我表嫂家的工作。

梁雨润谢过胡文成后，3日又到小梁乡政府，召开了市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商定成立了由乡村主要领导、乡纪检书记、司法民政助理员、村民代表和畅春英亲属等代表组成的畅春英家“丧事处理小组”，一一安排整个埋葬两具棺材的具体事宜。

但就在这时，畅春英由于没有见到政府的困难救济和法院的执行，始终对什么时候同意安葬棺材一事迟迟不吐口。抱病下乡的梁雨润左右工作，疲惫不堪，3日晚上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可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在病榻上打电话给小梁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小梁乡书记李明和乡长吕印发当即表示：“梁书记你放心，畅春英家安葬费用民政部门因为放假一时拿不出钱，我们自己掏腰包先筹5000元，现在就给畅春英送去！”

“谢谢你们了！”梁雨润躺在病榻上，非常感动。

“要谢也得谢你梁书记呀！要不是你，我们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畅春英家的事的。”小梁乡书记、乡长掏着心窝话。

法院那边这时也有了话。河津市法院院长向梁雨润保证道：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明天前把畅春英申请执行的3万多元钱送到她手里。

“好，明天我们一起到畅春英家去！”梁雨润一激动，顺手将手臂上的针头拔了下来。

妻子急了：“你不要命了？还有两瓶药水还没挂呢！”

梁雨润笑笑：“我的病好了！明天还要上小梁乡去……”

明天——就是5日。这一天上午，梁雨润和河津市法院院长、小梁乡党委书记、乡长等人，再次来到畅春英家，他亲手把剩余的15000元政府困难补助交给了畅春英，法院院长也把畅春英儿子姚成孝一案当年应该判给畅春英一家民事赔偿的31196.5元，如数交到了畅春英手上。

“梁书记——我替死去的儿子和他爸，谢谢党，谢谢政府，谢谢你这样的好干部啊……”畅春英接过钱时，抖动着双手，哽咽得就是说不出第二句话。

此时，葬礼正式确定在8日举行。

5日6日，很少下雨的晋南大地，突然大雨飘飘，仿佛天公也在为人间发生的这一幕落泪。由梁雨润亲自组织指挥的几十人挖掘坟茔的队伍，正在冒雨战斗……

7日。运城市委书记黄有泉找来梁雨润，听取他汇报处理畅春英家一事的过程。期间，黄书记两度感怀落泪，他对梁雨润说：我们党的干部，就应该像你这样，切实转变作风，要以办实事，干真事，不把事情办好不撒手的劲头，去为老百姓服务，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去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才是真正身体力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黄书记并对梁雨润在处理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作了具体指示。

8日清晨，梁雨润带运城市委、市纪委同志和河津市乡村三级干部前往畅春英家参加埋棺入土的葬礼。临行前，多次过问和关心“畅春英事件”的运城市政府王守祯市长、市纪委周书记也特意向梁雨润下达两条指示：一是带去他们对畅春英一家的慰问，二是一定要圆满完成好死者姚成孝及姚志忠的灵柩入土工作，并希望河津市乡村干部今后继续关心畅春英的生活。

当日11时，梁雨润一行和河津市乡村三级主要领导，到达畅春英家。一切准备就绪的葬礼开始——

“起灵——”葬礼的主持一声令下。顿时，哀乐齐鸣。白色的纸钱在空中飞飞扬扬……

放在姚家分别已有13年和7年的两具棺材缓缓起动。梁雨润和市乡村干部们争着上前抬起死者的灵柩，并随着此起彼伏、凄婉悲恸的哀乐，一步一步地走出姚家那座破落的院庭，走出小村那条弯曲的小道，踏上送葬之途。

这是一个当地从未有过的特殊葬礼。它等了太久，它不该等这么久！然而它毕竟来了。

已是满头白发，眼睛都哭得半瞎的畅春英，此刻一步一躬，既像是对死者疚意的哀悼，又像是对梁雨润等干部们参加葬礼而表示的一种乏力的谢意。然而谁也不会真正知道这位过早失去两个亲人，饱受悲痛与生活沧桑的农家妇人此刻心头的世界。只有她撕心裂肺的号喊声（她已经无法哭了）回荡着田野，回荡着山谷，乡亲们听着她的号喊声纷纷走出家门，拂动着泪水，一起加入了葬礼的队伍，长长的送葬队伍因此延伸至一二里……

结束葬礼后，我见到了梁雨润。他的脸几日不见一丝笑容，一向话语不断的他，在我面前沉默又沉默。终于有一天，他对天长叹一声后，对我说：我要是能分出身子多好，还有许多老百姓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解决难处和困难啊！

静声数分钟后，我说：自责的不是你。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心头能真正想着老百姓的事，并且实实在在地去工作，八千多万人的先锋队伍一定会让我们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的国家也会是另一个样子。

“我的事对你写作还有用吗？”他听后终于露出了笑容，并问。

“当然。”我告诉他，其实这话我是想告诉读者的。

（《根本利益》，何建明，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节选）

杨黎光

细菌，我们共同的祖先

2003年1月30日是农历的年二十九。这一天，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二院）的副院长黄子通却在为一具尸体四处奔走。头一天的上午，一位36岁的年轻男性患者在中山二院的重症监护室（ICU）死去。死者的病很“怪”，虽然经过院内外几十位专家多次会诊，也没有弄明白病因。而死者的弟弟，现在就躺在他死去病床的隔壁，仍在抢救中，病情一模一样。已经发现这种病有传染性。

死者姓苏，是广东顺德一位专给宾馆酒楼采购海鲜的采买。2002年12月初，三兄弟在一次同车运送海鲜后，先后发病了。病症并不特别，起程也不重，先是低烧，浑身酸痛，全身无力。当时正是冬季感冒高发季节，兄弟三人都以为是感冒了。

感冒不是大病，当地人相信中医，于是就去了顺德中医院就医。医生也认为是感冒，开了一点治感冒的药，让他们回家多休息、多喝水，出一身大汗就好了。

经过治疗病情并不见好转，尤其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体温越来越高，脸色也从红变紫，后来竟然动一动就气喘吁吁，出现了呼吸困难。

马上住进了顺德中医院，医生采取了紧急救护措施，用了多种治疗感冒和抗病的药，病人反而呼吸更困难，后来不得不靠输氧来维持呼吸了。

我们都知道，平时大家不经意的一呼一吸，其实是维系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体征，呼吸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

只是短短的十来天，苏姓三兄弟，三位充满活力的青年一个个就像病猫一样，虚弱地躺在床上。尤其是大哥病情最重，此时甚至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程度了。

苏家突遇飞来横祸，而大哥又是全家顶梁柱，剩下以女性为主的家人六神无主了。经过紧急商量，决定先把病情最重的老大送往广州。

2002年12月18日晚上7点多，护送苏姓患者的救护车开进了坐落在珠江边上的中山二院。

急诊科医生马上将病人转往院综合ICU（即重症监护室）抢救。重症监护室值班医生切开了病人的气管，插进了输氧管，通过呼吸机往病人体内输送进氧气。经过一段时间输氧，病人的血氧饱和度上升到了80%，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当时，给病人初步诊断为：重症肺炎。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病症。根据是病人的病理表现，肺部出现严重炎症。

在临床上，肺炎是一种常见病。导致肺炎的原因很多，有些原因人类已知，有些原因人类还在摸索了解中。炎症，一般都是由感染而起，鉴于病人病情严重，必须设法尽快减轻炎症，但用药后，不见疗效，病人病情没有好转，血氧饱和度一直上升到90%，也就是说，病人一直无法脱离危险。

2002年12月20日，患者的弟弟也因病情加重送来二院，病情病症几乎完全一样，病人也因严重缺氧处于生命垂危阶段，同样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兄弟俩就住在隔壁床。

面对这兄弟俩所患的同一种疾病，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中山二院组织了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的院内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采取了多种治疗方案，但均无疗效。

主管急诊科的黄子通副院长直接参与了对兄弟俩的抢救治疗。接下来，又邀请了包括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呼吸疾病专家陈荣昌在内的院外专家进行了会诊，也没有找出真正的病因，黄子通隐隐感觉到，这可能是一种大家还没有见过的新疾病。

2002年12月29日晚上，经过11天的抢救，苏姓患者的大哥终因呼吸衰竭死亡。

黄子通进一步确认这是一种医学界可能还一无所知的新疾病，为了进一步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病人的死亡，也是为了寻找抢救苏姓患者的弟弟的方法，黄子通认为应该对尸体做病理解剖，寻找病因。

在说服了死者的家属、征得同意以后，黄子通这一天都在为尸体解剖的事宜联系各方。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解剖工作终于于12月30日进行，省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派人参加了尸检。最后，从死者的肺部取出了部分组织进行病理检验。

这份病理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的“衣原体之争”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洪涛院士所用的四份病理组织之一。

从取出的死者肺部组织中，并没有找到死者的病因，也就是说没有解开黄子通心中之谜。

就在对死者进行解剖的当天，一位与苏姓患者毫无关联但病症却几乎完全相同的周姓患者住进了中山二院。

黄子通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幽灵，一个黑色的幽灵已经悄然而至。他和中山二院都将被这黑色幽灵所重创，并要经历一个永生难忘的、悲壮的二月。

当时我正在阅读一本介于社会和医学之间的书。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书名叫《未来的灾难》，它还有一个副题——“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瘟疫’一词唤起的是对‘黑死病’的想象。自从这种疾病在欧洲杀死数千万人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它的名字仍能让人战栗。但是蹂躏整个人类的远不止这一种瘟疫。……医学的飞速发展，已将众多的疾病从世界上放逐，许多顽疾也得到相应的控制。但最近的证据表明，我们有可能失败，瘟疫流行的时代也许并未一去不复返。……”

作者用了洋洋几十万字的篇幅分析了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被其称为有可能引起“瘟疫复活”的事实后，最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瘟疫流行的时代是否会卷土重来？这实在是一个人类必须正视的大事。”

听起来好像危言耸听，但他所谈论的大量事实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

读完这本书的那天，我站在家中书房的窗前，从23层的高楼上极目望去，如果天气晴好，视力所及之处应是香港的远山和深圳湾的大海。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一切都在朦胧之中。因为这天，是一个充满着阴霾的日子。霾，是由于污染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在高空气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产生的一种像北方下雾一样的浑浊气候。这种浓雾一般什么也看不清的让人心情郁闷的阴霾天气，是自然对人类超度发展表示的一种不满。

阴霾使万物都变得朦胧不清，我在这种恍如隔世中进入一种沉思状态，这本书所提起的话题，把近一年来我因阅读其他书籍产生的思考进行了串联，然后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了一个个画面，这些画面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个难题链接到了一起，这种链接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些问题。

借助一代一代科学家的不懈研究的结果，我用文学家的笔把这些画面剪接起来，以时间的顺序展开这些画面后，它又链接上了我的思考和本书所要展开的话题。

画面开始的时候，是远古的太空。

太空上弥漫着一片气尘云，经过不知道多少亿年，这片气尘云开始转动起来，转动着气尘云的中心渐渐地出现了一个漩涡，漩涡的核心开始迅速地收缩，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黑暗而密度很大的“圆球”。

由于收缩，“圆球”的内部逐渐地发热，慢慢地释放出大量的热能，使它开始“燃烧”发光。初时，间歇地“燃烧”，像一个暗红色的火球，然后“越烧越旺”，最后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太阳。

在太阳逐渐发光的过程中，一股宇宙尘暴也变成了一团旋转的气尘云围着太阳旋转，由其所带的水与冰分子的聚引力作用，这股物质慢慢地凝聚成球状，并在继续环绕太阳运行时，以其产生的引力不断地收集太空上更多的新物质，于是——地球诞生了。

新生的地球和原始的太阳一样，都是一片黑暗而冰冷的世界。

冰冷的地球继续围绕着太阳旋转，引力的作用使它自身开始收紧凝缩，在凝缩的过程中产生了热能，地球在成长中也逐渐地热了起来。经过亿万年后，炽热的地球形成熔融的地核。从地表裂隙溢出的水汽和气体，在地球的上空形成了一个大气层，把地球团团地包住。

这时地球的表面慢慢地冷却下来，变成固体。但此时的地球仍然太热，还不适宜一切生命的出现。地球慢慢地散发着热量，逐年冷却下来，而太阳此时也燃烧到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明亮程度。

过了不久，上升到天空中的大气由于冷却开始大量降雨。这是一次“没日没夜”的倾盆大雨，持续的时间长到绝对不能用今天的概念来计算，因为这场大雨往所有起伏不平的地壳上和低洼地区注满了水，于是地球上出现了——海洋。

地球，大概经过了46亿年左右的衍变，其自身的质量约减少了1000倍，才发展成了现在的大小和形状。

其后，又过了15亿年，地球上的环境开始逐渐衍变成适宜早期生物的生存。

由于大气冷却降雨，遮掩太阳的浓云消散了，阳光终于穿透大气层到达地面，为生命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阳光的作用下，大概在36亿年前，地球上形成了某些有机化合物，在生命演化的某个环节，它们组合成了蛋白质、核酸。后来，这两类大分子被包裹在一层原始的膜中，膜内的蛋白质专营代谢，而核酸则专营复制，这时，地球上出现了最原始的生命——细菌。

构成原始细菌的蛋白质和核酸，就是构成生命必需的两种化合物。所以说，原始的细菌，是今天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

在以后的20亿年中，细菌一直是地球上唯一的居民，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靠原始海洋中的有机化合物为生。后来，进化的链条上出现了除细菌之外的高级生物，于是，这些细菌中的一部分就改变了其古老的生活方式，转而侵入其他细胞体内过起寄生生活。长此以往，细菌与其他生物之间就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据科学家提供的数字表明，世界上有30万到100万种不同的细菌，它们中的大部分仍将家安置在泥土之中，以土壤中动植物的遗骸为生，结果是将这些遗骸中的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如果没有这些细菌默默无闻的工作，地球早已经被动植物的尸体堆满。细菌还将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还原为无机元素，供植物循环使用，从而完成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细菌不仅是所有生命的原始祖先，还是所有生命得以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人类的关系永远密不可分。

又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大约在距今400万年左右人类出现了。在以后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中，除了极少数致病菌有时也会感染人类，但总体上细菌与人类是“和平共处”的。

约在1万年前，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其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游牧的猎人们开始定居下来驯服饲养动物，人类首次与这些动物发生亲密的接触，于是早已寄生在动物体内的细菌开始侵入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结核杆菌就已经进入到北非人和欧洲人的肺里。而今天的感冒原来只在马群中流行，大约在4000年到5000年前，由马传染给驯马人，从而开始在人群中蔓延。这时，大规模的问题还没有发生。

后来，城市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开始产生，大量的人群往城市聚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再加上贫苦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保障的环境里，这些都为细菌侵犯人类、传染性的疾病大规模地爆发提供了温床。于是，在某一个临界点上，瘟疫就出现了。

瘟疫一出现，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笼罩在人类的上空，随时把死神送到人们的面前。

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地知道，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发生了多少次瘟疫，夺走了多少人类的生命。仅凭有记载的历史，粗略地估计，瘟疫夺走的人类生命约在几亿人以上（也有医学史家估计为十几亿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有文字记载的瘟疫，最早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距今已有3000多年。

这场瘟疫造成了雅典文明的衰败。

从此在世界历史上，关于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许多记载甚至是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亲历和所见。我查阅到的资料上，仅公元6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200多年里，就有几十次瘟疫发作，而那还仅仅只是记录在案、有据可考的瘟疫。

在公元541年至大约公元750年这段岁月里，瘟疫只不过有潮涨潮落之别，但它从未完全消亡过。在每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并由此产生大量荒弃的耕地。

从1348年开始，一场名叫“黑死病”的大瘟疫，开始肆虐整个欧洲。这场瘟疫让整个欧洲失去人口多达2500万，是欧洲的人口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传播这场延续了几十年的瘟疫的根源，竟是老鼠身上的小小跳蚤。今天医学上称其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因患者身上常常会出现黑斑而被称为“黑死病”。

到了17世纪中叶，“黑死病”就像它无声无息地到来一样，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要以为“黑死病”只是在欧洲，它离我们很遥远。

从1894年开始，它又突然出现，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许多鼠疫专家认为，这次流行是从中国广东和香港开始的，到1930年达到高峰，到50年代才基本停息，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

近代随着航海业的蓬勃发展，海船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当代航空器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在24小时内飞到地球的另一边，也能把任何一种传染病菌迅速地带到四面八方。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天灾来得更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人类本身。

人类文明的历史摆脱不了传染病的纠缠，人类与瘟疫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化学家们发现了磺胺（含有硫黄的合成物）对治疗细菌感染有惊人的效力；40年代以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为代表的一批抗生素出现，它们所表现出的杀死致病菌的神奇功效，使人们终于对彻底战胜传染性疾病充满了幻想。当时美国甚至有卫生官员公开宣称：我们离摆脱传染性疾病纠缠的时候不远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电脑网络和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力量更是充满着自信，我们已经渐渐地将瘟疫伤害人类的历史淡忘。

可是，近些年来，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一些人类还未能认识的传染源，不断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一些清醒的医学家们也在不断地发出警告：“瘟疫流行的时代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但这种声音没有唤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所以，当广州中山二院的黄子通，为弄明白苏姓患者可疑的死亡原因而四处奔走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当我正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并非耸人听闻的事就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地发生了。一种黑色幽灵侵袭了中山二院，进而侵袭了整个广州。

这个黑色幽灵，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叫做“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因我用母语中文写作，为维持文体的统一和文字的纯粹，文中我将其统称为“非典”。

“非典”全世界才感染了8400多人，死亡812人。因此，远不能说是一场瘟疫的流行。但是2003年的春天，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有着计算、通讯能力和创造性的人）与最简单的生物“非典”（只是一小段核酸，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完整生命的病毒）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人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也许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像人类战胜天花那样的彻底胜利，因为，我们还无法彻底消灭已经产生的这种变异的“冠状病毒”。

于是，作为一名记者、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我知道该出门了，尽管满世界都是口罩。那天，我离开家之前对妻子说，我要去广州。妻说，广州“非典”闹得那么凶，人家躲都躲不及，你还往广州跑干什么？我说，我就是为了“非典”而去的。妻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说，我要去采访抗“非典”。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不去吗？我说，不能。说完我就出门了。

这么多年来，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我写过许多大案要案，也曾在1998年抗洪中趟着齐腰深的江水去采访。前两年为采写有“世纪大盗”之称的香港黑社会头子张子强，我多次独自去香港、澳门，妻从来没有担心过。但是，这一次她心存深深的担忧。为什么？因为面对着的“非典”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又会何时攻击我们。

但是我走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佛山，一步一步地走去，一直走进遭受“非典”重创的广州。这一走，等我回到家中，已经是42天后了。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必须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万倍，才可以看见的变异的“冠状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我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那一天，是一个阴雨天。

佛山在广州的西南约16公里处，我从广东省卫生厅出来直奔佛山，车程也就半个多小时，但在佛山城内寻找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国际上简称为CDC），却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由于对“非典”病毒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在老城区那潮湿陈旧的街道里穿行时，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为什么最早的“非典”病人在这里出现？

雨，渐渐地下大了，我站在老街上那经年累月的老榕树下避雨，雨水顺着树叶滴到我的脸上，一股冰凉冰凉仿佛有点刺入皮肤的感觉，我下意识地跳了出来，好像那沾满尘土的雨水会带着“非典”病毒侵袭我。

佛山，是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镇。“非典”和古老有关系吗？

2003年的春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菌”偷袭人类，在佛山那陈旧的老城中，我开始寻找答案。

佛山市疾控中心在老城区那错综复杂的小巷内，我在普群南路找到那幢小楼时，已是中午12点18分。

所谓“疾控中心”就是过去人们所称的“防疫站”。中心主任黄祖星正在办公室里等我。我们都没有顾上吃饭，就开始了采访。

随着黄祖星的介绍，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中国第一例回顾性的“非典”病人出现的情景：

2002年11月16日晚，佛山市禅城区张槎镇弼唐乡有一位庞姓乡干部突然感到浑身发热，周身不舒服，一开始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并没有怎么在意，吃了点感冒药就又睡下了。第二天，症状有点减轻，庞先生在镇上负责物业管理工作，他仍然坚持去上班去。但接下来的几天，“感冒”症状却越来越重，体温也越来越高。

11月20日，庞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就近来到了佛山市石湾区人民医院就医。医院已开始怀疑他是伤寒，后又把他当做由消化道感染引起的恙虫病来治疗，给他服用了一些常规的抗生素。但是，病情并没有减缓。当时，庞先生就住在普通病房里，没有采取特别的防感染措施。曾护理过庞先生的一位护士说：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但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

后来几天，庞先生体温越来越高，到11月25日已经持续数天高烧39.7℃，并且开始腹泻，病情又加重的趋势。庞先生被紧急转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周明主任和院重症监护室（ICU）当初医治庞先生的吴敏主任，向我介绍了病人进院以及后来病情发展的情况。

周明主任告诉我，当天接诊时，病人已经有严重腹泻，并伴有高烧不退，一开始怀疑是急性肠炎，于是收进了感染科。治了两天，发现病人出现肺部感染，咳嗽加重，一般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18次左右，可这位病人每分钟呼吸达40多次，就像刚刚一口气爬了10层楼般的喘气，出现典型的“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紧接着，病人出现血氧饱和度低，面色发绀（即面部发紫），这是一种严重缺氧状况。经X光透视发现肺部出现了阴影，表明两肺都受到了损伤。病人病情恶化，赶紧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重症监护室吴敏主任接着介绍说，收进庞姓患者后，由于感染科以急性肠炎治疗无效，当时见病人表现为又发烧、又发寒、又腹泻，有些像伤寒的症状，他们先怀疑是伤寒。

伤寒，流行病学上叫传统传染病，至今它仍列在《传染病防治法》35种传染病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发生的瘟疫，就是伤寒。

人类与这一种曾经造成“雅典文明衰落”的传染性疾病斗争了近2500年，才逐渐弄明白了致病的原因，从而找到战胜它的方法。

第一位参加与伤寒搏斗的医生，就是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当时，希波克拉底是马其顿王国的御医。他得知雅典发生瘟疫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疫区。在经过种种努力采取了当时已知的很多防治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希波克拉底不气馁，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雅典每天与火打交道的铁匠仿佛与瘟疫无缘。他想，或许火可以阻止这场瘟疫的蔓延。于是，他带领人们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果然瘟疫消退了。

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留下了激励后世流传至今、被所有医生尊为神圣职业操守守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但希波克拉底并没有揭开这场瘟疫的真正病原。

直到20世纪在现代医学家那里才得到解答。1950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医学史教授拉尔夫·H．梅杰经过研究，认为雅典的这场瘟疫实际上是流行性伤寒。到了70年代，坦普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医学史专家罗德里克·E.麦格鲁经过研究也赞同梅杰教授的结论。

病理学家们经过一代一代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伤寒的病原体才在1906年被美国病理学家霍华德·泰勒·立克次发现。不幸的是，立克次本人在实验室里寻找病原体中感染了斑疹伤寒而不幸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定名为“立克次体”。随后，法国科学家夏尔—于勒—昂立·尼科尔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探明了斑疹伤寒的传播机理。原来，它是通过体虱传播的，在卫生条件差的贫民窟和军营里自然容易感染它。法国科学家尼科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如今我们不但已经知道伤寒是由跳蚤所传播，而且知道跳蚤传播的是一种“伤寒杆菌”，但人类揭开这个秘密差不多用了近2500年的时间。

如今我们除了有较为准确的检验方法，也有疗效很好的治疗方案。伤寒虽然未像天花那样被人类彻底消灭，但它已经很难再形成瘟疫大面积地伤害人类。

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伤寒，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检验病人的血液，从中寻找伤寒杆菌。于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对庞姓患者进行了血液检验，通过对病人的血培养，没有检验出伤寒杆菌。

于是，有医生怀疑是“禽流感”。这可是让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一种传染病。

禽流感是一种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家禽和野禽的一种从呼吸病到严重性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禽流感主要通过染病家禽的分泌物和粪便等感染家禽，一般较少传染给人类。

但1997年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人类的禽流感，造成6人死亡，而且病人都正当壮年。后来研究得知，造成人类感染的是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人们把它叫做H5N1。为了切断禽流感的传染源，当年香港政府痛下决心，宰杀了300万只鸡。2001年5月，香港再次发现禽流感，5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渔农署宣布，在香港三个菜市场里出售的活鸡，均发生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随后，香港特区政府决定销毁全港120万只家禽。

禽流感的发生，不仅仅是对人的伤害有多大，而是由于当时香港传媒的充分报道，人们已经对它把香港闹得“鸡犬不宁”而印象深刻，因此它的再次出现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恐怕大于它实际的危害，从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

佛山离香港不远，几乎每天都有香港人往来于香港与佛山之间。怀疑病人感染上禽流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医生给病人做了采咽拭子培养化验，即用棉签从病人的咽喉部采集分泌物，进行培养，然后化验。结果没有发现能传染给人的H5N1禽流感病毒。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H5N1病毒的基因完全来源于鸟类，由于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人类的基因，因此禽流感一般不会传染给人。

庞姓患者病情的发展，后来完全排除了是禽流感的可能，因为他后来传染了5位家人。

庞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由于呼吸困难，很快就上了呼吸机。一连多日，医生一直找不到他的病因。

接着，一系列情况的发生，让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警觉了起来。

11月27日，一直陪护庞先生的舅母病倒了，也是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

11月30日，舅母的丈夫病倒了，症状仍然一样；

12月1日，庞先生的妻子也因发烧住进了医院；

12月4日，被感染了的舅母21岁的女儿也病倒了。

所有的人，病情基本一致，只是症状程度、轻重不同而已，都是发烧不退、咳嗽、肺部有阴影。

病得最重的是陪护在庞先生身边时间最长的舅母，她和庞先生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系统衰竭症状，也被紧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和庞先生同在一间病室里抢救。

经验告诉医护人员，这不是一般的肺炎，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医院方面一边告诫医护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一边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向佛山市疾控中心报告。

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种传染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是从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分离重组的。中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是1954年开始逐步建立的，当时学苏联叫做“卫生防疫站”，国家一级的叫做“预防医学科学院”。后来根据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从2000年开始将原卫生防疫站一分为二，防疫站的卫生监督和监测职能分离。卫生监督部分成立了“卫生监督所”，行使行政卫生监督职能；疫情监测部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家人出现的病情具有传染病的特征，所以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根据国家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任何部门发现怀疑有传染病迹象都必须向各级疾控中心报告。

佛山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中心副主任和负责流行病调查和疾病控制工作的科长赶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调查，发现这种病有家庭聚集传播性，就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分析，排除了伤寒、流感、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但这种病和《传染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35种必须上报的传染病任何一种都不吻合，所以当时就把它当做呼吸道传染病，建议对医务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后，并没有向上报告。

2002年12月11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邀请了广州的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

后来，医院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加上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对庞先生和他的舅母进行综合治疗。庞先生和他的舅母症状逐渐趋缓。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庞先生终于在2003年1月8日病愈出院，他的4位家人也相继康复出院。

在被请来为庞先生会诊的医生中，有一位广州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名叫邓子德的副教授，他后来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不明原因肺炎专家调查组”，在2003年1月23日赴中山市调查的途中，回忆起这一病例，当时领队的广东省卫生厅的同志立即在车上给佛山打电话，调来庞先生的病历进行比较，认为症状与“非典”相同，所以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在佛山的采访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也是当时在社会上甚至世界上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曾经衍生了不少误会和指责，即：2002年11月16日就发生了“非典”，为什么一直要到2003年2月政府才向外公布？

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结束了在佛山的采访，我立即动身赶往河源市，因为中国真正的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发生在广东省的河源市。

河源市距佛山市有约200公里之遥。2002年12月15日晚上11点多，一位名叫黄杏初的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当时高烧，满脸通红。患者体格健壮，此时却十分虚弱，呼吸困难，全身酸痛，在家人的搀扶下才能走动。

他35岁，河源本地人，是一位厨师，在深圳的一家酒楼工作。据他自述，平时身体很健康，一般的头痛脑热睡一觉就一点事都没有了。12月五六号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浑身没有力气，当时以为太累了，也没有当回事。过了几天，开始发烧，到医院一下竟然有38.9℃，以为是感冒。黄说他们当厨师的就怕热气天天熏，他以为是熏得厉害上火了，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里人说回家养养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后，病情没有好转，就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卫生院医生见他高烧、全身酸痛，认为他是重感冒，给他开了抗感冒的药，还打了退烧针。第二天，黄杏初不但病情没有减轻，还出现了呕吐、干咳，而且高烧已经到40℃，卫生院医生建议家人赶快送河源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河源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将黄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黄杏初的是呼吸科医生叶钧强。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呼吸更加困难。

第二天一早，叶钧强医生走进病房查房，只见病人头上、胳膊、大腿、股沟处都放着冰袋。由于各种退烧药都无效，夜班医生只得用冰袋给其物理降温。尽管如此，病人仍然高烧40℃不退。拍X光片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

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咳嗽严重到不能说话的程度。两肺阴影进一步扩大。

河源市人民医院一时查不明黄杏初的病原，经过联系，决定转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治疗。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就是后来广东省抗击“非典”专家组最初的六名专家之一。

当天下午5点多，河源市人民医院用救护车将黄杏初送往广州，叶钧强作为主治医生随车护送。由于病人高烧，一路上叶钧强不停地让救护车停下，给病人买冰水喝降温。据黄杏初后来回忆说，一路上他已经烧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天晚上，约9点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那天送黄杏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叶钧强医生连夜乘救护车返回河源，到家已经是夜里快3点了。没有睡几个小时叶钧强又起来上班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感冒病人特别多，呼吸内科的人手就特别地紧张。所以，叶钧强还得准时上班。

叶钧强来到科里，发现又来了一位郭姓患者，也是男性，40岁，是一个个体出租车司机。郭姓患者的一切症状和昨天送走的黄杏初差不多，也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有阴影。但郭姓患者不认识黄杏初，两人也没有接触史。他们都是相互独立、各自发病的“非典”病人。

郭姓病人住院后病情发展很快。当天晚上，先发寒后高烧，同时开始咳嗽。不仅年轻的叶钧强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同在呼吸科年过花甲的谢教授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例。谢教授与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同学联系，这位同学让他把病人送到呼研所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全称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它的所长就是如今已经闻名全国的钟南山院士。这就创造了一个契机，郭姓患者送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后，引起了钟南山院士的注意，让钟南山院士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了“非典”病人，并参与了治疗。

郭姓患者又是叶钧强负责的病人，作为主治医生，叶钧强第二次送病人去广州。

中国第一例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4月30日，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采访叶钧强时，这位黑黑的敦厚的青年摇着头苦笑着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成了第一个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送郭姓患者去广州是12月21日的上午，那天叶钧强刚下夜班，由于科里的人手紧张，只得利用休息时间再送患者去广州。郭姓患者一路干咳不停，叶钧强不停地俯身用听诊器为其听心肺音。车到广州，叶钧强将郭姓患者送到设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然后马上就返回了河源。

回来的路上，叶钧强感到特别累。

叶钧强很年轻，平时自信身体非常好，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的累，他回到家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叶钧强感到体力恢复好多，于是又照常回到科里去工作。由于是感冒流行季节，医院里每天发烧病人很多，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叶钧强每天像蜜蜂一样忙进忙出。

12月24日的晚上，忙了一天的叶钧强下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是本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他的妻子是叶钧强科里的护士，怀了4个多月的身孕，现在突然发烧，来电话请教叶钧强，对孕妇如何用药而不伤及腹中的胎儿。叶钧强谈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他以为这位护士也是感冒了。

叶钧强医生是本地人，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妻子也是本院的护士，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好朋友，叶钧强和他聊了好久，一时兴起，两人还在家里唱起了卡拉OK。这时，他还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异样。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叶钧强突然梦见自己单衣薄衫地走进了深夜中的原野，隆冬的寒风吹得他直打战，最后竟从睡梦中冷得醒来。发寒以后，紧接着发热，妻子用体温表给他量，开始体温并不太高，到天快亮时已经是39℃多的高烧了。妻子立即陪着他到医院去检查。验血：白细胞不高；拍片：两肺没有改变，以为也是感冒，当做上呼吸道感染来治疗。

12月26日，叶钧强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下午5点多，叶钧强住进了自己担任住院医生的呼吸内科。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同为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这使叶钧强总在喘气，说话都很困难。最为让人焦心的是，肺部炎症发展很快，第二天已是两肺阴影。

这时候，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就在那两天曾经参与对黄姓病人和郭姓病人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八人病倒了，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一名药剂师，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包括那天晚上给叶钧强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大家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有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在内一科（也即呼吸内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所以意见不一，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院领导一边在院内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所有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如罗红霉素等；一边向河源市卫生局汇报。河源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请求派出专家来河源会诊调查。

据我所知，虽然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日，但起草这份报告是1月1日的晚上直至深夜，也就是1月2日的凌晨了。

2003年的1月2日上午，新年第一天上班，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当时厅长黄庆道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副厅长王智琼拿到传真以后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黄庆道厅长听后，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和相关科室开会，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河源，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广东省卫生厅拟派出的专家组由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组成。临床专家组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邓子德副教授。流行病学调查组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组成。

按照专业分工，此事应由医政处负责。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同志一边通知专家组成员到省卫生厅集中，一边打电话到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结果得知，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但无一例死亡。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恐怕是这次“非典”暴发中最早的不实传言。这种不实传言后来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两点多，接到通知的专家们都准时到达省卫生厅5楼的小会议室集中。大家听到了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的简单介绍，传阅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大家推举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组长，然后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河源市面流传着一股“发人瘟啦！”的传言，引起人们去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等，造成市面上罗红霉素脱销，有不良药店乘机抬价，这恐怕是这次抗击“非典”中，发生最早的“抢购风”了。

省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已经天黑了，没有顾上吃饭，临床专家组立即进入病房，对每一位感染者进行了会诊。流行病学调查组也马上进行环境调查和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河源市卫生局和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参与了调查和讨论。

忙完这些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简单地吃了一点饭，专家组的同志们就汇集在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议室讨论，加上河源市人民医院和河源市疾控中心的同志，大家把小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当然主要是听省里来的专家发表意见。

省里的专家此时并没有弄明白这是一种什么病。作为专家当然也不便于轻易下定义。后来就依据传染病学的特点，先从症状上进行归纳，一共归纳了三点：一、肺部有炎症；二、不是传统的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三、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但对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所列定的35种传染性疾病的症状，河源市人民医院里发生的这一切，无法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症状完全对上。但这又肯定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么，到底是什么传染病呢？6位专家一开始意见并不一致。

有人提出：是否是“军团病”？因为其某些症状与“军团病”很相似。

“军团病”是近20年前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它也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人的呼吸系统。其症状与河源的病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军团病”，是由“军团杆菌”感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讲的伤寒，也是由一种叫“伤寒杆菌”感染所致的。那么细菌是如何命名的呢？

人们通常以其形状为细菌命名：“球菌”是圆的，“杆菌”是棒状的，“弧菌”像逗号，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容易引起人们伤口化脓的“葡萄球菌”，就是圆形的。人类与其斗争了几个世纪仍没有彻底战胜它的“霍乱”，就是一种像逗号形状的弧菌所感染的。“军团菌”是棒状的，因此医学上称其为“嗜肺性军团杆菌”，它所引起感染后的症状类似于肺炎。临床表现为发冷、不适、肌痛、头晕、头痛，并有烦躁、呼吸困难、胸痛。90%以上的患者体温迅速上升，咳嗽并伴有黏痰。

“军团病”是1976年在美国第一次被发现的。

那年7月21日，美国退伍军人团宾夕法尼亚分团的2500名成员连同他们的家人聚集在费城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4天后大家各自回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几周后，有34人神秘地死于一种肺炎。它的典型发病症状类似流感：头痛、发烧；没有食欲；肌肉疼痛；胸痛和腹痛、腹泻、恶心；高烧且畏寒；干咳；肺部炎症等。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所有得病的人都住过或去过一间宾馆。进而寻找传染源，在死者的肺组织里检测不到细菌，也检测不到病毒。后来有一位叫麦克戴德的科学家在死者的肺组织里发现了一种杆状细菌，经再做抗体——抗原测试，原来是一种全新的细菌，由于它最初感染的是一群军人，故命名为“嗜肺性军团杆菌”。这种病也被命名为“军团病”。

军团菌，主要孳生在蓄水系统、空调用水等潮湿的地方。后来“军团病”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人中发生，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现了“军团病”，这和我们的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有关。因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型建筑物中，通常装备中央空调系统、冷热水管道以及加湿器，如果水源被军团菌污染，建筑物中的人员就可能感染军团病。专家告诫说，这也是我国发展中的现代化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从网上就查到这样一份资料：1997年到1999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了该市14家四星级、五星级大饭店，发现这些饭店的空调冷却塔中都存在军团菌。这项调查显示：军团菌普遍存在于空调冷却塔中，已对饭店工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威胁。

现在世界上每年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死于“军团病”，幸好抗生素对它有良好的疗效，其中罗红霉素的效果要好于青霉素。

那么河源市的病人是军团菌感染吗？专家们，尤其是临床专家们认为，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不支持感染军团菌的推断。

感染“军团菌”后，虽然也是侵害人的呼吸系统，其不少症状与河源的病人相同，但“军团病”重症病人会发生肝功能变化，甚至肾衰竭，而河源的病人主要表现在肺部的阴影。通常，“军团病”的暴发时间多在仲夏和初秋，主要是在封闭的中央空调房间里，现在季节却是气温较低的冬季，而河源市人民医院也没有中央空调。“军团病”的易感人群多为老年人、吸烟者、慢性肺部疾患者，同时，免疫功能低下者也易感染，而河源的病人，几乎全是青壮年。

“军团病”是细菌感染，为了证实这一点，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询问河源送来的病人有没有做细菌培养，得到回答是：做了，但没有找到相关的细菌。

这就基本排除了是“军团病”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依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多，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性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7点多，睡了没有几个小时的专家们就都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会集到组长肖正伦的房间里，由于有了昨天晚上的充分讨论，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于是着手起草初步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由邓子德执笔，只写了一张纸，不到500字。

接着，专家组带着这份调查报告，回省卫生厅汇报。

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是中国医务界最早为抗击“非典”付出代价的医院。叶钧强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后来病危也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和他亲手送来的黄杏初同在一个病区抢救。被传染的5位护士，其中有两位是孕妇，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了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很多药都不敢吃，靠着自己年轻的身体硬挺了过来。我到河源采访时，她还没有临盆，大家都很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我默默为她和孩子祈祷。还有两位护士，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找不到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不仅是中国最早受到感染的护士，还是最早为北京感染上“非典”的病人贡献了血清的“非典”康复病人。她们，一个叫肖冬梅，一个叫黄晓琴，两人都很年轻。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见到她们时，问：“传染上‘非典’后有什么感想？”她们说：“感谢领导措施及时，保住了我们的命，恢复后我们又回到科室参加救治别的‘非典’病人。”

行为和语言都很朴素，朴素的美拨动着我的心弦。

叶钧强医生病情加重后，河源市人民医院赶紧为他联系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数日前护送别人到广州的叶钧强医生，今天却需要别人的护送。他躺在救护车里高烧不退，呼吸急促，连说话都很困难。妻子六神无主地陪护在他的身边。

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博士有意将叶钧强安排住进了被叶钧强送来的重病号黄杏初的病房，此时黄杏初仍在住院。

2003年5月6日的上午，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采访了黄文杰博士。这位广东省抗“非典”专家组副组长今年才41岁，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瘦削的身材，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黄文杰是湖南常德人，1992年进第三军医大学攻读内科学呼吸专业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后，于1995年又考入北京军区医学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分配至广州军区总医院，一直在呼吸内科工作，目前任科主任。

黄文杰告诉我，2002年12月17日接收黄杏初住院时，当时黄杏初高烧持续在40℃上下，拍X光片发现肺部阴影扩大，白细胞高，出现呼吸衰竭，当天就给他上了无创呼吸机。经过观察发现用无创呼吸机治疗效果不明显，黄杏初开始神志不清，由于缺氧，表现出烦躁，甚至由于躁动用脚把病床旁边的铁围栏都踹断了，进而出现昏迷。第二天早上，果断决定给其插管，上有创呼吸机，要尽快改变其呼吸状况，补充氧气。当时，黄杏初处于昏迷状态，但仍很躁动，插管时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用了100毫克安定又加上其他镇静剂，这才让他安静下来，把输氧管插上。补充氧气后，黄文杰又辅以其他抗炎药物治疗。

第三天（12月19日）上午，黄杏初醒来，并且逐渐神志清醒。黄文杰知道对于这样的患者，需要和他讲明白，寻求他的配合，对于下一步的治疗才有较好的效果。黄文杰坐在黄杏初的床前，慢慢地和他聊天，告诉他病情很重，有一定的危险，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配合，很难达到良好的疗效。

当时黄杏初插着输氧管无法说话，但他听明白了黄文杰的话，闭着眼睛点了点头。从此，他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克服许多难以忍受的痛苦，给黄文杰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有插管病人都是很痛苦的，我们想象一下，一根拇指粗的塑料管插在喉管里，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病人所需要的养分，暂时都需要通过注射输进人体。呼吸也不能由着你自己自然地一进一出，而是由机器机械地将氧气压进你的肺里，因此，对一般的插管病人除了用大剂量的镇静剂，有时还不得不用床单将病人的手固定在床沿边，以防他痛苦中伸手把插管拔了，造成缺氧而停止呼吸。黄杏初醒来后，黄文杰没有再给他用镇静剂，以防镇静剂的副作用伤害他的大脑。黄杏初就是以自己的毅力，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忍受着痛苦，配合医生的治疗。

5天后，黄杏初的高烧退了。再过两天就完全不发烧了。一周后，体温完全正常了。高烧一退，身体其他方面的情况就开始好转，呼吸状况也改善了。12月27日，黄文杰将插管拔了，插了10天管的黄杏初终于可以自主地呼吸了。那一天，黄杏初对呼吸有了新体验，平时不引人注意的呼吸，今天竟变得这样的舒畅。黄杏初起伏着胸部，深深地往肺里吸进自然空气。

元旦一过，黄文杰将黄杏初从监护病房转进了普通病房。

叶钧强转来时，黄杏初正在身体恢复时期。所以，他站在叶钧强的床头作为一个快康复的病人安慰当时病情很重、心情也紧张的叶医生。

黄文杰坦率地告诉我，当时还不了解这种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就在治疗黄杏初的同时，又前后来了4个同样症状的病人，都是青壮年。两个是厨师，一个是卖盒饭的，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当时就纳闷，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重症的肺炎病人，以往几年都看不到这么多。后来，这些病人，包括叶钧强都治好了。最幸运的是，科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总结这一点时，黄文杰把它归功于呼吸内科病房通风条件比较好，科内医护人员平常都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

叶钧强转来广州军区总医院以后，仍然高烧不退，呼吸变成每分钟40次左右，还干咳。两肺已经发展成大面积炎症了，出现了纵膈气肿。纵膈气肿是肺部病变以后，气钻到肺旁边的纵膈里去了，压迫血管和心脏，当时叶钧强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

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采访叶钧强时，他告诉我说，送进重症监护室，床边就放着呼吸机，可是由于他是纵膈气肿，医生不敢上呼吸机，怕出意外，只好用物理降温。黄杏初在河源市人民医院用过的冰袋降温，同样也用到他身上了。当时，发烧40℃却不出汗，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好在妻子和父亲在他身边，伴他度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当时，在河源医院里住院的同事，都在关心他。护士黄晓琴打电话问：“退烧了没有？”他因纵膈气肿不能说话，一说话就喘，只好叫爱人发一条短信息给她：“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受不了啦。”在河源住院的同事们见此，给他回了一条短信息：“祝你早日康复。我们既是同事，又是病友。”在病中，得到同事们的关心，叶钧强心里热乎乎的。

叶钧强说：“在我住院期间，黄文杰教授和呼吸科的护士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几个小时就给我换一次冰袋。我作为一个医生也曾这样做过，但作为一个病人感受就不一样了。”

过了10多天，叶钧强的体温才慢慢地降至38℃左右。当体温接近正常的时候，叶钧强感到舒服多了。但38℃体温又维持了两个星期，然后才逐步恢复。叶钧强确实病得很重，一共住了90天的医院，直到2003年3月23日才出院。

回到河源家中，3月24日叶钧强就上班了。这时，河源市又先后发现了新的“非典”病人，刚刚恢复的叶钧强又投入了救治“非典”病人的工作中。

待抗击“非典”工作告一段落、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也陆续恢复出院后，叶钧强向领导提出一个请求，让他到抢救他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进修。他要提高自己的医术，继续为抗击“非典”而奋斗。我到河源采访时，叶钧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愿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呼吸内科方面的专家，因为作为中国第一个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帮助他成才。

2003年1月10日，经历九死一生的黄杏初出院了。当时，广东省的“非典”疫情还刚刚处在散发阶段，无论是专家还是卫生主管部门对它都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谁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搅得全国甚至世界不安。就是治愈黄杏初的黄文杰博士，也还不完全了解这种疾病。

中山，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

就在省卫生厅专家组赴河源市的同一天，2003年1月2日，距河源市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山市中医院来了一位30多岁的练姓患者。他是中山市本地人，在一家酒楼做厨工（即在厨房做辅助工）。2002年12月26日发病，来到了中山市中医院就诊，急诊科接诊的医生姓白。

练姓患者来到医院时，肺部就有阴影。当时高烧不退，咳嗽不止，症状已经很重，被收住院了。几天后出现了低氧综合征，严重缺氧，呼吸困难，马上被送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并且上了呼吸机。这时，发现他两肺都严重感染，当时只知道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做了痰培养，却找不出是什么细菌感染的。

接着，1月5日又来了一名33岁的厨工，他和练姓患者不在一家酒楼工作，也互不相识，并不存在相互传染的可能，症状却一模一样。5天后病情加重，同样是呼吸困难，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上了呼吸机。

在整个抗“非典”期间，我们见到不少传媒报道中都提到病人上了呼吸机，为什么要上呼吸机？上呼吸机表明了什么？恐怕大家不一定弄得很明白。首先，我们知道生命的存在主要靠呼吸。“非典”的冠状病毒，侵害的是人的呼吸系统，呼吸系统严重感染就会使病人的自主呼吸困难，吸不进去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氧气，人就会缺氧，出现医学临床上称为的“低氧综合征”。在体征上表现为呼吸急促，喘气。由于缺氧，难以入眠，烦躁，人的面部会发紫，医学临床上称为“发绀”，绀，也就是紫。而氧气是维持人体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的重要能源之一。缺乏能源，机器就要停止运转，生命也就停止了。为了维护人的生命，就需要用机械来帮助人呼吸。这时，就要上呼吸机了。上呼吸机的目的是通过机械往人体里补充氧气。呼吸机分“有创”和“无创”的两种。有创的，是在病人的脖子下面切开气管造成一个创口，然后从创口里插入导管往里输入氧气。无创的，即在人的口鼻处戴上面罩，通过机械泵入氧气帮助病人呼吸。凡要上呼吸机的病人一般来说，也就是无法自主呼吸的病人，都是病情危重的，尤其是上有创呼吸机的，一般医院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中山市中医院的两个病人都上了呼吸机，说明病情都很危重。

接下来，和河源市人民医院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1月4日，急诊室接诊练姓患者的白医生开始发烧，但症状不重，以为是感冒。接着，先后又有与这两名患者有过接触的4名医务人员全部病倒，症状一样。中医院赶紧向中山市卫生局汇报，局长梁厚祥得知情况后，立即和几位副局长都赶到了中医院，决定将呼吸科的其他病人迁走，腾出一个专门的病区，将所有怀疑的病人全部集中在呼吸科治疗。当晚（1月14日）向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后。第二天一早就派人来到中山市进行调查，并采取了患者的血清样本，马上返回省实验室检验。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组回到广州后，将情况向省卫生厅报告。省卫生厅立即召集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有关专家研究，决定马上向中山市派出专家组，并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CDC）报告，邀请有关专家到广东指导防治工作。

1月20日下午，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了专文报告。

1月21日，省卫生厅专家组赶赴中山市，临床专家仍由肖正伦、黄文杰、邓子德组成。

当天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来到中山市，当时钟南山并不是专程来参加这个病调查会诊的，而是为了别的病人会诊。但，钟南山是一个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高尚职业道德的专家。他到中山后，听到这个情况立即参加了会诊调查。除了钟南山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专家，还因为钟南山对这种病已经有了警觉。

我们还记得吗？当时河源市人民医院一共往广州送了两个病人，一个是黄杏初，还有一位郭姓出租汽车司机，他被送进了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郭姓患者到了呼研所后，先被当做急性肺炎，也怀疑过是“军团病”，因此最初医生使用的是抗生素，在疗效不大后，医生又加大了抗生素剂量。

在“非典”发生的初期，因为病人表现为发烧、咳嗽、肺部阴影，这些都是炎症的表现。而炎症即是致病菌侵入身体后所产生的伤害人体的直接反应。所以一般医生首先都会用抗生素为病人杀菌消炎。

那么，何为抗生素呢？

在人们还不知道传染病或瘟疫都是由病菌所为时，人们患上了传染性疾病，几乎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历史上当一种传染病出现便容易发展成瘟疫，造成那么多人死亡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也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对付它。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类是在细菌的影响下生活的，传染病是病菌感染的结果。但，真正揭开这个谜团才100多年。

17世纪的荷兰商人列文虎克，磨制了419块透镜，做了147部简单的显微镜，最好的镜头能放大270倍。他把镜头对准一切引起他兴趣的东西，如昆虫的身体、动物的内脏、污浊的河水、变质的食品，甚至人的精液等等，于是他看到了细菌。

有了显微镜，到发现了解致病菌，到最后杀死致病菌，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865年，法国人养的蚕，发生了全国性大面积的死亡，蚕农们邀请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寻找原因。巴斯德将蚕农们养的病蚕带进实验室，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他发现生病的蚕和它们所食的桑叶都被一种微生物所侵扰。当时，他怀疑是一种微生物造成了蚕的疾病。于是，他提议将受感染的蚕和桑树全部销毁，用剩下没有被感染的蚕和桑树重新开始。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了。

这个发现使巴斯德锲而不舍，他通过进一步思考分析自己的发现，推断所有的传染病都是由他称之为“病原体”的微生物所致，它们不为肉眼所见，通过空气、水或直接接触扩散、传播，攻击健康的有机体。巴斯德的洞见被称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巴斯德的“病原体”理论，在以后的80年间得到越来越精确的验明。

18世纪80年代，德国微生物家罗伯特·柯克发明了如何识别细菌、如何在实验室中培养它们、如何分离细菌的方法。10年之后，另一位德国细菌学家、曾在罗伯特·柯克手下工作过的保罗·埃尔利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发明特定的药物来杀死引起特定疾病的细菌，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

1928年的一天，当时在伦敦圣玛丽医院预防接种科任副主任的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无意中发现，他的实验室中葡萄球菌被培养基上一种长着绿色绒毛的霉菌所污染，这种霉菌常可在变质的面包和水果中见到。但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是，这种被弗莱明称为“青霉菌”其周围的葡萄球菌被溶解掉了，也即被杀死了。弗莱明的才智表现为他没有轻易放过这一现象，而是跟踪观察，他在细菌培养基上有意接种青霉菌，发现青霉菌周围的细菌果然被杀死了。显然青霉菌会分泌一种能够阻止葡萄球菌繁殖的东西，弗莱明将之命名为“盘尼西林”，也即“青霉素”。

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青霉素，不但对杀死葡萄球菌有效，而且能够对抗一系列致病原，包括引起淋病、梅毒等感染的链球菌，这是一种大有前景的抗生素，但是对它的提纯相当困难。由于弗莱明不是化学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青霉素的应用和推广被推迟了10多年。

12年后，澳大利亚人霍华德·弗洛里和德国出生的恩斯特·钱恩接过了发掘青霉素作为主要药物的使命。当时弗洛里和钱恩两人都在牛津大学工作，在极为不顺利的情况下，采用了一种新技术分离出了纯的青霉素，它的活性要比弗莱明当初知道的强100万倍，而且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他们还研究出了如何大批量生产青霉素的工艺。后来，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青霉素以破坏危险细菌生长而起作用：它使致病菌的细胞壁变得虚弱，从而使细胞膨胀，爆裂而死。

青霉素不但治愈了长期的破坏性疾病，如梅毒和淋病，也使许多疾病消失无踪，如肺炎、脑膜炎、产褥热、败血症以及一系列有时是致命的儿童耳鼻喉感染。青霉素在当时没有显示任何明显的副作用。

接着的1944年，这个世界上又发明了一大对付细菌感染的神药——链霉素，它的威力和声誉在于有效治愈了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结核。1947年出现氯霉素，它扫除了隐藏在百日咳、白喉（以前主要的儿童病）、胃肠炎、痢疾、伤寒、霍乱、炭疽背后的细菌，以及大量的轻度感染。1948年四环素出现，这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如今，土霉素、金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庆丰霉素、井冈霉素、罗红霉素等等，好像有点令人眼花缭乱，其实这么多的“素”统称为“抗生素”，都以杀死细菌而奏效，有的干扰细菌细胞内部或表面酶的功能；有的攻击细菌的单染色体，干扰它的DNA；有的扰乱细菌的再生能力，阻止它在人体中横冲直撞。

20世纪医学最伟大的进步就是抗生素的发明，人类也正是发明了抗生素，才真正走进了一个能与瘟疫斗争并有可能战胜它的新时代。

直到今天，抗生素仍然是抵御细菌、防治感染的最有效药物。所以，有炎症的病人，医生一般首先都是采用抗生素来治疗。

但郭姓患者经过大剂量的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然没有减轻。

当时，并不了解这种疾病的严重传染性，医生安排郭姓患者住在普通病房里。河源方面发现此病感染医务人员后立即报告了呼研所，呼研所马上将他转进了隔离病房。很快病人出现了“成人呼吸窘迫症”，双肺出现大片阴影，做肺功能和拍片检查，发现双肺很硬。在抢救中，切开气管插管时，也证实了肺很硬，说明炎症破坏了肺泡。正常人的肺，因为收缩呼吸，肺是软的，而郭姓患者的肺，有点像橡皮一样的硬，自然呼吸困难。

这时有人告诉钟南山，“来了一个‘怪’病人”。钟南山马上来到病房检查，见病人病情危重，就建议适量用一点皮质激素，以利于病人肺部炎症的吸收。用了皮质激素后，郭姓患者的肺部炎症出现了吸收，呼吸症状马上得到改善，身体得到充分的氧气后，各方面情况都发生好转，接着病情稳定，然后缓慢进入恢复期，最后终于康复出院，当然是在钟南山到中山市以后了。

所以，当钟南山在中山听到有这种“怪”病后，已经带着疑问的他，立即投入到调查会诊之中。

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传染病所呼吸道传染病室邵祝军副研究员、病毒所流感病毒室徐红研究员、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王茂武副主任一行专家共四人赶到中山市指导防治工作。

专家组到达中山后，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专家分头工作。临床专家到达医院后，对病人进行了会诊。

1月22日，专家们汇集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山市卫生局和有关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专家进行了讨论分析，由于已经有了河源市的调查报告，专家们对于这个病已经有了一些感性上的认识，并且初步形成共识，所以比较快地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非典”诊断、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正式提出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

由于报告专业性太强，使用了大量的医学术语，怕引起读者的阅读障碍，恕我不一一摘录了。

《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治疗原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3点提出“严重病人可酌情使用皮质激素”。

关于使用皮质激素这种治疗方法，当时和现在都在医学界引起不同的争论。观点是不同的。直到后来北京发生部分“非典”康复病人因在治疗中使用了激素而造成骨坏死，人们又把用不用激素的争论提到桌面上。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细菌或病毒感染人后，主要是破坏人的免疫功能，而激素也是抑制人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激素是帮助了敌人还是帮助了自己呢？所以，对用激素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抗击“非典”当中，医生们发现，一旦使用了激素，肺部炎症很快就开始吸收，病人缺氧症状马上得到改善。改善了病人的供氧，消除了炎症，病人也就慢慢地进入了恢复期。

钟南山对此看法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科学的态度是看利大还是弊大。使用激素确实存在着弊端，但现在病人生命危险，而我们又没有找到更好的更有效的抢救办法，那我们就要先救命，命都没有了，免疫功能还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慎用激素，严格地把握剂量，不可乱用。广东省在这次抗击“非典”中，虽然最早遭遇、感染人数最多，但死亡率却是世界最低的，这与慎用激素是不无关系的。

实践证明，正是稳妥地使用了皮质激素，挽救了不少“非典”患者的生命。后被钟南山院士总结为“三早三合理”治疗方案，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

1月23日，广东省卫生厅火速以粤卫办2号文件，将《调查报告》印发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和省直、部属驻穗直属医疗卫生单位，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掌握“治疗原则”及“预防措施”，对类似病人严加观察和诊治。于是，广东省有了一份关于“非典”的诊断和治疗原则的指引。

同时，这份文件也抄送给卫生部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里要说一说，何为“非典型肺炎”了。

其实，“非典型肺炎”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于“典型肺炎”而来的。“典型肺炎”主要为由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而“非典型肺炎”主要是由支原体为主要病原体，后又发现了其他病原体。例如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军团菌”。“非典型肺炎”的名称起源于1930年末，主要是为了与“典型肺炎”相区别，英文名称为Atypicalpneumonias，简称为“AP”，是指一组具有类似肺炎临床表现、胸部X线特征和对抗生素治疗有反应的肺炎。其临床特点为隐匿性起病，多为干性咳嗽，偶见咯血，肺部听诊较少阳性体征；X线胸片主要表现为间质性浸润；其疾病过程通常较轻，患者很少因此而死亡。

以上所提到的非典型肺炎与我们今天所谈虎色变的“非典”异同在哪儿，它们的症状好像相差无几。但传统的非典型肺炎病症过程较轻，死亡率也很低，最重要的是对抗生素治疗有反应。而今天我们提到的“非典”起病急、病情重，对抗生素治疗没有反应，因此相对死亡率要高。还有一点，它有很强的传染性。主要原因是引起感染的病原体不同，弄明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们已经知道引起典型肺炎的是细菌，引起传统的非典型肺炎的是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而今天我们所谈的“非典”，已经弄明白了是由变种的冠状病毒感染所致。病毒与支原体、衣原体、细菌是不同的病原体。

我们已经知道细菌是单细胞组成的微生物。它们既非植物亦非动物，而且菌细胞与动植物细胞不同，它们没有包含一定数量染色体的细胞核，相反，保存细菌遗传代码的物质，仅是一个染色体，自由漂浮在细胞中。

细菌在足够的营养和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可以独立完成代谢活动，并以分裂的形式进行繁殖，有时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存活。有的需要空气，有的则只能在无氧环境下才能存活。说不清有多少细菌在人体内或体表生活着。一个人身上和人体内的细菌比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还多。例如，表皮葡萄球菌生活在人的皮肤表面，每平方厘米便有15万个左右，大体上使其他有害菌无处存活。绿灰链球菌生活在我们的口腔中，全凭数量来阻止带来感染的入侵者。相对而言有害菌的种类很少，但是这少数细菌导致的破坏却是惊人的，它们感染人后所引起的症状很严重，因之而死的人数很多。

中医治疗有一种说法叫“调理”，即人体的内部失去了平衡，就要生病了，需要通过中药来进行“调理”，达到新的平衡。其实，如果说人体的内部失去了平衡，那么主要应该是菌种数量失去了平衡，人体便会出现疾病，这种失衡正是有害菌导致的。如，葡萄球菌与健康人体是处于平衡状态的。但当细菌数量增加得太多时，就会感染人体，细菌将一种毒性酶排出细胞壁之外，它能够杀死为身体供氧的血红细胞，这叫做“外泌毒”；细胞壁内带毒称为“内毒素”。

这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便开始行动了。被称作巨噬细胞的白细胞，担任着整个身体组织的警卫，它们会穿过组织去帮助其他的细胞与感染作斗争。这些“自杀的细胞”会与来犯的细菌及其毒素同归于尽，感染会因此被阻止。如果入侵的细菌数量太大，巨噬细胞将会被压倒，更多的细菌将会突破它们的防线，继续去侵蚀血红细胞。在一场全面发动的进攻中，血红细胞消耗巨大，便会导致躯体开始因缺氧而窒息，有时是致命的。

这就是细菌的感染过程。

当人的自身免疫系统不能战胜入侵的病菌时，人就病倒了。这时，医生主要是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能有效地抑制和杀灭感染人体的病菌。抗生素抑制和杀灭细菌，主要是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和它的代谢功能。

“典型肺炎”和传统上的“非典型肺炎”是由病菌和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所感染的，所以抗生素治疗有效。

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非典”，是由变异的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对病毒感染疗效不大。这是因为，病毒感染和病菌感染不同，治疗的方法当然也就不一样。

病毒，完全不同于细菌，不仅仅它比病菌要小得多，一般只有细菌的十分之一，有的病毒甚至只有细菌的百分之一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形态和病菌也不同。

细菌由一个完整的细胞包裹着，它依靠自我分裂而繁殖，一般认为生命体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细胞，因为所有的生命活动，如代谢和遗传，都必须在细胞体内才能得以完成。所以说，细菌虽然既非植物也非动物，但它是一种生命体。

可是，病毒没有一层细胞膜将自己包裹起来，也就是说，它不是以细胞体的形式存在。病毒只是一小段核酸，外面再有一层蛋白质，当它单独存在的时候，它无法完成生命活动，因此都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病毒，只有侵入其他的细胞体内，才能行使生命功能。病毒外包裹的蛋白质的任务是帮助病毒附着到细胞膜上，这种附着必须精确到位，亦即与细胞膜上的特定受体嵌合。不同种类的病毒通常只能侵入特定的细胞，因为它们无法在一个陌生的细胞上找到配对的受体。例如，乙肝病毒只侵入人体的肝细胞，普通感冒病毒只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

病毒一旦附着在细胞膜上，它就会为自己打通一条进入细胞体内的途径。这时，进入的是核酸，蛋白质则在大功告成之后留在外面。病毒核酸进入细胞体内之后，它们即开始行动，夺取细胞的控制权，这有点像是在细胞内搞了一场“政变”，入侵者令细胞反复合成病毒自身的遗传物质和蛋白质，从而组装出更多的病毒粒子，从细胞中释放出去，再去感染新的细胞。

人被病毒感染后，人的免疫系统也会立即投入战斗。人的免疫系统不但能战胜病毒的入侵，而且还会牢记这些病毒的“模样”，当它下次再入侵时，立即认出它来再次发起进攻，这就叫产生了免疫力。但，同样也有人体免疫力战胜不了病毒的时候。由于病毒感染人体和细菌感染不同，病毒藏在人体内的正常细胞里，不具备独立的代谢功能，而抗生素主要是破坏细菌的代谢功能，对病毒感染就无能为力了。同时，人的免疫系统在进攻入侵的病毒时，同时也把人的正常细胞杀死了。所以，治疗细菌感染和治疗病毒感染是不一样的。

治疗病毒感染更困难。

这也是治疗典型肺炎和传统上的非典型肺炎与治疗今年发生的“非典”不同的地方。因此，卫生部在向下发文时，为了以示区别，将今天的“非典”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广州发现了第一例本地“非典”患者

广州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并不是像人们担心的那样，由外地转来的“非典”病人传染的。我从采访中得知，这时广东全省已有佛山、河源、中山、顺德、江门、深圳等地，先后发现了“非典”病人。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散发的，相互间并没有接触史。

目前，我们还没有弄清楚“非典”的最初传染源，我们还无从知道最初感染人上“非典”的冠状病毒何时、何地、从何种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结论是能“复制”的，即可重复实验得到相同的结果才是正确的结论。我们有待于流行病学的专家寻找到真正的“非典”传染源。这需要世界医学界的通力合作。

其实，冠状病毒并不是刚发现的一种新病毒，早在39年前就已经被国外的医学家发现了。它的存在远比发现它时要早得多。

1965年，国外的医学家在感冒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在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下，看到这种病毒的包膜上有形状类似日冕的棘突，因而称其为“冠状”病毒。冠状病毒通常直径在60微米—200微米（1微米是1米的百万分之一）之间，长度约为20微米，它是导致人类感冒的主要病源。在这次“非典”发生之前，医学家已经发现了十几种冠状病毒，但是其中只有两种可传染于人体，其他冠状病毒多数只存活在猪、牛及鸡等禽畜及哺乳动物身上（后来发现有冠状病毒的果子狸也属于一种哺乳动物）。

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有两类：一类是呼吸道感染，感冒和“非典”都是属于呼吸道感染；一类是肠道感染。这次“非典”病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有严重的腹泻。

冠状病毒感染在全世界非常普遍，人群中普遍存在冠状病毒抗体。不同的国家人群抗体阳性率也各不相同，比如我国人群的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阳性率为30%—60%，而原苏联地区的人群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阳性率则高达53%—97%。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冠状病毒感染高峰是秋冬和早春时节，每2年—4年会有一次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性流行发生，目前冠状病毒的感染尚无特殊治疗手段或相对应的疫苗注射预防。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也就是一种变异了的冠状病毒。

1月28日上午9时，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接到广东省中医院的报告。报告称该院对照省卫生厅有关“非典”的文件，发现其呼吸科（内三科）所收治的9例病人符合省卫生厅所定的“非典”的诊断标准，怀疑为“非典”病人，其中两例危重，请求防疫部门协助处理。

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接报后即派人进行调查，并上报了广州市疾控中心。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所进行的调查证实，广州市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发现于广东省中医院。

这里又出现一个有意思的日期，即广州第一例“非典”病人发烧也是1月2日。这是一位49岁的男性患者，姓黄，职业为工会干部。1月4日曾到广东省中医院门诊部就医，经服中药后病情好转。1月5日，自觉已经痊愈了的黄姓患者到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又觉畏寒。1月8日，回广州又到省中医院看急诊。9日，病情加重，经X光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将其收住院后，病情进一步恶化，曾转抢救室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于17日后病情逐渐好转，1月30日治愈出院。

我于5月20日到广州市疾控中心采访时，王鸣副主任向我详细介绍了广州市疾控中心进行的严格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拿出了当时原始的调查报告。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未接触过同类病人，无不良嗜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居所通风卫生。女儿曾养过小松鼠，11月份小松鼠死亡。患病期间，家中曾有多人在医院轮流照顾患者，后只有其妻子于1月17日发烧，经过短期治疗康复。据了解，患者单位和其妻子单位均没有出现“非典”病例。

后来，曾对黄姓患者留院观察的省中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包括其主管医生有6人发病并确诊为“非典”病人，且疫情进一步扩大到其他科室。为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认为：“该病例显示较明显的传染性，导致省中医院的院内暴发疫情。”

中山二院，悲壮的二月

谁也没有想到“非典”的肆虐，最先是从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身上开始的，而感染医务人员的正是他们在救治的“非典”病人。一位人称“毒王”的“非典超级传播者”，一连感染了三家医院的几十位医务人员，其中两位死亡。而最先遭受重创的就是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

2003年的1月30日，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广州第一例本地“非典”病人，在广东省中医院病愈出院。同一天，从事海鲜批发生意的周老板，因为发烧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山二院。

周老板进院时病情还不算太严重，腰间仍然系着一个收有货款的钱包，好像还是从生意场上直接来到医院的，住进病房后还和老婆在一起点货款。他发烧已经多日，温度不算太高，但就是不退烧，这两天又伴有咳嗽。周老板是广东湛江人，来广州闯荡已经多年，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好不容易创下一片海鲜批发生意。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周老板仍然事必躬亲，每天都在海鲜批发市场上忙进忙出。到了2003年1月30日，已经是年前的最后两天了，春节市场购销两旺，这几天生意当然特别好，所以周老板虽然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但由于生意放不下，总是没时间来医院认真地检查检查。还是应了那句话：“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

周老板那天由于感到身体特别疲惫，没有做什么重体力劳动，却浑身上下都酸痛，咳嗽也比前几天严重了，体温好像也升高了，连说话都有点气接不上来，所以他在老婆的催促下来到了中山二院。

无论是医生还是他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罕见的“非典”病毒“超级传播者”。据后来卫生部门统计，被他直接感染的参与救治他的医务人员就达56人，其前来探视的亲友有24人被感染，最多时有18位亲友和他同住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里。入院时和他一块儿数钱的老婆，也因受到他的感染而同他一块儿躺在重症监护室内进行抢救。夫妻俩都经历了九死一生。被其感染的医务人员和家人，有多人死亡。广东省最初在抗击“非典”中被追认的三位烈士，其中有两人因在抢救他时被感染而殉职。因此，后来周姓患者被传媒称为“毒王”。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是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而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835年的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之所以被称为“孙逸仙纪念医院”，是因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早学医的时候，是于1878年以“逸仙”之名进入博济医院的。如今，走进中山二院的大门，首先就会看到一块纪念碑，碑上书着：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这是1935年医院建立百年纪念之际所竖，并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揭幕。

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后，孙逸仙纪念医院改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

如今的中山二院已经发展成为有1000多张病床，1000多名医护人员，平均每日门诊量达4000多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有几十人的临床各专科设置齐全，拥有现代化的诊疗与医学研究设备的大型综合医院。

中山二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但没有传染科，因此于1月31日的下午4点收到省卫生厅通知后，决定第二天将“非典”病人送往4家定点医院之一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当天晚上，周姓患者病情加重，剧烈地咳嗽，血氧饱和度降至68%，面色发紫，呼吸困难。医生马上给他用面罩吸氧，并且上了监护仪，症状开始缓解。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上午10点按照原定计划将病人送往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李建国亲自送病人下楼。在电梯里，他一边密切地监视着血氧脉搏监护仪，一边拉着病人的手号脉，观察他的脉搏和心跳，一直将他送上救护车。这时，李建国戴着12层的口罩。

救护车司机范信德这时已经戴着口罩和手套等在车旁。

范信德看见病人已经送了下来，就迎了上来伸手帮忙。由于已经在中山二院干了几十年，他也熟悉救护病人的一般常识。他帮助把病人抬上了救护车后，还伸手调节了一下车厢内的氧气瓶阀门，这才跳上驾驶室开车将病人送往中山三院。

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车程也就二十多分钟，就是这二十多分钟缩短了范信德的人生历程。

2月3日（大年初三），李建国给呼吸内科里的同事们打电话拜年。可是打给这个说在发烧，打给那个也说在发烧，这事引起了李建国的警惕。因为年前医院已经转发了广东省卫生厅《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得知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新疾病传染性强，已经感染了多名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1月30日下午，大内科主任伍卫和他已经分别在大内科召开的教学与医疗座谈会上做了通报。而“非典型肺炎”，从专科分工上属于呼吸内科的疾病，呼吸内科年前已经收治了几名“非典”病人，因此这时的李建国对于科内同事的发烧非常担心。

2月4日，李建国发现又有几位同事在发烧，这时科里总共已有8位同事在发烧了。他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伍卫主任。

2003年5月14日上午，我在中山二院采访伍卫时，才发现她是一位女性。伍卫是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伍卫主任告诉我，“2月4日早晨接到李建国的电话时，我仍在睡梦中。在电话里听到李建国说，呼吸内科昨天有3名护士发烧，今天又有5人，千万别是染上了‘非典’啊！我一听立即清醒了，意识到事态严重，马上通知有关科室负责人到医院开会，并且将情况报告给医院医务科长许怀麟和预防保健科长陈庆瑜。”

中山二院主要由3幢楼组成，中间是建于1935年的“博济楼”，两边分别是建于1985年19层的“中山楼”和建于1997年26层的“岭南楼”。

伍卫主任火速赶到医院岭南楼14楼的内科办公室，和已经赶到的几位主任、护士长、教授在一起分析疫情，商量对策。分析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初一上午转往中山三院的周姓患者可能是这次的传染源。面对医护人员发病来势凶猛，估计情况严重，马上向医院领导汇报。

大年初四，院领导值班的是副院长王景峰，他立即与有关科室联系并向院长黄洪章报告。紧急商量后，决定先将感染了的医护人员暂时集中到岭南楼12楼的呼吸内科住院部隔离治疗，立即向省卫生厅和省疾病控制中心汇报。

情况远比他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天下午，参加过头一天会议的李建国就开始发病了，都是“非典”症状：发烧、畏寒、全身酸痛。从事呼吸内科专业的李建国知道自己也被感染了。其实他已有心理准备，因为他是那样近距离地接触了周姓患者，危险性肯定是最大的。他一边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戴了两个12层的口罩以防传染别人，一边抓紧时间和伍卫主任、呼吸内科副主任江山平等同事们研究对策，安排科里的工作。“非典”属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而呼吸内科和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是最早和这种一开始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遭遇的，因此，各医院最早倒下的也是呼吸内科和传染科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第三天，李建国再也撑不住了，他是被同事们用担架车推进隔离病房的。据说，在进隔离病房前的那一刻，李建国强露微笑，费力地伸出自己的食指和中指，做了个“V”形手势，鼓励科里的同事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但是，接下来呼吸内科除了副主任江山平，其他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倒下了。

至此，有着160多年历史的中山二院，开始经过一个从未有过的“风雨交加的悲壮二月”。

2月5日，医院成立了“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组长是院长黄洪章，组员由其他院领导和相关科室主任组成。

2月6日，除了呼吸内科，在岭南楼12楼的其他科室也相继有医护人员发病，当天已有18名医护人员倒下。

医院紧急成立了“‘非典型肺炎’专家防治小组”。组长由分管医疗的副院长黄子通担任。

情况在继续恶化。

“毒王”入住岭南楼12楼的呼吸内科时，住在31床。这个床位处于楼层的中央位置，结果呼吸内科和肾内科两个科室的41名医务人员，一个不漏全被感染，包括一位推车送饭的护工。有一位小护士，年轻、体质好，一直没有倒下，大家都默默为她祝福，愿上帝保佑她，可是到第21天，还是倒下了。

2月8日，黄洪章院长召集全院所有中层干部进行紧急总动员：“同志们，一场灾难已经降临中山二院，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各级领导必须坚守岗位，手机24小时开启，随时待命。全院干部职工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共渡难关……”

一下病倒了这么多的医务人员，而且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病人，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隔离的病区安置治疗他们。

经分析，发现岭南楼对面的中山楼通风条件相比之下要好一些，而当时正处春节假期，中山楼的17楼中西医结合科的病房，暂时还没有住院病人，于是决定紧急在中山楼17楼建立新的“非典”隔离病区。当天，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生、护士接到通知后，都立即从家里赶回医院，协助医院医务部、护理部开设新的病区。仅用了一天时间，一个“非典”隔离病区就建立了。

隔离病区，即是把有传染性的病人与外界隔离，进行集中治疗。这是现代社会为防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所制定的一种制度。

其实，隔离制度古已有之。

隔离，英语单词为“Quarantine”，其是从拉丁语“Quaresma”演变而来的，意思是一个数字——40。

14世纪，欧洲大陆流行腹股沟淋巴结炎，即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为了防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市政当局于1374年规定，外来商人和水手必须先在一个名叫圣拉扎路之家的地方住上40天，才能进入威尼斯城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隔离制度。

随着医学的进步，现代的隔离制度已经日趋完善。一般认为，隔离是将传染病人及带菌者在传染期安置在指定的地点，与健康人群分开，以达到便于治疗和护理、缩小传染范围、减少传染病传播机会的目的。

隔离病区建成的当天，就把已经感染了“非典”的医务人员送进了中山楼的17楼。仅仅一天，新开的整整一层楼的“非典”隔离病区所有的病床就住满了。“2月7、8、9日三天那真是黑色的日子。”副院长王景峰今天对我说到这些，仍然泪流满面。

2月10日住在中山楼17楼病房的范信德司机病情恶化了，需要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重症监护室在岭南楼的15楼，人们又把范信德搬到了岭南楼。当天，就对范信德司机进行了气管切开插管抢救。没有想到，所有参加抢救的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又都被感染了。医院专家防治小组组长、也是广东省专家组成员黄子通也在抢救范信德中，受到感染发病而住进了隔离病区。

前赴后继，副院长王景峰接任了组长。

第一批医务人员为救治“毒王”倒下了，第二批医务人员为救治倒下的战友而倒下了，第三批医务人员又上去了，又有人倒下。呼吸内科遭到重创，只好从其他科室抽调人员进“非典”隔离病区。内分泌科的肖辉盛医生被派往一线的时候，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动情地说：“躺在里面的全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去救治他们，他们怎么办？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连医生都害怕了，还有谁敢站出来！”

中山二院的医务人员，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把酒壮行，只有含着热泪默默地上战场。离去的和送行的，都不知道上去的人明天会不会倒下。

那段日子里天天都有人倒下，17楼住不下了，加开18楼，18楼又住满了，再加16、15、14楼，5层楼的病房都住满了。最后整个医院被感染发病的医务人员包括家属达93人，再加上社会上被感染的“非典”病人，中山二院隔离病区一共住过103位“非典”病人。那段日子里，“非典”像一团浓浓的阴云笼罩着中山二院，久久不肯散去。

呼吸内科仅剩下最后一位没有被感染的副主任江山平，他在医院院务会上大声地呼喊：“快想想办法吧，我们还要倒下多少人啊！”话没说完，五尺的汉子号啕大哭起来。不久，江山平也倒下了。

至今，谈到2月里的那段日子，中山二院的人们没有不掉泪的。他们心里憋着太多太多的话，他们有着许多许多的感受，要对我一吐方快。

伍卫主任告诉我，整个大内科在岭南楼的12楼至15楼。12楼的呼吸内科和肾内科全倒下后，还剩下一个重症监护室。后来在抢救范信德时，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护士又被感染了。于是，把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转到13楼，清空12楼来进行消毒。结果，转上去的病人又感染了13楼的10多个医护人员，于是再把13楼清空消毒。14楼的医护人员全部调去支援中山楼新病区，14楼也空了。15楼是心血管内科，由于医院被感染的人太多，留下的医生护士大部分都抽调到中山楼的隔离病区去，心血管内科也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了。最后只好把心血管内科的CCU病区搬到16楼外科去了。至此，整个大内科全部空了。

那天傍晚，伍卫一个人从15楼一层一层地往下走，越走双腿越沉，昔日蓬勃兴旺的大内科如今空无一人，只有她孤独的身影，这是中国最早遭受“非典”重创的科室。

远处的夕阳正从珠江上空缓缓地落下，大内科病区一片昏暗。一股悲怆之感从心头油然而起，伍卫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臂不停地抽动，那泪水滚滚而下……后来伍卫跟我谈到这一段依然是泪流满面，她悲怆地说：“我哭，我为周围倒下的兄弟姐妹们哭！我为我们医院哭，这么好的医院怎么就变成这样？我为大内科哭，平时朝气蓬勃的一个科室，那时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像一个墓地一样的寂静。”

由于是一种全新的传染性疾病，没有任何现成的医疗方法可借用。而患者持续高烧，肺部病变迅速，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借鉴多种经验，采用多种常用抗生素，均无明显疗效。而在隔离病房里的病人都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那痛苦的面容和期待的目光，在医院专家小组中形成的压力，几乎使大家感到空气都凝固了。

专家组每天都聚集在中山楼的11楼讨论总结，集思广益，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案。

可是时间不等人，具有丰富经验的大内科教授陈为宪大胆地提出了一个ABC方案，就是将病人分为三组，分别实施三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然后将三种方案的疗效进行比较，以寻找到最佳方案。

三天以后，当专家组在一起研究病人的胸片时，突然有一位教授大声地喊了起来：“快，快来看！”

大家围拢过去，接着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欢呼声了。原来，B、C两组病人的胸片，大部分出现吸收迹象。再查对他们的临床记录，体温开始下降，呼吸改善，血液饱和度恢复到90%以上。

专家组副组长伍卫赶紧打电话给黄洪章院长，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院长，有效了，有效了，我们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了……”

多少天了，人们总是听到坏消息，当好消息出现的时候，许多人都泣不成声。不久，一个一个被感染了“非典”的医护人员从中山楼里走出来。

到3月28日，最后一个病人吴海东医生走出“非典”隔离病区，标志着中山二院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全部康复出院。

只有一个人——范信德司机，再也没有回到中山二院。

人们怀念他。

生死就在一线间

大年初一，中山二院送来了“毒王”周姓患者。他当时病情加重，呼吸十分困难，需要立即抢救。“毒王”体重80多公斤，身体壮实，力大如牛。当时由于体内严重缺氧，引起极度狂躁，手舞足蹈，一个劲地叫“喘不过气来”，因呼吸困难感到憋气，因此不停地撕扯着胸前的衣衫。

这里需要说一说，“非典”冠状病毒是如何侵害人体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介绍，“非典”冠状病毒侵入人体进入细胞后，在自行复制的过程中开始破坏器官的正常组织细胞。人体免疫体系发现外来的病毒，就开始紧急动作，产生大量的抗体。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人体自身的抗体能够有效地与病毒抗原结合，就可引导白细胞将病毒杀死，患者的症状就会减轻直到痊愈。这也是为什么普通感冒通常可以不治而愈的原因。然而对人体从未见过的“非典”冠状病毒，它破坏肺叶末端的微小肺泡，使组成肺泡结构的细胞坏死，如同把一棵大树上的叶子剥光，使人呼吸极度困难。专家们把这形象地称为：“非典”冠状病毒利用病人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借刀杀人。

人的肺分23级，最后一级是一串肺泡，气体吸到肺里在肺泡里进行交换。肺泡被破坏了，于是人就不能顺畅地换气了。不能顺畅地换气，人体就会供氧不足，人在缺氧状态下容易狂躁，而狂躁又会加重人的缺氧。

“毒王”此时的狂躁，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决定马上给他上呼吸机帮助他呼吸，改善缺氧状况。为了尽快给病人补充氧气，这次给周姓患者上呼吸机时用的是喉部插管，即将一根直径约2厘米的管子，通过病人的口腔，经咽部，穿过声带，插进气管里，然后通过呼吸机将氧气经插管输进肺里。当时，“毒王”不配合，躁动，不停地挣扎，参加抢救的除了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邓练贤，还有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张天托、副教授邓子德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大家围了上来，一起动手把他摁在床上，好不容易将管子插了进去。

病人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只听“砰”的一声，大量血性痰液从插进的管子里喷出，连管子也喷掉了，血丝痰像冲上天空的礼花一样，直喷上天花板，“毒王”的血性痰液飞沫喷得大家满身都是。张天托主任当天穿了一双新皮鞋，后来发现皮鞋上满是血痰丝。

邓练贤也许并不知道，当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出的选择，几乎是生与死的选择。这时，如果赶快换下隔离服、口罩，尽快做全身消毒，有减少被感染的可能。可是这就要暂停抢救，脱掉插管的“毒王”，无法自主呼吸，无论如何也熬不到大家重新消毒完再来抢救他了。

生死有时就在一线间。

邓练贤和他的同事们，又俯下了身子，再一次给病人插好管，再一次给病人通上氧气……

输进氧气以后，病人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呼吸渐渐均匀了，生命指数也在提升……

邓练贤已经去世了，我只能从他的同事中了解当时的情况。

2003年的5月15日下午，我在中山三院的会议室里和邓子德一直交谈到暮色四起。

初三那天，有一个小男孩病情恶化了，突然停止了呼吸，邓练贤听到他还有微弱的心跳，马上给他做徒手胸外心脏按压，想帮助他恢复呼吸。心脏按压一直做了三个多小时，这是个重体力劳动，邓子德和其他医生与邓练贤轮换按摩，中间有两次小男孩恢复了一点呼吸，让大家欣喜，可最终小男孩还是停止了心跳。

邓子德告诉我，那天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邓练贤、张天托一道，大家都不说话，为小男孩的去世而难过。还是邓子德打破了沉闷，说，我怎么胸大肌这么痛？邓练贤、张天托同时都说，我们也是。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抢救做心脏按压时累的，其实这已经是感染上“非典”最初的身体反应。分手的时候，邓子德回头看见邓练贤，见他脸上红扑扑的，他没有想到他们三人都已感染上了“非典”，邓练贤已在发烧了。

邓子德家住7楼，平常一口气可以上到5楼，可那天走到3楼就走不动了，歇了好一会儿，才爬上7楼。当天晚上只觉得头痛，夜里发冷，心里老想着小男孩的死，总也睡不着。妻子见他睡不着，伸手一摸：“怎么这么烫？”邓子德用手摸摸自己的额头说：“没有哇，我哪有发烫？”其实，发烧的人手也是热的，摸不出自己发烧。妻子说：“你确实在发烧。”邓子德就对妻子说：“我发烧自己还不知道，我是心里不舒服。”妻子就下床找体温表，一量，40.6℃。当时，邓子德愣了一下，但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已经被感染上了“非典”的现实。

回到家里的邓练贤也觉得自己在发烧，背着妻子悄悄量体温：38.5℃，不正常。妻子朱秀娟也感觉到了，关切地问：“没事吧？”他回答说：“没事。”接下来所有参加抢救“毒王”的医护人员陆续都开始发烧，大多数被感染的医护人员，都以为是感冒，还在坚持上班。

中山三院的党委书记、代院长王荣新焦急地给邓练贤打电话，询问科里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大年初五，中山三院已经病倒了20多位医护人员，其中包括8位科室负责人。院领导决定，紧急腾出两个病区，将所有受感染的医生护士严格隔离，进行治疗。

进入隔离病区那天，真是有些悲壮。20多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向隔离病区走去。为了防止再感染，医院领导严格规定，除了相关的医疗人员之外，任何人未经主治医生批准，不得和病人接近。医院的其他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以及病人的亲属们，都远远地站在一旁，含着泪花目送他们走进那道隔离区的玻璃门。

邓练贤在家里悄悄拿了几件衣服，故意漫不经心地对妻子说：“我去病房看看。”朱秀娟问：“走得动吗，要不要我扶着你去？”邓练贤说：“这么几步路，走得动。”说着就下楼去了。

邓练贤刚出门，朱秀娟急忙把丈夫要用的牙刷牙膏等生活必需品收拾了满满一兜，提起来就跑。可是等朱秀娟赶到隔离区门外，邓练贤已经进去了。邓练贤是自己走进去的，他作为科室负责人之一，为了缓解当时沉闷的气氛，还故作轻松地和大家开着玩笑。

隔着好远朱秀娟看着他，同为医务人员的她怎么也没想到，邓练贤再也没有回家！同时，邓子德的病情也加重了。

钟南山担任专家组组长后，分别来到医务人员感染比较严重的中山二院、中山三院会诊。2月6日来到中山三院，当他走进隔离病区后，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走到每一个“非典”病人床前，近距离地听取肺音，检查病人的口腔，认真阅读病人的胸片。同为专家的邓子德此时已经是一个病人，后来和我谈到钟院士这种精神时仍很感动。

看完病以后，钟南山感到情况严重，于是说，把病情严重的转到我们呼研所来。于是，张天托、邓子德、邓练贤先后都转到了钟南山院士的呼研所。

在呼研所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张天托康复了，邓子德也出院了。

人们期待着邓练贤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

转到呼研所后的邓练贤病情逐步好转，并且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妻子朱秀娟也可以去看他了。第一次妻子来到医院，当时他还不能说话，就用笔在纸上写道：“我真高兴，又见到老婆了！”

妻子朱秀娟，也满怀着信心等待着他的进一步康复。

可是，“非典”的凶险和反复在邓练贤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从普通病房又搬回了重症监护室。

朱秀娟煲好了汤再次去看他，却见他拿着勺子的手在发抖。朱秀娟说：“我来喂你吧。”

刚开始邓练贤还要强说自己行，可手实在抖得厉害，只好让妻子来喂。

再次去看他时，邓练贤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笔艰难地写下几个字，“我肚子好饿。”

直到今天，朱秀娟也没有弄明白，丈夫写下“我肚子好饿”是什么意思呢？朱秀娟琢磨了好久，也没有弄明白。

等到朱秀娟又一次来到呼研所时，邓练贤已经连笔都拿不动了。但神志还是清醒的。这一次让朱秀娟刻骨铭心，因为以往每一次来，邓练贤都怕妻子感染上，总叫妻子早点离开，可这一次他却拉着妻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难道，他已经有了不祥预感？

手心，手心，手能传达心的感觉。

朱秀娟仿佛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她马上通知了家乡的亲属们。

2003年4月21日上午，朱秀娟带着儿子一起来病房看邓练贤。邓练贤微闭着眼睛平躺着，脸上十分平静。

朱秀娟轻轻摸着丈夫的额头说：我看你来了，儿子看你来了。你能听得见吗？

邓练贤没有反应。

朱秀娟提高了声音：儿子看你来了，健平（邓练贤儿子的名字）看你来了。你听得见吗？

邓练贤还是没有反应。

但是，有一颗晶莹透亮的泪珠，缓缓地、缓缓地从邓练贤的眼角流了下来……

2003年4月21日下午5点许，邓练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消息传进了中南海，日理万机的总书记胡锦涛挥笔写下了如下文字：德江同志，请转达我对邓练贤同志不幸逝世的沉痛悼念，对邓练贤亲属的亲切慰问。我坚信，有广大医护人员的奋斗与贡献，有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就一定能战胜疫病。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带着胡锦涛总书记的嘱托来到邓练贤的家中，传达了总书记的亲切慰问。

2003年4月2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邓练贤等同志烈士称号。

（杨黎光著：《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节选）

魏荣汉 董江爱

序

山西有好多非常好听的市县名，河津就是其中一个。

河津古称“龙门”，不仅好听，而且中看，鲤鱼跃龙门的美丽传说就发生在这里。

进入21世纪，河津更是别有洞天。站在“龙门广场”看音乐喷泉和人造瀑布，你就是有再大的事也不愿意走开。在“龙门大道”上散步，挨个的四星级宾馆是你不相信这是北方的一个县级市。在“龙门大厦”里去消费，“奔驰”，“宝马”一辆接一辆，奇怪的是纪检委连问都不问，因为这全是私家的！

河津很富，不仅是三晋首富，而且向全国百强迈进。

富起来的河津人怀揣大把钞票走南闯北，花钱似流水。据传在深圳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内，一位客商好生纳闷地问一位到此旅游的河津人：“老板，请问哪里人？”这位河津人跷起了二郎腿，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只回答了两个字“河津！”连山西省都不要了。客商不明白：“河津，哪里的河津？”河津人一急：“嗨，北京、天津、河津，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白活了！”

偏偏就是在这个名字非常好听的河津市，却有着一个名字很不中听的村名——老窑头。外地人如果不靠死记硬背保准记不住它，即使是当地人也经常叫错它的名字，至今仍有人叫它“老头”，也有人叫它“窑老头”。

老窑头村地处吕梁山区，属河津市下化乡，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全村共291户，1260口人，分6个村民小组。

现在它很穷，穷得令人难以相信，当地人说这是“河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原始社会”。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它穷的水平确实还有点“档次”。

就在这个老窑头村，确实发生了新鲜事，它也因此出尽了风头。

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监督与思考”栏目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为题，对山西省河津市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披露，而且在题目前面特意加了“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开出了‘天价’”——的引题，对230万元进行了衬托。

230万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整整2300年的收入，数目之巨，反差之大，令人炫目。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此文一出，立即轰动全国，国务院领导同志旋即做出批示，民政部门马上展开了调查，各大新闻媒体相继转发并展开讨论。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又以“村官的价格”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这个贫穷的小山村从此一举成名。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人们关注已久的基层民主政治中的深层问题引爆了……

发生在老窑头的村官选举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为何拿230万元巨款竞选村官？酿成这一事件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对正在进行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有何影响？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些许许多多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和舆论界的普通关注，也值得学术界认真的思考。

第一篇 激烈的竞选

老窑头村原属乡宁县管辖，1971年随下化公社划归于河津县。1984年下化公社改为下化乡人民政府，老窑头大队更名为老窑头村民委员会。

老窑头因很早就有煤窑和瓷窑而得名，它经历了一个穷——富——穷的沧桑演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年轮。

翻开《乡宁县志》，有这样两段描写解放前老窑头村背炭工辛酸生活的民谣：

背炭娃，真凄惶（方言读huo），腰里揣的黍面馍；

到窑上，掂着轻，背着重，走到半山挪不动；

下了西垲坡，两眼泪索索；

腿儿软，气又喘，拼着性命往前赶。

屋里冰冷灶没烟，等着娃娃卖炭钱。

出门看北山，不由心发寒，

上了十八盘，两眼泪涟涟，

北风呼呼吼，脊背出冷汗，

身上如刀割，脚下石头绊，

一步踏错了，阎王把账算。

穷则思变。解放后，老窑头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乌金”探索之路，至80年代初，他们终于摆脱了贫困的面貌，成了“富甲一方”的有钱村。投资20多万元的大舞台和村委会大楼成了该村富有的象征和标志。“狗都能娶到媳妇儿”是当地人发自内心对老窑头村的羡慕。

80年代，作为老窑头村经济支柱的煤矿承包给私人，从此，集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村民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多数村民的生活停留在温饱水平，与飞速发展的河津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窑头的演变代表着这么一种现象：他们的富，是相对于社会整体普遍穷的富，他们的穷，是相对于社会局部已经富起来的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资源如何占有，已经成为穷和富的社会基础。

这些现象还是留给文化人讨论吧，山里人是凭感觉走的。是现实引导他们寻找各种致富之路，通过竞选村官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成了一种“时尚”。大浪淘沙，时代造英雄，是非成败，留给后人评说……

史吉堂的担心

2003年2月25日，下化乡按照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安排部署，全面启动了本乡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之后，老窑头村党支部书记史吉堂皱起了眉头，三年前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激烈争斗，他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老窑头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选村官。谁也没有料到选举还没开始，竟引发了村民的激烈上访告状。

在这之前，该村的村委会干部和多数地方一样，一直由乡里任命，党支部更是如此，村民没有对农村干部的决定权。也可以这么说，村干部碗里的饭是由老百姓用血汗做的，而又是由乡干部端给村干部吃的。就这么一点，责任关系全变了，老百姓在干部心目中的位置没了。正是这么一点点，依附关系也变了，权力和权利向远离老百姓的一方倾斜了。

大凡掌过权力的人几乎都这么认为权力是个好东西，只为少数人互利的权力更是妙不可言。这样，领导加强到哪里，腐败就带到哪里。其实，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就这么简单！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好人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村干部的任命体制培养着一批远离政治文明的人，这些政治新秀又在竭力维护着这个体制。在农民失语的情况下，上层领导听到的，就是一派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就成了刁民不讲理的违法行为了。

有句话永远不会过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处在这个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民说：挂有“人民”二字的地方千万别把它当真的，羊头在那儿挂着，狗毛都早让有特权的公仆私分了！这话真不该这样说。

乡村干部懂得这个权力的价值，老百姓也懂得权利的重要。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党和国家把基层民主的权利交给了农民。从那时起，10多年了，农民的上访维权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强烈要求依法选举自己的村委会。但历届下化乡党委一直以“全河津市都不让选，下化乡为什么非选不可”和“条件不成熟”等各种理由，拒绝将民主权利交给农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三农”问题自然成了一句空话。1998年11月4日，《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这时，法律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是第四届了。1999年，山西省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开始，迫于形势和压力，老窑头村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

选举前，村民对村干部长期以来村务不公开、办事不民主不满，怀疑村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强烈要求清查村财务，撤换村干部。市、乡两级政府组织了财务清查组进驻老窑头村，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财务清查，最终不仅没有查出村干部有任何经济问题，而且村集体还欠了村干部不少债务。村民们对清财组的这种清财结果做了这样的评论“日怪透了”。

其实这不日怪，日怪的还是那个日怪透顶的权力结构和日怪得不能再日怪的利益集团。

转眼到了1999年末，老窑头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来临，村民们无暇顾及那些日日怪怪的“老账”，骂了一句当地的“歇后语”：狼吃占得娃——饱得下你一辈子吗？

占得是一位农民的名字。50多年前，占得三岁的小孩被狼叼走了，他不顾一切去追，怎奈他无论怎样也追不上四条腿的恶狼，眼巴巴地望着亲生儿子被狼越拖越远。他绝望了，大吼了一声：“我日你妈！你吃我的孩子能饱得下你一辈子吗？”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窑头村的村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弃了维权的上访和抗争，开始了选举的准备。

43岁的村民史明泽，首先站出来竞选村委主任一职。他从20多岁开始就在村里任干部，是老窑头村干部中“干龄”最长者之一。平心而论，他多少年来的工作有功也有过，在他任村干部的年头里，他自己的生活也同老窑头的大多数人一样，算是个温饱水平。

后来，下化乡其他村有的人在一夜之间突然富了，富得令人眼馋，几百万，上千万哪！够花多少辈子呀！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开始研究这些暴富起来的人的秘诀。几乎一个版本：村主要干部，而且承包煤矿。

当时他是村委副主任，老窑头村的煤矿由村委主任史怀荣承包。那时煤炭形势不是很好，史明泽想尽办法，将村办煤矿转包过来，从此他成了煤矿老板。

按他当时研究先富起来的人的结论，要富得有两条腿：主要干部同时承包煤矿。他这时还缺一条呢，因此，如何成为村委主任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99年，下化乡第五届村委换届选举开始，多少年来村委会干部由上级任命的老套套成了历史，有煤矿的几个村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赢得选举，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南桑峪村、杜家湾村的竞选者还通过当选后向村民发钱的承诺来竞选，结果都成功了。而村民呢，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每户得到了好几千元的回报，他们哪见过这么多的钱！

这些钱是他们应该得的还是村官们赏赐给他们的？多年来一直处于弱势的农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比以前好多了！

竞选者如愿以偿，村民得到了实惠，当选者感谢村民，村民拥护当选者，双赢了！？

竞选者当选后，又开始兑现他的其他承诺，村子里一下有了生机，多年来紧张的干群关系有了很大的好转。

农民不懂得“不完全权利”这个概念，但起码知道当选者都不憨。“狼吃占得娃饱不下你一辈子”是他们一种无奈的表现，“这比以前强多了”则是他们另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态。

史明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转化在行动上。这时，他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虽然远不及别的煤矿老板，但毕竟是小富了。

当时他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赢得选举，当选后一定要先对得起选民，为村里办几件实事好事。史明泽的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机制的作用绝不可小觑。村民也认为，史明泽胜选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有两个硬邦邦的条件，一是多年的村干部，是“宫廷”内的人，二是承包村办煤矿，经济实力较强。别的村也是这样的人当选的。

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史万义有着比史明泽更优越的条件，也明确表示了参选的意愿，史明泽在反复掂量之后，用另外一种办法把事给摆平了。史万义表示不参加村委主任的竞选，史明泽当选村委主任的路障没有了。

但是，选举本身毕竟是竞争，史万义的退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必然，另一个村民举起了竞选大旗，向史明泽叫板。

又怎样摆平这个竞争对手？史明泽犹豫了。再出一个怎么办呢？他有继续摆平的实力吗？再说，这不是一种鼓励让再出几个竞争对手的笨法子吗？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竞选！

他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动用了自己的“国库”，通过自己的支持者给了选民一些实惠。初次行使民主权利的村民动心了。

另一个竞争对手得知后，不假思索地说：“我能跳起这个‘神’，也能敬起这个‘爷’！”他开始模仿史明泽，村民就这样可能会得到另一份实惠。从此，作为选民的“爷”们真正神起来了，谁当选，还远远是个未知数。

差额选举，最终有人落选是必然的。而对以经济手段参选的落选者来说，又必然是“人财两空”！史明泽和他的竞争对手这时才明白，这是一场赌博：赢得起，输不起。

于是，他们又坐到了一块儿，达成协议：两人都停止这样的拉票活动，公平竞争，谁当选后都不要亏待对方。机制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机制的不完善又在这里留下了巨大的漏洞。

聪明的史明泽留了一手，继续发动自己的人暗地里为自己拉票，史回中就是为史明泽拉票的成员之一。

史回中当年四十出头，他早年从部队复员回乡之后，也在大队和后来的村委会边缘粘过几年，虽然始终没任“主要领导”，但还懂得一些这里面的道道。

史回中不傻，他这次竞选村委会副主任，在给史明泽拉票的同时顺手牵羊，替自己也拉了几张，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没有不透风的墙，史明泽的继续拉票活动很快被对手得知，但他还是存在取胜的侥幸心理。有人说，他在政治上嫩就嫩在这里。

正式选举的当天，他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在投票现场，史明泽的人仍然在他的眼皮底下拉票。唱票时，当他们看到史明泽名字下的“正”字一个劲往上长时，终于忍耐不住了，像只发怒的狮子一样冲上去，把选票撕了个粉碎，然后抛向空中。纷纷扬扬的碎票将初生的民主象征折射成片片飘零的无奈。

在场的所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惊呆了，怎么办？如果追究他的撕票责任，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来的问题又怎样解决？更要紧的是史明泽只差4票就要当选了。

史明泽能屈能伸，他知道利害关系，他容忍了这些。他的支持者建议把撕毁的选票粘贴起来继续唱票，结果史明泽如愿当选为老窑头村第一个民选村官。

史回中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仅以一票之差与村委会副主任职务擦肩而过。

史回中把希望寄托在已经当选为村委主任的史明泽的身上。他认为，现在史明泽有能力让自己当上副主任，不就差一票吗？被撕毁的选票难道还找不出自己的一张？他还认为，自己为史明泽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史明泽应该对自己有所回报。

令史回中失望的是史明泽没有做他所希望的一切，显然他不愿在班子问题上同自己合作。

当选后的史明泽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他算了笔平衡账，他付出500张选票的代价，但最后以300多张当选，因此，他将承诺减半，来了个谁也不亏谁。

史回中再也不指望史明泽了，他反戈一击，又暗地与替史明泽拉票的人联合起来，拿着选民的证明材料状告史明泽贿选。山西省政府和山西省人大先后两次来函督办这一案件，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却不了了之，也没有人向上访村民做任何解释。这时，村民反觉得这种现象不再那么日怪了，他们被日怪惯了。

史明泽躲过一次次“劫难”，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千万别让人再揪出尾巴。

也该史明泽倒运，他上任之后煤炭市场一直走下坡路。他上任前原计划替村民办许多好事，但办事得有钱呀！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他无能为力。农民哪管这些，他们注重的是现实，因此，原来投他票的选民开始对他不满，认为他们被耍了，对史明泽的积怨开始有了。

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保护自己，有时也会伤着自己。名为第五届实为第一届的老窑头村委会选举，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为这个山村的民主政治留下了沉重的伏笔！

土生土长的支部书记史吉堂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明白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又将是一场生死较量，他这次作为村委会换届选举的领导核心，能把握住局面吗？

史回中打响第一枪

2003年2月28日，老窑头村以户代表的形式推选产生村选举委员会，共产生5名选举委员会成员，其中选委会主任1名，由村党支部书记史吉堂担任，副主任1名，由原村委会主任史明泽担任，委员3名，分别是党员代表史王彦、老干部代表史培德、村民代表史青云。

选委会的构成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很合理，因此它顺顺当当地履行起职责，开始了选民登记、选民公布、研究选举办法等各项工作，并确定了3月18日由村民以“海选”方式提名产生村委会成员候选人，3月24日正式投票选举。这一方案报乡选举领导小组后获得批准。

从表面上来看，老窑头村风平浪静，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一个轰动全国的选举事件却在酝酿着。

史明泽是上届村委会主任，村办煤矿的承包人，谋求连任的意愿早已胸有成竹，他懂经济、懂政治、也懂法律，他心里非常清楚，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不得兼选委会成员，但他藏而不露，首先进入选举委员会。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先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对欲与自己竞争的潜在对手形成压力。

史回中这个与史明泽有着种种纠葛的复员军人，在政治上倒没有史明泽那么成熟、老练、稳健。

1999年换届选举的种种遭遇至今令他辛酸，为了史明泽的当选，他鞍前马后，没白没黑地跑，而自己呢，倒霉得不能再倒霉了，一票，仅差一票哇！史明泽满可以拉他一把，但那个姓史的没有这样做，活生生地玩了自己一把。

史明泽上台的三年任期内，也没有认真兑现他自己的承诺，这倒让老百姓连他也骂上了：你史回中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你说史明泽咋好咋好，要为村民办这事那事，结果呢？谁知你得了史明泽啥好处？史回中每每想起这些，总觉得自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有一种冲动，他要报一箭之仇，他要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为此，他要获得权力，他要任村委主任！

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这一切都是空想，连村民都认为，史明泽当选已成定局，你史回中能回天？不会，绝对不会的！

史回中左思右想，寝食不安。几年部队生活使他想到，要获胜得出奇制胜！他研究了村民的心理，决定正面强攻，用真枪实弹拿下选民的心！他经反复考虑之后，于3月16日，也就是“海选”的前两天首先打响竞选的第一枪，向选民做出第一份承诺：

承诺书

我叫史回中，现年43岁，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喜逢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我将借此大好良机，力争参加老窑头村民委员会主任竞选，如能当选我将在任期内为我村村民办好以下几件事：

1.彻底解决村民烧炭问题；

2.全部减免村民生活用电电费；

3.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包括历欠教师工资及干部工资；

4.60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发放100元；

5.任职期间每年推地40亩；

6.根据煤炭市场价格，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利润；

7.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交通环境，全村每个大岭都能推一条上车路，让村民彻底改变人背肩挑的落后耕作局面；

8.如能当选，我将用自己的钱，凭户口本为每个村民发放150元（3日内）。

以上8件事我本人当选后，如实照办，决不失信于民欺骗群众。

承诺人：史回中

2003年3月16日

这不仅是史回中的第一份承诺，而且是老窑头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把老百姓当成主人的宣言！寥寥数语，具有划时代的性质！

史回中的八项承诺，是经他认真思考的，针对性很强，对史明泽有一定的杀伤力。

他的第一条：彻底解决村民的烧炭问题。

他为什么把这样一件小事作为首条承诺呢？史回中有他的道理。

煤，是老窑头人的“家宝”。就像种田人随时可以到自己的地里摘南瓜和玉菱吃鲜一样，“挣钱不挣钱，先落个肚子圆”，这是人之常理。多少年来老窑头村的人烧煤从来不掏钱，不论谁在这儿开煤矿，只要听说你是老窑头村的人，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此，老窑头村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堆满了乌黑发亮的块炭，使外村的人很是眼馋。

但是近几年，这种情况变了，煤矿已承包给了私人，到这里拿炭就是拿钱，矿老板心疼了。也有少数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村民，也顾不上什么合理不合理，竟然到矿上拿走煤以后，反手又卖了外地人，弄几个钱糊口。矿老板有矿老板的难处，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老窑头村有一千多口人，都这么办，他不就连家底都亏了吗？煤矿的管理人员也开始制止这种乱拿煤的行为，从此老窑头村人历史上享有的烧炭不掏钱的“特权”消失了。

山里人有一种恋家怀旧的心态，即使是一块金子，只要没到自己手里，别人拿走他觉得无所谓，反之，哪怕是一颗扣子，一旦缝到自己衣服上，不小心丢了，他也会心疼几天。谁承包集体煤矿他们不很关心，你大把大把地挣钱，他也不大在乎，但是他们家里烧煤也要掏钱，哪怕一点点，也是在他们的心口上戳了一刀。

史回中的首条承诺明里说炭，其实是在打心理战。

史回中第二条承诺：是全部减免村民生活用电电费。

看起来也是小事，但小事后面同样有大文章。

老窑头的村办煤矿曾给老窑头村带来辉煌，集体企业的壮大，使该村的福利事业令人羡慕，“孩子上学不交费，村民用电不掏钱”，是老窑头村人的骄傲。煤矿承包给私人后，一切都变了，集体收入就那么多，“行政开支”越来越大，今天这个部门要收费，明儿个那个单位要收钱，七收八收，村集体捉襟见肘，只得免去村民原有的福利。这就应验了那句老话：羊毛出在羊身上！上面的收费转嫁到农民个人头上，于是乎，这也要交钱，那也要交钱，没钱就断电！

史回中的减免电费承诺同样是心理战，他是要拿往事来刺激选民的神经。

史回中的第三条承诺是：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包括历欠教师工资及干部工资。

前面说过，老窑头村曾有“孩子上学不交费”的优越历史，民办教师的工资全由集体承担。这几年不行了，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好一点的教师都跳槽了，村里的教育事业成了一大问题。

城里人懂得智力投资，山里人不那么叫，但也知道啥合算啥不合算。面对贫困，他们怎么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考上重点中学，然后考上大学，拿国家的铁饭碗工资呢？现在好教师都走了，这还了得，贫困的帽子要作为遗产留给下一代了，他们能不着急吗？如果教师工资按时发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再说村干部的工资。农村干部不论是乡里任命也好，村民选举也好，都代表着一定的家族势力，他的背后有一大批人。拉过来一个干部就等于拉过来一个小集体。

因此，史回中的这一条承诺，对选民同样有吸引力。

史回中的第四条承诺：60岁以上老人每年发100元。

这一条有双重效果。老窑头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二三百，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票源，能把这一部分人的票拉过来，不是个小数目。再则，给老人发钱，也就减少了子女的经济压力，他们能不掂量吗？100元并不多，但能四两拨千斤，牵动所有人的心哪！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第六条承诺：根据煤炭市场的价格，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企业利润。

靠山吃山，老热村靠的是煤。该村的煤矿主产2号优质煤，年产10万吨，固定碳达72.1%，灰粉在1.5%以下，每千克发热量为7565大卡，是生产冶金焦的好原煤。老窑头村原有的富裕和辉煌，全在这几个硬邦邦的数字和那个10万吨上。

老窑头村村办煤矿的第一份承包合同是1992年10月10日，由村委会主任史万义和承包人史怀荣签订的，合同承包期5年，到1997年9月30日期满，承包人每年向村集体上缴利润8万元。

据村民讲，后来史怀荣又把合同转包给史明泽。既然是转包，就算是“二手”矿，既然是二手，史明泽就不会占便宜。原因不外乎是，要么眼下煤矿效益不好，或者明挣暗赔，或者前景不咋样，原承包者心里有数，才甩手不干了。要么，谁接这个二手，你就得再破费，把人家还可能挣到的，提前预付出去。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不承认不行！

再说，承包煤矿不像承包其他什么，干煤矿这一行是有风险的，还是高风险！最头疼的是安全问题，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下化乡，前车之鉴有的是，瓦斯爆炸、塌顶及其他料想不到的事故一桩接一桩，有的承包者因此亏了血本。这还不算那些打点给各个部门大大小小的各路神仙的花费。现在的社会嘛，早是这样了，谁不承认谁是伪君子，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但是，如果煤矿老板再有个什么政治上的头衔，就是另一回事了，风险系数就大大降低了，还有那些各路神仙也不会那么胆大妄为了！

翻开河津市人大代表花名册，10年了，由下化乡选举出的市人大代表，很难找到女性和非党人士，完全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兼村干部，就连下化乡人大主席也“挤”不进去，成了全河津市唯一的“例外”。有人讥讽说，应该把“下化乡代表团”更名为“红色光棍团”。在这里，政治资本就是经济效益，这也是明摆着的事，谁不承认，起码说你不懂！

史明泽懂！一个村官不算什么大官，但是个“现管”，有时候县官还不如这个“现管”呢！

史明泽当时只是个副主任，他虽然没有一个完美的“官、企”组合，综合效益没有干一把手的强，但总比平头百姓包煤矿强多了。事实上，平民不可能承包到煤矿。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特色”性很强！

也算史明泽当时的财命旺，他接到这个二手矿后，效益还不错，挣了些钱。他想继续承包下去，于是于1997年3月1日，也就是在距村办煤矿承包合同期满还有半年的时候，村干部在会议室召开了会议，讨论老窑头村办煤矿问题，会议记录上这样写道：因开办煤矿及办理手续的全部投资属于承包者个人投资，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同意原承包人史明泽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继续承包村办煤矿，期限为10年（1997年3月1日——2007年3月1日，承包金每年8万元不变（甲方的原合同要求条件不变）。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的是史万义和史怀章。

就在当天，老窑头村村委会与史明泽签订了承包合同。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村委会与史明泽续签合同的同时，村主要干部还与煤矿承包人签订了另外一个协议书，协议规定：煤矿由史明泽经营，史万义不参加经营，1997年3月1日至1998年3月1日史万义应得10万元，因还要打一个井，所以今年不得，称为投资款，从1998年3月1日开始拉3000吨煤（以前投资款为10.4万）；史万义投资款从1999年和2000年两年内拉清；在煤矿生产经营过程中，不管有什么外界干扰，包括国家上级、村委会及主管部门，史万义有义务进行管理，协助解决，如工作中有困难，应积极配合处理解决。

另外还有其他条款，并在括号里特别注明：1996年3月26日写的协议作废。这个协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局外人不得而知。

这些话都是村民说的，从法律上讲没凭没证。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两位当事人清楚了。不过，老百姓的嘴也是刀子，说多了也能杀死人！谁让你不公开、不透明呢？你会暗地里做，老百姓也会在暗地里说，你不想让人知道，老百姓就咋说咋有理！

1999年，史明泽当选老窑头村第五届村委会主任后，以“开办煤矿投资人”的身份把村办煤矿承包给村委会副主任史海河，并把向村集体上交的利润由8万元降为4万元，合同期限延长为20年。不知什么原因，史万义以此为由写了一份状告村委会主任史明泽的材料，并拿着史明泽与史海河签订的合同书，在村里找了许多党员和普通村民签名按手印，做出了联名状告史明泽的架势。据村民反映，可能是史明泽没有执行他与史万义签订的协议，史万义多次索要未果。但让村民更觉奇怪的是，史万义后来并没有拿着有许多党员和村民签名按手印的材料去状告史明泽，反而那些材料和名单却奇迹般地到了史明泽手里。史明泽还理直气壮地拿着这些东西找那些签了名的党员和普通村民对证。村民们肯定地说，这绝对是钱在起作用。

2003年3月20日，史明泽和史海河分别以开办煤矿资人和与村委会签订合同人的身份，与一个叫晋吉明的人签订了煤矿转包合同，合同规定开办煤矿及投资属史明泽所有，与老窑头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属史海河，煤矿由晋吉明全权经营，史海河负责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等事宜。承包利润，晋吉明每年交给史明泽70万元、史海河10万元、村集体4万元，共计84万元。老窑头的村办煤矿就这样又转包给了他人。

晋吉明接手村办煤矿后，煤价很快上涨，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晋吉明又在煤矿上投资了许多。但到8月份，史明泽以晋吉明在经营期间没有按时交纳承包金为由，将煤矿强行收回，晋吉明非常恼火，他也发动村民状告史明泽，并扣押了史明泽的两辆小车。

老窑头村的村办煤矿几经辗转，合同签了一份又一份。承包合同的内容是什么？村办煤矿的利润到底有多大？村民的利益该有多少？尽管村民们不知道它的准确数字，但大家都知道，老窑头村的煤足以养活相当于老窑头村人口几倍的人。老窑头村的百姓在保护自己权益方面束手无策，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实，“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像这样涉及村集体利益的大事，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任何人无权做出决定。但是在这里，这一切“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统统给精简了！

当家做主的村民没有资格当这个家，他们只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大着哩！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说不清的地方，只有天知地知了。

2002年上半年，也就是第六届老窑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市场煤价已涨到每吨200元。算个粗账如果除去每吨50元的成本，每吨利润是150元，倘若按保守的年产10万吨计算，年利润是多少？天哪，1500万！

史回中的第六条承诺虽然没有把这一切挑明，但仍然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不过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他的第八条：如能当选，我将用自己的钱凭户口本为每个村民发放150元。他为了表明自己决不食言，特意在后面括了个“3日内”。

老窑头村共有1260口人，每年1500万元的煤矿收入人均至少在万元以上，区区150元何以能打动村民的心？这个问题靠一句两句话讲不清楚，里面太深奥了！

从有了老窑头村算起，这里的人好像觉得他们天生下来就欠别人什么，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权利。惟听话才是本分，庄稼人就应该这样。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他们放在了主人的位置上，党和政府把权利还给了他们，他们才开始学习如何当这个家，做这个主。谁料一个“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成了必须服从的“主人”，还是要听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有了侍弄亩儿八分地的自主权，但作为老窑头经济支柱的煤炭资源，他们始终没有主导过。一个“国家所有”，就将村里的煤矿合法地交给了国家特许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脚下的煤炭一车车运往山外，钱被少数人大把大把地获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他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但真正得到了多少，他们心里有数。现在不是第六届了吗，前几届哪里去了？要不是他们拼命地抗争，国家的法律在他们这里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一切，又有谁来过问和纠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争到了民主选举的权利，真正让他们可以行使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又在哪儿？看来仍然是遥遥无期。控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在上面，这谁不清楚农民是个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又没有国家干部那样的工资保证，谁没家小，谁不养家糊口？靠告状来获得本应是他们的合法权利，难啊！算了，抓住一个小炉匠，顶他十个补锅的，咱的卦就全打在选村长上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他们的这种观点，是现实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们没办法，他们无能为力。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个是悬挂在隔岸的一篮子馒头，一个是即将到手的一块窝窝头。他们思来想去，还是吃窝窝头实惠，总比没有强。

纵观史回中的八项承诺，有骨头也有肉，有虚的也有实的。

史回中的八项承诺后来被人们称为“史八点”，“史八点”犹如沉闷的夜空响了一声清脆的枪声。

这一枪打破了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属选举的沉寂，也为事态的发展留下了诸多变数。

史明泽处乱不惊

正当史回中的承诺在村中广为流传时，长期住在河津市的史明泽回到了老窑头他的家里。这时史明泽刚满45岁。他翻开《宪法》，又看了看河津市组织部的有关规定，噢，终于到了任国家主席的法定年龄，也过了不能再被组织提拔的年龄了。

从出了学校门到踏入社会算起，差不多30年了，现在论阅历不深不浅，论职务不高不低，论年龄也大也小。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被学术界称为的“村庄精英”吧！自进入村领导班子以来，虽然一直没有被“提拔”，但“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走”，村干部怎样当，他见得多了！

他生在老窑头，长在老窑头，村庄社会又是个熟人社会，每个人的能力、爱好、性格，甚至细微的毛病，在这个圈子里都不是秘密。他45岁的人了，当然了解每个村民的“档案”，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人物，他更是了如指掌。

从老窑头第一任支部书记史仓子背着干粮赴省城跑煤矿算起，史百锁、陈克行、马海成、马满喜等比他年长的老干部，都为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他很敬佩。

70年代，史培德放弃了马上可以由民办教师转为吃“皇粮”的公办教师的人生机遇，毅然回村挑起支部书记的重担。在他的任期内，老窑头村依靠独特的煤矿资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别的村每个工分仅1毛钱时，老窑头村却达到1块8，最高时两块，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啊！村民富了，村集体经济更富，村民的看病、用电及孩子上学费用，全由村集体承担，在1982年他辞职时，不仅盖起了价值20万元的舞台和村委会大楼，还为集体留下70万元的现金。

史培德卸任后，马满喜接任支部书记，史万义任大队主任，他们组织村民盖起了学校，还为村民发了百余台价值1000多元的牡丹牌和北京牌电视机，在当时城市里的电视也不多时，这足以让周围村的人羡慕不已。

史万义接任支部书记后，他这个老书记史仓子的儿子，继承父业，老窑头村又申请批准了两个煤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办煤矿承包给私人，老窑头村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

史明泽历经了老窑头的演变，他何曾不想也干出一番事业，让村民世代也挂记他呢？以后即使不干了，也不枉活一生！但是，他还是个副职。

1999年，老窑头村开始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才决定竞选村委会主任！

他与史回中年龄差不多，虽然不同龄，但属同代。他同史回中私人关系很好，史回中也是在部队上当了几年兵的人，见过世面，他俩搭班子，当然是个很好的组合。

“撕票”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中止唱票，他当选了，史回中仅差一票落选。

他当时也有让史回中当村委副主任的愿望，但他无能为力。选民投票选举村委会，不论主任还是副主任，均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他这个已成为主任的人，实在无法为史回中再加一票，这可不是由主任“择优录取”副主任的！

但是史回中不理解他，对他有气，他觉得冤枉。

在他任村委主任的3年内，有些事情没有办好，他很内疚，这次又到村委会换届选举了，他决定再次竞选，当选后努力工作，回报村民，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史回中站出来竞选村委主任之后，他认为这不是史回中冲着自己来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是每个选民同等享有的，人人有权利竞选。再说，这几年他同史回中的关系也还不错。他没料想到，史回中会发出公开承诺，答应向村民发钱来竞选。当时有人告诉他，你也承诺发钱吧。他想了想，没有答应，也没有说不。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个儿“清静”去了。

史明泽到底要采取什么办法竞选，只有他心里清楚。他了解史回中，他了解史回中的一切。他甚至认为史回中同他竞选村委会主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99年村委会换属选举时，他摆平了史万义，忽视了后面的问题，后来又冒出另一个竞争对手，而且是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同自己竞争的，好险哪！要不是自己多了个心眼，那一届村委会主任说不定是谁的。

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他现在经历的是第二次，但是自他干村干部以来，人大代表选了多少次，乡人大代表选乡长、副乡长多少次，他连数都数不清了。法律的“法”是死的，办法的“法”是活的。活的能管死的，哪有死的管活的？差额，差额里面同样有学问！他当选过人大代表，也选过乡长、副乡长。他当选乡人大代表时，那个差额纯粹是个摆设，他在选乡长、副乡长时，那个差额也是经组织认真挑选的。农民叫这个差额是“陪杀场”的。不管这个叫法好听难听，反正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差额，别的就再也进不来了，选举就不会出啥问题。

“坏”就坏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提名，再不能依赖组织上给自己挑个陪杀场的了。好就好在现在的史回中，同他的关系很微妙，起码不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按照这一次的选举办法，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必须是两个，也只能是两个。有了这个史回中，不就少了许多麻烦吗？因此，对于史回中的竞选承诺，史明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仍然处乱不惊，稳坐钓鱼台。他对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信心十足，他很清楚史回中这个竞争对手“有枪没子弹”，不会对自己的连任形成威胁。

3月18日，在村选举委员会和乡指导组的组织下，老窑头村以“海选”方式提名产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正式候选人。由于史明泽此时仍然是选委会副主任，他有“决策”选举办法的权力，这次提名过程对他十分有利。候选人提名采取“流动投票”的方式，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个村民小组设一个流动票箱，工作人员由3人组成，各村民小组的组长负主责，其余两人由村选举委员会指派。

史明泽的部分支持者参与了提名的全过程，他们抱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去收选票，当然也就成了代笔人的角色，甚至替选民全权代劳了。很多村民一看这架势，普遍认为村委会主任的职位就是史明泽的，选举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再说，史明泽这个人也不赖，1999年市乡两级查村干部的账时，村里还欠了占便宜的人的钱，这也与他无关。因此许多人投了史明泽的票。同时，史回中的“史八点”也起了相当作用。候选人就这样产生了。

候选人提名的最后结果是：主任候选人，史明泽158票，史回中57票；副主任候选人，史海河107票，史小官82票，肖关章71票。流动票箱啊，这个美丽的名字后面，民意成分究竟有几何？

史明泽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后，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退出了村选举委员会，缺额由史海荣递补。

史明泽是一个对选举研究很深的人，他知道选举委员会成员和候选人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但他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先得熊掌后得鱼。他要的就是这种效应，先进入村选举委员会，掌握选举主动权，取得候选人资格，然后全力竞选。这样就造成一种声势，村委会主任就是他的，谁也争不过他。

偏有这个史回中不信这个邪，一个“史八点”得了57票！虽然远不及史明泽的得票数，但毕竟挤进候选人的行列，从法律角度上讲可以和史明泽平起平坐了。

因此，在老窑头村选举的第一个阶段即候选人提名阶段，史明泽最精明，史回中最勇敢。

史回中首战告捷，按理说该高兴了，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的那份承诺，是他征求了他的智囊人物之后精心拟定的。他原来分析，这一枪放出去会有几个效果：第一，他全心全意替村民办实事，把村里多年来的怨气往史明泽身上引，他的票数会大大超过史明泽。但是未能如愿，他的票数只是史明泽的三分之一。这村民还长不长眼睛，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有点埋怨起选民来了，也把这种结果归咎于那个该死的流动票箱。第二，史明泽会跟着他，也向选民发出承诺，选民会得到更多实惠。这样，他还是赢家。是自己先发出承诺的嘛，先入者为幸，功劳也是他的，即使他争不过史明泽，也很壮烈，选民仍然会怀念他。他是英雄，道义上他胜了。第三，史明泽上一次选举时，摆平了史万义，消除了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史万义有那么憨吗？他肯定得到了好处。这一次他又扮演史万义的角色，就算我虚晃一枪，你史明泽也得把我摆平哇！我坐在家里学史万义等好处得钱就是了。

但是，这三个效果都没有！选民不怎么买账，史明泽平静得像一池清水！

着慌的不是史明泽，而是他史回中！他坐不住了。

史回中这才认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史明泽的对手，史明泽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样硬拼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注定要败下来。如果结果是这样，那才灰呢，空领了选民的情，惹恼了史明泽，连脸面也全丢了！

王玉峰半道杀出

史回中打响第一枪之后，也有人劝他掂量掂量自己吧，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他左思右想，最终把主意打在了村民王玉峰身上。

他跑到王玉峰家里，请求王玉峰出来与史明泽竞争。

王玉峰尽管只有32岁，但却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王玉峰12岁时，他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当时，两个姐姐只比他年长两三岁，两个弟弟一个7岁，另一个才两岁多，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经常需要亲戚朋友和老窑头村乡亲们的接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刚刚初中毕业的王玉峰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离开家庭到舅舅开办的煤矿上去赚钱，以贴补家用。后来在舅舅的支持和帮助下，王玉峰买了几辆大卡车，办起了自己的运输业，在舅舅的煤矿上搞运输。由于有舅舅的照顾，王玉峰的运输业还是相当顺利的。

因没有了父亲，王玉峰作为家里的长子，出头就在家里树立起了家长的权威，家里的大事都由他决断，他也像父亲一样关心和照顾着两个弟弟，两个弟弟更像对待长辈一样敬重和服从他，包括他的母亲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这样的家庭生活和家庭背景使得王玉峰与自己周围的年轻人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遇到问题他喜欢独立自主地解决，一般不征求家人的意见，而且只要他认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也正是由于他在家庭中的顶梁柱作用，他对自己的能力有十足的信心。

王玉峰的父亲王兴旺，由于能力较强、为人和善，年纪轻轻就成了乡土社会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村民家中的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大多都会邀请他担任账房总务。1982年，老窑头村的舞台和村委会大楼落成剪彩时，账房总务就是他担任的。1984年，老窑头村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开始有了兴办私人企业的自主权，王兴旺与一个朋友合伙买了一辆崭新的德国进口的大卡车，跑起了运输。这辆大卡车当时还真让老窑头村的村民大饱眼福，至今还记忆犹新。因此，王兴旺的精明能干是老窑头村的村民所公认的。

当时，老窑头村总共只有两辆卡车，另一辆还是从别人手上买的二手车。但不幸的是，王兴旺搞运输没有多长时间，就在一次车祸中与他的合作伙伴一起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从此，厄运降临到了王玉峰母亲的头上，她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不仅承担起了抚养5个孩子的任务，还背上了丈夫去世时留下的沉重债务。王兴旺在购买卡车时，不仅倾尽家里所有的资产，还向亲戚朋友借了许多债务，多者上千元，少者一百元、几十元，他将他借的钱在孩子上学用的写字本上记了下一来。好在丈夫生前为人好，在村里威信很高，这个遭受灾难的一家庭受到了老窑头村老老少少的帮助和照顾，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身背沉重债务的农村妇女怎么能把5个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

英雄出自寒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玉峰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在史回中请求王玉峰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之前，村里许多平时与王玉峰关系要好的年轻人，知道王玉峰很能干，而且出手大方，经常帮助有经济困难的朋友，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比较仗义。所以，这些人都纷纷找王玉峰出来参与村委会主任的竞选。王玉峰尽管也对史明泽在任期内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他并没有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打算，因为近两年正是他的运输业搞得最火热的时候，事业发展上很顺利。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竞选村委会主任的事情，再加上他的家人也极力反对，所以，他多次婉转地回绝了朋友们的请求。

史回中并没有在意王玉峰的态度，怎样才能拿下史明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再一次找到了王玉峰，请求王玉峰出来与史明泽争夺村委会主任的职位。可是王玉峰仍然不肯出来参与竞选，但他答应史回中，他可以在钱上给予资助。

史回中左右为难时，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大多是王玉峰平时的好朋友）再次到王玉峰家里，请求王玉峰出来竞选。一个跟王玉峰关系很好的年轻人骂起王玉峰：“你他妈的是个孬种，只顾自己挣钱不管兄弟们死活。你是怎么长大的，还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今天大伙用上你了，你却牛起来，难道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吗？”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一向爱交朋友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王玉峰终于动心了，他决定参与村委会主任的竞选。

怎么个竞选？主任候选人早就有了，史明泽的就职演讲可能也揣在兜里了，正式候选人史回中用钱都顶不住阵脚，咱就这样赤手空拳行吗？不行，一定要比史回中更高一筹，才能马到功成！

就这样，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王玉峰出山了，他带着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决心，投入了村委会主任的竞选！在正式候选人确定后的第三天，即3月21日，他宣布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并与支持他的朋友们一起拟好一份承诺书，向全村村民发出书面承诺，其内容如下：

承诺书

我叫王玉峰，现年32岁。欣逢第六届村委换届选举，我想借此次良机参加老窑头村长竞选，如能选上，我将在任职期间内为村民办好以下几件事：

1.办好老窑头学校，按时发放教师工资，每年减免每生25元学杂费，减轻农民负担；

2.解决村民用水问题；

3.搞好村下公路两旁建房规划、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住房条件，并为村民开发市场，发展经济；

4.根据煤炭市场价格，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利润；

5.每年给60岁以上老人发放100元；

6.每年春节发给每户面粉1袋；

7.如果我能当选，我将用自己的钱，凭户口本为每个村民发款200元。（3天）

此承诺决不失信于民。

承诺人：王玉峰

2003年3月21日

村民习惯叫村委主任为村长，他们认为这么叫顺当省事。

打印好承诺书后，王玉峰和他的支持者们在把这些承诺书发给村民之前，又觉得3天为村民发钱，对老百姓吸引力不大，怕村民不相信自己，就把原来印的“3天”划掉，改成了“现场发放”。

王玉峰他们之所以把3天改为当日，目的就是让村民相信他，他不会骗人的！因为老百姓说，现在的社会，坑蒙拐骗，无奇不有，就连政府部门也不敢相信了。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不是空穴来风。有些话说起来不好，但不说不行。

王玉峰的舅舅炼过焦，他为什么炼焦，政府号召的“大力发展炼焦产业，加快小康建设步伐”，是领导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还在实地召开了几百人的现场会，叫什么调整产业结构。他几个农民听了，信了，按政府的要求和标准干了起来，结果呢，焦还没炼出，就上来几十个大檐帽，三下五除二就把焦窝给推平了！为啥？政策变了，不符合环保要求！他们是来执行公务的。农民哭都哭不出来！第二天，又是领导们“坚决依法取缔土焦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声音，他们咋讲都是理，老百姓找谁说理去！

王玉峰开始养车时，正是大力治理公路三乱的时候，各检查站的标语口号一大串，其中一条是“交警不开正式发票，司机拒绝一切罚款”。这多好哇，也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他要求司机把交款的正式票据拿回来。就是在这个治理三乱期间，各种罚款仍然一次一大把，一查车就罚款，变成了一敬礼就要钱。他去问他舅舅是咋回事，舅舅说：“憨娃，你当政策是你妈定的，你当交警是你舅舅？他们啥都不缺，就缺钱！你是农民，不罚你罚县长去？你要那正式票据干啥，还要让你舅舅报销吗？”王玉峰懂了，他不再听什么治三乱五乱的，也不再向司机要正式票据了。这一来，果然奏效，罚款大大少了。到底是舅舅比他成熟，成熟之处是他谁也不信，只相信自己和钱！

说话不算数的还有停电局。停电局原来叫供电局，后来是老百姓叫它为停电局的。拉闸没商量不用说了，就说电费吧！“电是商品，用电交费”是供电局宣传得最多的一句话，老百姓听都听腻了。从来没有人欠过人家的电费，也不可能欠，电费是要预交的。给紧俏商品预交钱还说得过去，但追加电费就讲不通了。而且一追加就是一年，今年追加去年的。啥叫追加？就是国家以前规定的电价不算数了，用户再补交钱。为啥要追加？停电局“赔”了。谁让追加？上头的红头文件这么说的！这还讲不讲理？既然电是商品，哪有卖出的商品再向消费者追加钱的道理？就是涨价，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呀！

人家停电局就敢！我就不讲理，你能咋着？我就在“人民电业为人民”和“电是商品”的大红标语下面让你上门交费，不交就断电！想用电自个儿发电去！

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领导说的话都不算数了，政府部门的政策说变就变了，一切就见怪不怪了。诚信就这样丢掉了，道德和素质就这样没有了。

社会就是这样，导向性极强，谁守规矩谁吃亏，谁还那么正统干什么？你敢胡说，我就敢胡来，社会风气就这样变差了，农民就这样学“坏”了。

王玉峰就在这时这种情况下竞选村长，不出高招行吗？老窑头村民会说，王玉峰啊王玉峰，你家的牌子比政府还大？你的嘴巴比领导还硬？红头文件都能改来改去，你一个还未当选的村官的承诺算个球！上届主任比你说得还好，结果呢，还不是在玩老百姓！要发钱就痛快点，还什么三天五天的，这不是画个圈子让老百姓转吗？三天到了，你和乡干部撮合好了，乡里不让发了，谁又能把你怎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可以改变人，风气也可以使人脱胎换骨。社会靠啥来治理呢？人治不行，官治也不行，德治不行，法治也不行！那就来个“钱治”试试吧！

王玉峰和他的支持者把这些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农民还存在一种强烈的不平衡心理，他们至今还经常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发泄。是啊，腐败的官员是无权让平民讲道德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是被逼出来的！农民被逼到了这个地步，这不是农民的错，错在上边。因此，既然决定承诺向农民发钱，还是当日发放好！他们随即改变了主意，并迅速把修改后的承诺书散发给村民。

王玉峰的这份承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新意，向村民发钱的数量只比史回中高50元，但他从半道杀出，其本身就不亚于在老窑头发生一次地震：敢于向史明泽挑战的人有的是！

“有枪没子弹”，是史明泽对史回中实力的高度概括，因此他对史回中的承诺挑战不屑一顾，但是他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王玉峰。他不得不研究起这个王玉峰。

王玉峰比他小14岁，差不多隔了一代，论资历，王玉峰没有当过一天村干部，在他眼里他还是毛孩子；论经济实力，王玉峰是挣了一些钱，但还不足他自己的零头。这个王玉峰为什么会以非候选人的身份从半道上杀出同他较量呢？史明泽想了很多。

就算史回中仍计前嫌，欲借王玉峰之手报一箭之仇，事出有因；年轻人鼓动王玉峰出来参选也是事实，但王玉峰也是个聪明人，他愿意当这个炮灰吗？

史明泽这时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王玉峰敢于同他竞选，肯定另有来头！

这个来头在哪儿？谁真正在王玉峰背后替他“坐底”当后盾？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张徐海。

张徐海经营煤矿多年，在当地算是一位巨富。他现在所经营的煤矿井口在周家湾村，但手续仍挂靠在老窑头村，这个煤矿与史明泽承包经营的煤矿在同一个层面上挖煤，主巷道已经快打通，两家经常争执不休。在煤资源是摇钱树的老窑头和周家湾，这显然是势在必争的。张徐海与王玉峰关系非常密切，王玉峰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一定是张徐海在背后支持，其目的就是想通过王玉峰与自己争夺煤矿资源。

对了，就是这个死对头：张徐海！

王玉峰出来竞选后，他感觉到这回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了。他坐不住了，认真分析了选举态势和选民的心理。

史回中参与竞争有对他有利的一面，只要候选人是他两个，他的当选可以说稳操胜券。现在又出来个王玉峰，而且有张徐海为他撑腰做主，问题大了！

不过，也不必过分悲观，依以往的选举经验，要以非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也不那么容易。现在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拿住选民的心！只要有一半，也就是768个选民中的385个在自己的名字上面画个圆圈，就大功告成了。

怎样让他们画这个圆圈呢？农民嘛，哪有那么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他们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只要给他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就行了。因此，目前千承诺万承诺，最后一条向村民发多少钱才是最具吸引力的铁承诺！选民关心的是这个。他几经思索，以高于王玉峰160元的数目面向全村村民发出他的第一份承诺，承诺书内容如下：

承诺书

我叫史明泽，现年46岁，中共党员，第五届村委主任，喜逢第六届村委换届选举，我将再次参加竞选，如能当选我将在任期内办好以下几件事：

1.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再次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2.规划公路两旁建设，改变村容村貌；

3.在上级安排及支部的领导下，搞好退耕还林，实现花椒富民政策；

4.整修田间道路及村中道路，给村民创造一个良好的耕作环境；

5.改变村民吃水难，引水上高山，在村民的努力配合下，实现自来水进各家；

6.任期内每年保证给村民每人发放过年钱50元，力争100元；

7.任期内给60岁老人发放过年钱100元；

8.根据煤炭市场，以村民代表大会形式追加企业利润；

9.如能当选，我将在当日内凭户口本给每个村民发放360元。

承诺人：史明泽

2003年3月23日

史明泽和王玉峰、史回中的承诺相比，大同小异，各有侧重。最具共同点的是都承诺向村民发钱。要说含金量的话，史明泽的最高。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第8条，也将追加企业利润明明白白地写了进去。这一条是革他自己命、掏他自个钱包的承诺，他为什么会胳膊肘子朝外翻呢？

史明泽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清楚史回中和王玉峰的用意。他俩都把这条提了出来，而且在村子里又散布了许多对他不利的“小道消息”，不仅说他的煤矿合同有问题，也说他当了村长后还会再压低承包费，再狠狠地捞一把。有的还说的有鼻子有眼，让人不信也得信。他如果再回避这个的话，选民会怎样看待他？“财迷心窍”、“铁公鸡一毛不拔”、“吃肉不吐骨头”等一大堆帽子都会往他头上扣，这样，他这个村长还能连任吗？因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一句是虚的，但也必须毫不含糊地写进去！至于以后怎么加，加多少，咱先抱一个不哭的娃，到时候再说。

他把虚的实的都考虑进去了！话是虚的，数是实的；规划是虚的，时间是实的。虚可以笼络人心，实才能打动人心。

学术界把他称为精英是有道理的，他是农村政治斗争中的战略家，也是战术家。民主给了他一个机遇，也给了他一个挑战。他是一枝灵芝草，还是一棵臭子篙，有待实践检验了。

史明泽为什么会这样跟着王玉峰承诺发钱呢？他还有他赌气的理由：

自己从20多岁起就进入了村班子，1979年就入了党，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不然乡党委早就把自己免了！自从当上村委主任后，树大招风，有些村民对自己有了意见。就说1999年的选举吧，有人说我花钱买通史万义，花钱买选票，那是没有的事呀。竞选嘛，本来就是竞争，竞选者好赖是个公共人物，人家想咋说就咋说吧。后来，我花了钱，这些钱也是花在了村民身上，我没有向上级领导买官呀！现在又开始选举了，说实话我想连任，连任并没罪嘛，现在有人想将我拉下马，你有本事咱就公平竞争，那些承诺发钱算什么玩意儿！

村民对我的意见可能集中在我承包的煤矿上，但他们不理解呀！近一年我是挣了些钱，这钱也不容易呀！当年我承包煤矿时，煤炭市场是什么形势，煤像狗屎一样卖不出，谁包谁赔钱。两年下来我几乎赔得血尽毛干，我简直想跳沟自杀。我不服，我相信市场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连借带贷，向那个黑窟窿不断扔钱，去年形势好了，就有人眼红了，说这说那，还要收回这个煤矿，这就和当年哄抢果园事件一样，栽树时没人管，挂果了，收益了，就要均分了，这不公平呀！

人常说：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承包煤矿也像是布袋里买猫，谁知是白猫黑猫，公猫母猫？明儿个市场变了，我说不定血本全无，又成了穷光蛋！当年另一姓师的师吉堂不也承包过煤矿吗？结果是钱没挣下，还把一只眼珠子给挖掉了，现在向他讨债的人一大串，他连村也进不了，躲在老远的地方打发残生。

张徐海本事大，这几年靠煤矿发大财了。人们不问你是怎样发财的也就算了，你过你的神仙生活好了，你怎么就没有个了呢？你是怎样富起来的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你说你的手续是凭什么挂在老窑头的！当年我坚决反对你强占老窑头的煤炭资源是事实，你钱粗买通关节也是事实。我为的是集体，你为的是个人。过去的事也就算了，你倒翻陈年老账，吃了稠的还要喝稀的，怪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人！一个外村的人想霸占老窑头的煤炭资源，竟然出巨资让王玉峰来当村长，这是选傀儡！我不争也得争，非跟他争到底不可，你敢承诺向村民发钱，我也敢，你走歪门，我找邪道，咱来个门当户对，针锋相对，我这个村长干不成，你也要花得倾家荡产，不相信咱走着瞧！

史明泽是这样想的，在公开场合他也是这样说的。村民无从知道他承包的煤矿哪年亏的，哪年盈的，亏了多少，挣了多少。也不知道统计报表上他们2002年的人均纯收入2349元的数字是怎么来的。这年头，从上到下的“机密”太多太多了！

是村委会的选举让一些机密变为公开，自觉也罢，不自觉也罢，这是民主本身决定的。竞争也罢，赌气也罢，你不说句让选民动心的话你就当选不了！这也是民主本身决定的！

从史回中的150元算起，150、200、360，这些光溜溜的数字没有了任何遮掩。财大才能气粗。竞选在这里充满了真枪实弹的火药味，也具有非常诱人的戏剧性，选民的胃口被吊高了，好戏还在后头！这场戏的总导演是谁？

打响第一枪的史回中，此时似乎觉得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他在思考下一步他该怎么办。他原先的想法很多，现在他最具现实的是怎样才能既把史明泽拉下马来，自己还能进入村委会班子。

按照目前的局面，三足鼎立，史明泽最有优势。当初他将王玉峰拉进来并不是为这个，而是要让王玉峰同史明泽抗衡。因此，吴蜀联合火烧赤壁，才是战胜史明泽这个“曹操”的唯一出路。他退出村委主任的竞选已成必然。

但是他不愿彻底“引退”，他要竞选村委副主任，他要进入这个权力的圈子。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已是村委主任的正式候选人，村委副主任候选人也已确定。选票上的名单和相应职务是选民投票选出来的，这可不是从市场上买鸡蛋，可以任意挑选的。要让选民在副主任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也不容易啊！但是他认为，这里仍然有空间，他也很聪明。

他懂得这里的奥妙，按照本村选举办法的规定，计票时采用下加法，也就是如果自己主任落选，可以将自己主任票计入副主任票，两票相加起来过半数也可当选为副主任，选民可以对他进行“二次”挑选，这样，他当选为副主任的可能还是有的。

3月23日，也就是史明泽向选民发出承诺的当日，他以个人名义向选民提出自己退出主任竞选，并与非候选人史战伟联手，共同竞选村委副主任。史战伟，不足30岁，他父亲曾担任过村干部，后因公失去了生命，当时史战伟年幼，是村集体把他抚养到18岁，算是个“公孩子”。选民对他有感情，也有同情心。从这个角度讲，史战伟占有一定的悲情选票。

史战伟也早有竞选的意图，只是有心没胆，现在两人一拍即合，也是强强联合。选民说，他俩是捆在一起与史海河、史小官、肖关章三个副主任正式候选人拼命的。模仿主任候选人的发钱承诺，他俩向村民发出联合承诺。他们的承诺书是：

承诺书

尊敬的村民同志们：

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即将开始，在这最良好时机，我史回中和史战伟二人愿意参加本届村委会副主任竞选。其目的是积极配合党支部、村委会搞好我村各项工作，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使我村各项事业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真正做到能干实事，不说空话，领导放心，群众满意的村干部。

这次如果我二人都能当选，为每户村民发放人民币100元。如当选一人，减半发放，以上承诺我二人以人格担保，决不食言。

承诺人：史回中 史战伟

2003年3月23日

洋洋数言，真像是从党报上剪下来的，还蛮有味！不过，最后的发钱承诺，才是核心的核心。

他俩的发钱承诺也别出心裁：都能当选，每户发100元，一人当选，减半发放。他们把什么后果都考虑到了！

这是老窑头村副主任竞选人的第一份承诺，这个承诺将该村的所有竞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竞选趋于白热化了。

史回中有着多年的参选经历，这里面的明规定、潜规则他都懂，而且人到中年，阅历丰富，他虽然竞争不过史明泽，但同史海河、史小官、肖关章竞选副主任的实力绰绰有余，属于“大材小用”。史战伟初出茅庐，脸上一张白纸，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加上选民的同情选票，两人一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多兵种的航空母舰。

史海河、史小官一看这阵势，立刻慌了手脚，再也坐不住了。

史海河、史小官原来认为自己竞选村委副主任是“鼻涕往嘴里流——顺事”！史海河是上届村委会副主任，而且多年跟随史明泽，可以借他的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史明泽也很希望史海河进入班子，自己多个左膀右臂；史小官干多年村里的电工，哪家电器上有个什么小毛病，腿也很勤，再说，电工也有权，也能送人情。还有他名叫史小官，也着实是村里的一个官——一个什么委员呢！这几年村里的主干都住在河津市里，村里的琐事全由他一人做主，他这个任村里小官的史小官干了几年大官干的事，这不都是争副主任的优势嘛！

王玉峰半道杀出后，他们心里暗自庆幸，还好，火没烧到这边，还准备烧香敬佛呢！现在，好个屁！他妈的史回中掺和到这边来了。这还不算，还拉进个史战伟，而且形成竞选联盟，还发了那个也承诺发钱的承诺书！村委副主任只有两个位置，这不是明摆着要放他们两人的血吗！

他们越想越气，越想越急，心里的那股窝火劲就别提了！找这个史回中评理吧，怎么个评法，史回中上一次仅差一票而名落孙山，这一回又从主任的起点上滑了下来，那才叫窝火呢！再说你史海河、史小官有竞争副主任的权利，人家史回中咋就没有？你有本事就去争村委主任的位置，谁碍着你了！还有，史回中和史小官本是亲伯叔兄弟！

不行，找不得。他俩实在没有好的办法，只得在心里骂起了史回中：你史回中是他妈的狗熊，咬不动猪肉咬豆腐，还算什么复员军人，保准是在部队上当逃兵给打发回来了！

气归气，骂归骂，现在该如何办，他们骂完之后也将形势作了分析：

一来是三个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中必然有一名要落选，现在又挤进两个，要有三个落选；二来谁也说不准副主任竞选人中是不是也会再杀进一两个来呢！三来史回中是村委会主任竞选中退下来的“爷”，还玩起了联合竞选的新花招，形势空前严峻呀！看来也得真枪实弹出个子了。

罢！罢！罢！他们一咬牙，也向村民做出了承诺。

史海河承诺当选后用个人的钱为每户发放50元，同时表示愿意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实实在在为村民多办实事。

他认为，这就和史回中、史战伟站平了。你俩100人，我一人50，还不是一回事嘛！

史小官利用他干村里电工的“资源”，提出“减免村民电费”的模糊承诺，欲将史回中的100元承诺搅黄。但村民们不买账，质问他：你到底是减还是免？史小官一算计，又外加当选后为每户发50元来回避村民的提问。

肖关章没有掺和在他们里面，他从此在村委会竞选中慢慢销声匿迹。

至此，共有6人卷入了公开向村民承诺的“发钱大战”。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完全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史回中打响第一枪，王玉峰半道杀出，史明泽匆忙应战，再到史回中突然易阵和史战伟结成联盟，还有史海河和史小官被拉上战车，整个选举竞争已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时的小山村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竞选者及竞选班子的成员，成了选民家里的常客，你还没走，他又来了，有时不同观点的双方还走到一块儿。这样碰面的多了，慢慢形成默契：这回你先进去，我在外面等着，下回你靠后，我先进去。家里有电话的选民，接完这个，又来了那个，电话里总是那几句话：咱发钱是真的，别的是吹的，你要信咱的。

接电话的选民不耐烦了：真的假的还没个准呢，谁瞎吹谁是王八羔子。

他们白天跑，晚上也跑，一敲门，选民就知道是来跑票的，刚睡下的选民懒得从被窝里爬出来：“你从门缝里塞进来，我明儿早上看。”早上起来，门口竟有几张花花绿绿的承诺。

这里鸡犬不宁了！才晚上10点，叫明的公鸡就伸长脖子，“咯咕咕，咯咕咕”叫了起来，这一叫，全村的狗也会跟着狂吠一大阵子。爱睡懒觉的猫也通人性了，它听见主人和客人在嘀咕什么，也跑过来竖起耳朵，它虽然听不懂，但它知道这几天有大事了。

人常说，一口槽上拴不下两头叫驴。这是形容爱斗的两一个人站不到一块儿。在老窑头，一切都活灵活现了！这不，真的有两头活生生的叫驴张大嘴巴，“啊——唷啊——唷”大叫起来，像是在替它的支持者呐喊助威。

再说王玉峰，他决定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后，希望得到正在竞选村委会副主任的史海河的支持，因为史海河是他的表舅，平时两家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亲自找到史海河，让史海河跟上自己干。但史海河却甩下几句冷冰冰的话：如果跟上史明泽干，他可以干副职，如果与王玉峰合作，自己要干主任，让王玉峰干副职。舅舅嘛，哪能在村干部上卖辈分。

王玉峰受人之托争的是主任，他会答应他表舅的条件吗？不会，绝对不会的。在遭到史海河的拒绝后，王玉峰就与史回中和史战伟组成了竞选大组合，“不孝”的外甥把舅舅甩得远远的！竞争啊，残酷性暴露无遗。

王玉峰被朋友们推举出来后，对自己的竞选充满了信心，全身心投入了竞选。在发出自己的第一份承诺书后，他兴致勃勃地去找担任村选举委员会主任的党支部书记史吉堂，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没有想到的是，被朋友们抬得很高的他在书记这里却碰了一鼻子灰。

书记告诉他：“孟选（王玉峰的别名）啊，你认为当村委会主任，管理一个村就像你耍几辆车那么简单吗？你从来就没有在村里干过一天，一下子就要竞选村委会主任的职位，村里的事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时有人对史吉堂的这番话做了这样的点评：乡里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任务压在支部书记肩上，要“平稳过渡”，史吉堂则料到该村的选举不会一帆风顺，他捏着一把汗。如果由选举而引发一系列矛盾，闹得不可收拾，支部书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这个支部书记的乌纱帽怕也是保不住了。因此，他不愿看到过分激烈的竞选，劝王玉峰再三考虑。另一方面，史吉堂与史明泽存在矛盾，他同时希望有人把史明泽取而代之，以加强他的地位。现在王玉峰已站出来了，但他担心王玉峰的实力。史明泽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现在史明泽又提出比王玉峰高160元的承诺，如果王玉峰再不重新考虑，你这个孟选就会成为孟获，而且必然败选！因此，他是在激王玉峰。

书记的一席话果然有了这样的效果。王玉峰非常伤心甚至气愤，他决心孤注一掷，与史明泽竞争到底。他立刻向村民发了第二份承诺书，这一次他进一步修改了承诺书的内容，并把给村民发钱的数额提高到每人400元，其内容如下：

承诺书

我叫王玉峰（王孟选），今年32岁，欣逢第六届第二次村委换届选举，我将再次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如能当选，我将为咱们村办好以下几件事：

1.按时发放教师工资，提高教学质量；

2.搞好村下公路两旁建设规划，改变村容村貌，为村民开发市场，发展经济；

3.整修田间和村中道路，解决村民用水问题；

4.治山治沟，搞好植树造林，发展经济林，增加耕地面积；

5.每年给60岁以上老人发放100元；

6.每年春节给每户发放面粉一袋；

7.根据煤炭市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决定企业利润；

8.如我当选，我将当日凭户口本给每个村民发放400元。

前承诺作废。

承诺人：王玉峰（王孟选）

2003年3月23日

王玉峰的第一份承诺出乎史明泽的意料，但是这一份承诺是史明泽预料之中的，而且仍然是个开始。因此在王玉峰以高出史明泽40元钱的数目发出第二份承诺书后，史明泽紧跟其后，也发出了自己的第二份承诺书，其他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最后一条，将承诺当选后为村民发钱的数额提高到每人460元，又比王玉峰的承诺高出了60元。

王玉峰盘算了一下，已经50多万了！他摸摸自己的口袋，钱呢？钱在哪儿？他犹豫了。再没有跟史明泽攀比。

史回中、史战伟和史小官、史海河几个副主任竞选者，在这一回合打了个平手，处于僵持阶段。他们密切注视着对方，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特别是史回中，他还是吃饭不香，睡觉不安。他活得好累。

他是从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如果连个副主任都选不上，这脸往哪搁！复员军人连吃败仗，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在部队上当了逃兵给打发回来了！

史回中把能看的书都看了，这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了。不过，他也想到，有勇无谋也不行，《孙子兵法》上还说，兵不厌诈，1999年史明泽不就是留了一手吗？他想来想去，决定也留一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要再那么过早地出手了。

3月24日，老窑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会场就设在那个曾使老窑头村骄傲的舞台广场。因史回中退出村委会主任竞选的决定只是以个人名义向村民宣布的，并没有向村选举委员会提出退出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的要求，所以，在正式选举中，发到村民手中的选票上，主任和副主任的正式候选人仍然是海选产生的结果，主任为史明泽、史回中，副主任为史海河、史小官和肖关章。这样的选举显然对王玉峰和史战伟不利，按照一般的情况，要想让选民在另选他人的空格中填自己的姓名，还要超过其他候选人，是相当困难的。

选举大会规定在上午8点正式开始，但已被吊足了胃口的村民直到10点还迟迟不肯进入选举会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站在村口或小山坡上观望。460元并不过瘾呀，潜力还大着哩！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几位竞选人再一次来为村民发放承诺书，能够再一次提高竞选的价码。这回他们主要等的是王玉峰加钱，因为他们清楚，王玉峰是个不服输的小伙子。他们也相信王玉峰一涨，史明泽肯定还要涨。

从老窑头村下面的公路上往上望去，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把老窑头点缀成花朵一般的人的世界。

忠实的看家狗也耐不住家里的寂寞了，钻到人群里来凑热闹，不时“汪汪汪”叫几声。一个后生当起了狗翻译：“你听，它也说涨涨涨！”引来一片笑声。

不管他们怎么笑，狗怎么叫，王玉峰没有任何回应，因为他已是“曲高和寡君莫怪，江郎财（才）尽实无奈”了。

快11点了，人们还在山坡上等，狗还在那儿叫，会场上空荡荡的。咋个选法呢，急死了乡指导组和村选举委员会，他们派人在村里叫了好几次，还是无济于事。有一个俏皮后生开起了这样的玩笑：“你慌什么慌，时间就是金钱，咱这些国家正式农民今儿等就是了！村长迟早会选出来的，水瓮里跑不了鳖！”

组织者实在没有办法，村选举委员会这才通过广播向几位竞选人和全体村民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所有的竞选人立即停止发放承诺书的行为，否则就立刻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同时，要求全体选民立即进入选举会场投票。选民们一抬头，原来像是要下雨的天空里露出了模模糊糊的阳光，他们说：“看来云里没雨了，咱们看戏去吧。”村民这才陆续进入设在舞台的选举会场。

正式选举组织得非常严密，村民也很守秩序，全村768个选民，参与选举的就有759个，参选率高达97%以上。最后收回有效选票752张，选举结果为：主任票，史明泽371票，王玉峰275票，史回中36票，另外还有4人得票；副主任票，史海河258票，史小官246票，史回中198票（加上主任得票36票，共得票234票），史战伟198票，肖关章178票，另外还有10人得票。

王玉峰“诺曼底登陆”成功了！史海河、史小官也守住了他们的滩头阵地，史战伟却仍然停留在遥远的海岸线之外。由于本次选举无一人过半，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当场宣布没有产生村委会主任与副主任，另行选举时间随后通知。竞选人之间第一回合的较量暂告一段落。

王玉峰端详着自己的275票，陷入了沉思。与史明泽相比，还差96票，如果再争过来48人，就跟史明泽打了个平手，这个差距不算大呀！再说，史明泽这次占三个优势，一是老牌干部，二是正式候选人，三是比自己多承诺60元。再次与他竞争，他这三个优势还有吗！

275票加上这几个因素，无疑给王玉峰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一咬牙，豁出去，跟他拼到底！

史明泽后悔死了！759个参选选民，752张有效票，自己得了371票。如果按有效票计算的话，376票就是半数。如果按参选的人计算，也顶多差9票哇！如果当初自己再狠一点，多承诺个百八十的，这几票还不容易吗？现在说啥都没用了，王玉峰已经挤进来了，可以跟自己平起平坐了，下一轮必将是一场恶斗！拿什么斗呢，除了钱还能有啥！

他这时的确不轻松。他不是害怕王玉峰，而是害怕张徐海一个腰缠千万的大老板，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人家既然支持王玉峰同自己竞选，就绝不会心疼那几个钱！

史明泽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有了最坏的打算。

生与死的较量

正式选举未果的第二天，即3月25日，老窑头村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召开会议，首先，按照3月24日选举得票情况，重新确定正式候选人，主任候选人为史明泽和王玉峰，副主任候选人为史海河、史小官和史回中；其次，宣布竞选人此前的承诺一律作废，竞选人以后的承诺书必须经过村选举委员会审查同意后向村民发放，否则一律无效；第三，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公布选民名单，颁发选民证，办理委托投票；第四，确定4月16日为另行选举日，并报乡指导组研究批准。将两次确定的正式候选人相比较，主任候选人中王玉峰代替了史回中，副主任候选人中，史回中又代替了肖关章，史战伟尽管被史回中拉上了战车，但仍然没有入局。

另行选举日确定后，5名重新确定的正式候选人和其他竞选者展开了新一轮的“竞选大战”。他们为了能取得多数村民信任，竞相向村民发出承诺书，这些承诺书内容除了为村民办实事、好事外，共同点还是承诺表示当选后给村民发放金钱。

王玉峰躺在自家的土炕上，跟他的支持者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说着说着，他竟然睡着了。是的，他太累了，竞选这活，哪是人干的！

大家不忍心叫醒他，他已经几个晚上没有合眼了。他做了一个梦，那些花花绿绿的承诺书全是钱，还有新版的500元、1000元呢。史明泽手里拿着一沓钱正在招呼他，“小伙子，跟上来吧，这里有钱、钱、钱！”他一赌气，大步流星地追上去，史明泽一闪，他掉进一个黑乎乎的洞里。

他啊了一声，醒了。

竞选人承诺书的发放主要发生在另行选举的前一天，即4月15日。在王玉峰与史明泽的较量中，向村民承诺的其他内容不变，只有承诺的钱数一路攀升，从600元、800元不断上升到1000元。谁在追谁，也闹不清了。

半道杀出的王玉峰根本没有料想到事态的发展会到这般地步，他刚出来参与村委会主任职务的竞选时，他的家人都不赞成，两个弟弟尤其是大弟弟王玉鹏对他参与竞选并不支持，但他根本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哥哥，反而还为哥哥的竞选跑前跑后，印承诺书、发放承诺书等，他都是主要人员。

王玉鹏说，在承诺的钱数被他们两人不断抬高时，王玉峰完全失去了理智，看出他是铁了心要竞争到底的，而他又不敢出面反对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说服母亲，让母亲来干预他。

一天晚上，他对母亲说：“老大这个人尽管个人能力较强，但太重感情，就说对小弟弟吧，他就太惯他了，有时候惯得不讲原则，要钱就给，有时一给就是一沓，数都不数，也不问问要钱做什么用，这样会把小弟弟惯坏的；再说对他的朋友们吧，他的哥儿们义气太重，朋友们无论谁家有了困难他都会自动送钱去，连账也不记，开口向他借钱的人不知有多少，人家借3000，他会给5000。咱家原来生活困难，村里很多老人都帮助过咱家，现在他看见谁穷都觉得心疼，都想帮助，但咱家的钱是有数的。再说他当选村长后又不能像以前那样搞自己的企业，那时他要是拿着村集体的钱今天给这家，明天给那家，可就很糟糕了。村集体的钱，不像咱家的钱，一分钱都要记账的，我怕他没有那么细心。别到时候把咱家的钱倒个精光不说，还落个村集体财务不清，你说咱图个啥呀！”

王玉鹏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这些事母亲也都早已想到了，她不断在王玉峰面前唠叨，让他不要参与竞选。但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多倔强，也清楚自己的唠叨不会起多大的作用，所以，她就请村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去给王玉峰做思想工作，这些老人以前都与王玉峰的长辈关系很好，他们担心他会在与史明泽的竞争中吃亏，劝他不要参与竞选。可是，王玉峰就是不听，他告诉这些好心劝他的老人：“一个好端端的村子，能成了这个样子，还没有人能竞争过他，我就是不信这个邪。你们也不要怕我年轻，管不好咱村子，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让全村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请你们相信我。”

当王玉峰承诺书上的钱上升到1000元时，王玉峰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拿着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在下赌注，伤心到了极点，她不顾一切扑上去，一把夺下了王玉鹏正准备拿去散发的承诺书，命令王玉峰退出竞选。

王玉峰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反对他，非常伤心。他含泪告诉母亲他不能就此停止，不能，绝对不能！如果他这样停止，那么他将会输掉自己的人格和信誉，如果这样的话，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看着几近绝望的亲儿子，不由得想起辛酸的往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她抓住儿子的手时，两行带着酸甜苦辣、人生百味的眼泪同时滴在母子的两只手上。这间母亲的结发丈夫、儿子的亲生父亲当年苦心经营的窑洞里一片沉寂，只有血肉之情的欷和抽泣！

王玉鹏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跪倒在父亲遗像面前：“爸，您为什么这么狠心扔下我们呀，爸！”

受尽人间疾苦的王玉峰的老妈一把拉起早已跪在她膝下的大儿子王玉峰：“起来，你给妈说你为什么拿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去下赌注？”

王玉峰告诉她：“不为别的，只为把史明泽拉下来，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能被钱憋死，再说，我也是在外边干了多年的人，我能因为没有钱而败在他的脚下吗？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在咱老窑头村活人？妈！”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母亲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又拿起那些承诺书，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这不是一页普通的纸，这是儿子的心！骨肉之情，母子之情，还有什么能战胜过它，她紧抱着承诺书的手终于松开了，承诺书撒落了一地。王玉峰看到母亲松开手，赶紧让弟弟赶快把承诺书散发出去。

在与母亲发生这一幕之后，王玉峰稍微镇定了一下，他似乎认识到，如果继续承诺用自己的钱给村民发，一来自己的经济实力确实很难承受，再者也无法取信于民。因为大家你追我赶地用钱数压倒对方，而钱数越高，就越可能是说空话，村民就越不会相信。尤其是自己多年不在村里，许多村民对自己是否有钱还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竞选策略，向村民发出第四份承诺书，他将自己原承诺书上的第八条内容变为：如我当选，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努力增加群众收入，把任期3年的集体收入一次性预付给全体村民每人1500元。

这一变，将1000元的承诺数一下抬高了500元，钱的来源成了集体收入。

集体收入在哪儿，除了煤矿别无出处。

史明泽能看出这个，这是一支从背后包抄过来的偷袭部队，是冲他的煤矿来的。

史明泽非常清楚，王玉峰这一招够狠的，至于合法不合法，老百姓哪管那个，钱到了手里算数。到那时，自己不仅同王玉峰有一场恶斗，还肯定会惹恼全体村民。再有几个钟头就开选了，天亮了还来得及吗？

4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也就是另行竞选即将来临时，史明泽拿着王玉峰的第四份承诺书，来到距离老窑头村20余里的乡政府，找到了老窑头村的包村干部张红庆副乡长，把王玉峰要用集体年收入一次性发给村民的承诺书交给了张副乡长，要求乡政府予以处理。

张副乡长看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刻把情况向乡政府机关的其他领导作了汇报，乡长王首奇、副书记周文谦、人大主席薛掌俊、副乡长李凯斌等有关领导迅速起床，急忙赶到乡长办公室看阅了王玉峰的承诺书，并召开了紧急会议，对王玉峰的承诺书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王玉峰承诺书的前7条内容主要是从村中教育、村容村貌、发展经济、村民生活、敬老爱老、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多方面积极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改变老窑村落后面貌的。但第8条内容中，王玉峰用集体的收入作为个人的竞选筹码，显然是错误的。为了稳妥起见，乡领导立即拨通了市民政局副局长柴灵晔家的电话，王首奇、周文谦、薛掌俊分别向柴副局长进行了电话咨询，最后做出了决定：王玉峰用集体收入作为个人的竞选筹码，既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也违背了现行的农村政策，因此，王玉峰的这份承诺书必须作废，并给予严肃处理，坚决制止。

决定做出后，乡领导立即通知老窑头村的全体选举委员会成员及王玉峰本人立即赶到乡政府办公室参加紧急会议。

凌晨4点左右，村选举委员会人员全部到齐，当时在场的4位乡领导首先通报了王玉峰承诺的违规，然后提出选举领导小组的处理意见；其次还对村选举委员会对这件事疏于管理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三考虑到这件事情将会造成的影响，决定推迟另行选举的时间，具体时间由村选举委员会5名成员当场研究决定，报乡选举领导小组审查批复；第四为了稳妥起见，要求村选举委员会回村之后，立即张贴公告，并分头进家入户通知村民推迟选举的时间和原因，向村民做好解释工作，不要给群众造成误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第五重点要做好对竞选人王玉峰的批评教育和引导工作；第六村选举委员会要负起责任，严格把好承诺审查关，决不允许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不允许竞选人向村民承诺用集体的钱给村民发钱。会上，村选举委员会主任代表村选举委员会表了态，表示要按照乡选举领导小组的意见抓好落实。接着，村选举委员会就讨论决定把另行选举的时间推迟到4月17日，并得到了乡指导组的批准。

凌晨6点左右，王玉峰到乡政府，乡指导组针对王玉峰的承诺对王玉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任何个人都无权随意支配村集体收入，村里的重大财务支出必须由集体研究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一开始王玉峰不理解乡政府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承诺，他不理解用自己的钱一次性垫付村民3年的分红有什么不对，后经乡指导组成员的耐心说服，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收回承诺，随后回了村里。

王玉峰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村里的，乡政府不同意用村集体的钱向村民做承诺，怎么办？向村民承诺的钱已经上升到每人1500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全村1260人，将近200万元哪。可是，如果撤回承诺，村民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以后自己还怎么见老窑头村的百姓呢？他好像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王玉峰站在高坡上，望了望群山环绕的老窑头村，深深呼吸了一口充满泥土味的空气，这回，他有了底气了。宁可损失金钱，也不能丢人，钱以后可以挣，但人丢了一辈子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向在朋友面前出手大方的王玉峰，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没有钱而败在别人的脚下，他没有选择，只有不顾一切地去竞争，去赢得。怎么赢，他不知道了。

4月16日清晨，村选举委员会贴出公告，内容大意为：村民同志们，由于候选人承诺出了问题，原定4月16日的选举推迟到4月17日，村民手中的选民证、委托证仍然有效。

推迟选举的公告一贴出去，就像炸了窝一样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对。今天推明天，明天还可能推后天，推来推去，说不定推黄了！选不出村长，谁来发钱？这即将到手的万把块钱不就飞了！

他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便纷纷到村委会质问推迟选举的原因，质问这些选委会的成员：大家选出的村长给大家发钱、让村民受惠有什么不对。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再三给村民解释，但村民仍不能满意。

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史吉堂不断通过个人感情说服村民离开，并以自己的人格向村民保证，4月17日的选举一定会按时举行。没有想到一向认为自己在村民心目中威信很高的党支部书记，这时在村民面前说话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他冒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这一过程从上午8点多一直僵持到下午4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村民才慢慢散去，疲惫不堪的村选举审查委员会成员才离开现场去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不知啥级别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还有这等麻烦事。

直到这时，乡干部才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老窑头选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委托投票手续时，忙中出错，张冠李戴，竟然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弄颠倒了，成了不在场的人代替在场的人投票。怎么办？乡干部只得睁只眼闭只眼，来个将错就错，不敢再较真了，较真会较出更大的麻烦！好就好在村民眼睛只盯在那个诱人的承诺书上，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也给忽略了。

4月16日的另行选举推迟到4月17日后，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史小官发出又一份承诺书，这份新的承诺其实是王玉峰几个小时前承诺的翻版，只是将自己竞选的职位升了一格。在承诺书中，他表示自己将退出副主任竞选，参加主任竞选。

承诺书共8条，前7条内容与王玉峰的一样，第8条内容略有改变：“如能当选，在任职3年期间，保证全村村民经济效益增长，村民收入到位，为使全村村民对我信任，我应让村民放心，3年收入在当选当日凭户口本预付给每个村民1600元。”

史小官啊史小官，你这不是忙中添乱吗？你这不是要那几个选委会成员连个囫囵觉都别睡嘛！

史小官明明知道乡政府不同意在集体收入上打主意，但他为何还是要这样做呢？

原本是副主任候选人的史小官，之所以又要竞选村委会主任，而且将钱数提升到1600元，是事出有因的。他在分析了竞选态势及本人经济实力后，意识到史回中、史战伟肯定会将副主任的价位来个猛抬，他的50元的承诺已毫无意义，大势去也，落选已成定局，再无回天之力了。但他不甘心，因而在撤退之前放了这一冷枪。

可能他的父母起他的名字时早有先天之见，他永远是个小官，现在老窑头的村官已是几十万几百万才能换来的大官了，你史小官够得着吗？

4月17日凌晨5点左右，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史明泽又拿着副主任候选人史小官的承诺书再次来到乡政府，边告状边打听虚实。乡选举指导小组看到史小官的承诺书后，认为他是在故意捣乱，决定在选举大会上宣布史小官的承诺无效，并责令其做书面检查，然而史小官早已溜了。

史小官的这一冷枪又给王玉峰出了个难题，他比自己又高了100元！如果史小官确实是破釜沉舟，加紧活动，选民会不会投他的票？就算史小官肯定当选不了，这主任票一分散会是什么后果，怎么办？

王玉峰开始大口大口地抽烟，吸几下，扔了，再掏一支，再吸，再扔，他觉得他的脑袋大得像只斗，又觉得这颗人头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

王玉峰终于下了决心，他咬紧牙关，在4月17日凌晨，就在投票时间即将来临之时，他决定在史小官承诺的1600元之上再加200元！并面向村民发出了他最后的承诺，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发给每个村民1800元！！！

这是一个能让老窑头村抖三抖的承诺：拿自己的钱向不分男女老幼的每个村民发1800元，真的么？有人向他，你喝多了？他冷静地回答：“昨天我喝了，今天没喝，我非常清醒，君子一言，驯马难追，我决不会失信于民！”

王玉峰啊王玉峰，这200万元买个市长也绰绰有余啊！但他铁了心，什么也不顾了。

史明泽见王玉峰像邓世昌一样开舰拼命，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冷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后生可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他的精神已经垮了，内心里已举起了白旗。但是，他作为一个原任村委主任，曾经对自己的当选没有任何怀疑的煤矿老板，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便紧随其后，把钱数又向上提了200元，承诺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每个村民发2000元。

谁都不服谁的两位农民，为了争夺一个村委会主任职位，最终把自己向村民承诺的钱数分别定位到1800元和2000元，创下了共和国历史上村委会选举之最！

王玉峰要干一番大事业了，也慢慢成熟了，也学会粗中有细了。他料定选民还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他这回悄悄留了一手，密令王玉鹏：“把钱提前准备好！”

他又点了一支香烟，把一大口烟全吞进肚里：史明泽啊，咱等着瞧吧！

在两位村委会主任竞选者激烈角逐的同时，几位村委会副主任的竞选者也通过承诺书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选民也在他们中间开始煽风点火。

“太小气了，每户100元算个啥，你看人家王玉峰和史明泽那才叫风度！”

“史回中和史战伟拿车拉钱去了，还是五十铃大卡车！”

“史海河已承诺发300元了，谁骗你不是人，我亲眼看到承诺书了。”

“史小官说，他的1600元仍然算数，拿它来竞选副主任。”

一时间，各种发大钱的消息四处流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选民的心逗得怪痒痒，把几个未来的副主任弄得不知所措。

王玉峰和史明泽的承诺人所共知，一个1800、一个2000，这是铁的事实。史小官的就那么回事，至于是来竞选主任还是副主任，没人弄得清楚，反正他跑了。史海河的300元承诺也确实印好了，到底发了多少，这个情报至今不准确。

史回中和史战伟一商量，认为该是出手的时候了，随即将原来的100元承诺提了5倍，变为500元。

“500元还少，你们是以户发的，我家5口人，每人才100，要么这样，我家两口人投你们的票，别的3人我们另挑选了。”背地里偷着笑的选民又来向史回中和史战伟吹风。

史战伟年轻气盛，经不住这么鼓捣，史回中一拍桌子：“再翻一番，1000！”这两个为了当上村委副主任的农民，就这样将发1000元的承诺书发了出去。

史海河一手拿着他的50元承诺，一手拿着他的300元承诺，眼珠子都瞪破了，还是咋看都没劲，他已明显不是这两位联合竞选者的对手了。

他还是不认输，他为了绕开那个令他胆怯的1000元，变换了个策略，改为以人为单位而不是以户为单位发钱，他的承诺书的内容为：

承诺书

我叫史海河，现年36岁，在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被村民推选为村委副主任候选人之一，为了报答村民的信赖和厚爱，如果自己这届能当选为村委副主任，自己做出如下承诺：

1.将用自己的钱给全村每口人按户口本发现款50元；

2.在支部村委领导下，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

3.实实在在为村民多办实事。

郑重承诺，决不失信于民。

当日发放。

承诺人：史海河

2003年4月16日

不管怎样变换手法，史海可这个承诺与史回中和史战伟的承诺相比较，对选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嘴长的一位后生说：“拿它擦屁股吧。”另一位反唇相讥：“不行，那么多油墨，咱屁股可不是不沾油的铝合金锅！”

综观这一阶段的承诺竞争，从4月15日到4月17日，王玉峰、史明泽、史海河、史小官、史回中和史战伟6人共发出承诺15次。尤其是4月16日的夜晚，对老窑头村的村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摩托车在村里响了一夜，竞选人在村里跑了一夜，选民们兴奋了一夜，坐在家里的人们激动地等待着竞选人的一份份承诺，谁也没有睡意。

好事多磨，不生孩子不知婆娘肚子疼。坐在家里等承诺的村民，哪里知道承诺人的苦衷。老窑头村又没有打印机，他们必须到离老窑头村几里地的西坡镇去打印，这一段山路非常难走。竞选人在发承诺书时，有时一种承诺书只发了几份，看到对方的钱增加了，就不发了，赶快又提高自己承诺的钱数。兵贵神速，打印新的承诺书根本来不及。在史明泽和王玉峰最后的两份承诺书上，多数是用以前发剩下的承诺书改过来的，像王玉峰最后一份承诺书上的钱数，多是把以前的800元，用圆珠笔或钢笔在前面加了个1，成为1800元，史明泽的最后的承诺书有将700元的7前面加了个1，也在200元后又填了个0成为2000元。

下化乡选举领导小组曾明确要求，竞选人承诺必须坚持“三提倡，三反对”，即提倡为民办事，反对以权谋私；提倡正当宣传，反对人身攻击；提倡用个人资金兴办公益事业，反对直接给选民发钱。但是在竞争变为争斗的老窑头村，这些官腔早已没有任何意义，老窑头村每个候选人和竞选者向选民的承诺都回避了乡领导小组，正是以发钱为承诺的主要内容来参加竞选的。就这，村民还是不相信，要竞选者承诺、人、钱一个不缺。乡里的“三提倡，三反对”被村民演绎为“三见面，三到位”。

4月17日，历经艰难的另行选举终于来临，兴奋了一夜的村民怀着满腔的好奇、疑虑和对选举的热情，一大早就赶到了选举场所。

上午9点多，乡选举领导小组的周文谦、薛掌俊、李凯斌、张振立、张红庆、周喜民等6名领导和10余名工作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派出所人员也赶到现场。

上午10时，选举大会开始，到会群众有8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前来围观的煤矿工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乡指导组成员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及派出所所长原印龙等人。

大会由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史吉堂主持，他首先宣读了乡指导组和村选举委员会对史小官的处理意见，接着由乡指导组领导周文谦代表乡选举领导小组讲了话，原印龙宣读了会场纪律。再由选举委员会向村民介绍了填写选票的方法，并宣布了选举工作人员及唱票、计票、监票人员，最后宣布投票正式开始。

就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台下的村民忽然嚷叫起来，强烈要求向村民发出多次承诺的村委会主任竞选人王玉峰、史明泽上台表态，否则，他们就拒绝选举。

而选民的俏皮话又出来了：“村长都临盆了，怎么又让产妇把裤子穿上了！”

这也不能全怪选民，选举搞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3月24日的正式选举没有成功，4月16日的选举又推迟了一天，竞选人承诺又多次变化，再加上史小官的承诺当场被宣布无效，还有上届村委会主任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选民们辨不出是真是假了，他们说，这社会上真货不多了，承诺是不是全是假的？

一个选民高声问主席台：“是史小官的承诺作废还是所有承诺全部作废？”

另一个选民接着说：“承诺无效了，还有球选头，承诺兑现不了，让我选个球！”

这里没有那么多的“阳春白雪”。同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此时也没有啥文明的语言，贫困了多少年的山里人此刻管不了什么，也顾不上再去关心啥，他们能管的就是谁当村长，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钱，那花花绿绿的令人向往的钱！

台下有人甚至直接喊叫：“他们向我们承诺发钱到底算不算数？”

一位满嘴白胡子的老人腾地站了起来，拿着王玉峰和史明泽用笔改过承诺数的承诺书冲上主席台，向乡选举领导小组提问：“像这样的承诺书，800元改成1800元是以打印的800元算数，还是以改写的1800元算数？200元改成2000元的，是200元算数，还是2000元算数？得先让他们上台讲清楚，否则我们不会投票。”

此刻，“竞选人向村民承诺发钱是否算数？”是选民要求候选人上台表态的核心所在。

会场出现了一人呼百人应的场面，主席台上的大小头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了办法，主持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台下的人谁也不听。这些专门负责选举的人这时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满足村民的要求，村民就很有可能“砸会场”（罢选），到那时，他们想走也走不开了！

考虑到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为了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也是为了能尽快选出这个难产的村官，村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领导小组最后决定答应村民的要求，让两村委会主任竞选人上台表态！但明确要求他们上台后必须正面演讲，只能讲个人的治村方案和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打算，不能相互攻击，不准承诺发钱。

这也是官腔，谁不了解选民的用意所在？

选民认为，只要你准他上台表态，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因此，头头们一点头，台下的村民拍手叫好。

干部和农民，双方心知肚明，但又貌合神离。诚信，在这里完全成了骗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说过，“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接受了多年教育的农民，把受教育的结果归纳为“教训”，他们谁也不相信了。

王玉峰是新一代的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教育都让他刻骨铭心，这几年，向农民的承诺不知有多少，究竟兑现了几条，农民心里有数，他也十分清楚。

承诺，包括他向农民承诺发钱的承诺现在是个啥？是写在纸上的字，吊在嘴边的话，受了多年教育的农民还会相信它吗？大概不会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怎样才能使农民相信啥样的承诺是真的，大概也只有最后一手了，他顾不得这样做对不对了。

王玉峰在村民的掌声中走上了演讲台，他向村民表示自己一定说话算数，绝对不会欺骗村民。

选民正要问什么，王玉峰的支持者史战伟、史社伟、王玉鹏等人，突然把装有现金的钱箱从舞台的西边小门送上了台。箱子门“哗”的一下被打开，台上台下全傻了眼：真家伙，全是真家伙！

这是一出配合得天衣无缝、绝妙无比的精彩片断，是王玉峰全部承诺算数的无声注解！太完美了！

乡领导周文谦第一个看到钱箱，他立刻站起来训斥道：“滚下去，干球啥哩。”随后乡领导薛掌俊、原印龙和许多选举工作人员一起站了起来，把拿钱的几个人赶下台。

王玉峰望了一下史明泽，然后满意地走下主席台。

该是史明泽了，他也在村民的欢呼声中走上台，向村民表明了自己承诺算数的态度。

选民好像没有听懂，开始骚动起来：

“怎么没听见他说发钱呀？”

“选委会不让提发钱的事，老史是个党员，怕不好意思说吧。”

“今天这个主席台怕是好上难下啦！”

台上的史明泽也听不见台下议论他什么，只觉得情况不妙。他在乱哄哄的声音中再次说自己说话一定算数。

台下人等不及了，大声喊起来：“解锯没有截锯快，你就干脆点，多少算数？”

史明泽回头望了一下主席台上脸色铁青的大小头头，心想，这个数不说不行了，然后一字一板地告诉大家：“2000算数。”

“钱呢？钱放在哪儿？”

台下紧追不舍。

是啊，咱怎么没把钱带来呀！史明泽大意失荆州，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回他答不出来了。

就在史明泽难堪的时候，忽然听见人群中有人大喊：“不要着急，这边的钱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台下也有史明泽的人，这个回答简直就像“救戏”的人一样，太及时准确了！

但是“马上就到”毕竟不如亲眼看到。注重现实的农民要逮就逮个实的，他们选择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在村民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激动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依照选举程序，开始领票、写票、投票、唱票、计票，整个投票过程很有秩序。着急的干部心里念叨：千万再别出什么岔了！

公元2003年4月17日13时，风风雨雨的老窑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终于有了结果：全村768名选民，发出选票758张，收回选票757张，其中有效票743张，王玉峰以470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史回中和史战伟分别以537票和423票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村选举委员会当场宣布选举结果，选举大会结束！

听到结果，全场掌声雷动，支持王玉峰的村民买来四五百元的爆竹，噼噼啪啪的声音响彻老窑头村的上空，也将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嵌入共和国的历史之中。

就在选举成功当天下午的5点左右，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玉峰按每人1800元的承诺把钱发给了村民，全村除了上届党支部书记史万义、现任党支部书记史吉堂和王玉峰本人三户没有领钱外，其余各户都拿着自家的户口本领了钱。王玉峰总共发出了194.22万元。同时新当选的两位副主任也按每户1000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共发出29.4万元，三人共向村民发放现金223.62万元。

贫困的山区农民，面对一夜之间得到的户均8000元巨额现金，有的哭了，有的抱着钱一夜没睡。他们绝大多数当时对当选人发钱一事感到感激和高兴，说这样的选举三年一次太少了，一年一次也不过瘾！

老窑头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终于落下了帷幕，当事人为什么要“天价”“买”村官，村民为什么看中了竞选者的钱，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号！

（《报告文学》2005年第5~6期）

天使在作战

朱晓军

2006年3月，人民的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百姓最关注的三大焦点。

住房关系着人们生活的质量，教育关系着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医疗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人，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辞世。医院是生命的始点，也是终点。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忙解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菩萨。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在生命的苦旅上，医院是驿站，谁都免不了要跟医生“亲密地接触”。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母亲在开刀手术前，拉着医生的手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在病人的眼里，医生是最亲的亲人。他托付给医生的是生命。生命是一切的平台，失去了生命，权力、金钱、爱情、事业、未来，还有家人的幸福都要归零。因此，不论什么人站在医生的面前都要虔诚、敬服和信赖。不想信赖也要信赖，你别无选择。生命都交人家去打理了，再掖点藏点还有什么意思？

亲人，是需要双方承认才能确定的。不论希波克拉底誓言、《赫尔辛基宣言》，还是中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都认为，对医生而言，病人的健康高于一切。医生要对得起病人的那份信赖。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生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百姓疾苦。若有人求医，不要看他的贵贱贫富，老少美丑，恩怨亲疏，同胞老外，智商高低，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不能瞻前顾后，先考虑自己的利弊和生命。

“这些医生究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还是撒旦派来的魔鬼？”

在20世纪末，几千年来的信赖动摇了，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

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卖药的并不可怕，只要捏紧钱包死活不撒手，他就干没辙。最可怕的是医生，他说你有病，你没勇气否认；他要你服这药，你不能买那药。有时，你明知那种药药价虚高，医生会得到回扣，还得咬牙买。破财免灾，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可是，“白衣魔鬼”的逻辑却是破财招灾。他们将谋财害命的游戏已玩到了极致。俗话说：“倒霉上卦摊。”那是自找挨骗。如今是倒霉上医院，那是无奈，有病拽着，不去不成，明知被宰，也要拎着钱袋子自己送上门儿。

Who（谁）？“白衣天使”还是“白衣魔鬼”？当病人在医生的对面坐下，心里难免要打鼓。

有的医生委屈地说，医生倒霉就倒在媒体上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也有医生很客观地说，现有的医疗体制就这样，我们不宰病人，医院就要宰我们，不仅让我们拿不到工资和奖金，甚至要“炒”我们。谁不想当孙思邈、希波克拉底、白求恩，可那样在医院混得下去吗？

天使和魔鬼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像李逵容不得李鬼。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较量。

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世界不可能划归魔鬼，中国的医疗界也不可能让“百年魔怪舞蹁跹”。可是，人们要记住天使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

为什么要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医院怎么可以骗病人？从医28年，陈晓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

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漩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晓兰的心里，漂不走了。

早晨6点，她就上班了。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内还沉浸在梦境。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她打开门，来苏儿味扑面而来，理疗器械和理疗床像一群乖孩子似的迎接着她。她将它们一一看过后，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白大褂，几十年来怎么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最像医生。

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她坚持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下班。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台，来净化心绪。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在工作时间出来的，晚下班一小时，一些病人就可以在下班后来看病了。

“陈医生，×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就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晓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痛，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她，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晓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她脱不开身，只好让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看看。

陈晓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黏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那激光针一扎，人就抖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道。

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的问题？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她给病人处置好，下楼去了注射室。

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坐着。陈晓兰说，她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士抬手指了指：“这就是。”她走过去，弯下腰，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像月饼盒似的器械，那上面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几个字，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含氧的药液流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后输入病人的静脉。

蓦然，她见那盒子上印有“ZWG-B2型”一行字。一年前，在晋升医师职称时，她申报内科、外科或者儿科医师，可是医院却非让她申报医技类医师。申报医技类医师是要考医用物理学的，这对1968年中学毕业，没有学过物理的陈晓兰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她知道，自己得罪了院长，院长在刁难她。她想去找区卫生局讨个公道。“如果你有本事就考出来，没本事就别丢人现眼。怎么那么没骨气，像是跟人家讨饶似的，”爸爸生气地说，“真不像是我的女儿！”说完，爸爸妈妈就不再搭理她了。她只好硬着头皮申报考了医技类医师。参加辅导班学习时，她每次都早早去，坐在第一排。老师在上面画，她在下面画。可是，老师讲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她都不明白。好在课后爸爸给她辅导，妈妈托人帮忙找一位大学的副校长给她补习。结果，有许多读过医用物理学的医生都没考及格，她却考了86分。

陈晓兰直起身子，当着病人的面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回理疗科了。

金钱的能量往往是无法估量的，它可以把冷僻变成火热，也可以让火热变成冰冷。如果你是医生，只要在处方上写“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在“激光针”的后边写１就可以拿到７元钱，如果写７，就可以将49元畅畅快快地收入囊中，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天上掉下一只钱口袋？对，那些汲汲于捞钱的医生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拼命地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钞票改变了医生的支点，“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流行起来，在狭小的注射室外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

“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响医院经济效益的话？”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院长悻然过来问罪。

“没有呀！”陈晓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

“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是啊。”她恍然大悟，“光量子确实不是激光，那上面不是写着‘ZWG’吗？那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说着，她拿出书来，跟院长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她抬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她望着院长的背影，百思不解，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难道激光就等于高科技？近年来，激光在普外、心脑血管、泌尿、口腔、妇科、耳鼻喉、眼科、肛肠科都被广泛应用。将“光量子”说成激光，病人容易接受，觉得多花40元钱值得，如果说是紫外光，病人就会觉得物无所值。

可是，紫外光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欺骗病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苦恼会让人思索，思索在不经意间就会推开意想不到的柴扉。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她疑惑了。“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她打电话问老师和上海有名望的医生，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光量子”像光阴冲不走的淤泥滞留在她的心头，堵得难受。她是一位行医严谨、恪守规范的医生，为此深受病人的欢迎，写给她的表扬信像春风中飘飘洒洒的花瓣。按医院的规定，医生上交一封表扬信奖励２元钱。她却把表扬信锁在抽屉里，拒不上交。她认为，医生就应该为病人治好病，就应该像对亲人那样来对待病人；不论医生待病人怎么好，只有不够，没有过分。医生给病人看好了病就要受到表扬，那就像赞扬裁缝“非常会做短裤”一样，让人耻笑。

陈晓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每天上班后，她除上厕所之外，从来不离开诊室。可是，同事却非常喜欢在她那儿坐坐，她那儿不仅有几张舒适的理疗床，还有她这位乐于助人的医生。她心灵手巧，不仅理疗室的一些器械是她自己做的，而且同事的雨伞、拉链等东西坏了，她都会一声不吭地给修好。她淡泊名利，在医院，人们往往会为半级工资打破头，她却把两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她从来不主动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却在医院口碑极好，每次选先进，她都全票通过。

可是，她却感到自己在医院越来越“水土不服”了。从医28年，她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这么迷茫过，这么痛苦过。

一位病人死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生给她开的那瓶药——过期失效的药。面对这种图财害命的医疗腐败，她怎么能够保持沉默？

28年前的上海北站，知青们在跟亲人告别，月台上泪雨纷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些亲属簇拥着身高只有1.48米、梳着两只小抓鬏的陈晓兰。大家目光依依，泪水滚落。她刚满16周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她感到很新奇，欢心雀跃，喜笑颜开，好似不是去江西安福县插队落户，而是去北京大串联。

“呜——”的一声，知青专列呼啸着驶离上海，车窗外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的慈爱面容不见了，小弟跟着火车跑动的身影也像一片落叶似的刮走了。陈晓兰“哇”地咧开嘴——哭了，蹦着跳着喊着要下车了。带队的老师哄了一阵子，才把她哄住。

车厢愔愔，沉沉闷闷，知青满脸黯然。陈晓兰在厕所里，像个孩子似的跳高去摸上面的一根管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摸着了，开心地笑了。她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50多位亲属遍及海外，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她家不仅拥有一幢三层小楼，还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那时，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踢。

有人吃饭了。吃饭也会传染，本来没什么感觉，突然看见别人吃东西就饿得抓心挠肝了。知青们纷纷从行囊里取出吃的，摆放在茶几上，摆出与这些吃的决战的架势。陈晓兰的行李很沉，可是里边没多少能吃能穿的，有的是榔头、锯子、刨子，规格不同的凿子，什么七分凿、五分凿、三分凿；有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药物，还有听诊器、止血钳和一个布娃娃。

她从小就想像表姨那样身穿白大褂，做一位医生。她最理想的是做外科医生。爸爸说，当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钳工的手艺。为此，她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在家里“吱嘎吱嘎”地锯木头，“乒乒乓乓”地做凳子、椅子。

陈晓兰天真地望着车窗之外，想象着自己背着药箱，行走在阡陌的田间小路。她笑了，笑得很甜……

火车终于到站了，她跳下车，就像只欢快的黄鹂跑去逮蚂蚱去了。咦，蚂蚱都是绿的，这里的却是黄的，太好玩了，逮几只拿回去给弟弟。老师终于把她喊了回来，见她小脸上蹭着红色的泥土，掏出手帕给她擦。擦着擦着，几滴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老师哭了。来接他们的贫下中农挑着青年的行李，像背孩子似的背起陈晓兰，沿着山上的羊肠小路向山村走去……

陈晓兰以为插队的地方肯定缺医少药，没想到那里不仅不缺医，居然有两位权威。一位姓廖，是华侨，在德国学成后，不远万里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被“造反派”打成了特务，流放到乡村；另一位姓朱，曾是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他出身不好。下乡后，陈晓兰当上了赤脚医生，师从那两位“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了医务生涯。老师是监督改造对象，在她面前却是很严厉，要求她一招一式都要符合规范，不得有半点偏差。是啊，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哪能容得半点粗心和马虎？

20年后，在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没有剪刀、止血钳、托盘的尖锐的碰撞声，无影灯也关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传出手术刀在肌体上划动的声音。陈晓兰捧着一条腿，按廖老师当初教的姿势在解剖。这条腿刚刚从病人身上截下来，还没僵硬。老师让拿包扎和填单，她却用它来温习老师讲过的人体结构。表皮剖开了，肌肉剥下了，血管却怎么也剥不下来，像豆腐渣似的没有弹性和韧性，一碰就断。她执著地剥着，时间悄然而过。“这是德派！”突然，老师站在她的后面，望着她的姿势和动作惊讶地说。

廖老师教她的不仅是标准的“德派”，还有作为医生应有的医德医风。简陋的公社卫生院，一位蓬头垢面的患有肺炎的病人蜷曲在病床上。突然，病人呕吐起来，陈晓兰本能地躲开了，廖医生却迎面冲过去，将病人抱坐起来。呕吐物一股股喷射在廖医生的身上，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儿。病人吐完了，望着廖医生衣襟的秽物，难为情了。廖医生却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吐了就好了。”她劝廖医生赶紧把脏衣服脱掉。廖医生却摆摆手，直到把病人安置好了才去换衣服。廖医生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当病人躺着呕吐时，要马上把他扶起来，这样当他吐完第一口后吸气时，才不至于把呕吐物吸入气管，造成窒息。否则的话，不仅病人很痛苦，医生抢救起来也很费事。不要当着病人的面就把吐脏的衣服脱下来，那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是属于病人的，要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

爸爸对她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单词。你要经常想想，凭你的医德医术配得上这个称呼吗？做医生的，心里应该装着病人，哪能唯利是图？

可是，这几年医院一切向钱看了，“以物代药”盛行，医生开的治疗单像商场的提货单，可以在医院领到按摩仪、袜子、短裤；医院对医生采取奖金与病人的支出直接挂钩的管理政策，出现了“大处方”；医生越来越依赖于仪器，可是对仪器的性能却了解得越来越少；医生越来越缺乏诚实、认真细致和应有的责任感，让病人越来越感到没有安全感……

1996年，医院调整诊室，把理疗科从二楼调到三楼。调整，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或显或隐地泄露出调整者的倾向、态度和被调整者的价值和地位的变化，甚至牵涉利益的重新分配。陈晓兰跟院长提意见，理疗科的病人多数七老八十，还有些病人患有半身不遂，走路腿脚画圈，趔趔趄趄，上楼非常不方便，这么一调，他们很可能就不做理疗了。诊室的调整是根据创收决定的，就像街头书报摊，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报刊一种挨一种地摆着，无章可循，其实赚钱多的、畅销的都放在抢眼的位置;赚钱少的、不大畅销的被冷落在边上。科室的调整表明理疗科边缘化了。过去，那是黄金科室，病人多，收入高。由于陈晓兰拒绝开大处方，病人虽然没有减少，可是收入却不如其他科室了。

出乎陈晓兰意料的是，调整后理疗科的病人并没有减少，病人艰难地跟着她爬上来了，甚至本该看内科、外科等科的病，病人也要挂理疗科，还有的病人在其他科看完病，像走亲戚似的爬上来看看她。

“陈医生，我家离这儿很远，倒三趟车才到你这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坐下来，气喘吁吁地对她说。

“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在家附近的医院看呢？”她惊异地问。

“我们那儿的医生看病很贵，我都不敢去医院哪。听说你陈医生这儿不宰病人，我就来了。”老人这话说得陈晓兰脸一阵阵发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宰病人就是好医生，病人对医生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啊！

她给老人看完病，开了药，老人满意地走了。

过一会儿，老人却哭着回来了：“陈医生，人家都说你不宰病人，可是你给我开的药咋这么贵呢？”

“不贵啊，心痛定片2.40元100片，每片10毫克，那是很便宜的药啊。”陈晓兰望着老人，疑惑不解地说。突然，她发现老人手里拿的不是心痛定片，而是心痛定缓释胶囊。这种药17.60元6片，每片5毫克，100片就是281.6元，那是很贵的。

她激愤地匆匆下楼，径直去药房。她让药剂员出来，把她开的处方念一遍。然后，她问药剂员，你能不能搞清片剂和缓释胶囊的区别？对方委屈地说，陈医生，你的处方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提成还不到他们的零头。这事儿，陈晓兰早就听说过，据说院里提成最高的医生每天只看16个病人，什么药最贵给病人开什么，每月提成几千元。陈晓兰却和他们相反，尽量给病人开便宜药，她每月的提成只有几元钱。有一个月，她拿了2.6元，同事都笑她。她比其他医生更需要钱，她是单身母亲，要供养女儿。为多赚点儿钱，她下班后给裁缝店缝纽扣、锁扣眼，给厂家拆纱，跟别人去修空调。可是，她情愿挣那些辛苦钱，也不愿拿药品提成。病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有钱人，因为有病不得不将血汗钱拿出来治病。如果医生多拿几元的回扣，病人就得多付几十元钱的药费。当病人用那虔诚的、信赖的目光望着你，你怎么狠得下心去宰他呢？

性情耿直的陈晓兰不买账地对药剂员说：“我是医生，你没资格改我的处方。今后，我给病人开什么药，你就要给病人拿什么药。”她平日从不跟护士或药剂员摆资格，这次却不这样了。

药换了，钱退给了病人，她跟老人道了歉。老人走了。

“陈医生，我老伴去世了，死于心梗。她每天都按时服用阿司匹林，怎么会心梗呢？”陈晓兰回到诊室，一位多日不见的老病人悲戚满面、恍惚无神地坐在她的面前。

不会吧，阿司匹林是预防心梗的药啊，他会不会吃错药了？陈晓兰感到蹊跷，让病人把药拿给她看看。

“她什么时候开的药？”第二天，老病人把药拿来了，陈晓兰看后惊诧地问道。那是过期药，早已失去疗效。

“她死前在你们医院开的，24.80元一瓶。”老病人说。

医院怎么能给病人开过期药，怎么能坑害病人？另外，这药在药店只卖6.20元，医院怎么加价这么高？6.20元，一位病人失去了性命。院长啊，你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果这位病人是你的父母、妻儿、兄弟，你能让他服用这种过期失效的药吗？

“陈晓兰掉进化粪池了。”消息像风似的传遍医院的角落。那是一个严冬的上午，天出奇地冷，陈晓兰给一位80多岁的老病人开完处方后，匆忙跑到另一幢楼去帮她付款。理疗科迁到３楼后，凡是年过古稀或腿脚不好的病人，陈晓兰都要帮他们去交医疗费。那天医院的下水道堵塞了，门诊的一楼粪水横溢，陈晓兰小心翼翼地踩着污水里的砖头走了出去。回来时，她一掀门帘就跨了进来，“扑通”一声掉进了门口的窨井。反应机敏的她用双手撑住了井沿，下半身没在粪水里。粪水淋漓的她爬了上来，一头钻进消毒室，脱去衣服，用冰凉刺骨的自来水冲洗身体。寒冬腊月，消毒室里没有空调，她冻得身抖牙颤。事后，院领导脸无愧色地对她说，医院赔偿你损失，你开个价吧，上不封顶。她气愤极了，这哪里是“开价”的事儿？你开的是医院哪！如果哪位年迈的病人，或者是孕妇掉下去，被夺了生命，你怎么赔？

痛苦和失望像结石一般地折磨着陈晓兰，夜晚闭上眼睛，那位流着泪的老奶奶，那瓶失效的阿司匹林，还有候诊室里那口敞开的窨井就浮现在眼前。当医院偏离救死扶伤，把行医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时，医院还是医院吗？她想找领导谈谈，一想医院情况领导不比她更清楚吗？她想给虹口区有关部门写封信，一想还是不行，那样不仅自己与院长的关系会恶化，还会得罪许多同事。院长平素待她不错，信任她，器重她。当年她进医院时还是院长亲自拍的板，院长领着她去领的白大褂，把她安排在了人人争着去的理疗科……

可是，作为医生她怎么可以面对医疗腐败保持沉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遭受戕害而不管？这不符合她陈晓兰做医生的原则啊！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她将一封检举信交给虹口区纪委。他们说她反映的问题很严重，表示查处，结果却把信转给区卫生局的领导，区卫生局的领导又转给广中地段医院的院长。从此，院长和一些同事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倔强的陈晓兰又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那瓶过期失效的阿司匹林一起交给上海市卫生局的纠风办。她对纠风办主任说，医生吃的是蛋炒饭，病人喝的是稀粥。可是当今的一些医生却将匙子伸到病人的碗里捞米粒。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宰病人，而是私欲的膨胀。

“你讲得太可怕了，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至于吧？”主任说。

“那么请你到下面去看看。”陈晓兰说。

结果，还是没有查处。她失望极了，痛苦极了。她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医生，不想升官，不想发财，也不想轰轰烈烈。她本来性格内向，从不抛头露面。从小到大，如果家里来了父母的客人，她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直到客人走了才出来。客人一天不走，她就闷在里边一天不出来。她爱幽静，一杯香茗一本书。读累了，拉一会儿小提琴。她想洁身自好，不再操心医院里的事。不过，每次给病人开完药后，她都会叮嘱他们取完药后给她看看，以保证病人不服用过期失效的药，不被医院宰。她再也不把自己的病人介绍给其他医生，怕他们被自己的同事宰。

可是，一年后，偏偏又冒出了“光量子”，她哪里沉默得下去！如果她保持沉默了，她还是那个对病人满腔热血的陈晓兰吗？她对得起那些培养她的老师吗？

陈晓兰不断地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院领导恼羞成怒地斥责：“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

陈晓兰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光量子”成了她一块心病。下班回家后，她跟父母讲了。学化学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会变成酸性溶液。说着，妈妈给她写出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充入药液是不可能的。

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给药液充氧？不对！氧气中不仅存有颗粒和有机微颗，还存有细菌，其中的一些细菌紫外线是无法杀除的，如枯草菌和芽孢，它们会污染血液。另外，那些无法溶解吸收的微粒会形成各种异物栓子随血流动，对器官和脏器形成威胁。用紫外光照射药液？也不对，紫外线能使葡萄糖分子的空间结构破坏，产生氧化反应。丹参、黄芪、鱼腥草、头孢拉定等药物本身就要求“避光保存”，怎么能光照呢？药品经过这一系列理化作用后，原有的药理活性会发生变化，除被激活或者灭活之外，还会有其他物质的生成。世界上没有医生会让病人把药品放进微波炉转一转，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再服用。可是，光量子就是要把药液用紫外光照射，然后再注入病人血液的。

药物是把双刃剑，既是生命的卫士，也是生命的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中毒。医生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病人用药？病人找你看病的，不是花钱来送命的！

想到这，她不由打个寒噤，感到有点儿心惊胆战了。每天那么多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万一出现问题，那将危及多少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行，必须把这事弄清楚。

周六值班，她买了两瓶盐水和丹参，从注射室借来一套“光量子”。她先将丹参注入盐水，然后给药液充氧，经“光量子”的紫外光照射后，输入一个代表人体的干净的密封药瓶里。下班时，实验做完了，凭肉眼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她把“光量子”还了回去，匆忙赶去上课了。那时，她正在读医科大专自考，每周六晚上都去上课。

周一早晨上班，陈晓兰目瞪口呆地望着那瓶经过“光量子”处理过的药液，它不仅变得混浊了，而且里边还悬浮着絮状物。如果把这种药液输入人体，那将会成为栓塞，还会造成免疫系统机制紊乱，产生各种各样的免疫疾病。“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是害命！

她想，这回院长该让“光量子”停下来了吧？结果，院长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恼羞成怒地说，光量子是专家发现的，你算什么东西！

“我不算什么东西。我是医生。医生要为生命和健康负责！”陈晓兰气愤地说。

最可怕的就是法官失去了良心，医生丧失了医德。金钱可以是一笔财富，也可以成为万恶之源。它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地位，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智力和是非观念。院长连“ZWG”是紫外光都拒绝承认，怎么会承认“光量子”对病人有害？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病人有伤害，她院长大人又有何责任？“光量子”是厂家生产的，又不是从她家厨房搬来的。出了问题，倒霉的是病人，医院顶多被罚点钱。

中国对造假的行为太宽容了，宽容到了近乎纵容！赚一百万，罚三五千，这还能算是罚款吗？而且罚的不是责任人，而是单位。倘若医院故意使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不仅要对院长本人进行罚款，而且视后果轻重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院长不仅要对陈晓兰感恩戴德，甚至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了。

院长的态度像把钝刃戳在陈晓兰的心上。下班后，她把那瓶药水拿回了家。爸爸看后，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让它怎么出来？”妈妈取出试纸，测试一下絮状物的PH值，果然呈弱酸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同一种基因——疾恶如仇。

“光量子”说明书说，这种“治疗理论”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一位医学教授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已经给上医的一位同学打电话了，她说上医没有叫‘陆应石’的教授。”一天，妈妈对陈晓兰说。

“妈妈，您的同学都年近古稀了，可能对本校的年轻人不熟悉。”她不相信地说。

妈妈又打电话问一位同学的弟弟，他也说上医没有这么个人。这怎么可能呢！陈晓兰亲自跑到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去查询。工作人员把“陆应石”三个字输入电脑，结果出来了：上海医科大学根本就没有叫陆应石的教工。

造假者可谓胆识非凡，居然发明了一个陆应石教授，而且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可能他认为在上海就不会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医生。这到底是对上海医生尊严和责任心的蔑视，还是对上海医生现状的一种把握？

治疗理论发明人是假的，那么“光量子”会是真的吗？如果是假的，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仅广中地段医院，一年将有４万多人次接受“光量子”治疗；那么全上海呢，起码有百万人次；那么全国呢，将是数千万人次！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将是震惊人寰的灾难！

陈晓兰再次跟院长汇报。院长还是置之不理。她跟同事们说，也没几人理睬，甚至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似乎她在那儿说谎，在嫉妒别人拿回扣。可是，用药怎么能当儿戏？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28年前，天若泼墨，寥落疏星挣扎地眨动着眼睛。17岁的陈晓兰背着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出诊归来，在路过一个村庄时，蓦然，不远之处飘来时断时续的凄厉哭声，阴森可怖，让她毛骨悚然。为什么会这么哭呢？是家里发生不幸，还是有人生病？她循声而去。

在一间低矮的农舍，门开一道缝。昏暗的灯光似乎为逃避瘆人的哭声，从缝里挤了出来。她走进去，见狭窄的地上摆放一口新做的薄皮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小男孩。一位农妇趴在棺材边哭着。陈晓兰摸了摸那孩子的脉搏，没摸出来。她取出脱脂棉球，拽出棉丝放在孩子的鼻孔前。棉丝被吹动了，这孩子还没死！她急忙把他抱出来。怎么抢救呢？她有点不知所措了。突然，她想起药剂老师曾给休克病人注射过阿托品，她取出一支阿托品，用针管吸了小半支，注入小男孩的臀部。听孩子妈妈说，小孩是拉肚子死的。她冲些淡盐水，给他灌了下去，他肚子渐渐鼓了起来。她又给孩子针灸和按摩足底。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天放亮时，她已累得腰酸背疼，两手麻木。突然，一线尿液喷射在她的脸上，接着孩子排出粪便。孩子被救活了，她笑着抹去脸上的汗水和尿液。

那年，她回上海探亲时，放下行囊就跑到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我在乡下救活一个小孩儿。”她把抢救小男孩的过程声情并茂地讲给表姨的同事。开始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当听她说给孩子注射了小半针阿托品时，一位医生跳起来：“你怎么给他用阿托品？你们看这个赤脚医生，她给拉肚子的孩子用阿托品！”接着，那位医生把她从二楼拽到四楼，拖到表姨的跟前。表姨听说那件事后，瞪大了眼睛：“啊？昏了头了，你？”表姨让那位医生把陈晓兰拽到药房，交给药房主任开导。

药剂科主任严肃地对她说，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流行给孕妇用“反应停”。一年后，许多欧洲妇女生下了海豹胎——婴儿像海豹一样没有胳膊和腿。后来发现这是“反应停”引起的，这时欧洲已经出生了10000多个海豹胎，而且大部分存活，给这些残疾人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苦恼。

３年后，陈晓兰回上海探亲时，听了一场专家的讲座，当听说阿托品可以治疗中毒性痢疾时，她差点跳起来。她跑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得意洋洋地把这事告诉了表姨。没料到，表姨却冷面地质问道：“你用的时候知道吗？你说你给孩子注射小半支阿托品，小半支是什么概念？用完后，你跟踪调查了吗，作记录了吗？他后来有没有不良反应，有没有并发症？你还想为自己平反昭雪？做梦去吧。作为医生，你怎么能够胡乱用药？”

怎么能胡乱用药？“光量子”倘若出现后遗症，将危及多少病人和他的家庭？“光量子”在广中地段医院已成为主打疗法，不论大病、小病，医生都要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光量子”成为一种医疗的高消费，治疗费加药费平均150元/人次。

“光量子”这是一座金矿，它使得医院的收入直线上升，渐渐占到整个医院收益的65%～70%，医生的奖金如遇牛市，一个劲儿地往上蹿，连小护士的奖金都飙升为每月1200元了。这么好的东西，院长怎么会放弃，医生怎么会放弃？哪怕它是假的，可是用它赚来的钱却是地地道道的真金白银。这些钱能使医院富足，让院长、医生和护士的腰包变得鼓鼓的。病人有不良反应又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下，做任何事都需要成本，“光量子”治疗的成本是病人付出的，医院只管弯腰捡钱就是了。出了事故怕什么？既不会有人丢官，也不会有人坐牢。

作为一个医生，必须维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陈晓兰不放弃，不断地宣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这样必然要遭人骂，可是不这样，她要骂自己一辈子。人际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她与同事间的和谐融洽不见了，许多人对她恨之入骨。在医院的大会上，院领导恼羞成怒地讲：“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年底，医院给她的评语不再是以往的优了，而是雪意涔涔，寒气逼人：“不服从组织的统一决定，反对把光量子说成激光。”

独裁会让人忘乎所以，权力会让人变得弱智。

医院作出“关于陈晓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陈晓兰下岗了，“光量子”却没“下岗”

20世纪80年代初，安静的考场，分分秒秒都似拉圆的弓，只能听到笔和试卷的轻微摩擦声和考生的清清浊浊的呼吸声。时间过半，有人满面焦炙，有人一脸平静，也有人满脸畅快。陈晓兰左手捂着嘴，右手在不停地写着。“叭”又一滴殷红的鲜血落在试卷上，像绽开一朵红梅。她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将它拭去，接着答题。哦，她的脸挂彩了，嘴唇在流血。

陈晓兰在农村当了7年的赤脚医生之后，终于返城了。下乡的第二年，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按政策可以返城，不过返城后就不能当医生。她放弃了返城的机会，让妈妈托人将她从江西转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离家较近的安徽农村。可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返回到上海。她进了一家小集体企业，当了工人。接着，她完成了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和生子。

生活中没有来苏味，没有病人，听诊器寂寞地守着抽屉，陈晓兰感到郁闷，心里没着没落。她的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病病歪歪的了，一年要休半年的病假。突然听说局里要举办招贤考试，给当过教师、会计和医生的返城知青一个重返原来岗位的机会，她跑到厂部报了名。可是，她要生火烧饭，照看刚刚两岁的女儿，哪有时间复习功课。她心急如焚。在考试的那天早晨，夫妻发生了冲突，她被丈夫打了一顿。她顾不得脸面，捂着伤口进入了考场。

伤口在一跳跳地痛，血流不止，她清楚这伤势很重，需要缝合。她不能管它，这是返回医疗岗位的难得机会，如果失去了，也许今生今世就无缘了。她埋头答着，渐渐忘记了脸上的伤，忘记了挨打的委屈，卷面上的字像一个个痊愈的病人，笑脸盈盈地向她走来。铃声响了，考试结束了，她从卷面收回目光，交卷了。伤口好似醒了过来，疼痛难忍了，她急忙赶到医院，缝合４针。

成绩公布了，陈晓兰取得96.5分的优异成绩，被安置到厂里的医务室，终于返回医疗岗位。

1981年，她爬出了痛苦婚姻的僵壳。当初结婚时，父母反对；离婚时，父母还是反对。在老人的眼里，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她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可是，那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宁肯死，也不愿跟他过了。离婚后，她没有搬回娘家，领着３岁的女儿搬进老式弄堂的一间旧房子。那居室位于二楼，只有11.4平方米，没有煤气和卫生间，厨房在一楼，6平方米，４户人家共用。她自己动手，在居室搭一层阁楼，上面当卧室，下面做书房，在苦难中营造出一缕温馨。

下班了，她匆匆离开医务室，跑去接上小学的女儿。路上买点吃的，让女儿填饱肚子。然后，她领着女儿赶到另一学校。她安顿好女儿，在教室坐下，从自己的书包掏出课本，跟一群没有学历的医务人员听老师讲课。厂里的领导本来不同意她报名参加医科的中专自考。他们认为，陈医生的医术已经很厉害了，外科、内科、妇科都能治，还读什么自考？干吗要拖家带口地跑去混那张轻飘飘的文凭？可是，对陈晓兰来说，她为的不是那张文凭，而是渴望学习，渴望提高自己的医术。最后，领导被她感动了，在她的报名申请表上盖了章。

下课了，女儿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食物，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女儿那么小的年纪，上一天的学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陪妈妈读书，想到这儿，陈晓兰心酸酸的。她心疼地背起女儿，左肩挎着女儿的书包，右肩背着自己的书包，迎着一盏盏昏黄的街灯向家走。为省几角钱，陈晓兰要饿着肚子背着女儿走五六站路。没办法啊，每月只有42元的薪水，她要买油盐酱醋，要支付水电柴煤的开支，要供女儿读书，自己还要学习。到家了，总算到家了，她疲惫地把女儿放到床上，给女儿脱去衣服。她真想爬上床，舒展开僵硬的四肢，可是不行，还要生火烧饭，慰藉辘辘饥肠。

经济拮据，她常常为买不起一本医学书而苦恼。在中专毕业前，她交不出那笔不菲的实习费，只好狠心卖掉奶奶的遗物——一套金首饰。她身体本来不好，加上营养不良，走路就像踩在海绵上似的飘飘悠悠的。在实习中，她昏倒在手术室里。她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工厂还没挺到她中专毕业就倒闭了，36岁的她下岗了。倒闭的原因除经营不善之外，还有医疗的负担过重。在改革初期，许多机构千方百计地将改革的成本划给别人，自己坐享其成果。那时，医院已有了医疗腐败的萌芽，出现了“以物代药”——药品用饭盒、暖瓶来包装，诱使不自觉的职工跑到医院大开猛开药物，然后把药倒掉，将精美的包装盒拿回家。医院的这种做法无疑使不景气的企业雪上加霜。陈晓兰对此非常痛恨，在职工报销医药费时，卡得很紧，不该做的检查坚决不让做，不该报销的绝对不签字。尽管如此，医药费还是像管涌洪水从工厂流向医院，每年的医疗费数额大得惊人。企业倒闭了，好占小便宜的职工傻了。后悔去吧！

一个冬日的傍晚，陈家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这天是陈晓兰父亲70大寿，天南海北的亲戚纷纷赶来祝寿。夜巷深处，一叶剪影独自徘徊。夜寒袭来，剪影若冬日的柳枝瑟瑟缩缩，那是陈晓兰。两年来，她疲于奔命地四处寻找工作，耗尽了自信和勇气。医院是全民的事业单位，而她是集体的编制，进不了全民；她又是企业编制，进不去事业单位。难道只有一条路——放弃做医生吗？她不甘哪，这份职业已融入她的生命，她就是为当医生而活着，怎么可能放弃？夜深人静，席散客去，她踽踽踏入家门，含泪祝福父亲。凌晨，她房间里的灯还亮着，她饱蘸泪水给虹口区委书记写信。

那封信改变了她命运，她被破格调入上海市虹口区同心地段医院，被安置在理疗科当医生。那是医院最好的科室，工作环境舒适，不值夜班，还拥有内科、外科、儿科等科室的处方权。6年后，她随同同心地段医院合并到广中地段医院。

陈晓兰啊，你已经46岁了，倘若为“光量子”下岗了，你该怎么办？你为何就不能变通一下，别那么较真，同事们给病人开“光量子”，你不好也开吗？别跟钱过不去，一针赚９元（后来回扣调至9元），一个月下来轻轻松松入账三四千元，何必下班回家守灯熬油地一边读书一边拆纱，搞得满屋灰土飞扬，让妈妈家的保姆都不高兴。你要想洁身自好，也可以呀，只要对医疗腐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作哑，就可以求得生活的安稳平静。下班后，你可以继续给人家缝纽扣，拆纱，写稿子，赚干净钱。你跟“光量子”过不去，就等于跟院长过不去；跟院长过不去，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你的饭碗掌握在院长的手里。

可是，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是为病人而活着的，看病人受戕害怎么能不管？

“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一些接受过10次“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出现了重度感染，用一般的抗菌素无效，只有用“新型”的三线抗菌素。一位叫施洪兴的病人因咽痛咳嗽而接受“光量子”加先锋6号治疗，第一天不仅出现了输液反应，而且牙龈和鼻腔出血。由于医院不予退款，他选择了继续接受“光量子”治疗，十来分钟后，再次出现牙龈和鼻腔流血。连续治疗两天，病人出现了血尿和昏迷。送进海军411医院抢救，人救过来了，病情转为慢性尿毒症。他能够活下来还算幸运，在陈晓兰调查的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

陈晓兰将“光量子”事件举报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材料递上去了，烦恼和麻烦接踵而至。院方先是通知她理疗科取消，接着雇人把理疗科的门撬开，将所有的理疗器械和陈晓兰的私人物品搬走。然后，院方让她去某二甲医院进修。她在院方的眼里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害群之马。她把学习上的那股刻苦劲头用在调查医疗腐败上了，她溜进电脑室，破译了医院药品的虚高；她在医院除了工作就是搜集证据。有她在医院，什么猫腻能遮掩住？没有猫腻，哪有暴利？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离开医院。

“请你告诉我，让我去进修什么？是让他们跟我进修，还是我跟他们进修？如果是让我跟他们进修，你最好去打听一下，他们的业务水平是否比我高？”陈晓兰理直气壮地对领导说道。

院方黔驴技穷了，给陈晓兰找个进修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最后，院方决定让她回家“全脱产自学”，工资和奖金照发。让医生离开临床，这是惩罚。她哭着回到家，把医院的决定跟父母说了。爸爸没说话，去书店买回一本《孙子兵法》。爸爸说，你的唯一目的不就是让“光量子”停下来，不再坑害病人吗？那么，你可以同意在家脱产自学，利用这段时间去跟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最后她听从了爸爸的劝说。

对于老病人来说，陈晓兰的理疗科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园，在那里不仅可以疗治肌体的病痛，还可以得到心灵慰藉。理疗科突然变成一间冷冷落落、空空荡荡的屋子，亲人般的陈医生也不见了，病人们愤怒了。他们不能没有理疗科，更不能没有陈医生！几十位病人坐在医院里不走，他们坚持：“陈医生不在，我们就不看病。”

医院会在意他们看不看病吗？他们大多数是中老年病人，是边缘化的消费者，他们不吃医院里虚高的药品，也不做“光量子”治疗。可是，几十号病人待在医院不走，他们不像候诊室的凳子一声不吱，他们有头脑，有嘴巴，要说话，要讲述陈医生多么多么的好，要宣传“光量子”是如何的骗人，这会影响医院收入的。医院里有人提议拨打110，让警察把他们带走。一位在某检察院当检察长的病人说：“你们拨吧，不过请你们告诉110，最少要来３辆警车，少了坐不下。”医院束手无策了。

一位病人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其他病人争相签名。信中写道：“陈晓兰医生医德高尚，她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所有经过她治疗的病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她：‘当今社会像这样的医生确实难找！’她（对病人）态度好，医术高，技术上精益求精，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耐心解答。我们唯一要求就是：保证陈晓兰医生仍旧能以她的精湛医术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服务。”在那封信的天头、地脚、两侧白边签下了68位病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哪里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啊，这是病人们对陈晓兰的肯定、信任和厚爱。现今的医生，有几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厚爱？

上海化工研究院的退休职工应先生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从80多岁的老人到七八岁的小孩，都一致认为她（陈晓兰）是一位罕见的好医生。每天来她理疗室的病人有50多人次，甚至经常高达80多人次。由于她的医术高明，有的病人远在仁济医院也专程赶来找她看病。有的小孩脚跌伤了，流着血，按理应该去看伤科或外科，但也来找陈医生。可见她对病人的吸引力……陈医生不怕脏，不怕臭。有的病人呕吐，不仅吐一地，还吐在她身上，她一把一把揩洗干净。她对老人特别照顾，经常帮助他们下楼去付款和配药……她经常（为病人）选用药价便宜、疗效好的几元钱的药，代替那些几十元药价的昂贵药，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她对来理疗的各种病人经常讲吃药用药的学问、理疗的知识，病人不仅受益匪浅，而且如同到家里一样温暖。陈医生把温暖带给病人，病人把心交给了陈医生……尤其可贵的是她疾恶如仇，对那些只要赚钱不讲医德的同仁同事，不讲情面，毫不护短，有力揭露。因此，她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有些人伺机打击报复……对这样的好医生，尊敬的领导请给予大大的表扬，并准许陈医生留下来，（让她继续）为我们这一大批病人治病，赐准为祈，谢谢！再谢谢！！”

还有的病人在信中愤怒地写道：“目前，医院借改革之名，把价格低、疗效好的科室解散，让我们这些患者去光顾那些昂贵的治疗手段，这简直是与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

陈晓兰听说后赶过去，劝他们回去。病人一见到她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拥而上，这个拉着她的手，那个抚着她的背，满眼的亲情与泪花。病人非常信赖她，对她的话就像医嘱一样听从。临别，她对病人依依不舍，一一叮嘱，如何继续治疗，服什么药，多食哪些食物，要注意什么，还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告诉了他们，让他们有事就给她打电话。离开了病人，她的心一下子变得空空落落，泪水潸然而下。此时，她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祝他们健康。

经调查，“光量子”的真实情况浮出水面，它是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实业有限公司盗用河南的“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生产许可证号非法生产的，配套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也是非法生产的。1998年6月，河南省药监局在来函中明确指出：“在（使用‘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治疗的过程中，不得擅自加入任何药物输入人体”，“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若有加入药物输入人体的内容，可按伪劣产品予以查处”。6月，上海医药管理局责令广中地段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并罚款一万余元。这家医院使用“光量子”长达23个月，已赚得数百万元真金白银。失得相比，九牛一毛。这哪里称得上罚款，只不过是跟用假者讨点儿小费而已！

医疗腐败那是一张庞大的密实的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卫生局到医院，从院长到医生护士，从厂商到销售、到设备科主任，有多少人像贪婪的蜘蛛蜷伏在网上？陈晓兰这样做，无异于划破了网，阻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会不对她恨之入骨？于是，院方一边通知陈晓兰中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组织３名职工和１名家属充当打手，想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幸亏四人中有一位有正义感的人怕陈晓兰吃亏，悄悄地告诉了她。怀疑陈晓兰精神有问题的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区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后来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查。

在他们的眼里，陈晓兰确实有病，她百读不厌的书竟是《医学伦理学》，不仅仅是看，而且按照书上说的去做；她掉进窨井后，医院的赔偿她不要，反而写检举信。院里的医生们为躲避献血服用阿托品，使得心动过速，体检不合格，她明明患有心脏病，反而主动去献血；医院为献血者提供的出租车她不坐，却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去血站；医院给献血者一周假，她第二天就上班了。别人利用“光量子”捞钱，她却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别人没把选择区人大代表当回事，她看得很神圣，在投票前特意烫了头，穿得漂漂亮亮。她拒绝投组织者推荐的人物，而是认真地读一遍候选人的介绍，将票庄重地投进选举箱。离开时，有人告诉她，中午医院招待大家一顿饭，她却说：“选举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吃饭是你们的事情。”转身走了。他们认为，在这个世道，哪有不为自己着想、哪有不想捞钱的人；哪还有“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的白求恩？陈晓兰有病，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时代变了，过去私心过重被唾弃；如今没有私心或私心太少被认为是不正常。这到底是陈晓兰不正常，还是社会的不正常呢？

科学可以为权力服务，可是不会随权力的意识而改变。那位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说，陈晓兰的精神没有问题，她看问题是立体的，全面的，客观的。陈晓兰有精神病之说破灭了。

1999年１月31日晚上，陈晓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明天，她要去医院接受“光量子”的“治疗”，让那经紫外光照后会产生絮状物的药液输入自己的静脉，随着血液流入心肺肝肾。这有可能导致她隐性感染和栓塞、溶血、败血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功能障碍（DIC），甚至诱发红斑狼疮……妈妈就是红斑狼疮的患者，在陈晓兰体内可能潜藏着红斑狼疮基因。她也许像那位姓施的病人由此而患上尿毒症，也许会因此而不幸地死去。父母年迈体弱，女儿正值豆蔻，他们都离不开她。她犹如面对千仞悬崖，拍天海啸，转过身便可重拾安乐。可是，她不能转过去，转过去就会看见一批批的病人前仆后继地去遭受“光量子”迫害。医生，难道你的责任只是手持听诊器为病人断病祛疾吗？天降你大任是救死扶伤，你要像战士一样去保护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论对手是病毒、细菌，还是“白衣魔鬼”。

可是，1998年11月，她在那场较量中已失败一次了——广中地段医院作出“关于陈晓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她下岗了，失去了工作，离开了医院。

可是，“光量子”却没有完全“下岗”，在其他医院仍然火爆，它像外来的有害生物快速蔓延，在金钱的支撑下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广中地段医院的要好同事也开始抱怨陈晓兰了：“你呀，尽胳膊肘往外拐，现在我们医院的‘光量子’停下来了，其他医院还都在用。过去，我们医院每天收入两万多元，‘光量子’一停，连6000元都不到了。”

陈晓兰不相信，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虹口区各个医院。她越跑腿越软，越跑头皮越麻，“光量子”果真在其他医院盛行。难道这“光量子”像《晏子春秋》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广中地段医院是假劣器械，是非法的、害人的，在其他医院就会变为合法的、有医疗价值的吗？否则，为何只查禁广中地段医院一家？陈晓兰再次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反映。她得到的答复是：人家那些医院没人举报，所以我们就不能查处。

这是什么道理？执法部门明知假冒医疗器械在那些医院泛滥，只因为没有人举报就允许它存在？如果警察看见有人抢劫杀人，是否因没有人举报就视若无睹？这到底是病人的悲哀，还是百姓的悲哀？执法官员看得下去，陈晓兰却看不下去。

“那么我来举报好了。”她说。

“你不是那些医院的职工，举报无效。”官员说。

“那么，除了医院的职工之外，谁举报有效？”她不甘地追问道。

“患者，病人是受害者。”

执法的官员啊，你明知道病人是受害者，为什么就不能保护他们？为什么非要等有资格的人来举报？在中国，有多少医生会像陈晓兰这样冒着下岗的风险去举报呢？对于病人，有谁能知道医院给自己用的医疗器械是假的，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如果5年没有病人举报，你们就让它泛滥5年；10年没人举报，你们就让它泛滥10年？坑害的是谁？是病人，是百姓，是养活你们的人民！百姓对政府部门的最大不满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他们用自己血汗养活的官员不把他们当人！

只有先当受害者，才有资格当举报者。陈晓兰只有冒险接受“光量子”的戕害。“受害”前，她找上海市药品检测所的工程师咨询，如何避免“光量子”的伤害，发生意外怎么处理。工程师们纷纷劝她不要去做这个受害者，等大家想办法来解决“光量子”的事情。可是，“光量子”每天都要戕害成百上千的病人，怎么等得了呢？

从2月1日起，陈晓兰在朋友的陪伴下，在３天内接受４次“光量子治疗”，取得了有力的证据。她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没有立案；到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也没有立案。她走出那些机构的大门，心里弥漫着悲哀和凄苦，难道在这么大个上海就没有机构让病人免遭“光量子”的戕害？最后，她只好去北京，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终于作出了在全市医院禁止使用“光量子”的决定。在上海为害长达3年之久的“光量子”终于寿终正寝。据上海市医疗保险局的一位负责人讲，上海市有1000台“光量子”，以平均每台每天治疗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

上海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出现了陈晓兰。几乎全国各地都把“光量子”列入医保项目，直到2005年卫生部下文取缔“光量子”。6年，它骗去全国百姓多少钱，有多少人被它害得家破人亡？

没过多久，又一种假冒伪劣治疗仪进入医院使用。到新医院工作不久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啊！

2000年６月22日，陈晓兰经过长达19个月的艰难上访之后，总算迎来了一道曙光：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７个厅局就她在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两万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她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一位官员对陈晓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晓兰说道。官员尴尬了，可是官员就是官员，不论什么样的尴尬都走得出来。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她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啊！

陈晓兰的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怎么不珍惜机会，怎么不珍惜工作？不珍惜她那个医生职业，会顶着如磐的压力，艰难困苦地去举报“光量子”吗？她使多少病人免遭戕害，为社会和百姓减少了多少经济损失？仅上海市一天就是40万，那么10天是400万，一年就是1.46亿元！可是，有多少人这么想呢？连这位政府官员都不一定想到这一点。不过，她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告诫自己：反腐，那是党组织的事；打假，是政府的职责，自己别再管了。

“给你查一下血好吗？”2001年2月1日，陈晓兰身着白大褂坐在彭浦地段医院的理疗科里，对病人说。听说她又当医生了，老病人纷纷赶来就医。新医院的院长待她不错，给她配备了一位护士。

“那么你明天早晨来抽血。抽血前要12小时空腹，对，对，连水都不要喝。”见病人点头同意后，她叮嘱道。病人满意地拿着化验单走了。

“给你拍一张X光片好吗？”每当病人需要器械检查时，她就跟病人商量。当年学医时，老师教导她，看病是要花钱的，你不问病人，怎么能知道他在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呢？病人惊异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医生？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医院病人却是仆人。病人在医院是没有话语权的，医生要他做10项化验，他不能做８项。尤其是在这“以疗养医”的年代，医院赚的就是检查化验拍片的钱，往往药还没配，病人几百元的血汗钱已经扔了出去。

“你哪儿不舒服呢？我给你检查一下。”她和颜悦色地对一位病人说。西医诊病要视、触、叩、听，中医要望、闻、问、切。她采取中西医结合，对病人看得认真，触得仔细，听得专注，叩得用心。绝不会像有些医生那样，没问两句就开了一沓检验单，把该医生做的检查统统交给仪器去做。

“吃梅干菜烧肉就可以降血脂。梅干菜要切得很短，肉要炖三个多小时。连续吃两周……”她对一位病人说。

“陈医生，你还是给我开点儿药吧。”病人说。

“你需要用药，我会给你开的；不需要，我就不能开。医生不能乱开药，病人也不能乱吃药。”她对用药很谨慎，能食疗的不开药，哪种药没有副作用呢？

“你家里有什么药？”她对另一位病人说。在给病人开药之前，她总要问这么一句。如果她要病人服的药病人家里有，她就叮嘱病人每天服几次，每次服多少，什么时候服。

“陈医生，我家有一大堆药，究竟是什么药，我也说不清了。”病人比画着说。

“家远不远？那么，你回去取来让我看看好吗？”

病人把药拿来了，她一一鉴定，这种是什么药，那种又是什么药，这种药过期了，千万不要再服了。

“陈医生，我就这么些钱，你按钱给我看病好了。”一位中年人对她说。他可能被医生宰怕了，进了医院心里就没了底，见到医生就像遭遇打劫似的，先主动把自己包里的钱“洗”了出来。

“该用的药要用，不该用的再便宜我也不会给你开。”陈晓兰感到脸像被人打了似的，心里十分难过。医生怎么会把病人搞成这个样子？她给病人看了病，开了药。

“陈医生，谢谢您，谢谢！”不一会儿，那位病人又回来了，给她深深鞠一躬。他做梦也没想到没花几个钱就看了病。

“别谢了，陈医生不光对你，对所有病人都这样。”旁边的老病人说。

医生首先要把病人当亲人，他才能相信你，把他的心里话都说给你。否则，你不了解病人，怎么诊断？一天，老患者给陈晓兰领来一位年过古稀的病人，她得了一种怪病，儿女领着她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看了好多名医，都说她没有病。可是，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有病，是心脏病，而且越来越重。儿女认为她是没事找事，折腾家人，也就不再理睬她。我明明有病，我痛苦啊，医生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怎么儿女也不理解呢？老人孑然独坐街头，默默流泪。

陈晓兰一边给其他病人看病，一边听她跟别人闲聊。她原来是自己过，后来儿子把她接过来。她不愿意住在儿子家，又不好意思说。儿子媳妇上班后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连个唠嗑的人也没有。陈晓兰明白了，她是心理的问题。

“您心里很难受是吗？”陈晓兰给她听听心脏，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改变不大，只是心跳略快。

“是啊，我心口难受死了。”病人说。

“哦，你心口难受是真的。你的心脏是有点儿问题。比方说，心脏是一扇门，你的门不是关不上，也不是卡紧了，而是没关好，或者说关轻了，没关严。不过，你的门没有坏，门框也没有坏，只要用一点儿药就好了。”陈晓兰和风细雨地对老人说。

“专家都讲我没病。”老人悻然地说。

“专家讲你没病，是说你的心脏没坏掉，它既没缺少一块，也没多出来一块。”

“对，你说得对，我的心脏不会缺少一块的。”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晓兰给她开了一盒逍遥丸。

“陈医生，你开的药太好了，我的心脏好多了。”两天后，老人来了，感激不尽地说。

“陈医生，我的病好了。”几天后，老人又来了，红光满面地说。

在病人的眼里，陈晓兰这个医生很神奇，不管什么病她都能看好。陈晓兰说，我不是神奇，只不过注重跟病人沟通罢了。在沟通中，你就会找出他的病究竟在哪里。他认为自己有病，你否定他有病，他认为你没检查出来。这样，他心理压力更大了，新的病又出来了。有些病是不需要治疗的，只要心理疏导一下，用点儿安慰剂就行了。

第一个月，陈晓兰的门诊量只有380人次，连自己的工资都没挣出来，她感到非常难为情。可是，情况很快发生转变，她的门诊量直线上升，没几个月就突破6000人次。

８个月后，陈晓兰自己却有了心病。她发现医院新引进的鼻激光治疗仪是一种类似“光量子”的器械，病人治疗一次也收40元。骗人的医疗器械又出笼了，她心里矛盾重重，管还是不管？管的话，还会陷入矛盾漩涡，遭受打击和迫害。唉，别管了，自己已年近半百，学历不过大专在读，职称还是初级的医师，二者都不具竞争优势，下岗后能重返医疗岗位已属不易。可是，每当她的目光和病人眼中流露出的依赖相遇时，她就感到不安，心灵就遭受一次鞭挞……

不久，医院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医生多开诊疗费和检查费，限制药费，“鼻激光”在医院越来越火了。病人的有限的救命钱被这种伪劣器械吞噬掉了，疾病却没得到治疗。陈晓兰感到块垒在心，觉睡不稳，饭吃不下，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不再去管伪劣器械。她写了一份举报材料，请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带上市人代会，转交给常务副市长。

鼻激光治疗仪被取缔了，输液的“光纤针”又冒了出来。鼻激光是骗钱的，“光纤针”却是图财害命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只好继续举报……

2002年12月31日，院方突然通知陈晓兰：她已按“工人编制”退休了。

“你们错了，我是干部编制，不是工人编制。”在办公室里，她莫名其妙地望着对方。

院方说，广中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彭浦医院是全民所有制的，你在这里只能享受工人待遇。她就这样离开了医院，“退休”了。

“我是工人编制，农民待遇。”她自嘲地说。“四金”被“强制封存”，她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彭浦医院说，在她调动时，两个医院有协议，她在岗时，工资由彭浦医院发；退休后，回广中医院办理手续。有人愤愤说，他们哪里是给陈晓兰安排工作，而是布下了一个圈套。也有人说，陈晓兰是一个小人物，她没有“安分守己”，得罪了掌有生死予夺大权的群体，所以不钻进这个圈套也得钻进那个圈套。

“我不陪妈妈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雪虐风饕的冬日，医疗腐败不仅让她失去了工作，还夺去了她亲人的生命。父母离去后，留下了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让她去内疚，去痛苦。如果不去检举揭发医疗腐败，而是精心照料年迈的父母，他们是不会走那么早的。可是，他们不走又会怎么样呢？会心安理得地活着吗？

“晓兰，晓兰！”呼唤声梦呓般的细微，像枚树叶被风吹送进窗棂。在妈妈去世9个月前，在家忙于整理举报“光量子”材料的陈晓兰闻声放下笔，趴在二楼的窗口向外一看，啊，是妈妈。妈妈怎么的了？腰弓成90度，苍白的脸艰难地仰着，一副痛苦的表情。

“噔噔噔”，她慌忙跑下楼。看来妈妈虚弱得已爬不上二十来级台阶了，要不绝对不会在楼下喊她。她把妈妈背上楼，安放在床上。妈妈长长喘口气，绵软无力地告诉她，妈妈又去医院了，医生给妈妈做了胃肠道钡餐造影透影。第一杯硫酸钡服下去后，医生说边缘模糊，看不清楚，又让妈妈吃了一杯，最后确诊了：幽门梗塞。

“妈妈，开什么玩笑，那是不可能的。”她不相信地对妈妈说。怎么会可能呢，懂点医学的人都知道，幽门梗塞是外科急诊病人，医生怎么会让妈妈回家呢？

妈妈无力跟晓兰争辩，接着说，给她看病的医生说，让她下周一去做肝功，如果肝功正常的话，就可以给她开单做胃镜了。妈妈多么渴望做胃镜，渴望把自己的病查清楚。她胃不舒服已经半年了，一次次去医院看病，那些医生连检查都不肯做，给开点儿多酶片就把她打发了。可是，那药妈妈服后毫无效果，只好再去看医生。一次，妈妈问医生，能不能换一种药，比如吗丁啉？医生却冷冷地说那种药太贵了，不属于你们公费吃的。妈妈请求做胃镜，医生又冷冷地说没必要。妈妈是享受公费医疗的，似乎公费医疗的待遇就该如此。她多次要陪妈妈去看病，可是妈妈却让她先把“光量子”的事了结，那是关系千万人生命和健康的大事。妈妈过去是中学教师，她教过的学生在那所医院工作，可是她不找他们，她不愿意也不习惯于走后门，不习惯给别人添麻烦。

尽管她不相信妈妈会是幽门梗阻，但她知道妈妈是不会说谎的。她给在那所医院工作的同学打电话，请同学帮忙了解一下妈妈的病情。很快那位同学就回话了：

“没错，是幽门梗阻。”

“是完全梗阻还是不完全梗阻？”她焦切地问。

“上面没写。”同学说。

“太过分！”陈晓兰火冒三丈地赶到医院，质问那位给妈妈看病的戴眼镜的医生：“这个病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给她触诊没有？你听见振水音没有？那么，你现在告诉我：她的幽门已经梗阻，那么喝进去的那两杯500CC的硫酸钡怎么出来？你让她４天之后再来做你的肝功，查你的胃镜，你这不是糟践人吗？”

“这样吧，你把她先弄过来。”那位医生说。

“我还能相信你吗？就凭你对病人这种态度，还把人弄过来！”她更加愤怒了。

她转身去找院长，要求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和胃镜室主任会诊。院长同意了。

“晓兰，这是你妈妈么？你为什么不陪她来呢？”跟她稔熟的内科主任说。

“我不陪她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医生啊，你应该全力以赴去拯救每一位病人，怎么能将病人分出远近亲疏、贵贱贫富？怎么能够有关系就好好治疗，没关系就见死不救？中国几千年的医德医风，难道就这么丧失殆尽？

“不是，不是。晓兰，别急，别着急……”内科主任安慰道。

那是她的母亲，她能不急吗？如果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病患的家属哪里会这么心急如焚？

最后，妈妈被确诊为胃癌，是硬介细胞癌，那是癌中最猖獗的疾病，而且是中晚期。妈妈被误诊了，被延误了。在那一刻，陈晓兰感到天塌地陷，头痛欲裂，恶心欲呕，站不起来。她一测血压，高达200。她让女儿给她倒水喝。她不断地大量饮水，喝到一遍遍地去解手，这样血压就降下来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给妈妈买药。

妈妈住院了，这位坚强的、可爱的、高尚的老人非常想让自己的小女儿陈晓兰守在身边，可是她却拒绝陈晓兰护理，甚至以放弃治疗来要挟。她要晓兰去把“光量子”的问题尽快解决。她是女儿与医疗腐败斗争的坚强后盾，不论女儿遭受多么残酷的打击，面对黑云压城，妈妈都像一株坚定不移的大树站立在她的身后。妈妈也许为自己的倒下，不能再给女儿以帮助和支持而感到不安，为不能跟女儿一起同医疗腐败抗争而感到遗憾。

“妈妈，‘光量子’被取缔了，信访办向我赔礼道歉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说，要来医院看您。我很快就要回到医疗岗位上去了。”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笑眯眯地望着她，不说话。“妈妈，怎么的，他们确实跟我道歉了，你不相信吗……”她问道。妈妈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也许妈妈知道女儿将面临着什么，也许妈妈不相信医疗腐败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光量子”只不过是晓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将更加艰难。

“妈妈，我的内科学、外科学、老年医学都通过了。”陈晓兰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看着她，微笑着。妈妈不相信，她也不相信。“妈妈，我真的通过了，而且分数挺高。”妈妈越笑越开心，最后眼泪都笑出来了。妈妈的最大心愿就是女儿能成为最好的医生，她不让女儿来医院护理自己，要女儿去钻研医术，去复习功课，顺利通过大专自考。

在那些日子，陈晓兰哪有时间和心思去看书复习啊！那本《外科学》几乎没有翻过。考试前，她坐在学校的大门口，手捧着书和考试大纲却看不进去。过来一位同学，她就会问：

“我妈会不会诊断错了，不会是癌吧？”

“病理不是都做了吗？那不会搞错的。”一位将要参加给妈妈做手术的同学十分肯定地说。

“老师说，年纪大的人不大可能得恶性肿瘤。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也会搞错，也会搞错的。”另一位同学望着失魂落魄的陈晓兰，不忍心再坚持下去了，安慰道。

铃响了，陈晓兰被人流裹进考场；考试结束的铃响了，她又被人流裹出考场。同学们纷纷问她一些试题应该怎么答。以往，她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可是这次考的什么，怎么答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脑袋里一片空白。

自己这次肯定不及格了，她想。同学告诉她：成绩公布了。她懒得去看。老师打电话来告诉她，她的外科学、内科学和老年医学都通过了。她不相信，认为老师在安慰她。直到老师通知她去取单科结业证时，她才相信。

“老天有眼，在人生低谷给了我安慰。这靠的完全是平时的基本功……”她捧着结业证说。

在妈妈手术后，陈晓兰在病房护理妈妈28天。在那28天里，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儿，白天精心护理妈妈，陪妈妈聊天；晚上，她在水泥地铺上泡沫，睡在妈妈的床边。妈妈虽然饱受疾病的折磨，却享受着跟女儿朝夕相守的幸福。在妈妈手术的那一天，还有四位病人做了手术，这四人数妈妈的年纪最大，体质最差，病情最重。医生、护士都认为那四位病情较轻的病人都能够活下来，而妈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

没想到，那四位病人很快就相继去世了，妈妈却活着。这与陈晓兰科学的、精心的照料有关。

在医院，妈妈目睹了许多绝对不该发生的事情，给妈妈带来很大的刺激：在一位病人急需抢救时，医护将呼吸机推过来，插头却与插座不匹配，急忙换了一台，还不行。一连换了４台，最后总算插上了，呼吸机却不工作，医务人员围着呼吸机团团转。妈妈让陈晓兰去帮忙，她过去一看，呼吸机开关没打开。她伸手将开关打开，呼吸机终于工作了，可是病人早已死了。

在抢救另一病人时，医生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很不到位，角度和力度都远远不够，陈晓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哪是诚心抢救病人，只不过给活人看一看，让家属感到医生已经尽力罢了。妈妈让她过去帮忙，可她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确切地说，她不过是一个下岗失业的医生，病人的主管医师怎么会允许她去抢救呢？她只有转过脸去不看。

那位病人死了。那是必然的。在中国，有多少生命在医生的手边流逝？医疗腐败哪里只是医生多开药，多拿回扣，而是无视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啊！

妈妈数日沉默无语，心绪低沉。一天，妈妈突然让陈晓兰在病榻前跪下。她莫名其妙地跪下了，两眼疑惑地望着妈妈，从小到大，不论她犯什么错误，当初她不听父母的话，执意要嫁给那个男人，妈妈都没有让她跪过。妈妈要她答应一件事：当妈妈病危时，放弃抢救。

陈晓兰心如刀绞，泪水涌漾地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膝盖麻木了，腰酸背痛了，她的脸颊挂着泪珠，嘴角紧闭。她是女儿，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她是医生，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可是，她不是妈妈的主治医师，在医院这种医德医风下，能抢救过来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几成？她渐渐理解妈妈了，这是拒绝亵渎生命，践踏人格尊严啊！最后，她答应了妈妈。

癌细胞在妈妈的肌体扩散了，转移了。母女间生死离别的日子逼近了，陈晓兰经常趴在妈妈的枕头旁，享受那最后的融融母爱。妈妈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头发，似要把所有的母爱都释放出来。一天，妈妈突然语调轻微，却字字如钉地说：

“晓兰哪，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

她明白了，让妈妈最后放心不下的是医疗的腐败。她的心碎了，恨自己无能，不仅对不起病人，更对不起妈妈。

妈妈走了。陈晓兰悲痛欲绝，不知道妈妈留给她的那么漫长的抗争医疗腐败的道路，她能否有能力和气力走下去。她后悔啊，后悔当初当了医生，如果不当医生也就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了，就不会为那些医疗界的同道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后悔自己对妈妈关心得不够，陪伴妈妈的时间太少。过去，妈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陈晓兰的诊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女儿给患者看病，喜欢听病人夸奖女儿，赞美女儿。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和享受。可是，陈晓兰不愿妈妈在那儿，撵妈妈回去，她是怕同事怀疑她“以权谋私”，给妈妈做理疗。世界上，任何一对母女组合中，自私的是女儿，无私的是母亲。想到这时，陈晓兰为自己当年的自私而感到愧疚。

在妈妈去世８个月后，爸爸也走了。陈晓兰听爸爸的左肺有明显的锣音，领着爸爸去医院看病。没想到医生居然连听都不听就给爸爸开心痛定。心痛定会使血压降下来，可是它会使心跳加快。爸爸已经心跳过速，再用心痛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不论她怎么说，那位医生就是不听。这哪里是医生，这是杀手，是病人说的“杀人不偿命的职业杀手”！她把医生开的药夺了过去，扔了。她跟医生吵了起来，最后吵到院长那里，心痛定才撤下来。这时，他们已给爸爸注射了半瓶心痛定，爸爸的心跳已高达170多次/分钟，经过一番抢救才把爸爸抢救过来。

爸爸住进了监护室，14天后，医生还没查出病灶。在爸爸拍X光片时，她提出要把爸爸扶起来拍，医生拒绝了。她认为，他们拍出的X光片模糊，看不清楚。医生说，她的要求太高了。她一遍遍地问爸爸的主管医师，“请你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医生说不出来，她要组织会诊。医生说，不能会诊。她提出转院，又被拒绝了。他们找不出病灶，不能对症下药，只好一天天地拖着。最后，陈晓兰忍无可忍地去找主任。

最终医院同意请专家会诊，她从胸科医院请来两位专家。两位专家没有要求拍片，分别用听诊器听了很久，然后两人会意地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将手指指在爸爸左肺的位置：“感染的病灶就在这，后边的锣音都是传导性的！”一位专家把爸爸扶坐起来，用空掌轻轻地拍打爸爸的后背，让爸爸轻轻地咳嗽，突然专家重拍一下，爸爸的一口很浓重的痰咳了出来，爸爸的心跳好多了，呼吸也流畅了。爸爸的病确诊了，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呼衰，并发了心衰。

父亲去世那天是周六，这时她已调到彭浦地段医院，周末上午值班。在快下班时，来了一位要做理疗的病人，对她来说，病人不做完理疗，她是不会离开岗位的。当病人做完理疗，已是2点30分，她收拾一下，下班回家，想吃口饭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她刚进家门，就接到外甥女的电话，急忙跑到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她说，他已经竭尽全力抢救了，很遗憾没抢救过来。为抢救爸爸，他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他认为，爸爸的气管进了食物，因此导致窒息而亡。她对那位同学千恩万谢。

她无比悲痛地走进病房，昨天爸爸还在跟她聊天，今天却再也不能说话了，想到此她泪如雨下。她打来一盆清水，想给爸爸洗洗脸，让他清清爽爽地上路。突然，她发现爸爸那满口的假牙戴得好好的。谁给爸爸戴的呢？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如果在爸爸死后不及时戴上，遗体僵硬时就戴不上了。弟弟说：“爸爸的假牙根本就没摘下来。”原来在爸爸吃蚕豆时噎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大了。弟弟慌忙喊医生。医生过来就抢救。陈晓兰感到眼前一黑，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在抢救时，先要取出病人的义齿。爸爸的假牙不摘下来，吸痰器的气管插管怎么能插进气管？难怪那位同学说吸上来的都是食物。他们肯定把插管插进了爸爸的食道，导致爸爸窒息而死。如果医生能够正确地抢救，能够认真负责的话，爸爸是不会死的；如果她那天正点下班，及时赶到医院，爸爸也不会死的。

她喟然长叹，如果医疗制度改革不成功，医疗腐败现象不改变，那么不论有权人，还是有钱人，抑或有熟人，很可能一场小病进了医院都会一命呜呼，甚至留给生者一屁股的债！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在第一次下岗时，许多海外的亲友劝她出国，别跟医疗腐败抗争了，甚至还帮她找好了工作，到妈妈一位同学的诊所里当医生。她执著地说，出国容易，海外有那么多亲戚，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中国不强大的话，你跑到天堂又怎么样，还不是受人欺辱？20世纪50年代，华侨在印尼受到了惨无人性的迫害，一位华侨不是只穿着一只鞋子跑回祖国的吗？

中国要想强大，想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医疗腐败不解决怎么行？

医疗腐败那不是某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制度的问题。她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作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对手太强大了，那不是某个医院，某些医生，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联盟，是有钱的造假厂商、有名望的专家、有权力的官人，还有那些借用假器械捞钱的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她一个没权、没钱、没地位、没了工作的医生，一位跟女儿相依为命的弱女子，何以能与之抗争？

通过一次次的上访，她总结出了上访的要件：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

有人说，这是陈晓兰一个人的战争；有人称她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在海外的弟弟很体贴姐姐，出钱给她请了一位保姆。那位从农村来的保姆在她家干了不长时间，知道了陈晓兰在做什么之后，说，陈医生那是拿石头砸天……

在一次上访中，一位官员很直率地问她，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我从来没有孤独过。”她坦率地回答。是啊，她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为全国老百姓做事，怎么会孤独？

陈晓兰说：“我得到过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有医生、记者、亲戚、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她要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举报“光量子”时，跟一位医药管理局的离休干部打听路，老人先是劝她不要管，那事很复杂。她坚持要去，老人就摇着头把医药管理局的地址写给了她。当她走出很远时，老人托人追上她，捎话说，让她去找某处长，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一次上访时，接待室门前排着长龙，很多人都是前一天就来排队。听说她是为老百姓反映医疗腐败问题的医生，人群中让出了一条路，大家纷纷把她让到前面。在北京，一位陌生的老板听说她的事后，不仅帮她找一家便宜旅店，而且还叮嘱旅店老板，她是一个好医生，你要保护好她。中专和大专自考班的同学，还有同学的家人、朋友和病人都帮她搜集各医院的医疗腐败的证据。一位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专家对她说：“你咬咬牙再顶一下，我们大家支持你。看病的事儿，我们替你做，举报医疗的黑幕没人能取代你啊！”一位朋友帮她在网上建一个主页：“一个有良心的医生——陈晓兰医生主页”。一进入这个主页，你就会发现她感动了多少人。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她是英雄，真正的医生，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有人坚决支持她，愿意为她提供帮助……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相信陈晓兰能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她是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在医疗腐败面前，她是没有任何退路的，要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样与阵地共存亡。“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妈妈的遗嘱，她不能辜负。

“第一，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没人替病人说话了；第二，我不能输，我输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存在下去，全国的病人就要被其盘剥和戕害。”她把反医疗腐败的重点放在假冒器械上。

那些造假的厂商对她恨之入骨，有人嚣张地说，如果不是李葵南在前边挡着，几个陈晓兰都让她闭口。有些官人对陈晓兰怕得要命，他们无法预料她能把他们的“天”砸出多大的窟窿。某区卫生局要求下属的各医院要像解放初期全民“防奸防特”那样严加防范陈晓兰，许多医院还向医生护士介绍陈晓兰的长相和身高。上海市卫生局一位领导在写给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信中说：“建议有关部门对原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陈晓兰医生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的行为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某位官员对采访、报道过陈晓兰的记者说，“陈晓兰里通外国，她找外国记者反映……”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那些有医术没良知的医生，甚至于既没医术又没良知的医护人员，对她怨恨不已，称她是医疗界的“叛徒”，一时间各种势力黑云压城似的袭向陈晓兰。

“我的原则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自己解决，不可能找外国记者的。”她说。可是，这声音太弱了，弱得远远不如妈妈当年站在楼下，腰弯成90度的呼唤声。有谁能听得见呢？

那些人会不会找什么借口对我进行迫害？她跑去找妈妈的同学、解放前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曾担任过领导干部的王伯伯。王伯伯劝她，你要把所有证据存放到外滩的银行里去，或者放到我家。否则，他们把你抓起来，搜查你的家，把所有证据收走了，最后顶多给你赔礼道歉，赔偿你点儿钱。你要避开这场灾难……

我又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她心情灰暗地回到家，挥笔给主管医疗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市领导安排人直接跟她谈话。

主管医疗的市长安排市长办公室主任、信访办主任接待了她。他们告诉她，市里始终在关注她的情况……

尽管那些人不能把她怎么样，可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她怎么能够胜出？从反抗医疗腐败那天起，她的处境极其被动，历经11个月的检举揭发，“光量子”被禁止了，可是它的替代产品——“鼻激光”和“光纤针”出现了；她把“鼻激光”举报停了，“静舒氧”、“伤骨愈膜”又出现了，假冒器械层出不穷……表面看，陈晓兰获胜了，实质上却败了，病人不受这个骗了，就受那个害，病人的权益根本没法得到保护。在这么一种适合医疗腐败滋生的环境里，别说中国只有一个陈晓兰，就是有十个、百个陈晓兰也无济于事啊！

在斗争中，她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假冒医疗器械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猖獗，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买卖假币、假烟、假酒、假药都是犯罪，而制造和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却不是犯罪。她决计进京，向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反映，呼吁为医疗器械立法。有人劝她不要外出，劝她要注意人身安全，以防那些人狗急跳墙，对她下毒手……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她刚爬到上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一位陌生男子敲着她的铺位，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让她下来。

“下来干吗？”她以为对方找错了铺位，“你把你的票仔细看看呀，这是我的铺位啊。”

他仍然坚持让她下来。他身材高大，可以平视上铺的她。接着又过来三四个男子，要取下她的旅行包，让她下来。

她制止他们动她的东西，并要他们出示车票。他们说，X在下面等她。

“我也不找X，我下车干什么？”她明白了，他们是怕她进京上访，想把她拦下。

“就是她，就是她！”又有许多人跑了过来。周围的旅客也聚拢过来，有人让那些男子出示证件。他们拒不出示，只是让她下车。正值相持不下之际，她认识的官员X跑过来。

“陈医生啊，我们可找死了。好好，回去吧，回去吧。”X说。

“我又不找你，跟你回去干什么？我是医生，我要把所发现的有关医疗器械方面的腐败向国家药监局反映情况。”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被禁用后，上海药监局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光量子”在其他地方仍然泛滥。她给国家药监局写过信，发过传真，可是一直没有答复。

“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走开，走开，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列车员走过来说。那些人很无奈地下车了，列车员悄悄地拉一下她的衣角。

那些人不甘心地站在月台威胁道：“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够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她回应道。

列车驶离了上海，滑入了夜幕，蓦然，莫名的恐惧袭上她的心头，父母去世了，亲属大部分在海外，万一自己出了意外，谁来接替自己？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交给谁？还有，女儿托付给谁？近来，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问她：“你女儿好吗？”她很惊异，也很敏感，他们怎么知道她有个女儿？女儿过去很支持她，觉得她很伟大，为她而自豪。一次，女儿在公交车读到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当读到她为了取证竟然“以身试针”时，女儿放声大哭起来。回到家，女儿搂着她哭着说：“妈妈，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层出不穷，你是抵挡不住的。妈妈，你不要再管了……”

陈晓兰打电话给一直支持她的同学倪平：“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陈晓兰就把证据存放在哪儿都一一交代清楚了。接着，她又给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这位可爱的老人多次为她的事去找市长，他曾经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当老人听完陈晓兰的话后，坚定地说：“晓兰，放心吧，你做的事，我老头子一定会接着做下去的……”那夜，老人几乎未眠，一会儿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劝她说：“晓兰，下车吧，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要听伯伯的话，伯伯不想让你发生任何意外……”他说，他有责任替她的父母保护好她，要她赶快下车，换一列车进京。陈晓兰被说服了，去找列车员索票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人知道了她就是那位同医疗腐败决一死战的医生。列车员劝她不要下车，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在我们列车上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爬起来了，要保护她的安全……

列车驶入北京站，还没停稳，乘警就护送她下了车。当她走出车站时，身后的旅客还都没跟上来。

第二天，倪平赶到北京，特意来保护陈晓兰。在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个男子。倪平乱了方寸，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那么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开，几经周折，甩掉跟踪者，分别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那天是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接待了她们……

年过古稀的舅妈带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了人世，在没有尿的情况下，医生给她输入19公斤的药液，这让她怎么排出来？她怎么会不死，胀也把她给胀死了。大输液中的病人会带来什么？

年过古稀的张印月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嘴里还插着一支塑料注射器，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本来枯瘦的身体却像充足气的皮球——鼓胀胀的……

2005年9月21日晚，陈晓兰接到表哥张怡打来的电话后，赶到上海某三甲医院，看到的就是这一情景。张印月是她的舅妈，三天前老人因感染性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老人出现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衰竭，经过一天的抢救，病情有所缓解，转入急诊住院部。

陈晓兰当了30多年医生，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注射器插入病人的嘴里的抢救方法。医生解释说，呼吸机没牙垫，他们发现用注射器代替效果挺好，于是就在院内推广起来。看来他们颇具“创新”能力。呼吸机怎么会没有牙垫？陈晓兰提出要看看产品说明书，说明书是医疗器械使用的法定依据。他们却推说找不到了。

突然，医生发现老人的血压还有，呼吸还在，心电监护器上那条波动的曲线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扯平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在“叭叭”的电击中，老人的身体上下跳动。家属看着老人被这般折腾，万箭穿心。忽然，医生停止了电击，原来老人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是心电监护器的导线被碰掉了。导线接上了，那道可爱的波动曲线复现了。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会有心跳停止，血压和呼吸依然还存在的现象吗？医生怎么退化到了只会看仪器，不会摸脉搏的地步？

“这种抢救药在短时间内注入体内才有效，怎么能选择输液？你们把药放进500CC溶液中，那得什么时候输完？”陈晓兰问道。

“我放了10支药，肯定能达到疗效。”医生说。

“这样就超剂量了，我舅妈还能醒过来吗？”

“你们以前的医生不懂，我们现在……”

“你懂什么？临床经验是积累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对肾衰的病人，你一天就给她输液6000CC。3000CC就足以把她的所有血管胀开！在病人尿少和无尿的情况下，输液要有所限制，用量应该是前天的出量再加400～500CC，否则液体进去后，怎么出来？胀也把病人胀死了。你这是治病吗？你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药都给输进去，然后跟家属收钱。家属花钱的目的是抢救亲人，你各种药超剂量地都给她输进去，她不是死于这种药，就是死于那种药！”陈晓兰气愤地说。

老人住三天医院，花了8645.62元，其中药费5591.46元，治疗费460.34元，化验费934元。在抢救中，医生给老人开了7支泰能亚胺培南（其中有3支不知去向），每支218元。在泰能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滞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须调整剂量。”陈晓兰认为，在舅妈住院抢救的三天，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花费只有34元。医生却认为：“对于她这种病人来说，这是个很一般的数字。”是啊，难怪病人不敢进医院。

陈晓兰请医生检查舅妈的瞳孔。没想到，在这家现代医疗设备齐全的三甲医院居然找不到一只常用的诊疗用具——手电筒。陈晓兰只好从手袋中取出手电筒递过去。陈晓兰已发现舅妈瞳孔扩散，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淤血，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的一种假象。

“扩散没有？”她问。

“没看到边缘。”医生说。

这是什么话呢？瞳孔扩散还是没扩散，病人死了还是没死，连这一点都判断不出来吗？陈晓兰要求撤掉呼吸机。医生说，只要病人心脏还跳就不能撤，要撤需要征得上海市医保局的同意。荒唐！陈晓兰拨通医保局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可能作出这种规定。

“你在撒谎。医务人员是不能撒谎的！”陈晓兰气愤地说。

“我记错了，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医生说。

“你们哪位院长规定的？你讲吧，我可以打电话问。”

“不不，是我们科主任规定的。”

“你们科主任我认识。”陈晓兰说。

医生不吱声了，只好同意撤下每小时收费８元的呼吸机。当医生拔掉插在张印月嘴里的注射器时，鲜血和血块从嘴里喷涌而出。这又是陈晓兰从来没见过的现象。医生解释说，这是病人牙齿出的血。可是，她满口的假牙，难道假牙也会出血？

老人死了，在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在去世的前五天里，老人的尿量只有40毫升。可是在最后这三天里，医生给她输液1.9万毫升（约19公斤）。她是背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人世的。

在SFDA的药品法则里写着：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国际医生的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是直接进入人体血液的药品，哪怕将0.05毫米直径以下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微粒也不会被排出，能造成静脉炎、肺动脉炎、肉芽肿、栓塞等，灭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在国外，大输液前需要病人和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只有3亿瓶。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中，一种新型包装的大输液产品，国内制药企业一下子从国外引进了37条生产线，此外还有10多条生产线正准备投产。”大输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5大制剂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估计，全球每年人均注射3.4次，其中不安全注射的比例高达40%，造成全球每年有2170万人感染乙型肝炎，在新感染病例中占32%；使200万人新感染丙型肝炎，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40%；使26万人感染艾滋病，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5%，在南亚，这一比例可能已高达9%。另外，肝癌的28%和肝硬化的24%也可归因于不安全注射。全球每年死于不安全注射的人数达50万人。在全球，不安全注射使130万人提早死亡，其中我国占29.4%；造成2600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5.35亿美元，我国占26.5%。”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王克安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

陈晓兰认为，大输液的泛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她正在收集有关大输液的证据，准备向国家卫生部反映。

医疗腐败如同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的头上砸来。如果说陈晓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的话，舅妈的死则有点谋财害命的味道了。那么后边发生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沈阳的敲骨吸髓事件”等震惊人寰的事件则是医疗腐败的“深入发展”。

医疗腐败日益猖獗了，如制止不住将会出现雪崩，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啊！

“陈医生，您又来反映问题了。”在SFDA的电梯里，官员们跟陈晓兰打招呼。她已经进京34次，SFDA的门槛已被她踏平了，跟这里的人也都混熟了。有时，她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像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复印了。

“来了。”她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

“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法责任……”这种话，她不知在SFDA说过多少遍。

“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SFDA的官员对她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

“不，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她可不是一般的中锋，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

她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SFDA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SFDA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她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她坐下。她在他的对面坐下，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她既不反驳，也不首肯。她讲累了，口干舌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

郝和平这人很平易近人，不论陈晓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愠不恼。不过，她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那些手下的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再看一眼球门，立马就傻掉了，里边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晓兰却踢了下去，她是一位百折不挠、执著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去攻郝和平的球门。

“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随便乱闯？”SFDA有人不满了，指责她道。

“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象征性地敲两下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

在SFDA，陈晓兰不仅只找郝和平，还先后跟四位副局长反映了八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她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以便联系。这有何用？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

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它还是主打治疗。陈晓兰专程去北京，要求SFDA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你们不撤销它的注册证号，它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要继续使用！”陈晓兰说。

可是，她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她又奈何？

在一次SFDA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端坐在会议圆桌的上首，身边围坐着郝和平和其他司的司长，陈晓兰坐在圆桌的下首。当副局长听完她所反映的“光量子”等医疗器械的情况后，当即给郝和平布置了五项任务。

“以医疗器械司为主，以市场司为辅，根据陈医生提供的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由SFDA和陈医生分头请，双方数量相等。”副局长说。

“我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名临床医生。”陈晓兰说。

“不，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副局长肯定地说。

陈晓兰长长喘口气，这次没有白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郝和平一出门就把五项变成了两项，到了下边的处室两项变成了一项半，副局长的指示还没出SFDA就流失了70%。

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她参加会。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她连续３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院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

论证会开始时，在专家们面前，陈晓兰不敢讲话。听北京的一位专家讲某种医疗器械如何好，她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G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G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糖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不加就不加了。”似乎他是他们的老板。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G官员说。

“G官员，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陈晓兰不快地说。气氛顿时紧张了。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G官员瞪着她说。气氛有点儿剑拔弩张了。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地说。全场寂然，时光似乎凝固，不再流淌。那毕竟是高层的论证会，与会者见过的世面多了，沉寂很快就被划破。

“你不是有乳腺癌吗？为什么不用‘光量子’来治疗一下？你说它好，你自己不用让别人用，你只能诓人家，诓不了自己。”当一位专家大谈特谈“光量子”好时，陈晓兰忍不住质问道，流淌的时光又停顿了。

“她那癌症跟别人的不一样。”有人打圆场说。

“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跟癌不一样那就是瘤了？”陈晓兰想，你不要耍花样，以为别人低能！

当论证光纤针时，G官员又喋喋不休地大讲光纤针效果如何好。

“你不是有糖尿病么？光纤针不是能治糖尿病么？你为什么就不试试呢？”陈晓兰质问道。

“哦哦，我不试，我不试。”G官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了。

“你明知道那东西根本就没有疗效。你自己不用，却让全国的病人用！”陈晓兰一针见血地指出。G官员尴尬地闭上他的嘴巴。

她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医疗器械司的职责是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陈晓兰怀疑郝和平等SFDA官员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

一次，她对SFDA的一位副局长说，郝和平阳奉阴违，在监管上不作为。事后，SFDA的一位官员说，“你老告郝司长的状，说他的坏话，这不对。要知道郝司长多次帮你的忙，开第二次光纤针的论证会时，你们上海的专家都攻击你，有人说你是工人。郝司长用手指叩着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评价陈晓兰，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请你们到北京来开会，要论证的就是陈晓兰提出来的问题。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只有陈晓兰不是为自己，她没有私心，为的是病人利益。”

难道郝和平说她好，她就得说郝和平好吗？中国医疗改革20年，“光量子”泛滥了15年，老百姓的数以百亿的救命钱被它吞噬掉了，无数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能说跟郝和平这位SFDA的审批大员、医疗器械司的司长没有关系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陈晓兰总结的是，SFDA有100%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卫生监督管理局有95%的权力，只有5%的责任；医疗保险局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这样怎么会不导致医疗腐败，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一次，陈晓兰去SFDA，经常接待她的官员大都不在。

“那几位去哪了？”她问一位熟悉的官员。

“有出国的，有去献血的。”那位年轻的官员说。

“那你怎么没去？”她奇怪地问。

“我才不去呢，那么脏。”官员说。

这句话犹如搬起石头砸在她的心，你们是监管医疗器械的权力机构啊，知道那些医疗器械脏，自己不去用，可是你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全国的病人用。我的爸爸妈妈用的就是这些脏的医疗器械啊！她的心碎了，泪流满面地走出SFDA的大楼。

她顶着寒冷的西北风，泪流满面地走在街上。从SFDA到旅馆只需10分钟的路程，她却转悠两个来小时。她伤心啊，委屈啊，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SFDA的职责，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她在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花去了近10万元钱。为节省几个钱，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狠狠心补了一张上铺，仅仅因为上铺便宜那么几元钱，年过半百的她要爬上爬下。她喜欢清洁和安静，刚进京上访时，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

这次，她原打算在京待３天，没料到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只好等了10天。带的盘缠越花越少，她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甚至连３元钱的澡都不洗了。最后，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硬座票的钱了。可是，她一次次地跑北京，有多少次是有效的，是对那些官老爷那麻木、冷漠的心灵有所触动的？有多少次是无效的，是劳民伤财的呢？她的泪越流越多，脸颊沙得难受。她感到自己无法面对死去的父母和支持她的女儿，也无法面对自己，还有那些病人。眼泪哭干了，她回到旅馆。她不愿意让旅馆的老板知道自己哭了。那位老板听说她是为举报医疗腐败而进京的，对她非常照顾，30元宿费只收她20元。

她举报的那些伪劣医疗器械，多数都是在药监局注册的，在产品鉴定书上有专家签名的。难道那些专家不学无术，还是药监局的官员被蒙骗了？

2005年６月，SFDA的局长被免职。７月的一天，陈晓兰去SFDA时，一位官员欢欣地告诉她：郝和平因涉嫌商业受贿被刑拘。陈晓兰没有感到大快人心，而是感到了沉重。2001至2004年，经SFDA注册的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平均每年高达7370种。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仅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每年注册的7300多种医疗器械中，哪怕其中仅有一两个伪劣产品，她就是一辈子也举报不完！

6个月后，SFDA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官员被“双规”，随即被正式批捕。医疗器械注册和药品注册是SFDA的两大“主业”，随着两位行政审批大员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地震。陈晓兰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郝和平等贪官不仅是经济犯罪，更重要的是渎职！他们放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坑害了全国的百姓！

2005年9月5日，SFDA局长接待日，这次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真诚地说：“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这是陈晓兰第9次参加SFDA局长接待日，也是她第32次赴北京反映医疗器械问题。这次她反映的是“静舒氧”的问题。

“静舒氧”这东西太有诱惑力了，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放上它，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陈晓兰却把传送带割断，将“静舒氧”打入地狱。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Y省。

她被一些人围困在医院……

陈晓兰第一次见到被称为“静舒氧”的东西，是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那是一个绿色的塑料小瓶，与之配套的是一根长长的针。据说这种东西很神，可以在呼吸系统之外，为病人“再架一条给氧通道”，“在病人输液的同时使氧气直接溶解到液体中，以溶解氧的形式直接供给组织利用，减轻组织缺氧，即内给氧，再配合吸氧，从而达到治疗各种缺血缺氧性疾病的目的。”

陈晓兰的同学L的父亲接受的就是“静舒氧”治疗，在那次的2600多元治疗费中，有2100多元被它吃掉了。他是具有相当级别的离休干部，这些开销由国家买单。

L和母亲都是医生，她们对“静舒氧”表示怀疑，请陈晓兰去看看。

“这肯定是个骗局。按生理学原理，氧气吸入人体与红细胞化学结合后，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氧气直接输入静脉怎么能提高血氧饱和度？高氧血在静脉里是否会引起血管壁氧化脆性？”陈晓兰说。

于是，L跟护士长说，不要再给父亲使用“静舒氧”了。

“没事的，反正也不要你们出钱，给他用用也没关系。”护士长坚持要用。

“我去买瓶敌敌畏请你吃，你吃吗？我也不要你付钱。你肯定不吃，你知道有毒。可是，这种器械可能会对人体有害，你却非要给人家用。”陈晓兰气愤地说。

可是，“静舒氧”是经过上海医学会临床试用准入论证的，5位专家均同意准入，无一人不同意。陈晓兰在“静舒氧”的说明书上发现，那绿色塑料瓶子里充的根本不是什么氧气，而是洁净空气。可是，这洁净空气却比氧气还昂贵，一小瓶37元。

陈晓兰一次次赴京向SFDA反映，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2005年，SFDA终于下文严肃查处“静舒氧”。她以为这下“静舒氧”可以寿终正寝了，不能再坑骗病人了，没想到这时，她接到了Y省的医疗器械销售主管S的电话。

S说：“如果不是你举报，在2006年全国每个病人在输液时都会挂上一瓶‘静舒氧’。你截断了那些人的财路，他们恨死你了。不过，我却认为你很伟大。”

“我没有你们想象那么伟大，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不知深浅的时候，觉得是对的就跨了一步，没有去想跨出去的那只脚能不能站住，所以每一步都跨得挺艰辛。”她实事求是地说。

S说，他们给省里的两位主管官员20万元。可是，在论证会，7位专家却没有一人同意准入。他们原以为用20万元搞定那两个官员，让那官员把专家搞定。没想到，官员没把钱分给专家。专家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们不签字“静舒氧”照样进入了Y省。他说，Y省的“静舒氧”除了7台之外，都是经他的手卖出去的，总共600多台。

他说，他早就知道“静舒氧”是骗人的。一次，他到下边给当地的官员和医院的头头送回扣，在那里见到一对年迈的村民。老太太患有心脏病，老汉好不容易凑了百八十元钱，陪着她去看病。结果，医生就给老太太开了两针“静舒氧”。老汉满怀悲凄地说：“70多元钱就扎这么两针，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针咋就这么金贵呢。”老头说着说着就老泪横流。老人的话像巴掌似的打在他的脸上，S转过脸去，哭了。这哪里是推销器械，这是在作伤天害理的勾当啊！他决心洗手不干了。

可是，“静舒氧”太具诱惑力，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把它放上去，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厂家以每针６元钱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以每针23.17的价格卖给医院。他想，我不推销“静舒氧”别人也会推销。对那些病人来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再说，我们这些人不从这些病人身上赚钱，从谁身上赚呢？于是，他又做了下去。

一天，在外地的母亲来电话说，她病了，在医院扎了几针，很贵。他问妈妈，那针是什么样的？妈妈说，有一个绿色的塑料瓶，还有一根长长的针……他立马明白了，那就是“静舒氧”。他叮嘱妈妈千万不要再扎那种针了。放下电话，他一拍大腿，真是报应！他推销的“静舒氧”用在了他妈妈的身上。后来，“静舒氧”给央视曝光了，他也就从医疗器械公司辞职了。

“Y省的一些地方还在用‘静舒氧’，尤其是C地区。不过，你千万不要来，他们跟黑社会有联系。”

可是，不去就没有证据，没证据就不能举报，不举报“静舒氧”就要继续坑害那里的病人！

2006年3月，陈晓兰来到Y省的省会，随同她前往的是央视的三位记者。

在宾馆入住后，她就给S打电话。他很快就过去了。她说，还有两位朋友，想一起聊聊。他说，不是两位，而是三位，你们一起来了四人，一位住在外边，两位跟你住在宾馆。入住后，你们调过一次房间。陈晓兰惊呆了，突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在这里，你不能出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你在央视露过脸，网上还有你的照片，他们会认出你来的。”

“可是，我又没伤害谁，我只想让病人不遭受伤害。我又不想得到任何好处……”她望着S说。

“谁拦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就要干掉谁。你千万不要去C地。”

可是，陈晓兰他们还是去了远离省城的C地区。他们昼伏夜出，一天，晚上出来吃饭时，突然陈晓兰心酸地说：“怎么那些造假、售假、用假的人变得光明正大，我却变得鬼头鬼脑的。”

在要回来的那天上午，他们去了一家医院。听说，他们在使用“静舒氧”，可是在医院转了好几圈儿也没见到。陈晓兰只好故意弄脏手，然后跟护士借肥皂，趁机查看护士的工作间。几个楼层都看过了，没有发现。在准备撤离时，她提出去跟医生打听一下。记者连忙阻拦，那样太危险了。她说，我们不能白来。

“我是从上海来的，想了解一下‘静舒氧’的情况，听说你们一直在用。”她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对一位医生说。

“我们医院这个月没有用。不过，上个月还在用。”那位医生很诚实地说。

“那么器械放到哪去了？”她问。

他带他们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室，从工作台下边取出三台“静舒氧”。央视的记者急忙进行拍照。

“你是哪的，销售公司的？”突然，护士长觉得有点不对头了，问陈晓兰。

“不是……”陈晓兰本可以哼哼哈哈搪塞过去的，可是她不会撒谎。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拍完的带子都给我留下来！”护士长变脸了，说着掏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片刻，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多人，把他们团团围了。

“你们不交出带子就别想出去！”他们凶狠地说。

这时，一位个头很高、穿着黑衣服的男子走进来，一眼盯住了陈晓兰。原来他是这所医院的设备科主任。

“我在前天的电视上见到过你。我已经通知供货商了，他们马上就到了……”

供货商来了，这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造假是违法行为，你通知他们来是什么目的？那样的话，我不仅要打110报警，还要给你们当地的药监局和卫生局打电话报案！”陈晓兰气愤地说。

那位主任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用的“静舒氧”不是从医疗器械采购部门购的，而是厂家直接送进医院的。这是违规的。

“到这里来的不是我们三个，外边还有一帮记者。我们事先约定，如果11点钟我们不出去，他们就要进来。”记者吓唬说。

最后，那些人无奈地让开一条路，陈晓兰他们终于逃离医院，当天带着证据乘飞机返回上海。

尾 声

傍晚，上海嘉定公墓，碑碣如林，万籁俱寂，光阴恍若辍止。

陈晓兰坐在墓前，沉浸在手捧的书中。夕阳轻抚她憔悴而苍老的面容，在风儿的撩拨下，花白发根钻出来。夕阳带走了最后一道光线，她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眼前那两座墓：一座墓是爸爸的，一座是妈妈的。这里是她心灵的家园，每当心情烦躁时，她来陪父母坐一会儿，跟他们唠唠，在墓前读一会儿书。

她从来不给父母烧纸，只给他们读报读刊，将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情况告诉他们，甚至将一些文章烧给他们。她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医疗界能否清除污染，让病人有一个安全的放心的医疗环境。

2006年，她获得央视“3.15质量先锋奖”。9年来，在她的举报下，７种伪劣医疗器械被禁用。可是，她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抗击医疗腐败，她呕心沥血，饱经风霜。过去她不仅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长得也漂亮；如今她比实际年龄老许多，脸上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斑，她越来越害怕照相和上镜头，自己看了都心酸。她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举报材料。一次，她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突然感到心慌气短，绵软无力，摔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她打电话给一位同学。同学不在家，同学的丈夫焦急不安地说：“你千万不能去医院啊，有些医院和医生都恨死你了，别让他们再对你下黑手……”

“放心吧，我不会去医院的。如果我生病了，我就挺；挺不过去，我就死。我绝不能带着一身的药去西天，让女儿背下一身的债务……”

3年前，女儿在她的催促下结婚了。了却她一块心病，不用再为女儿的安全担忧了。

“妈妈，你的话女儿一直铭记在心：‘晓兰，病人不懂，你懂，你是医生，你要保护病人的权利。’女儿不遗余力去做了。爸爸妈妈，你们活着的时候女儿没有陪好你们，没有尽到女儿的孝心，总有一天女儿会来陪伴你们的，一直到地老天荒。”

她对女儿说，等妈妈死后，一定要让妈妈穿着白大褂离去，另外，把妈妈的执业医师证放在妈妈的身边。哪怕到另一个世界，她还想做个医生，一个真正的医生！

医疗腐败还存在，魔鬼还猖獗，天使还要战斗下去。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6期）

木棉花开

李春雷

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1.71米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

省委门口有一个副食店，每天凌晨3点钟，黑黝黝的寒风中，市民们揣着鱼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开始在这里排队抢购。什么物资都缺，广东产鱼，广东人更喜欢吃鱼，可市民们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的鱼票，还不能保证供应。副食店7点30分才开门营业，买鱼的队伍长长的，比鱼还多。排在前面的阿公阿婆太困了，要回家再睡一觉，就放下一个替身：一把凳子，一顶帽子，或一个菜篮子……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又来到了深圳的文锦渡口。放眼望去，河对岸就是英国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楼大厦，灯火璀璨。而自己这边呢，黑灯瞎火，四野无声。

就在一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逃港事件。十余万饥民扶老携幼，面对着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冒死闯关，出逃香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向着黑压压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为跑过界河的人群中，还有他患难的妻子。但隔着界河抛过来的却是一句比石头还要生硬冰冷的诅咒：“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黑格尔称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

枯黄的秋风吹乱了他的满头白发和满心愁雾。

这一顶白发，这一腔愁雾，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疯狂的年代过去了，苦难的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轨道，而濒临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东省还是一片低地。长期以来的战争思维，国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工业项目投资；交通更是落后，京广铁路在广东境内竟然全是单线。从广州到珠海、深圳，中间都要转乘四五次轮渡，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农业也不行啊，是全国最大的缺粮省份，虽然国家每年调进5亿公斤，但仍是饥肠辘辘，路人相闻。1979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只有520元，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字636元。还有一个数字更让粤人汗颜，偌大的广东省，面积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创汇总量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与台湾相比，更是无法同日而语。

也许正是这诸多的原因，中央政府才下决心在广东试办特区，先行一步。于是，就选派了他。

应该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通才。青年时代他在中国大学攻读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抗战时期，他就主编了党内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建国后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的政绩至今仍活跃在松花江畔；主政辽宁三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政局平稳，经济发展更跃至全国三甲之列。

可他毕竟已经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来广东，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吗？

省委大院里植满了榕树，这南国的公民，站在温润的海风中，悬挂着毛毛茸茸、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却又年轻，很像此时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忽地一夜春风，千树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的，恰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又如年轻威武的丈夫，用刚健的臂膀挽着娇美的新娘，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样奔腾起来。

他摸了摸满头秋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国春芽……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为185亿元，列全国第23位。可仅仅到任仲夷离任的1985年，广东已经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是一个怎样超常规的跨越！

20多年后，回味那一场不太遥远的战争，好多故事仍然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放开物价、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出让土地、政企分离、股份制、外资银行……在那个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年代里，这一切都无异于玩火弄险，又无异于雾中疾行，而路途中又是一个个隐蔽的雷区，随时都有可能被炸得人仰马翻……

2007年8月，我应邀到广州采访丰田汽车公司，晚上和广东作家吴东峰、鲍十诸位喝茶，聊及广东经济已超越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时，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已故的任仲夷先生。吴东峰兄感叹道，任仲夷是广东的恩公，实在应该写一笔。此时，窗外桂兰氤氲，室内茶香浓浓。我心内猛然一顿，似乎感应到了一个使命的召唤。

在哈尔滨，我曾听到关于他亲手研制和推广冰灯的传说，那里的人们至今仍然尊称他为“冰灯之父”；我也去过辽宁，他冒险为烈女张志新平反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其实，在座各位并不知晓，我与任仲夷本是同乡，相距不过百里，他的传奇在我们冀南一带也早已广为流传。

于是，年底的时候，我再次赶到羊城，开始了有关任仲夷的采访。

很多广东人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鱼骨天线”风波。

经济状况稍稍好转，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可有了电视却没有可看的节目，大陆电视台节目频道少，信号不稳，且播出时间太短。很快，不知谁发现了一个好看处，那就是香港电视节目，只需要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用竹竿伸进天空，指向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美味的食品，漂亮的服饰，欢快的主持人，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就是这般模样？

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连广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向日葵一样，仰望东南。

当时正值全国舆论开始猛烈围攻广东的时候，“鱼骨天线”事件不啻是火上浇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谴责声，又赶上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正在酝酿发动“排除精神污染”活动，广东更成了众矢之的。

“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广州已经香港化了！”

高层某领导公开批评“广东变修了，变烂了！”有关部门更将此定性为“反动宣传”，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严惩”。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属于意识形态的高压线，是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迫于压力，广东省委、省政府紧急制定措施，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对违反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并严令各地派出工作组，动用消防车逐村逐户地强行拆除。特别是每每有中央领导人莅临广州，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就会施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使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电视屏幕里飘满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个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空舍清野。工作组未进村，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的“鱼骨天线”就快速地撤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当地人称之为“晚上升旗，早晨降旗”。有的党员干部家庭被查住了，也有解释：“孩子老婆不是党员，他们觉悟低，是他们看的。”无法处分，只能收缴。但仅仅是在当天晚上，另一架鱼骨头就伴随着恶毒的咒骂声再一次升上了天空。

群众骂声如蝉鸣蛙鼓，鱼骨天线似春树满山。于是，全省各地的数百辆红色消防车，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出击，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各地收缴的鱼骨天线像柴垛一样堆成了小山，又成吨成吨地卖给了炼钢厂。

外商们意见更大。此时，佛山、南海、江门、中山、顺德、东莞和惠州一带的“三资企业”正在渐成气候，无数的港、澳、台客商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如过江之鲫，纷纷来穗试水。他们都在驻足观望：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意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我们的娱乐何处寻？

鱼骨天线，恰如鱼骨在喉，顿时成为任仲夷最为棘手的火辣辣的难题。

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作彬告诉我，当时的省委真是左右为难，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收看，坚决拆除，而城乡群众怨声载道，情绪激烈。长期下去，不仅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而且将严重影响外资的进入。任仲夷苦思许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天，他打电话把张作彬找去，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1983年5月上旬的一天，张作彬带着两名干事，悄悄赶到深圳，住进了临近香港的一家旅馆里，专门找了一台信号清晰的电视机，三天三夜没睡囫囵觉，把香港电视所有的节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任仲夷。报告中分析，香港两家电视台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为了迎合一般香港市民的口味而设计的，比起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大陆电视剧和文艺节目，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知识分子喜欢的是香港电视台快捷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转自CNN、BBC的快讯，中央电视台要么没有，要么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无聊的节目时有所见，而黄色和反动的宣传几乎没有。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任仲夷来到省委宣传部，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采访时，我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份当年记录的讲话稿。

在这份约5000字的讲话里，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就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

正是在这个讲话里，他第一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排污不排外”。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地吸收借鉴。

在整篇讲话里，对于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他只字未提。

就在此后的不长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按照惯例，服务员把他房间电视的香港频道全部锁闭了。任仲夷发现后，马上吩咐把所有的电视频道全部打印出来，放在电视机旁边，方便客人选择收看。

连续几天，胡耀邦始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从此之后，香港电视在任仲夷的任期内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悄悄地却是猛烈地发酵着传统的岭南意识……

正是这个时候，发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香喷喷的蛋糕，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外向型企业迅速遍布城乡，如春风野火，熊熊燎原，形成了星河般繁密的群落，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轮经济大潮……

搬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是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项大工程。可刚刚开工，就遇到了种种人为难题，任仲夷不得不亲临现场融通。

正是从这个问题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特区的领导班子不够协调团结，靠这个班子打不开局面，更别说“杀出一条血路”了。经与刘田夫、梁灵光、吴南生等人协商后，决定马上动手调整。

经过多方考察后，他认定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是最佳人选。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军人出身，建国之前即随叶剑英南下接管广州，他不仅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实干家，还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着一种饱满的理想主义激情。

但62岁的梁湘毕竟是一位老资格的省级干部了，而且性情刚烈如火。他明确表示不去深圳，愿意继续留任广州。

反复谈话，梁湘仍不情愿。不少资料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情节：梁湘曾为此与习仲勋大吵一架。这应是笔误或者是以讹传讹，因为习仲勋此时早已离开广东工作。如果有此事，吵架的对象应是任仲夷。这的确是一个颇具戏剧性且无比珍贵的文学细节，只是缺少鲜活文字的详细描述。采访时，我曾刻意搜寻，但因为两位当事人俱已作古，当时无人在场，笔者又不能妄自虚构，所以只好望风而叹了。

不过，任仲夷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再一次地约见了梁湘。

这一次的谈话，他的秘书琚立明正好值班。那是1981年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的梁湘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这可以从他的满脸愁云里看得出来，也可以从他上楼时拖沓迟缓的脚步声中听得出来。任仲夷微笑着从座位上走出来，与梁湘握手后，又亲自为他沏了一杯热茶，而后就随意地坐在了旁边的一把竹制躺椅上。

据琚立明回忆，一直到凌晨时分，任仲夷办公室的门才缓缓打开。他进去的时候，两人的正式谈话已经结束，原本诙谐幽默的梁湘又回复了本性，他似乎刚刚讲了一个广州时下流行的笑话，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着。雪亮的灯光下，浑圆的银白色的笑声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着、回响着，他头上的丝丝白发也仿佛是一绺绺导电的钨丝，在闪烁着明晃晃的光泽。

1981年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随后，任仲夷又从各地选调一批专业对口、德才兼备的精锐干部，为深圳特区打造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

从此之后，深圳特区建设踏入快车道，开始上演一幕幕惊天活剧！

但是，一切都在试验探索，樊篱重重，荆棘遍野，跨越常规，冲破体制，特事特办，很多创举连最高决策层也无法表态，这就使得深圳的道路显得格外血腥和惊险。

1982年春天，深圳市政府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并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一时间，舆论如鞭似刀，黑云压城，“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了”，“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是卖国贼！”……正在这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斗争，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让人惊骇的是，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直接针对深圳，使得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在高层会议上，某领导人甚至声言“要收回失地”、“要杀一批头”。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广东海丰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就被枪毙了……

向来敢说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此时也胆怯了，常常紧锁双眉，沉默不语，缓缓踱步，狠狠抽烟。

梁湘当年的秘书邹旭东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这气氛最为肃杀的一个多月里，平时很少亲临的任仲夷竟然连续三次来到深圳，时间分别是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每次到来后，除与市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见面外，重点就是与梁湘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是在任仲夷下榻的宾馆房间里，关着门，吩咐谁也不许打扰，一直谈了3个小时。两人谈了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但送别任仲夷时的场面大家都印象深刻：两人紧紧握手，相视无言，一个笑靥如菊，一个满面春风。

从此之后，梁湘如释重负，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从一片偏僻的小渔港蜕变成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为面向世界的最靓丽的东方形象……

几年后，67岁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楼门口，面对着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满眼泪花，哽咽着说:“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那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动，任凭冷雨浇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具，双手抱拳，大声鸣誓：“我在此先立下遗嘱：死后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说到这里，整个深圳泪流滂沱，号啕失声。

历史已经证明，梁湘是这座城市的英雄！而成就梁湘的正是任仲夷！

他们之间肯定有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无法探知了。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80多岁的任仲夷不顾年老体衰，多次亲趋探望。病危通知书下达之时，任仲夷正在医院输液，听到消息后，他马上拔掉针头，执意让家人搀扶着，赶到病房，紧紧握住梁湘的手，无语凝咽，老泪纵横……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一个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腾飞的同时，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业区也以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社会瞩目。蛇口工业区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管委会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务副总经理，此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任仲夷经过多方考察后，深知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考虑到特区工作过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两职，便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推荐袁庚拟任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央组织部经过相关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见，并颁布了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试验刚刚全面启动，自己不愿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与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无意为官，决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一些实质性的探索。

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请求。后来又反复向中组部解释，最终收回成命。

不久之后，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让，相得益彰，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那一年，青涩男孩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学。

这时候，他用自己的眼睛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资本家剥削。根据这个论断，国家对个体经济的帮工和学徒数目进行了明确规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广州的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几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厚的经商传统，政治气候稍稍回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已在街头巷尾星火重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以服装、皮具、电器、餐饮等行业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何止8人，有的已经突破80人，甚至80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官方理论界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说法，言辞很是霸权，甚至杀气腾腾。他们说，个体企业的再扩大就是私营化，而私营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时，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蔑视其为“盲流”。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很是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开始专门探讨。他走街串巷，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论文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如不放弃，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更分配不了工作。

郑炎潮很迷茫，很痛苦，也很不甘心。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的电话就来了。

任仲夷的电话是亲自打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没想到对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任仲夷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我要和小郑本人见面谈谈。于是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让郑炎潮晚上与他联系。

那一天晚上，这个平时羞与人言的农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拨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您是任书记吧？”

“是啊。”

“我是郑炎潮，您打电话找我吗？”

“是啊，我打电话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感觉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

“好啊，我也想请教您啊。”

“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是我请你的嘛，怎么能让你自己来？”

郑炎潮的心激动得“怦怦”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书记的专车到学校接他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坚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明天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等他。

谈起那一天，郑炎潮永远记得。

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见省委第一书记，对于这个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离奇了，太紧张了。当走进那栋神秘的办公楼时，他愈发地双手颤抖，心如撞兔。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当他明白这一掌温暖，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时，心底那一只惊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见了，他猛地感到面前这位慈善的老者极像自己乡下的父亲。这位慈善的父亲告诉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自己也曾对理论感兴趣，后来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接着，任仲夷深深地叹了一声：“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啊，有风险。”

“是啊，导师提醒我有麻烦，答辩可能过不了关。”

“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我没有反啊，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

“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

窗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谈话时，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抚摸着郑炎潮。据不少见过他的人说，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双凸出的大眼：愤怒时猎猎如火，静思时深邃如渊，兴奋时明亮如灯。“文革”时，造反派画漫画，就抓准他这个特点，三笔五画，就是一副肖像。多少年后，郑炎潮永远铭记着那一双慈祥的眼睛，热热的，亮亮的，像一盏灯，在他的心底温暖了几十年。

这次谈话之后，郑炎潮的论文答辩顺利过关。毕业后，他也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直至成为一名广东优秀的经济学家。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2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万人。

这500多万名个体私营企业雇工，连同“三资企业”里的数百万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棵初试天地冷暖的幼苗刚刚出土，或冻死荒郊，或傲霜凌寒，只要挺过惊蛰前的冰雪肃杀，她就是天之骄子，她就占领了整个春天。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过分敏感的年代，“公”和“私”，“资”和“社”，“左”和“右”，这几个金属般生硬的字块常常在天空中碰撞着，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浓雾弥漫，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都有可能引爆一场惊雷和闪电……

1981年，广东旅游部门开始组织内地公民香港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惊艳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作报告一样表演。但是这一次却出了大乱子，唱到兴奋处，这位名叫罗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指手画脚，摇头摆尾，煞是陶醉。这一下引来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炮声越来越响，硝烟越来越浓，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态，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东方宾馆最早开设了一家营业性音乐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里，青年男女在这里唱歌，跳舞，喝咖啡，广州人开始享受一个个温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时尚渐起渐盛，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浓浓的情歌情调中，款款而行的是烫发头、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内地传言成虎：广州街头到处是“美军”（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类似美国军服）！到处是妓女！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广州督导疏港（因广东进出口量剧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国货轮无法报关，在公海等候，形成国际纠纷），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担心，便正色相劝：“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很大啊。”

任仲夷半开玩笑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它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行交谊舞会吗？”

白天鹅是第一个来粤试水的海外来客。

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设计楼高四十多层，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可想而知，白天鹅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国内舆论热议：“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五星级宾馆里允许开妓院”……

白天鹅本来是涉外宾馆，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外地客商，可是为了汇聚人气财气，1982年试营业时，霍英东决定向全社会开放。于是，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等都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原来不少广州人此时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牵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还未普及，因此酒店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就要补上几百卷。更让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了拔除铁掌钉的工具和工作人员。

这一来，引起举国诉讼，羊城内外，南北媒体，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地围攻这一只刚刚出巢的白天鹅：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霍英东忧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资大陆过于冒险了。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请任仲夷吃一顿饭，于是便试探着发出了一份请柬。

身边人员劝说任仲夷，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报纸就登出来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他边打领带边笑哈哈地说：“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席间，面对着境内外的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的任仲夷与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

霍英东喜出望外，唤来纸笔，请他题词。他环视大家：“题什么好呢？”稍稍构思，援笔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接着，连官方的东方宾馆也扩建成了五星级。

1985年，中国公布了大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广州。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击碎了广东的春天。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广东率先放开物价等几项大胆的经济改革引起了各地恐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国内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省惊呼“广东是特区，我们变灾区”，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过往物品和商贩。财政、经委、计委、税务、工商、外贸、物资等国家机关也叫苦不迭，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对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冲击。还有意识形态的开化和自由，也让内地省份视若洪水猛兽、瘴氛瘟疫。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层屡屡震怒，某领导人曾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风暴在云层里剧烈地酝酿着。

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广东沿海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走私现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82年1月11日，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达后，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

不难想象，此时的南粤大地已是山水战栗，群鸟惊飞。

事态还在继续恶化。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紧急电令广东所有的省委常委立即进京开会。接到通知，任仲夷大惊失色！本党对某一个省委采取如此特殊的严厉措施，在建国之后还从未有过。

会议气氛极为严峻，中央大员纷纷发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后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斗争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由于过去对走私罪没有规定死刑，会上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刑法，要准备枪毙一批人。某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认为，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

任仲夷两耳轰鸣，五脏俱裂。

会议结束后，他扛着一颗覆满白发的沉重的脑壳，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广州。可刚刚坐稳，胡耀邦的电话又急急火火地追了过来，说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思想还是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明确指令任仲夷一个人马上再次回京。

这就是社会上传说的所谓“二进宫”。

见面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再次对广东进行严肃批评，并希望他站稳立场，明确表态。最后，责成他给中央政治局写出一份书面检查。

任仲夷呆若木鸡。

胡耀邦摊开双手，同情却又无奈地说：“我都（口头）检查了啊。”

当天晚上，任仲夷回到宾馆后，枯坐无言，感慨如海。参加工作近50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检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到过一千多次万人以上的残酷揪斗，鞭鞭见血，唾液满脸。一年冬天，红卫兵把一桶臭臭的墨汁兜头浇下，棉袄棉裤全湿透了，他彻底被涂成了黑人。虽然皮肉受苦，脸面受辱，可他的心底是坦然的，清白的。但这一次，他是违心的，扭曲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运动的省委第一书记，他清楚这份检查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不承担这一份责任，不仅自己过不了关，整个广东的干部都难逃一劫啊！

夜色如铁，冷月如冰。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任仲夷乱草般的白发，和乱草般的愁绪。四十七年前，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京，自己还是中国大学的一名学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舍生忘死，投身战火。建国后，从最北端的黑龙江，又到最南端的广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辈子，总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吧，难道中央真的要开除自己的党籍吗？他的心在颤抖，在泣血，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笔……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挂念着这一份沉痛的检查。退休后，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想复印一份，留作永远的纪念，但至死也未能如愿。

书面检查虽然交上去了，但另一道难关却在广州等待着他。

如何向全省传达会议精神呢？广东的各项改革刚刚开始，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会浇灭大家的热情。还有，会议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害群之马外，绝大多数是清白的。面对这些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亲爱的可敬的勇士们，他如何能下手呢？

几天之后，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庄严肃穆地开幕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路诸侯早就闻知了中央会议的内幕。不少人战战兢兢，如临大难，有的人干脆带来了行李，准备接受随时可能到来的审查和询问。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会上，任仲夷仍然轻松自若，谈笑风生。他在强调“打击经济犯罪”的同时，重点强调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希望大家进一步放开手脚。别的省领导私下劝他：“都什么时候啦，还讲这些，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他说，中央文件并没有不让讲啊。

讲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干部处理问题时，任仲夷霍地站了起来，深深地注视着在座的各位，双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却是庄严地、斩钉截铁地承诺：“只要没有往私人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这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旋即掌声雷动，泪飞如雨。

广东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谢任仲夷。他们说，如果任仲夷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个胸怀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顺着高端的旨意，严厉清查干部队伍，进行人人过关，撤职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杀掉一批。他自己不仅可以金蝉脱壳，顺利过关，而且还可以博取上悦，邀功讨宠。如果那样，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广东就没有今天！

这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但是，有谁知道任仲夷为此付出的是一个怎样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以他的资历、能力、政绩和威望，本来已经被列入中央领导班子的考察人选，并很有可能出任十分重要的职务。但他到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惹恼了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群体，他的名字最终被删除了，并且永远地被删除了。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也往往革除了自己。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雾途中，是任仲夷和岭南人倔强的背影。

走私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措施，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做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做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甚至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

全国各地的邮政部门对来自广东境内的邮品也格外虐待，随意拆封检查，在他们的意识里，广东就是全国黄货毒品的老巢，精神污染的源头。

这种现象也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那些年拍摄的电视和电影中，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大凡经济领域的反面人物都被刻画成了广东人，说一口粤语。这种现象甚至一直贻误到今天。

一段时间，北京曾有这样的传言，要将任仲夷撤职，开除出党。

经济特区的思路是邓小平提出的，但是几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不否定，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境外不少媒体就此大肆渲染，夸大中共高层的分歧，说深圳只是一个试验品，很可能是牺牲品，最后肯定还要斩马谡。

那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全面探索时期，连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确，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处在那个敏感的位置上，任仲夷需要摸的石头太多了，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稍不小心，这些石头们就会突然飞起来，无情地砸破他的头。

他的秘书琚立明告诉我，年岁的逐渐增大，工作的极度繁忙，心理的重重压力，再加上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仲夷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他的牙齿早就全部脱落了，满口假货，吃东西很不方便，且极易损坏，常常要去看牙医。

1983年春天，任仲夷明显感到心律不齐，去医院检查，连医生的脸都白了：他的心跳竟然每天比正常人早搏3万次。劝他马上动手术，他笑一笑，说自己身体好能抗得住，拒绝了。又劝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这怎么可能呢？

任仲夷的工作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有一个细节可窥一斑，他在任期间极少乘坐轿车，他的专车就是一部12座的丰田面包。为什么？就是为了利用路途时间便于听取汇报和讨论开会。面包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办公室，而他就是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运转着……

驾驶着羸弱的身躯，背负着繁重的压力，任仲夷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高擎着自己的灵魂之火，透支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上。他在探求着一条道路，他在追寻着一个梦想。

那是百姓的福祉，那是文明的微笑，那是人类的大道！

……

他的胆囊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愈加剧烈，发展到腹胀，厌食，疼痛难忍。

1984年元旦过后，他被送进了医院。胆囊结石，严重发炎，必须马上切除，否则，腹背受敌，危及生命。

手术开始了，所有的医生简直惊呆了，做了这么多例手术，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畸大的胆囊，畸大的胆囊被撑得鼓胀胀的，随时可能爆裂，像一个熟透的桃子。打开桃子，医生们更是叹为观止：里面塞满了16枚圆圆滚滚的结石，大的像鹌鹑蛋，小的似花生豆、黄豆、豇豆……

哦，怪不得老家伙如此生猛，原来他的胆囊里揣满了石头！

哈维尔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

但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危险而又甜蜜的特殊职业，官员们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着政治的特权和舒适，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责任。其实，真正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国柄、经略风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个公务员，是不是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几乎全部天职。

但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失落者。

任仲夷退休的198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岭南大地已经全面发酵，物阜民丰，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萎缩了。他的体重比上任时减少了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他瘦弱成了一个干巴巴、颤巍巍的岭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锦渡口，眺望着两岸星河般灿烂的灯光，他笑了，他的笑容一如这星河般灿烂。

他挥挥手，他要告别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了。

这是一次平静而隆重的谢幕……

任仲夷退休时，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他决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片土地了。

生为岭南人，死亦岭南土。

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焰仍旧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最后的真诚……

他惋惜邓小平的主要不足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经济改革基本成功之际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

他大胆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创办政治特区，例如把海南岛划分出去，进行民主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慧解：“和”由“禾”与“口”组成，意为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搭配，含义人人可说话。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哦，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让我们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颗大爱之心吧。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激进派民主人士。2004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儿子把家院的门槛锯掉。家人大惊，原来是北京的好朋友于光远要来了。于氏小他一岁，已经瘫痪，出行需乘坐轮椅。于光远到来后，90岁的他颤巍巍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东湖边散步、聊天，累了，就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湖畔晚霞般蔓延的猩红的木棉花，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岁月的叹息，那也是他永远的遗憾和隐痛啊……

公元2007年11月，我去采访的时候，任仲夷已经逝世两周年了。

我穿过繁华的广州街市，去银河公墓凭吊。浩瀚的碑群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碑面上只是嵌刻着他的名字。如果不注意的话，来往的人们根本不会联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人们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抚摸一下石碑，似乎在与主人对话，似乎在与主人握手。而那块幸运的碑石，早已被抚摸得光光亮亮的，像老人慈祥的笑脸。

他的儿子告诉我，临终时，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语，但意识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遗言后，似乎仍有牵挂，便用手指为笔，在儿子的手掌上哆哆嗦嗦地写字，让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镜、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与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爱的老人，即使在天国里，他也在惦念着这片土地，凝视着这个民族……

我相信，千年之后，当广东的后人们在数念起20世纪时，仍然会敬重他的名字。

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不清的木棉树，像一枚枚火炬，在默默地燃烧着……

（《广州文艺》2008年第4期）

震中在人心

李鸣生

镜头一 面对亲人的战争

什么叫军人？

在敌人面前，军人就是长城，要为人民挡住疯狂射来的子弹；在冰雪面前，军人就是帐篷，要为人民挡住肆意刮起的狂风；在“非典”面前，军人就是抗体，要为人民挡住无孔不入的毒菌；在水灾面前，军人就是沙包，要为人民挡住奔泻而来的洪水；在地震面前，军人就是万能机器人，除了开路架桥、抢救灾民、护送伤员，还要挖尸体、掘坟坑、埋死人，甚至还要在坟地为死人站岗放哨，护魂守灵！

谁都知道，尸体的气味是世界上最难闻的一种气味。地震后的灾区，开始是下雨，接着是烈日，于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尸体渐渐腐烂，尸味开始弥漫。我每天奔走在废墟上，曾无数次闻到过尸体的气味，其中最强烈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由于废墟上洒满了石灰和消毒药水，尸体味、石灰味和药水味三者搅混一起，相当刺鼻！第二次是在什邡蓥华镇的废墟上。当时五六台挖掘机、推土机正在挖掘清理一塌糊涂的废墟，我冒着危险，冲进废墟，辗转穿行在几台挖掘机之间，不断抢拍照片。忽然，一辆大铲车掀起大铲，将一堆水泥、钢筋、衣物高高铲起，我竟看见其中有残尸遗骸搅混一起！我顿时惊骇不已，迅速按下快门！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尸臭味钻进我的鼻孔，我顿时一阵恶心。后来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冒险冲进废墟呼吸尸体的气味，我说大地震后的废墟转瞬即逝，今天血迹斑斑，明天便可能干干净净，若不及时抓拍下来，不久后的一天我们便会失去记忆；而废墟上的尸体气息，对和平年代的人们来说，也许就是一剂最强效的清醒剂！第三次是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那天时值中午，天气很热，刚一踏进曾经埋葬过1300多名学生的废墟，浓浓的药水加上自身的汗水和泪水，一下便熏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以为眼睛会瞎，害怕极了。忙用纸巾不断擦洗。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尸味扑鼻而来，熏得我头昏脑涨，差点呕吐。我慌忙捂住口鼻，逃出废墟。

而黄继光生前所在团（以下简称黄继光团）的官兵们面对尸味，却不能逃避，只能呼吸！而且，不光被动呼吸，还要主动呼吸。即是说，为了给灾民一个交代，真正做到让死者入土为安，生者不留遗憾，对那些埋在深山野地、废墟深层、楼房底下很难发现或者根本无人知道的尸体，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寻找，直到找出最后一具尸体！

军队毕竟不是挖尸队，既没专业工具，也无专业仪器；加之时间非常紧迫——再不及时找到，尸体就会完全腐烂！因此当“生命探测仪”、“尸体探测器”之类的玩意儿只能是挂在军人嘴边的一个名词时，寻找尸体最实用、最有效的工具，便只能是鼻子！即是说，军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用自己的鼻子在废墟上闻，才能判断尸体是否存在，确定尸体具体位置。如同应对一场非常规的战争，只能按非常规出牌，按非常规出兵。

黄继光团三营机炮连三排长汪继敏，曾亲自参加了用鼻子在废墟上寻找尸体的全过程。汪继敏告诉我说，5月19日上午，他们奉命到红白镇松林村六组去搜寻尸体。松林村六组离红白镇有5公里左右，里边的山路很难走，建在这里的一级电站全被泥石流埋了，上面还出现了一个小的堰塞湖。他们找来一些木板，搭了一座独木桥，才进了山。一到松林村，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就跑来找到我们，说他爸爸还埋在下面，怎么也找不着，让他们去帮孩子挖出来。他二话没说，带着9个人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只有两个小木房还在，其他都垮了。他们没有探测仪器，只有在废墟上到处挖，到处刨。挖了好长时间，就是挖不着。小男孩说可能是在下面，他们又到下面去找，还是没找着。后来有个战士叫牟方富，重庆人，牟对他说，排长，尸体可能在这儿！汪继敏跑过去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尸体，就问牟，你怎么知道尸体在这儿？牟说，他趴在地上用鼻子闻出来的。他大吃一惊，半信半疑，但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叫另一个战士也去闻一闻。这个战士蹲在地上，用鼻子闻了几下，起来说，对，是有味！他也蹲下去，尽量贴近废墟，闻了闻，果然有味！于是他马上集中兵力，锁定这个地方挖。

很快，汪继敏他们就把尸体挖出来了。但小男孩一看，挖出的不是他爸，而是村里另一个孩子的妈。大娘约五十岁，被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两只眼珠都挤没了。那天天气非常热，汪继敏他们只戴了两双胶手套和只有一层纱布的口罩，所以气味非常大！小男孩哭着对汪继敏说，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就离婚了。他从小跟着爸爸长大，和爸爸的感情很深，求他们一定要想法帮他找到爸爸！

汪继敏说，看着小男孩可怜兮兮的样子，他们只好又用鼻子继续闻。很快，他从一个石头缝里闻到了一股异味。但他不敢确认，就叫有经验的牟方富来闻，牟闻了后也不敢确认，他又叫另外8个战士过来，排成队，一个个趴在石头缝的边上，依次闻了一遍。结果，4个战士说有，2个战士说没有，3个战士说闻不出来。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不少苍蝇，围着我们刚才闻的地方飞来飞去，赶都赶不走。他一下有了底，于是决定挖。挖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终于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找到了小男孩的爸爸。但由于石头太大，他们用铁镐挖，挖不开，用木棍撬，撬不动，最后9个人全累趴下了，尸体还是弄不出来。天眼看就要黑了，村里人和孩子只好同意我们就地掩埋。但他们不能草率行事，到村里抬来一筐石灰，撒在上面，再盖上一层土。孩子眼看着父亲一点点完全消失，趴在地上哭了，他和战士们也跟着哭了。

班长王进也说，为了给亲人一个交代，他们到处找尸体，到处问哪儿有尸体，只要老乡说哪儿有，他们就去哪儿挖。有一天在松林村的废墟上，一个战士无意间在他的脚下闻到一股很大的味，说这儿可能有尸体。他们一挖，果然挖出一个老大爷。有了这次经验，每当找不着尸体的时候，战士们就趴在废墟上用鼻子到处闻，像一条警犬一样。这个办法很管用，后来不少尸体，都是用鼻子闻出来的。但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他趴在一堆废墟的缝隙里，闻到下面有一股强烈的异味。他又把一个战士叫过来，让他也闻一闻，那个战士闻了闻也说，对，有好大一股味，肯定有尸体！于是他们就开挖，挖了一个多小时，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最后扒开一看，下面不是人，而是一条狗，一条已经腐烂的狗！

此外，尸体挖出后，官兵们还要对尸体进行消毒。对尸体消毒，同样要近距离地接触尸体，呼吸尸体的气息。三营八连指导员崔新武告诉我说，为防止瘟疫，防止传染，对尸体必须进行消毒处理。他们连在5月15日早上就接到了团长文东的命令，负责整个红白镇的防疫消毒特别是尸体消毒工作！于是他将30人的队伍分成12个组，二排长谢展和四排长余飘带领两个组主要负责尸体和坟场，其余10个组分头行动。没有专业的消毒服，战士们就穿上部队的制式雨衣、跳伞鞋，戴上头盔和口罩，然后每个人的背上再背一个药水壶！药水壶重约50斤，跳伞鞋本来五六斤，沾上泥土，就变成了十几斤，再加上雨衣、头盔等，一个战士身上负重近100斤。如此武装，别说干活，只在太阳下站一刻钟，一动不动，也会全身湿透！何况5月的灾区，天气异常闷热，红白镇方圆十几公里，山高路远，坡陡路滑，遇上雨天，尽是泥泞。一壶药水还未喷完，已经淌出一身汗水。一天下来，不少战士肿了脚腕，起了水泡，伞鞋里尽是汗水和雨水。

消毒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哪儿苦，哪儿脏，就去哪儿；哪儿臭，哪儿有垃圾，就去哪儿；哪儿有苍蝇，哪儿有尸体，就去哪儿！尤其是尸体，一旦发现或者有人报告，必须得第一时间赶到，及时进行处理。比如，刚从废墟上挖出的尸体，马上就得喷药、消毒。如果尸体是趴着的，喷了后面，还得把尸体翻过来，再喷前面；如果尸体是躺着的，喷了前面，还得把尸体翻过去，再喷后面。战士们把这叫做“为尸体翻身”。总之，为了对生者负责，防止疫情，战士们不放过一个角落、一处废墟，更不放过任何一具尸体！每天行程约80公里，喷洒敌敌畏600瓶，消毒液1200桶！一周下来，处理废墟上百处，消毒杀虫面积近万平方米，消耗药水上万壶！

工作环境已经如此恶劣，还喝不上水，更不可能洗澡。一天下来，汗水、泪水、药味、尸味，混合一起，让战士们浑身难受。杀虫药水、毒性甚大，滞留身上，不仅难受，还易中毒。不少战士开始头晕，手上发痒，身上起疙瘩，常常一放下药水壶，就不停地搓手，挠大腿，或者抓屁股。排长刘彦龙、战士王晓仲以及刚下连队20天的新兵谭超，都明显有头晕、恶心、湿疹等过敏反应。甚至有的战士还出现烧裆——即裆部溃烂！一走路，一出汗，裆部受到裤子的摩擦，又疼又痒，难受至极，还羞于启齿。实在受不了时，只有搞点痱子粉，偷偷擦一擦，抹一抹，第二天又背上药水壶，咬着牙继续坚持消毒！

崔新武指导员说，八连先后对三百具尸体进行了消毒处理，其中有三具已经严重腐烂，每处理一具，战士们就会恶心一天，既严重影响食欲，又严重影响睡眠！特别是处理一些腐烂尸体时，非常棘手，对战士们的心灵和精神都有很大影响。比如，5月17日这天下午，天下着小雨，但天气非常沉闷，红白镇一家水泥厂来人说，在家属楼的废墟下发现一具尸体，他急忙带着四排战士赶到现场。大概还有30米远的样子，他们就闻到臭味了！原来，地方人员在用铲车清理废墟时，发现了这具尸体，吓得全跑了，然后让部队来处理。遇难者是个中年男人，身体大部分埋在废墟里，仅露出背部，头已经断裂，嘴里却还咬着一块小石头！而尸体的四周，则是一群乱飞乱转的绿苍蝇！战士们一看，愣在那里，全吓傻了！他立即分工，组成4个小组，一是观察组，负责观察余震时房子会不会垮塌，山上石头会不会滚下来；二是挖掘组，负责把尸体挖出来；三是抬运组，负责对尸体进行消毒，然后装进尸袋，再负责送到山上；四是掩埋组，负责挖坑、掩埋。由于这具尸体的腐烂程度相当严重，而战士们又要尽量保证尸体的完整和干净，所以这个活儿干了两个多小时，干得非常累，心里也特别地苦。等埋完尸体，战士们的脸上、身上，尽是雨水、汗水和泪水，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乎都快晕倒了！等回到帐篷，战士们一头栽倒在床铺上，炊事班长吆喝几次开饭了，却没有一个战士走进食堂！

掩埋尸体，是汶川大地震后最尖锐、最敏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以什邡市为例，什邡死亡大约5000人，其中，洛水镇百姓死亡约400人，学生死亡175人；红白镇百姓死亡约1100人，学生死亡166人。这数以千计的尸体如何处理，让乡镇的领导们十分头疼！其原因是，若是火化，洛水没有火葬场，红白没有火葬场，什邡市也没有火葬场，只有广元才有一个火葬场。但广元离洛水30多公里，离红白50多公里，且道路中断，桥梁垮塌，人流拥挤，车辆堵塞，别说一路过不去，就算你有天大本事，把尸体拉到了广元，同样火化不了。为什么？广元成百上千的尸体都在昼夜排队等着。难怪灾区传说，“进火葬场都要开后门”！如果土葬，怎么个葬法？是集体一起葬？还是各家自己葬？集体葬，有的坚决不同意，强烈要求自己葬；自己葬，有的不愿意，有的没能力，有的连亲属都没有，怎么葬？再说了，如果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到处都是坟堆，遍地都是墓地，怎么管理，成何体统？

问题还在于，许多亲属——主要是学生家长——坚决不同意马上掩埋尸体！为什么？要借尸还魂，借尸理论，借尸讨个说法，借尸严惩腐败分子，借尸追查豆腐渣工程！比如洛水镇，不少家长在学校废墟前设置灵堂，挂出孩子遗像，再扯起一幅巨大的白色布条，上书一行黑色的大字：“孩子们在天堂快乐吗？”还有的聚集在镇政府门前，或者在街道路口，呼喊口号，示威抗议。于是一时间群情激愤，好比涨潮的洛水，如涛如浪，大有淹没洛水镇之势。

洛水镇的书记尹太超后来向我谈起掩埋尸体的情况时，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尹太超说，本来，原定于5月15日选镇长的，没想到12日就地震了，这下镇上全乱套了！他成了第一责任人。洛水中学死了94人，洛水中心小学死了83人，还有一两百个老百姓。12日晚上，几百具尸体掏出来后，问我怎么办？是放在学校，还是放在政府？他想了想，觉得还是放在政府比较好，就同意说，放在政府吧！没想到这几百具尸体往政府一放，简直就像几百个汽油桶放在了他头上！本来，洛水镇损失这么大，死了这么多人，他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没想到尸体放在政府门口后，学生家长坚决不让埋，要让镇上给个说法。想想看，当时天气那么热，如果这几百具尸体一两天内不埋下去，全都会腐烂！要真的腐烂了，想想看，那是什么结果？后来实在走投无路，才把挖坟坑、埋死人的事落到了亲人解放军的头上。

军人挖战壕，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军人挖坟坑，算怎么回事？何况挖坟坑不像挖树坑，很难，有讲究，黄继光团的官兵们根本不会。不仅不会，连见都没见过，自然更无经验可言；再者，无论是洛水还是红白，坟场均选在山上。而山上，表面看似泥土，下面净是石头，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每挖1厘米，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黄继光团主要负责洛水、红白两个地方的挖坑。洛水挖坑的方法是，先用推土机推出几个大槽，战士们再在大槽里挖小坑，一个小坑，一米宽左右，合葬两人；而红白挖的是小坑，即一人一坑，主要由三营机炮连负责。

机炮连指导员杨志鹏告诉我说，5月14日早上6点，他们连就接到了上山挖坑的命令。他们一共去了72个战士，都很年轻，除了几个“90后”的，全是“80后”。挖坑的标准是，每个坑长1.7米，宽60厘米，深70厘米。两人一组，一对一，7点开工。战士们原以为挖坑没有啥，一挖吓一跳。因为刚开始看上去都是土，挖到大约50厘米的时候，石头便冒出来了。若是遇上小石头或者一般大小的石头，还没啥问题，一旦遇上大石头，麻烦可就大了。有的大石头一两米长，把两个坑的位置都占了，但不能用炸药炸，只能用铁镐挖、铁锹刨、铁锤砸，然后再用钢钎分解。大石头搞出来后，要用土把窟窿填平，再用手把窟窿抹好，前后对正，左右补齐，一个坑有时要挖两个小时。坑挖好了，战士们手上全是血泡，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还要求战士们把坑挖得好看一些，纵成一路，横成一列，尽量在形式上有一种美感，好让遇难者的亲属们见了心里好受一点。

排长汪继敏说，挖坑还不能慢，必须快，为什么？因为后面的尸体不断地往山上运，如果尸体运到了，坑还没挖好，就会影响后面遗体的掩埋。再说了，死者的亲人还等着呢！但在山上挖坑，确实太难了，开始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挖了几个坑，地方搞防疫工作的同志来看了后说不行，挖得浅了。他们二话不说，又加班加点，重新再挖。第一天，尸体多，他们确实只挖了70厘米深；第二天，尸体少点了，他们就挖了1.2米深，最浅的坑，也挖了1米深；第三天，尸体更少了，坑挖好后，见尸体还没运上来，他们就再挖深一点，好一点。

当然，不是所有战士都愿意挖坟坑的。有些战士一开始对挖坑并不理解，因为他们来灾区，一心想的就是救人！废墟上救人，多好啊，既轰轰烈烈，又惊心动魄，还名扬全国，一旦救出一个人来，就能上电视，上报纸，一不留神，一夜间还可能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而挖坟坑，既枯燥费力，还默默无闻。所以被安排去为死人挖坑的战士，一开始心里也是有些想法的。

然而想法归想法，坟坑照样得挖。指导员杨志鹏说，第一天，72个战士挖了180个坑。第二天，挖了大半天，又挖了50个坑。当这230个坑像队列方阵一样突然集体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时，战士们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要求挖这么多个坑，说明就要埋掉这么多个人，而且还要往下挖，可见红白镇死了多少人啊！于是战士们的心一下就变得难受起来，沉重起来，这才感到了挖坑的重要。排长赖学良也说，他们挖第一个坑的时候觉得很平淡，没有什么，但当第一具尸体埋进去以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挖坑，是为死难者找一个归宿啊！

因此，后来战士们挖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把挖坟坑，看成为死难者建造一座住房。于是总是想方设法，挖得宽敞一点、踏实一点、完美一点。每挖完一个坑，都要仔细检查一遍，看是否符合标准，是否舒适得当。一旦发现不符标准，或者稍有瑕疵，就用手一点点地修补，直到满意为止。如果遇难者是个小学生，他们还会偏心一些，只要时间允许，再苦再累，也要为孩子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比如有树、有花什么的，而且尽量把坑挖得宽一些，长一些，深一些，好看一些。甚至有的战士还特意为小学生挑选一块向阳的坡地，说这些学生死的那天晚上下大雨，在操场上淋了一晚上，现在安息了，让他们多见见太阳吧！

汪继敏告诉我说，有一个孩子的坑，他们挖了两米深，挖完后，一个战士还跳下去，用手在四周摸了摸，摸着一块小石头，就说，不行，这儿还有一块小石头，得抠掉，会硌痛他的，于是，这个战士又用手抠掉这块小石头，再用土抹平了。然后他们又去抬来水泥和预制板，为遇难者建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墓碑，才算完事。战士们说，“这些孩子走得太早了！他们生前没有住上高楼大厦、豪华别墅，死后能让他们睡在一个比较宽敞、踏实的地方，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坟坑挖好后，接着是运送尸体。

黄继光团参谋长彭元军说，当他带着队伍赶到洛水镇政府时，看见有好几百具尸体堆放在门口，有大人，有小孩，主要是小孩。当时现场很乱，哭的哭，叫的叫，喊的喊，气氛非常压抑，搞得他们的心情也很沉痛。运尸体，首先得把尸体抬上车，但怎么抬，如何放，干部不懂，战士更不懂，新兵到那儿一看，一大片全是死人，别说怎么抬，吓都吓傻了。于是干部带头，班长先上，4个人抬一具，其余人帮忙，一具一具地往车上抬，一具一具地往车上放，然后再一具具地调整位置，一具一具地统一方向。抬到第四具的时候，新兵开始上了，每次上一个，先伸一只手。可新兵刚一伸手，像触电似的，马上又缩回去了。怎么办？尸体多，人手少，时间紧，老兵根本不够用，新兵不干，找谁干？于是连长让新兵先抓住尸袋的一个角，跟在老兵的屁股后面，适应两次后，再帮着老兵抬。尸体抬上车后，还要将尸体护送到指定地点，就像护送一个危重病人，途中必须细心照料，不能碰了，磕了，更不能摔了！但车上有死人，还有活人，装了满满一车；加上是山路，曲曲弯弯，凸凹不平，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一有颠簸，活人死人挤在一块儿，想躲都来不及。于是恐惧再度加剧，新兵吓得惊叫不止！由于部分战士穿的是笨重的防化服，全身上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不透气，热得受不了；加上心里害怕，出汗就特别多，于是很快全身湿透，里面的衣服都能拧出半盆水来。

与此同时，红白镇转运尸体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红白镇的尸体，是黄继光团的战士用肩膀和双手直接抬上山的。但凡抬过死人的人都知道，死人是最沉的，所谓死沉死沉，指的就是死人。负责转运尸体的，主要是炮兵营二连。二连班长王进，从救人、挖人到抬人，接触过无数尸体，自称是和尸体打交道的“老手”了。王进说，一具尸体一般是4个人抬，这4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一定是他。14日这天，他往山上运了一二十具尸体，抬上去一具，赶忙放下，敬一个礼，转身就跑，再去抬第二具。由于尸体多，担架少，加上时间紧迫，没有担架，他们就用床板、木板或者草席，甚至他们在废墟上捡些电线穿起来，就变成了一副简易担架。因为前三天红白镇没有尸袋，尸体抬起来就往木板上放；加上他们的口罩不是特别好，戴着口罩也不起作用，所以气味非常大，直往鼻子里钻。为了压一压气味，他们把从废墟上捡来的一瓶“五粮液”打开，洒一点在尸体上，再抬，这样气味就要好一点。抬着尸体上山时，总感到尸体很沉，加上天气闷热，山路陡峭，所以一路上担架上的尸体在滴水，战士们的脖子在流汗，每往上爬一步，都非常艰难。由于4个人一前一后，前高后低，稍微没有掌握好平衡，尸体便会下滑，甚至滑落，所以他们必须把尸体放平，一旦出现险情，宁肯用一只手撑着地面，一只手扶着尸体，也要保证尸体不下滑。我们当时一点常识也没有，后来才知道，尸体是不能用手去接触的。

用手接触过尸体的，还有另一个班长曾建中。曾建中说，14日下午，他和另一个战士往山上抬尸体，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心里害怕，一不小心，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倒，他慌忙一把抓住尸体的胳膊！抓住之后，他自己这才感到吃惊，心里咚咚跳个不停！但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看见身后那个战士竟然跪在地上，双臂撑住担架，用自己的头死死顶住尸体的双脚！不然的话，尸体就滑下去了。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战士，你们对待死人，为什么还那么认真，还那么负责？小战士说，他看见那么多遇难的小学生，就像他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心里非常难过。这些孩子本来已经很不幸了，如果他在运送他们的过程中再不认真，再不负责，万一摔了，或者碰一下，他们肯定会很疼的！所以不管他有多怕、多热、多苦、多累，必须做好每个动作，保护好这些学生，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一点伤害。否则他对不住这些孩子，对不住他们的父母。

尸体运到坟场后，接下来是埋葬尸体。

洛水镇的坟场，选在距离洛水镇大约5公里的一座山上。洛水镇尹太超书记告诉我说，这座山当地人叫青嘴山，是他和镇长兰勇亲自选定的。之所以选在这儿，一是这儿离镇上较远；二是这儿有个石灰窑，专门烧石灰的，埋尸体需用石灰可就地取材；三是这儿风景不错，山上有树，有草，山脚下还有一条小河。有山有水，死了埋在这里，算落个好地方了。

我曾两次走进青嘴山坟场。青嘴山不高，地势也算平坦，山上除了野草，便是芦苇；山中树林，好像没有看见；山下倒有一条小河，河上还有一座小桥；至于石灰窑，确实存在，一过小桥，漫山遍野，便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石灰！我两次来到这里，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一大片白花花的石灰！看见这些石灰，我马上联想到坟场里那上百个遇难的孩子，当一筐一筐的石灰倾撒在他们身上时，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当龌龊的石灰和潮湿的泥土与他们洁白的身躯搅混到一起并永远相伴左右时，又会是怎样一种挣扎怎样一种心酸怎样一种痛苦？一位专门负责埋葬尸体的武装部干事告诉我说，尸体掩埋时，必须要用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四次消毒：一是尸体运来后消一次毒；二是坑里没放尸体前消一次毒；三是坑里放了尸体后消一次毒；四是尸体盖土后再消一次毒——我的天啊，遇难者本来已经很不幸了，死后怎么依然难逃如此酷刑？人活着有受不完的苦，死了为何还要遭此鸟罪！聪明的人类可以把毒药变成牛奶，为什么就不能把狠毒的石灰变成温情的衣衫？难道除了让死者忍受石灰的浸泡，就再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吗？

其实，在灾区，死人的问题不是个问题。受灾群众谈论死人，好比城里人谈论歌星、影星；老百姓埋葬一具尸体，就像城里人处理一堆垃圾；甚至有一部分专门埋尸体的志愿者，也以埋尸体自居，自称“埋一号”、“埋二号”。意思是说，谁埋的尸体最多，谁就最牛，谁就是灾区老大！由于灾区每天都要和死人打交道，所以人们谈论起死人来，就像说起辣椒、茄子一样，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了。

但对军人而言，却没那么简单，即便是一些什么都干过的干部或者老兵，也没埋过尸体啊！负责洛水镇尸体掩埋的，是黄继光团二营五连。连长叫李柯，陕西人，魁梧、威猛、帅气、酷！这是一个有头脑有武功的军人，曾参加过爱尔兰军事比武大赛。地震发生当晚，他就开始看书。他看的是一本叫做《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书，书里没有抗震救灾的常识，却有抗洪抢险的内容，他从凌晨2点，看到凌晨5点。连队13日下午到洛水，当晚11点便接到了掩埋尸体的任务。

李柯告诉我说，他们连队的战士们都很年轻，有47个都是下连队才一个星期的新兵，所以接到任务后他就对战士们说，“大家不要怕，我们要把遇难者当做自己的亲人，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睡着了的亲人一样！我们埋尸体，就是做善事，既然做的是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接着他又做了几条口头规定，其中有三条是：一、必须尊重当地风俗，满足遇难者亲属的全部要求；二、必须尊重死者，走路时脚不准从尸体身上跨过；三、必须控制情绪，埋尸体时不准哭，因为你一哭，会加重亲人的痛苦。

14日凌晨6点，李柯带着队伍准时赶到青嘴山。是时，青嘴山脚下的公路上，已经拥挤着几百个遇难者的亲属。一位参加尸体转运的战士说，转运尸体的车刚从镇政府门口启动，亲属们的哭泣声立即惊天动地，喊的，叫的，哭的，闹的，晕倒在地上没人管的，口吐白沫正被医生急救的，一边哭一边追着汽车跑的……总之什么哭声什么惨相都有。李柯一到现场，一边作准备，一边布置警戒。转运尸体的车刚一停下，公路上的人群便开始骚动起来；尤其是当一具具的尸体从车上抬下来，接着运往山上时，几百名亲属便开始哭喊着要进坟场！但是，按照镇政府的规定，掩埋尸体时，亲属一个不能进——主要怕亲属情绪冲动，引起现场混乱。于是负责现场的二营教导员雪龙立即让排长李武带上几个战士守住小桥，劝阻遇难者亲属。

小桥是通向坟场的唯一通道，宽约10米，长约15米。小桥确实很小，但桥下风平浪静，桥上却波涛汹涌，数百名亲属说着、哭着、吵着、闹着要往里进，有的甚至硬要往里冲。李武当排长刚一年，哪见过如此阵势？不过李武知道，用兵之道不在崇武，而在攻心。他先让几个四川籍的战士，用家乡话向亲属们沟通，而后再作解释。很快，场面有所控制。但就在这时，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冲上桥头，大声哭喊着要见哥哥！原来她的哥哥是个中学生，马上就要下葬了。李武急忙劝住小女孩，向她讲明道理。可小女孩性格倔强，根本听不进一句劝告，哭着喊着硬要拼命往里冲。李武急忙伸出胳膊，拦住了小女孩。没想到小女孩一下急了，抓住李武的胳膊就咬了一口；见李武还是寸步不让，又从头上拔下发卡，对着李武的胳膊狠狠扎了下去！这一扎，扎了足足2厘米深，一股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染红了李武的手臂，也染红了小女孩手中的发卡。面对情绪失控的小女孩，李武强忍着痛，含着眼泪望着小女孩，依然一动不动。小女孩反而被惊呆了，也被感动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扑在李武的怀里，像个小妹妹一样号啕大哭起来。李武后来说，一个军人，不光要有为人民吃苦的精神，还要有为人民受委屈的胸怀！

第一具尸体入土合坟后，亲属们的情绪又波动起来，纷纷提出要进坟场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李武的一个排既要镇守桥头，又要负责小河沿岸的警戒，还要协助其他工作，根本无法挡住数百个情绪激动的亲属，眼看着潮水般的人群就要冲过桥头！

就在这时，一个小个子军人带着10个战士急匆匆赶了过来，很快在桥头筑起一堵人墙，挡住了潮水般的人群！突然出现在桥头的小个子军人叫向东，黄继光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年仅22岁，是全团最年轻、最瘦弱、最矮小的排长。向东是随黄继光团第二批部队14日凌晨赶到洛水的，一到洛水，脚跟还没站稳，方向还没搞清，政委孙传海就一声令下，让他带着10个战士立即去执行任务。

向东告诉我说，那天早上他刚到洛水，整个人都是晕的，根本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叫洛水——更不知道政委让他去干什么。他带着10个战士赶到青嘴山后，才知道他的任务是把住桥头，不让老百姓进山。可当他看见桥头和马路上的老百姓们像疯了一样，立刻就蒙了。本来刚坐了飞机又坐汽车，头就晕，一下把他们撒到人山人海中，心里就更是慌神了！而且一转身，他看见一辆辆大卡车正往山上运尸体呢！一车大约拉了10个，不停地拉；山上的推土机则推出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大坑，像梯田一样，里面摆放着一排排的尸体，有人正大把大把地往坑里撒着石灰！向东吓得额头冒汗，脑子全蒙了！因为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但他是排长，身后还站着10个兵，再怕也得扛着。于是他赶紧指挥战士互相挽住胳膊，站成一排。刚站住了，家长们就不停地向他们哭诉起来，还骂人，骂地方官员，什么豆腐渣工程啦，腐败分子啦，等等。向东没听明白，哪儿是豆腐渣工程；也没听清楚，谁是腐败分子。家长们说的是四川洛水话，很难听得懂。家长们说着说着就往里冲，向东他们当然不让。家长们就抓他们的衣服，推他们的肩膀，还用头撞他们的胸脯。他们还是不让，站在那里，胳膊挽着胳膊，挺着胸脯，任凭推，任凭抓，任凭撞。有个母亲死活往里冲，向东拦住了，这位母亲就抓着他的衣领骂，骂他心太狠，不是东西！说她的孩子就要埋掉了，还不让她看最后一眼，缺德，没良心，不是人，不配穿军装，不配叫解放军！

向东说，他当时听了这话，感到非常委屈，非常难受，直想哭。但一想到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该是多么痛苦啊，就一声不吭，随她骂去。他想，也许她骂了，心里就好受一点了。但后来的情况越来越激烈，眼看就拦不住了，他赶忙跑到山上去汇报情况，地方政府这才同意一家人可以进去一个。于是，山上埋一个人，就喊一个家长的名字，他们就放一个家长从桥上过去。局势这才缓和了一些。但有的遇难者有好几个亲人，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舅舅姑姑什么的，都想进去。有一个中学生，妈妈进去了，奶奶也要往里冲，一个战士赶紧抱着奶奶，但抱不住，奶奶拼命要进，说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要见她孙子！他看见奶奶的头发全白了，一边哭，一边抓扯着自己的白发大声喊，天呀地的，白发一根根掉在地上，一下子就被地上的石灰掩埋了，奶奶很快也哭晕倒了。他们吓坏了，赶紧将奶奶搀扶到桥边，给她喂矿泉水，几个志愿者也过来帮着劝导，这才缓了过来。看着奶奶这个样子，他心里非常痛苦，也很矛盾。从内心来讲，他恨不得所有的家长都到坟地里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他是军人，他必须执行任务，他左右为难，好难受啊！

就这样，向东他们从早上7点，一直在桥头守到下午2点，桥头是守住了，但11个人全累垮了！因为从12日晚上到14日凌晨，他们只吃过一小碗面条。而当天又是烈日高照，非常闷热，他们在桥头守了7个小时，体力、精力、心力，消耗极大，别说吃东西，连一口矿泉水也没喝过！到后来，战士们个个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有两个战士甚至还晕倒了！但11个军人彼此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相互支撑着，依赖着，继续站在桥头，一个也没趴下。向东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怕在人群的拥挤下，战士被推到河沟里。河沟有四五米深呢！于是他不得不找到领导，如实相告，领导这才把他们从桥头替换下来。

然而，当又饥又渴的向东带着10个又饥又渴的战士走回洛水镇路口时，他们早上乘坐的汽车连影子也不见了。一打听，他所在的营和连队早就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他急忙用电台寻呼，电台没有信号；打手机，不通；再呼再打，还是不通。肚子饿，脑子晕，口又渴，身边却连一块饼干、一瓶矿泉水也没有！这一下，向东和10个战士全傻了！

就在向东带着10个战士离开桥头寻找部队的时候，李柯的队伍正挥汗如雨，掩埋着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尽管他们已是筋疲力尽，汗水、泪水早就无法分清，而且有的家长由于过度悲伤情绪激动，还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辞和举动，但李柯依然要求战士们必须忍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必须要把遇难者的家属当亲人对待！

事实上，战士们无论是对待遇难者的亲属，还是遇难者本人，的确都像亲人一样，甚至比亲人还要亲！比如，尸体运到后，有的亲属要求打开尸袋看一眼，战士们就把尸体放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尸袋，等亲属看完最后一眼，再小心翼翼地把尸袋拉上；有的战士看见遇难者的脸上灰土太多，便掏出一块专门擦洗尸体的黄布，再倒上一点矿泉水，轻轻为遇难者把脸部擦洗干净——战士们把这叫做“为死人洗脸”；有的战士看见遇难者的头歪着，便先将脖子轻轻扶正，再把头轻轻放平，尽量保持遇难者头部的庄重与完美；有的战士们看见遇难者已经被压扁，就用手认真修整修整，尽量恢复遇难者身体的端庄与完整；有的家长提出要为孩子摆上一个书包，放上孩子最喜欢吃的水果、糖块和瓜子，再点燃一炷香，战士们不厌其烦，帮着一一办理；每当埋完一具尸体，为方便亲属们今后辨认，战士们先捡上一块砖头当墓碑，编上一个号码，比如1号、2号，或者9号、10号，插在坟前，再从旁边采来一束野花，放在砖头——“墓碑”——的前面，然后自觉站成一排，为遇难者集体默哀一分钟。因为天气热，温度高，后面的尸体排着队还要等着埋，所以只能一分钟！

只是，李柯事前的几条规定，其中一条是“满足遇难者亲属的全部要求”，一条是“不准哭”，战士们根本无法执行。比如，亲属们拼命要往里进，战士们必须要挡，不但没有满足亲属们的愿望，还惹亲属们生气，甚至骂娘；比如，有个双胞胎姐妹俩，本来是同桌，姐妹俩从小学一起到初中，可姐姐死了，妹妹还活着，于是妹妹死活要往里冲，一边冲还一边大声哭喊着姐姐的名字说，姐姐，怎么死的不是我啊！怎么死的不是我啊！望着女孩痛苦不堪的样子，战士们想不流泪都不行！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已经上高三了，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母亲哭着对战士们说，她儿子成绩非常好，作文全班第一，全校第一，本来一心准备报考北大的，可学校垮了，儿子死了！所以儿子掩埋后，母亲趴在儿子坟前，一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一手抓着坟前的泥土，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母亲晕倒了，一个小战士急忙背着她下山。下山途中，母亲醒了，看见背她的战士竟比自己的儿子还小——战士只有16岁，一下就想起自己的儿子，反而哭得更伤心了！于是，母亲在战士的背上撕心裂肺放声大哭，战士在母亲的身下压住声音偷偷流泪……目睹此情此景，不但周围的战士们哭了，连长李柯也哭了，而且哭得比谁都厉害，比谁都伤心！

从14日到16日，3天时间里，李柯带领100多个战士，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仅靠少量的干粮和矿泉水，掩埋了105具尸体！

而与此同时，红白镇掩埋尸体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红白镇掩埋尸体的坟场，选在红白镇西山的一块坡地上。镇上村民告诉我说，这地方叫梨园，是几十年来村民专门种梨子的地方。这儿的梨树长势很好，结出的梨子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比如鸭梨、木瓜梨、苹果梨等，吃起来清脆可口，香气迷人，方圆几十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吃这儿的梨。可近20年来，随着企业厂矿越建越密，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不知什么原因，这儿的气候越来越冷了，气味越来越难闻了，梨树的叶子越来越黄了，结出的果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瘦了，有的梨子竟出现了一个个的斑点，后来甚至干脆连梨都不长了！再后来梨园变成了荒坡，现在又变成了坟场！

我曾三次沿着山路爬上这个坟场。爬上坟场不易，一是山高路滑，坡陡路窄；二是山中多雨，雨天路滑。我三次去坟场，三次都下雨，三次都摔跤，三次都被身边的战士及时扶起。于是我想，我空手走路尚且如此，战士们抬着尸体爬山该是何等不易！

我还听说，距梨园几里开外，还有一个荒坡，叫周家坡，因这儿的人大多姓周，故此得名。周家坡曾被灾区传说为“万人坑”，其实据我了解，这里不过埋了几百人，说“万人坑”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比喻。但周家坡与梨园确有不同，即死者下葬的规格有异。周家坡主要埋的是老百姓，死者的居所是一个大坑，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是“睡通铺”。即是说，下葬时，先埋一层人，盖上一层土，撒上一层石灰，再埋第二层人，再盖上一层土，再撒上一层石灰；而梨园埋的多是学生和老师——学生136人，老师7人，且一人一坑，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是“住单间”。

不知什么原因，我三次走进梨园，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说天冷，这里确实多了几分寒意，但真的是天冷吗？我心存疑问。因为这寒冷并非来自身体，而是灵魂。每次面对那几百座坟茔，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冬季，这100多个孩子稚嫩的生命，能经受得住这原始山脉中彻骨的冰风霜寒吗？在城里，一个高干的子弟或者亲戚，一个煤炭老板或者一个大款，可以拥有几百平方米乃至几千平方米的豪宅；而在这里，在灾区，这些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孩子，一生最终的归属，却只有一个几十厘米宽的坟坑！我不知道这个几十厘米宽的坟坑能占地球多少面积，也不清楚是城里那些豪宅的几分之几，更不明白同样是人，生命的价值为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比如，在城里，同样是人，同样是死人，可以到乡下买块墓地，可以进豪华的殡仪馆，可以有很多的人为你排队，为你默哀，为你献花，为你致敬，还有亲人、朋友关爱你，领导、同事看望你，礼品、果篮送给你，长长的泪水陪伴你。但在这儿，在灾区，此时此刻，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往坑里一放，甚或往坑里一扔，便万事大吉，从此阴阳两隔。谁管？谁问？谁爱？谁疼？

红白镇的尸体掩埋，和洛水几乎一样，也是14日开始，16日结束。不同的是，家属可以离开灾区前夕，连长李柯来到洛水青嘴山坟场，向遇难学生告别进入坟场，军人和百姓，基本没有冲突。至于说每具尸体在掩埋之前，公安人员都进行了DNA抽样鉴定，根据我的调查，子虚乌有，纯属误传。埋尸体，能量消耗极大，这个能量既包括身体的能量，也包括精神的能量，却是事实。所以，战士们的普遍反应是：极度饥饿，极度疲劳，往往只干上一两个小时，便有一种身心憔悴、未老先衰甚至千古沧桑的感觉。

然而即便如此，却无法补充热能。也就是说，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想想吧，战士们掩埋尸体是在山上，肚子饿了的时候，甚至饿极了的时候，前后左右，不是一个个的坟坑，就是一排排的尸体，而且亲属们就守在尸体的边上，也守在你的身旁，不是向你哭诉孩子生前的种种欢乐，就是向你控诉孩子死后的种种悲伤；要不就是呼天抢地，泪水长流，或者悲痛欲绝，一塌糊涂！战士们坐在坟坑边上，或者蹲在尸体旁边，面对以泪洗面、长跪不起的众多家长，手上捏着干粮，你说是吃，还是不吃？吃吧，实在咽不下去；不吃吧，还要掩埋尸体，哪儿来的力气？结果是，面对一座座坟坑、一排排尸体、一个个亲人，战士们只有忍着，一口不吃。

再一方面，战士们从早到晚，都在近距离地接触尸体，而且每天至少上百具；尸体千奇百怪，表情狰狞，形状各异，无论对人的感官还是肠胃，肯定都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因此，干完一天下来，深夜回到帐篷，不是累得半死，也会吓得半死——不光身体累，心更累，根本没有一点食欲。于是屁股一坐，身子一歪，倒下便睡，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我们的战士们埋了三天三夜的尸体，除了喝点水，没吃过一顿热饭，一口热菜。

有个战士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从早上开始埋尸体，一直埋到下午5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后来实在饿极了，便悄悄拿出一块饼干，刚准备要往嘴里塞，就被一个记者看见了，举起相机就要拍照。他发现后，慌忙又把饼干塞了回去，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掩埋尸体。我问他为什么记者一拍照，你就不吃那块饼干，他说他是黄继光团的战士，要是记者把他埋死人时吃饼干的镜头拍下来传到网上去了，那就给黄继光团丢脸了，给军人丢脸了。再饿，他也得忍着！

至于洗澡，就更是做梦都别想的事情。地震后，水，成为整个红白镇一个突出的大问题，特别是前一周，不仅老百姓缺水，军人同样缺水。不是滴水如油，而是滴水如血，甚至滴水如命！如果有人说，一瓶矿泉水能救一条人命，这不是夸张，而是太不了解灾区的情况，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瓶矿泉水，有时能救10条人命！但按当时的规定，每个战士每天只发两瓶矿泉水。而灾区每天烈日高照，地面温度高达35℃，劳动强度极大，战士们个个壮如牛犊，两瓶矿泉水如何够用？不少战士由于缺水，嘴角干裂，鼓起一个个小泡；有的甚至出现虚脱，晕倒在废墟上。因此，从团长到战士，一个星期不洗脸，不刷牙，更不可能洗澡。每天回到帐篷里，一身臭汗，连衣服裤子上都能清楚地看见一片片白色的汗渍。战士们衣服都不脱，倒下便睡。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一位军医告诉我说，由于没水洗澡，有的战士身上发痒，起疙瘩，长红点，烧裆，那个臭哟，别提了！肖亮营长告诉我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地方，看见旁边有一条水沟，水沟的水很臭，但他还是把自己的脚伸进了臭水沟，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脚，因为他的脚比水沟的水还要臭！

武汉军区总医院院长浦金辉，还告诉我红白镇西山梨园坟场。这里主要掩埋的是学生和老师这样一个故事：5月14日这天下午，他上山找水源，看见两个战士正抬着一具尸体上山。他很敏感，仔细一看，发现尸水已经滴在了战士的小腿上！他一下惊呆了！作为医生，他当然知道尸水渗到身上意味着什么，于是他立即叫住两个战士，有些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知道吗，你们抬的是尸体，不是木头！说完，他赶快拧开随身带的一瓶矿泉水，蹲下去就要给战士冲洗。没想到两个战士一看，也惊呆了！非常生气地说，“医生，你怎么能用矿泉水冲脚呢？你知道吗，我们一天才两瓶矿泉水，只有渴得不行了，才舍得喝一口啊！”听了这话，浦金辉院长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他马上返回医疗队，让护士们立即准备几桶消毒水，凡接触过尸体的战士，回来后必须先浸泡双手！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战士们最难受的其实是内心；而心里最难受的，是“90后”的小新兵！

这是因为，战士们掩埋的多是学生，多是孩子。这些学生的年龄，有的比他们小几岁，有的和他们差不多。军人的双手本该是在战场上握枪杀敌的，在灾区却要用来埋葬学生的尸体——这该是一件何等残酷、何等悲哀的事情啊！一个战士告诉我说，站在坟坑旁，看着孩子的尸体，很自然地就联想到自己刚刚结束的学生生活，就有了一种大哥哥对小弟弟、小妹妹一样的责任感。

因此，战士们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非常小心翼翼，尽心尽力，总是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惊醒了孩子！一个战士对我说，他们虽然不能保住孩子的生命，却可以保证孩子死后平平安安地睡在这儿，绝不让他们再受到丝毫的碰损！特别是到了掩埋的最后阶段，即给孩子们一锹一锹地垒土的时候，对战士们心灵的刺激与震撼就更大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十三四岁漂漂亮亮的花季少女，或者一个个十六七岁活蹦乱跳的精悍小伙儿，被一锹又一锹的黄土埋进坟墓时，战士们也跟着号啕大哭的家长们哭得一塌糊涂！甚至有的战士实在受不了，还跑到后山，对着峡谷大声喊叫，或者趴在地上偷偷痛哭一场！

走访中，我有意接触了黄继光团不少年轻的士兵，他们的年龄大约在十七八岁，其中有几个仅有16岁，均是2008年脱下学生服、穿上新军装的小新兵，有的下连队才20天，有的才一星期。肯定地说，他们在家里，个个都还是爸爸妈妈怀里的孩子，爷爷奶奶膝下的宠儿，但一穿上军装，来到灾区，他们便从一个孩子一跃而成为一个军人！军人，什么叫军人？就是战争年代敢于迎着子弹炮火往前冲的人，和平时期敢于朝着天塌地陷方向闯的人！但毕竟，他们还是孩子！

比如，金辛，16岁，湖北襄樊人。小伙子一看，很可爱，很单纯。金辛原本叫金幸，幸福的幸，上户口时，不知是户警不小心还是缺文化，总之大笔一挥，把幸福的“幸”写成了辛苦的“辛”，从此“金幸”变成了“金辛”——辛苦的辛。刚上完高一，金辛就当兵了。我说，你是后门兵吧？他笑了，笑得很诚实。而且下连队才8天，就踌躇满志，斗志昂扬，跑到灾区，跑到红白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说爷爷是志愿军连长，在朝鲜的坑道里打过仗，舅舅也当兵，堂兄是武警。他从小喜欢军人，但学习成绩不好，爸爸说，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干脆到部队锻炼锻炼吧，就到部队“锻炼”来了。当兵前留给他最深的记忆，就是学校每天晚自习后，爸爸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家，然后妈妈替他掖好被子，他就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到了部队，再也睡不成懒觉了；到了灾区，别说懒觉，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告诉我说，第一天到红白，他就跟着老兵去金河磷矿救人，爬山路，他手脚并用；余震一来，飞沙走石，他吓得抱头鼠窜。回来时，他不敢背伤员，就为山民背铁锅，背腊肉，背土豆。他第一天见到的尸体，肠子都挤出来了，吓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见到的尸体，眼球都鼓出来了，吓得他的裤衩都湿透了；但第三天，他就跟着老兵上山开始埋死人了！

金辛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红白中心小学的一个孩子，只有8岁。孩子的妈妈哭着对他说，孩子从小就爱干净，现在脸上全是土，太脏了，太脏了！他懂这位妈妈的意思，便学着老兵的样子，拿起一瓶矿泉水，倒在一张手帕上，给孩子“洗脸”。开始，他怕，手在抖，心在跳，汗也在流。他想起班长说的，要把遇难者当亲人。于是，他就把小孩当成自己的弟弟，心里果然好多了，手渐渐不抖了，心也不怎么跳了……后来，金辛说，“我听见了很伤心的抽泣声，是孩子妈妈的声音；再后来，我发现孩子的脸上有泪水，吓了一跳，以为是孩子哭了，细一看，原来是我自己的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了。上山前，班长问我怕吗？我说不怕。问我会不会哭？我说保证不哭。可现在，眼泪不打招呼，就流出来了，想不流都不行了。我为孩子‘洗’完脸，又用一块木板垫在坑里，把孩子放在上面，再把头扶正，让他面向红白镇。我想，他一个人躺在这儿，每天能看见他的故乡红白镇，看见他的学校，看见他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和奶奶，心里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就在这时，我忽然就听见孩子的妈妈在说，轻点，轻点！我的动作就更轻了，我轻轻放正孩子的头，轻轻放平孩子的手，然后一锹土一锹土地轻轻为孩子填上坟，再到旁边采来一把野花，轻轻放在孩子身边，这才为孩子鞠躬默哀。可我刚一转身，孩子的妈妈“哇”的一声，就跪在了我的面前。我吓坏了，赶紧把孩子的妈妈扶起来，一下就想起我自己的妈妈了。妈妈从小告诉我说，做人要善良。我不知道什么叫善良，有一天，有个老爷爷在我家楼下收破烂，我就把家里的报纸全给他了。妈妈知道后对我说，孩子，这就叫善良。”

当晚，金辛躺在帐篷里，睡不着。他告诉我说，很想睡，但太累，反而睡不着。帐篷里，20多个人挤在一起，你压住我的大腿，我枕着他的胳膊，头对着脚，脚对着头，像一堆大萝卜、烂红薯，横七竖八，堆在一起，汗水味、脚气味，还有从山上带回的尸体味，各种味道搅混一起，恍惚中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地狱。一闭上眼，不是躺在坑里的孩子，就是跪着流泪的母亲。后来，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睡着，就梦见了妈妈，还梦见了爷爷。可他梦见爷爷死了，他在山上流着汗淌着泪为爷爷“洗脸”！第二天，他起来就给妈妈打电话，不说梦见爷爷的事，只问爷爷好吗？妈妈说，“爷爷很好，就是想你了！你在灾区好吗？这两天干什么了？我在电视上看见好多人都死了，儿子，你去救人了吗？”开始，他支支吾吾，不敢告诉妈妈他在埋死人的事，怕妈妈担心；再说了，别的战士都在废墟上救活人，他却在山上埋死人，觉得很没面子。可是他长这么大，从来没在妈妈面前撒过谎，于是没说上几句，就把他埋死人的事说出来了，还安慰妈妈说，“没事，我不怕，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可他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妈妈的哭泣声了，很伤心。以后，他每次给妈妈打电话，就再也听不见妈妈的说话声了，听见的都是妈妈使劲压着嗓门的抽泣声。

再比如，孙冬，18岁，重庆人。小伙子一看，能干，聪明，还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孙冬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尸体是在洛水，当时刚到灾区，很好奇，就偷着跑去看，看到一具尸体，两条腿都没有了，还在滴血，吓死他了！5月15日他参加埋尸体的任务，开始尸体放在他们面前，他看都不敢看。他和另外两个战士是专门负责为尸体洗脸的，不看怎么行？只好硬着头皮看。孙冬说，他一看，有的脸肿了，有的脸烂了，有的只有半边脸。他从来没有见过尸体，更没有亲自接触过尸体，非常害怕！他刚拉开第一个尸袋拉链，就看见遇难者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他，是个男孩，下面还有一大摊血，吓得他慌忙倒退了两步。但孩子的父母却没有退，不但没有退，反而还把脸贴上去，用手合上孩子的眼睛，嘴里还轻声地说，你看你看，孩子很不甘心，死不瞑目啊！他就想，“我是老兵了，不能怕。”他想扶正孩子的头，可孩子的脖子已经僵硬了，他稍稍一动，孩子的眼睛就好像又在瞪着他。他确实很害怕，但他看见孩子的父母哭得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知道，天底下只有父母的爱才是最无私、最伟大的，地震无论把孩子压成了什么样子，父母都会把自己的脸贴上去，可以不顾一切。这个世界没有比亲情更可贵的了。于是他就想，“我虽然改变不了孩子的命运，但至少可以把孩子的身上打扫得干净一些，让父母看到孩子干干净净地走了，心里会舒坦一些。自己只能做这点事情，不然到灾区干什么呢？”这么一想，他心里就没那么恐惧了。这天上午他们埋了40具尸体，中午都没吃饭，没有时间吃饭，也没心情吃饭。下午又埋了几十具尸体，一共埋了100多具。下午，有一个尸袋里装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死死抱在一起，他怎么掰也掰不开，可能是地震时两人都害怕，就互相拥抱在一起，才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孩子死了，却没有一个亲人来认领。他为两个孩子洗完脸，把头扶正，照完相，就把两个孩子埋了。由于两个孩子最后也没掰开，就合葬在一个坑里了。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排长，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带着10个战士镇守桥头的小个子排长——向东！向东，22岁，湖北巴东县人，4岁上小学，9岁学计算机，16岁当兵。之所以要再次提起这个小个子排长，是因为他在黄继光团的军官中，虽然年纪最轻、个子最小、职务最低，但与尸体打交道却最多！最多是多少？从5月14日到16日，短短3天时间里，他亲眼见到和亲手接触过的尸体，至少有500具！刚到洛水，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尸体；离开洛水来到红白，与他朝夕相伴的，还是尸体！想想看，在这三天三夜里，他的分分秒秒如何度过？他的灵魂深处，又是怎样一种心跳？

向东带着10个战士离开桥头、找不到连队后，很快就在洛水镇找到了参谋长彭元军。彭元军告诉他，他们连队可能去北川了，不管想什么办法，总之一定要找到连队！向东说，战士们已经两天没吃一口饭了，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先找点吃的再找连队？参谋长就让他们去六连炊事班找。六连炊事班这天熬了半锅稀饭，却只有一个碗，还是参谋长刚刚用过的。炊事班长说，就这一个碗，没水洗，就凑合着吃吧！向东就让10个战士排成队，新兵在前老兵在后，然后用这个没洗过的碗盛上半碗稀饭，先给第一个战士喝；第一个战士喝了后，再用这个碗盛给第二个战士喝；第二个战士喝了后再盛给第三个、第四个战士喝……最后，等这个一直没洗过的碗轮到向东手上时，碗里只剩一口稀饭了。向东喝下最后一口稀饭后开始找北川。向东从来没听说过北川，更不知道北川在哪儿，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去北川的方向，参谋长又告诉他说，他们连队去的不是北川，是红白。但参谋长不知道“红白”是哪两个字，连队也联系不上，让他自己去问，自己去找！向东就自己去问，自己去找，终于问到了去红白的路线，找到了一辆志愿者的中巴车。中巴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叫烂柴湾的地方后，警察却拦住中巴不让过，因为前面已经堵得一塌糊涂。向东态度非常强硬，说部队有紧急任务，必须过！警察的态度更强硬，说你今天要过，就从我身上轧过去！向东他们只好徒步急行军。一个半小时后，向东终于看见了空降兵的车，于是开始寻找连队，一辆车一辆车地扒着找，一共找了80多辆，足有两公里长，终于找到连队——准确地说，是找到了正在路边生火做饭的连队炊事班。向东一打听，他们的连队都进山了，明天才有可能回来。

此时，已近晚上9点，向东他们累极了，也饿极了，就用矿泉水泡了一包粉丝，吃了，靠在路边，想睡一会儿，可睡不着。第一次失去组织，向东有了一种失落感，也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这责任感不是谁告诉他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让他心窝跳个不停，脑门一直冒汗。刺鼻的氨气味，直往人的肺里钻，呛得人合不上眼。余震一来，只听山上的石头轰隆隆地往下滚，于是坐起，躺下，再坐起，再躺下，搞得他们一夜坐卧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向东带着10个战士又跟着机炮连上山挖坟坑，从早上7点挖到中午12点，没歇一口气，没喝一口水，一共挖了42个坑！刚想喘口气，一个志愿者跑来说，山下有人求救！向东赶紧带着10个战士赶到现场。求救者是位老大娘，说老伴埋在里面了，快帮她挖出来！向东没挖过人，不知道怎么挖，正琢磨怎么挖，一个中年男子匆匆跑来说，“解放军，旁边还有3个人，请帮我们也挖一下！”于是向东将10个人分成两组，分头挖。第一个挖出来的是老大爷，70多岁了，满头白发，被一根横梁压在背上，身子几乎压扁了。向东让两个战士奋力抬起横梁，然后自己把大爷抱着往外拖。大爷拖出来后，老伴一看，两眼已经化脓了，吓得躲到一边再也不敢看。向东他们把大爷装进尸袋，发现大爷的裤子鼓鼓囊囊的，伸手一掏，原来大爷穿着一条防盗内裤，内裤里装着厚厚一叠人民币，大约有1000元。向东把人民币如数交到大娘手上，大娘一看，生气了，脱口就骂，这个死老头儿，死了还藏私房钱！刚一骂完，又抱着老头儿号啕大哭起来。

两小时后，中年男子家的3个人也挖出来了。这3个人分别是中年男子的女儿、老婆和岳父。两家人都提出，要解放军帮他们掩埋尸体，就埋在他们家的后山。大娘家有现成的棺材，中年男子家却只有一口棺材。向东他们就和中年男子一起，拆下倒塌的门板，做了两口简易棺材。然后，向东带着战士爬到后山，按照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挖了4个坑，每个坑长2.5米，宽1米，深1.7米。接下来，要把4口棺材抬上山。战士们只扛过钢枪，没抬过棺材，何况棺材本身就重，再躺上一个人，又是山路，怎么抬？向东就想，不会挖坟坑，坟坑不挖出来了吗？不会刨尸体，尸体不刨出来了吗？不会做棺材，棺材不也做出来了吗？11个解放军战士，就不信抬不了4口棺材！于是向东决定，一口棺材8人抬，一个人在前引路，一个人在后守护，一个人在旁边指挥。第一口棺材抬的是老大爷，上路时，大娘在前面一边抹泪，一边烧纸，一边扔纸钱。8个军人在后面抬着一口棺材，如同抬着一座宫殿！200米的路程，走了40分钟，等放下棺材，11个军人的衣服全湿透了！向东后来对我说，不是棺材太沉，而是责任太重！万一不小心把棺材摔了，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啊？

4口棺材平安抬上山后，已是下午4点多了，向东他们赶紧埋人。但埋人的事儿他们更没干过，只好求教老大娘。老大娘满口四川红白方言，听起来很困难，他们只好按自己的理解，先将棺材移进坑里，然后再将四个角放平，接着就用铁锹往棺材上盖土。没想到就在这时，老大娘突然冲进坟坑，生气地用手把棺材上的土，全扒拉了下来，然后自己双手捧起一捧土，重新盖在棺材上。向东恍然大悟，原来按当地的风俗，第一捧土，应该由亲人自己盖。4具尸体掩埋完毕后，老大娘和中年男子分别跪在各自的坟前，又是烧香，又是磕头，又是流泪，又是哭诉。

此时天色已晚，向东本想带着战士尽快下山，可望着4座刚刚垒起的坟茔，却怎么也挪不动步子。突然，中年男子转过身来，扑通跪在向东面前，连连磕了3个响头，然后对向东说，好好一个家，现在房没有了，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家就剩我一个了！我要离开红白，这儿再也没有我留恋的人了！说着，中年男子向山下走去，一步一回首，一步一叩头，最后爬上一辆货车，向着3位亲人墓地的方向，又深深鞠了一躬，这才含泪而去……望着眼前这一幕，7个小时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向东，突然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其余10个战士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时，山路上迎面飘来一面红旗，向东定睛一看，“黄继光生前所在团三营八连”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两天了，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连队！向东带着10个战士飞跑过去，与指导员和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再次流下了滚滚热泪。

第二天，向东接到命令，带10个战士到梨园掩埋尸体。这10个人，其中便有金辛和孙冬。向东告诉我说，16日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他们11个人大概埋了300具尸体！有的3具尸体挤压在一起，分不开了，没办法，只好用两个坑，将3个人埋在一起。每具尸体一抬上来，他们就打开尸袋，先为遇难者消毒，然后跪在地上，一手托着遇难者的头部，一手为遇难者擦洗脸部。最恐怖的是晚上，整个红白镇一片漆黑，整个大山也是一片漆黑，但运上来的尸体必须连夜埋掉！特别是遇上没有家属认领的尸体，他们也同样要打开尸袋，露出遇难者的脸部和半个身体，然后打着手电，为遇难者清洗。清洗完后，再把尸体扶起来，右手托住头，左手扶着背，让遇难者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以方便地方民政人员照相。最惨的是学生，是孩子，每个孩子的表情都很复杂，脸上留下的好像尽是一个个的“问号”。像是在问，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所以面对这些孩子，他很想做点什么，弥补点什么。孩子的遗体一到，他就对家长说，你们自己选一个墓地吧，想把孩子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埋在什么地方。如果家长选好了墓地还不满意，他们就跳到坑里，按照家长的意思，把墓地重新修整一遍，直到家长满意为止。孩子掩埋完后，他们还到山上采来野花，放在孩子坟前，然后11个人站成一排，为孩子集体默哀。

最让向东后悔的，是掩埋一位高中生的尸体。向东说，“那天，天已经黑了，几个战士抬上来一个高个子男生，大概有1.8米还多，而且手臂特别长，后来听说已经上高三了，是红白中学的篮球中锋。我们当时挖的坑，只有1.7米长，因为考虑遇难者多数都是孩子，1.7米长就够了，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个子男孩，把他往坑里放的时候，头放下去了，脚却搁不去；脚搁下去了，头又放不下去。我让孙冬和金辛赶紧把坑加长，可坑加长后还是不行，男孩的右手臂直直地伸在外面，像是在指挥着什么，又像是在呼喊着什么，总之把尸袋顶起来好高好高，怎么也放不平。我就让孙冬把男孩的手臂往下掰，可孙冬掰了好几下，怎么也掰不下去；我上去掰，还是掰不下去。这时，山下的尸体不断运上来，我的身后已经堆了十几具尸体了。我一看，再不抓紧埋完这个男孩，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对男孩说，兄弟，对不起了！说完，我就让孙冬和我一起，抓住男孩的手臂，同时用力往下掰！只听‘咔嚓’一声响，你猜怎么着？男孩的手臂是掰下去了，可我明显感到男孩的手臂被我们掰断了！那一刻，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双膝忍不住跪在地上，心里难受极了，也后悔死了！我跪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捶打着地上的泥土，心好像在吧嗒吧嗒地滴着血！我想，要是能再给我10分钟，我哪怕再挖一个坑，也要把这个男孩好好安葬下去，绝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可是，我没有办法，当时不停地有人在催促着我，我的身后还有好多尸体等着要埋。那天晚上，等把所有的尸体全部埋完后，我又回到这个男孩的坟前，跪在他面前，放声痛哭了一场！我一边哭，一边以一个大哥哥的名义对他说，兄弟，对不起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做过一件亏心事，既然做了这么一件对不起你的亏心事，以后我就多为人民做好事、做善事，来弥补我的过错！请兄弟原谅我，好吗？说完，我又站起来，以一个军人的名义，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我采访向东，是在晚上，我住的帐篷里。当时，已近12点，四周极静，连一点风声也没有，整个红白镇除了帐篷里战士们的鼾声，便只有我和向东的谈话声。向东讲到这里时，我已泪流满面，难以自抑。但我万万没想到，向东接下来讲到的一个遇难者，更让我心跳加快，震惊万分！

向东说，“在大概300具尸体的掩埋中，最让我震撼的，其实是一位女老师。当时，尸体运上来后，后面跟着好几个亲属，有遇难者的父母，还有几个，不知道什么人。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这是一位女老师。我问遇难者的妈妈希望埋在什么地方？阿姨说，埋得高一点吧，女儿才看得见我们！我就去跟工作人员讲了一下，因为当时按规定只能一层一层地埋。工作人员同意了，我们就把女老师抬到最高的一层。叔叔阿姨一看，说这个坑不好，太浅了，坑坑洼洼的。我和金辛就跳下去，重新把坑挖了挖，修整了修整。之后，叔叔阿姨自己还进到坑里，亲自用手把坑的四周抹了一遍，又抹了一遍，这才说可以了。我把尸袋的拉链拉开后，这才看见，女老师的胳膊没有了，腿断裂了，身体压扁了，半个脑袋也压得完全变形，头发和血肉搅在一起，盖住了剩下的半张脸，样子非常惨！但女老师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五六岁。看着这个样子，我的心都受不了了！阿姨看了一眼，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很想再看一眼，却又不敢看，不忍心看。当时为女老师‘洗脸’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孙冬，另一个是九班班长温前前，在旁边帮忙的，还有金辛。他们3个一边为女老师‘洗脸’，一边也在哭。大概过了两分钟，温前前和孙冬突然神色慌张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排长，这个人，好……像还有呼吸！我一听，吓了一大跳！埋了几百具尸体，从没见过还活着的，怎么可能！我慌忙跑过去，蹲下一看，女老师的胸脯确实有轻微的起伏，看样子，心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我简直惊呆了，也吓坏了，两手发抖，额头冒汗！我急忙过去告诉叔叔阿姨。叔叔阿姨过来一看，立即嘴唇发抖，两手发颤，特别是阿姨，哭得都快晕厥过去了！我一边安慰叔叔阿姨，一边说，叔叔，我去找医生来看看吧！叔叔再次伏下身去，细细看了又看，并拿起一瓶矿泉水，为女儿喂了喂水，然后站起来，向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任何人来，都没希望了！阿姨也哭着说，与其让女儿没手没脚地活着，还不如让她赶紧痛痛快快地走吧！我急忙拿起一瓶矿泉水，伏下身去，想为女老师喂上一口水，哪怕一小口。这时，我发现，女老师的胸脯已经看不见一点起伏了，刚刚还在挣扎的心脏，完全平息了，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可我还是想为她送上最后一口水。水刚一喂进去，又流出来了，不管怎么喂，都喂不进去。我仔细一看，原来女老师早就没有一张完整的嘴了！这时，我听阿姨说，解放军同志，你们赶紧把我女儿埋了吧，她太痛苦了，让她快点解脱吧，求求你们了！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除了流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和3个战士都看见女老师确实没有一点呼吸了，也认为确实没救了，可当时没有法医在场，也不可能有法医在场，我们无法从医学的角度对女老师的生死，作出科学的、准确的判断。尽管从12日到16日，4天过去了，女老师已四肢残缺，面目全非，但生命却如此顽强，万一还活着呢？万一还有最后一丝气息呢？这时候，我听见下面传来家长的喊叫声，回头一看下面两层的坟坑前面，已经摆放着十来具尸体了，而且尸体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上运。叔叔一看，也着急了，拉着我的手说，小解放军同志，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动手吧，我已经看过了，我女儿确实已经停止呼吸了！你们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呢，大家都是不幸之人，不要因为我的女儿影响了别人！可我还是有些犹豫。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叔叔突然一狠心，抹了一把眼泪，走过去，自己把女儿的尸袋的拉链拉上去，然后和阿姨一起，把女儿抬进了坟坑，把女儿搁好、摆平、放正后，又为女儿盖上一件衣服，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叔叔这才转身对我说，请解放军同志帮帮忙，让我女儿入土为安吧！说着，叔叔双手捧起一捧土，轻轻盖在女儿的身上；阿姨随后也双手捧起一捧土，轻轻盖在女儿的身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扬起手中的铁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泪水打湿的土一锹一锹地盖在女老师的坟上。我们的动作很慢，很细，想快一点糙一点，都不行。我们把女老师安葬完后，又为她采来几束野花，然后站在她的坟前，一边为她敬礼默哀，一边为她流泪……”

后来我采访到，这位女教师叫郑海鹰，27岁，是红白中学的一位老师。红白中学的钟副校长告诉我说，郑老师的专业是数学，但她英语很好，学校缺英语老师，就让她教英语课。她很尽责，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也很关心人。李碧老师告诉我说，郑老师戴眼镜，长得很文静，很瘦小，说话很幽默，许多学生都喜欢听她的课。她喜欢跳舞，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小孩儿。她有一个女儿，5岁了，她非常爱她的女儿……

7月26日傍晚，我来到郑海鹰老师的坟前，以一个军人和作家的名义，为这位年轻的女老师烧了一炷香……

短短几天时间里，黄继光团在洛水镇和红白镇共挖出遇难者237人，挖掘坟坑700个，埋葬尸体690具，坚持做完了一件从未做过的善事！但还有一部分战士，却依然还要坚守在墓地旁。干什么？为死者站岗！因为，尸体埋葬后，必须保证每座坟墓、每具尸体的完整性，真正做到让死者安心，让生者放心！由于地震刚过，方方面面都很混乱，坟场的情况同样也很复杂。比如，有的群众自己上山埋葬尸体，或把别的地方的尸体移迁过来，挖坑下葬时，只考虑自己，容易损伤旁边的墓地，负责坟场站岗的战士就要提醒或制止，或帮助解决处理。有的野狗因饥饿至极，有可能跑到坟场偷吃尸体，一旦发现，战士就必须把狗撵走；有些亲属要到坟场看望孩子，由于过于伤心悲痛，当场晕倒，战士们就要及时负责送往医院；有的人据说为了讨个说法，要挖出学生的尸体，抬到当地政府门口游行，甚至还有人不怀好意，企图破坏坟墓，制造混乱，战士们就必须守好墓地，看好尸体。此外，地震后，山上只有一处水源，为防止有人破坏，投放毒品，战士们必须保证水源的绝对安全。

因此，从5月13日晚到5月27日，黄继光团的部分军人一直坚守在坟场，从一个扛枪的战士，变成了一个为遇难者站岗的守灵人。陪伴他们的，除了孤独与寂寞，凄凉与清冷，便是悲伤与泪水，墓地与死魂。尤其是夜半三更，坟场一片死静，偶尔有风掀动草丛，或从远山传来一声狗叫，都会让人心里瘆得慌！

2008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走进红白镇西山梨园坟场，亲眼见到并走访了这些为死者站岗守魂的战士。我问一个战士，怕吗？战士说，“怕！尤其是第一天晚上，怕得小便都尿不出来。我在家的时候，晚上从来都不敢走夜路，可到了灾区，看到这么多人在受苦，在遭难，我觉得帮不了他们什么，很惭愧，现在，他们家的孩子遇难了，我能在这儿帮他们守着，心里也就好受一些。”我说，在坟地里站岗，谁都不知道，值吗？战士说，“这个，不好说。不过我们团长说了，在灾区，老百姓的要求，就是军人的追求！”老百姓的要求，就是军人的追求——说得多好啊！望着眼前的战士，我想起欧洲医学奠基人、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医生的岗位，就在病人的床边。

那么军人的岗位呢？是不是至死也该在老百姓的身边？

镜头二 留在断壁上的作业

在灾区的废墟上，我见得最多的是学生的作业本。这些作业本，不管哪个科目，哪个年级，无论是高中学生，还是初中孩子，应有尽有。有的一看就是男孩儿的字体，有的一看便知是女生的笔迹，有的只用了一半，有的只用了几页，有的刚刚打开，有的甚至是全新的，可能是当天才放进书包，连名字都还来不及填写。此外，课本也俯拾皆是。如《语文》、《数学》、《政治》、《英语》、《化学》、《生物学》、《中国历史》、《思想品德》，以及《新华字典》、《英汉词典》等，但你绝对见不到一本有关地震知识方面的书——哪怕是一本有关地震常识的小册子！

这些作业本和课本抛撒在废墟中，有的戳在钢筋上已被扯碎，有的压在房梁下已被撕破，有的挤在墙角边已没有了封面，有的卡在断壁上已缺少了页码，有的甚至被拦腰斩成两截，然后再被无数只脚踩进尘土，变成了一团团的纸末！它们躺在废墟上，如同深秋峡谷中的残花落叶，除了偶尔有风掀起其中某一页或者某一角，再也没人翻看没人阅读没人填写，甚至连乡间拾破烂为生的人路经废墟时，也懒得弯腰捡起。

面对这些作业本和课本，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与困惑。因为一个现象令我非常吃惊：在汶川大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多数都是平时课本抱得最紧、作业完成最好、最听老师的话、最遵守课堂纪律、从不逃课的好学生！这些好学生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不迟到早退，天天背着书包按时到达校门，上课下课准时进出教室，家中有事不请假，生病发烧不耽误，甚至有的女生来了例假也不缺课。为了学“知识”，为了得高分，为了考大学，他们不仅星期天舍不得玩，下课舍不得耍，甚至宁肯少喝一口水，少上一趟厕所，也要钉在教室抓紧时间多做几道作业，多背几篇课文。但谁能想到，就是这些好学生，几乎都死在了教室里，死在了课桌下，死在了座位上。因为地震来临那一刻，他们正在用功啃课本，埋头做作业！

例如，洛水中学高三有个学生，地震时正在教室埋头复习政治。那天本来他拉肚子，可以请假在家休息，但高考在即，他还是坚持去了。他的教室在3层，一听有人喊地震了，他打开窗户就往外爬，结果他被倒塌下的房梁压在腰上，悬挂在半空中——双腿在窗户里面，脑袋在窗户外边，手上还紧紧抓住一本《政治复习提纲》！几天后，不少家长都在废墟上扒拉自己孩子的课本或作业本，这个学生的家长却坚决不要，一本不要，甚至有家长帮他找到了写有他孩子名字的课本，他也一把撕得粉碎，说，这些课本都是擦屁股的废纸！我的孩子哪怕临死前知道一点地震小常识，就不会爬窗户了，也就不会死了！

还有，北川中学高一有个学生，地震时正在教室背诵一篇文言文。他的教室在最高的5层，地震来临那一刻，他极度恐慌，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情，于是慌乱中选择了跳楼——从5层跳下去！结果死了，死得很惨！如果他原地不动，也许不会有事——至少不会危及生命，因为教学楼垮塌时，是自上而下坐下去的，而其他孩子几乎全部幸存。后来这个学生的家长说，他的孩子一心就是考大学，心里只有分数，没有别的。这么多年来，他除了从早到晚背课本，从来不看一本课外书！

相反，另一类既不玩儿命死啃课本，也不死心塌地做作业，还不遵守学校纪律，常常迟到早退、来去随便的学生，甚至包括一些调皮捣蛋、贪玩好耍、讨厌课本、讨厌作业、不喜欢进学校而喜欢进网吧、不喜欢在课堂静坐而喜欢在游戏厅搏杀的学生，却成了汶川大地震中的幸运儿！为什么？因为地震来临那一刻，他们有的根本就不在学校；有的在学校却不在教室里——不是在操场打球，就是在草地聊天，不是在小食店喝可乐，就是在路边打游戏；有的虽然人在教室里，却不是规规矩矩守在课桌前，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而是趴在窗前观望风景，或在走廊玩耍打闹，所以地震发生时，比谁都知道得早，比谁都跑得快……如此这般，反而逃过一劫。

红白中学有个学生，“5·12”头天下午放学前，他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老师专门把他叫到跟前，一脸严肃地吓唬他说，如果明天你再不完成作业，就别进学校的门槛了！结果，第二天，即“5·12”这天，他还是没有完成作业，从来不好好听老师话的他，这天偏偏第一次听了老师的话——他没进学校的门槛，而进了一家游戏厅！他从早上7点开始打游戏，一直打到下午2点20分。这时，肚子告诉他，饿了。于是他起身出门，去买烧饼。一个烧饼刚拿在手里，一下就被震落在地上！这时，他的同学都在教室里，唯独他在房子外，跑都不用跑。他突然想起吓唬他的那位老师，慌忙跑到学校，可学校已经垮了，不少同学已经死了，吓唬他的那位老师也被埋在了预制板下。他急忙冲上去救老师，可扒开预制板一看，老师的脑袋已经碎了，眼镜躺在一边，身后是一摊血！

北川中学初三（5）班有个学生，叫张圣，14岁。我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见到他的时候，已是地震后的第十天了。张圣不是一个成天趴在课桌上死啃书本、埋头做作业的孩子，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看课外书籍，喜欢上网溜达，对什么都有点好奇。地震时他正坐在教室听课，教室刚一开始摇晃，他就知道是地震了。当不少人惊慌失措不知所云时，他却不慌不忙，从容地贴着墙边从5层平安地跑到了操场；当不少同学还惊魂未定时，他想起有10元钱还在楼上的一个小箱里，于是第一次余震刚过，他又冲到摇摇欲坠的楼上，找到那个小箱子，然后掏出系在腰带上的钥匙，打开箱子，拿出里面的钱包和几包方便面，再随手抓起一件衣服，平安地跑回了操场。本来往下跑的时候，他还看见了一床被子，想抱着跑下来，可拖了一下拖不动，就赶快放弃了。我问张圣当时心里到底怕不怕，他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不怕了。我说为什么好多同学都怕，你不怕？他说，大概是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他听两个同学在唱他们自己瞎编的一首儿歌，叫《唐山大地震》，歌词大意是：唐山大地震，震死很多人，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儿童和老人……他听了后觉得奇怪：地上震动一下，怎么就会死人？而且还会死那么多人？当天晚上他就到网吧去查看，这一查看，他不仅知道了什么叫地震，还知道了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同时也知道了许多有关地震的小常识。比如大地震过后会有余震，但余震不会连续发生，上次余震与下次余震之间会有一定的间隔时间，等等。所以他不怕，敢第二次冲上楼去，拿回了他的10元钱！张圣说着，还掏出一个钱包递到我的手上。我一看，钱包里面果然躺着一张10元的人民币！

同为学生，同在一个学校，同样遭遇一场地震，结果却是生死两种命运。这说明了什么？于是我想——不得不想，这些课本与生命、死亡、生存、毁灭、爱情、理想、欢乐、悲伤，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突然而至的大灾难面前，这些课本和作业本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在孩子们的思想观念中，是知识高于生命，还是生命高于知识？是知识决定命运，还是命运决定知识？知识与生命，到底谁是老大？

5月22日中午，我来到平通中学。这天太阳很毒，“毒”得我全身冒汗。刚一走进废墟，一股强烈的异味便扑鼻而来，我急忙戴上口罩。我很快发现，这所学校废墟上的作业本比其他学校更多，有的地方甚至成堆成片。这是为什么呢？我先从废墟堆表层捡起一些作业本，而后找来一根树棍，扒开废墟的表层，再掏里面的作业本。越往下掏，作业本越多，气味也越难闻。面对掏出来的作业本，是打开，还是不打开，我有些犹豫。因为这些作业本10天来和尸体躺在一起，上面不仅有泪水，有血迹，还有尸味！但我却分明看见，每一本作业本的封面上，都还清晰地留着孩子们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于是我捡起作业本，一页一页翻开，这一翻不要紧，我看见作业本的每一页上，几乎都打满了一道道的红钩和一个个的100分！而每一篇作业的旁边，还有老师特批的红色大字——优！

那一刻，望着作业本上一道道的红钩，一个个的100分，一个个的“优”字，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了……因为这些作业本足以证明，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孩子啊！他们完成了最“优”的作业，却要结束最宝贵的生命——一向高呼正义与博爱的人间啊，怎么还有这种逻辑？望着这些写着稚嫩名字以及打满100分的作业本，我实在舍不得让它们抛诸废墟弃诸荒野，便从包里掏出消毒药水，将其消毒，再用纸袋装好，悄悄放进了包里。（后来我又悄悄带上飞机，带回北京，悄悄放在了我的书架里）

我很快找到一个学生，问他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业本。这个学生告诉我，“5·12”地震前10分钟，他不在教室，而在操场上打篮球。地震降临时，篮球首先从他手中滚落，他看见篮球滚落的样子与往常不同，往常是贴着地面往前滚动，那天却是蹦跳着往前滚动；接着他发现篮球架在摇晃；再接着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像跳舞似的晃动起来。地震了！他很快就意识到。于是他坚持摇摇晃晃地跑到教学楼跟前，对着教室的方向大声呼喊：地震啦，快出来！地震啦，快出来！可他的同学们当时一个个正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做作业，根本没人在意他的呼喊，没人理会他的存在，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接着他又喊了第二遍，这才看见有三四个同学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教室。就在他准备喊第三遍的时候，他看见教学楼突然剧烈抖动起来，接着听见轰隆一声，便眼睁睁地看见整个教学楼全部倒塌在了他的面前！前后大概不过十几秒钟，几百个学生和十几个老师全被埋在了里面。等他们被挖出来后，6个老师和120个学生已全部遇难！那一刻，骤然而起的滚滚尘烟，遮挡了一切，他对着天空狼一般狂叫一声，便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脑子嗡嗡作响，好似天方夜谭。转而一想，又觉合情合理，实在正常。想想吧，山里的孩子自从跨进校门的第一天起，无论走进教室还是走出教室，听从的就是墙上的铃声、校长的讲话、老师的声音，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某种权力，甚至就是某种命令！何况地震来临那一刻，上课的铃声已经鸣响，老师已经走上讲台，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上；而这个大声呼喊的学生既不是铃声，也不是老师，更不是校长，甚至连一个班长也不是，同学们凭什么听他的？于是早就习惯了服从铃声、服从校长、服从老师的“乖孩子”们，即便在生死关头，在大难降临之际，下意识里，依然是宁肯顺从权力，也决不服从真理！

接着，我去了蓥华中学。蓥华中学位于什邡的一座古镇——蓥华镇。因竹溪河、湔底河、石亭江均汇合于此，故蓥华镇又称三河场。蓥华镇是一座“佛镇”，自明朝起，这儿便有了信佛的历史。数百年来，跪拜的人们络绎不绝，祭佛的香火萦绕不断。然而，如此一个参透佛法的“佛镇”，依然难逃厄运！而且，承受苦难最重的，居然是众多天真烂漫的娃娃和纯洁无瑕的学生！

我来到垮塌的教学楼跟前，4层的教学楼，已经垮得一塌糊涂！想起陈老师的话，难免一阵心酸。我一抬头，突然发现在垮塌的断壁残墙上，好像悬挂着一样东西。我急忙举起相机，拉动长焦——在摇摇欲坠的断壁残墙上，高高悬挂着一本作业本！风一吹，发出呼呼的响，听起来像是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呼救，又像是有人用手在不停地拍打着教室的门窗。我忽然有一种心跳加快的感觉。此前我看到的作业本，都是在废墟上，这个作业本，怎么会高高悬挂在断壁残墙上？莫非在地震那一刻，有学生抓住作业本欲破窗一跃？或是上苍故意要把这个作业本高挂空中，让活着的人们投以关注的目光？

我重新举起相机，变换角度，试图看清作业本主人的姓名。可作业本悬挂太高，加上连日雨水冲刷，太阳暴晒，无论我怎么调整焦距，依然无法看清这个学生究竟是谁。但我敢肯定，这个匆匆离去的学生，一定是个最爱学习、最听老师话、最遵守课堂纪律、每天准时坐在课堂、每次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因为他或她即便在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刹那，也没忘记拿起自己的作业。我也不知道这个作业本是政治还是语文，是数学还是英语，但我敢肯定，这个作业本里一定留下了当天还没来得及做完的作业。因为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是下午2点28分，学生上交作业的时间是下午5点30分，否则这个作业本就在老师的抽屉里，而不该高高悬挂在这堵断壁残墙上！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学生留下的作业本，也是一个死者留给幸存者的作业本；这个作业本里不光有老师留给学生的作业，还有一个学生留给我们的作业——至少有一道是留给我们的，不然，这个死去的孩子，为何要将作业本高挂空中，告示天下幸存的人们？

这个学生留下的这道作业是什么呢？

我想，这道作业应该就是：“5·12”那一刻，为什么垮塌最多的是学校？死亡最多的是学生？

谁来完成这道作业？谁，又来为这个答案打分？

镜头三 守望红领巾的狗

一到成都，我便听说，都江堰聚源中学埋了70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挖出来后，活下来的不多，大概死了四五百个！这个数字让我非常吃惊。于是我第一个赶去的学校，便是聚源中学。

聚源中学位于鼎鼎大名的都江堰。在三进灾区的日子里，我曾三次走进都江堰，三次走进聚源中学。第一次走进聚源中学，是5月20日下午。一踏上废墟，便看见一片白茫茫的石灰、一个个花花绿绿的花圈、一炷炷袅袅萦绕的香火以及几十个泪流满面的学生家长，接着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尸味与消毒水味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然后便听到了一声紧似一声的凄婉的哀乐声。哀乐声发自废墟，听起来却像是来自地狱，撕心裂肺，如泣如诉。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哀婉凄凉、最摄人心魄的音乐，听着听着，眼泪便流出来了。

离废墟几十米外的一个地方，是学校的操场。此时的操场显得格外孤独，有点像血腥厮杀后的一种沉静，一种一去不归的安宁。一个家长告诉我说，10天前，700多个孩子被挖出来后，就摆放在这里；还有十几个老师，也摆放在这里，整个操场都摆满了！每天傍晚，上百个家长都会聚在废墟和操场上，点燃一炷香，打开录音机，放上一曲哀乐，然后守着废墟，没完没了地哭诉，没完没了地流泪。

……

离开聚源中学，已是傍晚时分。走出校门不远，我忽然觉得身边好像有什么动静，或者一种暗示，一扭头，发现在一间垮塌的民房前，趴着一只小黄狗。小黄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过往行人，脚步匆匆，它却蜷缩在那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狗的面前，放着一个脸盆，脸盆空空如也，没有一点食物。看样子，小黄狗已经饿极了，大概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突然，我发现小黄狗的眼睛一直看着脸盆上空的方向，目不转睛，一动不动，像一个哨兵，在守望着什么。

我顺着狗的目光看去，一个情景令我大吃一惊：小黄狗的前面，居然悬挂着一条红领巾，一条非常鲜艳的红领巾！尽管四周都是废墟，都是黑糊糊的煤炭，脏兮兮的垃圾，但红领巾独自飘挂其间，看上去竟像一面小旗！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这一“角”，曾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第一个梦想，也是我童年的第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红色的，它像血液一样鲜红，似花朵一般灿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红领巾第一次挂在我的脖子上，飘扬在我的胸前时，我眼前的天空似乎突然改变了颜色，周围的同学也改变了模样。在我的心中，红领巾就是一面飘扬的国旗，就是一束最美的花朵！然而，此时此刻，我心中的“国旗”不是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静静地挂在废墟上；我心中最美的“花朵”不是绽放在春风里，而是摇摆在充满血腥气息的狗窝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走访附近几个群众后，我终于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地震前这儿住着一家三口的打工族，狗的小主人是个小女孩，今年13岁，前不久刚到聚源中学上学。地震这天，小女孩的爸爸妈妈死了，小女孩也被埋在了学校，全家就剩下了这条狗。一个姓罗的群众告诉我说，他和这家人的关系不错，时常有些来往。这家人为了让孩子好好念书，专门在聚源中学附近租了这间小房子。小女孩念书很用功，成绩不错，但家里很穷，为了给家里省点儿电费，有时候晚上还在路灯下看书。地震的头一天，是这个小女孩的生日，小女孩长到13岁，从来没有吃过蛋糕，她爸爸妈妈就给她买了一块小蛋糕。小女孩见了蛋糕，非常高兴，刚用手指头挖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就对她妈妈说，妈妈，蛋糕真好吃，这是我13年来吃的第一块蛋糕，等我长大后，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和爸爸买一块大蛋糕！可第二天下午，就地震了！小女孩被一张课桌压在腰上，救出来时还有点动静，后来就不行了。听说死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和小黄狗呢！但她爸爸妈妈全死了，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只有这条小黄狗。小黄狗后来跑到了聚源学校，但聚源中学当时人很多，很乱，都在忙着救人，废墟四周，都有警卫和解放军，见了狗，就往外赶。小黄狗过不去，只有躲在学校的操场边上，远远地望着躺在地上的小主人悄悄流泪。后来，小女孩的尸体被汽车拉走了，小黄狗就一直跟在汽车后面追……

儿时，我曾养过一条狗，也是像这样的一条小黄狗。有一天，父亲说，杀了吧，炖来吃！我问父亲，怎么杀？父亲说，用绳子拴住它的脖子，然后把它吊起来，不松手，一会儿就完了。我照父亲的意思，先将绳子套在狗的脖子上，再把狗吊上房梁，然后死死抓住绳子，不松手。很快，我就看见悬吊在半空中的狗，伸出舌头，满含泪水，乞求似的望着我。那一刻，我忘了父亲的话，不知不觉，一松手，狗便落在了地上，然后一撒腿，跑了！但我万万没想到，一周后，狗居然又回来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战战兢兢地站在我家门口的小黄狗时，我哭了。这一年，我7岁。10年后，我当兵了。离家那天，小黄狗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把我送了很远很远，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了狗的眼泪。从此，我爱上了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狗，总会驻足停步，聊上一会儿，然后便想，狗对主人，为何如此死心塌地，绝对忠诚？

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也听说过不少关于狗的故事。平武县有一只狗，地震前夕，突然咬主人的小腿，主人开始不理它，狗又咬，主人生气了，就打狗，狗往外跑，主人便追，刚一追出门，就地震了！结果，人狗两全，有惊无险。彭州县有两只被和尚收养的狗，地震时寺庙倒塌，主人遇难，但狗不下山。后见一村妇被压在废墟里，两只狗就守在村妇的身边，左右不离。村妇口渴了，没水喝，就仰起脖子用嘴去接雨水喝。后来老天不下雨了，村妇干渴难忍，两只狗就用自己的舌头去舔村妇的脸和嘴。村妇靠着两只守在身边的狗，坚持了196个小时，后来获救。

当然，狗类如同人类，地球大了，什么样的狗都有。我在灾区便见到过另外一些狗：有的四处流浪，一路乞求，有奶便是娘，见人便跟着走；有的神志恍惚，到处游荡，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主人在何方；有的从早到晚，呼呼大睡，对主人的死活不管不问。甚至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青川有一村民，爱狗如命。他养了一条狗，平时手头只要有钱，第一件事就是给狗买好吃的，有时没钱了，借钱也要买；好东西自己都舍不得吃，也要留给狗吃。地震那天，他在床上呼呼大睡，狗也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地震时，狗抢先跑了一步，他却晚跑了一步。结果，狗毫发无损，他却被砸破了头。第二天，因为心里惦记着狗，他头上还缠着纱布，便从医院匆匆赶回垮塌的家，第一件事就是找狗！可他围着垮塌的家找了好几遍，也不见狗的影子。后来，他在离家很远地方终于找见了他的狗——狗正躲在一棵树下，一边乘凉，一边捧着一瓶矿泉水细细慢饮呢！他一看，气急败坏，捡起一根棍子就扑过去，狗撒腿便跑。他一边追，一边骂：狗日的狗东西，太不负责任了，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聚源中学门前的这条小黄狗，姓罗的群众告诉我说，主人死了后，它从早到晚，就趴在那里，一直没走。而且每天都趴在那儿，守着那条红领巾，眼泪汪汪的，像守着一个宝贝似的。如果有人走到跟前，它马上就会站起来，用眼睛盯着你；要是有人碰一下红领巾，它就会大声狂叫，急了，还会扑过来咬人！地震后，大家都很忙，人都顾不上，哪儿顾得上狗！所以这条狗没吃没喝，没人管。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但它还一直守在这里，守着那条红领巾，哪儿也不去……

听了村民的话，我想起红领巾的主人——聚源中学那位小女生。小女孩的红领巾为什么会遗失在这里？是当天上学过于匆忙，忘记戴了，还是刚刚洗净，准备迎接“六一”的到来？小黄狗为什么不走？是怕有人弄丢了红领巾，还是在等着小主人归来？我蹲下去，恭恭敬敬地举起了手中的相机，望着镜头中守望着红领巾的小黄狗，和小黄狗守望着的红领巾，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10天后，即6月1日下午，我第二次来到聚源中学。一到学校门口，我就开始寻找那条小黄狗。可小黄狗不见了。我找遍四周，依然不见踪影。后来，一位群众告诉我说，小黄狗已经被打狗队打死了！

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打死这只狗啊？

群众说，听说狗可能会传染瘟疫。

我很气愤，甚至有点失去理智，说，可能传染？可能传染并不等于一定传染，更不等于已经传染！如果防范措施得当，怎么可能传染呢？狗可能传染就要打死，人可能传染难道也要枪毙？灾区的人可以消毒，灾区的狗为什么就不能消毒？

灾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说得很凶。但我看见好几只逃脱的狗，一点没事儿。

后来，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灾区打狗的事的确存在。一是地方组织“打狗队”，用棍打，用刀杀；二是当地有关部门让军人去打狗，用95式自动步枪打，而且专门挑选枪法好的战士即所谓“神枪手”去打，主要怕子弹打飞了，伤了人。一个参加过打狗的“神枪手”说，我在灾区干了一件最不愿干、最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就是打狗！有一次我们接到任务，说某地发现了一只狗，我去后一看，是一只母狗，我举枪瞄准时，手都在发抖。结果第一枪没打中，又打了第二枪，这是我第一次打枪脱靶。不仅打普通的狗，还打藏獒，在欢乐谷，还打死了动物园的一只老虎。当然这是经过当地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因为地震震坏了老虎笼子，担心老虎饿了跑出来吃人。

再后来，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对外公开宣称，他将收养一条狗，作为白宫“第一宠物”。同时我在电视和报纸上还看到一个故事：成都柑梓乡一个小镇上，有一村民自筹资金，在一块刚刚被地震震过的田坝上，为流浪狗专门搭建了一个小动物救助中心，取名为“爱之家”，收养了1000多只无人看管的流浪狗。其中，有100多只狗，就是想法躲过枪杀的子弹后，从灾区的废墟上被捡来的。但没有一只狗，发生过“瘟疫”！

此刻，望着眼前空空荡荡的狗窝，望着依然飘荡在狗窝上的红领巾，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汶川大地震没有震死这只狗，这只狗最终却死在了人的手里，这是为什么？连魔鬼都能放过的狗，人怎么还不放过？大地震导致的灾难，凭什么要让狗来承担？到底是天残忍，还是人绝情？如果狗的小主人——聚源中学那位小女生——知道有人宰杀了她的狗，九泉之下的她，能瞑目吗？一些无耻的人渣都能费尽心机在奶粉中给孩子添加三聚氰胺，聪明的人类对待大地震中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狗，难道除了宰杀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吗？

人类哟，你何时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镜头四 废墟上的儿童节

6月1日，儿童节。

没想到，这个节日的由来，竟与历史上一场血腥的屠杀有关。1942年6月1日，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的全部婴儿以及140个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并将全村妇女和90名儿童关进了集中营。7年后，为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执委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此后，世界各国纷纷废除了自己原有的儿童节，统一将儿童节定为6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也废除了原有的“四·四”儿童节，而将每年的6月1日，正式定为儿童节。

由此可见，2008年的儿童节这一天，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孩子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欢天喜地地在一起时，在都江堰新建小学，有326名在地震中遇难的小学生，却是在阴阳两隔的废墟下听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哭泣声度过的。

这一天，我也在新建小学的废墟上。本来，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我有很多话要对新建小学的孩子们说，但我却连最想说的一句话——“孩子，祝你们节日快乐！”——也不敢说。

6月1日上午9点整，我专程赶到都江堰。当我来到新建小学的校门口时，800多名悲伤的家长和无数善良的人群，已将学校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所有学生家长的身上，都统一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汗衫。白色短袖汗衫的前胸，统一印着一行字体：坚决为遇难学生讨回公道！白色短袖汗衫的后背，则赫然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腐败分子！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新建小学。我第一次走进新建小学是10天前的一个傍晚。倒塌的教室，凌乱的废墟，以及废墟中的书包、课本、衣帽、鞋子，曾令我潸然泪下，悲愤不已；而走访中获得的信息，更让我灵魂震颤，欲哭无泪。新建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位于都江堰市繁华地带的建设路中段。新建小学的校门很窄——准确地说，不是校门，而是一个门洞！我对这个门洞反复作过目测，几个学生家长也对这个门洞亲自作过测量，他们告诉我说，门洞宽仅有2.9米，高仅有3.12米。由于门洞太矮，地震发生那天下午，消防官兵接到命令赶来后，却无法将消防车驶进校门！消防官兵急得团团转，学生家长气得捶胸顿足。后来，只好调来大型挖掘机，先在门洞的下方挖下去十多厘米，再在门洞上方撤掉一块水泥板，一辆消防车——仅一辆消防车——才勉强挤了进去！不少家长都说，如果消防车当时能顺利开进学校，肯定会少死一些孩子！

新建小学的校园也很小，由两排平房、一幢4层教学楼和一个小小的篮球场组成。教学楼的左侧，是都江堰市机关幼儿园；教学楼的右侧，是都江堰宾馆。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宾馆，都和学校的教学楼紧靠在一起，甚至幼儿园和教学楼还紧紧相连。我不知道新建小学的教学楼为什么会倒，我也不清楚新建小学的教学楼到底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但我先后两次走进这所小学，亲眼看到的事实是：4层教学楼全部倒塌；而左侧的都江堰市机关幼儿园和右侧的都江堰宾馆不但没有倒塌，而且完好无损。

新建小学有教学楼4层，每层3个班，共有班级12个，学生687人。地震那天，在校学生680人：一年级和学前班的孩子在平房学习；高年级两个班的孩子在教室外上体育课和练习跳舞；其余二到六年级的学生全在4层教学楼上课。灾难降临时，4层教学楼房瞬间轰然倒塌，580多名师生全被压在下面。十几秒钟前还书声琅琅的校园，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十几秒钟前还活蹦乱跳的生命，瞬间变成一团肉饼！抢救结束，初步结果是：10个班级中，200多个孩子伤残，326个孩子丧生！

孩子不能死而复生，家长却欲死不能。从5月12日到5月31日，整整20个日日夜夜，上千名家长都是靠泪水熬过来的。在这20天时间里，他们流尽了一生的泪水。他们冰凉的泪水，打湿了前胸，打湿了后背，打湿了孩子留下的书包，打湿了孩子没有读完的课本，打湿了孩子来不及做完的作业，而后渗进岷江，伴着岷江之水，滔滔滚滚，一泻千里！

但他们知道，悲伤不能解决问题，愤怒换不来公道，泪水无法让几百个孩子的亡灵得到平息。

于是，他们选择了“六一”儿童节！

他们要在这个本该属于孩子天真活泼的节日里，在这片洒满血水与泪水的废墟上，向孩子表示哀悼与歉疚，向公众宣泄他们的悲伤与痛苦，向社会表达他们的愤怒与诉求；同时以哭诉与跪拜的方式，和326个不该离去却偏偏离去的孩子一起，“痛痛快快”地度过最后一个原本应该快乐的儿童节！

而且，将用一个悲壮的祭奠仪式，告慰326个孩子孤独的亡灵！

9点30分，800多名家长陆续走进校门。他们中，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有老迈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或者兄弟姐妹。

校门的左边，挂着一块醒目的白布，每位家长进门后，都在白布上写下自家遇难孩子的名字；校门的右边，拉着一根长长的铁丝，上面悬挂着一副副凄美动人的挽联；一拨一拨的家长到来后，便在挽联上写下一句对孩子的最后留言。

这800多名家长，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中，除了下岗工人，就是打工仔；不是家庭妇女，就是“三无人员”（无职业，无工资，无单位）。他们一无官，二无权，甚至数百名学生家长中，连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都没有。他们唯一的权力，就是哀悼，就是诉说，就是哭泣。

这800多名家长，都是底层的穷人。他们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地。他们很想把孩子的最后一个节日办得隆重一点，风光一点，体面一点。然而一夜间，地震埋葬了他们所有的家当，让他们失去了原本就穷困的一切，从一个穿着体面外衣的穷光蛋，变成了另一个彻底赤裸的穷光蛋！为了能和孩子一起过节，每个家长都做了一个镶嵌自己孩子遗像的镜框。然而有谁知道，这些为孩子做遗像镜框的钱，全是几百个家长想方设法凑起来的！

这800多名家长，都是共和国再好不过的公民。即便他们的孩子已经变成肉饼，化作尘土，埋进废墟，但他们也要讲良心，讲公德，也要死死压住自己岩浆般的悲愤，大火般的怒气，依然秉持“顾大局，不添乱”的原则，小心翼翼地履行着他们要做的一切：他们不仅向都江堰市委报告了他们要为孩子过一个儿童节的愿望，还向都江堰市委请示了要为全体遇难师生举行哀悼祭奠仪式的计划；他们不仅向都江堰市公安局提交了他们致都江堰市委的公开信，甚至用泪水和血水写给孩子的悼词，也要亲手交到公安局审查。直至正式同意、批准，他们才走进昔日的校园，今日的废墟。

很快，废墟前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上，挤满了上千人。人群中除了800多名家长，还有数十名记者和不少善良的人们。其余围观者，一律被阻挡在了校门之外。一位家长指着装有女儿遗像的镜框对我说，我女儿生前就盼着过儿童节，可惜还差20天，没过上，就走了。所以这个儿童节，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女儿补上！

一位母亲捧着孩子的遗像，站在那里，一直痛哭不止。她的儿子刚满8岁，地震前两天，全家才给儿子过完生日。谁知生日后仅两天，灾难发生了。由于神志恍惚，母亲渐渐有些站立不稳，装有儿子遗像的镜框突然从手中滑落下来，摔在了废墟上，镜框上的玻璃出现了一道裂痕！母亲惊恐万分，慌忙跪倒在地上，口中喃喃自语：儿子，对不起，妈妈摔痛你了！说着，竟不顾一切地用手去擦拭沾在玻璃上的泥土。谁知一不小心，手指又被玻璃划破，一滴一滴的鲜血沿着镜框的边缘汩汩流了出来，滴在废墟上，渗进母亲的心里。

一位父亲一直弓着腰，在地上默默地摆放着儿子获得的各种奖状，以及儿子创作的美术作品。儿子叫黄宇智，今年9岁，三年级学生。父亲对我说，我没有文化，只读了6年书，但喜欢摄影，所以儿子才3岁，我就教他学摄影了。我就是希望儿子长大后有文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儿子从小学画画，从小就想当画家，还没上学，就开始画画了。5岁时我送他一个电脑，他在电脑里给我画了一幅画，画得相当好。儿子很有画画天赋，他的漫画作品7岁就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漫画大赛优秀奖。12日下午，我是在尸体堆里找到儿子的。我给他擦洗身体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伤痕，身上只有2.5厘米的一个小口子，嘴巴里都是干干净净的。儿子完全是在里面给憋死的。这个学校其实早就打过报告，是危房，但没人管，消防工作也没人管。我们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追查“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为这几百个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一位父亲拉着我，希望我给他和镜框中的儿子照个合影相。我爽快地答应了。父亲对我说，他儿子叫刘星宇，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今年11岁，但个子已经长到了1.5米。儿子最喜欢的是打篮球，最喜欢的明星是乔丹，前不久还参加过成都市的篮球比赛。本来，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放暑假了，儿子已经接到通知，一放暑假，就去成都参加篮球比赛。没想到，儿子就这样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我从废墟堆里捡到的一只球鞋！

还有两对年轻的父母，双手搂着孩子的遗像，在操场边哭得死去活来。其中一对父母，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而且是双胞胎！一个叫李灏宸，另一个叫李懿宸。两个孩子，相濡以沫，感情极深，十分可爱。父母一路艰辛，好不容易养到了12岁，然而一场灾难，天不容人，骨肉兄弟，双双夭折！而另一对年轻的父母，则是一对龙凤胎。儿子叫唐博宇，女儿叫唐欣宇，都是12岁，同在五年级一班。儿子从小喜欢画画，女儿从小喜欢弹琴；儿子数学挺好，女儿英语特棒。兄妹俩天天一起上学，天天坐在一张课桌，天天一起玩耍，天天一起回家。然后，自5月12日早上兄妹俩背着书包挥手告别妈妈，手牵着手走进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位家长哭着对我说，有的孩子死了，爸爸妈妈有幸见着了尸体，孩子埋掉前，还为孩子化了妆，并对着孩子的尸体说了话；但有的父母连孩子的尸体都没看到一眼，至今都不知道孩子到底在哪儿。

一位家长哭着对我说，地震以来，新建小学的废墟上，每天都有家长寻找孩子的尸体，寻找孩子的课本，寻找孩子的衣物，寻找孩子的鞋袜。甚至，哪怕是一支铅笔，一本作业，一本相册，一个发夹，他们也会细心寻找。结果，每天都有急救车从这里拉走晕倒的家长。

一位家长还告诉我说，地震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就来过新建小学。那天下午，天上下着小雨，路很滑，但温家宝总理来了，一脸焦虑不安的样子，说话声音很小。他见两个孩子压在下面，就蹲下去，流着眼泪，对孩子说，“孩子，听爷爷的话，一定要挺住，我们一定会想法救你们出来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叫赵其松，一个叫王佳淇。后来，温总理又到医院看望了这两个孩子。后来还听说，温总理询问王佳淇，“孩子，你想和爷爷说什么话吗？”王佳淇说，“我代表新建小学的小朋友，感谢温家宝爷爷！”温家宝就说，“等你好了以后，也代我向还活着的新建小学的小朋友们问好！”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非常想念温家宝总理。可惜，温家宝总理太忙，灾区还有好多遇难的孩子，还有好多遇难的老百姓，但他们会等的，他们会一直等下去的，他们相信温家宝总理一定会再回来的！

10点整，仪式开始。低沉的哀乐，缓缓响起；凄惨的旋律，如泣如诉。阳光下，800多名家长个个臂缠黑纱，手托遗像，按班级顺序，依次列队站在废墟前的一块空地上。

仪式第一项，一位年轻女性，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在哀乐声中向废墟下326个孩子哭诉衷肠：

亲爱的孩子，我们来了！多少年来，你们总是期盼，期盼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陪伴你们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然而我们总是说自己太忙，未能让你们如愿以偿。今天，我们终于来了，都来陪伴你们过一个儿童节。但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们活泼的身影，听不见你们欢快的歌声。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伤痛与悲吟！

亲爱的孩子，我们怎能忘记，教室里那勤奋学习的你，一双明亮的眼睛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对世界的好奇。你用稚嫩的小手，描绘出一个个彩色的梦，梦里有蔚蓝的天空，有飞翔的小鸟，有快乐的孩子。你说：“妈妈，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小鸟，等我长大了，就可以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带回好多好多漂亮的礼物送给你；我还要给爸爸做一顶结实的帽子，在上班的路上，他就再也不怕火热的太阳，调皮的小雨；对了，我还要为爷爷奶奶准备一双温暖的手套，在寒冷的冬天，搀扶我上学时，就再也不会冻坏双手了。”

亲爱的孩子，我的小天使，我们怎能忘记，那天清晨，你背着最心爱的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到我们面前说：“爸爸，妈妈，我上学去了，再见！”这声再见，却是永远的别离，永远的伤痛，我们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我们发誓，来世我们一定做你的好爸爸、好妈妈。亲爱的孩子，我们的容颜请你一定要深深铭记！

亲爱的孩子，昔日书声琅琅的校园，如今成为一片废墟，让人震撼，让人触目惊心！你说过，要一辈子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了一个头，你就要这么匆忙地离开吗？你是否看见爷爷奶奶哭红的双眼，爸爸妈妈过早斑白的双鬓，还有哥哥紧握的愤怒的拳头？

是的，我们不能原谅，那使你们顷刻间葬身废墟的罪魁祸首！地震不可抗拒，人祸无法容忍！孩子，因为有了你，爷爷奶奶的白发少了；因为有了你，爸爸妈妈变得年轻了。但今天，站在这片废墟上，我们痛苦，我们失望！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相信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的；孩子，你们一路走好，爸爸妈妈一定会陪伴你们的；孩子，你们一路走好，让你们去一个没有纷争，没有烦恼的地方，爸爸妈妈会永远永远记住你们的！

仪式第二项，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代表全体家长，宣读致都江堰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公开信：

中共都江堰市委、市政府：

“5·12”地震那一刻，新建小学10个班4层教学楼在顷刻间整体坍塌，530多名师生被埋在一片瓦砾中，造成师生重大伤亡，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的伤痛和震惊，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失与责任。

事发后，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都市委、市政府、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在整个抗震抢险中，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我们为之感动和欣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武装警察战斗在抗震抢险的第一线，用生命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表现了听党指挥、作风优良、军事过硬、保障有力的崇高气节。在此，我们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全体家长向参加抗震抢险的解放军、武警官兵说一声辛苦了，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灾区的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建小学是一所平民学校，其就读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来自下岗工人，“三无农民”，打工族家庭。孩子是无辜的，在同一座城市接受一种不平等的教育，我们为孩子难过！孩子是被动的，在指定的“豆腐渣”教学楼内接受教育，我们为孩子而伤心。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新建小学尚未垮塌的办公楼仍在作证，吞噬孩子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孩子们是可爱的，这片废墟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血腥的！

天灾无可抗拒，人祸难以容忍。因此，我们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全体家长秉持“顾大局不添乱，不讨回公道不罢休”的原则，恳请都江堰市委、市政府以鲜明的态度，为我们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主持公道，请省级以上的专家组，公开透明地对新建小学的整体坍塌的教学楼楼房作出公正的鉴定，并依照党纪、国法从严查处有关责任人员，还孩子一个公道，平息遇难学生家长心中的“余震”，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全体家长

2008年6月1日

仪式第三项，向全体遇难的师生默哀。哀乐声中，800多名家长，面对废墟，一起低下头颅，默哀3分钟。

仪式第四项，各班派出代表，为遇难的师生敬献花圈……

仪式一结束，哀乐声骤然强烈鸣响，废墟似乎也被感动剧烈颤抖起来。此时此刻，悲痛欲绝的800多名家长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们抬着各自孩子的遗像和花圈，走着，哭着，说着，喊着，一起涌向早被泪水打湿的废墟。他们或跪在废墟前，或匍匐在水泥地上，一边不停地给孩子磕头，一边为孩子点着一炷一炷的香火，一边为孩子烧着一张又一张的纸钱，一边还叫着自己儿子或女儿的名字，而后抓扯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号啕大哭！

所有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泪流满面，心酸动容。

一位父亲跪在废墟上，用头不停地磕着砖头，反复不停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啊！

一位母亲跪在废墟上，哭叫着说，我的儿子哟，你死得好惨啊！

一位奶奶跪在废墟上，哭喊着说，我的孙女哟，你死得冤枉哟！

一个母亲当场哭晕倒过去；很快，一位母亲又倒在了丈夫的怀里；接着，另一位老奶奶也倒在了地上……医生们一个个赶来，志愿者一个个迎上。一时间，校园变成了悲伤的祭坛，废墟变成了泪水的海洋。

在这哭泣的人群中，我从镜头中发现了一个孩子。孩子是个男孩，他蹲在地上，一双稚嫩的小手不停地在废墟堆里扒来扒去。孩子的妈妈叫杜兰兰。她告诉我说，孩子叫文伟，文化的文，伟大的伟，刚满4岁。他的姐姐叫文青，12岁，已经走了。他姐姐非常善良，从小就喜欢画画，还在北京的一次画画比赛中获得过二等奖！他姐姐平常在上学的路上，只要见了穷人，比如一些要饭的，收破烂的，还有街头一些卖艺的瞎子老人，就把自己中午的饭钱省下来，给他们，自己却饿着肚子回来。12日以后，儿子再也没有见着他姐姐，再也听不见她说话了，19天了，他只反复说了一个字：怕！他最怕的是声音，只要听见有声音，就大声喊“妈妈，我怕我怕！”过去，他是非常活泼的，常常和姐姐打闹，有时姐姐在做作业，不跟他耍，他就咬姐姐的屁股。他姐姐脾气好，一点不生气，还吻着他的脸说，弟弟，别闹，等姐姐做完了作业，再陪你玩，好吗？但自姐姐离开他后，他好像就变了，只要一想姐姐，就发脾气，很狂躁；或者不说话，谁也不理；晚上还做梦，梦中常常惊叫，醒来后就叫姐姐，然后就满头大汗，浑身发抖！我每天都到学校来找女儿的作业、衣物，他也要跟着来，不让他来，他就哭，就发脾气。今天是儿童节，本来不想让他来的，但他一定要来，就来了。

这个叫文伟的孩子一直蹲在废墟里，我的镜头一直跟着他。他的眼睛这儿看一看，那儿瞧一瞧；手这儿抠一抠，那儿刨一刨。孩子手中没有钢钎，没有铁镐，也没解放军叔叔的力气和消防队员的水平，但孩子对姐姐的情感，却力压千军——当他妈妈伸手去拉他起来的时候，孩子终于说了一句话：“妈妈，我要扒出姐姐！”

……

此刻，午时早已过去。然而废墟中，数百名家长依然悲痛不已，长跪不起。他们失声痛哭着对我说，一定要陪伴孩子过完最后一个儿童节！他们那凄婉的哭泣声，反复回荡在废墟的上空，声声悲凉，久久不息……本来不该死去的孩子，为何偏偏死去？本来不该破碎的家庭，为何偏偏破碎？326个纯真可爱的孩子呦，你们为何走得如此凄惨，如此匆忙？有人说，四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最大区别，就是唐山大地震留下了一大批失去父母的孤儿，四川大地震留下了一大批失去孩子的父母。是的，这些永远失去孩子的可怜的父亲母亲们，这些在废墟上长跪不起的孩子家长们，你们将如何度过自己的劫后余生呢？你们将怎样平息心中的悲伤与怨恨呢？你们除了哀悼，除了悲伤，除了诉说，除了哭泣，还有别的选择吗？

温家宝总理——孩子们的好爷爷，这废墟上泣血的哭泣声，您一定听见了，对吗？

（《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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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陈俊贵的故事我早就听说过。

故事很简单：30年前，部队在修筑天山公路时，遇到了大雪封山，官兵被围困在雪山上，弹尽粮绝，上级派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去40公里外送信求援。四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到极大威胁。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陈俊贵腿部冻残，另一名战士陈卫星脚趾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十分思念班长，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重返天山，为班长和168名烈士守墓。

不简单的是，陈俊贵这一守就是24年，而且还将继续守下去。他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力量让他和他的家人支撑了24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在白雪皑皑的天山上演绎了怎样的人生故事？2007年9月，我从北京调到新疆，在陈俊贵原来的老部队——武警交通二总队担任副政委。带着这些谜团，2009年春节刚过，我踏上了通往天山的公路，前去探访陈俊贵。

巍峨的天山将新疆分成南疆与北疆。天山独（山子）库（车）公路建成以前，从独山子到库车，必须东绕乌鲁木齐或西拐伊犁河谷，至少需要四天时间才能到达。1974年4月2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快天山公路建设的命令》。从此，天山独库公路工程建设拉开了序幕。

1974年4月，军委基建工程兵第十二支队（后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第二总队）从湖北宜昌挥师天山，投入兵力13000人，担负独库公路施工任务。官兵们征服了“老虎口”，开辟了6公里的“飞线”（路段设计在悬崖绝壁，上接云天，下临深涧，黄羊都难以攀登；测量人员因无法实地测量，只好在图纸上标成“虚线”标志，称为“飞线”），凿通了3条隧道，架设了65座桥梁。1983年8月胜利竣工，缩短南北疆的行程距离近600公里，创造了我国筑路史上的奇迹。独库公路的建成，对于维护新疆稳定，巩固国防和开发天山资源、促进南北疆沟通和繁荣、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成后的独库公路全长562公里，北起“石油之城”独山子，南至龟兹古国库车，途经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等县，翻越哈希勒根、玉希莫勒盖、拉尔墩、铁力买提四个冰达坂，跨过奎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巴音郭楞河、库车河五条天山主要河流，穿越著名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道路陡峭险峻，很多地段被标明在“雪线”（终年积雪）以上，年平均气温零下9℃，最低为零下46℃，施工难度很大，环境异常艰苦。

筑路十年间，部队官兵战冰雪斗严寒，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先后有168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几千人受伤致残，官兵们用青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生命绝唱，创造了著名的“天山精神”。四届人大代表、党的十一大代表、军委命名的“雷锋式好干部”姚虎成和优秀指导员李善国就是捐躯烈士中最杰出的代表。

“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这是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影《天山行》里的一副对联。而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支英雄部队的事迹创作而成。

1984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交通厅在天山公路中段的乔尔玛修建了天山独库公路烈士纪念碑，纪念缅怀为独库公路工程献身的官兵。

我们沿着险峻蜿蜒的冰雪之路艰难而行。路上冰雪很厚，很滑，来往车辆极少，路中间是两道深深的冰雪车辙印，我们的行进速度相当缓慢。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尼勒克县乔尔玛。在雪山环绕的烈士陵园门口的平房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老兵陈俊贵。他50多岁的样子，身板硬朗，脸膛黝黑，已经明显谢顶，豪爽的东北腔里夹杂着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的混合口音。都是筑路兵出身，我们一见如故。他的手有力而温热。

他和妻子正在做午饭，锅里炖着马肉，屋子里香气四溢。尼勒克的马肉很出名。从乌鲁木齐出发前我和陈俊贵通过电话，他知道我今天要来，所以专门准备了马肉。他说还给我准备了雪莲，让我回去时带走。我很感动，说马肉可以吃，但雪莲不能要。我知道采集雪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说天山上到处是雪莲，不值几个钱，算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屋角放着一个半人高的蓝色塑料桶。我揭开一看，里面是半桶冰雪。陈俊贵说，他们一年四季吃的全是冰雪化的雪水。他走到靠近火炉的另一个屋角，揭开一个同样大小的塑料桶给我看，说这是已经化好的雪水。果然是，里面还漂浮着几块薄冰。我问他吃雪水对身体有没有影响，他说没多大影响，就是对牙齿不好。说着他张开嘴让我看。他的牙齿很稀疏，而且发黄发黑。他说吃了几十年的雪水，牙齿全松动了，要不了几年就会掉光。他和妻子很少吃肉，就因为咬起来费劲。我问他雪水怎么会使牙齿发黑呢？他笑了，说那不是因为雪水，是因为抽烟。他说山上空寂无人，寂寞无聊，他一天要抽一两包烟。

我想先去祭奠烈士。陈俊贵带我走进陵园。积雪没过膝盖。我们沿着他开辟的“雪道”前行，迎面是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上书“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陈俊贵说，以前墓地不在这里，在新源县，因为这里有纪念碑，所以2006年才在这里建了烈士陵园。

绕过纪念碑，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是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不用数，我也知道那是168座。我被眼前的一排排墓碑震撼了，驻足良久。“168”，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但是现在它们排列在一起，不能不让我的灵魂颤抖。墓地雪白一片，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圣洁的世界里，安息着168位烈士的英灵。

陈俊贵指着墓地告诉我说，在这168名烈士里，职务最高的是副师，叫李黑土，河南人，牺牲时57岁；最小的叫王爱林，新疆人，牺牲时18岁。

迈向墓地的脚步很沉重，脚下积雪的“咯吱”声，像是我的灵魂在呻吟。

我们烧了纸钱，鸣放了鞭炮。

陈俊贵对那些沉默的坟茔说：“战友们，总队首长来看你们来了，天气冷，给你们烧点纸钱，暖和暖和。”那口气，好像那些墓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一人手里拿着一瓶酒，踩着厚厚的积雪，祭洒在每一个烈士的坟头。

陈俊贵说：“战友们，喝口酒吧，驱驱寒。这酒不错，‘伊力老窖’，你们不准抢，一人只准喝一口，喝多了要犯纪律的。”

最后，我们站在最里边的一座墓碑前，墓碑上写着“郑林书烈士之墓”。这就是陈俊贵的班长。班长命令陈俊贵将最后一个馒头吃下去。班长牺牲了，陈俊贵活了下来。

陈俊贵蹲在班长郑林书的墓碑前，点燃三颗烟，摆放在碑座上。他说班长不喜欢喝酒，喜欢抽烟，他每次来要给班长点三颗烟。陈俊贵对墓碑说：“班长你抽吧，这可是软中华，一包六七十块钱呢，昨天过路的一个州里领导给的，我没舍得抽，给你留着呢……”

祭奠完毕，回到陵园门口陈俊贵夫妻住的平房里，吃着他妻子炖的马肉，喝着酒，陈俊贵开始了他的讲述——

一、守望老兵：陈俊贵

我们是战友，有啥说啥。

当年你们十一支队（基建工程兵的一个师）在青海修青藏公路，我们十二支队在新疆修天山公路；你们修了10年，我们也修了10年；你们牺牲了108个，我们牺牲了168个。咱们都是从基建工程兵出来的，都在雪山上抡过铁锤，背过石头，所以见到你感觉特别亲。

我们实话实说，不整那没用的。但是有些话、有些事，你可别写到书里去，别让人家笑话咱老兵没水平。来，喝，听我给你慢慢唠。

我这一辈子呀，做过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吃了四个战友最后的一个救命馒头。当然，我也做对过几件事：一是当了兵，二是娶了个好老婆，三是退伍后又重返天山为班长和牺牲的战友守墓。

我们村里的许多媳妇都是骗来的

我家在辽宁省辽中县老达房孟家岗。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二。老大是残废，23岁那年，给生产队赶马车，让马给踢了，双目失明，现在还没有成家呢。老三也是个农民，成家了，有一儿一女，听说日子过得还可以。

你说我父母？我父母已经不在了。我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我没回去，太远了，没有那么多路费。再说接到家信时，人都下葬一个多月了，回去也不赶趟。我母亲是去年去世的，我也没有回去。当时烈士陵园的事挺多，离不开，我想她老人家能原谅我。

不瞒你说，我来天山24年了，没有回过东北老家一次。为什么？我也说不清，阴差阳错的，就是没有回去。现在父母不在了，以后更不可能回去了。我想一直陪着我的老班长，陪着这168个战友，死后就跟他们埋在一起。你看天山这地方多美呀，多干净呀，死后能跟这么多战友埋在一起，也是我的福分。

我父亲排行老二，是个农民。我大伯也是个农民，但是解放初期担任过大队书记。老三当兵去了朝鲜，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老四当了工人。我父亲最没本事，大字不识一个，人老实得有点过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给队长写大字报，落款都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陈彦令。我父亲不认识，还乐呵呵地跟在人家后面看热闹，结果让队长臭骂了一顿。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公社、县里领导写信告生产队长，落款也写我父亲的名字。你说这老实人倒霉不倒霉。

那时候穷啊！我们家过春节买不起鞭炮，我父亲是赶大车的，就用马鞭子甩两下，让我们听个响，算是过年放了炮。我的小名叫“赶趟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吗？因为我们出生的第二天，正好赶上生产队分粮。小时候看人家戴手表，我特别羡慕。当时“戴手表、穿皮鞋、镶金牙、别钢笔”，最牛气。不管有没有文化，衣兜里也要别上一支钢笔，有的别两支三支。再多就不行了，别上一排，那是修钢笔的。有的没有钢笔，捡了人家扔掉的笔帽别在衣兜上，冒充有文化。

我哥哥十二岁就辍学了，回家放猪。我父亲吃了没文化的亏，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希望我和弟弟能继续上学。那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买一支真正的钢笔别在衣兜上，那才叫真有文化。可是好好学也没用，那时提倡的是交白卷。我们辽宁的张铁生就交了白卷，还说“条条铁路通北京，老师何必硬强求”。当时没人好好上学，天天写大字报，学生给老师写，老师给校长写，贴得满墙都是。

我们村的知青说：老达房这个地方，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光棍能把人绊倒。女娃都嫁出去了，男娃找不到对象。找不上对象咋办？骗呗。咋骗？跑到山东去骗。让村里最年轻、长得最帅的小伙子去山东相亲，说我们那里地多人稀，哪个姑娘要是肯嫁过去，连她的亲娘老子弟弟妹妹都可以带过去。这话很管用，又看小伙子长得帅，姑娘就上了当。

但是新婚之夜，前去相亲的那小伙子就消失了，换成了另外一个人。等新娘子发现上了当，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只好认了。

最要命的是，新婚三天后，新房里的摆设都让村里人抬走了。为啥？因为当时为了糊弄娘家人，全村人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摆设集中在了新郎家。媳妇已经到手，当然要物归原主了。

我当兵就是为了能吃上馒头

但是，我母亲不是父亲花钱骗来的，是她自己主动来到我们孟家岗。来的时候，母亲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大姐。我父亲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就娶了我母亲。母亲以前的丈夫是谁，为啥来到我们孟家岗，我一直没弄明白。母亲不说，父亲也不说，这事就成了一个谜。现在父母都走了，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母亲生下我后大出血，几乎死掉。我一声没哭，也不睁眼，一动不动。父亲以为是个死胎，就拿破布一卷，用草绳一捆，扔到了山上的野沙岗。父亲走出老远，听到了我的哭声，又把抱我了回来。我确实也不争气，小时候多病多灾，长到11岁才会说话。村里的土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舌头大。

那时我们那里以吃高粱米、玉米、大豆为主，想吃大米白面得到外地去换。过年的时候村里才发几斤面粉，让大家初一包顿饺子。一年到头，三十那天能吃顿猪肉炖粉条。粉条是自己用土豆或者红薯加工的。把红薯放在缸里，捣烂，加水，把浆打出来，淀出淀粉，然后加上白矾和成面，支一个大锅，下面烧包米秆，上面“漏鱼”，就是粉条。生产队分的粮食，一年总有一两个月接不上顿。

记得有一次，锅里就剩下了两个包米贴饼子。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揭开锅一看，谁都舍不得吃，又悄悄去了学校。父母和哥哥还要下地干活，饿着肚子可不行。我和弟弟坐在教室里上学，省力气，饿一顿也没啥。

可是我们经过包米地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溜进去扳青包米啃。青包米不好消化，容易放屁，而且还特别臭。又不赶放，怕同学听见，就拿捏着，一点一点悄悄放。同学嗅到之后，问谁放的臭屁？我也左顾右盼，寻找放屁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在城里工作的堂姐夫来我们家，拿了一盒点心，用红纸包着。堂姐夫走后，母亲将点心挂在屋梁上。母亲不让我们吃，一是舍不得，二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家来城里客人了，还带了这么好的点心，觉着很有面子。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踩着凳子，用手指头将红纸抠开一点点，沾了点心上的油，用舌头舔了舔手指，算是解了馋。后来时间久了，那红纸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母亲才取下来分给我们吃。那时点心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吃起来还是很甜，很香。

你知道，我们东北农村都睡大炕。家境不好的一家人挤一个大炕。有人开玩笑说：老公公把儿媳妇的鞋都穿错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个大炕上。我大姐长大了，还和我们挤在一个炕上。但是大姐穿衣服优先，她毕竟是女娃，不能让她穿露屁股的衣服。大姐穿过我们再穿。我16岁以前，一直都穿大姐的旧裤子。那时女式裤子前面不开叉，解手很麻烦，我就在前面自己开一个小洞。一条裤子你穿了我穿，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补一补又穿。有时来不及补，就用书包挡着屁股后面的破洞往家走。哎呀，别提多别扭了。

当时谁都想穿一身绿，但是买不起绿布啊，咋办？母亲就把莲花叶子和生布放在锅里一起熬，捞出来就成了绿布。母亲用这样的绿布给我做了一身衣裳，穿在身上心里别提多美了。我喜欢绿军装。我做梦都想长大了去当兵，穿上真正的绿军装。还因为当兵能吃上馒头，而且管饱。这话是我姐夫告诉我的。

那时大姐已经出嫁，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姐夫是沈阳军区的，叫何长友。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看着他那一身绿军装真是眼馋。我说何哥，能不能把你的军装脱下来，让我过过瘾？他只把上衣脱下来让我穿了一会儿。哎呀，那领章，那帽徽，真是让人羡慕。姐夫说，你要是喜欢，等长到18岁也报名参军，部队不光能穿绿军装，还能吃上馒头和猪肉炖粉条。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当兵。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穿上绿军装，能吃上馒头。

为了当兵，我给大队书记跪下了

其实，我最先想当的不是基建工程兵，而是云南的野战军。那是1978年3月份。当时我已经体检合格了，有人告我的状，说我高中还没毕业，结果没去成，我心里很难过。那时政审很严，大家都想当兵，争破了头。

你不是告我高中没毕业吗？那好，我干脆不上学了，回家务农，就等着当兵。但是我不会铲地铲包米，队长见我有点文化，就让我跟人去拉草，拉回来粉碎了喂牛喂马。生产队有一头瘸骡子，没人愿意赶，队长让我试着赶。

那年冬天，又开始征兵。这次是我们基建工程兵。当时不知道基建工程兵是干啥的，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当兵就行。

我们大队五个体检合格，另外那四个都有来头，就我没有一点关系。这可咋整呀？上次没整成，这次再黄了，我当兵的梦不就破灭了吗？

我夜里长吁短叹，睡不着觉。母亲也替我难过，可是有啥办法呢？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找谁帮忙呢？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大队书记姓王，我母亲也姓王，母亲就跟人家书记套近乎，提着半篮子鸡蛋，领着我去找书记。

母亲见了书记说，大兄弟，咱们都姓王，500年前是一家，我求求你了，让你这个外甥去当兵吧。母亲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让我跪下，喊书记“舅舅”。我心里很难过，很不情愿，可是为了当兵，我还是扑通一下跪在书记脚下，喊了一声“舅舅”。那一刻，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书记很高兴，答应研究研究。

书记说话还真算数，没过多久，我就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生产队长对我父亲说，陈彦令，你儿子要当兵走了，放你一天假，你去赶大集。父亲就抱着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去赶集，准备卖了钱再买点肉和菜，请大队干部吃饭。可是父亲把老母鸡揣在怀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没舍得卖，又抱了回来。母亲说那就把老母鸡杀了吧，给大队干部吃。这是规矩，人家请，我们不能不请，我们家再穷也不能少了人家这顿饭。

父亲就把母鸡宰掉了。我心疼啊。家里就指望这只老母鸡下蛋换钱，给母亲买药呢，鸡蛋送给了书记，现在连鸡也杀了，母亲以后靠啥买药？母亲说，儿子你放心走吧，妈以后吃黄连素，黄连素便宜。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到部队后好好干，将来混出个人样来，为父母争气。

第二天，民兵连长把我们带到公社，然后坐汽车直接去了辽中县。晚上我们到了沈阳，啥也没看见，又被送上闷罐子兵车。

闷罐车上只有一个小窗户，车厢里光线很暗，接兵干部都着穿“四个兜”，也分不清谁大谁小，见了“四个兜”都叫首长。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很激动。想问“四个兜”我们去哪里，但始终没敢问。

天安门上的钉子不是金子做的

一下火车，我们才知道到了北京。那个激动啊，简直没法说。但是看了看周围，没有多少楼房，不像是心目中首都北京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是房山区李庄大队。我们将在那里度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

我们住的是老乡的房子。我们班住的那家姓池，他家有个沼气池。那一带许多老乡都用沼气做饭。训练休息时，我经常帮老乡清理沼气池，干点家务活。老乡很喜欢我。他家有两个丫头。

老头子跟我开玩笑说，小伙子，你将来退伍了，就给我当上门女婿吧。

我听了心里很不乐意。我刚到部队，还准备好好干一番哩，将来穿个“四个兜”啥的，你却说我退伍的事，你知道我一定会退伍？

但是冷静一想，老头子说得也没错，再说，人家丫头长得也不差。

说实话，我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再回东北老家了。

3个月新训结束后，我们才真正走进北京城，驻扎在西城区安德路，任务是修地铁。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扎钢筋、支模板，支好后往里面浇水泥，等水泥凝固了再把模板拆掉。你说啥？馒头？那当然了，连队馒头管饱，我们新兵特别能吃，干的又是重体力活，一顿能吃七八个。但是我们天天在地下施工，又是封闭式管理，很少看见外面的繁华世界。

一个休息日，连长对我们说，你们新兵刚到北京，可以出去转转，但必须三人一组，由老兵带队。还说，出去时要衣帽整齐，军姿端正，不要影响军人形象。这可是我们伟大的首都，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把军装平铺在床上，用嘴往上面喷些水，用装有开水的茶缸熨平。然后穿上，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营门。

一个老兵带着我们两个新兵逛王府井。我对逛街没兴趣，一心想去天安门。为啥？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村里人都说天安门城楼大门上碗口大的钉子，全都是金子做的，有人还为此打过赌。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金子做的，还要亲手摸一摸，将来探家的时候好给村里人吹牛。心里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就与另外两个战友走散了。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干脆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

我一路问到了天安门。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我激动不已。我用手摸了摸大门上那碗口大的钉子盖，原来不是金子做的，而是铜铸的。

我在天安门转了很久，后来就转迷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问路人：西城区安德路怎么走？人家说安德路地界大了，你到底要到哪里？我说不上具体地址。我一路走一路问。我从地上捡到半根粉笔，担心自己越走越迷，就在走过的电线杆上画一道，如果找不到，大不了顺电线杆子再折回来，重新再找。后来还真找到了。但是天已经很黑了，连长急得在院子里跳，带我出去的那个老兵站在一边，吓得满头大汗……

天山的冰棍不花钱

我在北京修了半年地铁。

1979年，南方发生战事，我们才离开北京。不是去前线，而是去相反的方向。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以为是去前线。

当时传说是一部分人要调走，大家都很兴奋，都盼望着去前线。为啥？去前线可以立战功，立了战功可以入党、提干，穿上“四个兜”。能入党，能穿上“四个兜”，是每一个新兵的梦想。别看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但是前线那时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北京再好，我还是一个兵，可是上前线我就有可能穿上“四个兜”。

那天晚上，天很黑，我已经睡着了，突然听到了紧急集合哨。

连长在外面喊：一号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

我们打好背包，黑压压站在操场上。

连长说，点到谁谁出列。

营门口停着6辆解放车，车厢用帆布蒙着。气氛神秘而紧张。被连长点了名的站到另一边。我心里很紧张，等着连长点我名字，可是就是听不见“陈俊贵”三个字。心里那个紧张啊！我一心想去前线。打仗我不怕，死了也痛快，不死就立功、提干。连长终于念到我了，我很激动，答“到”的时候，声音都有点哆嗦。

解放车把我们拉到丰台，我们在那里坐上了闷罐车。一人发了一袋江米条、两瓶罐头。窗户还不让打开，只留一道缝。铁门一直关着，只有停车解手的时候才打开。我们的火车白天不走，晚上才走。白天停靠的都是小站，也不让下车，大家就坐在车厢里等。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离边境还有多远。干部不让问，说保密，这是纪律。

现在总队的雷永文副总队长，当时就跟我坐一趟闷罐子车。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前年他来乔尔玛看我，说起来以前的事，我才知道他当时也在。

闷罐子车把人坐得晕头转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让大家打背包下车集合。我们下车后才知道，是乌鲁木齐。有人问干部，不是说是前线吗？怎么跑新疆来了？干部说，队列里不要说话，注意纪律。没人敢吭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个小干部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九月的乌鲁木齐，已经有点冷了。我看见许多大篷军车朝我们开过来。我们按次序上车，刚坐稳，车就开动了。军用帆布把车厢蒙得严严实实的，看不见开往哪个方向。

颠簸了整整一天，到了一个兵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有继续往前走。半路上来一个矮个子，姓郝，“四个兜”，人很精干，也很和气。后来才知道他是副团长。听说他后来当了将军，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北京。你认识他？那太好了，你见到他就说，他以前的兵陈俊贵向老首长问好。

我们坐在车里啥也看不见，心里那个急呀。我就用手悄悄抠帆布，抠开一个小洞，往外一看，乖乖，满世界都是冰雪。除了冰雪啥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叫那拉提的地方。这才知道已经到了天山，我们的团部就在那拉提。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叫那拉提的地方，后来会跟我有那么深的不解之缘。

第二天继续往天山深处走。一路往上，积雪越来越厚，路也越来越滑，大家吓得不敢吭声。走到半道，车队停下了，说前面塌方了。有人问塌方是咋回事？没人回答。干部们神情都很严肃。干部说路不通了，都下车，步行。我们就背着背包，徒步前进，走到天黑才到营地。刚从工地上下来的老兵们，一个个黑黢黢的，脸上带着笑，列队站在营门口，敲着脸盆欢迎我们。

我和另外17个新兵分到了二营五连。我们连长叫许排顺。连长把各个班长叫过来，说来了一批新战友，谁谁谁到一班，谁谁谁到二班。班长把我们领回各班帐篷。

我的班长是四川人。他把我领进帐篷，老兵们帮我拿行李，铺床，说你一路辛苦了。我一看那环境，心情不是很好，但是老兵的热情让我挺感动。帐篷里生的火炉子是用废油桶做的，上面连着两个水桶，里面都是雪水，一个洗脸，一个饮用。正副班长住在两头，中间住战士，因为两头到了夜里比较冷。帐篷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用罐头盒做的。也不是煤油，是柴油，所以直冒黑烟。老兵们就往油里洒点盐巴，烟一下子就小了。这一手我很快就学会了。

当天晚上吃的是面条。那时的面条可是病号饭，一般人平时吃不上，那天是连队专门招待我们新兵的。还有大肉罐头、鸡蛋罐头。那顿面条吃得特别香，现在都记忆犹新。饭后，老兵们给我们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们走了很远的路，烫烫脚好睡觉。这时老兵才告诉我说，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是专门来修天山公路的。我一听心就凉了。本来想去前线，没想到被拉到这里修路来了。但是坐了几天的车，确实很乏，一躺下就呼哧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老兵们早不见了，上了工地，帐篷里就剩下了我们几个新兵。火炉子上有洋芋片、大米粥，还有七八个馒头。我们吃过饭，走出帐篷，外面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有几只比兔子大点的动物，肉乎乎的，笨笨的，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嘠嘎”乱叫。后来老兵告诉我们，那是旱獭。

我们几个没事干，就往山上爬。想爬到山顶上看看山外是啥样子。可是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山外还是山，一座比一座高，连绵不断，没有一个人影，看不到尽头，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

我们坐在山顶，有些绝望。这咋整？怎么来到这么个熊地方！

晚上，指导员把我们新兵叫过去开了个会，说这是毛主席最关心的一条重要的国防公路，叫独库公路。但是你们给家里写信不要提具体干什么，也不要提国防公路，这是军事秘密。

最后指导员开玩笑说，新战友们，北京有北京的好，天山有天山的好，你们想想，你们在北京吃冰棍还得花钱，我们这儿的冰多得是，随便吃，不用花钱。

从此，我就在天山上开始了筑路生活。

在天山修路，牺牲是常事

那时，天山公路已经修6年了，大部分毛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部队没有大型机械，用的全是钢钎、铁锹，最先进的工具就是风钻。后来机械能开上山了，才配备了几台D80推土机。我们连队主要任务是备料。说实话，施工环境相当艰苦，劳动强度也相当大。早上天麻麻亮就得上工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中午饭在工地吃，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我们白天施工，晚上还要学习。学些啥？学政治，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在天山上牺牲的烈士们的先进事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姚虎成和李善国，他们两个的墓碑你刚才在陵园里都看见了。

姚虎成是你们陕西人，城固县的，牺牲的时候是副营长。入伍前他是个孤儿，到部队后特别能吃苦，有点拼命三郎的劲头。部队打导洞出现塌方，他冲进去排险，连续42个小时没合眼。战士们把他硬从导洞里拉出来，强迫他休息。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交给通讯员，说你半小时后必须叫醒我，否则我处分你。他只打了一个盹，又钻进洞里指挥排险。有一次，几台筑路机械要运上山，上级要求他带领战士们炸山开路。那时机械可是宝贝疙瘩，不能有半点闪失。他用7天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保证将机械按时运上了山。后来他荣立了二等功，还当选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一大代表。

我到天山的前一年，姚虎成和打前站的战友为大部队开辟道路。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他看时间不早了，就让战士们先回去吃饭，自己和两个推土机手留下继续清除积雪。战士们刚走不久，冰达坂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雪崩发生了，把推土机冲出50多米，两个推土机手昏迷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姚虎成不幸牺牲，年仅28岁。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姚虎成牺牲后，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另一个就是李善国。他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跟随大部队第一批进军天山。第二年6月底，他爱人来队，他正带领部队打“飞线”，没有下山去接，他爱人自己上山找到部队。爱人来队他也没有休息一天，坚持带领官兵在“飞线”施工。半个月后，一场意外的大塌方发生了，李善国等5位同志不幸牺牲。李善国终年29岁。他爱人就在不远的营地等着他。你想想多惨。

新疆军区有个作家叫李斌奎，好像也是你们陕西人，他根据姚虎城和李善国的事迹写了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还改编成了电影，就是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天山行》。

我再给你讲一个比这还悲惨的故事。但不是发生在我们团，而是另一个团，我是听战友讲的。部队在“老虎口”施工，突然塌方了，一块巨石落了下来，把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四川兵砸住了，整个身子都被压在巨石下面，压成了饼子，只有头露在外面。当时人没死，还能说话。战友们用钢钎撬，想把石头扳开，把他救出来。可是那么大的石头，咋撬得动啊！当时“老虎口”在悬崖峭壁上，机器又上不去。想用炸药炸开石头，又怕伤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见战友的惨状，全连人哭着喊着围着石头跑来跑去，就是无从下手。

被压在石头下面的那个兵说，你们别白费劲了，我肯定活不成了，你们就把我和石头一起炸了吧，别影响施工。

谁忍心炸？没人这么干！

那兵说，我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写封信呢。

战友们急忙找来纸笔，说，你说，我们写，一定寄到你家去。

那兵就说：爸，妈，我在部队挺好，工作也不累，吃得也不错，首长很关心我，战友关系很不错，跟亲兄弟一样，你们就放心吧。爸，妈，我啥子都好，就是有点想念你们。

说着，那兵的眼泪涌了出来，跟鼻子里的血一起流在了雪地里。

那兵最后说，爸，妈，我在部队很努力，干得不错，没有给你们丢脸。

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战友们把全连所有好吃的东西找出来，轮流给他喂吃喂喝，陪他说话。第二天，那兵才牺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一点一点死去，那是一种啥心情？我每次想起这事都流泪。

当年在天山修路，确实很艰苦，很危险，战友牺牲的事时有发生，要不烈士陵园里咋会有168座墓碑？

有一个叫石博韬的湖北兵，在隧道施工时遇到了塌方，他为了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006年，总队组织“重走天山路”活动时，也邀请了他父亲石文华。老人70多岁了，当时站在儿子的坟墓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老人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儿子，我人在湖北，心在新疆，因为新疆还有我的儿子。每天晚上，我都和老伴要看新疆的天气预报，24年来天天都是这样，已经养成习惯了……

有一个老兵，叫董二龙，当年他们营打2号隧道，去年他从河南老家来新疆捡棉花，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天山来，想看看牺牲的战友，看看2号隧道。他走到隧道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泪流满面，他哭着说：30年前，我在这里奋战了5年，我的好几个战友就牺牲在这里啊……

我的班长郑林书

我跟我们班长只相处了38天，我却甘愿用一生来为他守墓。

我原来是一班，那年老兵复员后，才把我调整到了四班。四班长叫郑林书，湖北人，个儿不高，圆脸，大眼睛。他普通话讲得不好，说话爱带个“老”字。说话爱带把子，我不大喜欢。但是后来有两件事，让我挺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你也知道，山上海拔高，馒头蒸不太熟，抓在手里黏糊糊的，吃到嘴粘牙。把馒头从炊事班打回来，先放在火炉子上烤，然后再吃就好一点。你们那时在青藏高原也烤馒头吃？呵呵，看来都一样。对，用铁丝编个小笼，把馒头放上去烤，如果时间允许，烤得焦黄焦黄的，吃起来特别脆，一咬嘎巴响。我看老兵烤，我也去烤。第一个吃完后，觉着不过瘾，又烤了一个。结果吃到一半听到了集合哨子，我顺手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丢进了帐篷角的脏水桶里，跟着战友跑了出去。

连长集合说，今天营里检查卫生，要求大家回去好好整一整，一定要扛上卫生红旗，不能给连队丢脸。那时啥都讲究争第一，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

可是还没等我们整理好，营里检查的人就来了。也该我倒霉，人家正好就抽查我们班，发现了我丢在脏水桶里的半个馒头。结果红旗没扛上不说，连长还让营里来检查的人训了一顿。那时丢半个馒头，可不是个小事。连长很窝火，把班长叫去训了一顿，让他一定要把丢馒头的人查出来。

班长回来黑着个脸，问谁扔的馒头。我看事情闹大了，吓得不敢吱声。我要是承认了，今后入党就没戏了，提干就更别想了。我心里有鬼，很害怕。班长瞅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是最后一个跑出去帐篷的，当时就我一个人吃烤馒头，还能有谁？班长肯定知道是我干的，但他什么也没说。

班长从桶里捞出那半个馒头，看了看，当着我们全班的面，一口一口吃了下去。吃完后，班长说：我们部队苦，老百姓比我们还苦，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村来的，可不能这样糟蹋粮食！

我羞愧难当，感动得几乎给班长跪下。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没有勇气承认。这事我们班长自己扛了下来，说是他扔的，连长把他臭骂了一顿，没有再追究。一直到班长牺牲，我也没有机会向班长承认馒头是我扔的。我后悔死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脚，去帐篷外面出倒水，刚一出门，我就“哗”的一声泼了出去。只听有人“哎呀”一声。原来是班长。他刚从连部开会回来，被我当头浇了一身脏水。那时山上多冷啊，零下十几度，泼出去的水很快就能结冰。

我说，班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一边往帐篷里走，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班的战士见我泼了班长一身水，赶忙帮班长把衣服脱下来，在火炉子上烤。大家都瞪着我，说你个新兵蛋子，净干些没屁眼的事！

班长冻得直打哆嗦，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上的脏水，一边说，没事没事，陈俊贵，你以后倒水跑远点，别倒在门口，一结冰，容易滑倒人。

这两件事，特别让我感动。这就是我的班长，比我亲哥哥还能包容我的战友！现在班长就躺在陵园里，我想对他再说声对不起，他都听不见了……

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我

1980年4月6日，这个日子我死也记得。

当时大雪封山，“42”已经断粮。那里是2号隧道，有3个营的兵力，一年四季都在隧道里施工，春节也不休息。因为在42公里处，所以大家习惯叫“42”。路上的许多电线杆被风雪刮倒了，通讯中断了，团里决定派人去“42”送信。团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连，因为我们连离“42”最近，只有40公里。

连长让班长郑林书挑选3名身体好、素质高的兵去执行这次任务。我们班长就挑选了我。我当时正在帐篷里洗衣服，班长站在帐篷门口喊，陈俊贵，你过来一下。我跑过去。班长说，你跟我去执行一次任务，愿不愿意去？我问去哪儿，班长说去“42”送信。我一想，这么大的雪，要跑40公里去送信，太难了。但是班长能叫我去，说明组织信任我，在考验我，再说我还欠着班长的情呢。于是我很干脆地说，班长，我很愿意跟你去！

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副班长罗强和战士陈卫星。

我们4个人把炊事班剩下的20个馒头装进挎包，背了一支步枪、一部军用电话，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时间是大概是下午两点。团里的意思是，如果走到前面电话线能通，我们就给“42”打电话，传达了团里的指示就可以返回。平时这42公里，最多走一天，谁想到我们却走了三天三夜……

开始，我们沿着刚修好的公路走。路上的积雪只有半尺深，走起来不是很吃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被遗弃的道班，里面没人，我们稍事休息，吃了点馒头，又继续往前走。

这时天已彻底黑了，到处白茫茫的，路基也没有了，我们只有顺着电线杆子走。地又开始刮风下雪，上的积雪也越来越深，已经没过了大腿，走起来非常艰难，许多地方我们都是爬过去的。雪坑里的雪有一两米，如果掉进去，要费很大工夫才能爬出来。

班长说，我们这样走不行，一是耽误时间，二是会掉进雪坑里，很危险。我们爬上一根电线杆，看看电话通不通。

他说着就往一根电线杆上爬。电线杆结了冰，很滑，爬不上去。班长蹲在地上，让罗强踩着他的肩膀，又让我踩着罗强的肩膀，陈卫星扶着我们，以免被风刮倒。折腾了半天，我才爬上去，接上电话，却打不通。电线上有冰，粘手，一拉一层皮，但那时我已经被冻麻木了，也不觉得疼。

我们只好顺着电线杆继续往前走。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实在爬不动了。棉袄、棉裤里全是汗水，外面沾满了冰雪。趴在雪地上刚休息了一会儿，棉袄、棉裤就被冻住了，像盔甲一样，钢钢的，动都动不了，爬也爬不起来。班长就用枪托砸自己身上的冰，砸开了，爬起来，又帮我们砸。我们不敢再休息，继续往前爬。爬一会儿又冻了，身上的冰雪越滚越厚，死沉死沉的，腿都打不了弯，前进的速度特别慢。

班长说，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我们非冻死在雪地里不可。

他让我们把棉袄、棉裤全脱了。脱又脱不下来，全冻住了。就拿枪托砸，把冰砸碎，然后一人坐着，一人抱腰，一人往下拽棉裤，这样才相互脱下来。谁的棉袄、棉裤谁背着，班长还背着枪，我们继续往前爬。这样爬起来倒是快，但是穿着绒衣冷得够戗，那风跟刀子一样，飕飕的，直刮骨头。

我们实在爬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又不能坐时间长，浑身哪儿都疼，手像冻没了似的，一点不听使唤。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班长冲我喊，快起来，赶快走，坐下来等于等死。我说班长，我实在爬不动了，你就把我放这里吧，你们走吧。班长说不行，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我哪能让班长背着走呢？只好咬着牙继续往前爬……

就这样，我们在雪地里又爬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早上，我们爬到一处山坡上。这里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大家都坚持不住了，倒在了雪地上。班长用颤抖的手拿出了最后一个馒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馒头意味着生死存亡，谁吃下了，谁就有可能活到最后。馒头外面的皮已经磨没了，看上去烂糟糟，但是我们四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那馒头。一路上，馒头都由班长掌握、分发。大家饥肠辘辘，谁都想吃。说实话，我当时真想一口把它吞下去。

班长看了我们每人一眼，举着那个馒头说，我们就剩下这最后一个馒头了，我和罗强同志8天前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陈卫星比陈俊贵兵龄老，所以我建议，这最后一个馒头让新兵陈俊贵同志吃，大家有没有意见？

罗强说，我没意见。

陈卫星迟疑了一会儿说，我服从班长的决定。

我说，我不能一个人吃，要吃大家一起分着吃。

班长说，就一个馒头，大家分着吃，对谁都没有作用，就这么决定了！陈俊贵，我命令你把馒头吃下去！

说良心话，当时我真饿啊！班长把馒头递给我，扭过头去。罗强也跟着扭过头去。陈卫星没有转身，看着我。我背过身去，三口就把馒头吞了下去。

等我转过身来，陈卫星瞪着我，意思是班长让你吃，你还真的一个人吃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那时我才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个人吃了那个馒头。但是馒头已经落进肚子，后悔也没有用。这个救命馒头后来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悔恨。

班长见我吃了馒头，冲我笑了笑说，很好，我们继续前进。

雪仍在下，风刮很大。但白天比夜里强多了，能看见方向，也没有夜里冷。但是我们每走一步仍要付出全身的力气。谁走在前边，谁付出的力气最大，因为是逆风，前面的人给后面的人挡风。谁在前面？那还用说，当然是班长。班长让我走在最后边。

我们走到中午的时候，班长突然倒下了。

跟在班长后面的罗强喊：班长，你怎么啦？

我们几个人爬过去一看，班长趴在那里，半个脸都埋在了雪里。我们把他翻过来，他一脸的冰雪。当时我没想到班长会死，以为他是太累了，躺下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就好了。班长闭着眼，不吱声。我摸摸他的脸，冰凉。但他的鼻子还在喘气，说明他还没死。

罗强说，陈俊贵，你在这里守护班长，我和陈卫星去找点柴火给班长取暖。

可是，漫山遍野都是雪，哪有柴火？连一根草都没有！罗强他们走了几步又失望地回来了。

我们呼唤班长的名字，班长就是不睁眼。我害怕极了，但我没有哭。不知那时为啥就没有哭，也许是脑袋被冻木了。班长躺着，我围着班长转圈，不知如何是好。班长终于醒来了，我跪在他身边，他脸上全是雪，我替他抹去，很快雪又落满了。

班长对罗强说，你们继续走，别管我，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他又把目光转向我说，陈俊贵，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将来你到我湖北老家去看看我的父母。

我把他的头抱起来说，班长，你不会死的，我们背你出去。

班长没有说话，闭上了眼睛。

我感觉他的头越来越重。

班长死了。他的身子很快就冻硬了。

这时我才哭出了声。我跪在那里，呼喊着班长。他一动不动，雪很快覆盖了他的脸。我用手拂去班长脸上的雪，把自己的棉衣盖在班长的脸上。我不想让班长冻着，也不想让老鹰啄伤班长的眼睛……

我们朝天鸣枪，为班长送行。

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我们一步一回头。走了一会儿，三人又不约而同地返回来，幻想着班长刚才是睡着了，希望能看见班长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但是班长身上很快落了一层雪，已经看不见他军装的颜色。

我们也不知走了多久，走着走着，罗强又咔嚓倒下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班长，不能再失去罗强。我和陈卫星背着罗强走。一个人背，一个人在后面提着他的腿。可是我们俩也没多少力气了。后来罗强牺牲了。我又背着陈卫星走，背着，走着，我就昏了过去。后来，一位哈萨克老牧民救了我和陈卫星……

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被追认二等功。《解放军报》还专门介绍了他俩的事迹，文章的题目我还记得，叫《短短预备期，青春放光彩》。意思是他们俩入党才8天，就为国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陈卫星的左脚趾头全被冻掉了，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后来退伍了。

我的右大腿上的肌肉被冻死，陆陆续续在医院住了三年，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1984年底，我复员回了辽宁老家。

我一直记着班长牺牲前给我说过的话，想去湖北寻找班长的父母，可是我和班长只仅仅相处了38天，他家具体地址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我退伍后给部队去信打听班长家的具体地址，信都被退了回来。独库公路1983年秋天竣工后，部队就撤离了天山，有人说部队撤销了，有人说编入其他部队，到别的地方修路去了。从此，我与老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我向以前的战友打听班长的老家，他们说班长的老家移民搬迁了，我就更无法寻找了。

但是我想，终有一天我要找到班长的亲人！

快乐的日子里，我把班长忘了

我退伍回到了我们辽中县。像我这种情况，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按规定可以安排工作。我想到公安局当个民警，民政局局长说你有残疾，遇到坏人你都自身难保，咋当民警？不合适。他说这样吧，你去电影院放电影吧。我一想，放电影也好啊，我们在天山看一场电影多难啊，现在可以天天看电影了。

说是放电影，其实我只负责倒片子。放电影是老王的事。老王说，咱们电影院8个人，就你和我是党员，我负责放电影，你也别光倒片子，你给咱负责收门票吧，你是党员，责任心强。我说好。倒完片子，我就去门口收票。

收票是个相当体面的活。没过多长久，几乎全县城的人都认识了我。我的故事也在县城传开了，有人说陈俊贵当过特种兵，在天山执行过特殊任务，负过伤，立过功，是个英雄。县城里那些穿喇叭裤、提三洋收录机的地痞也不敢惹我，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点头哈腰地递烟。

听到这些传言我很不好意思，就给人讲我们那次执行任务的真实情况。

有人说，你们一共去了4个，冻死了俩，另一个脚趾冻掉了，为啥人家冻死了，你没有冻死？你是不是没去啊？

有人说，我看你走路好好的，是不是真的有残疾？

我很难回答这些个问题。但是日子一长，就没人关心这些事了。

人们后来关心的是我能不能不要票放他们进去看电影。在电影院收票也算有点小权力。收不收票我说了算。老战友来了，不要票，进！老同学来了，不要票，进！买不起票的学生来了，不要票，进！当然，文化局领导的亲戚来了，也不能要票，进！那时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权力这玩意儿就是好，难怪好多人挖空心思想当官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权力，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跟你说吧，我活到50岁，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年，最风光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刚开始，我还经常想起天山，想起老班长，但是后来快乐的日子多了，我就渐渐把雪山上的班长忘了。尤其是我遇到了一个姑娘后，忙着谈对象、结婚，更是把班长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想想，我真不是人！

电影也不是天天放，即使晚上有电影，白天也没啥事。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转悠，看看哪个单位有漂亮的姑娘。干啥？找对象呗。工作有了，我想有个家。那时我已经25岁了，总不能一直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吧？也该正儿八经成个家了。还有一个原因：民政局领导说了，只要你成家了，我们就给你分房子。就是为了能分到房子，我也得赶紧成家。

你也别笑话我，咱一个退伍老兵，一个残废军人，在县城又没啥亲戚，谁给咱介绍，不这么找咋找？

以前，也有人给介绍过一个。一见面，女方家人说，你家在农村无所谓，你长得黑点也无所谓，你当过兵吃过苦也是好事，你放电影虽说不算个啥技术，但也是份正经工作，可是听说你在部队负过伤，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人家说我们再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没了下文，肯定是嫌我有残疾。

没办法，我只有自己给自己找媳妇。哪个单位姑娘多我就往哪儿转悠。

你还别说，我骑着自行车这么转悠来转悠去，还真遇到了一个好姑娘。她叫孙丽琴，在我们县征稽站收养路费，是一个合同工。那天我转悠到她单位，她正坐在那里收费开票。她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不算很漂亮，穿戴也不像城市姑娘，没穿喇叭裤，看上去很朴实，但干净利索；个子也不高，但身材好，还留着一根大辫子。我一眼就看上了她。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就是她了！

可是咋跟人家搭话呢？我总不能冒冒失失走过去，对人家说：我看上了你，你嫁给我吧。那肯定会遭骂。第二天，我去找老战友王爱民。他比我退伍早，给单位开车，经常到征稽站去办事，跟那里边的人熟。我让王爱民去给那姑娘说。没想到事情很顺利，一说就说成了，见了几次面后，姑娘就同意嫁给我。

一个月后，我们结了婚。民政局说话算话，给我分了两间房子。这样一来，我有了一个媳妇，在县城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电影《天山行》让我寝食难安

1985年的10月，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天山行》。

看过之后，我就开心不起来了，就想念班长，想得心口疼。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重回天山为班长和牺牲的战友守墓的念头。

当时我媳妇已经怀孕8个月了，我每天倒好片子，收完票，也不看电影，就急急忙忙跑回家伺候媳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稀里糊涂倒完片子，连电影名字也没留意看，把门票收完后准备回家。我进去拿东西，电影已经开演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上的红五星一闪一闪地放着光芒。我想肯定又是战斗片。那时年轻人对战斗片已经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喜欢看了。大伙说，看不看也知道结果，都是日本败，中国胜；国民党败，共产党胜。那时爱情片刚出来，年轻人特别喜欢看。所以我更没留意。

可是当我刚要走出影院，不经意一回头，咦，电影上的地方咋这么眼熟？我站在那里看了一小会儿，越看越像我们天山。

我急忙跑回去问老王，今晚放的啥电影？

老王说，你倒的片子你不知道？

我说，我没注意。

老王说，《天山行》。

我说，我的娘啊，真是我们天山！

我激动得手直哆嗦，对老王说，电影上演的就是我们部队！

老王疑惑地看着我。

我抓住老王的手说，真的，我不骗你，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老王也很激动，说，那你还不赶快去看？

我坐到观众席里，认真地看起来。那里面演的不就是李善国的故事吗？那个男主角郑志同，不就是李善国吗？我很激动，心儿怦怦跳。故事很感人，我边看边流泪。我真想站起来朝黑压压的观众喊：电影里演的就是我们部队！电影上的那些人就是我以前的战友！但是我只顾流泪，没有站起来。我那时的感受很复杂，有点像外出多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但又不全是。

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电影上的景象和班长牺牲时的情景。想起班长，我心里很难受，脑袋晕晕沉沉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感觉很疲劳。

媳妇问我，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我说，没啥事，就是有点累。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当时我不会抽烟，收票时别人塞给我的“大生产”，我从来不抽，回家随手扔在抽屉里，准备家里来人时拿出来招待。可是那天不知咋整的，突然就特别想抽烟。从那以后，我就抽上了烟，现在一天至少一包，心烦的时候得两包。

媳妇看我有点不对劲，问我，你咋的啦？

我说，没咋的。

她说，你肯定有事，你平常不抽烟啊，今天咋抽起烟来了？

我没说话。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见我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很生气，把烟一把抢过去，扔在了地上。我没还是说话，捡起来又接着抽。

她说，你到底咋的啦？

我说，今天放的电影是《天山行》，演的就是我们部队，我想我班长了，心里很难过，很烦。

她就不吭声了。

结婚前，我就给她讲过班长的故事。她是个好女人，很善解人意。

我说，班长牺牲的时候，让我去湖北老家看看他的父母，可是我回来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去，我真不是人！

她说，你不知道具体地址咋去？

我说，关键是这一年来我几乎把班长忘了。这是人做的事吗？我现在老婆有了，家有了，马上就有孩子了，可是班长呢？他现在还躺在雪山上……

那天晚上，我抽了两包烟，早上起来嘴上都起了泡。

我决定重回天山，为班长守墓

第二天，我对县城里的几个战友说，昨晚放的电影《天山行》演的就是我们部队的事。几个战友一听很激动，让我晚上一定留几张票，大家一起看。我说片子下午就要被别的县拉走了。战友们说，这么点事你都办不了，还在电影院混？我去找老王，说我们几个战友想看一遍《天山行》，老王很痛快地答应，中午专门给几个战友放了一场。

看完电影我请客，大家喝了不少酒，战友们都流泪了。有个战友说，陈俊贵，这辈子你要是忘了你们班长，你就不是人！战友说这话的那一刻，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去天山给班长守三年墓。

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的想法给媳妇说了。媳妇半天没说话。我说，我去为班长守三年墓，三年后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我媳妇想了很久才开口说话。她说，人就应该知恩图报，我同意你去为班长守墓，但是要等孩子生下来你再走，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你就不用去了，天山很苦，你受不了。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走哪儿我跟哪儿。我很感动。她还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多挣钱，少花钱，准备一点路费，再说将来有一天你去湖北找班长父母也需要花钱。

那一夜，我们一直盘算到天亮。

自从我们决定去新疆后，就开始节约花钱。我们东北有一种汽水，一瓶三毛钱，我媳妇特别爱喝，尤其是怀孕以后，几乎天天都要喝一瓶。可是从那天开始，她不喝了。我也戒了烟，本来刚开始抽，烟瘾就不大，很好戒。别人给我的烟，我就悄悄拿到小卖部卖掉，能积攒几毛钱。

儿子出生三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准备辞职去新疆。

我给朋友说，我要辞职去新疆，为班长守墓三年。朋友不信，说你是不是下海挣钱去呀？当时刚时兴下海，大家都想着挣钱，想当“万元户”，没人相信我辞职是为了报恩。朋友说，守墓三年回来，工作没了咋办？另外，你媳妇马上就要转正了，你们去了新疆，她这几年不白干了吗？

我去找我们电影院老王。老王说，陈俊贵，你现在的工作是在部队用命换来的，容易吗？咋想辞就辞了呢？你想报恩何必去新疆守三年呢？我告诉你吧，每年春节、清明的时候，你打点纸钱，打上你班长的名字，然后到十字路口烧了，边烧边念叨你班长的名字就行了，他也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他。我说不行，我良心过不去，我必须去。老王说，你真是个死脑筋！

我去找我们县文化局局长。局长在二炮当过兵，转业时是正连。我讲完我和班长的故事，说了我的想法，局长很感动，说，陈俊贵，你是好样的！做人就应该这样！我支持你！只要我不退休，你不管去几年，电影院的工作我都给你留着！他听说我媳妇是征稽站的，又说，征稽站的主任是我老铁，我打电话过去，让他先给你媳妇转正，然后把她的工作留着，一直等你们回来！

就这么着，我们瞒着家里人，悄悄上了火车，来到了新疆。

为啥守满三年没回家？当时主要是生活艰难，没有路费；再一个是我们在天山也慢慢习惯了，离不开那些烈士，感觉他们就是我们家的成员；还有一个，我们当时住在坟地旁边的地窝里，身上穿的全是过路的人给的，破破烂烂的，连捡破烂的都不如，回去怕人家笑话。

三年时间满了，我没有提这个话题，有意躲着。我媳妇也没提。她那人爱面子，很要强，但是心强命不强。她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她在外面受这么大苦。所以大家都装糊涂，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熬过来了。

后来生活条件好点了，攒够了路费，可是父母都相继去世了，就不想回去了。现在，我感觉天山就是我的家，烈士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不是说吗，我的口音都带着维吾尔和哈萨克的味道。我现在是一个纯粹的新疆人了。

这24年是咋过来的？熬过来的呗。但是再咋熬，再咋苦，也不能跟班长和陵园里这些烈士比。起码我还活着。我能活到今天，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想知道，等会儿我媳妇说给你听。

我这人一喝完酒，这条残腿就发痒，坐不住，必须出去走走才能缓过来。但是一天不喝点又不行，腿疼。今天你来了，我们喝“伊力老窖”，平时我不喝这个，太贵，哪儿喝得起啊。平时我喝的是几块钱的用雪莲泡的药酒，喝一点，出去转一圈，回来再往腿上抹一点，腿就不疼了。等会儿吃完饭，我去墓地清雪，你跟我媳妇聊。说实话，我能在天山守到今天，真得感谢我媳妇。

好了，咱不整没用的。接下来，我给你说说去湖北找班长父母的事情吧。其他事可以不说，但这个事必须说。说一说，我心里痛快。

我终于找到了班长的亲人

你问我咋知道班长家的具体地址？这事说来也巧。我儿子不是在当兵了吗，他在乌鲁木齐参加集训，快结束的时候，他有一天上街看见有几个武警战士，戴着“交通”臂章，想起我以前的老部队是基建工程兵、筑路兵。交通武警？不就是修路的部队吗？他就过去问那几个战士。这一问还真是我以前的老部队。

部队当年没有解散，改编成了“武警交通部队”，我们以前的基建工程兵第十二支队，就是现在的武警交通二总队，总队机关就在乌鲁木齐。

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我家哪有电话啊，儿子把电话打到了邻居家。那时我们早就不住地窝子了，新源县政府已经让我们搬到了那拉提，给我们上了户口，还分了地。一听到这消息，我高兴得哭了，一夜没合眼。我可找到老部队了！那心情，就像闺女失散的娘家人一样。关键是，找到部队我可以打听到班长家的具体地址，我就可以去找班长的亲人了。

这是2005年10月份的事。

我给总队打电话，总机转给了政治部的韩敬峰干事。他一听这事也很激动，说马上给领导汇报，跟湖北那边联系。几天后，韩干事打来电话说，政治部徐升主任对这事特别关心，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烈士的亲人；现在湖北那边已经联系上了，他陪我一起去湖北寻找班长的亲人，明天就过来接我。20多年了啊，终于有了班长亲人的消息，那种激动的心情你都无法想象。

当天下午，我去了墓地。烈士陵园没建立起来以前，班长的墓地在兔耳根乡，在原新疆野战军155医院后面2公里的山坳里。我跪在班长的坟前，眼泪刷刷地流。我说：班长，老部队没有解散，还在，我已经找到了，你老家也找到了，我明天就去你看望你父母。班长，对不起，20年了，我才去看望老人，你能原谅我吗？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你老家迁移了，我找不到啊！班长，你要是想回家，就跟我一起走吧，咱们回家去看看……

那是我20年来，第一次轻松地给班长上坟。那天尽管我流泪了，但是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就要见到班长的亲人了，就要实现班长牺牲前留下的遗愿了。

第二天，韩干事带着车来了。当时我儿子集训结束了，第二天就回来探家了。儿子当了4年兵，这是第一次探家。说实话，我也想儿子，想看看他这4年长啥样了。但是我不能等儿子回来，我必须走，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能耽误。班长的父母等待了我20年，我4年没见儿子算个啥？

我们到了乌鲁木齐，坐飞机去了湖北。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我的心早就飞到湖北去了，比飞机还要快。我想象着见到班长父母的情景，想该对老人说点啥，怎样向老人讲述班长牺牲的经过。我想，见了老人，我一定跪下对老人说，班长走了，我就是您的儿子，我给您二老养老送终！我还想，我现在多幸福啊，班长别说坐飞机，见都没见过飞机。这么想着，心里就特别难过。

到了湖北，天已经黑了，我们只好住下来。我一宿没有合眼。

第二天，我们坐车赶往罗田县。到了罗田县，找到民政局。民政局的人查了档案，说有这么个烈士，叫郑林书，他家原来在古庙乡，多年前由于国家修水库，早搬迁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你们先去古庙乡找找看。

我们找到古庙乡，到处向人打听，所有人都摇头，说没有听说过有个叫郑林书的烈士。我就给人讲班长的故事，人们很感动，许多人都落泪了，说一定帮我找班长的家。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一直到黄昏，才有了一点眉目：有人说有一家姓郑的，可能搬到白莲花乡去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那里离白莲花乡还有很远，只能明天再去。但是已经有了线索，而且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了班长当年曾经踏过的土地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现在来了，马上就要见到老人了，可是我心里又害怕见到老人。老人要是问我：陈俊贵，你和我儿子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回来了，他咋没回来？是不是因为我儿子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你，你才活了下来？那最后一个馒头你当时就忍心一个人吃了？我咋说？

我这么一直胡思乱想，又是一宿没闭眼。

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吃饭，急急忙忙赶到白莲花乡。乡党委书记和民政干事听了我们的介绍，说当年确实有一位在天山修路的烈士，姓郑，但是好像他父母早就去世了，他姐姐和弟弟还在。我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我来晚了，老人已经不在了。但心里又有点侥幸地想，也许乡里干部记错了，他们只说“好像”，说不定班长的父母还健在呢。但愿他们还在吧，也好圆了我的心愿。

乡干部带我们找到了班长的姐姐。她五六十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憔悴。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她惊讶地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我说大姐啊，我来晚了，对不起你们啊！我与大姐抱头痛哭……

大姐告诉我说，班长的父亲在他参军第二年就去世了，家里怕影响他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告诉他。母亲是2003年去世的，去世时一直念叨班长的名字。

我要是早来三年，就能看见班长的母亲了。我真后悔啊！

大姐带我们来到班长父母的坟前。

我跪下来，对着坟墓说：老人家，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没有实现班长牺牲时的遗愿。老人家，您放心，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一直守护班长！

我给老人烧了纸，磕了三个响头，就回了天山……

作者手记——

陈俊贵抹了把泪，说：“今天见到老战友，我的话特别多，也特别容易掉泪。好了，不说了，吃菜吃菜。”又对在一边忙碌的妻子孙丽琴说，“菜凉了，你给热热。”孙丽琴也不说话，端了盘子去热菜。

吃罢饭，陈俊贵说：“老党，我这伤腿坐不住，得去墓地转转，你坐着烤火，跟我老婆唠唠嗑。她可是有一肚子委屈，让她往外倒倒畅快。可是有一条，她埋汰我的话你可别信，这娘儿们对我意见可大了。”

说着，他大咧咧一笑，独自走出屋门，扛着雪铲上了墓地。

二、陈俊贵的妻子：孙丽琴

作者手记——

采访陈俊贵的妻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她说话声音很小，又不善言谈。她满腹心思，才43岁头发几乎全白了。看上去，好像头上顶着一座雪山。那雪山圣洁而沉重，让我肃然起敬。

她19岁跟着陈俊贵上天山，一守就是24年。她把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天山，而且还要继续陪伴丈夫守下去。她当初真的像陈俊贵说的那样，心甘情愿来到新疆？是什么力量让这个看上去如此羸弱的女人坚守了这么多年？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这个苦命的女人到底积攒了多少苦水？她的心底到底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越是不善言谈，我越想跟她聊聊。

果然，一开始聊，她的泪水就涌了出来。好像那些苦水早就在那里等着，满满当当的，一句话就让它们奔涌四溢。我们聊了两个小时，许多时候我们的谈话会被她的哽咽和泪水打断……

下辈子，我不会再嫁给他

你别听我们家那人瞎吹！

我当时根本就没看上他。他天天缠我，撵都撵不走，我没办法才嫁给他的。当时还有几个人追我，都比他条件好。他这么一缠，影响出去了，别人就不追了。我父亲早去世了。我母亲看他心眼好，脾气也好，就同意了。他脾气确实好，不管我咋说他，他就是个笑。如果让我现在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择他。

他经常拉我去看免费电影，弄得单位人都知道了。我这人爱面子，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说他是我对象，我就只好嫁给了他。女人嫁人太重要了，嫁一个人就等于嫁一种命。嫁给他，我等于嫁给了黄连。有时候他开玩笑说，下辈子我还娶你。我说没有下辈子，就是有下辈子，我也不会再嫁给你。

下辈子，我要好好当一回女人，把该享受的都享受到。最起码，我得给自己买个金戒指、金项链啥的。

当时咋结的婚？很简单。那时我18岁，还没到结婚年龄，不知他咋整的，人家就给我们扯了结婚证。他残废的事，倒没有骗我，实话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那时咋整的，谈了一个多月，就稀里糊涂嫁给了他。那时年龄小，可真傻。

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多少钱，买了一个木箱子，一个炕上用的那种四角柜，一辆“白山”牌的自行车，一台缝纫机，还有一个座钟，其他就没啥了。三转一响？没有。对了，他还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要听国家大事。我说你一个退伍兵，听啥国家大事。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因为你不是党员。我们结婚一共花了六七百块钱，有一部分钱还是我拿的。我们摆了一桌，叫了几个战友，他战友王爱民端着酒杯说了两句，我们就算结婚了。

有一点他说得没错，是我自愿跟他上新疆的。你都嫁给了人家，人家上哪儿你不得跟着？当时咋离开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把钥匙交给了邻居，让人家帮我们看门，说我们三年就回来。谁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老家。我记得离开东北的时候只带了四五百块钱。钱我管着，掖在儿子的小棉袄里，怕路上丢了。那时车费便宜，我们从沈阳到乌鲁木齐，一张票才70多块。

到了北京，我们下车中转，他想带我看看北京，坐坐地铁，说那地铁是他当年修的。我们还去了毛主席纪念堂，我抱着儿子进去看毛主席，他老人家躺在水晶棺里，还是那样慈祥，跟睡着了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在天安门照了张相。他还带我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在那里买了两条印有“人民大会堂”的烟，一条好像15块。他说一条给班长抽，一条到新疆办事用。他自己舍不得抽，还抽几毛钱的烟。

他说北京的烤鸭好吃，要带我去尝尝。其实他也没吃过。到烤鸭店一问，太贵，半只我们也吃不起。他还硬撑，说来半只给你和孩子尝尝。我说尝完了路费咋整？算了算了，走吧，我们看看，知道烤鸭长啥样就行了。我说我爱吃饺子，走吧，你带我吃饺子去吧。他就带我在火车站附近吃了顿饺子。那饺子真大，全是肥肉，真解馋。吃完饺子，我们又上路了。

火车过了西安，孩子病了，重感冒，咳嗽，不吃，光吐。我们又没带药，这可咋整？旁边的小两口去北京旅行结婚回新疆，是独山子油田的，一听我们家那人以前修过天山公路，哎呀，那个热乎劲，一路上净给我们东西吃。见孩子病成那样，小两口说，你们去找列车员嘛，拿点药，或者让列车员在火车上喊一下，看看乘客里有没有医生。

我们家那人拿了残废证去找列车员，人家还真在广播里喊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个医生，说孩子感冒挺重的，可能是肺炎，光吃药不行，得赶快输液。车到了天水，列车长给我们签了字，让我们下车先给孩子输液，坐下一趟车再走。

我们在天水给孩子输了两天液，稍微好点，又继续赶路。孩子一路上还是咳，车上的人知道我家那人是残废军人，都把好东西拿出来给孩子吃，让我很感动。那时候，我才感觉出残废军人的价值。

我们下了火车换汽车，又走了三天，才到了新源县。他拿着残废证去找民政局，说想给牺牲了的战友守墓。民政局的人对他说，你不忘本，知道感恩，是个好同志，我们支持你，但是当时部队撤走的时候没把墓地交给我们地方。这样吧，我们给那边农场的领导说一下，以后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找他们。人家就写了一封信，让我们去找农场的一个民政干事。

那时候，墓地那片草场已经分给了牧民，我们要想守在墓地，就得跟牧民商量。第二天我们去找农场的民政干事，干事把场长叫来了。场长是哈萨克人，很热情，说牧民那边我们做工作，你们可以在墓地盖房子，种粮食种点菜。

第二天，我们找到墓地，祭奠了他的战友。那里坟墓很多，有的墓碑已经坏了，有的已经倒了，看上去真是有点凄凉。我们家那人说，看来我们来对了，不能让烈士们寂寞，受委屈，我们得整理墓地，守着他们。

他掏出从人民大会堂买的烟，给班长点了三颗，给罗强点了三颗，给杨波点了三颗。杨波是谁？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听我们家那人说，杨波是沈阳市人，当兵前在我们辽中县下乡当知青，跟他一趟火车到了天山。就在他们4人执行任务出事之后20天，杨波在施工中被石头砸死了。

我们家那人点上烟，对他班长说：班长我来看你了，以后你就不会寂寞了。

我四下里打量，我们住哪儿呢？那时是三月份，天山还很冷。我们两个大人还好说，可孩子病还没好，这咋整？后来，我们在离墓地几公里的地方，找了一处废弃的破房子，暂时先住了下来……

我们在墓地边的地窝子住了9年

我们准备在墓地边打个窝棚。

我们家那人说，这样离墓地近，修整墓地比较方便。可是方圆十几里没有人家，我们去哪里找材料呢？离墓地最近的地方是原来新疆军区的155医院，已经废弃了，我们就想去那里找找看。找到那里，有个老汉在看营地，是个甘肃人。我们家那人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老汉说，我们想在墓地那边盖个窝棚，想找点砖。老汉很感动，给我们找了一些塑料布，说那边菜地有一堵倒塌的墙，你们去那里扒，随便扒，别扒营房就行了。

砖有了。可是咋运到墓地？那里离墓地还有两公里，而且是上坡。我们家那人说，没别的办法，我来背。接下来的日子，我看孩子、挖野菜、做饭，他往墓地背砖。他一回背20块，一天要跑七八趟。背回来的砖一部分修了窝棚，一部分修了战友的坟墓。

半个月后，我们的窝棚搭起来了，他的衣服也早磨破了。我心疼他。他说这不算啥，我们以前在山上修路，就是这样背石头，连长营长都背，大家的棉衣都磨破了，跟叫花子一样，但谁也不叫苦。

窝棚搭好那天，我给他做了一顿疙瘩汤。菜是野菜，好像是蒲公英。那天他吃得很香，一连吃了好几碗。他抹了抹嘴说，哎呀，我们终于有个家了。

可是这是啥样的家呀！一到晚上冷得够戗。风一吹，塑料嚓嚓嚓，嚓嚓嚓，响个不停，听上去真是吓人。后面全是坟地，左一堆，右一堆，谁不害怕？我晚上都不敢出去解手，不敢抬头瞅门口。他安慰我说，你别怕，他们都是我的战友，我们来给他们做伴，他们不会吓唬你。

但是住了几个月，窝棚让一场大风掀了顶，塑料被风吹得没了踪影。

我们就挖了一个地窝子，地上铺上砖，里面打上土炕，还搭了一个灶台，跟我们东北老家一样，与土炕相通，白天做饭时就烧热了土炕，夜里就不会冷了。但是一下雨，屋里都是泥巴，锅碗瓢盆都放在炕上接水。就是这样的地窝子，我们一住就是9年。那9年是咋过来的，现在我都不敢想，一想就头疼。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地，一共开了四五亩。第一年收成很不错，有包米，也有菠菜和小白菜。十几里外有人种蓖麻籽，人家收完了，我去捡回来一些，用擀面杖、碗、勺碾碎，做饭的时候，往锅里搁一点，当油用。有一种叫麻子的野草，撸回来后搁锅里炒，擀碎，做饭的时候往里撒一点，算是调料。这样一来，吃饭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孩子就在墓地里爬来爬去。墓地里有蛇，但是从来没有咬过孩子。我想，可能是他的那些战友在保佑孩子吧。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说心里话，我真想回老家去。这三年我们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确实很苦，我真想回去。可是我心里又很自卑。当时走的时候没给家里人说，现在像叫花子一样突然回去，我的脸面往哪儿搁？

一提起回家的事，他总是对我笑，也不说话。我知道他是不想回去，来的时候他答应我只待三年，又不好食言，所以啥也不说，就傻笑。有几次，我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准备走，可是朝墓地那边一看，心里又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是有儿女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的孩子十八九就牺牲在这里，那些父母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该有多痛苦！我不管咋苦，咋累，咋受罪，毕竟我们一家几口在一起，三个儿女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人家的儿子早就牺牲了，就在那山坡上剩下了一个冰冷的碑子。人家孩子牺牲了，埋在这雪山上，孤零零的，总得有人守着吧。大道理我说不出来，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墓地待时间长了，好像跟那些从来没见过面的烈士有了感情，有点分不开的感觉。我出去干活，不管干什么，心里总是空落落，有什么牵挂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只要一回到地窝子，看到那片墓地，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走了，那些牺牲了的人待在这里多孤单啊！人家把命都扔在这里了，我们苦点算个啥？

再说，我也习惯了住在墓地的生活。好像那就是一个村子，他的战友就是我们的邻居。真想离开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后来他也不提回家的事，我也不提，一年拖一年，就这么一直待了下来，直到现在。

我们一家在墓地那边的地窝子里一住就是9年，我的女儿和小儿子都是在地窝子里出生的。唉，别提在地窝子生孩子的事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那不是人受的罪！别提了，有些事我都没法给你说，说不出口……

为了生存，我捡羊骨头卖钱

唉，我现在记忆力不行了，还经常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也不知道为啥。去年有个医生路过乔尔玛，来陵园祭奠，说我可能得了抑郁症。听说城里文化人容易得抑郁症，你说，我一个常年守在山上的女人咋就得了这种病？

睡不着咋办？抽烟呗。你别笑话我，也别写这事。

实话告诉你说吧，30多岁的时候我头发就全白了，那时我就学会了抽烟。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他陪着我抽，两人一晚上能抽两包。好烟抽不起，就抽两块三块钱的，能冒烟就行。日子苦的时候，没钱买烟，就抽大黄叶子。山上有大黄，把大黄叶子采回来晒干，揉碎，用报纸一卷，就那样抽。虽然没啥劲，可是能冒烟。不抽不行啊，山上寂寞，无聊，不抽咋办？

我记忆力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1995年春天，新源县的领导来墓地看我们，当时他正在地窝子前编筐，我在喂鸡。陪同的人说，这是我们县委刘书记，专门看你们来啦。

刘书记祭奠完烈士，对我们说：我上任时间不长，听说了你们的事，很感动。你们的娃娃都长大了，应该上学了，不能把娃娃耽误了。这里太偏僻了，很不方便。这样吧，你们喜欢附近哪个乡，就搬迁过去住，我给你们落户口，分地，你们一家从此就是我们新源的人了。你们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我让人马上给你们办手续。

刘书记的话让我们很感动。

是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总得上学啊，不能一直待在墓地。刘书记走后，我们商量还是搬家好，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又不能离这里太远，要方便过来修整墓地，看望他的战友。我们家那人说，还是搬到那拉提比较好，那里离天山公路最近，离墓地也不是太远。

几天后，我们家那人去了一趟县城，给县里领导汇报了想法。那时车费不贵，来回五块两毛钱，但对我们来说就挺贵的了。他没舍得在县城吃饭，回来的时候，给我和孩子们买了一个西瓜。那西瓜真甜，一家人吃得挺高兴，我现在都能记得那西瓜的味道。

这么着，我们就搬迁到了那拉提乡八大队三小队。

那时，那拉提的党委书记叫贾成，听说他现在是新源县电力局的局长。他很关心我们，让队里给我们划了房基地，分了土地。当时正经土地已经分完了，队里就在河坝山边这里分一亩，那里分三亩，零零碎碎的，加起来也有八九亩地。贾书记说，你们先种着，以后土地调整时再给你们补好的。

我们开始自己盖房。我们借来哈萨克人的拉拉车，两口子到河坝去捡松树枝，到山坡上去割草，拉土和泥，自己动手盖了一间土坯房，还盘了一个大炕。几年后又盖了几间。有了住的地方，我们开始在地里种土豆。那时土豆每公斤8分钱，一年下来能卖几百块钱，可以买油盐酱醋，供孩子上学。

我们搬迁到了村里后，尽管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能吃饱饭了，但是日子还是苦。主要是没钱花。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自从到了新疆，我一家人从来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我穿的全是当年从东北带来的做姑娘时的旧衣服。穿破了，补补再穿。我实在穿不成了，就东剪西凑改小了，给孩子们穿。

冬天下雪了，有的哈萨克人牛羊冻死了，哈萨克不吃死的牛羊肉，就给了我们。我们哪儿舍得吃呀，我们家那人就扛着牛腿，走街串户地去卖，卖给汉族人，卖个十来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也不能闲着，种完地，干完家务，就去捡破烂、捡骨头、捡酒瓶卖。村外山谷里的牛羊骨头比较多，我主要捡骨头卖钱。一公斤骨头四毛钱。夏天的时候，骨头上有味，就掉价了，两毛钱一公斤，有时人家还不收……

最困难的时候，我自杀过两次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3个月时间，头发全白了。嗓子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完了，哑巴了。一个多月才能说出话来。

咋啦？日子艰难，愁得呗。

我是个女人，没有男人坚强。我们家那人很乐观，大大咧咧，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很少见他愁眉苦脸。我不行。女人爱面子，心眼小，容易想不开。实在熬不过去了，我就想一死了之。

我第一次想死，是大儿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交不起学费。那时，我们附近都是民族学校，要想到外村的汉族学校去上学，就得比当地孩子多交学费。我记得好像一个孩子一年400块。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瞒你说，因为没钱，孩子使的本子，正面写完写反面，反面写完之后，还要拿橡皮擦掉再写。写一遍，擦一遍，再写一遍，再擦掉。擦来擦去，把本子都擦薄了，稍不注意就擦出一个窟窿。看见同学扔了的旧本子，孩子悄悄捡回来，有空白的就裁下来，一片接一片，用白线钉起来当本子用。看着孩子这么懂事，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孩子，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这都好说，关键是学费，让我头疼死了。交不起学费，学校就把孩子撵回来，不让上课。我就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去借钱，转来转去，一块钱也借不上。没人愿意借给我们，因为人家知道我们还不起呀。我在前面悄悄抹泪，孩子跟在后面哭。

我原来在东北有好好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我要是不上天山来，我能有这么难吗？我一个女人家，出来借钱，看人家的脸色，连一点自尊都没有了。这么多年，我把别的女人没吃的苦都吃了，没受的罪都受了，我这是为啥呀？我想人家是个女人，我也是个女人，为啥就该我遭这么大的罪？

我想不通，我就想到了死。

我死了孩子咋办？当时我也想了。我死了，孩子还有他爸。我只要眼睛一闭，就不受这个苦了。现在想想，那时也挺自私的。我要是真的眼睛一闭走了，孩子们还小，肯定比现在还要苦。人家不是说了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但是当时没这么想。我把孩子们哄出去玩，把绳子往屋梁上一搭，就把自己挂上去了。后来，我们家那人正好回来取东西，把我救下了。

第二次为啥事我记不得了，反正也是因为穷，没钱，我跟他吵了一架，委屈得不行，就去摸电线，想把自己电死。他跑过来，把电线扯断了……

我很心疼我那三个孩子。自从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没享过一天福。我们苦也就罢了，让孩子跟着一起受罪，心里很不落忍。

我们家孩子太懂事了。就说我那二儿子吧，现在尼勒克念高中，今年考大学。我们两口子在乔尔玛守陵园，孩子一个人上学，自己做饭。孩子有一次说，妈，我咋觉着自己像个孤儿。说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我那三个孩子。

后悔不后悔？说实话，也没啥后悔的。当时后悔，现在不后悔了。其实，我们家那人心肠特别好，很善良，我们穷是穷，但他对我和孩子很好，有啥好吃的先给我们娘儿几个吃。他也不容易，为了给战友守墓也吃了不少苦。你都看见了，他头发都快掉光了。现在想想，我也不后悔。后悔不后悔，这一生也快过去了。

三、陈俊贵女儿：陈晓梅

作者手记——

第二天，我离开乔尔玛，来到尼勒克县。

在尼勒克民政局“光荣院”的一间小屋，我见到了陈俊贵的女儿陈晓梅。她放假回来，一直住在这里，给弟弟做饭。弟弟陈晓刚上学去了。半个月前，路通了，父母下山来买东西，他们一家才得以团聚。

陈晓梅今年22岁，正在乌鲁木齐某学院读书。她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她没有化妆，脸上冻伤的痕迹依稀可见。她的眼睛很大，也很清澈。刚见面的时候，她话不多，很腼腆。她是学中文的，喜欢写作。听说我业余时间也写点东西，又听我说是她爸老部队的战友，便不再局促，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但她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一根皮筋，缠来绕去，好像那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又好像在对皮筋说话……

我剥了一片馒头皮，我爸打了我一巴掌

我们家以前不在尼勒克，在新源县那拉提。那是一个民族混居的地方，前面是山，后面还是山。冬天经常下雪，特别冷。不下雪的时候，就刮黑风。风特别大，一刮就是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把地都刮黑了，人的脸也刮黑了。

您问我童年都玩些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跟着哥哥在我家前面的河坝里玩泥巴。怎么玩？把泥巴和好，在手里团成窝窝头那样子，然后使劲往地上摔，看谁的泥团炸开的花大。冬天雪很大，有一尺多深，我们也玩打雪仗。用雪堆出两个城堡，孩子们分成两队，然后相互进攻，对方一个人跑过来把你拍一下，你就算是死了；自己人把你拍一下你又活了，最后谁攻进了对方的城堡谁就算赢了。

其实这都是男孩子玩的，但我喜欢跟哥哥们一起玩。

等我长大了，不好意思跟男孩子玩了，就跟女孩子玩跳皮筋。我们那里离集镇远，买不到皮筋，就把家里坏了的雨鞋一圈一圈剪下来，然后跳着玩。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特别让我期盼的是，过年我可以穿新衣服。说是新衣服，其实是半新不旧的，最好的是七八成新，都是别人给的。

上初中前，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

我爸乌鲁木齐有个战友，经常给我们拿来一些衣服。也不管男女，谁能穿谁就穿。也不是随便穿，得由我妈分配。一般都是过年才分给一件两件。我记得有一年，妈妈给我分了一件半新的黄衣服，我特别喜欢，过年只穿了几天就舍不得穿了，自己收起来，准备过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的时候穿。

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过六一儿童节，我被学校选上跳舞蹈。老师说我个子高，苗条，跳舞好看。我很高兴，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给我买了一条项链，两块钱，特别漂亮。跳舞的时候，我戴着妈妈买的项链，感觉特别幸福。

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双布鞋，牛筋底的，上面有米老鼠图案。我特别喜欢，穿上它走路特别轻快。

其实我父母都很疼我，因为我是女孩子，吃的穿的都比哥哥弟弟强。爸爸特别疼我，平时我吃剩的饭，都是他帮我吃掉。但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打了我一巴掌，让我特别伤心，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时我13岁。以前我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以后也没有，那是唯一的一次。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手里的馒头上有几个黑点，好像是有点发霉，就把馒头皮剥了，随手扔在了地上。我爸看见了，很生气，说你给我捡起来，吃掉！我不捡。我也很生气，多大的事嘛，用得着这么夸张吗。我爸说，你捡不捡？我不但没捡，还用脚把馒头皮踢开了。我爸说你咋这么不珍惜粮食？上来就给我一巴掌。我委屈地哭了。我妈跟我爸吵了起来，说不就是一点馒头皮吗？你看把孩子打得，脸上都起印了。我爸从地上默默地捡起馒头皮，自己吃了。

为这事，我一个星期没理我爸。我爸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事，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内疚。我也很后悔，不该扔那馒头皮。但是他打我太重，第二天上学脸还是肿的，眼睛也哭红了。我忍着，就是不理他。

有一天放学，家里就爸爸一个人。爸爸对我说起他以前当兵的时候，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他，班长牺牲了，他活了下来的事情。开始我还板着脸，跟他赌气，后来我听着听着，不觉眼泪就出来了。

我对他说：爸爸，我以后再也不糟蹋粮食了。

到别人家去看黑白电视

在我们那拉提，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考上了大学，其他现在基本都嫁人了，有个女同学甚至都有孩子了。

我们那里人思想很保守，女孩子读到三年级就不让读了。他们的父母认为，女孩早晚是别人的，读书也是白读。在这方面，我父母很开通，特别是我妈，说你哥不上大学还可以当兵，你一个女孩子不上大学咋办？根本没有出路！我苦了一辈子，可不希望你跟妈一样待在这山沟里受罪。

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自己洗衣服，有时也帮弟弟洗。妈妈下地干活去了，我就学着做饭。我记得第一顿饭是炒茄子，好像没炒熟，但我妈说特别香。

小时候，父母经常为生活琐事吵架。都是因为没钱，生活艰难。我爸开始还啰唆，我妈一厉害，他就不吭声了。每次都是以我爸的失败而告终。

我问我爸，你是不是怕我妈？

我爸说，我怕她？笑话！我是因为她年龄比我小六七岁，让着她。再说了，她跟我跑到天山上来，这些年也没过啥好日子，爸爸欠她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个女同学家有电视，14英寸，黑白的，屋顶上插个木杆子算是天线，只能收3个频道。我就跑人家去看。人家高兴的时候让看，不高兴的时候就早早把门关了。到我上了初中，我们家才买了一台电视。12英寸，黑白的。那时人家已经是大彩电了。前几年政府修建了陵园，我们家从那拉提搬到了乔尔玛，地方政府送给我们家一台大彩电，那台黑白电视才结束了它的使命。

我不爱逛街是因为我没钱

女孩子都爱逛街，但是我不爱逛街。因为我没钱。对于我来说，逛街是一种折磨，一种痛苦。

我上大学一年学费3700元，住宿费600元，10个女生住一间宿舍。一个月我妈就我给400元生活费，包括吃饭穿衣，还要买日用品。我妈没工作，我爸两年前才有了工作，工资1000多。我上学的钱基本都是我哥给我妈，然后我妈给我。每个月都很紧张，都得特别仔细地计划着花。

每年清明、春节，我爸都给他的战友去上坟。其他节日也去。家里有了高兴事他也去，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跟战友们唠叨唠叨。我哥当兵时他去了，我考上大学时他也去了。他有时带我们去，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

上大学前，我爸带我去了墓地。他郑重其事地给我讲了他们的故事。我感悟挺深。我们家日子再苦，起码一家人团圆，都好好地活着，可是那些牺牲了的叔叔们，没有看到现在社会发展的样子，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只得到了一个墓碑。即使现在您写了书，宣扬他们，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年，我爸为战友守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是我爸、我们家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不理解，说我爸是“苕子”。意思是说我爸笨，傻呗。听到这种说法，我心里特别难过。

第一次跟爸爸走天山路，看到那些山那些沟，那么危险的路，想象着我爸和他的战友当年修路的情景，心里特别辛酸，说不出话来。突然觉得我爸挺伟大。

去年，我们班上教育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讲一段故事，我就把我爸的故事讲了。那天我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讲得特别投入，有几次都忍不住掉泪了。老师和同学们听得也很专注，不知不觉就下课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

但是我没有讲，故事里的那个老兵就是我爸。

下课之后，几个关系铁的女同学围着我问：你讲的都是真的吗？我说都是真的。那时为了证明故事的真实性，我才忍不住悄悄告诉她们，那个老兵就是我爸。

同学们都很惊讶，特别佩服我。

我觉得挺自豪，为有这样一个爸爸。

我上了三年大学，我妈只来乌鲁木齐看过我一次。她身体不好，经常失眠，胃也不好，吃不下东西，人越来越瘦。她来乌鲁木齐看病，顺便来学校看我。我妈带我到外面吃了顿饭，母女俩吃了30块钱，这是我上学以来吃的最贵的一顿饭。我妈舍不得住旅馆，晚上就跟我挤在女生宿舍。跟母亲头一次睡在一张床上，我感觉特别幸福。

第二天，我妈临走时我忍不住悄悄告诉她，我谈了一个男朋友。其实那时我才刚开始谈。别的班一个男孩子追我，两人见过几次面，连手都没拉过。

我妈一听就急了，说，我们一家人供你上大学容易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年龄这么小怎么能谈朋友？影响学习怎么办？你大老远地来城里上学不是为了谈朋友！现在你懂个啥？以后你毕业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想找啥样的没有？

我妈说得特别严厉！说得我无地自容。我答应她不谈了，马上分手。我妈这才放心地走了。后来，我真的和那男孩分手了。

其实我妈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城市，不了解现在的大学生活。我谈个朋友算什么？我本来就很传统，不喜欢上街，不喜欢出去玩，上网、酒吧从来不去，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学校里已经很少了。我们许多同学一谈上对象，就租房子住在了一起。俩人住一阵子觉得不合适，又散了，另换一个，照样出去租房子住。有的女大学生还被人包养呢。这些事要是让我妈知道了，还不把她吓死？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每个人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也不加指责。但是我不喜欢那样。我可以吃最便宜的饭菜，穿最便宜的衣裳，但是我一定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这几年，有许多好心人关心我。有个漂亮姐姐叫陈小溪，她去乔尔玛陵园后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专门来学校看我，给我买了衣服和女孩子用的小提包，还经常请我出去改善生活。有个叫管维的大哥哥，是搞荒山绿化的老板，他驾车去天山旅游，知道了我爸的事迹，回到乌鲁木齐也来看我。后来我哥哥病了，他热情地联系医院，帮了我家很多忙。还有已经退休了的孙丽阿姨，她加入了新疆“妈妈协会”，这个协会是专门帮助困难妈妈的。孙阿姨从乔尔玛回来后，来学校看我，见我床上的褥子很薄，就买了一床厚褥子给我。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孙阿姨还专门请我跟他们家人一起过节。这些好心人让我很感动，让我在乌鲁木齐感到温暖，不再孤独。我唯一能回报他们的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

你问我将来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毕业后能找份工作，为国家多做点事。再就是挣钱养活自己，养活父母。我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买一枚白金戒指。我妈什么首饰也没有，一辈子没戴过戒指。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头发很长，垂到屁股那里，编一个大粗辫子。现在老了，您在乔尔玛都看见了，头发全白了。其实她才40多岁。

为什么一定是白金戒指？因为我喜欢白色呀，我妈也喜欢。也许因为我从小在天山下长大，看惯了山上的冰雪和雪莲，觉得白色很纯洁吧。

四、烈士亲人如是说

作者手记——

2006年部队组织“重回天山路”活动时，特别邀请了烈士石博韬的父亲石文华。听说老人当时说过这么一句说：尽管我人在湖北，但是24年来，我每天都在看新疆的天气预报，因为新疆有我一个儿子。

老人的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我决定采访74岁的石文华老人。

石博韬生前是113团的一个排长，湖北新洲县人，1976年3月入伍，1977年12月入党。1983年7月19日，带领战士在天山独库公路2号隧道施工，拆除下导洞支撑木时，突然遭遇塌方，为救战友，壮烈牺牲，时年26岁。

石博韬牺牲时，总队原参谋长、高级工程师马海卿大校就在2号隧道施工。回到乌鲁木齐后，在马海卿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石文华老人。

我拨通了老人家里的电话。听说我是儿子生前部队的战友，老人特别激动。电话采访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老人当过教师，担任过教育局时政科科长，说话文质彬彬，条理很清。但是他的讲述时常会因为哽咽而中断……

陈俊贵？当然认识。我们见过两次，一次是1999年，一次是2006年。我去给儿子扫墓，他在那里守墓，我们就认识了。他退伍后在辽宁有工作，条件比新疆好，但是他放弃了，重新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他是个知恩图报、忠义守信的好人，我很敬佩他！他当时对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我一定守好您儿子的墓。他让我很感动。听说他现在还守在天山。他为战友守了24年墓，一般人很难做到。真了不起！如果你见到了他，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好吧，我说说儿子博韬的事。

博韬牺牲的时间是1983年7月19日。

7月20日，部队来了电话。我当时在县教委工作。电话没有直接打给我，而是打给了我们熊局长。局长把叫我到他办公室，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还以为局长找我是谈中考阅卷的事。

局长问我，老石，你有个儿子在部队当兵吗？我说，是。他问在哪个部队，我说在新疆。他说刚才新疆部队来了电话，说你儿子病了，很想念你们，让你们去看一看。我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

儿子病了？部队有医生，干吗叫我们去？再说这么远的路，生个病也没必要让我们跑一趟。我就知道儿子出事了。我两腿发软，有点站立不住。

我说，熊局长，你不用瞒我，我知道，我儿子牺牲了。

他说，不不不，没有，确实是病了。

我一路流着泪往家走。走到家门口，我把泪擦干才走进去。我对老伴说，儿子病了，部队让我们去看看。老伴当过妇联主任，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哭得几乎晕过去。等她平静后，我说，你也别哭了，我们赶快去新疆吧，去晚了，恐怕连儿子最后一面也见不上了。

第二天，我们带着三儿子一起上路了。当时单位已经把粮票、路费给我准备好了，还专门到县政府开了介绍信，说那里是边疆，路途遥远，带上介绍信路上方便。我们搭车到武汉，之后从汉口上了火车。

到乌鲁木齐后，我们找到部队中转站。王所长接待了我们，他人很热情，说明天部队有车送你们去团部。团部在新源县那拉提。我们路上走了四天四夜。

到了团部一下车，我老伴看见一个兵，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黄裤子，特别像我的儿子博韬。她激动得对我说，你看，那不是我们博韬？

她朝那个兵喊：博韬，博韬！

我说：那不是我们儿子，你看花眼了。

她不信，使劲喊：博韬，博韬！

结果，那个兵转过身来，是一个陌生小伙子。

到了团里，我们才知道博韬已经下葬了。团里派了跟博韬一起入伍的战友来照顾我们。看到那些一起来的老乡都好好的，而我们的博韬已经不在了，我们更加伤心。

第二天，王副团长陪我们去了博韬的墓地。我跪在那里半天起不来。儿子走的时候活蹦乱跳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土堆，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第三天，我们上山去了二号隧道。那是我们儿子牺牲的地方。营部、连部、团部的首长陪同我们一起走进隧道。当时是七月天，天山上很冷，洞里冰水很大，我们戴着安全帽，穿着棉衣和长筒胶靴。博韬牺牲的地方离洞口308米。

走到那里，连里干部给我们介绍博韬当时牺牲时的情况。正说着，突然“嘣咚”一声，吓了大家一跳，以为又塌方了，结果是一个钢钎从上面掉下来了。我从来不信神，但是那时我信了。我儿子知道我看他来了，显灵了。我拿塑料袋装了一点那里的土，算是我的儿子，准备带回家去。

我们从隧道出来，来到儿子生前所在的连队。他的战友给我们谈了他平时的一些情况，说他怎么关心战士，怎么不怕吃苦，怎么带领全排战士完成施工任务。

他们告诉我，当时连队让他休息三天，他本来可以不去上班，如果真是那样，他就躲过了那场灾难。但是他责任心强，知道洞里很危险，只用了一天时间去团部办事，当天就搭便车回了连队，第二天又上了班。

7月19日早上，天还没有亮，他们连队就起床上了工地。9点多的时候，我儿子带着战士们拆除支撑木，发现上面嘎嘎响，就朝战友们喊：要塌方，赶快撤！洞里施工的声音很大，有些战士没听见，他跑过去一个一个往外推，最后推出来的是一名叫于志雄的新战士。刚推出来，就塌方了。于志雄的后腿被砸伤了，他被三根大木头砸中了，一根在肩膀上，一根在腰上，一根在腿上。他牺牲的具体时间是上午10点45分。因为他的表被砸坏了，永远停在了这个时间上。

这块表我带回了家，一直保存到了现在。每当想念儿子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擦一擦。

谈话中，我发现战士们情绪很低，思想包袱很重。我儿子牺牲后，连队已经停工十几天了。那天晚上，睡在儿子生前睡的床铺上，我特别想念儿子。又想，儿子牺牲了，战友们心里难受可以理解，但是这么长时间不开工，会影响工程进度。如果儿子在天有灵，也不愿意战友们用这种方式悼念他。

第二天是“八一”建军节，部队首长让我给战士们讲几句。

我对战士们说：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我儿子才26岁就牺牲了，我的心情非常悲痛，说不悲痛是假的。我儿子当兵走的时候，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过这么一段话：为谁参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自参军之日起，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这个问题，争当一个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儿子是为救战友牺牲的，是为国捐躯，我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但是工程不能停下来，必须搞下去，而且要搞得更好，这才是对我儿子最好的悼念。

听了我这话，下面的许多战士都哭了，为我鼓掌。

第二天他们就上了山，重新开工了。

我把那包沙土带回家，用儿子小时候上学戴过的红领巾包起来。我感觉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可能无法再到新疆去看望儿子了，就在家乡给他建了一个衣冠冢，里面放着他的红领巾和天山上的沙土。

博韬牺牲后，她妹妹石翠芬要求到部队去当兵。那时部队在新疆乌苏，离她哥的坟墓很远，部队专门派车送她去给哥哥扫墓。她在天山当了三年兵就退伍了，现在武汉工作。

二十几年来，我人在武汉，心在天山，每天都在看新疆的天气预报，下雪啦，下雨啦，天冷啦，天热啦，总是在关心新疆的天气，感觉新疆很亲，因为我的儿子在那里。1999年，我特别想念儿子，和老伴去了一次天山，2006年“八一”建军节，部队组织“重走天山路”活动，我又一次上了天山，去看儿子。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望儿子，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为我儿子和那些烈士守墓的陈俊贵。他比以前老多了，头发都快掉完了。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为的是他对战友的那份感情。我儿子当时抢救战友，那只是闪念的事。可是陈俊贵在天山苦苦守墓24年，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他很了不起，我很敬佩他。

五、昔日战友如是说

退伍老兵陈卫星——

我们4个人那次去执行任务，确实很艰难，班长郑林书和罗强牺牲了，我和陈俊贵活了出来，我的脚趾头冻掉了，陈俊贵的腿冻残了。陈俊贵讲得一点没错，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他讲过了，我就不啰唆了。

我给你说句实话，其实当时我并不想执行那次任务。为什么？因为我想退伍。万一出了事，我就永远回不去了。这是真话。部队那时在天山上施工，每年都有十几个战友牺牲。当时并不是非去不可，不是命令，谁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可以换别人。罗强劝我，我才跟他们去了。

我跟罗强是同年兵。1978年3月，我们一起从广东连州入伍。罗强比我干得好，当上了副班长，还入了党。我什么都不是。对了，那次执行任务前，罗强入党才七八天。

我们从小生活在广东，哪儿见过冰天雪地？冷得受不了，手都冻伤了，耳朵冻黑，吃的住的都不习惯，一年多时间才适应过来。部队整天在天山上修路，说难听点，跟劳改犯差不多。我当兵三年，没有下过一次山，连团部都没有去过。我看在部队干也没什么前途，所以就想等到年底退伍。

有一点陈俊贵忘了讲，或者当时又冻又饿，人都已经冻糊涂了，他没有注意罗强牺牲前给我说了些什么。罗强说，我不行了，你回去告诉我家人，说我是执行任务时牺牲的。他摸摸胸口。我明白他的意思，帮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他看了一眼，又示意我装进去。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

那照片上的人是他对象。

我跟陈俊贵继续往前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背着我走。他后来也走不动了，我们就往前爬。再后来，我们俩都爬不动了，趴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躺在一个哈萨克牧民的家里。毡房很温暖。哈萨克老大爷很高兴，朝我们叽里咕噜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懂。老人喂我们馕饼和奶茶，我一口气喝了七八碗奶茶。之后，我又昏迷过去。

直到15日早上，我才醒来。我们离开连队已经整整7天了。我们俩急着回去报信，哈萨克老人送我们。我趴在马背上，陈俊贵趴在牛背上，也不知道在风雪里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看见了穿军装的战友，我一下子昏了过去……

我先在团卫生队住了半个月，后来转到了野战军155医院。部队给立了三等功，评了残，那年底我就退伍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天很冷，风很大，雪很厚，又结了冰，几乎把耳朵冻掉了。我们获救后，战友们找到郑林书和罗强的遗体，他们两个已经冻在了雪地上，搬都搬不动，折腾了三天才把他们抬下山来。现在想想，心里都打战。

要不是那位哈萨克老大爷，我们和陈俊贵早就没命了。我退伍之前，专门去寻找过老大爷，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不知道他游牧到了哪里。20多年来，我经常想起老大爷。真的，特别感激他，想念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见那位哈萨克老大爷。

2006年，部队搞“重走天山路”活动，邀请我和罗强的家人一起参加。我去接罗强的父亲。老人又一次拿出儿子的照片、领章和红五星，还有二等功奖章，看了又看。

老人对照片说，罗强，我就要去新疆看你了。

罗强的家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父母都70多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自从罗强当兵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罗强。当年，罗强母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现在两个老人更加苍老了。

我们临出门时，罗强的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纸钱装进罗强父亲的背包。我说纸钱到新疆再买。罗强母亲说，还是家乡的纸钱好，你们多带点，新疆那地方很冷，给罗强多烧点，别让他冻着。

罗强母亲把我们送出门，一路走一路对罗强父亲唠叨：你给罗强烧纸钱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喊罗强的名字，那里风大，你不大声喊他听不见。你告诉罗强，说我身体还好，还能干活，让他不要担心。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罗强的魂引回来，你要一路走一路喊他的名字。你无论到哪里都要喊，大声喊他才能听见。特别是走到十字路口，或者是换车的时候，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一定要记着喊，别让罗强走丢了……

到了天山墓地，我见到了离别26年的战友陈俊贵，我们抱头痛哭。我把罗强的父亲介绍给陈俊贵，陈俊贵跪倒在老人面前。

我们带老人来到罗强的坟墓前。

老人扑倒在儿子坟前，哭喊着：罗强，罗强，罗强……

我们把老人带到当年罗强牺牲的地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人流着泪说：当兵就是会死人的，我这一辈子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我把罗强献出去，就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

作者手记——

我从天山回到乌鲁木齐一个星期后，总队常委分工让我去天山独库公路起点独山子蹲点，指导部队“进点”工作。冬季天山冰封雪裹，部队无法施工，只好撤下来休整；到了春天冰雪融化，上山的道路通了，部队再“进点”施工。

如果从库车出发，沿天山独库公路一路蜿蜒北上，走出白雪皑皑的天山沟口，你的眼前会豁然开朗，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戈壁滩上，孤零零地蹲守着一座小山，像陈俊贵一样孤独地守望着天山。

也许，这就是著名的石油小城“独山子”的由来。但是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独山子叫“玛依塔克”和“玛依套”，意思是“油山”。

独山子距离乔尔玛烈士陵园只有100多公里，可是现在山上都是积雪，道路不通。否则的话，我真想再去看看陈俊贵。

独山子是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南边缘，南屏天山，与奎屯、乌苏毗邻。独山子石油开采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开始引进苏联技术装备，在独山子（山）北坡形成石油工人聚居的矿区。到1953年已发展成万余人的新型城镇。1958年克拉玛依市成立，独山子划归为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但是独山子距克拉玛依市区还有150公里。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独山子也许是离市区最远的一个城区。

我与秘群科长张伟峰抵达独山子的当天，就去了30年前部队修筑天山公路时的巴音沟营地。那里是111团的团部。30年前，副总队长何俊才是团部的干部干事，他让我拍几张照片回去，想看看现在的巴音沟变成了什么模样。遗憾的是，这里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没有倒塌的营房里，散居着几户哈萨克牧民。团部的大门已经看不出从前的模样，只有两根水泥柱子孤独地矗立着，好像在向死去的战友默哀，又像是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第三天，七支队独山子北段工程指挥员李传华上校带领官兵开始上山。车厢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向天山进军，向陈俊贵学习！”“大力弘扬天山精神！”“努力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那天风和日丽。但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当天晚上天山突降大雪，上山的道路一夜之间又被封堵了。多亏部队带足了给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接下来的几天温度渐渐回升，路上的冰雪慢慢融化，路又通了。

但是麻烦接着又来了：十一中队测量班长肖彦平的血压突然升至180，呼吸困难，几近昏迷。我们连夜将他送到独山子医院。经过一夜的治疗，肖班长脱离了危险。医生说他是因连日劳累，加之刚上山身体不适所致。

大家刚松了以口气，李传华又病倒了，拉了一夜肚子，人几乎虚脱，不得不输液治疗。他说，吃雪水拉肚子是常事。30多年前部队在山上一年四季吃雪水，官兵们还不是照样完成施工任务。你看人家老兵陈俊贵，吃了这么多年的雪水也不见拉肚子。习惯了就好了。现在部队条件好多了，配备了饮水净化器。

在场的七支队副政委唐金江接口说，部队刚上山吃的都是雪水，因为饮水净化器被冻成了冰疙瘩，无法使用，等天气暖和了，净化器才能使用，那时饮水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两个月还得吃雪水。去年部队上山就有许多人拉肚子，七八天后肠胃才慢慢适应。今年大家有了经验，提前吃了止泻药，拉肚子的人比去年少。李传华上校最近一直奔波在工地，带领技术人员勘察线路、指挥布点，天山峡谷寒风刺骨，他又喝了雪水，所以比较严重。不过没事，他身体结实，过两天就好了。

10年前我就认识唐金江，那时他在三中队当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三中队参加过保北战役、平张战役和太原大会战，屡立战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先后历经龟城、泰川、平康、华川等四次战役洗礼，作为先头部队率先突破“三八线”，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突破‘三八线’尖刀连”荣誉称号。在上甘岭战役中，官兵们在水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以少胜多，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五音山功臣连”荣誉称号。1974年5月三中队随大部队开往天山，担负哈希勒根冰达坂隧道施工任务，在环境极其艰苦危险的情况下，打通了隧道，荣立了集体二等功，被基建工程兵授予“硬骨头三连”。

唐金江说：“天山精神不能忘，陈俊贵这样的老兵不能忘。”

部队今年进点之前，专门组织开展了“向陈俊贵学习，弘扬天山精神，践行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活动。去年重回天山后，唐金江和李传华先后6次路过乔尔玛烈士陵园，每次都要进去祭奠烈士，看看陈俊贵一家，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陈俊贵说不需要什么帮助，老部队现在重回天山，重修天山公路，是对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的最大帮助，也是对我陈俊贵的最大帮助。我为曾经是这个英雄部队的一名老兵而感到骄傲！

这天晚上，远在400公里之外、驻扎在独库公路南段的五支队张权年大队长打来电话报告说，他们打前站的官兵已经进入工地，但是由于南段山上积雪很厚，机械发动不起来，暂时还无法施工。巧的是，张权年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哥哥张盛年（现任总队后勤部部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第二天，李传华的病好多了，我们一同上了工地。

路上，李传华告诉我说，去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13日那天，他和唐金江、总工刘罡、副大队长王思远四人挺进天山，为部队施工进点勘探线路。他们首先看望了老兵陈俊贵，祭奠了168名烈士。然后来到哈希勒根达坂1号隧道。当年“雷锋式好干部”姚虎成就牺牲在那里。他们停下来祭奠姚虎成。这时突然发生了雪崩，他们赶紧撤离，雪崩在距离他们5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有惊无险。

李传华说：“这是烈士们在保佑我们！”

我们来到哈希勒根冰达坂，隧道口挂满了冰溜子。总队总工程师和郁富曾在这里干过三年。他的左手在一次施工中受伤，缝了21针，现在手指还有些弯曲。

李传华指着一处悬崖说：“那就是当年部队打‘飞线’时，留在上面的钢钎。”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果然看见绝壁上有一根钢钎，隐约还能看见钢钎上带着断断续续的绳索。那时已经使用尼龙绳索了，不容易腐朽。30年了，它们还在那里。因为没有人能攀上去把它们取下来。

我们来到架设在两个山崖之间的一座小桥前，李传华指着山崖上的一个山洞说，听当年的老兵说，那里曾经住过一个排，这座桥就是这个排修建的。

这些都是那段艰难岁月的历史见证。

李传华先后组织指挥过6个工程项目的施工，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是武警交通部队基层新一代指挥员，虽然没有参加过当年的天山会战，但他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

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部队重回天山，担负这么重要的施工任务，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在老一代筑路兵战斗过的地方，有陈俊贵这个榜样在激励着我们，有那么多烈士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

穿行在蜿蜒崎岖的天山公路上，我想起了最近网络上许多网友有关陈俊贵的留言，他们有的来天山旅游时在乔尔玛见过陈俊贵，有的是从报道中知道了陈俊贵。这些留言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陈俊贵的价值。

网友“神州一片红”：忠义之人，堪比关云长！

南宁一位新浪网友：人间的真情原来是这样！80后的姑娘向你敬礼！

北京一位新浪网友：陈伯伯，您还记得我吗？去年暑假，我去看过您。我的父亲也曾亲身参与修建独库国防公路，在天山打了8年的隧道。去年暑假，我与父亲重走天山路，父亲感慨万千，他说了一路，我哭了一路……

烟台一位网友：陈俊贵这个“傻人”陪伴着长眠于地下的班长和战友24年，他和班长生死相托的友情，惊天地，泣鬼神！我敬仰陈俊贵和他的班长，我热爱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

网友“红尖兵”：情谊无价，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谁做到，谁伟大。我没做到，我要做到！

云南一位网友：一个仰望英雄、追寻崇高的民族，是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民族。我们为有郑林书、陈俊贵这样的战友而骄傲，为无数网民的感动而感动，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而自豪。

四川一位新浪网友：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看到了人间真情，战友挚爱，看到了人们对英雄的敬仰，看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陕西一位搜狐网友：人一生最大的收获不是他得到了什么，而是他做过什么！我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当过兵的人最能体会到战友情真正的含义。我在这里向陈老兵敬礼！

广东一位搜狐网友：陈俊贵的事迹让我们思考：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是追逐名利、荣华富贵？还是尊重生命、知恩图报？在陈俊贵身上，我们找到了答案！

山东日照一位署名“一个平凡的工人”的搜狐网友：一个洗涤灵魂的战士，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浩浩浮尘遮蔽了多少人的心灵和眼睛！当我们回望自己的人生时，有谁无愧于心？

浙江一位腾讯网友：永远悼念离去的英魂！一生敬佩军人精神！我虽然还没感受到军人的生活，但军人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

深圳一位新浪网友：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没有从军的经历，这是我终生抱憾的一件事。如果有条件，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女去从军，哪怕只有一天……

常德一位新浪网友：做好最简单的事最不简单啊！20多年！是什么信念使得老哥哥坚持下来？中国魂！民族魂！老弟我50岁下岗算不了什么……

广东一位新浪网友：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曾经为祖国和人民牺牲的英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不管是作为父母或教育工作者，都要以这个为教材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四川汶川一位搜狐网友：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青春和生命换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会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以微笑来面对人生……

我心里想着陈俊贵，想着网友的留言，耳边又一次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歌：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

啊——

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见到你雄伟的身影，

和蔼的脸庞。

啊——

亲爱的战友，

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

听我歌唱……

想起长眠雪山的168名战友，想起墓地边陈俊贵一家住过的地窝子，想起陈俊贵屋里塑料桶中的常年饮用的冰雪，想起陈俊贵黝黑的脸上爬满了皱纹，想起陈俊贵妻子雪山一样耀眼的白发，我的双眼渐渐模糊了……

蜿蜒而平坦的天山公路，是筑路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奇迹。陈俊贵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将伴随着这条天山公路传向远方。战友们的无私奉献、为国捐躯是一种大爱，班长的舍生忘死是一种大爱，陈俊贵的知恩图报也是一种大爱。而爱，就需要相互传递。我希望这种大爱会越传越远，抵达每一个人的心灵。

陈俊贵守望的不仅仅是班长给予他的那份恩情，更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段岁月里，一批批战友战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奉献和牺牲建设着美丽的人民共和国，诠释着共和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现在，新一代的筑路兵又重回天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一定会继承和弘扬老一代筑路兵创造的天山精神，圆满完成祖国赋予的光荣使命！

天山，当年的“大兵”又回来了，请你检阅！

2009年3月6日～16日 草拟于天山脚下独山子

2009年3月18日～20日 修改于乌鲁木齐、成都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9年第6期）

一种精神

李青松

树是种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

种树需要苦干，种树需要一种信念和精神。

——题记

“二杆子”

他，细高个子，长脸，猴瘦猴瘦，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第一次见到他时，很是惊愕。他跟你说话时，两眼紧紧盯着你，时不时会有唾沫星子喷出来。他这人气大，说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就会咬牙切齿。他的中阳话口音很重，他说十句，我能听懂两三句，他说两三句，我干脆就听不懂了。不过，他挂在嘴上的那句话。我还是听懂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有人讨厌他，说他张牙舞爪，咋咋呼呼，不明事理。有人说他的身上有一股匪气，要是生在旧社会，一准当土匪，占山为王了。有人说他是个“二杆子”，把钱都撒山上去了，胡球日哄。日哄个甚？——种树。种树种树种树。种油松，种侧柏，种山杏，种刺槐。就是这么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竟然绿化了10万亩荒山，种了2000万株树。在中国，造林先锋不止他一个，张侯拉、马永顺、牛玉琴、石光银……能数出一长串，而凭个人的力量绿化这么大面积种这么多树的人，他却是头一个。

头一个怎么啦？是啊！有人指着正在青山垣上给树挖坑的那个背影，说，还说不准他是给树挖坑还是给将来装自己的棺材挖坑呢！说完，捂着嘴吃吃一通乐。猫腰撅腚的那个背影当然没听见，他的心思全在坑里呢！在乡下，与精明相对的词才是“二杆子”呢！他的脾气把他害了。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是啥决定呢？——脾气。这话在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身上算是应验了。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他本来拥有三座煤矿的股份，也算是知道有钱人的日子是什么样了。吃香的喝辣的，美美地受用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够了，还折腾个甚？可是，他还是折腾。据说，山西煤老板们暴富后，通常都干三件事，一则买豪宅，问问，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的高级别墅的钥匙都在什么人手里？二则买豪车，瞧瞧，凯迪拉克、奔驰、宝马轿车轮纹里的煤屑就知晓车的主人都是干什么的了。三则……唉，那是人家私密的事情，还是不说了吧。然而，这三件事，他都没有去折腾，却偏偏折腾着去种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这个“二杆子”真是个犟种，树能生出金蛋子吗？可话说回来，种树也不一定就种成个穷光蛋啊，那要看你种什么树，好家伙！要是种核桃种红枣种板栗种成10万亩，10年后不成百万富翁才怪呢！种什么树的问题，我们想到了，这个“二杆子”就想不到吗？他当然没有“二”到那种程度。他不是不想种，而是不能种——青山垣的土壤条件太差，片麻岩上几乎没有土层，经济林根本种不活。他只能种那些耐瘠薄耐干旱的树。油松、侧柏、山杏、刺槐这些树皮实，好活。不过这些树却没一点经济效益，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种得越多，负担就越重。那简直就是无底洞了。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他算是掉进“洞”里了。

青山垣

青山垣在吕梁山中段。说到吕梁山，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当年民兵队长雷石柱带领民兵打鬼子、端炮楼，反扫荡，威震吕梁山。今天，一个“二杆子”种树能种出什么名堂？你还能成为英雄吗？

即便是英雄，也是个掉进“洞”里的英雄。那还能算英雄吗？狗熊还差不多。

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有面积，有株数。论面积，10万亩不是个小数，得相当于多少个天安门广场呢？这还真不好丈量。论株数，2000万株该是相当的壮观无比了，一米一株，一株一米，若是一株一株排列下去，从赵盘庄排到北京，围着鸟巢排一圈，再从北京排回赵盘庄，大概没有问题吧。2000万株，聚起来就是一座绿色的山，躺下去就是一片绿色的海。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他是20年前开始往“洞”里掉的。那个“洞”在吕梁山中段的青山垣。青山垣辽阔而荒凉，几丛灌木几蓬衰草简直就可以算是冷漠的大自然的额外恩赐了。早年间，一个说书的盲艺人曾经给他算过一卦，说他前世是树神，天生看山的命，命中主贵，必有大作为。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的命运注定要和青山垣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时村里正在拍卖“四荒”。拍卖会开得异常沉闷。对了，“四荒”就是荒山、荒坡、荒滩、荒地。大家心里都有数，汗珠摔八瓣，好田还种不过来呢，哪还有力气治理“四荒”啊！再说，那“四荒”自古就是荒着的，除了牲口啃草磨牙，除了丢死孩子、葬死人，还能有啥用途？人人心里的算盘珠子早拨拉好几遍了。于是，女人扎堆嗑着瓜子，汉子们缩着头吧唧吧唧抽闷烟。村里没一个人站出来承包，眼看拍卖会就要泡汤了。“二杆子”的脾气上来了，腾地站起来——“我包！”一个一个缩着的头伸出来，诡异的目光看着他。村长唯恐他反悔，手起槌落，“当”的一声响，荒凉的青山垣的使用权就落在他的手里啦。哄！——全场乐倒了一片。好啊！他没有一个竞争对手，输赢都是自己。村民们纷纷扛起板凳，往门口走。转瞬间，青山垣跟大家没关系了，只跟他一个人有关了。村民们嘻嘻笑着散去了，嘴里叨叨着——“二杆子”“二杆子”。村委会屋里瓜子皮满地，丢在角落里的烟屁股，有的还在冒着缕缕清冷的烟。他一个人傻在那里了……

不一会儿，婆姨知道了，风风火火赶来，同他吵了一架，末了，一跺脚，哭着回娘家了。“二杆子”的犟劲上来，八头牛也拦不住。好嘛！你回娘家，我上山。第二天，他背着行李卷上了青山垣。在山上搭了个窝棚，种树。种树种树种树。

到底是女人。一个月后，婆姨心软了，拉着孩子找来了。到山上一看，丈夫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衣服裤子被杂草灌木划成了条条，就像野人一样。毕竟是夫妻，婆姨的眼泪哗就下来了的，结果，没把丈夫劝下山，自己和孩子也留在了山上。唉，“二杆子”的犟脾气，不但害了自己，也害得全家人跟着遭罪哩。

盟 誓

不久，他的一些亲戚也上山帮他来了。种树。种树种树种树。

头一年种的树，活了两成，八成都死了；第二年种的树活了三成，七成都死了；第三年种的树，活了四成，六成都死了……

死的比活的多得多。都折腾死了，还折腾个甚？他说，那也得折腾，不把自己折腾死，就得折腾。因为不种树，不折腾，他就得死。树魂儿已附在他的魂儿里了。

我们都种过树，闹着玩似的，挖个坑栽个树苗，踩几脚，浇点水，树死树活，没我们的事了。坐大巴去坐大巴回，中午还有面包、咸鸭蛋、香肠吃，有矿泉水喝。嘻嘻哈哈，哈哈嘻嘻……这是种树吗？这不是种树，这是表演种树。真正的种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种树看似容易，实则难。难就难在怎样把树种活。

从第八年起，他开始雇人上山种树。200人，300人，500人，青山垣就像当年大寨的虎头山，彩旗招展，热火朝天。种树种树种树。树是种上了，可来年春天一看，成活率还是不高。什么原因？种树不认真，缺乏监督的眼睛。可也不能一个人种树，另一个人站在旁边监督啊！那谁来监督呢？让山神爷来监督吧。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从红军过草地时，刘伯承与小叶丹的盟誓得到启示。此后，种树的头一天，他把所有种树人，召集到青山垣的最高处，杀鸡盟誓。他把鸡血滴到酒碗里，每人一碗，先敬天，再敬地，最后自己喝到肚里。之后，跪到地上，点燃一炷香，把香高举过头顶，向天盟誓。先是别人：“我种的是神树，如果种不活，甘遭报应。”后是他自己：“如果哪个人认真种了树，我欠了他的工钱，那就死我儿子。”盟誓完毕，鞭炮齐鸣。誓者庄严肃穆，听者涔涔汗下。

在吕梁，这一切只有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才能做得出来呢。

不过，这一招还真管用，成活率比以往提高了不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一片一片的绿，盖住了裸露的秃岭，青山垣渐渐有了生机。

卖棺木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买树苗雇工的钱从哪儿来？

早年间做买卖贩运粮食的赚来的钱投到山上去了；后来开煤矿挖乌金赚来的钱投到山上去了；再后来开门市部卖建材产品赚来的钱也投到山上去了。可还是不够，他又向银行贷款，向亲戚朋友借款，甚至还贷了“驴打滚”的高利贷……搞得债台高垒，债务如山。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是两头忙呢——一头在山上，种树种树种树；一头在山下，借款借款借款。量力而行，量入而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何必东挪西借，着急上火，嘴上起泡？往大了说，你种树是为了绿化祖国，为了民族的生态安全，可少了你种的那几棵树，就国破山河碎了吗？中华民族就得搬到月球上去了吗？没那么严重。然而，他还是四处借款。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亲戚朋友躲着他，没人敢跟他来往了。这个“二杆子”疯了吗？是疯了，他开始变卖家产了——电视机卖了，缝纫机卖了，录音机卖了，摩托车卖了……陡然间，家徒四壁了。还有什么能卖？他一眼瞥见了墙角给父亲备下的棺木。他的父亲当过八路军，参加过抗美援朝。当年，贺龙一二〇师驻扎在中阳，个子还没有三八大盖高的父亲投奔了贺龙的队伍，扛枪打日本鬼子了。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孝顺父亲，父亲爱打扑克，他就买回一箱子扑克，又买回一箱子香烟，他让侄子保管香烟，村子里谁陪父亲打牌，打一次发一包香烟。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东北贩黄豆时赚了一笔钱，作为长子，他从小兴安岭给父亲买了一副上好的红松棺木。那副棺木拉回赵盘庄时，很令庄里的老人们羡慕——瞧瞧，人家“二杆子”多孝顺。“二杆子”的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背着手，仰着头从庄东头走到庄西头，又仰着头，背着手，从庄西头走到庄东头。那是多么光彩和荣耀啊！就像他在朝鲜战场上打穿插立了头功。

可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一个月黑天，“二杆子”硬是偷偷把棺木卖了。清早起来，父亲发现红松棺木没了，差点没背过气去。他跳着高地骂，从太阳出来就骂，一直骂到太阳落山。一下子，“二杆子”由大孝子变成了大逆子。逆子就逆子吧，有钱种树就行。棺木将来可以再买，可种树季节一误，就是一年，再也补不回来呢。

用卖棺木的钱，他买了800斤松子儿和山杏核撒在青山垣。种树。种树种树种树。赵盘庄的人悄悄议论，接下来，这个“二杆子”还会卖啥呢？不会把婆姨也卖了吧？

投 药

常言说：三分造，七分管。有些地方年年种树不见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视了管护，封禁措施不到位。要想保住种树成果，必须实行“三禁”，即：禁樵，禁牧，禁垦。对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来说，禁樵和禁垦相对容易一些，而禁牧就令他犯难了。他即便再横，也是一人难抵万家啊！难，也得禁。小小暖泉镇有1万多只羊，5000多头牛，还有马，还有骡子，还有驴，也都头数不菲哩！纵然种的树再多，如果管不住这些牲口的嘴，那些树迟早都得变成牲口拉出的粪蛋蛋。他请人写了许多“封山禁牧”的告示，贴在乡间的耀眼处，告知乡民，青山垣不准放牧云云，否则便如何云云。告示贴出去20多张，还没等糨糊干了呢，就被人扯下来，蹲茅坑拉屎擦屁股了。

你是政府啊？你说禁牧就禁牧？祖祖辈辈都在青山垣放牧，几千年来，十里八村的牲口都是吃青山垣的草长大的，你贴一张纸，就断了牲口的活路？狗日的。——呸！呸呸呸！！

放牧，照旧。照旧，放牧。

他前脚种了树，牛羊们后脚就跟着来了。舌头卷，蹄子刨，刚种下的小树，统统进了牲口的肚里。他从东边赶，牲口跑到西边，他向西边追，牲口又呼地跑到东边了。两条腿的他，总没有四条腿的牲口跑得快。狗日的！狗日的！辛辛苦苦种下的树，就这样都喂了牲口了。“二杆子”服软了——他拎上好烟好酒，找几个村的村长道自己的苦处，请求各村发布“村规民约”禁牧，结果，人家都跟他打哈哈。心说，你不是横吗？你还用求我们？狗日的！嘴上却说，村委会是大家的村委会，得代表大多数村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你一个人的利益。维护你一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村民的利益，那是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使不得，使不得。

他苦不堪言。自己的事情只好自己办了。我是谁？我不是“二杆子”吗？我是“二杆子”我怕谁？他心一横，决定投药。他想，这件事不能偷偷摸摸地干，得光明正大。老办法，先告知——他贴出“投药”告示，说，青山垣的树木，近来虫害肆虐，为除虫并防止虫害蔓延，将喷洒农药云云，擅自进入林内放牧者，后果自负。他在青山垣的四周插了许多“此地有农药”的牌子。投药那天，还专门从镇上请来鼓乐队，敲敲打打，吹吹唱唱，就像办喜事唱大戏一样闹腾一天。目的只有一个，告知大家：我投药了！别去青山垣放牧啦！他本不想药死谁家的牲口，吓吓了事。可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户村民的1头牛和10只羊被药死。户主是个婆姨，又哭又骂地找上门来。他摊上官司了——经过调解，他共赔偿人家5800元。

虽然输了官司，却赢了禁牧。从此再也没人敢上青山垣放牧了。

种树为个甚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为个甚？

其实，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最初种树的动因很简单。——为了娘临死时说的那句话。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1960年出生于吕梁山中段一个只有9户人家的小村子。兄弟姐妹7个。一家人挤在一口土窑洞里，生活贫苦。他从小讨过饭，给村集体放过羊，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也知道苦难意味着什么。饥饿是那个年代的显著特征。早年间，他苦苦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摆脱饥饿。温饱解决之后，他苦苦奋斗的一切又都是为了改善生态。——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历程。

1988年，他的母亲因肺心病发作离开了人世。临走时，面色枯槁的母亲对他说：“娘的病是烟熏的。”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悲伤，他痛悔不已，他肝肠寸断。不论在什么场合，一想到母亲离世时的情景，就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在母亲的墓地种了一片小树。他希望这片小树长大后能够为母亲遮风挡雨，能够让母亲每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此后不多天，一位朋友的父亲也去世了。一问病因，也是肺心病发作。朋友告诉他，县医院里接诊这种病的患者很多。每个月都有几个去世的。他专门去医院问了一次，医生告诉他，是空气出了问题，经常呼吸恶劣的空气就会得这种病。怎样才能根治？医生随口说了一句：“除非山上都种上树。”

肺心病与树有何关系？肺心病与树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人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有关系。中阳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都有矿脉分布，有铁矿、煤矿、白云石矿……那些年，山上到处都在挖口子开矿，沟沟筑土炉炼焦，浓烟滚滚，异味弥漫。眼前的山在一座一座秃下去，山间的小溪都成了臭水沟……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恶劣的空气把越来越多人的生命夺走了。他把医生的那句话牢牢记在心里。种树。种树种树种树。既是人生的夙愿，也是他的梦想和追求。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大山弄成他想象中的样子。一种信念和精神支撑着他，他才有了圣徒般的行为。种树种树种树。种树。往小了说他种树是为防治肺心病，不再让母亲那样的悲剧重演。可是，种树种到后来，他的眼界宽了，见识广了，种树的动因也渐渐变大了，大到超出赵盘庄，超出暖泉镇，超出中阳县，超出山西省，甚至超出国界了……他说，他种树为了娘临死时说的那句话之后，还要再加上一句：为了全人类。

很多人听了他的话，乐得前仰后合。可是，谁能说，他种的树跟全人类没有关系呢？他说他种的树释放出来的氧气可能随风飘到河南、陕西，湖北、湖南，也可能飘到日本、韩国。这不就是为了全人类吗？生态面前人人平等。空气不认肤色，不辨语言，不厚官员，不薄百姓。他种的树都是松树、柏树……得长一百年才能成材。他说，他种树既不是为自己准备棺材，也不是为儿子准备棺材。退一步说，就是为自己和儿子准备棺材，也用不着种10万亩啊！到底为谁呢？说着说着，他把自己也说糊涂了。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了。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他说，他是个爱树如命的人。再过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人们拍拍树干说，这都是那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种下的树。

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他说。

有这句话就知足了。——他说。

种下一种精神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欠了一屁股债的被称作“二杆子”的人，还在青山垣上种着树。那里有他的梦想。不种树，毋宁死！人到了这步田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每天鸡叫头遍，他就起床上山了，扛着锹，怀里揣着窝头，肩上挎着父亲转业时带回的军用水壶。种树。种树种树种树。

种树，种一天容易，种一年也不是很难。他一种种了20年，不是种一亩两亩，而是10万亩，不是三株五株，而是2000万株，没有一种精神能种吗？没有一种精神能坚持下来吗？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种树人的事迹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2008年10月，吕梁市市长董洪运登上青山垣，他看到满山满岭的树后，感慨万千。他说：“比山高的是树，比树高的是人，比人高的是精神。”此前，受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委托，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学敏带领几位司长，也专程来中阳调研，在青山垣看了种树现场后，当场赋诗一首：“青山垣上翠云深，一路颠簸见故人。风雨沧桑染霜髯，光阴荏苒树成林。宏图初展岂言老，壮志小酬更献身。何日九州全绿化，欢天喜地做林神。”

绿色没有为他带来金子，却带来了荣誉，各种证书、奖状摆了一炕。县劳模、林业标兵、绿化奖章、绿化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年“五一”还被请到北京，登上了天安门，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如今，他还是吕梁市政协常委，山西省政协委员。政协会上，他常常语惊四座，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在经济上未能胜利的被称作“二杆子”的种树人，在精神上算是胜利了。毛泽东说：“要使我们的河山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

老人家下半句话可能忘说了——我在这里替老人家补充上吧：“同志们，你们更不要看不起种树人。”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种树人，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粗通文字。他不是律师，却常常帮人打官司。他不偏三向四，凡事讲个理。他爱憎分明，敢做敢当，豪情万丈，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不姑息。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不是个好村民，他脾气大，嗓门高，不安分，敢顶嘴，抗上级，当众骂过村长，也常惹镇长不高兴；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不是个好丈夫，婆姨患上脑梗塞，七次病发，辗转吕梁、太原、北京住院就医，他没一次陪在身边。他在哪儿？他在青山垣上，他在种树；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不是个好父亲，他16岁的女儿得急性阑尾炎，他去看了一眼，还没等做完手术，就急急地走了。他去干啥？他坐在装满树苗的农用车上去青山垣了，他去种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现在的人一个赛一个的聪明，谁会干这种“二杆子”才干的事情。但我要说，在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可以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但你不可以蔑视他种下的那些树，不可以对他种树的精神嗤之以鼻。种树。种树种树种树……20年种树不止，在这一点上，我们谁都不如他。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我倒要说，如果种树也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凭借，那么对这种沽名钓誉理应大力倡导和弘扬。我们种了几株树？为祖国为人民，我们尽了哪些义务？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有一颗慈悲的心。他说，你对山好，山也会对你好。然而，他不是个好村民，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一时陷入茫然和困惑之中了——他至少是个对山好的人吧。做好一个人，然后才能做一个好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在承担着改造世界的责任的同时，还承担着拯救自然的使命。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很少有人明白什么是人，人应该怎样去做了。我们发出的誓言太多，行动太少，甚至没有行动。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的斑斑污渍，对比他，我们是那么的虚伪和可笑。而他是那么真实，直率，一眼见底儿。

盼 头

种树的季节又要到了。

昔日的荒山秃岭怎么不见了？这就是青山垣吗？——这就是。青山垣浸在春光里，半山的松树柏树，半山的刺槐灌木。而石头裸岩呢，则夹在绿色与绿色之间了。山坡上也没什么人，像是连半个人也没有，只剩下春阳暖意散落各处。登上了面前的山岭，举目一看，那山岭后面还是山岭，层层叠叠的，也不很远，也不很大。石头压着的枯草里，冒出了绿青青的草芽子，那些芽子望去甚有张力，生命的趣味浓厚，鲜活不已。生长是一种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压制的。

山峦间卧着三五间房子的地方，就是他的“乔氏林场”了。山门是用松枝搭建的，一条山路蜿蜒着穿过那里通往青山垣的深处。我突然发现，实际上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充满善良和美的东西。他说，他的远景是要把青山垣建成“生态教育基地”和“国家自然保护区”，让将来的娃娃们知道，他们的父辈们是怎样保护和建设生态的。从小培养生态意识，爱护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蝶一鸟。学会做人，做一个有爱心的好人。

种树。种树种树种树。新的一天开始了。青山垣早晨的太阳就像一个涨血的大圆球，一下一下拱出地面后，打了哈欠，带着夜的慵倦，再一用力，就升腾了起来。鸟雀照例是比太阳殷勤了许多，唧唧喳喳的叫声，此时早在林子里响成一片了。而林子呢，则用粗壮而有节奏的匀称的呼吸向青山垣提醒着自己的存在。绿色既需要空间的分布，更需要时间的积累。这都是早年种下的树，有胳膊那么粗了，树势很旺。乔灌草立体结构，初步形成了生态系统。一个春秋就是一个年轮，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终于有了盼头。青山垣上到处是意外和惊喜，到处都是绿葱葱的松和柏。远看去，一棵树就是一个树的波浪，欢呼着卷上去，把尘嚣和功利也卷走了。从山顶看呢，远一处，近一处，深一块，浅一块，像一潭一潭碧绿的湖水，无风时，湖面纹丝不动，逢风起，满山满岭就温柔地拂动起来。

我们尽情地呼吸着，满鼻满口就都是松和柏的芳香了。漫步林间，那些松和柏依山微微地起身，似乎在用力拥抱着青山垣。树是有灵性的吗？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立刻失去了虚狂和浮华，如同进入了庄严的境界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只是提着脚步在枯草和落叶上轻轻起落。我们对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肃然起敬了。而对“二杆子”这三个字，此时也有了别样的理解。种树。种树种树种树。“二杆子”哪里还有什么贬义，分明是一个符号，一种精神呢！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人名叫乔建平，山西省中阳县暖泉镇赵盘庄农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20年来，他种树不止，共种了10万亩2000万株。

让我们向这位农民致敬！

（《报告文学》2009年第6期）

胡风案中人与事

李洁非

1

事发于1955年的胡风案，若以1980年中央批转“复查报告”的《通知》为截止，前后延续25年；若以1988年下发《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为限，则大幕之完全落下一共用去33年。

何满子先生认为，胡风案“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件头等大事”。理由是：它开了践踏共和国宪法的先例，造成一代知识分子喑哑，迫使人们在压力下随声附和，说假话，作伪证，败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导致发生文化灭绝的十年灾祸，对我们民族危害深而且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

打个比方，假如“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文明所遭逢的一次“黄河大泛滥”，那么，胡风案便是其决堤处。如果反右运动是“文革”的预演，则胡风案又可谓反右运动的先声——“急风暴雨”沿着这条线路而来。

这种关系，当初人们无从预窥，若干年后，已是普遍共识。眼下，距胡风案彻底平反又过去了20年，这20年中，胡风案未因“尘埃落定”而远离学者视线，反而愈益重视，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原因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愈益体会到胡风案在60年来中国人文精神方面的深刻含义。无疑，沿此方向的追问、探究，事关重大，应该锲而不舍地掘进，以求得对历史的透彻觉识。

然而，本文之作，却有意从另外的角度切入。

关于胡风案，笔者此前做过两篇文章，即《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和《路翎底气质》。两文合计约七万言，篇幅不可谓短小，触及的问题自感也具有重量。可是在某个层面，我对它们一直有不能释然之感。简而言之，两篇文章的角度，使我在准备写作的过程中接触的许多材料，处在无处安放、无法处理的状态。因为，预设的思考重心，是胡风案作为历史冲突之表现之类宏大主题——这无疑是值得思考以及应该继续加深思考的对象，但又确实构成了某种排斥，令案中大量活生生的细节不能进入我们的讨论。

例如，在中共中央1980年6月19日批转的由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联合做出的《复查报告》中，这么写道：

胡风案件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2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胡风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这段文字极简，实际内容只是八组数字，不知详情的人读着它大概很难有何感触，而我读着这不足百字的简述，却从脑际浮现出来曾经被上百万字讲述过的一个又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与抽象简单的数字不同，那是一张又一张交织、变幻着复杂表情的面孔，以及充斥着各种形象、氛围、景状、声响、光线和气味的场景。

我由此突然想，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没有为了研究胡风案阅读过很多材料，那么，那八组数字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号闪出时，我不觉为之一震。显而易见，那些干枯的数字，只作出了很有限的陈述。假如有一普通读者，他在看见这些数字后，打算了解更多的情况时，他会遇到什么呢？可供他阅读的东西似乎很丰富。从成果来说，围绕胡风案，近二十年无论是专门的著作抑或散见于报刊的文章，都相当可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读者挑来选去，最后却一无所获。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位读者没有多少文学修养，缺乏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充足的知识储备——甚至还可以设想，他素来也很少思考人文精神方面那些抽象的问题。他的目的，仅仅想知道那些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如此而已。

现实中，类似这样的读者是少数吗？我们知道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这位读者一样，有自己的生计、事业和职业，对于文学知之甚少，而且一般来说，对精神思考也没有很深的兴趣和能力。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一下胡风案，多半是从生活的角度，从中寻找一些与自己切实相关的体会。

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更无法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一样做好足够的专业准备。但是我们知道，胡风案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事件，就深层论，没有哪个中国人可以说与之无关。对此，他们不光有了解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有这个权利。能够提出要求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尽管他们的表现也许只是发现无从入手之后无声地走开，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责备。我们应该从中看到，由于自己工作的缺陷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远离了他们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真相。迄今，那些关注、讨论、研究胡风案的著作，几乎都致力于从精神思想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剖析、究诘和反思。我前面说过，这当然是必要的工作，它的进展很值得我们重视与欣慰。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不足：这些工作面向的对象，连带它所产生成果的分享人，基本上处在一个“小众”或者专业的范围。越出这一范围，它的影响就微乎其微。换言之，在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胡风案认识日益深入的同时，社会一般公众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与感受却日益模糊和疏远。

是的，我们忽视了普通公众对于历史的感受，忽视他们的参与性，也可以说忽视了他们的知情权。学术上的“文人自我中心”，近些年趋于严重。在考核制度和僵化模式的双重作用下，我们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只考虑自己的知识状况，只考虑自己的视角，只考虑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失去与读者大众的换位意识，不注重思想成果的社会共享。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进步不利。

目前的情形，某种意义上又凸显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专业知识分子一心一意搞“提高”，他们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一直在拉大。知识者的使命不是自己获取和拥有知识，而是将知识变成社会财富。藏于密室的书，并不构成“知识”——它永远藏在那里，也就永远如此——只有进入阅读、进入更多人的阅读，然后才进入文明史。“百科全书派”的意义，不单在于它的思想，尤在于它的形式——那种打破经院传统、玄学面目的大众知识形式。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仍以推动国家进步为己任，就不应忘记自己的工作包含为社会服务之义务。

本着以上认识，笔者写下此文。它不求完整，亦无意讨论过深的思想及理论问题。这个写作（从内容到形式），旨在进行一次有关胡风案的“普及”，以使其尽可能多地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或者说，在每个垂览本文的人自身生命体验与那段历史之间，架设一个管道。因此，所突出的主要是“形象”，令人一经寓目就再难忘却的形象。这些形象被选择进入文中，不取决于它们在胡风案中重要与否，也未考虑情节上的关联，通常，是因为它们富于瞬间的表现力。我一直认为，从冗长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真谛既费力又渺茫，重要的是捕捉突然爆发、稍纵即逝的瞬间，那里，往往有照亮一切的东西。尤其胡风案，迁延二三十年之久而头绪纷杂，除了专门研究者，实无必要将一切尽收眼底；适合于一般人们的，大抵如充斥了各色人等的稠密的舞台，有那么几束追光投下，罩定若干特定人物和区域，借此来感知整个场景。

2

我们的第一束追光，将罩在这样一个人身上。

他笔名化铁，原名刘德馨。这两个名字无论哪一个，人们大概都感到陌生。以笔者来说，虽然从事文学研究将近30年，也未曾读过他的作品。当然，专门研究诗歌的人应有不同，但纵有所读恐怕也有限。他不单算不上一个重要的诗人；被捕后，提刑官一边打量阶下囚，一边翻看卷宗，难以置信他学历如此之低（初中毕业），于是脱口而出：“原来你还算不上是个文化人！”

就是这句话，使我决定故事从化铁开始讲起。一直以来，都称胡风案是建国后最大一起“文字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整肃。对不对呢？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这一点，就暗中对胡风案的意义加了一道限定。好像只与知识分子有关，被触动的只是某个特定人群和阶层。如果这样，对于国人认识这段历史，会形成误导。举个相近的例子，平时在网上看见人们谈论“文化大革命”，经常会有人说，“文革”挨整的只是知识分子和既得利益者，意思是其他国民大可不必对这段历史深恶痛绝。固然，我不担心这种观点会被很多人接受，但它的确试图利用将某件事划出特定受害者的办法，来达到使大众疏离历史的目的。这是必须警惕的。无论“文革”，还是“反右”或者胡风案，其所伤害的，绝不只是一小部分中国人；归根到底，它伤害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限度，这样的限度，与每个人的生存和权利紧密相连，一旦被伤害，无人可逃，绝不因为你不是知识分子而可以超然其外。

从化铁在胡风案中的遭际，可见一斑。他真正的职业，是气象技术工作。谈到跟胡风的交往，化铁使用了“非常稀少”的词汇。40年代他写过一些诗，受到胡风的指导。不过，他没有成为“文人”的打算。事实上，在40年代，许多青年沾上文学，原因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革命。那时，文学经常是追求进步的一种手段或者一个工具（不含贬义），用文学讴歌光明，用文学鞭挞黑暗，亦因文学结朋识友、发现同道、议论时政。所以，那时的进步青年，几乎没有不“爱好”文学的。化铁的情况很典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经常感到写诗的必要，参加文学的聚会，甚至跟朋友们一起编着文学的刊物；而革命一成功，1949年以后他迅速退出了文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它。他自己这样说：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调到南京空军工作，从那以后就告别了上海。虽说后来听说他（指胡风）已全家迁到北京，但究竟住在哪个胡同哪个院，也还是不清楚，我们的交往本来就很平常很淡薄，毫不奇怪。有时途经北京，但也没想着前去拜访。怕是那时我的生活节奏太快，忙于气象这门业务，对文学艺术反而变得无知起来，仿佛失去了过去岁月中的那份从容。几年来，就连信也很少写的。（《逆温层下》）

胡风案一定意义上是“因信得罪”，而对化铁搜查的结果，就是“没有胡风的信”。像发现化铁学历不高一样，这也让办案人员很扫兴。

解放以后就离开文学，不搞创作、甚至不关心文学，跟胡风几无来往……纵使如此，化铁仍然进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名单。唯一的原因，是与胡风相识。揆以常理，这岂能成为获罪根据？然而化铁偏偏就这么被抓了起来。1957年6月，他就此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申诉书写得很认真，也很长，足足五页。结果，“几个月的时间，一点动静没有地过去了。”这种不回答甚至不屑于回答，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抓了就是抓了，有什么好啰唆的？事后，反倒是化铁对自己感到“惊讶”：“当时为什么送呈南空党委？看来我是认为党是可以依靠的，党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胡风案“第一批材料”，也就是舒芜贡献出来的那些信件，1955年5月13日从《人民日报》登了出来。巧得很，第二天化铁就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参加军委空军气象处的一个会议。行前，他没有看报，旅途中无事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于是在火车上知道了此事。但他并没有往心里去，“匆匆翻了一遍，就撂到一边去了，后来大约用来包了烧鸡”。这种既不在意也不太关心的态度，他本人解释为当时不觉得事情很严重。但我想，主要是在心理上认为这件事与己无关。毕竟，文学和胡风，早就是过去的事了。

到得北京，初无异常。5月16日开了一天会，晚上出门散步，返回住地时，一进门气氛就有点怪，“白天与我一起开会的那位副处长，忽然哼哼哈哈起来，不敢理睬我又不得不理睬的模样”。不待化铁多想，埋伏者便从门后闪出，将他“请”至某室。在那里，化铁交出武器（一把手枪），被扯掉帽徽胸章。

此即化铁被捕之仪式，然后，他于黑暗中被带往某处，打开后，发现是一口菜窖子。犯人被驱入其间，空间不足三平方米却悬着一只一百瓦灯泡，惨亮。化铁却也没心没肺，倒地即睡。不知过了多久，被人唤醒，灯仍然惨亮，出窖子才发现已是白昼。吃完饭，又回到窖内，一时难再入睡，又没有别的办法打发时间，便在斗室里做俯卧撑。如此轻微的声音，亦未逃过外面卫兵耳朵，“‘不许说话！不许动！’他圆睁双眼，怒吼。”

如今，网民遇见他们打算装聋作哑之事，以“俯卧撑”自嘲。而在化铁当日，即便做做“俯卧撑”这点自由，也是没有的。

在菜窖关了几天，化铁被押解回南京。下了火车，吉普车七弯八拐，费了好大力气到达目的地，其实却离火车站很近。此举显然是对化铁高度警惕，而用上了对付训练有素的老牌特务的办法。这新的拘禁地，总算不是地穴；一张床和一个抽水马桶占去整个面积，有“高不可攀的铁窗和深不可测的屋顶”。门上的监视孔，每十五分钟打开一次，然后就有“阴森的眼珠子”往里面查看。审讯“彻夜进行”，而白天却又不许睡觉。

化铁每每想到茨威格写过一个犯人。此人于提审时从审讯官的口袋窃得一本棋谱，靠它打发漫长孤寂，沉溺其中，以自己为对手，左右互搏。被释放以后，偶有机会与世界冠军对弈，几步之内，冠军大惊失色，难以置信世上竟有此等高人。对此，茨威格说，那是因为他连自己都战胜过。

化铁或许会用这故事激励狱中的自己，而我想的却是，茨威格的犯人毕竟还有一本棋谱为伴。

化铁被羁押一年半之久，从1955年5月至1956年11月。先是彻夜审讯，后来整日“面壁”。出狱时，有关方面告诉他，“本来是可以杀掉的，现在以‘不予起诉’处理”。言语之间，希望他“感恩”。其实，从“可以杀掉”到“不予起诉”，是高层政治新动向所致——1956年，提出了“双百方针”和改善知识分子政策，许多胡风分子“沾光”出狱。

化铁提出回部队，哪怕从列兵干起；答复：不行。再提出去北大荒（那时部队正动员人去那里开荒，但没人愿去）；答复：不行。他被开除军籍，被抛弃了。这时，他三十岁出头。他来到了最底层。如今，总有一些明显不曾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人，信誓旦旦地作证，那时没有社会底层，生活是普遍美好而幸福的。而下面化铁所述，是他的亲身经历：

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做过拆城墙的工人；做过装卸工：在火车站为整车皮的煤炭、盐巴装卸，在江边码头上为整船的矿砂装卸；做过金笔厂的笔坯压制工，浴室里的沙发修理工，菜场里的拖菜工、板车队等临时工。

他所干的，曾有一个词，叫“苦力”，不中听，但质朴和实事求是；作为词，它也许从我们眼前消失了，作为事实则没有。化铁就是一个“苦力”。纵然这样的糊口方式，亦将随时失去，“多则一年，少则三两月”；为什么呢？因为干得时间长一些，可以转为正式工，而他总是在接近转为正式工的时候，丢掉饭碗。化铁“非常卖力”，不恤身体，唯欲将“苦力”做牢做稳，是亦不能。尤可叹者，他所付出的“苦力”当中，一部分还与糊口无关，是作为“改造”的义务劳动——“白天做苦工，晚上挖防空洞（那时正在执行深挖洞的指示，我是当然的劳动力），早上三点钟起来扫街。”

化铁说：“要说工人和无产者，我大约要算最贫困的无产者了，连孩子明天吃什么我都没谱。”这种景况，在他非一两天，也非一两年，而持续二十载。化铁由强壮而衰老的二十年，就这么付与了“连孩子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的挣扎。这都是拜反复搜查毫无证据的胡风案所赐，若不是“无来由遭此大难”，化铁的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可以怎样度过呢？我想起魏巍先生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结尾歌吟着的：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多么温馨、宁静、美好的画面啊，然而，像化铁一般生活的人会作何想呢？他们也会“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吗？不，他从来不能“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从来不能“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从来不能“和爱人悠闲散步”，他的孩子也从来体会不到“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感受。化铁写道：

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在那随后的二三十年中，还有漫长的岁月需要度过。对于一个犯人来说，他会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他的刑期；但对我来说，一切事情就像宇宙一般，没有尽头。

3

在所谓“胡风集团”里，有一个人，重要性仅次于胡风和路翎。虽然不宜称之为“三号人物”（那样，似有接受“集团”说之嫌），但是，假如把胡风及其朋友们视为一个文学流派，那么，此人在这流派中的位置，是可以排在第三位的。他就是阿垅。胡风以外，他年龄最大，有如长兄。胡风诸弟子之间，路翎无疑是创作成就最高者，阿垅除了创作不俗（“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是他的名句），在理论批评方面功力颇深，解放初，正式批胡风本人之前，路翎的创作和阿垅的理论，被挑选出来列为打击胡风的两个主要靶子，可见在对手眼中阿垅在胡风派中的分量。

这里，主要讲一讲1965年他写于狱中的一份申诉材料。这份材料于1980年胡风案复查过程中流出，但未曾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方由《新文学史料》以《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为题披露。

阿垅首先指出，此案完全是造假。而且，绝非出于工作上的失误、失察，是从一开始就明确抱了造假的目的，彻头彻尾有意、人为、精心编织的结果：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地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从一些用词和语气上看，阿垅不知道案件的深刻背景，比如“按语”的作者是谁，他仍然以为主谋人是胡风派在文艺界的对手——“迫害对方”一语反映了他这个认识。这是当然的；第二批“材料”公布以后，阿垅很快入狱，没有可能了解“材料”的那些内幕。

下面一段话，振聋发聩，今天看来更足引起切肤之痛，且不得不说，太多的事情在不断验证阿垅1965年发出的警告：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以上两节引文，是这份申诉材料的精要处。概括一下，说了两点：第一，有人造假；第二，造假为什么是可怕的。

如果有人企图把胡风案仅仅定义为对知识分子的打击，那么，请结合上述两点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个案子的伤害，固在于几十个人身陷囹圄、数千家庭饱尝痛楚，更在于它是公然造假。从当时来看，这个造假，受害者不过是若干书生而已，“何有于我哉”，然正如阿垅所言“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越数十年，社会最大痼疾，已是“诚信”的荡然，造假也终于从当年一小撮知识分子的“霉运”潜入今日婴幼儿服食的牛乳。其实，类似的教训根本无须到今日才去发现与记取，距胡风案仅仅三四年，就庞然出现了史无可比的登峰造极的造假——所谓亩产十余万斤的记录。

作为胡风案“骨干分子”，阿垅坐牢至死，1956年以及60年代初，都有一些“分子”被释或保释出狱，阿垅不在其内。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经宣布对阿垅“予以提前释放”，但并未执行，原因似乎是他的骨髓炎已病入膏肓，入监狱医院而不治，死于1967年3月17日。火化时，不具姓名只有号码，更不曾通知家属。他在世上，惟余一子，自知不起，曾修书一封，希能见最后一面，却未如愿。（晓风：《丹心白花铁骨铮铮》）

4

1955年5月13日，“第一批材料”由《人民日报》公布后，胡风就是一个人人喊打的名字。然而，5月22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有一个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不同声音。

这是一个与会者多至七百的声讨胡风的大型誓师会，先后有二十余人发言，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忽然，一个斯斯文文、面色白晳、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生活考究的人，走上台去。他说话声音很轻，毫无谈锋，以至于木讷，然而大家还是被他的话惊呆了：

胡先生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指1945年发表在《希望》杂志上的《论主观》一文——引注），但这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简直有如平地雷起，根本不等他把话讲完，周围立刻喊起口号，抗议的声浪拔地而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某“诗人和理论家”跳上台去，一把将“大放厥词”之人拽下了台。

当天，新华社电讯就这一事件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的一致驳斥。”

是的，这个不识时务者名叫吕荧，美学家和翻译家。

以上所述，是1961年初他对出狱不久的梅志先生亲口所言（见梅志：《人的花朵——记吕荧与胡风》），但梅志先生所忆，或因时间久远，未必尽合原貌。近有闻敏引述多人回忆，写成《吕荧——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可资稽考。在那里面，众人所谈，相同处有四点：第一，吕荧确实说了不同意胡风为反革命的话；第二，吕荧明确表示，作为学术思想问题，胡风理论有批判的必要（舒芜的回忆甚至认为，吕荧的意思是批胡风没有批在点子上，“要批就得这么批，否则，胡风就会如何如何说”；李希凡回忆亦称，“那天吕荧发言不是为胡风辩护。他是说自己早在四十年代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第三，他的发言坚持了一段时间，不是三言两语就被轰下了台；第四，带头喊口号的人是张光年，他当时的反应最强烈。把吕荧拉下台的，可能也是张光年。对此众人回忆未予明指，但梅志转述吕荧的话，说拉他下台的那个人是“诗人和理论家”——这跟张光年的情况相符。

恐怕吕荧事件现在多少有些被人们理想化。吕荧的举动，应无“中流砥柱”的意义。否则，与吕荧本人性格以及他与胡风的关系，都不相符。梅志《人的花朵——记吕荧与胡风》，虽然有所模糊，但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吕荧与胡风固有朋友之谊，可在文艺问题上彼此并不认同。梅志说：

胡风每次去北京接受批评时，他都会去看胡风，并且一定要请胡风吃饭，表示深切的关注，意思是他绝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但胡风不愿他卷进这是非窝里，早就不同他谈自己的情况，尤其是不谈文艺思想。他也不问。彼此心照不宣。

又说：

胡风也不愿意对他说什么。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自己写《三十万言意见书》的事，也没有和他讨论过文艺思想问题。主要是怕牵连他。

不谈，应是谈不到一块儿去，而非“胡风不愿他卷进这是非窝里”或“怕牵连他”。“心照不宣”，亦应该是对思想不一心照不宣。梅志说，两人在一起几乎总是相对无言，枯坐、吸烟、喝茶，“这样默默地相对而坐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会站起来很有礼貌地说：‘我走了，改日再来看你……’。胡风送他到门口，回来时总深深地叹口气。情义是感人的，但这场面也真使我们难受！”我以为，吕荧回回定要来看胡风，定要请吃饭，是传递他为人的信息：分歧归分歧、不一归不一，自己却不会跟着别人一道打击胡风，偏偏还要继续公然地认胡风为朋友，特意地标识自己绝不趋炎附势的性格。后来，这近乎成为吕荧显现个人品质的一种仪式。1954年深冬，当在“我们必须战斗”的怒吼已然发出之后，吕荧最后一次来胡家，带来一条中华烟，“取出一半放在桌上，没说什么”，不久，起身，默默离去。

解读这些细节，吕荧面对胡风的方式，乃是对“爱惜羽毛”、“世人皆浊我独清”等文人风骨的坚守。我想，这样解释才比较符合吕荧的内心世界。综合各位现场目击者的叙述，5月22日，他执意发言（据李季说，先后给主席台递了三次条子；详见闻敏《吕荧——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只是试图表示：吾亦以为胡风可批，但不应批成尔等那样。也正因此，1961年他见到梅志的时候，才急于解释说：“我今天来看你，是想向你说明白，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我是被强力赶下台的。”可见那天他登台，本意并非如现在所渲染的，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舌战群儒、为被“缺席审判”的胡风代言。“在那个知识分子自相践踏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傅国涌：《吕荧是一面镜子》）这心情我能体会，亦何尝不希望5月22日会场上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但吕荧确实不是从一个“战士”的角度站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狷介文人站出来的。

即令如此，吕荧仍旧令人肃然。不是从“英雄”的意义上，是从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意义上。他的发言，大概谈不上替胡风一辩（彼此意见本不一致），但在那样的场合，他选择了不改己见，不人云亦云，不随风转舵，这种古来文人就有的似乎“陈腐不堪”的“书呆子气”，此时此地显得弥足珍贵、大放硕采。恐怕在场的每一个人（更不必说我们后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口古老的“气”，即将或者已经消失于士林。历经“反右”与“文革”，吕荧当日所留下的书呆子形象，五十五年来，已成绝响；尽管内秉坚孤者仍未绝迹，但像他那样且以那种方式展露于大庭广众的例子，则不复有闻。

吕荧没有成为“胡风分子”。根据他对梅志所说，事后，他被软禁在家一年，“只叫我写交代”。没有逮捕，也没有戴帽子。李希凡说，那次会后，胡乔木问：“吕荧先生是怎么回事？”（闻敏《吕荧——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看来，当局确实不把他算在“集团”里。

直接看，吕荧处境比胡风其他朋友好得多，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结局来看，他没有逃脱那种命运，甚至比有些入狱、流放者更惨。

软禁结束，吕荧恢复自由，却失去了工作。写书，则不能出版。为此，他求见周扬，周扬倒是同意让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但是，这样的事岂可多得？从前吕荧，是衣食皆很考究之人，然而只几年光景，当梅志出狱与他邂逅时，看见他是这么一番形容：

他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不再衣冠楚楚，而是有点邋遢了。我奇怪，他怎么也会来买几个火烧和一碟炒素菜呢。按我过去的印象，他应该是大饭馆的客人。我引我女儿走开，离他远些，但看见他吃得很香，很满意的样儿。并且，吃完后将剩下的两个火烧用纸包起来，和书放在一起，慢悠悠地站了起来，目不斜视地走出来。

这个吕荧，从形到神，实在都很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见面后，吕荧约好改日到梅志家中看望。他果然来了，开始谈话没有什么异常，后来忽然一脸神秘地说：最近周扬和林默涵到古巴去了，“那地方可是去得的？是美国的后院呀！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们了，早已被换掉，是假的了”。这时，梅志发现，吕荧原来已经精神失常。

他的精神失常，至少已经两年（亦即从1959年起）。那年，他去上海，“找重庆时文协的秘书张梅林，希望能住到他那里。他忘了文协早撤销了，梅林的住处当然不是文协的住地了”。显然，张梅林意识到吕荧精神不正常，打电话给上海作协领导叶以群，后者派来车，把吕荧送至精神病院。

一年后，吕荧设法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却无法从精神病中逃出来。“文革”初，与人为房产事争吵，用水果刀比画了几下，被公安机关强制劳改。1969年3月5日，在劳改地冻饿而死。

胡风案屡见疯掉的例子（胡风本人以及路翎都如此），吕荧是又一个；而他这个例子似乎是专为告诉我们，即便未被幽闭于大墙之内，这样一个案子照样可以把人摧折致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精神上迫害人。

5

胡风案中，有不少奇人。张中晓是其中之一。

他虽出身于读书人家庭，然家境贫寒。念到初一，即失学，摆摊谋生，“摆过香烟摊、糖摊、杂粮摊等等”（张中晓致胡风，1950年7月27日。下同）。几年后，这个学历仅仅初一的青年，却成为重庆大学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自学。他一边谋生，一边自学，等到考大学的时候，“我底英文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然而，大学刚念了两年，困厄再次纠缠于他——“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肺结核）很厉害，血吐了两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底困苦和二年来底‘用功’”。治病，开刀拿掉了五根肋骨，致胸部一侧塌陷，从此肩膀倾斜。除身体损伤外，学业再次中断。换言之，他总共上了一年初中、两年大学。倘说学历不代表学问，张中晓是绝好例子。1951年，他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在这文化人成堆的地方，不单谁都不敢藐视张中晓，毋宁说反过来，不少人因为自知学问弗如而暗自感觉着张中晓的压力，顺便把他想象成“傲慢”之人，为自己的浅陋开脱。的确，不必说一般人，就是在马列文论方面造诣很深的吕荧，张中晓也让他吃了一惊。那是1952年二三月间，吕荧在上海耿庸家谈起其编译中的《列宁论作家》，张中晓一旁插话，说列宁曾有一段论述如何如何，吕荧却“不记得列宁说过这样的话，说‘到目前为止，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类的书里没看到这一条，也没看到有谁的著作里引用过’。”当即一查，果如张中晓所说。吕荧连连称赞，送给张中晓八个字：“言不在多，言在必中。”（耿庸：《却说张中晓》）

梅志《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说：“我们敬爱的领袖对这个张中晓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这句话，指的是张中晓那封著名的给胡风的信。此信被编辑、摘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于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披露：

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遍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地感觉到它是不对的。纵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十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

直到今天，这也是一段从报端所能见到的“攻击”《讲话》最“恶毒”的文字。据悉，“材料”编者按、序言及批语，多系毛泽东亲笔或经其修改（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但张中晓这封信的批语，毛泽东空置未写，而由别人补上。不写，除了避嫌，也凸显了毛泽东在这些话语面前的特殊感受，他必定深深记住了这个狂悖的年轻人。第三批“材料”最后一封信，也是张中晓的，在这封信后面，我们看到以下批语：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还是这个张中晓”，透露了一种心情。

“材料”中，有关张中晓的部分特别惹眼，他出言无忌，态度激烈。除“诋毁”《讲话》是“图腾”和“屠杀生灵”，从另一封信摘录的这几句话也很刺眼：“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当时，这些都被视为“分子”们反革命凶恶嘴脸的最好证明。如今，经梅志先生解释，我们得知张中晓某些愤世语，事出有因，与家族内部纷争有关。即便没有那些内情，也正常；那时，张中晓二十岁出头，谁处在这个年龄，思维方式大抵都难免偏激，尤其富有理想、心地纯洁的正派青年，更易疾恶如仇。我还注意到梅志先生这样说：“……很明显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变态了的悲观世界观的反映”，很有道理。须知，这是一个被拿掉几根肋骨、长期患着严重肺结核的人。谁都知道，肺病病人易怒、厌世、情绪无常，连恋爱中的林妹妹在肺病折磨下也感觉不到幸福、动不动摔脸子哩。

我有一个印象，如果说四十年代胡风及其一些主要的朋友，还有一种论战姿态，那么，建国后，他们对于“现实”已感无奈，苦于自辩，实际上内心陷于退忍。只有张中晓不是这种心态，真人率性，胸臆袒露，敢想敢说。这可能跟年龄有关，可能跟他与“胡风派”接触较晚、对过往的虬结纠绕了解不深有关，但无疑地，也是性格使然。

他结识胡风虽迟，却颇受倚重。起草《三十万言书》时，胡风特地把他请到北京，大约是因他比较熟悉马列文论，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这个人的一生，真可谓极其坎坷又极其有力。少年时代即为贫困、病痛交逼，两度辍学却满腹经纶，二十五岁卷入惊天大案、得到“御批”之眷顾，然后入狱，大好年华就此断送。以后，直到亡故，根本是在无人知晓的寂寞之中，至今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他的遭遇，只知道他“大概”于一九五几年被公安机关批准回家养病（以他那样的身子，对于监狱也真是个负担）、每月给予“大概”二十元生活费（真难为他靠这点钱支撑那样的病体），最后，“大概”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死于肺病复发、吐血而死。平反之后，梅志先生与张中晓弟弟联系上，他告诉梅志先生，哥哥“曾将上半截已穿成满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较完整的下半截来改成一条短裤，就这样度过一个夏天”。可就是在如此情形之中，“保外就医”的张中晓仍然勤读苦思，留下密密麻麻几十万字笔记，分别题为《红楼梦文史杂抄》、《狭路集》和《随思录》，1996年由路莘整理为《无梦楼随笔》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品味张中晓不倦于思、“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一生，我觉得眼前有一座真正的思想者雕像。

当年，因肺病被推上手术台时，他曾闭着眼，在脑海的边际盘旋着这么一句话：

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

不到二十年，这句话的每个字，不幸而全部言中。

6

阅读胡风案的资料，向来有透不过气的压抑与沉重。唯一例外，是读何剑薰《从一到〇》的时候。

对于何剑薰，在文学史著作里很难找到他的身影。《胡风回忆录》提到他时是这样说的：“这人很健谈，知识很丰富，尤其是谈起四川的一些人物，如绅士、地主、教员等，简直可以使你喷饭，而他不笑，很有幽默感。不过，情绪也就因此阴暗了些，但他笑起来又很天真，绝不是那种老于世故的玩世不恭者。”又说，何剑薰擅长讽刺小说，给《七月》投了不少稿，都准备用，但屡屡被国民党当局“枪毙”，“使得中国文学史上讽刺小说这一栏里缺少了一名有特色的作者”。为胡风所称道的那些作品，我还无缘拜读；然而，单单这篇《从一到〇》，已足以让人为胡风的评判投上一票。

第一批“材料”，亦即舒芜交出的那批信件，其中第二十六封是这样的：

这信刚写完（早上），他就来了。新蜀报副刊已说妥——每周三天。要稿子，而且要我非写不可。一来那个报坏得很，二来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花头来，但无法谢绝，只好答应写一点，但请他允许换一个名字。他说，不行！你看，这如何得了！这又怪我多事，不但不能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反而弄出了麻烦，弄得不好就要增加攻击者们底材料。

注释写道：“［他］指何剑薰同志。当时胡风介绍他编《新蜀报》的副刊《蜀道》。”前后三批“材料”，何剑薰名字只出现过这一次。而只此一次，即让他遭受十个月拘禁。

其实，何剑薰自己说，“我同胡风交往虽有七年之久，但后面几年，相处却不很好。”类似情况，在胡风案中并非一例。刘雪苇、吕荧皆相仿佛。梅志先生讲过一句话：“胡风一案说它是瓜蔓抄也不为过。”（《追忆往事——悼念雪苇同志》）“瓜蔓抄”，出《明史·景清传》：“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朱棣篡位后，迫害建文忠臣，恣意株连，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关系，也绝不放过，这就是“转相攀染”的瓜蔓抄；例如景清，本人惨死不说，整个故里人财充公。胡风案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有人见到何剑薰的名字，持报相告，何剑薰还不以为意，因为自己与胡风早已断了来往，然而事实却很好地教育了他。

正是“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先被找去谈话，继而被搜家，然后关起来写交代材料，处境和吕荧接近。较之于关到牢房里的其他“分子”们，吕荧、何剑薰“待遇”貌似好一些，可是不要忘了，吕荧就是在这之后精神失常，可知熬过这种摧折谈何容易。而何剑薰竟然从中“全身而退”，没有垮掉，更不曾疯癫，豁然地活着。恢复自由后仅数年，就以主笔身份完成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第一卷的整理工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61年）；“文革”结束后，又拿出一部研究成果《楚辞拾渖》。这一切，使我对这个人佩服不已，充满好奇。

答案可以到《从一到〇》中去找。我平生所读，“好文”不少，叹为“奇文”的却并不多。我也并不真的清楚这二者的差异，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大抵，“好文”是精美之作，“奇文”不见得很精美，却具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性质。《从一到〇》记述胡风案发之后，作者的遭遇、经过和态度。这样的内容，其实跟其他“分子”回忆往事之作差不多，但那些文章，只是读得人萦纡索结、苦痛辛酸，《从一到〇》则丝毫也不给人这种情绪，相反，时时会心一笑，乃至畅怀大笑，甚而愿为之浮一大白。

例如，“大事不好”之际，他竟会这样反应：

在去厕所的路上，遇到李教授拿着一份报，边走边看。见到我时，忽然停住说：

“报纸上点你的名了。你看看。”

我站住，看了一下。原来报纸上的话是这样说的：

“他，指何剑薰同志……”

我说：“世界上的‘他’多得很，怎么这个‘他’竟是我呢？”

这幽默，真是“冷”得可以。等到被拘，“解手才能出去”，他又辛辣地写道：

这屋子很好。这里原是西师（西南师范学院，何剑薰单位——引注）首长们的住宅，但不知是谁的。后来，才知道是邹剑龙同志的住宅。因为外出解手，看见邹安娜在厨房门口梳头，看见我，虽然匆忙一梳子把头发梳过来掩住脸，但我还是认出了她。她是我的学生，一个很好的学生。现在不敢相认，是怕羞吗？当然不是。因此，我一面写一面想：这叫什么？拘禁？软禁？禁闭？禁锢？拘囚？拘羁？待字闺中？……好像都不是。叫什么呢？将我头脑中所知道的这类术语全部都搬了出来，似乎随便哪个，都不合用。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当然，我的交代就不能清楚。我必须问一问，这到底叫什么？

愤世，然而无一句控诉或鸣冤，只把荒谬撕扯得体无完肤，变成碎片撒在空中纷纷扬扬……“是怕羞吗”，令人喷饭；“待字闺中”，或是我见过的最妙的挖苦；而对孔子的征引，生动至极，用在这里简直字字珠玑。

中间有个段落，刻画人物。那时，作者写完了交代材料，“任务已经完成，指日可以出去了”。“就在怀着这样喜悦的心情等待之际，谢院长来了。他微笑着，带着他平时一贯具备的那种悲天悯人、谦逊和蔼的态度，好像有重要的、使我感到欣喜的消息要告诉我，但又不想立即说出。就像是，要给小孩子一件美好的玩具，先把这个玩具藏在背后，让他猜，一次次逗他”。作者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玩具”——显然，“大人”还没有逗够“孩子”——相反，倒是被哄着交出了一样东西：一张“同意检查”的字条。“他拿出一张纸，要我在上面写几个字，‘同意检查’，而且再三再四地说：‘不是搜查。’”“我写了，给了他。他轻轻地、轻轻地走了。出门时，还向我打了个招呼，表示并未忘记我的协助。”这时，作者又一次亮出他不动声色的讽刺才华：

谢院长走后，我感到茫然。觉得他来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得到一张要我同意的搜查证。虽然他叫的是“检查证”，但对我这不懂法律的人来说，实质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着重号为引者加）

天哪，这一支笔，叫人如何招架得了？

又有一小段，写拘禁中苦夏，饱尝蚊虫侵扰。说：

我感到，天下善于钻空子的，莫过此物了。躺在床上，迷离惝怳，长久不能入睡。无奈，只好做诗，做骂蚊虫的诗。

深得“比”“兴”之道。

伏笔、隐喻、反讽、双关……这篇文章，真是做得摇曳多姿、奇趣横生。文中有一处，突然斜插进来，提了一句《阿Q正传》。初读，只以为是兴之所至，可看到结尾，才恍然大悟：这是“草蛇灰线”，是文眼——文章从“[他]指何剑薰同志”那条注释写起，结尾又回到这条注释，因为当一、二、三批“材料”于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成书时，“同志”二字悄然消失。于是，末尾最后两句写道：

“同志”这条辫子从我头上给革掉了！

“噢嗬，革掉了……”

起死人而肉白骨——可怜的辛亥革命后掉了脑袋的阿Q同志，又开口说话了吗？至于“‘同志’这条辫子”，这般绝妙好词，怎么想得出来！

《从一到〇》（写于1985年），祧《阿Q正传》之精要，承《狂人日记》之笔意，可惜我从未在各种“当代散文选”里看见过它。这且按下不表；此时此地，让我们记住，那巨大苦难所唤起的反应中，有何剑薰这一种，亦即由看透而觉悟，再由觉悟而谈笑如歌。

7

当然，何剑薰式的通透，不可多得。案中诸多“分子”，往往一边勇敢地守着阿垅式的“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信念，一边吞咽焦虑、愤懑和抑郁。也还有人，在国家机器泰山压顶之威权下，如同被波塞冬三叉戟搅起的滔天巨浪中命悬一线的俄底修斯，号啕战栗，展示了普通人的脆弱。他们或许不高大，但同样值得铭记和同情。

我们讲一讲李正廉的故事。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何满子先生一语带过的描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中，有这么一句：“这之间我换了几次囚室，听见过贾植芳的喊叫，也听见过李正廉的抖抖索索的声音。”这“抖抖索索”四个字，虽然简单，但很形象，因而吸引了我。在所读到的那么多有关胡风案的叙事里，很少直接看见此类形象。而何先生用了这四个字来描述自己的一位“同犯”，我相信没有其他含意，仅仅是实录。

后来，读李正廉自己写的《“一般分子”的“一般苦难”》，看到了详尽的情形。

李正廉下狱，也是因为一封信里的几句话。在第三批“材料”的第五十八条，摘录着：

你可以想象这些日子所听到的噪音，是怎样使唯一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也失灵了。这里、那里的不协和音，和无基调性，简直令人诅咒。……

注释是：［噪音］指对于胡风的批判。

仅仅八个字的短注，令李正廉于1955年国庆前夕被宣布逮捕。

李正廉不是一条“好汉”，他在文章中坦承了自己的懦弱和胆小。“市委宣传部长陈冰对我说：像舒芜那样，站出来，揭露胡风，重新做人，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统统写出来。我照着做了，但无济于事。”——“像舒芜那样”、“照着做了”、“但无济于事”。他是我所读资料中，唯一承认自己被捕后“像舒芜那样”的人。我像佩服别人的不屈一样，真心佩服李正廉的诚实。

我们来看李正廉为什么“抖抖索索”：

第一次审讯，戒备森严，荷枪实弹，有人用刺刀对准我。公堂一排高柜后面坐着的像是法官和书记。

荷枪实弹，还“用刺刀对准”，这阵势用来对付一介文人、一个平头百姓，过于“隆重”了。当然，那是吓唬他，不至于稍不称心，就“架出去崩了”。如果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今天的法庭很规范很文明，不会摆那阵势，但假设也出现荷枪实弹和“用刺刀对准”的场面，受审者大概不会魂飞魄散，因为他心里有数，法律制度在，谁也不能乱来。可是五十年前，李正廉们心里有这个底吗？恐怕不大有，恐怕要满腹狐疑。所以他一进法庭，已经吓了个半死，加上堂上大人当庭怒斥，说他“隐瞒历史”，李正廉心惊肉跳，用他自己话讲，庭审之后“吓昏了好几天”。

自从这一次过堂，李正廉就神思恍惚：

由于心中深感冤屈，而情绪又紧张，以至有一天在倾倒囚室粪桶时过分恐惧加上体力不支而跌倒，于是粪便和尿水四溢，人的头颅跌破，鲜血和粪水、尿水流在一起，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这一跤可摔得不轻，不是擦破点皮、流几滴血，以致送到监狱医院做了缝合术。送回囚室后，昏迷数日，滴水不沾。李正廉以为，此番休矣，“必死无疑”；还好，又活了过来。

之后，他被移往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关进单人牢房。本来，这应属条件之改善，可是李正廉过去读马列，偏偏对马克思的一篇在法庭上的辩护词留有深刻印象，“知道单人牢房会使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莱茵会议曾通过用流放代替单身牢房的监禁法令”。眼下，自己也置身单人牢房，李正廉在心中培养着恐惧。很快，除了忧虑可能疯掉之外，又添了新的恐惧，因为从他的那间单人牢房里，“一眼就能望见窗外架有机枪的堡楼，不禁使我幻觉丛生，自认是一名死囚”。

也就是说，他的理解完全搞拧了：他不认为关进单人牢房，是坐牢条件有所改善，他恰恰把它视为已获死罪的凭据。

这是灵魂彻底被恐惧吞没的结果。我们知道，死神根本没有走近他，甚至新千年来临之际他仍然活着；但是，有好几年他确确实实活在对于自己必死的确信当中。这样的活着，将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

1956年，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李正廉因此出狱。不过，出狱并未释放他的恐惧，他仍处在绝望中，以致直接的死亡威胁已经离去，他自己却还是树立不起活下去的信心。因为无处可去，李正廉流浪到宁夏，于60年代初大饥荒中被作为“流窜犯”抓起来。这新的打击，使几年来挥之不去的死亡幻觉，终于变成一种对于他行为的一种暗示与诱导——李正廉持刀自刎，从对死亡恐惧到真正品尝死亡滋味，而且不是被宣判生命不宜继续，是主动、亲自动手。

人就是这样奇怪：对某件事极度恐惧，到头来被它驱赶得无路可走，反而自己选定了所恐惧的事情为结局。如果不知道所谓“心灵摧残”是什么，李正廉由怕死到“勇敢地”挥刀自尽，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自杀没有成功，李正廉不得不继续活着。他回到原籍四川自贡，和化铁一样，卖苦力维持生活。这位已经四十多岁的男人，一无所有，同样属于化铁所说的“最贫困的无产者”。较之一般“无产者”，他们还缺少尊严、人格，在政治和精神上被视为“黑人”。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伟人，一个可能是这社会唯一爱他的人——李正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是白发苍苍的她，领着人到中年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儿子，找到派出所，去争取一个“窝”：

派出所通知居委会，指定一小块堆过垃圾的地方，叫我盖房子。我老母亲高兴地与我一起劳动，割稻草用来和泥，我自打土砖，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方清理出一块平地，又申请到二分木料，八百块瓦片，我担着箩筐，四处拣拾断砖，就这样盖成了我的“窝”。我老母亲99岁那年逝世，就停尸在我们母子合盖的那间小屋里，我痛苦万分。听说居委会曾想在那间小屋里为她祝贺100周岁生日，却竟早一年就离开了她受苦的儿子和她奋斗来的那间小屋。

这位女性，不单单是李正廉的伟大的母亲；其实，她用一个人的肩膀，代整个社会扛起了基本的人道责任。

李正廉1989年书写他的回忆时，最后出人意料地请求着“谅解”。他说，自己的心态、精神状况，直到现在，“与平常无此遭遇的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他清楚这一点，所以希望读者对他“某些异常心态和思维定势能加以谅解”。他告诉人们：“我有你们难以想象的痛苦。”

8

前面，我们的追光先后投向了七个人物，虽然可以将故事数倍于此地讲述下去，且毫不减色，但一切总有结束的时候。胡风案中单个人物的遭遇，我打算再讲一个。

第三批“材料”第二十九条“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欧阳庄给胡风信（自南京）”，内容是：“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批注和按语就此写道：

［苏州一个同志］欧阳庄向胡风报告他发现了在苏州有一个可以“联络”的人。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谈”的，也就是可“争取”的对象。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欧阳庄说，起初他没有看出按语的“来历”，接受讯问时，还“大不敬地辩驳了一通”。

——这就是胡风案中有名的“苏州一同志”。他名叫许君鲸。认识欧阳庄，见过路翎，从未见过胡风，连通信也没有。许君鲸对路翎创作评价很高。解放后不久，路翎即受批判，欧阳庄信中提到他，意思是不知道许君鲸愿不愿意为路翎鸣一点不平。从口气看，其实欧阳庄一点把握也没有，只是提一提，连姓名都没涉及。

仅此，许君鲸就倒了霉。这个连胡风自己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的“苏州一同志”，被裁定为“胡风分子”。

许君鲸被清除出党，先送苏北滨海农场劳改，后流放青海。“在青海两年，正处于天灾人祸的饥荒时期，他饿得捉蛇吃、捉老鼠吃”。相反，也几次差点被饿狼吃掉。1961年，连劳改农场都把他当成累赘，遣送回苏州。回到苏州，母已亡故，无家可归：

要不是地下党老友，和过去与他相识的同志们暗中相助，他极有可能饿死街头。有一次他被老友的父母留宿，户籍警发现后即予制止，他不得不到处露宿。后来经过地下党老友一番努力，他先后在蔬菜农场和果园劳动，总算有口饭吃。他养过猪，就住猪棚一侧，十多年与猪为伍。（欧阳庄《〈蚂蚁小集〉·胡风·“苏州一同志”》）

又据荣棣《“苏州一同志”》：

（在劳改农场）老许当时只有一条裤子，实在脏得不像样子，就跳到水里，人浸在水里脱下裤子，搓洗一番，再央人晾在岸边树枝上，等有那么六七成干了，再悄悄出水穿上。

被钦点为“苏州一同志”时，许君鲸二十七岁，1980年平反，五十二岁。25年来，孤身一人。曾有一“人品端庄”的女子，“同情他敬慕他，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许君鲸自觉身体不佳恐误人终生，约期半年，倘健康有所起色，再结连理。半年之后，他给人家的回复是：谢绝好意。

1988年，也即为胡风彻底平反的那一年，5月10日，“苏州一同志”被人发现在他的小屋里自缢身亡。这一年，也恰逢他六十大寿。

乍一看，他此时自尽，让人费解。可是，打开他生命的册页，从27岁开始，劳改、流放、饥饿、露宿街头、与猪同眠一十五载、没有家、没有女人、面如死灰、心似槁木、一身病痛……你就会清楚知道由头何在。

遗言这样写道：

顽疾缠身，久治不愈，形同废物。今年逾花甲，生活日难自理，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还是先走一步罢。

许留八八年五月

这“形同废物”四个字，我注目良久，反复体会。仅仅被人在信中提了一句，即换来这四个字的一生。

作为一段历史，胡风冤案早已结束，似乎可以封存到档案里去了；但对于许君鲸，它却仍然是摆脱不了、继续为之挣扎的现实，永远不会成为“过去”。这是许君鲸迟至1988年的自尽，所带来的一个震撼性提醒。

9

现在这个段落，特别留给“胡风分子”的亲属们。

这冲动（我觉得有必要使用这个字眼），是从读了梅志先生所写冯大海女儿故事后产生的。

冯大海身世极苦，幼年时，家中即有父无母，不久，父亲也病死，姐姐咬牙将他带大，为此沦为私娼。姐姐不单以卖身供其衣食，更发誓绝不让弟弟中断学业。冯大海也争气，含泪苦学，考取重庆的名牌中学。后来，姐姐从良，跟了一个跑运输的浙江人，当时提了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供给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就这样，冯大海得以成为一个北大毕业生。这庶几可谓现代翻版的“陈三两传奇”，不同之处是，弟弟并非忘恩负义的李凤鸣。1954年，冯大海调作协刊物《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做编辑。1955年，胡风案发，仅见过三次胡风的冯大海，牵连在内，被调离作协，下放河北小县。“文革”开始，冯大海难禁迫害，赴水而亡。

冯大海有一个女儿。关于父亲，她只留下短暂而遥远的记忆。这些记忆，截止于她的幼儿园时代。她记得，父亲常在周六下午接她从幼儿园回家；记得父亲领她去动物园，把她举得高高的，看狮子老虎……以后，父亲就从生活中消失了。这可怜的女孩不能丢开对父亲的思念，当残忍时代终于过去，她就踏上了漫长的寻父历程。她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究竟流落到河北什么地方，她找得很苦……后来，好不容易从一个人那里打听到父亲的模模糊糊的消息，模糊到说不清他曾经落脚在哪个梆子剧团，更说不清他如何被迫害致死。

就这样，女儿辗转地向梅志求救了，所提出的愿望竟然只是想得到父亲的一张照片！换句话说，她长到快三十岁了，脑子里却连父亲比较清晰的形象也没有！

梅志先生把她的故事写到《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忆冯大海与胡风》这篇文章里。梅志凄凉地问道：“难道连一张照片都没能留在世上吗？”在文尾，写着最后一句话：“我再一次向他的朋友们呼吁：找一找吧，哪怕拇指大的一个头像让它留在人间也好啊！”文章的发表起到了作用，有人献出一张包括冯大海在内的合影，给了那悲伤的女儿。一张。是的，只有一张。

这故事，让人气郁难舒。从此，特别注意案件对于“分子”们的家庭冲击。一旦留心，与冯大海女儿相似或者更为悲凉的故事，纷至沓来。

——泥土社老板许史华，入狱时女儿尚幼，被关十年放出，所愿就是与女儿重聚，然而找到改嫁后妻子的家，却被人一把推出。这个刚刚恢复“自由”的人，游魂似的走回旧屋，投缳自绝。

——方然被捕时，妻子正是有孕之身。之后，她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可叹方然，妻子分娩不能守候，女儿降生不能相迎。而两个娇嫩的生命，名曰有父，其实无父。方然也是被关了十年放出。这时，妻子改了嫁，老母已在绝望中悬梁自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方然，想见见出生以来缘悭一面的双胞胎女儿，并未如愿。时隔一年，方然被发现淹死在一条水沟里，“说不清是自沉的，还是体力不支滑倒在水沟里再也无力爬起来……”（冀汸：《活着的方然》）

——1955年5月15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耿庸被几个不速之客从家中带走。临走时，和妻子王皓道别。他万万没有想到，说过“再见”之后的四个月，在看守所里好几次听到了妻子读报的声音。他说：“每当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感到心在收缩，感到牵连了已成了家庭妇女的她才真是一种罪过，一下子成了三个孤儿的三个无辜的孩子又怎么过活呢。”后来有一阵子，不再听到妻子的读报声，耿庸幻想她已被放出去。果然，传来消息，王皓已经出狱，大儿子东宁上了小学，耿庸略觉宽慰。1966年3月24日，是耿庸释放的日子。在释放之前，承办员突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想过王皓怎么样了吗？”随即告诉他：“是的，她自绝于人民，她已经死了……”——原来，十年他始终活在错觉中，到头来，“三个无辜的孩子”终于还是成为“三个孤儿”。

——1955年夏天，朱健和夫人分别被隔离审查；此时，他们的小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不久，朱健被正式逮捕，“妻子在工作单位严加看管，日夜逼供。襁褓婴儿则成了向母亲放回压力的筹码，不彻底揭发、交代‘胡风集团’、‘特务活动’，就不准与小儿子见面。即使八月中秋万户团圆之日，母亲号啕痛哭，千般祈求，也打不动几位同样为人慈母者的坚定立场和铁石心肠——1956年夏天，一年过去，我们总算看到小儿子。他已经蹒跚学步，却歪歪倒倒，怎么也走不好。仔细观察，小腿明显的是弯的。多方求医，终无明效大验。一位自愿留在中国、私人开业的日本医生，抚摸着儿子肥嫩的小腿，低声说：‘没有别的办法，孩子长大了，腿长了，弧形就不明显了。’这位异域医生自然不知道孩子罹疾的真实原因，但他愀然神伤的目光，却长久留存于我的记忆中”。（朱健：《胡风这个名字……》）

——顾征南走出家门时，身后，有六旬老母、怀孕八月的妻子和一双幼小儿女。一年零六个月后，他即被释放；然而，在这短短时间内，“年老的母亲思子心切回乡后在极度悲痛中离开了这人世”。以后二十余年，子女长期政治上受歧视，妻子“在忍气吞声、抑郁沉闷中得了癌症”，“过早地离开我们”。（顾征南：《我所认识的胡风先生》）

——于行前这样描述与亲人分手告别时的情形：“不知厄运痛苦的是我两周岁的儿子和不到一周岁的女儿，他们以为爸爸和往日一样去去就回来，都伸张着两只小手要你爸抱一抱，亲一亲。我一手抱起儿子，一手抱起女儿，我天真美丽的女儿，双手抱着我的头，用她的小嘴亲吻着我的面颊……我不愿叫孩子看见我在流泪。”（于行前：《我和胡风相识前后》）

——严望和女儿，又是一对从未见过面的父女；1965年9月，严望被宣布释放时，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而她的妈妈则已经改嫁。还好，他没有被拒绝与女儿相见。他领孩子去吃涮羊肉，略尽父道，泪眼相对。可是，没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1967年，重入劳改队的严望，收到女儿信。信，引用了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然后宣布：“我同你划清界限。”直到“文革”结束，他们才恢复联系。

——阿垅只有一子，1966年瘐死前曾要求见子一面，而前文已说过，没有相见。

——何满子岳母惊忧成疾，于女婿被关押期间去世。他还有一个弟弟，自杀。

——张中晓之弟在1957年以“替胡风反革命分子张中晓鸣不平”罪名，打成“右派”，发配新疆服劳役二十年。

……

劫后幸存，“分子”们聚首一交谈，“几乎所有的家庭、亲友、学生乃至有屁大一点瓜葛的人都遭到了或重或轻的株连；而且辐射开去，受波及的难以统计”。（何满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这个层面上的人和事，大多应该不在“胡风案件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2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胡风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等一组统计数字之内。

10

至于“分子”们本人，除自杀外，最常见的情形是精神失常或心理变异。

下面，是我所知道的相关名单：

胡风（70年代初发病，终身未愈）。

路翎（60年代初发病，终身未愈）。

吕荧（50年代后期发病，至死未愈）。

王元化（50年代中期发病，后治愈）。

满涛（晚年有“多疑的不正常心理状态”，至去世未能摆脱。见王元化《关于满涛之死致陈冰夷信》）

李正廉（50年代中期起饱尝恐吓、惊悸与绝望，自认为心态、精神状况“异常”。）

心理学上有种认识，视精神失常为巨大痛苦的一种成功逃离方式。按此说法，患上精神病，实际上以意识错乱和扭曲，化解、消化、规避了精神的崩溃或者折断（其行为表现就是自杀）。

这种看法，有挖掘精神失常“积极意义”之嫌，对罹疾者来说不免“残酷”。但是我们清楚，残酷并不来自理论。

一小部分精神病，存在遗传学背景，更多的，则由社会产生。总的来说，人类从两个方面致力于使自己健康地生存，一是提高或改善物质生活质量，一是提高或改善精神生活质量。文化（其中包括文学）属于后者。文化愈丰富、愈发展，人的幸福度也就愈益增强。

自古以来，文化的进步一直起到物质进步无法起到的作用，文化建设者也自觉承担那种使命。胡风及其朋友们有一个主要的认识，即由于历史和社会的不正确，使人类身上存在“精神奴役创伤”，文学应该为克服“精神奴役创伤”做工作。这样理解文学的作用，是触及根本的。

岂知这些为克服“精神奴役创伤”而工作的人，自己沦为受害者。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等人文工作者，由于迫害而精神失常以至精神崩溃，是社会悲剧中最为糟糕的一种，再也没有什么现象，比这更能说明，社会精神文明处在怎样危险的状况。

（《钟山》2009年第5期）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

赵 瑜

闲暇时候，我也好点儿收藏。去古玩集市游走一圈，偶得两件俗物，不奢望升值空间，只图个课间歇息，平添一番古今赏析的情趣。有一搭无一搭，时日渐长，却也相熟了不少行内友人，所选项类亦不固定，是老的就话稠。彼此散淡请教，或交流往昔体会，或共享近日喜忧，不敢期待动人心魄的宝贝。人可以贪玩，切不可贪财。

让我无法割舍、不能轻弃的交易，却有这一回。当时，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工夫。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同时，我将借助此文，向读者和研究界披露全部七封信的内容。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巴金先生或在信封上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之间，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70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一天总得回□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

你好

巴金 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址，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部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3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15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5块银圆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拼死逃生事件，又横遭镇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部《砂丁》，竟让一位12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3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

回过头来，谈谈这批书信的来历。

2004年底，我返回山西太原，自闭在省作家协会寓中，关门研写晋东南“文化大革命”血火之战。太行山腹地，凝结着我少年生活的全部。2005年和2006年，我集中两年时间，写完了这部非虚构作品《牺牲者》，成稿80万字。如前所述，写到躁累时，我漫步古董市场，权作课间歇息。

太原城不大，古玩市场不少，堪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不让京都。这一日，应是《牺牲者》即将杀青的2006年冬，我无端由去了文庙。此地店铺稀疏，只剩下七八家坚守。外省淘宝者干脆不知此地，抑或极不重视这里，提着大钱包上了别处。

古董商人赵从平，年过六旬秃了顶，脾气还是一个倔。在路边经营一家小店，坐南朝北。店内用柜子隔开，前头大些搞经营，后头小些可睡觉。店名叫做立玄斋，门牌为文庙22号。房门半掩着，探身望望里头，一盘象棋散放在当地，架上货色一目了然。

老赵一声高叫：作家，进来杀一盘！

我与他没有深交。往日杀过几盘棋，他也是个败。今日闲谈之间，老赵忽然想起什么，竟向我请教巴金的情况，并问及巴金写的东西是否值钱。我心有所动，嘴上却要轻慢些：巴金？南方作家吧，咱这边的人对赵树理更熟悉哩。老赵表示他存有巴金旧日东西，说我这个当作家的理应感兴趣。

我忍住好奇心，依然轻描淡写：那要看是巴金的什么东西。

老赵的回答令我震惊：巴金写给情人的老信嘛！

我调笑他，笑他无中生有。老赵便有些生气。

主客二人真真假假一番切磋，老赵终于从后隔间取出一册破旧杂志示我。前述巴金那信，便散夹在杂志中。

详察信件，我心大惊，言语中强装淡泊：这是作家给一个读者的普通回信。这些旧信多了去了，怕是不上价哩。

老赵多少有些扫兴，随即说出一句使我更加震惊的话：这是一封，一共七封哩！然后，他眼镜后头那双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

有行话说：褒贬之间是买家。倘若你不买，也就不必对文玩展开评价了。

老赵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厂的下岗工人，经营古董差不多20年了，早在府西艺苑地摊时期，我就认识他。今天，他还是猜到了我的心意！他之所以仅向我展示一封信，用意便是考察我的兴趣。只要我对其余六封信提出欲求来，我的购买倾向性也就显露出来。从而他将不断地诱惑你，勾引你。

故而我强作镇定，做无意追问状。倒背双手，欲走非走，似告辞且逗留，又言及彼此棋艺云云。为日后便于跟踪此事，我以定金方式，买他一只失去了基座的清晚期红木大立镜，却又让他设法把基座配齐，以保持联系。临行，仿佛我有了一个新想法，随口提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好像是研究巴金的，你慢慢把七封信整理出来，说不定我送给这朋友算了，也许人家会有什么用呢。言下之意：我自家对此并无兴趣，可买可不买，倘若价格便宜，不妨转赠友人。

晋商传统深厚，行内少有笨蛋。老赵也以无动于衷未置可否的态度，回我：再说吧，再说。

辞了文庙，回房枯坐，食不甘味了。说到底，咱还是差钱，生怕他喊出一个高价来。

从那儿以后，我北京、太原两头跑，时断时续与这位赵从平先生保持着交往。对巴金的信，也前前后后读了五六封，又无端买下他几样东西。如清晚期一只大号水仙花盆，本来我就有一对儿，这时也买了，只当留着送人。二赵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内心里明白事由，嘴上却不说破。还有两次，我故意晚些去见他，以便到了饭点请他共饮。这家伙喝高之后，竟放出话语道：赵作家够意思，咱也不含糊，下次，等我把第七封信揭裱利索，统统送给你玩去吧！侃得我头昏脑涨找不着北，连连夸他真豪迈。二人相互间老赵老赵地叫着亲热，终于到了摊牌开价这一天。

这一天，商人老赵还是喊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愤怒的高价位。

他说：本来一封信1万就是7万，看在老主顾分儿上，你给5万拉倒。

我定定神说：可把我吓住了，你接着梦吧！

二人继续冷战下去。我当然不甘放弃，只是担心东西落入其他什么人手中，就再也见不着了。而我闷头苦写《牺牲者》整整两年，加上之前抢救采访一年，3年间没有一分钱进账，还花费不少，当下确实拿不出5万元来。我心里有数，甩给他3万，他也就卖了。然而那时我正气恼，像个少年人似的，不想再理会他。

他不想便宜给我信，我毫无办法，非常无奈。

且让我们鉴赏一下，巴金先生在第二封信中，又写了些什么。信纸上方印有“译文”等字样。纸质变脆有损。不知为什么，巴金先生在抬头省略了称谓。全信为竖写两页：

快信收到。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想研究文学，倘使你的性情近于这一面，那自然也是可以的，你的信正是□□□□。然而我会告诉你，应该熟读一些书，□□□□□□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

我觉得你应该升学，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一个人要走进社会，最好得具有更多的技能和学问。倘使你在这样年纪就抛弃了那个可以培养你的能力和机会，□□□□就得不着了，所以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你为什么寄钱来呢？这真使我有些受窘了。你要什么书，我只要找到，就可以寄给你的。现在我不寄还你了，怕你不高兴。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以便好好地度过会考。我□□□□□，但那些鬼文章，朋友们老是逼着我写文章。你看，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就不容我有时间写信。我总没有从容的时间写过一封信！下次再谈罢。

祝

你好

金 五月二十五夜

此信距第一封信只有一个月。信中说，“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应是指《春》随着《文季月刊》的创刊开始连载，而不是说已经写完了《春》。《春》的最后完成，要在1938年2月，次月巴金在开明书店把书稿校改完毕，与靳以离开上海转赴广州而去。

从信中“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一语推断，此信只能写于1936年。有史料表明，巴金和靳以是在1936年6月将《文季月刊》创刊号推出的。到次年初，该刊在出版了七期时，被当局查禁。

巴金往太原寄发了《文季月刊》，使得远在内陆省份黄土高坡的黛莉们，成为这些名家名作的第一批读者。

这封信使用了《译文》社信纸，亦有出处。《译文》是由黄源先生主持的一份“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巴金致黛莉此信前二十余天，即那年5月3日，黄源先生在上海聚会，为《译文》复刊请客。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载：“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巴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当时，巴金与《译文》黄源先生过从甚密，时有翻译作品问世。他使用了《译文》信纸，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封信却仍然使用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封。可喜者，信封背面完好地保留着两枚民国邮票，上印孙中山先生头像，面值5分。余第六只信封，邮票亦在，保留3枚，两枚为面值2分的孙中山头像，一枚为蒋介石戎装半身像，面值1分。总共5枚民国票，品相完好无损。

自此信始，往后六封信，巴金先生在落款时，仅用一个“金”字。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

文庙古董商赵从平先生，手把着巴金七封信，自认为奇货可居，迟迟不肯让给我。我这厢舍不得亦急不得，常恨文人囊中羞涩。这位赵从平在太原古玩界要算个“锭头”，平日交友不多。我在圈儿内几位老友，大都与他不相熟稔，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中人。要想解开此套，还须他法。

作家是专门琢磨人的。应该从人下手。于是我举杯对老赵说：这事儿怪了，我叫你老赵，人家叫我老赵，这位黛莉也姓赵，缘分啊！两位老赵便傻乎乎地笑起来。我恳请他讲讲，这些信究竟从何而来？你老赵咋会有这种东西？真古董讲究传承有序，好东西都应该说明出处。老赵乘着酒兴，道出了发现这批老信的源头。

老赵说：凡成大事，要下苦功夫。尽管他并未成大事，下过苦功夫这个话，他总是要说的。

前头讲，赵从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厂一名下岗工人。为了生计，转入古董行。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太原市开始大规模拆迁建设。其中一座民国初年三进大院，坡子街20号，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厂高级管理大亨旧址。赵从平出身这家工厂，知晓院里住过老总管或者什么高官。在拆除房屋时，拆到房顶天花板，发现了油布包裹一个。清晚民初建筑，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质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纸质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开看时，内有一捆旧信，应是当年房主暂时存放的物品。根据内容推断，或是大户人家一位读书小姐，不愿让大人们知晓此信此情，临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岂料世事沧桑，几十载春秋逝去，这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将信取回。这些信，静静地躺在顶棚上，任由尘埃叠落，等待着后人识见。厂里参与劳作者将这些旧物转给老赵，看看它们究竟能卖几多钱。老赵对我说，十几年了，贵贱没有卖掉，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不是见着你这个作家，却也想不起来。这便是这批信的来由了。

我说老赵，原先怎么没听你说过？

老赵说，原先是想把信转给巴金家人，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结果，有人发现一个叫什么沈雁冰的信，转给人家后，人家寄来500块钱，说声谢谢拉倒，根本不可能挣来大钱。这个思路最不合算。就这样，放下来了。

我说，那好，原先你没花什么本钱，就不该贵卖！

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

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朋友雪野的古玩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文化大革命”，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高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文革”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3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文革”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2007年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我和老赵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丢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并说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说这些信肯定给作家留着，只要求价格上能多点儿就多给点儿。

我说太贵，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老赵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话来，使我极为恼火。他说：我在中央台看见你们捐款哩！你们能给灾民出那么多钱，就买不起个这？

我不由大怒：放你妈的屁！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这秃驴留着发横财吧！

老赵赶紧道歉自己说了错话。二人谈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觉得骂街不好，自己修养太差了。老赵下岗多年，强在文庙苦撑，嘴上吹得硬，其实并没发什么财，要不他早就搬进古玩城去了。对于这些信，他情知主顾难寻，别人并不会痴迷此道，反复不愿降价，无非是为着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纠缠，又去找谁索要呢？说到底，还不是咱自家人穷志短吗？

到了8月下旬，《晋人援蜀记》写完，交给出版社。我再次惦记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来。

很快又要去鄂尔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务，一两个月怕也回不到山西，东西没了咋办？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忍不住还是上了文庙。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庙街22号立玄斋的柜台前。

我一言不发，故意绷着脸色。

二人对视良久，老赵同样沉默着。半天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就会再来，你这个老赵！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开口讲些什么，只见赵从平豪迈地一挥大手，制止我开口，然后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张道：一万！你肯定拿得出来，今天甚也不说了，七封信带皮儿，归你，只当我认你这个兄弟。

成交！我回应他两个字，再无废话。

二人相对又笑。老赵将一个硬皮大夹子给我。他早已将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夹子内透明纸袋中了。

成交后，我一反常规，取过纸来，写出一张买卖合同，内容也很简单。二人使笔签下名字，老赵说，弄这干啥？我说，流传有序吧。

我顺便问起那册《牺牲者》，老赵从镜片后头眨巴着小眼睛，鬼精鬼精地说：很不幸，丢球的啦！

我说，物质不灭，丢就丢啦。

二赵皆大欢喜。

最后，我要求他锁起店门，乘我的车，到解放路一带去，具体指给我看看，哪里是发现此信的“坡子街20号”，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位老住户，追忆起70年前，谁是这所院子的主人。以期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小姐的踪迹。

赵从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来宽的卷闸门，贴着地皮上好锁子。

二人驱车而去。车上，老赵与我调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还想找到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里说过赵黛莉17岁，该是1920年生人，活到现在就得90啦！你上哪儿找去？

我郑重地说：试试看。

我强烈地关切，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70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

好奇，探索，想象，思考，敬畏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

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经的坡子街本来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街早已荡然无存。来到一座大楼门前停车坪，老赵站立一阵，四处张望半天，然后用力跺跺脚，肯定地说：这里就是坡子街，这里就是20号！

我望着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怅然若失。

末了，老赵站在车前，安慰我说：你这个老赵，咸吃萝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谁家老院儿，只要我回到厂里，到行政处，肯定有房产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说，好主意，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烦老兄先上厂里查着，过些日子咱们再会，有好酒伺候。

二人就此依依话别。

谁能料到，此间一别，老赵很快就出了事……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日月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B20×2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写得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

祝

好

金 八月卅一日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3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3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3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37年8月3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3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36年，即1936年8月31日。稍作考察即知，193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骚，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8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1936年8月3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刻，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起初，我一无所知，经多方求证才得知，此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开明书店自1926年创立以来到1936年声誉日隆，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成为上海出版界前沿重镇。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丏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此次大展。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的家庭条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

血溅《牺牲者》

在太原与古董商老赵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谁是“坡子街20号”的老房主？查到房主，便可查到家中后代，也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的下落。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后来命运如何？漫漫70年岁月，她还在人间吗？她有没有留下子女？如果她已经去世——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她的子女们能不能提供母亲的相关情况呢？这一连串问题困扰着我，一股探寻历史的沉重力量驱动着我。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故事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

我们理应下些工夫，寻找黛莉。如果老赵能在工厂行政处帮忙查到老房主，只要得到一个房主姓名，寻访工作就不难继续。

我与这位赵从平先生分手，是2008年9月中旬。

万万没有料到，待我12月7日返回太原，下车落座头顿饭，便惊闻老赵出了大事。

这一天是2008年12月7日，晚饭。有山西古玩城老友雪野先生参加。频频举杯之际，雪野突然将杯子停在唇边，语惊四座：老赵，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和你打交道的那位赵从平，这两天刚刚被人杀了！

一口酒噎得我呛了肺，当下骤咳不止。

雪野还说赵从平的被害现场，也就是文庙22号立玄斋，隔了柜子的里屋，床头柜上还展开着我的《牺牲者》装订本。很可能主家夜半时分还在研读此著，不期然竟遭坏人侵入，当下手刃赵从平，血溅《牺牲者》。

人生命运，无常难料，唯愿赵先生地下安息。

原指望，赵从平可以协助我，从老厂档案中查到“坡子街20号”旧主，进而有利于追溯赵黛莉的下落，现在显然行不通了。然而，我不能放弃一次触摸历史的机会。老赵之死，愈发坚定了我的信念。

夜深人静时，我找出太原寓中存有阎锡山执政的十来本书籍，翻了一个遍，从中摘抄出多名赵姓高官来，我将他们作了排队比较，看一看其中有谁做过兵工厂领导人。

在黎明曙色之中，我终于有了一大发现。阎锡山兵工厂规模巨大，计有分厂18座，分别制造各类武器弹药，包括轻重机枪和现代火炮，在同时代中国军阀中，晋军最早装备了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还有战斗型直升机也在加紧研制中。如此超大规模军火工厂，高层管理者的姓名不能不存录于史籍当中。

阎锡山任用的高官中，赵姓豪杰者众，只是他们都与兵工制造业没有什么关系，独有一位赵逢冬，这位先生从始至终管的正是兵工！并且，阎系兵工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再无他人。

查找范围顿时缩小。

先是查知，这位赵逢冬曾任阎锡山兵工厂总工程师，下辖18厂，旧称为“会办”。一如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先生，出任京张铁路“会办”，也就是总工了。18个分厂均在太原古城周边，总工程师便不会驻在外埠了。

赵逢冬之家，是不是收信人赵黛莉的家呢？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此信仍用钢笔竖写，3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个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

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说里。所以我说，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

祝

好

金 十月一日

在这封信中，巴金先生谈了不少读书与创作的体会。走笔亲切而婉约。他首先提到了《罗亭》一书，直到最近，我还听见一位中年成功者说，如今，他再也找不回当初阅读《罗亭》时那份激动之情了。你看，现在巴金又将此著介绍到遥远的山西去了。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这封写于1936年10月的信里，便透露了《春》的结尾，而写完此著则在1938年3月，说明作者久有完整构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出版后的《春》，其结尾果然是：淑英最后逃到了上海，并给琴表姐写了信，她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喜悦。原创构思与最终完稿，前后一致。

查找襄汾县里赵逢冬

经查寻山西文史界《沧桑》杂志，有个标题叫《赵逢冬传略》。于是我抓紧通过省党史办熟人，迅速找到这期杂志。文章不长，陈情可靠。首先是年龄对头。文中记述，赵逢冬于1900年出生在山西省汾城县西贾村一个大家族。我们或可推想，在他20岁那年，生了女儿黛莉，也就是1920年。到1936年至1937年，此女与巴金通信，可不正是17岁！赵逢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阎锡山主办的太原甲种工业学校，保送进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工作，到1927年担任炮弹厂技师，次年升为炮弹厂主任。此公很不简单，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每逢9月18日这一天，都要宣布绝食一日，以记国耻，连续十五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才开始不再于这一天绝食。为抵制日货，赵逢冬先生成批购买了本土纺织厂生产的国货“三龙牌”市布，供亲友们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赵说：“愿汝等从此套土布衣起，时时不忘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倾销我国，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国民，自当敌忾同仇，尽其在我！”到1936年，阎锡山兵工厂易名为“西北制造厂”，赵逢冬虽然出身不高，学非名校，却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总厂总工程师，居家太原。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赵逢冬离晋入川，赴重庆参加由詹天佑首任会长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同时对于改造中国军队落后的手榴弹，提出有效建议，“以增强手榴弹杀伤威力”，经采纳转有关部门参酌照办。也就是在1937年间，巴金与黛莉通信终止。那么，这位少女是否也随家去了四川？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民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3年退休。惨烈的“文革”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当局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文革”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是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2008年12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向主编张发兄咨询：“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迅即接通电话，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息吧。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李健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电话拜托杨志刚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竟然就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与我一起找到了赵少嵘先生的家。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30年“属马”，到193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3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2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20年才对。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

辞别赵老夫妇，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可直接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电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3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37年——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阅，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但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

好

金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7期之后，于193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3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37年。信写在2月间，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及至到了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

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2009年1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的一番认真调研，言之凿凿，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根据赵女士的人生履历，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9岁！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26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

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36年至1937年间，坡子街2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36年前后，距今70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80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2009年元月中旬，我在好友老奶奶的百岁寿辰上，结识了从小就在坡子街住的白玉山老人，当下约好回城保持联系。

赵公馆里两兄弟

感谢白玉山等几位老人，终于为我打开了一道通向古城民国岁月的大门。祝寿归来一周后，白老带我辗转寻访到一位年近90岁的老太太——张金枝。

张老太太早年从河北邢台来晋谋生。这位老人一开头就回忆道：那个赵公馆，就是坡子街20号。院里有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文文静静。俺们在门口打烧饼，常见她出来走走，梳了个盘盘头——读过书的女娃，就时兴梳短发，不长。

老人们就是厉害，貌似轻描淡写，却一下子说出个“读过书的盘盘头”，而且适婚不嫁。我心顿时受到重击，仿佛一位神枪手，抬手一枪，枪响靶中。这会不会是赵黛莉，不愿遵从旧婚姻呢？

再问，老太太又沉沉忆道：街坊邻居时时议论这家闺女，为啥还不嫁人？我就记住，好像叫个月娥吧？谁也弄不清，月娥到底想嫁个什么人？

赵月娥？

月娥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老人便说，长相不漂亮，穿戴一般。月娥和什么人来往多些？老人相告，有时见她出门来，坐上洋车走了，一阵又坐洋车回来啦，出出进进总是孤身一人。那挂洋车亮闪闪的，是新式的，有固定车夫专门伺候赵家人。

赵公馆的老爷是做甚的？

张老太太喉腔里哼了一声，欲言又止，状有蹊跷：我只是见这家老爷，好穿西装，经常坐洋车上下班，也有人开小汽车来找他。他到底是做甚的，咱可不好说，咱也说不好。那个老苗还在哩，去问老苗吧，老苗能进院里头耍哩。

白老先生显然明晓，谁是老苗。

就要告别老太太了，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便最后问道：赵公馆那位老爷，是一个经商的大老板吗？老太太给予否定，说可不像生意人，好像留洋回来的工程师吧。我继而又问：日本人当时在不在太原？老太太马上说：在哩，到处都是日本兵！

我心怅然。按说，凡阎锡山系列官员，当时都撤走了。

看看也问不成个啥，便谢过老太太，出来复去由白老带着寻找老苗。

苗雨田老人展开回忆，多有与张金枝老太太合拍处。他和赵公馆两个孙子，是太师附小的同学，故常入院内玩耍。他记得两位同学是赵家“龄”字辈的，名字中都带“龄”字。苗老首先证明了老姑娘“盘盘头”确实存在，长期未嫁。继而证实日伪时期，赵公馆主人每天坐洋车上下班。赵老爷，好像是什么工程局的，待人和善，从不欺压邻里。赵家势力很大，常见小汽车来往，赵老爷有个弟弟，那官儿更大些，来时还有一堆警卫，人家有枪没人敢招惹。

我再一次想到：日伪统治太原，万分严酷，而赵老爷及其兄弟，还做大官？莫非赵公馆住着汉奸人家？

苗老人没有明确涉及此类问题。却谈到：日本人战败投降，阎锡山凯旋回省，大约在1946年以后，赵公馆车马顿稀，院里院外不多见人了，赵老爷也不见了。再后来，这座大院子廉价归了二四七兵工厂，这是谁都知道的——院子归了二四七厂，对头。

闲说一阵子，苗老人又想起来：大约是1950年前后，共产党执政，阎锡山倒了，他忽然在大院外头，遇见了赵家同学中的一位，一个人在那里转悠，心情很不好。这同学不叫延龄就叫德龄。同学相告，他们家转到北京去了，临时回太原来，顺便看看这所早已不属于他家的老院子。当时，二人未作深谈。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赵家任何人。

大时代更迭了，人们的命运随之演变。多少个庞大家族，就此散落。

在苗老低矮残破的小屋中，我收获颇丰。一转眼，又似乎什么也不曾抓到。不，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得到少半个名字。苗老人埋头回想老大一阵工夫，终于说出：这位赵老爷，名字中带个“亭”字，或者“廷”字，从声音上说，或叫赵亭云，或赵亭雍，或赵亭一，或赵亭人，或赵亭英，或赵亭营，不一而足。总之，赵姓无改，亭音不错，第三个字，则难以确认。韵母相似时，从山西人嘴里念出来，“英”、“云”、“人”差不多，殊难辨听。

不过，有了赵家半个名字，加上如此含混一个音节，我已经十分满足并且信心大增了。

好一番周折劳苦，我们正在逼近历史真相。

回到寓舍，我毫不犹豫地寻找一册久不翻检之书：《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曾记书中有《日伪山西组织机构》一个专章。

在这部灰皮厚书里，除尽数列举阎锡山党政机构详情外，还把日寇侵占山西时期种种罪恶组织写得明明白白。

日伪官员中，果然同有赵廷雅、赵廷英兄弟二人。经查：赵廷雅，字宜斋，1886年生于山西宁武望族，排行老二，年轻时考取山西大学堂，后官费留学英国，为山西首批22名官费留学生之一，排名第四。赵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返晋，为高级工程师，致力于山西工程建设。1937年冬，日寇侵占山西，不久成立伪省公署建设厅，下设伪省工程局，赵廷雅出任该局首任局长，事敌多年。1945年日降，1946年赵廷雅离晋，至甘肃天水等地任教，后转天津，为河北工学院教授，卒于1968年。

赵廷雅，就是太原市坡子街20号大院主人。

接下来再看，事态严重了：

赵廷英，字继成，山西宁武人，赵廷雅之弟，排行老六，生于18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42年任日伪山西省警务厅第二任厅长，兼警备干训所主任。

经过查阅，可知该厅第五任厅长苏盛江等主要汉奸成员，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山西省法院逮捕惩办。而这位厅长赵廷英，则以贩卖大烟等罪名远解北京关押数年，后被赵府的联姻亲家、名流南桂馨保释出狱，长期留在北京南家。1949年后，一度做过中学教员，于1984年死于京城。

唔，事情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赵黛莉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然而这又是基本事实而无可更改。惟其如此，她的命运才更加令人牵挂。

从各方史料查知，赵家在宁武城里拥有一座显赫的九进大院。

我和同是宁武人的张发兄议定：春节前，把先期寻访重任拜托给宁武作家、县志主编王树森先生，春节后，赴宁武与王会合，共作实地调研。

抗战前最后一封信

巴金先生致黛莉这批信，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从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巴金，其理想、其奋斗虽然激进，但是，一旦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则呈现出温情柔美来。也许，安那其主义者本来就有着“对事”和“待人”截然不同的双重秉性，既差异、矛盾着，又混合、统一着，待事时，成为暴力革命的同盟军，待人时，又成为温情关怀的对象了。巴金先生第七封信，依然如此——

黛莉：

信收到。你对《短简》说了许多话，很使我感动。我感谢你的关心。

《夜未央》不是我不寄你，是那本书至今未印出来，你不要抱怨我。我现在寄你一册样书吧，但里面没有插图。这样本只装出了三册，是为了一个朋友预备排演而提早装的。

我寄你的《贵族之家》等书收到没有？《良友》的□退□□已取来了。我将来再买些书寄你。

《文丛》现在又被禁止。我们按时会出一个新刊物，内容是一样的。《文丛》内容不算坏，也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这事你也许不会相信罢。然而，你放心，我们总有同样的刊物给你看的。

尼采的书对于你们并不适宜，在那样的情形里，他的超人哲学帮助了我，但以后或以前读来，有些地方又会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我不介绍给你。

我在上海也许不□□□月的□留。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你高兴时尽管写信来。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转到我的手里的。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

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祝

好

金 四月六日

使黛莉在信中说了许多话的《短简》，正是巴金与诸多青年读者往来交流的短章选集，不知内中是否提到过赵黛莉？可惜没有看过。巴金因为黛莉的来信而感动。

信中又一次提及《夜未央》，黛莉迟迟不得此著，似乎有些着急，巴金便寄上一册提早装订的样书，还是为朋友排演此剧临时使用的。足见那一代人对此剧极其重视。

一座座古旧深宅大院，怎么能拴住他们的那颗心？信中可见，《夜未央》和《娜拉》等剧，从上世纪20年代便在中国知识界轰动，直至1937年上半年，还在排演着。信中巴金关于尼采哲学一段话，耐人寻味。我这里一时说不好。上世纪80年代我也读过尼采以及叔本华，想起来糊里糊涂，觉得与我所依托的巍巍太行山十分隔膜。最后一句话，“望你好好地活下去”，震撼人心。

此信之后3个月，一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终于爆发。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保卫战打到11月12日，上海终陷敌手，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战场。在神圣与悲壮之间，巴金坚定地同文化战士们并肩救亡，他将自己的文季社与中流社、译文社、作家社四位一体合并起来，尽弃前嫌，与茅盾共同挂帅，合办抗战刊物《呐喊》（两期后改名《烽火》），把大批文化勇士团结在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上海沦陷，巴金的《春》还没有写完，他要到各地旅行的计划也一推再推。许多外地读者来信来电，关心巴金的安全。天津少女杨苡，年龄也是17岁，她在来信中对巴金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巴金为此感动流泪。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山西少女赵黛莉，是否也去过信函？如有信去，似应看到巴金回复才对。也许，由于巴金先生已经在第七封信的末尾，写到过即将外出旅行，“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并说“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从而使赵黛莉不再致信上海。或许，黛莉写过信函，而晋沪两地战火纷飞，巴金也无暇回复。也许，还有更复杂原因，也未可知。

山西地处抗日最前线。国军、晋绥军和中共八路军，包括川军和滇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统一指挥下，发动忻口战役，誓死保卫山西。仗打得很大，林彪所部曾在平型关等地，配合战役夺取大捷，战斗极为惨烈。到1937年11月8日，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野蛮占领太原。至此，晋军主力和国民党各军及八路军3个师，艰难转入持久游击抗战。我注意到，上海与太原，一南一北，几乎是同一时间沦陷的。

当时，巴金先生到处发表抗战文章，不知黛莉小姐在山西看到没有？是啊！如前所述，黛莉小姐的父亲赵廷雅、叔父赵廷英，不是抗贼，反而降寇事敌了。彼赵黛莉眼见巴金先生抗敌如此坚决，情何以堪？又如何致信复函？

民国史，抗战史，真是打翻五味瓶，复杂万端。

宁武关人拉板车

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谜，唯有一查到底。

2009年春节过后，我与张发兄驱车赴宁武，和王树森先生会合。

见面拜了晚年，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调研从容相告：

先说那座曾经辉煌的“九进院”，历经60多年风雨摧袭，早已烟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至于族人后代自抗战以后，政权大战，乃至连年阶级斗争以及残酷运动，赵家人基本跑光了，直到1955年前后，从太原转回来一个落魄人。他尚且年轻，花了一点钱，购得“九进院”内两间小屋，勉强安身度日。此人名叫赵瑾，是赵廷雅七弟之子。少年赵瑾依托二伯父家，在太原上了小学、中学，抗战后还上过民族革命大学，挺有文化的。1949年以后，中共执政，他一度参加工作，因为出身太复杂无法应对审干，终被遣返还乡。赵瑾回到宁武，从此再也没有正式工作，依靠卖苦力为生。在城关街道和搬运社里，他甚都干过。

奇特之处在于，“文革”中，文化人王树森也被打翻在地，恰恰和这位赵瑾混在一起拉板车，一块儿卖苦力，彼此竟是熟识的。如此说来，王树森当年和倒尽了大霉的“地、富、反、坏、右”在一起，拉过板车。当时接触了社会底层，今日尚能发挥作用。树森兄说：这位赵瑾老人，如今八十好几了，只怕是人老体衰，早已动弹不得。咱们可去寻他。他见我，是相认，也是相信的。赵家连年多事，他轻易不与外人道。而他竟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之人了。

我说如此甚好。诸兄讨论一番，觉出赵瑾当和赵黛莉是同一辈人，年轻时又在太原上学，大伙儿便抱了极大希望。

宁武向为军事重镇，历史上种种御敌掌故甚多。在我的记忆里，日寇入侵山西，在各市县杀人最多、惨烈至极的例子，便是宁武惨案。而赵家偏偏出了两个名头不小的汉奸，真让人憋气扼腕。

谈及这一话题，人皆沉重。王树森沉吟道，事不尽然，赵家弟兄九人，确有赵廷雅、赵廷英二人在省城从敌事贼。然而，十个指头不一般齐，赵家更有一位老五，名叫赵廷玉，与老六赵廷英一起，同在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37年10月赵廷玉受傅作义之命回武宁筹粮筹款，不期日军攻进县城，他只身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直至打光所有子弹，以身殉国。他的故事传遍宁武城乡。

同是赵家兄弟汉，人生抉择不一般。

梅生出走

巴金先生留下七封信，不期然带给我们种种非虚构故事，竟如此曲折混杂是非莫辨。好一座历史富矿。然而我心激荡，这才初步探到“矿脉”，我们即将靠拢黛莉之家。

这回真是她家吧？

我买了些糕点烟酒，各自分开提了，一行人钻入宁武老街巷，亦步亦趋而进。赵瑾老人系赵家第九代人，生于1927年，眼下在当年九进院的凋零残部中，苟延残喘。

百年沧桑事，深不可测人。

屋内光线昏暗，令人双目不明。赵瑾老人佝偻着腰身，从捡拾回来的破矮椅中，向上探看少许，算是施礼已毕。他不惊不喜，不动声色，心中早已古井无波。王树森近前提唤：我是树森！

树森？树森好哇！

老人身子不动，抬臂就近一扯，当空一只裸身灯泡放出黄色弥光来，总算把这间狭窄陈屋勉强照亮。炕上一堆烂衣破絮，沿墙一只晋作老柜脱了漆皮。三四个大男人，左看右看给各自屁股找看坐处。诸兄把我让在炕沿上，便于面对面给老人点烟问话儿，算是嘉宾席位。

老人很爱抽烟，只是手抖得紧，每吸一口，需用无牙的嘴巴迅即捕捉香烟过滤嘴。

一个衰老的知识分子。一个毕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终于，话题徐徐展开，相谈渐次深入。连日来，那么多谜团，那么多问题，那么多要紧事，不消一个时辰，全弄得清清楚楚了。

先问老人少年时，在太原求学，常住哪里？

老人言短声高：坡子街，赵公馆。

那是谁家？

我二叔，赵廷雅。

二叔他是做甚的？

英国剑桥毕业的。

坡子街上几进院？

里里外外三进院。

二叔子女多不多？

仨男的，俩女的，女子也是读书的！

年龄都比你大哇？

堂姐最小比我大。

你是生在哪一年？

生在1927年。

堂姐比你大多少？

大姐巧生子，比我大十几岁。

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比我大七八岁。

两个姐姐嫁人没？

大姐巧生子嫁了个资本家，最爱钱。

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数她不听话，哪会嫁人呢？

梅生子生在哪一年？

梅生姐生在1920年！

二姐怎样不听话？

看闲书，到处跑，大人管不了。

知道不知道，谁是赵黛莉？

那咱不知道，没个赵黛莉。

院里还有姐姐吗？

还有一个老姐姐，没嫁人，叫月娥。

月娥她是谁家的？

她生在六叔廷英家，老闺女，盘盘头！

梅生子和月娥不是一个人吧？

咋能成了一个人，差得不是七八岁！

老闺女，赵月娥，她为什么不嫁人？

——那是人家的隐私！

末一句淡淡回答，声震屋瓦。这是一句近乎自由知识分子式的回答。本来众人全都哈着腰，听了这句话，全都直起腰来，相互探看，觉出了彼此间所受教育大有不同。

那位“盘盘头”赵月娥，年龄比较大，似可排除在“赵黛莉”之外。而老人谈到一位小堂姐名叫“梅生子”，却纳入我们视线：这位小堂姐，生在1920年，竟是对的。好看闲书，不听话，亦未嫁人，又对了。于是我继续探问“梅生子”后边的事，赵瑾老人记忆清晰，回答迅速，尤其让人生了牵挂：

赵梅生，就读于太原女子师范，将近毕业时，不足18岁，日军犯我太原。而赵瑾当时住宿在学堂。这一天，小赵瑾到赵公馆寻找小堂姐梅生子却不在家，便向二叔打问：我梅姐上哪儿啦？甚时回来？想不到二叔生着气呵斥道：问她做甚？这个不听话的，跑到西安流浪去啦！以后谁都不许问她的事！就这样，梅生子离家出走从此消失。直到如今，再没见她回来过，也从未有过联系。

终于，调研关键点出来了：这位梅生子与巴金信中年龄完全相符。信中一再说黛莉要离家，要牺牲，要革命，这位梅生子正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

赵梅生——赵黛莉？

我在推想，黛莉一向思想进步，眼看着日寇杀来，山河破碎，她立志投身抗日。想不到，大敌当前，父亲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与立场，足令这位小女儿忧伤愤怒。降日，她绝不能接受！本来，她早就要挣脱家庭羁绊，投身社会洪流，而今更是唯有叛家出走一途，别无任何选择。

梅生子此去七十载，音讯全隔断，生死两茫茫。

算一算，赵梅生1920年出生，到2009年就该90岁高龄。她已经谢世的可能性，远大于生。

就在即将结束采访之际，赵老艰难地站起身来，要给我找出一样东西，说：“这东西，可能你能用上哇！”

就是这样东西，让我们看到了确凿的希望。

这是一本非常简易的《家谱》。封皮上打印了一个标题《山西宁武赵氏家族成员谱》，下面印有时间，为“公元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日”。相问后得知，这册简易家谱的撰者，是赵家流落广西柳州的第九代人赵柱先生，依据当年匆匆带走的老谱整续而来。1998年前后，赵柱先生把这份新修家谱转交给留居北京的第八代前辈赵廷助，再做补充核对。赵廷助老人即命其侄孙第十代人赵霭龄当此重任。赵霭龄生于1939年，曾任吉林辽源矿务局高级工程师，后居北京。赵霭龄在赵柱修谱基础上，广为调查落实，尽可能地补充了赵家后两代人简况，终成此谱，计28页。如果赵梅生果真是赵黛莉的话，她应该忝列于赵家第九代人当中，和赵瑾老人一样。

我手持此谱，凑近了小屋半空里那只昏黄灯泡，检看其中第九代人。在第15页中，我看到两行字：

赵梅生，生于1920年，居西安。先后供职于西安交大、建设银行等。任会计。退休。

嗣一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会计、处长。适河南籍周明东。

很短，没了。

然而这却是许久以来我所得到的最为直接、最为可靠的一条信息。感谢赵瑾老人，祝他健康长寿。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2009年4月春将尽，通过动用层层关系，西安传来消息，终于在银行系统找到了赵健其人，并且与这位退休女士通了电话。庆幸的是，赵黛莉——如果没有弄错，她还活在人间。

消息令人振奋。

2009年5月20日，我与赵女士约好，午后到她家中一叙。

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只拐杖，站立于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

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

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

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

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等，她甚至说出了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这个名字来。很显然，青年赵黛莉那思想底色，亦是激进的乌托邦之梦，同时又极端看重个体精神与操守，强调男女权利无条件平等。

在那样一个启蒙时代，文艺类书籍和许多新型剧目，被进步青年们当做“利器”看待。因此黛莉老人接着说：

我父亲留学英国，本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他和我的哥哥们，总是把那些理论书籍当做“左”的东西，不喜欢暴力革命。对于我爱读文艺类作品，倒是不多干涉。我们读刘师复的书，读郑振铎的《向光明去》，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却无论如何读不懂鲁迅，到现在我也读不懂！读巴金当然更多些，也最喜欢巴金。你说啥？对，当时太原买不到巴金新写的《家》，是我姐姐过生日，姐夫把书当做礼物送来的，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正巧，我在家里看《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巴金一段回忆录，也是我好高骛远吧，就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没有地址，就请《大公报》转给巴金。当时我害了病，猩红热，还是坚持写完了第一封信，我谈我的读书感想，谈虚无主义理论。我记得是晚上点蜡烛写成的。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家，投身社会革命。真是没想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回信来了。对啊，我一看，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琴！我让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非常高兴，文彩霞她们说，还不赶快给人家回信呀！

巴金正是在第一封信末尾，相告黛莉直接的通信地址。

我没有想到，直到今天，黛莉老人竟能清楚地背诵巴金写于第二封信中那一段：“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同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老人又回到她的学生时代，诉说十分单纯。赵健和李彬在一旁听了，惊讶地用大眼睛看着我，意思是：果真有这样一段话吗？我说：我看到过这一段，巴金先生还劝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一个少女也应该有些享受，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老人便说，对了，有这个话。接着，她在沉思中提到了萧珊，说后来她看到过巴金致萧珊的信，内中也有劝其耐心读书之意。

赵健女士始终面含笑意地望着老母亲。此刻便对我说：您没有带来这些信呀？能给我们欣赏一下吗？我说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老信容易破碎，不好携带，我复印一套送给你们吧。

黛莉老人仰面想了想说，几十年过去，真不敢相信这些信还能留下来，当时离家走时，她把一批书和一包信放在了房间顶棚上，有一块方格子天花板，是可以活动的。老人忆道：1949年以后，她见到过“不爱读书的三哥”，三哥说曾经发现过她藏在天花板上的那些书，跟共产党的书很接近，就都给烧掉了。这就是说，三哥他们发现了一批书，烧掉了，却没有发现这包信。

我告诉老人，这院子后来由二四七厂转卖给太原市政府，拆了搞城建，这包信终于被人发现，又转给了古董商，才得以保留下来。

老人点点头，感叹地说：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我知道，轻松的话题即将过去，沉重的一页就要展开。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

赵黛莉——梅生老人深陷回忆中。讲述之间，女儿赵健时有提醒间或加以补充。故事迅速向前推进，黛莉命运如萍，大大出人意料。

国难当头，山西全境燃起熊熊抗日烈火，许多同学，早已离开太原，奔赴抗战队伍了。这一夜，赵黛莉和父亲赵廷雅又生了一回气，愤然跑出“坡子街20号”，大踏步向着上马街奔去。好同学文彩霞就住在这里。

没有想到，当黛莉在夜色中敲开文家大门时，却被一条黑壮大汉挡在了门洞里。这男人没有告诉黛莉真实情况，只说文彩霞去了表姐家。后来得知，文彩霞果真参加了二战区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而在当时，文家却不愿意让人知道，尤其不想让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同学知道。黛莉后来有机会质问过文彩霞：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走？文答：太原沦陷，我谁也不敢相信！

就是这么一个家人的警惕或者说好友的闪失，决定了同学们之间人生道路之迥异。

此后，黛莉独自一人，离开太原坡子街20号，向南、向临汾追赶阎锡山省府而去。

至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奋身于对日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于中共“洪长青”式的指路人物。

黛莉痛惜未能与文彩霞同行，她茫茫然独自南去，错失了参加抗日队伍乃至参加八路军的机会。省政府先在临汾落脚，黛莉也来到距临汾不远的汾阳城。这时，她找不到同学，找不到方向。突然，她又听说国民政府大举迁都重庆，而姐姐赵巧生与姐夫正在重庆兴办实业公司，支援抗敌救灾，她便决定设法往重庆去。然而国事家事俱在骤变之中，想不到，姐姐和姐夫又将前往甘肃创办赈灾工厂，即将离开重庆。黛莉只好放弃赴渝计划，盲人瞎马，转而投奔了阎锡山设在汾阳城外的省政府临时办事处。

少女赵黛莉，从汾阳办事处动身，跟随阎府两位办事员，前往克难坡。

老人回忆，她趴在一匹骡子背上，艰难行走七天七夜，终于到达克难坡。

山河破碎，黛莉一颗心怎能不破碎。问题正在于此，黛莉离家，东奔西走，既无同学好友结伴，又无团队集体可依。她失去了身份，成为一个边缘人。一路行来，她始终未能摆脱豪门大户关系网那重重阴影。她举手投足，俱在亲戚故交的老圈子当中。从汾阳出发时，就是家人熟识的县长帮了忙。来到克难坡，又与叔父赵廷玉、赵廷英的同学，阎军高级将领赵承绶的家眷住在一起。

不久，克难坡再次告急，要紧急疏散转移到黄河西岸。赵黛莉忍不住哭了。一叶飘萍叹伶仃，人间万恶是战争。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她随同苦难人群西渡黄河。船只不够，一部分人必须绕行到一条铁索桥上，头顶飞机肆虐，冒险攀向彼岸。老人说，桥索飘忽无定，脚下波涛汹涌，她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夺人魂魄的铁索桥，头晕眼花，心惊肉跳。

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一个文弱少女，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赵黛莉渡过黄河，最终漂落到西安古城。是的，她既没有找到共产党，也没有追随国民党，她举目无亲，她很难生存。

赵黛莉在西安，落脚点依然逃不脱亲友故旧。叔父赵廷玉、赵廷英在保定军校的五期同窗杨耀芳，出任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中将处长，其家眷亦在西安。赵黛莉整日与杨太太、杨公子枯坐闲聊，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此后，黛莉在苦闷中去往甘肃，到兰州、天水等地与姐姐一家会合。而这个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家庭生活，仍然不合赵黛莉心意。离家出走之际，赵黛莉随身带出一笔钱，数目不小，大约有3000多元法币，相当于黄金150两，煞是可观。结果，被姐姐赵巧生拿了去做生意。这是长线买卖，一时间并不见钱，姐姐家成了无底洞。从那以后，赵黛莉变成了一位穷小姐。

就在这时，赵家父亲赵廷雅，从太原给姐妹俩来信了。他牵挂着女儿“梅生子”，劝她中止流浪，前往北京去上大学。对于父亲及六叔在山西事敌，黛莉本来就极度不满，现在又劝她到日军华北大本营北京去赶考，当然不会应从。于是，黛莉回应父亲：我宁肯永远浪迹天涯，也绝不到日军占领区，去接受奴化教育。老人对我们重复说：我不要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我不去北京上大学！老人言及于此，情绪依然激动。

生活无比沉郁。

穷小姐赵黛莉，身无分文，一时间走不出姐姐家门了。到这时她才知道，娜拉的确不具备独闯天下、自立自强的能力。

这一天，黛莉随同姐姐上了兰州。她百无聊赖，闲得心慌，又想买几本书看。此去兰州，是为姐夫的“赈济第二十工厂”购进羊毛。这位厂长姐夫，曾用名叫李鸿桢，留洋英国学习毛纺印染轻工业，1949年以后，曾任北京清河毛纺厂工程师。当年他创办的天水纺织厂，后来成为当地一家大型企业。

赵家姐妹一到兰州，即有豪门大佬出面招待。此公不是别人，正是宁武巨富、民国闻人南桂馨的长子南映庚。赵、南两家，上一辈就是亲戚了。南映庚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派驻西北，担任兰州区银行及四明分行监理官，此前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地位显赫。

不知何时，宁武巨户南桂馨家族，介入了四明事务，且有大公子南映庚深入兰州，出任财政部监理要职。不难想见，当此动荡岁月，更偏远地面，南家公子与赵家姐妹相逢，自是热忱四溢，感慨万千！两家人许多体己话诉说不尽。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此次南、赵两家年轻人他乡逢聚，对于黛莉今后命运构成极大转折。

命运这东西，说是偶然，实为必然。

南映庚得知，梅生子——赵黛莉尚且闲居姐姐家中，无事可做，当即出面帮忙。他亦有能力帮得这个忙。

知识女性赵黛莉，从此成为兰州四明支行属下一名职员。她很快学会了打算盘，同时兼任中英文翻译工作。生存需求大于探索，大于追寻，大于奋斗，大于对他人的拯救。她渐渐疏离了曾经无比炽烈的革命理想，流浪的脚步中止在抗战后方一家银行柜台之前。

生活重新显现温馨气氛，还有暖色调子。

工作之余，黛莉重新捧起文艺类书籍，在躺椅上慢慢读去。也许，她记起了巴金先生第二封信里那几句话：“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巴金还在第五封信中，对黛莉做进一步劝告：“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第七封信，巴金先生对黛莉最后致言：“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中国兰州，这里没有战火。这里是和平宁静的大后方，土地广阔无垠，人心忠厚朴实，充满甘甜爱意。银行工作遮风避雨，条件相对好些。这一切，都比较接近人性，提升人们“好好活下去”的热望。

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之后，平静生活又起狂澜，悲剧这才刚刚开始。

坚决不做二房太太

民国财政部驻兰州区金融监理大员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乡姐妹安置到四明银行工作，一下子就解决了弱者生存的难题。我们不好揣测，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访中，我任由老人诉说，并不想打断她，追问她。我想到，知识女性大都喜静不喜动。应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黛莉深爱巴金作品，也受到过革命新思潮的洗礼，却未必能够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战士。

且说黛莉在四明银行兰州分行落下脚来。一颗脆弱的心，经历遥遥千万里车马悸动，渐趋平静。据记载，日军飞机很少袭扰兰州，似乎仅飞来一两次，损失亦不很大。

远离战争近风月。在不知不觉中，赵黛莉身边出现了男士身影。这是一位宁波人，姓张，银行高级职员，说一口海味儿国语，不知道他和主办银行的宁波帮是哪一层关系，反正他在兰州这边还担任了职务，做一名副经理。我们不妨管他叫张君好了。

像许多上海男士一样，这位张君很会体贴人，不仅在银行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够吹拉弹唱，演奏手风琴，此外还懂得一些医学，注重保养。张君长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绝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小开。

张君的出现成为少女眼前一道鲜丽彩虹。张君对黛莉产生了深深爱意。一场大西北之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不意外，远在大西洋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这个时期与萧珊结合于贵州的。

张君和黛莉相互支撑着，共同走完了抗战胜利之前那段劳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举杯欢庆，筹措着告别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荣的上海安家去。这时，黛莉已经怀孕数月，腹中小生命即是眼前的赵健女士。

1946年，四明银行总部从重庆迁返上海。张君奉调返沪，荣任新职。一路上，全家人辗转车船，鞍马劳顿。虽说疲累，黛莉依然高兴，她从没有去过大上海，她只是在8年前，与那里一位著名作家有过书信往来。她要对上海高声说：美丽的黄浦江，我来了！而张君却一反常态，身心不展，整日里郁郁寡欢，很少言语，仿佛在为生计发愁，又不大像。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那大幕迟早总要拉开。

谁想得到，张君在上海，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家庭存在！他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是舅舅家的宝贝女儿，已经苦等张君多年。张君或许以为，此次返沪，无非大闹一场，把那个家族旧婚姻否掉罢了，然而舅舅一家绝不允许他这么干。他们也许觉得，张君不过是领回一位读书女子，这妮子在上海无根无势，她能怎么着？要么你屈尊做个二房，日子也得过，要么你卷铺盖走人，去当独立新女性，谁也不会拦着。

面对这桩难缠婚事，实实将黛莉气了个半死。继而，张君抗不过族亲旧势，又表现出种种软弱来。赵黛莉，这位熟读巴金作品的知识女性，此时此刻显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气。她绝不会向一个老旧家族低头妥协，她坚决不做一名衣食无忧的二房太太。

黛莉与张君长谈无效，决计离开上海滩，她再度投奔甘肃天水的姐姐家。当时，她身怀赵健，已经有5个月了。

张君与黛莉这段姻缘，就此算是了断。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母女俩至今相依为命。

而赵健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亲生父亲。

后来，黛莉几经辗转又重回上海，在四明银行工作。

姐姐巧生提出，应该再找张君，算他一笔账，妹妹黛莉坚决制止，她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

斗转星移，风云轮转。1949年初夏，从四面八方传来隆隆炮声。中共大军突破长江，占领南京。黛莉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惊恐地高叫：解放军来了！而黛莉却很平静，她甚至怀有极大欣喜。采访中，老人说：解放军有什么可怕？他们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呀！老人说：当时，我看了《共产党宣言》，从而知道了，资本家必须有资本，资本大了才叫资本家，资产阶级必须有资产，资产大了才会形成阶级，看看我自己——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我一无所有，我是普通银行雇员，我怕什么呢？

5月2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伴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同时同地观看着这支雄奇部队入城。他们没有相互遇见对方，或者说，即使相遇，也很难相识。是的，巴金从未见过黛莉，也没有见过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经成为一名将近30岁的少妇了。想一想，十几载春秋逝去，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历程，加上家族父辈的所作所为，又怎样向先生诉说？

人们欢笑着。小赵健3岁了，在人群里跟着大人唱歌。打开《巴金全传》，陈丹晨先生写到了这个场景，“人们用新奇而亲切的眼光注视和欢迎这些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衣的战士的身影……巴金和黄裳也在街头和人们一起观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

黛莉女士在这欢迎的人群中并不显眼。

解放军挺进上海，民族资本家纷纷退却。四明银行原有巨额“官股”，一夜之间，即被新政府收归公有，不容争辩。银行家们开始大量裁员，四明银行一次辞退雇员60余人。这其中，也有普通劳动者赵黛莉。怎么办？黛莉老人回忆说：我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散去，要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下去。当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们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银行高层，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很遗憾，市政府答复说，四明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我们暂时不能多管其内务，同时又热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愿意，我们希望吸收你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本来，这机会十分难得，黛莉却考虑到，雇员们尚在困难中，自己岂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她没有答应这个建议，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最后，黛莉领了银行3个月薪金，人家说是遣散费，再无别的办法。于是，她带着小赵健，拖着极度疲累的双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边。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绝大部分资产，全部归公，所剩无几。

——在上海，原有众多山西老板经营着贸易公司，内中多有赵家老户，现在，眼看着生意不好做，共产党打击投机，管制甚严，一俟京沪铁路恢复通车，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银包裹，迅速返乡而去。

——赵家姐妹的“剑桥”父亲，只能留在甘肃，做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哪里还敢回到故乡来？

——宁武老家，只剩下了赵家老奶奶，最后亦逃往太原，逝于1949年的动荡中。

——太原坡子街2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就是在这时，黛莉三哥转告她，原先留下的许多书籍信件，都统统烧掉了。

——赵黛莉二哥，留学日本，眼下也滞留在那里，一时回不来，直到1954年，通过红十字会接应，始离日归国。

以1949年为标志，一场巨大变迁，给赵氏家族带来根本性的动荡，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奔散而去。

话说到这里，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时无语。

赵黛莉，终归不是林道静。

共同寻找黛莉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凄凄惶惶投奔西安的堂姐赵菊生。堂姐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她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最后她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新中国首批劳动模范、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赵占魁。赵占魁把黛莉安排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做了一名会计。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高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黛莉是高级会计，每月工资70元左右，数目可观，更足以遭人嫉妒。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了。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18次到20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查，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她尚且不曾被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但是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高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2号、53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歔，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2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垠而朦胧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于彻底获得了自由。

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2009年10月 北京、太原

（《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12期）

梁 庄（节选）

梁 鸿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

——《穰县县志·概述》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的改变。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在路上骑六个小时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下那隔着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称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这次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我们村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簌簌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做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地。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和，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人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难哩。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地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

当问起国家对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小学：“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的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小家畜家禽，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望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一九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很，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一九九二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一九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啦，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送接。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零花钱，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失。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乡人虽然还希望学生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没成功。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单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二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使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绝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公路的情况，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辞。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我们叫芝婶的，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俩人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刚盖好不到两年，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所用的一看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废纸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施，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子，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二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六七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哩没一个，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或许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是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五奶奶，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里许多孤独的茅草屋，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我的小名）吗？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做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特别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家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等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愣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个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那个娃儿死了。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家的娃儿一块儿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代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趟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漩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着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哩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哩很，真没了，又想哩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哩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平时打他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哩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哩很深，到处都是漩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漩涡淹死你哩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哩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诓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结住，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超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放学回家，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二）中国最佳散文（2000-2011）

序言：散文的命线

耿  立

谁的文字能让我一读之后，悸动感怀，时或哭泣时或悲慨，那文字入了灵魂，在血液里涌沸？除了司马迁，再无第二人选。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或者体验的世界，这是一片散文精神充斥的世界，你很难用某些词语概括这样的世界，能说出的都显出格局的小，都好像玷污了他和他的世界；这是一个蔓生的世界，如野草，是未被芟夷的世界，那散文在他那个时代也是野生的，令我神往，使我提升，心摹手追，但总难达万一。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以笔做刀，这刀锋锐无比，刀刃突进到竹子、石板，无论坚硬的木质铁质，还是柔韧的以草和蚕丝为本的纸，都能留下刻痕，最后抵达内心。这笔触没有轻浮，唾液、蝴蝶、调情、挤眉弄眼属于别一世界。这里则是悲剧的世界，是绽放于这土地上最呜咽的无调式的悲歌：暮年的冯唐，终身不得志而抱恨终老；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的李广，拔刀自刎；窝囊于妇人之手阉人之手的淮阴侯韩信和李斯；不是躲猫猫，狱中猝死之周亚夫。我的地理上的乡亲，距我直线距离不足15华里，而今还有破败戚姬寺遗存，被斫断手足，灌哑喉咙，置之厕中，名为“人彘”的戚夫人。

这样的人性的“黑”，使我一次次怀疑人的进化是否真的存在，但那也是一个有着高洁，重然诺的黄金品质的文字的集合地带。我一直觉得司马迁的文字，是散文中的模范，在这里有历史巨轮下的泣血，有死亡来临时的尊严，这形形色色地方的人如红楼人物，万艳同悲，千红一哭。读《史记》犹如刘鹗所说：《史记》是一部哭泣的书，为人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

绝唱！有词无韵！离骚！司马迁的文字是历史上最绚丽、最悲抑、最体现人的价值被毁灭的超拔高格的散文。我一直以为，好的散文必须有史家的情怀，高的境界的散文必定是与历史共生的文字，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散文。

历史的行进中，有的地段可以是断片，可以是桃花鲜美芳草夕阳，那是诗的，可以击节留恋；有的地段是剧本，热闹如勾栏，你方登罢我上场，为他人作嫁衣裳，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白脸的、水袖的、高靴的、扭捏的，各色人物，明君贤相、酷吏、刺客、风尘女子、塞外流民，这是青史的舞台却与世间同把泪，共一轮秦时明月。

在我一次次到殷墟的时候，在涉汉水到神农架的时候，在草丰马肥的塞外高歌的时候，我一次次追问散文的境界从何处来？我知道我在模拟着他，苏辙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在圆明园残垣断壁的参照里，把石头拍热把手掌拍肿，那也难消心中的块垒；在易水边，临风怀想，看如今诡计横行精神污染，慷慨悲歌的灵魂早已湮灭了么?在一个夜里，我在床上找了一张纸，扭开台灯，用笔画下他行走的路线，就像我按照鲁迅的书单买书一样，我想按他走过的路线再走一过：从长安出，过楚汉相争之故乡，恣观终南山、嵩山、华山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司马迁当年有着书生意气和大汉朝的雄奇。至京师，是洛阳是开封是金陵，仰观天子陵墓的萧索，与屠狗人游与沽酒者游与引车卖浆者游；见孔子去，到了鲁壁，想秦火若绝我民族的血脉，还能听夫子杏坛议论之纵横，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共游么？

我知道这是散文的路径，我看着自己白纸上的钢笔的线和点，哪里是司马迁的客栈，那里是他的油灯，还有季节的霜雪，看到纸上的伤兵看到纸上的流民看到纸上的华盖，这是对司马迁的漫游的路径进行一次整理，也是对他的人生的进程进行一次排列，是我对散文的膜拜。我把司马迁的那些年龄和地点触摸：

那是二十岁。

司马迁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过大梁，归长安。

那是二十四岁。

司马迁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

那是二十八岁。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从。

那是三十三岁。

司马迁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到河东。

那是三十四岁。

司马迁以侍中身份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那是三十五岁。

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笮、昆明，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那是三十六岁。

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再回到甘泉。

那是三十七岁。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那是三十九岁。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出萧关，经涿鹿，从代地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那是四十岁。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浔阳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那是四十一岁。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那是四十七岁。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替李陵讲话，被入狱，判死刑。

那是四十八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我的纸上的线条在这里戛然而止，把泪水洒在这个年龄上，司马迁的四十八岁。

夜间这次排列的是一个人自长安而下的路径，也是最契合散文的气质、魂魄、骨架的诠释。若说司马迁的文字和风致、气度和叙事，无论情节，无论人物声口，你在司马迁飞脚下就能得到最理想的答案。历史和大地一样有耕有收有储有藏，历史和节气一样有雷暴艳阳，有微雨燕双飞，有关山阵阵苍，这些都在司马迁的足下，所谓的天道人心，所谓的因果福报，历史是最好的答案。

但我知道，只有那些路径的漫游还不够。当我在遭受无妄之灾的时候，在我被人暗算，在网络被人咒骂，一时陷入诉讼、骨瘦难立的时候，曾有过颓唐，有过浮躁，这时我又触摸司马迁的四十八岁，在纸上触摸。我知道散文的上游是《史记》，而《史记》何尝不是司马迁的战表和心灵史呢？当风暴到来的时候，一个男人必须挺剑战斗，为被侮辱的文字和灵魂，为荣誉，为人格。

大家知道，在《史记》写作的行进中，有一个事件测试了司马迁的人格的含量，是这事件最终铸就了他笔下雷霆的悲剧力量：司马迁为援救李陵，为被损伤的弱者辩护，不惜冒犯武帝，最后下狱死刑。生还是死，有时死是易的，活着却难。司马迁选择了苟活，为此不惜接受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司马迁接受了苦难，苦难成了他养浩然之气的砥石，在这石上，擦出了他生命中耀眼的火花。

在我的世界里，散文是世间的文字，是陪伴人日常的文字，种种人间的苦难，散文是以抱慰之姿存在的。而散文的中心是人，司马迁的文字是人的文字，在他的历史念头里：没有人，何谈历史？历史的意义恰是人的意义，命运的起承转合，月朗星稀，黑云密布，人挣扎在其中。在大学里，我最喜欢背诵《报任安书》，知道一个人成就的来临，不是无缘无故的，忍辱之人才能成就大的造化，在司马迁写的《伍子胥传》后，他议论到：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环顾世间：体制给人的屈辱，恶人予人的屈辱，专制给的屈辱，何可道尽？在我看到里尔克《豹》的时候，我是痛哭的，把泪洒在纸上，从此不再到动物园看那些在铁栅中摇尾乞怜的猛兽们，是那些铁栅不把这些猛兽当做猛兽。是鞭子，是铁夹，是火钳，是这些无所逃的天地间的大网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象征？对司马迁来说。汉武帝和他背后的专制何尝把人当做人？

我们看受了腐刑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谁读了没有不感到寒骨彻肤。司马迁倒下了么？

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常常是魂不守舍，那强烈的无法摆脱的耻辱感环伺着他，磨折着他。品味越高的人屈辱感就越强。

然而司马迁不能死，有屈辱就要报偿，这手段不是匕首，也非铁椎，是他的文字，是藏之名山的事业。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是一种文化的复仇，向“侮辱人，不把人当人”的独夫秦皇汉武，向一切的下作和丑陋复仇，向那些告密者，向那些阴谋和阳谋复仇。作为散文的《史记》，使我们知道了耻辱发酵的强大与自尊，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史记》是耻辱是痛苦，史记也成了尊严与崇高的象征。《史记》是散文的极致，是我们历史和民族的荣光，她是散文文体的，也是小说诗歌的荣光。

《史记》的记述，也许会刺痛某些人的高雅的审美，但我们现在的散文更应接通的是史记的传统，在一片沉迷在风花雪月昏睡的靡靡之音，中国更需要这种黄钟大吕。也许对于《史记》来说，今天一切的转述都有着各人的精神印记，人言言殊，但那对于被侮辱者的血性的赞美，应该被继承下来，向丑陋复仇，诅咒丑恶，用自己的良知为一些高贵的被遗忘的人与事做书记，为稀薄的公义招魂，为散文的美添加一丝哪怕小到可以忽略的回应。

司马迁最后的所终，没有人知道，但他的散文，他的笔法和心法，有着体温的那些文字留下了。我知道，生命有时很脆弱，如柔细的芦苇，一阵风可以摧折她，但一个生命的价值却可以超越自身的柔细，你可以把她粉碎践踏，但她依然可以发出生命的光辉。

也许有句话最能说出令施暴者泄气的真理：毁弃击打司马迁的力量就是他自身的力量。我相信司马迁的《史记》是复仇的文字，是毁弃击打他的那些力量的回击。

我又一次拿起我画的司马迁的漫游的路线，在纸的上段，我写下：这是散文的命线。

皖河散记（选五）

徐 迅

要来的寒流不冷/手捂的伤口不疼/秋天/想起皖河/就有一股温涌的力量/连绵向上……

——摘自一首诗

油菜花的村庄

如果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那么从油菜花的田野里呢？在春天的五月，我又一次面对油菜花，面前的油菜花与我二十四年前的油菜花没什么两样，大片大片的金黄，黄得炽烈的油菜花丛里，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蝴蝶和蜜蜂。我无法抓住其中的一只，这与我的从前也没什么两样，蜜蜂的叫声嗡嗡嘤嘤的，吵得五月的田野微微发熏，土地已裂开美丽的花纹。

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乡亲们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乡亲们就看到了油亮的菜籽。他们都注重结局，因为结局总意味着丰收，意味着锅里有香喷喷的油水，意味着身强力壮，红光满面。但我不是。在这里我与乡亲们有着一些差别。我只注意过程，油菜花美丽开放的过程，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我的这种与乡亲们细微的差别，表明我从来就不曾想过与脚下这块土地认真地贴近，我是这个村庄这块土地的叛逆者，是这块土地上的又一个“叛徒”——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但乡亲们原谅了我，同时也原谅了一只疯狂的菜花狗在油菜花田野横冲直撞、糟蹋庄稼。那一季的油菜花香香地开过一阵，突然就下起了一场春雨。雨打着黄黄的菜花，花儿太柔，太嫩，盛不下那密集的雨脚的蹂躏，凋谢了。许多黄黄的花儿，像死了一地的黄蝴蝶，趴在泥土上飞不动。它的翅膀断了。但香气还在，残存的油菜花的枝秆，结出一粒粒的菜籽在风中昂首挺立。那是乡村五月的旗帜。几阵麦黄风吹拂，那上面就会有轻轻的爆裂声响着。阳光里这种声音很悦耳、圆润，如同大地上窃窃的私语，交头接耳着日子。

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那原是一座破旧的厂房，屋很大、很黑，却终日弥漫着喷喷的菜籽油香。几个强壮的汉子，脱得精光赤溜的，只穿着一件裤衩，终日在油坊里劳作着。榨油机全都是木头做的，特别坚实的那种木质，粗粗的庞然大物。汉子们将油菜籽放在上面捻碎，然后几个人共同推着一根巨大的木棒挤榨着。那酱色的液体汩汩地从木器上流下来，流进盛油的木槽或铁皮桶里，那东西亮晃晃的，能照得进人影。榨油的汉子在旁边乐呵呵地笑，他们在吸烟，光溜溜的身上满是油渍，伸手一摸，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

乡亲们将油菜收割起来，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放进用篾编扎的晒筐里。在阳光里暴晒几天，轻轻用手一揉，菜籽就落了一筐，堆得厚厚的。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收起油菜后，晒、榨油就是她们的事了。她们从此将日子过得像菜籽一样精细、圆润。小小细细、圆圆的菜籽在她们的手指缝间细细流淌着，幸福火焰般跳荡在她们胸间。时间在菜籽中悄悄流逝，夜晚来到她们的身边，她们浑然不觉。

在乡间春夜寂静的皖河边，油坊里几盏菜油灯亮着。木榨油机“嘭嘭”地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河水哗哗地在月光下粼粼地跳跃。这生活中的一种沉重且轻快的旋律，从此伴随着皖河人度过一个短暂而又有些丰收的春天。春天里，乡亲们锅里、碗里的油水都放得很重，灶火烧得嗞嗞直叫。菜油这种来自土地里的东西，叫乡亲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爱怜，他们亲口尝着，饭也吃得多，干活也更有力气了。春天一过，皖河里开始就泛起桃花汛了，平时清亮的河水夹杂着许多的泥沙，这时候变得尤其浑浊。

就在那个春天里，我打翻了一只菜油桶。喷香的菜油流了满满一地，土地上留下了一摊黑斑，母亲飞快地捞着地上的香油，时而还用嘴捻着、舔着。但没有人注意，乡亲们都忙着防汛抗洪去了。

桃花汛的时候

院子里桃花开时，春水漶漫，整个村庄都湿淋淋的。黑色的瓦片在雨中仿佛浸淋得很久了，油黑亮亮的，使村庄的棱角格外的分明。白色的土墙阻挡着田野上蔓延过来的花草，池塘边的垂柳枝条点点，招惹得春天里的孩子们，眼睛汪汪地随着它转悠，麻鸭就在那池塘里船队一般地游过，蹀蹀地踩着春天的物什。

乡亲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扛着锄头，这时候总喜欢走动在田野上。他们顺着田埂走，雨水将春天的气息打发得特别充足。这气息也特别诱人。但乡亲们当然不是专门为嗅这气息而来。他们在这条田埂上走走，那条田埂上跑跑，为的是关关这个“田缺”，开开那个“口子”，他们在做大地上的修理工。疏导春水，让桃花汛来临时能顺利地经过村庄，到达它们必须到达的地方。

皖河两岸的高高河堤，长着细细长长的小白杨树，像是春天大地里逸生出来的翅膀，拍打着河水飞快地奔跑。混浊的河水又似一条小蛇，在河堤的指引下动动静静的。只是由于春雨的淤塞，田野都像浸泡着的水草，这时候大地特别肥沃，用手在地上一抓，都是乌黑黑的泥土，肥得流油——喜欢用手扒泥土的是孩子，他们在田沟里翻泥鳅、黄鳝什么的。天气乍暖还寒，孩子们赤着脚，撒野般地奔跑在田野上，春水滋润着双脚，有一种异常熨帖的感觉，脚丫子一踩进泥巴，那更是瓷实得可以。让人更乐观的是田沟里真有不少泥鳅、黄鳝之类的。那些小动物在泥巴里骚乱得不行，一逮一个准。还有人干脆就在小河汊里支起网儿，这往往也不会落空。十有八九都会捞起一网白花花的鲫鱼、胖米，还一种鱼叫鲹子，那种鱼全身都是刺，不好吃，孩子们捞起来也不稀罕。白白胖胖的鲫鱼，大家抓起来就一阵欢呼。晚上在家里拌上葱煮，那鱼汤真是鲜美。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喜欢带我抓鱼。但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抓不到。连一条泥鳅也逮不住。每次看到伙伴们抓到了鱼，我心里就一阵难堪，但姐姐时而抓起一条鱼，就对我说：“这是我们俩抓的。”她总是这样——后来念书升初中，大队只推荐我们一个，她也让给了我，说：“我们俩念的。”妈妈知道我抓不到鱼，说我穿姐姐的鞋穿多了所以抓不到。我们那里人说穿过女人鞋的男人是抓不着鱼的。

我现在的劳动大都是在晚上。但记得小时候在晚上干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充斥一种犯罪感。桃花汛的时候，河水上涨，池塘里的水也上涨，大人们总喜欢在夜晚，背着网兜在池塘叉鱼。父亲也精通这门手艺。他有一副上乘的叉网，经过一天的劳累后，有时他还带着我到处叉鱼。现在想起来，那时塘都是集体的，这样叉鱼也算不得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我生来胆子就小。父亲在塘边叉鱼，我掌管着手电筒，望着父亲在黑漆漆的水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驱赶，捞起来，网里果然就有一层鱼。但我总兴奋不起来，父亲也有点害怕，很快将鱼倒进背后的鱼篓里——也经常碰到同类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一声招呼：

“有吗？”

“有。”

“多么？”

“不多。”两个人在夜幕里分手，就匆匆消融在黑暗的春夜里。

桃花汛前后也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季节里，乡亲们脚步匆匆、忙忙碌碌的。土地上许多新奇的事物随着春水开始发酵和泛滥，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这使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生动和有滋有味起来。

但桃花汛过后，急匆匆的，一场洪水真的就过来了。

麦黄风

麦子在四月的皖河两岸，是最为金黄明丽的植物了。这种庄稼使南方的土地和粮食变得异常的生动和丰富多彩。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奇怪，以稻米为主食的皖河两岸，在稻子黄熟的时候，乡亲们对一阵紧似一阵，将稻穗染黄的风儿熟视无睹，偏偏看见散乱在地上并不多见的麦子成熟，叫那刮来的风作“麦黄风”呢？这里，麦子作为南方独特的，点缀庄稼和生活的东西蔓延着生长在山坡地，表明了乡亲们一种什么样的成熟的期待？

说也奇怪，在麦子成熟的季节，真的就有那么一阵风刮过来。那风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古铜色，夹杂着皖河水的一丝清凉的气息。株株麦穗整整齐齐地伸展在天空下，如一把把麦帚，（不像稻子成熟时稻穗低垂）将天空打扫得异常的蔚蓝和明亮。在皖河边隐约可见的丘陵上，一块麦田就像一块金黄的烙饼，蒸腾着一种让人流涎的味道。乡亲们割完麦子，立即就将麦子在太阳下一粒粒碾下扬净，然后送进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用来做粑和扯成挂面，偶尔在吃腻了米饭的间隙，调节调节口味。

磨坊和挂面坊就是皖河岸边最富有激情和意味的风景了。乡亲们大箩小箩地将麦子晒干送进磨坊。磨坊里的磨子一律都是石头做的，很圆、很大。大多时是要两人才能推动它，还要有一个人将麦子一捧一捧地漏进磨眼里。或者就用牛拉磨，牛的眼睛上蒙了块黑布，人在一旁呵斥着，牛就围着磨子一遍又一遍的转圈儿。面粉磨成后，乡亲们很快又将它送进挂面坊里。皖河边的挂面坊有多少？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的印象殊深，那就是一到麦黄季节，所有的挂面坊里都忙得热火朝天。扯面的师傅在晴天丽日里将那扯面的架子端到外面。架子照例是木头做的两根柱子，中间几根杠子上钻了一排排的小孔，白色的、细线般的面条被两根竹棍拉扯得很长。紧绷绷的，远远望着，像是晒着一匹白老布，或像战争年代战地医院洗晒着的绷带——这是那时电影上常出现的场面。当然，在乡亲们的眼里，挂面就是挂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皖河两岸，招待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挂面鸡蛋”——这与乡亲们喜欢叫“麦黄风”似乎并无内在的关联。

“挂面”在皖河边不叫“面条”。更不像在北方，还有“大宽、二宽、粗的、细的”之分。这里招待客人的程序是：先端上一碗挂面煮鸡蛋，然后“正餐”还用米饭。大鱼大肉的，还有酒。“挂面”含有一种祝福长寿、长久的意思。由于这个，扯挂面的师傅在这里就特别受人尊重，有点“技”高望重的意思。我有一个姨婆家、还有一位邻居都是扯挂面的，我看他们扯挂面很有讲究：面粉先用水发酵，水要恰到好处，发酵后师傅用手翻着、揉着，揉得满头大汗，汗珠子甚而就掉进面里。但乡亲们并不介意，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来奇怪，面粉在师傅手里，细软如线，坚韧如针，就那么揉、捶、打、拉、扯几下子，就如一根根丝线了。师傅们将那“线”儿款款摆弄出来，晒在太阳里，同时还晾晒着一份得意和自豪。

我家由于有了上述那层关系，麦子熟的时候，想吃挂面就非常的方便，用钱买或者用麦子换都行。要是人家做新屋，那屋正上梁的时候，乡亲们都会蒸上一点米粑，称上几斤挂面，然后搭块红布送过去。

后来，出现了一种专门磨粉制面的机子。在皖河两岸，要是那机子昼夜不停地响着，磨出白花花的面粉，一定是刮麦黄风的季节。

温暖的花朵

在皖河那纷繁的花朵中，棉花是一种最富于人情的花朵了。仿佛是某种神示，它总是赶在冬天到来之前盛开。那时候当然是皖河的秋天了。一泓秋水浅浅地流淌，如一摊白银泻在雪白的沙滩里，天地一片澄澈。站在皖河的中央四下张望，大片大片白得像雪的棉花远远地开放在皖河两岸。一不小心，你就会当做是谁放牧的一群白羊。更远的，似乎就是一朵朵飘荡的白云，逗得皖河刷刷地竖起了倾听的耳朵。棉花的白云，以它独特的姿态绕过了所有的谛听，在阳光下淋漓地抒情。

棉花似乎是皖河为寒流而准备的礼物。女人们穿着薄薄的秋衫，胳膊挽着竹篮，几乎不约而同地就走进了棉花的田里，她们小心翼翼而又大把大把地摘着棉花，夏天火烤火烤的阳光被如水的秋阳冲淡，但那炙热的光芒并没有远去，它们都躲避在棉花坚硬的壳里。女人们穿梭在棉花丛里，四周攒动的立即全是一张张棉花似的笑脸，不知不觉地，她们浑身也感到一些温暖。冬天就要到来，孩子们正等着御寒的棉袄，家里床上盖旧了的被子需要翻新，而一些老奶奶们呢？额头上深深的纹沟已让棉花擦尽，缺牙掉腮的笑得合不拢嘴。她们焦急地期待着，要将棉花捻成一绽厚厚的线棰，然后在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摇着古老的纺线车，将那棉棰纺成一根根棉线。纺线是她们最为拿手的活计了。用这棉线，她们差不多就可以织成背带，纺成围巾等各种小玩意儿，然后留给自己的子孙。在活蹦乱跳的孩子们身上，老人看到他们穿着自己织成的小草、小花什么的。孩子胸前编织的“老虎头”在灿烂地微笑。

“弹花匠”因而成为皖河一种古老和最受欢迎的职业。乡亲们将棉花一朵朵摘回来，剥掉那褐色的壳，将棉花揉混在一起，在秋阳里晒干，然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好鱼好肉、好烟好酒地招待几番。弹花匠喝得醉醺醺的，将弹弓调好，站在面前巨大的雪山上，放肆而欢快地用木棒调拨着。“嘣——锵锵”，“嘣——锵锵”。皖河秋天里的棉花散发出了一种金属的气息，两岸的弹花声弹奏起一种奇妙的音乐。使皖河变得闲适、优雅。河水因此也激动得不停地歌唱着爱情和劳动。尔后又归于一种平静。弹花匠将那弹好的棉絮弄得熨熨帖帖，如一方硕大的豆腐。高兴的时候，弹花匠还会细心地在网住棉絮的时候，用红线头织成“福”、“喜”和“新婚快乐”的字样——那样的被子，一般都是主人为待嫁的姑娘，或者为待娶的新娘而准备的。

新娘子在洞房花烛夜里，暖暖地捂盖着一床绵软阔大的棉被，除独享着一个男人的体香，同时能清晰地嗅到的就是棉花与阳光混合的气息了。这种人生中最奇妙的气息，搅得她们躺在温柔乡里，幸福地陶醉和快乐着。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毫不害羞地将这床棉絮拿到阳光下翻晒——通常这哪里是晒被子，简直就是晾晒着一种幸福和富有。

从棉花的播种到成长，以及制作成棉被、棉袄出来的时间短促。但对于其中的每一件活计，乡亲们都做得非常精心和认真。棉花是最不容易凋谢的一种花了，但它在生长、制作过程中，乡亲们领略到的幸福、愉快和轻松，却是皖河所有庄稼活所无法比拟的。不像种稻子和麦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棉花成熟的季节，一朵朵白云绕山间。皖河到处飞扬着悠扬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声……当然，皖河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栽插水稻和麦子。相反，他们不像完全以棉花为生的棉畈区那样，将所有的土地都种上棉花。像仅仅只是为了欣赏一下自己种的花朵，他们种的棉花最多只管家里床上盖的和身上穿的就够了。棉花大都习惯生长在山地上，而皖河流域大多是水田，土地并不富裕。乡亲们觉得，这就是上苍的一种安排。上帝给他们的分工就是种稻，没必要白白浪费大片大片肥沃的水田种棉花。

什么地长什么庄稼，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皖河两岸除了大片大片的白棉花，在秋水茫茫的季节，还有白色的芭茅花和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它们一般都凋落在冬天——只有棉花既干净又利索地在秋天里成熟和结束。冬天真正来临之际，寒风吹彻了皖河每一处村落，那时棉花便穿在他们的身上，温暖在他们的身心了。

谁都清楚，乡亲们感念棉花——是因为真正的白花，雪花就快要降临到皖河了。

有些雪不一定落在河里

昨夜又下了一场小雪，皖河两岸的道路、村庄和屋顶已被白雪静静地覆盖住了。乡亲们没想到雪会下得那么薄，薄得像一层白霜。更没有想到的是河里的水依然深绿深绿的，似乎比平时绿出了好几倍——它的身上居然没有雪。由于饥饿和寒冷，冻死了一条黄狗，还死了一只老鸹，都僵硬硬地躺在河堤上。河里一缕缕水汽袅袅荡漾开来，牛棚里牛冻得哞哞叫唤。

冬雪和春雪是有区别的。一场这样的春雪，皖河靠着自身蕴藏的暖气就迅速解决了自己的困境。冬雪就不一样了，它奇寒无比，大片大片的雪花凶猛地蚕食着土地上的一切。雪下得很厚，像是一床棉被，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就将皖河两岸紧紧地捂住了。谁家不结实的草屋让雪天雪地压得吱吱直叫，稻场上草堆将自己扮成了一个雪人……皖河像一个自己掀掉身上被子的人，正探头探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这时候它也感受到寒冷，冰冻将它的行动弄得十分迟缓。但那水依然流着，冰冻下的河水像一群小蝌蚪在不停地游移着，使人感觉出生命的一种勃动。

但雪落在皖河里肯定就看不见了！——有些雪不一定落在河里，它落到了它想要落到的地方。一片狼藉，光秃秃的树枝、丘陵、平原和一排排村庄，在漫长的冬季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裸露着羞处。呼啸的北风夹带着灰尘，卷起秋天最后的残叶。河水这时候也变得有些懒散——这种气氛似乎也感染了乡亲们，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仿佛就陷入了沉闷的境地。老天爷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疏忽，想努力补偿什么似的，于是用一些虚幻的雪景迅速地遮住了一切，企图让人在冬天里还建立起一些生活的信念——飘飘洒洒的，雪就这样身份可疑地来到了皖河。

雪注定是皖河一个美丽的谎言。

谎言使乡亲们在冬天不断地欺骗着自己，也欺骗着别的生命。他们在大雪封门的日子，常常独自躲在屋里，依偎着红泥小炉，温一壶热酒，编造一些故事和童话，假装成一份若有若无的轻松。大人们在雪地里还用竹箩筐教着孩子欺骗麻雀，捕捉它；与孩子们堆一尊雪人——假人，或者干脆就用雪的子弹互相射击着，然而这一切都透着一个“假”字，子弹的谎言很快就被人的身体击碎，但他们都陶醉在自己用谎言制造出来的欢乐之中。“雪是神的粮食！”乡亲们说。

这当然是乡亲们编造的最大的谎言了。

谁也无心戳穿这个谎言。只是皖河的一些老人们经历了皖河的一切，却再也无法忍受，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心情。他们好像不好意思告诉孩子们关于雪的一切，也不容许雪花欺骗一切。就独自选择在冰天雪地里离开人世。于是冬天里，皖河辞别人世的老人就特别特别的多，漫天漫地的白白雪花，转眼就变成了他们身上穿的最大的孝服。在河堤上，冷不丁就出现一支披麻戴孝的送丧队伍，吹着唢呐，敲着锣鼓。喧天的锣鼓恰好冲淡了冬天的沉寂，白白的孝幡又暗合了白雪的皖河。那些活着的乡亲慨叹着人生的无常，赶紧找了一块平地，将老人深深埋葬在那里，那隆起的土堆很快又被雪花深深地遮盖住了。

雪悄悄地落在上面，似乎就落在这个人的生命里了——这时候，你一定清楚雪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但这不是唯一的。雪落的最大理由就是落雪。我常常看见乡亲们站在下过雪的田野，瞅着天空，嘴角流露出一丝赞许和欣赏的微笑。他们说土地太干太燥了，各种害虫就会躲藏在大地下面，雪是庄稼的医生，它是在给大地进行一次消毒。“瑞雪兆丰年”，他们在说这话时，心里依稀就有一种温暖慢慢洇渍开来。这时候你仿佛看见很多害虫、很多的毒菌都被雪毫不留情地杀死了。这就是皖河人喜欢雪的原因。在雪花的美丽和纯洁性上，乡亲们似乎更喜欢雪花的纯洁——尽管这一点与很多人不一样。

或许最平静的还是皖河。它不需要白雪的装扮，当然也就坚决地拒绝雪花给它的外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我跟着母亲拿着一个瓦罐在皖河的河边收拾了一回雪花。母亲说，要用冰凉的雪水腌上几只咸鸭蛋——这时，我才发觉一冬的白雪，全都落进母亲那油黑亮亮的瓦罐里去了。

（《海燕（都市美文）》2003年第3期）

我的石灰窑

唐朝晖

一

青色的工作服落满了石灰，挥舞着沾满了石灰的披肩帽重重地往身上打，一下一下，灰尘一次次飘起又散落。几分钟后走开，站的地方落满了一圈的石灰。把手闷、披肩帽挂在休息室的墙上，到工地走一走。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八个小时，工作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但，其余的时间是不能够离开工厂的。

我喜欢这些高大的厂房。

厂房有八层楼高，大部分是开阔的，一望到顶，许多钢铁搭的架子，左一根往里倾，右几根往厂房的顶上走，从这个角度伸出一根三角形钢铁与垂落下来的钢条错落成无数个多边形。有时候几根钢铁同时搭到右边的电炉上，四五十米长。交叉搭配是简单错落的，似乎没有规则，几十根上百根钢条在四千多平方米的厂房上空交叉、流动，凝固成线条。三角形的侧面、四方形的异变，流动的线条表达着钢铁的硬质。它们时而上，时而斜插过来，在这巨大的生产铁的空间里，硬在这里柔软下来，它们交叉流动、凝固成线。

我喜欢这些线条，仰望它们，几台房车在这些钢线条中穿行，切割着重新组合着线条的图案。

置身于这些钢线条中，很多次地联想到当下一些艺术作品。

美国有位艺术家，他把一根根钢条竖靠在白色背景的展厅里，几十根钢条随意斜靠，白的墙，青灰色钢铁的硬，生发着艺术的氛围。艺术家穿着随意地走过来，把一根钢条推向另一根钢条，一个元素活了起来，随着惯性另一根钢条倒向另几根钢条，钢条落地，声音与工厂里的声音不同。

后来我又看到了湖南画家贺龙元的底层油画，他画的就是钢铁的线条。我看到了、听到了他的钢铁通过密集的色彩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

几乎都是这个时候，下午1:20，原料坑的大棚是安静的。

水泥和钢筋分割着地下的空间，形成百来个坑，长与宽保持在七米乘七米之间。坑的墙由水泥和钢筋构成。由于天车的不停敲打，水泥一块块地掉落，露出来的钢筋几经撞击后，也越发扭曲了。

某个坑角，几根钢筋弯曲着突在水泥外面，钢性和硬度在它的弯曲中更加显目。水泥的角是粗糙的，一般是被天车的铁爪给碰掉的。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碰坏这些结实坑墙的。

几十个坑，大小均衡，多少给人一种气势。一大半的坑里堆满了青灰色的石灰石，每块大小控制在二三斤左右，每天几乎有近百吨的石灰石被运到这里，又被石灰窑给吞吃炼成石灰。每一块石灰石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

下午1:20，石灰石在坑里堆成一个个小山，它们与周围的钢筋、机器和工作场地形成了区别：石灰石上没有一点石灰，因为它们都是刚到。石灰石的青灰色鲜活地堆积着，一块块，是那种很有品味的色调。

我一次次走出休息室，站在几千吨石灰石的小山上，它们与我的命运差不多，在等待另一种命运。

在来此料坑之前，它们在矿山里，被大炮、钢凿、机器碾压，从各条流水线的皮带上被火车运来，被天车抓放在这里，它们在噪音之路上抵达这里。短暂的宁静，我们暂时不会打破，过两小时，它们将被送进烈火中，变成另一种事物。我也一样，在同时刻，将开动机器，成为机器中一个活动的奔跑的零件。

找一块平整的石灰石，坐下。

石灰石一块块安静地待在坑里，左边是一条火车道，上面落满了石灰，两条钢轨被车轮磨得光光滑滑的发着亮，或混淆或隐藏在石灰中。许多脚印零乱地留在每条铁轨的两边，深深浅浅的脚印，叠加着，脚落下去，白粉扑上来。

许多脚印沿着铁轨伸向料坑的那一边。料坑大棚由几十根一百来米高的水泥柱支撑着，顶棚层顶斜斜地镶着一块块巨大的水泥板。

时间已经是2:30，我只要转身，按下三个开关，这里的原料就马上会被剿杀一半。青灰色的石灰石也就改变成石灰了。

宁静多少是一种保持，而声音，是一种改变的信号。

三

我从来就没想过会离开铁合金厂。

最大限度就是从石灰窑出来，调到分厂做一名宣传干事，最大的愿望是去编辑《湖南铁合金厂报》。他们不会要我去的，这一点我最清楚，我只是偶尔靠幻想来激动自己的情绪，来一次次上演自己到了那里后，可以改观很多事情的情景。

最后的结果只是改观了我的幻觉。

我始终留在石灰窑，从一名工人到班长，就这样，成为一名永远的石灰窑工人，被人称为窑工。

我喜欢这种窑工的工作生活，原来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肉体，干什么都一样，只要让肉体健康地活着，就行。

工作之余，百分百地投入其余任何事情中，与工作毫无关系。有些人工作完八小时之后，工作还如细菌一样感染着业余生活，那肯定让人难受。

把工作想得简单点，并且，我的窑工工作，每天有三十分钟的体力活，让自己出身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推小板车、铲石灰、搬石灰石、挪动钢铁是我的工作。

站着干活，可以避免肩、颈、腰的劳损。

在石灰窑里，工作越多，身体越好。

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钉子、一个零件、一块石灰石，只要按部就班就行，只要随程序走，不要太多思虑。这比当老总好，比做记者好。

我没想过离开石灰窑，我喜欢在那两座高耸的石灰窑里工作。

四

它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随意性很大。

很多次，感觉到自己的手摸到了它诡异的笑容。

偶尔，它会一声不吭地飘走。有时，轻轻地咬一口，一块肉就在皮肉还来不及疼痛的时候，死了，没有一点声息，那块血呈铁青色淤积在鲜活的肉体中，像玉里的瑕。更多的时候，它用随手拿起的物件切割我的皮肉，血红得发黑地流出来，那块掉下来的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地掉在石灰堆里。这些，只是一种随时的玩笑，一招没有谱的剑术。

它与众不同。

在我们农村，说它最怕钢铁和火，火燃起来，它就会逃遁，钢铁的坚硬，会让它逃之不及。而在工厂里，它却完全寄生于冷的钢铁，寄生于让铁成水的高温和冲天的红光中。

昨天，它还随铁水一同扑在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安全帽全熔化了，脑袋的五分之一在半秒钟内熔解。

今年上半年，一个人的手就来不及与身体一同逃走，被天车的铁轮与天车的铁轨合谋咬了一口，2米宽的车子经过，手先于身体一步从几十米高的房顶摔下来，它与那人的嘴巴一道大叫了一声。

去年，它藏在一个巨大的变压器里，与电一起布阵，来来回回地在工厂四周闲逛，也许是它的衣袍太长，不小心在往回走的路上，衣带被风吹到了来时的路上。火花四起，它火龙般，从二百米外狂奔过来，像个烈妇用头直冲变压器，几千伏安的变压器在它的尖叫声中炸向四面八方。

它第一次吓得待在原处不敢动，就在那么几十秒钟里，火炉、石灰窑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同时炸响，所有的声音在突然间全部消失。偌大的分厂突然间被它们一刀砍断了噪音的脖子，身首异处。恍惚之间，没有了巨大噪音的工厂我们不再熟悉，像突然临身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突然的静突然淹过来，它也担心自己的走动，会让我们听到。

我，一个人看到了它。

在石灰窑，我三次看到它的影子：死神的可笑的模样。

五

晚上12点到早上8点，是我们的上班时间。这个班叫零点班。

我是班长，12点钟我们六个人全都到齐，开始劳动，1点钟不到，劳动就宣告结束。

我们开始在休息室里睡觉，只要不怕领导查到岗，就可以躺着睡，我们都躺着睡。两个人一条凳子，头顶头，正好三条凳子。碰到有实习生，就会有一个人坐着睡，但实习生几乎都是女的，一到睡觉时间，总会有年轻工人陪实习女生出去。那个时候的我们或他们出去也不会做什么，逛逛工厂，或者到他们的其余同学那里去玩。

睡到6:30，才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傅先醒过来。把大家叫醒，做一个小时事情，就打扫卫生。有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过了头，没办法，只好不干活就下班，就当我们欠工厂一个小时。但，这种现象很少出现。

我是班长。

我一个人去二楼工作，按动按钮，机器缓慢地一进一出，石灰窑底部有四个洞里面各有一台机器一抽一送，把石灰拖拉下去。

三个工人在下面工作。

我围着石灰的底部，一个人转悠着，转一周，就用粉底在石灰窑的墙壁上写一行字，很多关于工厂文章的草稿就是这样完成的。

从楼梯口，我看到一个工人走了出去，离开了他自己的岗位。我又写了二十行文字。我看到那个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工人也走了去。我又写了十行。我看到留下来的她像个醉汉，像个梦中人，慢悠悠地往地上躺，身体软绵绵的，骨头像石灰被水淋到了一样，一点点地稀释。

我冲下楼梯。煤气穿过我的口罩，恶心。

把她拖出工作场地，她还处在昏迷中。

第一个走出来的工人正从水池里爬出来，他说，本来是头昏，想用水冲冲，没想到失脚掉了进去。

那个没戴安全帽的女工人，也站在了我身边，她说自己是从澡堂里刚冲完水出来。

他们的共同点是：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了表情，以前奔放的热情，没有了，被一种莫名的气吞噬了。

昏过去的她，马上也醒了过来。

我陪他们三个人，坐在厂房外的草地上，几十分钟后，表情才在他们的身体里死灰复燃。一定有只手在一点点抽掉各种姿势和表情。等全部抽完，并抽走最后一口气时，他们也就与我永远别了。

但，他们在水中恢复过来。

人，就是一株草，需要水。

六

8年时间，我们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坐过那辆小车，最大限度也就是到车上面站几分钟。人终究是不相信机器的，担心哪几个小地方会出小差错，小车从近于垂直的几十米高的铁轨上掉下来，砸到一个坑里，人，不死才怪。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那个坑，为了给坑打扫卫生，我们又不得不胆战心惊地暂时相信机器，相信小车不会掉下来。在石灰窑，工人们说它的高度是91米，实际是94.5米，还有落到地面下的那两个坑。我痛恨而又最爱那两个坑。

按正常的工作程序，清扫坑是工作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高兴地站在离坑几米外的地方，把铁锹准确地丢下坑，不会有任何失误，坑近于正方形，入口的长与宽分别是1.5和1.6米。铁器与水泥、钢铁砸响的声音传达着我们男儿的豪爽气。如果哪个班上的年轻女人在坑下，我们就会笑话班上最年轻的“小男人”，说他不会怜香惜玉。

坑有3.5米高，铁轨一直伸到坑里，小车滑下来，接纳了坑上的石灰石和焦炭，再沿铁轨往上走，把这些原料运到91米高的窑顶，在小车接料时，总会有些原材料跳出小车外，清扫这些洒落于坑里的杂碎原料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这需要手法和力气。

站在2.4平方米的小小坑里，使用的铁锹木柄比常用的短了一截，这样才能把铲里的东西抛过头顶，以有点垂直又能够让一粒粒小小的焦炭、石头成圆状斜落在地面上，这种技术是教不会的，必须去领会，领会必须经过实践，一次次把焦炭抛上去，又一次次落在自己的头顶，必须有这一经历，才能把东西抛上来。

我们都是老熟练工人。一铲下去，满满的一铲小粒焦炭，往上抛2米，带点斜度落在地面，成堆状，而不散。一铲接一铲。要不了3分钟，就把坑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铁锹抛出坑，自有女学徒或女同事来收拾。但意外的事情，一个星期总会发生1-3次，那就让我们在目瞪口呆之后，筋疲力尽。

事故一般发生在实习女生或我们打瞌睡时。

当小车接了原料往上走后，有一块石灰石或一粒焦炭卡在下料斗的门里，小车开走了，门没有关，下料斗的料在就一直下，这样不要2分钟，石灰石或焦炭就会全落在地底下的坑里。

一旦发现，全班七个人围着快被填满的坑发呆。

动手。

我第一个跳下去，其余无辜者轮流跳下去把石灰石或焦炭铲上来，有些女徒弟会在一边急得哭。我们说几句，也就很有气概地说一句下次一定一定要注意。大伙干完，每个人都是一身汗与灰，一窝蜂冲进自己的澡堂洗澡。这些与文化部门的冷漠与不肯伸出指头来帮个忙是有天壤之别。

七

操作室悬在铁架上，高出地面3米，三面的铁皮漆着灰色，面向坑的这边，有两扇玻璃，可以从里把玻璃窗向外推开，东西两头的门是铁门铁框。每次出入我都用脚踢开，又用脚关上。

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下面灰尘厚厚的从机器房里飘过来，一点点加厚。不得不一次次经常去擦拭玻璃。

我负责下面推车倒渣，她负责在操纵室按开关操作。她是实习生，来了两个月了，只有半个月就要回技校了。

“我痛恨你们那学校。”

“为什么？”

“我痛恨你们那学校，尤其是里面的男人。”

“你热吗？”

“我哪天不出汗？”我斜躺在她对面的一个椅子上。

“我就不热，不出汗，”她边说，边解开沾满白色灰色的青色工作服，一粒一粒地解开。五粒全解开了，她拉开衣服。

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白色的胸衣和丰满的白色。

现在我才知道了，从那以后，为什么我认为白色内衣的女性很性感的原因。

她让我看，我看见了。十七岁的我看见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有这样一个举动，在我三十二年的经历中，也就这一次女性勾引我的经历。唯一的一次被勾引。

并且是莫名的，她把我的手拿过去，放在她胸上。

“热不热？”

“不热。”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还想流连时，她把衣服扣上了。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现在，我忘记了她的名字。我记住了她善良的模样。

八

我第一个走出石灰窑的休息室，按动两台抽风机，巨型马达的电源在我手指的用力下，突然接通，声间尖叫着，像炸弹的那一声巨响，但它与炸弹完全不同的是，它把突然的尖叫始终保持了下来，瞬间成为永远。十分钟，只有巨大的尖叫声。

另一组是有节奏的狂躁声。

八十米长的振动机之后是二十米的运输皮带，之后又有二十米的振动机，在五台马达的带动下，铁板与铁板碰擦，形成振动，上面的石灰在振动中向前流动。在振动中流动。

几百片钢板在分合合分之间碰擦，形成十万次的狂奏。

原材料从几十米的高度几百车次地倒下来，砸着窑里的石灰和铁壁。

声音没有任何理由地占领了时间和空间的所有，无所不在。声音从钢铁的冰冷中狂吠而出，平地而起，把几百平方的石灰窑充塞着。

我们完全置身于一片声音的浪涛中，其余的所有与钢铁无关的声音被完全淹没。

我已经习惯。在这大声音之中，我的声音也能够出发，比以往要自由要自信百倍。

我可以大声地骂，取下口罩，向着几寸厚的灰墙，大声骂，骂一些简单的词，没有具体的人，没有具体的理由：猪，啊！啊！啊啊啊啊！！！！大声叫，只有我听得见，我感觉到了轻松。

在我之外的任何声音被机器彻底地碾碎，也只有在这碾碎中，我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声音。

几十种巨大的声音，把石灰窑胀满，又流到分厂厂区。还向外流。

我的号叫，与热舞吧里的号叫有点相同，我的号叫自己是听不见的，吞噬我号叫的是我对面的钢铁，不是人。在石灰室，号叫的只有我和钢铁。而热舞吧，只有电子音响和另一些人的号叫。

我要身边的同事做一件事，只能通过手势，伏在耳边的叫喊也是徒劳，在石灰如激流的空间里，不会有人为一句话而取口罩。

所有关于人的交流的声音，在钢铁的碰撞中完全失效。

九

2000年，我到朱发东家，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衣服，身背“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人，我看到了他挂在家里的这身行头。后来，听人说，一位外国人把他这行头买走了，并且价格挺昂贵的。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否有自己记忆深刻的一付行头装扮。

我在石灰室工作时的行头：

黄色的安全帽下面是一顶日本式的披肩帽，白色的纱口罩外面加戴的口罩与防毒的那种相似，是很夸张的突出，整个脸部都被布与皮占领。

身上穿的是印有“湖铁”（湖南铁合金简称）字样的工作服。

四肢是沉重的。手上的手套只有一个大拇指，其余四指与手掌成板状，我们叫它“手闷”。手在里面还真有点“闷”，手套很厚，可以把发红发热的石灰抓出来，手不会受伤。

我的一双“手闷”戴不了多久，大拇指就露出来。我经常把拇指伸出来做“手指”运动，逗女同事开心。

脚步上的皮鞋，结实得有点过分。在我爸爸当工人时，在农村里的亲戚就以能得到这样一双皮鞋为荣，又结实又暖和，并且是工人阶级的象征。

到我当工人时，这一荣耀还是残留了不少，妈妈就说，“节约点，送双皮套给你舅舅过生日”。

我在石灰窑以外的时间，是不穿这些鞋的，太土了。

我还是很喜欢存放在石灰窑铁柜里的行头。

十

与石灰窑里的石灰相处了十年，我走到哪里，远远的，都能从千百种气味中捕捉到石灰独特的味道。我喜欢这种气味：有点刺，有点辣。它的味道是直接的，没有柔软和其余杂质。

十年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石灰的飘扬中走来走去。这些石灰是我一手弄出来的，在高温的煅烧中，硬冷的石灰石慢慢燃烧成红色，石头的燃烧，是重量的燃烧。重量在燃烧中消失。石头一层层冷却下来，保持着它原来的形状，但颜色已经由青变成了纯净的白，由重变成了青。

石灰灰尘是时空的化身，我看到了飘扬的石灰灰尘，白茫茫的整个空间里全是，它也粘在了我的身上，但我却无法抓住灰尘的任何把柄。它飘起来，在我的视线之外，它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日积月累，灰尘在大地上一点点加厚，虽然我们每天清扫。但一到年底，飘落的石灰灰尘已经积淀下来，与土联为一体，用铁锹用力一点点铲出来，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

我不缺乏任何东西，够生活的钱和时间，这就够了。

当一名石灰窑的工人与电视台中的制片人有差别，后者只是让更多的钱、房子、汽车、压制着自己，只是让荣誉、浮躁、名利的细菌蚀食着自己善良、平和的心，让这一切以整齐的方阵彻底地把自己的时间给摧毁。

我作为一名石灰窑工人，一切恰到好处：有空气、阳光和水。

十一

1

在她的面前，我全副武装的工作服装扮多少让我有点尴尬，刚把小推车的泥石推倒在不远的一个废料坑里，我一转身，她就站在操纵室的下面，她刚到。

她是工厂技校的实习生，她们学习三年，每年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到工厂里实习。她与我同一个分厂，但是在另一台电炉的操纵室实习，与我同一个横班。也就是说，不同的岗位和单位，但上下班的时间是一样的。

她穿着新蓝色工作服，白色的衬衣领，勾勒出她纯情的模样。

她经常过来陪我上班，一起与我做点小事情。

2

我们工厂的每一个单位都分甲、乙、丙、丁四个班。每天三个班各工作8小时，另一个班休息，两天一换。我与她同在丁班，所以，虽不在一个单位，而工作的时间却是完全一样，可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那天我是上中班，即从下午4点上班到晚上12点下班，我与她11:00不到就下了班，反正事情都做完了，我与她都骑了自行车，但都没有上车的意思。我们都住在工厂的东边，我们心照不宣地往工厂的西大门走。

我们推着车，出了西大门，上了319国道。

一辆辆汽车亮着白晃晃的车灯开过来，我们陷身于光芒中，什么也看不见，几秒钟后，汽车的速度带走了光芒，路灯的清凉又回到我们的视线里，看得见工厂的围墙和马路右边的农田。

光太多了。

“我们走小路吧！”

小路是零乱的，给人时断时续的错觉，但还是有着让我们并排推车的宽度。

我们围着工厂的围墙走了大半圈，由西往南几里，又往东几里。到家的时候是凌晨4点。

我不知道在那种年龄，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唯一肯定的是，当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喜和激情，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狂躁而是平静地释放着激情，未来是谈了的。

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一个个似乎极端熟悉的场地，在凌晨的微微光亮中，有种陌生的异样感。它们与人一样，在静夜的氛围中，它们露出了另一种模样。我们有点像闯进了它们的睡眠中，我们成了它们的一个梦。我们在它们的梦和卧室里走了约5个小时，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在人们的喧哗中醒来，恢复它们的名字：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

3

我们班在人丁旺盛时期，包括实习生有十一二个，更多的时候就我们六个固定工。

我们一般在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把事情全部做完，留一个人把这个班的生产情况告诉下一个班，我们把这工作称为交班。我回去反正是一个人，回家也是看书或者睡觉。加之我又是班长，年纪算最小，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我留下来交班。

我与她认识后，我就更喜欢交班了，她可以过来陪我，两个人坐在休息室里，感觉很温暖。休息室里的三条椅子都有近十米长，足以让她完全躺下来，我靠坐着，膝盖给她做枕头。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这与以前的嘻嘻哈哈有种莫名的不同。我看着她，我们的嘴唇在靠近，唇无语的交流成为一种澎湃的言语。

门开了，我的第二个工人师傅已经走进了房间。我们两个人像断电一样突然跳开，他待了几秒钟后，转身走了出去。我们两个人又呆坐了几分钟。

4

工厂又有新通知：凡不住在工厂里的，一律取消其住房权。

在文件颁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又回到了工厂宿舍，等文件过去一两个月，我再准备搬到一条河边去住。我住在二分厂的宿舍里，房间号是222。三个人住。

是下午，其余两个人是上下午班。敲门，她走进来，把门关上。她在发抖，我还来不及问。她像位圣女，她站在两张床的中间，解开上衣，一件件解开。裸露着她十八岁的身体。我与她同年。我们交往八个月了，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体。那时刚从农村出来的我是懵懂的。我一动没动，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她的表情略带些坚毅。她是喜欢我的，即使是她走出我的房间以后，我还这样认为。我感觉到了。让我看她的身体，是让我记住她的身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确定的理由，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同时明白：她让我看她青春的身体，她在献身。在她进我房间以前，她应该有过很多次的演练。所以才一进房间，她就开始实施。

一切在没有声音的圣洁中进行。

年少于她的我，还是站着，只是多了一种激动与紧张。

“我们必须分手。”

“分手，为什么？”我还没有从美好的身体中回神。

“对不起。”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明白。

直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明白理由。也许只有两个理由可以成立一点点，一个是我家在农村，条件不如她们家，她家父母反对；其次就是我个子不高，我还是个工人。

十二

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划分不清句子的成分，谁是主语、谓语、宾语；谁是地主、贫农；谁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谁是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谁是主人、仆人；谁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为什么要分得如此清楚？分清楚是为了别人，为了满足私欲，与句子和那件事无关，与人无关。

这些东西与我无关，只有“手闷”与我有关。

它是我上班的接触的第一个工具，必须戴着它去捡发热发红的石灰。“手闷”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动词。

说它是形容词，没错，我的手很闷。

说它是动词，我的手在闷。

说它是名词，这是我的手闷。

我工作的手闷，只有一个大拇指，其余都成板状结构，由厚帆布与棉花做成。

戴着手闷夹住一块块没有煅烧好的石灰，抛出去，抛了一个星期，手套就会坏一个地儿：大拇指与板块之间。

在女同事面前，我们经常用两个手闷一拍，让打出来的石灰扑她一脸一身。把手闷按在她们背上印出一个手闷的样子来。

手闷是有模样的，一个大拇指突出来，其余四个手指与手掌完全相连。

十三

石灰窑有二台引风机、六台鼓风机、两台石灰窑、两个水泵，几乎都是双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每个时候都有休息的，每个时候也有工作的，保证生产不停，机器如此，人也如此。我们石灰窑有四个班，每天三个班各上八小时，另一个班就休息，两天一换。

机器是工厂里的零件，我也一样，是工厂里的一个零件，一个活动的机械的零件。

石灰窑的工作，每天都是在重复着昨天的事情，这就是工业化时代。

我的零件的角色是班长，我与其余机器零件的区别是分工不同。班长零件的用途是：接班时看上个班的记录本→开鼓风机→休息一个小时→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停机器→开鼓风机→休息一个小时→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开鼓风机→休息→吃饭→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打扫卫生→下班。

我作为零件每天几乎就这样重复着。

我没想过要挣脱这零件的命运，到哪里都一样，都会成为一个零件。只是形状、形式、服务、工作不同而已。在工业化初期时代的今天，我们，人，无法逃离一个零件的命运。

人活着是为自己，许多人充分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没有做到，我们为别人活着。别人认为我生活舒适，我就生活舒适，别人认为我当了官，有钱有美女，我就有钱有美女。

不是这样。

今天，我在努力为自己活。当工厂里的一个零件，比在杂志社当编辑好，工厂里的零件只有八小时的时间被占，并且被占的只是表面。我可以在石灰窑读完一本又一本的书，想一些想入非非的事。在灰尘里写下一行又一行的诗，边工作边写。

工厂里的零件，为自己活着。这是在简单中简单地活着，没人来争夺你的位置，没人来嫉妒你，没人关注你。想说话时，可以与青、中、老年大哥大骂一通，大吵一架。一分钟后，又在一起说笑话。

有一半的时间，我会爬上十层楼的石灰窑窑顶，站在上面，可以看到铁合金厂区的三分之二。钢铁、浓烟、火光、灰尘、噪音，不会伤害我的心。

我是一枚健康的零件。

（《大家》2003年第6期）

致苍凉

刘烨园

时间，从每一个地方走过，从每一个心灵走过……

哪儿，是她蔽月启程的故乡？

她又将在哪儿停泊？寻岸钻木取火，微笑着，一枝一枝，撩旺如塔的柴禾——几绺火亮的云，就这样，在创造中升起来了……

她们是信笺么？是时间在召唤她的空间弟兄？

时空相约的出处，是在浩渺的海边吧——在盲人荷马不在意沾衣的晨露，独自油然弹吟的一段激昂的史诗里？或许，是在密林烟瘴的天涯——苏东坡“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怅惘，一代一代，至今依旧夜夜穿越人性深雨的蛮荒……古楼兰“丝绸之路”上，那个风沙肆虐的客栈，一位叫“马羌”的羌族姑娘，在暮色里实在难挨情欲与苦恋，她一字一血写就的情书，那封永远未能寄达的情书，是否也正是因着时空的爱抚，才在千年之后从茫茫大漠里出土——这时的读者。即使已是无诺无信的今人，她也像同时重见天日的那幅集东方汉字、希腊肖像、佛陀华纹为一体的彩艳古画一样，永远灵韵烂漫，悠远至美，又鲜润感人……

抑或，时间也停驻在那部被无数人阉解的“朦胧”的《野草》里——地火浓烟的深处，飘忽着那个东方“过客”不死的身影：肉体精血焦灼，浩茫心事接连广宇，却又“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然而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了。在中年的《野草》里，他久久裂心仰叹的，也许却是个体的短瞬生命，在天地静谧如初的深夜，似乎不期然地相遇时空博大恒久的沉雾时，每一个智者，皆会油然而生的人生不过是一个“过客”的渺小与虚无——真实的、与生俱来的渺小与虚无，永远挥之不去，人又何以总是幻想着战胜它们呢？是否无益而徒劳？

“过客”这样想。想下去——于是，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非“关注”它们不可呢？你跟随你的，我走我的路，你就蜷息在你应该在的心灵的一隅罢——哪怕爱因斯坦也曾这样求索愈深，就愈神秘于“上帝”的造化。

在他百感交集的《野草》里，东方的“过客”终于这样彻悟了。这是人在最彻底的绝境里的彻悟。三四十岁以后的光阴，自古就是愈来愈快的，不知不觉转眼就是五年、十年！“彷徨”不起了——于是，这个独行的“过客”用《野草》这曲一生中唯一的“主观”与内心的绝唱，与形而上的种种冥思，做了终于渐渐飘远的最后诀别！

中年的诀别，是时空删去累赘的苍凉，是苍凉里归来的热血与方向——沧桑如雾，热血坚定、单纯，方向，亦不可替代！

于是从此，“过客”像摩西一样划开了“天”、“人”的河界，跃上的是只有现实的峭岸。他义无反顾、再不回首。他拂去时空在鬓间的笼罩，踏出《野草》深陷的犹疑，也走出了生老病死的悚惧之泽，大步地只求“速朽”，只知人生愈短瞬，愈本来就渺小，那就愈应该充实，愈必须“加速”，愈要在现实中握紧拳，绝不懈怠地边走边举着刺向黑暗甲胄的匕首和投枪……他在苍凉里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唯一。

独立的、现实的、局限的、自我的唯一。

人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各自的唯一的自我。人有权利怎样自我，哪怕像不朽的“过客”一样，由于是在现实中搏杀，所以更容易散落一地局限；也哪怕指出这局限的后人、后后人将比“过客”更局限——因为他们还远远没有像他那样，深知局限是时空赋予生命的正常与无奈，并深知问题的实质，根本就不在局限和指出局限，那是时过境迁，如茶客聊天、如白发宫女闲坐说玄宗一般简单却无力的（那些以别人的“局限”之托词，来膨胀袄下之“小”的极不磊落之徒不在此列）。

黄金分割律不是说，0.618就是极美么？

因为“不完整”、“不周正”而极美，也因为局限而极美——白云苍狗，如果局限是不言而喻的话，是任何人，任何事皆注定如此的话，那么，问题的实质，也许就仅仅在于分辩此局限非彼局限，在于思考局限时要对应它所置身的时代、处境，要打通“过客”与时空绝地的关隘，要公正于局限所活蕴的内涵、作用、方向、牺牲，以及她们小于或大于局限之比例的生命价值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公道，当年的“过客”也早已弃枷不屑了。他只是做，只是死了拉倒——而仅此一点，于无意中，不是竟又证实了群起而责的后人、后后人自身的局限，已不知深重于他丰蕴着金脉的局限多少倍了么！

一程一程的生命。恐怕只有当沧桑成为这样的苍凉，苍凉得清澄、透彻，苍凉得深邃、弥重之时，就像我的人间故乡那雨后的凝望一样——时间，才会在这时停驻下来，在人的心灵里，撩旺思绪的篝火，朴素、宁静，跌落功名，并使那一如既往的硝烟，也飘零得有如生存的日常罢。

这也许就是艺术了。

但这是生命的艺术，人生的艺术，而非语言和体裁的一枚叶子。“任何一个这样的人都是你。”在生命之柢的丰富里，文学也罢，音乐也罢，舞蹈、绘画、建筑、戏曲……不都是极小的一枚载体的叶子么，且有时还是太轻太不重要或有病菌的叶子。它们可曾有缘与浩瀚无垠的时空对话，就像维斯瓦河岸边的亚当·米奇尼克[1] 在与银鹰一起飞翔一样——几瞬即是一生的绚烂，一人即为一个民族的精华？！生命不仅仅是属于人的。人的诞生不过只有二三百万年，又遑论个体生命的几十年光阴？在时空那儿，所有的自然之子，几万几亿年，不都是先于人类，而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平等的、血脉相连、万物同源的神奥而广袤的蓝润殿堂么？

那虚无的源头，又可是苍凉的驿站？

感恩苍凉。

许多年了。

少小离家。过去，是从未想过这是为什么的——为什么相遇了这么多人，却从不愿听人谈论几千里外的故土，也从不问任何人，她究竟美在何处，又何以胜甲天下。一个人间游子如此“心如止水”，情愿将钟情于故土的交流挡在心界之外，是因为命定与她同在，而她的绝美和深美，又是不可逾越的么？

也听过无数的口碑，见过无数的情不自禁的诗文“公证”，有同胞，有洋客，有古人，有今人，有时在他们的啧啧赞叹中，甚至没有别人插话的空儿——我那骆越故乡，我的桂林、柳江、阳朔、乐业、隆林、靖西和巴马……山如何，水如何，洞如何，凤尾竹好像是他们亲手栽种的，好像他们才是思乡的游子，历历如数家珍，美景多于过江之鲫……然而，那深邃而绝美的冥悟呢？那时空的“纯金”呢？那与生俱来的苍凉呢？就像人生如果也仅仅是一个游客而非真正“过客”的话，时间又会在哪儿停驻下来，与空间相遇，像被攫名为“中国结”的鲜红而纯朴的乡间“布锁儿”一样，一缕一缕地相互凝聚又齐翼绽升呢？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曾经以为平静就是呵护，沉默就是同在。

于是一次次对自己也对故土这样说——绝美或深美都是不必印证，不必倾诉的，因为人与人不可复制，因为生命与经历注定不同，所以属于你的，也就只能唯己独有——唯你才有那样不属于游客之怨的阴天，那样连绵多日的“长脚雨”偶尔飘散的瞬间；那时天上奔涌着乌云，光线无边的柔暗，却清澈又透明，一种沧桑的清澈和透明，就像中国历代的修炼高人，即使永远不能抵达，也要执著地向往宁静致远的境界一样——境界，原来就是大自然，也是心灵的风雨疆场，在激烈的鏖战、相持之后，油然而悟的内涵呵。

只有悟出来的才是自己的，听来的、看来的、教出来的，从来就不算，从来就可忽略不计，就像苦难学术化、工具化，人性标签化、阉割化，本能、本性、本态层层叠叠地包裹了意识形态的“附加值”之后，其真实都绝对地可疑一样（例如爱情曾被纳入“封建礼教”的鞋帮，故而八十多年前，爱情自主竟也就成了“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器，于是彼此也就静止地“水准对称”了）。

于是苍凉，这时就像那截凸凹着悠悠往事的古城墙！拥挤的闲游者们即使看见，即使抚摸，也是无法祈盼那一块块磨损的裂藓石砖，开口说出真谛的。

阴雨天。北回归线颤动的阴雨天，那样从远古而至的绝美和深美，从来就像中年一样沉潜少言。她不属于游客的闲暇，只属于亲历的沧桑，属于几千年浸洇的东方血泊里，那和心灵一样无垠生长的柔暗青光——她是对苦难的珍惜，是葆有生命完整和活力的营地。在她之后，奇山妙水、竹林农舍，才真正地被洗得历历在目，纤毫毕现了，连锄刃的亮茬儿也在蓑笠的背影身后一晃一闪；而当瑶家愿唱才唱的山歌又向远方涌去之时，她们的清丽、高亢，又缓又长，也才一如古榕树同样地无忌无惮地野性呼吸！（多么奇异！被百越群山“困”住的自发山歌，从来就无遮无拦，高开远走，而在游子寄寓的鲁地平原，乡曲一旦有了“表演”的附加值，无论独唱、合唱，都如“文化”一般内缩了——自然的视野虽然辽阔，人的声音却咫尺回旋）这时，即使是在奔涌的乌云之下，灰水牛牵走的清贫童年，也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了，也依然是不会向任何人讲述这样的幻觉的——每一次倾听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小牧童都会仰望云天，多少年都笃信那不可思议的巨吼，是上苍从高远的茫茫湖泊里，迅疾伸出一双泥茧模糊的大骨结巨手，匆匆拉网一般地收去的，就像“麻栏”[2] 里的火塘边，比富裕更丰盛的是一夜又一夜的传说与冬梦一样。她们伴着青蛙的图腾（娃、娲同音，女娲是青蛙的异化），伴着老爹蜕皮的竹水烟筒，简朴而寒寂，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这就是苍凉。这就是时空的遥望——在现代的成年操劳里，若无这样的驿站，时间，又在哪儿可以停下来，汇聚朴素的叩询与希望？哪怕游子五十年亲历的血与火，触手可及，却已经被遗忘与哂笑，重新捏成了奇形怪状的丧钟模样！？

那叩询与希望，也许正是时间的故乡，生命的源头罢。

世事变迁，命运莫测，岁月覆盖，厚厚迭迭……

一切都似乎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了。即使是青蒿江湖里那自由而神奇、陌生又浪漫的人性，那历史感和生命真实感，那秀影牵挂白荻洲头，也依然仗剑横舟的远行豪气，也都永远失传，淡漠弥久，似乎再也寻不回来了……然而时间，不是带着她那遥远的原绿和本色，一直在走，一直在播撒，一直在钢筋水泥的壳巢街衢，时时不易察觉地担忧么？不是还随时准备张开那晾干雨滴的黧亮双臂，等待一介平民又在胸前揣热阴雨里的记忆，大步疾疾地归来么——“回家”、“还原”，让自己成为自己，人成为人，让事物的原质除去“人为”的锈痂，不正是文明的真谛么？就像伍德斯托克[3] 之后，性也更人性一样。

伸如河湾的双臂，总是像河湾一般宁静。那是两束太阳的光；阴穹的光；暮霭和夜色，星与月融融合一的光——她们又使停泊的心，重新归属自己了。篝火依旧簇新，自我仰首如濯，记不起的只是都市的嘈杂与成年的腌臜，连同远远流逝的无以名状的负重和挣扎……她们使眼前的夕阳，又不禁久久相偎红豆杉林，依依不舍生命的炊烟，不舍时空在苍凉里和谐地尽情对弈；不舍桐油灯一芯接着一芯地燃亮，寂寂地沉静着外婆胜似千钧叮嘱的永生目光——外婆，在沉沉郁郁的游子思念里，你在天国里所期冀的，就是后人这样的归来与这样的再次出发么？

你的慈爱依旧。我的童年气韵依旧。北回归线故土清新依旧。但现在，她们是途中的内质与力量了。她们就像远方仍在上升的喜马拉雅——原来生命的源头也会生长，就像格桑花年复一年，在苏醒的湿地，不为人知地开放一样。

而黑颈鹤，也在那儿自在地栖息翱翔，千万年不知闹市的鼠目寸光。

多好的人类兄弟。

就像孤亮炯炯的子夜心灵，从来就是时空最钟爱的姐妹一样。

感恩苍凉。

感恩你擦拭人生青铜的冥冥之光。

1984年、1991年、1996年清明节随感札记

2003年4月~11月，整理成篇（时已远离故土32年）

注 释：

［1］维斯瓦河是波兰的主要河流，银鹰为波兰国徽；亚当·米奇尼克，当代波兰重要的思想家，他与捷克的哈维尔一样，为人类二十世纪惨重的意识形态苦难提供着变革的精神新资源。

［2］“麻栏”为二十世纪广西常见的多民族乡村房舍，竹木结构，主屋被柱子支悬于二层之上，一层为堆放杂物或牲畜栖息处。这种古老的民居样式，据说已经传衍了几千年。

［3］ 伍德斯托克，美国小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青年曾自发聚集于此，举行几天几夜的“摇滚”狂欢，放纵不羁，惊世骇俗，激烈抗争当时的现实与传统，也重新燃亮了人类文明历程的深层思考。歌手列侬，即为那年月的象征之一。

（《散文》2004年第2期）

寻找远逝的江南

张加强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行走在江南软土，偶然间踩到的散珠落玉，发现是江南精华，好奇着串联起来，放胆着交给读者数落去。

一

徜徉在宋词的意境里，很古典地品味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氛围里，身心让黄鹂婉转、燕子啁啾的软绵绵的江南紧紧缠住。周太王的长子泰伯自愿放弃王位迁居被称“荆蛮之地”的江南垦荒，在今天的无锡梅里建吴城，转眼三个春秋，曾经沧海之后，“荒蛮之地”竟成“梦忆之境”，令无数英雄竞折腰，令无数文人魂魄销。

江南的风是轻的，只撩人表面，只让人感到它掠过而已；

江南的雨是疲惫的，倦怠的，无法爽快，仿佛不想从寂寞和沉睡中醒来；

江南的山是灵性的，虽无质感、缺霸气，但能聚人气，育一方深沉；

江南的石是女性的、柔软的，年久日长以后，光洁如玉，裸露出一种性感和占有欲；

江南的田野总是滋润，但却害羞，拒绝展示赤裸的胴体，故难见肌肤与刚毅，所有的隐私化为色彩斑斓；

江南的桥是装饰，是风景，是理念，是哲学，欣赏和被欣赏都在其中；

江南的河是气量、是心胸，拒绝所有的不公，气势汹汹的官船，富绰豪华的商船和简陋寒伧的夜航船均被无私地承载；

江南小镇清一色的青石小街，精品深藏于小巷，老底子叫做“弄堂”，弄内偶尔的门楼是一个镇的猜想或秘密，古镇的神秘由此生发；

江南的古井直通历史深处，井不管深浅，只要常用，定有碧水，只要细究，必有经典，井的传说与故事，屡屡验证江南小镇为何藏魂隐魄。

在江南看生活，只有美丑，无所谓对错；

从生活看江南，依旧魅力无限，风情万种；

从世俗看生活，还是江南的好。

二

石板小街作为一种文化，是汽车时代以前和帆船以后的事。人在这里适合过闲云野鹤似的生活，一定不是他的本意或初衷，长袍马褂、青面布鞋并不昭示着博学，而只是一个生存方式。

马致远钟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安逸生活，张志和神往“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隐逸日子，杜牧不忘“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风流往事，李煜长叹“一江春水向东流”，落难君王梦江南。即使是布衣少女，“采莲南塘秋”，即使是匆匆旅人，“路长梦短无处寻”。

邱迟看江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旖旎的风光在清丽的词句中跃然而出。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后，回眸江南，宛若依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少妇。张大千眼里，江南生活在水里，烟雾飘渺。

西湖太湖秦淮，一条鲜艳的血脉，流淌出了江南精华，流到宋人那里，江南成为一种人生范式，一种天堂式的境况。我呱呱坠落在江南小镇，一生未曾离开，却几乎访遍所有小镇发现江南小镇们一个模式，平静如太古，码头酱坊、药铺烟店、酒楼茶馆、小桥石岸，组合成江南小镇的基本格调，小镇上屋檐不敞，住家不多，不远便见田野，农舍俨然，依稀耕种人家，在江南过日子，调理得好，很有些神仙味，不会有局促悒郁之感。

牵一根柔肠在小巷里转悠，摆脱不了一水幽远。江南文章永远的不能做完，即使想做。江南的城镇倘若要作细品，内涵不能觅得，石拱桥、石驳岸、踏级入水的石阶、依水而立的宅第、沿河而去的街巷、柱廊翘檐的街楼，高墙深院与沿街骑楼连成一体，高低错落有致。大户人家一般藏于深巷，青石板将华贵铺进，雕花门庭，石柱石阶庭院中透着古朴秀美之气。住宅高敞宽大，木质长棂窗扇，广漆楼梯地板，主人不管有无学问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旧书字画、雅致古董、盆栽小景，直往悠闲上靠。风景远逝以后，追忆起来，会起一种莫名的沉郁的怀旧幽思。在这样的地方养性，可以深藏虚谷，可以不偏颇也不逃避，不焦躁也不颓唐，可以做些怀抱清旷的事体。再贫寒的人家，日子照样过得滋润。

三

江南河湖的烟水芳草，依湖古城的迤逦气韵，傍水青山的松风幽径，修竹清池，构成江南山水的倾情之美，构成这温柔富贵之乡、大雅与大俗共融之地。

江南的古村落，行走得慢的，与时代失去了联系，作为一种标本存在，但居住者却是鲜活的，现代的，与外界的关联是隐藏的，用一种不敞开的开放姿态欣赏着自足。江南的树木不乏千年以上，樟、槐、榆、松、银杏、黄杨，都喜欢成群结队地遮掩着大地，将古典呵护。

江南的水散发在空气里，湿润的气息让男人不能为英雄，女人极易为狐狸精，令世界销魂铄骨。顺着江南小镇的小弄走进时间深处，会发现青苔都很古典，苍藤的长茎盘根错节在历代生灵里，人类所有的轮回被高高挂起，让后人欣赏嬗递。

江南老妇人信奉王母娘娘、观世音、张天师，不指望奇迹出现，时不时叙说些遥远的、老掉牙的动人美妙的故事，只痴想着来世投好胎。

江南的老男人季节，不问时辰去未来，饮个烦南的茶馆低檐、弹、烟雾、水汽活中顺从老婆、尊的生存方式。

江南园林，置身假山石径、池塘水榭、亭廊楼阁之中，雅赏寺塔幽巷、烟柳鱼桥、户盈罗绮古韵，江南园林那种雅致堂皇，宏深富丽，回环繁复，吐纳近远，剔透玲珑的文化流韵迷人之至，比起水乡小镇，另是一番天地，江南园林洋溢的浓重的文化气息，令人忘俗。

杨柳青青、蜜蜂蝴蝶、人面桃花、风流才子、外婆桥永远摇不到、童年的阿娇永远不会长大，这大概就是江南情节。

四

江南的山虽没有拔地横空盖世凌人的孤苦和傲气，虽不能让人虔诚让人顶礼膜拜让人诚惶诚恐。但江南的山是人性化的，溢着灵气，游江南名山不会有前路茫茫、孤旅天涯的体悟，因为江南山重水复，移步换景，山不转水转。观江上渔火，沐林间轻风，心境自然是不错的，

置身于这诗化的群山，很有些道骨仙风的体悟。山道弯弯，偶见山居人家，修竹绕屋，溪水边草木滋润灵秀。站在山顶看世界，小溪澄、小桥横、小雨冥、小亭冷，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零零碎碎河，隐隐约约屋，清清白白云，朦朦胧胧雾。一江春水穿山而去，横江泛舟，竹筏悠悠，青山古河，渔火远树，恍若渔人入桃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江南文化在整体上给人一种甜软温馨，男士文弱精明，女子娇嫩柔美。音乐如春江花月夜，徐缓悠远；歌舞如荷花仙子，采茶扑蝶，柔和清丽。轻歌曼舞、甜润细腻的女子越剧只能在江南土壤成长。美学上讲，江南文化太过秀气，无不透出一种阴柔美，比起北国“骏马秋风”的阔大气象，江南的“春花秋月，暖雨熏风”显得太过纤弱、细腻、委婉。

没有如泣如诉的塞外狂飙下如旗如歌的号角；

没有猎猎雄风下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

没有叱咤风云扶摇直上的强悍之力；

没有沸沸扬扬的卷帙和荣枯跌宕的故事；

没有坦荡从容的风骨；

没有弥漫腾升的苍茫大气。

北方仅凭风的遒劲尖厉，便将北人的胸怀磨砺得更加粗犷宽广，雄劲剽悍；任凭风的利刃刺破耳目，镂刮脸面依然如故。北土是苍鹰的故乡，江南是灵鸟的窠穴。难怪鲁迅不悦：“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满洲人住江南三百年，连马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

五

品味江南，极易迷路。倘若在江南做文士，会被闲情逸致俘虏。在粉墙小院内挂只画眉笼，种些葡萄石榴花草，或读书作画，玩棋赏桂，或手捧茶壶，落脚亭榭，或嚼曲含香，吹笙聘月，品茗谈艺。这里没有圣朝气象，连气息也属轻柔悠扬，频出唐寅一类的才子：“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江南的固执在放浪、在纤巧、在落拓、在孤傲中散开。

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出大家怕是不能，只能出玩家。江南自古多名士，多狂客狷士，名士中多眉清目秀者，着白绢纺裤，举止风流倜傥，飘逸如玉树临风，不善先锋，只求逍遥、雅玩，士大夫阶层腰间必佩美玉，以示气节清高。

山川英气不属于江南，出徐文长、祝枝山这样的才子，也只能属于水文化滋养的精灵，无法酿出气候。即使当一介草民，偶尔也要圆一回风雅梦。江南土壤膏腴，遍地细粮，珍珠般米饭，莹白喷香，百姓们自诩为人间天堂。民间崇尚虚无遗世，在那通幽的巷衢里，那些自命清高的儒子们喜坐在古屋的阴影里，透过格窗，看那古老垣墙上的斜阳，目送多少唐愁汉恨，多少烟雨蒙蒙，吟六朝芳草，忆一曲秦淮。在春光深锁、满园浮藻、浓阴匝地、阴气逼人的深深庭院享受那份苍凉，那份深邃的幽雅。

六

江南不只是绿色的角逐，这里可以看到物化的主动，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之意外的观照可以在江南见得。

江南这块灵地，是上苍精雕细琢而成，因而太过精美，太过雅致，太优越，便少了残缺美，少了沧桑感。在这样的文化感召下，使得江南文人隐士只求半隐半显，生活逍遥，本性保持无忧无虑的快乐，倒是合了江南文化情调的。唐代名士张志和遭贬遇赦后浪迹江湖，隐居湖州西塞山，自号烟波钓徒，追求“菰饭薄羹”之生活，“上祀祓禊”之风流的自我形象，其《渔父歌》得颜真卿、陆羽、徐士衡、李成矩等名士唱和，使人想起兰亭诗人的绰约风姿和隐逸精神来。张志和独钓寒江，“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很有些姜子牙和严子陵味道。“大隐隐于市”，如余秋雨所说：“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江南走出去的状元、进士一般都活着，在太湖一带古镇的深巷里，冷不丁就会遇上那衣袂飘飘，背影长长的睿智者。周庄的银子浜曾是西晋文学家张翰弃官归里后垂钓之地，也是唐代曾任苏州刺史的诗人刘禹锡遭贬后“优游而览胜”的去处。南宋大词人姜白石为江南水韵浸染，求得“蓑笠寒江过一生”，在云鹤沧浪烟雨间寻求寄托，那遗世独立的出世之思悟得“幽韵冷香，清空精远”的意境。

静住水乡小镇，悠闲倒是悠闲，能忘却尘俗烦忧和得失宠辱，然人生志向也一同忘去。

七

江南的时间不太流动，孔子不宜在江南的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江南的固态无所不在：城楼、牌坊、石板路、屋檐、井栏，甚至连河道的淤泥、屋檐的墙灰都有些唐宋气味。

江南的年代是河流，江南的日子是缓慢的，在江南游走，只剩下韵律。

江南早春的河面，常有飘渺的雾气，如同妖气，古有传说江南是出妖精的地方。吴承恩在长兴为官三年，“妖雾”倒是给了他灵感。然梅季的江南气息是极不好闻的，是那种霉变、陈腐的气味，极伤地气的。江南雨，细碎得可以成雾，可以成汽，梅雨天把大地糟蹋得一塌糊涂。江南的雨下得很不干脆，毛毛细雨一下几天，遍地潮腻腻的，屋里散发着霉熏熏的气息，屋角、墙角生出一层层绿苔，瓦罐底出白霜，衣物散发一种怀旧的霉气和阴气。那种腐臭味久久不去，令人头昏体酸，心烦意躁，想抽支烟也吸不出半缕青丝。天长日久，潮潮腻腻，滋生真菌，江南人因此得些极伤元气的怪病，诸如皮癣、脚气、湿疹之类，直痒到骨子里。难怪人说：“习惯了这窝囊的日子，习惯了做窝囊的人。”

这样的文化积淀，使江南人成不了大气候，成不了大家，不能达观如老庄，习惯于依附强者翼下，精练于圆滑变通中和之中，精明练达，阴柔胆小，急功近利。这倒是应了郁达夫的说法：吴越国人一向好战，坚忍刻苦，富于智巧，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姑苏以来，猜忌使计逐步发达起来，做小人干卑事始不觉耻辱。

江南人渴望沙漠，渴望干裂，这样可以爽快，可以豪迈，可以根治脚气，可以去除霉变，可以轻装上阵，即便血喷大地，顷刻间没了，也走了大气一路。

八

人云慷慨悲歌之士多出于燕赵之地，此话不无道理。的确有那么一些软骨头给江南人争了“光”，有那么一批江南汉子，外装气度，内重心机，怀揣一颗玲珑剔透之心，终究逃脱不了阴气的缠绕。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折腰的分量远不及这米钱。仅南明就出了一批毫无骨气的无聊文人，清初诗坛盟主东林党魁钱谦益的诗歌造诣已到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但没有像个真正的文士永辞宦海，屡屡遭贬却又卑躬屈膝，钱谦益创下了文人变节的历史记录。即使成了大家，那劣根性的尾巴也是夹不住的，宋代科学家沈括诬陷苏东坡，明代大官湖州人温体仁向上屡讲谗言，使崇祯擅杀大将袁崇焕。江南才子侯方域、吴梅村、龚定山、朱国弼一个个软骨头为历史所唾弃。即便到了现代，败类也照出不误，湖州人章宗祥与海宁人陆宗舆扮演的卖国贼角色以后，迎面的唾沫可以成江河。

入太湖如入仙境，赏西湖如赏仙子，江南人的软骨病是秀山丽水和日子富庶的罪过，故江南人品尝不出南唐的滋味。

江南的古朴昭示着文化的不朽，反之又是文化的脆弱。

九

江南的历史名城一个个风光远逝，至今古风尚存的，屈指可数，南京算一个，杭州算一个，苏州也算一个，她们历尽沧桑，已没有了古人眼里的美感了。清朝三百年，江南重镇南京是如此了得，三部历史名著《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都记录了这座金陵古城的繁华，金粉楼台、画船箫鼓、琳宫梵宇、碧瓦朱甍、七百酒楼、千家茶社、万盏灯笼、灯影桨声里的十里秦淮河，香雾烟色一片，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而今十朝古都风景远逝，王气散尽，号称十朝，加起来不到四百年，时间跨度却历经十七个世纪，都是些短命的没出息的小朝廷，来去匆匆，这里更出名的是后主，什么陈后主、李后主，诗文满腹，书呆子一个，都是历史的笑柄。没有一个历史名城如此充满浓重的亡国气息，亡国之恨是南京历史永远的痛。

苏杭是公认的江南文化韵味的浓缩之地，杭州太过精雕细琢，没有了自然气息，玲珑剔透的环境，适合的只能是灵鸟，不会是雄鹰。苏州两千五百年的积淀营造出的那种文化氛围，如今已是风景消失，现代建筑将白发苏州打扮得返老还童，变得难以辨认。江南名镇中，还有点江南味的只剩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和南浔，周庄和同里“集中国水乡之美”，不过那是一道残存的水乡风景，西塘与乌镇是故事新编，无非是环水之中，粉墙黛瓦、小桥石驳。相比之下，南浔还有点内涵，除了碧水环绕、小桥流水、古风古韵的水乡特色，这里豪宅巨厦、富甲天下，是出“沈万三”的地方。南浔一为丝，一为书，湖丝与茅台酒在1915年巴拿马同获金奖，世人称之“诗丝书之乡”。清代三百年中，南浔出学者四百五十人，著作一千二百种，实乃壮观，南浔以其“簪缨世第，蓬荜名儒，相尚藏书，辉炳邑谋”风采雄称“天下第一镇”。可惜这座书卷气十足的江南古镇，能树起大旗、成为撑得起门面的大家的，寥若晨星。

魏晋幽深的长廊中，走不出一个江南怪客，只见介然不群的山涛，狂放不羁的阮籍，高亮任情的嵇康，恣情肆志的刘伶，放达不拘的阮咸。江南人只配观赏，不配表演。

江南人成了大家的，也必定是离开江南才发达，鲁迅兄弟、茅盾、王国维、徐志摩、叶圣陶、巴金等。江南文人写不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传世之句，大气之作。即使有被称“江南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周文宾、文征明等，也只能在“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佳丽之地玩把戏，走不出江风水气扑面生悲、秋风拂面落叶生悲这样的怪圈，在腐草暮鸦、冷月夕阳、残荷苦雨中感受苍凉。曹操虽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也有“浮生如梦，为欢几何”那样的江南式的低吟，但仍具北方平原荒漠、苍茫浑成、文气奔放、大气盘旋、沉郁顿挫的氛围下铸就的英雄豪杰之气。

江南天生一种诱惑，塞外的剽悍与粗犷终被江南的纤弱所吸引，精工细作的美肴的确比马血羊肠好吃，谁不喜欢锦衣华车？在春江花月夜的境况里，学点繁文缛节算得了什么，大草原的雄浑不能当饭吃，成吉思汗的十三万骑兵可以征服半个世界，却不能征服一个江南，照样乖乖地坐进江南的破旧茶馆，眯起双眼，去欣赏残垣断壁上的蓑草斜阳。

十

山须有文人撑，才气需有大气支。文人推崇“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一点上，江南文人中强者有的是，可惜依附于别人，也是悲哀。三国时，有位叫陈琳的江南人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文》使曹操为之出一身汗。江南才子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后也拍案叫绝。清军兵临扬州城下，一股子书卷气的史可法面对敌方的劝降书，起笔写《复多尔衮书》，文章写得十分了得，大有誓与扬州共存亡的气概，并请书法高手誊写，扬州虽被攻陷后屠城三日，然史可法傲骨不朽。一代鸿儒方孝孺竟敢在明成祖登基前的大喜日子里，披麻戴孝行走于陛前，傲然抗旨，被灭十族，浩气永贯。

把气节从一种文化监护上升为一种文化内涵，为官荡涤五脏六根浊气，为文洗却尘世肮脏，使书香千古，使皎洁永恒。气节给江南以反思，江南何去，乃千古疑问，看来清一清江南水乡千年厚积的淤泥，实属必须。让江南从深厚走向宽广，让文化在种种转换中完成某种关怀。

（《党员干部之友》2004年第5期）

先 父

刘亮程

一

我比年少时更需要一个父亲，他住在我隔壁，夜里我听他打呼噜，很费劲地喘气。看他弓腰推门进来，一脸皱纹，眼皮耷拉，张开剩下两颗牙齿的嘴，对我说一句话。我们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他坐上席，我在他旁边，看着他颤巍巍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已经抓不住什么，又抖抖地勉力去抓住。听他咳嗽，大口喘气——这就是数年之后的我自己。一个父亲，把全部的老年展示给儿子，一如我把整个童年、青年带回到他眼前。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中儿子慢慢懂得老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前面趟路。父亲离开后儿子会知道自己四十岁时该做什么，五十岁、六十岁时要考虑什么，到了七八十岁，该放下什么，去着手操劳什么。

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我活得比你还老的时候，身心的一部分仍旧是一个孩子。我叫你爹，叫你父亲，你再不答应。我叫你爹的那部分永远地长不大了。

多少年后，我活到你死亡的年龄：三十七岁。我想，我能过去这一年，就比你都老了。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会活得更老。那时想起年纪轻轻就离去的你。就像怀想一个早夭的儿子。你给我童年，我自己走向青年、中年。

我的女儿只看见过你的坟墓。我清明带着她上坟，让她跪在你的墓前磕头，叫你爷爷。你这个没福气的人，没有活到她张口叫你爷爷的年龄。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几乎活不下去的年月，想到多少年后，会有一个孙女附在耳边轻声叫你爷爷，亲你胡子拉碴的脸，或许你会为此活下去。但你没有。

二

留下五个儿女的父亲，在五条回家的路上。一到夜晚，村庄的五个方向有你的脚步声。五个儿女分别出去开门，看见不同的月色星空。他们早已忘记父亲的模样，一脸漆黑，埋没在夜色中。

多年来儿女们记住的，是五个不同的父亲。或许根本没有一个父亲。所有对你的记忆都是空的。每年清明我们上坟去看你，给你烧纸、烧烟和酒。边烧边在坟头吃喝说笑。喝剩下的酒埋在你的头顶。临走了再跪在墓碑前叫声父亲。

当我们谈起你时，几乎没有一点共同的记忆。我不知道六岁便失去你的弟弟记住的那个父亲是谁。当时还在母亲怀中哇哇大哭的妹妹记住的，又是怎样一个父亲。母亲记忆中的那个丈夫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你死的那年我七岁，大哥十一岁。最小的妹妹才八个月。我的记忆中没有一点你的影子。我对你的所有记忆是我构想的。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父亲，通过母亲、认识你的那些人，也通过我自己。

如果生命是一滴水，那我一定流经了上游。我一定经过了我的祖先、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像我迷茫中经过的无数个黑夜。我浑然不觉的黑夜。我睁开眼睛。只是我不知道我来到世上那几年里，我看见了什么。我的童年被我丢掉了。包括那个我叫父亲的人，我真的早已忘了，这个把我带到世上的人我记不起他的样子，忘了他怎样在我记忆模糊的幼年教我说话，逗我玩，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院子里走。我忘了他的个头，想不起家里仅存的一张照片上，那个面容清瘦的男人曾经跟我有过什么关系。他把我拉扯到八岁，他走了。可我八岁之前的记忆全是黑夜，我看不清他。

我只知道有过一个父亲。在我前头，隐约走过这样一个人。

我的有一脚踩在他的脚印上，隔着厚厚的尘土。我的有一声追上他的声。我吸的有一口气，是他呼出的。

你去世后我所有的童年之梦全破灭了。剩下的只是生存。

三

我没见过爷爷，他在父亲很小时便去世了。我的奶奶活到七十八岁。那是我看见的唯一一个亲人的老年。父亲死后她又活了三年，或许是四年。她把全部的老年光景示意给了母亲。我们的奶奶，那个老年丧子的奶奶，我已经想不起她的模样，记忆中只有一个灰灰的老人，灰白头发，灰旧衣服，弓着背，小脚，拄拐，活在一群未成年的孙儿中。她给我们做饭，洗碗。晚上睡在最里边的炕角。我仿佛记得她在深夜里的咳嗽和喘息，记得她摸索着下炕，开门出去。过一会儿，又进来，摸索着上炕。全是黑黑的感觉。有一个早晨，她再没有醒来，母亲做好早饭喊她，我们也大声喊她。她就睡在那个炕角，弓着身，背对我们，像一个熟睡的孩子。

母亲肯定知道奶奶的更多细节，她没有讲给我们。我们也很少过问。仿佛我们对自己的童年更感兴趣。童年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那段看不见的人生，永远吸引我们。我们并不想看清陪伴童年的那个老人。我们连自己都无法弄清。印象中奶奶只是一个遥远的亲人，一个称谓。她死的时候，我们的童年还没有结束。她什么都没有看见，除了自己独生儿子的死，她在那样的年月里，看不见我们前途的一丝光亮。我们的未来向她关闭了。她带走的有关我们的所有记忆是愁苦。她走的时候，一定从童年领走了我们，在遥远的天国，她抚养着永远长不大的一群孙儿孙女。

四

在我八岁，你离世的第二年，我看见十二岁时的光景：个头稍高一些，胳膊长到锨把粗，能抱动两块土块，背一大捆柴从野地回来，走更远的路去大队买东西——那是我大哥当时的岁数。我和他隔了四年，看见自己在慢慢朝一捆背不动的柴走近，我的身体正一碗饭、一碗水地，长到能背起一捆柴、一袋粮食。

然后我到了十六岁，外出上学。十九岁到安吉小镇工作。那时大哥已下地劳动，我有了跟他不一样的生活，我再不用回去种地。

可是，到了四十岁，我对年岁突然没有感觉了。路被尘土蒙蔽。我不知道四十岁以后的下一年我是多大。我的父亲没有把那时的人生活给我看。他藏起我的老年，让我时刻回到童年，在那里，他的儿女永远都记得他收工回来的那些黄昏，晚饭的香味飘在院子。我们记住的饭菜全是那时的味道。我一生都在找寻那个傍晚那顿饭的味道。我已忘了是什么饭，那股香气飘散在空气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等父亲的影子伸进院子。

有这样一些日子，父亲就永远是父亲了，没有谁能替代他。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再不回来我们还是他的儿女。一次次，我们回到有他的年月，回到他收工回来的那些傍晚，看见他一身尘土，头上落着草叶。他把铁锨立在墙根，一脸疲惫。母亲端来水让他洗脸，他坐在土墙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好像叹着气，我们全在一旁看着他。多少年后，他早不在人世，我们还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他。我们叫他父亲，声音传不过去；盛好饭，碗递不过去。

五

你死去后我的一部分也在死去。你离开的那个早晨我也永远地离开了，留在世上的那个我究竟是谁。

父亲，只有你能认出你的儿子。他从小流落人世，不知家，不知冷暖饥饱。只有你记得我身上的胎记，记得我初来人世的模样和眼神，记得我第一眼看见你时，紧张陌生的表情和勉强的一丝微笑。

我一直等你来认出我。我像一个父亲看儿子一样，一直看着我从八岁，长到四十岁。这应该是你做的事情。你闭上眼睛不管我了。我自己拉扯大自己。这个四十岁的我到底是谁？除了你，是否还有一双父亲的眼睛，在看见我。

我在世间待得太久了。谁拍打过我头上的土。谁会像擦拭尘埃一样，擦去我的年龄、皱纹，认出最初的模样。当我淹没在熙攘人群中，谁会在身后喊一声：呔，儿子。我回过头，看见我童年时的父亲，我满含热泪，一步步向他走去，从四十岁，走到八岁。我一直想把那个八岁的我从童年领出来。如果我能回去，我会像一个好父亲，拉着那八岁孩子的手，一直走到现在。那样我会认识我，知道自己走过了怎样一条路。

现在，我站在四十岁的黄土梁上，望不见自己的老年，也看不清远去的童年。

我一直等你来认出我，告诉我姓氏，一一指给我父母兄弟。他们一样急切地等着我回去认出他们。当我叫出大哥时，那个太不像我的长兄一脸欢喜，他被辨认出来。当我喊出母亲时，我一下喊出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儿子，回到家里，最小的妹妹都三十岁了。我们有了一个后父。家里已经没你的位置。

你在世间只留下名字，我为怀念你的名字把整个人生留在世间。我的身体承受你留下的重负，从小到大，你不去背的一捆柴我去背回来，你不再干的活我一件件干完。他们说我是你儿子，可是你是谁，是我怎样的一个父亲？我跟你走掉的那部分一遍遍地喊着父亲。

六

如果你在身旁，我可能会活成另外一个人。你放弃了教养我的职责。没有你我不知道该听谁的。谁有资格教育我做人做事。我以谁为榜样一岁岁成长。我像一棵荒野中的树，听由了风、阳光、雨水和自己的性情。谁告诉过我哪个枝桠长歪了。谁曾经修剪过我。如果你在，我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尽管我从小就反抗你，听母亲说，我自小就不听你的话，你说东，我朝西；你指南，我故意向北。但我最终仍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没有什么能改变你的旨意。我是你儿子，你孕育我的那一刻我便再无法改变。但我一直都想改变，我想活得跟你不一样。我活得跟你不一样时，内心的图景也许早已跟你一模一样。

早年认识你的人，见了我都说：你跟你父亲那时候一模一样。

我终究跟你一样了。你不在我也没活成别人的儿子。

可是，你坚持的也许我早已放弃，你舍身而守的，我或许已不了了之。

没有你我会相信谁呢。你在时我连你的话都不信。现在我想听你的，你却一句不说。我多想让你吩咐我干一件事，就像早年，你收工回来，叫我把你背来的一捆柴码在墙根。那时我那么的不情愿，码一半，剩下一半。你看见了，大声呵斥我。我再动一动，码上另一半，仍扔下一两根，让你看着不舒服。

可是现在，谁会安排我去干一件事呢。我终日闲闲。半生来我听过谁的半句话。我把谁放在眼里，心存佩服。

父亲，我如今多想听你说一些道理，哪怕是老掉牙的，我会毕恭毕敬倾听，频频点头。你不会给我更新的东西。我需要那些新东西吗？父亲，我渴求的仅仅是你说过千遍的老话。我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坐在你身旁，听你呼吸，看你抽烟的样子，吸一口，深咽下去，再缓缓吐出。我现在都想不起你是否抽烟，我想你时完全记不起你的样子。不知道你长着怎样一双眼睛，蓄着多长的头发和胡须，你的个子多高，坐着和走路是怎样的架势。还有你的声音，我听了八年，都没记住。我在生活中失去你，又在记忆中把你丢掉。

七

你短暂落脚的地方，无一不成为我长久的生活地。有一年你偶然途经，吃过一顿便饭的沙湾县城，我住了二十年。你和母亲进疆后度过第一个冬天的乌鲁木齐，我又生活了十年。没有谁知道你的名字，在这些地方，当我说出我是你的儿子，没有谁知道。四十年前，在这里拉过一冬天石头的你，像一粒尘土埋在尘土中。

只有在故乡金塔，你的名字还牢牢被人记住。我的堂叔及亲戚们，一提到你至今满口惋惜。他们说你可惜了。一家人打柴放牛供你上学。年纪轻轻做到县中学校长、团委书记。要是不去新疆，不早早死掉，也该做到县长了。

他们谈到你的活泼性格，能弹会唱，写一手好毛笔字。在一个叔叔家，我看到你早年写在两片白布上的家谱，端正有力的小楷。墨迹浓黑，仿佛你刚刚写好离去。

他们听说我是你儿子时，那种眼神，似乎在看多少年前的你。在那里我是你儿子。在我生活的地方你是我父亲。他们因为我而知道你，但你不在人世。我指给别人的是我的后父，他拉扯我们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陌生，永远像一个外人。平常我们一起干活，吃饭，张口闭口叫他父亲。每当清明，我们便会想起另一个父亲，我们准备烧纸、祭食去上坟，他一个人留在家，无所事事。他的祖坟在另一个村子，相距几十公里，我们不可能把他跟先父埋在一起，他有自己的坟地。到那时，我们会有两处坟地要扫，两个父亲要念记。

八

埋你的时候，我的一个远亲姨夫掌事。他给你选了玛纳斯河边的一块高地，把你埋在龙头，前面留出奶奶的位置。他对我们说，后面这块空地是留给你们的。我那时多小，一点不知道死亡的事，不知道自己以后也会死，这块地留给我们干什么。

我的姨父料理丧事时，让我们、让他的儿子们站在一旁，将来他死了，我们会知道怎样埋他。这是做儿子的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就像父母懂得怎样生养你，你要学会怎样为父母送终。在儿子成年后，父母的后事便成了时时要面对的一件事，父母在准备，儿女们也在准备，用好多年、很多个早晨和黄昏，相互厮守，等待一个迟早会来到的时辰，它来了，我们会痛苦，伤心流泪，等待的日子全是幸福。

父亲，你没有让我真正当一次儿子，为你穿寿衣、修容、清洗身体，然后，像抱一个婴儿一样，把你放进被褥一新的寿房。我甚至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记忆中埋你的墓坑是一个长方的地洞，他们把你放进去，棺材头上摆一碗米饭，插上筷子，我们趴在坑边，跟着母亲大声哭喊，看人们一锨锨把土填进去。我一直认为你从另一个出口走了。他们堵死这边，让你走得更远。多少年我一直想你会回来，有一天突然推开家门，看见你稍稍长大几岁的儿女，衣衫破旧，看见你清瘦憔悴的妻子，拉扯五个儿女艰难度日。看见只剩下一张遗像的老母亲。我成年以后，还常常想着，有一天我会在一条异乡的路上遇见你，那时你已认不出我，但我一定会认出你，领你回家。一个丢掉又找回来的老父亲，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去了。等我长大，过上富裕日子，他从远方流浪回来，老得走不动路。他给我一个赡养父亲的机会。也给我一个料理死亡的机会。这是父亲应该给儿子的，你没有给我。你早早把死亡给了别人。

九

我将在黑暗中孤独地走下去，没有你引路。四十岁以后的寂寞人生，衰老已经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在年老腰疼时，怎样在深夜独自忍受，又在白天若无其事，一样干活说话。在老得没牙时，喝不喜欢的稀粥，把一块肉含在口中，慢慢地嗍。我身体迟早会老到这一天。到那时我会怎样面对自己的衰老。父亲，你是我的骨肉亲人，你的每一丝疼痛我都能感知。衰老是一个缓慢到来的过程，也许我会像接受自己长个子生胡须一样，接受脱发、骨质增生，以及衰老带来的各种病痛。

如果你在身旁，我会早早知道，自己的腿在多大年龄变老，走不动路。眼睛在哪一年秋天花去。这一年到来时，我会有时间给自己准备老花镜和拐杖。我会在眼睛彻底失明前，记住回家的路。我会知道你在多大年龄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吩咐你的大儿子，准备一口好棺材，白松木的，两条木凳支起，放在草棚下。着手还外欠的债。把你一生交往的好朋友介绍给儿子，你死后无论我走到哪，遇到什么难事，认识你的人会说，这是你的后人。他们中的某个人，会伸手帮我一把。

可是，没有一个叫父亲的人，白发飘飘，把我向老年引。我不知道老是什么样子。我的腿不把酸痛告诉我。我的腰不把弯曲告诉我。我的皮肤不把皱纹告诉我。我老了我不知道。就像我年少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孩子，我去沙漠砍柴，打土块，背猪草，干大人的活。没人告诉我是个孩子。父亲离开的第二天我们全长大了，从最小的妹妹，到我。你剩给我们的全是大人的日子。我的童年不见了。直到有一天，我背一大捆柴回家，累了在一户人家墙根歇息，那家的女人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三岁。她说，你还是个孩子，就干这么重的活。我羞愧地低下头，看见自己细细的腿和胳膊，露着肋骨的前胸和独自长大的一双脚。都这么多年了，我以为自己早长大了，可还小小的，个子不高，没有多少劲。背不动半麻袋粮食。如果寿命跟遗传有关，在你死亡的年龄，我会做好该做的事。如果我活过你死亡的年龄，我就再无遗憾。我活得比你更长寿。我的儿女们，会有一个长寿的父亲。他们会比我活得更长久。有一个老父亲在前面引领。他们会活得自在从容。

现在，我在你没活过的年龄，给你说出这些。我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在听。我也在听，父亲。

（《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

雪里识匡庐

金 锦

两年前因公出差，曾顺道登过庐山。那次因为急于探访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坛讲学的白鹿书院，只对庐山景点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回来后，专门写文章记述了白鹿书院的博大精深，而对秀甲天下的庐山却只字未涉，总觉得有些歉疚，实实地轻薄了庐山，慢待了庐山，愧对了庐山。

这次与省委党校市厅班的同学们一起进行红色之旅，在去井冈山之前先上庐山，这让我分外高兴，终于又有了一个解读庐山弥补缺憾的机会。

时至隆冬，出发时济南下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家开始有些担心，一路上都在心里祈盼着庐山会有个晴暖的好天气。车到九江，便发现等待我们的同样是遍地的积雪，而且天低云垂，空气极度潮湿，似乎一跺脚就能落下雨来。大家面面相觑，口上虽没说，心里却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带着淡淡的失望和惋惜，分乘中巴上山。随团导游是位聪慧伶俐的黄姓姑娘，娇小玲珑，充满青春的颖智和活力。也许小黄看出了大家的情绪，车一上道，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上庐山有两条路，一条是1929年蒋介石从南山所走的路，人称反革命道路，一条是1959年毛泽东从北山所走的路，人称革命道路。大家愿走哪条路上山呢？”小黄狡黠地卖了个关子，随即说道：“当然愿走革命道路了，好，我们现在就从北山上山”。一番风趣，使郁闷的气氛得到缓解。

山道崎岖，盘旋而行。转弯时需紧紧抓住车座的扶手，才能承受住向外的甩力。正当大家对接连不断的旋转迷惑不解时，小黄意味深长地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的登庐山诗中说跃上葱茏四百旋，当地人却说是三百九十六旋，那么，上山究竟要转几个弯呢？”看到满车人关注期待的神色，小姑娘不慌不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年毛泽东与江西省长邵式平丢火柴记数打赌的故事。然后郑重地告诉我们，从北道上山需要转三百九十六道弯，四百旋之说是取其整数而已。大家相顾而笑，游兴陡增。

驱车迤逦而行，随着山势的升高，积雪越来越厚，雾气也渐渐变浓。隔窗远眺，满山遍坡的青松翠柏，都覆盖着皑皑白雪，像斑驳陆离的天然彩屏，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导游那洪亮中略带磁性的嗓音，把大家的视线从窗外拉回。她告诉我们，庐山属山地自然风物气候，山涧闭雅，环境幽沉，夏天丰沛的雨水，极易形成冬天的云、雾和雪。说到这里，她故意提高嗓门，特别强调：“你们真幸运，现在来庐山，正是看雪的好时候。”望着她天真烂漫的神态，我忽然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风光故事片《庐山恋》，神圣的爱情与美妙的风景交织在一起，不知让多少年轻人为之陶醉。有一个镜头特别让人难忘，爱得如痴如醉的男女主人公，面对满山遍野的大雪，齐声呼喊：“庐山的雪景好美啊！”这句话导演处理时加了绵长迭宕的回声，经久不息，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同学们不知是被导游的强调所提醒，还是同样为美好的回忆所振奋，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通宵乘车的疲劳似乎烟消云散了。

途经一个山口，导游示意车子停了下来。大家争先恐后下车，立时被眼前的壮观景色所倾倒。这里四面环山，群峰巍峨，向南俯视，是一个空旷幽深的山谷。但见从谷底飘来片片薄雾，似缕缕轻烟，渐渐升高变浓，在半山腰飘浮弥漫，像是帷幕很快笼罩峰谷，那样朦胧，那样玄妙，给人以如在凌霄之感。再看山林，视野之内全是银装素裹，千峰万壑铺晶镶玉，犹如玉树琼枝，梨花初放，好一个琉璃世界。近前细观之下，松针柏叶上都挂着洁白明亮的冰凌，如乳玉雕琢般晶莹剔透。与山脚下附着在松柏树上的积雪明显不同，那积雪看上去像是绿衣少女披着的素色斗篷，游离于躯体之外，而这种冰凌则是穿在身上的冰衣玉服，完全浑然一体。还有，那落叶乔木的枝枝干干竟完全被这种冰衣密封包裹，更有玉树临风之雅。倘若阳光初照，这玉树晶崖将会愈加灿烂明媚，正所谓“含翠千山矗玉屏”了。黄姑娘告诉我们，这就是雾凇。是在雪景初成之际，夜晚的浓雾遭遇寒风之后，空中雾滴随风飘到树枝速冻而凝，真是妙景天成！同学们纷纷拍照留影，让自己的形象与这冰清玉洁的世界融为一体。

刚入山便遇上了即便冬天也难得一见的雾凇奇观，我的心情立刻由阴转晴，豁然开朗。如果说刚到九江时还对碰上雨雪天气感到懊悔的话，此时此刻，我真是为能够雪里看庐山感到庆幸和珍惜了。

洁白与翠绿相伴，编织了登山旋道独特的风景。美则美矣，却隐隐感到缺少点什么东西。缺什么呢？从空旷和寂静里，大家忽然意识到，缺少的正是生命的鲜活灵动。偌大一个庐山，沿途居然没有看到野兽的踪迹，没有听到鸟的啼鸣，美若梨花的冰凌，俏则俏矣，却引不来蝴蝶蜜蜂，就连那清澈见底的溪水里，也看不见鱼儿游动。庐山植被丰茂，水源充足，极易生灵栖息。向有鸟类180多种，兽类30多种，昆虫种类则不下万千，此刻都躲到哪里去了呢？这使我们觉察到，冰雪世界静寂美的感受中，也掺杂着几许遗憾，甚或凄怆。

及至上得山来，才感触到了生命的跃动和生活的喧闹，与沿途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照。牯岭镇已被圣诞节的喜庆所笼罩，街道两旁商店鳞次栉比，盛装光艳的人群川流不息，圣诞树、圣诞老人林林总总，行道树挂满了霓虹灯，五彩缤纷，就连广场堆起的小雪人也戴上了圣诞帽，滑稽中透着生动，渲染了天街小镇的繁华和富足。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雪地上追逐嬉戏，欢笑声喧，显示出山中人家旺盛的生命活力。从人们的精神面貌上，丝毫看不出冬天的气息。山野冬夏分明，而人世却四季如春，这使我不禁想起，那位曾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县令历尽千辛万苦所寻找的桃花源，不就在斯吗！

乘着兴致，导游引领我们踏着花径，探访了白居易草堂。白氏草堂掩映在绿荫丛中，是后人仿照原貌修建的极为普通的三间茅草屋。堂内清静肃穆，陈列有关白氏的生前史料。堂前花木扶疏，溪流淙淙，淡雅清绮。白老夫子悠闲地站立溪边，文冠长袍，一袭布衣装束。只是那翘首凝神以手拈须的动作，是吟诗，还是怅望，抑或是寻春不得而烦恼？有些让人费解。凝结在胡须上的那缕白雪，更增添了诗人的沧桑。遥想当年，他因刚直敢言而被贬为江州司马，郁郁不得其志，曾写过一首桃花诗传诵一时。“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睹诗思人，揣情度理，与其说表达的是自然界的物候变化，毋宁说是反映了作者春归无觅处的惆怅与落寞。与草堂毗邻的如琴湖，向以其状如琴其声似曲而引人入胜。如今不知什么原因，湖已干枯见底。水是琴弦，波是琴韵，一旦弦韵俱失，其如琴当作何乎！如此风景大煞，对于一生与诗乐相伴的白司马来说，亦当扼腕浩叹，唏嘘难已。

正当我们准备参观美庐的时候，阴沉的天空终于忍受不住水分子的挤压，向大地抛撒起了绵绵雪花。梨花般的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给人以落英缤纷的美感。站在牯岭，四周群峰环峙，直觉上感到庐山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花篮，承接着满天飘落的花朵。正所谓：“花絮常飘散满天，绘而后素一时鲜。偷闲踩毯寻梅去，挂杖吟歌感雅然。”古代文人诗咏庐山之雪，自有其独到的视角和感受。

牯岭本是中西别墅荟萃的地方，星罗棋布的建筑群错落有致地散列着，原本多是石墙红顶，形成绿荫映红楼的独特风貌。此时的房顶却变成了通体皆白，白得让人眩目，白得让人生妒。其实，翠绿映雪白不正是一种高雅和别致么。

美庐依山傍水，位置优越。但其建筑模式较之其他西式楼房并没有多少奇特。我所感兴趣的是它见证历史的作用和价值。风雨如晦的岁月，一代枭雄蒋介石在这里前前后后居住十多年，干尽了扼杀革命倒行逆施的反动勾当。和平建设的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经在这里居住，运筹了许多强国富民的大政决策，也酝酿了一些现在看来让人痛惜的冤案。当年，蒋氏在这里骄奢淫逸不可一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对面罗霄山脉一个叫做井冈的小山头上厉兵秣马，重整旗鼓，亲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正是这把正义之火迅速漫延成燎原之势，把蒋介石自谓固若金汤的一统江山烧了个一塌糊涂。而当毛泽东在这里神定气闲地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时候，曾经的蒋“总统”则早已龟缩到一群海岛上苟延残喘望洋兴叹了。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两位人物的斗智斗勇，两种制度的天翻地覆，诸多重大事件的衍生衍变，美庐都是见证。阴差阳错使美庐以在场者身份进入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它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是我国现当代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睹屋思人，睹屋思史，睹屋思事，可以让后来者体悟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把它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并作为景点开放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当初劈山造屋的英国老太太所始料未及的。岂止美庐，庐山上的每一座别墅，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去含鄱口没有看到五老峰。弥天大雾遮住了这几座俊峰的俏丽姿容。正因为一片朦胧，反倒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导游说，五老峰就像五位正襟危坐的老人。此时此刻，五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或许正在鄱阳湖垂钓，那长长的鱼竿，会钓出什么东西来呢？导游又说，五老峰酷似仰面沉睡的毛泽东头像。此时此刻，也许老人家熟睡醒来，正在闭目沉思。那宽大的额头，皱紧的眉头，会是想些什么问题呢？

按照导游的指引，最后参观的景点就是三叠泉了。三叠泉是位于庐山南部青莲涧下源的一个天然瀑布，以落差高且构成一帘三折而成奇观。三叠泉藏诸深山野谷，道路曲折难行，虽有大半路程铺通了有轨电车，但仍然有一段陡峭的山崖需要攀登一千四百二十层台阶，确是一段僻路险道。

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下了，路面上很滑，加之奔波了大半天，同学们都有些疲乏。训练有素的导游又开始了职业式的鼓动：“匡庐瀑布，首推三叠了，不到三叠泉，不是庐山客了！看了不后悔，不看要后悔了！”近乎煽情的招引和呼唤，激起了大家观景的渴望和探险的好奇，于是重新振作精神，蜂拥着涌上了有轨电车。一车人摩肩接踵地站立一起，在一个个悬崖绝壁巨石幽谷中穿行，虽是历险，却一路欢声笑语，妙词迭出，大有“万水千山只等闲”“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潇洒和浪漫。

到了那段险路时，似乎已经听到了三叠泉“哗哗”的流水声。据说直线距离还不到八百米，但却要爬一千多级台阶。陡峭之程度可想而知。同学们依次拉开距离，拾级而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雪后路滑，石阶上结着薄薄的冰，稍不小心就会跌倒。大家手扶栏杆，俯首弓腰侧身，屏声静气，两只脚交替着向下挪动，前脚站稳了，后脚再跟上，眼睛则始终盯着脚下，丝毫不敢旁顾。这是一种以手、足、目、腰联动为主，各个部位相互协调配合的全身性运动，精力必须高度集中，不一会儿我便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同学们前后招呼着，互相鼓励着，虽然举步维艰，却也饶有兴致，颇感新鲜。行程一半时，眼前突现一片空旷，顿觉豁然开朗。许多同学情不自禁地放声呼喊，胸襟为之大开，一位同学竟面对山崖峭壁唱起了京剧，“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洪亮唱腔在空谷间回荡，真是荡气回肠，响遏行云。这种感觉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的。

终于看到三叠泉了。站在宽敞精致的石铺平台上，向五老峰方向望去，迎面高耸的山崖上现出了惊人的奇观。只见山峰悬峭间，豁开似门，一道清泉自门中喷薄而出，途经三叠而飞泻直下，蔚为大观。远远望去，虽落差三级却呵成一气，浑然一体，像一条悬挂半山腰的玉带，又像古代仕女长长的水袖，凌空飘荡。近前观望，则发现帘分三叠却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形态。最高层飘云拖练，如云喷薄，似雪飘铺；中层白浪卷溢，如碎玉摧水，烟雾腾起；下层几乎占全帘的一半以上，而且是双流齐下，其状更佳，汹涌凌厉，如双马急驰，飞龙走潭。同学们深为这人间胜景所陶醉，纷纷按动快门，要把这庐山最俊雅的飞泉带回去，让家人朋友分享。

百闻不如一见，大自然的造化真是鬼斧神工，千奇百怪。由此可见，无限风光并非只在险峰，深山幽谷亦常常藏珍纳秀，往往给人以意外的惊喜。我忽然想起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便向导游探询是不是描写此处。小黄认真地告诉我，三叠泉是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被一位深山探宝的樵夫发现的，李白来庐山时，她还藏在深闺人未识呢。诗人看到的是开先寺前的黄崖瀑布，神妙远不如三叠泉。听了小黄的介绍，我真为孤傲一生浪漫一世的李白错过此景而感到惋惜。仔细想来，李白说的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既然是“直”下，肯定就不是“三叠”了，反倒又觉得自己问得多余，问得浅薄了。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是说上山时有希望激励着，兴到极处不觉累，下山难就难在如愿以偿之后的精神松懈和体力困乏上。更何况从三叠泉下山，走的全是上坡，较之下坡更觉耗神费力。同学们相互鼓劲，相互照顾，结伴而行。领队老师、医生及党支部书记陪同走得最慢的同学殿后，险陡路段则相互扶持，且歇且走。比起来时的轻松欢快来，返回时的气氛倒显得较为严肃庄重，大家赞赏着老师及班干部的责任心，感佩着同学们的真诚关爱，心情都比较凝重。实际上，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所独有的高尚情操，才使人类成为征服自然、享受自然的强者。

雪已经开始融化了，树上的冰凌不时跌落下来，啪啪作响，又给雪景增添了动感。直到结束游程准备奔赴井冈山的时候，同学们依然兴致勃勃。导游煞有介事地介绍说，庐山四季气候循环，所形成的是流动之美。人来庐山不论赶上什么季节，都会有特殊的收获。同学们都觉得，这次虽然没有看到庐山春天的艳冶如梦，夏天的苍翠如滴，秋天的明媚如醉，但却有幸赶上了冬天的淡素如玉，体味了雪里识匡庐的雅致，确乎不虚此行了。

车沿盘山路缓缓而下，有人说，预报井冈山有雪，大家相视而笑，不约而同地想，这次出行真是与雪有缘了。井冈山的雪景会是什么样呢？

（《山东文学》2005年第1期）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 辉

狂风一夜，落叶满地。说是北京今年的冬天来得慢，但还是在大风之后携着寒意来了。

在初冬，我怀念梅志先生。

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太熟悉这些诗句了。我儿时的成长伴随着不断地朗读它，背诵它。如今想起它，不只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更是因为，词中傲雪挺立的梅花意象，总让我联想到梅志生命的美丽。

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悲哉？幸哉？

几年前，我曾为丁聪先生画的梅志肖像画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让我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勇敢。”

与毅然前往西伯利亚，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梅志陪同丈夫胡风奋斗、漂泊、受难，逆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就是她的生命的美丽。

第一次见到梅志，是在一九八一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一段时间，贾植芳先生就一直在念叨：“胡风到上海来治病了，他在监狱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关切和期盼，让我感动。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梅志会来他家里吃饭。他要我到时也来。

走进客厅，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为她经历的纷乱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我注目她，听她和先生、师母闲谈。当时没有相机，未能为他们难得的重逢留下影像记录，想想真是遗憾。

几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毕业来到了北京。稍事安顿，我便去看望胡风、梅志，还带去了贾先生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贾先生请他们对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多多关照。当时他们还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大约是个两居室。经过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治疗，胡风病情已有所好转，可以进行简单对活。他的神态虽显得木然，但偶尔闪出的目光却有力而倔强。家里主事的当然是梅志。

不久，得到政治上平反的他们，新分到一套住房，开始张罗搬家。新家在木樨地，是当年北京刚刚盖好的两幢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楼。一些复出的老作家，如胡风、丁玲，还有一批副部长级官员都入住其中。这年夏天，胡风一家搬进了新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把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搬家。记忆中，除了几书架书之外，没有太多家具，一辆卡车还没有装满。搬进木樨地，他俩再也没有离开。可惜胡风在这里只生活了三年就在一九八五年逝世。梅志晚年的最后二十二年则一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她撰写《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在这里，她写下一篇篇感人的散文；在这里，她看着小孙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最有家庭气氛的日子——只可惜胡风早早离她而去。

二〇〇四年十月，梅志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和胡风最后的家。而他们那年搬进新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拥有稳定而平静的家，是梅志期盼一生的梦想！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请梅志为《居京琐记》专栏撰文，她写来的第一篇散文《四树斋》，就是描写他们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家。三十年代和胡风结婚后，他们一直都在漂泊。先是抗战期间的逃亡，再是内战期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九五三年，胡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一个小四合院，位于景山后面，与北海公园相邻。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舒适安稳的家，是已经受到批判的胡风此时最大的愿望。他自己张罗着将房子修葺一新。他扩大了厨房，给厕所安好抽水马桶。小院虽只有四间房，但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又买来四棵树种上，分别是：梨树、紫丁香、蟠桃、白杏。这年夏天，一家人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然而，他们此时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了。搬进新家后，胡风高兴地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但第一次标明“写于四树斋”，就听到文艺界一位领导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一九五五年五月，风暴突如其来，梅志在胡风被捕几个小时后，也被从家里带走。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只住了一年多的新家了。几年后，这一带被拆除，盖起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院。房子被拆时，她和胡风都正在狱中度日如年。他们又没有了家！他们被关押十年，一九六五年底刚被释放又赶上“文革”爆发，胡风被遣送至四川，梅志陪伴前行，接着胡风又被判刑，梅志仍然陪同，一起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释放出狱，获得平反。从结婚那年开始，漫长的四十几年，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

幸好，在晚年梅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终于享受到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走到生命终点。诗人牛汉也为丁聪画的梅志肖像写过一段话。其中写道：“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真是精妙的诗句。

如今，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花与果实早已化为一体。

二〇〇二年十月，胡风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部门联合在上海举行，年近九旬的梅志应邀参加。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她和胡风相识，相爱的地方，她与胡风共患难的起点。难得的故地重游。

此时梅志身体还不错。步履自如，言谈流畅，记忆也特别清晰。她见到了贾先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朋友……

她又一次走进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当年她和胡风曾是这里的常客。如今她在熟悉的房子里伫立良久。她缓缓走上楼梯，轻轻地抚摩鲁迅的书桌和藤椅。她难忘鲁迅对胡风和她的关爱。她指着大儿子晓谷对我说：“当时刚怀上他时，反应很强烈，我很害怕，不想要。鲁迅就批评我，还关心地为我找药，送给我。不然，就没有他了！”说完，她笑了。

她在上海寻找着记忆的温馨。这是真正回家的感觉。

我们找到了一九五三年她和胡风搬到北京前在上海住过的最后一个家——永康路文安坊6号。走进弄堂，老房子依旧，几位老邻居竟然认出了梅志。他们惊讶八十八岁的梅志，还是显得如此精神，记忆还是这样好。谈到往事，谈到变迁，感慨无限。

走出弄堂，前行几百米，就到了三角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当年梅志和胡风常常散步走到这里，仰望普希金铜像，感怀诗人情怀。又一次来到铜像跟前，梅志看着，说铜像是重塑的，但基座未变。说完，她拄着拐杖，一个人慢慢地围着铜像走，然后，在石阶上坐下。

我注目她，如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老了，但她以生命书写的美丽，连同她的回忆录，永远带给人对历史的无限感慨。

她在回想什么，我没有问。

她还记得普希金赞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那些诗句吗？“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早年她曾把它们吟诵，此刻，伫立于此，她还会在心底把它们吟诵吗？

（《海燕（都市美文）》2005年第2期）

一只羊离开羊世

文 刚

归  家

这个下午，我被一个有点使蛮力的老头牵走，事情真是太突然，弄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竟是一场生死离分。我甚至来不及同妈妈道声别。还有我的情人，那只这些天来一直绕在我身边，找准机会便想下手的羝羊。离开它们，我的心里很不好过。想想，我被一个陌生的老头牵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前面等着我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我心里很恐惧。很无助。一路上，我不停地哭喊，我徒劳地哭喊着我的妈妈，我的情人，我的兄弟姐妹……

父亲把它从集上牵回来的时候是秋天。那时它不停地叫唤，喊着妈妈。父亲说，卖羊人说它怀了小崽，因此多要了俺一些钱。咱们可得好好待它，俺这就割草去了。母亲没有在家，父亲一出门，院里便剩下我和这只咩咩叫的母羊。它果真在喊它的妈妈吗？一刻也不住嘴。要换了我早就哑了嗓子。这是个有地瓜秧的季节。我挑了最新鲜的一些放在它嘴边。父亲叫我好好待你，父亲不嘱咐，我也自然会疼爱你这个离开娘的孩子。假如你真的怀孕了呢，那便更值得怜惜了。好。让你的小主人第一个来喂你。你怎么不吃呢？这可是很好的美餐了。吃吧吃吧。这里可就是你的家了。母羊看见我的举动，听见我的说话，不知它懂不懂，但有一段时间，它停止叫唤，仰起脸，很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头嗅了嗅我手中的瓜秧，张开嘴开始咀嚼了。这个院子里活动着三个人：父亲，母亲，和一个儿子。父亲就是把我牵回来的那个老头。他真是个粗人，也不管我喜不喜欢，每天到家把一大捆乱七八糟的野生物甩到我面前，我只得用鼻子将它们一一分辨；幸好母亲是个细心人，她是一个整天默默操劳的农妇，很多时候，她对她的男人埋怨几句，便替我将那堆杂草分开，拣出我最爱吃的那种留下来。先前我有过跟随羊群到野地打食的日子，现在看起来，这家主人并没有打算把我牵到野外放养了。我的一日三餐，大都是这位农妇伺候的，因此我最熟悉她的气味，最喜欢听她在院子中忙碌的脚步声。儿子便是最早喂我吃食的那个青年，安静、善感还有点忧郁、有点幽默的一个青年，看起来，他还没有妻子陪伴身边。他喜欢静静地看我。没有敌意，也不曾射给我作为优等生物所惯常表现出来的那种歧视的目光。我对他很感激，看他的时候，也尽量把目光弄得柔和一点。

做了妈妈

我想我已把这儿当做我的家了。我安心地吃东西，吃得很多。主人喂我的食料味道不坏。这段时间，我能够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长得挺猛，是啊，挺猛。我不知道里面到底装了几个小家伙，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用不了多久，也许天气稍稍暖和一些的时候，我就做了妈妈了。

人怀十月，羊怀五月。三月一过，这只母羊便要分娩了。那天我正好在家。母亲关了院门，怕外人进来打扰了母羊产子。她只请来一位有经验的大嫂帮忙。因为是第一次干这种活，母亲看样子有些紧张。

我也有些紧张。眼见老羊坐立不安、不停叫喊，暗暗替它着急。还有前些日父亲刚从市上牵回来的那只母羊，这时也怀上了崽，也不停地叫唤，和临产的羊一呼一应，天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

还好，经过一个钟头，母羊先后产下两崽。先是一只羝羊，再是一只母羊，“龙凤胎”，刚出来那会儿都不忘“咩咩”叫唤一声。老羊不停地舔自己的孩子，早晚把它们的身上的湿毛舔干。然后给小羊喂奶。两只小羊各自把持一个奶头吮吸，吸饱了，身子骨硬挺了许多，一会儿就试着蹒跚学步了。

十多天后，邻家老妈也顺利产下了一崽，至此，我家便有大小五只羊了。老羊们拴在雨棚里；小羊们撒着，开始不跑远，贴在老妈身旁，饿了张嘴就吃；渐渐长大，满院子疯跑；它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好奇，喜欢东瞅瞅，西望望，然后发呆想一想；好玩的是，一群羊，是公是母，人分不出，它们自己却认得，那只小羝羊才那么点儿，就时不时把身子架在小母羊身上，想欺负他的妹妹；它们还喜欢登高望远，占山为王，随地大小便，一串串小黑屎蛋儿扑簌簌就从屁眼里钻出来，满地上滚，害得母亲每天清扫十回八回也不够。母亲说：“整天忙就忙在这上面！”母亲是个干净人，家里虽养牲畜，她也不愿弄到羊屎满地、无处迈脚的地步，而那样的懒散随意人家，我倒见过不少。

老羊有了孩子，也多了心事。它们大概也在默默感尝做妈妈的艰辛和快乐。有时我跟小羊羔闹玩，叫它们母子来次小小分别。我抱起哪家孩子，哪只羊妈妈便没命地嘶喊，小羊也捏着鼻子尖声回应。我一放下，马上颠颠地跑回老妈身旁，老妈慷慨地喂它一通奶水，为孩子压压惊。

我长了快三十年了，只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离家一次。那时我到外地上学。半年没有回家，回到家听三婶说，母亲想我都想哭了。上完学我回到家乡找了工作，与母亲朝夕相处，再也没有出过远门。这样日子久了又不免摩擦龃龉。有一回单位工作忙，我在宿舍住了几天，回到家跟母亲明显亲了许多。自此我知道小别是有好处的。小别可以缓和矛盾，增进感情，尤其在至亲的人们之间。

羊一多，母亲更忙了。本来她就养着不少兔子，这一下把家畜们喂上一圈，得一个钟头。小羊们因为是自由的，整天跟着母亲要吃。我常听见母亲很亲切地数落羊群，有时也恶声恶气地驱赶它们。可它们早就熟悉了她的一切声音，不害怕，不躲开，母亲只好拿手脚来吓唬，才使它们暂时作鸟兽散去……

我在想，羊对它的妈妈的亲近和对我的母亲的亲近是不太一样的。对妈妈和同类的亲近来自于与生俱来的那份亲情，是生命的本能，因为老妈能够带给它们心理和感情上的慰藉。而对主人的亲近，则出于后天环境对它们的制约，它们可能认识到，包括老妈在内，它们吃得饱不饱、好不好全在于主人的馈赠。因此说得再准确一点，羊对羊的亲近是一种自然的真正的亲近，羊对人表现出的亲热则更多是一种无奈的依赖和习惯的索求。

可不管怎么说，有了母亲一天的操劳，我们的日子才过得格外熨帖。每天每天，夕阳落山了，炊烟隐去了，我们家开饭了……这时候，父母亲坐在桌子边吃饭，羊们、兔子们待在它们的窝里就餐，我端着碗站在院子里一边看景一边咀嚼。日暮来临，夕辉点点，晚风中故乡安宁，家园和静，我们一大家子三口人、五只羊、几十只小兔子都在尽情享用我们的晚餐，我们的粗茶淡饮。我们不去想在这个世界上，别的人、畜、小生灵在黄昏里是否觅得食物，是否过得满足、安然……

羊的世界

我喜欢跟小羊玩。在它们出世之前，我觉得它们的老妈便是小羊，挺可爱，可一旦做了妈妈，立刻成了老家伙，不好玩了。

我喜欢听小羊们吃瓜秧和玉米粒的声音。吃瓜秧像是人啃黄瓜，咯吱咯吱咯吱，食玉米粒则如冰雹落地，劈啪劈啪劈啪。最初，我的玉米粒一落地，它们三个家伙都过来争吃，低了头，边吃边闹边向我慢慢靠近，猛一抬起，嘴巴差点碰到我的下巴，然而也不惊惧，极耐心地看着我。耷着长耳的三角脑袋。目光略显呆滞。可那很单纯，很明了，告诉我它们还想吃……我看着它们吧嗒玉米粒子，偶尔用头互挤一下，忍不住笑，大笑。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会笑得像个白痴，可有谁知道我这份细致到极致的快乐。

渐渐地，这只小羝羊的角长得越发粗壮，看上去也挺勇猛有力，母亲说，它觉得有了武器了，也就能了，不信你看，往后别的羊甭想跟它一个碗吃饭了，便给三只小羊每羊配了一只小碗。说起这只小羝羊啊，长得也不好看，一张沮丧脸，整天一副吃不饱可怜兮兮的模样，我常常拿小棒儿敲着它的大角笑它说：“你个小要饭的！你个小要饭的！”然而它偏偏跟我来得最近，脸皮厚得几刀砍不透，缠着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用嘴巴牵牵我的衣角，蹭蹭我的手背，嗅嗅我的脚趾，再用鼻子哼哼两声。我理解为这是它在撒娇的样子。果然时日一久，我便觉出它的亲切来，喜欢了它了。

而另两只小母羊，它的妹妹和邻家妹妹不怎么靠近我了，大概是因为我喂它们吃食，它俩争不过它，无奈之中迁怨于我对这个长角的家伙偏心，便不做无谓的争抢了。尤其那只邻家妹妹，因为老妈的奶水为它所独享，个子蹿得很快，几乎高出这两兄妹一头，毛也滑滑柔柔，脸也清清秀秀，有时歪着脑袋看我，眼睛里似乎微露笑意——不过我得承认，它是这五只羊中唯一会笑的一只，表情也最丰富——高傲得似个羊“公主”，几乎对我给它的吃食不很上心了。

我很惭愧，也很不安。尽管我的主人在我为他们产下两只羊崽之后，更好地改善了我的伙食待遇，可我竟然没有产前那样的胃口了。我感到很累，身子十分虚弱，整天整天觉不得饿。我真没出息，难道才生两只羊崽，就把身子累垮了？为了我的孩子，它们还得喂奶，我逼着自己使劲地吃。主人给我准备的一盆食料，我顶多吃一少半，剩下的留在盆里，到了夜间全被老鼠或者夜猫叼走了。最初几天，主人并没有察觉我的病况。我的诉苦他们也听不懂，我们之间的交流，唯一的办法就靠用心、用眼睛和鼻子默默察觉。我的主人还没有察觉。我的羊崽也没有察觉，它们还太小，不懂事，饿了就来吮吸属于它们的奶水，可我知道它们吃不到多少。我感觉到那两张小嘴在徒劳地用力，用力吮吸它们梦想中的甘泉，可它们吸到的却是两只日益枯竭的赘囊，每次吸完之后，两个小家伙就吧嗒两下嘴，回过头去眼巴巴看人家的孩子，仍在尽情享用老妈的奶水。有几回，我的小女儿看着看着就靠上前去，可人家老妈一眼就看穿了它的意图，拿脑袋一挤，就把我的孩子挤一个趔趄，缩回来了。它的哥哥从不去做这种尝试，他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默默地低下头，试着咀嚼一点属于我的那份食料或青草。我不是责怪我的小女，我只是怨恨自己太没本事，我的女儿太虚弱了，也太想多吃一口奶水了（在我身上它争不过哥哥），可我却不能叫它如愿，我真是愧对我的孩子啊。

再过些日，我的主人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是这个细心的女主人。她请来一个和我们长着一样胡子的老头对我瞅了几眼摸了几下，便在我的脖子上扎一下子，一阵疼痛过后，我觉得身上有些利落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挨这么一下子，我知道主人是在给我治病。我以为我就快好了。可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老样子，甚至更加有气无力。这时，我似乎看到了主人无奈的眼神，听到了她轻轻的叹息。

到后来我的奶水几乎没有了。我可怜的两个孩子，大概也在埋怨妈妈的无能，渐渐地，除了晚上仍跑到我身边睡觉，整个白天里几乎不怎么靠近我，我知道，它们在拼命打捞食料，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我渐渐知道了为什么小羝羊没命地跟母亲、跟我要吃的，原来它的老妈身体不好，没有很多奶水喂养它们，它和它的妹妹总共也就过了半个多月好日子，便再也没有尝过奶水的滋味了。为了活下来，它们必得尽早认食，喝稀粥，吃粮食，啃青草，嚼树叶，唯有这样，它们才能得来生长所需的养分，才不至于饿死。然而尽管这样，它俩还是营养不良，单看那身黄不拉叽戗里戗外的皮毛便知道了。它的妹妹比不上哥哥机灵，似乎总还期望着能从老妈奶头里吸出一点奶水，迟迟不肯认食，有一回差点就饿死了，浑身没劲，飘飘悠悠，还是母亲亲手喂了它几天煎饼蘸菜汤，才把它救活了。

小羝羊的个子还不是很高，可它的两只角更加粗壮，（母亲说它把劲全用在长角上了）这使它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和勇气，主要表现为：其一，偶尔为自家妹妹出出气；其二，把那只“羊公主”作为自己的热追目标。这两件事，都免不了要跟邻家老妈打交道。有时候，它和妹妹眼馋人家吃奶，不知不觉就跟了过去。邻家老妈猛一个前挤，先把妹妹掀翻在地；小羝羊咽不下气，干脆跟它撞上一撞，正好试试角力呢，个小，够不着，便一个蹦跳上去，猛跟一个俯冲下来，拿了十二分劲头跟它硬顶，显出毫不示弱的姿态。对付那只邻家妹妹呢，虽比人家差点低上一头，要征服很有点费力，可它并不感到自卑，百折不挠。有时候羊公主摆摆小谱，跑回老妈那里寻求庇护，它照旧跟过去死缠硬磨，大不了再跟老家伙干一场罢，反正羊角闲着也是闲着……小羝羊这一切举动都发生在它的虚弱的老妈眼皮底下。也许，老羊会为它的孩子终于不再怕被人家欺负而欣慰。

小羊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硬朗，老妈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母亲说，老母羊怕是不行了。连“畜力先生”（兽医）也救不了它。

母亲这样说，可还是尽着一切努力来挽救它……

告  别

健康的羊总在不停地咀嚼，就像一个健康的人总在不停奔波。生病了，卧下来，情绪从容或低落。羊的一生都做了什么呢？人的一生又做了什么呢？咀嚼。奔波。繁衍。生病。死亡。连在祖先和子孙间的一个中转战，一根导火索……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别的什么呢？

一个人离开世界，对这个人来说，人世已不复存在；一只羊离开羊世，对于这只羊来说，羊世也不复存在；虽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精彩，可它只为每个生命设置了一扇窗口，死亡，是关闭这扇窗口那只冷漠的手。

一个清晨，母亲来到羊圈看羊。她把那只老羊的肚皮轻轻拍打几下，老羊睁开眼睛，但不想站起。母亲想看看它还能不能站起，又拍，贴在老羊身旁睡觉的小羊不乐意了，兄妹俩一边一只，拿小身子护着它们的妈妈。母亲不再拍打了。

这个时候老羊还能够站起来，可它已经懒得站起来了。吃的东西更少。母亲每天都要单独喂它几次，拿米饭给它喝，把煎饼泡在菜汤里喂它，就像当初喂它的羊羔那样。对于这个生命而言，这已是母亲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食物了。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吃的。要是它吃肉，我相信母亲也会做给它吃。母亲总希望它还能康复，母亲不希望它死。在母亲眼里，一方面它是个经她亲手伺候了半年多的羊妈妈，另一方面，它是只可以换到百十元钱的老母羊。母亲那几天常常唠叨说，好歹，它的两个崽也认食了。

我想，如果这只羊去了，母亲失掉百十元钱，她会心疼的。我也会心疼。用一百元，我至少可以买到两本好书，为摩托车加一个月的油，或许还能再剩一点，够开两回荤。对于母亲就更重要了。在她那儿，完全可以派上更多的用场。

两只羊崽，用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妈妈，这个情境我亲眼所见。我以为它们不怎么在乎老妈的艰难处境。它们的老妈已经瘦骨嶙峋，脊梁骨尖削如刀锋，两边的肚子深凹下去，像两只盛水的碗。我以为两个小崽也要嫌弃它们的妈妈了。因为白天里我很少看到它们靠近老羊身边。然而我弄错了。看来我对它们关注得还不够。我终于发现，就在老羊缩成一团、恹恹不振的最后一些时光里，就在邻家老小对它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的那些时候，它的两个孩子不再跑得很远，时不时拿脑袋（或者说脸）贴近老羊的身体，来回摩挲一阵。特别是那只小羝羊，它的这个很有灵性的孩子，这样做的次数更多一些。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老羊闭紧的眼睛才会猛地睁开，把头稍稍抬起，似乎要强打一下精神来宽慰孩子们。

许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葬礼。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因为车祸猝然罹难。她的孩子才十岁，不很懂事，看到妈妈躺在村口路边（乡间习俗，非正常死亡的人不允许入村），看到家里突然涌来了这么多人，还觉得挺新鲜，有些欢天喜地的样子。直到他的小姨来家把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一个劲叫她姐姐睁开眼睛看看，一个劲诘问她姐姐怎么狠心扔下个这么点的孩子说走就走，直到这时，我记得那个小男孩才动容了，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扑到她的小姨怀里大哭不止。

有一年我的母亲病了。她躺在炕上，盖着棉被，不能为我们做饭，自己吃得也很少，饭应该是父亲动手做的。那时我大概十多岁，记忆当中第一次看到母亲倒在炕上不起来。我不知道该为母亲做些什么，兜里还有两角钱，仅有的两角，我用它买了一包奶油瓜子。要在平时，我断不敢买这东西回家，尽管我知道它非常好吃。那一回我是为母亲，别的细节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那回母亲并没有责怪我。那个下午，我和母亲躺在炕上分享了那包瓜子。我们边吃边说话，母亲说瓜子很好吃。我至今还记得印在瓜子袋上那头栩栩如生的奶牛的模样。

这许多年过来了。我已经老大不小。母亲早已斑白了头发。我依然沉浸在对梦想的追逐中过着简洁平淡的日子。母亲不介意我的出息大小，一如既往地照顾我，只是身体越来越瘦弱，叫我看了越来越心酸不忍。我不知道在这个瘦弱的身躯里还为她的儿子储存着多少可供燃烧的火力和青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叫她在有生之年，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抚慰和快乐。可伤感和焦迫又能如何呢？生活还是以那种不紧不忙的脚步蹓跶着，叫我们不从容一点都不行。

一连下了几天雨，太阳终于出来了。老母羊把脑袋缩回到身上。一点也不想吃，一点也不想动了。母亲看它回天无力，把它挪到阳光地里，叫它晒一晒最后的太阳。

如果说死亡是一个定数，对一只羊来说，病死家中未必不是一件幸事。羊的命运多半是遭人宰杀，遭人宰杀的羊，突然间离开羊世，羊脑被整个扔进沸腾的大锅，蒸煮着一个个受到惊吓的还没有做完的梦。而这只母羊从出现症状到最后的弥留共熬过三十多天。如果说死亡是一种告别，那么在这一个月的告别过程中，老羊应该能够完成它对这个世界的所有回忆和眷恋。

在这只羊精神还好的某一天，我手拿一把青草放在它的嘴边，对它说：“你吃一口吧，你不记得我了吗？半年之前，当你刚刚来到这个小院的时候，你吃过我递给你的第一把瓜秧呢，你还想吃一点瓜秧吗？……”

“还记得我曾经跟你玩的游戏吗？把你的孩子抱起藏起，惹得你上蹿下跳，没点羊样子，难道这一回，你却要同你的孩子们永诀了吗？……”

在我的殷勤之下，它总算稍微表示了一点反应，把我的青草叼过去嚼了几根。

它也许听不懂我的说话，我的语言在它的耳朵里也许只是一种声音符号，但我相信它可以从这种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符号里判断我对它是召唤还是驱赶，是爱抚还是斥责，或者，它还能看懂一点我的表情，看到我的严厉、温柔、亲切和厌烦……

其实我也听不懂羊的语言。但我也能够分辨它们从鼻子中发出的欢快的哼哼，迫切想得到食物时急切的催唤，以及面对屠刀时张大嘴巴绝望的哀嚎，我听见在那最后关头，它们哭得天昏地暗、不顾一切……

是啊，它们哭得不顾一切……却很少有人为它动心……一把宰杀羊群的屠刀，人们认为它是正常的、理智的、不必设防的，一把屠杀人群的钢刀，人们认为它是疯狂的、恐怖的、触目惊心的，可对于一把刀子来说，它哪里分得清哪是羊脑、哪是人脑呢？

强势者有理。

这个年轻人我还认识，尽管他不常回来，不常喂我，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这至少，至少说明我还不是很糊涂吧。

相较于他的父母更多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叫我得到食物，苟活在这世上来，这个青年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我的精神世界，我的感情世界。因此我对他感到由衷的亲切，如果我是个人，我想我们会成为知己，至少也是心灵层面上的挚友。当然了，我对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也心怀一种友善的依赖和感恩，如果我是个人，也愿意拥有这样一位母亲，她虽然不善于表达更多深沉的内容（属于精神领域的），但她的体贴和无微不至令我感动。在她的关照中，我想她的儿子是有福的，我也是有福的。

看起来，他很替我难过，可又挽救不了我的生命走向枯竭，他常常默默看着我，若有所思。也许，我的惨状叫他很伤感，叫他想起了许多往事。我还想过，当我死后，他们会怎样处置我的身体呢？依照那个老头，也许他会痛痛快快把我吃掉，也好开开荤，据说我们同类的肉在人的世界里很受欢迎。而这个母亲尤其这个儿子呢，也许他不会吃我，甚至连我的汤都不会喝一口。为什么呢？对我的肉体不放心，用人的话说就是“犯疑忌”，这个因素肯定会有；可另一个因素肯定也会有，即：不忍心。这个因素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我也知足了。我知道自己生而为羊，我的生命很卑贱，可我毕竟有过一个高贵的灵魂，而且，它还曾被这位令我敬重的年轻人关照过。

关于那些狼吃羊的故事，我是从妈妈那里听说过一些的。我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们也没有见过狼，它们也是从祖先那里听来关于狼的传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异类是人。尽管他们喂养我们，可他们另有所图，他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而善待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长得更快、更肥；从而给他们换来更多票子，他们看重的是羊的皮，爱吃的是羊的肉。而羊类呢，“吃一点草和粮食，献出来大锅大锅的美味佳肴”，这种我们很无奈的廉价交易在人类那里乐此不疲。他们的确对我们很残忍。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宁可被传说中的狼吃掉，也不愿意叫人吃掉。狼吃掉我们很痛快，至少不会拿大锅来煮，把我们的肉体百般拨弄，还弄出许多关于吃羊肉的道理和学问。据说人还编造了一个狼和小羊的故事，诋毁狼为了吃掉小羊找了个“你在下游喝水把上游弄脏”的歪理，其实人是最善于讲这种歪理了。人太虚伪，又总是自作聪明把一些坏事栽赃在别人或是别的物种身上……好了，不多说了，反正假如我一定要被天敌吃掉的话，我宁可被狼群“真诚”地吃掉，也不愿叫人类“虚伪”地煮汤。

最后面对这个世界，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有什么遗憾吗？

我想有点遗憾也是好的，许多希望系为遗憾所孕育。

我突然看到记忆中一束歉疚的目光，闪烁于一只老羊的双眼；那时，它刚刚觉察到自身奶水的匮乏。

然后我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这只晒太阳的老羊身上。上午某刻，我听到了它颇有分量的却是很令人沮丧的几声号叫。

这是我听到的这只羊最后的叫声。

它对这个世界最后说了什么呢？之后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它，一只羊，离开了这个世界，都留下了什么呢？一个人呢，一个人离开了，会比它留下得更多吗？

这天下午我下班回家，进了门第一眼去找生病的老羊。老羊不见了。我明知故问，羊呢？母亲黯然地说：“回老家了！”

半夜时候，父亲从门外归来，带回了这只羊已被大卸八块的肉体。父亲不是个性情中人，但也没有坏心眼儿。羊还活着的时候他都不卖，死了就更不会卖给人家——只因这是只病羊。但这无妨于他自己来吃。他费了半个晚上完成了对它的解剖，就是要带回家把它吃掉。

我和母亲阻止不了他。大热的天里，任他把它煮了又煮，一个人欢欢喜喜吃了三天。

（《中华散文》2005年第2期）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余 华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月的美国行程，其中三天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我师傅威廉·福克纳的老家。

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比如……又比如……有的作家我意识到了，还有更多的作家我可能以后会逐渐意识到，或者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我的理由是做师傅的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应该手把手传徒弟一招。威廉·福克纳就传给我了一招绝活，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在此之前我最害怕的就是心理描写。我觉得当一个人物的内心风平浪静时，是可以进行心理描写的，可是当他的内心兵荒马乱时，心理描写难啊，难于上青天。问题是内心平静时总是不需要去描写，需要描写的总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心理，狂喜、狂怒、狂悲、狂暴、狂热、狂呼、狂妄，狂惊、狂吓、狂怕，还有其他所有的狂某某，不管写上多少字都没用，即便有本事将所有的细微情感都罗列出来，也没本事表达它们间的瞬息万变。这时候我读到了师傅的一个短篇小说《沃许》，当一个穷白人将一个富白人杀了以后，杀人者百感交集于一刻之时，我发现了师傅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心理描写了，我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其实就是没有心理。这样的手艺我后来又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时看到，这两位我印象中的心理描写大师，其实没做任何心理描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谁是我师傅的师傅，用文学的说法，谁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可能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可能是个无名小卒，这已经不重要了。况且我师傅天资过人，完全有可能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师傅威廉·福克纳。我和一位名叫吴正康的朋友先飞到孟菲斯，再租车去奥克斯福。在孟菲斯机场等候行李的时候，吴正康告诉我，这里出过一个大歌星，名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我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歌星叫这个名字。当我们开车进入孟菲斯时，我一眼看见了猫王的雕像，我脱口叫了起来。吴正康说这个人就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我曾经在文章里读到威廉·福克纳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从奥克斯福开车到孟菲斯，在孟菲斯的酒吧里纵情喝酒到天亮。他有过一句名言，他说作家的家最好安在妓院里，白天寂静无声可以写作，晚上欢声笑语可以生活。为了寻找威廉·福克纳经常光顾的酒吧，我们去孟菲斯的警察局打听，一位胖警察告诉我们：这是猫王的地盘，找威廉·福克纳应该去奥克斯福。

我师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他最谦虚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等我到了奥克斯福，我看到了一座典型的南方小镇，中间是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位南方将领的雕像，四周一圈房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在最谦虚的时候仍然在吹牛，这个奥克斯福比邮票还小。

如果不是旁边有密西西比大学，奥克斯福会更加人烟稀少。威廉·福克纳曾经在密西西比大学邮局找到过一份工作，就是分发信件。我师傅怎么可能去认真做这种事，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偷拆信件，阅读别人的隐私，而且读完后就将信扔进了废纸堆。他受到了很多投诉，结果当然是被开除了。

我还在密苏里大学的时候，一位研究威廉·福克纳的教授就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威廉·福克纳一直想出人头地，他曾经想入伍从军混个将军干干，因为他身材矮小，体检时被刷掉了。他就去了加拿大，学会了一口英国英语，回来时声称加入了皇家空军，而且在一次空战中自己的飞机被击落，从天上摔了下来，只是摔断了一条腿，这简直是个奇迹。他也不管奥克斯福的人是否相信，就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跛子，开始拄着拐杖上街。几年以后他觉得拄着拐杖充当战斗英雄实在是件无聊的事，就把拐杖扔了，开始在奥克斯福健步如飞起来，让小镇上的人瞠目结舌。

那时候他在奥克斯福是个坏榜样，没有人知道他在写小说，只知道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当他的《圣殿》出版以后广受欢迎，奥克斯福的人还不知道。一位从纽约远道赶来采访的记者，在见到他崇敬的人物前，先去小镇的理发馆整理一下头发，恰好那个理发师也姓福克纳，他就问理发师和威廉·福克纳是什么关系，结果理发师觉得自己很丢脸，他说：那个二流子，是我的侄儿。

威廉·福克纳嗜酒如命，最后死在了酒精上。他是在骑马时摔了下来，这次他真把腿摔断了，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为了止疼，他大口喝着威士忌，到医院时要抢救的不是他的伤腿了，而是他的酒精中毒，他死在了医院里。

他在生前已经和妻子分手，他曾经登报声明，他妻子的账单与他无关。可以肯定他死后也不愿意和妻子躺在一起，倒霉的是他死在了前面，这就由不得他了。他妻子负责起了他的所有后事，当他妻子去世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身躺在了他的身边。我师傅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和这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分开，死后就只能被她永久占有了。

现在威廉·福克纳是奥克斯福最值得炫耀的骄傲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谈到美国文学，人们都认为威廉·福克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可是在奥克斯福，后面就不会跟着“之一”，奥克斯福人干净利索地将那个他们不喜欢的“之一”删除了。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福克纳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二流子的人，一直是美国南方某种精神的体现。比尔·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威廉·斯泰伦一起吃饭，席间提到威廉·福克纳的时候，同样是南方人的克林顿突然激动起来，他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搭乘卡车从阿肯色州去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参观威廉·福克纳的故居，好让自己相信，美国的南方除了种族歧视、三K党、私刑处死和焚烧教堂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威廉·福克纳的故居是一座三层的白色楼房，隐藏在高大浓密的树林里，这样的房子我们经常在美国的电影里看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刚好有一伙美国的福克纳迷也在参观，我们可以去客厅，可以去厨房，可以去其他房间，就是不能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门口有绳子拦着。威廉·福克纳在这幢白房子里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现在是威廉·福克纳纪念馆了。馆长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她知道我是来自遥远中国的作家，她说认识北岛，她说她已经出版四部小说了，而且还强调了一下，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她和威廉·福克纳属于同一家出版社。然后悄悄告诉我，等别的参观者走后，她可以让我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我们就站在楼道里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话，等到没有别人了，她取下了拦在门口的绳子，让我和吴正康走了进去。其实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和站在门口往里张望差不多。

在奥克斯福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去寻找福克纳的墓地。美国南方的五月已经很炎热了，我们开车来到小镇的墓园，这里躺着奥克斯福世世代代的男女。我们停车在一棵浓密的大树下面，然后走进了耸立着大片墓碑的墓地。走进墓地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我们看到一半以上的墓碑都刻着福克纳的姓氏，就像走进中国的王家庄和刘家村似的，我们在烈日下到处寻找那个名字是威廉的墓碑，挥汗如雨地寻找，一直找到四肢无力，也没找到我的威廉师傅。最后觉得差不多所有的墓碑都看过了，还是没有威廉，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墓园。

中午的时候，我们和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一起吃饭，他说我们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到而已。吃完午饭后，他开车带我们去。结果我们发现福克纳的墓地就在我们前一次停车的大树旁，我们把所有的远处都找遍了，恰恰没有在近处看看。

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下来，他的墓碑与别人的墓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旁边紧挨着的是他妻子的墓碑，稍稍小一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

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个外国老头走进了书店，他找了一本书，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安静地读了起来。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动地喊叫：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上海文学》2005年第3期）

简朴生活回忆录

迟子建

采山的人们

山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大的果品店，你想啊，春天的时候，你最早能从那儿吃到碧蓝甘甜的羊奶子果，接着，香气蓬勃的草莓就羞红着脸在林间草地上等着你摘取了。草莓刚落，阴沟里匍匐着的水葡萄的甜香气就飘了出来，你当然要奔着这股气息去了。等这股气息随风而逝，你也不必惆怅，因为都柿、山丁子和稠李子络绎不绝地登场了，你就尽情享受野果的美味吧。

除了野果，山中还有各色菜蔬可供食用，比如品种繁多的野菜呀，木耳和蘑菇呀，让人觉得山不仅是个大的果品店，还是一个蔬菜铺子。但只要你稍稍再想一想，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果品店和蔬菜铺子了，你若在山中套了兔子，打了野鸡和飞龙，晚餐桌上有了红烧野兔和一道鲜亮的飞龙汤，山可不就是个肉食店么！

如果这样推理下去的话，也可以把山说成一个饮品店，桦树汁和淙淙的泉水可以立刻为你驱除暑热，带来清凉；而且野刺玫和金莲花的花瓣又可以当茶来饮用。不过，在那些勤劳、朴素的人的心目中，山也许只是一个杂货铺子，桌子的腿折了，可以进山找一根木头回来，用工具把它修理成桌腿的形状；秋季腌酸菜时找不到压酸菜的石头了，就可以去山中的河流旁扛回一块。而山在那些采药材的人的心目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定是个中药铺子无疑！

山真的是无奇不有，无所不能。我们那些居住在山里的人家，自然就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没有采过山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而由于我自幼就是个饕餮之徒，所以我进山采的都是与吃有关的东西。

野果中，最令人陶醉的就是草莓了。它的甜香气像动人的音乐一样，能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闻着它，比吃它还要美妙，所以常常是采了草莓果归来，会用线绳绑上一绺，吊它到窗棂上，让它散播香气。只一天的工夫，满屋子就都是它的气息了。

我记忆最深的野果，是都柿，它可以当酒来吃。都柿是一种最常见的浆果，它们喜欢生长在林间的矮树丛中，而且向阳山坡上的比背阴山坡上的要广泛。都柿秧都是矮株的，一尺那算是高的了，通常的只有筷子那般高，它们春天开粉色或者白色的小花，花谢便坐果，果实先是青的，像一颗颗的绿豆。随着阳光照临次数的增多和暖风持续的吹拂，都柿渐渐地长成芸豆那么大，并且改变了颜色，穿上了一身蓝紫色的衣衫，看上去气质不俗。这果实一进夏天就可吃，不过有点酸，到了晚夏时节，它就分外的甘甜了。它的浆汁可以染蓝你的嘴唇。而且，它是浆果中唯一能把人醉倒的，你吃上一捧、两捧甚至是一碗也许还心明眼亮的，但如果你一连气吃了两三海碗的话，你就眯着眼打盹，等着见周公去吧。有一回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山中采都柿，我挎了一只维得罗（当地人对一种底小肚大口深的小铁桶的称呼，由俄语音译而来），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片都柿甸子，都柿稠密不说，品质也上乘，又大又甜的，我一边往维得罗里采，一边往自己的口中采，等维得罗满了的时候，我已吃花了眼。但见那片都柿还有许多未被摘取的沉甸甸地压在枝头，它们一个个眼儿妩媚地多情地望着我，似乎在等待你的亲吻。没有器皿再盛它们了，干脆就把自己的肚子当维得罗算了，我坐在都柿甸中，美美地吃了起来，直吃得舌头麻木了，目光发飘了，小伙伴吆喝我该出山回家了，这才罢休。由于吃醉了，我步态飘摇，挎着的维得罗就像只魔术盒子一样，在我眼前一会儿发出蓝色的幽光，一会儿又发出玫瑰色的柔光，再一会儿呢，发出的是银白色的冷光。我像傻瓜一样嘻嘻乐着，被都柿的魔法给彻底击中了。我还记得好不容易上了公路，太阳已经西沉了，我觉得自己是踩着一条金光大道回家，很得意。在路口迎候着我的家人，远远看见了我蛇行的步态，知道我是吃醉了，而我迷离恍惚的样子遭到了同伴的耻笑。

采山也不总是浪漫的。比如有人采都柿时着上了草爬子，就很倒霉。草爬子专往人的软组织里叮，而且有一些是有毒的，能置人于死地。你采山归来，若是觉得腋窝和腿窝发痒，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了，要赶紧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否则它会钻进你的皮肉中去。我就见邻居的一位大娘让草爬子给叮在了腋窝的地方，她抬着胳膊，她的家人擎着油灯照着亮儿，用烟头烧那只已把触角探进皮肉中去的草爬子。我发现一些坏东西很怕火，比如狼，比如草爬子，怪不得传说中做坏事的人死后要下地狱，原来地狱中也是有火的啊。

当然，被草爬子和蛇袭击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你可以在上山前采取预防措施，如将裤腿和袖管系牢，让它们无孔而入，所以不必在采山时过分地提心吊胆。当然，也有人在采山时出了大事故的。比如一个姓周的年轻男人，他采木耳时遇见了熊，尽管他聪明地躺下来装死，爱吃活物的熊丧失了吃他的欲望，但它还是在离开前拍了他的脸一下，大约是与他做遗憾的告别吧。熊掌可非人掌，这一巴掌拍下去，姓周的半边脸就没了，他丢了魂魄不说，还丢了半边脸和姓名，从此后大家都叫他周大疤瘌，因为他痊愈后凹陷的那半边脸满是疤痕。

还有一个采山人是不能不说的，她姓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她丈夫姓王，大家就叫她老王婆子。她个子矮矮的，扁平脸，小眼睛，大嘴，罗圈腿，走路一拐一拐的，屁股大如磨盘，所以你若是走在她背后，等于看一头跛足的驴拖着磨盘在行走。老王婆子平素不爱与人往来，不是待在她家的屋子里，就是劳作在菜园。她是个山里通，知道什么节气长什么，更知道山货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她采山，永远都是单枪匹马的。她采木耳最拿手，只要是阴雨连绵了两三天，一晴了天，她就进山了。谁也不知她去哪里了，可她晚上总是满载而归，颤颤巍巍的肥厚的黑木耳能晒满房盖，让过路者垂涎欲滴、羡慕不已。不过你要是打探她在哪儿采回来的，她总是很冷淡地说“山里”，她说得也没错，但其实等于白说。曾经有人悄悄在她采山时尾随到她身后，可她进山后总是能巧妙地把他们给摆脱了，那些宝贝山货的栖息之地成了永远的谜。为了这，她在我们那个小镇的名声和人缘都不好。老王婆子的命运最后也是悲惨的，她未到老年就得了半身不遂，瘫倒在炕上，再也无法采山去了。很多人解气地说，这是报应，让最能采山的自私的人进不了山，她等于是看着金山，却无法把它揣在怀里，那种凄凉和痛苦可想而知了。

关于采山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各自都有家室的男女互相看上了，在小镇里没机会成就好事，就借着采山的由头，去绿树清风中偷情，被人给撞见；再比如一个受婆婆欺负的小媳妇不敢在家中发泄不满，上山后择一个无人的地方，就是一通哀哀地哭，让听到的人以为鬼在嚎；再比如采山人迷了山，两天两夜下不来山，他的家人就组织亲戚举着火把上山寻找，而迷山的人呢，他却迷在离村落不足一里的地方，如同被灌了迷魂汤，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成为大家的笑料。那些老一辈的采山人，大都已经故去了。他们被埋在他们采山经过的地方，守着山，就像守着他们的家一样。

哑巴与春天

最惧怕春风的，莫过于积雪了。

春风像一把巨大的笤帚，悠然扫着大地的积雪。它一天天地扫下去，积雪就变薄了。这时云雀来了，阳光的触角也变得柔软了，冰河激情地迸裂、流水之声悠然重现，嫩绿的草芽顶破向阳山坡的腐殖土，达子香花如朝霞一般，东一簇西一簇地点染着山林，春天有声有色地来了。

我的童年春光记忆，是与一个老哑巴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偏僻而又冷寂的小镇，一个有缺陷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就像秋日蝴蝶的羽翼一样脆弱，渐渐地被风和寒冷给摧折了。没人记得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老哑巴。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出奇的黑，出奇的瘦，脖子长长的，那上面裸露的青筋常让我联想到是几条蚯蚓横七竖八地匍匐在那里。老哑巴在生产队里喂牲口，一早一晚的，常能听见他铡草的声音，嚓——嚓嚓，那声音像女人用刀刮着新鲜的鱼鳞，又像男人抡着锐利的斧子在劈柴。我和小伙伴去生产队的草垛藏猫时，常能看见他。老哑巴用铁耙子从草垛搂下一捆一捆的草，拎到铡刀旁。本来这草是没有生气的，但因为有一扇铡刀横在那儿，就觉得这草是活物，而老哑巴成了刽子手，他的那双手令人胆寒。我们见着老哑巴，就老是想逃跑。可他误以为我们把草垛蹬散了，他会捉我们问责，为了表示他支持我们藏猫，他挥舞着双臂，摇着头，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见我们仍惊惶地不敢靠前，他就本能地大张着嘴，想通过呼喊挽留我们。但见他喉结急剧蠕动，嗓子里发出“呃呃”的如被噎住似的沉重的气促声，但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哑巴是勤恳的，他除了铡草、喂牲口之外，还把生产队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打扫的是雪，夏天打扫的是草屑、废纸和雨天时牲畜从田间带回的泥土。他晚上就住在挨着牲口棚的一间小屋里。也许人哑了，连鼾声都发不出来，人们说他睡觉时无声无息的。老哑巴很爱花，春天时，他在场院的围栏旁播上几行花籽，到了夏天，五颜六色的花不仅把暗淡陈旧的围栏装点出了生机，还把蜜蜂和蝴蝶也招来了。就是那些过路的人见了那些花儿，也要多望上几眼，说，这老哑巴种的花可真鲜亮啊，他娶不上媳妇，一定是把花当媳妇给伺候和爱惜着了！

有一年春天，生产队接到一个任务，要为一座大城市的花园挖上几千株的达子香花。活儿来得太急，人手不够，队长让老哑巴也跟着上山了。老哑巴很高兴，因为他是爱花的。达子香才开，它们把山峦映得红一片粉一片的。人们说老哑巴看待花的眼神是挖花的人中最温柔的。晚上，社员们就宿在山上的帐篷里。由于那顶帐篷只有一道长长的通铺，男女只能睡在一起。队长本想在通铺中央挂上一块布帘，使男女分开，但帐篷里没有帘子。于是，队长就让老哑巴充当帘子，睡在中间，他的左侧是一溜儿女人，右侧则是清一色的男人。老哑巴开始抗议着，他一次次地从中央地带爬起，但又一次次地在大家的嬉笑声中被按回原处。后来，他终于安静了。后半夜，有人起夜时，听见了老哑巴发出的隐约哭声。

从山上归来后，老哑巴还在生产队里铡草。一早一晚的，仍能听见铡刀“嚓——嚓嚓——”的声响，只不过声音不如以往清脆，不是铡刀钝了，就是他的气力不比从前了。那一年，他没有在场院的围栏前种花，也不爱打扫院子，常蜷在个角落里打瞌睡。队长嫌他老了，学会偷懒了，打发了他。他从哪里来，是没人知道的，就像我们不知他扛着行李卷又会到哪里去一样。我们的小镇仍如从前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生离死别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达子香花依然在春天时静悄悄地绽放，依然有接替老哑巴的人一早一晚地为牲口铡着草料，但我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这小镇是少了一个沉默的人——一个永远无法在春天中歌唱的人！

光与影

光肯定不单单是为了黑暗而存在的，因为光也生长在光明的时刻。比如白昼时大地上飞舞的阳光，它就是光明中的光明。当然，大多的光是因了黑暗的存在而存在的，生长这样光明的物品有：蜡烛、油灯、马灯、电灯泡、灯笼、篝火等等。月亮和星星无疑也是生长在黑暗中的光明，但它们可能是无意识地生长的，所以对待黑暗的态度也相对宽容些。月亮有圆有缺，即使它满月时，也可能一头扎进乌云的大厚被子中蒙头大睡，全不管有多少夜行人等待它的光明。星星呢，它们的光暗淡的时候多于明亮时，所以人类想借助它们的光明，是不大容易的。

我记忆最深的光，是烛光。上小学的时候，山村还没有通电，就得用烛光撕裂长夜了。那时供销社里卖的最多的是蜡烛，蜡烛多是五支一包，用黄纸裹着。当然也有十支一包的，那样的蜡烛就比较细了。蜡烛白色的居多，但也有红色的，人们喜欢买上几包红蜡烛，留到节日去点。所以供销社里一旦进了红蜡烛，买它的人就会挤破门槛。在那个年代，蜡烛是完全可以作为礼品送人的。正月串亲戚的人的礼品袋中，除了鸡、鸭、罐头和布匹外，很可能就会有几包蜡烛。懂得节省的人家，一支蜡烛能使上四五天，只要月亮的光能借上，他们就会敞开门窗，让月光奔涌而入，刷碗扫地，洗衣铺炕。我最爱做的，就是剪烛花。蜡烛燃烧半小时左右，棉芯就会跳出猩红的火花，如果不剪它，费蜡烛不说，它还会淌下串串烛泪，脏了蜡烛。我剪烛花，不像别人似的用剪刀，我用的是自己的手，将大拇指和二拇指并到一起，屏住气息探进烛苗，尖锐的指甲盖比剪刀还要锋利，一截棉芯被飞快地掐折了，蜡烛的光焰又变得斯文了。我这样做，从未把手烧着，不是我肉皮厚，而是做这一切眼疾手快，火还没来得及舔舐我。烧剩的蜡烛瘪着身子，但它们也不会被扔掉，女孩子们喜欢把它们攒到一起，用一个铁皮盒盛了，坐到火炉上，熔化了它们，采来几枝干树枝，用手指蘸着滚烫的烛油捏蜡花。蜡花如梅花，看上去晶莹璀璨，有喜欢粉色的，就在蜡烛中添上一截红烛，熔化后捏出的蜡花就是粉红色的了。在那个年代，谁家的柜子和窗棂里没有插着几枝蜡花呢！看来光的结束也不总是黑暗，通过另一种渠道，它们又会获得明媚的新生。

光中最不令我喜欢的就是阳光了。往往我还没有睡足呢，它就把窗户照得雪亮了。夏天的时候，它会晃得你睁不开眼睛，让人在强烈的光明中反倒有失明的感觉。不过我不讨厌黄昏时刻的阳光，它们简直就是从天堂播撒下来的一道道金线，让大地透出辉煌。比较而言，月光是最不令人厌烦的了，也许有强大的黑暗作为映衬，它的光总是柔柔的，带着股如烟似雾的飘渺气息，给人带来无边的遐想和温存的心境。好的月光质感强烈，你觉得落到手上的仿佛不是光，而是绸带，顺手可以用来束头发的。而且泻在山山水水的月光也不像阳光那样贫乏，月光使山变得清幽，让水变得柔情，流水裹挟着月光向前，让人觉得河面像根巨大的琴弦一样灿烂，清风轻轻抚过，它就会发出悠扬的乐声。

马灯和油灯，因为有了玻璃灯罩作为衬托，其性质有点像后来的电灯了。很奇怪，我印象中使马灯的都是些老气横秋的更倌和马夫，他们提着它，要么去给牲口喂夜草，要么去检查门闩是否闩上了。而掌着油灯的人呢，又多数是年老的妇人，她们守着油灯纳鞋底或者是补衣裳，油灯那如豆的火苗一耸一耸的，映着她们花白的头发和衰老平和的面庞。所以我觉得马灯和油灯与棺材前的长明灯密切相关，因为使着这两种灯的人，离点长明灯的日子是不远的了。

有了光，而又有了形形色色的天上和人间的事物，就有了影子。云和青山有影子，它们的影子往往是投映在水面上了；树、房屋、牲畜、篱笆、人、花朵与飞鸟，都会产生影子。有些影子是好看的，如月光下被清风摇曳的树影，黄昏时水面漂泊的夕阳的影子以及烛光中小花猫蹑手蹑脚偷食儿的影子。我印象最深的影子，是烛光反射到墙面的影子，它们有桌子的影子，有花瓶的影子，有插在柜角的鸡毛掸子的影子，也有人影。这些上了墙的影子随着光的变幻而变幻着，忽而胖了，忽而又瘦了；忽而长了，忽而又短了，让人觉得影子毕竟是影子，一从实物中脱离出来，它就走了样了。

老人们爱说，一个人有影子是好事情，要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影子消失了，说明你离做鬼的日子不远了。所以我从小特别恐惧看自己的影子。它在，你可以气定神凝；一旦寻不着它，真的会急出一身冷汗，以为身后已经跟着一群小鬼了。而一个人即使沐浴在光明中，也并不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自己的影子有时也会吓着自己，比如走夜路的时候，我在前面走，我的影子就跟在我后面走，让我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惴惴不安的。回过头一望，影子却不见了，可当你转过身接着行走的时候，影子又跟在身后了，甩也甩不掉，就像一条忠诚于主人的狗一样，一直跟着你。

在光与影的回忆中，有一把小提琴的影子会浮现出来。我家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小提琴，只有父亲能让它歌唱。它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即使在阴郁的天气中，你仍能感受到光明。“文革”中，那把小提琴被砸烂了，因为那是属于小资阶级的东西。琴声能流淌出光明，这样的光明能照亮人荒芜的心，可是这种光明是看不到影子的，如果用老人们的说法去推理它，音乐与鬼魅就是难解难分的了。难怪最忧伤最动人的旋律在给人带来心灵光明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特殊年代带来生活上的灾难，因为音乐带着鬼啊。生活的富足，使马灯、油灯渐次别我们而去了，烛台也只成了一种时髦的展览了。当我们踏着繁华街市中越来越绚丽的霓虹灯的灯影归家，为再也找不见旧时灯影的痕迹而发出一声叹息的时候，那些灯影斑驳的往事，注定会在午夜梦回时幽幽地呈现。

女孩们

屋子和人一样，是需要打扮的。打扮屋子的活儿自然不会由那些上树掏鸟窝、下河捞小鱼的脏乎乎的男孩来完成。你若让他们去擦桌子，他们肯定连抹布都不拿，顺手用自己的袖子擦擦了事，回头还得浪费肥皂为他们洗衣裳。女孩生性爱干净，手又灵巧，她们使用笤帚、鸡毛掸子、抹布是非常自如的。如果灰尘也有生命的话，它们最恨的大概就是女孩的手了。这手让它们无处藏身，最后只得销声匿迹。桌椅和炕面被擦得油光可鉴，被褥被摞得整整齐齐的，烛台上没有烛泪，玻璃窗上没有蝇屎，碗筷上不存油腻，茶杯上没有污渍，地板缝里不藏着瓜子皮等杂物，这井井有条而又纤尘不染的家居生活，靠的就是女孩们的手。

屋子光是干净整洁还不够，还要修饰它，这就像女孩们要在自己的辫梢上扎一条彩绸作为点缀一样。于是，女孩们学会了绣门帘、钩窗帘。绣花要买来五彩丝线，将雪白的稠布固定在圆形的竹撑子上，用绣花针在上面绣出金鱼和水草、牡丹和蝴蝶等图案。钩花呢，要买的是雪白的线团，或粗或细，手捏一个钩针，将线穿上，一挑一挑的，图案就跃然而出了，也许是一对白莲花荡漾在水面的形影，也许是一排枝叶婆娑的树挺立在风中的形态。钩出的花是镂空的，适宜做窗纱；而绣出的花做的是门帘，门帘一挂，你从里屋就看不到灶房的灰暗和陈旧了。

会钩花的女孩多，而精于刺绣的却比较少。所以那些会绣花的女孩是神气的，她们往往坐在院门口绣，过往的行人见了，会赞叹她的手艺，她就会露出甜蜜而又得意的笑容。钩花呢，由于随意性较大，又简单，所以很多女孩望着云彩时也能熟练地挑针走线，不似绣花的，始终要垂着头敛声屏气地绣，一针都马虎不得。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孩，喜欢悄悄绣上一对枕套和两个门帘，为自己预备嫁妆。

屋子有了雪白的窗纱和多彩的门帘，犹如一个穿着黯淡的女人披上了绚丽的披肩，豁然变得亮丽了。女孩们在打扮屋子的同时，也练就了手艺，而手艺的好坏成为了那时女孩身价的一种资本。当一个女孩被介绍给婆家时，人家会问她的活儿好不好，这活儿除了做饭、缝纫、织毛衣、纳鞋底、做棉活儿等外，自然也包括刺绣和钩花了。所以那时女生的书包中，总是藏着一团线，线上别着钩针，上体育课时，女孩往往是围成一圈，坐在操场上说说笑笑地钩花。我也曾学过绣花，不过绣几下就没了耐性，嫌一条鱼的出现要缠缠绕绕地费上一天的工夫，而钓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却是瞬间的事，于是赌气地把绣花撑子撇了；钩花呢，也从来没有钩过一块完整的窗帘，都是浅尝辄止，钩着钩着就烦了。好在我姐姐是个女红的能手，能织善绣，所以家中的屋子被打扮得也很漂亮。

我对刺绣和钩花毫无兴趣，但对于缝纫却是兴味盎然的。那个年代，只要不是太贫困的人家，窗台前都摆着一台缝纫机。我很喜欢踩缝纫机，听着它哒哒哒地响，就有一种快感。缝纫机算是家中的贵重物品，蒙在它身上的罩子也就不常离身了。它很娇贵，不能在它上面压花盆，不能放滚烫的茶杯，甚至于你拍屋子的苍蝇时，也要首先扫它一眼，以它的清洁为先。平素家人的衣服开了线了，就动用手针来缝，不轻易舍得用它。它什么时候用得最勤呢？那就是腊月里，家庭主妇会从商店扯来一块又一块的布，求人给裁剪了，给家人做新衣服。这时候我就喜欢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怎样把两块布叠加到一起，塞到机头下面，落下一个银色的按钮压牢它，然后飞快地蹬起缝纫机。缝纫机上的线像浪花一样欢快地跳跃着，布与布在瞬间就被缝合在一起了。一个熟练的主妇，一天做上一套衣裳是很平常的。但我妈妈却不是这样，我想她一定没有学过几何，那些大大小小的布片常被她给连缀错了，该是衣兜部位的布，给上到领子上了；该是袖筒的布，给上到裤腰上了，真的是颠三倒四。所以常见她撇着嘴将刚缝纫完的衣服刺啦刺啦地又撕开了，这时候我就得给她打下手，将附着在布上的线头挑掉。若是她返工顺利了，我会受到表扬，反之，她会怪我碍眼，影响了她的发挥。尤其是她给我做衣服的时候，返工一遍那算是少的了，往往一件衣服周周折折地做好了，在她长吁一口气后，突然发现衣襟对不齐了，她就骂我“绞牙”。也奇怪，也许是心理暗示的缘故，她一给我做衣裳，总要出错。所以尽管我爱看她蹬缝纫机的样子，但轮到给我做衣服的时候，我就远远避开。我还记得有一年她为父亲做棉裤，父亲穿上后，发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父亲取笑她，她不承认自己手艺有问题，非说父亲的腿生得就是一长一短，不肯为他修改。我心想，你这不等于糟践自己当年嫁了一个瘸子吗？

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会偷偷打开缝纫机，缝“跑球”。跑球是用六块同等大小的碎布做成的，跟口袋一样，缝时要留着一个小口，将米塞进去，然后再把它封死。它比鸡蛋大，比拳头小，是女孩们用来做跳格等游戏的。而我用的碎布，都是从专门收拢布条的包袱里选出来的。母亲一旦发现我有了新的跑球，就明白我背着她使缝纫机了，她会打开它，检查它的运行是否正常，好像什么东西经我一用，会立刻坏掉了。我用缝纫机缝过跑球和椅垫，坐在它面前，总觉得驾驭的是一匹野马，非常自得。

女孩们除了修饰家，还会因着爱美的天性而修饰自己。比如采了胭粉豆花，将它捣成泥，用它猩红的浆汁去染指甲。那时很时兴烫刘海，女孩们就把铁条在火中烧热，将刘海卷在上面，使刘海变得曲曲弯弯的，好像吊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将刘海给烫焦了，女孩这时就会伤心地哭起来。那时还没有电熨斗，为了让衣裳变得平展，女孩们把水烧开，倒到大茶缸里，加上盖，用它熨衣裳，能把上衣兜口的褶痕抚平，能把裤线压得笔直。穿上这样的衣裳，女孩们的步伐变得轻盈了，腰肢也显得婀娜了。

女孩们在没成为别人的媳妇之前，因为没经过灶房油烟天长日久的熏染，那面色是光鲜的，手指也是灵活的。而一旦嫁了人，生计的艰难会使她们的手变得粗糙，再挑着丝线刺绣时，手指就生涩了，不过不要紧，她们已经出世的女儿会渐渐接过她们手中的绣花针，绣山绣水绣花绣草。而岁月就在这不经意的挑针走线间，将当年的女孩那满头的黑发绣成了如雪的白发。

我与缝纫机有着不解之缘，我最初的作品就是在缝纫机上写的。读师专二年级时，放暑假我回到故乡。窗前仍然摆着缝纫机，上面罩着乳白的罩子。家中没有写字桌，我就搬来一把凳子，俯在上面写东西。写着写着，就会被窗前花圃上的蝴蝶所吸引，我会放下笔来，看一会儿蝴蝶；蝴蝶飞了，我就再看一会儿豆角那碧绿而婆娑的叶片，接着再写。父亲走进屋子，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写小说呢，他就发出快意的笑声，那笑声带有几分赞许，又有几分善意的嘲弄。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就源出于此。在缝纫机前工作，注定要有响声发出。我缝跑球的时候，它发出的是哒哒哒的声响；而我写作的时候，同样也有响声发出。那是笔刷刷刷地在纸页上走动的声音，听起来既像风声，又像镰刀割麦的声音，这种声音萦绕着我，使我的心灵塞满了情感的五彩丝线，用笔挑着它们，绣也绣不完。

棺材与竹板

活人的世界曾有两件事物给我带来死一样的恐慌，一个是棺材，一个是雨季时游魂一样飘荡而来的算命人。

我们那个小镇，一过了七十的老人，即使那身体硬朗得还能走上二里路，一顿能吃上两碗饭，也要提前把棺材打起来，放在柴垛或者是菜园中，为那最后一天的上路而预备着。棺材本来是空着的，可它带来的死亡的阴影却比一座真正的坟墓还要明显。你想想啊，你明明看着这个老人还能买豆腐，还能在菜园中劳作，可一看那红棺材已经摆在那儿了，一想他没有多久就会睡在那里了，就觉得自己已经看到鬼影了。所以我特别恐惧与有了棺材的老人说话，总怕他们那寒冷的目光会将我的魂给摄了去。还有一种人，未到老年也预备下了棺材，那都是中年时一病不起、行将就木的人。人们很迷信，认为打下一口棺材，能驱赶了小鬼，把病给冲了，病人自此就会好起来。也确有这样的事发生，有个中年男人病得只有一口气了，为他打了棺材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能喝水吃饭了，能用洪亮的声音说话了，能下地走动了。所以棺材在我眼中还是一剂我们参不透滋味的灵丹妙药。这样的棺材如果卖不出去，由着风雨侵蚀几十年，就糟烂了，不能用了，只得把它劈了烧火。

若是白天时经过有棺材的人家，我还不会太害怕，因为路面上不仅有明晃晃的阳光，还有鸡鸭鹅狗在游荡。夜晚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没有月亮的夜晚，路过这样的人家，心就会害冷似的一阵一阵地抽搐，头皮簌簌响，似有阴风吹过，回到家时气短得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所以走夜路时，我往往会多走几条小巷，将摆放了棺材的人家绕过去。

但有一口棺材我却是不怕的，那就是刘老太太的。她是我同学的奶奶，八十多岁了，一天到晚撇着嘴，看什么都不顺眼。刘老太太每天要拄着拐杖像探望老熟人一样去看看她的棺材。鸟儿在上面落了屎，她会骂鸟，说要剜了鸟的屁眼；蚂蚁爬上了棺材，她又会骂蚂蚁，说蚂蚁长了一身的贱腿。就是阳光照耀着棺材，她也会骂个不休，嫌阳光将棺材的颜色照淡了，旧了，不鲜亮了，将来她去那里，等于带着幢灰突突的房子，会让人瞧不起的。有一次，她差点被气得进了棺材，老鼠大约想她的窝闲着也是闲着，就在里面做了窝，孕育了一窝小老鼠。当她把那窝还没长毛的小老鼠托出棺材时，眼珠子都要被气冒了。她用拐杖敲打着棺材，骂家里人全都是没用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老鼠糟践她的房子。小老鼠吱吱叫着，不明白它们在棺材里呆得好好的，何以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给甩了出来。闻讯而来的围观者都笑了起来。从那以后，我一经过那儿，就想起曾在里面作乱的老鼠，会从心底发出笑声。那个棺材在我眼里也就不是棺材了，而是一个刚从土里拔出来的水灵灵的大红萝卜，散发着一股怡人的甜香气息。

雨季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农闲时节。这时小镇会来了算命的外乡人。我至今都奇怪，为什么算命的多是瞎子，而他们招揽生意的方式就是敲打着竹板？阴雨的日子中，人们喜欢坐在炕头抽着黄烟，喝着酽茶，讲一些老旧的故事，或者是昏昏沉沉地小睡，当竹板声清冷地传来的时候，人们就仿佛是听见了命运的叩门声，纷纷从炕上爬起来，打开家门，把算命人迎进屋子，当上宾招待着，炒上肉菜，烫上好酒，将家人的生辰八字报上去，听凭瞎子对自己命运的论断。想必我们都是俗人，所以被算出来的命，不如意的多，光明的少。而若想化解这些不如意，就得求助于瞎子。他化解的方式不外乎是扎上一些被称作“替身”的纸人，夜晚时将它焚化在十字路口。所以雨季到来前，商店就会进来很多的白纸和黄纸，只要竹板声响起，就不愁卖不掉它们。而算命的将替身烧完，主人会赏给他一些钱，感谢他为家里排忧解难了。算命人走后，我们依然过着老日子，不喜也不忧，平平常常，有人就会叹息说上了瞎子的当。可当他们下次到来时，竹板声一旦一声一声地响起，大家又会魂不守舍地问自己的命去了。看来命像云一样来去无定，是人心中永远的谜团和痛，人们为了解读和破译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到来的机会，算命者在人间的足迹注定是不会消亡的了。

打竹板的人在小镇头两家算命的遭遇，决定了其他人家对算命者的态度，人们会打听他算得灵不灵。所以说算命者生意的好坏，在于他的“开市”之说是否令人心服口服。若是被算的人家说，这人掐算得可真是准啊，连我屁股上生块红记，祖父年轻时当过胡子，三年前家里失过火，都了如指掌，真是长着天眼啊。那么求瞎子去家里算命的就络绎不绝了。反之，如果一个鳏夫正因为无子嗣而郁闷，你却说他儿孙满堂；一个人家本来穷得叮当响，你却说他生在富贵之家，金银财宝满箱满柜，这种太飘渺的生活虽然像晚霞一样绚丽，但确实是远在天边的绚丽，谁又会相信呢？这样的算命者就是打上一天的竹板，把每一户都走遍，也不会再有一份生意了，最后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聪明的算命者很像哲学家，先说上一堆好话，让人心底熨帖，然后再说几句不好的，这样容易与人产生共鸣：生活可不就是有喜有忧嘛！这时候算命者如果说再过三年，你有个“小坎”或是“大坎”，你一定会相信的，甘愿掏出钱来求他化解那还没出现的但却被他言之凿凿的口舌之灾或是病灾。

我记忆最深的一个算命者，是一个穿着灰布衣裳的年轻瞎子。他拄着一根光亮的拐杖，打着竹板，戴着顶灰布帽子，穿梭在我们小镇中。我父亲素来是不信命的，所以算命者很难踏进我家的门。但这个小瞎子算命实在是灵，好像他前世的幽魂一直在我们小镇飘荡，每一家发生的大事没有不知晓的，所以家家户户都抢着让他去算命。我父亲经不住母亲的一再央求，破例让他上了我家。我清楚记得过年时才用的炕桌被摆上了炕，家里弄了酒菜，小瞎子盘腿坐在炕上，先是吃喝了一阵，然后就一五一十地算起命来。他算命时两手舞来舞去的，很像自己在跟自己划拳，而且瞎眼也跟着翻来翻去的，当然翻出的都是白眼。一旦他算定了这个人的命，他的手就不舞动了，也不翻眼珠了，他会喝上一盅酒，讲解你的命。我还记得他对爸爸说，到了某年某年，你家如果不遭盗贼的话，你会有场大灾。父亲当时听了哈哈大笑，权当他是胡说。当时我靠在窗台前，他在为我算命时，说我是个大命之人，将来会有花不了用不尽的钱，只是婚姻来得晚，且很周折。我记得爸爸也是哈哈大笑指着我说，她还会有那么多钱？她有两毛钱都得去商店买把糖回来；再说了，我这俩闺女中，属她爱说爱笑，我看她十八岁就得嫁人！父亲的反驳并没有激怒小瞎子，他照说他的。我当时很讨厌他，心想你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还给别人算什么呢？事情过了几年后，父亲突然因病去世，我们蓦然想起小瞎子的话，一推算，他算的父亲遭灾的年份果然不差。可惜我们小镇民风淳朴，没有盗贼，否则父亲也许还在人间？而我在中年经历了婚姻的变故后，也想起了他的话，小瞎子说的话可真是“一语成谶”！想起那段话，耳畔仍然似有阴风吹过，冷飕飕的。

我现在仍然认为命运是不可知的，那个小瞎子所预言的一切，也许只是巧合吧。如今我怀恋的，只不过是已消逝的雨季那沉郁的竹板声，那当时听起来令人恐惧的命运的敲门声，如今回想起来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雨滴，弥散着一股别样的清凉。

伐木小调

雪花弹拨森林的时候，有一种声音会在苍茫中升起，它不是鸟鸣，而是伐木声。

那时的树木茂密、高大得遮天蔽日，如果你独自走进森林，又有山风吹过，林海发出阵阵轰鸣，那种肃杀、神秘的气息就会令你心生寒意。那时林中的动物也很多，一年之中谁家不会套上一两只兔子和狍子呢？

伐木声通常是在十月响起，到了次年五月，冰消雪融了，它才余音袅袅地飘逝在森林中。伐木的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公家伐木的都是各个林场的工人，而伐木的私人都是住户，他们是为着家中的火炉而伐木。公家伐木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伐的是落叶松、樟子松这些上等木材，它们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后，可以造房屋，建桥梁。私人砍伐的，被允许的只有风干了的树木——我们俗称“杖杆”的已无生长迹象的树木，以及那些不能成材的杂树，譬如水冬瓜、柞木、枫桦树、水曲柳等等。但是由于这些杂树枝桠纵横，修剪起来麻烦，而且作为烧柴又不抗烧，所以偷着砍伐新鲜的落叶松作为烧柴的大有人在。

公家砍伐树木一般都选择到离居民区比较远的地方，当地人把它叫“工段”。工段搭着帐篷，工人们晚上就住在那里。他们喝的是雪水，吃的往往是冰凉的馒头。蔬菜不是黄豆粉条，就是海带和咸菜。帐篷里虽然有地火龙可以取暖，但到了后半夜，没人给火炉添柴，人就会被冻得缩成一团。白天呢，他们又得趟着没膝的雪去伐木，所以林业工人十有八九都患有风湿病。他们伐木使用的工具是油锯和弯把子锯，电动的油锯发出的声音很大，比拖拉机运行的声音还要响，你隔着一里地都可以听到，但那时油锯是奢侈的工具，不是每个工人都能够用上的。大多数的人使用的是手工操作的弯把子锯。由于锯是铁制的，而被伐的又都是水分充足的鲜树，所以弥散的伐木声清脆悠扬、悦耳动听。由于人使用锯的时候有急有缓，有轻有重，有间歇，因而听伐木声跟欣赏一首完整的乐曲一样，有舒缓的行板，也有急遽的快板，更有给人留下回味余地的休止符，最后那声令人回肠荡气的“顺——山——倒——啦——”的呼喊，总是与树木的訇然倒地声融合在一起，浑厚圆满地作为伐木曲的结束。

我童年进山伐木，通常是跟着父亲。他很爱惜树木，喜欢盘树墩来作为烧柴。如果伐一棵高高的树，把它锯为几截，那么你会得到很多的柴火；而伐一个只有人的膝盖高的侏儒般的树墩，获得的只是一截烧柴，而你用的又是同样的力气和工夫，所以我常常觉得父亲愚痴，树木那么多，伐它上百棵又如何？况且别人家都伐树，为何我家要盘树墩而遭人耻笑？而且盘下的树墩因为散而不好装车，常常是拉着一车树墩朝家走，半途中就会有因为颠簸而骨碌骨碌滚到路上的，还得停下车来重新装车，费尽周折。在我们的抗议下，父亲盘树墩就盘得少了，但他仍然恪守规矩，不伐落叶松和樟子松，我们进了山里，就得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东搜西寻地寻找“杖杆”。杖杆的形成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树的根部裸露，树渐渐枯死倒地而形成的，这样的杖杆上往往附着青苔；还有一种树，它是被狂风吹折后形成的，这样的杖杆多数躬着腰；而那些身上有黑漆漆的被灼伤痕迹的杖杆，都是被雷电击中的。如果按人类的说法，雷劈死的都是些作恶多端的人的话，这样的树想必也做了什么孽。也许它曾在风的怂恿下捣毁过鸟巢？或者是人类缠绕在它身上的铁丝套，曾套住过活蹦乱跳的兔子，而使它永远失去了在雪地中奔跑的自由，成为了人口中的美味？

我很喜欢寻找杖杆，这是一件乐趣无穷的事情。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森林中穿梭。有的时候雪大，把树压弯了，我就以为找到杖杆了，喊来父亲，一鉴定居然还是棵正在生长的树，好不懊恼。而有的时候寻着寻着，突然听见一阵“笃笃笃”的声音，类似敲门声，寻声一望，原来是只羽翼鲜艳的啄木鸟，正顿着头吃藏在树缝中的肥美的虫子呢，啄木鸟看上去就像别在树上的一支花卡子。这时我就会联想起我带到山上的食物，不知它们在篝火下熟了几分？我喜欢用旧棉花裹上几个土豆，把它们带到山上，父亲总会在我们放置着手推车的营地上划拉一堆树枝，拢起一堆火，让我们能时常烤烤火。我们把土豆埋在火堆下，篝火尽了，土豆也就熟了，在寒风中吃这热气腾腾的烤土豆，滋味实在是美妙。啄木鸟一吃虫子，我就觉得口水要流出来了，不想再找杖杆了。我在寻找杖杆的时候，还不止一次遇见狼，但当时我是把它当狗看待的，因为它确实跟狗长得一样，只不过耳朵是竖着的。在我们小镇，大多人家的狗我都认得，所以一回到营地，我会告诉父亲我在深山里遇见了一条狼狗，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不知是谁家的。父亲就很慌张，他说没谁家会把狗领到这么远的山上，那也许是狼吧。他煞有介事地去那片雪地辨别留下来的足印，嘱咐我以后不许一个人走远，大约是怕狼把我给叼走了吧。我想狼在山中可吃的东西很多，它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哪会有吃一个毛头小孩的胃口呢！

我最喜欢自己拉着爬犁上山拉烧柴。带上一把锯，不用走太远，就可以伐到水冬瓜。青色的水冬瓜很好伐，如果锯齿比较锋利的话，几分钟它就会扑倒在地。水冬瓜的枝条很脆，你不用斧子就可修剪。把锯转个身子，用锯背去砍枝条，刷刷刷的，那些枝条就像被剪掉的头发似的落在雪地上了。伐水冬瓜的声音非常好听，它不像松树，常常会因为身上漫溢的金色树脂粘了锯而发出喑哑的声音；水冬瓜和锯的关系如同琴弓与琴弦的关系，非常和谐，所以我最爱听这样的伐木声，跟流水声一样清亮。水冬瓜很好烧，但它燃烧的速度很快，所以挥发的热量不足，青睐它的人就少而又少。除了水冬瓜，我还喜欢伐碗口那么粗的白桦树，不过白桦树的枝条极有韧性，修剪起来比较费劲。我们喜欢把白桦树的皮剥下来，用它做引火的材料。当然，手巧的人还会用它做盐罐和烟盒。剥桦树皮的时候，手往往还能触着它身上漫溢着的汁液，那时我就会伸出舌头吮吸，天然的桦树汁清冽甘甜，喝了让人的精神顿时为之一爽。

冬日月光下的白桦林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壮美的景色了。有的时候拉烧柴回来得晚，而天又黑得早，当我们归家的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月光洒在白桦林和雪野上，焕发出幽蓝的光晕，好像月光在干净的雪地上静静地燃烧，是那么的和谐与安详。白桦树被月光映照得如此的光洁、透明，看上去就像一枝枝白色的蜡烛。能够把这蜡烛点燃的，就是月光了。也许鸟儿也喜欢这样的美景，所以白桦林的鸟鸣最稠密，我经过白桦林时，总要多看它几眼。在月夜的森林中，它就像一片宁静的湖水。

我曾因为给学校拉烧柴而冻伤了双脚。那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火炉，冬天的时候，值日生要充当烧炉工，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教室，把炉子生起来，等到八点钟同学来上课时，玻璃窗上的霜花就化了，教室也暖洋洋的了。火炉吞吃的柴火，也大都由学生们自行解决。劳动课时，班主任会带领学生上山拣烧柴。我大约那天穿的棉乌拉有些潮，又赶上天冷，把脚给冻了。回家后双脚肿胀，钻心地疼，下地走路都吃力。躺在滚烫的火炕上养着冻疮，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啸声，看着父母一趟趟地进我的小屋嘘寒问暖的，心里觉得又委屈又幸福。那冻疮最后虽然好了，但落下了疤痕，而且一到雨季的时候，冻疮的创面就开始发痒，直到如今。好像它们也如我一样，仍然怀念着已逝的寒风和飞雪，仍然忆念着那已不复存在的伐木声。

暮色中的炊烟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那时煤还没有被广泛作为燃料，家家户户的火炉吞吃的，自然就是劈柴了。劈柴来源于树木，它汲取了天地万物的精华，因而燃烧后落下的灰烬是细腻的，分解出的烟也是不含杂质的，白得透明。

如果你在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一般来说，早晨的炊烟比较疏朗，正午的隐隐约约，而黄昏的炊烟最为浓郁。人们最重视的是晚饭。但这只是针对春夏秋三季而言的。到了冬天，由于天气寒冷，灶房的火炉几乎没有停火的时候，家家的炊烟在任何时刻看上去都是蓬勃的。这时候，我会觉得火炉就是这世上最大的烟鬼，它每时每刻都向外鼓着烟，它吞吃的那大量的劈柴，想必就是烟丝吧。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烟气下沉，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柞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她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

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我那时最犯糊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喝着同一江的水，享受着相同的空气，烧着同样的劈柴，他们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而且长得也和我们不一样，鼻子那么大，头发那么黄，眼睛又那么蓝？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因此而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待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的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她外表的冷漠和沉静，与她内心的热情奔放形成了鲜明对比。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只要它来了，青山就改变了颜色。初霜来的时候，树叶只是微微转黄，这时节的山峦看上去更像是洋溢着丰收气息的麦田。到了第二场霜降临之后，浅黄的树叶变得金黄或浅红，山峦有如戴上了一顶顶红黄相间的呢毡帽。而如果你沐浴着第三场更为浓重的霜走进森林，你是想看到什么颜色就能看到什么颜色。树叶大多是金黄和金红的，但也有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紫、紫中有褐的，这时的山峦分明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五彩缤纷的。我们把此时的山峦称作“五花山”。

五花山簇拥着我们的时候，大雁向南飞了，河水流动得平缓了，天空中的云朵没有盛夏时多了，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人们把形形色色的菜籽吊到山墙上，开始了秋收。而秋收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起土豆。

土豆既能做蔬菜，又能当主食，还能作为家畜的饲料，在那个粮食需要定量供给的年代，土豆被广泛种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家种上一两亩，那算是少的了，平平常常的人家都要有三四亩；而那些人口多的人家，种七八亩是很普通的。所以说秋收在我们那里，等于是“起土豆”的代名词。五花山的景色一呈现，人们见了面跟对方说的话往往是“起土豆了吗？”或者是“你家今年能收多少麻袋土豆？”

起土豆的工具是二齿子和三齿子。当然也有四齿子，但它因为密度高而容易伤着土豆，用它的人家很少。二齿子和三齿子是铁制的，它们的形状常使我联想到“M和N”的拼音字母，一握着它们，就老是想发鼻音。人们去离家较远的大地起土豆时，要拉起手推车。去的时候，手推车上放置着二齿子三齿子、空的麻袋、土篮等工具，当然，也要带上水壶和午饭。回来的时候，饭没了，水壶也空了，先前还明晃晃的铁齿上沾满黑油油的泥土，好像二齿子和三齿子在劳作的过程中为自己梳了几根小辫子。手推车上满载着用麻袋摞起来的土豆。若是赶上晴好的天气，车行起来还不吃力，而要是赶上秋雨连绵，路面的水洼一个连着一个的话，车轮往往会陷在泥泞中，几个人合力拉它，它也只是徘徊，最后只得回镇子朝养了牛的人家借牛，把手推车给从泥潭中拖出来。所以那些养了牛的人家，一到起土豆的时候就很牛气。人们把土豆运到家后，会把它们划分为三类：又大又光滑的是最好的，它们会被下到菜窖中，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一部分留做食用。那些中不溜的属于第二类，它们也会被下到菜窖中，作为越冬蔬菜。而那些跟驴粪蛋一样小的、青着半边脸的、被铁齿刨得满脑子都是窟窿的，属于最次的一类，它们通常是被埋在菜园的坑里，没被冻着时由人削削拣拣地随吃随取，等雪降临之后就喂了猪了。

土豆地都在山下开阔的平地上，所以起土豆累了，就可以坐在地上欣赏五花山。这时候再鲜艳的鸟进了森林，也会慨叹自己的羽毛不如树叶绚丽。山峦此时就是一幅连着一幅的流金溢彩的油画，会看醉了你。所以当你再低头刨出一墩土豆时，就觉得那大大小小的土豆不是乳黄色的了，而是彩色的了，看来丰富的色彩也会迷了人的眼睛。人们回家的时候，手推车上麻袋的缝隙中往往插着一支小孩子歇息时跑到山上折来的色彩纷披的树枝，它像一枝灿烂的花，把秋天给照亮了！

在我们小镇，种植土豆最多的人家可能就是住在北山脚下的一户姓刘的人家了。刘姓夫妇是外来人，他们从哪里来，众说纷纭。反正不会有人因着富裕而来到我们小镇。他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孩子，九男两女，仅次于谭富家，谭富家是十三个孩子。刘家人很少出门，基本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自己造了房屋，把北山的荒地都开垦出来，种了大片大片的庄稼，其中土豆大约有十来亩。那些孩子平素是不与我们小镇的孩子玩耍的，也不见他们成群地出来。有人说他家穷得被子不够盖，衣服不够穿，所以是两个孩子合盖一个被，而衣服也是两个孩子合穿一套。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到了上学年龄，可被派上学的只有两三个。传说上学的孩子穿着衣服去学校时，被窝里就得躺着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有人看见，在农忙时节，他们家常常是晚上在田间劳作，而其中起码有半数孩子是精赤条条的。他们的衣服是冬天絮上棉花当棉衣，开春后拆开了又做单衣。有人说，那个生育了这十一个孩子的主妇每天晚上都要清点一下她的孩子，就像农民放羊归来要数一数他的羊一样。也许她算术太差，或者是屋内光线太暗，她往往查不清楚那些挨着炕沿的一溜儿脑袋究竟有多少，所以她常常以为少了一个孩子，就出门吆喝她的孩子。都说他家的粮食不够吃，所以他们家起完了自家的土豆，还要打发孩子出去溜土豆。

溜土豆就是在收获过的土豆地上，再沙里淘金地寻觅遗落在土中的土豆。我们一般喜欢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溜土豆，因为那土豆是公家的，社员起土豆时没有那么精心，埋在土里的仍然数量可观。溜土豆通常要使用四齿子，它的铁齿间隙窄，搜寻土豆的几率高。通常被留下的土豆都不很大，所以这样的土豆拿回家去，通常是洗一洗后连皮蒸了吃，或者是用叉子磨成粉了。溜土豆的都是如我一样的孩子，大人们是不屑做这种活儿的。好像一旦到不属于自己家的土地去溜土豆，就是偷人家的东西似的。我们溜土豆时一手拿着四齿子，一手拎着面袋。有时运气好，一个下午就能溜上一袋。扛着一面袋溜来的土豆朝家走时，是十分有成就感的，比在自家的园田起了几十麻袋还要高兴，因为这属于意外的收获。我每年都要去溜土豆，其实家里并不缺那点土豆，我只是喜欢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再打捞一份惊喜罢了。那感觉很像是在寻找宝藏。

我溜土豆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住在北山的刘家的孩子，他们两人一伙，提着麻袋，在别人家的土豆地里溜得格外仔细。经他们溜过的土豆地，可以说是光光溜溜的了。所以一看到他们，我就避开了。他们很有眼力和经验，知道哪片地的哪个地方会有幸存的土豆，每天都会溜上半麻袋到一麻袋的土豆。他们见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不过有时会顽皮地打几声口哨。有的时候溜土豆溜累了，我坐在地上歇息的时候，会看到黑油油的土地上，那几个穿着暗淡衣裳的孩子，弯腰弓背溜土豆的情景。他们和他们面前的土地是那么暗淡，而他们背后的五花山则是那么的绚烂。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单调，可他们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成为了我眼前这巨幅画卷中最生动最永恒的一部分。

（《天涯》2005年第2期）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夏 榆

他们从黑暗中来，

也将遁失于黑暗中

——卡夫卡

我可能是矿井里仅有的阅读者。

我把要读的书籍用过期的报纸包好封皮，外罩塑胶袋，揣到怀里，带到矿井。

从外表看，我和别的矿工没有什么区别，脸和手都是黑的，工装落满煤尘，已经失去原有的颜色，常年凝结着煤尘的工装被磨蚀得闪闪发亮。我头戴安全帽，蹲在矿车里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开往工作面的时候，和别的矿工没有区别。我一样用粗话骂人，对那些跟我一起下窑的矿工动手动脚，连打带踢找开心。但是到了工作的硐室就不一样了。

硐室是石砌的，在采空区矿工们用地面运下来的岩石垒成的弧形工作间。在地腹中有很多这样的石硐，它们连接着幽深曲折的巷道，成为劳累的矿工休憩之地。

我到硐室，忙完开班的工作以后，就开始自己的阅读。我先把手洗净，然后开始读书。

洗手的地方在硐室之外。有两处水流可供我洗涤，一处是从煤层岩顶渗下来的水，水质洁净清澈，水声悦耳。因为经年累月，滴落的岩水把地上的一块石板滴出一个凹槽，凹槽里注满清水。那是我喜欢的水。还有一种水是泄下来的水，水流湍急而喧哗，在人工修筑的水槽里汹涌奔流，但这里的水浑浊，有各种化学物质，没等靠近就闻得到一股刺鼻的恶臭的气息。我用岩顶的渗水洗手，我高兴看那些晶莹的水珠滴落，看那些清澈洁净的水流在自己的掌中流过，这些水使我即使身在黑暗的矿井也能够有干净的面孔和清洁的手掌。

洗净面孔和手之后，我坐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是用坑木搭起的坐床，坐床上除了纸板还有我的羊皮袄，在上边或坐或卧都很舒服。坐定了我就取出怀里的书籍用矿灯照着阅读。

在最初的阅读中，我带到矿井里的几本书里有一本叫《卡夫卡寓言和格言》的小书。里边有很多卡夫卡自己作的画，那些画是卡夫卡画在素描簿上的。卡夫卡的画并不示人，他的画比他的文字更有私人性质。卡夫卡谈到他这些画时曾说：这些画是古老而根深蒂固的情感残余，这情感不在纸上，而是在我心里。卡夫卡的朋友问他画的是什么人的时候，卡夫卡说：他们从黑暗中来，也将遁失于黑暗之中。因为身处无际的黑暗，我记住了这句话，我把它看成是我在成长中所接受的最初的真理。我借助卡夫卡的寓言和格言来帮助自己认清命运和处境。

现在，我凝视着那段时光的时候，我想是阅读的生活帮助了我。

能够阅读使我在矿井里的时光变得相对安宁，使漫长而艰苦的劳役变得可以忍受。

我并不是一个热爱书籍的人。荒疏学业、倦于功课使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己深怀恐惧。

如果我不能通过学业改变自己的道路，我可能就要永远生活在矿区里。母亲不愿意我生活在矿区里，她认为那是暗无天日的生活。

有一次母亲终于忍不住愤怒，给我一个耳光。因为那一次我逃学三天不去高中的课堂读书。母亲打了我但还是忍不住去找我的班主任，她问我的老师：这个孩子不爱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我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她和母亲一样，爱莫能助地看着我在自己的命运之途滑翔。那时我经常逃课，一个人独自在山上漫游。学校里还有一些经常逃课的孩子，他们被称为不良少年，经常躲在学校废弃的校办工厂，吸烟、打牌，和同样行为不良的女生鬼混。但我觉得我和他们并不一样。我觉得我是初中英语课本里讲述的那只蝙蝠。我在黑暗中飞翔，没有同类。

高中学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矿井做工。

下矿井以前我就很害怕下矿井。因为生长在矿区，对矿井的情形已经了如指掌。

不读书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井口去，我站在井口的边缘，心怀畏惧地看着幽深黑暗的井筒，阴凉的地气从那个黑暗的洞穴中升出来。一些面目黢黑的人扛着锹镐上来或者下去。

虽然对那个洞穴充满好奇，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下去。我只敢在井口边玩。那些弃在野地的矿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玩具，几个孩子推着空矿车在上行的轨道走，推至高处停下来。我们蹬在矿车的后钩上，让矿车野马似的狂奔，矿车隆隆而行，轰鸣的声音使我们内心和身体一起震颤。我紧张而快乐地体验着那种轰鸣和滑行，有很长时间这是让我迷醉的游戏。

我们不顾大人的警告，只要有空就会跑到井口玩。我和邻家的兄弟，山药蛋和二小，我们反复进行着这个游戏，不断挑战着游戏的极限。开始是在低处，渐渐地我们就把矿车往山上推。矿车的轨道铺在一座山上，由低向上升起，在矿工作业的时候要在矿车后钩挂缆绳，缆绳通往一个车房由运输工操作。我们认为不需要缆绳，没有缆绳的约束，矿车更能疾速奔驰。我们就一次次把矿车推向高处，推移矿车的难度和我们的力量成正比，力量越大，推移的位置越高；位置越高，滑行的速度越猛越快。我们迷恋着那种极限速度的游戏，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山顶推矿车。二小比我们大四岁，他更早地不上学，每天给家里放羊。在当时的我们看来，二小的力气很大，他臂上的腱子肉鼓而胀，他能把街上的磨盘搬起来，举到头顶，在我们看来他是大力士。那一次我们把二小请来，向我们的极限挑战。

矿车被推至高高的地方，我们停下来。站在高处往下望，我真的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没敢登上矿车，我想我受不住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我看着二小上去，他一只脚蹬在车钩之间，另一只脚踩地加力。他的双脚离地落在矿车车钩之间的时候，矿车顺着轨道沿山下一路奔去。轰鸣的声音由弱到强，我们看着矿车沿山体飞驰而下。矿车脱离轨道向山下坠落的时候我们都呆住了。二小被矿车带向山底，他的身体被矿车卷起来和矿车一起翻滚，那一瞬间使我们心惊胆寒。等我们失魂落魄地赶到山下，在一堆白色的乱石中看到翻倒的矿车和血肉模糊的二小，我的尿就顺着腿根流下来，我的腿间阴凉一片。

我是害怕矿井的。除了它深不可测的黑暗，还有神秘的死亡。

我经常会被妇人的哀哭从睡梦中惊醒。有时候是在午夜。被突然惊醒以后妇人的哭泣就涌进耳际，侧耳细听时感觉嘹亮凶猛强劲的哭泣充满午夜的天空，哭泣会飘浮游荡在街道之间和屋宇之上。那时候就是死亡的时刻。可能的事情就是某个家庭失去了丈夫或儿子。这是矿区日常的景观。日常的景观还包括，我们在路上行走，突然就会遇见对面身穿黑衣的一群人，他们中间的一位背上背着一个人，神色张皇地奔走。背上背着的人是软的，头和手脚都软软地耷拉在背他的人身上，在他们的左右和前后还有一些黑衣人跟着，同样是张皇的神情。他们在往保健站奔。

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简陋的保健站建在矿区的河边。保健站的外科大夫据说是一群心狠手辣的人，他们通常对待那些伤残的肢体如同对待需要砍伐的树木，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伤残的矿工成为保健站外科大夫的实验品。在俱乐部的空地上经常聚集着一些坐着轮椅的人，那些人不分盛夏酷暑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他们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对气候和温度的感觉。一根塑胶管从他们身体中延伸出来，落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在某些时刻，他们身体里的液体就会在无觉中流出来。这是伤残的大军。在他们中间有被夺去双腿的，有被砸坏腰肢的，还有失去手臂的。这是采矿留给他们的纪念。这些人经常摇着轮椅出现在大街上。他们残缺疾患的身影是投在采矿业的一道阴影。

还有一种景观是特异的。那就是瓦斯爆炸。那时候连空气都是紧张的，天空阴霾，气候寒凉，林木肃杀，落叶狂舞。街上救护车鸣笛疾行，到处是悲伤欲绝的人。在我的成长中，这些日常的或者特异的景观就是命运之手镌刻在我内心和精神的印迹。

我害怕矿井还因为我当时的单薄和瘦弱。

我的伙伴陈继贤先我而从高中辍学，到了外地下矿井。陈继贤一个星期会回家一次。每次回到家我们见面，我都会听他讲矿井下边的事情。听他在掌子面放炮，用大铁锹铲煤，跟工头打架，这些事情我听得多了会更加害怕。因为我知道陈继贤即使是下矿井也会是暂时的，他的父亲是采煤区的区长，他下井之后他的父亲可以想办法活动把他调动上来。下井只是为了日后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离开。而我，如果下去，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

我知道矿井里铲煤用的那种锹，在内心惶恐的时候，我把找到的那种锹竖起来，绝望地发现锹比我高，锹柄比我的手臂粗壮，而锹头则阔大如箕。那是我无法战胜的一种工具。无法战胜工具，我就无法战胜劳役，无法战胜劳役我肯定也无法战胜我的命运和处境。

但是，虽然我深怀恐惧，我还是顶替父亲做了矿工。那是我唯一的道路。

当矿工需要体检。体检的时候是在一间办公室，是冬天。生着火炉的屋子里拉起一道白布帘，保健站的医生在帘后就坐，她喊一个名字，就进去一个人。

在进去以前我们就已经把衣服脱掉了。外边是天寒地冻，漆黑一片的窗户结满冰霜。我赤着身体抱着双肩瑟瑟抖动。我羡慕地看着站在我前边的魏光福，他骄傲而且自信地站在前边，他骄傲的来源是他魁梧矫健的身体，我看着他结实的胸肌、臂肌、结实的双腿，觉得这个男人真是好样的。他甚至不像我们那样害怕寒气，自如地站在那里，时不时挥动双臂做运动状。医生喊魏光福进去，他掀开帘进去，他的身体把那扇门占满了。

我很担心自己过不了关。因为瘦弱单薄，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没有发育全。但是我必须让自己当上矿工，因为我已经从矿区的中学退学了。我再进不去学校的大门，又不愿意去社会上混，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次机会。父亲为了我能够顶替他的名额提前退休，我占用了父亲的名额。这并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我们都是，我、魏光福，还有站在冬季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体检的31名男生、6名女生，我们是矿区最后一批能顶替父辈在矿区工作的孩子。因为我们已获得消息，以后职工子弟不能再顶替。

魏光福出来的时候显然是顺利过关，因为他的表情看上去依旧是骄傲的。在他出来的时候，工资科调配员进来，他穿着军大衣，带进一股寒气和雪尘。他看见了魏光福，用拳头在他的胸前敲了敲，流露出很欣赏的神情。我趁他没注意的时候溜进到白布帘后。我在医生的指示下，过秤、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等。还好，最后的结果是合格。

因祸得福。因为我体弱，我被指派去硐室值班。魏光福，因为体格魁梧健壮被分到采煤班。我们在巷道里经常会遇见，他就是穿着工装满脸煤黑的时候也难掩帅气。我觉得一个健壮的男人可能世界观也会不一样，他看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也不一样。因为我看见魏光福很快乐，即使在矿井里举手投足也很潇洒。我决心做一个坚强和健壮的男人，以担当自己可能凶险的命运。

魏光福的更衣箱和我的在一起。早晨接班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换衣服。他脱掉衣服的时候并不急于换上工装。通常他会吸一支烟。脱掉衣服他会亮出自己的身体，看得出他对自己身体的欣赏。如果是现在，在城市里，他的身材可以说是最具魅力的男模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很健康，结实的骨骼、茁壮的肌肉，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一种力量。有魏光福在身边的时候，我会放慢自己换工装的速度。我磨磨蹭蹭，直到他坐在长椅上吸完一支烟，换好工装背好矿灯离开。那时候我才开始脱去衣服。是的，魏光福让我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严重的自卑感。我知道自己很平常，但是魏光福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不是平常，而是自卑。

阅读和健身训练是和我的矿工生涯同时开始的。

阅读对我而言已经不是学习和掌握知识，它是我消解在地腹中的孤寂的方式。

每天在下矿井的时候，我都会在怀里揣着自己选择的书籍。我在黑暗的矿井里阅读，我用矿灯照着手中的书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的这个样子在矿工的眼里显得古怪而离奇。我知道我被人议论，但我不管，每次下到矿井后，只要有时间照看不误。

阅读是我在黑暗中的一个通道。

在人的尘世生活的场景之下，在土地、河流、山脉、森林、草木之下是沉厚的漫无际涯的黑暗。我就是黑暗中的一粒尘埃。如果我关闭手中的矿灯，在光消失以后，我就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时候我的肉体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肉体和黑暗之中的岩石、煤炭、木头一样成为纯粹的物质。我亮起灯的时候，我就是黑暗中异质的事物。而我在黑暗中，在一盏矿灯的映照之下阅读，我的姿态和形影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稀有标本。我想是这样。我在阅读的时候为阅读本身心生感动。我觉得阅读的行为是我意识延伸的一个通道。我的意识穿行在两个世界。阅读停止的时候，我会在巷道寻找那些从煤顶撤下来被遗弃的浑圆的枕木。那些枕木是用来支撑煤顶的，有的两米长，坛口粗，它们从煤顶被撤下来，弃在古塘。我把它们从这边搬到那边，从这边到那边的距离不过一百米。我利用搬运之间的过程锻炼自己手臂、腿脚和肩部的力量。我觉得我可以敏感但是不能软弱，我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矿区也不相信眼泪。我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才能够适应矿井的劳役。为了锻炼出结实的身体，我费尽心机。我找到废弃的风袋，灌满用来防火的沙子，悬吊在硐室的顶部。我用它练习拳击，练习踢腿。我还跑步。我把训练的计划排满我的工作时间，直到交班的时间。我要求自己必须如此。我必须用力量和意志来反抗我的命运和境遇。就是说在命运面前我不能软弱，不能失败。这样的训练很见成效，交班的时候，我泡在浴池里，在清澈的热水里，在蒸腾的水汽中，我看见自己日益结实的双腿，胸脯，看见自己鼓胀起来的肌肉。重要的是我还看见了自己坚强起来的性格。那时候我对自己怀有信心，我想我不会被矿井的劳役压垮。

张明亮是我在矿井中遇见的另外一个阅读者。

在见到张明亮以前，我以为自己是唯一的。见到之后才知道张明亮在矿井中的阅读时间更为长久。张明亮带到矿井的是《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是个身材壮实的人，光头，环眼，看人的时候目光如炬。我们可以说是相互发现。有一天他走进我工作的硐室，看见我阅读的情形，他没有出声，找了一个角落，脱掉自己穿的皮袄铺在地上，然后盘腿坐上去。我看见他从怀里取出书，掌着矿灯看。他的样子让我很惊讶，我看见竟然还有人跟我一样在这八百米地下深处阅读。张明亮经常会诵出他带到矿井里的《金刚经》，诵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是我们阅读停止的休息时刻，我们关闭了矿灯，矿灯不能老开，因为要节省电量。我们都在黑暗中，我躺着，他坐着，我们都闭着眼睛。我就听到他在黑暗中诵读《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并不能听清楚他诵读的内容，只能听见他诵读的节奏，轻重和缓急。最初听到那些诵读的声音的时候我很害怕。它们响在黑暗中，由一个人的胸腔里发出，时而缓慢，时而急骤，等到由轻语变成朗声的时候，我的恐惧加深，头皮发凉。

我们的阅读是有差异的。我是安静的，我的阅读是沉潜的。我带到矿井的书籍除了《卡夫卡的寓言和格言》，还有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一部是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我热爱这些作家，热爱他们向我描述的那个世界。我觉得在我身处困苦的黑暗时刻，阅读为我修筑了一条道路。而那些我阅读的书籍为我打开一个世界。我感觉到自己的充实。为防止阅读的疲惫感生出来，几部书轮流着看，每次的阅读量不超过两个小时。再加上我跑步的时间，练习拳击的时间，我的一个班很紧凑地就过去了。这让我快乐。我工作就如在学堂。只是我的学堂不同凡响。

张明亮的阅读是一种搏斗。我看见他内心的挣扎和搏杀。

他在诵读《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是沉痛的，我注视过他的表情。他紧锁的双眉、紧闭的 双眼和因为念诵而翕动的嘴唇，以及从他 的嘴唇间急骤吐出的词语，我看见他被一种痛楚和想要摆脱痛楚的挣扎笼罩着。那时我已经知道他内心的危机和精神的磨难，他的女人扔下他和三个孩子跟一个油漆匠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山上，那座山梁是依山而筑的矿工的居所，那些居所是岩石所建。矿工们自己在山上采石，用采到的石头为自己建造居所。那座邻河的山就是矿工聚居的群落。在那样的群落中矿工们生息、繁衍，过着他们世俗的生活。张明亮盖起了那座石屋，他采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盖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在雨季开始的时候采石，雨季结束之际盖屋，全是在他的工余时间。他希望自己和女人孩子能住在一个宽敞得和他名字一样明亮的房屋里。房屋盖起来，粉刷完毕，他请来了一个油漆匠。他指示油漆匠给自己新造的房屋彩画墙围。他喜欢那些图案，他知道那些图案画在白墙上会被读初中二年级的女儿瞧不起，他不管，他就是喜欢。那个油漆匠把他房屋的墙壁当成调色板，画上了飞舞的凤凰和盘旋的蛟龙。房屋的墙画改变了他房屋的气质，在接近完工的时候，张明亮站在他房屋的中央就像王者站在自己华丽的宫殿中。那时候他感觉到强烈的成就感。但是在他房间的彩绘工作结束的时候，他的婚姻也同时结束，他的女人跟那个油漆匠跑了。他的女人不仅抛弃了张明亮，还抛弃了他的三个孩子。

有人告诉张明亮，念经是摆脱苦难和改善命运的方法。张明亮只是满世界寻找自己的女人，他几乎疯了一样，他的怀里揣着被他磨得飞快的菜刀，他因为劳累因为失眠也因为痛楚和愤怒眼睛血红，他想得最多的念头是，只要找见他的女人和那个勾引他女人的油漆匠，就毫不犹豫地挥刀劈了那个人。但是他奔走了半个月毫无消息。在绝望的时候，他走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华严寺。寺里的住持看见了张明亮脸上因绝望而起的杀机。住持把张明亮引到大殿里的佛像前，让他跪下来。跪在那个倾斜的蒲团上时，张明亮泪水横流。

女儿被强奸的消息是张明亮回到家以后听到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消息，那段时间这个消息传遍了矿区。但是张明亮不知道。他回到家以后看到女儿神情大异，如同一只胆怯的幼鼠躲在黑暗之中。他没往心里去。那时候他还未能从自己的痛苦中走出来。张明亮是在去厕所解手的时候获悉女儿的灾难的。他听到隔墙的女人在议论，他蹲在茅坑上，听到隔墙的女人制造出来的屎尿的声音，听到她们说话，她们在议论一个女孩子被强奸的事实。听到她们说出是谁的女儿的时候，张明亮提起了裤子，他仓促慌乱地走出厕所，还没来得及系好裤子，就看见几个女人从厕所出来，那几个女人看见他表情立刻不自然了。张明亮揪住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他问：“你说是谁家的闺女让人强奸了？”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他，扭身就跑。那个女人看见了张明亮的眼睛，他的眼睛里那时候是血色一片。

张明亮回到家，推开家门看见在黑处坐着的女儿。张明亮到山下女儿的学校去找校长，校长看见张明亮很热情地接待，张明亮没有理睬校长脸上堆积的谦逊和热情，他揪住校长的衣领说：你叫女女以后咋活呢？女女是张明亮女儿的名字。那个时候她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一直在哭。在距离校长办公室一百米的地方，是学校的公厕，公厕的后边是一道堤坝，堤坝的背后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河道两岸有生长的庄稼，有一排一排的杨树，还有赶着羊群放牧的农人。张明亮的女儿课间的时候去厕所，她去得比较晚，等她解完手提起裤子的时候，身旁的茅坑已经没有孩子了。在她往出走的时候，她的嘴巴被一双土腥味的大手捂住，一个黑暗的影子迅速覆盖了她。张明亮的女儿能记住的就是这些，能跟人讲述的就是这些，她讲不出来的是身体的创伤和内心的恐惧。

张明亮换上窑衣下井的时候，内心冰凉如水。他坐在我工作的硐室，他的神情枯槁。他对我说：“哥不能再下井了，哥想回村去，带女女一起回。女女不能在这地界活，总在这里怕会疯呢。”

在黑暗的矿井里，张明亮闭着眼睛在念诵《大悲咒》。

我听着他的声音由低沉缓慢到急骤，我看见张明亮被悲伤凶猛地淹没。

（《人民文学》2006年第1期）

熬至滴水成珠

池 莉

1

有一种春，是无法守候的。这就是人生的春。人生的春往往与年龄没有关系，却只是一种苏醒。这样的苏醒，如偏僻乡村篱笆上的野玫瑰，花朵开得烂漫，意象上却单单只有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

不要以为意象上的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容易得到。更不要以为有了偏僻乡村，目的就八九不离十了。不是的。这种意象不是浅显的看图说话。能够形成这种意象的，要木篱笆，要野玫瑰，要好阳光，要一道碎石小路，从篱笆下面蜿蜒伸出，远远地，远远地深入到了起伏的山坡，要山坡上有茂密的针叶林，要林子里淡淡地散发着松香。

说的是人呢，说的是人生的春呢，因此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说：人生的春，天衣无缝，浑然大气，是先天的天地精华与后天的着意磨砺融会贯通了。

用一种更加日常的话来说，人生的春便是一种懂事。

有一句成语，叫做“少不更事”，可见懂事需要经历，经历需要时间，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这就是熬了。这个“熬”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制作汤药的那个“熬”：煎熬。于是，可以说，意象是煎熬出来的，苏醒是煎熬出来的，人生的春是煎熬出来的。

玄妙的是，需要多少的煎熬呢？又需要多久的煎熬呢？所谓的漫长，那应该是多长呢？法海和尚，老得白胡子一大把，也还是无法彻底圆通，喜欢纠缠白娘子和许仙的家庭婚姻之事。六祖慧能，3岁丧父，自小卖柴养母，连文字都不认识，偶然得闻佛语，心即开悟，于刹那间便明心见性，立刻出家，然后修成正果。像我这样，写作半辈子，也算受了不短的煎熬，且不谈自己的写作，单说艺术鉴赏方面，在十余年前，我就觉得自己也算是知春了。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看上去或巍峨，或工整，或灵动，或俊秀，诠释一个什么道理，都披挂在作品的形式上，十分易于让评论家一眼就看出好了。这些艺术家和评论家都在玩可爱，装童稚气，于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假装很复杂地把玩具藏起来，而另一个人假装很深刻地找到了它。这种把戏非常容易迷惑具有发言能力，并且乐于表现发言能力的泛知识阶层，大家一热闹一追捧，一伙子人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名利。于此，我会马上露出不屑甚至公开厌恶。我要求文如其人，要求格物致知，要求道德文章真而不伪，要求艺术家首先具备天赐的直接感受人类情感的强大能力，又在后天能够使用这种能力遨游历史现实与人类心灵，然后剥茧抽丝，去繁就简，将他获得的核心理念完全融化在作品的血肉之中。也就是十余年前，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激烈的，我会忍不住要与人争论，乃至一言不合便会拂袖而去。我坚信自己看得懂作品也看得出人品。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大约是在五年前吧，我的坚信开始动摇。我开始强烈地怀疑自己。后来我想明白了，便知道自己最多也就只有一部分的知春。我可以肯定自己的，只有两点，一是有了一些阅读经验，二是有了自己阶段性的艺术标准。别的，就不能被肯定了。我道行再深也就是一个法海和尚，远远不是六祖慧能。

还是要说人。还是人比什么都重要。

还是要把知春放在人的范畴检验，哪怕仅仅是鉴赏艺术作品。正如烧秋一般，若是一把大火烧尽所有季节带来的芜杂繁复，深秋的田野袒露出来的，就是单纯的田野。就这一个道理，一个极其简单明确的道理，足可启我愚蒙，教我知春。这就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鉴赏经验与艺术标准，但是我却不可以拿自己的经验与标准当做正确本身，当做正派本身，当做美德乃至真理本身。

事实上，偏偏我们太容易把自己当做正确本身，当做正派本身，当做美德乃至真理本身。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疾恶如仇，因为那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被灌输到血液中的美德标准，我们会非常自然地去苛责、要求和打击别的艺术家。尤其在现实生活中，觉得看在眼里的分明是庸俗的，虚伪的，拉帮结派的，学阀作风的，沽名钓誉的，并且还会遇上他人对于自己个人和自己作品的恶意挑衅、谩骂和故意颠倒是非。在这些情况之下，要自己否定自己的真理立场，没有敌意，没有激烈的情绪，不反抗，不鄙视，不出言不逊，实在是很困难。

原来我要说的，还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渴望知春。

那一天，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目光散漫地随着炊烟望到了灰蓝色的天空。武汉深秋与初冬的晴空是这样的好，颜色是很贵族气的灰蓝，温润又傲慢，空间却有着童话一般的神秘高远和无尽辽阔，万里无云又似一个能干俏女人晾晒出来的洁白床单，有说不出的洗练与明亮。好东西往往就是有气魄，就是要这样地打动人心。我心一动，便有了心得：世界上最重要的还是人！我得先于一切地承认：人的观念、喜好、志趣与理想都是没有通约性的！

比如我不看电视，可我不能否定电视，因我的父母就看。我受不了商家大放流行歌曲，可许多顾客就是被这“热闹”吸引过来的。我厌恶打麻将，我的亲朋好友大多喜欢麻将。这就是说，观念的不同并非恶，价值的不同也并非恶，个人本性的不同更不是恶。因此，我何以动辄“疾恶如仇”呢？

别的艺术家追求什么理想或者什么名利，其作品使用什么形式，在我这里，可以不喜欢，可以进行学术评品，也可以置之不理掉头走开。但是，我应该怀有善意的尊重。不是说一定要尊重我不喜欢的作品与做派，而是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的权力，尊重人类的通约性。我以为，这才是知春的了。那一种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的境界，在现实生活里，大约就是要修养出一种善意的豁达与宽容来吧。

修养善意的豁达与宽容，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以我愚钝的资质，悟也用了十余年，想要修养成为人生的态度，还不知道需要经历多少年煎熬了。还敢比法海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罢了。

原来，人生的春是这样的难得啊。

2

我们还是说人。还是人比什么都重要。

前天傍晚，天空静穆，晚霞明丽，西天已然跃出一颗耀眼的寒星，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外出散步，便迎着那颗星星走去，悠然淡然。半路遇上了一位男邻居，推着一辆婴儿车，也是悠然淡然，嘴角带了平素没有的生动笑意。这笑意引得我停留下来，俯身去看婴儿车里面的婴儿，原来是这邻居得了第一个孙子。我一看，人就傻了。一个婴儿，在天地之间，端然大方地熟睡着，皮肤如此洁净细嫩，嘴唇如此新鲜红润，眉眼与鼻子，生得如此横平竖直。我的天！刚满月的婴儿居然是这样的面目俊美和慈祥啊！而且居然是这样的娇小啊！娇小得我简直不敢碰他，伸出去的手指不知不觉又收了回来，生怕碰坏了这样娇小的俊美和这样娇小的慈祥。我自己也是生育过女儿的，我自己也是从婴儿成长起来的，怎么以前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婴儿娇小成这个样子呢？而且完美到这种程度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好，简直一塌糊涂，散步到天黑也忘记回家。一路走来走去，都是认真地回忆与辨识我女儿的婴儿时代，用刚才那婴儿的娇小，去证明世上所有婴儿的娇小，包括我自己的。原来我竟然识不得生命之小呢！

邻居有一人，在二楼阳台吹笛。想必是一个专业笛手，吹了多少年的，只是一个婉转，就把人的千般柔肠万般情感都勾引出来。这个时候，我立在湖边了，湖水汤汤，烟波浩渺，天幕上的那颗星星一直与我对望。这生生不息的人世啊！就是从这般的娇小开始的吗？这娇小的俊美的慈祥的生命啊！爱得叫我连一个“爱”都说不出来了。

最近，我在后院的菜地里撒了一把萝卜籽。几天以后的一个清晨，我忽然发现，出萝卜苗了！可以重达公斤的萝卜，它的苗却幼小得不可思议：细长的茎纤细如发丝，孱弱地弯曲着竭力顶住两片绿色的叶，而这叶，亦小得仅仅是因为有黑色泥土才得以被衬托出来。我连忙返回书房，取来老花镜，戴上，蹲在田头，认真端详萝卜苗。我用手指碾碎了一疙瘩又一疙瘩的泥土，轻轻培在萝卜苗的根部。与这样孱弱的植物的小生命共处，使你感到人类的强大，感到你有满腔的怜惜。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我就开始惦记它们，我得适时地为它们浇水、松土、施肥、间苗、除虫，让它们顺利成长。我当然知道，农事一旦做起来，就跟抚养孩子一样，有着没完没了的琐事，还有口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活。但是我会做下去的，一个人，即便是面对孱弱的萝卜苗，一旦由衷地发生了郑重的情感，那也该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承诺。

其实我做过农活。我17岁的时候是知青，曾经在田野上劳作。现在于后院种菜，依靠的就是知青时代获得的经验。然而，到了现在，我才以前所未有的真实发现了萝卜苗的纤弱，并对它们产生了抚育者的责任感。而当年，17岁的我，下放几个月之后，就靠一篇文字优美的作文，被贫下中农选拔到大队小学当教师去了。尽管我在所有的假期里，都积极投入到生产队的农活之中，我还是从来没有把萝卜苗或者白菜苗看在眼里。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方，心里头只装了三个宏大理想：第一，要解放全人类。第二，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第三，将来要当作家。因此，当生产队长一头冲进我们的教室，说：“老师，要下雨了，赶快把学生带去抢摘棉花！”的时候，我立刻放下教鞭——一根柳树条，挽起裤腿，率领学生立刻出发。当夜，不管有多累，我一定还要挑灯夜战，那就是必须写下至少一篇关于人定胜天的战斗诗篇。

少年意气，眼睛看见的都是大，成年以后才逐渐发现小。当过农民三十年之后，我才在自家后院回归田野。48岁这年，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清楚了萝卜苗。才知道心疼它们。才意识它们都是生命。也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纤弱细小的生命。我恨不能回过头去，做一次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意识清醒的母亲，好好端详自己，好好心疼自己。

这是三十年的时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做好做歹吃苦耐劳也不少，生儿育女也曾经历，却好比没有看到目的地的火车，只管呼隆隆地一径朝前开去。某一日的黄昏，有瑰丽晚霞，去散步，眼界忽然被打开，才正经认识了婴儿和萝卜苗。一瞬间，眼里有了，心里也有了。人世间，不管动物植物，小生命总是大事情。

3

我喜欢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随着反复的阅读，开始坚信他的阐释：“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近些年来，对于自己喜爱的思想家的阅读和思考，感觉有一盏灯，渐渐明亮在我生命的小路上。佛家有一层醒悟，叫：离暗出明。有时候我能够明确地体会到，心里头就会泛起一波一波的欢喜。

17岁的时候，我深信我能够“解放全人类”。27岁的时候，有一点不相信了，但是还相信“解放全人类”至少是一个豪言壮语，是一个宏大理想，是美好的理想主义。35岁的时候，心里空了，找不到着落了。45岁左右，逐渐踏实下来，以检讨自己为主，温和地否定了“解放全人类”。清楚地知道它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中国式的口号。中国式的大话。

在中国的大话年代，青春年少酷爱文学的我，用大话写作诗歌，开始了激情洋溢的文学创作，很快，社会现实枯竭了我的诗歌激情。愤世嫉俗的我便转向小说。近年来，诗歌的泉眼自然复活，我便时时又得诗句。看看自己呢，还是比较害羞，觉得有一点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尽管害羞，可还是要承认，与自己17岁的诗作一比较，现在的诗，那才是诗。而当今时代，基本还是大话语境。打开报纸，一个售楼广告，开口就“世纪豪庭，高贵身份象征，满足您千年尊贵梦想”，一个药品广告，开口就是“精湛工艺，卓越疗效，化时代高新技术，让男人‘性’福到80岁”。

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结果来检视自己，感觉就是：自己渺小如尘屑，无力有益于家国，但是个人却在进步。为此，我也感到高兴。人的进步与年龄并不成正比，却往往相反，中年懒惰、中年堕落、中年放弃、中年油滑，实在是太容易了。人到了中年，如果还没有懂事，就应该算是退步了。民间有“老小老小”这一说，说是人老了就会变得像小孩子，意思是要我们学会体谅和迁就老人，因为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小。我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年纪是否算老，但是我自己都觉察到自己在变小，小到乐于去争取微不足道的进步，就像我的孩子，在门后的白墙上，划了自己的身高，过一段时间，再去偷偷划一划，比一比，哪怕长高了一点点，都是要笑起来的。中年以后，我是如此地渴望懂事。

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懂事不懂事，我的目的，还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思想家。尽管我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懂事者。然而，同时我也已然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情形里，“真正”与“伪真正”，是无法准确衡量的，甚至也不都是可以被历史证明的。甘地在印度，就成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圣雄甘地，其影响力之大，震惊世界。而中国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许行，早在战国时期就率领他的学生，穿粗布衣服，打草鞋，织草席，简单生活，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呼吁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其行为方式与甘地的苦行何其相似，有谁记得他？即便在大学学习历史和文学，读过诸子百家，大约也就记住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而已。就连著名学者梁启超，对于许行的理解，也不过就是“愤世”二字。实质上，对于许行，怎么就可以这样大而化之地概括呢？革命才是愤世的，苦行则是以克己、容忍、宽厚来修身醒世的。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中国的历史也太正统了，遗漏与遗忘，误读与误解，倒成了学术上的正常了。历史记得谁？历史又可以证明什么呢？

既然明白了，既然自己做着自己命中注定的事情，哪里还要去社会上或者历史上讨一个什么“真正”与否呢？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也是民间关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思想，有着真正的睿智豁达。中国的哲学智慧，总是更多地体现在民间，没有哲学家，只有中药铺子的老中医，自然活泼的小和尚，深夜缝纳的老奶奶，资历深厚的樵夫，间或也有待嫁的姑娘。可喜的是，当代概念是以地球为一个村落的，我们还可以寻找到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和思想哲学，亦还是有许多智者，坚持关注人和现实，与中国民间智多星们的思想异曲同工，都是希望把纯粹理性中的美德转化成为实践理性中的善良，而非邪恶。如此，任山高水低，月落参横，潮起潮落，我也不再会有古人陶渊明的“但恨多谬误”了。

大约有十年了，我不开自己的作品讨论会，不请国内外著名人物给我作序或者写书评，也不再应邀上电视做自己的专题。这些做法，最初的心态，也许兼有各种的使气与愤然。到后来，特别是近五年，便都不再是使气与愤然的了。因为我逐渐了解了自己。我就是一个不善于与人群紧密相处的人。我天生就不具备兼济天下的豪情，陶然中意的只是独善其身。我是一个偏僻的乡村，连木栅栏和野玫瑰都没有的乡村，唯独拥有宁静，是那种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宁静。

今年，我几乎用了大半年时间，修订我的文集。在一篇一篇小说的重新阅读之中，我发现了那么多的错误，实在令人羞愧与不安。除了印刷过程中的校对错误之外，我自己的笔误居然多如牛毛，用字的生涩也多如牛毛，关于生活常识的错误也多如牛毛，还有思想深处的混乱导致的本文形式上的含糊不清。一想到就是这样错误百出的《池莉文集》（七卷本）至少被60万以上的读者阅读，我便会冒一额头的冷汗，当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如此，在私心里，我觉得，评价本身能够关注和给予我——无论褒贬，都算是抬举我了。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喜欢我的书，也是我的真福气了。

哪怕只是为着不辜负自己的这份福气，我也应该认真地从容地写好每一个字，视每一个字如同新生的生命，胸怀里要拥有创造者的责任感与母亲式的顽固溺爱。不管外面的热闹是多么沸腾，不管呼朋唤友的声音是多么诱人，我的孩儿没有吃饱穿暖，没有收拾体面，我们就是不出家门。

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懂事不懂事，原来还是说的我自己。

我总在守候，总想我人生的春季能够到来。春竟然是那样的一种大方、清亮、顺畅、和煦和健康，无论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就跟没有发生一样，还是该做什么就做着什么，与世界相看越久，心里也就越是熟悉和平和，即便地球的毁灭就在眼前，也是一样的泰然。什么叫做活得体面？我以为，这就叫做活得体面。什么叫做死得高贵？我以为，这就叫做死得高贵。

半辈子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却尽是不体面和不高贵。且也不多说别的了，单单是这种不体面不高贵的焦虑急促狼狈愤懑之气，已然让自己的身体遍体鳞伤。2000年前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出毛病了。后来，我更惊讶地发现，原来不是他人伤害了我的身体，伤害者正是我自己。我们的肉体，不仅仅是细菌和病毒毁坏的，最大的致病源却还是不健康的精神。

回头看了看已经过去了的半辈子，我产生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我得爱自己。

我渴望懂得怎么才是爱自己。

4

先于爱来到我眼前的，是不爱。

或者，确切地说：似乎也不是不爱，而是一种懵懂与糊涂。以为爱自己是一个本能，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过反思，没有设想过关于这个道理的道理。

待到毛病压身，再也强不过，倒在病榻上，被大剌剌的医生一叠叠地开单子，到处去排队检查，这个机器进那个机器出，花大把的冤枉钱，还受尽驱使与折腾，这个时候，自己就开始反思了。

有一个例子，与所有例子一样足够提供给我自己反思。那是2000年的夏季，我女儿小学毕业。在暑假最炎热的日子里，我女儿参加了外国语学校的考试。初中教育，原本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轮到该我女儿上初中了，也不知道哪里吹来了一阵风，要把教育产业化，忽然就把师资稍好的初中，统统都变成改制学校，改制学校不执行义务教育了。改制学校一是控制生源，严格地考试招生，二是高收费。按说，招收了这样一些高智商好成绩的学生，只发教材他们自学，随便哪所学校将来的升学率都不会低，何来高收费的理由？没理由！就是要高收费！每学期几千元！面对这样的霸道，你毫无反抗能力，不免叫人悲愤。还有更厉害的一层屈辱要你消受：全省好几万人报考一所学校，录取才不过两三千人，你考不上录取分数线，想交钱也无处去交呢！用武汉话说，这叫“掐着你玩”，用北京话大约叫“挤兑”了。

事情还没有开始，先已经是悲愤交加。当着女儿的面，还要轻松自然谈笑风生王顾左右言其他。女儿才11岁，敢于报考最难考的学校，仅是凭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良好心理状态，我自己被打掉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脸面上做出来的只能是对孩子的赞赏与激励。

考场就在汉口某学校，却是一个陌生的地段。临考前一天，我为女儿准备文具纸张手表，烹调可口饭菜兼复习语文，建议女儿的父亲事先去熟悉一下路线。因为考试通知书上醒目地写着：迟到10分钟，考生不再有资格进入考场。但是我的建议被认为是多此一举。为了女儿的复习，家里绝对安静，因此连公开的争论也不曾发生，两人的眼神却都是横了的。静悄悄之中只有我听见自己又掉了一颗牙齿并又强咽下去了。结果，翌日清早，我们果然遭遇了反复的迷路和一再的塞车。为了不影响女儿饱满的情绪，我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决不抱怨！决不！最后，离考场还有大约300多米的时候，时间到了。道路完全堵死，全部停满了送孩子赶考的大小车辆。我带女儿毅然下车，母女俩跑步前进！在残酷的铃声中，我们浑身大汗地冲进考场，又冲到楼上与楼下，寻找到了孩子的考场，之后，我立刻被驱赶出来。

我被驱赶的时候奴性十足，丝毫没有自尊心的屈辱和反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好了！好了！孩子赶上了！我灰溜溜退得飞快，身后紧紧追击着考场秩序维护者。这是一个骨骼壮大、肚腩鼓凸的中年女教师，戴着庄严的红臂章。她用脚步追赶，用嘴巴发出打击，说：“喂，喂，谁的家长啊？也太不像话了吧！这都是第三次铃声了！还跟着跑到考场来！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啊！”威严的女教师一直把我逼到校园大门之外的又一道横线之外，然后，她才不太甘心地收回了她的权力，不过最后还是要掐着我玩一把，说：“想考好学校就早点起床啊，现在睡醒了？”

就是在这一刻，我的悲愤，忽然地，无法抑制地爆发了。我心跳骤然加快，以至于快得失常，我觉得皮肤在肿胀，有污浊的恶气从每个毛孔喷出来。我头昏目眩地摇晃起来，我变成了旋涡。黄褐色的混浊的旋涡飞速旋转，里头泛动着我人生四十三年来所有的辛苦、劳累、屈辱、悲愤和不如意。就在那一刻，我把自己人生的四十三年，武断地作出了一个悲观的总结：我觉得自己活得牛马一般，猪狗不如，几十年所有日子都在劳作从无歇息，却是于自己的自尊都毫无帮衬，所受屈辱数不胜数。我断定自己的婚姻已然失败。我认定生孩子是一念之差导致的错误。我成为作家并非个人理想的成功实现，不过与从事任何劳作一样平庸无聊，唯为养家糊口而已。

我站在人群中，与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头顶烈日，眼巴巴等待考试的结束。但是实际上，我毫不节制和毫无理性地爆炸了自己。我的烦躁与愤怒达到了极点，我咬牙切齿地无声地咒骂着：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人的尊严与气节应该高于生命啊！念头至此，我心震撼，觉得自己的情感如此伟大无私，人就是要为真理而奋斗啊！我渴望发生自焚的奇迹。渴望利索地爬上不远处的高楼，然后纵身从楼顶跳下来。

整整两个小时，我站在滚烫的大街上瑟瑟发抖。我因为对自己使出了巨大的约束力量而颤抖。幸而意识不肯弃我而去，有一丝现实意识始终缠绕着我，使我还牢牢记得我年幼的女儿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考试，我可不能吓着了我的孩子啊！我全力以赴地约束自己，每一条肌肉都紧张得酸胀疼痛。终于，我成功地保持了正常的状态，直到我女儿从考场欢快地飞奔出来。

女儿获得录取之后的那个夏末，我开始绵延不断地感冒发烧。经常头痛，乏力，血尿，肺部不适，人也日渐消瘦。秋天，我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和大把脱落的黑发。冬季的一天，出差，在机场，忽然就失声了。以后的日子，我更加急躁、敏感和焦虑。睡眠极其不踏实，噩梦连贯得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无法打断。类似于以上那样的自我爆炸，一旦遇上诱因就会发生，发生了之后，不久就会身体不适。一个我自己可以亲睹的恶性循环开始了。

早年学医上中医课，读过《黄帝内经》，为了应付考试还背诵过，至今也还念得出来：“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起居。”中医并不为我们分析病因中的是非对错，并不强调是否寻找和归咎于他者的伤害，而是明智地从结果到结果：悲伤肺，怒伤肝，忧伤脾。关键的是：你自己不要从生活中摘取悲、怒、忧的结果。学医二十多年以后，我才有了一个合格学生应有的体会和理解。

2003年的秋天，偶然的，我打开自己的手掌，竟然是极其可怕的酷似僵尸的一双手掌：蜡黄，干枯，冰凉。我目瞪口呆。我明白了：我的身体在毁坏，根本原因就是我自己的不知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若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一味追究与讨伐他者，就是不知春，就是不爱自己。原来，对于自己，不爱比爱来得自然和容易得多。我不懂爱，居然是首先不懂爱自己。

5

我要记录一个奇遇。

记录某个时刻的悄然而至。

就是这个深秋的一天，清晨的某一刻，我在细腻的秋雨声中慢慢醒来，一种十分遥远和缓慢的醒，遥远得刚刚从地平线那儿凸起，仿佛一滴水珠子。以至于在最初一刻，我以为自己并非醒来而在梦中。然，雨声就在窗外，一阵的紧，一阵的松，紧的时刻，屋檐下的石阶就被打得吧嗒作响，这正是我家的雨，我是真的醒了。

我醒了。我大脑深处的某个沟回醒了。我的身体却还没有醒。我依然沉沉躺着，四肢松弛，呼吸还是睡眠中的那种自然呼吸，眼睛也没有睁开。这一觉好睡，睡得身子烂如熟泥。哪里知道世上竟有这样好法子的睡眠呢？熟泥啊，是这样通顺，是这样富有韧性，是这样的绕指柔，仿佛自己可以化作砖瓦，再化作漂亮的小瓦屋。真个可以说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啊。这又是我多少年向往的好睡呢！

本来，我是一向都不喜欢我的清晨陷落在阴雨之中的，这个秋霖如晦的清晨，我却满心喜欢，感到卧室里昏暗得如此柔和妩媚，如鸿蒙初开。这一觉透彻的好睡，使我单纯如婴儿，丝毫没有了对客观世界的挑剔，有的尽是新生的欣悦。

某个时刻便悄然而至。

在这个时刻，钟摆无声无息地停止了，世界不再沿着时间纵向前行。我依然闭着眼睛，却清晰地看见世界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剖面，就像古老的松树一样，有圆圆的轮廓，还散发着新鲜的木香。在密集的年轮里，我看见了自己，在深秋的季节，静静躺在床上，是一个48岁的女人，10岁动笔想写一部厚厚的好小说，至今还没有写成。女人育有一女和育有升结肠石化肿瘤一枚，腹部因此留下两道手术疤痕。女人因易悲易怒又易忧，经络多处纠结导致无名疼痛，头顶有数根怪发，焦虑时雪白，平和时乌黑。女人草根性十足，性喜僻静，除酷好写作之外，便只好庄稼与花草，尤其爱闻浇过大粪的沃土被太阳晒出来的气味。女人本无行政与组织才能，任何社交场合均不能得自在，却担任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职务，时已五年，是断然不可再做下去了——我注视着自己，目光是从来没有的平静客观，如看一棵树一株草，想以往数年，学习与工作中也作无数个人总结，却皆不如此时此刻的真实、简洁、彻底和公允。

我身上担任的这项行政职务，早就起念要辞掉，因为时常还是有一些烦琐公务的，一旦应付不来，难免叫人烦躁愤慨。一旦烦躁愤慨，便恨不得立刻公开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写一个辞呈立刻见报。然而，在这个时刻里，我的辞职决定不再是一时兴起，也不再有慷慨激昂，只有淡定与平衡，没有机锋，与时政体制无干，连效仿古代圣贤的退出官场，归隐林泉之意，也一点点没有，因那样的归隐，还是有机锋的，下意识里暗藏的，还是一种姿态，要显示给世人，这姿态至少也是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而我，此时此刻，海上生明月，心底见坦然。我不要自己作出了一个关乎个人的选择，就以为比别人清高远达。我不归隐，不超脱，不疏离，不边缘，我要全心全意地待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悄然而至的时刻里，我不仅真实简洁彻底公允地看见了自己的本色，更其难得的是，还生出了这样质朴的至善的心态，我是多么喜悦！

就在这个时刻里，我同时看见了我的父母。他们熬过了一夜糟糕的睡眠，相对坐在床上，躬着背，活像一对皮影人偶。他们在小声商量怎么才能获得高质量睡眠。我父亲想做一个手术但是又有无数顾虑，他们牢骚满腹地抱怨现在医疗费用的奇高。在以往的几十年里，因与父母相处时间极少，彼此都不太熟悉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凡大事小事出现，我皆惶然不能言。在这个时刻里，我却丝毫没有了惶然，爽朗地支持父亲做手术并一一归置他们的顾虑，结果是众人大悦，一切顺利。

我真切地看见了我的女儿。她在遥远的一所中学宿舍里，被温暖的阳光唤醒。她朝气勃勃地穿着一条牛仔布的短裤，而户外是零下2度的气温。她快乐而轻松地告诉我：妈妈，我真的一点不冷！她的表情是那么自信，她自信地驾驭着她的学习、她的生活、她的爱好和兴趣。只因她这样一种自信的驾驭，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慰与骄傲。

在这一刻，我居然还看见了我的外祖。他们是我永远的伤心记忆。他们熬过的是中国巨变的年代，终因心力交瘁而过早逝去。在这一刻，我与他们遥相致意，好像他们也知道我通过了四十八年的人生经历，理解了人世间的艰难与险恶，他们与我不再隔世。我还看见了我的老外婆，胖胖的，却总是一副笑模样，嗜食臭腐痴心不改，秘密掌握着将新鲜食品制作成臭腐食品的种种秘方。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对臭腐食品颇有心得的源头何在，明白了世间的滋味，也是可以有一种臭腐即是奇异之香。

就在这悄然而至的时刻里，我还看见，我11岁的老狗皮皮，忠实地守卫在我的卧室门口，还装出一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模样。我还看见，屋子后面的菜地里、莴苣、雪菜、萝卜、菠菜和茼蒿，都在各自的生长之中，而许多微小的菜虫，也都顽强地依附着菜叶，抵抗越来越凛冽的寒霜。我们绝对是不使用农药的。无论是蔬菜是小虫，一概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生机。

就是在这一刻，我发现我看见的，果真是我一个人的全世界，是我认识或者记忆的所有人与事。而我，重新与他们面对和相处，全然没有了执著的自我立场，因此也就没有对立和不知所措。我能够看见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脉脉沟通与种种协调。这是我从来都不曾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的精神格外轻松。《金刚经》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难道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莫非就是一种放下了的身心轻松？

一问又一问接连发出，不待回答，我的醒已然由地平线上的水珠变成了东升旭日。我满目光明，眼里含满温热泪水，这里的问也就是答了。

我当然是醒的了。我是从前的自己遇上了现在的自己。我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意义的邂逅。

6

我真的醒了。我分明听见时钟又开始滴答滴答地行走。在我的家门口，装甲车一般的垃圾车沉重地路过，呼隆呼隆翻转垃圾筒，两个工人站在踏板上，歪戴帽子，口罩在胸前晃荡，嘴里叼着香烟，神气十足地挥手，向下一只垃圾筒进发——世界又开始沿着时间纵向前行了。

我意识到，我全身通泰地躺在洁净的床上，床上的织物都是全棉的，十分洁净地散发着棉花朵朵的香气，夜晚沐浴以后的护肤乳液也香，也是一种植物香，在温暖与馨香里，爱人就在身边，与我并肩躺着。他仅凭呼吸的变化就知道我醒了，或者他并没有凭借什么。

他说：“醒了？”就两个字，好似两记当当的钟声，是欧洲那种乡村小教堂发出的关怀人世冷暖的钟声，纯粹的和悦，只想关怀你。我没有声音。我还没有力气说话。我刚刚送走某个悄然而至的时刻，还沉浸在莫名的感动中，有着万语千言，却是发不出一声。我动了动手指，爱人干爽而温暖的巴掌，立刻握住了我的手。他慢慢加重劲道，揉搓我的手指，有着无间的亲密和透心的热力，使得我的眼泪悄然滚落下来。

以我四十八年的人生经历，以无数个难眠之夜的痛苦，以数不清的寒冷孤寂和苦涩，以被不安全感反复惊扰的残梦，更以这一夜前所未有的好睡和奇遇，我明白了：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了这样一个爱人。爱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安全感的存在，就是一个温暖季节的存在，一个清醒视线的存在。所有的植物，凡花繁叶茂，必然是植根于深厚的肥沃的土壤。一种人生态度的换转与修养，也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土壤。这土壤也许肉眼可见，也许肉眼不可见。它也许是一种原始的微小的自然的善心与善意。它也许是一种大义。一种凛然。犹如巍峨远山。犹如蓝天与大海。犹如最红最圆最温和的夕阳，某一日，恋恋不舍地滚落你的窗口，你倚窗遥望，与它对视，心领神会地接受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教诲与暗示。我相信，对于一个有许多性格缺陷的人，一个重感觉的文字写作者，一个资质与悟性都比较普通的瘦弱的女人，个人生活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得承认这么一个事实：我的好睡，我的觉悟，我的平静与安稳，我生命中某一时刻的悄然而至，与我身边睡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密不可分。

我看着这个男人，他也这样地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自己此时的情怀。对于他，我是这样地敬重，这样地想要顺从。我恨不能检讨自己平日对他的所有冒犯和失礼，也恨不得原谅平日没有给予他的所有原谅——嘴里却依然无话。不敢说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决然没有可说性，一旦出口就有损失，不是薄了，就是厚了，不是淡了，就是腻了。

当某个时刻悄然而至。当我满含泪水，睁开眼睛。当一夜之间我与现实不再有恨。当爱人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只有李白的一句好诗穿透岁月到现在：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此时此刻，宇宙天地如此郑重，男女也不再存在，夫妻就是骨肉至亲，看不厌的爱人就是山，是石头，是石头缝里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任你什么样的污秽糟蹋也无法亵渎，纵然凡胎肉身转眼就会灰飞烟灭，至情至性总归那座敬亭山。

我们能够说出来的，是现实生活。我们说我们连“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也不要做。我们要好好地生着活着，牢牢地在众生之中，是一对同窗的学友，相约要一起好好地学习。学习生活，学习自然，学习光明、简单、敦厚、宁静，争取获得一次又一次的人生醒悟。闲书里有一帖中药膏方，宫廷得于光绪七年，时有周妈妈奉旨拟定为益寿膏。方子开了四十七味中草药，我用文学的眼睛看，过目不忘的只是两味：豆蔻与破故纸。豆蔻有怎样的青春？而破故纸又有怎样的老迈呢？却须得一起煎熬互补。其实，人生的长寿与否，我以为实在只是天意。而熬至滴水成珠本身，对于人生来说，却实在是一个美妙景象，是一个美好的修炼过程。爱人把方子，用了洒金宣纸，小楷抄录，贴在我们茶室的墙壁上。老是要叫我不由自主地想，那最后熬成的珠子，该是何等圆润，何等晶莹，何等沉着，何等剔透，叫人怎么喜欢才是呢。

（《人民文学》2006年第2期）

人生几度秋凉

王充闾

一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宾逊。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获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泻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哎！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得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料，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月12日，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13天，后是蒋扣张54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帐；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20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帐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磨折，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地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1956年到了，终于熬过了20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却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在台的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是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是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岩包上一层厚厚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陨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恸、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堪资媲美。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岁就中止了，之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恐怕就属于这类典型。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

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过早地摧折。剧烈的颠折，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像致命的强酸日夜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大汉奸”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革命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着海雨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他的灵魂必定是坦荡而安然的。他曾以做个中国人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子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十月》2006年第2期）

寻亲记

王十月

1996年，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二姐在东莞长安。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却难得见上一面。二姐1992年就来南方了。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如果靠种地，驴年马月也还不清。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他们出来时，小女儿才刚刚会走。二姐开始一直在东宛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她们的厂很大，很正规。越正规的大厂，管得越严，要去看一次二姐，简直难于上青天。没有厂牌，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

来南方第一眼见到二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我记忆中的二姐，是那么漂亮、年轻。当年在村里，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我年轻美丽的二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二姐见到我，脸上堆满了笑，她接过我身上的包，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被卖猪仔。我说什么是猪仔，二姐笑着说，就是坐火车时被人转来转去。从广州到东莞，我转了八次车，买了八次票。二姐说，平安到了就好，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不要坐广场上的车，那些车里有背包党，专门斩人的。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他们没打我。刚出广州时，有两个男的不肯转车，说他们是交了钱的，说好了直达长安，中途让下车就要退钱。结果过去几个人，用广东话说“丢雷个草海”，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俩被打得跪在地上，嘴里流血了，然后被拖下了车，没人去管他们。我们一车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也没有站出来。刚走出广州站时，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广东，我来了。我觉得，来到了珠三角，我就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了。然而那些背包党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

二姐说，你千万别管这样的闲事。二姐又说，没打你就好，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遇到背包党了你就和他们蛮干。二姐对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在她的心中，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我住在了姐夫的长富家具厂。他们那间厂不太大，百十号员工，管得不太严，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只要进了宿舍，基本上就安全。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走进宿舍，简直就是走进了迷宫。钻进床里，拉上床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找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手中的钱也用光了，我又不想问二姐借钱，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这间厂加班很厉害，每晚都要做到12点，冲完凉，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了。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

有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后过松岗来看我。她到厂门外，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珠三角的冬夜，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却也有几分寒意。二姐就这样站在厂门外，一直等着我下班，结果她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她必须回去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发工资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红双喜”送给保安。工友告诉我，不给保安送烟，保安是不会喊人的。在这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人送烟之外，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我送给保安两包烟，觉得还是不放心，又加了十块钱。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

出粮（发工资）的那一天，我去了一趟长安，去找二姐，才得知二姐已离开了长安，去了宝安的石岩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二姐的来信。二姐在信中说，她花了两百元钱学了两个星期的电车，现在终于有一门技术了。二姐很高兴，说她进了服装厂打工，一个月可以拿到600块。从此，二姐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这一做就是十年，一直到现在。二姐常说，等到两个孩子都毕业了，她也要休息了，她实在是太累了。可是她不敢松懈，她一松懈，这个家也就完了。二姐的儿子现在东莞读技校，学的是模具制造，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多，女儿在读初三，成绩很好，她是一定要上高中，要上大学的。二姐夫去年突然患了腿病，四处求医，花了很多钱，也没查出什么病症，我疑心他是职业病。这样，我的二姐一个人打工，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供姐夫治病，她只有拼命加班。珠三角的服装大多数是做来料加工的，来料加工赚的就是一点人工，因此这边的服装厂工价大多很低。

一晃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在珠三角打工，探亲访友是件极麻烦的事。特别在早几年，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差不多的打工者都配有了手机。那时的打工者，有一个寻呼机都是很奢侈的梦想。打电话到厂里，要找个普通的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趁着一天假期去探亲访友，很可能是花了时间却没有找到人。我在珠三角这么多年，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都在这边打工，但是我已经有四年没有见过我大哥，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妹妹，和二姐也是经常失去联系。

二姐去了石岩之后，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再来过信。我放心不下二姐，左等右盼，厂里终于出粮了。厂里有个延续的传统，出粮之后是会放假一天的，大家拿了工资，有的要去购置生活用品，有的要寄钱回家。一天的假之后，又将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出粮的那天，我从松岗坐车去石岩看二姐。还好，这一次坐上了直达车，路上没有被人卖猪仔。只是车很挤，说好了是一上车就走，却一直在立交桥下转来转去，直到把车里塞得满满的才上路。找到二姐打工的制衣厂，已是上午十点过了。我求保安帮我去叫一下二姐。保安看看我说。王敏？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时间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是两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涌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她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灰色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人流，渴望在人流中发现二姐。人流就这样持续涌动了十多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等到保安“咣”的一声拉上铁门，二姐还是没有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敏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头说，不认识王敏。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胡乱填了一下肚子，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二姐。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三三两两的打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拦住她们问：

老乡，你们认识王敏吗？

靓妹，你们认识王敏吗？

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

我熟悉这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打工人惯有的表情。他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她们当初踏上南方的土地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有过兴奋，有过天真，有过冲着天空大喊“广东，我来了”的冲动。然后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坐上了流水线，开始简单轻率地复制生活。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直到有一天，在某个疲惫的傍晚，躺在铁架床上的她们，开始怀念某段昙花一现的爱情，或某个曾经让她们心动的男孩的身影时，才蓦然惊觉，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在南方的流水线上一去不复返了，而她们以青春为代价换回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称谓。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黄麻岭》的诗，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我想起了当年去寻找二姐时的情景。想到了我的二姐、妹妹，我曾经熟悉的打工姐妹们。

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抄录在这里，以表示我对诗人的尊敬：

我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念头，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生命的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人是个打工妹，她在一间小小的五金厂打工。可喜的是，她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去这样思考的。我们想得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我们只关心钞票和粮食，透支着我们的健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揪心。至于尊严，那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毫无疑问，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打工者。她是一名车衣工，每天要坐在电车后面飞快地车衣。她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是某一天曾经创纪录车过多少件衣服。她最大的梦想是每天能领到好做一些、工资高一些的货。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家庭和孩子。而不停地车衣，就是她带领家庭通向幸福的唯一通道。二姐已有多年没见过她的孩子们了。多年以后，二姐对我说，那一年她回到家中，远远看见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玩耍，她朝孩子跑过去，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孩子们却吓得哭了起来，孩子们已认不出她，二姐对我说起。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个女工告诉我说王敏不在这间厂里做了。她告诉了我另外一间厂的名字。

那间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找到的时候，厂里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厂里上班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门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刚进厂的。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在松岗。我没有说我在厂里当杂工，而是随口吹牛说在写字楼里做。保安问我能不能介绍进厂，他说他有个堂妹刚来广东，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我们厂里加班很长。保安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生活很差，天天吃空心菜。保安说也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要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就算了。

这是一间小厂，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整个厂就是成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边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现在还是很多，当时更多。

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也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保安的腿得了一种怪病，突然就伸不直了。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调查职业病的情况，我想起了这个保安。我猜想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很可能就是苯中毒，因为当时保安告诉我，他之前在箱包厂做工。箱包厂、鞋厂、丝印厂，这些都是苯中毒的高发区。

我们又聊那道锁住的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起了很多年前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几十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聊着维权，聊《劳动法》。我说，现在的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在我打工的珠江织造，对付劳动局就很有一套。厂里给每个工人都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对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30个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而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标准答案是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问加班费怎么算，标准答案是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两倍……这样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

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保安去帮我叫二姐。他站在工厂中央大声喊：王敏，你弟弟找你。

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隔着工厂的铁栅栏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工厂里的情况。我也问了二姐的情况。

下班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保安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光，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下班后不要在外面跑，外面不安全。二姐说，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上班铃。二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一路上小心点。二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别，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11点。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那间厂。当我再一次去探望二姐时，二姐又离厂了。听说去了宝台厂，厂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二姐。我和二姐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的珠三角，我无法找到她。后来我离开南方去了武汉，1998年又去了佛山，直到2000年，我再次来到深圳宝安，在一家打工期刊当起了编辑，二姐偶然地买回那本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她弟弟的照片和名字，于是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我再一次见到二姐，其时，离上次见面，已过去了整整四年。

（《人民文学》2006年第5期）

记忆的红皮书之三：1967年的鸡血传奇

朱大可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风潮，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保全，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古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工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们儿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的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原始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分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成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众多疾病的功效。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它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9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由于遗传性肾炎的缘故，死亡成了缠绕家族的最大噩梦。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母亲的兄弟姐妹，就依次弃世而去。最初是她的三个年幼的妹妹，而后是她17岁的大弟弟，“文革”期间，我在福州的三姨和她的儿子乃东也先后辞世，最后是我南京二姨的三个孩子和她本人，至少有10个家族成员死于这种阴险的肾炎，犹如被一个恶毒的咒语所控制。只有我母亲古怪地超越了家族的命运。她今年89岁，还在与一位74岁的老头恋爱，每天在客厅里弹着钢琴，高唱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歌，共同缅怀流逝的黄金岁月。她的走调的咩咩声，低低回荡于阳光明媚的春天。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摆动胳臂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在四环素泛滥的时代，我已是十几岁的少年。鉴于它只对6岁以下大量服用者产生作用，我侥幸躲过了它的腐蚀。我满含妒意地目击着60年代出生的弟妹们的成长，他们比我们更健康，有着更多的食物和玩具可以选择。时代匆匆掠过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如同电影纪录片镜头所呈示的那样，年轻的人民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露出了幸福的笑颜和一嘴坏牙。

（《花城》2006年第3期）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刘家科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书稿，是一个靠讨饭长大的村民，一个一光到底的老光棍，一个没上过任何学校的文盲，毕其一生写就的一部约二百万字的书稿。这部书名为《光棍传》。作者叫何二，是冀东南与鲁西北结合部的大河沿村人。何二是去年深秋那个傍晚去世的。临咽气的时候，何二将这部撰写、秘藏了一辈子的书稿托付于我。那时在镇医院的病房里，只有大河沿的老支书和我在场。当时我从他病床底下拽出那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堆由各种各样的纸缝制的小本子，每个本子的封面都黑黑的，上面分别写着一个歪歪斜斜的人名。我惊异之中，问何二，这是些什么？何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俺写的《光棍传》……俺想了八年，最后想明白，俺这书只有你能懂……俺把它托付给你，你不要推辞……”

惦着何二的临终托付，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通读了这部书稿，我敢断定，《光棍传》是一部奇书。奇一，是特殊的语言文字。书中每一段话都是由最简单的汉字加自编的符号和自绘的画图组成，读此书如读天书，难读却又难以释手。奇二，是特殊的人物群体。作者从光棍群里站出来，用平生的心血为光棍们作传，着实令人惊异和感叹。大河沿村自清朝末年以来连同作者在内共有八十七名光棍，而此书中除作者之外的八十六位光棍每人都有一篇内容翔实的传记。奇三，是特殊的生活视角。此书为读者揭开一个司空见惯的表象下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传统习惯的视域里不可能看到的精神世界。

何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年的忘年之交怎么竟然变得如此陌生！是一种怎样恒久的动力使何二在其困顿孤寂的一生完成这样一部大书？是一种怎样异乎寻常的期冀使何二超越难以想象的困厄，终生保持不竭的创作激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使何二在糟乱变幻的生存环境中挣脱出来、长久冷静地审视这个光棍群体？一连串的问题反复撞击着我的脑海，而后，又使我沉入深深的思考与回忆……

记得是二十多年前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与一块儿下村蹲点的同事在集市上闲逛。突然看见一个下身穿着裤衩、上身披张麻片的乞丐蹿到一个炸油条的摊位上，他伸手抓起一大把晾在摊上的油条扭头就跑，随跑随往油条上擤鼻涕，在后边追赶的那位主人，见油条已被糟蹋，便停步返回。而乞丐却扭转身来，倒退着，脸朝着那位炸油条的人傻笑。乞丐有些忘形，不小心摔倒在一个铁匠摊子上，脑袋被一个破犁铧扎破，顿时鲜血喷了出来。赶集的人们围过去看热闹，却没有一人上前帮他。我想过去，又有点怕，正犹豫间，只见一个留白胡须的麻脸大汉，大声喊了一句：“要饭的也是个人啊！”就冲了过去。他蹲下身，用毛巾扎住乞丐的伤口，再用布腰带紧紧地缠好。然后把乞丐抱起来，大步向集市东头的卫生所奔去。这位庄稼老汉的举动让我惭愧和敬佩。后来我向老支书打听这个人，才知道他就是本村的光棍何二。据说何二那天还把那个乞丐接回家，为他养伤半个月。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何二是那种仗义、善良、威猛的庄稼汉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他与写书联系起来。

我对何二产生兴趣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村里有人告诉我，何二多年来对一本叫《史记》的旧书非常着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大河沿村劳动锻炼的那个叫董耜的大学生，两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天晚上都给何二讲《史记》。六十岁的何二仍有非凡的记忆力，凡讲过的篇章，他都能复述。据说，董耜临离开大河沿的那个晚上，何二向他提出了关于《史记》的十八个问题。何二家祖传的那本线装《史记》，是他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经常读的，后来爷爷过早去世，父亲没有机会念书，但这本《史记》却完好地保存下来。父亲将近四十岁才娶上媳妇，却在何二七岁时因病去世；何二跟母亲尽管多年外出讨饭，而这本家传的《史记》始终被珍藏。何二曾告诉董耜，父亲去世前在病床上给他讲过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史记》的故事。童年的何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很着迷，特别是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忍受巨大的屈辱和痛苦完成此书，对何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司马迁关于如能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行于世，即使被诛杀万次，也不后悔的话，也深深地印在何二的心上。

我喜欢《史记》是缘于大学毕业前选择了“《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那个学位论文题，此后一直对《史记》保有难释的情愫。多年之后能在农民中遇到同好，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在那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我初次造访了何二。那一夜我们谈到天亮。何二向我提出的问题不止十八个，但所有问题的核心，都能归结到人格的“尊严”。比如他问我，英雄受辱与光棍受辱对于他们各自心灵的伤害有什么不同？他提出韩信胯下受辱、彭德怀“文革”受辱和大河沿村光棍受辱的诸般事例，让我分析评判。我说韩信与彭德怀的事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大河沿光棍受辱则不可能写进历史，能否相提并论，我不敢妄言。然而他给我讲的一个光棍受辱的事件，却让我陡然产生了沉重的历史感。“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盛夏，红卫兵揪斗了村支书和大队长，夺了村子的领导权。就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发生了大河沿历史上的“茅房”事件。红卫兵头头断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设立举报箱，让村民举报在茅房偷窥侮辱女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三天之后，果然有人将一封举报信投进了举报箱。于是村里的壮年光棍二梁子被指定为“凶手”。平时二梁子嘴臭，爱说下贱话，但从没发现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在几次批斗会上二梁子都拒不认罪。红卫兵头头下令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侮辱二梁子，当众把从出事的那个茅坑里掏来的大便汤子灌进二梁子的嘴里。光棍可杀不可辱，当夜二梁子悬梁自尽。二梁子的死激起了大河沿光棍们的义愤，四十八个光棍组织起来，抬着二梁子的尸体围着村子转了三圈，然后集资，以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二梁子。红卫兵头头见“革命的气势”压不倒“光棍的义愤”，只好在群众会上公开道歉。

在残酷的政治风暴中，人格的尊严往往会受到不可抗拒的摧残，英雄和光棍都难以幸免。这不仅是受辱者个人心灵遭受伤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文明遭受践踏，文明进程发生逆转的问题。何二点点头，似乎是赞同我的说法。紧接着，他又从单个人的问题，延伸到某个群体和阶层。他把《史记》记载的某一朝代与现代的一个村庄类比，把村里人分作若干阶层和类别，且将不同政治背景下，村里不同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变化，都一条一缕地摆出来，请我解释其背后的动因。我突然醒悟，从书本到书本，从历史到历史的思考与准备，根本不能解答何二提出的问题。尽管我不具备为何二释疑解惑的能力，但还是耐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顺着他的思路陷入苦苦的思索。从何二的院子里出来，天已经大亮，雨也停了，我却觉得仍有无数的云团在缠绕着这个村庄……

大河沿是这一带有名的大穷村子。背靠潴龙河，面朝一片大碱洼，正是那种“涝了收蛤蟆，旱了收盐巴，不旱不涝收蚂蚱”的地方。外村人取笑这里“不长庄稼长光棍”。光棍多了就在村子里形成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财主、小康之家、穷苦家庭之下，属最底层，是最没地位、最受鄙视的。但是光棍们并非都是无脓无血之人，其中不少光棍骨子里有一种自尊自立的意识，且都有自己的一套活法。《光棍传》的作者把每个光棍与众不同的活法真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情节和故事，能吸引读者走进光棍的心灵世界，能真切地听到光棍们心的跳动，看到他们斑斓特异的精神。

光棍的人格尊严受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能否获得性爱的权利。而其他的挑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光棍与爱情无缘，甚至认为光棍的感情生活都是一片荒漠或空白。《光棍传》打破了这种观念。让我震惊的是，八十六个光棍都有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甚至有的光棍其性爱的权利不是被剥夺的，而是主动放弃的：他们不做性爱的奴隶，宁肯缺失，也不屈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段情史（包括暗恋和单相思），而作者何二的情史是最凄绝的。老支书是个重情重义的庄稼汉子，又是捕捉人物心灵动机的高手，在那个不能下地劳动的雨天的中午，几杯烧酒下肚，他把话题切入到何二那段情史。何二在二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死时欠下的债务逐年累高，而母亲的丧事又须再度举债。母丧刚毕，他又在一次惊车事故中轧断左腿。极度痛苦灰心之时，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个晴朗的月夜，何二拖着伤腿，爬到村边的古井旁，他想了却此生。然而当他将头伸向井口，却看到月光映照下的井水中，有一张姑娘的笑脸在对着他。他犹豫了。这个姑娘叫雪晴，是何二暗恋多年的人。雪晴家境贫寒，人长得漂亮，娴静内向，深明大义。自己的哥哥杀了人，藏在后院的地窖里，她力劝父母带哥哥去自首；父亲被本村一个参加皇协军的人介绍到鬼子据点里当厨师，她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追了回来。何二不仅恋雪晴的美貌，更爱她的深明大义。此刻，面对古井中的笑脸，何二做出了新的选择：在雪晴未嫁人之前，自己绝不离开这个世界。

其时，雪晴也在暗恋着何二。二十八岁的何二早已进入光棍行列，一贫如洗，债务缠身，且有满脸麻子。雪晴为什么爱这样一个男人？原来何二曾强烈地震撼过她少女的心。一、作为村里人公认的大孝子的何二，曾经剜自身之肉为母亲补皮；二、作为光棍首领的何二，曾带领八名光棍端掉潴龙河南岸上的鬼子炮楼；三、在关键时刻爱出奇招的何二，曾经为村子解除了一次人为的灾祸。潴龙河水浅滩阔，自然生长着上百顷的优种苇子。每年收割季节，大河沿村与河对岸的小河沿村就为抢收苇子发生械斗。这一年两村的族长都痛下决心要夺得苇子的所有权。在那个秋风萧瑟的上午，两村人在潴龙河桥面上摆开阵势，双方各摆一副铡刀，各有一名壮汉双手握着铡把。两位族长大声呼吁：有血性的汉子把脑袋放到铡刀下，铡一个活人让对方看看。哪边熊了，就放弃苇子的所有权。话声刚落，大河沿村就有七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个毫不犹豫地大步跨过去，趴到张开的铡刀下边。小河沿那边也不示弱，也有五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人也毅然趴到铡刀下边。此刻，双方都点燃送神的礼炮，三声炮后，立即铡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何二领着一个江南蛮子站到双方阵营中间。这位南蛮子说：我每年花五百块大洋买下这片苇子，三十年的大洋一次付清。你们谁也别争了，我把银子平均分给两个村子。于是江南蛮子和两位族长并排站在桥中央，当场宰一只公鸡，歃血为誓，立下字据。从此两村停止械斗，逐渐和睦。（事后人们恍然明白，那天两个村站到铡刀旁的全是光棍。）

雪晴是一个不爱男人皮相而爱男人骨气和智慧的姑娘，但是姑娘家怎好启齿自己的暗恋？况且那个男人又是既穷且丑的光棍。但雪晴已下决心，非何二不嫁。

何二三十岁那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动员他入伍。他临走，雪晴得知这个消息，偷跑到潴龙河南岸的大道边送行。她第一次向何二道出自己的心曲。何二激动万分，不忍离去，而雪晴鼓励他勇敢地到前线打鬼子，为国立功。一对深明大义的恋人，就此分手。何二走后半年，有一个八路军战士捎回何二的几件遗物，说何二已经战死疆场。雪晴得知此事，当夜自缢。一封遗书公开了她与何二的恋情，村里人无不为之扼腕痛惜。雪晴与何二的遗物共葬，坟墓选在雪晴给何二送行的大道旁边。

此后半月的一个早晨，雪晴父亲早起到大道上拾粪，发现雪晴的坟堆上躺着一个人。到跟前细看，却是何二。此时何二已经昏迷。不知何二什么时候到的坟上，只见坟堆周围踩出了一个明亮的环，大概是何二绕着这个坟不停地苦转了一夜。原来何二没有战死，只是战后掉队被敌人俘虏。他借一次解手的机会逃了出来，在找部队时路过大河沿村，听人说雪晴为他殉情，他就疯狂地奔跑到雪晴的坟上。

何二再没有去找部队，他在那两间破草房里又过起了光棍日子。他请人帮忙把家门口被鬼子掀翻的那盘老碾修好，为村里轧碾子的人提供各种方便。后来他还挑头组织了大河沿村的“光棍会”，农闲时在自家草房里搞一些打牌、品茶、饮酒、说笑话的活动。据邻居回忆，打从那时起，何二家窗口的油灯常常亮到天明……

《光棍传》里没有何二自己的事情，我在序言里补一些关于光棍何二的故事，使这个《光棍传》更完整。有人说何二是光棍中的另类，我说何二是光棍中的“这一个”。他见证了大河沿村一个世纪的历史，他以独特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之烛燃烧了九十四个年头。其他八十六个光棍也各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鲜明个性。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丰富的光棍世界。《光棍传》的作者和它的主人公们让我懂得，任何生命都是不可随意忽略的，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所创造的生活尽管是有限的一滴水，却能够折射一片云天甚或一个世界……

光棍是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他们自身大都有某些人性弱点，但光棍不是无赖或懒汉，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光棍传》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作几个类型，有孝子型的，一生别无他求，只是用生命孝敬自己的老人；有公益型的，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为村里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有专业型的，专门钻研农具的革新、庄稼的种植、家畜的喂养，且有很多革新的成果，推动了大河沿一带农事活动的进步；有抑郁型的，一生苦闷，恍恍惚惚地挨日月；也有焦渴型的，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得到异性，就以畸形的方式去追求异性，闹出一堆堆的笑料（都是非常苦涩的笑料）。但是，如果真的把传中的人物类型化，也就没有意思了。有意思的是，同类型的人物也绝不雷同。甚至他们各自的痛苦与无奈、颓废与失意、卑微与猥琐，也是个性化的，作者让每一个生命都凭自己的个性展开。从这一点看，何二确有艺术天分，他把能反映人物独特个性的大事小事都记下来，而那些类同的事件和过程都恰到好处地省略了。

《光棍传》的语言，是地道的冀东南与鲁西北结合部的方言。简约，明了，实在，一语中的，白描功夫的确让我吃惊。这似乎与他一生酷爱《史记》有关，也与他对人生特殊深刻的体验有关。

（《人民文学》2006年第8期）

一条歌的河流

刘志成

没有葱葱茏茏的山，没有清清澈澈的河，亦无啁啾的鸟鸣和自由自在的漫漫牧马，只有那荒原，茫茫苍苍，散漫而无度。唯一有生机的是那些点缀在苍凉中零星的枯柳，疏落的人家，还有稀稀拉拉的内流河了。

这就是我的陕北高原，我的坚强，我的痴气，我的真性情与灵泉涌动的生命厚土。我以为陕北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域，正是基于历史上战争的纷乱而沉淀的太多的艰难和辛酸，那座座光秃而苦焦的丘梁，才揭开了令人心酸眼涩的丰厚辽远，耸起了触人肤热的文化骨架，为我们幸运地完成了一份万世的敬仰；那宛若军帐中的巾帼花木兰般美且刚烈的酒曲和荡人心魂的野不溜溜山曲，才构成了陕北人精神的根基和记录陕北的一部浩瀚史诗。陕北民歌生长的过程，就是高粱、糜谷们成熟的过程，它长在河洼洼、崖畔畔；长在陕北人的骨髓里。它饱含了粮食的精华和泥土的芳香。如果没有这些质朴无华的“音乐文学”，陕北高原浑厚的生命况味就会顿失光色，陕北人在精神田园里的耕耘就会付出更多的眼泪和心血。

有关陕北地域的各种文献，查知远在上古时的陕北，曾是一个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地方，适宜于远古的人类居住、狩猎、采集和发展农耕。

到了公元前五至三世纪，这里先后出现了荤粥、鬼方、猃狁、默和戍、狄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不但继承了无定河、孤山川河流域积淀下来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精髓，而且汲取了中原文化的醇厚、晋文化的精细、北方草原文化的豪放，使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成了独特的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

同时，这些氏族与部落，为扩张自己的领域，在殊死的拼杀与掠夺中，战胜者和战败者同存活了下来，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这个形态也就是文化上的交融）。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粗犷、古朴、浑厚与执著的独特文化，放射出了璀璨炫目的光彩。

公元前215年，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为了巩固他的大秦帝业，令大将蒙恬帅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失土“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陕北一带）。匈奴在秦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秦就在匈奴的弃地设置郡县，并把中原，山西一带的民众迁移到河南地屯垦。

公元前121年，西域龟兹国归附，汉武帝迁共部族降众定居榆林一带，并在其古城滩置“属国都尉”治所。

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陕西、北地、西河、上郡（今榆林一带）、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同时安置了归附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众军屯。

公元前111年，汉庭令“上郡、朔方、西河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公元419年，攻下长安的大夏赫连氏强令一批被俘的所谓吴人定居统万城。

公元764年，唐朝将归附的党项族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北米脂县西北）、夏州（今陕北横山县西）东部居住，号平夏部。

公元1472年至1501年，明朝先后从云南、两广、福建、浙江等地清解“不服水土不肯去实边”的军人和“情重罪囚”至陕北榆林一带屯垦；同时还从陕西西安、潼关、山西蒲洲、河南南阳、颍上直隶宁山抽调“轮班官军”驻守拓荒。

合上陕北触目惊心的历史巨卷，我们就会不难想到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军民，因思念故土，常邀三五好友把酒弄弦浇愁；不难想到他们将故里的“丝竹韵音”同本地在战争中孕育的豪放、率直的音乐相融合，从而唱出了一支在华夏史上独树一帜的歌。就在那种苦难、苍凉的环境里，陕北酒曲才越来越生活艺术化，逐渐完璧无瑕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至纯至美：

花花公鸡窗台台上卧

不为喝酒为红火

酒曲曲出在心里头

抖上几声解忧愁

词平句淡，至纯至美的味儿会在哪里呢？我之所以这样说这首酒曲，源自老家一个牧羊老汉的歌声。老人老伴去世早，一个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也成了植物人。老人后半生都在远离村子二十里地的沙地牧羊，通年难得见上一个人。那年，我的一个堂哥结婚，抽空回来赶亲事的老人的歌声嘶哑苍凉，像暴雨泻下岩石。一屋划拳、嬉闹声全戛然而止，都在静静地听。当我穿过人丛的目光触到老人紫黑紫黑的脸庞时，我一下子愣住了。随即释然：闷在心里的声音久了，爆发了能没有神性的能量吗？而没有苦难浸泡，陕北酒曲会不会像割下来的韭菜渐至……变黄？凝视着老人浑浊的目光，咀嚼着老人如苦瓜一样清肝润肺的歌声，我心里有一股难以抑止的酸楚在升起……

另一方面，陕北高原温差极大，素有“早晨皮袄手套，中午汗衫草帽，下午风镜口罩”那种蓄满无奈的愁苦之说。春漫来时，风也多了，时而大了起来，在沙尘漫天频卷之后，瓷了眼了吧，大而灰蒙蒙的高原准会浮出一腔触目心惊的惨痛：稼根裸露的吹蚀区不再是绿意的流动，禾苗埋没的堆积区也残忍地堆砌出一种粗拙的不屈。十年九旱的高原，在冰雹蹂躏的肿胖不堪里在寒流四月八还能冻死黑豆荚的恶劣气候里昭示着大艰难与大魅力的高原，因了这些自然因子，农作物的收成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人们只能悲苦地在一种颗粒无多的年景中煎熬。面对泪水浸泡的日子，压抑的高原人为融解心中的疙疙瘩瘩，喝酒、放歌便成了医治神经痛楚的麻醉剂。1996年，我在横山党岔采风。当我听说离乡政府三十地有一个唱民歌的光棍老人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借了辆自行车一个人晃晃悠悠地骑着去了。在老人家门口，我听见屋内嘻嘻嚷嚷，好像……正在举行宴席。我迟疑了一下，正想敲门，有撩人的酒曲飘了出来：

安下桌子乌木呀儿红

捕来的野物味儿醇

怀抱上琵琶手抓上筝

抖起嗓子听的也是音

金盅儿斟满了竹叶青

咱放宽个心红火到大天明

那声音像山泉在岩石上淌过。像彩蝶在花朵上翩翩。聆听着歌声的我，忘了敲门，只觉得那歌要流进心里来。后来进屋，发现老人是一个人自娱，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天怔怔地呆看着老人，忘了说话。

当我的思绪……触摸到遥远岁月里那悲惨的血痕和郁垒的压抑时，心被绞疼了。我以为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才使酒曲成了先辈们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也许，从祖先们沙哑的嗓子里流出来的那些音符，已被残酷无情的时间给剥蚀了，可剥蚀不了陕北人那种特有的苦难情结，和子息们灵魂的净化、升华。与现实中膨胀的欲望无缘的我渴望这种悲风千里、苦情汹涌的无奈。我觉得只有陕北高原的荒凉、沉闷才能容得下自己一个骚动的灵魂。

……朋友，倘若你农闲季节到陕北做客，主人会摆出丰盛的茶饭，热情地招待你，陪你大碗地喝酒。酒至半酣，说不定谁就会杀出来这么一段助兴：

野地的萝卜辣也是葱

烂叶白菜过了时辰

人说是小葱韭菜生得也是俊

黄瓜菜耀得人眼昏

芫荽菜单个儿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先喝三杯竹叶青

再喝三杯状元红

人说是烧黄二酒生得也是俊

葡萄酒耀得人眼昏

熏黄酒盅儿里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这宛如清笛悠扬、又似黄钟轰鸣的曲子，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江浙文化的灵秀，也渗透着河套文化的粗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制。陕北人唱酒曲，为使吐字行腔、气息控制流畅，增加曲儿的音乐色彩和力量，喜欢在曲中随口加一些诸如“哎哟”“呼嗨”“那个”之类的衬词。有一年，我在靖边农村陡然听一个老汉唱这首酒曲时，猝不及防地被击中了。老汉唱时，酒曲中的装饰音一律用“呀”来代替。行腔润色因了这个“呀”字宛转回旋，舒展开阔。每一声“呀”字捎带出来，咏唱速度就缓慢下来，像是朗诵在抒情，又像是心情激荡，紧张、激动的情绪全含在了一个“呀”字上，一个“呀”字贯穿始终，整个曲儿因之而恬静含蓄，热烈奔放，音乐形象更加鲜明。像春风拂过冻土，又像是泉水叮咚山涧，让我怔怔地在一种回味无穷的音乐圆润里长时间拔不出来。为了破译那千回百转的艺术密码，多年来，我常常一个人有意无意地将那些歌子哼出来，妄图抓住融化过我、消解过我的激越，但怎么也进不了那种如轻风掠过在心湖掀起千万层白花花细浪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酒曲其实是一种心情的宣泄，只有恣意地唱，才能倍感舒畅。

对于主人殷殷的劝酒，你只有端起碗一饮而尽。几碗下肚，老乡们的酒歌也多起来了，又是什么“烧酒本是糜子水，喝在肚里养身体”，又是什么“羊羔羔吃奶双膝跪，我想和朋友碰杯杯”，这曲不迷人人自迷，调不醉人人自醉，韵如阳春白雪，境似高山流水，听得你犹如肺腑里注入了一汪纯美甘泉，余韵回荡。

倘有主人的男亲家在场，这摊场会越发的热闹。泼辣的女主人傍了亲家，白嫩嫩的绵手手端起酒盅，抛个馋人的媚眼，向亲家递去。亲家乘势将手一捏，喜滋滋地说要听亲家老婆的奴声气呢。女主人不免耳热心跳，面起桃红，有心戏亲家几句，可儿女在身边呢，只得故作一本正经地嗲声嗲气唱了起来：

初五十五二十五

姐弟二人磨豆腐

磨的豆腐稀糊糊

这盅盅烧酒洗屁股

静听着这意趣横生的酒歌，朋友，你的神经因长途奔波虽未松弛下来，但你的心神，你的情感，你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似乎注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对你的猜想，其实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理解我怎么就叫它牢牢吸住了，仿佛自己就是一句清俊的歌词，在做一个甜蜜的梦……有时几天里听不到这种歌声，我只会觉得清寂的很。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酒曲，历经久远年代的浸泡，变得更加醇厚了，它已由单唱发展到了对唱，由围绕酒的圈子发展到了不拘格式和体裁：

什么人四岁把梨让

什么人七岁称大象

什么人十二当宰相

什么人十二领兵将

孔融四岁把梨让

曹冲七岁称大象

甘罗十二当宰相

周瑜十二领兵将

这虽是一首由古代聪明儿童的事例编成的对唱酒曲，但也宣泄出陕北人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远大抱负，张扬出他们骨子里内在的人性色彩与神秘无边的生命张力。我以为这种宣泄生命的勇毅，把岁月的苦寒织成了一种扶阳正气的温暖。它是粗犷的，像汹涌的江河激情张扬，有一种撄动人心的洒脱。我的声音中……虽然缺乏这种亢奋，但我不会因此而自卑得低声下气。如果还有什么积攒下的事情要我做，那就是弄清这片土地的全部。土地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一个人默默地干下去，不因孤独而放弃，使我的孩子的声音中也缺乏这种亢奋……

我们再听听气韵同样宛然天成，可意味却相当隽永的另一类酒曲吧：

什么上来一点红

什么上来像弯弓

什么上来成双对

什么遮球了个黑洞洞

太阳上来一点红

月亮上来像弯弓

织牛星上来成双对

乌云遮球了个黑洞洞

这是陕北人对自然界丰富经验的累积，仅这足可窥见陕北人心细如发的脾性了，也更能体现酒曲是陕北人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一份精神食粮，那里面渗透着他们的泪水与汗水。他们在它的透明中浸泡了自己，酿造了劳动的芬芳。它在他们的生命里像瓷砖、钢筋、水泥装饰城市一样洗去了大自然的冷峻，让他们在凄风苦雨的攀援里回归宁静，扎稳了自己的脚跟，促成这块土地上盛产的软糜子般柔韧的性格，用玉米面酿做的黄酒般恬美的情怀。那一年，我去神木县西部一个名叫大保当的小镇采风。酒摊场上，主人唱了这首酒曲要我对，那天，恰主人的拜识也在场，他拿过烧酒盅子斟满接上茬口，趁机谑浪了一回：

小妹子嘴唇一点红

细细的眉毛像弯弓

年轻轻男女成双对

红缎被子遮球了个黑洞洞

那时……我的心情被调动起来了。借着酒劲，我跟着主人忘情地唱。第二天，那家女主人，说我那夜醉得手舞足蹈地吼喊着不睡。而我清楚我很清醒，我是用歌声把平日里淤积在心头的压抑吐净。这个情节，我一直无法忘掉。我清楚在乌烟瘴气的现代都市里，这种回味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慰藉……

“酒曲曲好比没梁梁的斗，装在咱的心里出在咱的口”，像这样的酒曲，在陕北是随处可以听到的，即使有三五个大出版社整理，也出版不完。它优美的旋律，精妙率真的语言，个中情味的真挚朴拙，意境的高远雄浑，无不令人心弦上紧，沉浸难拔。古人有“三月不知肉味”词表达人沉溺于艺术氛围中的感受，我虽不能用准确的词形容，但我知道我能听到这些原汁原味的歌就足够了。时间虽淘汰了一些酒词，但并未淘汰了它的精华。它是父辈们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不朽史诗。它的痛苦欢乐都是酒，都是精血和元气，都是从水中酿浸的高粱、麦子的毛孔中飞翔出来的唐诗宋词和柔韧而刚强的民俗民风文化作坊。

当你……刚从醉人的酒曲里醒来，朋友，你又会被那酸不溜溜甜格丝丝的山曲所勾去。山曲就是信天游，信信然然地唱，环环复复地飘。这种悦人的山歌，同酒曲一样，起先也与军队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亢）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今陕北甘泉、富县及洛川一带）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可见，它根植在陕北人繁衍的茫茫黄土高原之上，历经了历代人民精心的施肥，才长成了今天这种风格独特的民乐奇葩。它是特别孤独的古典五言、七言诗，很吻合这个多山地域的大空旷。或许因润了迭词、慕拟词、衬词等，它让人感到亲切得很，为那股泥土气息的芳香陡添激动，心时常浸在至纯至真的大山情调里平伏不下来；或许因长了赋、比、兴和连锁、双关、反复等一根根沟通人心灵回归纯朴的肋骨，它让人痴迷在朴素的风土人情里，感受到一颗颗无助的心灵，对着最亲近的大山，把自己全部交给民歌，抒发闷在胸腔里的那种凝重的悲凉和激愤；或许是因掺了乐府调的韵脚，并不用或少用角音，那种悲怆得令人流泪的声音，在疾徐有致的节奏里，跳跃着一种旷世的痛苦和柔情，令人不能抑制地总想跟着抖两嗓子哪怕是跑调的音腔。充满浓酽酽生活气息的陕北民歌，以物托情，以情赋声，高亢地张扬出艺术的雄浑热烈，沟通了无数寻找真实与纯净的心灵。它浓浓的野味，给人的感觉不是粗俗，不会听上几遍就觉得厌烦，相反是一种永远滋养精神的艺术享受。它只有在老实巴交的陕北人的嗓子里扎根，才能疯狂激荡地旋出一个真切悠远的艺术世界。他们心头有爱，心底有伤，苦处唱它甜处唱它，也难表述尽他们的万千情意。一旦……唱起来，他们往往溶溶忘我，进入天人合一要死要活的境界，令听者为之心动神摇，血澎脉涨。余音袅袅，绕心三日。文友马丽华在《走过西藏》序言中说：“我之所以热衷于牧区、藏北，正是基于对那种游牧生活已往全然无知。”我知道我不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陕北民歌的血浆。我是从《东方红》里逃出来的那一句，（我不知道那一时期像刘姥姥在大观园吟得诗一样纯朴、自然的陕北民歌一下子萎缩，刮起这样一股赤色的风，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悲哀和残酷）是由村落延伸的鬼神境界里属于激情的压抑的那一句，是合于天道，融于自然的那一句。多少年了，每听到那些像黄土一样朴素的歌，我的灵魂就被那种神性的精神硬度给紧紧拽住——

你……听一听山坡上的蒿草丛里抑或河边的柳树林中飘漾出的一声声甜美的情歌吧：

阳婆婆出来照西墙

爱妹妹的心思一肚肚装

手拿刀刀磨石上走

你不信我就豁开肚

歌者是一个俊格丹丹的陕北后生。他正面对着朝阳，真诚地以生命的力量，喷射出心海里恒久、炽烈的爱火，真心真意地去煨热姑娘的芳心。但正是这种“青杨柳树活剥皮，掏出良心爱妹妹”的感情冲动，才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陕北人那种“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郎情妹意一辈辈，枪子儿穿心不后悔”的情爱自由性与神圣性。我在商风熏人的城市里，就是用粗犷的信天游在一个酒摊场上挽住了我的梅。如果没有歌声，我恐怕永远也走不进她的世界。从此，我看到了那些音符的能量，把孤独逼出了门外，剪雪成诗……我由此而失去了衰老的理由……

小伙子大胆而爽朗的土性歌声，也许，像我一样说不准就煨热了哪一个暗害相思的姑娘的心。急骤而来的兴奋令她几乎昏眩，甚至连周围美丽的旷野也吞噬了。她……抿了抿额前垂下来的几缕秀发，随之那甜丝丝、沙悠悠的音符便振荡在空旷里：

纸糊顶棚苇子绑

我也时常把你想

既想就该来

单怕我娘嚷

这些陕北姑娘们意真情实的风流野唱，系紧了男人们那颗沉甸甸的“撂下个村村撂不下个人”的心，使他们在这块穷困潦倒的土地上，躬耕不止，繁衍不息。对于我来说，跑出那块盛产爱情的土地，当初孤单地站在远处眺望那些“心里有谁就有谁，哪怕别人跑断腿”的陕北姑娘，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让裆里的家什闲置着，真是太可惜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东西肯给面子，让人自豪不已。到我老了，它就不肯巴结了，开始欺侮没力气的我。从那块板结的土地上逃出来，我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哦，朋友，若说这些抒发爱恨情缘的山歌，是陕北人满腔澎湃热血酿成的甘洌的艺术之酒，那么，以独具时空的意念和心襟穿越历史迷雾的歌词，则流淌着“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万丈豪情，流淌着“怒发冲冠”的悲壮美，流淌着一种能令人听之而心境拓展的无岸宽适：

杨家那个父子哟英雄将

一口刀来哪七杆杆枪

北国里有个天庆王

金沙滩前哪哈哟呀摆战场

锣鼓那齐不隆咚咣咣咣

旌旗那花花一花扬

得球得球那哈一咳忙

七郎催马哟大战那个瘟韩昌

透过这些山曲的神狂气荡，仿佛一下子又将历史拉回了那血光剑影弥漫的岁月。这些声音告诉了我许多年前的那股渗在生活里的血腥……告诉了我什么比什么更有价值。虽然悲愤的呐喊声已渗在了越来越远的时空里，但斩不断我敬仰的目光。我曾绕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倾听过这些声音，它虽然抽得人永远心痛……但我还是要走进去……

当然，情感质朴、乡土气息浓郁的信天游，除了风韵袭人，听之如品美酒香茗而舌苔流涎，除了具有历史、文学、美学的研究价值，对高原人还有“阴沟里的冷泉黄河里的水，人不讲义气不如个鬼”“水由人改树由人栽，丰收全靠劳动来”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浸润，就像唐人吴道子的名画《地狱变相》的传神，令当时京都屠夫改行另谋生计，自有一种撩人心动的魅力：

歇时平地歇，不要靠崖头，恐怕崖头倒，压你崖里头。

过河坐船舱，不要坐船头，恐怕风摆浪，闪在河里头。

这是一个新婚妻子对走西口的丈夫生离死别时的痛苦叮嘱。我最初对这首《走西口》的认识很肤浅，以为歌子只是渲染了陕北女人丝丝缕缕的深情和牵挂。对它真正认识是从一个足可以做我祖母的陕北女人流泪的声音里开始的。当时，我突然捕捉到从蔫蔫的快要旱死的糜地里飘出的悲苦的音符时，我吃了一惊。当我看见穿得补丁摞补丁的老人顶着毒辣辣的日头流着泪锄地时，我的心口一痛，掂出了老人泪蛋蛋后面隐藏的是什么。那首歌是我听过的歌声中最凝重的一首。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它不是一般的情歌，它不仅表达了陕北女人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荒睡时无法抵挡孤寂的另一种恐慌：家园的荒芜，尚能和男人共同承受，夜晚的荒芜，一个人堵在心里，又有谁来分担呢？年轻的时候，那种激情的把夜晚收拾的水灵嫩秀的尖叫和呻吟正旺得很，人却要分开了。老了，即使在一起，它也蔫了，夜晚除了尴尬和干燥，还会有什么呢？

雪花打墙冰盖房

露水夫妻不久长

白云照在茅粪坑

赌博场上没好人

这是包涵做人的道德与精神气质范畴的一首山歌，它和那个酒肉穿肠的济公游戏风尘的济世妙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箭双雕地既起到传唱娱乐的作用，又为人们荒芜的心田拔除了杂草。更重要的是它在探示和涵盖陕北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背后，深力度地描述、揭示了陕北人重义、重情、敢作敢为、行事大气的心理、精神、性格、人格方面的磅礴大气。这一类的山歌，既融进了哲学的辩证思考，又是祖先们另一种方式的现身说法。它经历了时间大火的煅烧，才向我们留下了今天刚柔相济的利落老辣。我虽远离了……这种陈列在岁月里的神性硬度，但还有一些金属的刚气泛涌在心里。而我的孩子，失去这块土壤之后，能否抵挡得住城市里物欲横流的诱惑呢？我真是担心极了。

而最激动人心的山歌，还当数陕北人在与民歌的对舞中找到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时的那像长风一样悠远、火焰一样炽热的乐曲：

正月里闹元宵，村子里好热闹，

龙灯狮子跑呀，水船后面摇。

船里边坐得二袅袅，实实生得好。

是啊，陕北人将原生、超卓之特质，朴素、清新之诗风的山歌，作为发现、完善、发展他们自己的源泉，凭着一种忍辱负重但又狂草人生的豪气傲气，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找到了自己流浪的支点和这个竞争年代里对知识、思维、意志、技能、感情等方面综合竞争的坚硬与冷酷，挺起了胸膛站直了腰。此时此刻，子孙们能不敞开胸怀，自豪地吆吆喝喝“三月三的茵陈通鼻鼻香，六月六的曲曲顺心心凉”吗？我当初是担心让一把镢头一张铁锨的事情覆埋了一生，才逃出故土的。可在漠然的人流中，我孤独的旗帜并未飘成什么呼啦啦的风景，吸引了什么人。我清楚我的孤寂不适合城市与人群，只配点缀那些盛产空旷与荒凉的原野。我虽走出了故土，但把梦永远留下了。我明白接受苦难是心气旷达的最好抉择，可我已被生活中的另一些事情永远缠住了……即使回归了那块被人改变了的土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拿得动生锈的铧犁去复活根的葱茏？是否还能找到相依相随过的唢呐悲奏出大地曾经的叹息？

许多年来，我在这些歌子里穿行，揣摩着它在壮美或悲怆里所引燃的浩瀚与纯净的艺术之光，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激奋与感动，甚至梦中也萦绕着它被高山被历史孤立的生命诗性，它在现实泪影里燃烧的理想欲望和永恒的精神意念，它在大空旷大摧毁的物质世界里舐着我们的熊熊热度。那苦难中涌动的不屈，以致我在哼着它时，不会为自己独守清贫的精神阵地感到后悔，就如冬天里围着火炉时，我们的身体不会感到寒意逼人。我觉得每一首酒曲就是陕北人生活的一剂调味品！每一首山曲就是生活贫困、精神富有的陕北人的一种独嘲自娱、大乐大欢的超然与人生态度之折射。那优美的内涵，那诱人的内容，犹如陕北这块纯朴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沙打旺、沙竹一般，年年发芽年年疯长，绿油油、水嫩嫩。它带着暴雨狂风的激越，人生的悲欢，在陕北人的口里久唱不衰，辈辈相传。它的温暖裹紧了脚下这座绵绵的黄土高原的饥寒，它的精神支撑了一代又一代柔韧而强盛的生命。它拍击时间的强音，已成为陕北高原之魂和当代人性灵的憩园。记得是1995年，我在神府煤田的一乡镇遇到了一位教英语的英国女孩。她说，山隔峁阻的陕北对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但听听民歌，虽在异国，一个人一点也不觉得寂寞。何尝不是呢？我接触过很多时下流行的歌子，但那些刻意做作的音律对我确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每当苦闷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吟味起记忆里的那些原生的歌词，想放开嗓子抖出久违了的情愫。每次坐在酒摊场上，我总要重温那渐去渐远的痴迷。尽管我的粗糙沙哑的歌喉进不了陕北民歌的殿堂，但我依然唱得很投入，我不在乎“神经病”、“疯子”之类的雅号扣在头上。

美国记者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走向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而我想说的是：就是这唱一声千般苦处、歌一句万种感慨的酒曲山曲，用它们史诗般的思索和记忆，在高亢而又飘逸的乐音中化作高原风，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搂抱着陕北破碎的山梁。梳理着陕北的沟沟岔岔，把陕北的叹惜陕北的雄沉，刻在了陕北人的额头和心里。但当我又一次走向陕北的山山峁峁，我发现陕北人的苦难在商品经济的炽热气焰中已走向了冷落。历经了大艰难与大悲凉的陕北民歌最自由的飘弋和最响亮的吼唱也同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面对现实的物欲横流，它做着最后的挣扎，它当初随苦难滋生，现在也正悲哀无奈地随苦难远去，渐渐荒落……

面对陕北民歌里的爱情和理想风一样地远逝，我的心快乐不起来。后来，我终于在疼痛中作出决定，抢救那些已临消逝的音符。为此，我像一只鹰，滑翔在陕北的山山峁峁里，在三年多痴迷的搜集中，那望不到头的山梁，时常令我热泪盈眶地看不够。骨子里氤氲着山间大寂静的我，在走访390多位民歌手中，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无法表述的亢奋，一生中，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我带着那本整理成的《活格睁睁扔下妹妹你走呀》的民歌集，四处奔走，但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无偿接纳。当我负债自费出版了这本民歌集时，还未来得及走出那淡淡的油墨清香，我的梅就拖了缺钙的小儿无奈地哽咽着离开了我。眼泪一下子夺眶淌出，我内心无比沉重。摸着发疼的心口，我心中一片迷惘：疲于捞钱的人群中，还有谁在作着向陕北民歌这朵艺术之花最后的瞩望和持守。我想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虽整理出一本厚厚的民歌集，但整理不出民歌中甜蜜的爱情……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去了陕北红碱淖湖。我的目光和那静静地躺在毛乌素沙漠怀抱里的幽蓝的湖水，和那湖畔沙梁上鸡蛋清一样嫩的绿，绿，梦幻的绿相遇的一瞬间，骤然间惊悸了，灵魂里涌起了一股难言的感动。风中一缕激情悠远的歌声也袅袅飘来，事前毫无准备的我一下子陷入了那种好久找不到的激动里：

郎在丘上放牛羊

姐在河边洗衣裳

郎望姐，姐望郎

牛羊跑上打麦场

搓板打在脸盆上

歌声是沙丘中植树造林的人唱的，在明净的天底下，显得那样的悠远、明快，那样的深情、激越。我曾在录音机上听过一些江南民歌，但那些歌子怎么也抓不住我。我是冲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那首古典明丽的词听歌的，尽管不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依然渴望。现在，这种压抑了好久的感觉终于找到了，我的心波动在歌声里，眼前的湖水也在宁静中悠然颤动起来。

我一下子拨开了一直困扰着我的陕北民歌在历史与现实里的迷雾：在陕北的民族交融中，在陕北的驻军移民中，为了生存的陕北人，贪婪的眼睛对准了这块曾是“森林茂密，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土地——伐林、开荒。在远古疼痛的信息里，山变荒秃了，河流走向了干涸，气候也干燥少雨了。恶劣的环境渗进了陕北民歌的骨骼，它凝重、悲怆、荒凉的基因，从此在压抑、贫困的陕北人心头扎下了根。顺着时间的甬道，在陕北人的悲欢离合里蔓延、荡漾了下来。当陕北人挺起腰杆，告别了“苦难”时，陕北的土窑洞逐渐成为历史的经典，搬进宽畅明亮高楼的他们心情舒畅，难怪流淌着凄美、哀怨、痛楚的陕北民歌要随风远逝呢！认识到祖先破坏了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为自己酿制了充满血色的荒凉人生的陕北后辈们，把一株株树带进了春天，开始营造一个绿色的梦在民歌中飞翔。我们不难想到，当陕北在子息们的手中还原了远古时的林密草茂，水沛土肥时，陕北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腾飞的窗口，陕北民歌也定会像陕北在历史上的民族交融发生质的变化。尽管内容我们猜测不出，但调子准像“江南可采莲”那种走进历史的经典一样明朗起来。我断言在几个世纪甚至几百个世纪之后，它的深度会越煅越端庄浑厚，不像我们人体经时间一冲击，精气和血脉就枯竭了，躯体就朽而为土了。

眺望着目力所及的地方，大地与蓝天融汇成绿意茫茫的一片，行走在高原的我，幸福在一束明净辽远的光芒里……

（《中华散文》2006年第9期）

医事手记

李存刚

暗  影

谈话一开始就很艰难。我手里握着装了半管鲜血的一次性针管，任我怎么摇晃、摆弄，那一管暗红色的血液始终那么轻飘飘的，仿佛每个细胞都没有了重力，细胞与细胞之间失却了联系，各自那么轻轻地浮在针管里。我坐下来，将针管放在两个汉子面前，很肯定地说，脾脏破裂，必须马上开刀！我说得很坚决很果断很肯定，可两位汉子的回答更坚决更果断更肯定：不开！我张开的准备继续说下去的嘴刹那间僵住。你们连现在的痛都没给他止住，还要划他一刀？！没等我问为什么，两位汉子首先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他们的说法其实很在理——他们的父亲，七十多岁了，断了肋骨，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里了，却没止住痛。可问题是，他们父亲肚皮里那个叫脾脏的器官被打折他肋骨的石块一起给弄破了，血正汩汩地向腹腔里淌——这危及到他的生命，而断了的肋骨不会——止痛不等于止血，更不能将他们的父亲正向死神迈进的脚步止住！

像从一扇紧闭的门到另一扇紧闭的门，两扇门之间那段狭长的甬道，黑暗，荆棘丛生。对于两位汉子的父亲，身后的那一扇刚刚开启就又重重地关上了。无路可退。要是在平常，这程路会很短，或许本身是很长的，因为上路很快，心无旁骛，很快就走完了。可是今天，它被手拿钥匙的人无限延长了，我站在紧锁的门前，借着门外隐约可见的越来越暗淡的光影，望了望身后寂静漆黑的甬道，始终见不到手拿钥匙的人到来。我打不开那扇本应早已开启的门。我无计可施。我已经站在门前了，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门打开，像往常一样，尽快跨过去，或者退回原地。

我把目光从两位汉子的脸上移到一次性针管上，重新张开刚刚闭上的唇。我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做了个迂回。我问了那两个汉子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问题：你们有几个兄弟姐妹？你们的母亲还在不？他们好像很明白我的“企图”，回答得同样简单而干脆：就我们俩兄弟，母亲早不在了。然后，他们开始先发制人，他们没等我的话继续，就同样回敬了我两个问题：反正不开，要不要我们签字？我老父都七十多了，现在还在过道上冷着，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像是猛地被两发炮弹击中，怔怔地定在那里。

我抬起头，把目光移向窗外，初夏的阳光正无遮无掩地在早已碧绿的树叶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有风刮过，树叶上那些尘埃纷纷在炽热的阳光里飘荡、升腾、旋转，像一幕无声的舞剧，因为阳光而变得无比生动。

——不到一个小时前，两位汉子的父亲被送到这里，在此之前的头一天，他还在房顶上翻盖漏了几天的屋瓦。那天的阳光也很好，也有风。但那场风很大，就在他屋瓦快翻盖完毕准备下来的时候，那场很大的风将一块飞舞着的尘埃吹进了他的眼里，为了不影响自己下楼梯，他把一直扶在屋檐口边上的手举了起来，想擦掉飞进眼中的尘埃。就在这时，一直稳稳当当的楼梯给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向远离房屋的方向轻飘飘地飞了出去。扑通一声，他像一根装满粮食的口袋，从高处做着加速运动向屋外的水泥地面飞去……

——被两个儿子绑着送上车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他很清楚自己那把老骨头，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更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年老伴住院，花去了不少钱，可最终还是走了，后来两个儿子为了钱的事险些闹翻。他不想再让他们闹，更不愿意看到他们闹翻。他告诉他们没事的，躺一下就好了。他的两个儿子把他弄到床上，就又回到麻将桌上去了。下半夜，老者开始觉得口渴，肚皮痛，他们这才又想起自己的父亲可能不像他自己说的没事了……

——当我将装了半管暗红色血液的八号针头从他的肚皮里抽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两位汉子的脸，分明是在问：怎么会是这样？当我拿着针管叫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嘀咕，骨头都不接，检查肚皮干什么？……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至少要做出看上去很镇定的样子，我不想让自己的怒火表现在脸上。我要让两位汉子知道，感情治不好他们的父亲的病，一厢情愿治不了他们的父亲的病，当然怒火也不能。然后，我拿出病历夹，在“谈话记录”下面写到家属是否同意手术的时候，我放下了笔。如果他们同意，他们的父亲将即刻被送进手术室。——我能够感觉到，在甬道的尽头，门外的光线已越来越暗，我多么希望他们立即拿出钥匙，借助越来越暗淡的光，尽快把门打开。对于他们的父亲，这是唯一的出口，要不，他就只能永远置身在甬道无边的漆黑里了。

知道，我们都知道，两位汉子说道。我以为他们同意了，但很快，他们就又说到，我们签字，不要你们负责。做？不做！他们的回答依然干脆、肯定、毫无回旋余地。我想他们是走进了一个自己搭制的陷阱里，以为我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必须手术是想推脱什么，却忘了，他们的父亲，此时此刻，生命危在旦夕！

这时候，正在不断输入老者身体里的液体完了。那是连续输入的第八瓶液体，足足四公斤！可老者仍然不停地喊口渴，想喝水。却不知，灌进再多的水也会瞬间顺着他脾脏上的破裂口流进腹腔，而他血管里的血液因此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到心脏再也无法跳动。

我走过去又检查了一遍老者的腹部，刚才还满是皱褶的船一样的肚皮现在像装满水的塑料皮球，渐渐地变得饱满而坚硬。他的脸早已是死灰一样的白……折身回到桌前，我告诉依然固执地坐在办公室的两位汉子：必须马上手术、马上输血！然后，不等他们发话，我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病危通知书”。两位汉子中的长者一边在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一边不解地问：不开刀还要输血么？必须！这次我只重复说了两个字。不！他回答。我摇了摇头，重又提起笔，在刚才没有完成的“谈话记录”里写下“家属拒绝手术，拒绝输血”。然后将病历夹送到两位汉子面前，看着他们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猛一下瘫倒在座椅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后来查看出院记录，才知道这之间隔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两位汉子就又出现在办公室里。结账，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刚刚住进来的时候，他们叫了我好几声医生，现在，他们连这两个字也省略了。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省略的理由，比如对我没有给他们的父亲接上骨头的失望，比如我没有给他们的父亲接上骨头却要他们签字然后准备给他们的父亲开刀还要输血，如此这些。但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就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看客和旁观者。我把白大褂重重地摔向座椅，我几乎用了我浑身所有的力量，可对于座椅，却不过是扇起一阵微微的可以忽略的风而已。座椅一直纹丝不动。我因为座椅的纹丝不动懊恼不已，伸手抓住靠背，狠狠地将它拉出老远，座椅与地板相互摩擦发出一声剧烈的闷响，在安静的病房，像一声沉重的叹息，突兀地传来，而后久久地在耳畔回荡。

我最后一次走进病房的时候，老者已被绑上了担架。看到我，他越来越苍白的脸上竟满是微笑。我把住他的手腕，一时间分不清那节律的跳动来自他的桡动脉还是我指间的脉动。我很简单地向他说明了他的病情，我不想就这样变成一个无奈的看客和旁观者，我希望他知晓他也有权利知晓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同意，事情就可能向另外的方向发展，变得简单和充满希望。给你们添麻烦了，医生，他说。他这么说，在我的意料之内，也超乎我的意料，说完，他就轻轻地闭上了双眼。轻轻地闭上了双眼，依然有微笑写在他的脸上。那惨白的脸，那微微的笑，我没敢再看，就走了出来，初夏的阳光正静静地从高高的晴空覆盖着大地。我仰起头，强烈的太阳光一晃，眼前突然变成一片漆黑。在那片漆黑里，老者微笑着的越来越苍白的脸清晰地显现着，像一张黑白底片上模糊不清的暗影。

秘  密

一阵短暂而微小的骚动过后，办公室里很快安静下来。我打开读片灯开关，那两张X光片上原本模糊不清的影像便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周围有九个人，读片灯放出的光映照在我脸上，X光片上清晰的影像和我的脸庞一起，在他们的瞳孔里不停地闪动。

那两张X光片，摄自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太太。一张是她几天前折了的股骨颈，这缘于一起机械事故，肇事者便是我周围那九个人中的一个男人——几天前，他开着租来的小车经过菜市时，接触到了正在路边捡垃圾的老太太，股骨颈骨折就此发生。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把老太太从老远的地方送进这家医院——现在和他一同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除了他和他的妻子，其余的七个人，就都是老太太的儿女了。另一张是她长满窟窿的肺，它明白无误地表明，老太太羸弱的身躯经过八十载岁月的风雨侵蚀，像一台即将被淘汰的机器，早已锈迹斑斑，现在又无端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机械故障，那台机器因此随时可能停止运转。

我的讲述就此展开。先是股骨颈，然后是长满窟窿的肺，最后是整台随时可能停止运转的机器。我周围的九个人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像鸦雀无声的课堂，我俨然一位讲台上的教师，事实上，在这方面，我的确可以算做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作为这堂课的学生和听众，要么是在开小差，要么就是对我讲述的一切早已了然于胸，总之他们没有说话，一直很安静地听着。

沉默是由肇事者的妻子打破的。在我讲述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在不停地用余光瞟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断掉股骨颈会有生命危险么，她问。她这么一问，一直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块无形的不等边三角形便突现出来了，如果没有她和她的丈夫，我与老太太的七个孩子就应该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有统一的目标，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将同心协力；她这么一问，我敢肯定，在刚刚结束的那节课上，她是听得最用心的一个，而且她做了自己深刻的思考，否则，她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像面对一个原本静止不动的皮球，她在悄悄用力，她想让皮球往远离自己的方向滚动，在那个三角形内，要么滚向我，要么滚向另一边。

隔着厚厚的玻璃镜片，我看到老太太最小的儿子眼中有火苗呼呼地燃烧，火苗放出的光，透过不断开合的屏障，穿过玻璃片，直直地映在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身上。我想他一定是感觉到了皮球的滚动，他要做出回应。只见他抬起手，撑了一下眼镜。他抬起手，我以为他是要在我的办公室里动手打人，其实他只是撑了一下自己鼻梁上架着的眼镜，然后笑着说：笑话！如果我们妈没断骨头，死了也不会找你们！他的话像一根导火索，将他的哥哥姐姐们说话的欲望鞭炮一样点燃，“我们妈……”、“我们妈……”鼓点一样噼里啪啦地在他们的口腔里炸响，此起彼伏，彼伏此起。在他们突然燃起的表达里，“我们妈”是我唯一听清楚的三个字，而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来自被他们方才掀动的皮球的强大反作用力，他们显然已经无法应付，只得在一旁默不作声了。

刚才还秩序井然的课堂瞬间变得哄闹而嘈杂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由一个讲述者变成了一个听众，我对这样的角色转换没有丝毫的准备，竟一时忘了这是在我的办公室，我是这里当然的主人。此时此刻，尽管自己依然在三角形的顶端，但我在慢慢地摇晃，随时可能被翻转下来。使我摇晃的力量，就来自那七个兄弟姐妹，这我能感受到，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使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我和他们，在场的所有人一道，我们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共同抵御强大的病魔，像以往绝大多数情况一样。更何况，这一次，我们的敌人比以往许多时候都要强大，而且来势汹汹。事关重大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已处严重的劣势，不能再腹背受敌，更不能军心涣散甚至临阵脱逃。作为指挥官，我必须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清楚地知道敌我形势；否则，我们的颓败将是战斗唯一的结果。

我重新站在读片灯柔柔的光影里。我一站起来，我的战士们就重又安静下来。于是，我指着照片上那两处必须攻克的堡垒，就目前的形势和战斗可能的走向做了如下分析：１．尽可能快地结束战斗，手术接上老太太断掉的股骨颈，以最大的努力让机器暂停的时间缩短，但这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全军覆灭；２．放弃手术，即放弃攻克敌方最坚固的那个堡垒，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随时都处在敌方的猛攻之下，战斗极有可能以我们的溃败很快结束；３．放弃手术，放弃所有的攻势，把老太太接回家，叶落归根。我的分析也许不够条分缕析，但却重点突出，那就是：如何让老太太濒临淘汰的生命机器尽快地恢复正常运转。尽管这很难，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沉默。一双双眼睛放出的光，火把一样，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长长的问号，然后渐渐地熄灭下去。眼镜再次举起了手，这一次，我不再担心他会在我的办公室里打人。除了没有微笑，他撑眼镜的动作、他的脸、他说话的语气一如既往。“我们妈已经八十岁了，手术恐怕是不行的，我们是想让她在这里住些时间再看，”他说道。后来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办公室的一幕，早些时候已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上演过一次。在那个专门收治手术病人的科室，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战斗里，在我这个临时指挥官给出的战斗方案中，他们选定了自己最好的作战方式，并做了小小的修改。对此，我无能为力。

老太太住进来以后，就由那个肇事者的妻子看护着，没到十日，老太太就要回家。然后开始绝食，再然后开始拒绝所有治疗……不得已，我要那个肇事者的妻子通知老太太的七个孩子，随便哪个都可以，他们都应该也必须明白他们母亲的想法和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置之不理。可很长时间，电话打了无数个，他们一直没有再在我眼前出现过。

后来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确认是我后，眼镜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他母亲在他大哥接回家后不久就死了；他大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他来接他母亲出院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和他们同母异父，他是他们中唯一读了书有出息的；现在，他常常梦见他母亲，梦见母亲，他就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以前母亲对他很好，现在他觉得对不起她……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一如那天在办公室里一样平静，我一直静静地听着，眼前禁不住就浮现出他叫人过目不忘的脸，以及他抬起手撑眼镜的动作和他说的“我们妈”时的微笑，像某个电影里的经典镜头。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他大哥接他母亲出院的时候我不通知他？他认识我们县委书记，也认识我们院长，还有几个我认识的人是他很好的朋友或者同学，他说他给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他不想把事情闹大，但也不想就此算了，因为他最近老是梦见自己的母亲，老是失眠，他希望我多少给他一点表示，他不是要我怎么样，主要是想心里求个安慰，他要的不多，两三千块也就可以了……在那场失败了的战斗中，作为战斗的绝对主力，他是个逃兵，现在他却要我这个临时指挥官对那场战斗负责。举着听筒，我用了很大努力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好不容易让自己平静下来后，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如果我是在他母亲死的时候知道消息，或者，如果我给了他钱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症”，我可以给；但是现在，如果他一定要，那就请他告诉他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或者通过他以为可以的方式，只要他愿意，而且一切如他所愿的话！

嘟，嘟，嘟……我的话音未落，电话里就传来了刺耳的忙音，像午夜的水龙头上突然传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透过水滴，我可以轻易地判断出水质的清浊——对于一直密闭于管道中的水，对于引水者，这是个不可示人的秘密。

（《美文》2006年第10期）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谢有顺

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随想录》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时○六分，享年一百零一岁的伟大作家巴金在上海逝世。巴金的逝世，意味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他们了。他们退出现实，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历史。尤其是巴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他的逝世，只会使这个象征意义变得更加显著。这个活了一个多世纪的老人，他的写作史和生命史，其实像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一样复杂。他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也曾接受当局的号召亲赴抗美援朝战场；他主动批判过无辜的朋友，但醒悟之后曾以文字的形式向这些朋友郑重谢罪；他在荒唐年代曾经怯懦，但他后来也曾为自己的卑怯忏悔；他曾天真地信仰某种新生活，但也曾被这种生活所惩罚，并在往后的岁月中一直带着这些痛苦记忆活着……他成功地通过心灵漫长的挣扎、变化，完成了对自己的人生的完美谢幕。因此，他今天留给我们的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了，他更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快要绝迹了。现在的中国人，普遍忘性大，对历史的创伤、对现实的苦痛，越来越漠不关心；愿意背负历史重担的作家也越来越少。就此而言，巴金作为一个正直的、良知觉悟的人，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

巴金的离去是令人悲痛的，在他之后，我们很难再看到这样有力量的心灵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心灵曲线是单一的，不复杂，也不丰富，即便经过了挫折和失败，他们的思考往往也无大的进步，更谈不上呈现新的勇气和信念了。时代的无情磨碾，可以说断送了现代中国绝大多数优秀的大脑。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停滞，导致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极度萎缩，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品质，也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普遍退场，到今天，斯文扫地的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生发出来。那些破碎而坚韧的心灵，总是会从废墟中重新被聚拢起来，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所谓“天不灭斯文”，历代如此。巴金是最早从“文革”废墟中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晚年所写出的《随想录》，成了当代中国公认的反思历史、悔悟自己的精神旗帜，通过它，巴金在知识界也成了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你很难想象，从写出《家》、《春》、《秋》这样的巨著，再到写出《随想录》，这中间隔着几十年，巴金的写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这期间他也写了不少作品，但就文学本身的价值而言，可以忽略不计。一九八二年，巴金自己也说：“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未来》）由此看，这个时候的巴金并不认同那些“豪言壮语”、“美丽图画”了，他知道这都是在时代意志的作用下写的，是大脑独立思考能力衰退之后的产物，是他写作生涯中并不美丽的插曲，因此，他迫切需要一次重生、一次醒悟，以把自己从这种放弃独立意志的思想盲从的状况下解救出来，从而赓续上早年所扎根在自己身上的“五四”精神——于是，《随想录》诞生了。

晚年的巴金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还债的机会——“讲真话”。“《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他说，老托尔斯泰给他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巴金全集·后记·之二》）相比之下，许多与巴金同龄的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比如胡风，早年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胡风集团案”获罪后，历经几十年的磨难，脑子坏了，七十年代末出狱后，再想写东西，已经没有可能了。

巴金也经历过残酷的人生，也长时间失去过自我，但他是少数在晚年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所觉悟的作家，因此，从精神意义上说，他比同代的许多作家多走了不止一步。《随想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巴金使自己的苦难记忆及其反思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成了这个时代新的醒世恒言。要像巴金那样站出来清算自己曾经有过的卑怯，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他本可选择遗忘，删除记忆，或者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那个罪恶的时代，从而轻装上阵，重新生活——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但巴金做不到，因为他的心觉醒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像沈从文那样，死前能说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无法这样坦然，这样轻松。“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了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怀念从文》）

那么，巴金是怎样还债的呢？他为自己找到的方式是“把心掏出来”，“讲真话”。由此可见，以前的他，是没有活自己的心，而他欠的债，是心债，是“假”字——它和“真话”相对。当时整个社会都假话连篇、谎言遍地，巴金自然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变，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十年一梦》）这是很真实的感受。没有深切的痛楚，没有承担的勇气，一个名作家，是不堪面对这个破败的自己的——有个哲人说，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是啊，一个解放前还是民主、进步、自由的战士，“一个急转变”，就中了催眠术，喝了迷魂汤，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这个转变过程的确是叫人痛心的，它仿佛正应了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所说的：“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巴金后来反省道：“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监狱。这是历史的惩罚。”（《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有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创伤，巴金对“四人帮”、“文革派”、“造反派”才充满仇恨，“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春蚕》）《随想录》被称为是一本滴血的书，是有根据的，它“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纪念》）他说了很多现象，记述了很多关于“文革”迫害人的细节，反思的力度，今天看，还有不够深入的地方。尤其是“文革”刚结束那段，具体说，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巴金对现实的反思，还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比如，那时的他，还是简单地以为“文革”的罪恶都是“四人帮”造成的，并多次在文章中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习惯性的字眼——那时他还不敢断定，“文革”的灾难，毛泽东也要负很大责任。或许他心里知道一些，但受时代语境的局限，无法直接说出来——这当然是我们后人对他的善意猜测了。

应该说，巴金的反思是和时代一同往前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走向真正的成熟。这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思想在前进，另一方面，也不否认意识形态对“文革”作出的新的否定性结论，壮大了巴金对历史作出基本判断的胆量——他的后半生，虽一直在强调独立和自由，但听命的精神色彩，其实一直没有在他身上抹去，这也是一个事实。但巴金毕竟是从苦难和死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晚年的他，文字里除了反思以外，还充满着难得的热忱和诚恳。许多的时候，《随想录》并不是靠深刻来影响读者的，而恰恰是巴金那赤诚的情怀，感染了很多需要慰藉的心灵。到他说出“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时，有良知的人读了，无不动容。

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这在巴金晚年的写作和生活中，是一个精神标志——他想用这种实物留存的方式，为记忆作证，为历史刻一座警示碑。这个事业还没有完成。我相信巴金的这个愿望里，寄寓着他最难释怀的那份心事，他的这个提议，也和他晚年所苦苦追索的奴隶哲学的根源所在，一脉相承。现在看来，这充分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远见。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乏研究者，唯独他晚年对“精神奴隶”的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反省，正在慢慢地被人淡忘。这是时代的无奈使然？不，让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从我们眼皮底下轻易地溜走，每个知识者可以说都负有道义的责任。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由鲁迅所开创的反奴性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巴金：《十年一梦》）的现象还有增无减，在这个背景里，重申巴金的自我反省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认为，晚年的巴金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人精神奴性的认识。他在《十年一梦》一文中说，他十几岁时所读过的一部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进而声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奴在心者”一词，今天读起来，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在中国，一些人是被动为奴的，有值得可怜处；可更多的人，不仅心被奴役了，许多时候他还欢迎这种奴役、助长这种奴役，这就十分可鄙了。要救治这一悲剧局面，唯一的路就是找回那颗觉悟的心，并用这颗觉悟的心来对抗这个在价值和道德上日益沦陷的世界。觉悟的第一要义便是反省。巴金说，“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十年一梦》）——他不愧是受过“五四”精神滋养的一代作家，在那个时代，便能说出如此坦率而锐利的话，足见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清醒、勇敢。

哲人熊十力说：“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推崇“讲真话”时期的巴金，大有熊十力所说的这种气概，所以有人称巴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为过。我常常在想，一个民族缺乏什么，就应该学会积攒什么，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就当下的现实语境而言，奴隶哲学还是中国人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尼采所说的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的状况还非常普遍，因此，巴金讲真话、反奴性的精神在当下也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一笔我们急需继承和发展的伟大遗产。

三年前，我曾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女士说，晚年的巴金，哪怕是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还历史的债，而且放不下建“文革博物馆”这一倡议。如今，他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还有多少能留在现实中，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传承？我的看法并不乐观。今天的中国，各方面都在以加速度前进，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大跃进”，更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历史推倒，从头再来，谁还会主动接过巴金心头所难以放下的重担呢？王安忆在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执绋者哀》中也说：“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警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思想的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确实很难。前后几十年，时代的变化，人心的转移，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起几年前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叶开聊天，他向我回忆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的情景时，用了一个词“恍如隔世”，当时听起来既感新鲜，又觉震动。是啊，一个出生在清朝的人，一个“五四”一代的作家，一个为鲁迅先生抬棺的青年，在今天成了另一个青年的同事，（巴金生前一直是《收获》的主编）怎能不让人觉得恍如隔世呢？

有时读完巴金的作品，再抬起头看看周围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也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文学上的变化就更是如此。巴金生前提倡把心交给读者，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创作回忆录》）——这可能是“五四”一代作家共有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话，新一代作家几乎都不说了。对他们而言，写作更多的是展现欲望、呈现隐私，或者只是个人生活的秘密表达，根本和一个更广大的希望、勇气、力量、光明的世界无关。他们只创造纸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完全和自己的生活分开——文学，仅仅成了一种语言的表演。巴金他们这一代人不同，他们除了书写黑暗和绝望之外，总不忘人间还有爱和温暖，总不忘在作品中出示肯定性的力量。因此，鲁迅的绝望背后，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很多人只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憎恨和不宽恕，这是片面的，鲁迅不是没有悲悯之心，也不是没有爱，在我看来，他的悲悯和爱，是用一种憎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是用恨来表达爱，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这里面藏着他巨大的沉痛感。鲁迅对人世的热情是埋在心底的，一般人难以看出来。巴金则要直接得多。他的心是热烈的，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读者：“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文学的作用》）他甚至说，愿意做一块木柴，“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旅途随笔》）有一点他和鲁迅是共通的：他们的写作都不是纸上空谈，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生活的！——鲁迅不仅写了黑暗和绝望，他更是带着这种黑暗和绝望生活的；巴金不仅在作品中召唤希望和光明，他更是在作品中为寻找希望和光明而奋斗。相比之下，今天的文学，心灵的造假太多，在欲望的沉浮中不能自拔的也不在少数，唯独缺乏的，就是鲁迅、巴金他们那种带着深刻的绝望与爱生活的勇气。鲁迅、巴金的作品，能在民众中一直产生广大的影响，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想，只要我们还拥有巴金这样一颗知耻、知罪，并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勇于忏悔、永不屈服的心灵存在，文学就还有希望，历史的罪债就不会被轻易遗忘。法国学者丹尼·梭拉在论到卡夫卡时说：“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在我看来，这是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今天，面对比巴金活着时还更加混乱、迷茫的世界，我也想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巴金作品的真实看法——“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我们之所以记住巴金，是因为巴金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没有遗忘巴金，是因为巴金曾经就是一个反抗遗忘的人。

（《小说评论》2006年第6期）

指缝里的白烟

蒋 蓝

2006年9月8日零点54分，父亲在间隔了大约10秒钟后，伴随喉咙里持续的异响，他吐了一口长气。我闻到一种突然的梨子味道。此时，那些系缚在他身体上的十几根管道仍在尽力工作，监视仪显示他的心跳还有每分钟50次，但，父亲已经不呼吸了。此时，他的眼睛灰蒙而发亮，就像从蒙尘的玻璃罩后透出的烛火。由于呼吸极度困难，他的假牙早被取出，嘴巴阔大而空洞，手掌全是粘腻的冷汗。1个小时前，那只从他胳膊下取出的温度计放在小桌上，我记得已经上不了最低刻度，大约34度。我松开了手，由于紧张，我把父亲发肿的手背捏出了几道印痕。起身关闭所有开关，包括那运转了8天的空调，推开窗户，入秋的第一场雨下得惊心动魄。

几个朋友和亲属在为父亲沐浴、更衣。我把父亲扶起来，他太软了，棱起的肋骨压着我的脸。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一个无从洞悉的所在，恒定的烛火似乎源源不绝。由于来自三秦大地的华贵寿衣尺寸略小，而且有7件之多，反复几次，终于为父亲穿戴整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穿上庄重的唐装，像个陌生而遥远的古人。看来，唐装对一些人来讲，毕生就只穿这么一次。而且，暗红色的绫罗绸缎并不适合父亲，一是质朴的性情；其二在于，父亲实在太瘦了，如今浑身浮肿，宛如被形容词武装起来的富豪，显得夸张。

我试图合拢父亲的嘴巴，抚平他的眼帘。这个工作持续了大约20分钟，但他的眼睛仍然闭合不好，总有一丝光流泻而出。我拍摄了几十张照片，这是远在加拿大的姐姐的一再嘱咐，我必须让她看到眼前的每一个细节。

没有医生来打扰了，他们收走了所有设备和装满各种液体的瓶子，只剩父亲和我，以及窗外逐渐平息的雨声。我想抽烟，母亲说你就不要抽了吧。我点上烟，突然觉得体内有一股大热，冲得我险些倒地，但我稳住了，一口口把烟抽完。发现父亲的头发乱糟糟的，又给他梳头。他的头发一直泡在冷汗里，仍没有干。

殡仪馆来的是一人一车，带来一张铝皮钉制的小担架。目的很清楚，装运均由家属完成。大家张罗着，按本地民俗，我不能直接去抬担架。我把父亲抱起来，他最多只有60斤。在把父亲放进殡丧车的专用铁皮箱时，雨点落在父亲的颧骨，他眯缝着的眼帘仍然流泻着光，比雨点要亮。

我发动汽车，打开远光灯，跟住殡丧车。路线是过解放桥，走汇东大道。这一带，是父亲经常散步的地方。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骑了40年自行车，退休后每天散步的距离多在4公里左右。现在，他走在同一条路上。斜划的雨滴在路灯下显得异常安静，又被迅疾的车头切开，发出清脆的裂声。

到达殡仪馆的登记处，四周只有雨声。汽车刚一停住，房檐下突然亮起了几盏昏暗的灯，将这座仿古模样的建筑勾勒出来。几个戴着巨大白手套的人，从不同的房子里朝我走来。

眼睛逐渐适应了环境，我才发现这些建筑，类似老式会议室，房间高敞，尽管用了很多塑料花做装饰，但仍然掩饰不住那些泥灰涂抹的天花板上，出现的龟裂细纹。作为全市唯一的市级殡仪馆，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塑料花和墙壁的“操作指南”上，在那张足有一丈开阔的办公桌后面，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姐打着呵欠。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靠在我肩膀后，向我挥舞巨大的帆布手套：“啊，啊，我想告诉你，尸体可以停放到豪华厅、高档厅，当然了，低档的小厅也可以。”听上去类似卡拉OK的领班在为客人悉心安排。“至于普通的？有倒是有啊！但那是停放无名尸体的大冰柜，那些多半是放了几年的尸体！”他的目光从镜框漫溢出来，刚好与暗淡的路灯相接，使他的镜片上出现了罕见的彩虹。然后，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信心十足，等待我顺着他铺就的台阶，一步步往下走。他的嘴里吐出的道道气浪，在潮湿的空气中划出了一条爬行的白汽。我闻到了一股梨子的味道。

我直接走到了那张夸张的办公桌前，看到侧墙上，挂着一排工作人员的标准照，这个眼镜是停尸组的组长，难怪他那么负责。打呵欠的小姐递给我一块黑色的小木牌，让我写死者的名字。父亲的名字里，有一个“昶”字，眼镜和小姐都不认识，眼镜大声对小姐说，就是“一个永一个日”。小姐把头埋到一个账本里，不断问年龄出生日期死亡时间之类，我只好看着她。因为我已经把父亲的身份证给她了，不知道她是不识字呢，还是要核实我的记忆。她又问：“死者有几个子女？”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抬起头，笑了，充满了深情：“啊，是这样，几个子女就摆几个花圈，豪华的200元一个！”

那几个戴巨大白手套的人散在我四周，没有一个抽烟，也没有一个说话。他们等待着下一步的事情。我点上了烟，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矮个子退下了手套，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化妆盒，开始给父亲化妆。刮胡须的声音很轻微，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仍然显得刺激。他竟然拿出粉饼，给父亲涂脂抹粉了。我让他停下来，将所做的事情重做一遍，为了对得起300元化妆费，他很听话。

接下来，父亲被安放到塑料蜡烛、塑料植被、纸花环绕的玻璃匣子中，他的眼帘仍是那个样子，让我心惊。我拒绝了那些永恒的花圈，它们已经褪色，仅仅换个名字就可以贴上去的花圈，已经被无数的死者领受过了。

走了出来，坚硬的雨点打在额头，啪啪乱响。耳朵一直在耳鸣，我8天没有休息了。突然，我又闻到了梨子的味道……

三天后的早晨出殡，仍是大雨。我来到这个叫“尘梦”的停尸间，打开玻璃匣子，父亲早被冻硬，奇怪的是，早已经过细致梳洗，他的几缕头发却仍然粘在脸颊，就像他出去散步，回家后疲倦地躺在床上。我立即清理了那些乱窜的头发，把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父亲手心。

根据父亲的愿望，不开追悼会，只举行告别仪式。父亲的遗像，用的是1969年他39岁时拍摄的一张三寸头像放大而成。在原相片的背面，竟然留有我几岁时写的两行字：“我的好爸爸，我错了，请你不要这样！”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估计是做错了什么事，怕父亲责备，在他上班后，就对着他的照片承认错误。隔一层纸，父亲站立在另一面，不知道他是否原谅了我。他能够辨认我蚯蚓一般的字迹吗？我的两行字，就能让他在纸面微笑吗？他的那双手，曾把我高举起来，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教我游泳，我就站在他肩头练习跳水。我踩住他的胯骨，踩住他的肋骨，才能站上去，但我滑倒了，我在大口呛水，父亲一把将我从水底捞起来……

亲友们在焚烧花圈、挽联，少数人在嘤嘤哭泣。由于湿度很大，粗大的香烛在细雨里释放出的浓烟密集而精怪，像亮墨一样在宣纸间漫漶。火化炉有两种，我选的是燃烧温度更高的欧式炉。把父亲放到传送带上，我看到了他手里的那个纸条，被通风道里的强风越吹越长，险些被带走，那些绫罗绸缎翅膀一般打开。铁门切下来，里面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那根烟囱开始冒黑烟，逐渐转淡，白烟在水汽中造型，难以散尽。父亲毕业于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幼校”，他差不多读了10年，他的梦一直在天上。记得父亲在一个回忆片断里写到过，空军幼年学校是1939年国民政府在都江堰蒲阳镇成立的，主要为抗战培养空军预备人才。学校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招收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生，1939－1945年在灌县蒲阳镇招收的学生共6期，约2000人。但好像父亲从没有与同学联系过，也许，时过境迁，就淡了。今年初父亲来成都治病时，希望他身体好转一些，让我开车送他去蒲阳镇、簇桥（另一校址）看看。揪心的是，这个愿望，在眼皮下竟没有为他实现！

现在，父亲可以动身了。

40分钟后，传送带启动，那个耐火材料铸成的床回来了，在我的跟前停稳，所有声音立即消失了。我看到了父亲，他已经沉到几十个耐火砖头下的沟槽，只有大臂骨大体完整，其余部分，均已经散乱了。我历来相信最坚硬的头骨，竟然碎裂得不成样子，估计是骨质疏松所致。一个戴口罩的人出现了，他沉闷的声音就像是来自烟火风道：“骨灰你们就自己拣，因为你们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我突然觉得很高兴。自拣骨灰据说是最“人性化的方式”，没料到，却以“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这样一个廉价理由，就让我免费获得了“人性”的体验。阿门。

我没有用夹子，我和几个叔叔一起，把骨头从沟槽里找回来。骨头仍有相当热度，火焰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与其说是身体燃烧殆尽，不如说是火淘空了自己。火将火的身体反翻出来，就像父亲把内部翻出来，而把那些肉，魔术一般掩到骨头之后。骨头白中带黄，父亲的头、父亲的肩胛、父亲的腰、父亲的大腿和脚掌，我依次放到不同的地方。殡仪馆竟然没有骨灰粉碎设备，如何粉碎？我用手掰碎骨头。我的手指熏满了卷烟的味道，不吸烟的父亲多半不喜欢，碎裂的骨头在我的指缝里冒起了细微的白烟。骨头总是扎手的，那就必须耐心一点，一点一点把父亲变小，让他正立着站在汉白玉的骨灰盒里。父亲生前发生过几次骨折，颧骨、腕骨、尺骨处均有伤痕，记得我八岁时，父亲被飞起来的齿轮击碎了半边颧骨，我在医院看到他时无论如何已经认不得他，我哭喊着，但他从一堆纱布后伸出了一双我熟悉的手，摸我的头，擦我的眼泪。可是，我在父亲的骨殖里，没有找到这些。我拣起胫骨，里有很多褐色的气孔，双手攥紧，用了很大力量，就像在撕裂一块玻璃。

父亲的死因是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我特别留意那个位置。耐火材料上，除看到一些沙一般的黑色炭化颗粒，再没别的东西。凡人看不透身体，如同凡人看不透生死。所谓“从一个花园到另一个花园”的齐物观，父亲多半是不相信的。他看重生，他关注的事太多了：小孙女的感冒、NBA赛况、我的住房按揭款何时到期、我平时行车的安全、姐姐负责的软件开发项目进展、在成都突然曝光的神秘的中药偏方……而死，则是唯一不移的收获。看看嵌在骨灰盒上父亲的肖像，我想把幼时写在他照片后的那句话，再写上去。

站在骨灰盒里的父亲，如同沙漏的主人。那些从他身体里流逝的时间，现在，全部回来了，回到了时间的流质形态。那些早年的过失、青春的错误、失之交臂的情感，包括那些写在沙上的誓言和沙上建筑，一切，均可以在骨灰的反复流泻中，在自己获得无穷的时间之际，也让时间获得重生。一个人的生与死、已知和未知，在沙漏中，已经完成了。

人的屈辱浮沉，以及身体的阴晴圆缺，都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间之壳。恍惚记得博尔赫斯说过：“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带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时间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死亡的任务即是照亮、就是回顾匿藏在时间缝隙里的情与物。凡者的生死，一直提醒我：我们既是起点、穿越者和终点。骨灰盒里的父亲，不止一次听过我这番连我自己也未必彻悟的宏论，他从来不置一词。我想，他无须回答我的牙慧之论。他从来不知道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氏“向死而生”的玄义，但是，父亲明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清楚流向。

记得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一个暴热而安静的深夜，他突然发问：“蓝蓝，你还有什么话给我说？”我说了很多，他听得认真，但不回答，自此，他没有再说一个字。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雨水泡烂的泥土。

（《红豆》2007年第1期）

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

汪曾祺

花·果子·旅行日记抄

我想有—个瓶，一个土陶蛋青色厚釉小坛子。

木香附萼的瓣子有一点青色。木香野，不宜插瓶，我今天更觉得。然而我怕也要插一回，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没有别的花。

（山上野生牛月菊只有铜钱大，出奇的瘦瘠，不会有人插到草帽上去的。而直到今天我才看见一棵勿忘侬草是真正蓝的，可是只有那么一棵。矢车菊和一种黄色菊科花都如吃杂粮长大的脏孩子，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与克制才能喜欢它。）

过王家桥，桥头花如雪，在一片墨绿色上。我忽然很难过，不喜欢。我要颜色，这跟我旺盛的食欲是同源的。

我要水果。水果！梨，苹果，我不怀念你们。黄熟的香蕉，紫赤的杨梅，蒲桃，呵蒲桃，最好是蒲桃，新摘的，雨后，白亮的磁盘。黄果和橘子，都干瘪了，我只记得皮里的辛味。

精美的食物本身就是欲望。浓厚的酒，深沉的颜色。我要用重重的杯子喝。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

我渴望更丰腴的东西，香的，甜的，肉感的。

纪德的书总是那么多骨。我忘不了他的像。

葛莱齐拉里有些青的果子，而且是成串的。

七日

把梅得赛斯的“银行家和他的太太”和哈尔司法朗司的“吉普赛”嵌在墙上。

说法朗司是最了解人类的笑的，不错。他画得那么准确，一个吉普赛，一个吉普赛的笑。好像这是一个随时可变的笑。不可测的笑。不可测的波希米人。她笑得那么真，那么熟。（狡猾么，多真的狡猾）

把那个银行家的太太和她放在一起，多滑稽的事！

我把书摊在阳光下，一个极小极小的虫子，比蚜虫还小，珊瑚色的在书叶上疾旋，画碗口大的圈子。我以最大速度用手指画，还是跟不上她，她不停地旋，一个认真的小疯子，我只有望着它摇摇头。

八日

我满有夏天的感情。像一个果子渍透了蜜酒。这一种昏晕是醉。我如一只苍蝇在熟透的葡萄上，半天，我不动。我并不望一片叶子遮荫我。

苍蝇在我砚池中吃墨呢，伸长她的嘴，头一点一点的。

我想起海港，金色和绿色的海港，和怀念西方人所描写的东方，盐味和腐烂的果子气味。如果必要，给他一点褐色作为影子吧。

我只坐过一次海船，那时我一切情绪尚未成熟。我不像个旅客，我没有一个烟斗。旅客的袋里有各种果子的余味。一个最穷的旅客袋里必有买三个果子的钱。果汁滴在他襟袖上，不同的斑点。

我想学游泳，下午三点钟。

气压太低，我把门窗都打开。

九日

我如一个人在不知名小镇上旅馆中住了几天，意外的逗留，极其忧愁。黄昏时天空作葡萄灰色，如同未干的水彩画。麦田显得深郁得多，暗得多。山色蓝灰。有一个人独立在山巅，轮廓整齐，如同剪出。我并不想爬上去，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了。

念念不已。我不知道这一生中还能跟她散步一次否？

把头放在这本册子上，假如我就这么睡着了，死了，坐在椅子里……

携手跑下山坡，山坡碧绿，坡下花如盛宴……回去，喝瓶里甘凉的水。我们同感到那个凉，彼此了解同样的慰安……风吹着我们，吹着长发向后飘，她的头扬起……

水从壶里倒出来乃是一种欢悦，杯子很快就满了；满了，是好的。倒水的声音比酒瓶塞子飞出去另是—种感动。

我喝水。把一个绿色小虫子喝下去还不知道，他从我舌头上跳出来。

醒得并不晚，只是不想起来。有甚么唤我呢，没有！一切不再新鲜。叫一个人整天看一片麦田，一片绿，是何等的惩罚！当然不两天，我又会惊异于它的改观，可是这两天它似乎睡了绿，如一个人睡着了老。天仍是极暗闷，不艳丽，也不庄严，病态的沉默。我需要一点花。

我需要花。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

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一经接触我身体即融化了。

听司忒老司音乐，并未专心。

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

每天如此，自然会浸入我体内的，但愿。

对于旅行的欲望如是之强烈。

草屋顶上树的影子，太阳是好的。

十日

三十四年记。在黄土坡

三十五年抄。在白马庙

街上的孩子

一

街上看见小儿祈雨，二十多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四五岁，抬着两顶柏枝扎成的亭子轿子之类东西，里面烧香，香烟从密密的柏叶之间袅袅透出，气味极浓。前面几个敲糖锣小鼓，多半徒手。敲小鼓的两个，他们很想敲出一个调子，可是老有参差。看他们眼睛，他们为此苦恼。一心努力于维持凑合那个节奏，似已忘却一切。到别人同声高唱那支求雨的歌谣时，便赶紧煞住鼓声和着一起唱。当大人一说“求雨去”，这声音熏沐他们，让他们结晶。这使他们快乐，一种难得的不凡的经验，一种享受。而从享受，从忘记一切的沉酣状态正可以引出热诚。他们念“小小儿童哭哀哀，撒下秧苗不得栽”，是倾全部感情而叫出来的，他们全身肌肉都颤动。这些孩子脸上都有一种怪样的严肃，一种悲剧的严肃，好像正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些香烟，柏枝，哑哑的锣鼓；这支简单的歌，这穿在纷乱喧闹中的一股为一种“神圣”所聚的力，像大海中一股暗流，这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

二

自从一个学生物的朋友告诉我，蝗虫有五只眼睛，两只复眼，（复眼，想想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三只单眼，我就一直很想告诉一个孩子。

我们在大街上，在武成路，晚上八点钟，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们一路走过来，一路东张西望。我们发现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同时驻足了：两个孩子，在八点多钟的武成路，在汽车，无线电，电灯，在黄色显得是纯白，红色发了一点紫的武成路边上，两个孩子蹲着。他们蹲在那里，正像蹲在一棵大树的阴影底下，在一边潺潺的溪水旁边一样。他们干甚么？嘿，他们在找石缝里的土狗子哩！

三

我们在小西门外一个小酒馆的檐外看见一个卖种子的。他有不少种子，扁豆，油菜，葫芦，丝瓜，包谷，甜椒，茄子，还有那种开美丽蓝色单瓣小花、结了籽儿乡下人放在粑粑里吃的东西，许多不知名，不认识的东西，每一样都极其干净漂亮，有乡下人来买，用手点点这个抓抓那个，卖的人就跟着看看这，看看那，彼此细细地谈着。这些种子把他们沟通起来。他们正在合作，共同完成一个爱情，爱那些种子。他们依照他们习惯，都蹲着，都抽金堂叶子烟。你正说，总觉得卖种子的比一般乡下人要“高”，一种令人感动的职业，而我们一回头，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

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孩子，坐在他家米铺子门前堆积的米包上，他面前四五尺人行道上有一张对折的关金券。从那孩子脸上的蹊跷表情，你发现那张票子拴了一根黑线，线牵在那孩子藏在背后的手里。我们看了半天，并未有人去捡，有几个人经过，都没看见。那孩子（孩子！）始终挂一脸那种古怪表情，他等待胜利，一个狂喜就要炸出来，不大禁压得住，他用力闭他的嘴，嘴角刻纹，他领下肌肉都紧张了。他的自满（自满于杰作的发明？）比谲秘多。这孩子！无疑有一种魔鬼的聪明。我简直不知对他怎么好。我想甩他一个耳光么？没有，我没有。真是，见你的鬼，我走了！

六月十八日  昆明

理发师《风景》之三

我有个长辈，每剪一次指甲，总好好地保存起来。我于是总怕他死。人死了，留下一堆指甲，多恶心的事！这种心理真是难以了解，人为甚么对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东西那么爱惜呢？也真是怪，说起鬼物来，尤其是书上，都有极长的指甲，这大概中外都差不多。同样也是长的，是头发。头发指甲之所以可怕，大概正因为是表示生命的。（有人告诉我，死了之后指甲头发都还能长）人大概隐隐中有一种对生命的恐惧，于是我想起自己的不爱理发。我一觉察我的思想要引到一个方向去，且将得到一个甚么不通的结论，我就赶紧把它叫回来。没有那个事，我之不理发与生啊死的都无关系。

也不知是谁给理发店订了那么个特别标记，一根圆柱上画出红蓝白三色相间的旋纹。这给人一种眩晕感觉，若是通上电，不歇的转，那就更教人不舒服，这自然让你想起生活的纷扰来，但有一次我真教这东西给我欢喜。一天晚上，铺子都关了，街上已断行人，路灯照着空荡荡的马路，而远远的一个理发店标记，在冷静之中孤零零的动，动一下子把你跟世界拉得很近，犹如大漠孤烟。理发店的标记与理发店是一个巧合，这个东西的来源如何，与其问一个社会人类学专家，不如请一个诗人把他的想象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很能说明理发店的意义，不论哪一方面的。我大概不能住在木桶里晒太阳，我不想建议把天下理发店都取消。理发这一行，大概由来颇久，是一种很古的职业，我颇欲知道他们的祖师是谁，打听迄今，尚未明白，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来似乎不大高。凡理发师，多世代相承，很少改业出头的，这是一种注定的卑微了，所以一到过年，他们门楣上多贴“鼎上生涯”四字，这是一种消极反抗，也正宣说出他们的委屈。别的地方怎样的，我不清楚，我们那里理发师大都兼做吹鼓手，凡剃头人家子弟必先练习敲铜锣手鼓，跟在喜丧阵仗中走个几年，到会吹唢呐笛子时，剃头手艺也同时学成了。吹鼓手呢，更是一种供驱走的人物了，是姑娘们所不愿嫁的。故乡童谣唱道：

姑娘姑娘真不丑，

一嫁嫁个吹鼓手。

吃人家饭，喝人家酒，

坐人家大门口！

其中“吃人家饭，喝人家酒”也有唱为“吃冷饭，吃冷酒”的，我无从辨订到底该怎样的。且刻画各有尖刻辛酸，亦难以评其优劣，自然理发师（即吹鼓手）老婆总会娶到一个的，而且常常年轻好看，原因是理发师都干干净净，会打扮收拾；知音识曲，懂得风情；且因生活磨炼，脾性柔和；谨谨慎慎的，穿吃不会成大问题，聪明的女孩子愿意嫁这么一个男人的也有，并多能敬重丈夫，不以坐人家大门口为意。若在大街上听着他在队仗中滴溜溜吹得精熟出色，心里可能还极感激快慰。事实上这个职业被目为低贱，全是一个错误制度所产生的荒谬看法。一个职业，都有他的高贵，理发店的春联“走进来乌纱宰相，摇出去白面书生”，文雅一点的则是“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说得切当。小时候我极高兴到一个理发店里坐坐，他们忙碌时我还为他们拉那种纸糊的风扇。小时候我对理发店是喜欢的。

等我岁数稍大，世界变了，各种行业也跟着变。社会已不复是原来的社会，差异虽不太大，亦不为小，其间有些行业升腾了，有些低落下来，有些名目虽一般，性质却已改换。始终依父兄门风、师傅传授，照老法子工作、老法子生活的，大概已颇不多。一个内地小城中也只有铜匠的、锡匠的特别响器，瞎子的铛，阉鸡阉猪人的糖锣，带给人一分悠远从容感觉。走在路上，间或也能见一个钉碗的，“之故之故”拉他的金刚钻；一个补锅的，用一个布卷在灰上一揉，托起一小勺殷红的熔铁，“嗤”的一声焊在一口三眼龟大里锅上；一个皮匠，把刀在他的脑后头发椿子上光一光——这可以让你看半天，你看他们工作，也看他们人，他们是一种“遗民”，永远固执而沉默地慢慢地走，让你觉得许多事情值得深思。这好像扯得有点嫌远了。我只是想变动得失于调节，是不是一个问题。自然医治失调症的药，也只有继续听他变。这问题不简单，不是我们这个常识脑子弄得清楚的。遗憾的是，卷在那个波浪里，似乎所有理发师都变了气质，即使在小城里，理发师早已不是那种压抑的，带一点悲哀的人物了。理发店也不复是笼布温和的，在黄昏中照着一块阳光的地方了，这见仁见智，不妨各有看法。而我私人有时是颇为不甘心的。

现在的理发师，虽仍是老理发师后代，但这个职业已经“革新”过了。现在的理发业，跟那个特别标记一样是外国来的。这些理发店与“摩登”这个名词不可分，且俨然是构成“摩登”的一部分，是“摩登”本身，在一个都市里，他们的势力很大，他们可以随便教整个都市改观，只要在那里多绕一个圈子，把那里的一卷翻得更高些。理发店里玩意儿真多，日新月异，愈出愈奇。这些东西，不但形状不凡，发出来的声音也十分复杂，营营扎扎，呜呜拉拉。前前后后，镜子一层又一层反射，愈益加重其紧张与一种恐怖。许多摩登人坐在里面，或搔首弄姿，顾盼自怜，越看越美；或小不如意，怒形于色，脸色铁青；焦躁，疲倦，不安，装模作样。理发师呢，把两个嘴角向上拉，拉，唉，不行，又落下去了！他四处找剪子，找呀找，剪子明明在手边小几上，他可茫茫然，已经忘记他找的是甚么东西了，这时他不像个理发师。而忽然我醒来了，他操起剪子“克又克又”动作起来。他面前一个一个头，这个头有几根白发，那个秃了一块，嗨，这光得像个枣核儿，那一个，怎么回事，他像是才理了出去的？克又克又，他耍着剪子，忽然，他停住了，他努目而看着那个头，且用手拨弄拨弄，仿佛那个头上有个大蚂蚁窝，成千成万蚂蚁爬出来！

于是我总不大愿意上理发店，但还不是真正原因，怕上理发店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不好。我相信我神经还不衰弱，很可以“面对”，而且你不见我还能在理发店里看风景么？我至少比那些理发师耐得住。不想理发的最大原因，真正原因，是他们不会理发，理得不好。我有时落落拓拓，容易为人误认为是一个不爱惜自己形容的人，实在我可比许多人更讲究。这些理发师既不能发挥自己才能，运用巧思；也不善利用材料，不爱我的头，他们只是一种器具使用者，而我们的头便不论生张熟李，弄成一式一样，完全机器出品。一经理发，回来照照镜子，我已不复是我，认不得自己。镜子里是一个浮滑恶俗的人。每一次，我都愤恼十分，心里充满诅咒，到稍稍平息时，觉得我当初实在应当学理发去，我可以做得很好，至少比我写文章有把握得多。不过假使我真是理发师……会有人来理发，我会为他们理么？人不可以太倔强，活在世界上，一方面须要认真，有时候只能无所谓。悲哉。所以我常常妥协，随便一个甚么理发店，钻进去就是。理发师问我这个那个，我只说“随你！”，忍心把一个头交给他了。

我一生有一次理了一个极好的发。在昆明一个小理发店。店里有五个座位，师傅只有一个。不是时候，别的师傅都出去了。这师傅相貌极好。他的手艺与任何人相似，也与任何人有不同处。每一剪子都有说不出来的好处，不夸张（这是一般理发师习气），不苟且（这是一般理发师根性），音节轻快悦耳。他自己也流溢一种得意快乐。我心想，这是个天才。那是一个秋天，理发店窗前一盆蛟爪菊花，黄灿灿的。好天气。

卅五年十月十四日写成  上海

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

一

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回来了。回来，在院里井边洗他们添了一层黑泥的腿。有的坐在阶石上，总有几个在井栏上坐的。黑泥洗去，腿上的肉显得很白，灰白灰白的。院子里铺的红沙方石，是云南特有的。他们正在“劳动服务”，挑挖附近一口渐渐淤浅的湖。雨季，常常湖中无一游人。桥是空的，堤也是空的。草长得高高的。堤上柳树如乱发，树皮的颜色则为雨水泡得完全是黑的了。天色冥冥漠漠。荷叶多已枯残，水鸟也不飞，也不叫。湖水淡淡，悠悠地飘着小浪。他们各人戴了个笠子，灰色衣裳，一个一个离得远远的，一锹一锹把湖底乌郁郁的膏泥挖上来，抛在岸上。一切做来好像全无声息。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有时累了，把锹插在水里，两手扶在锹把顶上，头搁在手背上，看相邻的另一个的动作。脸上全无表情，木木的。看来他们眼角口边的肌肉只会永远维持，这个样子，很少有牵扭跳动。早晚两顿饭大概是送到湖边吃的。六点多钟，天也差不多黑了，该睡了。大家横到一堆稻草上去，用军毯盖好。雨下了整三个月！这个破院落每一块砖头都已经回潮发湿。那堆稻草没有一根脆的了。昆明下雨天凉起来真凉。云沉沉地压在屋脊上。

“妹子的，耳屎都是稀烂的！”我这一次听见他们笑，看见这些脸上有亮光。他们今天没有去。十点多了，还都在家里。而且大家活泼得多，走来走去，很兴奋的样子。好些人的头都刮得光光的，白白的。有两个正坐在凳子上，由同伙中别人用剃刀嚓拉嚓拉的刮。旁边有人拧他耳朵，呵他腰。“小兔子，我亲亲你，呀唷，好嫩！”“莫闹莫闹，你等一下不剃？”已剃好的则抢着看一面不到两寸长的小鹅蛋镜子。镜子背面一个摩登大姑娘。走到旁边一个狭狭的过道中一看，嚯，有肉哩。这个煮肉办法真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大地堂锅，白水里几块肉，肉都是一尺来长三四寸宽，咕噜咕噜直翻泡儿。这是他们挑湖的酬劳了？我想了想，半月前有人来收了浚湖捐，这个捐该能买多少肉。不管这个，“肉”是好的，你看他们吃。他们用的碗真特别，是一截竹筒。这竹筒日晒风吹，多已裂缝。汤一倒进去，四面射出来，于是他们抢着喝，手忙脚乱，急切慌张。

不两天，他们就走了。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

二

我们到学校旁边凤翥街小茶馆喝茶。天太干，整天刮风，脸上皮肤发紧，嘴唇开裂，每天都得喝茶。凤翥街是一条凌乱肮脏的小街，街上铺石板，一街的猪尿马粪烂草鞋。

这天凤翥街特别热闹，开来许多兵。他们刚到，尚无约束。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看这，看看那，样子蠢头蠢脑。凤翥街上有甚么可看的？全是小铺子，烟纸店，杂货店，豆腐店，羊肉馆子，羊肉摊子，卖花生葵花子儿的掮了个篮子，卖针卖棉线卖破旧衣衫的老太婆脖子下一个大瘿带，纸扎店里老头子戴一副铜边老花眼镜画金童玉女的粉白大团脸。在荒凉的长途跋涉之后对于这些人的活动会格外感兴趣，觉得亲切么？然而似乎又不是。他们就是要这么走来走去地走走吧，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上头要让他们干甚么。

小茶馆靠门是一张白木方桌。我们坐下喝茶。一会儿对面马店（马店是一种小栈房，供山里来的“马驮子”住宿，住人也住马）里走出一个排长模样的人。一路唠叨着进了茶馆。没头没脑，听不明白。似乎埋怨一个不解事的小兵。“教不要来，不要来。定要来，定要来！来干啥呢，来害病找死。当兵是好玩的？这一路倒了十二个……”他一嘴河南话，脸上红红的，身子方方的。他来，是办公来了。这人看来是排长，实是个连长。一个文书上士和特务长也来了。他一面分派那两个做事，一面唠叨，手上一个烧饼。忽然大声向对面喊，“叫××来，拿点钱去隔壁买一碗白米饭，看他想不想吃？”这时正有一大桶饭从街心向北抬过去，米好红！这我们才知道“白米饭”的意义。过了半天，门里走出一个病兵家，是那个××，即他所埋怨的人了。病得不轻，瘦得青蒿蒿的，扶墙摸壁地走过来。白米饭买来了，他对着饭瞪了半天。那个红脸连长重叹了口气，拳头用力地捶在桌上。

我们沿街向北走。一片空场子上，他们吃饭。十一个一桌，站好队，报了数，即可以去吃。有一队正在报数。一！二！三！五！排在第五的急于想吃，没等四报出来即抢出一个五来。“五！五！五！”值星官扑过去在五的头上打了三巴掌。五的帽子打在地下。五是个瘌痢花头，头上头发有一块没一块的。“重来！”一！二！三！四！——五……十一个人围着一碗菜蹲下来。甚么菜？盐拌萝卜，上头是一层辣椒粉。第一碗饭，他们不吃菜，吃干饭。十一个人全吃完了，排队去添饭。饭不得自己动手添，由值星官一个一个添。大家一样多少。第二碗饭，他们还是不吃菜。风吹起尘土，呜——过来，呜——过去。空场上计有十二桌。一直到第三碗饭，也就是最后一碗饭了，才开始吃那一碗辣椒盐拌萝卜。

走出凤翥街我们都说不出话，互相看看。

三

黄昏时候，从图书馆里出来。走到学校门口，我们看见一个兵。

他躺在那里。

他就要死了。

他的同伴看他实在不行，把他丢了下来。

他上身—件棉军服，头上还有顶帽子，下身甚么都没有。他很瘦，瘦得出奇。膝骨突出来。腿上的皮挂下来，仿佛已与骨头不相连附。

他躺在公路旁边一条浅沟里。浅沟里是松松的土。他已不能再在土上印出第二个印子。他所有的力量都消耗完了。他不能再有痛苦。也没有抵抗。甚么都快消逝，他就要完了。他平平静静仰面躺着。不是“躺着”，是平平静静“在”那里。

他意识已淡得透明，他没有意志了。他大概已不能构成一个思想，他不能想这是蓝的，这是地，这是我。

他的头为甚么慢慢慢慢地向两边转过来，转过去呢？他要借此知道他还活着？

他的眼睛好大，大而暗淡。他的眼白做鸭蛋青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他还看甚么呢？对于这个就要失去的世界看甚么呢？

公路上人走过来，走过去。上头是天，宝石一样的蓝天。

卅五年十一月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

水冲的农事

林 白

水冲的禾田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

路边的禾田，它见过机耕路，路上来来去去的人和车。但那是六感的人和车，是没有什么新奇的。

日间来来去去的都是大队干部，他们去公社开会，从公社回来，都没有什么新奇的。有人去看门口（指未出嫁的姑娘由介绍人带去相对象），换上了新衣服，去了又回了，也都没有什么新奇。

有人运猪运鸡去出墟，买了布回，买了猪肉回，也有空着回来的，但他们肚子里没有空，吃了米粉了，嘴上是有油的。

他们路过了。

过去就过去了。

拖拉机没有。全大队都没有。公社也许是有的，但谁知道呢？

常年都是见不到车的，卡车、客车和吉普车，都是不会来的。禾田想来想去，若它忽然记起一辆吉普车，那肯定是来外调的。至于什么是外调，也是没有人知道。

六感的禾田确是没有见过世面。

路边的禾田尚且如此，冲里的禾田就更没见过世面。

冲里的禾田，它连宽点的路都没有见过，它见过的只有田塍。田塍只有草，草里最多有蚂蚱，有时有蝴蝶，偶尔也有蛇，就再也没有别的了。它们见的最多的就是人的光脚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田里的禾就长在田里，它又没有脚，它是哪里也去不了，它也想出墟，也想骑上单车，到公社看看，它知道那里是众人都想去的，有热闹看，也有东西吃，闹闹热热的光景，它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

它也想近一点到大队去，它望不见公社和县城，但是能望得见大队的。它远远地望得见大队的学校，学校的墙挡住了大队，但它的隔壁就是大队。

它也知道大队有个舞台，有个缝纫组，有个代销店，还有个合作医疗站。它也听说过七姑和瘦贵呢，但它从来没有见到过。偶尔的，它见到了一张糖纸，那是二翠丢下的。冲里的禾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它的花纹是熟禾的颜色和泥的颜色交集在一起，稀奇的漂亮，禾就更向往代销店了。

但它没有脚。

没有脚它就去不了。如果生在大队门口的禾田里，离代销店就近得多些，每天能看见七姑和瘦贵，看见支书，看见赖四眼，看见孙大姑娘和孙二姑娘，看见知青，看见基干民兵。但它照样去不了代销店，照样不认识糖果和饼干。

近在咫尺，它却长在田里。

但它是不怨的。

在六感，到处都是禾田、禾稻，大片大片的，小片小片的，还嫌不够，还要向山冲里发展。每年每季，要出秧就都出秧，要灌浆就都灌浆；要绿大家就一起绿了，要黄大家就一起黄了。

绿的时候，全六感都一起绿了，黄的时候，水冲水尾瓦上瓦下，也都一片片，一垌垌地黄了。这个世界，是禾稻的世界。

棉花几乎没有。

偶尔有一棵两棵的，也是在屋前屋后，谁家随手种下的。它开的花也是那么三四朵，大是大朵的，却是单薄，是小气的，成不了气候的。

所以人人都要把它忘记的，它开了花，开了就开了；它又结了棉桃，结了就结了。其实它的花是开得正正经经的，蕊是蕊，瓣是瓣，颜色是淡黄的，却也没人在意它。它结的棉桃是尽了它最大的力气，所以是鼓鼓的，满满的，满得裂开了，露出洁白的棉花。

但也没人去采。采了也是没有用的，三四朵，五六朵，不能拿它怎么办。偶尔有小孩子采来玩，玩来玩去就脏了，脏了就丢掉了。

棉花在六感是孤寒的。

在水冲，在水尾，在瓦上，它都是孤寒的。

花生和红薯，说到它们，人人眉眼就开了，在地里刨出来就能吃的，除了红薯，就是花生，除了花生，也就是红薯。

所以人就让它们在坡地上呆着。

它们安心在坡地上，也不和禾稻争风头。它的果实都是藏在地下面的，偷偷地藏着，偷偷地长着。它们是那么自力更生，那么艰苦奋斗，不用施一点肥，自己就长着了，自己就在地下暗暗地长出果实，像雷锋一样无私。

花生要生出油来的，它更占风头。生产队有一个榨油房，一要榨油，花生就要一担担地担到油房里。一队人在田塍上走，挑着花生就像挑着嫁妆，左看右看，都是有些喜气洋洋。新娘是谁呢？不知道。油房里煞是热闹，热闹得热气腾腾的。七八条汉子，个个光着上身，下面也只穿了条裤衩。他们合力推着油榨的横杆，有锅口那么粗的圆木，推得嘎嘎响，听声音是快要断了，其实不可能断。榨出来的油只有一点点，汉子身上却是油光光的汗，也不像汗，像油，像是榨出来的油没掉进油槽里，倒统统跑到汉子的光膀子上了。

而红薯在地坪边、屋檐下都晾着了，剖成一条条的，把白心和红心都露出来。红薯干又是粮食，又是零嘴。

此外还有四季豆、蘑菇和烤烟。

叫做多种经营。一句完整的话是：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所以田垌里是大片大片的禾稻，地边上，坡地上，像花边的边，或馅饼里的馅，有几畦四季豆，几垅烤烟叶。

都要卖给国家。

四季豆要挑匀称细长的，不嫩不老的，握在手掌里，是十分齐整的一把，长一点的短一点的都不要，一头粗一头细的不行，有虫眼的当然更不行，据说是要做成罐头。

种了几大畦，能挑出来的不到一个箩筐底。让人丧气，但也是无所谓的，是卖给国家，给公社做做样子，跟每家每户，是没什么关系的。

种烟要好一点。烤烟也长在坡地上，叶子肥阔，花在叶中是红的黄的一串，比红薯和花生都要喜庆。除了淋粪水，所有跟烟有关的活都轻松，烟叶的性格也好，它简直是和人做游戏呢。

烟叶它生来就是让人舒服的。摘烟叶，挑到晒场地坪的烤房，人人晃里晃荡的，像玩一样，再把烟叶编到竹竿上，这也像玩，大家坐在地坪上，你一句我一句的，从家长里短到四人帮，是比出墟还好玩的，墟是别人的，地坪是自家生产队的，出墟没有工分，编烟叶却有。从烤房里取出来，生叶子就变干了，金黄，柔软，散发着醇香，更是招人喜。又要把它从竹竿上拆下，叠好，当天就送到公社去。知青混在地坪里干活，他第一年来，看什么都新鲜，他举着烟叶这把抖抖，那把又抖抖，旁的人就教他，别抖别抖。知青就问：怎么不能抖？旁人不说，只是笑。知青左右想不通，又问：抖了就怎么啦？问了有一会儿，才有人说给他，抖了那不就把烟叶上的泥沙抖丢了，不压秤啊！又有人说，人家是知青，哪像我们，他不欺骗自己父母的。意思是说，烟叶是卖给国家的，知青父母是吃国家粮食的人，占国家便宜就是占父母便宜。

这其中的道理如此曲折，知青又抖了好几竿才听明白。

蘑菇也是公社下来的计划。

虽如此，水冲却也是你情我愿的，就有点像生产队集体娶了新娘子，弄得人人都有点兴奋。

这新娘有点神秘，谁都没见过。先是派了知青到公社的培训班学习，学会了就由他指挥，他说，要堆禾秆，大家就在地坪上堆禾秆。他又说：要撒粪，队长就让大家撒粪。他又说：要洒上一点水；他又说：要用塑料膜盖上；他又说：要沤上几天。

又说：还要种上菌种。

这由他一人进行。怎么种呢，谁也不知道，愈发神秘的。过了几天，没有动静。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动静。

大家就说，指不定是没配上种。又问知青，没种上菌种能不能长出蘑菇的。知青说：不可能。大家就笑，越笑越高兴，越笑越古怪，气氛既热烈又暧昧。关于配种、种菌种这件事，大家都有了广阔的联想。

有人说有头母猪没配种就下了猪仔，又有人说一头母牛配了好几次都没怀上。有人说禾秆堆那么大，蘑菇那么小，它们怎么配种呢？相当于一只狗跟一头牛××。还有人问，你们见过麻雀怎么×的吗，不×它怎么生蛋孵鸟呢？又有人说，那个蚂蚁那么点小，它怎么×的不知道。

晒场的上空，一时热气着，生动着，人和万物，都喜气洋洋似的。

此外还种了麦子，叫冬小麦。也是不用施肥管理的，种了就种了，隔了一个冬天，去收割就是了。

六感的麦子就是这样，它是可有可无的，在地边地缘的，就是非主流的意思吧。经常有牛啃掉一角，啃就啃了，没人心疼的，它就光着，秃着，没被啃掉的就继续生长。

它长着，绿着，开了花，灌着浆，坚硬着。它绿着绿着就黄了，就金黄了，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麦芒一根根，金光灿烂。

芋头和木薯，都是很好吃的，生产队却都不种，它们就成了奢侈品。各家的自留地种一点芋头，过节的时候做成芋头糕，送给亲戚，最是像样。木薯就在屋后种上几棵，也是零星的，随意的，不成气候的，它跟棉花一样孤单，却不是孤寒的，它有多种吃法，生着直接剥皮吃，把中间的一根苦筋抽掉就是了。或者煮熟了，切成片，用油炒，再放上葱段，如果加上猪肉，那就是世上少有的美味。椭圆形的木薯片，半透明的，闪着油光，肉质致密，却又粉糯，吃了就永生难忘。也有切片晒干，打成粉，做成木薯粉的糍粑，或蒸或煎，都是很好的。

马铃薯和黄豆，生产队也是不种的，就各家凭喜好种上一星半点儿。水冲的清扬家种了半畦马铃薯，很旺，叶子是浓绿的，茁壮着，像个孩子那样结实。

达林家种了一点黄豆，黄豆晒在他们的地坪上，很小的一摊，很安静，静静地晒着，不吵也不闹，米白色的豆荚裂开了，黄豆掉在地坪上，也是静静的。

宛若处子，说的就是它们。

每家都养了鸡，大多数人家养了猪，有少数鸭和鹅从村边走过，不知道是谁的。它们是村里的边缘分子，但它们对此是毫无知觉的。鹅与鸭，都能从容，它们从容地走在地埂上，走过鸡窝、猪栏、地坪，又走过五色花和水井，就走到麦田里去了。

麦田里的麦子长着。

长着，绿着，开了花，灌着浆，坚硬着。它绿着绿着就黄了，就金黄了，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麦芒一根根，金光灿烂。

（《天涯》2007年第4期）

二 姐

阮 梅

公事耽搁，落脚在女儿读书的城市。行色匆匆的路人，不时鸣响的喇叭声，使傍晚的热闹不减白天分毫。七弯八拐找到女儿练功的琴房，久不见面的女儿嚷嚷着一把扑向我。橘黄的光晕下，女儿挽着我的脖子，把头歇我胸前，低下眉眼，开始说一些细细碎碎的话。好看的黑发自然散落。我习惯地拍了拍女儿的背，看一缕发丝爬过她的脸颊，便伸过手去，想拿下发末，也想抹除发丝贴近脸颊后所形成的临时阴影。

但我伸出去的手指却僵在了半空。

因为女儿低下眉眼的一瞬，像极了一个人。

一丝疼痛从心头闪电般地扯过，那是我那早已远离人世的二姐啊！陡然想起，在尘世间还可以肆意行走笑闹、还可以任意叫苦叫疼的我，已经有多久没有记起过二姐的存在了呢？看着那嵌在女儿脸盘上越来越像二姐的略微下垂的眉梢、长长的睫毛，总像汪着一潭深水样的眼睛，我开始惊怵，是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二姐不经意地镌刻在我延续的生命里了么？若不是，为什么我的女儿不像我，倒像了她呢？

送女儿回寝室，歇身在陌生的居所，听窗外的笑闹声如花蕾般吱吱绽放，我无法不疯也似的开始一种追思。十多年过去，世事变迁，我以为我忘记了二姐，我的姐弟们都忘记了二姐，不想在这远离了乡间习性的城市里，在这座陌生得有些清冷的异地他乡，在这亢长的夜里，我还是想起我的二姐来。整整一个晚上，喜欢戴两朵栀子花的二姐、喜欢披干部衣的二姐、喜欢吃钵儿饭的二姐、看着别人家小孩伸手就想抱的二姐、舍了生却不愿瞑目的二姐一齐挤满了我的视线，其景轰轰烈烈。

想起二姐，内心充盈许久的对二姐再也无处表白的歉疚，便像万颗针头一齐扎戳在我的心尖上。

1

闭上眼睛，在时间的隧道口，亲人生前的最后容颜总是抢在其他之先，璀璨入目。

与二姐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娘家一个冬阳暖照的午后。那时，二姐刚从精神病院回来。刚从精神病院回来的二姐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张竖不起来的白纸片，单薄、硬脆。因为药物带来的镇静需要消耗二姐大量的体力来平衡，那一次，我与母亲两个多小时的家长里短，就好几次被二姐的跌倒声打断。我们时不时得扔了话题，去帮助二姐倚墙站立。最后的一次是来自厕所的摔倒声。二姐的身体被药物与饭食催得微胖而疲软起来，我搀了好久，才使她能够傍我而行。想送二姐到睡床，以减少她的体力支出，但她坚持着要回到我们中间。回到我们视线里的二姐，不时回过头逗一逗女儿，女儿在她热烈起来的问话里，渐渐地笑得咯咯吱吱。

母亲和我那一次的见面，因了她的病而多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在二姐又一次出神地望向女儿的时候，母亲偷抹了一把泪，低声向我细说了她的病情，并暗自叹息：医生说她的病情是最难治好的一种，我的身体只怕会挂不住，我不在了后，只怕还要拖累你两姊妹照看她的。

一餐饭在女儿打打闹闹中吃过，就到了往常与母亲告别的时候。此时的阳光下，不知是家人难得相聚、还是日光久照的缘故，二姐脸上竟洇染出几缕红晕，笑声，也变得清亮婉和。我满上一盆热水，母亲端来炭火，拉着二姐开始洗澡。手程序化地行进，触碰二姐山高水低的身子，抚摸二姐二十九岁的熟透的女人体，成了我那天必须为之的尴尬事。有好几次，我不再敢把手伸向裸体的二姐，在二姐近乎完美的肉身面前，如同面对曾经描摹过的众多裸女，面对眼前肌肤毕现、似一座鲜活雕塑的二姐，我还对她身患精神残疾这个严峻的事实开始了怀疑。而二姐好几次对自己体肤的深情凝视，又为我当时的怀疑找到了借口。在我的神情恍惚中，洗浴，在母亲的把持下总算完成。为二姐换上新买的衣，搀着二姐回到屋场外。二姐又一次地扯过女儿抱进怀里，嘱咐我们要带好满崽——我的女儿。还说了好多如何才能带好满崽的话。可当我想要抱回女儿时，发现竟然一时难以推开二姐的手。天色渐晚，我以略微嗔怪的神色看向二姐，二姐停止唠叨，只把眼睛看向怀中的小女，满眼流露出只有母亲才有的慈善与温婉之色。看起来，她全然没有顾及我急欲赶往自己小家的愿望，也似乎没有看到我开始变得艰涩的笑态与眼神。其实在饭桌上我们说着要走的话题时，二姐不舍的眼神就开始在我们四个人的脸上不停地流转了。她先是打断我们的话题一次次央求我们住下来，我们不响应，只好将女儿要到怀里抱了又抱……终于，二姐怀中的女儿哭了，回到我手中的女儿一直哭到好远好远。后来想，二姐一定跟着望到了好远好远。但我居然一次也没有回头。许是女儿有先知，她超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天，是一种诀别。而我们竟不得而知。

那天，我们抱着嘤嘤哭泣的女儿回到家中，开始繁复不变的、不得不以女儿为中心的种种琐碎。因为凡俗生活的琐碎使我们对心中飘荡着的梦想痛感力不从心，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诅咒这些琐碎。我们毫不领会这些琐碎对于有些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意义段的生活。特别是它对于二姐而言，这些琐碎，简直就等于仙女在天堂里的漫步。她穷尽一生的努力意欲抵达的这种漫步，我们只需提脚便可完成，可她，却永生无望。所以，在分手以后的那些天，我们没有留一丝闲空来回想从未生育的二姐在分手时刻对女儿的那种特别的疼爱，也没有去想两次遭到婚姻背弃的二姐眼睛望向我们一家三口的时候，是怎样的羡慕、留恋与绝望之色。

直到我回家刚好满二十天后的那个下午，从母亲的电话里得知，我的二姐已经完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最后抗争，决绝地离去，我才猛然觉醒，我们每天都享有的这些琐碎，其实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2

人一旦见过亲人死去的面目，便会终身不忘。

跨进二姐房间的那一刻，便感到有一双无形的手死死地摁住了我的心脏，令我喘不过气来。空气中弥漫的死亡因子，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着，把我的进气出气都侵蚀得透心底寒。很难想象，那曾经是一具生命的载体。怎么我都不相信，那被平放在地板草苫上的，一具瘦骨伶仃、只粘着层皮的骸骨，会是二姐。仅半月不见，头发蓬乱，手脚皆如枯爪。一本书遮盖着她不再有任何声息的五官面相。唯有身上那件红衣，似乎有些眼熟，可它能够作为二姐身份的物证么？那还会是二姐新嫁时包裹过她青春枝叶的红衣裳么？可那的确是啊！那件曾经映照着二姐生命光芒的红夹袄，此时套在二姐的躯干上，显得如此拖沓、褶皱、滑稽……

红红的颜色，像寒血，在我眼中渐聚渐散，茫茫的一片，刺痛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夜半，胆大的堂姐不顾母亲的劝告，执意掀开二姐的面纸。我猝不及防，全身如被电流击中：那是一双怎样绝望的眼睛？似乎要洞开坚硬的房顶穿透整个的宇宙；嘴，微微张着，像是要告诉我一个她认为的真理，又像是在历数这个尘世留给她的太多委屈……

再用劲，都……闭不上。母亲泪如泉涌。半月不见，母亲说话似风中残烛，头上白发猛增。到底是为什么？我问。母亲告诉我，在我们一家子走后，二姐大哭了一场，直哭得日落山西，深夜，也没有停住。无论母亲如何追问，都不说一句话，且不吃不喝，连一口水也不喝。叫了医生，检查说没有病，吊水，她拔掉针头，就连母亲含着泪水求她，用奶瓶滴注她最喜欢吃的罐头汁，都拒绝进食，二十天时间，竟这样活活饿死。

她是自己挣脱了生命的牵绊，斩断了伸向生命的任何触角，关闭了所有的生命之门，以决绝的方式，让自己窒息而亡的。

她这个样子，迟去不如早些去，免得在阳间遭罪。在场的每个老人都这么说，来的亲戚们也这么说，父亲、母亲这么说，大姐也这么说。

难道这就是二姐应该承受的生命结局么？向着二姐的遗骸，我问自己。问得一股寒流从地泛起，浸遍全身，直至全身发抖。

3

火化，在现今已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渐近成为习惯。而在二姐去世的年代，于执守迷信的乡间来讲，不亚于一枚日军炮弹受到集体的排斥。随手拈拈它本身的罪过，会比被人掘了祖坟还大。千百年来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被火化了，便会失去三魂七魄，是一个人在尘世内外的彻底消亡，更甭谈转世再为人畜。可谁会愿意自己的彻底消亡呢？所以在二姐离去的年代，这个新的文明方式在宣传到一定时期仍然毫无响应后，便开始实行干部带头制——这是国家受信于民的一贯策略。而在为干部制定的最后一个土葬日里，恰好有一名干部拖到了火化期，按照政策只能火化，但他却死不瞑目。遗言，便是托人想办法不火化。终于扭结成为一场不小的纠纷。而二姐，她作为一个家族或一个地域需要被遗忘的灵魂，便有机会骄傲地走在了文明的前列，引领了一个地方的新风。成为了绿水青山间一缕扬眉吐气的青烟。年轻、无子，有着精神疾患，又采取自尽方式离去的二姐，她是被当地风俗中一个不敢轻易践证的古老预言而统一了这种殡葬方式的。

那是二姐最后的一次在人前盛装出走。那天，二姐连头带脚被吞进一辆特制车辆的后铁箱，悲壮地朝火葬场的方向行进。送行的鞭炮，一路稀松地响着。我本能地回头一望，就看到了纯弟，看到了小弟纯挤站在行动的敞篷车厢角，头发向后翻飞，衣裾飘飘，一只手高举鞭炮，一只手用烟头去点。在随之爆裂的噼里啪啦声中，小弟的笑声里便充满了一种恣意的豪迈。就在小弟笑声骤响的那一刻，我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好多年前的一幕和着泪雨扑面而至……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雨天，妈妈做工回家不见了小弟，到处找不着，急火攻心的母亲便抓了个帚柄嗖的一声敲上我的头……待过了一会儿，又一道暗影投过来，我吓得头都大了，以为是母亲再次怒起的棍棒，抬眼一看，却是二姐，满身湿淋淋的二姐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弟出现在门口。她急急地说，找了老半天，原来小弟被人丢在池塘里，妈妈……快找人……来救……他。

为这次受了冻，二姐发烧了好几天，连续两个月病病歪歪。以后，二姐只要看到了水就怕，甚至一个人不再敢走路过桥。

我的纯弟，面对二姐的死，或许人家可以笑，但你不能……我不能。

4

一个骨灰盒，盛装着二姐年轻生命的最后残骸，成为了二姐生命的最后见证物。

盛装二姐的骨灰盒，制作精美，雕塑逼真。再次审视它，不由想起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魔盒。潘多拉怀着好奇心不慎打开了陪嫁的魔盒，里面所有的灾难、瘟疫和祸害便都飞了出来，人类从此饱受折磨，诸多不祥因子便长扰人世间。可被用来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样物件——希望，却被潘多拉关在了盒底，永远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而我们当初把二姐放进去，是否也怀了一个不敢言说的妄想，妄想将一个家族里所有的不祥因子全部随了二姐的离去而永远地陪葬在里面？要不是这样，何以至于过了好多年，几姐弟相见，我们连二姐的名字都不敢再一次提起？我们，是不是也留下了本应该出示给二姐的希望之武器，从而才逼迫二姐绝望到了无力自救？

对于子孙满堂的寿终正寝者，以亡者为大。不锣鼓当道、号哭喧天、肆意铺张就会被指责为对亡者的不敬；而对某一类人逝去，却以生者为大。他们的逝去本身，就被永远地钉在整个家族与一个地域的耻辱柱上，只能遭贱葬，诅咒，以避冥冥之中所说的一种大邪。这是常人遵循的法则。按照乡俗，二姐属于后一类。母亲在二姐故去的当天，即对我们有过教导，说，想这类亡人，不利活人。以后不准再提她。

自小父亲长年在外，母亲是我们的衣食来源，更是我们姊弟五个不可侵犯的精神权威。像一枚山中果子，我们习惯了缩在母亲为我们铸就的坚硬外壳里，成为随着风儿左右摇晃的弱小的一瓣瓣籽粒。尽管年岁猛长，二姐离世时我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我一直习惯遵从母亲的思想，不敢逾越冥冥之中命运诡异的断言。于是在二姐去世后的这么多年，对于阴阳相隔的二姐，我和我的姐弟们一样，因恐惧而远离。那层薄薄的纸，虽有过窥视，但也不敢结集任何力量和思想来触摸，突破它。起初想起二姐，一般的时候，我们就学着把二姐作为一个该诅咒的词儿，尝试去遗忘，遗忘不成，就把她作为一个忌讳，藏在心底。就像小时候含着偷嘴的话梅糖，只用嚅动的唾液嘴咀千遍，酸酸味，甜甜味，只留在心底滚动。就是不敢在母亲和大姐面前有半点的流露。

但在二姐初亡的那几个月，对二姐的思念却犹如一颗深埋地下的种子，逮着机会就疯长。

在当时还没有兴旺起来的殡仪馆，被注上编号的骨灰盒，是有一个固定存放位置的。但这个位置的期限仅只一个月。记得二姐火化一个月期满的那天，我们专程回家见过母亲。那天下午，我和大姐蹲在母亲的田地里，归拢母亲在前面拔去的摞摞杂草，齐齐把泪水洒在母亲的菜地。可母亲一句不准再提她，便闭死了我们的嘴。那一刻，望着母亲飘扬在风中枯朽的短发，我很想问母亲，难道二姐真的就这样从我们生活里消失了么？难道二姐的生命真的不如一枚草芥么？

在属于二姐的冥世，她真的只能成为一个没有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么？在她那没有资格形成注脚、写成悼词的曾经有过的生命天空里，二姐真的只是如鸟儿一样飞过，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么？

5

父亲说，二姐小时候，生得眉毛细、皮肤白、嘴巴甜，是爸抱到单位最多的一个细妹子。二三岁的二姐，喜欢挥动着胖胖的手臂到河滩上或是下过小雨的泥沙路面转圈玩，哼自编的歌，把两脚间泥巴踩成软软的小山样，惹得路过的叔叔婶婶忘了赶路而看成岩痴。然而，欢蹦乱跳的二姐四岁上不知染上了什么病，好多次走在路上无缘无故就倒地，死了一般。医生看不出什么病，慌了的爸便找着丸子就给吃，二姐居然奇迹般地一次次活过来了。只是活了过来的二姐到了十来岁虽然不再无缘无故地“死”去，感冒发烧都不生一个，但却中了邪似的，走路做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你急她不急。一天一件事情都总是做不利索。到了上学的年纪，书自然没法读了。便留在家里帮衬母亲做家务。

二姐做事慢，但性倔，话来得快。像母亲磨过的切菜刀，锋快。

有一次，邻家的祥伢欺负大弟性情敦厚，把大弟逼到一个墙角角，出口说了一连串他家有什么有什么你家有吗之类的话，急得大弟直哭。不想二姐远远地丢上一句：我们的屋——是红砖瓦屋油膜毡，你们的那个烂棚棚子比得啵？后来，这句话让整个队的细伢子不敢再小觑二姐。

那时候，全大队可以称上红砖瓦屋油膜毡的房子只有两户。二姐尽管性子倔，但在家里，她与我之间发生的战争，最终却是我胜。而斗败的她，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委地而哭。而我，便怀了屡战屡胜的喜悦，快快活活去做我的功课。记忆中最深刻的战事有两件。一是她往往不记得大我整整六岁的现实，和我争抢父亲的衣服披，争抢父亲带回的土钵盛饭吃。我个儿小，就常常蹿起老高抢，抢不到的时候，我就赖在地上，不起来，手指着她又哭又骂：你是傻子，你是醒宝，读书都读不到，你长大了吃得到“公家饭”，披得到“干部衣”哪？往往这时候，她就把“干部衣”、“钵儿饭”给我，一个人待在一边，眼窝泛起潮。而得了衣儿钵儿的我，还要对她进行胜利的叫嚣。直到母亲使了眼色厉声骂，我才会住嘴。其实这时的二姐，早已抹着围裙在灶头烧火了。这是大斗，小斗是每天都有的。比如母亲吩咐二姐的活计，玩耍在二姐身后的我，总能及时找到事情过后的遗漏，向母亲检举她这样那样的错。而我，对于母亲派给的活，总是比她做得好。想来小时候的我，竟会以如此的拙劣表演，以期讨得母亲欢喜。可每个子女都疼在心窝窝的母亲怎会让我的计谋得逞呢，便将偏袒二姐的心显露得更甚一些。这样，我便有些不甘心。与二姐玩的时候，便玩出许多花样来。记忆中的第二件事，是在一年收获的季节，母亲从老远的湖里挑来两担柳条，我们五姊妹十只手掌顿时像一群顽皮的小麻雀，一齐翻飞在柳条之间。我随便抽出一根小柳条追着二姐打玩架儿，柳条打人不痛。二姐嬉笑着说。那这根柳条打人痛不痛？很快，我找到了一根最粗最长的柳条。我问二姐。不痛！二姐咬咬牙，颤了颤声音，仍然坚守住自己的观点。那我打啦！打吧！不痛。于是，我双手衔紧柳条尾，使出吃奶的劲，粗重的柳条头很快便扫过二姐的颈，一道血蚯蚓一下子横爬在二姐的颈上。二姐大哭。闯祸啦！我丢了柳条就跑。直躲到太阳西下，待到母亲逮到我回家吃饭时，我才知道，二姐根本没有对母亲说。饭桌上，因为二姐颈上的血痕，母亲直骂二姐事做不好，连自己都照护不好。一直在唉声叹气。二姐被骂得眼泪滴落到碗里头，额上还被母亲手指戳了几戳，可就是没有提起我。晚上，二姐照例早早地睡在里边，把外边留给我。那晚我起床大解，二姐照例帮我提灯拿盏，在茅棚外的寒风中站立，等着边看小人书边蹲厕的我慢悠悠出来。

二姐爱乖。爱乖的二姐看到队里的哪个女伢子穿了新式衣，她就找母亲要。有人烫发了，戴耳环了，她总是比我勇敢地向妈妈提出：我也要！而且还比划出她喜欢的式样和颜色。记得我家那树栀子花开得最猛的那一年，身条儿好脸儿白净的二姐开始在青青的头发上插上栀子花，这里走来那里走去，或者干脆就坐在门前想她的心事。从此以后，就很少再见她与我打闹。以后每年栀子花开的季节，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着二姐跑呀跑的。像个野男孩的我，还不懂得腾出灵性的目光来采集这些自然而来的芬芳，跟着二姐跑呀跑，二姐在我眼里便像个傻傻的花仙子，笑声格外的好听。现在想来，那时已屏开着少女花骨朵般芳香的二姐，一定忽略了自己与庸常他人的差别，把自己当做了人世间真正的花仙子。要不，隔壁收来了新媳妇春香，为什么母亲几次去唤，二姐都赖在那里抵死不想回呢？回来以后，痴痴的二姐还向母亲提出，她也要和春香一样好看的嫁妆呢？

想着这些，我真的不敢相信，有着好多痴痴念想的二姐居然死了，而且死在自己的主观意愿下。

6

二姐终究是嫁了。但她是嫁在发生过两桩无法启齿的丑事之后。

看梅子醒宝有毛毛罗！一天放学之后，远远看见大门前围了一圈人，路上，有几个弟弟的同学在怪喊怪叫。

我家房子大，堂屋墙壁张贴有父亲画的社员生产图，屋场边有父亲种的冬天冻不死的兰叶花。村里有会常常聚到我家开，村里小孩常常放到我家带。小的靠墙坐木枷椅，大的便咿咿呀呀跟着队里出工分请的那个年轻老师唱歌做游戏。少的时候，来七八个，多的时候就有二三十人。顽皮些的小孩放学以后最喜欢疯在我家房前屋后闹，里面的哭，外面的喊，老师常常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我的二姐当然成了那个不要工分的傻保姆。到了家门口，我拨开一堆叫着闹着的顽皮蛋一看，二姐怀里果真抱着一个哭闹着的小孩。你干什么啊？你这个醒宝！隔壁春香跑过来，边抢孩子边说。这时，二姐敞开的胸，还来不及扣上衣扣，孩子的嘴，正使劲地吸吮二姐那未经开垦的处女体香，胖胖的小手，还在死死地揪扯着二姐胸衣……

春香抱走孩子之后，二姐似乎很难从事态的突变中缓过神来。而二姐当时的情态，却使很小就开始承受母亲传统道德教化的我蒙羞，以至于那一刻，我稚嫩的胸腔一时爆满了对她的仇恨。那种恨，使我的视线很快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晕，脑子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昏眩。

不过，比我昏眩得厉害的，是收工回家的母亲。

找个人家嫁了。母亲对父亲说。可这个宝里宝气的样子，咋嫁？还是先想法子治治看！母亲找来算命婆，算命婆七掐八算，一惊一乍：有解有解，娃儿拜个干爷子准好。二姐拜的干爷子，是邻村喜欢走村串户，略微懂些医术的毛爹。毛爹收了礼，便拿礼钱买了好多饼干给二姐吃。又和言和语跟二姐说了几次话，还细声细气地告诉二姐认哪是“一”、哪是“二”、哪是“三”。认过干爷子不几日，毛爹一早来家说，隔壁村庙堂灵验，想带二姐去拜拜菩萨。母亲把二姐收拾打扮一番，嘱咐了二姐早些回家，便到田里出工了。日落西山后，没顾上吃饭，母亲拉着我就往路口赶，望了好久，终于望到二姐回来了。只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回来的二姐蓬头垢面，衣裳破败。母亲颤抖着褪下二姐撕破的衣裤，我看见二姐雪白的双乳间，已布满几道血色指痕。二姐开始对母亲诉说一种从没经历过的疼痛。这种疼痛的叙述过程漫长得让母亲忍耐不住地用手捶胸，窒息得母亲出一口气都要用力嘶喊。母亲泪水一行行，滴在二姐换下来的破衣间。

家丑不能外传，何况是弱智的二姐。二姐经历的这次疼痛，使母亲半个月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二姐出阁的前一天。

7

二十三岁的二姐是明媒正娶进夫家的。大姐是媒人，姐夫是与大姐家隔一条河的老单身，因为头上生癞长疮后，贫瘠的头皮生不了几根毛发，婚事就落后了法定年龄十多年。二姐穿着剪裁合身的大红上衣，黑青长裤。高挑的身子、白白的皮肤、蓄着一头抵死不肯剪的长发的二姐，望上去嫩呵呵，水灵灵，喜里喜气。送二姐到夫家的那晚，二姐夫家婆婆、弟媳、小姑子已聚拢一大堆，走进新房的二姐倒像了一个待价而沽的摆设娃娃，低着头，红着脸，任她们目测眼挑、心底的秤杆儿七上八下地打望。望着姐姐高高的个头，圆圆的身段，婆婆开口说话了：梅伢子生个娃儿给我抱，啊？给我生个娃儿！傻人会有傻福享的哦。看婆婆对二姐的眼神，像是满欢喜的，我便第二天一早急急地回家告诉了母亲。可令我不解的是，话传过后，母亲满脸的担忧之色仍未褪减，只是随口说了句，要是，那就好。

二姐出嫁以后，过不了几天，母亲便打发我去看一次。许是婚姻的降临产生了奇迹，二姐的状况一次比一次好，伴随二姐多年的一些顽症，竟然也出现转好的迹象。二姐说话、做事的速度开始接近于常人，从来不懂做坛子盐浸菜的二姐，学着别人的花样，把菜园里几分菜土耕作得四季葱茏。就连别人家常常会丢弃的老广东白菜的长芯，她也削了皮，切成细条子，用糖水食盐浸泡打理后，让姐夫吃得有滋有味。二姐种的菜，常常吃不完，过剩的，姐夫就拿到街上换油盐。二姐晓得怎样才是对姐夫好，待姐夫晚饭过后，一桶热洗脚水，常常就送到了姐夫脚边。两个弟媳有时把孩子放在她这里带，扔下三五天都不记得接，她默不作声好吃好喝待孩子。每逢孩子来，二姐夜里不敢睡死，一晚上总有几次起来为孩子系衣紧被。有一次我去二姐家，正好碰上她弟媳在对姐夫说，只有在二姐家，伢子身上才屎干尿干、不尿床。干脆把伢子托嫂子带养几个月。于是在以后的两年，三个弟媳相继把伢子托付与二姐。二姐绣得歪歪扭扭的鞋垫，也一叠叠到了三妯娌手里，姑娘婆媳小叔子，见者有份。当然，姐夫对二姐也好到了细微。田里没工夫做的时候，姐夫带领二姐将所有的棉梗分成若干等份，取一根棉梗添加些稻草扎成一个个柴把子，送库房内码成一垛垛，好方便二姐用。二姐不会认钱，他把大票换成零钱放在敞口的瓷花瓶里，隔天少了，又加放一些，任二姐买小用。

如果命运垂怜，让这种古老的男欢女爱在二姐的婚姻里延绵重复，直至终老，该有多好！可世事偏不遂人愿。还在二姐二姐夫沉浸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婚姻里时，二姐所在的村子大部分男人已经遏制不住对外面金钱世界的向往，纷纷出门“淘金”了。等到姐夫醒过神来，再把眼光朝向门外，村子里已看不到几个壮年男人。看二姐手脚虽慢一点，但说话做事也还放得下心，二姐夫就把二姐托付给他母亲，与几个同伴一道，买了台砖机匆匆出了家门。

8

那是在二姐嫁后的第三年，我又一次去看二姐。二姐不在家。找到她婆婆的操坪时，二姐背对着我，似乎在跟婆婆讨要一些什么。打第一眼看上去，二姐仿佛患了场大病样，显得瘦了许多。你不生小孩，我们家白养你做么子用呢？还不如喂一头猪，过年了可以杀了吃肉呢！走到近前的时候，刚好听到婆婆说着这么一句。我气得高叫了一声，二姐，我们回家！二姐回头看见我，脸刷地就白了：我不回去，这是我的屋。然后对她婆婆说，我不要你们的柴了，我自己——砍！你们说话不算数。说完，就朝自家的方向猛跑。二姐很快拿来了一把没有木柄的锈镰刀，走到沟渠旁边砍起了青草，边砍嘴里边念叨：看你们以后还骂我不，看你们以后还骂我不……她将一把把青草带回自己的家，就晒在坪里。做晚饭的时候，烧的就是那抱砍来的青草。可那是青草啊！怎么能够做柴烧？灶里只有浓烟，好一阵子，根本不见有火苗出来。

看着一时没有晚饭吃，不懂事的我便早早回了家。回家了的我，忘了把二姐的情况告诉母亲。以后的一个月，我没有去看二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那天她婆婆的几句讥讽，我这个亲妹妹的大意疏忽，把二姐推进了苦难的深渊。青草烧不燃，做不成饭吃，就吃生菜。生菜吃多了，就生病。生病了，家里没有任何人来探问。偶尔婆婆小姑子来一趟，说出的话语无一例外地像刀子一样在剜二姐的心。等到姐夫回家时，蹲在厕所里已不知天光日夜整整一天没有出来的二姐，身如筛抖，抱起她来，身子竟轻飘得像一包衣物。

9

二姐是中秋节的夜里被送回家来的。姐夫把脸白得像纸，已认不出任何人的二姐用自行车驮来，像扔包袱一样扔在了我们家堂屋里。简单说了几句，默声听过我母亲的责怪，最后，姐夫不留一句话，走了。记得走时，母亲问他，你几时来接？连问三句，我看见问话的母亲泪都流出来了，但姐夫还是一声不吭地走了。太倔，不敢留。姐夫最后的一句话，让母亲的泪水打湿了整整一个夜晚。一个正常女子，进入婚姻，以怎样的退让与柔韧，都有可能锁不定婚姻这张门，更何况二姐一个弱智之人呢。可又正是这样一个弱智之人，一颗最为敏感而最易受创的心，才更需要他人的细微呵护啊！对于并非天生弱智、并没有完全失去正常思维能力的二姐，在婆婆千百次地把她指向牲畜的诅咒里，二姐又怎会退让出她残存的一点人的自尊呢！

父亲用苹果汁喂活了二姐，喂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二姐醒来，二姐开口却吵着要姐夫，不见到姐夫，就拒绝再进食。父亲便对她说，只要你吃得多，有劲下地走路了，他就会来接你。而事实上是二姐在父亲的许诺中一天天好起来，脸上偶尔能见笑容了，能够下地走路了，这时，却被告知再也不能回到她那个家了的事实。于是，二姐更要命地吵，将一家人的耐性，逼迫到了极致。

二姐吵了整整一个星期，见我们还是不放她走，就惊天动地地哭，晚上也不间歇，哭得邻近的人都有了怨言。

不要你了，还嚎！

有一天，再也受不了的母亲道出了事实真相，以一种爆发的语气。

10

为二姐选中第二个婆家的是我。得知被姐夫抛弃后，好长一段日子，二姐因过度伤心总是卧床不起。看了母亲的辛劳，我决定自己为二姐找个归宿。那年，我说服母亲，并在母亲面前赌咒发誓，保证会对二姐一世好，就把二姐接回了家。接到我家后的二姐，起初什么活儿都不会做，连话都懒得跟我说，白痴一般。我带二姐重新学习做家务，从刷鞋搓衣开始。渐渐地，二姐有了一些记忆，我又教会二姐掌握电视开关，学会调频道看自己想看的电视。有了电视里的生活剧看，二姐脸上的笑容渐渐多起来。来我家后不到三个月，她就能够与我一块儿轻松地谈笑和做家务了。为你找了一个人家，看不看？有一天，我对她说。似乎是想起了前姐夫的绝情绝义，二姐阴了几天的脸色。但当我找准时机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她笑了，看就看罢！二姐的婆家只相隔我家半里路。除了姐夫勤快外，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看上去精精瘦瘦，最重要的是还烧长香——我相信能记着给菩萨天天烧香的老婆婆肯定心善，不会像二姐的前婆婆，动不动，一张嘴就能伤着二姐。这可有前车之鉴。而且他们家人口简单，只有两兄弟，老大早已结婚，孩子都有十五六岁，颇有一些家底。更何况烧长香的婆婆在家还有绝对权威。从介绍人将二人八字合拢开始，老婆婆几乎天天上我婆婆家来看二姐，每次来，便拉着二姐的手说个没完，二姐想要什么买什么，一切从了二姐愿。就这样，二姐从我家热热闹闹地嫁到了新婆家。

二姐离我家近，在做完了家事的时候，便常来我家坐坐。来了几次，二姐便向我说起她伯哥背着姐夫骂她的事情来。想起前婆婆对她的种种虐待，二姐每说一次，我都及时到她家里跟她家人面谈。希望他们包容二姐的种种不好，善待二姐。二姐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告诉我这个妹，我来好好对二姐说。可到后来，二姐每次到我家，都说到同样的话题。

如果有人敢欺负我姐，就是欺负我，我会找皮绊的。最后一次到她家里，我黑着脸对她家人说。

11

又是一年中秋节。

二姐来了。那一天，为了完成两幅预订好的画匾，我一边忙着往画布上涂抹颜料，一边听二姐似乎永无休止的唠叨。

他们又欺负我。二姐说。

他们怎么又欺负你呢！

毛毛说要把我杀了，如果我不走。还有……

还有、还有什么啊？每次你说他们欺负你，我去问，他们都不认，我想是不是你有问题啊……

我对二姐又一个不可饶恕的错，就这样犯下了。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就是这样咆哮着对二姐说的。在我的精神大厦摇摇欲坠、物质生活还没有一砖一瓦的人生青涩季节，我一方面放大着对自身命运的恐惧，一方面又做着不甘沉沦的抵死抗争。在与自身命运短兵相接的较量里，我独独卸下对二姐负有的如山般重大的责任，忘却了二姐终是一个智障者，也忘记了二姐在她家人的眼里，终是以掠夺者的身份进入到他们视野的这个严峻现实。

在邻居后来的证言里，我才明白，两父子死死认定是二姐的进入，扰乱了他们原本平静富饶的梦。姐夫勤耕苦做余下的钱，以前均以侄子名义记存，婚后，不仅侄儿的存折久无动静，还得增添一口人的费用。这使向来习惯于对姐夫的劳动价值精细盘算的父子俩，面对二姐，芥蒂不得不蓬勃而起。但碍于老婆婆在世，他们只能背地里以污言垢语为强力炮弹驱逐二姐，且矢志不渝。而在当时，我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在二姐一次又一次的倾诉里，我甚至怀疑是二姐智障的大脑出了问题，没想到的是，使二姐大脑真正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竟是我。

记得那天，在我一顿连珠炮似的抢白过后，正张着嘴不停说着话的二姐忽然哑巴了似的，在我后面不再声响，也不知是过了多久，我回头一看，二姐已经走了。现在想来，那天连亲妹妹的信任也得不到了的时候，我的二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迈进对她来说是虎口一样的家的。我只记得在二姐走了后的好几天，我才在太过平静的气氛中嗅到了一种不正常。

在一路小跑赶往二姐家的路上，路过小卖店，我问，这几天，看没看到过我的二姐？守摊的谭嫂说，你做妹妹的都不相信她的话了，她说她再也不会到你家来了。我的天！我怎么会想到，在二姐的内心世界里，我会是她唯一可以支撑起自己信念的一座山！我又怎么能够想得到，她会因了我的一句话，而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赶到二姐家时，二姐坐在窗前，兀自望着窗外，不时面露微笑，细言细语。对我视而不见。我以为是二姐在生我的气，但我很快发现并不是。听完她家人的叙述，我的心一下子跌进了冰窟：母亲把好好的二姐交给我，我怎么跟母亲交代？智障又添精神错乱，二姐的余生，将如何度过啊！与她家人几番商议，我们把二姐送到了一河相隔的康复医院。医生问了问情况，说，这种情况最难治。越疯越好治，像她这样，只怕治不好。在拿尿检结果时，医生抛过来一句话，惊雷一般：有孕在身，还治不？

就在那一刻，在家人面前缩着脖子从来不敢出声的姐夫，第一次表现了他的果敢，他从集市上租来一部板车，连夜带着二姐赶回了家。因为有喜在身，二姐受到婆婆的十二分礼遇。

可好景不长，在一个月后，二姐本不应来的例假还是来了。得知情况的那一天，可怜的二姐和姐夫遭到了她家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顿数落。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二姐成了与他们家再无挂碍的人。

当天，二姐被接回了我的家。起初的几天痴呆过后，二姐开始跑到夫家找姐夫，但姐夫已经不再是姐夫，姐夫家人一次次的驱逐，让二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好几次从大路沟渠边找回被顽童追打笑闹的二姐后，我号啕痛哭，整夜流泪。二姐，我用什么样的补救才能赎得清我在你身上留下的罪过？每天早晨，我必须防着二姐，因为稍微不慎，起床了的二姐就会往外跑，往外跑的二姐会再也找不到回我家的路。大路上，屋舍旁，她望着别人的孩子伸手就抱，看到中年男子就叫着姐夫的名字朝人傻笑……

天地如此开阔，可二姐的纤足所及却是步步荆棘。可怜我的二姐用灵肉之身碾出的泥泞道，还是一次次地遭遇水淹土埋，二姐，便再也找不到一条回归的路。

12

二姐再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再次入院的二姐恢复得比医生预料的要好。恢复得好，那是因为二姐在很短的时间里，以她一生少有过的清醒，完成了一个已久的蓄谋。

13

恢复了的二姐被母亲接回了家。在不是她想要的家里，二姐以自己的方式践行了那个蓄谋。

14

曾经也去看过二姐的两任丈夫。他们均已子孙绕膝，只是无己出。问及，是两个姐夫本无生育能力。去过驱逐二姐出家门的她伯哥家，厅内已不见长香袅袅。老伴为口角之争早以一瓶农药矮桩素绞了肠，儿子打架滋事犯事入狱，烧长香的婆婆早在二姐走后，一跤跌成残疾，半年不到，生疮而亡。只留下他一人守着偌大的房舍和荒草丛生的三亩薄田。

有一回，我还遇上了二姐前夫家经二姐带过的俩小侄，早年鼻涕糊面的幼稚小童已成翩翩少年，佩大学校徽，穿雪白衬衫，着蓝色牛仔长裤，牵着女朋友的手，很青春的样子。

问他记不记得我的二姐，回答我的是少年一脸的茫然。

15

蝼蚁尚且贪生。

二姐的早逝，我一直不明白。是心善的二姐不忍成为亲人的累赘对自己的自行了断，还是二姐在立不稳尘世这叶浮萍又够不着岸边亲情树上那枚想要的果子时的失手沉沦？

对于二姐的死法，我也想不清楚。是二姐不忍采用世人常用的死亡伎俩——绳索、水淹之类，怕吓着了她至爱的亲人？还是疲惫至极的二姐已经没有力气孤注一掷让自己的生命之墙轰然倒塌，哪怕只是纵身一跃，哪怕只是于横梁上挥手抛出一个生与死的悬结？抑或是二姐心死为先，满怀热度的肢体其实早已离开冰冷的内心弃她而去？

我更不知道，当智障的二姐选择冷眼离世时，是如何透心的寒冷平抑了自己求生的热望，是如何的决绝才扼杀尽自己丰腴肌体的千般饥渴、击退了疯涌的精神语言的万般蚕食？看着自己从今生今世里一点点撤离，想问二姐，你的心曾经是怎样的一种凄凉与悲伤？！站在死亡的门槛上，于挣脱今世的最后一缕牵绊之前，我的二姐，你是否曾有过一瞬的眷念与不舍？是不是魂灵依依不肯去，而魄却离散得太远，看情事如花般枯萎的你，本想滞留在今世的情天恨海，但却已爬不回今生的苦岸跃不上今生的枝头？

一个需要放松的人，他先需要受累。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的二姐，走过了今生今世的万般疲累，你的灵魂是否因此一跃步青云，抵达了你梦想中的天堂……

还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那早早就渐次离世的双亲！我是否可以对你们发出这样的追问：是受不住二姐离世后的剜心之痛，熬不过没有了二姐的孤寂与清冷，怕了年迈的脚步与昏花的老眼再也寻找不到二姐远去的行踪，所以在本是劲健年份的你们便断然舍弃了我们，一个比一个地执意不要了我们姐弟四人，去寻了二姐冥世的幽径？

故人已去。只留下往事如瀑，冲刷着记忆的弯弯河床，在心壁内拍出滔天巨浪般的呜咽。

（《天涯》2007年第5期）

长笛如诉

张承志

1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剑，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 Dylan到哈萨克的Eingbek kuye。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泻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给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及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时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2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的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BC。

有一个小事挺难忘记。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时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开始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右侧，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游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念尚未决定赞同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眼泪。你们猜是哪个？——《洪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串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妄下结论。我能做的只是：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3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他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走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到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词，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的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的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岁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在斗室，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它们。这一次，读到末尾时，朋友写道：附上的这盒磁带里面，是你的农民兄弟录的话。

4

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似的，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以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掩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粝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A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唯有那一瞬算是振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蒙受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日后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侵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唯有音乐，唯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游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5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堂；可是，做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应该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感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的。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心灵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如清朝污吏“申兆林”，他们消失时无声无息。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上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团聚。

６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唯有耳朵，唯有耳朵的主人的内心，才与音乐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留下一点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发烧音响。那个孤单的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的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张承志著：《长笛如诉》，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书 祭

舒 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脏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唯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领去索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春”。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低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

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呵！”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唯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唯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阴晴变化。只记得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唯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湘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么？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陌生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黏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1994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20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第11期）

中国册页

黑 陶

瞬  间

我坐着。身旁是倒卧的、被削去了半个头颅的硕大石狮。因为早晨露水的缘故，白花花的粗糙石狮，浑身湿漉漉的。太阳升起来了。一枚草叶的微小阴影，打在石狮身上，阴影中间，是一只濡湿的、一动不动的青色蚱蜢。

前面就是喧杂的集市。提篮，挑着的箩筐，鼓胀的印有红字的化学编织袋。深蓝和藏青的人群挤动。到处是竹笋，粗圆的、未剥去箨衣的沾泥竹笋，滚落在地上或筐中。沿街的豆腐作坊，它所不断蒸腾的团团热气，就像神话《西游记》中的无穷祥云；整板耀眼的豆腐，被吆喝着端出来，黄豆的发热香气，一直弥漫至街的拐角。肉墩头是露天的，截断并被剖开的巨木（甚至没有去掉苍黑的树皮），做了案台。黑壮的屠夫，挥舞阔大弧形的斩肉刀，鲜红、细碎的骨渣由此像礼花一样四处飞溅。从肉墩头前走过的细瘦老太，一边走，一边总是留神她的竹篮——左臂挎着的竹篮里，是一只被草绳缚住了双脚的锦绣公鸡。“咕咕咕”脖间滚动声音的公鸡很不老实，每次欲将红冠的鸡头伸向篮外，但每次，都被老太嶙峋的右手执拗地按回了篮中。我留意很久的那个站在街中的男孩，终于响亮地哭了。拖鼻涕，一手拿着咬了半根的油条，穿皱皱的暗红毛衣，也许是发现大人不见了，他尽情地放开嗓子。集市人群中男孩的哭声，和突然晃射的阳光同样灿烂。

越过丛林的山峰，君临的太阳，使此时所有的阴影变得强烈、浓郁：石狮的阴影，叶片的阴影，竹篮的阴影，肉墩头的阴影，男孩的阴影，雕花门楣的阴影，残破高墙的阴影，一条街的阴影，整座山中乡镇的阴影……

隶属于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省份。

隶属于中国，缓缓转动中的地球上的中国。

然后，“2万或2.5万英尺高的天空总是蓝的。然后蓝色停止，深一点的蓝色接手，越来越浓。130英里以上的天空是黑色的。星星、银河、星云、星团、无线电波银河系，亿万光年之远，几乎完全布满气体和星辰”（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事象地平线》）。

暮色文章

暮色里似乎到处翻卷着曾巩（字子固，1019—1083）的浓墨文章，雕版印刷、力透纸背的浓墨文章：《墨池记》、《南轩记》、《上欧阳舍人书》、《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李白诗集后叙》。这里是曾巩故乡。我正行走其间的解放路老街，通往南丰县城的南郊。

老街像习见的中国县城或乡镇的街巷，充满俗世生活的嘈杂、陋旧与温暖。行色匆匆的妇女手推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着在啃小半块面包的小女儿；塑料味强烈的鞋子店，将货摊摆上了半个街面；纷乱的人群中，一辆小货车和人力拉客三轮车对峙着互不相让；一位神情肃穆的中年男子，扛着硕大花圈，在人群中疾走；街角饮食店陈年累月的油烟，已经将整幢木楼熏得发黑，店前临街的人行道上，他们撑起大片的白色塑料纸作为天棚，天棚下，是刚摆出的几副桌椅；摩托车的轰响不时掠过耳际；配钥匙店内的人，将半盆不知什么水泼向了当街；日夜诊所；“洗澡堂”；第二代身份证拍摄点；路旁黄鱼车上的水果摊前，有老人在买香蕉，一旁跟着的孩子，正吃力地抱住扎好的一床棉絮，但盯住秤盘里金黄香蕉的眼神，是热切的、欣喜的；一块画有“十”字、写着“耶稣堂”的路牌，将醒目的箭头指向幽深的青砖巷子。暮色，感觉中是由曾巩浓墨文字不断逸出的暮色，越来越浓地弥漫身边的江西天地。

解放路老街的尽头一段，已经相当冷清没有市面了。眼前是旷寂、缓流的齉江（《辞海》上是“日”字旁的“齉江”，而此地都写作“目”字旁的“盱江”，不知究竟何字为确），是齉江之上造型特别、又高又窄的索桥。“H”形索塔的上部，“盱江索桥”四字是沈鹏的手迹。索桥由于窄，只供行人和自行车、摩托车通行。过桥进出县城的人车也是极其的少。我和同行的一位师长步行而过，我们特地要去看的，是对岸江畔曾巩少年时曾经刻苦攻读过的“读书岩”。

我相当敬重南丰的曾巩，我心目中的这位北宋前辈，是一位刚毅直方、磊落重情的男人和君子，他的为人行事，正像他的诗文，如刀法质朴耿直的木刻，棱角分明。对待家庭，曾巩是这样：“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进入官场，对上他拒绝奴颜谄媚，他的天性是远迹权贵，挺立不愿趋附——如此性格的人当然不会见容于俗流，然而曾巩终究还是幸运和幸福的，因为他寻找到了一生中信赖和尊重的一位老师：欧阳修（1007~1072）。作为北宋“学者宗师”的欧阳修，也是如此欣赏小他十二岁的这位江西小同乡：“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所以，在曾巩挺立不附的孤傲中，他的内心深处尚不至于绝望和孤独。在帮助朋友方面，曾巩更是倾情而注，不遗余力，尤以他与王安石（1021~1086）的关系为典型。

曾巩和王安石早年在京师相识，两位江西青年一见如故，英雄相惜。“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曾巩这样记叙与王安石的最初见面。王安石对长其两岁的曾巩同样真情流露：“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为了王安石，曾巩曾上书老师欧阳修，力荐他的这位朋友：“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这封信的结果是：“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曾致王信）。王安石日后能位至宰相，除了自己的真才实学，应该说与曾巩当年的引荐以及后来欧阳修的推举深有关系。曾巩与王安石的友谊之深，其实只需一件事就可充分说明：王安石曾应邀为曾巩的祖母黄氏、父亲曾易占撰写墓志铭；曾巩亦应邀为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撰写墓志铭。王安石二十二岁就考中进士；而曾巩虽然成名很早，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十九岁才获得进士身份。曾巩为王安石父亲撰写墓志铭时是三十岁，尚未中进士，由此可见王对曾的敬重。非常遗憾的是，有着坚实友谊的曾、王二人，后来因为政治见解的分歧，关系也是渐行渐远，所谓“始合终暌”。《宋史》曾巩本传这样记载：“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从这句话中，我读到了曾巩身上值得我私人敬佩的一种男人品性。

站在齉江索桥上，能够看到对岸江畔半山腰间“读书岩”旁的建筑。下桥，再沿江边小道步行里许，就到了。暮色已经浓深四合。“读书岩”旁树木丛中的建筑是曾巩纪念馆。首先触目的是一面间杂着雨黑和内里白石灰面目的斑驳红墙。墙上开有门，门侧挂着一块木牌，在浓暮仍可辨清其上字迹：南丰县收藏家协会。我们并没有进去，而是朝着纪念馆的方向，继续拾级向上走。经过被树掩映的幽黑的传达室小屋时，朝洞开的门内喊了半天，终于像幽灵一样踱出一位严肃少语的瘦小老者，默默地听了我们的解释后，点头表示允许入内。山林中的曾巩纪念馆，浓暮近夜，只两个来自异乡的拜谒者，各个展馆皆昏暗无灯，视线和印象里是残破的卷轴，是蒙尘的展板，是驳蚀的汉字，是纸上人物肖像渺远古怪的神情。突然起风了，耳畔乃至整个纪念馆的局促朦胧空间，顿时充满山林中树叶被风吹动的飒飒声浪，树叶的声浪中，还夹杂着展室内抱柱联的木板被风吹动后撞击圆柱的“哐哐”声。突然的风，奇异、醒耳的声响，让人的身体有微微的电流之感。这难道是曾巩——齉江边的这位南丰先生对浓暮中拜谒者的一种回应？友好，抑或是拒绝？

“读书岩”就在纪念馆近侧。分开枝叶，从小径爬上去，丹霞赤岩中，这是宽丈余、深丈许的一处天然石室，石室前恰有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台。暗黑的山间天色中，除此再也无法看清其他。向室而立片刻。石室有灵，九百多年前曾子固晨昏的诵读之声，应该仍留在眼前石壁的肌理缝隙之间。

返走齉江索桥，重新回到县城之中。老街上的每一家店铺，此时都点起了昏红的灯火。那幢被油烟熏黑了的木楼前，白色塑料纸的矮矮天棚底下，也吊了一只孤零零的发光灯泡，只不过，棚下的几副桌椅仍然是空空荡荡，尚无人坐。和同行的师长随便找了家吃饭的店，钻进去，在它油腻腻的、暗的、迷宫般的店堂深处坐停，让店家首先打来两碗他们自做的杨梅烧酒。碗中酒液浑红，这种色泽，就像刚才在夜色中老街沿途所见的、一家家已经或就要关门的店铺内灯泡所散发的疲惫之光。

县城：雨、声

深冬，中国东部丘陵之间，盛产深绿茶园和不规则湖水的这个县的县城，此刻，正被热烈纯白的雨线缠绕、胡乱捆绑。

县城雨水盛大，好像县境之内所有溪、湖的水，都被一条地方上的神龙抽汲，然后它携水腾跃过来，停在云头，持续地喷洒下来。长途汽车进站了。从车上下来，即使是以最快速度撑伞，人的颈间、头发、前额、鼻尖，也肯定会被冰凉的雨滴光顾。这里的雨滴完全异于钢筋城市的酸雨，这里的雨滴是童年的、陌生的，清新而冰凉，非常明显地含了生长着的茶树、茶叶的青和甘。击中于额前的一滴，便立即洗去数小时车厢时光带给人的疲乏和沉闷。在县城的雨中，你欣喜地彻底醒来。

雨水的县城，充满如煮如沸震耳欲聋的商业电声。因为是新年第一天，虽然雨密，街上仍是挡不住的热闹。所有的店铺，都使劲扩张着嘴巴——店门都是洞开的，竭力热情招徕着每一个顾客。但门毕竟无声，真正的声源来自几乎每个店门口都摆置着的硕大喇叭，黑的或者红的，长的或者扁的，吊挂着的或者放在地面的，都在竭尽全力地比赛谁的嗓门刺耳——似乎哪只喇叭的音量分贝最高，谁在今天的生意就会最为兴隆一样。

百货商店门口的喇叭。旧楼的百货商店门口（悬系有数十条广告彩带），用铁的支架和木板搭起了类似过去乡村演剧用的舞台，上方覆了雨布。空旷的“舞台”中间，层层叠叠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每台电视机上，都贴有一张已经湿湿的红纸——优惠价格标签。

羽绒服装店门口的喇叭。狭长的店堂地面上，全是杂沓的泥泞。不锈钢管的长长衣架，挂满了臃肿的彩色羽绒服。一个脚穿黑胶雨靴，没有脱下绿衣披的爷爷辈老人，在一张大红羽绒服明星的招贴画旁，正为一个羞涩的小女孩试衣服。

鞋店门口的喇叭。纯黑色的喇叭。低音部位动力强劲。

巷口自行车商店门口的喇叭。三只。它们被满屋散发铁腥的发亮自行车挤到了店外。它们的身上盖有已经积有雨水的白色塑料薄膜。

幽暗烟酒店的喇叭。小的，灰尘的，摆在玻璃柜台上面棒棒糖一侧。

保暖内衣裤专营店的喇叭。

音像制品店的喇叭。

蛋糕作坊的喇叭。

戒指项链店的喇叭。

网吧的喇叭。

小吃店的喇叭。

邮政储蓄所隔壁书刊经营部的喇叭。

……

盈溢的声波，在新年的窄街和比街更窄的巷中汹涌。所有喇叭的音量都开至最大。最新流行歌曲的男声和女音。尖厉钻耳或低沉震胸。

雨仍在持续。来自深绿茶园和不规则湖水的雨，浸透县城。

因为这雨，我所置身的这座县城，虽然喧杂沸腾，但仍然，有着原始的、农业的，一种清新。

惊  叹

武夷山脉西麓。深秋。一座又一座的古老县城，妥藏于大山的褶皱间。从某一座县城的客运站乘中巴车出来，放眼，便是起伏丘陵上的如海桔林。丘陵，是赤红的山壤；橘林，是翠绿的枝叶，是点缀其间的金色桔果。难抑心中涌起的惊叹：大自然是多么的神奇！赤红的山壤（红！）孕育并喷吐了翠绿枝叶（绿！）；而貌似干瘠的土地，则竟能诞生如此汁甜液美的累累果实。

红丘陵，翠绿树，以及其间无法数清的、如婴儿拳头状的金色蜜橘——我热爱旅程中的这种画面。我明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南方的浓郁，一种最为简洁、最富有人性力量的，浓郁。

位  置

我总是默记这样一个事实：我居住的地方，亚欧大陆的东缘，太平洋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张湛蓝书桌。

在此张虚幻却又现实的书桌之上，我，凭借汉字，最终能够叙写出的将是什么？

三月九日：油菜花序

2007年3月9日，农历正月二十。元宵、惊蛰刚过，感觉天地间已是春意萌动，人也似乎再难久处室内。于是背包出门，一天南下穿州过省，往江西婺源访友、看花。此行所看之花，专指油菜。一天路程，虽为不远的五百公里，但从沿途油菜生长、开花的差异而言，可以看出地理对于物候的奇妙影响力。

无锡。早上八时三十分，在无锡汽车西站乘上开往安徽宁国的长途班车。经无锡城西的河埒口街区，过江南赏梅胜地、昔为荣氏家族私家园林的梅园，便渐入滨太湖的十八湾地区。此段公路风光甚好，远处青山如带，近处湖水浩渺。只是由于工业和城市的扩张，加上原先是大片农田和鱼塘的湖畔（此处湖畔，曾催生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名的学术随笔集《湖上闲思录》），已被改造为起伏的人工草地和园林式池沼，所以已然不见油菜的踪迹。没来由地想起不知是何人的一句语录：何谓文明？文明就是将能够生长万物的土地变成不能生长一物的水泥地。虽是夸张，但细想不无道理。

宜兴。过十八湾段公路后，很快就进入属于常州市的雪堰桥和潘家桥，然后就到漕桥，这里已经是宜兴地界了。从漕桥到宜兴县城这短短一段的公路两侧，分别存有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故宅：过漕桥，到万石桥，然后右转进去的闸口，是吴冠中的故乡；万石桥前面是和桥，过了和桥就是屺亭桥，公路左边这个名叫“屺亭”的小小集镇，又是徐悲鸿的故乡。从上述列举的地名——雪堰桥、潘家桥、漕桥、万石桥、闸口、和桥、屺亭桥，可以明显看出此地域所呈现的江南平原水网的地貌特征。宜兴公路两边土地虽也同样被不断兴起的乡镇企业和道路市场所蚕食，但不时仍能看到整块整片的农田，栽种其中的油菜，现在一律是肃穆却又隐含勃发生机的青绿色。偶有点缀若干淡黄小花的一株，是迫不及待的早发育儿，在青绿色缄默的方阵之中，十分醒目。

广德。两个小时之后，即上午十时三十分，汽车到达江苏（宜兴）和安徽（广德）两省交界处的太极洞。从这一带开始，正式告别平原水网地貌，进入山区。从太极洞到广德县城外的岔路口，道路笔直，行车四十分钟。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所谓“川谷盘纡，襟带吴越”（光绪《广德州志》卷二《建置志》）。以前曾和朋友从吴昌硕老家浙江安吉县的鄣吴镇，徒步半天到广德城外的岔路口。广德境内的油菜，茁壮有力，结满了密密的、尚呈绿色的花蕾。每一株长长的花轴上，着生有数十枝的花梗，每一枝纤细的花梗顶端，便是绿色花蕾，像蘸了绿墨的微型毛笔般的花蕾。

宁国。由广德城外的岔路口起算，一小时后抵达宁国汽车站。时为中午十二时十分。因此从无锡到宁国总费时三小时四十分，票价为五十八元。为着赶时间，我没有出站，就直接上了十二时二十分由宁国开往绩溪的班车。宁国到过数次，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暗。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乘皖赣铁路的火车第一次来到宁国，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我至今犹记那种浓重的山城黑暗。那次在黑暗中从破败的火车站一路摸索至汽车站，然后在汽车站的木长凳上睡觉，等待早班汽车的营业。宁国地处安徽入浙孔道，历来为军事要地。所以名为宁国，其实在历史上很多时候不得安宁。譬如十四年的太平天国之战，宁国一域就承受了长达八年的战争，造成人口的惊人损失，“难后遗黎，宁邑最稀。宁自清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民国《宁国县志》卷四《政治志·风俗》）。宁国公路沿线的油菜，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密密麻麻的花蕾，渐渐地由绿色的微型毛笔变成为鹅黄色的微型毛笔，但是，它们依然还没有绽放。

绩溪。“绩溪”，麻线似的、无法数清的溪水在流淌、交织。多么美丽的地域！也许是被美丽的地域所诱惑、所逼迫，在绩溪，草本、总状花序、圆柱形茎、多分枝、叶互生——十字花科的油菜，终于开始部分绽放了。油菜花的开放，在一根花轴上，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花轴上端还是支支微型的黄色毛笔（花蕾），下部则已试着开放出朵朵四瓣的可爱黄花。十二时二十分宁国发车，下午二时到达胡适的故乡、徽菜的正源地绩溪，车票十八元。

歙县。歙县是古代徽州府“一府六邑”（“六邑”即指今属安徽的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今属江西的婺源）的府治所在。关于歙县：我记得斗山街的深夜长巷；记得练江滩上的红月亮；记得睡在徽州旅馆的走廊上耳边杂沓的山乡赶考学子的脚步声；记得“许国石坊”旁购得的《徽州茶经》；记得太平桥头挂在水泥电线杆顶的一块富有历史信息的小小公路指示牌：芜湖247KM、杭州212KM——芜湖和杭州，正是当年徽州人出外经商的两个重要目标地；记得这里出产的大画家明末的渐江和现代的黄宾虹；记得渔梁坝上令人惊心动魄的被流水冲刷变形了的巨大石条。但这次我没有在歙县停留，宁国到绩溪之后，在路边招手上了绩溪前往屯溪的中巴。中巴驶过歙县之境，我见识了路边溪涧之内倒映的奔跑群山和淡黄油菜花团的浅金之云。

屯溪。绩溪到屯溪行程一个半小时，车票十元。屯，聚集、储存之意；屯溪乃众溪汇聚之地，仅从字面理解，即可知屯溪是一处大的码头。稍稍考虑一下各地地名，会觉得颇有意思。中国地名之取得，以下两条取名法则似为常用：一为呈现自然特征，一为表达人文诉求。像“无锡”、“绩溪”、“屯溪”，即是明显地呈现了自然特征；而如“宜兴”、“广德”、“宁国”，这样的好字眼，当是人文诉求的目标。屯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改名为黄山市，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一座热气腾腾的大都市，在此已经难觅油菜花的芳香和姿影。

休宁。休宁距屯溪非常之近，十八公里，票价四元。到达休宁是下午四时三十分。因为隔省的缘故，这个时间从休宁往婺源已经没有班车。幸好早就估计到这一情况，婺源的朋友已开车赶来休宁接我。在我以前投宿过的、陋旧的休宁宾馆门前碰头、上车。群山之中的道路整洁清静，休宁境内的油菜花已经开了五六成，不断侵入眼帘的整块整块的油菜花地，那种浓重肥硕的菜花颜色，晃耀人眼。快出休宁时经过的名叫“五城”的山间古镇，印象很深。狭窄却极长的弯曲街道，既是两旁店铺鳞次栉比的商业中心，又是供往来皖赣的汽车通行的车道，繁杂而热闹，街上到处写满据说是很有名的“五城豆腐干”的出售广告。

婺源。过五城，沿盘山公路翻过海拔一千一百余米的莲花山，便进入江西省境。山路无人少车，我们下山的汽车腾挪如飞。大畈、江湾、秋口，坡上、谷间、溪畔，触目的油菜花浓厚如膏、如云、如热烈燃烧的金色火海。如果说山北安徽境内的油菜花尚是静态的、内敛的，那么这里的花海则是轰响的、激荡的；如果说山北的油菜花还是略带青涩、正在生长的童子军，那么这里的花海则是冲锋陷阵、不可阻挡的奋勇成人军团。山中黄昏。慢慢暗郁下来的黛青天地间，奇异地转射有一种来自接近成熟顶端的油菜花海的金黄光线。恍惚间，人好像进入了似曾相识的、古老传说中的神话境地。晚六时三十分，汽车到达婺源县城紫阳镇。至此，一天十个小时五百公里的我的南下之旅，便画上句号。

（《天涯》2008年第2期）

斯人也斯疾

耿 立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

1

有时病是一种追踪。

在《诗经》的河岸水湄，当处在爱情封面处的女子在丰草间走过，那关关的雎鸠，就把脖子扭了，就像翩翩佳公子的眼珠，不会转旋；

当如口哨的长啸遇到了阮籍，当南山遇到了陶渊明，世间就有了对物的深情入骨髓的呆痴；

杜丽娘做了一场性梦，竟夜无眠，翌日再回花园觅觅寻寻，只图旧梦重来，然而不能承受之重使她一病成疴，于中秋夜情殇而殁，临终嘱人将她葬在梅树下。只要有梦，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病在故国还会一版再版，从横排到竖排，从繁体到简化。

李白遇到了酒，苏轼遇到不合时宜，我们开始看到另外模样的青莲和东坡，一段树木遇到了坎坷，一片晕纹追踪到了石头，一粒沙子嵌进了蚌壳，不一样了，他们超逸了常态，从此生命开始了另外的惊奇。

苏轼说：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多好啊，于是我们知道了太白，肝硬化怎杀得死他？“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于是我们偷偷闭门看带病的书，有点邪气的《金瓶梅》，知道了晚明的梅枝上沾染了梅毒；门外的雪白了，拥被而读的快乐，如偷妓的快乐。

我们知道了病在挑剔，为何它有时追踪某些人群，又与某些人失之交臂；没有了感冒的鼻涕，我们不会感谢平时清爽的难得；没有了失恋的锥心与泣血，我们怎么测度？爱的深广怎可一苇航之？

病有时是一种符码，我们看抱胸的西施，知道了生命的神秘；我们看青山追踪到了稼轩，知道了人与自然脸颊的妩媚。

2

是少年时的夏季，在离黄河10华里的平原，麦秸垛的草窝里，天上却有着白白的弦月，天黑还早呢，我读浙江编辑的一本刊物上的伏尔泰的传记。伏尔泰并不知道平原深处的一个小镇叫什集，不知道一个孩子偶然地读到他，麦秸垛的顶部是打场时遗漏的麦子在雨水后萌发的青芽，还有一只麻雀在喳喳地叫着，它也不明白伏尔泰。当时我还没有读到夫子“斯人也而有斯疾”。隔了两千年，我却知道了夫子不知道的伏尔泰的一种怪怪奇奇的病。人们称之为“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伏尔泰就浑身发热，高烧不止。

8月24日，是基督教徒一年一度的圣巴托罗缪节。

1572年的这一天，法国巴黎是在血泊中度过的，历史上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这天凌晨的前夜，巴黎各教堂的钟声却突然訇訇而作，阴森可怖，手执刀刃的天主教徒，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冲上街头。他们闯入胡格诺的住宅，见人就杀。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法国士兵、教士和暴徒开始对毫无准备、手无寸铁的新教徒（包括妇女儿童）进行屠杀。杀戮行动从巴黎开始，很快像瘟疫蔓延到其他地方。

一周内，约十万新教徒被杀；一时间，整个法国血流成河，尸枕如山。河流中的尸体枕藉之多，以至于数十个月以后，河里的鱼仍然没有人吃；在鲁瓦尔山的谷中，狼群现在无需辛苦捕食，只需溜出深山，便可尽情享用谷中的尸体。消息传到梵蒂冈后，教皇当局竟鸣钟放炮以示庆祝；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竟委约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画了一副关于大屠杀的壁画，该画至今仍然挂在梵蒂冈。

二百年了，大屠杀以伏尔泰的胸膛为发酵池，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回旋在他的耳轮，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攥击着他，那些冤魂煎熬他缠绕他包围他轰击他，他以自己的胸腑做鼎镬，以教徒临死的哀告做炭。每到这一天，高烧的伏尔泰就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滚沸着悲愤的名字：“écraser L’infame！”——踩死败类，后来索性就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人们争论不休，人言人殊，我以为所指宗教狂热不容异端的疯癫，相差不会很远。

“圣巴托罗缪之夜”使我想起卡斯特利奥在反对加尔文时说的话：“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在伏尔泰眼里，生命比任何教条理论和主义更神圣。生命不能重复，人头非同雨夜剪下的春韭，可以甦生，如果哪个教规理论忽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刍狗，认为可以为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而毁弃生命，蔑视生命，那我们尽可以希望这样的教义速腐，而生命不朽。

生命不可重复，而圣巴托罗缪之夜却在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重现。

我不知道，人们谈起这些事件，是否身体和精神会起生理反应。为人类的恶心呕吐？

天要黑了，读到伏尔泰的病，我的眼睛热涨起来，我想到了《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巅连而无告者也”。这是初中的老师在黑板上补充的文言文，记得老师说写《西铭》的张载有个病态的举动好听驴叫，当时教室如麻雀炸窝，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现在我理解了，这不是病，也是病，病在物我与也。

3

是在接触龚自珍很久才知道他有一种奇怪的病，也许童年接触的龚自珍是别人和政治话语强塞给我的一个法家的形象的龚自珍，那是在乡村的学校里，给我们在补充《西铭》前的几年，民办黄老师，有一天在麻雀叽喳的讲桌前，读出了《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老师读完很形象地劈了一下手，像戏台上站在高坡眼望前方的正面人形象，老师说毛泽东喜欢龚自珍，鲁迅也喜欢龚自珍。后来真正走近龚自珍是读了《龚自珍诗全编》，就扫去了童年的那个形象，而感到了龚自珍的绝望和独异，痛苦和燃烧，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是感到身边很多可疑的志得意满大腹便便如死的骸骨的时候，是人在莫名其妙的路途狂奔的时候，我找到参照，这是龚自珍。他的出现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带给人希望的是绝望，对末世的绝望，他甚至连梦也不要。

春梦撩天笔一枝，

梦中伤骨醒难支。

今年烧梦先烧笔，

检点青天白日诗。

是的，烧梦，只有彻骨彻肤的疼痛，才会有这样的慷慨和决绝，把梦与笔同殉，这是走向虚无的一个绝望的呐喊，他看出了病态的社会，目光如炬。“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一个连有才气的小偷都没有的时代，是何以堪？上至将相，下至市侩，居然都是浑浑噩噩，整个社会人才匮乏，士人学者不知礼义廉耻，究其底在于强权者的“戮心”的策略。圣人以万物为刍狗，统治者以百姓为刍狗，他们对于百姓，“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整个国家出现了“士不知耻”的严重现象。定庵说，“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

定庵绝望了，就开始捣乱：“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整个国家都病了，“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以国医的手段，对整个人群作出如此决绝的诊脉，“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以一人之力，面对种种的伪饰不健康，龚自珍想的是打破，是虚无的担当，“泣之三日”，买来三百盆梅花，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但我想说，定庵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介之躯与五千年作对，以一人来否定传统，这样的横站，称得起大哉斯人！定庵把握了虚无，他最后被虚无吞噬，他不见容于黑暗，他即使想燃烧，但谁要你的烛照呢？

道光十九年己亥年，龚自珍辞官南返，行程九千作诗三百，两年后暴死在丹徒，龚自珍己亥四月辞官南归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钱穆就说：“定庵以暴疾终，其己亥出都，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不携眷属仆从，仓皇可疑。”或曰为儿女之事，因为他和奕绘贝勒的侧室、著名女词人顾太清之间的私情，东窗事发，仓皇出都，或曰为政见“仵其长官”得罪宗室，或曰为经济困窘，不一而足。不管怎样，龚自珍以一人之勇而走出了那个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一个自己为自己负责的独行于世的人，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了中国诗歌历史上最博大的组诗《己亥杂诗》，这是一片的汪洋，但这不是杜甫之类的诗史。杜甫之类的诗人固然伟大，但是太汗巾气。诗里是一种帮忙不得的牢骚，也许杜甫的墨池的上游是汨罗江，是香草美人的自恋，而龚自珍却是热血。叛逆，也是极致。我相信，《己亥杂诗》就是明证，也许这里面的艳词的坦荡引起很多人的不快，那些在儒家文化中自宫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词语，一切好像的神圣和高贵，一切伪善在这里崩塌，在他们看来最卑鄙和最肮脏的，却是龚自珍灌溉生命之血最旺的地带，龚自珍的庐木已拱，我也不知定庵葬在何处。他坟前的青草，绿了又黄，黄了，但我想把伏尔泰墓碑上刻着一句名言送定庵是最合适的，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定庵“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是啊，在不惑之年，我不能说读懂定庵，但我在知道定庵特异的病后，是有点开始接近他，定庵有一首特别的诗《冬日小病寄家书作》：黄日半窗暖，人声四面希。饧箫咽穷巷，沈沈止复吹。小时闻此声，心神则为痴；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饮我慈母恩，虽壮同儿时。今年远离别，独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禅悦讵可期？沈沈复悄悄，拥衾思投谁？（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知其故，附记于此。）这是怎样的怪异啊？听箫则病，这不是懦弱，也非撒娇，在定庵的诗词中，总是“剑”“箫”并举，以“剑”喻抱负，以“箫”喻诗魂。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他的诗作本来也就兼有“剑气”“箫心”两种面目——激越和柔婉，郁怒和清深。这是一种命定，还是前身？从幼时的箫音，到定公四十八岁辞官途中遇到一个叫为“箫”的女子，“天花拂袂著难销，始愧声闻力未超。清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一个是旷代的不世出的孤独者，一个是妓女灵箫，在目光相接的一瞬，他感到了命定的相会。龚自珍郑重地说：青史将为这一天点缀一笔——定公四十八岁这一年，遇到了灵箫。他借佛典为喻，甄陀罗是八部众生之一，女端正，善歌舞（《一切经音义》）。据说虔诚修行的仙人，听到她们在天池沐浴唱歌，会失却禅定；还有仙人，在空中飞行，听到歌声，竟如痴如醉，栽落尘埃；她们在佛前献艺，甚至诸大弟子都不能自持，放弃威仪，手舞足蹈。于是定庵说，他的心魂也被“箫声”招去了，他惭愧自己只修行到声闻乘，“结习未尽”，天花粘着在衫袖上。箫音使龚自珍如醉如痴，如病如魔，而在定庵的晚年，上苍又让他回到童年，这一次是病，也是命，这病要了定庵的命。

风云才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

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

壮志难酬，如今定庵是甘心做个下人（隶）在妆台边侍候女人了。然而灵箫呢：就算你沦落到像刘备一般在大街上卖草鞋，也要留着皇叔的一口傲气；让我们卷起帘子来，就算你只看我的眼波，我眼波里还有一条黄河呢。

这样的奇女子！《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后来，两人分别，灵箫回苏州隐居，定公于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有传闻说为灵箫毒杀，传说也只是传说。但我以为，与其死在腐坏的官场病床，莫如死在爱人的手下，我想到《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7—28节：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先知约翰在民众中抨击了他们，希律王愤然把他逮起，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为他跳舞，国王高兴之余向她起誓说答应她所有的要求。莎乐美受了母亲的挑唆，向希律王要求了先知约翰的头。希律王万般无奈，杀掉了约翰，满足她的要求。在圣经故事中，对莎乐美的描写并不是很充分，她的出现只是个花瓶般的人物，为了杀死约翰被母亲利用的无知少女而已。而在王尔德的戏剧中，我们却看到这样的一幕：当约翰的头颅被砍下，莎乐美举起他血淋淋的头在他的唇上深情一吻：“啊，你不让我吻你的嘴，乔卡南（约翰的名）。嘿！我现在要吻你的嘴了……我对你的美如饥似渴；我对你的肉体想咬想啃；美酒也好，鲜果也好，都不足以解决我的饥渴。”“啊！我吻到了你的嘴唇，乔卡南，我吻到了你的嘴唇。你的嘴唇上有一种苦味。那是血的滋味吗？……不，说不定是爱情的滋味……据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吻到了你的嘴唇，乔卡南，我已经吻到了你的嘴唇。”

爱可以死生肉骨，爱也可以砭骨伐髓，爱情为物，担得起，那是决绝，是金刚怒目，担不起，也是如寻常落英，人之常情，就像病，可以使人脱胎换骨，也可以使人如山倾颓。

4

在回平原深处老家的时候，知道启蒙的黄老师病了，家里人瞒住他，没有多少日子了，是绝症。

黄老师的家，在我小学的时候是常去的，他是村里的唯一的“文革”前的高中毕业，有很多书，我从他那里读“唐诗三百首”，跟着他黄昏到河边念“唧唧复唧唧”，在水车的声中，他开始吹笛子，总是呜咽。

我知道，他在村里孤高而腼腆，有次家里没有吃的，媳妇让他到生产队队里的玉米地掰几个棒子为孩子煮食，度过断粮的日子，黄老师去了，谁知看庄稼的人随意的一吆喝，说“看见你了”，其实根本就是胡乱的吆喝，老师慌忙把口袋和棒子丢在地里，而口袋上写着他的名字“木镇黄令民”，是乡里人不喜欢的魏碑字。以名字找人，黄老师被罚，于是传为乡村笑话，我在大学毕业后，问过此事，他说“做贼，也像杀人的武松，留下姓名，这样才好”。

黄老师做了一辈子民办，有事就窝在心里，笛子也不吹了，我看到在他家的用高粱织的箔，用来隔来内外间的空隙里，发黄的笛子插着，覆满灰尘。

师母说：老师好生闷气，该转正的时候，因为腼腆丢掉了名额，回到家就独自喝酒，就在家里关上门骂娘，就踢自己的狗和羊，说奶奶的。我记得伏尔泰有过类似的举止，这是马克思记述的，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是啊，黄老师的羊的功用像伏尔泰的猴子，但黄老师终于没能排遣自己的郁结，黄老师为平原深处的小村子，培养出了数百的大学生，而自己却竭蹶乡里，最后仍是一民办，他在离校的时候，儿子到学校去接他，是傍晚的学校的最后一课，他还在那里讲得起劲，门外儿子拎着他的被盖，暮年白发飘萧，像都德《最后一课》的韩麦尔先生，黄老师说下课了，孩子们，而孩子们却仍是不动。

命运，休论公道。我看黄老师的时候，他的食道癌，已是最后的时日，家里人还说是喉咙的一般症状，喝点鸡蛋水打打火，就会好的。黄老师无疑是一乡间的纯儒，虽然他读夫子的书很少，但他的做事的底线是有些儒生不知权变的一面，有点像颜回，但是比颜回多了愤世嫉俗生闷气。为给黄老师解闷，我把香港《凤凰卫视》上李敖讲的解闷趣事说出：新儒家的领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熊十力先生，年轻时为民国奔走，后来看到民国的成果为蒋介石所篡，恨得早上看报纸，只要有蒋介石的照片，熊先生就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来擦去，至情至性如此。黄老师对世事做不到如此，生活使他放弃了笛子，也放弃了喜爱的古文，他开始喜欢喝劣质的酒，喜欢辣椒大蒜。我们没有谈张载喜欢驴叫，乡村里还有广阔的驴叫在夜深里蓦地传来，但黄老师忘记给我们补充《西铭》的事啦。

但应该说黄老师功不唐捐，虽然张载不知道有一个乡村小学的一个老师，不知道民办这个名词背后的沉重，不知道食道癌症。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反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我们虽然不再张贴在书院的西墙，但我们已读了千年，而即使在普通的平原乡村也弦歌不辍。

我握别了黄老师，一个月后，他就悄然弃世，他挣扎着送我，握着我的手开始老泪纵横，说，常来啊！《礼记》上记载孔子的最后时光，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的脆弱：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斯人也而有斯疾，黄老师弃世了，我理解了他乡间常常的勃然怒气，他一些的愤恨，使我感到了温暖，我知道黄老师是一个为生活的种种丑陋，为平原而生气的乡间的纯然儒者。

（《文学界（原创版）》2008年第7期）

铁皮在风中悲吟——祭“5·12大地震”毁灭的北川城

冯小娟

1

风在这里自由地穿行，失去往日的清新，挟带着消毒水的气味，还有那一股怎么也掩盖不住的异味。

站岗的人戴着厚厚的口罩，叉开的双脚像一面移动的墙壁。

几根钢管横卧成一排哨卡，拦住汽车和行人。前面有白底黑字的“飞机消毒”字样，旁边竖列一道“特别管制禁止车辆人员入内”的牌子。

地上的松土里插着红底白字的同样小牌，上面有一个醒目的骷髅标记。

眼下，正是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的一个月，进入这里需要某些特别的手续。

除了自由自在的风，苍蝇便是另一个自在之物，嘤嘤鼓噪着随意出入。

2

曾经几次进入北川，印象中的这座小城像群山怀抱的一个摇篮，安静而悠闲。绿色的风招摇在山间，散淡的雾自顾起落。在有史记载的一千五百年间，这里很像一个安然自足的世外桃源，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

只是那些山，留给我的印象太深。记得十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龙门山脉的一处公路上遭遇塌方，硕大的石块横卧路中，村民们无可奈何，只得先进行爆破。再作清理，公路上的几十辆汽车焦灼地等待着。那是一个月白色的夜晚，我同这些大山对视，我似乎能听见它们沉睡的呼吸，看见它们狰狞的睡姿，那一刻我觉得它们什么时候就会醒来，轻轻一弹，不经意放下一堆岩石，就会把我们的汽车全部吞噬下去。这些山活着，巨大的山体里蕴藏着能量，我想起“山精”这个词。它们是精灵，也会变成“精怪”，因为它那股年轻的力量，莫名其妙地威慑着山下的人。而我同它相比，何其渺小，一颗石子轻轻一击，也会让我命丧黄泉。

那夜的直感一直留在心中，仿佛我读懂了那些大山的内心，这让我充满畏惧。

又有一次去北川县城，我们到县委大院等待宣传部的人，汽车停在树荫和草坪之间，在无聊的间隙，我忽然抬头，看见县委大楼背后壁立的高山，那个叫王家岩的山嘴，像一个精怪苍绿的头悬浮半空，我的心里划过一阵无声的尖叫。

3

先是大地发怒，它嚎叫的声音雄浑而低沉，像是巨大的压路机轰隆隆地开来。村民说，那是地音，仿佛大地张嘴说话，噼里啪啦地又像鞭炮一路炸响。专家说，那是地裂，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从汶川到青川300公里刚好经历一百秒钟！

离北川仅十九公里的陈家坝乡，两山之间是都坝河，浅浅的水甚至无法湿足，这条河正在地震裂缝上，河床里居然吐出了两根又黑又亮的乌木。

不知地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关于那两分钟的记忆，每一个震区的人都感到极度惶恐，人们极力想描述当时看见的情形。

我刚跑出来，一回头看见一位女老师掉进裂缝里，仿佛一张大嘴把她吸进去，又合上了；然后大地向上隆起，建筑像积木一样垮塌下去。北川一位幸存的女教师说。

天啦，那座桥像蛇一样，一节一节地扭动，又一节一切地掉进河里。平武南坝大桥旁边的人说。

哎呀，地里仿佛有土行孙似的，弄得凹凸不平，我像踩在波浪上站立不稳，摔倒了。南坝镇一位妇女说。

数十米高的烟囱就像一条浑身冒烟的黑龙，扭来扭去，我觉得它马上就要垮了，但两分钟之后它居然又变直了，顶上吐出一缕轻松的烟雾。距离北川69公里的绵阳一市民，指着热电厂的烟囱惊魂未定。

更多的人感到大地这个巨大的筛子在晃动，每一个生命就像筛子中一颗被颠来簸去的豌豆。

4

“山崩地裂”，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就像记录一段史前的传说，距离我们似乎相当的遥远，即使在好莱坞的灾难大片中也没见过如此场景。

这样的灾难居然在毫无征兆中降临，降临一贯清净平安的四川盆地边缘山区。

5·12地震之后的整整一个月，绵阳城区的大钟一直停顿在两点二十八分。

这是北川的最后时刻。

这之前，人们过着自己平平常常的日子。县政府一位领导招待一位乡上来的下属吃了便饭，因为有点感冒回家小睡。而大多数县级领导正在参加一个三百多人的表彰大会。

一位公务员走在街上同熟人打招呼，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

幼儿园的孩子在午休，一些家长把回家吃饭后的孩子拉上，在幼儿园外面等待开门。

茶馆里照例有茶客在喝着这里出产的新茶，麻将的声音扰得邻居有些恼火，午睡的人抱怨两声，再闭上眼睛。

文化馆的人正在组织禹里诗社的人每月十二日例行的诗会，诗人们在大好的春天里吟弄风月，抒发豪情。

天空的太阳有点白，空气有点闷，这并不算什么异常。

5

对于大地，人们倾注了太多的赞美和感激。从东方到西方，诗人和哲人们将慈母般的感激之情向大地倾诉，它是沉默、奉献的最高典范，是滋养、承载的生命源泉。

大地也是一个生命体，它那内在的喜怒哀乐，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它难道也会生病或受伤，在某一个时刻形成狂暴的力量，给寄生其上的子民带来灭顶之灾？

它也会叫喊，像一个愤怒的诗人，发出巨大的声音。它也会颤抖、痉挛，像一个发烧的病人，抽搐不止，一次坚硬的抽搐标志着疾病的巅峰，然后是频繁发作，两次、三次、百次、千次、万次、数十万次，它才会停止，安静，直到数十年、数百年，为下一次的爆发积蓄力量。

大地是活着的，它的年龄太古太老，与它相比，我们人类就如白驹过隙，空谷来风。

我们甚至无法了解它，那颗硕大无边的深心埋藏在幽暗的地下，巨石之间的某种涌动，是它的脉搏吗？清风与流云是它的呼吸吗？我们以祈求的眼睛望着专家，希望他们是一群先知或者巫师，以他们的敏感听懂地下的声音，触摸震撼的力量，让无助的人们躲避灾难。但是，没人听懂，神力般的启示没有降临，专家们闪烁其词，支支吾吾，无助与无奈都表明我们只是人，带着人类认知的局限。

很多个夜晚，震区的人贴在地上睡眠。我与大地之间只隔着一张薄薄的塑料纸，我用手抚摸着地上，祈求您安静，给我一层薄薄的睡眠，给我白发苍苍的母亲一夜没有奔跑的小憩，给我尚未成年的儿子一个没有惊恐的梦境，给那么多次惶恐的人一次平安的休息！假如您是母亲，您就能听见我们的哀号，那么多丧母失子的人在痛哭啊，悲声如山，泪水成河，多少无助的眼神祈望苍天，您怎会无动于衷？

也许是我的抚摸太过柔弱，您仍然震颤着，摇动着我们的房屋，摇动着我们的窝棚，摇动着惊恐的眼睛和奔跑的脚步，摇动着车轮和群山，摇动着清晨和夜晚，摇动着星星和月亮，摇动着狗的狂吠和蛇的慌张，摇动着青蛙和癞蛤蟆，摇动着树叶和花草，也摇动着焦灼的空气和沉闷的阳光。

6

尸体横陈：有头无脚，有脚无头，开膛剖肚，脑浆迸流，在瓦砾上，在石堆旁，在汽车中，在床上，在山间……仅仅两分钟，在从汶川到青川，三百多公里的土地上，八万多人丧失生命！

有人说，这是一千颗原子弹的威力！

这是一场战争吗？仅仅两分钟啊，既无宣战，只见死亡！敌人在哪儿，对手在哪里？

巨大的无解，形成巨大的虚空，让我们的心沉落。

甚至无法仇恨，我们只有嘤嘤地哭，哀哀地号，互相依靠着发呆，眼睛和心灵沉陷在幽黑的虚空里，一辈子的记忆、几代人的记忆都无法抹去。

仅仅两分钟呵，我们的脆弱，楼房和钢筋的脆弱，大山的脆弱都暴露无遗！

仅仅两分钟呵，千万人遭受损失，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伤痕累累！

仅仅两分钟呵，群山撕裂，河道改观，四川盆地沉陷了四米，青藏高原迅速隆升！

7

他们是一些年轻的生命，五颜六色的T恤衫，多姿多彩的裙子和牛仔裤，各式各样的运动鞋，浪漫的长发本该在诗歌、音乐和梦境中飘动，在动情的眼眸和滚烫的回忆里飘拂；强劲的身姿本该在篮球场上奔跑，在怀春少女的轻梦里滑过。现在，却躺在地上，躺在大雨淋湿的地板上，躺在父母和亲人的泪河里，躺在撕心裂肺的呼喊中，躺在难以弥合的深哀巨恸里。

一排一排并不规则的尸体，摆满了操场，摆放在余震频发的大地上。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年轻的生命，遍体鳞伤、毫无尊严地死去？

8

对于死亡，我一直心存幻想。一个生命，经历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激情飞扬的青春，成熟稳健的中年，再迈入安详宁静的老年，在某一个时刻从容上路步入另一个世界。这样的人生过程，有如花开花落，朴素自然。

但是，却有那么多的孩子走了，那么多的少男少女走了，生命的过程猝然中断。不是有仁慈的上帝吗，不是有慈悲的菩萨吗，不是有万能的真主吗？谁在庇佑我们，谁来垂怜我们？

假如我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多少次我这样恐怖地设想，眼泪便要滚落下来，心痛难忍，悲伤难禁，也许暂会失去生活的勇气，我不敢保证自己会坚强面对。理智，只能缓解些微的疼痛；而安慰，在巨大的虚空面前将是多么苍白。一个恨不得用自己的命去换得孩子生命的母亲啊，失子，无异于对她掏心挖肝，让她肝肠寸断！

9

雨中望天天不语，泪眼看月月无言。有时我只有这样无可奈何地设想：天堂里是不是缺乏天使，月宫里是不是没有欢声？

我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要一路走好。

有一个亲切的声音从半空传来，这是一个孩子临别时用笔在废墟里写下的遗言。带着他的牵挂，带着所有孩子对于母亲的牵挂，他们的灵魂一步三回头，然后上升，飞向没有地震、没有痛苦的天堂。天堂里会有那么多的天使啊，在为受伤的母亲祈祷，为惊恐的人们祝福。从此，天堂里便有银铃般的童音，月宫里也有亲切的歌声？

10

天界里充满生气，人间却留下了一座死城。

那是怎样悲惨的末日景象啊！我站在三道拐那个地方，遥望脚下的北川县城。首先便看见摇身一变的王家岩，这个苍绿的精怪此时变成一张巨大的黄毯。这张用岩石和泥土组成的大毯，向山下的房屋席卷而去，几条街房被挤压成碎片，冲向河边，又将房屋的碎片和人们紧紧捂死。远远看去，土黄色的巨毯如一个大坟场，上面横七竖八地插着树枝和灌木。岩石像一张惊异的大嘴，张开并停顿在那里。北川教育局的一幢房子被撕裂成三块，胡乱扔出数十米外。河边只有一幢未倒的楼房，残存在砖头木块之间，惊魂未定，摇摇欲坠。

这是北川老县城，几条街上分布着这里的党政机关——县委、县人武部、县交通局、县公安局等，还有银行和医院，小学和幼儿园，食店、商店和茶馆，公务人员、退休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外来做买卖的人，很多在这次地震和山体崩塌中失踪。所谓“失踪”，就是被这个夺命飞毯深埋在几十米的地下，连尸体也无法找到！

据曲山小学一位幸存下来的老师回忆，当整幢楼开始摇晃时，她立即反应过来地震了，在她的指挥下，学生们立即向操场奔去，躲过了教学楼的垮塌，却没有躲过山体的崩塌。一时间，尘烟弥漫，天空黯淡，让人晕头转向，操场上平添了一座大土山，高高的皂角树只剩一点树冠，很多孩子被山石和泥土掩埋！

北川幼儿园更是惨不忍睹，大多数老师和孩子都被埋掉。北川县委宣传部四个有孩子上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部痛失小孩！

仅一河之隔的新县城，也遭受地裂山崩。在大地摇晃的瞬间，山体像一个狂怒的恶魔，向毫无防备的人们布下了石头阵。一位叫余英的幸存者对媒体记者说：“刚走过大桥，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掀倒在地，这时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头全部像乒乓球一样跳起来，就像卡通片里的故事那样离奇。我身旁的一座小山开始抖落石头和灰土，暴雨一般的石子一下子把我砸懵了。几秒钟之内，我的两腿被埋住，我手脚并用拼命地爬出了土石堆，和两个伙伴互相搀扶着沿摇摇欲坠的大桥逃回对岸。”当余英等三人回头的时候，桥已经垮了，河对面的两个同伴已被深深地埋在土石堆中，尸体已难找到。

大如房屋或汽车的坚硬岩石倾泻而下，北川中学新区和周围的房屋先是被震波和地裂连根拔起，又被巨石冲击移位或掩埋。逃命的师生，哪能在短短的几十秒钟躲过两次死劫？

新旧县城的这两处垮塌，给救援带来很大的难度，没有那样的大型机械能揭开那张灭顶的巨毯，撼动那些庞大的岩石！

两万多人的县城啊，仅有几千人逃脱，一万多人永远躺在这里！

最为惨烈的是，三岁至十七岁的孩子损失太多，官方的数字是一千六百多人；民间的说法是，几乎造成惨绝的断代！

11

据北川人讲，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大地震之时，人们就满怀忧虑，直觉得那些高山会崩塌下来，把他们包裹在里面。人们形象地说，那叫“包饺子”。曾有人提出县城搬迁思路，但也只停留在思路上，没有任何人拿出“科学”的证据，当然无人理睬民间的焦虑。甚至这种说法有点耸人听闻、蛊惑人心、影响安定，当然不会被崇尚科学的决策者采纳；况且，巨额的搬迁费用，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只能吃饭的小县城，无异于天文数字！

真的“包饺子”了——人肉饺子，大地和山体联合行动，仅仅两分钟，包抄了北川县城！

那是怎样的场景啊，灰尘弥天，飞沙走石，惨叫四起。汽车像轻巧的石子一样被随意扔出，又被飞石锻成铁片。楼房沉陷，落在裂缝里，店铺的招牌几乎靠近地面。石头从空中飞入人家，墙壁化成齑粉，一处卧室只剩半截粉红的窗帘在风中飘动，似乎在为房中被埋的主人招魂。桥梁断开，汽车坠落。昔日的公路上全是石头，汽车、摩托、人力三轮车、自行车被随处丢弃，人们仓皇逃命。尸体夹杂在石头和瓦砾间，染成死灰的颜色，露出一只鞋或一截手臂。剧烈的震波抬起路基，一处水泥地居然隆起数米之高！波谷之处便撕开裂口，吞下建筑和人群。未倒的房屋也惨不忍睹：有的似乎被无数双巨手撕裂得伤痕累累，玻璃被揉成碎渣散落在地。还有的被揭去红色的屋顶，再推出半掌，歪歪斜斜。更多的房子像被爆破一样，瘫倒在地，水泥板紧紧地封住了人们的求生之路。

一辆军绿色的儿童车被遗弃在公路上，触目惊心地停留在公路中间，那个做着军人梦的孩子，如今去了何方！

一个叫“老百姓饭店”的饭馆，已陷进地下，那些吃饭的老百姓，是否得以逃生？

只有青天依旧，雨后的天空还有一些悠闲的浮云，懒懒地看着这座死城。

而直升机，依然在忙碌。强烈的轰鸣之后，是这里深渊般的死寂。

苍蝇似乎是街巷里唯一的居民，它们在刺鼻的恶臭中飞舞，像撒旦派来的特使，占领那些断壁残垣，发出胜利的欢声。

水，是死一般的深绿。透过老城和新城之间的那道索桥，可以看见老城被王家岩冲进河边的碎物。很多外来的记者在这里拍下了北川，电视里反复出现这个画面。我看着新城河堤边那些红色的方块砖，这里曾是人们散步的地方；花依然在开，草照旧青绿，没有人再来散步，砖块已被震波弄得零乱不堪。

仅仅在去年秋天，我还来过这里改稿。透过北川大酒店的玻璃窗户，我第一眼便望见那条清澈的河，河边有绿树和鲜花的路，路上那些好看的红砖不知承载了多少遐想、玄思和旧梦！一丝薄雾中那个秋天的早晨，我抚栏遥想，有闲时一定再来这里住两天，就为那条河边小路上可以惬意地散步！

砖已破碎，路已裂开，散步的人们如今在哪里？

据说，有一处建筑工地，挖好的地基现在成了一个大坟坑，一层一层的尸体摆放在消毒药液中掩埋。我们去的那天，单层口罩无法挡住恶臭，空气也似乎被死尸的气味窒息！

两天之后，唐家山堰塞湖的滚滚黄水，淹没了这里。那两天，防化兵已经撤离，洪水在顶，第一站就是冲击北川县城。从小路翻山而来的北川幸存者，亲眼看见洪水来袭，又有几幢房屋倒下去，像几声叹息的气泡在水中沉灭。

地震、塌方、洪水三次袭击这座小城，黄泉路上一波三折，灾难之中雪上加霜。北川，你怎能承受如此浩劫，又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大灾大难呵！

12

我想起《圣经·旧约》里的一段，上帝要摧毁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小城，义人亚伯拉罕同耶和华讨价还价，迫使上帝让步，最后说，“假如有十个义人，我也不摧毁那城。”我敢说，这次“5·12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映秀镇和北川县城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都是慈爱友善的良臣子民，都是勤劳朴实的义人，上帝为什么要摧毁这两座城，要让那么多的家庭分崩离析？

没有答案，科学的解释总是冷静得让人心寒。地震，就是地壳内部释放能量的过程。

我想起老子的声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不仁的天地面前，在地震、瘟疫和洪水面前，我们真是一群失去庇佑、没有看护的“刍狗”呵！

似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厄运。

幸存下来的北川人，互相探问着对方的家庭和亲人，有的失儿丧女，有的没有双亲，有的失去配偶。他们说起死人的事，语调中还带着大痛之后的木然，仿佛在说着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互相背靠着背，用体温互相传递着活着的信息，眼睛却像呆滞的石头。

受伤的人在呛人的烟尘中，捂着伤口感叹自己还活着。一个男子说：我的一只脚没了。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接话：我的两只脚都没了。他们捂着流血的残肢，口气镇静又虚弱。

13

5月21日，北川封城。一切都安静下来，救援的机械和人群不得不撤离，这里就成了一座废弃的城。

只有一只狗没有撤离，它在这里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不知还能坚持守多久？当我站在三道拐时，便听见它的叫声，如同一种遗弃的回音，在静寂中不屈地飘荡。

还有一声鸡鸣，如陈年的回忆猛地响起，疑是自己的幻觉。

鸟声依然，大地震无法撼动这些轻捷的生灵。有时人还不如一只鸟，我的感叹再次被证实。

几只鸽子在空中飞了一圈，又回到残破的房顶，鸽巢倾覆，食物短缺，它没有飞走，饥饿的鸽子原地徘徊，似乎在等候主人归来。

就在我旁边，有一块残破的广告牌横卧在山谷中，那上面是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铁皮，阳光下的银亮刺激着我的眼睛。我走近它，听见一声沉重而悠长的叹息，酷似一个身心俱疲、饱经忧患的老人发出的声音。我以为是同行的人在叹息，这时同行者也听见了，他说，那是铁皮在叹息。我伫脚谛听，真的，连铁皮也在哀叹！就像一个老者在大劫之后发出深长的忧叹，一声接一声，让人毛骨悚然！

14

县城的灯熄灭；千家万户的故事，在无灯的夜晚隐入黑暗。

月亮照旧，星星照旧，甚至萤火虫照旧展开自己微弱的光亮，惨淡地投射在废墟之上。

唯一的警察开着一辆旧车在空城里巡回，即使是白天，也像一个无主的孤魂。深夜，他是否也会大胆开着车，在无尽的黑暗中亮起一盏孤灯？

15

据说这里要建地震遗址博物馆。偏急时我想，不要让这些断壁残垣，撕裂旅游者的眼睛，揭开幸存者心底的震痛！这种旅游无异于遭受劫难！

冷静下来我想，还是要让领导者、建筑师、研究地震和恐惧地震的人们都来看看，重温这段伤痛，是要学习并积累一些知识，让我们读懂地壳深处的奥秘，并由此体贴北川人、汶川人、唐山人、土耳其人、日本人，全世界经历地震伤害的人心中的隐痛。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着共同的畏惧。

16

还有那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在大地震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劫后余生，揪心的泪河，感动的泪海，十三亿中国人和世界各地善良的人们，对汶川、北川和青川的牵挂，救援者的奔忙和求生者的倔强，已经在废墟之上建立一座震撼世界的高山！

我们虽然脆弱，但从未失去坚韧！

我们虽然孤单，却会形成群体！那句解说词说得多么好——“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灾难面前，我们用爱心重建了一座城，一座感天地泣鬼神的大爱之城。这座城将永远温暖我们，并温暖我们每一个炎黄后代、华夏子孙！

17

废墟上、寂静中，我们似乎能听见歌声，那是北川的一群中学生最先领唱，全国人民一齐高唱的歌声：“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那是在死神面前，一个同学对朋友的鼓励：“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是一位母亲用最后的声音对孩子的呢喃：宝贝，记住，妈妈爱你。

那是被救活学生对天堂里老师的表达：来世还当你的学生！

那是妻子对丈夫的叮咛：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是临死时孩子对父母的歉疚：爸爸妈妈，让你们伤心了，很对不起！

那是男友对恋人的呼唤：哪怕缺胳膊断腿，我也要你！

那是危急关头救援人员的声音：让我再救一个，求求你们！

那是网友的留言：“如果一滴泪能感动上苍，让汶川地下的受难者醒来，我愿哭瞎双眼；如果一滴血能平息大地，让汶川地下的恶魔们满足，我愿剖开血脉。”

那是用电波传出的声声呼唤呵，在大地震之后的数月，仍然有亲人在茫然地寻找，期望能打探到失踪者的消息！

那是国殇期间，天安门下降的半旗，是全国同胞的低泣，是一齐鸣向天空的喇叭汽笛。十三亿中国人的祈祷，必将护佑死难同胞的灵魂到达极乐天国。

即使是坚硬的铁皮，也会在风中发出震撼人心的歌吟，用它那永存的歌声告诉后来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一场大灾大难，以及难以言说的大悲大爱，北川人民的背后，站立着十三亿坚强善良的中国人！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8/9期合）

《病隙碎笔》（选）

史铁生

四十五

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住。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爱，与喜欢混淆得最严重。“我爱你”，可能是表达着一次真正的爱情，也可能只是好色之徒的口头禅，还可能是各有所图的一回交易。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快乐的事谁不喜欢？没有理由谴责喜欢，但喜欢与爱的情感不同。爱的情感包括喜欢，包括爱护、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最紧要的一项：敞开。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所谓推心置腹，所谓知己，所谓同心携手，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四十六

所以爱是一种心愿，不在街上和衣兜里，也不在储蓄所。睁着俩眼向外找，可以找到救济（包括性方面的救济），仅此而已。

爱却艰难，心魂的敞开甚至危险。他人也许正是你的地狱，那儿有心灵的伤疤结成的铠甲，有防御的目光铸成的刀剑，有语言排布的迷宫，有笑靥掩蔽的陷阱。在那后面，当然，仍有孤独的心在战栗，仍有未熄的对沟通的渴盼。你还是要去吗？不甘就范？那就可要谨慎，以孤胆去赌——他人即天堂，甚至以痛苦去偿你平生的夙愿。爱不比性的地方正在这里：性唯快乐，爱可没那么轻松。潇洒者早有警告：哥们儿你累不累？

四十七

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但也正因为这样，性可以很方便地冒充爱情，正像满街假冒艺术的雕塑还少么？如果仪式之后没有内容，如果敞开的只是肉体，肌肤相依而心魂依然森严壁垒，那最多不过还是“喜欢”和“控制不住”。（假冒的仪式越来越多，比如种种的宣誓，种种隆重的典礼和剪彩，比如荒诞可以成为时尚，真诚可以用作包装……）其实好色倒也是人情之常。红灯区如同公厕，利于卫生。只是这样无可厚非下去似乎文不对题——在美妙的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心灵的孤独怎样了？爱怎样了？以及，性又随之怎样了呢？

性冷漠据说在蔓延，越是性解放的地方，性越是失去激情。是性不应该解放吗？不，总把性压迫在罪恶的阴影下是要出事的。但也不宜被解放到无根无据的地步，倘其像吐痰一样毫无弦外之音，爱凭什么偏要对它情有独钟，偏要向它注入奔涌不息的能量呢？

四十八

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爱之永远的激越，由于每一个“我”都是孤独。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

在上帝那儿，在灵魂被囚进肉体之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初，并无我、你、他之分别，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浑然一体，无分彼此内外，浮摇漫展无所不在。然后人间诞生了，人间诞生了其实就是有限诞生了。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小小的囚笼，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纵横交错成为人间，总有一些在默默运转，总有一些在高声喊叫，总有一些黯然失色随波逐浪，总有一些光芒万丈彪炳风流，总有弱中弱，总有王中王——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以什么标牌，不管是以刀枪、金钱还是话语……总归一样。尼采说对了：权力意志。所有的种子都想发芽，所有的萌芽都想长大，所有的思绪都要漫展，没有办法的事。把弱者都聚拢到一块去平安吧，弱者中会浮涌出强人。把强人都归堆到一块儿去平等呢，强人中会沉淀出弱者。把人一个个地都隔离开怎么样？又群起而不干。小时候，我们几个堂兄弟之间经常打架，奶奶就嚷：“放在一块儿就打，分开一会儿又想！”奶奶看得明白，就这么回事。

四十九

说真的，我不大相信“话语霸权”之类的东西可能消灭，就像我也不大相信可以消灭人的贪婪。但消灭霸权和贪婪正在成为人的愿望，这就好，就像爱情，要紧的是心愿。我怀疑上帝是不是闷了，寂寞得不行，所以摆布一场反反复复的游戏？别管上帝的事吧。人呢，就像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一样，要紧的是相互想念，虽然打架。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因分割而冲突，因冲突而防备，因防备而疏离，疏离而至孤独，孤独于是渴望着相互敞开——这便是爱之不断的根源。

敞开，不是性的专利，性是受了爱的恩宠，所以生气勃勃。如果性已经冷漠，已经疲倦，已经泛滥到了失去了倾诉的能力，那就让它仅仅去负责繁殖和潇洒。敞开，可以找到另外的仪式和路径，比如艺术，比如诗歌，比如戏剧和文学。不过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协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不如是梦幻、是神游。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本不该有什么规范，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本不必求取公认，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呀，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为此上帝也看重它，给它风采，给它浪漫，给它鬼魅与神奇，给它虚构的权力去敲碎现实的呆板，给它荒诞的逻辑以冲出这个既定的人间，总之给它一种机会，重归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浩浩荡荡万千心魂重新浑然一体，赢得上帝的游戏，破译上帝以斯芬克斯的名义设下的谜语。

五十

但这是可能的吗？迫使上帝放弃他的游戏，可能吗？放弃分割、放弃角色们的差异，让上帝结束他非凡的戏剧，这可能吗？那么喜欢热闹的上帝，又是那么精力旺盛、神通广大，让他重新回到无边的寂寞中去，他能干？要是他干，他曾经也就不必创造这个人间。喜好清静如佛者，也难免情系人间。我还是不能想象人人都成了佛的图景。人人都是一样，岂不万籁俱寂？人人都已圆满，生命再要投奔何方？那便连佛也不能有。佛乃觉悟，是一种思绪。一团圆满一片死寂，思之安附，悟从何来？所以有“烦恼即菩提”的箴言。

人间总是喧嚣，因而佛陀领导清静。人间总有污浊，所以上帝主张清洁。那是一条路呵！皈依无处。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分割的消息要重新联通，隔离的心魂要重新聚合，这样的路上才有天堂。这样的天堂有一个好处：不能争抢。你要去吗？好，上路就是。要上路吗？好，争抢无效，唯以爱的步伐。任何天堂的许诺，若非在路上，都难免刺激起争抢的欲望。不管是在举天之外，或是在异元时空，任何所谓天堂只要是许诺可以一劳永逸地到达，通向那儿的路上都会拥挤着贪婪。天堂是一条路。这就好了，永远是爱的步伐，又不担心会到达无穷的寂寞。上帝想必是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把他的游戏摆弄个没完。佛陀谙熟此道，所以思之无极。谢天谢地，皈依是一种心情，一种行走的姿态。

五十一

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吁完整，或者竟是，向地狱要求天堂。爱所以艰难，常常落入窘境。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奇怪。左腿怎么能送给右腿一个完整呢？只能是两条腿一起完整。此地狱怎么能向彼地狱奉献一个天堂呢？地狱的相互敞开，才可能朝向天堂。性可以奉献，爱却不能。爱就像语言，闻者不闻，言者还是哑巴。甘心于隔离地活着，唯爱和语言不需要。爱和语言意图一致——让智识走向心魂深处，让深处的孤独与惶然相互沟通，让冷漠的宇宙充满热情，让无限的神秘暴露无限的意义。巴别塔虽不成功，语言仍朝着通天的方向建造。这不是能够嘲笑的，连上帝也不能。人的处境是隔离，人的愿望是沟通，这两样都写在了上帝的剧本里。

（史铁生著：《病隙碎笔》，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版）

过冬天

杨四海

冬眠者：寒风中摇晃的茧

在东经117°02＇，北纬30°30＇那个坐标点的河流对岸——江南东至县境内的那片田野上，我看到刺蛾幼虫——这种习惯被我们称作是“洋拉子”，或“毛毛虫”的虫子，它们在一棵树上是怎样过冬的。

那棵树很高，躯干粗壮；树皮斑驳，在黑褐色中，显现着老去的皴裂；枝桠与枝桠生出的枝条非常多，可那些枝条上没有一片树叶，因此，我认不出，它是什么树。但我看得出，它是那种能够摇曳生姿的树，当然，这棵大树的“摇曳生姿”，只能在春、夏、秋三个季节中实现，而且必须附加如此条件：风力3—5级。

如果不是这些小小的茧，像树叶一样“吊”在树枝上，我有可能不会去注意这一棵树。让我惊诧的是：树上的茧，有那样多，在微风中摇晃着，几乎每根枝条上都能见到它们。没走近这棵树之前，我远远地望去，它们很像是树的叶，让我疑惑的是，这种树叶，并非绿色，也非簇生，更不是对生状，而是一律向下，并与枝条保持一段距离。这不符合落叶乔木叶序规律，因而我有了走近这棵树，并去看看这棵树的举动。

茧，被虫子吐出的那一根丝，挂在了树枝上，很硬，有的茧，简直就像石子一样硬，我很难剥开它。吊起虫茧的那根丝，自然很细，却竟是几股拧成的。我不知道这种“拧”的动作，是风的所为，还是虫子自己的行为。地边那位乡亲告诉我，茧里面的虫子是洋拉子，不要去碰它。洋拉子，那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虫子，它不止一次掉落在我的脖颈处与胳臂上，蜇过的地方，又红又肿，是母亲用一张橡皮膏，一次次地向我红肿的地方贴去，将那些有毒的毛刺拔出来，为我抹上牙膏，几天才见消肿。

实际上，很多人都曾与这种虫子不期而遇。无须费力回忆，去年夏天，街上走着，树上掉下来的那只刺蛾，刚好落在我身上，它还狠狠地蜇了我一下。当我在一片青绿的叶片上，看见这种虫子时，我为它身体的色彩吃惊，那颜色太鲜艳了，甚至极致地做到了让人惊艳。那蠕动在叶片之上身体的颜色：红，黄，或蓝与黄的复合之色——绿，被一些竖起的绒状刺毛半遮半掩。我没看见洋拉子的羽化过程。即使看见那美丽如蝶的蛾，欲求交尾，扑扇翅膀，在另一个季节的田野上飞翔，也不知道它们中的哪一只，是这种虫子演变的。

“摘”下一只茧，仔细端详，感觉吊在树枝上的这些茧，与刺蛾幼虫或成虫相比，很平常，不会让我产生赶紧逃避的念头。我想，这虫子织出的茧，一定是在冬天到来之前完成的；茧，对于这些叫刺蛾或洋拉子的虫子，不仅安全，而且内部是暖和的，它那有着优美弧度的丝壳，也许最为适合这些虫子居住与睡眠，寒冷的黑暗中（茧里面黑暗吗？），虫子凭借着它，度过了冬天。

雪地与水面上的几件事情

那些天，雪一场接一场地下，地面的温度，已无足够的力量，使落在路上的雪融化。道路上积满了越来越厚的雪，车辆或行人，都得走在雪地上，而且小心翼翼，相当艰难。我计算过自己的步行速度，原来15分钟的路程，如果路面完全被雪覆盖，就要走27分钟。而且这27分钟的时间里，还必须去除你有可能跌上一跤的时间。走在雪地上的行人或车辆，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高速公路封闭，长途客车滞留在车站广场上；城区坡度陡峭的路段，暂缓通车，行驶在那些道路上的公交班车，已经改变行驶路线；有不少的行人跌倒后，意外地发生骨折去了医院，不能上班。这个城市的节奏开始慢了下来。雪，在今年的南方，是可以让某些事情慢下来的东西，比如，行驶的车辆、走在街上的人，以及与它们有关联的事情。

但那些麻雀却对此视若无睹，在沿江东路，我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喊着，扑拉拉地飞来飞去、飞上飞下，它们总能从雪地里找出食物。我奇怪的是，平时这并不多见的麻雀，在这大雪天，怎么会突然多了起来，它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雪地上，除了雪，它们还能找到什么？那群麻雀，毫无顾忌地雀跃在雪地上，觅食间隙，甚至用那黑色的喙，梳理起自己羽毛；在我走近这群麻雀、离它们只有半米距离时，麻雀飞走了。我注意到，这群麻雀从我脚下飞起的速度极快，而且是朝不同的方向——四面散开、斜线地飞出。停住脚步，回头再望时，它们又落在了我走过的那片雪地上，其中有一只麻雀，还歪着个脑袋，瞧着我，像个思想家那样在想什么问题。可一只麻雀会想什么问题？这只麻雀想的又是些什么呢？

而沿江东路防洪墙外堤下的那些水鸟，却没有麻雀这样胆大。它们三三两两地凫游在江面上，距离岸地足有40米，我看不清它们是什么鸟。当我走上囤船，想离它们更近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有两只鸟，已游到囤船下那片水域，两只鸟儿离我很近，间或，会将整个身体钻入水中，又在好几米远的地方潜出；这时，我看清了凫在水面上的鸟是栗色的，体型和大小与野鸭大致相等，但它们没有野鸭翅膀中那几根墨绿油亮的翅鞘，而且它的喙，比较锐利、并非扁平状，因此它们不是我熟悉的野鸭，也不是鱼鹰。鱼鹰我是认识的。凫游在水上的这些鸟儿，也许就是候鸟，虽然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飞来的，但常识可以告诉我：这些鸟儿的出发地，一定是在北方，比长江下游流域更加寒冷——那个北方的北方。其实，直到现在——在我将要完成这篇散文时，我仍不能确定凫在江面上的那些鸟儿，到底是什么鸟，因此，人人都知道的那点常识，在告诉我的那一刻，就有可能是错误的。也许那些水鸟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某片湿地里，那里此时已结冰。在这个季节中，它们迁飞或留守在相对温暖的河流，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觅食……

同样是鸟类，不过，这些水鸟又的确异于那些麻雀，它们的食物是水里的鱼，或虾。

另一只蜜蜂的越冬方法

那天我说过：我是看见了冬天的。

其实，说出这个句子后，我就对自己这句话有所怀疑，感到这句话并不真实，起码我看到的冬天，不是这个冬天的全部，只能是冬天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即是我周围的冬天，与你与他，或它们眼里的冬天，都有所不同。

比如，那只蜜蜂，它是如何钻进那件丝棉冬衣里去的？我没看见。我看见的只是：邻居的那张脸——年轻、而且美丽的脸孔，被一只蜜蜂狠狠地蜇了一下。那张被一只蜜蜂蜇过的脸孔，因为左颊局部的红肿，显得僵硬，美丽几乎皆失，而且疼痛到整个面孔有了扭曲。这是被一只蜜蜂改变了面部表情的脸。这张脸，平时是漠然的，上下楼梯时，若与这张脸相遇，我和很多邻居都只是与属于这张脸的那个人点点头，表示我们是邻居，认识的；在那张脸上，很难见到其他邻居脸上都有的那种和蔼，于漠然中，它流露着众多人没有的内容。她好像一直很忙。下第二场雪后，街上的积雪很厚，路滑，我的脚给崴了，去医院外科门诊时，看到她坐在医生面前，正详实地陈述一只蜜蜂攻击她那张脸的过程。

那个过程简单而复杂，并与冬天有关。简单的是：这个冬天，气温比往年的冬天要寒冷许多，她从衣橱拿出那件丝棉大衣、穿上身的时候，不曾想到有一只蜜蜂从领口飞出来，往她脸上蜇了一下。是的，蜜蜂攻击的过程是短暂的，而且向来干脆，只有一击，我也经历过。如她所述，就那“一下”——蜜蜂尾部的针，便刺入皮肤表层，让我们身体有了难忍的伤痛。可让我感到复杂的是，这只蜜蜂在它的攻击行为未实施之前，是什么时间钻进她那件衣服里去的？在这个冬天，它又为什么飞进一个人的衣服里？这些我都没看见，没看见的，却未必就不存在，现在，我允许自己用想象，来演绎我没看见的那个真实：

1．具体时间不能确定。那天阳光灿烂，她将几件冬衣晾在阳台外的栏杆上；有一群蜜蜂，恰好经过，在那几件衣服上盘旋、并落下过，其中有一只蜜蜂钻进那件丝棉大衣，因为某种原因，没有从晒暖和了的衣裳里钻出来……

2．具体时间不能确定。乘车在江北或江南旅行，常常会遇到运蜂车辆，车厢很长，外有雨布罩住，但仍有无数的蜜蜂，从雨布隙缝中钻出来，紧跟着那辆车，一路穿州过省地奔跑。无论她乘坐的是轿车还是客车，紧闭窗户，到了收费站，窗就得打开，到了轮渡，所有的人都得下车，那些蜜蜂，也就有了理由，落在它想要落下来的地方，如果没有发现它，藏有一只蜜蜂的衣裳，就会被她穿回家，挂在衣橱里……

3．具体时间还是不能确定。在蜜蜂攻击行动之前的某个日子，她穿着那件丝棉大衣，曾路过、或到过冬天乡村的养蜂场，有几只蜜蜂，落到了那件颜色鲜艳（淡紫色的）、比较暖和（丝棉的，带着人的体温）、散发着香水味（香味是植物型的）的大衣上，其中的某一只，误入这件大衣的某个角落里，准备在一个不适于蜜蜂越冬的地方越冬……

蜜蜂，这种变温昆虫，在长江两岸村镇多见，它们嗡嗡的蜂鸣声，是低沉的，却是众多声部聚集在一起的那种嘹亮，曾经感动过无边无际的油菜花，让两岸乡村田野上的金黄，在我的视野中，久久地起伏跌宕。到了冬天，这些蜜蜂的体温，迅速下降，它们会集结在养蜂场的蜂巢中，相拥在一起取暖。多年在河流上漂泊，我有机会常去那些蜂场，今年1月29日，我还到过退休职工姜大哥——位于南岸临江村的那座小小蜂房。屋外还在飘雪，巢内的蜜蜂，为了抵抗寒冷，紧密地聚拢——蜂拥成球形状。我看见这个由无数蜜蜂组成的球体表面，不断地有一些蜜蜂，向温暖的球心深处钻进，再有一些蜜蜂，自球心爬到了球的外面。其实，我不止一次看过蜜蜂的这种越冬方法，但每每看见一次，就会感叹唏嘘……

而那只对我邻居实施了攻击行动的蜜蜂，却会在这个冬天迅速死去，因为它没有了捍卫生命的武器——刺！它又怎能越过冬天，活在春天里。

对于一只蜜蜂，我再无语可言。

（《青春》2008年第11期）

2007年上课记

王小妮

1．八十个学生

学院教务说，今年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招新生共八十人，两个班级。

我实在吓了一跳，这么多人！很快，他们都安静地坐在下面了，齐整整的。我把上课时间都选在晚上，现在的人到了晚上脑子才最好用。

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扬着八十张刚被军训晒黑的脸。这些面孔年轻又完全陌生，能感到第一次面对满屋子陌生人的疏远、距离、隔阂。

他们都安静着，第一排学生就坐在讲台下面的不到两米间，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个国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具体一员，农民的儿女超过一半。

下课路上，全无来头地想到很多年前有本小说的书名：《新儿女英雄传》。

2．专  业

我问他们：喜欢这个专业吗？

回应很迟钝。和前两届新生差不多，2007届我的学生中大约只有百分之十选报了这个专业，其他都是被调剂来的，他们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失望懊悔：如果高考分数能再高出几分，也许就能去学热门专业经济、法律或者英语了。

百分之七十的学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八十个人中，进过剧场的只有两个，当然不是看歌剧、话剧、实验剧，是看地方戏。很多学生不能从类型上区分电影和电视。有人起身自报他最喜欢的电视剧是《逃出亚马逊》，有人在下面订正：那是电影。不少人都以为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故事片”就是电视剧。

据说，当今已经是现代传媒最发达时代，就我对学生的了解，他们人人有不离手的手机，偶尔跑到校外网吧去上QQ聊天，但是，对日渐发达的网络信息和纸介传媒几乎不关心。

我说，来自乡村的同学，不必为自己缺少见识而自卑，你们还没意识到，你的全部乡村经验就是你自己的宝库，那里面才有你自己的独特发现，你自己可能创造的全部故事和诗意，只有它是你的，别人编造不出来的。显然，他们一下子听不进去，隔一会儿，就眼睛向下扫一眼手机，他们现在最急切的是洗掉自己身上的全部“泥土气”。现在的学生即使出生在最偏远贫困的农村，也是“读书人”，从小到大都是农民眼里的“学生”，很少做土地里的劳动，没经历过春种秋收，没时间为田里的旱涝收成着急，既没有足够的兴趣情感去理解他的乡村，又急不可待地盼望着一步跨进大城市，享受时尚的新生活。

3．哪儿来的优越

有两个学生分别过来对我说，老师，我从中学起就爱好文学。两个人都说到自己准备写书，有一个都开始动笔了。很快，我注意到，他们有点特立独行。

半个学期下来，总是感到和他们接近起来有什么障碍，按理说，我该特殊关注那些喜欢文学的孩子，我和他们的关系应当亲近，事实却相反，我总是感到这两个学生身上透出某些自鸣得意，能感到他们有异于普通同学的优越感。他们交上来的作业不够踏实，喜欢空洞的抒情，除了华丽的句子，丝毫没见到比别人突出。

文学难道是一件披在身上的漂亮锦衣？我没有再过问他们是不是在动笔写书。

4．问题最多的小姑娘

只要我碰见她，她一定跳过来问问题。她是从湖北考来的，个子不高，整个人跟一汪清水一样。她说，老师呦，写不出东西来，好没感觉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谁都有没感觉的时候。

又一天她问我，按老师的要求，会不会写成流水账啊，没有好词好句，不是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呦？经过她的提醒，我多次在课上提到对“流水账”的再认识。

期末，在楼梯上她追上我。她说，老师呦，大学的考试好怪啊，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就那几门考试，从七号考到二十二号，要知道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我们最会考试，狠命背啊背，一下子一两天全考完多轻松。

我说，也许是让知识更巩固吧。

她说，大学就是这样啊，真是不知道。

他们的“身经百战”有意义吗？

最后一次课，我们一起离开教室，她告诉我，这个城市超级让人懈怠，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睡午觉。我说，一个年轻人当然不会被一个城市的节奏影响，要有自己的定力。她一阵点头，但是，看得出心里很疑惑。

5．谁认识罗密欧、朱丽叶

今天的作业是为俄国画家夏加尔的作品《小镇》写一篇短文字。我事先说了，可不要写成罗密欧、朱丽叶，谁认识那些古老浪漫的外国人？我们就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经过了提示，不见罗密欧和朱丽叶了，但是牛郎织女来了，有很多人交上来的通篇都是抒情，堆砌着假大空的“好词好句”。

整个晚上我都在想，他们看见夏加尔的画上一男一女飞在天上，心里的第一感觉可能就是“不真实”。这些孩子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全部人生经验都是绝对的现实主义，面对夏加尔的“空中飞人”，除了冥思苦想胡乱编造，很难想到别的。

他们不相信，也没想到过，在他的生活中能出现那些美好而超越现实的人物和事物，他们很难理解和描述“人的飞翔”。

你们的想象力呢？我忍不住说。

下面没一个人出声。

6．好词好句

大概，“敬业”的中学语文教师都要求学生们储备一些“好词好句”，万用的。在前三次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一大段铺垫，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然后才进入正文，开头和正文没有丝毫关联。

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

我真怀疑他们还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准备消灭毫无意义的好词好句，但是，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一个女生说，她从来就觉得好文章要以好的景物描写开头。另一个女生有点庆幸，她的作文历来被初中高中老师都不看好，因为没好词好句，终于有了我这么个奇怪的老师不那么要求了！

一个男生在作业上写了他的疑问：老师不赞成我们写好词好句，但是，我正在看老师的一本书，你在书里也有很多好词好句啊！

我说，那本书里有些文章写在十年前，现在我认为没有力量的作品，也许能靠好词好句得到化妆品的作用，而扎扎实实的写作恰好相反。

7．王书为的“父亲”——写一个人物

今天的作业是练习写人物，要求短小，干净，栩栩如生。一听到作业，下面又出现轻微的叹气。二班同学王书为的作业不错，全文不长：

父  亲

火车一路南下。车厢里，父亲把头仰靠在椅背上，眼微闭，嘴微张，发出轻微的鼾声。下午六点许，火车驶进海口火车站，减速时的震动惊醒了父亲，他睁开眼，问道：“到了？”“没有，在减速，还得等一会儿。”我说。

在火车减速的过程中，父亲的屁股一直没有完全落座，他的右手一直撑在座椅上，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望望行李架。“咣当”一声，火车停稳了，我说：“到了！”“这回是真的到了！”说完他便直起身取行李箱。箱子很重。

我看见他憋红了脸，踮起脚，左手把箱子往上用力一顶，右手迅速地把箱子往外一拽，拉了下来。我们就裹在人堆里往门口挤。父亲在前，我在后。他把箱子扛在右肩上，右手紧握着提手，左手扶着箱子的左下角。他会不时地回头看我。有时他想从右边转头看我，但被箱子挡住了视线，他就迅速地转过头从左边看我，看到我以后又迅速地转回头继续往前挤……

王书为用细致的描述，写出了父亲不多的言语和动作，其中深藏着一个父亲送儿子到大学报到的心情。虽然，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早进了教科书，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都能发现自己和父亲间的亲切和生动，没有新的感受的不断发现，文学当然死路一条。

放学路上，几个学生都问我，王书为这么写算不算“流水账”？我让他们自行判断，我认为不是。我还强调，他写得细腻踏实，没有使用好词好句。

8．刺  激

通过几个星期对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片断阅读和人物分析，他们已经能够把握住人物的发展基调了，今天的作业是续写小说——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妻子与别人生的儿子又打人闯祸，伤者家长三番五次催付医疗费——我在这里放下小说，让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

十个人一组，热烈地讨论了一节课，开始发表看法了，居然有人想到，让许三观带上儿子去卖血——“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而小说里，这个时候的一乐才九岁。还有人想到让许三观的妻子去做妓女：“干这个来钱比卖血还要快。”

肢体冲突、跳楼、自杀、刀砍、枪击，都被想到了，这些就是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我看见，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让他们兴致盎然，平淡的解决方式显然没人有兴趣。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让他们热衷于把痛苦推衍到极致？

温润、和善、柔软的力量，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去想。

9．恶  搞

整个学期前半段的几次写作练习，总有人来问我：恶搞，可以吗？我说可以。

他们有一阵热衷于“恶搞”。这几乎是他们能想到的超越现实的唯一手法，不然，就要老老实实写出上下衔接、合乎逻辑和人物情理的对话和情节。显然，恶搞更自由更没约束，更容易完成任务。

在课堂上表演“恶搞”也讨巧，总能引来哄堂大笑。太多年积压的“一本正经”了，一贯的作文训练，受尽规范和虚假的约束，试试“恶搞”也是解放。

随着课程的进展，接近学期末，“恶搞”在他们的作业和课上练习中几乎完全消失，它自然而然消失了，我没提示过什么，作业中出现了更多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可是好事情。

10．什么是诗意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意，我不能用一句话告诉你们，它是什么。但是，这门课有这个部分，而文字影像绘画音乐作品中常常确实能透露出某种可以叫做“诗意”的感觉，不能回避。

下面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有点好笑，“诗意”在他们的理解中常常就是肉麻，是虚假做作，是空泛抒情，是舞台上耸动的表情手势和朗诵腔，长长的一声瘆人的“啊”。多年以来，教科书、电视机，不同的老师们灌输给他们的固定印象。

其实，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是那些还没有被赋予诗意的，只有偶然被赋予了新鲜的感受之后，它才忽然获得了诗意——听了我的解释，下面全是迷茫。我肯定解决不了他们的迷茫，只能靠自己。

11．今天没有课，好无聊

这是最初两次作业中常见的句子：今天没有课，好无聊。

为什么无聊？一个同学说，高考太紧张了，终于考完了，一下子松下来，很难再抓紧。有课的时候没办法无聊。我理解他们离不开惯性中被动的强制的充实，一旦没有课，没有了强制，人就像在真空中浮着，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我说，希望你们尽快体会到：今天没有课，过得好充实。

12．让我们开始使用活语言

官话，在古代叫“雅言”，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据说从秦朝起，中国的官僚阶层就要求讲统一的“雅言”，不然，官员和官员之间没法沟通，政令没法上传下达。

去上课的路上，听到后面的几个男生聊天，居然全使用书面语。三个人在劝解一个人，让他振奋起来。一上课，我就把刚听到的对话给学生们说了，经过我的转述，他们也感到满口书面语的好笑。

我告诉他们，在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尼日利亚，民间有二百五十多种语言以“地下”的方式流传应用着，而中国的方言恐怕超过二百五十种。我把不久前一个威尔士诗人发言的结束语转述给他们，威尔士诗人说：下面，我将用阅读《圣经》的虔诚，为大家读出威尔士语中“啄木鸟”的七种不同发音，请听听我们已近消失的古老而美丽的语言。

他们听进去了，从眼神看得出来。谁不想使用自己脱口而出的语言说话？

很快，表演自己写的小品，有人用了方言。有两个同桌女生同时起身回答一个小问题，竟然是用山东方言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13．一篇关于细节的作业

这个学期，学校运动场有一场张学友演唱会，对于追星族，这是件大事。

课间，有人举着一张演唱会门票在推销：每个班只“配给”一张优惠票，才一百块钱。底下一片嗡嗡的，都喊贵。最后，八十个学生，除了维持秩序的几个“幸运儿”，没人能进入演唱现场，一张优惠票也被社会上的人买走了。

而关于细节的作业练习，就是“张学友演唱会”。我说，你们可以从任何角度写，不是必须亲临现场。

下面是其中一篇，作者是一班的梁毅麟：

细节——张学友演唱会

原文注：（细节细节，没有逻辑哦。）

1．我发现运支架运舞台的货车车牌有赣、苏、浙、粤、闽，还有两辆琼。我琢磨着那是从各地各厂订制，又用当地车运到海南。不过，司机有统一制服，看来是某大货运公司，涵盖了半个鸡肚子。

2．舞台像翻不过身的蟹，脚爪合拢如笼。

3．这次跟张学友合作的是英皇。香港产明星的“厂家”之一。

4．工作人员有大量香港人，这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就清楚了。

5．有联通的网络应急车，大概有些地方能看到直播。

6．背屏测试时播的是《冰河世纪2》，梦工场这几年的东西总被用来做机能检测……

7．舞台背后有两排约二十四个高一米的巨大功放，垒成一个矩阵。这种程度的音箱两个就能轰遍我们的田径场。可以想象当时的音浪有多奔放……

8．听说张学友扮狼了。

9．看台上的柱子也印有座位号，后来擦掉……证明喷漆的家伙没用脑子。

10．结束的时候有公安机关的头儿上台指挥离场，嗓音沙哑碍耳，跟“张同学”比一人一兽，光听声音就能构出一个啤酒肚吃劣烟脸有横肉的大叔形象。

11．收场后，田径场的情况就很中国了……几万人，不，几万中国群众汹涌过的地方能有多和谐呢？嗯，秃笔难书……这好像是大节。

我给梁毅麟的批语是：

这应当是最细的观察和最原初的纪录，不能算做“文学的细节”，却是“真实的细节”，是留心观察过的结果，而且，你的观察广泛宽阔有洞察力。

14．有人说，这个课轻松

相信他们不是恶意的，甚至是在表扬我，可我拒绝这种表扬。

我说，对于你们每一个个人，我确实没给予压力，但是，对于你们全体，我丝毫没有放松过。

我的原则是，绝不会把一个没有准备的人突然拎起来回答问题，不会强加我的个人意愿给另一个人，更痛恨那种以各种招法羞辱惩治恐吓学生的老师，但是，如果把这理解为轻松，就是“奴性”思维。

很清楚，我不准备让哪个人不及格，但是，我的底线是持续不断地给他们以软压力，这是我的方法。

15．新  闻

学生们对周围世界的冷漠和不关心实在超出想象。只要和自己无关，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问起一个新闻，八十人中只有一个知道，细追问，他偶然捡了别人丢弃在石凳上的一张废报纸，顺便看了几眼。大一学生得到新闻资讯的渠道少得很，仅有的几台电视悬在学生食堂的高处，即使正播新闻，也随时会有人转台，换成肥皂剧。

那些重大或微小的时事新闻，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时刻触碰着人们的底线，每个成年人都应当及时了解，得出他自己的判断。不能让这些生于1989年的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以为这世界上他准备承受的就是作业，就是分数，就是考试，就是学位证书，就是好工作，就是赚大钱过着人上人的日子。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们最近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进入11月，我们的课上加了“十分钟时事”。

16．物伤其类

11月26号，在电视上看到了“肖志军事件”的报道。在看电视之前，我也只是扫过一眼报纸上的文字标题，没有特别关注。不能不承认影像的力量，我看到屏幕上那个猥琐的男子正守着白布裹着的尸体，想抚摸又不敢抚摸，想接近又很怕接近，想哭号已经哭号不出来，那一立一卧的是一生一死的两个人啊。

11月27号上课，我对学生们讲了我了解和看到的事件始末。我说，作为事件，它几乎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所有关键词，而作为一个人，我有物伤其类的感觉。

下面有人在发笑。也许，他们觉得老师不该这么脆弱和感性？

当我说到，那个死去的叫李丽云的孕妇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中间发出一阵叹息，很快下面平静了，我说，这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电影学校读过一段书，他们又叹息一下，很快又安静。

我已经注意到了，对于他们，很多社会新闻都好像遥远而孤立地存在着，而我们的大学生是“骄子”、“学子”，高傲着呢，和那些社会芜杂茫茫人流似乎不搭界。我反问他们，谁敢说这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比如孙志刚。

下面依旧没什么反应，很多人并不想知道孙志刚是谁，在孙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我提醒他们，今晚下课以后，电视里还会播出这个“签字事件”专题节目的后半部分。

第三天，11月29号，又上课，我专门问了，居然没一个人主动跟进这件事。

他们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正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17．责  任

晚上，一个同学拉着她的老乡来找我，在走廊里把老乡推到我前面替她说话：她的学籍注册出了点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告诉父母。

我问她父母做什么的，终于她走到前面来自己说话了：他们都是农民。

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关系你的命运，你不能靠别人，要去找去问，你要自己去跑。她吭吭哧哧说还要上课。我忍不住问：你的学籍重要还是上课重要？

她们慢悠悠拉着手走了。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可是，自己的前途遇到问题，也能涣散淡漠，随其自然？

18．钱

“我想我需要钱”，在学生作业中出现这样直露的句子让我吃惊。

讲评作业那个课间，人来人去，我找到了这个学生，确认了她是个子高高的，一直都坐在最后排的。

我说，想和她聊几句，我们避开人，到楼道里。我说，我看了你的作业。

我只是说了这句话，她顿时满脸的眼泪，扑簌簌地，不是流眼泪，是泪如泉涌。晚上，海风强劲，能感觉到她在向后用力抵靠住栏杆。那么多的眼泪，得忍了多久啊，这孩子哭得太难过了。不用听她解释，我相信她写的都是实话，她确实太缺钱了。虽然哭得厉害，她还是口齿清晰，讲了她家里的情况。连连给她递纸巾，碰到了一只特别结实的手臂。

她在作业里说，别人都会说多么好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可是我学不进去，我需要钱。

她是海南儋州人，家里三个女孩，一个姐姐刚去江西读大专，本来考试成绩不错的，但是再三选择，读了收费最低的一所学校。一个妹妹正准备报考职高。三个女孩同时读书，而这个家庭全靠她的母亲支撑。另一次，她和我提到了她父亲。在海南的乡间，经常能见到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做重体力活，比如扛钢筋，而壮年男人们常常聚在茶馆里翘着一双赤脚聊天喝茶，“老爸茶馆”遍布乡村，这是海南岛的地方民俗。

快期末了，她主动来告诉我，已经在申请助学贷款，也得到了来自捐助的每月一百元生活费。

也是因为她的作业，我在班里讲了几分钟金钱观：“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很明显，能感到他们的不认同。他们可能在想，老师啊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不缺钱以后，才能开始理解钱远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这话他们听不进去，但是，必须告诉他们，还有另外的价值观。

他们带着善意摇头，左右议论，大约是说，钱不重要，还有什么重要？

我将把我的话寄存在他们那里，当他们衣食无忧的一天就会理解，有很多东西都比钱更重要，希望这预言快一点兑现。

19．午休·突然

凡·高的油画《午休》：麦田，一对青年男女倚着麦垛睡着了。这次作业是让学生们在这个画面的基础上扩展出一个小片段，题目是《午休·突然》，写一个突发事件的降临。

他们来问我，能表演吗，大家分组讨论，写出剧本，再排练表演出来。

几天后，八个小组分别表演了《午休·突然》。

没想到，八组表演无一例外，都是灾难的突然降临。

我忍不住想，现实生活丝毫都没给这些孩子以安定感吗？

为什么突然发生的都是坏事？我问。

他们互相看看都不吭声，好像我的问题很怪异。

八十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想到好事情，幸福的事情也是可能“突然”而至的。

20．课上作业

我把木雕面具摆在讲台上，插上一条新鲜的树枝。

《戴树枝的面具》是课上作业，要求他们在半小时里完成。这些“训练有素”的“作文高手”不用思索，沙沙沙埋头就写，只有三个人走到讲台前，顶多用半分钟时间观察这具木雕面具和有绿叶的树枝。

一星期后，有人来补交作业说，那天他没来上课。

我问他，没上课，你就没见到面具啊？

他马上承认没见到，表情真平静，好像觉得这没什么，他一定以为是不是亲眼看到了面具并不重要，交上了作业才重要。

我对他说，下次这种情况，可以不交作业，也可以写你亲眼观察到的别的东西，不应当凭空硬写。

靠想象就能写出“所见”，是他们的想象能力超强，还是无中生有随意编造的能力超强？亲眼所见，一直是我强调的，也是他们一直忽略的。

21．要一个模式

课程快结束了，有同学对我说，他还是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比如，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写对白，一段小品到底该怎么布局，得总结出个操作定式。

我说，我的目的就是消灭模式，我希望你们获得开放的眼界和思路，学会关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时刻做一个有准备有头脑有创造力的人，我们不是要造八十块标准的红砖，我是没有模坯的。

他带着复杂的表情走远了，有点不满足，也许还包括质疑讲课人的诚意。我独自向另一个方向走，全程无语。

22．诧  异

下课，叫上一班的崔佳南和我一起走。

看到这篇署名崔佳南的作业，很让人吃惊，只有一页的作业，词汇和内容都像强硬冰冷的“檄文”，这种带有“文革”味的文体我太熟悉太憎恶了。感觉作者肯定是个男生，愣头小子。完全没想到，当我问谁是崔佳南的时候，立即看见她很红的脸，我愣了一下。

这张面孔早就熟悉了。一直以来，她听课都是最认真的，那张淳朴踏实的脸总是让我感到信心，我一直以为这个学生应该从这门课上体味到了某种深意。简直没法把她和那篇“措辞强硬”的作业联系起来。

我说，我不知道你就是崔佳南，但是你听课的样子我印象深刻，感觉你的作业一定是温暖细腻动人的，我很意外。

她有点不安，说自己作文总是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建议她写写细小的事情。和崔佳南分手以后，我在想，是什么教育背景把另一个时代的思维和语言传授给了面前这个年轻人？

23．自我意识

12月20号，用三分钟时间介绍了陕西镇坪“华南虎”照片的进展和广州许霆“恶意”提款案被判无期的一审结果。显然，对一只老虎的真假他们基本没兴趣，得知银行提款机能出错多吐了十几万人民币，他们的情绪明显高涨多了。

正常人使用提款机的概率当然大过遭遇老虎。至于追问真相，很多学生没想过，有人认为这是意义不大的过度较真。事实上，退几步说，一个学习戏剧影视的学生，追问真相是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不然，可能永远设置不出好的“悬念”和精彩的故事。

可惜，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些，还只是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其他的都缥缈离题。这也能解释在他们的作业中，几乎没有人使用过第三人称，总是出现第一人称：我。而这个我，显然不是虚构，必然是作者自己。对于长期被锁定的集体公共意识，也许他们现在的反应是生物的自然选择。但是，我提醒他们，关注真相，是更高的自我显现。

24．张涛的质疑

晚上快10点了，下课的路走了一半，和我同行的女生转去学生宿舍了，剩了我一个人继续走。后面气喘吁吁一个人赶上来叫老师，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张涛。我以为他是偶然经过，就问他：你在跑步？他说不是，随便走走。

可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一路跑步过来想追上我的。

他问：老师，你认为我们这次作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有潜台词。我说，还不错。

他说，他认为不好，很不好。

没想到他这么直接地表达观点，我赶紧认真了，请他详细说说。他说，你讲评的很多作业都不好，写的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他认为多数作业都不及格。

为什么？我问。

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很多想法，又非常在意地在选择有节制又有礼貌的表达。他说他在私下问了同学们对我们这门课的反应，好多同学说好。他问好在哪儿，那些人说，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自由的精神。而他认为这个课上得不好。

不好在哪里？我问。

他说，不能怎么写都行，怎么可能呢，怎么写都行？这简直是荒诞的，这样一来，同学们摸不到方向了，像今天这个作业“戴树枝的面具”，不可能随意写，好作业就是要明明白白写出面具和树枝之间的关系，要突出这个主题思想，没有主题的文章还叫文章吗？

我说，写关系，是没错，是好的，但是，肯定还有别的角度和写法，而且，主题突出这个问题可要讨论，这是一门关于写作艺术的课。

他立刻反问：难道艺术和主题不是一致的？难道它们有冲突？

我说，艺术和你所说的“主题”常常是冲突的，主题不能等同于艺术。

他说，他认为艺术和主题不冲突。

最后，谈到他的作业。他写了二百年后有新新人类的未来世界，我在评语里说有科幻色彩，而他强调他在表达很鲜明的主题。

25．最后一课之一

一个女生上身搭在讲台上说，真想下雪啊，12月，我们家乡该下雪了。

期末考试的时间表一公布，很多学生开始想家。

一个重修我们这个课程的06届女生一到下课，总是围着讲桌前后转，还没有一科开考呢，她就想打探她能不能过我们这门课。哪怕她没来上课，下课铃一响，她也会出现在教室门口，笑嘻嘻地，凑过来想找话说。孩子都要长大，保持单纯是少数，更多的可能正在学着油滑。

最后一次课，我占用了三分钟时间，偏离了课堂内容，几乎所有来自岛外的同学都要在广州换车北上，我告诉他们：广州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火车站。他们第一次经历“春运”，出门在外，“钱要贴着肉”。谁记录了放假回家的见闻，随时可以发给我看。最后说到考试无论如何不能作弊，我并不想恐吓他们，过多强调作弊的后果，一旦被发现，校方有哪些严厉处罚的条款，我更强调的是，永远不能偷偷摸摸地做人。

他们似听似不听地，心早都不专注了，毕竟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将要度过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假期。在今天这个时代，十八岁还常常被认为是孩子。

26．最后一课之二

铃响了，我说下课，然后转身向讲台走。他们中间有人鼓掌。

我从讲台上拿手表，平时这时候，下面一定是桌椅山响，众人涌出教室。

我回头，他们都没动，安静，下面一片扬着的年轻的脸，我随口说，怎么不走啊？这样，他们才动身收拾东西，从我身边离开。真喜欢这种感觉。再到9月，我面对的就将是2008届新生了。

一班班长经过讲台，傻笑着，从挂在脖子上的书包深处又翻出一个棒棒糖递给我，我当场就含上了棒棒糖。

2008年1月15号补记

我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

在这座海岛上的大学，我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教的和学的之间，有些完全不对接，完全的隔阂，完全的不信任，这其中没有谁正确，同样，没有谁错误，是更大的地方出了问题，传授方式，接受态度都有问题。教师不再认真诚挚地承担传承解惑的使命，年轻的学生们又需要足够的快乐，足够的娱乐性，足够的轻松。双方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沉重的东西，人文学科尤其如此。我知道在这其中，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却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

（《天涯》2008年第6期）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1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个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下面的周口市，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讯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符于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

2

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现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结，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时代，在我们的国家，数亿农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养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尽管厨师也可以把窝头变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级住宅区的微缩景观：一叉，一座别墅，一刀，半个水景庭院。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东西制造为巨大需求的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但他们好像一心要让人们忘记大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大地，重要的不是大地哺育人类那些根本的东西。那个叫利奥波德的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质疑过这种现象，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一种人与财富关系的伦理观念。并认为这种观念大致构成两种社会模式，一种用“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一种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关乎全人类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切社会规则以全体人类利益为考量的世界上。现在的价值体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资源。人是资源，土地也是资源。当土地成为资源，那么，在其上种植庄稼，显然不如在其上加盖工厂和商贸中心。这个体系运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

农业需要作出牺牲，土地产出的一切，农民胼手胝足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一切，都是廉价的，因为有人说这没有“技术含量”。

几千年才培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农作物没有技术含量，积累了几千年的耕作技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古人没有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注册专利。玉米、土豆在几百年前从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传入了欧洲与亚洲，但墨西哥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离井背乡，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只为了从不得温饱的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市里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我曾经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阴凉下黯然神伤。我想起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如果书名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的描述，那么，我眼前这片原野的确已经流尽了鲜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的描写乡村破败的小说《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块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但是，风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冲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点肥力。

3

今天，在远离它们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作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里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田野。

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

麦。黍。瓜。麻。菽。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舂谷的人。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了农家小小的仓房。

就因为在让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过这些形状美丽的字眼，我得感谢让我得以参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到达了周口市淮阳县。我是说到达了淮阳县城，因为此前，已经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4

没想到此地有这么大个还活着的湖。

我说活着的意思，不只是说湖盆里有水。而是说水还没有被污染，还在流动循环，晚上，住在湖边的宾馆里，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有了这份菜单上的一切，淮阳人可以非常自豪，对我而言，不要菜单上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说我爱淮阳。爱窗外广大的龙湖。爱曾经穿越的广阔田野。爱那些茁壮生长的玉米。想着这些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是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消息。其实，不要这样的消息佐证，我也深爱仍有人在勤勉种植，仍然有肥力滋养出茂盛庄稼的田野。但这样的消息能让人对这样的土地加倍地珍爱。

席上，主人向我们介绍淮阳。太昊。伏羲。神农。八卦。陈。宛丘。虽然肉体不是华夏血脉，但精神却受此文明深厚的滋养，但我更愿意这种滋养是来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去凭吊或膜拜。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所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晚上，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搜寻更多本地资讯。单独的词条都是主人热心推荐过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网站上，关于土地与农业介绍也很简略，篇幅不长可以抄在下面：

淮阳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海拔高度50米，东南海拔高度40米……全县总土地面积220.18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32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0.53%，土壤主要有两合土、砂土、淤土三大类。土质大都养分丰富，肥力较高，疏松易耕，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县境内地势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黄河南泛多次沉积的影响，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状态，造成了许多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积约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这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雨后一片明，到处是蛙声”，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对洼坡地连年进行治理，现已是沟渠纵横交错，排水系统健全，历史上的涝灾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已变成“粮山”、“棉海”。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性的阳光，而不是让胼手胝足生产的农民都急于进入城市，不是急于让这些土地被拍卖，被置换，被开发，被污染，并在其耗尽了所有能量时被遗弃。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自己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那种自信的安闲。就是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写一部破碎乡村的编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纳大学旅馆里写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这样的话写给小说里那个故乡村庄：“我们租了一辆车，从六十七号公路再到三十七号。一路掠过很多绿树环绕的农场。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休息的地开出了这年最早的野花。”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城市制造出来了一种蔑视农耕与农人的文化。从城市中，我们总会不断听到乡村衰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会比股指暂时的涨落更让人不安。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静好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首先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印度，不是说旱灾使多少农民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于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开发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卷，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样在乡村出现？

5

平粮台。

这是淮阳一个了不起的古迹。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在平原上用黄土堆积起来的高台。面积一百亩。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从那么久远的古代，原始的农耕就奉献出所有精华来营造城市，营造由自己供养，反过来又慑服自己的威权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的城市的雏形如果真的被确认，无疑会在世界城市史上创造很多第一，从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几千年过去了，时常溢出河道的黄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这片平原层层掩埋。每揭开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新生与毁灭的故事，陈陈相因，从来不改头换面。但这个高丘还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农之都，却叫平粮台？是不是某次黄水袭来的时候，人们曾经在这个高地储存过救命粮食，放置过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宝贵种子？在这个已然荒芜的土台上漫步时，我很高兴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长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与树仍然能够应时应季开放出花朵。草树之间，还有勤勉的村民开辟出不规则的地块，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结出众多子实的枝蔓，芝麻环着节节向上的茎，一圈圈开着洁白的小花。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我记起在俄罗斯的图拉，由森林环绕的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当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参观时，我没有走进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黄变脆的手稿。我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果园。树上的苹果已经收获过了，林下的草地还开着一些花。淡蓝的菊苣，粉红的老鹳草，再有就是与中国这个叫平粮台的荒芜小丘上轮生着白色小花一模一样的芝麻。人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门 孔

余秋雨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这情景，很像一群哲学家在讨论死亡，而最后，评判者没有让他们及格。

在人类一些最本原的问题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衔。

是啊，还能说话的人谁也未曾抵达过死亡，那又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那就与严重弱智的阿四没有太大的差别。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有了刚中有柔的功能，人性也就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是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闪现。当然，我们文化界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在当时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在电影院的黑暗空间里经历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举行隆重仪式，破例第一次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怀念。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

当代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两个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年轻艺术家的长辈和老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谢晋聘请我做艺术顾问，旁人以为他会要我介绍当代世界艺术的新思潮，其实并不。他与我最谈得拢的，是具体的艺术感觉。他是文化创造者，要的是现场设计，而不是云端高论。我们也曾开过一些研讨会，有的理论家在会上高谈阔论，又明显地缺少艺术感觉。谢晋一听就知道邀请错了，他会偷偷地摘下耳机，出神地看着发言者。发言者还以为他在专心听讲，其实他很可能只是在观察发言者脸部的肌肉运动状态和可以划分的角色类型。这好像不太礼貌，但高龄的他有资格这样做。

谢晋特别想说又不愿多说的，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苦恼。

我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艺术审查者和评论者。而且，他们的数量又那么庞大。”

他所说的“不懂艺术”，我想很多官员和学者是不太明白其中含义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既有名校学历又看过很多中外电影，还啃过几本艺术理论著作，怎么能说“不懂艺术”呢？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知道，这种“懂”，是创造意义上而不是学问意义上的。那是对每一个感性细节的小心捧持，是对每一个未明意涵的恭敬尊重，是对作品肌理不可稍有割划的万千敏感，是对转瞬即逝的一个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颤性品咂，是对那绵长多变又快速运动的镜头语汇的感同身受、神驰心飞。用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来说，这种“懂”，不“隔”。而一切审查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学问，都恰恰是从“隔”开始的。

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谢晋的观点比我宽容得多。他不喜欢被审查却也不反对，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汉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来审查。而我则认为，即使夏衍、田汉再世，也没有权利要谢晋这样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服从自己。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主要是指责他“揭露社会的黑暗过多”。真实的灾难让他懂得了如何面对真实，并在那种真实中发现美。但是，比他年轻得多的审查者总是不想让他“成熟”。他明明已从黑暗中发现了美，表现了美，但他们还是拿着放大镜盘桓在黑暗里。甚至，把他推入概念棍棒的威胁之中。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和评论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的审查者和评论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他们不知道，年迈谢晋眼睛深处的一半忧郁，与他们有关。

五

能成为谢晋的朋友，非常愉快。

他总是充满古意地反复怀念一个个久不见面的老友，怀念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名人；同时，他又无限兴奋地结识一个个刚刚发现的新知，兴奋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者。他的工作性质和从业时间，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范围非常之大，但他一个也不会忘记，一个也不会怠慢。

因此，只要他有召唤，或者，只是以他的名义召唤，再有名的艺术家也没有拒绝的。有时，他别出心裁，要让这些艺术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大家也都乖乖地依次抵达。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上海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纪念他八十五岁生日的节目，开出了一大串响亮的名单，逐一邀请。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般情况下是“八抬大轿也抬不动”的，因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约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听是谢晋的事，都满口答应。当然，他们没有料到，生日之前，会有一个追悼会……

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少有的干净。相比之下，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不是他们缺少魅力，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借故推托了。

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已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对于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别关心，包括官员。有一年，我认识的一位官员因事入狱。我以前与这位官员倒也没有什么交往，这时却想安慰他几句。正好上海市监狱邀请我去给几千个犯人讲课，我就向监狱长提出要与那个人谈一次话。监狱长说，与那个人谈话是不被允许的。我就问能不能写个条子，监狱长说可以。我就在一张纸上写道：“平日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把外语再推进一步，祝贺你有了这个机会。”写完，托监狱长交给那个人。

谢晋听我说了这个过程，笑眯眯地动了一会儿脑筋，然后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有了！你能送条子，那么，我可以进一步，送月饼！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你告诉监狱长，我谢晋要为犯人讲一次课！”

就这样，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有幸一睹他们心中的艺术偶像。那个入狱的官员，其实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四年以后，那个人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听了我的话，在里边学外语，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然后，他说，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谢导的那次中秋节行动，实在把他感动了，使他的狱中四年，不再有一日沮丧。

六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劝说有点道理，因此，也是认认真真地办电影公司，建影视学院，还叫我做“校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内心的强烈饥渴。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做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座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怏怏不乐，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不想只做品牌。他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开始愿意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这种状态不一定能导致好作品，但好作品一定来自于此。我以前的阻拦，过于理性，已经背离艺术创造的本性诉求。

七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于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八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号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为自己的儿子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张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九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他说，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希望能增加我写的一份。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定居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谢晋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庄严的远祖面前，画上人生的句号。

十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意林》2009年第9期）

烧 梦

李 锐

因为是坐在下层，车窗太低，视线常常是贴着站台的地皮，觉得火车开得尤其的快，从东京到仙台只用两个多小时，时速两百多公里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带着我们一头扎进沉沉的夜幕。

现在回想起来，在黑夜进入仙台是最恰当的。当历史在岁月的磨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只有黑夜是不会褪色的，只有黑夜最符合当时的历史底色，最符合鲁迅先生的心境。离开仙台二十年后，鲁迅在《藤野先生》里回首往事说：“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日暮里”，一个和黑夜衔接的地名，顽固地留在他记忆深处。

一百零三年前的一九○四年，二十三岁的鲁迅只身远离东京，远离身边的中国同胞们，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那时候，“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也就是说，那是一次真正的天涯孤旅。而这样的天涯孤旅就是他的目的，是他的有意为之。或者说，那根本就是一次心定如铁的自我放逐。

奥羽山脉纵贯日本本州岛的北部，仙台在奥羽山脉南部的东麓，紧邻太平洋。夹在牡鹿半岛和阿武隈高地之间的海湾就叫仙台湾。旧时的日本曾在福岛南边的自河设立关卡分割南北。南边是文明开化的好地方。北边是蛮子们居住的穷地方，叫做“陆奥”，意思是偏僻、狭窄、穷困的地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快速脱亚入欧，举国西化，追求富强，可在很长时间里东北地区还是被看做穷困落后的地方。仙台离东京四百多公里。一百多年前的小火车平均时速四十公里上下，如果把沿途停站的时间包括在内，从东京到仙台至少也要十几个小时。鲁迅先生当年远离家乡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留学已经是天涯孤旅，可已经天涯孤旅的他却还嫌不够，还要再次远行，非要走向“陆奥”，走进一个“冬天冷得厉害”的小市镇，走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国不断地失败，被英国打败，被英法联军打败，被日本打败，被八国联军打败，然后，就是不断地割地赔款，不断地签订辱国条约，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国在世界面前纯粹就是一个耻辱和失败的代名词。说来讽刺，中国的认真学习日本，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中国人看到了“蕞尔小国”的厉害，也看清楚了自己的末路。随之而来的赴日留学潮是空前的。这中间除了邻近的地理方便而外，更深的原因在于“同文同种”的心理认同。但是，“同文同种”并不能掩盖自身的耻辱。更何况，那时的日本早已经拒绝和邻居的认同，中国早已经成为一个被批评、被拒绝的国家。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所有的发达国家打败，被所有的发达国家看不起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说法、有什么关于身体的符号会被人挑选出来到处流传。比如肤色，比如身高，比如口音，都是现成的佐料。这就好比是给人起绰号，一下子就能记住。“支那人”丑陋的特点太鲜明：女人腿下的小脚，男人脑后的辫子，举国皆同。鲁迅先生当年跨洋越海、天涯孤旅也还是逃脱不掉这两样东西。在东京，“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就是这群来留洋的男人们还有人随身带了三寸金莲的绣花鞋，被海关人员翻拣出来引为奇观。难怪鲁迅先生回忆往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所以，他才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这一去，就到了四百公里外的“陆奥”，就到了没有一个中国人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其实，鲁迅自己当年也是拖着一条辫子来到日本的。他一九○二年四月到日本，一九○三年三月剪去发辫后特地照了一张“断发照”，《鲁迅全集》第一卷的第二张照片就是剪了辫子以后的“断发照”。一个“断”字流露出强烈的心理动作，所谓一刀两断，所谓洗心革面。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他明白，自己就是耻辱的一部分，自己就是黑夜。

沉沉的夜幕是鲁迅记忆的底色，所以他在来仙台的路上牢牢记住了“日暮里”。

或许也是因为夜幕的关系吧，从车站里出来走进黑夜的时候，对留在身后那四百多公里的距离和空间，分明感到一种沉甸甸的真实的压力。放下行李，我和毛丹青找了一家叫“伊达路”的小饭店。吃了仙台最有名的牛舌头，吃了秋刀鱼，喝了啤酒。回到旅店我们两人开始了计划中的第一次对谈，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鲁迅，自然还是从这沉甸甸的四百公里的距离和空间谈起。在我的理解中，远离人群的鲁迅，就是从“日暮里”开始独自一人走进了自己精神的黑夜，同时也走进了对这黑夜的反抗和挣扎。

离开东京，离开同胞的鲁迅，到底还是躲不开历史的阴影。在仙台的学校里发生的两件事情让他最终决定辍学离开仙台。先是所谓“泄题”作弊，学生会的干事无中生有地认定鲁迅的考试及格是靠了藤野先生的泄漏考题。接着，就是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在日本同学的欢呼声中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当做俄国间谍砍头，而身旁却站满了麻木的中国围观者。于是，被人鄙视，而又看清楚了被鄙视者的麻木和无可救药，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熬人的双重的鄙视，这是一种黑暗无边的精神笼罩。最为难言的是，在这鄙视中有自己对自己难以宽宥的鄙视。

毕竟，那时的鲁迅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轻是要靠梦想来滋养的。遭遇了这样的鄙视之后，青春的梦想非但没有折断，反而把小梦换成了大梦：“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换梦的结果是鲁迅毅然辍学，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很快，他就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不止是失败，是比失败更让人难熬的寂寞，“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独自一人走进黑夜，原本以为可以用梦想来引路。可梦想幻灭后黑暗之中又加上了寂寞和无望。他曾经在《野草》里描述自己，“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就此，我们可以循着那个双重的鄙视和反省的轨迹，看到鲁迅此后一生的反抗和挣扎——那就是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在东京的失败之后，鲁迅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夭折，军阀们的血腥屠杀，文人的投降和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攻讦。所谓用小说改造“国民性”的宏图大志，就如同把沙子撒进黑夜。青春不再，梦想幻灭，淹没在无边的历史黑暗中，一个既不相信光明也不相信黑暗，甚至连“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不要相信的人怎么活下去呢？他只有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这让我想起龚自珍的诗句：

“今年烧梦先烧笔，检点青天白日诗。”

不由得反复思量：鲁迅在日本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一刀两断和洗心革面。当中国的历史现实一片无边黑暗的时候，是什么给了他走进黑夜的勇气，又是什么支持了鲁迅终其一生独自对抗比历史还要黑暗的绝望？这深不可测的黑暗里，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鄙视，又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滋养？鲁迅是不避讳死的，非但不避讳，甚至是渴望：“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在这里死亡已经不是绝望，死亡终于成为超越的台阶。我猜不透，鲁迅先生的早逝，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渴望？

我来仙台当然是为了鲁迅。可我也知道当年在仙台的鲁迅还是一个满怀梦想的青年。何况我一直不大喜欢所谓的作家故居。我曾经去过茅盾、沈从文、福克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的故居。所见到的无非就是一些空洞无人的房子，和一些呆板无神的家具、文具。满眼都是人去楼空的寂寥和荒芜。作家之所以永远活着，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可以被人反复阅读的文字，而不是留下了空无一人的故居。

在参观了东北大学百年校史的展览之后，毛丹青终于和学校联系好，他们会派人来领我们去那间著名的阶梯教室。鲁迅当年就是在那间教室里听藤野先生的生理解剖课。一切都像预想的那样，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黑板的一侧挂着藤野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大幅照片。其中的一个课桌上摆了一块说明牌，告诉人们这就是鲁迅当年的座位。四壁萧然，偶尔有一两处渗漏留下的水渍。秋天的阳光从窗户里斜射进来，把时间定格在此时此刻。教室里弥漫着木头发出的微微的潮湿气味，陈旧的木地板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叹息着。不错，一切都像预想的那样，很难再多得到些什么。让我心存感激的是，仙台人这么念旧，他们把鲁迅当做是自己的光荣。

本来是红叶的季节，可这次在日本一路上都没有见到过像样的红叶。大阪没有，京都没有，东京没有，仙台似乎也没有。大家都说，你赶得不巧，今年夏天太热了，热的时间太长了，树叶们都被提前烤干了，都是地球变暖给害的。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在鲁迅先生的教室外边看见了一片气势恢宏的红叶。就在阶梯教室的旁边，有一座已经废弃的三层旧楼房。学校的小伙子告诉我们，那是老早以前的物理化学教学楼。意想不到的是，整整一面旧楼的墙壁都被茂盛的枝藤紧紧地包裹起来，红叶像瀑布一样从楼顶倾泻而下。如水的秋阳，透彻，清亮，洒满在红叶上，瀑布就变成了火焰的峭壁，一场冲天大火在眼前翻卷，升腾，盘绕，幻化，闪耀……整座楼都在灿烂的火焰里燃烧，欢呼。仿佛能听见从火焰里传出的狂歌和浩叹：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杂文选刊（上旬刊）》2009年第7期）

鸟语浸染的村庄

浇 洁

腊月，流浪在树梢近一年的叶子，早已飘然落地回了家。寒霜瑞雪从天上飞来，给躺在地上的叶子酝酿着缤纷五彩的梦。鸟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从一户人家飞到另一户人家，雀跃鸣唱，像回魂的叶子延续着树的梦想。

如果说村庄是一棵树的话，那么村人就是携带着叶子灵魂的鸟儿。那一个个老人，就是腊月蜷着身子、坐在屋檐下，无奈地望着同伴飞翔闹腾的倦鸟。

人有多少种，鸟就有多少种。乾坤宇宙总是先有鸟后有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鸟的痕迹在大地生存。也许有一天人没了，鸟还在天空继续着我们人类如歌如梦的行走。大部分人像平凡的鸟一样，只为觅食、养儿育女，奔波忙碌了此一生。村里的菜婶感叹道：“人这一世要过几样的日子。小时候在娘边撒娇时一样，出嫁后生儿育女时一样，如今老了又是一样。”鸟也如此，春夏秋冬的日子各不相同。

村里常见的鸟儿有：布谷、铁雀、麻雀、喜鹊、燕子、翠鸟、猫头鹰、鹁鸪、鹊鸲……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它们用不同的叫声，告诉村人许多生活的常识。过了清明，布谷鸟就“布谷……布谷……”地催促着村民撒谷播种。初夏时则昼夜不停地叫唤，那是引爱占巢，繁育后代。由于它的叫声在半夜听来，凄凉哀婉，“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似诉说着乡思，故民间有“杜鹃啼血”（布谷鸟，学名杜鹃）之说。翠鸟，俗称“栽禾鸟”，羽毛翠绿，喙长而直，生活在水边，爱吃鱼虾，故又称“鱼骨鸟”。每当农田犁耙水响，一片忙碌时，翠鸟便追在犁后翻转的泥土上啄食泥鳅、蚯蚓，高兴了，跳跃在田埂枝头用家乡话欢唱：“家家栽禾”，“阿婆爬塝”，“勺子打汤”。原来它是在用歌声描绘生活的场景哩：栽禾时节，客帮邻助，壮劳力都下田劳作，家中只留年老的阿婆洗衣做饭。半上午，阿婆做好香软的汤圆送去田头。村里吃汤圆时兴“打豺狗”——见者有份。故常有阿婆爬田塝送汤圆、众人争抢着“勺子打汤”的热闹场面。形如麻雀的铁雀，翎子有红、绿、黄几种，喙尖如三角铁钻。早出晚归时，“哆来咪嗦”地歌唱着，根据它的叫声，一般人都能写出谱子。斑鸠的叫声和鹁鸪相似，鸽子似的“咕咕”响，只是鹁鸪的叫声很有规律，并有“一咕晴，二咕雨，三咕发大水”之说。猫头鹰，家乡人称为“斗米鸟”，就是说它很能吃，一口气能抓食几只老鼠。它用七种不同的叫声，表示七个不同的时辰。拂晓时，用“啷啷啷……咕咕”的叫声告诉我们天亮了。近傍晚时，“哇……哇……哇”叫声凄厉，宛若婴孩啼哭，砍柴没下山，一个人听了，格外毛骨悚然。鸟是这样的灵异，常让我有人不如鸟之想。

在家乡赣东农村，最忌讳的不是乌鸦叫，而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喜鹊叫。它尾巴上翘，黑身的背和腹部间有白色。“洽——洽——洽洽洽……”叫声急促，尖锐响亮，拖得老长。据村人说，人将过世或遇有灾祸，喜鹊几天前就会在他家屋顶或门前叫唤，人一断气或灾祸已过，它的叫声便戛然而止。它能闻出死亡或悲哀的气息？预言是照在暗处的灯，但村人宁愿在暗中摸索，也不需要这种晦秘的幽光。所以村里信奉的老人，只要听到喜鹊站在屋顶“洽洽”尖叫，便立马接声应和：“好事叫来，丑事叫去！”或用咒语驱赶：“乱铳打的！”“多嘴婆！”以此来禳灾祛祸。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少受预言支配，就像卜筮打卦，明知迷信不得，但还是爱听暖人的吉利话，趋附报喜不报忧。好话听了，甜滋滋的；丑话一出口，如谶语，钉子似的牢嵌入心。“不怕故意哇，就怕撞口话”，为此，村中还流传着这么一个典故：有一对夫妻，丈夫要出外，情急中穿了老婆的鞋。玲珑的老婆看见老公穿了自己的花花鞋，忙笑着祝福：“男人穿了女人鞋，今年一定发大财！”果不出所料，这一年，丈夫应了妻子的吉言，财源滚滚来。村中另一个男人知道了羡慕不已。第二年正月要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大清早故意穿了老婆的花花鞋出门。没想他老婆见了，张嘴就骂：“你死瞎了眼，病亡了神！”也巧，这个做丈夫的也应了他妻子的丑话，一年来病得卧床不起。可见，人脆弱的心是多么需要找个点来依撑，哪怕这个点只是一句美言。当这个点异常强大时，人便开始盲目地顶礼膜拜。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这些诗人，总喜欢在宁静中沉湎于永恒的幻影，因此那些迷信的征象，也就和内心的感情有了共鸣。不仅是诗人，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喜鹊报忧，村民们又和又赶又骂，但他们仍相信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记得村中有个闻名遐迩的老中医，他号脉如神，深得祖传，只要他把药交给你，说一句：“吃这一剂，你不用再来了！”你的病便能如期痊愈，所以村人都叫他“号仙”。号仙家世代为医，祖业丰厚，当年被划为地主。他生有三个儿子，小名一蠢、二蠢、三蠢。他的三个儿子全坐过牢。三蠢帮生产队放牛，二头牛斗架，一头牛滚下垄，跌断了一条腿，因破坏生产坐牢。二蠢一次和几个伙伴比赛投石子，唯独他掷中了高高的喇叭，队里讲他对社会不满坐牢。大蠢老实忠厚，低头做人，二十七八好不容易订了一门远亲，挑了个一年中最喜庆的黄道吉日，农历二月十二——花轿日结婚，这是个种石头都能开花的好日子！可结婚前二天，喜鹊不时地在他家房前屋后叫唤。他奶奶惶恐不安，一听到喜鹊叫便对着它张嘴开骂，拿石子砸，提竹篙打，以求避祸。可等到花轿日张灯结彩办喜事，新娘接来，爆竹喧天，准备开席时，警车还是“突突”开来把他抓走了！原来村里有一头牛因吃红花草里的斑马虫胀死了，村人一致指认是地主号仙的大儿子阴谋害死的。谁叫他号仙那么有钱，看病不一剂见效，忽悠我们贫下中农呢！最可气的是，我们种田人扶犁打耙节衣缩食的时候，号仙还养有一只八哥，喂它喷香的鱼肉！那八哥被号仙调教得异常伶俐，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八哥不用笼子关养，号仙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看完了病，号仙伸出手掌，叫一声“四喜”，它便“扑棱”一声跳上他手掌，用号仙的嗓音说一句：“天下太平。”号仙笑呵呵地摩挲着它的羽毛，珍爱如宝。大蠢出事后，村人对喜鹊能预言祸患越发深信不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实行计划生育，明福才站出来为喜鹊说好话，说喜鹊能报喜。一九八九年的一个清早，明福夫妇还睡在床上，关门闭户的，不知从哪儿飞进一只喜鹊，绕着他厅堂“洽洽洽”欢叫。原先可从没有过！中午，他老婆就帮他生了一个胖小子。过了两年，他老婆保胎扎，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又有一只喜鹊像上回那样到他家欢唱。明福当即高兴地和老婆说：我们今天又要生儿子了哩！果然，当天晚上，他又抱了个胖儿子！明福他家可是几代过继单传啊，独独在他手上喜鹊送来了两个儿子。他能不笃信吗？

村人一致认同的报喜鸟，是鸦雀。鸦雀黑翅白肚，形如乌鸦。如若它在你面前“吓吓吓”地欢叫几声，你家就有喜事临门。我母亲听得更仔细，说鸦雀一叫凶，二叫喜，三叫福。如果清晨开门，母亲听到鸦雀喜气洋洋地欢叫，她这几天都是笑嘻嘻的。人，谁不是跟自己的心情过日子呢！鸦雀是一种很灵性的鸟，看它的巢，我们能提早知道天气。鸦雀爱把巢筑在村头高高的枫树上，冬天的枫树光秃秃的。如果巢低，说明今冬有大风暴雪；如果巢高，则风和日丽。鸦雀虽个小，却很勇敢，两只鸦雀能斗过一只老鹰。只要见到老鹰偷村里的小鸡，邻近树上的两只鸦雀发现了就会赶来，“吓吓吓”鸣叫着，冲过去，非常默契地一边一只钳住老鹰，老鹰居然不敢动，只得放下小鸡逃跑，而此时树上的乌鸦就会“哇哇哇”地评判。村人感激鸦雀，说老鹰是贼，乌鸦是清官，鸦雀是侠客。尽管事实上它们都为争抢食物而来。

在所有鸟中，只有燕子和人格外亲近。不知从何时起，燕子和人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的亲情关系。燕子是家鸟。燕子是村人的女儿客。村人不养鸟，更无闲遛鸟，因为整个村庄的鸟都是他们的，抑或说，偌大的一个村庄都是鸟儿们的。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是鸟的娘家。可不是么？每到花轿日（家乡人把二月十二称为头花轿，二月十五称为二花轿，二月十八称为三花轿，一年中，这三个日子最适合婚嫁迎娶），燕子就像坐着花轿的新娘子准时来到我家，“叽叽叽叽”带着新春的气息，绕着厅堂鸣欢筑巢。它的叫声细细听来宛若童谣：“不借你的油，不借你的盐，只借你家梁上产个卵。”从二月十二头花轿来，到七月二十七白露离开，燕子有近半年时间在我家早出晚归，生儿育女。我吃饭，它喂食。我说话，它叽喳。它占据我家厅堂横梁，在上面吃喝拉撒。有时我端了个碗吃得好好的，一不小心，一撮白屎拉到我头上甚至我碗里。我火了，骂它赶它，拿起棍子要捅它的窝，母亲见了就会笑着责备：燕子打老远赶来，辛苦走啊！捅了窝，它到哪儿安身？你再捅，来世变成燕子没有屋住！有时在气头上，即便捅了它的窝，它好像知道自己错似的，又悄悄在屋梁一侧搭起了家。实在拿它没办法，父亲就会拿竹篾在燕窝下搭一个平台，这样既可以挡住燕屎，让我们安心吃饭，又能让燕子回家站在平台上栖栖脚。燕子一家老小张着嘴叽叽喳喳叫得更欢了！

村人和鸟儿和睦相处，故村里一年四季鸟声鸟影不绝。他们相信，如果你虐待、逮杀了一只鸟，四里八乡所有的鸟都会知道。一个农人家里，如果没有燕子做窝啁啾，这家人多半不怎么景气，连村里小孩都不愿到他家玩耍。

村里的鸟儿是村人的兄弟姐妹，相处久了，各自的脾性皆心中了然。村人为了教育后代，编排出许多有关鸟的故事来警示后人。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规劝儿媳孝敬婆婆的：那个用蚯蚓冒充泥鳅煮面给瞎婆婆吃的刁妇，一命归西后变成了田间山边常呼“苦哇”的鸟儿；而吃了蚯蚓煮面呕吐不已的瞎婆婆，知道真相后，伤心气绝，第二年成了村头树上老叫“吐哇”的小鸟。另一个则告诫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从前，有位拐脚、驼背又独眼的残疾人学打铳，半辈子也没打到一样东西。一天，拐子扛着铳，看见一只山鸡在田里吃瓜，端起铳来打。不料山鸡开口讲话：“你打了半辈子铳都没打到什么东西，今天料你也打不到我！”拐子听了火冒三丈，拿起铳用力一抠，结果连山鸡的毛都没打着。这下可把拐子气坏了。第二天他很早就躲在暗处，等山鸡一下山，对着打了一铳，把山鸡脑袋打开了花。山鸡不服，魂溜到阎王那儿告了一状，说拐子暗害它。阎王把经过听了一遍，拍案骂道：“你这该死的鸟！拐子，驼背又独眼，他都看见你，你还没有看见他，还有何理来告状？”

回想起这些故事，脑中每每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孩子像故事中的山鸡似的追着村里的王癞子，一边嬉笑，一边喊唱：“癞子壳，扁担砍，砍出油来炒豆壳！豆壳喷喷香，捉到癞子打一枪！”王癞子愤然地望着这一群孩子，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而村中王细毛的妈仿佛吐哇鸟的样板。细毛刚生下不久，父亲就不幸去世，细毛的妈含辛茹苦把儿子养育成人，并给他娶了媳妇。没想细毛娶了媳妇便忘了娘。老屋拆后细毛盖了栋新瓦房，媳妇不让妈住。老人没地方窝身，只得睡在猪圈里。前几年，听说细毛的媳妇得了一种怪病，发起病来就躺在猪圈里。村人背地里议论，这是活报应！

像猫头鹰、喜鹊、鸦雀、鹁鸪、翠鸟等犹如村里的精英或另类。他们是村庄的精魂，赣东大地的先知先觉，精神高地卓尔不群的寂寞者。村里最常见的鸟儿就是尖嘴麻雀了，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它老实、本分，却不乏农人的狡黠，村人俗称“奸雀”。小孩在一起喜欢这样唱它：“奸雀崽，捡择大；二十七，才想嫁；嫁屋顶，它嫌冷；嫁树梢，怕风摇……”它们怕孤独、爱扎堆，常一大群一大群，此起彼伏地起飞、降落，吃谷粒、啄菜叶、扒虫子。偷吃东西时，它们像人一样，也有探路、留守、望风。它们多像村里比邻而居的村民们。劳作了一年，腊月农闲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被升到窗前竹篙上的太阳催醒，磨蹭着懒懒地爬起。扯了屋旁现成的茅草引火，“叭叭叭”引燃。吃好热乎乎的早饭，生好热炭炉，把饭菜捂进稻秆扎成的笼箱里，裹好旧棉絮捂严，中午一餐就可吃现成。空下那么多时间，他们便叽叽喳喳地围着火炉晒着太阳，扎成一团张家长李家短地唠嗑。

这一天，太阳绕过屋壁，红红地趴在每个人的脸上。霜风乖巧地藏在村后背阳的山坡里。话茬子像笼里的炭火，暗了一会儿又被谁撩起，隐隐地亮着。菜婶说，前两天到县城，看见一个拉二胡卖艺的瞎子，很像多年前坐牢便消失的大蠢。那二胡拉得韧啊！你走出老远，心还被它牢牢地牵着，怎么扯都扯不断。菜婶放心不下，来来去去硬丢给他十块钱。

当年斗地主的花样可真多：挂牌游街、戴高帽开批斗会、把两个大拇指夹扎在一截细木棍上，用锤子往木棍上狠狠地加尖、让号仙等几个地主跪成一排，提一双破鞋，照脸上“啪啪啪”一溜响过去……大蠢被抓不久，号仙在难以承受的悲苦中，吞下自己熬的中药安静地去了。两天后，号仙出葬的日子，他养的八哥也绝食而去。

斗过号仙的后生，如今的老人们，被如烟的往事笼住，冷灰似的静静晾起了话题。不知谁耐不住沉默，从炉边站起嘟哝了一句：好久没听到燕子叫了。

是啊，腊月一过，一晃，花轿日又该到了！

（《文苑》2009年第7期）

那一年，我和苏三……

崔东汇

1．那一年，我第一次听说了苏三。

那年我大概十岁左右，第一次听说苏三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因为那时的古装戏被打成了“四旧”，我根本不知道《玉堂春》这个古装戏，自然不能目睹苏三的风采。那时老百姓反过来掉过去看的就八个样板戏，都看腻了，样板戏的许多唱腔我一个小孩子都会了，常常是李玉和杨子荣座山雕阿庆嫂在银幕上面唱，我们一帮孩子仰着脖子声嘶力竭地在下面唱。想想看，那时精神生活该是如何乏味。所以人们就怀恋过去的古装戏，但都是私下议论，不敢公开。那会儿冬天的晚上，不能打麻将看电视，就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烤火聊天，进行口头精神会餐，大人们就说到了《玉堂春》和苏三，其中一个还压着嗓子咿咿呀呀唱了几句。当时我懵懂，听说苏三，我还以为是个男人，是姓苏人家的第三个儿子，像乡下孩子多的人家那样，老大老二老三一样排列。后来才知道苏三是个女子，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女子。

2．那一年，我知道了苏三是老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报刊知道了苏三是邯郸老乡。资料介绍，苏三原名周玉姐，河北广平府曲周县人，她从小聪明伶俪，父亲是大同府尹，在苏三五岁时父母双亡，她被卖给了北京一个姓苏老鸨的妓院，改名苏三，花名为“玉堂春”。

在这里，苏三遇见了同是曲周县人的官宦子弟王景隆，又称王三公子。王景隆上京考试不第，在妓院消遣解闷时遇见了苏三，二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并山盟海誓订下终身。可不到一年，王景隆囊中羞涩，被老鸨赶了出门。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而且发誓等他回来。王景隆离开苏三返回老家后，发奋读书，再次进京赶考，榜中进士。然而在王景隆离开不久，苏三被老鸨以高价卖给了山西洪洞马贩子沈燕林为妾。沈燕林的妻子皮氏与人私通。沈燕林携苏三回洪洞，奸诈的皮氏顿生歹心，与情夫合谋毒死沈燕林，诬陷苏三。皮氏又贿赂洪洞知县，对苏三严刑逼供，严刑下苏三屈打成招，被判死刑，监于死牢中。此时，王景隆已官升山西巡按，之前他听说苏三被卖到洪洞，具体情况不详，到任后王景隆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了解到苏三确是蒙冤，便传令火速押解苏三案件全部人员至太原。真正罪犯皮氏和情夫被正法，苏三得以昭雪，并与王景隆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称苏三为老乡其实并不夸张，我老家在肥乡县最北边，与曲周县搭界，距离曲周县城也就是二十几里，我在县里工作时曾经骑自行车和乡邻到曲周县城赶集。可不知道苏三和王三公子的墓地就在县城附近。

3．那一年，我似乎又看见了苏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古装戏复活，才子佳人又粉墨登场，《玉堂春》再回人间。后来，苏三起解的那几句动听的京剧唱词，比流行歌曲都让人喜欢，我也学会了哼唱，婉转，流畅，有一点凄悲，虽然我粗嗓门儿总是跑调：“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然而，苏三起解的唱腔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飘荡的时候，我也似乎看见了苏三的身影也开始在角落里隐约，我知道那是现代版的苏三们，她们涂脂抹粉的脸远没有舞台上苏三的油彩鲜亮，可比舞台上的苏三更性感，更诱人，于是，那些现代版的王三公子们或鬼鬼祟祟或光明正大地走进了那闪烁的媚眼和年轻的怀抱里。当然，这些现代版的王三公子们远比明代的王三公子要活泛得多，他们根本就没有担当和承诺，或者说，他们的担当和承诺比门口霓虹变幻得都快。

当年王三公子为消愁而走进温柔之乡，再说那时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氛围允许如此，而现代版的王三公子们难道不清楚现在的社会制度和道义吗？当年苏三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委身于青楼，而现代版的苏三们未必都到了无家可归被人拐卖的地步吧？只要肯吃苦，只要不贪图享受，即使没有技术资金，凭自己的双手，也完全顾得了衣食。只是，她们把青春作为了人生捷径的资本和赌注。

有一个顺口溜很是为当下一些男人开脱：男人不流氓，生理不正常。把流氓作为衡量生理能力的标准，荒唐可笑，也折射了玩世心态的市场潜流。我又把顺口溜修改了一下：男人太流氓，行为不正常，不进配种站，就要进班房。

4．那一年，我去看望苏三。

2004年秋，我随邯郸几个文友自费游历三晋大地，洪洞县当然是必去之地。一是我的祖先就是在明朝从洪洞县移民到中原的，有寻根的意思。再者是为看囚禁苏三的监狱，就是关押死囚的虎头牢，里面阴森森的，苏三的塑像静静而立，面无表情地打发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老乡。走出监狱的院落，我并没有多少感慨，因为冤狱事件历来并不鲜见，况且我也不是她日夜思念的王三公子或她所仇恨的皮氏和王县官，仅仅是一个以游客身份参观的老乡，她没必要喜或怒，因为这世道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太多，而仗义的侠客太少。

可苏三始终影子一样撩拨着我好奇的心，于是在三年后的2007年冬天，我和一个朋友专门到曲周县看苏三墓地。土路尘土飞扬，满地都是棉花棵子，光秃秃的，与荒草萋萋的墓地相映衬。墓地均已破坏，苏三墓并没有与王三公子墓合在一起，有三四十米的距离。据说，王家不愿意让苏三与王三公子合葬，多年来村子里也不准唱《玉堂春》。见我们在墓地徘徊，附近栽树的农民赶来，进行盘问，看过证件后说，这里经常有盗墓的转悠。我们细看，确实有洛阳铲打出的土洞，据说，苏三与王三公子的墓地原来相当气派，可惜“文革”时候被砸毁了。

5．那一年，我们聊苏三。

我对苏三关注，原以为是乡谊和好奇的驱使，可不曾想，苏三故事影响极大。2008年9月，我到西安参加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活动，与辽宁鞍山市的文畅先生住隔壁。年已七旬的文畅先生对苏三故事很有研究，还写了文章。听说我们从邯郸来，文畅先生就打听苏三与王三公子墓地是否在曲周县。在我明确答复后，文畅先生约定要专门到邯郸看苏三墓地。那次，围绕苏三我们聊了很多。

历来风尘女子与风流才子的传奇故事很多，风尘女子中有侠骨者也大有人在，我却说苏三是传奇的传奇。试想，如果没有发生冤狱事件和曲折际遇，苏三和王三公子的故事也许会平淡如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许就写不出《玉堂春落难逢夫》而收进《警世通言》，也许就不会有《玉堂春》和苏三故事的广泛流传。

如果拿苏三与苏小小、薛涛和比苏三稍晚一点的柳如是相比，苏三并没有特别之处。东晋的苏小小交往的是阮籍和鲍仁这样的大文人，唐代的薛涛不仅自己是诗人，交往的也是元稹、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这些重量级诗人，就连柳如是相爱的也是名重一时的大家钱谦益。苏三虽然聪明伶俐，若论才情，她与苏小小薛涛和柳如是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档次；若论交往对象，王三公子与阮籍鲍仁元稹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钱谦益等，也同样不是一个水平。但是，苏三对爱的忠贞和执著，确实让人感佩，即使身陷囹圄大难当头，仍不忘托人转告情郎，来世即便变作犬马也要报答知遇之恩，这铮铮侠骨，怎不令人动容？

6．那一年，我接触了“苏三”。

这是从2000年开始的，这年6月1日，我们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在经济文艺频道的晚间开办了一个《心灵有约》节目。这是一个情感谈话类节目，节目时间一个小时。刚开始我心里忐忑不安，担心没人参加，怕冷场，可我错了，不但有人参加，而且异常火爆，节目结束了还有人打电话参与。不断有女子在节目里哭诉，有的还直接找主持人倾诉。2001年1月底，我们接到一封长达12页的听众来信，写信的是一个女大学生，被一个有家室的小权贵包养，几次流产，现在又怀孕即将分娩，而那个男人却弃之不理，放寒假她不敢回家，怕父母知道后发怒，而自己花钱租住的一个小屋寒冷如冰，她向主持人求救。女大学生来信当晚播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当晚导播间的电话打爆，有指责那个负心男子的，有给女大学生捐款捐物的，也有埋怨女大学生不自重的。

类似哭诉经常有，是现代的苏三们痴情，还是现代的那些男人太无义，抑或是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平等？我说不来。不过，从报刊经常看到一些贪官包二奶的消息。极少有二奶像苏三这样痴情的，也极少有像王三公子这样念情的。常常是，树倒猢狲散，江湖两相忘，更有因为贪官花心重而致使情妇间闹纠纷，还有情妇结队告情夫。所以，就成了一个另类的标本和经典。

7．那一年——

应该是若干年之后，或者若干若干年，《玉堂春》永远是一出戏，而不再是现实的演绎。不知这个若干年要等多少年？因为历史的锣鼓总是在现实响起，舞台上的角色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散文》2009年第7期）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王开岭

一

一个人精神毁容了，被自己或别人的硫酸，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面皮移植？铸一具铁面？归隐山林与鸟兽为伴？

卢武铉先是对观众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散步，迎着日出，迎着故里的崖。

山脚下的小村子很美，无论自然还是气质。卢武铉的回忆也很美，说那是个“连乌鸦都会因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的地方。他的话深情而充满感恩，在乌鸦身上，他用了个“哭”字。

想当年，他就是因找不到食物而哭着飞走的——去了大田，去了汉城，去了青瓦台。

每次出发，他都是一身轻装，除了一个贫民之子的誓言、一个青衿书生的豪气，别无行李。

坑坑洼洼的故乡，那些含辛茹苦、蓬蓬勃勃的野草，似乎给了他最生动的精神注脚，也为他预支了最有力的人格担保。

怎么看，此人变节的可能都是最小的。他有着淳朴的起点和奋斗史。

坎坷身世、卑微学历、民权斗士、草根总统……卢武铉像一个童话。

这世界需要童话，需要一次童话的胜利，就像需要一场雪。

有时，我觉得卢武铉酷似中国史书上的那些前辈，很儒家，很士林。你看——大选获胜后，他噙着泪承诺：“我知道大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那是一个没有腐败、没有特权、没有违规的社会，一个用自己的双手生活的诚实的社会。”

面对反腐的重重险碍，他说：“没有一个农民会因土地贫瘠而放弃劳作。”

入住青瓦台后，他与友人私下谈心，称执政的关键有三：一是将改革进行到底；二是让总统府远离金钱；三是管好自己的亲属。

凡此种种，都让我想起先人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能屈。”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事实证明，贫穷和廉洁并无直接关系，监督权力和坐拥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差使。

当他和故乡的人们不再为食物发愁的时候，其家人被怀疑偷拿了别人的东西。

终于，一名英勇的律师站在了审判席上，一位历史的原告变成了现实的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卢武铉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至少客观上，位置互换了。

二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对此我不感兴趣，我只留意到了那天，他最后一次攀登。

他选择了故乡的崖。崖，本身就意味着高度，是尊严的象征，是清高者的去处。

可以想象，这曾是他少年立志和理想出发的地方。清晨的草木，带露水，很干净。一个人在做自由落体前，心真的会安宁吗？

人世真美，他远远看见山脚下活动的人影。同胞的生活又开始了，这将是忙碌而幸福的一天。

对他来说，今天只意味着一个早晨。这一天，卢武铉将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他料到了，但他已从看客中划掉了自己。

这是个脸皮薄的男人，性情如铅笔，直、细、脆，又爱哭鼻子。有人说，流泪是孱弱的表现，他不具备职业政治家应有的坚韧。何谓坚韧呢？我不太懂。稍后，似乎也懂了，就是脸皮厚实且富弹性吧。

不错，论政治体格，此人是弱了点，可谓弱不禁风。和城府深厚、世故圆滑的同行相比，他似乎太嫩，像书生，不像政客，甚至还带着孩子才有的茸毛。

“我已丧失了再讲民主、进步与正义的资格……各位不能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淖，请大家舍弃我卢武铉吧。”

他没有狡辩，他说他无颜以对家乡父老，无颜以对全体国民。其歉意之巨大，甚至对肇事的家人，他都表示了歉意。他觉得是自己，让最爱的人不幸沾染了权力，是自己的事业把亲属带到了危险地带。

非得纵身一跳？别无选择吗？世间那么多毁容者，不都活得好好的？

这大概和一个人的精神体质有关。精神体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依据，决定了他遇事妥协的程度、忍受的底线。比如逆境之下的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留得青山在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种，万念俱灰唯死一途是一种……

卢武铉属于哪种呢？我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能确定：他死于面子，死于廉耻和羞愧，死于精神毁容后的照镜子。

“我现在没有脸正对你们的眼睛……我现在完全可以被抛弃了，现在我完全不足以代表任何道德进步。”

这是个爱照镜子的政治家，是一个道德自尊心极强、自爱甚至自恋的人。他并非死于惊恐和畏惧，而是死于意境的破灭，死于内心的狂风，死于肖像的被毁，死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失败感，还有，就是死于对清静、安宁和独处的渴望。

对许许多多政客来说，精神毁容、身败名裂，不过是轻若稻草的一件事。审判席上，磕头如捣蒜的乞饶求生者多如蝼蚁，贪生即怕死。但对一个惯于自我器重、把尊严和仪容视若性命的人，这事则如泰山压顶，使他的眼前漆黑一片。

所以，当有人说他死于一根道德稻草时，我不同意，我说他死于泰山。

不是说他死得重于泰山。

三

这种死因，多少让我想起了古人，想起了士林之风。我觉得在精神气质上，卢武铉很有点前辈的风度，像从竹林里走出来的，有着士大夫的腰板，昂首挺胸，纤尘不染。古人是把“知耻”当头等大事的，礼、义、廉、耻被看做国之四维。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五刑不如一耻。”“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

如果说古代士子是吃“素”的，一日三省谋求肺腑洁净，衣冠楚楚力图众口皆碑，那现代政客则少然，他们更崇尚“丛林法则”和掩人耳目，内心多“荤腥”之物。逻辑和尺度变了，精神体质就变了，政治品格也就变了。丑事当前，拼命遮挡；铁证如山，又死乞白赖。

古人惜名，今人惜命；古人自责，今人诿责。

谁脸上没个疮？在今人看来，卢武铉在道德反应上显然过度了；但古时候，这绝对算一个正常的“均值”，算一个合理的脸皮厚度。

由此我萌生敬意。我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向他骨子里的那种“古意”致敬。

“古意”，让生命葱茏如竹。

四

卢武铉，你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失败，也看到了人性的胜利。

你的纵身一仆，无疑是最大的诚恳，这一点，让全世界为之动容。

一个蝴蝶般的男人——爱美，有洁癖，羞涩，自我器重，追求宁静与安详。

也许你过于柔软，但柔软不是缺陷，而是美德，是一种濒临消逝、渐行渐远的古意。

你不适合做政客，适合做政客的镜子。

电视上，我看到呜咽的菊花铺成了黄色海洋。我不知道花瓣后安放着多少情绪——纯粹的哀伤、谅宥的叹息，还是鸣冤的抗议……

但我要献上我完全私人的冲动。我想重述一遍敬意，及致敬的理由。

在一个把道德当痰随意啐掉的年代，我向一位视道德为全部家当的失足者致敬。

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行为上，他未必做到了崇高，但他有崇高的意愿和临终的维护。他死于崇高的折磨。）

在一个污秽横流的年代，我向有洁癖的人、向注重灵魂保洁的人致敬。也许他是清白的，也许不是，但他渴望清白，热爱清白，并为错失它而羞愧难当。

玉石虽焚，毕竟身怀晶莹；瓦片固全，终乃糟泥之骨。

卢武铉，一个向全世界低声说对不起的人，一个诚恳地垂下头的老人。

他死了，我宁愿把他的死看做合情合理，看做古意十足，看做儒生的高贵。

请让我们接受他的歉意，原谅他所做的和别人对他所做的，然后像千千万万人一样，手执东方菊花，向那肖像深鞠一躬。

其实，每个人身后，都有一片山崖，那是早晨攀登的地方，也是黄昏仰望的地方。

（《读者》2009年第16期）

病盆景——自然笔记

杨文丰

自然是人类心智的比喻。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

1

我知道你害怕直面盆景，尽管你本有深深的盆景情结。你在盆景问题上仍病着，陷入欲罢不能的悖谬，而今天，你仍得走近盆景。

眼前这名曰“滴水不漏”的黄杨树桩盆景正在接近你：那些云片，圆似盖，一朵朵呈俯视态，叶绿绿而疏密有致，枝桠却扭曲蛇盘。另一柏树桩“步步青云”，长长桩干自盆沿悬垂弯曲而下，似庐山几近干涸的瘦瀑布，枝叶溜溜成团，越往下叶团儿越小。

如此的盆景有野趣可言吗？你很矛盾。这些盆景果真是苍劲雄浑、洒脱飘逸、潇洒扶疏、野趣豪放、野味天然和咫尺千里吗？果真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吗？

如此的盆景难道不已几成美学的难题和病社会的缩影了吗？

晚清文学家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你认为盆景即便美，也是畸形美，是病盆景，犹同黛玉的病态美。所有自然物本来都是平等的，都有存在的理由，都不愿意畸形，都希望具天然美，何况“自然中的丑本是不可能的”（哈格若夫）。

病盆景无疑成了被强制生长之物。所谓“巧夺天工”的形状，什么直干式、蟠曲式、横枝式、悬崖式、垂枝式、丛林式和连根式，即便再好听的名字，都有违天然，这与人病是颇相似的。人病由肌体内部不平衡所致，而人染病之因不外两种：一类是外部的东西直接侵入了肌体，如风寒暑湿燥火等直接作用于肌体，而造成肌体失衡；另一类则是肌体摄入的能量不均衡，比如偏食导致肌体失衡。

被强制生长的盆景，竟可怜得连养病的条件和权利都几乎被剥除——疏离了土地山林，周遭尽是人为的病环境，即便还算环境的话。

这些微型筒盆，或圆或方，口径都仅几厘米，比烟灰缸鸟食罐大不了多少，狭窄逼仄，谁也伸展不开腿脚，残存的生命在如此的屈辱中更何以求生？置斗室之中又怎能沐浴自由的雨，自由的风，甚至连小虫鸣唱都无法听到，何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呢？

这是被彻底异化了的环境了。

人类社会一病，孕育出的就多是病态的东西……

然而，如此的病盆景却还是伟大的人类制造的“风光”作品呢。如此的病盆景——亦真亦伪亦病亦幻的存在，却仍表现出顶天立地的轩昂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超脱潇洒的清高气节，老而弥坚的坚强意志，乃至仍能给人以自然态的美的联想吗？还能形神兼备、神韵天成吗？更令你无法说清的，是如此的盆景在民间看来却又是整体协调的、和谐统一的。——不是树的高矮肥瘦与盆钵深浅长短的协调，就是疏疏密密、俯俯仰仰、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协调，抑或便是变化中求趣味、聚散中相统一的协调……任意截取一枝，都自成“艺术”风景！

2

作为人而今天你却如孙大圣般一变，也变成了盆景。你已丧失了正常的生活条件，生命贮满了劫难，甚至担忧自己体内的营养供给系统会在某一天清晨被人彻底切断……

是杞人忧天吗？《植物学》说：在植物体内存在着两条方向相反功能不同的运输线。树干中自下而上的运输线，将根部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物质输送往叶片，而皮层内部由上往下的运输线，则将叶片制造出来的养分运至树根。

有个说法叫做“树怕剥皮”。制作盆景时，倘若树皮被全部剥去，那么根部必被“饿死”无疑，根既死，水分就无法被输送至枝叶，枝叶必随之枯死。连贾平凹在小说《秦腔》里也写过，一旦知道谁“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好在人出于功利，知道得让你半死不活，不，是半死仍活——以刀砍削去你的躯干的大半。即使算你还在活，亦是活在病残、痛苦和病态之境，尽管这并非生活，只算苟活！

你有无希冀天上的云、流动的风、飞翔的鸟能体会你的“痛苦”呢？你每天承受着无法解脱的痛苦，你欲抗争却无法抗争……你是罹病之人！你成了无法逃离、解脱痛苦的病人，成了被囚入但丁《神曲》炼狱的人！

你只有也只能永久地苟活在痛苦里。

“今人以盆盎间树石为玩，长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约之，或肤寸而结果实，或咫尺而蓄虫鱼，概称盆景。”（刘銮：《五石瓢》）即便如此的“水旱盆景”，单从这些汉字，我们就听到了高高低低的木石的哭号。

病盆景承受着人类的苦难。

社会的苦难长成了病盆景。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迷茫的希望……”（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然而在这人的世界，变成了盆景的你，苟活的你，却何曾看到什么希望呢？

3

在她的身上，还曲折地体现了人的病态审美观。

自然的根源在人类的心智中。

——爱默生

她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形态，是因为作为文化动物的人之病投射入植物——盆景成了人类扭曲心灵的雕像。你大抵还该记得北京天坛公园里的那些辽代古柏吧。古柏的形成层已衰老死亡，树皮尽脱，那些没有施予任何人工斧斫而天然形成的舍利干和神枝，真是古柏形态的妙物天成啊！然而，伟大的人为役使柏树盆景早日成为苍劲古朴，竟一反天然，为所欲为，施以绑扎，施以刀斧。制作她是广为施予仿生学的：为驱使柏树枝条转形，就将金属丝与杆、枝条的夹角硬扭呈45度——牵牛花、鸟萝、金银花在篱笆上攀援向上时，就是以45度角缠绕上升的；也讲求“随人意赋形”：比如，一看好雀梅身上的某个部位，即以利刃凿一条深达木质三分之一的槽，想扭曲多少就多少，尔后裹以麻皮扎以钢丝，至少捆绑逾三年方拆除。在漫长的三年日月里，间施以矮长素遏阻其伸长。

更对她动辄施予以大写意手术。大刀阔斧，大起大落，删繁就简，例行嫁接、蟠扎、修剪、提根，以呈虬曲苍劲之貌。如此术后的桩材，经由泥盆一两年“培养”后，方植入古雅逼仄的小盆。此等制造盆景的种种伎俩，不是既依托了扭曲的物象，又展露着人类的病态情愫吗？

明代屠隆在《考余事》中述制作松树盆景，就表白是以“马远之欹斜诘曲，郭熙之露顶矍拿，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之昭之拖拽轩翥”四大画家的松树画作为典范。

人的心术异化入了盆景……

即便情郁病梅的龚自珍，对活生生的梅同样是“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嫩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遏制其正常生长的。

“师法造化，中得心源”本是中国艺术的主张，但在制作盆景时，人却一以贯之在“伤残造化”……中国传统艺术的许多观点，真是尽致淋漓而且发扬光大入制作她的过程了……

时至今日，聪明的人类业已形成的自成体系的病态的审美观念和刃不见血的操作规程，都付诸制作盆景的伟大事业了。

凡审美的都在尊重自然吗？

都能“天人合一”吗？打着审美的旗号，于白天，人在制造夜色的艺术……

4

人与植物，乃至与盆景本应如亲兄弟般相互尊重，抑或是“佛面互见”。这是唯一正常的关系。

美在关系。

——狄德罗

只是这大千世界里的关系，因为有了人的存在，而未必都美。

岂不是吗？人一狂妄就“一览众山小”了，就变得心中无自然，目空一切起来，老子天下第一起来……略施斧斤，就将一些树木，禁锢在逼仄的花盆里，像裹女人的天足成三寸金莲一样，剥夺其自由生长的权力，承受摧残……其实，对于人，这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美，与爱、良心和尊重，本应水乳交融。

人与盆景的如此关系，不已构成悖谬了吗？

人爱美，并没有什么过错。以美为目的行为本来也不应该产生什么丑。

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真是应验了“美是难的”这一句古希腊谚语了吧。

何况若无人制造盆景，或让植物自然生长，就不会有盆景之美，不会产生由一棵树或一片石表现的无限的精神世界；人追寻美、爱美，却在制造病美，竟会弄出这“丑”，会“好心办坏事”而伤害树，换言之，欲美而这美，竟是病美，竟是大错，竟原来是丑啊！

据传龚自珍面对买回的三百盆病梅盆景，痛苦着甚至还可能是哭泣了三天后，便立誓“疗之，纵之，顺之”，尔后遂一解开捆缚病梅的棕绳，砸碎了全部花盆，而移栽全部病梅于南山了……

然而，如此的做派正常吗？尽管如此是符合现代生态观的。

5

从树上爬下来直立行走后，这“人”，就在天天骄傲于“智慧”的同时，也日日迷误于“智慧”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果然是，人掌控的技术愈多，就愈迷幻入技术主义的阴云，愈陷落自己制造的病灶；表面看人是披着五彩朝暾在昂首阔步地进步，而从本质上看却是在一步步滑入落日的余光。

病盆景的“生长”过程，与人的异化或“人的病化”原来竟是同步的啊！

病盆景作为极端复杂的文化现象，突然就叫我想起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惯性。

惯性是一种自然属性，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属性，要命的是，这种自然属性也会衍化成人的“思想惯性”。对“病的艺术”——盆景的追求，不亦表现出惊人的思想惯性吗？

——左右惯性的其实还是、也只能是文化或者文化心理。

谁能估算出文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我还想起摩罗在《文化对人类本能的制约》中写的不同民族的男人对妻子私奔的不同反应。

爱斯基摩人多半会将诱惑妻子的男人杀死，以此捍卫丈夫的尊严。这种仇杀如果一时无法得手，迟至十年之后还会拉满弓弦。切依因纳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则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意思是我怎么会那么在乎一个女人的去留呢？他们不会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诱惑者提供一些财富作为赔偿就够了……他们是一个节欲的民族，并不在女人身上表现男性的尊严，所以不会为女人爆发深刻的仇恨和愤怒。

这个例证，我以为已足以说明病文化对人的左右了。

啊，盆景——受人异化的“艺术”，被强大的“人权”左右的“艺术”，被病文化扭曲的“艺术”……

今天，自然的衰败与人的异化速度正在同步加快。

盆景依然被一天天制造。

或许，人与盆景的问题，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唯有在人类消亡之后，才可能趋于和谐吧。

阿门，这地球村，难道不早就是一个硕大的病盆景了吗？

——你救得了盆景吗？

（《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12期）

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范玮丽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杨家屋外的二月兰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访小金丝胡同转眼已经一年有余。每个周三上午，我进门后右顾，便会看见坐在绛色沙发上的宪益先生，从正在阅读的报刊抬起头，笑眯眯地望着我。银丝般的白发把老人慈祥的笑脸衬托得无比灿烂，我心里感动着，也向老人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把自制的八宝粥交给护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无籽葡萄和十四岁的小女烤的香蕉麦芬或巧克力蛋糕摆在老人身边的茶几上。落座后，小薛必定给我递上一杯红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着录音笔，捧着笔记本，同宪益先生一问一答地对话。虽然是随意聊，但我会注意尽量不提杨烨。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病，我不忍触及。

我问，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我无语。

望着老人噙着泪花的双眼，我触摸到的岂止是后悔。

故事始于一个善意的预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郑重宣布，她爱上了一个中国同学，准备毕业后同他一起回中国，在那里结婚安家。母亲又惊又恐，极力反对。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亲，深谙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亲眼目睹了许多跨国婚姻的失败。她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扼杀女儿的跨国之恋于蓓蕾。

“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母亲耐心劝导着刚满二十岁的女儿，“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母亲断言，“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母亲以过来人的姿态预示这段异国姻缘的将来。母亲认为女儿少不更事，女儿则认为母亲观念陈旧，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母女俩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乃迭暗自下定决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龄；届时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九四○年初始，刚刚步入二十一岁的乃迭独自做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她同中国男友杨宪益订婚了。

他们后来的婚姻远远超出了母亲预言的四年。事实上，他们的异国姻缘持续了整整一生，尽管他们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种种障碍与困境。

一九四○年的夏天，欧洲战火纷飞，中国也备受日军铁蹄蹂躏。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出发，乘俄罗斯女皇号邮轮，取道加拿大回国。

她带着儿时对北京童话般的记忆和重归故里的兴奋，他怀着一颗对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双双情笃意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柏溪和贵阳，他们虽然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思想自由，谈古论今，撰文吟诗，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

一九四二年八月，宪益、乃迭离开英国整整两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烨。

虽然生于战争的动乱与困顿，杨烨却成长得聪明伶俐、阳光可爱，恰如其名。因为喜欢教父迈·萨利文[1] 寄来的美国玩具，“他强烈地向往美国，对任何美国的东西都有一股超乎寻常的崇拜，”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里如此描写杨烨。“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里的饼干、糖果偷出去送给小朋友。”杨烨那时仅只三岁，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已开始，生活的困顿与战争的动乱仍在继续。

三年后，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中把杨烨描绘成一个“小书虫”，吃饭都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极不善于交际”。六岁的小杨烨已经熟读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学。一天，他听到妈妈给三岁的妹妹讲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听出妈妈讲的跟自己书里读的不一样。“妈妈错了，不是那样的。”他打断妈妈，指出妈妈的错误。

杨烨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妈妈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妈妈不要来接我。”他有时会这样央求妈妈，“我不想让小朋友们都来看妈妈。”但有时他也会眨着大眼睛，不无骄傲地对妈妈说：“妈妈真漂亮！”

这个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儿是随着新中国一起长大的。

一九五二年，杨宪益、戴乃迭应邀加入了外文局，十岁的杨烨跟随父母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学校里，他表现出色，学习优异，很快戴上了红领巾，又戴上了两条杠。在五十六中和后来的五中，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现，他本应一满十五岁就被吸收入团的。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真正的考验是在一九六三年。

学业优异，踌躇满志的杨烨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更是无可挑剔，还是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他坚持不懈地在腿上绑着沙袋训练长跑，不仅是训练体力，更为了锻炼毅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杨烨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碍。

六月的北京燥热，杨烨的心情却像北京周边的樱桃园里晶莹剔透的果实一样期待着丰收。发榜的日子到了，杨烨既没有收到北大，也没有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杨烨懵了。该不会哪里出了差错？是不是张冠李戴了？他期待着也许几天后会收到另一通知，告诉他搞错了，北工大录取的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年轻人。然而他失望了，糊里糊涂地失望了。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杨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但并没有气馁。他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时时处处都要填写家庭出身的年代，杨烨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大三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积极投入了这场红色风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部油印机，为红卫兵组织印刷传单；还加入了学校广播站，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撰文组稿。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又气又急，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杨烨选择了妈妈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时候回家造反。他莫非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计划？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实际行动宣告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然而他又难以横眉冷对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对深爱着自己的妈妈。也许他想与其让别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自己终归会手下留情吧。我们只能猜测杨烨回家造反抄家的动机和矛盾心理，他的确在外文局来人的几句劝说下停止了行动。也许他以为自己的主动革命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分配。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愿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动要求去外省……我们当然会很想他，但他想离开生活舒适的首都，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我很支持他的这种动机和决心。”宪益、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的选择的支持。“尽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张把独子分配到远离父母的地方，我们不想干涉儿子认为正确的选择。”乃迭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有不少家长大闹”，但杨烨为父母的理解与支持骄傲。

他们推测杨烨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汉，因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业城市。但谁也没有料到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众人指手画脚、观望议论的对象。杨烨装作视而不见，尽量不去理会。但在一个没有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给妹妹杨炽，让她给寄些书籍来，不料却惹火烧身。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了包，寄走了。书籍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逼供、审讯自是当时流行的伎俩。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因为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师傅一起外出修电线，他爬到电线杆顶端作业，但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标语碍手碍脚，师傅在下面高喊：“杨烨，你把标语撕了，不然怎么干活？”杨烨便把电线周边的纸撕了。待他检修完毕，从电线杆上下来，才看清标语原来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多少人因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无意撕毁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而付出了惨重、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杨烨此举足以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大狱。他不仅害怕，甚至怀疑他的师傅是有意陷害。

尽管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杨烨的臆想、多疑却愈加厉害了。

一九七○年三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推向高潮。杨烨作为来自北京的昔日红卫兵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四月，四分五裂的杨家在分别四年之后终于团聚，虽然短暂，却幸福无比。乃迭在给姐姐希尔达[2] 的信中说：“在小妹炽经济上没有自立之前烨每月给妹妹寄生活费”；又说：“三个孩子原本就关系密切，这几年的困境使他们越发亲密了，尽管他们天各一方。”

乃迭出狱后给希尔达的书信大多是谈孩子们，毕竟作为母亲的她整整四年没见到孩子，也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五月，乃迭写道：“几天前收到烨的甜蜜来信。他在小县城、小工厂的工作经历对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了。作为那里唯一的技术员，他不得不解决各种问题。”但是乃迭也感到儿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失落或忧郁，“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点的企业，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机会使用他的外语知识。”没过多久，乃迭和宪益就发现了儿子精神异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乃迭给友人大卫·霍克斯[3] 信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文革’中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儿子能调回北京，他也许就不会太敏感多疑，情况会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儿子的心理状态仍然不够正常，但他还能工作，医生们说换了环境他就会好起来。”

在给另一位英国友人约翰·吉廷斯的信里，乃迭说杨烨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扑克，不听西方音乐（阿尔巴尼亚音乐除外），不看英文书，也拒绝往国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当然他工作不顺，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对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杨烨从七月开始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第三次他终于成功闯进大使馆，并拒绝离开。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当局对杨烨很宽容，对他进行再教育和治疗。他们说他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们不可以见他。”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局是如何对他“再教育和治疗”的？为什么不允许父母见他？人人都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

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儿子回家了，本应很快就回工厂工作，但他拒绝去上班，仍然坚持出国。”他们担心杨烨的心理状态，即使出去了也难以适应社会，想尽量打消他的古怪念头。“这是我们全家为之头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乃迭给友人的信里称杨烨是家里的主要问题，他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拒绝工作，一心想“回国”；他拒绝承认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拒绝与他们同桌吃饭。“他只讲英语，如果我同他说话时偶尔夹带中文，他便问‘你什么意思？’这实在令人头疼，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杨烨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十二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杨烨一路沉默。

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

取行李时，杨烨主动搬行李，装手推车，尽量不让妈妈动手。然后妈妈推车，儿子随后，走向出口。乃迭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乃迭回身介绍杨烨，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只身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我已经大败了！”乃迭一进门，就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姐姐说。

几个小时之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象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杀？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与杨烨匆匆见了一面。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乃迭回到北京后给霍克斯写信，大谈儿子：

我离开伦敦前见到了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不过他很想找一份工作，尽早自立，也有过几次工作机会。我想当他一旦意识到人人都必须按规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会拒绝出示证件了。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等。他也不惜去很远的地方访问他所认识的寥寥无几的朋友。他下决心一定要喜欢英国。他对英国的第一点批评是“这里外国人太多了”。他的根深蒂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会占上风，他对我的姐姐说，这里的许多电视节目都毫无意义，荒唐之极。这至少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

乃迭还在信中婉转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伦敦的女儿们是否愿意邀请大卫外出社交，她和姐姐希尔达都很希望大卫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年轻人。“当然大卫也不是个容易交往的人”，乃迭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全部经历一概否定并遮蔽起来，而对英国他又了解甚微。”

杨烨虽然有过几次工作机会，其中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比如翻译科技词汇或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但乃迭对儿子的康复仍然很有信心，她对朋友说，认识大卫的人都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习惯说中国人通常不用的“请”和“不用了，谢谢你”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觉得大卫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不再紧锁眉头了。

杨烨当然也在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妈家的后花园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绿，抽出新芽的月季丛中火红的郁金香和黄灿灿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剪碎的草尖嫩绿散发着阵阵清香，生机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杨烨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说快去、快去！

杨烨和朋友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篮球打得既投入，又开心；大汗淋漓之后是无可名状的轻松。

“你是哪里人呵？”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的，是他要全盘否定的。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选择了沉默。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一九七八年的圣诞节期间，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这当然正是杨烨的性格，希尔达也没有坚持杨烨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伦敦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家中寒气袭人，供暖的锅炉不知何故停止运行，杨烨似乎全然不觉。冰箱里只有几杯酸奶，尽管希尔达给杨烨留下了足够的钱让他自己采买食物。

希尔达请人修好锅炉，女孩子们去超市采买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一月五日是女孩子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们计划懒洋洋地放松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周六，她们要驱车返回学校驻地。早饭后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扑克，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想，待明天璐斯她们几个上路之后，就给乃迭写信，告诉她杨烨的进步。

冬日的阳光温暖宜人，青檬街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虽然顶着枯枝，但树下的一方方草坪绿意葱葱，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

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来的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截了当的NO来得更响亮。

“咱们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杨烨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然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

几分钟后，在楼下聊天的女人们听到噗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璐斯冲出房屋，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

“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烧毁了近一半的房间里找到一个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杨烨背着姨妈，在她节日外出时购买的；他没有在独处或与寡居的姨妈单独在家时自焚，正反映了杨烨思想的缜密——他在时间上的选择无疑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火灾。希尔达还在杨烨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一张戳满了洞的毛主席像；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八十八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著名诗歌《永不屈服》[4]（不可战胜/天下无敌）：

透过覆盖我的深夜

深不见底，笼罩一切的黑暗

我感激任何一个上帝

赐我不可征服的灵魂

在境遇无情的钳制下

我不畏缩，也不惊叫

面对命运一次次的猛击

我满头鲜血，但绝不低头

在这满是愤怒与泪水的世界外

恐怖的阴影仍在游荡

未来的日子充满威胁

但我毫不畏惧

我将穿过的那扇门不论有多窄

我将承受的责罚无论有多重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这最后一页有明显的折痕。莫非杨烨曾把这首诗折叠起来，揣在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我们不禁要问，曾经感受过如此永不屈服的激励，曾经如此坚定地向命运宣战，是什么让他最终无法承受生命？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有学习过诗歌，但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气质，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自我成就的诗人。

杨烨早就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一个从青年走向壮年的生命，曾经那样坚定不移地信仰，那样满腔热血地革命，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那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却不曾领略过一丝爱情，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曾施展他的过人才华，就这样瞬间化成灰烬。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的宪益和乃迭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又该向谁发问，我只听说，在乃迭已经失忆的晚年，她曾经仰天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

宪益和乃迭在朋友之间是出了名的“酒仙”。他们常常以酒代茶，款待朋友，或是西方朋友送的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或是土产的五粮液、二锅头。曾被一度称为杨氏沙龙的杨家常常是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谈艺吟诗，论古析今。自杨烨去世之后，乃迭饮酒便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儿子的悲剧在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

一九七九年夏，宪益、乃迭应英国汉学学会之邀，到英国利兹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前他们先去访问了希尔达。

午饭后，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

时值盛夏，宽阔敞亮的窗外是争奇斗艳的花园：近处的月季，深红、浅粉、米黄和桃色；开着串串淡紫花的俄罗斯鼠尾草在草坪的另一端轻盈摇曳；相距不远的两棵果树已结满了绿里泛红的苹果。乃迭站在窗前，轻声说，“如果在北京能有这样一个花园，该多好啊！”乃迭向来喜欢花木。在北京，她的“花园”仅限于屋后房前紧贴墙根的一长溜土地。乃迭推开纱门，手持酒杯，沿着园中的青石板小路走到花园尽头；希尔达随后。乃迭俯身撩起一串鼠尾草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沉浸在淡淡的芳香之中。

“我……我真的以为……杨烨好多了……”希尔达试探着说道。

这是姐妹俩在杨烨去世后首次见面，希尔达心里装着杨烨。她们怎能避而不谈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杨烨的房间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轻松的面孔此时异常严肃，“我们决定了不谈杨烨！”乃迭边说，边举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这个话题推出去。

从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面前提杨烨。

儿子的悲剧是否因为应验了母亲的预言而令乃迭无法面对？她是那样坚信自己的选择。虽历经种种困苦，包括四年牢狱，她不屈不挠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自己的爱情，但她的命运终归没能逃脱母亲的谶语。她责怪自己吗？她还能做得更好吗？她抱怨她所处的时代吗？她怪罪母亲的谶语吗？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说的痛苦和对儿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还是更强烈？她的晚年失忆又何尝不是痛苦重压下的生理反应？

九十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宪益、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

哦，丹尼男孩，风笛在呼唤，

从山巅到山谷。

夏日已去，万花凋败，

你必须走了，而我只能等待。

等到夏天重绿草地，

或山谷静裹银装，

你再回来，我会等候在此，

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阴雨里。

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爱着你。

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底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我不忍追问宪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个耳光的细节。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无法言说的苦楚；一个承载着同样痛苦的父亲，一个儒雅敦厚的丈夫，无奈之下打了酗酒的爱妻，从而留下难以释怀的悔恨；这个耳光足以让我们窥见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载的时代悲剧和巨大痛苦。

我曾经听希尔达谈到杨烨的手抄诗，赞叹杨烨的笔迹一丝不苟，几近印刷的艺术体。当我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杨烨的手抄诗时，我还是震撼了。透过那娟秀的笔迹，优美的诗句，泛黄的纸，尘封的页面，我看到一个伏案疾书的青年，触摸到一个备受煎熬的灵魂……我多想抚慰他受伤的心，多想告诉他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终会有一个载着阳光的白昼到来。然而，我们人生轨迹的交叉却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也许冥冥中有根看不见的线，把他的遗物，那些凝聚着他的憧憬和绝望的诗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知后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在时代和命运的重压下过早地熄灭了。

我叹息他的生不逢时；我感恩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感恩自己应当倍加珍惜的幸运。

二○一○清明节细雨纷飞之夜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杨宪益家人——杨敏如、杨苡、杨炽、希尔达、赵蘅等及大英图书馆（戴乃迭致亲友书信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大力协助。

注 释：

［1］Michael Sullivan（1916-），英国学者，艺术史学家，著有多本中国绘画及艺术史著作。1940-1946年曾在成都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

［2］戴乃迭的母亲已经在乃迭出狱前去世，临终前也未能得到有关女儿的任何信息。

［3］David Hawkes（1923-2009），英国汉学家、翻译家，当时正翻译《红楼梦》，题目译作《石头记》。

［4］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

（褚钰泉主编：《悦读MOOK》（第十七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6月版）

桥的翅膀——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铁 凝

今天的演讲是在规定的题目之下，题目是《桥梁与窗口》。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讲述在我心中和文学有关的桥。

一 山谷水槽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位汉堡大学的华人老教授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其中他写到了一座“桥”，留给我深刻印象。这位教授出身于中国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生在北京长在上海，之后又回到北京得到一份很优越的让人羡慕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一场大面积的政治运动中，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一夜之间突然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他被迫离开家庭、妻子和孩子，被迫去往偏远的西部青海省接受劳动改造。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很快就适应了种种艰苦，并和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为朋友。后来他在当地一家画报社做摄影记者，经常被派往深山区采访。有一晚他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山里迷了路，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要去的村子。他在山上乱走了半夜，黑暗中还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些不断增多的绿色光点，他遇见了狼群。他急中生智打开随身带的照相机闪光灯拼命冲着狼群闪烁，一边快步奔逃。当他暂时甩掉狼群时意外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桥。桥的对面竟然传来狗叫，有狗叫就有人家。他欣喜若狂地借着闪光灯向桥上照射，这才看清原来那不是桥，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段狭窄的大约三十多米长的木头水槽。他听见水槽里细微的流水声，水槽下面是幽黑的深谷。他无法知道那水槽能否承载他的重量，但他没有退路，他必须通过这水槽到达山对面，不如此，说不定他会被野兽吃掉。于是，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水槽，他骑在水槽上，一分一寸地向前挪着自己的身体，水槽在他的体重之下不断发出似要断裂的吱呀声，让他随时觉得他已死到临头。可他并没有停止挪动，他终于骑着水槽到达了“对岸”。他昏了过去，天亮时才被村人发现。村人惊讶地感慨他的勇敢不可思议，他却说他勇敢其实是因为吓坏了。

有时候勇敢并不一定从勇敢中产生，对没有退路的恐惧也能激发出人自身所未知的勇敢。

我想到了作家对文学的创造。成功和成名会使作家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而长久的安全感会让我们变得麻木和满足，使写作成为一种惯性。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敢于让自己将要“死”去。敢于恐惧，也敢于勇敢，我们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那逼迫你打破常规的桥，并乘着这“桥”的翅膀飞越绝境。

连接两座山的那段木头水槽当然不是人的合理的求生之桥，它也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在于唤醒并激活人心深处超越自己的强烈意识，它考验你想要到达目的地的坚决程度。也因此，它作为桥的目的已经达到。

二 库尔贝和巴尔蒂斯

《为死者化妆》是法国画家库尔贝（一八一九-一八七七）的一张油画作品，并不是库尔贝最有名的画。这张画与那些能够鲜明表现他风格的名作，在气质上也有些疏离。但是，当我看见这幅画时，我有两个吃惊：第一，我为库尔贝多样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巨大才华而吃惊；其次，我毫不犹豫地想起在他一百多年之后的巴尔蒂斯。

如果我们把巴尔蒂斯的《猫照镜》、《玩牌》、《凭窗少女》、《三姐妹》，甚至《凯西的梳妆》和库尔贝这张《为死者化妆》摆在一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使巴尔蒂斯确立风格和审美取向的最重要的资源，来自库尔贝；在绘画的内在精神上与之最能沟通的，是库尔贝。

我以为《为死者化妆》是库尔贝最具现代意识的写实作品，他在此画中对人类精神深处那种似真似幻的悲剧气息的敏锐表现深化了他的写实。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扔下这种从形式到内涵都十分高级的创造不管了，而他晚年所热衷的风景以及动物都被他画得比较难看。

巴尔蒂斯一直坦言他喜欢库尔贝，可我仍然想不到他会这么赤裸裸地将库尔贝的作品“拿来”。从形式到人物动态的特点，乃至那些困惑与警觉兼而有之的面孔，巴尔蒂斯对他们的“拿来”可谓是“活生生”的。在《为死者化妆》里，库尔贝对法国人精神深处某种气质的不事张扬的刻画，他们那有些飘逸的忧愁，有些既在事件当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温和的但却无法消除的别扭……二十世纪的巴尔蒂斯将这一切发挥到极致（请原谅我在此用的这几个形容词，在法国同行面前这是危险的，幸好我只是就画论画）。巴尔蒂斯是一个成功的“剽窃者”，他用大师不经意的“下脚料”铸就起自己的辉煌，并使自己成为大师。至此，我在佩服智慧的巴尔蒂斯的同时，又有点替库尔贝惋惜：假如他循着《为死者化妆》发展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巴尔蒂斯了。然而历史不能假定。

美术史家是否同意我这外行人的品头论足，我并不知道。我的喜悦在于，在阅读和对比这两位大师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侦探”般的欲望。我甚至还想问，为什么当年库尔贝对《为死者化妆》这样的在气质上明显高出他的有些名画的作品，不那么看重甚至不再继续了呢？是他本人的判断有误，还是因为这《为死者化妆》也是他受到过先于他的某人的影响了，越继续那嫌疑就会越大呢？于是他果断地避开了。

重要的还在于，我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大师从他的前辈那里“借”到了通向自己的江河湖海的桥。是《为死者化妆》这座对库尔贝来说极不显眼的小桥，接通了巴尔蒂斯重要的未来。

我们也许并不发明桥，但我们至少应该具备发现那真正可能属于自己的桥的判断力。

三 京剧《乌盆记》和地方戏曲

我曾经听过一出传统京剧，名叫《乌盆记》，讲的是中国宋代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刘世昌的商人结账回家，行至一处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一个姓赵的人家。这家人见财起意，用酒毒死刘商人，将他的尸骨烧成灰又和在泥里制成乌盆——也就是黑色的尿盆。不久后乌盆被来赵家要账的人索去。一天夜里主人小便时乌盆突然开口说话，大意是说我其实是个人啊，请你不要往我身上撒尿。接着它向主人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主人听罢又惊又气，决心带着这个乌盆去县衙为它伸冤。他们历尽曲折，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凶手得到惩罚。从《乌盆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那极为先锋的一面，这里有骇人的想象力，依托着更加结实的民间根底，调侃、幽默和正义藏于其间。而真相往往并不在权贵的手里，真相更有可能就在凡俗的器物——比如一只尿盆那里。

我在最传统的东西里发现了最现代的，《乌盆记》算得上是古老，但在艺术上抵达更有活力的新大陆，说不定要借助的正是古老的旧桥。

一位已经谢世的老作家，曾经对我讲起一出地方小戏感动他的细节：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更无法当众相互表达爱慕之意，一位乐意促成他们爱情的长者便当起牵线搭桥的人。在舞台上，那一对男女四目相望人却不能靠近，这位长者的“搭桥法”是把那男人和女人无形的眼光像有形的丝线一样一束一束地收集起来，捏在手中将它们衔接，并以舞蹈的手势做着复杂而美妙的编织，好比织渔网，或者织毛线。

观众完全相信这舞台上的浪漫，并从这没有语言的编织里体会着那一男一女相互传递的意韵悠长的爱意。原来眼光也是可以编织成桥的，观众就踏着这情意绵绵的“桥”，走进了剧中人的心。

在我的故乡河北有一出地方戏名叫《借髢髻》（髢髻是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讲的是旧时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髢髻而发生的一场极其琐碎的对话。一个名叫小四姐的妇女进城赶集，去邻居王嫂家想借她的髢髻打扮自己。王嫂很不愿意把髢髻借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着那不借的理由。她由远及近，从出生、长大到结婚生孩子，从做饭、砍柴、打草、喂猪、纺棉花、拾麦到伺候一家老小，到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再到婆媳纠葛、亲戚恩怨。甚至某日她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鸡，一定是某人所偷，又一个某日她好不容易将一车柴禾拉回家，被一场暴雨淋湿了，害得她点不着柴烧不熟饭……女人过日子容易吗？日子苦啊要精打细算啊，精打细算就顾不了自己，多少年我都没给自己做过新鞋新衣……整出戏快要完结时王嫂才绕到这出戏的关键词：那个髦髻。于是又是大段的叙说。说到买这个髢髻的过程，多么舍不得买多么舍不得用，再拐到丈夫的朋友尽是在河边拉纤的，苏州杭州通州扬州，人托人好不容易从苏杭二州给她买回了花髢髻。她是藏在柜里怕老鼠咬了，放在枕头边怕睡觉压了……总之小四姐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还真好意思借走不成？小四姐真就不好意思再说借了，再说借差不多已经关乎王嫂的身家性命了。就在小四姐已经想要放弃时，王嫂却又不忍心不借了，最终她决定把髢髻借给小四姐。接着又是一大段对她的嘱咐，嘱咐她应该怎样爱惜这个髦髻：遇到风时当怎样，遇到雨时当怎样，赶集路上穿过枣树林，你骑着驴当怎样才能不让枣枝钩挂了我那髢髻……

一出小戏，两个女人，无穷无尽的琐碎和絮叨。只因这琐碎和絮叨蕴含了日常生活可以触摸的质地，观众听来竟不觉厌烦。我常常感叹这琐碎的精彩和鲜活，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女人是这样说话的。

我从《借髢髻》发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她在这长长的桥上，淋漓尽致地铺陈着内心。她那大段的叙述与其说是告诉小四姐不借髢髻是多么有理，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不借感到不安。话越多，其实不安就越多。她的小气便不那么简陋，她的善良也不那么单调。当现代人越来越少直接面对面说话时，说话对于现代人越来越困难时，是这生于民间的小戏为我搭起说话之桥。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髢髻》成为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确并不发明桥，但我们需要发现桥，如同作家并不发明语言，但文学应当使用语言创造美、思想和形象。

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

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会站在美丽的法兰西，就因为有对桥的渴望，有对诱人的目的地的期待。

谢谢大家。

（《散文选刊》2010年第7期）

1985年的洛丽塔

塞 壬

母亲说她要生弟弟了，这个暑假就让我去姨妈家过。她要生个弟弟的事，事先并没有跟我商量，要知道，我已经十一岁了。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是在说，我在家会妨碍你生弟弟吗？她看懂了，用手指爬梳着我的头发，我犟了一下。母亲似乎因为生了弟弟后可能会怠慢我一些，她提前表现得有些愧疚，这并没有让我高兴。我有一双跟她一样的大眼睛，只要一难过，眼睛里就含着雾，我听见她虚弱地叹了口气说，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父亲用自行车把我载到姨妈家。我在家里过暑假会三天两头地受伤，我不穿褂子和鞋，光着上身打着赤脚到处野，芭茅的长叶子一定会割破我几次手指，下水摘莲子，腿肚和膝盖被荷叶梗上的刺划得伤痕累累，爬树，肚子会被树皮刮红，至于小脚板，母亲经常给我挑扎进去的刺啊玻璃锋啊之类的东西，她总是责备我，或者说，我做不到让母亲满意。姨妈住在市里，她那个地方的小姑娘都不兴打赤膊的，她们全都穿塑料凉鞋，这真让我难受，好像四肢被捆绑住了一样，这感觉就好像是，大脑里一根主轴突然被控制住了。在以后的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既可怕又熟悉，我时常觉得我的生活捏在别人手里。那天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屁股后面，一个人伤心着，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到了姨妈家，这个大个子男人把我揽在怀里，箍紧，用了三下力，我眼睛里的雾还未散去，没有掉眼泪，他也是知道我很委屈的。我不抗拒，但我要准确地把这难受传递给他们。把我送到姨妈家，是母亲的意思，我隐约觉得，母亲排斥我。想到这里，胳膊一阵锐痛，母亲总是偷偷地掐我，掐的时候，她似乎还龇了一下牙：你个小骚包。

姨妈是读了书的，嫁了个城市人。她是中学的声乐老师，盘着头发，穿高领带弹力的针织衫，脖颈到胸有一个美妙的弧度。我老是觉得，从她喉管里发出的歌声，是经过这个弧度弹出来的，我还觉得姨妈全身都充满弹性，柔软而多汁。我的表姐莹莹大我两岁，也就是十三岁吧，这个暑假她完成了小考，就要成为中学生了。小的时候，姨夫报算术题考我们口算，我总是比她快。背书、做智力填空她都不行。她比我蠢，大人们都有共识，她是温和的，像大部分不聪明的女孩子一样，长着一个敦厚的下巴，目光略略拙滞，嘴唇老是微微张开着，仿佛期待着什么，却显出一股迟钝来。她只好总让着我，而我是不叫她姐姐的。我的姨夫在武汉工作，印象中，他很久很久才回来一趟。

我住进了楼房，没有湖，没有田野，没有成片成片的树林，天空也被切断了，我关进方格型的笼子里，还穿着泡泡袖的连衣裙。姨妈很喜欢我，管我叫儿，她至今还跟人家说我的一个笑话，她说啊，是哪一年，她带着我和莹莹去动物园，末了，我赖着不肯走，我要求带走一只小猴子。我在那里哭啊，嚷着要猴子。最后，姨妈说送给我一只兔子，我才答应回家。我还没来，她就安排我和莹莹参加暑期的书法培训班，还把我的作息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我的生活就被弄成一截一截的了，而且空间不停地置换，去这里去那里，楼房，竖的，节节向上的空间，一格一格的，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格。精确，残酷，窒息，它限制着释放和舒展。这跟乡村的生活完全不同，广袤的大地，无限铺展，湖和田野、村庄、树林没有明显的界定，甚至跟天空都是相连贯的，我可以舒展开胳膊腿，不去计较时间和空间，盛夏，乡村弥漫着浓郁的植株草叶的气息，它们旺盛地吐纳，绿得快要破了，傍晚时，太阳熄落，殷紫的洗澡花成片成片地开放，像个小喇叭吹出甜腻的腐香，要是拿罐子封存起来，大概可以拿去酿酒吧，要醉倒人的。城市，控制我的是天性的某一部分。只是那个时候，我无法总结。

我的表姐莹莹比我高出一个头了，我们俩睡一个房间。一见面，小姐俩就粘在一起了，她乐于给我梳头，送给我好看的塑料发卡。我明显感觉到，她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潜在的，复杂的，我无法说清，只是感觉她有了灵性，被唤醒般的灵性，有神采了。她依然温和，不跟我争什么，但是，骨子里她是拧的，未必温顺。感觉像是，一个曾经透明的容器混加进去了不可知的物质，它现在混浊，不再透明，也难以捉摸。而这不可知的东西，像有体积的实物，我真切感受到它存在，它实有。姐姐说，祝贺你今年又考得好。同时她居然轻蔑地说了这样一句，考得好也未必有用。我很惊讶，追问为什么，她就不再说了，只是笑，那笑，很有内容。她忽然有了明艳的脸，凹凸的小身体，扎眼的小乳房和陷下去的腰，它时刻都在准备扭动。那濡湿的唇，总是张开着，她的汗液，散发着令我陌生的气息，一种掺了特殊物质的气息，它让紧贴发肤的爽身粉变酸，发酵，然后再变甜，淡淡的，若有若无的，从她腋下，颈窝处散发出来。这气味跟姨妈的完全不同，姨妈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复杂气息，她充满弹性的身体像一个浆果，快要坏掉了。她的毛孔里不断往外散发气息，熏人，带着强烈的生殖信息。那微微的腐香，腥，很好闻，它们藏在她的乳沟里，和下身的某个部位。她总是说她阴火太重，一杯接一杯地喝菊花茶。而我的母亲，她是乡村卫生所的护士，全身都是药水的气味，那气味太寒冷了，把我和她隔离，使我无法真正贴近她。我并不熟悉母亲肉体的气息，三岁，她就让我一个人睡在那个黑暗的小房子里，我经常哭了很久，才看见父亲走进来抚慰我。所有这些气息，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像我在乡村感受到大地蒸腾出的浓郁的气息一样，是那样自然。可是我没有气味，没有识别系统。我没有立场，没有态度，甚至没有性别，可男可女，我的身体，依然是女童那样的扁平和瘦小。我明显感觉到姐姐跟我不同了，这个不同，不在于她长高了，全身都湿漉漉的，似乎还发着光，有着女人的性别气息。而在于，她的眼睛有了更多的内容，那是一对安静地、清晰地、不贪婪地看世界的大眼睛，并且，它还发出这样的信息，它处于正确的位置、唯一的位置的感觉。至于清晰，那仿佛是了解某种真相后的清晰，不奇不怪的。但是，我肯定她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可我还没够着。

书法课非常枯燥，光是一个横，就要写上一天。上午，莹莹带着我坐公交去文化宫上课，中午，我们冒着酷暑回来吃午饭。有时课是下午的，逢到下午的课，一般下课较早，莹莹就拉着我去玩，我们不急于回家。这偷来的兴奋，我们从心里长出翅膀来。我们穿过钢厂的围墙，沿着铁轨一直走到居民区后面的大山脚下，我一路飞跑着，她喘着气跟在我后面，这路都是青石板铺的，光亮亮的，塑料凉鞋踩在上面，啪啪啪地脆响，我用力去踏响它，再用力踏。一回到野外，我就有力气了。莹莹喊着我，我看见太阳慢慢往下坠，晚霞在远处把山峰烧着了，她跟上来，风就吹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脸都飞了金。这时，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人，他站在半山岔路口的平地上，支了个架子，好像是在那里画画。姐姐拉着我走近了那个人。那个人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光景，浓眉，目光精亮，有准确的捕捉能力，他的五官都很大，陡峭的额头，脸颊线条很硬，往下，伸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下巴。我注意到，他粗壮的胳膊一用力就突显蚯蚓般的静脉血管，他穿着短袖白T恤和及膝的工装大短裤，我和姐姐凑过去想看看他画了什么。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我看见他脸上布满青色的胡楂。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尽管我是个孩子，但还是感受到了。

是一块白色的画布，他似乎画了下面的居民房和钢厂远处的烟囱，但是用色很可怕，天空是血红色的，近处的树都变形了，蓝黑的枝条伸出来，最后细到虚无，成片的居民房似乎在蓝黑的阴影下沉睡。这沉睡更像是集体的沉默，没有声息，但透出不安来。几个黑烟囱孤独地立着，像醒着的眼睛，在树和居民房的留白处，渐渐远处的时光，透出橙红的亮色。我不喜欢这画的用色，直接的感觉是害怕，觉得有魔性，有蠢蠢欲动的东西藏在里面。同时这个人，也让我有了畏惧感，他身上有不可知的力量。我姐姐莹莹问道，你是画家吗？那个人看着我们笑着说，算是吧。我突然脱口而出说，你这画让我感到很害怕。

那个人将目光聚定落到我身上，显然他对我的话有了兴趣，他问，你为什么感到害怕？我说，是这颜色，这颜色让我害怕，还有，这画里藏着让人害怕的东西。他好像很满意我的回答，结实地看了我一眼，那是在说，你眼光还不错。他说，这画画了很久，他经常在傍晚来这里看，一看就是几小时。我说，一动不动地看吗？他说，是啊，为了保存记忆，或者修复记忆，我怕以后来看就记不起现在的样子。他说这样的话，我和姐姐都不太懂了。我为能跟一个画家说上话，并得到他的激赏感到得意，这是姐姐做不到的。但是，他的眼睛似乎慢慢对姐姐很有兴趣，在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后，我们了解到，他是钢厂的画家，他从包里拿出一些素描像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物，还有一些露着乳房的女人像。画家看着我姐姐说，他很想为她画一张像。他说，我姐姐莹莹有一种骨朵般、正在鼓胀着的美，为了让我们听明白他想表达的美，他做着花朵一样的手势，他甚至为某个词在用力，他在为他的表达用力，他说，是动感的，是开放前的饱满，一个临界点，没有冲破。我似乎听明白了他要说的，我呆呆看着姐姐，她有点难以相信似的，从小，她很少得到赞美吧，姐姐的脸在发着红光，写着浓浓的醉意，满眼盛着蜜，她一定是甜到心里去了。我心里一阵悸痛，并迅速掠过全身，犹如电击了一般，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是那样孤单那样难受，我觉得我快站不稳了，我的聪明，我对那幅画不同寻常的感受力，全都没有用，没有用，它们被姐姐的美击败了。这将成为我的第一个秘密。我听见我跟姐姐说，我想回去了，我要回去。我姐姐莹莹说了句让我极为意外的话，她说，家是不能乱回的，要恰到好处地回，但她看看天色，说，好吧，我们回去。同时，她答应，明天过来让画家画她。

晚上，我和姐姐都难以睡着，因为白天发生的那件事。我被莫名的忌妒折磨，而她，是捂不住的激动。我们都坐起来，开着床头的暗灯，在这样的灯光下，披着头发的莹莹很美，她的脸光洁得像传说中神奇的蛋，嘴唇濡湿，发着光，目光温柔。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什么样的女人才美，这个美有什么标准。眼前的莹莹，我并不清楚她是否符合美的标准，但在心里，我就觉得她美极了。姐姐浑然不觉我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突然跟我说，红，你知道女人为什么会生孩子吗？我疑惑地说，女人长大了不就会生了吗？她摇摇头，用手指点着我的脸蛋说，女人要跟男人做那个丑事才能生孩子。然后，她对着我的耳朵，用我们湖北黄石方言，把那个丑事说了出来。就是我们平常骂人的那句脏话，我一听就明白了。此前，关于男人女人的某些器官，关于父亲母亲之间长期让我疑窦丛生的某些细节，一下子让我拨云见日，我没有怀疑，在瞬间就意识到它的正确性。真让人绝望，那件事，太丑陋了，太脏了。在乡村，我无数次看到猪、狗、蛇及昆虫们的交合，我们经常恶作剧地将正在交合的狗强行拉开。它让我看到两个最丑陋的器官真切地插入，暗红的肉色，黏乎乎的，似乎还滴着不明液体。那可笑的姿势，愚蠢的表情，要是换成人，我难以想象，真让人绝望。而现在，我知道了，人一样也要做这件丑陋的事情。我感到大脑中，有一个隐秘的帘子被拉开了，关于人的一个最大的秘密，我现在知道了，对于一个才十一岁的女孩来说，那一瞬间真让我幻灭。这秘密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公开地藏着，他们全都心照不宣。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心里那样绝望呢？那样悲伤地绝望并害怕长大？我不想让姐姐看到我有什么异样的看法，怕她耻笑我无知。我只能顺理成章地接受我被告知的一切。我明白了，有些东西，只能是一个人承担的。随着慢慢长大，要一个人承担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一下子明白了，莹莹姐姐为什么跟我不同。原来她是帘子外的人，是开了眼的，知晓了人事。而我在混沌中。姐姐继续跟我说，男人最喜欢这个事了，女人可以通过这个事，得到各种好处。然后，我听见她得意地说，女人是有优势的。这话我现在听来，就很好理解了，我问姐姐，你打算用这个得到各种好处吗？姐姐一听就恼了，用拳头打了我一下，你坏死了。她看着我，定定地看着我的脸说，我们红长大了会是一个小美人的。她邪邪地笑着，让男人喜欢的小美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并被这梦吓着惊醒了，莹莹问我做了什么梦，我没有告诉她。我梦见在一个魔幻的山脚，血红色的天，蓝黑的树林，吹很大的风，那个画家说要画我，我看见他的眼睛变绿了，我感到害怕，很害怕，我就拼命逃跑，我一边逃跑，一边感受到我正在往深渊陷落，一直往下落。我一路喊着姐姐，姐姐啊，我长期隐藏着瞧不起她的心态，她多蠢啊，没有叫过她一声姐姐。我是那样害怕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那样渴望跟一个人贴近，绑在一起。可是，我连母亲都贴近不了，现在她要生弟弟了，我只能跟她越来越远，我够不着她，只能一个人逃命。我知道，太多的事，我将一个人面对，我够不着任何人。

又是下午课后，莹莹说要去山里。那个画家说要画她。但是我不想去，我没有告诉她原因。我要回家。莹莹不让我回家，她拿出三毛钱零钱交给我说，前面巷子有个连环画的小摊子，我可以去看几本书再回家。我拿了钱恹恹地走了。她调过头来继续叮嘱我说，不要太早回家，被妈妈关在屋里做作业会闷死的。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用手搅着口袋里的零钱，我拿起一个五分的硬币，扔向口袋，它撞响了另外几个，发出清脆的声音，那样孤单。我没地方可去，最后，我决定回家。

开了门，我忽然听到姨妈房间有响动，心里很疑惑。姨妈好像在哭。我绕到洗手间，那儿的窗户是对着她的房间的。我一辈子也不愿意回忆起那个景象。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苹果在耸动，这是姨妈肥硕多汁的白苹果，它正对着我，对着我的还有一双男人的脚，仿佛是它在抖动上面的白苹果。它们没法看见我。我听见姨妈随着耸动在嘤嘤地哭着，我知道这是件什么事，也知道我必须离开。我轻轻地溜出来，锁上门，锁键“嗒”地一声套进栓洞里，这冰冷干脆的声音，一下子把巨大的寂静扔给了我，我心里空荡荡的，绝望的感觉再次涌上来，她们都有自己热衷的事要做，她们全都有让男人们喜欢的肉体，她们美着。而我，门门考一百分有什么用，过目不忘有什么用，我身上没有让男人感兴趣的那种美。我的姐姐去会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我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男人所怀有的不轨企图，他像猎人那样，闻到我姐姐肉体鲜嫩的气味；而我的姨妈根本听不见我回家弄出的声响，她听不见，她沉迷在那快速的耸动中。我被这世界抛弃了，被人冷落。我想起很小的时候一个人睡的那间黑暗的小房间，我害怕一个人睡，我使劲哭啊，巴望母亲能走进来，把我抱进她跟父亲一起睡的那张温暖的大床上。可是她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现在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妨碍她什么了，一定是这样。不仅如此，我还感觉到，她制止我跟父亲亲近，她是故意的。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走进弄堂，那儿的风很大，我的连衣裙后角被风扬起，我找到了那个连环画的小摊。

莹莹姐姐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她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所经历的这些秘密，她都先于我知道。然而，这感觉我们是无法替代的。她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独自承担着她自己的秘密和孤独。她也有我所不知道的害怕和畏惧，但是，我们谁都没法替代谁的。我们要这样慢慢长大。吞咽着所有秘密，并要学着做好一个毫不知情的人。那天晚上，姨妈炖的是排骨海带汤，她说让我多喝点，说是去火。我是唯一没有火的人，但我埋头喝得最多。在床上，莹莹跟我说他们见面的情况，因为了解了女人优势的论调后，我不再忌妒她，因为，我终究也会长成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以后也一样会拥有。但是，我对她的热情很反感，既然她都知道了男女之间的那点秘密，器官之间相互吸引的那点秘密，那她就应该对这样的会面持谨慎态度。我再次涌起对她的蔑视，她仅仅只想获得心理的虚荣满足，而代价是……莹莹太可怜了。我在这样想的一秒钟后就后悔了，我看着她的脸，她是那样寂寞。比我更甚。她跟她母亲的隔阂，其程度一定不会亚于我跟我母亲的，我感受到了。她偷走她母亲的口红，并扔掉了它；她用力扯着姨妈的奶罩，嘴里嘟哝着什么，然后又拿到自己胸前比划。她们相互欺骗，闪躲。面上好得很。她的父亲，我的姨父，对这个人，我一直模糊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相处得少。我问，你喜欢那个画家了吧，她告诉我，她不会那么快喜欢这个画家的，那样很快就会玩完了，她知道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她在享受她的优势。我的姐姐，她面对的人生，比我复杂得多。但她藏着她的脆弱。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个叔叔，莹莹木木地喊了声于叔叔。我抬头看着这个男人，他长着斯文的长条脸，戴着眼镜，衣着干净，样子不招人讨厌。姨妈很不高兴，她说你于叔叔又给你买了很多东西，还不快谢谢。我姐姐就说了声谢谢。饭桌上，那个男人对姐姐表现出令人陌生的热情，很别扭，莹莹看上去并不喜欢他。我知道，她用这个态度挑衅她的母亲。我像遵守某种礼仪那样，小心翼翼地不说什么。饭后，莹莹说带我去文化宫看演出。我愉快地答应了。坐在公交车上，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那个耸动的白苹果，我使劲地想挥走它，可是它总在我眼前耸动。我不知道，我的莹莹姐姐在想什么，我进入不了她，她的孤独。那个暑假可真长啊，我开始嚷着要回家，我将带着一身的秘密回家。可是我的姐姐苦苦挽留我，我是她唯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她需要这样的人。在那个暑假里，我跟她分享她交往的那个画家，她拿回了一幅画，绿色的背景很安静，我的姐姐对着这个世界睁着她那清晰的，安静的，不贪婪的大眼睛，这一点，这个画家把握得很准，黑色的头发披在肩上，起到画面的镇定效果。它压住了绿色的底。但是，他对皮肤的用色太大胆了，一种近乎燃烧的橙红色，胀着她那圆润的身体，仿佛马上就要破了，她鲜红的唇，仿佛因渴望接吻才那样红着，像滴血的樱桃。整个感觉透着画家的欲望，一个男人对女人肉体的那种渴望。如果我不清楚整个事件，我会说，透着对生命的热望。我的姐姐漫不经心地把画扔在一边，她悄悄地告诉我说，画家吻了她，见我诧异，她笑着说是额头。可是，我信还是不信，已经不重要了。不论是对她还是对我。

我盯着她看，这段时间，姐姐似乎更漂亮了，她的身体更加饱满，通透，丰盈，她的脸，近乎半透明，眼睛闪着清波，有时影沉沉的，里面像是躲藏着一个魔鬼。她不避嫌的当着我的面换月经纸，我看见她换下来的那张，白色的卫生纸被折成厚厚的一叠，那上面吸饱了鲜红的血，是那样触目惊心，只剩下两头那窄窄的白边，姐姐跟我说，她今年五月份就有了。我看见她拿出干净的白卫生纸，用纤纤手指将它叠成一张厚厚的长条，那动作轻巧极了，然后她还抹平了一下，把它夹在橡皮月经带的两头，戴好，提上内裤，再把裙子放下来。她从容地做好这一切后，朝我笑了笑说，红，学会没有？我装着不太在意，我忽然想起了母亲，虽然她从未让我看见她操作的这一切，但是，农村的旱厕，还是让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女孩子来了月经，就是个大人了。母亲每个月换下的卫生纸，全部都扔进了厕所，那东西多脏啊，难以驱逐的腥臭，它来自女人的身体，来自我母亲，我不能再去想象。可是，我现在看着我姐姐的，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脏。我对长期以来，在我心里很抽象、很模糊的事情被具象化，感到异常平静，仿佛我早就熟知了它们，我仔细地看着姐姐的操作，没有多问一句话，我明白了，有些事，我要不露声色地学会。两年后，当母亲发现我无师自通地解决这一切时，她一定发现，她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还有谁也跟我一样，这样孤独地长大。

姐姐变得满面春风，姨妈毫无知觉，她和于叔叔多忙啊，她跟我母亲一样，对我的变化反应非常迟钝。莹莹开始要求姨妈给她买漂亮的无袖紧身连衣裙，姨妈把钱给了她，让她自己去商场里挑。姐姐还偷偷地买了口红，挑选了那种半高跟的皮凉鞋，紧身连衣裙裹在她日益成熟的身体上，她看上去，说有十五六岁也是可以的吧。但是我却担心姐姐，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我非常害怕她跟那个画家发生那件丑事，如果那样的话，我姐姐就变坏了，我不能让我姐姐变坏。我制止她去见他。可是，在我心里，我实际上已认定莹莹姐姐跟那个画家已发生了那件事，为什么会这样认定，我无法说清。我依稀感觉到，莹莹姐姐虽然对我坦白了很多心事，她一定清楚，我对她跟画家最根本的那件事一定充满好奇，那是一件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她支支吾吾的，我不愿意直接问，也是害怕她说出了我心里认定的真相。一天晚上，莹莹告诉我，她不再去见画家了。我吃惊地问，你们分手了吗？她点点头，我看见她没有一丝悲伤，依然是一脸的兴奋，她在镜子前转着身子，哼着歌，漂亮的连衣裙摆鼓成一个大灯笼。我越来越不懂我姐姐了。

姐姐懂得那件事可以为她换来各种好处，这是多么可怕啊，不，女人们都懂，包括姨妈和我母亲。姨妈背叛了姨夫，我看见了。母亲，她一下子成为我质疑的对象，我开始梳理过往的蛛丝马迹，母亲越来越可疑，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某些细节慢慢被我放大，我越来越倾向于母亲跟卫生所的一个叔叔有着说不清的事情，这感觉折磨着我，我急需母亲出来澄清这一切，母亲对那个叔叔所绽放的笑容，好像是从她心里自己绽放出来的一样，是那样充满着幸福，她每天搽着紫罗兰粉底出门，穿乔其纱连衣裙，跟那个叔叔说话，声音轻得像春天的风一样，好像在呵护一个瓷器。我努力搜寻着，母亲是否对父亲有过这样的笑脸，啊，应该是有的，她跟父亲欢愉，完全感受不到我存在，太可耻了，我想起一次次地，一次次地在黑夜猛敲他们的房门，我要跟他们睡在一起，可是母亲她掐我，她背着父亲偷偷地掐我，锐痛，记忆中永远的锐痛。母亲跟那个叔叔在一间屋子上班，他们长期待在一间屋子里，有时白天，有时黑夜，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姐姐不可信了，她言辞变得闪烁，我不能告诉她，我在想什么。可是我，是多么想跟一个人说出这一切啊，我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我必须要具备消化秘密的能力，多少年后，我找到了途径，用文字来实现表达，并且事先，我还虚拟出一个人作为听众，我所写出的所有文字，是让他一个人看的，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男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相信女人了。他耐心地听我说很多胡话，我的寂寞，我的歇斯底里，还有那些疼痛的点点滴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对应物，我不能对着虚无表达。

我猛然察觉到姐姐跟于叔叔热乎起来，我被这发现吓了一跳。莹莹疯了。我当然不可能单纯地认为她开始接受于叔叔跟姨妈的关系，我想，我也快疯了，我现在的想法总是径直朝着肮脏、邪恶的那头直奔而去，没有一丝怀疑。姐姐知道我看穿了她，她诡秘地跟我说，没什么的，只是想气气母亲。现在的莹莹能够老练地摆弄一个男人，她在那个画家身上，成功地找到了钥匙，并获得了成功，现在，她要用这把钥匙去试另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她的于叔叔，怎样抗拒一具鲜嫩的肉体呢？在沙发上看电视，姐姐假装累了，靠在于叔叔身上，慢慢地，姐姐坐在于叔叔大腿上，而她只穿着裙子，她是蓄意的，太坏了，她对他完全敞开，半分天真，半分邪恶，她把她热烈的气息喷到那个男人脸上，然后不怀好意地扭动身体。我可以看到的，仅限于此。她跟于叔叔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房间里，我在巷口看连环画，那样的下午多难挨啊，比一个世纪都长，还有什么比回避一对男女交欢，独自一人待着更寂寞的时刻呢？可是书上老是会出现那个耸动的白苹果，想象折磨着我，像虫子一样咬啮，我再次想起母亲，她身上的药水味，立即切断了我对她肉体的想象。十一岁，我开始觉得我活够了。我不知道应该跟姐姐说些什么，她比我更有主张，她的见识可以整个地覆盖我，我并不比她聪明。现在我已经成为她家一个多余的人，在一个晚餐的餐桌上，我说我想回家了，我很想念我的妈妈。姨妈说，多住些日子吧，你莹莹姐姐没有兄弟姐妹，太孤单了，你多陪陪她。我看了姐姐一眼，她没有抬头，她不需要我了。我只好跟姨妈说，我还是回去吧。

姐姐去送我，她跟我说，姓于的男人现在会离开她的妈妈，会彻底离开她家。我想那个男人一定在她家待不下去了，他已经惹出了大麻烦，逃离，是他最好的选择，而男人，最擅长的，就是逃离。我的姐姐用她的方式，达到了她的目的。“现在妈妈是我一个人的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家。”她笑笑，可是我的眼泪流下来。我和我姐姐，在这样的年纪里，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秘密，像毒瘤，让我们痛苦，我们要这样慢慢长大。残酷，在她最美好的年华里，光鲜的外表下，她藏着早被蛀空的心。我想，我也一样。

我的父母认为我变了，我装作天真地笑着问，哪里变了？他们说不出什么。我不再光着上身打着赤脚，还穿起了连衣裙，我不再在外面到处野，我开始认真地看各类书籍，练书法。我看上去，是一个多么听话、多么乖巧的好孩子啊，我依然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我依然处在混沌中。我的变，应该是指我的眼睛有了更多的内容。我的这个内容，应该比我姐姐的更加复杂。我要做到无视我的性别优势，这是我跟她的区别。当我长成了一个有美妙体形的少女，我更加珍藏着我所知晓的所有秘密。我隐隐觉得，母亲有些畏惧我，她在我的目光下，显得有些慌乱，有些闪躲。可是我，多么渴望跟她贴近，做一对心灵相通的母女。当我了解女人秘密的那一刻，我就无法对母亲怀有好意，我信不过她，这让我痛苦。我想靠近，但我们越走越远。有时母亲打扮停当要外出，让我看着弟弟。我会立刻警觉起来，我会珠连炮般地发问，你要去哪儿，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我要替我的父亲，不，是替我自己监督这个女人。我的母亲。

（《山花》2010年第5期）

一块土地

贾平凹

这是某某给我说的，他说，那块地并不大，总共十八亩二分五，他们习惯说是十八亩地。

十八亩地很平整，但北头窄，南头稍宽些，西边有一条水渠，水渠一拐，朝别的地方去了，拐弯处长了棵梧桐树。十八亩地里冬天种麦，夏天种苞谷，庄稼长得好不好，他那时太小，只有两岁吧，并不理会，他只关心着那棵梧桐树上会不会来凤凰。梧桐树是沙百村里最粗的树，树冠特别大，也特别圆，风一吹，就软和了，咕涌咕涌地动。人们都说，梧桐树上招凤凰，但他从来没见过凤凰，来的全是黑羽毛鸟，一落进去就不见了。

那时候，他的太爷还在，太爷鼻子以下都是胡子，没有嘴。他记得有一阵，太爷总是去十八亩地，从地北头走到地南头，再从地南头走到地北头，来回地走。太爷在地里走着就背了手，腿好像没有了膝盖，直戳戳往前迈一步，再迈一步，像是不会走路似的。从渠沿上走过的人说：啊，爷，你咋天天都量地哩？

太爷说：我有么！

那人说：那原本就是你的么。

太爷瞪了一眼。

太爷为什么要瞪人家，他不知道原因，后来是爷告诉了他。爷的爷初来乍到沙百村，这里还是一片狼牙刺滩，一家人起早贪黑硬是挖掉了狼牙刺，搬走了石头，才修出来了十八亩地。但在太爷三十岁的那一年，房子着了大火，把什么都烧成了灰，十八亩地就卖给了村里的马家，太爷还从此给马家吆马车。

太爷在用步子丈量着十八亩地，村子里正叮叮咣咣地敲锣鼓。锣鼓差不多都敲过十天半月了，还是敲，那是一套新置的响器，敲起来，他总以为要敲烂了，可就是敲不烂。

锣鼓敲到谁家，谁家就拿一条红被面来挂彩，快到他家时，太婆舍不得把红被面拿出来，记得太爷站在上房台阶上吃水烟，太爷每天丈量一遍十八亩地，回来都要吃水烟，说，你呀，你呀，新社会了么！

他那时不晓得什么是“社会”，“社会”又怎么是新的了。

太爷说，土地改革了呀！

太爷在十八亩地里种了麦子，麦子长势很好，风一吹，麦地里就旋了涡，风好像有双大脚，一直在那里跳舞。可是，麦子刚刚泛黄，眼看着都要搭镰了，太爷却死了。

太爷他没福。

沙百村的坟地都是在村东那个堆料浆石的高岗子上的，只有太爷的坟埋在梧桐树下。太爷临死前给太婆交代，这十八亩地是极力要求分回来的，宁愿一个人孤孤单单，一定要埋在十八亩地里。太婆与太爷一辈子意见不合，平日一个说要这样，另一个偏要那样，太婆说：啊，这一回听你的。就把太爷埋在了梧桐树下。

村里有人说，太婆真不该把太爷埋在十八亩地的，可能太爷知道太婆不顺听他的话，故意反说的，太爷哪里会舍得让坟占用十八亩地呢？他们就提起太爷的往事，说马家不仅在沙百村的土地多，在西安城里仍还有一个骡马店，太爷就每日从渭河码头上到城里的钟楼下，又从城里的钟楼下到渭河码头上吆马车拉客。冬季的夜里，拉完最后一趟马车，钟楼下就有个老妓女等太爷，太爷便给她买两碗热馄饨，她可以整夜把太爷的一双脚抱在怀里暖热。这老妓女就是他的太婆。但这话爷不让后辈人说，他爹不说，他也不说。

其实，太爷的事情，他记得并不多，记得深刻的还是他爷。爷对十八亩地，更是上心，种麦，种苞谷，也种豌豆和芝麻，地堰砌得又直又细，地里的土疙瘩都搕得碎碎的，更不能有一棵杂草。沙百村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爷有一次进城，沙百村离城有十里路，爷感觉要大便呀，就往回赶，须要把粪屙在十八亩地里，但终究没憋住，半路上屙了，却还屙在荷叶上提回来倒在地里。这笑话或许是编的，但他亲眼看过爷在吃土，那是一个秋后，十八亩地犁过种麦，麦苗还没出来，爷领着他在地里走，爷一直鼻孔张大地吸。他说，爷你吸啥哩？爷说，你没闻到土气香吗？他闻不出来，爷就从地上捏了一把土，捏着捏着，竟把一小撮塞在嘴里嚼起来了，吓了他一跳。

他说：爷，爷，你吃土哩？

爷说：吃哩。

他说：爷是蚯蚓。

爷嗬嗬嗬地笑了，说：蚯蚓？啊，蚯蚓，爷是蚯蚓。

后来，爷就当了村长。当了村长，爷就走方字步，而且每一次出门，都要披一件衣服，冬天里披的是棉袄，夏天里披的是褂子，在村道里走，人人见了都问候。爷怎样经管着村子，他不甚清楚，但在爷当村长的几年里，沙百村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在一年夏天，有个风水先生来到村里，看了沙百村地形，认为沙百村并没有什么出奇处呀，就见到爷，怀疑村长的祖坟是不是穴位好，爷带着就去了十八亩地。才走到水湾拐弯那儿，爷却让风水先生等一等，风水先生问为啥？爷说：一群孩子在地南头偷吃豌豆哩，咱突然去了会吓着他们。风水先生哦了一声，不再去看穴位，说：我明白了，全明白了。

是过了两年吧，村里又是敲锣打鼓，叮叮咣，叮叮咣，他还是操心着锣鼓要敲烂了，可锣鼓就是敲不烂。爷当然也是参加了锣鼓队，但敲完锣鼓回来，婆在问爷，咋又敲锣鼓哩？

爷说：社会又变呀。

婆经过土改，以为又要分地，说：村里不是地都分完了吗？

爷说：要收地呀。

这就是成立了人民公社，沙百村各家各户的土地都收了，十八亩地也收了，所有的土地都归于集体。

村子里架起了高音喇叭，喇叭是个大嘴，整天在说着人民公社好。但是爷不久就病了，爷的病先是眼睛黄，后来浑身黄，黄得像土，再就是肚子胀，汤米不进。沙百村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选队长，选的还是爷，爷已经领不了社员们去拔界石、扒地堰、平整大面积耕地了。睡倒了一个月，到了初秋，爷突然精神好些，要家里人搀着去十八亩地，家里人搀着他到梧桐树下，爷说：噢，芝麻开花了。头一歪，在爹的怀里咽了气。

爷死后没有埋在十八亩地，因为十八亩地已经不是属于他家的地，爷埋在了村东堆料浆石的高岗子上。太爷的坟堆也平了，清明节去祭奠，只在梧桐树下烧纸。

十八亩地里再不可能还种豌豆和芝麻了，它是村里最好的三块地之一，秋季全种了苞谷。苞谷秆上结了棒子，像牛的犄角，他总感觉十八亩地里是摆了牛阵，牛随时就会呼啸着跑了出来。

那些年里，吃粮吃菜连同烧锅的柴禾都由生产队按工分的多少来分的，人开始肚子吃不饱饭，猪也瘦得长了一身的红毛。沙百村的人几乎都成了贼，想着法儿偷地里的庄稼，他也就钻到十八亩地里捋套种在苞谷里的黄豆叶子。捋黄豆叶子时连黄豆荚一块捋，拿回家猪吃叶子，人煮了豆荚吃。他是先后去捋过三次，第四次让队长发现了，队长夺了笼筐，当场就用脚踩扁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原本是我家……

队长说：你说啥？你再说！

队长搧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没敢再说。

他回到家里把挨打的事说给爹，爹却正把那套锣鼓往他家的土楼上放，他以为又要敲锣鼓了，爹告诉他，这套锣鼓一直在常三爷家，常三爷年纪大了，常三爷的儿子老谋着要把锣当烂铜烂铁卖了去，买黑市粮呀，常三爷就让爹存到他家的。

这锣鼓从此就放在他家的土楼上，再也没有敲过。有一年，村里有个叫朱能的人来他家借小米，他家没有秤，也没有升子，朱能说你家不是放了锣吗，给我量上一锣。他爹从土楼上取锣。锣里竟然有一窝新生的老鼠。用锣量了一锣小米，朱能却是把那一锣小米做了干饭，一顿吃了。

朱能坏了村子的名誉，周围生产队的人都在嘲笑，笑沙百村的人是饿死鬼托生的。

在他七岁的那年，娘得了一种病，就是腰越来越重，好像她背上老压着个大沙袋似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天了。爹把他寄养在了城里的姑家，就在那里上学，村里的事自那以后他便知道得少了。只晓得爹在后来像太爷年轻时一样，吆起了马车。但爹吆马车不是去拉客，爹是到城里拉粪车。每个星期六，爹都要来姑家的那个大杂院收粪水，辕杆上就吊一个麻袋，里边装着红薯，或者是白菜和葱，放到姑家了，便在厕所里淘粪，然后一桶桶挖出去倒在马车上的木罐里。那匹老马很乖，站着一动不动，无论头是朝东还是朝西，尾巴老是朝下。淘完了粪，爹是不在姑家吃饭的，带着他回到沙百村过星期天，他便坐在辕杆上。

他是每个星期六都坐粪车的，一直坐到了中学毕业。

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比如，他娘死了，他爹摔断过腿，头发一根一根全白了，他又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再在一家报社工作。

后来他再一次回到沙百村，要把辞退工作准备经商的想法说给爹，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他家的院子里涌了好多人。这些人从土楼上往下取锣鼓，鼓是皮松了，重新拉紧钉好，而锣也锈了几处，敲起来还是震耳欲聋。他那时真笨，以为他们要闹社火，还纳闷着沙百村从来就没有闹过社火呀。

院子人说：征地啦，征地啦！

他说：土地又改革呀？

院子人说：你还是城里人哩，你不知道征地？

他当然知道征地，好多城中村都征地盖房了，可他哪里能想到，沙百村距城这么远的，怎么就征到了这里的地！

沙百村的锣鼓叮叮咣咣地敲动着，沙百村果真是被征了地，不仅是征了耕地，连村子都被征了。因为沙百村西边的三个村子原是唐代的皇家公园旧址，现在要恢复重建，周围十几个村子都得搬迁。

那个晚上，沙百村人都在高兴，这地一征，社会又变了么，他们终于不再是农民了，以后子子孙孙永远不是农民了，而且每家还领到了一大笔补贴费，就筹划着该怎么使用这些钱了：去大商场租个柜台吧，从广州上海进货，做服装生意，却又担心如果货卖不出去怎么办？最可靠的还是在街上去摆地摊吧，或者推个三轮车去卖早点。他爹却在屋里喝闷酒，喝了半瓶子，喝得一脸的汗都是油。

爹说，你爹真的也不是农民了？

他说：没地了，当然不是农民么。

爹却说咱们到十八亩地去。

他能理解爹的心情，以前分了地，又收了地，地还在沙百村，天天都能看到，现在却要离开沙百村，十八亩地说不定做什么用场，就再也没有了呀。他陪爹去了十八亩地，那一夜，月亮很高，爹又像太爷一样，反背了手，腿也没了膝盖，直直地一步一步从地的北头走到地南头，从地南头走到地北头。走了七八个来回，爹的腿一软，就跪在地上磕头。他不知道爹是给十八亩地磕头哩，还是给埋在十八亩地里的太爷磕头。

爹离开了沙百村，搬到了城西南角新建的小区，把家里的什么都带去了，包括那一套锣鼓。但爹过不惯住高层楼的生活，说老觉得楼在摇，晚上睡不踏实。

他不能陪爹呀，先还是十天半月去看望一次，后来三四个月也难去，因为他的公司经营外贸生意，生意又非常好，而且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他也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城市发展确实很快，像潮水一样向四边漫延着扩张，那个唐代的皇家公园在三年内就恢复重建了，果然成了西安最现代化也最美丽的地方，原先二十万一亩征去的土地，地价开始成了四百万一亩，纷纷建造了别墅，别墅已卖到两万元一平方米。还未开发的那些地方，政府都用围墙围着，过一段时间，拍卖一块，再过一段时间，再拍卖一块。

当然，每次拍卖会，他都去参加的，每次参加了都会铩羽而归，因为价钱实在太高了。但当又一次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沙百村那一片面积，他竭力竞争，他的实力不可能拿下整个沙百村，却终于得到了那十八亩地的开发权。

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爹，爹雇了一辆三轮车把那一套锣鼓拉到了十八亩地里，和他的公司员工整整敲了三天三夜，叮叮咣咣，叮叮咣咣，这一回鼓敲得散了架，锣真的就烂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要得到，就是倾公司的所有力量，一定要得到，得不到他就得疯了。他确实有些孤注一掷，甚至是变态了，他在给他的员工讲道理，他说十八亩地，是他看到的，也是经过的，收了，分了，又收了，又分了，这就是社会在变化。社会的每一次变化就是土地的每一次改革，这土地永远还是十八亩呀，它改革着，却演绎了几代人的命运啊！

某某说完了他的故事，我让他带我去十八亩地看看，十八亩地果然还被围墙围着，地很平，没有庄稼，长着密密麻麻一人多高的蒿草。水渠已经没有了，那棵梧桐树还在。那真是少见的一棵树呀，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抱住，树冠又大又圆。突然，地面的南头，嘎剌剌一声，飞起了一只鸟，这鸟的尾巴很长，也很好看，我们立即认出那是野鸡，就撵了过去。野鸡还在草上闪了几下，后来再寻就不见了。

怎么会有野鸡？野鸡是能飞的，但它飞不高也飞不远，围墙之外都是楼房，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都疑惑了。

我说：是不是沙百村原来就有野鸡？

他说：这不可能，我从来没在村里见过野鸡。

我想，那就是这十八亩被围起来后，地上生了蒿草也自生了野鸡。因为蓄一个水塘，水塘里从没放过鱼苗，过那么几年水塘里不就有鱼在游动吗？

某某却突然地说：这是不是我太爷的魂？

他这话是把我吓了一跳，但我绝不会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我只是担心这十八亩地很快就要铲草掘土，建起高楼了，那野鸡还能生存多少日子呢？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再没见到某某，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一天，路过了那十八亩地，十八亩地的围院换了，换成了又高又厚的砖墙，全涂着红色，围墙里并不是建筑工地，梧桐树还在，蒿草还一人多高，而围墙西头紧锁着的两扇铁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块土地。

（《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

通往大师的路标

桑 麻

坐在宜兴市郊高速公路出口不远一家东北人开的饭馆里，我决定放弃前往丁蜀小镇的打算。此前，我不止一次想象过与之遭逢的各种可能，一如面对那些色泽变化诡异万端的紫砂壶，总是让我激动莫名……眼下还要赶路，而时候已经不早了。

那是200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像茶汤一样渐渐加深变暗。身在他乡，不免感到孤独和惆怅。

饭菜极其简单：一盘水煮花生米，一盘蒜茸菠菜，一大盘酱汁浓郁的烧鹅块，主食是米饭。是肚子饿了，也是饭菜香气诱人，我吃得满头大汗，以致事隔年余想起来，舌下还津生如泉。

饭菜上桌前，我拨通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的电话。我不知道丁蜀现在哪里，离它还有多远。她的同事曾经去过，如愿带回几把紫砂壶。在他的描述里，那是一座乡间小镇，让我联想到偏僻的村居，错落的土窑，明暗着的旺盛和衰败的火焰。蜿蜒乡路上，摇晃着几个满身酒气的顽劣青年……真的是太晚了。我得连夜赶往杭州，不想遇到任何麻烦。

我的想法立刻遭到她的质疑和否定。你到了宜兴，又那样喜欢紫砂壶，怎么可以错失机会。再说能有多远，总不至于还有从邯郸到那里的距离吧。同事说了，它离宜兴最多一个小时的车程。……别犹豫，去看看。

我从门外回到小店，大麦茶的香味充满房间。我沉吟片刻，向一位梳着两根小辫的服务员打听。她答非所问，说对面有一家销售紫砂壶的门店。她的语焉不详，让我颇为不满，陡起的心劲儿减了一半。我走向门口喝酒的两位年轻人。大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在那里打过工。他们起身离座，指着昏暗的门外，沿着这条路一直开下去，用不了十分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已经不是幸运，而是冥冥中的奇迹了。他们的热情笃定，重又点燃我内心的欲望。我暗自庆幸，文英毫不妥协的忠告让我改变主意，小店的两杯白酒、一盘酱烧鹅块，增添了我穿越夜幕的勇气。

驶进丁蜀小镇，我才真正感到来得确实不是时候。小镇半为惺忪半入酣梦。除了偶有车辆归来，没有更多响动。我清楚再往里走，也不会有热闹景致。当看到路边一家店铺亮着灯敞着门时，我们把车靠了过去。

门口一对执折扇纳凉的男女，起身迎了过来。

这是一对夫妻。男的中等个子，面色黝黑，头发鬈曲，普通话生硬而友好。女的高挑个子，面容端秀，皮肤白皙，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现在仍不失俊秀。我随他们走进店里。

那是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的店铺。进门左手用格扇分出一个七八平方的小陈列室，架上多为百元上下的茗壶。余下地方形成一个直尺状的空间。

在直尺拐角上，是一张表面斑驳的柜台。往里三面墙壁全是货架，货品非小隔间的陈列所能比。靠窗一角几把紫砂壶中间，是一把标价五千元的黑泥方器，为主人平素所养。二十多年过去，壶体泛着滑溜的石质光晕，显出卓尔不凡的品相。

柜前冲门地上，一只绿泥大瓮占了一半通道。瓮中插放画轴、鸡毛掸子等什物。男主人说是集体时代特为港商烧制，有幸留下了一只。其态雍容，其质粗朴，让我一眼就喜欢上了。等到离店，却因其形庞大，带不回去，只好暂时割爱。

女主人结账的当儿，男主人打开两只木盒，取出两把锦缎包着的紫砂壶。一把是清水泥的，容量350CC。另一把是绿泥的，一经打开，让我两眼发直。它的容量是300CC，壶身圆形，壶流、壶钮、壶把为藤状，壶盖、壶身粉饰黄花。一只彩蝶身形稍弓，触须斜举，纤足用力，欲落未落，充满动感。我脱口要下。在绿泥几近绝迹的今天，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

这是季益顺的作品，男主人说。他的话如风过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知道蒋蓉，前些年在邯郸赏过由一位台湾茶人收藏的她的青蛙莲子；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读过介绍汪寅仙的文章，均留下深刻印象。而季益顺还是头一次听到。他把壶身倒过来，指着壶底钤印，他属鼠。果见名下立一只翘尾摩爪小鼠。但看过也就罢了。在遍地作坊的丁蜀，工匠们都会把姓名钤在壶上。管他是谁呢，喜欢才是硬道理。女主人随手打开一本挂历，边翻边说，这都是季益顺的。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匆匆扫视几眼，收回目光。除了那把绿泥壶，此刻没有什么能让我分心。我知道我对它是一见钟情了。

他开价一千二百元。我说贵了。我跟他讨价还价。他突然改口，要收回去。我自己留着的，只是让你看看。理由太牵强，谁会对一个刚认识的人公开私藏？我语气急迫，看在我们特地前来的份上，把它让给我吧。他没有松口的意思。不能让他再犹豫下去。要不这样，我送你一本书。我写的。我们做个朋友。他心有所动，看着夫人。她不自然地笑笑。我让小孔赶紧去取《在沉默中守望》，就着柜台签名。男主人口气稍缓，说降两百元。我说就七百元吧，只肯出七百。他又降一百元。我说我再送你们一本书。……还是我的……新书。小孔再次跨出门槛，从车上取来《心是苍青的岛屿》。我反客为主，让女主人靠边，坐进柜里为他们签名。我步步为营。他们考虑退却了，勉强同意我的出价，惋惜连连。女主人摩挲着《在沉默中守望》，一迭声地说，没卖过这个价的，没卖过这个价的。男主人手足无措，不知道是拿着《心是苍青的岛屿》好，还是放下好。两人像做错事的孩子，时而对望一眼，期待彼此原谅。他们沉默，守望，最终成了失防的岛屿，面容骤现苍青。我连声道谢。女主人面堆红云，磕磕巴巴重复：“王先生，可……真是……我们……不赚钱的……”嗓音动听极了。

窗外小雨初作。我跟文英坐在中厅，欣赏那把出自季益顺之手的“春意”。我们都很喜欢，有些沉醉。后来，我回了书房。大约过去半个小时，文英在中厅兴奋地大叫。我走出来，见她站在沙发旁，手捧记本电脑，一副大喜过望的神情，季益顺，可是位大师啊！

原以为她早忙别的去了，谁知道她惦着制作者，一直在网上搜寻有关信息。

哪里的大师？我问。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这么大的名头！怪不得那对夫妇一再刻意提起。自己太孤陋寡闻了。但正因为寡陋，才敢一意孤行，狠劲儿杀价，如愿把它带离丁蜀，带回了邯郸。

我打开两只廊灯，四只日光灯，六只装饰灯，十二只灯泡的中央吊灯，让中厅亮如白昼。我们坐回沙发重赏此壶，爱不释手。我们不了解行情，但觉得肯定买值了，少说不能低于六七千块。我们把它放在茶几上，“远观而不可亵玩”，又觉远观未必保险，小心把它放回盒子，感到呼吸自由顺畅了许多。我们商量按搜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翌日给季益顺工作室打电话。

那是一个周末。我拨通了大师工作室鲍亚琴女士的电话，希望她给一个完满答复。

多少钱买的？这是她的第一句话。开价一千二，最后给了七百。七百……假的！我以为听错了。什么，假的？假的，肯定是假的。哐啷落锤。我的大脑一下子缺氧了，听神经系统瞬时关闭。世界只有色彩，没有了声音。一会儿，我回过劲儿来。我不在乎她说破一个事实，而在乎她证明了一个傻瓜的存在。我买了赝品，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以为捡了漏儿，奇货可居……

定下神来，我试着像赵本山说的“从头捋捋”，觉得不能完全相信鲍亚琴。她没见着壶，岂不有点武断，说不定见了会改变看法呢！

他们说是真的，我说。他们当然说是真的。可是，大师作品只值七百块！该值多少？最普通的也要三四万。什么，三四万！七百！没搞错吧！这哪里是地球上的差距，这是星体之间的差距啊！

我还不甘心，我发几张照片给你，你给好好看看。鲍亚琴爽快地答应了。我把“春意”捧到卧室，在床单上铺一块方巾，把壶放上去，然后拉开薄薄的丝质窗帘，对着“春意”屈膝下蹲。照片成像很好，当晚给鲍亚琴传了过去。

我联系了售出“春意”的女主人，直言不讳道出真相。她始料不及，沉默有顷，接住我的话茬。壶是季益顺跟徒弟合作的。他们有这样做的。他是认可的。我没有说话。她补充道，徒弟跟他学了一段离开了……即便她讲的是真话又有什么意义。一个徒弟，说不定只是速成班的徒弟，怎么可以跟大师相提并论，甚至完全混同于大师本人！

而事已至此……

那天，他们原本不愿意卖给我，不为惜售，似乎有难言之隐。我越是要得急迫，他们越是显得不安。我的真诚让他们进退两难。他们矛盾、犹豫、尴尬、惋惜，但到底没有说破。现在真相大白于天下。她没有继续隐瞒，也没有更多辩解，只是出于自尊，言词婉转、闪烁。我能责怪他们，甚至要后悔吗？我压根不知道季益顺为何许人。他们没有强卖，没有漫天要价，我也只是就地给钱。是后来的信息，让我心理发生微妙变化，跟卖主没有关系。季益顺的壶艺达到一定高度，他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向国家级大师的过渡，这本来也与那把“春意”没有关系啊！

如果他们不是存心欺诈，我还是宽容地接受吧。

2009年夏天，一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下午，他们将我当时相中的绿泥大瓮托运到了邯郸。价钱照旧。他们特意赠送了两把小品。我清楚他们的用心。他们的后续表现填平了我心中信任的鸿沟。至此，我完全原谅、接纳了他们。

其后，我还有意通过他们搞到几把季益顺作品的仿品，价格特别低廉。与“春意”相比，无论是用料还是做工，它们全都失去了起码的规矩和灵性。我大失所望，从此对仿品再无兴趣。

与鲍亚琴女士熟识后，我收藏了一把她的“福星高照”。在附寄的《季益顺大师师徒紫砂壶精品展》画册里，我第一次见识了季益顺的作品，无法掩饰由衷的喜爱。有时，我会久久凝视，反复玩味，不愿合上。它们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紫气东来，斜方，鱼化龙，硕鼠，楚风汉韵……组壶“春江水暖鸭先知”、“江南一景”……这些作品有的厚重，有的浑朴、有的霸气、有的灵秀、有的险峻，无不显露大家气象。特别是“江南一景”五件组壶，倾注了大师心血智慧，凝固了江南花魅水影，设计别出机心，造型自然生动，工艺巧夺天工，成型臻于完美，让人叹为观止。展读画册，江南山水人文自然清新之气扑面开来。

在一个魂牵梦萦、徒然兴叹的下午，我按捺不住好奇，拨通了上海一位经销商的电话，询问“紫气东来”的价格。六万，她说。有余地吗？如果现在要，可以让五千。这便是大师作品的市场价格。好了，知道了，我说。“紫气东来”是季益顺早期代表作，为中南海紫光阁所收藏，此后的作品愈益成熟，价格可想而知。我没有倒吸冷气，因为知道她没有瞒天过海、哄抬物价、借机炒作之嫌。在此之前，他的“汉风提梁”曾在香港拍出二十八万高价，所以，这个报价不会让我瞠目结舌。当然，询问注定没有下文。我固痴迷，还不至于如癫似狂，不问收入，不计代价。我像一个爱车人，当尚无决心采取行动时，只好在心爱的车前流连忘返，打量，抚摸，敲敲这里，拍拍那里，坐进去再出来，频繁往复，平息内心深处涨潮一般汹涌的欲望。

我关注季益顺，有关他的消息不断传来：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文艺报》称，以其为领军人物的七位紫砂精英，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携新作联袂晋京献礼；他监制的“盛世中华壶”在邯郸康业茶艺上架；“紫气东来”神秘现身。此作简约端庄、浑和稳健、澹定含蓄，一观而惊为神品。

2009年雨季过后，我得到一本《五色土新传》。这本出版于2003年的书，推介了十六位制壶专家。季益顺理所当然跻身其中。那把被仿造的“春意”在此露出了庐山真面。

作者借用蒙太奇手法，令文字跳跃，画面闪回，旨在说明大师之作具有诗情画意。评述不错，但我以为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特征——简约。是的，简约！这是季益顺壶作越到后来越发鲜明的风格。删繁就简三秋树。繁杂容易简约难。由简约而繁杂、而意韵悠远难乎其难。季益顺深谙大道至简的道理。他的作品无不依循这一理念，百炼千锤，炉火纯青，臻于化境。

还是撇开那篇文字，回到“春意”本身吧。图片还原了它的丰富细节，印证了鲍亚琴的描述：就说那几朵小花，假壶上的已经开败了。季大师的花有未开的花苞，有正开的花瓣……谛视大师“春意”，花为乳白色玉兰，赝品为金黄色藤花，壶流、壶钮细部表现也相差甚远。立意、功夫、蕴涵、表现皆不能同日而语。浑然天成与人工雕琢分出泾渭，高妙与凡俗决出轩轾。在水涨船高、鱼龙混杂的紫砂市场，一把名壶太容易被仿制，要完美传达、演绎作者的艺术追求，体现意绪和神韵，却非一蹴而就。作者化心血智慧而为壶，创作思想、审美趣味、人文情怀，通过火的媒介，与陶土无声地相融相凝，向火而生，浑然一体。壶即作者，作者即壶。岁月愈久，生命愈旺愈美。此中道理有几个模仿者能够懂得！

……

我就这样与季益顺保持着美丽的距离。我没有见过他，他更不知道我是谁，但无碍我对他作品的喜爱。翻开《季益顺大师师徒紫砂壶精品展》，亲切感和尊崇感油然而生。作为一个紫砂爱好者，我有自知之明，随着季益顺的晋级，千金难求一壶的局面将会出现，我与他的作品也会越来越远。自我安慰是必要的：收藏固能让人满足，但默默爱着未尝不是一种境界和享受。

喜爱不需要理由。一位大学教授，不抽烟，不喝酒，衣着素朴，坐骑破旧，唯爱紫砂，几近痴迷。他怀揣放大镜光顾茶店，对心仪的紫砂壶反复检视，往来数遭，最后收于囊中。花三千元购一斤茶叶，不肯自己享用，却拿来养了壶……闻听，情有不胜，心向往之。

我应该感谢把赝品“春意”卖给我的夫妇。它的启示意义显然超越了一次交易活动，无意间成为旷野里一个路标，指向更其遥远、宏大的目标。它引领我走近了季益顺。由季益顺而高丽君，而鲍志强，而……大师们的身影款款而至。

我也因此看到市场伪作暗流汹涌，难道说这是大师在成长道路上必得付出的代价？

我不无尴尬和遗憾地承认，在缺乏行业行为规范，缺乏遏制投机行为机制和措施的前提下，那些据说在丁蜀无处不在的仿品嚣张地伤害了季大师，伤害了那些在继承中屡有创新的人们，而且仍然在继续伤害着，同时，它们又奇妙地抬举、成全和烘托着他和他们。是大师之幸，还是不幸？是壶界之幸，还是不幸？是时代之幸，还是不幸？是宜兴之幸，还是不幸？是丁蜀之幸，还是不幸？是吾辈之幸，还是不幸？是子孙之幸，还是不幸？是资源之幸，还是不幸？……

这个过程真的不可避免？

这已经不是某个人、某些人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涉及传统承继、可持续发展、自毁长城等一系列问题，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足够关注和思考。

虽然我知道，流水奔腾恣肆，冲走的永远是泥沙，而无损岛屿的巍峨……

（《手稿》2010年第3期）

2000~2009：一个平民的生活史

杨献平

2000年1~7月，依次有三件事发生，我悲喜交加。悲的原因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简单的是，这些事情都是局部的、个人的，复杂的是它们牵涉太广，太深，我根本处理不了，但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第一件事：弟弟定于2000年1月12日，农历腊月初六，与邻村的一个闺女结婚。我们家家境窘迫，在南太行乡村，不算穷得揭不开锅，也只能说是基本温饱。弟弟结婚日期说定后，母亲还在生我在甘肃谈对象的气（她的愿望很简单：我在外面上班，在家乡找一个有点势力的人家的女儿，一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壮大门庭；二是觉得本地人可靠，我不至于被骗），自从我到上海上学的第一学期开始，就不给我说话。

弟弟婚前第三天，一个邻居打来电话说，聚平要过事儿了（方言，专指结婚），你也不回来看看？我心里又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弟弟终于结婚了，父母亲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我们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子，与我同龄的，相当一部分当了两个孩子的爹，最不济的，也都把媳妇娶回了自己家。在乡村，父母一生的使命似乎只有三件大事，一是给孩子们盖好房子；二是把儿媳妇娶回家；三是安安稳稳地把老的（父母）打发走（养老送终）。一旦其他同龄人都做到了，自己做不到，只要不是智障和脸皮特别厚实的，都会焦虑莫名，人前不敢仰脸，因此而一夜白头的可以百计，有特别要强的，上吊、跳河寻死的也不在少数。弟弟有了媳妇，这对于一个贫寒家庭来说，是天大的福音。

但这也意味着，作为老大，又有一份工作，替父亲减轻负担理所当然，要是一分钱不给拿，乡人背地耻笑不说，父母亲会很伤心，即使借钱，清苦人家也难以赢得信任。放下电话，我就给未婚妻打电话，她说她现在也找不到钱，岳父母家里有，但是也反对我和未婚妻的婚事，肯定不会给。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买了一盒当时这里最高档的金沙香烟，到财会室，红着脸向一位韩姓会计说明原因。他说，最多只能预支3个月的工资。我算了一下，三个月才4000多块钱，家里的缺口很大，这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我又诉苦式的央求了一顿，韩姓会计答应先借给我7个月的工资。

未婚妻带着钱回去了，坐硬座。到家里，又去市里买了一些结婚必须用的家什，还有蔬菜肉类等等。为省钱，未婚妻担负了“乡间婚礼大厨师”的职责，一个人，手忙脚乱地炒了上百人吃的菜肴。第三天“叫四意”，弟媳被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吃喝一顿领回了娘家。这事情就算从头到尾的结束了。未婚妻回来给我说了情况。我觉得欣慰，一方面，那些钱毕竟为父母减轻了一点负担，我虽然没回去，但未婚妻是代表，且做得不错，从前坚决反对我和她谈对象的大姨小姨舅舅等长辈也都夸未婚妻懂事儿，能干，会是个持家的好媳妇。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财务室逐月将我工资扣除，我能拿到的，仅仅一百四十几块钱。作为一个被物质围困，且要不断消耗的人来说，这点钱，连一个月的吃饭问题都满足不了，只好早上不吃，中午到饭堂买最便宜的果腹，米饭不要钱，每次多打点，留在下午吃。

这种生活状态是极度卑微的，物质羞辱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尊严。在饭堂多打米饭的时候，手打哆嗦，背后好像有无数的眼睛，小刀削苹果皮一样的密集和凌厉。后来，我干脆买了一箱子方便面，天天吃，吃到最后，闻到方便面的味儿就张口干呕。到六月，未婚妻开始接济我，但总觉得羞愧，那种用女人钱的耻辱，似乎比挨饿、被嘲笑更深刻。有几次，跑到围墙外没人的沙枣树林里，狠狠打自己耳光，对着直竖的白杨树狂喊一顿，才带着满身的灰土，蔫不拉几地出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在这种生活中，我几乎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来往，一个人在房间，或者工作岗位上，闷头不语，在谁面前都觉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卑微和悲哀。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自卑和悲哀有点矫情，但在当时，它们是确确实实降临并且笼罩的。那段时间，我读帕斯的《石与花之间》，其中的诗句让我惊异：“我们像石头一样的迎来天光/一片空荡，只有光/一片空荡，只有光对着光。”（范宜译）与我当时的境遇和心情极度吻合。我还想到，在物质当中，人的尊严有时候是无可保留的，哪怕是仁慈的施舍与纯到极限的爱意，也是个人尊严的一种损失。很多时候，我站在傍晚的假山上，夕阳从背后照过来，在人工的湖面上堆出连绵的金色，一些跃出水面，声音清脆响亮。我总是在想这么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1.在这种境遇下，我能做什么？2.这世上有没有人与我的生存境况雷同？3.我做的，我心里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爱的人知道？4.从这一年开始，将来的时间，我到底能走到哪种地步？

这些问题是狭隘的，完全是从个人出发，没有任何宏大企图。当一个人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时候，高尚、神圣是虚妄的。在这个时候，到处都是进入新世纪的声音，连我的公文当中，开头和最后也要加上这么一个实际上很虚的一个词汇或者修饰语，我觉得这种语言纯粹是一种时间上的自我界定甚至是心理陶醉，与所有的现实没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更坏的消息从老家传来。第一，弟弟被人打了，打他的人是唯一的邻居。趁弟弟不注意，父子三个冲上去拳打脚踢，当即就躺在山坡上起不了身。报案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厉声说，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恶劣行为，我们要严肃处理。弟弟住进乡卫生院，新婚的弟媳一直陪着，母亲也在。出事第二天，表弟打来电话。我听了，全身血涌，脑子里燃起了一堆大火，对着全办公室的人大吼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再半个月，母亲打电话说：现在又变了，说主要责任在咱这边儿，对方没啥错。弟媳妇说：咱娘连续一星期步行二十里地，从家到派出所，再从派出所回家，来来回回，唉，人家那儿不理，没办法。

我查询了当地派出所电话，拨过去，质问一位副所长，他见我态度强硬，也大声说你爱咋着就咋着吧，看你小子能不能翻天，别（鸡巴）以为是个公职人员就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我猛地把话筒掼在电话机上，塑料片儿碎了一地。晚上，和未婚妻在一起，趴在她怀里放声大哭，鼻涕眼泪糊脏了她的衣服。再半月，母亲说，事情处理了，但不公。都怪咱家人没本事，没有一个顶用的。弟媳说，弟弟是轻微脑震荡（到现在记忆力极差，说说过的话不过十多分钟就忘了），人家只赔了200块钱医疗费，还说，迟早也要拿回去。

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全身颤抖。一方面是悲愤，另一方面是对乡村那种论人多少决定“光荣与耻辱”暴力现象所震慑，至今心有余悸。第二，为了争个理由或者能夺回一点面子或者“尊严”，邻居站在门前辱骂，母亲也运用女人的强项，用辱骂回敬。可她自己不知道，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对方是毫不畏惧的。果不其然，7月8号，母亲与邻居（其实是一个家族，我该叫大伯的）狭路相逢，她骂，人家一脚把她踹倒在地，又狠狠踢了几脚，一个人在杂草上趴了大半晌，才爬起来回家。我听到后，那种悲愤是极度无奈的，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最基本的趋利避害原则，而有着近五十年乡村生存经验的母亲竟然丝毫不懂得，不知道设身处地保护自己，受到屈辱后还四处传说，得到的不是同情和对施暴者的谴责，又是一阵耻笑和轻看。我愤怒了一阵子，长叹一声，再次叮嘱母亲和弟弟说：少说话，不要招惹人。母亲说，你要是个当官的，看操他奶奶的谁敢欺负咱！我又叹息了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两件事情在那年挤满了我的心胸。静下时，我想：暴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乡村的利益争夺……即使胜利者，其所得也是可怜的。但在他们看来，不管有没有理，只要自己占了便宜，没啥损失，就算是“厉害”。乡人的评判标准也是如此，不同情弱者，反而自觉地甚至媚态十足地向强悍的无理者靠拢。

针对母亲和弟弟的这种遭遇，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一家人，连最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捍卫，那么，它的悲哀就具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而当人们自觉地混淆基本的是非标准之后，那么，整个人群就是悲哀的；再进一步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法则无处不在，它不仅深刻地嵌入了人类历史进程，而且还马力十足地开进人心甚至灵魂，当然还有那种人人渴望甚至被推举褒奖不休的良知、平等和正义。在这里，我不想唤起任何人的唏嘘、怜悯和同情，只想把个人内心的这种沉重遭遇真实甚或有点狭隘地表达出来。

这一年秋天，我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一书中读到一段话：“人的本性中被赋予了自私与非自私两种冲动。个人是冲动的生命能力所聚集的中心，这些生命能量在一开始时就有机地联系着其他生命能量，但是，这些能量也谨慎地保存着自己的存在。在人性中每一种类型的能量，都力图永久地保存自己，并力图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

母亲和弟弟来了，到我所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他们来的原因，一是我和未婚妻定于2000年8月1日结婚；二是母亲还是在意我的，给弟弟结婚的钱，还有后来那两起关系到家庭尊严的“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母亲对我决心在异地恋爱结婚的反对力度。他们来到的下午，我和未婚妻到酒泉车站接。未婚妻挎着母亲的手臂，转了酒泉一些主要商场和遗迹。当晚，母亲又说起家事儿，我对她说，我为什么不在老家找对象结婚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闺女给我当媳妇，再一个，我就是厌倦甚至痛恨那个地方，主要是那些人！

母亲说：生在那儿了，有啥法儿唉。我说树挪死，人挪活。母亲又唉了一声，我只能沉默。结婚后，妻子开玩笑似的说，人家婆婆给儿媳妇买项链戒指，给钱给物，娘一个子儿都没给，还把我们的结婚礼钱拿走了。我无话可说，心里是愧疚的。母亲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在酒泉车站，正好遇到一位回陕西休假的同事，请他路上照顾母亲。上车时，我从结婚时收的2400元礼金中拿出一张20元，剩下的塞进母亲手里。她看了看，说，你不花了，都给俺干啥？我说我还有。其实，我就那20元钱了，刚好够买返回单位的长途班车票。

看着远去的列车，在站台上，看着黝黑的祁连山山根，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故意走了好远，到月台尽头，才敢哭出声来。我之所以那样做，我觉得，我再苦也不能苦母亲，苦家人。——当然，妻子还年轻，也有一份工作。再过一个月，我的工资也就恢复原额了，尽管还要还自己结婚借的钱，但钱可以在自己手里掌握了。这并不能说明我有多无私，平心而论，是觉得亏欠家里太多，父母都是用体力和汗水维持生计的人，如果不劳作，一分钱也不会主动产生。不管怎么说，我还有一点经济来源，尽管少，但不至于像他们那样辛苦甚至悲苦。

这一年10月，我再次拿到全额工资，买了一台联想千禧电脑，其实配置很低，赛扬的处理器，15寸的屏，60G的硬盘，但我很满足，至少写东西不用再先手写，拿到单位微机上敲打了。隔了一段时间，我想再有一台激光喷墨打印机就好了。去酒泉市区，到电脑专卖店看了不下十几次，始终下不了决心。再后来，妻子辞掉了工作，搬到我单位来住。也没房子，在文化活动中心二楼一个空房间里，把两张木板床拼在一起，就算一个家了，买了一个电饭锅、一个电炒菜锅，从单位饭堂要了几袋米面，就开始了我们的夫妻生活。

年底，借钱还债，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借的最多的，是一位安徽籍的同事，他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经济宽裕一些。可不凑巧的是，他要调往西安。这钱无论如何也要还。岳母说，小姨妈还借了我们家的钱，也该还了。我和妻子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十公里的路，到一个小镇上，说明来意。小姨妈给了一些。傍晚，下起大雪，很大，扑得人睁不开眼睛。因为第二天要上班，俩人骑着自行车原路返回。路上，风吹疼了骨头，手指僵在车把上。妻子把最厚的手套给我。一路上，几次停下来，把我的手放在手心里搓。快到家的时候，摔了一跤，俩人站在雪地里，使劲儿拥抱了一会儿，雪花不失时机，将我们垒成了一对紧密无间的雪人。

紧接着的2001年4月，单位新一轮的干部调整完后，我主动申请到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单位，最要紧的一点，是与我关系亲密的领导被迫调动了岗位。有一次在一起吃饭，我说，你要走，我就走。我想，人不可食言，说到的要做到。这理由很简单，但是真的。那时候，在这个单位，有四五十个同乡，通过几年交往，我发现，我的性格和他们都不一样，始终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保留或者遗传了“燕赵古风”的人，血性尚存，颇重义气，不在乎钱财，不爱小便宜。此后，在很多场合或文章当中，我还津津有味地以此自诩。（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不怎么贫困的现在，这些东西竟然无声息地消失了，像一一根树枝燃烧后的烟。）

新单位在沙漠深处，紧靠着一片早已丢盔弃甲的梭梭树林。周遭是戈壁，向南有美丽的沙丘。上级来，一般都会去看看，光着脚，顺着沙坡下滑。那是一种绝美体验，丝毫不比敦煌鸣沙山逊色。但对我个人而言，沙漠美景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意味。当一个人为物质所困的时候，身边的美是被视而不见的。在这个单位，因为离家远，一周回去一次，有时候两周才能会去一次。妻子一个人生活。那时候，一位早年来到的同乡换了新房子，把只有两间、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的旧房子顺便“过渡”给了我。我心存感激，把那些家具搬进来，收拾完毕，环壁四顾，平生第一次才觉得有了自己的家。初冬，妻子怀孕，呕吐得厉害，有时候昏沉一天、两天不吃饭。我在单位，中间是80公里戈壁滩，每周末回来，一进门，就嗅到了饭菜的香味。

这时候，我才真的发现自己的自卑，那种骨子里的，内心甚至灵魂里的，像一张弓弦和弹簧，遇到事情就紧张，在喜欢和尊敬的人面前，老是磕巴，更严重的是，从来不敢在公众之下凸显自己。怀孕四个月后，妻子和其他几个孕妇坚持晚饭后散步。有时叫我，我不去，或者找理由推掉。我也想去，可就是不愿见那些人（尤其是在单位混得好的，做事张狂的。还有部分领导）。在这个集体，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底层的人，除非特别熟悉了，才可能主动表露出自己的某些性格和思想主张。五月中旬，我请假，借口是休产假（男人的产假）。半个月后的6月1日，是预产期，早上妻子肚子疼，到医院，B超，医生说胎儿胎位不正，这里做不了。开了手续，转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院。

昼夜一片闷热，树叶上也好像有火。检查后，办了住院手续，医生找我，说，胎位不正，矫正不过来的话，只能剖腹产。妻子说，这样也好，还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隐秘的话。6月3日下午，医生叫我好好想想，再在手术单上签字，我看到其中有15条之多的不测，汗珠子滴在玻璃板上，吧嗒吧嗒响。到病房，妻子使劲拉着我的手，说，没事儿，签吧。我又看了看岳母，她说，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没事儿。听了她说这句话，我还偷偷地白了她一眼。把杨献平三个字落在纸上，我就跑步回到宿舍，攥着她的手，她也使劲儿攥着我的手，四只眼睛钉子一样盯了好久。

上了手术车，我推着她，她仰脸看我，我的眼泪呼呼而出，落在她脸上。妻子抬起手掌，摸了摸我的脸，说，没事儿，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的宝宝了。——从病房到两个楼道之后的手术室，我觉得那是最急迫的路，也是最沉重的路。手术室外，我和岳母坐在长凳上。岳母神态自如，我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透过玻璃看那扇关闭的门。我想，那刀子在妻子小腹上切开的样子，想那些血，想子宫内里那个孩子。还想妻子会不会大出血，甚至……医生会不会不小心，把别的地方割破了，或者像报道的那样，把纱布、小刀什么的忘在妻子的身体里面？

恍若半世纪的两小时二十分钟，护士抱着一个婴儿出来了，我只看到他已经张开了的黑眼睛，黑黑的眼仁，从我脸上滑过的感觉似乎很熟悉。岳母说，孩子出来了，去看看。说完，就跟在了护士后面，我说我不去。站在手术室门外，眼睛贴着玻璃看。又半个小时后，一台推车出来了，我看到妻子，也不管医生呵斥不呵斥，推门就冲了过去。医生和护士很好，冲我笑笑，把推车让给了我。——妻子脸色苍白，像一张白纸。看到我，微微拉了一下嘴角笑笑。我也笑了。到病房，往床上抬妻子的时候，蓦然看到妻子异于常时的私处，扑哧笑了一声。迅速被岳母斥了一声。

其实，我的笑绝不源于此，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欣慰或者说高兴。后来，妻子郑重其事地问我：（剖腹产时）在我和儿子之间，要是只有一个（活），你选择谁。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你。她说为什么。我说，你是离我最近的人，我们在一起多年了，从里到外都是熟悉的。相对来说，儿子是陌生者，尽管他出自母腹，与我们连着骨肉，但我不怎么熟悉……。这些话，绝不是矫情，到现在，我还会作如此之想和回答。关于这一次发生我和妻子之间的生育“事件”，我在散文《我爱的黄金是你们》中作了详细的记叙，在2006年，获得了首届“QQ作家杯”散文类特等奖。我觉得对我们一家，尤其是妻子和儿子来说，是一种温暖和安慰。

这是2002年的6月3日，此后，儿子的哭彻底使我在沙漠的这个家有了一种接续的意味。这对于一个平民而言，快乐之中还有忧愁，美满里面裹着担忧。而外面的世界，是突飞猛进的。这一年，我觉察到，这个时代已经褪尽了理想主义的油彩，逐渐剥掉了脆弱的敬畏、温良和矜持。在酒泉这座边地城市，一个夜晚让我猛然惊醒。因为公差，晚上住在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明步行街的祁连宾馆，晚上，电话响起，女声传来，说出了令我震惊的话。我拒绝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这事情要是发生在北京或者兰州，我深信不疑，可在这个小城市，竟然也大行其道……。我想我可能是在沙漠封闭得太久了，而沙漠之外的时代已经到了让人无法确信此时何事，此事为何的地步。

临近春节，我们决定回家，带着儿子，乘飞机到北京，从南苑到西客站路上，儿子一直趴在窗上看，楼宇和车辆，渐黑的薄雾之中，华灯如昼。在寥落的沙漠，这样的情景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所没有想到过的。第二天，带他去动物园。下午，我一个人去了西单图书城。搜寻了几本书，出来，在大门的一张长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完全没有目的，但有一个很深的理由。一个朋友说过，她那年来的时候，从西单图书大厦出来，就坐在其中的一条长凳子上等她同来的朋友。那一次，她给我买并寄来了《遐思录》《六大师》等书籍。我只是想坐在那里，体验一下她当时的心情，还有早已消散的体温。

从北京到邢台，一路上的乡村和城市被烟雾笼罩，飞奔的车辆在冬麦地边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尖叫。下车，一出站，我闻到的是一股干油渍与灰土混合的浓郁味道，呼吸道一阵发呛。火车站的广场上，小风带着白色或者红色的塑料袋，擦着地面和车轮翻飞。妻子也说，比沙尘暴还呛人。儿子连声咳嗽。京广公路上，车辆如水，感觉比路边的杨树还要密集。乘班车一直到冀南平原与太行山区交界的丘陵地带，这种气息才随风消散。而在丘陵以东的大小村庄之间，拉煤运铁的卡车在坑洼的柏油路上扬起如云灰尘，路边的枯树、岩石和房屋上落着数寸厚的白色灰尘。

到家第二天，我听到：我还在家乡时候的红火铁矿废弃了，那些红火的村子到处都是巨大的窟窿，有不小心跌进去的再也没出来，有个村子在暴雨中被松动的石头夺走了数条人命。2005年夏天，我们再次回去，幼年经常路过的一座山没了，大吨量的卡车载着含硅的白石头，在陡峭的山路上谨慎行驶。这两次，我对离开多年的南太行故乡又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或者说看法。它根深蒂固的依旧汹涌澎湃，我幼年甚至类似母亲、弟弟那样的“遭遇”时时发生，像不用花钱的戏剧一样演出，被观看，众人的态度除原来的之外，那种自觉向强势者低头乃至靠拢的自觉行为更为“坦率”。

坐在父母的土炕上，母亲念叨的还是从前的屈辱生活经历，以及邻里之间的那种相互伤害。有时候津津有味，有时候叹息出声。儿子和侄女儿（大儿子一岁）在炕上跟着电视播放的戏曲节目，舞着枕巾咿咿呀呀。夜深了，我和妻子才抱着孩子到多年前父母已经为我修好的房子里睡觉。当年那些准备给我的娶媳妇用的家具还在，因为没有生活的烟熏火燎，基本崭新。灯光照着墙角的蛛纹，夜风在东西两边的山岭上不听翻动茅草，夜枭的叫声似乎就在头顶。有一次，我从当年的写字台中，翻出一本购买于1990年的泰国作家察·高吉迪《人言可畏》（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第2版），躺在床上翻看，至今记得其中一段话说：“尽管自然灾害威胁着我们，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但它毕竟只发生在一时一地。而人的某些行为带来的灾难却无所不至、无时不在。人之为害凶狠残酷却不露形迹，因而人们对此麻木不仁、习以为常，身被其祸却不以为患。”他的这句话，在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们的共识，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但在十多岁时候，我是完全不理解的。

大姨妈小姨妈经常来看母亲，坐在院子里，就说附近村子的事儿。2005年，我大致听到六个印象深刻的真实事件。1.邻村的一户人家，花了六万块钱，好不容易给大儿子找了一个媳妇，过了事儿，儿媳妇就是不和儿子同床。“叫四意”回娘家后，三个月不见人影儿。婆婆去叫，说不在家，儿子去找，说不回来。当年春天，大儿子却在煤矿下窑时不慎触电，1米79的个子，焦成了一截儿黑轱辘。2.附近几个村里，每年都有人在煤矿铁矿死去，老婆再婚，孙子（女）跟着爷爷奶奶过。以前和和气气一家人，儿媳妇和公婆闹得跟仇人一样，见面就厮打。3.某人，和献平你是同学，包铁矿发了财了，光小汽车就买了俩。去年，死了一个人，还净赚五十万。4.一个堂姐和一个退伍军人结婚不到两年，跟卫生所的一个医生私奔了，两年了，神鬼不见。5.乡长的二儿子，我初中最好的同学因癌症去世了。乡长也因经济问题被免职，赋闲在家，只剩下一个孙子，又要了别人家的一个女儿。6.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一户人家，把自己家改成了教堂，每周聚会三次。

闲暇时候，去看亲戚们，到舅舅家，脱口问：俺舅舅呢？说完，忽然想起，两个舅舅都不在了。到大姨妈家，说姨夫、大表哥也都死了。在其他村里，说那个谁谁谁怎么不见了？说前年入土了。我惊诧莫名，想起那些人当年的情景，忍不住唏嘘。站在高坡上，俯瞰下的村庄确实变了样子，新式水泥房、楼房在老旧的石头房子之间鹤立鸡群，不少人家门前停着摩托车、轿车和大卡车。饭店里经常爆满，一群群的人，划拳行令的声音从油烟滚滚的窗户里跑出来，熏得一些扛着柴火、满身灰土的人不停地打喷嚏。

之所以在2003年和2005年连续回家，原因其实有三个。一是想回去多和父母亲人待待；二是厌倦了在沙漠日复一日且有些压抑的生活，离开一段时间，缓解一下情绪；三是我遭遇了一场意外的爱情——那位从北京寄书给我的人，我察觉了她独有的可爱、孤独和悲悯等情绪。漫长的两年，也是轰轰烈烈的两年。2004年春天，我在北京一个月，想去一个地方，却有报道说又发现了一例“非典”患者——其实，这不是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一种不忍和不舍。这一年的秋天，以她喝药自杀开端，三个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风暴，持久而深远。现在，一切都没了踪影，但内里的，连我自己都无法确定。这一切，显然得益于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在单位，我是第一个申请入网的，到2006年，被无条件勒令关闭。

尼葛·庞蒂《数字化生存》中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以计算机化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它的表现形式则是电子化网络。”我忽然觉得，当人被数字化全方位笼罩之后，紧接着就是被控制。那一年，好像有人编写了诗歌创作软件，音乐谱曲软件也基本上可以助人完成简单的谱曲工作。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信息时代，爱情甚至生殖活动都有可能被数字化实施，在某种虚拟空间可以完成比现实简单、直接的工作。腾讯公司 “QQ”即时通讯可能是实时交流最便捷的工具，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以前地理与地理、人与人之间遥远和陌生感被光纤传输变成了触手可摸。至于网络文学及其他影响深远的，通过网络而形成强效态势的“事件”，我可能自始至终都不算是参与者，但一直关注。比如郭敬明抄袭（对“郭迷”的盲目行为自感焦虑）、孙志刚案、余秋雨几次大的“门”（倾向于肖夏林一方）、赵丽华的“梨花体”（曾在《文学报》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

2006年后，我先后换了几台手机，到2009年，换成了3G，但单位是限制这项业务的，任何人不能开通。与互联网的被关闭同样，在沙漠，普及性的科技成果基本派不上用场 。对我本人来说，少年时代那种倔强性格或者说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自始至终都是蓬勃的。这一点与上面说的自卑，构成了我在单位的某种逼仄处境。没人哪个领导愿意把我放在某种带领人的位置，关键的因素是，我在日常中暴露出桀骜不驯、事事疑问和按自己意愿解决问题等等“痼癖”，显然是他们不放心我的主要原因，怕我搞坏一个单位，并使一些下属会跟着我的某些思路或者思想跑。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自己列举出许多。1.刚来几个月，就对着全办公室的同事和直接领导顶牛，他大声，我也大声。2.有一次在办公室，直接和直接领导拍桌子，2007年还有这样几次。前者的原因纯粹为了自己：母亲病了，我要回去，刚拿工资，钱不少却不够，就想向单位借点。领导搪塞。我气急，说你他妈的老婆生病可以花公款，我借点给娘治病就不行吗？他恼怒，我也气急。后者是为了属下几个同事的切身利益，对高高在上的领导发出雷霆之怒。3.撰写的公文多体现自己的主张，领导讲话也是，而且还经常带有普世性的宣传甚至是煽动性质。4.给周围的同事讲课、谈话，愿意从他们的实际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去引发他们的思想转变，而不是用宏观理论一以贯之。5.对下无威信，总是很客气，不论是新来的还是老同志，甚至是外单位、误入者，也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极其缺乏“雷厉风行之作风”“秋风扫落叶之气势”。

当意外的爱情偃旗息鼓，一切都回到平淡当中。儿子入学，我又换了一个单位，其实就是回到老单位。2007年，我被委以撰写单位历史陈列馆布展提纲的“重任”。在查阅各种资料当中，看到一些至今叫人心感温暖的人事。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了。如多年前这里一直推行或者盛行的“逢年过节，有家室的必须请单身者到家吃饭，但严禁酗酒”土规矩，就很有人情味。我刚来到的时候，这种习惯还蔚然成风。现在，大都移师饭店。有一定职务的，门庭若市，没有职务的，门板堆灰。我刚成家的时候，尽管入不敷出，但每年春节甚至闲暇时候，经常叫同事们来家里吃饭，喝酒说笑。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人际关系进一步隐秘，而不是淡远，是进一步功利，而不是表面上若无其事。心智的进步实际上是对本性乃至人性的某种压抑，或者说是我们自己萎缩了。“走动”成为无礼不登门，无礼不亲切；拜年之外，还有红包与压岁钱。以前是几百元很隆重，现在是上万元还太少。05年在老家过春节，意外发现，我小时候磕头拜年只给糖块和鞭炮的长辈们，忽然也开始发钱了。相比之下，虽然只有几元，甚至五毛钱，但在我看来，乡村在经济意识的发展上，似乎不比城市差，只是大多数还处在温饱线或者基本温饱这个层面，一两户的带动显然收不到预期效果。

这一年，我买了大量的书籍，其中，西蒙娜·薇依《爱上帝的幸与不幸》、柏杨《中国人史纲》、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迈克尔·波仑《植物的欲望》、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尼克松《领袖们》、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写了七万字的《导读》）和部分期刊可能是阅读得最细致的。我发现，在所有的历史与宏大纪事当中，平民状态及其表现始终是缺席的，是米歇尔所说那种“隐秘的存在”，其实说成“公开的隐秘存在”更为准确一些。与此同时，在我内心产生的想法是：人性的本真特征已经消失。那些资料中，更多地凸显了人在某个时代背景下的意志力和精神因素。而现在，这些严重退位，以至于我在听了我自己撰写、讲解员复述的解说词之后，不仅相当一部分听者面无表情，连我自己也心静如水、波澜不惊。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前辈，七十多岁，身体健壮，嗓门儿奇大。说起当年往事，不停地拍胸脯，说那家伙，拼死也值得；那家伙，没有咱干不了的，也没有啥干不成的，咱有的是力量，有的是不怕死！……再去他家采访时，我买了一些东西，同事说这没法报销，我说，自己掏钱又如何？老人家了，不该吗？

这似乎是在自我标榜，其实不是，我想，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尊重。特别是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前辈，从人性角度说，他们的对与错，光荣与耻辱都与我们没了太大的关系，但他们还是一个人，从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似乎比外在的那些职务、荣誉更逼真一些。

当然，这事情发生在2007年，工资调整，我第一次觉得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我却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没钱的时候穷大方，有钱的时候特小气。我知道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对经济和物质高度依赖和不舍，浅显一点说，可能是穷怕了的缘故，严肃说，则是一种丰裕导致的自私表现。有几次，我带着妻子，到酒泉给她买最贵的衣服，还有那些中档的。还给她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要买就买好的，不要图便宜。我想的是，从2000年结婚，8年的时间，虽然也买了一些好的衣服，但总体上是委屈她的。工资卡我一天都没拿过，她自己舍不得买。我想，女人的美丽时光就这么十多年，这时候不能让她随心所欲穿戴，是我的一种罪过。

也似乎从这一年开始，在心里，也隐隐地觉得了一种“尊严”，这尊严可能真的是属于个人的，但似乎又不是。有一段时间，和一位同事同时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一书的感受，就经济和人，我说：“经济可能是第一控制权，不是人身，也不是意志。但是，经济权本身就是一种导向鲜明的意志力和行政权。”同事说：“人的社会属性必然会导致他与整个社会的冲突和妥协，在经济强势下，冲突一般来说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但妥协可能是对自己甚至尊严、梦想的最大限制。”后来，我还在多种场合，宣讲了哈耶克书中的这一段话：“集体主义类型的经济计划必定要与法治背道而驰。计划当局不能约束自己只限于给陌生的人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机会。它不能事先用一般性的形式约束自己以防专断。当人们的实际需要出现时，计划当局必须预为准备，然后必须在这些需要之间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计划当局必须经常地决定那些仅仅根据形式原则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并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必须将不同的人们的需要区分出尊卑轻重。”

这本书是对我有震撼性的启示和思考，如当年借阅郑也夫《代价论》一般深刻。我想到，在这个时代，人首先是经济的，然后才是社会的、人的，是以经济论尊严的，而不是以人格和品质论地位的。我也开始明白，在官场上，为什么总是把管人管财作为衡量权力大小的标准了。换一种角度说，人事权是权力的制高点，财权是权力的强大后盾。这两者实际上构成了官场最重要的两条线，一弹一跳，都沉甸甸的，经久不息。

2008年，手头宽裕了，年初在河北邢台买了房子，8月，带着妻儿去了一次就近的额济纳。去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玩，再者是完成《世界博览》阎海东兄的约稿。可回来没几天，弟弟打电话来，不说话，就哭。我立马知道家里出事了。在此之前的2007年9月某天，他突然来电话，也是这样子。那一次，是大姨妈一家8口人车祸，表姐和她13岁的儿子当场死亡，大姨妈脑部重伤，其他几个表侄子、侄女均受重伤。这一次，弟弟打电话来，也是先哭。果不其然，弟弟说，爹病了，好像是胃癌。放下电话，我趴在床上就哭，眼里立即浮现出那个佝偻着腰，瘦弱但始终在田里干活，甚至还被母亲逼着去给别人盖房子挣钱的男人。妻子说，她先回去看看，当即收拾东西，买机票，我和儿子去送她。8月24日，妻子说，你赶紧上飞机来！我当晚到医院，父亲已经抢救过来了，躺在病床上，看到我，说了声，献平回来了。

我握着他的手，不停摩挲。在以前，我可能不会，父亲也不让。我低头，眼泪往下流。妻子在我背上捏了一下。我知道，她不想让父亲察觉到什么。坐在那里，我想这个翻了半天粪不洗手就端碗吃饭、没有一会儿闲坐下来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得了这么一种绝症呢？等病情稳定，再检查了一下，确凿无疑。在医院，晚上，我和弟弟轮流在走廊上打个盹，妻子连续三天没睡觉，给父亲洗脸、洗脚，还擦身子。父亲说他要回家。咨询了医生，医生说，不能手术，在这儿也是天天输液。家里还方便，回去就回去吧。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我和妻子，陪着父亲去了一次摩天岭，他说，他二十几年前来过，去山西，还有放羊。现在不一样了，都成旅游区了，想不到。那一天，他很开心，回来输液，还吃了不少东西。

从2008年“十一”开始，妻子带着儿子，守在父亲手边。儿子背着书包，和弟弟的大女儿一起去村小学上学。妻子给父亲做饭，输液，讲些趣事。十一月，我出差，借故回去待了20多天。每天坐在他旁边，有时候说话，有时候就坐着。他睡着了，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他是我们家最能干的人，给人放羊，盖房子，会做木匠活儿，无师自通地吹口琴……有段时间，他精神特别好，我摸他胸脯小腹，也没有找到肿瘤。我想，这是不是检查错了？动意再去石家庄或北京看看，父亲坚决反对，说花钱呢。我说不怕，钱这东西算啥呢？你儿子有。父亲说，主要是我一坐起来就晕，要不然，俺还在真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到底是个啥样儿呢。

春节再回去，父亲情形依旧，只是输液越来越难了，扎了胳膊，再到脚上，到最后，妻子无能为力。请了几个医生，有一搭没一搭的，我说别人给你两块五，我每次给你十块！即使这样，也没人愿意来。春节后，父亲精神仍旧很好，且干结了几个月的肠道也通了，有了想大便的感觉。母亲带着塑料手套抠，我在一边接。我几次下手，被母亲推到一边。看着母亲的样子，我觉得了一种仁慈和不弃，尽管父亲没病的时候她老催着父亲去这里干活那里挣钱，即使病了，还要他往地里挑粪。有时候，我看父亲长时间不出声，就凑近喊一声爹。他嗯了一声，看看我，让我给他点根烟。他后来抽烟很凶，我想了想，买了几条当地高档烟，放在他枕边。

正月十五过了，父亲吃饭多了起来，我们都高兴。但乡里人说，这是恁爹在吃“回头饭”呢！看起来……。我不相信，说爹会慢慢好起来的。他也很懂得我的心思，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儿子就要开学了，我们决定先回去。3月8日，弟弟哭着说，快回来吧哥，爹不行了。我直接电话请假，妻子找票贩子买了票，打车直奔酒泉，差五分钟误车。10日凌晨4点到家，爹已经去世了，一只眼睛没闭，还是黑仁，清澈地看我。小姨妈说，恁爹等你哎，以为他糊涂了，叫你弟弟故意从门外进来，说是你，恁爹看了看，说，不是献平是聚平（弟弟的名字）。

三天后，父亲在我们哭嚎声中入土了。埋葬前一天，灵棚搭在村子麦场上，歌舞团叫嚣半晚上，我跪在干草上，愤怒莫名。晚上大雨，我和弟弟坐在灵棚里。在父亲去世之后，我狠狠地哭过三次，一次是在家里，他的尸身前；第二次是下雨麦场上；第三次是送他入土路上。其他时候，哭不出来。小姨妈说，要使劲哭，给人家看。我对这话十分生气。这是我的父亲，俺爹，我爱他不爱他，孝顺不孝顺，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与他人何干？妗子也说，咱这儿讲究这个，哭的声音越大，别人越说你好。

回西北之后，我的胸脯一直鼓胀，顶得胃疼，身体各方面都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妻子几次梦见父亲，我也是，醒来后，躺在暗夜里，想：那个人怎么就没了呢？我还没有到五十、六十岁呢？那时候他再走，我可能还能接受。我不到四十岁，就成了没爹的人了。我还想到，作为一个平民，父亲从生到死都是卑微的，不仅在家里没有地位，在村里也只是落了个好人名声。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好好待他，直到他病了，再也不能享受了，才想到尽孝。父亲的死，使我觉得了人生的空茫，生命的脆弱性原本是一个朦胧的概念，而现在却像刀子一样刺进了我的心脏。

我还时常觉得，人生不过一具肉体，所有的梦想、忧愁、悲愤、快乐，都是肉体的衍生物。从这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那些高渺的想法是非常幼稚可笑的。比如在文学创作上，那种雄心、不甘、不平和思想，其实都是无意义的。我也忽然一下子发现，这个时代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那些浮在面上的、喧嚣和横行在媒体上的，虚假居多，泡沫的和流星的居多。不管在哪个领域，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有人崇拜这个明星、那个政要，我说我谁也不崇拜，我只信任自己，还有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到2009年的10月份，早就来到这里的母亲见我嗳气连连，把发面扎头儿烧黑，再擀碎，每天早上给我喝一碗，腹腔如鼓的胀疼感才有所好转。

从2000年到2009年，十年，对我个人来说，经济贫困到稍微宽裕，从家人的屈辱开始，到父亲溘然长逝。时间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我内心，不断增加员额，也不断地割下我生命的某些部分。这种增减，与历史本质是相同的，是一种交替，也是一种更新。只是我体验的这一切，都过分狭隘了一些。在这十年当中，除亲近的人之外，我记住了诸多好听且有温度的名字，他们与我毫无干系，但暗中使我受益，我和他们无一面之缘，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信任。

可是我经常沮丧地发现，所有的变革、灾难、创新、推进、蓝图和梦想，除了容身的集体及普及型的科技成果，乃至并不恒定的意识形态，和我——这一个平民的关系实在是微乎其微。南方冰雪、汶川大地震（民族主义再次高涨及公民意识崛起的标志）、西部雪灾、重庆“打黑”（其实，这种状况不惟重庆，只是重庆真这么做了）似乎只有捐款，还有那种在电视屏幕前的揪心疼感，连设身处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由都没有……这些事外，作为一个平民，我面临的是房贷、再就业，还担负了捍卫老家一面坡不被掠夺、儿子将来有个好的成长环境等等“重任”。在很多时候，我不以为我狭隘，缺乏全局意识或者某种光荣激情。可是我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所有的发现、体验、认知、梦想、向往，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安于平民这个最适合于我的角色。

（《天涯》2011年第1期）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一棵树（院墙角上或房后面那几棵都行），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其他东西也记事，却不可靠。譬如路，会丢掉（埋掉）人的脚印，会分岔，把人引向歧途。人本身又会遗忘许多人和事。当人真的遗忘了那些人和事，人能去问谁呢。

问风。

风从不记得那年秋天顺风走远的那个人。也不会在意它刮到天上飘远的一块红头巾，最后落到哪里。风在哪停住哪就会落下一堆东西。我们丢掉后找不见的东西，大都让风挪移了位置。有些多少年后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刮回来，面目全非躺在墙根，像做了一场梦。有些在昏天暗地的大风中飘过村子，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村里。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风刮到头是一场风的空。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院门半开着，能看见路上过来过去的几个人、几头牛。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便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像一截没人走的路。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可它已经躺不平，身躯弯扭得只适合立在空气中）。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如果它们有话要说，日子长着呢。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疼痛的乡村

高维生

八月的乡村，空气中弥漫草的清香，阳光雨一般洒在园子里，蜻蜓在障子尖上栖落，黄蝴蝶在茄子秧上嬉戏。

园子中有一条不宽的小道，紧靠草房的前边，我就是从那里像被人追赶似的，仓皇地冲了出来，背向仓房，不敢回头。恐惧像一群蚂蚁，在身上蠕动，顺着皮肤的纹络爬行，钻向身体的深处。我奋力地挣脱，总想大喊一声，嗓子发紧，被堵住似的，无法让声音跑出，逃到高远的天空，也许在那儿，心会安静一些。

这是第一次面对亲人死亡的预演，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像一出戏剧，让我提前在彩排中看到。木门的漆皮脱落，在风雨中淋漓得鱼鳞一般。干裂的木质，脱榫的间接处，现在用铁丝摽牢，歪歪斜斜，一角下坠得厉害。门和框不是合页连接的，而是两只废旧的黑胶皮鞋底，用钉子钉在上面，钉帽上挂满了铁锈。我不愿走进仓房，只是想找大一点的门缝，看清里面装些什么东西。我的脸贴在门上，还没来得及向里张望，一股霉味从窄小的缝间吹出，就是这股陈旧的气味，给了我勇气，引诱我伸向了拉手。拉开门的时候，一缕阳光挤了进去，在泥土地上流出了一截光的河流。

仓房里的光线不足，浓烈的霉味，把我包围起来。我打了一个喷嚏，就是这一下，我看清了横在地上的巨大东西，不是杂物的柜子，而是一口白茬棺材。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做，只觉得脑皮子凉飕飕的，我从没见过白茬棺材，更不明白活着的人，为何要给自己提前准备死亡，亲眼看到自己将来要躺倒的地方，每天和它生活在一起，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心情如何呢？

仓房没吊二层棚，裸露的房架，像丢弃岸上的鱼骨架。墙角挂着一张蜘蛛网，编织精细的网，是阴谋的陷阱，它横在虫子们飞行的前方，稍不注意就被粘上。到时束手无策，无法挣脱，越粘越紧，活活地被钉在网上，变成蜘蛛的一顿美餐。这间不大的仓房，藏满了生死的气息。我被奇怪的想法支使，想触摸一下没涂漆的棺材。人死了到另一个世界也需要体面的房子，棺材的造型根据人头躺的方向，前端大，后端小，呈梯形状。厚厚的红松木，纹络清晰，阳光照在上面，造成了棺木上阴阳的影子。推开盖子的想法，彻底被消灭，我扭过身，几乎冲刺般地跑了出来。脚上的黑塑料凉鞋，在泥土小路上急促地敲打，脚和鞋摩擦，脚趾尖受到惊吓要钻出鞋，寻找安全的宁静。

我推开障子的小门，迎面敞开的窗子像大画框，太姥爷是画中的人物。他的年岁大了，不像别人家的老人，在屯子里溜达，串串乡邻的门，很少下炕走出家门。他的脸没风吹日晒的痕迹，可见他很多年没干过活了。姥爷家不是坐北朝南的正房，而是南北走向，太姥爷和太姥姥住在北面的房间，姥爷在下屋。我从园子里出来，看到他坐在窗前，向远处观望，眼睛是一片茫然，不知想什么。岁月从手中流走，慢慢地离去，越来越远。太姥爷没任何能力阻止岁月的脚步，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在痛苦的记忆中回味。他眼前破旧的泥土房里，装着一口棺材，就是为他将来准备的。太姥爷常常这样，一待就是半天。他是在回忆过去的事情，灯红酒绿的日子，还是守护自己的棺木。太姥爷年轻的时候是做大买卖的商人，在延吉开了一家“天一方”的大馆子，只是解放了，干不下去了，他就投奔乡亲，到符岩山区落了户，从此他没走出山里一步。我不敢多看一眼，向大门外跑去。趴在门口的大黑狗，头贴在爪子上，似睡非睡，我从它面前经过，惊动了它。大黑狗看我向外走去，顿时来了精神，一骨碌爬起，一阵风似的超过我，跑到前面去了。姥爷家的大门外是一片空阔地，拐过障子头，就是一条流淌欢快的溪水。阳光无任何遮拦，把我一下从上到下浇透了。我感受光的强烈，冰一样地透进身体中，把在仓房中看到棺材的情景，一扫而清。这是我来到乡村的姥爷家的第二天，对于刚发生的事情，我一点预感都没有。起初只是想熟悉姥爷家的环境，尤其是草房，在城市里很少有。我贸然地闯进，遭遇到的事情，几乎是突然袭击，一时承受不了。

障子外的野草贴着根长，一片片的野艾，长势茁壮，溪水从草丛中夺路而出，哗哗的水声，是从草缝中飘出的。水湿和草的清香纠缠一起，草尖上栖落的蜻蜓和天空飞过的鸟儿，使我有了亲切感。我向溪边走，水声越来越响，草也渐渐地密实了，一排排的蛙鸣，叫阵似的扑来。溪边有一块平坦的青石，平常屯子里的人，到这里洗衣服，用棒槌在上面捶打。天长日久，石面被磨得光滑，我坐在石块上，背后的障子里就是姥爷的家，那间有些歪斜的泥土房，草苫的房顶，稻草的金色褪尽，现在变得陈旧。风吹来的草籽，在阳光的滋养中，长出了几株野草。在外面经过的人不会知道泥土房中的事情，更不知有一口白茬棺材。双脚泡在溪水中，流动的水，冲击肌肤，我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目光越过野艾，眺望远处起伏的山冈，一股忧伤，火焰般地在心中燃烧。

我初来乍到，对周围的环境是陌生的，一个用杂木搭的木楼，有一条倾斜的木梯子，我上去玩了一会儿。楼里装满苞米，站在那儿，一览无余，望出去很远，溪水在这儿注视，蜿蜒得十分好看。我问姥爷园子里的泥土房做什么用，姥爷说，那是仓房，置放农具和闲杂物。我又问，都有啥杂物？姥爷说，都是乱七八糟的家巴什。就是这句话，勾起丰富的想象力，我想到了犁铧，学校学农时，我东倒西歪地被犁拖着走，引起围观的同学们大笑。那头牛不听使唤，听不懂吆喝，我被气得火冒三丈，要抽它几鞭子，好好教训它。说这些话时，一家人盘腿坐在炕上唠嗑。

我折了一棵野艾，断茬口溢出的汁液，染绿手指，冒出清爽味。我一下下地撕扯叶片，扔到水中，看它如同一条鱼儿，顺水而下，从这里往上就是溪水的源头，水边的空气湿润，清凉的风，一潮潮地卷来，洗净鼻孔和嗓子中的霉味。一只青蛙一跃，从草丛中跳出，瞪着一双大眼睛，披挂一身迷彩皮，宣战似的大叫，然后又弹入草棵里。我扯了一片蒿叶，向它掷去。叶片轻盈盈，在空中飘飘悠悠地落入水中，浮在水面上流去。

乌鸦在东北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它黑乎乎的一身毛，让人嫌恶。它总是用沙哑的粗嗓子，不分场合地大叫。家乡人出门碰上它，都要朝地上吐一口唾沫，跺上三脚，说这样能辟邪。我向水里吐了一口唾沫，被水瞬间冲走，消逝得一干二净。泡在水中的脚，猛地一跺，溅起了一团水花，打湿了脸和衣服。水花腾起，像一朵绽开的水晶的菊花，在视觉里停留，久久不散。花朵消失的时候，水面平静，我看水中泡的脚，触在溪底的沙子上，黑凉鞋摆在身边，像一个人陪伴我坐在溪边。这时有许多的话，想对它说，释放内心淤积的恐惧。我捡起一块卵石，向水中抛去，听到一声沉闷的声音，又一次看到腾起的水花。

晚饭是在院子里吃的，一张方桌，摆上在园子摘的小葱，一碟酱，笸箩里的野菜滴着水珠。粗瓷的大白碗，碗边有两道蓝线，碗里盛着满满的苞米碴子粥。夕阳在远处的山冈尽情地渲染，归林鸟儿在天空疾速地飞去，偶尔有乌鸦哇哇的嚎叫，敲破乡村的宁静。黄昏的蚊虫多了，姥爷拢起了一堆在河边采的新蒿，用桦树皮引燃，不一会儿就冒出了蚊烟。烟中羼杂湿蒿的气味，在四周漫散，赶走蚊子和小咬，一家人可以免受蚊虫的骚扰，安心地吃一顿消停饭。太姥爷和太姥姥也走出了屋子，坐在小凳子上，饭前要抽烟。太姥爷坐在对面，我端起饭碗时，目光偷偷地从碗边溜出，看着烟雾后面他的脸。一缕淡淡的烟雾，如同霉味一样，在我的鼻孔中出现，白茬棺材就在身后的仓房里，死亡的气息，在我的身体里一点点地胀大，要冲破心脏。我无心吃饭，碗险些从中滑落，掉在桌上摔个粉碎。姥爷一边吃，一边对我说，多吃一点，夏天夜长，饿了半夜没吃的。太姥姥一口山东话，味道有些淡了，饭桌上她的话少。她和太姥爷吃得不多，细嚼慢咽，我被白茬棺材折磨得闹心，在丢三想四中草草吃完。“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太姥爷照旧吃完饭不动地方，卷一根烟抽。

我回到姥爷住的下屋，天色朦朦黑了，符岩山区不通电，照明全靠煤油灯。姥爷家是自己造的油灯，一只小食碟，倒上一点豆油，棉花搓成棉芯，虫子一般卧在油中。端着这样的油灯走时，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带起的风能吹灭灯。一只手端灯，一只手弯曲，形成挡风的护罩。点燃后，灯火发出微弱的光，如一粒豆子那么大小，勉强看清屋里的东西。我父亲托人，从天宝山矿要了一个电石灯送给姥爷。黄铜做的电石灯，有一根铁丝弯成的钩子，是下井工人挂在肩上用的，灯嘴喷出的火苗很长，发出的光亮，不知比豆油灯多少倍。姥爷平时舍不得用，山里路偏远，交通不便利，电石不好弄到，只有过个节和来客人时才用一次。

姥爷为生产队放了一天的牛，满山遍野地跑，赶着一群牛，十分劳累，躺在炕上，一会儿就睡去了。山里天一擦黑，家家就上炕睡觉，很少有串门的。屯子里静了，偶尔有一两声狗咬，一两声夜鸟的啼叫，敞开的窗子，听清障子外河水的流淌声，在夜色里格外的清亮，青蛙的叫声，像一支寂寞的唢呐，孤独地吹响。我怕热掀开褥子，躺在高粱席子上，双手枕在脑下，注视窗外的夜空，我很想问姥爷有关太姥爷的事情。我对姥爷了解得不多，只是听大人说，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这里来了。令我不解的是，太姥爷身体这么好，早早地为自己准备好棺材，每天坐在窗前守护，哪个人盼自己死去？很多疑问，如同河水一般地滚动，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了人为什么要死掉，不能永生的想法。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了，想到这儿，控制不住自己，猛然坐起，我被一股可怕的恐惧抓住，一声大叫，差一点喊出。

姥爷背对我，面朝墙壁，我的举动，他没一点感觉。碟中的油熬尽，灯火熄灭了，夜深了。我睡不着，开始讨厌青蛙的聒噪，用手指塞在耳朵里，断掉声音的道路，效果不明显。我记得母亲说过：“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数天上的星星，没星星就数数，这样就能很快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似睡非睡中，我竟然做了一个梦，一身白衣的人坐在窗口上，脸是平坦的，没鼻子没眼睛没嘴，像一张白纸。他却会说话，发出阵阵冷笑。我感觉他伸出的手，在用力地拉我起来，我却奋力地往回挣扎。鸟儿阴冷的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冒了一身冷汗，这时听姥爷说，你做梦了。在黑暗中，摸到姥爷粗糙的手，他像一株结实的大树，我有了安全感，紧紧地抓住不放。

我是被鸟儿叫醒的，睁开眼睛，姥爷早已起来去牛棚，他看护生产队的十几头牛。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我记不清了，但是白衣的梦中人仍然清晰。我向窗外望去，天清新的蓝，远处雾霭笼罩的山冈，被阳光寥寥几笔勾勒出云雾的意境，大黑狗遇到了生人，不停地大叫。障子上落了一只花膀蜻蜓，样子非常可爱，姥爷怕我想家，变着法子让我玩高兴。他找了一根秸秆，在顶端劈开一段，中间横了一截，撅成三角形。然后到房檐和墙边，在上面滚一些蜘蛛网。用这种土工具抓蜻蜓就稳准了，不用在后面追赶。不一会儿，我听到姥爷推院子门的声响，接着是水桶和扁担钩碰撞声音。有一天清晨，狍子懵懵懂懂地下山迷路，闯进了屯子里。在井沿打水的人们，抡起扁担围追堵截，追打傻狍子。狍子被这阵势吓坏了，到处乱窜。跑到姥爷这儿的时候，姥爷看到它眼睛里的惊慌和无奈，让开了一条生路，给它生的希望。狍子跑了，姥爷的举动，引起大家的不快。清晨的时候，从牛棚回来，姥爷接着要去井沿，挑满一缸的水。姥爷家的缸特别大，立在锅台边上，一缸水够一天的吃喝。姥爷的脚步声远去了，大黑狗可能和姥爷去井沿，听不到它的叫喊了。我不知为什么，总想推开白茬棺材，看一看里面的情景。我穿上背心，没有去上屋和太姥爷他们打招呼，翻身下下，不假思索地奔向菜园子。

清爽的空气，清除了夜的倦意，精神为之一抖。推开障子门，走上泥土小道，我又一次重复昨天的景象。我的指尖触摸到木头的拉手上，然后才握紧，拉仓房的门时，勇气十足，没一点惶乱和害怕。门被一下子扯开，阳光不像下午那么足，但是缠绕的霉味仍然浓烈，冲入鼻孔中。站在地上那片亮色里，和白茬棺材有两步的距离。我不像昨天那样惊慌和紧张，也无逃跑的心思，只是静静地与它对视。想到有一天，太姥爷躺到这里，在亲人们惊天呼地的悲痛里，被埋在荒山野岭上，他的邻居是厚重的泥土，与山风，与大雪，与孤独为伴。对他的怀念，只有在记忆中寻找鲜活的影子。一股忧伤的痛苦，在啃咬情感的根茎，随时要被咬断。我轻轻地推开了棺盖，却被意想不倒的事情震惊。在棺盖移动的声音中，棺里装满了金黄的小米。这口棺材，临时充做装粮的器具。这一刻，折磨人的恐惧和疼痛全部消散，我抓了一把小米，看着它一粒粒地在指缝间漏下。我们每天吃的小米，就是从这里取走的。秋天打下的小米，带着收获的香气，被一袋子一袋子装到棺材里。小米是五谷杂粮中一种，生长在山地野岭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得可怜，但是小米的营养是别的粮食替代不了的。小米和大米焖成的二米子饭，倒是人们喜欢的吃的。我不愿吃二米子饭，倒是爱吃小米嘎巴，咬起来嘎巴嘎巴，它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没费多大力气，我重新合上了盖子，小米在视野中消失，一切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我是在鸟叫声中走出仓房的。园子里的菜，挂满了露水，紫茄子水洗一样鲜嫩可爱。姥爷会做红烧茄子，喜欢用清晨的茄子烧。从园子里摘出，不用水洗了，锅里的油一开，扔进去就行了。

早饭不在院子里吃，方桌摆在炕上，太姥爷永远是坐在炕头的位置，太姥姥背对窗口，姥爷坐在炕沿边上，他要随时给桌上的人盛饭。早饭是小米干饭，小葱蘸酱，鸡蛋炒韭菜。太姥爷牙口不好，吃小米饭也是一点点地细嚼。

我看着太姥爷碗中的小米饭，一想到它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就没心情吃饭了。我拿了一截葱没蘸酱，狠狠地咬了一口，没想到葱真辣，眼睛竟然流出了眼泪。

（《天涯》2011年第2期）

春雪化时

鲍尔吉·原野

春天的雪片在街上消融。虽然落地即化，但和下雨仍不一样。雪片悠扬，深思性的片絮如羽滑落。马路像黑色的岩石一样闪闪发亮，出租车溅起喷泉似的脏水。而马路两边的土地上，积雪埋伏。它们为什么不化呢？春雪怕冷，耸着腰挤在一起，蓬松晶莹。

树们知道这就是春雨，变成雪只是多一些典礼的意思，没有北风，没有冬日的肃杀。空气里甜丝丝地传出了树吁出的气味。春雨化妆成雪一个接一个跳下来。落在树杈上的雪过一会儿就像鸟粪一样“啪唧”掉下来，使行人向上怒目。我觉得树的身体里面，一致回响着维瓦尔第《四季》的“春”。阿卡多用四把不同时期的史特拉底瓦利琴演奏四个季节，在1987年意大利克里莫纳的音乐节上。还有一个豪华的版本，斯特恩、祖克曼、敏茨和帕尔曼分别演奏春夏秋冬，极其挥霍。这说明谁都知道四季是四个不同的季节。春天和冬天的区别是什么？这就像斯特恩和帕尔曼的区别一样。当然这不意味着色彩和生命力的不同，而是理解与诠释的多样。

树们的“春天”是由树演奏的。这四把小提琴分别是杨树、柳树、碧桃树和桑树。它们木质不同、音色也不同。树的张开的手臂，多像执琴的姿态。它们用不同姿势站立在桑园里，交换眼色。在暮色来临的时刻，街车的灯光里有雪花钻入，窗外黑白斑驳，如同目睹一幅俄罗斯的油画。

维瓦尔第是一个神父。晚年他在教堂主持弥撒曲的时候，匆匆忙忙走出，到自己的房间记录脑子里涌出的乐思，因此受过宗教法庭的审判。维瓦尔第神父是个喜欢夸饰的人，说创作一首协奏曲比抄一遍更快。神父说自己有94部歌剧，但一般认为他只有40多部。有一种说法称他患有胸腔疾病不适合神职工作，譬如念诵赞美诗。但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他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放弃神职而专心于音乐。在巴洛克音乐时期，一个受欢迎而且勤奋的音乐家的生活绝对禁得起挥霍。他经常长途跋涉，监视自己新作品的初演，譬如前往罗马、维也纳，甚至到阿姆斯特丹。他在一生中的四十年里，在威尼斯的一家女童孤儿院任职，每月写出两首以上的弥撒曲，收取酬金。这些女童是失去双亲或私通所生而被遗弃的孤儿。由40多名孩子组成的管弦乐团和合唱队，是维瓦尔第音乐最初的传达者。她们身穿白袍，头戴石榴花。她们歌唱，拉小提琴或吹巴松管。

和这些天使般的孩子们在一起，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重新听到上帝的声音。和这些小音乐家相处四十年，一个人所具备的美好情感会像泉水一样汩汩而出。所谓美好的情感是爱与仁慈。我不知道仁慈与爱有什么区别，但放在一起说，似更宽厚。有这种情感的人不妨乖张一些，铺排一些。斯特拉文斯基暗示维瓦尔第的40多首协奏曲是由一首改编的，维瓦尔第的确可以五天写出一首协奏曲。但这都不曾妨碍他的音乐的美好。在某种情形下，音乐史家把维瓦尔第列入优秀的古典音乐大师行列似乎有些犹豫。维瓦尔第的音乐在他死后300年间无声无臭，好像到了20世纪才开始复活。和柴可夫斯基一样，他的协奏曲更像电影音乐，或者说电视节目的栏目开始曲。而他创作的勤奋，和大多数古典音乐家一样，是为了钱，而有了钱之后的景象是日日宴筵，夜夜笙歌。帕格尼尼的许多作品由于抬价过高而无法出版，也就是说失传了。为了钱而创作，为了奢华而赚钱，一生写几百部作品，也许是中国艺术家所不能理解的。在某些“艺术家”的脑子里，钱虽可爱，却是艺术的敌人。不仅钱是艺术的敌人，富裕的生活，众多的作品都是艺术的敌人。现世的享乐和创作就这样可笑地僵持着。仿佛一有钱，艺术家纯洁的本性会像刚出土见风的贵妇人尸体一样朽烂变色、恶臭难闻。

在士与农、或官与商的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的对位中，其实从来没有文人的地位，而艺人干脆是市井阶层的附庸，倡优之流。所谓“文人”在过去是对官的半成品的一种委婉的指谓，在读书与从政这一条传送带上，文人是即将入炉烧冶的砖坯。成则仕，不成则废。它从来不是一个阶层，也不具备在社会生存下来的经济基础。对已经从政的文人来说，诗文是一个点缀，文人身份成为风雅的包装。而对未仕的读书人来说，人们称之为“文人”，庶几与废人无异。这意味着极为辛酸的生活，以及毫无价值的人生。

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古代文人地位在人们视野里的提升，是由于五四运动之后重编的文学史的缘故。在本世纪初，中国人感受到没有大学的耻辱，办学的人感受到没有文学史的耻辱。当时的人们甚至不知文学史应该从哪里编，魏晋还是汉唐。人们所看到的从春秋与诗经开始的文学史，实在是许多人绞尽脑汁的成果，这是在四书五经之外重新建立的另一种文化传承体系，是石破天惊之作。在本世纪初，为学堂而编纂的石破天惊之作还有很多，如《中国化学史》，将道士炼丹的行迹配方凑合成书，终因太荒诞以及与现代化学毫无关系而作罢。当李杜与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安稳下来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官方的色彩，成为传统。已经死去的封建文化终于又活了过来，对新一代的读书人形成威压，并被要求成为他们的偶像。

中国古典文学的确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东西，古代诗文所集体形成的艺术成就的确神乎其神。但这一套东西最好和瓷器、碑帖一道，由少量玩家来玩。古代诗文的奇迹和埃及金字塔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在现代出现的东西。那么文人——从本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人，从省城到县城都有——胸中装着古代文人散发出的孤愤、清高与各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行吟浪唱，引人注目。在所谓“中国文学史”中，你看不到贯穿一致的东西，看不到善良、热爱民众与土地、人文主义关怀、关注时代等思潮，这些因素只是星星点点、毫无关联地出现在少数人的诗文中，谈不上传统。在古人留给我们又经今人精选的宝贵的诗文选本中，不仅没有农商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也看不到譬如官员生涯对一个文人生活的补益以及与创作的关系，文人孜孜于官场的劳绩、他们嫖妓聚赌的私生活。这些选本清澈得令人不可思议，可见虚伪从唐宋元明清就是他们做人的主流。文学史的主线也是“越穷越光荣”。清高孤愤以及遗世独立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的美德。这当然是已经被文学史歪曲了的古代文人的生活情景以及心态。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人们从来就没什么一致的思想。有一些相通的愿望譬如做官、温饱、享乐，也被文学史轻轻抹去了。被本世纪的文学史塑造的一些“典型”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形象，实在不堪考证。这些“典型”当然不比我们更糟糕，但也不比我们更脱俗。然而文学史所透出的这些信息，的确害了不少“文人”，包括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人”。他们渴望官，但在得不到的时候便骂官。当上了官的时候则要饮酒赏菊，又想造一则小民击鼓喊冤、大人明镜高悬的佳话。郑板桥即如此，每每为无人击鼓而憾。

把官作为一种可玩的雅事。饱读诗书的文人在任内有没有弯下腰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做事的呢？没有。因为中国文化不培养这种人，不鱼肉百姓以及背负骂名已经很好了。他们蔑视劳动者，大自然在他们眼里不是俄罗斯人所看到的母亲，而是可以与之眉目传情的美人，譬如冷月、寒梅、疏竹与小桥之类。即使潦倒，这班人物也不肯放弃斯文。当乞儿伸手要几颗蚕豆时，也要用极好的句式说出“多乎哉？不多也”。这些话可以找出典故即书袋来。鲁迅非常好地刻画出他们的灵魂，只是他们顽疾太深，不肯悔改。倘若我们没有这些文学史，倘若我们在学校里像建立微积分与地质学一样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学科，培养一批热爱自然、热爱民众、纯朴而说人话的文科教师与作家，中国文学的状况要比现在好得多。本世纪的中国读者拥有的作家除鲁迅之外，既不是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也不是夏衍、杨朔或浩然。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托尔斯泰、桑德堡、纪伯伦这些更加仁厚踏实的作家，孩子们的精神视野要比现在饱满明亮。从本世纪的中国作家留给本民族，特别是留给孩子们的遗产而言，是令人惭愧的。即使王朔和金庸的大作，也不能弥补这种惭愧。在西班牙语的课本里，有多少精美的文字让孩子们诵读。在俄语、法语和英语的课本里，都不缺少由母语构成的奇异精美的世界。汉语课本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不光是中小学课本的选者眼光不逮，作家们一百年的努力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

在中国文人的创作中，很少看到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当然，陶诗陆诗里面有农事，李白如走穴一般邀约云游，其他的人不知是怎样活过来的。生存，在他们看来或许是不值一提的事情，积累充足的粮食果腹，让它们作为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使生命个体的新陈代谢延续，是文人羞于开口的低贱之举，使一个人可以活下来的理由成为中国文人最不爱提的一件事。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穷而后工”、“君子固贫”。这没有“道”重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重要。这种观念造成的文人的双重人格，以虚伪的面孔面对苦难重重的人生。“安贫乐道”，使他们一次又一次游离社会发展的主流，并把轻贱商农的观念通过诗书贻害于子曰与海德格尔的自食其力、使生活显示出丰富性的劳作的人。君不见，人一读书就痛苦，读中文系更容易痛苦，不滋滋味味、拿腔作势、用鸡爪子似的枯手罩住碟子“多乎哉？不多也”就活不下去。秦始皇焚书的心态吾等无从揣摩，但从文人本身的痛苦就可以看出他们活得如此艰难与那么一种“架势”有关。这种双重人格或曰畸态在动荡的社会生活面前貌似超然，然而一有机会（不是落草为寇的机会，而是做官的机会）文人会把虚伪背后的另一面全都暴露出来：自私、狭隘、阴损。这是压抑的结果，也是对“贫”与“求道”的补偿。

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从横向的世界各国现当代史中，似乎都能找出影子。卢旺达式的种族仇杀，埃塞俄比亚式的饥馑，苏联式的扩张与解体，新加坡式的法家峻治，美国式的开放，朝鲜式的封闭，印度式的一盘散沙，瑞士式的家庭作坊生产，奥地利式的载歌载舞，刚果式的难民潮，日本式的勤勉，等等，几千年风云激荡。然而中国没有《罗马假日》那样的作品，从《全唐诗》中，我们如果真的认真读一遍，反而无法了解唐朝是怎样一回事。在古典音乐家当中，我们知道作为医生的柏辽兹靠私人授课生存；圣-桑靠在教学弹管风琴生存；德彪西靠为唱诗班伴奏、为俄国的梅克夫人当家庭教师、出版曲谱和傍老富商的年轻妻子生存；李斯特靠旅行演奏和担任歌剧院指挥谋生。在外国“文人”那里，生是第一位的，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生趣以及精致圣洁的天国气息。我所探讨的当然不是中国文人的存活方式，而是由于他们“厌生”形成的伪善对文艺本身的妨害。从社会形态上说，这当然与中国旧时没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经济有关，与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心态，特别是荒唐的崇拜诗书的观念也有密切联系。这种观念直至今天也没有消散，一些“文人”仍在拿腔作调地用鲁迅曾经以“最黑最黑的咒语”咒过的半吊子文言卖弄“文采”，过一下遗少瘾。

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春天像箭一样飞来，世间有流水、新发的枝叶和鸟群，人们健康，大踏步行走，彼此露出微笑。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生活，感受到了即使不识字也能感受的大自然恩典。当积雪迫不及待地化为溪水缭绕在树木脚下的时候，鸟儿不请自唱。在上帝的作品当中，没有什么生灵会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在《四季》中，我们当然听不出维瓦尔第死在维也纳的一个寡妇家里，临终一贫如洗。正如我们听不出他是一个满脸红胡须的威尼斯人。

上帝的声音常借各种各样的人的表现显示出来。看到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寒食帖》，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人”所能写出来的？看到牛顿的古典力学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想不出这是人类大脑的产物。看到乔丹的空中飞行投篮，看到不知作者的汉代说唱陶俑，看到婴儿甜美的微笑，我们惊讶这一切美好的生成。仿佛在人的力量后面还有更有力而完善的力量存在。这仅仅是人。而在动物领域，豹的美丽使我们想问：是什么使你如此美丽？美丽的还有蝴蝶、甲虫、毛茸茸的鸡雏和手掌似的树叶。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切实的奇迹。不妨说，上帝把它的神奇分散于斯。包括随手拈起一小捏儿，放在维瓦尔第的身上。这一小捏儿在维瓦尔第心里储存了四十七年之后，变成了《四季》的《春》。虽然维氏说这是献给波希米亚伯爵Ｗ·冯·莫尔津的，这一献礼共有十二部协奏曲，号称《和声与创意的尝试》。事实上，《春》的扉页应该写上献给上帝，即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它在维瓦尔第怀里揣了四十七年。

上帝并不特别偏爱艺术家，虽然有人说他好像偏爱过莫扎特。一种神的声音，或真理的声音可以从儿童的笔、老百姓的表达，甚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譬如一个人在对一件无可挽回的痛事进行追悔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冒出某年某日某人的忠告或者说规劝。这种忠告往往由于忠告者的平淡无奇而被当事人所漠然，最终却“不幸而言中”，仿佛奇迹。这就是我想说的“上帝假他人之口示谕”。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这个意思。上帝的词语不会以社论、闪电或电视晚会主持人朗诵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耳边，它惯于挑一些卑贱者完成这一项使命。我还想把它称为“迹象”。万事皆变，万变皆有迹象。人的愚钝过错、蠢思恶行皆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词语”的示现，即“迹象”。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被熟人看到，说“呀，你最近不大好吧？”。此人正被一种潜在的痛症所困扰，而他的熟人也不是医生，那么事情的性质竟被那人说中了，而且他说的竟被种种复杂的仪器所验证。这不是什么奇迹，只是任何一种事物在周围散发出自己变化的迹象。当地震可以引起鸡鸣狗吠，而人麻木无知时，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人比鸡犬还笨吗？我们惯于让事情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囫囵信之，然后心安。用进化论解释人，用药解释细菌，用分子结构解释社会，用鸟鸣或水流解释乐曲，用主题解释作品，用语言解释心灵。所以我相信，人有可能常常比鸡犬愚笨。如果鸡犬大脑神经的计算速度与内存量和人相同的话，不会像人类这么令人失望。骄横、傲慢、欺诈、自私、虚伪、残酷，是我在四十年的时光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最明显的特征。那当然我也看到和感受到人的仁慈、纯洁、诚实、信任、宽厚和才智。有时——我拿不准可不可以这样说——觉得自己是混迹人群当中其他物种的一个观察员，譬如昆虫、鸟类和小型食草动物派来的观察员。用动物的眼观人类，似乎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对那些愤言造势、“以人为本”，用人或文人的不可一世的气概发出种种宣言的人物犹有观察兴趣，看他们怎么暴露他个人以及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愚蠢。

我不知道谁能来拯救他和他们。

（《作文素材》2011年第7期）

一把碎银

冯 杰

老虎般的黄金，在天空中飞翔的黄金，尘埃里挡不住光芒四射。而银一辈子只在世间默默行事，从不招摇。黄金稳坐金库，老谋深算，以自己不变对应世界万变。银子如水，流动如萍，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从捂热到最后凉散。

纯度·为臣的表白

与黄金相比，银显得低调。金是高贵帝王，即使沉默也处处闪耀，银有点像金属里的丞相，典雅淳朴，谦卑做事。老虎般的黄金，在天空中飞翔的黄金，尘埃里挡不住光芒四射。而银一辈子只在世间默默行事，从不招摇。黄金稳坐金库，老谋深算，以自己不变对应世界万变。银子如水，流动如萍，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从捂热到最后凉散。

银的化学性不如黄金稳定，流浪中的银在空气里与硫相遇易有情变，第三者必定介入，特征是氧化变黑。即使谦虚为臣，这臣也一时成为贰臣，再打磨，质地可还原银白，但银史上早有染污之嫌，载入档案。这有点像历经两朝的大书画家王铎。

就现实而言，佩戴银饰不宜穿行在气味浓烈的场所，如酒吧、舞厅。汗中含氯化物，汗水对银器最有影响。跳舞时不宜贴得太近，尤其肤肌相触更有使银器变黑的可能。从这一点看，银饰是另一种泄密者。（现代私家侦探多忽略这点）故，金饰畅销并永远贵于银饰。因黄金闭口不言，沉默是金。

现代美女还需注意：银与金不能同时佩戴。金银同行易节外生枝。“925”代表银器的最高纯度，这是被公认的银纯度，如黄金的所谓“999”纯度——不过这是黄金极品的夸张。银有自知之明：世上根本没有纯银。在历史里要么氧化，要么发黑。我这是在说银。

化学老师说：皇帝就餐前必放一枚银牌在汤里，戒备投毒。如有毒银牌自会变黑。银这时像一位以身试毒的忠臣。化学老师还说：银碰到硫化物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硫化银，砒霜是三氧化二钾，提取时含硫化物，所以银器测毒极其灵验。化学老师又说：化学成绩好走入社会就不易被毒死。我说如果我压根不想当皇帝呢？老师怒：那就罚你课，站出来！

童年，我和皇帝汤盆里的一枚银器都同样显得无辜。那是因为银器纯度不同的缘故。

穿越和镶嵌·银的另一种简史

从数量上相比，世上拥有黄金者没有接触银器的人多，即使在饥馑年代，一只枯瘦如柴的手也握过一块光洋，尽管最终要流失。银元在人世间穿梭，像银河里的彗星，穿越无数故事，带着手温、体温，一块块饱经沧桑、满脸心事。银元形态大小一样，但银元身世经历不同，世间每一块银子都在演绎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在撰写自己的半部《小银史》。

当年我祖母为救狱中的祖父，把全部家业换成100块银元，然后，一枚枚码好，土布层层包裹。前去衙门打点。可祖父最后还是瘐于狱中。银元有背叛主人的时候。散银般的大雪里，有人最后只捎来一只我祖母送去的绣花鞋。

2009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堂一家咖啡馆里，80多岁的诗人管管对我说：“我19岁在山东被抓壮丁，临走前，我妈给我一块手帕，里面裹着一块银元，她想着我有这块银元就能回家。”诗人眼圈通红。那块银元迷路了，在造盐的海上，在泥浆的陆上，银找不到返乡之路，母亲临死也没再见到那块本该回家的银元。动荡年代，银光芒微弱、黯然失色。银元再擦也不能照亮一条归路的面庞。

世间每一块银元都镶嵌一个传奇。就像现在每一张钞票上，都坐着上亿的细菌。

银子的声音

如果说世上最好听的声音不是胡琴琵琶和帕瓦罗蒂，是银子之声，你一定要信。君不见历史里中国人最美妙时，就是把一块银元用中指拇指轻捏，猛地一吹，放耳畔细听。“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少年时我背诵诗人普希金情诗《致凯恩》，后来，我总觉得应该改为《致袁大头》更妥。

对中国人来说，银元之声不仅是百米高处的天籁之音，还是十米之内的生活交响曲。银子就是土地、赋税、房屋、财富、威信、尊严。我姥爷告诉我，纯银元掷地有声，扑嗒扑嗒。成色越低声音越低，且声尖带韵。若为铜质，声尖、高。铅锡质地，声闷、短、促，掷地无力，像摔一匹死狗。

银元垒摞的高低海拔，和生活水平成正比。在银元时代，银子永远是通用硬件，银的光芒畅通无阻。王婆就为西门大官人十两棺材钱，最终血染茶壶。冯梦龙笔下，卖油郎为一夜情，张忙一年方攒够嫖资，“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掂一小块，还了火钱，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然后，出发。

银化装后可以开始启程。形状时大时小，在时空里流动变幻，现在转变成纸钞，英镑、欧元、美金、信用卡、数字。但功能和两千年前银子一样。可以用于升迁、运作、竞选、工程、赌博、军火，等等。一切还和卖油郎当年那一把银子性质一样。一个现代智慧人行贿或嫖娼时，同样不能挑两桶上等的好油。必须“兑足”，也必须“倾成”。

伪银时代

银子继续在一条长河里自由漂流，状若月光下闪耀的鱼鳞。

中国唐代对银器崇拜达到狂热，宋时银器才从宫廷走入民间，也进入伪银时代。我对比过：宋以前银器不落款，宋以后银器上多印有“纹银”“足银”“足纹”字样，以示纯粹。银器上还有银匠名款。这是把信誉烙上银器，向天明心。后来也有造假银者，但烙字多不规范。一个心里怀揣黑暗的人，如果去把祖宗也烙印时，手颤，毕竟有点儿心慌。

一位收藏家告诉我：是否真银元宝只要看底上“丝窝”即可，这最有效，因为古代铸银时底部空气无法排出，有此特征。仿造银多为合金或化学制品，以白色金属或涂料合成伪银。前年，我一位在家务农的同学，对我说起一个游乡银贩子廉价售他50块银元，托我在城里找家买主，说转手就赚两倍。他伸出两指。我怀疑有诈，同学却相信自己眼力。我就把一块银元往桌上一摔，碎了。我同学的心也随着碎了。那可是他全家一年的粮食款。

现代的诚信也多是以现代合成原料制成，易碎。世道与时俱进，可以用银来乱心，氧化。今年是庚寅虎年，南方流传虎年必须戴手镯银饰，因为虎吃了“银”就不再吃“人”了，老虎耳聋，这肯定是粤籍的老虎，银、人谐音不分。但这些谣传却包含如下象征：

世上老虎吃不完人，只有人多被银吃掉。银大于老虎。银可以把人消化掉，从骨殖到思想。世上每一块碎银都比人永恒，哪怕你把头刮亮印到银元正面，也终要熔化。

银碗盛雪

好在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纯白之银。是智慧之银。

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就知道，马奶放在其他容器里几天就会变质发臭，而放在银器里，可长时间保鲜。如果把语言放在银器里，语言同样保鲜。于是，除了马奶、羊奶、牛奶，一面面银碗里开始存语言，放禅宗公案。时间一长，语言生枝，银碗里开出一朵朵白莲。

一时，银器成了禅宗道具。《景德传灯录》“药山还银”公案有“问佛法相当得两锭银”之语。天平的两端各放佛、银两物，孰轻孰重？面对这色空二种，政客和强盗肯定都不回答，鲁智深当年偷下桃花山，单把银器都用脚踏扁了，拴在包裹，他只带银碗银盅银盘诸器，不带桃花山上的地图、情报、诗集、核数据。

最妙的是“银碗盛雪”公案。如果不盛妙语，银碗盛雪的后果不是雪化就是银生锈。这个不易达到的心境让一块银子达到了，境界就是银碗，语言就是白雪，是一个何等澄明境界！

多亏了银史上还有一块这样的纯银。语言成色为“925”。

银器外传

这么多年我在银子里穿过。我看到过湘西苗女银饰宛如朵朵白玉兰。在西藏看到过藏银，拉萨八廓街上买过许多银器。我还看到僧人摊前一枚小银碗，古朴精致，上面铸有看不懂的梵语，松香缭绕中，银的光泽折射一丝神秘气息。因带钱不够，就约定好第二天成交。翌日，那僧人却神秘说，昨夜做一梦，梦到活佛，你今天给多少钱也不卖了。回来路上，有人告诉我，那枚小银碗是用一位藏族少女头骨所做，藏银镶着少女身世。

在西藏有许多这样的银碗，一枚枚像高原一盏盏雪莲花，深夜银碗能与银白的月光独语。

我在中原接触到的帽坠、帽饰、帽花，发簪，扣饰，挖耳勺，都属于乡村小银器。我的一把长命锁就是白银打造，正反铸有“童子抱莲”“麒麟送子”文字。那些银器被我母亲一一缀上童年，一走，乳名哗哗作响。

小银器多与手工温暖有关，我看到乡村银匠使用铸造、焊接、掐丝、镶嵌、抛光五种工艺。他们一生沉浸在一块银子里，宛如在编织一年四季时光。一代，两代。

四十多年的人生年轮，让我知道银器不易囤积，银器过多就会以各种形式飞走。我们村四家地主就是因为银多的缘故，被政府镇压。同时我还知道对干净的银子心要恭敬。小时我偷过曾外祖母一枚银扣，不料到半夜就开始拉肚子，像银饰报复的小咒语，樱桃般大小。

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在乡村跟当过排长的二大爷学习饮酒，演习风度。二大爷说银器酒盅最好，饮时能化酒，化毒，还不易醉。

第二天，我闯入滑县城中药店，贸然问：“这里有卖银器吗？”

老中医一惊，花镜上沿透出两颗黑少白多的眼睛：“你这孩子，小小年纪要淫器干啥？”老先生放下手中的线装《金瓶梅》在空中眉批。

多年后我悟到，是他读书太投入。一个人读书一多，知识在脑子串道儿，有时，在世上就会银、淫、饮、隐，通感不分。

（《散文选刊》2011年第6期）

大地的皱纹

陈奕纯

一

小路是大地的皱纹，小路有多么细密，大地就会有多么苍凉。

苍凉过后，我们灵魂的大地上那一支流脉还在，一场场春雨落下来，一阵阵春风刮过来，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便有了灵魂，绿色的红色的鹅黄的草青的色彩，林林总总的故事在萌动，一个生命又一个生命在大地上婴儿般均匀地呼吸着、哭闹着、嬉笑着，轻轻嘬起自己的一两根手指头，透明的口水肆意流淌，周身散发着一股股奶香味儿，可爱，无聊，不知所以。这情景，先有的，是结局，然后我们再顺着那结局的枝蔓往上找寻，便看见了更多的枝蔓，看见了更多的绿叶，一片更比一片嫩绿、鹅黄，一片更比一片幼稚。找寻到后来，万千枝蔓终归是回到了一根藤蔓上，好比婴儿的一条长长的脐带，一个灵魂的发源地。

死亡和新生，结局和开始，黑和白，一种颜色向一种颜色的过渡，说不出的滋味，就像大地上正在蠕动着一条草木葱郁的小路。

春天里的小路，一个刚刚下过露水的早晨，好像被画家刚刚勾出一条细细的线条似的，绿的让人心疼。这路，说小也不小，恰好能容得下三五个人并排行走那么宽，鞋子踩上去，“沙沙沙”地乱响，路的两旁都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草叶上挂满了一颗颗透明的将滴欲滴的水晶、玛瑙，水晶和玛瑙的表皮裹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新鲜泥土，它们格外地暗恋着人，不仅打湿了你的鞋子和裤角，而且那泥土沾满了你的鞋底，越沾越厚实，走不上几步，你肯定得停下来顿顿脚，把鞋底的泥巴磕掉，再继续往前走，但是走了没有几步，你会发现前面的小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路在哪里呢？没有办法，你就踩着软软嫩嫩的草丛，干脆往前瞎走吧，反正此刻，前后左右都没有了路，怎么走全都由了你的性子，只要你的眼光是向前的，你要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

然而，几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和自己隔着一垄草丛的地方，竟然弯弯曲曲着出现了一条更小更小的路，搁一步一个空脚窝的一种路，你必须得跳着走的一种路，小到鞋子一踩就能踩倒一大片的草尖尖儿，小到不能再小了，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严格说，一种不能叫做路的路，那就是我们的未来。

如此几次，反反复复，行走好比在做一场大梦。

举目回望，那些路全都加起来，只不过是一条路。恍然发现，那些年全都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年。等我们一个个返回的时间，有的是在春天，有的是在冬天，有的是在早晨，有的是在黄昏，死亡会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的后头，拦住我们，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带走。

春天了，绵长的路，古老的大地，把一个接着一个的秘密带走。春天了，开花的开花，发芽的发芽，那么，忧郁的月亮去了哪里呢？

天上的路，谁知道好不好走呢？

二

说一个故事。若干年以前，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小的时候，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广东一个非常偏僻的小镇，母亲是个医生，所以被上级分配到镇卫生所当药房管理员，也就是今天的取药兼收银的，同科室的还有几个阿姨，大多来自于小镇附近的村子里，大家思想觉悟非常高，一心想的都是“公家”、“大集体”，干起工作来，暗地里较劲。一天快到中午下班时间了，离家最近的小周阿姨非常负责任，就把上午收来的公家钱就势装进了裤兜里，主要是防止被小偷偷，然后大大咧咧地回家吃午饭去了，她家离卫生所不远，有一里多路。下午，小周阿姨回来了，把裤兜里的公家钱一交，发现少了整整三块钱。三块钱哪！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字，相当于一个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或者农村三五个劳动力半年的口粮，尤其此刻丢的是公家的钱，最怕一辈子背上“贪污犯”的骂名啊。于是，小周阿姨便开始哭天喊地地找那三块钱，翻来覆去地找，发动母亲和一帮阿姨帮她找，连墙角的老鼠洞、墙砖缝隙等地方也不放过，结果一无所获，她急了，捧住脸埋在桌子上一个劲地傻哭，除了哭，什么办法都没有。卫生所的所长来了，一听说公家的钱少了，气不打一处来，噼里啪啦把她训了一通，话里话外一个意思：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补上！母亲说，当时，小周阿姨就吓瘫在地上。

实在没路了，小周阿姨就哭着跑回家想办法去了。

在家里，还是没找到那三块钱。

小周阿姨一赌气，一口气喝下了一瓶“敌敌畏”农药，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等到我们闻讯以后，正赶上傍晚时分，“敌敌畏”农药的药效正在大面积发作，非常严重，小周阿姨已经快不行了。怎么办？单位的一帮好姐妹、好同事找来一辆平板车，把她按到车上，急匆匆往县城的方向跑，我也跟在大人的后头，心里不停地默默替小周阿姨许着愿，祈祷她能平安无事，健健康康。尽管我知道，那些祈祷多半是骗人的。

天是阴天，七八月份，酷热，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忘记带手电筒、马灯之类的照明工具了。小镇到县城大约40公里的距离，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离开了灯，一不小心，人就会摔进悬崖，非死即伤。路上，我们谁都知道前面的路有多么危险，但是谁都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口，我们的信心就会统统跑光的。那一刻，世界寂静得可怕，母亲紧紧抓住我的小手，急促地呼吸着，人人都是这样，天地间的呼吸声浪被无限放大，母亲的、阿姨的、叔叔的、另一个叔叔的、另一个阿姨的，还有我的……起伏着，纠缠着，犹豫着，惊恐着，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地走着。

白天里的山路，到了黑夜，尤其是赶上像这样的夜，光知道恐惧不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凭着感觉一点一点回忆白天的山路，或者把白天的路背下来，弯弯曲曲、歪歪扭扭地背下来，你才不会走错，才不会失足于悬崖，才不会错过给小周阿姨抢救的最佳时间。想着想着，心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脚步走得更加坚定了，天也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爬狮子岭的时候，山势陡峭无比，幸好一个叔叔口袋里还剩下4支香烟，大家也不管什么难闻不难闻了，纷纷鼓动他吸烟，用燃红的烟头来照明，他起初有些不忍心一下子吸完，说自己节省着能吸一个半月呢，结果大家一致反对，鼓励他也学“老美”浪费一把。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顺从了大家的意思。一路下来，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冤枉路，驱赶走了多少不自信和惊恐感，心也淡定了，从容了。最关键的是，在我们看见岭下散落的两三点灯花时的那一刻，整个身心一下子温暖了，热血开始沸腾上涌——

又回到烟火人间了！又闻到心灵大地了！

唯一遗憾的，是赶到县医院前，小周阿姨就已经没有呼吸了，再也无法抢救了。

三

我这一辈子，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立大志，刻大苦，走的最多的，是没有路的路。没有路的路，一开始，特别平坦，特别顺利，但走到最后，常常是绝路。没有路的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险途，是胜景。

那滋味，艰辛、惊险、刺激，并且惊喜多多。

比方说，大三那年盛夏去写生，我选择了太行山，选择了王莽岭，为的是观看王莽岭日出。王莽岭素有“自古太行天上脊”之美誉，位于陵川县城东50公路的晋豫交界处，是山西省晋城市和河南省新乡市的分界山，相传西汉末年刘秀和王莽曾在此安营扎寨、交兵作战。登上王莽岭，俯视中原大地，险峰幻迭、巍峨挺拔、山巅六绝、七台险景、雾凇冰挂、云山幻影，构成了一方神奇的人间仙境。我想，这云海中的奇峰石林恐怕还不是王莽岭的最美。最美最壮观的，应当是王莽岭的日出了！

于是，看王莽岭日出、画一幅大型山水画《王莽岭日出》，成了我的一大夙愿。

但是，王莽岭是险峻的、奇秀的，如果你不是有心计的人，连路也很难找到。读研期间，我曾经四上王莽岭，取景写生，激发灵感，印象最深的，当数1992年的夏天。

那个凌晨，天还没亮，我带上手电筒和一把砍刀，早早就上山了。山路的狭窄程度出乎我的想象，最窄处仅仅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一不小心，就有坠入深谷的危险。我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一股脑儿地钻了进去，左砍右削，披荆斩棘，一路前行。其间，杂草丛生，荆棘横陈，走一步，砍几刀，便汗流浃背、浑身精湿了。但我依旧狂舞着砍刀，一为吓唬毒蛇，二为开辟小路。不久，便砍到了大峡谷的小溪边，只见这里溪水潺潺，一股股清凉扑面而来，我跳将过去，把小溪当成了上山的小路，一鼓作气爬到了山头。当我爬至王莽岭的观日台，手表上的时间恰恰是五点一刻，猛一回头，抚云崖、试胆石、寒武石林、勒马崖、隐仙崖、石库天书、西寨门、天桥、羊肠坂、老猪洞、一线天、东哨台、仙女散花台、抚琴台、弈棋台、点将台、烽火台等景观，全都被我踩在了脚下，果然视野开阔，天地在我胸。放眼东方，美丽的峰峦正沉浸在金鳞一般的云雾中，“千峰万壑争攒聚，云山幻影瞬息变”，眨眼之间，那云雾的颜色又幻化成绚丽的五色、橘红色、红色，如纱如幔，飘游漫舞。终于，一轮红日偷偷探出了半颗脑袋，当红日跳跃过远方的一道山头，一时间霞光万道，群山尽染，大气磅礴。更奇妙的是，伴随着太阳逐渐升高，云海随着气流的变化开始涌动，转瞬间风起云涌，红霞烂漫，远峦近峰全都淹没在烟波浩淼的大海之中，古老而神奇的王莽岭仿佛正轻轻挪动莲步，温情脉脉而来。我一下子惊呆了：好一个王莽岭日出！好一幅《王莽岭日出》的山水画啊！

下山后，我踏访了王莽岭山脚下的锡崖沟，锡崖村由从北向南17个自然村组成，这里虽有美山好水、肥田沃土，但由于被大山阻隔、交通闭塞，依旧长年贫困。从1962年至1991年，全村830口人苦战了30个春秋，终于在头上壁立千仞、脚下万丈深渊的悬崖峭壁上，硬是用钢钎、铁锤凿出了一条7.5公里长的“之”字形“挂壁”公路，谱写了一曲人与大自然抗争的英雄壮歌！

当即，我怀着一股强烈的创作激情，历时4个小时，一连完成了《王莽岭日出》、《穿过锡崖村的响水河》、《锡崖沟云海》三幅国画作品。

前后五六年之间吧，我多次在太行山的锡崖沟、抱犊村、老龙口、八里沟、郭亮等风景区采风、写生，先后创作出《当代愚公有锡崖，争看东方裸大魂》、《周家铺印象》、《新绿》、《太行春韵》、《太行至尊王莽岭》、《太行鸣泉》、《雨后山色新》、《清泉流音》、《山高水长》、《秋染太行》、《太行流诗》、《太行风骨》、《走过严冬》、《暮霭》、《暮云升起》、《松风半岭有涛声》、《吟风一样松》、《四季清流》、《王莽岭风骨》等大批国画作品来。

我的“太行山系列”创作之路，是不是在一条绝路上行走呢？

四

若干年以后，我们簇拥着母亲又回到当年下放的那个小镇，寻访当年的旧居旧人。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呐，一切都出乎我们的想象：母亲当年的一帮姐妹只剩下一个，卫生所的所长早已作古了，吸烟的那个叔叔也不知道现在何处，我们的旧居已经修建成了一个宽阔的文化广场，广场上一些放风筝的人一边遥望着天空，一边满世界嬉笑着追逐着，似乎都在寻找着什么。

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母亲那个唯一在世的小姐妹家。

病床边，母亲把嘴凑近阿姨的耳朵，手指着我说，他，你认不认得？阿姨丝毫没有反应，母亲连续喊了几遍，结果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阿姨的家人说，阿姨17年前得了一场脑血栓的大病，由于没有及时抢救，从而落下偏瘫、耳聋、失语的后遗症，实在没有办法啊！母亲哭了，哭过以后，母亲依旧指着我跟阿姨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个老小呀，整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讨吃讨喝的“瘦猴子”，现在他已经成了画家了！你高兴不高兴啊？看见母亲那焦急的表情和口型，阿姨疑云重重，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母亲干脆指着墙上的一幅《开国大典》的年画说，这……你，知道吧？他，就是画画的人，画家……无论母亲怎么表达，阿姨就是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但是母亲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比划着。后来，倒是阿姨的儿子聪明，从里屋拿出了一个装针剂的纸盒子，指着纸盒子上面的一个小图，拿起阿姨的手在纸盒子上比划了比划，最后指指我，无比骄傲地朝我竖了竖大拇指，意思是说，他是我们的骄傲，是牛逼哄哄的大画家！这夸张的神态，把我们都逗笑了。索性，母亲让阿姨的儿子代表阿姨，和母亲进行一问一答。母亲说，当年我们下放没少挨批斗，也没少得到像阿姨这样的好心人的帮助，如今我的儿女都有出息了，想见见你们，可是……你们怎么都死的死、病的病呀？阿姨的儿子也流泪了，说，伯母你别难过，我妈妈她也整天想你们啊，虽然她现在耳朵聋了，不会说话了，但我们做晚辈的心里都知道呀……我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一个一个都哭了。

待情绪稍稍平静，阿姨的儿子问我，你是画家？真的是？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点了点头。他喃喃自语道，不对啊……画家大部分都是很另类的，要么剃光头，要么留长发，你……不像。我说，怎么不像？我就属于那一小部分。他继续问，那你说说，你画画都去过什么地方？有没有我旅游过的地方多？我反问，你是说国外还是国内？他说，国内有哪些？我说，全国各地我都去过，大都写生过，什么黄山、泰山、太行山、九寨沟、锡崖沟……只见阿姨儿子的眼睛越睁越大，最后，只好认输说，怪不得你是个大画家呢，去的地方真多啊！

要上车回广州了，阿姨全家人怎么也舍不得让我们走，大家哭做一团。母亲说，“我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我感觉还是当年在这里的时光珍贵、幸福啊！”是的，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10年？一个人的苦难能用多少年来回味呢？

突然，阿姨的儿子跪在母亲跟前说，伯母，我妈妈有罪呀！当年，小周阿姨丢的那三块钱卡在抽屉夹缝里的时候，是我妈妈第一个发现的……但是，她当时，却把钱偷偷藏在了裤兜里。你是知道的，那三块钱真的救了我们一家6口人的命呀……

母亲呆住了，等回过神来，立即给了阿姨的儿子几个响亮的耳光。

母亲哭着指着阿姨对他说，这顿打，算是你替你妈妈挨的！

阿姨的儿子说，伯母，我知道你恨我妈妈……我妈妈她这辈子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

母亲质问，就三块钱……你妈妈，就……把人给逼上了绝路啊。

春寒，彻骨的寒。

一路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泪水是什么时候被吹干的，谁也没有说话。我想，在我们一生当中，爱，必须爱，所以爱，其实是一条无限绵长的路。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在古罗马时期，一个老基督教徒在临终之际，把这样一段文字铭刻在教堂门口的石碑上：“当我们伸手把一片面包递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在心里祈求上帝给我们加倍的爱，使接受者能够原谅我们向他伸出去的手。”爱生万物，当我们用脚步丈量着路，路显现出一种智慧，我们一个一个急匆匆上路，原本，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条路，一条路的一生都铭刻着一个座右铭。

苍茫人世间，我们多么像母亲额头上的一条条皱纹啊，多么细密、多么苍凉啊！

皱纹也就是小路，是一个个从春天出发的灵魂，是命。

（《上海文学》2011年第9期）

致不孝之子

耿 立

一

我现在在夜里，还听到母亲在隔壁费劲的喘息和叹息。我有时抱着她到客厅，有时和儿子，我抱着上半身，儿子挟着奶奶的脚踝到洗手间，或者妻子像喂孩子一样，在汤匙里把药弄碎，母亲嘴角耷拉，药从没有牙的牙床流下。

母亲，把她的全部衰老展现，就像给我展现不数年后自己的模样。我现在四十岁，正是母亲生我的年龄，母亲生我的时候大雨连绵，姐姐告诉我，生我的那年，姐姐到地里摸红薯。

由于接生婆没有处理好我的脐带，一连四十多日，我的脐带总是冒血水，母亲不敢挪动我，我的右脸就一直贴着家里破旧的床，后来，人们就喊我“偏脸”，农村人用人残疾的部分取乐，那里面有蔑视和幸灾乐祸的因子，但我母亲常说“十个落花女，换不来一个踮脚儿”（母亲不识字，我也无法落实“落花女”的写法，但我知道落花女的意思是美丽）。

我的出生给母亲和父亲添了希望，也因为这个活口而屈辱，这屈辱像胎痣烙在了我的心灵，母亲在月子里，没有红糖没有鸡蛋，想喝一碗小米饭而不得，家徒四壁，父亲就求生产队里的头目，看是否能接济一下，为产妇熬一碗小米的稀粥温补虚弱的身子，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村里死掉个大队干部的父亲，生产队对里给他家送去了几布袋的谷子玉米和瓜干。但那乡里小儿一口回绝，一生没有尊严的父亲，在乡里任人辱笑的父亲，在众人的眼下，跪在地上，喊了那人一声“爹”，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换来半粒米。在母亲躺在全家五口人，只有两间的败旧的房子里盼望粒米下锅的时候，父亲从地上爬起，去投井，后被人救起，我后来常想，人间是否有轮回，因为我的生，就必得父亲的死，就非得父母遭受屈辱，并且使这屈辱浇灌我成长？

母亲一辈子生育了五个儿女，但前两个都只存活几天，当母亲真正做母亲的时候，她快30岁了，所以，她十分看重孩子，而且，像大多数农村母亲一样，她重男轻女的意识十分浓重。她十分娇惯我，当我八岁时候，背着农村家织的土布做的书包，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在母亲的怀里吃奶。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在夜里发烧，抽搐，农村的人叫“鸡紧风”，母亲就叫姐姐到有鸡的人家用针扎鸡血，然后给我灌下，有时，就喊一个很老的女人，用针扎我的下体，直到放出黑紫的血。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我还能感到我发高烧的迷糊状态，有时像飞，有时屋子旋转。

在我的小时候，母亲常常感到我会死去，如今我到了她生我的年纪。母亲守着我的童年，少年，一直到我到县城读书，后来我见母亲，成为了走亲戚，一年只有很少的几次，在她晚年，我是她的寄托，有一次，她和大哥生气，母亲说若不是为了我的面子，她就扎到坑里死掉。

二

母亲晚年是屈辱地活着，在父亲死掉十年，她死掉；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吵了一辈子的架，后来，母亲连吵架的人也没有了，并且，母亲晚年戒掉了抽烟（姥姥在年轻的时候，随着丈夫到了山海关外的煤矿，学会了东北女人的抽烟，而母亲在生哥哥的时候，大病了一年，每天一副汤药，最后味觉麻木，母亲想到了抽烟）。

童年的时候，我常到街头为母亲捡烟头，由于家贫，夏天还捡西瓜皮，母亲就把别人的西瓜皮上残余的红瓤给我吃。“溜西瓜皮”被人看做不堪的事情，我总是偷偷在家里关上门吃，算是度过了童年馋嘴的夏天。

晚年母亲戒掉了烟，但和几个老婆玩纸牌，是水浒叶子，上面写着宋江几万，燕青几万。记得一年夏季，我回老家看母亲，母亲和几个老婆在树阴下，都脱掉了上衣——那样凉快，我看到了母亲那干瘪的乳房低垂着，满是青筋，肋骨像农村的房屋的瓦笼，一排排触目惊心，几个老婆见我回来，都说，我们也不怕你笑话。还是从容在树阴下，打牌，母亲说，一天，她能赢八毛钱。母亲的脑子好使，她打牌很少输钱，我大舅打牌，是方圆庄子的乡间高手，他记牌，每年他家里吃盐点火的钱，都是从纸牌里赢得。后来，母亲把打牌也戒掉了，一是眼花，再是记不清我给她的钱放在哪里，母亲说糊涂了，糊涂了就快死了。

三

母亲在晚年曾中风几次，慢慢地调理就熬过来了。但就在05年的夏季的晚上，我接到姐姐的电话，母亲摔到了。那夜我和妻子朋友把母亲接到了我住的地方，当时母亲小便失禁，我抱着母亲，像童年时候，我在母亲的怀抱，我小时候不知多少次把小便撒在母亲的衣襟上。在老家，人们还用一个老旧的词——孝，评价人。也许，孝在现在是个尘土遮蔽的词了，但一想到这词，我总有一种亏欠和不舒服，这是一个报恩和良知的词，是乌鸦反哺，也是小羊跪乳。也许，在人们眼里，我是孝子，每次回家都给母亲钱，有时也接她到城里居住，当母亲在大哥或者姐姐家里住的时候，我有时也拿一些钱，邻居都说母亲的命好，有个好儿子。但我总觉得，我不孝，当我听说，母亲在大哥家里吃不饱，到别人家要馒头，我落泪；当我在母亲跌倒在姐姐家，我夜晚用车接母亲时，那时是夏季，我看到母亲睡的是秫秸的地铺，还是冬季的一些铺盖。姐姐说，母亲夜里常从她居住的由厨房改制的有地铺的局促的屋子去敲姐姐的门，有时姐姐怕母亲的敲门影响自己的睡觉，就把母亲的门从外面用门吊挂住，母亲把那门吊都扭断了。夏季，闷热和跳蚤，使母亲不能安眠。

哥姐说每家养母亲四个月，当母亲在我这里住的时候，我也只是满足母亲的温饱，而精神呢？我只是把母亲当成了一个需要供养的老人，用钱和衣食来打发罢了。我们注意过母亲的叹息、母亲的忧郁吗？老年的孤独，像枯干的树。怠慢了母亲，在母亲进入老境的时候，在我匆匆奔赴灯酒场所的时候，我有时是以在老家的一个有出息的农民之子来想着母亲，其实，母亲要的不是儿子的腾达，是平安，是孝，是不对母亲造成心灵的伤害。

在去年的旧历的年底，哥哥把母亲接走，说家里的一些子侄辈要拜年叩头，老人不在老家过年说不过去。母亲是腊月二十六的晚上，被大哥用机动的三轮接走的，那机动三轮上有床被子蒙住年迈的母亲，回到了冬天的平原深处的老家。而某些人竟把母亲当成了摇钱树，在母亲这次回家，得知没有拿回钱的时候，别人替母亲拨通我的电话，话筒里是“耿立，我是你娘！”，只有这一句反反复复。

我一遍一边追问，娘，你有话就说，但母亲不会使用电话，我知道，电话的那边母亲在遭罪，那夜，我哭了许久；而当妻子有次到姐姐家看望母亲，母亲说姐姐让母亲装病，母亲偏不。也许在农村看来，在大学教书的我，在家乡的电视和报纸整天出入的我，是很有些钱的，而一些无耻的人把母亲当一个杠杆，敲击一下母亲，我这里就会淌出眼泪和金钱。

也许，我是不孝的，但我也用“孝”这个词，和家乡的土地划开了一个鸿沟，那片土地给了我太多的伤害，包括通过伤害母亲来间接伤害我。

四

母亲，是有性格的人，但也有那个年代乡间女人的偏狭，特别是男女授受不亲，最见不得男女的调笑。我知道，在我小时候，曾听母亲隐约说父亲与某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母亲一直把那样的女人看成不正经。妻子曾说当有次有修理洗衣机的人在我家时，那是个男工，母亲就在她的卧室，一直吐口水，一直用拐杖敲地板。

母亲死在了旧历的七月底，埋葬后的第二天，学校开学，我忙着备课接待新生，然后上课填表评教授职称，在讲台开讲一直是忧郁压抑，恍惚迷茫。

而在母亲在老家过她人间的最后一个旧历年的时候，我因为没有给母亲钱，母亲在老家没有几天，就是我接母亲电话之后不几天，妻子回到了老家，妻子见母亲额头有了伤；邻居说，是被某些人打的，而有的人说是磕的，我是宁愿相信被打的，老母亲被打不是一次两次。在母亲的棺木前守夜的时候，大哥告诉我，母亲在春节的时候，用拐杖把他家的玻璃敲碎了。我想，该是什么样的愤怒，才让一个母亲敲碎儿子的玻璃呢？况且，是我的不论儿女怎样给母亲委屈，她都能承受的一个老妈妈呢？

母亲躺倒在我家的日子，大哥曾来我家一次，时间匆匆，但到了晚间，母亲开始高烧，开始惊叫“救救我，救救我！”。那是母亲唤起了可怖的记忆吗？也许是土地的苦寒，使人的本性扭曲，扭曲到凶残，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放弃榨取，还有的因为对土地和人生的悲悯，看到了苦难成河而心怀良善。无知者无畏，没有了廉耻，这两者的媾和，会把人变成怪物。

其实，血缘是代表不了什么的，如果有血缘就爱一切，就容忍一切，那么，我不要这血缘。

母亲在我家里躺了两个月，这是母亲在我家住的比较长的时间，她害怕楼，在楼里生活不便。我记得有一年，母亲在我家住，我从外面回来，看到母亲趴在窗台向外张望。当时我住的楼房的一楼，有个孩子三岁，每次我从他窗下经过，都看到他在张望，还向我微笑招手。寂寞，何分老幼。

母亲卧床，失去清晰的语言，但我有时很多的应酬还是照常进行，只不过先把饭药给母亲喂下。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在写文章时，妻子说，我们没有资格谈孝心，老人给我们十个，我们是否报答了一个？这话，使我十分内疚，母亲卧床，需要翻身，需要像婴儿一样换尿布，一次，我抱母亲下床换尿布，也许是我的不小心使母亲疼痛，她用手抓了我的大腿，那血，很快就从大腿流下，我知道，这血是从母亲那里流出的，母亲是这血的上游。母亲用手抓的痕迹留在我的腿上，也许，过了明年夏季，那痕迹会褪掉，但我心里的自愧的滴血，是永远不会褪去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天降大雨，凌晨四点，我为她盖被子，当我走出她的房间，她微弱地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在意，当妻子六点为母亲准备早饭到她房间看她的时候，妻子说母亲呼吸微弱，我把母亲抱起，准备换尿布，母亲把尿撒在我的腿上，然后去世。

那天的雨真大，灵车在妻子“娘，咱回家”的哭泣里，在平原的雨里穿行，但农村的路在雨天泥泞，灵车围绕村子一圈一圈环绕，找一条回家的路，最后仍是灵车不能通行。在雨里，把母亲从灵车抬下，妻子哭着“娘，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坐着车围着什集（我的老家的名字）转过，你死了，却围着庄子转”。

我把车费付给灵车的司机，跟着雨中的母亲，走在老家的泥泞里。

五

母亲在老家放了三天，就下葬了，是我的堂叔做知宾，料理丧事，老家的殡葬改革是要求人死掉必须火化，然老人都怕烧那一下，母亲还是土葬了。曾埋葬祖父母、伯父和父亲的坟地，现在被一片浓密的玉米包围，为了母亲的棺木通过，就找到了玉米的主人。那玉米还水汪汪的，子粒没有成熟，被一棵一棵砍掉，按照棵数，按照每棵能结的玉米棒子，按照每个棒子能下多少玉米，由哥哥到秋天补偿。

那是中午，我随着母亲的棺木，穿过玉米地，那砍出的玉米过道，犹如地道。人都是要死的，小时曾知道，人死后到黄昏子女要给老人到坟墓上灯，人说，如果上灯回来，后面有人喊，千万不要回头。童年我一直害怕这事，等我知道这事有哥哥办，才庆幸自己作为老小的幸运，可以免于黄昏到坟头上灯的恐惧。

父母生前争执了一生，死后要合葬，不知是否符合老人的意愿，但我看到了墓坑里，父亲的棺木还没有腐朽坍塌，那黑黑的颜色还在，父亲生前为自己和母亲打制了梧桐的棺材。记得我一年回家，看到木工在做棺材，和父亲喝着茶水说笑，木工是我的小学同学，离我的村庄西三里的周庄人氏，小时数学不好，头上整天挨老师的教鞭的捶打。

往墓坑里撒土，然后别人的铁锨把湿湿的土一下下填进去，姐姐在哭喊，我把柳木的孝棒扔进墓坑，年已70的堂兄说明年会长出柳树。母亲看到了我的生，我看到了母亲的死，也许是机缘，母亲说我是天要明的时候出生，母亲是天明时死。

其实这块墓地是爷爷生前选定的，我没有见过爷爷，爷爷进过私塾，但脾气耿直，好喝酒，年纪不到五十就死掉。母亲说爷爷一次喝酒大醉，正是秋天，该用棒槌槌打地里割下的大豆，爷爷就用胳膊当成棒槌，一下一下槌，真是豪气干云。

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的，大年三十的下午，我曾随着父亲上坟，父亲说他死后埋掉，前面的很多的空地，是留给子孙的归宿。

这也是一个家，我从有房屋和父母的家走出了，不想再回到那地面的家，而地下有父母为我们守护的家，我们还会回去吗？他们需要我们回去吗？他们是否还像迎接我从外求学回家的模样，迎接我呢？

四十岁了，没有了父母，以后的无父无母的日子，没有了父母的遮拦，衰老就慢慢临近了。父母给我们遮蔽了死亡，当父母已去，我们要学会向死而在，向死而生了。但玉米里的墓园，那些蓊郁的玉米，那些气息一直在我的口鼻里存留，当黑夜到来的时候，母亲该怎么办？她一直是惧怕黑夜的，我思考着这个也许对死去的人无所谓的问题。

（《散文选刊》2011年第8期）

失帽记

余光中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我八秩庆生，举办了书刊手稿展览，并邀我重回沙田去签书、演讲。现场相当热闹，用媒体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人气颇旺。联合书院更编印了一册精美的场刊，图文并茂地呈现我香港时期的十一年，在学府与文坛的各种活动，题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在现场送给观众。典礼由黄国彬教授代表文学院致词，除了联合书院冯国培院长、图书馆潘明珠副馆长、中文系陈雄根主任等主办人之外，与会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卢玮銮、张双庆、杨钟基等，令我深感温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黄坤尧、黄秀莲、樊善标、何杏枫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师，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讲的听众多为学生，由中学老师带领而来。讲毕照例要签书，为了促使长龙蠕动得较快，签名也必须加速。不过今日的“粉丝”不比往年，索签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签书、签笔记本、签便条、签书包、签学生证，还要题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赠言，当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签人即兴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么huì？恩惠的惠吗？”“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头。”乱军之中，常常被这么乱喊口令。不仅如此，一粉丝在桌前索签，另一粉丝却在你椅后催你抬头、停笔、对准众多相机里的某一镜头，与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夹缝之中又有第三只手伸来，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这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以免出错。你的手上，忽然是握着自己的笔，忽然是他人递过来的，所以常会掉笔。你想喝茶，却鞭长莫及。你想脱衣，却匀不出手。你内急已久，早应泄洪，却不容你抽身疾退。这时，你真难身外分身，来护笔、护表、护稿、扶杯。主办人焦待于漩涡之外，不知该纵容或喝止炒热了的“粉丝”。

去年底在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的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遑检视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事后几位主人回去现场，又向接送的车中寻找，都不见帽子踪影。我存和我，夫妻俩像侦探，合力苦思，最后确见那帽子是在何时、何地，所以应该排除在某地、某时失去的可能，诸如此类过程。机场话别时，我仍不死心，还谆谆嘱咐孙明珠、樊善标，如果寻获，务必寄回高雄给我。半个月后，他们把我因“积重难返”而留下的奖牌、赠书、礼品等等寄到台湾。包裹层层解开，真相揭晓，那顶可怜的帽子，终于是丟定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存整理时所发现，不忍径弃，就说动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在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瑞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风流，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只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越寒，尤其风大，帽内就越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着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甚至在抗战沦陷区逃难，生死同命的，是母亲。肌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征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长大了，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廿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高雄安顿。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亲生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爸爸你要好好照顾”，实在愧疚无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他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喋喋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历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儿，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有能听得见谁的声音？

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长戴的帽子，无异于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联两代，一时还不至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戴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

（《老区建设》2011年第9期）

此时的追忆

王丽娟

北大2010年下半年的《中国电影史》课，安排在周四的晚上，一个少见的400人海量的大课堂。

每当室内灯光暗灭，镜头摇起，色晕底糙或黑白或彩色的胶片，都会带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觉。恍若隔世的老影片，往往是在九零后孩子们好奇的哂笑声中放映完的，还时不时间杂着讲台上南方教授稀缺啊稀缺的啧啧。王汉伦、张织云、周璇、王人美、郑君里、金焰……依然风姿绰约地倾情着人间亘古的悲欢离合，烟雨红尘，时空漫漶，一路徐徐一路回望，半个世纪前岁月诸般的繁华与荒凉，穿透薄幕再度来到我们面前。

《神女》《小城之春》是我一直钟爱的两部老片，完整版的、片段本不知看过多少回，在凄清无声的黑白中飘忽去来的阮玲玉，还有让小城残破得柔情千重的费穆，皆是那种风华绝代的艺界人尖儿，天才不群的挥发无法不让人心生爱戴和倾慕。但令人没想到的事，再一次静下心来重温这些喧嚣尽褪的佳品，会是在北大深秋的夜晚。

一

记得小时候的电影院，除了当代戏之外也会时常放映些旧年代的影片，像《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大师卓别林以及朝鲜、东欧的《舞台生涯》《卖花姑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的片子，由于电影资源的封闭与匮乏，这些影片会被一遍遍轮放，即使如此小城的几家影院，仍然人满为患。进影院看电影，是童年、少年时代最高的娱乐享受，在光与影的交叠中，生、活的异质，聚、散的偶然，多多少少补偿和延展了现实世界的某些困顿。那时家里日子拮据，但一向节俭的父亲却唯独在电影、戏曲上不愿苦了自己，十天半月心情好时，也会带我去一次影院，像过节一样的让人期待。当然，翻墙去军分区大院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更多一些。有时父亲也带弟弟和我同去影院，但我独自跟在父亲身边的几率便远远高于弟弟。由于家族花枝不旺，父亲弟兄几个都偏爱女儿，也因为弟弟常偷偷下河坑洗澡，多次险些出事，没完没了地饱受父亲老拳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而弟弟每每见我得意炫耀的样子，便撅着嘴老大不高兴地缠磨母亲，却不敢当父亲面提抗议。那曾是我的一项乐事，也让弟弟耿耿于怀了多年。

父亲喜好看电影、看戏我想多半源自奶奶的遗传。据说奶奶是标准的戏迷，尤其偏爱苦情戏，尽管不识字但大段大段的旧戏戏文却能记背如流，像崔派豫剧《三上轿》《秦香莲》《卖苗郎》，年轻时都是亲临演出场捧过角儿的，并且和其他几位堂奶奶有过坐头排座儿的经历，“宁可三天不吃饭，不能不看崔兰田”，父亲添油加醋的描述，曾令少时的我对过着蜜糖样日子的那个奶奶浮想联翩。而记忆中的奶奶是少言寡语的，晚年的她常常半晌半晌不发一言独坐抽烟，颇令父亲他们敬畏。母亲常常提起四叔的一点旧事，脾气暴躁的四叔自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奶奶生气。每次犯错只要见奶奶面露愠色，什么也不用说便自己找根棍子递上，然后趴在床上：“娘，娘，你别生气，你打你打，出出气”。即便成了家有了孩子依然如此。而父亲随和勤快，在坊间是有名的“孝子”，奶奶面前处处陪着小心，很少招惹老人家不高兴。

在我眼里，业已老去的奶奶依然干净，腰身挺直，而父亲是弟兄中最像奶奶的一个。生活的艰难磨刮有时很奇怪，无论如何也掠不走沉淀在血脉深处的某些质地。奶奶去世那年，地主婆摘帽的通知意外送达父亲手中，老弟兄几个都有几分惊喜，窃窃私语了半夜。但一切和奶奶还会再有什么关系？半生富贵半生落魄，已是阴阳两界徘徊的老人家，迷瞪的双眸，分明尘世的兴衰起伏和她不再有半点的牵连。奶奶弥留之际我们小孩子都被赶离了现场，据母亲说临终前奶奶嘴里发出“喔嘘喔嘘”像撵鸡一样的声音，老辈人讲那是阴阳话，说明人马上要上路了。现在想来，奶奶那“喔嘘喔嘘”的临终之音倒更像是模仿哪出戏哪家青衣的矜持，或者是他老人家在为仍身陷泥淖的儿孙作最后一次的祈福？奶奶年轻时信过天主教，家的旁边就是很大的一座天主教堂，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拆得早没了踪影。

奶奶终究放不下她心爱的戏和她离不开的“三儿”吧……

父亲行三，小时候经常听奶奶颤着声“三儿”、“三儿”的叫他。因出身问题父亲学上得不多，为不让踮着小脚天天扫街的奶奶作难，父亲很小便开始繁重的体力劳动养家糊口。他一生心态放得低之又低但外表乐观开朗。家族衰败时父亲才七岁，记忆中的富贵殷实恍惚而遥远，那个头儿还不到柜台高，自家点心铺伙计隔着厚厚柜台拿一块又大又圆的桃酥哄逗他玩儿的镜头，被絮叨过不下百遍，以至后来每次重提看到母亲撇嘴，他自觉无趣便也中途停下。但有一事他在我们姐弟面前从未提起：抽大烟落下重病的爷爷，奇迹般熬到土改结束后才撒手西去，那时家中已是标准的赤贫，奶奶受监管除了扫街再不让出门。十二岁的父亲领着小他五岁的四叔，在亲戚邻居那里头磕遍泪哭断，最后也只换来一领薄席将老人草草下葬……那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言，该是多么可怕的一幕记忆，无疑是父亲此后一生都不愿揭起的痛痂。我与父亲生前无话不谈，什么玩笑都开，却唯独不敢也不忍去触动这块顽疾。想来父亲生命中一切的不堪承受之重皆源自那块点心，未免可笑也感觉滑稽。幸亏父亲还有他津津乐道的银幕、戏曲，另类世界花花绿绿的虚幻与疏离，足以享灌父亲人生的不安。

每每随父亲观影归来，总能听上他几句闲话，更像是一种自语：京剧四大名旦全是男的、常香玉给朝鲜战场捐了一架飞机、小白鞋（两夹弦名角儿）受过刘少奇陈毅接见、周旋的发疯、赵丹的坐牢……还有就是少年时代兜里没钱如何一次次逃票看电影、看戏，无非是一些老旧的话题，我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因为懵懂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反驳。那时他提起最多的似乎就是上官云珠和阮玲玉。一次看完《一江春水向东流》，父亲神神秘秘地问我：丽妮，李素芬演的好不？刚刚开窍的我点点头。但李素芬虽然身世可怜模样也俊，全场我眼睛更多盯着的却是何文艳。何文艳的妖冶时髦和十里洋场的奢靡，才是真正令我迷醉的片中美景，但我不敢说。父亲见我点头，重重叹了口气：白杨老实装的李素芬也好，你看装何文艳的上官云珠电影里多气势，可结果不好，跳楼摔死了。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气势的何文艳叫上官云珠，那样美丽的女人为何会跳楼？血肉模糊的一滩怎能和那样精致的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父亲没有理睬我的惊异，继续着他的自说：大上海过去还有一个演戏、长得更好的女明星，喝药了，叫阮玲玉，死时刚二十多岁，“红颜薄命”啊……你现在看不到她的电影……

为什么喝药？我问了，父亲也没理睬，只是每每提起阮玲玉便是一句的唉声：红颜薄命。“红颜薄命”的阮玲玉就这样，未见其影事名字先印在心上，而第一次看到阮玲玉的电影，已是八十年代末大学里的事了。我想，关于阮玲玉之死即便父亲那会儿想说点什么，以他的“知道”也不会比今天这个挖掘资料做到片甲不留、群媒乱舞的时代百分之一的“知道”更多一些吧。

二

无法知道，父亲脑子里是否有那个确切的日子：1935年的“三八节”，一个永载中国电影史的日子，花样年华的一代红伶，事业最巅峰时人生之路却走到了尽头，25岁，刚刚行经人生的四分之一世纪。“人言可畏”的一句遗言真假难辨，却无论如何赚足了万千女性的顾影自怜。多位影迷以死相跟，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影界大腕扼腕扶柩，十万上海滩民众自发送葬，各家报纸口诛笔伐轻薄无德的记者，鲁迅、聂绀弩、柯灵等诸多名家的纷纷撰文纪念……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挽留阮玲玉丽颜的破碎。就像好莱坞玛丽莲·梦露36岁的神秘死亡，生命如此炫目与脆弱，美丽永远定格在衣裙漫飞的生动一瞬，使人想起日人樱花的爛然“月夜伸手掌，落花止不住”。命运多舛、青春早逝，29部传世遗作……伊人的远去，给后世留下了无穷念想的空间。

我想，学上不多的父亲肯定会同意，对故人最好的怀念是以影为器，电影是记忆与想象凝铸的时空声画，在那里一切都有永生与重塑的可能。阮玲玉离世55年之际，关锦鹏开始筹拍他的《阮玲玉》，迄今为止最好也是最特别的一部纪念阿阮的影片。片中多场的戏中戏最为引人伤怀，阮玲玉旧作的往复穿插，张曼玉一举手一抬足的神似，再度唤起无数阮迷的唏嘘嗟叹，两位同样妩媚入骨的“玉”女，隔着几十年的风霜雪雨，那么近距离地碰撞、对话，今夕何夕岁岁年年。

遗憾的是，这部电影父亲生前没福看到，张曼玉也是他觉得很好的一位明星，尤其喜欢她的《花样年华》。内地直到2005年才看到《阮玲玉》，那时父亲已早在两年前离世。

也许令关锦鹏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片中懦弱沉默的蔡楚生，本来是作为艺术塑刻出现的，有一定的寓指，但最后却成了影迷和媒体唇齿间继张达民、唐季珊之后协同谋杀阮玲玉的第三个男人，招来无休无止的诟病。

很多阮迷做过愤愤的试想：当时蔡若能携阮私奔远去，一可保住红颜亦可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或者阮玲玉若像潘素那么幸运，当年遇上的是无所顾忌、怜香惜玉的世家公子张伯驹，看佳人恨不得脖子拧断，而非输不起的男人蔡楚生，阮氏便可以不死还能成就一段传奇佳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好。真是爱欲之生恨欲之死，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浪漫偶像剧啊！可惜这只是局外人的暗自神往，抑或是阮玲玉心底曾经闪念的一丝情愿也未可知，但憧憬着的人和憧憬本身隔着漫长的旅距，甚或根本就没有通达的路径！

我相信阮、蔡之间确实有过情义，也希望有，为什么不呢？吴永刚当年为阮玲玉守灵，蔡曾拜托他取阮一缕青丝留作纪念，想来女人的青丝也不是随便哪个男人都能拿去留念的。玲玉身世凄惨，遇人不淑，苦水满腹，拍《新女性》时，同病相怜的楚生给了她适时的尊重与安慰，二人产生些片场“热情”今天看来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产生了“热情”也未必就真得发展成了“热爱”。《小城之春》中玉纹、志忱“发乎情止乎礼”的期会，多半就是好友费穆对阮、蔡二人情义的摹画，“头”倒是开了，却永远裹足在开始的一刻无法向前。

想来即使当年蔡楚生有心带阿阮 “私奔”，凭他一个立身刚稳、囊中羞涩的小导演，红透全天下的阮玲玉，并非如潘慧珠般除了美貌便一无所有，权衡得失难道会从吗？

香魂陨落，逝者逝矣，也许阮玲玉注定是活在默片里的一代名伶，南音的国语无法突破有声片的瓶颈，是命运的安排，难道不也是一种别有韵味的造化？如同自己扮演的角色，最后大多以悲剧收场，似乎冥冥之中，阮玲玉早已知晓自己的结局。看她的眼睛，所有影片中角色的眼睛，那里空洞无底、眼神几乎全是涣散，不禁一阵悲悯袭来，阮玲玉是信佛的，也许轻灵的魂魄早在佳人弃世之前，便先一步离开了难堪负载的肉体：

蝴蝶儿飞去

心亦不在

栖清长夜谁来

拭泪满腮

是贪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旧缘该了难了

换满心哀

怎受的住

这头猜那边怪

人言汇成愁海

辛酸难捱

天给的苦给的灾

都不怪

千不该万不该

芳华怕孤单

林花儿谢了

连心也埋

他日春燕归来

身何在

芳华褪尽，云散烟消。一曲《葬心》，愁肠百转，咿呀如泣，是音乐人小虫专为《阮玲玉》而作，纤细、斑驳的絮语，划过来，转过去，仿佛几经了年代。低徐优雅的慢四，轻摇着大上海百乐门长夜的霓虹，绝代佳人浓妆艳袍，款款入场，开始上演自己最后一场的盛装狐步……

心已掩埋，身又何在？蝶儿远去，悲悯同怀！转眼便是七十几年的沧桑变幻。

可怜那蔡氏一文弱书生，不过是关大导演手中一块投石问路的试金石，何辜？“文革”中惨遭毒打横尸医院走廊，毕生封口。后人因了虚实、臆测交互的镜像便妄加指斥还是不要的好，能救而不救红粉佳人的千古罪责可不是那么好担当的，他爱过阮玲玉有错吗？或者阮玲玉爱过他他就有错吗？人已去，生人还是勿扰幽魂安宁为善。

三

北京深秋的夜晚，已颇有寒意。老电影放映早已结束，电影讲堂早已人去宇空。

我在这里知晓领悟的阮玲玉的故事，还有阮、蔡二人的故事，已没有机会讲给父亲听，我也再没有机会求证父亲眼中的阮玲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哀婉、一种生死了，我还有许多的问题来不及向父亲发问：比如他对家族面貌更多的记忆，比如二伯父当年是怎样去的台湾，比如他有什么梦想没有实现、是否愿意跟我到他念叨向往一生的上海滩转上一转……

算来父亲匆匆离开这个世界已有七个年头，我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到，但我又多么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听到。

现在想来父亲离世前并非是没有预兆的，只是我们粗心忽略掉了。

由于少年时出重力太早太劳，在我刚上大学时父亲就查出了心脏病，他身边不离药，住过几次院，但也从未太当回事，该干啥的还是干啥。成家后我和弟弟约好，每礼拜天只要有空都会回去陪老两口，一家人聚一聚，掌厨的永远是父亲，他自小勤快，练就一手很好的好厨艺，又爱显摆，一家人聚餐，那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也是一星期里最高兴的时候。父亲退休后，日课更多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影视剧和一些老戏，有时还跟着哼哼几句。电影院父亲是好久不去了，那里早已变成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合不再适合他。母亲总说父亲是个老小孩儿，因为他常半真半假和孙子、外孙为争抢电视频道推来搡去，惹得孩子们眼泪汪汪的生真气。

和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至今记得清晰：

那是一个周日正常的家庭聚餐，那天我带去了一部小灵通送给父亲，说以后找你方便些，身体不舒服也可随时联系我们，他似乎很高兴，左看右摸的问我怎么用。稍后父亲在厨房做菜我打杂，他突然对我说：丽妮，这两天我光觉得累得慌。我一惊，抬眼看他脸色有些发灰，那你就歇歇吧该不是强干什么活累着了，等会儿吃过饭到医院检查检查吧。他嗯了一声，没事，改天吧。上医院的事那天就没有再提起。谁能想到，那竟成了我与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

谁又能想到呢？父亲匆匆走了，他连躺在床上让我们姐弟尽一天孝的机会都未曾给，一句话都未曾留下就这样走了……想那小灵通对父亲最终也是无用的。父亲从小看惯了别人的脸色，一生低微也一生自强，也许这样的离开正是他生前所期盼的。他常说阎王爷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我自是信了；他也常说床前百日无孝子，可他和母亲尽心尽力伺候卧床的奶奶一伺候就是几年……

父亲的忌辰眼看就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梦到父亲，他像生前一样的腿脚勤快，跑前跑后，我喊他，他永远是不回头也不说话的一副样子。父亲生肖属羊，老辈人说属羊的是张劫命，会一生劳碌，若还在世，父亲今年应是虚岁六十八，他是在阮玲玉去世八年后的1943年出生的。

小木头沟记

谢子安

小木头沟在朝阳城南，那是一条丘陵味十足的山沟。起初，自然是多年以前的那一个起初，我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我性闲，逢双休日休闲，有时哪怕正在班上，也要偷个空儿，骑辆自行车，去城外的公路上野遛。骑自行车可以比作古人的骑驴，我有时把自行车称驴，骑驴很悠然，可以顺马由缰地走。我时常骑车驴过腰村，村味闻得腻，就在鞍上直直腰，伸长脖子，眺望远方，一下望见那条沟，从座漫山野洼自上而下顺出来。沟宽且浅，中间是条干河床，两边皆是起伏蜿蜒的低矮山丘。冬季或早春，丘陵显得光与秃。细看丘表生长树木，猜测是槐树，由于脱光叶子，不显树木，反而加重丘皮青苍的颜色，反而添秃。山谷之中弯弯曲曲躺着的一条白茬的村路上，时而点缀三三两两如蚁的行人，时而人杳，便越显山旷野空。仔细辨认，才会发现目力看虚了的地方，山脚之下袅升几柱炊烟，烟底静卧一村。村庄头上顶着一座横亘绵远的高山，极像是死山，无缝与山那面勾通。人就好奇，性由心起，不怕路远，骑去瞧瞧。

道路像根白纸条似的贴在干河沿上，极坎坷，极干燥，无风也就无尘，起风了，风就给人在车后安一条烟尾巴，好像人真骑驴，又像驭风而行，有仙感。村庄皆造白屋，灰褐色的村树掩映几角白砖镶面的农舍，有黑犬吠出，又勾起一串鸡鸣，鸡鸣出自村巷深处，音儿沉而闷，在空中啼出一只芦花大公鸡的形象和色彩，如果人向那里看的话，当然还要那样想。一连串的村声唤出几位村人，一位老奶奶手牵一个孙儿，在家门口站成一高一矮两根木桩，高桩用只手搭起眼罩，望过来到路上。一位老头来得近些，我向他打听村名，又捎带问一句：有泉吗？这地方这么干。他答：有。想参观的话，我领你去村后的山沟里。又多答一句：不光有水泉，还有半条河，你要不？我忙问河在哪里，他说河在山门里。我越发惊奇，面带疑惑地问那么大的山，难道有山口？老头说就是有山口，没有的话，你那么大个个子，用膀子一抗，不就抗出个口进去了？我笑一下，心想这个人，净说仙话。后来将信将疑地顺一条小路向前骑行，那条白亮的土道被山挤得越来越窄，快被挤扁没有时，就飞快地抹过一道山弯。仰头看山，西山一头扎进东山弯里，两山重叠处，从外面肯定看不出什么破绽，就是死山一座，近前才发现山头原来错开，拐出一个亮堂堂的山豁口，阳光明晃晃地探出脸来看生人，风也劲劲地扑到人脸上。口上，有一弯条形的平坦肥沃的农田，田中栽一片梨林，树很老了，大都枯死被修掉过一两杈分枝，可是剩下的枝冠仍然生气蓬勃。绕过田边的，果真有一道清格凌凌的小河，精细的水流将将够流出山口，在沙堆里流露，就是流渗。让人产生一个联想，好不容易从山缝挤出来一条水，出山水再无力，被挤倒，累瘫。

新鲜又好奇地往沟里走，两旁的山丘都生得活泼生动，波眉灵秀，因为冷不丁比山外多条活蹦乱跳的水流。西边一道丘岗尤其生得灵动，脊舞龙蛇，极其富于动势。常常有山怀，不知道都掩藏包裹什么内容。有沟谷，谷中有果树，当然还有小块的农田。春花，夏绿，秋黄，里面藏下个不为外部所知的世界，那里离开人烟凡尘，只有野外的清寂，而没有喧嚣，没有纷扰。满坡满岭的松树，松也年幼，无边翠色洗人眼目。山秀雅，水澄清，那儿的山形地貌颇似古隆中诸葛隐居处的模样，作这样一种联想，再看山有隐味。

小木头沟是主沟的名称，主沟纵向，横向又生多条支沟，每条沟俊秀的程度与特点不同。我只去黄草沟，且去得太多，去得烂了，连沟中啁啾不停的小鸟，还有在石间草丛里出没淘耍的小野兽，都认识我。我第一次进黄草沟，完全被它出沟的溪流所吸引，原来想以溪为藤，牵藤而入，采摘一些野趣，不料一下子深陷进去，直至现在。那条小溪美呀，无论远观，无论近品。小溪出沟时弯腰迈下一道坎儿，于沟门以里则为台上溪。从外面适当的角度望见高溪石帮石底，且是青石，青石淌白水，岸沿则为黄土，三色相映分明。溪口积一水潭，水澈见底，春天里，浅绿色的潭水之中，到处可见墨色的逗号似的小蝌蚪，蝌蚪喜欢聚堆少动。人偷偷由阴面上去，水中不动。人到阳面去，用影儿一探，水里慌作一团，蝌蚪们慌慌张张到处乱躲，乱一阵儿，只要人不晃动，哪怕罩在人影里，潭中的逗号们也会迅速恢复平静。人又惹一次，黑豆们又乱一次。人便不忍心再打扰，立即将影儿收起撤下离去。青石面平，又被天雨洗尘，人试试在上面散步好极。水在冲割出的槽中哗啦啦奔流，人可以坐在槽边，静观流水，脑门如果抵得过低，有时就抵在水皮上，还会被水揪湿额发，收起头，任由水顺脸颊淌几缕下来，会感觉很潇洒很春天。溪水几次三番转弯，疙疙瘩瘩做一些水潭，都一一可玩可看。大约在沟谷中间段上，溪流湾上，有一块面积较大略微平坦的土地，上边野生几株品种相同的老梨树，骄阳下遮一大片浓荫。树下，天设几块方正青石，天生就是提供给游人打坐小憩的地方。人坐定气静，呼吸山野，味道真是足呀。忽然，瞥见有一只大尾巴的小松鼠，从上游奔跑下来，像个野孩子，一面走路，一面只顾低头想心事，忘记抬头看路。我赶快屏住呼吸，挺直上身，作雕塑状。松鼠眨眼之间来到树前，一抬头，看见石上多个物儿，急刹车停下，搭起上身坐地，同人对视。时间一长，人到底静止不过它，腰一软肩一塌，松鼠立即掉转头，箭也似的逃了。人大喊：喂，别跑啊别跑啊！情急之中忘了人兽隔类言语不通，旁边又没有可用的翻译。哈哈傻笑自己。

沟深至底的地方，浅山的阳坡有一眼泉。泉为土泉，人不用铁器，而是用徒手，替泉掘出一个浅坑容身，几股水花在坑底细细地涌出。泉在坑中匆忙地积成一汪，又匆匆顺坑口流淌下坡，滋润那一片山坡，荒生一些泽地可见的藻草。泉周一直没有生长高大的树木，所以那眼泉敞亮而干净，太暴露反而不好寻找，刚开始，我曾几次三番找不着。牧羊人驱赶羊群过来，丢开羊，只身来找泉，找到之后就很原始地撑开四肢，伏首用嘴啃水皮，痛饮一气两气，可是不许羊来，有老羊尾随人后，鼻子嗅嗅地，牵水味而来，他就嘿吃嘿吃地挥鞭把羊群赶走。农忙时节，尤其是炎热的夏天，远近前后山田里耕作的农人都有人来饮泉水，无论男女老幼，来后分别趴下身子，就了山势伏饮一通。清凉的泉水，解渴解乏，实为山中一宝。我不习惯山民们的饮法，特意在附近荆丛石堆内，藏放一只绿色的塑料杯子，每次来都饱饮不下十杯八杯，饮后重新将杯隐藏起来。几年过去，包杯子用的塑料袋已经烂了几次，可是杯子仍能使用。我的秘密至今未被山民们破获。生活在城中，没有人知道我把一缕野心思存放在山里，什么时候想那眼泉，它就跟条线似的牵我去，自然，同时也牵我用的一匹铁驴。

三道湾是小木头沟精华部分的一个村庄，位置在黄草沟以里约三百米的地方。村中一律盖样式新颖的农舍，多为北京平，用洁白的面砖面沙照面，白房白村，同沟口村一模一样的建筑风格。村在河边的洲地上，四周皆为陡峭的山屏，以西屏植被最为茂密，挂披完全野生状态的草木，盛夏时节入目野绿野绿，把一个白色的野村庄掉在绿井里。与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形成强烈对比反差。我去的次数多了，同村民王占礼、昵称王二哥等结交为朋友。挑选雨珍雨贵的春头时节，专程赶在雨天来临之前，入沟听雨。夜晚，同老农王二哥躺在铺领苇席的土坯炕头，硬一句软一句地唠些庄稼嗑，有雨乐伴奏。花花插插，听细雨敲打院里秫秸篱笆噼噼叭叭水脆的声音，也听风吹斜雨撞碎在玻璃上玉碎的声音。听着听着，王二哥就沉沉入睡，剩下我一个人听他打呼噜就夜雨的合鸣。听雨入梦。农人睡得实，睡得香，睡出一股种子在泥土里发芽伸腰的味。又反回去听，听梦入雨，农人睡梦之中在为春雨加油呢，让它下得再大些，鼾声大吼，替它加一串呼隆隆的沉雷。这样的山村雨夜，使特意下乡听雨的人久久难以成眠，听一会儿王二哥的呼噜，又听一会儿房顶上的雨言，劈哩叭啦：庄稼庄稼，呼隆呼隆：收成收成。天明，把听到的许多内容说给王二哥，他吧嗒吧嗒嘴说：妈的，做梦饮了一瓢雨水，醒了嗓子干得冒烟，你说怪不？落过透雨，紧接着要去看庄稼院里菜畦新绿。不看菜点籽，不看菜发棵，看就看菜拱芽锥，绿露头，这要去得准，赶得巧。王二哥事前要向我预报出菜的大致时间，我会准时赶到。两个人趴在畦沿上观察，把四只眼睛贴在土皮上，王二哥的眼睛花，擦也擦不亮，我的视力好，每次都抢先告诉他：出来了，出来了！他着急得把鼻尖拱进泥里，仍旧嚷嚷瞧不见，我替他瞧见，他就信了，只当自己看见毛毛芽一样，脸皮胀得发紫，还要说：我说嘛日子该够了，你瞧怎的。兄弟你再替我瞧瞧，放叶没放叶。

王二哥的兄长王一哥等一般乡邻，多是乡间那种性情中的汉子，都与我混得熟，听说我来，就邀一群人来看我。晚间不巧停电，大家就掌起一盏蜡烛，中央碗底上跳着一苗烛火，周围聚了一堆脑袋瓜，白半边黑半边地顺嘴流淌闲嗑。逢上下涝雨天，大家想起来说泉，这一带丘陵里边多泉，由于地质结构独特的缘故，经常有喷泉现象。当地人把那叫尿泉，说了东尿泉，再说西尿泉，说了北尿泉，又说南尿泉，使我恨不生双翅膀，趁雨夜南山北岭飞翔观光。谈兴高潮处，有女分开众脑瓜挤来烛前，团脸短发王二嫂，这是一位朴实爽直的乡下女人，比王二哥整整年少十岁，与我同庚，她却喜欢叫我兄弟：兄弟，赶明儿我领你上西大沟脑看牛×泉子，那泉子真牛×，下涝雨天足足刺出来一尺多高，真有尿！诉说用语朴素粗俗，原汁原味，眼神向房顶飞，手势向烛前打，斜劈出一股风，烛苗就晃几晃，有人忙开掌保护。二嫂讲至很真切处，有水星喷到人脸上。我注意没有用手擦脸，也未曾改变坐姿与表情，那样会使她发觉语失而不好意思。人群中还是有人小声嘀咕：这老娘们，啥都敢说。二嫂仍旧没有话醒，转过脸去对黑影里追问：你不是本村人？难道没见过牛×泉子？我赶忙出来圆场：好！好！好明儿天亮，一定去看牛泉。众人忙说：行！行！只是今年雨水不勤，没见它出来。原来是一眼季节泉。

也谈鸟，并且唠山中各式各样的奇鸟怪鸟。我比之山民在山日短，但是还是注意到了这里的鸟类，明显比山外种类繁多，而且常常可以看见鸟群。随便行走在山路上，就会见到在山外早已绝迹的红嘴鸦，大群的乌鸦遮天蔽日。还有难得一见的黄鹂，甚至斑鸠、八哥。如果在冬季，也可以找到山缝岩洞中的寒号鸟，想听它啼叫哆啰啰、冻死我的话，则须在夜里，夜半时分，在农家热炕头上拥被而坐，听得山野的一种奇静奇寒奇净，重新入眠，洁净得无梦。丘陵深处的山林里山泉边，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目的花羽毛的好看的鸟，那些都是从南方迁徙来的候鸟。它们都属于那一类女儿的鸟，住娘家似的来了，又串亲戚或者会情郎似的走了。王二哥夫妻俩兴致很浓地对我说些有关鸟儿的夜话，说从前有种鸟，当地人叫它溅溅子，人在山谷里走，鸟从头上飞过，对人打个招呼：溅——饿操！王二哥学完鸟叫，加一叹词。又说：溅溅子多年不来了，不知道它上哪儿去了。

有一种鬼头鸟，叫起来如鬼哭，有这种鸟时，岁数嫩的人不敢走夜路。一天深夜，王二哥正讲老头鸟，碰巧有这种鸟从房顶上飞过，被它偷听了，答话似的哐哐大声咳嗽。一屋人夺门而出，正看见一只不大不小的黑黑的鸟扑棱棱飞上去，落到院前的崖头上，落死，不作声，亦不弄翅。夜是那种无边无沿的漆黑，头上天小极近极，仿佛伸手可及，夜浅时有过月牙儿，现在卡下西山尖去，星贼亮，如果实挂树荫，稀有数颗。人等鸟叫，候得过久，都被夜钉住不会动，被夜溶进去，化成黑块，几成黑滴。一柱柱，身在此世此山之中，灵魂由躯壳里面一点点往下沉，往下沉，沉到底了，还在朝下沉去，也许正有什么无声地飞去了夜的那一面。那么沉静的山村之夜，找到就不想松开，丢了就难再得。

由三道湾村继续向上游去，出村河就断，但是天地豁亮许多，地面明显宽阔起来。过富家店，至叶家店，全是小木头沟古道上著名的村落。叶家店孤山头上有座雷神庙，据说由于仙灵，香火极盛，我约富家店的胡永利去逛了一回庙，神像塑得技艺平平，如乡人的模样气质。更有意思的是，庙宇皆为农舍式的建筑，红砖墙青瓦房，使人觉得此神仙乃为乡间百姓出身，原籍概出自于三道湾那样的村庄耳。挺立山头之上，张胸吸纳八方来风，风极劲洁，鼓飞扯打人的衣襟，让人得到在平川处得不到的享受。低头而见山腿下绕一截清流，知道暗接三道湾的半条河，那里的水乃这里的雷神饮过之水，并非普通俗常之水也。那一回，我还与利穿行叶村，去更远更荒的沟岔乱串。经过村头，被一群闲坐的女人们用或白或黑的眼睛也围也问一番，我很干部地走过去，不在意脖后一片叽喳。村中间，夹道欢迎的人群之尾，结满李子的树前，站立一女，发极乌，颈极白，手中正织一件衣物，未接近时，她只是在很投入地埋头做活。经过之时，她忽然抬起头，极大方极气质地向我嫣然一笑，令人心头怦然一紧，那么样的一种笑。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已经忘记叶村的准确位置和庄形庄貌了，可是仍能抽调描绘出那种山村之笑，一遍遍嘴问心：她笑什么？情愿把一个带问号的笑，存进心里。

补 文：

小木头沟是我所见到的辽西自然生态保存得最好的一条山沟，亦是丘陵地形地貌典型的一条山沟。本来，从发现它那一天起，我以为可以认作第二故乡，常回家看看地去那里，用以消耗掉我的后半生光阴。想不到去冬有消息说，朝阳通往锦州的高速公路经勘查决定经由沟中通过。那样一条现代化的大通道的建成并投入使用，无疑肯定会破坏那里的生态平衡。我一面为高速公路兴奋，一面又替那条原始而恬静的山沟惋惜并遗憾。感叹之余，决定尽我的能力，抢救上述这样的一些原始的沟貌和材料，实录成文，对于志史，可为比较实际的记录；对于沟人，可做友情的一种交代。未作文以前，为了保持最近乎真实的记忆，我已有半年多时间未进沟去。王二哥们让人捎来口信，他和乡亲们都在想念着我，怎么这么久不去？这让我欣慰：生存环境的改变没什么可怕，只要人情未改。写完这些文字，我准备带上它们去看看施工现场，反差不知道已经有多么大，一条曾经那么原来的旧山沟。

（2000年8月25日，午后4时，朝阳南大桥下大凌河边柳荫吊床上草毕。27日，午后近4时，银河小区住宅，抄写完）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三）中国最佳诗歌（2000-2011）

序言：谈论诗歌，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耿  立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诗歌；自从有了诗歌，就有了关于诗歌的话头。今天，一个实用主义者把所谓的超越都世俗化的时代，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信仰，不再需要诗歌，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关怀，就可在世俗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关怀实利大于关怀心灵。但另一个角度也提示我们，当诗歌卸下一些所谓的超越，卸下所谓的神圣，卸下所谓的重负，那她是否就成为一种游戏？

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什么？也许这是一个不易回复的问题，那我们就谈谈诗人的行状，顾左右而言他。

一、言  行

威塞尔在他的随笔中曾提到在斯大林的时代，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到卢布扬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他儿子的包裹去探监。

数以百计探监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叫号，像我们在医院看到排队挂号的情形一样。每个等待叫号的妇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在铁窗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年迈的老妇转头对队列中的阿赫玛托娃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

“是的。”

“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

阿赫玛托娃当时听到这话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会试试的。”

威塞尔接着写道：“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

还是一则关于苏俄诗人的故事，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写到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十月革命对曼德尔斯塔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由于他不愿意，事实上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因而他无法说服自己与新生活的保民官、组织者和建立者合作。羞怯、瘦弱、亲切、充满爱心、多愁善感，在他的朋友看来他就像一只温文尔雅但又略显滑稽的小鸟，但他却能做出惊人之举。这样一个瘦弱、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吓的人，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革命初期的一个夜晚，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正好碰上那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勃柳姆金（后来他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也在场。当时勃柳姆金是契卡的一名军官，他正醉醺醺地把即将处决的男女的姓名抄到由秘密警察头目设计的空白表格上。曼德尔斯塔姆突然迎身冲向他，一把抓过名单，在众多惊愕的目光面前将它们撕成碎片，旋即冲出门外，消失在夜色中。

二、轶  事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

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

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

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开箧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

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

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

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

昌龄等因话其事。

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

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三、性  情

下雨天，黄侃总是穿着木屐到学校上课。

“木屐”又称“钉鞋”，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

上完课天晴，黄侃即换下木屐，用报纸包上，挟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见黄侃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他生病了，便登门探望。系主任问其故，黄则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

从此，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

四、诗人看得起谁？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裸体朝堂击鼓骂曹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柳亚子在这里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气势要来得大。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言语，连柳亚子私下也认为，自己比祢衡还狂。

五、诗人之死

我有一篇文章《诗人之死》是写诗人王昌耀，我写道：艾青是1996年一个春夜走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四年后，昌耀被肺癌一寸一寸吞噬了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吗？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祁连山农场，“一个被称做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个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来，悄悄坐在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里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得多肥，肥得连脖子后面都有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摈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的一把白骨。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人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而我是在从一个谦卑贫穷的鲁西平原小镇，到同样谦卑的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本名叫《文学家》的创刊号，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5段10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8行诗句，但我一下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的伤痛。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的表达却是苍茫。它是一，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出版机构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这是一本叫做《命运之书》的书稿。

昌耀患的是肺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叠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屈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个待业，一个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2000年3月23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7时，青藏高原，天色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8时血压下降，9时瞳孔放大，9时45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65岁。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我写下的诗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读他的书／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

六、尾  语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的诗歌也像一扇窗玻璃，通过玻璃，可以看见诗人心的颜色以及他思考的曲线。

蒋  蓝

经验十书（十首选二）

蝴蝶之书

智慧是一只翩翩的蝴蝶

而不是一只阴鸷的猛禽

——巴·叶芝

从花冠出发，然后对花影规避

在一个点犹疑，扑出去的翅膀忘记折返

类似缎子把褶皱的光摊开

侧起的身体，竖立一个突然的瓷器

煅烧的黑暗，没有在比喻的高处解体，却用脆亮的触须

与爆开的花瓣缠绕，反诘闪电

蝴蝶把预设的线路演绎为可能或不可能，从蝴与蝶的缝隙飞离

这容易联想起高峰时期的爱情

不可重复和积累，只能在回忆里虚构，蝴蝶

总以慢和偶然的姿态回去，字外的蝴蝶不同于字面的蝴蝶

梦喂养的纸蝴蝶具有超验的面具

一个大写的花体字横架在玫瑰与迷宫之间

不断异位

光辉被塑造成柔和的幅度，去照亮背面的事物

倒过来的天空，人是今非，花在反对花

蝶翅的黑金

均匀地覆盖鸣叫的思想，无声，也没有表现欲

蝴蝶甚至惊险地穿过树叶的琴弦，把低音提起来，染绿

让高音更高，高到发亮，直到预感的触须与事实合一

任其融化

而蝴蝶却是花的动词，它在玄学的后花园设计楼台

平衡了身体遥望灵魂的斜雨和曲径

作为象征的终结者，一切譬喻放在蝴蝶身上都是沉重的

合起是一本书，摊开是一根线。似有所悟，却又回到茫然的起点

美总是以谦逊的生活，展开它自己以及所能触及的秘密

蝴蝶将所有的表象还给双翅

翻翅为生，覆翅为死，而蝴蝶从翅尖出走

在韵的腰肢环绕，舞蹈简捷，只剩点、线、面和圆

庄子看到的，纳博科夫看到的，都是纸蝴蝶，在修辞中成为格式

蝴蝶依然脱壳而去，它从窗前掠过，世界被对折

连风也没有惊醒

2002年10月10日成都

火焰之书

我只能在梦里用墨水点燃书纸，观察火在事物的内部

扭变字义，烧造型体，直到发出爆裂。我闻到思想浴火的味道

一种具备腐蚀力的迷香，打开火焰问鼎的祖国

火从黑色的殿堂自明。它密集地爬上皇冠，突然收拢

一张复活了所有温情的脸庞，擦过我的面颊

我抚摸火焰的长发，就像清理情人裙裾的波皱

让隐含的诡秘排满我的睡眠。我在不停流泪

泪水把秘密漂起来

词与事物在无限靠近，逼至可能和不可能的边际

水又使它进一步迷离

难以定型的愤怒和狂喜，逐一在火红的卷宗舞蹈、交错和磨蚀

一封火漆缄口的书信，出自异端的工作

黏附在上面的两三根羽毛一直在飞

世界浮满折断的声音火焰塌陷下来，就像海德格尔之额

撤退是为更稳的前行

带焰的火苗，下浸的幽蓝，暗示了那颗控制格局的宝石

从一双回忆的瞳孔，返回无边的忧伤

那是从锋刃刨下来的一堆碎屑，是用凝干的血块碾成的粉末

是葵花的自伤。是老虎挣脱捕兽夹，挂在阴谋倒刺的一块黄金

是子弹的直飞，然后侧旋、倒转，从权力的铁幕切出的一道血槽

这些火的元素把事物的圆滑与可能性逐个清除

在硫黄和哲学的深处，是一个被剧痛拓宽的边界

我一直生活在这座火的花园，我愿意看它盛开

露出骨头，结晶我的眼泪

甚至不要光，只要有痛

因为我是最白的焰，是火焰裂口的补丁

被火抛起来的，除了作废的欲望，还有火的尸骸

它们都以黑鸟的姿态，把梦抬至稀薄的高度

褴褛的火啊，一种在其中坠落，而另一种却锲进天空

现在，四周下着黄金的血，灰烬以钉子的眼神，俯视我

内心爆开的雷霆之花——

我在一个长夜得到的，却如何去维系一生的燃烧？！

陈小蘩

碎  裂

有一种声音   恍若隔世

我的日子跌落在地

成为碎片   四处散开的玻璃

尖锐地刺中心脏

夜深人静时我能听见钝器撕割皮肤

的声音  如赤足在刀锋上行走

每一次撕割都浸出血来

这颗心正从胸腔分离  痛彻心肺

自上而下的碎裂   一瞬间颗粒的晶体四处飞散

一次雪崩在无人知晓中完成   许多过时的情感被重新组合   拼凑

环顾四野无人与我同行

我独自经历雪崩的全过程   大块大块的雪从天而降

脚下的积雪无声地塌陷   我无处逃身

冰雪和严寒将我推向恐惧   那时只有冰凌无数柄尖利的小刀

刺中我的身体   许多年后我置身其外

事物显现逐渐鲜明   看破的情或爱

对于我已经不再重要

破碎的声音从耳膜进入心脏   碎裂只是一种感觉

只有在月蚀的日子里我能看见爱人的心

整个宇宙都坠入黑暗时我离它最近

目睹流星坠落流星消失的瞬间

许多光的碎片刺入我的肌肤   无法站稳的声音

随体内循环走遍全身血的花朵迅速地盛开   枯萎

流星优美的线条被揉成一团   美丽的面庞不复存在

地狱里发出的声音   骨骼碎裂   肌肤无所依附

明日的太阳升起   那时除掉灰烬与碎片

灵魂的花已无土可植

王学东

诗二首

天  空

我是倒插在天空

这一块蓝蓝土地上的一棵活动植物

我的头发扎根在天空中

吸收白云、蓝天和阳光的养料

我的手和脚是四片叶子

把从天空中结出来的星星

撒满大地

远  望

深夜的阳台上

当我望向远方的时候

一根丝挡在了我的眼前

我用手去拂那根丝

感觉那一头很重

那头似乎连接了整个黑夜

我一使劲

顿时

那头

天上的星星全部晃动起来

碰出清脆的声响

李龙炳

龙王乡：宿命与幻象

A

野蛮的时间让老虎变得温柔，让人变得渺小

野蛮的时间是一门大炮，把一个哑巴轰入我的体内

经过了多少岁月秘密的流转，哑巴终于能够说出

我的两个情人的名字，一个叫龙王乡，一个叫黄连

我要在野蛮的时间里用眼睛去深埋命运的钉子

当所有的道路都在飞翔，我不得不从深井中

捞起人类的祖先，索要干净的脚印，我不得不

在睡眠的时候，让牙齿醒在口中，咬住尖锐的语言

只需要一只蜜蜂带路，春天也可能提前到达乡政府

春天，花的钥匙四处开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千重门

一场疾病高于一个母亲的声音，说，比闪电更快的是死亡

我知道我死了多次，一个乡村的梦和一亩三分地的幻象

还有一条腿高于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变成了甲虫或蜘蛛

还有一个我罪孽深重，不得不到地狱学习天堂的知识

B

手中有一个永恒的夜晚，我却并没有睡死过去

亲人们关在透明的牢房，有几个人正在发烧

不知谁喊了一声:老了。所有的人都开始越狱逃跑

外面正是冬天，他们不得不成为霜和雪的父亲

命运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失败更像大海

自从我看见你在流动，我的一生只能是

一座断桥，一年又一年多么清白的时间

马的四蹄藏在了内心依然飞驰如电

门缝的火焰再一次和我的眼睛进行交流

我却无法用双手去挖掘你繁花似锦的春天

比沙子更纯粹的是泪水，一颗又一颗正在逃学的路上

我已追不上泪水的欢乐，只留下灵魂的隐痛

另一个我走出了我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白痴

如果我爱你，大地就会显得拥挤，时间已远远不够

C

月光缝着河流的伤口，疼痛正在告别一个逝者

盛大的节日让世界升到空中，我的背后却永远有无数张嘴

我已经在幻觉中工作了大半生，骑的马越来越瘦

一面镜子里总是滚动着美丽而伤感的翡冷翠

谁是长满眼睛的树，眺望太阳穿上新衣

孤独的农业，我的骄傲。群众早已把梦带上镣铐

去交换一只狐狸。前世的乌鸦又在树上吃肉

寓言刚刚开始，狐狸的声音早已成为生活的经典

永远的乌鸦永远没有进步，几乎所有人都看见了

肉在往下掉。只有我看见了，是翡冷翠像雪花一样

往下掉，掉在了龙王乡，翡冷翠便无声地化了

我已经在翡冷翠生活了大半生，眼睛正在瞎掉

我把生活的全部色彩涂在了一只乌鸦身上

我真的爱上了这个时代，狐狸升起了高高的吊桥

D

丢失的东西已经汇成了河流，正在穿越我的记忆

到处是看不见的火焰，浑然不觉的尘埃，以及

坠落的星辰，凋零的花瓣，砍下的头颅

昨夜的露水悄悄长大，映照万众的心灵

正午的蝉仿佛在遭受电击，声音与光芒交织的绳子

掉下来捆绑着我迟缓的家乡，家乡是时间的死囚

历史在喊：刀下留人。其实是要留下一条道路，一条

煮熟的道路。是体内的警报声让我呕出阳关大道

我的国家有两支队伍，一支和泥土作战，另一支

以语言为敌。我背着我的独木桥到了我的边境

大风吹散我的鼻血，在没有人的地方我一次

又一次重新出发，我要独自一人去热爱大地

独自一人

用泪水淹死所有的河流，让此岸与彼岸合二为一

E

我已来到这里，这里不是那里，我也不是你

头等大事是来，其次才是去。当这里成为了命运的中心

那里只能是边缘。邻家的女孩已经长大

她问我是谁，回答总是错误，沉默又不是我的意志

这里只是一张巨大的白纸，它弯曲的时候

一些人有名无姓，一些人有姓无名，一些人无名无姓

一些人是火光，一些人是灰烬，一些人是我

一些人是你，一些人是我和你共同投下的阴影

我不知道我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生与死是一对孪生兄弟

每天都在同一条路上争吵，这是他们的天性

在三维空间之外，邻家的女孩是你分了岔的时间

无中的有空穴的风漏了的船，带来了你的爱情和疾病

我一直在这里，这里就是那里，我就是你

来就是去。没有中心，没有边缘，其实也没有命运

杨晓芸

寒露纪事

赶早市的人提回拔了毛的公鸡

被掏空肺腑的公鸡

被倒挂

僵硬的脚爪一前一后

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这是清晨，她埋头洗葱，准备

一个人的晚宴

鼻子没来由的发酸。冷啊

不是感觉上的冷

是呼吸里的冷。寒风过境

田埂上，稚鸡围着草垛打转，悲鸣

稻草人抖动着，越来越像个稻草人

她越来越像个受伤的母亲

揉着干涩的眼窝，为自然的转换

唉声叹气

秩  序

无雪，无精灵的手掌拍打虚无。天上没有

一朵成形的云，破这空蒙——而你无所不在

已近似真空！

突兀向上的楼体，把我托起——空中的囚徒

一无所有的囚徒，仿佛走动的指针——囚住的

一团混沌。惟余念头闪动的锋芒

刻你的眉目。

一颗心——被击中的回力球，卡在黑匣子里

迷乱狂舞！我想重建爱的秩序

我想与你接吻：深吻、热吻

法式吻、生死吻……像没完没了的反刍

我想紧紧噙住——我的呼吸。

朱  朱

书  架

罪恶的囤积。

那些书高高地堆满架子。

你许诺说有一天将什么也不做，

用它们赈济自己干瘪的灵魂，

然而它们就像谷子霉烂在仓中、

掺满灰尘，粘连的书页一直就没有裁开。

你偶尔的耽读

只限于几本旧书，

就像到乡下过年，或者

去外地和情人会面，

年复一年，也终将厌倦——

从前，没有别的磁石

能将你的目光从书中扭转，

你痴狂于油墨味，如同

瘾君子闻见鸦片馆飘来的青烟；

睡去，手枕着书，如婴儿含住奶嘴。

难道你已经不再相信文字？

你视它们为高级的谎言，他人公开得体面的绝望，

关于痛苦更精确的表达。

但没有真正的答案，没有，有的只是

壕沟被闪电照亮之后更深的黑暗。

多年来你寻找一本书，只为你而写，

像灵药般顷刻解救，

你好像找到过，又把它丢失。

在洗过的蓝天里，

已没有先人与词语搏斗、咬啮的痕迹……

然而有些夜晚你会突然苍老在床头，

不顾一切地起身，仿佛在逃避

骇人的谋杀，恐惧、孤独和压力，

像一个幽灵潜入到书房，

一个放大的影子，漂浮在成排的书脊。

雨  田

死亡风暴

接近暗淡的水   我的脚步是否已经失控

无论如何   我也要望着沉落的夕阳   等待

另一场风暴的到来   对于那些有关春天的赞美

我并不在意什么   就像不在意别人怎样

看待我的诗歌一样   我始终会保持

大地般的沉默   如果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歌唱

就来倾听我诗行中的声音吧   这是我的真实

我时刻会遇见死亡的风暴   总有一天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将会老去   想起世代流传的

爱情悲剧时   我已经老到了极点   那些

早年时期的群鸟形象变成了乌鸦   我惊讶于

没有真理的存在   以往海的喧哗模样

像我的病痛留下后遗症   谁在灾难之年冒充

英雄之神   在远处   黑风越刮越起劲

这个时候   无数双眼睛开始模糊一个盲人

怀抱一把断弦的胡琴穿过黑暗的广场   正为

别人指引着道路   我知道死亡会来临的

那些最现实的栅栏到了一定的时候   也会

变形和风化   我的所有预感都不是虚构

然而  我所失去的事物是无法被人领悟的芬芳

我不是这时代的精神病患者   我相信自己

仅仅有忍耐还不够   仅仅有良知还不够

谁的意识无休无止   在不要侵犯的神圣中狂喜

我迫近因对一切不满的愤怒   透过跨越

透过痛苦的心灵   我坐在祖先坐过的地方

用一种和祖先相同的语气吟唱自己用血泪

写成的诗篇   我至高无上   我感慨万千

我在狂风之中坚挺着汉子的傲骨和信念

风景在我们身边成长   死亡的风暴正沿着

肿胀的国度   进入内在的谎言   我顺着寒光

目睹一位死者留下的预言   然后顺其自然

到达另一种静态的高度   问题在于创伤的压力

使我一次次失血又贫血   谁也不可来拯救我

死亡的风暴越深沉   我的身躯就觉得消失

在加速   迷妄与恐惧里   我默默地等待死亡

白  梦

行深或者坐忘——另一种祭奠

你降下来，或者我升上去

我们仍能相对而坐

共一壶清茶，把秋色喝淡

时光飒飒如流沙，穿透指隙

我说：六年了……

你说：你还记着时间吗？

是的，时间毫无意义

距离毫无意义

并这大好秋色和我们的存在方式

也毫无意义

谁在碧落黄泉红尘间

谁在昭阳玉阶金殿上

谁在苦雨凄风寒夜里

谁执手谁寻觅

谁欢歌谁饮泣

谁将白骨镂成花雕成树

谁将相思写成词谱成曲

谁从眼泪里晳出海水和青盐

滋养这日渐衰朽的世间和身体

秋色无边，且饮一杯茶

行深或者坐忘

你笑了，一如既往

我也笑了。挥挥手

你回你的光明中

我返我的俗世里

2011年9月24日

霍俊明

1990，初秋或夏末的皮影戏

此刻已是初秋

黄昏的光线清冷而模糊

我和母亲

十几年没有一起走过这样的夜路

青纱帐的巨大阴影遮盖了熟悉的脚步

宽阔的玉米叶子在身上擦出声响

母亲手中的旱烟忽明忽暗

在场地上坐下来的时候

母亲已经有些气喘

屁股底下的两块红砖证实了她的疲惫

这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庄稼人

缭绕的烟雾伴随着大声而欢快的问候

小小的舞台，白炽灯耀人眼目

驴皮影人，一尺精灵的人间尤物，

演绎着大红大绿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卡着嗓子的嘶哑声调

在夜晚的乡村也充满了呛人的烟草气息

母亲神情专注，双目清朗

这个夜晚充满着水银的质地，沉重而稍有亮色

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

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

九月九日别山东兄弟

花果山的人造水帘洞多像这个时代虚假的泪腺

在你提着超重行李箱走入黑色人群的一刻

北方的平墩湖会给你提供最为温暖的一个理由

当年的海兵，黑色的皮肤证实着南方的水土不服

南方的海风让三十岁更加陌生

登上荒凉山顶的一刻，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诗意的节日

尽管我们的腰身已经缠上中年的疼痛

一如此刻，浓雾压山，双眉紧锁

这里是鲁南，这里也是苏北

这像极了我们尴尬的外省生活

生锈的铁轨模糊得已经不知通向何处

拖拉机和黄牛的身后是无边的秋木

今天我们偶然遇上了九月初九

而我的山东兄弟已经开始远行

此刻我们需要的不是诗歌，也不是手机

而是留住临行前我们握紧的体温

它上面有北方的汗烟味，秋风吹过

已是泪流满面，我们又推说这是肝脾失调

宋晓杰

七月的灌木丛

一定要整齐，像孪生的那样

叶片是紧密的，但我还是感到了风

到处是热闹和惊喜，唯有它

矮下了身子。在七月，灌木丛像胡须

一般茁壮，一茬接着一茬

七月的灌木丛，具有大地的品质

不能长高，以它的低，抬高了天空

骄阳下，园艺工人头戴卷边儿的草帽

额上是细密的汗珠儿。他要赶在天黑之前

把整条街的榆树墙，收拾一遍……

——繁华经不起放纵。我们是孪生兄弟

关于这点，我要时不时地提个醒

黑色胶皮管子垂向地面，是另外的鞭子

我知道水可以养伤，也可以比剪刀

更尖锐……不过，我们都不怕疼

从哪儿开始，都可以重活一遍

苏历铭

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

富丽堂皇地塌陷于沙发里，在温暖的灯光照耀下

等候约我的人坐在对面

谁约我的已不重要，商道上的规矩就是倾听

若无其事，不经意时出手，然后在既定的旅途上结伴而行

短暂的感动，分别时不要成为仇人

不认识的人就像落叶

纷飞于你的左右，却不会进入你的心底

记忆的抽屉里装满美好的名字

在现在，有谁是我肝胆相照的兄弟？

三流钢琴师的黑白键盘

演奏着怀旧老歌，让我蓦然想起激情年代里那些久远的面孔

邂逅少年时代暗恋的人

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甚至没有寒暄

这个时代，爱情变得简单

山盟海誓丧失亘古的魅力，床笫之后的分手

恐怕无人独自伤感

每次离开时，我总要去趟卫生间

一晚上的茶水在纯白的马桶里旋转下落

然后冲水，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

把与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

带着流浪的麻雀回家

落雨的时候我躲在立教大学的围墙外

在空落的大街上看天色渐渐地变暗

盛夏的潮湿使袜子发霉，它裹着脚

道路在脚下变质

没人注意我，没人理会雨中的异乡人

没人问及我的下一个驿站

几只麻雀躲在长椅下觅食

在黄昏的东京池袋，他们更像散落的石子

我期待风停在树叶上

举目无亲的漂泊里，不想再看泪水湿透叶脉

欲海横流的街上，信用卡似乎能买走一切

有谁能看见流浪的麻雀？

我突然想带那几只麻雀回家

弱小无助的麻雀，落草为生的麻雀，却在瞬间飞走

林  莽

在秋天

一

女儿在接机的人丛中闪现

我们在伦敦吃汉堡乘地铁

坐巴士穿越异乡的秋天

树木刚刚染上几抹橙色

点点滴滴   如同我了解很少的英格兰

在秋天

抛下那些身边的琐事

让另一种紧张替代往日的辛劳

一切都是陌生的

没有手机   没有稿件

躲过一个节日频繁的短信

在56岁的秋天

是的秋天   它让我浮想联翩

有如湖水在秋天的思考

即使是一条河流

它少了源头溪水的欢快

在近海的地方也开始流得宽广而舒展

而秋天在身边超越了国界

低低的云层   起伏的丘陵

山峦矮矮的

下午茶的瓷杯相磕

寂静中的小小声响

在秋天   让我记起了少年时代

那些无以诉说   怅然若失的童年

二

是中世纪的牧场

是莎士比亚故乡的风

埃文河水映出圣三一教堂高高的尖顶

十五世纪的风雨淋湿了

多少代人的怀旧之梦

那些在剧院穿晚礼服度假的人们

悠闲地走过古老的墓地和下午的草坪

还有那些用石头砌成的古老建筑

鲜花为秋天而开

秋天在人们心中仿佛离这个世界很远

我们已不再追问

“活着还是死去”那些无法简单处置的问题

一杯咖啡的浓香

秋天也沉入其中

你听是白天鹅青铜的嗓音

是大雁在低空沉重地飞行

由一字变成人字

单纯的有如秋天的雨丝

温润的起于秋风又沉入平静的河流

三

这是罗马人曾经走过的山冈

大海与巨石相映

在秋风中倾斜的荒草

不用承载失落和忧伤的理由

他们用战舰带来了武器

他们用石头留下了文明

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

走在通向古堡的石路上

天空蔚蓝

在夕阳中

一辆双层巴士火红地划过街道

几只鸽子占据了青铜雕像的头顶

在一个寂静的小镇上

二战纪念碑前摆放着一束鲜花

静静地陪伴着几行变成文字的名字

他们曾在这儿生活过

但再也不曾回来

一个老人和一只大狗在秋日的阳光下

草地碧绿   我和你轻轻地走过

不愿意惊动异乡的风

这就是我们的秋天

在异乡的风中

遥远地想着亲人   家   还有

存在着   但可以置若罔闻的琐事

太阳也遥远地照耀着

流水   即将凋谢的花朵

鸽子和墓碑   老人和狗

这才是秋天

还有我们听到的傍晚的钟声

刘  瑜

后楼水库

我们站在南岸打赌

看谁有胆子游到北岸去

允许利用堤坝的坡度

助跑，腾空，深深地跃入

当扒水的力量不能溅起更大的浪花

我们踩着水，在水中绕圈

似有水鬼在足下潜行。

巨大的浮力让每个人都深感恐惧

我仰着脸，最后一个人游回南岸

在他们中途撤退的波涛里

我只是多看了一眼荡在四周的山峦

就牢牢记下一个北方少妇连绵的小腹

十年后我到汪沟镇访友，提起后楼水库

朋友说就是水库的西边多了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向左，向右，穿过公路下的涵洞

从高大的堤坝上来俯视这片水域

水体凹陷，收缩，颜色更加黯淡

斜坡上正有一群水鸟轻点着琐碎的脚步

身旁的伙计忽然扯起嗓子吆喝了一声

水鸟们扑扑掠过水面，消失在干瘪的北岸

我的视线因此拓展至周围起伏的山丘

蜡黄的土层上泛起一道道厚重的褶皱

这是冬天

几丛散落的松木，怵在东山顶上

像刻在一条断臂上的刺青，让人陡生恐惧

于  坚

诗二首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春天中我们在渤海上

说着诗

往事和其中的含意

云向北去

船向南开

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

谁指了一下

转身去看时

只有大海满面黄昏

苍茫如幕

悼迈克尔·杰克逊

唱歌的骷髅

搂着火焰的肋骨跳舞

生命的领导人

唤醒人类新姿态

黑天堂   天鹅拒绝了你

坏蛋们跟着你摇摆啊   摇摆

解放了被压抑的屁股和喉咙

它们在身体的岩石上起身

它们在春天的云朵中升腾

啊   青春   你不再是涂脂抹粉的脸

豹子们走出森林   高扬自由之臀

呵   迈克尔   我的幸运弟弟

那一年你才二十   已经征服了聋子

我二十六   一生都快中年了

还没有摇滚过一秒钟

有一天忽然在短波里听到你

用一种地下的嗓子秘密歌唱

脚上的绳子忽然散了

机器培养的笨蛋

居然开始扭动臀部

尾巴翘到天上

唉   黑孩子   何必用那些漂白粉

光明之国的毒品

你带来美丽的死神

使我在沉闷的制度中长醉不醒

你死了吗   我的黑皮肤美酒

今天我看见黑暗起舞

哦   重金属的黑暗

在空掉的世界舞台中央

跳着舞

西  川

出行日记

1   撞死在挡风玻璃上的蝴蝶

我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就是开始了一场对蝴蝶的屠杀；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驶来，就决定发动一场自杀飞行。它们撞死在挡风玻璃上。它们偏偏撞死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只只死去，变成水滴，变成雨刷刮不去的黄色斑迹。我只好停车，一半为了哀悼，一半为了拖延欠债还钱的时刻。但立刻来了警察，查验我的证件，向我开出罚单，命令我立刻上路，不得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立刻便有更多的蝴蝶撞死在我的挡风玻璃上。

2   逆  行

忽然就只剩下我一辆车了。忽然就望见天上落下羊群了。忽然迎面而来的羊一只只全变成了车辆。忽然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走着走着，忽然我就逆行了！我怎么开上了这条路？那些与我同路的车辆去了哪里？我逆着所有的车辆，仿佛逆着真善美的羊群。不是我要撞死它们，而是它们要将我温柔地踩死。走着走着，忽然我就逆行了！我就听到了风声，还有大地的安静。我没撞上任何车辆，我撞上了虚无。

3   我顺便看见了日出

时隔二十年重返北戴河海滨。当年海滩上的姑娘皆已生儿育女。我带来我的儿子，他将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大海日出。但他牙疼了一夜，我心疼了一夜——可怜的、幼小的孩子!大海在窗外聚义，我不曾注意；大海涌进房间，又退出房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是为日出而来：日出和大海(这是我最后一点浪漫情怀)。但我为孩子的牙疼忙活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即将入睡时顺便看见了日出。

4   小镇上的骆一禾

小镇：三条大街、一座广场、五千棵树、一个朋友。朋友请我吃饭，在燕赵豪杰饭庄。朋友带来六个人，其中一人让我吃惊：这是骆一禾吗？但一禾已逝去十五年！此人模样、神态酷似一禾；但个头比一禾高，书读得比一禾少。我们握手；他亲切又腼腆。一禾不知道另有一个骆一禾；一禾去世以后这另一个骆一禾依然默默地活着。此事我从未向人提起，包括一禾的遗孀。我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今天，说不清为什么。

5   小镇时尚

为什么这小镇上的女人人人头戴大盖帽？而光头缩脖子的男人们，蹲在街头，端着海碗吃面条。女人们买菜，买鞋垫，街头聊天，人人头戴大盖帽。解放军的大盖帽、工商管理员的大盖帽、警察的大盖帽、邮递员的大盖帽。但在小镇上，所有应该头戴大盖帽的人其实难得一见。戴大盖帽的女人们身穿花毛衣，不严肃也不恶作剧。也许她们觉得美极了大盖帽。或者，她们出门时只是想戴顶帽子，随手一抓，全是大盖帽。

6   穿过菜市场

黄昏，（古代诗人思维最活跃的时刻。漫步在斜阳浸染的山道上何等快意！）我一边羡慕着古代诗人，一边穿过这满地烂菜叶的菜市场。我身边没有一个人长得像仙鹤，没有一个土豆长得像岩石，没有一根芹菜长得像松树。但这毕竟是我的黄昏：一个满不在乎、穿着睡衣拖鞋，嘴里嗑着瓜子儿的女人逆光走来。菜市场的斜阳把她身体的轮廓映得一清二楚。她假装不知道她几乎赤裸，我假装没看见以免别人看到我心中忐忑。

7   这座城市避开了我

这座城市避开了我。它给我大雨，使我不能在街头闲逛。我听说过的博物馆，因人手不够而闭馆。商店里，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商店里只卖一种酒，是我不能喝的那一种。我饥肠辘辘找到的，是关了门的餐厅。我大声抱怨，但没人在乎。我敲沿街的门，门开了，但屋里却没有人。我靠到一棵树上，树叶便落了下来。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一个熟人。哎，我到了这座城市，等于没有到过。

8   一个发现

你提箱子出门，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你抵达你计划要抵达或没计划要抵达的地方，洗把脸或洗个澡，然后走出旅店。你想看一看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城市或者陌生的乡村，你会发现，其实你无法走出很远。你跨越千山，只是为了见识千山之外的一条或几条街道、一张或几张面孔、一座或几座山头。你抵达你计划要抵达或没计划要抵达的地方，然后走出旅店。但其实你真的无法走出很远。这话说出来像一个诅咒，但我不是故意的。

9   另一个发现

我走到哪儿，我头上的月亮就跟到哪儿，但月亮并不了解我的心思。我吃什么，来到我身旁的狗就也吃什么，但我和这条狗并不是同类。蟑螂跟我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们需要同样的生存温度，但我还是在今天早晨用杀虫剂喷死了七只蟑螂。飞鸟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社会的不公正，但我们并不因此分享同一种愤怒。即使落叶与我同时感受到秋天的来临，我也不能肯定落叶之间曾经互致爱慕，互致同情。

10   变  幻

黑夜和小雨使我迷路。在一段停着压路机却无人施工的路面上，一个胖子跟上了我。我加快脚步。他开始威胁和谩骂。我并不焦虑我兜里不多的钱，我焦虑这城市里只有他和我。焦虑，焦急，我一阵虚弱，忽然我就变成了三个人。我们三人停步转身，已经冲到眼前的胖子完全傻眼。他回身就跑，我们拔脚就追。我们边跑边体验人多势众的感觉真好。直到我们一起掉下一道水沟，直到我找不到我那同伴二人。

11   黑夜里两个吵架的人

我吸烟。烟雾被窗外的黑夜吸走。黑夜寂静，鼓励无眠的人们发出声响。于是我就听见了两人吵架的声音。吵架声来自另一个窗口（我看不见的窗口）。我忽然觉得每一个窗口后面都有人倾听。我听见男人高喊：“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毫不示弱：“这房子是我的！”我听见男人长篇大论地谩骂，我听见女人长篇大论地啼哭。……黑夜。黑夜。黑夜。我学了声鸡叫，天就亮了。吵架的人终于住口。

12   罪过和罪过

内急使我急不择路，内急释放使我舒畅。哆嗦了一下，我才看见——在没有隔断的公共厕所——怎么回事？——左右两个女孩，也站着撒尿。那场景令我惊讶：那两个女孩竟敢激进反抗她们撒尿的传统。我正想夸她们勇敢，她们迅速摆出良家妇女的做派。她们从隔壁招呼来男人把我扭送派出所。我作为流氓轰轰烈烈地穿过大街。我问警察是我误进女厕所的罪过大，还是女人站着撒尿的罪过大。警察答不上这个智力难题，就把我放了。

13   袜子广告

走过卖袜子的广告牌。广告牌上说“这正是买袜子的好时节”。这为什么不是补袜子的好时节？这为什么不是脱袜子的好时节？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人人可以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所谓富足社会，就是有人不屑于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我猜走过我身旁的人，有一个的袜子已经被脚趾洞穿；另一个是臭脚，然而袜子完好。我猜我的袜子有点羡慕那些新袜子。我猜我的双脚有点羡慕阳光下的赤脚。

14   尴  尬

巨大的阳台上，一群吃饭的人。我举止得体，谈吐配得上那十八世纪的建筑和大有来历的餐具。但我不该得意忘形，不该急于表达我对这世界的真实看法。报应来了。西瓜呛进我的气管。我控制不住我的咳嗽，不得不离开餐桌。一块呛进我气管的西瓜逼我领受我必得的羞辱，因为我咳嗽得过于真实。他们看着我，同情我的尴尬，然后继续他们关于世界的不真实的谈话。他们甚至比我大声咳嗽开始之前更文雅。

15   洗澡感想

浴缸是别人用过的。不过没什么——手里的钞票也是别人攥过的，头上的月亮也是别人赞美过的。但依然，这是别人用过的浴缸。是女人用过的还是男人用过的？是漂亮女人用过的还是恶俗男人用过的？不过没什么——在异地还能有个浴缸洗澡就算幸运了。我告诫自己，应该认命地、默默地生活，包括认命地、默默地用别人的浴缸洗自己的澡。不过我一默默，蟑螂就从犄角旮旯里摸了出来。不过没什么——没有老鼠出来就算幸运了。

16   坐在一家麦当劳里

我注视着门口。进来一个背粉红色双肩包的女孩。进来一个戴耳机和墨镜的男孩。进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门外他们是搂着的，进门时才松开手。进来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带进一个小女孩，也面无表情。进来一个边进门边阅读手机短信的笑眯眯的女人。进来一个转了一圈，张望了一下，又出去的半老男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一张嘴、一个胃、一副生殖器。在数到第十七个进来的人时，我站起来，带着我的一套家伙走出去。

17   有  人

有人在上海活一辈子，有人在罗马活一辈子，有人在沙漠的绿洲里活一辈子，有人在雪山脚下活一辈子——你从未见过他们。有人从上海出发，死在雪山脚下；有人从绿洲出发，几乎死在罗马，却最终回到绿洲——你从未见过他们。我写下这些字句，没读过这些字句的人也活一辈子；读到这些字句的人也许会说，这人说的全是废话。且慢，我见过你吗？我想来想去没见过你。我们各活一辈子，也许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小区。

蓝冰丫头

悔过书

我在园中观花，赏花中的“我”与万物对立，

“我”即屏障，抗拒在世界之外，又与其相抵消。

天人菊的齿轮一圈圈在园子里旋转、绽放。

这满目的善啊，正在传播一种春天般的美学。

我在赏花的同时，心里也会产生恶，

千山葱郁，无人指证，我萌生一种偷生的喜悦。

春天的秩序，被花朵引领着进入，

它的美是屈服于花朵的美，与本意相悖离。

正如我赞美树，却把它锯倒，我拒绝河流，

河流却渡我回家，我的正义，都是白费力气。

请为我掸掉帽子上的积雪，爱人。

像框里的人和躺在床榻上的人，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是躺着的人正在策划一场阴谋，

而像框里的人丧失了作恶的可能。

因此，我们对于死者的赞誉要大于生者。

求学：就是自己动手建筑迷宫，引诱自己进入，

然后再设法拆除并走出来，最后的答案是废墟。

无主义的舌头，行政的手。集体，一群聚餐的鸟。

江  非

河  流

站在河的上游

向下游看去

那里和这儿

没有区别

河里是水

两岸是树

河面有一些加宽

波浪有一些

平缓

又向更上游的方向看

水从那儿流来

河流从泉水起源

河流突然

变得很小

没有过去

没有历史

没有耻辱

也不需要尊严

时光

那么美好

好像只有未来

时光多么美好

好像

只有未来

时间简史

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

十八岁外出打工

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

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

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

十四岁至十岁

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

由少年变成了儿童

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生

父亲就活了过来

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

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

横行胭脂

山林书

抓一只蝴蝶

批判它身上的象征主义

和一只鸟沟通

请别叫得那么悲伤

我又不是隐居的进士   落魄的秀才

涧水坐在澎湃的誓言上

未成熟的山果

在油画中摇摆

山中行走，头顶风露

再带上赫伯特的诗句

“身后尾随一只风尘仆仆的狮子。”

遇见高大的树木   就致敬问好

遇见怀孕的禽兽

就给它让路

在秦岭山中想人

手机信号不通，只能把信息发给白云

“把一个人想得豆芽菜似的了，

这种美简直王八蛋。”

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们幸福如富翁一样

一日就遗落了黄金万两

岁末，用小刀在山顶的石头上记事：

某年，和春风秋风多闹了两场别扭

冬天就来了

苇  子

一场雨

好多天了，这场雨，落得我心里发慌！

皮肤上的雨意正在生造词汇

继而沿着一册书籍封面

滑落。它们幽幽地发着光

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生长

在指尖上结出极端的小果子

嘘——。我是要小声地告诉你

小小手饰的冰凉

在荡漾

牛犊再次吃出青草的甜味

雨滴声使玻璃弯曲

夜深了，在雨意里

我把一封信写薄

它是我全新的皮肤

我的身体侧面的幽光

越发地单调，这样涂改着五月的深夜

还有

我与你，被这个雨夜平分后

悄然跌落平地

细数雨中青草的气息

今夜，我继续坐在失眠的雨声中央

使雨水一节一节地变凉

哨  兵

晚  课

每晚我都会沿着荆江大堤，走上

两个多小时。如古人，慢慢地

领受自然的教诲和恩赐。我喜欢

看长江，磨亮平原上的暮霭。也是

慢慢地。但那种古老的光芒，

并不能照亮我见过的村庄和县城

仅能照亮河流本身。仿佛隐士泼墨，

留白，照不亮山水

世界，唯见自己的心

而我懒得去琢磨那点快要失传的手艺，

几个故交大多住在临江的直辖市，

或省会。只有我还在城外的黑地里

赶路，却喜欢为过往的夜船感动——

我相信每盏舱灯下，都坐着

我的友人，每只船尾也都飞舞

惜别的手臂。只是怕惊扰我

才趁着夜色，慢慢地

走了

商  震

静夜思

夜是个院落，没有围墙

我努力地睁大眼睛

视线也没有半寸的伸长

我在黑里

我曾设想

黑里一定包藏缤纷的色素

在黑里，心灵会是觅食的鸟

或每一寸肌肤都盛开一朵月亮

而今夜的黑，密不透风

我试图用音乐穿透

用宝剑击破

黑，缠裹着身体像柔韧的网

我的歌声和武器

都换成暗淡的叹息

白天，有一棵高大的树

叶绿花繁百鸟颂唱

夜里，它却是最黑的部分

我对这棵树的敬仰

变为白天的梦

走进黑之前

我曾想肢解自己的身体

让一部分的我停在黑之外

可我搜遍全身

也找不到白亮的地方

赤身裸体也像穿着夜行衣

面对黑和更黑的树

我不会去环抱，更不会

用脊背在树上磨蹭着擦痒

但我要蹲着身送去尊重

矮着身体再加尊重就不醒目

就能自在地走很远的路

还能把吞进肚里的黑

吐出来

黑，是终点。

夜过去了，就是做梦的时间

也许哪天梦改变了方向

我身体的某一处

能生出逃离黑夜的光

夭  夭

在生活的废墟上

塌陷的是一面镜子

前生今世再也扶不起来了

拯救的话题里只有河流

一路向前再也回不来了

以行走的名义   一路向前

以遗忘的速度闪电般的照耀

以一个囚徒内心的辽阔与奔忙

和我一样以悲伤的名义

去悼念夺取   压榨

或者我又一次背叛了某种生活

从一截旧木梯的思想里

走进了整片森林在夜晚

从灯红酒绿走进低矮的虫鸣里

在生活的废墟上   你要安静下来

点最简朴的灯光穿灰色衣裳

在内心的墙壁上

你哆嗦着战栗着

刻下一个人陡峭的半生

轩辕轼轲

诗二首

晨起忽忆邰筐

老邰   还记得那辆摩托吗

绿色的   你载着我去河东过江东

为了寻找项羽   蹿遍了整个临沂城

如今霸王成了导演的道具

在乌江边一次次地割下头颅

掷给吕马童   掷给六小龄童

掷给围观惊悚片的一群儿童

而那摩托终于衣铁锈还墙角

缩在赤兔般的锈迹里   思念起吕布

老邰   还记得那个小酒馆吗

九九年的   江非刚被海风吹来

刚被平墩湖的麦浪吹来

一落地撒了一圈舟山群岛的盐

我们比海风还能吹   如三座不太平洋

用浪花的手掌拍打着桌子

拍的老板娘叫来了灯塔般的丈夫

我们不需要导航   但仍被岁月吹散

散   再散   也散不出合围过来的春天

春风在海口登陆   如傲慢的藩王

会依次路过我们的长亭更短亭

会把我捧出的森林交到你的手中

老邰   一张公交车票曾在我们手中

去罗庄的   每到周末我就跳上它

抱着诗稿   抱着被你们痛批狂赞的心情

在职工食堂高谈阔论   男男女女一大群民工

夜里在操场惨白的灯光下   残月无声

秋虫无声   烟头一闪一闪   我们也无声

老邰   还记得那高亢的歌声吗

好汉歌   在童星门口的扎啤摊上

我们光着膀子高唱   比刘欢还欢

还记得一味茶馆吗   掌柜的

你一味地让我们免费喝大红袍

我们也只好一味地用废话和垃圾扰你视听

还记得老汽车站我们踏过的积雪吗

那积雪里不仅仅只有雪的隐忍

脱下鞋来   鞋底分明传来路的惨叫

还记得开阳路上我们喝过的羊肉汤吗

那汤里也不仅仅只有山羊的泪水

抬起脸来   我们扶了扶雾蒙蒙的眼镜

对了   还记得那条直通瑞典的马路吗

沂蒙路   我们弟兄三个站在中间

不是疯子   不是交警   只是为了合影

抱着膀子   眼望着不同的方向

头顶着同一片新世纪的天空

“咔嚓”一声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寒冬就这么过去了   一睁眼仍是满目葱茏

此后我们就是遇到绝路也不绝望

因为我等玩的就是绝处逢生

此后我们就是遇到虎豹也不绕行

我辈岂惧鼠辈   只身偏向虎山行

在山巅有不寂寞嫦娥舒七分袖

有吴刚吴用捧出的虎骨酒

我们把酒临风   临何处是不归程

如晴雯撕扇李元霸撕人忽必烈撕烤全羊

我们撕碎了虎皮做的大旗小旗杏仁旗

然后在石桌上下起围棋   淝水河人仰马翻我们不动

赤壁滩火烧连营我们不动

泰山崩于前黄河溃于后我们仍然不动

只是落白子时提到了李白   我们才心里一动

就像是想起了一位远在澄迈的弟兄

临沂城又逢江非

兄弟   海南岛怎样   澄迈怎样   苏东坡怎样

东坡肉怎样   东坡词怎样   流放怎样   把流放当成解放怎样

放虎怎样   放鸽子怎样   大鸣大放怎样   一个屁不放怎样

海水比河水怎样   比雨水怎样   比茶水怎样   比春水怎样

春心荡漾怎样   冰心在玉壶怎样   在夜壶怎样   壶碎了怎样

有心怎样   无心怎样   插柳怎样   拔柳怎样   插进去拔出来怎样

鲁达怎样   聂鲁达怎样   达利怎样   阿什贝利怎样   贝利乌鸦嘴怎样

碎嘴子怎样   名嘴子怎样   口条怎样   信条怎样   猪肉炖粉条怎样

粉丝怎样   粉墨下场怎样   粉饰太平怎样   太平公主怎样

上官婉儿怎样   上官仪怎样   宫体诗怎样   裸体诗怎样

骚体怎样   五言怎样   无言怎样   阮步兵怎样   坦克兵怎样

朋克兵怎样   履带怎样   绷带怎样   打包带怎样   中间带怎样

一代又一代怎样   一袋又一袋怎样   好多大米怎样   幸运儿怎样

早产儿怎样   胡儿怎样   安禄山怎样   风雨不动安如山又能怎样

老杜怎样   小杜怎样   李白怎样   李贺怎样   贺知章怎样

章子怡怎样   怡红院怎样   阮小七怎样   七小福怎样

福王扔进锅里怎样   把鹿从中原逐进锅里怎样   满汉全席怎样

席方平怎样   平鹰坟怎样   坟场比起排场怎样   比离场怎样

怎样怎样   鸟样怎样   鸟语比口语怎样   口语比口技怎样

技不如人怎样   技压群芳怎样   技穷怎样   技富得流油又能怎样

卖油郞怎样   三言两拍怎样   三枪拍案怎样   再补一枪又怎样

阿凡达怎样   阿泰斯特怎样   阿赫玛托娃怎样   茨维塔耶娃怎样

娃娃头怎样   雀巢怎样   凤还巢怎样   小凤仙怎样   蔡锷怎样

起义怎样   起床怎样   起来怎样   起不来又怎样   好再来又怎样

前路怎样   后路怎样   无路怎样   绝路又怎样   把绝路走绝了又会怎样

绝唱怎样   绝食怎样   绝口不提怎样   绝色佳人怎样   绝句怎样

十四行怎样   少一行怎样   僧一行怎样   干一行爱一行又烦一行怎样

里尔克怎样   特拉克尔怎样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怎样   萨拉马戈怎样

倒戈怎样   基辛格怎样   哥白尼怎样   尼采怎样   杨采妮怎样

泥马度康王怎样   岳飞怎样   张飞怎样   曹刘怎样   公刘怎样

刘禹锡怎样   竹枝词怎样   祝枝山怎样   唐寅怎样   唐三藏怎样

悟空怎样   闹天宫怎样   盖天宫又怎样   把天宫当成子宫又能怎样

宫外孕怎样   婚外情怎样   人外鬼怎样   楼外楼怎样   天外天怎样

江湖怎样   相忘于江湖怎样   相煎于江湖怎样   煎成糨糊又能怎样

标语怎样   论语怎样   子不语怎样   希腊语怎样   卡瓦菲斯怎样

斯大林怎样   王小林怎样   林总怎样   总台怎样   总下不了台怎样

登古幽州台涕下怎样   登阳台晾衣服怎样   登徒子怎样

登高处不胜寒怎样

胜韩又能怎样   黑哨黑球黑屏黑幕能怎样   嘿嘿嘿嘿又能怎样

远古怎样   元谋人怎样   元好问怎样   冤大头怎样   袁大头怎样

谭嗣同怎样   秋瑾怎样   秋风秋雨怎样   秋白怎样   丘缓怎样

夏宇怎样   宇文成都怎样   成都怎样   川菜怎样   大锅菜怎样

菜鸟怎样   蔡琴怎样   蔡文姬怎样   肯德基怎样   必胜客怎样

过客怎样   回头客怎样   断头客怎样   无头客怎样   投名状怎样

入了伙怎样   散了伙怎样   火并了怎样   火死了怎样   不知死的怎样

死前闹个笑话怎样   唱支山歌怎样   跳个迪斯科怎样   啥也不干怎样

爱干不干怎样   巴尔干怎样   松赞干布怎样   匈奴怎样   家奴怎样

从奴隶到将军怎样   从将军到俘虏怎样   从俘虏到右派怎样

流派怎样   流不动的派怎样   无门无派怎样   蛋黄派又怎样

响马怎样   古道西风瘦马怎样   马王爷怎样   马王堆怎样

出土的怎样   入土的怎样   土拨鼠怎样   胡宽怎样   去者足可惜

可又能怎样   我们也在去   一刻钟你去掉一根烟   我去掉一瓶酒

你去掉五十四句话   我去掉六十四句话   还在去   话从喉管里去

血从血管里去   视线一截一截去   过目的被包扎成了记忆

呼吸一口一口去   路过花香也是一口  路过狗屎也是一口

皮屑也在去   一层层剥落  当我们站起时   此地已是遗迹

这去如离弦之箭不可逆转   这去如脱鞘之剑令我们奋起

心中有剑何须在手   心中有路何必脚走   心中有宇宙

身外的宇宙不过是份嫁妆   且放一旁   容我们吃肉喝汤

想怎样就怎样   爱怎样就怎样   该怎么样必将怎么样！

侯  马

诗二首

天  堂

九三年

我在前门当警察

有一晚到郊区工棚查案子

一敲门灯亮了

一个女人从男人身边

猛地坐起

隔着窗玻璃

我看到她白花花

丰硕的一对乳房

把那间简陋不堪的棚子

映照得像天堂一般

这一幕使我更加理解

穷人为什么把讨媳妇

看得那么重

但不仅贫穷是结婚难的原因

在我们经历的岁月里

爱情观念的匮乏是

性爱观念的贫瘠是

缺乏一种追求幸福的尊严感

更是

麻雀。尊严和自由

这样的诗句让我心领神会

“一出门，就能看到亲戚和麻雀”

没有深切的乡村体验

就不知道卑微的麻雀多有尊严

有谁见过：

笼中的麻雀

只有踢翻的米盅

和一具横倒的尸体

抓过雏雀的手

会终生出汗   拿不稳刀剑

它离人类最近了

但永远是邻邦，绝非家奴

饱经沧桑的人知道

他们是自由的精灵

没有道义可以审判不羁的灵魂

甚至良知也对不住自由的追求

白  玛

诗二首

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

我有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独自游荡在明晃晃的小镇上。

一头脚步柔软的豹子经过寂寞小镇古老的下午时光。

邮局门后写信的独臂外乡人他不在了，只有影子吊在

空空的一个下午之安静时光。

偶尔我回忆起片刻沉醉的日子里细致的痛楚，

哦，我心里分明藏着一个大海和众多微物之神。

2011年，秋

没有一个庄稼人捎信来，我知道水稻和棉花

成熟了。没有一棵树告诉我它的心事

我知道它成熟了。没有一只金黄的老虎

趁我熟睡悄然探望，我知道它成熟了

那么亲爱的你，没有一缕秋风透露我的消息

你会不会知道，我好像荒野中一颗饱满的坚果成熟了

陈  仓

我们不敢放枪

我们有一支枪

埋在心里

我们忍受着巨大的压抑

我们不敢对周围放枪

我们怕射中一些目光

或一只小鸟

更怕

打碎蓝色的玻璃和天空

我们的生活很美

似乎不需要用枪对付

但一些寂静或笑容后边

总藏着什么

像一匹野兽要伏击我们

每一滴血里

都落进了一枚发烫的弹头

我们的身心已伤痕累累

我们有一支枪

子弹时时上膛

但我们把它埋在心里

二十多年也没有开火

魏  菡

妈妈，我找到了荨麻

我从天鹅的城堡里退身

在红色的湖里，找到了荨麻

妈妈。每滴眼泪都可以称为琥珀么？

我起飞时，穿着雪白的睡袍

夜晚来了，我穿的是松绿色的裙子

妈妈。你会重新叮嘱我么？

好像那些出没在芦苇深处的天鹅一样

拍着翅膀，带着用荨麻揉成的羽毛

它们飞得那么高

还把荨麻的味道带到了天堂

妈妈，我找到了羽毛

它是绿色的，刺人的

妈妈，我喜欢它的味道

和流浪孩子的皮肤一样，那是

没有顾忌的味道

我想着，我不是天鹅啊

但我也要把这味道带去天堂

妈妈，我找到了羽毛

做成了小小的翅膀

像荨麻一样，自由的流浪

然后像荨麻一样，幸福

妈妈。你说好么？

流浪的孩子可以睡在云上了

妈妈，你闻到了么？

那是荨麻啊荨麻

是我的，却不是天鹅的

邰  筐

诗二首

白头翁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

被打扰。清风吹荡

一片山河的气息

连群峰，也在接受

落日无言的教育，多么安静

只有那些高尚的灵魂

才配得上这里的安静，而

身后这一座城市，不配

被尘世的绳子

拴住的人们，不配

远处那两条浑浊的江水

也不配

白头翁在啼叫，高一声

低一声

仿佛在唤着谁的乳名

没有谁肯出来答应

那些松柏不，那些野花不

那些碑石也不

白头翁在啼叫，长一声

短一声

它一定在唤着谁的乳名

白鹭赋

不是诗经里飞出的那一只

不是惊飞破天碧的那一只

不是杜牧笔下一树梨花落晓风的那一只

不是一滩鸥鹭里，惊起的那一只

不是翘立荷香里，窥鱼的那一只

不是施补华的旧相识

……

那些都是白鹭中的白领

它们作为鸟类中的大家闺秀

和文人骚客攀上亲戚，成为相互矫情

和意淫的工具，被他们反反复复

描绘得那么美

那么不合群众路线

这是落寞的一只。像个鳏夫

它以八大山人的技法

在龙虎山下，一块水田里

遗世而独立

我用长焦镜头把它拉近，再拉近

它既没有想象中的白，也没有想象中的美

身子蜷着，脖子缩着，翅膀耷拉着

上面还沾着一些黑泥点

毫无征兆地，它全身的毛

突然耸起，一条鱼瞬间被叼进嘴里

它接着腾空而起，像一团飘起的白雾

越飘越远，很快就散了

只留下一个凶狠的眼神，似乎还久久地

在镜头里盯着我

小  西

我从没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我从没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湖水已凉，周边一些植物

变得松散慵懒，像生育过的女人

仅剩的一点明艳，被秋雨带走。

我颈上的项链，这银亮的饰物

突然断裂，过往的记忆

在阳光下闪了闪，就消失了。

几只落寞的鸟在白杨树上

安静于天空的蓝。

一列火车快速驶来，光阴来不及停顿

就匆匆而去。

我站在风里叹息，看叶子从高处飘落

这些伤心的蝶，四处翻飞

寻找着栖身之所。

但它们是幸运的，至少在死亡时仍然有人

爱上它们的忧伤

凌  尘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

没有锈蚀。一根铁嵌进一个人的身体

从庄稼地到工厂，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灰尘和铁锈

进驻到我的肺里。一个打工者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日光和月光

这个时代，不是打工者的天堂

而这个时代，多么需要有一双大手来支撑

更多的时间，打工者们站在火炉旁

搅动着这个热火朝天的时代

铁。火。汗水。这不是一组字或者词语

这是一个打工者用身体换来的画面

更多的带有铁质的词语从他们的手上抽出来

锤子。斧头。镰刀。诗歌。小到一只小小的螺丝

这样的时光，我每天都在经历着

从一副细嫩的身躯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他们要经过。无数次弯腰。无数次锤炼

无数次面对炉火的烘烤。这之间还要承受

铁嵌进身体的痛苦。或者一只断指的不幸

修复这个过程。我只要一首诗歌

这是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我常常把诗歌念给他们听。他们在我的诗歌里找到家乡

找到被他们遗忘在铁里的锄头和炊烟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我的打工兄弟们

在诗歌里看见日落

谢小青

诗二首

我们把阳光铺在床上

夜里十点，拧开床头灯

我们把阳光铺在浅绿色的床单上

亲爱，我们不用遮盖

山川裸露，一万年前就这样

一遍遍抚摩阳光

学鸟鸣，在枝头云端

学农人干活，发出粗重的呼吸

你要我叫你父亲，我要你叫我母亲

依然是父亲与母亲睡在一起

父亲去铎山镇

他偶尔离开山村

到二十里外的铎山镇

看过往的城市班车

他也想中途上车

看那些打扮妖艳的女子

想把她们种在地里

看打台球

看一个个老故事掉到陷阱里

悄悄倾斜的阳光

打在他泥土色的脸上

他在两百米长的小镇上转来转去

从香香理发店到加油站

五分钟路程，却是他大半辈子

最后他买了一条低档的香烟回家

把阴影藏在肺里

陈  亮

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不管晴天、阴天、雨雪、风暴还是天黑

都能看见他们，有的推着独轮车

有的赶着马车牛车，有的开着

哆嗦的快不成堆的三轮或者拖拉机

或是肩扛，手提，背驮，或在生拉硬拽

有老人、中年，还有舔铁锈的孩子

一律粗糙黝黑，短腿臂长，破声赖气

还有去私奔或端瓢乞讨者

还有躲逃计划生育和屁股上的债务者

还有暗地里使了坏被官府缉拿者

有家破人亡，不得不离乡背井断了心肠者

——普遍的内心不净，眼赤，转圈发急

他们藏着很多病，或被赋予许多罪过

有的走着走着就彻底地倒下了

或是仅仅就被一眼牛蹄窝里的雨水呛死

或被流寇抹了脖子——似乎都没有

留下脚印，或其他存在的证据

只留这条老路在尘土飞扬，漠漠无限

——他们永无宁日，不断地来来或去去

尽管，谁也不知道是来，还是去——

当你像落日一样的倦了，闭上松弛的眼睛

他们就会在梦魇里继续影影幢幢

一律猫腔呜咽，一律是悲剧的脸庞

仿佛是些纸扎和泥糊在给谁送一场大殡

戈  多

雷蒙德·卡佛

透过窗户，看到他

脸部线条冷峻

整张脸浮雕在

书的封面上

与灰色墙壁背景

呈1/13比例盘踞

眼睛射出来

两束X光

还在讲述着

短篇小说自选集里

那些稀薄的空气

左肘平放在面前的桌上

长满黑毛

微攥拳头

右臂架在右侧椅背上

手掌粗大，自然下垂

左侧，半扇窗户隐约着

面前的窗户里，开着一具

疾病的花朵

X光线似乎

窥视到另一个家伙

的疾病与隐秘

食  指

秋  阳

闲坐在小院里，沐浴着宁静的秋阳

暖暖地像母亲给我加了件衣裳

渐渐地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

懒洋洋地点上一支烟，闭目遐想

暖意袭来，不管是凄凉的身世

还是构思中的文章，都实在懒得想

物我两忘中却觉得该写点什么

很明白：是因为远离了污浊的名利场

秋阳黄金般金晃晃，眯起眼

看小院里一派喜人的景象

笑咧嘴的石榴害羞地低下头

朝远望的柿子还高高在上

这甜美的果实待人品尝

可知足的心情谁来分享

只有秋阳，因为秋阳

有老人的心肠，像父辈的目光……

严  力

负10

以文革为主题的

诉苦大会变成了小会

小会变成了几个人聊天

聊天变成了沉默的回忆

回忆变成了寂寞的文字

文字变成了一行数字

1966—1976

老张的孙女说等于负10

伊  沙

诗二首

郊外，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

郊外

一节废弃的

火车车厢

停在一截

废弃的铁轨上

在暮色中

被我看到

我看到

一个男人

溜了上去

紧跟着

一个女人

也溜了上去

一节废弃的

火车车厢

停在一截

废弃的铁轨上

也承载

火热的生活

像一个人

不甘废弃的晚年

和另一个人

废而不弃的命运

它同样遭废的汽笛

在我耳中拉响了

春天的乳房劫

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你躺在运送你的床上

对自己最好的女友说

“如果我醒来的时候

这两个宝贝没了

那就是得了癌”

你一边说一边用两手

在自己的胸前比划着

对于我——你的丈夫

你却什么都没说

你明知道这个字

是必须由我来签的

你是相信我所做出的

任何一种决定吗

包括签字同意

割除你美丽的乳房

我忽然感到

这个春天过不去了

我怕万一的事发生

怕老天爷突然翻脸

我在心里头已经无数次

给它跪下了跪下了

请它拿走我的一切

留下我老婆的乳房

我站在手术室外

等待裁决

度秒如年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一把拉住了我

让我代他签字

被我严词拒绝

这位农民老哥

忽然想起

他其实会写自个的名字

问题便得以解决

于是他的老婆

就成了一个

没有乳房的女人

亲爱的，其实

在你去做术前定位的

昨天下午

当换药室的门无故洞开

我一眼瞧见了两个

被切除掉双乳的女人

医生正在给她们换药

我觉得她们仍然很美

那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韩  东

这些年

这些年，我过得不错

只是爱，不再恋爱

只是睡，不再和女人睡

只是写，不再诗歌

我经常骂人，但不翻脸

经常在南京，偶尔也去

外地走走

我仍然活者，但不想长寿

这些年，我缺钱，但不想挣钱

缺觉，但不吃安定

缺肉，但不吃鸡腿

头秃了，那就让它秃着吧

牙蛀空了，就让它空着吧

剩下的已经够用

胡子白了，下面的胡子也白了

眉毛长了，鼻毛也长了

这些年，我去过一次上海

但不觉得上海的变化很大

去过一次草原，也不觉得

天人合一

我读书，只读一本，但读了七遍

听音乐，只听一张CD，每天都听

字和词不再折磨我

我也不再折磨语言

这些年，一个朋友死了

但我觉得他依然活者

一个朋友已迈入不朽

那就拜拜，就此别过

我仍然是韩东，但人称老韩

老韩身体健康，每周爬山

既不极目远眺，也不野合

就这么从半山腰下来了

徐  芳

在这一秒里

在夜晚的车站前

买了一根

刚刚被削了皮

洁白裸身的甘蔗

像一道月光

或一管箫笛

握在手中

我孤零零地

站在黑夜里

等车——

就像街对面

影影绰绰的

一个男人

他来回踱着步

或者在等着

一个女人

或者孩子？

像昨夜的月亮

一切……

不过是兜了个小圈

又回来了……

朦朦胧胧、断断续续的

夜晚无语

就像我嘴里的甜

好像下一秒就要熄灭了

可就在这一秒里

整个世界被它填满了

结实了

放声歌唱了！

中  岛

父亲的骨头

看着父亲的形状

安静地排列在

一个长长的铁匣子里

看着白白的

没有一丝肉的骨头

感觉亲切而安详

父亲从此不再说话

父亲躺在那里

全身被灵魂所隐藏

细碎的和大块的骨头

留给我最后的

父亲的样子

父亲的身体

从炼人炉里拉出来时

我泪流不止

看到冷却后的一身白骨

我无话可说

这是一种

父子最后的面对

是我们相处以来

最后的沉默

我带上殡仪馆发给的手套

用颤抖的手

把父亲的骨头

一根一块地捡起

然后装进

一个白色帆布的小袋子里

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阴阳先生的手

使劲地压碎在

白色的小袋子里

曾经坚硬的骨骼

就这样的被粉碎

父亲就这样

在我眼前越来越小

小得只剩下

舞动的灵魂

君  儿

诗二首

怀  念

让我这个坐在屋子里的人

懂得怀念

怀念陌生的事物

它们在远方

已灿烂了两万年

这沉默的两万年里

你来过

又飘走

让我的经书上

画满桃花

好让异代相逢的人

又馨香可嗅

唵嘛呢叭咪吽

让我转动的经筒飞舞

色与空

儿子   我没想到

我曾遭逢的尴尬

你也要重新遭逢一回

比如肤色

我们竟成了介于

黑人与黄种人之间的

又一物类

在非洲显得白

在亚洲显得黑

如果我们为此骄傲

其实又有什么不可以

吉狄马加

火焰与词语

我把词语掷入火焰

那是因为只有火焰

能让我的词语获得自由

而我也才能将我的全部一切

最终献给火焰

（当然包括肉体和灵魂）

我像我的祖先那样

重复着一个古老的仪式

是火焰照亮了所有的生命

同样是火焰

让我们看见了死去的亲人

当我把词语

掷入火焰的时候

我发现火塘边的所有族人

正凝视着永恒的黑暗

在它的周围，没有叹息

只有雪族十二子[1]的面具

穿着节日的盛装列队而过

他们的口语，如同沉默

那些格言和谚语滑落在地

却永远没有真实的回声

让我们惊奇的是，在那些影子中

真实已经死亡，而时间

却活在另一个神圣的地域

没有选择，只有在这样的夜晚

我才是我自己

我才是诗人吉狄马加

我才是那个不为人知的通灵者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

我舌尖上的词语与火焰

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语的根部！

注 释：

[1]雪族十二子，彝族传说人类是由雪族十二子演化产生的。

徐  江

柯  索

20岁我读他

21岁我再读

今年

我36

许多事都不一样了

许多清澈

正在我眼里浑浊

许多浑浊

我能看到它清澈

救火车每天在街上

咬报纸

以下这句是不变的——

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

秦巴子

小春天

这个春天是小的

这个春天的风是小的

风吹开的花是小的

像米粒一样的香气是小的

香气里的歌者是小的

歌者的声音是小的

声音飘过的教堂是小的

教堂里的灵魂是小的

灵魂的哀怨是小的

在这个小小的春天

做一单生意交易是小的

约会了朋友谈话是小的

写下的诗句意象是小的

出行或者突围志向是小的

一盘棋的格局是小的

我打开一本书读到深夜

书上的字也越来越小

小到快要看不见了

一灯如豆像心的小跳

春夜之思如此之小

爱也如此之小

让我吃惊

在这个春天，是地震

太大了

发小寻

三缺一

2004年夏天

我家住在沈圩村福星路23号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

标准的麻将桌

每天夜里

我死去的姥姥，姥爷和爷爷

都会围在一起搓麻将

哗哗的声音让我整夜不得安宁

那时我的奶奶住在青年路与南极北路交口

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

每次我都想告诉她老人家

我不会打麻将

夜里的那一桌

一直是三缺一

朱  剑

南京大屠杀

墙上

密密麻麻写满

成千上万

死难者的名字

我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就决定离开

头也不回地离开

因为我看到了

一位朋友的名字

当然我知道

只是重名

几乎可以确定

只要再看第二眼

我就会看见

自己的名字

西毒何殇

人全食

手头没有墨镜

就点了只蜡烛

把眼镜熏黑

看完了日全食

竟忘了擦干净

就直接出门

那天的大街上

空无一人

好像都被狗吃了

黄  海

写故乡

我喜欢栽种

也喜欢耕田

我喜欢苍老

不喜欢沧桑

我喜欢五谷

也喜欢柴禾

我喜欢沧海

不喜欢桑田

故乡，它在喊

几十年来

它从积木到拼图

它从剪纸到涂鸦

在我小时的游戏

东躲西藏

故乡，它在喊

一条铁路把它

一分为二

一片厂区把它

一分为二

一条公路把它

一分为二

一个人把它

一分为二

何处安身是故乡

当万物长成

它在消失

我却在寻找

自己的房子

那堵墙上过去还写着：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今年标语改成：

移动手机卡

一边耕田一边打

唐  欣

童  年

童年冬天的夜晚多么寂寞

父母亲照例在遥远的单位开会

等待中他开始想象他们的归程

那恐怕是他最早的文学经历

从小他就不是个乐观的人

在白天他的担心何其荒谬

石子铺就的马路平坦宽阔

谁的自行车也不会偏离路线

但夜晚他还是忍不住要想下雪了

路肯定很滑会不会万一万一

他们就从河堤掉进冰冷的河中

他顿时陷入无边的绝望和恐惧

奇怪的是他居然还能迷糊过去

终于朦胧中他感到父母亲回来了

轻轻地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凯旋

他假装睡熟默默咽下眼里的泪水

还  非

大限祈求

再给我十年吧。

十年之后，

祈求递减：

再给五年。

再三年。

再一年。

再一月。

再一天。

再一小时。

再一分钟。

再一秒……

以上愿望实现，约十九年，足矣。

要这些时间做什么，多吃一碗米饭？

十九年后的某一场雪，

白色包容，里外通透，我与你也隔开了，不互磨难，

摩擦，世界解决了：奥巴马家族的别墅，

也许就会在我家东面三都澳海边。

前天夏至，最长的一天，我怀抱刚60多天的二外孙，

黄昏下，面朝推迟的夕阳余光，“外公要你快快长大！”

他“咿吖”两声，我泪涌心头：

球鞋穿几码，索马里海盗会不会再起，

诗没写好那都无所谓，

下一次哈雷彗星肯定等不到了。

今天，我写下2009年6月23日，

明天，我会写2009年6月24日，

能多分行一天，我很开心。

东  岳

烟  疤

为什么会有烟疤

为什么烟疤往往会出现在

漂亮女子的身上

这家手机店的营业员

美丽的营业员

在向我介绍手机功能的同时

我发现了她右腕处的

三个烟疤

引发了我的联想：

上次是在本市的一家美容美发店

最漂亮的那名女服务员

在左腕上也烫着两个醒目的烟疤

还有上周被我审判过的那名

漂亮的女诈骗犯

脖子下方锁骨处烫着的圆烟疤

我曾不耻下问烟疤的来历

她们笑语搪塞不答

如今是她

梅花似的烟疤

并排绽放在洁白的右腕上

她最左边的烟疤

可能有一个故事

第二个烟疤

可能有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烟疤

也不例外的可能有第三个故事

但也不排除这三个烟疤

只有一个故事

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

还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但最不可能的是这些按在

漂亮女人身上的烟疤

连一个故事也没有

艾  蒿

虚  构

模特穿着各种漂亮的衣服

站在商店门前

让人们看

有一天她实在站不稳

就摔了下来

首先摔断了头

然后是一只胳膊和

一条腿

老板去隔壁打牌了

没有看见

另一具虚构的模特

跑过来抱着她

断掉的头

大哭了一场

李勋阳

慢  死

他死了好多年

还是没能死去

亲戚总是传言

“他就要不行了”

到表叔家去看望他

我只在潮湿阴暗里看见

一双干枯而苍白的眼珠子

扑闪扑闪

象在呼吸

在汗气、屎尿和湿气

以及各种腥味中

蠕来一道游丝

“好娃哩，你来看我干啥……”

白眼珠突然一跳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几天

传来他死去的消息

我感到自己

和所有亲戚一样

莫名其妙地

长吐了一口浊气

他那做厨子的儿子

我的表叔感叹

“人啊，有些

是爆炒而有些

就像有些菜

要经过文火慢炖

最后才能熬好

不过作为人呐

还是爆炒来得舒服

说出锅就出锅了”

邢  昊

囚

杀人犯单独和他的看守在一起

这不算是悲剧性的

另一种情形是

囚车上还搭载着

侥幸免于一死的同伙

杀人犯践踏着一片黑乎乎的烂铁

沿着车边儿打磨他的光头

宇  向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照在向日葵和马路上

照在更多向日葵一样的植物上

照在更多马路一样的地方

在幸福与不幸的夫妻之间

在昨夜下过大雨的街上

阳光几乎垂直照过去

照着阳台上的内裤和胸衣

洗脚房装饰一新的门牌

照着寒冷也照着滚落的汗珠

照着八月的天空，几乎没有玻璃的玻璃

几乎没有哭泣的孩子

照到哭泣的孩子却照不到一个人的童年

照到我眼上照不到我的手

照不到门的后面照不到偷情的恋人

阳光不在不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从来不照在不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照在我身上

有时它不照在我身上

高  歌

一个农民在天上飞

一只滑翔伞在天上飞

地上的人们抬头望望

知情人说那是一个农民

在驾驶一架自制的飞机

轰隆隆的引擎声

自城市的上空掠过

我看见它

像一架飞机一样飞

像一片庄稼一样飞

像外太空生命一样飞

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飞

像文字狱外的文字一样飞

勿

诗五首

蜘  蛛

一只单枪匹马的蜘蛛，黑色

在午夜爬回房间。时间零碎得就像

地面散布的血迹、纸屑、金属物和细小的毛发

这里没有谁

会因孤独而羞愧

漫天茫然的星斗……

过  程

“我是一个死在

你梦里的男子”

是一首诗的开头

接下来，他写道：

“我死在一个

做梦的女子怀里”

他无法确信

这首诗的真实性，于是他又写：

“女子靠在椅子上

她熟睡的姿态异常安定”

诡  辩

我是一个贼，曾经

但不是杀手

其实我是一个尸体搬运工

但不是贼

他们都说我是贼

其实我是个杀手

但我毕竟是一个

尸体搬运工

空心菜

在乡下，我是空心菜爱好者

所有的土地都种上空心菜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个空心菜爱好者而已

合  欢

在我还活着的时期

大约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用来

与你一起享用

你可以是蛇、蒺藜、狐狸或者山鬼

无非是一些化身

我不计较粘上你我会遍体鳞伤

或者会短命

我不计较

寒  阳

诗二首

昨  天

昨天的

昨天的昨天

你知道哪一天

我不能说

不说和不能说的意思

是一样的

比如，我不说空

天空的空

人空鸟空或椅子空

我说奥斯陆的鲜花开的很美

她将开在每一处

空出来的地方

消  失

一个敏感的人

在敏感的日子

写了一堆敏感的词

她把它们分行排列整齐

那一定是一首好诗的样子

以上我表述的应该很清楚了

换句诗意的词就是说

她是正面迎上去的

直到消失……

巫小茶

女性经史

血将她带走。每一块黑红，都令人振奋

不做受控的玩偶

打马飞奔千年河山看妈妈如何经历这绝对含羞的一刻

如何分离身体中最腐朽的部分

女人之血的下坠就像流产的婴儿从容走向墓地

有时会痛

那也是死之前的事了

在腹部、在腰间、在万物含情所游移的手中

在男人们相互攀爬的目光下、在春天里

血带着她慢慢死去这件事

她只剩下接受的权利

她在历史的怀里扑腾，必须庆幸每个月的例行公事

直到她被招安，被延续

被未亡人献上真心真意与虚情假意

当她从一个带着血丝的少女被责令成一个八成熟的女人

岁月点餐，一边刀俎一边鱼肉

面前横着一具老旧的皮囊，血就这么顺着流下来了

瓜熟蒂落。它是被女人所生动的腐朽

被春事所描绘的呻吟

有时她会遮遮掩掩，含羞而泣，用道德支撑蛮腰并让它摇摇欲坠

有时她又放浪形骸，用经血将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涂抹出公鸡的形状

翩然落梅

诗三首

亲爱的馒头

从我诗中屡屡逃离的

一个哑女：白，有近乎抽象的软

当一群母性的种子在体内抽芽

她渐渐发育，生出鼓膨膨、温润的花序

“我揉搓你仿佛你是我自己的血和肉

在清凉的早上，欲望多么洁净！”

在我手中渐渐还原为，最温柔的象形

——这些亲爱的、沉甸甸的乳房

我捧着它们，小心翼翼。在清凉的早上

低头闻到酸甜、诱人的体香

背  面

你要绕过庄严的烟囱，堂而皇之藏起了

惶恐的，那所谓的正面，绕过广场，医院，深潭一般的脸

必要时还须绕过月光，被机器打磨过，并涂上银色涂料的

我的背面极力不向正面妥协，她躲在报刊栏后

战栗着，几乎要耗尽最后一丝真实

漩  涡

在夜里，倒跌进一个漩涡，有多危险

就有多快意，那几乎要迎头将你撞裂的，吉他、月亮、撕掉的草稿

黑夜碎片堆砌的城市，那云一缕

玉一梭，青春长廊上幽微的灯火，你曾擦亮过

又一一吹灭的，被无奈推远又重拥入怀

吴银兰

比方说

比方说，我死了，

我的亲人，应该要帮我穿上白色的衣服

白色不是为了代表死亡，白色代表圣洁。

让我干净的来，干净的走。

这世界将少了一个忧郁的人，一个病人。

爱我的人为我哭泣，恨我的人拍手叫好。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爱与恨，都已不重要。

比方说我死了，

美丽的鸽子，一定得从我遗体上掠过，

我就可以和平地离开，这是最后的夙愿。

我的最后一滴眼泪，会让荒园开出花来。

马蹄声一定要宁静下来，听风声在歌唱。

海浪一定要停止波澜，

听我讲最后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比方说我死了，

我不会把身上的各个器官捐献，

我没有这么伟大，我还要留住美。

留住眼睛，来看这个没有我存在的世界。

留住耳朵，听地下蚯蚓与蚂蚁的脚步声，

留住皮肤，感触大地与河流的温度。

留下一颗停止跳动的心脏，感受死。

你们不要担心，我只是，打个比方。

灯  灯

诗三首

春  天

石头动了凡心，流水在玻璃上

有了情欲。我在春风中写下：“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株桃树，突然开口说话：我不销魂，谁来妩媚？

我笔墨未干，和流水论去向

那时，时光忽明忽暗，桃花变脸成梨花

在高高的屋顶，明月高悬

高悬的明月

像赐予人间的药丸。

春天汹涌

长亭连短亭，山坡连着山坡

我最爱的人，还没有从一首离别赋中

转过身来。春风所到之处，燃烧的花朵，每一朵

都带着各自的哭腔，和命理

春天汹涌啊，我想我是命犯桃花，要不

就是责难的山泉

整整一个春天，我听见它叮咚的声音

里面装满了鸟鸣，和它的空山。

外省亲戚

他敲门的声音，像一树炸开的石榴

风声扑面而来，年轻的，带着乡间的泥土味。

一个硕大的白色编织袋，开始在他的肩上，现在

它站在地板上，里面装满了花生，和那些

来不及褪泥的土豆

在夏天的客厅里，空调在响

他一直站着，一直冒汗

他的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他叫我小婶子

他让我红着脸，想起了我的身份。

兰  雪

诗三首

一个人的乌托邦

疆域不必太大

能转身即可；海拔不必太高

站在高处，能看清体内的矮子即可

在这个世上

滞留的时间不必太久

从盛开

到凋零，花蕊上

能放下“从容”即可

墓碑不必太巍峨

高度与宽度，刚好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即可——

徒然的……

这是黄河流域

这是鲁西北大平原

鲁西北大平原上，有一座鲁西北小城

鲁西北小城里，高低不平

它的最凹处

摇曳着一朵蓝色小花

一年四季

徒然地发芽，徒然地开花，徒然地凋零……

枯黄的根茎，徒然地

揪紧，一小块黄土

穿墙术

这些石头

是我搬来的；那些石头

是他搬来的；还有一些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

或者，从地下冒出来的

剩下的日子，我们只做一件事：垒墙

剩下的日子，我们只学习一种功夫：穿墙术

李晓旭

诗二首

烟视媚行

此前她曾走在旧历里   身体柔软如波浪如春潭

面孔居然干净   像个魏晋遗民

江湖人士   高官者   散淡之人   皆想搂了长短兵器滚下山去

花事、寺院皆旺   有人煮豆   有人化蝶   只一个国家的山水略有伤心之态

雪  事

大雪下足一天一夜

尘世便收起了筋骨。想起南方

绿得蚀人。海浪如雪

身体碎裂的声音开始变小

穿越一次冬天的旷野，那辽阔

已经超越辽阔本身。你要屏住呼吸

便可以听见冬眠者的呓语

睡鼠。蛇。蜗牛。哦，刺猬——

那些两两相抵者

试图靠近，又不断伤害

如北方的村庄与春天。挨过雨水和秋霜

卧在阴影中，蛰伏不动

活在一段零度以下的坚硬里

披着银霜的马咀嚼夜草

曾祖母开始升起炭火。拾柴草的人

有红色的布衣

与乡间女子不同的是，我坐着火车奔跑

而她们的奔跑骑在炊烟上

老牛反刍星光。在黑夜，我将裸露一切

呈现一切，压低整片荒芜及体内的缺失

所有活着和活过的声响。暗潮涌动，筑巢扎根

枝头的积雪簌簌落下。乡村这雌性的白熊

于睡梦中分娩出山神的幼子。阵痛犹在

南方狐

诗三首

赞  美

很难看到有什么小可爱

比如麻雀，燕子

衔着草茎远远飞出一段

世间有颓废之美，过客匆匆，无语问天

人尚有安身立命之处，蜷一隅，面色红润

鸟飞绝，千山尽，人头动，有凶悍之美

春色诱人

中午时分

我照例坐在昨天的那块石头上，看柳絮们离开枝条

熙熙攘攘，仿佛早有着赴死的念头。

除了我和身旁两个捉鱼的男孩子，我再也不必担心那位

静静待在湖边的老人，他一动不动

风吹一吹，柳絮忘在半空中；风吹一吹，柳絮落在湖面上。

需  要

有时你张开手臂

没有杂念，没有任何怀疑

你需要抱

闻着奶香，需要相爱者的体温

有时候你抛开我

到院子外的草地上，看更高更远的事物

趁你熟睡

我低头吻你，很久很久

因为你不知道

我才是那个需要抱的婴孩

粉  灰

保  佑

冬天的夜空

群星闪烁   此刻

表弟在远处做功课

他戴着帽子出门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担心

风太大了

千万不要吹走他的帽子

保佑他

按时回来   长成健康的青年

保佑动物们越过冬天

看到河流两岸

青草满地

野花比去年明艳

保佑爱人们有正常的生活

对逝去的时光

无限怀念

横

诗二首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挽歌。皮埃尔056或155

你去的地方

应该有些空气

与水

偶尔还会有点风

阳光不宜太大

能感觉到一丝温暖

这就够了

你要在那

一直待到天刚刚擦黑

也就是天色灰暗

这很符合你的心情

然后

你就可以回来

坐在我的对面

你的对面

在我想来应该一直是面

好看的镜子

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皮埃尔107或008

那些和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

一旦经由我的嘴唇说出

就会有一丝疼痛涌现在我的胸口

我眼前的世界

就会因为这一丝疼痛

变得无比地寂寞与荒凉

七窍生烟

日全食

到了茅屋村门口

小廖去买牛肉

我感觉到天空有些暗

抬头一看

太阳好刺眼的

掀起粉丝的上衣

罩住眼睛

看到了

月儿弯弯

的在太阳里面

小廖提着牛肉来了

我说小廖

你也掀起衣服看看

小廖讲

你怕是有点神经

我只穿了一件衣服呢

云  亮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父亲老了

站在对面

像一小截地基倾陷的

土墙

国庆节我从单位赶回老家

父亲混在村头的孩子中间

固执地等我

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

我和父亲说话

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

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

便咧开嘴冲我傻笑

我和父亲一同回家

胡同口的人都扭着脖子冲我俩看

有一刻

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给他买最好的玩具

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

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

如果有人欺负他

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非撸起袖子

狠狠揍狗日的一顿

山东小点子

诗二首

阅  读

我看到一阵风儿

迅速进入花丛

一阵风儿快过另一阵风儿

一阵风儿带来的火焰

“噼里啪啦”

而一只沉默已久的蝴蝶

从容地飞离花蕊

幸  福

梨花露出

小牙齿：

“她是小暖，小寒

小邪，小好

小土豆，小辣椒，小甜菜

小惊喜，小忧伤，小失眠……”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梨花，它不爱春天

只爱我

嘎代才让（藏族）

顺手记下（二）

“简单的真相：巫师的歌声像沉痛的敬意，

如今我已在预言的世代中洗净身子，待于丧命。”

“灯盏中燃烧的光亮，最后的黑暗，

向你袭击，并不是纪念，并不是一颗子弹嵌入内心的笑容。”

“鲜血涌入，谁都不可忽视旅程的艰难，

夏天的灾难正逢雨季，我突然变得一个形迹可疑的种子。”

“我幸好又遭逢了一场宗教的洗礼，清晰地看见：

伟大的宇宙里只剩下祝颂与亲人的欢聚。”

“香味犹如灰土，弥漫四周，让我和一串念珠，

隔着眩晕的内心相认，直至美丽的躯体开出花朵。”

“赤裸的牧童带有神的寓言，青铜的歌声从天边

响起，我扑倒在草原的心脏，埋住哭声。”

“眼前一片漆黑，吞没干粮，徒然念唱：

一首关于废墟上的月亮，抖落的晚霞，在天空打滚。”

“黎明前起程的豹子，推开大地——

天葬台空空荡荡，红衣僧人为一座寺院而超度。”

“放弃行走，这应该是我们共有的疼痛，

因此，我备受伤害，泪水如歌将我传唱。”

“这片大地称之为西藏，心灵中闪现无数经卷的光环，

让信徒看见内幕：大风吹开，世界无边。”

“十万只饿狼开启宫殿之门，马背上的我挥洒鞭子，

和狼群共舞，半个心儿犹如鼠。”

“当我试图再次离开故居，又有谁会在我的，

灵魂上筑起强势的城堡呢？我突然间松软了。”

“我天生就敏感于地理概念，但是记忆力偏差，

希望有一天要遇见你，喜马拉雅的乳房：西藏与不丹。”

“石窟中，美丽的土匪首领在饮酒，她举起马灯

向四周的帮凶示意一番，埋头吃肉，完全不像个女的。”

“野花遍地，只有你更像生长在远方的姑娘，

当你抱紧奶桶，仿佛到了春天，我拦不住一朵云彩的漂泊。”

“铁箱打开，格萨尔王的盔甲生锈，那伤痛和

秘密的行程早已识破，我梦见刀刃，血色而饱满。”

“你的宝藏被一截一截的铁轨运入中原

目击一路颠簸的歌声，我的愤怒和青春悄无声息。”

“刀尖上的血迹，是半个天空剩下的泪水，就是这个夜里

捆绑的腰身。就是怀里折腾的胎儿。”

“那悲怆的诵经声中，我隐约感受到了故乡与我

只不过是天空吹灭后的灰烬，洒在天空，犹如星辰在舞动。”

“寺院壁画上的人物，走丢了一双靴子，身材修长

无数个少年的心灵带伤，走丢了行囊和盘缠。”

“我同样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没有方向

因此，我做了一辈子的哑巴，我知道但我绝不说出口。”

“我在吟唱一首情诗的时候，你听到的可能是

一句被遗忘的诗篇，这唱腔痛苦而优美。有一种复兴的欲望。”

“叙说不同于诵唱和膜拜，只有在触及灵魂的一刹那，

我可以断定：西藏即是我诗歌的归宿。我的。”

“当我的菩提树下，一对失散的苦兄弟互相拥抱的时候

我抬起了这沉重的头额，祈祷，欢乐的歌声不绝。”

“朝圣路上，我与热恋中的女人一起赶羊

赶至彩虹出没的地方，那里有草原，有雨，有一座破旧的帐篷。”

“镜子中闪现仇人的面孔，表情像安静的废墟

饮下最初的酒精，毒死自己，毒死美丽的花园……”

“燃烧的灰烬，飘落在时空。诞生前的迹象表明：

对抗是对人类的重新命名和自身的弱化，我脱口道出。”

“你的家乡，更像是我在梦中歇脚的郊外

乞丐娶上最美的女人，上战场，对方微笑不语。”

“端坐在酒吧的某角落，长满雀斑的服务员告诉我

你是这个春季我唯一的亲人，春节如花，将我致死。”

“小道传：双目失明的歌王，做了山贼。牧羊姑娘又一次

睡在他的怀里，模糊地说出预言：那是高原。”

“山路开启，鲜花怒放，暴怒的是一只雪线以上的豹子，一截

黄昏的栅栏挡住其路，由此展开一个血的夜晚。”

“即使我们有所补偿，但足以让人寒心

一句话藏于心中，来世给你长久地叙说……”

牧  马

写给潘金莲的情书

阿莲，月光有点薄脆

我顺着武松的刀锋

靠近你，在那木楼里

用丝绸裹住你的小脚

谈押韵和针线活，不想

提到武大，他是个粗人

消受不起你的美艳

你知道吗？我最爱看

你揉面团，红晕染颊

眼神穿透宋朝的天空

来到我现在的社会

莲，你来得正好

我想你千年，没有错

你眼泪涟涟更没有错

来，啵一个，忘掉西门

曾敲过他脑袋的木棍

我们放进炉膛，烧一壶酒

喝得开心时，我们去蹦迪

给你买小旗袍，对了

你用过的铜镜要带上

我们对着金黄的镜面

说夕阳无限好

让武松在梁山上叫嚣吧

我看他还能杀个什么鸟毛

王有尾

诗三首

怀孕的女鬼

闲来无事

游逛着

来到万寿陵

这里真安静

墓碑挨着墓碑

有名字的没名字的

散在刚长出来的草丛里

一位怀孕的母亲

走在尘土微扬的小道上

见我过来

瞥了我一眼

走出老远

我猛一回头

她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

已经隆起的肚子

等我再回头时

就只看见

墓碑挨着墓碑

风雪中，父亲……

风雪中

一个酷似父亲的人

欲行又止

我跟上前

用手掸去

他身上的风雪

只见一副白骨

他轻轻

动了一下颌骨

有一片雪花

从其间落下

像极了父亲

吃馒头时

从嘴角掉落的

馍渣

秋游翠华山小住

入秋已有些日子

山树吹来的风

倒有几分凉意

细看那草那树

虽不甚葱绿

却还有几分暖色

我起身把窗子关了

不想却惊动了院子里的狗

真正叫个没完

惊醒了睡梦中的儿子

他还以为在家

睁眼却寻不见妈妈

也跟着吵嚷起来

那狗却不叫了

几个老房客

在客厅里玩升级

听见儿子闹

以为是他们吵的

也都各自散了去

儿子见四下没了动静

想是有些怕

又乖乖地睡着了

夜已很深

我困意全无

但也只能静静地躺着

衣  水

一根骨头的弯曲如此安分

一根弯曲的骨头，安分守己

斜挂在废弃的墙壁上，那是一挂犁

在安享晚年。它沐浴到晨曦的光

就仿佛埋头肥沃的土地

我能听到它霍霍地翻阅着书页和希望

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一回头

就能看见身后的泥土波浪翻涌

爷爷扶犁扬鞭，迎着夕阳

吆喝的歌声湿透了土壤

我们的步调一致，前前后后

我看到犁露着脊背，闪着锐利的光

犁至今还在滑行，我看见它

就在一面墙壁上，一副弯曲的骨架

缓慢滑进夜幕，它的灵魂开始变色

我不能评判一挂犁的一生与离开

它一直静静守着弯曲，耕耘着虚无

那是一根不存在的骨头，我无法承认

爷爷不能理解，牛不能见到

那只是一件远去岁月的浮雕

一旦触摸它，它就会无声无息地不见了

柳育龙

桃花源记

1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说过我要一种简单的生活

像陶先生那样

喂马、劈柴、锄禾

做个柳先生也不错

屋前栽种几棵白杨柳树

开一片荒再种几棵白菜

2

我坐在汽车上路过一个山庄

随处可见山上的白色物体，我以为是积雪消融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一扭一扭弯曲的行走

我注意到路旁白色的花丛

原来那是一株株小小的树啊

粉色的花蕊相衬着洁白的五片花瓣

花丛就像一方方矮小的坟墓

与坟墓不同，他们散发出的不是死亡的气息而是清香

他们习以为常的唤之为杏树我却唤它为桃花

还有些不知名的粉红色花瓣让我多少想起

那些粉色佳人与才子邂逅的事，就像倩女幽魂

青灯古寺、才子吟诗作对

佳人脚踩七色祥云、身披紫色圣衣

桃花落处、粉红满地

我开始了一个故事，可我只能猜中故事的开始

就像紫霞仙子一样始终猜不透故事的结尾

只能感慨，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我也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演绎一场聊斋

3

汽车路过一条曲折的小河

浅浅的水波裸露出几块凸凹的顽石

几只鸭子拍着翅膀你争我抢正向河边跑

嘎嘎的尖叫声盖过汽车的轰鸣

河滩上散乱的高杨直耸着枝干往天上爬

舞动的枝丫将阳光招揽在自己麾下

张建新

论摄影

焦虑的黄昏，露水打湿的镜头

潜伏有一颗猎豹的饥渴之心，

辽阔的背景下，性的气息

在大地上持久地传递，怂恿

一个幻美的女人，阿弗洛狄德[1]

或希拉[2]，打开肉体，

当然，对于公众，这是私密，

他也会保持危险的距离，

一个“被剥夺了过去的人”，[3]

肉体已不能激发他的兴趣，

他需要的是一团凝固的气息

去应付牙齿松动的晚年，

他可以见证一个事实，

是否也可以杜撰一个事件？

有东西从旧时光里突然硬起来，

让人恍惚：勃起的是真相

还是历史高潮之后的虚空？

战争，贫穷，疾病，死亡……

寄予期待的恐慌和杀戮

同时驱动，充满了诱惑，

在按下的一刻，将一切都收入

身后那微小的世界，我不得不

继续在自我的控诉中与世界

交媾，哦，这令人生疑的汁液，

历史的阴茎钟摆一样垂在那里，

你们惊叫着捂住嘴，又被一种

异样的快感击中，不朽的挑逗

鼓励死去的幽灵再次出现，尽管

“我的悲伤与痛苦已无可挽回”。[4]

注 释：

[1] [2]：分别是罗马神话中的美神和魔女。

[3] [4]：语出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马  兰（美国）

模拟生活

一

想象一只灯泡

在体外排毒

用了多少力量

二

列侬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凶手又有了对象

三

看好你的情人

把自己关在屋内

以为在养猫

你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四

我的情人

他从医生变成了

古玩家

哪里还有坟墓?

五

杀鸡

不见血

如何能杀人不见头

六

包围我，赞美我

处死我

武器，还有你

七

兄弟

你的女儿不是我的女儿

我们没有懂得

姻缘的来历

在异地

何处堕落，何时色情

八

这只手

举起又放下

听天由命

九

家乡的时代广场

剥开回忆

回到从前

那份动物的激动

莫须有

十

无花果

照亮青苔

复归于另一个

早春

墨  娘

万寿寺

一千年前就在这儿等着

颠簸和迷蒙，不能阻隔的痴心

双山的万寿寺内，重新镀金的佛祖

接纳凡尘，曾经旺盛的香火

延续着如缕的青烟

垂泪的红烛，默念着寺旁安息的忠骨

婆娑中，无言的野果

蜷缩在蒲公英和野菊的万般情怀里

折腰的茅草，致以世纪的谢罪

断层的山体，给万寿寺空出大段的留白

空城击鼓，透彻生前身后

栅栏外静默的黄牛，始终不抬头

咀嚼着来生今世

佛祖，我合十的双手能掩饰什么

周洪明

一只鸟从红岩山上飞过

鸟生双翅，注定飞翔是命运

它翱翔的姿势出自超我，一种

动物的本能，成就美丽动感那曲线

有只鸟便高高地滑翔，降落栖息

在一座赭红色的连绵山脉。它犀利

睿智的眼光自然选择胜地，成就

某个天地人相生相克的神话

驻足瞬间，昆虫听到了它疲惫的哀鸣

飞渡千山万水，穿越风雨雷电

羽翎脱落，双翅累累伤痕

这短暂的休整，储蓄南归的量能

稍作停歇，又腾空而起，滑行入轨

嘴内叼衔一粒树种，那颗饱含山岚

脉雾、云气、土味、岩色的珍珠，期冀

借助风吹的神力分裂，散落在更多的土地

月色宽阔浓郁，星光稀疏朗明

鸟与鸟们的高翔构成另一片风景

尘世黄土飞扬，蚁群芸芸苟且

没有谁仰望天空，蔚蓝色显得有点苍白

孤单的鸟，孤单的几只鸟径直向前

苍茫无助的喘息，刚毅决然的眼神

空气、水源与粮食为生命的三元

继续悠长的呼啸，顾不得远方有无回音

曲线越来越长，影子渐行渐小

最后成点、成迹，以至虚无、空白

世界繁盛依旧，岩石赭红依旧

那只鸟，连同鸟的飞翔，犹如一个梦

如此真实，却又有些虚幻

翟营文

亲人一样背靠大地和万物

现在让时间静下来，命运也静下来

让高处的依然回归高处

我就能看到你的“皓皓之白”在高山之上

在谷物之上，让清晨更加洁净

让江水的泥沙停下来，让历史还原

如果我俯下身去，你在大地的深处

大地上的生命都承载着嘱托

粮食滋养万民

春风唤醒良知

那就让我在幸福里记住忧伤

记住亲人的面孔

终生被大地和万物照耀

身心净美

农人在田垄间挺直腰杆

数二十四节气，把曦光数得

越来越亮，雨水在黎明前来临

落在屋后的田野上，雨水指引九月

做庄稼的儿子，与植物共同

流着大地的血脉

长清秀的果实，受大地的恩宠

让镰刀飞舞，把骨骼和血肉交出来

卸下思想和欲望

在草木的注视中走回草木

身心净美，不带一丝杂质

鸟鸣洗净蓝天

像九月一样自由自在

身心净美就能望见道路

望见家乡和祖先

身心净美哪怕草木一秋

袁  勇

皮  影

舞台被看不见的枯瘦的手分割

众生相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时间是十月的一个薄暮

地点在民俗展览馆

众多的眼皮像桦树干上涂满了胶汁

影子、光线在同样的背景里变幻

有人悬挂在枝指上的戒指

变成憔悴的秋叶落下

台下传出一声阴冷的叹息

像一颗破气球被刺破后的熄灭

故事由虚到实。唱腔微微跑调

想象中的老人已找不到模糊的灵魂

纸屑在光影里翻飞，胡须上闪着火星

有人脱去手套，伸出完美的孪拇

紧紧抓住一把浊黄的空气

笑里布满了诡秘。馆外

小车像奔跑着的一具具棺材

时间半红半绿，浸着酒色财气

空间像一格格的蜂巢嗡嗡喧哗

一根根阳具像写意的孤峰

突然倒在女性的沼泽里

看上去，戏院内外全是化装过的鬼怪

操纵者在暗仓，观者如黑蚁

鲜活的是那些讲故事的皮具

夜深了，彼山上的猫头鹰

遥望着城中胡乱撕扯的裙裾

“天河溃堤！”我听见了这么一句

夜晚的火苗失去了通明的内脏

从戏院浑浊着出来

看见一个醉酒的人在独自摇晃

“草叶上的露水变成了月亮的眼泪”

他嘟哝着，说着梦幻的话语

这一刻，城市隐匿了原形

楼群向旷野倒退，大地轻如飞絮

邹汉明

向下生长的树

树根安静地生长着，向下，向下

它有相反的力，一个反方向，一个坏脾气

它与泥土的缠绵，至今没人拆开

也没人摸透

它一黑到底的决心

我目睹了它的生长

缓慢、无声，向着发烫的岩石靠近

我不是一个窥视者，是过客

我打扰它了

身怀打扰的罪责

我远远地望着，看着它和大地焊得那么紧

我心生嫉妒，又暗地里祝福

眼眶里涌出泪水了

站在原地

出神，一直站到天黑

我知道，我不会轻易掉泪

从根本上，我否认自己是个诗人

只是一个过客——百代光阴匆匆的过客

感觉着它的力

钉子一样穿透大地

穿透我……我既不能心生怜悯

又不能无动于衷——这年轮里的惘然啊

我清楚，树梢哗啦哗啦地追问与它本无关联

杨章池

送葬队之约

茫茫无际的秋啊，茫茫无际的

安魂曲。

车队开来，电影散场

黄表纸在飞，鞭炮在疼

我曲行着，躲开迎面飞来的

一张脸

逝者躺在车厢里，独自数他的遗物：

你，我，大家。

这世间，他留给我一把椅子。

错乱的孝子喊着“儿啊！”他怀抱镜框

那上面，音容宛在，依稀

是我

马  累

乌  鸦

有一年冬天，在故乡

的堂屋前，我看见一只乌鸦，

像一只迅疾的黑箭，

穿过瑟瑟的桐枝。

我听见短促而决绝鸦鸣

压过了桐枝断裂的声响。

有一次，在梦中流泪，

我不敢醒来。

我怕再也回不到童年，

我怕再也见不到

那只追踪人类秘密的乌鸦，

遗落在雪堆边的小尸体。

古中国的烈士之风啊，你引领我，

弱冠轻死的万物啊，你告诉我。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我耐心的生活，安静、感恩，

是否只为那不期而遇的一瞬间，

只为那回应我心灵的

最简单的一记回声。

陆辉艳

死亡之歌

多么奇怪的早晨，天光一点一点散开

你在冰冷的小床上昏睡

不知魏晋，仿佛时光不是你的

你拍那不知道什么人洗过的白色床单

寻找你自己。“Y，我要抱紧你，

直到月光升起。你看墙角有只小手的影子

在招呼我过去。你看不见它

它在跳荡。朝我们笑。”

四月像狗一样叼走了你的欢乐

你爱着一些人

他们心中并不缺乏火焰

但是像铁轨一般冷

你了解那些病态的心

跟你现在一样，需要宽恕，怜悯

于是你熄灭了这一切

“我们靠海而居，在春天相亲相爱

生一群孩子，在夕阳下奔跑。Y，只有你

知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有时你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

有人看见你在枝头跳孤独的裸体舞

灵魂不喜欢穿衣服

你怕它充满鱼腥草的味道，而不懂得去爱

他们踩着光阴去挂祖，手持兰草为我的

亡灵念悼文。“现在我唯有肉体

可以与你对话。这沉重的骨架

因为一场濡湿大地的雨水，在虚幻里

又活了过来，站起来，亲吻你。”

毛  翰

二十四座奈何桥——自杀方式全解

跳  车

我无力扭转命运的列车

但决不能继续这

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

旅行

自  焚

五内俱焚之后

火势

便不可遏止地

蔓延出来

沉  湖

我别无所求

只想在这片死水里

激起一迭美丽的波澜

尽管这一切

很快又会归于平静

手  枪

洞穿这花岗岩的禁锢

让灵魂出来

放放风

饮  鸩

谢主隆恩

饮下这壶御赐的美酒

我便永远陶醉

在幸福中了

自  刎

沉甸甸的思想

该收割了

吞  金

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把今生剩余的所有光阴

折算成这方寸之金

一次性消费

果然受用多了

上  吊

让一个圈套如愿以偿

让其他所有的圈套

永远落空

安眠药

我就是一粒安眠药

让大地服了

好安眠

割  腕

你这个没血性的世界

让我来给你输点血

服  毒

我心底早已是毒草丛生

就让其毒性

来得更剧烈些吧

跳  楼

一脚蹬开这伪崇高

让青春与大地

撞个满怀

跳  窗

把空虚留给空虚

把无聊留给无聊

我且破窗而出

夺路而逃

卧  轨

结局正呼啸而来

结局已不可更改

意志不能被本能出卖

快哉快哉

撞  墙

就算撞不开那堵墙

我也要用刺眼的血色

破坏那墙面的

粉饰

投  江

逝者如斯

我且做个如斯逝者

看川上

年年诗云子曰

鹤舞婵娟

投  井

悄悄地我投入

不惊起一丝叹惋

这世界依旧

秩序井然

绝  食

悲哀难以下咽

痛苦难以下咽

希望又不能果腹

我听命于天

触  电

与其触怒天庭

被雷电劈死

还不如主动伸出手

接受和谐

撞  车

你按你的规则行车

我照我的牌理出牌

手不要发抖

脚不要乱来

请让我打出这最后的

精彩

瓦  斯

受尽天下难受之气

恨遍世间可恨之人

跳  崖

日暮飞瀑

夜半流星

溅起思想透辟的风

咬  舌

一世辛苦备尝

什么也不必再说

天地无言

神仙无语

泰山沉默

切  腹

诗书苦我

经纶累我

牢骚误我

我今与你们各自天涯

就此别过

长  征

像一嘟噜花椒——习经笔记之二十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诗经·唐风·椒聊》

肥胖的女人

她身体的波浪里

跳荡着许多孩子

颤动的乳房

是奔流着稻米的粮仓

更像是一块大磁铁

拖带着一群滚动的铁屑——

钉子   铃铛   钥匙   小刀

肥胖的女人在收割

孩子们就把麦穗装满轱辘车

肥胖的女人在拉网

孩子们就把她的后襟拖

还有一些孩子

钻进网里抱鱼

一些孩子跑上岸

一些孩子滑倒啦——

生活就这样忙忙碌碌

生活就这样热火朝天

像门前的那棵花椒树

香艳的花椒一嘟噜

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

勺碰锅碗碰筷咀嚼喝汤真痛快

月亮出来了

肥胖的女人

大月亮填满了你们家的门框

你大声嚷嚷

几个孩子走出门口

几个孩子走进了门框的月亮

几个孩子已经像蝙蝠倒挂在花椒树上

肥胖的女人有多少孩子

他们在迷藏里出没就数不清

他们学狗叫学猫叫学鸡叫

肥胖的女人在喊他们的名字

夜空上的北斗星

隐约廓着他们家的窗户

段  磊

诗二首

我的牙齿不见了

一觉醒来

我的牙齿不见了

我找遍了所有的抽屉、墙缝

所有的红唇和酒杯

回忆和梦境

我知道

又一件东西将消失得

无影无踪

从此我再不能咬牙切齿

也不能咬牙坚持

亲爱的

加上昨天丢掉的

指甲和卑鄙

黑夜已经偷走了我

所有自卫的武器

大风总有退去的时候

唯一的幸存者醒来的时候

将看到世界已被席卷一空

只有海浪拍打着岩石

冲上一些月亮的碎片

而他从未见过大风

就像对于时间

他也毫不知情

马知遥

诗二首

融  化

我站在树下面

看一个孩子吃雪糕

雪糕在融化

从上往下

孩子没有吃或者忘了吃

他在看蚂蚁一队队来了

到他脚下就不动了

他也不动等一滴一滴的融化

那是清凉的夏天午后

我看着孩子孩子看着蚂蚁

蚂蚁看着雪糕

我们很快乐

白  云

那些不小心飞到天上去的羊群

此刻他们上去下不来

呆头呆脑无所事事

而下面的既不抬头也不呼喊

他们从此成为

陌路人

牛  耕

词语之踪

有时，房间里太安静，

滴滴答答的时钟，引发着

不及物的冷。间或

从阳台的窗子里

荡过一架玄想的扶梯，

它让午后的积雪变厚，让图书馆

套上观念的防滑链。

这么冷的冬天，

左手干涩，右手也有点疼，

喻体的仙女躲避着

讨债的主人公。怎样

才能触抚那些词语的流苏？

怎样才能寻觅

那些旧址里的光斑和潮气？

往往，你在蓝黑墨水中游弋，

在涂改液里检讨。

那架玄想的扶梯，常常

拆散在闲聊的客厅里，

变成肉体的疏松剂

和嗑剩的瓜子皮……

商登贵

小地方

院子那么小

小儿几个连车就打到了头

母亲伺弄的南瓜，猛个丁

蹿出一股一股使不完的劲头

瓜秧昂扬瓜叶欲飞的架势

像是带着使命，不断提升

院子的高度和我们的心情

又是篱笆挂满南瓜的时候

高高低低的风中，小院禁不住

接踵而至的凉秋和寒冬

这让我更加及早地盼望着春天

那时，我就赶回老家

翻土下种，等待小院

一样一样交还过往的情景

史  质

脆  弱

有很多事

我从未提起

比如说

我经常独自喝酒

孤独到醉

我从未提起

酒醉后的我

纤细如神

喜欢流泪

所有的庸常都是感伤的

从一个声音到一粒微尘

正因为此

我原谅了那些

俗烂而矫情的人

谭延桐

刀锋上跳舞的天使

她是怎么爬上去的，这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是，她爬了上去，并且在跳舞

就似乎，一道一道的锋芒，本身就是她的道路

打这里路过的人，无不惊讶

看着她，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新道理

这年头，新道理，还不是有的是？

只是，她的新道理，并不同于别人的新道理

她跳得越来越轻盈，轻盈得

就像是一片云，或一团雾，或一股气

完全忘记了，她是在危险的刀锋上

跳舞。一不小心，就会划伤自己嘴里念诵的那个极为脆弱的词

她当然知道，从远方涌来的

暮色可以划伤，甚至皮肉也可以划伤，唯独

就是不能划伤这个正在成长的词

词的成长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

别人不来呵护，自己也要来亲自来呵护

无论自己正在面对着怎样的一些大事，从一开始

她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主意

把最后一丝力气

也舞没了，她还在舞，舞，舞……

就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累这回事儿

舞着舞着，她

就变成了她脚下的刀子，割断了白天和黑夜的联系

也割断了许多人正要脱口而出的句子

盘妙彬

小镇何以堪

火车几声叫

铁路爬上来，像是两条黑狗，来到民国小镇

天入黑，鸟飞尽

乌瓦白墙且老，且落寞

没有明月共春风，也不见红旗

时光没有到过这里，不知年何谓岁，月又何以称月

何以嘘唏

火车几声叫，落山，又否定得彻底

麦  岸

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

我记得那些黄昏，日暮途穷的光景

坡兔跃过网罗逃回树洞

低矮的草垛，像一堆心事

塌陷在打谷场上无人料理

老鳏夫躲进山间的草屋烤火炉

咂摸着漫长的酒鬼的一生

想起早年跟人跑掉的小媳妇

那些黄昏被一场大雪掩盖

磨坊后的麦田被一群乌鸦抹黑

被窝里的女人和地窖的白菜

熹微的油灯，都让人温暖

河水流向自己的名字，远山更远

那些黄昏，南方人为雨所困

北方的人将南水北调写入情书

孤独的电线杆，像一个冻僵的人

像一个倔强的人，深夜也不肯回家

忘  川

山间小路

小路在地图上现了原形

弯弯曲曲

不是蚯蚓不是蛇

它仅仅是一条

还算结实的绳索

山里的乡亲

用这条绳索维系生活

当生活实在维系不下去

就顺手截下一段

用来解脱

魏  新

四兄弟（组诗）

为啥女人怀孕男人就不能捣台球

接到电话，老四在台球室生气

媳妇让他回家：“我怀孕了！”

“妈的个逼，老板评评理。”

挂了电话的老四（愤愤地）“我——还输着五十块钱呢。”

类似老四这种情况发生在老三身上

老三那次喝酒是在晚上

手机响了，他和媳妇在电话里柔情蜜意

其他人羡慕不已

“多好的媳妇，通情达理！”

老三挂断前还不忘亲下手机

“多好的老公，柔情蜜意！”

没过多久

老三的媳妇忽然闯进饭店

猛地掀了桌子：“妈的个逼，我让你再喝！”

老二的媳妇爱打麻将

大过年的，抱着孩子在家打麻将

这是她和老二的第二个孩子，正好百日

老二要和她一起去照相馆拍百日照

她摸着麻将牌（漫不经意）：“明天再照吧，快自摸了。”

老二一巴掌扇过去

“那就一百零一天了！不是百日照了！”

两口子打起来了

大过年的，老二和媳妇打起来了

老三、老四拉着老二

老三的媳妇、老四的媳妇拉着老二的媳妇

爹从堂屋出来

举起手中的拐杖

老二（咬牙切齿地）“我这么大了，不用你亲自动手！”

提起一块砖，在脑门上豁开

那天晚上老二请我喝酒

他说脑门还是疼的，多少年不练了

肿了个包。我说不能打女人。

他觉得也对：“都给生俩崽了，还指着生老三呢。”

老大的电话打过来

老二放下酒杯，去了事故地点

老大喝多了追尾，把人家车屁股撞瘪了

回家才发现，车牌和保险杠掉在现场

老二（大大咧咧地）从交警旁边过去

抱住车牌和保险杠就走

围观的人自动闪开一条路

（小声嘀咕）：“东关的二阎王来了。”

遇  险

像老二这样在县城混得牛逼的

也会遇到危险

那年，他带我们砸了一中教导处的玻璃

校警吓得没敢出门

第二天，他骑着摩托

带着刚出锅的烧牛肉回家

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急忙把车一撂，扭头就跑

事后，才知道警察是来抓老大的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老二比现在更敢开砖

有次一兄弟和人单挑

对方也是老二的朋友

老二说：“算了，这事我扛了。”就开了一块

那个兄弟过意不去，从地上捡起个哑铃

学着老二，冲着脑门——

没拦住，送医院，脑震荡了。

想起这些事就心潮澎湃

那时候酒量不如现在，每一次都拿命喝

那时候朋友没现在多，每一个都舍命交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命

后来有的人命没了

有的人命不好，不敢再拿命开玩笑

反正，都越来越信命了。

比如说老大吧

那次我们在旱冰场挨打

去找老大，他面无表情：“打得好。”

一个人过去，赤手空拳收拾了他们四个

前年他承包工程，被一个村的汉子

拿铁锨追赶，多少天都心有余悸

（意味深长地）说“多亏我——跑得快。”

老大被枪毙那次我们都去看了

一大群人跟着警车往南

又往北，往东，又往西，又往南

在县城转了几圈，也没被警车甩掉

苍蝇一样飞到火葬场门口那片空地，紧紧盯着

抵住老大脑袋的那把枪

砰——

子弹穿了过去

像穿过一段脑浆和血混在一起的岁月

有人在我们旁边说：“这小子有种，死都没吭一声！”

老大是幸福的

有老二为他收尸，他应该感到幸福

和老大一起枪毙的那两位

火化前脑壳被人撬开了

有人专干这一行，据说吃人脑子

可以治癫痫。如果是真的

被挖了脑子的人

来世说不定就是癫痫病患者

老大死后我们才知道

某领导那个开洗头城的情妇为啥突然消失了

某科长罩着的那个舞厅为啥着过一场火

为啥从南方来的包工头，突然扔下烂尾楼跑回南方

为啥在枯井里，能发现某企业家咋离也离不掉的老婆

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老二说：“知道越多，死得越快。”

我和老二是小学同学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老二成天挨打

打他的是班里个子最高的一个男生

四年级一开学，老二从家里偷出一把菜刀

在操场上追了五圈

因此俩人都被开除了

那个男生后来摆摊卖烟花爆竹

老二在那里买一挂一千响的，他还送一挂五百响的

老二的初恋情人叫安娜

就是那个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

和我们都是一个班的，老二抢了

一个别人的歌词本，让我比着

帮他写情书。因为安娜

老二和人打过十几场架（还自残过一次）

后来安娜当了小姐，有次老二去唱歌

没收小费，说实话挺热情的

安  娜

我一直觉得安娜很高，上小学

就开始发育了，又高又白又大

像一个白面馒头

揣着两个白面馒头。

直到如今，我想起安娜

鼻孔里还是那种发酵的粮食味儿

小学毕业我们就没见过

听老二说，她现在又黑又瘦又耷拉

变成了一个杂面窝头

揣着两个杂面饼子

安娜弟弟的事我是听老二说的

安娜有个弟弟跟着老二混社会

是老二徒孙的徒孙，老二根本不认识

唱歌那次听安娜提起，就把他提升为徒孙

安娜弟弟果然不负众望，打起架勇往直前

下手比别人都黑。跟着老二混的那些小孩

都说他前途远大：“有实力，上面——还有人。”

日恁姐

这句话在县城，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安娜弟弟却不愿听，谁要当他的面

说：“日恁姐！”

安娜弟弟就会当场玩恼，谁的面子都不给

说口头禅的人不服：“日恁姐有啥？日恁姐有啥？”

“恁姐本来就是小姐，谁都能日！”

话音未落，他的眼角就青了

鼻血沾满了安娜弟弟的拳头

挨打的人当晚就去日了安娜

事后对人吹嘘：“花了五十块，狠狠地日！”

他一边日一边说：“我日恁姐！”

这事传到安娜弟弟的耳朵里

（传话的人说不定还会添油加醋，说不定……）

一星期后，有人在喝多了回家的路上

后脑勺被盖了一砖，腰上被扎了两刀

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只是再也说不出话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安娜的弟弟就在县城消失了

再没有人见过他，最后一个见过他的

可能是老二（据推断），老二从来不提（警察问过他）

老二想给他家送些钱，以安娜老同学的名义

没进门，就被安娜她爹打跑了

安娜她爹大骂：“我早和那个卖逼的货断绝关系了！”

也许那天安娜她爹喝多了

他是个酒鬼

都知道

没人和他计较

死神

也不愿搭理

这样的人能活很久

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人

老三也是

老三不怎么爱钱

也不怎么爱女人

好像也不怎么爱自己

要是爱喝酒不算爱好的话

老三就什么爱好也没有了

他每天都是晕的

（不管喝多少酒，晕的程度都差不多）

不喝酒的时候

比喝酒还晕

席卷夜市如秋风

往往，喝完一场酒

老三是不会过瘾的

如果没有新的酒局

老三就去夜市逛上一圈

碰上熟人

打个招呼，坐下

要上四五瓶啤酒

让夜市老板送过来

接着喝

夏天，夜市特别火

老三每次准能

碰上熟人

即使他们见了老三

故意背过身

老三依然坚定地走过去

拍他们的肩膀

天一凉，夜市就不行了

有几次，我看见老三

在萧瑟的秋风中

提着酒瓶

来回穿过

一片片空荡荡的桌子

就想起电影里

那些孤独致死的刀客

老三，老三

老三是弟兄四个中间

学习最好的

当年考过全班第一（小学二年级）

这一点，老大和老二都很佩服

高中的时候学习不行了

老看武侠小说

老大一怒之下，揍了一中门口租书店的老板

老三考了三年大学，每次

老大、老二都带着几十个兄弟到考场门口

放鞭炮助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最后一年，老三走出考场

说：“妈的个逼。”

老大咋以为是英语

听明白了，才一巴掌把老三扇倒在地

老三的婚事

最后一年高考前俩月，家里就给老三订婚了

女方家是做生意的

老三的媳妇比他小一岁

订婚仨月就结了婚，这期间他们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订婚那天老三带着她去大街上买金戒指

第二次是高考结束老三和她亲了嘴

第三次在老三家他们上了床女人接着就怀孕了

洞房花烛夜老三喝得烂醉吐了一床

到天亮媳妇的眼已经哭肿了

比起老三，老四真幸福

老四是八零后

他不光爱打台球

也爱打牌

还喜欢上网

在生活中，老四只有一个刚刚怀孕的媳妇

在网上，老四的女人就多了

他经常指着QQ上的一些头像

对人说：“这个我日过了。”

或者说：“这个日着没什么意思。”

那些头像有小猫，小狗，狐狸，兔子

还有戴着鲜花的企鹅

疯妮子

老二最看不起老四这一点

“他那些网友都是些疯妮子。”

老二不说我也知道，到处都是这种疯妮子

她们顶着黄头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

她们看起来无忧无虑挺幸福的

成天就是吃啊喝啊玩啊睡啊

和老四一样

她们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疯妮子

好多人小时候挺乖的

有的也曾经是好学生

突然有一天，就不上了

就成了疯妮子

那是无比悲惨的一天

她们都想到过死

活下来的，就成了疯妮子

老二一直想为老四买个大学

也不是没有买过

老四去上了半年，就回来了

打了好几次架，喊不到人

老四说：“还是在家里方便。”

在老大坟前

难得这一年清明

老二、老三和老四一起去给老大烧纸

他们跪在坟前一起磕了三个头

声音不是很齐但是很响。起来后

老二的脑门沾着白头发一样的枯草

老三的鬓角已经有白头发了

老四小声说大哥保佑把我的性病治好

我就站在他们身后

没有任何表情也发不出任何动静

就像一个埋了很久刚挖出来的人

笨  水

我的帝国

我的帝国，一双板鞋那么大

有湖，湖里要有鱼妖

有海，海上要有海盗

有羊，羊皮刚刚盖住肚脐

衣架上的湿衣服

鲜花里坐着我宠爱的佞臣

我的刑具已经丢失

为我生下儿女的女人

将是我的贵妃，要爱她

一把舒服的藤椅里

我要统治身体里作乱的时间

我好好统治我，镜子里的我

藤椅，棉花里的我

鱼妖跳舞，海盗挥刀

我要统治王位上的我

我的帝国这么小，也那么大

林中有隐士

不让书生碰上女鬼

不让莲花替和尚讲经

不让乞丐遇上富人

你是书生，是莲花，是乞丐

我的帝国没有供人下跪的土地

陈振林

宁  愿

宁愿是一坛酒

窖藏

经年之后

会是一片芬芳

宁愿是一颗芽

冰封

春天来临

会是生意盎然

宁愿

我自己嚼着苦胆

也把你

放在我胸膛

因为你曾经

给我温暖

因为我曾经

为你迷茫

因为迷茫

所以痴想

因为温暖

所以珍藏

童灵子

心  事

春天，你是知道的

雨水丰足

多情的女子愈加伤感

总有一些小风适时矮下来

它们说

痒

而蛙声一片

月光迷离

如同我所有的心事

艾华昌

枣花簌簌

母亲，以院角这棵枣树做背景

我要给你留一张照片

一树的枣花簌簌，会有几朵落在你灰发上

肩膀上。更多的落地上，都是些满足的脸庞

枣花朴素，而你更朴素。言少衣淡

每朵枣花都有枚枣蕾，推开她独自成长

这树的一生，是小枣树留在老枣树的身体里

成长有枣花簌簌，母亲你有黑发渐白

你所付出的爱，比一树红枣密实

比一树红枣圆，比一树红枣甜

四邻八舍的树属它苍苍，属它倔强

四邻八舍的人，属你苍老，虚弱

母亲，枣树正把微小微小的枣仔遮护

母亲，你正把我从眼前推开，推向宽阔世界

风吹枝晃，枣花簌簌。这一刻

我用一张相片留住，在你的目光里

我独自独立地看着你

簌簌枣花下，你笑意堆满脸

姚  辉

街  景

讨价还价的人触动了时代的某种特色

镍币叮当“货物上的标签被不断撕碎

而我熟悉一把刀或一打裤袜共有的光泽……”

“说到塑料饰品   天气渐渐变了

这些美好的事物   似乎总在预示着不测的天气。”

“镍币在把玩中露出镍币原有的底色看

这是信仰的花纹   还有梦与遐想的种种印迹……”

“在镍币的另一面或许有一些刮痕

与某类偶然事件有关……”

“谁说得出一枚镍币所经历的全部历史？

市场由此及彼从灵魂到灵魂——

欺骗。奸佞。繁华。虚饰之美掂出

一个昼夜及其他光阴的价格……”

“一个出入市场的人在尘埃上镂刻出效益与行情。”

裤袜在晨光中   飘动——像某种旗帜

而鲜艳的女人穿梭于欲望间

像你曾抚摸并失落的某种什么……

“黄昏前后的交易被灯盏照亮   但它本身是黑色的

一如多年前你库存于箱底的票据。”而市场亮着

光芒四处散开——“一个讨价还价的人

正绕过市街的脊梁   谨慎地离去……”

阿  土

老沂河

我渴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有鱼从沂河里游入大海

在重返故乡时

能以一种感慨的口吻告诉我

唉，还是故乡的水最美

穿过繁茂的芦苇和环绕的村庄

我看到岁月深处的痕迹

那些沉在水里的传说与历史

在紫色的时光里闪烁

以一种怀旧的情绪时哭时歌

老沂河，一个面庞清癯的过客

走过千里万里的村庄

走过炊烟笼罩下的田舍

在滋润过的土地上让想起它的小草

目光中漾满异样的感情

奥  冬

国  土

围着自己

我们用各种欲望砌墙

一年年一层层

越砌越高

然后在里面

摸黑摸索模糊的人生

直到我们开始与自己交谈

对自己说：醒来

逆着黎明的亮光睁开双眼

让世界扩大成世界

心扩大成心

到达从没有到过的国土

高  权

寻人启事

启事上说

你是在某个春天走丢的

这则寻人启事

贴遍了我所在的城市的各个角落

和我见过的许多则寻人启事一样

你我终年不遇，从不相识

然后就是表示一下怜悯

无可奈何，匆匆路过

然后就是表示一下怜悯

无可奈何，匆匆路过

和你见过的许多则寻人启事一样

你我终年不遇，从不相识

这则寻人启事

贴遍了你所在的城市的各个角落

启事上说

我是在某个春天走丢的

仲  彦（土家族）

河  流

明明看见那条鱼，口含月色，从目光中穿过

透明的村庄，从七月流出来。一开始

这条河流，只是我手掌中的细线，洁白，光明

像思想中的琴弦，在心里，痛痛地弹了一下

我要说出庄稼的秘密。无数花蕊

捧出的一颗心脏。用血液和汗水

浸泡了那么多年

丰收的，

风调雨顺

刻满鱼，脸上的笑容。我说，鱼，是水做的

含着月色，还有庄稼，还有炊烟，还有我的心跳

卢悦宁

诗二首

私  奔

仿佛身体从来就都不是自己的

以至有人害怕拥有

仿佛时间从来只能属于他人

顺从内心反而如履薄冰

女朋友

说起你待过的拥挤城市

说起你去年冬天弃养的兔子

说起你的栗色头发、你的水晶手镯

说起你爱过的、爱着的人

说起你读过的书、热爱的句子

说起你仍对某些事物深信不疑

说起手捧鲜花却已开始枯竭

你忍不住哭了。八月十八日

我只有这瓶红酒可以安慰你

在这个堆满冷气的房间

也堆满几经折射的阳光

像我们这几年总是在妥协的青春

欧阳白云

白鹤记

它静立浅滩

环伺四周侧耳倾听

那些或远或近或明或暗的异响

河滩葳蕤的树林交错的浓荫

反衬这一小块

被尘世围捕的纯白

在河滩拐弯的寂静处

徐徐照亮它周围暗弱的事物

之后，它开始迈开步子

专注脚下的逆流

孤独前行

它到底发现了什么

尖喙向流水迅猛地啄去

惊溅的水花

在夕光里绽放

随一缕清风谢落

……它贴着河面飞

扇动干净的翅膀

撕裂低处沉闷的风声

落日下沉

它慢慢提升飞翔的高度

然后斜滑下来

俯瞰河流日复一日沉淀的忧伤和秘密

爪子极力后伸

抓向深邃的蓝天

似要向浩淼的蓝天抓出什么

那舒缓的飞翔

不是为了给谁看见

好像在眷恋着什么

抑或想惊醒什么

河流洗涤它的纯白与蓝天

默默流逝

秦  客

诗二首

高原的河

从高原出发的河

从高处一直往低处流动

河水不大浑浊不清

当然我知道这其中是因为

河里有一些人和动物的粪便

夹杂着诸如经纸

还有那些因为过早而死亡的孩子

女人老张

这个女人比少妇年长

但还没有到达更年期的年龄

被人称为老张

因为她生过孩子

和丈夫有着十余年的夫妻生活

关于老张的这个名号还有另一说法

老张从做少女起到现在

对男人一直保持着老张的态度

雪  鹰

墓  地

后来这地方盖起了房子

一片墓地

革命者，叛徒和乞丐

他们相安无事

宁静的正午

墓地前红苕地里

狗尾草的优越感

被风压制

一个地主或黑五类

低下头去

三面临水

几只鸭子在坟墓间

追赶土客蚂和蚱蜢

一个少年在偷窥

柏树的阴影里

他居然扑到了鸭子

叫声让夏日的午后异常

烦闷

他时常回到那儿

踏着记忆之路

房子建好后又被拆掉

有几户迁走。孩子们兴高采烈

没有一个认识

余  一

11号楼531

这是由一块十平方米的空间和四面简陋的墙壁围成

两年前的秋天   六个痴迷文学的人被安置在这里

大家用热情的笑容相互致意   感觉一见如故

作过简短地介绍后   彼此心照不宣

当场根据身高确定了宿舍的长幼次序

老杨理所当然地成了宿舍老大

他蛮蛮的身材具备一种长者的威严

胖子这个做作中带色相的河南人成了老二

他的身材是今天当官者的典型

古葳这个乌鲁木齐小子排上了老三位置

他说话及走路与他的身材构成了美妙地对称

……

老大脾气暴躁但那副怜香惜玉的心肠着实让人感动

老二博得女生无一例外的赞美而朝三暮四的移情让人称奇

老三整天用一副高亮而走调的歌喉表达内心对宜凌的激情

而我总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议论往往天真的停留于小学生的水平

……

六个人一起把531打理成了：

一个文学研究所   一个时事交流中心

一个午夜畅谈节目录制现场

和一个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意味的传奇游戏世界

藏  汩

诵  经

喜听那诵经声

只为它   化来

佛前那一盏空明

顶礼跪拜的僧众

口中念着的   分明是

白莲的娉婷

若是   我愿丢下

今世的福祉

能不能

在来世的梦中

遇见你

严纪照

身体写作

谈判用了3个小时

花了300百元

在床上却只折腾了3分钟

回家后，写了3首关于妓女的诗

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

得了30元稿费

正午的阳光下

正午的阳光下

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那沉默着的阴黑

一根钢针掉了下去

我屏住呼吸

想象一种痛或者喜悦

正午的阳光下

我慢慢翻晒着身体

像翻晒发霉的衣物那样

像翻晒和平的土地那样

在风雨来临之前，在战争来临之前

先让战栗的阳光将我击倒

正午的阳光下

沿街乞讨的老人和孩子睡着了

他们渴望温暖

依门卖笑的洗头妹退回房内

她们习惯了在阴暗中生活

阳光暴露出伤害的另一面

正午的阳光下

一只大黄狗

冲着我狂吠

像教导同类那样，教导我

生命不止，就

不能停止与生活的撕咬

阳  阳

草屋之歌

时光敲在草屋上，整十二下

抖落一些去年的雪籽

像风吹。我听见车轮

正在沿风声远去

人们纷纷在站台告别

越过许多往事，新一天的生活

已从一块面包上开始

我的草屋还是原样

草料粗了寸许

我抚摸牛的身子

牛的身子结实并温暖如初

它睡意正酣，嘴角露出微笑

是不是想起山冈上的春天

一批一批鸟儿打头顶

哼着歌儿呼啸而过

我手把古筝，对着我的老牛

抚一曲高山流水还是春江花月夜

这样的选择被一声突然的狗叫搅乱

我推开一扇草窗

冬天依旧，一只狗满身挂着钞票

叼一大块人心从大地上飞奔而去……

余  刃

野兽留言

在公路旁

有人在刷着白石灰的

里程碑上

写下：炸药

留下有用的电话号码

毕业时孩子们在留言簿上

开玩笑似地写下：

我杀了你！

留下有用的姓名

有用的联系方式

有的还写

祝你早日找到男友

祝你早日找到女友……

祝你幸福哈哈……

我还记得里程碑上

那两个字

那是在两个小镇的交界处

在繁茂草丛的包围中

我从那里经过

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路上我看见法院大楼

建在一个山丘上

方形的庭院

像一个方形的盒子

我改而又想孩子的留言

想到暴力的孩子

提早写下恐吓信的孩子

有良好愿望的孩子：

祝你早日找到男友

祝你早日找到女友……

祝幸福……

这还不赖——

在审判的路上

我等候我的丑陋，在公路旁

那个因贱卖生恨

对幸福无望的人

在入夜时分悄悄写下——

意思是：我能帮你什么？

这是他的基本潜能

但又发现几乎与野兽无异

他常在风暴中

雷鸣跟随在闪电之后到来

不留地址，

留下带给一个人

敦促其满足

与不满的沉思

格  式

诗二首

减肥术

长发减成短发青春减成年轻

女性减成母亲医生减成疾病

上小学时，她常把加看成减，

可减法并没有使她释负若轻？

她把旗袍减成内裤，把内裤减成文胸，

把世界减成黑白，把爱减成性。

把性减成运动，

长大了老想加速，可生活

老是急停

从群众减成干部，把生活减成吃、喝、拉、撒；

从男人减成政客，把工作减成红酒瓶、白酒瓶。

他从双数减成单数。她从单位减回家庭。

一个人的空间多么辽阔，可难以

使一个人把大海恢复到一根针的寂静。

母  爱

那天早晨，我离开家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只脱毛的母狗

在大街上赫然而立。它在保护

它的女儿与女婿做一场壮观的爱

那只公狗也许不是它的女婿

但肯定得到了它的默认

它为什么不在家呢

是不是也让人民政府给强行拆迁了

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过路的行人

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

谁先停下来

那个带孩子的少妇

羡慕的嘴角流出了口水

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年人

尚未来得及换上得体的时装

就津津有味地探讨三只狗的关系

我不怀好意地发问

如果你的女儿与女婿

光天化日之下

也这么例行公事

你愿意做当事人还是旁观者

他一时语塞，脸憋得通红

手脚也立马变了形

常言说，人比狗精，狗比人善

在我迅速地撤离之前

我看见两只正在做爱的狗

安步当车，旁若无人

动作是何等的舒展

那只老狗时刻准备着

警惕的眼神

多像我刚刚离世的母亲

张泽雄

往事：水稻或者棉花

汉北河水轻轻的一个涟漪

往事便波涛汹涌——

这是多么纯粹的一些事物，一眼望去

没有丁点瑕疵

这些黄澄澄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

往事，一览无余又一望无际

就这样把我的心房装得满满当当

这些洗濯不掉的记性，日日夜夜

白了又黄，黄了又白

成片成片地，仆倒在遥远的泥土里

不用在稻花花里纷纷扬扬

不用在棉朵朵里躲躲藏藏

一些沉入心底的事情，和棉花一样

纯洁、温暖又悠长。母亲粗糙的手掌

祖母干瘪的乳房

鸟巢、绿树、田畴、夕阳下的村庄……

双手摊开，十个指头都生长着这些事物

一粒稻子，就带走了我的童年

在他乡，我仍喜欢一日三餐白米饭

我仍习惯这些质地纯朴的棉布衣衫

习惯在简单里生活。在云朵上行走

在城市的隙缝里寻找恬淡

在村庄黄昏般的静默中悄悄消逝

是什么在总想远离自己

匆忙中，城市淹没在了喧嚣里

怀揣着这些金子银子

往事，穿过水稻或者棉花，找不到一点杂质

——江汉平原落到一个水坑里

长出了这么柔软美丽的作物

章  平

雪地乌鸦

雪地白了一片，乌鸦只黑一点

仰头再看，还是白茫茫的雪

路边堆的旧轮胎，也被铺白

如谁故意摆下，一局黑白围棋

白子占了所有声势

白茫茫，一曲楚歌，唱尽一子英气

一双眼睛转动，黑黑的

微微一点弱势，如勾了唯一动静

找谁扮演别姬？此刻怎么突围

一棵倒塌柏树，压断电话线

朝右手的山舞银蛇，向左边的原驰蜡象

千万银盔玉甲，纷纷扬扬

似乎没有退路，白茫茫只让人心寒

忽见乌鸦拍翅，越空飞去

如撤子不围，落它一派白里独自迷惑

我这个观者，也怦然心动

正要走开，忽想一事不明白

我这一生人，究竟是白子还是黑子

卫  慈

双十日的下午

下午走在王家巷的立交桥边，

一辆大卡车从物资局的仓库里开出来，

在靠近桥头的地方拐弯。

这是一辆运输集装箱的卡车，

一边有九个轮子。一辆救护车

开进了养老院，没有几个人

停下来看这辆救护车开进养老院。

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人们，

这里以前是一家桥头医院。

他们有的比我还要清楚，

这里以前是一家桥头医院。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经过这里了，

这里变化不大。路边小贩

像蚂蚁一样忙碌着，他们还是很穷。

金  洋

旧  日

就像谈起昨天的阴沉，此时此刻

我忽然开始想念那些晴朗的日子

那些触手可及的阳光和晚风，还有

那么多在我的记忆里陆续失踪

至今不明下落的名字

这多少会让我感到有些隐隐的不安

就像这个突然落下的夜晚

接下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即将发生

也许，我还能遇见那些与我失散已久的

陈旧的生活，它们好像刚刚落下的雪一样

躺在我的窗下，闪着光一动不动，正如我

此时的思念，已经悄悄有了倦意

我转身决定去保存这些旧时光，可是

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紧随其后

将我的旧日，一截一截无声的削去……

子  禾

闪光的树

虚无的风充满荒草的河道

树翻滚的血脉，激动，灵魂的闪光

在我心里

无比真实

如同血脉铺张的闪光的树那茂密的舞步

四处流溢

它爱我

所以在这里相遇

林之云

河上的车祸

在黄河浮桥上，一辆货车

撞向一辆载有三口人的小车

悲剧发生了——

仿佛是我，一下子掉进了水中

那一刻，妻子被冲走

吊车从泥水里吊出了小车

发现女儿死在座位上——

仿佛是我，偶然间活了下来

养育人的河流，又吞噬了生命

两颗跳动的心灌满了泥浆

世界上多了一个不是父亲的父亲——

仿佛我，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

整个下午，我都在黄河里挣扎

悲哀的水流在周身急速蹿动

那一刻，我已经无法呼吸——

仿佛我，在车祸后再次死去

那货车就像是一个幽灵

跌跌撞撞，行驶在浮桥上

突然，它偏离了方向——

仿佛是我，就坐在它的驾驶室里

蝈  蝈

八盘山上的草

八盘山上的草

比那些啃草的绵羊还要安静

要是没有风

它们几乎就是一抹

安静的光线

在铁丝围栏里边

草不用费什么劲去生长

它们只是柏树下睡眠的手指

轻轻抚动

大树的阴影

蔡  宁

画鲁迅石膏像

他的头颅，颧骨高

眼窝深、鼻梁直

浓密的胡子凝结铁

用石膏，翻塑出他钙质的形象

非常适合做新人的写生教具

光源自石膏像一侧亮起，他

面部棱角分明，也黑白分明

让我感到内中隐藏很硬的骨头

用木炭画出他的轮廓，显现

出民国风景中一处宁方勿圆的景致

写生，他每个转折面

明暗交界线深藏着那个时代

那时，他怒向刀丛觅小诗

即使磨损了自己，仍坚持用生命

在砺石上磨出自已锋利的刃

随着素描细节的深入

平面，立起他人格的三维空间

他的眼睛，闪烁洞察黑暗的光芒

即便是他走远了

我还是把他请回来

桑恒昌

我把母亲的命熬糊了

白天煮粥

入夜熬药

手上烫起的泡

破

不破

都是母亲的泪水

又是一个傍晚

又是一锅草药

该死的我竟然睡着了

一锅药糊成锅巴

母亲大大的眼里

膨胀着恐怖

娘无力地说：药熬糊了

人就要死了

我的心和那个短把的药锅

痛痛地碎了一地

我最大的罪

是亲手

熬糊了母亲的命

至今痛悔不已的仍然是

没把自己

当药引

投进母亲的药锅里

王久辛

偏  见

我在一架庞大的机器深处冥思苦想

我不知道我的现在是属于未来还是属于过去

我在未来与过去的中间冥思苦想

苦想冥思地嘴嚼着对那架庞大机器的想象

我发现流水线上的人们既贪吃又贪喝

而且对金钱与名誉也极其渴望

我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而真相是目击者的沉默   正义者的陋视

很多人在这里獗尽天职拼命流血

大地因此而肥沃   人们的目光

因此而郁郁葱葱   我很矛盾

我在这架庞大的机器深处抽烟

遛弯儿   纠结着郁闷

冥想着找到一条与人心沟通的大道

嗯   被害人永远无法理解邪恶的闪念

而一只蚂蚁般的我   更把握不住

自我以外的陌生世界   也无法想象

我的愿望有多么可怜   面对这架庞大的机器

我无奈地坐下   点火抽烟我说

痛苦令我视而不见——那该死的偏见

古  筝

一辈子

不要对我奢谈一辈子的事，

我已经老了，无知无畏的话，

如今我再也不敢

轻易说了。

承诺一辈子，

就像拿不知在何处的江山，慷慨地

赠美人。

每个今天都有可能是一辈子的

最后一天。是否还会有以后的日子，

我们无权决定。

李少君

诗二首

中年之悟

人到中年才醒悟：人生乃一场盛宴

酒已斟，菜已上，但大家其实没有什么吃的兴趣

要的只是一个过程和仪式

莺歌燕舞当前，我只需将面前的一杯茶慢慢饮尽

待手头的一支香烟静静烧完

倒是要防范那些意外的伤害

不小心就手指割破，舌头被咬

抑或血压升高，心脏加速

最可怕的还有隐私泄露，小人陷害

生活宛如一团乱麻且将自己缠入其中牢牢缚住

谨小慎微，才是生活的真相与本质

我也不再是烟花般爆发瞬间灿烂

但我有了精雕细琢的工匠的沉着

和足够的耐心，我的耐心如流水

持续且绵延不绝……

安良旅馆

安良旅馆矗立于小镇的一角

每天，年轻人驾着摩托车从门前呼啸而过

火拼在三公里的郊外发生

看不见血，也听不到喊叫声

这里仍然安良，包紧身衣黑丝袜的小姐

会过一个小时就去敲不同客人的房门

老板娘坐在大门口的柜台上嗑瓜子

对一切见惯不惊，熟视无睹

那些红头发黄头发的浑小子有时也会来开房

伊收了钱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只有伊心仪的镇中学林老师走过时

这个妖娆少妇才会咦呀呀迎上去

身子一摇三扭，正经地风情万种

八  零

灵车司机王四喜

我说：“四喜，我这侄子才18岁呀

就被人砍的七零八碎，

你可要开慢些。”

他说：“哦。”

我说：“四喜，现在拉的这位

可是个大人物

生前我喊他伯父，于我家有恩，

你可要专拣热闹的地方走呀。”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可是我亲爷爷

参加过战争，身体里有弹片，

你要专拣好路走

他一生低调，别弄得叮当响。”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拉的，

可是我唯一的最亲的人了

他一声受苦，唯恐日子漫长，

你可要开快点啊。”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怎么说呢

作为你一生的酒肉朋友

你太了解他了

他多次有求于你于你这辆白色破车子

现在他正闭眼小憩……”

他说：“哦！”仍旧闷头开车

我努力睁了睁眼，满心愤怒：

“哦，哦你妈的头呀你！

你就不会做点实际的?

如果你还没有死，请弹去

落到我裤裆上的烟灰……”

李满强

一群牦牛越过了山冈

在红疙瘩，我有幸被一群牦牛撞见

它们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黑的

有的不黑不白

这是下午的草原

一群牦牛，它们放弃了吃草

直直地看定了我——

“陌生人，

你是要寻找往昔的归宿

还是在放逐余生的孤独？”

我清楚地看见，那个带头的牦牛

它的眼睛里

闪动着大海的波澜

在我沉吟的刹那间

那群牦牛，忽然风一样

越过了山冈

只留下我

呆呆地立在

暴雨将至的草原

大路朝天

诗二首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出神地看着

我也站住看

可对面只是一家拉面馆

停电了

里面点着几根蜡烛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纸

大多数时候

纸是用来写字的

可以赞美诬陷嘉奖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

可以贺喜报丧道平安鲤鱼跳龙门

可以把不敢说的话表达清楚求爱或者分手

但纸还可以把不便公开示人的东西包起来

可以印成钞票打成支票让人把自己都卖了

可以擦嘴或者擦屁股

甚至仅仅是拿来撕了

刀  刀

夜幕下的天地岭

晚归的鸟鸣，一声声，被将临

的夜，畅饮下肚，吐出气泡

宛若霞彩挂上远空

过多的酒水，灌醉万里山峦

饱嗝接连而至

打出一颗，两颗星子，微醺

脚步踉跄，透出光泽

山顶上一定住着放牧晚风的老人

每到南方密宫的灯笼点亮

就赶着风群，大的，小的，柔软

和尖锐，在山头，山腰，山谷

逶迤而来，吹着哨子，唢呐，喇叭

仿佛新人出嫁，夜夜都有新郎

穿红戴绿，迎接美妙的少女

薄雾在远处揭竿，胸怀大义，起兵

摆开千古大阵，腾腾地滚着

来到面前，视野变得短浅，清凉

野蛮的天地岭开始显示它的小

它从未被真正了解的无知

四下山体合拢，捧着零散的村落

炊烟却从指缝里漏出

一并晚餐的谷香，把高远的人间

染得满是烟火，而内心的虚寂

像一段暗，生于黑

静笃呢，就如一拃光，止乎闪烁的明

蓝  冰

米

我开始梦想到一颗米

开始在一颗米里的春天行走

我的米透亮，在你的怀中

米照亮你的皮肤

每天我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总是不感到厌倦

在浩繁的时日中，米一直明亮

偶尔，我会走出屋外

走出米白色的米浆

探望一眼那个粉红的春天

我很容易就看到了你

你的内心正日益黏稠的忧伤

你的渐渐暮色四合的田园

这个冬天，雪从黄昏落下

一颗米在你的体内开始成长

商晓倩

我的小屋

我宁愿把这里当成是我的家

虽然只是租来的

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

它只有一扇小小的玻璃窗

也只有一个宽不到1米，高只有2米的

还是铝合金的小门

我的小屋，冬天很冷

我的小屋，夏天很热

下雨或下雪时

某个角落还会滴答滴答地流眼泪

对于它的伤口，多次找人修补

却还是无法愈合

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难过

无能为力

小屋的家具不是我喜欢的

小屋的摆设不是我想象的

小屋的装修不是我憧憬的

噢，错了

小屋没有装修

不过是铺了地砖，吊了顶而已

这里的家具都是房东的

但是

这里的空气是我的

我喜欢小屋的味道

它在我失意时接纳了我

它在我任性时包容了我

它在我骄傲时提醒了我

几年了，它对我不离不弃

而我，却对它若即若离

它收藏了我太多的笑声

同时赶走了我太多的心魔

哭过，笑过

爱过，痛过

疯狂过，也迷失过

它伴着我走过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

它不是我躲避风雨的地方

而是我精神的寄托

刘树明

一列车秋风

向日葵终于静下来

静下来。虔心向下

太阳的影子已经嵌进土里

她双手合十

扑棱棱！玉米田里有鸟儿飞出

沿着铁轨

飞向那边的杨树林

列车由西北来

在这个小站短暂的停留

车门打开

几个旅客像疲惫的叶子

伸着懒腰。未等下来

几十吨的秋风

已经从车厢涌出

拥抱了我

拥抱了身后的玉米田

像经久未见的亲戚

扑棱棱！一群鸟儿

从那边的杨树林里

飞起来

毛  子

反爱情诗

我一直在消化着你

就像世界安排的那样

我为此豢养了妒意、小野兽、看守和潜逃

现在，我一一把它们消灭

直至彼此的肉体

平易近人

我愿在这个时候说说生活

说说漫长日子里的平淡无奇

再也不会说爱了   只说唇亡齿寒

在愈陷愈深的衰老中   我的恐惧变本加厉

我说：请你像妈妈那样

把我再生一次

钱韧韧

狗尾巴草

我想和你一道

去看明年初夏的风景

你知道狗尾巴草在乡下随处可见

它们并肩站着，在雨后

土地上是肥硕的叶子

是纤细的茎，是一束束抬高的头颅

沐浴着宇宙间的光芒

不谈诗歌，也不谈爱情

无垠的旷野里

只容得下毛茸茸的词语

一把随手采撷的狗尾巴草

仿佛新鲜的血液

即使迁徙，在有风或没风的地方

依然昂起柔韧的金黄

弥赛亚

诗二首

阴郁鹅

三头鹅，站在地板上向昏暗靠拢

它们静静地伸长颈项，好像离你很近

兄弟，你为什么也一言不发

莫非是异物入喉，天将大旱

你看春天的瓷器冰凉，春天有沉沦的倾向

草木空了，蝌蚪远去，天边飘走一朵云

鹅们很清楚，这季节干涸，会现出背影

眼前事如万古愁，欢娱抵不过一丛溪流

皮囊已锈

头颅正在失去，然后另外生长

昨天晚上已刮过风

然而下一场风暴会再到来

因为乡村的磨盘没有尽头

因为非法集会的人们

永远自由

身边的枫叶和影子

远处的人群和马克思

你是那片乌云

不是被利用的美

我是那片慢慢生长的锈迹

不是那块铁本身

李泽凯

早晨掠过的翅膀

早晨，是在鸟儿清脆的鸣叫声中

惊醒。却又温馨

只因为那旋律悦耳动人

轻轻地打开天窗，我不禁目光一亮

一只只鸟儿，排着队伍

整齐地掠过，从那边的电线杆到

这边的屋顶。轻松自在

我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

它们的自由，能持续到多久

那些乘着微风飞翔的翅膀，是否

在某一天被狭小的鸟笼所，禁锢

在此刻，它们不懂得惶恐与失落

但我分明看到了，它们对自由的渴望

白色的羽毛，如此轻盈的重量

却，承载着梦想的向往与追求

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于未来，只能默然

有多少个明天能在脑海上，遐想

就像一张张洁白无痕的画纸

需要蘸墨，一点一点地描绘，才能成画

于是，我打从心底默默祝福

希望明天，还能看见

那双写满自由的翅膀，以及

缀满梦想的，羽毛

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蓑  依

柔  软

幽谷的小河，连流淌都是轻松，

这让我嫉妒，

作为一个女人的识别，

核桃皮融化，我的香唇却蘸着莲蓬的皮囊，

胶着一层霜降的皑皑，

有时，你会自责，

词语赋予的自身不甚相近，

猫慵懒的做爱都会让你闭上眼睛，

是雄性的劣根驻扎在了水的海面，

力挽狂澜，

愤怒是谶语在唤醒后喝掉的小米汤，

灌进胃里，疖成磐石，

成为多少年后秦淮河畔的搓衣板，

盲拉二胡，盥洗风尘。

罗国雄

碎  瓷

她曾拥有丝绸般的润滑、质感

和水样的不可捉摸。肌肤上

的血管，像一条条蓝色多瑙河

春天在她眉心，复制蓝天，复制

少年不识的愁。瓶装的青春里

命运的涟漪，掀起一个个慵懒的海

那海，能打湿大地的嘴唇

抚平心灵的皱褶……

那时，她是清晨的玫瑰，多么

炙手可热！内心骄傲，轻易就

呈现出了美，那美是不可知的

因为她含苞未放，像一束光

安睡在眼睛最深的闺阁……

我走近她，只是想看看

那轻盈翻腾的水，流向了哪里

就失手打碎了一切……

世界是不是真的无法容忍完美

要让美破碎，完成另一种形式的美

——如果你还有勇气，说出爱

就得承受一种劫后余生的痛

杨  麟

思  乡

这几年，思乡成了我日积月累的疾病。

是一块暗疾，阴雨连绵时就会一阵阵隐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生活十余年的城市

之于我已没有意义，过去熟悉的已变得陌生。

它的明晰，它的膨胀，它的速度，它的流行音乐……

在我的思维处转了弯，朝向炊烟，牧童，

朝向田野，黄昏，以及路上驮着犁头的乡亲。

黄昏黯淡，晚霞与河流和山脉纠缠不清。

夜开始黑下来，城市只有此时才显得如此开阔，

时间也总是在这个时候，淹没所有的错误。

离开那些臃肿的，虚伪的情感，我应该说出

内心的真诚。我在纸上写下一个明亮温和的词，

它比一贴膏药更有效，更能缓解我的暗疾之痛：石嘴河，石嘴河。

这时月亮正背着手走过鱼鳞般的屋顶。

刘理海

缝  补

用牙齿把线头咬尖，咬成时光一样尖锐

穿针，学奶奶的样子

把针放远，眯起双眼

引线，思绪拉长

打一个结，把岁月定固

一针穿过去，引入春天的一缕阳光

想起奶奶干枯的手，往暗淡的衣裳上打补丁

一针绕过来，绕到调皮的童年

张着大口的书包，妈妈用一针一线把它喂饱

在他乡，第一次缝补

歪歪斜斜的粗糙线脚，让我感到无比疼痛——

像这样扭曲的黑线，曾生长在父亲裂开的手心

王  妃

城墙边的蒲公英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蒲公英也想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人

她们拎起包裹，出发了

马路两边，行进的

队伍，浩浩荡荡。

城里的女人，未到太阳地里

就撑起了阳伞。蒲公英们可不

这样，她们仰着褐色的脸庞

光芒足以灼伤太阳

路的尽头，不是钢筋，就是水泥

蒲公英们找不到落脚地，就沿着城墙

一溜儿搭个帐篷扎下了根。

只要能接上地气，她们就能养活孩子

城墙内，偶尔传出的鸟语，听起来

与老家，也没什么不同。

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

撑着阳伞，像城里人那样走来走去

“生活真欢实。”蒲公英们终于

舒出一口长气，贴着城墙根儿

软软地躺下来

吴开展

感恩书

一

我相信患难与共，而痛苦是向内的

我们紧紧相拥，有体温和泪水见证

二

这些年，我一直是空荡荡的

渴望被充盈，或者打开

当生活的粥越来越

稀落。一度失去重心的日子，亲爱的

只有你，疼惜我

还亲着我，一次次为我内心的壁炉

添加勇气和力量的劈柴

我都那么旧了

你的爱还依然新鲜如初

你伸过来的手掌和三月的初春一样温暖

三

奔走他乡

我珍惜每一次日出日落

我羡慕成双结对归林的暮鸟

喜欢的事物，一天天在减少

但我并不忧伤

那些行程，那些逝去的时光

那些突如其来的苦楚

我都放在迎风的兜里

什么也别想把我吹灭

四

我要感谢神，感谢命运

过往的时光里

他们曾试图用画笔，镜头

为我们建造幸福的城堡和花园，现在

我还要感谢生活，馈赠我以苦难

给我完整。让我与生命结为并蒂之莲

我知道我要感恩的人太多

当我偿还了所有的债物

却欠下你最大的一笔

烫心的爱

足以让我倾其生命的水分和柔情

结草衔环，报以三生

杨  克

诗二首

人  民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148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

我看见禾叶

耸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节

谷粒灌浆   在夏风中微微笑着

跟我交谈

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拧干自己

像一件白衬衣

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间

杨  勇

隐鱼之隐

倒春寒，鱼走了。它在花盆里游，土沉默。

鱼缸空后又空，藏在暗夜，比烂柯时光长。

劫敛翅，起风不起浪。暂居地，将有火焰喷出来。

临界时，天界鱼鳞斑是黄的，垂暮之年也是。

鱼在鱼身体里游，隐形人透明的羽翼，系着你飞。

鱼不在鱼身体里游，一只泡影，吹灭动荡的海。

可鱼终不在游。开始无明，无明尽，无老死。

来往熙攘，归途绵薄。梦，我窥见蓝色之妖火。

但，吾非鱼，安知鱼之鱼哉！水涅槃，鱼新生。

都将归来，冬天死了，雪死了。俯仰见龙在田。

写与说，日月相易。窄门前，玄白还是用来颠倒的：

颠倒乾坤，颠倒众生，颠倒情色，颠倒鱼。

我敲门，鱼不应答。鱼敲门，鱼亦不应答。

鱼无情，于无情也走。门里门外春风，一池水都黯然。

育  邦

最后的乡村知识分子

沿着内心陡峭的坡度俯冲下来

几乎刹不住脚步

如果你还认为这是你的权利

我不会拦你

我知道，作为最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你早已失去耐心

在寒露日，你取出珍藏半生的磨刀石

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开始干活

也许为了一个阴谋

你曾经唐突地站在人世间

或在田野的黄昏，突然造访我的家门

带着世界给你的一块钱

和你把它摇得叮咚作响的旋律

除了尊重，我拿不出什么来招待你

磨刀也是多余的

你停下手中的活计，开始迁徙

这一次是搬进城市

隐居在阴霾中

你已日益习惯于在大雾中穿行

我一直在瞻望着浮于江湖的你

不想今天，我们在超级市场碰了头

与我一样，你拖儿带女，推着购物车

为置办年货而忙碌

偶尔，从货架上取下物美价廉的手纸

宋文军

秋天的玉米地

这是我的青春，还是我的坟场

雾幔宁静，树抱着梦站在河边

看大地最后梳理着发辫

时间会将它盘结

留给春天走来的人洗亮内心

现在我看不见一个人

把这荒芜抱回家

这些黄色的脸，一根根骨抱紧

这么多灰色青蛙排列成阵

一起准备对天鸣叫

这么多询问来路的被遗弃的肉身

一起等另一片季节

我承认我的青春正和他们一起拒绝

等待更大的死和喊出

生命太急，我愿意承认

我存在，我就是黑暗

等待被光领走，留下一盘棋的遗嘱：

一个人，就是田地里的黑衣遥远的抽泣

一个国家，就是一场场季节厮杀过河

在这路上，看这大片沙黄的天地

我忽然想听到马的孤独和凄凉的歌声

陈有膑

暮  晚

整个暮晚

三个女人

在残杀同一个橙子

第一个心生痛惜

不肯下刀

放在嘴唇吻

放在鼻子嗅

完整的饱含水分的橙子

如少女心中甘涩的月亮

第二个刀法麻利

精确、迅速

一刀为二

两刀为四

切开的蜡黄的橙子瓣

溢满中年的平淡气息

第三个迟疑不定

举起刀

又放下

干瘪的年老的橙子

静卧在桌面上

晚霞覆盖了它新鲜的色泽

整个暮晚

三个女人

在雕刻不同的塑像

蒲力刚

碗

我始终爬不出碗，习惯于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不知那是如何难熬的夜晚

吃的再饱，以后也要饥饿

饥饿是个碗，吃饱的人面前的空碗

……我总是明白太迟，胃疼痛地痉挛

从河里舀碗水喝，缓解一阵——

太浅还是太急，淹死或呛死过多少人

真的不能再说什么了

太阳是碗血酒，月亮是碗睡觉前的牛奶

你信不信天空，是倒扣的碗

安  平

诗二首

睡  眠

那天午后，大雪，一场失意的睡眠

正悄悄溜走，大地隆起的鼻尖

突然出现，你酣然入梦

额头发凉，双手握紧了道旁的青山。

雪，雪，你多么欢喜的字眼

羽毛和苹果，你纯洁的象征

消融在冰天雪地之间，鹰——

戴着睡帽的灰天鹅，却打了一个哈欠。

大风歌

月落之前，你要赶上麦子生长的速度，不可攀比

鸟儿的自由，不可把大地的苍茫

置于胸口，你只要静静地跟在月光后面

她往东十里，你就往东五里，她钻入屋后的芦苇塘

你就蹲在池边，等她跃起。而你要在心里

静静地想，直到你干涩的眼眶开始潮润，直到内心的田畴

腾起薄薄的雾气，当然你还要有耐性

要懂得珍惜。你要在月落之前，闭上双眼

哦，还要记得，嘴里要一直默默念着：

风儿，风儿，风儿——

许明明

在黑屋子里听二泉映月

开始了，灯还是关着。

一只耳朵在音符上，用目光

猎捕，另一只耳朵，

在生命里阅读，悲歌。

黑暗，用墨水填平，

一切漏洞、孔穴和光明，

泉水找不到清澈的泉眼。

他们的脚步声在路上合影。

打开灯，分娩了影子，沉重

把我压入一张拥挤的纸。

灯还是关着那一个字。

终于有谁想起了一盏新月，

额头想起了仰望。

于是，河流欢快地漂泊进

那两洼空白的眼眶。

从此一生不缺泪水。

曾俊廷

瘦

马如果瘦了

蜻蜓变得很壮

带我去我去不到的地方

去我父亲去过的地方

那时候父亲也很瘦

我像他18岁的样子

马真的瘦了

父亲病了

蜻蜓还是翩翩欲飞

我18岁的时候

父亲是父亲也是哥哥

5年后是一堆白炭

今天白雪皑皑

裹在大衣里的我显得瘦

1984的时候我还不懂男人的眼泪

妈妈也瘦了

全家福里奶奶的颧骨有一些突出

1990我向父亲要一把玩具剑

2008父亲在爷爷坟前

后来我用同样的姿势

我和父亲都没有了父亲

我想要胖一些

妈妈不会心疼

2009一个月会梦见父亲2次

叶章节

莲花庄

如湖州的手掌，托住希望

少年的希望，从第一次游园开始

花鸟鱼虫的话语与少年相通

他爱这片花园，莲花盛开，芳馨满园

围墙的脚步声越来越依稀

湖水越来越清澈，鱼儿越来越多

少年爱他，如故乡的小溪，梦想如船

越来越多游客也如少年，如故乡

一夜如风，吹来一张门票

迫使少年无缘归去，与故乡隔绝

断底的布鞋无法较量墙头的玻璃

粗大布衣染得血红，如黑云中的朝阳

在墙头，忍痛远远观去

莲花庄在，莲花不开

张会勤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我一言一行皆循规蹈矩

我举手投足皆工整有序

我看见那个隐入人群的我

我看见那个飘在萧瑟风里的我

就这么沉默下去

一直留在这里

等待末日的审判

再不会有人来苛责你

被苛责的只是你的血肉

那些被鞭子抽打过的地方

已经无迹可寻

就这样，从此

沉沦

白  度

投名状

一个人，十个人，

三十个人，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攻上去

撞城门，爬梯子，乱箭扫射

一些人从梯子上滚下来，摔成粉碎

一些人被丢下的石头砸伤，还不断地前进

有一个将领站在遥远的地方指挥

前进！前进！快，都给我冲上去

卖命的卒子，死于城墙之下

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自己人错杀

杀，变的已经不再可怕

江山稳，必须狠。才可以掠取了臣民的心

心未死，江山亡国

做一个亡国的英雄吧！在遍地尸骸的城池里

寻找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起在破庙里歃血为盟，结拜兄弟

挺身而出东山再起

榛  莽

滴水记

贡院墙根街左拐。路的尽头叫做关帝庙。

芙蓉街左右铺开

又回来。鱼肉丸子的芙蓉街

臭豆腐的芙蓉街，垂柳

在街口横成一排。

当一滴雪融水隐藏了锉金之力，

屋檐浮在清代，

而木鱼石带着昌乐的地质记忆说道：

请把我吃下。请把我的回声吃下。

发传单的芙蓉街。蒲松龄端着茶杯的

芙蓉街。成群结队的小狐狸

在排列整齐的瓦砾间练习变身术，

芙蓉街的变身术，

雪融水的变身术。

我在小酒馆的二楼，与董芸对坐。

不如《齐音》与《广齐音》对坐。

窗外弥漫着妖气。文庙之门紧锁。

屋檐上的摄像头对着我微笑。

谢谢，请给我一滴雪融水，给我一柄利刃。

只是回声在说。

西  洲

等一封信

等信的人在傍晚买了一条鱼

那鱼头小，肚子大

满腹都是未知的心事

西天的边上，有几朵黑色的云

不，没有闪电。这里一年四季都没有闪电

等信的人拎着那尾鱼

直立的鱼在空气中甩着尾巴，

有一点晕头转向

不知要去到哪里。那个人说

去庖厨，我非君子啊。

窗外暴雨如注。这夏天的末尾

等信的人操刀剖鱼

它的肚子里有恰好有一封书简

写信的人说，松林里起风了

落叶萧萧，泉涸而露出这条鱼

毕  亮

翅  膀

一切翅膀都朝着风追去

从花蕊深处跳跃的

桥梁。横在风与风之间

更大的阶梯沿着河流的边际

在土地和原野之上

就在刚刚，正有一双翅膀

跨越成千上万的屋顶

带不走屋檐下晾晒的玉米

带不走墙角成堆的碎瓦片

门是开的。街道的交织

都通向哪里，是为一双翅膀吗

向着南方，向着呼喊的夜

光线的微弱，刚好只够

振着的翅膀蹚过花木和草地

海  妖

我要在天亮前拐个孩子

我要在路灯下举手

高歌

这世界混乱

要趁天亮抵达

拐个孩子

种下

收割心事

再买瓶红酒

作为庆祝的

理由

教会他姓氏

母亲愚蠢

历史和盐

有同样糟糕的味道

我要带他

一路向海

闻着迎面的灵魂

找到对的人

李小灯

在情欲和理智的控制范围之内

一个女人，匆匆的

开水房和公共厕所

她用手撕开，安安静静

如犬科动物浑身的血管

黄白相间，如脑物质

紧闭，附上封条

没有日期和蚂蟥

她的床头应该

浓密一些，谁的目击

中，她惘然若失

正是这些荒芜的时刻

比如停水、喘息和汗

寒  冰

归  还

母亲给了我们的我们无法偿还

生命，血液，和这具腐朽的尸体

我们接过父亲手中的剑宇

打制成一把镰刀或者斧子

我们收割，我们劈柴

我们让身体的血液流出

流向大地，流向母亲的身体

我们要把尸体归还给母亲

我们要把思想归还给父亲

我们剩下的只有一堆骷髅

我们抱紧骷髅让少女的血复活

我们重新踏上山冈流浪海上

我们和马群流浪，我们带上妻子

穿过草场，穿过世界遗忘的地方

是  非

高原以外

一支旧曲子戴着面具

从海洋游至内陆

一步一步的痛苦

终于撕开处女的禁地

抵达高原

疏于思考

田园已荒芜了大半

墨水无家可归

一个弯道

又一个弯道的地

记下日子的账单

文明的硬伤积重难返

秩序越发空白   疲倦

稀薄的氧气里

生活总会跳出来说那么一两句话

拒绝对女人动心该是多么艰难

明天   或者干脆今夜

在女人初次见人的乳头上找到寒冷

邂逅并继承一种语言

没日没夜的苦思之后

我已接近死亡一般的踉跄

缓慢又折寿的睡眠里

让自杀给孤独加冕

多么可怕的海洋

在梦里淹死我吧

一只旱鸭子的末路

或许注定了就在陆地的尽头

温暖的哀歌停停唱唱

母亲又开始唠叨

烧红高原的石头吧

让冰雪融化

拍下它未来的相片

赵思运

诗三首

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

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的年代里

谁有勇气

像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炫耀触目惊心的伤痕

当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身上的伤口花朵一样绽放

我们无形的双手

本能地捂紧了自己

广  播

70年代我很小

模模糊糊记得家里有个广播

黑色的硬片片

圆的

像现在的家用钟表一样大

有线的

现在我只记得

每到中午12点

就唱《东方红》

娘就说

该做饭了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我的家里很穷

兄弟姐妹也很多

我们都去小镇的公共澡堂洗澡

整个小镇只有一个澡堂

澡堂里黑乎乎的

找不到存放衣服的地方

通往水池的窄道黑暗而潮湿

把衣服放在那里既不卫生

也不安全

我们就把衣服脱在家里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那些骑士或者有钱的人家

有仆人一直跟着他们拿衣服

看管他们的贵重物品

我们只有在家里脱了衣服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我们这个小镇很小

拐两个街角

就会到达镇子边缘

在我们这里

我常常看到十几岁二十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坦然地赤身走过胡同走向澡堂

见到人时

他们就捂住前面

微微一笑

流露出久已失传的天真

娜  夜

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

——“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形了”

——“我也有了许多白发”

——“你的那些情人都比我强”

——“也不能这么说”

——“她们年轻   漂亮   还会使用自己的身体”

——“但你是好女人”

——“我也有过自己的秘密”

——“人的情感很复杂”

——“是的”

——“太复杂了”

——“我知道”

——“找个年龄偏大一点的吧”

——“有时候   我也这么想”

——“不早了   睡吧”

——“我知道”

回  答

并没发生什么——

快

与慢

在一张棕色的软椅里 社会学的

床单上

思想的

下一刻……

在诗与酒的舌尖上……中间的左右……肉体的这儿

与那儿

命运的但是 和然而

之前

——在 今生！

阿  毛

安慰一枚枯叶

我相信你没有睡着，

和我一样在山上天昏地旋。

雾气升到我的腰间又散去，

像我喜爱过的白绸裙。

遗忘的琴弦又回到耳边，

只为了让你记起那个字，

那个被风忽略的旋律。

我想安慰那枚枯叶：

安慰她，安慰她的黄褐斑和皱纹；

安慰她的委琐和莫名的伤痕；

安慰她，安慰她被雨拍打的老脸和小委屈；

安慰她嘶哑的嗓音和不再睁开的眼睛。

所以，你们为爱情幽会，

我为遗忘写诗。

私  情

不梳头，也不洗脸，

更不对镜贴花黄。

逼急了，就对着穿衣镜咬个唇印

说，这是爱过你的血，

曾经固执地盖过

几个私章。

白菜打卷，旧情倦怠；

这心情，适于艳阳下

藏起脚踝，它的羞怯，

和小心翼翼的青苔。

不让影子，经茶香绕过闺房。

要绣，就自个儿绣眉，绣唇，

不绣儿女情长。

然后看岁月：

牙龈出血，骨缝露风。

洪  烛

桃花扇

这把祖传的扇子

注定是属于秦淮河的。秦淮河畔的桃花

开得比别处要鲜艳一些

你咳在扇面上的血迹

是额外的一朵

风是没有骨头的，而你摇动的扇子

使风也有了骨头

这条河流的传说

注定与一个女人有关。扇子的正面与背面

分别是夜与昼、生与死、爱与恨

是此岸与彼岸。你的手却不得不

承担起这一切，于是夜色般低垂的长发

成了秦淮河的支流

水是没有骨头的，而你留下的影子

使水也有了骨头

你的扇子是风的骨头

你的影子是水的骨头，至于你的名字

是那一段历史的骨头

别人的花朵轻飘飘

你的花朵沉甸甸

西  娃

速  溶

花舍吧里，一块方糖

落进咖啡杯子里，溅起

一个画外音：“喜欢他就告诉他。”

拒绝速溶咖啡的人，患有

神经质。像碎去了挡风玻璃：

“喜欢他就抱住他？”

快和慢，在同一杯子里兼容

被喝咖啡的人，一并喝下

那个代词也随之进入胃里

喝下它们的人，从犹豫不决

速溶成：忧郁不绝

方文竹

加一点

加一点泥土   就有了一小朵花

在南门桥   加一辆婴儿车

汹涌的河水输给了春天的马

“在时代的加速度里

你就像   一根不规则的钉子”

加一点果林就是秋天的悲伤

加一点黑暗   就有了一把小小灯盏

照亮了一张令人怀疑的脸

在遥远的星群间   加一点光辉

那就是我的迷惘

加一点交通规则   就是车祸

就这样吧

对于这个世界   我是加上去的

还是那条路

快跑

刘  频

把钟声赶回一口铜钟

必须以铜的速度，追回

从一口古钟里悄悄逃逸的钟声

不让它们冲垮阡陌，石桥，小河，炊烟

和我书册上铺开的那卷红木质地的黄昏

必须把那些迷路的钟声一一找回来

不让它们像失散的羊群在荒地上流浪，过夜

没有铜的养育，钟声会饿死

要把它们引领回家，不让钟声

在与狼共舞的人或与人共舞的狼的蛊惑里失踪

一波波钟声，继续在烦热的空气中消失

贮藏在一口古钟里的钟声愈来愈少

必须把钟声赶回铜，赶回那精美高贵的工艺

就像把滚烫的血，逼回内心

在喧噪的风里

必须让一口铜钟经得起外力的一次次撞击

在一次次撞击中

依然保持铜的缄默和自尊

阿  翔

拟诗记，从“情书”开始反对诗

还没到初冬，便盼望一个不安稳的飞行，翅膀决定了形式

密枝决定了藤蔓

这个季节最没有想象，那就从情书开始

缩短时间，缩短肿胀的肚子

也难怪，它是一开始就反对陈列的诗，不是沉默

而是抑制着。

我没有记住植物饲养员的脸庞

这就预示着不会在旅馆过着另一种生活。

这并非传奇。

简单地说，就是盘旋了一整个下午，对于周围的那些客人

掩饰彼此虚构的身份，能为那些愉悦的话

丧失了情书的书写。最深的情感

意味着金蝉不脱壳，至于蝴蝶，我难以想象会适应

冰冷的咖啡馆

还在原地打转。

我进入不了他们的窃窃私语，如果不是因为

对手势的判断，我会对从未发生的事情

感到无地自容。

对诗毫无意义。最隐秘的情书带有深刻体验

在这里，我重复了我的原话，“在流水之中我曾与你浮沉

被闪电击亮，你令我有点儿发热。”

其他的一切

和心脏渐趋一致，不亚于审美中的孤独。

沉默得太久，就像我最挂念的，常常不在身边

诸多盲目的顺服令我不安

对于太多的诗我有无穷的忍耐。

海  湄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当我置身你的空山，天上的星星就挂在头顶

空山只剩下风，风吹的远且缠绵

每次抬头都会产生恍惚

把书翻到九月

没有挂果的树就要这么去了

夜半哀悼，偷着心痛，偷着安详，一切似乎还在等待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寒鸦聒噪

大幕的紫红色正在消退，你退到幕后

足尖踩在雪花上，吱嘎吱嘎的声音来自荞麦皮或薰衣草

睡吧，父亲去了天国

他的女儿在深夜抵着床头向上

仰到极限，是九层白花花的瓷砖边缘

童年的歌有些感伤

我不想悬挂了

黑瓦下的冰柱摇晃了几次

昏暗的乡村灯火，总让我担心它会失去下一个秋天

桃  花

桃花要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她从小到大蜕变三次

第一次弯腰

第二次挺起小乳房

第三次凸，像小船泊进了

桃花坞

徐俊国

诗二首

小学生守则

从热爱大地一直热爱到一只不起眼的小蝌蚪

见了耕牛要敬礼   不鄙视下岗蜜蜂

要给捕食的蚂蚁让路   兔子休息时别喧嚣

要勤快   及时给小草喝水   理发

用雪和月光洗净双眼才能看丹顶鹤跳舞

天亮前给公鸡医好嗓子

厚葬益虫   多领养动物孤儿

通知蝴蝶把“朴素即美”抄写一百遍

劝说梅花鹿把头上的骨骼移回体内

鼓励萤火虫   灯油不多更要挺住

乐善好施   关心卑微生灵

擦掉风雨雷电   珍惜花蕾和来之不易的幸福

让眼泪砸痛麻木   让祈祷穿透噩梦

让猫和老鼠结亲   和平共处

让啄木鸟惩治腐败的力量和信心更加锐利

玫瑰要去刺   罂粟花要标上骷髅头

乌鸦的喉咙   大灰狼的牙齿和蛇的毒芯都要上锁

提防狐狸私刻公章   发现黄鼠狼及时报告

形式太多   刮掉地衣   阴影太闷   点笔阳光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尤其要学会不残忍   不无知

叩  谢

不能不叩谢你的清澈与光明

它足以改变我浑浑噩噩的一生

你流过来   我就清澈

你照过来   我就光明

然而   时光含雪

我们终将变老   苍茫   百病缠身

但只要能忆起你的芳容   我就知足

并认为自己年轻   健康   幸福

不沮丧   不落寞   不悲叹人生

倘若有一天你双目浑浊   内心灰暗

我必长跪床前

以不眠的泪水还你清澈

以血里的灯盏还你光明

李文强

午后，我在界河旁边散步

阿勒泰，乌鲁木齐。吉木乃，俄罗斯

还有站在乌勒昆乌拉斯图河边的我

我们相互打量各自的距离

此刻我正散步在这条界河边

脚下的小镇离哈萨克斯坦国土只有几步距离

离前苏联一个叫斋桑的小城

也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也许我会想起邻国的诗人叶赛宁

想起那里的奶牛场和农庄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正在这里愉快地生活着

春天的阳光照着我，也照着界河对面的土地

风从对岸吹来

我正在踩着缓慢融化的雪，慢步前行

你们并未留意，我已更加贴近自己的想念

它们撞碎国界、乡村和工业发达的城市

一直向东，向南……

三色堇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漫长而热烈

它粗壮的身躯，扬尘的烟痕

让孤单的旅人在暗夜的路上悄悄起身

它的车辙一定暗藏玄机

它承载的主题

让你无法选择，无法揣摩，无法聆听甚至无法命名

它疾驰的风声拍打着秋天的肩胛

无数次在耳边隐隐驶过

马车装满了隐居的意向，山峰的色泽，装满了

在黑暗中没有情节的书信

嗒嗒的蹄声碾过秦岭涉水而至的

不可躲避的宿命

好像从另一个尘世踏溪归来

人生的风景从千里之外挥动着长鞭

俯冲而来的苍茫，让一场雨轻轻撒向麦田

青春不再平淡

暮色中，四周的风吹草动

让驾车人在余晖里鸟儿一样探出云层

在另一个世界里无所顾忌地穿越

李  荣

麋  鹿

也许是一个诺言，也许只是一个谎言

和陷阱。当一头爱上狐狸的麋鹿

面对英格兰乌邦寺庄园丰盛的水草

心里却思念着千里之外的远方

那么多叶子为它先绿后黄

甚至为它憔悴、飘零

却敌不住一个传说的诱惑

它坚定地相信

一千年或者更久，那只痴情的狐狸

从没有离开过爱人出没的山冈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朦胧的月光下，我仍然看清了

一只狐狸忧伤而美丽的面庞

以及披在它身上的火红袈裟

一刀啸风

一个俗人的小算盘

我们单位有

《南方周末》《杂文报》

但有时我就不看

为的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

我知道

这是一种逃避

但那些事情

我知道又如何

徒然地

愤怒、慨叹、诅咒一番

破坏一个俗人

对美好事物的感受

于人于己

都无益处

还不如站在冬日的暖阳下

和几位同事说会儿话

间或开心地笑一声

松弛一下被生活压痛的神经

凹  凸

我们约在稻芒上做一场爱

我多想和你说起，稻芒上

那落日之美

高远的天空，一群麻雀在赤裸的枝头啄食余光

月光里，找不到落脚之处

我多想向你说起，夜空中

那遥远的微小的星星

它是我全部的夜晚，这小小的灯

它放弃羞涩，放弃我远方的念头

放弃我月光下瞬间的惶恐

我干脆这样说吧，在异乡的无数个夜晚

我多么怀想着，我们在草与稻之间

看着压弯的夜晚，瞬间裸露

将人世间最敏感的爱，隐藏在肉体深处

如果愿意

——风里雨里，我们在稻芒上

不发出一丝声音

雪  马

减法运算

我的一生

不得不在做减法运算

首先减掉幼稚、天真

然后减掉童心

再减掉无知、减掉愤怒

减掉狂妄、减掉疼痛

减掉快乐、悲伤

减掉身体内的寂寞

减掉脑袋里的幻想

减掉思维和细胞活动

减掉亲人和仇人

减到地下继续减

首先减掉光明和喧闹

再减皮减肉

减掉一身壳

减到白蚁对白骨

周鸿杰

诗二首

纸  马

我在纸上写下：马

它站立不动

我写下：河流，天空

它眨了一下眼睛

我又写下：草原，风

它突然狂奔不止

我最后写下：夕阳

暮色浸透纸背

马匹没了踪影

月光把树林照得雪亮

面  具

树与树之间，是不同的

哪怕槐树与槐树，也是不同的

端坐在一棵红槐树下

你仍戴着那张面具

熟悉的，让人不忍将它揭开

生怕我们变得陌生

面具戴久了，也会渐成

一张最亲切的脸

周瑟瑟

性本爱丘山

这一生我爱过很多东西

小时候爱拖拉机

它的样子像父亲亢奋的样子

我第一次坐上拖拉机时

我也亢奋得像只公鸡

后来我爱呼呼飞跑的单车

骑上单车，尤其是后座上的女孩

她淹死后好多年

我还感觉到她的鬼魂

跟着少年的单车疯跑

现在我爱丘山

爱与丘山说话

说我内心的拖拉机

说我胯下的单车

它们笨重如废弃多年的丘山

有风的夜晚

我抱着黑沉沉的丘山散步

犹如抱着庄学

陶渊明生锈了

他趴在南山

也已废弃多年

叶匡政

诗二首

塑  像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

它要打开

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

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

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

在我耳边

我站在木凳上，黑暗中，打开电筒

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

这只焦黑的电闸

它静默，从容

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

像我那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

生  活

整个白天，她都在拒绝自己

洁白的厨房，她摊开鸡翅

绿色的菜心。整个白天

她一边弄脏，一边清洗

显得毫不在意

到了晚上，她停下来

黑暗泄露出陡峭的内心

整个夜晚，她的双手又空又冷

整个夜晚，她把软弱的枕头

翻个不停

徐南鹏

诗二首

雨  后

一阵急雨，就是初夏的命

沾了些许微尘的心

得到清洗，得到些许安宁

我可以重来一次

从泥里再次起身，向枝上的花朵

攀爬，沿着湿漉漉的茎

我一直都是这个季节的痛

是这朵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石头记

桃花灭

不惊，不乍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像石头安静于大地的辽远

我们彼此信任

构成世界

最初的

景象

张小云

和南寺前的马尾松

和南寺前有一排马尾松

一株株又一株株全被风吹斜了身体

这一排马尾松都没有树梢

他们的枝叶凌乱稀少。很明显

马尾松的头和脸被台风扇打过数千次

他们手脚被台风砍断了数万回

在她们的面前

有一个看不到边的太平洋

在她们的背后

有一尊高大无比的菩萨

老  巢

梦见死于地震的玉树人对我说

——不要流泪诗人！

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生命真相

生与死，就像昼夜的循环

你看我们肉体赤裸着在火焰中消灭

你恐惧而我们的灵魂已升天

哭声四起的春天让天堂更渺茫

——不要恐惧诗人！

这一次的死突如其来我们因贫穷

而虚弱的家园不堪一击

但所有的生就是迎接死的到来

你愤怒是因为黄浦江烟火里哀悼日

半降的国旗像一句诗被涂改

——不要愤怒诗人！

这不是你的时代你阻挡不了历史

车轮碾碎祖国母亲的心

领袖和英雄都需要多难的舞台

寻欢作乐符合人的本性也是你应该

做的。怒火只能用于自焚

——不要怕死诗人！

每一天都是末日，也是生日

——继续写诗吧诗人！

写武器和坟墓，埋葬你想埋葬的

写鲜花和粮食，爱你爱着的

写玉树，让我们在你的诗歌里活着

刘  春

卡夫卡

还有什么不能被展览？还有什么

不会被吃掉？我在笼子里撕我的身体

围观者在笼外啃他们的良心

我的胃在冒火，而他们比我更饥饿

这是命，时代的肺结核

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国。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讨论的了，结果早已被商定

广场上，乡村医生对人群举起了针筒

我曾用十年的光阴构造一个国度

它的肮脏与黑暗、它的光明与向往

它许诺过自由，而现在它在咳嗽——

开往纽约的列车停下了引擎

如果留下，我可以做一个称职的保险公司办事员

（但做不了合格的儿子与兄长）；如果

要成为一个“人”，那么只有先变成甲虫

在被遗弃之前，自己流放自己

而我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药剂，是一场审判

秋风中舞动的心，需要一个解释

人变成甲虫算得了什么？

甲虫变成人，这世界才会睁大它的眼球！

“烧掉这些不合时宜的纸张吧，

更不要为它们添上结尾。”这是

倦怠者对现实的否决，是普通公民的尝试——

他是否有资格支配自己的一生？

刘洁岷

牌  局

这个下午的四个男人

在我们老家丘陵的一处坡地

阳台上，坐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抽着白沙牌香烟，绿茶

由女主人泡好一遍遍地续上

坐在东边的是外贸局副局长

那个局已经解散他也退下来了

坐在南边的曾在一家著名酒厂

因收购发霉粮食而引咎辞职

西边的和北边的大同小异

东边的那个人肺癌已经上身

南边的那个人目前倒是病况不明

西边的那个是附近小镇的镇长其实

得的也是肺癌已经死了，北边的

脑萎缩脑腔积水越来越多不可逆转

北边的那位年纪看起来稍长

是另外几个打牌人的班主任曾带领

他们全国免费串联天安门合影，现在

他摸到了他大和需要的一张八筒

其他的三个人对此一无所知

刘大程

诗二首

收垃圾的

那个收垃圾的像个侠客

把破三轮搁在路边

坐在树荫里歪着草帽打盹

对面超级广场正进行火爆的促销表演

他不为所动

其实他并非不为所动

一切为时尚早

他在等待

收场

稚  妓

现在，她们就站在我面前

整个上身，仅用一块布缠住两个桐子般的小乳房

枯黄的头发蜡黄的脸

让我怀疑她们的健康

我注意到，她们金黄的戒指

和耳环，看起来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裸露的肩胛骨那么小，那么瘦

一捏即碎

在一个站，她们下车了

像两个小老太太，连步子都走不稳

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们刮跑

潇  潇

半壁山河

命中带足六点水的潇潇

在汉语词典的某一页

水深而清，风平浪静

而唐朝积满泪水的落木

飘在我名字的河床上全都绿了

我丰腴起来的肢体

面对时间的皇帝，有些羞愧

被光阴流淌成一颗珍珠中的江湖

在江湖的反光中

你背靠亲密的山峰

把半颗心投下

让我的水域一涨再涨

带水的世界都向你倾斜

水涨船高

你又把江山在我的腰部

一分为二

你拥有了我

就得到了半壁山河

不信，你伸出左手

芳草连天，江水滚滚而来

你的掌心紧握着我

剑走偏锋，心事过重

幸与不幸仅一线之差

最爱的人易在自己内心遇难

见与不见，都暗流涌动

你灵魂的半壁山河依然是我

赵卫峰（白族）

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火车何曾尊重过耳朵？这家伙，大声武气，叫嚣

来势蛮横，何曾有人告它扰民？就是这种东西

不讲理，总迟到，却牢牢把握主动权，让人等

不等也得等

儿童最爱在春节表面笑，棉袄中露脸

随地倾吐果皮和方言。细致的不安在暗中分配

在站台无序翻转，让人止不住观望：

最安静的灯光来自什么方向？

月光和路灯，两种白影很快就亲密了

只是火车总在路上，铁轨如线索拉长想象的远

只是沿途的杂草和作废的纸类还被夜风亵玩

每一次变换体位，都暗示一种不落实的颓废感

过境的风漫游规定的绿化带，疑惑的湿气

沿票贩、罪犯、梦游者和负心人摸索

你观花，它身子连同开放的方向被水泥要求

就像你和你的梦境，已被这老成的城市规定

火车的玩法也属规定动作。昂扬。奋进。以蛇步

插入，它滑动。摩擦。骤停。它让人被动地来

和离开，和确认：“如不是在路上，

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钱  磊

钟表匠手札

1

有些旋转不可抗拒

你缓慢地打开一本书，有关时间的描述

总会停顿下来，握着你的手

说出：“我们彼此依赖却又相互诋毁”

欲言又止的是，我擦亮你的指甲

绣上小小的花蕾，隐藏在皮肤之下的神经

被一点点地添加色彩，我幻想时针脱落

或是长满尖锐的锈迹。而你与矿物质相悖

忌讳锡有白色的外表，但无透明的心脏

你把它焊接在身体里时，就接触了人间的

快和慢，长与短，甚至如呼吸一样轻微疼痛

都会尾随一生

2

当我看到你点燃火，在一块钟表上刻着文字

就想起曾经自己躺在风里，如一个钟表匠焊接

某个年龄阶段的理想，包含色情的画册

让我嫉妒落花。我以为你会浮想

迷上它们亲密接触孕产的烟雾。

你跟着别人的步伐，爱上一组辩证的词语

那些短暂的清晨，我们携手找回

重叠在落叶上的影子。经过一条河流

我们都会小叙探究，谁最早涉足了这虚无的陷阱？

你告诉我是分针忘记自己的长度

一生向前追赶而忘了两次相同的经历

3

依据经验，退后一步我们就避开了深渊

却每一秒都要面临谎言，或者与微小的事物计较

你喜欢聆听他们繁衍的噪声，就像无数的轴承

转动自己脸庞发出的噪声。我们再次放大时空

走进一座空房子，企图埋葬身后的余音

有些坏掉的部件，如一个结痂

不合时宜的揭露肉体常用的句式。我放弃表达

放弃热爱，放弃即将暴动的唾沫，就是为了

后退一步，离开你的笼罩

4

你不再怀疑外圆的大小，当我们在夜晚安静下来

写着各自钟表的轨迹时，推开窗户，我看到

稀疏的树影竟容纳了许多的形状：

快的没有踪影，比如秒针，比如戛然而止的争吵

慢的满怀忐忑之心，比如你将时针、分针、秒针重合

又分别对它们授予威严，却又呵斥对方绕开了预留的螺孔。

一位旁观者说：“技艺如此低劣，

必将导致旅程越来越窄”

路过焊接之点，我们相互谈论

是谁在掐指之间，撕掉其中引领方向的一页

你说无需过度悲伤，

时间在我修理钟表之前早已死亡。

李成恩

瓷中人

她在瓷中睡觉，午后发出一阵阵小鼾声

她在瓷中修炼成精，那种阴凉里深得

阴柔之美的精灵，深得客厅的静逸之美的精灵

半边脸在瓷中，另一边脸在唐宋的旧光阴中

度过了瓷的好时光。我睡醒后要在瓷的清水里

照一照，梦的滋养与梦的痕迹，我掬起一捧清水

看前世的我，原来是清秀的一个男子，他盗用

我的脸在洗脸，他盗用我的眼睛噙满泪水

阴凉之道原来是前世之道，瓷中人原来是梦中人

他来过，与我交手，我一剑封喉，他哇的一声吐出

前世的秘密，在下午的时光中我看见小小的骨头

阴柔的骨头，光滑而透着冰凉的血色

瓷中人抬起头，突然叫我姐姐，我一惊

按时光的法则我应是妹妹或比妹妹更小的

时光的产物，好吧那我就扮演一回姐姐

我扶起他柔弱无骨的脖子，我看了看他的伤口

一朵菊花补在那里，一朵时光之菊

我能洗尽的只是他的泪，我能擦亮的只是他

前世的眼睛，他以瓷为肉身，他以瓷为灵魂

我都尊重他的回身之术，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要借我的面孔，借我的气息，在客厅里坐一坐

只要光阴转暗，客厅的墙上时针指向五点

他就从瓷中跳出来，模仿我的表情与动作

在我常坐的太师椅上落座，好像我不存在了

好像我就是他本人，好像我就是瓷中人

其实我还是我，我不能回到唐宋虚无的时光中

我在梦中所借出的面孔，所借出的气息，也只是

恍若一梦，脸上的鸟儿在清水里四散而飞

脖子上的菊花也只是时光的一道撞伤，洗一洗就淡了

魔头贝贝

不二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星辰是头脑

静静的内战。月光是一颗眼珠在流血。

鸟的沉默。像明天的审判。

像绞刑架上的此刻：过去还没过去。

飞蛾在撞击灯泡。带着

明亮的盲目和无望的缺乏。

有时候一阵风吹来

剥洋葱剥到最后的潸然。一阵及时雨。

一次发酒疯：青春。

像捏扁的空易拉罐上消失的手，我的

往昔掐向我的脖颈。

像用剁排骨来抒情，这尘世的肉案

像用刀来抚摸。

从醉醺醺的、服帖帖的、蜗牛的

野兔的日子的

牙缝有时候我哈哈大笑。像摔碎酒瓶。

2

油里的厌倦。被母亲改造成凉爽、温暖。

世界是

尚未堕落的果实。对童话而言。

三十八岁的杂乱。像婴儿睁开眼。

像写完的诗，不满，反复

修正，那早已排出肛门的可能。

放大镜发现了徒劳。像神交后

更软、更小。

依然如故：一个人，关系到一群人。

充满对抗：金钱的

暴力，使我们如醉如痴。那挽着

我们的胳膊，连接着森然的牙齿……

她像没认出我似地

又做了我妻子。恩爱，吃喝，吵闹

——像白昼

点起的蜡烛，证明身外始终无心的夜晚。

3

栅栏用隔开联系挥手。

一支挽歌，缭绕

在没有写出的文字里。在体内的窗外。

白得像往雪

的伤口撒盐，下课的儿童。

矗立着：一座

不能公示的纪念碑：夹在两腿间。

从前一只风筝飘着。悠悠着。突然

断了线。

像一边倒空一边

塞满的垃圾桶，离别和重逢

的码头。轻舔生硬的

堤坝，细浪微颤。像从来未曾流逝过。

纳兰容若

诗二首

纸梯子

十字架的骨骼，撑起我沉重的肉身。

我收复星河。

岛屿。

用墨水刺探另一世界的隐秘。

像溪水

穿过鸟鸣的针眼。

缝合闪电、

制造的裂痕。

莲花座

你有一颗爱众人的心。

我就在你爱的众生之中，但我会从众人之中高出来，

成为塔尖。

或者卑微下去，成为蚂蚁。

拿月光的熨帖，烫平你受伤的心。

去承受吧，

像瘦弱的秸秆承受沉甸甸的麦穗

像良田承受细雨。

田  暖

地图上的家

哦，原来她藏在这儿

原来她一直藏在这儿呢

在一张无限放大，再无限放大的世界卫星地图上

相对于啼晓东方的神鸡，她就是

她胃嗉上的一粒秕谷，甚至比谷粒还小

相对于山东大地，她就是

山后的一枚栗枣，山前的一朵野花、一只鸭梨

相对于临沂城，她就是

丘陵，桑烟，黄土，县镇，街道和门牌号码

相对于马田公路，马田公路再向深处

直伸到无名末端，就伸进了她的眼窝

就成了生养我的那颗泪痣

终于呵，在惊喜的泪斑里看到她了

在比例尺放大到最大刻度的时候

穿过形同沟壑的龙王河

满眼的桃花，杏花，被葱郁的绿羽绒叠起了

倘若展开她折叠的翼

她的羽毛上真的悬系着一只只鸽子笼

她簌簌扑翅的天空，足足有三条横街，四条纵道

像一张网，交织成一盘棋

移挪棋子的博弈人，娃娃们种星星，大爷们博园林

当校长的二叔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老少爷们，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大姨，大娘们莫再哭穷了。真的

1980年村后大山上书写的“愚公移山”，真的

让一双双血汗模糊的手给擦平了

再远处的霸王弓，民风猎猎

而箭在弓上，惊弓之鸟的人们

在弓上，弓着腰，绷着汗雕水渍的额

在我眼前，虚晃的如同一群影像

这时，村头倚着李子树的，久别的老父亲

突然唤我：暖儿——暖儿——

一些泪，突然就涌的七川八流的

涌的断肠人七零八落的，再也说不清是谁的

伊  甸

看  夜

看他黝黑的皮肤，看他光洁的额头

看他的衣服上缀着灯的纽扣

——看他闪闪烁烁的虚荣

看他的血液，看他的骨头

用第三只眼睛看他的秘密

——看他躲躲藏藏的欲望

看他伸向四面八方的手

抓住了怎样的风和雨，喜剧和悲剧

看他庇护什么，出卖什么

看他用黑暗涂抹一切的时候

他脸上堆积的轻蔑和狂妄

看他空虚的灵魂

在天地间无休无止地膨胀

看这个黑乎乎的气球升得多高，飘得多远

看气球爆炸的时候

那些碎片击中多少做梦的孩子！

谢  瑞

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

飘散的气又聚了回来

羔羊的呼吸渐渐粗重

它开始扑腾，喘息

刀子从脖子倒退着出来，血回到了腔子

最初的捆绑一圈圈散开

它挣扎着站起，倒着追赶手提刀子的人

像刚开始被追赶一样，它跑不过他

那人退出了羊圈，它退回到母亲身边

绝望的表情重又恢复了安详

它们站在一起，呼吸平静

回头，那人没有拿刀子

站在羊圈外

微笑着看它们将一堆青草

越吃越丰盛

张晓楠

青蛙的迷彩车展

青蛙，它们真的

把你当成迷彩吉普了

在硕大的荷叶上

你的造型，让岸边的鸟儿

唏嘘不已

所有的鱼虾们

都在台下，奔走相告

蝴蝶，煽情地

营造气氛

蜻蜓，驾着直升飞机

维持秩序

包括你的一次蛙叫

一次跳跃

都让它们大吃一惊

它们从未见过

有如此动听的喇叭

且没有轱辘

也能奔跑的神奇

甚至你跳进水里

逃跑了，它们还以为

水陆两栖的呢？

青蛙，你的一出闹剧

竟让千万棵芦苇

振臂高呼，一只只

傻乎乎的莲蓬

全笑歪了脖子

蓝  蓝

野葵花

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

砍下头颅。

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

回来。天色已近黄昏。

她的脸，随夕阳化为

金黄色的烟尘

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穿越谁？穿过荞麦花似的天边？

为忧伤所掩盖的旧事，我

替谁又死了一次？

不真实的野葵花。不真实的

歌声。

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

臧  棣

纪念维特根斯坦

人死后，鸟继续飞着。

我看着这幕情景。

情景消失后，鸟仍然飞着。

我将关心这样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是一只鸟。

以前他不是，但现在是。

以前，人死后，有很多选择，

但很少有人倾向于变成一只鸟。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交代——

以前，我是一只鸟，但现在

我是一个看鸟飞过头顶的人。

飞翔多么纯粹，像冰的自由落体。

我继续这样看下去，

正如维特根斯坦继续巧妙于

一只鸟的名字。空间多么美妙，

就仿佛空间也死过一回。

马永波

时间之流

词语是时间之流中的石头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车窗外

马上出现了河流，河床上

布满或大或小褐色和白色的石头

它们使水流缓慢下来，或者相反

让流水发出更大的声响

石头仿佛在对流水呼喊，“停下来！”

喊声被吸收在石头被流水蚀出的孔洞中

流水在继续，像一种传统

只不过变得散漫、分叉

但不久就重新汇集起来，宽阔而明净

于是有小船出现，有渔网支起来

有因为远而慢动作的人在讲话

列车在一个个方言的小站震动

它们是旅程中的石头

让我们暂时停下来看看风景

梁小斌

母  语

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

母语中出现土地  森林

和最简单的火

有些字令我感动

但我读不出声

我是一个见过两块大陆

和两种文字相互碰撞的诗人

为了找水

我曾经忘却了我留在沙滩上的

那些图案

母语河流中的扬子鳄

不会拖走它岸边的孩子

如今，我重新指向那些象形文字

我还在沙滩上画出水在潺潺流动

的模样

我不用到另一块大陆去寻找点滴

还有太阳

我是活在我们民族母语中的

一个象形文字

我活着

我写诗

王夫刚

暴动之诗

作为事件他们被写进了地方史。

愤怒的岁月里他们杀死地主，烧毁寺庙

占据山中的高处，掷出长矛

石块，和用尽霰弹的猎枪。

他们没有旗帜，没有纪律，没有

死亡的经历，出于偶然的杀戮也不是

他们渴望的生活。日暮时辰

有人像壮士一样在山峰上走来走去

有人望着落日，暗自沉默。

作为事件他们被写进了地方史。

作为战场，我家乡的石头至今镌刻着

无人领取的弹痕。许多年后

许多事情已经改变——像他们

获得意外的光荣但全然不知。

刘  川

拯救火车

火车像一只苞米

剥开铁皮

里面是一排排的座位

我想像搓掉饱满的苞米粒一样

把一排排座位上的人

从火车上脱离下来

剩下的火车

一节一节堆放在城郊

而我收获的那些人

多么零散地散落在

通往新城市的铁轨上

我该怎样把他们带回到田野

法  清

火车吼叫了一声

火车吼叫一声

十里之外

都能听见

火车吼叫了一声

火车这一声吼叫

它的响动

是和它那巨大的身躯相匹配的

火车那么粗壮，那么庞大

完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它的吼叫声

不可能像汽车的喇叭

那么尖细

它的吼叫声

就应该像大型海轮一样沉闷

能穿透十里大雾

它应该是一股强大的气流

吹动汽笛发出的粗壮如火车身躯的吼叫

而不是一股电流通过电子喇叭的声音

火车吼叫的原因

可能是马上要通过一个弯道

可能是马上要从车站开出

还可能是遇到了相向而开的另一列火车

也就是说，火车吼叫了一声

是绝对有原因的

比如火车这次吼叫

就极可能是司机心血来潮

想听一听火车的吼叫声

当然，也可能是

某个开火车的人

无意间掀动了喇叭的按钮

所以火车它就

没命地吼叫了一声

岩  鹰

两只乌鸦

一个雪地里的人

多像一只乌鸦

雪落进他缩着的脖子

空旷的雪地里

有两只乌鸦

两只乌鸦相互靠近

彼此用乌鸦的眼睛

打量对方

两只乌鸦擦身而过

彼此盯视着

乌鸦的背影

雪地里的两个陌生人

两只移动的笨重而大的乌鸦

何小竹(苗族)

买树记

在华阳赵姓人家

买了一棵树

这树买的时候正在开花

他说了这树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记住了

回来还告诉了母亲

也告诉了朋友中茂，这树

叫什么名字

可是，忽然有一天

我就想不起这树的名字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

问母亲和朋友

都说不记得了

老婆和我一起去买的树

但她也说，买回来的当天

就已经忘了

你知道的，她补充说

刚看过的电影

都记不住名字

何况一棵树

现在，这树就种在

我家屋顶的花园里

成了一棵无名树

周云蓬

没  有

一个安静的像没有一样的姑娘

坐在我的屋子里

她呼吸如夜晚的草木

她一生只说一句话：

我们结婚

她不买衣裳

不看新闻联播

像没有一样的纯粹

她而且

没有一个怨毒的母亲

不会因爱我而遭到诅咒

夜里

她像没有一样静静地躺在我旁边

她拥抱我

仿佛悲伤的人

触摸往事

她像没有一样给我唱歌

全人类都不说话也无法听到

她像没有一样无声地啜泣

仿佛用镊子一根根拔我的汗毛

但有那么一天

她像没有一样地死了

我觉得自己

像没有一样地绝望   多余   颓丧   虚无

失去了高度和长度

周围

密密麻麻的数字大声数数

剩下我一个

零

比没有还少

大  卫

正午的菖蒲

与一枝菖蒲对视，我爱极了她摇晃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仿佛整条河流

都是表妹

因为一阵风，或一只蜻蜓

这枝正午的菖蒲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仿佛要把自己连根拔起

仿佛要带着整条河流飞奔

苍茫中只有一枝正午的菖蒲

静立或摇晃都是她自己的样子

此刻，宜静寂，宜小曲，宜醉或不醉

一枝独自摇晃的菖蒲

大地捧出的一管麦克风

她就要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唱绿

她就要把河流唱成一条绿裙子

一枝独自摇晃的菖蒲，让我羞愧

日日于尘世厮混

我到底错过了多少心疼、多少美

韩宗宝

失败之书——给北岛

远离 祖国和春天 远离

庞大的中心 远离土地和机器

远离 你所至爱的人

在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

怀抱失败 怀抱你一生的孩子

像石头一样 沉潜下来

你清澈的眼睛 多么黑暗

我的内心多么软弱

我看到了 那些 微茫的光

我浮躁的心

逐渐地 慢了下来

像清水一样

人们庆祝胜利时

你正经历失败 现在这失败

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就如一枚

不朽的月亮 在那些没有声音的夜里

我把这有限的失败

看成我的 巨大的胜利

我不断地 抚摸它 亲吻它

我已经不再畏惧 冷遇和斜视

我宽恕了 我所蔑视的这个世界

宽恕了那些可怜的双面人

一个人孤傲的目光

有力地 越过了春天单薄的身子

绝不混同于 那些无知的 麻木的树木

一本失败之书 由过去的树木构成

它是清醒的 因为失败

仅仅因为失败 它完好地保存住了

那些 没有边界的时光

孙  磊

试一试风速

试一试风速。立刻，就有暗淡的人

屏住呼吸。我试图

搀住他身上的火光，搀住

忘却、孤单和垂暮。我知道

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坐电梯

升到他身体的顶层。透过玻璃

能看到他体内的大海。海水汹涌

推迟着眼泪、门匙和碳笔。

我知道我只能聆听，

阴影从不删节，而他的墨汁

是否能全部被我听见？事实上

他早已预订了座位，幕布

一拉开，他将就被吹散。

王小妮

他们说我藏有刀

如果我有刀

刃在哪，锋线在哪

它暗藏在心的杀机在哪儿。

我的窗口挂在树上

四周生满龙眼芒果和枇杷。

这个人已经退却

两手空空，正在变回草木。

如果还有青春年少

我要铸一对好剑

每天清晨蘸上暗红的棕油

在利器最顶端留住我的青光。

时光不再让金属近身。

锋刃之解决鸡毛蒜皮的事情。

朱  剑

磷  火

路经坟场

看见磷火闪烁

朋友说，这是

骨头在发光

是不是

每个人的骨头里

都有一盏

高贵的灯

许多人屈辱地

活了一辈子

死后，才把灯点亮

阿  毛

夏  娃

一根被随手卸下的肋骨，在昏暗处生锈，

被看一眼就流泪，

被抚摸一下，就发出嘎吱声响：

影子走过旧木地板，很快就坍塌。

但那根肋骨，和丢弃她的身体互称为爱人，

从创世界到、现在，和将来。

多么脆弱的爱人，通过性生活，

流汗，治愈感冒和孤独。

世界还是太无聊、太贫乏，

致使更多的人，生而为敌。

“妈妈，我不要婚姻。

橄榄花冠，也掩饰不住彼此的杀机。”

寒  烟

遗  产——给茨维塔耶娃

你省下的粮食还在发酵

这是我必须喝下的酒

你省下的灯油还在叹息

这是我必须熬过的夜

你整夜在星群间踱步

在那儿抽烟，咳嗽

难道你的痛苦还没有完成

还在转动那只非人的磨盘

你测量过的深渊我还在测量

你乌云的里程又在等待我的喘息

苦难，一笔继承不完的遗产

引我走向你——

看着你的照片，我哭了：

我与我的老年在镜中重逢

莫非你某个眼神的暗示

白发像一场火灾在我头上蔓延

许  军

中国书法（组诗选二）

书法：狂草

风卷残云。翻江倒海。飞沙走石

太平的天下

在浓墨里顷刻趋于大乱

隆隆滚过的是雷鸣、松涛、人民的呼号

神来之笔

令所有观者连连称奇

挥洒之间。千军万马被轻松逼退

手起，笔落

好险！三尺宣纸上已卷起千堆雪

书法：篆书

守真抱朴。入木三分

国虽破山河在。那背负书简

落荒而逃的会是哪一代君主？

刻骨的深仇，铭心的大恨

早被一把削竹如铁的钝刀

慢慢地遗忘和打消

蓦然回首：人生的败笔已经出现

放眼望去

三千里来路竟一片苍茫

黄  梵

中  年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

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汗  漫

祖  国

荷叶覆盖湖北

青稞摇动西藏

早春二月里徒步北上的少年

穿越大地，像一个动词穿越无数名词形容

穿越经史子集里的阴影、光

九百里添一件毛衣，三十里学一种方言

七里爱一个少女——

他在辽阔之中有福了

他的幸福也许凡俗

但鲜艳，让蜜蜂嫉妒

他一路住过的小旅馆就有了蜂箱般的热情蜜意

飞天们借助于反弹的琵琶凌空而动

——甘肃。四川。孩子们呼喊：

“大风大风，石榴吹红!”

孕妇缓慢走过大街

仿佛凸肚瓷器，暗含渐渐芬芳的花束

自唐宋仕女漫长水袖里一涌而出的西皮流水

潺潺浇灌夜色深沉紧拉慢唱的京胡故都

隐居于小巷里的书生

以羊毫毛笔为桨，划动砚台

渡过微波荡漾浩瀚万里的水墨宣纸

……茫茫，茫茫的阴历、安宁和忧郁

深入英语法语腹地的人们

直到暮年，仍然回望不尽纸剪的窗花门神

白发之上摇动着山西洪洞一棵伟大槐树的绿叶青枝

——树根，层层落叶上地图般的繁复脉络

微缩着每个汉人的掌纹、履历和前途

游子，浪子，梦里梦外总是端阳、龙舟和鼓舞——

“归还我童年时代的亲人和歌谣吧

西江月白，沁园春老……”

身体内部的祖国，疼痛，灼烫

——以皮肤作为最后的边疆?

而老年斑大约是边疆地区的积雨云团y

祖国——祖先的国度

因收藏一代代的白骨残剑而土厚天高春温秋肃

自己的大地，才会包容所有生灵幽灵的荣辱孤单

一个穷人腰酸腿疼地走过蛐蛐鸣叫的田野

夜色使他破麻袋里的土豆，与黄金暂时没有区别

他蓦然感觉擦身而过的鸟群、人

都像是多年不曾走访的旧亲戚

他有爱，他的爱也许卑微，但深沉

“家门前的灯笼和人怎么那样红、亮啊!”

他的泪眼辨认不清那是亡母、老婆还是女儿了

他拥有一切，当爱存在……

路  也

身体版图

我的身体地形复杂，幽深、起起伏伏

是一块小而丰腴的版图

总是等着被占领、沦为殖民地

它的国界线是我的衣裳

首都是心脏

欲望终止于一条裂谷

我把它横陈、折叠、翻转、弯曲缠绕

它属水质，可随物赋形

潮润的皮肤如滩涂，带着熟了的芒果的芳香

汗水在脊背的礁石上开花

隐秘的国门打开来又合上

合上了又打开

在你的面前

根据相关条约

我的金矿煤矿油田，有色金属和天然气

统统交给你来开采

你还可以在这版图上修铁路建港口

盖上一座教堂

你对我的侵略就是和平

你对我的掠夺就是给予

你对我的破坏就是建设

疼痛就是快乐

粗暴就是温柔

雷电交加是为了五谷丰登

但大多数没有你的时候

这版图空着，荒着，国将不国

千万里旱情严重到

要引发灾害或爆发革命

其质地成了干麦秸，失了韧性和弹性

脆到要从中间“咔嚓”，一折两半

2003．3．26．舜耕路

耿  立

诗二首

农舍旁的麦垛

如金黄的燃烧，从百年前一直烧着

在梵高的画布上，在梵高的颜料里

在梵高的血管

那是农人把麦子堆错了地方

农人把麦子堆到了画布上

堆到荷兰奥杜罗库拉姆勒美术馆的墙上

《圣经》有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知道，那是落在土里的麦子，他们的死

是一种滋生

落在梵高画布上的麦子也是一种滋生

有梵高签名的麦子不是麦子

这些麦子不死

能做成面包的麦子

在我的母亲手里一粒粒用水洗然后磨面的麦子不死

耕作的农人和一样沉默的牛

良善坚韧的有着土一样颜色的麦子

那是梵高头发燃烧一样的颜色

她们刺痛我的眼睛

更兼刺痛我的心

她们燃烧在我的血液深处

梵高的麦堆旁竖着两架梯子

等我灵魂攀缘

麦堆也是两堆呢，互相瞩目，互相欣赏

相看两不厌的岂止麦堆

我们和梵高呢

那麦堆激动地扭啊扭

一直扭到诗行扭到黄昏

星月夜

Starry starry night，是文森特·梵高调色板上滑落的么？

不，不。是在梵高之前就存在的

是在梵高之后还存在的

那是我的旋转

我的星空，我的星，我的月

都拒绝沉静

你来了，一切都旋转了

我的呼吸，急促的

我的血液，奔涌的

我的手臂，张开的，如星夜里的柏树

她要抱，要抱那夜，那月

那需要安慰的灵魂

Starry starry night，是文森特·梵高调色板上滑落的么？

不，不。是在梵高之前就存在的

是在梵高之后还存在的

那是你的旋转，

你的星空，你的星，你的月

那蓝，旋转的是你如水的眼眸

那黄，是你半瓣的旋转的纽扣

神秘的夜啊，如蓝墨水瓶养过无数蝌蚪一样

透明的瓶子

是

谁把瓶子倾斜了那无数的蓝和蝌蚪跑出了

她跑到你我的血液里

在喧哗中旋转，

只旋转给梵高——我们自己的御用画师

只转给他看

商泽军

马颊河故事（组诗）

青  菜

马颊河的岸边

又添了一座新坟

我问母亲，母亲说

那是你黑大叔的

哦，我想起了

黑大叔曾在新疆永红当兵

他说他每年都被评为模范

还立过三等功

他最骄傲的说辞是

中国最早发射的蘑菇云

和他有关

退伍回乡后

他承包了村里的果园

他逢人便讲

他种的果树长势最好

他家树上的果实又香又甜

他还夸自己家的果子鲜亮好看

但是

他自己从不舍得

吃那最好最香的一个

前年，他又建了蔬菜大棚

他又夸他棚里青菜长势很好

很好的青菜

他还是舍不得吃

在一个天还不亮的凌晨

他到集市上

去卖他鲜艳的青菜

他的喜悦像青菜一样鲜艳

这时，一辆汽车飞来

将他撞倒在地上

地上

还躺着他鲜艳的青菜

铁匠铺

在大索庄村的村口

有一个铁匠铺

铁匠的儿子和我同年入伍

我们坐了一夜没座位的火车

来到北京郊区的一座部队农场

新兵连连长问铁匠的儿子

——你有什么爱好

他说不知道

连长又问有什么特长

他还是说不知道

连长很有耐心的样子

给他解释特长是什么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他说：我会打铁

他又补充一句

——我老家山东章丘的

不会打铁吃球咧

连长没听懂他的土话

却笑得十分开心

若干年后我回乡探亲

遇见了铁匠的儿子

他在镇政府门口卖烧鸡

我说：不会打铁吃球咧

他说：吃烧鸡……

再写炊烟

再写炊烟

写我的家乡

写瓦房顶上

那捋不直的炊烟

我看它时

它让我温暖

也让我的鼻子发酸

它飘忽着

它看着我的童年

那个背着书包

穿着破棉袄的我

从大索庄小学放学回家

炊烟的源头是土炕

土炕连着灶台

那时

还年轻的母亲

用玉米秸秆烧火

火光

一闪一闪

熏烤着她的容颜

当我推开屋门

母亲不再加柴了

她赶紧拿起锅盖

一团热气迷蒙了双眼……

马颊河

一头黄牛拉着一张犁

在大索庄的村西

在马颊河的河滩里

犁地犁到正午的时候

老黄牛有些渴了

它伸着脖子

叫了两声

望着河床的方向

又叫了两声

这是多年前的一个深秋

新翻的土地上

冒着泥土纯鲜的气息

不时会有田鼠跑出来

东张西望一下

又藏进沟壑

那头犁地的牛

听着马颊河的流水声

又叫了两声……

秦  瑟

红领巾

小学三年级时

不小心右腿骨折

到城里医院打了石膏

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

返校后发现

同学们脖子上几乎都系着一条红领巾

跑动起来一飘一飘

像一束燃烧的火苗

在清一色的解放绿和的卡蓝的衬托下

简直美丽极了

我忽然也想拥有一条

但我因辍学未被评上少先队员

没有资格佩戴

但我就是想有一条

我把想法偷偷告诉了母亲

母亲又偷偷告诉了女村干部荣光

荣光家有全村唯一一架缝纫机

荣光说这还不容易

赶明儿我给你轧一条

三天后

我终于也有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连我还没有上学的小妹妹

同时也有了一条

但我又羞于戴它

因为我还不是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是从五星红旗的一个角上剪下的

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

但我的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是村东头的“二浆缸”染红的

所以我的这条红领巾

始终没有系上我的脖子一次

后来

这条红领巾成了我的束腰带

有一次拔河时露了出来

被班里的女同学笑了好长时间

李雪晴

春  歌

不要去想

鸟儿们是否在

以生命歌唱

只请记住

草木都绿了

蓓蕾也绽出了爱和希望

拉住我的手

看新涨的河流

从一个远方

流向另一个远方

不要去想

一万年以后

这个世界和这轮太阳

只请记住

眼前的春天

我们的足迹和目光

唱起抒情的歌

渴望痛苦的落日

换一道晶亮的星光

我们生活着

不依靠宗教和信仰

一颗平静的心

两道真挚的目光

体味痛苦和欢欣

拥有爱和希望

（写于春分之夜，屋外雨声淅沥可闻。）

安  琪

轮回碑（长诗）

一 无腿寡妇【有狐臭的奔跑】

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

（你是说，曹雪芹和女娲在干非法勾当？）

石头的胎儿

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

自动主义写法被称为“老鼠睡袍”

（真正有力量的胡须曾受到总理嘉奖）

结构度明朗些 不依赖道德偏见

（你忘了金斯堡的裸体？）

疯狂同样会从鼻孔进入

人们把孵出星星的夜晚塞到肛门里

（我发现观众不止地球一人。）

性欲几乎可以形成战争发动器

神圣有些过火 粗俗的

后座考虑适当的弥补。

（为什么要让达利长出睾丸？）

混血儿误解了庞培古城的想象力

我不能像中世纪教堂复制在天花板上

年轻时那寡妇谈到过下流的花园

她教我一种怪异的方式

（保密。乐队可不会单纯地认为

每只音符都能长脚）

二 我生活在漳州【教条小说】

我生活在漳州。

直到成年我甚至不懂如何简单地犯罪。

我有一个稀奇古怪的老舅公。

他说，剪刀可不是用来修理地球和迷雾？

我像喜欢呼吸一样喜欢陈词滥调。

在我身上，长着两只可持续发展的抽屉。

它们总是处于白痴状态。

无穷无尽的白日梦浪费了我的气味和感觉。

以至我出去两次都不能找到地狱。我发火了！

我的拇指捆着一封自杀症患者的信。

它威胁我它可以报复我用强奸或嫉妒。

我们只好抽签决定胜负。

一些尸体堆积起来无法整容。

让我再闻闻？

我认识A和K。

A：一个天才诗人的价值。

我想，一阵肮脏的风也比一湖死水来得带劲。

伪善的歌功颂德阻止了众多优秀细胞。

所以我设计一把匕首。

所以我一走进棺材就毫不客气地把门锁上。

到处都是陷阱，陷阱几乎不存在。

这是欧阳江河的句式。

我肯定欠下黑夜什么：瞬息神？灵感虫？

我生活在漳州。

事实上，我已使漳州处在杀出漳州的位置。

三 杜撰一个黄昏【奠基体】

有声望的人不会犯傻

肉体恍惚像蚂蚁硬挤到空壳里

它们寻求快感（大概快了。）

忽略街头极端变态一个人

（我们再谈谈好吗？）

美国和中国，北约和联合国，最终还是

导弹和榴弹：它们的面貌大致相同。

普鲁斯特死了

遗产注明，时间是高质量的尸体

艺术如同恶棍，登载着现实主义者的谋杀方式

战争提着风的头骨

表演野兽伎俩。（有太多恐惧尖叫。）

我觉得自由正在发生某种霉变

（什么意思？是否心存异心？）

反映到诗歌就是舆论包围圈在缩水

捍卫者难以接受死亡细胞的完美储存

我深信我将忍不住变成一场噩梦

庞大的机器设备安排就绪

（一个不可思议的逻辑，甚至委派给狭隘。）

我看到白花花的血液

它们被抽出红色素，它们被枪毙。

墓碑像更具活力的蜻蜓

极为兴奋，用茉莉和水仙浇筑头脸

（鲁迅爷爷，你的花还捡得起来吗？）

所有废物熟悉不贞细节

（当然，窃贼们有无恶不作的视觉和嗅觉。）

我个人的尸体第一件事是摆在

报纸头条（有舆论监督。）

四 早就坏了【伦理】

有一天，我外婆突然发觉手腕有些不对劲。

它软塌塌的不相信面前的碗和筷。

在医院，外婆受到相当伤感的处置：

被注入安定药液以保证疼痛像个乖孩子。

外婆终于坏了。

她不断膨胀，膨胀……

除了左边器械。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知道一切伟大的想象都有一个烹煮过的嘴。

诲淫诲盗，会淫会盗。

抽搐的猫戴顶绿帽子，模仿逼真意象的侵犯。

一个微型卫星城市存在于厕所的背面。

它坚持超感觉浮雕风格。

坚持融会贯通的前巴别塔时代。

生活最荒谬之处就在于其不可避免的虚无。

外婆终于坏了。

她解决自己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膨胀，膨胀……

不断地让外公依附于她的踱步，踱步。

这是他们的白银价值。易于产生崩溃的肉食者。

乏味的堕落与原始图腾取得联系，被直觉踢到三公里远的郊外。

我们畅游过的水域如今有妖艳的仙女分享。

另一方面，子宫从来不忌讳明确无误的挤压。

它已成了纯粹的活动车间。

我们先安顿好官僚主义，声名狼藉的庆典。

然后为大文化背景招魂。

即使偏执狂也将感动于一袋垃圾的起舞。

犀牛们扭在一起，因为世界已到第三次大战。

展品：核武器，毒药，死亡加工厂……

五 荒唐一滴水【旧体诗词】

世界像硬币一样神秘

跳来跳去，冲服无理性药片

我怀疑它压根儿起不了鸡皮疙瘩

荒唐统统放到一个标题里

研究顺着模糊的微小的差别显示

真理是最具胶结状

毕加索一次又一次使人流血

牺牲作为最后晚餐的一盘端上

达·芬奇已无力建立导弹基地

于是向日葵割下耳朵，残忍地排列

士兵们学会把枪对准自己

管道浸泡过三具未成年儿童的尸体

据说他们欠下精神病患者2.5元钱

下雨的出租汽车

裸体妓女以此作为拦截奥秘

上面是巨大的勃起的蜗牛群 拖着黏稠的唾液。

（尾巴横扫千军万马。）完全鲨鱼的脑袋继续在上流社会混迹

不可忽视它们同样能说会道

运动仍需宣传呼吁

伦敦雾都，恐怖主义成为地道的无神论者

其中，白色蒙上黑色

几乎所有颜色都染上艾滋病。

六 精力用在哪里【童话】

菠菜和牛排坐在后座。

我带着它们远走他乡。

这是三月潜水衣磨烂的一个中午。

我中圈套般地感到振奋和疲倦。

我有权决定去世。

有权在乌七八糟的梦游里遇见24。

2代表中度粪便。

4代表逮捕令。

不洁的躯体做了一回巡回演出。

它很快就被几何分解。

这刺激我再一次描述一场拖泥带水的幽会。

屈原，屈原，长剑已被收买。

汨罗江像皮包骨头的婴儿伸出微弱的呼吸。

零度空间，整个夜晚我都与一只倾盆大雨相依为命。

月亮令人恼怒。

它妄图创造怪诞的信仰。

超恶魔鸡蛋尽管如此还是一遍遍为家庭暴力所孵养。

诅咒量体裁衣。

以便借给我昂扬的国际笔会会长头衔。

林语堂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性爱的具体情节不宜示众。

不宜像希特勒施展号召魔力。

我试图描绘的愤慨患了流感。

并且加宽农民和土地的裂缝。

语文课本被指控谋杀12亿人民的智力。

法学委员会辩解梦幻不是人该有的权利。

除了把嘴巴缝上，你还得做好如下工作：把大脑拿掉！

七 极其迷幻的信仰【卡夫卡文本】

秘密生活可以用复杂等级来解释

画中人的黄昏

挣扎的幽灵之地

我是尚未成熟的蟾蜍的洗澡

可以当鞋子，可以装进不同鬼魂

时光消磨了半疯的维吉尔

但丁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像佛罗伦萨、日本，或题名“陶器”的古中国

将极其迷幻的信仰结合起来

我曾透过裹尸布看到黎明枯瘦的低泣

坐在那里，像即将拐弯的保姆

把阿莫西林吞到堵塞的喉咙

这些精致的稀薄的海岸

中间那个柔软的头产生时间的冥想

对魔鬼的研究促使我首先成为魔鬼

冬眠或遗漏核酸密码

增强拼贴效果

传播和预产的关系探测到记忆的血癌

猩红色阴影，战局无限扩大

人们并排尝试死亡甜美的口讯

轻巧地把线条涂满旧日子自画像

八 父亲软化了【无常话语】

多年前，

父亲狡黠地让我们看这样一个期刊上的题目。

它显示每一道光线都有它毫无道理的来由。

伴随着墙壁天然的剧场地质状，父亲

高度截取了生活的此在。

他最令人惊异的激情在于他对酒

及与此相关的女人的贪婪。

频繁的接触扩大成迷人的技巧。

反过来，咳嗽也像父亲挥之不去的情人。

使他隐隐地保持生和死的平衡。

当父亲最终拆下祖母的门板，白发还带着手杖。

我知道这世上有大量的早晨鲜为人知地提供最微小

的服务。

它必须自始至终成为一种信仰。

真正的我从未从巅峰上下来。

我在我的时间中安眠。

我将了不起地捕捉到阴郁的坟墓那一缕缕蠕动。

这使我显得不可捉摸？

我无法合理地成为另一个我。

一种幽默的沟底里翻船。

旁观者的绞刑架。

而这个世界带给人惊奇的已不多了。

人们按部就班。

以统一的仪式到达死亡。

哥伦布的皮夹子却已长到美洲大陆的额头。

这同样无关基督的眼神。

我问你，凭什么把太平洋装进口袋凭一周溶解到玛雅时代的血液？

凭某种盛唐气象？

九 白日梦【任命书】

鉴于庞德同志在现代诗坛的卓越贡献，经集体推荐，党委考核，特任命该同志为文化部部长。

附   庞德同志简历：埃兹拉·庞德，1885年出生于美国。早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罗曼语。22岁时旅欧。1908年他最初的诗集问世。1912年，发起意象主义运动，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发轫。后又创立漩涡主义、客体主义。1920年发表组诗《休·赛尔温·莫伯利》，是美国智性式现代派诗歌的第一部作品。

1925年庞德定居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法西斯做反美宣传。战后被捕，以叛国罪受审。1949年获伯林根诗歌奖。1958年获释，回意大利。

庞德自1916年起用几十年时间完成长诗《诗章》，其内容庞杂，语言也同样庞杂。世界诗歌界对此诗章的研究方兴未艾。

这位现代诗的助产士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但美国乃至世界现代诗歌史是从庞德开始的，而且一直与庞德联系在一起。庞德决定和影响了一大批现代诗人的写作命运和方向，艾略特即为其中之一。

十 “我喜欢一种异常的语言”【疯子过街舞】

我喜欢一种异常的语言出于对植物动物废物的尊重我总是把自己当肥料夜晚是秘密的容器它盛着我在地球犹豫的仓库里走我录下深渊里万物的惊恐火焰妄想把这些细节浓缩成一只爬虫神也许就在这种异常的语言中我像新闻检察官一样怀疑一切在我的字典里撒谎意味着让牛奶倒回牛肚子他们拆毁妓院建成市政大厅驱使壁虎成为法律条文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语言直到那些朦胧的泪眼混进我的血管对于特殊食物我有强烈精彩的胃口它鼓励我一幕色情剧本正在上演朗读俘获了禁欲主义者的绷带和口吃我献给孩子们的鬼脸已经明显地成熟装篮子的果冻加州大学学报怂恿批评家自相残杀发明类似瞎眼的钻戒够了够了到了夏天忙碌的太阳就将衰老变形一系列符号确保了先锋派杂志有三个宫殿值得一提阎王殿心脏殿子宫殿以及作为附送的克里姆林宫白宫冬宫

十一 精神空袭【盘起来的性爱主义】

并且着手进行两艘航母的试验。

海域勤勉地工作

各式各样的开场白由腐烂的纪念碑代替

有时我和梦境彼此冲突

死去的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精神娶了可耻的媳妇

一根试管度过俄菲莉亚肖像

合同落实到警醒模样，风暴酝酿成狗

它们叛逆的形象适宜祭献

整个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圣子将圣母托付朝向火焰的力量

渎神的钟声星期五黄昏微妙剪辑

想象一堆骨头 充满危机

它惊人的背景混乱得开始摄影

结局永远比立场来得羞涩

必须承认局部探索与警示灯有通奸之处

生活如今有邪恶的快乐

做爱通宵复制金发白眼婴儿

脖子锁着创造痕迹 滑稽的暴行精心储存

但总是不得要领

迷幻客居巴黎 老年的岩石过于专注表达

效果（吹毛求疵的后遗症。）

我们将为此付出列宁格勒！

瞬间是一片粉红的肉

给予恰当位置，点到为止。

我还记得克林顿总统的长裙，注定有

发胖的美姑娘去卖手提包

十二 紧急传递【写真】

文件经常从局长角度恐吓我。

有一段时间，我无端地迟钝，发木。

一些细节经不起推敲。

周而复始的大批判材料，不忠实地唤起我母亲的敏感。

母亲和我和妹妹屏住气。

在一间幽暗的小房里，我们把仇恨编成头发和窗户。

黄昏我们从食堂经过。

我明白这地方曾睡过死魂灵的空体壳。

它往往在出其不意时刻从堂皇的狮子嘴里爬出。

此时如果有风，干裂的石墙会把路过人的活力偷偷吸吮。

它们幻想借此变换成人。

艺术的技巧不像母亲的乳房不含机关。

同时，公证也在法院发言，表现出急不可待的断指企图。

这些动物似的灾难只是北欧森林粘贴到粗糙的海贝。

显然，服装模特已经尝试接手体力活儿。

母亲已经够怪异了。

别再给她诗句。

别再给她积极或消极。

而这就是一年的全部国道线收费。

德意志文明用砂粒包裹，由马克思收藏。

失眠成为服从夜晚的第一件事。否则就是正好相反。

失眠酸楚的味道顺便说说也不比丑角差。

一位到过地中海的人灵魂代替半身像存在。

烂透了的家伙，每把椅子都像手榴弹。

警察又像麦克风。

这之间的暗示顺时针转动。

太阳系集体罢工。

十三 回顾往事的结果【专场演出】

时间：2000年3月30日下午。

地点：安琪某处等。

人物：疼痛不堪的脖颈、可旋转座椅、手机、电脑、内自我等。

道具：思想、语言、诗歌等。

情节如下：脖颈像事故一样停在躯体上，下午，内自我凶狠地命令语言超出思想范畴。诗歌把一碗汤面洒得灵魂出窍。苦孩子的座椅引起轩然大波，一种圆锥形物质蒙面登场。

正是这件往事散发鬼鬼祟祟味道。在奥林匹克山上，众神阴谋暴动。巫术、手机，全使上用场。它们绕过守墓人的瞳孔，和风声雨声一起大作。陆游披麻戴孝，为不见九州同而悲伤顿足。一个记忆推崇的人，我们去的方向挤满走私罪恶的团伙。天低云淡，地面布控森严。观音也被安置炸弹。群山昏睡，老鹰用眼珠洗涤蜜蜂。灰尘当做菜谱，被抬上商家们的竞技场。风训斥自己的儿孙，安氏族谱夹着一张死亡邀请书。打铁师傅蘸着月亮火红的口唇下酒、锻造。孩子们头戴花圈，为一台电脑被活活扼死。

语言正和一场迟来的革命暧昧。周围交合的马发出比六个梦还大声的嘶吼。幼儿园，阳光被缠得支离破碎，一笔一画拆散栅栏。手机显示：05962064040。曹操断须避难，胡子落地变成乞丐。大血下了一场又一场，因为战争永远不会停止。放风的人互相埋怨，他们喊烂的口号挂在伍子胥的城门上。风吹来吹去，白骨像祈祷一样抖动。忧伤普及每一只锈迹斑斑的水壶。象牙坠成为骷髅造型。比飞机还彻底。

烧着的皮肤应和自然的资源，在安琪某处生起悲凄大佛。我所指引的，我折枝为盟。漳州，死去的祖先不可限量。为了永生我销毁每一片土地，每一口瓮。为了永生我注射诗歌毒素，强力口服液。哀悼步出陵园，唯有红日神秘的体温带给我们粉刷罪恶的勇气和盈利。那渐渐流行的乌贼吐墨，瞧着喜马拉雅山敲出一个洞，幻想引进西伯利亚寒流，使地球积水上涨，插上到不了手的翅膀。

十四 控制论正快速制成馅饼【非体验】

它好像缺少革命

实践的无产勇士，一条条翻阅款项

（平均每天就有一只鹅英勇就义。）

我第一次在大百科全书里迷路

抱着果子鱼，等待瘟疫侵袭

贫民努力使自己成为奴隶

他们发明一种柔软哲学，类似于

马王堆女尸的阴影（我将实事求是地说

它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女人）

爬满鲜疽的控制论 桂圆躲在耳朵里

单独一只控制论馅饼是总统竞选的选票

在我卧榻边缘炫耀老掉牙的牙齿

脸庞打上折扣 只要可能

同行的科学家就会愤怒地厮打成一团

人们不关心间歇性癫痫症

风扮演了一个新名词──＠

它准备以尼古拉二世的荣耀为两个世纪接轨

要有一种脉搏隐藏到国际舞台脚下

（杜尚：那只小便便盆？）

嘿，我没有许多嗓门万箭齐发

立体拯救了残疾儿童（某老师是个好人。）

机器像大多数人的大脑简单弯腰

讹诈大规模进行，这次肯定有一批人倒下

沿着轨线咒语能把蜡烛点燃

像人类大部分时间冷禁在活动棺材

天空可怕地抽象 抽象

（上帝萎缩了。）

尼采，我们做个游戏好吗，持续的疯狂

能否像姑娘自动出场

我宣布我的幻觉毫无进展

我不得不把我的想法翻译成核蜻蜓

望远镜的影像，近似抗战时期的大上海

难以篡改的村庄一错再错

十五 小手想【儿歌】

“我要吃电灯。”“我要吃星期四。”

只有三岁的女儿才会如此大胆。

她甚至说出：“我要吃×××（一个伟人的名字）。”

在她的话语系统里，所有她知道的词都是可以吃的。

语言于她绝对只是语言。

没有第三者企图更没有政治意义。

回忆生命之初，产房连接起血光之灾和幸福憧憬。

我居住的母腹也是女儿赖以维生的命脉。

针起针落，危形栏杆清教徒一样。

追随荷马史诗上路。

悬崖不辱使命。

消防车呼啸而至，送来死亡的手稿。

至今仍有人被砍去球状星辰。

生活在底层犬牙交错。

微薄的空气都要定量分配。

公元某年某月，纪实报告像打手一样甩起巴掌。

受到彻底整治。

原因：太过纪实。

拉绳的西瓜刀若无其事。

它熟谙历史将使一个个异己消失殆尽。

铁道兵走着狐步。

跌倒在昼夜不息的麻将台上。

资产阶级用繁荣的经济教训我们：什么才是知本家。

矮小的清晨磕磕碰碰。

学会使用神像为自己造福。

希腊广场无人问津。

液体抽筋似地处理，偶尔夸张十足地宣称悔恨已经长大。

和谐的障碍骨碌碌滑倒。

撞向女儿塞到小自行车的躯体里。

十六 进入历史的通行证【邀请函】

安琪同志：

您好！

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于4月24日至4月28日在广东省肇庆市鼎湖作家山庄召开，现正式邀请您参加。为圆满完成此次改稿任务，请您务必再精心准备一组力作准时赴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报到时间：

4月24日全天二、报到地点：广东省肇庆鼎湖作家山庄

乘车路线：1、广州市火车站转去肇庆的火车。

2、广州火车站出站口右侧处乘省公共汽车总站的专线车到肇庆鼎湖站下车，进鼎湖游览区，即见广东省作家山庄。

诗会期间的食宿由会议解决，车船费及会务费300元请自备。

祝您一路顺风！

致礼！

诗刊社（盖章）

2000年3月23日

十七 一个机关工作者的一天【流水账】

日子像太阳一样流淌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

沿着卑鄙的案头走下去，我的一生。

雄性变成雌性

雌性变成雄性

亲爱的机关工作者，请填写履历

我们对你了如指掌

为你安排了一个不宜拉屎的茅坑

用无数心思对付一个人

用一个心思对付无数工作

时间在计算你的骨头

穷人们的登天之道

时间不是自己的，加上润滑油也不管用

这列火车回响着二十一世纪的尖声怪叫

难以想象的肉体

宽甚于长。一个机关工作者老了老了

把副科带进坟墓

管管牛头的牛眼马面的皱纹。

十八 酒窝各有不同【名词解释】

现在：时间累了，它的屁股挨着的边。化整为零的举措。也是唯一的。金银枪陡生妩媚。这东西最不宜下酒：现在。风的瞬息死亡。留在某处的唾液会把另一个时空吸引过来。想到什么什么就过去。它的反面：请到医疗室就诊。手术刀开膛剖腹，我无法再按现在的规则写作了。

煤油灯：兔子在灯芯一闪一闪的，传说它们的眼睛是被煤油灯熏红的。煤油灯在古代还用来生产蚊子、量身高，它的影子可以依附墙壁而存活。虽然只有三秒。煤油灯作为宴会的目击者心怀叵测，它擅长冷不丁地熄灭，引来一阵慌乱。对女宾，这种熄灭常常引出关于裙摆撕裂、发簪丢失的浪漫故事。煤油灯最终的归宿往往是灶角的土灰和油垢。或者就被某只别有用心的脚踩成歪瓜。有着极其悲伤的晚年。

屁：通常是由嘴巴出笼的。有一些恶势力的残余，一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集恨意与亲昵为一体。长着敏感的触角。史载东方朔常以此自喻，每有言辞不顺得罪朝廷之时，其必曰：皇上您大人大量，把我当屁放了吧。遂如愿。屁是最早出口转内销之物。有如下一大优点：在零下40度的哈尔滨也不冻结。否则，屁棍子一定畅销，盖因其有味也。

诗歌：（存目）

现代派：（存目）…… ……

十九 与诗有关【回答陈蔚的35个问题节选】

问：请谈谈诗人的职责。

答：我喜爱诗人的称谓，我把它作为自由精神的一种写照和最高奖赏。诗人的职责相应地即为恢复自由的空气，和纯粹的内在的声音。诗人可以改变生存秩序，观念在诗人眼中不值一文。诗人的职责还应体现为创造一个全新的语言和宇宙。宇宙消失，诗人登场。

问：你是否是一个追逐命运的人？

答：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但当我遇到一个人，我明白命运又出场了。它告诉我，这就是诗。黑夜像地狱，命运是地狱的天使。

问：你是否认为诗人保持与诗歌的距离十分重要？

答：没有诗歌，就没有诗人。诗人像虫，存活在诗歌的大树里。不存在距离问题。

问：你是否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是轻的，不堪重负。

答：诗歌是轻的，但，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轻。没有诗，生命将变得不堪重负。

问：你在诗歌写作中对完美感兴趣吗？

答：我只对不完美感兴趣。

问：你最关注诗歌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语言的自我创造、永远不成体系的问题。它必须能够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技艺，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物，以及诗人所收摄入眼的现时代的文字转换。语言是一根试管，所有一切都能在此纷乱调制。

问：现代诗歌如何面对诗歌传统的影响？

答：我同意布罗姆的说法。我们考虑的更应该是如何用现代诗去影响读者。

问：博尔赫斯讲：“永恒的人必须使自己存活于别人身上。”你认为诗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吗？答：至少诗是我的呼吸的具象化。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

问：你认为你的诗存在哪些问题？请谈谈自己诗歌的未来。

答：我时常在自信与自疑之间徘徊，无论如何我还没有完成出一首值得一死的诗。我曾经写过：我与死亡之间还有一首诗的距离。这也是我的诗歌的未来。

问：你怎么看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前景？

答：现代诗的源头在西方，承认它并以此为目标，中国的诗歌前景就有前途。反之，则无从谈起。中国现代诗的大气候尚未到来，但愿二十一世纪能有改观。

二十 布道书【20000329】

它们全都拉上窗帘

它们渴望暗无天日

秘密的饥渴自行解决不容置疑

风儿你歇歇

我满手的光亮无处装置

几只乳房掠过 动一动 永远闭上眼

集体肌肤恭恭敬敬闹成一团

我在苹果的胃里说着苹果话语

我在城市的字典弃械投降

石头暴露成一张含糊的桌子

烟圈钻进了它的决斗

布袋鼠披上平庸旅程 它的前途需要

提携。（一间陶渊明书店是它的命。）

海倒提起来，一直到弄污天空的保险员

蓝色与我的孤独只有黄色的间隔

野外无人，大地上升

树林急死人了

它久久地窒息在闺房

我们的敌人，也是爱人。

二十一 汕头蚯蚓（荒谬叙事）

公元2000年4月8日

偏执狂患者蚯蚓率部来漳取经。

它们打算用礼拜面包的仪式获得直立行走的能力。

牺牲：中子、诗句。

涂成红色的空气大多回到圣赫勒拿岛。

这显示神秘主义严格而不露痕迹的斗争状态。

夜晚的街头，混沌的雾气完成但丁《神曲》的围巾。

蚯蚓们开始入包间洗头。

它们以为除了卡米拉修女谁都能从月亮忧郁的表情中捞一把。

谎言倾心于一种不可捉摸的相似性。

大火持续烧了七个小时把本该属于火葬场的74名份额侵吞一空。

天使距离春寒十尺纯洁。

阅读传染了精通赌博的宇宙。

科学有意无意让自己窒息而死。

蘑菇云均匀地分摊给焦黑的尸体和水彩。

我决定，我仍然要为参观者购买一张恐怖证件。

恶毒的唾液并非亲戚们的好名声。蚯蚓浸泡了五具模特儿姿势。

上面画着，被蜇的理由和砍头的展览。

中等程度的同性恋者借助潜水艇念起抗战宣言。

规定，骨盆的汽车必须打倒。

必须斩断汕头的尾巴。

二十二 谋杀者的晚餐【菜谱】

荆轲刺秦之匕首一把，

并樊於期首级一颗

普拉斯之高烧103度

瓦雷里海滨墓园一座

阉割的夜晚一碟

武则天之谋略一盘

溺死的太平洋一瓮

太阳之腿一截

荷马之盲目一对

木马一只

诸葛亮的失败经历一串

贞观元年4月15日4点15分的气息一脉

三星堆面具一副

及传说一则

鲤鱼之无性繁殖秘诀一帖

美国自由女神像之自由一句话

巴黎公社鲜血一盆

新大陆一块

诺贝尔炸药一箱

革命者形象一瞥

流言触及下身的快感一阵

安全局窃听电话一部

…………

二十三 接下去就要吐血【色情想象】

“破碎一些，再破碎一些。”

它成为我经验“性”的依据。

雨似乎被风推搡着来到我的床前。

阴暗使我看见闽南这头肉质豺狼的幻象。

一种深深的刺痛赤裸裸地从皮肤直入皮肤。

我愚蠢地用指甲帮助自己企图爬上眼泪的坡顶。

口，口，能够让灰尘失败的只有肉体的房子。

它被重新修建。

每个人都赋予它不同的样式和材料。

那一个夏天差不多是我思想亮出鱼肚白的转机。

“历史强行进入”撬开它，我不费尽就获得灵魂升天的诀窍。

无知的耻辱那么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余生。

往往在这样一种际遇落日错误地估计了花盆。

某些残存的体积留在环境报告声明里。

鬼迷心智，一刻钟生出了一刻钟。

对门，我们不必怀有恐惧。

我曾在一个风雨的下午把脸撕到脚下恍若丢弃一段黑棺木。

死亡借此获得新生命。

模拟成酸痛一样的装束，流出血和海峡过渡的狭窄。

以后就是薄纸的运送。

婚检的程序与低胸开领无异。

袭击的本能，烧焦一个国土的专制脑袋变作嘶喊。

手不再指向一个方位。

二十四 明天32号【虚拟现实主义】

这血红的教条

忘了前移一步。独立的眼睛

制造出气势汹汹的榕树

风挥舞拳头 银幕上

绝不止毕加索一个人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脸这脸

由17个情人哀伤的表情构成

原子弹纯属灵感之作

爱因斯坦的面包像软骨的天使

寻欢作乐。

命名为：科学参与死亡加工

骷髅夸张的感觉被安置到三角支架上

黎明慌张极了

偷走夜晚的身体

批复给耶稣基督的铜像

最幸运的莫过于卧室了

特殊气味造就它特殊动作

我一进入就有献身精神

我说，我可以在锡制的痛苦上填加暧昧

几个人叠在一起

从人世到地狱，我全包了。

二十五 十字架【诗生活】

我约好他潜入“风不止”。

我非常喜爱这里的枝叶。

蛇和气球交配的图案让我有种悬空的欲想。

幽暗中我们都已褪去外皮。

你说，布鲁诺在燃烧

（燃烧的布鲁诺像一座博物馆

从体内喷出直立的血液）

神父的教诲，坚贞的令人落泪的真理意识。

我问你，可以吗？

玉兰像姑姑一样发散怪异的芳香。

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两倍了。

宿命戴在手腕上。

我过去为天空修脸，看见一滴硕大的老鼠尿液。

在空中只有老鼠才能参与战争。

才有权决定烤肉的发放。

适时的清冷跳下伞来。

我们相距一首诗。

征服的肖像，集中在火柴盒恍惚的梦里。

蜈蚣和圆山串通一气，成为放逐的痕迹。

岩石是月光的青面兽朝东方搬运暖设备。

捕捞的被单被认为是平庸的，因为太阳已经格式化。

收敛同样不足为奇。

同样，首都街上的先锋艺术正收进巨大的人治。

热情的尝试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

中部告急，西部告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美国又在制造动乱了。

另一面，伟大的意志持续不到三厘米。

我担心我们会碰到破门而入的搜查

如此不具透明度的观念。

语言不受保护。

二十六 服用伟哥的蟾蜍【假利润】

蟾蜍扑到我怀里

我注意到它大汗淋漓 风的仓库

自然像一群蜂鸟杀人放火

布堆到黑暗牙缝里

纯粹的头颅晦涩不明

像芗城边缘的日常生活

蟾蜍应和漂浮的呼唤，一跃而上桌面

带枪的神发动机器

就在逼仄的沙发里一直做下去

泥土熙熙攘攘

它们服用多年的伟哥没能发挥作用

它们继续消瘦。

地球像一个船夫两手空空

灾难却志得意满舔着舌头

与深渊赛跑，双手探到哪里

沙尘暴开始早朝

艾略特种下一具具尸体

当我在5月鲜花覆盖的祖国朗诵诗篇

屈原现身为人

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痉挛

水将成为他的再次归宿

繁荣的速度，像乌鸦转白

明显的是有一个意念操纵其间。

二十七 幻灭实验基地【“无”关系】

我不断地听它障碍十足的嘴唇感受到恭维。

好几次我不可思议地陷入一种幻灭──

灵魂在一遍一遍地测量我神秘的体温。

鹤穿过地铁

重新勾勒出猛烈的艾吕雅私奔的爱人。

村庄横放着死神的躯体

就在路边。

白衣术士为夭折的理性头颅吹吹打打。

电报摘下眼珠，陪伴凹凸不平的瘟疫手记保持状态。

不寻常的爱

义务为报纸断章取义。

老了老了才忏悔，因为真话不再如红日绵延。

个性几乎可以在脸上练习环保。

腐烂的作品将自己锁在政治论文上。

童年，它的肩胛骨和臀部多么浑圆。

谁能制作漫长的迁徙安顿它们？

人们倾向于对暴力的培植。

事情直接成为广阔的亏损。

发展同样令人为难：

木匠带着恨意打造一把阳具。

演出已经结束，无产阶级收起铁锹

坟墓尚未埋下资产阶级。

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我陶醉。

东西回到“东”和“西”。

刘邦烹调了韩信的策略，和胯下的愤怒。

大规模谈话类似群虻做爱，文字游戏越发粘不住石佛。

一种仪式的酬劳，革命者染上铅毒。

阅读记载，蝴蝶做起庄子生意。

重要的是可以活着就活着。

二十八 我先让你抵消【关于一个好位置的流血案件】

旧千年某月某日。

福建某地。

省某某局局长

下班之后乘小车回家。

车近家门

忽冲出数人，对其开枪若干。

该局长应声倒地。

后查实，凶手为该局副局长收买的打手。

意在铲除其转正障碍。

类似的案件广东有之。

海南有之。

陕西有之。

……。

结论：与同一个位置再婚，必须：一、先清君侧。

开出死亡处方：

狼心5两。

狗肺3克。

权力欲100吨。

不要命一生不变。

时机若干。

断头台一架。

……

二十九 换血手续【缺席审判】

腹腔给予宗教戒律，剖开的美人

钻进一条死胡同

骇人听闻的旅行明显已解除武装

犹太人被烧毁

卡车像一具焚尸炉，双手合十，学着菩萨祈祷

塔吊以坑洼的郁闷安抚圣地

忙碌的发音练习掩盖泥土的血腥

都来了，签上名，就是新世界

散漫的疑惑再也不过独木桥

几只旧时代的麻雀编队做记号

我同意蜗牛的信息

迎接卡桑德拉预言，枪毙身世

提着西西弗神石

传来宙斯落地的沉重台词，亲爱的，我说话

子弹永远恩赐不了和平鸽

毕加索这个老疯子

他的公牛又撞上桃色新闻了

很久很久，课本洗净道义，浮雕像海明威的猎枪

完成最后一颗子弹的射精。

丧钟停止哀鸣

高山上，松树献上间谍的笑容

空压机化作狡诈的蹄印，管理着乂形地图

孩子们拆下徐悲鸿的马

轮流成为它的食物。

三十 一只笑不出声的王牌【诗派纪实】

现实主义诗歌，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里都能见到，在每一个国家里也都有自己的成就。但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则以苏联最为突出。……它与这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分不开，与这个国家执行的文艺政策分不开。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既有伟大的文学传统又有众多文盲的国家里发生的。……用诗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投入到改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去，诗人把这种活动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因此，富有煽动性的、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诗歌，在本世纪（二十世纪）初，先在俄国后在苏联的大地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无产阶级的肯定。诗歌的现实程度取决于诗人深入现实的程度，对现实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诗人们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客观地反映着生活的本质和它的趋势。到了30年代中叶，苏联文艺界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主要诗人有别德内依、马雅可夫斯基、吉洪诺夫等。……遗憾的是，这种创作方法在教条主义者手中也人为地排斥了一些没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但仍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诗歌作品。

社会的现实，并不只有一个光明面。既然是社会，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生活也就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观点、立场和态度。……所以，在苏联，与歌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诗歌同时，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中断，只是不被提及而已。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的命运，在苏联的处境是不佳的，受到了排斥，甚至批判。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有叶赛宁、曼杰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杰尔纳克等。

——摘自乌兰汗、袁可嘉文

（全诗未完成）2000/3/29

朵  渔

高启武传（长诗）

河堤记

高启武，我爷爷，鲁西单城一乡民，生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卒于共和三十九年（公元1988）春。启武性良善，幼年失怙，家贫无以计，曾与其兄立于黄河故道之大堤下，为过往客商拉车助力为生。彼时尚年幼，孤儿寡母，生计维艰。

今天，一小块浮冰的闪光

安慰了他，严厉地，安慰了他

他刚刚哭过，在一阵肠鸣中

在兄弟的教育下，今天

一小块黑窝头安慰了他，长长的

斜坡不再辽阔，四十五度

不再呈直角。

他刚刚哭过，在光滑的草绳里哭

在北风的棉絮里哭

他的兄弟打了他，他不该出门

就喊饿，但今天

一阵和煦的南风安慰了他

河柳安慰了他，他刚到

堤的南岸撒过尿，那泡尿

也安慰了他。他不小了，北平

降下了五色旗，县太爷

改称县长。刚刚，一位安徽的盐商

给了他一口馍，这馍馍安慰了他

母亲做的鞋子安慰了他，每天

在长长的河堤上推和拉，在南岸时

一阵轻快的下坡安慰了他

下坡，他的梦里

都是下坡，因此，他的梦也

安慰了他。刚刚，地主家的长工

带来消息，母亲让他早点回家

这消息安慰了他，最严寒的冬季

已经过去，柳花开，槐花开

茅根长出喜人的芽，这乐观的

季节在安慰他。他不想再找地方

去哭，不想再与兄弟

争吵，长兄为父，难免出格

今天，他想听话，系紧腰里的

草绳，十一岁有把子力气

上坡或下坡，推或者拉

这谋生的游戏安慰了他

民国二十一年，袁大头已

变成冤大头，这消息像笑话一样

安慰了他。

翻身记

共和元年（公元1949），国色变，耕者有其田。有地富横行乡里者，杀之于田畎。启武娶妻邵氏女，貌姣好，惜跛足。有男二，女三，后皆成人。改元后，启武以家贫，得地数亩，耕作为生。

一个男人扛着一副犁从地主家出来

他酷似我爷爷，满心的喜悦带着一丝愧意

另一个跛脚的女人，裤脚肥大，头上一枝花

后面跟着我咕咕叫的姑姑

钟声，枪声，喇叭，“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我爷爷紧闭柴门，带领一家人喝粥

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

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

一个地主被杀了，带来了更多的地主

这胆小的男人伸出一只脚，另一只脚留在身后

一个富农被打倒了，另一个从政治上重新站起

我爷爷挺了挺腰杆，有点硬，有点疼

开会，开会，大字不识的人读书三部

家谱的位置换成了毛主席

爷爷，你告诉过我你是何时吃饱的吗？

你告诉过我你从来不缺阶级的敌意

第一个春天里麦子长出了种子，第二个春天

种子开始发芽，这是小麦的哲学，主义的胜利

一个男人偷偷趴在水缸上哭，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呀！

他就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哭他的祖坟长在了麦地里！

粮食记

共和四年，上行“肃反”，下“农业合作化”诏，土地公有。启武以贫苦而性善，根正而苗红，委以民兵连长、小队长之职。九年，行“大跃进”策，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越半年，“反瞒产私分”诏下，民有饥色。启武以先进故，言于县衙之八千人大会，揭缺粮之状，乡民之饥，旋被下狱。是年冬，民大饥，赤地千里，野有饿殍。

有时给你一点教训，让小小的信史

变得生动。八千人啊，民兵连长同志

八千人等着你去说谎，八千人

等着你来犯错

但我们没有粮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无法过冬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的孩子在挨饿，这千真万确

八千人抓住了你的脖子，将你垂直地

从同志打回敌人

这黑暗的牢房，地主的粮仓，你再熟悉不过

民国二十八年，你从这里得过施舍

民国三十八年，你从这里领过麦种

现在，你有一种强烈的

互称同志的愿望，但一生的谎言

都说遍了，仍然不够

你努力回忆：藏在屋顶的钟

藏在泥墙里的铁

藏在女人身上的棉花

但仍然不够，不够伟大，也不够正确

不够与这个世界团结起来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是在

阶级的边缘，乡村政治的脸

说变就变，你要相信

粮食来自天上，吃饱了饭的人民

是多么的露骨，你要相信

你的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

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

你的老婆子不是不能生她只是

政治性的月经不调

你要相信，所有的铁都属于集体

所有的碗都团结为公社，现在

你要大声赞美那雪白的粮仓

那逃亡的麻雀

当口号变作口粮，乌鸦倒在

阶级的虚线上，你该怎么办呢

民兵连长同志？

你要大声赞美、欢呼、万岁！

牛棚记

共和十七年，文革始行，天下争颂“某某某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启武被贬为生产队牛倌，入住牛棚辄数年。然其天性乐观，对牛弹琴，练就耕作绝技。余年幼时，尝与其同宿牛棚，祖孙二人，其乐融融矣。

现在，爷爷，请你跟我来

到我的童年，在一间

牛棚里，在几根牛尾间，我们来倾听

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

在这有限的重逢里，让我们

屏住呼吸，在我扁桃体的

淡淡忧伤中，共度这

集体的夜晚，牛轭的夜晚

是的，我干过不少坏事，你

不在时，我让牛与马交配，我砸碎过

生产队的犁，往食堂的锅里撒尿

我偷过苹果花，那是因为我饿了

我偷过香油坊，那还是因为我饿了

我不饿的时候，偷偷用牛绳荡秋千

现在，我希望你能回来，特别是

在这祖孙的夜晚，听你唱小曲，唱

社会主义好，你一唱我就哭

哭我离家的父母，哭我赌场里的爸爸

多有意思啊，你说，你迷人的大手

将所有的牛眼擦亮

爷爷！我喊你仿佛

你还可以听见，还可以回头

微笑。我闯过几次大祸，这你知道

我往小学校门上抹屎，你对校长说

屎是个好东西

我偷你的钱买画书，你说

书是个好东西……哎，老头儿

我这样叫你是不是很大胆，很无礼

现在，我希望你还能哭着回来，带着

你童年的那根草绳，带着你的

小鼻涕，我们一起来回忆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仿佛

你就是你哥哥的小兄弟而我们之间

也并没有隔着一个父亲和儿子

——我们来一起唱：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墓边记

共和二十九年，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启武以其耕作之技，交誉乡里。三十九年春，启武以肝疾，入乡医，不愈；入县医，不治。抬至家中，腹水如鼓，逾月而终，享年六十有六。终前，语其长孙曰：“吾一生，苦甚！汝当努力为学，食官粟。”

总之，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除了几滴墨水。

我没有说出枪口，它有时指东打西；没有说出

死亡，毕竟，在成堆的死亡面前

我叫不出那些名字。我没有说出墓碑

在成片的麻雀眼中，我也没有说出贫瘠

毕竟，活着的还有大片的乌鸦，我说不出口。

我说得出口的只是你，草绳的爷爷，黄土里的

咳嗽。今天，我要跪下说，以你爱听的呜咽

说：草民的一生，土坷垃的一生，以及白霜中

干屎的一生；说：梨花的一生，白铁皮的一生

谷仓耗子的一生，补缀的一生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更尖锐，更深情

你死了，死的意思是

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

而我还活着，还可以说：启武兄

在这块集体的土地上，你就

凑合躺着吧，这里有你的祖宗

有你的父母，有你

爱吃的青草和盐粒，作为你的孙子

我既不是在歌唱，因为歌唱里没有敌人

也不是在哭泣，因为哭泣是个负数

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2009年4月

陈先发

写碑之心（长诗）

宽恕何为？——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

（一）

星期日。我们到针灸医院探视瘫痪在

轮椅上的父亲——

他高烧一个多月了，

但拒绝服药。

他说压在舌根下的白色药丸

像果壳里的虫子咕咕叫着……

单个的果壳

集体的虫子，不分昼夜的叫声乱成一团。

四月。

他躲在盥洗间吐着血和

黑色的无名果壳的碎片。

当虫子们，把细喙伸进可以透视一两处云朵的

水洼中，

发出模糊又焦虑的字符，

在家乡，

那遥远的假想的平面。

是的，我们都听到了。儿女们站成一排，

而谵语仍在持续：

他把窗外成天落下鸟粪的香樟树叫做“札子”[1]。

把矮板凳叫做“囨”[2]。

把护士们叫做“保皇派”。

把身披黑袍在床头做临终告慰的布道士叫做“不堪”。

把血浆叫做“骨灰”。

把氧气罐叫做“巴萨”[3]。

这场滚烫的命名运动，

让整座医学院目瞪口呆。

他把朝他扑过来的四壁叫做“扁火球”，

——“是啊，爸爸。四壁太旧了”。

如果我乐于吞下这只扁火球，

我舍身学习你的新语言，

你是否愿意喝掉这碗粥？

五月。

病房走廊挤满棕色的宿命论者。

我教他玩单纯的游戏度日，

在木制的小棋盘上。

他抓起大把彩色小石子

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

他独居在宫殿里

让我把《残简》翻译成他的语言

一遍又一遍念给他听。

我把“孔城”[4]译成“嘭嘭”。

把“生活”译成了“活埋”。

他骑在墙头，

像已经笑了千百年那样，懵懂地笑着。

六月。

傍晚。

我把他扛在肩膀上，

到每一条街道暴走。

在看不尽的蓊郁的行道树下，

来历不明的

霾状混沌盖着我们。

我听见

无人光顾的杂货店里抽屉的低泣。

有时，

他会冷不丁地嚎叫一声。

而街头依然走着那么多彩色的人。那么多没有七窍的人。

那么多想以百变求得永生的人。

霓虹和雨点令我目盲

（二）

死去的孩子化蟾蜍

剥了蟾皮做成灯笼

回到他善忘的父母手中。

老街九甲[5]的王裁缝，每个季节晾晒

一面坡的蟾皮。

从此，

他的庭园寸草不生。

楝树哗哗地发出鬼魂般的笑声。

河中泡沫也

在睡眠中攀上他的栏杆，他的颧骨。

——每年春夏之交，

我看见泡沫里翻卷的肉体和它

牢不可破的多重性：

在绕过废桥墩又

掉头北去的孔城河上。

它吐出的泡沫一直上溯到

我目不能及的庐江县[6]才会破裂。

在那里。

汀上霜白。

蝙蝠如灰。

大片丘陵被冥思的河水剖开。

坝上高耸的白骨，淤泥下吐青烟的嘴唇，

搭着满载干草的卡车驶往外省。

每日夕光，

涂抹在

不断长出大堤的婴儿脑袋和

菜地里烂掉的拖拉机和粪桶之上。

是谁在这长眠中不经意醒来？

听见旧闹钟滴答。

檐下貔貅低低吼着。

丧家犬拖着肮脏的肠子奔走于滩涂。而

到了十一月末，

枯水之季的黄昏。

乌鸦衔来的鹅卵石垒积在干燥沙滩上。

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

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

我总是说，这里。

和那里，

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所受的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也从未中断。

是谁在长眠中拥有两张脸：在被磨破的“人脸之下，

是上帝的脸”[7]

——他在七月，

默默数着死在本土的独裁者。

数着父亲额头上无故长明的沙砾。

他沿四壁而睡

凝视床头抵砺的孤灯

想着原野上花开花落，谷物饱满，小庙建成

无一不有赖于诸神之助。

而自方苞[8]到刘开[9]。自骑驴到坐轮椅

自针灸医院到

家乡河畔，

也从无一桩新的事物生成。

心与道合，不过是泡沫一场。

从无对立而我们迷恋对立。

从无泡沫而我们坚信

在它穹形结构的反面——

有数不清的倒置的苦楝树林，花楸树林。有

另一些人。

另一些环形的

寂静的脸。

另一架楼梯通往沙砾下几可乱真的天堂。

另一座王屋寺[10]

像锈一样嵌在

被三、两声鸟鸣救活的遗址里——

多少年我们凝望。我们描绘。我们捕获。

我们离经叛道却从未得到任何补偿。

我们像先知一般深深爱着泡沫，

直至2009年8月7日[11]，

我们才突然明了

这种爱原只为唯一的伙伴而生。

像废桥墩之于轻松绕过了它的河水。

我们才能如此安心地将他置于

那杳无一物的泡沫的深处。

（三）

并非只有特定时刻，比如今天

在车流与

低压云层即将交汇的雨夜，

我才像幽灵一样从

众多形象，众多声音围拢中穿插而过。

是恍惚的花坛把这些

杜撰的声音劈开——

当我从小酒馆踉跄而出之时。

乞丐说：“给我一枚硬币吧。

给我它的两面。”

修自行车的老头说：“我的轮子，我的法度。”

寻人启事说：

“失踪，炼成了这张脸。”

警察说：“狱中即日常。”

演员说：“日常即反讽。”

玻璃说：“他给了我影像，我给了他反光。

那悄悄穿过我的，

依旧保持着人形。”

香樟树说：

“只为那曾经的语调。”

轮椅说：“衰老的脊柱，它的中心

转眼成空……”

小书店里。

米沃什在硬邦邦的封面说：“年近九十，

有迟至的醇熟。”

你年仅七十，如何训练出这份不可少的醇熟？

在这些街角。在这些橱窗。

在你曾匿身又反复对话的事物中间。

你将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式，

再次称呼它们？

九月。

草木再盛。

你已经缺席的这个世界依然如此完美。

而你已无形无体，

寂寞地混同于鸟兽之名。

在新的群体中，你是一个，

还是一群？

你的踪迹像薄雾从受惊的镜框中撤去，

还是像蜘蛛那样顽固地以不可信的线条来重新阐述一切？

轮回，

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

我知道明晰的形象

应尽展其未知。像你弄脏的一件白衬衣

依然搭在椅背上

在隐喻之外仍散发出不息的体温。

我如此容易地与它融为一体。仿佛

你用过的每一种形象——

那个在

1947年，把绝密档案藏在桶底，假装在田间捡狗屎的俊俏少年；

那个做过剃头匠，杂货店主、推销员

的“愣头青”；

那个总在深夜穿过扇形街道

把儿子倒提着回家

让他第一次因目睹星群倒立而立誓写诗的

中年暴君；

那个总喜欢敲开冰层下河捕鳗鱼的人；

那个因质疑“学大寨”[12]被捆在老柳树上

等着别人抽耳光、吐唾沫的生产队长；

那个永远跪在

煤渣上的

集资建庙的黯淡的“老糊涂虫”——

倘在这些形象中，

仍然有你。

在形象的总和中，仍然有你。

仍有你的苦水。

有你早已预知的末日。

你的恐怖。你的毫无意义的抗拒……

（四）

又一年三月。

春暖我周身受损的器官。

在高高堤坝上

在我曾亲手毁掉的某种安宁之上

那短短的几分钟

当我们四目相对，

当我清洗着你银白的阴毛，紧缩的阴囊。

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轻。

你紧攥着我双手说：

“我要走了。”

“我会到哪里去。”

一年多浊水般的呓语

在临终一刻突然变得如此

清朗又疏离。

我看见无数双手从空中伸过来

搅着这一刻的安宁。

我知道有别的灵魂附体了，

在替代你说话。

而我也必须有另外的嗓子，置换这长子身份

大声宣告你的离去——

那一夜。

手持桃枝绕着棺木奔跑的人

都看见我长出了两张脸。

“在一张磨破了的脸之下，

还有一副

谁也没见过的脸”。

乡亲们排队而来，

每人从你紧闭的嘴中取走一枚硬币；

月亮们排队而来，

映照此处的别离。也映照他乡的合欢之夜。

乞丐，警察，演员，寻人启事，轮椅，香樟，米沃什排队而来，

为了蓝天下那虚幻的共存。

生存纪律排队而来，

为了你已有的单一。和永不再有的涣散。

儿女们排队而来，

请你向大家发放绝句般均等的沉默吧。

还有更多哭泣与辨认，

都在这不为人知中。

我久久凝视爆竹中变红的棺木。

你至死不肯原谅许多人

正如他们不曾

宽宥你。

宽宥你的坏习惯。

再过十年，我会不会继承你

酗酒的恶习。

而这些恶习和你留在

镇郊的三分薄地，

会不会送来一把大火解放我？

会不会赋予我最终的安宁？不再像案上“棒喝”

获得的仅是一怔。

不再像觉悟的羊头刺破纸面，

又迅速被歧义的泡沫抹平。

会不会永存此刻

当伏虎般的宁静统治大地——

皓月当窗如

一具永恒的遗体击打着我的脸。

它投注于草木的清辉，

照着我常自原路返回的散步。

多少冥想

都不曾救我于黑池坝[13]严厉的拘役之中。

或许我终将明了

宽恕即是它者的监狱，而

救赎不过是对自我的反讽。

我向你问好。

向你体内深深的戒律问好。

在这迷宫般的交叉小径上。而轮回

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

仿似它喜极的清凉可以假托。

让我像你曾罹患的毒瘤一样绑在这具幻视中来而复去的肢体之上。

像废桥墩一样绑在孔城河无边的泡沫之上。

2010年3月

注 释：

[1]安徽中部地区农民对锨干草的铁叉的习称。

[2]音pian。此处仅作象声词。

[3]音ba sa。此处仅作象声词。

[4]安徽桐城的南部古镇，作者家乡。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中期，为楚属附庸桐国的军事要塞。三国时，吴将吕蒙在此屯兵筑城，历隋至唐渐成水镇雏形，北宋时为江北名镇。明清乃至民国处鼎盛时期。

[5]孔城老街商铺基本以甲为单位。

[6]安徽中部县名，与孔城接壤。

[7]美国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1930~

2001）诗句。

[8]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为作者家乡前贤。著有《望溪先生文集》。

[9]刘开（1784~1824），清代散文家，为作者家乡前贤。著有《刘孟涂诗文集》、《广列女传》、《论语补注》等。其故居与作者旧居仅隔五十米河面相望。

[10]毁于清末的桐城古寺名。

[11]作者父亲离世忌日。

[12]中国农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始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为榜样的政治及经济运动。

[13]合肥蜀山区境内小湖名，作者现居其岸。

谷  禾

少年史(长诗)

1966

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十月的天空下，一朵一朵的白云

也是红彤彤的

但那座漂在海上的岛屿是黑的

那里的人民还在忍受着蒋家王朝的统治

所以它必是黑的

全国山河一片红

亿万红卫兵沸腾的春心啊，仿佛烧透

的砖窑

但国家主席刘少奇是黑的

一山不容二虎，谁叫他是国家主席

所以他必是黑的

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黄淮腹地的大周庄，千余口村民的

控诉，点亮了风中的马灯

但母亲的日子是黑的

谁让她从没谋面的公公有过20亩肥田3匹好马

所以她必是黑的

她在黑暗中流尽了屈辱的泪水

她在咬牙切齿中怀孕——

1967

端午节到来，艾草飘香

太阳当空，光芒在原野上哗哗流淌

村前河水缓慢，村后菜园子里

父亲在弯腰割草——

抬头望见蛇和蛤蟆对峙。但蛇不是白素贞

和小青，蛤蟆也是一只癞蛤蟆

此刻母亲正在床上打滚儿，冷汗淋漓

他在她被撕裂的叫喊声中

呱呱落草

他来到世上，土坯房里

昏暗，潮湿。他睁开眼睛，却没有

看到光——叮当响的阳光

1968

要斗资批修，不单要触及地富反坏右等

残渣余孽们的灵魂

更要触及他们的皮肉

大伯父像一条癞皮狗蜷缩在屋檐下

此刻，他的老婆——我的大伯母——向贫下中农兜售

绣花线的投机倒把分子——被剃了阴阳头

胸前挂着破鞋的

骚娘儿们“大白脸”，正被一群红卫兵押着

在人民公社社员们鄙视的目光里

游过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又

一条街道

当夜色渐深，村前河水，依然在风中缓慢流淌

对岸菜园里的那棵老桑树

把满树的黑桑葚举向瓦蓝的夜空

她把自己挂在最低的一枝上

成了其中最黑，最大，最闪亮的

一颗——

1969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让他妈的美帝苏修见鬼去吧

当雪花弥漫了天空，大周庄

千余口人民公社社员，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

在风雪中高举伟大红旗

掘地三尺，却只挖出

一块块遍体鳞伤的冻红薯

桑木扁担压弯了父亲的脊背——一头儿挑着罐饭

另一头儿，挑着睡熟的儿子

吃在工地，住在工地，革命在工地

1968年，他在泥土中牙牙学语，摇摇晃晃走路

学着独立拉屎撒尿，和自己的影子玩耍

1968年，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迎风见长——

每天一头发丝儿……

1970

暴雨将至，北风灌满了屋檐下的鸟巢

人民公社社员小珠子

身无半亩却心忧天下，目不识丁也神交古人

马灯下，他占卜出副统帅乃一奸佞

伟大领袖寿限不过八十有四

阎王不点名他也要自己去报到

他的乱言妄语被路过的北风听去

被乌云隐匿的星星告密

他被绳捆，被鞭笞，被示众，被跪地

被上老虎凳，被灌辣椒水

最后被鼎沸的怒火扔进了滔滔河水

人们以为这个疯子完蛋了

他却在星光之夜又回到了村子里

从村头到村尾，他一遍遍走过，一遍遍吆喝：“万岁，

万岁，万万岁……”

重复的吆喝仿佛鬼魂，噼啪地拍打着

每一扇紧闭的门扉——

1971

这一年，政治让人心惊肉跳

神州在风雨中飘摇

9．13，三叉戟在空中打个滚翻儿

副统帅就化成了一坨焦炭

从“永远健康”到“遗臭万年”，他改乘了

更快的运载火箭

在夜里，两盏汽灯

照亮了村人们扭曲的脸

挥舞的拳头

眼睛深处烧红的烙铁

这一年，他四岁，躲在父亲怀里

梦见母亲硕实的乳房，梦见天降暴雨

落下来，变成白花花的乳汁

这一年，公社来的打狗队，从粮囤里拖出

他亲爱的大黑狗

用特制的铁钳卡住狗脖子，高举的铁锤

接着在狗头上开出鲜花

他哭喊着，叫骂不停，一直追出村外

弟弟则傻瓜一样蹲在门槛上

这个夺去了他一多半母爱的小臭虫儿

赶到春联照亮门楣，也没有

喊他一声哥哥

1972

村前的干旱，村后的

干旱，村东的

干旱，村西的干旱

灼烫的火焰在平原上翻滚

庄稼近于干枯，大地腾起白烟

在井底奋臂挥锹的干爹

即将挖到活命的甘泉

这时钢缆吊起的大锅锥突然从井口坠落下来

没来得及哼一声

他匆匆奔去了黄泉

此刻村庄寂静，树木寂静，院子里

飘出你的歌声

歌声飘过多年，在街头巷尾

撞翻了一个个男人的身影

黑白无常的身影

为啥就撞不到

干爹的踪影

亲爱的老妈妈，那年他五岁

第一次孝帽压头

第一次看你肝肠痛断，他小脸儿通红

1973

一夜之间，远离村子

的千余亩荒滩上

崛起了葱郁的五四林场

从祖国各地拥来的痴男信女

在广阔荒滩上

笨拙地举镐，起哄，歌唱，演讲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太阳下变黑，变壮，长出

胡须，阴毛，欲望。迎着蒙蒙月光

把坟场当成操场

举杯邀月，打架，骂娘，偷偷拥抱着

取暖，抚摸，交欢

来自周口的葛命辉，来自洛阳的朱玉喜

来自开武汉的黄新义

因为轮奸来自郑州的铁姑娘向阳花

被一起绑赴刑场就地解决

他们曾搭伴儿到他家吃饭，轮流把他扛在肩上

那一天，阳光浩荡

他们被押上一辆卡车

在他的闪烁泪光中，枪响三声

异乡的坟场，做了他们永远的故乡——

1974

背上母亲缝的花书包，他也成了

伟大领袖的小学生

但他还是母爱的弃儿，一年级班主任的敌人

他是把癞蛤蟆装进邻桌书包的捣蛋鬼

脸上涂满紫药水的小丑

在盛夏，他是一天到晚泡在水里的鱼

在春天，他还是枝头上的

猿猴和小鸟

而在月光下，他是不归的游魂，偷看

女人屁股的偷窥狂

母亲，你不知道，那时他七岁的孤独

就是村头那座池塘的孤独

夏天的午后，缠绞的水草下

他甚至看到了死亡的冷脸

但是母亲，当他在你的怨声中沉沉睡去

还是你不谙世事的儿子

1975

在黄淮腹地，太阳从不落入山里

而是落到村庄的另一头

女人们站在村口，仿佛比赛谁的嗓门亮堂

在她们的身后，树木摇曳，屋檐模糊

一道道炊烟，飘向黑暗中

成为温馨的背景

但这时，他还留在原野深处——这儿离村庄太远

昆虫们反复拉着悲伤的锯子

他听不到母亲的呼唤

他从放学后来到这里。现在，猪草满筐

镰刀横卧在一旁

这时，露水涨潮，他的小身躯

裹着星空的睡袍

像一个乖乖，他的眼窝里

噙着泪珠，怀抱着，一勾残缺的月亮

1976

事过五年，反革命分子小珠子

光着脚丫子去向极乐

彼时，副统帅盖棺定论，妇人当道

毛老头儿驾鹤

西行。灵棚搭在村子中央

村人们披麻戴孝，哀乐的黑乌鸦

在树梢上忽闪着巨大的翅膀

她夹在长长的哀悼队伍里

跟着大家泣不成声

这个叫王玉荣的母亲已经生下三个孩子

唐山闹地震的日子

她在漏风漏雨的土坯房里

依然睡得酣畅

除了木床在睡梦中摇了摇

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天空继续铁青着脸

家里继续揭不开锅

儿女们的笑脸，继续带着野菜的颜色

她继续早出晚归

蚂蚁一样在大田里

流汗，挣命

望着各家院子里的地震棚

这个和唐山扯不上丁点儿关系的女人

咬牙切齿向着自己男人说

震吧震吧，震得越早越好呢——

天塌地陷

好人坏人，大人孩娃，一锅儿烩了

也断了这辈子的罪孽……

那一年，她不屑东邻西舍的白眼

坚持带着丈夫和儿女们

待在自家土坯房里

安静地等待着地震的死亡和恐惧

一次次到来

1977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

他们正在简陋的操场上

为一只篮球疯狂，他们被集合起来

校长说：“同学们，‘四人帮’被粉碎了！”

见他们觑着脸面，校长继续说：“就是

就是——毛主席的媳妇儿和他三个相好的……”

校长的声音借着寒流传向远处。那里——

秋天蓝得虚伪

树丛下，一头公猪在宠幸

另一只年轻的母猪，两只斗狠的公鸡

咕咕怒吼着，小尖脸儿上

热血奔涌。那时谁能料到入春后

冻雨接着冷雨，没完没了

道路泥泞不堪，麦子打根儿开始腐烂

而荒草仿佛吃了春药，蚜虫劈脸撞来

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

急成了抓耳挠腮的孙猴子

那个春天啊，“四人帮”打了红叉的漫画像

挨不过雨淋，褪去颜色，被反复践踏

但如此还不够，他们干脆撕碎，拿去擦了屁股

而那只挂在黑板右上角的篮球

仿佛一只干瘪的乳房

再没能让他们为之集体疯狂过——

1978

时间如白驹，似乎才眨了下眼

他就成了五（1）班第一排的学生

忍受老师的唾沫，和口臭

在此之前，他们给生产队拾麦穗，摘棉花

割黄豆，掰玉米，打牛草

一日接着一天，一晌接着一晌，一刻接着一刻

每日的报酬是两颗糖果

他们在田野上嬉闹，疯跑，打架，争风吃醋

或者将书本撕碎，放飞一万只蝴蝶

这些田野之子啊，如今早已

被田野抛弃，如草芥

在脚手架上挣命。如他，写着

一行行无用的分行文字

这一年盛夏，他被疾病击倒，有半个月工夫

躺在公社卫生院的走廊下，昏迷不醒

他梦见天空下降，田野崩溃

村庄被洪水淹没，遮天的蝴蝶

眼睛里喷着火

轮流扑向他开花的脑袋

唉！难道这就是报应？它来如迅疾……

1979

他有漫长的诗歌生涯，却从不曾以之

颂扬母爱。在他和母亲之间

是否有一场冷战持续到多年以后？

母亲，那时你的巴掌，鞋底，树枝，烧火棍

如急风暴雨，反复抽打着他的皮肉

你的诅咒，谩骂，泪水的怒焰

不断吞噬着他瘦弱的身体

你接着把饭菜尽数倒入猪槽，再把馒头笼子

吊上屋梁，而放逐他于饥饿

的恐惧，亲爱的母亲，那时，他认定你铁石

心肠。他不是来自你母腹的孕育吗？

有多少次，他在梦中飞行

他的身下是大海，森林，泥沼，群山

你紧追慢赶，却总差之毫厘

他在窃喜中设计着对你的报复

（他少年的皮下也藏着祸心）

直到长大成人，安居异乡之城

母亲，难道一切都源自屈辱的戕害？

你不知道，有一次，他在爷爷的坟前睡着了

他相信，是从没谋面的爷爷

会伸手摸一摸他的额头

那一夜，密集的星光从天空垂落下来

仿佛爷爷温暖的掌心，抚慰着

他落叶的脸庞

也照耀着原野，广阔无际的睡眠

1980

摸黑呼唤春风的人，在春风中

逆光劳作的人，睁开瞎眼看世界的人

走着睡觉，站着翻身，有了自己

的土地的人，他从深井里打水

碰见星星和月亮，他浇灌麦苗和玉米

镐头入土，刨到闪电的人

他在白纸上写黑字，按下血手印

星期日下午，他背着一篮子馒头上路

黑馒头，白馒头，就像黑猫和白猫

去往张完乡中学的田埂上

他一路碰到这样的农人——这样在土里

刮骨熬油的人，生根开花的人

从黑夜到白昼，太阳滚过脊背

从春天到秋天，喜悦在心中孕育

直到玉米堆满场院，辣椒的灯笼在屋檐下

扑打着风雪

噼啪的爆竹声中，他把最后一颗乳牙

埋到三尺黄土之下——

1981

风，起于青萍之末……起于花枝，棉桃

玉米林，起于连成海洋的大豆高粱

它宽袍大氅，抖动粼粼的水袖

在原野深处，开启了他少年的轻狂之心

星空清朗，瓜蔓依地蛇行

瓜叶上露水涨潮，隐身的昆虫们

借着月光，排开了民间音乐的筵席

把他从护秋的瓜棚下引诱出来。在寻找

其踪影的过程中，一次次

被滚动的青瓜绊倒，一次次摸到

白骨和牛粪

这个夜晚，少年的轻狂之心

被偷窥的兴奋控制着，他看见

玉米林深处，两团缠在一起的白光

起伏着，喘息着，放肆地呻吟

仿佛传说中的鬼魂

他没有丝毫恐惧，而是悄悄退回了

瓜棚。这个夜晚，他睡得恍惚

并且一次次，转醒过来，听风过河

入林，起于青萍之末……

1982

体检啦——体检啦。我命令你们

排成队，进入一个封闭的屋子里

脱吧——要脱得一丝不挂

走，跑，测量你的胸围，腰围，身高

捏你的睾丸，阴茎，敲你的牙齿，骨骼

透视你的心，肝，肺，检验你的视力

辨色力，嗅觉。说白了，你就是

流水线上一产品，我来检验你是否符合真理标准。

是，即留下，打磨成机器上的

一个零件。否，就扔回村野，让你存于斯

长于斯，栉风沐雨，自生自灭——

体检啦——体检啦——

体检啦……

1983

四面荷花，万亩大水

草长莺飞于春秋冬夏，船儿如织梭

往来于彼岸此岸

此水不通江河，却历沧海而不桑田

此城乃古陈蔡之地，有女娲氏

耕种于田亩，伏羲氏画卦于土围

放生白龟于激流

有孔子困于城南，弦歌饮风，饥肠辘辘

愈七天而不死

有被驴踢破额头的包拯平粮于水上

筛下沙石，堆而成山

铡了皇亲国戚

有他在此求学三载，从1米54长到1米78

唇上生出黄髭，衣下生出黑毛

向漂亮女生脱帽致敬

在此仰视阿克西尼娅，格里高尔，读到浑身战抖

在此堕落成一个偷书贼

从图书馆里偷出数捆《读书》和《小说选刊》

夜深人静，他缩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

照亮露水大的前程

毕业前夕，他将煎熬的耻辱

尽数沉入湖底。

但贼的徽章啊，他自己烙在了

内心最隐秘的角落——

1984

湖上有渔，船底凿穿，类于舢板

那渔夫分明是个残疾，一条腿搭在船尾

另一条裤管，在风中晃荡

几只鸬鹚，从水里钻出来，细脖子被渔夫

再次用铁环卡紧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立的蜻蜓

恐惧于翅膀总被露水折断

芦苇连成一片，春天就白了头，等到深秋

还将再白一次。长嘴蚊子

始终埋伏在他经过的每一处草丛

在这座水上古城，他是八二（2）班女生的信使

男生的跟班。一个对女生只限于

单相思的屁小孩儿

他把所有的秘密

藏进心底，沉入湖底，仿佛脖子里

带着铁环的鸬鹚

那一年，阳光灿烂，他被风湿痛击

整个秋天，卧于病榻

读《高山下的花环》，为梁三喜捶地

在母亲的叹息里，流下愧悔的泪

此后的日子，风湿的蒺藜，一年年

侵入骨髓，让他从深夜里痛醒

怀抱一坨废铁，望着窗外，坐等天明——

1985

……活在记忆中，有时你怀疑

自己是否老了。亲爱的伙计

当你拎着行李卷儿

离开那座水上古城，是抬头的蓝天

带给你点点的慰藉，是挤破的

青春痘，让你无语——

接受命运吧

在邻村的小学里，你是孩子们的老师

23双清澈的眼睛里，星星开花

但你的光辉和灵魂无关——它在隔墙的

树林里，做着自我的俯卧撑

早晨，你在鸟声中说普通话

把一本《唐诗》背到封底，也没有找到

明天的座右铭

狗日的生活，它总是这样

净给人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

而两公里以外的村子里，一场大雪

落在初冬当口，你的父亲母亲

继续坚守在田野上，一次次把镐头举过头顶

像负荆的蚂蚁

背负着半生的宿命，和贫穷——

1986

在南丰镇。到了秋天，坑洼的乡村公路

变成了售棉大道。

架子车拥挤着，棉花包摇摇晃晃，仿佛孕妇

在御风奔跑。树阴遮了棉农的脸

大人们抽着烟，孩子们在蜷身睡觉——

这些种棉的人，以身试毒的人。

到了夏天，他们在棉田里

洗澡，捉虫，打药，和棉桃说话

倒下一次，站起来一次。而与医院隔墙

的校园里，弥散着刺鼻的农药味

总有被农药怀疑的人，再站不起来

摸着天黑，爬进了火葬场的烟囱

在南丰镇。太阳从东头转到西头，雪就飘下来

而售棉大道依然望不到尽头

他一次次走过，从悲愤，渐渐麻木，熟视无睹

他在诗中写道：“一辆售棉车继续拖到来年

而且，你傍晚遇见的老妇，早晨还是光鲜的少女

这就是命运，它缓慢而粗鲁

你根本不可能察觉，更无从把握和反抗……”

1987

以学校为起点，道路向原野上撒开

仿佛藤蔓去远，结出村庄和坟茔

也结出麻雀和灯盏。原野上漫游的人

看见月光流淌，草尖滴着露水

蚂蚁负荆，黑老鸹蒙着眼扑入池塘

浪尖上漂浮着湿透的羽毛

故乡相处流传，自戕者将借助闪电

回到亲人中间，借助树梢

成为袅袅的炊烟，再一次飘远

唐诗的骨头，宋词的骨头

咬着锄板，跳将出来，一嘴白牙

对着天空发愣

——在原野上，那个漫游者

他看见这些，时而揽着不同的少女，御风疾走

时而独行，如丧家之犬，背负雷霆

落荒逃回校园里

缩进政治课的飘窗后，胆怯地向外张望——

1988

沸腾的春天来了，桃花饮下烈酒

遍地都是放风筝的人

在白日梦中，做着青春的引体向上

蒲公英也踏上了不归之途

举着油纸伞，提着碎花裙，迈着碎步

仿佛邻省的小爱情

在阳光下，一次次尝试超低空飞行

而春风浩荡的街市上，从城里来的蝙蝠

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

继续着击鼓传花的游戏：一、二、三……

啊！沸腾的春天来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遍地都是说着胡话的人

在白日梦中，做着理想主义的俯卧撑——

1990

天不老。他已老去。

他的衰老，从童年开始。

他的女儿和儿子，即将出生。生吧——

向死而生。

他的亲人正在死亡。死吧——

向生而死。

“不知生，焉知死？”“然知生，

亦知死乎？”生矣死矣，

不过一声叹息，而诗何为？

灰飞了。烟灭了。就此别了吧——

你，我，他。

你们……

我们……

他们……

2010年4月

沈浩波

《蝴蝶》第一部（长诗）

1

我已习惯

一次次撕去自己

艰难生长出的

斑斓羽翼

露出丑陋的身体

——虫子的本相

2

母亲也曾经

是美丽的

童年时的我

捏着一张二寸的

黑白照片

固执地确信

此后的恨意

是否也来源于

这信念的崩塌

3

近乎偏执的

修改和涂抹

厚厚的漆

仿佛永不脱落

被反复刻画的脸

构成此刻镜中

安静的面容

4

精心打扮的女人

坐在我的对面

露出深深的乳沟

我突然觉得恶心

童年的第一口肥肉

令我呕吐至今

5

三十年了

我一直奋力攀爬

在黑暗中

血水混杂的泥泞里

却怎么也爬不出

母亲那条

长长的产道

6

世界复杂

人心简单

无非是保护自己

和伤害他人

如果你的热情

碰上我的冷漠

仅仅因为

只有在诗中

我才袒露一点内心

7

妻子想再生一个

但我不敢

我怕爱得越多

恨就越少

我深知爱的虚假

和恨的真实

9

那人问道

为何你的诗中

写到母亲

总有一种

残忍的怨？

我却想问母亲

为何在你

做的饭菜中

再也吃不出

当年那种

因爱

带来的香甜

10

当爱消失

当爱消失

当一种爱

彻底消失

更多崭新的爱

和上升的恨

也无法赎回

11

活着是为了

对抗死亡吗？

难怪你

活得那么累

存在是为了

抵制虚无吗？

难怪你

活得那么累

这样想时

觉得自己像

铡刀下的刘胡兰

12

那些年轻人令我羡慕

他们真的可以

迷醉和疯狂

淫贱和颓唐

我没有他们那样

轻盈的小腿和心脏

他们如气球上升

我如卵石下降

并且为自己的下降

找到了神圣的仪式

13

我能数遍

山上的

每一块石头

历历在目

每一块都像

静穆的佛

于是就讨厌

山里的道士

觉得他们

过于轻浮

14

更隐忍

更沉默

用一把刮刀

捅进自己的内心

让那些如气球般

膨胀的部分

干瘪下去

这样就能成为一个

令自己喜欢的男人了吗？

NO

更加讨厌

15

生命中积淀下来的

那些事

没有几件经

得起回味

母亲指着隔壁的门

对我说

不要吃他们家的饭

我们人穷

但不能志短

这是我第一次

为贫穷

感到屈辱

从此

我成了一个穷孩子

16

当她抱着我的儿子

告诉小区里每一个

她认识的人

她的儿子在北京

买了好几套房的时候

那种屈辱感

再次在我身体里上升

用什么才能

堵住她炫耀的嘴？

17

活在记忆中

是沧桑

活在空白处

是青春

我痛恨那衰朽

和无知

迎面却撞上

冰冷的铁墙

堵在我

发狠的内心

18

你有过不少女人

却从未抚摸过

一对令你热爱的乳房

这是你最大的悲哀

也令你猛醒

是否有美丽乳房的女人

都不会爱你

19

唯一有权

鄙夷我的

是我妻子

卖力地扮演

任何角色

能做到最好

包括当一个

柔情蜜意

的好丈夫

因为我

太需要

另外一具

温暖肉体

充当一个

外置的子宫

20

去年错过的

海棠花期

今年又忘了

我已把自己

轻掷给尘埃

21

读《红楼梦》长大的男人

少年时爱恋的女子

一定不会是

丰乳肥臀的类型

等他知道错了

一切已变得太晚

22

死者长眠于黑暗

与蚯蚓相伴

幸存者永失亲人

哭不出声

灭门绝户的浩劫

若是加诸己身

——只轻轻这么一想

已吓得汗毛暴张

我为灾中的人们

写下泣血的诗篇

读得几让自己泪下

我是多么易被感动

可若我事先能知

这些灾难绝对不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会不会如此动情？

23

你洁白的脖颈上

有浅浅的皱纹

仿佛海浪漫涌上沙滩

留下柔美的曲线

我是一个诗人

可以随时抒情

可是时光飞快地流逝

海浪也会凝结成严冰

终究会变成僵死的蚯蚓

倒毙在冬天的冻土上

24

睡梦中出现的一句诗

醒来后唤起我的记忆

终于想起十六年前

在什么情形下写出

生命中的第一首诗

我记得诗中提到了岛屿

我将它比喻成我的心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

那个戴眼镜的女生

却为她写下了

生命中第一首诗

今天在睡梦中

突然出现这样的诗句

“梦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醒来后疯狂翻书

——来自北岛的《和弦》

往事迅速浮现

我本不是文学少年

因为偶然读到此诗

瞬间被它击溃

即使今晨醒来

内心依然松软

25

初恋的小情侣

转回城里上学

直到我读高中

来到她所在的小城

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

等着与她重逢

终于等到她的消息

送信的是她的好友

站在教室门口

等着我出来

城里的女生

扬着漂亮的脖子

白色的裙裾

像童话里的公主

在她面前

我招供似的

嗫嚅着说了几句

转身落荒而逃

来自乡村的学生

衣服太长

裹在比这公主矮半头的

瘦小身躯上

显得那么可笑

回到座位上

脸依然通红

从此再无勇气

去和当年的女生见面

每天晚上恶狠狠的手淫

女主角换成

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的

明媚得像初春阳光的公主

26

曾经有过最黑暗的时光

没有任何人肯给我一丝光明

当我踉跄着将自个儿拔出

就发誓再也不做一个好孩子

27

总是回忆起

一生中的一顿饭

蹲在椅子上

光着膀子

吃煮得很烂的面条

使劲地喝面汤

一口气吃了三大碗

全身是汗

如被水洗

那叫一个美啊

从此之后

天下再无美食

那面是母亲做的

28

我不爱她吗？

我从来不忍心

让她感到悲伤

更小的时候

每天晚上

需摸着她的耳垂才能入睡

29

瘦了

又瘦了

我好像正

一路瘦下去

再没人说我是个胖子

这情形

令我恐惧

我担心

时间这个糙汉

会一巴掌一巴掌的

把我扇回原形

30

看中国队跟卡塔尔踢球

场面那叫一个悲惨

11个踢球的中国人

11只找死的苍蝇

看球的国人如我

郁闷得无言

转天看欧洲杯

俄罗斯熊

被西班牙人

逗成了熊猫

一顿胖揍

我突然就开怀了

原来伟大的民族

都踢不好足球

比如上面那俩

还有美利坚

这想法一冒

把自个儿弄乐了

想想这么多年来

每遇黑暗

我都是这么

把自己营救出来的

31

不是没有值得悲愤的事

在我生命中

实在太多

但我几乎从不会

为自己的私事而悲愤

伟大吗？

呵呵当然不是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心中有光明

一个对他人冷漠的人

必然将所有温暖

都加诸己身

所以啊

如同火焰

我心中有大光明

32

倾尽全力的

爱一个人

有多难

我把自己煽乎得

内心悲壮

也依然是

白忙一场

33

像一道刀痕

般清晰的

是几年前

少女的呼救

我一直想甩掉

那呼救的声音

“你太天真了

没有谁能

拯救另一个人”

“救你？

为什么？

拿什么救？”

“不过是青春的呓语

说完自己就会忘的”

“你有你的命运

我有我的

各自挣扎去吧”

但我甩不掉

这肉红色的刀痕

敏感的少女

在诗中写道

“浩波浩波救救我”

她在诗中说我

坐在她对面

有温和的笑容

和冷漠的眼神

34

你相信吗

我曾经在泥泞中被人践踏

你最好别相信

这已不重要

你认识的我

穿着耀眼的干净的白T恤

35

我有办法让自己内心苍茫

就有办法让自己内心不苍茫

闲得无聊时我当然内心苍茫

忙得像狗时我是个年轻战士

36

搞定一个看起来牛逼的家伙太容易了

先是尊重他

处处让他感受到

然后征服他让他

知道你比他牛逼

然后削他

狠狠的削

但打一巴掌一定要

给颗甜枣

这不是我刻意为之

而是事后总结

发现我从来

都是这么干的

那帮傻逼服得

五体投地

有点黑暗是不是

但这一套我从未

用在诗歌上

37

他对我说出隐私

千叮咛万嘱咐

要我守口如瓶

因为他知道

我嘴大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变成

一个沉默的男人

多简单啊

因为拒绝诉说

我把自己锁成冰柜

38

星星在天上闪光

死者的眼帘永垂

幸存者在大地上漫游

做一个无家的浪子

永恒的白昼照耀着他

灵魂出窍的身体

终于给渴望腐朽的内心

找到了匹配的生活

母亲带着她的子宫死去

妻子带着她的怀抱死去

哦，你是仅剩的美人

是天地间浮游的宠儿

39

有时会突然想念南方

如同想念戏子的胸膛

有时会想念那些失去的朋友

他们像死者一样长眠

我和死者之间有神秘的联系

每块墓碑都是一道窄门

我的心是一座加高的坟墓

晴朗的日子我开着除草机

把坟上的杂草一点点削平

光洁的心脏晶莹如红玉

有时我会想念南方的雨水

骷髅在雨水冲刷中睁开温暖的眼睛

40

抱起一只母鹅

揍她丰满的臀

让她飞翔

像圣洁的天鹅

令人落泪

再给我

最后一块墓碑

沉重的巨石

压住夏天的绿意

季节就立刻

变成令我迷恋的

秋日

当天鹅在无边的秋日飞翔

我爱的女人

寂寞地躺在中年的床单上

41

在灰色的城市

不再想念白云

只是依然试图

去写明亮的诗

我以为心中装满巨石

它们不过是朵朵白云

随雨气上升

随落日消失

42

如果没有女人

肯抚摸我的身体

我的每一句诗

都会长出疯狗的嘴唇

43

那女人在我背后轻轻说

“我会一辈子做你

最忠诚的读者”

吓得我“嗷”一声尖叫

从此一刀两断

至今无有往来

世上最恐怖的事

就是一个女人

不但要你的身

还要你的心

不但要你的心

还想知你的魂

我看到那女人心中

长出了一根小小的阴茎

她想让我

魂儿里那张长胡子的嘴

为她口交

44

我刚一操琴

那傻逼就说

巍巍乎高山

高你妈

老子重弹

我刚一操琴

那傻逼又说

滔滔乎流水

流你妈

老子砸琴

剁手

45

赐我精血的

是父亲

生下我身的

是母亲

温暖我心的

是妻子

埋葬我青春的

是儿子

他还等着将来

再埋我一次

这令我恨得

直咬牙

等着吧

我定会忍到那一天

给你娶个后妈

和你儿子一样大

46

是天空的乳罩

是大地的尸衣

是被做成坎肩前

的那只绵羊

是被A片导演借用前

的护士服

是抽筋时候的大脑

是杭州女人的皮肤

穿白衣骑白马的少年

我最讨厌的生物

时间会将他抹黑、剁碎

拉出去喂狗

47

蝴蝶从蛹中飞出

美丽得无法形容

我从你的子宫爬出

依然是血糊糊的一坨肉虫

48

有一天

当你去世

我当然会如同

天下的孝子

守着你

热腾腾的出炉

我会感到悲伤吗？

我经常这么问自己

我会有多悲伤？

也许不会太悲伤吧

那时的人生

什么样的沧桑

没有历经

今天又念及此

突然恐慌得

抖动如筛糠

我看到永失子宫的人

像一只瞎眼的蝙蝠

挂在无边无际的世上

2008年4—6月

周伦佑

变形蛋（长诗）

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

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

——摘自2002年创作札记

这是有关一个非虚构之物的后设写作。某蛋

并非人类所产，它先我们而在，没有人知道

是何种物类孵化它的

关于那只怪鸟的

情况，万卷书的岩页中曾有过记载

但这个蛋和可能产下它的某鸟真的存在过吗？

我徘徊于蛋的上下文之间

始终没有看清楚蛋的模样。蛋

通常只活动于人们受惊后的不安

和恐惧中。我努力镇定自己

从死亡的咳嗽，到狼眼的冷漠焦点

揣测蛋的形状。首先

“怪鸟说”应该放弃，排除蛋的生物学成因

可以这样想：一个疯狂的大脑。针对人类的妄念

与需要，在纸的铺张平面上，下一个蛋！它的圆

恰好可以归纳我们的梦。蛋，从而开始框限，并影响

我们的生活。某种神秘之物的超智力游戏，拟蛋的反物质

在睁着眼的睡眠状态中俘获了我们。关闭科学系统。或者

根本就没有什么蛋，它

不过是被我们想出来的。把世界

圈定在某个封闭系统中的愿望

是蛋的前因。我们不过是它的

逻辑后果，仿蛋的类生物

诸多假想之后，蛋仍然不明确

为了完成蛋的构形

我只能循着蛋的踪迹

在书写的歧义中

复原它

我对蛋的观察，是从一个梦

开始的，那些睁着眼睛形状怪异的蛋

以非常规的方式吸引了我的注意

其中，一枚蛋的裂缝中

长出一株植物（又像是手）

很可能是手。从蛋中伸出的植物手到底向我

暗示什么？是告诉我人是蛋的原因？或者，蛋是人的宿命？

鸡与蛋的悖论，变成了

人与蛋的悖论。

在梦的背面伸出蛋的植物手，曲着两根手指直着三根手指。

2是兑（），3是离（）

离兑相叠为革卦（）。3+2=5，以5取爻

第5爻动，变为丰卦（），主文章有成

离为火，兑为泽，水火相克。解读为

内心充满矛盾。离又为中女

兑又为少女，“二女同居，

其志不相得”曰革。暗示我命中当有

一妻一妾，但妻妾不可同室相处

植物是我的命象，我本命属木

甲木为阳。木旺在东方。手指向北

北方是我的长生之地。一个梦

和它的蛋，让我看到了命运的蛛丝马迹

梦蜷缩进蛋中，一只巨鸟的羽翼

顿时涂黑了天空

关于这个蛋

还流传着另外一些骇人的说法

它有时出现在睡眠上方，变形为

某一种异类。在它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植物着魔般地奔向它

围着它疯狂起舞。它以抒情的方式

集合追随者，然后叫他们去死

沙漠越来越沙，人类的秃顶

越来越光亮。它靠采食亲近者的

精血肥沃自己，一蛋独大

直到它的周围再没有其他的生命

它才还原为蛋

它有时变形为一朵玫瑰，在情人的怀抱里

制造骚乱;有时又显形为一只乌鸦

用诡异的翅膀削弱蜡烛的信心

用天坑作为铸型的模式，借地缝

作为潜伏的手段。蛋的变化

大到囊括整个宇宙，小到一只蚂蚁

的决心，鼓动麦芒与风车作战

它窥视，并进入我们的内心

将我们收藏的记忆洗劫一空

它寄生在我们意识中

在动词和形容词上大做手脚

树冠摇晃，我们在悬荡的蜂巢上

望着星空胡言乱语……

随着传闻的广布，蛋越来越大

越来越古怪。蛋的不确定

使我们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是继续呢，还是返回

永远放弃你的追问？在半盏灯的

微暗中，守着一个睡不醒的噩梦

就像守着一个密封的瓦罐

不敢轻易打开。把困扰你的

蛋形异物暂时搁置起来

在丹顶的剧毒中研习阴阳之术

或者专事纯诗写作

用月光清流闲适你焦灼的灵魂……

忘却蛋是容易的，它本来就暧昧不明

但那些问题，与蛋相关的衍生物

总偃梗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一面镜子的无限深度包藏蛋的祸心

远离火的烛照。高雅的默许中

我听见血橙的痛，黄瓜的叫喊

花朵的粉碎性骨折。半夜醒来

蛋在黑暗中对我做着鬼脸

仿佛看不见的宿命之手

旋动一个球形建筑的疯狂架构

致命的水银溢出，瓷的面具凹陷

一个图式的尖端变形。橡皮图章

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集体自杀条例

抽去软驱的视听版面一再被谎言屏蔽

和平的心情是被蛋的句法所强行改变的

人退缩时，羊皮露出了牙齿

蛋的问题依旧，并且在继续扩大……

大尺度的蛋于我们太宽泛了

我只能小尺度地谈论它，在有效的

叙述范围之内，方式

必须是简约的，可能的，具体的

蛋的表象圆而多肉，上面长满

刺状的眼睛，如同京剧中的花脸

这是我在一卷残损的帛书中看到的

其形状很像星命中不能冲犯的太岁

长满眼睛的一个巨大肉团

在它的藏身处凛然不动……

蛋不是太岁，这是可以确认的

但二者的相似之处总让人生疑

一转身的变脸，蛋又生出别的歧义

一个字的误读，一种心理的背叛

射杀飞鸟的弓是弧形的

孔丘的马车后面紧追着一个蛋形巨物

（这是曲阜的一组观念雕塑）

老孔和他的学生，随后不见了

巨型蛋转而追撵我们

还有那些空转的轮子，从车辐上

脱离下来代表历史的伟大方向

神谕中悬浮的虚词

在龙马背负的河图上，中国很小

皇帝却很大，大到看不见村庄

和市井，率土之滨，莫非皇袍上的

鸟雀与云纹。蛋有多少种花样

世界上就有多少种完美的魔鬼训练法

根据哥德尔的怪圈理论，临摹

蛋的虚拟图像：随机大小的

任意改变的，上下折叠的，内外

翻转的，方圆互变的……

蛋在描述中

和我玩测不准游戏。我被蛋反动着

蛋在快要成为蛋时突然变成了非蛋

延宕出演是毫无意义的，哪怕等到

最后的审判。蛋终究会说服自己

在它加速腐败的肥胖中现身

我写这首诗时，尽量保持中庸立场

避免评骘压倒叙述，以便

在与这个庞然大物的对视中

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随手画一个圆

在冥想中与蛋遭遇：蛋的内层

还是蛋，一种疾病，一锅煮不开的水

好多熟悉或陌生的脸孔，在水锅里

翻滚着，做出怪诞的表情

却不见说话

用切身的痛感追逐它

用流血的伤口圈住它，使它喊痛

让它在覆亡的惊恐中露出嘴脸——

个人面蛋身的装置物，在人们

心里安上一个法轮，让它旋转

铜镜中的第一只眼，熟悉蛋的内部情况

蛋不是光，是上帝的反面，夜中夜

以人作为实验品，蛋建起

一座座极乐园，依照统一的蓝图

它的弹性恰好能容纳一个主义

大小与某种观念相仿

有时自称寡人，有时代表群众

翻译体的魔爪，深入汉语的柔软腹地

使我们成为无家可归者

现在，我大致知道蛋的藏匿方式了

但我仍不敢触动它。一位僧人

曾经告诫过我：谁看见蛋

或说出它的藏身之所，其人必遭横祸

且祸连九族。除非你早有准备——

在看见蛋之前，首先刺瞎自己的双眼

在说出蛋之前，首先咬断自己的舌头

——追踪蛋！接近蛋！目击蛋！

抓住蛋的尾巴。蛋遮蔽我们

使我们看不见它，就像看不见自己的脸

——确认蛋！见证蛋！复制蛋！

抠出蛋的钢铁心脏。蛋仿造我们

使我们找不到方向，就像摸不着它的

具体，从手纹的分歧处辩证，在汉字的

言外释义，总相信会出现奇迹

一如鸽子抓住天空的弱点，抓住

蛋的籍贯和身份，从蛋的转义、歧义

和引申义扩大布控范围，借助借辞手段

招魂术、炼金术，外加蒙汗药

和政治思想工作，找出那具无头尸身

或者只要那颗头。蛋就隐藏在腐尸

里进入蛋的射程，危险逐渐增大

——抓住蛋！解读蛋！说出蛋！

扣动梧桐的扳机。子弹中途折回

蛋完好无损；射中的竟是你自己……

在我惯用的后设写作中，蛋原本是

很容易藏匿的。经过天堂的胃痛

鸟变成了蛋中鸟，蛋变成了飞蛋

谁创意的盲哑协会？用心缜密的

陷阱，栽种植物人的园艺场

看见和说出的酬劳是如此丰厚

必要的失明与噤声。蛋的反逻辑

使蛋不被触动

犹如花朵用香气击倒蜜蜂

我们在蛋的控制论中忘记了言说

学会了熟视无睹。谁代表谁啊？

蛋的惯性指令鹿代表马。镰代表庄稼

划破天空的女人代表抽水马桶

而蛋自然代表我们。蛋使世界

一分为二，我们在蛋中合二为一

石头打不破蛋，石头是蛋的

另一种变体，理由充分的

逻辑错误

蛋的优生学改变我们的举止

用胃思考，用膝盖弯曲表达敬畏

视觉切割光明面。嘴只表示吃

蛋关爱我的方式很奇特

它不喊叫，也不靠近我

只在我的周围放置许多眼睛

使我们在无遮拦的现状中互相关照

我们在集体眼光的匿名注视下

从不习惯到习惯。蛋配送的公共标准

终于把我们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

一座透明的玻璃建筑，迂回曲折的

走廊，连接许多单元的甬道

我们在上帝的盲肠里彼此看见

却永远走不到一起。我们被困在蛋中

蛋规定我们：相互为蛋

并且功能

是该你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蛋的圈围越来越小，已能隐约看到

梅花的鹰犬，在灵魂的左侧出现

回头的路已完全断绝

万华生齿的季节，金鸡在雨中

花开花落，风景异常险恶

我们的四肢被任意弯曲，成为

动植物的杂交变种。在蛋的

决定论中，一切都是蛋生产的

悠悠万事，惟蛋为大。蛋说

要有皇帝，于是就有了皇帝；蛋说

要有刁民，于是就有了刁民；蛋说

要有兵戈和杀戮，于是又有了

兵戈和杀戮。文字狱和思想罪

是随后才命名的

蛋的文体学，用仿真的

语言蛋窃据人道的各处要津

栖身于蛋的极乐园中

蛋用它的减法修改我们。蛋说

精神是有害的，我们转而崇尚物质；蛋说

思想是多余的，我们自动变成白痴；蛋说

自由是乌有的，我们由衷地赞美牢笼

蛋的语法继续规范：删去

多余的场景、独白和注脚

把我们变成蛋的同志

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混蛋和蠢蛋

每天睡前的填空练习——

不是（母鸡），是（蛋）生下我的

不是（父鸡），是（蛋）哺育我的

风筝落地时，根脉骤然剧痛

临终的斧斤是迟钝的

马上就要进入蛋的现实了

一番生死考量之后，蛋

返回它的要害，用旗帜包裹起自己

摆出小米的姿态。所谓的伟业

是拟古的，车骑拱卫的亡灵

以笔锋刻毒的遗诏

为下一次庆典安排华宴

从黄土窑洞苏醒的蛋，把祖国

放在一口大锅里熬成艰苦的稀粥

蛋中盘踞的真理，变形为工业

与农业的象征符号，暴力的

普遍形式，把知识变成份子

使阶级成为敌人

用蛋的血统论验证蛋的血统

纯正的亚麻色，CP型（和人类的血型

不同）。蛋的机制，反人性的巨大试管

把儿子变成立场，把父亲变成路线

使情侣成为彼此的告密者

蛋的行为学

在它的版图上推行魔幻现实主义

用一百种草本引诱我们开花

用一百只鸟鸣引诱我们说话

然后把我们和花朵、鸟儿一起收进

它的瓶子，就像每一个魔术师所做的

蛋的牙齿紧紧咬住基层

用户籍和档案把我们变成笼中鸟

随即在暗室里，用不同的笔墨

记录我们的心律变化

在黑名单上确定精神异常者

对你实行体贴周到的窃听

邮检和跟踪

在完成了对思想的合围之后

蛋开始大踏步前进。蛋口张开

一些钢铁的家伙被派出来

压向儿童的积木玩具

战车碾过，万念俱灰。热烈的死

使所有的悲愤显得苍白

为避开蛋的耳目，我借酒遁迹

佯装癫狂，在真理与谎言的空隙间

侧身而进，把井田安置在一棵树下

听春儿为我讲述谷子的幼儿时期

稻草人安插的钉子局部发动

蛋的幻影之手，仍然准确无误地

按响了我的门铃

……没有谁教过我如何躲避

这样的打击太新鲜了：用戏谑的文字

与蛋周旋，被蛋一把抓住，紧紧攥在手里

蛋是一个灵物，有时睁着婴儿般的

眼睛，要我们热爱它；有时会无端的发怒

向我们显示它的魔法：在它原地旋转

然后起身的地方，顿时会矗立起

由岗楼、高墙和电网拼写的环形建制

蛋规划的健康中心，以暴力嵌合的

强迫形式，直接插入我们的梦境

把我们的名字

牢牢地钉在狱政科石灰剥落的墙上

接着编号，排队，出列，入列……

新来的剃得不很彻底的光头

在那些或明或暗，排队入厕的光头中间

像一个个烧坏钨丝的电灯泡，开始

有些发白，渐渐变成同样的铁灰色

如同农民生产岩石，机器拷打

报废的齿轮，改造：用刺刀

矫正口吃；用超负荷的劳动

消除思想的歧义。硕大的白炽灯

忠实履行蛋的职能，昼夜在头顶上

亮着，暴力的光明能指

继肉体之后，进一步指向我们的睡眠

古拉格群岛的隐性章节

未公开的写实部分，继续在暗中

刻画我们，饥饿加入对话

意志在最后一刻陷于瘫痪

墙的格局近似于科幻，监内

还有小监，而那一圈石墙的外面

是更大的监区。无论走多远

蛋的功能都是有效的

对健康的考察

使我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蛋趁我不注意时又一次变形了自己

加大叙述的难度。一部《变化之书》

随手翻到乾宫第六课：晋卦

在先天易图的卦序中，蛋的变形

是有效的。晋的意思是“上进”

卦象（）是：“日出地上，万物

欣欣向荣”。这是蛋的黄金时期

蛋在我的体验中一天天变大

晋的综卦是明夷卦。明夷直译为

“光明受伤”；卦象（）是：“日落地下

世界沉入晦暗”。这是盛极而衰的征兆

蛋在我的恐惧中一天天变小

从日出到日落，卦形的转换

对应蛋的事业：经由亢奋的高潮

而走向美丽的破产

太阳城的幸福收获，违背蛋的初衷

黄金之果纷纷坠落。蛋以不变应万变

关紧所有的城门，禁止邑人出入

我们在蛋的精心布局中

只能靠死灭的热情相互取暖

继续下一卦，乾宫第七课

蛋知道，它的事业已步入令人沮丧的剥卦时期。剥的意思是“剥落”

卦象（）是：“土剥山下，阴气上浸”

显示蛋的危机来自根基的腐蚀

剥的综卦是复卦。复的意思是“反复”

卦象（）是：“木动于土，一阳复始”

体会诡奥的卦变，蛋终于领悟了

变通的玄机：以万变求不变

在光明中固守黑暗的本质

抓住破碎的方向，蛋

开始它最富戏剧性的变形表演

把毒草变回香花，把运动变回

体育，把阶级变回劳动和人民

多么精彩的循环论呀！在蛋的绕口令中

我们的心情因蛋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蛋加大变形的力度：把权力

变成资本，把作风变成体制的下半身

调动情欲的积极性，大干快上

变不回去的尾巴，使蛋成为阴阳蛋

两种阴谋的最邪恶部分嫁接出

现实的恶果，被蛋标举和炫耀

蛋的遁词：在坚持中放弃

在固守中变异，只守住

金属的核心

不变

蛋的现象学继续转型

把希望变成品牌，把少女变成妓院

把诗人变成不法书商和盗版书

我们被囚闭在蛋的箱体理论中

随蛋的喜怒而上下波动

红三兵排列，虚假的上攻形态

权利在高位震荡出货，人民

在底部寻求支撑。与时俱变的

快感，使蛋获得了更大的弹性

代表A，代表B，代表C，代表自己

持续的变形使蛋变成了后蛋

成为后蛋的蛋依然是蛋

保持着捕鼠器的全部功能

不是猫改变毛色，是蛋

同时变成了猫和老鼠

猫捉老鼠的游戏，最后

变成了老鼠捉猫

蛋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

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此蛋

已非彼蛋

黑马骑上白马，时间逆时针转动

伟大的蛋率领我们走向灯芯绒的幸福

蛋呀！蛋呀！道路四分五裂……

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在蛋的变局中

守着一盘下不完的残棋

独自鏖战到天亮。棋盘上的变数

就像一个人的命运，难以把握

蛋不过是布局者，设下一盘棋局

让我们费尽心思，它的座椅

却始终空着，永远虚位以待

不在现场，但能控制全局

点燃一支蜡烛，把小小的光明树

投向虚无深处。蛋依然规避我

拒绝透露真相。那么，蛋是乌有的吗

是我在书写中建造了自己的心狱？

灵魂的监护者高高在上，不等我想清楚

它已知道了我的意图。蛋的异动

顿时使我头痛欲裂。我知道了

蛋的巢穴极可能就在我的肉体中

一根毒刺，一个悖论的盲点

使我成为蛋的肉身。蛋的完形

是以耗损我的生命为代价的

在我动笔描述蛋之前

蛋已先验地占有了我。蛋的介入

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首诗的解读方式

蛋通过我写这首诗

其实是蛋在写它自己的简史

在汉语言的框架中，我不是蛋的

简体字，而是被误写的错别字

游离于蛋的体制之外，既不能摆脱

蛋的语法，又不肯进入蛋的语境

只能以肉体失败的惨痛代价

剥离蛋的附体，把蛋

打回原形

……删除蛋的意象之后，头顶的天空

并没有坍塌下来。蛋回到它的黑暗中

独自演绎着，不时用头痛警告我：

不要离它太远，但也不可靠得太近

2002年5月14日~ 6月30日完稿于成都阳公桥

雷平阳

祭父帖（长诗）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题记

像一出荒诞剧，一笔糊涂账，死之前

名字才正式确定下来，叫了一生的雷天阳

换成了雷天良。仿佛那一个叫雷天阳的人

并不是他，只是顶替他，当牛做马

他只是到死才来，一来，就有人

把六十六年的光阴硬塞给他

叫他离开。而他也觉得，仿佛自己真的

活了六十六年，早已活够了，不辩，不说谜底

不喊冤，吃一顿饱饭，把弯曲的腰杆绷直，

平平地躺下，便闭了眼

如果回顾他，让他在诗歌中重生

让他实实在在地拥有六十六年

是我的职责，我将止住一个诗人对虚无的悲哀

并尽力放大一个儿子灵魂的孤单

迷雾只为某些人升起，金字塔一样的火焰

炙烤的是狮子、老虎、鹰隼和鬼怪

他上不了桌面，登不了台，一个老农夫的儿子

在有他之前，悲苦已经先期到来，第一声啼哭

便满嘴尘埃。老农夫的妻子

抱着他，逗他：“笑一下，你笑一下。”

他就笑了，一张被动的、满是皱纹的笑脸，像老农夫的父亲

心有不甘，隔了一代，又跑回来索取被扣下的盘缠

围着他的棺木，我团团乱转，一圈又一圈

给长明灯加油时，请来的道士，喊我

一定要多给他烧些纸钱，寒露太重，路太远

我就想起，他用“文革体”，字斟句酌

讲述苦难。文盲，大舌头，万人大会上听来的文件

憋红了脸，讲出三句半，想停下，屋外一声咳嗽

吓得脸色大变。阶级说成级别，斗争说成打架

一副落水狗的样子，知道自己不够格，配不上

却找了一根结实的绳索，叫我们把他绑起来

爬上饭桌，接受历史的审判。他的妻儿觉得好笑

叫他下来，野菜熟了，土豆就要冰冷

他赖在上面，命令我们用污水泼他

朝他脸上吐痰。夜深了，欧家营一派寂静

他先是在家中游街，从火塘到灶台，从卧室

到猪厩。确信东方欲晓，人烟深眠

他喊我们跟着，一路呵欠，在村子里游了一圈

感谢时代，让他抓出了自己，让他知道

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他的家人

是他的审判员。多少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

泪水涟涟：“一只田鼠，听见地面走动的风暴

从地下，主动跑了出来，谁都不把它当人，它却因此

受到伤害。”母亲言重，他其实没有向外跑

是厚土被深翻，他和他的洞穴，暴露于天眼

劈头又撞上了雷霆和闪电，他那细碎的肝脏和骨架

意外地受到了强力的震颤。保命高于一切

他便把干净的骨头，放入脏水，洗了一遍

我跪在他的灵前，烧纸，上香

灵堂中，只有他和我时，我便取出刚出的新书

《我的云南血统》，一页一页地烧给他

火焰的朗读，有时高音，烧着了我的眉毛

有时低语，压住了我的心跳。白蝴蝶抱着汉字

黑蝴蝶举着图片，一切都很生癖，为难他了

我想请那个扎纸火的道士，给他扎一个书生

他也该识文断字，打开慧眼。但忍住了，听天由命

他该如何如何，他该怎样怎样，一生

他都在接受，从没选择过，从没发言权。这一次

我们不要插手，不加码，不沾边，不上纲上线

再不能逼他了，1974年的冬天，大雪封锁滇东北高原

粮柜空空，火塘没柴，一家人跟着他吃观音土

喝冷水，感觉死神已在雪地上徘徊

一小块腊肉，藏于墙缝，将用于除夕，五岁的弟弟

偷了出来，切了一片，舍不得吃，用舌头舔

他发现了，眼睛充血，把弟弟倒提起来

扔到了门外。雪很深，风很硬，天地像个大冰柜

光屁股的弟弟，不敢哭，手心攥着那片肉

缓慢地挪向旁边的牛厩。牛粪冒着热气

弟弟把肉藏进草中，才把冻僵的小手和小脚

轮流塞进粪里。母亲找到弟弟，像抱着一截冰块

疯了似的，和他拼命。他不还手

胸腔里的闷雷，从喉咙滚出来

像在天边。我们都看见了他的泪

像掺了太多的骨粉，黏糊糊的，不知有多重

停在脸颊上，坠歪了他的脸。他又一次

找了根绳索，把自己升起来，挂在屋檐

一个还没有嚼完黄连的人，想逃往天堂

谁会同意呢？他被堵了回来。五岁的弟弟

从牛厩中找出那片肉，在邻居的火上，烧熟了

递到他的嘴边。他一把抱住弟弟

哭得毫无尊严可言。为生而生的生啊

你让一个连死都不畏惧的男人，像活在墓地上面

1982年，水里的青蛙、鱼虾，地下的石头、耗子

埋得最深的白骨，成群结队，跳了出来。它们来到阳光下

寻找和确认它们的主人。土地下放了，每一颗尘埃

有了姓名，每一条沟渠，变成了血管。大地上，到处都是

怦怦直跳的心脏，向日葵的笑脸。他和他的几个老哥们

提着几瓶酒，来到田野的心脏边，盘腿坐下，开怀畅饮

不知是谁，最先抓了一把泥土，投进嘴巴，边嚼边说

“多香啊多香！”其他人，纷纷效仿。用泥土下酒，他们

老脸猩红，双目放光，仿佛世界尽收囊中

醉了，一个个打开身体，平躺在地，风吹来灰尘和草屑

不躲，不让，不翻身。不知是谁，扯着嗓子

带头唱起了山歌：“埋到脖子的土啊，捏成人骨的土……”

泪水纷纷冲出了眼眶。就像比赛，他们边唱边哭

有人噎住了，有人把头插进了草丛，有人爬起来，扒光衣服

在田野上奔跑，有人发呆，有人又抓了一把土，投进口中

他睡着了，抱着一块土垡。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

全都走了，空旷、沉寂的田野，夜色如墨，一丝白，是霜

我的弟弟，四十不惑，跪到了我的旁边，又一条汉子

曾经在我面前，哭得用孝帕死死地捂住双眼

“如果他能活过来，别说纸钱，把我烧给他

我都没有怨言。”弟弟是个民工，也是睁眼瞎

和他同命，有力使不出来，有苦不敢对人言

活在生活的刀刃下。入殓时，他的眼睛留着一条缝

是弟弟帮他关了浮世的门，又顺手拉响天空的门铃

多年来，弟弟举家漂泊，到处卖苦力，但总是两个月时间

回家一次，给他理发，修剪指甲

还领着他去了一趟昆明，爬上了西山龙门

眺望了五百里滇池。照下的相片，他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

身无长物，却仍然放在贴身的衣袋，偶尔翻出

一看就是半天。弟弟总结：他的六十六年

一直在一根烟囱里，浑身黑透了，向上攀登

刚看到了天，一朵乌云，又遮住了天

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下落不明，一个风烛残年

两个哥哥，家族的坟山上，地心里喝酒

两堆白骨，一堆劝另一堆：“你腰疼，多喝一点。”

另一堆又推回土碗：“你的风湿病复发了

还是你多喝一点。”其他的穷亲戚

也是些泥土捏成的牛马，在山坳，在田间

弟弟去报丧，猛然跪下去，没有一个

表现出惊愕。仿佛他已活了几百年，仿佛

只要他还活在他们中间，他就会堵断

每一个溃逃者的路线。鼓队、狮舞、唢呐手、山歌王

猪羊祭、三牲祭、花圈、家祭、牌坊、纸幡

和挽联，鞭炮炸掉菜园，孝子像白鹤，匍匐在地

空气中的寺庙里，也许有人哭得死去活来

他的葬礼上，人们在狂欢。喝醉了的人

把赌桌掀翻，有人提议，这种人

应该跪在灵前，头上点一支蜡烛，天天给亡人点烟

我的哥哥，沉默寡言，关键时候，平息了争端

“都是亲戚，谁都不准丢脸！”

这一个他的大儿子，宅心仁慈，娶老婆

快嘴李翠莲，交的朋友，父死守灵扶尸睡

逢人从来不说鬼。生前，他和大儿子

炉盖上喝葡泉二曲，一人一斤，你不推我不劝

你不语我不言，两个哑巴，两张红脸

鸡叫了，站起身来，不知是谁，拉开门

菜地里摘了个苹果，嚼了一半，随手就丢给了

早起的土狼犬。多么忠诚的土狼犬，守门十多年

没咬过谁，也没让谁顺手牵羊。1993年

乡政府的打狗队，开进村来，远远的，它嗅到了

杀气，躲进了母亲的寿木。越安全的地方

越危险，土狼犬，被揪了出来，当着母亲的面

胸脯张开一张嘴，吞下了一颗飞来的子弹

那晚，他和母亲坐在屋外，望着天，又不敢

骂天不开眼。天一亮，两个人，折腾了好久

才从狗心上取出了那颗子弹。葬它于篱笆兮

守我田园；葬它于树底兮，魂附树体

可以登高望远。半个月后，他进城取钱，二儿子的稿费

200元，四分之三，藏在鞋内，四分之一

大肚子收音机，买了两台

他跟小儿子吹嘘：“一台随身带，另一台

放在家里，出门时打开。小偷光临，听见声音

肯定不敢胡来。”用收音机守门，他唯一的秘密

哦，跪在我旁边的弟弟，时间仅仅

过去了十年啊，那个五十岁的农夫

他怎么就花光了土地到手的喜悦，抛弃了

衣食不愁的信仰和现状？你听，吊孝的人群中

一个驼背，正跟一个瘸子说：“他肯定是死于胃病

他的命多硬啊……”的确，在矮人国，他的后半生

就像个生活的巨人，集市上买肉，柜台前沽酒

花小钱，眼都不眨。生点小病，就住医院

身上装着的药丸，五彩斑斓。多么难以猜度

从黄连中嚼出了甜，像在地狱的深处，刨出了桃花源

鬼迷心窍，可他仍然迷恋着野草越长越深的村落

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看见他挖地，问他

“还没挖够，是不是土里埋着宝石和银元？”

他的儿女们，也在外面，话不顺耳，但他从不接茬

最终，艰辛的劳作还是又一次击溃了他

一把老骨头，秋风里冒大汗，风寒，继而毁掉了肺

为此，他住进了医院。同一间病房，都是等死的人，

他眼皮底下一张张床，空得很快。来填空的人，也是农夫

不敢问价，像进旅馆，住一夜，抬回了家

他的嘴一度很硬，不相信死神就在床边，他有着

足够多的未来。崩溃始于手术前，他说他的眼前

全是刀光，手不听话，双脚发颤，小儿子抱着他

多像抱着一台点火后没有开动的履带式拖拉机

后来，是他自己稳住了，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在床沿

深深叹一口气，他说起了他见过的死——

某某死于天花，某某死于饥寒，某某死于溺水

某某死于武斗，某某死于暴饮，某某死于屋塌

某某从高空坠落，某某在狂笑中突然翻白眼

某某喝了农药，某某在批斗时倒下

某某被人奸杀，某某走暗路头上挨了一砖

某某触电，某某被牛踩扁，某某至今还在刑场上

胸口上的桃花，开得很艳……像阎王的生死簿

他罗列了一串，有的还是我少年时的玩伴

与死去的人相比，他说他多活了这么多年

没用推车，他自己走进了手术间

母亲坐在空空的走廊，我和哥哥弟弟，在厕所门前

不停地抽烟。妹妹在家煮饭，电话里一直在问

有没有危险？苍天有眼，他果然只是跟死神

打了一个照面，问安，再见。他能转身回来

我们为此举办了一个家宴。他以水代酒

戒烟，发誓要丢开与他搏斗了几十年的农田

灵堂里这些亲戚，有几个正在回忆

他几年前从医院出来时的笑脸：“一点也不像地狱中

回来的人，走路比别人还快。”亲戚们说着说着

女的哭了，男的点支烟，放到他的灵位前

我的膝盖，疼得钻心，弟弟也换了几次姿态

那时，夜已深沉，一颗颗飞起的尘埃正落向地面

香灯师把嘴贴着我的耳朵：“这么多孙子

把他们换上来，你们不能跪久了，明天还要出殡。”

时间刚过去半个月，我已记不清，那天

是谁扶着我从灵堂走到了屋外。落了几天的雨

突然停了，星汉灿烂，河堤上的核桃，枝条上扬

奋力向空中，排放着悲哀。牌坊上的对联

“人间才少慈父，天堂又增神仙”，碘钨灯照着

斗大的字，松枝丛里，像群伺机跃出的狮子

从老祖分支，他的这一辈，除了姑妈，还剩下

他的一个堂哥，白发苍苍的老木匠，年轻时弹月琴

村子里第一个骑自行车，中山服，翻毛皮鞋

垂垂老矣，硕果仅存。一个人缩在灵堂的角落

几天来不舍昼夜，手上始终握着酒杯，就像那一辈人

的代表，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奈何桥头，一脸的灰烬

偶尔，从年轻人手中，拿过话筒，苍茫的夜空

响起悲怆的孝歌。都送走了，留一个人在世

老木匠的眼眶里，似乎翻动着一缕地狱的凉风

无论何时，都应该是圣旨、律法、战争、政治

宗教和哲学，低下头来，向生命致敬！可他这一辈

以上的更多辈，乃至儿孙辈，“时代”一词，就将其碾成齑粉

退而求其次的生，天怒、土冷；只为果腹的生

嘴边上又站满了更加饥饿的老虎和狮子；但求一死的生

有话语权的人，又说你立场、信仰、动机

没跟什么什么保持一致。生命的常识，烟消云散

谁都没有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同样活于山野

不如蛇虫；同样生在树下，羡慕蚂蚁

去年秋天，几个朋友，想看一眼诗人的故乡

辽阔的昭通坝子，水稻和蜻蜓翅膀下的路

越野车一再熄灭，坑连着坑，我们仿佛是去造访山顶洞人

从昭通城出发，五公里路，用时近两小时。门前的小路

比几个月前我来的时候更荒，青草盖住了月季

水沟很久没人光顾了，青苔封住了水。几颗花椒树

满身是刺，被蛛网一层一层地包裹，像几个巨大的棉球

如今用作灵堂的地方，堆着玉米的小山，刚一进门

我就看见他苍白的头，像小山上的积雪

喊一声“爹”，他没听见；又喊一声“爹”，他掉头

看了一眼，以为是乡干部，掉头不理，在小山背后

一个锑盆里洗手。念头一闪而过，那小山像他的坟

走近他，发现一盆的红，血红的红。他是在水中，洗他的伤口

我的泪流了下来，内心慌张，手足无措

也就是那一天，我们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灵魂走丢了。自此，他必须成为母亲的影子

而他，满世界的人，也只认得出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这守灵之夜，在这他人世的最后一夜

风湿病，走路像个瘸子，但一直在灵堂和厨房之间

忙个不停。不是忙着做什么，是想忙，不敢停下

相依为命的人，冤家，债主，体内的毒素

说没就没了，多小的世界呀，转身就是脸对脸

一张嘴巴里的上牙和下牙，一颗还悬着，另一颗

掉了，明天就要入土。灵柩已擦了无数遍，暗淡之光的镜子

照得出人影，可以梳头。我劝母亲，坐一下吧

那遗世的孤独，像隐形的敌人

把母亲等同于灵前的香灰，盖棺的泥土

我们就这样，像几个吝啬鬼，从肺腑中，一分一分地拿出

夜的金币。从来都怕黑暗，却想截留那断魂的一夜

道士找了一套他生前的衣服，让一条木凳穿上

由大哥背着，为他开辟升天的坦途。那木凳

真像他啊，一副空架子，头手耷拉，麻木不仁，放在哪儿

都能认出。他走之前的半个月，已经没说过一句话

一把生锈的铜锁，挂在喉咙。每天，当太阳爬上围墙

母亲就提一条小凳，坐在门边，绣花或者择菜

他也就跟着出来，墙角的破沙发上坐着，仿佛在发呆

有时是半天，有时是一个小时，有时只有十分钟

只要母亲起身回屋，他也就站起来，跟在后头

已经没有对话了，母亲偶尔说几句，也如落叶掉入空谷

有些晚上，难以成眠，他总要一再地确认

如果母亲就睡在隔壁，他才会在自己的房间，关了灯

陷入黑暗，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醒来

他走的那夜，两点半，母亲还听见他咳嗽

起身去看他，他正把马桶移到床边。五点半，母亲起床

摸他的脸，他已成仙。用尽一生，他都被活的念头

所牵引，终于将岁月消耗殆尽。并用死亡，一次性否定了

自己的意志。他真的不能再等？他真的

已经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死亡？

他耕种了一生的那方地块？也许，只有在那儿

世界才合身，才是他身体的尺寸。也许，在那儿

浮世才如他所愿，等于零或比零还小一点

那儿真的很小，尽管出殡的路，孝子再多

也跪不满。头顶的天，白云再多，也露出蓝；左边的河流

水淌了几万年，也还空着一半；右边的田，年年丰收

人依然饥寒。总有些空空之所，总有些设在空处的

广场和宫殿。总有些地方，大得可以单独使用邮政编码

却荒无人烟。伏跪于路，我已被弃；背土葬父

天地颠覆。招灵之时，我们像一条线

组合成血缘，他的躯体，由人抬着，在我们头顶上，先走

他的魂魄要慢一些，踩着我们的脊梁，没有重量

他多轻啊，轻如鸿毛。跨过我的一瞬，他似乎停了一秒

那一秒，我的鼻尖，我的心尖，抵在了地面

不知那秒是何年，天上人间；不知那秒逝去后

谁还会提着赶牛的皮鞭，把我打得皮开血绽。那一秒

他的最后一秒。那一秒，我的五脏庙，亮起了

他灵柩下那盏长明灯。之后，抬棺的人，一路西去

白茫茫的路上，只剩我的妹夫王绍平，端着酒

跪谢给他搬家的人：“这是最后的时辰，请各位父老乡亲

走慢一点，他睡着了，走轻一点……”

我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了。给他的墓上

添完最后一捧土，叩过三个头，转过身，我对朋友说

——诸位，以后见面，请别喊我编辑或诗人，我只是孝子

一个只能去菩萨面前，继续哭泣的，他的二儿子

我试图给他写句墓志铭：“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

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

这个念头终被放弃，我将它写在这里，如果可能

不妨作为我将来的墓志铭。他这个农夫

和我这个诗人，一样的命运，难以区分

柏  桦

水绘仙侣（长诗）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

这一年春天太快了，

不祥的签诗也抵不住它的速度；

光景饱满地催促，一刻都不愿挽留，

一件大事正期待着冬天。

来  临

1642年的冬天终于来了，

你，19岁，步出银色的秦淮，

买舟来到如皋，

决心与我做一份人家。

在水绘园，你收拾好曾经绮丽的春服，

其中一袭薄如蝉纱的西洋布退红轻衫

令我想起了往昔，那时

我们的恋爱正“观渡于江山最胜处。”

千万人争步拥来，

就为一睹你携偶踏波的风姿呀。

而我也是那样与你和谐，

飞扬跋扈、兀傲豪华，正当而立之年。

“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枝，光动左右”

陈瑚激赏：“惊叹为神仙中人。”

是的，我们因共同的才华和仪表而成为天下才，

是的，我们已成就过春天，

如今就让他人去做春水春花吧。

人世还有其他好事要做，

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水绘园，在冬天的江南，

另一番良辰已为我们备齐。

家  居

人之一生：春、夏、秋、冬，

很快，你发现了新的喜乐：

女红、饮食、财务及管理。

子曰：“仁者静。”

你就在静中洒扫庭除并亲操这份生活。

“其德性举止，乃非常人。”

家务是安详的，余闲也有情：

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

逸园和洗钵池最让人流连；

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

直到雾重月斜，

直到寒意轻袭着我们的身子。

曾记得多少数不清的良夜，

你长饮、说话，若燕语呢喃，

而我不胜酒力，常以茶代酒。

有时，我们又玩别的游戏，

譬如读诗或抄写：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闻风相悦，

只为唯美，只为消得这水绘的永夜。

食

你用鲜花和水果做的甜点

是光阴的珠泪，是纯粹的美学：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娇者为秋海棠露……味美独冠诸花。次则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椽，去白镂丝，色味更胜。

再且看那“火肉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肉、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腐汤如牛乳”。

真是个洁白鲜艳的小山水矣

历历分明且又闻香醉人。

你对花草植物有超乎寻常的感情和喜好，

烹调洋溢着旧日秦淮的芳香。

你做的“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饮食对于你，样样皆是本色，皆是当行

如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

又犹如妙手裁诗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惟情性是也。

茶

茶倾心于我们的美意、我们的端正，

其中岕片是我们共同的瑰宝，

我们沉浸在采摘与烹茗的细节里。

那具有片甲蝉翼之异的上等岕片，

你亲自洗涤、煎制，以生活专家的姿势

不厌其烦地投入这细琐的工作。

晨昏不绝、光景悠悠，

我们静静地试着对饮，

那四溢的茶香“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

人世的风景就这样生在我们的吐纳里，

生在月白风清的凉廊间。

茶香双妙若福慧双修，

此外，我们还希求别的什么呢？

香

夜半天寒，我们独处香阁，

帷帘四垂、毛毯覆叠。

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设参差台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纱，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

甜热的香呀绕梁不已，

夹着梅花和蜜梨的气味，

也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气味。

横隔沉、蓬莱香、真西洋香、生黄香、女儿香……

无涯的香迷离广大，

若挂角之羚羊，无迹可求，

又消磨着我们华贵的年华

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香

还原的香、天生的香

我两人就在蕊珠众香深处，

听“晓钟恒打，尚未着枕”；

或“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

于浓浓清安中，呼吸着喜悦、呼吸着梦想。

水绘雅集

那静中已升起热情，

万千鸟儿正盘旋在烟水之上。

宾客从四方来，车如流水马如龙，

题咏吟赏，云集于是，

狂歌轰饮无虚日。

每当月明风细，老夫与佳客各刺一舟，舟内一丝一管一茶灶，青帘白舫，烟柁霜篷，或由右进，或自左出，举会食于小三吾下。

树木掩映，亭榭参差，曲水环流，山亭独立，尝于其中高会名流，开尊张乐。其所教之童子，无不按拍中节，尽致极妍。紫云善舞，杨枝善歌，秦萧隽爽，吐音激越……

这盛世歌舞做成了水绘江山，

也做成了我们中年的繁华——

我们的欢乐与记忆。

山水、美酒、佳肴、丝竹

以及初夏向晚的日光，

到处都是千金散尽的慷慨，

到处都是流水宴的绣口锦心。

……

岁月流逝，你已远去，

另一个如梦的时刻到来。

贵人王士祯于康熙四年（修禊中），

在水绘园行大狂欢，放言要痛饮十石。

我为你记录下这完美的演出：

白日“登舟，泛洗钵池。明窗尽开，水云一色。一小蜻蛉载清吹数部尾其后，歌丝为水声所咽，缭绕久之”。

时日已将暝，乃开寒碧堂，爰命歌儿演《紫玉钗》、《牡丹亭》数剧，差复谐畅。漏下二鼓，以红碧琉璃数十枚，或置山颠，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莹闪烁，与人影相凌乱。横吹声与管弦拉杂，忽从山上起，栖鸦簌簌不定。阮亭曰：“此何异罗星斗而听缑笙也？”

富贵人生映照着这依旧夺目的白夜，

吴歌、水调、银筝、琵琶

歌儿、舞者、文人墨客

在在如万树的枝条花叶

在在莫不各有风景、各有清姿。

亭树湖畔，幽窈明瑟，

对酒当歌，难消永夜，

而拂晓颤抖着，即将来临，

准时、恐怖并从不迷途，

突然，我听到了死亡的声音。

避乱与侍疾

欢从何处来

端然有忧色

——《子夜歌》

甲申之变，盗贼蜂起，

北方的铁骑就要踏破江南；

马嘶草暗、云惨尘飞，

如皋城内外风声鹤唳，

我们一家开始了亡命。

在奔往盐官的途中，我病倒于惊悸，

发着持续的癫狂与烦热，

你紧紧地将我包裹，似宁静的春水。

冷时，你拥抱我；热时，你将我披拂；

痛时，你抚摩我；将我的身体枕入你怀里；

或用胸温暖我的双足。

唉，“凡病骨之所适，你皆以身就之”。

你亲手喂我汤药，有时还以口来喂。

更惊人的是，为细侦我的病情，

你对我的大便

“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

整整一百五十天，

你卷一破席，横陈于我的床边，

日以继夜，对我用心如日月光华。

在你“履险如夷，茹荼若饴”的操持下，

我终得以于第二年春天苏醒。

而你却落到“星靥如蜡、弱骨如柴”的光景。

今天，你已劳瘁而死。

但人可以比死更大，比生亦更大。

正是深怀这一信念，

你从不畏惧，没有怕，只有贞静。

“死去何所道”，人间最好的东西

你也懂得，它一定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让我回到开场那不祥的签诗吧，

正是它将我们注定：

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信音乖，

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

“忆”字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它从宿命的“九”开始，

我那“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

“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

附录：梦记或我的宗教生活

死亡是一件真事情，

但命运也可以改变。

1569年，一本新善书开始风行，

袁黄以身立法，作《了凡四训》，

“立命”首当其冲，在民间引起大回响，

“功过格”一时成为时光倒转的法宝：

人欲地仙或天仙，皆看你功过的造化，

那就让我造化吧。

看千劫如花，惊险也能做成惊艳。

关帝是我的神

功过格是我的誓言。

他们要合力降服我的危险，

那危险真是新鲜，

如悬崖的花枝向风试探。

1638年5月17日深夜，梦示恶兆：

母危在旦夕。我决定以功名、寿算

及两个儿子的生命来为母请命。

万善誓愿当场立下，行动展开：

奔走、借贷、施舍，甚至绝食……

死在催迫，拯救也在催迫，

功过格的数字更在精确地催迫。

（其实，早在这一年元旦，善行就已展开，因有人推论母命“今岁不吉”。）

整整八个月，数字在沉着又火急地上升：

贷得钱六千文，施乞者。又贷钱十八千六百文，施乏食狱人。贷银二十六两，买旧棉衣一百一十九件，施僵卧雪中者。买米面易钱斋僧二千余人，济贫八千余人。计余前七阅月所行之事，救患难疾病冤狱十三命，施布被棉衣裙裤共二百零七件，棺二十口，药三千余服，茶四十一日，米麦六十三石零，放生二千七百余命，焚化路遗字纸二十九斤四两。诵经施食与赈济乞丐、狱囚、贫不能婚嫁、旅人流离不能归者，共银一百一两七钱，钱五十二千零，合之为万善圆满。

1639年1月3日，

母亲终于度过上元劫难，

但我17岁的堂妽及长子

却做了交换，命赴黄泉。

但神也待我不薄，赠条命来

这一年3月，我妻在历经六次小产后

产下一子，“面目酷似亡儿”。

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朴素，

单是为了今天的好风光

我也要把这两两相忘，

也要把这人间当成天上。

2007年6月4日凌晨3点

西风野渡

父亲的故事（长诗）

1

母亲60岁

看上去80岁

父亲57岁

看上去也57岁

一个57岁的中学教员

如何与一个

80岁的农村老太太

行房事？

有时我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端详母亲

越发觉得

父亲真是太可怜了

这辈子枉为男人

2

父亲和母亲

从我童年

一路吵到少年

我25岁那年

突然不吵了

从此相安无事

最近两年我才明白

在这由妥协与麻木

共谋的平静里

究竟藏有怎样一种

本不该由儿子

分担的荒凉

3

在我看来

父亲一辈子的生活

尤其情爱部分

几如一张白纸

14岁娶了母亲

20岁唯一一次出轨

也仅仅是和

一北京女知青

在草垛背后

啃了几口

两年后

另一个啃过知青的男人

堵在门口跳脚大骂

时任民办教师

即将提拔校长的父亲

只能狠狠拧响

学校的扩音器

高亢的革命歌曲

响彻山梁

把一个鸡肚男人

恶毒的叫骂声

完全淹没

蔡老师借扩音器

掩耳盗铃的故事

在家乡

长时间传为美谈

伴随一个人民教师

光荣的成长史

4

如果说文革某年

父亲，当校长的臭老九

被五花大绑在

高高土台上

乌泱泱的人群，朝他

丢土疙瘩、吐唾沫

那将多么壮观

多么容易

成就一首诗

但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不仅没挨批斗

甚至连伟大领袖

广场接见那次

他也只走到河南

就一个人

提前返回了

“咱们那儿偏

谁都没被斗”

唉，我怎么摊上个

连文革都懒得到达的

没劲的家乡

一个连挨批也轮不到的

没劲的父亲

多年以后

我和城里的同龄人

聊起文革

他们的父母

大部分被斗过

甚至关过牛棚

我真是自卑极了

再次确认自己

拥有无法改变的

低贱出身

5

很长一段时间

我家7口人

就一起挤在

窑洞的土炕上

爷爷死后奶奶

也搬过来

就变成8口

从没看见

和听见

父母做爱

但他们却生下

7个孩子

我之前死了2个

我之后活了4个

6

综合多种情况分析

1985，农转非后

父亲和母亲

就基本没有性生活了

是不为之

还是不能之？

这绝非一个儿子的好奇

也不仅仅是对

他们的关心

我一直怀疑

性的寿命

也有遗传基因

7

那些漫长的往昔

母亲逢人便说

我家娃他爸

可是天下第一老实人

言语中抑制不住自豪

子女们也为摊上个

不嫖不赌不酒的父亲

感到无上光荣

他是本性如此还是

为妻儿世俗舆论，才如此

而这两者，又如何分清？

8

一个百毒不侵的父亲

却生了我这个

五毒俱全的儿子

一定是哪儿

出了问题

果然

50岁之后的父亲

终于开始暴露

不断和儿子

趋同的本性

9

事情首先由母亲

偷偷告诉大妹

“千万别告诉你哥啊”

但很快还是传我耳里

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亲

好名声传遍三乡的父亲

临退休前却

晚节不保为老不尊

染上拈花惹草的毛病

每当两个

好看的高三女生

去他办公室

总要借倒水或拿笔

摸人家手

知父莫若子

我就知道他

只敢摸人家手

为什么不直接

捏她们的胸和屁股

这是我听说此事后

内心的第一反应

10

事情的发展

出乎我意料

他竟然真的

爱上其中一个女生

他将这爱的感受

丝丝不拉告诉母亲

母亲再告诉大妹

大妹再告诉我

一辈子没遭遇爱情的人

晚年才爱上一个

90后女生

我能想象这

摧枯拉朽的力比多

50年大坝决于一瞬

11

女生来我家的次数

逐渐增多

有一半是被父亲

以“接电话”等理由

骗来的

每次来都有

瓜子水果招待

万一上慢了

你爸就一脸不高兴

后来偶尔来家吃饭

那女的不吃羊肉

你爸好几个月

都只买牛肉

母亲的话里听不出抱怨

仿佛说着电视上的故事

12

为了有更多机会

接近那女生

父亲频繁劝母亲

去大妹家住

母亲基本次次依从

更好玩的是

父亲竟将一封

厚厚的情书

委托母亲

送交那女生

我曾问母亲

妈那信你看了吗？

“没看，厚厚一摞

再说我也看不大懂”

母亲说得十分平静

我听得五味杂陈

13

年轻时就文采斐然的父亲

写了平生第一封情书

很遗憾大家都无法看到

那封绝版的情书

但父亲啊

都啥年代了

还用情书泡90后

就连文采更加斐然的我

都必须随附厚重礼物

有时甚至夹于现钞中

情书才能发挥

一点点作用

但父亲啊

偏巧你又是视金钱如命

除老婆和孩子

一毛不拔的人

因此事情的结果

我早已料到

14

去年夏天他来深圳

一直心神不宁

天天嚷着要回去

“深圳一个人不认识

也帮不了你们啥忙”

那时我确实想到过

一个老年人的

情感和性

但最终我没信

准确说是我以一个

儿子的身份

命令自己，不许信

甚至刻意

不往那儿想

15

那次带他走在

美女如云的华强北

20岁的，用骄傲的胸部

30岁的，用鲜艳的嘴唇

40岁的，用飘忽的香水味

逼迫一个57岁的师道者

彻底交出一生的卑贱

那种躲躲闪闪

一碰就碎的眼神

让我也跟着彻底绝望

16

后来我还带他

到中老年妇女

相对集中的

小区会所

但情况照旧

偶尔有人

主动和他打招呼

他也无法脱下

40年教师生涯

造就的，和

自卑翻覆之间的

孤僻和清高

土里吧唧的衣着

陕北口音

谢顶的头颅

我想都是他

自卑的理由

我甚至怀疑

一个异乡的老年男人

连血液都充满不自信

17

正好一哥们的老爸

也在深圳

也天天嚷着

回四川老家

哥们说去最高档的桑拿吧

今天你带我爸

明天我带你爸

来一次伟大的

换位父子嫖

最终我没有答应

我担心肉体的他会上瘾

但另一个他

又视金钱如命

500一次啊

不如杀了他

事情定会搞得无法收场

18

经母亲提醒

我才想起

那女生即将高考

很快就会

高飞远走

连夜帮他订票

机票一到

那苍老的眼睛里

倏就亮起

孩童般的光芒

我说爸原来一张机票

能让你年轻十岁呀

后来母亲告诉我

你爸一直质问我

死老婆子你是否把事情

告诉了儿子

我怎么听他话里

有弦外之音

哈哈，在女人的事情上

父亲和我一样敏感

19

开车送他的路上

他好像已

初步恢复了自信

机场大厅里，那步伐

甚至可用欢快形容

回到陕北他一定

更自信一些吧

隔离区前我

高高举起右手

用力挥动酸楚

20

从机场返回的路上

突然想起我的高考

1990

担心宿舍太吵

父亲和我

在县招待所

开了间房

半夜我踹掉被子

翻身压屁股底下

怕掖被子把我弄醒

就拿他那床的

为我盖上

后来我继续踹掉

压屁股底下

他就脱下外套

为我盖上

后来是

他脱下的背心

再后来是

长裤

等我醒来

只穿件裤衩的父亲

在另一床上

守着我

整整坐了一宿

当时并没觉得

感动什么的

很多年后才发现

那个晚上

他几乎暴露了

一个父亲的

全部软肋和温情

21

高考结束后

听说那女生去了河北

一个莫名其妙的学校

留下父亲

夜夜将思念和苦闷

诉于母亲

母亲转述时

依旧一脸生动

几分为父亲而生的

幽幽叹惋

几分石头卸下后

颤巍巍的轻松

22

上月母亲来深圳看病

天天给父亲打电话

怎么像热恋情人似的

“不是，我是担心他

一个人在家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再次聊起她

帮父亲送情书

她说下次要我送

我还送

你爸一辈子

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不进馆子

就老年才这点爱好

我不吃醋，真不吃

哦，母亲竟然懂

吃醋这个洋词

我说那你为啥急着回去

“我担心出门时间太长

他万一真闹出点啥事

给公家砸了饭碗

这次工资一涨

一月2000多块哩”

听得我再次

一肚子酸楚

23

那个晚上

父亲终于

把那女子摁倒

样子比我还生猛

老爸好样的

老爸好样的

梦醒后我竟

大汗淋漓

24

上星期打电话回家

正好父亲不在

我问母亲

我爸最近咋样

“就那样呗，好像

又换了俩高二女生

一来办公室

就借机摸人家手”

唉，老爸啊

咋还停留在摸手阶段

我突然听得

无趣又无聊

还有那么点

恨铁不成钢

25

和父亲相比

我可谓

经历女人无数

沧海巫山

都不为过

有时真想和他

谈谈女人

谈谈性

教他如何泡一个女人

我还考虑

为他花钱找个二奶

甚至偷偷上网发过

替父亲找情人的信息

但这些大逆不道的想法

这些连我自己都脸红的想法

我无法告诉母亲

更不可能直接告诉父亲

26

再过20年

我也就到

父亲现在的年龄

我的世界

是否也会小得

天天琢磨

如何摸到

一个女人的手？

镜子里的我

越来越像父亲

包括皱纹和鼻毛

它放大我的自卑

叫我不安

恍然间我甚至忘了

我比他有钱

舍得花钱

更主要是

我比他有着

百倍的不要脸

对着镜子

我狠狠扮了个

不要脸

的鬼脸

27

我还是打算

待2009

父亲正式退休后

把他们接来深圳

即使纯为养老送终

也是一个独子

应尽的义务

但我注定不可能

让他看这首诗

就像我注定

看不到他的情书

父子的世界

尽管通达

但总有一堵

会彻底封死

而这黑暗的墙里

正是我栖身之处

在那里我才敢

放肆写下

父亲的故事

然后向着

坚硬世界突围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四）中国最佳随笔（2000-2011）

序言：臻于自由的言说

耿 立

在人们的视域里，散文其实是大可随便的，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先生的语意深层，应理解散文是一种自由之文体。

自由和规范是矛盾的，而历史上诸子时代、魏晋及明末，恰是散文的佳善时期。周作人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即是束缚尽脱，它是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表达的自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散文的高峰，这也是思想自由时期，各类政权尚未确立和稳固，东西方文化风云际会，古典的现代的，各种主义各类学说，纷纷出炉。而一旦给散文附加上别的因素，或是进入体制之内，散文之翼必定折断。从载道、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到“散文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再到写入中学课本将散文规范为“形散神不散”，与此相为表里的就是散文创作的枯萎。散文变成载道的器具，人的个性的张扬和精神的独创成为异端，受到剿灭，散文本身取消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只是作为所谓的“贯道之器”，诠释解释“道统”（政策或是领导意图）。

散文是一种自由的言说，它对自由的依傍超过任何一种文体。洪堡特曾以诗歌和散文为例，“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在每一个角度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精神受到钳制，那他的创造力就不可能是新鲜和强劲的。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首先把现代散文的成功的基石放在了“人”的发现和觉醒之上，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郁达夫在这里拿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对举，以求凸现“五四”时代现在人的个性，把它作为现代散文创作的始动力，而以前的文章艺术追求淡薄，在于人的思想禁锢。郁达夫认为传统散文在“心”的层面有“三大厚柱，叫做尊君，卫道与孝亲”，形成“一层固定的厚壳”，这样的“心”是死的，窒息了散文的发展；而在表现上，即“体”的层面是“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甚至连虚词“之乎者也”也必须“确有出典”，“呜呼嗟夫”的慨叹也必须古人开过口才能使用。这种种法规，压迫得散文气若游丝，病病恹恹，所以郁达夫的结论是这样的警醒人心—“在这两重桎梏之下，我们还写得出好的散文来么？”。然后他又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那真是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散文作家的阵容就像夜空的星光，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冰心、徐志摩、俞平伯、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等，一个一个璀璨明丽。朱自清先生在为散文集《背影》写的序言中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不管是郁达夫还是朱自清，他们论文总是兼及论人，文与人，是毛和皮的关系，强调个人性，就是强调作家的精神个性，强调自由挥洒的空间。如果没有个人空间的存在，那散文创作一定是寥如辰星，特别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五十年代及六七十年代，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再受到围剿和批判，散文作家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隐匿了，灵魂交出了，于是，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创业史》《青春之歌》《艳阳天》等，或是一些别的艺术门类，但就是很少阅读到散文，因为散文是最贴近心灵的本真的东西。只有在当时政策调整时期，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才在文坛短暂亮相，但都是所谓“形散神凝”的模式，没有了苦痛，没有了思索，散文成了权力的应声虫，思想上一律是礼赞，或者说是谀词，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弦的绷紧，这短暂的苍白的调整的繁荣也飘零而逝。

散文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作家和文体经过了无数的蜕变、探索，重新接上了二三十年代的血脉，开始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此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确立的直接因果，并且出现了王小波这样的自由撰稿人，精神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使一些散文家挣脱了对体制的依附，在散文中，作者不再是一种指派的身份，骨子里不再是一种迎合。王小波在他的自选集《沉默的大多数》里，一再表达“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的理念，王小波是清醒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痛恨思想专制和由此而来的思想压迫，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王小波清醒地指出“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

现在的散文，不再在“文以载道”的毂中徘徊，也不再在“散”与“不散”之间争论，散文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构不再是大家辨析的焦点，人们在散文中不再看到各式各样的规矩，但真正的散文是有一个无形的标尺存在的，那首先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它是一种智慧的文体，它要求真正的散文应该是集诗与思与史一体的，这就要求散文家必须是思想者、学者和诗人，其实我们看庄周、苏轼、张岱、蒙田、培根、卢梭、鲁迅等，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诗意的发现者和文化的诠释者，他们身上体现着历史的厚重感。

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鲁迅先生在翻译日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发现厨川白村对英语Essay也没有相应的日语词汇，索性不译，只指出“Essay”词源是法兰西的essayr（试），试笔之意，当时中国也没有相应的名字，当时散文的名字很乱，小品文、美文、随笔、散文等。“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鲁迅先生可能也遇到这个问题，于是又照着日文原样，保留下来。这样没有规定恰是一种宽泛的理解，一说就俗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但鲁迅先生的这段翻译确是把握住散文的精髓，自由、任性而谈，鲁迅关于Essay的翻译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情感）所谈的题目，天下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

鲁迅先生这一段译语对现代散文自由天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怎么写》中说散文创作“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鲁迅的话真是惊世之语，但我们从中可窥到鲁迅对散文创作的自由的肯定，用“大可以随便的”来斩断人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枷锁，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让人们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这就是自由的极致。但因为多数人因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真让他“大可以随便的”，他可能手足无措。然而在散文史上的那些大家确实是从心灵到技巧都是“大可以随便的”，他们不是循规蹈矩的规规小儒，他们蔑视章法技巧，他们就是章法技巧。苏轼所说散文的“随物赋形”，也就是一种智慧的显示，是一种臻于自由的言说，和鲁迅先生之语互为照应。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冯秋子

我看过文慧编导的一些民族舞，像《红帽子》《算盘》，已成东方歌舞团的经典剧目。她是东方歌舞团有个性的舞蹈编导，曾经被国内影视、舞台请来请去到处编舞，正火爆呢她收回了自己。我们就此谈过很多，她说她感到内心绞痛，那些深刻于心的东西日久天长似已酿造成形，她感觉必得通过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了无舞蹈痕迹的方法来表现，她自己越来越想要那种生活状态里的东西，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赋予她及其作品个性的东西。我参加她的训练以后，确实感觉到：以往二十多年跳或者编导民族舞、东方舞的经验，有益的她都努力吸收，多余的，她一感觉到就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剥离出去。而且她做的时候非常自觉。我们每做一种练习，她都注意朝自己追求的方向走，有时，她不满意自己或别的舞蹈员做的动作，停下来，说：“我们这样不行，太知道肌肉怎么使用了，特别做作。”于是重做，直至找到感觉。

她对现代舞的认识和实践相对成熟以后，建立了这支自己的训练基队，使用她的方法训练、交流，要完成具体作品的话，就转入非常排练。她这些年去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排练、演出，身体前所未有的柔韧，筋脉能够打开到从前年轻的时候天天练功都没能达到的程度，她自己也觉得身体出现了奇迹，有时她很感慨地说起从前。参加现代舞《生育报告》排练的北京现代舞团一位舞蹈员说，1966年文慧给他们团做练习，文慧的动作还是硬硬的，很猛，中间和缓的东西持续不是很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可现在，文慧的身体里好像要什么有什么。

我第一次观看现代舞，是1993年，在北京保利大厦金星和文慧几个人演出金星的现代舞《半梦》。这是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内演出的现代舞个人专场晚会？我不知道。震动我的是我看到舞蹈员也是有思想的（当然这是基于我对舞蹈完全陌生，知识储备等于零，基于往昔留给我的残酷记忆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深涸距离）。文慧和金星以各自灵与肉的伸缩，在舞台上创造着时空的可能性，创造着人的声息和肢体动静，一切混沌如初，是人在梦里才有的感觉。她们的舞蹈把人引向认识的艰难地境，使看舞蹈的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思想，感觉到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涌动，而此时，浑脱的人性显现了一股雨水从你的心里流泻出来，贮满了你的双眼，你悠然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在这个时刻融会贯通。这一切都是因为舞台上的几个人，她们的头脑与她们一起顽强生长，你甚至看到了，生长本身的与众不同在整个欣赏过程，因为你的投入，你已经由一名观众成为了一名参与者。

我喜欢她们投入的时候那种忘乎所以。我兴奋不已，那天晚上从十条回和平里家，本来该打车迅速回家，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我担心他万一出麻烦，我们住一个大筒子楼，他出去上厕所，梦里糊里糊涂找不着家，回不了家呢？但是我激动得不想一下子缩短这段路程，这么度过这段时光。于是在心里为孩子祈祷、祝福，但愿这个美好的、星星躲在黑幕里的夜晚万众吉祥。我走着回去，十来里地的路，在黑夜里，在脚下，我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完它。当走进黑洞洞的北京城，发现有那么多窗户，那么多暖洋洋的灯光，那么多人但却宁静安详，都像我的家，都像我的家人。特别好，就像那个剧是你自己创造的一样。

几天后，文慧对我说，我们一起做吧。她说她的现代舞“是要非舞蹈者的内涵，要你的质感，要你带着自己的思想起舞，就是要你的生活本质、状态，要你对生活的理解。”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但她的建议，我不能够当真。我离舞蹈实在太遥远了，现代舞对我，就像我的一个女友面对她八十来岁的父亲突然跟一个年轻女子展开的婚外恋同样不可思议。我与舞蹈，那位女友看着年迈的父亲每天寄给烂漫情人一纸誓言，这中间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威严，犹如隔岸观火，不可逾越，不可琢磨。

文慧鼓励我，说我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天然的，没有后天装饰的，是她希望引入她的排练中的。比如，舞蹈演员常是往上拔，身体飘惯了沉不下去，我呢是与土地相接，身心安静有力。文慧就是要找与大地靠得更近的东西。我说，我想拔拔不上去呢。她说，你别，别丢掉你自己！她还想要我投入时的那种状态。可我觉得，我的表情投入时像一个衰老的人，身心全都陷进去了。

过去是忧郁，现在是除了忧郁，还有陷落，陷落之深已经不太容易拔出来了。听别人说话，或者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都是那个样子。幸而讲述者跟我一样也那么投入。于是我想，那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倾诉和倾听，都身临其境，心里的感受甚至分不出彼此，一样感同身受，能够传达，能够理解，并且不知不觉中已在承担。我那个投入的样子，就是文慧想要的吗？

不过我还是心动了，我想可以试试。她告诉我，她还要从我身上发掘东西，我的潜质远远没有出来。以后的日子，她常让我就某一点做下去，比如，和一面墙发生联结。让我的身体与那面墙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她要从中看我的理解，看我的身体对墙这一物体的实地反应。那时候，我紧贴在墙壁上，真有点像我曾经掉进深水井里的情形。那时，我的两手紧紧扒往井壁，身体几乎全部没在冰水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头顶上的时间像死去了一样。到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救我上来时，我已经僵硬地钉在井壁上，他使出全力才把我拽下来。我做这段练习时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也忘了文慧的存在。

我们的练习每天都有变化，有时是放着音乐。每个人怎么理解那段音乐，就把舞跳成什么样。有时是几个人之间在动作上接受、传导、承接、发展，还有一次，训练间隙，她们在听电话，我一个人觉得还有力气，就原地跑步，文慧看见了说：“冯，再做一遍好吗？”此后，我连着几天增加了原地不抬脚跑步，后来文慧见我坐着跑，觉得一种能量蕴藏在相对宁静的情境中，更有表现力，就把坐着跑做进《生育报告》。坐在原地摆动双臂，速度越来越快，从十几分钟，持续发展到后来的半个小时，直至耗尽全部力气，并且，一边跑，一边叙述，持续不断，像回忆，像报告，语调平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的同伴等我停下来说，那个过程有一种让人不得不跟着你进入的魅力。而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受，汗水印在眼睛里，确实声声不息。

到今天，我们的训练场地已换过多次。偶尔没地方排练，我说来我家吧。那是1998年冬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文慧和我住得也比较近。但她说：最好不在家里，在家里人的身体是松懈的，状态不对。她就出去找地方，跑过不下十几家，甚至答应每周去给那里的学员上一次舞蹈课，以换取让我们一周使用一次排练厅。那时，我感到文慧是真爱这件事，即使只有一个队员。一个人真爱一件事，为这件事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在大冬天为带领一个队员继续训练做怎样的努力，这一切都在我心里产生了影响。我比较在意人的细节。她说的另一句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每次去排练厅，都见舞蹈队员用过的排练厅狼藉一片，大家二话不说先打扫卫生，离开时保持大厅整洁干净。文慧讲，在国外也是这样，芭蕾舞演员还有别的，对自己的排练厅只糟践不打扫，只有现代舞演员不作贱场地，她见过的现代舞团队，都非常自觉地劳动，人都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

我相信这一切都和现代舞的思想实质有关。所以我风雨无阻地做了这件我爱的事情，全身心进到里面，并从一次次排练中走过来，在国内和国外各不相同的舞台上，与其他几位专业舞蹈员一起，从容地展开我们的“舞蹈剧场”。

1998年7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现代舞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但是，投入仅仅是一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坚持多长时间一点没有把握。参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的、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但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有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的那座小楼，找了个座位懵懵懂懂听，后来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看得手心出汗。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也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希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们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过程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是睁开还是闭上，都悄没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就是因为它们的底盘特别高大，倒在车底下的人也可能还生。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风，而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不知所以。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干的事情。所以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里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然后飞溅出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我还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的奶奶、那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干完活儿，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跟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的女孩说话。后来那个女孩长大了，跟一个乌兰牧骑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

那个女孩长到四岁还说不清话，不叫我“姑姑”叫我“嘟嘟”。米德格说：“你教她吧。”我拿一根树棍在土里写“赵钱孙李”，她好几年以后才跟着我写“赵”，可她不写“赵”，光写“走”，还把底下那条人腿拉得特别长。所以她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米德格的奶奶死的那天，我正好在杂货店，老女人唱着唱着突然睡下了，米德格喊我去看看她奶奶要什么东西，那个小女孩拉着我不让我走开，等我摆脱那个小东西，跑过去翻转米德格奶奶的身体，老女人已经死了。米德格跑过来大喊大叫，老女人这时又睁开眼对她说了一句话。米德格发了半天呆，想起问我她奶奶刚才说了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给她：“别信你爱的男人。”那是一个长长的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

我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地方长大。

今年春节我回内蒙古探亲，一高兴跟我母亲说，我跳现代舞呢。我母亲说：“你要止痛片？”她挪动她的身体去那个藏了一些药片的小筐里去取，我说你不用拿药，我没病。她说：你把止痛片带在身上。她捏着小纸包从一个屋子跟着我进到另一个屋子，看着我，等我接她的小纸包。这无疑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好东西，在她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神秘，像宝一样。她听不懂“现代舞”，后来她问：“是不是和男子一起跳？”我不知怎么回答她。

我的事情一般都不跟她说。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离开家十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跳舞的人。要是不与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和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文慧在九十年代初就倾心现代舞了，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很大关系，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经常想着别人的麻烦事，在一个什么时候，送上她的问候。她大部分时间里比较讲求效率，有时候也一筹莫展。今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一个女孩回云南老家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女孩的二哥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过得很清苦。这种时候，她非常果断。她的温良，使她能够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存境遇，她排练时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做练习的时候，她总是拿出很多时间，让大家相互交流，甚至近距离对视，互相珍惜、信任，然后，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人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过程里，她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把最小的、最生动的生活细节做进了自己的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及1999年进行了一年，于当年底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生育报告》。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总共不到百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一百零一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

现代舞对人，对舞者自身的关注，是它一在文慧的言谈中、在北京内部或者公开的舞台上出现，就吸引我的地方，那时我和文慧常在一起玩儿。想来已有八九个年头。文慧的思路急促，闪烁跳跃特别厉害，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跳到另一句，从一个话题突然跑到另一个话题，自己浑然不觉。听她说话，我经常是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笑。看她那样急促地往前奔忙，想象她闲不住地前一爪子后一爪子的冲动，觉得她特别像临产前的妇女，不生出来就“坠坠”不安（比“惴惴”不安更像文慧）。但文慧的感觉和传达感觉的能力非常出色。

在国内，金星的现代舞与文慧的现代舞不同。金星的动作更趋向于肢体的舞蹈，讲求动作幅度，动作的至善至美；文慧的舞蹈则比较生活化。与舞者的现实处境有关，即带着真实的自己进入，排练和交流同等重要。两者各有千秋，追求的高度难度都非常大，她们都是目前国内优秀的现代舞创始者。现在，文慧越来越多地倾向做舞蹈剧场，戏剧、电影、装置、音响、舞蹈等因素综合一体。就她已经完成的舞蹈剧场看，如《同居生活》《生育报告》等，作品的表达临界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其张力的确有点儿蛊惑人心。另一方面，文慧主张的现代舞对演员素质的要求，说简单也确实是这样，你心里有什么都可以抒发出来，说苛刻也真不过分，排练中，舞蹈员有时会感觉身心疲惫，就要承受不住。

就我自己的身体条件，文慧的舞蹈，舞蹈剧场，方式和传达都与我较相一致。而我，本质上是个忧郁的人，忧郁，安静，有时候比较爱动。但文慧觉得，我动的时候，还是有点儿沉默。有好多次，文慧要求舞蹈员发出声音，她总是听不清我的声音，后来她跟大家笑说这件事，说那时“冯的声音小得除了冯自己谁也听不见”。文慧就让我出声，让我唱，甚至倒立着发声。

于是，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

我的过去，就像白天黑夜，没有什么意义。我活在白天和黑夜的时间都太长，我不喜欢。我说过，我的地方。风呼啸而过，房子外面的东西掀翻上天，挪到了别的地方，我们的心和眼也被摘掉，放逐远方。但是几里以外的房子还是传来睡死的老人长一声短一声的鼾啸。天亮后，我们的眼睛陷进头骨里，我们的门窗陷进黄沙里，我和哥哥妹妹拼命喊，没有人能听见。风倒是停了。我们的嗓子沙哑，一动就出血，于是用手或者铲子挖。高音喇叭的线和电线杆子被刮到苏联，战备防空洞和那些流浪汉也全部消失，我们的天地里死寂一片。我们完全想不出父母此时此刻怎样，我们在这边，他们在流放和禁闭。风沙埋葬了一座又一座房子，人们常遗弃断墙残壁，扯大拉小地在看不见路的飞沙地里行走，想找一间死了主人的房子。每回沙尘暴过后，沙坝下没有父母的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老人总有冻死饿死的，他们腾出来的房子谁抢占了谁住。后来，沙尘肆虐依旧。我因为放声大唱小常宝的“八年前，风雪夜”被招进校宣传队，第二天一交填的表，发现我的父母是那两个人，我就被开除出来。跟后半晌的风一样，这件事迅速刮了一下，天一亮就没了。以后，我除了喊哥哥，喊妹妹，没怎么出过声，更没唱过。那些舞蹈，草原上的什么见到了什么的舞蹈，当时没来得及操练，以后就再也没往那种美丽方面想。

只有初中的时候，偶尔从宣传队的教室经过，看到一些切断的动作和笑脸，我在脑子里悄捎拼接这些切割的断面。我能连到一起的是他们一直笑着。我不明白宣传队的同学一直笑着跳舞是什么意思。书上说劳动创造舞蹈。劳动的舞蹈怎么能老笑呢？我母亲劳动的时候，还有别的人们劳动的时候，都不是那种表情。据我观察，劳动的人再苦再累脸上也是平静的，人很专注，比如劳动了一辈子的米德格的奶奶，她唱忧伤的歌脸上都没有忧伤的表情，她爱的男人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抛下她和他们的儿子远走高飞了。但她忘不了有一次他喝醉酒抚摸她的脸，他流下了眼泪，因此，她一生都在唱：“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我不明白，笑那么厉害的舞蹈，是不是好舞蹈。我当时想：你在舞蹈里，怎么能笑舞蹈呢？直到十多年前，我的思路还停留在这个地方。我曾去看一场歌舞晚会，那次，突然感觉到演员的笑真是不可靠，他们笑的时候思想和意识是游离动作本身的，那种笑感觉上只是想让观众看见演员，而不是他这个舞蹈在做什么，他的舞蹈是个什么样的舞蹈。但我不知道，其实我差点儿永远失去了体会他们的机会。尽管那些画面在我心里过滤了无数遍，因为中间缺少环节去过渡和联结，画面之间思维混乱、沟壑横亘，贯连不到一起。后来我想，如果当初我能从容地站在宣传队的教室里面，没准儿以后就能连缀自己的想象。那时候虽然风沙侵蚀，但心里透澈，渴望被阳光浸融。但是阳光没有照到我。

我不知道那年在西藏跳舞，对我今天去跳现代舞有没有帮助，那是我第一次跳舞。大厅里响动着一支迪斯科舞曲，我肆无忌惮地跳，疯了一般，跳得全场都退下去，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掌声突起。在那之前，我和朋友坐在一个地方，听他们说话，唱歌，有蒙古血统的裕固族诗人赛尔丁诺夫吟唱了一首流传在西北地区的蒙古民歌，我听了，有点想哭，但又不是完全能够哭出来，心里的东西很简单、透明，源远流长，发不出哭那样的声音，我感到美好，就走进去跳了，跳得特别忘我，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也是我的节奏和动作，我没有停下，身体在本能的自救运动中重新站立起来，接着跳。那个晚上，在整个跳动过程里有一种和缓而富弹力的韧性，连接着我的自由。这是没有规范过的伸展，我的全部力气一点一点地贯注到里面，三十多年的力气，几个年代的苍茫律动，从出生时的单声咏诵、哭号，成长中心里心外的倒行逆施、惊恐难耐，到今天，悲苦无形地深藏在土地里，人在上面无日无夜地劳动。此时此刻，我在有我和无我之间，没有美丑，没有自信与否，只有投入的美丽。我一直跳，在一个时间突然停下来，因为我的心脏都快找不着了。

我对文慧说，原来我想，如果自己生一个女孩，不会让我的女儿学舞蹈，但是现在不这么想，真能生一个女儿的话，一定先经过舞蹈训练。舞蹈也好，音乐也好，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心里完成一种过程。

但是，我还不能用语言说清楚现代舞。所以每一次排练，我都拿一个采访机，它帮助我把更多的关于现代舞的内容、特质，以及文慧的现代舞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记录下来，帮助我把每一天的感受、每一种练习，甚至是那些过程里的一个灵动，聚拢起来。

希望有一天，我能比较准确地理解现代舞，可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天，那一天何时才能出现。

我想在未来干的事情，一是当编辑，一是写作，一是拍纪录片，再有就是做现代舞。一辈子可能就做这几件事。

这几件事，是我热爱的。但跳舞，确实是因为我悲伤。

（《人民文学》2001年第4期）

灵魂饭

余 华

在一本关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74～1566）神父的小册子里，讲述了这位西班牙教士神秘的业绩。

1492年10月12日，一位带着西班牙国旗的意大利人在被海水打湿的甲板上，看到了绵延不绝的被森林覆盖的土地浮现在茫茫的海水之上。这个名叫哥伦布的人后来毁誉参半，一方面他是功勋卓越的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臭名昭著的殖民掠夺者。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他简单地认为这只是通往东印度的捷径。当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时，土著的印第安人欢迎了他们，他们在沙滩上进行了最初的交易，欧洲人用他们廉价的玻璃制品换取印第安人昂贵的宝石。这时候的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显然满足于类似的欺诈行为，他们和印第安人相处得不错。当哥伦布第二次来到时，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发现者，而是一个征服者。按照他和西班牙王室的协议，他成为了西印度群岛的总督，以及他所发现海域的海军上将。哥伦布开始了他的血腥统治，他的继任者更加残暴，最终的结果是100多万印第安人分别被打死、累死、饿死、冻死和病死，印第安人在西印度群岛悲惨地接受了灭绝的命运。

消息传到欧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纷纷漂洋过海，像蚊子似的一团团地拥向了神秘的美洲大陆，开始了无情的征服狂潮。聂鲁达在诗中把他们称作一群戴着假牙和假发的人。这群殖民掠夺者在此后的三百年里，使四千万人口的印第安人下降到了九百万人口，将田园诗般的印第安世界变成了恐怖的人间地狱。与此同时，西班牙从美洲运回了二百五十万公斤的黄金和一百万公斤的白银，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掠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美洲大陆的。资料显示他是最早来到美洲的神父之一。与前往亚洲和非洲的传教士有着不同的命运，来到美洲的传教士没有被赶走，这是因为美洲大陆被欧洲殖民者彻底征服了，而亚洲和非洲最终没有被征服。沦落为奴隶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的猎杀下，只能放弃他们的原始宗教。这样的宗教曾经与印第安人的生命和生活紧密相连。印第安人坚信万物都有灵魂，然后产生了印第安的巫术，进而就是图腾崇拜。他们的图腾和生灵有关，狼、熊、龟、鹰、鹿、鳗、海狸等等都是图腾的对象。这些曾经与自然界亲密无间的印第安人，在失去家园和妻离子散以后，在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彻底征服以后，纷纷成为了基督的信徒。德拉斯·卡萨斯和他的精神同事们事实上成为了另一种征服者——心灵的征服者。

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在美洲大陆的传教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残忍的现实——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残酷的武力剿杀，沉重的劳役折磨，还有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以及疾病和瘟疫。在人口稠密的太平洋一边，殖民者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赶入大海，让滔滔的海浪淹没印第安人悲伤的眼睛和绝望的哭泣。

这一切使德拉斯·卡萨斯神父放弃了欧洲白人的立场，站到了印第安人中间。他曾经十二次渡海回国，为印第安人请命，希望减轻印第安人沉重的劳役负担。这是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经历。这位神父请求西班牙国王将印第安人作为“人”来对待，这个现在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请求，在当时的殖民者眼中却是荒唐可笑。

这本有关德拉斯·卡萨斯神父的小册子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接下去的故事对这位神父极为不利。虽然和冷酷的征服者哥伦布截然不同，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却同样引起了争议。如果免除了印第安人沉重的劳役，那么谁来替代他们？德拉斯·卡萨斯建议用非洲的黑人来替代。神父的同情和怜悯并没有挽救印第安人的命运，倒是带来了另外一场灾难，非洲的黑人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美洲大陆。

1999年5月，我带着两个问题来到美国。在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我见到了米勒教授，我问他是否知道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的故事，米勒教授听到这个西班牙教士的名字时，脸上出现了一丝奇怪的微笑，他告诉我他知道这个故事。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位神父是不是后来疯狂的奴隶贸易的罪魁祸首？作为一位黑人，米勒不会轻易放过或者原谅所有和奴隶贸易有关的人，他认为德拉斯·卡萨斯神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事实上在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开始，以及此后的三百多年里所有登上美洲大陆的欧洲白人都难逃罪责。

让德拉斯·卡萨斯神父一个人来承担奴隶贸易起因的责任，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半个世纪以前，在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出生以前，非洲的奴隶贸易已经开始，不同的是奴隶们那个时候所去的地方是欧洲。而且在更为久远的年代，阿拉伯人已经在非洲悄悄地从事这样的勾当了。所以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在美国的黑人中间并不知名。当我向其他几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提起这位教士时，这些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的美国黑人都茫然地摇起了头，他们表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如果一定要为后来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寻找一个罪魁祸首，那么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哥伦布。

正是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那些原来驶向欧洲的奴隶船开始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一个长达四百多年的人间悲剧拉开了序幕。当沾满印第安人鲜血的宝石和贵重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的时候，当东方国家盛产的香料和黄金被掠夺到欧洲的时候，对欧洲的殖民者来说，非洲使他们获得暴利的就是奴隶的买卖。这是非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随着美洲大陆丰富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随着甘蔗、烟草、棉花、蓝靛和水稻等种植园的迅速发展，奴隶船就像是城市里的马车一样，繁忙地穿梭于欧洲——非洲——美洲之间。这就是奴隶贸易中臭名昭著的三角航程，一艘艘满载着廉价货物的商船从欧洲启程，到非洲换成黑奴以后经大西洋来到美洲，用奴隶换取美洲殖民地的蔗糖、棉花和烟草等物，回到欧洲出售这些货物，然后用很少的钱买进廉价的货物，再次启程前往非洲。一次航程可以做三次暴利的买卖，在美洲殖民地卖出的奴隶价格是在非洲买进价格的三十倍和五十倍之间。

欧洲的奴隶贩子雇有专职的医生，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遍布非洲的许多地方，他们像兽医检查牲口一样检查着奴隶的身体，凡是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嘴唇、眼睛有缺陷，四肢残缺，牙齿脱落甚至头发灰白的均不收购。在四百多年的奴隶贸易中，那些年龄在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男子和二十五岁的女子几乎都难逃此劫。殖民者掠夺了非洲整整四个多世纪的健康和强壮，只有老弱病残留在了自己的家园，于是非洲病入膏肓。许多地区的收成、畜群和手工业都遭受了悲惨的破坏和无情的摧毁，漫延的饥荒和猎奴引起的部落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已往热闹的商路开始杂草丛生，昔日繁荣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

这期间运往美洲的奴隶总数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而在猎奴战争中的大屠杀里死去的，从内地到沿海的长途跋涉中倒下的，大西洋航程里船上的大批死亡以及反抗中牺牲的奴隶总数，远远超过到达美洲的奴隶总数。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一亿人口，也就是说得到一个奴隶就意味着会牺牲五到十个奴隶。就是最后终于登上了美洲大陆的幸存者，由于过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待遇，在到达后的第一年又会死去三分之一。

海上的航行就像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一样，航程漫长，风浪险恶，死亡率极高，曾经有五百人的奴隶一夜之间就死去一百二十人。奴隶船几乎都超过负载限度。在黑暗的船舱里，那些身上烙下了标记的奴隶两个两个被锁在一起，每人只有一席容身之地，饮食恶劣，连足够的水和空气也没有。天花、痢疾和眼炎是流行在奴隶船上的传染病，它们就像是大西洋凶恶的风浪一样，一次次袭击着船上手足无措的奴隶。眼炎的传染曾经使整整一船奴隶双目失明。在被日出照亮的甲板上，这些先是失去了自由，接着又失去了光明的奴隶，现在要失去生命了。他们无声无息地摸索着从船舱里走出来，在甲板上排成一队，奴隶贩子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抛入大海。

在美洲印第安人悲惨的命运和非洲奴隶悲惨的命运之间，是欧洲殖民者的光荣与梦想。奴隶贸易刚开始的时候，荷兰因为其海上运输业的发达，被殖民者称为“海上马车夫”。在大西洋一边的美洲所有的港口，飘扬着荷兰国旗的贩奴船四出活动。英国人后来居上，虽然他们贩奴的历史比其他国家都要晚和短，可是他们凭借着海上的优势，使其业绩超过其他国家四倍。当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无休止的战争、蹂躏、抢劫和暴力，使非洲逐渐丧失其生产力和原有的物质文化之后；当美洲的印第安人被剿灭、被驱赶和被奴役之后：欧洲和已经成为白人家园的美洲迅速地繁荣起来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在马克思眼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当人们热情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时候，这个风靡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浪潮，在我看来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全球化浪潮应该是五百年以前开始的——对美洲的征服、对亚洲的掠夺和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连接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奴隶贸易以及矿产和种植物的贸易，养育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随着东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后来鸦片战争在中国的爆发，亚洲也逐步加入到这样的浪潮之中。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伴随着奴隶贸易经历了四百多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和此后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及这中间席卷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还有从不间断的种族冲突和利益冲突引起的局部战争，似乎告诉人们世界已经分化。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分化时期，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迅猛地成长起来。当冷战结束和高科技时代的来临，当人们再次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时候，虽然与第一次血淋淋的全球化浪潮截然不同，然而其掠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仍然是以欧洲人或者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美国为中心。

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五百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当美国和欧洲的跨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其核心的技术，他们只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劳动力，这一点与当初的殖民者掠夺美洲和非洲的伎俩惊人地相似。就像当初的欧洲人把火器、铁器和酒带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把欧洲的物资带到非洲一样，他们教会印第安人改穿纺织品制成的服装，教会非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物品，当印地安人和非洲人沾染上这些新的嗜好的时候，却并没有学到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于是非洲原有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被不同程度地摧毁，非洲可以用来与欧洲交换这些物资的只有他们的人口了。同胞互相残杀，部落战争不断，不仅没有保卫自己的非洲，反而促进了殖民者的奴隶贸易。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只有森林里的皮毛财富可以换取这些自己不能制造的物品，于是印第安人的狩猎不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而且还要为换得白人的物品而打猎。印第安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他们的资源却不断减少。当欧洲的白人疯狂地拥入美洲定居以后，又导致森林里大量野兽的逃跑，使印第安人生活的手段几乎完全丧失，他们只能离开自己出生和埋葬着自己祖先的地区，因为继续生活在那里只能饿死。他们跟踪着大角鹿、野牛和河狸逃跑的足迹走去，这些野兽指引着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我询问米勒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灵魂饭，这是黑人特有的料理，仅仅在词语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印第安人相信万物都有灵魂，非洲的黑人同样热情地讨论着灵魂，他们甚至能够分辨出灵魂的颜色，他们相信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的黑色。这是苦难和悲伤带来的信念，在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阿娜卡斯蒂亚社区，我看到了一幅耶稣受难的画像，这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睁大了怜悯的眼睛的耶稣，并不是一个白人，他有着黑色的皮肤。

米勒告诉我，这样的料理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是黑人在悲惨的奴隶贸易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灵魂饭的料理方式来自于非洲以及美国南方黑奴的文化根源，同时又是他们被奴役时缺乏营养的现实。米勒反复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两种灵魂饭，一种是红薯，另一种叫绿。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再一次嘱咐我，别忘了红薯和绿。

我在阿娜卡斯蒂亚社区的一家著名的灵魂饭餐馆，第一次品尝了黑人的灵魂饭。可能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很难接受灵魂饭的料理方式，可是米勒教授推荐的红薯和绿，却让我终生难忘。那一道红薯是我吃到的红薯里最为香甜的，确切地说应该是红薯泥，热气蒸腾，将叉子伸进去搅拌的时候可以感受着红薯的细腻，尤其是它的甜，那种一下子就占满了口腔的甜，令人惊奇。另一道绿显然是腌制的蔬菜，剁碎之后的腌制，可是它却有着新鲜蔬菜的鲜美，而且它的颜色十分地翠绿，仿佛刚刚生长出来似的。

后来我在几个黑人家中做客时，都吃到了红薯和绿。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灵魂饭是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欧洲人的压迫，事实上剥夺了非洲人后裔的人类权益，美国的绝大多数黑人现在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他们不再讲自己祖先的语言，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忘记了非洲故乡的民情。于是这时候的灵魂饭，就像乌斯曼·谢姆宾（Ousmane Sembene，1923～2007）的声音——

今天，奴隶船这种令人望而生畏和生离死别的幽灵已不再来缠磨我们非洲。

戴上镣铐的兄弟们的痛苦哀鸣也不会再来打破海岸炎热的寂静。

但是，往日苦难时代的号哭与呻吟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漫长的痛苦，从非洲的大陆来到非洲的海岸，从大西洋的这一边来到了大西洋的那一边，从美国的东海岸又来到了美国的西海岸，黑人没有自由没有财产，他们只有奴隶的身份。《解放宣言》之后，又是漫长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样的医院；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样的学校；黑人不能和白人坐在同样的位置上。他们的厕所和他们的候车室都与白人的隔离；在汽车上和船上，黑人只能站在最后面；只有在火车上，黑人才可以坐在最前面的车厢里，这是因为前面的车厢里飘满了火车的煤烟。一位黑人朋友告诉我：“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位黑人学者在谈到奴隶贸易的时候，向我强调了印第安人的命运，他认为正是印第安人部落的不断消失，了解地理状况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逃跑，使欧洲的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运来非洲的奴隶，非洲的奴隶不熟悉美洲的地理，他们很难逃跑，只能接受悲惨的命运。

在美洲大陆的深渊里，黑人被奴役到了不能再奴役的地步，而印第安人被驱赶之后又被放任自由到极限。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伤害，其实和奴役对黑人造成的伤害一样惨重。当成群结队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沿着野兽的足迹找到新的家园时，早已有其他的部落安扎在那里了，资源的缺乏使他们对新来者只能怀有敌意，背井离乡的印第安人前面是战争后面是饥荒，他们只能化整为零，每一个人都单独去寻找生活的手段。本来就已经削弱了的社会纽带，这时候完全断裂了。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他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1831年，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一个欧洲人称为孟菲斯的地方。我在这里停留期间，来了一大群巧克陶部人。路易斯安娜的法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夏克塔部。这些野蛮人离开自己的故土，想到密西西比河右岸去。自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处美国政府能够准许他们栖身的地方。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的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的首领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蓬，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我看见了他们上船渡过这条大河的情景，而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是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载运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

托克维尔提到的孟菲斯，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我最早是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书中知道孟菲斯，我还知道这是离福克纳家乡奥克斯福最近的城市。威廉·福克纳生前的很多个夜晚都是在孟菲斯的酒馆里度过的，这个叼着烟斗的南方人喜欢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开上他的老爷车走上一条寂静的道路，一条被树木遮盖了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广阔的风景的道路，在孟菲斯的酒馆里一醉方休。接着我又知道了一个名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的卡车司机，在孟菲斯开始了他辉煌的演唱生涯，这个叫猫王的白人歌手让黑人的布鲁斯音乐响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他又神秘地在孟菲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后我知道的孟菲斯是1968年4月4日的一个罪恶的黄昏，在一家名叫洛兰的汽车旅馆里，一个黑人用过晚餐之后走到阳台上，一颗白人的子弹永远地击倒了他。这个黑人名叫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

出于对威廉·福克纳的喜爱，我在美国的一个月的行程里，有三天安排在奥克斯福。这三天的每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叫吴正康的朋友都要驱车前往孟菲斯，在那里进行自己的晚餐，这是对福克纳生前嗜好的蹩脚的模仿。

孟菲斯有着一条属于猫王的街道，街道上的每一家商店和酒吧都挂满了猫王的照片，那些猫王在孟菲斯开始演唱生涯的照片，年轻的猫王在照片里与孟菲斯昔日的崇拜者勾肩搭背，喜笑颜开。一辆辆旅行车将世界各地的游客拉到了这里，使猫王的街道人流不息，到了晚上这里立刻灯红酒绿，不同的语言在同一家酒吧里高谈阔论。人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威廉·福克纳曾经在这里醉话连篇，也不是因为马丁·路德·金在这里遇害身亡，他们是要来看看猫王生前的足迹，或者购买一些猫王的纪念品，他们排着队与猫王的雕像合影。

离开了猫王的街道，孟菲斯让我看到了另外的景象，一个仿佛被遗忘了似的冷清的城市。在其他的那些街道上，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发现没有行人可以询问。我们开着车在孟菲斯到处乱转，在黄昏时候的一个街角，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坐在门廊的椅子里，他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我们的汽车经过时，他看到了我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因为迷路，我们在孟菲斯转了一圈后，又一次从这个黑人的眼前驶过，我注意到他还是那样地坐着。直到第三次迷路来到他的跟前时，我看到一个黑人姑娘开着车迎面而来，她在车里就开始招手，我看到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站了起来，仿佛春天来到了他的脸上，他欢笑了。

在来到密西西比的奥克斯福之前，我和很多人谈论过威廉·福克纳，我的感受是每一个人的立场都决定了他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向。被我问到的黑人，几乎是用同一种语气指责威廉·福克纳——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另外一些白人学者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希望我注意到威廉·福克纳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时代。白人学者告诉我，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威廉·福克纳，他可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可是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那么他就不是种族主义者。在新墨西哥州，一位印第安作家更是用激烈的语气告诉我，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对印第安人的描写，是在辱骂印第安人。霍华德大学的米勒教授，是我遇到的黑人里对威廉·福克纳态度最温和的一位。他说尽管威廉·福克纳有问题，可他仍然是最重要的作家。米勒告诉我，作为一名黑人学者，他必须关心艺术和政治的问题，他说一个故事可以很好，但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会不喜欢这个故事的内容。米勒提醒我，别忘了威廉·福克纳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南方，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南方的白人。米勒也像那些白人学者一样提到了威廉·福克纳的生活背景，可是他的用意和白人学者恰好相反。米勒最后说：“喜欢讨论他，不喜欢阅读他。”

这样的思想和情感源远流长，奴隶贸易来到美国的黑人和在美国失去家园的印第安人，他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虽然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同情与怜悯，可是对苦难由来已久的人来说，同情和怜悯仅仅是装饰品，他们需要的是和自己一起经历了苦难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是旁观者同情的叹息。

虽然在今天的美国，种族主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它毕竟已经是臭名昭著了，这是奴役之后的反抗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是黑人不懈的流血牺牲的斗争换来的，而不是白人的施舍。而当初被欧洲殖民者放任自由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和黑人的命运分道而行，最后他们仍然和黑人拥有不同的命运。这是一个悲惨的现实，对黑人残酷的奴役必然带来黑人激烈的抗争；可是当印第安人被放任自由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剥夺了抗争的机会和权利。

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的营地，访问过一个家庭，在极其简陋的屋子里，主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迎接了我。这位印第安人从冰箱里拿出两根冰棍，递给他的两个孩子后，开始和我交谈起来。他指着冰箱和洗衣机对我说，电来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来了，可是账单也来了。他神情凄凉，他说他负担这些账单很困难。他说他的妻子丢下他和两个孩子走了，因为这里太贫穷。尽管这样，他仍然不愿意责备自己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因为她还年轻，所以她应该去山下的城市生活。

在圣塔菲，一位印第安艺术家悲哀地告诉我：美国是一个黑和白的国家。她说美国的问题就是黑人和白人的问题，美国已经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了，因为美国已经忘记印第安人了。这就是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的今天。1963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的一个梦想是：“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可是在马丁·路德·金梦想中的友善的桌前，印第安人应该坐在哪一端？

2001年2月10日

（《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

唐朝的天空

李国文

这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员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他们一定会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等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就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愿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金戈铁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七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厂、小造纸厂、小化工厂，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吗？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搀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交融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如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腰圆、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若“金风玉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张扬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在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纪，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很难从典籍中查出确切数据。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君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馀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技进胡音务胡乐”（《法曲》）……这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依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其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痿患者；一个由警察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作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怯懦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贞观十四年（640年），西域古国高昌为唐所灭，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十一》）。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了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地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地无边无沿。还是贞观四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太极宫凌烟阁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焰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人民文学》2003年第8期）

县官的隐身份

吴 思

（明）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写下了一项重大发现。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那么，海瑞发现的就是那一车柴火。奈何人们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无人继续阐发，竟使这项发现埋没至今。

为了这车“柴火”免遭轻视，请恕我绕个圈子，先从这项发现的来历说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近似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写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议》。驿传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并无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用夫用马，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实在不忍不说话。他上纲上线地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海瑞说，从正式规定和建国初期的实践看来，百姓负担根本不至于那么重。他呼吁复古，严格照章办事。他说，地方官认为照章办事就会“不安于位”，就要丢乌纱帽，这是不正确的。他还举出两个例子，证明削减一些招待费未必影响仕途升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海瑞四十三岁，进入官场不过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深切全面，甚至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三年后，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他有机会躬行自己的主张，严格照章办事了。

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譬如，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抚（近似省委书记）路过淳安，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人民币。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二百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二百元的标准办理。海瑞说，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后来海瑞自己当了巡抚，以身作则，只接受一般官员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的接待标准。

从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从十万元砍到二百元，将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只剩一个零头，这就是海瑞的照章办事。这种章程，谁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四年里频频惹事，其中还有两个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总督（近似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所长倒吊了起来。

这个故事在《明史·海瑞列传》中写得很简略，《海瑞集》的正文中又不见记载，我也闹不清楚胡公子究竟指望着什么，又遭遇了什么。按照海瑞坚持的章程，官员的公子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公家的驿传服务，不过淳安驿丞未必有胆量拒绝服务，他很可能按照一百四五十元的标准接待了胡公子。二百元的标准是给总督巡抚一级的，胡公子恐怕享受不到，即使享受到了也难免动怒。据说胡公子载着地方官一路孝敬的数千两银子，从数量和路程推断，各地是按照副省级一二百两银子的老规矩接待的，依照这种旧规，当地长官还要出面宴请和出城迎送。到了淳安，海瑞这个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迎送不宴请，期待中的一二百两银子也降格为五六钱，叫有自尊心的人如何不怒？

公子大怒，海瑞也大怒，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银子没收，上报胡总督，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海瑞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

第二年，直接领导海瑞的严州知府批转了邻县的申请，要求淳安协助分担一些驿站费用，海瑞拒不领命。

海瑞说，建德县的驿传负担确实比我们淳安重，我们县每丁负担四五两银子，建德县每丁负担九两，他们想“分害”是有道理的。但是，海瑞说，我已经把淳安原来的每丁四五两压到了每丁二钱五，这是上司和过客的非分所得，我们能减，建德为什么不能减？建德县想减轻负担，应该先从这里下手，而不应该自己不做努力，先向我们伸手。

拒绝了邻居之后，海瑞又把上司的常规摊派顶了回去。

淳安县属严州府管辖，府里接待过客，馈赠人情，最终都出在各县，其数字自然远远超出明文规定的标准。但是，海瑞偏偏和上级领导较真，不折不扣地按正规标准执行。解送至府后，韩知府拒收这笔不足惯例之数的银两，同时引用孟子“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教导劝海瑞让步。

海瑞将这笔打回来的银子再次解送至府，不肯增加一丝一毫。他说，孟子讲的屈从权势，那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如今圣明在上，我辈又都是知礼义的读书人，你的权力和才干也足以砥柱中流，为什么还要行此“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难道想制造一个“无道之天”吗？

凭良心说，海瑞以“圣明在上”话难韩知府，很有些强词夺理。当时嘉靖皇帝已经十余年不上朝，著名奸臣严嵩当政，贿赂狼藉，哪里有什么“圣明在上”？数年后海瑞上疏骂皇帝，说天下人早就不认为陛下正确了，还劝皇帝痛改前非，可见他并不是不知道。知道还要装傻，用赞颂最高领导的话堵知府的嘴，这就不是切磋讨论的态度，很难让人家心服口服。当然，不与知府切磋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争论输了就应该多交钱，海瑞不肯多交。

顺便再提一句，海瑞所谓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正是我努力描绘的潜规则。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他抵制和对抗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而是另外一套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义礼体系。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第三年，嘉靖三十九年三月（1560年），鄢懋卿以都御史总理盐政的身份南巡，将要路过淳安。都御史的地位近似中纪委第一书记兼监察部部长，总理盐政意味着他还负有财政部副部长的特殊使命。当地很少见到这等中央首长，但人人都明白这既是升迁的机会又是倒霉的关口，于是，一场巴结讨好的竞争开始了。

鄢首长出巡之前，特地向前方各站发了通知，说自己“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靡费里甲”。还说：“方今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务宜体亮。”话说得很是恳切。然而，我们祖先私下办事，总以潜规则的标准揣度人，并不信赖仁义道德。地方官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鄢首长的圣贤话，到处大摆酒席，山禽野兽，每席都价值三四百两银子（约十万人民币），供帐之华丽，连尿壶都是银的。而鄢首长也不负众望，好像根本就没说过那些圣贤话，十万元一席地一路吃将过来。地方官员的消息极是灵通，早派人打探清楚了各地的接待标准和菜品，自己这边则先从什么地方垫出一笔款子，花样翻新地策划讨好办法。

这时候，海瑞向鄢首长汇报，说首长的指示非常好，而我们得到的探报却完全相反。现在府县都怕因供应不周而得罪，极力买办，整得百姓哇哇叫，我怕您因不了解情况而后悔，特此汇报。

鄢首长接到海瑞的信，临时决定绕开淳安，严州府诸位领导见首长去向突变，连忙打听，知道原委后大恐，将海瑞招来骂道：“不大点的官，好大胆子！”后来，中央首长似乎倒没说什么，但是首长的部下，巡盐御史袁淳看不下去了，表示要替领导出这口气，便找茬参了海瑞一本。按照常规，被御史（近似中纪委的处长）揭发的官员要避位待罪，临时下台，但是海瑞偏不下台，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说自己上对得起君，下对得起民，没什么罪，如果需要我离职听候处理，请派人来办正式交接手续。如果不是厚着脸皮不让位，海瑞也算下过一回台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四十九岁，到了一个任满升迁的关口。这年七月，他因为迎送不远，供应不丰，有吩咐不唯应，再次得罪了巡盐御史袁淳。袁御史讨厌海瑞对领导缺乏热情的那股劲，骂道：“你现在就想学府官的派头，还早！还早！”袁御史在海瑞的《给由申文》上批驳说，刚刚呈上给由，便摆出了一副升官的架势，“倨傲弗恭，不守安分”，考察不予通过。

本来，已经内定海瑞升任浙江省嘉兴府通判，官阶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经袁御史这么一闹，海瑞平调江西兴国，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陈年旧事，因为这些故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过客权利的真实边界。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这才是真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县官与农民之间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这就是我生怕遭人轻视，绕了半天不肯直说的那句大实话。

自从秦朝普设郡县，谁不知道县官是什么？所谓亲民官，父母官，县太爷，县领导等等，可是，又有谁扎扎实实地说过一句“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海瑞的这句话说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个常识，截断了一种思维定势：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涵义，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在我听来，这句话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海瑞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对制度变迁所伴随的身份变迁的完整描述。在继续阐发先贤的发现之前，特将海瑞《督抚条约》中的这段原文恭录如下：

“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当招待所所长不是说着玩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先说时间。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说，今人身居官位，舍弃职分之内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过客。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报告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路当冲要，府县官每日以迎送过客为事。小民有了冤屈，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理，却“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可见，县官用来伺候过客的时间，是从百姓那里挖来的。从《后汉书》首创“百官志”描述官员职责，到《明史·职官志》，县令的钦定任务只有两方面。在与上级官府的关系方面，主要是缴纳赋税，输送人才。在与百姓关系方面，则是从汉朝就确定的老四项：一、宣传倡导道德法令，二、维持社会治安，三、养老扶贫，四、听讼断狱。

这就是说，一千多年来，县官并无接待过客的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如此多的工作时间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灰色时段”。

再说金钱。海瑞说，淳安县支应过往、支应上司、支应本县各项用度的银两，从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多则四两。本职到任以来，每丁只征银二钱五分，大约每年征银九百两上下。其中县里的用度少，支应过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怜悯百姓穷困，不拿穷人接济富人，留意节省，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也就足够了，奈何并无留意之人。我身当一县之任，上不能请领导裁减长夫贺礼，中不能严格执法削减接待费用，下不能继续征收那二钱五分银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

海瑞给出了三条标准：过去每丁征收三四两银子，现在每丁征收二钱五分银子，理想状态是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淳安县的丁额在三千七百——四千上下波动，以三千七百丁计算，海瑞上任后每年征收九百二十五两，过去竟要征收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两，而理想的数字只需要九十二点五两，高低之间相差十四倍。这三条标准中的哪一条算是正当的？

假如我为你看家护院，每天领十元工资，月薪三百，按照现在保安每月八百五十元，私人贴身保镖每月三千元的行情，三百元是少要了，这可以说是亲戚关系。如果增加十倍，月薪三千元，也在公平交易的范围之内。如果增加一百四十倍呢？每天一千四百元，月薪四万二千？这时候就很有理由怀疑，我究竟是看家护院的，还是打家劫舍的？如果是打家劫舍的，那么，又从哪一点开始，我从一个保安转变成一个强盗呢？从月薪四千？五千？一万？我说不清楚。不过海瑞说了，他实行居中标准的感觉是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我们不妨把居中标准以上的部分看作不义之财。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前每年征收的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两银子，只有九百二十五两是应该的，其余一万二千零二十五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份额约占百分之九十三，正当的份额不过百分之七，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十四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那么，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过客集团又应该叫什么呢？不义集团？分赃集团？黑帮集团？同样，搜刮并参与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知府和知县又应该叫什么呢？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我有点意外之感。为了追究和定义一种身份，又拉出来一笔没有正面命名的巨额费用，牵扯出一个不知如何称呼的“过客”集团。为了一个确切的命名，扯出来两个需要命名的东西。

仔细分辨起来，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虽然有点黑，却不是独吞的赃款，也不是纯粹的不义之财。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只能算“灰帮”。

倘若以灰色税费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计算县官的灰度，那么，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县们，作为灰帮分子的成色达到百分之九十三，作为知县的成色不足百分之七。不足百分之七并不意味着接近百分之七，我估计，其实际成色还要打个对折，折到百分之三点五上下——我们需要折掉“灰色时段”。

假如我们雇了一位公仆，每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他用三四个小时陪过路的公仆喝酒打麻将，工资一分不少拿，该他打扫的垃圾却堆积如山，这位先生的公仆成色有多少呢？打个对折似乎并不苛刻。在打对折的时候，我们毕竟承认公仆做了一些公益方面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虑到过客的酒钱和赌资都摊到我们头上，考虑到百姓与过客集团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冲突——在过客那边越热越红，在百姓这边就越冷越黑，两者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那么，公仆提供的那点“公益”应该被“公害”冲销干净才对。

总之，“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县官真成了一个“灰帮分子”。

海瑞凭借一己之力与灰帮对抗，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对灰帮的优势和灰帮化的实现机制也有独到发现。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出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近似江苏省委书记）。在《督抚条约》中写下了“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的结论之后，他针锋相对地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并严格照章办事。海瑞甚至动用刑具，亲自审讯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逼他交代介绍信的来历。很快，官僚集团的抱怨和议论便弥漫开来。

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海瑞不得不向内阁诸公（近似政治局委员）写信诉苦求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行的，也不是行不通的，“纷纷口舌，何自而来哉？何自而来哉？”他说，看看想想如今这些事情，真叫人百念俱灰。

海瑞“旧与群小较量是非”，感觉到“窝蜂难犯”，不过一年就被迫辞职，再次验证了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在辞职之后的私人信件中，海瑞叹道：“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

在写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上，海瑞将这些感慨和疑问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呼吁：伏愿皇上，饬令我的继任者，不要因为我受到诽谤而轻易改变我制订的政策，“勿谓乡官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闻，而不恤小民”。

这又是标准的海瑞风格：透彻地了解症结所在，却不肯承认“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指望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抗大势所趋。

海瑞所谓的“口大口小”，说透了灰帮化的体制根源。早在十年前，在《淳安政事·兴革条例》里，海瑞就如此描述了官僚集团或过客集团的信息优势。他说：大家都说应该怜惜百姓，节省民力，又说接待过客决不可薄。然而，“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

这就是说，欺负百姓无妨，上边听不见；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这叫广大追求进步的干部如何选择呢？他们的权力虽说是领导给的，但大家都懂得“三人成虎”和“曾参杀人”的道理，明白自己的权力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为了进步，县官不能不巴结“口大”集团，牺牲“口小”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灰帮化乃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灰帮身份虽然并非钦定，却是“势定”的，更准确地说，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局定”的，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

更何况，厚待过客又不用自己掏钱，完全是“取之百姓”。这又很简单，“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走这条路的成本如此低，风险如此小，再指望其他结果，未免就有点天真浪漫。海瑞下台时似乎也有所觉悟，骂道：“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明朝政权的灰帮化或黑帮化，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明初驿递管理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陆仲亨以侯爵之尊，违规用了公家驿站的马，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这位将军终于被逼加入了谋反团伙。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二十年民间比前二十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驿传之弊，到如今可以说走到了极端。官员无“关”（使用驿传系统的证明信）而借关，关可以借，便滥借起来。地方官员又乘待客之机自肥自便。例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二十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由此可见灰帮化进程的速度：二十年间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这一年上万的过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明）胡缵宗《愿学编》（下）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陆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之也。”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败后，又过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证明信的发放范围更宽了，不仅互相借用，还转手买卖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呼吁皇帝悬赏捉拿使用假证明信的人。

证明信泛滥，实质是敲诈勒索权的扩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儿，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工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崇祯皇帝当然愿意整顿，但多次下令都不见效，终于意识到有驿站就有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于是，他来了个一刀切，砍掉驿站三分之一，没有驿站了看你们到哪里去敲骨吸髓。在这次裁员中有大批驿卒下岗，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于是贿赂和利益都进入官僚集团的腰包，百姓的脂膏都被榨干了。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化。在古汉语中，“党”是一个贬义词，“私党”更有加倍的贬义，因此就有了灰得发黑的意思。我的疑惑是：在灰色和黑色之间，在灰帮和黑帮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譬如，多收了一万两是灰钱，两万呢？一亿呢？把全县百姓都榨干了也凑不够一亿，全体榨干还不算黑帮吗？那么，在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哪一点上，在榨干一个人和榨干全县人之间的哪个数上，灰钱转变成为黑钱，灰帮转变为黑帮呢？

我找不准这个转折点的位置，但我知道，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样，其统治集团最后都被百姓看作黑帮。元人小令中的名篇《醉太平·无题》说得很清楚：“堂堂大元，奸佞专权，……贼做官，官做贼，……”直把官和贼混为一谈。

远远望去，县官的身份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为黑白之间的不同灰度。至于灰到什么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么程度之前仍可算白，那是有命名权的人贴的标签，体现了他们的利弊权衡，与现实利害格局所“局定”的真实身份是两码事。

2002年9月8日

（吴思著：《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谢有顺

一 存在是一种无能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1921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独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这可以成为进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终生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磨难，以及权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消耗和压迫。卡夫卡把这些归结为是存在的无用与无能对自我的瓦解，他无法使自己获得存在的真实性，也无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绝望就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和卡夫卡的为人处世无关，他的写作，永远忠实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还有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专断。显然，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 不可治愈的不幸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象，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卡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 每个人都在斗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外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这正是卡夫卡独特的文学品质。他的作品，总能带我们向内转，从而不断地逼视自己的内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正是从存在出发，卡夫卡才对生活和现实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姿态，并坚持和生存中的不明事物作斗争。卡夫卡的勇气便体现在此。他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正如他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拒绝吃不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样，卡夫卡也是一个有自己“胃口”的作家。为了坚持自己的胃口，他必须斗争，必须抗衡现实中的各种“食物”。这种斗争和抗衡，其实就是使他笔下的生活描写“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卡夫卡注重细节，但并不被这些细节淹没，他总是能够通过象征和梦幻，把细节推向一个高度，使人察觉出细节背后的存在意味。

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才能和禀赋，能够使自己的描写通向存在。尤其是在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文学叙事，细节不断欲望化、仪式化，但并不关涉存在，而只作用于感官。每当看到这种浅表化的叙事在文学界泛滥，我就会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这真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卡夫卡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它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关键词，也是通向卡夫卡内心深处的一条小路。有了这条小路之后，就能抵达卡夫卡笔下的存在图景，并有效地解释它。

福楼拜说：“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生存”正是卡夫卡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生活”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忘记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

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斗争的对象永远是“生活”。在他眼中，生活是有质量上的差异，也有不同的价值向度的。他渴望在生活中重建存在的意义，并拒绝过一种没有经过斗争、没有净化的生活，“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但我们要记得，卡夫卡绝不是个厌世主义者，他不过习惯于对一种没有质量的生活提出希望，并产生修改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这点上，他的女友密伦娜是最了解他的。密伦娜曾写信给勃罗德说，卡夫卡“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反对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习惯和庸常，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写作急需解决的难题。

卡夫卡是通过对生活荒谬性的揭示，并通过对生活的变异来表达存在的。用加缪的话说，卡夫卡是用普通事物表现悲剧，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的。比如在《变形记》、《城堡》、《诉讼》中，无论卡夫卡运用了多少奇异的、梦幻般的场景，他都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将这些经验转化成卡夫卡式的寓言。在《城堡》中，K的希望是被城堡所接纳，于是他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以解除那使他同村庄格格不入的奇怪的诅咒。在这个过程中，K每一次的行动，都逼真而合乎逻辑，但最后，整部小说却成了一个象征，一个荒谬的寓言。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他总能在完全不顾日常生活逻辑的情况下，准确地传达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扭曲了生活的常态，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笔下的每一种生活形态，都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批判。甲虫和人，饥饿艺术家和观众，K和城堡的官员，等等，他们之间实际上成了两种生活形态的对立，卡夫卡所要呈现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压力下，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让它重新显形。也就是说，任何残存的存在的幸福，都需付出代价来争取，它不会从天而降。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这话强调的是，生活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如果换成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系。”受难是一种生存的承担，是积攒希望；不理解受难和斗争的价值，我们就无法明白卡夫卡为何总是将他的人物置于苦难的情境里，而丝毫也不表示出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只有经过受难和斗争，希望才显得真实而不廉价，正如尼采所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四 不要绝望

《诉讼》是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卡夫卡将K的死描写得如此冷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绝望图景。但加缪告诫我们，这并非最后的结局，应该想象，在“耻辱”的上面悄悄爬进了希望。

这是一种特殊的希望，它常常以“不绝望”的形态出现。卡夫卡很少直接谈论希望，但在他笔下，绝望总是和希望胶着在一起。绝望越强烈，希望也越明显。这是卡夫卡作品中另一个著名的悖论。《诉讼》和《城堡》就是这一悖论的生动说明：《诉讼》提出问题，《城堡》解决问题；《诉讼》诊断病情，《城堡》开出疗方。加缪论述到这点时，引用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名言：“我们必须毁掉了人间的希望，才能在真正的希望中得救。”并称，这句话也可以改个说法：“必须写了《诉讼》，才能开始写《城堡》。”按照多数读者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卡夫卡写了一种人在世界上无路可走的绝望处境。现在看来，卡夫卡毁掉的只是“人间的希望”，在他绝望的表情之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真正的希望”的召唤。如他自己所说：“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

“不可摧毁之物”一词，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言辞中。这不仅是他宗教观的体现，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卡夫卡的希望哲学。这可能是卡夫卡身上最为可贵的一点：他并不愿意被绝望吞噬，而是至死相信，有一种希望终将降临在自己身上。为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真诚地劝告我们：

不要绝望，甚至对于你并不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不绝望”是卡夫卡的独特表述之一，它与其说是希望的同义词，还不如说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甚至有的时候，它比绝望还更为荒谬。就像《城堡》中所说的那样，克拉姆一天不出现，K就一天也没理由绝望。这种状态，大约就可以称之为“不绝望”。它与希望无关，却大大丰富了绝望的边界。这就是卡夫卡所体验到的荒诞，它总是伴随着虚幻的景象，使存在一直处于真空状态，永远无法抵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因此，卡夫卡是一个描述绝望的作家，但他也为我们辨明了希望。——他对廉价的“人间希望”的蔑视，其实是为了召唤一种真正的希望。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卡夫卡一直拒绝说出，或者说，他根本就无法说出。在一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绝望境遇里，卡夫卡并未获得一种洞穿绝望的根本力量，因此，他还不能说出希望具体指的是什么。

或许因为人间的希望已经泛滥，真正的希望反而隐匿了。加缪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为《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作结：“他难以置信的裁决就是这个丑陋的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的世界，它指向的可能反而是绝望，是一种荒诞的绝望感。因为我们知道，希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许多看似是希望的事物，说白了，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安慰品。卡夫卡之后，关注绝望和“不绝望”的作家，远不如描写“希望”的作家多。可作家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呢？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一些应景的意识形态图景而已。现在，甚至连消费的快乐和欲望的放纵，也被一些人渲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希望”。

在这样的“希望”丛林里，和“不可摧毁之物”无关，和信念无关，它恰恰是卡夫卡所批判的那种“没有生活价值”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说，卡夫卡是一个反对确定性的作家，他眼中的希望，就像那座城堡一样，在雪地里显得异常的不真实，因为克拉姆从未真正出现过。

唯一真实的，也许仍旧是绝望和“不绝望”。它是人类生存图景最为真实的描述。因此，一个没有体验过绝望的人，不配在作品中谈论希望。卡夫卡从未停止过对绝望的抗争，他相信，一旦个人的真实性得以确立，一种真正的希望就会在这里准备出来。也许，他料到了这个斗争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称自己是无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为了辨明存在的方向，为了希望的出现，它经受住了来自绝望的巨大压迫和磨碾。他在遗作中不无悲伤地说道：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通过写作，把自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幸存在”，使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精神标本。从这里出发，他显得无所顾忌，他像一个孤独的旅人，主动承担着那个时代的所有苦难，并带着它一起生活、一起上路。他伟大的体验，廓清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存在边界，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清晰的形象。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卡夫卡的牺牲和殉难，今天的我们会对自身的境遇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肤浅的时代，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路标，多数人看到他阴郁的面影就绕道而走，唯有自觉的存在者才愿意在他面前停留。

与卡夫卡差不多时间出生的伟大人物还有：穆西尔、里尔克、爱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可谓群星汇聚。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承担着卡夫卡这样严重的存在后果。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精神先驱，他的写作，为后来者划定了希望和绝望的限度，而且，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这个限度。

看来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经常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的这句话，我觉得再没有一句话，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卡夫卡的阅读感受了。

（《十月》2004年第3期）

永远的白玫瑰

虎 头

2003年11月28日于我是个难忘的日子。它之所以难忘，并非因为它是个星期五，而是因为德国电视二台（ZDF）的一个节目。当时我刚吃过晚饭，坐在柏林东边轻轨环线之外的礼光区（Lichtenberg）舸碧街学生宿舍九楼的更上层楼斋里，因为喝了点革命的小酒，蒙蒙胧胧干不成活儿。窗外是北德漫长的冬夜，门口则毫无美女来访的迹象，一切都昭示着今夜无望遭遇激情。我只好开始叠昨天洗完的袜子，一边打开那台老掉牙的彩电听个声儿，预备叠完袜子睡觉。

德国电影二台正播“德意志俊杰”（Unsere Besten），评选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十大名人，跟咱们评“体育十佳”差不多，每个候选者都有专家介绍，然后当场由观众打电话评选，最后完全按观众的投票决定排名。我边叠袜子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咱们虽然是第三世界的穷教授，但电视台这种招徕观众的传统招术却并不陌生。能有什么精彩？

精彩超乎想象！

因了这个节目，我在这个晚上正面遭遇激情。

当时节目里正介绍舒和兄妹（Geschwister Scholl）。

1978年我十六岁，那时我就开始与德语发生关系。然而直到二十五年之后的2003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舒和兄妹，可见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政经泰斗。哥哥汉斯与妹妹索菲都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哥哥学医，妹妹学的是生物与哲学，也没什么了不起；哥哥比妹妹大两岁多，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哥哥死时二十四岁，妹妹死时二十二岁，显然都还来不及成为了不起的明星。他们俩死于同一天同一个地点，这比较少见，但认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死。

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离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彻底灭亡不到一千天，他们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盖世太保监狱被处决，因为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与德国传统的严谨拖拉相反，纳粹法庭的效率惊人，2月18日他们被捕，22日审判，当天就执行了。

舒和兄妹如此年轻，他们并不想死，可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场时说：

“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

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为了提高这次死刑的警示意义，纳粹“人道”地让父亲罗伯特、母亲玛格达莱娜和其他兄妹与他们见最后一面，妹妹英格·爱茜·舒和因此而有幸亲历这对英雄兄妹的最后一刻：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轻快，步容庄正，毫无惧色。他的面孔消瘦，好像刚刚经过一场大战。他亲切地弯腰越过隔离线和每个人握手。他说：“我没有仇恨。我已经超越了一切仇恨。”

爸爸拥他入怀，说：“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当他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时，一滴眼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之后，一个女看守带来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镇静悠闲地走过来，腰杆像标枪一样笔直。没有任何地方能像监狱一样让你那么快地学会挺直腰板走路。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品尝着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

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妈妈注意到她皮肤娇嫩，容光焕发。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她像汉斯一样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妈妈无法承受同时失去两个孩子之痛。可今天妈妈的勇敢和镇静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索菲明显放下了心。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的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畏无惧地走了。

正式行刑之前，狱卒把索菲、汉斯和他们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Christian Probst）安排到一起，他们共同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烟。只不过几分钟而已，可这几分钟对他们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从来没想到死有这么容易。”克里斯蒂安说，“再过一会儿咱们就能在永恒中再见了。”

然后他们便分赴刑场，索菲是第一个。她连眼皮都没眨。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姐姐这么勇敢。刽子手也说他从来没见过这样视死如归的死刑犯。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

“自由万岁！”（Es lebe die Freiheit！）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其个体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因为个体死尽即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所以人怕死，跟咱们肚子里的胆的大小其实毫无关系。关系在基因那儿。那么，要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让舒和兄妹超越这种植根于基因中的恐惧？

那是信仰。

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他们对纳粹的憎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汉斯十五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十二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先后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佼佼者。

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的命运。希特勒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称为“叛徒”，并始终认为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背叛”。他到死都没有弄清楚，真正让这些早先的狂热追随者变成“叛徒”的并非别人，正是他自己。所以他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乃是他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命运。

1942年大学放假时，汉斯接到命令和同学一起去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出乎纳粹组织者意料的是，这三个月旨在坚定纳粹信念的实习却让汉斯有机会与战争零距离接触，前线横飞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让本来就对纳粹信念开始动摇的汉斯彻底认清了纳粹的实质。

回到德国，汉斯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着吉他弹唱俄罗斯与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莫名失踪；当然，还有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情像沼泽地的腐叶一层层堆积上来，让汉斯胸中块垒横陈，不吐不快。

1942年夏天，盟军大规模空袭科隆之后，亚历山大·施摩莱尔（Alexander Schmorell）和汉斯·舒和第一次散发了他们自己印刷的传单。传单的第二个主题是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它的最后一个主题在纳粹统治的无边暗夜中弹响了振聋发聩的金属之音：沉默服从纳粹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

沉默的胁从犯。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却是一个常见而精当的罪名。

人类自从有社会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创造历史，少数服从多数。社会的主流是各色各样的猛人，代表多数的主流民意经常就是这些猛人的意识。主流民意的传染性超过非典，一旦降临必横扫千军如卷席。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泽东所说“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的，屈指可数。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来德国可屈的一个指头。1942年的德国，普通民众受戈培尔恬不知耻的法西斯宣传荼毒既深，很多人对纳粹教义奉若圭臬；剩下的虽然对纳粹教义未见得心仪，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执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从心理让他们宁愿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挑战这种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号传单中，他们向德国民众揭露了纳粹在波兰屠杀三十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在第四号传单中，他们写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不幸而有我们——你们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实际上汉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满天下的博导，更非动动嘴皮子就来一百万的明星，他们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理应铁肩担社会道义的民族精英，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努力念书，毕业弄个肥缺赶紧买车买房是正经，何必费心费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禄没指望不说，弄得不好盖世太保一来，肥美人生可就现场玩儿完了！以区区两个大学生与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对抗，不是以卵击石，又是什么？

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横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杀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德国人带来如此绝世灾难。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胁从的人民惯出来的。所以对暴君的出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是有责任的。在总统搞个小蜜马上就要下台的国家，是没有暴君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有德国教授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德国人连遭两次世界大战浩劫说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活该！”翻译成四川话，就是：“背时！”

舒和兄妹就不这么想。他们明知自己胜算寥寥，却依然奋勇出列，替天行道，做击石的那第一个鸡蛋。他们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位伟人息息相通，就是那个因皇帝临阵阳痿而改革失败、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却定要留下以头相应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历来变法，必有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这个在脑中如电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雳的伟大名字！

这就是Zivil Courage——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我在网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个娇小温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不是因为她的生日跟我一样都在5月9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Zivil 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Zivil Courage虽然美丽，却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并不重视他们。他重视的是那些手握军权、曾数次放置炸弹想炸死他的军内反对派。据说希特勒专门下令把绞死那些军内革命者的情况拍成电影，作为饭后甜食反复观看。而像舒和兄妹这样的大学生，可能他们被处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视错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们的力量却正在于他们的微不足道。他们就是纳粹德国这座大山压在最底层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沃土，甚至没有空间，然而他们顽强地发出稚嫩的新芽，顽强地伸出不屈不挠的根须，顽强地开出耀眼的花朵，顽强地结出不可抗拒的果实。是的，他们没有戈培尔覆盖整个德国社会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宣传利器，他们只有薄薄的一页油印传单而已。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纸，其杀伤力却令戈培尔所有的宣传机器都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勇于以卵击石，而且他们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块石头最硬的地方：“从希特勒的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形而上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摘自第四号传单）

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曾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而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德尔（Claudel）的那句话吧：La vie，c’est une grande aventure vers la lumiere（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给人力量。他在1942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个浴缸，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宫（Palais Wittelsbach）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了：“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对于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就预言过。在俄罗斯实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不是最可怕的，也许它甚至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忘却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呢？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轻松地超越痛苦、视死如归呢？好像宿命，这个答案就在由库特·胡伯教授（Kurt Huber）执笔，由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号，也是他们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嘴里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1813年我们战胜过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1946年7月11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就等于自杀。

就是这个闻一多，写下了伟大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光荣时刻，再次打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他和李公朴一样，都是足以与舒和兄妹并肩而立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斗士。

自由是一个怎么看都美丽动人的字眼。1789年，刚刚穿越资产阶级大革命惊涛骇浪的法国议会通过了由拉法叶特（Lafayette，1757～1834）起草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石破天惊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等级最森严的国家之一，拉法叶特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人权宣言》还规定人民生而拥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而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1948年通过、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共同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强调：“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那么什么是“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得很清楚：“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

可见，“自由”是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这是对自由的抽象定义。然后“自由”具体是什么？具体到舒和兄妹身上，纳粹对他们的起诉书就是他们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张船票；纳粹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就是欢送他们飞向永恒的自由彼岸的二十一响礼炮；希特勒这个能让小儿停止夜哭的恶魔不过是助他们登上人类思想自由的奥林匹斯山的最后的那块顽石。自由就是他们在1943年2月22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和鲜血织就的英雄花；自由就是他们从那一刹那开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义之后，有人在她的监号里发现了对她的起诉书，在起诉书的背后，赫然写着两个字：“自由。”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六十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两次被世界大战摧毁得只剩下废墟的德国今天再现繁荣富强，难道能说与舒和兄妹的慷慨就义毫无关系吗？

什么叫慷慨就义？“慷慨”就是意气风发，“就”就是闲庭信步而去。

“义”呢？

听说过这段话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就是成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来源。这话是孟子说的。可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

舍生取义！舒和兄妹的思想，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意拆迁。他们不是不知道住新房好，他们是怕逝去的亲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半个多世纪之前，重庆歌乐山有个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几个共产党政治犯写过两句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那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

索菲虽然是女人，可依我看她也是个死不还家的雄鬼。她在临刑之夜不仅睡得很香，而且还做了一个梦。她的妹妹英格是这样记载的：“当索菲在临刑的早晨被摇醒的时候，她坐在她的监铺上讲述了她刚做完的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受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陡峭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然后，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成长。我们是它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它成人之前为它死去。”

真正的视死如归。他们确实不用回家，因为死亡对于他们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拆迁的家。

1943年2月23日，舒和兄妹被处死后的第二天，纳粹在《慕尼黑新新闻》中这样报道他们的死：“……人民法庭于1943年2月22日以阴谋颠覆国家罪与通敌罪判处二十四岁的汉斯·舒和、二十二岁的索菲·舒和（均来自慕尼黑）、二十三岁的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阿尔德安斯）死刑并剥夺公民权。本判决已于当日执行。这些不可悔改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与德国人民的英勇抗敌相比，这样邪恶的行为只配立即处以名誉扫地的死刑。”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无数的判决书都是这样写的。当时纳粹认为法西斯德国是千年帝国，当时他们认为以纳粹的名义审判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审判，当时他们认为所有以纳粹的名义处死的人都会名誉扫地。

他们完全错了。

舒和兄妹今天在德国就是平民勇气的代名词。德国不仅有很多中小学校以舒和兄妹为校名，甚至还有人呼吁以他们为建校于1472年的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希米里安大学冠名，这个大学现在的校名是两个建校的国王的名字之和。在德国这个对任何事情都有八个以上的意见、减丁点儿税也要在议会争论一年多的国家，所有的人却在一个问题上出奇地意见一致，那就是舒和兄妹“当然是”所有青年的楷模。如果这也叫“名誉扫地”的话，那我们宁愿名誉扫地！

看看在“德意志俊杰”的评选中，能与舒和兄妹并肩的都是谁吧：一手领导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了在全球拥有七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和一手奠定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再看看排在舒和兄妹后面的都是谁吧：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创立了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巴赫，无论按什么划分都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歌德，被视为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爱因斯坦。舒和兄妹名列这些伟人之前！如果拿这样的名誉去扫地，你想想那应当是怎样伟大的地吧！

文天祥说过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当然说的是他自己。但他说的也是舒和兄妹。人类历史之所以浸泡在连绵不绝的战争、迫害、屠杀、种族灭绝的血海之中还能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文天祥。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舒和兄妹。

与舒和兄妹有关，有几个人值得一说。

首先就是他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舒和兄妹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Zivil Courage的例子。1942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还在节节胜利向前，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还沉浸在“德意志帝国”的狂热之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希特勒为“那个抓老鼠的”，并因“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入狱。

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时失去两个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想舒和兄妹那伟大的母亲吧！再想想他们的父亲对汉斯说的最后两句话：“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有其子必有其父。我的这句话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证。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儿女，你要想想你的言行是否配得上他们！舒和兄妹的父母与他们堪称绝配！

我第二个关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纳粹的本质规定了他们只能是恶魔而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上天自有公理在”。纳粹向来宣扬他们的法西斯德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最后的道德底线，是法官在神圣的法庭上作出的判决能经得住一千年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检验。然而，这道判决下达不过三五年，这些法官就统统作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虽然死了，但真正名誉扫地的却是这些当初神气活现地站在法庭上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官。我非常遗憾没有找到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受到了应得的审判。如果真上了审判台，他们会怎么说呢？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描绘成“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的可怜虫吧？

历史证明，神气活现的助纣为虐者，最后多半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Jakob Schmied），慕尼黑大学的看门人。1943年2月18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样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被抓了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这么快就被判处死刑，跟我们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会怪他的。他们一定会宽恕他。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有找到文字证明他因为这个案件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吧？但我想，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也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忏悔？可惜我没有找到关于施米德下落的文章。但我会继续找下去。

还有被舒和兄妹案株连的那八十多人。他们或者是活动小组的中坚，或者是外围，有的甚至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有些人也被处死。然而我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说明他们中有人曾经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像舒和兄妹那样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被人提起，但他们却与舒和兄妹一样，是当代繁荣富强的德国不可或缺的那块基石。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同样是德国历史上永不湮灭的珍宝。

我们身处的社会人欲横流，所以速食文化大行其道，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拿来指导年轻人闹恋爱，还可聊以敷衍，如果拿它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信者参见希特勒的下场。

可现代社会又是高智商的，它轻易看透了自己“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小家碧玉形象；这个社会更是明智的，它十分清楚自己绝对无力超越自己的浅薄，就像我们不能跳过我们自己的光影。缺什么补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就特别喜欢谈论“永远”：永远的潘玉良、永远的罗大佑、永远的张爱玲、永远的F4……

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近在眼前。

永远就是你把历史切成无限小的横截面，在每一个横截面上你仍然能找到它鲜活的存在。

永远就是没有任何功利所在而为人民世世代代心口相传。

永远，说穿了就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和口中。

忘了告诉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组那个美丽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热地参加了评选的整个过程，并且不惜手机投票花欧元的巨大破费哆嗦着手反复参加了投票。我不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还投了歌德、马克思、路德和爱因斯坦一票（规定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投同一个人两票）。舒和兄妹最后得了五百万票，相对总人口只有九千万左右的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电视观众比例。

所以，我的这一票对他们是否当选根本就不重要。

然而，这一票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热情、执著、信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关键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Zivil Courage。

以他们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

然而我真诚地认为我应当拜他们为师。

两千多年以前，韩愈写过一篇《师说》。他把老师依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等：授业、解惑、传道。

舒和兄妹于我而言是最高标准的老师：传道。

我投出的这一票就是我自己的白玫瑰。

永远的白玫瑰。

这六个中文字标志着白玫瑰也将永远活在中国。

还忘了告诉你，怯懦的纳粹是怎样谋杀舒和兄妹的。

他们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处死的。真真正正的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死的。不论肤色，不论种族。

看着他们青春而高贵的头颅随着黑亮的铡刀落下而死不瞑目地在永恒中轻舞飞扬，看着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一路洒满历史，四十一岁的我眼中溅满了1943年的泪。

2月22日，那是个春天触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还远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们是为我而死的。

（《当代》2004年第3期）

读东坡，想起秋白

耿 立

在恐惧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到自然去消散，可以沽酒，可以唤去朋友抵掌而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静待命运的巨掌。经历过风霜的人，总会是沿着既定的轨迹，走，或快，或慢，即使巨石崩于目前，风云卷舒眉睫，也还坦然。我总想起东坡因“乌台诗狱”下在大狱而鼾声如雷，还如独秀先生，被国民政府由上海押解南京，在火车的巨轮的铿锵里，与东坡仿佛，酣睡如故；“中国的豆腐真好吃”，在罗汉岭前，秋白席地而卧，面对森森枪口，自如潇洒。就在此前几分钟，他还在狱中联句，当行刑的命令已下，秋白掷笔，从容而起，总记得他留在纸上的绝笔，墨色氤氲，文字无一丝慌乱与不安：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想起这样的文字，真是哀痛，这是我所喜欢的文字，把他和《多余的话》一般珍重，在我的心底。那是乡间生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的学生，在一个老师的家里，看到一本刊物。那刊物的插页，有一幅油画，是白白的瘦弱的秋白坐在一张床上，看过就再也没能抹去。那种典雅忧郁的气质，一直沉在我的骨髓，这是一个不要来生的灵魂。在狱中，他撕碎的是那么多，这个鲁迅夫子以“同怀视之”的灵魂。他说出自己从事政治犹如以犬耕田，无奈，力不从心，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政治上枉费了一生的心力，自己原本是文弱书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多年”，但这是不确的，但我看到了这里面的真实与坦诚。（乡间的偏僻与知识的狭窄，那时的一叶残破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总会勾起阅读的欲望。第一次接触秋白是小学的放学后的黄昏，找到一个草纸印的多年前的《文学》课本，那上面写到了秋白，说到它在一年的所谓的国庆，在祠堂上，挂出“国丧”的字样。）秋白由于父亲的懦弱而遭家族的欺凌，住到义庄，而在母亲被贫穷所逼吞食火柴头自杀后，亲友不闻不问，不肯施以援手，这在秋白的心理投下怎样的阴影？此事和鲁迅幼小的遭遇是相通的，两人最后订交的基础兴许就在此处。秋白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改变现实而走向政治的内因，在这也可看出一点端倪，虽然他投身政治寻求解民倒悬良方，却变成自己吞食自己开出的药方的苦水。

我知道，所谓的联句，是瞿秋白人生最后一个梦境，也是他的绝笔。在此之前，三十六师参谋长奉命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他，期望他能在最后时刻幡然醒转——蒋先生的成功和失误恰在此处，对鸡鸣狗盗或阿猫阿狗的宵小之徒，金钱、女人和砍头，使他们可以转向，而对于独秀和秋白这样的杰出之士呢？当有人拿三百大洋收买陈独秀时，独秀哈哈大笑，他抚一下头颅，说：“陈独秀岂是三百大洋能收买的了的？”死不是可怕的，睡眠乃小休憩，死去乃大休憩，对勘破生死的秋白来说，这不是可怕的——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还是那样地儒雅，谦谦如常。

6月18日天色甫明，秋白早早起床，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写下他的这个梦境……

整8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走进囚室，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四字。

他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这是秋白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幅遗照，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负手而立，神情自若，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时的秋白胖了，面容白皙，嘴角含笑……

瞿秋白行至八角亭前，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他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导写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出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缓步趋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两华里多。就如最后的一次散步，这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足迹。两华里，最后的两华里，他走着……

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曾经为之翻译成汉语的《国际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年仅三十六岁。

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秋白是性情中人，他一直努力改造自己身上与政治抵牾的东西，但他身上的文人气总还时时地流露，在上海大学做教授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吹箫和绣花：秋白把花鸟绘在绸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秋白有一部留声机，喜听小调和京剧名角的唱片，有些唱段还能跟着唱；有时听唱片不过瘾，就去剧院，但每次去都是很修饰一番，要用大衣领遮住脸，礼帽盖住眉，戴着墨镜混迹在人群里，以防被人认出。秋白是痛苦的，原为将自己融入时代便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内在依据，谁知“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地念着：‘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文人凭着自己的热情跨入政治，却成为了尴尬，本性抹杀了，隐匿了，但我们难免质疑，难道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非得以个人丰富性的消失才算完美吗？但政治这架机器吞噬了多少自己的孩子和忠诚的卫士？而如果知识分子掩盖起自己的这些趣味，把自己扭曲的心灵变成一种对理想的奉献，那结果又会如何？那时，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偏执和仇视也许成为一种高扬的理想主义，从希特勒的艺术趣味和他执掌政权后的焚书和对知识的迫害，及文革的那些硝烟，你也许会回味一些！

断断续续地写下这样的语句，我正在喧嚣的办公室，友人问我读什么？

我说在读“东坡”，在课徒的罅隙间，我读东坡在长江的边上，筑建“雪堂”，或乘月色，泛舟，小舟从流飘荡，不辨朝昏，不记东西，随心而已，眠则卧，饥则食！不敢说为冥作光，为旱作润，但想在这价值颠倒之时，做一个随心随性的自由而守成的人，这样还好。

读东坡，在炎夏来临之时！而忽然走笔写了秋白的这么多的文字，知我罪我，唯有谁欤？好像又回到故乡的黄昏，没有书读的日子，我在草纸印刷的《文学》课本上读到了秋白！

非典时期写于菏泽

（《山东文学》2004年9月下半月刊）

河流的秘密

苏 童

对于居住在河边的人们来说，河流是一个秘密。

河床每天感受着河水的重量，可它是被水覆盖的，河床一直蒙受着水的恩惠，它怎么能泄露河流的秘密？河里的鱼知道河水的质量，鱼的体质依赖于河流的水质，可是你知道鱼儿是多么忍辱负重的生灵，更何况鱼类生性沉默寡言，而且孤僻，它情愿吐出无用的水泡，却一直拒绝与河边的人们交谈。

河流的秘密始终是一个秘密。

亲爱的，我永远也不会对你讲

河水为什么这么缓慢地流淌。

这是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诗句。这是一个热爱河流的诗人卖关子的说法，其实谁又能知道河水流得如此缓慢，是出于疲惫还是出于焦虑，是顺从的姿态还是反抗的预兆，是因为河水昏昏欲睡还是因为河水运筹帷幄？

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岸对农田、运输码头、餐厅、房地产业、散步者表示了亲近和友好，对河流却铁面无情。很明显这是河与岸的核心关系。岸以为它是河流的管辖者和统治者，但河流并不这么想。居住在河边的人们都发现河流的内心是很复杂的，即使是清澈如镜的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脑器官。河流的力量难以估计，它在夏季与秋季会适时地爆发一场革命，湮没傲慢的不可一世的河岸。这时候河与岸的关系发生了倒置，由于这种倒置关系，一切都乱套了。居住在河边的人们人心惶惶，他们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建筑材料来抵挡河水的登门造访。不怪他们慌张失态，他们习惯了做水的客人，从来没有欢迎河水来登堂做客的准备。河边的居民们在夏季带着仓皇之色谈论着水患，说洪水在一夜大雨之后夺门而入，哪些人家的家具已经浮在水中了，哪些街道上的汽车像船一样，在水中抛锚了。他们埋怨洪水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意识到与水共眠或许该是他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河水与人的关系被人确立，河水并没有发表意见，许多人便产生了种种误会。其实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河流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试想想，你如果经常去一个地方寻找欢乐，那么这地方的主人必将回访。回访是一种礼仪。水的性格和清贫决定了它所携带的礼物：水，仍然是水。

河流在洪水季节中获得了尊严，它每隔几年用漫溢流淌的姿势告诉人们，河流是不可轻侮的。然后洪水季节过去了。河边的居民们发现深秋的河流水位很高，雨水的大量注入使河水显示出新鲜和清澈的外貌，秋天的河流与岸边的树木作反向运动，树木在秋风中枯黄了，落叶了，而河流显得容光焕发、朝气蓬勃。如果你站在某座横跨河流的大桥上俯瞰秋天的流水，你会注意到水流的速度、水流的热情足以让你感到震撼：那是野马的奔腾；是走出囚室的思想者在旷野中的一次长篇演讲；那是河流对这个世界的一年一度的倾诉，它告诉河岸，水是自由的不可束缚的，你不可拦截不可筑坝，你必须让我奔腾而下。河流告诉岸上的人群：你们之中，没有人的信仰比水更坚定，没有人比水更幸运。河流的信仰是海洋，多么纯朴的信仰啊！海洋是可靠的，它广阔而深邃的怀抱是安全的，海洋接纳河流，不索香火金钱，不打造十字架，不许诺天堂，它说，你来吧。于是河流就去了。河流奔向大海的时候一路高唱水的国歌，是三个字的国歌，听上去响亮而虔诚：去海洋，去海洋！

谁能有柔软之极雄壮之极的文笔为河流谱写四季歌？我不能。你恐怕也不能。我一直喜欢阅读所有关于河流的诗文篇章，所有热爱河流关注河流的心灵都是湿润的，有时候那样的心灵像一盏渔灯，它无法照亮岸边黑暗的天空，但是那团光与水为友，让人敬重。谁能有锋利如篙的文笔直指河流的内心深处？我没有，恐怕你也没有，我说过河流的秘密不与人言说，赞美河流如何能消解河流与我们日益加剧的敌意和隔阂？一个热爱河流的人常常说他羡慕一条鱼，鱼属于河流，因此它能够来到河水深处，探访河流的心灵。可是谁能想到如今的鱼与河流的亲情日益淡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说河流中鱼类在急剧减少，所有水与鱼的事件都归结为污染，可污染两个字怎么能说出河流深处发生的革命，谁知道是鱼类背叛了河流，还是河流把鱼类逐出了家门？

现在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代居所的后窗。后窗面向河流，请容许我用河流这么庄重的词汇来命名南方多见的一条瘦小的河，这样的河往往处于城市外围或者边缘。有一个被地方志规定的名字却不为人熟悉，人们对于它的描述因袭了粗犷的不拘小节的传统：河，河边，河对岸。这样的河流终日梦想着与长江、黄河的相见，却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抱恨终生，因此它看上去不仅瘦小而且忧郁。这样的河流经年累月地被治理，负担着过多的衔接城乡水运、水利疏导这样的指令性任务，河岸上堆积了人们快速生产发展的房屋、工厂、码头、垃圾站，这一切使河流有一种牢骚满腹自暴自弃的表情，当然这绝不是一种美好的表情，让我难忘的就是这种奇特的河水的表情。

从记事起，我从后窗看见的就是一条压抑的河流，一条被玷污了的河流，一条患了思乡病的河流。一个孩子如何判断一条河是否快乐并不难，他听它的声音，看它的流水，但是我从未听见河水奔流的波涛声，河水大多时候是静默的。只有在装运货物的驳船停泊在岸边时，它才发出轻微的类似呓语的喃喃之声。即使是孩子，也能轻易地判断那不是快乐的声音，那不是一条河在欢迎一条船，恰好相反，在孩子的猜测中，河水在说，快点走开，快点走开！在孩子的目光中，河水的流动比他对学习的态度更加懒惰更加消极，它怀有敌意，它在拒绝作为一条河的责任和道义。看一眼春天肮脏的河面你就知道了，河水对乱七八糟的漂浮物持有一种多么顽劣的坏孩子的态度：油污、蔬菜、塑料、死猫、避孕套，你们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我不管！孩子发现每天清晨石埠前都有漂浮的垃圾，河水没有把旧的垃圾送到下游去，却把新的垃圾推向河边的居民，河水在说，是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我不管！在我的记忆中河流的秘密曾经是不合道德的秘密。我记得在夏季河水相对洁净的季节里，我曾经和所有河边居民一样在河里洗澡、游泳，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在水底下睁开眼睛的情境，我看见了河水的内部，看见的是一片模糊的天空一样的大水，就像天空一样，与你仰望天空不同的是，水会冲击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这是河流的立场之一，它偏爱鱼类的眼睛，却憎恨人的眼睛——人们喜欢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河流憎恨的也许恰好是这扇窗户。

我很抱歉描述了这么一条河流来探索河流的心灵。事实上河流的心灵永远比你所能描述的丰富得多，深沉得多，就像我母亲所描述的同一条河流，也就是我们家后窗能看见的河流。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故事：有一年冬天河水结了冰，我母亲急于赶到河对岸的工厂去，她赶时间，就冒失地把冰河当了渡桥。我母亲说她在冰上走了没几步就后悔了，冰层很脆很薄，她听见脚下发出的危险的碎冰声，她畏缩了，可是退回去更危险，于是我母亲一边祈求着河水一边向河对岸走。你猜怎么着，她顺利地过了河！对于我来说这是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不相信这个故事。我问我母亲她当时是怎么祈求河水的，她笑着说，能怎么祈求？我求河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河水就让我过去了！

如果你在冬天来到南方，见到过南方冬天的河流，你会相信我母亲的故事吗？你也会像我一样，对此心怀疑窦。但是关于河流的故事也许偏偏与人的自以为是在较量，这个故事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的，请想一想，对于同一条河流，我母亲作了多么神奇多么瑰丽的描述！

河水的心灵漂浮在水中，无论你编织出什么样的网，也无法打捞河水的心灵，这是关于河水最大的秘密。多少年来我一直难以忘记我老家一带流传的关于水鬼的故事，我一直相信那些湿漉漉的浑身发亮的水鬼掌握了河水的秘密，原因简单极了，那些溺死的不幸者最终与河水交换了灵魂。他们看见了河水的心灵，这就是水鬼们可以自由出入于水中不会再次被溺的原因，他们拿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能够打开河流的秘密之门。

可是在传说之外我们从来没有与水鬼们邂逅过，不管是在深夜的河岸边，还是在沿河航行的船上。水鬼如果是人类的使者，那他们一定背叛了人类，忠实于水了，他们不再上岸是为了保持河流的秘密。水鬼已经被水同化，如今他们一定潜伏在河流深处，高昂着绿色的不屈的头颅，为他们的祖国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岸上的人们啊，你们去征服月球，去征服太空吧，但是请记住，水是不可征服的！

（《课堂内外·初中版》2004年第9期）

羊的社会及宿命

筱 敏

一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古希腊诗人的田园诗画框中，这一派温煦祥和的风景，挂在人们心的影壁上，世代复世代，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相距遥远的东方诗人的画框里，也是这一派安谧的田园风景。王朝兴衰，河山易色，这风景的甜美却是永恒的，它平抚所有缭乱的世界和所有缭乱的灵魂。

理想国的构图其实十分单纯，无论古代的理想，无论现代的理想，无论上帝的理想，无论人子的理想。晚星，晨光，一个淳良的牧人，漫坡驯顺的羊群。假如没有羊群，晚星和晨光都是没有道德意义的，牧人也不能成其为牧人，因之理想国的根柢，尽在那漫坡驯顺的羊群。

羊是最早被驯化的牲灵，有一万年了吧？或者还要久远，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相较于狩猎来说——无论是石器之猎，还是铁器之猎——驯化是更有序的，更有效的，更满足人的获取和征服欲望。是在驯化羊的过程中，人比照自身的梦想，才造出凌驾万物、统驭世界的神来的吧？神的来临，使人的社会得以整饬起来，完满起来，从幼稚而趋向成熟，从原始而进入现代。在驯化羊的同时，人也被神驯化着。人的驯化过程，被称作文明的进程。

现在我们不能知道，对这种驯化，羊们做过什么样的抵抗？多么长久的抵抗？但可以肯定的是，抵抗是发生过的，而且是普遍发生过的，至今牧羊人还握在手中的那根鞭子就是证明。然而驯化毕竟要比一根鞭子复杂得多。它是一种施恩，一种监护，一种诱使，一种规诫，一种组织……这是需要不断有所建构的高等的事情。

《圣经》中的民众总是迷途羔羊，于是上帝耶和华躬自作牧成为神圣的牧羊人。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我的仆人也必牧群羊。一卷牧羊图由此浸透宗教意味，人们认出那些被称作牧师的，都是上帝忠实的仆人。

中国的帝王以“民牧”自称是恰切的，治理一方民众的官长，也就成了牧夫、牧伯、牧守、牧宰……于是，邑落相望，牛羊被野，千古传唱的牧羊曲里，是驯顺的幸福和恩赐的富裕。一派田园风光中，是其乐融融的群羊簇拥着他们的牧人。

二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呼叫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答：“我在这里。”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去。在那里我指定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闻声忙碌起来，劈足燔祭用的木柴，备好驴，携上火种和尖刀，便带着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一头好使的羊，他或者没有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因之没有能力悲戚与犹疑。但似乎也未必尽然，在背负木柴上山的路上，儿子说：“父亲！火种和木柴都备好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亚伯拉罕的回答却是周密而机巧，并且意味深长的：“我儿，上帝自会备好献燔祭的羊羔。”

接下去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筑起祭坛，捆绑了儿子置于祭坛的木柴上，举起尖刀刺向儿子……整一个过程亚伯拉罕都没有感情反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动者。当然，相信上帝是幸福的，服从上帝是美满的，在最后一瞬必有上帝之手，拦阻了尖刀，并用一只迷路的公羊替换了以撒。一个圆满的结局，具有诱惑性，也具有训诫性：亚伯拉罕的虔诚换来了上帝慷慨奖赏，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一个多疑的、患有焦虑症的上帝，热衷于以最极端的情境试验信徒的忠诚，他是以施虐的设计来建构秩序。一个驯良的、心智残缺的信徒，不惮于以犯罪的极端行动来表达自身，他是以受虐的狂热来建立与主子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一个绝对的信徒，他以真信仰碾碎世俗的道德、情感、常识和品性。碾的时候他是痛的，颤栗的，不碾的时候他是更加恐惧的。真信仰就是自我否定；就是以至高无上的意志取代个人意志；就是时时刻刻听到上帝的声音，不再听到旁的声音；就是服膺天地间万能的力量，所谓必然性和决定性，并相信自己无能为力；就是坚信耶和华的山上，上帝自有安排；就是一切皆已交出，包括个人的责任。

在摩利亚山上，那上帝指定的地方，迷路的公羊是羊，以撒是羊，亚伯拉罕也是羊。驯化的过程是一个试探的过程，煎熬的过程，攫取的过程，舍弃的过程，一个施虐与受虐的过程，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个危险的过程。牧羊人和羊都各怀恐惧。为恐惧所驱使，于是，在献子之地，上帝与他的羔羊立下第一个约定。

三

动物学家一般认为，哺乳动物不善于建立理性社会，而标准的社会性动物是蚂蚁和蜜蜂。在蚁穴和蜂巢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极其完美的理性社会建构，无论时光如何流变，始终岿然不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秩序，计算精确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严密的层级和分工，一个国家，一个共同意志，绝对地服从，绝对的尽职，绝对的摈弃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直至绝对的自我牺牲。而哺乳动物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或许是哺乳这样一种利私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个体生长的空间，由此造就的母子亲情、家庭伦理，这些血液里的东西，总是要与国家极权发生抵牾的。

极其意外的是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最完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性社会，恰恰是人这样一种哺乳动物建立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人能够成功地移植蜜蜂的伦理，蚂蚁的伦理，将人组织为社会性动物。人还能成功地利用个人的道德和家庭的道德，将人变异为理性的政治动物。

人的社会形态自然比蜜蜂蚂蚁复杂一些，多样一些，有国家是放大的个人的模式，譬如古希腊；有个人为缩小的国家的模式，譬如古罗马；也有君臣父子，直接在家庭伦理之上建立国家统治的模式，譬如中国；还有组织更严谨，设计更精湛，运转更流畅的某种现代社会，其现代性之光使大众深为鼓舞，却又使阿伦特、鲍曼之类的思想者深为忧虑。这种现代性因其高效而膨胀得极其迅速，蔓延得极其迅速，噬菌体一样，吞噬和摧毁也极其迅速。其迅速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覆盖过的地面，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人性不再是人性，而是高效运转的现代性；恶不再是恶，而是职业，是服从，是平庸；人所克服的是“动物性的同情”，所获得的是制度化的理性。一个组织到了极致的社会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在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回首探究的时候，鲍曼质疑了现代社会本身，他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鲍曼的题目霍然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他举起X光片，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机体中可怖的阴影。

四

羊到底是较为平庸的哺乳动物，羊的社会是由牧人建立的。在那里，牧人是立法者和管理者，这自然是重要角色，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守法者与合作者——却要由羊们来担任。我们看到，羊合作得很好，无论是膂力如何超群的羊，还是数目如何众多的羊，都乐于充当守法的合作者。人—羊的社会是非常和谐的，极其稳定的。从外界看去，牧羊人一根小小的鞭子，与千百之数的健壮的羊，是匪夷所思的力量对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对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机器，那根鞭子不过是社会理性的一个象征，就像人类社会象征逻辑理性的旗帜。

“羊性怯弱，不能御物”，这说的是驯化之后的羊，社会化之后的羊。在这一切之前，它们具有别样的生性。那些剑一般笔直的尖角，那些用于猛烈撞击的盘角，腿的速度，腿的弹跳，极为警醒的听觉，极为敏锐的视力，自幼漫步悬崖峭壁的生存能力，集群骤然奔跃制造乱阵的防卫方式，征服者亦慨叹其“尤狠健”的性情。

驯化的过程首先是获得的过程，组织完备的人—羊社会使其成员获得了安全，获得了温饱，获得了生息繁衍的和平环境。严冬时节，有早经备好的棚圈和丰足的干草，再不必于风雪之夜颠沛流离。产羔时节，有奖赐的福利和哺喂的保障，再无需为寻一席安全的生产之地而冒险攀爬峭壁。长长的栅栏，与其说是限制和剥夺了羊的自由权利，不如说是阻挡了狼的入侵，保护了羊的生存权利。每一个时辰都合理安排严格规范的秩序，与其说是令个体步步萎败，缩小，不如说是使群体日益发展，壮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在人—羊同构的社会中，羊才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荣。

退化是无处不在的：角的退化，腿的退化，听觉和视觉的退化，声带的退化，跳跃能力和攀缘能力的退化，速度的退化，警觉性的退化，判断力的退化，选择权的退化……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似乎总是在追求进化的，其实未必尽然，这些社会化的羊，却像是追求退化的物种。每一步的退化，都能卸掉一层古典的忧虑和烦恼，都能换取进一步的太平和舒适。社会的昌盛是一剂灵药，在体内任何一处有所剥离因之可能发生痛痒的地方，抚慰着它们。

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快速地进化着，紧紧追随社会化的效率，产毛，产乳，产肉，产羔皮，产温文尔雅的性情，产服膺律令的理性，产恪尽职守的品德，在社会化的训练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现在，它们的视力是超越性的，在栅栏不完整的地方，它们能用眼睛看见完整，甚至在没有栅栏的地方，它们也能看见栅栏，并自觉止步于那栅栏。它们的听力也是不寻常的，当牧人刚刚轻衔草叶，它们能通过同伴的蹄音，听见权威的号令。成群地，宛若河床中的白浪，向一个目标奔涌，无论目标是丰美的草场，还是断崖深壑。目标不是它们的信念，成群地奔涌，绝不离群才是它们的信念。所以它们的信念是最为直观的，最为切实的，永不破灭的。与牧人的呼哨比起来，这种群体奔涌的情势，是更具有震慑力和裹挟力的。与牧人的鞭子相较，是更不可抗的。

有论者认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但其实在上帝之前还有着更要紧的：群众不管怎样需要上帝，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数目越是众多的给人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群体，而一个能够召唤大众、凝聚群体的物象，便是他们渴盼的上帝。羊性好群，这是它们建立社会的条件，是它们获得上帝的条件，也是上帝得以建立其统治的条件。一个无力而且平庸的条件，为它们阐释了一种社会理想，在它们身上，演绎了许多宗教故事。

五

获得上帝是羊群的福祉，获得羊群是上帝的福祉。羊的道德，不仅完善了羊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帮助上帝完善了人的社会秩序。

善，美，安详，随群，牺牲……羔羊跪乳，是至孝，知礼；群而不党，是君子之忠义，之仁德。替罪羔羊，是至善的象征，它鼓励人们寻找不幸的替代，受难的替代，将罪孽转嫁于无辜者，它诱使无辜者替世人赎罪，献祭，献身祭坛成一道人通往神的桥，成一个最先聆听神谕并传递福音的使者，因之是一个幸福的使者。

《圣经·启示录》中说到天国里被七道印严封的书卷，或者是至高的福音至圣的密约吧？一个大力天使大声说：“谁配打开书卷拆开印呢？”天上、人间、地下没有谁能打开书卷，没有谁配打开书卷。这时候，走过来的是羔羊，看去像是被屠杀过的羔羊，从宝座上的主的手里接过书卷。即刻，狮面的牛面的鹰面的人面的活物以及众长老都跪在了羔羊面前，并齐声颂唱：

“你配拿起书卷拆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为上帝赎来圣徒；

你使他们成为王国，并作祭司侍奉上帝，

他们将统治这个世界。”

接着，成千上万的天使和天上、地上、海里所有被造之物都高歌附和：

“曾被屠杀的羔羊，

你值得接受权力、财富、智慧、能力，以及荣誉、荣耀和赞美！

愿赞美、荣誉、荣耀及能力

都属于宝座上在坐的，也属于羔羊，直到永远！”

像是对被屠杀的颂赞，又像是对屠杀的颂赞。颂赞之中，被屠杀就成了羊的宿命，羊的道德就在被屠杀中达到极顶。

东方的“民牧”同样予羊以慷慨的表彰——“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背负苦难而不开口，忍受欺凌而不开口，无辜而被送上祭坛宰杀同样不开口，甚至连牛的觳觫也没有，被誉为“凛然就死”，这种哑羊的品德，令屠夫宽心，更令民牧宽心。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受害者对大屠杀的顺从与合作，写道：“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六

阿伦特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组织与合作的指摘，触动了一块无人触碰过的犹太人的疮疤，因之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和攻击，以致失去多年的朋友。这在她自然是痛的，但更大的疼痛使得这些不成其为疼痛：那整个阴惨的历史中最阴暗的一章，那整个民族都极力掩盖的耻辱。她说：“与其他民族行恶相比，自己民族所干的恶行，对我来说，是远远更加可悲。”

一场大面积的屠杀，不是数目有限的屠夫和屠刀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待宰羔羊大面积的顺从与配合。

沉默的目击者，清白的旁观者，无辜的消极苟安者……最终，逃脱不了杀戮的受害者。普遍的羊性纵容了普遍的罪恶。一如鲍曼所说：“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很难看见也很难证明的部分。羊性的善是静的，在历史舞台上是无声的、隐没的、匿名的，只作为一幕惨白的背景，让人欷嘘悲悯。

历史的眼睛看见塞满待宰羔羊的列车，一列一列驶向奥斯威辛，但这双眼睛看不到，车轮之下那些横跨科瓦河的桥，很多是犹太工匠巧手制作的。他们的理性并不指引他们协助加害者，他们的理性只诱使他们选择此时此刻的生存。生存的希望是仅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它就成了最高目标，压倒了人性中所有的元素，成为唯一的元素。人们全部的想象力，都在这最后一线希望中张开，于是就有非常态的想象机制搭救他们。他们愿意相信毒气室是日常生活的浴室，去往死亡营的路是秩序中的重新安置；他们愿意相信，昨夜被处决的同类是因为身上有污点，与自身的清白有一个合理的区别；他们也愿意相信，今晨被带走的父兄是因为老迈病弱，与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是一个区别……自我保全的希望似乎还在着，他们宁愿选择沉默。

一群羊在头羊的引领下走向屠宰场，就像春日走向草场一样安详、恬静。头羊的安详，是一缕晨曦般的希望，最有效地抚慰了夜间有些噩梦的羊群。头羊是羊群中的长者、智者、组织者和领路者，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临险必挺身奋蹄。群羊有所信任，有所归附，因之将个体的责任卸在一处，堆成形态飘渺的集体责任。一只头羊的安详前行，胜过一百条鞭子的驱赶，紧相跟随进入一道栅栏，一个整饬的队列就抵达了屠场。

浓烈的血腥气是颇引起一阵惊恐的，但紧紧相挨的群体，数目庞大的群体，还有如常的太阳和清明的秩序，都有助于抚平这惊恐。我们常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我们闭上眼睛，关闭知觉，关闭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拒绝所视所听，因为我们不能反应。

比起狼群在野地里的攻击，牧人的屠场能毁灭得更彻底。在狼群的野蛮那里，我们缺乏的是抵抗的能力；而在人的文明那里，是连抵抗的意愿也消失殆尽了。我们不愿意引颈就戮，但我们更害怕离群的恐怖，更不能承当个人抵抗的责任。为此我们相信国家机器无与伦比的强大，相信必然性与决定论，相信挣扎和逃脱之不可能，之无意义，相信被宰杀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无辜的，无辜也意味着毫无责任。我们让知觉止步于蓝天绿草之中，但身体却是止不住的，顺着机械的流程，一个一个迈入屠场的门槛。而在那里，上帝并没有用别的祭品替换我们。

阿伦特指出，残暴的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为此她备受责难，然而她是对的。阿伦特不同意犹太人根本不可能逃脱纳粹的屠杀机器这种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屠杀上百万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凶手，这种荒诞的场景，足以剥露羊的道德的罪恶。指摘受害者不是开脱加害者，不是冷酷，而是试图让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警醒。

暴政之网究竟需要多么广泛的集体反抗才可能被摧毁，这样一个量化的问题怕是不容易求证的。但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少数人的反抗，证明了最为弱势的受害者也是可以选择的，群羊的道德之上，存在着更高的个人的道德。

七

还有一个亚伯拉罕的问题。

鲍曼如此写道：“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1945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那个屠杀了上百万人的纳粹分子艾希曼，正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守法者。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的是证明他令人发指的兽性，指认他是人性丧尽的恶魔。但阿伦特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罪恶，恰恰是人类极权社会运作下的产物，这不是自外于人类的恶魔的恶，而是社会组织内里出产的平庸的恶。

艾希曼的例子可以看做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极端，有助于我们了解平庸，了解这样一种与我们整个群体最为亲密的东西，在某种气温和气压中，会如何孵化邪恶，又能将邪恶推进到怎样一个极致。

平庸不产生于狮虎鹰隼，平庸的面孔是弱者的面孔，五官浑糊，彼此相似。平庸起源于对群居社会的高度依附，起源于社会机器的强化、推进，个体机能的弱化、丧失。平庸隐藏在权威和集团的背后，平庸是匿名的，遁迹的，无从追究也从不承担的。譬如那个化名为“谁也不是”的希腊神话人物，用烧红的树棒戳瞎了巨人的眼睛，却无需承担罪名或者英名，受害者波鲁菲摩斯只得绝望地悲鸣：“谁也不是啊！谁也不是戳瞎了我的眼睛！”

如果我们要通过眼睛看见平庸，我们依然会看见涌浪般的羊群。羊辨识路向的能力低下，或者说是驯化了的羊群辨识力极大地退化，它们大体是盲目的，尤其是狂风来袭之时。它们瞬间作出的反应就是顺风而行。风徐则徐，风疾则疾，风骤狂则骤狂而奔。前方是什么，它们是不设想的；乡关何处，它们是不记认的；如何返回，它们是不负责的。它们忘情的，或者是被裹挟的、被胁迫的，在狂风中迷狂而奔，群的庞大有一种波澜壮阔的势态，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激情。狂风必能在它们身上创造奇迹，它们看见了平日里看不见的自身的强大，它们发现了远远超出自我估计的体能，如注入了神力，狂奔数百里而不竭，直至风息处，已不知何处，兀见举群亡失。

比群羊更高一级的平庸是机器，国家机器或集团机器。机器越是巨大，部件越是繁复，越利于平庸栖身。机器运转起来大地震撼，可以高效地造福于人，也可以高效地杀人。

然而所有的零部件都不是自主的，都仿佛身不由己，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哪怕是用尖刀刺向亲生儿子的命令。他们受到周围部件的推动，同时也推动周围的部件。永远行动着，却永远没有行为能力。每一个都在适应秩序，每一个都强化着机器的效能。而当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拆散开来的一个一个无生命的齿轮，一颗一颗无价值的螺丝钉，一地没有责任能力的零碎，一堆以古典的善恶观不能辨认的平庸的面孔。

阿伦特提出恶的平庸，这是亚伯拉罕的问题，艾希曼的问题，更是大众的问题。她不是为恶魔开脱，而是对平庸的指控，为“谁也不是”这种恶行悲愤。她用一支手电筒，射向顺风而狂奔的群羊，射向散落一地的齿轮与螺丝钉，在这些永远不会被押上审判席的物什身上，照出恶的阴影。

八

设想一只公羊反抗了。之所以设想一只公羊，是因为假使为故事换一个主角，可能会令强壮的公羊感到羞辱。

在迈进屠场的最后一瞬，它突然停步，发出一声惊恐的啼鸣，用蹄子死死抵住浸血的门槛，并且使用了它的角。这对角有柔和的盘卷曲线，多少年来制造着濈濈然聚其角而息的吉祥诗意，诗经中谓之“尔羊来思，其角濈濈”。这对角多少年来已忘却了豺狼，只在同类相争中还撞出过些许声响。现在它猛然记起造物主予以它的原初意义，它以依稀记起的方式，撞向伸手拉它的屠夫，也即它熟悉的主人。

它拼命地跑。它突然发现主人的怒喝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密实的栅栏是可以突破的，而它的腿，虽然发生了极大的退化，其力量还是可以在奔逃中恢复的。

前面是主人的草场，四面八方都是主人的草场，主人的领地极其辽阔，它从未想象过辽阔之外的世界，然而它拼命地跑。

羊群一阵骚动。如果它恰巧是只头羊，引起的将是更大的骚动。群羊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群羊突然被推到一场审判面前，一场抉择面前，背过脸去是不可能的。行动还是旁观？啼鸣还是沉默？相信走向屠场的秩序，还是相信求生的自我选择？群羊被迫面对内心的骚动。

这时主人举起了枪。主人有枪。群羊熟悉这枪。它们从来知道，主人这枪是用于打狼的，是保护它们的，枪在群羊眼中撩起的是脉脉温情。但现在，主人举起了枪。主人必定举起他的枪。

于是，那只公羊被射杀了。

骚动平息下来，群羊平静下来。群羊平静地看着那只叛乱的公羊被射杀了，在群羊的眼里，它是注定被射杀的，它们庆幸那不是自己，庆幸自己此时此刻还活着，活在熟悉的人—羊社会之中。而浸血的门槛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是后面的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

是的，你们的处境非常不幸。或许仅仅是为了延缓更大的不幸，或许仅仅是害怕，你们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与刽子手合作。阿伦特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政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你们是受害者，也是合作者，你们用冷眼旁观支持了屠夫的暴行。

那只公羊被射杀了，反抗还是服从，结果都是一样的，它终究逃不脱被杀的宿命。但这只公羊也许比较天真，它不很懂得那世故的宿命。倒下去的那一瞬，它竟然看见：又一只公羊跃出羊群，又一只，又一只……栅栏一排一排倒塌，天地一环一环扩展，四面八方都是拼命奔逃的羊，全然无序的、四散奔逃的羊。尽管枪弹很凶，叛乱者一个接一个被射杀之间，一定有羊能逃出枪弹的射程，逃脱宿命。

弯曲至地的头颅——这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诗句，也是令人惊骇的高效屠杀机器的一个注释。绝对的善和极致的理性，使受害者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

（《名作欣赏》2005年第1期）

二十六个字母

周晓枫

A

我总是习惯性地设想豹子的饥饿。即使它的嘴边沾着野兔毛和未干的血迹，看到它扁塌的腹部微微起伏，还是让人心慌。

我喜欢豹子奔跑，身姿矫健，逝如闪电。在最激烈的捕猎过程里，最紧张的肌肉抻拉中，豹子却保持了一种奇怪的漂浮感，好像有些瞬间，它失去了体重，被空气托举。这不仅仅是从电影慢动作中得出的错觉，事实上，除了豹子，没有其他猎食者给我这种印象。动作的优美性似乎从它的追逐目的中解放出来，具有某种独立意义。也许，正是与猎物的这种游离，对自身体重的这种克服，反而奇异地加快了它的速度。豹子成为大地上最迅捷的动物。

我迷恋哲学中的感性表达，智慧中的任性成分，基于相似原因。

B

慢下来，更为缓慢地慢下来。速度在蜗牛与乌龟之间——慢，因为背负着重壳。只有与任何背负无关的慢，才与优雅有关。

快是青春的浮漂，最微小的涟漪也让它波动；而慢，比衰老更从容不迫。只有慢保持在轴心不位移，快才能使轮子飞转，无畏向前。能否更快受到能力的限制，而慢除此之外，还关乎智力。

慢，使热烈的颂词中肯，使死也变成可以期待和感恩的事。慢到孤立无援的静止，危险地贴近死亡的窄门，然后才能进入永生。

囚禁在马蹄表里的小脚——快有一种神经质。而慢，有暗蓝的心，生铁的味道。尽管解放通常由暴力带来，但暴力，指的是速效的强大。“慢”的确不像“快”那样善于许诺，践约或失信都完成于瞬息之间。然而只有慢，才能盛得住信仰；所谓背叛，就是对慢失去的那部分耐心。

液体流动得慢了，因为开始黏稠。固体之所以存在，秘密在于内部的慢。人慢下来，因为智慧进入他的身体。只有掌握足够的慢，一个人才能成为广场上被景仰与怀念的塑像。

C

情人节，花童满街追逐着结伴而行的青年男女。玫瑰，作为一个烂俗的比喻，它的表达单调，也因其平庸而应用广泛。买一束玫瑰献给女友，如同在电台点唱一曲情歌，破费不多，大大节省自己的力气和心思。

爱情天生与浪漫、激越、悲伤等戏剧因素相配，而我更喜欢观察它对现实的适应。两个人渐渐培养出生活在一起的习惯和耐心，当然也有演变成艰难决心的时候，太艰难了，最终就难以进行。清晨的镜子前面，对方每天都在发生向死亡靠拢的点滴变化，赘肉堆积，动作僵硬，曾经耳畔诱人的喘息成了腰酸背痛的呻吟……或许最动人的，是相伴一世的伴侣能在晚年对于对方依然怀有发现，怀有熟悉中的陌生，如同盲人抚触自己的身体。

必须承认，婚姻中存在某些惰性和习常，让人倦于折返，像旅游中已然开始的征途。执手到老的夫妻看待那些勇于离异的人，大概以为，他们对其他路径抱有了不妥当的好奇和猜测。

即使婚姻失败，我也不再像年少那么激进，以为无爱的婚姻接近罪恶。我愿意想象，爱情是以抽身离去的方式保持了完美，脱颖而出，它像花中的微蓝。

D

县招待所，房间弥漫着霉气，茶杯磕了盖儿，枕巾上有层可疑的黄色。我在水管漏水的厕所里遇见一只潮虫，它快速挪动数目繁多的脚，溜进砖缝，及时躲过同屋女孩的尖叫和踩踏的脚。

潮虫油腻腻的，驮着它的灰盖子和卑贱出身，在臭烘烘的下水道里成长，即使作为昆虫，住的也是贫民区，不像蝴蝶、蜻蜓有着精灵长相和浪漫主义花园。它脏，下贱，让人讨厌。

与之相反，最圣洁的形象是仙女。她们张开翅膀飞，羽毛上的那种白经得起千万次水洗。天堂里当然没有空气污染，神仙吞吐纯氧，云朵做成的道路无限柔软，不会伤到仙女精致的足踝。

我因此怀疑神并不关心我们，他们有洁癖，嫌我们脏。我无法想象一个清洁工样子的仙女，挥汗如雨，擦洗我们比马桶还脏的灵魂。

或者这样安全了，我们避免像潮虫一样，遭遇那只横空踩下来的脚。

E

花掉下来。我抬头，正看见它落在窗台的瞬间，声音很轻，如同少女临死前的气息。

花瓣没有残损，不像自然凋谢，像场意外。我用胶水把花重新固定到枝头，现在，它看起来欣欣向荣，似乎从未受到什么威胁。

如果花朵注定枯萎，为什么我还要花费心力制造它依然开放的假象？我想让它呈现勃勃生机的初衷正好彰显了业已发生的死亡事实。

这朵人工延续的花，用死向生致敬——它和用生向死致敬的祭献羔羊路途相反，终点接近。

F

理想是一个简称。对于常人来说，理想经常与职业选择重叠、混合，其间乐趣，主要来自于它所产生的利益和荣誉。某人立志，理想是要当“企业家”，理想的真正内容是：财富、地位、荣耀、支配权。

一个小孩，幼年理想是每天喝上一杯奶，后来他实现了；他后来的理想是养一头良种牛，随时可以拧开流溢乳汁的水龙头，后来他实现了；他后来的理想是开牧场，后来他实现了；他后来的理想是……理想只有被抵达才能成为被替换的物质，才能鉴别出它是不是真的为我们向往，值得一生追随。

我们尴尬发现：理想就像一个安全套，与欲望紧密衔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派不上用场，一旦用上了，它的使命马上结束，需要更换一只新的。

G

黑罐子里盛着白牛奶。丑八怪怀里躺着俏新娘。

清水里游着病鱼。早班车上坐着退休的老者。

战争埋藏好机会。幸福将引爆罪恶的炸弹。

色情书封面烫了金字。小学教材里一再申明铁的纪律。

……荒谬，真是荒谬。可如果缺少这些荒谬的组合，我们活得该有多么乏味。如果这个世界纯净得有若幼女，还没有变坏，美好虽美好，但是，它尚未构成对成人的吸引。

H

世界辽阔，每个人只能触及到极为有限的局部。

不能“窥一斑见全豹”地推理出尚未亲见的剩余部分，那样，我们就无视真实世界的丰富和变化。对“一斑”几何倍数地放大，对个人经验自以为是地复制，显而易见，形成谬识。

相对上帝创造的无限奇迹，不能了解的我们何尝不是一种“盲人”？也许，“盲人摸象”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各自触摸和体会，然后相互传达，互为补益，集体智慧拼贴出“大象”的全貌。

其实，“全貌”也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值。狂妄者以为仅凭自己的几双眼睛、几双手，就足够认清和把握，他不知道，当大象的腰围远远超出多人的围合臂弯，当世界宽广得远非他们目力所及，所谓“覆盖”，只是一个展示想象力和愿望的动词。

I

他们不在公共场合通电话，不在可疑的时间会面，绝不写信，即使电子邮件来往，开头也先问“您好”。

他们只在心情好的时候相互造访。少许浪漫，少许激情，少许想念，都是在心里称量过的，安全，无毒。因为警惕，他们喝酒顶多微醺，不会醉。是的，杯子只用来装美酒，他们不要求对方提供器皿来盛纳自己的眼泪。

礼貌的消失一般有两种原因：亲近或者仇恨。这不适用于他们之间，一些私密时刻，他们之间的确不讲求礼貌，仅仅，为了简捷和方便，像“计划生育委员会”缩写为“计生委”，不暗含感情的说明。

他们不交换梦境、家人和存折，只偶尔交换体液，隔着质量可靠的避孕工具。

尽管熟悉彼此的身体，他们仍对对方的脸感到陌生和疑惑，尤其是在翌日的酒会，或者，多年后一次意外相逢。

J

她的灵魂如此安静，好像一幅装饰画，可供长久凝视、观赏。

据说她曾是个格外精明的人，一张应用的脸，会解谜题——她流露出的种种表情一定符合对结果的不同预算。但后来，她演变了自己。

她酿造果实一样的晚年，熟透了，才分泌出内部的品德的甜。带有难度的技巧，她深知，这甜，怀揣腐烂的配方。在险峰，她有圣母般的微弱光环，以及不经交合而孕育的新生，只有她能如此，她是始终单身的、知识背景的、态度低调的、以拒绝维持独立、以冷淡彰显自尊的女性。直到老年，她的体型纤细、柔软，她干燥而凉。无人知晓，她像一条隐蔽的蛇，终生准备自卫武器，带毒而行，静寂无声，只是利齿未及刺入他人的血管。

无人知晓那个男人曾经的闪现。他鸟爪子一样的人生，很少接触到地面。他短暂的一次停落，为了给她造成终生难消的污点。

K

我迷恋剧场的提词员。

提词员没有脸，没有声音，他的嗓音溶解在演员的台词和歌喉里，享有预知能力，一切尽在眼前按照他的预期进行下去。如果提词员不开口、不提示，舞台上的主角有时会茫然失措，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即使是主角，知晓的也是戏剧的局部，而提词员对全剧了如指掌，细致到龙套演员的一个语气助词。提词员成功缩身，进入一个极其窄小的盒子里，这样，岂止面孔，观众连提词员的背影都看不到，所以他们意识不到他的在场。人生如戏，灯光辉映，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提词员重要到必要的存在，接受他秘而不宣的指令。

我无法不迷恋提词员。我在人间没有发现比这更像天使的角色。

L

站在六楼阳台，我欣赏小区花园的美景。园丁拿着粗皮管子，浇灌苗木，在人工降雨的过程中，他顺便制造了一道隐约的彩虹。姹紫嫣红，黄绿参差，草地里摔倒个胖孩子，也是不哭的，举着两手泥，鼓舞自己般的傻笑。春天一屁股坐在这里，坐得真结实。

但我不能连续享用春色，因为两个硕大的光斑，晃眼得厉害。为了强调小区的异国风情，开发商在花园中对称地修建了一对波斯风格的亭子，半圆的拱顶，闪耀银亮的光辉——此前，我以为那种着色只能刷暖气片。遇上响晴的天，亭子盖恨不得能把人晃瞎了。

闪亮的目的，在于不可被直视。我悻悻地联想到太阳和信仰。它们都太亮，禁止凡人站在更高位置上俯望并且详察。但如果你躲进它们的内部就不一样了。盛夏我经常在亭子里乘凉，藏身亭子制造的阴影——那些被灿烂威吓的人也发现不了我黑着的脸，和脸上密布的痣。被大概念保障的人，当然多些安全，多受益。

M

完美主义者以一把游标卡尺来精量世界，每每发现，一切都在巨大的偏差中危险运行。上帝竟然是如此潦草的计算者，他建造时空的宏伟工程，万物众生被远远地，搁置在小数点后面。他任意遗忘、删除或者颠倒秩序——这就是他的自由语法、政治公式和无法仿制的强悍科学。难道，上帝是以他的不负责任，来彰显他的态度和权力？

可怜的完美主义者，个子那么小，被扔得离整数太远。但完美主义者最负责任，不会错过的。每个完美主义者都有狗的精敏嗅觉——围绕生活凹陷处，兴奋排尿，做出隶属于自己的领地标志，然后，把自己的头脸埋进去。

N

他准备自杀，做了漫长而精心的安排。他讨厌一天又一天，消耗在早晨的牙膏和夜晚的床单上，消耗在对死的向往中而不让它成为立即的享受。活着令人疼痛，不如一劳永逸。有人总以为等待就有希望，于是他们躺在那里，等着迟到的医生带来不洁的手术刀。但他，对一切厌烦透顶，他可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呻吟着，剩的那点力气，正好用来排队，加入死神的唱诗班。

闭上眼睛就能把世界关在外面，多美妙啊——他不易察觉地微笑。他现在精通各种自杀手段，详细分析过利弊，最终选择了相对安全又体面的了结方式，他熟悉得像已经死过上百回了。

唯一暂时阻止行动的，是他想不通，为何自己早就去意已决，却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建设值得歌颂的晚年？

O

星斗满天，燃起千万支烛火——可以把夜晚当做一座高大的教堂，你和隐形的神父分别坐在忏悔室的两侧，感觉彼此呼吸，看不见对方的面孔。

鹦鹉螺的壳体内部，被隔成许多小小的房间。鹦鹉螺只住在最外面的螺层中，每个向外的新螺层筑成之后，它便将原来藏身的螺层封闭起来。它一个气室接着一个气室地封闭。

我想这是一种有宗教倾向的生物，随着生长，它修筑一间又一间的忏悔室，它需要隔墙的神父随时跟从。

P

一部分用来提供热量，一部分用来增厚脂肪。这后一部分，是减肥需要攻克的部分。

一部分用来苏醒神经，一部分用来降低智力。这后一部分，是酒精魔鬼开腔的部分。

一部分用来产生光明，一部分用来烹煮天鹅。这后一部分，是真正血肉交融的部分。

一部分用来等待，一部分用来消磨。这后一部分，死神就像同性恋情人相伴，无论接受不接受，名誉不名誉，他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熟知。

Q

对我来说，人生幸福如何，也许在于，是否拥有一只望远镜。如果有了这只望远镜，我会改写秩序，我比剧场里那些座次好的人更像享用着包厢。如果有了这只望远镜，当我爱的人负气而去，我会便于寻找和跟踪，节约体力和在错误方向上延误的时间。

望远镜帮助我们偷窥。电视是望远镜的另一存在方式，电视里的生活，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对他物他人的观察和显微。所谓名声和名誉的确立，有一个证明，看是否有人拿着望远镜从远处窥察你的生活。

作家必须有经过变态发育的望远镜视线，才能洞察，才能了解历史、现在和未来。很多年我都为此焦躁，如此热爱写作，我却没有良好的广角、焦距和镜片，我没有一只向往中的望远镜。也许因为，我总是没有摆脱万花筒吧，总是迷恋于纸屑变成的美景——这几乎停留于孩子的爱好！

R

当我坐在灯光汇聚的主席台，面前的听众坐在半明半暗之中，他们的脸像沙滩上的鹅卵石，微微显露。发言前的紧张有时令我突然忘了讲话内容，或者，我像个电影中的人站在银幕里向外看，我开始不自觉地设计着自己的语气、表情和手势。我明显感到自己的做作，却无力矫正表演的成分。视线掠过，他们的脸还明显地镶嵌在暗下来的光线里。

为了保护即使是收音机这类的小电器，厂家也格外用了心思，机器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膜，上面是均匀分布的泡泡，按下去，空气挤爆薄膜，指端发出啪啪啪的破裂声。轮到我发言之前的这段余暇，正好够我完成一项心理任务。我双手握起，送到唇边，掩盖着我拇指的小动作。只有从意识里彻底消灭观众的存在，我的表演才能自如。所以，那些面孔被我的大拇指一一按下去，像气泡一样破灭。按到黑暗里，按到寂静里，按到黑暗与寂静的泥土里，按到不可测知的死亡里。

世界上其实只有一位真正意义的电影巨星，他的名字闪耀光环，他的形象在光线的编织中却不能我们被触摸和拥抱。他是黑暗中的父，有理由无视我们，有理由让我们生生死死地仰望和谛听。他轻轻的大拇指动作，就让坐在底下的人类不再干扰他的创作——上帝，原谅我对你的模仿。作为一个小配角，我向主角致敬，牢牢而拙劣地，追随他的风格。

S

夜晚是一座黑暗的大教堂，尽管拱形穹顶，挂着星空巨大的枝形吊灯。

来忏悔吧，用罪恶和上帝做上几笔走私交易，就不必经过法庭审判。

来祈祷吧，一再祈祷，希望上帝如回音般响应我们的要求。——但是，把上帝当做跟屁虫来差使，是不是一种渎神行为？

必信才能跟从。让我们信赖，如同信赖温暖在火里一样，相信拯救在欺骗里，天堂般辽阔的死亡里有幸福所在。

T

让我们和人民一起祈祷，祝福坏人拥有美好的睡眠，保佑他没有噩梦就无从惊醒，我们的祝福发自内心，甚至不发出声音。被他迫害的人就在无助中受难吧，被他害死的人可以白白死去，我们不再计较，只要，自己不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可以，让我们在星光下蹑足，连夜出逃，如果孩子和财产不太重的话，我们愿意带上亲人的骨灰。

制裁恶我们另有办法，不必用枪。望着伶俐的羔羊，轻信的眼睛……不再祝福天下的羊健康快乐，我们诅咒它们有脓肿的腿，生虱的皮毛，病变的内脏……以此败坏掉狼的胃口。

U

童话是以行善的名义要挟强者，以可怕的报应结局对后者做出虚张声势的恐吓。好像羊是在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主张，我就要采取行动，像你消灭我一样地消灭你。羊的长相平平，又衣着寒酸，它的样子和口气，不过是个素食动物里的家庭教师！低智商的羊啊，你以为婴儿时期的狼和你一样是喝奶的，你们就能在未来拥有同样的构造和权力吗？羊的头脑里，压根掌握不了复杂公式，使它们无法完成邪恶世界里的基础运算。

那么大的羊群，搭配一只狼就够了。一只狼，足够令整个羊群惊恐、奔跑，并在奔跑中赴死。所以，狼的力量似乎是一种更被尊重的力量。

V

秘密的珍贵常常不仅在于它本身的内容和价值，而是它的难于被分享。它如此隐蔽，是果实的核，是一个人不为所知的核心。

在别人不准备让你了解秘密的时候先知先觉，已经构成对秘密的侵犯。事实上，秘密是一个人最难处理的内心财产，将我们安慰，也令我们危险。或许，秘密是一个人最后捍卫的自由的伊甸园。

我们有必要舍本逐末地探入他人的迷宫吗？看到地上晃动的斑影，就应该明白，既有花朵又有阳光，才能投射下来这种微妙而明媚的浅灰色。

W

天堂里全是好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生活在最单调的社会环境之中——因为周围，全是谨慎乏味的修女和圣徒。他们太习惯退让，为了他人方便，自己缩进最小的角落之中；他们太习惯牺牲，而在幸福之中，美德却再也派不上用场。

一种解决方法是，在好人之中划分等级，寻找下限，使他们成为相对的“坏人”，以使剩下的更好的人有施展个人价值的可能——要知道，天堂里连劳动的机会都没有了！好人如何塑造自己形象？劳动是唯一不需要对比就得到歌颂的举止。

另一种解决方法，能够解释劣迹斑斑的坏人仅凭一个弃恶从善的念头就能坐着直升电梯进入天堂的好运。他们，才是神秘的娱乐和宠物。神甚至等不及，让他们在人间就享受到作恶的奖赏。

X

即使是情人呢喃，他也充耳不闻，像荷叶上无声滚动的水珠，无声地落入池塘，它的存在被浩大的寂静吸收。

这是一种非凡的本领，保证内心不被打扰。耳道如同幽深的锁孔，聋——他的生理缺陷，使他等于销毁了所有的钥匙，所有的齿模。

或许这是对世界和自身的安全性建设。所罗门的瓶盖塞紧，一个被诅咒的魔鬼，就会遭到终生的囚禁。

Y

相对人的品德缺陷，衰老已经是一项最轻的惩罚。我们犯下太多的罪，准备犯的和来不及犯的罪行更是几何倍数地增长。多亏光阴流逝，让我们及时失去美貌和体能，恶棍才变成轮椅上皈依的教徒。匕首夹进《圣经》，像别致可人的书签，我们学到哪里，就把刀尖指到哪里。

因为进入天堂的机会，如同骆驼穿过针孔，所以我们一生，致力于把自己变得渺小。

Z

童年我不止一次仔细地观察蜻蜓：身体的金属光泽，翅膀上的叶脉形态……我贴近它膨胀的硬塑料质地的眼睛，发现里面藏着惊人的复数。那些黑点，密集，繁复，难以计数，透过半透明的凸透镜外膜，它们弥散虚玄的光亮。

后来我在夜晚的大海边倾听潮声。躺在温度凉下来的沙子上，繁星满天，将我惊扰。我发现无数星空，就是一只神的复眼，突然临近上方。

是的，如果神没有生着复眼，他如何照管，万千众生？

蜻蜓纵然生着复眼也难逃厄运，能被孩子捕获和杀害——我轻轻拧动，就旋下它的头颅。它不像它的创造者。岂止无法狩猎到皮毛，我们甚至不能目睹神的身影。他只是在夜夜黑暗中，流露出复眼中令人眩晕的光亮。

（《青年文学》2006年第1期）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姜 鸣

踏 访

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料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

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

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

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的神道碑。

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临 终

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

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

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胃部血管破裂，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

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

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

6日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炯，瞠视不瞑。

周馥哭喊着：“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的嘴唇忽然喃喃翕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

墓 地

十六个月后，李鸿章被安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

夏小影就是现在的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就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三座墓地处在一平方华里之内。

这是李鸿章生前认可的墓地。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他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身后丧事的安排：

夏小影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为李鸿章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看出，李鸿章不太迷信风水，这同他请西医看病一样，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脾气。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他还谈到“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中可以看出，在选址时，比邻包公墓，是李鸿章感到满意的重要条件。

李鸿章生前爱办洋务，却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墓地会变为钢厂的一部分。但李鸿章并没有长久地安眠在他曾经痴恋的工厂脚下。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绑游街、同时粉身碎骨的另一具遗骸，是他挚爱的赵夫人。

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遗 言

临终前，李鸿章曾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鸿章又拈句谏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

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海上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二十四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至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

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名 节

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献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

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

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唯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功 罪

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不仅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还策划打李鸿章牌，整合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开放度。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李中堂是位给合肥人长脸的乡前辈啊！”

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已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

故居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

陈列馆里，还有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

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

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但现在又有一种观点，把一切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别人，单纯来说李鸿章办事所受的掣肘，显然，这样做也是片面的。

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又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至于因中法、中日战争而把李骂成秦桧，只能算是狂吠。”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出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

（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晴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彼岸之“0”

詹克明

“0”是所有数字之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具宗教哲学内涵的一个数字。

“0”又是数字王国至高无上的女王。它“君权神授”，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复杂的性格。它有时暴戾恣睢，有时极端平等，有时又展示出包容一切的博大胸襟。

暴戾时，简直像个喜怒无常的残虐君主，想灭谁就灭谁。只要它与谁相并相乘，谁就会被它灭得干干净净，丝毫不剩。它要是想捧谁，只消为其垫脚（做这个数的分母），不论此数多么微不足道，一旦被它撑起，都会膨胀到无穷大。反之，它要是想贬谁，不论你多么宏伟显赫，只要它把你拉来垫脚（做其分母），自会被它贬得踪迹全无。

有时它又极其“平等”，让普天之下，万数齐一，等价同值。办法是为其做幂数。任何数，不论大小，其“0次幂”全都归于一。世上还真没有哪种力量能让任何相差悬殊之物，仅仅经过如此简单处理，就差异全消，归于同一数值——“1”。

有时它又能海涵一切，具有极大的包容性。“0∕0”可以是从正无穷大到负无穷大之间的任何一个数，这就使它成为一个能够涵盖两大无穷所有实数的巨大集合。

“0”是有“性别”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将偶数指代为女性，用奇数指代男性”。而“0”是偶数，这是千真万确的，它作为万数之“母”，自然会有容纳一切的母性襟怀了。

凝意于这海涵一切的“0∕0”，让我联想到“真空”的某些特质。真空是有结构的，而且还具有“真空质量密度”。按照理论物理学家的说法：“真空不空，它里面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任何一种基本粒子与它的反粒子相遇都会湮灭于真空之中，不复存在。（如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相遇，放出一对方向相反的光子之后就会消失在真空背景之中。）反之，只要给予足够的能量，任何粒子也都可以魔术般地从真空中“取”出来，那里面真是应有尽有，内藏无限。与此相似的是，这“0”看似真空般地“空无”，怎么被另一个“0”来除，就会变成要什么数有什么数，内涵无穷的“实有”了呢？

“0∕0”究竟是如何做到“无中生有”的，它牵动了我的好奇之心，随即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虚拟操作——通过让一个以“0”为分子的分数渐次逼近“0∕0”来观察“有”将如何产生。首先选用一个尽可能小的实数，用它去除“0”，其分数值自然是“0”。然后让这个小的实数缩小1亿亿倍，该分数值显然还是“0”。可以想象，任凭这种使分母“缩减亿亿倍”的操作重复千百万次，其分数值依然是“0”。它永远也达不到能够产生“任意有”的“0∕0”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分数的分母无论怎么趋向于无穷小，它也不可能真正达到“0”，它也仍旧属于此岸的“有”，而那个空无的“0”却是在永远不可抵达的“彼岸”。这个结论强烈地震撼了我，让我从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虚幻游戏中就体验到了彼岸之“0”的存在。你休想通过令分母逼近“0”的途径来实现这个分数值的“从无到有”。此路不通，因为此“0”永不可达！

彼岸之“0”让我一下子联想起许多重大的科学成果。首先倏然跳入我脑中的就是“热力学第三定律”，它有一个简洁明快的科学表达——“绝对零度不可达！”

继之又让我想到了宇宙大爆炸的“0”点问题。二十几年前看到过一本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写的小册子《宇宙最初三分钟》（这是一本颇具权威性而又通俗易懂的科普名著，它是作者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稿为基础，于1977年写成的）。书中简要地概括了宇宙大爆炸最初三分钟里所发生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述只从大爆炸开始后的百分之一秒时讲起，并不包括宇宙大爆炸的“0”点。如书中所述，在0.01秒时，宇宙温度大约为1000亿度，如此高温使得许多重基本粒子（如质子、中子）难以形成，占绝大多数的都是些较轻的基本粒子，如电子、正电子、中微子、光子等。近二十年后的1995年，美国著名科普记者兼作家卡洛琳·皮特森女士与天体物理学教授约翰·布兰特合著了一本《从哈勃看宇宙》。书中对宇宙大爆炸的描述更接近原点——从大爆炸后10～43秒讲起。理论计算表明“宇宙经过一个已知膨胀非常快速的阶段，历时大约10～34到10～30秒”，这正是宇宙“爆胀”理论的根据。显然，无论宇宙学今后如何发展，对大爆炸的描述也只能是越来越接近它的原点，但绝不是描述“原点”。

在“0∕0”问题中，我们不可能通过让一个分母趋于“0”的办法来达到分数值的“无中生有”；热力学第三定律又表明“绝对零度不可达”。在对大爆炸理论研究的终极逼近上，我们是否也可作出类似的推断——宇宙大爆炸的“0”点不可达呢？

绝对“0”度，宇宙大爆炸“0”点，以及“0∕0”的“无中生有”都涉及对极限之“0”的逼问，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所共同面对的终极之“0”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属于“不可达”、“不可知”、“不可问”的“彼岸”了呢？如果说，当年人们从方圆之中得到与π这两个“无理数”时，就已对造物主的信手之作产生敬畏了，那么如今这个“0”却是造物主对我们下达的一道庄严禁令，让我们望“0”止步！

然而，人类中偏偏有一些最执拗、最虔诚、最具探究精神的人，他们全然不顾造物主的禁令，依然竭尽全力向绝对零度奋进，向理论上的大爆炸“0”点进军。他们将“0”之“大限”化作科学之“无限”，把它作为自己永无止境的探索征程，辄有新睹，乐在其中。在向绝对零度的进军中，目前科学家们已达到0.5纳开的水平（1纳开=10-9nK），仅比绝对零度高出百亿分之五度（0.0000000005nK）。这些科学家在向“0”点的冲击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的新现象、新物性，并从中感受到极大的快乐。例如在接近绝对零度时发现了超导状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状态，以及超流体态等，而且这些新物态还有可能在芯片技术、精密测量技术，以及更高精度的原子钟技术等方面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在逼近大爆炸“0”点10～43秒的高温、高密状态也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物态构成与异乎寻常的时空特征（例如有人曾推测时间、空间可能会出现量子化）。我敬佩这些奋勇向“0”进军的科学家。虽然我没有机会与他们共同工作在这些科学前沿，但在对“0∕0”闲来无事的诘问中，也不经意地瞥见了彼岸之“0”的掠影，彼此之心自会以“0”相通。

人类与生俱来地有种探究事物最深层本原的终极情结。总想通过层层剥析寻求到得以构成所有物质的“不可再分”的终极元素；总想找出演绎宇宙所有因果联系的终极源头；总想达到仅凭几条根本大法就能够完全概括大自然深刻本质的终极答案。总之，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地完成对我们这个宇宙的最后追问，让所有事物全都纳入一个简单的、具有普适性的统一框架之中。对彼岸之“0”的追问也正是这种终极情结的反映。

探究情结源自于宇宙神秘性的召唤，而其中最根本的神秘性就体现在人们对彼岸的终极追问。心存彼岸是人类有别于其他一切高级生灵的重要标志，也是成就人类文明的初始动因与永恒动力。最能体现早期人类彼岸情结的是原始宗教。原始部族的先民们一直生活在荒蛮的大自然与浓烈的彼岸氛围之中。这原始宗教正是发轫一切科学、艺术、医学、舞蹈、音乐、绘画、史诗、戏剧之鼻祖。它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狩猎、生育、疾病、死亡、战争、灾害、农耕收获、畜牧繁殖等活动均息息相关。也许部族首领正是一位能够直接沟通此岸与彼岸的巫师祭司，他的权威来自彼岸。可以说，没有这种追问彼岸的原始情结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也许我们仍将是一群无异于猩猩猕猴的丛林古猿。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人类正是投胎于“彼岸”腹中，并且是从彼岸脱胎来到此岸的。难怪人类对彼岸总有一种母性眷恋情结。

原始先民从一开始就与彼岸为伍，影伴身随。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有浓厚的彼岸意识了。此种意识主要来自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与死的悚然冥悟。迄今考古发掘出的所有陵寝茔冢都是古人彼岸意识最具完整性、时代性的综合载体。不论是我国最早的河南濮阳新石器时代的“蚌塑龙虎图”，还是西安始皇陵兵马俑；也不论是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还是印度的泰吉·玛哈尔陵都是如此。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现代人已逐渐远离了彼岸而深居此岸腹地。他们只求享受今生，不必关注未来，只重此岸的物欲追求，无心彼岸的虚无缥缈。处在一大群人工机器重重包围之中的现代人哪里还会有彼岸意识呢。须知，此等机器乃是最富此岸气息、最具典型意义的人工世界产品。时至今日，也许只有一些位居科学前沿、深切领会大自然无比艰深美妙的科学家们，依然保持着浓重的彼岸情结。

实际上，对所有人来说“彼岸”无处不在，例如“死”就在“生”的感知彼岸，你永远都不可能在生之“此岸”知觉到死之“彼岸”。虽说有些从濒临死亡状态回归的人也曾谈到过“死”的体验，实际上，只要你还有感觉，你所体验到的一切都仍旧属于“生”。而当你真正处在“死”时，你又不可能有任何知觉来感受对此种状态的体验。“死”永远是“生”之彼岸，不可知、不可觉、不可臆说。

“黑洞”也并非绝对的“黑”，因为它还有“质量”能被我们感知。只有当它完全不为我们所感知，那才是绝对的“黑”。这绝对的“黑”也就处于我们不能感知的“彼岸”。人类毕竟只有五种感官，目前还不敢断言宇宙中无限的运动形式与存在状态全都能转化为人类有限的五种感觉方式（色、声、香、味、触）为我们所感知。至少有一句话我不敢说——“不能为我们所感知，就不存在！”我甚至无法判断此言是极端的“唯物”还是极端的“唯心”。可以推想，倘真有“绝对的黑”，必居“彼岸”，我们无法知觉。

渐进趋“0”涉及一个从“有”到“无”的问题，它们之间将会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二、三、万物，都是“有”，唯独这“道”是“无”。“道”是如何从“无”生出“一”来的，老子没说。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这“道”不仅说不清、道不明，而且若能用人的语言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因为，“道”在彼岸。

在数学运算中我们也会遇到诸如两数等值相减为“0”，以及作为空位符号之“0”，但这都属于“此岸”之“0”。它们与上述的大爆炸零点之“0”、绝对零度之“0”，以及令“0∕0”无中生有之“0”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后者都属于永不可达的彼岸之“0”。此“0”虽幽居彼岸却并不遥远，凭着一张纸、一支笔、一个简单分式即可感受到它的存在。

咀嚼玩味这“无”、“黑”、“道”、“0”，让我油然出一丝朦胧的“彼岸”情怀。这“彼岸”不生不灭，永恒自在。这“彼岸”不可抵达，不可认知，只可意会，不可言说。

道，可道，非常道。

“0”，可“0”，非常“0”。

（《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5日）

心月何处寻——自然笔记

杨文丰

人类的“精神自然”，你在哪里？

——手记

一 明月，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是全人类仰望的对象

我否认不了仰望明月是人类的福祉。自从盘古开天地，这种仰望就开始了。这是非常纯净、纯洁、纯粹的仰望；是不分贫贱、没有压迫，也不交银两，不染任何功利的仰望。试想，有哪一次的仰望，不是满披秋水银霜呢？对我们的先人。

明月悠悠照千秋，月光满地却不流。

人生易老月难老，弹指之间雪满头。

俯仰之间，人类望月，在那丰盈的感兴之中，是无法不蕴含敬畏的——人类对高高在上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脱开敬畏呢？

想来，人类望月又的确是出自本能，出于低下的地位，出于喜欢眼睛朝上的所为。这当然是极为自然的行为。在旷野，你只要这么一站，你抬头一瞧，这夜呢，不算很黑，可苍苍茫茫，长空深深阔阔，了无声息，那天海深处正悬一轮明月，你这不是在对月作极自然的仰望了么？在苍茫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首谒“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

炎炎夏日里，那泉水，那经漫长农业社会还基本清白、清明、纯净，还基本健康的泉水，依然下流，依然以天然轻漾的卧姿仰望天上月。这可是曾将千万轮圆月存盘的著名甘泉！是将泉中月与天上月天然对称、相互仰望的甘泉！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红楼梦》贾雨村望月口占

苍茫尘世，天上人间，还有什么东西能被如此多眼睛同时仰望呢？……

二 人类本已有了心头月

日本禅师明惠上人深夜禅毕，由禅房走向下房，居然一点也不怕那山鸣谷应的野狼嗥。此乃何故？据说是由于他身披云缝漏出的月光，有明月正陪伴。依我看，禅师算是读透了明月神力的人。望月难道不就是感应神力吗？在这尘世，惟具神力的东西才神秘，才经久仰望，促人壮胆。

我在启蒙前，似乎就已能感觉明月的神秘，想必这与祖母讲过月亮神话，我也看过月的圆圆缺缺，月会藏入湖水，我一走那月也必走有关……后来，我考量望月问题，才惊觉人类其实早已构筑了“心头月”，与天上月虚实呼应。

人类构筑“心头月”，靠的是长期对月，对月的联想、想象和感悟。

由此形成的“心头月”，其特征，大抵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人类心头月很静。这是寂静、闲静、安静、幽静、静谧，甚至有些凉静或者冷静的静。

其二，人类心头月逃离尘嚣，十分单纯。单纯得满贮在天宇间的尽是同一的月光，同一得素简，连味道都没有。

其三，人类心头月还是闲寂和清寂的，似月夜桂花跌落王维的鸟鸣涧：不见强烈可感的波动，没有起伏，无法灼人，更不袭人，是悄悄的，轻轻的，带点儿寂寞。

其四，人类心头月是清幽的，是偏暗的清幽，宛同明月刚刚从苍绿古宅后的苍苔上浮升。这清幽带些泉水、空气的透明，接近辞典对“幽”的多个诠释，还染些安闲、幽雅。

其五，人类心头月任何时候都是幽美的，可亲的幽美。

其六，是人类心头月还一直很玄：一是给人玄想，月上该是幽静阴冷，清辉流溢的，那影影绰绰是有什么在行走吧，是嫦娥、吴刚、玉兔或广寒宫里的蟾蜍在活动吧；二是幽明月光满地，不重形却以人精神；三是月光似可从地下浮现上来，雾一般匍匐在地表，弥漫在地面，可以搬运。“月光光，耀耀光，船来等，轿来扛……”祖母就曾经教我这样唱；四即月光总是虚幻的吧。不是有踏月之说嘛，然你朝满地月光一脚猛踏下去，却何曾见有月光四溅？即便切下长城那么多月光，也砌不起一堵墙，可月光依然夜深还过女墙来，敷在长城上；五是这月还颇似玄虚哲学，说虚却实，道实却虚，有无相生。重神不重形是这月，内敛不张狂是这月，重顿悟耽冥想的还是这月。

任何文化都一样，倘想提升境界，不是趋向神幻，就得臻入宗教，尤其在上古。长期以来，国人就视月为太阴之精，秋分坛设西郊，祭西沉月，顶礼膜拜，神秘气息弥漫。

一则禅宗公案这样说：那小偷月夜潜入古庙，一老僧正酣然打坐似心无旁。可是，当小偷空手欲走时，老僧却霍然起立，默默然脱下袈裟相赠。贼走后，老僧仰脸隔窗望月，良久，泪流满面，随即低头喃喃道：“你拿得走我的袈裟，却拿不走这窗外的大好月光哪。”心头月在这里，已隔离了尘俗社会的人欲之海，承担了精神澄明的角色，表现了精神文化的根本，彪炳了对彼岸诗性世界的沉迷和自选生存价值的终极皈依。

国人心头的文化月光，其实还是到了唐朝以降，才愈加明亮、浪荡，叮当做响起来。以李白为代表的唐朝诗人，吟咏了月，更明亮了月，绣口一吐，诗句的月光，就几乎光耀了半个盛唐。宋朝的苏轼接力吟月唱月问月祈月又访月，月光般的感悟简直就是明月下打扫不尽的树影。

值得一提的还有，对于心头月的建构，感性葱郁的东方民族似乎更易相通。白居易“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的诗句传入东瀛，日本俳圣松尾芭蕉步出茅屋，望月独吟，吟出的俳句就颇有依样画葫芦味：“明月何幽幽，围绕池塘转不休，通宵不停留。”的确，在东方文化里你甚难找得到像莎翁在《仲夏夜之梦》里把月亮与“不生孩子的尼姑”相提并论的那种不恭语句。

三 人月相亲，月寄人生，在于月是旧时月，

在于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幻象

我对人与自然建成和谐关系，一直深持怀疑态度，在今天，在如此的尘寰。

如果说，自然与人确实有过所谓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也唯有这——“人月关系”。

甚至美女嫦娥都奔月了。月人能相亲，月可寄人生，如此等等，表明什么？表明的该就是人与月的和谐关系吧。

表达人月关系，最身体力行的，还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读《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川端康成诺奖受奖辞，我发现，或许并非出于自觉，在阐明人生与明月和谐相融时，他极其自然地就援引了被称为“月亮诗人”的明惠禅师的和歌：

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

川端阐述明惠“在暗处观赏，心境清澈，仿佛与月光浑然相融”，认为明惠“以月相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变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习习清风明月夜，通宵共舞惜残年。

川端更说古僧良宽这两句诗，“尽管咏月，实际上也不认为它是月”，是僧人感到如此遥不可及的纯洁、美丽，不但可亲，至少也能相伴“共舞”，可共，可依，能寄寓襟怀甚至人生。

如下则是诗人歌德那首著名的月光诗《对月》：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月光，

照我的园邸，

就像知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这首诗被誉为最美的月光诗，经由舒伯特等人谱曲已四处传唱。在这首诗里，明月与人的命运，难道不是已相互维系，相互亲怜吗？

我寄愁心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月年年只相识。（张若虚）

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

人月相亲，望月寄兴且寄身，感兴“日月是百代的过客”（松尾芭蕉），时世兴亡，感兴人生易老，人生太悲凉，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因为那明月，是那么纯粹、纯洁、可亲、可依，是那么美，是那么遥不可及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此的咏月诗句，却表现得含蓄、蕴藉，初看不涉人生，与人生，颇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言的“隔”，然却细加揣摩，则大不然，其内里，实在是诗人面对明月，已将人生的大感喟，寄予明月，遥寄给了可亲的明月……

而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位民间艺术家，更硬是将天上月、泉中月和人生际遇圆融在一曲《二泉映月》里，将人月交融推入了抽象而优美、苍茫而深邃、悲怆而凄苦的音乐哲境。此人，便是盲艺人华彦均——阿炳（1893～1950）。

阿炳四岁丧母，幼即随父亲和道士习乐，及少年，已是无锡道教界出色的二胡乐师，三十五岁双目失明后，仍摸索至天下第二泉，沉心沉力地运弓。想想看，明月升起来了。这可是有三个月亮哪，一个悬天上，一个映二泉，还一个正明明白白在阿炳心里。泉中月可也在仰望天上月哪！月光银粉一般，洒落民间，洒上阿炳的身、手及二胡，同时也洒上了《二泉映月》颤抖的旋律。阿炳啊，是把生命对美丽江南风光的追思、慨叹，把对光明和理想生活境界的热爱和憧憬，把对自己痛苦身世和辛酸不平尘世生活的独到沉思，统统都融进这如诉如泣、如悲似怨、反复回旋、一咏三叹的二胡曲调中了。这是月下独特的心语，独特的行藏，具独特宗教意味的人生啊！这是心头月对天上月和泉中月的独特倾诉，是人月关系在最高妙境界的艺术相融！

命运是如此多舛，人生是如此无常，寄谁？唯有寄于明月，惟能寄于明月，寄于明月的圆圆缺缺！

尘世沧桑，关山险恶，在这漫漫长夜，最能体现自上而下人文关怀的，毕竟唯有这明月。这望中的明月，是人生的寄寓对象，不也是人生至境的最高层象征吗？

四 中秋节的出现，终于将华夏民族与“旧时月”

的和谐关系，推到了极致，推上了最高层

中秋节体现了华夏民族思骛八极的辽远和浪漫，体现了华夏民族感节令、观物候的幽微和细致。中秋节成了华夏儿女的思亲节、情人节，成了对地球村的浪漫贡献！

正因为创造了中秋节，才可以说，从冬到春，由春入夏，华夏儿女的每一天都是在朝中秋节走。有哪一个中秋，华夏儿女不是集体复习中秋月？设若天上明月朝下看，必然会惊异这黑夜柔软的寰球上，遍布仰望她的黑眼睛——每一只黑眼睛里都悬着一轮中秋月啊！

如此典型地体现中华民族人与自然（月）和谐关系的中秋节，既是华夏民族传统而朝野上下不约而同对自然（月）实行人生朝圣的圣节，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人类与自然（月）关系曾经和谐的惟一大例证！

人类曾经多么幸运，明月曾经多么幸福，多么完美！

然而这一切，却只能截止到人类的大脚还没有践踏月球，明月在人类眼里还披着神秘的面纱之时！

五 科学探索，还月本相，已无可挽回地使“旧时月”

的神秘和完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我情愿相信，登月仅仅是人类出于对美丽的向往，被神秘吸引。

但是，客观无情，科学更无情，由于人类登月，由于月亮“难看的”真相大白，人类心头月的美丽或“旧时月”，被无可奈何地粉碎，无可奈何地成了过去！

“明月几时有”不再是天才诗句。月球四十六亿年前就存在。月的阴晴圆缺，也不再是什么人生写照。并非月到中秋分外圆，分外明。月的迟到、早退，乃至旷工，不是由于月有什么情感。作为月亮，神话已彻底丧失。

月全食也并不是被天狗所食，同样不是月在讲尊严，闹脾气，而是太阳光球被月球遮住了。月球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地球的卫星。月球半径一千七百三十八千米，质量呢，仅达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作为整体，月球并没有磁性。地月相距三十八万四千千米。而月球每年都将离地球远去三厘米。转动的月，抛给地球的，永远是一副旧面孔。一个月球日目前刚好等于二十九个地球日。月球表面除了大片平原和一些高山，那些或大或小的圆圈圈，全是环形山。即便在白昼，天上照样圆月高悬……

谁能想到月球上竟会如此苍凉、荒芜？何处有嫦娥吴刚桂树，何处有蟾蜍玉兔广寒宫呢？月上的寒热幅度是这么大，白天朝阳月面温度达127摄氏度，背阳温度却为负一百八十三摄氏度。何见人迹？没有鸡声茅店月，有的只是甚于沙漠戈壁的苍凉、荒芜。是没有社会，没有时尚，不存在剥削压迫，没有洲际导弹的所在。

令人失落的更有月上的死寂。月球上没有大气，因为月球的重力只及地球的六分之一，无法拉住飘逸的空气，因而在月上就不可能有自由的风，没有故乡的云，没有彩虹鸟声和四季。听不到汉语、法语、英语。人间的疾苦更是无法传播，因为没有声音，是没有任何交流的真空。月上的天空，即便白天，也一片漆黑。

1998年，美国飞船“月球探索者号”在月球南北极那终年照不到阳光的环形坑土壤里，发现存在多达一百亿吨的水冰。但这不是曾经日夜下流的天下第二泉，也不是碧波轻漾的月牙泉，而是混夹于月土的颗粒状的水，绝望的死水。而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想象月上会有海洋浪波荡漾。十七世纪初，当伽利略（实际也是人类第一次）在月夜用望远镜望月时，就发现月表原来存在累累“伤痕”，他认定凸起的明晃晃的是高山或陆地，称之“月陆”，而那凹陷的幽暗处是海洋，遂名之“月海”，并将大小“海洋”名为云海、湿海、雨海及风暴洋等。在伽利略所命名的二十二个月海中，面积最大的是风暴洋，逾五百万平方千米。其实所谓的月海是由暗色的熔岩物质组成，是一片低洼地，因为反射阳光的本领比浅色岩石差，看上去较为暗淡而已。

尽管在月球上，能够看到地球反射过来的似圆月般的一盘阳光——“地球光”，然而，人类还是感到失落。

尽管下流的月光打上苍茫云海、大地和海洋，同样会如雨打荷蓬，存在光压，会有压力，有力量，然而那月光，照样是寂静的、孤寂的……

科技，似乎在毫不留情地打乱人月关系的方寸了！依靠如此伟大的科学技术，人类将千万年遮掩明月的神秘及美丽的面纱扯去了，彻底扯去了，无情地扯去了！我原以为登月，该是多么美好、伟大的事情，想不到，换来的却是美镜被打碎的无奈，幻觉被蒸发的神伤，情感被欺骗的不适。月光成了病态的月光！美月成了一锅被一粒老鼠屎败坏了的汤！人类成了美妙神话的掘墓人，美月丧生的刽子手，与自己角力的大敌，以“科技真”取代“情感真”的聪明动物！

科技，成了大煞风景的手！在这里。

科技探月，除生产出黑色幽默，还批发出无奈和悖论。

科学探索得出的月的本相，与美的人类的探索精神和科学定律，没想到原来竟是如此两律背反。在情感上谁会愿意接受假象、接受欺骗呢？美丽的一团银般的旧时月——美好的假象，顷刻间竟然就成了丑陋的荒寂之球。美好的假象，由于科学求真已丧失殆尽。丑陋的真相却即使再伤身心也要你勇敢承受。倘若这还真的动机与过程，人类尚可以接受，那么，如此的真实、真相，在情感上却真是甚难承担。人类的情感在失落，身心在自残。而人类却依然还在留恋、还在眷恋旧时月——虚假的旧时月，即便明知是假象！人类中心主义风光上天，美好的心头月却要残忍地落地。颇具讥讽意味的还有，最近，年届七十五高龄的阿姆斯特朗，他那把曾经在月球上飘扬过的一撮头发，却被理发师以三千美元，卖给了一位收藏家。怒发冲冠的阿氏欲与理发师上公堂，收藏家却说，归还头发断断做不到，至多只能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科技主义已开始奴役头发了，头发价值反却能鸡犬升天。这究竟是科技的异化、恶化，还是人类及其情感的扭曲、堕落？

旧月情，旧月意，旧月美，就这样，物是人非，已沦落成为被一石击碎的“二泉映月镜像”。

如此往事能够如烟吗？往事不堪回首……

1969年以来，除了两次无人登月，人类的大脚，已有六次先后踏上了月球。“阿波罗”十一号飞船宇航员，即那位阿姆斯特朗，在大脚踏上月球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小步，但对全人类而言这又是何等巨大的一次飞跃。”然而，他的话音还未落，他脚下人类望中的月球，却毫不客气地迫使他的双脚行动，只能是袋鼠式的蹦跳，这可是渺小得连天下第二泉也无法照映出的鼠辈式的蹦跳啊……

六 “科技神”光普照的尘世，须臾也离不开科技伦理

人类蹂躏自然，原来，并非只是物理污染，疮痍河山，实际上，竟还包含对人类“心灵自然”的毁灭，对人心的伤残！

的确，并非只是为了人文关怀，更是为了还能有明天，因而，在今天，有许多问题都需要赶紧追问，需要重新审视。

天海是如此苍茫，天路是如此遥远。人类何以要登月？仅仅只是为了探秘？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不是芦苇不但不脆弱而是非常坚挺、伟大？只是为了张扬与大自然争霸的雄心？是企图逐步占领月球？是强国间的争霸？是为了求证科技远比旧月亮更有神话色彩？是为了宣扬“科技主义”或“工具理性”能使自然异化，使月亮异化？

人类又何以就能够登月？仅仅是因为科技主义的天梯那一头已经可以靠上月球？谁说登月靠的是科技？登月有何难哉，人类，还用得着使出吃奶的力气登这月球吗？践踏月球，太容易了，容易得就像大人与孩子一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然而，纵然是游戏，你只要是在破坏心头月，你就是在违背道德规范，谁都无法认同破坏美还能是符合道德规范！

事实上，破坏美月只是一个缩影，一个象征。在今天，科技主义已像脱缰狂奔上原野的野马，正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层次和深度，在改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企望科技主义止步不前只能是天方夜谭！科技主义对美的伤害乃至消解，已成为了世界性问题。

深忧我心的，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依然无法建立起良善而公平的科技发展法则——“科技伦理”。谁会在乎科技伦理呢？而没有科技伦理，你敢断言这科技，浑身上下冒出的都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力量吗？

其实，人类即便再狂妄，也无法进化成可一口吞下月亮的天狗。而且，人类的骨子里根本就离不开神，永远离不得神，人类一直都在设法供奉自己的神！宗教上的神失却与否在今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心中业已在供奉一尊至高无上而又特殊的大神——“科技神”！而且正越供越高，越供越大。任何神祇，其实都是人类自己的制造。然而，人类对科技神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一方面对之顶礼膜拜，心甘情愿匍匐于地，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另一方面又殚精竭虑欲掌控之，占有之。人类供奉科技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彻底占有科技神，将科技神化作自己手中的权柄。

必将促进人类社会酿出灭顶之灾啊，这有着“两面神”面目的科技神！……

七 人类依然要望月，然而，心月在哪里？

人与月本来是存在两种联系的：一是物质物理式联系，使人有月可观，月对人产生引力，月光和潮汐影响人寰；二是诗性（精神）联系，使得旧时月能成为人类中得心源月——心月或“人文自然”月。可是，这种诗性联系，而今安在？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自然就被推上了被异化的战车，在今天，这异化正愈来愈烈。人在异化，月又怎能免劫？对于天上月，人类即便再仰望，也已不再是旧时的仰望，何况明月，也不再是旧时的心中明月了。谁还会傻乎乎地以身寄月呢？今天给孩子们讲月亮，我就无法说出老祖母说月的意境了，遑论纯净的诗意。

人类依旧会在月夜读泉。只是这泉，已不再是有原来内涵的“天下第二泉”，那泉水所映之月，也无法再是旧时月。

人类依旧会日夜听阿炳的《二泉映月》，可这流荡入科技时代的音乐，已平添了悲酸的曲折、无奈的沧桑和无尽的凄凉，成了对缺乏秩序的尘世、残酷的尘世的悲叹，成了对苦难世界企图的超拔。这音乐使人想起侵月的暴行、天堂旧时的美景。这是命运多舛的人类带有紫色宿命的音乐，是激发良知未泯的人士沉思而奋起的音乐！成了凄楚，成了悲怆，成了告别，成了遗言，成了预言。这音乐，这苦命的音乐啊……

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科技神，犹如包裹着地球的污染愈来愈重的空气，正每日每时，越来越紧密地围压人类，围压低头操持科技的我们，深入身心。真是神光普照啊！

世人总讲人权，但对自然美和自然的神秘，却从来就不讲什么权利，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还可不可能留存一片“心灵自然”，或者半片“人文自然”？人类的“精神自然”，你在哪里？

人类仍然要望月，然而即使再怎么望，又怎能找回旧时的感觉呢？——没有乌啼，连一声也没有，旧时月已经彻底沉沦。

人类的生活，能够没有天上明月吗？能够丧失地上的月光吗？人类能够永远失去心头月吗？

而心月在哪里？心月何处寻？

（《钟山》2006年第2期）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徐 晓

你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忌日，我和朋友们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山的这座墓园。每年我都来为你扫墓，也许是清明，也许是忌日，或者只是心情使然。总之，这条山路我已经走了九年。

老人们常说，入土为安。

指的应该是死者，在我看来，也包括生者。把死者安顿好，感觉到他的灵魂安息了，生者也才能够安宁。常在电影里或图片里看到西方的陵园，那种静谧、优雅和素朴让人生出感动。在墓碑上随便地放一把鲜花，一个人，在你身边，安静地坐一坐。或者与儿子或者与亲密的朋友，在草地上随处走一走，从容地聊聊记忆中有关你的往事和我们琐碎的生活，那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常常感叹，如果不能按照你的遗愿葬在一棵树下，能葬在那样的墓园里，也算是知足。

然而，你的墓园在山上。从山脚走上去，大约有三四里长的路。记得是第二年，我和儿子两个人去扫墓。我们从城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已经接近中午。北京五月的中午已经有点儿热。那时儿子才八岁，我牵着他的小手，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躲闪身后开过来的汽车。那是一条高低起伏的柏油路，常有也是到陵园去的车子经过。大约走到一半，一辆白色的吉普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把后窗玻璃摇下来，连头都没回，用手势示意我们上车。我迟疑着，还是上了车。不知怎么，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打在怀抱着的鲜花上。

我相信，这个人，这个懂得用距离来表达理解和同情的人，他知道我感激他，虽然一直到上了山，一直到下了车，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但是，我没把握，他是否知道，最值得我感激的，不是他载了我们母子一程，而是他从始至终的沉默。说不出我当时为什么连看都没看那司机一眼，不知道他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沧桑的中年人。我想象不出，如果他问为谁去扫墓，儿子会怎样回答？我会怎么回答？说不定我会撒个谎，为了逃避一个陌生人的安慰，也为了掩饰一个女人的伤痛。

短短的一段路，长长的一段沉默。几年来，每次去那陵园，我都会重温那段带着伤感与美好的诗意的沉默。

位于山上的墓园不可能开阔，没有余地坐得安稳，更没有能够随意散步的草地。三年前，我们搬了家，和儿子去墓地，他问：我们家的房子大了，爸爸的墓地这么小，能不能换一个大的？我说，如果那是你的心愿，等你长大了，有了经济能力，这事应该由你来做。儿子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为他终于能想到给爸爸做点儿什么而得意。

年年复年年，每一次，我们都带去鲜花，有时候我还会买来鲜花和花泥，自己动手插一个花篮。我们还会带上你生前喜欢喝的酒，大家轮流着喝，再洒在碑前，于是，醇醇的酒香便在墓园飘散开来。一些平时难得见面的老朋友，在你离去的日子聚在一起，到了都真的要变老的年纪，大家反而不再感叹岁月的无情。只是留下来的照片，见证着你和我与这些朋友们经得起年月的感情。

如果你能看见能听见这一切，该是多么高兴啊！当然，你会遗憾老鄂和王捷都已经戒了烟酒，会庆幸晓青和志伟的大难不死，会心疼徐杰和徐勇经受了太多坎坷。你也一定想和老范杀一盘围棋，想和黑大春干一杯白酒。你会和铁生聊聊五月里正嫩着的香椿，说说夜市上味道不再正宗的炒肝和爆肚，你会扶着铁生的轮椅，说，“伙计，真是好样的！”他说过，活过三十岁，以后的日子都算是赚的。你离开我们时，铁生已经赚了一个十年，如今，又赚了一个十年。

你会径直走向我们的儿子。十年前，他那么干净而且安静，白嫩的小脸上戴一副黑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好奇的表情。如今他已长得和你一样高了，但你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血缘是多么神奇呀，他的眉眼长得并不像你，但是，当他远远地走来，那走路的姿势，眉宇间的神态，紧闭嘴唇的表情，会让我把他想象成少年时的你。还有他酷似你的大脑壳，这是一个男孩子先天的优越之处。有一次你说，娃娃最让你放心的是他的宠辱不惊，那也正是你的品性。我心疼儿子没有得到过你的爱，但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已经长得和父亲一样高的男孩儿，“父爱”究竟是怎样的。也许你会问儿子：“换一个大点儿的墓，有必要吗？”儿子反问：“那我还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用为我，为你妈做点儿什么吧。”儿子一定会向你说出自己的“计划”：将来为妈妈买一套房子，在城里，吃饭、看病、锻炼身体都方便的房子。儿子正是这样对我说的。于是，你满意了，你放心了，你自己就是个大孝子。

你肯定最后一个走向我。十年了，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吗？这一切你真的都能懂吗？如果能够起死回生，你将怎样与我分享这十年来的悲喜愁欢呢？

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独自一个人去过山上。夏天，那里枝叶繁茂，虫鸣鸟叫，显得有几分浮躁。秋天就不一样了。墓园的秋天落叶纷纷，阳光穿过已经不那么浓密的枝叶，恬静地撒满整个园子。那色调不尖锐，却也不乏沧桑之感，没有了夏天的喧闹，也还没有冬天的萧瑟。那正是你喜欢的季节。

想念你，有时候是因为无助，有时候是因为寂寞，有时候是因为自我欣赏或者被欣赏。诚实地说，我哭泣，不是你失去了本来可能享有的美好生活，而是我们失去了因为你的存在而可能获得的完满。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感情，但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自私，也没有人会谴责这种自私。

有时候，在你的墓前，我的心情会偏离初衷，思绪会游荡到毫不相干的琐事上去，而我不能释怀的，始终是你生前我们的恩恩怨怨。这种时候我会很尴尬，也会很惭愧。这与我自己认同的美好感情多么不一致啊！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在记忆中留驻和欣赏你的品性，但记忆却又无法替代我在现实中把握和触摸你的品性。于是我问自己：这是生活无可救药的堕落，还是人性不可避免的软弱？

新的生活，带来新的激情，也带来新的烦恼。常常，生活中一件美丽的东西，一种我从少女时代就命中注定了的偏爱，从身边悄悄滑过。我是该为它的稍纵即逝而悲悼呢，还是该为它毕竟出现过而欣慰？这情形一次次地重复，使我很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把对一个你曾经深爱过的人的思念，从具体的感觉变为抽象的理念。于是我又问自己：这是理性的力量，还是情感的虚妄？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砝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相互纠缠，相互冲撞，相互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做这一切，是因为爱情或者不是，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待言。但是，唯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情相似——依旧不变。所以，相思依旧是苦的，眼泪依旧是咸的。所以，遗憾依旧，悔恨依旧。这是上帝为心灵的路途准备的驿站。

我常常在这驿站休憩。每当遗憾和悔恨从心底的深处浮上来，日常生活便像退了潮似的离我远去。我在那个时刻与你相遇，面对你，倾听你，也向你倾诉……但我永远没有机会告诉你，对于你，我真正在意和计较的到底是什么。

……我哭，只是因为女人渴望而没能得到的领会。那领会才是女人的体面、满足和骄傲，虽然那只是一辆自行车，不是一部汽车，不是一所豪宅。那是物质的世界里没有的物，那是形式的逻辑里没有的形。然而！荒诞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语言里，它最终仍然还是一辆自行车！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当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引起的；当这两个相互因果的事物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结的果；当你清楚地知道，成全了一个，另一个也同时得到成全，你怎么能保证，不把你真的想要的，当成是你顺便得到的？边界如此模糊，本质也变得不那么纯粹和绝对。

其实，我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坚强，甚至怀疑根本不存在所谓坚强。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嫁给一个健康的男人。然而，我被一种自己无法把握的力量操纵着，我决定不了不嫁给你，也决定不了不后悔嫁给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信念。坚强或者软弱，不是由性格决定的，是由信念决定的。而信念早已超越了自我，像一驾马车，拖着渺小虚弱的我飞快地奔跑。

世上原本没有孤零零的“你”，只有当“我”，还有“他（她）”存在的时候，才把你称作为“你”，也才有所谓“我们”。

我们的留恋是千丝万缕的，我们的胶着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瓜葛是没有穷尽的……我的坚强在你的忍耐里，你的尊严在我的执著里，你的生命在我余生的记忆里，我的余生在你死亡的阴影里……

说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对同一种理想与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出版经济》2006年第4期）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

章诒和

在我家，父亲（章伯钧）是梅（兰芳）党，母亲（李健生）是程（砚秋）党。母亲喜欢程派，还源于她和罗惇曧（大名士，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之子罗宗震的深厚友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母亲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常去罗家玩，听罗宗震讲革命道理。听着，听着，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决定离校出走，跟着罗大哥投奔北伐革命军。在出走之前，罗大哥偷出家里一些古董、古籍和手抄剧本，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皮箱，放在母亲的宿舍里。

母亲吃惊地问：“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罗大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卖了就能换成钱，派上用场。”

后来，身为中共党员的罗宗震在上海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未婚妻不敢前去探望，母亲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知道了这个情况，悲愤不已。揣着两张热烘烘的大饼，就登上京沪火车。到了监狱，人家不让进。母亲一直等到天黑，把饼藏得好好的，自己却饿得要死。终于感动了看门人，容许“兄妹”一见。当罗宗震看见我的母亲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后来，罗大哥为了政治信仰，献出年轻的生命。母亲非常怀念他，也更加喜欢被罗瘿公一手栽培提携的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男，满族，北京京剧旦行演员。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专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八年为期。八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二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即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

他的母亲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关书”，送他去荣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咛：“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

这句话，程砚秋说：“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

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艺的八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于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罗瘿公全力扶持

程砚秋登台不久，便声誉鹊起。被当时的大名士罗瘿公赏识，并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罗瘿公做了六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除却梅郎（指梅兰芳）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诗句表露出对这个少年的称许。

民国六年（1917），有人来约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银是六百大洋。荣蝶仙当然主张他去。可遭到罗瘿公和王瑶卿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程砚秋现在已经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说什么也该歇歇养养。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惜才的罗瘿公当机立断，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七百大洋的损失费，他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商量，借出六百大洋。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八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在把程砚秋接出来的路上，罗瘿公口占一首七言诗，诗的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在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跟着，罗瘿公又将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安顿在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9号。“从来好事天生险，自古瓜儿苦后甜。”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八年（1919），程砚秋听从罗瘿公的刻意安排，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他特别羡慕梅兰芳创造的古装。这一年，罗瘿公虽南游沪宁各地，却不忘唱戏的程砚秋。比如，在2月7日的一封信里，罗瘿公写道：“看见上海报登载十八日全浙会馆的戏评，说你扮《长坂坡》的甘夫人，说你态度顶好，扮相顶好，说你同一班老辈名角一齐唱，体面得很，也有人恭维我一番，我看见很喜欢。上海好些人问候你，知道罗瘿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艳秋（那时他叫艳秋）。有好些老名士要给你作诗，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愿从此以后天天好。北京下雪没有？有添养鸽子没有？老鸽子可养熟了？……你打了梅（兰芳）先生的鸽子，是不知者不为怪，以后别再打喽。你总要常常写信来，两三天一封，千万别忘了！你再要买什么，写信来。”罗瘿公只要接到程砚秋的来信，总是立即回复，还在信里为他改错别字，甚至觉得他所用信纸太坏，即随复函寄去好信纸。

罗瘿公请年轻的画家徐悲鸿为程砚秋作画，还为他集聚巨资。有了这些钱，罗瘿公在添置行头的同时又为程编了许多新戏。1921年，又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罗瘿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中国武术动作有连带关系。学会武术，对程砚秋的表演会有很大帮助。后来的经历表明，武术的作用不仅用在了台上。

民国十一年（1922）的春节，对十八岁的程砚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独立挑班唱戏了，以一出改编的京剧《龙马姻缘》轰动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声社”。程砚秋请来荣蝶仙任社长。心满意足的荣蝶仙任社长后，没有以业师自居，而是积极协助罗瘿公和程砚秋搞好戏班的工作。师徒间的合作，颇能显示出程砚秋的胸怀。学徒挨打在从前是一种行业习惯，梨园行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程砚秋不以为意。这一年，程砚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欢迎。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砚秋受名师（指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读着这样的文字描述，年轻人可能会说罗瘿公是程砚秋的超级“粉丝”。用超级“粉丝”来形容，还不能概括两人的关系。罗瘿公还是程砚秋的严师、谋士、引路人、策划者、剧作家和真正的后台！一个名士独赏一个艺人，为之脱籍，悉心赞助以成其材。“赢得宣南顾曲人，日日雕鞍骤。”我们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艺人与文人相互依存依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含着脉脉深情与风雅，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情感态度。

程砚秋是个孝子。他大红的时候去上海、武汉演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给母亲，听从支配。一次，他的母亲说：“你三哥（即程丽秋，京剧演员）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给他吧！”程砚秋毫无怨言。

王瑶卿悉心调教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这也是罗瘿公介绍的。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瑁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就发现他清晨的嗓音还不错，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了。平时的嗓音窄而涩，但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于是，王瑶卿对程砚秋做了特别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十时后再开始吊嗓练唱。王瑶卿说：“角儿出场多半要到九十点钟以后，如果你晚间无嗓，那怎么能当角儿？只好是唱开场戏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间练习。”半年后，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来了。

程砚秋刚登台，因为个子高，心里紧张，所以把上身缩成一个团，而且左肩高，右肩底，样子非常难看。王瑶卿说了多少遍，都没矫正过来。一次，他又要上台了。这次王大爷在袖子里藏了把戒尺，在程砚秋临出场前的瞬间，抽出戒尺，向着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砚秋惊恐又疼痛。这一招儿还挺灵的，自那以后，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场了。王瑶卿又依据他的别样禀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程砚秋研究唱腔，都是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里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烟瘾过足，精神上来了，才到了说戏的最佳时刻。那时程砚秋住北芦草园到王宅必经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开设于此）。罗瘿公告诉他：“你要绕道走，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程砚秋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从不更改。

王瑶卿感叹道：“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儿（即规矩）真得数他。”

程砚秋果然是越唱越红了。

不像梨园行中人物

民国九年（1920年），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也是程砚秋的师娘王明华，向程砚秋介绍果湘琳（京剧艺人）之长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与之订婚。那年程砚秋十六岁，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想过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搁置起来。当然，果家对这桩婚事也有条件：程家哥们多，程砚秋要从程家搬出来单过，才能结婚。直到1921年的2月，经罗瘿公与梅家再次的撮合，才最后促成了这桩婚事。那时提亲不让相亲，罗瘿公自有办法，带着程砚秋到一家陈列着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让他去辨认。程砚秋左看右看，挺满意。不过，娶的不是果家长女，而是次女秀英。为啥换了人？用程砚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果大姑娘没有二姑娘长得漂亮”。

1921年3月27日他俩正式订婚（又称放小定）。订婚之日，礼节隆重。梅兰芳夫人作为媒人，送过来镶嵌的镯子、戒指等定礼。1922年5月16日，程砚秋陪着母亲看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23号的新居。而租赁此宅全系罗瘿公的一手筹划，当然是为了满足果家女儿提出的允婚条件。1923年的4月9日，程砚秋陪母亲迁居于新租赁的寓所后，立即举行结婚聘礼仪式。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程砚秋由姜妙香等四人陪同，给果家送上衣服、首饰、红鹅、猪羊腿、干鲜果品以及龙凤饼。这叫“过大礼”。1923年4月26日，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来宾有四五百人，除尚小云赴沪演出，在京旦角无一缺席。婚礼由梅兰芳主持，报纸称这是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稀有之盛况。礼节也极隆重，贺喜画件达百余轴。成婚后，罗瘿公将果秀英更名为果素瑛。

旦角的皮肤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砚秋不止皮肤白，他的一排整齐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且细密精致，比女人的牙齿还好。他身材高大，头发中分，天庭饱满。那双丹凤眼真有说不出的妩媚。程砚秋常穿一套得体合身的灰色西服，举止斯文，状若书生。别看平素的话虽不多，但为人爽朗大度，全无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种职业性的忸怩神态，就是内行人也只有从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后敛的习惯口型上，察觉出长期舞台生涯给他留下的一丝痕迹。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朴实无华，头梳着一个横S髻。俩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们是梨园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砚秋庄重严肃，倘有女性在侧，总是眉不轻扬，眼不斜视。那时，很多艺人在生活作风上是不大检点的。小报文人也在这些事情上做尽文章，说尽肮脏话。故而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纠缠、攻击和诽谤的。况且艺人的钱再多，社会地位也在小报记者之下。名伶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因此程砚秋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于千里之外。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因程砚秋未走红以前曾一度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

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唯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意于一桩花案里的风情。这样，程氏《玉堂春》的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论起他的化装，至今是个谜。因为程砚秋最不乐意让人家看他的化装。除非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知交。他的化妆室也只有负责化装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挡驾”。看过程砚秋戏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动人之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在眼睛是怎么画的？有人说，他的眼皮是用毛笔粘着碾碎了的炭精勾画出来，然后再涂上胭脂。程砚秋舞台上那飞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来自这黑红相间的奇妙勾画之中。

梅、程之间：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以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颉颃，关系就颇为微妙了。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侬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3年9月18日，也就是程砚秋结婚后的五个月，他与自己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沪，罗瘿公随行，亲自安排一切。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由金兆棪（字仲荪，京剧剧作大家。浙江金华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首届学生。毕业后从事文学写作，1924年从一出《碧玉簪》开始专门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有《梅妃》、《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十余部作品）撰、罗瘿公手书的楹联，先施公司以黑绒红缎制作，宽二尺、长八尺之幅悬诸台前。戏院门口，汽车二百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了。程砚秋自打炮以来，每日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人极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11月15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十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五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二十八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

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民国十三年（1924）2月，罗瘿公听说梅兰芳的行头化去七万大洋，便立刻写信给朋友（袁伯夔），说：“玉霜将来产业能至七万金否尚不可知，今已为服装费至万金矣，与梅竞服装断断不能及，唯藉唱以胜之耳。”罗瘿公给程砚秋定下的策略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四十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

最后的罗瘿公

民国十二年（1923）12月28日，重病缠身的罗瘿公，听说程砚秋因剧场安排不上唱戏的时间心情苦闷，一次打牌输去准备用于添置行头的六百大洋，愤极。深夜至凌晨，书亲笔信责劝程砚秋坚决禁赌，又致函程的岳父从旁督促。可谓严师情深，用心良苦。程砚秋读后，听从师命，决弃“竹战”，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罗瘿公患病住进德国医院诊疗，程砚秋每日亲侍饮食，从无间断。9月2日，罗瘿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写下遗嘱。内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程君艳秋，义心至性，胆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后事极周备。将来震、垠两子善为报答。”9月16日的半夜，罗瘿公又手书“墓地能设香山最佳……”一语后，溘然长逝。时年五十二岁。

罗瘿公归去之际，亲属皆不在侧，程砚秋是第一个赶到的！他见恩师殁前所书遗嘱数纸，捧之大恸，几至昏厥。回到家中，为罗瘿公设立灵堂，除朝夕哭奠，唯伏案抄写经书。文人大多清贫，自女亡妻狂，罗瘿公已是每况愈下，经济拮据，以卖字鬻文为生。故而罗瘿公丧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费都是程砚秋一手经办，务极完美。出殡那天，程砚秋身服重孝，抚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笔账，罗瘿公自病至死，费金过万元。而程本人绝口不提一个钱字。这事儿，搁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难做到，一个艺人做到了。难怪康有为作诗，赞程砚秋为“义伶”。

念恩师之逝，程砚秋布衣素服，辍演月余，每忆往事，即为之泫然。遂作《忆瘿公师》五言诗——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话，时时泪满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子（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八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拔去很多，异常伤感。“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道：“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处定变成荒原了。”

交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五十六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漂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九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二十七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的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二千多部，图片五千多张。书籍八百多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十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男子气派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金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息影务农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减少开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愿不愿意出城来住？”又说：“因我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演戏生活暂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饭无可对天。我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也极想子弟们务农，儿孙们的心理恐怕与我不同。”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乡居生活也并非全无烦恼。1944年，他想“扩大再生产”，于是乎买地，买驴，买饲料，买肥料，以及再购大木窗、铁钉、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为了承种更多的田地，程砚秋不得不宴请有关人等。两桌粗菜连酒，就花掉六百元（伪币）。这样一来，夫人就不大高兴了。夫人来，他也不大高兴了。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夫人来了六天，将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内，再住亦没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务农花钱太多，且什么都不许老管家把家里东西往乡下拿。对此，程砚秋也生气也伤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凡在青龙桥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从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晓得数年后，所有的东西又便宜了哪个？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我真觉得太冤，人生再有二十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簃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他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程砚秋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办 学

从1930到1940年年底，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为校长，后焦去法国留学，由金仲荪接替。程砚秋出任董事长。办学十年间，培养了德、和、金、玉、永五个班，共二百多学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门下。程砚秋废除了磕头、拜师、体罚等老班社的规矩。在舞台上，不准饮场，不准用检场人，不准用跪垫，即使像《玉堂春》里的苏三整场都是跪唱，也不许用。除了专业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其中包括国语、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其分量超过当时的初中。他还组织学生排练西方话剧，如《梅萝香》（华尔克著，顾仲彝译）等。全校实行奖励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被某些人视为“歪门邪道”。程砚秋治理学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又对女学生讲：“毕业了不是让你们去当姨太太。”

最终学校还是停办了，到了1943年3月程砚秋还在处理学校解散的善后事宜。先是偿还一万六千元（伪币）的债务，再变卖学校的大汽车、戏箱、家具，最后再卖掉北京东华门大街南翠明庄校产才偿还了全部的债务。数年间卖掉若许之物，程砚秋心情沮丧，形容自己“像个败家的旗人大少爷”。

1944年在务农时期，为了使青龙桥周围的农家子弟读上书，他也创办了一所功德中学，地址就是残破的功德寺大庙。他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师，还让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门做饭。接着又买下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他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收学费。后来从城里来了一批流氓学生，打架斗殴，欺负女生，吓得当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货币贬值，教员也三天两头闹着要求涨工资。一个谋福利、积公德善举，成了一个没底儿的大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艺人董事长伸手要“银子”，却没见办出什么有益于农村教育的事来。程砚秋吃尽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把自己热心公益兴办乡村教育的苦恼说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奇怪的张伯苓劝导他，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门有一批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

他收摊了，当局接手了，功德中学更名为颐和中学。他把金家花园改为程家花园，间或来此小住。抗战胜利后，目睹官场的腐败，他没高兴多久。程砚秋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过着一种时隐时显的生活。

听朋友说，颐和中学今天还在呢！现在就读的学生知道创办人程砚秋吗？

“新艳秋”事件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他说：“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什么‘祖传秘方’、‘私藏珍本’等等，不也全是这样‘独’吗？”其实，他的“独”是有所针对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和同意，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这里要介绍一个女演员，名叫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后改新艳秋。这个叫玉兰芳的女士本来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以后，兄妹俩一起迷上了程派。她当即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戏。俩人躲在戏院楼上的角落，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即曲谱），她就用心记下全剧的唱、念和身段。戏散人静后，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刚才看戏之所得。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妹妹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起身段来。回到家中多困也不敢睡觉，接着练。没有镜子，就在月亮地里练。从影子里，看自己的身段，非把当天所学熟记在心才行。有时，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园行，这叫“偷戏”！“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是化装成男孩子去剧场的。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之后，经前辈介绍，新艳秋拜了梅兰芳。但她实在是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砚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当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名新艳秋。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艺名是对程艳秋“不大尊重”。但她顾不上这些，为什么？用她原话来说是：“为了舞台上站住脚，能红！”还说：“我为了唱戏成名，对不起程先生。”——一个人做于心有亏的事，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有心计的她不仅红了，还和程砚秋叫板又较劲。一是忽出奇兵，策动了“鸣和社倒戈”事件。简单说，就是用重金把程砚秋“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要知道戏曲舞台必须有生旦相配，故程砚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砚秋赴欧考察之际，她大唱特唱。三是把与程砚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着她唱。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我就红得发紫。”（新艳秋语）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本戏偷传给别人时，便与之断然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唱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最早懂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新政权

程砚秋的后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报子胡同十八号。1948年北平围城时，它的前院是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长占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园的四合院曾被共产党华北野战军占用。叶剑英初抵北平也曾暂居西郊的程家花园。1949年春，一个浓眉大眼的先生带着个年轻人叩响了他家的大门，开门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来者问：“程先生在家吗？”

弟子答：“师父出去了。”

“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儿吧。”

送客后，关上大门的王吟秋一看字条，上面写着：

砚秋先生：

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程砚秋归来，读了字条，欣喜不已，埋怨弟子连杯茶都没有招待。

王吟秋说：“我以为他们又是来咱们家借房子的呢。”

不久，程砚秋被指定为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后被接到中南海，为共产党的首长演出，这也是他为新政权做的首次演出。周恩来陪同邓颖超以及张瑞芳到后台看望。正在化装的程砚秋立即起身，说：“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道：“哪里，哪里！”并告诉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要来看戏。

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中共的戏曲改革方针。

戏改与戏宰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这些考察上，我总觉得有点枉费。”文章的最后，还说“旧戏在现在已经到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彦祥说对了，那时的戏曲改良是个人的，是“以伶为本”。结果非但没有失败，在三十年代还把古老的京剧带入它的黄金岁月。而1949年后的戏改，不是个人的，倒是集团的，并从“以伶为本”转到了“以政治为本”，“以阶级为本”，“以革命为本”，“以党为本”，其结果呢？还真应验了马彦祥那句“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

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而由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到会做重要指示，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在七百余名的代表中，第458号代表是程砚秋。和梅兰芳相比较，他的表现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向大会提交了“改革平剧的三项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具体、非常专业。比如，他说“对旧有的戏曲形式和技巧，必须做彻底地了解，再斟酌着手，否则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他还要求建立国家剧院、国家戏曲音乐博物馆以及国剧学校等。

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局长田汉。副局长是杨绍萱、马彦祥。在这个局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田汉明确了戏改的主要内容——对剧目的审定、修改和创作。“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让“旧戏曲”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而实施戏曲审查，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按照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戏曲内容的取舍。这也就是说，戏曲的改革方式和推进力量将不是依靠其艺术主体。而是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行政背后的政党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与手段大规模介入戏曲剧团的日常工作、演出业务以及艺人生活。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弄懂这些指示的含义，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兰芳和程砚秋，似乎只有叶盛兰感受到它的巨大而潜在的威胁性（另文讲述）。

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认为艺人应该把戏曲改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一百四十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六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三千多人。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些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中共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的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

1950年2月9日，程砚秋致函中共意识形态主管周扬。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改进中国戏曲，据我个人的见解，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作一普遍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整理，综合研究。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故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他接连给周扬写了三封信，里面谈的都是戏。

同年的4月，他去山东调查地方戏，后再去西北调查地方戏曲音乐。到西安习仲勋请吃饭，到新疆则受到王震、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张宗逊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高官都说自己是他的戏迷，其中一个师长和他聊戏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这里唱戏的艺人都私下里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见到您如同见到亲人了！”接着就是诉苦：“现在许多戏不准唱了，我们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维持生活。”程砚秋劝慰大家不要悲观。第二天，他在日记里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写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当然靠个人劳动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饭。但已付出好多代价（学戏演戏）却换不来一饱，谁都会感到苦闷。”面对这样的现实，程砚秋也苦闷。在此期间，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名单里虽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11月返回北京，程砚秋立即参加11月27日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戏改工作“出现了各种不该出现的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与干部修养相关。程砚秋说：“凡对戏改采取放任态度的负责人员，多半是对旧剧有相当爱好，甚至自己也会演唱，反之则易于采取强迫命令。”对于“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对群众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维持。

1951年，他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象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江西河口地方，有一个剧团在流离困苦之中，陆续饿死的已将二分之一。我们写信给邵主席（即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请求他就近调查急救，并同我们联络，研究帮助办法，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发生了障碍，事实上不怕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似应加入必要救济一项。我们不能坐视许多演员因为生活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进的心情，更不能坐视许多年老学识宏富的艺人在生活困顿中逐渐死去。”程砚秋对艺人生命的关怀说明他对戏改运动的忧虑和怀疑。

这一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1958年去世，没拿官方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1953年4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只有更加靠拢政府，哪儿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中共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五十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七个字一句）或十字句（十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1955年4～5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

1955年，在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的摄制工作以后，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也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了，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时代不容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他只好沉默了。

1958年3月，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罗合如）到病房探视，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咱们的书记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

江青确是一个知音

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团长是彭真，李济深、程潜和我的父亲是副团长。11月27日这一天，代表团上午访问苏联科学院，下午参观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晚八点进餐的时候，大家即兴讲话。父亲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程砚秋插话，说：“应改为：西出阳关尽故人。”

两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8日这一天，在苏联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一点等到五点多，却始终没见江青的人影儿。翌日上午十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他很兴奋，说：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

回国以后，父亲请梅兰芳、程砚秋和另外几个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我躲在大客厅的玻璃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梅与程。也许因为梅兰芳和父亲比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较随便，有说有笑的。而程砚秋斯文内敛，几乎就不怎么开口，给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俩人都那么美，又美得那么不同。

《夏日最后的玫瑰》

有段时间，程砚秋的演出较少，便常到吴祖光住所栖凤楼大院来。一来就上楼找音乐家盛家伦，希望盛家伦在音乐上多帮助他。后来，盛家伦对吴祖光说：“程砚秋了不起！他的音乐知识丰富，什么都知道，而且能吸收。”

有一次，盛家伦问他：“你能不能把西洋音乐吸收到唱腔里去？”

程砚秋答：“我试试看。”

盛家伦用口哨吹了一首英国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程砚秋想了一会儿，随口唱出。旋律里加入了英国民歌，可仍是京剧。程砚秋就有这个本事，让盛家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拍电影《荒山泪》时，吴祖光是导演，他俩合作得很好。程砚秋专派一个通讯员，往来于两家之间。经常是吴祖光写好一场戏，马上给程砚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来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来了。

没想到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的大右派。在文艺界的批斗大会上，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轮到批判吴祖光的时候，会场的气氛也渐渐进入高潮。站久了的吴祖光偶尔抬头，发现程砚秋的那个座位是空的……

申请入党

经周恩来的教育启发和提议，1957年9月20日，反复思考又疑虑重重的程砚秋终于向中国戏曲研究院递交了一份自传和入党申请书。自传的第一部分是讲学艺的经过，第二部分是谈自己的社会认识，其中包括对某些社会关系的交代。后半部分是讲述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自我认识。我反复阅读这份自传，真是心绪难平。

程砚秋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入党了。我真真感觉有些胆怯的，如田汉先生数日前的来信所讲说，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说的对极了，我确是有这样性情的。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来演戏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离入党的条件、资格还相差尚远，怕带有这些缺点入党后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责，多难为情呢。那时既对不起党的培养，亦对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绍人（介绍人为周恩来、贺龙），所以我胆怯。

“在过去，演员们都有唱戏挣钱买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动的时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时的社会，演员们确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戏界中的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我买有房子大小七八处。我们早感觉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定上是不合法的，我们亦早就没有年老无养的顾虑了，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们愿趁此将房子送给国家，作为我的入党费。还有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等同上一并请给处理为盼。当时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买卖倒把赚钱，亦是有许多原因的，亦不去细说理由了。

“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认为一辈子用血汗钱挣的家产不合法，对一辈子痴迷的舞台感到厌倦，对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觉得是在忸怩作态——这话是程砚秋说的，你信吗？我信！程砚秋的表白与陈述，连同那文字后面的意向和冲动都是真实的。秋色已晚，春花如梦。人生本就不圆满，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或牺牲一部分自由，或在（艺术）理想上打折扣。况且在这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现实与理想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自会产生一种人文悲剧性。程砚秋就是这样：即使是在申请入党，悲凉也始终跟着他，直到尽头。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叹惋，它还源于一种惨苦的人生体验。程砚秋越坚强，越进取，内心就越悲凉。而这被自己刻意掩藏的惨苦悲凉，常被外界误解为“有城府”、“有心计”，特别是与随和的梅兰芳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高深莫测”就更多地引起别人的议论。

苦苦追求，生前亦未能如愿。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病逝，3月14日公祭的时候，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宣布：程砚秋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部委员会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尽管是死后中共党员，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艺人，一个极其高洁的艺人。

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中国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无论这个中国政治是属于谁，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七十年不败。

今天的“艺术家”“大腕儿”头衔多，获奖多，荣誉多，但能让人怀着热烈情感持久议论的人，一个也没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这些名伶仍是我和同事们聊天的话题，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够得上是大师级。我的一个同事说：大凡某行出了个大师级人物，总要具备种种条件和机遇，一是天赋条件好，又肯下工夫；二是师友襄助，本人度量宽和；三是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既在传统艺术的薪火相传中得其陶冶，又善于接受新文化风气的影响。新旧两面、中西两方都得营养滋润，以丰富自身。我想这也正是梅、程得以高出同辈乃至前辈的地方了。

程砚秋其人其艺，官方有定论，民间有定评，且两方面的评价也十分接近，为人口碑又好。红氍毹上歌弦舞袖，精于斯，老于斯，死于斯。他五十四岁离世，梨园行的人都说，他和梅兰芳都是走得正好。“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昔日剧场里的如雷似火的气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们到哪里去寻？今日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缓然退出尘世。

何来何往，生兮死兮。过来人能不慨叹！

参考书目：

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版。

齐志学：《齐崧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9月版。

2005年3月～2006年6月于北京守愚斋

（《南方周末》2006年9月21日）

笑谈大先生——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

陈丹青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出于什么理由？是怎样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为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他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喜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一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五十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二十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生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辉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简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能够蕴藉着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兄弟的面相都与大哥想象——早年的周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八字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二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是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那么，仔细看来，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鲁迅先生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的是，譬如傅斯年的本职就是教授。鲁迅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鲁迅也并不全是对的。如此，则当年和鲁迅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的“政治上正确”。要知道，鲁迅存活的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公然互为论敌的言论空间，在鲁迅与所有论敌的脑袋上，并没有悬着一个庞大的、唯一的、裁断所有言论是非的“政治上正确”。是的，那年代充满拘捕与暗杀，鲁迅曾经哀鸣：“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然而老先生要是愿意，无妨多活三十年，看看他的论敌或学生怎样亲手将他双臂扭到背后，押进批斗场，再把他脑袋摁到地上去——这副景象，是鲁迅的论敌与学生们的真经历呀。

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诅咒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烟，成天价寻思怎样做一个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预备吃苦头。最著名的例，是他去杨杏佛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打算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打，挨过整，没在班房里蹲过一天。我们老是渲染他怎样避难、逃亡，哪晓得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逃在租界里。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讲鲁迅，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不管它。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拣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好玩”的鲁迅图像看一看。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油垢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孙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不恰当、不大方，都没必要。而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意搜寻着要去见一见的意思，倒也没有”，好，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老先生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意，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还有许多令人发噱发笑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两句话，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处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流亡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也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关于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宿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它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当我在鲁迅纪念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么），可是我看夏衍回忆，就说“他有一个时候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照片弄错，翻译弄错，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郑。但有件事上两人又有同感，印笺谱，搞版本，非常要好”。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某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蛮开心，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间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去……我们今天的文人们，有为了学问而辩论到至于扭打起来的么？没有，都客气得很——总之不好玩。

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假如我们果然有历史教育的话——都是严重失实、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我们的“历史”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是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想必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的“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三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写文章不见游戏性，观点便只是观点，深不到哪里去的。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的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幅——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好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简直提前预告了江青的浮现与祸害。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篇篇讲快感。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读到结尾，鲁迅笔锋一转，忽而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晓得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诮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的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鲁迅所写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结尾：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发白。

这一段，适可看作他的天性的自白。我看鲁迅做文，便可以同时是李逵、张顺、张翼德、黄汉升……

四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有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最时髦的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够、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真实、更深刻、更高明，因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早就说过：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早就警告我们：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祸，中国将会变成无边的沙漠——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这些皱眉思索的“后现代”才子们似乎还欠几分鲁迅似的“好玩”，亦且人世的阅历与洞见，及不过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稀有的、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此而攻击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企及他，掩盖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罕见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倒反是现代西方人能会意，如老牌左翼思想家格兰姆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曾经左倾的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开心而浅薄的美国文化，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这话说得对不对呢——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读书文摘》2007年第7期，据作者“新浪博客”校补）

起于乔木

朱朝敏

一座房子的消失

房子的土壤是土台子。这个仅有四五十米高的土包包是人垒起来的，还是自然而为？祖母说他们从荆州移民过来就存在。高台上，面南的两家和面西的两家彼此毗邻。住户似不满意这样居住，总有变动。祖母接手时，是一座茅草屋，在我母亲嫁过来后，砖墙屋代替了茅草屋。

房子的土壤也是静默的树木。土台上以前有许多树木，甚至有超过百年的古木。当“榆柳荫堂前”已被时间淡化为记忆，泥土在岁月的指缝间流失，土台子日益瘦弱、贫瘠。终于，和我家一起面南的邻居也搬下台子了。为此，一向懦弱的祖母激烈地与人家争吵——一座房子的消失意味我家房子可能有塌陷的危险。七十年代的农村，谁家有空着房子再建新房的财力？和解是树木，身高笔直、枝叶阔茂的杉树、松树和桦树，两三年后就在我家门前种下葱茏和荫翳。我家屋后是长长的坡台，长着皂角树、樟树、柳树、桃树、洞庭树……它们的根系已慢慢地伸触到居住的房屋里。

我十岁时，举家迁移到了城镇。老房子卖给别人，房前屋后的树木因多种原因被放倒。根系连着的房子在泥土的流失中严重倾斜，被迫拆除——树木的消失剥夺了房屋生存的土壤。我只能相信，树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或许，人命之运须得借助树木这块土壤，起于乔木，迁于青葱。

木梓树

青山不老有乔木

流光易逝无桑梓

我一直疑惑，怎么它的学名叫乌桕树？木梓应该才是它的学名的。木梓，木梓，乔木落叶，归根桑梓——诗意是足以让我浮想联翩的。

木梓树有俊朗的枝干，淡绿的叶片在旁逸的枝柯上随风翻动，露出银白的晃眼的光亮，像碎了一地的月光，那是树叶、阳光和风儿永恒、不知疲倦的游戏。细碎、淡黄的花就在它们的嬉戏中挺立出来，一朵，一枝，一簇地聚集，点缀——只能是点缀光亮，风儿，和淡绿的枝叶。马上，它们，就要告别，纷纷无力地跌落。

田塍阡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挑着嫩绿果子的木梓树，它们硬直的身姿仿佛意气风发的少年，转眼———就在蝉声嘶力竭的当儿，胶片蒙住眼睛似的白雾笼罩田野时，木梓树长大了，嫩绿的叶片在嬉戏中吸收了金灿灿的阳光和清泉般的露水——而它们为木梓催育出一片璀璨。晚霞般的绯红在树叶的缝隙间流淌，整个树林披挂起灿烂的斗篷。聚集的斗篷在萧索的秋天燃烧起舞蹈的火焰，因为没有连成片，东一丛，西一丛，火焰有着流动的美。如果从飞机上俯瞰，应该有燎原星火的魅力吧。

燃烧的篝火，烘焙出雪白的果实，我们称呼它为木籽。几日秋霜后，“篝火”熄灭落入泥土，炸开口的果实露出的雪白木籽挂满了枝头，每个果实大概有两三个木籽。木籽有着光滑的触觉。这是因为它的表层裹着一层滑腻的蜡光，而这层蜡光实质是蕴含了丰富的油脂，如果用大火熬，可以熬制出木油。很多的木油就有很大的用处了。“蜡炬成灰泪始干”，奉献光明的蜡烛燃烧的就是木籽熬出的木油。吸收了阳光再还出光明。木梓树站在原野上，与清风、阳光游戏着，谁又能看见它身体里流淌的汁液？

木籽榨成木油的用处提高了人们对它的采撷程度。我小叔，即父亲的弟弟，每年秋天都会用满筐的木梓换回他读书的学费。他从小被人抱养，那是家境殷实而无法生育的一对夫妇。他们屋前有几棵长了多年的木梓树。我的小叔非常聪颖，据说写有一手好毛笔字，但在他十五岁时的那年秋天，小叔和附近的少年爬上木梓树摘木籽，一根断掉的枝桠猛地砸下来，正好砸在蹲在地上的小叔仰起的脖子上。小叔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那对夫妇很是后悔，砍掉了房前所有的木梓树，谁都以为木梓树已经死了，但第二年春天，树根又长出了嫩芽，可人再也回不来了。人和树到底是不能比的。

我的祖母是一个瞎子，而祖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高血压病，且又喜欢赌博。家里自然穷得叮当响。祖母一生生育了十二个儿女，病死了，饿死了，洪水淹死了……最后只剩下我的父亲和两个小姑。祖母一直以为把最聪颖最俊俏的小叔送给有钱人家，读书会出人头地的。但怎么也没想到，小叔为挣读书的钱，没长眼睛的木梓要了小叔的命。小叔的养父母很内疚，一直接济我的父亲读书。父亲能断断续续读完书考上中专，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吃皇粮的公家人，他应当感谢——小叔和他的养父母。而那棵要命的木梓树，冥冥中充当了命运的安排者。

小叔的养母已经八十多，奔九十了，父亲每年都要接她到家里过年过节。有年春节，已上幼儿园的女儿看见姨婆婆颤巍巍地踮着小脚在卫生间里站着小便，女儿好奇地问：“太太，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姨婆婆回答，是女生。女儿继续：“女生怎么站着拉尿啊？”姨婆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撩起衣角不停地擦着眼睛，浑浊的眼睛里似有一丝清亮在瞬间闪过，她是否想到了那棵要命的木梓树？

皂角树

家乡人也称呼它为皂荚树。“皂”是指树里含有的皂素，可以用来去污除秽。“角”应该是指皂刺了，从树干、树枝里长出的细尖的棕红色的刺，可以消肿化脓，是治疗乳腺癌、肺癌等癌症常用的中草药。而“荚”似乎还是指形如豆荚但更像弯镰刀的皂果，皂素正隐藏在果实里。

根除病毒比简单的表面去污更重要，我心里只称呼它为皂角树。

在农村，它是被当成宝贝的。除了皂素和药刺，它经过岁月的冰火洗礼，身高端直、结实，是上等的好木材。因为级别的升高，它的减少也理所当然。童年时，我家的后坡有几根皂角树，是我祖母从荆州搬家到百里洲那年栽下的，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少年。春天柔嫩的枝叶里摇曳着细小的白花，一阵风过，树下落有一层细密的粉白花瓣，粉粉点点的，我总喜欢把脚踏上去，然后停下来，再抬脚，鞋底上就黏着一些粉瓣，几脚下去，周围的粉瓣似乎被掏空了，踏过的地方黑乎乎的。我很是遗憾——我是想留住这些干净的、好看的花瓣的，可越想留住越留不住。第二天，树下又有了一层粉白，我忍住不踩，第三天，残了的粉白花瓣披上了污秽，很扫人的兴，很快，连脏了的花瓣也没有了。惆怅，到底是留不住的。

皂角树在夏天用膨胀的枝叶支撑起无法掩饰的快乐。稠密的树叶，被高大的枝干挑起，多少有点深情款款的味道。镰刀似的皂果挂在树枝上，就像青绿的月牙儿，给孩子们撒下好奇、幻想的大网。常常有男孩子聚集在我家的后坡上，他们被月牙儿般的皂果吸引，跃跃欲试，但苦于树干上挺拔的棕红色的茎刺，只好去折其它树枝或竹竿，或者去拔篱笆里插着的细木棍，举着长木杆去打皂角果子。我上前制止，常常被他们欺负。母亲干脆为他们准备好枯竹枝，细长的竹枝在皂角树下码得整整齐齐，在孩子们玩尽兴了，似乎约定好了，把竹枝归还得整整齐齐。他们举着竹枝朝着月牙儿乱打一通，树枝打断不少，而多数月牙儿还是挂在头顶上的枝桠里，神秘地晃来晃去。其实，我也喜欢举着竹竿去打月牙儿，那样俏皮的果实里究竟会有什么？就像遥远的无法可知的月亮，促使人幻想不止，它里面该有怎样的生活？

大人们也喜欢皂角树。村里毛四婶有五个儿子，她的丈夫在她刚刚生下第五个儿子不久就从村子里消失了。毛四婶一人抚养五个儿子，还要服侍瘫在床上的婆婆，村里人都说她一家只在活命。五个儿子命苦却个个壮实，生龙活虎的，捡柴的捡柴，放牛的放牛，寻猪草的寻猪草，下田的下田，除了老五跟着男孩子们跑，个个都不含糊。四婶的亮嗓门每天比鸡叫还要早，而她的大嗓门“老五，回家吃饭了”响起时，已是灯亮堂堂、群星闪耀了。可能疏于精心照料，老三是出名的“鼻涕宝”，一条“青龙”在别人的嘲笑中“嘶”地吸了进去又跑了出来。而老四每年头发都要剃光，因为脑门上长着亮晶晶的脓包。前面的脓包还没有好，后面的脓包又挂了起来，母亲要我不能挨着老四，说他头上脓包里的细菌会像苕藤子一样串生的。老四似乎很得意他的脓包，总趁我们不注意时，把头故意挨到我们身上，惹得我们哇哇大叫。毛四婶担心传染给五娃，就提着篮子来我家摘皂刺了。老四跟在四婶的屁股后面，远远地站着，看着我的眼神有着和解甚至哀求的意味，我陡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心里很愿意毛四婶来摘皂刺，忙着帮她搬凳子、递小刀。四婶忙着仍忘不了训斥老四，要他记着我家的好。老四傻傻地笑着，他长大后确实是村里最孝顺的儿子——在四婶摔成骨折后，每天都是老四给她洗脚。村里还有更老的皂角刺，但四婶说，敷药要用嫩刺，熬汤也要嫩刺。她是“内外”兼施的，一个星期后，老四的青皮脑袋就光溜溜了。

后来，我母亲随父亲转正成吃公粮的，到镇上上班了。房屋和坡上的树全部卖了，不到一年，后坡的树全都放倒，改成了菜园。如果没砍，那几棵皂角树也应该有四五十岁的树龄了，近半个世纪，该是怎样的模样？

猫儿刺

它的棘手总在不经意间，立体形的叶片向四方伸出的七根小刺会给人戳破肌肤的伤痛。刺，尖锐，冷不防地从光滑油绿的叶子下挑起——它意味着平静的生活隐藏不平静，有破坏、障碍，甚至颠覆。

这种植物其实是很美的，常年碧绿。是质地坚韧、厚重的绿，仿佛是春天的墨水瓶泼洒出来，浸透了湿纸片，彻底、干脆。它冲击视觉的还有两侧翻卷到内里的刺，而尾巴翘起，头部两端翘起——蹲伏着的一只绿猫。可爱的，你忍不住向它伸手，锐利的痛会揪出爱怜的尾巴，短暂的痛后，还是收不回打量的目光。那些刺，末梢已是土黄的针尖尖了，融合在苍茫的原野。原野恰恰是虚怀以待——不择土壤，不偏气候，根系牢固的贱命者往往是有个性尊严的生命强者。

猫儿刺在农村被连成片做了篱笆。菜园子、水果园、庄稼地，猫儿刺挨得紧紧的，被农妇编织成四方的大花篮，篮子里，蔬菜、果实、庄稼，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村里都是用猫儿刺或者枸杞做篱笆围菜园，围自家院子的。猫儿刺繁殖较慢，能搭成一大片并连成院子的只有书记家。他家门前的院子围墙，在太阳下绿得泛光，亮晶晶的绿逼迫人收回自己的视线，羡慕又不禁止步。岂止人？村里的鸡鸭猫狗也害怕去书记家串门。猫儿刺也叫“鸟不宿”，戳伤肌肤后，乱叫着飞奔的牲畜是植根脑海的警告。

书记似乎不喜欢他的绿宫殿，他常常被绿宫殿里的女主人诅咒，“一肚子坏水，一把花花肠子，什么德行，总有一天，我会叫你们这些不知廉耻的狗人去滚猫儿刺的……”有段时间，我开口就是“什么德行”，被母亲打了一个嘴巴才噤口这句话。

祖母曾讲过，滚猫儿刺是我们当地的族规，苟且的男女被当众揪住，剥去他们的衣服，让他们滚猫儿刺以示惩罚。我每每刚伸手，就被倒挂叶片的刺戳破皮肤，点血就渗了出来。何况在堆积一起的刺上滚来滚去？这些伸展开的，密集的尖刺犹如竖立的刀刃，一个挨着一个，组成了锋利的刀刃阵，想到有柔软的肉体滚过，我似乎看见了千疮百孔、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多么残忍的惩罚方式。

其实，那个诅咒的女人并非粗鄙，她有清秀白皙的面容，她沉静、温和的眸子总使我遇上她时忍不住多看她几眼。母亲总爱夸她，说她知书达理，后来我揣摩，母亲是喜欢她读了几年书和为人的亲和。但她的丈夫，村里的书记总爱在年轻女人家里乱窜，他的身边也常常被年轻女人围着。书记的风流韵事在村里人的唾沫中腌渍，肮脏、猥琐，他沦落成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她应该让他滚猫儿刺的，我有替她叫屈的期待。

但被抛向猫儿刺的却是她。深夜，绞着麻花腿的书记打开篱笆门，发现刚下过雨的土地上的陌生脚印，他多年的怀疑（这也是村里人飞扬的唾沫之一）立刻被脚印指引，轻脚贴近窗户，然后溜进后门，看见她，还有邻村一个长相标致的后生……令人气愤的是，可以溜走的后生竟然要求带她走，更令人气愤的是当书记操起薅锄抡向后生时，她还用身子去挡。气愤到了极点的书记忘了面子，大声叫骂，惊来族人。书记疯了似的一次次把她扔到猫儿刺围成的院子上。书记反复他的咆哮：“贱妇，老子叫猫儿刺戳死你……”

人一发狂就口吐狂言。猫儿刺没有戳死她，倒成全她的心愿——她离开了猫儿刺围成的绿宫殿。

想不到她还这样，难怪被她男人看贱，这总是不应该的，这是母亲的认识。

我忘了介绍，猫儿刺在秋天会结出鲜红欲滴的果子，熟透的果子甜津津的。但总等不到果子成熟，就被人摘食了。即便是果子，留给我的也是酸涩的记忆。

橡子树

橡子树是很吉祥的树。“橡”谐音“祥”，“子”是指孔子门徒三千之意。“橡子”遍栽房前屋后，是农人祈福禳灾的普遍心愿。

我是平原人，第一次认识橡子树是在地处丘陵的婆家。我的婆家屋后是长约四五百米的林带，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植株，它们集居出幽静。我第一次在婆家过夜，正值炎热的暑季，白天的太阳晒得人的肌肤如同大火炙烤，天光暗了下来，屋后的林带沉没了喧闹，哗——哗哗——哗哗哗的风浪在幽静的黑夜翻滚，沁凉的夜气从敞开的窗子逸来，如果没有横行霸道的夜蚊子，真是不错的消暑地方。

而幽静的制造者“林带”却使我惊讶了——每隔一两棵其它的树木就生长着橡子树。橡子树有接近人体的外形，从一根端直的树干分出两根端直的枝干。几棵长了上百年的橡子树在主干上分出的枝干又长成双手才能合围的主干，又分别劈出“人”形的两根枝干。我数了数，有一棵在树干上共分了四次“人”形，也就有了十四根枝干。紧挨大橡子树的是一些无法长成树木的橡子灌木。

在我第二年走进橡子林时，眼睛与去年的橡子灌木相遇，突然明白——霸道的橡子树将“驱逐”所有的杂木。夹在橡子树之间的松树已成为光杆司令了，颓丧着身子，只等着被放倒当柴烧。橡子灌木失去了林木的骨架，只能用细弱的身子向橡子树匍匐问安，它们围住橡子树的根部，又分明为橡子树的威严而害怕止步。

橡子树的霸道还表现在它大片的羽毛形状的叶子上，三个或四个羽毛叶子排列成伸出五指的大巴掌。毛茸茸的表皮，承受了阳光雨露、飞沙走石，像任何一个接受岁月磨砺却越发倔强、生存能力越强的劳动者，粗糙的外表无法掩饰强悍的灵魂。叶片的根部长出一对孪生的果实，棕褐色的连翘薄片围拢的橡子使人看得脸皮生涩、发麻。秋天，连翘薄片随着果实的成熟退到果实的底部，黄偏褐色的橡子真正成熟了，时不时有一两颗落在地上。

有一年，老公和我回老家，一进门，他就挎上竹篮子，说带我捡“吉祥”去，即打橡子。他爬上树桠，攀住一根树枝朝下压，刚齐我伸手的地方，我用手一捏，橡子就落在竹篮子里。他告诉我，橡子泡上两天两夜，再用石磨磨出土黄的粉汁。掺水放在大火上慢慢地熬，熬时，要用瓢细细地加水搅和，均匀用力。熬熟了，再把粉汁过滤出来，冷却，粉汁凝聚成黄莹莹、亮晶晶、光滑滑的橡子豆腐。豆腐嫩得挑不上筷子，只能轻轻地用刀划了，放上辣椒油、姜末、蒜泥、花椒和陈醋等，用调羹舀着吃。味道滑腻爽口，是败火消毒的绿色食品。

我终究没有等到橡子磨成豆腐又回去上班了。这并未妨碍我制作橡子豆腐的熟练，当我把老人送来的橡子磨成豆腐时，我已有足以向朋友、亲戚炫耀的拿手好菜。也许这道菜会在久远的时光里成为独门绝技，这该是多么幸运和值得骄傲的事。

后来在书上看见山区也有一种做豆腐的植株，不过是叶子，而且叶子是奇臭无比。臭叶在开水里（据说开水也很讲究，掺和了地灰）翻搅，嫩嫩的叶子翻搅出绿色的汁水，然后过滤、冷却，神豆腐就“出世”了。我没尝过神豆腐的滋味，但当我看见神豆腐的“神变”过程，就想到自己会做的橡子豆腐，也不觉得神了。大抵是，那些入口入胃的东西先前并不入眼，而粗糙甚至有着臭味的“丑陋者”往往会更有支撑生命的力量。

“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自然的辩证法里，生活在臭腐甚至死亡里延续。

椿 树

这是春天的树。我疑心，古人称呼的“椿”仅仅表意：这是一种长在春天里的树木。仅此而已。夏、秋、冬代表它从人视线里逐渐退场，甚至终结。

但，人总要明白，不是它的生命力柔弱、短命，而实在是众多的手在春天里的剥夺。就像被榨干了血汗和乳汁的母亲，她只有形容枯槁着死去。

它适合的位置就长在屋前的园子边。刚刚转暖的春风，轻轻拂出一棵棵黄米粒。春风是一天比一天和煦，黄米粒里爆出嫩嫩的、紫色的叶片，叶片先是调皮地朝春风探了下脸，就回头招呼它的伙伴们。叶子放心地打开自己，一片片轻轻地舒展，经脉清晰、汁液充盈，有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清香。早晨起床，天刚蒙蒙亮，含着地气的草根味浓烈，几乎呛鼻，我就知道，母亲在摘椿树芽了。正在舒展的椿树芽被母亲捏在手里，它们散淡的清香味反而被刺鼻的一股臭味代替。就像淌汗的人聚集在一起，完全挤跑了风的自然味道，只有含着污垢的盐巴相互感染，凝聚出难闻的汗臭味。我揉着眼睛，用鼻子使劲嗅了嗅，然后埋怨，又是椿树芽，一点营养都没有——实在是已经吃厌了这道菜。刚摘下来的椿树芽放在滚烫的开水里烫烫，算做除水，再用麻油、豆瓣酱、大蒜、姜末和陈醋拌拌，当做辅助菜肴调节胃口还可以，真要当做吃饭的主菜，我的胃囊明显地有了抵制。

母亲责备我挑食。确实，我家的，不光是我家的，几乎村子里所有的椿树都会无法长大，它们在春天里舒展的叶片无法形成树叶特有的悠闲风景，因为众多的手伸向它们，众多的嘴巴需要它们来喂养。显然，它们无法填饱人们饥饿的胃囊。

村子里靠长江边的一家，有兄妹三人。父亲早死了，母亲也早早地改嫁。兄妹三人在村子乡亲的接济下慢慢长大了。哥哥成人后跟着村里一个走南闯北的木匠学手艺，木匠也许有一手好手艺，因为他常常夸耀自己被谁谁接去做活了，哪个镇长、书记家里的木匠活全是他做的，但谁也没看见他在村子里做过一件木匠活，或许他不屑于。

两个妹妹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什么都会，女工、种菜、种庄稼、喂猪、放牛等，尽管缺衣少食的，但她们毕竟活了下来，而且长大了。春天时，她们家的椿芽气味浓烈，简直刺鼻。跟着母亲到长江边担水时，经过她们的家，我常常是一阵风似的跑过去。我实在不敢想象，一日三餐吃饭就是椿树芽，胃囊也该是一股腥气了。忽然，有一天，她们家的门前挂起了大锁，椿树芽的气味没有了。难道她们还有亲戚？我突然记起，连着几天都没有看见她们家的大门敞开。我的记起也只是经过她们家时才想起，走过也就忘了。

很快，夏季来了，秋天也来了。椿树光秃秃的，它已经贡献完了它的血水，也就从人们的视线消失了。母亲刨掉已贡献多年椿芽的椿树根，我吃惊也暗含一份快意——明年不吃椿树芽了？！这根椿树早死了，那边的椿树已经起来了，母亲努了努嘴。马上，她又警告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即使熟人也不能乱接。不要相信别人的话，信了好听的话到头来只能害自己。她告诉我，村子边上的两姐妹被她们的哥哥卖到河北去了。

她哥哥？我重复了一遍。母亲就叹息，那个哥哥还不是被那个木匠骗了。终归是一家人吃亏。母亲把椿树码在院阶下。我的小姑要出嫁了，母亲准备用大的椿树为小姑做一个木箱子和脚盆。小姑试探母亲几次，希望买时髦的皮箱、瓷盆。母亲耐心地告诉小姑，买的不见得有椿树做的好。

现在到小姑家做客，还能看见粉红木质的脚盆和木箱子，结实，有股淡淡的清香。不知道小姑是否还在埋怨母亲没有为她买时髦的箱盆。

梦 树

我只有三天时间

一天用来出生

一天用来做梦

还有一天用来死亡。

这是我为自己写下的诗歌，多年前的。偶尔翻看，心中还为之触动不已。想想，在睡眠和清醒瓜分的生命长度里，做梦该又占了多大空间？白日的臆想或空想，夜晚里突然或有预谋的梦见。梦占据着生命，如同大地上斑驳而纵横的水流，组合大地，见证大地，又为大地所包容。

梦切割出一个人的隐蔽空间，就像一面水银镜，它的映现、照射是依靠背后隐藏的水银。梦折射出人的生活，依靠不为人知或难以为人知的，如影子样追随的“水银”。从来没有听说不做梦的人，不能做梦的只能是与死亡握住双手的生命垂危者。好梦，如拂尘擦亮人的生活。噩梦，如潜伏的暗流冲击人的生活。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却依靠梦，企图打开人的生活。

人的眼睛用来看，鼻子用来呼吸，嘴巴用来吃和说，心灵用来思考……人的器官各司其职。当所有器官的功能一齐调动进大脑后，梦就发酵出来了。也许还有血液，突然被造物主抽出，揉捏成另外的个体生命，而一脉相承的血液里，有融合或抵触的呼应，它超过与个体存在相契合的时间游走、掠夺，梦就留下天使或魔鬼的痕迹。而痕迹只能用来推测，不能用来复制。梦的无法把握，提供出超生命的神秘和广博。博尔赫斯在《无花果树》里讲述了一个关于梦的神奇故事：一个年轻人多次梦见无花果树下埋有黄金，他去寻找时在途中被巡警当做小偷逮捕，巡警问他怎么到了这里，他讲述自己做的梦。巡警哈哈大笑——我昨天还梦见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井，井旁边有一棵大无花果树，树下埋有好多金子。年轻人一听，这不正是自家的院子吗？回家在无花果树下挖掘，真的挖出大财富。博尔赫斯故事的荒诞因掺进梦元素的骨架而变得神奇般合理——很多时候，平淡生活就在被扰乱的常规里熠熠生光，慢慢延续。在介于死亡和运动（比如思考）之间的静止时刻，梦作为大脑土壤里长出的树木，更接近自然，客观而随意。它会随时透露隐藏于肉体的心灵轨迹。

要命的是，心理波澜起伏、千变万化的状况比肉身的外显更真实地供奉个体生活轨迹。一个在现实中无法缓解焦虑或恐惧的人，他的梦为他支撑起高峻的悬崖让他跌落，让他在无休止地下坠中释放积虑。一个被无数次追赶而慌不择路的逃亡梦，很可能在分泌曾被伤害而又只能捂紧伤口让它溃烂的脓汁。而梦见光滑蠕动的蛇，必是他或她身体真实状况的流露……

你不得不注目。梦。当你为昨天的梦稍稍流连时，你已为自己的生命绾了一个结。从来没有不绾结的生命，源于从来没有不做梦的生命。

“你在做梦吧”，这是我们的口头禅，训斥里含着鄙夷和打击，似乎减少做梦或不做梦就攫取了关于生活真相的话语权。

一脸老成，满眼漠然——被世故的“貘”吃掉了梦的脑子，实在不见得比尊重梦的人聪明。我家乡的农民用一种叫做“梦树”的植株来记载他们的梦。梦树有长的柔韧的枝条，叶子很少。传说吃梦的貘遇到梦树就贪吃树叶，躲到枝条里睡着了。做梦的人，在枝条上绾一个结，貘就被留在枝条里了。我家隔壁小波一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轮流在梦树枝条上绾结，一个梦一个结。是好梦，绾的结就会帮人实现，是坏梦，绾的结就会帮人化解。匍匐一大片的枝条，打满了结，虬结着，好像盘根错节的树根。我也要去打结，小波打回我的手——你的梦只能用你的树枝来绾结，否则就不灵了。我折断一根枝，插在自家门前，就像人的梦，无处不在啊，插枝就成片。我也要为我的梦打上沉甸甸的结。那些被隐蔽的水银般的时光匍匐在地上，厚重地落在泥土里。

不要嘲笑我的自以为是。我是在多年离乡后回家看见梦树而一时心动的。如果，如果你看见匍匐在地上虬结的梦树而注目，我才不会嘲笑你的出神咧。

柳 树

应该是中午。我的确定是因为柳树上挂着的一长串毛虫子似的柳荚子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肩膀上。

我感觉脖子痒，肯定有黑毛发的虫子混在柳荚子里，然后一起跌落，爬到我汗津津的脖子上。在脑后的脖子上，我不能看见，只能用手乱抓。她出现在我面前，白皙、修长的手摘下我后脖子上丑陋的凶神恶煞的毛虫子。毛虫子被扔在地上，它鼓胀的身体在脚的挤压下爆出令人恶心的内脏。

我是不会说谢谢的。因为这个女人，背着药箱正在出诊的女人是我母亲的仇敌。华表姐前几天告诉我，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经常坐着这个女人。她不顾母亲的怔忡、发呆，竟把瓜子壳吐在母亲的身上。她凭什么呢？我冷着眼睛打量她，白倒是很白，不过时不时斜着看人的眼睛要我反感。而她长及脚踝的裙子却要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她比母亲年轻，但我不认为她比母亲好看。后来，华表姐又说到她——比母亲要漂亮时，我出口骂了华表姐“眼光太低”，并把手中的柳荚子扔到她的身上。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她从药箱里拿出白白的瓷片样的药片。我的目光被瓷实的药片吸引，薄荷般的香味几乎使我目不转睛了。她含笑着，把药片递到我的跟前，我的手不听使唤地伸出来接住，而且将药片喂进了嘴巴。清凉的甜萦绕在我的舌尖，我的舌尖在口腔里上下搅动。她留下：“记得以后遇见我，要喊我阿姨啊。”

我以后要叫她阿姨？我突然万分悔恨，我怎么这样不争气、软骨头呢？这个女人欺辱我的母亲，而我吃了这个女人的糖。我为自己悔恨，又无能为力，眼泪流了出来，我呜呜地哭着，靠着柳树。明天我遇见这个女人，我该怎么办？我是继续不理她，还是叫她阿姨？如果她又坐父亲的自行车，还欺辱母亲呢？我跌坐在柳树根上。这是一棵古树，年岁超过村里任何一个年长者，万千枝条垂挂着面条似的柳荚串，它们在地面留下大片的荫凉。树的根爬出了地面，根的四周又长出青绿的小柳枝。我背靠着树干，满腔悔恨与羞辱，眼泪伴着号啕声汹涌而出。又有一串柳荚子掉了下来，这次落在我的头上。

我晃晃脑袋，柳荚子掉在地上。我也不伸手，有毛虫子才好，谁要自己嘴贪。我不停地呜咽，慢慢的，刚才起伏的胸脯渐渐平息下来。靠着树干，我的脑袋挂在肩膀上。依稀看见，我和母亲牵着手走着，高大的柳树为我们撑起华盖般的大伞。一个女人挡住我们的去路，母亲拉住我转身，女人冲上来拽住我的胳膊——叫我阿姨啊，你吃了我的糖的。母亲也拽住我的胳膊，不许我叫。女人又指着母亲说，你不要叫她“妈妈”了，我每天都给你糖吃。母亲拼命地扳回我的嘴巴。我被她们左右拉拽，拉得筋疲力尽，身子疼痛难忍。就在脖子无法呼吸的瞬间，我醒来，原来脑袋搭在肩膀上，正在做梦。

梦马上就要变成现实。晚上，女人到我家，要母亲马上和父亲离婚。母亲万分惊愕，颤抖着双手指着女人——滚出去。女人哼哼地笑着，嘴角朝上翘起，双手扶住我的肩膀：“叫我阿姨啊，我给你的糖好吃吗？”我很窘迫，望向母亲。激动着的母亲似乎有几分迟疑或呆滞，面孔潮红，她无法理清——我吃女人糖的事实与目的，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女人羞辱母亲：“你看看，你的丈夫不喜欢你，你的女儿也不喜欢你。”我的眼泪出来了，柳树已经托梦告诉我女人来干什么了，我不能再上女人的当。

我晃着肩膀，使劲地挣脱出女人的双手。她摘柳荚子放到我的脖子里，怕我哭才给我糖吃的。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轮到女人惊愕了——你怎么撒谎，看我明天不告诉你的老师。但母亲因为心疼而大怒，呵斥道：“你这个恶女人，竟欺负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真没脸皮，我倒要找你领导评理去。”女人涨红了脸，也颤抖着身子，退出。

谁赢了？为什么母亲在午夜忧伤的哭泣这样让我揪心？我无法理清这个过早来的课题。恍惚中，走在柳树林里的我，柳荚子不断地掉在我的脖子上，我身子痒痒的，但我顾不上。一个模糊着面容的女人，向我追赶，追赶，我跑啊跑，鞋子掉了，就在我穿鞋时，女人已变成了面容模糊的男人朝我伸出手，我惊惶——拼命地跑，无止尽的柳树林，无止尽的逃跑梦。

（《长江文艺》2007年第3期）

艺术的内丹——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十周年

王小平

岁月如流，转眼已是十年。今日之日，有了许多喜爱小波作品的人，他可谓知音满天下了。在岁月之流中，他激起了一朵不可忽视的浪花，人生如此，复有何恨。

细想起来，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他的东西不太驯顺，不易得到身居要津人物的提倡，又包含一些率性而为、啸遨自娱的成分，所以也不大好懂，难以成为大众茶余酒后点评狎玩的余兴节目。我猜，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就像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入世界的另一层面。

在解释小波何以会有他独特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时，我想说的，就是他在生活中一直在走着一条特别的道路，一直在探索着精神上可能的存在方式，寻找着自己的适当位置，用他的话说，就是精神家园。从小时起，一有功夫，他就在呆呆地想着什么，默默地编织结聚自己的趣味核心。这样的心理素质，带有极大的先天成分，虽是后天造成，却是先天注定。事实上，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扭曲理性、压抑天性、单调贫乏的泛政治化时代，在那个八亿人看八个戏的艺术沙漠里，能产生小波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小波的精神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家族传承，这种家族传承似乎更多地表现在遗传素质的传递上。我们知道，在某些家族里，一些遗传素质会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表现出来。这种遗传可能来自父系，也可能来自母系。

小波的母系在山东，但这一族人多是些甘于寂寞、勤劳本分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天赋。他的父系来自四川。这个家族不太平凡，在可以追溯的几代人中，都出现过禀赋过人、不甘寂寞的人物。他的祖父出身寒微，当年是渠县的一个放牛娃。有一天和他父亲在田中吵架，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邻村，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学堂。就像许多戏文中说的一样，在窗外偷听老师讲课。随后也像戏文中一样，经过一番巧妙遇合，被老师发现他天赋异禀。几天后，他父亲在学堂找到了他。老师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不读书太可惜了。于是我们这位曾祖父倾其微薄财力，开始供他上学。没想到过了几年，他竟说读书太容易了，没有意思，又挑起竹篮奔走市墟，开始了他的淘金梦。几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军阀混战，火药成了奇缺之物。但山里的一种果实的外壳，恰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于是他游说山民，把果壳收集起来，烧成灰，由他出银收买。这种果壳原是废弃之物，于是山民大喜过望，担灰之人，往来络绎于途。这笔买卖似乎做得很成功。据说他每天银元入息，要用箩筐来装，夜夜秉烛，点钱点到三更。于是，这个贫穷的放牛娃，在命运遇合下，竟一变为当地首富。嗣后，他涉足江湖，成了帮会人物，门招天下客，颇有一些草莽英雄的豪情。

这段故事，有点传奇小说的味道，但好景不长。后来共产党入川，他接下来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据说他跳了城墙，当时没死，在床上痛苦辗转，又捱了两个星期，终于鹤驾西归。

他老人家有八个儿子。我们父亲排行第三。他和八叔后来都忝为大学教授，按说智力不低，但为族人传颂的却是七叔。据说此人聪明绝顶，双手打得算盘，自学成医，活人无数。一点灵思，竟然能知未来之事。他在二十七岁那年，料定家族将有大厄，遂有弃世之想，竟绝食而死。这对于一个正当韶华之年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后来他的预感果然应验，王家家产抄没，人丁凋零，八兄弟不剩几个。无怪族人传说，王氏男子多聪颖者，惟天不假年，寿算有亏。这个说法到此为止，但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是祖坟风水的原因，还是另一种魔力钳制？假如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对这种传说我一定一笑置之。但在两年之间，我仅有的两个弟弟正值英年，相继过世，这使我对命运的传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

下面说说我们的父亲。他是一个没有城府、不修边幅的率性之人。似乎有些艺术天赋，少时诗文篆刻，均有造诣。正像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读书人一样，有一种性格躁动、不安于室的倾向。当时正当天下危乱之秋，他觉得男儿立身于世，应该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岂能营营役役，老死下。于是他闹学潮，遭通缉，终于在四川呆不下去，徒步到延安投靠了共产党。他属于那种爱恨分明、不肯妥协的人物，想来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后来终于受到祖父的株连，中箭下马，淡出官场，党籍也没了。这成了他的终身之恨。

他有一种川人的刚烈之性，越是身处逆境，越是自强不息，从此闭户读书，卧薪尝胆，想在学术上出人头地。终于以他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底子，在当时的逻辑界占了一席之地，实现了他“没念过大学，但要教大学”的梦想。

他平日多半板着脸孔，偶尔也爆发出一种愤激情绪。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浪漫情趣，也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他的得意诗作，多是“不作诗豪作酒豪，试问青天有谁高”之属。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格单纯、情绪热烈粗放、爱作豪语之人，尽管一生受尽打击，仍然顾盼自雄，慷慨激荡，很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但却与细腻的灵觉沾不上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他的一份笔记，记载着他早年的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才彻底扭转了我的印象。它使我意识到，即使有岁月的磨蚀，噩运的摧残，在结满伤疤的心底，仍有炽热的熔岩在流动。

这故事说来话长。大意是有一年他因不满包办婚姻，愤而出走。在前往重庆的水路上，有几个女学生上了船。因旅途寂寞，且大家都是开明学生，意气相投，遂相谈甚欢。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成女士，思想敏捷，开朗健谈，给他深刻印象。在路上，成女士给他出了一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

我父亲素来自负才学，但这回驰骋灵思，搜索枯肠，一猜再猜，屡试不中。为遮羞脸，佯作上岸买花生，但回船时仍无头绪。这时船家插言道：“你们读书人的事情我本不懂，但这位小姐说的，似是我船上用的一件东西。”我父亲忙问：“是何物？”船家道：“好像就是我手中的竹篙。”我父亲心中一动：这船篙与谜面实在契合无比。眼看船家篙起篙落，提起时，水珠点点滴滴，像泪水一样坠入河中。这个谜语词句清丽，内蕴一股哀怨之气，荡气回肠。不禁对那位女学生的兰心蕙质大为佩服，自此情根已种。到成都后，他们时时往返，遂同坠爱河。这段情缘，就始于那个哀伤的竹篙之谜。当时谁能料到，这哀怨的谜语竟一语成谶。

当时日寇进犯，二人都是热血青年，遂相约联袂北上，到延安参加抗战。但临期又有变故。成女士家有寡母，彼此相依为命，而母亲病重，难以成行。于是二人洒泪而别，从此天各一方，唯有书雁往返，互道思念之情。随后是年复一年，说不尽的相思磨折。

为了不负前方抗敌的情侣，成女士在四川加入救亡活动，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肺病一日重于一日。吾父心中惨痛，曷可言表。最后等到的是诀别的书信。成女士香消玉殒。这一段爱情，以生死离别的惨痛收尾。当时我父亲身在军营，披坚执锐，夜夜垂泪，遥望南天，惟怨天生男女。这一段情愫，刻骨铭心，却无处倾诉，实在是痛断肝肠。再想起当年那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作为成女士写照，无一句不验，真是一语成谶，难道冥冥中果有定数？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我父亲的一生，坎坷跌宕，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踏进世界，却收获了无数悲伤。是命运之手的捉弄，还是遗传天性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有。不管怎么说，以他不受羁勒的个性，不和光同尘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是断难讨好，断难“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遭遇灾劫是早晚的事，美国人讲话：Just Matter Of Time.幸而晚年时，旧案得到平反，使他的一颗迟暮之心得到不少宽慰。

小波的出生正赶上我父亲中箭落马、遭受贬黜的时候。一场风波，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当时他尚在母腹中，无法不直接承受这种悲哀的影响。他生下来就病弱，而且严重缺钙（他后来把钙片当炒豆吃，这与他最终长成一个一米八四的大个不无关系），骨骼都长得与人不同，而且看起来有点傻头傻脑，我母亲常溺爱地叫他傻波子。小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就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这使他带有一种呆呆痴痴的神情，很不像他那个年龄应有的样子，站在其他活泼的祖国花朵之间，似乎是一个异类，因此受到了一些误解。

有一次，我和姐姐到幼儿园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弟弟是不是有毛病呀。你看他在篱笆根底下一蹲老半天，不言不语，呆呆地往外看。我一看，果然如此，连忙大叫一声，“小波”，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我问他在想什么，他显然没有能力把他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终究什么也说不明白。

当时正赶上“大鸣大放”的时候，右派们就要遭难了，但却是我们快乐的大好辰光。那时的大字报贴在席棚上，而席棚无处不在。我们就在席棚下穿来穿去地捉迷藏，经常玩到深夜。那时的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俗称铁一号，曾是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里面有一个西洋风格的钟楼，在我们眼里，就和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一样，很能激起各种怪诞的想象。有时，我们顺着木头阶梯一步步爬上去，看着它内部怪异的轮廓，一直爬到最高的穹顶下，感到一阵阵神秘异样的气氛。这气氛好像从大钟上、从奇形怪状的窗口、从每一件古老的饰物上散发出来，令我们胸口收紧，呼吸艰难，很想做一些疯狂怪诞的事情发泄一下，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后来他上了学，但似乎从来没成过一个好学生，总是怀着不服管教的叛逆之心。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但两眼平视，一声不吭，弄得老师无奈他何。“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加以不关心课业，有时功课也不做，所以成绩单根本看不得，因此挨了不少揍。他那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玩，玩得忘情而投入。剩下的就是看书，不管什么纸片捡起来就看，连农作物栽培手册都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落了个傻名，功课也不好，但兄弟姐妹都知道他绝不傻。他看书奇快，和我比快时回回占先。据他说，他一小时能看一百多页，而我充其量能看六七十页光景。一阵一阵的，他似乎能理解相当深奥的道理———全看他当时的状态。当然这本事绝不往功课上用，可抽不冷子也露这么一下两下的。

数学课他没得过什么好分数。有一回不知什么神经搭错了，居然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当老师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时，我妈说什么也不信，她说：你保准弄错了，那不是我的儿子。当我听说这事时，倒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从来就相信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人，有神鬼莫测之机，早晚会爆个冷门，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小波自小和我投契，一块捣乱，一块挨揍。说来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鸟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平日里偷鸡摸狗，无恶不作，给我爸妈气得不善。

当时正当“三年困难”时候，经常饿得两眼发直。我们就成立了夜袭队，专在后半夜行动。我们家住在单元楼二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通楼道。这扇门正好在我们俩睡房里，平常是锁着的，但我精通配钥匙之技，这点事还难不住我。

我们深夜开门溜出来，直奔枣树林而去。

当时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平时有人看管，只有后半夜才有下手之机。我还记得我爬到树上，头上是惨白的水银灯光，小波在路边鬼鬼祟祟地给我望风。当时吃的东西万金难买，为争一口吃的能打出脑浆子来，所以偷枣是重罪，抓住后要扭送保卫科治罪。据说一个枣要罚五毛钱，考虑到我们偷枣的数量，罚款将是天文数字，所以望风者万不可少。

我不分青红大把划拉枣子，口袋装满了就用皮带把腰扎紧，顺胸脯子往汗衫里灌。等到肚子鼓得像孕妇模样，赶紧给小波打个手势，爬下树来，往黑影里开溜，蹑手蹑脚摸回家去。灯也不敢开，就在黑影里“咔哧咔哧”吃起来。有时候没有枣可偷，就掩袭人家的自留地。不管是胡萝卜、白萝卜，一扯一大把，找个水管冲一冲，回家又是一顿美餐。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但没饿死，还长出了个好身板。我有一米七八高，小波竟有一米八四，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夜袭行动。

那时的人民大学已搬到北京西郊，除了房子外，还有不少草木丛生的荒野之地。也许在大人看来不值一哂，对我们来说却是游玩的圣地。我们在树丛和小山包之间穿行，把自己想象为啸聚山林的好汉。有时和别的孩子打架，打得尘土飞扬，灰头土脸，衣服也扯破了，心中却涨满中古骑士决斗时的豪壮之情。当时营养不良，发育欠佳，我们还是尽量用哑铃单杠之类打熬气力，盼望着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天长出大块肌肉，就可以傲视群雄，独步江湖。

受到尚武精神的驱使，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们醉心于《水浒传》，因为里面有众多令人心仪的豪侠人物。我们把这本书看了又看，直到倒背如流的程度，甚至不由自主地仿效书中的语言，一张口便是：兀这撮鸟，蓐恼煞人，惹得洒家性起时，一索子将你这鸟厮薣八在这里。

我们甚至醉心于制造兵器。我们造过一支手枪。用硬木做成把手，有些孔洞难以加工，就用烧红的火筷子烫。枪管和枪机用铁管做，连接的地方用焊锡。子弹里灌进炮仗里的黑火药。如何发火是一个难题，我们最后参照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中提到的方法，采用小灯泡里的钨丝，用电池来发火。枪造成了，而且是模是样。我们到小树林里去试射，不敢用手拿着它开枪，就把它枪口朝下绑在树上，用绳索拉动扳机。扳机扳动后，一秒钟后才发出枪响。虽然慢了点，在实用上有点问题，但它确是一支有些威力的火器，子弹打进土里有一寸来深，我们也深为自豪。但好景不长，在第二次试射时，手枪爆炸，成了一堆废物，还差点伤了人。

造枪不成，于是小波从旧货摊上找了两把旧锉，将一把在炉子里退了火，用另一把没退火的奋力锉之，想造出一支赖以称雄江湖的宝剑。但因为旧锉太秃，或者退火不彻底，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只是把剑坯两边磨下去一层。看来宝剑出炉只能是下个世纪的事情。

小波平时将这些顽铁像宝贝一样藏好，就藏在他的褥子下面。但有一天被人发现他天天在这堆钢铁上睡觉，与安徒生“豌豆公主”的童话两相对照，他遂得了个“钢铁公主”的美名。豌豆公主的敏感和娇嫩固令人惊叹，他的铜皮铁骨也实在令人拜服。可谓各擅胜场。

那时，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在革命的层次之外。倒是花树泥土的气味，自然中的光影转换，景物中隐藏的异种气氛，像谜一样令我们着魔。有许多优美的意韵出现在眼前，一瞬间真实无比，待你着意捕捉时，它就像烟一样飘散，于是从头来起。这个世界原来有如此丰富的藏品，待我们一一品来，不用心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有时，我们坐在阳台上，静静地看着暮色降临。看阳光以无法觉察的细小步伐从这个世界上退去，到处是移动的光斑。想象着远远近近的树林中安详的暮色，农舍中温暖的黄昏，以及随之而来的黑暗中包含的种种神秘，心里同时品味着许多东西。那种复杂的感觉难以言表，心里默默地酝酿着一种令人心醉的动人的哀愁。我们在见证着一个缓慢的吞噬过程，整个世界在黑暗中湮灭无踪，只剩下眼前的有限部分。那些被黑暗吞噬的人又经历了些什么？也许并没有被湮没的痛苦，只是沉没在温暖的暮色中，体验着一种快意的迟钝和慵懒。这种梦幻会持续很久，直到家人呼唤吃饭的时候。

诙谐是小波的另一天性。他喜欢笑谑，经常能敏捷地抓住可笑的东西。饭桌上是他驰骋谈锋的地方，时常妙语如珠，以马克·吐温式的幽默，惹得众人喷饭。他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当时叫《顽童历险记》大为倾倒。他把这本书翻了又翻，直到它成为一堆碎片（当时纸质不佳）。在我看来，他就是那个顽童。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他也会划着小木船，溜上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岛，顶着暴雨在草丛里穿行，爬到木排上，顺着大河漂流而下，学会抽烟，吐唾沫，把饭菜在罐子里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吃……几年之后，他坚决选择到云南上山下乡，没人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只有我能猜出，他是在借此实现那个顽童的梦想。可惜天不作美，他在云南没能享受几天快意生活，就尝到现实生活的滋味。每日吃着粗粝的饭食，口中淡出鸟来，干活累得要死。偷鸡摸狗时不幸遭擒，在农场斗争会上绳索缠身，惨遭批判。最后染上重病，铩羽而归……如果让他来安排这个世界，他会让一切酸文假醋的东西都去见鬼，把文质彬彬的绅士淑女气得发疯。然而，他又不仅仅是那个顽童，在诗意的沉思与放浪形骸的狂野之间往来跳跃，亦庄亦谐，才是他最喜欢的风格。而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当时的北京郊区，有不少白杨夹道的大路。有一条在双榆树一带，离人民大学不远。在一个春日早晨，我和小波在这条笔直的大道上驾车东行。驾的当然是自行车。其中有一辆年纪和我们仿佛，是飞鸽厂第一批产品，做得粗笨结实，尽管经霜历劫，在我们野蛮的骑行中被撞得有皮没毛，但架子大体完好，仍堪骑行，被我们叫做脚蹬坦克。它的一个脚蹬子朝里弯了一块，每转一圈，就撞在底梁上，发出铿锵之声。

当时我们在有节奏的锵锵声中骑车东进，眼前大道如弦，两边的旷野向远方伸延，真是大块烟景，不禁心旌荡漾。我想起古人的诗句，就大声念起来：“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小波在旁边纵情大笑。比起诗中的境界，我们眼前的景致差不了什么，只是身穿补丁衣服，骑着破车，与五陵贵公子有一定差距，但这点可以用想象来补足。我们想象自己鲜衣怒马，玉面绮貌，在长安大道上行进。随着马背的颠簸，玉珂轻叩，发出有节奏的清音，若合符节。而脚蹬子有规律的撞击，把我们的想象与现实弥合得天衣无缝。

秋天的时候，我们又在这条路上走过。两旁高大的白杨夹道，空中落叶飘坠，脚下是厚厚的一层。脚下的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我们也愿意永远这样走下去，好像可以一直走到天国。那是一个令人沉溺的境界。我们在不息的穿越空间中陷入梦境，一切都没入薄暮之中，空气也变得黏稠而滞重……当从梦境中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传之秘，那就是天和人间、王子与贫儿、古代和现代的间距其实其薄如纸，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在两重世界间自由穿行。这种意思，好像成为小波的一个思维习惯。在他的历史小说里，他把现实和历史自由铰接，用二者之间的反差和气氛变换制造出一种特殊韵味，传达出他内心的感觉。

光阴荏苒，在日常琐事的卵石沙砾中，是清澈的潺盢流水，而美好的意象，像水面上的闪光，渐渐远去。那时的小波，因为年纪尚幼，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但却在积累着美的印象，孵育着自己的趣味，或者说，一颗趣味的内丹。

在我看来，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颗自己的内丹。他们行住坐卧，都如蚌含珠，默默孵育着这颗内丹，像练气士一样呼吸沉降，萃取天地间的精气，使这颗内丹在感觉的滋养中成长。当内丹大成时，它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与外界发生感应，此时艺术家趣味大成，进入一种高超的境界，谈笑咳唾，皆成珠玉。这种内丹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纯美境界的把握，一种至高的品味。品味是游离于文字之外的，它与学问的关系不大。有的人学富五车，品味只是初等。有的人目不识丁，却具有一种灵觉，能与高品位的东西发生共鸣。无论如何，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品味差别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人们喜欢小波的作品，实际上是喜欢他的品味。他的东西，虽然有时语涉男女之事，但品味高绝，绝非皮肉滥淫之蠢物（曹雪芹语）眼中的色情描写。

事实上，男女之事，是一件上天赋予人类的恩物，挟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而强烈的感受。如果用纯净的心态去看它，它就是纯洁的，因为它像风生云起、水流花开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小波作品的价值，从一个方面来说，在于他显示了一种独特的高尚品味，一股尘世中的清纯之气。这些东西浅者识其浅，深者识其深，惟有缘者得之。而有缘人再传有缘人，这一团精神能量也许就此传递下去，不致泯灭。

（《南方周末》2007年4月4日）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

王开岭

聊天日期：2007年4月一天。

聊天地点：北京“黑暗餐厅”。

三年前，我开始策划那个梦想：在这个没有边界、连鸟的脑雷达都会失灵的城池里，觅一处自己的巢。这是个弱不禁风的梦想，如果在北京，你就会承认这一点。每天上下班，我纤细的脖子总要拉直，向半空中那些巨幅的楼盘广告表示羡艳，我想，那一定是副可怜虫的媚态。广告牌的神情个个像“二奶”，也像鹭鸶，腿细而倨傲，她们被宠坏了。

到处都是埋伏，我知道。城市里趴满蜘蛛。她们就在那儿等你，在你每天的必由之路上。矜持而又随意，她们可不是站街女。我想起T台上的那些模特，她们大腿边的小挂牌，风铃状，就是专候时代的某一只手来摘的。一触即响，应声飞快，而且是欢快，少女胸腔里发出的那种。“银铃般的笑声”，老人们形容得真好。

风铃、蛛网，都是埋伏。都带着一股中央和环岛的傲慢。

或许城池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埋伏。游户一进城，就掉入了一个圈套。

一座庞大的逻辑重重、吊诡烁烁的生存棋坪。

表面上名词，骨子里全是形容词，瞧瞧吧——

“爱琴海”“水岸长汀”“雨林水郡”“枫丹白露”“棕榈人家”“爱丁堡”“竹天下”“假日花都”“瓦尔登湖”“野草莓地”“格林小镇”……

这让我很气愤，表面上一本正经的名词，全他妈撺掇形容词的劲。全是季节、植物、词牌和名著符号，文化人干的酸事，说不定还有几个狗屁诗人的狐臭。我有一写诗的姐们，就去了地产广告公司，专门绣这些风花雪月的词，啥元素稀罕，就往词里搬啥。刚扶上几棵树苗就敢叫雨林，挖条水沟就惊呼地中海，地基有点坡度就堪称“云上的日子”……这根本不是打折，简直就是胡说。

这个时代的最大腐败就是滥用形容词。

我发誓，要买就买个名词注册的楼盘，就像嫁人嫁个忠厚人，别花花肠子。可我傻眼了，没有，这年头根本没有，把楼报图册耧个遍，甭想瞅见一个老实巴交的名词，比不喷农药的蔬菜还稀罕。既然绝望，索性就绝到底，直奔形容词而去，嫁个恬不知耻的家伙吧。这个怎么样？“诗意栖息，天堂隔壁”。牛皮吹得大吧？大得像郭德纲，属相声的，我喜欢。投奔庸俗和露骨，是因为我想放弃辨识，早投降早歇着。我弱智还不行吗？

在流氓中寻找意中人，在谎言里拣最轻的谎。谎言越公然，越不伤人。

干什么都耗油的时代，我愿做一盏省油的灯。

言归正传，期房，楼花。

真他妈越来越怀念人类的昨天，想想古代集市，你说那会儿的人多淳朴、多有安全感啊，买珠还椟、削足适履，反正大伙都笨，且以拙为德，光端木陶朱就供奉了两千年，凭义取利，童叟无欺，一纹银一份货，货比三家也累不到哪去，交钱拎货走人，省力省心省事。谁发明的期房这档子买卖啊？看不见摸不着，整一个大画饼！论起购物，我真想倒骑驴回去，回到千年前的东京汴梁，哪怕原始社会都成，物物交换——更本份、更实心不是？

想起开发商我就怀念旧社会。

参加过无数房展，可每次都从那巨大的鼎沸与喧嚣中逃离，旗子、喇叭、传单、概念、数据、飘带……旋涡里有股暴乱的戾气，一踏进就有种不祥，惶恐，大脑缺氧。沙盘楼景都像草莓蛋糕一样诱人，但我知道那不是诺言。我没有照妖镜，无力识别传说中的那些陷阱和烟雾，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害怕复杂，我三十年的快乐全仰仗简单和清晰。可城市就这么复杂，生活就这么复杂，不仅结构复杂，程序和路径也深奥无比。它逼你去学知识、练眼力、壮胆魄，以应对复杂和深奥。否则结局只有一个：你成了“复杂”的受害者！你沦为“深奥”的牺牲品！

我多么羡慕那个叫舒可欣的男性，舒可欣你知道吗？就是京城那个著名维权律师，他天天挥舞披荆斩棘的手势打各种缠绕房产的官司。能代表良心、激情和责任。他多么伟大！我曾近距离采访过这张脸——相当于《高端访问》里水均益和阿拉法特的间隔。谈到他为之奋斗的那些人，他总是愤怒，那是一种面对阿Q的愤怒。好像总在说：你们怎么这么惯于被欺？怎么能这般忍辱？那是一种混合着关怀和鄙夷的愤怒。尊敬的舒老师，一张典型的国字脸，因愤怒而更加饱满，饱满得让我顷刻间想起“人民”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些词。他很复杂，因复杂而强大而蓬勃。他用自己的复杂同对手的复杂英勇搏斗，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战、焦土战。可我不行。舒老师您再怎么鼓励和生气都没用。我就是这么没出息，我就是您不争气的衰民、国民、奴民。记得那次采访结束时，您狐疑似地扫了我一眼，您一定瞧出来了：这女记者虽套着CCTV的马甲，但生活中是碗稀饭，根本当不了自己的信徒！

不错，我还没正式买房，就早早被您说的那些事吓瘫了。

不过，我深深知道您是对的。生活需要战斗，您就是这个时代的战斗机。乌云的天空中，需要您雄鹰般的身影。像您这样的，一千架、一万架才好。

我租住在四环边一座高架桥畔的公寓。很便宜，也不便宜，月租一千二。

夜晚，我会打开小区的业主论坛瞥两眼，那儿充满了一股火药味，或者说“舒可欣味”：车位侵占、物业告示、电气收费、罚款通知、最后通牒、狗咬人事件、电梯断电真相、业委会内讧、民主选举、罢免倡议书、水污染调查……几乎所有人都在紧张地防范，或者进攻，都在火热地参与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大家都在提高智商、锤炼逻辑、狂补法律，争取变得更强大更彪悍，更振振有词和不吃亏。这就是生活，电视剧“亮剑”精神激励下的生活，晚饭后至入睡前的小区夜生活，亦即舒律师号召的向前冲不要向后仰的义勇军生活。

我跟不上，我俨然一个被淘汰了的人，一只作壁上观的壁虎。可是舒老师您知道吗？要战斗就得怀揣炸药，就要全身披挂，而我天生骨软，背不动那些装备。我只想轻轻松松，最好一股敌人都遇不上。换句话说，我属于哪类人：只想着早一点开始生活，而不想在准备生活上花太多心思，耗太多元气；我从不去想改造这个时代而只做虚构时代的美梦；我不想维什么权，我只怔怔地看着别人维权；我一点不想参加革命，却白白享受革命结出的果实。我对你们的敬意抵消不了我自私的嘴脸，我怯弱得近乎小人，我很卑鄙是吗？要搁战场上，您早把我当逃兵给毙了是吗？唉，幸好我是女人，否则没有女人在我身边会有安全感。

我无法自我器重，也一丁点不喜欢自己，但我爱自己。我知道马克思说得对，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伟大。我知道只贪图私生活的人是可耻的，但我确实不爱打架，一闻见硝烟就窒息，这叫性格或人格哮喘？

终于有一天，我买下了自己的楼花，那个叫“诗意栖息”的画饼。我订的是九十平方米的那种饼。

不挑拣了，固执的感觉真好。我悲壮地接过笔，在一叠房贷书上画押签名。抛去首付，五十万人民币，二十年还清。二十年，按世界妇女的平均寿命，我还有两个二十年。鬼使神差，签完名，我竟情不自禁在后面缀了个句号，连房贷员都愣了神。对不起，不是故意的！那一刻，我有一种“生活，真正开始了”的激动，再不用失魂落魄地出没于展会了，再不用苍蝇般叮那些蛋糕沙盘了，再不用诚惶诚恐地怀疑自己智商了。我发誓，本小姐此生绝不再购房。

别了开发商。别了，万恶的房展会，见鬼去吧。

尔后，我打车直奔那块堆满垃圾的地皮。既然破败，那就深情地欣赏它的破败吧，还有荒凉之上矗立的宣言：“诗意栖息，天堂隔壁！”不对，那壁字怎么错了啊？开发商竟把“壁”写成了“璧”！

四百多个日夜过去了，荒凉终于长出了庄稼。虽然距“天堂”很远，但我不失望，因为未奢望。什么量房啊、查验啊、测室内空气啊，统统与我无关，我是照单全收。收房那天，别人都带着水盆、卷尺、锤子、乒乓球、计算器……我知道，这些整套的收房工具都出自网上的理论仓库，正规军装备。我赤手空拳，根本不打算遇敌。事实上，啥硝烟也没闻见，没谁顾得上和开发商切磋，大家都乖乖地交钱、开单，收款台前长长的列队像幼儿班一样听话。

从此，兜里多了一串有分量的钥匙。这是楼板的分量，这是“业主”一词的分量。虽然分量的大半还攥在银行手里。

狗屁精装，入住仨月：笼头坏掉俩，水管漏了一回，门吸磕掉一个，墙漆脱落一爿。但骂人不等于生气，这类事我再熟悉不过了，在社区论坛、网上留言，在别人的新闻和我接触的新闻里，一切都太熟悉太正常。惊诧啥？以为你是在美利坚呀！

白天，我更玩命地干活，每月多做0.5个片子。我要为银行加班，我要为房子进贡，我要为它奋斗终生。一俟晚上，房子就为我效劳了，它像一个松软的鸟巢，收藏我的疲惫和凌乱羽毛。总之，入住的头两个月，整体上还算是“痛并快乐着”，可渐渐，快乐像咖啡沫一点点瘪下去。

房子位于五环外，一段地铁加一截轻轨加三站公交，往返仨小时，加上京城独步天下的“首堵”，每天都感觉像是在出差。回到小区，夜色已浓似酱油，二十七层的梯门徐徐闪开，直觉得头晕，晕机晕船的恶心。房门在身后“砰”地扣锁，我意识到自己进了一个抽屉，一个昂贵的抽屉，一个冰凉的悬空的抽屉，一个不分东南西北的抽屉，一个闷罐无声的抽屉……我弄不清我究竟是生活在里面，还是躲在或被关在了里面？究竟这抽屉属于我、还是我被许配给了这抽屉？我感觉自己就像只蟑螂或小白鼠，是被强塞进来给抽屉填空的。究竟谁消费谁，谁支配谁呢？我有点恍惚了。也不知道周围的抽屉里都装着谁？或者空空荡荡。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抽屉，生活就此开启，可为何仍无“到位”的感觉呢？一切如故，没有变。

这个小区，按北京流行的说法，乃名副其实的“睡城”。也就是说，大家在这儿的所谓生活，主打内容就一项：睡。早出晚归，来此就是住宿，别的谈不上。全是菱角塔楼，形体、高度、外观清一色，楼距很小，没啥闲地可遛可呆，连狗都不愿出门。或者说连狗都惧怕出门，因为一旦和主人走散，就甭想回来了。

那么，我倒霉的抽屉，所谓的家又如何定位呢？有一次走在楼下，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仰头望，我发现其实根本找不见自己的窗户。我举着手指，嘟囔着数高，直到头晕目眩，也没敲定二十七层的位置。所有的窗户都表情一致。那是一种嘲笑的表情，它们在嘲笑我。你尝过站在自家楼下，却楞是瞅不见家的感觉吗？这感觉让人发疯。

这么说来，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不过是城市里的一片马赛克？一块带编号的砖？一帖署名的瓷片？每天的所谓回家，莫非只是为了走回那个编号，像进电影院般对号入座？唯一区别即我买的是年票？五十年通票？

除了那串编号，我还能用什么来描述我的家呢？我还有让别人找到我的其它线索吗？我甚至想，如果某一天我突然失忆，老年痴呆，或其它原因忘了那个编号，我怎么回家呢？这么一想，我真的害怕了，因为忘掉数字对我来说乃家常便饭，电话号码、身份证号、信用卡、存折、电子邮箱的密码……在我脑褶里从来就是一团浆糊。

那天过后，我郑重地做了一件事：把我所在的小区、楼号、单元、门牌——工工整整地抄在手机记事簿里。（我想，如果哪天我暂时失忆或脑子短路了，至少聪明的警察能发现这条重要线索且把我送回家吧。当然，也仰仗那位警察的想象力。）我发誓，我没开玩笑！我是严肃的。

我成了个胡思乱想的人。女友怜惜地说：“你是不是病了？”这就是最正常的生活啊。我想，我可能真是病了。她说，结婚吧，俩人就好了。唉，结婚又怎样呢？抽屉里关一只蟑螂和关两只蟑螂区别大吗？

小区的业主论坛我很少看，最近去竟吓了一跳，那儿已变成了滑铁卢！无数人在厮杀，无数帖子在冲锋，无数口水在飞舞，混乱得像台湾选举。原来都是自来水惹的祸，小区水发黄发浊，早就是事实，开发商称已申请将自采水转为市政水，可迟迟按兵不动，清理水井的承诺也未见行，现有采水面太浅，易受邻近药厂污染。奇怪的是，明明大家有一个公敌——开发商，可到头来竟同室操戈，变成一场业主内乱，很有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的味道，激进者要拉横幅在小区里游行，温和派呼吁理性和秩序，还有就是水样检测、组织抗争需要的经费，靠自愿集资还是公摊均担……我好奇地打开一张贴图，那是激进派狂草的一条横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还有一条颇像行为艺术的创意：号召大家在各自窗户上贴一幅字——一个大大的“水”！理由是这样最能吸引媒体，因为这是个形式大于一切的年代！

唉，我又叹了口气。一个远离革命的卑鄙者的叹息。不知怎的，我非但不沮丧，不为水的命运担心，反而有点快慰。这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这座睡城还是有激情的！这个池塘还是有波澜的！

可我渐渐发现，这波澜仅仅限于网络池塘，现实中没丝毫响动，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梦游里。一连几天，我没瞅见一面贴“水”的窗户，整个小区的白天都平静得很，连人影都很少。而一到了深夜，网上又变成了集市，昨夜的池塘又登场了，依然是蛙声一片，鼓角连天。这究竟怎么回事？

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池塘里，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除了懒洋洋拖一下鼠标，俨然一条睁眼睡觉的泥鳅。一位同事说：“正因为你没有敌人，才没有朋友！”他还说：“知道什么叫生活吗？生活就是博弈！”

靠，生活怎么变成博弈了呢？怎么所有人都满嘴舒可欣口气？舒可欣，一支流行牙膏？

我还是不甘。我就是不甘。生活怎么是博弈呢？你们有没有搞错？“准备生活”怎么能随便和“生活”混为一谈呢？博弈顶多是为生活而做的准备，就像革命是为了从此不再革命，是为了今后好好过日子，革命怎么能成为革命目的呢？搏来搏去筋疲力尽奄奄一息而真正的生活啥时候开始？你们说自己一直在生活，说眼下的斗争就是生活，可我怎么觉得这仅仅是生存而远非生活呢？炮声一歇巴顿就撞树死了，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快感。你们从眼下的斗争中也获得了快感？如果准备生活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那纯粹的人生又在哪里？

啥才算真正生活？

从前人不是这样过的，未来人也不是这样过的，为什么今天就非得这样？就只剩下这样呢？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谁还记得它从前的模样？三百年前，张潮的《幽梦影》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

方不虚此生耳。和古人相比，我活得像混凝土，全世界都像混凝土，每个人都是一块砖，一块失魂落魄的砖，一块在纸币大风中起落的砖。

我采访过一个行为艺术家，叫莽夫。一开发商拿出一外形像摇篮或襁褓的玻璃房，请他在楼盘前做一次题曰《哺乳》的生存试验：为期三十天，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同时配给他的，还有一只婴儿奶瓶、一个能放大五十倍的望远镜，一本记事簿，随你怎么折腾，不外出就行。

开发商宣称此举是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住宅理念：好楼盘就像一只奶瓶，给人提供最大的哺乳和滋养。我对开发商的胡说不感兴趣，只对这个可怜的居民有好奇，因为那个密封容器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抽屉，我想知道这一个月刑期他干了些什么？他又能干什么？

采访让我失望，艺术家除了骂娘，啥也懒得描绘。他说就是为挣钱，没别的。或许看出了我的沮丧，作为补偿，他说望远镜帮了他大忙，让他干了几桩有意思的事：“搜索鸟、树、星星……丫的，方圆一公里，总共只找出九只鸟、十二棵树。”他恶狠狠说。

呵呵，我笑了。片子做不成，但我挺开心。我觉得他和我有点像。我们都有点不正常。

险要没话说时，他突然问：“买房了吗？”我说买了。“贷款？”我点点头。他叹口气，有点可怜地望着我：有一天，午睡醒来，发现玻璃外面趴着一只蜗牛，蜗牛——真他妈奇迹，这地儿还能遇见蜗牛！开始我多么感激这蜗牛，它终于让我有事做了，可慢慢的，我觉得难受，视觉上不舒服，它爬得如此慢，如此奴隶般辛苦，就是因为它要驮着自己的房子过一辈子，它要为那个壳终生服役。我才不那么傻，我不买房，我不能让一个壳子来剥削我，我不能背着房子走路，那样会把魂给丢了的。

我隐隐动容，这是个伟大的家伙。他的话很玄，带着股神谕或暗器的风力。

但你总要有自己的房子吧？我问。

那我就回家种田去，在自家地里建房。他满脸兴奋，仿佛这是个早有答案的问题。回老家去，我是农村户口，家里有地，有菜园，我要砌一个真正的房子，不是你想的那种别墅，是我们老家最普通的那种，那才叫真正的房子，连天衔地，坐北朝南，有鸡飞狗跳，有春夏秋冬……你住几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二十七层，我有点心虚了。

唉，他又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知道吗？你们现在住的只能勉强叫房，根本不能叫“屋”，更不配叫“宅”。“屋”是四壁完整、基顶俱全的一个独立系统，而“宅”是有院落的，前庭后园，有树有景，那是个更生动丰富的系统。现在的房，叫房都有点夸张，充其量是一个“位”，如同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座，车厢就是整个楼。还有，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住得比树高，这不合天道，你想啊，鸟是世上最高的动物，可最高的鸟也不过是住到树这一层，上苍造树，就是为生灵挡风避雨、蔽日养荫的，你住得那么高，树的这个功能就浪费了，或者说，树的这个道德就不见了，这等于违反造物之理，辜负天道美意。悖天行，则命短……

我听得傻傻地说不出话。想逃，可拔不动腿。

吓着你了吧？嘿嘿，莫怕莫怕。他收起智慧，又恢复了邋遢与憨厚。

我又不是灵芝仙草，住这么滋润干吗？你懂风水？我问。

不，他摇头。他说上面那番意思是他这三十天看高楼大厦看出来的。

后来他又说啥我忘了，除了一句。他说：人不能给自己造一座山。

是啊，房子源于山水草木，乃大自然赐予人的礼物，可它何时变成人身上的一座山了呢？人对房子何以变得敌视？人何以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呢？

我们还有能力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吗？我们还有足够的睿智和灵性呼唤和被叫醒吗？

（《海燕》2007年第8期）

国王、“热情之花”和卡利约的故事

林 达

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二十七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 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纷纷在西班牙成立政党，寻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是其中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内战爆发，西班牙共产党还不是具有执政力量的大党。内战的险恶局势使得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崛起，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党。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领袖，伊巴露里（Dolores Ibarruri）。伊巴露里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北方山区巴斯克的一个贫穷矿工家庭，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伊巴露里以极富宣传鼓动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被人称为“热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她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她提出的口号，立即就会广为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左翼民众中的流行语。在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威名赫赫，被写成大字横幅，高高挂在街垒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在左翼民众中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方面主张不惜一切牺牲打赢战争，另一方面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间的残酷清洗和自相残杀。共和国政府一方出现了很多残害无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仅仅因为是中层阶级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组织以“兜风”的名义随意杀害。共产党在群众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时候，尤其严峻残酷。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援助共和国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亲历了这个时期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斗，逃离西班牙以后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对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指出，不论内战结果是何方获胜，内战后的西班牙，很可能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政府一方的失败告终，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热情之花”和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随后被迫流亡国外。热情之花来到了苏联，受到斯大林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热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后镇压左翼民众，坚决杜绝一切反对派政党，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党全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仍然坚持活动，地下组织遍布西班牙各地。领导这些活动的，是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这就是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十九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二十岁不到就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过牢，二十一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二十三岁。

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初期，卡利约坐镇法国，组织训练游击战士，陆续派往西班牙国内，希望在国内继续展开推翻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可是派出去的人总是不久就被捕，关押在监狱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变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处境。他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源必须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于是在政治主张上必然受苏东集团影响。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热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产党，是需要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热情而丝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这一形象的典范是“热情之花”，这时候她快要六十岁了。实际领导着国内地下组织的是更年轻的卡利约，他却渐渐意识到，原来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共产党。

1956年2月24日，“热情之花”率领四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兄弟党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以后，兄弟党代表团都给请出了会场，苏共二十大闭门开会，赫鲁晓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是一次极其保密的报告，听取报告的代表们禁止笔记。但是，二十四小时后，苏联领导派专人给“热情之花”送来一份赫鲁晓夫报告记录，通报苏共的这一重要转向。“热情之花”立即召集本党代表开会商量这一报告的意义，而对外则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苏共领导。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报告，触动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他们开始反省本党内对“热情之花”的个人崇拜风气。1956年3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这次会议在对苏东四个国家的陆续访问途中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重新估计了国内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由于在二战中保持中立，西班牙从1953年起在国际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内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于新一代来说，内战的仇恨和是非，远没有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的战绩更值得关心。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中央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针。“热情之花”以一贯的演讲魅力在会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在这个时候，年迈的“热情之花”的观念转变，相对更有限，就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纠正党内错误。而年青的卡利约更灵活也更有转变空间，他趁此机会替代“热情之花”，正式执掌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实权，并且决定放弃在国内发动武装革命的策略，改变为宣传民族和解，争取民众的支持，用民众的压力来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说，从武装斗争的道路改变为议会的道路。

这一转变，是苏东集团和国际共运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重大改变的一部分，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激烈论战。赫鲁晓夫的转变当然主要不是批判个人崇拜，而是曾经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三和一少”。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来说，相应的转变就是从暴力革命转为议会道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们再来回顾的话，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共产主义阵营的这场辩论是1989年大变化的开端，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真思考，大概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然而，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还在。而对于流亡中的革命者来说，这一转变尤其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对过去的仇恨记忆，而且这种降低革命姿态的做法会立即招致现实的艰辛，甚至被指斥为对主义的修正，对革命和战友的背叛。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并没有在敌友两个阵营引起呼应。佛朗哥政权对共产党的取缔和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民族和解”方针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还要等待整整二十年。

二 国王要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过的新闻法结束对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还试图通过新的“结社法”。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实行彻底。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政治结社也仍然限制重重。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自由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会不会“乱”，会不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自己的个人安危，或许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将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独裁政权的高压下，正因为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当高压撤离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随着佛朗哥的离世，西班牙将很快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国内没有任何合法的反对党派，所有反对党都处于地下状态，而组织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卡利约从1960年起接替“热情之花”担任总书记，他和上一代的“热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热情之花”为党的主席，作为党的革命性和团结的象征。

在这改革的前夜，气氛极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为此，必须和共产党沟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塞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顺便告诉他说，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举荐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塞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个话。

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确实忠心耿耿，没有二话，冒着身败名裂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幕后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是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而复杂的事情。

回想起来，在这个关口，真是万分困难的一个决策。两者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和双方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互信，怎么知道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未来西班牙国王给齐奥塞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地下室里给关了两天。通过小小的通风口，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关他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未来西班牙国王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像并不理睬。想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喜怒无常，他一度绝望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塞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塞斯库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塞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反之，他应该知道，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大约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个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这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指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塞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地就走了。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推动和平改革需要的时间。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以后，西班牙开始民主转型的当口，就把民众带上街头，发动暴力革命。

三 新形势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几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国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认为，佛朗哥一死，变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里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统治西班牙的最后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压服，而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宿敌，甚至包括他的继承者和战友，都在等着他死去以后的变革。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后，并不能立即开始他期望的民主转型。一方面，佛朗哥的旧人马根深蒂固力量强大，而他年仅三十七岁，在政治权力上还是一个新人，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欧洲君主制的规矩，以及西班牙人对于接受君主制的认识，国王只能是一个虚位君主，不能亲自执政。他需要一个首相，来具体实施政务。国王选谁来出任首相，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说，谁当首相，谁就主导了政治改革进程。于是，国王选什么样的人当首相，未来的民主转型就将是什么样的。

最后，国王出乎人们的意料，选择了一位年仅四十二岁的人，出任新首相，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苏亚雷斯（Adolfo Suarez）。

国王和苏亚雷斯有一个共识：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从允许多党政治开始，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民众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开始多党政治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在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们看来，共产党就像恶魔一样，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保守老人和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对内战的记忆刻骨铭心。就像左翼抨击他们是法西斯一样，他们不能原谅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暴力。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共和国战线内以防范“第五纵队”的名义，发生过对模范监狱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没有走出历史迷雾，而卡利约当时恰恰是共产党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责卡利约要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虽然卡利约本人并不承认。现在，正是这个卡利约领导着流亡中的共产党，而共产党在二十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针，并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共产党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历史，已经成为旧体制内老一代人的固定记忆。共产党口号的转变，在对方看来，仍然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得旧体制内宿敌的信任。所以，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决不允许让共产党合法化，如果有人让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就会站出来，发动军队加以阻挡。

首相苏亚雷斯却认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么让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是必须走的，而且，还必须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苏亚雷斯的过人之处是，他面对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像别人那样悲观。他相信，一切取决于沟通，取决于沟通的具体操作。

在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的时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举行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将要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特别是军中的保守将军们，仍然坚决反对让共产党合法化。社会上出现了变革前的紧张不安气氛，民众左右分裂，又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斯和共产党总书记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密谈。苏亚雷斯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在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后，苏亚雷斯将宣布共产党合法化。

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佛朗哥时期的唯一政治组织“民族运动”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卡利约开始在国内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合法地位。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们在公投前后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使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会示弱，这一手多半能成功。

这一次，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其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潜在力量，令首相苏亚雷斯深为感动。他知道，这样面对迫害和杀戮而表现出的克制，这样的新形象，会打消民众原来对共产党的敌意，消弭保守派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同时，这一场景更坚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将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那么民主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卡利约领导下的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共产党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斯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四 流亡者归来

卡利约和“热情之花”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在苏联和法国等地流亡了整整三十八年。在每年举行的聚会上，这些当年的革命者，都要高举酒杯：“为明年在马德里见面，干杯！”可是，一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了，渐渐地被国内的老百姓所遗忘。“热情之花”已经过了八十岁，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马德里，回到她的故乡巴斯克，她几乎要绝望了。

“热情之花”得到共产党合法化的消息后，立即向西班牙使馆申请护照。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热情之花”在总书记卡利约陪同下，结束三十八年流亡生活，回到马德里，以八十一岁高龄，代表共产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热情之花”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斯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座位上。按照惯例，第一次会议由年长的议员主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热情之花”，站在议长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选国会开幕。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民主转型在首相苏亚雷斯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军人政变。这些危险都在多党合作对话的过程中一一安然度过。他们成功地制定了新宪法并公投通过，在制宪后根据宪法要求又一次举行了大选。西班牙在1982年的制宪后第二次大选中，成功地实现了执政权力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难过程中，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民主进程。卡利约多次对党内外群众回顾以往的历史教训，回顾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群众一方的错误，包括自己在内所经历的血泪教训，劝告人们不畏艰难，通过左右沟通，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历史将会记住国王的话，民主西班牙欠着卡利约的人情。历史更会记住，在民主改革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和怀疑的时候，卡利约在群众集会上的呼吁：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双方共同的过去。

（《万象》2007年第5期）

大美者无言

舒 婷

小时候起，就不断听厦门人说，鼓浪屿的女人越老越美丽。

盼来盼去，盼了半个多世纪，我都老成这个样子，却一点也没有要美丽起来的迹象。这才明白，鼓浪屿的女前辈们都是些性情女子，经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打造，那样的美人真正已经绝代！看当下女硕士、博士们比比皆是，鼻梁挂的眼镜再厚，嘴里洋文再流利，身上香水再昂贵，举手投足，仍缺了一点点根基。这一点点缺失，往往是终生无法企及的。

一樽醇美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里，已经包含了许多微妙的不可知因素，甚至还必须追溯到一粒葡萄从胚芽到采摘的过程中，所感悟的雨水、阳光、土质和农人的呼吸哩。

渐行渐远隐入鼓浪屿岁月深处的窈窕背影中，黄萱的名字因了许多人自发的忆念和怀想，逐渐被关注。尤其《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版后，人们在大师背后，影绰看见了一位端庄雅致的知识女性。从黑白老照片看，黄萱的容貌应当不算太沉鱼落雁吧？无论在她养尊处优的豆蔻年华抑或是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她都绽放着最淳朴最率真的笑容，一览无余地袒露洁白无垢的心地，恬淡内敛的聪慧，以及荣辱不惊的阅世方寸。

我不认识黄萱，不等于没有见过其人。也许有哪一个黄昏，我慢跑经过临海的漳州路，曾经与一位手执红色非洲菊的清香婆婆擦肩而过。为她慈祥温暖的微笑、睿智坦白的目光和淡雅体面的衣着所吸引。我回首再三，心中一阵阵感慨：鼓浪屿的随便哪一个角落，常常能与这样的老人不期而遇啊。即使我知道她就是黄萱，于她，于我的性格，恐怕也不会因此止步。内心的崇敬往往比言词的喷射更加真实恒久。

漳州路在“天风海涛”之畔。沿着路边岔出去的是一条设计独特的护廊小斜坡。坡上那一座古朴小别墅，是鼓浪屿首富黄奕住连亘的业产之一。黄奕住先生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庭院幽深花木葳蕤，南北楼为辅，以中楼那精美富丽的建筑风格为顶级代表作。漳州路上这座面海小楼古色古香，尽去奢华，是同一张设计图纸中的五座小别墅之一。据说是黄奕住用黄家花园的剩余材料所建造，女儿黄萱住在这里。

黄萱的母亲是黄奕住的元配王氏，比黄奕住小八岁，本来是送错门的童养媳，却将错就错留了下来。上世纪初，福建沿海的华侨家庭都一样，丈夫漂洋过海寻求发展，妻子寂寞留守乡村；上要侍奉公婆，下要照顾小叔细姑；白天莳秧种菜，夜来养猪纺纱，等等。王氏之孝顺贤惠，勤力好强，对黄萱影响至深。她曾叮嘱女儿周菡：若写书，一定要写写祖母与太婆那相依为命的两代人。

我经常在路上遇见周菡。周菡总是两条辫子盘起，不染头发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清爽干净。步子很欢，声音很亮，兴致勃勃，一门心思追随着家族里热衷教育的百年传统。周菡曾经是副区长，弃官就教做了少年宫主任，躲进小学做了数学教师、班主任，顺便当了两年副校长，又自告奋勇当上教研室、社区教育办主任……还兼任过区政协副主席。她的角色变换太快，让人不知怎么称呼才好，于是就直呼其名。正合周菡心意。

从王氏到黄萱到周菡，三代女性一脉相承的是什么？我无力深入研究，所以不敢妄言。夏夜，当我踏着婆裟树影在鼓浪屿老街漫步，一波一波漾过来，又一点一滴逸回去的芳香，是茉莉？是紫荆？还是含笑花？它们相互渗透百般缠绕，丝丝入扣，若一心要析辨出她们的化学成分，那才真是煞风景啊。

鼓浪屿女儿，说好懂也不好懂。

1919年，五十一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剥，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三宝垄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接到鼓浪屿颐养。九岁的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黄萱的童年是在闽南农村度过的。她的不慕虚荣、平实低调的性格，与其自幼亲近土地有关。黄萱的善待保姆“沙妈”并为其善终养老，在家族里有口皆碑；暮年黄萱以照料小花园自娱，她手植的茶花、石蒜、非洲菊，把幼年的一角田野风光带到浪花眷恋的百叶木窗前。

黄萱比我尚健在的婆婆大一岁，同样上过女子师范学校。婆婆很快奉命结婚，虽然终生只是家庭妇女，因那几年师范教育而受益匪浅。婆婆性格开朗能说会写，与常年在南洋的公公互通鱼雁；且初通篮球、排球、乒乓球，在侨联和街道活跃着，比起其他那些不识字的侨眷，日月便可以打发得如梭似箭。

而由于家境极为优越、黄奕住更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四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性格坚韧，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剃头担”，文化程度不高，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像鄢耀枢、贺仙舫这样的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五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可惜，因为生活曾经一再颠沛流离，原本自家里的收藏早就没有了。黄萱遗物里的那许多线装书，都是后来为陈寅恪工作时而购下的。

那个时代的观念里，女人受教育，其中一项便是女德的习修。比方我母亲，比黄萱晚生二十年，就读于鼓浪屿教会女中，除了国文、算术和音乐，必修课程里还设了裁缝、插花、烹调和体育。母亲的棋艺很臭，裁剪不错，钢琴略胜，书法尤佳。所以她工作单位的黑板报、通告栏，包括“文革”期间的大字报，都指定她挥墨。母亲懊恼沮丧，恨不得剁了手去，因此从不教我书法。

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以模糊的面孔，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欢，默默无闻地老下去，直至寂静。旧时婚姻对女性的命运真是至关重要哪。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假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试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组织“鹭江诗社”，编选过几种书籍。说周殿薰饱学诗书一点不为过。儿子周寿恺，家族大排行十四，后辈称十四叔。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28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夸他是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也很贴切。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愤慨、声讨、猜疑皆有之，教黄萱如何面对！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晨起望星，夜来问月，风一页一页吹起桌上摊开的书本——是《漱玉词》还是《红楼梦》？——黄家花园那几树玉兰花，不忍一位豪门千金的蚀骨之痛，摇下洁白馨香的花瓣，去抚慰一袭素色旗袍的弱肩。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二十九岁，黄萱二十五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爱才如命的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去，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这一段历史虽然颇具戏剧性，却是真实的。也许黄萱的后人不喜旧事重提？可是我认为，这正是黄萱一生中最为果断明智，同时也是最感情用事最不计后果的一次重大抉择，充分考量出一位闽南弱女子身上刚柔兼济的素质，因而得到上天的赐福！

只有黄萱这样一个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简朴艰苦的日子，婚后十年竟搬了九次家！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内地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夫妻间的悄悄话，自是不必顾及其他教授夫人会怎么想。至少对于周寿恺本人，确实是一桩终生无悔的美满婚姻。

周寿恺的医学工作繁忙而且责任重大，根据他俩的家庭观念，黄萱的本分应是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当黄萱放下家事，每天出去工作，做丈夫的也绝不抱怨。傍晚，宽大的封闭式阳台上有一只秋千椅，两人并肩坐着，慢慢地荡，轻轻地摇。据侄女秀鸾回忆，像周寿恺这样端肃自律的医学家，高兴时，还会为太太哼着歌。在黄萱早出晚归为陈寅恪工作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周寿恺就会到汽车站去接妻子，然后恩恩爱爱回家。

1950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几天前我到香港开一个世界华文联会，有幸聆听受教于几位名声极隆的大学者，其中有饶芃子教授。她说起当年暨南大学最美妙的风景，便是头戴镶着红珠子的瓜皮帽、身飘府绸马褂、紧紧扎着阔腿裤脚、脚穿棉袜布鞋的陈寅恪先生，如何挽着旗袍半遮着绣花布鞋的师母，在校园里徐徐缓缓。现在看起来浪漫得不行吧？当年陈寅恪这种不管不顾的复古情调，可是太招摇太妄为太招祸了。）

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1953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1954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七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九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一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二十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谢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十三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

谈到陈寅恪这位旷世奇才的学问，黄萱充满敬仰之情。陈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能清楚地记得哪段史料出自哪本书哪一页。偶尔记不太清楚了，就让黄萱帮忙查阅，可黄萱只要读上前后几句，陈老就能批出所需资料的具体出处。

黄萱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陈先生完成了《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累计近百万字。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以讹传讹的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寅恪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四十五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九十一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二十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一架老钢琴，在女主人甩一甩衣袖如杳鸿飘远之后，袅袅犹有余音。

（本文参考了周菡女士提供的宝贵资料，并请她费心勘误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附：

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

陈寅恪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

（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和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黄先生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尤为难得。

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上列三条字字真实，绝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散文海外版》2007年第3期）

陈染随笔

陈 染

一 感动于凋败之美

一天，一个十年未见的旧友忽然来电话，他说，他看到了我在新浪博客上的一张新照片，这照片使他感慨和心酸，使他感到岁月的无情，他希望把这张相片换掉，换成我十年前“青春靓丽”的照片。

他的电话使我想到这个话题。

在我的感觉里，青春的美的确是光洁明艳、饱满灿烂、流光溢彩的，哪怕是掺杂了情绪化或者偏执的成分，哪怕青春是愤怒的，是敌意的，它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羡慕的。但，仅仅是羡慕而已。它似一阵清朗而飘忽的风，抚在脸颊上，可一低头就不见了；如一声或清脆或低绵的呼唤，清晰地浮游而来，可一回眸就消散了，不见踪影，脆弱得转瞬即逝。

在我的审美感受中还有另外一种体验——不见得“怦然”然而的确“心动”的美。它是成熟的、内敛的甚而是沧桑的、凋败的。她的目光深澈，眼神盛满内容，眉宇间似有一种顾盼在无声倾诉。她的步履沉甸而从容，肌肤也在阅历的磨刀石上打磨过了。她的身上散发着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相混合的奇异味道，散发着由倦怠滋生出来的幸福感，由深刻的孤独演变而来的随和淡定，这综合的味道让人驻足流连，让人久不散去，甚至多年以后，在某一个怀旧伤古的初夏或者暮冬时辰，我们依然会被笼罩在一种莫名的、痛苦的想念中。

这样一种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神韵，便美得令人心痛、令人心碎了！这样的美，美得有“毒”！

这样的美，是需要闭着眼睛来看的。

如果说，青春的美是用皮肤来表达的，是用来触摸和感知的话；那么，成熟的甚而凋败的美便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了，成为一种韵味，让我们感怀，让我们疼痛。除了想念，还是想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落花流水般的岁月中，在浮光掠影的日子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依然有人牢记着那一句迷人而伤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台词：“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华年已逝，青春不再，岁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孔和内心都雕刻了流过的痕迹。据我（现有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的体验，盛开是一种美；凋败更是一种美。而且，在华美与凄美之间，我选择后者。这种倾向由来已久。

当然，现实终归是现实，文字是靠不住的。

在我与我之间，在我与世界之间，我心依旧。

二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我所热爱的法兰西女作家尤瑟纳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学会准确估算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是非要到四十岁不可的。

我想，理解这句话倒不一定非得四十岁。

很多时候，青春，气宇轩昂得如同一尊惊叹号；或者如同烈日下的群马，轰隆隆跑过去，留下一片弥漫而壮烈的硝烟。

很多时候，青春，知觉醒着，智慧睡着。

四十岁，你刚刚从沸腾喧哗、粗声粗气的青春大道拐向一个略显悄然、低声细语的弯角路上，你内心的“光驱”刚刚被岁月储存了丰沛的内涵。你的前方是万籁沉寂的开阔地，你如一条深潜的鱼在堤岸河水里的清澈中默想一些事情，你的思绪贯穿了你周身所有的脉络，与你的经验浑然一体。此刻，太阳已带着问候滑下屋顶，黄昏在前方依然可以把你照亮，那是你的阅历为你秉烛。你可以听到秋天沉甸甸的小风在你的眼窝或者鼻翼的凹陷处栖息流连，与你亲密地交谈；你的头上是清凉绵软的云，液体一般流动；身旁是渐次变黑的树木，自由地浅吟低唱；昆虫和鸟类们在落叶、枯草以及灌木中自得其乐地啼啭鸣啾……

安详的大自然的鼾声如同迷人的音响，初始你体味到你曾经过往的喧哗之路，不免显得稚嫩，不免显得浅薄，甚至有点荒唐，那不过是鼻子尖底下的一点繁华景致，那似乎不是目光深处的远方。你忽然觉得你的昨天已经消遁得如此遥远，你忽然发现此刻你的身上像秋天的空气一般，绚烂与凋敝并存，热烈与淡漠并存，敏觉与木讷并存。你洞悉身前身后浮光掠影的世界的能力，并不妨碍你陷入对于一株年代久远的向日葵的深深怀念。

气定神闲，一门了不得的艺术！

四十岁，一生中多么奢侈的季节！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四十岁生命就已凋零。她依凭短暂易逝的生物本能活着，年轻是她唯一的通行证。她在浮华中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像昙花无法不让自己成为昙花那样，顾不上在自己的土壤中储备一些可供日后盛开的养分，当她红颜褪尽、香消玉殒之时，时光轻而易举就把她从人们的视线中掠走了，成为一株被人遗忘的干枝败叶。另一种人，四十岁生命刚刚开始。她埋葬并穿越了青春期特有的晦涩哲学的泥泞之路，再一次出生了。她脸孔上岁月的风尘怎么也抵挡不住由她的内心和智慧滋养出来的坦然的光辉，那光辉是一种言辞，透露着她的内容，如同秋天的大地丰沃富饶、层林尽染，如同一个庞大的国家坦荡和岿然，就像苍老睿智、意蕴悠远、既凄凉又温暖的尤瑟纳尔的脸，穿越穹隆和浮云，穿越历史和光阴，永远地向我们走来，击中我们年轻的心！她从不曾在光中衰老，她只曾在光中死去，她死去得像睡着一样，那颗沉思疲倦的心脏仿佛只是小憩片刻就会重新年轻地搏动起来……

一个叫做阿特伍德的作家曾说，请问是谁挡住了风？

我不禁自语，请问是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陈染著：《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我们怎样做祖宗

黄一龙

鲁迅尝做文讨论怎样做父亲，题目就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时在1919年。从那时以来，中国大地上至少又有了四代父亲。和鲁迅绝大多数社会批评的命运不同，他对当年父亲们的批评，居然不能用于现在了。至少对于后面两三代父亲来说，他们的家庭里面，绝无“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的影子了。倒是把其中的“老子”“儿子”换个个儿——儿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老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倒颇合当前“家情”。

可是鲁迅教训父亲们的本意，乃是要他们“改革家庭”，“各自解决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效果究竟怎样？可以从那以后的几代孩子们的实际遭遇，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距离加以揣度。我们不能不沮丧地承认，这个距离还很遥远。从鲁文发表以来，且不说遭遇外敌入侵，只计近百年间各代孩子们死于连年内战，死于人为饥荒，死于“史无前例”，死于种种不幸福不合理的“人祸”者，其数目也已“史无前例”；而所有为祸之人，所有残忍地侮辱、压迫、关押、杀害孩子者，又无非各代孩子的父亲，而且是“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毫无鲁迅批评的上述缺点的亲爱的父亲！

可见单单做好了自己孩子的父亲，既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不受别人父亲的虐待，也难阻挡自己去虐待人家的孩子。所以我想换个题目，讨论我们怎样做祖宗。这当然绝不表明我比鲁迅高明，只是讨论的题目比他的大：“祖宗”是所有人都一定要当的，证据就是所有的后代都承认历代古人包括不幸夭折的婴儿是“老祖宗”；而父亲只对具体的几个儿女适用，且只涵盖男性这一半人口，还不包括极前卫的丁克族和极不前卫的娶不起老婆的光棍。一般地说，对于全体祖宗适用的规则，其影响必能平等施于全体后代，避免特定的父亲只关心特定孩子的缺点。

我们大家都是所有后代的“老祖宗”。把自己想象成别人的祖宗，这个感觉真奇妙。特别是比较起我们先前的祖宗来，“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理应比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这句话的事实部分“从来没有做过的”，固然俯拾即是，而是否“极其光荣伟大”，却属价值判断，我们自己的结论并不算数，最终评论权还在后人手里：结论下得正确，他们夸我们这代祖宗了得；如果并不光荣伟大又偏说光荣伟大，娃娃们的评论就不会好听了。我们对于那时可能难听的话，无法从骨灰盒里爬起来厉行禁止，打电话打招呼抓人戴帽封网禁印撤销书号吊销执照这类现在行之有效的手段，那时一概不起作用，因为骨灰盒里发出的指令（就算它能发出），可以预料毫无效力。这就是祖宗和后代关系基本态势，优势显然不在祖宗这边，我们只好谦虚一点，俯首甘听孺子评吧。评的结果无非上者流芳千古，下者遗臭万年，中间者不好不坏，偏安中游。上者自然最好，不过那常是少数壮志凌云的伟人的追求，一般人难以达到；而下者则是决不可取的，必须坚决避免，力争少挨后人骂，争个中游座位来坐。为了达到这个并不算崇高的目标，我以为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原则，曰不留宿债，曰慎立规矩，曰理想戒远，曰牛皮莫吹。请稍加申论。

祖宗和后代的关系，首先就是遗产。前人遗产留给后人，理所固然。可是“遗产”里面却也包括“负遗产”即债务，接班人继承遗产的同时，也继承债务，所谓父债子还是也。要当不挨骂的祖宗，第一要务就是力求留下的遗产为正值，使继承者真有所得，至少要资产和负债相当，勿使后世自己谋生之外还要为祖宗还债。当祖宗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的活动总在为后人造福，我们这些当代的准祖宗尤甚，其公式曾经是所谓“辛苦X年，幸福万年”：我们辛辛苦苦战天斗地，将来子孙一定万年享福！半个世纪前在这口号鼓舞之下的那场“大跃进”，当代“辛苦”死了几千万人，给后代留下的，除了一堆废铁饼之外别无长物，失败了。现在不喊那个口号，埋头猛搞GDP，能给后代留下的，究竟是遗产多还是“负遗产”多，也尚属未定之数。特别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贪婪攫求，新闻频传这里煤矿可采五十年，那里油气可采一百年，居然未曾交代一句五十年一百年后孩子们用什么，这就不像创业传家的模样了。至于不断“向自然开战”以后，植被减退污染增加沙漠扩大物种灭绝，却是一定要留给后代的“负遗产”；今天越“增长”后代越遭殃，甚至还不等我们闭眼睛当“祖宗”就遭现世报，沙尘暴水污染气候反常纷至沓来，自己已经开始骂自己了，将来的名声未可乐观。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如能在现存的大小准祖宗在世之时促其实现，补牢于亡羊之后，当不失为聪明之举。至于字面意义的欠债，欠了别人的钱财，更以生前还清为好，因为按照会计原理，所有债务都一定计入“应付款”，抵扣你的遗产的；你赖着不还，你的合法继承人就得还，如果死皮赖脸赖上几十百把年甚至几个世纪，那债款利上加利，压得后代娃娃们把自己卖了都还不清，只好忍痛放弃继承权，你开创的家业也就呜呼哀哉，——那就比挨骂还惨了。这是一：不留宿债。

第二是慎立规矩。为后代立规矩，倒是当祖宗的一项特权，并且也是一种可以大方下传的“遗产”。当年秦王嬴政自定尊号为“始皇帝”，立下规矩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已经管到千秋万代了。这条规矩的形式部分，即嬴氏子孙按接班顺序排名号，倒是瓦解得快：儿子二世当了两年皇帝就被亲信杀掉，孙子坐上宝座不到两个月，还没来得及称“三世”，就亡了国。可是那种指定接班人“传之无穷”的规矩，却成为历代当政者们的当然执政理念，“百代都行秦政制”，就使百代的领袖们都成了秦四、五、六…………N世。中国出现两千多年的世袭一言堂，这条规矩建功甚伟，究竟是福是祸，子孙们该领略够了，轮到我们准备当祖宗，在立规矩上就宜十分谨慎，因为祖宗的一言一行，都可成为子孙效法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慎把坏榜样立为规矩，那就贻祸无穷了。例如五十年前大搞运动大兴冤狱陷害千百万人，就是坏榜样；多年以后不得不“改正”了同时还嘴硬，说当时情况特殊，整人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就可以成为后代别有用心之徒发动任何整人运动的规矩，只要他证明他那里也“情况特殊”！而任何一个拥有行政权力的后代，都不乏证明自己遇到“特殊情况”的冲动和本领。现在身历此类运动的人还未死绝，被整的和整人的都赌咒发誓地宣称决不再搞运动了。决不再搞运动自然也是规矩，并且是条好规矩，可是如果它和前面那条遇到“情况特殊”就可整人的规矩并立，就一定会在后世的阴谋家阳谋家手里败下阵来。劣规矩总能驱逐良规矩，立规矩的准祖宗们，不可不慎啊！

第三条比较高深，和常识有点距离。常识说人该具备“远大理想”，否则必是庸人。可是这个“远大”也不是无边的，不可强迫别人和你一样想。你对自己想要做什么人做什么事，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自然是你自己的事由你自定；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把自己的理想加给别人，发动别人组织别人帮助别人解放别人等等，就需要一些特别的手续，至少得宣传解释这个理想，取得别人拥护；在很多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还须取得多数选票。但是对于根本无法谋面的后代娃娃，我们实在无法征求他们的意见。无法征求意见而偏要制定百年以后千年以后的“远大奋斗目标”，显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需要他们后代去奋斗的。要是那些后世娃娃果然奉命唯谨，不经任何讨论问难协商表决，就为千百年前老祖宗制定的“理想”去奋斗，那么至少我们现在就已标榜的“民主理想”离他们不远。当然，由于祖宗们自己就有各种不同的理想，都须遗传到后世去执行，这样的前景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徒然引起思想混乱罢了。这里的确存在一个悖论：祖宗们的理想越远大越为后代着想，后代们的自由空间就越狭窄；子孙们越有自己的理想越能光宗耀祖，祖宗理想就只好搁在一边，最多让它们在茶余酒后都付笑谈中。遥想这种前景，我们做准祖宗的，实在应对自己理想的“远大度”有所限制，以我们自己，最多以儿辈孙辈这些可以和我们讨论协商博弈折中的人能观其成为度，再以后的事情，还是“发扬民主作风”，留给不相识的娃娃们去吧。顺便说，现在报刊上时见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讨论，我看有的文章就具有给百年千年以后的娃娃规定“主义”的毛病。百年千年以后的事情自己想想固然无妨，可是自己既无条件躬亲履行，又何必勉强后代娃娃们在出生以前就做决定呢！

最后一条本是老生常谈：不要吹牛皮。吹牛之事，对当代人固然也不可，不过同一时代的人，容易体谅某些不得不吹牛的“语境”，例如在做了一系列不伟大不正确的事情以后偏说自己一贯伟大正确，乃是收拾民心整顿士气的不得已的大话，亲历者们多能心照，不觉特别奇怪。可是放到大一点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古今中外哪有一个人一群人无边伟大永远正确的？又哪有凭一个人一群人自称伟大正确就伟大正确了的？百年以后千年以后的观察家们回顾这个时代的这种语言，将会如何震惊如何惶惑如何感到自己的祖宗为自己丢面子啊！

更为要紧的是，牛一吹起来，必须伴以作假，或者简直以作假为前提。所谓“历史为政治服务”，就是剪裁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使它为吹牛服务：或者隐瞒真相，或者“层累”（从顾颉刚先生说）即制造假相，也就是鲁迅所谓“瞒和骗”。这两个东西我们的祖宗留下的已经浩如烟海，害得我们不断吃“不明真相”的亏。如果到我们这一代再把它们发扬光大加倍移交，后代的人们除了其中吃考古饭的会衷心感谢我们以外，究竟还能相信祖宗几分呢？

几十年来，国人担任了或担任过几分公事，总说自己死后要“见马克思”。见马克思的资格和手续究竟如何，见了他，他会垂询什么问题，幽冥界隔，无从窥探；可是我们大家死后都要以祖宗的面目“见”子孙，却是一定的。我们的言行是否符合以上四项原则，和我们作为祖宗面子关系极大。谚云，人活要脸，树活要皮；它没说人是否可死不要脸，我个人以为，还是“死要面子”为安全，免得世代被人唾骂，躺在骨灰盒里也睡不舒服。

（《随笔》2007年第5期）

云南辞典

于 坚

春 天

经常会有这样的春天，你呆在屋子里无所事事，看着窗子外面的蓝天发呆。鸟一闪而过，去了你永远不知道的地方。你知道在云南北方的岗子上，一树树梨花像白色的火把那样斜插在红土的山地中，猛烈地燃烧，大风吹过，遍地是白色的火星子。你知道与此同时，在云南之南，大河滚滚，波澜是蓝色的。两岸的低处和高处，阳处或阴处，干地或潮地，全都已经被花朵占领，它们正开得一片稀烂。花的脂肪从树枝上淌下来，阻塞了大河两岸的那些细小的支流，也阻碍了其它植物通向阳光的道路。蜜蜂像轰炸机那样嗡鸣，沿着道路，到处可遇见牧蜂人黑色的蜂箱。你当然曾经像一只幸福的蜜蜂那样闯入过这样的春天，但你毕竟不像蜜蜂那样，和花朵是一种在家人的关系。你进入春天，但你是出家的人。你的道路与一只蜜蜂正相反。它偶尔撞入你的房间，它最终要找到返回春天的道路。所以，你一生中，虽然每个春天都听见花朵在山冈上号叫，但你只有很少的时间能亲抵现场。大多数时间，你只是知道事情正在发生，你通过蓝色的天空和风的速度知道事件在发展。是豹子的身上布满花朵，是蛇在花的洞穴中睡眠。而你远离现场，想象着那残酷的美。你恨不得立即就钻进一只花蕾，在里面腐烂掉。或者成为一只屎壳螂，在那蓬松的、被花朵的脂肪泡胀的红土壤中，扒个洞一头钻进去。但你仅仅是坐在屋子里，无所适从，渴望着无事生非。哦，那一切与你毫无关系。即使花朵把山冈压塌，把蜜蜂呛死，这一切也与你毫无关系。我曾经强烈地体验过这种残酷的无关，那时我在芒市附近的森林中，春月无边的夜晚，我独自一人，走过一座又一座铺满去年十二月落下的、尚未腐败的树叶的岗子，地面被月光戳出无数的斑块，蜜蜂不知到哪里去了，一路上遇见无数的花丛，它们中的一些，当着我的面打开，撬开烈酒罐子似的把气味放出来，香得令我恶心。这些花朵有些在月光中，有些在暗处，拼命地开放着，前仆后继，枯萎的才垂下，掉下，新的骨朵又打开了，仿佛有什么不可抗拒的诱惑在外面吸引它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它们仅仅是要打开，要牺牲在盛开之中。在这美丽无比、安静、凉爽的春夜里，我却忍受着烦躁、闷闷不乐，像一头找不到活干的狼。我又听见一朵马樱花“叭”地一声解放了，我忽然明白，我的烦恼的根源是，我不想当人，我想当花，我要开放。我渴望作为花朵之一，与这春天的故乡，吻合。

远方的声音

在云南的远方，你永远会感到有某种声音永不停息，有某种声音越过风和群山传来。这是河流的声音。云南人都知道，河流就在他们的周围。十年前，我在我的诗歌中写道：“在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河流对于云南，不是文明史上的象征，不是古代的传说，而是越过时间传布到你的生命中的轰隆巨响。河流把生命带向遥远，但这遥远是永生不息的流动，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彼岸。我非常喜欢那些歌颂河流的歌曲，可惜这样的歌在云南还没有被写出来。我听过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也听过葛罗菲的《大峡谷组曲》。我希望有一天，音乐天才出现，为我们谱写在北纬30°～21°附近经过的河流。我很喜欢一首美国民歌《谢南多》。这是一首歌颂永恒的河流的歌曲，谢南多是一位美国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的名字，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遥远啊，波涛滚滚的大河……”这是令我永远热泪盈眶的歌声。

麂 子

我少年时代的云南是一个充满陌生感和恐惧的世界。这种恐惧和陌生不是来自文明世界，而是来自大自然。那时，野兽们和人的世界关系密切，它们就住在昆明城外十公里以远的大地上，有时候还会闯进城里来。我小的时候，外祖母吓唬我的常用短语就是“老豺狗要来了”。这不是童话，不是今天孩子们知道的大灰狼，而是就在昆明郊外的红色山冈中传过来的真狼的嗥叫。

有一个夜晚我躲在昆明四十公里以外的山野的一片树林中。当时我十九岁，被工厂派到农场去收洋芋（土豆）。这个农场叫花箐。长年看守着农场的李师傅在这个夜晚带我们出去打麂子，我们埋伏在一片树林里，等麂子出现。那是美丽无比的夜晚，星光灿烂。林子里有几十种鸟和上千的虫子在叫，那是无所顾忌的大叫，叫得山林就像一个正在比学赶帮超的乐器工厂。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然后就万籁俱寂。过了一阵。李师傅从黑暗中冒出来，说打着了。我们就回去。第二天，我们带着狗，上山去找麂子，山是潮湿的。天空是蓝的。只有蓝色。而土地是红色的。狗忽然叫起来，我们跟着跑过去，在密林里找到了一头死去的小老虎，有一米长。它的脖子上有一个暗红色的洞。白天的林子很安静，除非是起风的时候。

哥布的父亲

哥布的父亲坐在他的刚刚经历了泥石流的家中。后门，以前上山砍柴的门，已经被泥沙堵住了。如果明天泥石流再动，他的家就没有了。我问，那么怎么办呢？哥布说，搬到另一座山上去。哥布的父亲坐在火塘边上，这是一个在土地上刨出的坑，他往坑里面加着松树枝，烧一壶泉水。他停下来就吸水烟筒。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老人，他的脸是黑的，指甲是黑的，衣服是黑的，脚是黑的，他的屋顶被烟子熏得漆黑，腌肉被熏得黢黑。他不会讲我的话，我听不懂他的话。

第二年，他由儿子哥布领着，一生第一次到省城看看。哥布领他来看我的家，他不仅看，并且一样样用手去摸。他摸摸我的电视机。摸摸我的床。摸摸我的锁。摸摸我的浴缸。摸摸我的抽水马桶。摸摸从水管里流出来的自来水。摸摸我的门。摸摸我的玻璃。摸摸我的布。摸摸我的香烟。摸摸我的食物。然后走了，他回到他的故乡去，在另一座山上的家里，他像黑暗那样坐在火塘旁边。

阴影的游戏

苍山的阴影从山脚一直伸展出去十多公里，铺在倾斜但平坦的大地上，大地的终端是蓝色的洱海。在阴影的部分，事物是本色的。但在阴影之外，一切都光辉熠熠，金黄色的田野、金黄色的树和村庄。事物被夸张了，显得更赏心悦目。在这光辉中看被阴影遮蔽的部分，却是一片昏暗，它也被歪曲了。我沿着阴影的边沿，在大地上走，我脚踩的地方也就是高山投到地面上的反映着它的峰顶的部分。这边沿有些虚化，我跨几步进入阴影，又跳跃着回到光底下。这土地是秋天收获之后的稻田，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乌鸦、田鼠和谷雀。阴影缓缓地移动，犹如盲人的手，在摸索着大地上的粗糙的表面。我跟随着阴影，向位于东面的洱海延伸。一整个下午，走了七八公里，看着一个个村庄被阴影网罗。看着白色的牵牛花怎样失去了光彩，回到它原有的朴素中。看着阴影怎样爬上耕牛的角，又溜下它的脊背，把那些残留在它尾巴上的光粒啄掉。我一直跟着它走，走到洱海边上。直到这巨大的幕把整个大地都遮蔽起来。那是我二十岁的某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生命中的正午，我的时间还多。

大地上的沐浴

芒市附近有一个温泉，阿永带我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傣族人的村庄旁边。火热的夏天，我们穿过他们的土地，穿过橡胶树林、野草地、堆在乡村边上的甘蔗塔、鸡、狗、鸭子和水牛，穿过竹篾编成的房屋和红土的山坡，到了那里。这是一个水泥和砖砌成的浴室，卖票。小卖部供应毛巾、洗发膏、沐浴液。里面分男浴室和女浴室，淋浴、盆浴。更衣室、小便处、拖鞋、挂贵重物品的钉子、通风的窗子，热气腾腾……洗罢出去时，阿永说，你看，他们在外面洗。我看见大地上有一个池塘，在一棵榕树下，一群上身赤裸的女人泡在里面。水直接从大地上冒出来。气泡。菠萝蜜般的乳房。下垂的母亲的乳房。古铜色的手臂。黑头发，散开如水草。大地的植物。周围是红泥巴，牛屎、鸡粪、杂草、蛇和蚂蟥；再远处是瓜地和蕃茄地、芒果树和香蕉树。再远，是无边无际的水稻和青山。水哗哗地响着，水已经被泥巴染成了红色，她们在玩水，露着牙齿笑，互相泼着身体……一切都在金黄色的落日的光辉中。

颂歌式的葬礼

我在云南的大地上目击过颂歌式的死亡。那是在德宏州的芒市。温暖的春天，我沿着乡间公路骑着自行车漫游。周围的风景，先是用“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来描写最得体。漠漠，当时是早晨，雾尚未散去，但已经不浓，雾后面的树林已经依稀可辨。白鹭是古代的白鹭，越过历史飞来的天使。如果千年前那位诗人复活，他会一眼认出。但黄鹂是看不见的，是听见的。大地上有鸟在啼，但不知道那是不是黄鹂，我很少有时间能够停下来，仔细辨别鸟语。无论什么鸟叫，我只知道那是鸟叫，与狗吠不同。古人的时间多，“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有的是倾听的时间。为什么在春天用夏木会贴切？因为在汉语中表示春天的时间，在亚热带的云南德宏，大地上已经是夏天的景致了。后来竹林出现了。山地出现了。不知名的河流出现了。风中有腐败的稻草的气味。也有果子的气味。也有拖拉机的气味。后来，田野扩展成大片的、无边无际的，已经不仅仅是水田，也有玉米地、甘蔗地和开着紫色的花朵的地，开着黄色花朵的地，大地现在看上去像所谓“锦绣”的了。太阳老练地上升着，天空蓝透，又一个上帝的好日子啊！在大地的开阔处，我看见远方又出现了一个白鹭云集的村庄。是什么吸引我向这个村庄走去，白鹭。当我进入这村庄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傣族人的村庄正在举行葬礼。犹如在水田中央突然看见一只死去的白鹭。没有任何迹象向我预告死亡的降临。我听见歌声锣鼓声，在村庄的外面，我看见一些美丽的花圈，不是扎着白花，而是扎五颜六色的花。后来我看见死去的劳动者躺在一个用花和竹篾搭成的棚子里。人们蹲在花棚的周围，敲着锣鼓，哼着好听的歌，像是劳动中的休息。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葬礼。在春天，在花朵和白鹭盛开的大地上，死亡被花朵和白鹭所簇拥，被它的收获所簇拥。

金沙江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河，是金沙江。那是在我十七岁的时候。革命时期，金沙江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高原的许多大河都沉默着，只有金沙江作为革命的象征之一，进入时代的广场，和革命一道，“金沙水拍云崖暖”，鼓舞人民的斗志。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组织了一班工人，学习解放军，长途拉练，为美国人或苏联人入侵我国做好准备。我们决定向着昆明的北方前进，一直抵达金沙江边。我记得当时我被分配在炊事班，背着一口有我的半身高的行军锅出发了。出发是严肃的，具有战斗气氛的。但一出了昆明，意识形态战线本来就薄弱的青年工人马上被云南高原美丽的大地征服了。那时正是春天，四五月，高原上到处是花蕾在阳光中爆炸的声音，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蜜蜂在交配、蝴蝶在交配、雄马和母马在开着野山茶花的山坡上交配、狗们在懒洋洋的红土山庄的磨房外面的干草堆中交配……这景象比语录和标语更轻而易举地深入人的意识，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青春被充满繁殖力的大地所诱惑，就离开了时代的正轨，革命的队伍将到金沙江时，工人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好几对情侣。剩下的抢着给女同志背背包，背干粮袋，给男同志喝水、唱歌。一路上借团结友爱、生动活泼之名行打情骂俏、争风吃醋之实。自然是原初的自然，爱情是纯粹的爱情。白天行军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晚上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扎营有时扎在野外，有时进驻山村，人民夹道欢迎，说是红军又回来了。有一个地方叫老木坝，当晚队伍是在松树叶铺成的打谷场上与村民联欢。第二天杀了一群公鸡，炊事班得到一土碗鸡睾丸，用清水煮一下，几个青工三分钟就抢吃完了。一路就这样玩着。一天早上，正在山路上走，忽然有人发一声喊，说是看见了。一杆红旗马上打起来，都疯了似的跟着红旗跑。举红旗的青工是个失恋的人，他举着红旗飞跑，他恨不得此时敌人的子弹就扫过来，他就在金沙江畔壮烈牺牲，让那负心的姑娘永远后悔。跟着他，跑得革命队伍上气不接下气。换气间，忽然就看见了金沙江的水，绿汪汪的一条，像水库。但离得还远，就又开始奔跑。现在想那时奔跑的样子，那青春，那激情，为着一条河流，就像是一群奔向恒河的朝圣者。江滩很宽，全是沙和白石头，不能跑，走了好一阵。终于到了江边，一直以为这里是山高水寒，乱云飞渡，对岸是敌人的堡垒。在眼前的却是一江春水，清秀明丽，“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样子。对岸是静静的群山，一条船也没有。就听见有人说，红军渡的不是这里，是下面的白马口。就又在激情中继续前进，跟着红旗。沿江又走了近五公里，到了红军当年渡金沙江的白马渡口。这回真是到了，但依旧是碧波荡漾，看不出什么血雨腥风的迹象。我现在想，可能当年毛泽东渡江的地点不是这里，也不是这个季节，心事与我们不同。所以所见的和我们所见的不一样。后来我在另一处又见过金沙江，那里倒真是险恶，阴冷的秋天，乱云飞渡，恶浪混浊。但红军不是从那里渡的江，在那里能自由飞越的，是我在《河流》这首诗中指出的飞禽：鹰。

苍山的三种面貌

猛然间看见苍山在多云的天空下，我被山的样子震惊。犹如在天空中看见基督的脸。看不清细节，没有锋芒，只是一个的苍白色的椭圆状的混沌整体，但巨大无比，挡住下关市西面的天空，就是这巨大无比的体积令我颤栗。再也看不见其它的山了，它们忽然小掉了，逃走了，它比所有的山都大，它与它们的比例是一头雄狮和一群猫的比例。但在一小时之后它已经是另一种模样，在落日的光辉中，十九个轮廓峥嵘的山头，开天辟地从混沌中杀出来，使徒般地排成一列。灰色的长袍，由南向北，一座座呈现着高低不同的坡度和形势。所有的山顶都被森蓝色的雪覆盖着。山顶下面，却被红色的、灰色的、和黑色的云和霞所簇拥，再下面，又露出了山体。这些云和霞可以令有想象力的人想到“张牙舞爪”“飘带”“鲨鱼”“一群历史悲剧中叱咤风云的英雄”“骑大象的武士”等一大堆意象，但这些形容也是轻浮之辈，你刚刚想象了热带鱼，这鱼已变成了骏马，你正要说什么“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它已经变成了棉花。倒显出人性的自作多情和想象力的虚妄。不如老老实实说，这就是在风和光线的运动中，生成的一些不寻常的天象。它意味着一场来自南方的风暴，已经抵达大理地区的上空。一小时之后，苍山已经进入黑暗中，犹如一头黑牦牛从天空中蹲下来。它的黑暗令我毛骨悚然，它比天空更黑，更高大，犹如一个巨大的洞穴，堆积着十万只死去的乌鸦。这黑暗是如此结实，如此密集，令我再次陷入了虚妄的想象力中，不能自拔。

森林之王

高大的树木被雷火击断，烧焦。黑掉的树干独立在高蓝的天空下，有十多根，倒下的树干横躺在大石头之间，长出了棕色的木耳，上面嗡着蝴蝶、走着虫子。犹如教堂的毁灭。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现场像一座雄伟的建筑物的遗址。它坐落在玉龙雪山北面的山坡下，在这里可以看到雪山的不太险恶的顶，令人跃跃欲试，产生了征服它的欲望。成为登山英雄好像已经是马到成功的事。我站在一处，仔细观察着山上的沟壑，盘算着抵达山顶的路线，想象着清风白雪。想象着“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但只过了十分钟，风和雪就下山了，犹如踩着雪橇飞下来的，周围顷刻已成了冬天，晴朗已经粉碎，周围一片迷茫，混杂着雪片，有什么东西倒塌下来的声音。现在的念头是逃跑，逃回山下的夏季中去。雪山在世界的时间之外，它自有它自己的季节。它可以在一天之内，经历春夏秋冬。但才过了三十分钟，晴朗的夏日又破镜重圆。天气像魔鬼放牧的群鸟，一忽儿是海鸥和风暴，一忽儿是乌鸦和雪，一忽儿是鸽子和阳光；而现在是蓝天，莺歌燕舞。登山的勇气丧失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征服的，想象力是虚弱的表现。为什么想象力永远只指向高度，指向攀登，而不一开始就指向逃跑的线路的？森林边上坐着一个人，衣服破旧，脸膛黑而脏，一支枪靠在肩头上。想象力告诉我这是一个猎人。到他面前时，他跷着二郎腿，躺在斜坡上，正在喝一瓶白酒。他伸出脏手来和我们握。但司机不和他握，司机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小伙子。他还背着一个军用书包。想象力以为那里面装的是苦荞面饼子和烧洋芋。想象力相信这是一个贫苦的猎人。但不是，他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是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在成都当兵时的日记。第一页就是：“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穿上了绿军装，胸前带着大红花……”想象力以为他会讲大森林里的故事，它和一头豹子或狼的故事，或者他和唱山歌的表妹的故事。但他坚决不讲，他要讲他在成都当兵时，站过岗的那条大街。讲他在成都当兵时，去过的电影院。讲他在成都当兵时，在礼堂里听报告。我十二年没有讲普通话啦。他讲的是普通话。问他是干什么的，家在哪里。他说，他是守树的，也是国家派来的。有工资。他说他是民族。他家在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到丽江县两个小时。他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他又掏出笔记本，翻开后面，让我们看战友分手时给他的留言：“让我们回到广阔的天地里，百炼成钢！”“飞翔吧，你是高山上的雄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又喝酒，要司机也看看他的日记，毫无想象力的小伙子不看，他要去看一只松鼠。他看着他看了一阵松鼠，突然间扯羊癫风似的把酒瓶一砸，酒瓶并没有如他期待中的那样“砰然一声粉碎”，而是闷闷地落在草地上，摇摆了一阵，垂下。他更生气，“呼地一下”爬起来，抬起了猎枪，飞快地倒了一瓶火药进枪管里去，然后枪口对着那个正在看松鼠的小伙子，说：“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你开玩笑呢！”“再叫我要抠扳机了！把包包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你们两个！”他把枪转过来，对着我和老刘（一部风景片的导演）。我看见那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挺身而出的肚子。我举起双手，价值五千元的照相机在我肚子上晃荡。老刘用流利的北方方言说，给你给你，我看见他掏出一张一块钱的票子扔在草地上，这票子立即被风吹得飘起来。他哇哇大叫，我们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老刘身上，我赶紧垂下一只没有骨头的棉花手，把相机磨到屁股上去。紧急关头，我不担心肚子，我担心相机。他举着枪，后退一些，把嘴里衔着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安进了扳机。“他真要开枪了，那是撞针。”老刘叫道。我想拔腿就跑，但拔不出来，什么可恶的东西把我钉住了。老刘继续讲着好话，有什么事慢慢说，要什么都好说。什么事都可以说清楚的。是不是，小伙子。我也是当过兵的，成都我也在过，那是个好地方。你吃过麻婆豆腐吧。当兵的到哪里都是战友嘛。你们军长和我是老乡。今天大家就交个朋友嘛。来来来，把枪给我，我看你这支枪还蛮好的。他就真的把枪递给了老刘。我不是冲着你两个的，我是针对他，他看不起我。你以为我喝多了？你不看看这是在哪里？成都？我想打哪个就打哪个。我忽然发现，这地方不仅仅是满足想象力的风景区，想象力遗漏的部分是，在这片风景中除了他的森林，他的山，他的风，他的雪，他的鸟和兽和以及他一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我们得罪的人是一个王。继续讲好话。老刘会讲，已经讲完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开始回忆亚热带丛林中的蚊虫了。讲了两个小时，这期间经历了半小时的夏季，四十分钟的冬天，话说到再见的时候，又是秋天的阳光照在林梢上了。老刘给他一百块钱，作为“战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森林之王不要。王说，我是想和你们说说话噻！他只要了一个笔记本。又是阳光明媚的春天，百鸟乱叫，我们告别，握手，再握手。他背着猎枪，转进森林不见了。我们往山下走，疾步如飞，害怕什么会追上来。忽然听见，高高的玉龙雪山下，密密的森林里，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是他开的枪，老刘说着，被一条过路的蛇绊了一跤。

登斜阳峰

斜阳峰是苍山的由南向北数的第一个峰。这个峰海拔最低，看上去，葱葱茏茏，很好爬的样子。当时一起去爬的人有嗓子、李根、郭文平、小朵。1986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坐在苍山西路五十八号嗓子的小屋里，聊着当代诗歌。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有人说，走，爬苍山去。大家就说，走。屋子就盖在苍山的脚上。所以出了门，向后转，就上山了。天空晴朗，鸟在头上飞。空气透明度很高，几乎可以看见斜阳峰顶的石头，看起来，爬到山顶容易得很，还可以坐在高山之巅，看看嵌在红土高原中的洱海，看看它是不是像一只蓝耳朵。就唱着《游击队之歌》，想象着是一群山鹰之国的勇士。往高处上了一个坡，山就向纵深里后退了。在远处看只是一道软绒绒的草绿色长坡的山，现在发现是错觉。连成一道斜坡的只是“苍翠”，而苍翠的载体，山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坡，而是一层层深深浅浅的坡台，有的陡，有的平，有的是山包，都被树木遮蔽着，看不出来，要走进去才知道。一路是矮的松树林，野草地，开着花。进入了具体的山，视野就小了，只见得到山谷的局部，只是一棵又一棵人头高的松树、杂木，都长在草地上。过了树又是树，都过了一千棵树了，我们还是在山谷里走，还没有到第二个台阶的脚。好太阳现在成了毒日头，辣得一身汗，草叶沾到汗上，皮肤刺痒。李根背着一只蚕豆大的老蜜蜂走，他不知道重，那蜜蜂爬在他的脖子下面，仔细地找什么。郭的小腿肚被刺划开了一条血口。我的头三次撞在粗树枝上。嗓子和小朵在后面骂骂咧咧，好像是骂毒日头。回头看看，两个人，一个正在扯树叶，编遮阳的帽子。一个弯着腰在找野草莓嚼。后来林中出现了两条路，弗罗斯特在这里写过一首诗。我说，走这条。嗓子说，走那条。五个人就分成两路，各走一条。我、李根和郭文平走一路，我们的路很快就到了一座山底下，相信是通着斜阳峰顶了。就爬山。这山坡是石头和刺丛、茅草混杂，岩石有半个人高，只能在岩石缝里找路走。相当艰难，现在体会到了当动物之不易，要在这样的山地上穿梭自如，确实是要有一身功夫。在岩石里绕来绕去，担心着被麻蛇咬着，倒不怕大的野兽，这山上已经没有。它们在1979年前后就转移了。爬到这座山的顶上，立即抬头看，发现另一个山头才是斜阳峰。面前还有一片树林。又穿越树林，到那山脚，看出这座山是一山的杨梅树。扯下些杨梅吃吃，又爬山。这回视野渐渐开阔了，但看不见山下，因为山是在云层里。杨梅树盘根错节，几乎完全网住了山体，只能踩在它们的根根上走。山是湿淋淋的，一直在下毛毛雨，爬了一截，我们也像杨梅一样，潮透了。爬上杨梅坡，山上的树木忽然少掉，露出一个山脊，这山脊像一把斧头的利刃，两边是陡削的坡，山路就在斧头的刃上，只有一米宽。我站上去，冷得发抖，大风吹着，吹得我像草一样弯了身子，就不能站起来，只好笨熊一样贴着地面爬过了这段斧子口。过了这段，再往上爬一个不大的坡，就是斜阳峰的峰顶，但它在冰雪里，要站到那冰雪之巅，我们这种业余爬山水平是不行的，再向高处去，爬山就成了登山，是专业技术了。抬头望望斜阳峰，它白雪皑皑，在它后面，还有比它更高的雪峰，我感觉到了，但看不见，冷气就从那里嗖嗖地扑下来。也看不见下面的世界。要去高处就不要牵挂着芸芸众生的世界。“在高山上人是孤独的，只有平地上才挤满炊烟”。人迹罕至的高处并不好玩，没有人会看见你在“孤独中”，孤独其实是要给人看得见才有价值的浅薄东西。在高处，不是什么挺住就意味着一切，而是挺住就是你一个人挺住，挺不住就是你一个人挺不住。所谓自作自受。我冷得要死，在高处呆了不到五分钟，就下山了。下去才发现山相当陡。根本站不起来，只能慢慢地梭下去。下到半山，太阳又出来了，蓝天又出来了，风也小了，衣服也干了，猛然看见山下的洱海，一只蓝耳朵。又发现嗓子和小朵躺在下面的一片草地上睡觉。原来他们走的那条路不通山顶。下到他们睡觉的那里，他们看见我们脸上和腿上划破的口子，被水和红泥巴弄得脏巴巴的鞋，就说，疼不疼，我就说爬高有什么意思，一样也看不见，又危险，又冷。我们这里倒是舒服得很，又看得见洱海上的白帆，又不累，又可以晒太阳，又可以睡觉。我说，这里好是好，不过么，也就是春日看风景的水平了，永远不会知道上面还有专业水平。我解开鞋带，把脚拔出来晾，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于坚新浪博客2008年6月9日）

在镇里飞

塞 壬

我惯于遭遇那些隐秘的生活，陌生的气息袭来，隔离的场景，如同一个清醒的人置身在一场模糊而不可靠的梦境，这个梦境后来逐渐清晰，我很快就有了跟它相同的气味，我从来服从这生存的场。当陌生和隔离慢慢被洗掉之后，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人认识我，我在哪里，我将要去哪儿，无声无息，像沉入漆黑的深水里，连同它的气味。2005年，我不停地游走在东莞的常平镇、寮步镇、厚街镇、虎门镇之间。两年之后，我将那一段经历用了一个“飞”字，飞翔、飞奔。它说出了姿势和表情，它传达出自在、自得甚至有某种轻快的信息，有逃脱的快意。原生，孤独，无人惊扰，像深山里的野花，旁若无人地开着。我说了飞奔，这风尘仆仆的表情，照见一个人的倦容，照见一个肉身的姿势，她很低很低，几乎贴着地，但内心飞翔。于我，它如此熨帖，如此契合我的气味，仿佛我从来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激情，不需要所谓的死去再复活，甚至不需要意义。它全然不是那种带着大城市的优越感跑到这里来撒野、希图获得陌生经历、体验新鲜感、寻求艳遇和激情的有闲人的无聊目的。“我真不知道你呆在那种偏僻的小镇子里干什么，那些地方到处破破烂烂的，你在冒险……”我的朋友在电话里大声地质疑。我正想跟他解释，话没有说完，一股突如其来的荒芜感涌上来，所有将要说的话都滑脱了去。我掐掉了电话。

对话因隔阂而中断。这是在东莞的常平镇，我卸掉了广州的手机卡，换上了东莞的新号码，我不打算把它告诉那些朋友，他们已无法进入我现在的生活，他们属于过去。一个人就这样失踪，我似乎有点迫不及待，竟这么迅速地切掉外界通向我的所有路径，我几乎是扑向了东莞的镇，我喜欢自己这样无蔽的敞开之状，飞翔或者飞奔，透明、轻快，看见自己，辨认自己，然后说出并领会。常平真是一个充满寓意的地方，它在广深线的中间，一头连着广州，一头接着深圳，两端连接着我的过去或者未来，它们在两端无限延伸，遥远，我只能是眺望。我在离常平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租了套小公寓，二十五楼，临街，繁华的商务地段，香港人的后花园。我原本在广州一家定位高端的时尚杂志社工作，啊，每个月的广告任务压得让我窒息，市场过多的同类媒体摊薄了广告份额，价格战，抢单，炒单，给回扣，请客户吃饭，做媒体策划，催款……我陷入了这可怕的漩涡，月复一月，这漩涡挟裹着我飞快地旋转起来，我感觉到自己在慢慢消失，像一头驴子围着一口石磨，机械，呆板，浑然不知疲惫。我要让自己慢下来，再慢下来，我要感受到光，色彩，大地，诗歌，春天，童年，梦想，爱，或者恨……我得让自己解脱出来。于是我跟老板说，我想在东莞设立一个办事处，拿百分之三十五的广告提成，其它一切费用自理。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拒绝，这对杂志社没有任何损失，我还是极有可能把东莞的市场做起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当然，我这样决定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我对自己业务能力的自信，对东莞广告市场的自信。一个人操作一个区域的业务，有绝对的自主，从另一方面说，我逃离了广州写字楼残酷的办公室打卡、守时制度，逃离了压抑、方格型的办公室，逃离了监控。此外，同事之间的业绩攀比都快让我崩溃了。

逃离广州，飞向东莞的镇，我成功了。我时常在落日前临窗眺望着常平火车站，目光延至广州或者深圳，就像眺望一个人的过去。我刚洗完了热水澡，时间在缓缓地流动，窗影的明暗也在缓缓地变幻，落日洒上餐桌，洒在花瓶的瓷上，墙上的老式挂钟发出沉闷的声响。我仰起金黄的脸，看着从广州或者深圳来到这里的人，他们从站台走出来，他们全都一脸疲惫，拉着行李箱，步子滞重而迟缓，跟我当初来时一模一样。很快，镀了一层金黄的列车在暮色里把现时驶向过去，广州或者深圳，在那里，时光被回溯，那个人再一次一寸一寸地抚摸被扔在那里的时光，那些还没来得及被遗忘的往事，爱情的碎片，没有结尾的诗歌，一些人的面孔，一些庞杂的事，它的缘起和它的终结。她用自由换来了孤独。这孤独在慢慢向她围拢。

我似乎对工作没有倾入太大的热情，但必须得踌躇满志地定下计划。每个月如果不签下两万块钱的单，我在常平的生活将会很吃紧。但我要感知的，却不是一个赚钱的过程。在东莞的镇里，该会有一个怎样的我会被呈现出来？手机死寂着，常平在注视着我这个外来的人，我依然没有跟它真正贴近。夜晚无端地失眠，望着天花板的裂痕，想象它消失的走向。下楼来，迎面的喧哗带着浓烈的气流把我卷入其中。隔着临街的大玻璃，香港人在日本寿司店或者韩国烤肉店跟美貌的大陆女孩聊着天。她们的领口开得很低，都涂着很深的眼影。它垂着，似乎正要掀起一场大水，时间被一种慢轻轻抽打。夜晚的常平，像一条腥香的脏裙子，隐秘的华丽，锐利的性感，颓败的旺盛。胃口不好，我找了一个热闹的大排档坐下来。这是一条不宽的巷子，年轻的妓女们在那里扎堆，她们都耸胸，露着大腿和肚脐，涂着银蓝的、银粉的眼影。她们吸着烟，雾气缭绕，一个个霸道的样子，叽叽喳喳地，那样地热闹。我点了麻辣烫，左边和右边很快就坐上了这样的小妓女，左边那个坐在一个男孩的腿上，他很帅，是那种有点坏的帅。那小妓女坐在他腿上，手里拿着一串鱼蛋吃着，她穿着极短的牛仔裙，两只脚悬着荡来荡去，大腿白得晃眼。她用方言跟旁边的小妓女们对骂着，声音脆生生的，很好听。旁边的那些个也跟着哈哈笑，听得出来，她们亲昵的程度。她移了移屁股，跟我正对面，那腿还是一荡一荡的，我滑眼一看，我看见了她穿着丁字内裤，她的地狱之门。那丁字内裤陷进那个缝，它非常饱满，而且干净，我一下子感觉到的：干净，没有别的可以取代。我甚至想象，她跟那男孩发生的性事也是干净的。很快就起风了，有点冷，一种荒凉的感觉向我袭来。风吹冷了面前的麻辣烫，我吃不完，耳边依旧是她们娇脆脆的调笑，余音不断地在耳边萦绕，我迎着风，慢慢往自己的公寓走，一路的喧哗，一路的霓虹灯，水红暗绿，明灭闪耀。常平的夜晚，让我忧伤。冰冷而漆黑的公寓等着我。

虎门镇的一家地产公司对我的杂志表示有兴趣。从常平到虎门要坐两个小时的车。201路车，途经寮步镇和厚街镇。我从未见过比这更脏的汽车了，冷气，封死的窗。塑料座位的座椅、靠背是黑得光亮的污垢和灰尘，车厢的地上扔着用过的纸巾、饮料瓶、瓜子壳、水果皮，还有斑斑痰迹，晕车人的呕吐物用黑塑料袋装着，打了结，搁在椅子脚边。拥挤的人，很多来自乡村，男人黑糙的脸，油脏的头发，一绺绺地耷着；发暗、袖口一圈黑渍的衬衣皱巴巴的；破旧的皮鞋的鞋边沾着泥土，他们一靠近，开口说话，乡音伴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们把行李塞在车的过道里，看形状，那些蛇皮袋子里装着他们的被子和衣物，红色的塑料桶放着茶杯、毛巾、肥皂、牙膏等各类杂物，胡乱插进去的衣架和拖鞋伸出桶口。有的妇女抱着孩子，孩子一般都是睡着的，他的脸很脏，有鼻涕抹过的痕迹，都干了。那妇女长着大大的奶袋子，粗粗的腰身。坐在她后面，我看到她蓬乱的枯发，用打了结的红绒皮筋扎着，没有翻平整的衣领子被压在旧外套的领子下。她扭过脸来，一脸的雀斑，微微的龅牙，一副浅薄的呆表情。坐在她身边的时尚少女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她扯了扯自己的衣服，挪了挪身体，竭力地想挪出点距离来。车厢里充斥着汽油味、烟味、人呼出的气、浊气，还有病人的汗、臭脚，有人吃方便面，有人放阴屁。这些来自乡村的人，远离土地，背井离乡，此刻，他们跟我一样，从常平去虎门，为着生计。201路车，记录着真相的表情，他们在城市如此突兀地存在，生腥，怪异，像卑贱的尘埃，城市根本无视于他们。

我是晕车的。车一启动，胃开始翻涌，我一阵阵地感到恶心，涌到嘴里是大口大口的清水，我极力地控制着不把食物给呕出来。头痛，是那种刚刚患上感冒且又疲劳过度的痛，太阳穴里面的神经痛得一闪一闪，不太尖锐，但一直持续。长达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几乎是一个病体，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睑，无助也无奈。没人认识我，无可参照，在谋生计的路上，照出了一个病体，它是多么弱！我注意到车上的人，像这样晕车的非常多，他们用黑塑料袋捂着嘴，随时准备着呕吐，有的人吐了，把头垂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一脸的病容，我从来不会认为，这样的病容仅来自晕车的生理反应，我深深地相信，生存的场，在残酷地伤害着太多的人，这病容分明是悲伤的表情。一路的颠簸，骗子和小偷都会出没其间，在这样的车厢里，弥漫出特有的匪气来，一个狭小的空间，肮脏、动荡、危险、疾病、不安、焦虑……它们真实地隐在空间里，不，它们都是有着体积的实物，醒目地摊晾在这空间里。

一伙一伙的骗子在车厢里表演拙劣的把戏，这些来历不明的人，衣冠楚楚，散发着猥琐、闪躲、狡黠的尖锐气质，他们用眼角迅速扫过车上所有的乘客，然后高声地宣布有人买健力宝中了五百万，由于急需要钱用，现在要把奖券转让云云……这把戏早被别人拆穿很多次了，没有人上当。团伙里有时还会出现一两个妇女，她们仰起一张姿色褪尽的扁平的脸，拍着你的肩膀，说着老乡老乡，机会不要错过，便宜转让，然后信誓旦旦，说自己就是受益者……惯于疲惫，太多的人，连眼睛都不曾睁开过，骗子见没戏，马上集体下了车。而车继续往前行驶着，摇摇晃晃，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有些情侣相拥昏睡，还有熟睡中的中年男人，那可见尘粒的阳光照在他张开的大嘴上。我是不敢睡的，我如何能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这危机四伏、可疑、可怖的一切，如何敢想象醒来后会是在什么地方？如何敢把自己的肉身彻底地交付出去？我看着那些熟睡中的人，他们婴儿般的表情，对于这个世界，他们也许已不屑去怀疑了。小偷会对他们下手吗？不，小偷紧盯着像我这种满怀戒备的人。去客户那儿做采访，包里有数码相机、手机和钱包。我把包牢牢地抱在怀里。晕车，我靠在椅背上，低垂着头。上车的时候，我尽量选择女性作为我的邻座。一脸愁苦的表情，内心警觉，两个小时，紧张、焦虑，一秒一秒地捱，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地名、站牌，一站一站地数，国际假日酒店过了，华润超市过了，家具会展中心过了，虎门近了，更近了。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有人到站后，一下车就遭到抢劫，原来在车上那人就被小偷盯上了，在车上没法下手，那人一下车，小偷们迅速变成了强盗。我清晰地记得，那个人被那帮强盗撕开衣兜，花花绿绿的钞票飞舞开来，好看极了，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揪紧——我感到了害怕。

从这个镇到那个镇，采访、派送杂志、送广告投放策划案、进行广告谈判、审稿、定稿……我都得乘坐这样的巴士，几乎每天。这样下去，我的身体很快就会垮掉，那可怕的历程，胆颤心惊的分分秒秒，不幸的遭遇迟早会降临到我身上，我像一个猎物，在明处，清澈如水。我眼前不断出现受害人绝望的喊叫，那样的悲伤让人心碎。我联系到厚街有一个写作的朋友，跟她说好每月在她那儿住三至五天。至于虎门镇，它有着比较大的业务量，本身有一个不错的广告市场，我最终决定在虎门租了间单房。每月在虎门呆上半个月。常平，厚街，虎门，一个人的飞翔，一个人的孤独，2005年，一个肉身隐退、一个干净的魂灵在镇里飞。

我很快在厚街签下了一个大单，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电话打过来，说是酒店的副总理跟我谈谈广告。慌忙间，赶紧化了淡妆往外跑。天变冷了，风很大，呼呼地吹着，目之所及的事物都变了形，街道、商场、行人和车，还有广告牌上明星的笑脸，就像多年前堤坝上的露天电影，风吹鼓了布屏，里面一张张变形的脸。我也变形了吧，我的身体倾斜，笑容也倾斜，心里头有一股甜东西不停地往外溢，我像个孩子一样，那甜东西一路洒落，一路洒落。到了酒店，前台小姐安排我在会客厅等候副总。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从过道那头一路走过来，她就像是从最安静的地方来的，没有声息。四十多岁，保养得很好，没有化妆，一张干净的脸，唇角的表情安详，目光温暖坚定。她把茶移到我面前，我看见她白皙的手上淡蓝色的脉络。我震惊她从头到脚安静的气质，仿佛来自最沉最静的地底。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那样一副拙态，是那样愚蠢。我一路坐车而来，怀揣着跳动不止的喜悦，一路的喧哗，车声、风声、人声的鼎沸。坐在她对面，我脸上的那种急切的喜悦一定还没有来得及收拢。而她把那种沉静的气质带过来，先是进门那棵发财树安静了，那茶几安静了，接着那一排排的转椅安静了，会议桌、资料柜、窗帘都安静了，她一坐定，整个屋子安静了，尘埃都落定下来，茶水静如平镜。她看着我，开口说话，我慢慢镇定下来。她说，她看了上期杂志我对酒店的采访，很喜欢我的文字。我听着她说着如何喜欢我的文字，我看着她的脸，突然开始致幻，她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楚。我突然听见自己说，我想给副总您约一个专访，请您一定不要推辞。她的脸微微地红了，但没有拒绝。广告很顺利，她签下了半年，六万块。我想为她写什么呢，写她让我看到自己愚蠢的躁动？以及浅薄的喜形于色？我给她约专访，应该说不太像是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是的，这么些年来，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我从来不认为她那样的气质是先天的，它恰恰是经过时光打磨后沉淀出的深厚的、内在的大静，它跟智慧有关，跟性情有关，但跟养尊处优却未必有关。这样一本时尚杂志，我去写一个女人的气质，她的主张，她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有什么会比这种东西更性感的？

签了单出来，在冬日的艳阳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可以一个月不用那么拼命了。我请厚街的朋友去吃饭。她住在厚街一个工业区的附近，那儿是一个热闹的街市，它竟然跟广州的棠下一样，有一条肮脏的河，常年发着腐臭。食肆就在那里，一溜大排档，昏黄的灯，从来都是午夜的倦意，有时起风，它吹鼓了挡风的布帆，它把人们的喧哗也吹得四处飘荡。工厂里下了晚班的打工仔，在那里请他们的姑娘吃饭。低档的饭馆，女服务员伸出手，黑黑的指甲盖，她们穿着低腰牛仔裤，露出一箍肥糙的皮肉。再往前走，是水果摊，桔子黄黄的，码得很高，远远望去，它们身上闪闪点点，像是被淋湿了。摊主隐在光线不好的暗处，待你走近，他们才冒出来。随后，他的身边还会冒出一两个脏孩子，安静地、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后面就是一个小型的小商品市场，它散发着潮湿、腐臭的气味。市场里摆着台球桌，一群小青年围在那里打球，我看到那脏兮兮的白手套，指套都脱了线，但这不要紧，关键是有要周润发的味道。也有女孩子打球，穿着低领的T恤，趴在桌上半蹲的架势，露出两个圆球一样的乳房，俗气的性感，模仿的拽。再往里，更阴暗了，那里五块钱的T恤，十块钱的文胸，还有很多假皮包和成堆的拖鞋，一扎扎卖臭干子、炒粉、糖水的摊子塞在过道里，穿着低胸露背、化着浓妆、皮肤不好的女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我们找了家还算像样的湘菜馆，两个女子，点了一桌子菜，喝了酒，我对着这个在镇里唯一有交往的朋友说了很多胡话。她说我的脸滚烫滚烫的，目光有些疯狂，她说她走进不了我的孤独。反之，我也一样。两个写文章的女子，没有相惜，那太矫情。淡淡的距离，却有相知的温情。

我在虎门的时光，似乎没有专心去做业务。不，应该说，我从一开始并没有一门心思地去赚钱。我打量着虎门。相比常平和厚街，虎门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在吸引着我，南派时装之城，到处都是制衣厂，空气中有棉丝绒的工厂，它们塞满了各个角落。那些旧楼房、仓库、住宅、作坊像虱子一样多。那里面时而传来孩子尖利的哭声。焊死的防盗窗，漆黑的安全通道，锈蚀的、滴水的管道，此外还有更多永远潮湿的地方，趿着拖鞋、头发蓬乱的干瘦男人在楼道里来来往往。在服装的海洋里，所有东西全被淹没了。我看到疯狂的鸣笛声，堵塞，匆忙的身影。南来北往的人，推着架子车，要是谁挡着他的道，他就大声诅咒。窒息的卖场，浩瀚无边的货物，装卸，通道，停车场以及发臭的运河，它们混合着烧烤的油烟气味，它们拼命地抽打时光。大笔的现金交易，人流，物流，它让一个注视它的人茫然，不知所措，并再一次被卷进这混乱的漩涡。虎门没有闲暇去理会一个写文章的女子，它要忙着交易交易交易。我在虎门做的两笔单非常干净利落，没有周旋，没有太多铺垫，长长的空白留给了我，我成了闲人，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距离去观察自己。

我并不急于回常平的公寓，我领着在广州已分手的男友去游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他出差在此地。他一下子把广州的气息和记忆带给了我。我疑心自己呆在虎门不走的原因跟他有关，但不愿证实。走进鸦片战争博物馆，一个突然安静、阴暗下来的建筑物，类似少林寺的藏经阁，阳光从楼道的窗户泻下来，尘埃在阳光中闪闪发光，散发着隔世的气息。它的门楣正斜对着一池静水，两对假鹤，几弯垂柳，正像一个倦怠的美人打着哈欠。即使在中午，这建筑的内部阴沉，外面却阳光猛烈，鸦片战争博物馆，一个被突然抽离时空，一个惹眼但却又被遮蔽的建筑，走进去，就走进了迷宫。立在门边的大圆柱被幻想成勃起的阴茎，向内，是一处骚幽，它凹陷，随着梦境陷落。它暗示着一种色情的味道，我和他都被这暗示指引。他拽紧了我的手，我感受到他灼人的温度。我们一出来，阳光突然打开，四周响起洪亮的宋祖英的《爱我中华》，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在宣誓，这明亮的上午。

我相信两个人连在一起的那一刻，命运是相同的。我们如何才能连在一起呢，两个身体，在摸索，在拼命地寻找各自想要的，我们连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人，那一刻，我们是一个人。之后，我们的身体分开，继续彼此孤独，像左耳和右耳。一股强烈的悲伤涌上来，我紧紧地抱住他，想把他嵌进自己的身体，他轻轻地说着，跟我回广州吧，回广州吧。啊，广州，我曾经彻底失去过自己，爱情无法让我获救，它太弱了，它无法医治孤独。我在深夜沉默着。哲学式地沉默着，这样的沉默在常平，在厚街，在虎门。我停不下来了。我着迷并深陷于这孤独的内心之旅，并开始依恋着它。我要感知的，是在飞的某一瞬间，重新看见自己。就像在匆匆的一瞥中，惊见真实的脸，而在混沌中看见它的人，不顾一切地追随着去。

（《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4期）

1988年的背景音乐

魏 微

1988年来了。

关于这一年，有很多背景性的记忆，大的不说，只说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的，比如崔健。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音乐怎样响彻在1988年的中国上空，以至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成长，我至今也不甚明了。暴阳，愤怒，迷茫，人文关怀，理想主义，政治波普……这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崔健很聪明，他把着时代的脉搏，就像医生一样，问问家里的情况，平时饮食怎样，甚至开两句无关痛痒的玩笑。他知道病根在哪里……可是他突然间发怒了，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受惊吓了，人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医生”，他年轻，体力旺盛，曾有过热情和理想……他也许在说，我也是个病人，和你们一样，我不幸福，每天受到伤害。

他需要被关怀，他像孩子一样委屈，他的思想脉络清晰，他的话语无厘头。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他是幽默的，嬉皮的，可是他拎得清，冷不防说了句玩笑话……可却是真话。青年人激动了。只有他们能理解崔健，把他奉为圣贤。从前，这一代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听话，温良，顺从，如果时代不变迁，他们大抵是要读着马列主义长大的。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革命，旧思想的死与衰亡……一下子到了八十年代。

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八十年代，它就像幸福，像身在福中不知福。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幸福不是现在时，从来不是。

各种新思潮来到了八十年代，卡夫卡，萨特，康德和叔本华……挤满了中国青年略嫌单纯稚嫩的头脑。他们不满足了，开始反思，批判。是呵，谁都知道反叛能带来快感，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远离平庸。——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受伤的时代英雄，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呵。

我们权且不问他们为什么反叛，为什么迷茫、不快乐，就当是青春期的体力发泄吧。无聊，想使坏，总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借口，那就是时代吧。

这个时代充当了冤大头。一个健康活泼的年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难免的。而崔健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启蒙者。他是个急先锋，他手里扛着时代的旗帜，他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他当然是明白的，我们以为他不明白，所以我们激动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你说你不明白，你有很多疑惑，你迷茫，这准不会有错。这会被视为时髦，引来群龙呼应。

崔健就这样传至1988年我的家乡小城。常常在校园里，我们看见一些男生趿着拖鞋，端着瓷碗走往食堂的路上，唱起了《一无所有》。他们干吼了一声唱道：我告诉你我一无所有，我要让你跟我走……

我倚在廊柱上听着，微笑着，我以为自己是心领神会的。

我也喜欢崔健的另一首歌，叫做《从头再来》，至今也未听过，只是无意间从一个女同学带来的一张磁带纸上看见了这首歌词，欢喜不已。我把它抄在一个新皮面本的首页上，每天看上一遍，把它当诗读。现在，皮面本早就丢了，可是歌词还记得两句，大意是这样：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做这世界唯我独在……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大时代里的平民英雄，有着罕见的孤独豪情，可是也只剩下了豪情。

那时我们还来不及触及罗大佑，在稍后的几年，听到他的《恋曲1990》，也许我应该更喜欢罗大佑，因为他的温文。他是忧伤的，可是我不喜欢忧伤。我自己就是忧伤的，骨子里有着难以遏制的小资情调。自己也意识到了，很不好意思，总是立意纠正着。

我们每个人都是忧伤的，可是忧伤没有用处。

我喜欢有用处的东西，物质的，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八十年代是格格不入的。我也不以为自己属于八十年代，我在九十年代长大成人，形成了那个年代里所特有的重实利，自私，靡顿。有一些道德良知，要面子，做起事来优柔寡断。经过十年的狂躁发展，社会稳定了，虽也在向前走着，可是老实了许多。人不再是狂妄自大了。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小，处事谨小慎微。

我想这是对的，永常的人世恢复了它应有的面貌。

我未尝不知，把人和时代放在一起分析，颇为牵强。人是个体的人，而时代是不负责任的。我始终认为，时代是虚妄的，每十年一个时代，虽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时代又回来了，新的一茬人，新的楼房，旧的时装样式，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旧思想……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源远流长着，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卷土重来。

说起1988年的流行音乐，我们也听齐秦和王杰。——这也许是稍后两年的事了，我不记得了。内地的听郭峰，五月歌咏会的时候，合唱《让世界充满爱》，全班同学站在舞台上，统一服装，男生白衣黑裤，女生白衣黑裙，一首歌唱得花样繁多，先是由两个男女生领唱，然后合唱，交叉唱。还要晃着身子，形成一种参差之美。

我那时已经不天真了，总觉得这类做派让人汗颜。不过我还是合作的，张着嘴，只是不发出声音。我噪音低沉，不清脆，听起来不像女生。初三那年，语文老师让女生们朗诵课文，再由男生朗诵，最后他总结道，女生的声音清脆，像潺潺流水。我不由得想到了小便的声音，听来也不过如此。

我想我是自卑的，我是最无个性的学生，长相平庸，成绩也不出众。整天精神涣散，身体处于游离状态。我希望所有人都忘掉我的名字，走在人群里立马就消失。我很听话，厌恶户外活动，课间操能逃则逃。下课时竟懒得上厕所，总是伏在桌上睡觉。我很少说话，同桌的一个女同学也不爱说话，整整一学期，我们沉默着，呆坐在课桌旁，就像陌生人。

这是早些年的事了，到1988年，我的性格略有变通。我开始和人交谈，有三五个好友，一起讨论人生、理想等方面的问题。我常常皱着眉头，对人世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意识到了，心里很快乐。我们也看电影画报，从上面得到零星的流行元素，哪个女演员漂亮，哪个女演员有气质。

那时候，我们已注意到“气质”这个东西。什么是气质呢，我们也说不清楚。我们说，刘晓庆是漂亮的，可是潘虹和陈冲就有气质。我们喜欢气质。我们看她们怎样穿衣服，怎样搭配，一点点牢记心间。在不久的将来，这于我们是有用的。

我们也搜集明星贴纸，从校门口的小摊贩手里一买就是五六张，有张国荣、刘德华、张曼玉、刘嘉玲……把他们粘在课本的封皮上、扉页上。我们尤其喜欢林青霞，常常为她的清纯和气质叹服。课间十分钟，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围着课桌看林青霞的照片，边看边说，有时会尖叫着，笑倒一片。

我从此看到我性格里的另一面，温暖的，通俗的，它是属于“人”的那一面，在1988年的夏天，正一点点地呈现出来。我想我是长大了，梳着麻花辫，穿着布衣裙。那时我还戴着眼镜，很笨重的学生镜，架在鼻梁上，一不小心就会滑落下来。

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枯燥，寡言，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曾有着多么敏感、耽于幻想的心。

听歌我能听出眼泪来。1988年，似乎有一首歌叫《我祈祷》，优美，深情，我最听不得男人的深情，可是在黄昏的房间里，我一遍遍地放着这首歌。

我蜷缩在角落里，看着光线从西窗上一点点地落下去，而夏日如此盛大，我睁着眼睛，呼吸着，感觉到心一点点收缩得疼。这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背景么？一首情歌，唱着古老的男欢女爱，忧伤，纠缠，沉到骨子里。1988年的我还来不及体会爱情，我是那样一个单调、苍白的姑娘，了无生趣。可是听着歌，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我忧伤之极，且富有情感。我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因为他把姑娘比做“像丁香一样”，我喜欢的还有很多，老电影，老歌，分离的、来不及实现的爱情。我喜欢一切短暂的、来不及实现的东西，淡淡的伤怀的情绪，无边无际的，捉摸不定的。

像所有少女一样，我正在成长，可是亦懂得了怀旧。我常常就哭了。春节时和弟弟贴对联，我缩着脖子，袖着手，把糨糊夹在手肘里递给他，我说，今年又长大了一岁。我想我是伤感的。家里有一盒苏小明的磁带，还有邓丽君的磁带，成方圆的，朱明瑛的……它们流淌在八十年代初的空气里，流淌了很多年，而我和弟弟是听着这些歌长到了1988年。

在这一年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站》，歌者好像是常宽，现在不太有人记住他了——能记住他的肯定是我的同龄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同一时间段里，偶尔寻着这盘磁带，并喜欢上了它。听着这首歌，我眼前总浮现出两列反向而驰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了，车窗旁坐着两个男女，他们注定是要失之交臂的。在这小站相遇，在四目相视的那一瞬间，心微微动了一下，然而火车开走了。

对面火车上的那个人……也许是自己人，可是错过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虽平安，看着儿孙满堂，可是一天天地迟钝；这一生总的来说很吃力，也不知为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而很多年前那次火车小站的邂逅，那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这么轻轻一瞥，擦肩而过。——也许他们早就忘了。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新世纪优秀散文选：2001—2006》，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转喻或替身

苍 耳

壹

历史的诡秘总是呈现为转喻式或隐喻式的存在表象。它们被裹卷于时代风暴的漩涡之中，最终会附着或悬挂于渐枯渐寂的河床与岸树之上。后来者向它们投去探询的、迷惘的目光。这些历史表象或符号是如此庞杂和泥沙俱下，以至于令史家手中的刀锋也卷刃、崩缺。但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或与人相关的历史，历史的肉身不可能离开人的肉身而存在，诸如某个时代的暴戾、清明、昏庸或衰朽都必通过对人的肉身的残害、滋养、压模或放纵而呈现出来。道格拉斯曾提出人存在着“两个身体”：“社会身体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解。我们对于身体的物理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这意味着，身体的上帝版本在受到政治或伦理的高度限制甚至删改后，已无可选择地成为携带历史基因的社会版本以及表达媒介。因此，我时常惊叹于蜡像和蜡像馆的首创者，他们将当代权力者模塑成惟妙惟肖的“蜡人秀”，跟真人一般大小，仿佛那就是身体的社会版本的直接显现。

在我看来，道格拉斯的“两种身体”其实介于不同的二元对立的链条之中，但却环绕着一个核心词：替身。造成替身的无形权力具有宇宙黑洞般的吞噬力，将所有来自个体或身体的微弱光线，以及生命的价值与人的尊严全部吞灭了。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在时尚或技术的意义上谈论它，从而忽略了替身在历史、政治和思想的诸多领域投下的一抹浓重的阴影。前一段时间西方媒体炒作萨达姆被处以绞刑，称那个受绞刑者并非真身而是老萨的一个替身，并言之凿凿地举出证据：其一，萨达姆被捕后，其原配妻子撒吉达曾公开宣称，美军监狱中的那个囚犯并不是真萨达姆。其二，老萨的情妇帕里苏拉称，狱中那个囚犯的左手上，明显缺少了一处有两个黑点的文身，尤其是他的眼神是假的。其三，200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老萨拥有一口完美整齐的白牙，而出庭受审的前总统，却是一口参差不齐的粗糙黄牙，下门齿前突超出了上门齿，形成难看的“地包天”。事实上，萨达姆使用替身在伊拉克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民众甚至学会了如何辨别真假萨达姆。比如萨达姆喜欢出镜，常常让人拍摄特写照片，而替身一般只会被远距离拍照，背景中也没有萨氏肖像；当替身出场时，身边的保镖就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窃笑。但分辨真假仍是困难的，连他的亲友都不一定分清“真假猴王”。再说替身会被不断地整容，萨达姆长子乌代的替身之一阿卜杜拉·拉蒂夫之所以逃到西方，就是因为受不了反复整容之苦。如果死了的萨达姆能看到这些煞有介事的猜测，他是否会为媒体感到悲哀，同时更为自己感到悲哀？萨达姆制造了那么多替身，使有血有灵的身体消失在他的模型之中，而当这个神出鬼没的专权者被更大的霸权置于死囚之牢，他自己的身体也被怀疑为“假货”了。尽管粗大的绞索是真的，脖子咔嚓折断的声音是真的，但萨氏的死还是被指称为赝品。他能向真主或阎王申诉并请求甄别真伪吗？

贰

福柯在追究“没有什么比权力的运作更加具有物质性、身体性”时，显然没有进一步拷问权力疯狂而集中地充斥于“两种身体”的替代。“替身”这个词的出现虽然晚近，并且它主要是指代替别人去冒风险的人。但它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个词回光返照般地指述了既往历史所存在的黑暗深渊，其潜在根须伸向了人类变迁的苦难史和精神史。如果说身体构成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外壳，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替身则提供了不同年代的社会和精神的多种标本。

在奴隶和封建的黑铁时代，替身首先是一种野蛮的用活人替罪的献祭仪式，以此表达对神灵的臣服并祈求恩赐，促使生死、丰歉、荣衰的轮转有利于自己。迦太基在被罗马人摧毁前约二百年，经常举行焚烧童男童女的祭礼；玛雅人在旱灾降临时就把活人投进井里，以领受雨神的谕旨。中国古文献中“用人”即“人祭”，据近两千条原始卜辞的记述，祭祀用人牲一次可达千人之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述鲁国季严子“用人于亳社”，以及“宋公使邾文公用曾子于次雎之社。”《史记·秦本纪》载有秦穆公“将以晋君祠上帝。”还有将童男童女作为祭品，以替代君王或集体向河伯赎罪。在这里，被用来献祭的肉身已不再是作为个体的“自然的身体”，而是“有罪的身体”以及“群体的身体”。其次，替身表现为灭绝人性的殉葬制度下的人殉者。《墨子·节葬》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周幽王（公元前771年）的墓中，就发现一百多具殉葬的尸体。用奴隶和宫女为帝王陪葬，其实就是用屠杀或自尽的方式完成在“两种身体”之间的转换，即用“亡灵的身体”替代“血肉的身体”，以此表明地上和地下的统治都是天经地义的、铁定的、不可移易的，唯一可变迁的只是年号的更迭和阴阳的转换。秦汉以后殉葬之风有所收敛，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可是到了明代又死灰复燃，朱元璋首开恶例，他以四十多名妃嫔为自己殉葬。其三，替身作为更普遍的宫廷法则和惩戒法规被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即从完整的肢体上切除某一部分，用残缺的身体替代原生的身体。这是一种专门对付另类和雄性的隐形替身。如果说，前两种替身还具有某种可怕的臆想性和血若桃花的乌托邦性质，那么这种替身就是非常现实的统治手段了，其持续的时间之长与它所寄身的体制一样悠久。其方法有剁、阉、黥、髡等，通过剁砍身体的某一部分以示惩戒，如割舌叫你永远闭嘴，剁足使你无法反动，剜目让你深陷罪孽之夜，腐刑令你蒙耻终生。但后者作为进入后宫的肉体通行证，已成为一种荣耀了；一部王朝更替史就是一部太监无性繁殖史，一部有血气的雄性身体被替换成行尸走肉的历史。至于“黥”是在囚犯脸上和躯体上刺字；髡是剃去头发的刑罚，《楚辞》中有“接舆髡首”。清兵入关后多尔衮下达臭名昭著的“剃头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人，是将头剃成“金钱鼠尾头”（脑后只留一个铜钱大小的头发，并编成小辫）。它成为检验汉人是否归服的符号。最惨壮的一例，是江阴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为此有六万七千人战死城墙上，随后清兵屠城十天，不是刀起发落，而是刀起头落达十七万之多，仅五十三名老弱幸免于难。由此也就不难体味石达开在一副对联里表达的愤恨和杀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金田起义前他为理发店撰写这副对联，表明以牙还牙的反清决心，颇有大丈夫报仇两百年不晚之气概。不过，当汉人习惯了辫子后，没有辫子反倒找不到感觉了，假洋鬼子的老婆就因为丈夫辫子是假的，寻死觅活“跳了三回井”。

叁

进一步追索便可发现，“替身”是由“替罪羊”衍变而来，至少在语义上存在深刻的关联。“替罪羊”正是一种替身，并且它决不止于喻指代人受过者，其实它已深入到了社会机体的骨髓之中。“替罪羊”一词虽是舶来品，但世界各地都有用羊作祭品的历史。比如，古犹太教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定为“赎罪日”，这一天举行用羊替罪的救赎祭仪：先用一头公羊的血作为赎罪祭品，再牵来一头山羊，由大祭司将手按在羊头上祷告，犹太民族一年中的罪过便转嫁到羊身上，接着放逐这头替罪羊到无人的旷野上去，并最终把它烧成死灰。在《圣经·旧约》中有生动的记载：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叫他杀独生子以撒作燔祭来献给上帝。正当亚伯拉罕举刀杀向以撒时，天使加以阻止道：“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前面林子里有一只羊，你可用来‘祭献’上帝。”于是，亚伯拉罕把林中那只山羊抓来杀了，代替他的儿子献给上帝。“替罪羊”一词由此而来。事实上，中国的“替罪羊”也许更早，《孟子·梁惠王上》记载：“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齐宣王以牛代人又以羊代牛，将杀羊之血涂抹在钟上献祭，虽无“替罪”本义，但有“替罪”之实。

显然，“替罪羊”产生于祭祀的、宗教的真实现场。但是，当“替罪羊”被隐喻性地运用于政治和历史时，那个“替罪羊”的本体与真正元凶的关系便是转喻的了。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以无罪羊替代有罪羊，比如秦始皇遍求长生不老仙方却遭方士欺骗，结果儒生成了替罪羊惨遭坑杀；清兵攻破长城而直逼北京时，明明是崇祯皇帝的错误却反拿功臣袁崇焕问罪并寸磔。二是以小罪羊替代大罪羊，譬如汉武帝借主父偃的头来浇灭诸侯王的不满，唐玄宗借杨贵妃的头来平息御林军的叛乱，李鸿章被慈禧太后派去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自然也就成了罪魁祸首。在西子湖岳武庙前，秦桧跪着的塑像（连带上他的老婆）成了人们世世代代唾辱的对象。问题是，没有宋高宗点头谋害岳飞秦桧能成功吗？宋高宗担忧岳飞抗金成功会迎回被俘的老皇帝，那么他将面临失去皇位的危险。可是后朝人为什么不指责宋高宗却把所有罪责堆在秦桧身上？显然，宋高宗在语境中是皇权的替身，后朝人忌讳将矛头指向专制皇权，因而必须避重就轻地寻找一个替罪羊了事。在人世间，帝王往往成了神或天帝的替身，而天帝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即便帝王犯错，他有的是替罪羊，而寻找替罪羊的活计成了宫廷政客和御用史官的重要专长之一。

问题的要害还在于，一旦替罪羊找到了，人们便将一切愤怒发泄在“替罪羊”的个人道德和行为上，而不会追究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于是一切不满和反抗都会即刻止息。巨大而僵化的体制便得以继续运转，替罪羊的祭血成了体制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油和燃料。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中培植出了一种“替罪羊机制”：通过寻找替罪羊来为体制性的缺陷和腐败开脱，既混淆了背后的真正元凶，又防止了整个社会危机的升级和爆发。这种机制实际上纵容了集团性犯罪和体制性作案。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祭出了陈独秀，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祭出了彭德怀，十年“文革”则祭出了刘少奇，并揪出了若干由羊变狼的“反党集团”。当人们将目光紧盯着替罪羊时，这意味着悲剧还将恶性循环下去，那么历史和政治又该如何走向进步和清明？

可怜的替罪羊呵，你无法指证

真正的元凶，又怎能不在屠宰场上

哭钝了刀锋？

——（拙作：《马术师》）

事实上，这种“替罪羊机制”已深入到社会机体的内部，在不同的脏器有不同的症状，诸如“指鹿为羊”式，“逼羊就范”式，等等。前者如发生在安徽萧县的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被肇事车拖出四百八十二米，肇事司机逃逸，事发第二天有人自首，办案警察以为案子破了，但审讯后发现，自首者竟然是“替罪羊”，肇事者其实是该县财政局的一位领导。山西左云“五·一八”矿难发生后，人们发现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的法人代表却是乡政府的一名会计，而矿主成了总承包人。按规定，煤矿的法人代表和矿主应该是同一人。将法人代表和矿主分设，是为了应付发生事故而提前准备好“替罪羊”。至于“逼羊就范”式，更是颠倒善恶、亵渎法律：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十年后，真凶偶然落网才得以真相大白。造成“替罪羊”悲剧的程序似乎千篇一律：限时破案的上级命令如泰山压顶，有罪推定让某人成为上帝眼中的孽蛇，严刑逼供再将实据补齐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于是某人就被“锁定”为凶犯。要想奇迹发生除非等真凶落网或被害人“复活”，否则枪下留人或冤死昭雪只是小说里发生的事。奇怪的是，呼市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竟有意漏掉这起错案以便掩盖，倒是真凶有了“觉悟”，在看守所写了一份“偿命申请”，“要求重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呜呼哀哉！

肆

但“替身”从来就不是一把单面刃。萨达姆即是一例。上帝造就并惩罚了蛇——人类原罪的替身，但蛇最终还是让人宣布“上帝死了”。谁能回答米沃什的难题：蛇的腰有多长？对鲁宾茨基来说，做斯大林的替身，就意味着肉身被改造成自己的牢狱或囚禁灵魂的集中营。1934年深冬的一个深夜，这个小会计被一群不速之客从家里强行带走，塞进一辆红色轿车。先是被删改“硬件”——鼻子被垫高了，脸上也撒上了麻点，接着是复制“软件”——惟妙惟肖地模仿最高统帅的举止、神态和腔调，并自动抹掉自己的语调、面孔、名字和自由。而对斯大林来说，这个替身越来越构成威胁，他疑心这个“斯大林”有朝一日被利用来取代他。1949年，一项“破坏领袖形象”的可笑指控将鲁宾茨基关进了劳改营，其时他“冒名顶替”已干了十五年。问题是，斯大林根本没看清对他威胁最大的，却是他的另一“替身”——赫鲁晓夫。斯大林的专断基因和统治手腕早被赫氏克隆了，比如斯大林对付列宁那一套，正好被赫氏用来对付斯大林。不同的是，赫氏将前任的尸体从红场墓穴中刨出来鞭辱之，将几千万冤死鬼的愤怒发泄在这具尸体上。赫氏玩的仍是一种替身的花招：嗜血的斯大林被替换成了尸体的斯大林，于是鞭尸便成了清算或复仇的替代品，让幸存者获得意淫式的发泄与满足，但仅限于此，也仅此而已。陈独秀生前对此早有惊人之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这与薇依的观点一致：作为“反对派”的托洛茨基反对的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所建立的制度。历史证明：赫鲁晓夫被搞下台后出现的仍是斯大林的替身。这种替身远比鲁宾茨基那样的替身要可怕得多。那是一个游荡在欧亚大陆的嗜血幽灵。

历史的替身是三匹瞎马，

有眼无珠。

它们有九张脸，

和一张被石块击破的面孔。

——（拙作：《马术师》）

同样的震荡发生在中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旁”，于是一场打倒“赫鲁晓夫替身”（官方称作“代理人”）的十年“文革”爆发了。它是对“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扣帽子”终于有了与之对称的物质形式——戴高帽游街。令人震惊的还有它隐含的暴力语链：只要在高帽上写出“牛鬼蛇神”的类别，就可以确定帽下的肉身属于哪一种替身（官方语叫“借尸还魂”、“某一类政治骗子”等等），再通过游街来证实它不容抗辩的铁定性。而群众作为参与者和看客，其灵魂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战斗洗礼”，并在忠字舞中成长为“朵朵葵花”。正是借助宗教式狂热和凤凰涅槃意识，革命被扭曲为类似远古献祭那样的活动，并且更为酷烈更为普遍，诸如子革父命，妻革夫命，等等。与此同时，“人民”替代了“公民”，“共有制”偷换了“公有制”，“人治”遮埋了“法制”。在我看来，要回答蛇的腰有多长，就必须知道撒旦的腰有多长。一般而言，抗命者的腰最终会比上帝的腰要长一点。

伍

与替罪羊相比，替死鬼是替身人数更为庞大的一支，其情状也更为可悲可怜。替罪羊一般处于事件的漩涡中，至少还知道鸣冤叫屈或死得明白；而替死鬼却活得麻木，死得糊涂，甚至以为自己是勇夫烈士。由人变成替死鬼须经过严格的洗脑、压模、复制等程序，千人一面，亿万即一。阿多诺说：“社会永远是胜利者，而个人不过是透过社会而被操纵的玩偶。”当年罗丹雕塑的那件大步前进的无头之人，似乎也暗喻了这种替死鬼的状况。2004年，丹尼斯·冈塞尔（Dannis Gansel）拍成一部名叫《纳波拉》的电影（又译《希特勒的男孩》），它记述的是1933年到1945年，纳粹共建立了四十三所俗称“纳波拉”的学校（包括建在挪威和丹麦的三所），目的是向青少年灌输纳粹思想，塑造尼采式的“超人”，造就一批“没有恻隐之心、不惧痛苦、不相信来世、不被世俗观念左右”的人。然而，尼采的“超人”是能够运用脑髓来判断是非曲直的人，而“纳波拉”制造的却是为独裁者需要的爪牙和炮灰。在德国，有不少当年“纳波拉”学生仍健在，但他们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尽管心灵深处饱受着罪恶和耻辱的折磨。连君特·格拉斯这样的大作家，也迟至去年才向报界披露十七岁加入纳粹党卫队的秘史。他坦承，直到纽伦堡审判时，他仍愚蠢地相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恶行，一切皆出于敌人的宣传。格拉斯“剥洋葱”剥了一辈子，直至晚年才鼓起余勇剥到阴暗的“葱心”部分。

替死鬼的结局未必都是死，但他们即便活着时，作为个体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不存在的。替死鬼甘愿以某一肢体或器官的形式而存在，以此为他们效忠的统治者服务，如“打手”、“喉舌”、“爪牙”、“耳目”都成了他们特殊的别名。不要以为这些别名是隐喻性的，其实它在历史现场中是畸形的转喻：即以某一器官及其功能来替代身体以及人性的功能。很难设想一个打手竟手无缚鸡之力，一个秘密警察的视听力会比常人还差。当知识分子成为权力集团的代言人，那么他就不折不扣充当了“喉舌”：

你们都不能像我一样把自己翻过来，

使整个身体变成两片嘴唇！

——马雅可夫斯基

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慷慨激昂，嗓门洪亮，喉结粗大。如果你不想成为“喉舌”，要么选择反抗，要么装作没有“喉舌”。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道：“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法捷耶夫后来开枪自杀了，以死忏悔是真诚的，不像施米特和海德格尔战后仍若无其事地大谈法学和哲学。在大陆建国后的哲学家中，熊十力是唯一没有放弃自己原来思想体系的真智者，他写出除《原儒》之外的多部哲学专著。他宣称，他是不能被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熊十力了。在“文革”中，他起初将抗议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写在裤子上，后来他被逼得疯疯癫癫，身披一件丢光纽扣的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条麻绳，独自踟躇在街头，老泪纵横地叨念着：“中国文化亡了！”那时官方有句口头禅：“螳臂挡车，粉身碎骨。”而熊十力正是这样的“螳螂”！

耶稣为救赎世人的罪恶，宁愿作为替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打击异类，梵蒂冈看到犹太人遭纳粹屠杀却袖手旁观。这岂止是宗教史所呈现的奇特景观？草民提供自己的肉身，人民再将肉身转化为替身，而巨人则提供大脑和祭台。想一想，如果没有提供肉身和替身的百姓们，集权时代的历史又将如何延续与书写？

陆

文学史上以《变形记》为名的作品就有好几部，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奥维德、阿普列尤斯、卡夫卡。奥维德的人物变形带有神话的残迹，其变形的种类和花样多，如欧罗巴变小牛，处女变树，珀伽索斯是混变产物：飞马。阿普列尤斯的人物变形是人变驴——鲁齐乌斯喝了药水变成了驴子，故又名《金驴记》。卡夫卡的人物变形指述了一种非人状态：格里高尔早晨醒来时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三种人物扭曲的背景和方式并不一样，但都是人的畸变并由畸变之物来作为人的替身。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物变形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迹线，即奥维德的古典变形记具有神话的残迹和隐喻的特征，而卡夫卡的现代变形记则清除了隐喻残余而代之以转喻，它将人如甲虫的相似性变成人是甲虫的相邻性（即人身演变成虫身），甲虫成了现代人的替身，显示了物和权力对现代人的压迫和世界的荒诞，因而更具现场性和历险性。

当专制权力与市场权力混合的时候，也就形成了“拜物教”与“拜权教”的可怕合力，并加剧了权力对人的异化与扭曲的程度。事实上它已引起社会细胞和日常生活的诸多癌变！当年克拉玛依大火吞噬了三百多名遇难者，其中更多的是中小学生，而离火源最近的大小官员无一伤亡。其间有一个惊人细节被掩盖了：危急中有人大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公仆们”完成了一场血腥的当代献祭仪式。实质上，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的特征是转喻式的，即在特定权力空间内二者的畸形集中和暗箱滚动。有个段子说：局长和科长同乘电梯，局长放了一个屁，然后说是科长放的，科长说我没有放，不可能是我放的。不久科长被免职。科长不服，去质问局长。局长说，“你连屁大的事都担不起，要你何用！”放眼当代，无论官场、企业还是学术机构，一把手都是无人制约的集权者，下级只能奴才般地俯首听命。当年尤奈斯库在《未来在鸡蛋中》写一对夫妇，妻子生出来的是一篓篓的鸡蛋，丈夫则负责孵蛋，然而他孵出来的不是小鸡，而是数不尽的“银行家和猪猡，联邦主义者和唯灵主义者，楼梯和皮鞋”。但尤奈斯库不知道，在另一个篓子里孵出来的则是大量的马屁精、跟屁虫、变脸者和豆饼官（豆饼在上压下挤中随扁随圆）。王小波戏谑地说：“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设置”正是权力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无形压迫，直到人成为它的替身。而反抗权力“设置”的人，他们无可避免地会感到“我只能强忍绝望活在世上”！对当代中国小说而言，写出生存者与各种替身打交道的体验与困境，在哪怕是一只跳蚤身上呈现出那“羊血”，理应成为写作的重要维度之一。

二○○七年三月于安庆菱北

（《思想者》2008年第3期）

丛林边的那一家

余秋雨

一

行路，走到一个高爽之地，必然会驻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极目远望。这时候，只觉得天地特别开阔又特别亲近，自己也变得气宇轩昂。

前面还有一个高爽之地，远远看去云蒸霞蔚，很想快速抵达，但是，低头一看，中间隔着一片丛林。丛林间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泽、烟瘴、虎啸、狼嗥吧？让人心生畏怯。然而，对于勇敢的行路者来说，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美丽。

我很想借着这种旅行感受，来说一说历史。

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我们有时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实在是声势夺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爽地之间，也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没有天高地阔的一致，没有俯瞰一切的开朗，处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重权谋，每一个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这一切乱象加在一起，也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乱象的缝隙间还有一些闪闪烁烁的图景。你看——

何处麻袍一闪，年长的华佗还在行医；夜间炉火点点，炼丹师葛洪分明已经成为一位杰出的原始化学家；中原飘来啸吟，这是“竹林七贤”在清谈和饮酒；南方也笑声隐隐，那是王羲之和朋友们在聚会，转眼间《兰亭序》墨色淋漓；大画家顾恺之的《女使箴图》刚刚画完，数学家祖冲之已经造出了指南车、编出了《大明历》、算出了圆周率，而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则正好写了一半……

正是这一切，让我们喜欢上了那个乱世。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瞟向云霭底下那个被人褒贬不一的权势门庭。

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丛林边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说那个父亲，曹操。

一个丛林中的强人，一度几乎要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为此他不能不使尽心计，用尽手段，来争夺丛林中的其他权势领地。他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终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最后成功前离开了人世。

如果他亲自取得了最后成功，开创了又一个比较长久的盛世，那么，以前的一切心计和手段都会染上金色。但是，他没有这般幸运，他的儿子又没有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业绩，沉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

想起他的诗，使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设想：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史札记》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硝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

顺便提一句，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隆中对》；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出师表》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出师表》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

我一直认为，除开《三国演义》中的小说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出师表》。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杜甫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杜甫一写，《出师表》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们给《出师表》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出师表》而对诸葛亮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以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生命格局。

诸葛亮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显然看不起那种阵前涕泪。他眼前的天地是这样的：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这样的：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

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当天地与生命产生抵牾，他是这样来处置人生定位的：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我在抄写这些熟悉的句子时，不能不再一次惊叹其间的从容大气。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这些诗作传达出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强大到没有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所能够模仿。

这些诗作还表明，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这也不是偶然所得。与诸葛亮起草军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诗当做真正的诗来写的。他又与历来喜欢写诗的政治人物不同，没有丝毫附庸风雅的嫌疑。这也就是说，他具有充分的文学自觉。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溶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这种把宏大话语和个性特色合为一体而酿造浓厚气氛的本事，就来自于文学自觉。此外，在《却东西门行》、《苦寒行》、《蒿里行》等诗作中，他又频频使用象征手法，甚至与古代将士和当代将士进行移位体验，进一步证明他在文学上的专业水准。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糜铺陈正好南辕北辙，这就更让我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妆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三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更让人哑口无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儿子中有两个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

丛林边上的曹家，真是好生了得！

我想不起，在历史的高爽地带，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长久而又安定环境中，哪一个名门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浓密和高度上赶得上曹家。有的以为差不多了，放远了一看还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么一个空前绝后的曹家，为什么只能形成于乱世而不是盛世？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容我以后再仔细想想。

在没有想明白之前，我们不妨推门进去，到曹家看看。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俩关系尴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对曹丕不大有利。说的是，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便想着法儿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内写成一首诗，否则就处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记得刘义庆《世说新语》里已有记载，但诗句有些出入。我的判断是：传说中的曹丕，那天的举动过于残暴又过于儿戏，不太像他这么一个要面子的聪明人的行为；但这四句诗的比喻却颇为得体，很可能确实出于曹植之口，只不过传说者虚构了一个面对面的话语情境。

中国人最经受不住传说的冲击。如果传说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那就更会变成一种千古爱憎。但是，越是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大多离真实性也就越远，因此很多千古爱憎总是疑点重重，想起来真让人害怕。

传说中的曹操是违背朝廷伦理的，传说中的曹丕是违背家庭伦理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无非是朝廷伦理再加上家庭伦理，结果，全被曹家颠覆了。父子两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维两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历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终生失意，但这是在讲政治。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去，他们的高低要交换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应该说，曹丕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说出三项理由。其一，他写了不少带有民歌色彩的好诗，其中一半是乐府歌辞，并且由他首创了完整形式的七言诗；其二，他写了文学理论作品《典论·论文》，第一次宏观地论述了文学的意义、体裁、风格、气质；其三，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文坛领袖，身边集合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形成过一个文学集团。

曹丕的作品，本来也很可读读，尤其像两首《燕歌行》。但他不幸受到了围堵性对比，上有父亲，下有弟弟。一比，比下去了。

弟弟曹植由于官场失意，反倒使他具备了另一番凄凄凉凉的诗人气质。他的诗，前期透露出贵公子的豪迈、高雅和空泛，后期在曹丕父子的严密监视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笔下也就出现了对纯美的幻觉，对人生的绝望，诗境大有推进。代表作，应该是《洛神赋》和《赠白马王彪》吧。他的风格，钟嵘在《诗品》中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大致合适，又稍稍有点过。在我看来，曹植的问题可能正是出在“词采华茂”上。幸好他喜爱民歌，还保存着不少质朴。后人黄侃在评述《诗品》的这个评价时，觉得曹植还有“不离闾里歌谣之质”的一面，这是必要的补充。

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应该如何排序？

先要委屈一下曹丕，排在第三。不要紧，他在家里排第三，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却可以排第二，第一让给比他晚七百多年的李煜。

那么，家里的第一、第二该怎么排？多数文学史家会把曹植排在第一，而我则认为是曹操。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四

父子三人，权位悬殊，生态各异，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学，却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险峻、人生无常。

这是丛林边这一家子的共同语言。

或者说，这是那个时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语言，却被他们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郑重地表达了。

照理，三人中比较缺少这种感悟的是曹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三十岁的时候他被立为太子，应该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吧，但就在这一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原来曹丕的文学密友“建安七子”中仅余的四子，即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都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这让曹丕极其伤感。他在写给另一位友人吴质的书信中，回忆了当年文学社团活动的热闹情景，觉得那些青年才俊身在快乐而不知，确信自己能够长命百岁。但仅仅数年，全都凋零而死，名字进入鬼录，身体化为粪土。由此曹丕想到，这些亡友虽然不如古人，却都很杰出，活着的人赶不上他们了。至于更年轻的一代，则让人害怕，不可轻视，但我们大概也无缘和他们来往了。想想自己，素质仅如犬羊，外表却如虎豹，四周没有星星，却被蒙上了虚假的日月之光，一举一动都成了人们的观瞻对象。这种情景，何时能够改变？

这封私人通信，因写得真切而成了一篇不错的散文。

从这封信中可知，这位万人追捧的太子，内心也是清醒而悲凉的。

内心悲凉的人，在出入权位时反倒没有太多的道德障碍。这一点，曹丕与父亲曹操有共同之处，只不过在气魄上小得多了。

至于曹植，一种无权位的悲凉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他几乎对人生本体提出了怀疑。天命可疑，神仙可疑，时间可疑，一切可疑。读读他那首写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曹彪的诗，就可以知道。

曹家的这些感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墓葬上。

将人生看作“朝露”的曹操，可以把有限的一生闹得轰轰烈烈，却不会把金银财宝堆在死后的墓葬里享受虚妄的永恒。作为一个生命的强者，他拒绝在生命结束之后的无聊奢侈。他甚至觉得，那些过于奢侈的墓葬频频被盗，真是活该。

在戎马倥偬的年月，很多大大小小的军事团队都会以就地盗掘富豪之墓的方式来补充兵饷。据说，曹操也曾命令军士做过这样的事，甚至在军中设置过一个开发墓丘的官职，叫“发丘中郎将”。这个名称，有点幽默。

曹操既鄙视厚葬，又担心自己的坟墓被盗，因此竭力主张薄葬。他死时，遗嘱“敛以时服，无藏金银财宝”。所谓“时服”，也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

他的遗嘱是这样，但他的继位者会不会出于一种哀痛中的崇敬，仍然给以厚葬呢？这就要看曹丕的了。他是继位者，一切由他决定。

我们并不知道曹丕当时是怎么做的，但从他自己七年后临死时立的遗嘱，可以推想七年前不可能违背曹操薄葬的意愿。

曹丕的遗嘱，对薄葬的道理和方式说得非常具体。他说，葬于山林，就应该与山林浑然合于一体，因此不建寝殿、园邑、神道。他说，葬就是藏，也就是让人见不着，连后代也找不到，这才好。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尤其厚葬更会引来盗墓，导致暴尸荒野，只有薄葬才有可能使祖先稍稍安静。最后，他立下最重的诅咒，来防止后人改变遗嘱，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真是情辞剀切，信誓旦旦，丝毫不留余地了。

那么，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确实是薄葬了。

由于他们坚信葬就是藏，而且要藏得今人和后人都不知其处，时间一长，就产生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吧，说曹操为了不让别人盗墓，在漳河一带筑了七十二座坟墓，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后来又有传闻，说是有人找到过，是渔民，或者是农人，好像找到了真的一座，又好像是七十二冢之外的……

于是当时就有文人写诗来讥讽曹操了：

生前欺天绝汉统，

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馀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

必有一冢藏君尸。

诗出来后，有人夸奖为“诗之斧钺”。用现在的话，就是把诗作为武器，直刺九百年前的曹操。

这就是我很不喜欢的中国文人。根据一个谣传，立即表示“我不疑”，而且一开头就上升到政治宣判，断言曹操之罪是绝了“汉统”。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仅凭曹操的那些诗，就足以说明他是汉文化的合格继承者，他们所说的“汉统”，大概是指汉朝的皇族血统吧。如果是，那么，汉朝本身又曾经绝了什么朝、什么统？再以前呢？再以后呢？比曹操晚生九百年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却还在追求汉朝血统，这样的文人真是可气。

更可气的是，这个写诗的人不知怎么突然自我膨胀，居然以第二人称与曹操对话起来，说自己想出了一个绝招可以使曹操的疑冢阴谋彻底破败，那就是把七十二冢全挖了。

我不知道读者听了他的这个绝招作何感想，我觉得他实在是像很多中国文人，把愚蠢当做了聪明，也不怕别人牙酸了。就凭这样的智力，这样的文笔，也敢与曹操对话？

我想，即便把这样的低智族群除开，曹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找不到对话者的。以前曾经有过一些，却都在那次瘟疫中死了。因此，他们也只能消失在大地深处。

不错，葬即藏也，穿着平日的服装融入山林，没有碑刻，没有器物，没有墓道，让大家再也找不到。

没有了，又怎么能找到？

（《国学》2008年第11期）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马小军

又是一个逢“九”之年，不由得人不再次提起五四运动的话题。对于它，人们似乎已经太熟悉了。可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五四运动与顾维钧和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们的干系？殷鉴非远，九十年仅似白驹过隙。

一 顾维钧其人，及其与中日“廿一条”交涉

1914年夏天，欧战爆发。疲于应付二次革命及白朗暴动，并秘密酝酿帝制的袁世凯政府匆忙于8月6日宣布中立。东邻强虏日本却以为抓住了一个扩大在华权益、巩固其远东国际地位的天赐良机。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尚未履任即有“怕他不战，战则大妙”之语，野心昭然。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开始佯动攻击德国在远东和中国山东的军事目标。其时，德国无暇东顾，遂有意将胶州湾权益无条件交还中国。北京政府不仅未敢理会，竟然照会列强各国，“依日俄战争旧例”，划出胶州湾战区供德日交战，真乃咄咄怪事。9月2日，日军在龙口（非德租界！）登陆，至11月攻陷青岛，德国在山东权益悉入日本之手。此时，正是袁世凯加快实行帝制的步伐，亟须寻求列强支持之际。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认定“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机会已至，不仅毫无从山东撤军之意，更于1915年1月18日命日置益公使向袁世凯面交了意欲一口吞下中国的“廿一条”，辅以支持帝制的交换。被外交次长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裹挟的袁世凯，原以为秘密让渡些许国权即可换取日本支持帝制，却未曾料想，“廿一条”势如洪水猛兽，遂采取拖延之策，以观望英美列强态度。在中日“廿一条”秘密交涉中，日方在中国代表名单中坚持排除有英美背景的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以防英美势力染指。

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惠灵顿），江苏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三岁入塾发蒙，十岁进入基督教卫理会英华学院，十二岁考入基督教圣公会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其时已知“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令人厌恶、最灰心、最沮丧”。1904年，顾维钧赴美，先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进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与外交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八年的学习及其间回国省亲绕经欧陆的经历，铸成了顾维钧的修养与品格，也带给他一系列重要的人生机遇。他先后结识了施肇基兄弟、王宠惠、汪大燮、颜惠庆、伍廷芳、张荫棠等一大批才俊之士和外交官，更受到1908年专使美国、谒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商议庚款善后的唐绍仪的青睐。这些人对他尔后的外交生涯影响甚深。1909年，经人介绍他曾与孙中山作彻夜谈，深为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顾维钧积极参与了哥大留学生的社团与刊物活动，结识了不少美国政治家。在哥大一班大学者中，有两人对顾氏影响最深：一是行政法教授古德诺，此人后来赴华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曾鼓吹复辟帝制；另一位是国际法和外交学教授穆尔，此人多次出任助理国务卿，学问深厚，被顾氏终身倚为恩师和首席顾问。1912年，民国初成。2月，驻美公使张荫棠向顾维钧转达了袁世凯力邀其回国担任秘书的电报。此事是时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力荐的。顾氏不得不提前于3月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1912年4月底，顾维钧回国履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并兼任唐绍仪私人秘书，联络于府院之间。回国一年后，顾维钧被擢升为外交部参事，同时行走于总统府。唐绍仪爱才至切，以爱女唐梅（乳名宝钥）许之，招顾于东床。这年顾维钧二十四岁。

在中日“廿一条”交涉中，顾维钧虽被日方排斥于谈判之外，却参与了所有的内部磋商。在袁世凯的默许下，顾始终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芮恩施及外国报刊记者们保持接触，每次会后，即晓以详情，交涉内幕遂不胫而走，“廿一条”内容也即“泄密”于天下。一时间，中外舆论哗然，国内民情激愤，列强蠢蠢于施行干预。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迫袁氏就范。急于实现皇帝梦的袁世凯最终于5月25日与日本签约换文，把自己钉上了历史之耻辱柱。今天，回观这段历史细节，慨叹之余尚应实事求是地指出的是，在顾维钧等一班职业外交家几个月的折冲周旋之下，总称为“民四条约”而最后签订的“廿一条”文本，不仅在一些要点上挽回了许多利权，而且删除了为祸最甚、有鲸吞中国之意的第五条款。时值病中的顾维钧建议并担当起草了《北京政府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书》，告白天下，这个宣言成为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重议山东问题之重要依据。这些便是其时这班职业外交官力所能及之事了，顾维钧也因而展露其外交才识。

1915年7月，驻美公使施肇基改任英伦，袁世凯问材于曹汝霖，曹力荐顾维钧使美。及至任命，碍于顾氏资历太过浅显，遂先任命其为小国墨西哥公使，赴任途中旋即改任驻美国公使，以为台阶。顾维钧这年二十七岁。

二 “中国战胜”：天大的历史误会

及至1918年，欧战结束，中国一夜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其实，这实在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

如前所述，欧战爆发，中国恪守中立，“廿一条”交涉接踵而来。袁世凯称帝不成反丧了卿卿性命。随后几年，在远东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同时，中国国内南北政权对立，势同水火；北京城里府院相争，波谲云诡。颇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是否宣布参战本是中国主权内的问题，却蹊跷地成为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口实，一时间竟成为外交与内政诸多矛盾的焦点。

“廿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又先后与英、法、意、俄签约，争取列强认可，引起尚未参战的美国不悦。1917年2月，美国姗姗来迟地宣布对德绝交并参与欧战，同时要求中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希冀以此掣肘日本在华扩张。此时欧战大局已定，日本认为中国参战将危及战后它在山东的权益，便以攻为守，一改几年来反对中国参战之方针，转而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四国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为条件，支持中国参战。其时，中国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北京政权内部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正如火如荼。黎元洪原本主张与美国一道对德宣战，但鉴于日本通过亲日派曹汝霖等人拉拢段祺瑞参战，而地方督军们又大多希望趁参战之机大肆扩充实力，遂认为参战将会中日本的“圈套”，转而坚决反对参战。

黎反对参战态度明朗，在袁世凯身后成为政治强人的段祺瑞，即成为美、日以参战借款为饵争相控制的对象。外交问题竟成为府院之争的一步大棋。驻美公使顾维钧密电北京政府，提出联美抑日对策，并透露美国政府援华两亿美元战费案已提交国会的消息。日本则通过曹汝霖等人大力活动，允以同样巨款助段，并指出：美款须经国会辩论，期限未可预知，中国必须以出兵欧陆为条件，且专款专用，不得挪借；日款则允许段氏以此款编练参战军，并可借此武力“先清内乱”。至于出兵欧陆一事，日本则以自身参战经验为例说明，中国只要增援欧洲粮食物资及派出民工，无须真的派遣军队。一个是期款，一个是现钱，一个真参战，一个真募兵，自然是日本的意见正中段氏之下怀。此可谓投其所好。结果，参战之争导致黎、段摊牌，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氏总理之职。之后，黎电召“辫帅”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反被张挟持，演出一幕引狼入室、致使清室一度复辟的丑剧。抓住这一天赐之机，段氏随即在河北马厂“誓师讨逆”。8月4日段祺瑞拥兵返京后颁行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对德宣战，中国终于成为欧战参战国，而欧战已近尾声。欧战中，中国除增援粮秣物资之外，共派出十七万劳工充当挖掘战壕工事的苦力，其中十四万赴法国前线，三万赴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前线，最终归国者甚少。而段氏政府所获“战费”则尽为编练自家军队所用。

1917年11月2日，日美签订《蓝辛－石井协定》，在有关双方在华权益问题上达成妥协。1918年9月24日，就在欧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利用段祺瑞急于“武力统一”中国之机，又一次以借款为饵，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之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山东权益。在双方换文中，北京政府使用了外交术语“欣然予以同意”云云，钻入日本设置的外交陷阱，为尔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埋下毒种。

1918年11月，欧战终于结束，在最后一刻跻身于协约国之列的中国，突然间成为与列强比肩的战胜国，一时间举国欢庆，国民心气大彰。美国总统威尔逊此前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勾勒了一幅战后各国主权平等的世界和平蓝图，更为中国人所欢迎。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到美国使馆，山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东单北大街上的“克林德坊”也换成了“公理战胜”字样。既然公理战胜了，中国战胜了，中国自然可以平等身份分享战胜国之权利，至少可以体面收回战败国德、奥在华的权益了。然而，事与愿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并触发了民国以来最大的外交和政治危机。

三 报国有志，回天无力：巴黎和会中的顾维钧们

就在陈独秀热情撰文说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李大钊在“公理战胜”坊下激情演讲《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有一个人却以职业外交官的冷静心思，远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为中国谋划着外交善后的安排。1918年夏天，在驻美公使顾维钧的主持之下，公使馆研究小组连续向北京发回报告，建议政府未雨绸缪，着手准备战后和会，提议政府应“理直气壮”地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并不必顾忌被迫签订的“廿一条”。同时，顾本人曾当面向美国国务卿蓝辛指出“美日协定”对中国以及美国利益的危害。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也视和会为挽回国家利权之唯一契机，遂召集社会名流组成专门会议，研议对策。梁启超、张謇诸流及国内各党派也开始为政府谋划或参赞。这年10月，顾维钧爱妻唐氏不幸患西班牙流感病逝。12月中旬，顾氏与威尔逊总统同船赴欧，为中国代表中最早到达巴黎者。

中国朝野积极备战和会，一年前曾积极拉拢中国参战的日本政府却在外交空间大肆活动，以中国参战不力为由，妄图取消中国的与会资格。北京政府急令驻欧美公使们斡旋争取列强支持。顾维钧多方奔走美国国务院游说，获得成功。美国根据协约国规定的出席和会之原则，提议邀请中国赴会，得到英、法等国同意。

资格问题甫解决，又遇到席位问题。因此前美、日等国在拉拢中国参战时曾有许诺，战后和会中将视中国为平等大国，中国遂希望派出与大国同等数目之代表。然而，英、法列强却自食其言。参战国与会席位分为三等：一等是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每国五席；二等是巴西等国，每国三席；余为三等，每国两席。中国被列为三等，虽一再交涉却未尝改变。同时，中国国内的南方政府，曾一度意欲另组以孙中山为首的代表团单独赴会，后因孙氏无意赴会，才以“一致对外”为由派代表参与。这样，虽然中国代表团1918年即抵达巴黎，但直到1919年1月28日，代表团名单才正式公布，而巴黎和会已正式开幕十天，正所谓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团员为南方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驻英公使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曾留学法国）。其中，陆、王为正式代表。其他成员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驻意公使王广圻等，另有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行政技术人员二十人，总计五十二人。代表团集中了其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大多曾出洋欧美留学，可谓阵容豪华，充分反映出政府对此次赴会所寄之外交厚望。

起初，在此次和会上中国应实现何种目标，政府与民众主张相距甚远。民间呼吁以此为契机，挽回可能之所有利权。段祺瑞却认为中国参战太迟，不宜有过多要求，应以山东权益为主。政府对于和会的方案迟迟不决，直到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后，才发去了拟订的方案。方案中最终顺从民意，提出了一大批难以兑现的要求，却唯独把山东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显示出外交上的幼稚。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组成强有力代表团的同时，制定了详尽可行的有关确保其山东利益的预案，而此前1918年的中日换文，也已从法律上保障了它已攫取的山东权益。

启程赴会前夕，适值丧妻之痛的顾维钧也对巴黎之行充满了梦想，认为中国既已战胜，就应在和会中享有平等地位。作为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对山东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人。他还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美国，认为美国能维护中国权益并影响英、法、日等国。临行前他拜会了威尔逊总统，留下了威氏同情中国并将在和会上以“十四项原则”倡议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印象。国内朝野也对威氏出席并领导和会表示乐观，认为此次外交胜券在握。事实上，许多美国人包括国务卿蓝辛也都认为，和会应当制止日本对中国山东权益的侵占。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美国不能容忍美国人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演变成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然而，仅从前述与会资格、席位、代表团组成诸事宜所遭遇之阻碍，以及外交目标设定之不当，即可预知顾维钧们此行将步履维艰。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与会者凡二十七国。和会完全被五大国操纵，直到1月27日中国代表竟始终未能与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仲显在“十人会”上突然提出讨论山东问题[1]，并认为此事与中国无关，主张不让中国参加。在美国的坚持下，“十人会”乃决定在下午会议上邀请中国代表与会申诉。得到通知后，中国代表团陷入一片混乱，不仅是由于代表团自身行政事宜尚未落定，更是因为行前对山东问题并未做充分准备。关键时刻，代表团接受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的建议，首席代表陆征祥外长称病不出以“留有余地”。在其他成员一再互相推诿之后，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代表出席，并以英语流利为由指定顾氏发言。此时时间紧迫，顾维钧仍挤出时间于会前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蓝辛，彼此达成了会上合作的谅解。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发言，申辩日本应无偿享有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并发表了1917年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的秘密谅解。同时，他暗示1918年中日曾于此事有秘密换文，意思是山东问题已非悬案，因为从条约上、法理上论，日本已经获取了山东权益，此事只要和会确认即可。中国代表由于仓促上阵，因此在牧野发言后大感狼狈。顾维钧遂起立声明，山东问题事体重大，希望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研究准备的时间。“十人会”同意次日再行讨论此议。

当天晚上陆征祥、顾维钧邀宴卫理商讨对策。在卫理的一再探询下，陆征祥遂承认中日1918年秘密换文事。卫理当即表示，“廿一条”尚可视为日本强迫中国签署，而秘密换文则出于中国自愿，使美国爱莫能助。卫理走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推举顾维钧准备次日的发言。1月28日下午复会，大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即请中国代表发言。顾维钧由于对山东问题研究有素，因而并未展念讲稿，而是即席作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慷慨论辩。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角度申明了山东是中国主权之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提请和会尊重中国主权领土之完整。顾氏雄辩陈词之后，日本代表牧野起而辩解，称中日之间已有成约在先，试图以中日换文为武器把中国逼至墙角。顾维钧针锋相对地强调指出，“廿一条”是举世公认被迫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存疑，从而巧妙地避开了中日1918年秘密换文事，充分利用了日方不愿公开这一换文的心理。所以，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当场询问中日代表能否公开中日间有关条约（指“廿一条”）时，牧野表示须“等待请训”，顾维钧则当即应允，击中了日方痛处。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成功的外交演讲，当场置日方于尴尬地位。顾氏发言完毕，会议主席克雷孟梭立即于席上大声道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美国国务卿蓝辛等人上前祝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也对顾氏发言极为“赞美”。中国代表团离场时，更受到与会的比利时、塞尔维亚等小国代表围拢道贺，其场面之热烈，与日本代表牧野受到的冷落成鲜明对照。一时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名噪一时，以至于几十年后友人问他一生中做的哪件事令他最为满意时，顾维钧答曰：巴黎和会。友人又问，当时有那么多显赫的大人物在场，你何以能够毫不自卑，勇气万分，沉着发言，有此成就？顾氏答曰：“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国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国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无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是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然而，顾维钧1月28日的雄辩演说，只是暂时扭转了中国在和会中的被动局面。日本政府在“十人会”论战失败后，即转而向北京施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1月31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专访代理外长陈箓，并以一百五十万陆海军相威胁。陈箓竟以顾氏擅自发言推诿，即电令中国代表团不得发表“中日密约”。社会上也传出小幡要求撤换王、顾二人的谣言，一时民情激愤。中国代表团态度坚决，复电表达不为所动的立场。美、英、法三国亦指责中国对日外交不力。此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遂成为关注焦点。在各方压力下，北京政府勉强同意公布。由于列强五国中，英、法、意早已与日本有密约，故而袖手作壁上观。顾维钧只得赶在威尔逊总统临时回国之前，全力寻求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准备好了所有相关密约、条约、外交文件十九件及顾维钧起草的《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即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贴》，于2月13日送达威尔逊。威当面向顾表示了对外交说贴的满意和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2月15日，中方冲破日本代表团的重重阻挠，说贴和全部附件送达了“十人会”及相关国家代表团。此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三个主要说贴，以力争保守国家主权。

但是，由于日本代表作梗，英、法受对日密约掣肘，而巴黎和会上五大国的注意力此时已转向战后国际格局安排及欧洲分赃问题上，中国山东问题遂一度搁置。被中国人称为“第一好人”的威尔逊，因其建立国际联盟计划在国内遭受政治挫折，故急转谋求列强支持。因此，威尔逊在3月重返巴黎时，对山东问题的立场已判若两人。3月25日，顾维钧再次拜会威尔逊讨论山东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会见中，威氏虽仍对中国立场表示同情，但又明确表示此后不再支持邀请中国与会研讨山东问题。4月中旬，欧洲政治分赃完毕，和会重心又转回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却被排斥于会外。此后的会议上，支持中国立场的美国代表势单力薄，英、法、意三国态度暧昧，日本代表更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情势急转直下。4月22日下午，陆征祥、顾维钧应邀出席英、美、法、意等国组成的“四人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莅会讨论山东问题。会上，列强之间已有默契。“第一好人”威尔逊彻底改变原先立场，转而支持日本，抓住1918年中日秘密换文不放，宣称条约之神圣性。顾维钧起而辩解，但终究只能含糊其辞，无法说出当时段祺瑞是为二千五百万日元借款而与日本签约换文的实情，情势十分窘迫。会议最终在所谓条约神圣的幌子下，不顾顾维钧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强加给中国代表一个要求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现实性的方案。休会后，顾维钧等人开始了紧张的会下斡旋活动，包括游说蓝辛、卫理等亲华人士及提出接受五大国共管方案的说贴，4月29日，威尔逊阐明了对山东问题的最终立场：（1）中国政府的彻底衰弱与腐败，使美国维护亚洲风险太大；（2）日本应有生存空间；（3）如果谈判破裂，美国人不会为中国山东而对日作战。4月30日，“四人会”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独列出，即有名的《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款，批准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在巴黎和会上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九十年后，翻检故人故事，令人无法不肃然起敬的是，其时之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正可谓豺豹环伺，虎狼觊觎，而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此时仍不辱使命，苦苦抗争于挽救国权的荆棘丛途中。5月1日，中国代表团向英美法“三巨头”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次日即将中国代表之立场见诸报端。由于得不到北京政府明确有力的支持和指示，尽管苦力支撑，情势仍日加严峻，无须臾转圜空间，陆、王、施、顾、魏等五代表乃于5月3日致电北京请辞。电文中“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力竭智穷，负国辱命”等语，甚为悲壮。在北京回电挽留之下，代表团继续坚守一线，勉力奋争。

然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巴黎的顾维钧们，万万没有想到，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迅速诱发了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五四运动，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地。今人爬梳历史细节发现，五四运动之兴起，乃是由于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大燮（晚清以降曾出任驻英、日公使，民国教育总长、外交总长），不满北京政府的暧昧软弱态度愤而辞职后，于5月3日傍晚打电话给好友蔡元培，诉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北京政府密令签约之立场。蔡氏即于当日晚九点假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此事，遂激起师生巨大爱国之热潮，导致次日北京学生的大游行。学生运动的爆发，使孱弱的北京政府态度更加暧昧，而代表团的立场却反而趋向于强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众情绪趋向白热化的时候，5月4日，远在巴黎的代表团向“十人会”提出一份措辞强烈的抗议。5月6日，“四人会”正式向协约国成员国公布将于第二天交付德国的《巴黎和约》文本，中国代表陆征祥外长当场宣读了中国代表团对和约中山东条款的抗议宣言。同日，代表团请示北京“签字与否”。顾维钧们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英法代表紧密磋商，提出保留签字权的立场。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征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22日，英方称：“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25日，威尔逊对顾维钧说：“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列强一致拒绝保留签字的理由，是不愿开此先例。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征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就在这最后的外交努力趋于失败之际，5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代表团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张签字者，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代表团参议伍朝枢，其主张签字之理由有三：其一，对德和约，如不签字，则对奥和约，许我签字与否，尚不可知；其二，如德、奥和约都不签字，则德、奥租界不能收回，对德、奥关税不能自主，德、奥领事裁判权与德、奥赔款，亦不能撤销及停止，为害甚大；其三，将来中国与日本直接商洽山东问题，其结果能否比今日三国所商定者更有利益，亦无把握。至南北分裂，为时已久，纵不签约，亦不能使南北统一。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认为如果拒签，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驻法公使胡惟德表示：“签字一层，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伍、王二人同声和之。主张不签字者为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其主张不签字之理由有二：一为尊重民意；二为免使南北分裂。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征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随后，施肇基以接待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住所。颜惠庆等几位公使也陆续返回各自住所。代表团长陆征祥在向北京请辞不允情况下，“旧病骤发”，住进法国圣·克卢德医院。王正廷以南方政府代表身份不宜终决为由退缩。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交涉工作自然全部推给顾维钧一人，而此时苦苦等来的北京指示却是“自酌办理”。

1919年6月28日下午三时，凡尔赛和约签字之时，顾维钧代表诸公“共同决定，不往签字”，并发表拒签宣言。拒签当日，陆、王、顾、魏联名致电北京政府，电文悲情充溢，曰：“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将保留字样，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分函声明，不因签字而妨及将来再议声请之权，竟至完全被拒……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署名各位以“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渐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为由，请求罢免，“交付惩戒”，“另简大员”。此情此景，此言此行，悲愤与悲壮之情状，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拒签悉出巴黎诸公自决之举，这些平日敬业从命、温文尔雅诸君，此次奋起违抗政府意旨，自作主张，拒签和约，自是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之毁誉荣辱，也是深受五四运动爱国精诚感召之结果。时下一般史书中所谓“被迫拒签”说，恐怕只是庸人之臆想。

四 华盛顿会议与顾维钧：山东问题终有结局

诚如顾维钧所料，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约，不仅未有严重后果，反获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收到哀兵之效。中国外交界也因此发现，依赖列强反被出卖已成近代外交之通例。中国外交尽管积弱，却也可以从恪守国际法和提高外交艺术之中获取成果，而职业外交官则是此现代外交的倚重之材。中国因签署了《对奥和约》而得以加入国联。由于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才干，1920年8月他履任中国出席“国联”全权代表，9月出任驻英公使，12月任中国出席国联理事会代表，当选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旋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1919年春夏，即在巴黎和会期间，北京徐世昌政府即开始推行所谓“无约国新外交”。此后，中国上下更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1920年12月6日，美国与小国暹罗签约，美国正式宣布放弃其在暹罗境内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此事对中国修约运动产生巨大鼓舞。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启动与各国修约谈判。1921年9月26日，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王继曾与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尼在墨西哥城签署《暂行修改中墨1899年条约之协定》，墨政府宣布：“将来正式修改该约，本国政府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此事件开中国“废约”之先河。中国虽在巴黎拒签了《对德和约》，但北京政府却在其后积极推进了对德关系正常化。1921年5月20日，《中德协约》正式签字。德国宣布放弃此前取得的所有在华不平等特权，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结束后，山东问题尽管写入了和约，却因中国拒签而仍为国际上一重大外交悬案。山东问题不仅成为中日间悬案，而且继续为国际社会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仍在为山东问题斡旋，日本政府也一直在诱使中日直接交涉。1921年，英日同盟又届十年期满，面临续约。因其中涉及中国利益之条款，北京政府全力展开反对英、日续约之外交斡旋。同时，在诸如顾维钧氏这些处于一线的外交官们的不懈外交努力下，北京政府在全国民众激昂民意的推动下，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立场愈趋明确强硬。

1921年夏天，美国政府邀请中、英、日、法、意等八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战后军备控制和远东－太平洋问题，以兑现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遏制日本，确保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战略利益。这样，解决山东问题，遂成为哈定总统为华盛顿会议设计的最重要外交目标之一。

此时的中国国内政局，亲日的皖系军阀刚刚被亲美的直系军阀打败，本为华盛顿会议收回利权带来利好，可南方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的对抗加剧，又为此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政府为赴会做了充分准备，组成以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王宠惠（大理院院长）为全权代表的一百三十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已濒临财政破产的北京政府囊中羞涩，无力筹措代表团赴美费用，只得电请各省摊派襄助，及至9月29日一行人才蹉跎启程。日本代表由海军大臣、驻美大使和外务省次官组成，火药味十足，并在行前即大打宣传战，又是花钱雇用美国艺人上演丑化中国戏剧，又是制造中国已然四分五裂的谣言，致使国际舆论对中国代表团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美国国务卿休斯拟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程，在确保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前提下，强调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这一议程恰与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在确保主权基础上，全面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争取列强支持，矛头直指日本的方针相吻合。

1921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会议开幕。在山东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以废除“廿一条”、根本解决问题为目标。中日双方对“廿一条”、修改条约、租借地和关税等问题，发生了激烈辩论和广泛的会下磋商。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胶州租借地交还，公产移交，日本军队撤退，青岛海关、胶济铁路、济顺高徐铁路、矿山、胶州租借地开放，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以及优先权、烟潍铁路、邮务局等一系列问题，争论极为激烈，旷日持久，会外磋商即达三十六次，谈判多次濒于破裂。由于美、法等国对日本的巨大外交压力，由于中国外交官们所付出的智慧、专业能力和巨大劳动，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最终签署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日本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收回海关，日本放弃所有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军撤出山东。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在一班中国优秀的职业外交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极为艰苦卓绝的谈判，将此前的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统统推翻。当然，中国仍付出重大代价，如开放原胶州租界地及对日支付的高额赎金等项。中国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历时八年，至此终获解决。

在华盛顿会议最终签署的《九国公约》有关中国的条款中，缔约各国协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的均等；各国不得在华谋取特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等。会议期间，中国各位全权代表不辱使命，在一系列事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上奋力博弈，相继提出中国关税自主案、撤废领事裁判权案、撤退各国驻华军警案、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案、撤废各国在华邮局案、撤退外国无线电台案、解决有关中国成约案、尊重中国战时中立案、废除“廿一条”案等十余项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议案。尽管中国与列强各国在与此相关的讨论中，最终未能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在诸如关税自主、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方面仍未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但此类问题被郑重提交国际社会，已比较巴黎和会取得了重大进展。

纵观整个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成果，诚如顾维钧所说，“中国所获已超过（预设目标的）百分之五十”。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被平等邀请参与国际论坛，致使中国第一次获得申诉清季以来所受各项不平等待遇与压迫之机会，并第一次收回所丧失的部分国权。在延绵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外交史上，此役已不啻为中国在弱国外交情势下所获得的第一个最重大胜利。

由“廿一条”秘密签订，中经巴黎和会，终至华盛顿会议，围绕山东问题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夺回国权的外交交涉，竟至于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今人不难看出远东地区大国关系聚焦于互相争夺在华利益，不难看出被夹于列强之间的中国之弱国外交的窘迫，可贵的是，仍有如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这样一班职业外交家壮怀激烈，专业才具精湛而又敬业克己。在艰巨至极的外交荆棘之中，前有虎狼鬼魅，后无国家倚援，他们仍奋然前行不已，身心疲惫辛劳之状，恐是外人无法窥其一二的。

但愿，九十年后国人还记得起他们。

（《书屋》2009年第5期）

附记：

顾维钧，此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部长，财政部长，驻法、俄、英、美大使。先后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蒙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对日和约谈判等重大国际活动，以及举凡所有中国近代之重要外交交涉。1956年出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并曾任副院长。1967年退休后定居纽约，口述英文巨著《顾维钧回忆录》。1985年11月14日客逝于曼哈顿寓所，享年九十八岁。

[1] “十人会”是巴黎和会期间由英、法、美、意、日五国首席和第二代表组成会议，拥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主席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此后，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又组成“四人会”，以日本首席代表非国家首脑为由将其排除在外。再后，英、法、美三国首脑又以意大利欧战出力不多为由，由三国首脑组成“三巨头”会议。巴黎和会遂成为英、法、美三国秘密交易的场所。

一个人的抗议史

贾西津

每次路过哈佛广场，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街头表演者。广场有一片圆形的空地，邻凹下地面的地铁站和马萨诸塞街分布向各个方向的路口，半侧阶梯台阶使空地形成舞池的效果，是街头表演最好的位置。遵循“先占先得”的原则，来得早的表演者就占据这片小小的舞台。

有一天是“农民”乐队演奏，在架子鼓手乐不可支的伴奏中，两个演奏者舞着吉他，歌声狂野奔放，引得观看的人围了层层叠叠。我正欣赏他们的表演，发现“观众席”上一个人，他盘腿坐在路面最高处的石墩上，手里举着一张半人高竖起的牌子，身边还放着一块小牌，同样的黑底白字：“‘9·11’真相是时候了！”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舞池，什么也不说，就像看表演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他的身边同样坐着、站着观看表演、拍照、叫好、跟着舞动的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不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个。他算是个举着牌子的观众呢，还是在观众中的一个举牌示威者？

我准备凑过去看看他想做什么。移步中，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和他攀谈起来。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摇滚乐声响彻耳边，两人要大声喊才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着“9·11”事件还有很多没查清楚，政府的故事不相信之类。见我在旁边倾听，举牌子的先生向我点头打招呼。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另一个人抢先做了回答：“9·11”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说明问题，没有内部人员参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恐怖分子做不到那些事，布什为了宣战制造理由，政府掩盖了真相。我有些惊讶：你相信政府参与了？他说：我相信，太多疑点了。“你知道除了两座世贸大楼倒塌外，还有一座第7号楼，在完全没有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也塌了吗？”举牌的先生向我介绍知识，并拿出一张明信片指给我看。明信片上画着三张图，是一座大楼第0秒、第2秒、第3秒的连拍示意，显示一座完好的高层建筑，瞬间整体坍塌了下去。图片下有一段说明，黑体的标题写着：第一点，世贸中心七号楼的神秘坍塌。

我确实不了解世贸中心七号楼。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库，“9·11”虽然是个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在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里，它也不过是一个印象派的作品。我听他们继续说明，原来那张明信片是“‘9·11’真相运动”的一张宣传页，‘9·11’事件后，陆续有人提出诸多疑点，特别是对于世贸七号楼不彰不显地倒塌，以及大厦倒塌方式与人工爆破技术之相似提出质疑；同时，对于政府拖了很久才给出的“官方故事”不满意，认为其忽略了所有的主要疑问。他们怀疑的对象直接指向布什政府——“9·11”事件政府合谋，为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怀疑与眼前坐在“观众席”上举着一面小旗的孤零零形象颇不相称。仔细听了他的理由，以及后来又看了相关资料，我并不认为他的怀疑没有道理——事实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释，确实难以说调查已经做出了结论。比如对于他手里明信片上提出的“十一个关于‘9·11’事件的显著事实”：

1.世贸中心七号楼的神秘坍塌：除了两座大厦外，世贸中心还有一座高层建筑坍塌，即世贸中心七号楼——两座塔楼旁边的四十七层钢架摩天大厦，在没有被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于当晚五点二十分也坍塌了。坍塌方式完全是专业爆破的方式——突然倒塌、爆炸性、原地直立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完全粉碎、不损及周边其他建筑物等等十一个只有控制性爆破技术才存在的坍塌特征。该楼承租人Larry Silverstein在2002年公共广播电台说到当天下午他就“拆毁”（pullit）七号楼向纽约市政消防局提建议，而“拆毁”在建筑学上专指大型爆破，需要专业人员数星期的设计和布置。令人惊讶的是，在571页的“9·11”委员会报告中居然未提及世贸中心七号楼瞩目的坍塌。

2.官方说坍塌是因为着火，事实上除了“9·11”事件，火从来没有造成过钢架结构建筑的坍塌。

3.可以检查出爆炸特征的世贸中心建筑钢架，很快被运往海外熔毁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联邦有关犯罪现场法律的违犯。

4.任何飞机失去联系，战斗机都会常规性地到空中巡查，这种情况平均每年出现一百次，基本在二十分钟之内都会实现。而“9·11”的飞机失去联系却近两个小时没有侦查。

5.安全部门一反既有惯例，在得知美国被袭击并且总统可能成为目标之后很长时间，让布什总统留在一间非常开放的教室拍照。

6.有未明身份的内部人士在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被恐怖袭击影响的有关公司股票上，买“看跌期权”获利数百万美元，这种赌注式行为就发生在“9·11”前夕。

7.至少有来自十一个其他国家的警告说明有可能袭击，“9·11”之前内部人士如军方高层官员John Ashcroft和旧金山市长Willie Brown被警告不要飞行。

8.2000年9月，一群新保守主义鹰派，其中很多其后即在布什政府里任要职的人，写信说他们认为：如果“缺乏一些灾难性的和可催化性事件——比如新珍珠港”，他们大量集结军队的计划会进展很慢。

9.据BBC和卫报报道，一些被宣布为“‘9·11’自杀劫机者”的人仍然活着并活得很好；据每周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报道，其中至少五人在美国军方基地受过训练。

10.布什政府抵制“9·11”委员会的成立长达四百四十一天，其他类似调查，如对于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宇宙飞船遇难等事件，均在一周内启动调查。

11.四个勇敢的“9·11”丧夫者组成的“泽西女孩”最终促成“9·11”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其中大多问题被忽视。布什政府内部人士Philip Zelikow领导下的最终报告，未就任何指向官方共谋的证据做出解释。

另外一份资料来自一个建筑和工程学专家组织，提出了世贸大厦坍塌所具有的十五个控制性爆破技术特征：

1.突发：突然开始的坍塌；

2.基底爆破和闪光：一百名以上目击者报告，在坍塌一秒以前有来自基底层的爆破声和闪光；

3.自由落体速度：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

4.均匀式坍塌：是遵循最佳阻抗方式的均匀式坍塌，倒塌在自身地基上；

5.侧喷：二十吨被肢解的钢柱和梁的钢束侧面喷出达五百英尺（约一百五十米）——大量铝热剂燃烧切割装置产生数吨融化的钢铁，会产生此现象，火的燃烧不会；

6.冲击波：建筑窗户爆出四百英尺（约一百二十米）远的冲击波；

7.摧毁波：整个建筑周边竖直进程的摧毁波；

8.空中粉尘：空中粉碎混凝土形成外向拱架烟尘；

9.“蘑菇云”：大量的火成碎屑流形成蘑菇云；

10.“爆竹”：即定焦爆破的起爆雷管特征，在四十层以下“倒塌”的楼层窗口清晰可见爆炸性喷射物；

11.完全分解：钢架核心柱状结构完全分解；

12.一千四百英尺直径圆状残迹：建筑中心向外呈圆形碎片均匀分布区；

13.混合燃烧剂证据：在钢融渣、凝固金属和灰烬样本中发现混合燃烧剂——一种高技术的燃烧剂的化学证据；

14.粒间融化：联邦应急管理局钢铁分析显示，钢铁样本中有硫化、氧化、粒间融化，这些是铝热剂的证据；

15.融钢：诸多目击报告碎石中有大量融化钢流，物理学博士Steven Jones此前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融铁球覆盖整片曼哈顿低地，融铁正是铝热剂的副产品。

在一张下载刻录的CD上，大量的采访资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世贸七号楼的背景，是美国安全局、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紧急情况管理市长办公室，以及一些银行、保险业等所在，七号楼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再如一个名为Securacom的公司负责世贸中心、美联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的安全系统，1996-2000年政府予之八百三十万美元合同打造世贸中心新的安全系统，而这个世贸中心唯一的安全系统负责公司恰是布什的弟弟Marvin P. Bush于1993-2000年在任董事会，布什的堂兄Wirt D. Walker III于1999-2002任主席和执行总裁的一个公司；其他方面还有幸存者目击“9·11”一周前整个周末的全楼停电、所有安全措施和记录缺失，该周内的反常警报，炸弹搜寻警犬被撤，三十四层空楼层的奇怪工程，九十八层突然全层搬空，大批人员周末进入“架设网线”等异常现象；同时更详细的影像对大厦倒塌特征做了解析，包括欧洲的一流专家指出控制性专业爆破的证据。所有这些被提出的问题和证据在“9·11”报告中均未予提及。

“你明白吗？”眼前这位穿着运动衫、牛仔裤、一头蓬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证实真是专业摧毁，那就是一场深远的骗局！”

我想，我明白，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疑问需要回答，而且对于权力所可能制造出的离奇，我们的想象永远都不会超出实际。但是我仍然觉得仿佛看到一场表演秀或者行为艺术——主人公和他要面对的主题比例反差太远了，台下没有观众，也不像街边摇滚可以自娱自乐。他接着说：“说小的谎言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如果说谎，就说大的谎言；谎言太大了，就不会被人们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越深入了解越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他仍然举着那面不大不小的旗子，黑底白字地写着：“‘9·11’真相是时间了！”他的身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摇滚的人，有人随之舞动，人们似乎对这面旗子既不陌生，也不相识。正如我自己的感觉：做了不多，不做不少，那种形象不是很可怜？在心理学上，有一类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逃避，即将自己不能应对的不愉快体验从意识中排除出去，或者当做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度的异常反而会熟视无睹，为了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理由，甚至会加入认同，并把追究不放的个体视为“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一笑；也不难理解，有人要把已经有“答案”的难题重新翻出来再验算一遍，一定不够受欢迎。在“9·11”事件上，美国人的反应也是如此，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免谈。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会？”他回答，“那么多人死了，美国被带入战争，又有很多人要去做战士，美国需要对它的政策做出反省。政府掩盖真相，但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美国有很发达的媒体。”“主流媒体一样是大集团利益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指出很多关键问题。”

“那你一定期望今年总统大选改换党派来追究共和党？”“改换党派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通过他们做出独立调查。你来自哪儿——噢，你们有个一党系统，我们有个两党系统，其实都一样，民主党、共和党，区别能有多大？他们一样不会愿意触动这件事。美国说它是民主的，别相信它！——不过有一点，确实很重要：你可以表达。我想我在中国做这些事就会被警察抓了。”一旁的攀谈者说了句：人们不关心，也是一种控制，我宁愿有危险，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

“媒体、党派都不可能，你希望通过什么‘有用’？”“公民。更多的公民。只有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我们才可能推动真相。——事实上，人们只要获知信息，就会对政府的‘9·11’故事产生质疑，现在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公众处于催眠状态，关键是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让一个人了解了，他就会告诉他身边的人，知道的人再传给知道的人，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其中。”

“可是好像人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去做。人们总是想：会有人去做的。不，没有人能替你做。一个人必须自己行动。”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就是谈几十个、上百个人，又怎么样？”“不，你说错了，我不是谈了几十个、一百个，我从2002年就开始做，到今天为止已经谈了上千人。”他认真地纠正我随口使用的“白发三千丈”手法的措辞，“我并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加入‘“9·11”真相’运动。今天和我在2002年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变化，比如他——我们两人从来各自不相识，今天一见面却发现原来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现在在街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2002年的时候就不会。”才刚与他攀谈的那位先生点头认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相互知道，但是大家在走向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因为2002年听到有人向我介绍，然后我从网上、其他地方去找看资料，大量的资料使我发现确实有诸多疑点，才开始认真关注，后来逐步开始自己做宣传。我自己从网上刻录了资料，给人们看。”举旗者说。另一位先生继续同他切磋：“哦，你是这样做。我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宣传、抗议、示威。”

“你们这样做没有遇到过麻烦吗？”我问。站着的先生说：“我被警察抓过。我知道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题，有的聚会激烈起来，就会和警察发生冲突。”我问他既然是公民自由，什么情况警察可以干涉。还是举旗的人向我做了回答：“这必须得掌握尺度，警察可以找各种理由，比如交通、你不能有肢体冲突等。”“而且，”他笑了笑，“街头警察有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权力干涉，但他们会‘讹’你。比如你在一个地方，街警会过来要求看你的证件，给你指定一个什么地方等，很多人以为既然是警察，自然得听从，就给他证件看、去他指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权力要你的证件，或者不让你呆在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我会告诉警察，他没有权力要我这样做，但同时我绝不动手或者对他抵触、冲突，那么他就只能让我继续呆在那；如果他动手挪动我，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对警察的肢体接触也是规制很严的，他们不敢那样做。很关键的是公民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并不知道。”

看来权力和权利的博弈，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是天下无国界的嘛，我暗自想。“你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对‘9·11’过程做出评估。只有具有传票权的真正独立的犯罪调查，才是有意义的，布什政府成员领导的那种调查团简直是开玩笑。你看材料就知道，还有上百的事实与官方的‘9·11’故事相冲突，需要做出解答。”

我问他们：你们认为自己做下去有可能得到“9·11”真相？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未来的乐观。示威者举例：“就像珍珠港事件，肯尼迪被刺，可能不会有无疑的结论，但我们总会更接近真相。比如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案——你看，我以前就不曾知道这个小城的事——在看资料的过程得知，1995年它遭到恐怖袭击，调查官已公开承认可能有政府合谋。“9·11”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情况，但只要做下去，总会逐渐清楚。当初布什政府抵制“9·11”调查委员会，不也是因为几个人坚持不懈，才有了推动。”

“我们虽然各自在做，却并不孤单。已经有上百的组织和许多个人加入其中，数百名建筑和工程专家联合要求重新调查，并在邀请更多的专家加盟。你可以看这些网站和资料，人们有很多行动，这个行动在不断扩大，相信有一天——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当回来从网站咨询上链接出去，我发现对那两个孤零零的身影感以“可怜”也是件很可怜的事。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运动，如那两位先生描述的“滚雪球”式的方式，与“‘9·11’真相”运动联成一体。他们所做的方式、动机，或许很多样，但它展示了社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容留了一个个体抗议强大权力的可能。

可以看到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9·11’真相”运动。教授、民权运动顾问、记者、普通个人，通过参与组织、组织活动、媒体报道、个人网站持续不断地关注“9·11”。上述提到的五百一十二名建筑和工程学专家、二千六百一十名包括建筑和工程学学生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签署递交国会的请愿书，要求真正的独立调查。

有公共网站记录着“‘9·11’以来失去的公民权”，记载下政府对于公民权利所做的不良记录。包括在言论、出版、隐私、机场和移民安全、对权利和自由的强制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记录，以及在法律变革、囚犯权利、保密、监视等方面的权利记录。

更多的组织和运动与伊拉克战争关联，斥责政府用谎言制造战争。如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有来自四十九个州及加拿大、美国军方和海外的一千三百名成员的伊拉克退伍兵反战组织（IVAW），其宗旨在于使得军队各方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反对非法、非正义、不可胜的战争。他们提出了如下十条反战理由，包括提出士兵有拒绝非法战争的公民权利：1）伊拉克战争立基于谎言和欺骗，在“9·11”之前就酝酿战争，谎称化学武器、隐瞒伤亡人数；2）违反国际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攻击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进攻伊拉克理由同样的法则；3）大集团靠战争牟取暴利；4）每日累增的人员伤亡；5）士兵们有权力拒绝非法的战争；6）由于政府失职使服役者面临严峻的健康恶果；7）战争使我们的家庭分离；8）战争债券掠夺了家园建设非常需要的资金，将每月一百零三亿美元用于战争；9）战争践踏了伊拉克人权和他们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10）军队被几度的部署调度、强制扩编、动用预备队和后备役等，消耗得疲惫不堪。

还有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的网站，数字化教育和帮助公民参与国家政策。如国家优先权计划（NPP），是一个501 （c）（3）的非营利研究机构[1]，它们通过提供联邦数据分析，让人们明白进而能够影响他们的纳税开支使用，向国家问责其每元钱被花到哪里。在NPP网站上，放置着一个伊拉克战争计数器，以每秒近千美元的速度持续翻新，显示开战至今已经支付了五千七百多亿美元，合每个家庭分摊四千六百八十一美元，每人分摊一千七百二十一美元，平均每天三十四千一百四十万美元。在“你的纳税钱能被花得更好吗？”栏目下，人们可以选择看自己所在州的更详细情况，并看到这些开支如果优先用于其他用途，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即政府优先开支了某个项目所意味的代价。我选择目前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查到本州纳税人为伊拉克支付了一百八十五亿美元，这些资金如果用做他用，可以为五百五十五万六千四百二十二人买一年保险，或者六百九十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个孩子一年的健康计划，或者支付三十六万三千六百八十九个公共安全官一年的工资、或三十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个音乐与艺术教师的工资、或二十六万五千二百七十名小学教师工资、或三十一万二千一百零五名港口集装箱检验员工资，或者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名大学生奖学金，或者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五单元廉价住宅，或者一年的二千八百九十万四千九百五十四个家庭再生电，或者二百二十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一处儿童场所。（顺便看到，马萨诸塞州纳税人为华尔街救市计划支付了一百九十八亿美元，比伊拉克战争负担还要多。）类似的网站还可以计算个人支出，比如你如果是一个十万美金收入的家庭户主，可知自己2007年缴纳联邦税二万零一百七十五美元，其中六千九百八十点四一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二千三百一十七点六一美元已支出资金和四千六百六十二点八〇负债（士兵健康保险、残迹补偿等需要支付尚未支付的费用）。精细的计算和比较，不禁让人有切肤之感，什么叫纳税人“自己的钱”。

有一本新书连登《纽约时报》畅销榜排行首位，是畅销书作家Vincent Bugliosi的《起诉乔治·布什谋杀》（The Prosecutionof George W. Bush for Murder），论述布什用谎言制造战争，构成对几千人的蓄意谋杀。它并不是一部泄愤或争夺眼球的幻想小说，作者表示自己用大量严肃的证据，目的很简单要做一件事：带来正义。

有读者随即为之建立网站，发起倡议，准备给全美每位首席检察官和众议院选区检举人送达，人手一册，以“相信有勇气者在这个国家重树法治规则，让‘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不食其言”。

再进一步，佛蒙特州律师Charlotte Dennett与刑事起诉人Vincent Bugliosi（也即前述畅销书的作者）联合宣布要将布什诉诸法律程序。进步党候选人Dennett正在佛蒙特州竞争首席检察官一职，承诺如获当选，将指认Bugliosi为特别公诉人，立即对布什、切尼、赖斯等人提起诉讼。“‘9·11’真相”运动相关组织在力推其当选。该州参议院2007年4月即通过决议，呼吁国会弹劾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其中两个镇今年３月投票通过提案，要求起诉布什和切尼因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

随着不断了解信息，我发现，那个举着小旗的孤单个体与巨大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天平，令人惊讶地晃了晃。公民表达、社会运动、数字化易化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法律程序、地方自治，这些使得弱小的个人不再没有意义，它们本身又是个体不断抗议强权的结果。有一本书叫《大卫为什么会赢？》取自圣经故事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讲述弱者的倡导力量。自由，最终是个体层面的，任何集体和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性，选举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所以社会需要各种机制，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声音，它们是宏观的民主自由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布什政府到底有没有“弥天大谎”，能不能构成蓄意谋杀，就像所有与权力集团相关的谜团，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果。公民的权利运动，虽然未必能让我们“知道”真相，至少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相——有多少历史，明白后者与做到前者是一样地困难。

广场上的摇滚乐演出结束了。示威者也起身准备“收工”。他同乐手打招呼聊几句，原来摇滚乐手和他是认识的，而且乐手本身也是要求追究“‘9·11’真相”的一个人，其个人网站上表达了很多对布什政府、“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观点，并用了James Baldwin的一句话：“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原来来广场示威的先生还是哈佛大学做计算机技术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个运动涉及面真是挺广泛。

“人都是一样的！”另一位攀谈的先生扬起双臂，做出一个滑向远方的姿势，“我去过中国，人们很热情，我喜欢那里。人民就是人民，人都是很好的。”

“政府就是政府？”我把他潜在的话补足。他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祝你和平、自由、快乐！”我说：“我会把你们提出的质疑记在我的笔记里，因为我也是你们传递了信息的一个人。”

是为此记。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1] 501（c）（3）是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条款之一，列出二十六类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

昆曲流水

钱红莉

在苏州，深夜里出去买水果，急走几步，瞥见一处果摊，坐落于两幢楼的犄角处，风直来直往，毫无余地，把女摊主冻得瑟瑟的。看似荒芜破败之地，实则里面全是稀罕果物，钴蓝，橙黄，浅绿，落日红……被龙袍一样黄的灯光映照，格外有一种美，有棱角的，不可侵犯的美。这样的街景，就是苏州的——即便颓败了不堪了，但底子上还是露出了广阔的深厚繁华，更像昆曲，只偶尔寥落几嗓子，都会令人有繁花弥天之感。

这就是气。气场，气派。跟一个人相若，只那么走几步，就可窥出端正之风；而有些人，即便珠翠满头，人前，只稍微几句也就泄了底。底，也是天机。人说，他心机重。人人都看得明白，就他一人不知，还以为占尽天下的便宜……暂且不表。

我还是想说昆曲。梅兰芳唱过的，程砚秋也唱过的。在一次回溯老上海戏曲界的黑白片子里，就提到这昆曲上，那个时候，是真的练功夫，也是打底子。若铺不好底子，往后也别想造高楼。这么说，所有的戏曲形式都是有渊源的，你中到我，我中缠你，最后纷纷踏上小径分叉的花园，成就了各自的棠棣之花。

在周庄的时候，将尽欲尽的黄昏薄暮，我们听的是《思凡》，那个女子，她瘦——即便络服裹身，却也掩不住的瘦，枯荷一般伶仃在开阔的舞台。她的眼睛大，被桃红繁彩描着，望向你，一派空洞，仿佛魂不在。一般的时候，魂都是藏在眼睛里的。可是她的魂就不再了。我看她的云袖，不很动，双双纠缠在腕上，偶尔滑下，被轻轻一拂，就又挽救上来。她的嗓音，是她的，婉转蛾眉的烈，也对应了暮秋天气的凛冽。空旷的舞台，由于缺乏吸音设备，所有的声音似无羁的野马都可以直冲到青天上去，这就更显示出她唱腔的烈性。由于没有反弹与共鸣，她的声音呈分散状，到了一定的句子上，需要把它们都一一收敛回来，这就更体现出难度来。

我是坐在阴影里看她的，四面镂空的枣红屏风，穿堂风一波一波走了又来，像高空低走的乳燕，偶尔打个闪亮的唿哨，那分明是人高马大的外国人在按快门。他们许是听不懂的，但就被眼前这花红柳绿给迷住了，所以第一反应是定格下来，企图把美框住，留待日后赏玩。殊不知，这昆曲的美是无论如何也框不住的，她是流动的，不是《金瓶梅》里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流动，而是灵性的无限流淌，是鲜活的，是伸手留不住的岁月……

岁月渐渐流淌，我们也顾不上了，我们还要赶路，去一个叫千灯的古镇看望顾亭林先生。人们一群群离去，乌鸦返巢，哗啦一下，天空里泼了墨，黑压压大兵压境的离乱，一会儿，都不见了。有的特意接近舞台边缘按快门，对着那个女子，也不怕晃了她的双眼。她不为所动，兀自高山流水走惊雷，是雁落平沙，是笔走偏锋，整个把自己融入角色里，决不分身出来。我是最后离开的，回头又望她一眼——她在夕光里惊艳夺目，惊艳是很悲凉的事情。她怎么知道我们是去赶路呢？她或许以为自己唱得不好，看客们才要走的吧。所以悲凉。其实，那些看客里，真正有几人懂得这个艺术的呢？

回到合肥，我常常想起那个女子，觉得人人都怠慢了她。这样的艺术原本是在室内的，璨璨的舞台搭起来，所有的古琴咿咿呀呀，无比宁寂地等待着大幕开徐，千帆过后才是她袅袅而出，烟一样飘忽灵动，台下人如醉如痴，一起陷入昆曲的流水。

听昆曲，最能感觉到光阴的走失，仿佛置身满树繁花，忽然有了身世之感，就像前几日，站在单位三楼窗口望见一线之隔的高大榆树上，满天满地紫芽怒绽——不觉又是一年，榆钱飞飘的时光仿佛昨日，转眼，花尽了，叶残了，时间凋零，又是一季春秋。昆曲与草木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她们一年年默默提醒着我们，走失的并非时间，还有一本本册页与诗篇。

卷帙浩繁的物事，我独爱这一种——不是呵护，而是托付，好比付给一朵花一株树一片叶。她们的可亲可暖，她们的辗转不易，一切的悲欢哀辛都深藏其内，不为人言。

白先勇半生痴迷文学，到临了，都一一放下，腾出大心血给昆曲，自宝岛演至内地，一次次谢幕，一遍遍返场——那是热血沸腾的不知疲怠。

文学与昆曲，不过是艺术形式的不同表现，她们来自心血，又归于心血，满天星光般地被得到护佑——好比今夜，我在倾听，有了更多的想象力，乐音不过是一种铺垫一种背景，我隐在昆曲的流水里缅想自己的身世。窗外月色倍明，早春的风吹在脸上比之深冬愈加割人，但昆曲是暖人的，始终怀抱一颗温厚之心，又似一只手把风吹疼的脸抚摸。对，昆曲就是一种抚摸，文学也是一种抚摸。

（《全国优秀作文选（美文精粹）》2009年第6期）

二十世纪好像大杂烩——重读百年中国人的国家观

顾 土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演变极其迅速，而且变化多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世纪初还基本没有脱离古典式的专制君主王朝，却在环境逼迫下急匆匆预备立宪，皇族内阁刚刚有个影子，又在暴力革命和强势逼宫中火速奔入共和；共和的雏形才在喧嚣中显露，君王之梦又差点成真；各大军事力量分头割据的局面支撑了没几年，武力统一的步伐又踏响南北；大一统的表面架子没有维持多久，外来侵略的烽火又燃遍大地；八年御侮的胜利终于降临，内战的鼙鼓又动地而来；两军对垒不足四年，崭新的社会体制猛然摆在眼前；分田分地的喜悦、民族私有工业的曙光稍稍显露，社会主义改造又基本完成；国有国营的社会经济才在那里起步，迎面而来的却是大冒进加大饥荒；调整的果实尚未尝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就席卷天地；计划经济的大干快上刚想恢复，市场经济的风雨又在吹打万物，昨天还在大讲精神万能，今日忽然满目物欲横流。寿命长一点的，不但赶上了封建主义，遇见了三民主义，还碰到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又一步投入了社会主义；不仅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更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洗礼。我尤其佩服摄政王载沣这些人，一生中居然什么都看到了，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而末代皇帝溥仪，竟然还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他们毕竟不是欧洲的君主和日本的天皇，中国社会没有近代化，更没有现代化，这些流星赶月似的变化在他们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景象？

其实，不用说逊清的遗老遗少，即使生长在新时代，即便是那些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未必适应和清楚这些来去匆匆的变化。变化之间是大跃进，缺乏过渡和适应期，每种转变又常常截然不同，相距甚远。尤其是一百年来因种种社会变迁而带来的各种观念，加上固有的思维方式，只能以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储存在大脑里，互相搅和在一起，谁和谁都不挨着。自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什么都难以自圆其说，几乎成了世纪的思想特征。

一

在二十世纪大杂烩般的各种观念中，有关国家的观念虽然最为混乱，接受起来却又最为轻易，共和、领土、主权、尊严、独立、解放、统一、爱国、内政、外交，人人挂在嘴边。于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外来的、自己生造的，加上未来理想式的交错重叠，成为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国家观的基本来源。

1912年，民国肇建，民国就是共和国，英文即为The Republic of China，区别的是以往的帝制。这一点，至今还有无数人处于糊涂状态，基本是一锅粥。共和打倒的是皇帝，也就是万岁，可惜，一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清晰地明白民国的那些统治者与专制王朝的皇帝究竟有哪些不同，不是皇帝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句人人熟悉的歌词曾经引起许多外国人的疑惑，一位美国人惊讶地问我：怎么，你们中国的历史难道比我们还短？祖国华诞、祖国六十诞辰、祖国母亲生日一类的说法充斥在各种场合，人们已经浑然不觉这样的说法之荒诞，习以为常。似乎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没有祖国，好像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祖国并非我们所爱的祖国。

近代国家的标志是议会，议长是民选的议会领袖，可选可罢，但是，议长之位在人们心目中一个世纪以来从未确切。民国初，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海军总长刘冠雄前往祝贺。汤请刘坐，刘连称岂敢。汤问何故，刘答：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

今天我们讲的叛国是指背叛中国，但是，袁世凯称帝时，讨袁被称为讨伐叛国贼；丁巳复辟，背叛共和、拥护清室的人也被定为叛国罪。

梁启超1901年曾经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比较了中国旧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想，也就是近代新思想在国家意识上的差异。其中一段认为，在中国旧思想中，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给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在欧洲新思想中，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梁启超所归纳的这两种思想，前者就是君主专制，后者即是民主共和，一百多年来几乎同时混杂于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分不清彼此。

在混乱的国家观中，尤为混乱的就是经历了上一个时代的人依然用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看待下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而下一个时代的人又总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衡量上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变化神速的社会，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又迥然相异，甚至根本对立。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今天，这已经被定为国耻纪念日，警报、警笛响彻上空。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个时代，“九一八”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对待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不用说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九一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在也不一样，尤其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岁月更是如此。“九一八”今天在我们心里的影响力实际是近十年的产物。

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没有什么比国耻这样的日子更让人难受，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落后挨打，哪一样都可以令我们刻骨铭心。不过，当我们将历史回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会发现，那时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的沉重尚有很大的距离。就在东北沦陷之后，大量的中国人依然赴日访问、学习、旅游。作曲家聂耳1935年7月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溺水身亡；曹禺的成名作《雷雨》1934年在日本东京上演，这是《雷雨》最早的演出，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剧社主演；1936年，女作家萧红为摆脱情感纠葛东渡日本，在那里，她的文学产量丰富，写下了《孤独的生活》、《砂粒》和《牛车上》等散文、组诗、小说；文化巨匠郭沫若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归国，他在日本的十年是他一生中学术著述最为丰盛也是最有成就的十年。

这些文艺家不是张爱玲，更不是周作人，他们是著名的抗敌作家，聂耳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九一八”事变后都不乏抗日的言行和作品，但为什么还会不顾国耻依然在敌国游赏、隐居、滞留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1931年距离1911年只有二十年，而辛亥革命时，许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志士，对国家的认识依旧延续在“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种族国家观之中。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复会表露得更直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革命小册子《血泪书》中就号召说：“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种族革命是当时共和革命的基本内涵，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文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著名革命文字都将满族统治的两百多年当做奇耻大辱，认为满族“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心里，赶走了清朝统治者，夺回汉族江山，便可以再造中华，创立共和。清朝统治者出自哪里？自然是关外，关外就是东北大地！

中国古代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家国，就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这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知道。明末，人们心目中的家国有明朝，反清时的爱国当然也就是爱明朝。反清复明的意识，可以说由始至终延续于有清一代。有多少人怀抱着这样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清末革命党人无不以此为号召，足见这样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爱的当然已经不再是朱氏，而是汉室，将中国的衰败归罪于满清，借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推行共和。

十九世纪以来，主权、领土、内政、外交等观念传入中国，在与外国的不断纠纷中，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逼迫下，中国人的近代国家观也在日渐生长；与近代国家观形成的同时，传统的家国意识依然保留，这就出现了国家领土和主权观与几千年王朝统治时代的家国思维在中国人大脑中并行不悖的情形。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人非要驱逐满人，皇室享受优待条件继续留在紫禁城，皇亲国戚依然住在京城，八旗子弟早已不成为一种力量，而满族老百姓也与汉人打成了一片，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这表明，近代国家的概念与传统的汉室观念交错而存。

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孕育，消退也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并存、交错、混淆、模糊、此一时彼一时是基本状态。一方面，东北沦陷带来的屈辱使人们感觉到国土丧失、主权受伤，抗日激情不断高涨，人人誓言“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往来，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又存留难去，因为关外与关内毕竟不同，关内是传统概念中所谓中国的地域，而关外则是满人“发祥之地、游牧之地”。1905年前的《同盟会宣言》里还很明确地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做汉奸者，亦如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短短二十六年，一种曾经非常强烈的意识怎么可能轻易地烟消云散呢？

七十多年来，人们对汪精卫与溥仪、对伪南京政府与伪满洲国的不同态度，最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的混杂。溥仪为首的伪满，其存在时间远比汪伪政权要长，其势力范围也不比汪伪政权小，与日本侵略军的依附关系更不比汪伪政权弱，汪精卫曾是国民政府首脑，而溥仪也是中国人曾经的最高统治者，但我们对这个皇帝及其傀儡政权的憎恶程度至今都远远低于汪伪。大汉奸的臭名从来都属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知道张景惠的人却不多，对溥仪的称呼也只是个“末代皇帝”，而且还成了重新做人的典范。1999年的《辞海》，有关辞条开宗明义地将汪精卫列为汉奸，而溥仪的开头则是“清朝末代皇帝”，区别分外明显。汉奸本来是用来斥骂那些投靠满清的汉族人，满族人投靠日本人自然不能叫汉奸。翻翻中国历史，依靠外来势力维护或者夺回自己的江山本来就不算什么耻辱，这还是古代君主专制时代保护家国的一个有效法宝，包括那个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也是如此。汪伪与伪满，在人们心目中的评判差异，可谓人们用双重标准看待同一类事、同一类人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三

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的一幕，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国家观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1915年夏末，孙文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司令部，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上海；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山东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陕西三原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筹备处就在青岛的八幡町一所大楼里，这里曾是德军驻青岛总督的住宅，1914年冬，日军攻占青岛，接收了德军的全部财产，其中也包括这座大楼。日军专门让出大楼，提供给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特意拔去路牌，在路口放置禁止通行的木牌，由日本宪兵日夜站岗巡逻。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里有正规军人、退伍士兵、学生和民团，还有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崇智是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里有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坐镇，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专程赶来。正因为有了日军的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不敢打来，山东都督靳云鹏也退避三舍，革命军得以顺利攻下十余县。

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夫妇与总司令居正是干亲，居正的次女就是萱野的义女。当萱野来到青岛后，居正问干亲，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需要的大炮和飞机都弄来了吗，萱野回答，飞机和驾驶员很快送到，但大炮只有六门，不过可以赶造木炮，以假乱真。有个叫李得兴的木工，是制造木炮的能手，不妨请来。等到李得兴带着五十八位木工赶来后革命军才发现，原来这些身着破棉袄、脚穿烂棉鞋、留着长辫子的木工居然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来华十几年，娶了山东女子，生下中日混血，潜伏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可以说，中华革命党为讨伐袁世凯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一支由日本顾问参与、日本军人支持、日本武器装备、日本特务助阵的部队，但是，恰恰是这支部队最有战绩、最有影响。孙文对他们很满意，特派廖仲恺前去慰问；袁世凯死后的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也很看重他们，专门派员慰劳，认为他们讨袁有功。

这是日本扶持的部队，但也不能说他们亲日。队伍里有个军官叫陈中孚，一百五十八位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官兵曾经联名认定陈中孚等九人是日本奸细，有害中国，要求开除。居正、许崇智等请示孙文后，决定将他们调回日本。明明背后是日本势力在支持，却又不能容忍有人为日本做事，其复杂性、两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萱野长知是日本人，可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都是在替日本办事，他的调动实际直接来自孙文。当日本军部驻青岛的负责人小村想要控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限制部队行动时，萱野却一口回绝，说这不是日本政府的指示，只凭军部没有这个权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本国国土上行事，无论军事或政治，都是自由的。

这种状况，尽管今天看起来观念含混、做法矛盾，但在当时却无所谓，所以，用现在很多观点去衡量那个时代，难免得出另一种结论，多少革命家、思想家不能不背负汉奸、卖国的沉重罪名。

借助外来势力的军力、财力加强或保护自己的力量，打击、震慑敌方，这既是中外古代最为惯用的手段，也是近现代乃至当代无法避免的方式。在古代甚至近代，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现代，由于主权、领土、内政等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借助外来势力特别是作为代价出让国家权益，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干预、出卖、丧权辱国等等，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其实，只要是小国、弱国，只要是政治力量中的弱势，从古至今，在其起步、初创、发展阶段几乎无一不受外部势力的扶持直至直接干预，没钱、没武器、没经济、没有强大的武力，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最为可笑的是，有的政治力量完全靠外来势力的支持起家，但又谴责敌方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有的国家在微弱时只能倚赖外来势力，但在强盛后又指责别人有外部势力插手；有的国家一面声讨别国有外国干预，一面却积极伸手到其他国家进行干预。干预之说，到了后来，已经成为打击削弱对方威信的一种口头武器。不过，当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被外部力量推翻以后，一种新的观念和标准实际正在被国际社会所逐渐接受，两国新政权依照我们过去的概念应该叫什么，人人心知肚明，但却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不妨视为国家观的新变化。

四

百年来国家观的杂糅、交错，还表现在对外对内的关系及其统治方式之中。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今日的国家外交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唯我独尊，四夷来朝，这样的心理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近代国家时认为，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别国的承认才是完善的。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别国的认可，何况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国家。别的地方不是夷就是番，未经教化，来也是朝贡，觐见时还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所以，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国家关系，与四邻的关系并不像今天国家主权、领土概念完善后的关系那么简单明了，王朝治下各地的统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省、市、自治区那般清晰确切。

中国历朝历代，其边界疆域并不固定，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势力范围和管辖地盘，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时而战争，时而归顺，这是历史的常态，与今天的国家领土概念还有距离。因为占据地盘和掠夺财物是历史上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在初创时的共性，不断迁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好像一打仗就是分裂，一归附就是拥戴。不要说边疆各地，即使秦大一统以后，在中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各民族也曾分成各国，此消彼长，同样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完全按照势力范围划分，古代中国，尤其是鼎盛时代的王朝，其版图的确很大，但这不属于近现代的国家概念。一种地方有如今天中国各省市那样，由中央王朝派员管理，层层深入下去；一种地方是朝廷派有驻扎大臣，但具体事务由当地王公贵族或宗教领袖负责，依靠联姻制度和隆重的礼遇保持归属关系（民国时代特设的蒙藏院和后来的蒙藏委员会说明其历史的延续性）；还有一种是属国，他们按期朝贡，新王由中国朝廷认可，有了问题可以出兵干预，其他均不过问。

当传统治理方式与辖属关系仍在维持的时候，一声炮响，既闯进了列强，又送来了近代的主权国家观。中国迅速向着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周边开始了殖民化半殖民化，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世界大同理念，在固有的君王家国意识与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之上，又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国家观念的认知，因而变得更为难解，纠缠不清。十九世纪的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国都曾武力或武装支持今天看来是另外的主权国家，但在当时，中国是延续历史传统，负有本该承担的责任。上世纪下半叶，还是在同样的两个地方，中国采取的支援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我们既可以看做意识形态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其中暗含的历史传统因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各种关于国家的观念全部压缩在一百年内让中国人迅速消化，其结果自然是消化不了，于是，大杂烩不能不成为一大特色。

（《书屋》2010年第1期）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王明珂

父亲二十岁从军，四十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十五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蟥、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四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唯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二十岁前唯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军官之一；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二十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构陷……”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十四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十五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三十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蟥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

雕版上的德格

祝 勇

一

我至今仍对在印经院度过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起初，我从远山向它走近的时候，就看见暮色一点一点地披挂到它的身上，它像一个庞大的神话，渐渐消失在黑夜的内部，变成讲述的一部分。所以后来，我在印经院回环往复的廊道中游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走在夜的腹部，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场所。我看不见建筑的整体——当我目睹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消失。当我走过一段楼板的时候，刚刚踩踏过的楼板就在身后不见了，新的楼板则在脚下应运而生。这种感觉颇为离奇，仿佛我走在一座虚构的宫殿内，它建筑在虚空中，却给我提供层出不穷的道路，使我不会坠入深渊。无边的黑暗甚至使我产生某种错觉，即脚下的道路，会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断。没完没了的楼梯、藕断丝连的暗道、意想不到的出口，使我无法预言自己的道路。我只有把自己交给它——这座庞大的宫殿，一心听从它的调遣。

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座庞大的寺院，或者说，印经院给僧侣、匠人们提供了一生的道路，它的内部空间，比高山大河更加辽阔。从西藏江达来的泽仁罗布，十九岁进入寺院，刻制印经版，到现在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他还会在这里呆更多的年头。许多匠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时光。一生的时光，对于个体来说是漫长的，但投放在这里，倏忽间就不见了。他们的生命，都变成了经卷、刻版，层层叠叠地，罗列在架子上。看见它们，就等于看见匠人们的消逝的面孔。所以，印经院是成千上万的僧侣匠人共同的存在之所，他们来自不同的朝代，却济济一堂。印经院的辽阔不仅仅是空间赋予的——它只是一座并不高峻的三层建筑（底层除外）——而主要是时间赋予的。它无疑具有永恒性，正是这种永恒性，使它具有了超凡脱俗的容量。

因而，德格印经院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它容纳了道路，把无数条穿越雪山河谷的艰辛之路，最终收束于自己的怀中；它吸纳了时间，并且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各种时间的入口——可能一个无意的转身，就会使我们跌落到几百年前的某一个时刻里去；更不用说它成为雕版和经卷的聚集之所，据这里的喇嘛介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文化典籍，都收藏在德格印经院中，它有三十多万块雕版、六千多块画版，其中不乏珍本、孤本和绝本的雕版。印经院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占有了世界，即它保存了时间深处的种种智慧，与这种种智慧相比，任何珍宝，无论怎样价值连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却内在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精气血脉相连，这种无形的智慧，在超越物质的阻挠之后抵达我们的内心。它们像血液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精神日益强大。

那些穿越了千难万险之后一步步向印经院投靠的道路，以及印经院内部迷宫似的回廊，其实都与我们身体内部的经络血脉相连通的。有一种隐形的通道存在于它们之间。它们有自己的交通法则。有多少虔诚的生命在其中生生死死，轮回往复。像此刻的我，一旦进入它的内部，就找不到出口——或者说，不愿再去寻找出口，而是在那些幽深的殿堂间，没完没了地游走下去。

二

从甘孜过去[1]，就是德格了[2]，但是，从甘孜通往德格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从峡谷中穿越，像江河一样剧烈地颠簸，要翻越几座雪山。我们坐在车上，经历了由天国到人间的几道轮回。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海拔六千一百六十八米的雀儿山。六千米的高度，对生命的存在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仿佛对进入圣地的一次资格考试，只有内心坚定的人，才能获得通行证。我的高山反应不像其他人那样强烈，只有寂寞最为难耐。除了皑皑白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它几乎使我确信，天国是如此寂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繁花似锦、富丽妖娆，神灵的业余生活，也一定单调乏味。一万年以前下过的雪，还停留在原处，没有人动过。在起伏连绵的雪山之巅，一切都是静止的，包括时间。气喘吁吁的汽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挣扎顽抗，但它的努力成效有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仍然在雪山上盘桓。此时的运动，约等于静止。

在摇晃的车上，我只想一件事——从前的喇嘛，是如何跨越雪山，前往他们心中的圣地？那时还没有三一七国道，但那条通往德格的路肯定是存在的。那条道路上危机四伏，而德格，看上去更像一种永不存在的虚假诱惑。在德格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的存在。那辉煌的印经院，与冰冷似铁的岩石格格不入。它藏在风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宣布它的存在。

整个康巴地区，如同善于思考的大脑，遍布着沟回和隆起，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落差巨大的山脉，把藏民们各自分割在狭窄的区域内，难以探听彼此的消息。山武断地隔断了人们的交往，在山面前，人是那么无助。藏民们如何能够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时，宗教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它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个体联系起来，在无数个零星的群落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人会在不同的地方念着相同的经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和声，只有最高的神才能听见。人不再是孤岛，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别人的信息。精神的一致性，改变了他们生存的局面。他们因此而那么容易动情，有了神的存在，山地就不再荒芜。他们在神的启示下开始长头之路，把身体交给冰冷的山路。陌生的人，都是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相遇的。他们在朝圣路上遇到了更多的自己。而德格，正藏在道路的尽头，不动声色地，等待他们到来。

三

尽管德格把自己隐藏在深山的皱褶中，但是，几乎所有的藏人都对德格的存在了如指掌，他们把前往德格朝拜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无论道路如何坎坷，它都出现在每个人生命的必经之路上，成为每个虔诚藏民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无论道路的起点在哪里，它都将成为那些道路必然的终点。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色曲河谷这样一个狭小地方所诞生的文化形态，会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文化形态产生如此巨大乃至举足轻重的影响呢？”

现实的问题需要在历史中得以解答。这是我们今天无法对历史漠然置之的原因之一。所有消失的事物，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令人猝不及防。仔细打量唐朝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整个藏文化区域，分为上阿里三国、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三大部分，而现在的德格地区，刚好位于下多康六岗中最重要的色莫岗地区，不偏不倚地出现在多康与卫藏相连接的最重要部位上。那份古老地图，仿佛一张具有游戏性质的图纸，而德格，刚好成为图纸上最关键的一颗棋子。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将对那只妙不可言的手赞叹不已。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包含着藏民族对历史的或是个体命运的必然性认识。通过德格这一跳板，卫藏的政治与宗教文化，与多康地区剽悍英武的族群发生了历史性的联系，几种质地不同的文化被德格这个镴牢牢地焊接起来。它划开了两种文化，可两片土地却因德格的存在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它们渐渐融化在对方的内部，像两个人，长久地靠近，生命粘连，血液交融，无法拒绝地长在一起，相互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蜕变为今天的康巴文化。

德格，藏语意为“善地”，原是一个土司家族的名称。从公元617年到1951年德格县人民政府成立，一千三百三十四年间，在藏区历史上，占据了最为显赫的地位。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甘孜州，召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八思巴在前往晋见忽必烈的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的朝拜，于是，八思巴将他选任为“膳食堪布”，并赐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

德格家族的荣耀是大地赋予的。人们甚至以“天德格”、“地德格”的称号比喻他们如天地一般无边无际的权势，使藏区其他的土司家族黯淡无光。

家庭势力像一个体格健壮的康巴汉子，日夜不停地在高山峡谷间奔走。我查阅《德格县志》，发现明末清初，是德格家族的权威迅速扩张的时期，家族意义上的德格，也转变为地理意义上的德格，成为一个地名。此时的德格，包括了今天四川甘孜的石渠、德格、白玉，西藏的江达和已撤销的邓柯县五县区域，并逐步渗入今西藏昌都和青海西南地区。清代史籍中记载的“得尔格”、“得尔格特”、“德格特”等，指的都是德格。

据说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六世法王曲杰·登巴泽仁在一个日暮时分走出官寨，就在这里，他听到孩童般诵经声，在风中隐约传来，童稚中带着一种古老的音韵，既急促又缓慢，既灿烂又苍凉。四下里并没有人，但他被那若有若无的诵经声弄得十分痴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油然而生。

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2月28日，一个建造印经院的庞大计划开始展开。实际上，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因为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但无论怎样，它在日后都将注定成为藏民族精神信仰的制高点。从那一天开始，它就不再是德格登巴泽仁的梦想，而变成一个日益长高的现实。印经院选定在土司官寨西南三十米一个被称作尼干普绒的小山包上，与藏族传统风水文化中典型的“八瑞相”相吻合。一双智慧的眼睛能够看出，它周围的山水格局，自然地排列成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吉祥宝地的符号：妙莲、吉祥结、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金鱼，而金沙江的两条支流——色曲河与歌曲河，也刚好在这里汇聚。大地如一套精密仪器，如此缜密地吻合。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印经院出现在这里，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神的意志。人们对神的意志心领神会，并用谦卑的手，对神的意志予以落实。

四

即使在黑暗中，我还是被架子上的雕版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镇住了。他们一排一排，亲密无间地挤靠在一起，所有的文字都隐在夜幕里，蠢蠢欲动。至少有几亿个字聚集在一起，即使没有声息，它们的力量也是骇人的。我知道了什么是卷帙浩繁。我听见泽仁康珠在说：“不知为什么我会如此地悲伤。或许，它强大的力量令我感到莫名地伤感。我无法平静地与它对视，我穿越无数的轮回就是为了能够觐见它慈悲的容颜！”它们是那么强大，即使在黑夜中，仍然不停地晃动和奔走。不需要任何宣言，它的正义性，已经存在于它强大的存在中。在如此强大的存在面前，所有的辩驳都是不值一提，甚至是愚蠢的。我们早就不再具有与之对话的可能，就像我们无法挑战阳光的权威，我们只能接受它的教诲，并把这种接受当做一种荣耀。

除了酥油灯，殿堂拒绝明火。黑暗封闭了我们的视线，但我们可以用手触摸。高显银带着手电，我跟在这位年轻的县委宣传部长的后面，看见手电照亮佛经的只言片语，没等我看清，就消失了。它们在黑暗中一望无际，深不可测，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它们的尽头。我索性站住，触摸到雕版的把手。我把它抽出来，动作很轻，生怕对其他的雕版有所惊扰。我的手指暗自滑向雕版上凸起的字迹。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我发现，手是可以看的，在眼睛力不从心的时刻，手是那么地机敏，可以清晰地看清文字的形状。我似乎明白，盲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光亮会顺着他的手指进入他的内心。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不会因目光的夭折而受任何阻挠。

据说，最古老的雕版，应该是《般若八千颂》，刻制于1229年，但是听喇嘛讲，还有雕版诞生于更古老的朝代，只是我没有记住朝代的名字。《般若八千颂》在德格第十代土司、第四世法王松杰登巴时代，以梵文、乌尔都文和藏文三种语言刻制完成。而最著名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经书，则是在十八世纪刻制完成的。我悄悄抽出一块雕版，双手捧着它，发现它居然很沉，我甚至怀疑它的材料是否来自人间。那上面有遥远时代的语言，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它的语气丝毫未有更改。我有些感动——即使我们对印经的文字一窍不通，我们仍然感动。我决定去读经。经文具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每个人在细密的经文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回到北京以后，一定把汉语经书找来，让那些安详的文字，像米粒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静静融化。

我的朋友、生于德格的藏族作家茨仁唯色说：

假如我能够，我愿意化身为这印版上的一个字，愿意湮没在这千千万万的印版之中，不为别的，只为了变成谁的密码，让谁把我放在这里，一直留在这里，留在我的德格老家。

——这些印版，似乎让我看见了一个美妙的前景。我对来世的承诺，再好不过如此。

五

可惜我没有目睹匠人们雕刻印版的场面。据说，那种场面惊心动魄。每当清晨，印经院的殿堂就如同一个布景华丽的巨大舞台，被晨曦的追光照亮。许多匠人会在不同的作坊中分组排开。他们长长的影子拖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在时光中不声不响地移动。当影子像日晷一样旋转到相反的位置时，就会有许多经文在潇洒的造型中脱颖而出。经版从书写到刻制，大约需要十五道工序。县志上说：

印版材料多选择红叶桦木。每年初，印经院造计划交土司以派差的方式向差民下达当年应缴纳印版材料数额。秋后，德格、白玉、江达境内的差民便上山伐木，将刚落叶的红桦砍倒，截去节疤，选较顺直无疤的树干截成数十至一百多厘米的若干段，再将木块劈为厚四至五厘米的板块，然后将板块就地上架，点微火熏烤。待木板干后，差民们用人背牛驮的方式将木板运下山，放进粪池中沤制一个冬天，到次年四月，将木板取出水煮，再烘干，推光刨平。至此，印版的初胚加工告成，差民们将版坯驮运至更庆，经印经院管理人员严格验收后，这些经久耐放、坚韧皆具的木板才能供刻版之用。[3]

而一部经书，常常要刻几万块经版。那部《长寿经》，就是江达工匠花了三年时间才刻出来的。印经院从刻版、造纸、印刷到装帧，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印刷工艺与程序，所以从印刷史的角度上，被称为“活着的博物馆”。比如制作模版，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书法家将文字直接用笔反写在坯板上，交付工人雕刻；另一种则是将透明度较好的纸模反贴在坯板上，雕刻工人再依据纸模上的笔迹进行刻制。无论怎样，整个过程无疑是一次漫长而艰险的旅行，容不得丝毫差错。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个故事（我有意把它写入我的小说中）：一个造反派为了惩治一位“臭老九”，给他强加了一种惩罚，让他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剪下来。这当然是一种颇具创造力、同时也最为残酷的惩罚。但对于受罚者而言，它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是“组织决定”。为此，他以认真细致的态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均匀地剪下。当他胜利完成任务之时，又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将剪下的字，按照原来的顺序，一个一个粘回去。

这是一项足以让人发疯的酷刑。我想到它，是借助于刻版的提示。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一项机械的工作，同时是匠僧们的信仰寄托，在手指与经文之间，存在着那么醇厚的关系——它们彼此信任，而不是像那位受刑者，与他的“任务”，相互敌视。或者，刻经本身，也成为一种修行方式。它不是刑罚，每个匠人都在刻刀的回环曲折中完成内心的祈祷。

八十岁的向巴是印经院最老的工人，过去负责经文的印刷，年纪大后，他无法割舍这份干了近四十年的工作，被调到相对轻松的颜料加工组。昏暗的房间里，两根木杵、一对石臼陪伴着两位老人，他们一边口诵经文，一边手握木棍慢慢地磨制朱砂。他们动作缓慢，但他们磨制的朱砂，颗粒微小，配制出的颜料也格外精细。由于价格昂贵，制作费时，朱砂这种高级颜料，只有在印制珍贵经文时才会使用。向巴老人原本是可以回家养老的，儿女们也愿意他回家享福，可是他认为这是在积公德。他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神的赞许——在印经院干了几十年活，他从未生过病。[4]

工匠与印经院，互相创造着对方。向巴从不嚣张，但没有人比他更幸福。宗教使他内心安然、岁月无惊，而故乡德格，则是他手中的一块雕版，因他虔诚的手指而华美、亲切和永恒。

六

即使今天，我在北京的春天里回忆德格，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的气息。我曾经说过，记忆，常常是以味觉的形式存在的，它甚至比其他任何感觉都更加顽固和准确。那是一种由酥油、梵香、纸张、木板、颜料、油墨、防腐剂等诸多物质混合而成的气味，奇异无比。这种气味，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我想，两情相悦有一个不被言及的隐秘动机，就是彼此之间身体气息的诱惑，以及因此带来的某种化学反应。妖娆的诱惑不仅来自视觉，同时也来自嗅觉。以此比喻印经院显然失敬，我只想借此强调气味的秘密价值——我们可能在视觉面前保持理性，而在气味面前却心驰神往欲罢不能。德格印经院的气息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中酿造出来的，是这座古老寺院综合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对于宗教的迷恋，想必也包含了许多不易察觉的心理因素。它不是一种直白的芳香，而是如同建筑、木器的包浆一样，隐晦、幽暗、若有若无地释放它的光泽。经卷的纸页，是以德格阿须草原上一种名叫“阿交如交”的植物制成的，它的学名颇有文学色彩，叫“瑞香狼毒”，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在经过清洗、切剥、蒸煮、捶打、出浆、抄纸、晾晒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变成色泽微黄的“藏纸”。在阳光下，它植物的纹路隐约可见。手指捻动这种纸印制的经卷，轻轻念诵纸页上的神秘符号，每个人诵经喇嘛的姿态都那么风神古雅，像壁画上的人物。而“瑞香狼毒”本身具有的药用价值，不仅使古老经卷避免了虫蛀鼠咬，而且保佑喇嘛们目明心清，不受眼疾之苦。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它隐约的芳香中，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香气，在屡经辗转之后，变作纸页，与佛经上的优美文字相呼应，在人们的心头驻足。

在这种气味面前，摄影已经束手无策——它可以纪录有关德格的一切影像，只有在气味面前，它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发现，当摄影企图把世界的一部分提取下来的时候，那部分已经与世界脱离了关系，它无法“回去”，而是一个新的入口，有它自己的命运与生涯。如同一个孩子的出生，不是为了复制出母亲的经历。苏珊·桑塔格所说：“摄影既是一种确证经历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经历的方式。”当我们企图把记忆托付给某种载体的时候，我们发现那种载体并不可靠。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雕版上浩繁的文字，如今不是可以记录在一张薄薄的光盘上吗？这样，我们不就可以把古老的印经院随身携带了吗？晶莹剔透的光盘，是否可以取消印经院的存在价值呢？我想，它或许可能取代印经院工具性的一面，但无法取代它情感性的一面，无法将有关印经院的所有历史信息囊括其中。网络的普及，不能斩断人们的朝拜之路。如同对待摄影一样，我们不能轻信一张光盘的许诺。在印经院这个繁复神秘的实体面前，它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在这个技术肆虐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技术保持警惕。它不是万能的上帝，也无法取代原有的神。在技术时代里，我们能够依赖的事物只有记忆自身——只有它，能够保全事物原有的格局。遗忘并不可怕，遗忘是因为你已不需要它而将它暂时搁置，那些被遗忘的细节，都会在你最需要它的瞬间意外地提取出来，像从前一样完整、清晰和生动。所以，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我觉得德格并没有远去，它那种缭绕的气息仍然包围着我，把我带回那个芳香弥溢的夜晚。

我跟在高显银的后面，走到这座“回”字型建筑的天井中。夜色已呈深蓝，玲珑透彻，在夜光中，印经院看上去更像一团幽暗的火，兀自燃烧。我站立在印经院的中心，寺庙像一件温暖的僧袍，裹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无比安详、静穆。那是一种幻觉。寺庙是培养幻觉的地方，但在寺庙的经验里，那一切都是真实的，而我们所谓的现实，只是一场拙劣乏味的虚构。

二OO八年四月四日至五日，北京

（祝勇著：《西藏：远方的上方》，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 指甘孜县，非指甘孜州。甘孜县与德格县同归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州府为康定。

[2] 德格县，在甘孜州最西部，与西藏自然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德格印经院的许多匠人都来自西藏江达。但在德格土司时代，西藏江达与甘孜白玉、石渠等广大区域，都是德格土司的势力范围。

[3] 《德格县志》，第42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摄影家金平为向巴老人拍过一张照片，此段文字引自该照片的说明文字，图文均见《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0期。

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窃听风暴》维斯勒上尉形象剖析

刘 畅

一

《窃听风暴》，英文为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无疑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在素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它荣获十一项提名，一举囊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影片由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导演、编剧，讲述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秘密警察大规模侦听、监视普通民众生活的故事。当时东德一千七百万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1]，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男主角维斯勒上尉（乌尔利希·穆厄饰）是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奉命窃听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马蒂娜·戈黛特饰）的对话，但却在不经意间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慢慢喜欢上西兰德，意外成为他们生活中“隐身”的一员，甚至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惜铤而走险……

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柏林墙倒塌，无疑是东西方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这在《窃听风暴》中也有反映，其时维斯勒上尉因被怀疑帮助德莱曼而被连降数级，从事收发信件的工作，他正是在阴暗潮湿的分拣室听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其实，从心理或精神的意义上讲，他心中的那座“柏林墙”早已先于物理意义上的轰然倒塌。

二

柏林墙，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柏林墙约一百六十九点五公里长，约三至四米高，建成于1961年8月13日。其直接原因是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军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可谓戒备森严。第零层防线：三百零二座瞭望台；第一层防线：约三点五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第二层防线：钢制拒马；第三层防线：两米高的铁丝围栏；第四层防线：音响警报缆；第五层防线：电铁丝网；第六层防线：碉堡（共二十二个）；第七层防线：用来引导（滑）警犬的缆线（共六百只警犬）；第八层防线：六至十五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第九层防线：三至五米深的反车辆壕沟；第十层防线：五米高的路灯；第十一层防线：武装警卫（共一万四千人）；第十二层防线：两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第十三层防线：空地；第十四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高三点五至四点二米、厚十五厘米，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第十五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即使是这样的几乎无懈可击的防线，还是阻挡不住逃亡的浪潮。据悉，柏林墙建成后，大约有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逮捕，二百三十九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杀的人。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著名的“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

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十九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大步跃过铁蒺藜樊篱，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了世界。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1979年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二千八百米以上的高空，二十多分钟的飞行后，他们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三

从物理意义上，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1989年11月9日；而从心理意义上，这种“倒塌”早已开始。除了以上所述的逃亡之外，在1989年之前，BND（西德联邦情报局缩写）曾派出大量情报员，假扮成记者、保险推销员、游客，他们上火车，进酒吧，与东德人搭话，然后慢慢地切入正题，询问东德人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这一举措大获成功，在收回的近六百份调查表中，绝大多数受访的民众表明对德国统一怀着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在物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倒塌之前，心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已经倒塌。

《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之所以说维斯勒上尉是“典型”，是因为他是有坚定信仰的秘密警察，是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除了“工作”——监听他人的生活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

由于监听的权力和便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窃听者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私人生活空间中去：那是一个与他的世界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温馨世界。在表现手法上，电影运用了暖色调处理。窃听者维斯勒上尉看到了，在那里，有音乐、有艺术品、有丰富的书籍，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有打字机，有剧本，有布莱希特那优美的诗句。当然，还有令他销魂、补充他自己单调乏味生活的女人的似水柔情和令人着迷温馨的肉体……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事物，对窃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却是那样陌生——因为此前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异化”程序，这些程序已经把他身上这些自然正常人性的东西删除殆尽。而“监听”、“窥视”恰恰给他提供了“补课”、“恢复人性”的“复活”和“再生”的机会，慢慢地，他逐步进入并喜欢上了被监视对象的生活内容，喜欢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尤其对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十分着迷。他偷偷拿走德莱曼所藏的诗歌作品，在喃喃诵读之中体味到另一种精神乐趣；他默默地在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的私人生活空间中踱步，慢慢体味另一种生活情调，甚至在德莱曼和女友经常做爱的床前默然肃立，久久无语……而这些，又反衬出自己生活的无趣、可怜与乏味。可以说，“监听”过程对于监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使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虽然共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和人的生活竟然如此不同。这种“看”是一次对他“可怜”灵魂的全面拯救，使得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环境，进入一种有生命感觉的境界。于是，从心理意义上，他内心花费多年建构的“柏林墙”，开始出现裂缝，开始发生动摇，直至最后坍塌。本来，窃听者被要求掌握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犯罪的相关证据，但在不断进行的窃听活动中，窃听者了解并接受了被窃听者的思想。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帮助他的“监听”对象，或隐瞒，或开脱，或视而不见，或援手相助，他还把克里斯塔·西兰德被文化部长所掌控的信息巧妙地传达给德莱曼。

被窃听者是一个国家级文艺工作者，因为激进的思想被政府质疑。他本身不是激进者，但却是对人性的保护者，因而妨碍了政治。在言论丧失自由的情况中，文人蕴藏的自由力量被政府视为异端。作家周边的朋友都在形势中或激进或压抑，作家的妻子是国家级演员，为了保护丈夫被文化部长所掌控，而这一信息被窃听者巧妙地传达给了作家，作家与妻子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卷起了层层波澜。而窃听者通过与作家妻子间的谈话，使得作家夫妻重归于好，并且在之后的一次窃听中隐瞒保护作家犯罪的事实。在政治高压下，作家逐渐不堪忍受政局的压迫，将新闻秘密投递到西德，引起巨大的反响。事件发生后，安全局用尽手段，严密搜查和层层打压，作家妻子终于忍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出卖了关键的证据信息。关键证物被发现的一刻，作家将怀疑指向了妻子，妻子也因为心中愧疚而自杀，窃听者则巧妙地帮助作家避开了劫难。最终作家得以生存而得到了最终的言论自由，而窃听者则因为不能获取信任被放逐到信房拆信，以此终老。影片结尾处，作家通过尘封的档案，找到了窃听者。咫尺之遥却不便相认，他写了一部小说来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而窃听者，从最初站在讲台上的阴狠挺拔，到最终街头上的佝偻萎靡，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变迁。剧尾，他回答年轻的售货员时说：这本书我不送人，是送给自己的。因为，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HGWXX/7”[2]。

……最后他竟然不惜铤而走险，在事关生死的结局面前取走打字机，救下德莱曼，这一幕，与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告密竟然形成一种令人扼腕、心中在流血的鲜明对照。至此，我们可以说，在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心中耸立多年的“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

柏林墙的倒塌对我们这些远离其现实语境的读者来说，这种“心理”倒塌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还缺乏感性认识，感谢《窃听风暴》，感谢维斯勒上尉这一形象，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心理“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

维斯勒心中的“柏林墙”是被什么力量推倒的，当然是人性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文艺、艺术、人性这种东西战胜对手主要靠一种弱德之美，以柔克刚，最后，它终于摧毁了表面上坚不可摧、冰冷坚硬的“柏林墙”。

去年的冬天很冷，还好，可以在电影中取暖，这是人性的温暖，我们都需要这种温暖。

（《书屋》2010年第4期）

[1] 国家秘密警察，德文为Geheime Staats Polizei。缩写Gestapo音译“盖世太保”，为纳粹恐怖统治机构。——编者

[2] HGWXX/7是影片中维斯勒的代号。——编者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莫 言

首先，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的议题是“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与海外传播”。中国文学有无本土经验？斗胆认为，经验还是有的，即便没有成功的经验，但失败的经验还是有的。总结这些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经验，需要专家和学者，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不敢置喙，只能洗耳恭听。

至于海外传播，其实我也了解甚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但如果我不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我的发言就该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其实也挺好，但心里总觉得不多说几句就愧对了朋友似的，凡事总是先替朋友着想，但结果多半是适得其反，这就是我的悲剧，当然也是光荣。

文学的海外传播，最重要的环节是翻译。在没有政府基金资助的情况下，翻译也在进行。吸引了这些无赞助翻译的，一方面应该是文学自身的力量，一方面有可能是某种社会需求的促动。这其实包含着选择的艺术。一个翻译家选择了张三的小说而没选择李四的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张三的小说，是因为张三的小说满足了他的审美需求。当然，如果李四的小说写得其实也很好，那自有另外的翻译家来选择。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

近年来，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好像已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班子，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一个人的选择必受到他的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的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我看到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个事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我深知中国当代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作家，我向西方翻译家推荐过的作家不少于二十人——如果在这里报出他们的名单即有邀功之嫌，我盼望着他们的作品尽快地更多地被翻译出去，将我这样的老家伙尽快覆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心的成立，多了一个选择的平台，多了一种选择的眼光，企盼着各位目光如炬的高人，能够披沙拣金，把真正的好作品选出来，把真正的好作家推出去。

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实际上才是传播的真正开始。书被阅读，被感悟，被正读，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圭臬、被有的读者贬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对于一个作家，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既感到欣慰快乐，又感到无可奈何。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书被翻译出去，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险，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讽刺鲁迅，说拿了他的《呐喊》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说《呐喊》的纸张太硬，只怕有伤先生的尊臀，将建议书局，下次再版时，用柔软的纸张。

我这样的作家，自然不具备鲁迅的雅量。听说别人用我的小说当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我是俗人，各位见笑。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心里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作为一个作者，根本无法干预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就他的新书《相遇》在台湾出版，特意写给台湾读者一封信，他说：“所有我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也就是在一个台湾人所不能了解太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当中。但我更感幸运能由你们的语言出版，因为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向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和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不敢说在米兰·昆德拉之前我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不敢说米兰·昆德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只能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尽管我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人不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甚至讨厌米兰·昆德拉这个人，但我还是要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对他的海外读者解读他的作品的期望。

我多次说过，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好的文学能够大于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政治问题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我们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推介是选择，翻译是选择，阅读也是选择。尽管作为作者我对读者有自己的希望，但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我的讲话马上结束，最后讲一个小小的关于选择的故事。

元旦期间，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补充一句，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响亮）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哭他却不哭。我后来一直为自己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向他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中外文摘》2010年第13期）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柴 静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三十七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十二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殊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做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四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记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荛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港，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四十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今日文摘》2010年第14期）

生命与读书

张汝伦

生命与读书，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先讲讲为什么要读书。

第一，读书不是因为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我才读书，或者为了让人觉得我很有修养才读书，或者说一定场合我可以卖弄我读的书。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这个需要。

大家都会说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什么叫活着，怎么样来区别活着和生活？我们的同学从大学开始，应该说就从一个孩子步入成人。现在有一点我很看不惯，二三十岁的人还叫自己男孩女孩。在我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十八岁的时候身份证发给你，你就是成人了，把自己看作成人是有气魄的表现，是坚强的表现。我1998年到1999年在德国教了一年的书，德国的同学总让人感觉比中国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文化，港台文化还是日本韩国文化，大多是强调看重青春。青春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没有内容的青春只是生物年龄，我看也不值得骄傲。青春应当指的是你整个心态要奋发向上，要敢于冒险，敢于追求新事物，而且要有热情，不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像个阴沉木一样。你要人家感觉到和你接触就像一团火一样。这才叫青春。有十八岁的老人，也有八十岁的青年，年龄这个东西是相对的。我非常欣赏麦克阿瑟的一句话，他说：“青春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而是生命的一种境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它实际上有一种刚健雄浑的灵魂在。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祖先向来对那种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东西是看不惯的。我想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有那种内在的始终充沛的生命力，我们这个文明才能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西方主要的国家我都去过，他们现在尊重或不尊重我们，和经济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它尊重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不尊重你是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明。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过程。为什么人的意义不同于一个茶杯、桌子的意义，就在于人生有意义，我们赋予它意义。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把那些醉生梦死没有人生理想或者说除了挣钱、追求物质利益而不知道还有生命这一说的人，叫做酒囊饭袋或是行尸走肉。我想起了一个词Bildung，在德文中是教育的意思，但它最初的意义是一棵植物、一个有机体，在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转义为教育或教化，意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个过程，不是被外在的东西铸造成什么样，而是你自己完成自己。同学们很喜欢讲人格、尊严和自由。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比方说为了得到一个利益，不惜出卖人格，这样的人活着就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自由。所以人格、尊严、自由，它不是老天爷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努力去获得的。这个获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自我完成的过程，就像一粒种子，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德国人把它叫做教化的过程，或是教养的过程。教化的过程不是外在训练你。德国人文主义大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就说：教育的目的是自我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后来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是做大学问者的地方，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地方，不是职业介绍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穿衣混日子找工作之外，我们不能浪费生命，我们要善待它；不只是让它不生病，不只是让它保持肉体的健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给自己提出的一个理念，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如何完善我自己。

很遗憾，今天的大学很难给大家这一方面的东西。现在是基础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高等教育以市场为指挥棒，本科现在成了专科，到了三年级大家已经开始去实习和找工作，考各种各样的证照，到四年级除了考研的人基本上没人安心学习了。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针全是围绕就业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基础教育应该是素质的教育，可人们现在把素质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能，而没看到素质和技术，和生产铅笔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学生首先是人，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把他们作为人来培养，最后他们走到社会上，成为我们社会合格的公民。杜威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大学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在一批合格的公民基础上才能产生。

教化与学知识不是一回事。大学里所有别的专业都是学知识，但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教化之学。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内容都与此有相当距离。我建议过大家到埃及国宝展去看看，在那种展品面前你会感到无言的崇高。你想想看，这是五千年或八千年前的东西，那时的人有怎样的胸襟和见解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到卢浮宫去，蒙娜丽莎和维纳斯我可以说是匆匆而过，让我回眸良久的是古埃及馆和古巴比伦馆，那种宇宙洪荒式的巨大雕像在你的面前，让我想起中国人讲的和天地“参”是怎么一种境界，而我们现在过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伟大的文明就像是一面镜子，慢慢提起你的精神，提炼你的灵魂，洁净你的灵魂。傅雷先生翻译过三伟人传，其中的米开朗基罗传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传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它威临着人类了……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转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所谓的教化开化与自我完成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把自己拔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我们的精神可以变得崇高。有很多的同学喜欢我的课，觉得有激情。五十岁的人怎么还会有激情，因为我的心中始终鼓荡着十七岁的东西。尽管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实用，越来越鄙薄这些东西。有的人认为真正的东西只是两个字，一个是权，再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什么都可以搞到。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跟那些人比。我们每个人活着，除了社会这杆秤，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内心的一杆秤。每天扪心自问，我活着是过着猪狗的生活还是人的生活。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权钱以外的东西。需要用读书来充实自己。

青年人不看书我很着急，不是说你们不看书，知识就有缺陷，出去会被人瞧不起。让我着急的是不看书就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抛弃了。我自己曾经也有过很低谷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悲观泄气和被命运击倒，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有多高，而是相信人类，是因为人类过去那么长的时间毕竟还留下那么多伟大的东西，这些是人类伟大和不朽的见证，我作为这个伟大的种类的一分子，我应该如何对得起这个伟大。如果哪一天人类把这个东西踩在脚下，或者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可笑的外表来玩弄的时候，那人类真的离完蛋不远了。

生命只有一次，人要活得对得起自己，这个我们今天谁都会讲。但对得起自己不是给自己买好衣服，让自己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等到我们眼睛一闭，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就没有了意义。比如说你现在到癌症病人的病房对临终的人说，我给你一千万，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来说要紧的是生命。当然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限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对自己说，这个生命我没有白活，这个生命很有意义，我不是像猪一样吃过了玩过了。有各种事情可以来享受生命，体验生命，扩张生命，完善生命，至于少数伟大的人物能让自己的生命不朽，这个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一试和值得做。这就是我理解的自我完善。

如果外在的教育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古往今来那些伟人，那些伟大的精神，那些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让他们来丰富我们，振拔我们，提高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呢？我们要多看书。看书不是为了学习客观的知识，更不是一个消磨时光的过程。看书对我们首先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不看书无以为人，所以说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习惯，而不仅仅是像集邮、跳舞一样的habit（嗜好）。

第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愿意昏头昏脑地活着，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痛苦需要解答，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低落，有的时候会想不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教谁？当然可以请教智者，但主要还是要到书当中去找答案。刚才说过我的人生道路也有很低谷的时候，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把我能找到的书都读了，我发现最能解决我困惑和痛苦的当属哲学，哲学是我对生命的一个承诺。我认为我们会有困惑，当我们面对困惑的时候常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书是一个途径，我觉得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慢慢地自己会排解困难和痛苦。

第三，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大量存在着文盲和半文盲的国家里，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他有职责保卫这个文明。不要到哪一天，我们中国人要到日本韩国去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史。陈寅恪先生1929年送北大己巳级史学毕业生写的诗有两句我看了就非常感动，“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看到中国的大学史学系学生竞相涌赴日本学习中国古代史，他说了这句话。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拿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学位，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如果哪一天，复旦、北大、清华懂这些东西，爱这些东西如命的人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文明是不是要移植到国外去保持，就像敦煌的文物保存在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里一样？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忧心如焚。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继承人，这遗产不能扔啊!

有人说我是学电子工程的，我为什么要看书呀。因为你是人，你是个中国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人都有语言，不一定学《诗经》才能说话，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是说你有说话器官没有用的，你说出来的话要像人话。现在有些人说的话总觉得不太像人话。一方面是不说人话，另一方面是语言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没有自觉的话，抱着庸俗和放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会是五千年文化的罪人。我这个话可能讲得严重了一点儿。因为文化要培养起来太难了，要葬送太容易了，就像我们培育一颗良种植物，不知道要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你要是想把它弄掉，一锹就可以把它砍断，或给它点化学药水两个小时就能叫它呜呼哀哉。文明也是这样。所以于己于人于国，于我们伟大的文明，我们都不能放弃读书。

再讲讲怎样读书。

第一个问题，是看哪些书？有很多的同学说，老师你不了解我们，我们一直在看书，从没闲过。问题是看哪些书。我看我们的同学看消磨时间的书很多，不用动脑的书很多，而对于一向认为是经典的书，看得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经典的书难读，经典的书和我们没关系。这些是非常错误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哪个人封的，要经过千百年的考验。现在有些人掌握了所谓话语权，就说这个是经典，那个是经典。你让他去说，他说了就算？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痛心的事。我很尊敬的一位德国文学老专家和上海某高校的青年新锐，不约而同地主张把《歌德对话录》从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去掉，说已过时了。但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因为它是超时代的。歌德在那本书里讲的恰恰是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说人类堕落了，我们现在正在葬送几千年的文明。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不能不佩服歌德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这样伟大的人几千年就出了这么一个，而我们现在却说这个不要给年轻人看了。这不太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要做最好的事情，看书也要看最好的书。现在图一时爽快就看一些无益于身心的书，或看用来消磨一生只有一次生命的书，你说你值不值？我觉得一个人，得有个基本的知识面，不要到时候你的孩子问你曹禺是谁不知道，鲁迅的《野草》什么意思不知道。除了经典，文史哲的书都要看，有好处。我自己就是个受益者。人类文明不是在哪一科上，比如文学，所在学科的成果都是宝藏，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金库。所以我觉得除了经典之外，一般文史哲的书也应该去看，这个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花这个工夫是值得的。

还有就是要为提高修养而看书。我总觉得我们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要有一定的感情。诗这个东西非常怪，它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的优美表达，它又有跃出这个东西的超越表面的体现，你可以从超一流的诗歌中看出宇宙的精神。在我看来读诗是件很优美的事情。读诗不一定要很多时间，你每天读一两首，慢慢体会，不要读一遍就算了，坚持数年，人的气质会改变。现在的人们心灵比较粗糙。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提高心灵和感觉能力。读诗不仅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更主要的是培养细腻的感情，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这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读书的方法。经常有同学对我说，我们也知道哲学是好东西，我们也想看哲学，但不知道怎么看书：有时候我们随便去找一些书看，实在看不下去，太难了，老师你说要看经典，什么是经典，康德是经典但太难了。由于太难，就造成逆反心理，以后哲学一概不碰，反正看不懂。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书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去读，慢慢会读懂。但是还有一些书不是这样，这些书你十年以后看还是那么难。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看不懂不说自己不行，而是怪写书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书。多少人就葬送在这种自大的愚蠢当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时，全世界只有六个人看得懂。如果当时世界就排斥这个东西，说大家都看不懂，你这个东西没有价值，那真是人类文明的莫大损失。我承认现在有很多东西写得既枯燥又难懂又言之无物，这样的东西不必去看。但也有些好书，它不得不写得这么艰深，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那些书，他们不是故意要写成这么难，用孟子的话讲：余岂好辨哉？余不得已也!这些书就要我们迁就它。人不可能所有的书都看得懂。要是有人说世界上他没有看不懂的书，不要信他的话，不可能。看不懂不要紧，这是正常的过程。但如果你看不懂的书不看，那你永远也没有进步。

读书分精读和泛读两种，泛读的书读过一遍拉倒。特别好的书，特别重要的书我认为要做笔记，不做笔记，你可能就像从来没看过。我在北大讲学，看到他们在编汤用彤先生的全集。汤用彤在哈佛大学做本科生时的笔记、作业现在都保留着。当时没有民航航班，从美国坐几个月的船回来，那个时候的练习本是很厚的，一本都没有扔掉。我们不能书看过就算了，不做笔记，这样时间一长你什么也没留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孟子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看书不能做书呆子，不能看啥信啥，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随便怀疑和批判，但总要多个心眼。看书要有保留，包括对名著，也可以保留一点看法，但是不能轻易下结论，动辄认为别人不对。为什么？下了结论就会陷入结论里，所以看书既要有批判又要有理解的同情的精神。不要一开始不喜欢这个人就把他打倒。我们现在的传媒良莠不齐，要特别注意，往往把一本不怎么样的书炒得很高，而真正有价值的书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要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其中的道理。最近我编了一本书叫《大学思想读本》，编这本书是要大家学会怎么思考。我想这本书不一定能教会大家怎么思想，但我选编的篇目都是有思想的东西，里面就有《小逻辑》中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他说：“我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

（《国学》2010年第1期）

葡 园

王月鹏

在进入文本之前，我想说的是，葡园不是葡萄园，更不是所谓浪漫之地。葡园是一间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房子，它背靠大海，坐拥一片浩荡的葡萄园。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到那里，读书、写作和发呆。

——题  记

一

房间里有一种彻骨的寒冷。坐在电脑前，我端起一碗“康师傅”，那种朝夕相伴的泡面气味，总让人有一种厌倦的感觉。此刻，说不清为什么，我却从泡面缭绕的熟悉气味中，体味到了一丝暖意。这个房间太孤寒了。我在这个孤寒的房间里，打量和思考房间之外的物事。

一个写作者，写下对这个世界的省察，这本身对于这个世界会有多大的意义？记录和呈现现实是一回事，改变现实则是另一回事。活着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说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现实。人的身份，已经越来越被一些信息、数据所规定，而与真实的血与肉、情与感无关了。大家都活在面具背后，日渐变得疲惫和麻木。甚至，道德也不是作为一种内在需求，而是以一枚“标签”的面孔出现，它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停滞在了观赏层面。

在生活里谈论生活，在社会中观察社会，局限是必然的。不必去想太多，生活其实并不复杂，是我们把生活弄得过于复杂了。好好地活着，过好每一天，快乐地迎接和告别每一天。时间在不断地消逝也在不断地出现，那些发现了时间在消逝和出现之间的裂缝的人，是真正拥有和理解时间的人。他们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始终有一种时光的边缘感，这让他们更加珍爱生命，倍加珍惜时间。生命因为脆弱因为短暂而更加宝贵。我最向往的生活状态，是坐在一张书桌前，内心可以波澜壮阔，现实生活唯愿风平浪静。很多人放弃原本安静的生活去追寻新的生活，其实他所追寻的无非就是一份安静生活，可惜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走在拥挤的人流中，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内心孤单的人。我热爱脚下的大地，也企望在某些时刻，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看到一种虚无，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我想守住小小的一方安宁，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生活有着千万条触须，每一条触须都不肯放过你。积极的，向上的，乐观的，进取的……这是一些曾经多么熟悉多么美好的心态。可惜它们早已与我擦肩而过。若干年前，我的心态就开始渐渐苍老，像一潭死水，不管来自哪个方向的风，都不能卷起丝毫涟漪。我对自己说，从明天开始，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活得庸常，琐碎，并且幸福。太多未曾说出口的话，将会更深地埋在心底。如同那些诚实的日记，因为珍视，我写下了它们，然后亲手销毁它们，一些岁月从心头漫过，了无痕迹。然而，伤口留了下来。日记作为一种疗伤方式，最终却让伤更伤，痛更痛……感觉很浮躁也很混乱，索性浮躁个痛快，混乱得彻底。一些想法飞速地来，又飞速地去，等我明白过来，才发现这个过程已把一种叫做“失落”的东西强加给了你。我知道自己的失落，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失落了什么。活得明白，已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午夜，像巨大的海。“当鱼在水中窒息时，就会冲向水面，此刻它的唇吻已经戳破了水皮，进入不属于它的空间，而身体还浸泡在如旧的水里。就在水与空气的临界面上，就在那非法的瞬间，鱼儿进入了创作。创作是被迫的、伟大的，一个人必须进入某种程度的非人状态，才能将自己打出去，在创造的空间中飞行。那种飞行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只有一个遥遥的指向。同时如果它被击落，也不该被什么具体目的击落，宁肯被一缕光击落。真的，也只用光才配击落它。”每次重读十多年前从报刊摘录的这段文字，都会给我全新的体验。是的，期待被光击落的日子。也只有光才配击落这个夜晚。然而，光在哪里？

巨大的夜。除了虚无，还是虚无。

二

在葡萄园，我以散步的方式，丈量着葡萄树与葡萄树之间的距离。这些固定的距离，共同构成一道风景，构成了人们对于成长与丰收的期待。而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与人拥挤在一起，摩肩接踵，却各怀心思，隔着看似亲近、实则遥远的距离。

人群中晃动和重叠着一张张模糊的脸。那些独行的人，有着棱角分明的表情，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怎样去做，不需要人群的参照和庇护。人类素有跟风的喜好，跟风者之所以喜好跟风，一方面是因为缺少做出自我判断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从众行为，既可以降低成本，又能够尽量避免承担一些预料之外的风险。跟风的过程，实质上既是一个所谓保护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迅速消匿和失去自我的过程。就像一滴水汇入江河，固然可以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但同时作为一滴水的特点也被“公共化”了；就像对待本该自由的思想，人们更愿意将其装进一个容器中，那样它就会变得有形，变得安全与可靠，变得不会轻易被蒸发。那些拒绝被限定和塑形的思想，遭遇误读是注定的。

这样一个迅疾变化的时代，让梦想也变得苍白和尴尬。因为担心被迅速变化的现实所抛弃，所以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变化，企望通过自身的变化来适应现实的变化。这就像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演讲者试图通过提高嗓门来抵御嘈杂引起公众的关注，这往往是徒劳的。如何把握一个始终不变的东西，就像风筝不管飞得有多高，一根线始终牵在手中。当然，这根线不要对“风筝”造成制约和牵绊，而是让它飞得更高更远。某个晚上，我与几个搞书画的朋友一起聚会，喝了不少的酒，然后去到他的家里。我被他的书房震撼了。一百二十平方米的住房，设有两个宽大的书房，他把客厅也当做了书房，把餐厅改为客厅和餐厅共用，家里弥漫着浓重的书卷气。这个在单位里沉默寡言、随遇而安的人，他把居住空间更多地让位给了艺术。站在他的书房里，我才知道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理解过他。遍地都是书画作品，已经完成的，尚未完成的，呈现出一种日常的状态。我对他说，你的妻子真伟大，让你这么幸福地折腾。他淡淡地笑，并不作答。他也在机关大楼上班，我们时常见面，他有一张平和的脸，没有焦灼也没有傲气，待人接物有些过于谦卑。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是一个心中有主见的人，但我不曾料到他的业余生活会是如此地专注，他的专注表情并没有被熟识的人读懂。这是他的幸运。他在不为人知的空间里坚持着自己。站在他的书房中，我的灵魂仿佛受到了洗礼，关于生活，关于艺术，关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我想了很多，很多。活着与活着是不同的。同样的生命，有的蝇营狗苟，有的光明磊落；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坚定执著。这个时代太缭乱，经得住诱惑，既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能力。在老船翁的经验世界里，当风高浪急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船泊定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正是这个小小的固定的点，可以维系和成全远航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最大限度地成为自己。我知道，做梦是真的，说梦则难免有假，至于别人对梦的阐释，大多只能属于多余的话了。我也知道，这个梦想注定是不合时宜的，就像春天河流上漂浮的薄冰，一触即碎。即便这样，我仍然会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个梦想，永远做一个有梦想的远航者。

三

“当你预订去加拉帕戈斯群岛或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旅程时，请先确定它们是否还存在。”

这句话，出自《福布斯》杂志网站上的《全球处境最危险的旅游景点》一文。当我从别的文章中读到这段被转述的文字时，心底骤然涌起一股落寞感：为一个遥远梦想的被毁灭，为一种纯美意境的不可挽留的消逝。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海明威笔下的这个高寒之地，曾被世人赋予了诸多意义的乞力马扎罗雪顶，据说将在未来十年左右完全融化消失。

这不是隐忧，是即将接近尾声的现实。到那时，这世界消失了的，仅仅是乞力马扎罗的雪顶吗？人类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气候危机是台前“杀手”。隐在幕后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和改造。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所言，气候危机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对全人类道德和精神的挑战。

童年记忆里，故乡被大片的树林环绕，一条清澈小河穿村而过。如今回乡，已经很少看得见树木，河道里居然建起了房子。村人断定这里永远不会再有流水，他们对河道的这般占据，意味着对河水的彻底绝望和放弃。这让我越发地怀念童年时代的村庄，那清清的河水，还有小小的游鱼。

一个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究竟能有多大的话语权？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曾经，我们对这项人权的漠视，以及民众对自身权利认知的缺失，导致环境被算计被透支。破坏环境所产生的利益，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造成的损害却要由大多数人在漫长岁月里共同承担。这不公平。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道德的欺骗，最残酷的掠夺。

真相正在被遮蔽。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很多工业项目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另一个并不简单的事实是，那些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破坏的投资者，往往在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和主导下，捐资参与环境污染的整治，从此获得了继续破坏环境并从中渔利的所谓正当的、心安的理由，获得了支配环境的更大特权。

“环境民主”，我曾经长久地体味这个词语。它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解答了一个最复杂最难以言说的困境。

我们一直都在改正错误。真正的改正错误，是需要交出诚意的。

很多失误，并不是非理性所致，而恰恰是高度理性的结果。明知故犯，事后纠错，这其中的诚意显然经不起质疑。

环境民主，应该成为一个渗透在血液中的理念，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滞留表象的概念。从概念到理念，还需要走过一段怎样的路？

四

现实不仅超过了人的想象，甚至也超过了人的想象所能承受的限度。报载，南方某个村子，给二百多亩荒地铺上了绿网。村民说村委会为的是蒙骗遥感卫星的检查，村委会则说是为了保持土地潮湿和防止杂草丛生，以便来年栽种树苗。有的村民于是继续追问，铺在地上是为了保湿，那么铺在被挖空的荔枝林上的呢？铺在该拆的违章建筑房顶上的呢？铺在路边一些废石头上的呢？以前云南某县曾用喷涂绿油漆的办法来“绿化”荒山，远远看去，果然郁郁葱葱。油漆可以“绿化”，绿网自然也可以，虽说蒙不了本地人，但蒙得了“远远望去”。当地的老牛率先上当了，有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大群黄牛被这些“绿地”吸引过来，不停地用嘴去舔着“绿草”。

是形式主义从中作梗。任何的事情，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有一个“核”。找不出这个“核”，所有的东西都是形式，都不会是最为有效的。我们已经在形式和皮毛上做了太多的文章，常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在实现一种所谓公平的同时，结果又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王安忆在悼念巴金的文章《执绋者哀》中说：“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警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思想的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

晚年的巴金，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还历史的债，倡导一种诚实的品质。如今，“讲真话”仍然是一个问题，只是它已经变换成了另一种形式。如何地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份基本的底线和应有的清醒，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关注和谈论那些过去的事情时，往往它们又转化成了新的样子，在我们身边重新发生了。而我们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别处。谎言的另一种方式，我们是否已经察觉？譬如很多基层统计数据的产生，早已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以一种看似精确合理的计算方式，来得出一种预期的、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数据，然后依赖这些数据，构筑一个假想中的严肃现实。这是当代版的“掩耳盗铃”。缺少温情的数据，往往是一种最卑鄙的时代表情。公元1958年，举国“跃进”，超英赶美，《中国青年报》发表某科学家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计算了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植物养料的数据，结论为亩产可以是“2000多斤的20多倍”，一时举国呼应。中国第一大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发表文章称，“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随后又发表该报特约记者、某著名作家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称“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虚假的数字掩盖不住民众的真实苦难，喜剧谢幕时已成悲剧，持续三年的全国大饥荒，以上千万的人口负增长（官方统计数字）写入历史。这段历史距今不过五十年。我们改变了吗？浮夸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它只是转变了形式，换了另一种出场方式。譬如不计成本，肆意地透支环境资源，换取短视的所谓发展成果。赔了一只鸡，结果只换回来一碗鸡汤，却还称之为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的成本核算，是一个被严重忽略了的领地。冰冷的统计数据，对应了更为冰冷的现实场景。而某些当事者对数据表现出了极度的敏感和热情，对现实疾苦却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这种灵魂的不对称，如过江之鲫越来越普遍，民众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别人高调地算计和代表了。当年赵高的“指鹿为马”，更多地作为一个譬喻流传下来，在关于假话的表象之下，其实是与所谓忠诚度有关的。可以轻易地看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然而很少有人说出它。一个不敢说出真相的人，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一个没有勇气公开真相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出息和前景的国家。众声喧哗之中，我想写下那个最微弱也最真实的声音，它稍纵即逝。若干年后，当我重新回味的时候，才发觉那个声音其实一直停留在最初的地方，当年的喧哗已经渐行渐远。

五

为了抢购一桶“优惠”十多元的食用油，数百名凌晨就开始排队的市民发生拥挤，导致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发生。

这是发生在重庆家乐福超市的真实一幕。

十元钱和三条人命之间的这种关联，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排队抢购的人群中，那些刻满生存艰辛的面孔，更像是一枚枚关于农民工、下岗工、低保户的标签。

有关部门把目光迅速集中到了如何遏制“促销”上。在他们看来，惨剧的发生，是因为商家的促销活动。这样有意回避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觉得是不道德的。

一叶知秋。这起惨剧中的促销行为，犹如一片“落叶”，可以预示秋天的降临，却无法遮掩整个漫长的冬天。

想到那些沿街乞讨的病残者，他们在城市街道中越走越孤单，他们穿越茫茫人海，却感受不到正常人的体温。甚至，有的专家学者建议发放“行乞证”，规范管理，净化市容。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我惊愕得久久无言。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想出外乞讨是需要开具证明的。证明你的身份，你的贫穷，你的一无所有，你的乞讨行为的合法性。谁具有出具这份证明的资格？谁赋予了他这样的资格？

“最孤独的人、最可怜的人和快要死了的人都得到了她的同情与帮助，而这种同情与帮助不是以恩赐的态度，而是以尊重人的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为基础的。”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向特里萨修女博爱精神的致意。这位身高不足一点五米的矮小修女，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人格标高。当她与世长辞的时候，一贫如洗。然而，她有爱与被爱，有尊重与被尊重，有惦念与被惦念，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穷人。

就像同样的一片风景，不同的人拍摄出了不同的照片。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你的心里装着什么，你就会更多地看到什么。

太多的不公平正在陆续上演，太多的人正在成为冷漠看客。社会引导方式的陈旧与苍白，以及对某些个案在处置上的偏颇，越发地促使人们心安理得地成为冷漠看客。他们固执地以为，在这个无从把握的时代，唯有自己才是真正可靠和可贵的。这种想法，让人心的善，开始对他人也对社会渐渐关闭。

对于街头行乞者，不管是信任也好，怀疑也罢，应该有最起码的同情与悲悯作为底色。甚至，那些“两难”态度也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它们透露出了丝丝缕缕来自人性深处的善良与温情。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道德常识。在道德常识面前的犹疑和麻木，预示了社会和人心的更多更大的不正常。

波伏娃有一本书叫做《模糊的道德》，说道德就跟任何存在一样，是受社会环境塑造的。不要期待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的道德困境。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正是因为渗透了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怀疑，方才发展出高度的政治文明。很多的所谓道德感，在诉诸大众的正义感与同情心的同时，其实也利用这种方式消解了社会对于实际情况的正常判断。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感的背后，居然隐藏着更大的道德问题，这委实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悖谬。

当某一天，随便一个国家或个人都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毁灭地球的时候，除了“道德”，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来维系一种更为现实也更为久远的存在？

我想起康德的那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的，是心中的“道德律”，永恒的“道德律”。

六

食品安全问题频频见诸报端。于是有海外学者撰文开出“良方”：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好的办法是对所有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谁怀疑中国产品有问题，想来调查随时可以调查。

道理确是如此，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我们所言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仅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难题在于，食品安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若干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究竟该“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

这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根本的问题。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将对这个问题的化解，简单地寄托在良心发现和自我认知上吗？这也让我想到，学者的一厢情愿，以及在中国做一个真正学者的艰难。在当下的现实境况中，我们缺少“理想化”这样一种元素；而在那些被呈现出来的“理想化”中，却又严重缺少了现实的品质和温度。

在道理与现实的缝隙里，“潜规则”散发出若隐若现的微光。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真相的孩童，究竟是无知还是无畏？也许，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潜规则。

现实中不乏此类事情。比如说，大家都在认真地比赛游泳，但没有人会说出，用来游泳的水其实仅有脚踝那么深。这就衍生了另外的两个问题：一是游戏规则的排他性，为什么让人如此地心甘情愿？二是在只能没及脚踝的水里，如何赛出高水准的游泳技艺？这样的游泳，要比现实意义上的游泳更为艰难更具考验性。这群参与比赛的人在旁观者眼中，委实有些可怜。但是这种可怜，在顺利地通过了游戏规则之后，他们将会在施加给别人的可怜中获得自我心理补偿。我愿意以为这是社会畸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厂长在科长面前颐指气使，也许你会觉得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科长在科员面前同样地耀武扬威；更奇怪的是，科员又在下岗职工、农民工面前颇有优越感，动辄就是鄙夷或呵斥……把这一连串的“奇怪”联系起来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对国民性，或者说是人之劣根性的思考，更愿意从这个“态度链条”中去找寻一些验证。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着某些东西。它们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根既看得见也看不见的链条。

很多现实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只要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说复杂，是因为要想解决“官”的问题，比解决什么问题都要难上加难。这样的“两难”，常常导演出很多的潜规则。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李适时常动用重刑，文武百官无不提心吊胆。因为临近安葬唐代宗李豫的日期，全国禁止屠宰。就在这个节骨眼儿，汾阳王郭子仪的一个差役，偷杀了一只羊运进城里。于是裴胥将军上疏弹劾。于是有人劝说裴胥：“汾阳王对国家有天大的功劳，你为什么偏偏不给他留一点余地？”裴胥答道：“我这样做，正是为了给他留点余地。郭子仪官高权重，皇上李适刚刚继位，认为文武百官对郭公一定都附和顺从，我故意检举他一点小小的过失，以表示他的权势并没有什么。这样，对上尊敬天子，对下安定人心，难道不行？”

这只是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小小细节。针对主子的猜疑来制造相应的缺点，并以“不小心”的方式暴露给主子看，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这种信任的直接效果，就是令主子打消顾虑，放松警惕，甚至从此滋生麻痹大意的情绪。当“小心”以“不小心”的形式暴露出来，所谓诚实已经沦为一种最高明的技巧。我把这种心机视为对现象的“经营”。一个在这方面具有突出才华的人，多么可怕！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往往表现在对困难和得意问题的处理上。政治家往往在一个很小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大的手笔；政客常常是在一些很大的问题上，暴露出了小家子气。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政治家太少，政客太多太多。

七

一件发生在现实中的并不复杂的事情，因为不公，因为荒谬，因为无奈，最终演变成为网络事件。虚拟的网络，还原了一些被掩饰被篡改的真实。接连几天，我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这个事件的一切消息，越来越胸闷、心痛。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底线拆毁。网络让真相成为一种可能，所有沉默的人都是可耻的。正常的探讨变得艰难。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所谓探讨，只是最起码的事实真相。

置身汹涌的信息之潮，反抗遮蔽的方式不是制造和接受更多信息，而是以某种内核为尺度，对信息实施有效的筛选和拒绝。假若三天不上网会怎样？假若一个月不用手机又会怎样？信息恐慌一直笼罩在我们的心头。现代人倘若离开了铺天盖地的信息垃圾，就会感到虚空和茫然。越是这样，越是需要个体生命的自觉——对自己的来路与去向的自觉。在一个信息化时代，这种理性自觉的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甚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信息的出现，事物相互之间产生了联系，并且具有了意义。快节奏，碎片化，缺少深度，成为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共谋的产物。我们在制造信息，信息在淹没我们。正是因为可以有太多选择，造就了我们的无从选择。信息将我们的大脑“轰炸”成了一片废墟，结果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留存下来。它们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如果我不关注那个信息，那个信息对我来说则是没有意义的。一千多年前，伟大的旅行家玄奘把一路上的见闻如实地记录下来，然后传递给身后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当代作家莫言也有过相仿的话，他说作家就是一个跑出来通风报信的人。如今，大多的人都在制造和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盛大的话语狂欢。狂欢之后是落寞。烟消云散，不再留有任何痕迹。

信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终要将我们带往何处？在很多人看来，对信息的消费，究竟有什么作用、达到什么目的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了什么，仍然未知什么。每一个信息碎片都可能是你自己，虽然每一个碎片都不是你自己。分辨力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素质。面对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我们可曾将游移的目光停下来，坚定地去寻找那些隐匿在信息背后的东西。信息不给我们思考的余地，但我们要给自己留有这样的余地。这是信息社会里一个人清醒与否的重要标志。越是淹没在信息汪洋之中，越是需要镇静和主见，需要自己的航向与“船舷”。我尤其敬重那些心中有主见，有着明确的自我追求，不为外界所动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心灵法则，凭着一种理性与反思精神，对信息进行接受或拒绝。这是对价值的理解和明白，也是对自我生命的珍惜。

琥珀的杂质，看起来是透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剔除。当前的信息，既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信息失衡的问题，信息泛滥与信息缺席是同时并存的。当然，这已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在葡园，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我喜欢这样的孤岛，喜欢在这里安静地回想一些事情。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在漆黑的屋子里睁大眼睛，想象假若燃起一支蜡烛该有多好。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蜡烛了。我喜欢烛光的颤动，像一个人的犹疑和柔软。我不喜欢灯光，那种单调的、苍白的样子，甚至也不喜欢阳光，炽烈的、不够冷静的光束。我期待一种最原初的光，会照见自己的心灵，照见心灵上落着的尘埃。

八

因为一场感冒，我的嗓子变得沙哑，即使努力地开口说话，也只能发出一些含糊的声音。起初很不适应，渐渐地就感觉这样其实也挺好，不必说话，不必为自己的不说话去做任何的解释。做一个沉默的人，活在别人的喧哗之中，不羡慕也不悲哀，可以听进心里也可以仅仅听到耳朵为止，始终沉默着，不给生活再增添丝毫的噪音。

我想说的是，在当今时代中，话语还有什么样的可能。防人之口，甚于防川。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程度成正比。一个有底气的人，一个自信的国家，不会去阻塞别人的质疑、别人的误解，甚至别人的错误言论和指责。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允许说错误的话，倘若所有言论全都正确无误，也就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了。

一种封闭已久的事物甫一放开，卸除规则的限定和约束，很容易出现一拥而上的现象。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补偿，是暂时的现象。当它的开放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大家对它的关注也就不会具有如此的密度和强度。想到网络和网络监管。把过去的一些“禁地”放开，对民众施以充分的信任，让大家畅所欲言，即使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要不是去遮着掩着，只要具有改正的诚意，我相信最终将会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民众不是不原谅你的错误，而是不原谅你对错误的那种不诚实、不诚恳的态度。对话并不需要什么成本。对话需要的是勇气，是来自心底的坦然。当下，所谓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操持着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对话，或者说精英分子在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处境发言，这样的对话注定无效。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有些时候在本质上也是与那些所谓精英分子的话语方式相似的。很多话语不是直指问题的核心，而是围绕着问题转悠，扯一些题外话，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套话。这是民众所需要的吗？真正的对话何以如此艰难？

一个不产生任何问题的社会，必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一个产生太多问题的社会，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表达问题是民众的权利，解决问题则是政府的义务。当下的现状是，民众距离真实地表达意愿，政府距离应尽的义务，各自有着一段遥远的距离。也就是说，距离触及真正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前提性、基础性的功课要做。如何消除这两个方面的距离，各自抵达一种正常的状态，然后才谈得上权利与义务的面对。政府倘若阻挡民众表达问题的权利，则是对自身义务的双重逃避。这种逃避的最终结局，不是将问题彻底摆脱，而是让问题产生出更多更大的问题。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这是一个常识。很多人之所以愿意浪费纸张、冒了风险去“包火”，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在现行体制下，“包火”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避火”的过程，一个争取时间、明哲保身的过程，至于最终那包不住的火将会烧向谁人，则常常是与己无关的后话了。

社会问题不管怎样千头万绪，政府总该理出一个清晰头绪来的。古代谏官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是说某官员只要有针对他的流言，哪怕没有确切的根据，御史就可据以弹劾，最后由法律部门调查定谳。在现代社会，不能听信流言传言，但也不能对流言传言完全地漠视，更不该粗暴地指责和堵塞流言。民众的猜测和不满，往往并非空穴来风。任何话语的出现和传播，自然有它的道理。需要反思的是，舆论幻境总会落到坚实的地面上，所谓传言在后来为什么常常变成了事实？这个转换过程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倘若不能把社会情绪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疏导和释放，那就很容易扭曲成为一种愤怒的、不合作的社会表情。即使是那些我们寄予了厚望的道德力量，也可能表现出暴力的倾向。极端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摒弃了所有规则，只求问题的解决。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规则，在这里都失效了，对方不再需要所谓的拐弯抹角，只需你以“是”与“否”来作出回答。托辞不再被信任，真正地直面问题才成为一种可能。当语言可以不受阻挠地传播的时候，真相往往也就无处隐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在谈到“真相是什么”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表述：“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若干年前，我曾在武警训练基地参加过一次拓展训练。十几个队员排成一队，警官教第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简单动作，然后让他传递给第二个队员，然后依次传递下去，这个传递过程中不准用语言来交流和表达。结果传递到最后一个队员的时候，警官的动作已经完全地变了样子，成为两个毫不相关、引人发笑的动作。福柯曾经说过，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因为“话语”的缺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成为一个问题。鲁迅曾在《秋》的开头这样写道：“我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在有的人看来，这个表述是啰唆的，不如“我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来得更简洁更准确。是的，或许这是“简洁”和“准确”的，但同时张力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性没有了。

（《时代文学》2011年第2期）

午夜来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张 炜

一

这里说一只獾的故事，用以诠释和感悟不同的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揣测其中的一些奥秘。

在山东半岛东部海角的林子里，有几条通向海洋的干涸的古河道、一些无水的河汊。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一种叫做獾的动物的栖息。有一年当地要建立一处文化设施，就在林子的一角围起了一块荒地，面积约有一百余亩。从几万亩的林区来看，这一百多亩太微不足道了，而且是树木相对稀疏的地方。它由一道加了栅栏的矮墙为界，算是与茫茫林野隔开了。几幢不大的房子在栅栏墙内建起来，并养了一条叫“老黑”的大狗，它与看门人老陈形影不离。由于这个围起的地场远离闹市，所以入夜后非常安静，除了倾听若有若无的海浪，再就是林中传来的几声孤独的鸟鸣。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发现每到半夜大狗老黑就紧张不安起来，最后总要贴紧着老陈的腿盯向一个方向，脊毛竖起一阵猛吠。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夜都要重复，时间总是午夜。有人就问老陈那是怎么回事？老陈肯定地回答：

“那是一只獾，它一到半夜就要翻墙进来。”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日后有人寻过那只獾的蹄印，稍稍研究了一番，结论是：这只獾曾经在栅栏墙围住的地方生活过，因为墙内有一截老河道，两条干水汊上有几个洞穴，大概其中的一处做过它的家。总之，它每到了半夜就要想念家园故地，所以这才翻墙入内，夜夜如此。

按我们的想象和推论，栅栏墙外边是无边的林野，那里才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也更适合它的生存，而且有更多更长的老河道和水汊——但问题是只有这片被栅栏围住的地方才是它的出生地，于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这只獾是如此地固执，无论是明月高悬还是漆黑一片，只要到了半夜就要攀墙过栏进来，惹得老黑不停地吠叫。

主人老陈不得不一次次平息老黑的怒气：“让它来吧，碍不了咱们什么，它不过是进来溜达溜达。”

一只獾尚且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园，更何况是人。

事实上人对故园、对遭到践踏的土地所表达的忧伤和愤怒已达到极点。比如我们有“自然生态文学”——它在国内通常被称为“环保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的主题，它与今天的物欲主义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并且站在了这个潮流的反面。它反对为了满足物欲而向大自然无限度地索取，主张节制开发和保护环境。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它在世界上越来越时髦了。它阐述的主题和内容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之危，并预兆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

人的不安与焦虑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人类在网络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惶惑倒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安静下来也会有“午夜的冲动”，渴望返回自然，就像那只被栅栏矮墙围在外面的獾。不同的是人却难得攀墙而入。由于隔了这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人对自然的叩问和深思就变得越发急切了，并且要用比以往更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学方面的表现只不过是一个侧面，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网络时代将海量信息推拥到周围，充斥在各个角落，真正是无远弗届。人的日常判断依据主要是远离现实的二三手的东西，不得不在虚拟的生活中游走，变得不安和脆弱：再也难以脚踏实地，常常要忍受一种极大的不自信和悬空感。人的内心也有一片安居的大陆，它现在正一点一点地抽离——这种难言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们。正因为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有了某种共同的匆促和焦虑感。

二

说到“自然生态文学”的写作概况，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家，难以系统地总结，而只能说说印象。我个人感到的真实状况是：现在的文学写作或者是不太关心自然生态，或者是格外关心。前者是十九世纪之后的文学所呈现的总的趋向，它伴随了现代主义“向内转”的集体特征，打量外部世界的目光纷纷收拢到了人的自身；后者则往往是依据现实功利而生出的强烈责任——这种通常被称为“环保文学”的，常常是一些直接的呼吁之声，一些记录和陈列。

环保文学与物欲主义主潮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里还需要做一个甄别。物欲主义导致了生态恶化，生态恶化又威胁到物质的持续增长、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所以人们才要大声疾呼。这当然是容易理解的，是必须的和必然的。

但作为文学的表达，它的目标和情怀，理应与现实的操作有所区别才好。这二者的混淆是可惜的。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为了向大自然有更多的、持续的索取，要求有所节制是必然的，采取严格的规划也无可厚非。这是物质化社会存在下去的通行逻辑。而文学作品则不然，它感人至深的力量却要来自非功利的心情，要有所超越。

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学表述，将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欲主义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生态恶化影响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文学还会痛心疾首地为之呼号吗？答案是不一定或不太可能。原来我们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感和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善意，而只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而产生的忧虑。这就是某些“环保文学”的遗憾。它没有，也不可能化进生命的浑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结果就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

其实所有的文学都应该葆有人性的深度好奇，深入生命世界的本质——如果剥离下来，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文学类别，就会在文学表达上陷入过分的自觉，并表现出功利心的峻急。这就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应建立在自然生态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就会变得浮浅和狭窄。这恰恰也是网络时代、一个文学小时代的特征。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强烈而直接的功利性也会使“生态文学”丧失应有的诗意。人对大自然的各种欲望，包括依赖和敬畏，都是浑然天成的，是生命的固有之色——它在许多时候是拒绝分析的。在文学中，这种生命情愫与本能无法量化、无法抽出。

三

二十一世纪文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呈现出某种怪异和畸形。它是渐变的、由来已久的。其实不仅是生态文学，任何题材的文学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都应该是超越功利主义的。文学对现实的过分自觉，会走向自身的单薄和肤浅。比如在刚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在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与以往的差距越来越大：手法更多了，状态更活泼了，以往的那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粗暴和单一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开始被抛弃。

不过当代文学在具有了全面激活、呈现蓬勃生机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物欲的彻底臣服，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时期，生命的自然感受力大幅度退化，人们对大自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目光变得尖利起来——那是攫取的目光。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末开始的那股物质主义潮流更加猛烈了。在文学写作上，即稍稍超越于“时代”和“潮流”者虽然极少，但总还是有的。比如纵观新时期至今的一段文学里程，会发现为数不多的“个案”，他们的面貌多少有些不一样，总算保持了一点生命的自然气息。

这一部分人并不完全依从时代的风尚，也没有那样及时和匆忙地调整自己的写作，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心路的指引，服从自己对生活的长期探究，从而满足个人的艺术表达。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些单独工作的人，葆有一份生命的淳朴。

人陷入物质主义潮流之后，再要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将是十分困难的。历经了现代主义对“心智”的全面开发，又进入了一个物质与网络的时代，作家让自己的心身重新感知大地，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是比较亲密和贴近的。但是进入剧烈的市场竞争之后，这种关系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走向了一种底层机智和实用主义的劣质，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尽情表演：

中年作家尽管处于最富创造力的年华，但因为具备了利益熟透的生存经验，所以难以通过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他们本来应该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精神指标，却没能阻止自身的溃散。这个时期的文学表达是充分物欲化的，无法避免污秽、性和暴力、犬儒主义、粗制滥造等等，有时会有一种被淹没感。涉世不深的年轻一代因为昨天的记忆不多，成长在新的物质环境中，于是拥有了格外随意和泼辣的表达——他们与整个潮流的关系常常是亲密无间的。

在今天，不同年龄段的写作，在各自的创作所追求的目标上，实际上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鲜有例外地追逐着市场效应。这就进一步脱离了永恒的思索，丧失了大自然的坐标，不再追求真理，格局空前变小。

阅读中国当代文学，每每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拥有当前物欲世界的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如今真的已经是“后来居上”了。透过表象的种种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第三世界，急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文学，也极有可能学到其中最坏的部分，毫不犹豫地丢弃自己美好的民族传统。时至今日，他们要比以前所鄙视的“堕落的西方”更多更淋漓地写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恶与委琐”——这在通常情况下会是阅读中更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构”和“解放”的灵药和猛药。

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并不缺少这样的元素：我们有千奇百怪和极尽想象力的关于性和暴力的描述，这方面并不稍逊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西方。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齐国在发展经济的最能干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国都临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庞大的妓院。至于说暴力和酷刑，同时期的秦国有一个宰相商鞅，他炮制的严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间最罕见最残酷的。不幸的是这二位总是受到后人不吝言辞的极度称赞。所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与生活都有各自的传统，二者在交流和学习中总要对接，问题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恶劣的部分交集起来，一旦这样也就糟透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这场震耳欲聋的物欲大合奏中听到独奏和独唱，看到能够置身于生命旷野中的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总会贮藏起这样的精神能量。

四

在历史上，对现实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学总是难忘的。这里谈谈孙犁和汪曾祺，他们在当时和今后的意义，都给我们以启示。

先说孙犁。这位文笔优美的作家经历了战争，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这个创作群体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战争和阶级斗争，以笔为枪，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车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时也被视为“齿轮和螺丝钉”。可孙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样拥有浓浓的战斗和硝烟气息的同时，个人志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斗争，芦苇荡里的战火，公社化的过程，但这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出现的——更大的背景却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爱恋的自然，它下面发生的故事才是各种各样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和绘制。

这就有了一个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含蓄的耐人寻味的心情表达得多么生动逼真。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现实功利性较弱，因而显得格外触目。作家对女性的涓涓柔情，特别的爱惜之情，独到的观察，都充盈在字里行间。这是比一般的儿女情长更深邃更细致的东西，它来自恒久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别致的青春形象，迷人的天籁，无法言表的生趣。可见在那个统一的潮流和文学气氛中，孙犁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出来，保护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生长起来。

再说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汪曾祺，他的主要创作期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初产生的。同时期的作家在写什么？大家大致在写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对极“左”文化专制的控诉，二是对新时期新气象新成就的欢颂。但汪曾祺基本上没有写这两方面的内容，而是独自沉浸到往昔的回忆中去，把老旧生活的场景一一追记下来。这其中满是他的个人志趣和性情，十分饱满。

他玩味往昔的做法，今天也许不算多么特异，在当时却是极为另类的，一般读者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时候人在现实的“潮流”之中，也就无暇顾及大自然所赋予的斑斓人性、大自然本身。

由此可见，孙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身处的现实潮流，尽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应有的单纯和朴实，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当然，他们因此而成为那个时期难得的文学收获。

那么到了时下，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乐观的方面？这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们的乐观在于：目前罗列的这一切虽然令人忧虑，但还不是完全无望，因为屈指算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作为写作群体这起码是第二次对潮流的“顺驯”了——上一次是六七十年代，那时的文学主潮是写“阶级斗争”；而这一次则是对物质欲望的集体追逐和仰望。

这两股文学潮流从表面看起来是呈现两极状态的，但它的内里、它的本质含义都是相同的：写作汇入并跟从社会思潮与时尚，其境界并没有区别和超越现实操作的功利层面。当代文学在这两个潮流中都未能幸免，也都是同一种命运。从人性和艺术的规律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的文学命运也要大致如此。不过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的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企望艺术家的想象力、独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个稍稍不同的面貌？

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意思是说，同类错误重犯“第三次”就很愚蠢很不妙了。由此说来，我们的当代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

五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谈——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

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玮著：《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天之骄子的侧影

王 族

一 天   族

有一句这样的蒙古族谚语：兀立山峰的白隼，一定来自一个大地方。蒙古人因孕育出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而让世人瞩目，但细细梳理一下历史，便可以看到成吉思汗很清晰的个人成长史，也可断定即使是天之骄子也并非一切都是天生的。在他的一生中，其精神的磨难和心灵嬗变才是铸就他超凡人格，以致后来胸怀天下的关键所在。

“蒙古”一词的记载始见于《旧唐书》，最初称“蒙兀室韦”，后又有“蒙骨”、“盟古”、“蒙古里”等多种称呼。“蒙古”一词源于蒙古中部的部落名称，后来随着蒙古诸部的统一，由部落名称发展成民族名称。另还有两种说法，一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二为“永恒的部落”。蒙古族的族源大约始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与中国北方的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室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到了辽金时期，多以“鞑靼”或“阻卜”泛称蒙古草原各部。

其实，追溯历史是枯燥的。如果把历史不要捧得那么高，也许还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现在我写着蒙古族，但心里却一直想着这个民族与狼的关系。真正与狼接近，而且和狼发生过亲密关系的，是蒙古族作为游牧民的祖先，他们从狼身上学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方法，而且充分应运到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更接近自然规律。匈奴、突厥和蒙古，这三个崇拜狼的民族，曾对世界的震撼是多么让人心潮澎湃，他们像旋风一样掠过草原，直捣目标的心脏。而在草原上，狼和他们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狼成了草原人的宿命，他们活着就是像狼一样与命运作斗争，死后以毡裹起尸体，用牛车送到山上让狼吃掉。他们认为，一个人在死后三天内如果没有被狼吃掉，他的灵魂就不能上天，就不会有来世。历史上的蒙古人，其行为势不可挡，以极其潇洒的身姿书写了一个民族的神话。成吉思汗发挥大兵团作战的优势，经“阿山”（今阿尔泰山）征服欧亚，让世界像惊呼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又一次惊呼，“上帝之鞭”出现了。

其实无需举例，历史是一部大书，也是一个精神粮仓——他们之史，今日之志。接近历史的好处就在这里，我们从历史中获取了精神的依靠，内心因而变得更加美好。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对时间有复仇心理。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事件在特定时间内的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事件被时间彻底掠夺了，而完成之后，时间又让它彻底结束了。所以，历史是不甘心的，有时候历史再现，其实就是一种复仇表现。在草原这样一种地域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些古老的、隐秘的东西在暗暗影响着我们：我们激动的时候，是这块地域隐秘的大手抓住了我们，命令我们舞蹈；我们平静的时候，是它关爱着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在从容和沉迷中慢慢变得宽广起来，让时间变得越来越有意义。

如此这般，便要相信，狼在蒙古人的内心深处焕发着永不泯灭的力量。

蒙古人发祥于大兴安岭，这已是被公认的事实。我挑轻捡重，觉得还是写写他们在这片清凉的高地上的事有意思。大兴安岭这样一个宽广、沉迷、坚实的地方应该与蒙古人身上的气息相匹配，这便应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场面：从茂密的森林里传出一个男人粗犷、高亢的歌声，很久却不见人出来，只有缥缈的大雾在静静弥漫。突然，歌声一下子停了，几根树枝摆动着向两边分开，一个壮实的男人“呼”的一声从林中钻了出来。站定之后，他眯着眼睛向远处眺望，神情中有几分淡漠和不以为然。我想，这个男人大概是现在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

大兴安岭周围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河流、草原、湖泊和田地，而蒙古人的先祖（大约唐代中期，当时称“蒙兀”）走出了大兴安岭，从呼伦贝尔西边的草原上迁徙，历经鄂嫩河，最终在三河之源的肯特山（今蒙古国境内）站住了脚。几百年后，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在这里出生了。溯源问根，大兴安岭在时间和记忆中慢慢变得清晰，像一条根一样展示出来，让我们看见是蒙古人的发祥地，在历史中如同一块碧玉，凝重、透彻、珍贵，连接着一个民族的生与死，记录着他们在最初上路时的神情和呼吸。轻柔的风在无声无息地吹动，河水在轻轻流淌，一个民族在一条根的另一端抬抬头，开始向远处张望。

关于蒙古人的来历，通常还有一种说法，即蒙古人源于大兴安岭“烧山化铁”事件。我想，要解读成吉思汗这样一位人物，必须要在前面做好铺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在他的成长中对他起到重大影响的民族的起源、早年的经历以及蒙古人的精神尽量写清楚，这样才能明白他为何是那样一位“天之骄子”、“圣主”、“草原上的神”、“世界的灾难”。这就像战士的一把刀，必须要在前面经过耐心地打磨，慢慢磨出它的刃口，才可在日后变得锋利无比，杀人时手起刀落，瞬间便成定局。

每一个人都会有清晰的根源，成吉思汗也不例外。“成吉思汗的根源。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的源头不儿罕·合在敦山扎营住下。”《蒙古秘史》在开篇的第一句便提到了成吉思汗的根源，足以说明成吉思汗以及蒙古人在一个自足的世界中保持的民族传统是多么珍贵，以至于他在后来征服世界时，从他身上喷发出来的气息，让人们感到像是遭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神力的撞击。

如此这般，我便忍不住想写写我非常喜欢的蒙古族人“烧山化铁”事件。草原是一个善于流传故事的地方，那些美丽动听的故事实际上起先是靠嘴，后来便靠着歌声和马头琴，传了下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也一定传入到了成吉思汗童年的耳朵里，对他的心灵起到了很大的启发。

“烧山化铁”的故事性很强，读起来很吸引人。历史其实并不一定非要那么严肃，有时候它也借助一些轻松活泼的方式让自己传递下去。关于蒙古族最初的族源（用“蒙兀室韦”一名时期）的另一说法，其实就是靠着这个“烧山化铁”事件流传至今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史集》一书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个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叫额尔古纳-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古纳”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个人的名字为：是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

当这个民族在这些山里和森林生息繁衍，他的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相互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了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起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到原野上。

这段用波斯文字记录下来的蒙古史料，故事性很强，其“事件”发生的过程引起了人们阅读的快感，也成为后来的史学家研究蒙古部落先祖时必读的史料。后来有人说，这段史料中提到的两个人其实来自两个氏族，后合二为一成为蒙古族，是“烧山化铁”使他们走上了民族的道路。

我格外喜欢这个关于蒙古族源的故事。每每涉及要写蒙古人的历史时，我总要翻到我手头这本《史集》第一卷的251至252页，静静地把这两段文字读一遍。少顷，我便感到似乎从多年前的那个场景中传过来了呐喊声，甚至从那两个坚强、勇敢的身体里传递出了一股力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空，将我在瞬间击中了。我觉得他们俩是向天穹和大地要力量的人，而且身体力行，不像其他人跪在地上向天祈祷。读完，我感到自己的身心沸腾了起来，犹如这两段文字是火种，要将我点燃，才让我去诠释和解读蒙古人。

在这个故事中，这种简单和从容，使他们不知不觉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从那两个在陡峭的山坡上的人身上，我们还看到了蒙古人的先祖在多少年前体现出来的蒙古人的精神，他们在山隘里对世界的计算，对自己的命令，对命运的挑战，就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的影子。

赤野千里的草原，辽远无尽的天空，以及在大地上自由行走、浑身充满了从大自然中获取了力量的人，构成了草原上阳刚、欢快的生命气息。因此，我便格外钟情在民间流传或者在厚重的史籍夹缝里被保留的“事件”，它们鲜活、真实，在特殊的时刻和场景中强调了蒙古人的精神：“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了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起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从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和大自然在如何相融，人和信仰又怎样变成了一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像拉施特收录的是真实的事件一样，这一群蒙古人在历史的烟尘中开始上路时，其实是简单和从容的，他们抬头向远处张望，看到了阳光像明亮的手一样，将山峰抚摸得分外冷峻。而在草原上，一条河，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一根小草，都昭示了生命的意义。这才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他们感到内心有了一股冲动，听到远处似乎隐隐约约传来了动听的歌声。于是，他们上路了。

在今天看来，蒙古族的历史对成吉思汗的影响，就像潜行于他身体里的血液一样，是他的生命之源。

二 两个典故或草原上的母亲哲学

解读成吉思汗这样一位近乎神一样的人物，是可以用多种进入方法的，比如他的颇具雄心的性格，超乎常人的精神，对世界疯狂的想象和对想象的大胆实施。但我却一直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身上应该有一些与平凡人一样让人能感到温暖的东西。比如亲情。自从他称汗后，他在一生中都被人称为成吉思汗，他的母亲和妻子却一直称他铁木真。《蒙古秘史》在开头的第一句强调他的根源时，就提出了对他的一生起到重要影响的女人和他一起来到了。这应该是对成吉思汗叙述的重要的开始，却让女人们也一并出场了，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暗示。我想，《蒙古秘史》是不是在暗示，对成吉思汗的性格、意志形成以及成长起到重要影响的，其实是女人。

草原上的蒙古女人，在内心有着怎样的力量？我在翻阅有关蒙古的史书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比如《蒙古秘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史集》等，都大量引用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传说，《蒙古源流》的作者还特别强调这些“奇谈”是真实的，并非编纂。我也因此被这些有意思的事件吸引着，一直觉得正是这些有意思的事件影响和改变了蒙古人，让他们的性格、精神、意志乃至灵魂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想，我们其实没必要非要“事件”的真实与否，只要看看蒙古人从内心和骨头里向外涌动的与这些事件十分相似的气质，就可以明白影响和改变了蒙古人的，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东西。

在原始、封闭的草原部落里，一定存在着某种人与精神达成一致的生存。让世界感到阵阵悸痛的铁木真，其血性和意志的形成，一定与他所处的地理、所接受的文化、周围的人和事有关。比如，他的第十世祖母阿阑·豁阿关于“折箭训子”的典故，就用简单而动情的办法说明了所谓“力量”的道理。这件事对铁木真在后来领兵打仗时运用的军事谋略曾起到过影响。

阿阑·豁阿有五个儿子，两个与丈夫生，三个是丈夫死后生的，族人对她议论纷纷，认为后三个儿子是她与在她家生活的巴牙兀惕部人马阿里黑生的。一天，她听到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在悄悄议论：“咱俩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兄弟、房亲，没有丈夫，却又生下了这三个儿子，家里只有巴牙兀惕部人马阿里黑，这三个儿子是他的吧？”

阿阑·豁阿马上意识到闲言闲语已传到了儿子们耳中，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族人在找借口想挤垮自己和这个家庭，如果不马上制止，将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不好的影响。于是，她给每个儿子一支箭，让他们折断。他们用力一折，箭便断了。她又将五支箭绑在一起，让他们一个一个轮流折，他们中无一人能将其折断。

阿阑·豁阿把前夫生的两个儿子叫到一边，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俩怀疑我这三个儿子怎么生的，是谁的儿子？”前夫生的两个儿子默不作答，只是用疑惑的眼睛望着她。她说：“你们的怀疑也有道理，我细细告诉你们吧。每夜，有个透明的黄色的（神）人，沿着房的天窗、门额透光而入，抚摸着我的腹部。那（神）人随着日、月之光，如黄犬般伏行而出。你们怎么可以轻率地乱发议论？这样看起来，由那（神）人所出的儿子分明是上天的儿子。”她的这一番解释让儿子们感觉到了“神授天意”的巨大力量，不敢再胡说什么了。

阿阑·豁阿“折箭训子”的举动可谓是良苦用心，她想让儿子们明白，同为兄弟，切不可分心而为，否则就会像单支的箭一样，被一支一支折断，而如果人人团结起来，像绑在一起的五支箭一样，就不会被轻易折断了。她只是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便告诉了儿子们蒙古人的团结在家庭、部落中是多么重要，它是蒙古人对生存乃至精神信仰的有力依靠。听了这样一番话，她的五个儿子便明白在族人都想找借口挤垮母亲和这个家庭的危急关头，兄弟们不要分心而为，家便不会垮掉。

内心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一支箭，阿阑·豁阿将它掏出，为儿子们指明了一条路。至于她说另外三个儿子是自己受神光而生，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则多多少少有一些蒙蔽和掩饰的意思。实际上，当时在草原上人们十分注重父系血缘的高贵和纯洁，是不能接受异族或别的部落的血缘的。但我想，因为当时“神”在人们的信仰中是不可置疑的，所以阿阑·豁阿的这番解释便并非她有意掩饰自己难以启齿的性事，而是在内心对神信服不已的一种信仰表现。

信仰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的，时间长了，人的感知、意志乃至行为都可以受到影响和改变，并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信仰的“神”保持一致。这种现象在当时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草原蒙古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也正是人们曾普遍对“神”抱有一种共性的敬仰心理，所以阿阑·豁阿的解释并没有受到质疑，相反，她的这种解释却成了对神忠贞不已的表现，让人觉得她的行为是神秘和美丽的，而她极富说教的一番话（包括“折箭训子”），则更像草原女人的哲学。

在铁木真这样一个黄金家族里，这样一个经典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深入了铁木真的内心，对他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改变。他多次强调蒙古人要团结时，从他的处理方式中便隐隐约约能看到阿阑·豁阿的身影在晃动。阿阑·豁阿扛着一个典故的圣脊，成了高耸于后人们头顶的一座山峰。

与此颇为相似的事件多年后在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身上又上演了一次。铁木真称“汗”后，一直辅佐他的萨满阔阔出与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尔闹了别扭。于是，他对铁木真说了一番暗含挑拨的话，表面却依赖于萨满教说法。阔阔出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我）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哈撒尔管百姓。若不将哈撒尔去（除）了，事未可知。’”他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称“汗”了，按照神的旨意，你必须将你的胞弟哈撒尔捆绑起来施之以威，才可以让神全部钟情于你。因为他与你同胞降生，神本来是想让他来夺你的福气的。你必须要压制他，掠夺他身上的那些原本属于你的神授的福气。铁木真听信了阔阔出的话，将哈撒尔用绳子绑起来，摘下了直接体现着他的地位和尊严的徽章、帽子和腰带，要让他表示出对自己的信服。

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听到了消息，跑过来呵斥铁木真住手。她扑到哈撒尔身边，为他松绑。铁木真被母亲的愤怒弄得不知所措，一时愣怔了。诃额仑走到铁木真面前盘腿坐下，气恼地解开上衣，露出因喂养了众多儿子而下垂至双膝的双乳说：“这是养育你们的乳房，哈撒尔犯了什么罪，你要毁掉你的亲骨肉。你铁木真能吃尽我的一只奶，合赤温、斡惕赤斤两人不能吃尽我的一只奶，只有哈撒尔能吃尽我的两只奶……我的有力气的铁木真，他的能力在于心胸，我的哈撒尔有力气，能射，射得逃走的各部百姓陆续来投降。如今已经讨平了敌人，你眼里就容不得哈撒尔了！”她的这一番话，像刮过草原的风一样，让铁木真立刻清醒了。在那一刻，铁木真也许想起了早年和哈撒尔一起射杀的弟弟别克帖儿，他一定愧疚不已，马上改变了主意，扶母亲站了起来。

这便是《蒙古秘史》中“持乳教子”的典故。

与铁木真结为安达（兄弟）的札木合后来对铁木真说：“……你有贤明的母亲，生下了你这位豪杰……”札木合觉得这是铁木真莫大的福气。

我同样也把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视为懂得草原上的女人哲学的人。她和阿阑·豁阿一样，用一种简单的举动指明了人的精神价值，让铁木真明白，同胞兄弟哈撒尔是英勇和崇高的，因为他自己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而应该享有光荣，而不应该受到耻辱。同时，她还强调了兄弟之间应该珍惜手足情，不要互相伤害。铁木真不可能不被打动——母乳，那是自己的根源所在，没有它，又怎能有自己的一切呢？即使现在自己已经称汗，但绝不能背叛根源。

阿阑·豁阿和诃额仑，这两个懂得传递内心力量、用简单而有力的方式来教子的女人的行为，被我理解成了草原上的女人哲学，而因为她们都与铁木真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便坚信少时怕狗、性格腼腆的铁木真，正是受她们的这种行为的影响，甚至是从她们的身体里传递的血性在某个时期苏醒了，才变成了超凡脱俗的“一代天骄”。

血性在灵魂中苏醒，会变成一把刀。

三 大树底下的预言

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而言，铁木真是创造了草原神话的英雄。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的雄心和能力都是不可预估的，在适当的时候会像一支利箭从弦上射出后，就会带着锐利的声响射向目标。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这支利箭必须要得到一个被射出的机会，否则就不一定那么强悍地发挥出作用。每个人都必须恰到好处地占有自己的时代，不然自身的优势就不会发挥出来。

解读铁木真这样一位太过于明朗的人物，必须首先面对他的雄心。从本质上而言，雄心是一个人树立了某种理想后，在内心长久坚持的具体反应。在通常情况下，雄心会从人的意志和思想方面表现出来，让人在行为上付诸具体的实施方法。就铁木真而言，因为他身体里的民族血性遗传，以及草原文化和信仰对他的影响，他的雄心就显得更加强烈，有一层浓郁的民族色彩。而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铁木真的雄心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也就是说，长期分割散落的蒙古部落到了这时正需要一个人将其统一，不然，这个民族就会倒退。当然，铁木真在一开始所树立的雄心实际上是统一蒙古人，到了后来，世界在他面前展现出了更丰富的一面，他的雄心被激发得更大了，铁木真由此向亚欧和南宋发起了进攻，在一系列的进攻中使自己的雄心得以实现。

所以，解读铁木真，你容易热血沸腾，因为他的雄心太过强烈，他用天之骄子的行为实现了自己的雄心；而且铁木真以雄心创下的业绩过于伟大，已几近神话。他一路用准帝王行为扩伸，他的出现，为蒙古人，乃至中国历史书写了难得的一章。

蚂蚁的呼喊不会传出草丛，而骏马的嘶鸣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铁木真是一匹已经开始嘶鸣的骏马，草原也许在那时终于听到了期待多年的声音，而草原上的人们大概也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人们要选他为蒙古人的“汗”：

——把怜首领火儿赤宣布：“天国（腾格里）注定铁木真将成为我们的汗。这是神灵向我们揭示的，我又向你们揭示。”

——著名的“木华黎预言”：“蒙古人中将产生一位英雄，一位令人恐惧的汗，为他们的苦难报仇……”

——阿勒坦、火察儿和撒察别乞的誓言：“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

骏马要开始奔腾，祝福的声音也会给它增添力量。有时候，一个人并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旁边人对他的提醒和劝告，会使他马上茅塞顿开，抓住时机。铁木真需要这样的提醒，尤其是像“木华黎预言”这样的话，能更直接地刺激他，让他的雄心在一瞬间定位成蒙古人的“可汗”。

在一棵大树下，木华黎提醒铁木真，此处是取得汗号的最后一位蒙古首领忽图剌汗（名叫海都）曾经登基的地方，接着便说了上述的“木华黎预言”。说来有趣，忽图剌是死后才获得“汗”号的，但他是第一位敢于起来反抗金国女真人的蒙古人。在北京受金朝皇帝的接见时，他的食量大得吓人，酒醉后用手去抓金帝的胡须。金帝原谅了他，并在他返回时赠予大量礼品。人们敬仰他，传说几乎把他说成了一位神：“其声音洪亮，如雷鸣山中，其手强如熊爪，能把人像折箭一样容易地折为两截，冬夜赤身睡在燃烧的巨木旁，火星炭屑落在身上而没有感觉，醒来后只把灼伤看成是虫蜇。”当他看到蒙古人受到金国的欺压时，他马上对金国翻脸，领导蒙古人反金。对铁木真来说，忽图剌汗对他应该是一个启示。在木华黎提醒他的那一刻，铁木真被激起了当首领的野心。

我想，铁木真还应该能在内心感知到另一点，即人们敬仰一个英雄时，其实更愿意把他想象或信服得更高大、完美、神秘一些，这也是人们愿意追随英雄的原因。

他暗暗在内心下定决心，统一草原，当蒙古人的汗。

相对于铁木真的一生来说，当时木华黎的一番话，以及有一棵大树的那个地方，都成了他无比重要的生命启示。木华黎在日后成了成吉思汗的一员干将，出征打仗屡屡得胜。而在成吉思汗的心目中，木华黎又成了他的朋友，在封王赏地时，木华黎是最早得到赏赐和封号的人。

如果人把胳膊围成他心愿的脖子，

这可以是一面抵挡灾难打击的盾牌。

在众人的帮助下，成吉思汗的视线逐渐变得清晰了——他知道统一草原的时机来了。草原因为这个人的崛起，也许有了一丝阵痛。也就是从那棵树下开始，这个人要率领在日后被人们称之为“蒙古铁骑”的军队向世界征讨，按他的意愿开始为世界布局。

1206年，蒙古各部贵族推举四十四岁的铁木真为蒙古人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无比伟大的可汗。提起这件事时，人们都喜欢提斡难河。那天的斡难河水一定仍像以往一样平稳地流淌着，映在水中的蓝天仍碧莹透彻，从河流，以及河流周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出那天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它的源头，随着一杆九旌白纛旗升起，随着密集而又整齐的声音一起高呼成吉思汗，这个地方将和在日后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一起载入史册。

从斡难河源头开始，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伟使命。从这里开始，“铁木真”一名的使用将告一段落，他已成为蒙古人的大汗了，人们从此将称他为“成吉思汗”。

九旌白纛旗举起来了，草原上一道亮光闪过，一个由蒙古人书写神话的时代由此开始。

（《随笔》2011年第3期）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五）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序言：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

耿 立

在我的老家，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坟左侧几十步的地方有一块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凉破败。

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一个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但对于城市光的污染，在城里的处所失眠，我一直无法适应乡夜的深，在老家也是辗转。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墙角处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或立或卧，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地瓜干酒，从父亲的口里曾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里，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还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沉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晕出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吗？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该到清理自己的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增多再去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历史上的“长毛”造反（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而小学课堂，语文兼历史老师也说太平天国起义。我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烙下的是灾难，烙在我父亲的童年的也是老辈人舌间的恐怖。说穿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历次王朝中反抗残暴和强权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造反，为何，又是谁为他涂抹，把他抬到唬人的地步呢？涂抹背后的意图难免不让人做功利的怀想，历届造反的领袖中，成功者抑或不成功者都要利用手中握有的极权来使自己更加神圣，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了。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布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被有毒的被遮蔽的历史喂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了模样，不辨是非，有些词经过权力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垄断话语权的人，对原本普通汉语的词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这样的声音现在还相对微弱，微弱归微弱，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将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生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时候，我们看到一批作家和导演的功利——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之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还是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血肉和思想的呈现。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酒杯，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可怆然涕下。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寡淡议论，隔靴搔痒，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强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

关于父亲的死

周海婴

诀  别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几乎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有一天，父亲的呼吸比较费力。内山完造先生得知，就亲自带来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连有一根电线可以接上电源。打开开关以后，只见匣子微微发出一种“滋滋营营”的声音，匣内闪出绿色的微光。过了一阵，便可闻到大雷雨之后空气中特有的一股气息——臭氧。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一具。”说的便是这件事。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呼吸舒畅一点，但试用了几次，似乎没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内山先生也就派人取回去了。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你不要上学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来了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俯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这一切，她做得那样专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连衣襟都湿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在这茫茫无边的黑暗世界之中，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我那一向无所忧虑的幼小心灵突然变了，感到应该和母亲共同分担些什么，生活、悲哀，一切一切。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愈加紧贴母亲的怀抱，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俯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做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我始终难以忘怀。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引发气胸，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七根胡子，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九九九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重建完成。在新馆落成典礼上，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和我一起商量，认为胡子里有父亲的DNA，或许若干年以后会有科学研究价值，应该以特殊的手段专门保存。这当然是好事，作为鲁迅后人，我十分感激和欣慰。

但是此前，我也曾遇到过令人愤慨的事。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北京美术馆对面有一家工艺品商店，竟在出售父亲的“再”复制面膜。它在白色的石膏成品上喷涂了墨绿色，手感分量不重。我买了一具，回到家里稍加研究，发现它没有制作单位，也无任何别的标志，可以判断它是从某一石膏面膜上复制的，而不似“再创造”。我经过多方打听，始终找不到它的出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奥田杏花先生归国时不能多带行李，把这具“原始”阴模留给了谁，这位“保存者”在“文革”后期“生产”了这些“产品”出售，以救穷急，这倒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它出于某位艺术家的“创作”，那么我不禁要问：拿一个死者的原始面膜翻制赚钱，你的基本道德在哪里？何况这是鲁迅，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啊!我祈愿这种亵渎先辈的事，只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才发生。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那时北京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1]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案之一。此种疑案，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

草此布达，敬祝健康

弟  建人启

七月十四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之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2]，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急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象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注 释：

［1］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

［2］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递传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

（《收获》2001年第3期）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潘旭澜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需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布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玕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愈，生活也无须别人呵护。

1843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在第四次落选之后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他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他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看作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玕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玕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还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只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需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镕。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曾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但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玕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人人害怕和憎恨，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天京事变”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洪秀全让洪仁玕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蒙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玕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玕为干王。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尘，就是“小王”的合写。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尘，已难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刮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刮，大建王府，大搞腐败。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刮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烧毁。洪秀全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游览，照例作歪诗一首：“拉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放火烧了，结果连洪秀全的尸首也无法寻找。当然，湘军纵火焚烧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这不过是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其他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对于图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杨秀清不赞成这种疯狂行为，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洪秀全没办法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败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人，前已说过，均视为“妖人”，杀之唯恐不尽。即使早先参加太平军的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权力斗争中，多受歧视、凌辱、打击，除一两个“不知所终”——可能是逃离的，结局都很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义，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更值一提的是，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叫参加考试者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之时，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六十年前两场反抗纳粹暴政的人民起义

肖雪慧

1944年8月，华沙和巴黎先后爆发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人民起义。六十年过去了，但两场起义在起因、过程和结局等诸多方面都有耐人寻味的可比性。

一、华沙起义

（一）华沙罹难于纳粹德国行将总崩溃时

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断由西向东推进。7月下旬，苏联地面部队从东面逼近已经沦陷近五年的华沙，空军开始在靠近华沙的机场起飞轰炸驻扎华沙的德军。横行欧洲数年的纳粹德国已作困兽之斗。

整个二战中，波兰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但不屈的人民在纳粹铁蹄下一直进行着有组织的地下抵抗。随着战局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起义准备在进行之中。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军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长时间以来，苏联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7月29日，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反德国占领军暴动，加速最终解放进程。“呼吁”指出德军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造成破坏。整个“呼吁”以“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的警告结束。31日傍晚，苏军坦克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军已开始从华沙撤退。从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得知这一消息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决定于次日下午五点举行起义。

8月1日，也就是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之后第三天，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五点开始进攻占领军，不到十五分钟，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三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对起义的华沙人具压倒优势的德军从各个据点进行疯狂反扑，起义者吁请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如果此时得到援助，起义前景仍然光明。然而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先前承诺的军事支援不仅拒绝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驻华沙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而且后撤了一段距离。在一场灭顶之灾和大屠杀即将降临华沙的紧急情况下，从8月初到8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敦请采取支援行动未果，不得已，只好努力从一条远得不能再远的空中航线向华沙抵抗战士空投军火和食品，但执行任务的英国或美国飞机空投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着陆加油。然而，就连这一请求也遭断然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1]。鉴于华沙情况危急，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致电斯大林：“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济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斯大林在两天后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2]。——战后，由于斯大林这一断语以及清除异己的需要，曾长期坚持抗德斗争并在华沙起义中流血牺牲的波兰抵抗战士，死者蒙污，幸存者入狱，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华沙人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斗争。一位华沙妇女致教皇的信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最尊敬的圣父……三周以来，我们固守着我们的要塞，缺食少药，华沙已成废墟。德军残杀各医院中的伤员。他们驱使妇孺走在他们前面，以保护他们的坦克。关于孩子们用汽油瓶跟坦克战斗并烧毁坦克的报道毫无夸张之处。我们母亲眼看着儿子们为祖国和自由而牺牲……现在没有人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口已经三周了，但寸步不前。来自英国的援助不足。世界无视我们的战斗，只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3]

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狂轰滥炸了六十三天。10月2日，这个英雄城市投降了。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地地道道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4]

三个半月后的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时，华沙已是一座尸横遍地、到处都是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莫斯科电台“7.29”呼吁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坐视起义者溃败和遭屠杀，华沙真正“化为乌有”了。

（二）不是第一次罹难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却命运多舛。

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十五、十六世纪，波兰走的是另一条路：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Ｈ·Ｇ·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经过十几年斗争，通过了有“波兰在欧洲国家中的贵族特许状”之称的1791年宪法，处境有所改善。但俄、普、奥随即在1793年进行了第二次瓜分。次年（1794年）爆发科斯丘什科领导的全民起义。俄军镇压了起义，并对起义者和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波兰的领袖人物被监禁、流放。随之而来的1795年第三次瓜分，把这个共和国一笔勾销。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但她仍然在波兰人心中，人民为重获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息。1831年，波兰人为摆脱俄国统治举行大规模起义，遭到更残酷镇压。数以百计的起义领袖被枪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从此波兰作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接受沙皇统治，并被当成危险民族强制俄罗斯化。波兰固有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们被强制信奉东正教、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俄罗斯化的残酷，从以下事实便可见一斑：十九世纪的波兰有着辉煌的流亡文学，但波兰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学却只能通过俄文译文来实现。

自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历经一百二十三年无望的斗争、等待，直到一战后，被三个专制的世袭王朝合谋灭掉的波兰才又重新作为独立国家站立起来。但东西两面分别暴露在苏俄和德国的敌视和觊觎下。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德条约为德国进攻波兰开了绿灯。希特勒在东面有苏联的纵容，又以为西方国家不会援救波兰。9月1日，也就是苏德条约签字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波兰军队的英勇顽强令德国大为吃惊，但他们最终不敌强大的德军，不到三周就溃灭了，政府被迫流亡。9月17日，与波兰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派兵从东面入侵，18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军会合。面对大国侵略，发生在首都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才被德军攻陷。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5]苦难深重的波兰民族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恐怖时期。

（三）死于黎明前夕的波兰抵抗运动

波兰沦陷了，但她很快就组织起一个地下政府。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结、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而且有法院，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并且还与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既与希特勒合谋瓜分，又趁火打劫，在战争初期毫不费力就攫取了大片领土，之后则听任德国挨个占领欧洲各国，包括与苏联利害攸关的巴尔干国家。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大举进攻。苏联在为了生存必须与纳粹德国殊死斗争之时，才跟波兰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7月，苏军以解放者身份越过波兰边界，身份与五年前作为希特勒的合谋入侵者和瓜分者越过波兰边界时不同了。但苏军一进入波兰，斯大林立即撇开一直领导着波兰抵抗运动的流亡政府和地下政府，23日设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作“卢布林委员会”的傀儡政权。卢布林政权的人与国内抵抗运动没什么关系，当地下组织团结人民进行抵抗时，他们在莫斯科受训；当纳粹德国面临盟军东西夹击已显崩溃之势时，他们被红军运送回波兰；当德军以血腥屠城报复华沙起义时，他们没有为拯救华沙人和华沙城做任何努力。这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兰毫无代表性、毫无民众基础，但斯大林的既定目标是把卢布林政权强加给波兰以使波兰苏维埃化。华沙起义后，斯大林背信弃义拒绝援助，又设置障碍使英美对华沙的支援难以进行，把正在遭受屠城之难的华沙置于孤立无援境地。他借行将覆灭的纳粹之手除掉了波兰独立抵抗力量，为没有民众基础的卢布林政权清除了竞争对手。

起义的华沙在英勇抵抗六十三天后投降，标志着波兰的独立抵抗运动彻底终结。此时，西欧、中欧国家正纷纷获得解放。

二、巴黎起义[6]

（一）一场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义

巴黎起义是在华沙起义之后半个多月举行的。从盟军的全盘战略考虑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的起义。

巴黎无论对德国方面还是对盟国都极其重要，解放巴黎，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以下原因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解放巴黎：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决心死守巴黎的德国人发生激烈巷战，这既使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又将冒毁灭这座世界名城的危险；二是过早攻占巴黎后盟军要承担的民政责任对部队作战能力造成严重限制，并且供应巴黎两百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费掉部队大量油源，必使进军莱茵河的首要目标严重受挫。而巴黎的毁灭、部队作战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莱茵河进军，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一个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巷战、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可以节约宝贵汽油的“解放巴黎”计划。这一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的计划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发生起义，整个部署将被打乱。为避免出现这种意外，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地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在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只有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这也加深了二者的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双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都清楚没有盟军力量配合的起义代价惨重。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改变计划提前进攻巴黎的努力没有结果，于是命令国内代表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巴黎的共产党已经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说，“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造成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危机一触即发。8月18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从法国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就在这一天，一个受法共控制的秘密会议强行通过决议，巴黎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整个起义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把戴高乐派领导人蒙在鼓里，使其无法制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法共巴黎小组和已获知起义即将发生的戴高乐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后举事，这场必须避免的起义终于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部队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准备对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唯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只要能避免，我们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7]。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任务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避免的，对这要避免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而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苏联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8]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9]。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唯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军总部的代表违背其法共上级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决定说服盟军出兵，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戴高乐也未能实现的目标。二是驻守巴黎的那位德国将军面对毁灭巴黎这一疯狂任务时有对历史罪责的顾忌，所以要竭力避免与起义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国军队赶在增援的德军之前到达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运在于：它求救的对象在作重大决定时有道义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对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虑而不在乎别的，巴黎就只有充当政治棋盘上一颗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对象道义上无所遵循无所顾忌，正好不必承担责任而让一意孤行发动起义的派别自食其果，哪怕会有很多平民为此陪葬。这种精神素质与制度安排相互凭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相反，集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体制性的无节制与最高权力的无顾忌，使得为了既定目的而不惮于放手制造任何灾难，同样具规律性。六十年前两场起义的不同际遇为此提供了最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更是不断以不同方式或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注 释：

［1］［7］《路德维希·希舍尔给汉费·费兰克德报告》（前者系当时德国的华沙区总督，后者系德国的波兰总督），《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49、333页。

［2］（美）威廉森·默里 阿伦·Ｒ．米利特：《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页。

［3］《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61页。

［4］见《苏军情报员奥列格关于华沙局势的报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84~286页。

［5］《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战处关于华沙形势的情报》（1944年9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79页。

［6］《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节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71页。

［8］关于巴黎起义的具体经过参见李兴权：《挺进巴黎》，《较量》第3期。

［9］（英）丘吉尔：《战争回忆录》第六十九章。

（《书屋》2004年第10期）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

章诒和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

我的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座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待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协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马连良来我家做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冲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休，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做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吗用的？”

“烤鸭。”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警察分局当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邻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那人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

“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

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1956年夏，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他对调到剧团的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父亲送罗女士时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问母亲抽大烟的事，母亲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铆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头叹息，道：“亦荣亦辱，非荣非辱。”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有“短处”被上边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

附 注：本文仅为节选，全文近四万字。结尾如下：

今春，我请章乃器少公子章立凡陪我到福田公墓。墓园没有八宝山那样彪炳青史的政治人物。亡者骨灰无政治规格限定，也不按等级排列安置。这里面安息着王国维、钱玄同、傅增湘、俞平伯、汪曾祺、钱三强、余叔岩、杨宝森、裘盛戎、康同璧母女这样一些难以给出级别的亡灵。我给亡夫（马克郁）和自己购置一方冢穴，请人制石两块，石粗粝无光，像文人的命。一块立于空，刻着：“我没有丰功伟绩，但一世清白……（丈夫临终自白）”。一块卧于地，写着：“往事并不如烟”。我一生受外力控制和摆布，唯丧亡之事自己竟能做主。已是清明节后，墓地清冷，来者皆似我，心怀悲苦。事毕，章立凡陪我去坐落于西单民族饭店对面的一个饭馆，为的是看看这昔日的马（连良）家庭院。这座特色餐厅虽经改修，却基本保留了旧时格局。四周皆为高耸之楼群，唯它是一所小四合院，孤独又精巧。尽管布置典雅，但怎么看似乎都含着一缕凄怆，令人联想到北京秋日里不肯隐去的如血残阳。两人小心翼翼地吃，一直吃到只剩我们两人。咽下去的是美味，浮上来的是伤感。服务生在收拾桌椅，面前依然是满杯满盏。已近午后三时，可不想离开。我在等，等着天国里的父母和马连良，希望他们能远远地瞧见我们。

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了老宅深院里的绸衣窸窣声，走在地板上的拖鞋踢踏声，透过绿色窗帏飘散出的烟香，还有那“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的歌咏。其实，“永远”二字乃是一种虚幻罢了，世间“永远”的事情并不多。昔日的飞红流翠、丝裘革羽都已远逝。而真正的歌唱，在板尽处依然缭绕。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杜宇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虽啼血，却深知那东风，是再也唤不回的。

2004年5至8月于北京守愚斋

（《文史博览》2005年第1期）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姜广平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因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2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四年（1893年至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毋庸置疑，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高贵。柯秋科夫这样解释：“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作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1]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创作诗歌的经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3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五十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五十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至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五十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2]

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3]

再看看帕斯捷尔纳克。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的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

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请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向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4]

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1922年托洛茨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一千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有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布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五十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考涅楚克。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期间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八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二十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百万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二点六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五点五万人受审，二千一百一十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5]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注 释：

［1］郑体武：《诗人斯大林》，《译文》2002年第2期。

［2］（日）北冈诚司著：《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龙飞：《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4］［5］陈世旭：《古怪一族》：《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书屋》2005年第3期）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读《北京的莫理循》

汤伏祥

莫理循为何许人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一条街道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巨大啊！可如今，大家对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了，“莫理循大街”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19年才离开中国。

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特别是他背叛了其哥哥光绪皇帝。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就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命袁为湖广总督，指示袁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清廷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在起义面前，清政府已无善战的官兵可用了。袁世凯虽然告老疗养了两三年，但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声望在不断增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1910年，天津时闻报馆出版了一本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这本书对袁世凯有详细的记载与评价：“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2]《袁世凯》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袁世凯现任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在外国人眼中，袁世凯似乎就应该得到重用，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这位日本记者还在书中责问道：“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3]这位日本记者虽然不免有夸大其辞之笔法，但在当时，袁世凯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与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对外宣布说自己“足疾未愈”。袁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朝廷做出让步，让他全面掌握军权。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包括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共八个条件。随着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朝廷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向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尽管莫理循此时正在热恋着蓓西，但袁世凯掌权军队后，他就狂热地投身于新闻报道中。他在11月13日发往《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的气派情形。他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而不断介入到了袁世凯的智囊团中，他和袁世凯的另一名追随者蔡廷干，一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袁世凯复出不久，他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要求保留君主制度，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显然不同意蔡廷干的主张，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权。莫理循在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蔡廷干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与蔡廷干分析时局后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

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了袁世凯。过了些天，袁世凯就再次约见了莫理循。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在袁世凯那里，他受到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袁世凯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当他们谈论到眼前的局势时，袁世凯认为只要再施加点压力，清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12月13日，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客人，前往汉口。此行，他已经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说客。他在汉口考察后写道：“民众死亡不多，但财产损失惨重；革命军秋毫无犯，清军却恣意淫掠。”他不相信如此的王朝还能保留下来，“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莫理循回到北京后不久，清廷的举动比袁世凯想象的还要理想，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袁世凯，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党领袖们也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愿意，袁当然会当选为首届总统。而此时，袁世凯却在摆弄假象。袁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彻底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就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刻，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清政府和袁世凯私下做好了交易，朝廷将在四天内公布诏书，将政权移交民国……袁世凯将被委任执掌新政权。清廷及亲王们将从新政权中领取岁俸。就在清廷准备退位的最后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隆裕太后一面答应袁世凯准备退位，一面却给袁世凯授予非常罕见的一等侯爵的封号。隆裕太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袁世凯陷入尴尬，她要向世人暗示，袁世凯是效忠皇帝的，一定做不出对不起朝廷的事。而事实上，袁世凯就在等着清廷退位了。所以，当隆裕太后四次发布诏书要授予他一等侯爵时，他都委婉拒绝了。最后，隆裕太后终于在袁世凯面前宣布退位。

二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能顺利坐上大总统的交椅，与莫理循、蔡廷干等的极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就此事，莫理循写道：“他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就在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胜利而兴奋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到前途未卜的南京去。莫理循理解袁世凯的担心，并向袁世凯解释说，迁都不仅要花费巨大财力，而且也违反了与各国公使馆的合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感谢信中说：“感谢您对定都提出的建议，这才是绝妙的想法，您将被称为中国改革运动中的澳大利亚英雄。”

定都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孙中山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试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袁世凯的嫡系部队第三镇士兵发生了兵变并实行抢劫，对北京城进行洗劫。莫理循在记录这桩事件时说：“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莫理循记录得相当客观，那些士兵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事实上，这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北京兵变”事件。袁策划“兵变”的直接动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北京局势紧张，自己不能前往南京。局势正如袁世凯所料，迁都南京的事就此搁浅，他安稳地待在了北京。但这件事，与袁世凯走得如此近乎的莫理循却不知道其中的真实面目。袁世凯不承认自己亲自策划“兵变”，而莫理循也在四处为袁世凯辩解说，袁没有必要策划“兵变”。他在给福来萨的信中说：“还有比认为袁世凯为了抵制迁都南京而策动兵变的看法更荒谬的事情吗？”莫理循虽然和袁世凯来往密切，但他还是不明白袁的丑陋本性。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作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注 释：

［1］（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2］［3］苏全有：《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30日

（《书屋》2005年第3期）

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

刘天时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排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酷热的7月。78岁的李希凡迟缓地从漫长的午睡中醒来，迟缓地挪腾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手里的扇子摇得有一搭无一搭，对面的电风扇嗡嗡地旋转。李老人家的老头背心汗滋滋的，棉布大短裤皱巴巴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另一个屋子里还睡着的老伴，3个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他们的保姆刚刚辞职。天热，他的糖尿病复发并在加剧，早上吸过氧可是还是觉得憋闷，老伴的腿出了毛病不能动了，屋子里都是红花油味，房子要拆迁了，他要去医院买药，还要去菜场……在李希凡典型的老年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他乱糟糟的书房里，乱糟糟的书桌上，挂满茶垢的保温杯下面压着的几页竖排稿纸和一支钢笔？写的什么呢？哦，《红楼梦人物论系列之贾探春》……

但这其实也没什么，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稳”、“默默”，这一类的形容词，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回顾那段过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而所谓的时代风潮又何尝不是在与众多的“个人”的相互撺掇、相互迎合、相互塑造中涌动席卷起来的呢？而当我们试图评价这个“个人”和他的选择——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在“身不由己”和“攀强附势”之间，在“义气”和“利益”之间，似乎也不好说出绝对分明的界限，就像有时我们不肯指出诚恳者自欺欺人，甚至担心“真的醒来”。

贫寒少年爱好上马克思主义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粝。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姐夫说马克思不说马克思，说卡尔；斯大林呢，是约瑟夫。我就想这卡尔是谁？约瑟夫是谁？”于是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开始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

没有什么意外的，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化……

“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这个转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脱颖而出，“人生从此不同”，也牵扯出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轮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运的变故。

让我们稍微蒙太奇一下让这一切开始的那个偶然。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坐在床上的包袱上写的。那时候我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宿舍不大。”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实属预料之外了。

首先，毛泽东看到了，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题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压制革命力量”、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其个人功名而言，开始了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初夏时节，火车专列穿过莽莽西伯利亚，餐车里，音乐欢快，文艺代表团的活泼的女孩子正在耐心教红人李希凡跳舞……“我怎么学也学不会，到了冰岛共产党主席女儿邀请跳，还是踩了人家的脚……”

偶像的烦恼也总还是幸福的烦恼。当年李希凡和蓝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普遍认为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就将“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为自己的笔名。而据李希凡说，他两年前为编艺术史申请经费，财政部长项怀诚慷慨地答应，笑说，自己当年可是李的“粉丝”。

不听江青的话

“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马克思主义啊，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晖，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这位大人物叱咤风云的夫人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一个小人物”，在大人物们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阴影里，左右不是，诚惶诚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这回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接下来，李希凡的遭遇虽然谈不上特殊惨烈，但又红又正的地位显然罩上了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

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与蓝翎的是非恩怨

在李希凡兴衰毁誉参半的故事后面，还掩映着另一个，当初令其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的起起落落。只不过，二人的境遇似乎总有些“此起彼伏”的对照的意思。而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笔，最终让两个年轻时的密友到了老年势如冰炭，笔墨开战，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间。而他们人生的对立，也不只是个人性格的差异，更笼罩着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势利和无常。

因为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蓝翎先生已经在今年年初去世，所以关于李、蓝二人的官司，我们只能得到一面之词，在他们之间判定是非是鲁莽而不可能的，但是，从李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年月、那个无所不在的所谓意识形态，对人的扭曲。

李说，蓝找他碴，一个是要跟他争当初那篇改变他们命运的文章的“发明权”，一个是把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归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嫉妒，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么郁积起来的呢？

按李的说法：当初联合署名文章而来的名利，分配上确实有偏向——蓝翎的风头始终没有李希凡那么健，抛头露面的事，李总比蓝多。但原因不在李“抢”，而在于蓝的上不了台面——按照当年的组织路线，蓝是有问题的，蓝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其家庭也有过“不清白”的复杂历史。

而且，蓝又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这让大家为难，对他情绪复杂，一方面顾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识时务。直至一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惹恼北京市的官员。随后不久，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而就在这时，李希凡入党，开始了持续很长时间的文艺战线红人的风光。

再往后的“文革”，同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别对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帮”，蓝翎的势头渐渐盖过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后，李调离，蓝翎后来任文艺部主任；但接下来没几年，蓝翎又不再主持工作；而李希凡则因为成功地劝阻了艺术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头的好评……

在李、蓝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对自己和对方在不同时间上政治立场“左”或“右”的辨析。1957年反右，蓝翎因“右”受贬并迁怒在他看来“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后来蓝翎平反，蓝翎讽刺李希凡到处称自己是“漏网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说，“蓝翎对他的‘左’，却从未见与拔刀相向的情势”；再后来，90年代蓝翎反省当年批判吕荧事件，称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毛主席啊毛主席

关于“左”还是“右”——年轻的时候，迫于形势，有还是没有，真真假假的攀附、为利益所驱使的摇摆——似乎不大好判断；但如今，年近八十的李希凡是坦率没有避讳的——“左”、“僵化”，对这样的标签，李已无意反驳；而尤其是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理直气壮地赤胆忠心一片。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的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我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当不会责备于我，当能够理解我被迫无奈的苦衷……”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炎炎夏日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15期）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阎明复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60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剩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江青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月、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是“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症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沈从文的“疯”

傅国涌

一、战云低垂的北大校园

1948年11月7日，战云低垂，在北大校园内，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一些教授、学生、助教有过一次文学座谈会，师生畅所欲言，平等地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在发言中反复以红绿灯为喻谈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提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这大概是他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参加文学活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时上距他踏上文学之路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他发表传世名作《边城》也足有十四年），下距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和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只剩下了40天。如果说，那一刻他尚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即将走到尽头，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意识到了。12月1日，北平的战事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沈从文写信给季陆：“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

12月20日，他在给另一朋友炳堃的信中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

在他写信前的五天，北大校长胡适已南飞，北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位于中老胡同的沈家一度也曾说客盈门，变得热闹起来。一方面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一方面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锳、王一平等人则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沈从文此时“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最后，他选择了留下。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他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他没有料到的自己将要面对的竟是这样一幅图画：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我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夏榆《100岁的沈从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

后来沈从文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那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1948年3月，大陆战场上胜负将分，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指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不臣服在他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作家，萧乾是“黑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同一辑还有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前者指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等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在思想斗争中属于“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的”对象。后者则对沈从文纪念熊希龄的《熊公馆》一文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是“清客文丐的传统”。）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92岁时回忆说：“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就郭沫若的文章而言，未必没有“揣摩上面的意图”成分，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来自自负全能天才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隐恨。早在1930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公开发表《论郭沫若》一文，对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1931年，他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搁在郭沫若身上，他又如何能忘得了？1949年4月5日，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他在病床上写下一篇很长的日记，他感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

此外，沈从文对政治的疏离乃至“反对作家从政”正好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注定了他们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沈从文一生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对任何组织都保持着戒心。他从不讳言自己过去“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他从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虽然他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同事朱光潜、杨振声、周炳琳等“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大约1945年，闻一多、吴晗邀请他加入民盟，他没有答应。抗战后回到北平，徐盈介绍他编《现代文艺》月刊，“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干了”。1948年，萧乾邀他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新路》，他也拒绝了（不过他“认为对国内和平会有好作用”）。

二十多年间，他始终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始终不加入什么“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既不参加“左联”（左联成立，好友胡也频曾邀他加入），也不是梁实秋的同道，不是文学研究会，甚至不是“新月社”的成员。他只是坚定地“争取写作自由”。

这位从小就当兵的作家压根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反对任何战争、暴力，但他从来没想过去台湾，或流亡异国。他的生命和他绝世的文字一样只能属于中国。对国民党，他向来没有好感。在西南联大，“因在课室中批评到重庆，稿件受审查，有四个集子不许印行，《长河》被扣”。当有传言他所尊敬的胡适即将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也写信表示忧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最好保持不党不偏之身，在政治之外努力，连民盟这些第三方面政治组织，他也是持有戒心的，他在西南联大时还写过《我们要个第四党》的文章，结果被国民党禁止发表，并且被昆明出的《扫荡报》大骂了一阵。“文革”期间他在检查中批评自己：“西安延安不分。对国民党固然不抱什么希望，对人民解放战争，也同样抱着怀疑悲观心情。对伟大领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像他这样的人，当天下定于一之时，他被获胜一方抛弃乃是必然的。何况还有一朝得了势、便把令来行的郭沫若在。

二、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

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特别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8日，他在徐志摩、陆小曼真迹手书的《爱眉小札》上充满感慨地写下：“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此时处于沙滩、红楼的北大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西郊的水木清华已是另一个新天地。梁思成、金岳霖等在清华任教的朋友都很惦念他，请他到清华住几天，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1月28日（即旧历年除夕），沈从文去清华的当天，张兆和写信劝慰他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大约29日左右，沈从文复信表示：“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30日，沈从文在张兆和给他的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一语道出了那一刻沈从文内心极度的痛苦。

同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张兆和回信，详细汇报了沈从文在清华的生活、起居及病况。2月2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在清华园“老金屋子”里，他写过一篇《一个人的自白》：“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他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经历，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的挣扎，饥寒交迫，求学无门，求生无路，苦闷、彷徨，他忘不了初到北京半年里所遇到的挫折、屈辱，但他永远记着唯一一个帮助过他的陌生人，一个每当黄昏串街卖煤油的老头，曾借给他两百铜子，使他度过了一个年关，他把这份善良好意放大了，“这就是《边城》的老祖父，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的船”。“渡船”是个象征，他本人就是这样的“渡船”，他感慨——“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育，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象。”

清华七日，温暖的友情表面上似乎缓解了沈从文的紧张情绪，林徽因有点太乐观了，她不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能真正解决在他脑子中的过虑与阴影。他本人在1956年写的《沈从文自传》里讲道：“平津炮声一响，神经在矛盾中日益混乱。只想到胡风代表左翼，郭沫若说我是黄色作家……这些人一上台，我工作已毫无意义。情绪一凝固，任何人来都认为是侦探。解放一来，我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相隔近两年后，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检讨中说：“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做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依稀记得：“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

三、校改完《阿丽丝中国游记》

3月2日，在校改完《阿丽丝中国游记》后（准备交给开明书店），沈从文在存底本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大约也是在3月，他在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沈从文子集》中写了多则题识：“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

杜鹃不是为翠翠而悲，实际上是为他而悲，虹桥被毁，灯已熄，船慢慢下沉，沈从文的世界塌陷了。3月6日，他在家中继续写带有自述性质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是他选择“解放”（自杀）前的最后一篇文稿。他回忆起了一生许多不幸和幸的往事，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一再想起美丽淳朴的湘西，想起他心爱的《边城》，他的妻子（写《边城》时的“新妇”）：“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相差不多。但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也就要成为预言。一切发展全如预言，在十五年后将用事实证明。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于一夜雷雨中死了，剩余一个黑脸长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边听杜鹃啼唤。一个悲剧的镜头如此明白具体。”

由“思”出发止于“知”、由“信”出发归于“盲从”的思路注定了要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早在1949年元旦前夕，他就预见到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与家人的矛盾也来自时代转换之际“思”与“信”的矛盾。一切都不可避免，仿佛是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外有窘迫，内多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3月13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的堂兄、烈士张璋之女张以锳（当时是共产党的干部）坦承了自己的灵魂：“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援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做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援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本来在这后面还有一句话，他写好后又用笔划掉了：“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

他在这封信里说到张兆和想找工作，去找钱俊瑞（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找不着。他说自己也不想在北大教书下去了，想另找一个工作，哪怕随军都可以。“我从否定了我自己用笔工作后（被划了），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住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以使我神经崩毁为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毫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是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作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

一个“桃红色”作家一点卑微的愿望，在欢天喜地的时代大转折中，又有谁会去理会？一种被抛弃、被隔离的无边的孤立感使沈从文的精神危机终于在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了，那是3月28日，幸亏在他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堂弟）发现及时。张兆和4月2日写给沈从文大姐、大姐夫等的信中说得很详细：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3月28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都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几十年后张兆和都忘不了“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沈从文的脖子上从此留下了“刀割的痕迹”。

四、沈从文在日记中提起了丁玲

5月30日下午，沈从文在日记中提起了丁玲、凌叔华、《边城》中的翠翠以及张兆和（三三）——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

他想到了四个不同的女性，丁玲和凌叔华是他的朋友，十九年以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一个成了文艺官员、新时代的骄子，一个已去国离乡。三三是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妻子，翠翠是他笔下最可爱、最有生命的人物之一，她们分属历史、现实、理想（或梦境），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成全了他辉煌的文学世界。无法守护理想的苦痛，不能被家人理解的苦痛以及连累家人的愧疚感，这一个个结他都无法解开，他的崩溃几乎是必然的。

在郭沫若定性的阴影下，新政权的诞生带给沈从文的难以解脱的忧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张兆和与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当时千千万万的人们一样，对新的历史剧变充满了欢欣的期待和乐观的向往。如果说沈从文心理防线的塌陷主要因为大的时代环境变化，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家庭的因素、朋友的冷落同样不可忽略，甚至有可能更为致命。本来他留下就是为了家人，2月2日他在清华写信给张兆和说：“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而张兆和那时并不理解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她在同一天写给梁思成夫妇的信里说：“希望他在清华园休息一阵子，果然因身心舒畅，对事事物物有一种新看法，不再苦恼自己，才不辜负贤伉俪和岳公、熙公们的好意。……解放军进城后，城内秩序已渐趋安定。大家都好。”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7月间，沈从文自己写给老友刘子衡的信也说得很明白：“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

沈从文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后，9月8日，丁玲、何其芳看望了他。他随后提笔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虽然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却是多年旧交。胡也频被杀害后，他曾千里送丁玲和他们的遗孤回湖南故乡，交情至深，丁玲被捕，他曾奔走呼号，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公开发表文章抗议。他在信中袒露心迹：“因为心已碎毁，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到医院一受‘治疗’，错、乱增加，从此一来，神经部分组织，转入变态，人格分裂，作事时，犹如条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为意。回到住处，家中空空的，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糊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勉强粘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因生命所受挫折，已过担负，每个人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

由于张兆和到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常常因参加政治集会，很晚才回家，他告诉丁玲，“每次工作后回到住处，看到家中空空的，总不能不想到一些事情，一思索到神经失常全部过程，头脑即刻混乱成一片，我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援，才能够不再崩毁。如你们觉得我用笔离群，离开社会发展，所致过失，必需接受由疯狂发展到毁灭为止教训，我除了放弃一切希望，来沉默接受，似不应再说什么。如中共事实上还在改造我，教育我，使我明白群的伟大，革命的向前性，以及其他，用意实在否定我不健康观念和弱点，……我觉得已面临到一种问题上，即家庭能恢复，头脑方有希望转复常态。”

他说：“‘向人民投降’，说来也极自然，毫不勉强。”但他再三认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个人容或有些自私心，不知不觉常以自己为本位看事情，易受指责。但是一个集团，有时因权力在手，也会不知不觉运用到虐待个人作不必要牺牲，满足少数，对集团既无补益反增麻烦！）”

这几乎已是他最后的企求，和生活的全部希望所在。正如他自己反复说的“生命经过这次大变，活下来在普通得失上已了无意义”。

9月20日，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他反复说需要妻子的理解，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理解，“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援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11月18日，沈从文的日记虽然简短，却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记录。这位被“淘汰”出局的文学家和两个满脑子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学生儿子谈话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这出“父与子”，他在12月25日的一篇文字中写得更详细：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说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着了。政治在千万万孩子心中脑中如何生根发芽，我懂得很清楚。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

当时他的二儿子虎虎读初一，因为要加入少年儿童队，把自传写成给他看，当读到“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时，他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孩子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大眼泪已挂在眼角，就像10个月前到医院看他时的情形。他知道“政治”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赶紧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什么是“疯子”？早在沈从文1943年写、1946年修改的《绿魇》中就有一番解释——“大至于人类大规模的屠杀，小至于个人家庭纠纠纷纷，一切‘哲人’和这个问题碰头时，理性的光辉都不免失去，乐意转而将它交给‘伟人’或‘宿命’来处理。这也就是这个动物无可奈何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哲人，有勇气敢将这个问题放到脑子中向深处追究。也有人无章次的梦想，对伟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怀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却已太旧，因之名为‘诗人’，同时还有个更相宜的名称，就是‘疯子’。”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我想象已近乎一个疯子所有。”

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沈从文确实“疯”了，而且“疯”得不轻。因为无法一夜之间彻底否定自己几十年来所“思”，所以他“疯”了。因为不明白，他才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一旦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渺小之至”，他就坦然了。当他终于明白“政治无所不在”，并从“思”转向“信”之后，他也就渐渐恢复了“正常”。

假如不是他本人在时代转换之际留下了这些文字，五十五年后，我们将难以想象他当时的痛苦与挣扎，那场曾经惊心动魄的“思想战争”。在1949年9月的阳光下，当他病情好转时，他写过一首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表明他开始接受现实，从崩溃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他回忆起了过去美好的一幕幕：

看到吴淞操坪中秋天来，那一片在微风中动摇的波斯菊；

青岛太平岨小小马尾松，黄紫野花烂漫有小兔跳跃，崂山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

达子营枣树下大片阳光，《边城》第一行如何下笔；

凡事都在眼底鲜明映照……

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城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傅国涌著：《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黄  钟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憎。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却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集权体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年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着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年11月11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再想想看，自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但是，德国紧接着就是大难临头。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且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1945年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100吨，也要30年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拥有43万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472082平方公里。”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

（《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林  雪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

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400万，公安部查的是800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

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龙门阵》2006年第1期）

我所知道的江青

于光远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份，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也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两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作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1935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做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做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纸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唯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做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即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

齐奥塞斯库之死

蒋本良

激愤不已的齐奥塞斯库说：“这是多大的不公啊！”他以他终身崇拜的诗圣柯什布克的大义凛然的诗句脱口而出：“宁愿雄狮般地战死疆场，决不做套着锁链的奴隶。”

落荒而逃

1989年末，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严冬的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标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

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索拉！蒂米索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市长丁卡亲自跑到前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

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军心震撼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旨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果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总理曼内斯库、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博布、秘密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飞机先在斯纳果夫作了停留，曼内斯库和博布在这里下了飞机。22日晨，直升机降落在博特尼。

逃亡途中

布加勒斯特医生尼古拉·德卡，驾驶一辆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官员伊万·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旁边。尼亚果伊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果伊坐在后座，马里安没有再上车。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去么？”这时，尼亚果伊的枪正顶着德卡呢。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果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蒂方向走！”

这时，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运载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车来到弗格雷什蒂乡时，车子抛锚了。在一家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车，他叫尼·彼特利索尔。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电视上宣布到处追捕这个牌照的汽车。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蒂市还有七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特利索尔的车，继续往前走。

到了特尔戈维什蒂。这里大批人正在准备反齐奥塞斯库的游行，要到皇宫去。尼亚果伊说：“停车，我去给第一书记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着就下车去了。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尼亚果伊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找门路去了。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特利索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问已是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特利索尔说：“往特尔戈维什蒂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彼特利索尔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思，把汽车开进了离钢材厂五百米远的这个监察局。在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下了车。这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刚刚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到了他们县，齐奥塞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都几乎惊呆了。

走进监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就寻找局长：“局长在哪儿？”监察局总工程师说是去打电话找援助，其实是报告了县警察局。之后，两位县交通警官乘黑夜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带到了警察局，后又移交给对门的军事单位，实际上此时，他们已经被捕了。

接受审判

一起参与反齐奥塞斯库的，有后来担任总统的伊利耶斯库和担任总理的罗曼，还有前第一副总理伏依坎等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耶斯库根据伏依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中队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中队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

司令部院子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齐奥塞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过的夜。打开了车门，齐奥塞斯库走出装甲车。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碴，透出一脸怒气。凹陷的双颊、爬满皱纹的前额和手上，显现出点点块块栗色的老年斑。他把直筒皮帽拿在手上，先理了理头发，再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接着，埃列娜跟着走了出来，也是一脸怒气，好像在说：“怎么能这样？”

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尉，对齐奥塞斯库说：“请跟我来。”约内尔想搀扶齐奥塞斯库，可是他拒绝了。走进司令部门厅，斯登古雷斯库迎候在这里，他说：“请，做身体检查！”约内尔把齐奥塞斯库带进了医务室。医生量了血压后说：“血压是170/100mmHg。”齐奥塞斯库说：“不，这不好。”检查完身体后，约内尔把他们先后带到审判厅。

审判开始了。除了布加勒斯特来的两名军事法官，又从当地部队中挑选了三名陪审员。伏依坎作为列席旁听者坐在边上。齐奥塞斯库开始了同审判官的舌战。

波巴审判长：“您现在是在人民法庭面前。”

齐奥塞斯库：“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承认任何法庭。”

审判长：“大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现在已经是新的政权机构了。我们是按照救国阵线通过的新的法律，对您进行审判的。请您起立，罪犯。”

齐奥塞斯库：“您读一读国家的宪法！”

审判长：“我们读过了，用不着你来指示我们读国家的宪法。我们比你更了解宪法，你没有遵守它。”

齐奥塞斯库：“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眼看着齐奥塞斯库不吃任何硬的一套，斯登古雷斯库找来的辩护律师赶紧使用软的一套，想诓住齐奥塞斯库。他说：“审判长先生，请允许我们同两位罪犯联系一下。”

审判长：“给你两分钟。”

辩护律师：“谢谢。齐奥塞斯库先生，这是您解释您的所作所为的动机的机会。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您提到的机构已经被人民的行动和意志解散了……请您站起来，因为这是合法的法庭，不管您是怎么想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承认这个法庭！”

……

审判长：“……请检察院代表发言，进行起诉。”

起诉人：“我们面前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两名罪犯，对罗马尼亚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专断地、罪恶地摧残了罗马尼亚人民。由于他们犯下的以下刑事罪行，我们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屠杀人类罪，根据刑法第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根据刑法第162条；破坏国民经济罪……”

审判长：“你听到了么，齐奥塞斯库罪犯？”

齐奥塞斯库：“我只在大国民议会面前回答问题！我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伪造的！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字！”

审判长（对书记官）：“请记下：我不承认对我的指责。”

齐奥塞斯库：“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我们是不会签名的。”

审判长：“我们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不仅在场的人了解，我们国家到12月22日为止一直当牛做马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由于你的命令，药品匮乏，人们、孩子们在医院里没有药品而死去，没有食物、没有暖气、没有电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没有！现在和罪犯齐奥塞斯库讨论一下，是谁下命令屠杀蒂米索拉民众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回答。”

审判长：“在布加勒斯特，是谁下命令枪杀民众、枪杀青年的？”

埃列娜（愤怒地）：“什么青年？哪个青年？”

齐奥塞斯库：（做手势要埃列娜不要说话）

……

审判长：“你知道，你已经从原来的职位上被撤职了么？”

齐奥塞斯库：“我是罗马尼亚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

……

检察官：“让齐奥塞斯库说说在瑞士的存款……”

埃列娜：“什么存款？证据！（蔑视地拍桌子）证据！证据！”

审判长：“会有证据的！”

齐奥塞斯库：“这是十足的挑衅！”

埃列娜：“这是多卑鄙的捏造！”

……

辩护律师：“……你为什么没有留在伊朗？他们可能为你提供政治避难……”

齐奥塞斯库（蔑视地笑着）：“你们去这么想吧！至于我，”他悲壮地说，“就把我埋在这里，埋在我出生的地方！”

检察官：“你为什么要胆小鬼似的从党中央逃跑？”

齐奥塞斯库（愤怒地）：“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是你们把直升机调来的，不是我！”

……

审判长：“罪犯齐奥塞斯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是罪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最高统帅，以后也是！我会在大国民议会和工人阶级代表面前回答问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政变制造者捏造的谎言，他们要把人民拖向毁灭罗马尼亚的独立！”

……

审判长：“法庭休会进行最后的审议。”

秘密处死

审判长回来后，站起来宣判：“本法庭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经过秘密协商，一致判决罪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死刑并剥夺全部财产，屠杀人类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1989年12月25日。”

听到宣判，齐奥塞斯库夫妇愤怒地站立起来。

埃列娜把一个纸包往桌上一摔，里面是一大堆针药瓶子。她大声斥责说：“那你们还搞这么多名堂干什么？”

齐奥塞斯库愤慨地揭露说：“你们搞这一套审判的骗人把戏干什么？你们早该把我们枪毙了！进行政变的人，可以任意枪杀任何人！”

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束，法庭退席。”

齐奥塞斯库大声喊道：“罗马尼亚将永远、永远生存下去！无论叛徒……罗马尼亚万岁！自由罗马尼亚万岁！打倒叛徒！”

（法官退出）

激愤不已的齐奥塞斯库说：“这是多大的不公啊！”他以他终身崇拜的诗圣柯什布克的大义凛然的诗句脱口而出：“宁愿雄狮般地战死疆场，决不做套着锁链的奴隶。”

埃列娜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

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

……

突然，响起了斯登古雷斯库不容违拗的命令声：“把他们绑起来！先绑他，再绑她！把他们推出去，推到墙那边去！”

卫队想把他们分开。

埃列娜说：“不！我们战斗在一起，死在一起！”

“好吧，这就算是他们最后的意愿吧！”斯登古雷斯库同意让他们一起赴死。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一边一个士兵架着拉出了院子。齐奥塞斯库随即哼起了《国际歌》，刚唱出了一句“起来，饥寒交迫……”，他又喊起了口号：“打倒叛徒！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万岁！历史会惩罚你们……”这时，子弹已向他射来。他趔趄了一下……但是，他没有倒下，反而挺了起来，像是悬了起来似的。然后，像一根柱子似的，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埃列娜中弹后，“啊”了一声，朝前扑倒了。子弹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来。霎时间，硝烟弥漫，他们身后的矮墙上尘土飞扬，地上的鲜血不住地往外流淌……

（《书摘》2006年第4期）

艰难的接轨

袁伟时

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10年后，铁路知识就传入中国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走过非常曲折漫长的道路。回望过去，我们会看到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至1949年为止，全国合计“修筑27380公里，拆除3290公里，保留24090公里”。其中东北“修筑11927公里，拆除1618公里，保留10309公里”。台湾则有919公里。[1]

这两万多公里铁路，除了日本、沙俄两大侵略者冀图把东北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修筑的铁路外，很大一部分是大清帝国的遗产。有清一代修筑了9618公里铁路，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后1895年至1911年间修筑的，平均每年修筑544公里，而在此以前每年仅修筑20公里。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修筑了3422公里，平均每年214公里。1928年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修筑了7996公里，平均每年约800公里；1932年至1937年间，更高达每年1133公里。不过，其中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只有2679公里，平均每年128公里，其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它的侵略和掠夺计划而修筑的。[2]

对广土众民的中国说来，区区两万多公里铁路是非常稀少的。美国在1850年~1910年的60年间，共修筑铁路37万余公里，平均年筑路6000余公里。1887年筑路达20619公里，创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1916年，美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共408745公里。而英国1890年全国性铁路网已形成，路网总长达32000公里。

中国的铁路建设为什么会那么落后？

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愚昧和恐惧

中国人知道铁路、火车，得益于西方在华传教士。1835年7月，世界第一条铁路修成后1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Gutzlaff）在广州编纂出版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载题为《火蒸车》的文章写道：“利圭普海口，隔曼者士特邑，一百三十里路，因两邑的交易甚多，其运货之事不止……故用火蒸车，即蒸推其车之轮，将火蒸机，缚车舆，载几千担货。而那火蒸车自然拉之……倘造恁般陆路，自大英国至大清国，两月之间可往来，运货经营，终不吃波浪之亏。”[3]希望把铁路修筑到中国的愿望溢于言表。

商人的触觉是最敏锐的。1847年，他们在私自勘探台湾基隆煤矿时，就打算修筑从矿区到基隆港的铁路。后来又一再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设法修筑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这些建议都因条件不成熟而被搁置。经过1856年~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国门进一步被打开，一连串的试探相继登台。

一、推动苏沪铁路的建设。

1863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正在紧张进行，苏州尚在太平军占领下。27家外国在上海的洋行联合组成苏沪铁路公司上书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按照各国通行办法，承办上海至苏州的铁路，遭到李鸿章的坚决拒绝。

二、制定修建全国铁路网的计划和着手的步骤。

1863年春，英国铁路工程师斯蒂文生爵士（Sir R.M.Stephenson 1809~1896）来到中国，在广泛听取在华外国人和中国商人的意见后，他建议：“一开始就决定一个综合的铁路系统计划，使所有的铁路都按照这个系统建造，这样，就可避免英国人由于缺乏这种铁路系统而发生的祸害。”他还提出以汉口为中心，用铁路干线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大商业中心联结，并连接宁波、苏州、福州、佛山等地，经过四川、云南直达印度的路网计划。

他又提出这些计划应该由清政府自行办理，首先建筑从北京至天津、上海至苏州、广州至佛山三条最有利可图的线路，显示出高远而又实事求是的眼光。

这个计划曾呈交清政府，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4]

三、外籍官员和外国公使的忠告。

1866年初，即日本明治维新前两年，清政府委任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提交《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尖锐批评大清帝国腐朽、落后，“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服之百姓，竟至处处不服变乱”。建议中国全面进行改革，认真向西方学习，以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行人，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5]

他们的建议，把修铁路放在学习西方、努力改革、维护国家独立的大局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修铁路不是一个技术或枝节问题。不过，不但当时的统治阶层不理解他们的主张，甚至一百多年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不少人仍然戴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他们，把他们的这些真知灼见视为殖民主义的阴谋诡计。

四、1865年8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6]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

五、经受这一挫折，他们并不死心，1872年9月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内建成一条铁路开始运行，天津官员乘坐后非常满意，为它题名“利用”。因为铁路修在租界内，躲过了被拆卸的命运。

六、1873年同治皇帝大婚，英国商人“打算送给中国皇帝一条短短的铁路作为结婚礼品，藉此使铁路在中国流行”，五万英镑捐款已经到手，但因为清政府反对，这个计划泡汤了。

七、试探和冲击的高峰是吴淞铁路的修建和拆毁。

早在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就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请由海口至该处，于各商业经租就之地，创修铁路一条，计三十里，由外国捐资，不必中国相助”。这本是有利贸易的好主意，但清政府认为“开筑铁路妨碍多端”，予以拒绝。[7]1872年，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发起组织吴淞道路公司，蓄意修筑这条铁路。1873年3月，这家公司以建设“马路”的名义，购买了土地，办好了筑路的许可。第二年，有关权益转归英商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并于这一年12月动工，后来经过清政府批准，进口了包括火车在内的所有设备。这条小铁路修至江湾后于1876年6月30日通车运行，12月1日全线修通，全长15公里，主要用于载客，轰动一时。

铁路尚未修好，中英双方的交涉便在各个层面展开。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和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十分愤怒，要求制止这条铁路的建设。他们在1876年3月21日给英国领事的照会提出17条理由，主要一条是主权：“各国一切工务，以及筑路等事，其权原归各国朝廷掌理。遍查地球各国，从未有任别国之人开造火轮车路者”，“华英通商条约并未有准人购地开筑铁路，亦未有准人自上海开路至吴淞。”[8]他们不知道，明治维新开始那一年（1868年）日本政府便授权美国商人建设东京到横滨的铁路，并已于1872年建成通车。美国铁路建设，更有大量外资投入。

英国商人和英国驻华外交官也振振有词，不肯让步。英国驻上海领事提出：“地既经西商出价永租，执有营业的契据，照约应听凭业主作何用度。”[9]他们力求从商业层面解决这场纠纷。

有些比较开明的官员是支持铁路建设的。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私下是知道这个计划的，并且说在他的任期内将不加阻挠。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前，他就离任了。[10]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力求既维护国家主权，又推进铁路建设。当英国外交官找他交涉时，他提出的意见是：“惟通商口岸，中国有自主之权，若令外人兴筑铁路，实于中国体制有碍。……何不将洋商购置车铁木石器料及租地价，仍由中国照原价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11]不过，上海的外交事务是由南洋大臣管辖的。李鸿章不便越俎代庖，只能得到朝廷批准，派员协助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由中国政府拨出官帑二十八万五千两收回这条铁路。但大出李鸿章及中外商人和百姓意外的是，1877年10月20日路款付清之日，这条铁路立即停运，而且沈葆桢不顾商民的要求，竟下令把这条铁路拆掉！美国公使出于好意，致函中国政府，劝阻“空废如许可贵纸币器具”，“甚为有用之路”，也没有丝毫效果。[12]

吴淞铁路的命运，不过是弥漫朝野的愚昧的体现。概括起来，当时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首先，说发展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剥夺了平民生计。两江总督曾国藩并非顽固派，在1867年尚且认为：“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13]这个论调是各国修建铁路初期常见的反应，光见到这些新兴行业对旧职业的淘汰，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和对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其次，是中国这一类被压迫国家具有老是怕被侵略的自我禁锢心理。1865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就说：“至铁路一节，窒碍尤多：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之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认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于大局更有关系。”[14]在他们看来，交通不便，把自己禁锢起来，洋人也不易入侵，这就是最好的防御。

再次，是迷信中国特有的风水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异口同声都说修铁路毁坏坟墓、田庐，“妨碍风水重地”，万万不能接受。

总之，中国国情特殊，“铁路适合于欧洲各国情况，而不宜于中国”。[15]

“马车铁路”：走出愚昧的故事

这时，也有一些官员看到这些现代文明的新事物进入中国是阻挡不住的，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李鸿章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1867年，尽管他对铁路、电线仍然心存疑虑，但他明确向朝廷报告：“凡事穷则变，变则通。将来通商各口，洋商私设电线，在所不免。但由此口至彼口，官不允行，总做不到。……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16]这是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立场上颇有远见的建议。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煤每吨六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考虑到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等流言蜚语，“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17]

1881年11月8日，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

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的列车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第二年，英籍矿务工程司金达（C.W.Kinder）利用旧锅炉改装成一台蒸汽机车，才改用机车牵引。[18]（金达的另一贡献是力排众议，采用1.435米的国际标准轨距，一直沿用至今，避免了日本等国所走的弯路。）不幸，这立即遭到那些守旧大臣的抨击，说是机车行驶震动了埋葬着清朝历代帝后的遵化县境内的东陵，喷出的黑烟又有伤禾稼。朝廷派人查办，机车不得不让位给马！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中国知识阶层中历来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清流”或卫道士自居，此辈多半满嘴空话、大话，满身污秽，凡他们认为不合祖宗章法的措施，不管多么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和人民福祉，一律猛烈抨击，一再成为改革停滞、倒退、国家发展受阻的重大障碍。1874年，李鸿章上奏朝廷筹议海防，力言“南北洋滨海七省须联为一气”，为此必须学习西方“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19]同年底，又当面向掌握中枢大权的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恭亲王赞成他的意见，但连随说这件事“无人敢主持……两宫（慈安、慈禧两位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20]可见当时阻力之大。为要不要修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至1889年，清政府内部整整辩论了二十多年！

那些反对修铁路的林林总总的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做过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的奏章。这位曾经捏造事实向朝廷报告陷害郭嵩焘的官员，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铁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那些令人喷饭的所谓理由。可是他罗织罪名的方法尽管不一定是他首创，却为后来不少甘当专制统治者鹰犬的文人所继承。

第一，像中国这样一再受列强欺凌的国家，最容易煽动民众的办法是以民族或爱国的名义说事，把自己不喜欢的某事或某人说成是外国所操纵或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刘锡鸿就是玩弄这一伎俩的老手。

他说：那些赞成修铁路的人“盖由火车洋匠之觅生理者立说相煽；而洋匠之怀叵测心而布散之，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附和之。洋楼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见此可图长差，以攘莫大之财也，遂鼓其簧舌，投上司所好，而怂恿之，辗转相惑，以致上闻也。”[21]如此说来，修铁路是外国利益和自身贪渎，简直是汉奸、卖国贼！

他还装出一副博古通今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货物由“火车运赴口岸，不过徒便洋人，未足利中国也”。更严重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火烧圆明园，“英国惟募闽粤沿海无赖以当前驱”。历史经验可能重演：“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老百姓会再次充当侵略者的雇佣军！[22]至于开通铁路后，山川阻隔失效，更有利于侵略者长驱直入。因此，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只能封闭，修铁路导致开放，肯定是殖民主义者的狡猾手段！

第二，这类人总是冀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对手说成是离经叛道、败坏社会风气、罪不容赦的罪人。发展经济，方便旅游，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会有错吧？不！“中国方当禁民惰游，何为利此？”“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之所为？”[23]问题提高到要不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或立国基础的层面，原则面前，不能让步！

即使在专制统治下，人的认识也不可能统一。刘锡鸿不是大权在握的高官，在自己的奏议中提出错误主张，不足为怪。令人震惊的是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两度进入军机处和长期担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读了这个奏折后竟然在日记中写道：“看刘云生（锡鸿）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24]这个状况表明，刘锡鸿的意见在朝野各方颇有代表性。

在这次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中，抗击愚昧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李鸿章。当时不少官员认为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面对一大堆反对修铁路的奏章，李鸿章气势如虹，列举修建铁路9大利，解惑释疑，痛斥那些官员的无知妄说。与此同时，他提出一个以江苏的清江到山东、从汉口到北京、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甘肃四条线路为起点，建设中国铁路网的计划，并且指出筑路必须同时发展煤铁工业，不能长期依赖外国。最后沉痛地写道：“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25]

概括起来，他认为抵抗列强侵略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而求富的关键则在能否让商埠兴旺发达。他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狡逞。……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26]还应指出，他心目中的商埠是开放城市。同当时弥漫朝野上下的反对开放口岸、驱赶洋人的气氛相反，他非常冷静地说：“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27]修铁路是这位一代名臣胸有全局，在开放和发展内外贸易中谋求自强的救国大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注意到直到20世纪下半叶，甚多官员仍然不懂得这个常识，把老百姓的富裕和以内外贸易为基础的商埠兴旺看成是威胁，一再动用政府拥有的强制力量，打击城乡市场经济的生机，我们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远见卓识。

不过，他的认识并不彻底。最足于代表他的认识的是1883年他给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的一封信：“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计为幸。”[28]这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的认识。他的认识比绝大多数官员高出一筹，但是其中有一个缺失：没有看清楚欲达这一目的，制度变革是关键，比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低了一个层次。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死前给朝廷的遗折中直率地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9]后者从制度的高度去考虑富强的根本道路和铁路、轮船等具体问题，可谓抓住了关键。中国现代化事业一再受到严重挫折，就是没有紧紧抓住“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建设问题。忘掉这个根本正是有清一代无法改变包括铁路建设落后状态的症结所在。

1889年5月5日，清政府发布一道“上谕”：铁路“此事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30]从此兴建铁路成为官方政策，了结了二十多年的争论。

列强角色转变与孙中山空想计划的失败

近代中国的铁路大部分是靠外国资金建设起来的，经营权也大部分落入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手中。1894年自主铁路为21％，以后便在6.9％至15.7％之间波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了大批日本和德国侵略者经营的铁路，中国自主的铁路才上升至65.6％。[31]抗日战争前，列强不但控制了48条共两万多公里已修成的铁路，而且霸占了36条一万多公里未建的重要铁路的修筑权。

如何看待列强与中国铁路的关系？从19世纪开始，人们一谈到中国铁路建设特别是外资介入，就认为是侵略，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没有附加特权的外资纯粹是商业行为，不必也不可能一概排斥。即使是列强官方对中国铁路修筑的态度也有个转变过程。

甲午战争（1894~1895）以前，列强的态度总的看来是希望说服中国，自行建设，而他们可以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当然也要在这个过程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1868年1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给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报告中提出：“对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不致瓦解，才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为此，在铁路、电报、矿山等建设上，应该让中国人“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不受列强和它们外交与领事人员的令人愤慨的干预”。1870年1月18日的英文《北华捷报》报道，阿礼国和香港代表的谈话中也公开申明：“关于铁路和电报，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来提出要求，开始应该以实验的方式介绍进来，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总的计划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32]

美国的态度也与英国相同。1868年7月28日清帝国派出的蒲安臣使团与美国政府签订的《续增条约》载明：“凡无故代谋别国内治之权，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33]

这个时期建成的铁路很少，主要是唐胥铁路逐步向两端延长：1887年南边延至天津，1894年向北伸展至山海关。此外，还修建了18公里的大冶铁路和其他一些支线，总长不过364公里。

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它的所谓自强运动的失败，列强改变方针，实行霸占路权。他们不但要现在的筑路权，即使现在力所不及，也要把未来的筑路权收归囊中。于是，形成了英、日、俄、德、法和美国等互相争夺的局面。至1937年为止，全国46.6％的铁路是由外资直接经营的，另有41.1％的铁路因为借了外国资金，也不同程度受到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的监控。与正常的运用外国资金不同，修建这些铁路往往是不平等条约的组成部分，不少地方显示出对中国的欺凌。

首先，他们以军事、经济霸权为后盾，掠夺铁路周边的矿山经营权以及治安管理等权力，划分势力范围，冀图把他们修建的铁路所到之处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例如，1898年3月6日订立的《胶澳租界条约》便规定：“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物料。”后来又补充规定：“在三十里内，除华人外，只准德人开采矿产。”[34]这是当时众多欺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文本之一。

其次，他们在合同上强加很多不合乎平等贸易的规定。用人、购买机器设备等等不准其他国家介入，排除了公平竞争。

再次，有的借款也实行垄断，只准向指定国家的银行贷款。

此外，有些国家对中国铁路进行了赤裸裸的抢夺。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铁路随之被接管。1935年3月23日苏联竟然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与伪满洲国订立《关于中东铁路的让渡协定》，把中苏共有的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35]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除了不肯放弃它已经卖掉的中东铁路外，又拆除了1500公里的铁路，将所有铁轨和能够拉走的机器、设备全部运回苏联。这也是对中国铁路的一次大掠夺。[36]

就在这样的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近代中国有过两次修筑铁路的高潮。

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1911）那一年。新建了9254公里铁路，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其中绝大部分是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努力推行新政的十年间建筑的。

第二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在东北赶建铁路，以便使之变为牢固的殖民地和发动战争的基地。他们在那里修建了3368公里铁路。另外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赶建了2430公里铁路。至今仍是主要干线的浙赣铁路、粤汉铁路以及南京至江西贵溪的铁路、同蒲铁路的一部分、淮南铁路等等，就是这个时期建成的。为了与日本殖民化东北的阴谋和苏联继承的沙俄霸权相对抗，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采取政府和商人合营的政策，新建了900公里铁路，形成了本国管理的铁路系统，为近代中国铁路史写下动人的一章。

这两次大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运用了外国借款。这些借款除了上面谈到的对中国欺凌的一面外，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中国本身缺乏资金，人们尚未熟悉公司股票、金融债券等新式金融工具，民间的资金未能顺畅流向各个投资领域。李鸿章喟叹：“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37]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也公开说：“国家欲兴大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38]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借款条件严苛，除了显露外国资本家追逐利润中的丑恶外，也表明由于改革停滞不前，中国企业和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信誉度不高。此外，铁路外债通常只用铁路本身去抵押，对国家主权损伤不大，也使朝野上下很少人反对。

资金缺乏的状况在民国建立初期，也没有太大的起色。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孙中山铁路计划的失败。卸下临时大总统仔肩后，孙中山曾经计划利用外资60亿，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说“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39]他还兴致勃勃制定了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规划图。此举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于1912年9月9日发出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拨三万元为办公经费。孙文主张“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40]尽管开出如此优惠的条件，外国财团仍然十分冷淡。原因是在不少外国人心目中，孙文是没有经验不太实际的政治家，自然很难筹集如此巨额的资金。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国内烽烟再起，这样的计划自然束之高阁。

京张铁路：袁世凯与詹天佑的辉煌

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1905年10月动工，1909年9月竣工，全长201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工程至为艰巨”。[41]通车后又立即开始展修至绥远（到达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1923年1月完工，修成818公里的干线，另有门头沟等多条支线。这条铁路至今仍是全国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利用自己的人才和资金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在此以前，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詹天佑经手完成的。1902年，袁世凯为讨好慈禧，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长42.5公里的新易铁路（新城高碑店至易县）。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2月动工，他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不到60万两的费用建成了这条铁路。

中国人一直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他的塑像屹立在青龙桥和张家口车站，墓地和纪念馆也在路旁伴随着飞奔的火车。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在修建这条铁路过程中，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不辞劳苦，深入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包括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料，把中国传统的建造石拱桥技术用于建造铁路桥梁。这条铁路建设历时四年，用款693万两，建成后很快就收回了投资，继续展修。动工之初，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能建筑铁路通过南口者尚未出世。”詹天佑则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样的人才“不仅已经出世，且现在存于世也”。[42]

不过，人们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当时，关内外铁路有盈利，但有关借款合同规定，这些款项必须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袁世凯派人交涉，达成协议，只要留下足够6个月支付的资金，其余中方可以动用。袁氏得到朝廷批准，用这些资金建设京张铁路，决定“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43]从而为詹天佑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半个多世纪后，一位美籍华人史家不无根据地断言：“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44]

袁世凯有此贡献绝非偶然。他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是继李鸿章之后接纳留学生最多和最为倚重他们的高官。詹天佑这样的耶鲁大学毕业的专修铁路的专门人才，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可是，1881年回国后，没有用武之地，竟被派往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中法战争期间参加了马尾海战。直至1888年，他才受聘于李鸿章组建的天津铁路公司（又名中国铁路公司），参与了津沽、关东、萍醴等路的建设。袁世凯更是放手予以重任。

詹天佑也念念不忘袁世凯的知遇之恩。1909年，京张铁路修成，袁世凯已经被贬回河南彰德，在洹上村隐居。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创议修筑，殷殷归美”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来人到达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日。袁世凯感慨万千，援笔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45]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国有与民营的风波：幸还是不幸？

近代中国的铁路是个暴利行业。1917年~193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这18年间，利润率30%~47％的有6年，51%~74％达8年，而有4年竟高达96%~105％。[46]因此，尽管有政府拖欠运输款等严重问题，仍然利润丰厚，民间资本自然乐于参与。可是，近代中国铁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民营铁路非常稀少，建成的仅有区区几百公里。

中国人是有能力自己建造和管理铁路的。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京张铁路外，清代修建的广三铁路、新宁铁路、漳厦铁路、沪杭铁路等等都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和自行管理的。进入民国后，更属平常。民营铁路所以如此稀少，不在中国人没有能力，而别有原因。

本来，1903年12月2日清政府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五十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47]可是，叶公好龙，商人真正申办，他们往往打起官腔：“此路关系重要，应由国家自行筹款兴办，不得由商人率意请办！”[48]

1905年4月12日清政府更发出一道“上谕”：“御史阿查本奏称：山东商人李遇龙拟立公司，建造京张铁路，愿将余利报效等语。铁路要政，关系綦重。该御史辄为商人具奏代请，希图渔利，实属荒谬胆大。阿查本著交部议处，原折著掷还。”官方文书说：“由是商办之议罢，而官办之议始。”[49]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折。

从19世纪60年代议论要不要修铁路开始，中国商人就跃跃欲试。可是，每一次提出申请，都被各级官僚挡在门外。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也没有募集巨资的本事。其实，这是不可靠的遁词。历史留下三条确凿无误的记录：

第一，民间力量是收回路权的主力。

1903年开始，各省绅商掀起收回路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50]

第二，大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是剥夺民众办铁路的权利。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画未善……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幹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趕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幹线各案，一律取消。”[51]

这是导致大清帝国覆没的“上谕”。95年过去了，如何看待这道“圣旨”？

（1）它指出的国家急需铁路，各省铁路建设缓慢、有关公司账目一塌糊涂两大理由确实存在。

以粤汉铁路来说吧，全长1190公里，从1905年收回路权至1911年六年间，仅修成广州至黎洞106公里，长沙至株洲150.68公里，股东纠纷层出不穷。全路直至1936年才建成通车。

闹得最凶的川汉路，筑路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只建成可供运料车通行的线路数十公里，账目的混乱和黑幕却十分惊人。至1910年它收入的股本应该有1200万两，实际则只有900多万两入账。而入账后的资金从四川总督锡良到各级官员、士绅纷纷插手，雁过拔毛，层层盘剥。挪用、贪污、浮支俯拾皆是。例如，在上海招股和存放路款300余万两，钱庄倒账及亏损200余万两，成了算不清楚的烂账。这条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建起来的。

（2）处理方法上犯了三大错误，把和平的保路运动变为武装起义的导火索。

首先是不分好歹，一刀切。当时有些线路——如沪杭甬路的建设成绩斐然，沪杭线已于1909年建成通车，也要收归国有。

触动了民族情绪。当时清政府财政状况不佳，无力拿出大批资金投入铁路建设，他们指望借用外资来完成这些干线的建设。5月9日发布干线国有“上谕”，20日便与外国银行订立600万镑长达40年的《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就在民众面前树立了“卖国”形象，让民众找到理由大骂“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52]从而加速民众与政府对立，为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

暴力镇压。事变初起，四川总督赵尔丰1911年9月2日致内阁的电文力主和平解决：“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53]这里提出的妥协主张和后果的预计，都是十分清醒的。但是，五天以后，当民众抗粮、抗捐等和平手段之际，赵尔丰和清廷没有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赵尔丰遵照清廷“严拿首要”的旨意，诱捕了士绅领袖9人，民众围困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局面就变为“无日不有战争”了。

（3）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违法取消了合约，这是专制政府在转型期没有及时转变观念和职能的恶果。

各省民办铁路是经过正当手续取得的财产权利，是有效的正式契约。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契约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如需改变，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依法废除或改变这些契约，但必须给予补偿和通过法定程序。在专制统治下，“圣旨”（上谕）高于一切，政府命令就是一切，可以予取予夺。清政府按照专制制度的习惯行事，根本没有政府也须依法办事的观念。

在现代国家，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立法机构审议和作出决议。处于预备立宪过程的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咨询性的民意机构——资政院。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居然没有通过资政院讨论，就贸然下令改变。这表明是完全没有把民意代表放在眼里，从而显示那些统治者的脑子里还没有政府性质和职能必须改变的观念。

此外，这些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不管它有什么严重问题，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应该通过股东和公司自身去清理。越俎代庖，不依法办事，反而触发政治事件。

第三，民营铁路发展缓慢和退出这个领域是观念落后和政府不当干预夹击的恶果。

清末民营铁路兴起之初有一特点是过于政治化。民众争回路权自办铁路是对的，但是在政治热潮下，他们没有按照市场规范去筹集资金。川湘鄂等省采取按田亩、行业强制派收股金，一大批不懂经营而善于中饱的士绅参与其间。于是，资金管理一片混乱，铁路建设十分缓慢，从而为政府不当介入提供了口实。1909年11月19日，四川省咨议局在《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中指出：“川汉铁路于今开办，已及六年，而工尚未开者，其中原因，诚至极复杂……公司现有之股份收入，惟恃每年循例征收之租税，今暂无论租股之弊害，但仅恃此款……万难以底于成。”“又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部清折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54]这样的公司政治气味太浓，加上官僚和候补官僚插手，其实不是真正的民营公司，

过于政治化的另一表现是一概拒绝外资。1903年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比较清醒，规定“集股总以华股获占多数为准，不得已而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嗣后洋商请办，无论集股若干，总须留出股额十分之三，任华人随时照原价附股”。[55]可是，执行中阻力很大。潮汕铁路就以日本人变相拥有股份五十万元（占全部股份四分之一），加上同日本公司订立包工合同而激起轩然大波，说是“违章丧权，排华倚日”，“无异受卖为日人奴隶”。[56]这些自我设限，都不利于民营公司的壮大。当时办得最好的民营铁路，是广东的新宁铁路，它的管理和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等地的华侨。而不加分析认为吸收外国人的资金就是“卖国”，显然太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进入民国后，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这些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纷纷主动要求政府收归国有，原有各省商办的主要线路几乎全部转归政府。但是，这不等于民间不想投资铁路，只是政府不予支持，加上政治与军事风险，迫使民间资本裹足不前。仅剩的几条民营铁路如新宁、潮汕和漳厦等线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拆毁。

铁路一方面是商业，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和地方的基础设施，政府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掌握政府与民间参与的适当关系。总览世界各国铁路，许多国家都是以民间经营为主的。中国铁路民间资本缺位，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不正常的体现。如何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一垄断行业，这是历史遗留给21世纪的课题。

注  释：

［1］王晓华  李占才：《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第180、171页。

［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页。

［4］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一册，第6~7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6］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7页。

［7］同上，第50页。

［8］同上，第42页。

［9］同上，第41页。

［10］同上，第36页。

［11］同上，第47页。

［12］同上，第57页。

［13］同上，第24页。

［14］同上，第20、19页。

［15］同上，第35页。

［16］同上，第25~26页。

［17］同上，第121页。

［18］马里千等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北京版第1页。

［19］《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叶22~23。

［20］《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叶13。

［2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1065页。

［22］同上，第11062、11065页。

［23］同上，第11063页。

［24］《翁文恭公日记》，册23，叶35。

［25］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叶25、21。

［26］《李文忠公全书》（奏议），卷39，叶27。

［27］《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叶30。

［28］《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4，叶25。

［29］《张靖达公奏议》，卷8，叶33。

［30］《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71页。

［3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3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8~29页。

［3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26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

［34］同上，第739~740、951页。

［35］宓汝成：《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720页。

［36］《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第293~294页。

［37］《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95页。

［38］《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第2卷第321~322页。

［39］同上，第433页。

［40］同上，第458页。

［41］《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915页。

［42］《铁路知识》1984年第4期。

［43］袁世凯：<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3页。

［44］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乱世奸雄”四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

［45］《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长沙版，第260页。

［46］《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0页。

［47］《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26~927页。

［48］《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913页。

［49］《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913页。

［50］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51］《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236页。

［52］《川人自保之商榷书》，《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5页，国史馆，台北。

［53］同上，第23页。

［54］《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96、1097页。

［55］同上，第926页。

［56］同上，第939页。

（《经济观察报》2006年7月3日）

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汪秀枝

十多年前，我在阅读某杂志的一篇随笔时，第一次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郭嵩焘这个人。那篇随笔的作者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他说，郭是19世纪中国官僚阶层中典型的崇洋媚外、不顾廉耻、贪生怕死者，因此，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爱国人士传颂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幅以骂人为目的的对联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自然，我也就记住了它所骂的对象——郭嵩焘。

后来，我又在历史学家蒋廷黻、傅斯年等人的著述中读到一些关于郭的文字，发现他们对郭的评价与那位作家大不相同。这倒使我对郭嵩焘其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究竟怎样。近日，读完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著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后，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基本得到了满足。

我想，概而言之，郭嵩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他的命运是不为时世所容的。

思想观念方面，郭嵩焘是先知先觉者。郭生于1818年，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二十多岁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洋坚船利炮对中国的强烈冲击；刚过而立之年，他就置身于“天朝大国”和“夷狄”的较量中，办起了洋务。此时，“天朝”的国门早已被“夷狄”的炮火轰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由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不肯给西方国家以平等待遇，转变成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各国不肯给中国以平等待遇。面对步步紧逼的西洋人，封闭已久的“天朝”臣民们对世界的局势极其无知，朝野上下只一味地仇外排外，极端情绪化地处理中西关系。负有引导社会舆论之责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唱着浮华不实的高调，并以“民心”、“民气”为挡箭牌，力主“剿夷”，轻易言战。郭嵩焘自鸦片战争起，就在浙东亲睹了英国武器装备的先进，其后，他又在上海等地同一些西洋人打过交道，初步了解了外国人的处事准则。所以，当咸丰末年郭被朝廷派往天津襄助僧格林沁处理英法联军北上事宜时，他就认为，若积贫积弱的中国与积富积强的西洋国家作战，无异于投一羊而拒临门的猛虎，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等战败以后再求和，西洋人自然要掠地、索款，会更加耗损中国的国力。所以，在彼强我弱，双方的科技、武备等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可借西洋各国求通商之利的机会，接受已经不可改变的通商之局，因势利导，相互往来，学习西方的长处，以理而不是以力与其周旋，以求自保、自立、自强。1876年底，清廷为满足英使威妥玛所提出的派员赴英国通好并为“滇案”（1875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为反对英国人进入云南，秘密在云南与缅甸的边境上将英国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杀了）谢罪的要求，派郭嵩焘作为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驻英、法（郭后来又受命兼任驻法公使）的两年间（1877年初~1879年初），郭置身于西洋文明之中，努力研究西洋的经济、政治、社会，对外国的情势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洋务的识见也就更加深远。他认为，不仅西洋的轮船枪炮比中国先进，而且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卓见，不仅当时一般的士大夫、民众难以望其项背，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们，如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也不能与之比肩，因为，此时李、曾等人也仅仅承认西方器物技能的先进性。

郭嵩焘不仅在观念上先知先觉，还将观念落实到行动，成为行动上的超群出众者。在出使英、法之前，他在办理洋务时，总是考虑到理与势，凡事皆循理而行。同治初年，郭任广东巡抚时，不顾潮州官民的反对，强迫潮州人遵守中英双方订立的通商条约，允许英国人入城，平息了英国人的愤怒；光绪元年，“滇案”发生后，英国人要求清廷查办岑毓英，而朝廷和舆论却明显偏袒岑。此时，郭嵩焘便上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末主管外交等事务的中央机构），直言岑毓英在滇案中所负的责任，建议将岑严加议处，以预防英国人要挟，避免中英之间更大的争端。当他为“滇案”背黑锅，作为谢罪特使出使英国后，更是留心观察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在维护国家尊严、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外交活动，广交朋友，努力扮演近代公使的角色。他经常出席与英、法上层社会酬酢的茶会、宴会、舞会等，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举办大型茶会、宴会，招待各国使节、各界来宾；在各种场合，他都积极适应西方礼节、习俗；他还鼓励随行的如夫人梁氏学习英语，并打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理”的流俗，带着梁氏去觐见英国女皇……郭的这些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都属于敢领天下先之举。

然而，在中国，长期流行这么一句俗语：行高于众，人必非之。郭嵩焘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在他襄助僧格林沁办理与英、法等国的交涉时，他据理力争不可轻启战端，僧非但不采纳郭的建议，反而向朝廷上疏弹劾他，使其受到处分。他向熟人宣传要顺应形势，与外国通商，向外国学习诸多长处，力避与外国交战等观点，换来的一般都是对方的讽刺与谩骂。当他即将出使西洋的消息传到家乡湖南后，湖南的一位大名士在日记中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出了前文所录的那副对联骂他。光是谩骂还不够，当时，在长沙准备乡试的士子们聚集在玉泉山，烧毁了郭创修的上林寺，并扬言还要毁掉郭在长沙的住宅，开除郭的省籍。郭赴大使任时，将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0天的日记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马上就受到士大夫的群起攻击，他们说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断定“大清无此臣子”，请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销毁郭的《使西纪程》。在出使英、法的两年中，郭尽职尽责，据理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争取利益，树立了一高雅适度的外交官榜样，但是，与他随行的副使，就是那位相信“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胜败不在器，而在气”，大谈“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人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人以不好胜为强”，进而反对重商、修铁路、造轮船的刘锡鸿，常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小报告，罗列郭的种种“罪行”——参观洋人炮台时披洋衣；崇效洋俗，看戏时虽然不识洋文，也捧着戏单；令如夫人梁氏学洋语、入戏园听戏等。由于刘的掣肘，郭在三年公使任期未满时就坚决请辞，提前回国了。回国后，他是中国的开明人士，但由于时人反对他，他也就无机会施展自己善于处理外交的才能，只能回到家乡闭门读书、著书。他回乡时，地方官员们不以礼相待，士绅们传播谣言，诋毁郭为里通外国的奸人、罪人。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晚年的郭嵩焘还是不忍不谈洋务，谈洋务时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见解，发表他那一套有利于国家但却不合时宜的议论。

1891年，73岁的郭嵩焘病逝于长沙，他去世后，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且与他私交极深的权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称赞了郭一生的功绩，请朝廷下诏为郭立传、赐谥，李得到的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因为清廷为大臣立传、赐谥是要提供行为的楷模，而郭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么地超越时代且遭到广泛的攻讦，朝廷焉能将他立为楷模？

其实，关于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郭嵩焘一生的命运，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结尾处的一句话概括得极为剀切。汪说：“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而去。”

这样的命运，不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中国社会手刊》2006年第8期）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傅国涌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纪元更始，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这才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那道变法谕旨，这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当年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不过步履缓慢，到1905年7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做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9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在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11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当年12月和1906年1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1906年7月24日，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议会，学习外国，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张之洞当时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本身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是君权不得受到损害，服制不能更改，辫发不能变，典礼不可废。

当年8月27日，袁世凯应慈禧之召进京，他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在北京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声名。29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吭气，一个是王文韶，一个是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以及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内容。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和国内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更是欢欣鼓舞。立宪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祝贺9月1日这道破天荒的宪政上谕。9月5日的北京街头，商务印书馆分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以及多家报馆、阅报社，挂出龙旗庆贺，各个学堂乃至军事学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本来人民都很冷淡，并不理会，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的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最热烈的还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教育、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上千人，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登载在《时报》上，我们现在还能读出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材，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据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

善良的国人，在专制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的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为清朝真的要走上宪政的轨道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从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的第二天，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编纂官制，两天后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他们制定官制之前首先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认同三权分立原则，因为议会一时难以成立，所以先从行政、司法着手这一条。当然，官制改革意味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可以说牵涉到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如果没有公心、没有慈禧的坚决支持，这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晚清的宪政萌芽从这里起步，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为反对的声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为难，最后只好妥协，保留这两个传统的衙门。所以，清廷虽然只花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庭，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早在1905年8月起，朝廷就决定以奉天、直隶作为地方自治的试点，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自治局，将自治知识编成白话，广为宣传。从1906年11月起，袁世凯下令自治局在天津县一级试办议事会与董事会。奉天在1906年12月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2月开办调查员养成会，又办了自治研究所。

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计划设立的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正式启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易名为“宪政编查馆”），12月初又将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直接归军机大臣领导，性质有点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任务包括调查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制定的各种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单行法、行政法规，等等。筹办代议机关资政院、各省咨议局要晚一步，从1907年才开始着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1902年5月13日的一道上谕，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各国法律，将当时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目的就是与国际接轨，在1904年设立了专门的“修订法律馆”。这一进程在1906年9月1日以后显然加快了，仅仅从这一年到1907年6月，就完成了欧洲、日本13种刑法、诉讼法及其他司法类著作的翻译，还有10种译而未完，接着又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34种各国的商法、民法、诉讼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的同时，不但非常重视派人去国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随时咨问”，1906年10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就是从日本请来的。沈家本和伍廷芳从1905年起着手对《大清律例》进行修订，着重在删除酷刑、重罚，削减死罪条目，变革行刑旧制，删除奴婢律例，禁止买卖人口等，其中有多项是1906年提出并完成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的商法都是1903年到1908年间出现的，与立宪的进程基本同步。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第一个立宪派团体是1906年9月中旬开始在上海酝酿，当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的“宪政研究会”，提出“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选举马相伯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有会员300多人，出版《宪政杂志》月刊，有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息，但不是一个学术社团，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乃至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他们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其中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无不都是江南知识界的佼佼者。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在1904年起就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要人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朝廷立宪，甚至代拟了折子，还给袁世凯写信，请他赞助立宪。汤寿潜等曾参与其事。张謇、汤寿潜、张元济等在1904年6月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预备立宪公会”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做过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

慈禧的“仿行宪政”上谕颁布后，远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为也坐不住了，1906年10月21日，他起草一篇布告会众书，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或“国民宪政党”），大弟子梁启超不同意这个名称，主张叫“帝国宪政会”，被康采纳，于1907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对外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主要的诉求除了召开国会，就是开放党禁。“帝国宪政会”在海外开办商务公司、银行，出版报刊，到处募捐筹集资金，不过对国内影响有限。

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叫“中国宪政讲习会”），时在1907年6月，此前他已经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宪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意联合杨度、蒋智由、熊希龄等人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还称许湖南人杨度为谭嗣同一类的人物，结果意见不合、各怀心思，合作不成。1907年10月杨度因为奔父丧回国，联合了湖南名流谭延闿等，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干脆把“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接着在北京设立本部，当年还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国内许多地方设立支部，极一时之盛。也是杨度首开了“和平请愿”的先河。

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已渐行渐远，他不想在老师过时的旗帜下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通过《新民丛报》的平台，他以那常带感情的笔锋赢得广泛的读者，他的影响已远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来他打算与杨度合作成立宪政会，以杨度为干事长，自己不出面，本部设在上海。与杨度合作破裂后，他于1907年6月秘密到达上海，目的是争取岑春煊的支持，并寻求与张謇、郑孝胥这些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的合作，其实，张、郑等有实力、有声望，他们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正蒸蒸日上，自然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再说他们对康、梁的通缉犯身份还心存顾虑，所以会谈毫无收获。梁回日本后，组织了“政闻社”（1908年2月发展到500多人，本部迁到上海，马相伯等出面主持），创办《政论》月刊，在上海发行，以蒋智由为主编，他在日本遥控笔政，不过再也没有像当年《时务报》、《新民丛报》那样一纸风行。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学识、思想开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就捐出1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当地士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他认为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普及。1907年1月6日举行成立大会，松毓被选为会长。不久会员发展到700多人，改名为“吉林自治会”，月出《自治报告书》三册，后改为《公民日报》，还开办了自治宣讲所、自治讲习所等。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的出现已经是1907年11月，偏远的贵州也在这年12月开始酝酿成立“自治学社”，以后还有“宪政预备会”，其他各省也有各种立宪、自治团体相继诞生。

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发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到1907年，就是远在新疆，也出现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下一幅“新疆咨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咨议局毕竟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从上海到日本东京，那些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和杨度这样的留学生代表还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无论成也败也，如果只问是非，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过来的。

2006年3月28日完稿

（《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8期）

一个人的墓史

苍  耳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个人思考与集权政治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达内心的崇敬，或者嗅嗅有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乎，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当年有两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其一，“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陈铭枢）其二，“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高语罕）这两副挽联发出的慨叹竟得到历史的回应和证实，并曲曲折折地显现于他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现代中国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泥土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不能不屡经动迁和衰荣。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一九四二年辞世为临界，两边阴影浓重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一九九九年和一九一九年弥漫扩展，历经了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二七年的血与火，相互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竟成了折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Ａ.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他自己的真实写照。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刽子手多少都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有外国巡捕房，更有蒋介石政府。最后一次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时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被蒋介石杀头，大女儿玉莹也死在找寻兄弟的异乡之途。我们知道，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陈独秀的必死之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到他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所谓训练和学习，说穿了就是洗脑子，就是变相流放。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一百六十四名被苏联当局处决。陈独秀若去了苏联，注定回不来，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苏联当然不是陈独秀必死之地，这是由陈独秀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决定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陈独秀担任劳工部长，理所当然遭到陈严词拒绝：“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如果换另一个趋利之人，处于乱世困境中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早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寻一处清静之地尽享安逸生活？！然而，陈独秀是猛士不是懦夫，在他的词典里从来没有“逃避”二字。在他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让他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因此，重庆和美国都不是他的必死之地！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争吵无休无止，说得多做得少，政治纲领也不能随抗战而变化，因此陈独秀拒绝去沦陷区上海，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至于对托洛茨基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的看法也发生很大变化，批评得相当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但前提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承认错误。陈独秀当然无法接受，他表示：“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陈独秀不是一个拒绝反省之人，但他决不接受共产国际强加给他的“错误”！在陈独秀倒霉时，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共产国际、延安中共、蒋介石集团、上海托派等——都以“悔过”要挟陈独秀，而王明、康生之流在延安《解放》周刊不断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假设陈独秀真的去了延安，谁也不敢保证他不被诬为“汉奸”，因而他存活下去的可能微乎其微。退一万步，即便他活到解放后，他也无法逃脱集权势力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必定郁郁终日，生不如死。

Ｂ.葬于民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江津，享年六十二岁。颇有意味的是，其时他尚未完成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突发疾病，卧床几天后竟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在晚年更抛开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召唤，同时也被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所抛弃——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自由思想的权力。这注定了陈独秀必然困守在穷乡僻壤的鹤山坪，这个孤绝之地因而成了他的必死之地！正如陈钟凡的哀词所写：“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有意忽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们想把他当做可以利用的工具；陈死了，便如同干柴烧成灰烬没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象征意义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处于互含互否的关联之中。但关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于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拼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看到了光明而其实不过陷入更深迷津的道路。

一般认为，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便告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它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跨年度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是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了江津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穿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面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人致悼词，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灵榇由鹤山坪移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同党同乡数十人而已”（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行进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搞一次‘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他也听不见这个饶有意味的对话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是谁将他逼死在这个必死之地？这难道不正暴露“五四”运动的使命远没有完成：专制和奴性仍在统治中国？！陈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橘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一百二十平方米，墓宽五米，长七米，墓周水泥过道宽一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并亲自錾刻。这一史实为当时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所亲见。当时仅十来岁的吴孟明问道：“葛叔，为什么不写‘陈独秀先生之墓’？”葛答道：“这是何之瑜的主意。”这个碑文别出一格，既突出了“独秀”的峻拔不凡，也增添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是从民间划出的一道锐利闪电，在撕开黑暗、震彻夜空后，如同春雷远逝那样跌落到返青的草间。广袤而深厚的民间处在与官方、集团、教会相对或相反的方向，因而它看待世界、历史和政治的眼光，便往往取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可以说，葬于民间便意味着葬在民心之中，栖息于大地、野草和皖河的生生轮转之中。为陈鸣冤也好，呼吁平反也好，修建陵园也好，一旦置于民间之阔大背景便不复有第一位的意义。这正如此刻，我看见一个亡灵伫立在雾霾深锁的一叶孤舟上，忽而眺望前方，忽而纵声大笑。

1947：漂流返乡

Ａ.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浙江都督是派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迎接灵柩的；吴樾归葬安庆，安徽督府在大观亭后举行公祭仪式，军政要员，督府军乐队奏哀乐，孙中山亲撰“爰有吴君，奋力一掷。戊申义军，耀武挥戈”的祭文。而迁葬陈独秀灵柩则纯属私人行为，且无声无息。陈松年雇了一条小小的民船，先把灵柩运到一百八十里外的重庆，再由重庆浙江会馆民船负责托运。历史学家大都只对史料感兴趣，而对难以复现的历史场景则完全忽略掉。当我的笔尖触及到这一史实时，内心就被一幅极为黯淡极为悲怆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陈独秀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在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那么，当小船漂过重庆，漂过武汉，亡灵是否会被留有余温的生前足迹所惊醒？而那木船，远看就像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漂流。

猛烈的风从阴阳之间吹响暗箫般的峡夜。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这是一九〇九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而千里奔丧，在扶棺南归中吟成的长诗《述哀》中的句子。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三十八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在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劖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不堪回首呵。当年与兄“双飞”不可能，后来妻子君曼也如黄鹤飞去。当一个亡灵苦思另一个亡灵时，会在船头激溅起星星般凄美的浪花吗？

也许有一点惨淡的月光透过浓云，将缀着补钉的帆樯照成一抹鹰翅的影子；也许根本就没有月光，只有黑到极处便从汹涌水波上闪烁的幽亮，拍打着亡灵的呓语和生者的低泣。不管怎么说，对这条苦难巨河而言，这一叶孤舟如同从它心头划过的一道深深的隐伤……

Ｂ.归葬故土

陈独秀自一九一三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九三七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也许是事业受挫百般困扰，也许是前路迷茫心事重重，也许是带着少妻潘兰珍感到尴尬，总之他原本是能回乡看看的，可是却没回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故乡，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是，船载着灵柩抵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类似吴樾那样的葬仪了。这时的安庆城显出一股俗不可耐的市侩气。陈不再是叱咤神州的风云人物，而是落魄寂寞的政坛出局者。政治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而历史根本就不会直线蜗行。与陈独秀同行的孙中山葬在巍峨的中山陵，作为他学生的毛泽东安眠在雄伟的纪念堂，而这个鼓吹民主和科学的伟大先驱者则静静地躺在乡间的大地上！这是陈独秀的福分抑或不幸？

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

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

陈独秀：《雪中偕友人登吴山》·1914年

当年陈独秀以冻鸟自比竟成谶语，并且江津应在安庆偏西北。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应该说，将他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是违反陈独秀本人意愿的。陈与高晓岚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陈与高氏在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这一违逆伦理之举，曾长期是政敌嘲笑的话柄。当时他与高氏已有三个孩子，陈独秀敢作敢为、决不回头的特点在此显露无遗。陈独秀绝对想不到自己死后会与原配合冢一处，尽管这符合高晓岚及家人的愿望。一九三〇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你生父葬在一起。她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倔强女子，到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我与你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按当地惯例，合冢应男左女右，可是陈的灵柩却葬在高氏的右边，因为高氏灵柩左边紧靠陈家墓地的边缘，右侧尚能容下一口棺材，再说高氏灵柩已年久难移了，因此陈的棺只能葬于原配的右侧。这个合冢墓坐北朝南，跟一般村民的墓冢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个黄土包而已，墓碑高不足一米，宽不过半米，上刻“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下书“子：延、乔、松、鹤年泣立”。“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的正式用名。当然世人已很少知道他这个名字了。陈松年这样写显然是有用意的：一则回避陈独秀这个举世皆晓的名字，可以减少来自社会和政治的纠缠和麻烦；二则回归到他与高氏离异前的状态，更符合母亲高氏的愿望，似乎这样更容易在阴间相处。在这个墓冢上，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陈独秀一生的反抗宿命般地回到最初的原点：他必须与原配高氏继续同床异梦般的幽昧生活，必须回到反清之前参加科考那个名字下面，这意味着他必须从枯朽昏昧之处重新走上反抗之途，仿佛阴间的时光是阳间的倒流。在我看来，陈独秀的亡灵返归故土，但仍不可能逃离那关津和迷津的重合之地：安庆自古被称为盛唐湾渡口和兵家必争的要津，如今它的对岸就是一个叫做大渡口的地方。

1968—1978：湮没的荒冢

迁葬回安庆后，陈松年每年清明都要带儿女去父亲坟头扫墓祭祀。但自一九六一年起，他不知为什么就没上过坟了。“文革”爆发后这一段比较好解释，但“文革”前这几年，令人殊难理解。唯一可解释的是，陈松年敏感多疑又谨小慎微，他嗅到了当时政治气氛越来越危险的苗头。“文革”一爆发，极“左”猖獗横行，全民疯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上查三代，下连九族，剖棺鞭尸是常有的事，连封建时代的海瑞墓也未能幸免。不说死者，看看死者后代的遭遇就略知一二了。居于广州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与高君曼所生），在“文革”期间惨遭造反派的辱骂和毒打，仅仅因为她是陈独秀女儿！在走投无路时，性格刚烈一如其父的陈子美带着两个儿子偷渡香港。一生漂泊的陈独秀肯定想不到，他的后代竟会陷入如此悲凄的绝境：五十六岁的女儿身上绑着几只酱油桶在水上漂流！陈松年深知，在红得发紫的政治辞典里，其父可称得上“牛鬼蛇神”的老祖宗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路线总头子、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者、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汉奸、叛徒等大帽子集于一身。他的坟墓当然是造反派搜寻的目标。倘若陈独秀灵柩不从江津迁回安庆，以江津那样显眼的墓冢也必定难逃一劫，造反派是不会放过它的。

解放后陈松年一直在偏僻的砖窑厂工作。老实本分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埋头干活，从不参与任何社会性活动。这是他保全家人躲过那场浩劫的重要原因。除了对“文革”心存恐惧外，他也是迷津中人，对于政治上的谁是谁非，以及被妖魔化的父亲也越来越迷惑不解。父亲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全家和孩子们的命运。去扫墓肯定会引起人们注意，容易暴露目标。红卫兵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陈乾生”是谁，但村里年长的人还在。结果，墓冢长达十八年无人照管，无人添土修剪，一代伟人陈独秀的墓成了无人问津的野坟，连墓碑也被人当做石头搬走。这形象地表明世人对真实的陈独秀陷入更深的遗忘和无知，只知道他是烙在党史上的一个反面符号。

一九七九年三月，饱经沧桑的陈松年带着家人去扫墓，竟找不到父母的坟地，连叶家冲也更名为先锋生产队了（这让我想到“民间”被打压的程度）。后来陈松年找到当年抬棺的村民朱亚圣引路，才在一片绿杉林中找到一个土堆，没有墓碑，跟无主坟一样。历经十八年风霜雨雪的不断冲刷与侵蚀，坟包遮没在荒荆野草中几近于无。如果不是被指认，谁也不知道这儿有一个坟，这杂草丛生的小土堆下面埋着现代中国的伟大开创者。难道这是死者被世界彻底遗忘而被大地记住的最好方式？它不幸应验了陈独秀《存殁六绝句》中的两句诗——“冢中傲骨成枯骨”、“东风吹泪落孤坟”。

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悄悄在杉树上留下刻痕。他问朱亚圣：可知道墓碑弄哪儿去了？朱亚圣回答：不太清楚，可能是拿去铺路了。这个村民的回答是真实可信的。墓碑不会用来砌房，或者砌猪圈，这不吉利，只能用来铺路。比起斯大林死后遭鞭尸之辱来说，陈算是幸运的了。对于斯大林的结局以及后来的苏联解体，陈独秀若地下有知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晚年作过痛苦反思和惊人预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当然，陈独秀肯定会原谅村民们，他们通常被当做政治家或政客撬动历史的工具；而陈生前和死后都呼吸在他们中间，他更乐意做生前未竟之途的铺路石，哪怕是用一方小小的墓碑。

1979：重立墓碑

第二年陈松年再去墓地，发现那棵刻有记号的树被人砍掉了，于是萌发了重修墓地的迫切愿望。可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修墓非比寻常，弄不好会成为一起政治事件。他获悉，此事须经省政府指示和批准，哪怕是动一块石头。事实上，这次修葺不过是给几近平地的坟茔隆个土包，然后重立一块碑石，其时恰逢陈独秀一百周年诞辰。重立的石碑高零点八五米，宽零点六米，碑文由安徽省书法家葛介屏书写，右边一行小字：“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间用隶书大写“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边下角写：“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碑文将高氏与陈独秀并列在一起，显得更加世俗化和家族化了，政治性色彩被降到零，以此为它涂上保护色。陈松年同样是深思熟虑的：简洁明了地写上“陈独秀先生之墓”仍存在危险，既对活着的陈氏后人，也对父母的墓冢构成意想不到的威胁。这个墓冢只涉及作为父亲的陈仲甫，而不关涉他的其他角色，如此而已。然而陈独秀毕竟是一代巨人，试图回避他高居历史之巅的猛士角色是不可能的。仅就这点而言，将他与高氏并置是不妥当的。这个碑显然还不如前面那一块。它折射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政治气候，似乎有些解冻但仍寒潮不断，而陈氏后人对此不能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谁知道造反派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显然，这个墓碑必定会惹老先生发脾气的。没出息！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哪像我陈仲甫的墓碑？当年陈松年第一次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见到父亲时，眼泪汪汪的，被父亲厉声斥道：“没出息！”墓碑若陈独秀自己撰写，当疾书“陈独秀在此耳”，这才合乎他的脾气：“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生当独行者，死为秀峰石。但迷津还在于，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后还在“走”（类似毛泽东的名言：走资派还在走），飞墙走壁，如鸟似蚁，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走，在浩如烟海的反面教材中走，在蓬头垢面的牛鬼蛇神中走，因而也背负着或连带着他的墓碑在行走。但走着走着就有点像喜剧和荒诞剧了，墓地竟成了小戏台。到如今，立块碑还得有人开恩，写个碑文还如此战战兢兢。

哦，坟顶上的泥土呀杂草呀野花呀，只有你们还留有那个猛士——徘徊在苍茫大地上的亡灵——仅存的一点气息！

1983：重修墓地

上个世纪末，笔者第一次去拜谒陈独秀墓。刚刚下过一阵微雨，那片森绿的杉树林和茂密的植被均充盈湿意，空气中仿佛有一种历史腐殖土的混沌气息。笔者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走向这片静穆而孤寂的墓地——从来没有如此近地面对陈独秀的亡灵。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碑前摆放着几束沾带雨水的新鲜野花，显然刚刚有人来过。原来，一九八一年五月，陈氏后人就“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七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此来信，认为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护”。安庆市政府拨款两万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重修，于一九八三年完工。这次重修，对死者是一次较大的惊扰，重修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笔者以为保持原貌更能达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原墓冢可以打开一条时空隧道，让人看见历史定格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史实、伟人与草墓构成强烈的反差，悲剧性的震撼力直抵人心，逼人思考。

但此次重修传达或体现了活人的愿望和政治转型的微妙气息，是陈独秀墓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墓台占地一百八十五平方米，呈Ｔ形，墓台前的墓道是平缓而上的阶石，长三十米，宽四米，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与墓主的狂狷刚烈的性格相符；墓冢高一米五，直径约三米，墓冢四围用白色块石砌成，墓顶上黄土微微突起，寓意盖棺未定，并内含一种深层思考和无言期待。至于其上那一篷杂草在风中瑟瑟抖动，似乎仍在昭示墓主朴素而狂放的气质。重新书写的墓碑高两米，由安徽省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手书“陈独秀之墓”，背面刻有“陈独秀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江津，一九四七年迁安庆与高夫人合冢于此。”正面碑文中没有了高晓岚和子嗣们的名字，第一次突出了墓主陈独秀，彰显了这不是一般的私人墓地，而是属于历史、大地和未来的，但又看不出任何官方的色彩。整个墓地朴质而庄严，宁谧而孤寂，平民化中透显一种不平之气，一种悲怆的力量。

一阵带着潮气的凉风吹来，我似乎听见一个低暗的声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陈独秀：《国民党四字经》·1927年）喜笑怒骂，直指死穴，无不痛快淋漓！作为后来者，我只能看到他的墓冢——静静地淹没于远离中心的遥远边缘的植被中。从修墓角度说，这次重修可圈可点之处不少，基本能显示墓主的精神品格和悲凉一生，同时保持了一定的民间色彩以及与大地的联系。它定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图表中，凝固着中国刚刚解冻的一段历史。

1989：复原与毁灭

有专家学者认为，安葬陈独秀的史实源于江津，因此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的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更高。一九八九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复建了陈独秀墓，并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供人瞻仰。有意味的是，当年的整块墓碑已无处可寻，但有人曾在康庄拾到原墓碑的残片，仅存独字之偏旁“犭”。这似乎在暗示一个幽灵更加孤寞的情状和踽踽独行的迹象。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独秀墓推倒、铲平。简直无法设想巨大的推土机隆隆开过来，像铲掉障碍物那样将独秀墓冢夷为平地。其反历史、反人性的野蛮和疯狂达到令人心寒的程度。试问世间还有什么神圣之物？这不能不让人注意到一个时代的巨大魔影，它并非是来自极“左”的否定力量，而是工业化野兽正在将一九四二年那个温厚侠义的江津，变成另一个光鲜富足却麻木浅薄的江津。这意味着陈独秀的幽灵必须再死一次！谁知道他在未来的时代里还要死多少次？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上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和市场意识形态的狐魅。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正在改变这里，并损毁那些有碍于它的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

1999：陈独秀墓园

陈独秀死后注定得不到安宁。他的墓始终关涉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每一次大的变动都物质性地触动陈墓的碑石和泥土，惊扰沉睡在这儿的一个思想者的亡灵。那些铁镐挖动的声音、打磨石块的噪声以及人群的喧嚷，它们不过是在证实陈独秀生前就已领教过的那只变幻无穷的巨兽的魔力。陈独秀墓园一期工程，于一九九九年底动工至二〇〇一年初结束，让旁观者再次目击了一个喧嚣时代如何降落到陈墓之上。笔者曾带领一群学生去拜谒这个新墓，不禁为陈独秀感到愤懑不安。这个新墓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富豪的墓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到了正午时甚至有些刺眼。要知道，这个新墓是耗资一百二十万才建成的。墓台由原来的一百八十五平方米扩展为一千余平方米，耗资最大的是半球形墓冢用华贵的汉白玉贴面，其高度由原来一米五提升到四米，直径七米，并且完全封顶；墓台地面镶嵌斧剁花岗岩，四周仍为富丽的汉白玉雕栏；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墓碑高二米四，上刻一行镏金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字体选自古代书法家欧阳询的字迹加以拼凑，然后经电脑放大制作，显得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据当地机场飞行员说，有了这个闪闪发光之物，飞机返航简直可以不用航标灯了。

一个浮华作秀的全球化时代，尽可以在活人们中间撒欢、喧腾，抛掷太守的绣球或超女的媚眼，为什么却要让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不得安宁，让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者的墓冢去迎合它？这个新墓冢寸草不生，雨水不入，均被华美坚硬的汉白玉彻底隔开，毫无生气、灵气和旷野气，而先生在地下是再也感觉不到人间的草之枯荣、虫之低吟了。据介绍，整个墓园规划用地一百五十亩，南北长三百八十米，东西宽三百米，沿南北中轴线设立墓台、纪念广场、陈列馆、塑像、碑廊等。很显然，之所以如此大兴土木，其动机之一是为了所谓的“红色旅游”。笔者并非反对为陈独秀修建墓园：你尽可以在原墓周围新建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却毫无必要毁掉二十年前的旧墓（这本身已是文物），去修建这样一个类似富豪的奢华墓冢！笔者对此感到忧愤不解。我认为，汉白玉这种材质与陈独秀的精神品质简直南辕北辙，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难道非得如此便无以体现对死者的重新评价吗？如果有朝一日官方恢复陈独秀所应有的历史地位，是不是意味着要用更华贵的材质更宏大的规模，再一次来重修墓冢呢？想想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他墓冢并无特别之处（墓碑由浅灰色的花岗岩制成，高约四米，碑顶上是马克思青铜胸像，像座正面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他。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如果马克思墓要重修的话，恐怕海格特公墓里的墓群差不多都要被迁走。当年德国人想将马克思灵柩迁葬于德国，遭到了英国人的坚决拒绝。英国人是理直气壮的：你们让马克思亡命国外，是伦敦接纳和收留了他，现在马克思声名日隆了，你们就想起了他，想让他为你们的旅游创收（当时尚没有“红色旅游”）。事实上，马克思逝世时，“英国却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因为他是“那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这毫不影响“许多人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据英国《焦点》杂志）。与此相似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人叫嚣着要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它表明列宁的历史地位在俄国受到动摇。但迁墓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我想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这，也并不妨碍后人对列宁及前苏联进行反思与重新评价。陈独秀晚年曾反思：“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他尖锐地批评列宁：“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等。”这些见解都是一针见血的，超前的。

前面说过，陈独秀二十年前乃至六十年前的旧墓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改变它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且还让亡灵备受折腾，他连享受民间的“入土为安”也成为奢望了。但是修墓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原墓只享受“市重点文物保护”，现在可以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了。呜呼哀哉，保护欤？破坏欤？一时间竟变得模糊难辨了。耐人寻味的是，一张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的双人照，一直被研究家们误读，传讹至今：那个双目炯炯、咧嘴在笑的陈被误认成彭，而双目赤红、眼疾颇重的彭却被当成了陈。建党七十周年时，中央权威部门摄制一部大型纪实纪录片《中流砥柱》，在第六集中，仍然把彭述之当做陈独秀介绍给观众。这岂不是一个讽刺性暗示：官方和后人远未真正认识陈独秀锁在迷雾中的真面。当然，有些迷雾是政治和观念所人为制造的。

在我看来，这个新墓一望即知的浓烈的官方色彩，同样也完全抹掉了原墓的民间底蕴。陈独秀的亡灵只有栖息在民间的大地上才是自在的、安宁的，而囚禁于官方的和市场的意识形态之棋局中，它仍不过是一粒棋子而已。这正是陈独秀晚年所深恶痛绝的。前文说过江津何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原因在于他已看透了各种政治力量构置的棋局，他不可能以牺牲独立和自由的代价去换取权力和荣耀，而宁愿坚守于清贫、孤寂和黯淡的困境直至死去。当然，死后的事他是管不到了，任人摆布也罢，红色旅游也罢，国家级保护也罢，看来他死后还是难以逃脱他生前坚决反对的种种圈套了。

二○○六年八月

（《随笔》2007年第4期）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黄  波

从王国维的一首悼亡诗说起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才子、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岁时中举，进入仕途。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长安宫词》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则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1]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镇静，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等地方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判断”，而忽视去搜寻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与清末新政》，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不妨引录几条以见端方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二十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2]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当时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其实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正如张海林教授所说：“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3]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资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笔记中关于端方的材料均未采用。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

要命的铁路

1909年，四十八岁的两江总督端方被擢授直隶总督。虽同为总督，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将入阁为相参与枢要了，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政坛滑铁卢。

此前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清廷要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作为直隶总督的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负责一切相关事宜。差事办完之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弹劾端方，说移陵过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又说风水墙内架设电线，“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端方因此被革职。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后是权力的争斗。据说李国杰找端方碴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单纯，他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加之端方升迁过速，又锋芒毕露，难免为人所忌。

罢官后两年，即1911年５月，因著名洋务派、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廷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起复，野史上说是他不甘寂寞、多方运动的结果，而从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对这一任命的迷茫情绪看，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实因为愈演愈烈的铁路风潮集中于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两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端方在湘、鄂两省督抚任上，确与地方绅民关系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件事情牵涉利益甚巨，则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铁路风潮正是牵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烦事。

铁路风潮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清政府认为，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公司亏空的三百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盛宣怀拒绝的原因在于，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盛宣怀说：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买单？

关于“保路运动”，大陆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更早有精辟论断，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4]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颇有些像今日的“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端方对保路运动爆发后的复杂局面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麋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5]他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电文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借此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1911年11月13日，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十余日，他显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裹上华丽外衣的暴力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可惜，寻绎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是这样叙述的：“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6]

除了《清代野记》，像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7]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循所谓“普遍谴责”的情绪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动享有道德非议的豁免权，尤其是，当经历了一个个痛苦动荡的时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历史必然性”往往等于什么都没说，在很多时候，暴力实际上并无必要。

可以认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无必要的暴力中。为什么说杀死端方毫无必要？首先，因其开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杀死他不会给革命增添任何荣誉；其次，在资州如惊弓之鸟的端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革命采取对抗行动，于革命党人来说完全不存在威胁，野史中说，他甚至向乱兵表白自己并非满人，希望幸免的心理可见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与兵变者隐秘的内心有关，而和所谓爱国、革命等宏大符号关系甚微。

端方死了，曾为其门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发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至于今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这种师生的私情，只需要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是端方，还是采取了“革命行动”、杀死端方的“爱国者”更有实质性的贡献？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革命不一定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民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现端倪。

读了上面的文章，我们当能明白，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端方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实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举。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透露无遗了。

注  释：

［1］见《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3］［5］见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见（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见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见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书屋》2007年第9期）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陈  远

“一代直声”

梁漱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有传闻，之前梁预考北大而未获录取）；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对记者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横断面，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3个阶段：第一段为31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学者，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32岁（1925年）到60岁（1953年），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写作《人生与人心》及其他著作，复归知识分子生涯。

梁漱溟是不是知识分子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另一方面，则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笔者对梁先生素怀敬仰之心，但对于后一种说法，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当时的读书其实是个手段，并非出自追求知识的渴望，其终极目的是入仕做官，改变“读书人”的地位。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笔者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界定起来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梁先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作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他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时，心中可曾想过自我定位？如果想过，则单纯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闽运、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儿，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闽运是见了袁世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这样的政治资历，谁能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也要忌惮三分，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又能比得？

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确实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再比如说唐文治。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唐文治大家比较陌生，其资历与蔡相仿，1892年的进士，在晚清政府历任要职。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也可作如是想。

毛与梁：是朋友也是冤家

知识分子之所以把赞赏的目光投在梁先生身上，其实说来也比较简单，因为梁先生冒犯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与梁漱溟，既是朋友，也是冤家。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梁漱溟则是著名学者杨怀中家的常客。当时的会面，严格来说不叫会面，因为梁漱溟并没有注意这个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图书管理员，但毛泽东对当时的梁漱溟印象深刻。所以1938年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门……”当天晚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第二天，两人又聊了一个通宵。两个通宵，两个人都在反复申述自己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观点，相争不下。毛泽东此时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小图书管理员”，面对当年的著名教授，毛底气十足。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风度”也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使梁“终生难忘”：“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个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1946年，作为民盟的组建者之一，梁漱溟为国是奔走于国共两党中间，与毛泽东建立了可说深厚的友谊。1950年1月12日，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中作客，林伯渠作陪，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梁漱溟谢绝了毛泽东对其加入政府的邀请。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汪东林在《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中交代：“他（指毛）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当天的晚宴，还有江青参加，席间毛泽东又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等地去考察，梁漱溟接受了这一邀请。当年9月中旬，梁漱溟考察归来，和毛又有会面。梁谈了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之后，毛又提出请梁到广东考察的建议。这一次，梁漱溟因为当年在外奔波过多，推辞了。毛不但不以为忤，而且为梁安排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四合院。

据汪东林在书中交代：1953年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据此，汪东林做出如下断语：正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做出犯颜抗论之举。这样的断语，大致不差。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既是梁先生的底气，也是梁先生的性格。那么在毛泽东这一面，又当如何理解呢？

张申府何以境遇不同

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再版，笔者把冯先生与梁先生作了一个比较，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作几个比较。

梁先生因“九天九地”发言而“靠边站”的表现和遭遇，最易让人联想到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就会发现不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倔强这一点，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毛的，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情况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的遭遇与这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并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反过头再看张申府，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女士曾跟笔者说起过：“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主席说，申府也算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后来父亲的工作还是由周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从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答复上可以推断，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与张申府的相处并不是很融洽。

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可资比较。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散会后，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按照惯例，毛泽东对陈、黄信的批语应该直接交给陈、黄本人，但是这次却一反常规，在写下批语的当天，毛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传阅。毛的心情我们现在无从推测，不过，可以说黄炎培的信再一次打动了他过去老友和现在领导的心。

有位朋友跟笔者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再参照一下当时同等地位的其他人，比如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同舟共进》2008年第1期）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

何立波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县徐水是如何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徐水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地区，古时称武遂，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苦。解放前下关东的人很多，要饭的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支援的粮食，直至1957年，徐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在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进行了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应运而生。

徐水县只有31万人口，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到10万人。徐水县委县政府抓住广大农民根治水旱灾害的迫切要求，开始大搞水利建设。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劳动大军，打破社、乡界限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1958年2月，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保定，听取了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听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所做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汇报后，谭震林给予高度评价。3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经验，起草了有关徐水经验的《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呈送中央领导。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3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1套至3套灌溉设施。报告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看了这份报告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做出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4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对徐水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硬，心软地就软。”4月19日，河北省委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5月，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由此，徐水县成了河北省乃至全国“大跃进”的典型。这就为中共中央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行动军事化”：徐水的大革命

在“大跃进”中，农村劳动力日趋紧张。在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深翻土地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毛泽东听说山东莒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大力鼓励各地搞耕地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要用人海战术，在5年时间里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

在徐水，过去翻一亩地需用工10个左右。现在由于搞深翻，一亩地需用工40个左右，面临着很大的劳力缺口，需要更多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委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办食堂的具体方案，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于是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

1958年6月中旬，徐水县城附近的香家庄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7月1日，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会上决定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核心是“行动军事化”。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4次电话会议，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推向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此后，公共食堂在徐水迅速普及开来。如南张丰乡11个农业社，仅在7月5日一天就办起了92个食堂，有1.2万人到食堂吃饭。几天之内，徐水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到7月16日为止，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毛泽东亲临徐水，高度评价徐水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前往河北徐水县视察。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大家一时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可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接着到村子里去看。他先来到村子里两个食堂的厨房，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山药面？”“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毛泽东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向大家点头，他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从食堂出来，毛泽东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向他鼓掌欢呼，毛泽东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他看到地里劳动的妇女很多，就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随后又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随后来到一块齐腰深的棉花地边，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啧啧称赞，然后就掰开密集的棉枝向棉田里走去。走了一会儿后，他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接着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1000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毛泽东笑着说：“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毛泽东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毛泽东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5万斤，有的竟准备实现亩产100万斤时，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又在徐水城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随后，毛泽东来到县委大院，对县委的同志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谈话间，毛泽东问起了徐水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回答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11万劳力，4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了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毛泽东感叹道：“这是形势逼人哩。”

毛泽东还询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的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当年抗旱的情况。最后，他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次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他还赞叹道，“下面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县的历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当天夜里，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大型电话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各个乡社都向党中央宣誓，保证当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各个战线都要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毛泽东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当天夜里就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8月5日，张国忠在徐水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大跃进大会上做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幸福的乐园”。张国忠向社员群众讲解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会后，徐水县委宣布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奉中央命令来到徐水。8日，陈正人召开了一个有省、地、县委及乡社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向与会者通报了党中央要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决定。他说，在徐水搞试点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县跃进很快，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了很多锻炼，农业上有很大基础，交通很方便。会后，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徐水县城掀起来了。

8月22日，徐水县委草拟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徐水县委提出“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5年，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

8月23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河北文联副主席康濯撰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除了全面介绍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文章发表后，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有出入，便向报社查问怎么回事。原来，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康濯问张国忠：亩产万斤粮食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是张国忠认为，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不紧跟形势就完蛋了。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然而，过了没多久，徐水就从“仙境”回落到“人间”。

徐水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徐水县一跃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9月20日，徐水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徐水县委同时宣布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还可以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被一“领”而光。

1958年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修正草案》，取消了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丧葬等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此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都被纳入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以“消除城乡差别”。很快，徐水就有3万多栋房子被拆除，新房却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而无法建起来，造成社员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员的家具等物品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两个月后，徐水百姓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了。虽然按照供给制实行“十五包”，但全县全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与发工资、办副业所需费用相差甚远，根本负担不起来。就连每人每年应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便发不起了。11月，县委筹集了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发了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款。12月，县委又筹集了90万元，但还是与需要相差很大，便挪用了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导致商品资金不能周转。徐水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实行全县物资和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宏图，县里仓促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所，文工团、剧团、医院等也一哄而上。但很快便因资金不足而纷纷垮台，刚刚建起的政社合一的徐水人民公社随之流产。

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视察徐水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就开始吃糠咽菜了。这都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从毛主席到普通农民，都想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然；但这只是善良的愿望而已，它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欲速则不达。”

毛泽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时，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毛泽东对徐水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他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11月27日，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1月27日到12月25日，张国忠代表县委检讨共产主义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先后召开几次县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12月31日，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标志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终结。从1958年9月中央派人到徐水抓“试点”，到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仅维系了4个月便夭折了。

（《党史纵览》2008年第6期）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林蕴晖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决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的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2000~3000万额外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

贾斯柏·贝克先生著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认为，美国人口学家裘蒂丝·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

丁杼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1300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两本“中国人口”公布的数据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是：

1957年中国死亡687万人，死亡率为10.80‰；

1959年~1961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为：

1959年970万人，14.59‰；

1960年1693万人，25.43‰；

1961年939万人，14.24‰。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万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2061万人，余下1541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相同。但书中称：从1964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1961——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底为70499万，全国增加人口1327万人。而1964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0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

这样，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万人加上603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2144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1958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1958年死亡率高达21.11‰)，有的省份延续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达34.03‰，普通死亡率仅为7.02‰。据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万人(1957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7215.7万，1960年底为6236万)，1961-1962年四川大约还有250万人死亡，因此认为1958-1961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据此笔者推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到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附 录：

《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1958年——1962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北京市1961年死亡7.9万人，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为8.08‰)。(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万人，死亡率为9.88‰(1958年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数59.485万人，死亡率为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数57.745万人，死亡率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为7.8‰。(孙竞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数462.364万人，死亡率为12.29‰(1958为10.92‰)；1960年死亡人数599.458万人，死亡率为15.84‰；1961年死亡人数516.288万人，死亡率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数23.94万人，死亡率为14.2‰(1958年为11.7‰；1959年为12.8‰；1961年为12.2‰；1962年回落到11.3‰)。(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内蒙古自治区1959年死亡人数11.26万人，死亡率为10.99‰(1958年为7.94‰)；1960年死亡人数10.65万人，死亡率为9.4‰；1961年死亡人数10.32万人，死亡率为8.77‰。(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辽宁省1959年死亡人数29.3万，死亡率为11.8‰(1958年为8.8‰)；1960年死亡人数29.1万人，死亡率为11.5‰；1961年死亡44.4万人，死亡率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则行主编：《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万人，死亡率为13.4‰(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0.1万人，死亡率为10.1‰；1961年死亡16.9万人，死亡率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黑龙江省1959年死亡20.7万人，死亡率为12.8‰(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8.4万人，死亡率为10.5‰；1961年死亡20.6万人，死亡率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编：《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江苏省1959年死亡62.19万人，死亡率为14.55‰(1958年为9.40‰)；1960年死亡78.59万人，死亡率为18.41‰；1961年死亡56.63万人，死亡率为13.35‰

(1962年回落到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万人，死亡率为10.81‰(1958年为9.15‰)；1960年死亡30.39万人，死亡率为11.88‰；1961年死亡25.84万人，死亡率为9.84‰。(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万人，死亡率为13.01‰(1958年为11.34‰)；1960年死亡32.01万人，死亡率为16.06‰；1961年死亡23.28万人，死亡率为11.54‰。(马巨贤、石渊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万人，死亡率为7.88‰(1958年为7.46‰)；1960年死亡23，89万人，死亡率为13.3‰；1961年死亡18.81万人，死亡率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山东省1959年死亡98.5万人，死亡率为18.19‰(1958年为12.77‰)；1960年死亡124.8万人，死亡率为23.60‰；1961年死亡96.6万人，死亡率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万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数在50-60万之间)；1959年死亡70.2万人；1960年死亡190.8万人；1961年死亡人数回落到48.9万人。(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万人，死亡率为14.50‰(1958年为9.54‰)；1960年死亡67.03万人，死亡率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谭宗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为29.42‰；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况生主编：《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广东省1959年死亡43.51万人，死亡率为11.74‰(1958年为9.13‰)；1960年死亡59.36万人，死亡率为15.12‰；1961年死亡40.54万人，死亡率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为17.49‰(1958年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为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34.03‰。死亡人数最多的1960年，达到364.74万人，死亡率为59.97‰(1963年以后的13年间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万人)(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云南省1958年死亡44.20万人，死亡率为21.62‰(1957年为16.29‰)；1959年死亡34.34万人，死亡率为17.96‰；1960年死亡49.98万人，死亡率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贵州省1959年死亡35.03万人，死亡率为20.28‰(1958年为15.26‰)；1960年死亡88.62万人，死亡率为5233‰；1961年死亡38万人，死亡率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陕西省1958年死亡19.99万人，死亡率为11‰(1957年为10.3‰)；1959年死亡23.58万人，死亡率为12.7‰；1960年死亡23.52万人，死亡率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编：《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为14.98‰(1957年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为15.82‰；1960年死亡29331人，死亡率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编：《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甘肃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为21.11‰(1957年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为16.58‰；1960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为11.68‰。(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为18.84‰(1958年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为16.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

耿  立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

沦陷时期的上海，四位太太大白天开着强光灯打麻将，洗牌时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女主人易太太的丈夫是汪伪情报机关首脑；三个女客中，有两个的丈夫也在汪伪政府任职。最年轻的“麦太”，闺名王佳芝，名义上是易太太的干女儿，唯独她没戴钻戒，但是她涂得亮汪汪的薄嘴唇娇红欲滴，一张秀丽的六角脸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她的“胸前丘壑”。她跟易太太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香港陷落后，麦先生的生意停了，王佳芝来上海跑单帮，被易太太留住在她的家里。

身材矮小、有点“鼠相”的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觑一个空子向佳芝发出一个暗号。佳芝即推说有事，告辞。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打发司机回去。然后她进咖啡馆打个电话，出来，雇三轮车到凯司令咖啡馆停下，进去等人。

她等的是易先生。原来她本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汪精卫一行人抵达香港后，她和几个男女同学怀着流亡学生的心情，有志报国，遂自发组织起来做业余特工，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然后诱惑汪精卫身边的红人易先生——此公好色——设法把他引出来、除掉。充当香饵的，自然非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莫属，可惜鱼儿没有吞钩，计划没有成功。

珍珠港事变后，海路复通，这群学生转学到上海，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那位特工极力鼓励他们继续进行，于是王佳芝与老易又结上关系。今天正是设好了圈套，要在约定地点刺杀易先生。佳芝等了半天，才见一辆木炭汽车开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她出去，上车。易先生要司机开到福开森路去幽会，佳芝说附近有爿店，她想趁便去修一个耳环。易先生自然不能不奉陪。车于是折回，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那家凯司令咖啡馆。

走进珠宝店，讲定修配耳环一事之后，易先生主动提出要履行诺言，给佳芝买个钻戒做纪念。印度老板在店堂后身，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接待他们，挑出一个六克拉的粉红钻戒让佳芝试戴。“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佳芝知道，刺客已埋伏好了。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她自问是不是有点爱上老易了。看到他脸上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真是爱我的。”然而太晚了。她低声说：“快走。”他立刻明白，跳下楼梯，夺门而出。汽车吱的一声尖叫。砰！车门声还是枪声？车开走了。

易先生回来了，即命令封锁，把抓到的人，包括王佳芝，统统枪毙。他又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心里想着王佳芝。“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情感都不相干了，只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也许在张爱玲看来，国家民族的伦理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规则，而生存本身却不能靠道德而活，而是每个具体的人在活，人在具体生活里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使这个人尽力想做到。生活中充满了道德的困境，王佳芝让性让身体和个人欲望战胜了所谓的民族国家，也许在张爱玲看来，生命的感觉应遵循自己的欲望，个人有权利处置自己。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分，这样的为虎作伥，只能是可怜的动物性，这样的伦理支撑是什么？是对汉奸肉体的迷恋，是写出汉奸易先生也有爱的柔软。

张爱玲的小说惊世骇俗的，她颠覆了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张爱玲的汉奸，也不是那么地可恶，长得“苍白清秀”，倒让人起了几分楚楚的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更特异的是，王佳芝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不是拿到台面的情爱，而是性爱。“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情的爱，她还可能被人们谅解，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殃及了大义，这，才是最大的颠覆，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之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虎与伥，谁是猎人？从表面看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但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可能是猎物。

李安的故事

张爱玲为何把这个故事写了三十年？这篇小说很多的地方欲言又止，遮掩、延宕、吞吞吐吐，像一个老茧在艰难吐丝。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批语：“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是一个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眉批。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把女义士转化为辗转汉奸胯下的欲女，阴道成了一个爱的容器。胡兰成曾这样评说张爱玲：“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张爱玲的不悲天悯人是对道德底线的颠覆，但李安却在这个故事里不是看出冷酷，而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我觉得好像是她的自传，就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很明显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这种温暖是张爱玲把对胡兰成的爱借王佳芝和易先生的身体，表达出的一种如何到达女性心灵的路途。

李安讲的不是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超越政治立场的爱，而是性的力，两个年龄、兴趣、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同，各怀着目的走到一起，由于身体的温暖，由于性，彼此走到对方的心灵深处。

情本是王佳芝的动力。她本来是因为对邝裕民朦朦胧胧的情，才加入邝组织的地下小组的，王佳芝为了宏伟的杀敌目标要初试云雨，本来是希望和邝裕民做，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邝却没有自告奋勇，王佳芝手脚冰凉，与那个貌不惊人的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试了。杀敌计划破产。易先生消失了。突发的杀人事件使王佳芝不仅手脚冰凉，心也冰凉了。从香港到上海，四年后再相见，王佳芝还是喜欢邝裕民的，情再次鼓舞她，她同意再次扮演麦太太，就因为这清晰的喜欢邝裕民的情。

性改变了王佳芝，王佳芝要演的是没有情的性，要与易先生真真实实地上床做性。本来她还要扭捏羞涩一番的，但是易先生没给她扭捏的机会。易先生的第一次很暴力，很野蛮。王佳芝像小鸡一样被鹰隼一下子抓了过去，易先生在看似野蛮的性行为中显示出雄性的力。王佳芝被征服了，被雄性的力征服了。在纯粹的性的摩擦里，王佳芝冰凉的手脚暖和过来，冰凉的心也暖和过来。当她站在日式娱乐场所那里给易先生唱“小妹妹似线郎似针，穿在一起不离分”时，一个飞跃已经完成了：他们两个人，在家国都沦亡的时候，在“家乡啊，北望”的时代，身体的交叉让他们彼此感到温暖，感到“患难之交恩爱深”。性爱改变了王佳芝，使她对终于表达了爱情的邝裕民说：“太晚了，你太晚了。”易先生的“蛇”，他的雄性象征，不仅进入了她的身体，也进入了她的心。

通过易先生的性与力，王佳芝感到了自己是个女人；通过那闪闪发光的钻戒，王佳芝感到自己是一个被男人呵护的女人。她为了这个感觉，把易先生放走了，自己也搭上了命。

这是一个为了性，不要命的女人。张爱玲曾经深爱胡兰成，胡兰成曾经伤害张爱玲。张爱玲对于落水的“汉奸”胡兰成，有多么深的爱和恨？不敢说，但是在《色·戒》里，王佳芝身上有那么多张爱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无法不令人联想胡兰成。《色·戒》会让张爱玲涂涂写写30年，最后写出来，又是一个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东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实际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爱与恨、“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关系，那“终极的占有”，写的哪里是郑苹如和丁默邨呢？李安说，他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邨、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糅合在一起的。我们看电影易先生签字处决王佳芝写的是“默成”，对两个男人的合成，丁默邨、胡兰成各取一字，但这里面透露出的丁默邨，自然会想到郑苹如，我觉得这是对死去的郑苹如构成了无声又最深最大的伤害。

郑苹如的故事

谈论郑苹如，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如果笔下稍一轻薄，不知埋骨何处的郑苹如女士，灵魂就会感到侮辱，那下笔者的文字就会如污水脏污了烈士，也许郊外的野草是有幸的，在暮色到来时，她为烈士掩盖了凄凉，但天色转暗后谁人不起感慨？曾有的美丽与执著，以父亲之邦来对抗母亲之邦的那种奇异的举止，都被岁月覆盖了么？有意无意的帮忙或帮闲者围绕女士的话题，使人感到中国之大，无聊在蚕食着正义，庸俗和无耻在泛滥。

记得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所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濒死之妇人尚有此种言语，岂苟且残喘之徒比侪焉？

早年在乡间读此事，一直为女子的这种勇毅所赞叹，而验之郑苹如女士，和当下对她的种种坊间的炒作，我们还是三缄其口，闭上那脏乎乎的嘴巴，别以某些人的取舍为取舍，不要让轻薄压倒是非曲直。用你的手抚摸你的胸口，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民族与道德的伦理底线。

我私下里一直认为《史记》是散文不可逾越的高度与标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与屈原并峙而立，一诗一文，而《史记·刺客列传》是这高度之上的花朵，是压卷，嫣然高洁，深情而有力度，她昭示了人类一种异样的美。

“郑苹如刺丁”那一幕往事，弹指70年了，戛然终歇了丁默邨性命的枪弹，也消失了60年。许多年间，坊间关于这个故事的种种演绎，却史不绝书，更有高阳张爱玲的妙笔小说，也有李安的华彩电影，渲染搬演当时种种情景，情景种种，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郑苹如的死。也许人们未必了解那些事件的始末，却不由得因郑苹如那种以自己的美殉身的举止，深有感动兼感慨，生也何速，死也何疾，来不及享受青春的美。

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我们可以看到尘封的历史，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1946年11月16日致首都高等法院的信函，那里也可以粗略知道刺丁的轮廓：

为凭藉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窃氏先夫郑钺，清末留学东瀛，加入同盟，追随国父及于右任院长，奔走革命有年。辛亥、癸丑两役，先夫皆躬与其事。民国二十四年授命上海高二法院首席检察官，“七七事变”猝发，先夫悲愤万状，沪淞沦陷即杜门谢客，而敌伪深知其人望，欲藉以为号召，对之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先夫大义凛然，矢志靡心，亟以雪耻救国谆谆教导子女。子曰海澄，投笔从戎，效力空军，与敌周旋之后竟尔成仁，完成其报国素志；女曰苹如，由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二十六年承嵇希宗介绍，加入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天职。丁逆默邨、李逆士群均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苹如前肄业民光中学，时丁逆适长是校，苹如借此关系，故得对丁逆虚与委蛇，冀从中获取便利。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郑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比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丁逆由是痛恨苹如，欲得而甘心焉。卒于是月二十六日将苹如捕去，更有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预逆谋，极力主张应制（置）苹如死命，苹如遂及于难。小女为国捐躯藉以成名，夫复何憾。而忠骸何在，莫可追录。又苹如被捕时带去三克拉钻石二粒，鹿皮大衣一件，金器三两，图章一枚（大陆银行储章），总计损失2千万左右，并应另行追诉，以维私权。

这里面我们可看到这忠烈的一门，花子夫人（郑华君）作为一个有日本血统的女士，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她辛劳抚育的儿子海澄在蓝天上驾机殉国，女儿苹如捐躯，丈夫杜门谢客以度衰年，我们可以从一则故事里看到她的良善和内在承受的压力。“卢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郑苹如考入上海法政学院，此时，她的两个哥哥正在日本，一个学医，一个学飞行。战事突起，弟兄两人急切回国，日本当局自然不会恩准，就将两人限制行动“软禁”起来。花子夫人赶回自己出身的国度日本，帮助兄弟俩偷渡回到父亲的祖国。回到上海家中不久，海澄即奔赴汉口受训，后与美国飞虎队并肩作战，保卫西南和重庆。

郑家兄妹都是在“双语”的家庭环境中熏陶长大的。多年以后郑苹如的侄子回忆童年往事：“祖母同我讲汉话，慢慢地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同她自己的子女讲话，就一半日语，一半中文。”中日交战，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边是父亲的祖国，一边是母亲的祖国。母亲的祖国侵略父亲的祖国。双重背景，直取公义，但是，这个家庭也就有了常人不曾遭遇的矛盾和麻烦。郑苹如的侄子回忆：有一阵，对面楼房有人用气枪打我们，扔东西砸祖母，嘴里还喊叫着“小日本！小日本！”那时，中国人真恨日本人。气枪子弹打在祖母的胳膊上，她叮嘱孙子：“不要出去！他们打我们！”

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当时的内心，她站在受欺凌的弱者的一边的心是滴血啊，她这种举止当然不会被自己的民族所原谅，而她舍身帮助的民族又不理解这有着日本血统的老人。但我们从老人的函中，总觉得可以还原某些东西，“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预逆谋”，“被捕时带去三克拉钻石二粒”，这在张爱玲小说和李安电影《色·戒》里是上海滩麻将桌和6克拉钻戒让麦太太心动的所本。张爱玲是借烈士的躯体，烈士的钻戒，塞进了自己对胡兰成的爱恨，张爱玲在改写这个故事时，回首前尘往事，难免把自己投影在王佳芝的身上了，因此她笔端流泄“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勾稽真相的故事

是中日战争改变了郑苹如生活的轨迹，原本豆蔻青春的她该在法政大学里静静读书，完成学业后做法官；她有恋人，我看到她在照片背后写给恋人的絮语，是那样的炽烈，如果不是战争，她该享受风晨雨夕爱的呢喃；她是那样的美艳，中日的混血，使她综合了两个民族的特异与优长，灿烂处如月下的樱花与雨后的牡丹，她应该开成民国年间里最好织锦上最快乐的花朵和最娇艳的叶子。

然而战争来了，特别是在上海滩的人，一切都变得诡异，堕落的有之，奋进的有之，有的附逆，有的消沉。作为女性，难免命运更给了家人和朋友一种揪心。历史不仁，美丽、姣好、聪慧的女性往往遭遇加倍的苦难，女性是战争里易碎的琉璃，不管是捧在手里含在嘴里。

作为一个法官的女儿，郑苹如如果不是出于家国，他的父亲是不允许她出入交际场合那黑暗龌龊的地方，在《色·戒》电影演出后的日子，郑苹如的侄子回忆说，祖父对他很慈祥，但是对姑姑却管教很严格。有一次邻居家女儿打来电话，告诉二姑郑苹如，朋友带来一把电吉他，叫她过去欣赏。祖父对那家邻居印象不好，不准郑苹如去。郑苹如央求：去去就好啦。祖父摆出他的法官脸，不要讲，不准去就是不准去！

但郑苹如却出入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豆蔻的年华，不是出于性情，也非生计。当时的郑振铎先生是见过郑苹如的，他们是万宜坊公寓的邻居：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的衣服并不怎样刺眼，素朴，但显得华贵；头发并不卷烫，朝后梳了一个髻，干净利落，并不像一个“浪漫”的女子。郑苹如出入交际场合，曾引得万宜坊邻居的侧目，这样一个貌美而又有着中日混血的女子，为着身体里有一半汉族人血液在歌舞场里，她是欢快的吗？那里面该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虽然历史从来不关注这样的细节，抗战史也不屑于过多地注意到这样一个奇异的女子，如果不是《色·戒》电影，也许她就湮没不彰，但就在无聊的人给她泼脏水的时候，在她殉国快70年的时候，2006年年底，南京路上的老字号王开照相馆地下二层档案室内的消防龙头突然爆裂，淹毁了大量老照片，只有少数放在高处的照片得以幸免，这里面人们看到了曾上《良友》封面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郑苹如，在这个国人争说“色戒”的狂潮中，郑苹如现身了，她是以她的美的再现和殉国来讨这个世间的黑白和公道么？历史不是死的，她有着我们常人所不解的诡异，这照片出现的精神意义不同寻常，在和平的时日里，有谁知道民族的悲情漫漫，我们看到了郑苹如跨时空的美的尊严，在历史的变革和转折期，她是以她的美给我们提供现代的阐释么？

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我们可以从两件事看出她的机智与担当。一是她曾把获得的汪精卫出逃情报第一个刺探出来，再就是1938年，当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也来到上海。在一场舞会上，近卫文隆认识了郑苹如，她姣好的容貌、高雅的气质、流利的日语让近卫文隆一见钟情，很快两个人就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社会上开始风传双方有意展开和谈。这个消息让郑苹如擅自计划了一个大胆的行动：绑架近卫文隆，以此为筹码促中日和谈，终止战争。

对郑苹如毫无防备的近卫文隆一心一意认为，这个迷人的女孩是在和自己谈恋爱，郑苹如就利用这样绝好的机会，邀请近卫文隆一起出去游玩，在近卫文隆看来，他只是跟女朋友到一个很开心的地方去玩了一天一夜，而对郑苹如来说，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绑架，她已经把近卫文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尽管这次幼稚天真的行动在上级得知后被勒令中止，但却惊动了日本情报机关，而上司则改派她去接近丁默邨。

与近卫文隆相比，老牌特务丁默邨无疑是一个更为狡猾的对手，多年的谍海生涯使他从不轻易相信他人，郑苹如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要如何才能接近丁默邨呢？

凑巧的是郑苹如中学时曾在丁默邨任校长的一所学校读书，这样特殊的师生关系成为郑苹如接近丁默邨的一个绝妙借口。郑苹如是典型的淑女，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很容易吸引以好色闻名的丁默邨的注意。果然，郑苹如只是几次“碰巧”出现在丁默邨参加的舞会上，丁默邨的眼睛就已经牢牢地焊在了她的身上。几次见面之后，被郑苹如的美貌吸引的丁默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来接近郑苹如了。

郑苹如开始的任务只是接近丁默邨，收集情报。但从1939年开始，丁默邨领导的魔窟“76号”特务们针对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爱国人士，不断策划实施暗杀行动，整个上海滩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此时，郑苹如接到了“尽快行动，铲除丁逆”的指令。

1939年11月，郑苹如父亲郑钺的一位坚持抗日爱国立场的同事被暗杀，事后丁默邨对郑苹如说：“这是杀鸡给猴看。你父亲坚持不参加和平运动，‘76号’早晚要取他的性命。”面对父亲的安危，郑苹如下定了刺杀丁默邨的决心

丁默邨的轿车经常进出万宜坊接送郑苹如。对于女儿与丁默邨的来往，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就有所耳闻，他似乎已经隐约地猜到女儿正在从事的工作，因而当他每每看到女儿独自在家若有所思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为父的莫名的哀痛。终于有一天，郑钺忍不住劝女儿说，去香港吧，和汉勋结婚，别留在上海，去哪儿都行。汉勋是郑苹如的未婚夫，他曾经写信给郑苹如，让她到香港去完成婚事，但郑苹如则说自己有任务在身，难以成行。她打算抗战胜利之后，再和爱人一起牵手，身披婚纱缓缓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

1939年末，郑苹如接到命令：在丁默邨送自己回家时，把他诱骗下车，伺机暗杀。12月的一天夜里，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车到了楼门口，郑苹如邀请他上楼坐坐。这样的邀请并不是第一次，可就在这个时候，丁默邨看了看郑苹如，拍拍她的手说：“有点事，下次吧。”万宜坊里伺机而动的枪手，只等到郑苹如下车，也没看见丁默邨下车，狡猾的丁默邨就这么躲过了第一次的暗杀。

1939年12月21日，郑苹如陪丁默邨吃过午饭后，借口顺路，搭他的车子往南京路开去，当汽车路过静安寺路一带时，郑苹如突然说，快过年了，要丁默邨陪她去买件皮大衣，丁默邨对这个临时性的提议并没有起疑，两人于是一起走进了西比利亚皮货行。但是，就在郑苹如挑选皮衣的时候，丁默邨突然想起进店时看到周围有几个人正在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多年的暗杀经验让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他将一摞钱丢给郑苹如。说了声：“你自己买吧，我有急事先走了。”就匆匆忙夺门而出。守在门外的杀手没想到他出来得这么快，一个措手不及，踌躇间竟让他很快地穿过马路，等到枪声响起，丁默邨已经钻入车内，呼啸的子弹随即都打在车上，并没有打中匆忙逃离的丁默邨。

枪击案发生后，当局封锁了消息，报纸也没有报道是否有人中枪或死亡。为了探听消息，郑苹如给丁默邨打了一通电话，躲过这场枪击的丁默邨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在电话里他恶狠狠地说：“你算计我，马上来自首，否则我杀了你全家。”郑苹如是有准备的，她装得非常委屈，说自己都被吓病了，丁默邨听了她的话似乎有点动摇，没有再恐吓什么，反而还安慰了她。

这一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郑苹如的身份虽然没有明确暴露，但是作为唯一嫌疑人的她本该尽快离开上海。然而想到丁默邨那句“你算计我，杀你全家”的恐吓，郑苹如决定最后放手一搏。1939年12月24日，那是圣诞节下午，郑苹如出现在舞厅，精心打扮过的她成了舞厅里的一道美丽风景。平日里并不抽烟的她点起香烟，紧紧攥住一个精致的手袋，手袋里放着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她约了丁默邨在这里见面，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丁默邨却迟迟没有出现。突然，几个人出现在她面前，为首的对她说，丁主任“请”您走一趟，郑苹如就这样被捕了。

郑苹如被捕后的一天，她的母亲突然接到了日本宪兵队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讲得很明确，他们很早就知道郑苹如是秘密特工，只是因为她的血统而没有去追究，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要郑钺先生答应出任汪伪政府的司法部长，和日方合作，就可以把女儿还给他。

郑钺急切地想要搭救女儿，可是要做汉奸才可以救出女儿，要成为女儿要刺杀的人的同僚才可以换出女儿，正直的郑钺拒绝了。作为父亲，他知道自己拒绝了最后一次救女儿的机会。

1940年2月，上海的街头还没有一丝春意，极司菲尔路76号更显出肃杀的气氛。春节前的一天，特务们特意提前告诉郑苹如要带她出去走走，让她打扮得漂亮些。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郑苹如被带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汽车一路开过繁华的南京路、静安寺路一带，越走越僻静，一直开到了中山路徐家汇火车站附近的荒地，坐在车里的郑苹如心里渐渐明白了。行刑前，刽子手问郑苹如还有没有什么话说，她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句话：“请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好看些。”这一年，郑苹如年仅23岁。

1943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钺长期忧郁去世。

刺杀敌手，在古代一直是男人的专利，在外交宴会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齐国倚强凌弱掠夺的鲁国的土地；专诸把刀子秘密地藏匿在煮熟的鱼腹之中，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拔刀而起使怨主王僚丧命。而郑苹如作为一个女性，以自己的血殉了父亲的祖国，然而当我看到先是共产党，后来背叛加入国民党又投靠日本人的三姓家奴丁默邨在法庭上，对郑苹如还指三道四泼脏水的时候，真有点怒不可遏，鲁迅评价刘和珍：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1947年2月1日的审判笔录中，有一段涉及郑苹如被害事，审判长朗读李士群妻叶吉卿与吴四宝妻余爱珍（此人后来在日本嫁给胡兰成）的口供（两人都说未参与处死郑苹如），然后问丁默邨：你有何话说？

丁答：吴余爱珍及李士群老婆都说没有，而且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

问：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你陪她买大衣是实吧！

丁答：我没有陪她……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抵赖，世界上最脏最无耻的人总是想把自己的丑事漂白，我们看丁默邨被处决的时候的表现，丁默邨在老虎桥狱中被判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

郑苹如的侄子在童年依稀记得，抗战胜利后，有个女人手提一箱金条来找祖母木村花子，请求木村花子夫人放过丁默邨，后来才知道，她是丁默邨的妹妹。她来过两次，祖母很生气：我不要你的钱！我女儿的尸骨在哪里？

也许细节是最能看出一个人对人间风月的态度，在《陈立夫回忆录》里记载：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后来被蒋介石看到了，蒋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邨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是湖上不识字的清风涂去了丁默邨的卿卿性命，但风是有灵性的，丁默邨死有余辜。

1947年7月5日的正午，那天法警去提丁默邨，他已知道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痪得已不能行走。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像提溜小鸡一样把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作为一代恶魔的他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把他和郑苹如比拟，你真的不知为这样的丑类说什么好，坏也没坏到品味和极致，内心的孱弱到了不如一个女子。

当丁默邨被处决时，长眠在郊区土地里的郑苹如，也许化作了桃花，那是在夜间开的吧。诗人说，那些夜是没有星光的，那些夜是刮着风的，然而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在神话般的夜里，在抗战的深黑的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有人问诗人：春从何处来？

诗人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是啊，真想变作一朵桃花，站立在春天，留下来陪她。

（耿立著：《遮蔽与记忆》，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一艘潜艇引发的风波——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秘闻

彭  华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爱沙尼亚政府为防引火烧身，幻想以保持中立独善其身。然而到9月中旬，波兰潜艇“苍鹰”号意外造访，彻底打碎了他们的旧梦。

求治伤寒误入塔林

1939年8月30日，波兰海军全部五艘潜艇奉命出海，在但泽湾（格但斯克湾）一带执行海上任务。德军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后，德国军舰对波兰潜艇展开了严密搜索和围剿。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有四艘潜艇相继被德军击伤，被迫先后退至瑞典和英国避难，而“苍鹰”号则遭遇了另一番奇特的经历。

“苍鹰”号1939年2月2日列装波兰海军，是一艘荷兰造最新型潜艇，至事发时才服役短短7个月。它与另一艘同级别的“兀鹫”号一道，由波兰在1936年向荷兰订购，而款项则是由全民捐助筹集的。该艇潜水排水量为1473吨，水面航速为12节，装备有12根550毫米口径的鱼雷发射管，总共配有20枚鱼雷。另外，艇上还配备了一门105毫米口径火炮、一台40毫米双联高射炮和一挺双管机关枪，艇上乘员达60人。

9月4日，“苍鹰”号驶离了但泽湾。驶入波罗的海后，潜艇上的空气压缩机出现机械故障，潜艇马上驶往瑞典哥得兰岛南端修理。在岸边维修时，艇长克洛奇科夫斯基突染重病，病征酷似伤寒。9月12日，因担心此病传染其他人，“苍鹰”号决定去芬兰湾中立港寻求医治。

9月14日深夜，“苍鹰”号悄悄抵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港。次日凌晨，克洛奇科夫斯基被救护车送入医院。经当地医生诊断确定，艇长只不过是劳累过度，身体并无大碍。因被暂留医院静养，克洛奇科夫斯基没能赶上后来发生的事。

“苍鹰”号抵港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德国人耳朵里，德国使馆随即向爱沙尼亚提出扣押潜艇的要求。正当两国官方进行交涉时，“苍鹰”号官兵听到了风声，决定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天公不作美，9月15日白天，一艘名为“塔拉塔”的德籍货轮将离港回国。按照国际海洋公约的规定，交战国军舰或民船若在同一中立国港口，则两船离港时间须相隔24小时以上。碍于这一规定，“苍鹰”号被塔林港务当局滞留了一天。这一耽误不要紧，潜艇最后被爱沙尼亚政府强行扣留。

就如何处置波兰潜艇，爱沙尼亚军队总司令拉伊多内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卸掉潜艇上的鱼雷、弹药和火炮尾闩，没收航行海图和导航仪器，全体艇员则要“请进”岸边的兵营。9月16日，仍心有余悸的爱沙尼亚官方又做出决定，下令抽干潜艇上的全部燃油。同一天，当地报纸向外界发布消息，披露了波兰潜艇被扣的新闻。

尽管爱沙尼亚上层十分重视，但下边动作起来却打了折扣。偌大的潜艇只派了两名士兵看管，一人待在操纵室内，另一人则在上层甲板闲溜达。仍在9月16日白天，为方便港口塔吊作业，以顺利卸载剩余的6枚鱼雷，潜艇艇首被转向了大海。

波兰潜艇逃离火坑

9月17日，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苏联开始对波兰兴师问罪。波兰和英国驻塔林使馆闻讯后，马上向被扣波兰水兵通报了这一消息。波兰官兵觉得形势已越发险恶，在艇长助理格鲁津斯基和鱼雷长皮亚谢茨基的倡议下，大伙儿决定立即夺艇逃命。9月17日恰好是个星期天，拆卸潜艇武器的事就搁置了下来，这为波兰人出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当晚夜深人静时，准备充分的艇员们偷偷摸出舱室，几下就制服了两名警卫，夺回了潜艇。艇上的柴油发动机启动后，潜艇急速向大海方向驶去。潜艇深夜离港，引起了附近艾格纳岛上岸炮部队的警觉，遂向潜艇前方开炮警示。打过几炮之后，潜艇停了下来，岸炮停止了射击。正当对方以为潜艇不敢妄动时，“苍鹰”号悄悄注入压舱水，快速潜入水下，转眼不见了踪影。

9月18日天亮后，尴尬的爱沙尼亚政府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各国驻塔林使馆及当地媒体都接到了通知：深夜三点钟左右，被扣的波兰水兵夺艇而逃。此前已从艇上卸下14枚鱼雷、运走炮弹并拆下火炮尾闩，但艇上仍余有6枚鱼雷。当班的爱沙尼亚哨兵奋力阻止，但也被波兰人随艇掳走。

此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柏林报纸纷纷指责爱沙尼亚人失职，塔林当局迫于压力，开始调查这一事件。一天后即9月20日，塔林当局解除了海军司令及海军参谋长的职务。随后的调查结果表明，不能证明有人故意协助波兰人逃跑，但本国水兵的所作所为却间接帮了他们大忙。因普遍对波兰人的境遇颇为同情，水兵们对潜艇的缴械工作进展迟缓，也未将波兰水兵从潜艇硬行驱赶上岸，更没有抽取潜艇上的油料。

9月21日天亮之前，“苍鹰”号在哥得兰岛附近浮出海面。波兰水兵放下一条舢板，放开了那两名爱沙尼亚警卫，并送给他们一瓶威士忌、几听罐头、一些面包干，外加一封给爱沙尼亚官方的信。信中郑重声明，这两名警卫是被武力挟持的，不必因失职而为难他们。就任代艇长的格鲁津斯基为表示歉意，随后交给两人100美元，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坐头等车厢回国。两名警卫在海上划桨前进了8海里，随后登上了哥得兰岛。9月24日这天，这两名爱沙尼亚水兵从瑞典乘上飞机，返回了祖国。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波兰潜艇在没有导航设备和海图的情况下，后来竟能穿越丹麦海峡和北海，最终抵达英国。很有可能的是，英国人把导航仪及海图藏在酒箱中，暗中送给了他们。因为在9月17日，英国使馆人员曾登上潜艇，向波兰官兵透露苏联出兵波兰的消息，并向水兵们赠送了一箱威士忌。但对于外界的这种猜测，英国人则矢口否认。

苏联觅得天赐良机

进入公海后，波兰潜艇既可驶向瑞典，也可逃往英国，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对德国和苏联船只形成威胁。不过，德国人对潜艇逃逸似乎并不十分介意，柏林并未发出任何措辞强硬的外交照会。德国大使来到爱沙尼亚外交部时，甚至还不无同情地说：“他们这一跑可好，你们可要摊上一大堆破事了！”几天过后，德国海军武官冯·博宁来到爱沙尼亚海军司令部，但他也没向惴惴不安的爱沙尼亚官员提出抗议。

与德国人的无所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对此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9月19日，《真理报》发表了一份塔斯社的声明，原话如下：“有充分证据表明，在波罗的海国家某些政府人士庇护下，波兰潜艇兵目前正隐藏在这几国的海港之内。据一些情报显示，除波兰潜艇外，那里还藏着一些其他国家的潜艇。由此推测，在9月18日，爱沙尼亚当局蓄意放走了波兰潜艇。我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将采取必要措施，对隐藏在波罗的海水域的潜艇加以防范。”就在苏联发表声明之时，波兰三艘潜艇——“猞猁”号、“野猫”号和“兀鹫”号都已被瑞典扣留（直到战后才物归原主），而另一艘“野狼”号则在9月20日逃到了英国。

除利用报纸大造声势外，苏联还通过广播电台向爱沙尼亚持续施压。9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爱沙尼亚大使，谴责该国帮助波兰潜艇出逃，并威胁说，苏联海军将进入这个邻国海域，以搜寻波兰潜艇。

9月19日当晚，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派出军舰数艘，开始在塔林湾内的艾格纳岛和纳伊萨尔岛之间巡逻。为炫耀武力，九架苏联飞机也到塔林上空低空盘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曾建议在沿海水域布设水雷，以阻止苏军水面舰艇，但被总司令拉伊多内否定了。他忧心忡忡地对属下说，如果真有哪艘苏联军舰触雷的话，立刻就会为莫斯科猛烈报复提供口实。鉴于形势紧张、寡不敌众，爱沙尼亚政府只得按兵不动。随后数日，苏联军舰和飞机继续出动，反复闯入爱沙尼亚领海与领空。9月20日，拉伊多内再度明令岸防部队，不得向入境苏军开枪开炮。

9月21日，意大利驻塔林使节向国内发回过一封电报，描述了那里的情况：“这里阴云密布，人心惶惶。以潜艇逃逸为借口，苏联军舰不肯离开爱沙尼亚水域，并严密封锁了海岸，可能是在为随后的占领做准备。苏联军舰的示威和部队在边境集结，旨在迫使爱沙尼亚放弃徒劳无用的抵抗，乖乖束手就擒。”

苏联对爱沙尼亚可谓多管齐下，一边大军压境，一边与其举行贸易谈判，并同时展开政治交涉。莫洛托夫邀请爱沙尼亚外长瑟尔泰前往莫斯科，与之磋商解决途径。他毫不客气地说：“波兰潜艇事件无可辩驳地表明，爱沙尼亚政府要么不想，要么无力维持好本国秩序，而这都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莫洛托夫还指责说，据苏联掌握的情况，爱沙尼亚有人帮波兰人修好了潜艇，并为其补给了燃油和食品，一手策划了潜艇逃跑。

苏军顺势进驻爱国

讲完这番话后，莫洛托夫随即向瑟尔泰提出建议，要他马上给爱沙尼亚总统或总理打电话，向他们讲明利害关系，劝其同意签署两国间的“互助”协定，允许苏联海军和空军进驻本国。瑟尔泰则极力向苏方解释说，在“苍鹰”号潜艇逃逸事件中，爱沙尼亚严格遵守了国际法，所发生的一切皆属意外，且苏联并未向波兰正式宣战，所以苏联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莫洛托夫根本不听瑟尔泰的辩白，只将早已拟好的协定文本交给了他。第二天，爱沙尼亚外长乘飞机悻悻地返回本国，向本国政府及国会带去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选择余地不多，要么与苏联签订条约，要么坐以待毙。就在此时，苏联新组建的第八集团军已在爱沙尼亚边境全线展开，战争一触即发。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以《不明潜艇击沉苏联轮船》为题，首篇报道是这样说的：“塔斯社列宁格勒九月二十七日电：九月二十七日傍晚六时许，在纳尔瓦湾水域，一艘不明国籍潜艇发射鱼雷，致我排水量四千吨的‘五金工人’号轮船沉没。船上二十四名乘员中十九人获救，另外五人下落不明。”

次日，塔斯社再度发布消息，称苏联“先锋”号货轮遭不明潜艇攻击：“九月二十八日，我‘先锋’号船长用电台通报说，昨晚两点左右，在纳尔瓦湾入海口，该船遭不明潜艇袭击，使其被迫触礁。我水下特种作业队派出救援队，火速赶往了轮船出事地点。船上人员已脱离危险。”

在上述报道中，塔斯社尽管未直接提到波兰潜艇，但显然在暗指它为罪魁祸首。9月24日下午1点30分，苏联海军“列宁格勒”号军舰向艾鲁斯海峡乱轰了一阵，其中三发炮弹落入水中，一发坠入岸上林地。苏联官方人士随即宣称，此举旨在打击爱沙尼亚港内的波兰潜艇秘密基地。同一天，三架苏联战机飞至该国萨列马岛上空，连续盘旋了半个多小时。

9月26日，爱沙尼亚议会两院举行联席会议，就军事和外交形势展开讨论。所有与会者心里都很清楚，苏联的建议无异于最后通牒：倘若拒绝签约，必将面临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而倘若就这样签署协议，则意味着将沦为苏联的保护国。还有一点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能实实在在地拉上爱沙尼亚一把。面对亡与降的两难抉择，为了保证民族血脉世代相传，大家一致同意接受苏联的条件。

1940年9月28日，苏联和爱沙尼亚在莫斯科签署了“互助协定”，爱沙尼亚就此允许苏联红军进驻本国领土，并在帕尔迪斯基城、哈普萨卢城、萨列马岛和希乌马岛修建海军和空军基地。

波兰水兵魂归大海

那么逃离塔林后，波兰潜艇又去向何处了呢？原来，“苍鹰”号向北驶向了分属芬兰和瑞典的奥兰群岛，打算在那里伏击第三帝国的运输船。当时的情况是，德国轮船频繁地往返穿梭于瑞典和德国之间，运去德国急需的铁矿、镍矿和原木。所以在瑞典水域之外，海上伏击的最佳地点应是波罗的海南部，而不是奥兰群岛的海峡之间，故而格鲁津钦斯基艇长选择的地点令人费解。

10月7日，长时间搜寻敌船无果后，考虑到燃油难以为继，“苍鹰”号便折返驶往英国。10月14日，从塔林出逃27天之后，“苍鹰”号终于顺利抵达英国的罗赛特港。英国官兵踏上“苍鹰”号后发现，剩下的6枚鱼雷仍静静地躺在发射管内。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苍鹰”号与苏联货船“五金工人”号和“先锋”号毫无干系。

至于苏联货船事故的谜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芬兰学者揭开。通过研究芬兰的二战资料，尤其是1941年落入芬兰军和德军之手的苏联海军战俘的供词，芬兰历史学家尤基·米亚克尔写了一书，名为《深入敌后：战时的芬兰情报机关》。书中披露：苏联货轮被击沉事件是人为蓄谋的，是由苏联权倾一方的高官日丹诺夫一手策划的，他当时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兼波罗的海舰队军委委员，是他向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下达命令，再由后者具体实施了计划，并动用了一艘303号“狗鱼”型潜艇。

很显然，“先锋”号被袭实属子虚乌有。至于“五金工人”号，它的确被派往了纳尔瓦湾，然后停在了浅水区，为的是沉没后船桥能露出水面。该轮船员到达指定水域后，便换乘登上了与之随行的“乌云”号护卫舰。人员撤离之后，“狗鱼-303”号潜艇游至此处，浮在水面向“五金工人”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但因炮手技艺不精，这两枚鱼雷都脱靶了。拥有三根450毫米发射管的“狗鱼-303”调整艇位，决心干脆对“五金工人”号来个抵近射击。第三枚鱼雷发射出去后，“五金工人”号应声没入浅滩，海水恰好淹至上层甲板。随后，在救援队赶到之前，各路记者蜂拥而至，用照相机对着沉船拍个不停。

从1939年11月起，在随后的七个月时间里，“苍鹰”号潜艇加入了英国海军战斗序列，成为皇家海军第二潜艇战队的一员，但继续悬挂波兰国旗，并仍由原波兰水兵操控。在这段时间里，它只击沉过一艘吨位为5260吨的德籍货轮“里约热内卢”号。1940年6月8日，“苍鹰”号在北海不小心撞上水雷，被炸后迅速沉入大海，全体官兵无一生还。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波兰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这段经历的文章。1961年，波兰出版了关于本国舰队史的书，又对“苍鹰”号做过详尽记述。后来，根据“苍鹰”号的非凡战斗经历，波兰还拍摄了一部描写它的传奇故事片，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在苏联火爆上映过。

从“苍鹰”号卸下的物资价值约为50万克朗，拉伊多内在11月6日下令将其充公。但与爱沙尼亚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相比，这点蝇头小利实在有点儿得不偿失。“苍鹰”号逃跑后，它对德国人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却对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命运造成了毁灭性冲击，当然这并非波兰潜艇兵的本意。莫斯科抓住波兰潜艇“苍鹰”号猛做文章，实际上是在释放政治烟幕，即使没有这一桩事儿，苏联也会随时找到其他借口，爱沙尼亚早晚也要难逃噩运。

三国一同并入苏联

众所周知，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对东欧版图进行了划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加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实际控制，苏联分别向它们提出签订《互助及共同防御协定》的要求。

从1939年10月18日起，苏联红军大踏步地挺进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至1940年1月1日，进驻爱沙尼亚的苏军官兵达20954人，比这个国家军队的总人数还多1/2，可谓阵容强大，势不可挡：在爱沙尼亚的各机场，驻扎着苏联空军两个歼击机团和两个轰炸机团；在塔林港和罗胡曲拉港，锚泊着苏联各型军舰；在该国岸边，红海军开始架设海防岸炮和防空高炮。

10月29日，在评论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协议时，斯大林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可使我们将它们纳入苏联影响的轨道。我们不要将他们苏维埃化，而要等他们自己这样做。”

过了7个月，这个时间算是等到了。在1940年5月10日发起的法国战役中，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军队遭到惨重失败。从5月26日到6月4日，40个师的盟军从敦刻尔克撤往英伦列岛。确信英、法已在战场遭受重挫，无暇顾及波罗的海三国，斯大林便开始放手彻底解决“波罗的海问题”。

1940年6月10日，苏联舰队和空军接到了封锁波罗的海三国领海领空的命令：强行扣留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港口驶出的所有船只，对飞离这三国的不明国籍飞机开火，禁止“法西斯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离境。（从1940年8月到1940年6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这三个共和国受到惩罚的人约占总人口的15%，近百万人被杀或送往苏联偏远地区。）

1941年6月14日，在执行封锁命令时，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击落芬兰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机一架。飞机坠海后，机上9人与之一同葬身鱼腹，其中包括两名芬兰飞行员、两名法国使馆人员、一名美国使节、两名德国企业家、一名瑞典公民和一名爱沙尼亚公民。

6月14日，爱沙尼亚政府接到了苏联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紧接着，6月16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收到了类似的最后通牒。）通牒中强硬地要求该国政府，立即建立一个令莫斯科满意的政权。此外，最后通牒还说，“苏联驻军的人数将重新考虑”。6月17日，“红军补充部队”开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其兵力为10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旅。同时，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驶进了这三国的所有港口。

依仗苏军枪炮和大批苏联间谍撑腰，当地共产党人也活跃起来，并在6月21日宣布，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政权。在苏联坦克助威下，爱沙尼亚议会举行了一个走过场的选举，从而建立起一个亲苏政府，诗人瓦雷斯就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劳里斯京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随后，苏联控制的各个亲苏政府相继宣布，将分别自愿加入苏联，成为整编后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一员。1940年7月22日，爱沙尼亚正式并入苏联。稍后，立陶宛在8月3日加入苏联，而拉脱维亚则在8月5日加盟。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之前，即1940年7月11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就已通过设立新军区的决议，波罗的海军区就此提前诞生。

就这样，以一只逃逸的波兰潜艇为切入点，继彼得大帝的第一次“北方战争”之后，苏联再次将波罗的海三国揽入了自己的怀中。

（《书屋》2009年第11期）

甘地与情欲

杨曙晨   胡丽丽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印度的国父与圣雄，国大党的领袖，自治运动的领导者。

他名垂青史并不在于上述头衔，而在于思想上对后世的贡献。甘地的主要思想有：非暴力、追求真理、禁欲等。甘地禁欲有其独特之处——即带有鲜明的苦行色彩。甘地的生活尤其是在情欲方面是禁欲生活的典范，丘吉尔戏谑地称他为“半裸游方僧”。印度文明之外的人难以理解、接受甘地这种苦行的禁欲生活。但是从这种禁欲生活中，我们看见了圣雄甘地“乞丐外衣下的伟大灵魂”（印度诗人泰戈尔语）。本文正是通过对甘地“绝情”的追忆与解读，以期读者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一、甘地的情欲观

甘地承认，对他来说征服微妙的情欲比武力征服世界要困难得多。自从回到印度后，他体验到了内心潜伏的情欲，并为此而羞愧，尽管他没有被击败。但是因为情欲，甘地没有尽到为人之子的孝道，此外情欲还几乎使甘地陷入对妻子不忠的境地。

甘地十三岁结婚，耽溺爱欲，甚至在父亲病危之际犹且贪恋床笫，以致未能在最后一刻亲视含殓，这使十六岁的甘地愧痛交加，视为终生不能洗刷和忘怀的污点。

一位请吃羊肉的朋友还将甘地带入妓院，把该怎么做都告诉了他，甚至预先结了账。在这个淫邪之地，甘地几乎哑口无言。当他坐在一个女人身边时，舌头打结，不知所措。那女人对甘地失去了耐心，于是一边辱骂，一边将他赶出了门。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坦承，是神灵的庇佑，把他从邪恶之中拯救了出来。

1900年~1906年，甘地有过两次禁欲。这两次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生育。甘地认为动机不是最高尚的，所以导致了失败。1906年的南非爆发了祖鲁人反对英国人的“叛乱”。甘地在纳塔耳政府中供职，这份工作使他产生了自我控制性欲的强烈想法。在“平叛”的六个星期中，禁欲的念头在甘地心中越来越强烈。

于是在1907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甘地庄严地向妻子加丝杜白立下了节欲的誓言。这时的甘地三十七岁，正值壮年的他性生活便正式结束了。

时过三十年，甘地六十七岁的一个晚上，他睡梦醒来之后发现了自己的性欲冲动。后来他供认：“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为这件令人诚惶诚恐的事情，他感到诧异不解，心神不安，发誓六周内缄口不言。这次噩梦是邪恶力量对其精神力量的挑战。他决心奋起应战，坚忍不拔地坚持下去。

为了彻底根除自己身上一切欲念的残余痕迹，甘地进一步加强了与女性接触的机会。每天他都吩咐一位年轻的女子为他按摩。他往往一边接受按摩治疗，一边和来访者交谈，或者和国大党领导人讨论问题。此外甘地还和侄孙女摩奴同床就寝数夜，甘地恪守他的禁欲誓言，摩奴遵守其贞洁表白。他们安然入睡，心里充满母女之间的绵绵纯洁情意。

甘地曾经这样说过，对真正的节欲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生殖器仅仅起到象征性的作用，而决不能产生其他功能。他们的精液能转变为强大的动力，输往人体的各个部位。一位尽善尽美的节欲主义者必须能够睡在赤身裸体、花容月貌的女性身边，但丝毫不为其艳丽姿色而心荡神摇。

二、甘地战胜情欲的秘诀

那么甘地是如何做到睡在赤身裸体、花容月貌的女性身边，却丝毫不为其艳丽姿色而心荡神摇的呢？

第一，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思想上要自我约束。控制住了思想，禁欲才会变得自然。控制住了思想，控制言谈和行为就像孩子玩耍那么容易。此外甘地还引用《薄伽梵歌》之中的诗句来佐证他的观念：“清心养性，外物难扰，食色之欲自绝也。”

甘地还列出了思想上要自我约束的具体措施，即精神每时每刻要控制住肉体。没有自觉精神对肉体的自律和自制，身体就会沦落为情欲的游戏场。反之，身体则是自我亲证的圣殿，没有任何放纵的余地；要让思想充满美好的想法，男人应该把每位女子看成他的母亲、姐妹或女儿。没有人会对他的母亲、姐妹或女儿有不纯洁的想法。同样，女人也应该把每位男子视为她的父亲、兄弟或儿子。当胡思乱想时，人要不断虔诚地重复神的名字，并坚信最终的胜利必将到来。

第二，要使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一定量的体力劳动是必需的。白天的疲劳会带来恢复精力的无梦睡眠。不参与体力劳动的人，则要参与运动。甘地认为长时间的露天散步是最好的活动方式，切不可让身体成为味觉的奴隶，禁欲者应当控制好自己的饮食。他们的饮食应当清淡简单、不放香料、尽量生吃。理想的食物是水果和坚果，在南非时，甘地每日只吃这两种食物，根本不需特别的努力就能做到禁欲。绝食也有助于禁欲。“绝食者其情可现，情之所求消逝尽”。

第三，重视誓言在禁欲之中的作用。甘地认为禁欲不成功，是因为缺乏意志。一个人不敢发誓言就将沉沦于诱惑，只有立誓言才能使人远离放纵而过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生活。甘地在凤凰村立下禁欲誓言之后，誓言成为他抵制诱惑的屏障，誓言使他实现禁欲的可能性日渐增长。

第四，提倡库赫尼发明的摩擦浴。具体方法是用一块柔软的湿布轻轻地摩擦外生殖器，同时撒上冷水。在摩擦之前，包皮应盖住龟头。冷水之中应放进一个板凳，与盆中水的高度和座位相近。病人坐在凳子上，两腿放在浴盆外，生殖器位于水面，轻轻的摩擦，千万不可引起疼痛。在甘地看来这种摩擦浴不仅能起到清洁生殖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还能使人产生对精液流出的反感。人们因此而发现禁欲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三、甘地战胜情欲的思想基础

古语云，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但是圣雄甘地借助上述的一套禁欲方法，却成功地抵制住了被认为是天底下最大诱惑的情欲。甘地为何要主动地禁欲呢？

首先，受其自身生活环境的影响。印度教文明推崇的不是现实生活的成功与享乐，而是追求“梵我一体”——即生物个体的灵魂阿特曼（Atman）与宇宙中最高的神梵天合而为一。而禁欲正是实现与梵合一的过程。词源学的解释禁欲能更好地说明禁欲的内涵。禁欲一词Brahmacharya是由Brahma和Charya构成。Brahma是梵天之意，Charya是指行为的过程。禁欲（Brahmacharya）即是对Brahma的追求过程。甘地身为一个印度教毗湿奴派信徒，每日起早诵读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因此难免要受到印度教“梵我一体”思想的影响。

其次，出于领导非暴力运动的需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谋求印度自治与独立的手段。这项运动需要一批杰出的非暴力主义战士。禁欲正是对这些战士的素质要求。他曾经说过，一个拥戴非暴力主义的真正战士，不管是男是女，必须首先节欲，并战而胜之。一支理想的非暴力军队，需由摆脱性欲要求的士兵组成。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人的精神可能在关键时刻一触即溃。为了把侄孙女摩奴培养成为一名白璧无瑕的杰出女战士，甘地甚至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她同床数夜，来纯化年轻的摩奴。

最后，为了更好地完成所肩负的尘世使命，甘地确信只有在房事上禁欲，只有摆脱缠绵于内心深处的情欲，人才会勇进不息，事业斐然。精液不是用于满足快感，而是用于生殖，以及提高人的智力、体力和精神力量。学会保存它的人会发现健康只需要很少的食物，也可以完成一项体力劳动，开动脑筋也不容易疲劳，也不会流露出常见的衰老现象。

甘地说过，想要为国家服务的人，他们必须过独身生活，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婚姻只是把一位妇女带进男人的生活，在特定意义上，他们成为朋友，今生与来世永不分开；我不认为我们的婚姻观念中一定要有情欲。

帕斯卡尔曾经讲到过三种伟大：一种是帝王、首领的伟大，一种是精神、理智的伟大，还有一种是仁爱、心灵的伟大。这三种伟大层层递进，后者比前者更高。甘地的伟大是一种平凡、节制的心灵伟大。

（《书屋》2010年第1期）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杨银禄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三十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日、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0五医院赶走，说：“三0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张春桥一言不发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对张春桥进行了两次批判，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对《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月21日、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3日，张春桥就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张春桥认为，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会提议他任国务院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对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的强烈不满。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

说到这里，张春桥没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发。

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住进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正常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黄  钟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馆、咖啡厅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丘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的，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到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到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的，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拥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以《〈鲁迅传〉座谈记录》为中心

葛  涛

本文据未曾公开的史料，重点分析：在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过程中，官方如何通过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来表达政治目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奉命创作”与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之间的矛盾与艰辛。

一、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缘起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超越鲁迅”的口号。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先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才能谈到所谓的“超越鲁迅”，为此，他指示上海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拍摄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鲁迅。

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便指定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撰写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剧本。1958年12月，叶以群写出了电影剧本《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因为当时北京方面也准备撰写关于鲁迅的剧本，所以只写鲁迅在上海的一段），次年3月又写出了修改稿，但是上海有关部门对此剧本意见不一，认为像纪录片，不像故事片，还要重新修改。

1960年初，叶以群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抽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剧本的情况，周总理指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石西民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就指派上海电影局长张竣祥和叶以群在1月7日晚上邀请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拍摄反映鲁迅一生的电影。

在这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周总理在听取有关人士的汇报后，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

1月29日，石西民在上海召集会议，宣布了创作电影《鲁迅传》的人员名单，陈白尘、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等人负责创作剧本；陈鲤庭、赵丹、蓝马、于蓝、石羽、谢添、于是之等人负责摄制工作，正式启动了《鲁迅传》的创作工作。[1]

这部被定位为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片的影片不仅深受电影艺术家的重视，汇集了国内一流的剧作家和演员，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主管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多次召集创作和摄制人员谈话，周总理也亲自解答创作组的疑难问题，并为剧本定下了基调：“《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2]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官方的高度重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创作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可以以“中央亲自抓”的名义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极大地促进剧本和影片的创作，但同时又因为各级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使剧本的创作受到了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这部历史巨片的夭折。

二、电影剧本《鲁迅传》的《详细提纲》、一稿和二稿

在周总理于1960年4月3日解答《鲁迅传》创作组的疑难问题并就影片的基调作出详细指示之后，4月8日，《鲁迅传》顾问团团长夏衍召集《鲁迅传》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夏衍在讲话中指出：（1）剧本要写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2）剧本反映鲁迅接受党的领导，“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可以采用“鲁迅自己文章中的精炼的话”或“在旁人的话中点出”。（3）剧本“从辛亥革命开始时比较妥当的”，（第一部）“自日本回国，满腔热血，要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但革命失败了，他陷于失望之中；第二部开始，大革命失败了，又是一个大失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完全绝望了，看到无产者才有将来，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从结构上讲也很好”。（4）“鲁迅的性格要全面写出来，光写硬骨头是不行的，他很风趣，但原则性强，一翻面，不认人”。（5）“关于人名问题可以真真假假一番”。（6）关于王金发如何写的问题，“王的事迹要核一核”[3]。

夏衍的这番讲话不仅明确指出了创作《鲁迅传》剧本的政治目的，而且也指出了剧本应采取的篇章结构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等，从而为剧本的创作指明了方向。《鲁迅传》创作组很快就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剧本提纲草案》。

4月16日，夏衍又召集了《鲁迅传》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陈白尘介绍了剧本的初步构思：剧本分八段，“上部断在北伐和大革命失败，下部结在长征胜利”。茅盾、巴金、周建人、阳翰笙、邵荃麟等人对剧本提纲草案进行了评议。茅盾说：“关于结构问题，主要根据历史事实，有些地方允许虚构。私人生活可以避开不写。（夏衍插话：对海婴可以写一些，这样便于表现鲁迅的人情味。）这可以写，但分量不多。”

巴金指出：“凡是合乎鲁迅性格的，可以创造一些，不必完全拘泥于事实。对反派人物，可以夸张一下。有些人物可以集中概括；有些人物与戏的关系不大，可以不要。”邵荃麟指出：“写鲁迅要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另外“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说‘鲁迅在五四前后是进化论，1927年以后才转变为阶级论的’，这个说法，不够恰当。人的思想不能分割，不能一刀切的。”

夏衍最后强调指出：“整个戏最主要的两点：第一，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第二，是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鲁迅的进步实际上是靠拢党，思想上起了变化的结果。鲁迅和党的关系早在广州就开始，不是直到左联才开始的，更早的还有李大钊，这条线应该写出来。”[4]

创作组在听取了顾问团各位成员的意见之后，又得到了奉陈延年之命与鲁迅联系的原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徐文雅提供的鲁迅与陈延年会见的资料，并赴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到上海开始创作剧本详细提纲。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剧本上集的提纲共分四章：第一章“辛亥革命时代”，第二章“五四时代”，第三章“五卅到三一八”，第四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描述了鲁迅从执教绍兴到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斗争经历，并重点突出了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等人的亲密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剧本详细提纲》按照夏衍等领导人的指示，突出了共产党对鲁迅的影响和领导，但是没能把握好鲁迅和共产党亲密关系的度，以至于太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了。

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

最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还是个老问题，从辛亥革命起，中国历史还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为背景，洋人这条线不清楚。毛主席讲鲁迅反帝反封建很彻底，鲁迅的对手是洋人，在戏里这条线不清楚。……第二，鲁迅在前集中调子高了，下集难以为继。……在第一部中已经有些像共产党员了，虽然不是党员，但有的地方看来好像比党员还坚决，这样，后集难以为继了。鲁迅是硬骨头，有坚定的原则性，但表现形式应前后有所不同，到后来在党的影响、领导下，才更加光彩。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时和后来写《阿Q正传》，对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站的地位是同情的地位，……（农民）实际上不是不争，广大人民在进行无数次的斗争……鲁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夏衍最后指出：“骨架基本上不动，结构再坚实一点，可删一些，可增一些，《鲁迅传》搞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有戏。”[5]

创作组按照夏衍的指示开始创作剧本，陈白尘负责创作剧本的上集，柯灵、杜宣负责创作剧本的下集。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这是剧本的第一稿。该稿在《剧本详细提纲》的基础上吸收夏衍等人的意见作出了部分修改，有所进步，但是篇章结构未动，仍然分为四章。另外，描写鲁迅革命活动内容的章节仍然较多，鲁迅的革命色彩仍然比较突出。

陈白尘稍后又对该稿作了局部修改，然后刊登在1961年2月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这是剧本的第二稿。该稿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原来的篇章名称，另外增加了描写鲁迅和农民的关系以及鲁迅在“五四”期间的文化活动的内容。剧本发表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一些高校师生还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剧本。为了听取各方面对剧本的意见，林默涵在3月6日召集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的会议讨论这一剧本，同日，夏衍也在上海召集创作组和摄制组人员开会进一步讨论剧本。笔者所搜集到的这份资料就是林默涵主持召开的这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

三、《〈鲁迅传〉座谈会纪录》的主要内容

从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陈白尘、唐弢等在京的创作组成员，有林默涵、许广平、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陈荒煤（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等在京的顾问团成员，有章廷谦（川岛）、曹靖华等与鲁迅有交往的人士，此外还有严文井（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何其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袁文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陈笑雨、李希凡、袁水拍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会议由林默涵主持。

陈白尘向大家介绍了剧本第二稿的修改情况：

这次修改，主要改了两点：

第一，加强鲁迅和农民的关系。这主要在第一章里，表现在他和闰水、阿冬等人的关系上。幼年时代的鲁迅和农民的关系较深，但很难写，很难集中。要写，可能写得很长；而且幼年时代抒情的东西多，和后面的生活统一不起来，又不敢放手虚构，因为没有资本，真是捉襟见肘。

第二，关于五四运动。“五四”包括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上次稿对后者着笔太多，这次着重在写《新青年》。鲁迅和“五四”直接关系的材料极少，只是在当天向刘半农等人询问过运动的情况，十分关心。他主要是参加《新青年》活动。但是关于鲁迅与《新青年》关系的材料也不多，除了《〈呐喊〉自序》等文章以外，只有关于《新青年》的几封通信，第二章中关于《新青年》的一场戏就从这几封信中化出来的。大钊同志对鲁迅作品很赞扬，李星华的文章曾着重提到过，另外，从鲁迅日记中看出，他们之间通过不少信。第二章中即“五四”时代，只能尽量突出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来写出鲁迅，除此，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关于胡适的材料是不能虚构的，不然，将来他要否认。《新青年》这一次编辑会议虽没有根据，会上的话却有根据，他的思想都有根据，思想他是赖不掉的。

从陈白尘的上述介绍中不难看出他创作剧本的艰难：首先要尊重夏衍等领导人的意见，写鲁迅与农民的关系，这是为了突出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色彩，以便描写后来鲁迅在广州时受到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后的思想转变；其次，为了写出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活动，突出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关系，不得不从有限的资料中虚构鲁迅与胡适在《新青年》编辑会议上的争论的情节；另外，还要按照政治要求，有意地突出李大钊对鲁迅的引导，并同时回避鲁迅和陈独秀的联系。

从会议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与会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按：以下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鲁迅传〉座谈会纪录》）：

（1）关于鲁迅形象塑造的问题

剧本中为了突出鲁迅的斗士风采和革命性多处描写到鲁迅怒斥对手的场面，部分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许广平说，剧本在许多地方写到鲁迅怒气冲冲，这不符合鲁迅的性格。“鲁迅就是对敌人说话也不都是怒气冲冲的，他的笔调很凶，见了人并不那样。”李希凡认为：“鲁迅的性格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同时又很老练，有幽默感。剧本强调了严肃的一面，后一面比较弱。”

川岛指出：“有好几处写到鲁迅‘双目怒视’、‘怒目直视’等，自然用眼睛表示鲁迅的感情是需要的，但不要过了，鲁迅不大这样。”曹靖华也指出：“用《鲁迅传》作题目，就要更全面、更广阔地表现鲁迅紧张、严肃、战斗的一生。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当然应该突出表现，但是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有所谓鲁迅的讽刺、幽默的一面也应该稍有表现。因为这是鲁迅的武器之一，这讽刺武器的威力，有时并不亚于投枪、匕首，这也应该适当表现，现在剧本中后一方面表现得似觉不足。”

一些与会者也对剧本中关于鲁迅性格的描写提出了批评。唐弢说：“节奏太急促，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生活写得少了些。如果拍三、四部片子，波澜起伏就可以处理得好一些。上集他是独身的，下集里家庭生活是否可以多一些？有些生活细节对刻画他的性格有帮助，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他的性格。”

曹靖华也指出：“鲁迅也很有风趣，很随便，真所谓嬉笑怒骂皆成学问，对同志很亲切，这是他为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敌人善于讽刺，这讽刺有时令敌人感到连地缝也钻不进去。因而对剧本写的鲁迅，作为一个全面的活生生的鲁迅来要求，还不够。……剧本中把鲁迅写得过于严肃了，实际上他对同志很风趣、很随便，但在风趣、幽默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因而，不要把鲁迅写的只知‘冲啊、冲啊’的，这样太单调了。”

剧本也写到了鲁迅幽默风趣的一面，但是不太真实。何其芳指出剧本中写鲁迅的幽默的一面不太像，如“鲁迅说‘张棣华万里寻……未婚夫……’，这种玩笑不像鲁迅的口吻”。川岛也指出：剧本多处写到鲁迅摸着脑门激动地说话，但他不大见鲁迅这样。

剧本中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描写也引发了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陈笑雨指出：“剧本中说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估价完全正确，恐怕不一定，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封建王朝，而且鲁迅对农民的估计太消极了，恐怕不一定完全正确。”

何其芳认为：“鲁迅不但是文学家，也是革命家、思想家，要表现他的思想，现在感到思想方面还不大够。鲁迅突出之点是思想的深刻，有他的特点，虽然有些地方有限制，例如对群众的看法，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有他的偏颇之处，但是这些地方仍旧有他的特点。我感到不足之处就在这里。关键在于怎么理解他的特点。”

严文井指出：“要写好鲁迅，必须写他的发展，写他的早期和后期的不同特点，他思想上的进展，他后期所达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早期都达到的；如果写他一开始就什么都达到了，一则不合乎事实，二则后面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因而那真正的高峰就不容易突出。现在的剧本，这一点虽然注意到了，但还不够鲜明，（何其芳插话：鲁迅早期有不足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地方。）当然，也应该写早期的鲁迅的独到的深刻的地方。如果把他的发展写得更加鲜明一些，教育意义就会更大。鲁迅的道路，不是一点曲折都没有的，既是道路，那么就有高低有曲折，我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要回避。表现了这些东西决不影响鲁迅之所以伟大，也许，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深刻地表现鲁迅伟大之处。剧本的不足处，就是使人感觉一开始好像鲁迅各方面就都定型了，什么都已完成了，看不出早期的鲁迅身上有什么限制性。”

川岛也指出：“鲁迅的进化论的思想怎样抛弃的？这个发展变化过程表现得还不够鲜明有力。”

（2）关于剧本艺术上的问题

一些与会者对剧本的结构提出了意见。川岛指出：“剧本是用鲁迅各个生活片段凑合起来的，是个平面的东西，平铺成为一大块，好像抽掉哪一段，也都可以，与其他各段不发生必然的联系。随便抽掉一段，也不影响全剧，只是短些小些，因而剧本需要更明显的贯穿一根线索，使具有内在的联系。”阳翰笙说：“这是故事性的传记片，本身却没有什么故事，完全写他的生活和斗争，写时代对他的影响，他怎样推动这个时代。”

严文井指出：“这个电影开头怎么开，似乎还可以研究一下。现在这样开头有点像文献片，前后风格有点不统一。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办法开头？比如一开始就是生活和斗争，一下子带到那个时代气氛里去。”何其芳也指出：“作为艺术，不够统一。后面虚构多一些，斗争写得比较集中，前面却有些像纪录片，而且第二段写背景，还有漫画式的写法，变化很多。”

另外，剧本的语言问题也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唐弢说：“现在把文章里的语言应用到口头上，的确，文章里有些话很好，很精彩，不用可惜。可是要让观众听懂，恐怕还有问题，白尘同志已经费了一些力气，观众的听觉能不能跟得上？仍然值得研究。”

川岛指出：“把鲁迅的文章拆散变成台词，长篇大论是否合适？平常我们和鲁迅接触，他说话不这么长篇大论，往往只有三言两语，三两句话；而且在电影里老是说教式的长篇大论是否也不相宜？语言多了，相对地行动少了一点，有些地方虽还不是语言多于行动，却文章还是文章，没有把文章的话弄活，像是背诵，没有把文章变成行动。……（另外）剧本的语言缺乏时代性，‘五四’时代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

曹靖华也指出：“鲁迅的语言是非常犀利、非常火辣辣的，使敌人很难受，在他那火辣辣的讽刺之下常搞得敌人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平时鲁迅不大作演讲式的长篇大论。他讲话原是只说三言两语，但一语破题，十分深刻。”

（3）关于虚构的问题

剧本为了突出鲁迅和党的亲密关系，虚构了李大钊多次和鲁迅谈话的情节：不仅有李大钊邀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稿，李大钊向鲁迅介绍革命形势劝鲁迅南下广州参加革命等情节，而且也有陈延年送给鲁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延年让郭晓鹏转达希望鲁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离开广州到上海相见的情节。

另外，还虚构了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编辑会议上的辩论、鲁迅为女师大学生通风报信以及鲁迅在“三·一八”时提醒学生注意段祺瑞的阴谋的情节。这引起了部分与会者的争议。

何其芳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剧本里真真假假都有，当然不是要一一考证，问题是鲁迅和李大钊的来往是不是那么亲密，我就有怀疑，有没有根据，是不是在老虎尾巴里那样谈心，什么消息都告诉他？到广州后，陈延年给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的反应还相当强烈，这个有没有根据？他看到没有看到这本书？即使看到，能不能认识其重要性？是不是就能看到农民的革命性？虚构，我想也应该符合一点什么东西，不一定是符合事实呢（因为是虚构），是不是要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情况呢，和党的关系等等。还有鲁迅当面对王金发不客气，我也有怀疑。传记片有两种：一种是有事实根据，文献性的；一种是故事性的。这部片子应该属于后者，细节、次序，当然容许虚构和变动，但是总不要引起读者的怀疑才好。”

阳翰笙认为剧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虚构，他指出：“鲁迅和李大钊的区别与关系，剧本基本上处理得好。他们有关系，但没有这么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为了突出鲁迅和党的关系，就不能不虚构一些。是不是虚构那么多？能不能再略一略？鲁迅和李大钊有区别，在探索道路时有彷徨，而李大钊是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他们的区别在剧本里是明显的。要更明显，也有困难，把鲁迅写得再落后一些，也不合事实。究竟怎样写，还可以再斟酌一下。”

（4）关于历史细节真实性问题

剧本在描写人物、场景、细节和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川岛和曹靖华在发言中都指出了剧本中存在的一些和历史不符的地方，如川岛就指出：“《阿Q正传》是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不是在《晨报》上”，“在老虎尾巴‘鲁迅面窗坐在写字桌前藤椅里’，不对，也不好看，背对门，因为他的书桌不是面窗摆的，靠窗是一张床。”

阳翰笙也指出：“真人真事尽可能核对一下，特别是关于敌人的。胡适等人都在台湾，他们一定会集中力量搞我们一下，说我们不真实、造谣。《新青年》分家，是不是面对面开过会？钱玄同、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参加？最后一场，鲁迅清算进化论思想，已经成了阶级论者，他的思想是不是真实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恐怕不要说得太死，把他的思想的高度搞得准确一点。”

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林默涵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

今天的意见很好，主要还是如何表现鲁迅的发展问题，鲁迅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不能写得太简单。上次稿把他写成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次已经好得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原因可能是对鲁迅和党的关系太强调了，和李大钊的关系写得太密切。在广州和陈延年见面，如果真有其事，可以那么写，这倒是作者新发现的材料，很重要。

其次，鲁迅性格的多方面，丰富性、生动性还写得不够。看二稿时大家对这一点谈得较少。斗争是主要的，这方面占去许多篇幅，但又必须写出他的幽默感和生活上的风趣。这很困难。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语言、习惯、风俗人情等要尽可能符合当时情况，增加影片的真实感。这方面需要访问一些老人。《新青年》的分家、和敌人作斗争的问题，也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情况，稍微编造一些是可以的。胡适要声明，关系不太大；你不编，他也要声明的。但重大情节还是要符合事实。反面人物仍然太多，最好再集中一点，许多人还活着，不要牵涉得太广了。

应当说，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的上述总结发言，不仅概括出了与会人员的对剧本二稿的主要意见，而且也可以说传达出了官方对剧本二稿的主要意见。总的来说，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剧本存在的问题，比较正确，陈白尘也在后来的修改稿中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四、剧本二稿的其他反响

夏衍和周扬也先后对剧本第二稿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

夏衍在同日也对《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的主要成员谈了他对剧本的几个意见：

第一，历史背景问题。……由于提到国内大事多，写国际大事少，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反帝这一面就显得不足了。现在看来，鲁迅反封建的一面是突出的，反帝一面不突出，这样，时代面貌就不全面了。

第二，鲁迅人物性格成长问题。我看沙汀同志对白尘同志的评语是对的，白尘是以崇敬的心情写鲁迅，因此对鲁迅的起点，提得高了一些，不想去接触早期鲁迅的历史条件限制。写鲁迅的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成长，不够清楚，对鲁迅寻找道路的彷徨苦闷，写的不足，不够清楚。对这个问题特别是表现在对农民的问题上，问题有二：一是鲁迅与农民的关系，另一是鲁迅当时对农民的估价问题。……他还不能理解到中国革命是必须依靠农民的。按照现在剧本这样写，似乎鲁迅早就发现了农民的力量，似乎比党还要早看到，这样鲁迅以后的转变就不需要了。……总之，把辛亥时期鲁迅的觉悟认识写得过高，后面就没有转折了。

第三，枝蔓太多，要减头绪才能立主脑。人物枝蔓似乎太多了。……事件似乎也有些枝蔓。

第四，这部片子的风格要符合鲁迅的风格。……我以为整个调子，应该是谨严的现实主义的。语言方面，不太像鲁迅的话，主要是把他文章中的话搬来了，这改一下问题不大。其他人物尤以反面人物胡适、朱家骅等都写得太露、太浅。……整个说来，鲁迅的演讲太多了，好像是个煽动家。鲁迅只有在很必要的时候才作演讲，讲话也很短[6]。

创作组得知国内主管宣传文化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在杭州主持会议的消息，立刻分赴杭州，希望听听周扬对剧本的意见。3月17日，周扬在百忙之中抽空听取了《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主要人员对剧本的汇报后说：“北京座谈会的记录看了，意见都很好，我基本上同意这些意见。”

周扬指出：第一，“鲁迅的道路有他的特殊性，他是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确实是有他自己的道路，经过了很长的摸索。……写鲁迅找到革命道路容易了，看起来就不够真实，现在有个倾向，写历史人物写得过分革命化了。鲁迅当然是革命的了，但过分革命化的结果，就会不真实。”第二，“我们讲的是历史的真实。写鲁迅性格革命性，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对革命的认识问题，不要太超过当时的实际，好像很早就和党、和革命接触很多；二是‘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尖刻讽刺和幽默温和结合起来。一个是写他性格的发展，一个是写他性格的全面，这才显得出性格的丰富性。如果只搞了一方面，就不真实了。写鲁迅的革命性开始时太高了，好像唱歌开头，调子定得太高，以后就发展不下去了。”

周扬看过剧本之后，在3月19日早上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说了几点意见：

第一，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地方，没有确实根据的，不要随便编造。如“三·一八”时李大钊和鲁迅的幕后活动，鲁迅在船上得到“秋收起义”的消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凡是有全国意义的、众人皆知的事，要就真实，否则就避开。

第二，鲁迅对有些政治运动太直接了，又没有根据。不要把鲁迅写成与政治斗争太密切了，好像一直在斗争旋涡中不好，他自己也讲过‘不在斗争的旋涡之中’。文学活动可以着重写，也不一定局限于在写文章，如办什么刊物，支持什么文学社团，和文学青年的来往等等都可以写。

第三，鲁迅和李大钊、陈延年的这种关系，真人真事的关系，就可以多花些工夫考证一下，没有的就不要编造或者故意渲染，……某些实有其事的，把它突出一下是好的，而没有的，如在“三·一八”去通风报信，把鲁迅写成参加者，甚至是组织者似的，这样就不好。

第四，关于认识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当时，不仅鲁迅看不到，李大钊也看不到。如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当时党内其他人也看不到，只有毛主席才看到了。[7]

当天晚上，周扬再次找创作组的主要成员谈话。周扬说：“总的意见就是这两点：一个是重大的革命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大体上要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真实。至于细节，当然可以虚构。……再一点是革命文学家鲁迅和革命运动相呼应是精神上的呼应，直接联系减少一点，这样才显示出他的伟大，不然，老是人家在帮助他，又是李大钊在跟他谈，又是陈延年在跟他谈，而他自己摸索、奋斗就反而削弱了。”

应当说周扬的这些意见是很尖锐的，正确地指出了剧本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虽然这些意见在几年之后爆发的“文革”中受到了猛烈批判，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正确的。

陈白尘听取了周扬的意见之后，回到北京很快就在5月9日写出了修改稿，即剧本的第三稿。周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对剧本的意见，他在看到陈白尘修改的第三稿之后感到仍然不太满意，于是就在5月22日决定由夏衍修改这个剧本。夏衍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感到在陈白尘第三稿的基础上很难进行大的修改，于是就重新进行创作，在8月份写成了新的剧本，即剧本的第四稿。

陈白尘和摄制组的一些人因为对夏衍创作的剧本第四稿仍然保留意见，所以周扬、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又同意陈白尘在夏衍第四稿的基础上再创作一个剧本，陈白尘在11月27日完成了对自己剧本的再次修改，这就是剧本的第五稿，也是剧本的定稿本。剧本虽然定稿了，并得到了上海市委、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同意，赵丹等众多演员也为所饰演的角色准备了两年多，但是影片的拍摄工作却因某种原因停顿下来。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电影《鲁迅传》的期待心理，陈白尘在1962年8月又对剧本的第五稿作了部分修改并易名为《鲁迅》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63年出版，这是剧本的第六稿。至此，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终于告一段落。而《鲁迅传》摄制组在1964年也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借口“摄制组腐烂了”为由下令解散，[8]这一汇聚国内电影界众多明星的历史巨片就此夭折了。

五、一点结论

拍摄电影《鲁迅传》不仅组成了阵容豪华的创作组和摄制组，汇聚了国内一流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可以说预想中的电影《鲁迅传》将会是一部历史巨片。但是这部历史巨片却命运多舛，仅仅完成剧本的定稿工作，还未来得及正式开拍就夭折了。

现在看来，这部预想中的历史巨片恐怕在电影史上还不能称得上是一部站得住的巨片，因为作家对鲁迅银幕形象的塑造深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制约，没有能创作出一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优秀剧本。

拍摄《鲁迅传》源于周总理对“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提出的“超越鲁迅”这一口号表示不同意见，上海市委落实总理指示开始筹拍，可以说从一开始创作《鲁迅传》就被作为一项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的重要政治任务，而且是一项“中央亲自抓”的政治任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负责创作剧本上集的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固辞不获”的情况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开始创作[9]。

陈白尘在接受这一创作任务之前，曾因为在“奉命创作”的描写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剧本《宋景诗》中比较如实地按照历史记载和调查访问所得的资料进行创作，而被某些政治人物斥为“歪曲农民领袖形象”并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他对于这次的“奉命创作”非常谨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顾问团团长夏衍的讲话精神进行创作。夏衍要求创作剧本时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另外，“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应该写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夏衍、邵荃麟等领导人在阐释他们对鲁迅的定位时，还批驳了胡风、冯雪峰等人曾发表的一些关于鲁迅思想的言论，这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两派之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恩怨不无关系。从陈白尘在《鲁迅传》座谈会上的发言不难看出，陈白尘在构思剧本时面对创作组搜集的众多访谈资料只能选择能突出上述两点的资料进行创作，甚至为了迎合这两点要求而虚构了一些历史场面。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为父亲的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一书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中这样描述陈白尘创作《鲁迅传》剧本时的情景：

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地审查，一遍遍地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10]。

值得注意的是，陈白尘按照夏衍在顾问团会议上对剧本创作所提出的两条要求，有意在《鲁迅传》剧本第二稿中比较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把鲁迅写得“高”了，并通过李大钊和陈延年与鲁迅的谈话来重点写出党对鲁迅的领导，但是却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官方的认可。

从《〈鲁迅传〉座谈会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与会的众多人士包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对陈白尘创作的《鲁迅传》上集剧本第二稿在肯定其成功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另外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虽然也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但是也肯定了剧本的成功之处。

总之，不仅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夏衍、林默涵等文化界领导人都没有否定这一剧本，但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提出的不少修改意见则决定了剧本的命运。周扬的意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陈白尘剧本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剧本。

这是因为陈白尘按照夏衍的要求虽然在剧本中通过虚构的情节有意拔高鲁迅，突出鲁迅的革命精神，以及鲁迅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从而写出共产党对鲁迅的引导这一主线，但是剧本通过虚构的情节所塑造的鲁迅的形象也因此显得不真实。

显然，陈白尘未能把夏衍等领导的政治意图和目的通过艺术手法在剧本中较好地表现出来，没能塑造出一个让有关领导和人士满意的既革命又显得比较真实的鲁迅形象，而虚假的、让读者和观众产生怀疑的鲁迅形象不仅无法达到良好的宣传目的，反而可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另外，陈白尘虽然是按照官方的要求塑造鲁迅形象，但是他在塑造鲁迅形象时也融入了一些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因素与剧本中浓厚的官方色彩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从而使剧本的风格不太一致。

总之，陈白尘虽然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但是他在“奉命创作”的情况下也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制约，只能带着枷锁跳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发挥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一个精品剧本。在“文革”中，周扬对电影《鲁迅传》的指示被另一政治集团命名为“反对鲁迅”，并作为周扬的一大罪状，而“革命群众”要陈白尘交代的一大罪状也是“在《鲁迅传》的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执行周扬指示的？”[11]

现在来看，陈白尘按照夏衍等人的指示所创作的剧本第二稿是失败的，周扬对第二稿的意见是正确的。陈白尘在吸收周扬的修改意见之后所创作的剧本第三稿及在此稿和夏衍所撰的第四稿基础上又创作的剧本第五稿虽然对鲁迅的塑造有很大的进步，并在得到了上海市委和文化部、中宣部的同意之后作为定稿本等待据此进行影片拍摄工作，但是陈白尘在创作中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剧本仍然存在一些政治色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传》剧本未能成功地塑造出鲁迅的银幕形象也和作家自身的创作条件有关。

从《〈鲁迅传〉座谈会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与会者指出了剧本中除了虚构的一些历史情节之外，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错误，如鲁迅的性格特征、习惯、语言乃至服饰、屋内布置等等，这些历史细节虽小，但如果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就会使影片显得不够真实，从而妨碍鲁迅形象的塑造，甚至会最终导致影片的失败。陈白尘在后来的修改稿中虽然吸收了川岛、曹靖华等一些人士提供的修改意见，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邵荃麟、常惠等人就指出了剧本第三稿存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的错误。

此外，陈白尘虽然是“奉命创作”《鲁迅传》剧本，但因为他本人对鲁迅先生很敬仰，也想在银幕上塑造出鲁迅的光辉形象，所以他用饱含敬意的方式来描写鲁迅，这也使得剧本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不够真实。虽然陈白尘为创作《鲁迅传》剧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为了挽救自己的剧本不惜违抗周扬和夏衍而上书上级要求再给自己一个修改剧本的机会，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鲁迅传》剧本第二稿，也包括后来的第三稿和第五稿等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塑造出鲁迅的银幕形象。

当时预定在这部《鲁迅传》中饰演鲁迅的赵丹在1961年撰写的《角色自传》和《角色自我设计》的笔记中写道：“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12]他还在当时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的《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一文中删节了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的高度历史评价，强调“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应当说，赵丹对塑造鲁迅形象这一工作的认识是很正确的，但是，陈白尘是“奉命创作”，他在撰写剧本时不得不按照夏衍、周扬等领导人的要求或者说是命令来创作，还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来塑造鲁迅形象。陈白尘后来在1981年撰写的《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鲁迅传〉记略》中对自己创作的《鲁迅传》剧本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表示即使过了二十年自己也无法塑造出鲁迅真实的银幕形象。他说：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原剧本自己既然并不满意，则不会因为它被“四人帮”践踏过，就更加美丽起来。更何况是二十年后重新拍摄，怎能不重新写过？重新写，我有必胜的信心么？

第一，1960年我接受执笔的任务时，我的信心就不足。鲁迅说过，描绘一个人物首先要描出他的眼睛。但我自从1935年春重返上海当“亭子间作家”以后，一年半的时间不短，我总没有机会见到鲁迅先生，因为在他的门前有位自封的“门官”设置了路障。当我在1936年10月19日下午从巴金同志口中惊闻噩耗而赶到万国殡仪馆楼厅见到鲁迅先生时，他安详地躺在厅中榻上，闭上双目已十二小时了！我怎么能画出他的眼神来？

第二，一位前辈曾批评我说：“你是把他当着最尊敬的人去叙述他，而不是当着你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来描写他的。”这也许是的。我现在又能从这状态中超脱出来么？

第三，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地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的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13]

陈白尘的这段反思指出了他不能成功塑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三个关键：第一，和鲁迅没有直接的交往，对活生生的鲁迅缺乏感性的认知；第二，面对鲁迅这一伟大的创作对象无法摆正创作心态；第三，在现实中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对照陈白尘总结出来的这三点经验和教训，看来电影家要在银幕上塑造出真实的鲁迅形象仍然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正因为此，我们要对陈白尘在60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的尝试具有了解之同情并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文撰写得到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教授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注 释：

［1］参阅沈鹏年《历史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载《生活丛刊》1986年11月，学林出版社1986年出版。

［2］《〈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印制，第1页。

［3］《〈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印制，第3—4页。

［4］《〈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第25—36页。

［5］《〈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第37—44页。

［6］夏衍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7］周扬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8］参阅陈白尘《我这样走来》，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8页。另外，陈虹在为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陈白尘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一文中说：“1964年影片终于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的解散了。”

［9］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7—58页。

［10］陈虹《父亲的故事》，载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第11页。

［11］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第63页。

［12］转引自夏榆《遥远的爱——陈鲤庭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21页。

［13］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790—791页。

（《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

金竹山

黄兴是一位大写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先驱，章太炎曾以“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予以高度评价。黄兴生前不争权力，不争名位，但后人却有必要还他一个公道。

孙文与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不论当时的革命党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者，往往将孙、黄并称，承认他们为领导辛亥革命的“双元领袖”。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明他们是一种互补关系。然而，1927年南京政府开张后，“孙黄”并称被“孙陈（其美）”并称所取代，到后来黄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种演变过程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内幕现在已少有人知。

黄兴历史地位为何被贬低

黄兴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被人为地贬低，主要缘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与孙文、陈其美之间那场激烈的争论。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于上海，在如何应对宋案的问题上，黄兴与孙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认为“（国民党的）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文则认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他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

但后因种种原因，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内高级干部大部分亡命日本，少部分亡命南洋及欧美各地。孙文在总结事件败因时，主要强调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并由此着重追究黄兴个人的错误和责任。据说，当黄兴流亡到东京，第一次前去见孙文时，即遭到孙文的痛骂。黄兴虽“温温自克，不一校”，但此后二人关系无可奈何地出现了裂痕。

在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上，孙文乐观地认为：袁世凯表面上虽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号召革命党人发动“第三次革命”。而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此时和袁世凯硬拼，只能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因此，黄兴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

在是否重新组党的问题上，孙、黄意见也截然相反。孙文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主张解散国民党，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则反对组织新党，主张沿用国民党的名号加以整顿。

孙、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执一词，各自的拥护者们则互相攻讦，矛盾越来越大，终因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文决定抛弃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一改往昔谦和敦厚的态度，与孙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说，争论时“二人感情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再行激论，深夜未尽，终喧哗而别。两者皆自信极强，固执己见，终不苟且相容，依旧如斯”。

陈其美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迟疑不决本来就很不满，在孙、黄这场争论中，陈其美毫无保留地站到了孙文一边。他四处奔走，对不赞成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大肆攻击。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让黄兴感到痛苦和难过，1914年5月21日，他在致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信中沉重地说道：“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为？同志交谪，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同日，黄兴致函孙文，对陈其美、戴季陶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孙文在复函中重申以往对黄兴的种种不满，最后表示要一人包办“革命”的决心。

黄兴见一时难以说服孙文，便不再与他争论下去。6月2日，黄兴复函孙文，对其作最后之忠告。6月3日，孙文复函表示：“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黄兴是同盟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三军主帅，如今受到严厉指责，同盟会的大多数军事骨干，即所谓黄派军人，如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深为其抱不平，“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拥护黄兴的一派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由别有怀抱的李根源发起成立了奉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孙文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但并非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陈其美、戴季陶激进派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或者说无助于孙、黄矛盾的解决。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写过一副《挽孙文先生》的对联：“三十年革命辛勤，排满讨袁，百战相依唯一李！廿一省人民属望，兴邦定国，千秋遗憾误三陈！”对联中“一李”指李烈钧，“三陈”则是指陈其美、陈炯明、陈独秀。曾琦还说“中山一生失败之处，即在‘用人不慎’”。曾琦认为孙文为陈独秀所误，显然出于他的反共政治偏见；说孙文误于陈炯明，人们也能理解；至于说孙文为陈其美所误，显然是指孙文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过于相信以陈其美为代表的激进派的主张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孙、黄之间争论尽管激烈，但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他采取悄悄离开日本、远走美国的办法，让孙文放手去实现他的“革命方略”。正因为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才为日后留下了继续合作的余地。民国史专家杨天石曾就此发表评论：“自同盟会成立起，中国革命党人中已经闹过两次矛盾。一次是1907年~1910年的倒孙风潮，那次矛盾一直闹到1912年陶成章被暗杀才结束，是个悲剧。另一次是1913年~1915年的孙、黄之争。这次矛盾以孙、黄和好，戮力反袁结束，是个喜剧。之所以成为喜剧，一是由于形势的发展，袁世凯迅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是孙、黄二人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双方在争论最烈的时候也还都能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

话虽如此，黄兴在这场争论中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916年黄兴在上海去世前，唐绍仪曾去看望他，黄握着唐的手说：“中山负我！”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派，还是以黄兴为代表的稳健派，在讨伐袁世凯、拥护共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但双方在当时都未能找到一条促使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故而也说不上谁比谁高明。作为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孙文、黄兴既不敢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的力量，又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能依靠的社会力量极为有限。而那种海外华侨筹款后，汇给陈其美等人去收买北洋军队，企图重复辛亥年那种枪声一响、全国响应的旧革命模式，因为时移势易，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相反，以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合作，成功发动了推翻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开始时，黄兴虽然在美国，但“实有发难指示之功”，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护国战争搞得轰轰烈烈之时，孙文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急于在国内取得对政局的发言权，他把希望寄托在委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中华革命党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兼江苏司令长官陈其美身上，将筹集到的大部分款项汇给陈其美，要陈尽快拿下上海。陈其美一直把革命看得很容易，但这时才发现反袁与反清形势根本不一样，他虽尽了最大努力，搞了几次小暴动，但“搞到一块地盘（上海或江浙）”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孙文回到上海后困守于租界之内，对反袁大局亦无能为力；陈其美本人则于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于上海租界。

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因陈其美、黄兴的辞世而平息下来。

蒋介石一手操办国民党“正统史观”

胡适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每一个时代的当政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造或塑造历史。

就在陈其美、黄兴辞世10年后，陈其美的三弟蒋介石（1912年初，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个浙江同乡在上海结拜为异姓兄弟，陈为大哥，黄为二哥，蒋最小，是三弟。三人的结拜对近代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异军突起，彻底改写了国民党的政治版图。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赶到上海，主持其金兰兄长陈其美殉难11周年的纪念会。作为政治较量中的胜利者，蒋氏在演讲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此这般地解说国民党的党史：

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的创造中华革命党，也得陈英士许多助力来的。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陈烈士以手无寸铁指挥在新舞台的数十烈士轰轰烈烈地打制造局，始得到无限数的影响，而有今日的国民党……所以我们想到总理，就要想到陈先生……

蒋介石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了“孙文-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史观。蒋氏定调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及官方文人纷纷出来阐扬这种“正统史观”。此后，黄兴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被降为一般的“革命先进”。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建立任何纪念黄兴的设施，完全把他遗忘了。

对此不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的见证人、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在《杂忆二十首》中有感而发：“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陈叔通在诗前有这么一段说明：“孙文兴中会、黄兴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光绪乙巳成立于日本东京锦辉馆。自此通力合作，光复会亦参加奔走，于是有辛亥革命。嗣改同盟会为国民党，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至今谈辛亥革命乃若有专美（引者按：指专美孙文，而不提黄兴）者，何耶？”

后人应还黄兴一个公道

抹去蒙在真相表面的灰尘，让历史回归真实，是历史学者所肩负的职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陈其美被贬斥为“流氓政客”，被打下了神坛，但是，黄兴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提升多少。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应该更有条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黄兴协助孙文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巨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地位。

自视甚高的章太炎在挽黄兴的对联中予以高度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题张岳军藏黄克强先烈遗墨》时有感而发，赋诗云：“开国之功未可忘，国人犹自说孙黄。黄花满眼天如醉，猛忆元戎旧战场。”

章太炎、于右任等辛亥革命元勋对黄兴所作的评价体现了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真诚笃实的民主革命家，黄兴身上拥有许多优秀的美德，为人厚道，笃信“无我”，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埋头苦干，不争权力，是一位大写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生前虽然不争名位，但后来人却有必要还他一个公道。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

刘炎迅

孔子墓蒙难记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遭遇浩劫的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一个令人惊悚的细节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甚至不休不眠，从泰山脚下一路砸到山顶，砸坏了很多石碑和摩崖石刻。

1980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1990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七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时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孔坟可以挖掉”

林杰提醒谭厚兰：“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现在还来搞他，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你们去山东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1966年11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拥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帧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手持铁锨镢头的红卫兵和抽调来的农民扒坟队，锨镢并用，在孔子、孔鲤、孔及祖孙三座坟墓上同时作业，一时间尘土飞扬。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至今，刘亚伟手里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制作而成的幻灯片，都是当年红卫兵做宣传时用的。他小心翼翼地拿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从来没给外人看过，都是证据”。

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照片，孔红宴手里有一套，他常年在曲阜县档案馆工作。但是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照片太刺激，比如破坏尸体的情景，太敏感，不便示人。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2010年2月9日，农历年前5天，曲阜迎来入冬最冷的一天。游人很少，孔林里，那些坟冢高高低低，一眼无边，长满了苍老的树，落下的荒叶，厚厚一层。

孔子、孔鲤、孔及祖孙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竖起的墓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而在那些厚厚的黄叶之间，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孙坟茔前，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

孔令贻的墓在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寿88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浩劫中，也有人努力保护国宝。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项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革”后，当地开始组织修复孔庙里的断碑。幸运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修复“三孔”古迹的依据。

(特别致谢刘亚伟、王良以及段炎平给予本文的支持，本文部分史实援引纪实作品《孔府大劫难》以及刘亚伟的回忆文章，实习生王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  录：

世界文化遗产：“三孔”

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其中，孔庙是我国最大的祭孔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续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区；孔府则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传世文物、历代服饰和用具等，极其珍贵。

1994年，孔庙、孔府、孔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破四旧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该运动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挖掘坟墓、捣毁神佛、焚毁藏书及字画……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乃至民族精神面貌，影响波及数代人，且至今仍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及严重后果。

台湾几乎同时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由孙科、孔德成等人联名发起，内容包括：整理大量的古籍；编印中国历代忠孝人物及其文选；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翻译介绍西方名著等。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9期）

卡廷之痛：七十年的记忆和阴影

王   恺/主笔   徐菁菁/记者

从斯摩棱斯克到卡廷森林，仅十余公里，不过据说坐火车要一小时，非常奇怪的慢速度——70年前，从斯摩棱斯克的秘密监狱以及附近几处集中营被处决的波兰人的尸体，也是这么缓慢而隐蔽地经过铁轨运往森林深处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拒绝乘坐火车。

我们的汽车只用了半小时，就到了卡廷森林。一路上都是高大的俄罗斯松树，荒野中，时常可见松林中闪烁着白花，乃这个季节唯一开花的梨树。山毛榉和松林都还没摆脱冬天的衰败，不过都高大而粗壮。

司机开玩笑，松林之雄伟，是因所有松树都在争夺阳光。突然，一片松林矮下来，被周围的森林烘托出稀疏而渺小。卡廷到了。

卡廷森林里的上万块墓碑

因为这里曾大规模地掩埋尸体，古老的森林都被砍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掩埋的不光是波兰人的尸体。只是对波兰人的屠杀，使这里更加著名罢了。

从“肃反”时代开始，卡廷森林就成为周围城市处理被杀害者尸体之处，1940年对波兰人大规模的屠杀和掩埋，扩大了这里的砍伐范围。从1944年苏联收复斯摩棱斯克开始，这里就不再对外开放，公开而牵强的理由是，这里埋葬着“二战”中战死的5000名红军战士。彼得罗丘金，一位73岁的俄罗斯老人告诉我，在没有开放的年代，他们曾从森林小路走进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红军战士，这种扫墓也得偷偷摸摸，因为卡廷森林看守严密。

彼得罗丘金的父亲死于1943年斯摩棱斯克的反纳粹战争，那一年，他刚5岁，还不太记得父亲的模样，就知道父亲是个农场工人，有时爱自己偷着喝酒，突然有一天参军上了战场。彼得罗丘金的妻子经历和他极相似，父亲也死于1943年的残酷战争中，她今年70岁，对父亲也毫无印象。年轻时，两人曾经结伴进森林纪念各自的父亲，在那个唯一高大的、埋葬苏联红军的墓前摆上鲜花。他们都知道，这里还埋葬了很多波兰人，也有“肃反”时期被杀害的俄罗斯人，但这是不允许被提及的事情。

在很多年里，卡廷在苏联和波兰都是禁忌。

现在的森林已经于2000年彻底开放，尤其是对波兰人彻底开放。入口处有一个极为简陋的纪念馆，灰色墙面，矮小的类似木制的大门，设计师将之设计得恍如监狱的入口，极其压抑。里面的文字材料很少，实物更少，两面不足5米的墙遥遥相对，一边墙下展览的是在这里挖掘出来的波兰军官的照片和遗物，一边墙下展览的是“肃反”中被镇压的俄罗斯人的照片。

波兰人的遗物很少，只有些剃须刀、小镜子、眼镜、小刀和皮带扣，还有军服上的金属扣。几乎全是金属物品，比起那些腐坏的军服，这些更抗腐蚀。唯一留存下来的一个小瓶子，当年里面也不知道装的是剃须水还是香水。旁边的文字注明：“卡廷森林中埋葬的秘密。”可以想见，这些波兰囚徒即使在关押中还重视自己的外表。

从1940年4月3日开始到5月19日，苏联建立的若干集中营或者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包括一部分波兰的医生、律师、记者、大学教授，还包括200多名飞行员，总共约有2.2万名波兰上层人士被枪杀，枪杀行为由当时苏联的国防安全部门最高领导者贝利亚签字批准，全部是单独被叫进房间里，从脑后一枪毙命，然后再成批运往森林。

因为这种枪毙方式很像是德国纳粹习惯的杀人方式，所以在尸体被发现后的若干年内，苏联和纳粹一直在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

雨越下越大，这是斯摩棱斯克地区4月常见的天气。我们从第一条道路往森林深处走，不远处就是波兰人的墓地。2000年修建好的这片墓地，正面是大块墓碑和一个硕大的指向天空的十字架。墓碑上面写着许多波兰遇难者的名字，不过没有2.2万之多，因为有些人的名字实在无法收集到了。

雨水从上面洒落下来，像眼泪。金属墓碑早已经锈迹斑斑，大堆的鲜花放在碑前，多数是前来纪念的波兰游客和各国旅游者所放置，与斑驳的墓碑形成极强的对比。

相比之下，围绕着这片墓地的近万块小金属墓碑令人印象更深刻。每块不过方寸大小，累积成墙，正好把上面的墓地绕了一圈。上面写了一个个完整的名字、出生年月和城市，最年轻的人——初步观察——是1913年出生于克拉科夫的斯库尔德勒，不过，所有人最后的轨迹都一样，1940年，死亡。

墓地周围，是当年埋葬死者的8个巨大的坑洞，俄罗斯人给这些洞起的名字是“死亡之洞”，一般是几百平方米大小的一块土地，下面不知道可以堆放多少人。

现在上面已经装置了简单而庞大的金属板，既作为标志，也方便人们行走，雨中的旅游者不多，他们带来了花朵和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插在泥地里，或者金属墓碑的缝隙里。作为一种纪念方式，纪念馆里出售纪念品的俄罗斯人彼得罗夫娜是我们在整个森林中唯一见到的工作人员，她告诉我们，2000年刚开放的时候，成天有年岁已高的波兰人来这里，表情肃穆凝重，放下成堆的鲜花，应该有不少是死者亲属。现在10年过去了，那些年高者越来越少，也许是已经死亡了。

1940年的春天

纪念馆的墙上，还有一张1940年2月10日从科泽尔斯克集中营寄出的明信片，满满一张上全是字迹。另外还有一页日记，小学生笔记本大小，也满是我们不认识的波兰文字。这大概是囚禁者们留下的不多的文字。在波兰导演瓦依达的影片《卡廷惨案》中，也有一名年轻的波兰骑兵上校，直到最后被送往屠杀地的途中，还在不断写日记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根据这个人的事情改编的？这个日记的作者叫亚当·索勒斯基。

不过，即使不根据他的日记，根据当时被释放的一些波兰囚禁士兵的回忆，集中营的生活也可以勾勒出来。《卡廷，未被惩罚的罪行》的第一作者、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的荣誉教授安妮·M.辛西拉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大量材料，这些波兰军官和士兵，包括大批波兰的上层人士，从被苏联俘虏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过着艰难的日子。

1939年9月17日凌晨3时，苏联向当时的波兰驻苏联大使格日波夫斯基宣布照会，表示苏军将进入波兰，因为斯大林认为，波兰是个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个法西斯国家，其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正在受压迫，德国和波兰交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此，苏联决定在这时越过苏波边境线，“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苏联室副主任吴伟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苏联并没有对波兰宣战，也许是认为此时的波兰政府已经流亡，国家也不复存在，所以没宣战。不过也就从那一天开始，苏联和德国甚至在一起配合组成包围圈，将波兰军队置于死地。

瓦依达的电影开场有个镜头：一座桥上正在逃避德国军队的波兰人突然停下脚步，大家惊慌地乱成一团，原来是桥对面的苏联人来了。很具象地展示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苏联军队的快速推进中，波兰军队有官兵近25万人被俘获，关押在苏联各地的8个集中营里。

安妮·M.辛西拉告诉本刊记者：囚徒中有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集中营，另一些则乘坐火车。在拥挤的原本用来装牲口的车厢里，仅有极少的食物和水，饱受虱子和臭虫的困扰。而等待他们的营地同样缺乏生活设施。高级官员被安置在斯塔罗别利斯克，容纳不下的人被送去科泽尔斯克，警察和宪兵则去了奥斯塔什科夫。这些营地有的是一座旧修道院改造而成，有的是泥炭采掘工人的旧住所，有的索性就是从前的劳改营。

波兰囚犯们在这些营地里的生活可以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督察员、营地管理员、代表的报告中觅到踪迹，这些资料是历史学家们根据逐渐公布的档案材料中获得的：在1939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苏联督察员就发现“一场灾难”在科泽尔斯克蔓延开来。

科泽尔斯克位于斯摩棱斯克东南250公里，集中营设在一所废弃的修道院中。修道院的建筑和营地都没有玻璃窗子，屋顶漏水，里面摆满了双层的单人床。一些犯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而一些人甚至需要轮班睡觉。

因为营地狭窄，所以营地管理员向上级报告，应该建成三层床或者四层，可是还是不够人们睡觉。在苏联冬日的严寒中，有些人被安排在夏季的帐篷里，或者猪圈里，甚至有人睡在夏季的露台上。

这里没有足够的水，盥洗、沐浴和衣物清洗都无法进行，厨房一天只能提供一顿热餐。也没有麦秆作为床褥，没有餐具，没有换洗的内衣和御寒的衣物——苏联并没有为接受这些囚犯做任何准备。

波兰囚犯对于营地的最显著记忆就是持续的饥饿。每天的标准饮食包括两顿极稀的汤，配菜常常是腐烂的鱼，两份定量的湿漉漉的黑面包，糖和蔬菜是没有的。

与此同时，囚犯们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砍柴或者挑水。还有部分战俘被送去修筑公路和挖矿，筑路工地上犯人们不断逃跑和罢工，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实在是太令人痛苦了。根据档案材料，战俘们反抗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你们欺骗我们，说做工就让我们回家，可是我们看不见尽头。”

起初，犯人被禁止和家人联系。他们反复重申这项权利，于1939年12月被许可每月给家人写一封信或者明信片，直到1940年3月中旬。宗教仪式和教育文化活动在营地里也是被禁止的。但它们仍在各个营地里悄然进行。1939年11月，斯塔罗别利斯克的人们为波兰独立日举行了特别的庆祝仪式，被安置在一间大教堂里的人们背诵了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作品。

吴伟告诉本刊记者，他根据自己获取的公开的苏联档案材料发现，在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战俘的甄别是根据“阶级原则”进行的。集中营的管理者根据上级指示，释放了一些波兰士兵战俘，而出生等级比较高的军官阶层，以及军队中的技术人员，如教会人员、军医、教授、作家等则不被释放。他们都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准，逐渐被集中在3座战俘营中，由于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波兰的感情比较浓厚，更使管理者认为他们不仅仅是阶级异己分子。

在当时苏联自己国内供应也比较缺乏的情况下，这些“异己分子”因为不能改悔，逐渐引起了苏联当局的重视，要求将之“减负”。而所谓减负，只有释放和枪决两条道路。

1940年2月初，贝利亚开始做出决定，对3个战俘营的战俘“一并处理”。已经公开的档案中，贝利亚说，这些战俘“充满了对苏维埃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所以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斯大林在文件上签署了同意。

根据另一份档案材料，内务部一个3人小组一天在1287份案卷上盖了章，他们连最基本的翻阅都无法进行，一整天完全是在盖章。难怪1990年戈尔巴乔夫声称，他在看这些档案的时候，头皮一阵阵发凉发紧。

1940年2月开始，战俘营中的波兰人分别被一个个拉进监狱、办公室或者隐蔽的空间，单独枪决。在斯摩棱斯克，也有部分是被拉进卡廷森林中枪决，其中职位最高的是波兰的海军上将，还包括数学家卡兹马尔兹。枪毙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大事故，5月中旬，根据苏联战俘统计局的数字，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还有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监狱枪决的7305人，其中部分军官的尸体被火车拉往卡廷森林，并在3年后，成为这一悲剧的无声揭发者。

1940年10月，贝利亚签发命令，对执行行刑命令的各地125名工作人员进行表彰。44人提高了工资，81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如果不是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在内的大片土地后，这一秘密，也许就永久被埋葬在这片荒凉的森林中了。

1942年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卡廷，卡廷森林中多处奇怪的被砍掉的原始森林引起了他们的怀疑。苏联人已经在上面掩盖了痕迹，并且种上了一些小树，这种掩饰只能让人起疑心，当地人也传说这里有集体坟墓，只是德国人不太明白，这里究竟是谁的坟墓。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世界广播，说卡廷森林发现了成千上万波兰人的尸体，说明了“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他们还邀请了一些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前来调查，虽然属于纳粹政府组织的调查团，可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特别是关于尸体上发现的一些文件，最近的一份是1940年4月22日的苏联报纸。而另一个令人发指的技术细节是，几乎所有的头骨上的弹孔都是一枪，说明囚犯毫无反抗能力，只有一人的头骨上中了3枪。

当时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奥马雷和一些从苏联出来的波兰人谈话后，在文章中写道：1943年的卡廷森林特别暖和，使德国人从泥土刚软的时候就可以挖掘了，那些小松树也格外引人注意，一个植物学家只要加以分析，立刻就能明白，这些松树种植在1940年左右，并不是德国人占领后的1941年。

70年后的卡廷森林，当年的小松树已经长大，不知道是因为下雨还是去年冬天也很暖和，脚下的泥土也很松软。

可以想象波兰人因为卡廷事件对苏联，甚至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人的敌意。安妮·M.辛西拉告诉本刊记者：在很长的时间内，在波兰自由讨论卡廷是不被允许的。第一个发表关于卡廷的历史研究成果并指出苏联应对此负责的波兰历史学家是卢泽克，这份名为《卡廷问题的历史》的研究成果使用笔名发表，他的父亲是一位军医，就在1940年被杀害。

俄罗斯人的卡廷

离卡廷森林最近的村庄叫别斯克，就在森林的后面，其中一幢显然刚修好，非常气派，原来是城市居民萨沙一家为了度假在这里修建的房子。23岁的萨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他甚至不知道卡廷惨案，很茫然地看着我们说，俄罗斯的历史课本里没有这些。

1990年，苏联面临解体，面对着波兰越来越强大的要求说出真相的声音，戈尔巴乔夫才承认卡廷惨案是苏联所为，而直到1992年，俄罗斯才把部分档案归还波兰，卡廷真相才由猜测逐渐转为残忍的历史，而那一年，萨沙只不过5岁。

不过，即使是比他年长很多的俄罗斯人也未必能说清楚卡廷的真相，长期的掩饰，使一般俄罗斯人对卡廷处于无知状态。从村庄小路上走来的胖大的俄罗斯妇女柳德米拉就一脸无知，她说自己就知道有个电影叫“卡廷”。20年前，她们家因为工作调动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来之前，她甚至都不知道卡廷森林，只知道自己可以靠近大城市工作了，斯摩棱斯克相比起寒冷的西伯利亚，无疑要美好许多。

柳德米拉很有礼貌，她为自己的无知道歉，然后解释原因，这个离森林最近的村庄别斯克只是一个新建的村庄，至于有历史的老村庄在哪里，还得问邻居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是从邻近的村搬来的，对于卡廷，他显然比起这两位要清楚。他说：“从小时候就恍惚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森林里埋葬的不仅是波兰人，还有很多俄罗斯人，这里就是一个大坟墓。”

那么，居住在这里害怕吗？

“不害怕，俄罗斯的森林都这样。”

他给我们指出通往卡廷镇的道路，那里是个老镇，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知道情况的人。汽车在绿色的森林里穿行，亚历山德罗的话还在我脑子里：“即使卡廷是污点，也是斯大林时代的污点，和现在的俄罗斯没有关系。”司机则一脸满足感，因为我们下车前，他就告诫我们，现在的俄罗斯人是不愿意提卡廷的。

不过，事实很快证实他这句话是错的，俄罗斯人愿意提，当然，他们心目中的卡廷，和波兰人心目中的卡廷是两个概念。

所谓卡廷镇，只是一片房屋的聚集地。一位住在一幢精致木屋里的老人，也叫亚历山德罗，他是斯摩棱斯克的建筑师，十几年前因为工作原因搬到了乡下，结果爱上了这里。院落里有梨花，走廊上放着硕大的做奶酪的机器，还有若干个自己制作的养蜜蜂的蜂箱，俄罗斯人对土地的爱好，一如19世纪的祖辈。

说到卡廷，他的脸迅速阴沉下来，“污点，那么多无辜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杀害”。原来小时候在附近农村上学的他很早就知道卡廷，这片被封闭的森林，父亲告诉他不能进去，也不希望他进去，给他的解释是：“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俄罗斯人被杀吗？因为他们是知道太多秘密的人。”

喜欢读书的亚历山德罗告诉我们，从1990年开始，卡廷可以公开谈论了，他和周围的朋友们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纪念，甚至给政府写过信。不过，在他看来，这里纪念的确实不仅是那些被残杀的波兰人，也有被残杀的苏联人。“好多肃反对象，就是周围普通的老百姓，有筑路工人、早期的垦荒者，因为他们被怀疑是特务，或者被认为是反革命。”陆续被杀害的苏联民众，也有1万多人。这些人的处决都登记在案，有一份数字统计，从1917年到1941年的处决者人数：1919年有346人，而1937年为10133人，不过，1940年的统计数字只有640人。

相比起波兰军官的墓碑，纪念这些在“肃反”中死亡的俄罗斯人的墓碑更简单，是个硕大的典型的东正教的十字架，十字之外，下面还有一道斜杠，一端指向天堂，一端指向地狱。

亚历山德罗说他住在这里，想起卡廷森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不舒服，毕竟那里有那么多的亡灵。不过住久了，他还是很喜欢附近的环境，典型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雨后有蘑菇和浆果，森林中有无数的野生小动物。

镇上唯一和卡廷森林的埋葬者扯得上关系的就是彼得罗丘金家，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卡廷纪念馆走进去的第一片墓葬地，就属于“二战”中在斯摩棱斯克战死的苏联军民，彼得罗丘金和他的妻子住在镇上一辈子，两人对斯大林时代却很是怀念，提起斯大林就满眼发光：“那时候我们很富裕，有养老金可拿，我和妻子经常去城里参加舞会，有时候还出去喝酒，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小园子。”彼得罗丘金觉得，斯大林是英雄，“带领我们赢了战争，也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卡廷森林对于他们，是父亲的埋葬地，是俄罗斯人的埋葬地，当然也有“外国人埋葬在这里，没有办法，有人类，就有纠纷，就有战争”。老人这么总结。

事实上，彼得罗丘金的观点，倒和我们在莫斯科采访的若干人完全一样，他们觉得，波兰和苏联的仇视是历史问题，而卡廷惨案也是应该被忘记的历史。由于苏联解体后新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所以他们希望有强权者来管理俄罗斯。

“我们不需要那种软弱的民主，我们想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在莫斯科，不仅一位知识分子对我这么说。对于卡廷，要求现在的俄罗斯人反省，是件太难的事情，他们找出各种原因：那是历史，那是不得已，那是苏联人也受到损害的地方。

两条交汇的小路

安妮·M.辛西拉对本刊记者说：战后，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媒体一直称卡廷屠杀的凶手是德国。当斯大林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这就变成了苏联的国家意志。1956至1957年，赫鲁晓夫似乎曾经考虑过将卡廷屠杀作为“斯大林罪行”连同“大清洗”一起公之于众，但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一直到苏联面临解体的时代，戈尔巴乔夫才决定承认卡廷的罪行，这是因为他相信，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帮助下，能够很快抚平波兰人民族记忆里的创伤，从而实现更好的双边关系。

这一决定最初是在1990年4月13日的《真理报》上刊登的，这一天，恰好是纳粹德国广播公布卡廷屠杀50周年。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将3个大大的文件袋转交给了雅鲁泽尔斯基，文件袋里装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犯人名单，名单上的人从3个营地集中遣送到了行刑的地方。这些资料后来都被公之于众。

公布并不等于就能消灭仇恨，甚至不能消除误解：最近的一次波兰民意调查显示，53%的波兰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将屠杀认作“种族灭绝”，56%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公布所有档案，27%的人认为在世的卡廷大屠杀的参与者应当受到审判。而这些要求是莫斯科不能接受的，直到现在，许多俄罗斯人仍然感到接受卡廷罪行有损俄罗斯的国家尊严。

但普京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样的现实。2008年、2009年普京两次将卡廷屠杀称作“犯罪”。他强调，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都是“极权主义”的牺牲品。2009年，普京亲自去了卡廷，成为第一个拜访卡廷、为卡廷波兰人祭坛献花圈的俄罗斯领导人，这是和波兰和解的重要一步。

纪念馆里，2007年刚刚来过的卡钦斯基的照片上加了黑色的纱，下面有参观者放的铁灯和几朵玫瑰花。而纪念馆外，则是精心设计的两条道路，一条通往波兰死难者的墓碑，另一条则通往苏联“肃反”中的死亡者的墓地。俄罗斯人往往先去自己的死难者这边，然后再去波兰人那里。而波兰人正好相反，他们会在各自的墓地放下鲜花之后，然后带点怜悯的神色，走过对方的墓地。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7期）

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于英红

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客死北京，至今已经整400年。

自1578年经过6个月的艰苦航行来到印度果阿传教，到1582年应召来到有葡萄牙人定居的澳门学习汉语，利玛窦穿梭于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之间，并尝试以平等的文化交流来传递信仰。这些在他早年就已确立的“入乡随俗”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也因此在东西方都得到赞誉。

由于明朝上下对欧洲地理、宗教缺乏认知，利玛窦生前未能实现他的“帝王师”之梦。当32岁的他入居广东肇庆开始建寺传教时，中国人仅仅将其当作佛教流派的一支。几年后，他避居粤北韶州，攻读《四书》等中国原典。1595年迁居南京受阻后，他被迫折返南昌传教3年，却意外大获成功，以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

领受进京面圣的指示后，利玛窦计划了第一次北京之行，却因适逢万历朝鲜战争尾声而徒劳无功，之后他通过在肇庆结识的瞿太素结交了不少南京名士，如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科学家徐光启等。1601年，利玛窦携耶稣会准备的重礼再度进京，得明神宗（即御国48年的万历皇帝）信任。之后利玛窦在北京边著述边传教，引领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天启、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

总体而言，日趋内省与保守的晚明知识界和公众，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不过是零散的近代科学知识或者被修正过的宗教故事，尚不及日本人从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得到的启发大；而利玛窦们的传教事业却让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化的图景，由此促使欧洲启蒙运动形成了视中国为哲学王国的观念，甚至影响到启蒙运动的美国后继者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设计。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成全了他“世界公民”的名声！

天主教会远东传教的机遇与争执

西方15世纪前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同为时代潮流。宗教改革使新教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国家传播，削弱了天主教的教权，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希望整顿教会力挽颓势，1540年9月成立的耶稣会就是一次内部革新的尝试。

入境中国后想成为万历皇帝神父的利玛窦，一直将曾成功劝导处于新教阵营的法兰西国王兼纳瓦拉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皮埃尔·科东神父视作自己的榜样，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争取新皈依者，尽管实际上亨利四世改教是因为考虑到法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情。

总之，来自新教的压力以及进入西方视野中的新土地，让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从1552年沙勿略开始，大批耶稣会士在远东传教路上开展了接力。然而在中国方面，成果是令人沮丧的。从沙勿略客死南中国海岸外的上川岛，到试图进入广东的巴瑞托被拒绝靠岸，再到澳门教区会长派瑞斯、博尔吉亚先后要求在内地开教的两次申请被中国婉拒，以及西班牙教会使者吃的闭门羹，耶稣会士一直不知道如何登陆这个连通商都小心翼翼的国家。登陆失败的西班牙教士慨叹：“没有士兵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1566年，在教皇保罗四世教廷里工作过的范礼安加入耶稣会，给耶稣会指明了迷津。范礼安1577年10月到澳门后，通过9个月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是“伟大而杰出的人民”，并醒悟到先前传教失败的原因。

实际上，正如当初基督教刚从犹太教团体中分离出来就要使希腊罗马皈依很难一样，他们现在同样面临着要将教义植入有深厚异教文化积淀且有很高威望与权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早期教会的对策是调整自身以适应罗马文化，除了保留教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外，其余无关紧要环节都可以与罗马社会的文化模式结合甚至被改造。

范礼安重提此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引起了轰动，他的澳门同仁们却不以为然。由于欧洲路途遥远，传递信件时间太长，他不得不就近寻求印度果阿教长的支持，教长派罗明坚前往澳门。按照范的要求，罗努力学习中国文字与基本礼节，他还跟随葡商队到广东旅行。在他的劝导下，商队成员采用中国式礼节，使中国官员对商队及罗本人有了好感。当他第二次去广东时，广东总督和一些军务官员甚至参加了罗主持的弥撒。这一不小的进展验证了范回归适应策略的正确，罗马方面也给予肯定。

罗明坚亲自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为范礼安背书，“如果不是范神父在这里主持工作，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会发生什么逆转”。随后范礼安在获得上司的许可后将一些固守“葡化”传教方式的会士调离澳门，减少了内部阻力。

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后，创造性地落实了范礼安的适应方针。利玛窦学汉语的潜力远在罗明坚之上，而且，在欧洲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很快发现，中国学问其实最需要的是背诵功夫，没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使用西方的位置记忆法效果很好。于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赢得了士大夫的尊重与敬佩。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国显得突兀，他换上了僧服，和本土传教士——和尚保持一致；当发现和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不佳后，1594年起他又改穿儒服。西方记忆法让以中科举为荣的士大夫看到了利玛窦的价值所在，他所带来的新奇器物和自然科学书籍也令他们耳目一新，利玛窦由此成了士大夫社交场合争相邀请的座上宾。

在学习儒家经典过程中，利玛窦发现孔子思想与天主教义存在很多道德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为了使天主教更易于理解和赢得好感，利玛窦着重演绎教义中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他假托儒教学者，传播天主教中较少争议的部分。这样一种简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但对实现吸引中国人的目标却有重大意义。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徐一度位极人臣，且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历帝（清军入关后，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这也说明当年“利玛窦规矩”的成功。100多年后，意欲在中国和菲律宾排挤意大利传教士的西班牙传教士，酝酿了针对儒教礼仪和祭祖传统的“礼仪之争”，激怒康熙帝发出禁教令，令耶稣会士的根基受到重创。

启蒙理性的欧洲与封闭感性的明朝

当16世纪后半期利玛窦来华时，欧洲与中国在对方视野中的印象是极不对称的。欧洲早期就有对中国模糊但涉及面很广的印象，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帝国确立了稳定的丝绸贸易，由此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试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并与基督教世界联手，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地中海传统商路的垄断。这些劝导当然无果而终，但使臣的报告进一步充实了欧洲人的早期中国观。

此后出现的三本著名游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王朝集财富、权力、荣耀于一体的描述，已经完全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些游记陆续出版后到17世纪，欧洲一直有学者在考证这些游记的真伪，而地理大发现为澄清这些疑团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后，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1508年4月，葡萄牙船队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国情况的指令。

相比之下，明代中国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对葡萄牙的认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对欧洲的认识显得支离破碎且不着边际。当时中国士大夫作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学问的阶层，却将葡萄牙定位于一个亚洲国家。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满剌加国王遣使向明求援，专心炼丹的嘉靖皇帝无心顾及。10年以后，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议此事，并下了诏书：责令佛郎机（葡萄牙）退还马六甲，并谕暹罗（泰国）等国前去救援。

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机不过是朝服大明、与马六甲相近的藩属小邦。佛郎机当然不会乖乖听旨，于是，1514年即到达华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广州，他们的代表在那里死于狱中。中国百姓对此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葡萄牙人与步其后尘的荷兰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海盗，且身体多毛、畸形，有臭味。

利玛窦1584年到达广东肇庆后，当地仍然流传着葡萄牙人喜食儿童的说法。到利玛窦抵京之初，他自称“大西洋人”，礼部上书奏称，《大明会典》里记载有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这种观念层次上的错位，意味着利玛窦们的事业将会异常艰辛。利玛窦通过穿儒服、学汉语、守礼节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并把他在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和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神学、哲学、数学以及绘图等知识传授给明朝士大夫们，但中国方面的吸收始终有限。

利玛窦在其居住或游历之地所展示的地图已吸收了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向中国人介绍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国在这些地图上所处的边缘位置让知识界震惊了！这些地图刷新了知识界对世界“天圆地方”的认识，尽管有徐光启等开明人士表示认同，但近百年后“地圆说”仍遭到了掌握话语权的大清钦天监官员的“系统”驳斥。监正杨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镜》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对汲汲于科举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阶层来说，近代科学知识并非利玛窦最有力的敲门砖，帮他进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记忆法展示的超强记忆能力。在一次宴会中，利玛窦让在座者写下诸多毫不相干的汉字，他看过一遍后前后背诵无误，让士大夫们亲眼见识了西学的价值。于是，很多士大夫邀请他指点子女提高应试能力。也正因这个机缘，他为照顾一位进京官员的儿子，才获得前往北京的机会。

进京后，面对京城保守派的阻挠，他又用带来的自鸣钟解了燃眉之急。万历皇帝对送来的钟有了兴趣，且一日该钟突现故障，太监束手无策，不得不宣赠送者进宫。利玛窦由此获得留住京城的机会，且就在宫廷近旁，方便随时进宫维修。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书简，他去世后金尼阁将其整理成《中国书札》。该书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到政治机制都有详尽叙述。

欧洲近代以来的新事物，特别是早期自鸣钟、改进的历法、世界地图、天文学和三棱镜，为利玛窦的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职能，利玛窦则通过向中国人推介这些新事物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然而，尽管明朝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欧洲任何一国，启蒙理性的欧洲文明与封闭感性的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仍然极不对称。落后且被动学习的一方只停留在器物或零散知识的层面，很难内化为肌体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其生命力在风向改变后就成了问题。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在实现利玛窦的“帝王师”愿望（清帝康熙曾师从耶稣会士学习拉丁文、数学和西方科学）之后，传教者和皈依者遭遇了太平天国的“东方式清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有备而来且理性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涵盖了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政界潜规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甚至入职钦天监，更有人参与大清国土地测绘，绘制全国地图！尽管太平天国的杀戮使耶稣会士宗教上的努力化为泡影，但其世俗价值不可估量——传教士们浩繁的东方书简为西方留下了珍贵的汉学资料和东征指南。

凶险与奇迹共生的中式官僚政治

中式官僚政治堪比地理探险，进入其中者才能感受到凶险与奇迹之间往往仅一墙之隔。利玛窦在写给欧洲总会的信中描述了跨越重洋到中国的旅程艰险，希望欧洲能派遣那些怀有率真宗教热忱的教士来华。实际上，来自政治领域的风云巨变不亚于海上风浪。而当国家机制存在巨大的惰性时，事情的成败就与个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不同能量权柄的人密切相关了。

在1583年~1588年任职的郭应骋等3位广东巡抚的友善，使利玛窦得以继续其事业，但是继任者刘节斋看上了利玛窦和同仁们修建的形似庙宇、叫做莲花寺的中国式教堂，想占过来作为官衙。此时在中国居留已8年的利玛窦深谙中国人讲面子的心理，他委婉地让刘总督意识到驱赶教士占有其居作官衙，传出去会影响声誉。刘为了面子也妥协了，让利玛窦转移到韶州传教，还给予了关照。在韶州，利玛窦结交了一批有识之士，但其佛教徒的打扮招惹了本地和尚。适逢当地大旱，本土和尚利用当地民众对洋和尚的敌意，指使一批人袭击了教士们的居所。利玛窦在从窗子跳向花园呼喊求援时扭伤了脚，无法根治，从此落下了脚跛。

1598年，利玛窦找到机会进入作为陪都的南京。当时朝日混战未休，作为藩主的明帝国在精神上处于高度备战状态，故所有外国人都有间谍嫌疑。利玛窦在得知肇庆旧友徐大任于南京任侍郎后前往拜访，但当他说想留在南京传教后，徐非常紧张也不再友善，甚至收买客栈老板轰利玛窦出城。最后有人指引他南昌乃富庶之地，排外情绪不强，于是他前往。在南昌，利玛窦进展顺利，他撰写并赠送建安王的《交友论》备受这位皇族成员的赞赏，士大夫也争相传阅。而肇庆和韶州的经历也让利玛窦减弱了对教堂这一传教硬件的追求，更注重文化、教义的传播，形成了“南昌传教模式”。

1600年进京途中与外出敛税的太监马堂的遭遇，让利玛窦再次领教了宦官专权政治的凶险多变。专心炼丹的万历皇帝对宦官非常依赖也非常信任，而马堂属于宦官中较为得势的一个。当马堂听说一个带着各式精致礼品进贡皇帝的洋人路过时，就以检查礼品名义上了利玛窦的船。利玛窦对太监印象不好，又有人提醒过他马堂的阴险，遂不肯轻易将搬运北上的礼品交与马堂代转皇帝。于是马堂要求开列清单上奏皇帝，并借口清单不全将随船人物全部押解天津，扣在一座庙里，随后开箱检查。十字架上流血有伤的裸体男人让他们找到了借口——马堂们坚持认为这是用来诅咒皇帝的物件。从庙里逃出的教士赶往北京，找利玛窦的朋友帮忙，但谁也不敢插手，他们劝教士将随行礼品全部赠送马堂或可免灾。就在利玛窦准备为事业贡献生命时，1601年初，他们等来了万历皇帝的圣旨，令将外国人和贡品送往京城。

按照明朝正常的政治运转，利玛窦等应交与礼部接待，再将贡品转交皇帝，但是宦官专权架空了礼部这一程序，太监希望绕过礼部，以便拿到一些皇帝给洋人的赏金。为安全起见，马堂将传教士们留在自己房子里住下，还派兵士看守。

利玛窦来京是希望寻找机会传教的，眼瞅着希望渺茫时，朝臣与太监的权力博弈又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主管对外事务的礼部官员蔡献臣对太监僭越程序尤其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非常生气，派一些兵力将教士们从马堂房子抢了出来。蔡责问利玛窦为何不经由礼部却通过太监进贡，利玛窦力辩说自己被迫落入马堂手上，而朝廷重臣都害怕马堂，这缓和了蔡的怒气。作为回报，利玛窦送了地球仪、四分仪等物品给蔡。

但右侍郎朱国祚又不干了，他连续派了几个手下盘问利玛窦的进京目的，利玛窦回答说是来传播宗教律法的，他们已在中国生活多年，不图做官与回赏，只求能留在北京。朱国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批评了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礼部事务，又奏请将教士遣送出境。然而此时万历皇帝正困在立太子的人选争夺战中，恪守祖制的朝臣与支持皇帝的太监之间的拉锯战进入了白热化。右侍郎以太监私会传教士为由奏请遣返利玛窦一事，给了万历一个表态他支持太监的机会，再加上他着实对自鸣钟产生了兴趣，于是特许利玛窦等人留住北京。

变幻无常的专权政治下几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让利玛窦着实体会到了梦幻般探险的意境。尽管他在汉语世界中传播天主教的方式尚存争议，但凭借深刻的信仰、卓越的才华与坚忍的毅力，利玛窦最终在向来闭塞倨傲的东方帝国权势圈赢得了一席之地——他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他及他所传播的福音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同时，中国人也尊称他为“泰西儒士”。还应该看到的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让其被奉为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的耶稣会传教徒典范，更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

（《南风窗》2010年第10期）

美丽岛事件始末

赵  诚

从《自由中国》到“中坜事件”

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

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的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经济的改善，文化精神需求提高，各阶层的参政意识也开始发展。1975年8月，《台湾政论》创刊，“立法委员”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他们表示要继承《自由中国》的传统，“搭起民间言论的发言台”，但同年12月被当局叫停。

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中坜事件”最有名。

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1947年“2·28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美丽岛》的诞生

“中坜事件”后，反对派更为活跃。1978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

当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他们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国是声明》，进行抗议。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免去许信良桃园县长职务。

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美丽岛》杂志发刊后，遭遇了多次暴力攻击事件。9月8日《美丽岛》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杂志社郁慕明为首的“反共义士”在宾馆外抗议、示威，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并向宾馆内投掷石块、电池。10月17日，当局查处《美丽岛》杂志。10月25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行成立茶话会，会场被警察以拒马和铁丝网封堵。10月31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举办“劳工座谈会”，11月4日举办“陈菊旅美座谈会”，11月7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举办“农村毛猪问题座谈会”，11月20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办“美丽岛之夜——吴哲朗惜别晚会”，均遇到暴力冲突。11月29日，台北黄信介“立委服务处”，遭6名暴徒持斧砍砸玻璃，捣毁办公设施，10分钟后，《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也被8名手持斧头和武士刀的暴徒闯入捣毁。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受6名暴徒袭击。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不能不令人怀疑有当局支持。

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但9日下午4时，《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已被警察包围。义工邱胜雄、姚建国驾宣传车在豉山路被扣，两人被押进豉山警察分局，遭受殴打。《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和支持者前往豉山分局声援，再次发生警民小规模冲突。至12月10日凌晨2时，邱、姚才获得释放，史称“豉山事件”。

为了应对12月10日的集会，12月9日晚，台湾当局通过电视宣布高雄市于10日进入冬防“元春军演”，中午，以演习为名，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队、市警察局、南区警备总部分别进入市区，宪警部队配备防毒面具、催泪枪弹，军车忙着运送铁丝网、拒马，严阵以待，并宣布下午三点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集会，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业活动及早到银行提款，造成恐怖气氛。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这次集会警民大冲突三次，双方都有受伤，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据台湾警备司令汪敬煦回忆，“宪警人员遵奉上级指示，以高度的自制、坚忍执行职务，始终忍耐，以致负伤累累”。《美丽岛》支持者说，当晚参与集会的民众最多时达到10万。汪敬煦说只有六七百人。国际媒体驻台记者报道为六七千人。据汪敬煦回忆，当时蒋经国对他汇报的数字表示疑问，并说，“你们就是喜欢把大事说小”。

结局与回响

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1980年2月，台湾当局“军事法庭”对美丽岛案主犯进行审判，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密谋推翻政府，4月18日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在蒋经国的直接干预下，施明德免除死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还有三十余人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在一般法庭审判，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

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台湾当局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一方面表示公正要“公开审判”，另一方面，在新闻局长宋楚瑜指挥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称《美丽岛》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地、有预谋地进行“叛乱”活动。《美丽岛》杂志的领导者都为匪首及阴谋分子，鼓吹暴力，而群众都为非理性暴民。整个事件中，警察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美国《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说，台湾官方媒体撒谎，“美丽岛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宋楚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他们在台湾的采访权。

马英九当时在美留学，任《波士顿通讯》主编。该刊发表文章，称“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是“叛乱集团”，是“丑剧”、“逆流”，建议当局管制言论，主张台湾不应有美式言论自由。

审判期间的2月28日，被告林义雄家遭受灭门血案，至今未破。

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美丽岛事件“规模冲突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在这个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台湾反对派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

“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1986年前后，本案主要被告在刑期一半时被假释或保外就医。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5月7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强调，在维护和谐、国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指示开展与党外势力“沟通”工作。5月10日，国民党首次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与民间反对派党外社团“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秘书长谢长廷举行沟通会议，并取得了“三项谅解”。

1986年9月28日，以《美丽岛》参与者为骨干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但蒋经国并未深究。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历时38年的“戒严法”。从此，台湾迈进了宪政时代。

2008年4月7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不远处立碑，其铭文是：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2010年2月4日再修订稿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

何书彬

当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一场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宣传战也在酝酿之中。孔夫子信徒与耶稣之间展开的“圣战”，深刻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

1891年的夏天，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的城墙和城门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体地针对他的传教活动。比如有一段文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门生”如何利用妖术奸淫妇女：“（教民）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谣言所包围，在这些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

其中最让一般民众感到恐慌的，莫过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说法，说是传教士会施展妖术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以制药或炼银。

传教士把他们搜集到的反教宣传品寄回本国，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齿愤恨”，西方各国在华公使也为这些宣传品的四处流布而忧心忡忡，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它们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

与此同时，田贝的担心正在长江流域一步步地变成现实。1891年成了两方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并抢走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这些教案总称为“长江教案”，构成了“义和团事件”以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

“鬼叫该死”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协助下，杨格非开始寻找这些谣言的来源。不久后，他就发现长沙是个制造谣言的“大本营”。

杨格非先是获得了两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印刷品，在这个极富攻击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为“鬼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人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出八斤银。凡从叫（教）的死了，鬼叫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卖去配药……”

在历数“鬼叫”的种种罪恶行径后，作者破口大骂，鼓动人们去冲击教堂：“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既这样该死，为何中国人偏要从他人叫哩？”

《鬼叫该死》来自长沙，作者周汉是一名湖南宁乡的士绅，曾担任左宗棠的幕僚，积功升至陕西候补道。从1884年起，周汉寓居长沙，同时开始篆刻各种反教宣传品，总数达到三四十种。

不仅如此，周汉也督促亲友一起来鼓动反教，比如“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在周汉倡议下篆刻的反教宣传品，总数更是达数百种之多。

除了语言通俗的《鬼叫该死》，为了更直接地鼓动起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周汉还篆刻了图文并茂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传教士“挖眼剖心”的种种场面。

这些反教檄文从长沙散布出来后，再经过各地的层层复刻，总的散发量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鬼叫该死》一书，仅在湖南就散发了80万册，在整个长江流域的散布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最远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教作品，当时这本书已经散播到了北京一带，它的作者崔暕也是一名湖南人，与周汉是宁乡同乡。

出现于1861年的《辟邪纪实》看上去是一本专为读书阶层而写的反教作品，但是作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书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它汇集了关于传教士的种种流言，并且还用“供词”的形式把这些谣言写得生动可信，比如：“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抽。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几乎和《辟邪纪实》同时，在长沙还出现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该檄文一一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鼓动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拔剑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两本书后来成为众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题材库和蓝本，伴随着它们的广为流传，中国民众的恐慌和在华外国人的不安情绪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傲慢与偏见

1891年的反教谣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之前在中国已长期存在。传教士和中国士绅在接触时，双方都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更是助长了这些谣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基督教获取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传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

与传教士人数增多相应的是教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加入了教会，或者开始接受教会提供的教育。仅在耶稣会管理的江南代牧区，据当时的报道，在1878年~1879年时就有了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鬼叫该死》等反教檄文广为流布的时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6万名。

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门曾对基督教紧闭了一个多世纪。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为禁止传播的教派，从此之后，中国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罗马教皇曾哀叹说：“教会（在中国）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

蓬勃发展的传教形势鼓舞了西方人的热情。1868年，担任中国第一个外交使节团团长的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他极力地鼓动西方人“到中国去”：“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和每个山谷中。”

然而现实却和蒲安臣的热烈宣扬正好相反，在华传教士的形象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光辉”。

一名普通中国人想起这个神秘的宗教时，往往把它和同样被禁止的白莲教相提并论，以为基督教里也充斥着幻想和妖术。

传教士和中国的士绅互相敌视。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祭拜孔子属于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风水更是不着边际的迷信；在中国士绅看来，基督教则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如果任凭这些“异端邪说”传播，将导致“圣贤之道”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颠覆。

一些传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国士绅们的这些印象。伦敦会的传教士艾约瑟这样描写1851春天他的一次游历：“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中国士绅用更为傲慢的姿态来应对传教士的言说，他们把基督教直斥为“邪教”，把传教士等同于“禽兽”，同时制造谣言让民众去攻击教会。

如果追溯源流的话，会发现这些流言的出现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时，基于这个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门带来的印象，许多人怀疑利玛窦会炼金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也载有天主教“烹食小儿之说”。

天主教会“挖眼”一说，最早可见于雍正二年湖北黄冈人吴德芝所著的《天主教书事》一文，其中写到天主教会挖掉濒死或已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睛；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写道：“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这些传闻经过湖南士绅添油加醋的润色，变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仪式带给普通中国人的神秘感和想象，比如忏悔、临终涂油以及为临死的婴儿施洗的仪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教案潮

崔暕、周汉都参加过湘军．他们念念不忘湘军领袖曾国藩那一篇气势磅礴的《讨粤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国藩号召所有读书人都应该起来讨伐天主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暕、周汉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名教而进行一场“圣战”。

一股隐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时也悄然出头，开始和士绅们一起散播“挖眼”谣言，不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和士绅们不同的。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长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减，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甚至减少了一半。随后，众多的两湖居民迁居到长江下游成为“客民”，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社会，“哥老会”等会党势力快速滋长，其中夹杂着湘军裁撤后留下的大量兵勇。

这些两湖籍的“哥老会”成员通过口耳相传、张贴匿名揭帖的方式，一边散播传教士“挖眼”的谣言制造恐慌，一边寻找借机渔利的机会。

1891年3月21日，有人站在扬州鸿文巷圣母堂前“大肆咆哮”，说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围观的人群中，有曾经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为实者，“同声附和，嘈嚷喧闹”，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开始冲击教堂，打毁了教堂的围墙和后门。幸亏地方官员率兵赶来，骚乱才没有扩大。

三天后，教堂方面搬运行李，又被疑为是见了揭帖后“心虚”了，要转移从中国人身上挖取的心脏和眼睛。群情于是哗然，人群冲进了教堂，打、砸、抢。接下来在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多个地方，又连连发生了多起冲击并焚烧教堂的事件。

在芜湖，教堂的大门被砸开后，法国传教士夏鸣雷、滕伯禄以及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华约翰从后门逃走，上了一条太古公司的轮船，上船之前，他们亲眼看见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在疯狂地抢劫。他们还观察到：“在乱众之中，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

不久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拿获了一个名叫曹义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词把扬州、芜湖、丹阳等多起教案的发生经过展现了出来。曹义祥供称：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曾是营勇的“哥老会”头目蒋桂仿等人来到他家，商议如何发洋财，几人一起拟定了一个方案：（一）预备匿名揭帖，揭露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遍处张贴”，制造声势；（三）“哄动众人”，冲击教堂；（四）尽快脱身，逃离现场。

仔细考虑之后，他们把“闹教”的首站定在扬州。一来在扬州有洋财可发，当时扬州及附近区域共有教堂十余座，教产极多；二是在扬州易于制造教案，从1867年12月到1889年7月．扬州天主教的育婴堂共收婴儿2414名，其中1603名受洗后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过66%（据传教士康治泰统计），众多扬州民众早已是对此“积疑生愤”。

扬州教案后，蒋桂仿等又雇船前往芜湖、南京、镇江、丹阳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如法炮制，散布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谣言，鼓动民众“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舆论并不认为“哥老会”是制造教案的罪魁祸首，当人们为教案的发生寻找原因时，矛头再一次指向了那些篆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绅。原因很明显，在湖北武穴等没有迹象显示有“哥老会”的“蓄谋”的地方，也接连发生了教案，就在于谣言使得当地居民对教会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发现一个教民肩挑4个女孩送往教会，遂对他起了怀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顷刻之间，人群麇集，疯狂地冲砸、焚烧教堂，两名英国人被人用石头砸碎头颅，当场毙命。

事后湖北地方官员抓获了两名“正凶”，俩人在供词中都承认，是听信了传教士挖人眼睛的“传说”后，非常愤恨，以至于焚烧教堂，追打洋人。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说：“1891年，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各国公使指名要求惩处周汉以儆效尤，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以发动战争来威胁，让清政府禁止反教宣传品的传播。

湖广总督张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认为：“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另一方面，他不知该如何处置周汉，因为他得知，长沙的读书人普遍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就要把长沙城内七十余家教民杀害。

斟酌之后，张之洞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长沙城内曾刊刻过反教宣传品的几家书铺查封，将从各地民间收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全部销毁，同时将周汉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守旧与维新

在“谣言制造工厂”被关闭后，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遂逐渐平息。1895年后，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开明官绅的倡导，长沙的形象大变。从“守旧”变为宣扬维新变法的中心。曾以“卫道”为己任的湖南官绅喊出了新口号：“其守（旧）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立，则中国变；吾湘变，则中国存。”

而周汉还是“矢志不渝”，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清臣子周孔徒”，继续努力传播反教檄文。张之洞对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之洞致电湘抚，要求将周汉“速行惩办，以遏乱萌”，建议将其发配。次日，再电湘抚称“周汉狂悍可恨”，主张监禁。

周汉不服，他指责的矛头已经从传教士倒向了维新派的湖南官绅：“究是何国之臣子，何人之徒乎？”他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

这些指责让地方官员十分恼怒，但又无法驳斥，毕竟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于是他们寻找周汉的“别项劣迹”，给他定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长期监禁了事。

尽管对周汉的处理宣告结束，但周汉所散布的谣言却并未平息，它们穿越中原，向华北广大的平原地区散播，最终在数年之后，促成了1900年那场针对外国传教者更加激烈的运动。

（《看历史》2010年第8期）

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

李  乔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洪湖赤卫队》，片中涉及当年湘鄂西苏区“左”倾“肃反”的历史，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湘鄂西“肃反”的核心人物是夏曦，他所制造的“大肃反”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灾难性后果，可谓时人闻之色变，后人念之断肠。在中共党史上，夏曦是个著名人物，但这个“著名”主要是恶名昭著，原因就是他曾干过“大肃反”这件大坏事。关于夏曦，我看过不少文献材料，包括学术论文、人物传记和媒体介绍。其中一书一文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书是刘秉荣先生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夏曦史料；一文是李诚先生写的综合性述评《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见于2010年7月27日《作家文摘》）。下面就根据这些文献材料（引述时不一一注明），谈谈夏曦其人和他所犯的“肃反”错误。

一

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ＡＢ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就是柳直荀。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也被夏曦列入杀人名单，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关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成改组派“肃清”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看到小平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夏曦的“肃反”。真是念兹痛史断人肠啊！

二

从《贺龙大传》及《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等文献材料提供的情况看，夏曦的“肃反”杀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肃反理论极端错误，二是抓人杀人的理由非常荒谬，三是太残酷。

先看夏曦的肃反理论。《贺龙大传》记有一段夏曦与关向应谈论肃反方针的对话：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宁可错杀，不使漏网”，这就是夏曦的肃反理论。这个理论，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起码的法制原则，是极端错误的，说好听一点，是宁左勿右，实质上就是法西斯杀人理论。谁都知道，蒋介石法西斯蒂的“清共”名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夏曦的杀人理论与之何其相似。法西斯杀人，是完全不讲法制原则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邪恶手段，不惜胡乱杀人。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多少制造出了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根据何在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夏曦所说的两条理由，都是极其荒谬的。试问，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狡猾伪善，成了改组派的证据，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伪善和忠于革命的证据吗？所谓段德昌“打了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军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失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便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到了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夏曦竟还亲手杀人，他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贺龙曾经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

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对于“肃反”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他专门写过一组诗，谴责夏曦的“肃反”错误。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一字一句，仿佛都是蘸着血和泪写成的。“抹尽良心横着胆”，这是多么强烈的谴责之词！“自残千古伤心事”，“英贤多少丧黄泉”，这又是多么沉痛和愤懑的心声！

三

夏曦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夏曦的“肃反”被制止。起初，夏曦并不认错，但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有很大的罪过，他说了一句沉痛而又回归天良的话：“肃反”乱杀人，“是一笔还不了的账”。对于夏曦何以会犯如此重错，党内斗争何以会发生如此惨剧，许多党内高层领导人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严重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夏曦的照片也挂在墙上，他被认定为烈士。但是，前来参观的前红三军老战士们没有忘记夏曦当年的劣行，他们火气十足地指着照片，数落不休。看来，当年夏曦落水，战士不救，极可能就是夏曦的真正死因。

当然，夏曦终究是个共产党员，是个革命烈士，虽然有严重缺陷。通观夏曦一生，他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中央委员和湖南省委书记。萧克将军说，不能因为夏曦犯过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又说，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萧克对夏曦总的评价是六个字：“两头好，中间错”。两头好，指犯错误之前的贡献和认错之后的表现；中间错，即所犯的“肃反”错误。贺龙对夏曦也有六个字的评价：“两头小，中间大”。虽也是一分为二，但错误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在夏曦溺亡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夏曦对革命、对党和红军造成了那样大的危害，很难说是功大于过，也值得建那样规模的纪念碑吗？而那些被夏曦杀掉的红军高级将领也都有类似的待遇吗？即便说可以建吧，我不知道碑文是怎样写的，是否写上了夏曦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认为，应该写上，必须写上。因为：第一，人无完人，烈士也不一定就是完人，没有谁规定给烈士写碑文只可言功，不能言过。第二，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性”（通常党内做检查时常说的“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错误，夏曦是一个制造了大批烈士（被冤杀的烈士）的烈士。第三，夏曦的错误具有极大的警示性，应当让今人见碑文而思痛史，从中汲取教训。

（《书屋》2010年第11期）

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

瞿独伊/口述 周海滨/撰文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看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曾在父亲身边度过了充满父爱的时光……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

生父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离婚；

对父亲的采访要求，列宁没有挥手拒绝；

蔡元培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

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我的家世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1924年，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奇特的爱情“谈判”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父亲，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秋白结婚，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他是很不容易。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第一次见父亲大概就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赴俄采访列宁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父亲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父亲的报道，在北京《晨报》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次，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长达三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标语题词上。他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对父亲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便道歉忙碌去了。父亲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父亲作为参会的代表，还担任翻译，累得病倒了，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只能活两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父亲担任翻译。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主编《新青年》。12月21日，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24岁。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他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地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苏区。在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就是给了他稍微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他们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何必讲这些呢？”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我的诗还没有写完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像他这样的才华实在难得，不应该枪毙。

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的，但他对死很坦然。1935年6月18日要枪毙他，所以6月17日通知他。

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

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

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因为都知道他是谁。

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文革”前后，《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宋希濂，他说：“你爸爸被劝降的时候非常硬，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我是他的学生，以前看过他的文章，作为我个人，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你的父亲。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

1978年，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父亲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

（《羊城晚报》2011年2月12日）

从梁庄出发触摸中国乡村

马金瑜

梁鸿·《中国在梁庄》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分别于2008年、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该作品选摘《梁庄》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颁发的“非虚构作品奖”，同时获评《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

梁鸿家乡的豆面条和烩面是很好吃的，里面都加了一些芝麻叶或者红薯叶、萝卜樱子、南瓜叶子做成的干菜，大热天摘下晒干，冬天用水泡发，热气腾腾的面条里，就浮现出干菜诱人的暗绿色，散发出别样的香味，这样的一碗豆面条或者烩面，让离开家乡的人扯心扯肺。

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算上梁家的祖辈们，吃干菜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每逢荒年乱世，灾民饮食无着，干菜是最后赖以活命的食物，所以当地人家再穷也要晒一些干菜——谁知道哪一年又会饿肚子？饥苦成为梁家几代人记忆深处的感受。

不过在北京，梁鸿已经很难吃到地道的家乡饭了，近20年来，每天的电话、短信，成为她和家乡血脉的连接。“啊呀，你不知道，咱村里又出了个大事呀……那个谁谁谁……”日渐模糊的梁庄，在亲人们的描述中，渐渐清晰，乃至成为隐痛——对，那是故乡，可又是那样陌生；那是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消失的40万个村庄中的一个。

陌生的故乡

每次回家，梁鸿特别喜欢坐在火车的窗户边，看着火车一点一点到了平原，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庄稼地里突然有一棵树伸出来了，或者有一座坟，坟旁边有一棵树，还有远远的村庄，那么朴素，那么沉默，都让她感觉非常幸福，非常满足。回到梁庄，她也特别有归属感，早逝的母亲安葬在梁庄河坡上的公墓里，那里开阔，安静。梁鸿每次给母亲上坟，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993年离开家乡后，实际上梁鸿很少回梁庄，更多的时候由姊妹们代她给母亲磕个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台上，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她要教中文写作课，要作学术论文。然而，她越来越质疑这种虚构的生活：“我站在讲台上常常自问，我讲的这些，我自己相信吗？我的学问跟谁发生了联系？”她思念曾经生活了20年的穰县梁庄，一次次地，她在内心追问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已经有十年之久，写写故乡的冲动始终在她内心冲撞。2008年暑假，梁鸿终于回家了。

2008年7月3日，父亲带着姊妹们来接梁鸿。车门打开，早站在车厢门口的三岁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下车，他指着地上说：“脏，太脏了。”大家哄堂大笑。车站到处是被雨水淋湿了的水果皮和废纸，苍蝇在垃圾上爬来爬去。来自北京的儿子有点被吓住了，看着接自己的亲人，梁鸿有点羞愧，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

回梁庄的路上，梁鸿还在想念20多年前有鸭子飞过水面的坑塘（水塘）。那时候的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清香的莲子伸手可摘，水里还有鱼和螺壳。半个多小时后，梁庄村口到了，梁鸿记忆中清澈的开满荷花的坑塘，现在还不到原来的1/3，污水、树叶、苔藓和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漂浮在黑绿色的水面上。

村庄的主路两旁，现在盖起了一排排新房，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但一把把铁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偶尔，有人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是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通向梁家老屋的路，几乎已被及膝的杂草和灌木封住。正屋屋顶上到处是大洞，地基倾斜，院墙坍塌。以老屋为起点往东看，竟是大片连绵的废墟，到处是瓦砾断墙，断墙角落还有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有落满灰尘的锅盖和铁铲。

而在梁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老屋前面的树下就是梁庄的中心。夏天，每到吃午饭，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到了半夜，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梁庄的西南边，则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

“连上砖场，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

梁光正所说的砖场，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曾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80年代初期开始，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场干过活，以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到2005年，国家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砖窑废弃了，环绕砖场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这些年间，梁庄砖场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场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根孤零零的旗杆。砖窑前面的河坡如今也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平——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抵挡过汹涌的河水。

灌溉梁庄田地的河是湍水，几百年前，它就流经这里。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记载，在湍河两岸，生长着如奇葩般的菊花，味美异常。梁鸿的父亲记得，他小时候湍水还能行船，来自武汉、襄樊十吨八吨的大船都能行经这里。河道变窄后，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也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很长一段时间，上游造纸厂排出的废水都流进湍河，黑亮亮的河水像汽油，浮着泡沫，整个河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河岸两旁，挖沙车像蚂蟥一样拥挤着。大约五里的路程，就有将近20个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4个，有些地方更集中。河岸边还有挖沙遗留下来的一个个大型不规则的沙窝，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不同的沙场老板分治割据，“一到夏天，河水涨了，这些沙窝就全是大旋涡，每年都淹死人。”

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梁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20年的梁庄。走在路上，她总有迷失的感觉，“我的家乡怎么变成了这样？”

吞噬生命的河流

要不是痔疮太厉害，五奶奶还见不到小儿子光亮，“五年啦，没钱（寄）回来。”儿子躺在床上输液，这个中年男人给母亲算账说：“啥世道，城里割个痔疮也算手术，还要住院，三四千块钱！好嘛，好不容易攒起点钱就要交到那里去，还不如回这找个卫生院、诊所割了省事，才几百块钱！”

五奶奶70岁了，头发全白，肥胖、慈祥，有着爽朗的笑声。儿子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就在家照顾他们的孩子，儿子每个月寄500元钱回来。

梁鸿的老父亲在一旁说，村里几乎家家是这样，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不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对老两口照顾4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4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

中午，五奶奶要给5个孙子孙女做面条吃。孙女刚出大门就哭喊起来“奶奶，他把俺头打了！”

“这土匪！”五奶奶把围裙卷在腰里，去追被叫做土匪的调皮小子，小男孩一溜烟窜到门前的冬麦地里，远远地嗷嗷叫着蹦着。

不到5分钟，院子里的女孩号啕大哭，“土匪”把砖头砸在了她的头上，五奶奶用扫帚打“土匪”，他笑嘻嘻地跳着：“不疼，不疼！”

“要是给我三个这样的孩子，我连半月都活不了。”五奶奶坐在凳子上，累得直喘。

五奶奶和光亮谁都不提9年前淹死的调皮蛋。死的时候，他11岁。“要是活着，现在20岁了。”五奶奶每年都念叨这个孙子。

9年前，五奶奶领着孙子调皮蛋上学，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做饭，地里的活还要抽空干。有天中午正做饭，邻居孩子跑来告诉五奶奶，调皮蛋掉河里了，大人正捞他。五奶奶顺着砖瓦场走下去，边走边哭，想着这咋给儿子儿媳交代呀。她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只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儿，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一群人在水里摸，大人用脚探住了调皮蛋，用劲挑起来，调皮蛋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

五奶奶现在还记得孙子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扎过，说没就没了。五奶奶一屁股坐在沙里，抱着娃儿的身子哭：“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当年淹死调皮蛋的湍河，如今已被挖得很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隔两三百米，就有挖沙船的传送带隆隆地响着，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机器旁边是一堆堆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景象。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1994年，一小四轮（小型拖拉机）沙子带工钱才5元，现在，建筑工地多，一卡车要100多元钱。河面上挖沙场太多，有的河段已经被抛弃，因为河底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

后来，梁鸿去采访县城的水利局副局长，副局长说：“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16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而且，短暂停工后的上游造纸厂又要开工了，作为邻县的支柱产业，“它一直是开开停停”。

养猪的校舍

梁庄小学已关闭将近十年了，不知谁把原来的字改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残破的两层红砖楼，几年几班的牌子还没有摘下，楼下二年级1班和2班的教室都关着两头猪，水泥地面上猪粪和泥水和在一起，臭味和着教室里陈年潮湿的气味从门口涌出来。升国旗的地方只剩下水泥墩，看门的兴哥说，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卖废品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兴哥和老伴在院里种上了大葱和小油菜，“地硬，原来全是砖地，可不好刨。”老伴抱怨着。教室的窗玻璃大都被打烂了，兴哥老伴说，有的窗框也被调皮孩子扒走了，“啥都给你整得稀烂，要不是我们看着，大门都叫人扒走了。”

兴哥有时能赚点小钱。他牵着一头猪出去配种，猪一路叫着，泻出的猪粪撒在院子正中的路面上。出去一会儿，兴哥把猪拴在旗墩子上，忙着给客人倒水喝，“村里有几户盖房子，猪没处放，就圈这里。”

兴哥把暖壶和杂物都放在石碑上，“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是他在猪槽下面找到的，他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

曾在这里教书的老民办教师万明记得，1981年国家开始资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现在的两层红砖楼是那年盖的。小学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200多个学生。

但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学生被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学校也就散了。”

无以为继的农田

给梁鸿的爷爷和三爷上坟时，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4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

1960年前，梁庄的梁家人有200多口，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每户都有人死。梁光正记得，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到1981年、1982年，人民公社体制即将消亡，联产承包开始推行。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8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因为地少，收成不够养家糊口，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就曾去北京打工。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到北京后第二天，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提到那个时候出去闯天下，梁毅志笑起来：“我还带了一辆山地车回来，那时候要600多元钱。”

据他了解，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家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原来村里有1000多口人，“现在进村不见人，死了人都没人抬。找不到年轻人抬，挖坑弄啥。”

如今梁庄的土地也多是老人在种，梁光正算了一个明白账：一个人8分地，一般种麦子和玉米，一亩麦子最高产量800斤，玉米1000斤，都合8角钱一斤，一年才见1400元。再算投资，麦子一亩地得200元钱，犁地上肥料就得300元钱，总共700元钱能把庄稼收到家里来，这还是好年景，按最高的产量算。一亩地一年挣700元钱。

少年奸杀案

2006年1月23日，当地的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这成为梁庄十几年间最令人震动的大事。原来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梁庄82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梁庄调查案件也已有9个月。

王家少年被抓后，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梁庄。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黄碟看。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在公安局排查的9个月里，王家少年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梁鸿走访村民得知，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虽然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的学习倒是一直不错，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也面善，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梁鸿和五奶奶聊起这事的时候，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她言语非常激愤，和梁鸿父亲及老支书梁兴隆的语气一模一样。

通过重重关系，梁鸿终于获得探视王家少年的机会。面前的年轻人单薄、瘦弱，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须都没有——看到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梁鸿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她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她一下子崩溃了。“谁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她后来写道。

“害就害在九几年（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绑架、黄色录像、抢劫……慢慢出现，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听说黑社会啥的……”梁光正也叹气，“早些年（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比较安生，哪有这些个事？”

除了被判死刑的王家少年，梁鸿采访的巧玉媳妇也曾是被看不起的人，前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和村里另一个男人相好上，双双去了深圳打工，然后和前夫办了离婚。可当她听说前夫脑血栓中风在床时，巧玉两口子马上就回来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俩天天推着前夫到街上去打针、看病，两个人照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人，认认真真地服侍着，一直到前夫发病去世。

回忆中的梁庄，总是温暖亲切的。梁鸿的大姐还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过年，家里总要做一大锅烩菜，姊妹几个每人要给村里人端一碗（条件好的要端饺子，一般就是萝卜烩菜），别人家也会让孩子端一碗烩菜送回来，这样端回来就是一锅百家饭。平时家里有点小隔阂的，这时候都不能太计较。“如果两家都不端菜了，那这两家的关系就等于断了，”梁鸿大姐说，“这些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家里都没有人了。”

礼尚往来，谦卑宽厚，善良诚恳……这些古老的道德依然深得乡人的尊重。“在乡村，这种东西它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乡村的文化处于一个颓败状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化，在这几十年里其实在慢慢地破坏掉。”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禁不住感慨。

土葬之恋

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梁鸿的大伯“老道义”是梁庄最早的大学生，先在县城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到镇上教书，他和梁鸿的父亲一样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于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老道义”。

2004年，“老道义”得肺气肿去世。但去世前，老人就说，不想火化，一直念叨着怕疼，哪怕出点钱也行，他给村支书也说，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老道义”的儿子万会十分为难，在梁庄，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亲人来了不敢哭出声，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另一种是出钱完整地埋，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民政上的人知道了不好办，还得花钱。

“老道义”去世的时候，上面正盯得紧，县上的人也跟过来，不火化不行了，但又不能违背老人的遗愿，儿子万会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之前，就让阴阳先生把父亲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他曾安慰自己：“这也算是个囫囵人。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可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但到了火葬场，父亲头上蒙着的黄纸老往下掉。儿子万会抬起来盖上，一会儿又掉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的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隔了这么多年，万会想起来还是难过，“我当时就哭了，爹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新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老道义”的骨灰是偷偷埋掉的，亲人们哭得声音都很小，只是抹眼泪。万会说，原来大队说要给村里找片地，盖个房放骨灰盒，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动静，“在农村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乡村出路在何方

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一种对象，大概只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资料里存在的是官方的“里”和“社”。现代以来，包括延安时期，人们利用民间的剪纸、喜剧进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以村庄为题材的大部头小说《艳阳天》，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很难看到的。梁鸿采访的人物故事，则大多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间。

《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集中在2010年上半年，中间有段时间梁鸿写不下去了，“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乡村走的是一条死路？难道中国的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吗？身处强大的现代化旋涡当中，乡土的中国在逐渐终结吗？出路到底在何方？”

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的大姐看完后对梁鸿说：“你写的家乡很真实，可是你也应该看到好的一面，过去连文盲都解决不了，现在你看有吃有喝有钱花；过去咱妈有病，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拼，你看现在国家掏一大部分，医疗解决多大问题……妈现在活着该多好……她一天福也没享过。”

梁鸿无以辩驳。她总想起年少时，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常年瘫痪的母亲冰凉的脚，给她捂暖，梁鸿姊妹们躺在另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窗外清白的月光照进来，父亲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豫剧《海棠泪》段落），悲哀与温暖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梁鸿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74岁的梁光正，以自己大半个世纪的乡村经验和思索，帮女儿完成了采访。《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尽管视力还很好，老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看，他说：“看了心头难过……”

一直到《中国在梁庄》频繁获奖，梁鸿的心情还是很复杂。2011年1月6日，她去领奖，发言那一刻，梁庄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一下都涌到了眼前，她含着眼泪，有点哽咽：“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改变乡村，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之路，这几乎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执著的追求——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都是乡村调查的范本——梁鸿的梁庄，还远没有结束。

（作家梁鸿所写“梁庄”与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日）

顾准信阳日记记录饿死人惨状   吴敬琏称“人相食”

凤凰网《我的中国心》电视节目

凤凰卫视2011年4月2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92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出版。其实，这原本不是一部分书稿，而是顾准在生命最后两年与弟弟陈敏之先生的通信内容，但这些通信谈到老子、孔子、韩非子，谈到托马斯、谈到希腊思想、谈到欧洲中世纪骑士文明、谈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谈到民主与“终极目的”。而最终，顾准所要谈论的是，在经历了出生入死的革命考验之后，中国何以遭受“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创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顾准经历了一系列人生最为沉痛的打击。

解说：“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宣布开除其党籍，一年后，顾准被下放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

这是顾准商城时期的日记，日记记载了他的劳动，栽菜、浇粪、站岗，也记载了他亲眼所见的后来震惊世界的信阳事件：“黄渤家中死人，老婆、父亲、哥哥、三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柳学冠母亲和弟弟，张保修哥哥和嫂子，黄渤，则上举5人即是。”

吴敬琏（经济学家）：信阳专区是大饥荒里面全国最严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八百万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商城因为是劳改队还好一点，但是那个附近的老百姓那种情况啊，那确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严重，就是真是“人相食”啊，不但是吃死人，那个别的还有把自己的亲戚杀了吃了的。

解说：顾准如实记载下了他看到的大饥荒场景，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这是本部农民的厄运。

高建国（《顾准全传》作者）：而且他自己呢，也饿得很厉害，顾准曾经因为饿，曾经到这个地里面去偷那个胡萝卜。

解说：“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以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吴敬琏：他这个人是非常有尊严的人，所以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他觉得他从年轻时代就追求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结果呢建立了这么一套制度，而这一套制度下人的应该有的尊严都会被泯灭，包括他自己。

解说：这是顾准对中国农村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时间为四个月，四个月时间里，他从北京来的下放干部变成了手指甲弯曲的农民，从顽固的极右派变得卑微、狡猾，四个月后，他离开商城。“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哪，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离开商城，顾准希望能有机会再来信阳，他想探究人民公社背后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很快，顾准第二次带上右派帽子，再一次被下放到了信阳专区，这一次，经济研究所的右派一同下放，地点是信阳专区息县东岳镇。

张卓元（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那个1969年11月份，11月下旬了好像，越走越荒凉，天气又冷，坐个敞篷车啊我们，哪有现在这轿车，我们都坐着敞篷车站着去的，整村整村没有人呐，我们到哪儿去说什么忆苦思甜，一讲忆苦思甜就讲那个1960年饿死人，整村整村的，全村人饿死，浮肿。

吴敬琏：连草都没有，这个息县，我们那个公社，为什么没有草呢？就是“大跃进”把树砍了，树砍了，老百姓没有柴烧，没有柴烧，他三顿饭做不熟，小孩，很小的小孩，就拿一个耙子，一个木头杆上面两个铁丝这么一个勾，看见点草就扒拉，所以就完全没有树也没有草，所以就是非常荒凉。

解说：后来“整党”运动开始，一些人被派去“三同”，在与公社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他们再次了解到息县同样发生的死人事件。

吴敬琏：这个“三同”的人回来讲啊，“大跃进”以后那个饥荒的情况，哎呀那讲起来简直叫做人心惊胆战，就是整村整村的人，或者饿死了一部分，逃荒了一部分，整个村子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家里死了人，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就要深埋，你不深埋呢，饿极了的人就刨出来吃了。那么顾准就说，他在商城的时候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解说：信阳的经历成为顾准日后思想的一部分，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等美好词汇后面隐藏着的是他长期以来不可知的贫穷与落后，这种现实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者）：信阳事件参与了就是顾准晚期的思考，参与了晚期的思考，他要回过头来要反思，这个极“左”思潮、毛的这个错误的政策怎么会导致惨绝人寰的饥荒事件。

吴敬琏：其实就是这个“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在共产党和各种民主党派、民主力量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为什么隔了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而且延续了十年，怎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1949年之前提出的口号，是要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吗？为什么会出现了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为什么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对几乎大多数中国人民实行专政，怎么会？

解说：“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唯一听我诉说过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

1965年9月17日，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1969年顾准被再次下放，临行前他得到了妻子的死讯。“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我写了一份要求见见采秀的申请，保证无论她死了、病了、疯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随后，顾准得到了妻子汪璧自杀的消息，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原名方采秀，两人结识于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1934年结婚，这一年，顾准19岁，汪璧20岁。后来，顾准参加革命，汪璧跟随他四处流亡，解放后在上海财政处专门负责大户税收工作，顾准调往中央建工部时，汪璧又调任该部财政司司长。

王伟鼎（原顾准警卫员）：汪璧是他的爱人，从上海搞地下工作妇女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妇女干部，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会计师。

胡柏琴（顾准好友林里夫妻子）：汪璧呢，就是奉公守法、老老实实的那种人，不像现在有的那些咋咋呼呼那样的人，不是的，她是旧社会的那种，还是很好的，跟他老母亲相处也都很好的。

解说：三反五反中顾准被撤职，有人劝汪璧离婚，她婉言拒绝。1957年，顾准第一次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汪璧独自支撑着整个家庭；等到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时，汪璧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她要面对旁人的白眼，要接受组织的质疑，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5个孩子，还要向他们解释顾准的右派身份。

林樱初（顾准弟媳）：她当时处境很困难，我理解她，上面有母亲，她不跟她详细谈，怕老人家受不了，下面有孩子，最难对付的是孩子，当时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他们当时都各有抱负，都希望将来读完书怎么样，突然一下子这么大的变化孩子也受不了，汪璧面对这几个孩子，讲也不好，不讲也不好。

解说：1966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顾准冒着风雪从劳改地周口店回家过年，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

陈敏之（顾准胞弟）：有一次，我接到我嫂子汪璧写给我的信，信上提出来她说她跟顾准已经谈过了，他俩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他们愿意分开，分开以后呢，到有一天只要顾准的帽子拿掉他们就复婚。

解说：为了孩子，汪璧不得已与顾准离婚，这一打击让顾准不堪重负，很快，他在医院查出患有心律不齐等疾病，日记里，他用三个字总结自己的窘境——鳏、病、右。离婚8个月后，因为思念妻子与孩子，顾准借口取东西回了一趟家，一见到他，汪璧严词责问，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日后的回忆中，顾准记录，见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拿了文件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一个月后，顾准收到了孩子们寄来的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8日，汪璧自杀。

林樱初：汪璧之所以自杀，逼死的，里面外面，孩子，母亲。

赵人伟（原中科院竞技研究所研究员）：当时不是红卫兵要抄家，抄黑材料嘛，那么每个人家里都有很多笔记本，很多资料，那你一找出来，发现一公布很麻烦，另外当时也不敢用火把它烧，一烧，有烟人家就发现了，据说，顾准的夫人就把那些资料放在锅里面煮，煮了以后呢，从厕所里面冲掉，煮烂以后从厕所冲，结果厕所堵住了，厕所一堵呢人家发现了就来斗她。

王伟鼎：一个总工程师，就住在汪璧也就是顾准的隔壁，后来好几天没有听到汪璧的声音他着急了，他就赶紧到建工部去讲了，因为那时候汪璧是建工部的财务司长，怎么人没有听到，后来开门进去，她过了。

解说：“闻噩耗，既是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竟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哭，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朱学勤：他的家庭破碎，他非常热爱的那个妻子汪璧，汪璧是个很优秀的知识女性，不得已而自杀啊，子女就是和他不来往啊等等，他自己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蜗居斗室，这都是很悲剧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成全了顾准，没有跟着后面愈演愈烈的左翼思潮走下去，迫使他和这个东西拉开了距离，回头一个人进入，我的话来说，进入思想的隧道，单兵掘进。

解说：这是顾准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之间的日记，他把它起名为《新生日记》。“《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一期学习班上，决心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我唯一诉说我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

1969年，顾准第二次到信阳下放，地点是信阳专区息县东岳镇，一同下放的还有语言学家吕叔湘、文学家钱钟书、杨绛、俞平伯等，顾准是他们当中的“极右派”，脏活、累活、重活都属于他。

张卓元：最脏的活、最累的活，第一个就叫他们去。

赵人伟：最早是干基建活嘛，盖房子嘛，盖房子有脱坯的、有制瓦的，这是基建活。另外农活，总是有农活，秋收的时候要去干农活。

胡柏琴：他们那个地方拉的是河南的那种车，架子车，就像咱们过去北京的排子车似的，很大很大的，很沉的东西你拉着走，劳动也是很重的。

解说：1967年3、4月起，针对顾准的外调逐渐增多，1968年冬达到高潮，最多时顾准一天要接待过三四起外调人员。

赵人伟：顾准一个是从来不讲假话，因为当时你要是不顺着外调人员的口径来讲的话，外调人员要打你的，要打，他宁愿挨打他也不讲假话，有的时候他也比较傲，那个年轻人来调查他三十年同事们的历史问题，那些问问题都问不到点子上，对30年代的历史情况不熟，问问题问不到点子上，顾准跷着二郎腿，哎呀你们根本不了解30年代的情况，你听我讲吧，结果又挨了一个耳光。

解说：为了应付无休止的外调，顾准将生平经历详细写成了“历史交代”，这就是日后《顾准自述》的原稿。交代中提到，一次外调同志批评他言辞傲慢，直率指责“你是右派分子”，顾准冲撞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

张卓元：批斗场景就这样啊，就现场在地头，劳动完了以后就开会总结今天的劳动，然后就有人就说，像顾准今天不好好干活、不老实，这个要他站起来低头认罪。

吴敬琏：就是说顾准偷奸耍滑，地头斗争会啊，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就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他这个头，挺起头来，我就是不服，怎么打他也不服，就是给人一个正气凛然那种态度，他其实是很瘦弱的一个人。

解说：艰苦生活中，顾准对妻子汪璧的思念愈加强烈，妻子的死亡成为他活下去的理由，他要找到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悼念亡妻，无法自已，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两个欢乐镜头，醒来秀已离人间。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顾准开始了更艰苦的探索。

朱学勤：在6亿7亿人都陷于狂欢，党内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对这样的这个左翼疯狂提出异议，尤其是思想史的这个从源头梳理的时候，只有顾准一个人，他进入了这种状态。对于一个政治家的顾准这是一次冤案，不应该有的摧残、打击、迫害；对思想家的顾准来说，这次打击迫害反而成全了大思想史上的第一关，从此他进入就是一个人的研究这样一个状态。

解说：“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干校生活中，一个叫徐方的女孩给了顾准极大的精神安慰，徐方是顾准经济研究所同事张纯音的女儿，这个年她15岁，跟随妈妈一起到息县下放。张纯音告诉徐方，顾准妻离子散，担心他会自杀，要多关心他。就这样，徐方注意到了顾准。

徐方（顾准同事张纯音女儿）：他平常不跟人说话，然后总是拼命地干活，有一次呢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那筛沙子，不停地用这个铁锨，一锨一锨在那筛，筛了很长时间。

解说：顾准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发烧，张纯音让徐方把偷偷从家里带来的罐头、奶粉送给顾准，几次下来，顾准认识了徐方，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跟徐方讲自己的经历，要她好好学习知识，还跟她讲自己时不时挨的批斗。

徐方：所以有一次开他的批斗会，然后人家摁着他的头，让他低头低头这样，然后开完批斗会，他还跟我悄悄说，说你别看我这头都低到地上去了，我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我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也很幽默，而且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

解说：在干校人员居住的棉花仓库里，除了张纯音和徐方，敢和顾准接触的人几乎没有，到了后来，吴敬琏也被打成反革命，开始有了与顾准更多接触的机会。

吴敬琏：到了劳改队啊，就是干那种重活，这个起圈这个活我以前不知道，你一锹铲下去根本抬不动，它因为这个粪便和那个土啊垫的土，它都变成了很黏黏糊糊得那么一个东西，这时候顾准走过来说，你哪是干这种活的，我来。

解说：这一年，吴敬琏39岁，顾准54岁，两人在干校结下了情谊，偷偷谈论中国问题。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顾准和吴敬琏一起读书，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解释中国现实。他拿出自己偷偷带来的《希腊史》、《罗马史》、《圣经》、《韩非子》等风格不一的书与吴敬琏共享，但读书并不敢正大光明。

吴敬琏：顾准正在看《圣经》，那个吴参谋是我们军宣队中文化最高的，他过来看见了，说这个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准就把它收了，收了过两天呢，那时候准许看六本书了，六本书就是什么什么经典著作的解释，他就拿着那个《论左派幼稚病》的注释和解说拿去问吴参谋，说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吴参谋傻眼了，他说不出来，顾准就当众大训他一顿，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不看《圣经》你就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军宣队的人知道这个人不好惹，看到顾准看书，他们就绕开走。

解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宣队突然变得六神无主，干校管制也松懈下来，他们搬迁到了明港，顾准在日记中记载，生活逐渐转向以读书为主，愈转向读书，其他一切愈易忘却。

张卓元：明港用的是部队的营房，一个营房大屋子比这个大概大一倍左右，这样的话就在最边上那儿住，包括吴敬琏，我们呢住在这个，我住在这个地方，他就分班，分三个班，一班、二班、三班，然后他们几个所谓“黑帮分子”就单独在边上住这样。

吴敬琏：这个时候没有农活干了，劳改呢不做农活，我跟张曙光两个都是，张曙光教授，当时都是反革命，他是“连队”的经济所的头，张曙光，我们被派去劳改干什么呢？到食堂帮厨，食堂这是要害中的要害啊，反革命来帮厨，所以这段时候过的其实还挺愉快的，除了不能跟家人团聚之外。但是顾准认为中国一定会变，一定会变。

解说：“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

1971年9月，顾准随干校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在学部大院蛰居，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继续研究自己的问题。

徐方：据我所知，他有一个庞大的这个研究计划，他要写一本书，他跟我母亲讲，说那本书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东西方哲学思想史”，要通过研究东西方的这个历史去沿着这个脉络的发展，而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赵人伟：因为他的知识面很宽，苏联东西他了解，西方英国东西他了解，美国东西他了解，希腊东西他了解，他读书的面很宽，他把《美国经济评论》一期一期拿来，哎老赵这篇文章你看，你把它翻译出来，张纯音这篇文章你翻，吴敬琏还有这个林青松、张曙光这批人都向他请教英语，请教经济学。

解说：顾准读书的范围涉猎到《大学》、《中庸》、《小雅》等中国古典书籍，杜威、赫胥黎等西方哲学书籍，《奥德赛》等古希腊历史书籍，读书过程中，他做大量卡片，力图对中西方发展脉络做出梳理，并得到自己的结论。后来顾准和弟弟陈敏之恢复了通信。此时，刚从监狱放出的陈敏之，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太多疑问，他们在通信中相互探讨，在长期读书积累的基础上，顾准终于试着对“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疑问做出了回答。他认为，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分为两种潮流，一种是以1793年雅各宾专政、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为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理想主义思潮，另一种则是以英国渐进式改革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思潮。

吴敬琏：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认为它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认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这个专制的手段、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该灭绝，于是从这个理想主义它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的，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了这个运动，结果就是循着这一条路子走到现在，走到他去世前“文革”下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所以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这个立场上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解说：顾准的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两部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然而等到这两部书出版，顾准已经离世十八年。

朱学勤：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思想日记》、《顾准与陈敏之的通信录》等等，这都是他饱受迫害这个状态底下的思想结晶，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来说，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彻底走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透，所以我们看当时党内的一些有反思能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有价值，不可磨灭，但多多少少有一点明日黄花啊，有一种隔时之感，但我们再看顾准就觉得他没有过时，他没有过时，为什么没有过时呢，因为他领先了这个时代有几十年，按王元化的说法，他领先了至少20年。

解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二是祝福你们。”这是拍摄于2005年的画面，画面中的老人就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顾准最后弥留的一年里，是他给了顾准最后的温暖。

1972年10月，顾准从息县回到北京一年，弟弟陈敏之从上海来到北京，目的一是要看看跟随妹妹一起生活的老母亲，二是要找到失去联系5年的顾准。

林樱初：根本不晓得他在哪里，去看他母亲去，他母亲住在公安部，就在社科院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看他母亲以后，跟他母亲商量，他母亲说总在这个范围里头，就找几个老朋友那个时候，找了老朋友骆耕漠，找，后来就找到了，找到他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人一个桌子一个床，他睡在一个角上，一个床很小的，小床，边上摆着一个小的写字台，上面都是一些书。

解说：劫后余生的重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两人一起交流“文革”中的经历，游玩了北京故宫、长城，顾准提出想见一见老母亲，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2年，他们没能如愿。

林樱初：就想看看母亲，没有达到目的，后来讲通，跟他母亲也讲通，跟他讲通，你们就别，过一阵再说吧，就没有见面，没见面。我记得后来第二次又去，第二次老陈出差时候去，又到他那里去了一下，去了一下，回来没两天就来电报，吐血了，生病了。

赵人伟：他自己买一点肉炖，小锅炖着吃，他说我现在自己要改善点生活了，发烧嘛，他原来刚回来以后，他到北京图书馆拿两个馒头就去了，没有什么营养，到北京图书馆搞那个“希腊城邦制度”研究，就是1972年回来以后，他还没有，到1973年就老发烧。

解说：1974年10月，顾准的肺病愈加严重，痰中血点越来越多，吴敬琏陪同他到医院检查，大夫认为他有问题，鉴于顾准还带着右派帽子，不敢收他住院，只能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失明的骆耕漠在吴敬琏的搀扶下四处奔走，帮助顾准住进了医院，很快，在痰中查出了癌细胞。

张卓元：因为他不是肺癌嘛，肺癌那个肿瘤压迫气管，所以就经常憋气，憋气就呼吸困难。

赵人伟：好多人去看他，我也看他，哎呀，没有想到该走了，他觉得他很多事情没做完。

徐方：他还跟我妈说，他说我现在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所以我现在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特别痛，因为他刚刚开始工作了两年就得了癌症。

解说：陈敏之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医院照顾顾准。此时，顾准的5个孩子分散各地，除了大儿子顾逸东和大女儿顾淑林尚在北京外，其余的都上山下乡，顾准提出想见见孩子们，孩子们拒绝了。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顾准摘去右派帽子，要他在一份“承认错误”的文字报告上签字。

徐方：他认为让他在这种东西上签名，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坚决不肯签，后面呢他说反正我也快死了，我摘什么帽子，我不在乎这帽子不帽子，但是别人就劝他，说你要摘了帽子，你的孩子就能来看你。所以他一听这个话，结果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为了要见孩子还是签了这个字。

解说：但孩子们还是拒绝了父亲见面的请求。

林樱初：五个孩子当时很困难，五个孩子也困难呢，学校里头，当时那时候叫都是狗崽子，他们想不通。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闲谈，汪璧那时候总是从正面去教育他们，现在回过来想想，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跟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孩子不晓得。所以他们都说顾准家里是最革命的，几个孩子都革命。

解说：很快，呼吸和说话变得越来越困难，顾准让陈敏之通知吴敬琏，要对他做最后的交代。

吴敬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肯定是出不去了，这医院是出不去了，而且呢他说，很快他就会说不出话来，因为他这个癌肿的部位使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是把气管堵住了，所以呢我们把一些事情谈得透彻一点，你以后就不要来了，他总的就是说呢，他认为中国是会变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维持的，所以变了以后呢，中国的神武景气就一定会到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所以要做的是，他说我送你四个字，叫“守时待机”。

解说：癌肿越来越大，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在医院照顾顾准，张纯音建议顾准服用中药，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顾准接受老朋友的好意，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急转直下。1974年12月2日，顾准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吴敬琏陪在他的床边。

吴敬琏：在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说了是主要是什么呢，说他太太，他说他一辈子没有爱过第二个人。另外说到他孩子，说他是爱他们的，他过去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过去孩子回来了，他自己做菜给他们吃。最后我听到他的一句话就是打开行军床休息，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了。那个旁边就放了一个行军床折叠的，然后我就打开，打开，刚睡下去，刚着了，就听到，乱成一团，我跳起来一看，医生在做心脏按搏，已经不行了。

解说：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离开人世。

林樱初：我的看法，他的思想超前了一点，他很多想法跟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早了一点，如果再活几年就好了。

赵人伟：是很可惜，如果他能够再活个20年，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吴敬琏：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会计学的祖师爷，有人说他是有一个偏激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家，中国这样的思想家并不多。

朱学勤：顾准的很多东西到今天还没有被我们的正式教科书吸取，他还有他的现实意义，他不仅仅是思想史的遗产，他今天对我们怎么思考改革、怎么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等等，都有前驱性、前瞻性。

曾子墨：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李慎之这样评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未来，我们应不断与顾准对话。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凤凰卫视电视节目《我的中国心》2011年4月23日）

《开国大典》：涂满政治的油彩——四次修改折射几十年风云变幻

周  冉

上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知道油画吗？大抵的回答是：“噢，知道，就是《开国大典》啊！”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刊登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画被大批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并进入中小学课本。

然而几乎是从画作诞生起，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画布上的人物就几经删除和添加，油画本身则被再度复制和修改。这些修改折射出共和国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开国大典》不仅定格了1949年10月的那一天，更记录了一段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历史。

2011年7月，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中厅，出现了两幅《开国大典》油画，其中一幅是“文革”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两幅画上的人物是不同的，名画背后隐藏的故事又一次让人久久回味。

突破资料限制大胆构图

1951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征集，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当时博物馆的负责人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

1952年，革博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巨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浙江绍兴人，专业美术院校出身，曾在敦煌临摹壁画三年。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了水粉画《北平入城式》，他也曾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还受任为毛泽东、朱德画像。绘制开国大典上的领导人群像，董希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当时，董希文正带着学生们在京郊石景山发电厂深入生活，边写生边劳动。他受召回京，立刻投入创作，然而他发现所有照片和影像资料画面中，领导人和群众都没有出现在一起。在他的想象中，《开国大典》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场景，于是他决定作一个大胆的尝试。

董希文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上画了一个草图，画面左边是众多国家领导人，右面则为布满鲜花的广场，这样左实右虚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是有失平衡的，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

“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董希文在给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信中这样说。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

董希文还在草图中大胆地将原本应该在毛泽东右前侧的一个大红柱子抽掉了，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画作将毛泽东加高一寸

为了集中精力创作，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创作室”。对于这个“创作室”，董希文的学生、著名女油画家庞涛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一个狭窄的长条形楼房，楼下是卖酱油杂货的铺面。房间狭长得令人难以想象，面对2米多宽、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进深仅有2米左右，后背紧贴墙壁，视域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我们都十分惊奇，董先生是怎样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完成这幅大画的。”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笔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

董希文将西方油画和敦煌壁画的技巧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风格油画的先河。《开国大典》选择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庞涛曾提到，在处理地毯时，董希文在油画色中加进了少量的沙子，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

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董希文的老友、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画面上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

从开始创作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各界代表，画面中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天空画得干净利落，偌大一片面积都是一次涂好的。开国大典当日是个阴天，上午还下过雨，但董希文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从而传达“庄严而热烈的场面”。

1953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布置了一场特殊的展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观董希文的这幅《开国大典》，也见到了这位了不起的年轻画家。几位国家领导人看到这幅画时都很兴奋。毛泽东还利用接见的间隔，两次返回休息厅，仔细观看画展，并且称赞：“是大国，是中国。”他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抹掉高岗，没有破坏构图

这幅《开国大典》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革博随即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太大损害。董希文后来曾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不仅被陈列在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而且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毛泽东提倡用中国画画革命题材，董希文并不赞成，因为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免遭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但被罚以“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他后来还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画过长征、红军过草地，但都被认为调子灰暗，没有展出。

删掉刘少奇，补全董必武

《开国大典》中人物众多，并不能一一完全展现，画面上的董必武只有小半张脸。早在1953年怀仁堂画展上，领袖们就曾开玩笑说，董老，画家只要一笔，就可以把您勾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19年后，董必武的形象不仅没有被抹掉，反而被描绘完整，说起来，这得“感谢”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董希文也遭到打击，并被下放干校。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术展。革命博物馆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通知他在《开国大典》上去掉刘少奇。有人对董希文说，如果你这幅画想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得把刘少奇改掉，否则就永远挂不上了。

此时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晚期，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这个修改工程很复杂，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挨，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

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改掉林伯渠，复制第四稿

董希文用小刷子把刘少奇洗得干干净净，目的之一就是期望《开国大典》还能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但结果这幅画还是被取了下来放入博物馆房。

删掉画上的刘少奇不久，执掌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下放在河北磁县农村劳动的一些中央美院的著名教授调回北京，任务是对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革命历史画进行“刷新备用”。

据董希文的学生、现中国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回忆，“刷新”《开国大典》的目的，是要改去立在周恩来身边的林伯渠，原因主管部门没有道明。后来人们推测，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江青，因为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搞了约法三章。

而这时的董希文病情已相当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改画的任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靳尚谊被“请”出来，在董希文的原作上改掉林伯渠。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老师，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这幅复制的《开国大典》还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

二十多年后《开国大典》终恢复原貌

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党史展览，《开国大典》必须展出，而刘少奇此时已平反昭雪。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几经改动，难以恢复原貌，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当时靳尚谊忙于公务，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所展出的《开国大典》便是临摹品，另一幅则是画面上没有刘少奇的《开国大典》。

今天，当人们在博物馆里踱步于这两幅历经修改的特殊艺术品中间时，在欣赏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是品读那个将艺术作为政治附属品的特殊年代。

（《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Table of Contents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一）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

导论：作为时代先声和百姓心声的文学——2000~2011年中国纪实文学〔[1]〕概观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根本利益（节选）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节选）

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节选）

天使在作战

木棉花开

震中在人心

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

一种精神

胡风案中人与事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

梁 庄（节选）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二）中国最佳散文（2000-2011）

序言：散文的命线

皖河散记（选五）

我的石灰窑

致苍凉

寻找远逝的江南

先 父

雪里识匡庐

在冬天，怀念梅志

一只羊离开羊世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简朴生活回忆录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熬至滴水成珠

人生几度秋凉

寻亲记

记忆的红皮书之三：1967年的鸡血传奇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一条歌的河流

医事手记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指缝里的白烟

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

水冲的农事

二 姐

长笛如诉

书 祭

中国册页

斯人也斯疾

铁皮在风中悲吟——祭“5·12大地震”毁灭的北川城

《病隙碎笔》（选）

过冬天

2007年上课记

大地的语言

门 孔

烧 梦

鸟语浸染的村庄

那一年，我和苏三……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病盆景——自然笔记

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桥的翅膀——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1985年的洛丽塔

一块土地

通往大师的路标

2000~2009：一个平民的生活史

树会记住许多事

疼痛的乡村

春雪化时

一把碎银

大地的皱纹

致不孝之子

失帽记

此时的追忆

小木头沟记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三）中国最佳诗歌（2000-2011）

序言：谈论诗歌，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蒋  蓝

经验十书（十首选二）

蝴蝶之书

火焰之书

陈小蘩

碎  裂

王学东

诗二首

天  空

远  望

李龙炳

龙王乡：宿命与幻象

杨晓芸

寒露纪事

秩  序

朱  朱

书  架

雨  田

死亡风暴

白  梦

行深或者坐忘——另一种祭奠

霍俊明

1990，初秋或夏末的皮影戏

九月九日别山东兄弟

宋晓杰

七月的灌木丛

苏历铭

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

带着流浪的麻雀回家

林  莽

在秋天

刘  瑜

后楼水库

于  坚

诗二首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悼迈克尔·杰克逊

西  川

出行日记

蓝冰丫头

悔过书

江  非

河  流

时间简史

横行胭脂

山林书

苇  子

一场雨

哨  兵

晚  课

商  震

静夜思

夭  夭

在生活的废墟上

轩辕轼轲

诗二首

晨起忽忆邰筐

临沂城又逢江非

侯  马

诗二首

天  堂

麻雀。尊严和自由

白  玛

诗二首

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

2011年，秋

陈  仓

我们不敢放枪

魏  菡

妈妈，我找到了荨麻

邰  筐

诗二首

白头翁

白鹭赋

小  西

我从没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凌  尘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

谢小青

诗二首

我们把阳光铺在床上

父亲去铎山镇

陈  亮

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戈  多

雷蒙德·卡佛

食  指

秋  阳

严  力

负10

伊  沙

诗二首

郊外，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

春天的乳房劫

韩  东

这些年

徐  芳

在这一秒里

中  岛

父亲的骨头

君  儿

诗二首

怀  念

色与空

吉狄马加

火焰与词语

徐  江

柯  索

秦巴子

小春天

发小寻

三缺一

朱  剑

南京大屠杀

西毒何殇

人全食

黄  海

写故乡

唐  欣

童  年

还  非

大限祈求

东  岳

烟  疤

艾  蒿

虚  构

李勋阳

慢  死

邢  昊

囚

宇  向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高  歌

一个农民在天上飞

勿

诗五首

蜘  蛛

过  程

诡  辩

空心菜

合  欢

寒  阳

诗二首

昨  天

消  失

巫小茶

女性经史

翩然落梅

诗三首

亲爱的馒头

背  面

漩  涡

吴银兰

比方说

灯  灯

诗三首

春  天

春天汹涌

外省亲戚

兰  雪

诗三首

一个人的乌托邦

徒然的……

穿墙术

李晓旭

诗二首

烟视媚行

雪  事

南方狐

诗三首

赞  美

春色诱人

需  要

粉  灰

保  佑

横

诗二首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挽歌。皮埃尔056或155

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皮埃尔107或008

七窍生烟

日全食

云  亮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山东小点子

诗二首

阅  读

幸  福

嘎代才让（藏族）

顺手记下（二）

牧  马

写给潘金莲的情书

王有尾

诗三首

怀孕的女鬼

风雪中，父亲……

秋游翠华山小住

衣  水

一根骨头的弯曲如此安分

柳育龙

桃花源记

张建新

论摄影

马  兰（美国）

模拟生活

墨  娘

万寿寺

周洪明

一只鸟从红岩山上飞过

翟营文

亲人一样背靠大地和万物

袁  勇

皮  影

邹汉明

向下生长的树

杨章池

送葬队之约

马  累

乌  鸦

陆辉艳

死亡之歌

毛  翰

二十四座奈何桥——自杀方式全解

长  征

像一嘟噜花椒——习经笔记之二十

段  磊

诗二首

我的牙齿不见了

大风总有退去的时候

马知遥

诗二首

融  化

白  云

牛  耕

词语之踪

商登贵

小地方

史  质

脆  弱

谭延桐

刀锋上跳舞的天使

盘妙彬

小镇何以堪

麦  岸

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

忘  川

山间小路

魏  新

四兄弟（组诗）

笨  水

我的帝国

陈振林

宁  愿

童灵子

心  事

艾华昌

枣花簌簌

姚  辉

街  景

阿  土

老沂河

奥  冬

国  土

高  权

寻人启事

仲  彦（土家族）

河  流

卢悦宁

诗二首

私  奔

女朋友

欧阳白云

白鹤记

秦  客

诗二首

高原的河

女人老张

雪  鹰

墓  地

余  一

11号楼531

藏  汩

诵  经

严纪照

身体写作

正午的阳光下

阳  阳

草屋之歌

余  刃

野兽留言

格  式

诗二首

减肥术

母  爱

张泽雄

往事：水稻或者棉花

章  平

雪地乌鸦

卫  慈

双十日的下午

金  洋

旧  日

子  禾

闪光的树

林之云

河上的车祸

蝈  蝈

八盘山上的草

蔡  宁

画鲁迅石膏像

桑恒昌

我把母亲的命熬糊了

王久辛

偏  见

古  筝

一辈子

李少君

诗二首

中年之悟

安良旅馆

八  零

灵车司机王四喜

李满强

一群牦牛越过了山冈

大路朝天

诗二首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纸

刀  刀

夜幕下的天地岭

蓝  冰

米

商晓倩

我的小屋

刘树明

一列车秋风

毛  子

反爱情诗

钱韧韧

狗尾巴草

弥赛亚

诗二首

阴郁鹅

皮囊已锈

李泽凯

早晨掠过的翅膀

蓑  依

柔  软

罗国雄

碎  瓷

杨  麟

思  乡

刘理海

缝  补

王  妃

城墙边的蒲公英

吴开展

感恩书

杨  克

诗二首

人  民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杨  勇

隐鱼之隐

育  邦

最后的乡村知识分子

宋文军

秋天的玉米地

陈有膑

暮  晚

蒲力刚

碗

安  平

诗二首

睡  眠

大风歌

许明明

在黑屋子里听二泉映月

曾俊廷

瘦

叶章节

莲花庄

张会勤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白  度

投名状

榛  莽

滴水记

西  洲

等一封信

毕  亮

翅  膀

海  妖

我要在天亮前拐个孩子

李小灯

在情欲和理智的控制范围之内

寒  冰

归  还

是  非

高原以外

赵思运

诗三首

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

广  播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娜  夜

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

回  答

阿  毛

安慰一枚枯叶

私  情

洪  烛

桃花扇

西  娃

速  溶

方文竹

加一点

刘  频

把钟声赶回一口铜钟

阿  翔

拟诗记，从“情书”开始反对诗

海  湄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桃  花

徐俊国

诗二首

小学生守则

叩  谢

李文强

午后，我在界河旁边散步

三色堇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

李  荣

麋  鹿

一刀啸风

一个俗人的小算盘

凹  凸

我们约在稻芒上做一场爱

雪  马

减法运算

周鸿杰

诗二首

纸  马

面  具

周瑟瑟

性本爱丘山

叶匡政

诗二首

塑  像

生  活

徐南鹏

诗二首

雨  后

石头记

张小云

和南寺前的马尾松

老  巢

梦见死于地震的玉树人对我说

刘  春

卡夫卡

刘洁岷

牌  局

刘大程

诗二首

收垃圾的

稚  妓

潇  潇

半壁山河

赵卫峰（白族）

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钱  磊

钟表匠手札

李成恩

瓷中人

魔头贝贝

不二经

纳兰容若

诗二首

纸梯子

莲花座

田  暖

地图上的家

伊  甸

看  夜

谢  瑞

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

张晓楠

青蛙的迷彩车展

蓝  蓝

野葵花

臧  棣

纪念维特根斯坦

马永波

时间之流

梁小斌

母  语

王夫刚

暴动之诗

刘  川

拯救火车

法  清

火车吼叫了一声

岩  鹰

两只乌鸦

何小竹(苗族)

买树记

周云蓬

没  有

大  卫

正午的菖蒲

韩宗宝

失败之书——给北岛

孙  磊

试一试风速

王小妮

他们说我藏有刀

朱  剑

磷  火

阿  毛

夏  娃

寒  烟

遗  产——给茨维塔耶娃

许  军

中国书法（组诗选二）

书法：狂草

书法：篆书

黄  梵

中  年

汗  漫

祖  国

路  也

身体版图

耿  立

诗二首

农舍旁的麦垛

星月夜

商泽军

马颊河故事（组诗）

青  菜

铁匠铺

再写炊烟

马颊河

秦  瑟

红领巾

李雪晴

春  歌

安  琪

轮回碑（长诗）

朵  渔

高启武传（长诗）

陈先发

写碑之心（长诗）

谷  禾

少年史(长诗)

沈浩波

《蝴蝶》第一部（长诗）

周伦佑

变形蛋（长诗）

雷平阳

祭父帖（长诗）

柏  桦

水绘仙侣（长诗）

西风野渡

父亲的故事（长诗）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四）中国最佳随笔（2000-2011）

序言：臻于自由的言说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灵魂饭

唐朝的天空

县官的隐身份

卡夫卡的内心生活

永远的白玫瑰

读东坡，想起秋白

河流的秘密

羊的社会及宿命

二十六个字母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彼岸之“0”

心月何处寻——自然笔记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

笑谈大先生——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

起于乔木

艺术的内丹——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十周年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

国王、“热情之花”和卡利约的故事

大美者无言

陈染随笔

我们怎样做祖宗

云南辞典

在镇里飞

1988年的背景音乐

转喻或替身

丛林边的那一家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一个人的抗议史

昆曲流水

二十世纪好像大杂烩——重读百年中国人的国家观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雕版上的德格

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窃听风暴》维斯勒上尉形象剖析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生命与读书

葡 园

午夜来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天之骄子的侧影

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合集（五）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序言：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

关于父亲的死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六十年前两场反抗纳粹暴政的人民起义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读《北京的莫理循》

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沈从文的“疯”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我所知道的江青

齐奥塞斯库之死

艰难的接轨

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一个人的墓史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

一艘潜艇引发的风波——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秘闻

甘地与情欲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以《〈鲁迅传〉座谈记录》为中心

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

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

卡廷之痛：七十年的记忆和阴影

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美丽岛事件始末

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

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

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

从梁庄出发触摸中国乡村

顾准信阳日记记录饿死人惨状   吴敬琏称“人相食”

《开国大典》：涂满政治的油彩——四次修改折射几十年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