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葡萄牙人发现中国

1. 亨利王子的事业

2. 教皇的圣谕

3. 哥伦布vs达·伽马

4. 经略东南亚

5. 向明朝派遣使者

第二章 明朝的世界

1. 大明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2. 为什么不设宰相位

3. 政治上奇特的三位组合体

4. 人口糊涂账与财政分支线

5. 大明的军事力量

第三章 正德天子朱厚照

1. 乾清宫失火事件

2. 皇帝的身世之谜

3. 比皇父幸福更多的东宫太子

4. 先皇留下的朝局

5. 入继大统

第四章 刘瑾乱政

1. 十月政变

2. 政治大清洗

3. 不是皇上，胜似皇上

4. 恶人也有些善念

5. 杨一清的计谋

第五章 遍地英雄起蒿莱

1. 京南响马

2. 马中锡的招抚政策

3. 游击中原

4. 赵鐩被俘

5. 恢复秩序

第六章 威武大将军朱寿

1. 边军调内

2. 钱宁的权势

3. 鞑靼小王子的攻势

4. 巧出居庸关

5. 三巡边塞

第七章 王阳明的霹雳手段

1. 龙场驿悟道

2. 江西的乱局

3. 练兵南赣

4. 朱宸濠谋反

5. 献俘风波

第八章 葡萄牙人的挫折

1. 驻跸南京

2. 清肃宁王事件的涉案人员

3. 江彬倒台

4. 地球原来真是圆的

5. 逮捕葡萄牙使团

鲁东观察使曰

主要参考资料

大明正德朝世界大事记（1505年—1521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514：发现大明/鲁东观察使著.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5

ISBN 978-7-5699-0879-4

Ⅰ. ①1…　Ⅱ. ①鲁…　Ⅲ.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669号

1514：发现大明

著者　鲁东观察使

出版人　杨红卫

选题策划　武学

责任编辑　武学

装帧设计　孙丽莉

版式设计　赵芝英

责任印制　刘银

营销推广　赵秀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7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99-0879-4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言

大明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开端。

在此之前，全球各大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没有建立起充分而直接的联系，数千年间，它们基本上都各自孤立地发展着，没有被卷入到同一个世界体系中。

那时，处于亚欧大陆最西端的欧洲，对穆斯林世界比较熟悉，对印度与中国的知识则仅限于马可·波罗类的传说；而处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对印度与穆斯林世界一知半解，对遥远的欧洲则完全陌生。

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个名叫乔治·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华裔商人的引领下，第一次来到大明朝的广州屯门（在今深圳境内），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并满载而归。

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此事对葡萄牙人而言，是个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并证实了中国的真实存在。他们千辛万苦，远渡重洋，为的就是找到这个传说中的神秘之国。但对大明朝而言，这件事毫不起眼，甚至琐碎到根本没人注意，也不屑记载。

然而，没人注意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就在大明朝的浑然无觉中，它基于朝贡体系而建立起来的旧世界秩序逐渐被无情撕碎，一股来自海洋的力量开始将它卷入到一个充满凶险的新世界体系之中。

而且，这标志着历史的风向已慢慢改变，西风开始压倒东风。

在此之前，推动人类历史剧烈变化的力量一般来自东方，准确地说来自中国北部的草原。在那里，牧羊人聚集在长城塞外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面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一面不时与中原王朝缠斗，因而锻炼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假如中原朝廷软弱可欺，这些游牧民族就肆无忌惮地掳掠边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假如中原变乱衰落，他们就侵入内地，反客为主，或自化为农耕民；假如中原朝廷强盛，他们就会被从水草丰盛的漠南赶到荒凉的漠北，再从漠北被赶过阿尔泰山，开始向西流浪，侵入亚洲腹地，从而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引发剧烈震荡，改变当时世界的格局。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亚欧大陆的冲击主要有三波：第一波由匈奴人发起，第二波由突厥人发起，第三波为蒙古人发起。

第一波与第二波的冲击，与其说由匈奴人与突厥人发起，不如说分别由汉朝与唐朝发起。

葡萄牙人的祖先日耳曼西哥特人，当年就是为了躲避来自遥远东方的第一波游牧者，不得不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迁居到欧洲之角的伊比利亚半岛。

公元八十九年，东汉将军窦宪、耿秉越过大漠，与南匈奴会合进攻北匈奴汗国。匈奴人战败，残部躲入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公元九十一年，汉军再次出击，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单于仓皇离开蒙古高原，窜逃到西域。此后数十年，东汉王朝为了防止西匈奴人重新崛起，不断派兵远征。匈奴人怕遭灭顶之灾，只好离开西域，逃往辽阔的中亚。

公元二九〇年前后，在中亚草原默默流浪的匈奴人突然奋起，征服了顿河以东的阿兰王国（即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奄蔡国）。

公元三七四年，匈奴人渡过顿河，进攻东哥特人。东哥特人战败，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向西逃跑，投靠了活动在今罗马尼亚一带的西哥特人。匈奴骑兵尾随而至，与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附近会战，将西哥特人打败，迫使西哥特人逃过多瑙河，躲到罗马帝国境内避难。

罗马皇帝让西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边境上为帝国御边，西哥特人勉强答应，心里却非常不痛快。西哥特人一方面怕匈奴人进攻罗马帝国，自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又难以忍受罗马地方官员的歧视。所以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后，很快便逃往山区，成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公元三七八年，罗马皇帝调动大军亲征西哥特人。西哥特人虽然人数少，但素来勇猛，再加上从匈奴人那里偷学了一些先进的战争技术，力量不可小觑。罗马皇帝偏偏犯了轻视他们的错误，结果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被哥特人杀死。

此时的匈奴人早已在南俄罗斯草原站稳了脚跟，他们一方面分兵南下侵入中东地区，另一方面派出小股骑兵渡过多瑙河，骚扰罗马帝国。西哥特人非常惊恐，他们担心匈奴人随时都可能大举进攻。

西哥特人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假如继续留在巴尔干半岛，不单可能会遭受罗马人的报复性攻击，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可怕的匈奴人；而假如逃离这块危险之地，又能去哪里呢？他们被夹在匈奴人与罗马人中间，几乎无处可逃。

公元三九五年一月[1]，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临终前，他将帝国一分为二，分别给两个儿子继承。罗马帝国自此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的都城在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罗马的都城在今意大利罗马。

这对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而对匈奴人而言，同样也是个难得的机遇。

公元四〇〇年，匈奴人开始向罗马帝国发动试探性进攻，一举夺取了多瑙河沿岸的许多土地。阿拉里克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他决定躲避匈奴人，躲得越远越好。

公元四〇一年，阿拉里克率领部族向西罗马帝国的腹地进发，他们先是洗劫了希腊，继而拥向意大利，并于公元四一〇年攻陷罗马城，大肆劫掠三日而去。

公元四一九年，西哥特人在今法国南部及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以图卢兹（今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为中心，建立起了第一个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西哥特国。这里远离匈奴人的威胁，算是个安全的地方。

然而安全只是相对的，公元四五〇年，匈奴人集结数十万大军，渡过莱茵河，大举进攻西罗马的高卢地区（今法国）。他们摧毁了高卢的大量城镇，兵锋直抵奥尔良。奥尔良是高卢中部的军事重镇，在今巴黎以南一百多公里处。假如此地失陷，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将失去屏护作用，罗马门户洞开。

此时，西哥特人比罗马人还要恐惧，因为匈奴人一旦越过奥尔良，他们的西哥特王国将首当其冲。

为了避免成为匈奴铁骑的猎物，西哥特人一方面把非战斗人员向比利牛斯山以南转移，一方面与罗马帝国结盟，共同抗击匈奴人。

公元四五一年六月，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巴黎市郊展开决战。战斗仅一天，双方阵亡者就达15万人。最后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只得退回莱茵河以东休整。西哥特人侥幸躲过了一劫。

大约一千年后，这些西哥特人的子孙，驾驶着载有火炮的商船，突然来到了那个迫使匈奴人向西攻击的动力之源——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中国还是那个匈奴人西窜时期的中国，而世界已非那个黏在马背上者代表力量的世界。海洋时代开始了，谁统治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有着亿万人口的明代中国，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力量的策源地，已从亚欧大陆最东北端的蒙古大草原，转移到了亚欧大陆最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

假如明朝君臣知道，那个偏僻的、人口只有百多万的蕞尔小国——佛郎机（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居然根据与教皇的协议，自认为他们发现了中国，那中国就应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定会笑掉大牙，没准还会封它个“新夜郎国”的封号，以示嘲弄。

然而，葡萄牙人不是夜郎国人，他们当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虽然只约等于明朝的数十分之一，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回顾那一年的历史，最能影响人类世界未来走向的一定是忙于在海上探险的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而非陆地上的庞然大物——大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与这两个生机勃勃的海权国家相比，当时所有传统的陆权国家看上去都暮气沉沉。

明朝人视葡萄牙人为普通的夷狄，既不关心他们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也不关心他们因何来到东方。然而，不管明朝君臣醒悟与否，葡萄牙人的到来，实实在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此不再是——自认为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天朝，也不再是——自认为的——世界的中心，它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主权国家。

这一年，被许多历史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史第一阶段的开端。

[1]因本书所涉特定的朝代与当时西方世界的历法、纪元称呼不同，故本书中月、日，言西方以公历计算，言中国则均指我国传统的碑额历（农历）月、日。

第一章　葡萄牙人发现中国

葡萄牙人为传说中东方富庶的印度与中国所诱惑，自亨利王子时代开始，即沿着非洲西海岸一步步地进行海外探险；他们经过近一百年的努力，经佛得角、好望角、坦桑尼亚、印度果阿，到达马六甲，并沿途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海上要塞与贸易站。

公元1514年，有个叫乔治·阿尔瓦雷斯的探险家，在马六甲华人的引领下，以商人的身份来到广州屯门附近的海面，通过香料贸易，完成了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期间，阿尔瓦雷斯偷偷溜上岸，依照探险家的习惯，在屯门的岸边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室徽记的石碑，以表明他为葡萄牙发现了新土地。根据此前教皇的圣谕，以及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签订的瓜分地球的条约，葡萄牙人率先发现了中国，那么中国就应归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可是，葡萄牙人很快就意识到中国是个例外，在屯门立的那块石碑，对中国而言，不过是一块烂石，毫无意义和价值。而更憋气的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比他们还要傲慢。中国人认为，在全世界，无论已知或尚未知的国家，都属于它的臣藩；并且这些臣藩还分三六九等，像葡萄牙这样的陌生远夷，连朝贡的资格都不够，更遑论与之平等做生意了。

尽管如此，葡萄牙人还是认为他们必须与中国打交道，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自己国家的势力扩张至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数年之后，他们谨慎地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使团。

这个使团的负责人是个伪中国通，名叫皮雷斯。此人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他的中国之行，注定会不愉快。

1. 亨利王子的事业

葡萄牙人能够来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葡萄牙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处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南端的小国，一百多年前还国贫民寡，即便在当时尚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它也是个毫不起眼的边缘国家。

葡萄牙原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及北非等地，建立起了一个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公元七一一年，阿拉伯帝国的5万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横扫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西班牙。

然后，阿拉伯帝国以此为跳板，向北越过比利牛斯山，侵入法国，试图消灭基督教世界。可是他们的战线太长，在图尔附近遭遇基督教军队的顽强抵抗，被迫退回山南的半岛地区。

西班牙残部在欧洲各基督教盟友的支持下，于比利牛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抵抗复地运动。

公元一〇三一年，阿拉伯帝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崩溃，自行分裂成了许多小国。退缩在北部山区的基督徒趁机向南扩张，驱逐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步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区域。基督徒稳步推进，公元一〇八五年，他们攻占半岛中部的重要城市托莱多，西班牙人针对阿拉伯人的光复运动几成胜局。

胜利在望，葡萄牙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之外的国家。经过不断抗争，葡萄牙人于公元一一四三年宣布正式独立，并随后收复里斯本，建都于此。

公元一二七九年，葡萄牙国王迪尼斯一世继位。他在全国范围内排斥西班牙语，推广葡萄牙语，并创立了葡萄牙的第一所大学。

公元一二九七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奥卡尼塞许条约》，明确了国界。大致上，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共分了整个半岛，只有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地区仍控制在穆斯林手里。

葡萄牙人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总面积的约六分之一，领土位置紧邻大西洋，狭长而封闭——它的东面与北面被西班牙包围，西面与南面是浩瀚的大西洋，也就是说，葡萄牙若想与宿敌西班牙以外的世界交往，它只有乘船走海路，别无他法。

公元一三四七年，由十字军东征带回的鼠疫在欧洲蔓延，这种可怕的黑死疾病，很快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欧洲的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一。

葡萄牙躲在欧洲偏僻的角落里，受鼠疫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它的经济与人口都相对出现了迅速增长，国力渐趋强盛。

这时，葡萄牙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此人是国王若奥一世的三子，号称亨利王子。据说，亨利王子诞生时，星象家预言他“必将进行伟大而高贵的征伐，而且必将发现他人无法看到的神秘东西”。

亨利在葡萄牙最南部的阿加维省任总督，他知识渊博，生活严谨，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亨利热衷于航海事业，他渴望能让葡萄牙的商船自由进出地中海。那时直布罗陀海峡为穆斯林控制，地中海相当于穆斯林的内湖。为获取一个进入地中海的据点，公元一四一五年，他率兵突袭了穆斯林摩尔人控制的休达要塞，仅用一天就将之攻陷。

休达城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北非一边的东南角，背靠摩洛哥，与西班牙的穆斯林控制区隔海相望，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咽喉之地。他的这一举动，后来被历史学家赋予了特殊意义——被视为葡萄牙人乃至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

公元一四一七年，摩尔人的军队发动反攻，包围了休达。亨利率兵救援，在北非待了三个月。这期间，他从战俘和商人口中得到一个信息：有条古老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直达非洲内陆林木繁茂、土地肥沃的一些部落王国，那里有诱人的胡椒、黄金、象牙等。

亨利王子想打开这条商路，但他认为从陆路穿过沙漠根本不现实，因为那里属于穆斯林，葡萄牙人前去只能送死。经过调查研究，他最后作出了一个注定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另辟蹊径，沿着非洲西海岸，从海路到达那些富庶的神秘国家。另外，他还有个大胆的设想，希望最终能找到一条绕开中东与北非的穆斯林控制区，而且能够自由进出印度洋的通道。

当时，属于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咄咄逼人地在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上炫耀武力。其疆域之阔、人口之多、军队之强，让整个欧洲大陆都为之惊颤；而横亘在中亚地区的帖木儿阿拉伯帝国，此时虽已衰弱，但仍有效地封锁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所谓的欧洲强盛地区的人们，若期望通过陆路或地中海自由前往东方，基本等于痴心妄想。

因此，亨利王子计划绕过非洲大陆前往东方的构想，不仅对葡萄牙有意义，而且也是打破整个欧洲孤立状态的不二法门。欧洲要获得在陆地上挑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能力，大致还需要修炼二百年以上。

据说，亨利王子除了热衷于给葡萄牙寻找财富以外，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寻找失落的约翰长老国，给宿敌穆斯林从背后刺上一刀。根据欧洲人的传说，约翰长老国是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在近东、非洲东海岸，或者在靠近印度乃至中国的某个地方。

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亨利在靠近圣维森特角的一个城堡中定居下来。此地在葡萄牙西南端一个突入大西洋的海岬之上，非常便于眺望大洋。

亨利迅速将那里变成了一个航海探险的基地，他创办了一所航海学院，用来培养勇敢的水手——传授他们远航的技艺，以及天象、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收罗欧洲各国的航海人才，改进船舶与航海工具，并制造出了一种适宜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多桅三角帆船——这种船能逆风行驶，吃水浅，轻便灵活，非常适宜在陌生水域探险。

他接连派出数支探险队，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这些早期的葡萄牙探险者，除了受命寻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绿色王国外，还受命一里格一里格（约等于3海里，5.5公里）地向前推进，以期最终找到一条能够绕到东方的新航线。

据说，此时亨利王子的图书馆中已经收藏有《马可·波罗游记》，他热衷于寻找去东方的航线，估计目标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约翰长老国，而是传说中的印度与中国。

亨利王子大概不知道，就在他的舰队在非洲西海岸小心翼翼地探险之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永乐大帝发布诏令，让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到远方、更远方，去向一切能够发现的国家宣扬中国的德威，尽最大努力寻找朝贡国，扩大属于明朝的世界体系。

自公元一四〇五年始，郑和的舰队连续七次下西洋，多次到达非洲东海岸。

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在非洲大陆的东西两岸，葡萄牙的舰队与中国的舰队同时在进行探险，而且它们彼此对另一方毫无所知。假如那时葡萄牙的舰队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或者中国的舰队能进入大西洋，两支舰队在海上相遇，葡萄牙人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中国的舰队不仅装备水平比他们高，而且规模大得超出他们的想象。那时，葡萄牙人一支探险队全部船只的吨位合计，也超不过一艘中国的巨舰。

中国一心往西探索，葡萄牙一心往东探索，假如这种趋势进行下去，中国舰队与葡萄牙舰队早晚会在非洲附近的某个海域相遇。可是，这样的场景最终没有出现，当公元一四九七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的舰队最终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他发现印度洋上空空荡荡，中国的舰队只将一些传说留在了沿海的土著人中间。

原来，中国从公元一四三三年起突然执行孤立主义政策，终止了激动人心的航海事业——拆毁舰船，藏起航海图，退缩回东亚大陆，而且它的孤立主义政策异常坚决，对海上的事从此不再关心。

公元一四六〇年，亨利王子病逝。在他的有生之年，葡萄牙的航海图才刚刚标到非洲海岸北部的三分之一处，也就是佛得角及冈比亚一线。可是，这对葡萄牙人而言，不是海洋探险事业的终止，而仅仅是个开始，这不仅因为他们从海洋探险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而且还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热情——打击穆斯林，把远方的异教徒从盲目的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

2. 教皇的圣谕

西班牙人开始嫉妒邻国在海上的扩张。

公元一四七九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定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规定对于未知的世界，以加那利群岛的平等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归西班牙开发，南部由葡萄牙支配。

加那利群岛在摩洛哥的南部边境线附近，西班牙的意思是，北非地区以及所有在亚欧大陆上的异教徒区域都归它，而把南部非洲留给葡萄牙。这对葡萄牙显然不公平，但葡萄牙人认了，因为他们明白，北非以北的穆斯林太强大，西班牙根本无力招惹，划给它也是白划，西班牙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区域，也不过是地中海以南的北部非洲。

西班牙人何尝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的目标本来也仅限如此。公元一四八二年，西班牙开始收复最后一片国土，对盘踞在半岛南端的穆斯林发动进攻。这场战争进行了十年，直到公元一四九二年，它才攻克穆斯林的最后一个堡垒，艰难地推进到直布罗陀海峡，统一了全国，取得了属于自己的南方出海口。

这个过程让西班牙人感到沮丧，他们意识到穆斯林的强大，对经略北非不再抱有信心。

就在这一年，有个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来到西班牙，请求国王资助，以实现他避开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向西航行，绕地球半圈到达东方国家的目标。

哥伦布自幼热爱航海冒险，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非常向往印度和中国。那时，地圆说已经在欧洲盛行，哥伦布对此深信不疑。在此之前，他到葡萄牙推销自己的事业，但是葡萄牙人在三年前已经到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他们感觉可以直接向东到达印度与中国，根本不需要向西绕圈子，因此拒绝了哥伦布的请求。

西班牙国王正为没有葡萄牙人的运气而苦恼，哥伦布的到来让他豁然醒悟。尽管当时许多人将哥伦布看成江湖骗子，他还是决定赌上一把，准备花点资本与葡萄牙竞争未来。

公元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的派遣，带着国王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帆船，自巴罗斯港下大西洋，径直向西方驶去。

经过七十个昼夜的航行，当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一片陆地出现在海平线上，那是一个海岛。哥伦布大为惊喜，自认为到达了亚洲的东部边缘，或者是印度附近，遂将之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也便是神圣救世主的意思。其实，他到达的根本不是亚洲，而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哈马群岛。

哥伦布发现“印度”的消息不久传到了葡萄牙，葡萄牙人深为不安，他们放出风去，声称根据《阿尔卡索瓦斯条约》，哥伦布在大西洋西边发现的那片大陆，在条约分界线以南，不属于西班牙，应属于葡萄牙（实际上在分界线以北，属于西班牙）。

哥伦布得知消息后不敢怠慢，赶紧写信报告西班牙国王，说葡萄牙有与西班牙竞争新发现领土的意思。西班牙国王大为吃惊，他知道西班牙在海上不是葡萄牙的对手，所以连忙去恳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请他将哥伦布发现的陆地划给西班牙。

那时，教皇名义上是欧洲最高的统治者，他有权颁发许可证，分配全世界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土地。换句话说，所有的穆斯林与异教徒控制的区域，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地球表面积的90%以上区域——其世俗专有权，都归教皇分配。任何基督教国家，只要得到教皇的许可，就可以随便侵入、征服与统治异教徒与野蛮人的国度，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不准横加干涉或参与竞争。

教皇亚历山大答应了西班牙国王的请求，发出教皇训谕：

鉴于忏悔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航行接近印度，并发现了远处的一些岛屿，甚至发现了一些迄今以来别人从未发现过的陆地。那里居住着许多和平生活的人民，他们不穿衣服，不吃肉，有意信奉基督教。兹确认，凡是经卡斯蒂利亚双王（指西班牙国王夫妇）及其继承人所派使节发现的每一处岛屿和陆地，如果从未属教皇管辖，那就归该国王及其继承人充分行使权利。

这道训谕虽然确认了西班牙对哥伦布发现地区的主权，但表述相当模糊：等于说哥伦布没有发现与做标识的地方，葡萄牙人也可以前去发现。西班牙人当然感到不满，因为这样极易让葡萄牙人钻空子，甚至会引发两国在海外的冲突。

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教皇，教皇明白过来，忙又颁布了一道修正训谕，决定像切西瓜一样，从南极到北极画一道线：

自众所周知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中的任何地点，向西100里格（约550公里）为界。

线以西授予西班牙，线以东授予葡萄牙。这就是所谓的瓜分地球的教皇子午线。

这道试图体现公平原则的圣谕，却让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都有些不满意。

对于西班牙人而言，他们相信哥伦布的估计——哥伦布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描述，以及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推算，认为从欧洲西去日本的海上距离，不超过5000公里。

哥伦布到达的岛屿与大陆，仔细计算起来，距离欧洲大陆已接近5000公里，因此可能已经到了日本附近。

另外，根据马可·波罗的报告，日本距离亚洲大陆还有约2400公里，也就是说离中国还相当遥远。西班牙人担心，地球的周长不够长，他们再往前探险，有可能越过教皇子午线，进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他们更担心，中国及传说中的香料群岛在中间线以外，位于葡萄牙的那一边。西班牙人坐卧不安，他们希望把教皇子午线再向西挪移，以保证亚洲大陆至少一大部分属于西班牙。

葡萄牙人的心思与西班牙人正相反，在数年前，他们已派遣间谍，经由地中海，通过穆斯林的控制区，探访过印度的西海岸。他们知道地球远比西班牙人推算的要大，绕道好望角东行才是前往印度与中国的最便利之路；而且他们怀疑哥伦布发现的是一块不为人知的新大陆，根本不是亚洲。葡萄牙人不想让西班牙人独占新大陆，所以对西班牙西移教皇子午线的建议，暗中感到高兴——只有如此，他们才有染指新大陆的依据。

公元一四九四年六月七日，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新的条约，决定把教皇子午线向西移动370里格（约2058公里，抵达西经46度），以东归葡萄牙，以西归西班牙。

西班牙认为占了便宜，实际却吃了个小亏，因为这样一来，南美洲有块凸向大西洋的部分，便成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五年后葡萄牙人发现了它，它就是巴西。

至此，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都自认为找到了通往印度与中国的便捷之路，下一步，就看谁最先到达了。

3. 哥伦布vs达·伽马

公元一四九三年，哥伦布结束了第一次跨海航行后，于当年九月，又急不可耐地率领第二支探险队离开了西班牙，径下大西洋而去。他信心满满，自认为一定能跑在葡萄牙人的前头，率先到达印度与中国。这次他的船队规模数倍于第一次，计有各色人等1500名，舰船17艘。

经过数月的探索，第二年，他除了又发现了一些尚处于蛮荒阶段的岛屿外，依旧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印度大陆或中国。鉴于这次参加航行的人数众多，食品短缺，他不得不做长远打算，决定将大多数的人打发回欧洲，只留下三艘船只，跟随他继续探险。

公元一四九六年六月，在海上游荡了近三年的哥伦布疲惫地返回欧洲，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他依旧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葡萄牙人对哥伦布的失败感到开心，但也切实有了种紧迫感。公元一四九七年七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决定开始行动，他命令瓦斯科·达·伽马率四艘船只，140名水手，前去寻找印度。

当年圣诞节前夕，达·伽马率领他的船队顺利闯过惊涛骇浪的好望角海域，绕到了非洲的东海岸；第二年四月，到达了肯尼亚港口蒙巴萨。

与渺无人烟的非洲西海岸相比，繁荣的非洲东海岸却更具风险，因为印度洋是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他们并不欢迎基督徒来这里与他们竞争。所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强大海军势力，当时尚没有出现在印度洋上，东非及阿拉伯半岛上各个分散的穆斯林王国，无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基督徒。

达·伽马的船队在蒙巴萨港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冷遇，但当他继续前行到达不远处的马林迪港口时，却意外受到马林迪酋长的热情接待。马林迪酋长是蒙巴萨酋长的宿敌，他认为凡是敌人不欢迎的人，都应该成为他的朋友，而不论此人是否为穆斯林。马林迪酋长为达·伽马推荐了一位极为优秀的海上导航员，此人名叫艾哈迈镕·伊本·马吉德。

达·伽马在印度洋上能得到马吉德的帮助，基本上等于得到神助——此人对印度洋的海况与航线了如指掌。不过后来马吉德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不仅受到同族人的责骂，本人也追悔莫及。

这年五月二十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葡萄牙船队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港（此港口在半个世纪前，曾多次接待过中国的郑和舰队）。

就在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十天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不安分的哥伦布又开始了他第三次的西行寻找印度之旅。此次哥伦布目标明确，他要前去证实前两次航行中听到的关于诸岛之南有一块神秘大陆（即南美洲）的传说，他希望那块大陆是真正的亚洲大陆。

几个月后，哥伦布的船队来到了委内瑞拉的帕里亚湾，从而证实了那块神秘大陆的存在，同时也证实了它并非是印度或中国。哥伦布非常沮丧，脾气变得暴躁不安，与同事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国王特使怕酿出乱子，以管理不善为名解除了哥伦布的职务，将他与他的弟弟逮捕，强行押回西班牙。国王对哥伦布稍加训诫，随即予以释放。

此时，达·伽马已带着香料、肉桂及五六个印度人返航，于公元一四九九年九月回到了里斯本。尽管这次航行代价昂贵——随达·伽马出海的170名水手，只有54人生还——但达·伽马带回的消息还是让曼努埃尔国王激动：第一，那是真正的印度大陆；第二，尽管葡萄牙的商品在那里基本没有销路，但该地区有丰富的香料，而且价格低廉；更重要的是，葡萄牙的舰船与火炮强过本地土著，可以辅以非商业手段。

葡萄牙人已坚信，可怜的哥伦布探访的地方是一块全新的大陆，根本不是日本或者印度；因此他们一边庆祝达·伽马胜利归来，一边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新大陆那里得到些好处。

公元一五〇〇年三月，葡萄牙国王任命的东印度探险队指挥官，率领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小型舰队离开里斯本。此指挥官名叫佩德罗·卡布拉尔，以沉着果敢著称。临行前，根据达·伽马的建议，葡萄牙国王交给卡布拉尔一项秘密使命：船队经过佛得角后，不要沿着海岸线折向东南，而是向西南方向兜圈子，远离非洲大陆，深入大西洋，探索哥伦布正在寻找的那片南方新大陆。

这实在是个超级英明的阴谋，因为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的最短距离，就在这个位置。从佛得角前往美洲大陆，比哥伦布从伊比利亚半岛去美洲的加勒比地区，航海距离短了将近一半。

大概就在哥伦布为自己的失败唉声叹气之时，卡布拉尔的船队飘抵了巴西东海岸的凸突处。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们在塞古鲁港登陆，并于岸边竖起刻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宣布这片土地自此为葡王所有，并派人回国传报喜讯。

这片区域理论上确实处于教皇子午线以东，西班牙人无话可讲。

然后，卡布拉尔率领船队重新横渡大西洋，返回并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

公元一五〇〇年九月，卡布拉尔的船队抵达印度卡利卡特港。穆斯林的商船准备袭击葡萄牙船队，卡布拉尔随即迎战，击沉了十艘阿拉伯船只，并炮轰卡利卡特城。随后，他凭借大炮的保护，在奎隆等地设置商站，与印度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

葡萄牙人的成就让西班牙人极为不安。公元一五〇二年五月，哥伦布被重新起用，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探险之旅。

此时西班牙人已经明白，哥伦布前三次探访的是块新大陆，根本不是亚洲，因此这次西班牙国王给哥伦布的指令非常明确：寻找新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水上通道，尽快查到前往亚洲的航线。西班牙人抱着这样一线希望：找到教皇子午线以西的那部分亚洲，从葡萄牙人手里分一杯羹。

哥伦布穿过古巴岛和牙买加岛之间的海域，驶向加勒比海西部，试图在今巴拿马附近，找到两大洋之间的通道。这次他又失败了，那里虽然离太平洋非常近，但根本没有连接太平洋的通道，他闯入的是一个封闭的葫芦形海湾。哥伦布异常烦躁，他一共有四艘船，一艘在同印第安人冲突时被毁，另外三艘也先后损坏。公元一五〇三年六月，哥伦布只好在牙买加弃船登岸，于次年十一月返回西班牙。

哥伦布此时成了一个没有人同情的失败者，他满怀失望与怨恨，于公元一五〇六年郁郁而终。

与哥伦布的落魄失败不同，他的葡萄牙同行达·伽马成了一名成功人士。就在哥伦布开始他的第四次新大陆探险之旅时，达·伽马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东方印度之行。

公元一五〇二年二月，达·伽马率领的舰队开始起航。该舰队拥有各类船只计有21艘之多，其中15艘上装配着大炮。

此次出航，他不仅是为了黄金与香料，还要捎带着去消灭印度洋上的穆斯林船只，以建立起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霸权，因为此时葡萄牙国王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称号：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与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

达·伽马有责任使国王陛下名副其实。

船队途经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时，达·伽马决定对该地的穆斯林国王使用暴力。他以诡术将该国的国王扣押在船上，强迫他向葡萄牙国王臣服。

到达南印度附近的海面时，达·伽马俘获了几条从麦加返航而来的阿拉伯商船，在下令把船上的货物搬取一空后，随即放火焚船，将数百名无辜的穆斯林活活烧死。

达·伽马再次来到卡利卡特港，对当地的印度统治者发出通牒，要求他们驱逐所有的穆斯林。当地的印度统治者稍加犹豫，他便下令杀死38名印度渔夫，并炮轰卡利卡特城。他的恐怖主义手段吓坏了当地的印度统治者，他们屈从了他的要求。

公元一五〇三年十月，达·伽马满载着从印度西南海岸掠夺而来的香料等物，返回里斯本。据说，他此次航行得到的东方珍品——香料、丝绸、宝石等，价值超过本次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葡萄牙国王为了奖赏他的贡献，封他为伯爵。

葡萄牙国王兴致勃勃地给教皇写信，声称他已得到确切的消息，在东方的交趾一带有许多基督教徒，众多王国只服从一个叫做大中国的国王。

为了巩固葡萄牙在东方的地位，国王任命佛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为印度总督，给他四项使命：第一，消除穆斯林对该航线的威胁，摧毁他们与印度各港口的商业贸易；第二，在印度西海岸建立支点基地；第三，深入东南亚，寻找香料的来源并将其控制；第四，寻找并与那个传说中的基督教徒大中国建立联系。

4. 经略东南亚

公元一五〇五年三月，阿尔梅达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离开里斯本，船上载有1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到达非洲东海岸后，为保证该地区航线的安全，阿尔梅达首先在基卢瓦岛（今坦桑尼亚东南）建造了一个要塞，并将东非沿岸的几座穆斯林城市洗劫一空。

随后，他选择在印度柯钦地区设立王国的东方首府，并且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采购站。柯钦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角，有良好的海港，是个地理条件优越的东进基地。

葡萄牙人几乎对所有经过阿拉伯海的穆斯林商船宣战，试图将他们彻底赶出印度洋。公元一五〇七年，一支葡萄牙舰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侵入波斯湾，抢掠了两岸不少伊朗人与阿拉伯人的村镇，占领了霍尔木兹城。

为了对付不讲理的葡萄牙人，埃及在威尼斯商人的帮助下，在红海建立起一支舰队，并将之派往印度洋，试图消灭葡萄牙人的势力。

在一次海洋遭遇战中，印度总督阿尔梅达的儿子战死。阿尔梅达大为愤怒，集中了全部兵力与埃及舰队决战，于公元一五〇九年二月将埃及海军击败。

感觉到后方稳固之后，阿尔梅达向更远的东方派出了一支探险队，目标是寻找与控制香料的来源。

这支探险队从葡萄牙本土专程而来，它的头目塞格拉怀揣着葡王的敕令[1]，让他务必探明有关秦人（中国人）及他们的商人在香料群岛附近活动的情况，内容如下：

1. 他们来自何方？

2. 他们的国家离香料群岛路途有多远？

3. 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满刺加）或其他进行贸易的地方？

4. 他们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往多少艘？他们船只的形状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当年就回中国？

5. 他们在马六甲或其他国家是否设有代理商或商站？

6. 他们的商人富裕吗？

7. 他们是懦弱还是强悍？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材是否高大？

8. 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

9. 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

10. 在他们的国内，是否有不遵奉他们法律与信仰的摩尔人（穆斯林）或其他人民？

11. 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什么？崇拜什么？他们遵守什么样的习俗？

12. 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这支只有五艘船的小型舰队从柯钦启程，经过北苏门答腊，驶入狭长的马六甲海峡。他们到达马六甲城下时，恰好有一些中国商人与马六甲的国王发生了纠纷。中国商人充当葡萄牙人的盟友，帮助葡萄牙人强迫马六甲国王同意开放贸易。马来亚的穆斯林听说后，对葡萄牙人的船队发动攻击，将他们驱逐回印度。

就在同年，阿尔梅达奉命返回里斯本，在经过好望角时，与当地的土著发生冲突，被刺身亡。

接替阿尔梅达担任印度总督职务的人，名叫阿方索·德·亚伯奎，此人海外经验丰富，是个具有战略头脑的厉害人物。

亚伯奎延续了阿尔梅达的策略与战术，即：先在印度洋上建立一系列战略要塞，阻断与遏制穆斯林的贸易网；尔后向东控制香料群岛，找到中国。

亚伯奎希望在印度找个比柯钦更优良的基地，以扩大葡萄牙在印度沿海的地盘。

此时，令人生畏的中亚帖木儿帝国已经崩溃，其后裔巴布尔刚刚在今阿富汗境内的喀布尔站稳脚跟。他在十几年后，才开始南侵印度，建立起莫卧儿王朝。

当时，印度的南部沿海地区由一系列小国统治，它们一盘散沙，正适合葡萄牙人施展计谋与炫耀武力。

公元一五一〇年正月，亚伯奎挥军北上，对卡利卡特发动了进攻，计划一举占领此港。当地穆斯林怕遭到杀戮，组织起来顽强抵抗，将他们击退。

亚伯奎没有恋战，转而继续北上，夺取了果阿。但当地人很快组织反击，又将他们赶出城去。直到本年年底，亚伯奎在得到增援后，才无可置疑地占领了该城。亚伯奎血洗该城，据说杀死六千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果阿背山临海，物产丰富，是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亚伯奎把他的总督府迁到果阿，又沿着印度的西海岸建立起一系列的城堡和要塞。

至此，没有葡萄牙人的护照，任何一只商船都不敢公然在印度洋上航行；否则，葡萄牙的军舰会像对付海盗一样，无情地将它们俘获或击沉。

这期间，亚伯奎收到一封来自马六甲的远方来信，信是葡萄牙的代理商阿拉乌热从马六甲的牢狱中偷偷发出的。阿拉乌热怂恿亚伯奎发兵进攻马六甲国，并向其详细汇报了马六甲的贸易情况与防卫情况。

公元一五一一年，亚伯奎率领载有1400名士兵的舰队第二次东征。

马六甲是中国的友好附属国，其国王曾一度要求明朝把他纳入郡县体系；但是，移民此地的中国商人却与马六甲国王矛盾重重，他们充当葡萄牙的密探，给葡萄牙人提供船只，帮助亚伯奎夺取了马六甲城。

亚伯奎发布命令，在马六甲城建立起一个检查站，规定凡穿越海峡、经过这个城市附近的船只，不管其来历，都必须携带一名葡萄牙水兵，随船到各地进行考察；否则，休想经过马六甲海峡。

这是个非常高明的计策，他通过这种方式，很快查明了迷宫一般的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各个角落。同年，他们继续东行，到达了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并找到了通往马鲁古群岛的航道，那里才真正是传说中的香料群岛。

通过与中国商人交往，葡萄牙人零碎地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情报，知道明朝既不同于分散的阿拉伯，也不同于软弱的印度，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而且还可以确定，它既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也不属于异教徒集团。

最初，亚伯奎大约想让一些友好的中国商人当向导，带领葡萄牙船只前往中国访问。但他很快放弃了这种念头，因为没有一个在南洋诸岛上的中国商人或移民愿意这样做。那时明朝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实施严厉的海禁，这些中国人游离出洋，原则上都是私渡违法者，他们偷偷摸摸地在沿海做些生意，当地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不会认真追究；但假如引领一个不在其传统朝贡国名单里的陌生之国的人员登陆，后果不堪设想。

公元一五一二年，亚伯奎退而求其次，与一名经常往来于中国的穆斯林商人洽商，希望由他带一些葡萄牙人前往中国沿海考察，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也没有成行。

同年，亚伯奎从爪哇人那里获得一幅航海图，仔细研究后大为惊讶。他立即给葡王写信，汇报这一惊人发现，内容如下：

我从一爪哇领航员那里发现了一张大地图，并复制了一部分。该图上标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红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岛，还有华人及琉球人航行的轨迹，它标明了大船的航线及直线路程、腹地及何国与何国交界。我主，我窃以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最佳作品，想必陛下也一定愿一睹为快。图上的地名都是用爪哇文写成，我携带的爪哇人碰巧识字。我将此图敬呈陛下。从图上，陛下您可以看到华人及琉球人究竟从何而来。陛下的大船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以及金矿、盛产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的爪哇岛与班达岛、暹罗国（今泰国）、华人航行地峡的具体方位，都清清楚楚。

这幅航海图被认为是郑和舰队的遗留物，有人据此认为，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个发现者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公元二〇〇二年，有个名叫孟席斯的英国海军退休军官，郑重其事地写了一本书，书名惊世骇俗——《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

可事实上，郑和当时发现或没发现世界并不重要，因为他的航行只不过昙花一现，没有成为一个有力的转折点而从此改变世界的格局与潮流，它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启的新时代的海上探险活动，不可相提并论。

对待中国，亚伯奎不敢草率，他明白对付这样一个无限广大的强国，惯用的武力恐吓手段将很难奏效。而且，他也知道，中国物产丰富，各种商品制作精良，而葡萄牙的商品相对而言质劣价高，很难在中国找到市场，也无法获利。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充当中间商，把香料输入到中国，换回精美的瓷器与丝绸等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国家，或者运回欧洲获利。

在将要离开马六甲返回印度时，他特别指使留守马六甲城的布里托·帕塔林，继续打探关于中国的情报，不可鲁莽行事。

公元一五一三年，有个华人应募带着葡萄牙人的指令回国打探信息，他返回后，告诉葡萄牙人，可以试探着偷偷摸摸到广州沿海开展贸易。帕塔林立即写信向亚伯奎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得到的指令是：选一条中国式的帆船，由葡萄牙国王及马六甲港务官各出资一半，满载胡椒，由乔治·阿尔瓦雷斯负责，前往中国寻找交易机会。

这艘葡萄牙商船据说在海上游荡了半年之久，直到公元一五一四年，才获得真正交易的机会，完成了第一次对中国的走私式访问。

对于此事，有个叫柯尔萨利斯的人记载说：

去年，有葡萄牙人曾远航前往中国，可是未获准上岸，中国人说让外国人登陆违反他们的习俗与法令。但这些葡萄牙人卖货获得了大利，他们把香料运到中国，与把香料运到葡萄牙一样，都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因为中国寒冷，他们大量使用调味品。

据说，在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期间，阿尔瓦雷斯还曾偷偷溜上岸，在屯门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室徽记的石碑，以表明这是他们新发现的土地。

当时并没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公元一五一五年三月底，葡王派遣佩雷斯·安德拉德率领一支舰队从里斯本出发，让他前往中国，与明朝建立正式的政治及外交关系。同时，下令召回驻印总督亚伯奎。

这时，征战霍尔木兹海峡的亚伯奎已患重病，他口述了一封给葡王的信，声称：“印度的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就绪。”在返回印度的途中，亚伯奎病逝于航船之上。

亚伯奎确实安排好了印度的一切事情，可是，却没有安排好关于中国的事情。

5. 向明朝派遣使者

亚伯奎的继任者名叫洛波苏亚·雷斯德，此人对中国非常陌生，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于公元一五一六年正月任命托梅·皮雷斯为首任赴华使节。

皮雷斯原本是葡萄牙的一名药剂师，公元一五一一年九月以药材代理商的身份来到印度，受命筛选可以发回国内的药品。半年后，他又被派往马六甲，担任总督商馆的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

皮雷斯才华横溢，是个狂妄自大的情报搜集高手。他虽没有到过中国，却通过对中国移民与商人的广泛采访，侧面了解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皮雷斯自认为他已算熟知中国，于公元一五一五年返回印度期间，完成了《东方诸国记》一书，其中用很大一段篇幅介绍明朝[2]。

假如亚伯奎没有死，他大概会给皮雷斯的这本书指出许多谬误；但新任印度总督缺乏关于中国的基本常识，他很快便被皮雷斯给忽悠住了。

挑选皮雷斯担任赴华特使为破例之举，因为他只是一介平民，在那个讲究血统的时代，他本不应该得到这个崇高的职位。

无知虽然可怕，错误的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加可怕。即将出使中国的皮雷斯，脑子里便不乏对中国的错误偏见，他认识中国的主观出发点是：中国应当是印度第二。

在《东方诸国记》一书中，他对中国的观感大致如下：

第一，中国像葡萄牙一样富有。

据东方国家讲，中国物产很多，土地辽阔，人口稠密，宝藏丰富，讲究排场，铺张奢华，使人以为那是我们葡萄牙而不是中国。中国的土地很多，骡马健壮，数量庞大。

第二，中国人比较低劣。

中国人都吃猪肉、牛肉和所有其他动物的肉。他们神态自若地喝各种难喝的饮料，称赞我们的葡萄酒，且喝得酩酊大醉。在马六甲看到的中国人，多身体瘦弱不堪，不诚实，还偷盗东西，完全是下等人的摸样。他们吃饭时拿两根棍子，左手把碗端到嘴边，用两根棍子往嘴里送饭。这是中国的吃饭方式。

女人们在脸上涂很重的铅华，然后再抹上胭脂。她们的酒量胜过塞维利亚人，喝起酒来像寒冷地区的女人。她们脚上穿着用丝绸做的尖头绣花鞋，手里都拿着扇子。她们白皙的皮肤与我们一样，一些人眼睛小，另一些人眼睛大，鼻子不大不小。

第三，中国的皇帝神秘愚蠢。

中国有许多城市和城堡，都是用石头和白灰修建而成的。皇帝所在的城市叫汗八里，那里人口密集，有许多贵族，无数马匹。皇帝从来不见老百姓，也不见大人物，只有极少数人例外，这已成为习惯。听说骡子也很多，像我们家乡的一样。

（凡是臣服于中国的国家），他们每五年或每十年派遣使节，带着中国的印信朝觐皇帝，将本国最好的东西进贡给皇帝。

这些藩国使节朝觐皇帝时，见不到皇帝的面目，只能模糊地看到帘子后的身影。皇帝从那里答话，说话时有七名书记员记录。签字由大臣代劳，皇帝既不动手也不看。再次朝觐时，皇帝给予他们双倍的赏赐。使节们把所有贡品留下，但见不到皇帝本人。

中国皇帝不是父子相传，也不传给侄子，而是由常驻顺天府（今北京）的王国委员会选举产生。

第四，征服中国并不困难。

听说中国有一千多条船，但各行其是；而且他们身体瘦弱，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确实，一条400吨的船就足能毁掉广州，而广州被毁会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他最终得出结论：

马六甲总督要想征服中国，并不像人们议论得那样困难，因为那里的人非常瘦弱，轻易就能将他们打败。多次去过那里的人与船长们断言，曾经夺取马六甲的印度总督（指亚伯奎），只需用十条大船就可以征服整个中国沿海。

负有这样的轻慢态度，皮雷斯的中国之行，注定难以产生友好的效果。

公元一五一七年八月，佩雷斯·安德拉德率领八艘满载胡椒的船只，护送皮雷斯来到广东。在与广东地方官员漫长的交涉过程中，安德拉德与皮雷斯都失去了耐心，他们仗着在印度的经验，威胁在海口拦截他们的中国海军官员说：他们的船队必须立即逆河前往广州，即便尚没有得到书面批准，也一定要去。执勤的中国官员害怕事情闹大，派一名领航员协助，带领他们来到广州城下。

安德拉德与皮雷斯大为开心，到达广州城下时，为了示威，故意鸣放火炮，以使城内慌乱。广州地方当局连忙派人调查，但他们诡辩说鸣炮是为了致敬，没有恶意。

广东布政使吴廷举姑且接受了他们的解释，但命令他们不准靠岸，也不准与任何本地人接触，等待上级部门派人前来处理。

驻广西梧州的两广总督陈金，得到吴廷举的报告后，答应亲临广州看看。吴廷举为了迎接这位老上司，令葡萄牙人在清真寺中好好学习中国礼仪。陈金关心军费的筹措，对葡萄牙人比较友好，会面轻松愉快。

没过多久，广州地方当局得到明确指示，可以允许葡萄牙人上岸居留。因此，皮雷斯等七名使团人员被隆重地接到岸上，安置在怀远驿馆（原址在今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路东段）；船上的货物也被有序地搬运到货场，得到了良好的保管。而且皮雷斯还受到优待，被允许居住到市舶司提举顾应祥的寓所之中。

安德拉德要求广州当局安排场所，准许他们出售非贡品货物，吴廷举答应了他的要求。

安德拉德是个老练的政治人物，他很快意识到中国不是印度。为了在当地树立起正面形象，他策划了一起公关事件，宣布凡是受到葡萄牙人损害或者被葡萄牙人欠钱者，都可以找他索取补偿。此举使他在广州收获了广泛的好名声。

皮雷斯一再请求广州当局允许他前往北京朝贡，广东地方当局不敢隐瞒，立即将此事奏报朝廷。

皮雷斯让译员翻译葡王给明朝皇帝的信函。译员的翻译水平有点二百五，将“舰长”与“使臣”弄混了，他根据朝贡国公文的格式，写道：

加必丹永（葡语舰长的音译，实际皮雷斯不是舰长）使臣，受佛郎机国王的差遣，携带贡物前来，向天下共主表示臣服，并请求勘合。

公元一五一七年底，奏书到达北京。年关之前，负责外事的官员将此事奏报给了尚在边陲重镇宣府（今河北宣化）的正德皇帝，介绍情况说：佛郎机之地与满刺加（马六甲）国相近，他们袭占了满刺加国。现今他们派使臣加必丹永（指皮雷斯）等前来朝贡，送上该地的土特产，请求朝廷赐予封赏。加必丹永等行至广东，广东镇守、巡抚官员等认为，海南各朝贡番国的名单中，没有佛郎机的名字；又因为他们没有本国的文书，难以证明他们是真正的使者，所以将他们留在广东，同时向朝廷报请。

公元一五一八年正月初二日，皇帝下诏说：“给佛郎机使者进献土特产相等的银两，将其遣送回国。”

这个结果当然不是皮雷斯想要的，他是个精明的人，岂肯被轻易打发走？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皮雷斯找到一些合适的理由，成功滞留在了广东，而且还经过高人指点，与镇守本地市舶司的宦官攀上了关系。

这期间，葡萄牙人开始悄悄搜集广州城防的情报，他们甚至在元宵节时，利用夜色的掩护，偷偷爬上城墙溜了一圈，据说数出广州城有90座城楼。

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安德拉德的船队满载喜悦返回马六甲，他出售船上的货物，获利非常丰厚。

第二年，佩雷斯·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蒙·安德拉德，从葡萄牙国王那里弄到一张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许可证，带着三条帆船来到广州。

西蒙·安德拉德不如他哥哥谨慎，他是个与皮雷斯一样狂妄的人物，坚信中国软弱可欺。他在到达屯门岛（今广东深圳境内）之后，无视中国的主权与法律，修建了一个小城堡，又公开处决了一名不听话的葡萄牙人，并阻止所有外国商人先于他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管理市场的明朝官员试图阻止他的霸道行为，反被他殴打。更过分的是，他还收买中国的儿童，把他们送到印度“葡萄牙化”。当地很快流言四起，纷纷传说葡萄牙人“掠小儿为食”，以至于当地人非常痛恨他们，骂他们为“番鬼”。

广州当局没有惩罚他的暴虐行为，不是因为怕他，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军力不敌葡萄牙——当时葡萄牙只有火炮装备方面略占优势，其他诸如舰船的规模、军队人数、地利方面，都远不如明朝。广东当局不找他们麻烦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为体现天朝仁德宽厚，倾向于原谅野蛮人的微小过失，以招徕远人；第二，当时帝国内部有变民造反，北疆有鞑靼捣乱，顾不上偏僻海岛上的这点小疮疖；第三，当政的正德皇帝是个人间奇葩，对外国风情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与各色外国使臣打交道；第四，北京高层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对待葡萄牙人没有统一的意见。

庞大而复杂的大明王朝，不是一个初来乍到者所能轻易理解的。皮雷斯鲁莽地来到中国，已无意间卷入到了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再加上他轻狂自大，不知进退，在劫难逃基本上不可避免。

[1]此文原件存在于葡萄牙国立档案馆。

[2]皮雷斯的《东方诸国记》一书的原稿早已散佚，直至1937年9月才由葡萄牙学者科特桑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内发现一抄本。

第二章　明朝的世界

早在一五〇九年，葡萄牙国王就指派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探险家们，务必迅速探明有关中国明朝的情况，诸如其疆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军队及商业活动，等等。

可等到一五一四年，他们的探险家首次对中国明朝进行偷偷摸摸的访问时，明朝对于他们来说仍旧像谜一样。

庞大而复杂的明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东亚的一个独特世界体系的代名词。这一点，不仅让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一头雾水，即便现代的中国人也是雾里看花。

1. 大明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谈论明朝的疆域是件相当困难之事，因为明朝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尚没有领土主权的概念。

在明朝人眼里，明朝代表的是整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天下。理论上讲，它的主权覆盖全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朝的世界分五个层次（五服）：第一个层次是天子直辖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二个层次是土司羁縻区；第三个层次是藩国区；第四个层次是远怀区；第五个层次为蛮荒区。

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朝廷的都城顺天府（今北京），统治者是受天命眷顾的大明正德天子朱厚照，他住在紫禁城中，统抚万国，照看着这个永远不平静的世界。

现代人根据当今流行的主权理论，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实际上很难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

有人根据《明史》对其疆域面积的描述——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11750里，南北10940里——推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大约为1200万平方公里。

有人则争辩说，明朝中后期的疆域大约只有350万平方公里左右。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估算者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持论120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是明朝的直辖区与土司羁縻区；而持论35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只是朝廷直辖区，即设置流官直接施以行政的区域，所谓两京、十三省（布政使司）。

明朝人的世界观，很容易被现代人嘲笑为一厢情愿，因为按照现代的主权理论理解，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对内具有最高权，即疆域内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辖；对外享有独立权与自卫权。也就是不论国家大小，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一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明朝人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具有平等关系，在他们看来，国有大小之分，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别。在其世界体系中，中国是上邦，为最优等的国家。

其次是塞外的鞑靼与瓦剌，以及朝鲜、安南、日本。鞑靼与瓦剌能受到特别尊重，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劲，又天生桀骜不驯，天子难以把他们制伏；朝鲜、安南被特别看待，是因为他们倾心向化，衣冠文物等同中原；日本被另看一眼，也是因为他们文明化程度较高，又是海东大国。

再其次被格外关注的国家，是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小国，如哈密国、琉球国、占城国、马六甲国等。

明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是个超国家的存在。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兼任中华上邦的国王。理论上讲，他有权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但在实际操作中，他需要权衡自己掌握的实力，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中国的皇帝不同于霸主。霸主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强盛的实力，获得了支配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格。霸主的权力核心是力量，力量有则它存在，力量衰则它消亡；而且从法理上讲，它与小国之间没有等级差别。

中国的皇帝则不同，他的存在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他是天命的眷顾者，至高无上，在法理上具有支配他国的权力；第二他必须同时兼任中国的国王。也可以换句话说，只有中国的国王，才有可能获得天帝的认可，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人世间最为文明昌盛之邦；统辖蛮区的部族首领，不管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具备担任天子的资格，因为他们离真正的文明人还有一段距离。

作为天子，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具备竞争意识，因为他是人间至高的统治者，不应该存在竞争对手。但在现实中，有时天子也有竞争对手，比如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南北朝以及两宋时期，世上就曾同时并存过两个天子，甚至三个天子。那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非正常状态，现实生活有时毕竟要比理想的理论模型复杂。

作为上邦的中国，同样被认为不应该具有竞争意识，因为它是天下最为富强文明的地方，独一无二，所以只能施与——以物质救济他国，以文明之火照亮远邦——而不能平等地与他国做生意，或与他国在商业上进行竞争。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与边贸市场，理论上是对他国的恩赐，而非为了互惠互利；即便事实上取得了互惠互利的效果，官方也不会公开承认。

朝贡是体现大明朝世界秩序的一种形式，朝贡的接受者是君主，进献者为臣属，它的意义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体现了礼仪上的尊崇与政治上的服从。

朝贡圈大致按五服的标准划分，核心圈是朝廷的直辖区中国。这一区域内的人民除了给政府交纳赋税外，还须定期给皇帝上贡。税赋归户部收支，主要用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及军费开支；贡品归皇室所有，由皇帝设置府库管理。原则上，皇帝不能随便用户部的钱财，户部也不能随便用皇帝的钱财，两者如果发生账务往来，有时需要按借贷关系处理。

第二个朝贡圈子，指明朝的羁縻区，主要包括西南诸土司，以及辖今东北地区与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奴尔干都司，辖今西藏地区的乌斯藏都司，辖今青海及川西地区的朵甘都斯，辖今甘肃西部地区的东哈密诸卫等。羁縻区分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土司区，第二个等级为羁縻都司区。

朝廷在土司区设立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它们一般互不统辖——直属于中央或周边州府。宣慰司是土司中的最大单位，级别介于省与州之间，宣慰使的官职级别为从二品。

内地土司基本没有独立的主权，他们不仅要定期向皇帝进贡，有一些还需要缴纳赋税。它们与普通州府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土司区的官员虽为中央政府任命，但不为中央政府委派，他们一般由当地的土著首领担任。土司官员定职后，具有优先世袭权，他们虽然也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但朝廷对他们的升降一般比对待流官慎重；二是，他们在辖区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朝廷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允许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民事与司法，但一般不享有独立的自卫权。

明朝设立的土司，遍布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大小计有二百多个单位。另外，朝廷还在今缅北地区设置孟密安抚使司、木邦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的清迈地区设置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老挝北部地区设置老挝宣慰使司。

羁縻都司区的土著一般要比土司区的土著，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都司是朝廷的地方军事管理单位，全称叫都指挥使司。在内地各省，它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分别管理一省的行政、刑狱与军事。都指挥使司的上级单位是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平日主要打理辖区内各卫所的事务，由此可见，朝廷对各个羁縻都司区的控制，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即便兼理司法、民事，权责也非常有限。

一般情况下，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军官，皆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而且可以世袭。他们必须统一接受朝廷的节制，并定期进贡；除此之外，基本上不需再负有其他义务。需要说明的是，正德朝时，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已经废弃，但原设于该区域的一些土著卫所依旧存在，

第三个朝贡圈子是亲密的藩国区，主要国家有东北的朝鲜，东南的琉球，南边的安南，西面的哈密。

这类藩国具有比较明确的臣属感，进贡比较频繁，与朝廷的关系比较密切。朝廷也视他们为重大利益相关者，对它们的关心仅次于内地郡县。

安南国在永乐年间曾一度被撤销藩国地位，改置为郡县。当地的豪杰不愿服从，奋起反叛，赶走朝廷的官员与军队，重新恢复为自治国家。不过，尽管他们与朝廷兵戎相见，杀得不可开交，可一旦获得自治地位，马上遣使请求皇帝册封。皇帝虽然无力阻止某人在安南国称王，但此人如果不经过皇帝的诏命认可，他就处于半非法状态。

第四个朝贡圈子比较特殊，他们虽然经常进贡，与朝廷往来频繁，但基本上不服从皇帝的权威，皇帝也无力对他们施加影响。明朝对这类国家的管理完全是防御性的，皇帝的权威只能体现在外事礼仪之上与官样的文件之中。

这类国家主要有草原上的鞑靼国和瓦剌国、东海中的日本国、西域的吐鲁番国等。

这几个国家常常被定义为捣乱者，尤其是草原上的鞑靼与瓦剌，它们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所有的属国——朝廷对他们基本不能要求什么，他们愿意进贡就进贡，愿意劫掠就劫掠，完全随他们的心愿。

尽管是实实在在的敌人，却不妨碍皇帝视鞑靼与瓦剌为臣属，因为在明朝这个大家庭中，不可能所有的臣子都孝顺，即便出现一两个冥顽忤逆的儿子，也不能算不正常。绝对和睦的大家庭是没有的，吵吵闹闹，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五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频繁的较远之国，例如西方的撒马尔罕国（即帖木儿汗国，核心区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哈烈国（在今阿富汗附近）等；南方的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境内）、暹罗国（在今泰国境内）、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苏门答腊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爪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苏禄国（在今菲律宾境内）、马六甲国（在今马来西亚境内）等。

这些国家向明廷进贡，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更多却是为了商业利益，因为他们每次进贡，一般都能得到皇帝的超额赏赐；而且，他们还能趁机与中华上邦做生意。朝廷接受它们朝贡，主要考虑政治礼仪，所以有时对他们过于执着商业利益的行为不胜其烦，常常出台措施，限制它们进贡的次数与使团人数。

当然，这些国家与朝廷的政治关系也不可忽视，假如他们的国内发生变乱或遭到邻国入侵，到京城请求朝廷出面干涉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过，朝廷自宣德之后，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干涉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有时为了颜面，也仅仅是下诏要求作乱者或侵略者停止他们的不法行为，却从不直接出兵，或者像汉、唐那样，借助天子的权威，派员持节组织属国联军干预。

明朝本有许多机会扬威域外，可最终都放弃了。葡萄牙人与跟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在东南亚诸岛上自由行动，就与朝廷的不作为有关。假如当时明朝坚决履行自己的义务，给马六甲、苏门答腊、苏禄等国提供支持，这些刚刚崛起的西方海上强国，将很难在那里为所欲为。

第六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生疏的遥远之国，例如天方国（在今阿拉伯半岛）、古里国（在今印度南部）、麻林国（在今肯尼亚）、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等。据史籍记载，这类国家有六七十个之多，它们与明朝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谓朝贡，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

我们现在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一般只算到羁縻区。

2. 为什么不设宰相位

明朝的政府组织，与此前的历代朝廷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不设宰相。

明朝开国之初，沿袭元朝旧制，朝廷是有宰相的。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元璋顾忌宰相职高权重，废去宰相一职，并且严厉告诫子孙不得复立，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此举是对相权膨胀的一个过激反应，他本可以学习汉、唐，分削相权，大可不必矫枉过正。

宰相是皇帝的辅助者，其权力的大小，与皇帝的个人能力呈此消彼长之势。一般而言，宰相都由才识卓越的饱学之士担任，而皇帝的个人能力则不确定。假如皇帝英明，宰相的权力就会受到遮蔽；假如皇帝暗弱，宰相的权力就容易扩张。

为了解决相权威胁皇权的问题，自汉朝始，即逐步发展出一套制约相权的机制，具体说来，大致形成了外朝、中朝与内朝。外朝由宰相统领，中朝由领尚书事统领，内朝由中书令等宦官统领。外朝的宰相统领百官，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中朝的领尚书事预览分拣各种给皇帝的奏章，充当皇帝的顾问；内朝的宦官则是皇帝的生活与政治秘书。假如遇到重大事情，皇帝可以通过御前会议，召集宰相与中朝官员商量。

隋唐时期，为了规范管理，设计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外朝变成了尚书省、中朝与内朝变成了中书省，另设了一个门下省。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个执行机构，没有决策权。朝廷的决策权在中书省，原则上，朝廷的政令都出自中书省；但是中书省并不能一家独大，因为它有个制约机构，那就是门下省。中书省拟定的所有诏书敕令，必须送达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可以涂归封还——即便这道命令已经预先经过了皇帝签字，也照样白费。在具体实践中，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安排，容易形成相互扯皮现象，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了变通的手段，规定朝廷在下诏敕之前，中书与门下两省要召开联席会议，预先统一意见。如此，便形成了政事堂议事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虽然名义上都是宰相，但假若尚书省的长官不被允许出席政事堂会议，就不能算真宰相。

宋朝的时候，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又有创新。他们干脆将三省合并为一，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充当宰相，相权空前扩大。为平衡宰相的职权，他们又把宰相的财权与兵权单独抽出，设立三司与枢密院，因此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枢密使被称为枢相。计相与枢相不归宰相统辖，实际上等于分割了宰相的事权。

元朝开基，大体承继了宋朝的体制，将权力归于宰相主管的中书省，另外设立尚书省理财，设置枢密院管兵。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尚书省与枢密院的职权被逐步弱化，中书省一家独大，宰相权力达到了最高峰，以致常常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感到相权过分扩张弊大于利，而且会威胁到皇权。因此，他刻意借胡惟庸谋反这个由头，索性废去宰相。可是宰相虽废，宰相的那一大摊子事，还需有人继续干。

为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把宰相的事权下放，加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威，让六部尚书把宰相的事权给分了；第二个办法是把宰相的决策权上收，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

可是，很快老朱就有了新的烦恼，朝廷的事务太过庞杂，他从早忙到晚，犹不能处理利索。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八日间，内外诸司报到朱元璋案头的奏章，就多达1160件，涉及3291件事；平均起来，他每日要批阅奏章145件，决断411.4件事。这个前皇觉寺的和尚，尽管明达世故，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也感到疲惫，难以应付。

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参考宋朝的翰林制度与知制诰制度，给自己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称之内阁——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让他们分拣奏章，备作顾问，并依照皇帝的吩咐，拟写圣旨。实际上等于恢复起了汉代的中朝制度。

汉代中朝制度的弊端是：假若皇帝英明，它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假如皇帝孱弱，它则会自然侵夺皇帝的决策权。朱元璋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敢保证他那些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后代子孙们，能有他这个游方和尚的阅历与才略。为防止内阁未来膨胀，他有意将诸大学士的品级定得很低，官衔只有五品。

但是老朱千算万算，最后还是失算。他废除宰相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可后来的演变恰恰相反，他的子孙不仅没有独裁起来，反而将更多的权力失给了臣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到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年至公元一四三五年），鉴于政事的繁多与复杂，朝廷不得不允许内阁预览各部门报送的奏章，且要求他们草拟处理意见，报皇帝裁夺。这样久而久之，皇帝对具体的政事越来越生疏，他们既没有能力事事探究原委，也难以理解事情的曲直，遂渐渐成了画押用玺的工具，将自己半虚了起来。

在汉朝时，宰相或领尚书事处于三公的位置上，地位极高，他们与皇帝有一定的分权，而且不离皇帝左右，常与皇帝坐而论道，共同裁决政事，因而君臣一体，既能为皇帝分担一部分责任，又能让皇帝得到足够的锻炼，所以汉朝的皇帝日常必须真参政，他们想偷懒都比较难。另外，汉朝的领尚书事与宰相、御史大夫，同属事实上的宰相，他们分署办公，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监督制约，而明朝没有这种安排。

明朝皇帝上朝理事，表面上非常勤奋，早朝、晚朝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丝不苟，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几乎沦为了例行的礼仪——内阁依照一定的定额，提前一天选出紧要上奏的事务，票拟出处理意见，报给皇帝，上朝时皇帝走过场，依照内阁的意见颁传圣旨。

在汉朝时，假如国家出现灾事，皇帝一般会让宰相承责，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宰相，很多都是谢罪自杀而亡的。明朝没有正式的宰相，名义上皇帝独断乾纲，这自然衍生出这样的一种逻辑：皇帝要对国家的一切负有直接责任，无可推脱；可实际上，皇帝躲在深宫中，缺乏历练，对政事又不够专业，无力真正承责。

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正常在朝堂上礼节性地与臣下见面外，都怕与大臣们坐以论道——他们一是担忧在臣下面前露拙出丑，二是担忧被大臣们责难。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只在公元一四七一年冬天，因为彗星反常出现，不得不与内阁大臣议过一次政。在会见大臣之前，他非常紧张，亲近宦官不得不反复叮咛鼓励说：“初见之时，倘若感情还不甚融洽，请不要多说话，姑且等到日后再作计较。”

宪宗的儿子，也就是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以仁智著称，他在执政十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七年暮春，才在文华殿会见过一次大臣，当时被视为盛事。那是三十年间明朝皇帝第二次与大臣坐而论道，而且会面的时间非常短暂。

明朝皇帝虽然不愿直接处理政事，但并不等于他甘愿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内阁，形成后来英国那样的虚君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议会，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的权力来源于神。明朝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君，君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明朝人的上天，不是基督教那种人格化的神，它指的是自然宇宙的法则——朱熹所说的天理，上古圣贤所言的天道。

因此，明朝皇帝的事权虽然有弱化的倾向，但他是人间所有权力的来源，理论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量裁权。只是这种量裁权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要受天道的约束，而天道的具体体现，就是古老的礼法与祖宗设定的制度。

现代人批评传统的中国社会重人治，不重制度，实在是对古代社会的误解。就明朝而言，那时的朝廷不仅重视制度，而且重视到了近乎邪门的地步，以至于常常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效率。那时，权力基本上是在笼子里运行，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受到严格的约束。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朝的制度多么完美无缺，它也有许多弱点；只是，它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它能支撑二百多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在正德朝时，明朝中央的权力运作机制大致如下：

全国各衙门的奏章，直至布衣人士的上书，都预先汇集到通政使司进行分类，重要的送入宫中，例行的或不重要的进入内阁。进入宫中的奏章由太监负责的司礼监汇总撮要，报与皇帝预知，然后再转入内阁。内阁经过集体商量，对上报的各项事务草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一张纸上，称作“票拟”，附在原奏章上，转给司礼监，报送皇帝批准。皇帝阅后，用朱笔做出批示，称为“批红”。

对于大多数奏章，皇帝一般都恩准内阁的票拟；但遇到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却要费一番周折。对于这类事情，皇帝大致已经预闻。假如内阁的票拟不合皇帝的心思，皇帝便派太监与内阁沟通协商；假如沟通不成，皇帝有时还会亲自出马，与阁臣们沟通；假如还沟通不成，一般要召集相关的文武官员集体讨论，以便统一认识。

有时，皇帝想强力推行自己的意见，他会提前传口谕给内阁，让内阁根据自己的意思票拟；甚至有时不与大臣们沟通，便径行下旨，但是这要看内阁给不给他面子，假如内阁不给他面子，可以将皇帝的圣旨封驳，不予下发。有时即便内阁拗不过皇帝，勉强同意下发，但这样的圣旨也要过六科给事中这一关。

六科给事中，就是分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给事中。给事中科的主官级别很低，只有正七品，他们与内阁成员不同，内阁成员虽然本官级别低，但都兼着各部尚书，所兼职的级别为正二品，在实权官员中为最高，所以权高位尊；而给事中的级别是实实在在的低，他们没有兼职，虽然权力极大，却算是小官。原则上，所有诏旨的下发都最终要过给事中这一关，假如给事中不同意下发执行，他们也可以封驳；而且，假如他们发现皇帝有私心，还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

朝廷所有下发到给事中科的诏旨及所附奏章，都是公开透明的；因为给事中要把每份奏章与诏旨抄下副本，照实集其精要，汇编成邸报，几天出一期，下发给各级官员，而且允许群众自由传抄。奏章的内容五花八门，所以邸报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既有时政新闻，也有一些大案要案、奇闻异事等，因此深受欢迎，在民间拥有广泛的读者。

更有意思的是，给事中还经常把一些没有经过御览批红的奏章刊登公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等于曝光政府的内部分歧，大有让天下人议天下事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西方国家现场直播议会争论，以至于后来的崇祯皇帝登基后，要专门下诏制止：“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当时的舆论非常厉害，朝廷权力的运作，相当于被置于聚光灯之下，以至于有些人聚众反叛，也常拿朝廷的丑事当借口。纵观明朝一世，所有贪腐或弄权的官员，虽然能得意一时，却很少有好下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时刻被人盯着，即便有皇帝或同党保护，他的烂账也最终会被人详细掀出来。让忠良得到好报，让奸佞自食恶果，是明朝舆论监督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假如遇上一位执拗的皇帝，他在身边太监或亲信的影响下，不顾内阁及给事中们的反对，坚决要做某件事，那么，他也能做到。假如事情比较小，比如径直从宫中下旨任命一位中低级官员，那么大臣们一般不会做出激烈反应，只是这位官员的身份也难以被认可，他在体制中会被当成不合程序出身的劣质另类。

如果事情足够大，带有原则性，那么，皇帝就需要做好承受一场政治危机的准备。因为通常情况下，内阁会请求集体辞职，以回应皇帝的不信任；严重时，甚至连六部尚书也跟着请辞。另外，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们会对此疯狂进谏，就是挨廷杖、遭罢官或入监狱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声音之刺耳与不厌其烦，常常会让皇帝抓狂。

假如皇帝没有太监们的教唆与坚决支持，他一般不愿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让步的一般只能是他；可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太监们不仅常常怂恿皇帝这样做，而且还常常与皇帝合伙对付文官。

本来，朱元璋在宫中悬有一块铁牌，严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可是他的子孙们出于无奈——惧怕文官之权架空皇权——无视老朱的训诫，陆续在宫中建立起一套权力系统，主动交由太监掌管，以牵制文官。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太监们的干政水平，他们还专门在宫中开设太监学校，让他们接受正式的儒学教育，传授他们参政议政的本领。

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太监充当顾问与秘书，皇帝的工作就舒服多了。为了偷懒，即便批红这样简单的事情，有些皇帝也不愿亲自动手，惯常的做法是，由太监们将奏章分出级别，特别重要与敏感者，由皇帝细阅深思，朱笔御批；其余则由皇帝口授，由司礼监太监代笔，这个过程往往也就是皇帝与太监领袖们议政的过程。

有了这层安排，内阁要想做某些事情，如果得不到太监们的配合，基本难以如愿。

我们的正德天子登基初期，少不更事，为了尽情玩耍娱乐，他便把几乎所有的批红工作，都委托给了太监刘瑾。刘瑾滥用皇权，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大伤朝廷的元气。

我们后面的故事，就将从这件事情说起。

3. 政治上奇特的三位组合体

公元一五一四年时的明朝，名义上皇帝乾纲独断，实际上最高的决策权，却出自于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宦官组成的一个奇特的三位组合体。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下，有九个最重要的权力执行部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外加都察院、通政司及大理寺。此九个部门的首长统称九卿，除日常主持本单位的工作外，还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参加朝廷集议大会，对一些重要的军国大事、人员任命、狱讼等，进行集体讨论和表决。

九卿互不隶属，它们具体的分工为：

吏部尚书主要负责组织人事工作。吏部为六部之首，是六部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下辖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户部尚书主要负责全国税赋的收支与管理，及人口、耕地的统计等工作。户部为六部中人员编制最多的机构，它权力广泛，地位仅次于吏部，下设对应各省地方政府的十三个司，及宝钞提举司、印钞局、广盈库、军储仓等。它的每个司都设有四科，分别是民科、度支科、金科与仓科。

礼部尚书主管朝廷礼仪、贡使接待、学校科举与敬奉鬼神等事宜，下辖仪制司、祀祭司、主客司、精膳司及铸印局等。

兵部尚书主要负责军队的征调、人员编制、装备管理、后勤供应、情报搜集、关禁驿站及国防参谋等工作，下辖武选司、职方司、车驾司、武库司及会文馆等机构。

刑部尚书主管法律刑狱及治安工作，下辖十三个对应地方各省的司。

工部尚书主管公共工程建设及工业、商业等经济工作，下设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及宝源局、军器局等。

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都察院由御史台沿革而来，设置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左右佥都御使，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编制定员大约为110人。该机构拥有的某些功能，与现今的中纪委及检察院相似。都御史的主要职责为反贪腐、反不正之风、辨明案狱等。

有意思的是，都御史下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某些方面更令人生畏。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仅为正七品小官，却与六科给事中一样，具有捅破天的权力，能够下参臣上参君。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代天子巡狩四方，监察风纪，弹劾奸邪，小事立断，大事奏裁。

通政司由宋代的银台司演变而来，主要负责管理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奏疏，及各种公文的出纳工作。

大理寺严格地讲不纯属于中央政府系统，它兼属于宫廷，与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合称五寺，负责天下封建系统的事务。五寺的大致分工为：大理寺主管刑狱审查，太常寺主管祭祀，光禄寺主管宴飨，太仆寺主管车马，鸿胪寺主管各封建藩国。

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假如遇到一些重要的疑难案件，可由三法司三堂会审。

除九卿之外，朝廷还有一个武官权力系统。明朝开国初期，全国的武装力量归中央的大都督府统辖。朱元璋忌讳这个机构权力过大，将之一分为五，改为互不统属的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

都督为军队系统的最高长官，他们的级别一般为正一品，待遇优厚，立下战功还能封爵（文官基本上没有封爵的机会），表面上无比尊崇；但事实上军队的日常训练、征调、后勤等工作，都归兵部管理，他们只有领兵出征的资格，在政治权力序列中，地位远不如只有正二品的兵部尚书。

除此之外，明朝中央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机构需要介绍。

一、翰林院

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拟定诏令、管理图书、讲读经史、修撰国史等，长官称翰林学士（正五品）。该机构虽无多大实权，却极精要，是朝廷最高的学术机关。一般情况下，只有科举的前三名才能直接进入该单位，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其他进士若想进入，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科举成绩要特别优异，第二要先入翰林院下辖的学术机构学习，称庶吉士，满三年考试，合格者留院，不合格者外放。

翰林院是朝廷培养最高级别文官的摇篮，当时的规矩是：非翰林不得入内阁。

二、外三监

此三监有两栖性质，混政府与天下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它们不仅要对中国负责，还要对全世界负责。

其一国子监。国子监是朝廷的最高教育机构，有两项职能，一是领导与管理全国的教育工作，二是负责朝廷最高学府的日常管理与教学。其主官称为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兼最高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是礼部的下属机构，但它还兼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教化远人，即负责把一些偏远地区的土司子弟及远近各国的贵族成员，培养成符合中国标准的文明人。监生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各地选拔上来的秀才，二是官员贵族子弟，三是各藩国的留学人员，四是捐纳过一定数目钱粮的富家子弟。

其二钦天监。钦天监主要负责正朔工作，即天文历法、观测星象等，主官称监正。这个机构虽然不直接涉及权力，但因为我们的朝廷相信天人感应，因此它有时能够凭借对灾异的解释权影响朝局。

其三上林苑监。上林苑监主要掌管皇家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等。

三、行人司

行人司大致属于天下系统，其主要职责是：现场宣布重要的诏敕、出使藩国、代表皇帝从事一些诸如赏赐、慰问、赈济、祭祀等方面的工作。该部门的职员俗称使者，编制有三百多人，皆为进士出身，主官称司正，品级仅为正九品。

四、内廷二十四衙门

内廷二十四衙门理论上是皇帝的私人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都是宦官，它是十二监、四司、八局的合称。

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

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

八局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这些单位听名字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职责，但有两个部门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的领导机关，权力最大，它的首领不仅统管内廷的二十四个衙门，而且还充当皇帝的贴身幕僚与顾问，甚至常常替懒惰或不更世事的皇帝批红，深度参与朝政，被时人称为内相，其权势有时能超过内阁的外相。

御马监也不容小觑，这个单位不仅负责管理御用马匹、皇家草场及皇庄的产业，而且还掌握着一支由养马人与驯马人组成的精锐禁军。这支军队主要负责宫廷宿卫，人数最多时达到两万之众。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朝实行两京制，中央政府的机构，一般北京有设置者，南京就有对应，例如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只是南京的政府部门职能比较弱化，其官员的地位权势大都不如他在北京的同级同事，它们事实上等于朝廷的二线备用部门，常常被用来安置闲散的中央级大员。

朝廷的中央之下，直辖两京十三省，即：北直隶（治所北京）、南直隶（治所南京）、山东（治所济南）、山西（治所太原）、河南（治所开封）、陕西（治所西安）、四川（治所成都）、江西（治所南昌）、湖广（治所武昌）、浙江（治所杭州）、福建（治所福州）、广东（治所广州）、广西（治所桂林）、云南（治所云南府，今云南昆明）、贵州（治所贵阳）。

北直隶由京师六部直辖，南直隶由南京六部直辖，各省则设三司统管。所谓三司，指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它们分掌一省的民政、刑狱与军政。

假如按照三司长官的级别排序，在一省中，都指挥使的地位最高，为正二品；布政使次之，为从二品；按察使级别最低，为正三品。

但假如按照实际的地位与权力排序，则正好相反，布政使为一省的首脑，其次为按察使，再其次为都指挥使。

朝廷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原则上规定，地方上行政、司法、武装力量三权分立，三机构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也就是说，布政使这个一省的行政长官，没有权力直接插手司法刑狱及军队的事情，更不可能支配按察使与都指挥使。

然而，分权固然有好处，同时也有害处。第一，假如遇到需要三个部门协调的事情，常常相互扯皮，纠缠不清，谈不上效率；第二，权虽易分，事却难分，各方往往因为利益或者意气相互攻击，闹不团结。

为了解决这些弊端，中央惯常的做法是，从都察院派一名高级别的御史到省里工作，协调三司的关系，这名御史俗名叫巡抚。开始时，巡抚不常设，只有在某省遇到重大问题或三司矛盾比较突出时才临时派出，一般问题解决后，巡抚便回中央交差。后来，朝廷发现地方分权的弊端太多，干脆就常设巡抚，让他凌驾于三司之上，成了一省的实际首长。

可是，地方上设置了巡抚有时还不行，因为假如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叛乱，或者漕运出了问题，事情牵扯到的往往不是一个省；如此一来，怎样协调数个省共同应付危机，便成了朝廷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这种情势下，另一种更高级别的地方大员出现了，他们初时也被称为巡抚，只是权力的范围突破了省界，有的职权范围涵盖数省的一部分，有的涵盖数省。为了区别这种特别的巡抚，他们被称为督抚或者总督，惯常的官职描述为：总制某某地某某事务。

总督有临时与长期两种，一般都带都御史的衔，但总体而言，不是常设职务。

省以下，辖有府与直隶州。府的长官称知府，级别为正四品，直隶州的长官称知州，级别为从五品；但北京的顺天府与南京的应天府有所特别，他们分别管理北京城与南京城，地位特殊敏感，其长官称府尹，级别为正三品。

府与直隶州之下，是县与县级州。县的长官称知县，县级州的长官称知州，级别同为正七品。

根据《明史·地理志》统计，明朝两京13省大致下辖159个府、240个州、1144个县。

中央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由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御史相当于现代中央纪委的地方巡视小组，按省区设置，正常情况下，每年八月份出巡，省、府、州、县各级公务人员，不论文武，都是他们考察纠检的对象。

监察御史的组织关系在都察院，但他们出巡时不受都察院掌控，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驿站系统与递铺（邮政）系统维系。

本朝的驿站分陆驿与水驿，它们是由河道与公路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官道网络，总长度超过15万里，几乎连接起了全国所有的州县。驿路由北京辐射开来，两边都植有树木，每隔三四十公里设置一座驿站，驿站是一组国营的路边建筑，不仅提供食宿，还肩负着政府的某些管理与服务功能。

驿站的建设比较考究，一般都有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浴室、马棚等，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配有差役、治安士兵、车马等。

全国的驿站数目大约只有1900个左右，不足以连接辽阔国土上的所有村镇与各基层单位。为弥补驿站的不足，朝廷以驿路为主干，又建设起了更加细密的二级官路网，称之为递铺，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公路。

递铺一般以县为中心辐射，大约10里至20里设一铺或亭，在全国范围内，它们的数量据估计有近两万个之多，基本辐射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递铺的费用大多由本县负责，官民两用，除提供食宿服务外，其最主要的一项功能是邮件传递。

从各驿站发送下来的官府公文，分为加急件与一般件。加急件由有马的急递铺负责，要求传递的速度每昼夜不能低于300里，特殊者甚至要求每昼夜达到600里；假如耽误三刻钟，邮差就要挨竹杖。这样的速度，基本能够保证北京发出的特急邮件，能在半个月内抵达全国的各个重要城镇。

无论什么邮件，都有严格的登记与交接制度，如若发生丢失、损坏、截留或私阅事件，视情节轻重，当事人及司铺、邮长等相关领导，都将被严厉追责。

另外，明朝的地方机构中，还有一些比较独立的专业单位，例如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茶马司、铁冶所等。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市舶司。市舶司一共有三个，分驻东南沿海的三个重要港口，一是宁波市舶司，二是福建市舶司，三是广州市舶司。

市舶司一般由地方当局及宫中派出的太监共同负责，主要为方便海外的藩国进贡而设。其中，宁波市舶司主要针对日本国，福建市舶司主要针对琉球国，广州市舶司主要针对南洋与西洋各国。

当时各国使团都习惯于借朝贡的机会，带着本国的土特产与中国交易，朝廷为了互利互惠，招徕远人，特在港口附近指定一个市场，允许华夷商人自由贸易。

初时，市舶司太监只负责接收各国献给皇帝的贡品；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归地方当局管辖，其交易收税，入礼部的仓库。

正德年间，市舶司太监垂涎港贸市场丰厚的商业收益，认为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也属于贡品的性质，礼应归天下系统，因此要求获得利益抽分权。分管此事的礼部与各相关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但因为太监刘瑾弄权，终究没有拗过他们，遂“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

不过，刘瑾倒台后，礼部立即发动反击，又从太监手里部分地收回了对港贸市场的控制权。

葡萄牙的首任使者皮雷斯刚到达广东时，管理广州市舶司的太监名叫曹宏。皮雷斯可能是贿赂了曹宏，才得以不顾正德皇帝的诏命，找理由滞华不归。

4. 人口糊涂账与财政分支线

读《明史》的人，容易被三组数字困惑：第一是人口数字，第二是田亩数字，第三是财政收入数字。

本朝的人口数字是笔糊涂账，且看史料中的记载：

公元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户数约为1065万，人口约为6054万（此数字统计时不含贵州）。

公元一四九一年（弘治四年），全国的户数约为911万，人口约为5328万。

公元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全国的户数约为1062万，人口约为6069万。

这三项数字颇为吊诡，连当年修《明史》的清朝史官也禁不住发问：“太祖当年刚刚经历战乱，人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多？其后承平日久，人口为什么反而不如当年？”

按照一般的看法，明朝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朱元璋开国（公元一三六八年），到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年），为发展兴盛期，共历五帝，约有六七十年光景。

第二阶段，自正统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至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为平稳期，共历五帝，也有六七十年的光景。

第三阶段，自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为衰落期，共历四帝，约有一百一十年光景。

第四阶段，自泰昌元年（公元一六二〇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为局势糜烂期，共历三帝，二十余年光景。

弘治四年时，恰是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朱祐樘坐江山，明朝已经发展繁荣了一百二十多年，与开国初期比，人口不增反减，确实有悖常理。因此，现代的明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明朝的人口数字，除了洪武二十六年的那项统计比较准确外，其他皆不靠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具体详情后面自有分析，这里权且引用几个历史人物的话，加以说明。

明人周忱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口逃匿，无法准确统计：“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清初的明朝遗民谈迁则说：“户口繁于国初减于今日，何也？国初给户帖：子女若干，岁减获若干，指田若干亩，屋若干楹，牛若干头。丝毫毋隐，否者立死戍，故版籍为盛。彻是以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

现代的学者何炳棣说，明朝自永乐之后，人口统计数字基本都是瞎编乱造：“如果还需要更多明代后期黄册人口资料绝不可靠的证据，那就是清初一位官员上奏建议停止编造这种无用的黄册，他在明代的旧档中发现，在崇祯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年）的某些黄册中，户口竟己经预造至崇祯二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一年）——明亡后的七年了！”

鉴于此，研究明代人口的学者惯常采取的方法，是以洪武年间的人口统计数字为基数，乘以一定的人口增长率，推算明朝某一时期的人口数。这种方法虽然非常不客观，但相对而言，要比瞎编乱造稍微靠点谱。

对于人口的增长率，一般认为，明朝前期大概在6‰至9‰左右，假如我们取一个低值，确定为6‰，那么从洪武二十六年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朝的人口数字应该至少增长到了一亿以上。

根据意大利人口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提供的数据，公元1500年前后，全世界的人口总数约为4.61亿，其中亚洲的人口约为2.45亿，欧洲的人口约为0.67亿。那么，以此推算，五百年前明朝的直辖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22%，与公元二〇一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相当。

明朝的田亩数字与人口数字相类，也有些令人困惑。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公元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核全国田亩，总计约850.8万顷。

公元一五〇二年（弘治十五年），朝廷核全国田亩，只有422.8万顷，比洪武年间减少了近一半。

公元一五〇六年，正德天子登基时，户部记录的全国田亩数为469.7万顷。

公元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朝廷听从大学士张居正的意见，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总得田亩数为701.4万顷，又比正德时期多出了二百多万顷。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田地不同于人口，极难藏匿，且田亩数据关系到朝廷的赋税收入，深为各方重视，按照一般的常理，它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要解开这个谜团，还需从朱元璋当初制定的土地及赋税政策说起。

公元一三八七年，天下初定，朱元璋为了迅速建立经济秩序，命人普查全国官民已占有的实际土地数。

在此基础上，政府将田主与其所占有土地一一对应，经过正式确权后，编类成册，作为管理与收取税赋的依据。因政府编制的档案图册田丘层层，状如鱼鳞，故号称“鱼鳞图”。

依朱元璋的意思，他计划按照田地收赋税，按照人户定徭役。

“鱼鳞图”以每一县的四境为界，将该县的有主田地全部绘出，标注出良或瘠、高或洼、丘或荡，并将业主的姓名与每一块田地相对应。假如田地发生了买卖，则一年一核查，人户可以流动，田亩永远不变。老朱出身贫苦，深知无产者的愁处，他这项设计的初衷是：有田者纳粮交税，无田者不必负这项义务。

对于定徭役，朱元璋采取的是黄册制度。黄册以户为主，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档案。

朝廷实施地方自治，规定国家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为县，县以下没有国家公务人员，而且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县上的官员不能随便下乡扰民。朱元璋之目的，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行政开支；另一方面是想尽量实行农耕市场经济，不让政府的那只“有形之手”，随便干涉民间的细务。

那么地方如何自治呢？朱元璋的办法是推行里甲制度，规定110户为一里（城为坊、郊为厢），11户为一甲。其中，选出十户壮丁或田地多的人家，分别担任甲长。此十个甲长又轮流担任里长，每十年轮换一次。里与甲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其替官府催征粮役、维护本辖区的治安、道路、邮政等人工与费用，皆由里甲自筹。

黄册以里为单位，分户编制，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格式为四柱式，即设四个栏目，一个栏目登记各户旧有的人丁与土地数目（称旧管），第二个栏目登记各户新增的人丁与土地数目及原因（称新收），第三个栏目登记各户减少的人丁与田地数目及原因（称开除），第四个栏目登记各户现有的人丁与土地数目（称实在）。

每本黄册的后面，都附着数目不等的畸零之户，即孤零残弱不能出壮丁的家庭。这类特殊家庭不用交粮与服役，里甲对他们有管理与照料的义务。

县政府每年都要给每户人家发放调查表帖，规定只能由当事户主据实填写，如隐瞒作弊、敷衍搪塞，情节严重者户主处死，家属流放边塞。地方官吏对数据调查核实后，每十年更定黄册一次。每本黄册誊抄四份，一份报户部，一份报布政使司，一份报府衙，一份留县衙。

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与建设，到公元一三九一年时，黄册编修完成，登记全国人口总计为5677万，经过政府确权的田亩总计为387.5万顷。

那时，天下初定，到处都是抛荒的土地。为了摸清朝廷直辖的全部土地之数，朱元璋又下令进行全面的田亩普查。公元一三九三年，数据报到了他的御案之上，全国的已耕及待垦土地，总计850.8万顷，其中无籍荒地数为463.3万顷。

现在有些学者怀疑朱元璋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他们大概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朱元璋极为认真仔细，而且非常严厉，替他测量全国的土地，应该没有人敢敷衍或者弄虚作假；第二，与汉朝的数据比，这个数据基本没有什么水分。西汉时期，全国的田亩数为827万顷，考虑到汉朝的一顷土地只相当于明朝的0.75顷，假如折合成明顷，汉朝的那些田地只相当于明朝的约620万顷。但汉朝时，江南地区的开发规模远小于明朝，如果算上这一块，明朝比汉朝多200万顷田地，并不算离奇。

基本上摸清家底后，朱元璋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给无地之民授田。北方有些地方的授田标准为每丁给口粮田15亩，菜地2亩，免租三年。

二是鼓励人民垦荒。规定政府资助农具与牛者，所垦之田缴纳赋税；没有政府资助者，永远免税。

三是推广屯田之法，以供军用。朱元璋的目标是让全国军队自给自足，不拖累财政。经过一阶段的发展，朝廷的屯田之规模急剧膨胀。到朱元璋去世之时，屯田不仅解决了军队的自给问题，而且还有大量结余。据记载，公元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户部掌管的田亩赋税收入为3130万石，而屯田上缴的子粒数高达2345万石。依此推算，当时掌握在军队手中的宜农田地，大概有200万顷之多。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德年间户部统计的全国田亩数只有469.7万顷。正德年间的土地数据，可能只包含正式缴纳赋税的田亩，而不包括下列四种田地：

1. 军队屯田。正德年间的屯田应该比永乐年间的屯田少很多，因为此时朝廷的北疆实际控制区，已从阴山至大兴安岭一线，后退到了辽东至燕山、长城一线，河套地区及塞北地区的大量屯田，都变成了北方游牧者的草场。

2. 各皇亲国戚及王府的占田。随着皇室子孙的繁衍，到正德年间时，这类庄田估计不低于10万顷。

3. 免征赋税的垦荒之田。

4. 应该缴纳赋税，而被刻意隐匿起来的新垦田地。

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普查田亩时，他大概把屯田、免赋税之田及隐匿之田全部统计在了一起。

明初的“鱼鳞图”与黄册制度，表面看上去很完美，朱元璋也比较得意，但有两个变数他可能没有仔细考量：其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其二是人口的繁衍。

无论是工业化市场经济，还是农耕化市场经济，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结果，都是损不足而利有余，使富者更强、贫者愈弱，从而形成垄断或者兼并。明朝也不例外，初始的时候，朱元璋怀着仇富情绪，严厉打击富商大户，社会的贫富分化非常轻微；但随着一百多年的自由竞争，到正德天子当政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拉大，土地兼并非常严重。

大户地主们为了逃避政府对土地兼并的监管，想出了许多花招：在册的土地，政府监管较严，他们往往采用请人挂名的办法占有；不在册的旧有荒地，政府监管比较松懈，他们只要搞定了地方官吏，基本上就能百事大吉。

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人口不断增多，荒地又基本上被占有瓜分完毕，政府没有新的田地分授给新增的劳动力，许多底层民众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低，有许多人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雇农。而且，按照政府的黄册制度，那些收入大幅减少的农户，依旧要负担正常的徭役。在此情形下，许多人为了更好地生存，选择了逃避劳役，他们要么谎报人丁，要么匿寄于大户门下，要么外出经商，要么成为流民，致使朝廷的黄册制度名存实亡。

至此，“鱼鳞图”的制度也弊端尽露。这种制度虽然保证了政府的基本收入，却不能保证政府的财税收入能随国民财富总量的提高而增加。

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约2945万石，绢28.8万余匹，钱钞4.4万余锭。

约一百年后，弘治时的某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2679.1万石，绢20.2万匹，钞7.7万锭。

约二百年后，万历时的某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2663.8万石，绢20.6万匹，钞8.1万锭。

当然，上述收入不是明朝政府唯一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理论上它还有屯田收入以及山林渔业收入、工商收入和盐茶收入、市舶司海关收入等。

据说开基之初，朱元璋曾有这样的意图：将政府的财政收入总数基本固定下来，不管日后经济如何发展，都不予增加。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的官员敢二百多年如一日地进行数据造假，让每年的人口、田亩、税赋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赋税收入的稳定，虽然符合朱元璋建立节俭型政府的初衷，却也有极大的弊端——它使政府过于弱势，不能有效利用财政的杠杆作用，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且增加了政府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困难。

一五一四年，朝廷的具体财税收入大致为：粮食约2790.3万石，丝约3.1万斤，棉约28.1万斤，绢约12.6万斤，布约171.2万匹，草约2594.4万束，户口钞及杂钞16190.3万贯，盐课218万引，茶课11.3万斤，金银3.2万两。

这一年朝廷的财税收入总数，表面看比洪武年间稍有增加，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军队的屯田制度久已弛懈，军方只余有16万顷的土地可以支配，已远不能自给。为弥补军费的不足，户部每年都要转移支付巨额的军费；而这些军费，挤压了本来就不宽裕的朝廷财政，致使朝廷的财政非常拮据，以至于许多需要公共财政应付之事都无力应付。

为了弥补赤字，平衡朝廷的预算，刘瑾弄权时，曾一度要求各省将历年地方仓库的财政结余交到中央。另外，为开辟税源，朝廷的财政官员费尽心机，他们甚至盯上了泰山祈福庙中的香火钱，每年要从中抽税两万余两。

那时，朝廷的财政收支分为两条线运作，一条线属官府衙门系统，另一条线属天下封建系统。上述财税数据，主要为政府系统的入库数。

政府这条线上的收入，以田地、盐茶及工商等赋税为主，在地方归入各衙门府库；在中央，主要归入十一个财库，其中：

兵部辖一库：乙字库（贮胖袄[1]、战鞋、军士裘帽）。

工部辖三库：广积库（贮硫黄、硝石）、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绢）、戊字库（贮甲仗）

户部辖七库：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赃罚库（贮罚没的官物）、广惠库（贮钱钞）、太仓库（银库）。

天下封建系统这条线上的收入，主要来源为各藩国及各地的进贡，皇庄、皇店的盈利、皇家山林草场的收入，及其他各税种的抽分等。它主要入宫廷的里库，例如内东裕库、宝藏库、光禄寺库、太常寺库、太仆寺库等。

正常情况下，这两个财政系统各自独立运作，天下系统不能随便用政府系统的钱财，政府系统也不能随便用天下系统的钱财。有时候宫内开支紧张，皇帝急需从政府系统支取钱物，他需要拉下脸皮找户部去要。假如理由不充分，户部未必给皇帝面子；即便拗不过皇帝，勉强支给他，那么言官也会跟着进谏，请求皇帝发扬节俭的美德。

需要说明的是，内承运库比较特殊，它介于官库与里库之间，本是备用府库，由户部与内府双重管理，主要作用是备不时之需，相当于朝廷设立的公共基金，官府与宫廷只要有急用，经过一定的程序，都可申请支取。但在实际操作中，皇上常常借此库营私舞弊。

我们要准确地把正德九年时的朝廷财政收入，换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基本上不大可能。勉强大致推算，当年政府系统的收入约可折为1658万两白银[2]；宫廷系统的收入没有准确记载，估计也可折为数百万两白银，两项合计大体当有2000万两白银左右。

据此，我们可以粗略推算出当年朝廷的国民生产总值（税赋的收取比例统一按十抽一计算），约为2亿两。考虑到当时收取田赋的土地基数只有四百余万顷，及税收手段的原始粗疏，其当年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大约需要在这个数字上翻番，约为4亿两白银左右，甚至更多。

正德时的一两白银大约能购得2.1石米，一石稻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0市斤；假若按每斤大米1.5元计算，那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约等于现在的441元人民币。依次推断，一五一四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约等于现在的1764亿元，人均占有约8石粮食。

由于我们找不到那时其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因此没法直接比较当时明朝GD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过考虑到中国那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以上，且生产效率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估计当时的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当在30%以上，占世界第一应没有什么疑问。

尽管一五一四年时的明朝已走下坡路，但它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相比，仍算是个非常繁荣庞大的经济体。

5. 大明的军事力量

明朝的军队实行卫所制度管理。卫所制度是隋唐府兵制度的变种，其要旨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卫所制度与府兵制度的区别在于，府兵制度寓兵于农，士卒平日为农夫，轮值或战时操戈为兵；卫所制度则反之，寓农于兵，士卒为正式的职业军人，兼职做农夫，在边疆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洪武年间，全国共设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永乐时期，兵员最盛时，曾拥有270余万人。

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设在京师，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文官系统的兵部，另一个是武官系统的五军都督府。兵部是军队的管理与调度机关，都督府是军队的带兵机关，两个机构互为牵制。

五军都督府在武官系统中地位最高，其下辖17个都指挥使司、三个行都指挥使司、一个都指挥使留守司。每一都司之下，辖数量不等的若干卫、所。

按照编制标准，一卫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为112人，每卫的总兵力为5600人。卫指挥使的职权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旅长。

卫所之军队理论上属朝廷的正规军，但并不一律平等，它们总体上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为京军。京军在开国初期曾是全军的精锐，朝廷征战的主力。永乐年间，京军的数量多达72个卫。其中：野战部队为60个卫，主要职责为守城、护郊及征战；皇帝的侍卫亲军有12个卫，主要职责是保卫大内皇宫，护卫圣驾。（内廷系统御马监下辖的四个卫，不在此数中。）

守卫京城的野战诸卫，初时设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管理，兵力号称50万（实际仅30万左右）。土木之变后，京军野战部队遭受重创，几乎全部覆灭，自此一蹶不振。朝廷对三大营进行改组，几经变更，到我们的正德天子登基时，演变成了12个营，兵员却只剩下9万余人，其中精壮者6.5万人，老弱病残者2.5万人。

皇帝的侍卫亲军12个卫，分别是：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

这支部队大约有数万之众，归皇帝直辖，到宣德年间，曾一度扩充至26个卫。“土木之变”后，京军破败，朝廷对侍卫亲军进行改组，将其中的21个卫划归兵部，将另外的腾骧等四卫划给了内廷的御马监，只余下一个锦衣卫仍归皇帝亲自掌握。

锦衣卫是个非常特殊的军事单位，其长官为正三品，其兵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称大汉将军，约有1500人，主要职责是带刀护卫御前，维持皇帝办公场所的秩序；第二部分称力士，主要职责是驾前执旗、击鼓，维持四门警卫等；第三部分称校尉，人数最多，也最为复杂，他们一部分担任殿前的仪仗工作如执斧钺、戈戟等，另一部分归属南、北两个镇抚司，是锦衣卫的灵魂所在。

锦衣卫的南镇抚司，相当于宪兵机关，其主要纠察的对象为：锦衣卫本身、各卫所的军人及隶属军队的役匠。其主要职责是：军事情报调查、军队纪律监督、军法审判等。因为它负责的案件一般属于军队系统，所以它在侦查、逮捕、审讯人犯时，不需要预先告知刑部、都察院等地方系统上的司法部门。

北镇抚司相当于诏狱，肩负着朝廷的政治保卫工作。本司的校尉有权对朝廷的所有官员实施秘密调查监视，以确保他们不怀反叛之心。其逮捕收押的对象，除了官员，便是政治犯。

然而，锦衣卫毕竟属于外朝的机构，皇帝要召见其首领或相关重要人员，都需要守时间、走程序，不好过于随便。永乐年间，皇帝朱棣为随时掌握政治反对派的动向，专门从锦衣卫中抽调一部分人员，组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东厂的督主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担任，它实际上相当于北镇抚司的内廷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责为侦缉与抓捕；而审讯、关押人犯的业务，依旧归北镇抚司。

公元一四七六年，发生了妖人李子龙谋逆事件，明宪宗朱见深大为紧张，疑神疑鬼，命宦官汪直带领锦衣卫的人员，秘密上街司察民间动向。次年，汪直抽调锦衣卫的人员，又组建了一个西缉事厂。

这个西厂本来是针对民间的情报机构，但汪直依仗皇帝的信任，硬使它的势力范围超过了东厂，权势几乎与锦衣卫相当。

锦衣卫与东厂都是按一定规则设置的正式政治保卫机构，运作相对比较规范有序；西厂不同，它完全没有规矩，基本上由着汪直的性子运作，所以它的出现很快就惹得朝野皆怒。

公元一四八二年，在一片讨伐声中，宪宗朱见深不得不下旨废掉西厂。可是，这并非西厂的终结，二十多年后，它又在我们的正德皇帝手中死灰复燃，从而再次掀起波澜。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厂卫虽有秘密逮捕与审问的权力，却并没有判决权，例如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就曾明确要求：“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

朝廷第二个层级的军队为边军。

边军之称并不是指全部边境地区的军队，而是特指北疆地区的国防军，其防线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5000多公里，共设有九个防区，号称九镇：

1. 辽东镇：治所驻广宁（今辽宁北镇市），辖区东起鸭绿江畔，西至山海关北锥子山，全长970余公里。

2. 蓟州镇：治所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境内），辖区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今北京昌平与河北怀来县交界处）。

3. 宣府镇：治所驻宣府卫（今河北宣化县），辖区东起镇边城，西至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全长510余公里。

4. 大同镇：治所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辖区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县东北），西至鸦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全长330多公里。

5. 太原镇：治所驻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主防内长城一线，辖区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县旧县城）之黄河岸边，经偏关、宁武关、雁门关，至平型关东，全长约800公里。

6. 延绥镇：治所驻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市），辖区东起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全长约880多公里。

7. 宁夏镇：治所驻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辖区东起花马池，西至宁夏中卫喜鹊沟黄河北岸（今宁夏中卫市西南），全长约1000公里。

8. 固原镇：治所驻固原州（今宁夏固原市），辖区东起延绥镇饶阳水堡西界，西达兰州、临洮，全长约500公里。

9. 甘肃镇：治所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市），辖区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全长约800公里。

按照朝廷有意分割兵权的设计，卫所只管兵，都督府只管将。遇有战事，朝廷抽调部队，临时任命将领出征；战事结束，兵回卫所，将回都督府，一拍两散，兵将分离，互不相熟。

但这一制度在北部边疆却遇到了挑战，原因是宣德之后，游牧人频繁犯边，九边地区烽火不宁，持续处于战备状态。在这种情势下，兵将分离已不可能。

而且，自从朝廷的精锐主力部队——京军，被瓦剌的首领也先重创之后，一蹶不振，几乎失去了野战能力，保卫京师及北疆的重任，自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边军的头，也迫使朝廷对边军不得不青眼相待。

初时，本朝的边兵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本地土著卫所的兵卒，二是有罪戍边者。假如遇到重大战事，戍边的兵力不足以应付，朝廷则需临时征调内地各卫所之兵赴援，称之客兵。客兵不长期留边，一般战事结束即要撤回原籍卫所。可是后来随着九边战事的烦多，朝廷为了保持北疆约40万规模的常备兵员，索性抽调内地的精壮兵卒轮番戍边，称之为边班。

如此一来，边军迅速壮大崛起，为朝廷所倚重。

朝廷在北边各镇设立总兵官，由其全权负责所辖兵马的训练管理与作战指挥。总兵官有实际兵权，却没有固定的品级，没有名分，通常情况下它由都督级别的将领兼任，也算是个临时职务。

总兵官下设副总兵、游击、参将等助手。按照军制，总兵官率领本镇主力，负责正面城隘的防守工作；副总兵分领3000奇兵，负责突袭、救援等；游击分领3000兵马，为防区内的机动部队，哪段防线吃紧，就赴援哪里；参将率领左右两翼的总预备队。

通常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最佳方法是实战，而非花拳绣腿的训练，边兵之所以崛起，京军之所以衰落，关键奥秘就在于兹。到正德天子御宇时，边军已成为朝廷的主力劲旅，在全国百万大军中一枝独秀。正德年间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这一事实相牵连。

朝廷第三个层级的军队为内地卫所军。

朝廷的内地卫所，一般设在关要与战略险冲之地，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着全国及诸羁縻地区。

卫所的士卒出于军户，军户世袭，父死子继，不能改籍。军户从军的壮丁，称为正军；其他子弟称为余丁，也就是预备役的意思。军卒服役的卫所，一般离家乡较远，目的是为了防止军人贪恋家乡。军籍确立后，军户要全家前往指定的卫所报到，或者带着妻儿与至少一名余丁前往。假如正军病残或老死，由余丁替补，余丁还负有照料正军的责任。

到达卫所后，官府分给房屋、生活用品、15亩至50亩不等的土地、耕牛与种子。假如指定他屯田，他就需专事耕种，农闲时训练，耕种所得按一定比例上交部队；假如分配他营值守备，他不能全力种田，收入不足部分，由部队拨付。

这一制度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而受到了挑战。

第一，整个社会的风气都转向了物质财富的追求，许多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富裕了起来，而军户由于被束缚在卫所中，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成了失落的一群。

第二，由于随军家属的繁衍，人均屯田相对减少，军户的收入开始相对下降。

第三，卫所军官越来越腐败，他们侵占公田，役使军卒干私活，使军卒苦不堪言。

第四，朝廷把大量罪犯编入边军，使军人的声誉日趋低落，社会地位下降。

第五，宣德之后北疆边患加重，卫所军轮番赴戍，时有死伤，风险增大。

在这种情势下，卫所兵逃亡严重，公元一四三七年秋（正统二年）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几乎接近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到正德天子时，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军卒已达十之八九，而且逃亡者多为精壮，剩余者尽是羸弱，卫所制度基本上名存实亡。不要说保家卫国，就是对付大股的盗贼，都已难以胜任。

朝廷第四个层级的军队，是羁縻区的卫所军。

这些卫所一般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指挥使是部落首领，兵卒是当地的土著。这类卫所在洪武、永乐时期设置非常多，只一个努尔干都司就下辖384个卫、24个独立的千户所、7个兵站、1个军寨。

朝廷对这类卫所的控制相对比较松散，永乐之后，随着朝廷威望的衰落，它们大多开始自行其是。在“土木之变”时，辽东的有些羁縻卫所，甚至暗中帮助瓦剌军，朝廷除了对他们加强防御外，基本上无可奈何。

除卫所正规军外，朝廷还有一些不属军籍的地方民兵部队。例如，山东有长杆兵，徐州有箭手兵，井陉有善运石块的蚂螂手兵，闽漳地区有熟习镖牌的水军。正德年间时，广西的狼兵与湖广的苗兵最为著名，他们出身壮、瑶、苗土司，骁勇善战，但军纪败坏。刘六、刘七的叛军甚至对老百姓戏言：“我们这些盗匪来，对你们的搜刮不过像梳子；假如那些土司兵（指狼兵、苗兵）来，对你们的搜刮可就是篦子了。”

[1]指军队将士或锦衣卫的冬服，棉上衣。

[2]以下物价数据主要采集于正德、弘治、嘉靖年间，差别较大，只能做粗略数看待：（1）粮食2790.3万石×0.475l两/石=1326万两；（2）户口钞及杂钞16190.3万贯×0.003两/贯=48.6万两；（3）丝3.1万斤×0.2两/斤=0.62万两；（4）棉28.1万斤×0.1两/斤=2.8万两；（5）绢12.6万匹×0.5两/每匹=6.3万两；（6）布171.2万匹×0.25两/匹=42.8万两；（7）草2594.4万束×0.02两/束=51.8万两；（8）盐课218万引×0.8两/引=174.4万两；（9）茶课11.3万斤×0.1两/斤=1.1万两；（10）金银3.2万两。合计约：1658万两。

第三章　正德天子朱厚照

一五一四年，大明正德天子朱厚照已24岁。他任性贪玩，春节刚过，就惹出了一件祸事——元宵节期间，他不顾北京城天干地燥，在大内玩弄烟花，引发火灾，将乾清宫荡为灰烬。

本年九月，皇帝又因逗惹老虎受伤。

翰林院编修王思上疏责之道：“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当为天下万世自重。臣闻陛下狎虎被伤，且骇且惧。陛下即位九年来，不勤理朝政，不亲拜祖宗，不向两宫问安，经筵懒于听讲。究其原因有二：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由是戒惧之心日忘，纵恣之欲日进，好恶由之喜怒，政令出于多门，纲纪积弛，国是不立。荒志废业，唯酒为甚。”

正德天子朱厚照是什么来路？他的个性及学识如何？大明朝为何不找位稳重一点的皇族子弟当家？

1. 乾清宫失火事件

公元一五一四年，农历狗年。大明开国已经一百四十七年，总计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国祚，算是过了一半。正德天子朱厚照，是本朝的第十一任皇上，现年24岁，在皇帝的职位上已经糊弄了九个年头。

按照中国的历史规律，一个王朝从兴起到强盛，一般难以超过一百五十年。西汉从开国到元、成帝时期转衰，仅仅约一百五十年；东汉从光武帝开基，到顺帝转衰，兴盛了不足百年；大唐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安史之乱，不过一百二三十年；宋朝自赵匡胤创业到英宗、神宗愁苦，也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时间。

大明到正德朝时，状况已不容乐观，这位朱厚照皇帝也朦胧意识到了各种危机。然而，这位不乏才略的皇帝，却玩心难收，不喜欢按规矩出牌，是个让人操碎心的主。

这两年气候异常，北方地区极其干旱，京城的市民已连续两个冬天没有见到雪花了。去年腊月时，朝廷举行了乞雪仪式，可是似乎没有管用，年关过后依旧天天艳阳高照，空气非常干燥。

明朝的元宵节是个非常受重视的节日，一般从正月初八起开始点花灯，到正月十八日才正式结束。期间吏民放假数日，欢度佳节。

京城的灯市设在东华门外，长约二里，每夜灯火照耀通宵，鼓乐杂耍喧闹达旦。

正德帝朱厚照喜爱热闹，他也在宫中设立了灯市。宫中的灯市设在乾清宫内，规模搞得大且奢华，每年所费数以万计。内库储存的黄蜡、白蜡不足，他令相关部门采购，相关部门不是很积极，宁王朱宸濠闻讯，费尽心机迎合皇帝，进献了大量的灯饰、烟花用品。

正德帝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宁王朱宸濠进献的各种奇异灯饰悬附在柱子及墙壁上，制造出许多奇异的视觉效果；又在亭轩中设置毡幕存放大量火药，夜夜变着花样施放烟花。

本年正月十六日，灯火表演的高潮已经结束，正德帝在乾清宫中玩腻了，想到他的豹房[1]去过夜。豹房离紫禁城不远，就在西华门外的中南海附近。

二鼓时分，大约就在皇帝一行走到半道上时，忽听有人惊叫火起，回头观望，但见乾清宫方向火光烛天，映耀得整个紫禁城通明，皇上不禁对左右的随员笑侃说：“真是一棚好大的烟火啊！”

但玩笑归玩笑，他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乾清宫是内廷的寝宫主殿，其失火不仅是个严重的财产损失问题，还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那一夜乾清宫的大火熊熊燃到天明，将一座偌大的宫殿烧了个干净。

按照明朝的规矩，正月十八日是元宵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皇帝需要上朝听政。

当天清晨，正德帝一改睡懒觉的习惯，早早来到奉天门金銮殿，大会群臣。因为乾清宫失火之故，他命令撤去御座，下诏罪己，真诚表示要反省自己冒犯天意之错。

诏曰：

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殆以敬天事神之礼有未能尽，祖宗列圣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当，刑赏或有未公；征敛太重有伤民财，工役繁兴有劳民力；谗谀并进而直言不闻，贿赂公行而政体乖谬；奸贪弄法而职业多未能修，抚剿失宜而盗贼尚未见息；有一于此，皆足以伤致灾。静言思之，悔悟方切，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义均休戚，其各洗心改过，痛加修省。事关朕躬及时政，关失军民利病，宜直言无隐庶，俾朕有所警惧，以答上天仁爱谴告之意。故谕。

旨谕下到内阁，经完善与润色，于十天之后，正式颁行天下。正式版的罪己诏中，加上了大赦天下的内容，规定：

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除犯有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者外；其余不论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罪无大小，咸赦除之。

有意思的是，这份罪己诏下到南直隶的常州府无锡县时，因为路上耽搁了些时日，有名囚犯没有赶上大赦，被砍去了头颅。官府与他的家属替他惋惜，随后给他塑了个泥脑袋，用黄袋子装着皇帝的罪己诏，挂在他的胸前入葬，以告诉阴间管理者，他是枉死的冤鬼。文革初期，无锡在兴修水利时，无意中挖出了那个倒霉囚犯的棺木，并发现了那份罪己诏。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是无锡人，他得到那份罪己诏后非常珍惜，将之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并著文记之。这份罪己诏，也便成了中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罪己诏实物。

对于内阁、六部大臣、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而言，皇帝罕见的主动求批评，实在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意见，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

内阁大臣杨廷和等首先响应皇帝的号召，上书自我弹劾，借自我批评为幌子，委婉地给皇帝提出了十余条意见与建议；六部大臣杨一清、刘春等随即跟进，通过不同角度，给皇帝指出了一些应该改正的失误；与这些高官不同，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这些言谏之官，给皇帝提起意见来，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工科给事中潘埙的奏章，劈头就是这样的句子：陛下登基九年，治理国家没有成绩，灾害与不祥之兆却屡次发生！

河东巡盐御史张士隆在奏章中说：陛下前有逆臣刘瑾之变，后有蓟州盗贼之乱，仍不知警惕。现今起居无常，亲近不合适的人，在宫禁内聚集丑陋的武夫，在卧榻之侧舞弄干戈，通宵达旦吃喝玩乐，不处理国家政事；又宠信内廷太监，浊乱朝纲。致使人民困苦，盗贼兴起，府库财尽，士卒疲惫，祸乱危险在暗处积蓄，恐怕难以保住国运！望陛下对此能有深刻认识！

户科给事中吕经说得更直接，他指责说：乾清宫是陛下真正的住所，祖宗的意愿是希望万世的皇子皇孙遵守天道，使国内永远清平。陛下却舍弃乾清宫，远远住在豹房里；忽视对继承人的培养，蓄养众多义子；疏远有学问的儒臣，亲近西番僧人；抛弃文德，宠用戍边的武夫；轻视政事，在宫中开设酒店；信用小人，每日与他们宴饮游乐。

南京的六部及御史通过邸报了解到情况后，也立即纷纷递上奏章，尖锐地批评朝廷。

正德皇帝对群臣的言论早有预料，他既不恼怒，也不积极采纳，只是选取几件无关痛痒的事应付，其他概不理会。

群臣不肯罢休，开始说更难听的话。

户部给事中石天柱说：前星没有发出光芒，皇太子的位置长期空虚，陛下既不常与内宫的皇后及嫔妃住在一起，又不从宗室中预先挑选接班人，怎能消除祸患的根源，永得神灵的保护？

二月初一，南京御史汪正等上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已经九年，皇太子的位置尚虚。请在宗室中选择一个幼而贤者，置之左右，让他代替陛下参加宗庙祭礼，以尽晨昏请安省问的职责。等到皇子诞生后，可以把他遣送回自己的封国。

这个话题颇伤正德帝的自尊，但他又不好公开驳斥，因为言官们说的都是实情。

朱厚照在一五〇六年便已正式结婚，娶南京的夏儒之女为妻，封为皇后；接着又纳了两位妃子，配齐了其他嫔属，他不缺女人。可是宫中挑选女人的规矩，以端庄为第一指标，朱厚照对女人的口味偏偏特殊，他不喜欢一本正经者，只对有野味、有风情的女子迷恋。这注定了他对夏氏等人提不起兴趣，因此等他搬到豹房之后，基本上就不再理留在宫中的女眷，任她们守着空房，寂寥地打发岁月。

据说朱厚照在豹房好行淫乱之事，阅女无数，可他比他的父亲朱祐樘生育能力还差，居然没能让一个女人怀孕。

朱厚照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风华正茂，还不至于消极到忧虑继承人的地步，所以他非常烦别人唠叨这件事。可现实情况却并不容乐观，他的祖父宪宗皇帝只活了41岁，他的父亲孝宗皇帝只活了36岁。人生无常，念之不能不让人丧气。

乾清宫失火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各种尖锐的批评纷纷涌入宫中，都快把他的耳膜给震破了，让他的脑门暗暗冒火。现在大臣们又趁机提出子嗣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他们是真关心大明江山的承续，还是不满意自己这个皇帝，希望早有个人替换自己？

皇帝感到有些厌烦，他想给乾清宫失火事件画上个句号。二月初六，他夜里微服出行，到教坊观看歌舞，而且一反常态，故意让朝臣们知道。

满朝大臣早就摸清了皇帝的脾气，见他故态复萌，知道此前所有的谏言都大约等同了废话。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见借失火事件敲打皇帝的目标没有达到，非常沮丧，他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促使皇帝醒悟。

杨廷和联合内阁的另两位成员费宏与梁储，一并上书请求退休。当时内阁只有四位成员，假如他们三位走了，基本等于停摆——另一位没有请辞的内阁成员靳贵，此时刚入阁没有几天。

正德皇帝早有对付的腹案，他不慌不忙，对内阁的诸位先生真诚劝慰，坚决不允许他们集体辞职。

此一幕既是高潮，也意味着事情的结束，文武百官只好知趣袖手，停止在此事上继续与皇帝纠缠。进入三月后，朝内突然风平浪静，乾清宫的大火好像根本没有烧过一样，无人再莽撞提及。

这是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早已过了危险的磨合期，相互之间都摸清了对方的脾性，而且达成了某种默契。当然，这种默契来之非常不易，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殃及国计民生，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总体而言，每一朝天子上台，都会与群臣有一段不愉快的磨合期。这种磨合期有时天子占主动，有时大臣占主动，其长与短、温与烈，没有定规。决定它的因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于天子本人，他的长或幼、智或愚、温和或暴躁、仁慈或残忍，甚至出身背景、受教育的情况、人生履历等，都会对磨合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朝中的权力结构及政治局面，它关系着这种磨合是良性还是恶性。

2. 皇帝的身世之谜

正德天子的身世本来很清晰，不存在谜团，可是因为一个叫郑旺的人，惹出一桩离奇的案件，使他的身世笼罩上了迷雾。

公元一四九一年（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申时[2]，朱厚照诞生在紫禁城中，他的父亲是当朝天子朱祐樘，母亲是正牌皇后张氏，可谓裹着紫气而来。朱祐樘本年22岁，这个皇子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自然万分高兴。

有个懂星相的术士将皇子的出生支辰排列，惊讶地发现“贯如联珠”，为大贵之兆。原来，弘治四年为“亥”年，九月为“戌”月，二十四日为“酉”日，加上出生的“申”时，恰好与地支的“申、酉、戌、亥”顺序相连。

据说，皇子的这种特殊支辰命相，与太祖朱元璋的命相有些相似，朱祐樘隐隐祈祷，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有乃祖的德才，能够恢弘朝运，造出一片中兴局面。

此皇子出生后仅五个月，弘治帝就与群臣酝酿册立他为东宫太子，具体的典礼时间定在了公元一四九二年三月八日辰时[3]。

举行册立典礼需要先给皇子起个正式的名字，弘治帝经过反复权衡，赐他名为“朱厚照”。

“厚”字为皇子的行辈。本来，朱元璋给皇家嫡系定的行辈为这样20个字：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可是，这嫡系一支只用了一个“允”字，就断了帝缘。燕王朱棣推翻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后，另起炉灶，以自己的这一支脉的20个字作为皇家的行辈，分别是：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后来，这20个行辈字只用去一半，到“由”（崇祯帝朱由检）字时，明朝就亡了。

“照”字的选择深有讲究：其一，此字取自《周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又暗合《尚书》“光被四表”之语。具体的寓意用朱祐樘诏书中的话讲“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而朕之主器，永为得人”。其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子孙的每个辈分名字，都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明朝隐约自认火德，所以规定，辈分排列自火开始，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成祖之后，自洪熙帝朱高炽开始，经宣德帝朱瞻基、正统帝朱祁镇与景泰帝朱祁珏兄弟、成化帝朱见深，到弘治帝朱祐樘，皇家的第一组辈分字用完，五行也跟着轮换了一圈。

朱祐樘的木，应该生火，他给儿子取的名字按规矩要有火。“照”字古篆体写法带火，明朝流行的写法已不带火，所以朱祐樘给儿子取了个“燳”字。“朱厚照”实应写成“朱厚燳”。

朱厚照被册立为东宫太子没有几天，有个惊人的小道消息就开始在京师的坊间流传：太子非张皇后亲生。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谣传，第一原因在于张皇后本人。

张皇后为直隶兴济县（今河北青县）人，其父张峦，原本是一个秀才，后以乡贡的身份，入北京国子监读书。张氏幼年随父入京，于公元1487年春天被皇家看中，选为太子妃。这张氏秀丽活泼，通书达礼，深受太子宠爱。

同年秋八月，成化帝朱见深因为哀念暴死的万贵妃，染上病疾，追随爱人而逝。九月，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十月，封太子妃张氏为皇后。

皇家推恩外戚，穷监生张峦一飞冲天，先是获授鸿胪寺卿，官至正四品；张氏正式母仪天下后，他再次升官，被授予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官阶升为从一品。同时，皇帝为了让国丈家脱贫，御赐他家“和远”官店，及永清县的庄田。

弘治三年，朝廷加封张峦为寿宁伯。

弘治五年，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二年，张峦的健康状况恶化，他担忧两个儿子张鹤龄与张延龄不肖，怕自己死后他们惹出祸端，破家遭灾，因此上奏皇帝，请求赐予诰命铁券。

诰命铁券为皇帝与诸侯签订的盟约，誓词用黄金镶嵌，内容除注明官职、封土及功绩外，还特别规定，除谋反大逆外，“卿恕九死，子孙（恕）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可是，这件事遭到了礼部尚书王恕的异议，理由是：昔日的钱、王两位太后，当年正位中宫，历时数十年之久，她们的父亲才得以封伯爵；现今皇后只册封了三年，张峦就能封伯爵，已经是特殊优待了。

弘治帝屈从王恕的意见，没有赐张家诰命铁券，但作为补偿，将张峦晋升为侯爵。事实证明张峦这个人相当有预见性，他死后，两个儿子果然骄纵横行，三十年后在嘉靖朝获罪，因为没有诰命铁券的保护，哥哥张鹤龄死于狱中，弟弟张延龄被公开处决，家族成员如鸟兽逃散。

朱祐樘继承了乃父情痴的脾性，与张皇后如胶似漆。按照宫廷礼仪，帝与后不能通宵厮守，皇帝对皇后有性需求时便临时招来，事毕宫人执火炬簇拥皇后回去。但朱祐樘偏不遵守这个规矩，他与张后同宿共起，读诗作画，听琴观舞，朝夕与共。而且两人学隋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的故事，在枕边立下爱情誓言，皇上只守张氏一人，不立嫔妃，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

朱祐樘忠实地履行他的诺言，视后宫无数佳丽如无物，只与张氏一人厮守。但是这张皇后不争气，结婚三年，居然没有生育。这件事不仅皇家着急，满朝文武也感觉兹事体大，有些官员贵戚开始上书，要求皇帝赶紧选妃置嫔，“以广子嗣”。

可正在这个当口，宫中却透露出张皇后怀孕的消息，并于弘治四年秋天宣布产下了朱厚照。社会上有些议论认为，张皇后的这个儿子生得过于仓猝，有些蹊跷；甚至有人推测此儿根本非张氏所生，而是抱养其他宫女的孩子，冒充己出。

有人联系到张峦临死乞求诰命铁券之事，推测张峦可能知道实情——他鉴于宋仁宗的故事，怕这个皇子将来知道真相，怨恨张皇后及其家人。因为假如太子为张氏亲生，他根本不必担心外甥会对亲舅舅动杀机，这在历史上罕有先例。

那时的明朝人非常具有娱乐精神，最喜欢传播这类宫廷八卦。本来这类新闻没人当真，可当它传到京东通州的郑村镇时，却被人当了真。

郑村镇有支驻军，驻军的番号为京师武成中卫，该卫的辖所中有个名叫郑旺的军余，其与妻子赵氏育有一女，取名郑金莲。这郑金莲少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右肋出痘时留下了疤痕，脊梁上还有一处烫伤。可能因为郑家贫困，郑金莲12岁那年，被买进东宁伯府为婢女。东宁伯是天顺朝蒙古裔名将焦礼的遗爵。大概这个女孩不被焦家喜欢，不久又被转卖到了沈通政家。

此后几经买卖，郑旺已不知道女儿的具体下落。

几年后的一天，郑旺听说了那则太子非皇后亲生的八卦，他本不入心，一笑置之；但另一则传言却触动了他的灵感，这则传言说，邻村驼子庄有个叫郑安的人，他的女儿入了宫，可能就是太子的亲生母亲。

郑旺想，自己的女儿失去了下落，是不是也入了皇宫？她没准才是传说中的那个生皇子的郑姓宫女呢。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念头把郑旺自己都吓了一跳，但他转念又觉得这个机会不容错过，应该有枣没枣打一杆，撞撞大运。

郑旺人缘不错，在京城有两个朋友，是兄弟俩，一个叫妥刚，另一个叫妥洪。妥氏兄弟是锦衣卫军官的家属，既热心，又有一定的关系门路。他们对郑旺托付的事极为认真，不久就帮郑旺联系上了大内一个名叫刘山的太监。

郑旺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去见刘山，央求他帮忙打听女儿的下落。刘山满口答应，他盘算这事有利无害，找不到便罢，若能真找到，没准自己也可跟着富贵。

宫中确有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但此女地位低下，从没见过皇上。刘山便专门向皇帝身边的人打听，找到了一个叫王女儿的宫女，身份似乎相符合；但细问之下，那王女儿说自己的父亲姓周，与郑家无关。

刘山非常失望，但他又逞能耍小聪明，给妥氏兄弟暧昧地回话说，王女儿可能就是郑旺的闺女，只是人家身份特殊，不方便认亲。郑旺听到回信后，大为惊喜，又从家里带来许多土特产，让刘山转交给王女儿。刘山见郑旺认真，也不好驳他面子，只好私自收下，随便找了些旧衣服之类的东西交给郑旺，只说是王女儿的回赠。

这事刘山本已办得不够规矩，不好利落地收场了，可他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主动告诉妥氏兄弟说，宫中的王女儿进一步被皇帝选中，入了乾清宫，“你们真要当皇亲啦”。这一下，他等于确认王女儿就是郑旺失去联系的闺女了。

郑旺得到消息后，喜大普奔，立即在家乡大肆张扬。一时间他成了郑村镇的名人，沾亲带故的乡邻为了攀这门皇亲，纷纷前来祝贺，竟有六百多人给他家送礼。

过了几天，郑旺盘算着快到女儿的生日了，赶紧来到京城，置办了一桌酒席，委托刘山送入宫中，转交给王女儿。刘山私自收下，胡乱找了些自己的物品回赠。郑旺飘飘然，路过齐驸马府时，他居然决定进去炫耀一番。齐驸马的儿子恰好在家，他早听人说有个郑皇亲，所以不敢轻慢，摆酒热情款待，并送给他豹皮、马具及罗衣等物。

有了驸马府的背书，郑旺声名鹊起，京城内外开始热烈谈论这位神秘的郑皇亲，并由此推证原先的谣传正确——张皇后根本没有生育能力，郑金莲才是太子朱厚照的真正生母。

公元一五〇四年（弘治十七年），侦缉部门将此事报入宫中，皇帝朱祐樘坐不住了，他感到有必要出面给爱妻辩诬，肃清谣言。相关厂卫衙门立即行动，将郑旺、太监刘山及妥氏兄弟等人收入监中。

当年腊月，皇帝朱祐樘亲自主持审讯此案，但他似乎只是了解案情，没有作具体结论，案件随后转给了锦衣卫。经过锦衣卫审理，结论如下：1. 王女儿身上没有郑旺供述的疤痕，绝不是郑旺的女儿；2. 主犯刘山、郑旺属妖言惑众，依律应该处死。

定案后，太监刘山以干预外事罪，被迅速处死；而另一主犯郑旺则只被监禁。后来皇帝朱祐樘去世，太子朱厚照继位，实行大赦，郑旺竟然获赦出狱回家。

有些好事者对此案的结果感到好奇，他们利用刑部衙门里的关系，将其卷宗的要点抄录了出来，其中竟然有一份皇帝专门针对此案的“内批”，内容为：“刘林（刘山）依律决了。黄（王）女儿送浣衣局，郑某已发落了，郑旺且监着。”

这份内批，更加重了人们的猜疑，郑旺为什么只监不杀？那个已发落的神秘郑某又是谁？

有意思的是，郑旺出狱后，毫无悔意，照样到处宣扬自己是正德帝朱厚照的亲外公。他有个叫王玺的朋友，更是狂热，竟然通过私人关系混入皇宫，在东安门外声言要将“国母”（指郑旺女儿）被幽禁的情况上奏当今皇帝。

事情闹到这样的份儿上，朝廷只好再把郑旺等人收捕，投入刑部大狱。刑部组织了几次审理，郑旺等皆不认罪。后来此案转到大理寺，经反复推审才最终定案：一干人犯，以妖言罪，处斩。

郑旺案虽尘埃落定，但不能说毫无疑点，坊间总疑心其中有许多隐情，只是议论了数百年，到现在也没有个明确结论。

张皇后与朱厚照似乎母子恩深，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芥蒂；最起码在他当太子时，一直享受着温馨的母爱——他比他的父亲朱祐樘要幸运得多，这也决定了他与他的父亲性情不同。不过，在朱厚照登基之后，他与张后的关系好像变得有些微妙，只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们母子之间有什么不愉快。

3. 比皇父幸福更多的东宫太子

张皇后除长子朱厚照，还育有一子一女。子叫朱厚炜，生于公元1495年正月，只活了一周岁即夭；女叫朱秀荣，生于1497年，聪慧娟秀，未满两周岁即夭，追赠为太康公主。

朱祐樘夫妻努力了十多年，最后只剩下朱厚照一根独苗，因此极为宠爱。

这朱厚照眼神清澈，机灵干练，与他的父亲朱祐樘颇为神似。可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除了先天基因的作用外，还受周围环境与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这父子俩虽然都生于皇家，长在深宫，早年的成长经历却有着天壤之别。朱祐樘当年是个苦孩子，成长的坏境充满危险；而朱厚照是个蜜罐子里泡大的孩子，从来不知恐惧、忧虑为何物。

当年，朱厚照的爷爷成化帝宠爱万贵妃，万贵妃没有孩子，便嫉妒其他嫔妃怀孕，千方百计予以迫害。她惯用的手法是指使亲信太监给有孕的嫔妃施药，让她们坠胎，满宫粉黛，罕有幸免。

朱祐樘的生母纪氏，本是广西贺县一个土司的女儿。该土司因参与叛乱，遭朝廷平灭，纪氏被俘入宫，因聪慧机灵，又读过书，当上了内库管理员。成化帝朱见深偶巡内库，见她美貌机灵，一时兴起，御幸了她。

事后，纪氏胎珠暗结，怀上了身孕。万贵妃听说后，暗令一宫女去钩取胎儿。这名宫女不忍心，谎称纪氏腹有病瘤，并非怀孕。万贵妃还不放心，命太监张敏给纪氏灌堕胎药，张敏感叹皇帝无子，私自将药量减半，保住了孩子。

万贵妃将纪氏贬到安乐堂居住，算是打入了冷宫。纪氏在此地偷偷产下了朱祐樘，当时他的头皮上有一块地方没有毛发，有人怀疑这便是堕胎药留下的印迹。

万贵妃听到风声后，派张敏去溺杀皇子。张敏将婴儿秘藏起来，谎称没有见到。被废的前皇后吴氏，居住在西内，与安乐堂相邻，密知了此事，她与万贵妃有深仇，主动过来提供帮助，才使这个婴儿躲过万贵妃的搜寻，侥幸得脱。

公元一四七二年正月，另一个侥幸出生的皇子朱祐极去世，年仅3周岁。这个孩子为嫔妃柏氏所生，数月前刚刚受封为东宫太子，许多人怀疑他的死也与万贵妃有关。

朱见深对太子的去世哀伤不已，公元一四七五年初夏，他召太监张敏来梳理头发，对着镜子感叹说：“快要老了，却没有儿子！”张敏连忙跪下，激动地说：“万岁已有儿子了！”皇帝惊愕地问：“我儿在哪？”张敏回答：“奴才说了就得死，万岁应为皇子做主！”

侍立一旁的太监怀恩忙叩头帮腔，道：“张敏说得对，皇子暗藏在西内养育，已经6岁了，一直隐瞒不敢奏报！”

成化帝大喜，当天就来到西内，派使者去安乐堂迎接皇子。纪氏抱着皇子大哭，叮嘱说：“儿去，我不能活。儿见穿黄袍、留胡须者，便是你的父亲。”皇子穿上小红袍，坐着小轿，来到殿廷的台阶下。他当时胎发尚未剪除，长及地面，但非常机灵，见了皇帝，便跑着投入他的怀抱。成化帝把他抱在膝上，注视良久，喜极而泣，说：“真是我的儿子，像我！”随即将他留入宫中，并让怀恩将此喜讯通报给外廷大臣。

第二个月，皇子的生母纪氏神秘去世；太监张敏知道万贵妃也不会放过自己，干脆吞金自杀。

成化帝的母亲周太后怕万贵妃害这个皇子，就对朱见深说：“把你的儿子交付给我。”皇帝也怕儿子出事，便将他送进了仁寿宫。

有一天，万贵妃召朱祐樘吃饭，周太后告谕说：“儿去，不要吃饭。”到达后，万贵妃赐他食物，朱祐樘回答说：“已吃饱了。”再上羹汤，说：“怀疑里面有毒。”万贵妃气得发疯，说：“这个孩子刚刚几岁便如此，他日必定戕害我！”

大概出于对自己的绝望，自此万贵妃一改往日的作风，不再残害怀孕的嫔妃与出生的皇子，所以自朱祐樘之下，成化帝又有了11个儿子。其中，有个叫朱祐杬者，为邵氏所生，封为兴王，生子朱厚熜。这朱厚熜便是为后来的嘉靖皇帝。

朱祐樘与万贵妃相互敌视，即便有太后庇护，他依然提心吊胆，直到公元1487年，万贵妃去世，他才感到安全。

朱厚照没有经历乃父的苦难与磨练，他的周围永远爱意浓浓，宫中上下无人不宠他。

东宫太子府的人员配置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宫女，一部分是宦官，还有一部分是詹事府的官吏。

宫女主要负责东宫的生活服务，相对并不重要。

宦官低级者负责杂役，高级者的职责主要是监护太子，照料太子的日常起居。

詹事府主要负责太子的教育工作，下辖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詹事府虽是个不起眼的机构，可其能量不容低估。该机构的官僚为太子的属官，自成系统，配备齐全。一般而言，太子的角色转化为皇帝后，往往会重用亲近的原潜府属员，而贬抑当政的朝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朱元璋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不利于皇权的交接，在具体的运作中，很难避免当朝之官与东宫属官发生龃龉，甚至会引发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猜疑。鉴于此，他创立了詹事府官员兼领制度，即由当朝命官兼任东宫的主要职务。一方面他们在平时教导太子时，可以直接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另一方面，东宫属官与朝官混为一体，能够在皇权更替时避免动荡，实现无缝对接。

依照规矩，本朝的太子都在7岁左右出阁读书。弘治帝朱祐樘十分重视太子朱厚照的教育，在他5岁时，便责令吏部举荐陪伴太子读书的辅导人员。当时，吏部举荐的人员为王鏊、杨廷和、费宏、吴俨、靳贵等，皆是当朝名臣。

朱厚照6岁时，弘治帝忙着给他安排学前教育，设置诵读、正字等官，教导太子读经、习字。

朱厚照7岁正式出阁读书，课程安排主要有识字习字、经书讲解、本朝祖训及箴言（当皇帝的规矩）讲解、历史讲解、政务讲解、地理讲解等。课时安排为：早朝退后，上午9时左右开课，先由侍读官直解经书，接着休息片刻，再学习汉字的读与写；中午休息，下午灵活安排其他课程。

每月的初一、十五为法定的休息日，重要的节日依例放假；其余除遇上冬季大风雪或夏季酷热的天气外，都需要坚持学习。

平日，除了正式选定的伴读官、日讲官给太子授课外，在任的内阁大臣如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也时常客串一把，来给太子讲课。

朱厚照天资聪明，接受能力强，据说他刚上学时，能够坐得住，不乱动，课文很快就能背诵，而且对老师相当有礼貌，善解人意。

可是，虽着年龄的增长，朱厚照的学习出现了问题，他对感兴趣的课程能够专心听讲，对一些不感兴趣的课程则有些心不在焉，尤其对主课“经书讲解”，不是非常用心。他的精力逐渐向课外活动倾斜，先喜欢踢球，后又爱上音乐，迷于骑射，整日与一些会武的太监厮混，听课时常走神。

他的这种学习状态，符合现代素质教育者的口味——不读死书，率性发展。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老师们的深深忧虑，因为朱厚照未来的职业已经确定，入职前的培训效果好坏，直接关系着他未来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他的学习，不仅关系着他个人的利益，也关系着天下亿兆苍生的安危。

很快，这种忧虑透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弘治帝朱祐樘的耳朵里。朱祐樘内心有些矛盾，他想管，可又怕难为孩子。纠结了一阵子，他慢慢释然，觉得帝王学习骑射，符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朱祐樘引用之语出自《尚书》）的古训。况且，太祖也告诫子孙要有尚武精神，本朝帝王有学习骑射的传统。

皇帝持这样的态度，大臣们不好再多说什么，因为细究起来，骑（御）射也是孔夫子倡导的。本来儒生必学的内容中，包含音乐、射箭、驾车、数学四项，后世的儒生为了应试，只学礼仪与经书，反把六艺中的其他四艺给荒废了，说起来偏失的是诸位儒臣，人家太子学习音乐与骑射，符合圣传正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什么要去掉“体”，只留半个“智”呢？

朱厚照开始不专心学习时，还常怀不安的情绪，后来经人点拨，他内心的自我约束没了，理直气壮起来，用在踢球、音乐、骑射上的精力越来越多，正课的学习反而成了陪衬。以至于到他登基时，上了八年学，居然连《尚书》都没有读完，《论语》也没有学毕。

对于皇太子的这种学习状态，朝臣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推测太子学习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提高未来做皇帝时的业务能力，而是随心所欲，为娱乐而娱乐，荒废时光。当然，他们不便将之归咎于皇帝夫妇的溺爱，也不好公开报怨太子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他们能指责的只能是那些朝夕陪伴在太子身边的太监们——是他们没有尽到教太子向善的职责，反引诱太子沉湎于声色犬马，放荡无度。

大臣们对皇太子的这种看法，以及对他身边太监们的厌恨，直接为后来正德朝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埋下了种子。

朱祐樘对太子的看法与朝臣有所不同，他认为朱厚照通达聪慧，天性尚武，资质非一般守成之君可比，他应以太祖为楷模，负起振兴大明社稷的重任。

是朱祐樘对太子的看法对，还是朝臣们对太子的看法对？我们不好妄加评说。可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个朱祐樘并非泛泛之辈。其才略在明朝诸帝中，被公认为仅次于太祖朱元璋与永乐帝朱棣，晚明学者朱国桢评论他：“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朱祐樘期望儿子能超过自己这个文治皇帝，但他深知，与太祖、成祖相比，儿子有一个短板不可回避——他生在深宫中，缺乏必要的社会历练，对民间的生活没有感性的认识。

有一段时间，朱祐樘特别喜欢带着儿子微服私访，父子两个换上便服，傍晚时分悄悄出宫，到热闹的街市上闲逛。他的意思是让儿子接接地气，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但他极怕被朝臣知道，所以每次出宫都特别小心。据说有一次回宫时，可能天太黑，父子两个不知不觉走到了午门内的南薰殿旁。这里有个地方叫六科廊，是六科给事中日常办事与值宿的场所。朱厚照从来没有来过，大声地问这是何地。

朱祐樘连连冲他摆手，示意他放低声音，说：“你莫大声讲话，这是六科官住宿的地方。”

朱厚照疑惑地问：“怕什么？六科官不也是您的臣下吗？”

朱祐樘回答：“祖宗朝设立六科给事中，就是让他们纠查皇帝德行的错误，你不小心惊动了他们，纠劾的奏疏立即就会送到我们的面前！”

这可能是朱厚照第一次真切地知道，除了祖宗的家法，现实中还真有人要管教皇帝。

遗憾的是，朱祐樘试图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儿子的计划，没有能够切实展开——他死得太早，也太仓促。

4. 先皇留下的朝局

弘治帝朱祐樘御宇十八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拨乱反正期，二是顺势守成期，三是谋划深度改革期。

朱祐樘继位之初，接手的是一个比较烂的摊子。

朱祐樘的父亲成化帝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前期曾表现出要好好干的迹象，但后期荒废政事，变得昏庸起来，积弊甚深。

具体的弊政有四条：

其一，不能坚持选贤任能，让投机分子混入了权力中枢。

内阁首辅万安是个贪狠奸猾的小人，他巴结万贵妃和宫中太监，贪恋权势，排斥异己，没有道德底线。他为了讨好皇上，潜心研究房中术，热衷于给皇帝密献春药，被戏称为“洗屌相公”。内阁次辅刘珝，虽然人不坏，但性情浮躁，只知高谈阔论，基本不干实事。内阁的第三位成员刘吉，性情阴险刻毒，攀附权贵，锐意营私，脸比万安还厚，人称“刘棉花”，讥他不怕弹劾。

内阁宰臣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匡正皇上的过失，而这三位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却任凭朝政恶化，从不规谏。在他们的影响下，六部尚书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也集体失去责任心，尸位素餐，不能为清除时弊谋划。所以当时有歌谣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公元一四八五年秋天，还算个好人的谨身殿大学士刘珝，遭到万安的暗算中伤，被迫退休。万安的同伙彭华补缺进入内阁，而刘吉接替刘珝升任谨身殿大学士。彭华为人城府很深，善于打击他人，朝中正直的大臣无不厌恶他、怕他。他们三人把持内阁，结党营私，朝中已难见到有原则的事。

公元一四八六年秋天，万安的另一名同党尹直，在当红方士李孜省的帮助下，混进了内阁。内阁基本成了老鼠窝。

其二，宠信太监汪直、梁芳和僧人继晓、方士李孜省等乌七八糟的人物。

汪直曾经提督西厂，连兴大狱，气焰极为嚣张，朝中大臣见他无不害怕。一次，有个俳优扮作小丑给皇帝演戏，剧情是有个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酒疯，旁边人提醒他说：“皇上来了。”他不理睬。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立即避走，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梁芳是万贵妃的亲信，他与同伙经常将珍珠奇货等献给万贵妃，顺便中饱私囊。为此，他常借宫中采办之名，在地方上搜刮，甚至卖官鬻爵。据说，在梁芳等人的挥霍下，内库中几朝累积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公元一四八五年，朱见深发现内库里的金银已空，报怨梁芳与他的同伙韦兴说：“靡费帑藏，实由你们二人！”又说：“我不追究你们，但后人会怪罪你们。”

李孜省与僧人继晓等人，都为梁芳引荐入宫。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员，因贪赃而被削职为民，据说因会道家的五雷法，而得到皇帝的宠幸。僧人继晓也是个乖角，他依靠“秘术”得宠，居然能让皇帝给他当过娼妓的母亲立牌坊。

他们这些人不仅在宫中迷惑皇上，还结党营私，干预朝政。在他们的引导下，出入宫廷的西番佛子、西域法王，以及内地的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有数百人之多；而充斥京师的这类人更是多达几千——他们乘坐棕车，锦衣美食，出入有士卒持金吾仗前导，有些人还专门取荒坟死人的顶骨做念珠、骷髅做饭碗，招摇过市。

其三，扩充皇庄。

所谓皇庄，就是皇家的自留地，其租税不交户部，直接由宫廷收取。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富有天下，可实际上，朝廷财政给皇家的分成是有定额的，皇家的开支也有定数。成化帝在宫中养了太多的僧道方士、戏子工匠，人数超出了旧制，开支自然增大，而钱从哪里来呢？除了花费前代的积蓄外，他还需想办法给宫廷寻找收入来源，皇庄便成了他的选择之一。

皇庄本来就有，但规模较小，没有正式的名分。朱见深迫于手头的拮据，公开给自己设置皇庄，而且不断扩大规模。据说，到成化朝后期，皇家在京郊拥有的庄园共有五处，跨连顺义、丰润（今属唐山市）等数县，计有120余万亩良田。

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等纷纷上行下效——他们要么公开请求皇帝赐地，要么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土地兼并之恶风愈演愈烈。

其四，传奉官泛滥。

传奉官就是不经礼部的选官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吏部选官非常严格，要经过漫长的考核、选拔、评议等程序；高级官员的任用，还需要廷推、部议等，基本上公开通明。有些皇帝的宠妃、宦官若想推荐某位亲朋为官，正常程序很难走通，因为假如吏部举荐不到皇帝那里，皇帝也没有好办法。

可是，成化帝朱见深却带头破坏朝廷的选官制度。一四六四年春，他上任不到一个月，便私授一个叫姚旺的工匠为文思院副使，开了传奉官的先河。

传奉官既非科举出身，也没有经过培训历练，骤然为官，其素质很难得到保证；而且他们的官职为皇帝私授，吏部及都察院难以考核、监督他们，所以往往恣意妄为。

一四八三年，御史张稷上疏抱怨说：自有传奉官之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者，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者。

成化朝这类传奉官极多，朱见深有时一传旨就任命上百人。据说，仅梁芳一人取中旨授的传奉官，就累达千人。

弘治帝朱祐樘在东宫时，就听詹事府的亲近官员偷偷讲过朝中的实情，所以他在一四八七年九月初六日正式继位后，立即有针对性的开始整顿朝纲。

九月十一日，他斥责方士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贬李孜省与他的同伙邓常恩、赵玉芝等到陕西北塞戍边；贬梁芳为南京少监；贬万喜为指挥使。此时，汪直因失宠，早已被成化帝贬到了南京。

十月初，下诏淘汰传奉官等两千余人，又贬遣西番法王、国师，禅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

十月二十一日，罢免首辅万安。

朱祐樘在宫中得到一小箱的奏疏，内容谈论的全是房中术，署名为“臣万安进献皇上”。他立即让太监怀恩把这个小箱子拎到内阁，展览给大家看，对着万安说：“此是大臣应干的事吗？”万安羞惭地跪伏流汗，却不肯请辞。

等到科道官员弹劾万安的奏章入宫，朱祐樘让怀恩拿去，交给万安自己读。万安跪地哀求，还是没有自求退休的意思。怀恩见他如此贪恋，直接过去，摘下他的牙牌说：“可以走了！”万安这才惊恐回家，上书请求退休，其时他已七十多岁。

十一月十八日，内阁成员尹直被罢免。

至此，成化朝的四名内阁成员只剩下了刘吉一位（彭华早已病退）。弘治帝诏命吏部左侍郎徐溥与东宫侍讲官刘健入阁。

徐溥为宜兴人，廉洁谨慎，庄重正直。刘健为洛阳人，性格质朴倔强，学问精深，胸有经世济民之策。

刘吉能在首辅的位置上继续混下去，得益于脸皮厚与善用权谋。他每次听到有对自己不利的议论，便立即屈尊献媚，在傍晚时分，敲开负责进谏官员的家门，祈请他们不要弹劾，并用越级升迁等手段诱惑他们；假如有个别官员不给他面子，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打击报复。对于同事徐溥与刘健，他曲意逢迎，凡这两人的建议，他都爽快地署名，给皇帝的感觉是，这个内阁班子非常团结。

但他能掩饰一时，却不能掩饰一世。公元1491年冬季，朝廷任命礼部尚书邱浚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邱浚也是个博学廉洁的名臣，他入阁对声名狼藉的刘吉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因为按照惯例，内阁成员一般三位，新进一位就需出局一位。

第二年秋天，皇帝要封皇后之弟张延龄为伯爵，命刘吉写封爵文书，刘吉认为这次封爵不合规矩，拒绝撰写。这是刘吉少有的正直行为，皇帝感到借这个机会免他的职务，能照顾他的名声，所以立即派人暗示他退休，刘吉黯然离开了朝廷。

期间，弘治帝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改变了听朝制度。他先是罢了华而不实的午朝，将听取官员简奏、接见朝觐的文武官员、面辞出京赴任的地方官等事务，全部合并到早朝进行。继而，他又听取吏部侍郎杨守陈的建议，强化文华殿办公制度，规定退朝后，皇帝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命令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两人，坐在前殿右厢房内，随时恭候皇帝的疑问。必要的时候，还要召大臣入便殿，以御前会议的形式，与宰辅们坐以论道。

最终，与诸位内阁先生坐以论道的制度没有落实，但在文华殿办公的制度却大致坚持了下来，这相比于成化朝而言，是个巨大的进步。

在文华殿办公，虽然形式上还是皇帝独裁，但毕竟有轮值大臣侍候在旁边，可以随时顾问；而且皇帝不好偷懒，太监不好插手政务，假如皇帝想深刻了解某件事，还可随时召见当事的官员，方便灵活。

将朝政安排出条理后，大约从公元一四八八年以后，弘治帝朱祐樘开始锐意守成，他试图把每件政事都办好，把每个遇到的问题都尽量圆满解决。这一时期朝廷政治清明，人心安定，有中兴的迹象，皇帝本人也比较满意，他有时甚至产生出一些骄傲的情绪。

可是，一五〇四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忧患起来，让他疑心他所打造的小盛世其实只是金玉其外。

那时，原内阁首辅徐溥与阁僚邱浚都已病死，刘健升任首辅，李东阳与谢迁入阁。李东阳是茶陵人，性情高洁，精通诗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谢迁是余杭人，仪表魁梧，正直聪明，议论不避讳。他们三人被认为是黄金组合，并称贤相，当时有人编政治段子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这年夏天，曲阜阙里修建的文庙完工，李东阳奉命前往祭告。回来后，他上了一封奏疏，谈论他在地方上的见闻，其中主要说了三件事：

一是，他说此行正遇上天津一带大旱，夏麦干枯，秋粮没有种上，运河上拉舟的纤夫面有菜色，衣不蔽体；沿途到处都有盗匪出没，青州尤其厉害。

二是，听一些南方来的客人说，江南与浙东等地也有饥荒，流浪的人充斥路途，官库空虚，存粮居然不足十天之用。东南地区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三是，听沿途的吏民议论，朝廷吃闲饭的人太多，国库开支混乱，导致苛捐杂税过重，民不聊生；京中土木工程也太多，导致军卒劳累，军费匮乏，士气低落。而世家豪族，兼并的田地连郡跨县；皇室亲王，所供需的白银竟达二三十万两之多；游手好闲之徒，借皇亲国戚的名义，随便设关卡，收取商税；还有那些管织造的宦官，以及管理河道的官吏，无不肆意妄为，争相鱼肉百姓。

这无疑是内阁精心设计的一封奏章，目的是要提醒皇帝，不可为华丽的表象迷惑，整个社会实质上已经破败，再不从根本上改革，可能会酿出灾乱。

朱祐樘看过这篇奏章后，深深受到震动，他嘉许感叹良久，下发相关部门讨论。

恰在此时，鞑靼诸部侵入大同附近，与官兵大战于焦山，杀死了墩军都指挥郑瑀，并将之残忍肢解。

皇帝闻讯大怒，准备调京师一万人讨伐。刘健不同意，李东阳也说：“近日鞑靼与朵颜在潮河会盟，古北口一带非常可虑。假如他们用的是声西击东之计，我方兵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

皇帝在太监的鼓动下不死心，又在便殿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问道：“我朝太宗皇帝（指永乐帝朱棣）屡屡出塞，现在我为什么不能？”

刘大夏回答：“陛下的神骏威武固然不落后于太宗皇帝，可现在的将士却远远不及太宗当年了。”

刘大夏的话让皇帝黯然，更让他惊心。至此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当家十几年，自认为通晓世事，实际上却浮在表面，对事情的真相一知半解。

他知道刘大夏能说实话，所以频繁召见他秘问一些问题。例如问：“卿上次说当前已经民穷财尽，可是自祖宗朝以来，赋税的收取都有定额，现在为什么竟然到这种地步？”

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刘大夏没有能力深入回答，只能归咎于宫廷开支的扩张，说：“正是因为现在收取赋税不按规矩，比如粤东、粤西两地，现在每年额外敛取的香药木材，折合银两大概数以万计，视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其他了。”

皇帝又问：“朝廷军队的财力怎么样？”刘大夏回答：“贫穷的与普通民众一样。”皇帝好奇地说：“士卒在营有月粮，外出征伐有行粮，国家供应充足，为什么还贫穷？”

这个问题像上一个问题一样，触及到了深层，刘大夏同样不能深入回答，只是说：“各军将帅侵吞过半，他们怎能不穷？”

朱祐樘喟然长叹道：“朕临朝称尊这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如此困窘，我有什么资格当天下之主啊！”

他敦促朝臣谋划进行深度改革，准备励精图治，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局面，然而他却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一五〇五年四月底，这位皇帝偶染风寒，吃了太医开的药之后，非但没有好转，还流鼻血不止，于当年五月初七日午时去世，享年36岁。

5. 入继大统

朱祐樘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初六那天，他病情加重，忙在乾清宫召见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重臣，说：“朕自知天命。朕登基以来，遵守祖宗法度，不敢稍有怠荒，天下的事确实烦忧你们了。”接着又说：“东宫太子今已15岁，尚未婚配，你们可速令礼部去办这件事。”众人都回答：“好！”

随即，诏命司礼太监入内宫接受遗诏，就让他在病榻前书写。事毕，朱祐樘挣扎着坐起来，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们这些年辅佐朕，用心良苦，朕心里全都明白。东宫太子年幼，性好贪玩，你们当教育他读书，辅导他成为一个有才有德的君主！”刘健等泣不成声，叩头领旨。

第二天，皇帝召来太子，告谕他效法祖宗，任用贤德之臣。

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定次年为正德元年。颁下大赦诏书等四十四条，除赦免普通罪人，及免除弘治十六年之前各地拖欠的租赋之外，还宣布广泛地改革各种弊政。

这四十四条诏书，乃内阁顾命大臣为弘治帝规划的改革秘案，其要旨有二：一是深度推行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尽刷近侍之权，复太祖之旧。

这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有种颠覆重来，从头收拾山河的豪气，其动机是要真正中兴大明王朝。但是，这样的改革困难如山，因为改革的矛头所指，是要刻意剥夺特权利益集团的权益，以缓和社会矛盾。然而，狗嘴里岂容易抢骨头？老鼠嘴里岂好夺米粟？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自在情理之中。

这注定是一场冒险，即便弘治帝性命延长，亲自主持这样的改革，他也未必能真正推行下去；而正德帝只是个15岁的小孩，他有这种魄力吗？

首辅刘健等阁僚当然知道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但他们也有几分信心。因为改革之必要，已成朝中共识，除内阁三位顾命大臣外，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大理寺、六科给事中等各要害部门的长官，基本都持支持态度；更难得的是，内廷司礼监的诸位太监领袖王岳、陈宽、李荣等，也基本赞成。

朱厚照登基后的两个多月，朝内风平浪静，表面上无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弘治帝病逝的消息传到草原后，小王子部落决定给新主来个下马威。朱厚照登基仅数天，他们突然兵临宣府，连营二十余里，大举进犯。宣府的官军苦战，损失惨重。

五月二十六日，朱厚照任命保国公朱晖为征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苗逵为监军，左都御使史琳为提督军务，领京军前去救援。

因此，这些天朝野关注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居庸关外的宣府地区。

其二，进入六月后，北京的雨季来临，而且今年雨水多得有点邪乎，从六月到八月，基本天天刮风下雨，从来没有停歇过，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也成了新皇帝拖延改革的理由。

刘健等人密切注视着新皇帝的动向，他们逐渐听到一些宫中传闻，说有一伙人故意每日引诱皇帝玩耍游戏，与朝臣、司礼监争夺对新皇帝的影响力，他们虽非刻意阻挠改革，却使皇帝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政事。

这伙人被称为八党或八虎，是皇帝在东宫时的一群贴身太监，分别名叫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这些太监有文有武，其中刘瑾鬼点子最多，是他们的谋主；马永成、丘聚、谷大用、张永、魏彬等善骑射，属武太监；高凤在其中年纪最大，地位最高，老成持重，名义上是东宫太监们的领袖，实际上主要忙于司礼监的机密工作，很少与其他七虎掺和。

在东宫时，朱厚照热衷于踢球、骑射这类体育活动，与武太监们打得火热，刘瑾并不显山露水。可老皇帝朱祐樘病危后，刘瑾擅权谋的特长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这伙东宫太监切实有了种危机感——他们虽然与太子关系亲密，但除高凤外，他们这些年轻之辈，在宫廷中的地位并不高，从资历方面论，既进不了司礼监，也几乎与东厂、西厂、御马监等实力部门无缘。

当时，司礼监与内阁关系友好，太监领袖王岳、李荣等，对刘健等阁老非常尊重，外相与内相一体，和谐稳固。皇帝一旦离开东宫，入住到乾清宫，就会落入正常的政治体系之中，被朝臣与司礼监的人影响；他们这些人，想再接近皇帝，恐怕非常困难。

如何能得到想要的权势呢？他们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唐朝仇士良经验”，设法与朝臣及司礼监争夺太子，让太子当上皇帝后还离不开他们这些旧人。

仇士良，唐朝人，原是侍候太子的一个普通太监，后靠玩弄权术，在内廷檀权揽政二十余年，官至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势倾天下。公元八四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退休，太监们把他送回府第，临别时，他赠言说：“诸君若想让天子对你们保持恩宠，需要记住我的经验，即：‘千万不可让皇帝有闲暇的时间，有闲暇他必读书，必见儒臣，还会纳谏，如此他便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从而疏远我们，使我们的权势变轻。我为诸君谋划，你们最好积些钱财，多置办鹰马，每天用踢球、打猎及声色蛊惑其心，花样越多越好，目的是使皇帝喜欢入迷，连休息都不愿意。这样一来，他必然讨厌经术，不愿多问朝廷上的事情，听任我们操作权柄，如此我们的恩宠与权力怎么会丢呢？’”

刘瑾等人暗奉仇士良为榜样，处心积虑变着法子哄朱厚照玩，每天进献鹰犬，或陪他玩摔跤等游戏，让他乐不能罢。老皇帝去世，朱厚照登基，刘瑾得到了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差事，主要负责上朝报时，职权无足轻重。可此时朱厚照已经玩得上瘾，离不开他，常让他陪伴左右。

弘治皇帝活着时，刘瑾一伙还有所顾忌，现在朱厚照当家，他们只需穷尽方法讨新皇帝欢心，即万事大吉。因此，他们开始放开胆量，把歌舞、戏剧、杂耍等引入宫中，甚至引诱新皇帝外出私游，以尽最大努力刺激皇帝的玩兴。

而且，为了与内阁、司礼监争夺影响力，刘瑾一伙还有意站到改革的对立面，以博取太监、勋戚等特权利益者的认同与支持。

朝臣们想试探一下新皇帝，故意借六月中旬京城发生的一场特大雷暴说事。工科给事中以“天变异常”的名义上书，点了丘聚、魏彬、马永成三人的名，指责他们诱导皇帝驰射钓猎，荒废政事，并特别提到仇士良的故事，促皇帝醒悟。

可是，这封奏章丝毫没有发挥效用。

八月下旬，出征宣府的朱晖等人回朝奏捷，列述有功将士两万余人。朱晖没有与敌发生大的战役，这个立功人员名单显然不能让朝臣们信服，大理寺丞邓璋奉命前去核查，发现了许多漏洞。但皇帝在刘瑾等人的影响下，却全部按朱晖所列封赏。

首辅刘健坐不住了，八月底，京城的天气刚放晴，他就上书说：“陛下登基的诏书刚发出时，朝野欢呼，期盼太平。现在已过去了两个多月，臣等未闻淘汰多少闲散人员，也没听说节省了多少靡费，登基诏书中所列的改革条款，都成了一纸空文！”他敦促皇帝赶紧落实四十四条诏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

朱厚照下诏温言答谢，可依旧我行我素。

刘健慨叹之余，心生一计，上书请求皇帝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开课听讲。他的意图是想借侍讲的机会，给皇帝洗脑，将他夺回来。朱厚照勉强回复“知道了”，再无下文。刘健不停敦促，皇帝推脱不过，初冬时节，开始到文华殿听讲，但不久以天气寒冷为由，又要求暂停，提议拖至来年开春再进行。

一五〇六年二月，护城河边的柳树刚刚泛青，朱厚照禁不住刘健等人的一再敦促，答应按惯例听学士们讲解经史。

可是，学士们将讽谏融入课堂，让皇帝很不舒服，也让刘瑾等人害怕，他们开始教皇帝逃课——隔三岔五传旨暂免，理由无非是朝拜两宫皇太后，或练习骑术。

期间朱厚照听信太监们的意见，以奉养两宫皇太后为名，增加真定、静海诸县皇庄的税赋，兼并民间的土地，引发了受损民户的抗议。锦衣卫奉命弹压，逮捕200余人。户部尚书韩文认为，骚乱是由宦官营私舞弊、侵扰民众引起的，假如皇帝真想用这一带的田地奉养两宫皇太后，不如召回所有管理皇庄的宦官，改由巡抚御史核实田亩，每亩加收三分银两，交给内库支用。

朱厚照下诏答复说：“卿等为国为民，意图很好，只是朕要孝敬太后，事出不得已。每个皇庄此后只留一名太监，十名校尉，其余全部召回。”

吏部、户部、兵部及都察院全都表示不同意，坚决要求裁撤管理皇庄的所有宦官。皇帝令内阁劝说协调各部，刘健等表示不能奉命，并上书指责：奸商谭景清败坏盐政，武将神英轻侮法律，北征将士无功授官，御用监书吏破坏考试制度。最后激愤地说：“臣等受先帝信任，被当成心腹，近来圣旨从宫中颁下，丝毫不让臣等知道。臣等有所筹划，却听任奸臣随意变更。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臣等如再顾惜身家性命，一起跟随阿谀，那将欺君误国，死有余辜！”

朱厚照不知如何答复是好，干脆置之不理。

过了几天，刘健等决定使出最后一招，上书说：“陛下认为臣等所奏正确，就应该下诏实施；如果认为臣等所言错误，也应该明旨斥责。现在陛下留中不发，视之如无，政出多门，过失却归于臣等。宋儒朱熹曾说：‘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居乎其位。’乞求圣明的皇帝慎察，赐令我们退休。”

朱厚照见内阁的先生们真急了，连忙安慰挽留。迫不得已，他只好听从朝臣的建议，贬损了一部分宦官及贵戚的利益。

那些失利的人，切齿痛恨，他们支持刘瑾等人，加紧对皇帝施加更大的影响。

四月，发生了一件对朝局影响深远之事：吏部尚书马文升请求退休，得到了皇帝的批准。马文升为一代名臣，文武兼备，他坚决执行先帝遗诏，裁掉传奉官763名，得罪了许多人。宦官王瑞奏请起用刚被裁掉的七人，马文升坚决不同意。给事中安奎探听到王瑞受贿的事实，上书弹劾他，王瑞疑是马文升指使，反诬马文升抗旨。皇帝虽没有斥责马文升，却强行起用了那七个人。

马文升很窝火，他知道朝权早晚会转移到太监之手，担心受害，遂心怀离退之志。恰巧，他推荐兵部侍郎熊绣出任两广总督，熊绣不愿出京，怏怏不快。熊绣的同乡出面弹劾马文升徇私，马文升借坡下驴，请求退休，太监们怂恿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马文升本人可能并没有料到，他这跺脚一走，会引起蝴蝶效应，让朝局悄然变得不利于刚刚开启的改革事业，等于间接把朝柄送到了刘瑾等人的手里。也可以这样说，刘健等朝臣改革事业的失败，是由马文升辞职引起的，因为马文升一走，他的副手焦芳接任了吏部尚书的职务。焦芳是河南泌阳人，进士出身，聪明能干，却非常粗鄙，学问低浅，因为他好谩骂人，性情阴狠，刘健不喜欢他，谢迁更是公开表示讨厌他，因此他非常憎恨这两位阁老。焦芳是个只想当升官发财的人，他不择手段暗结宫中的宦官，没有一般士大夫的道德操守。

朱厚照刚即位时，廷臣讨论国家的财政问题，都认为皇室应该紧缩开支，节俭朴素。焦芳察觉到旁边有宦官偷听，便故意提高声音说：“百姓之家尚需费用开支，何况官府呢？谚语说：‘无钱则检旧纸’，现今天下多欠租匿税，不去检查索取，却只谈论损害皇上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他的话传到宫中，朱厚照暗暗喜欢，马文升一退休，便把焦芳这个吏部左侍郎顺势提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上。

看着马文升拍屁股走人，另一位名臣刘大夏也有了退休的想法。他在兵部侍郎的位置上，锐意淘汰为害军中的太监以及一些不合格的武臣，试图重振军纪，也得罪了一大批人；这伙人通过各种渠道诋毁他，皇帝渐渐对他有了意见。

五月，刘大夏请求退休，皇帝予以批准，让兵部侍郎许进接替他的职务。

六月，皇帝任命刘瑾提督十二团营。这个职务非常机要，刘瑾能够得到，说明他已经取得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对于这一信号，刘健等阁臣异常焦虑，他们决心继续与刘瑾等人争夺皇帝。随即，阁老们上书，不厌其烦地请求皇帝莫沉湎于游猎玩耍，要勤于政事，坚持正常听课学习。朱厚照见先生们口气急切，怕他们再提出辞职，连忙答复道：“自古帝王，不可能无过失，而可贵之处在于改过。阅读卿等奏文，具见忠爱之热忱，朕当听从加以实行。”

皇帝为了履诺，听从给事中张文的建议，派人核查光禄寺的膳食供应情况，发现本年的宫廷厨房花费比弘治元年翻了一番，随即下诏缩减光禄寺的开支，倡议节俭。但朝臣们提出的其他更重要的革弊建议，因为宦官、勋戚的阻挠，都不了了之。

见皇帝稍有上进的表示，户部尚书韩文联合英国公张懋等，上书给皇帝细算财政账，试图用一组组数字打动皇帝，让他意识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危机。其中，他们要求恢复在边境地区屯田积谷的建议，赢得了皇帝的大声叫好，说：“对啊！屯田积谷是筹边的上策，汉朝赵充国行之于金城，唐朝韩重华行之于振武，其效果明白可考！今沿边和辽东的屯田，要择能干的御史，分别核实，贵在实效，不可虚应敷衍。”

看到皇上讨好朝臣的这种姿态，以及他理事断政的明达，刘瑾等人非常不安——这个小皇帝假如哪一天正经起来，他的英明果决，恐怕不次于他的父亲。

他们必须阻止朱厚照倒向朝臣一边，不能让他当一个好皇帝。为此，刘瑾等人一方面抓紧诱导皇帝不务正业，一方面肆意污蔑外朝大臣，说朝臣们对自身所犯的错误视而不见，却专门挑皇帝与内臣们的微小过失。刘瑾还数次进言，危言耸听地挑拨说：“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虚名而已！”

七月中旬，刘瑾等人的方法奏效，朱厚照开始摇摆回他们的一边，标志是他斥责上书言事的户部给事中张文等人，说他们要求改革弊政的奏疏不适宜，责令他们自我检讨。张文等人拒绝承认错误，被各罚三个月俸银。

到九月，朱厚照开始显露出对内阁的不耐烦迹象。刘健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朝夕被群小包围，朝臣终也争夺不过他们，趁早摊牌胜算还大些，假如拖延日久，后果将难以逆料。

[1]今北京城西北部还遗留一个叫豹房的地名，在奥体中心附近，与正德皇帝的豹房无关。

[2]15点至17点。

[3]7点至9点。

第四章　刘瑾乱政

葡萄牙人窥探的大明王朝，当时已相当不健康。

1514年春季，河东巡盐御史张士隆上疏责备皇帝说：“陛下前有逆瑾之变，后遭蓟盗之乱，犹不知惊。”

张士隆所说的逆瑾，指的就是刘瑾；蓟盗，指刘六、刘七兄弟。这两件事，犹如两场重病，大伤明朝的元气。其中，刘瑾乱政，是刘六、刘七反叛的重要起因。

正德帝朱厚照在东宫时，身旁有八名贴身太监，号称“八虎”。刘瑾为八虎之一，为人略有智谋。正德帝登基之初，年幼好玩，贪杯恋酒，又受太监们诱惑，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朝中大臣甚为担忧，遂谋划除掉八虎，把皇帝从群小堆里捞出来。

一五〇六年秋，朝臣与八虎之间摊牌。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朝臣落败，“八虎”强势崛起，刘瑾一跃成为内廷太监的领袖。

随后几年，刘瑾充分利用正德帝的弱点，窃取皇权，残害忠良，为非作歹，几致大明王朝倾覆。

1. 十月政变

一五〇六年九月初二，发生了一件促使朝臣与皇帝摊牌之事。

这一天，太监崔皋奉命到江南督造龙衣，他以筹措经费为名，奏乞长芦盐场[1]往年剩余的1.2万盐引。

盐引又称盐钞，是政府专卖机构预售给商人的取盐凭证，一般300斤为一大引，200斤为一小引。正德初年，长芦盐场的盐，每小引大约能给政府带来0.66两银子的纯收入，政府的本钱是每引投入一石米。

当时，朝廷在沿海地区及今山西设有都转运盐使司六个，分别是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这些盐场的利润，一般都直接缴入太仓，以支持边防军的开支，及发放官员俸禄。但长芦盐场与两淮盐场因为在南北直隶辖区内，它们所上交利润，虽然也入太仓，但需要按一定比例提出一部分，划归光禄寺库及其他内库，归宫廷支配。

按朝廷相关规定，两淮、两浙、长芦的引盐，每年只售四分，库存六分。库存的部分，非有国家大事，或边境有警，不能随便出售。因此到朱厚照当家时，这三个盐场尚库积有许多国储盐。

据记载，弘治某年，长芦盐场出售小引盐18万余，上缴太仓银12万两。以此推算，当时该盐场的余盐至少有27万引。这是朝廷少有的一块肥肉，许多人都垂涎欲滴打它的主意，因此非常敏感。

崔皋乞盐的奏章下到户部，尚书韩文表示反对，说：“盐课之设，专备边饷，初与织造无关。成化、弘治年间，弊端始开，先帝深知其害，即已停止。近日陛下的登基诏书，复申明禁。……今若允许崔皋之辈所奏，那么陛下的诏书就会成为虚文，派出去监察此事的御史也白派了。”

朱厚照坚持认为，长芦盐场的收益按规定有宫廷系统的一份，宫廷订制新龙袍缺乏现钱，变卖部分属于宫廷的盐引，也不能算过分。因此，他不顾韩文的反对，批准了崔皋的奏请。

朝臣被皇帝的独裁激怒，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集体出动，轮番上书表示强烈反对，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朱厚照也有些生气，他不理解因为这件芝麻般的小事，朝臣们为什么会跟他过不去。他初时不理睬，继而发下一道圣旨，警告说：盐引的事已经下旨，你们若继续进谏纠缠，必严惩不贷！

三天后，内阁的刘健、李东阳、谢迁决定出面支持朝臣，他们上书强硬地说：内阁决定拒绝撰写给予崔皋的盐引敕书！

朱厚照在刘瑾等人的挑拨下，使出牛性子，没有理睬内阁的抗议。眼看事情要闹僵，朝臣方面不得不让步，他们提出一项折中意见：崔皋讨要的经费，可以考虑一半给他现银，一半给他引盐。

朱厚照也想找个台阶下，考虑答应这个方案；可是不久听了某些人的谗言，又转变主意，强硬起来，只是稍变了一下方法，改派太监王瓒为主管，与崔皋一起前去南京，给他们1.2万盐引的承诺不变。

九月十五日，廷讲结束，皇帝专门把三位阁老召到文华殿暖阁，他想知道朝臣为什么对此事反应如此过分，说道：“昨天差承运库太监王瓒、崔皋往南京、浙江织造。瓒等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止与六千引，半与价银。我看应该全给盐引”。

刘健说：“这样给，已足用了。”

朱厚照不解地问：“既然能给一半价银，为什么不全给盐引呢？”

刘健回答：“户部这样做，也是为了给朝廷节省点费用。”

朱厚照更困惑，道：“户部既然要节用，何不留下这半价银两？就全给盐引，任他们变卖，这不是两便的事吗？”

刘健说：“价银是有限的，不像盐引费用那么多。”

朱厚照希望他们明说，不耐烦地问：“这是为什么？”

李东阳解释道：“凡是盐引数中，都有夹带，如盐引一张，就可以夹带数十引。这样会使私盐滞销，官盐不行。先帝临终时，曾要锐意整顿盐法，所以在今天也是急务，不能不作远虑。”

朱厚照感到李东阳“一张盐引夹带数十引”之说有些夸张，而且他不明白，朝臣既然明知此漏洞为什么不去及时堵上。因而带着责备之意说：“如果盐引真有夹带，发觉之后，朝廷自有法令处置的啊！”

李东阳道：“那些奏讨盐引之人，一旦得旨，就会在船上张挂黄旗，上书：‘钦赐皇盐’。他们声势煊赫，气焰万丈，州县、驿站官吏酬应稍误，即被笞辱，也只好忍受。至于他们对那些盐商灶户，虽万般欺凌，又有谁敢于喊冤？所以此事不如一开始就禁止为好！”

听到李东阳把宦官们说得如此不堪，朱厚照有些不愿意听，他板着脸，直着眼，微微发怒说：“天下之事，难道都是宫中宦官所坏？朝臣坏事的也是十有七六，这些先生们应该是知道的！”

阁老们见话不投机，只好告辞，说：“容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他们退出东暖阁，刚到文华殿出口，司礼监的太监就追上来，说：皇帝的意思，盐引还是要全给！刘健不高兴地回道：“此事已经奏过皇上，需再议才能定下来。”

司礼监传话的太监大概知道朱厚照动了真怒，怕再刺激他，没敢将刘健的话如实回奏，只好说：“内阁的先生们已经同意皇帝的意见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刘健等人只剩下最后一张牌。他们三人共草了一份奏章，先谈了一番“自古帝王以从谏为圣，拒谏为失”的道理，然后说在盐法问题上，既然陛下一意孤行，我们作为国家大臣，只能向陛下请辞，请陛下另择贤能！

此时，朱厚照已经冷静下来，他回味阁老们说的道理，确是体国忠言，所以颇后悔失态。现今面对内阁的辞职请求，忙予以安抚，亲下手敕，大意说：昨日听了卿等的面奏，今日又看了你们的奏章，我心已经领悟。盐引不必全给了，可支给十分之五，余下的给价银便了。

听说皇上退让，朝廷内外都很振奋，舆论普遍认为，皇上虽然受八虎的诱惑，沉湎于声色玩乐，但他并不真糊涂，完全有改过的希望。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只要除掉八虎，皇上必能浪子回头。

开始时，有些言官上书弹劾刘瑾等人，大多不被理睬。钦天监的杨源借京师的雾霾天气上书说：“此众邪之气，阴冒犯阳，臣欺其君，小人擅权，下将反叛其上。”刘瑾厌恶，找理由将杨源杖打三十。

十月，内阁积极筹划除掉八虎，暗示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人不要气馁，继续上书弹劾他们。陶谐等人的奏章递入宫中，经司礼监太监操作，按照程序，很快被下转到内阁讨论。

户部尚书韩文近来每次退朝，只要与同事谈到八虎的危害，无不落泪。郎中李梦阳对他说：“公何必流泪！近来谏官弹劾诸宦官乱政，主张罚除他们的呼声甚高，有些奏章已经下发至内阁讨论。内阁的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听说他们坚决支持言官们的意见。公应该趁此机会，率领大臣力争，内阁以此为凭借，再加坚决，去掉这八个阉官应没有多大问题。”

韩文闻言，捋着胡子直起腰，一改泪容，激昂地说：“对啊！纵然谋事不成，我年事已高，死不足惜；不死不足以报国！”

第二天早晨，韩文悄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三位阁老，三位阁老表示赞同。回署后，大家合计着让李梦阳起草一篇重磅奏疏，表达内阁与九卿的集体意见。这个李梦阳不仅性格刚直，还是个文辞高手，他很快就把草稿交到了韩文手中。韩文审阅后，附上删改意见说：“此奏章不可求文雅，过文雅恐皇上看不懂；也不可太长，太长恐皇上没有耐心读完。”

最终，李梦阳交出来的奏章只有不足三百字，文辞浅白，大意是说：朝野纷纷议论，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人，造作淫巧，引诱皇上放荡成性，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日事骑射；又将俳优杂剧，进陈于御前，诱导皇上与宫外之人交友，狎邪亲昵，大失体统，白天游乐不足，还夜以继之，劳耗心志，败坏德行。以致天道失序，地气不安，雷异星变，桃李秋季开花。考察古代阉官误国，为害最烈者，汉朝有“十常侍”，唐朝有“甘露之变”，今马永成等人罪恶昭彰，为避免他们祸害社稷，乞求陛下振乾纲，割私爱，将他们明正典刑！

十月十二日，这份由九卿与内阁联名的奏章，递到了御前。皇上朱厚照读罢，大惊失色，泣不进食，连忙派司礼监的李荣、王岳等人到内阁了解情况，沟通意见。李荣等人前后来回了三次，朱厚照才谨慎地拿出自己主意，答应将八虎逐出京师，贬到南京闲居。

应该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折中方案，君臣两便。对于皇上而言，八虎与他朝夕相处十几年，情同手足，他作为性情中人，怎忍骤然翻脸，说杀就杀他们；况且，他认为八虎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么坏，他们哄自己玩，固然有他们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想玩，他不相信这些太监对自己怀有二心。

客观而论，八虎成员并非都是品行不正之人，马永成、谷大用等虽然乖巧，但并不特别坏；张永为人勇武而忠直；高凤虽然爱贪点小财，但勤于职守，老成厚重，常常用一些有益的话劝导皇帝，况且他已经68岁，刚刚主持完皇上的婚礼，正忙着乞请病休。

另外，朱厚照内心还有一个小秘密，群臣不能理解，他本人也不好张扬，那就是他自小就暗暗以太祖、成祖为榜样自励，要做个有开创性的君主。大明朝当前面临的危机，已不是一个守成君主所能解决，因此，他不能完全按照所谓的祖宗规矩当皇帝，那些规矩都是为守成君主而设计，走出皇宫，骑射尚武，与各色人等往来，是一个开创性君主的必修课。

皇帝的折中方案下到内阁，立即引起了争议。阁老李东阳认为可以接受，所以默然不语；谢迁认为这个处理意见不够力度，主张将他们处决了事；刘健则推案而哭，说：“先帝临去世时，抓着老臣的手，托付教育太子等大事，今日先帝陵土未干，阉官们竟将朝纲败坏到这种地步，臣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呢？”

司礼监的太监们也分成两派，王岳素来刚直，与八虎不对付，所以赞同刘健与谢迁的意见，声色俱厉地说：“内阁的议论是对的！”李荣等人则认为，将八虎逐到南京，也算是个上策。

内阁的意见转奏给皇上，朱厚照有些窘迫，他心生一计，想先做九卿等大臣的工作，所以传旨让他们入宫。韩文等大臣来到左顺门，司礼监的李荣出来说：“现在皇上有旨，说诸位大臣都忧国爱君，所提建议也很好很对，只是这些宦官们侍候皇上已久，不忍就此把他们处死，希望得到一定的宽恕，朕自有处置办法。”

大家面面相觑，有些人感到这也算达到目的了，将八虎从皇帝身边赶走就是，何必一定杀死他们？韩文独自站出来说：“现今国内民穷盗起，天变日增，群奸引导皇上游宴无度，荒废国家大事，我韩文身为大臣，岂能不上奏说话。”

旁边的吏部侍郎王鏊跟着帮腔，说：“八人不除，乱的根源还在！”

李荣连忙截住他们的话头，道：“奏疏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皇上不是不知道，只是想在处理上稍微宽一些，皇上自会拿出处理办法。”

王鏊问：“假如不处理这些人怎么办？”

李荣回答：“我的脖子上难道裹着铁吗？岂敢误国！”

此时，八虎已经多少听到了些风声，他们乱作一团，央求赶快将他们送往南京。

皇上见九卿等大臣松了口，再遣司礼监的太监去内阁，求情说：“朕已经知错了，就为朕赦免他们吧。”

刘健回答说：“他们得罪了祖宗，不是陛下所能赦免的。”并提出来，假如陛下强行赦免他们，内阁就集体辞职。

朱厚照闻言非常苦恼，他不明白内阁的先生们为什么如此固执，一点也不顾及他的感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但他也没有办法，他明白朝臣们确实是为国而虑。

此时，内阁已经与司礼监的王岳以及王岳的亲信宦官范亨、徐智等人秘密达成共识，准备第二天清晨里应外合，逼迫皇上发旨逮捕刘瑾等八虎。

可是正在这紧要关头，朝臣中分化出一名内奸，此人便是上任不久的吏部尚书焦芳。焦芳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韩文等人弹劾八虎的行动，不管是否出于真心真意，他作为九卿之首，初时并没有扯后腿。

当他知道皇上打算将八虎贬到南京的计划后，从内心里比较支持这个意见，但他又不好公开与内阁唱反调。可是当他听说内阁与王岳等人的计谋后，却勾起了他对谢迁与刘健的积怨，此两阁老的强硬，曾让他吃过不少苦头，他内心里隐隐不愿意看见刘健等人成功。

焦芳意识到，朝臣中真正支持刘健、谢迁等继续强硬下去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许多人都想见好就收。况且，司礼监的多数太监领袖，都支持皇上的意见。而皇上的年龄虽然不大，也不是个轻易能压迫之人。据此他预计，明晨阁老们率群臣到宫门哭谏，由王岳等人在宫内响应的谋划，未必能成功，搞不好还会激起事变。

想到这一层，焦芳决定赌一把。

焦芳与刘瑾等人并不熟悉，可太监李荣是他的老乡，两人交情甚厚，焦芳能爬到吏部尚书的高位上，得到李荣的助力不少。当天大概傍晚时分，焦芳派人悄悄入宫，通过李荣的关系，把内阁与王岳等人的计谋通盘泄露给了八虎。

刘瑾等八虎肝胆欲裂，连夜匍匐在朱厚照面前哭诉，叩头抢地说：“如果皇上不给恩典，奴辈将被切碎喂狗了！”朱厚照惊得变了脸色，心中微微被激怒。

刘瑾细察皇上的表情，稍稍心安，进一步说：“坑害奴才的人是王岳等！”

朱厚照问：“怎么回事？”

刘瑾答：“王岳此前掌东厂，他对言官们说：‘先生们有什么话只管讲，不必害怕！’内阁会议上，他又赞成内阁的意见。狗马鹰兔，难道王岳没曾献过吗？为什么现在把罪都栽到我们头上？他的用心很明白，就是想联合起内廷与外朝，把他恨的人都除掉，限制皇上的行动，自行其私，就无人可管他了！”

这些话触到了敏感处，朱厚照警觉起来。刘瑾见此，趁热打铁，说：“鹰犬等物对于朝政江山有何损害！假如司礼监有我们的人，左班的文臣岂敢如此胆大妄为！”

朱厚照终于隐忍不住，他怨阁老们逼自己太甚，也恨王岳与朝臣串通一气，他受够了，所以心一横，传旨当夜逮捕王岳等人，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

对于宫内的这一夜激变，朝臣们全不知晓。

2. 政治大清洗

一五〇六年十月十三日，清晨，京城的天气有些清冷。满朝大臣汇集在左顺门外，准备集体请愿，逼迫皇上立即处理刘瑾等八虎。刘健找到韩文，鼓励他说：“事情即将成功，公等应该继续坚持。”兵部尚书许进低声地提醒说：“事情过激容易生变。”刘健没有搭理他。

一会儿，太监李荣出来，也不跟群臣多说话，径直宣旨说：皇上已赦免刘瑾等八人，并任命他们新职务。最后特别强调：这是皇上的决断，不能违背！

这道圣旨犹如晴天霹雳，让刘健等人瞠目结舌。他们不知所措，只好解散回部。

当天，内阁集体请求退休。

按照惯例，辅臣辞职，要走三辞三留的程序，因折腾了一夜，皇上朱厚照已休息，刘瑾等人唯恐他们走得不快，便揣测皇上的心意，假传圣旨，听任刘健、谢迁退休归乡，只留下李东阳一人。

第二日，李东阳再次上书，请求与刘、谢一同归乡。皇上亲自下诏，温言挽留，并下敕书，照发刘、谢二阁老的月粮，由政府负担他们回乡的车马食宿费用。

刘健、谢迁临行之时，李东阳为他们饯行，不觉潸然泪下。刘健正色道：“干吗哭？假如当日你多说一句，也同我辈同去了！”意思是，你能有幸留下，总是件好事。李东阳默然无言。

内阁出缺，需要召开九卿会议廷推新人替补，经过一番公论，九卿集体推举吏部侍郎王鏊一人入阁；刘瑾不满意，借口焦芳为王鏊的上司，软硬兼施，顺势将他加上。

当月十七日，朝廷正式宣布焦芳与王鏊一同进入内阁。内阁大臣的名次排列为：李东阳首辅，焦芳第二，王鏊第三。

王鏊是吴县人，成化十年的探花郎，为人正直清廉，博学多才。他与张峦有姻亲，早年关系友好。张峦成为国丈后，他为避外戚之嫌，便与张家断绝了来往。从这层关系上讲，他与皇家也算沾亲带缘。王鏊后来成为抵制刘瑾的重要人物，刘瑾奈何不了他，可能与皇太后张氏的暗中庇护有关。

焦芳对权力极为贪婪，他想继续兼任吏部的实职，独揽人事组织大权，李东阳以不合旧制之名反对，他才不情愿地于六天后辞掉吏部之印。

随后，朝廷改任兵部尚书许进为吏部尚书，任命阎仲宇代理兵部尚书。

许进69岁，进士出身，他与刘瑾在团营一起共过事，表面上关系不错，所以他虽支持驱逐八虎，却不主张诛杀他们。

当初，许进与焦芳关系友好，因刘健一直压制焦芳，他便联络一批人，给刘健施加压力，坚持推荐焦芳进入吏部。刘健迫不得已，对他们说：“老夫不久归田，这个座位将为焦芳所得，到时诸公恐怕都将受他的祸害。”

焦芳入阁，裁阅奏章完全附和刘瑾的心意，李东阳与王鏊虽然持正周旋，多有补救，终抵不过焦芳与司礼监的联合。李东阳这个首辅，有时要靠小心伺候焦芳，才能自保。

十月底，缓过劲来的言官开始行动，户科给事中与刑科给事中率先上疏，请求朝廷挽留刘健与谢迁，并陈列了五大理由。南京的给事中戴铣与御史薄延徽，也一同领衔上疏，说：“元老不可去，阉官不可留。”

这个信号令皇上不安，刘瑾等人更是恐慌，因为假如两京的言官真正动作起来，他们这群马蜂，还不知要搅起什么风暴；所以必须在他们轮番出动之前，将他们镇压住。

刘瑾立即教唆皇上，传下诏旨，将戴铣、薄延徽及北京的那两名给事中投入监狱。南京的都御史陈寿上书抗辩论救，立即被勒令退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不平，指责此事，刘瑾大怒，将他杖责四十，贬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龙场驿在偏远山中，苗人、獠人杂居，是个非常荒凉寂寞的地方，王守仁在那里，却意外做出了一件思想史上的大事。

刘瑾这些雷厉蛮横的招数果然管用，朝臣们一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刘瑾等乘此机会，扩大战果。本年十一月底，他以有假银子输入内库为由，指责户部尚书韩文负有领导失察之责，勒令其退休；给事中徐昂上疏论救，刘瑾指责他有党护之嫌，将之除名。

韩文知京城凶险，罢官后打算速回山西洪洞县老家，但这时他听到一则消息，说太监王岳等三人在被贬去南京充军的路上，遭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除徐智伤断一臂侥幸保住性命外，王岳与范亨皆遇害。韩文担心刘瑾对自己施同样的手法，出京后，乘一骡子，不走官道，宿野店而去。

户部郎中李梦阳先是被贬为山西布政司使，继而也被勒令退休。

眼见刘瑾等随意操纵朝柄，打击异己，工部尚书杨守随发怒，上书指责刘瑾等八虎“窃取大权，假传圣旨，放逐大臣，刑诛谏官”，请求立即重典处置这群小人。奏疏传入宫中，刘瑾恨之入骨。

左都御史张敷华也上书痛陈刘瑾等乱政，说：“夫国家大事，百人争之不足，数人坏之有余。”

大年除夕，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宫中却突然传出圣旨，罢免工部尚书杨守随与左都御史张敷华的官职，任命户部侍郎顾佐为户部尚书。

刘瑾对皇帝只是将各位失势的朝臣贬黜，心中老大不满意，他恨透了这些人，直欲置他们于死地。然而，皇上只是讨厌那些人的固执，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恶意，所以具体处理起来，总体掌握的尺度是：有限惩戒。

刘瑾等人担心，假如皇上只是这样轻描淡写，总有一天这些人还会重新聚集成力量，卷土重来。为了说服皇上打击那些正直的朝臣，刘瑾等人最先用的办法是，利用手中掌握的锦衣卫（当时高凤的侄子高得林掌管）、东厂、西厂等侦缉机构，广泛搜集对手们的失误与隐私，纤毫不遗，拿到皇上的面前添油加醋予以诋毁。可是，这个皇上虽然年纪小，却并不真糊涂，处理起来依旧拿捏着分寸。

大概年节之前，刘瑾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一面诱导皇上酗酒，让其经常处于不清醒状态；一面加紧给他弄一些新奇有趣的节目——或让皇帝扮演成驾车者，在宫中驰骋；或摆起锣鼓，排演军阵，让皇帝与人表演打斗；或组织演出精彩的戏剧、杂耍，让皇帝入迷而忘乎所以，夜深而不败兴。

刘瑾专门注意皇上的兴致，每当见他玩趣正浓时，便故意把大堆奏章弄到他的面前，不厌其烦地向他汇报工作。开始时，朱厚照还耐着性子听，后来发现全是些烦琐而无关紧要的杂事，慢慢就不耐烦了。有一次，刘瑾又抱一堆奏章来找皇上，皇上听得腻歪了，道：“罢了罢了！我用你们司礼监这些人干什么？不就是让你们替我干这些事吗？莫要件件事都来烦我！”他摆摆手，示意刘瑾赶快将它们搬开。

如此几次之后，刘瑾暗暗笑开了花，他自此不需再事事请示皇上，事无大小，他几乎可以任意自作主张。具体操作起来，刘瑾惯用的手法为：选择一些与自己无利益关联的奏章，适当的时候请示一下皇上，凡与自己有利益关联者，一概任意裁断。

如此以来，内廷里等于有了两个皇上，圣旨颁下，谁也搞不清到底是皇上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

朝臣们很快就有了这样一种感受：凡刘瑾不同意的事情，皇上铁定也不同意；凡刘瑾要做的事情，皇帝总是毫不犹豫地批准。似乎皇帝与刘瑾亲密成了一个人，反对刘瑾就等于反对皇上，效忠刘瑾就等于效忠皇上。

朝臣们的这种感受，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到。

公元一五〇七年元旦[2]刚过，节日的喜庆味尚未消退，朝廷的气氛却骤然恐怖起来。

正月初六，天气寒冷，滴水成冰，宫中传出圣旨，在殿上杖打戴铣、薄延徽等二十一位被捕的言官，并将他们削职为民。根据制度，官员受杖刑，可在身上裹垫毡子或棉衣，但这次刘瑾不许，要求直接光背施刑。一通板子下来，戴铣因为受伤太重，医治无效死去。

南京御史蒋钦在这被打的二十一位言官之内，他恨恨不平，不顾伤势，再次单独上书说：“刘瑾小竖耳，陛下乃以腹心股肱耳目视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又说：“一贼弄权，万民失望。陛下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听臣言，亟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

蒋钦满含热泪写完这份奏章，可他不知道，这样的奏章刘瑾根本不可能拿给皇上看，所以奏章一入宫，刘瑾马上传令再杖打他三十，重新投入监狱。

过了三天，蒋钦在狱中又草一疏，书写时他听到灯下隐隐有鬼的叫声，心想：“上疏可能会惹来奇祸，这大概是先人的魂灵想让我停止罢。”他犹豫了一会儿，叹息道：“我已献身国家，义不能顾及自己的安危；如果缄默，有负于国家，将使先人蒙羞，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不孝！”随即奋笔疾书，自言自语说：“死就死了，此奏章不能改变！”

他的这篇奏章言辞异常激烈，结尾处说：“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刘瑾阅罢，气得发疯，下令再打他三十大杖。这次行刑人员下手较重，蒋钦三天后死于狱中。

正月二十一日，宫中传旨，逮捕反对刘瑾的尚宝卿崔璿、湖广按察副使姚祥、工部侍郎张玮，皆送入锦衣卫衙门审讯。审讯完毕，根据宫中的指示：给他们枷号两个月。

刘瑾造出的枷，重达150斤，专门用来取人性命，是比杖打还厉害的刑罚。三位官员不胜折磨，几乎致死。阁老王鏊找到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你现在既要杀他们，又侮辱他们，我辈有何颜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上书为三人求情，刘瑾不得已，将他们免去枷刑，发配边疆充军。

礼部尚书张升、刑部尚书闵桂、工部尚书曾鉴，都曾积极参加过弹劾刘瑾等人的行动；且他们在平日的工作中，因坚持原则，又得罪过不少太监与权贵，今见刘瑾有意制造恐怖气氛，怕被他们羞辱迫害，便接连上书乞求退休。

刘瑾知道这三位卿臣不会牺牲晚节屈从自己，所以顺水推舟，说服皇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皇上随后钦定李杰为礼部尚书，左都御史屠勋为刑部尚书，李为工部尚书，刘宇担任左都御史。至此，原六部尚书被换了一遍，敢于对抗刘瑾的卿臣为之一空。

刘宇与焦芳臭味相投，他通过焦芳巴结刘瑾。刘瑾开始受贿时，每收到数百两银子就很开心，可刘宇一下给他行贿一万两，让他大受感动，说：“刘先生为什么待我这么好？”所以借机把他提到了左都御史的位置上。

进入二月，刘瑾为了继续恐吓群臣，借一些琐事在午门杖打御史王良臣，将他罢官为民。又将另一名御史王时中戴重枷铐在都察院门口，准备置他于死地。王时中气息奄奄，他妻子去看他，遇到都御史刘宇，向他哭诉。刘宇不得已，找刘瑾说情，才将王时中去枷，贬到辽宁铁岭戍边。

三月中旬，春气怡人，皇帝朱厚照心情愉快，参加了一次经筵听讲，当值的侍讲官是詹事兼翰林学士杨廷和、刘忠。两人轮讲完毕，趁着闲暇，说了一些讽谏规劝的话。朱厚照退下后，抱怨说：“经筵是为了讲书，何又添出那么多的话来。”刘瑾趁机说：“可以让他们两人到南京去。”

朱厚照没有当真，但刘瑾当真，他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圣旨，调杨廷和担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担任南京礼部左侍郎。本来，南京的六部只设置一名右侍郎，不设左侍郎，刘瑾为了赶走他们两个，生硬地给南京六部造出了新编制。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的进士，性情安静而内秀，精通世务，当时只有49岁。朱厚照对这位老师既熟悉又敬佩，早有倚重的意思，刘瑾将他赶走，皇上毫不知情。

至此，刘瑾慢慢掌握了朝纲，被人称为“立皇帝”。

刘瑾本姓谈，陕西兴平人，可能因为家境贫寒，他6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净身入宫，遂冒姓刘。他在宦官学校受过教育，略通文史，累知古今。可是，刘瑾的那点知识，不足以批答奏章，因此他便将各种奏章带回私宅，与妹婿孙聪及亲信张文冕议决。孙聪是礼部的低级官员，张文冕是一名犯过错误的中级军官，他们的文笔都欠火候，所以有些重要的批答，他们都需请焦芳润色。

按照刘瑾定下的规矩，朝廷内外的奏章，必须准备两份，红本投给他刘瑾，以便预知；白本投给通政司，最终也送到他的手里。

刘瑾自觉权力稳固后，为进一步震慑群臣，残酷打击那些让他衔恨不已的失势敌手，于本年三月末，搞出了一份“奸党榜”，公布了56人的奸党名单。其中：

内阁大学士二人：刘健、谢迁。

宦官三人：王岳、范亨、徐智。

尚书三人：韩文、张守随、林瀚。

都御史一人：张敷华。

郎中一人：李梦阳。

主事四人：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

检讨一人：刘瑞。

科道官员41人：其中给事中16人，占全部给事中人数的近二分之一；御史25人，占了全部御史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刘瑾将这份榜单张贴在朝堂之外，命令群臣散朝后跪在金水桥南面，听鸿胪寺的人员宣读。

这份奸人榜单的公布，预示着迫害的进一步升级。

3. 不是皇上，胜似皇上

刘瑾为了立威，曾定过一条规矩，官员所上的奏本，都须称他为“刘太监”，不能称呼他的名字。

公元一五〇七年四月，兵部尚书阎仲宇退休，刘瑾让刘宇升任兵部尚书。刘宇空出的左都御史职位，由原退休尚书屠滽接替。

屠滽不熟悉刘瑾的规矩，都察院在写奏本时，直书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大怒，痛加责骂。屠滽立即率领十三道御史前去道歉，他们伏在台阶下，听刘瑾在上面训斥，都一头触地，不敢仰视。

屠滽能当上都察院的领导，靠的是献媚刘瑾，他算刘瑾自己的人；其他御史则已被吓破了胆，没人再敢动反抗刘瑾的念头。至此，朝廷这个厉害的监察部门，开始听任刘瑾摆布，基本算是废了。

其时，朝廷配置在各部的40名给事中，已被惩处了将近一半，剩下的都战战兢兢，不敢再得罪刘瑾；而六部的尚书经过整治，在任者不是刘瑾的党羽，便是胆小怕事者，也已不足为虑。

尽管如此，刘瑾还是感到不踏实，一是内阁成员的任命，他说了几乎不算，其中三位成员中，只有焦芳是他的人；二是皇帝虽然贪玩，可还有许多机会听大臣汇报工作，假如某天皇上心血来潮，召来大臣问事，只要有人乘机歪歪嘴，自己可能就会有麻烦。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刘瑾一时没有良策，可是不久，皇上主动把一个机会送给了他。

原来，这一阶段皇上玩得非常欢，他在宫内仿设集市，让侍卫、宦官及宫女换上民间的装束，扮成商贩与顾客，模拟街市上的人做买卖。他本人则常扮成商家，手持算盘、账本，与客户争执价格；有时互不想让，还让人扮成市场管理人员，出面调解。

另外，宦官们在永巷开设酒家，让姿艺俱佳的宫女装成当垆妇，坐在里边。朱厚照玩饿了，便来这里吃酒，妇人们只要见到他，便出门牵他的衣裳，簇拥而入，争相喧哗敬酒，醉了就留宿店内。

现在成人培训中有一种教学方法，叫体验式培训，主要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或社会场景，来教授学员技能。朱厚照这种模拟做买卖与逛酒店的行为，未必仅仅是为了玩耍，但这显然不合他皇上的身份。大臣们即便因畏惧刘瑾，不敢劝谏，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认为皇上不务正业。

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初时大约不愿过多约束这个宝贝儿子，但慢慢又怕他不按规矩吃饭、睡觉，会不安全，或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开始经常劝诫他。另外，朱厚照最热心演练军阵，常常带着一帮人锣鼓喧天地在宫中打闹，惹得后宫不宁，太后也有些意见。而且，朱厚照的军演游戏越玩越娴熟，宫中的场地已显得狭窄和不够专业，他感到难以尽兴，也想找个宽敞而不受约束的地方。

刘瑾等人知道皇上的意图后，立即给他出主意，劝他离开乾清宫，搬到外面居住。具体的办法是：在西华门外的太液池一带，修筑一组庞大的殿室，作为离宫使用。为体现皇上倡导的尚武精神，他们预先给离宫起了个霸气的名字：豹房。

营造宫室需要资金，皇上命令太监李荣，以奖赏将士军功等名目，将太仓库中属于宫廷的白银二十万两转入内承运库，又把太仆寺中的马价银十五万两提出来备用。

八月中秋节那天，朱厚照正式下令修建豹房。为了将豹房建成一个舒心可心的地方，他亲自参与设计与施工，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到了里面。他理想中的豹房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有较宽阔的校场，便于排练军阵；二是，宫殿要体现军密性质，即在两厢设置密室，其中机关相连，使之犹如迷宫。

十月份的时候，皇上突然问：“杨学士在哪里？”刘瑾连忙回答，在南京。朱厚照这才知道他许久不见杨廷和的原因，但也没有多问，只是传旨：召杨廷和速回京师，以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

杨廷和入阁让刘瑾感到有诸多不便，但他自信尚能控制内阁，所以并不过分介意，甚至还有些欣慰。刘瑾了解皇上的心思，他要当甩手掌柜，但内阁必须有贤能之人，以免乱了朝政，他对刘瑾的放心，是建立在对内阁成员的放心之上，任命杨廷和，也可以看成是皇上想进一步疏远朝政的信号。

公元一五〇八年新年伊始，刘瑾给自己规划了本年度的工作重点，主要有四个：一是继续在百官面前立威，二是进一步泄私愤，三是大力敛取钱财，四是搭建自己的党羽团队。

正月十一，按照朱厚照的指示，百官放假十天，欢度上元节（即元宵节）；可刘瑾偏要在假期里折腾一下，上元节当日，宫中传出圣旨，根据吏部与都察院的考察结果，罢黜中高级官员五十多人。这些人多是不依附刘瑾者，其中翰林学士吴俨最冤枉，他因为家庭富裕，刘瑾派爪牙去索要银两，许诺给他升官，吴俨拒绝，便被以家庭生活奢侈为由，勒令退休。

当月，刘瑾又找了个借口，下令逮捕已被贬谪的李梦阳，将他押送京师，投入锦衣卫监狱。李梦阳知道刘瑾这次想取自己的性命，便在狱中传出书简，求助诗友翰林编修康海，说：“对山救我！”对山是康海的别号。

康海是陕西人，与刘瑾同乡，刘瑾敬仰他的诗文，想招纳他，他不肯去。这次为救李梦阳，他不得已去拜见刘瑾。刘瑾得报大喜，急得倒穿着鞋子出来迎接，康海婉转为李梦阳求情，李梦阳才逃过一劫。

没多久，被逼退休的前都御史张敷华，准备启程回江西老家。刘瑾恨意未消，打算找罪名投他入狱。康海听说后，便去拜见刘瑾，说：“我们陕西人敬爱张公犹如父母，你怎忍心那样对他！”原来，张敷华曾经巡抚陕西，以廉洁爱民著称，刘瑾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无奈放了他一马。张敷华匆匆南奔，舟船到达徐州附近时触礁，张敷华落水，惊冻成疾，回到家乡便死了。

二月，刑部尚书屠勋退休，廷议推举南京的兵部尚书何鉴继任；何鉴曾得罪过刘瑾的亲信张文冕，刘瑾对他不满意，就让南京都御史王鉴之接任刑部尚书。

吏部尚书许进，推荐已退休的雍泰担任南京副都御史，接替王鉴之主持南京都察院的工作。雍泰是陕西人，因为这层关系，刘瑾一直想拉拢他。雍泰极度讨厌刘瑾，到官后没有按规矩拜谢，极不给他面子，刘瑾又恨又悔。耍我刘太监，别想得平安，他暗暗发誓找机会报复。

这时，礼部尚书刘机因回家服丧而离职，兵部侍郎曹元巴结上刘瑾，推荐自己的岳父周经接任。周经正直，不愿与刘瑾为伍，勉强赴职，很快以老病为由坚决请求退休，刘瑾让白钺接替周经担任礼部尚书。

四月，河南复查一件民事疑案，发觉判决书中的一些地方存在漏洞，事情牵扯到曾在大理寺工作过的前工部尚书杨守随。刘瑾大喜，抓住这个机会，小题大做予以泄愤。他命令将杨守随逮捕入狱，前后对他罚米两次，计1200石，致使杨守随倾家荡产。

刘瑾的行为，惹恼了几个漏网的正直科道官员。

御史涂桢去长芦盐场巡盐，惩治了一些横行不法的刘瑾党羽；回朝后遇见刘瑾，长揖而不拜。刘瑾恼怒发狂，将他投入锦衣卫监狱。涂桢曾担任过江阴县的知县，清正廉洁，深得当地群众爱戴，在京的江阴人想营救他，准备募集钱财贿赂刘瑾，涂桢不同意，叹息说：“死便死了，岂能以此沾污父老乡亲！”狱方判他杖打三十，发配肃州。行刑人员故意施以重手，致他伤势过重死于狱中；而刘瑾犹不解气，抓来他的儿子涂朴替父充军。

工科给事中许天锡出使安南国回朝，见满朝名臣被刘瑾迫害一空，敢于讲真话的科道官员都遭贬斥，痛心疾首。他曾奉旨清察内库，手中掌握着刘瑾侵吞库银的数十件证据，所以想以此弹劾刘瑾。他知道按正常程序奏报，必遭祸殃，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计划采取非常手段，击登闻鼓直接告御状。

刘瑾听说后大为惊恐，夜里派人将他绞杀。也有人说，许天锡想尸谏，令家人在他死后将他的奏章报明皇上，可他自缢时身边只有一个家童，家童将他的状纸藏匿起来，连夜逃跑了。许天锡因为三天没有上班，同事到家查询，才知他已经死去。

刘瑾由此更加讨厌科道官员，凡他不顺眼者，只要有细小违逆的地方，便将他们投入监狱，羞辱折磨致死。有些官员不想蒙羞，遇事往往自杀以保尊严。这年夏天，仅仅科道官员自杀事件就发生了三起，被投入监狱者有五六人，朝中人人自危。

六月二十六日，天气酷热，退午朝时，有人故意把一件书信扔在御道上，历数刘瑾的罪恶。信件落到了刘瑾的手中，刘瑾大怒，假传圣旨命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过了一会儿，他怕事情闹得过大不好收拾，便让一些高级别的官员站立起来；他又目测投书信的位置，知道有些官员没有机会作案，又放过了一批。

刘瑾站在奉天门的左边，对剩下的官员斥责，勒令投放书信的人主动现身。翰林院的学士跪着向刘瑾乞怜，刘瑾也让他们站起。

御史宁杲高声说：“我们一向知晓律法，怎敢做这种事！这也许是不懂事的新进士干的。”刘瑾想借此进一步威慑科道官，斥责说：“这与新进士有何干？你们这些人败坏朝廷大事，我整顿治理了，你们便怀恨在心。你们不知道祖宗的法律吗？”

过了一段时间，刘瑾也热得受不了，便进屋去了。太监李荣怜悯群臣，拿冰瓜给他们消暑，并让他们暂且站起来稍息。等刘瑾出来时，李荣忙说：“他来了，快跪下！”刘瑾看见这一幕，大发雷霆，李荣旁边一个叫黄伟的太监心中愤怒，对群臣大声道：“匿名信上写的都是为国为民之事，谁写的，自己站出来，虽死也不失好男儿，奈何枉自连累他人！”

刘瑾闻言愤恨，当天将黄伟逐去南京；又迁怒李荣，勒令他闲居。

到傍晚时，刘瑾将一些中低级官员全部押送锦衣卫监狱，共有三百余人。监狱内人多地狭，闷热难当。

第二天，阁老李东阳等奏报说：“匿名文字出自一人之阴谋，诸大臣在上朝，仓猝拜起，哪能知之！现今天气炎热，狱气熏蒸，用不上几天，这些人将性命难保了！”

刘瑾已探知到这封书信为太监所写，与群臣无关，便顺水推舟，将官员们赦出。这一下午加上一夜的折磨，让许多人中暑病倒，其中礼部、刑部、顺天府各有一位官员热死。

收拾完这些中低级官员，刘瑾又回过头来整治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

七月，南京副都御史雍泰又获提升，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这事刘瑾开始没有在意，等他反应过来，勃然大怒，立即勒令雍泰退休。雍泰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只干了四天。

因雍泰为吏部尚书许进推荐，刘瑾开始捎带着对许进不满，并策划罢掉许进，让兵部尚书刘宇代替他。

焦芳原与许进关系友好，可因为求许进办不合适之事，被许进拒绝，随即与许进反目，也暗中排挤他。

南京刑部缺郎中，许进按例推荐了两个人。刘瑾硬说这两个人不合格，让许进检讨，许进拒绝，他便三次假传圣旨，严厉责备，迫使许进退休。

刘宇如愿得到了吏部尚书的宝座，兵部尚书的遗缺被周经的女婿曹元得去。曹元也是个奸滑的士人，与刘宇一样，唯刘瑾马首是瞻。至此，六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完全为刘瑾的党羽把控。

八月二十五，户部发现丢了一本旧档案，刘瑾暗示现任户部尚书顾佐，把责任全推到前任尚书韩文的头上，准备乘机治韩文的罪。顾佐不想昧良心，没有照做，刘瑾发怒，罚了顾佐三个月的薪水，并不问青红皂白将韩文逮捕，交给锦衣卫审查。

经过数月时间，锦衣卫没有查出韩文的过错，刘瑾不得已将他释放。可他听说韩文素来廉洁，家境清贫，便故意刁难——借故罚他1000石米，令他自运到大同军中。韩文家为之破产。

顾佐因这件事失去刘瑾的信任，被迫退休，刘瑾让刘玑取代他。刘瑾恨意未消，也借故罚顾佐一千多石米，令他自送到塞上。这个帝国的财税总长，与他的前任韩文一样，家境也异常清贫，因交不起罚米，只好借贷付罚。

九月份，刘瑾不知哪来的灵感，继续借雍泰的事找茬。他诬陷雍泰不是好人，追究从前所有举荐过他的人，东扯西扯，把马文升、刘大夏两位退休的名臣牵连了进去。刘瑾指责他们有朋党嫌疑，下令将马文升、刘大夏、许进、雍泰一并削职为民。许进的两个儿子许诰、许赞在翰林院，也被借故罚米外放。

刘宇对刘大夏有私恨，焦芳也与他关系不好，他们便一起对刘瑾说：“假如抄没刘大夏的家，可以抵边关费用的十分之二。”刘瑾也对刘大夏有怨，便指控刘大夏在兵部尚书的任上时，曾激起田州（今广西百色市）土司岑猛变乱，因而准备将他逮捕入狱，找罪名处死。

李东阳从中调解，王鏊也反驳说：“岑猛没有叛变，哪来的激起叛乱？”都御史屠滽说：“刘尚书没有死罪！”刘瑾谩骂道：“即便可以不死，但戍边能免吗？”

刘大夏被捕时，正在园中锄草，回房只拿了数百钱，乘着小毛驴便走。刘瑾知道他的家境不像刘宇、焦芳所说的那样富有，而是相当贫寒，所以没有再议抄他的家。

刘瑾想把刘大夏流放到最偏僻的地方去，开始考虑广西，焦芳知刘大夏在两广素有威望，便说：“这等于送他回家。”刘瑾改变主意，判他到西北的肃州（今甘肃酒泉）充军。

刘大夏已73岁高龄，这个前国防总长，徒步荷矛来到大明门外，叩头而去。一路上凡他经过的地方，父老必提壶携饭迎送，人们停工罢市，焚香祝他生还。

到达戍所后，当地官衙怕得罪刘瑾，不肯迎接慰问，但儒生们争着送菜饭给他。每次出操，银须飘飘的刘大夏，总是扛戈站进队伍，主管劝他不必参加，刘大夏说：“军人本就应该操练。”

朝鲜的使者到京，问起刘大夏的遭遇，叹息说：“我国久闻刘东山大名啊！”安南的使者进贡时也关切地打听刘大夏，说：“听说刘尚书戍边，他现在还好吗？”

一个人当官到这个份儿上，死又何憾！

刘瑾是个现实主义者，并非对所有政敌都无情打击，他将所恨的人分了层级。第一个层级的人，必置他们死地而后快，即便不能杀他们，也让他们倾家荡产；第二个层级的人，多为中低级官员，他们只要主动给刘瑾送足够的钱财，刘瑾也可以消融仇恨，免他们的罪。

可能因出身贫寒的原因，刘瑾对财富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他平生最快意之事，便是报仇泄愤和关起门来在家数银子。他对财富的贪婪程度与索贿受贿的手法，让人瞠目结舌。

4. 恶人也有些善念

仔细研究刘瑾掌权后的所作所为，大致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主要围绕着巩固权力与剪除政敌展开；第二个主题，主要围绕着发财致富这个目标展开。

刘瑾是个敛财专家，手法高明。他的敛财是拉网式的，有计划，有步骤，大鱼小鱼都不放过，主要手段有七种：

第一种，他在打击政敌时，暗示一些人可以散财免灾，逼迫他们行贿。

第二种，向一些犯了法的人索贿，只要给钱，即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三种，受人钱财，给人美差，或者代人泄恨。

第四种，派出密探，四处侦查，吹毛求疵，专挑官员们的细微过失；只要得到把柄，便暗示他们行贿，不识相者，投入锦衣卫大狱。开始时，很多官员不习惯给刘瑾行贿，所以锦衣卫大狱中人满为患，刘瑾嫌锦衣卫佥事牟斌善待囚犯，将他杖打罢官。官员们都是人精，很快明白了玄机，连许多平素号称廉洁谨慎的官员，也因为惧怕灾祸临头，只能迁就刘瑾，变卖家产向他纳贿，以求自保。

第五种，借整顿工作作风为名，逼迫官员。例如，延长给事中科的办公时间，迟到、早退都要惩罚。再例如，严格官员请假制度：“违期三个月者，可以宽宥；四五个月者，罚减薪俸；六七个月者，逮捕讯问；八九个月者，勒令退休；十个月以上者，削职为民。”从表面上看，刘瑾制定这样的纪律，对澄清政府吏治非常必要；但刘瑾的醉翁之意却无关吏治，他的真实目的是逼人行贿。光禄寺有个叫张松的人，严重违制，只是因为行贿刘瑾，不仅没有受惩处，反而升了官职。

第六种，直接向一些富有的官员与权贵索贿，给者升官，不给者罗织罪名惩罚。

第七种，制定潜规则，向所有出京办事或在地方为官者索取贿赂。他的这一招最为阴损，敛财最多，对朝廷的危害也最大，因为这等于逼迫所有实职官员去搜刮民脂民膏。

一般给事中或御史到地方巡查回京，给刘瑾行贿的定额大致不低于1000两白银。各级地方官员到京城朝觐，或出京做官，孝敬刘瑾的钱款定额，一般按省计算，每年不能低于2万两白银。

这些数目在今天的土豪们看来，可能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当时绝对算是巨款。正德年间，六部尚书这样的二品大员，每月的俸禄折合成白银，不足50两。给事中、御史只是七品官，他们一月的俸禄折合成白银，只有7两左右，大约能在市场上购700斤猪肉，或2000余斤稻米。

官员们多数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出京或入京时，往往需要向京师的富豪大户借贷，条件是回到地方后，按息偿还。这种借贷行贿的银两，当时被称为京债。各级官员为了偿还京债，不得不层层盘剥，敲敛财物，以至于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朝野无不痛恨刘瑾。

吏部侍郎张彩，弘治三年的进士，与刘瑾同乡。其人仪态俊美，博学多才，初入朝为官时，屡有正直的举动，为士人们推崇。

刘瑾因敬慕招纳他，他便主动投附，升为吏部二把手，负责考察内外官员。他配合刘瑾积极整顿吏治，表面虽然严苛，但施与的惩罚往往较轻。

他见刘瑾急于敛财，天下臣民对他恨之入骨，便找机会劝道：“公公您知道这些收纳的银两自何而来吗？它们不是盗自国库，便是盘剥于百姓。那些人假借公公之名而中饱私囊，送给公公的不到其所得十分之一，而天下人的怨恨却尽归公公您一人，对此您将怎么向天下之人解释呢？”

刘瑾也是聪明人，恍然大悟，他已有千万家产，富可敌国，知道该适当收手了。

张彩教他逐渐向善，慢慢抹去过去的劣迹。刘瑾非常感动，感觉张彩才是真正爱自己，依此对比，他甚至对焦芳、刘宇等人的贪鄙有些反感。

公元1509年春天，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等出京办差回来，不知道刘瑾已变换口味，依例厚贿刘瑾，被拿了个现行，以贪腐为由，削职为民。自此，许多反应不及的官员，纷纷跌落，皆因贿赂而获罪。

然而，刘瑾的回头已经太晚，各级官员已习惯于搜刮，难以收手，各地官场乌烟瘴气，人民困苦，盗贼逐渐涌起，社会秩序大乱。

张彩教刘瑾进一步加强对朝廷高官的控制，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具体措施分为两步：

第一步，打击已退休的前阁老刘健与谢迁，以震慑在任的内阁与九卿。

刘瑾与焦芳本就憎恨刘健与谢迁，成天寻觅两人的过失，想给他们加罪，至此总算勉强找到一条。原来，这两人尚在内阁时，皇帝曾下诏让他们举荐德才兼备之人，浙江的官府率先应诏，举荐余杭的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的徐文彪四人。焦芳认为，谢迁是余杭人，荐才诏书为刘健起草，可依此强说二人有弊；刘瑾认为是个好主意，便假传诏书说：“天下极大，难道便没有应诏之人？为何偏偏余杭那地方有这么多人才？”

他们把周礼投入锦衣卫监狱，吩咐办案者把刘健与谢迁牵连进来，准备随时逮捕二人，抄没其家产。首辅李东阳大为惊讶，忙给两位老同事开脱，焦芳在旁厉声道：“对他们纵然从轻发落，也应当除名！”不久，宫中传出圣旨，与焦芳的意见完全一致。

第二步，在官员考核条例中，增加四品官以上者，需自我述职的条款。

本朝对官员的考核有两种形式，一是考满，二是考察。

考满，指官员任期完成后，由上级机关与御史分别对他的政绩进行考核，上报吏部考功清吏司，由吏部汇总复查，评出三等：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以决定他们的去留、升迁或降职。

考察，指对在任官员的定期例行考核。朝廷规定对在任的官员，地方官三年一考，京官六年一考，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及身体状况等数个方面。

在京四品以上的大员，无论任满还是平常之日，吏部都没有资格考评，其去留与升降一般由皇上圣裁，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主动自我述职。

张彩独出心裁的这一条改革，让四品以上的高官们非常难为，因为这等于逼迫他们向刘瑾垂首，不仅有失大臣体面，而且还会为刘瑾羞辱他们提供方便。

此议既出，朝廷高层炸开了锅，内阁及九卿等，凡不是刘瑾党羽者，无不请求辞职退休。事情惊动了皇上朱厚照，他只好出面逐一劝勉挽留。

可王鏊已对朝政彻底失望，他不愿留下来继续受气，所以坚决奏请辞职。皇上没法，只好依他。

李东阳为内阁首辅，内被焦芳嫉妒，外被刘瑾压制，整日愁闷不安。但刘瑾表面上对他比较尊重，因此他也能对刘瑾擅政所惹的乱子左右调适，多有补救。尤其他与王鏊配合比较默契，王鏊因为有皇亲关系，胆子比他大，所以两人一个台前一个台后，保护了不少正直人士，也曲折抵制过许多错误决策。

社会上许多人不理解李东阳，把他比作湘江春草，讽刺他没有骨气。现在王鏊退休，一些正直之士也劝他辞职，不要与焦芳、刘瑾等人继续同流合污。他的弟子罗玘给他写信，要求与他断绝门生之谊，李东阳见信，俯首长叹不已。

李东阳何尝不想有骨气？然而一走了之易，忍辱负重难，他有责任为朝廷保留一点正气，有责任寻机匡扶一下朝纲，没人理解算得了什么，只要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不辱没祖宗，也就扪心可安了。他选择留下，与新同事杨廷和配合，继续与刘瑾等人周旋，委曲以求全。

本年初夏，《孝宗敬皇帝实录》撰成，孝宗是朱祐樘的庙号，这在那时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按照惯例，所有参与撰写的人员，都将受到嘉奖；可在怎么奖赏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

在《实录》编撰过程中，首辅李东阳担任总裁，大学士焦芳为副总裁，翰林院具体负责。焦芳仗着刘瑾的支持，排挤李东阳，强行主导实录的编撰工作，凡有对史事褒贬之处，大多加进他自己的私人恩怨。例如，他不顾事实与舆论，大肆污蔑谢迁、何乔新等名臣，而对自己却自诩正直。翰林院的一班人，对此非常反感，常常有所抵制，焦芳心中衔恨，准备相机惩罚他们。

刘瑾对翰林院没人主动投附自己，也耿耿于怀，老想将他们这拨人调离出京，以示报复。现今《实录》完成，焦芳连忙找到刘瑾，怂恿他出手。但张彩持不同看法，尽力将刘瑾劝住。

焦芳不甘心，与他的儿子焦黄中以及党羽段炅等，把他们平素不喜欢的人开列出名单，呈送给刘瑾，百般敦促他办成此事。刘瑾听从了他们，将翰林院的吴一鹏等九人明升暗降，逐到南京。

张彩非常不满，为刘瑾分析利弊，指出这样做百害而无一利。刘瑾醒悟，颇为后悔，感觉上了焦芳父子的当。焦芳与刘瑾之间的关系，自此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刘宇是张彩的顶头上司，他们两人虽都依附刘瑾，属于同党，但张彩相当看不上他，老想把他排挤下去。刘宇在兵部担任尚书时，大肆收受贿赂，声名狼藉；调到吏部后，虽然官升了，却因为文官的馈赠不如武官丰厚，油水大减；再加上吏部的许多权力，都被能干的张彩攫去，因而常悒悒不乐，叹息说：“在兵部本来很好，何必要来吏部？”

这些事被张彩告诉了刘瑾，刘瑾大为反感，想疏离刘宇，让张彩掌管吏部。

六月二十八日，宫中传出圣旨，让刘宇以本官身份兼任文渊阁大学士，等于将刘宇塞进了内阁。刘宇大喜过望，在内阁摆酒席宴请刘瑾，极为欢乐。

第二天，刘宇将去内阁上班，刘瑾说：“你真的想当宰相吗？内阁之地你昨天去一次就可以了，岂可再次踏入！”刘宇大惊失措，才知刘瑾为让他退休，故意给他一个内阁大臣的名头，以示不相忘。

至此，张彩成了刘瑾最信赖的人，他所说的话，刘瑾几乎全部听从。有时，刘瑾外出休养，公卿们前去拜见，刘瑾常常从早到晚都不搭理；而张彩到来，可直接进入刘瑾的居处，与之对饮，还可以直接称呼刘瑾为“老者”。

官员们逐渐畏惧张彩，见他行的礼节，几乎等同于见到刘瑾；而且，为了巴结张彩，许多人开始竞相给他送礼献物。

不过总体而言，张彩不是个喜欢害人的主，对待钱财也比较节制，内心尚有些士大夫的情怀；他最大的缺点是风流好色，为此常常不择手段。

张彩有一个名叫刘介的同乡，担任抚州知府，娶有一个美妾。张彩特地提拔刘介担任太常少卿，亲往他的府上祝贺，笑道：“你怎么报答我呢？”刘介惶恐道谢道：“我一身之外，都属您所有。”张彩说：“好啊，我从命了！”让人直接进入内宅，拉出刘介的美妾，带上车子而返。

还有一次，张彩听说平阳知县张恕的小妾妾年轻美貌，就或明或暗前去索取，张恕不舍得给，他便指示人罗织罪名，声称要将他发配边疆。张恕无奈，献出美妾，才得以减罪。

张彩当上吏部尚书，对焦芳而言不算是个好消息。焦芳诱导刘瑾浊乱朝政、荼毒百官等行为，不仅正直之士侧目，张彩也非常反感。

从他们两人与刘瑾的关系方面讲，刘瑾把张彩当真正的朋友，两人心灵上有相通之处；把焦芳当利益上的朋友，两人纯粹相互利用。焦芳尽管对刘瑾极尽阿谀奉承，称他为“千岁”，自称是他的“门下士”，可刘瑾对焦芳的鄙视，则由来已久。

公元一五〇八年春闱[3]，焦芳的儿子焦黄中出贡，三月十五日殿试时，焦芳上下活动，想让他的儿子进入第一甲（只有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焦黄中成绩平平，李东阳、王鏊惧怕焦芳纠缠，勉强把他放在了二甲第一名。焦芳非常气恼，常常斥骂李东阳，刘瑾听说后，大为不平，对焦芳说：“黄中昨日在我家试作石榴诗，甚拙劣，为什么还怪李东阳呢？”焦芳这才不敢再提此事。

刘宇在礼部尚书的任上时，焦芳父子时常卖官鬻爵，到处安插亲信。张彩上任，即把所掌握的焦芳父子劣迹全部上报给刘瑾，刘瑾非常生气，开始有意与焦芳疏远。

公元一五一〇年五月底，焦芳的心腹段炅反水，投靠张彩，向刘瑾揭露焦芳父子全部的隐私，刘瑾这才知道焦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卑劣，勃然大怒，当众斥责焦芳。焦芳窘迫，只得请求退休回家。焦黄中声名狼藉，在朝中没法单独混，也只好随父返乡。

大致而言，从公元一五〇九年春天起，在张彩的引导下，刘瑾开始隐隐想当一个合格的“代理皇帝”，有了向善的意思，收受贿赂也变得比较谨慎。张彩敦促刘瑾把弄乱的朝政与吏治再整理回来，可是世间的事从来都是败坏容易治善难，就譬如河堤，开始时为了私利肆意破坏，等决口了再想堵塞，怎能做到？

刘瑾慢慢以正气示人，采取了三个措施挽救局势。一是严厉肃贪，老虎苍蝇一起打。公元一五〇九年一年间，有数十名重要官员因此落马；二是恢复监察官员的权威，不断派出给事中与御史巡查各省的府库及漕运、盐政、屯田等，责令他们积极发现问题；三是制定官员《见行事例》，严格对官员的纪律与作风约束。

可是，刘瑾早臭了门楣，他的任何所做所为，不管其动机如何，都被理解为带着邪恶的目的。例如，《见行条例》，就被朝臣们腹诽为刘瑾自私的产物，想尽办法拖延颁行；再例如他的肃贪与纪检审查行动，也被当成继续荼毒天下的新举措。

比这还糟糕的是，他的向善行为，还实实在在得罪了借他乱政之机而成长起来的新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开始憎恨刘瑾，而这些人本应是支持刘瑾的主力。

至此，刘瑾既得罪了全国的好人，也得罪了全国的坏人。

一场属于他的危机，在公元一五一〇年夏天悄然到来，最终把这个心有善念的恶人送上了刑场。

5. 杨一清的计谋

杨一清祖籍云南安宁县，他的父亲杨景官至化州（今广东化州市）同知，致仕后，带着一家老小迁居到巴陵（今湖南岳阳市）。

杨一清生而不幸，他不仅相貌丑陋，而且是个天阉。可是老天爷在肉体上亏待他，却在智力上补偿他，他很小就能写文章，是个远近闻名的神童，14岁参加乡试，被荐为翰林秀才，得以进京深造。

公元一四七二年（成化八年），19岁的杨一清考中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外放到山西、陕西等地为官。杨一清虽是儒生，却对边疆军事极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周详研究了朝廷的边防状况。

公元一五〇二年，经兵部尚书刘大夏举荐，杨一清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去陕西督理马政。

按照朝廷的制度，内地的茶叶不准在川西、甘南的番区自由流通——茶叶入番，交换媒介不能用银两，只能用马匹，即所谓的茶马交易。后来，有些商人看准其中的商机，开始从事茶叶的走私活动，致使朝廷的战马供应短缺。

杨一清接手此事后，立即采取铁腕手段打击走私，堵塞所有非法交易渠道，朝廷控制的茶马市场因而慢慢恢复起来，马匹又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经此一事，杨一清的能力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不久，鞑靼入侵陕北的花马池，弘治帝任命杨一清担任陕西巡抚，前去组织抵御。杨一清到任，立即选将练兵，整顿军纪，修筑城池，沿着黄河构建矮墙，将防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正德帝朱厚照即位之初，数万鞑靼骑兵进犯固原，将驻守此地的曹雄部围困。杨一清闻讯，带着轻骑兵从平凉城出发，驰入曹雄军中，设疑兵将敌军击退。

此役之后，刘大夏推荐杨一清总制延绥（陕北）、宁夏、甘肃三镇军事，全面负责西北边防事务。

杨一清经过一番考察，上书提出了五条守备意见：

1. 修筑城堡、开挖战壕。例如，他建议从安边营（今陕西定边县东）到石涝池（大约在宁夏盐池县）163里，应修建长城；从石涝池到横城（今宁夏银川市附近）300里，应设立土墩、石台900座，瞭望台900间。

2. 增加边疆的卫所数量。

3. 重视宁夏、灵州（今宁夏灵武）的治理，安顿好内附的番部。

4. 修整韦州城（在今宁夏同心县），加强边境地区的纵深防御。

5. 恢复东胜卫（今内蒙鄂尔多斯市）的驻军，将宁夏防区与大同防区连成直线，拒敌于黄河之外。

朝廷批准了杨一清的部分建议，拨出数十万两国库银作为专项资金，让他修建堡垒与城墙。

此时，刘瑾已取得了对朝臣斗争的胜利。杨一清在西北声望高，刘瑾拉拢他不成，便想打击他，计划让人上书，弹劾他浪费与冒领军费。杨一清听说后，连忙称病离职回乡，以避祸端。

公元一五〇七年夏天，兵部奏请另派人负责边防工程的修筑，宫中传出圣旨：“暂停修筑，所剩钱粮由巡抚等官员核实后，送回京师。”

没多久，刘瑾还是找了个理由，将杨一清投入锦衣卫监狱。李东阳、王鏊等人闻讯，立即上书营救，刘瑾找不出他具体的罪状，只好将之释放；但罢了他的官，罚他交600石米输边。

这时，杨一清的父亲已病亡，埋葬在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今属江苏），杨一清要为父亲守墓，所以家也跟着搬到了那里。

在长江边上赋闲的杨一清，并没有真正闲着，他动用几乎所有关系，将耳朵伸到京城里，密切关注着朝局的变化。

刘瑾在外朝虽然权威极盛，被称为“立地皇帝”，但在内廷却不是皇帝，只是个太监头子而已，难以一手遮天。

八虎中提督东厂的马永成、掌管西厂的谷大用，虽然配合刘瑾的工作，但刘瑾不能控制他们，也不能让他们对自己效忠。马、谷二人权势仅次于刘瑾，他们眼里先有皇帝，其次才有刘瑾；刘瑾安排他们事情，需要事先与之商量，他们同意才办，若不同意，刘瑾也没有办法。

初时，控制锦衣卫者的是高凤的侄子高得林，高得林虽然支持刘瑾反击朝臣，但他同样不是刘瑾的爪牙，刘瑾也没法随意支配他。

另外，刘瑾的对头、前太监领袖王岳等，在宫中经营多年，他们虽已被清除，可是支持与同情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公元一五〇八年六月，“御道匿名文书案”发生后，刘瑾探知，那是宫中反对他的太监所为，却无可奈何。

而且在此事件中，因刘瑾大肆羞辱朝廷命官，激起了社会公愤，京师的市民纷纷罢市，许多人不顾危险，去锦衣卫监狱给被关的官员们送吃送喝。更有甚者，还有人假借徐达与沐英后代的名义，在京城散发传单，声讨刘瑾的罪行。

刘瑾失去了安全感，他迫切需要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侦缉力量。刘瑾清楚，东厂、西厂他不易插手，他能插手的只能是锦衣卫，因为那时高凤业已退休，挤走高得林相对比较容易。我们不知道刘瑾采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动的手，反正此后不久，锦衣卫的都指挥使便换成了他的爪牙杨玉与石文义。

可是，锦衣卫毕竟是个外朝机构，组织严密，凡事都有规矩与程序，刘瑾支配起来难以随心所欲。两个月后，刘瑾不知用什么理由，居然说服皇上成立了一个新的侦缉机构——“内刑名厂”，简称内厂。

内厂由刘瑾亲自指挥，权力广泛，理论上东厂、西厂、锦衣卫能干的事情，它都能干；而且，它还可以监视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可在实际操作中，内厂并不敢真正去干涉东、西厂的事情，马永成与谷大用岂是刘瑾能欺负的？不仅如此，内厂去干分内的勾当，如逮人捕人等，仍被认为是侵犯了其他厂卫的职权，马永成、谷大用等老大不高兴。尽管每当遇到手下与东、西厂发生纠纷，刘瑾不敢硬来，常常退让，可还是与马、谷等人产生了芥蒂，自此面和而心不和。

内厂既不敢侵夺东、西厂的权力，便只能另辟路子，在京师的吏民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以威慑那些反对刘瑾的民间人士。为此，刘瑾办了两件臭事。其一，他指使厂役将京城中的“市井游食、无赖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等，强行驱逐出城；其二，命令：凡是京城里的寡妇都必须改嫁，凡停葬在家的死人一律火焚扬弃。

内厂刚就这两件事放出风去，还没强制执行，已经激得群情汹汹，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更有许多雇工与商贩聚集在京城东郊，个个拿着白腊杆，声称：“刘瑾断我们活路，早晚是个死，一定先把刘瑾弄死才能甘心！”

侦探们把消息报给刘瑾，刘瑾怕激起事变，只好悄悄收回了这两条命令。内厂既然连城管的角色都承担不起，自此几乎成了一个多余的机构。

八虎中分管神机营的张永为人比较正直，他曾以兄长之礼侍奉刘瑾，后来看不惯刘瑾的所作所为，渐渐对刘瑾有了意见。有一次，吏部得罪了刘瑾，十多名属官被罚跪反省。张永听说后，感到刘瑾越来越过分，为了与刘瑾划清界限，他公开派人给受罚的官员送去毛巾、绿豆汤等解暑之物，刘瑾从此开始暗暗讨厌他。

张永家中贫穷，也偶尔收取贿赂，但他坚守一条原则：凡朝中清流廉臣求其“办事”，分文不取，且礼敬有加。

山东布政使陈中为官清廉，进京述职无钱向刘瑾送礼，愁惧不已，张永闻讯，主动替他解囊，且勉励说：“我此举非为你，而是为山东百姓留一清官。”

团营中有个名叫梁震的将领，骁勇而好学，得到张永破格提拔。梁震感恩，以重礼孝敬张永，张永素知梁镇家境贫寒，呵骂道：“老夫用你不为私利，而是为国选将！”

刘瑾知道与张永的兄弟情分已尽，有时故意难为张永。有名京官向张永行贿，谋求升迁，刘瑾故意从中作梗，让张永的事不能办成。张永丢了脸面，只得把贿金原封退给人家。

正德初年时，张永曾经向皇帝奏请，要求把已故太监吴忠在七里海等处的庄田赐给他，户部指责张永违禁，应当治罪，皇上却答应了他。

公元1508年，吴忠的家人进京打官司，求到刘瑾门下。刘瑾当即决定利用此事敲打张永，他以吴忠的田产只是由张永暂管为名，勒令张永退还。张永大怒，遣亲兵殴打了吴忠的家属。刘瑾借此在皇上面前告状，计划把张永罢免，贬送南京，而且命令他连夜启程，不许进宫见驾。

张永听到风声，即刻入宫面见皇上，控告刘瑾陷害自己。皇上召来刘瑾与张永对质，两人刚一开始争辩，张永便火冒三丈，挥动老拳追打刘瑾。皇上感到有些为难，命令谷大用等设宴为两人调解。然而自此之后，两人更加不和。

张永之所以敢在皇上面前对刘瑾动粗，是因为皇上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实不亚于刘瑾。

张永生于公元一四六五年，保定新城县人，10岁时净身入宫。他在宦官学校受过教育，为人脾气急躁，但机敏精细，办事冷静。皇上朱厚照是个军粉，张永有两个方面让他特别赏识。一是张永勤于武艺，精熟骑射，能够纵马百步穿杨，为此常博得朱厚照喝彩，赞他为“壮士张”；二是张永生于兵户世家，自幼喜好军事，熟知历代的战争典故，且常学习兵书战策，与皇上有诸多共同语言。

对于宫中的这些秘事，在家赋闲的杨一清粗略都知道，他隐约感觉，大臣们要想除去刘瑾，非与张永这类内廷的正直宦官合作不可。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个机会居然很快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当年，朱元璋将第十六子朱栴立为庆王，封到庆阳（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后来为了防务需要，又让他移居宁夏（今宁夏银川市）。朱栴有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秩煃承藩之外，其他五子俱被封为郡王，其中第四子朱秩炵受封为安化郡王，封地在今天甘肃庆阳。

朱秩炵有个孙子，名叫朱寘鐇，后来承袭了王爵。按辈分，这个朱寘鐇是当今皇上朱厚照的太爷。

朱寘鐇体貌魁梧，是个不安分之人，他看到朝廷被刘瑾折腾得乌烟瘴气，认为娃娃朱厚照昏庸窝囊，没资格照管朱氏江山。一些术士迎合他的心思，暗示他能成就大事。例如有个相面先生说他命中大贵；有个叫王九儿的巫人，借鹦鹉之口，预言他有大福分。

朱寘鐇暗暗生出非分之心，宁夏卫的儒生孙景文、孟彬等人，频繁往来王府，私下呼他为“老天子”，劝他以诛刘瑾为名，起兵夺位。宁夏为边防重镇，是个出精兵的地方，他们认为只要策划得当，完全可以重演当年朱棣夺嫡的故事。

在宁夏的边防军中，朱寘鐇有三个死党，一个是卫指挥周昂，另两个是周昂手下的千户，分别名叫何锦与丁广。

那时，宁夏前线的当权者主要有四人，一是巡抚安惟学，二是总兵官姜汉，三是钦差周东，四是镇守太监李增。

安惟学，字行之，山西临汾人，进士出身。公元一五〇九年腊月，他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宁夏。安惟学到任后，大概想抑制边镇军人的骄横，他多次杖打一些不法的军嫂，侵夺某些军人的非法利益，那些人对他恨之入骨。

周东的本官为大理寺少卿，原不满刘瑾，后来屈服，曾借贷向刘瑾行贿。

刘瑾想改革军备，他认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助边银两，不应该输送，军队靠屯田与正常拨付的军费，完全可以自给。他并不知，朝廷助边的银两，主要是为了弥补商屯败落后边境物价的上涨，本是一笔合理的开支。

刘瑾想当然地认为，边军屯田自肥，又与户部官员“共盗国帑”，极为可恨。公元一五〇八年，他下令停止给边军拨送太仓银，军方提出抗议，说边镇储备日益匮乏，影响了军人的生活、训练与战斗力。刘瑾不信，派出钦差调查军队的屯田情况。周东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宁夏。

边军偷偷摸摸少报屯田之事由来已久，早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刘瑾停发太仓银，本已让他们不满，现在又来侵犯他们的这点小利益，岂能不令他们恼火？而更让他们愤怒的是，周东为偿还私债，还有意虚增田亩数百顷，责令他们缴纳租税。

看到将士们心衔怨恨，朱寘鐇与他的党羽加紧密谋，准备伺机发动兵变。

公元一五一〇年早春，边境上突然传来敌人入侵的警情，总兵官姜汉不敢怠慢，立即派副总兵杨英与游击将军仇钺，领兵前往边塞组织抵御。为加强总兵府的防卫，姜汉挑选60名精壮士卒为牙兵，让周昂率领。

四月五日，朱寘鐇根据预谋设下酒席，宴请宁夏镇的诸位大员。当天，军队的高官都如约到达，但巡抚安惟学与大理寺少卿周东却推辞没来。朱寘鐇一不做二不休，在席间杀死了总兵官姜汉与监军李增，同时派丁广领兵赶赴公署，袭杀安惟学与周东。随后，焚官府，释囚徒，把黄河的渡船尽数撤到西岸，并派人去前线劝杨英与仇钺投降。

杨英不能约束部众，只好单骑逃奔灵州；仇钺见形势不利，连忙诈降，自塞上引兵返回，交出兵权，称病卧床不起。

朱寘鐇任命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公开反叛。孙景文起草檄文，历数刘瑾的罪恶，说：“刘瑾蛊惑朝廷，变乱祖法。屏弃忠良，收集凶狡。阴塞言路，括敛民财。籍没公卿，封拜侯伯。数兴大狱，罗织无辜。肆遣官校，胁持远近。张彩、刘玑、曹雄、毛伦等文臣武将，内外勾结，图谋不轨。今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凡我同心，并宜相应，传布边镇！”一时间河东与关中震动，人心浮躁。

各边镇接到檄文后，惧怕冒犯刘瑾，不敢如实上报，唯有延绥巡抚黄珂，将檄文飞速奏送朝廷。刘瑾将文书藏匿，不敢示人。

四月二十一日，朝廷起用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肃三边，任命泾阳伯神英充任总兵官、张永为监军、仇钺为副总兵，准备集结十几万大军，讨伐朱寘鐇。刘瑾害怕这场战事对自己不利，矫诏任命兵部侍郎陈震兼佥都御史，协助杨一清讨叛，想在合适的时候，让他取代杨一清。此次出京的四人中，神英依附刘瑾，陈震是刘瑾的党羽。

出征当日，皇上朱厚照身着戎装，亲自送到东华门外。

杨一清等刚刚启程，前线传来消息，说仇钺已经叛逃投敌。皇上闻讯发怒，决定收回对仇钺的任命；可杨廷和认为，“仇钺必不肯投降”，建议朝廷无条件信任他。

事实证明杨廷和的判断非常精确，仇钺装病卧床，表面常给朱寘鐇出谋划策，实则暗地里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反戈一击。此时，固原总兵曹雄已遣部将史镛，尽夺黄河以西的船只，悉数泊到东岸。仇钺趁机派人散布吓唬叛军的谣言说：“官军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渡河到来。”

朱寘鐇惊慌，急遣何锦前往仇钺的家中问策，仇钺说：“应立即出兵把守黄河渡口，防拒黄河东岸的官军，不要使他们渡河！”朱寘鐇中计，让何锦与丁广率领叛军主力急赴黄河岸边布防，只留下周昂与少数兵力守城。

四月二十三日，朱寘鐇要为军队出征祭神，派周昂前去请仇钺。此时仇钺已做好准备，周昂到来，埋伏在床边的伏兵突起，将他杀死。仇钺一跃而起，披甲持刀，提着周昂的首级，策马大呼，带领部属直奔朱寘鐇的府宅。朱寘鐇没有防备，轻易被活捉捆绑。

何锦、丁广率领的叛军主力得到消息，惊恐溃散，二人单骑逃奔贺兰山。仇钺派人追捕，将两人斩首。

朱寘鐇从起事到失败，仅仅经历了十九天。

捷报传来时，杨一清等人尚在半路。朝廷诏令神英班师回京，杨一清与张永按原计划赶往宁夏，处理善后事宜，并负责将朱寘鐇械送回京。

杨一清与张永结伴而行，谈话非常投机，很快成了好友。有一天，两人谈论起朱寘鐇的檄文，杨一清故意长吁短叹，张永问：“杨大人怎么了？”杨一清激动地说：“这次依仗您的力量将藩乱平息，然而这比较容易办到，可朝廷内部的祸患如何清除呢？”

张永明知故问，道：“此话怎讲？”

杨一清靠近张永，在手掌上写了个“瑾”字。张永会意，为难地说：“那家伙昼夜在皇上身边转，皇上也是一天不见他就闷闷不乐。现在他的羽翼已丰，耳目众多，难下手啊。”

杨一清说：“您也是皇上的亲信近臣，这次出兵，皇上未派别人而派您，足以说明您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您何不借这次功成奏捷之时，向皇上请求单独奏报宁夏的军事，趁机揭发刘瑾的罪恶，极言臣民的愁怨，再把惧怕刘瑾政变的心思表达出来。皇上英明果断，必相信您的话而诛杀刘瑾。只要除掉刘瑾，皇上一定会更加信任与重用您，届时您就可将刘瑾的弊政全部纠正过来，从而安定天下！”

张永说：“此事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杨一清说：“若是别人向皇上进言，成功不成功难以预料；可您若开口，必定能够成功。假如陛下不信您的话，您就叩头据地而泣，表示愿死在他的面前，剖出心肝，以表明您说的全是实话。皇上必定为您感动，会有所表示。倘若一旦看到他有诛杀刘瑾的意思，要马上施行，不可片刻迟缓。而且，事前绝不可有半点泄露，否则立即将会大祸临头！”

张永闻罢，勃然而起，说：“老奴我怎敢爱惜余生，而不去报答陛下呢！”

[1]指渤海沿岸诸盐场，转运使司治所设在沧县长芦镇，故得名。

[2]此处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3]京城会试在每年春季举行，称为“春闱”。

第五章　遍地英雄起蒿莱

公元一五一四年春，江西巡抚俞谏派官兵进剿临川的绿林好汉陈九并杀之，俘斩其众一千七百余人。

陈九不过是中原、江西、四川众多绿林好汉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五年前，受刘瑾乱政诱发，京南地区崛起了一支响马队伍，其首领为北直隶文安县的刘六、刘七兄弟。

刘六、刘七兄弟的马队声势浩大，来去如风，他们扰动京畿，纵横中原，如入无人之境。受其间接影响，江西、四川本就混乱的局势，愈加糜烂。

为平息愈演愈烈的民变，朝廷不得不紧急抽调边兵入关；而边兵内调引发的政治斗争，后来却又戏剧性地决定了葡萄牙第一个访明使团的命运。

历史上的有些事件，表面看彼此孤立，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往往有着隐秘的因果关系。

1. 京南响马

刘瑾乱政，残害忠良，荼毒地方，惹出了很大的祸患。

公元一五〇八年秋，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出现民变，赵实等人率领部众抢掠乡镇，并且试图劫破官府大狱，救出被擒的归德（今河南商丘）“妖贼”赵忠。消息传到朝廷，皇上朱厚照诏令山东地方当局：协力缉捕，不要让盗贼势力蔓延，并令河南及南北直隶临境府县，集结兵力防守。

公元一五〇九年夏，江西乐平县的汪澄二、汪浩八作乱，带领部众肆意劫掠。乐平知县汪和带领民兵追捕，战败被俘，部属阵亡三百余人。朝廷尚没来得及反应，东乡、瑞州的豪杰已应声而起，攻村破寨，赣北秩序陷入混乱。

盘踞在赣南大帽山的土匪何积钦，见官府的注意力转向赣北，乘机率部下山劫掠，赣南秩序也跟着乱了起来。因为大帽山地处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地带，粤、闽受此波及，治安事件开始频发。

同年秋，四川眉州的民变领袖刘烈，聚众两千多人，北攻汉中。朝廷急令四川、陕西、湖广三省，合力剿捕。

可是，正在这期间，川北山区的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又有一股强大的民变势力兴起，其首领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三人拥众数万，声势浩大。这蓝廷瑞在深山中得到一方古印与一柄宝剑，自认为具有天命。

到公元1510年时，江西的局面有了失控的危险，赣南尤其严重。朝廷急命南京右佥都御史王哲巡抚赣南，协调赣、粤、闽三省官兵，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

四川的局势更加糟糕，四川巡抚林俊四处张贴刘烈的画像，悬赏白银两千两捕捉，始终没有结果。而保宁地区蓝廷瑞等人的力量则日益壮大，发展到十余万之众。当年夏天，他们分别任命48位总管，分头作战，蓝廷瑞与廖惠计划留在四川发展，鄢本恕则图谋北据汉中，攻取郧阳，东出荆襄，将叛乱输出到河南与湖广诸省。

受大局势的影响，自公元1508年秋天开始，京南远郊的治安状况开始恶化。

本朝养马，分宫养、官养与民养三种形式。宫廷养马，由御马监负责；官府养马，由兵部与太仆寺负责；民间养马，由当地官府负责。开国初期，朝廷遍设草场，马匹供应充足，民间养马不在政府的计算之内。后来人口日繁，豪贵侵占，朝廷的草场日渐缩小，官马供应不足，只好令民间养马，以备挑选。

京南地区，本有民间养马的传统，朝廷规定五丁养一匹马，养户可减抵一半的赋税，算是官民两便。但后来该地区的土地大量被贵戚与皇家开辟为庄园，牧马的闲地渐减，养马慢慢成了一项负担。成化六年，当时的吏部侍郎叶盛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议论说：“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民得为生也。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

到正德年间，京郊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再加上宦官的骚扰，官吏的盘剥，许多马户苦不堪言，有些人生存不下去，干脆做起盗匪的营生。他们有马匹的便利，作案时多驰马鸣镝，往来如飞，所以号称响马。这些响马与山东等地的变民相互呼应，打家劫舍，抢夺商旅，威胁着运河漕运的安全。

其时，内地的卫所制度已经废弛，官府讨寇剿匪，只能面向社会招募勇壮。霸州文安县有刘宠、刘宸兄弟，人称刘六、刘七，任侠好义，彪悍骁勇，主动来到衙门应募，与同伴杨虎、齐彦名等一起为官府效力。

这帮捕快能力强，黑道白道都有路子，因而破获了不少案件。他们想多立功，在政府部门有所发展，可是却遇到了一道坎。刘瑾的家人梁洪，常在京南活动，他见刘氏兄弟想当官，便趁机向他们索贿，刘氏兄弟拿不出足够的银子，梁洪就反诬他们与盗贼同伙，下令逮捕。刘六、刘七逃跑，走投无路，投靠了同县的江洋大盗张茂。

张茂是河北绿林道上的大瓢把子，官黑两面都吃得开。其家高楼列屋，复墙深窖，是个藏纳亡命之徒、坐地分赃的好地方。张茂有个邻居，名叫张忠，两人来往密切，结为兄弟。这张忠弓马娴熟，是宫中得宠的太监，掌管御马监，权势熏天。

张茂由张忠牵线，以金钱铺路，攀附上马永成、谷大用等辈，得以出入禁中；据说，他还到豹房观看过皇上踢球。

公元一五〇九年暮春，鉴于京南的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朝廷责令地方当局加大剿匪力度。河间参将袁彪进驻文安县，捕杀张茂许多党徒，牵扯到了张茂。张茂窘迫，只好向张忠求救。张忠在自家的宅中摆下宴席，召来张茂与袁彪，分东西就座。酒至半酣，张忠举酒指着张茂对袁彪说：“彦实（张茂的字）是我的弟弟，自今往后，你不要再为难他。”又举杯对张茂说：“袁公善待你，你要谨慎，今后勿扰河间。”袁彪惧怕张忠，诺诺称是。

当年秋天，刘瑾想稳定北直隶与山东地区的秩序，派出三路捕盗御史，让他们带上家属，灭掉匪盗才能回京。在这三路御史中，薛凤鸣负责曹州、归德等地，殷毅负责天津地区，宁杲负责河间府、真定府等地。

薛凤鸣到达淮阳后，整日饮酒歌舞，遭人举报，被贬为徐州的弓手。

殷毅负责的天津地区，盗匪本不严重，他以安抚为主，很快稳定了秩序。

宁杲负责的是匪患的重灾区，他到任后，推行什伍连坐法，专门对付响马。他每天捕人，鸣着金鼓，吹吹打打，将犯人押送真定府拷问。这个宁御史在前文中曾冒过泡，他就是“御道匿名文书案”发生时，在刘瑾面前把责任推给新科进士的那个人。

宁杲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探知张茂是京南响马的谋主，因而谋划了一个大胆的收捕张茂的计划。他令属下李巡捕扮作弹琵琶的艺人，混入张茂府上献艺，先摸清了他家的虚实。继而，他趁张茂不备，亲率数十名骁勇捕快，突袭张府，将张茂擒获。

宁杲为防止张茂逃跑，当场让人用斧子将他的腿骨敲断，用车载着，投入大狱。

张茂的同党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朱千户等人，纷纷到京城活动，谋求救出张茂。张忠、马永成向皇上求情，皇上允许他赎罪，但条件是“必献银二万，乃赦之”。刘瑾的家人梁洪，另外私下里索要银子万两。

刘六、刘七等人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就商量着去做几票大生意，积累些银两，以凑齐赎金。可是他们心中急迫，干得太猛，将当地的官衙给烧掉了。刘六、刘七等知道事情已经闹大，不敢再救张茂，散伙逃跑。张茂被宁杲依法处决。

涿州的官府听说刘氏兄弟武艺超群，在绿林道上很有威望，打算采取以盗制盗的办法，招他们充当捕快。哥俩欣然前往，干了一段时间，小有成绩，受到御史蒋瑶的赏识，打算重用。可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建议蒋瑶设法除掉他们，以绝后患。刘六、刘七听说后，不敢久留，不辞而去。

宁杲听说后，画影图形捉拿刘氏兄弟，派人逮捕他们的妻子儿女，抄没了其家产。刘六、刘七报复，聚众抢劫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内丘县翰林修撰康海的家，将刘瑾存放在他家的财物洗劫。刘瑾发怒，削减顺德知府郭紝的薪俸，将御史宁杲贬官调职。

刘瑾准备选派能吏，加大对京南响马的清剿力度，可正在这时，他的麻烦事来了。

公元1510年七月前后，刘瑾得到陈震的密报，说张永不久将回京献俘。

按照刘瑾原先的设想，杨一清与张永要留在宁夏，处理叛乱的善后工作，进京献俘之事由陈震主持；可是等陈震押着朱寘鐇渡过黄河后，杨一清却借其他事让其暂停，安排张永跟着回京。刘瑾为此惴惴不安，总有一种挥之难去的不祥预感。

有一天，刘瑾单独与张彩对坐，凄然涕下说：“开始时，谷大用、张永等人害怕朝臣诛杀我辈，共同推举我挑头对付。我以身徇天下，迫害了无数士大夫。现在天下的怨恨都集于我身，他们诸公却晏然享之，我不知自己最后会落个什么结局。”

张彩屏退左右的侍从，说：“今皇上无子，肯定要从宗室子弟中挑选太子。假如挑选个年长且有能力者，公一定会遭受大祸，不如想办法扶立个幼弱者，到时您将长保富贵。”

刘瑾当时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好，可过了几天，他突然变卦，说：“不要考虑宗室的事了，还是我自己当皇上稳妥。”张彩愕然，力言不可，刘瑾发怒，拿果盘掷打张彩，张彩才不敢苦劝。

先前，曾有个江湖术士预言刘瑾的堂孙刘二汉当大富大贵，刘瑾现在回想起来，认为自己可能具有天命。

进入八月，刘瑾听说张永与陈震等人，已押解着安化王朱寘鐇走到半道，愈发惊恐起来，他怕此次张永会借安化王的檄文说事，在皇上面前揭露自己。为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他打算铤而走险，实施非常之举。

恰巧，他哥哥刘景祥去世，刘瑾计划借八月十五百官前来送葬之时，发动政变。

正在这时，张永报来奏章，请求在八月十五中秋之日献俘。刘瑾怕他坏自己的大事，想推迟献俘日期，打算在事成之后一并擒拿张永。张永在京的亲信嗅到异样的气味，飞马报告张永。张永立刻加快行程，在八月十日赶到了北京城外，派人报告皇上，要求第二日献俘。

八月十一日，皇上亲临东安门，主持献俘仪式。朱寘鐇的亲属18人，以及他的党羽数百人，皆双手反缚，列队从东华门鱼贯而入。献俘礼毕，锣鼓之声响彻紫禁城，皇上朱厚照异常开心。

皇上在豹房置酒，赐宴张永等人。君臣边饮边谈论宁夏平叛的细节，朱厚照听得津津有味，天黑尚不肯罢。近夜半，刘瑾不胜疲惫，先行退出，张永趁机说宁夏叛乱由刘瑾引起，并从怀里掏出奏疏，列举刘瑾不法之事17件，指控他因宁夏之事，心不自安，图谋不轨。侍奉在旁的马永成，以及张永的心腹张雄、张锐等，都跟着附和，添油加醋。

皇上已有些微醉，低头自语道：“奴才负我？”继而又说：“罢了，且饮酒。”张永急道：“此事不可延缓，稍有迟疑奴辈将会粉身碎骨，陛下还能见到我们吗？”皇上问：“刘瑾要干什么？”张永回答：“他要取天下。”皇上微微一笑，说：“天下任他取之！”张永说：“他会置陛下何地？”皇上迟疑片刻，勉强同意张永的奏请。

张永立即安排禁军去逮捕刘瑾。刘瑾没有离开宫城，正在内值房住宿，漏下三鼓时，禁兵包围了他的住所。刘瑾尚熟睡，忽闻外面喧闹，问侍候的人：“谁在喧哗？”回答说：“有皇上的圣旨！”刘瑾问：“皇上在哪里？”回答：“在豹房。”刘瑾披着青蟒衣出来，对左右的亲信咕哝：“此事非常可疑。”他刚出门，立即被擒获捆绑，当夜送到菜场关押。

第二天上朝时，大臣们隐约听说刘瑾获罪，但没人敢相信，直到皇上把张永揭发刘瑾的奏疏交付内阁，大家才知道真有此事。

按照皇上的意思，他打算把刘瑾贬为奉御，发往凤阳祖陵闲住。刘瑾听说后，高兴地自言自语：“犹不失富太监也！”

李东阳找来张永等人，问他们说：“假如将来刘瑾复出，将如何应对？”张永回答：“有我在，不必多虑。

不久，刘瑾给皇帝呈上个帖子，说：“我被缚时，赤身无一衣，请求给奴才一两件衣服，敝身盖体。”皇上可怜他，立即让人给他送去上百件旧衣物。张永听说后感到恐惧，主动找到李东阳，谋划了两件事：一是鼓动皇上亲自到刘瑾府上观看抄家，二是让科道官员弹劾刘瑾。

因许多文武官员都曾讨好或依附过刘瑾，为打消他们的顾虑，张永来到左顺门，对群臣说：“刘瑾乱政之时，我辈与内阁都无人敢说话，何况你们这些两班官员！”他明言，将来追究罪责，只涉及刘瑾一人及他的核心爪牙，其他人一概不牵连。

八月十四日，皇上跟随抄家队伍来到刘瑾的府第，看到的情景让他大为惊讶，官兵从刘瑾家里缴获的钱财堆积如山，计有：

黄金24万锭，另有碎金5.78万两。

银元宝500万锭，另有碎银158.36万两。

宝石2斗。

玉带4162束。

蟒衣470袭。

需要说明的是，史料上的这组数字相当粗疏，因为“锭”不是个标准计量单位，一锭黄金可能是1两、2两，也可能是10两；一锭白银可能是1两、10两、20两甚至50两、100两。因此，我们没法判断刘瑾家的金银具体是个什么数字。

皇上朱厚照显然被眼前的这些财富给惊呆了，刘瑾的家产要比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刘瑾要比他这个皇帝还要富有。

而更令朱厚照震惊地是，刘瑾家的物品清单中，居然还有众多违禁品，计有：穿宫腰牌500枚，金牌3枚，盔甲3000副，兵器千余柄，弓弩500张。

有人把刘瑾平素用的扇子拿到皇上面前，仔细检验，里面竟然藏着两把匕首。皇上勃然大怒，骂道：“这个奴才果真要谋反！赶紧投入监狱。”

当天，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等，上疏弹劾刘瑾三十余件罪状，请求将他诛杀。皇上准奏，诏令三法司、锦衣卫及文武百官，在午门外会审刘瑾。

都给事中李宪也跟着揭发刘瑾，李宪出自刘瑾门下，刘瑾听到后，苦笑着说：“李宪也敢检举我吗？”

公审那天，刑部尚书刘璟噤若寒蝉，不敢出声。刘瑾高声道：“公卿百官多出于我门下，有谁敢审我！”在场的大臣公卿闻之无不心虚胆寒，不自觉后退回避，驸马都尉蔡震接话说：“我是国戚，不出自你的门下，可以审你！”为压下刘瑾的嚣张气焰，他让人打刘瑾的耳光，叱问说：“公卿大臣为朝廷任用，怎敢说出自你的门下？你为什么藏匿盔甲？”刘瑾狡辩：“用来保卫陛下。”蔡震说：“为什么藏在你的家中？”刘瑾语塞，无言以对。

八月十五日，皇上下令追治刘瑾党羽的罪责，但在众多官员中，只逮捕了礼部尚书张彩及锦衣卫的正副指挥使杨玉、石文义等六人，投入都察院监狱。张彩不服，高呼：“皇天厚土，太祖太宗，可鉴其心！”

张彩认为，刘瑾犹如一匹烈马，肆意驰骋，胡咬乱蹬，满朝文武都避让依附，即便如阁老李东阳等人，也不过远远躲着，稍作扶救；而自己奋身上前，贴近刘瑾，将之驯服，于国于民，功莫大焉，何以反被视为助纣为虐的爪牙？他当然不服气。司法部门审他，他便把自己与李东阳相比，并一件件列举李东阳阿谀刘瑾的事情，大喊冤枉。没多久，他莫名其妙死于狱中，被朝廷判为当街分尸。

张彩至死也没明白，他被朝臣所深恨，不是因为他帮助刘瑾做了多少坏事，而是因为他借刘瑾之手，推行改革，整顿松懈的吏治，深深得罪了同僚。他的后人五百年后仍为他鸣冤，将他的死亡与被挫尸，归咎于李东阳，实是冤枉了李东阳，当时整个官场都暗恨张彩。

与张彩的遭遇不同，帮助刘瑾大做坏事的焦芳父子、刘宇及曹元，却只被削职为民，没有被推上审判台。

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将刘瑾凌迟处死，在闹市示众三日。那些受过刘瑾残害的人家，争先恐后购买从刘瑾身上刮下的肉，不煮熟就吃，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九月二十八日，斩杀刘瑾的侄孙刘二汉与亲信张文冕。刘二汉说：“我死固然应当，但我家的所作所为，俱为焦芳与张彩所指使。现在张彩和我被判处极刑，而焦芳却惟独安然无事，岂不冤枉？”

十月六日，又处决刘瑾的亲属刘杰等十五人；凡他家中的妇女，一律送浣衣局为奴。

八月十八日，朝廷公布一份刘瑾奸党名单，共计七十余人，除张彩外，其他人分别被施以流放戍边、削职为民、贬谪出京、降职降级等处分，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同时，朝廷还着手给受到刘瑾迫害的官员平反，拨乱反正，朝野一片欢欣。。

刘六、刘七似乎看到了希望，他们让姐姐到官府自首，声称自己也是刘瑾乱政的受害者，请求放下武器归顺从良。

2. 马中锡的招抚政策

且说刘氏兄弟委托姐姐来到霸州府投案，知州郭坤大喜，立即上报兵部，请求按诏旨予以赦免。刘氏兄弟带领部属34人，接收改编，留在霸州专事捕盗，准备将功赎罪。

然而，刘瑾虽除，地方衙门的作风反而更加松懈，官僚主义盛行，吏治依旧败坏；而且，有些人忌讳他们兄弟的势力，还暗中筹划对他们不利的措施。刘氏兄弟在当地的军队中有个担任百户的好友，名叫朱谅，悄悄将此事相告。兄弟俩感到留在官府当差危险，冬十一月，带部众不辞而别，来到静海、青县一地，企图投靠变民首领白英。然而，此时白英已经向南流窜到了山东。

杨虎聚众数百人，在运河沿岸抢掠，听说老朋友刘六、刘七活动在附近，便来会师。此时，他们共同的朋友齐彦明，在安肃县（今河北徐水县）被官府擒捉，关押在当地的监狱中。刘六、刘七与杨虎经过仔细谋划，于公元一五一一年正月，率众劫狱，救出了齐彦名。

京畿舆论哗然，刘氏兄弟则名声大震，旬日间，聚集徒众数千人之多。他们抢劫民户与官府牧场的马匹，组成骑兵，烧杀掳掠，与官府相抗。

文安县有个生员名叫赵鐩，臂力过人，刚强勇猛，人称赵风（疯）子。他听说刘氏兄弟的队伍军纪败坏，便带着家人藏匿于河中枯萎的芦苇杂柳间。刘氏兄弟的部众将他们抓获，准备奸污他的妻子与女儿，赵鐩肝胆欲裂，挥拳奋击，将准备施暴的两个人打死。

刘氏兄弟率领属下将赵鐩擒获，见他是个儒生，又豪爽慷慨，便以礼相待，将他与家人释放，邀他入伙。赵鐩对皇上亲近宦官、信任奸臣、祸乱朝政，本十分失望，至此慨然道：“欲我入股，却也不难，但不要奸淫掳掠，须严申纪律，方可听命。”刘六、刘七大喜，欣然应允，以军师之礼尊之。赵鐩回到家中，收拾细软，与两个弟弟聚众五百余人，加入刘氏兄弟的队伍。

根据赵鐩的建议，民变队伍向南移动，计划进入山东与白英所部会合。此时白英有约400人，盘踞在沂水山区，分为二部：一部向东劫掠于沂水、诸城、安丘、高密之间；一路自穆陵关南下，向西南攻陷鱼台，直趋金乡。他们皆为骑兵，一昼夜能疾驰数百里，而官军马少，无力追赶。

此时，朝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广及江西。

四川的蓝廷瑞、廖惠、鄢本恕攻破通江县，准备东取荆州与襄阳，巡抚林俊遣官兵阻击，杀溺叛军六千余人，生擒扫地王廖惠。

蓝廷瑞、鄢本恕向北逃奔陕西，越过汉中三十六盘，转入大巴山区。官兵跟踪而至，咬住痛击，尽夺他们的辎重，将他们围困于山中。

正当蓝廷瑞等窘迫之际，川南泸州的变民首领曹甫突然举兵，大肆攻城略县，兵锋直指战略要地江津（今重庆江津区）。林俊大惊，撤兵南去救援，蓝廷瑞等获得自由，部众汇集，很快又强大起来。他们进攻通江、巴州，将四川的分巡佥事王源杀死。

林俊匆匆赶到江津县，听说蓝廷瑞等复起于川东北，便想迅速招降曹甫，回兵收拾蓝廷瑞。曹甫假装投降，待林俊刚要北去，便故态复萌，派他的弟弟四处抢掠。林俊大怒，立即率师讨伐，将他的弟弟抓住杀死。曹甫恼恨，将军队分为七个营，准备进攻重庆，与官兵决战。林俊不敢轻视，调集大军应对，经过激战，才将他们战败，杀擒三千余人，曹甫只带着几十名骑兵落荒而逃。

朝廷担心四川的官军力量不足，便派洪钟督率陕西、湖广、河南的兵入川，与林俊配合平叛。

洪钟籍贯钱塘，弘治年间的进士，曾有长城备边的经历，算是个知兵之人。去年，湖广的民变首领杨清自称天王，出没于洞庭湖之上，攻破临湘城，包围岳阳，官兵不能抵挡。朝廷任命洪钟总督湖广、陕西、四川、河南四省军务，合兵进剿，才将杨清击灭。

林俊为福建莆田人，资历与洪钟相仿，以忠直闻名于朝。成化年间他曾冒死弹劾梁芳等太监，成化帝朱见深发怒，将之投入锦衣卫监狱，狱吏用私杖打他，林俊写诗表明心迹说：“抱病死将至，临刑命复传。老亲犹有赖，弱息不须怜。臣本比干后，君令虞舜前。尚方未赐死，感激向谁先。”后被救免死，仍不改其见奸必反的秉性。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刚强又有主见之人在一起共事，虽然都忠心体国，却很难关系和谐。

洪钟到达四川后，与林俊意见屡有不合，两人相互掣肘，反而大大降低了平叛的效率，使叛军常有空子可钻。

再说江西，此时的局势已经乱成一锅粥。

赣东乐平县的民变首领汪澄二攻破安仁县，官兵反击，遭遇失败，指挥秦勋等人战死。

赣中东乡县的民变首领徐仰三，赣西瑞州府的民变首领罗广权，赣南大帽山的民变首领何积钦等，也积极攻村掠镇，扩充力量，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朝廷评估江西的局势，认为“盗贼蜂起，官军屡战失利，应选派大臣一人总督军事”。

经过廷推，皇上任命在家守孝的陈金总督江西，凡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的文官武将，都要受其节制；他有权相机行事，惩戮违令的官员与将领。吏部尚书杨一清担心陈金兵力不足，推荐云南按察副使吴廷举协助他；另有人奏请朝廷调拨广西的狼兵，协助陈金作战，皇上全部答应。

陈金是武昌人，成化八年的进士，曾在云南、缅甸的土司区平叛，有比较丰富的山林溪洞作战经验。

再说刘六、刘七，他们按照军师赵鐩的谋划，趁着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在四川、江西之际，准备以山东为跳板，谋取陪都南京。

三月，刘氏兄弟的队伍进入山东境内。他们兵分两路，刘氏兄弟与齐彦名东进与白英部会合；赵鐩、杨虎继续南下，经河南东部，进入今鲁南地区，与白英的另一部会师。这两支队伍相互协调，四处出击，迅速攻破了山东的滨州、日照、曲阜、泰安等十几个府县。

自此，刘六、刘七转战于鲁东北；而赵鐩、杨虎则转战于鲁西南，及徐州、宿迁、淮安等地，威胁皇家的祖地凤阳，朝野震惊。

那时，承平日久，内地卫所的精壮士卒逃亡几尽，剩余的老弱不能作战，常常望风奔溃，有些州府自度不能抵挡，甚至主动开门迎款。

刘氏兄弟的队伍都是骑兵，行动飘忽，不占城郭，不建根据地，每次打仗，都胁迫老百姓冲在前面，遇到强敌就抽身而退，遇到弱敌则呼号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官军只能龟缩于城池之中，不敢出战，有的还与叛军遥相调笑。

三月二十日，朝廷任命右都御史马中锡总督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军务，惠安伯张伟担任总兵，率领京营精锐，讨伐刘六、刘七。

刘六、刘七闻讯，快速领兵南下，准备与赵鐩等合力进攻南京，半途见官兵防守严密，又长途奔袭，折向湖广，准备与江西的叛军呼应，连成一片。可此时江西已官兵云集，刘六、刘七不敢深入，与赵鐩等分兵，折头北返。

六月，刘六、刘七充分发挥马队的机动性，率部按原路北上，经山东长清、齐河等县，返回故乡霸州。

赵鐩、杨虎率另一部，从湖广进入河南，也快速向北急进。适逢山西人李华起兵反明，收拢刘瑾余党大肆攻略，赵鐩、杨虎进入山西，收编李华的部众，经十八盘东出太行山，攻克彰德府武安县，准备回霸州与刘氏兄弟会师。

刘六、刘七在文安县，猝然与前来进剿的都指挥桑玉遭遇，被围困在民家的一座小楼之上。刘氏兄弟自忖难脱，不愿被俘受辱，想要自刎，部属苦苦将他们劝住。他们派人悄悄下楼，拿钱财贿赂桑玉，桑玉有意放松进攻，给他们喘息机会。

过了一会儿，齐彦名带几个人赶到，手持大刀，杀伤十几名官兵，突至楼下，高呼救兵已到。刘氏兄弟弯弓射箭，从楼上冲出，射死几个人，得以逃脱。

总兵张伟本是纨绔子弟，他率领的京军早已腐化，没有多少战斗力。他自忖不能击败响马军，便向总督马中锡建议说：“这些强贼本是良民，由于宫中宦官的贪暴，才激起他们叛乱。如果推诚相待，可以不使用武力而使他们投降。”

马中锡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贴出榜文说：“刘六等不论在哪里，所在官府都不准剿捕；他们经过，也不许截击。如果他们腹饥口渴，就给他们提供饮食。对于投降者，一律不杀。”

刘氏兄弟听说后，将信将疑，但不管到哪里，都约束部下，不许掠杀。

为摸清朝廷的真实态度，刘六施了个机灵，派人多带金银财宝，到京城广泛活动。最后他们得到结论：朝廷对马中锡的做法争议很大，一时不可能下赦免令。

刘氏兄弟决定攻城略地，向朝廷示威。

他们七月进攻枣强县，遭到顽强抵抗，死二百余人。他们报复，聚兵数万，全力将城攻破，屠戮参加抵抗的军民四千八百多人，知县跳井自杀。

他们随后又与赵鐩、杨虎等人会师，分出一部攻破南宫县；主力则北上霸州，进攻文安县。文安县靠近京城，朝廷担心叛军势力蔓延而至，紧急宣布京师戒严。

刘氏兄弟本想向朝廷示威，迫使朝廷同意马中锡的招降方案，可事与愿违，他们此举却给自己招来了天大的麻烦。

那时，皇上朱厚照真的感到了害怕，京军精锐已经出征，剩下的太怂靠不住，他想调其他地方的兵保卫京师，却发现内地无兵可调——东南诸省的兵，都在忙着对付江西的变乱；中南诸省的兵，都在忙着对付四川的变乱。

尤其四川，战场局势相当紧张。

五月时，蓝廷瑞等人率部攻打茂州，知州汪凤朝迎战时，坐骑仆倒，被杀身亡。蓝廷瑞随即攻破梓潼县，抄掠彭州、剑州。同时，川西北松潘地区绰岭寺的僧人也发动叛乱，占据黄土坡山，杀死官军千户史宽。

林俊、洪钟大惊，急忙联兵赶到川北。蓝廷瑞不能抵挡，窜至陕西汉中，被湖北来的土司兵击败。

六月，蓝廷瑞被包围在汉中地区，精疲力尽。无奈之下，他只好派人到汉中去见陕西巡抚蓝章，请求回四川投降。蓝章怕把叛军逼急，惹他们拼命，祸乱陕西，答应了蓝廷瑞的请求，将之护送出境。蓝章将此事报告朝廷，兵部不满，命令下不为例。

蓝廷瑞回到四川后，洪钟命他到夔州东乡县接受整编。此时，川南的曹甫余部复起，聚众两千有余，号称万人，攻陷四十余处屯寨，与官军相抗。蓝廷瑞知道洪钟、林俊有后顾之忧，便傍山安营扎寨，占据险要，劫持官员作为人质，要求将他的部众就地安置在营山县附近。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官军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朝廷既从内地抽不出兵力，惟剩下一个办法，就是调取九边之兵应急。七月二十五日，兵部尚书何鉴上奏说：“盗贼纵横，京营的官兵很难将他们制服，延安、绥德两镇兵力充足，且近来边塞的警报稍有缓和，请调副总兵许泰、冯祯，及游击将军郤永。让许泰、郤永各自领兵一千，由居庸关到涿州；冯祯领兵一千五百名，由紫荆关到保定，听候提督官调遣。”

朝廷对此非常慎重，虽说边患近来减少，但春天时，小王子部落还试探着侵犯过河套；假如他们在秋冬之季大举进犯，此时调取边兵，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可皇上实在没有更好的计谋，他只能赌上一把，先把眼前的威胁消除掉。他怕两三千边兵不顶事，下诏让大同总兵张俊及游击将军江彬等，也勒兵待命。

八月初，皇上任命兵部侍郎陆完督办军务，提督边兵，有让他替代马中锡的意图。

刘六、刘七听说边兵将至，忙带着部众向南移动，退到德州的桑儿园，驻地离马中锡的大营不远。马中锡自带数名亲兵，乘小轿径入刘氏兄弟的营垒，招刘氏兄弟投降。刘六见马大人诚心诚意，慨然打算归降，对着马中锡作揖落泪，赠马匹祝他长寿。刘七将哥哥劝住，仰天长叹道：“真是骑虎难下啊，今太监主持国事，马都堂虽然有许诺，但他说了算数吗？”刘六默然，他也担忧此事。

没多久，朝廷传来诏书，令马中锡停止招抚，全力剿捕。刘氏兄弟探知后，惊惧不安，率部逃走，抢掠如故，但独下令不准骚扰故城县（治所在今山东德州西南不远处）。他们的这道命令，却害了马中锡。

马中锡是故城人，刘六告诫部众“勿犯马都堂的家乡”之事，被朝廷侦知，科道官员立即群起而弹劾他。皇上下诏严厉责备马中锡，而马中锡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兵部尚书何鉴告诫马中锡说：“盗贼如果诚心卸甲，则可免他们一死；否则，就不要被他们诓骗。”

就在朝廷举棋不定之时，四川的战报传来，彻底打消了朝廷招降刘氏兄弟的念头。

原来，在此期间，洪钟派汉中通判罗贤去见蓝廷瑞，说明朝廷招抚他们的诚意。蓝廷瑞派鄢本恕去见洪钟，与官府签订了归降协议。可没过几天，蓝廷瑞派到山中打柴的人，与官府的侦察部队遭遇，被杀死了许多，蓝廷瑞疑心官军要偷袭自己，惊怒不已，将罗贤杀死，重新反叛。他们试图突围逃走，却被官兵设在险要处的七座营盘堵住。

蓝廷瑞无计，只好率部众在大山深处游荡，向南渡过长江，进入今湘西地区，想绕道去泸州，与曹甫部会合。湘西为土司区，粮食奇缺，蓝廷瑞为了解燃眉之急，将抢来的一个女孩收为养女，诈称是亲生女儿，打算将她嫁给永顺土司彭世麟的儿子。彭世麟假装同意，暗中派人向洪钟告密。洪钟面授机宜，令彭世麟铲除他们。

到了成婚的日期，蓝廷瑞、鄢本恕等29个大小头目前去送亲，尚未入席，伏兵四起，抓获了他们28人，只有一个叫廖麻子的头目逃脱。官兵趁机对蓝廷瑞的部众攻击，杀七百多人，余部溃散。

洪钟将蓝廷瑞等人全部诛杀后，认为四川的叛乱已不足为虑，上书向朝廷报捷，说明平叛的全部经过。

有了四川的经验与教训，朝廷认为招降叛军为不靠谱之事，开始全心全意规划剿灭响马。

八月初七，陆完率领边兵出征，到达涿州。为了延缓边军南下，刘氏兄弟派兵进攻固安。

皇上紧急召见内阁大臣李东阳、杨廷和、梁储三人，急切地说：“盗贼在东边，陆完却率军开往西边，恐怕缓不及事。应该让兵部追回陆完，让他开到东边去。”

李东阳说：“原先的方案很正确。因为假如官兵在北边，贼匪就会往南逃跑，不能将他们有效扼制。”皇上说：“张准等都在南边，估计没有多大问题。”遂令兵部尚书何鉴星夜发牌，追回陆完，令他去固安迎敌。

八月初九，朝廷正式召回马中锡与张伟，让陆完接替马中锡的职务。

马中锡、张伟回京后，立即被投入锦衣卫监狱，经审讯，以纵贼不战的罪名判处死刑。第二年，67岁的马中锡死于狱中，张伟被革去惠安伯的爵位。

数年后，有人上书给马中锡鸣冤，说：“刘六等贼寇当时确实想投降，只因佥事许承芳猜忌他们，暗中请求增兵，盗贼们才起了疑心。及至马中锡再派人与他们约降，他们还没到军门，而马都堂已被押入槛车走在回京的路上了。”

皇上了解到这是实情，乃恢复马中锡生前的职务，给他平反，派人祭祀他，准许按相关规定荫庇他家的子弟。

刘六、刘七则永远失去了投降的机会，他们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

3. 游击中原

陆完，字全卿，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陆完在涿州本准备整兵南行，接到朝廷的命令后，立即向东直奔固安；同时命令许泰与郤永出霸州，截断叛军的退路。固安的刘六听说朝廷大军杀来，连忙南撤，在霸州被许泰的边军截杀，损失了数百人。

这是响马军与边军第一次交手，边军的快速与凶悍，给刘氏兄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真正感到了害怕。

边军在追击响马军的过程中大展威风，短短十几天时间，六战六捷，从霸州一直打到枣强县，响马军损失惨重，狼狈不堪。

九月初二，刘氏兄弟与杨虎合兵一处，向东围攻沧州城。知州张奇拼死抵抗，官军通过运河增援，用弓弩火箭烧毁响马军的攻城云梯，射伤刘六、刘七，迫使他们率部落荒逃向山东。

十月初六，刘氏兄弟突然出现在山东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北），抢掠一番后，向南逃入沂蒙山区。

十月初七，另一股响马军在杨虎、赵鐩率领下，攻打鲁西南的济宁州，焚毁运河上的运粮船1200艘。陆完派边军张俊部前去救援，响马军撤走，转而进攻曹州等地，被边军郤永部迎击，斩杀两千多人，俘获头目朱千户，迫使他们逃入鲁中山区。

副总兵李瑾立功心切，跟踪响马军进入东蒙山，遭到伏击，残败而退。杨虎等缴获了官兵大量盔甲火器，及一件蟒衣。赵鐩穿起蟒衣，沿途炫耀，过泰安县时，豪情大发，壁上题诗一首，其中有“纵横六合谁敢捕”之句。

十月底，杨虎等一千多骑到达今苏北宿迁附近，稍息休整，向西南进攻虹县（今安徽泗县），直逼凤阳。

刘六、刘七则以沂州（今山东临沂）与莒州（今山东莒县）之间的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游动出击，连破日照、寿张、阳谷、宁阳、曲阜、沂水、泗水、费县等十余城。

陆完兵少，疲于奔波，难以应付，连忙向兵部请求增兵。皇上下诏调拨宣府、辽东的边兵，补给陆完。可正当此时，鞑靼小王子部突然进犯山西的山丹县，又进犯甘州，朝廷警觉，没敢大量抽调。

为解决战斗兵员不足的问题，皇上命张永从12万京军中，挑选出4.2万可用之人，随时训练，以做朝廷的总预备队。

十一月初四，朝廷命伏羌伯毛锐担任总兵官，谷大用担任监军，率五千京营精锐，南下协助陆完。

谷大用听说边军屡屡获胜，认为刘氏兄弟很快将会被消灭，急着想分一杯羹；可到达山东临清后，他发现响马军气势正盛，害怕起来，不敢继续向前推进。

杨虎、赵鐩部攻陷宿迁，擒获淮安知府刘祥，因刘祥为官清廉，赵鐩下令将他释放。攻克灵璧县，活捉知县陈伯安，赵鐩劝他入伙，陈伯安不从，反大声呵斥，有人要杀他，赵鐩阻止说：“此人忠直可嘉，不如放他归去。”

杨虎与赵鐩继续向西进攻，攻陷夏邑，又破归德府，朝廷的边军追赶上来，将他们驱赶到小黄河口。边军迅速围逼，响马军仓皇渡河，杨虎落水淹死。

赵鐩率部突围，转战河南，推举一个叫刘惠的人接替杨虎，担任大首领。刘惠号称刘三。官军的副总兵白玉领兵来攻，遭到响马军痛击，死一千五百余人。

响马军乘势南下进攻霍丘县（今安徽霍丘），杀军民万人；又飘忽北上，攻破鹿邑城（今河南鹿邑）。正当官兵对响马军的行踪疑惑之时，他们突然向南奔袭，直逼新蔡（今河南新蔡）。新蔡知府张释害怕，送给他们金帛万计，劝他们不要攻城。响马军同意，绕城而过。

响马军在打破舞阳时，从监狱中救出一个僧人，名叫德静，据说是明宗室唐王的后代。刘三、赵鐩将他留在军中，准备必要时推他登基，以取代现任皇上朱厚照。他们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刘六、刘七。

唐王名叫朱桱，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封在南阳府。他的孙子朱芝址，先封舞阳王，后于公元1477年承袭唐王，舞阳王的名号取消，这个和尚可能是朱芝址的庶系子孙。

有个叫陈翰的人，自称曾担任过兵部主事，在鹿邑城投降响马军，主动拜刘三为干爹。赵鐩与陈翰、宁龙等读书人谋划，认为无名之师容易自乱，打仗应该政治先行，因而共同推举刘三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改名赵怀忠，担任副元帅，陈翰为元帅府长史，宁龙分管负责侦察工作的东西二厂。

他们把部众13万人，分成二十八营，各设都督，以与天上的二十八宿相对应；而且竖起大旗，上绣赵鐩改写的对联：“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此对联为元末韩山童等人的战旗标语，赵鐩拿来自用，寓意不言自明。

为摆出义军的派头，他们每到一地方，即令当地官吏修整道路桥梁，预备粮草酒肉；而且发出威胁：听从者秋毫无犯，拒绝者寸草不遗。

另外，为尽力吸引牵制官兵，配合刘六、刘七在山东的行动，他们积极出击，大造声势。

刘氏兄弟在山东，依托沂蒙山的掩护，充分发挥马队的机动性，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短短几个月间，竟然攻破府县九十余座。

那时，山东共有济南、东昌、兖州、青州、莱州、登州六个府，十五个州，八十九个县，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受到了劫掠。

山东许多州县原先不设防，有些没有城墙，有些城墙薄弱。刘氏兄弟的队伍一到，官府自忖兵卒懦弱，要么弃城逃跑，要么送给他们粮草钱财，乞求不要攻城。响马军只要不被激怒，一般不会随意杀人与肆意抢掠，他们也是些讲政治的强盗，广大民众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反感。

刘氏兄弟在山东经过的地方，没有攻破的州县据统计只有五个，分别是益都、郯城、汶上、浚县、乐陵。其中，唯有乐陵知县许逵，真正给响马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乐陵原没有城墙，许逵督率百姓筑城，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外城。他又令居民在自家的屋外筑墙，将每家每户曲曲折折连接起来，每条胡同只留一处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随后，他将城中的青壮年全部组织起来，予以军事训练。

响马军的一支来到乐陵，轻易进入城中，却发现街上空荡无人，知道中计，想退已经来不及，被全部歼灭。刘氏兄弟发怒，又组织了数次进攻，均被打退，最后只好避开该县。

朝廷为了表彰许逵，将他升官两品，提拔为山东兵备佥事。

进入山东的边军只有几千人，没法应付响马军的游击，他们原指望京军援助，可京军油滑，总是想让边军打头阵，他们跟在后面收功。边军将帅吃了他们的亏，遇到响马军时，故意观望不前，致使京军常遭损失。

至于主动进山围剿，从来不是官军的选项，他们兵力不足，冒然深入险峻的鲁中山区，不仅难有效果，还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如此以来，朝廷虽每月在山东耗费近10万两银子的军费，却一时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

然而，刘六、刘七却慢慢感到了压力，因为山东全境都在推广许逵在乐陵县的经验——修固城池，训练民众——早晚有一天会形成坚壁清野的态势，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那时山东的人口数目，在册者约有680万人，实际约有1000万人；假如能够修固一百座城池，紧急情况下，基本能装得下绝大多数人口。刘氏兄弟知道好日子不会很多，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大约十一月中旬左右，响马军得到来自京城线人的密报：明年正月，皇上要主持南郊祭天大典，按照旧例，他需要在今年腊月初一出城视察祭祀用的牲口。假如在这一天发动突袭，擒获他并不是没有可能。

刘六、刘七大喜，秘密策划此次“擒龙行动”。他们一方面命令刘三与赵鐩在河南闹出更大的动静，吸引朝廷的注意；一方面派部属虚张声势，向安丘、潍县方向进攻。

山东的官兵探知大股响马出山，立即跟踪追击，郤永所部的边军马快，在潍县追及，将响马军击败。

趁着官兵的注意力集中在胶东，刘六、刘七率所部精锐，悄悄出动，昼伏夜行，向北疾进。当时正值隆冬，华北平原上冰雪封地，河道干涸，野田里没有庄稼，骑兵行动起来几无障碍。从鲁中到北京不过千多里的路程，刘氏兄弟的队伍每人两匹马换乘，速度极快，只用两三天时间，便赶到了霸州地区。

此时已是十一月底，离皇上南郊省牲已没有几天时间。皇上省牲需要到天坛，当时天坛在北京的东南郊。

刘氏兄弟计划于十一月三十日夜间行动，霸州离北京约有两百里地，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完全能在拂晓前轻松赶到伏击地点。

可是，刘氏兄弟的队伍刚开始行动，就被朝廷的探子侦知。当天夜里，这一惊人消息报到了兵部。当时兵部的官吏都已下班，只有尚书何鉴尚未就寝，左右没有一人。何鉴亲自写一个奏帖，让值班的兵卒递入宫中。司礼监得报，不敢怠慢，连忙报告给皇上。

皇上大为吃惊，睡意全无，立即传示驻京各衙门，紧急行动起来，严加防守。并从城墙上缒下许多传令卒，让他们报知通州、良乡、涿州等地的守备官兵，立即加强战备与巡逻，阻止响马军通过。另外调集精锐军马，连夜在南海子、卢沟桥、羊房角三个要紧处下营布防，随时准备战斗。为防有失，兵部又连夜派人赶赴陆完的军营，让他火速调兵回援京师。

等一切安排妥当，已是漏下五鼓。天色尚未放亮之时，朱厚照命太监召何鉴至左顺门，问能否按原计划南郊省牲？何鉴认为，文武百官以及全城吏民折腾了一夜，人心惶惑，且天坛附近已侍卫云集，足以应付不测，因此他的意见是：“驾当早出，以安人心。”

皇上认为有理，按计划出城，举行完省牲的仪式后，迅速退回城内。

刘六、刘七听说京城已有防备，不敢继续前行，也不敢退回霸州，于是挥师向西，经新城、雄县，到达易州。尔后，循着太行山向南，攻破高阳、深泽等六个县城，横行冀西南十几个府县。

兵部判断，刘氏兄弟无非有两条路。一是向东经过山东临清州，重入鲁中山区；二是经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市）继续南下，与刘三、赵鐩等会师。

为此，朝廷调兵遣将，在这两个方向堵截。

一五一二年正月初，响马军向河南进攻，在汤阴县遭到顽强抵抗，仓皇渡河时淹死了许多人，被迫向北退回衡水、交河县等地。

可让朝廷没有料到的是，响马军的精锐此时又悄悄回到了霸州，准备在正月十三日，朝廷隆重举行郊祭时，突袭天坛，擒捉皇上。

正月初八，朝廷得到了警报，立即下令：“陆完、谷大用与毛锐返回京畿地区，保卫京师；骚扰山东的响马，交给许泰、郤永、刘晖、李鋐等边军将领捕捉；骚扰河南的响马，交给冯顺、时源、神周与金辅等边军将领对付。”另急调宣府、辽东的一部分边军入关。

刘六、刘七听说消息泄露，连忙南撤，攻破大城县，杀死知县张汝舟与他的儿子；然后稍息休整，转而向西，到达安肃县、博野县，再一路向南奔袭，攻占真定府临城县。

兵部颁布剿贼赏格，规定：“擒斩盗贼三人者，赏加一级。拿获盗贼头目一人者，授世袭正千户，赏银一千两；所属将领也准升三级，赏同样多的银两。如有人能擒获刘六、杨虎（官府不知杨虎已死）这类人，就按平定宁夏的成例，封给爵位，无所吝啬。”这一赏格遭到了非议，原因是官军常有人拿百姓的首级冒功请赏，大同游击江彬最为恶劣，他在冀州时，闯入居民家中，杀23人，取首请功。

伏羌伯毛锐先在长垣县与刘氏兄弟的主力遭遇，大败而逃，谷大用拥兵观望，不敢救援。这个倒霉的毛锐，领兵撤到真定府时，又遭响马军突袭，毛锐受伤，丢了将印，被围在核心，眼看全军覆灭。边军将领许泰，闻讯前来救援，毛锐才算捡了一条性命。

正月底，科道官员弹劾伏羌伯毛锐，皇上将他与谷大用一并召回。

刘六、刘七趁着边军被吸引到冀西南之际，突然引兵东去，来到渤海边，攻陷山东的利津县，进入胶东地区。

但此时的山东已不同以往，各地的城池、险要俱被官府经营加固。刘氏兄弟本想伺机回到沂蒙山区，可到达沂水、临朐附近时，消息走漏，被边军李鋐部击败。

响马军留在根据地的盟友李隆，先是与官府合作，继而又叛去，边军到达后，在沂水穆陵关也将他杀败。李隆逃奔刘七大营，刘七讨厌他反复无常，怀疑他来给官府卧底，将之斩首。

刘氏兄弟只好再去胶东，连掠莱阳、文登、平度等近十城。许泰、郤永跟踪追剿，刘氏兄弟窘迫。为摆脱困境，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大张声势，由高密西奔，试图遁入山区。官军在沂水设伏，将这一路响马军全部歼灭。另一路为响马军的主力，他们在刘氏兄弟的亲率下，悄悄脱身，向北跃进，潜逃回老家霸州。

刘六、刘七向京城进击，兵锋直抵京东的香河等地，并在武清县八里庄击败官军，杀死参政王杲。朝廷急命陆完、宁杲等人，分调诸将截杀，刘氏兄弟冲破宁杲的防线，越过霸州，又逃回山东。

不过，这次刘氏兄弟没敢直接去胶东，而是长驱南下，到达鲁南的郯城、徐州地区，有与河南的赵鐩等人会师的意思。

二月初二，皇上任命副都御史彭泽督办军务，边将仇钺充任总兵，负责讨平河南的响马。责令陆完携许泰、郤永等将，继续在山东的征伐。

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弘治三年进士。彭泽虽是文臣，却体格高大，声音洪亮，讲起话来像是叫喊。他曾巡抚过辽东，善谋而有魄力，具有统军之才；而且他为官廉正，在政界有着良好的声望。

据说，彭泽在做徽州知府时，因为要嫁女儿，特意置办了几十件漆器，托人送回兰州老家。他的父亲大怒，认为彭泽为官谋私，不合家风，命人将漆器全部烧掉，徒步数千里赶往徽州。彭泽惊奇出来迎接，他的父亲不多说话，进入彭泽的府堂之后，将彭泽杖打一顿，也不歇住，径直而去。此事之后，彭泽愈加修身自好，不敢有丝毫懈怠。

彭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所部京军的纪律。他把各队将校召来，严厉地告诫他们，假如临阵退缩，一律斩首。各队将校知道彭泽说这话极其认真，一个个吓得两腿发颤，发誓痛改前非，向边军兄弟学习。

此时，刘三、赵鐩已在河南闹出了极大的动静，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山东的刘六、刘七，当地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往京城。

但朝廷已不是特别慌乱，当时四川、江西的紧张局势稍有缓解，可以抽调兵力协助山东、河南战场了。

4. 赵鐩被俘

河南的刘三、赵鐩，从去年腊月起，一直在豫南地区攻城掠地，战果为：

打破上蔡县，杀知县霍恩；

打破西平县，杀知县王佐；

打破叶县，杀知县唐天恩；

打破永成县，杀知县王鼎；

打破西华县，杀知县李景；

打破固始县，杀县丞曾基；

打破息县，杀县主簿邢祥。

另外，他们还击杀指挥以上军官三十余人，其他官衙属吏不计其数。

朝廷感到震惊，一面派人招抚，一面于公元一五一二年正月，调冯祯、时源、神周等部边兵进入河南。

官府派人将招抚的榜文送到响马军的驻地，赵鐩回复了一份奏章，说：“今权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奏章递到北京，皇上对他恨之入骨。

正月中下旬，刘三、赵鐩转战南阳府，兵威波及湖广的襄阳、樊城、枣阳、随州等地。他们曾围攻湖广的均州（今湖北十堰市以北），受到顽强抵抗，诸将发怒，声言要屠灭此城。可是赵鐩探听到，前尚书马文升的家在城中，尽管马文升已经去世，为表示对他的敬仰，赵鐩下令解围撤退。

没多久，响马军回师南阳府，劫掠新野，攻破了泌阳（今河南泌阳）。泌阳是焦芳的老家，焦芳在此建有深宅大院，宏伟壮丽。焦芳听说响马来袭，早找地方躲了起来。赵鐩憎恨焦芳，搜索他们父子不到，愤意难消，将他家的祖坟掘开，把他祖先的骨头与牛马的骨头混在一起，放火焚烧。又把焦芳的衣冠挂在院中的树上，拔剑砍掉他的帽子，让众人将之剁碎，咬牙说道：“我替天子诛此贼！”

响马军挖掘焦芳的宅院，将他家所有窖藏的金银财宝，悉数缴获；随后一把大火，将焦芳的宅第烧为灰烬。

二月下旬，刘三、赵鐩北上策应刘六、刘七，到达阳武县（今河南原阳）附近时，与时源所率的边兵遭遇，损失三百七十余人，被迫南撤，退守汝宁府西平县。

边军尾随而至，将他们再次击败，迫使他们逃入西平县城中。

边兵堵住城门，乘着夜黑风高，向城中投射火箭火物，引起大火蔓延，烧死响马军一千多人。刘三与赵鐩冒烟火夺门而逃，被边军截住，杀了个七零八落，辎重尽丢。

这是响马军进入河南以来吃的最大败仗，刘三、赵鐩不敢恋战，狼狈向西逃去。

此时，彭泽尚未到达，河南巡抚邓璋与冯祯、时源等人认为，响马已不足为虑，消灭只在朝夕之间。正巧，驻藩汝宁府的崇王朱祐樒刚刚过世，他们便顺道前去拜会他的嫡子朱厚耀，以便借此与新王爷混个脸熟。朱厚耀为人热情，与诸将连日设宴欢饮。

刘三、赵鐩等得以喘息，攻破鄢陵，进入嵩山，收拢部众，势力慢慢恢复。

三月中旬，响马军进击新郑，攻陷荥阳，向西进入洛阳府。冯祯、时源等闻讯大惊，连忙驰援，三天后抵达洛阳附近。

刘三、赵鐩等认为，边兵千里奔波，困乏饥饿，正可以逸待劳，发动攻击。他们迅速集结主力，突袭而来。边将冯祯、时源、神周三人正忙着布阵，队伍混乱，便派参将姚信率领京军去打头阵。京军怯懦，刚一接战就败退下来，狂号奔逃，反冲散了边军的阵脚。

边军跟着溃退，冯祯试图阻止，却只能组织自己的部属抵抗。响马军围攻上来，冯祯奋勇坚持，殊死搏斗，跌落马下，战死当场。

彭泽、仇钺听说后，匆忙赶到洛阳。

刘三、赵鐩探知官府的援军到达，乘夜撤往汝州（今河南临汝）。他们本打算休整些时日，可发现河南的本地兵从背后杀来，遂不敢怠慢，抢掠宝丰县与舞阳县，向东南撤入汝宁府的固始县。这地方是河南、湖广、南直隶三省交界地带，河南的军队鞭长莫及，而且背靠大别山，关键时候可以躲藏。

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湖广的官兵与土司兵突然出现于他们的后方，在都指挥使曹鹏等人的率领下，发动了凶猛的进攻。湖广的土司兵，来自湘西地区，以苗人为主，在四川就以善战著称。响马军匆忙迎战，损失掉两千多人，只好向西逃往光山县栖身。

这件事颇出刘三、赵鐩的意外，湖广的兵多数都被调到了四川与江西，现在何以能大规模来河南作战？

原来，自从去年初秋，蓝廷瑞等被朝廷擒斩后，他的余党在廖麻子率领下，逃回川北山区。一个月后，也就是九月，他们辗转向北攻入陕西汉中，连破略阳、成县，攻入沔县（今陕西勉县）与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县）地区，潜回到四川保宁府老巢，自此不再折腾，悄无声息地安顿下来。

当时，林俊与洪钟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川南。曹甫有个部将名叫方四，自称总兵，他的属下有个人叫任胡子，自称御史，两人拥兵万人，在川南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及贵州的思南府一带活动。

九月，方四带兵围攻江津县，声称要先取江津、重庆、泸州，再攻成都。林俊派人招降不成，调集官兵，分三路前去救援。经过激战，官兵将方四打败，斩任胡子，杀一千八百余人，活捉了方四的妻妾等3400人。

方四先是奔逃，尔后悄然收拾残部，杀了个回马枪，官兵猝不及防，失败溃退，千户田宣、冉廷质等人阵亡，方四救出妻妾等，率两千余人逃回贵州思南府。

林俊见四川基本平静，乘机上表请求退休。

这段时间林俊异常苦恼。一则因他治军严格，得罪了一些军中的宦官子弟及同僚，受到这些人的诬陷，他们上书弹劾说：“林俊多次奏报斩杀贼寇的大功，而盗贼始终不能消灭。而且他还凿井毁寺，驱逐僧人，逼迫这些人跟着作乱。”皇上不明真相，在太监们的鼓动下，多次下诏斥责林俊。

二则林俊与洪钟始终不和，洪钟约束客兵不严，当地府县大受毒害，林俊不满，却无可奈何。

十月，朝廷批准林俊致仕的文书到达。可正在此时，躲在贵州的方四越过马脑关，杀回四川綦江县（今重庆市南），攻破县城，斩杀守军将领柳芳、曹腾等人。林俊推荐总兵官杨弘、都御史高崇熙前去会剿，朝廷同意。

林俊出川时，蜀中士民拦道痛哭，跟在后面依依不舍。他们怕走了林俊，蜀中要受盗匪与洪钟所率客兵的双重祸害。

可是，川中父老的担心委实有些多余，当时洪钟带来的河南、湖广等客兵，已陆续开回原籍，协助河南、山东的边军，对付响马去了。

再说江西的战局。

自从去年春天，陈金总督江西军务以来，他因江西兵力不足，一直谋求调动客兵。然而，因为刘六、刘七时常自山东南下，威胁凤阳与南京，南直隶、浙江的兵他没法调；又因为湖广的兵一部分入了四川，而且刘三、赵鐩等人活跃于河南等地，所以湖广的兵他也没法征调。

一五一一年六月，盘踞华林山的陈福一攻陷瑞州府（今江西高安市），朝廷着急，敦促陈金尽快出兵，陈金诺诺称是，却无办法。

七月，民变队伍又攻破临江府（今江西樟树市西）。

陈金只好上书陈述困难，请求朝廷帮忙催促广东、广西的土兵入赣。可是两广当局也有困难，境内盗匪蜂起，一时难以抽出多余的兵力。

九月，在朝廷的严令下，广西的狼兵抵达江西边境。陈金原计划让参将金堂与张勇分别统率他们，可因为考虑到广西当局的急迫，只好改变主意，将广西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金堂率领，镇守广西的浔州（今广西桂平市）、梧州（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由张勇率领，入赣作战。

此时，广东的民变队伍三千多人，流窜到江西中部，攻破乐安、新淦（今江西新干）等县。朝廷再令陈金进剿，陈金因兵力仍旧不足，只好应付一下了事。

一五一二年之后，朝廷大量征调边兵入关，准备一举消灭山东、河南等地的响马军。因为担忧这帮人穷极奔逃，窜入江南，与江西的民变队伍合流，所以一面严令湖广、南直隶加强防卫，一面促令两广的军队，先不管本省的状况，迅速入赣，协助陈金剿平赣北之乱，阻挡响马军的南逃之路。

事实证明，朝廷的这一战略相当有效。

一五一二年二月，两广的部队大批进入江西。陈金召开军事会议，贯彻朝廷的战略部署。

当时，江西主要有五股民变势力，分别被称为东乡贼、姚源贼、靖安贼、华林贼、赣州贼。

姚源贼汪澄二、汪浩八等盘踞赣东北（今江西万年县附近）。

靖安贼胡雷二等，势力较小，盘踞在赣西北的越王岭玛瑙寨。

东乡贼王钰五、徐仰三等，盘踞赣中，临近鄱阳湖，势力强大。

华林贼罗光权、陈福一等，盘踞赣中瑞州的华林山仙女寨。

赣州贼何积钦等，盘踞赣南的大帽山。

陈金认为，东乡的王钰五、徐仰三等，势力范围接近鄱阳湖，最容易接应南下的响马，应该先行剿灭。

五月十一日，陈金在东乡县的赤岸、荫岭等处连续击败民变军，擒获徐仰三，斩杀王钰五，攻破栅寨265座，杀死一万一千六百余人，铲除了这股势力。

同月稍晚些时候，在陈金的支持下，南赣巡抚周南征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之兵，分三路进攻大帽山，攻克栅寨22座，擒杀何积钦，斩获五千余人。

随后，陈金与周南合兵一处，移师饶州府姚源地区，威逼汪澄二等人。因为此时山东的刘六，以及河南的赵鐩等，都有南下的迹象，陈金没有急着发动进攻，而是大规模招募乡兵，得五六万人，分守赣北各地险要之处，警戒长江一线。

刘三、赵鐩自被湖广的军队赶到光山县后，甚是慌张，他们先是向东潜入南直隶六安州，攻破舒城（今安徽舒城），试图与南下的刘六等人会师，或是南下江南；可因被大股官兵阻截，只好折回。

四月，赵鐩等试图率部越过桐柏山，突入湖广，却在桐柏县，被知县李聚的乡兵击败。他们退而向西，想进入南阳府，于泌阳县再遭官兵伏击，也没能闯过去。

彭泽督率的边兵闻风杀来，刘三、赵鐩不敢在河南驻足，折头向东突入庐州府，兵分两路，一路计划打下六安州，长驱南下；一路由贾勉儿率领，进入大别山，试图打通前往湖广的小道。

正当响马军猛攻六安城之时，时源所率的边军赶到，双方在七里冈激战，响马军不支，死伤四百余人，落荒而逃。

刘三、赵鐩计划逃往凤阳府，可到达定远县以西时，遭优势官军堵截，只好又返回六安。他们为迅速摆脱困境，决定兵分两路奔逃。一路由刘三率领，约一万余人，向西悄悄杀奔河南商城；一路由赵鐩率领，大张旗鼓，向北杀去凤阳，吸引彭泽的大队官兵。

此时，贾冕儿穿过大别山，到达湖广的罗田县，遭湖广的官军截击，又返回到庐江府。

彭泽与仇钺合计，打算让神周追击赵鐩，让时源、金辅追击刘三，让姚信追击贾冕儿。

赵鐩在率部北击途中，收拢逃散的徒众数千人，势力趋于强大。他劫掠凤阳，攻陷今皖北的宿州、今苏北的睢宁等地，摆出一副北去山东的架势；可正当官军被吸引过去之际，他却虚晃一枪，向南攻破定远县，又回到六安附近，与贾冕儿部会合。

此时，刘六、刘七已经逃到湖广，刘三满心希望去寻找他们。

闰五月初，刘三率部翻过大别山，进入湖广，边将时源紧追不舍。刘三赶到黄陂时，听说刘六已死，刘七败走，大为恐慌。为摆脱追兵，他向东逃到罗田县，从罗田县又向北逃往应山县（今湖北广水市），连战连败，部众失散将尽。抵达桐柏山区时，跟随他的十七名亲信骑兵，一夜间逃去了一半。此时，金辅已率边军追来，刘三打算逃往一个叫南召的地方，跑到土地岭时，一个叫王瑾的边军将领追及，弯弓一箭，正中刘三的左眼。刘三知不能脱，自缢身亡（还有一说，是纵火自焚）。

赵鐩与贾冕儿，遭到神周与姚信两支边军的围攻，狼狈不堪，部下多有叛逃。急切之下，两人各率所部，分头而遁。

贾冕儿向北，逃到扶沟（今河南扶沟县），被官军夏广部追上，接战失利，奔走沙河，部众多堕水溺死。贾冕儿逃到永城县，部众散尽，他只好隐名埋姓潜逃，在项城县的下村，一个老汉将他举报，被官府擒获。

赵鐩向南越过桐柏山，来到德安府应山县地界，部众所剩无几。他本欲寻找刘六或刘三，当得知刘六、刘三已死，深知大势已去。他在应山县东化的一山坡下，遇到一名叫真安的和尚，便拜他为师，剃度出家。他遣散余部邢本道等人，计划随真安和尚渡过长江，去江西入伙，相机接应刘七等。

湖广巡抚刘丙听说赵鐩入境，督率官军搜索进剿，在随州天王险寨擒获邢本道等人，才知道赵鐩已削发遁去。他立即传下命令，让各府县封锁所有交通要道，严密盘查过往的僧人。

武昌卫的军士赵成、赵宗外出巡逻，在黄陂县九十三里坡，与一个僧人擦肩而过。他们见这个和尚状貌非同一般，感觉与榜单上的画像有些类似，便悄悄跟在后面，一直来到江夏县（在今湖北武汉市）的管家套村。僧人进一家饭店用餐，赵成、赵宗跟着入内，发现这个和尚喝酒吃肉，当场将他拿获，搜出度牒查验，果然是赵鐩。

湖广衙门将赵鐩打入槛车，押送到北京。皇上朱厚照极端憎恨这个读圣贤书的反叛者，下令将他凌迟处死。传说为解心头之恨，他还让人把赵鐩的皮剥下，制成自己的马鞍。

5. 恢复秩序

在一五一二年春天之时，刘六、刘七发现鲁中山区的根据地很难再回去，便盘桓在今苏北、鲁南地区，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迟疑不定。

起先，他们想向南直隶发展，准备伺机与豫南的刘三、赵鐩部会师；可是，当到达宿迁的黄河岸边（那时黄河的入海口不在山东，而在今江苏）夺船欲渡时，发现官府已在对岸布置了重兵。

他们不得已，只好退到邳州的泇口集，在当地运河上抢掠到足够的财物，转而东去，到达赣榆海边，大概想到海外发展，或割据某个海岛。可赣榆近海没有适合大军生存的岛屿，也没有适合大规模出海的船只；刘氏兄弟溜了一圈，又经过郯城杀回邳州。

邳州知州下令坚壁清野，刘氏兄弟不能久留。三月，他们拥众过徐州吕梁[1]，一路向西掳掠，到达山东藤县。总兵刘晖率辽东铁骑赶到，一败响马军于藤县的吕孟社，二败响马军于邳州郭家庄，杀获千余人。

刘六、刘七且战且走，他们的马队快，辽东铁骑也不慢，死死将他们咬住。刘氏兄弟仗着对山东地形的熟悉，稍稍摆脱追兵，向胶东半岛狂奔，还是想伺机入海。

四月，他们逃到登州府（今山东烟台市）的海套之中。陆完将大营设在平度州，督率各路兵马约十万人，迅速将他们合围。边将郤永、许泰等率部进击，双方鏖战于嵩浅坡、古县集等地。

刘氏兄弟使用老计谋，将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向西南方向突围，一路向西北方向突围。

向西南方向突围的一部，冲出重围后，撤逃到鲁南；向西北突围的一部，由刘六、刘七与齐彦名亲率，只逃出三百精骑。此次战役，响马军五千主力人马被歼，元气尽丧。

刘六、刘七走小道回到霸州，潜至武清县河西务（此地号称京东运河第一镇），进犯香河、玉田等县，准备自蓟州冲出边塞，到草原上避难。

他们打探出塞的道路，知山关险峻，边军防守严密，根本无法通过。沮丧之余，他们折头南下，经过鲁西地区，又回到邳州。

朝廷的情报机关一直怀疑刘六、刘七在京师有内线，多方侦查没有结果，至此才算得出眉目。燕山左卫（驻顺义县）有名军士名叫王宣，突然失踪。锦衣卫追查，才知他是刘六的同党，经常传递情报与输送武器给他们。锦衣卫逮捕王宣的儿子，严加审讯后处死。

京城同时有人传言说，相关部门还抓获到一名叫王永的大通事，此人与齐彦名为铁哥们。王永经常出入豹房，曾把齐彦名引入豹房住过一宿，据说他们还策划暗杀皇上，只因此案涉事隐秘，朝廷没有公开。

且说，刘六、刘七逃到邳州后，打定主意向南发展。

此前从东莱逃到鲁南的那一股响马，这时已渡过黄河，在南岸伺机接应刘氏兄弟。边兵追逐这股响马，与他们在淮河岸边激战，大同游击江彬，奋勇向前，被射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门入，从耳朵出，他拔出箭簇，满面鲜血，反而愈战愈勇。这件事，后来居然对朝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那股响马军抵挡不住官兵的攻击，最后变化衣服，四散而逃。

五月中旬，刘六、刘七率领五百余人强渡黄河，横穿凤阳府，直趋河南固始县，计划与老兄弟刘三、赵鐩会师。可到达后，才知道那里官兵云集，刘三、赵鐩已被击败，部属四散。

刘氏兄弟不敢久留，乘着官军没注意，迅速南下，突入湖广。五月下旬，刘氏兄弟到达黄州府团风镇（今湖北黄冈市团风县），抢夺13艘船只，弃马登舟，收众七百余人，逆流抢劫至夏口。

南京粮储都御史马炳然从四川而来，带着家属准备乘船去南京赴任，在烂泥铺遇到了刘氏兄弟。刘氏兄弟谎称是前来迎接的官吏，登上他的船只，打算胁迫他一起进南京。马炳然坚决不从，破口大骂，刘氏兄弟愤怒，将他杀死，掳掠了他的家人。

随即，刘氏兄弟冒险焚劫汉口，意欲吸引官兵追剿，以便河南的刘三、赵鐩等人突入湖广。

湖广当局调集大兵迎击，将刘氏兄弟击退。指挥满弼乘船追击，擒斩六十余人，其中有两个人中箭落水，打捞上来辨认，才发现是刘六与他的儿子刘仲淮。一代枭雄，就这样魂断长江。

刘七、齐彦名悲痛之余，收拾残众，自黄州府顺流而下，直抵九江、湖口与彭泽一线，大有进入江西的意思。陈金忙调兵严密防守，刘七人少，不敢贸然到江西惹麻烦。

六月，刘七探听到刘三、赵鐩已在湖北覆灭，极其绝望，率船队顺江东下，过安庆、芜湖、南京、仪真（今江苏仪征市），抵达镇江。

南京的守臣大惊，向朝廷请求援助。大臣们经过廷议，针对刘七设计了一张大网，具体意见为：“镇江府四通八达，向东南可达浙江，向西北可抵山东，逆江而上可至湖广，顺江而下则是江汊海湾，各处都需要防守。请敕令彭泽、仇钺率兵自湖广沿江东下，到南京以东驻扎。敕令陆完从山东、淮安、扬州南下，屯兵苏州、常州及浙江境内的适宜之处，督率操江（南京的江防水师）坐营、镇守、巡抚，与备倭、巡海、兵备三司，及府、卫官员，在水陆巡查设防，分驻要害处，以防穷寇向北溃逃。”

陆完得令，立即督率各位边将，驰至扬州，将遇敌退避的指挥程鹏斩首。

刘七、齐彦明听说各地边兵到来，知他们不习水性，并不惧怕。他们决定采用水上游击战术，冲破官军设置的大网。

为此，他们先是从镇江东下，打败拦截的官军，烧毁他们的船只，一路杀掠，直奔长江的入海口，占据北岸通州（今江苏南通）的狼山，及南岸常熟县的福山港，基本控制了该段江面。

七月，刘七为引开逼近的官军，突然带领船队溯江而上，打败阻截的官军水师，过南京，声称要西去攻打九江，入鄱阳湖。

可是，西行没多久，他又悄然返回通州[2]狼山。

刘七、齐彦名亲率主力部众上岸，自通州、泰兴出发，一路向北攻掠，试图打下淮安府，杀回鲁中山区。陆完闻知，急调边军阻截，迫使他们退回长江。

刘七忧虑边军跟踪追至狼山，再次带领部众溯江而上，过采石矶，到达芜湖的月子湖。可正当官军赶赴芜湖之时，他的船队突然起航，顺流直下，如入无人之境，犯常州，杀常州守将李嵩；犯江阴，杀江阴县丞余凌云，仍泊狼山下。

陆完留仇钺封锁镇江一带的江面，亲率骑兵部队，从长江北岸追击，命刘晖、郤永搭乘水师的船只，到南岸的江阴布防。

刘七见官军集结完毕，要发动致命的攻势，连忙乘船东行，来到长江入海口，计划从海门县东面的七里港张帆入海。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发现准备不足，匆匆折回到通州的狼山。

七月十八日，刘七分兵二百余人进攻通州城，遭守军顽强抗击，被迫退回舟船之上。当夜，狂风大作，刘七的船员因颠簸呕吐严重，纷纷到岸上避风，舟船绝大多数飘散损坏。第二天，官兵使用一种鱼雷式的火器，名叫“水老鸦”，击沉了他们保存比较完好的一艘大船。刘七等人失去了水上的逃跑工具，士气大沮，只好据守狼山。

通州当地的军兵，远远将他们围困，并不敢攻击。

二十一日，陆完督率各路边军赶到，列阵向山上进攻。

狼山位于通州城南郊，海拔虽然只有106米，但峻险挺秀，南邻长江，旁边有四个稍矮的山头拱卫。

刘七凭借各个山头的地理优势，与官军激战。官军人多，刘七只有数百人，寡众悬殊，抵挡不住，只得渐渐退守狼山主峰，依托山上的墙垣，与官军对峙。

入夜，刘晖率辽东兵，从山的北侧发起进攻；郤永率宣府、大同兵，从山的南侧发动进攻。官兵皆挥舞利刃，戴盾跪行而上，盾上矢集如猬，却誓死不退。

刘七的部众见官军之进攻锐不可挡，急切向山下逃奔，准备驾小船逃走。慌乱中许多人坠崖跌死，而逃到山下者，则遭到官兵伏击，死伤殆尽。刘七争遁无路，中箭受伤，跳水自杀；齐彦名被长矛刺倒，宣府兵张鉴近前将他斩首。

刘氏兄弟发动的这场叛乱，几近一场惨烈的内战，本朝自永乐之后，从没有遇到这样的大乱——朝廷最繁荣的中原及江淮地区，几乎全被卷入，到处尸横遍野，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仅公元1512年几个月间，山东及北直隶就有近6.7万军民直接死于战祸。

二十二日，陆完向朝廷奏捷，报告横行两年的响马贼全部平灭。

朝廷上下都稍舒了一口气，可内阁与兵部仍感到不轻松，一则刘氏兄弟的余党尚有残存，他们还可能死灰复燃；二则四川、江西虽也捷报频传，但叛乱尚没有彻底平定，局势依然严峻。

响马军遗留的余党多在山东，他们虽呈溃散之势，但也偶有啸聚，少则百人，多则千人，影响最大者莫过杨寡妇部。杨寡妇是杨虎的遗孀，本姓崔，她在刘氏兄弟逃到湖广后，曾率一千余骑围攻潍县。许逵领兵将她击败，但并没能将她歼灭，山东的宁阳县、邹县、费县，高唐州等地，多次受到他们的骚扰。

为防止后患，朝廷提升刘晖为驻山东总兵官，时源为驻河南总兵官，郤永为驻南直隶总兵官，李鋐为驻北直隶总兵官，各率所部边兵一千人，外加五千经过实战的地方部队，共同维护辖区的秩序。

四川的局势本来已经好转，可因为洪钟处置不当，又有所恶化。

去年冬天，方四攻破重庆府綦江县后，被赶来救援的大队官军击败，退到贵州思南府婺川县。他听说老领导曹甫在四川夔州府一带活动，便带队赶去会师，抢掠梁山县（今四川梁平县），杀死县主簿时植。

可是，方四与曹甫胜利会师后，却很快发生了矛盾。按理曹甫是老领导，理应为老大，可这时的方四经历过大风浪，当惯了一把手，主见意识也很强，两人都想说了算。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人不久反目，相互攻打。曹甫占老大的优势，吞并了方四的部众。方四带着少量亲信逃跑，凄凄惶惶，只好更改姓名，潜逃到开县。开县有个义官名叫李清，将方四拿获，押送给官府。

一五一二年闰五月初六，四川当局在闹市中将方四凌迟处死。

洪钟趁机派兵剿伐曹甫。曹甫向西逃到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的营山县、蓬州（今四川蓬安县）等地，准备投靠活动在这一带的廖麻子。总兵杨弘率部追击，斩杀曹甫部一千三百余人，幸亏廖麻子前来救援，才击退官军。

曹甫这个人小心眼太多，与廖麻子貌合神离。总督洪钟派人招降曹甫，曹甫动心。七月，洪钟派一个叫张敏的官员独自骑马进入曹甫的营地，准备与曹甫签订招降协议。廖麻子发觉后，非常愤怒，杀死曹甫，吞并了他的部下。张敏遭短暂拘留后，廖麻子将他毫发无损地送回。

廖麻子带领队伍转到川东劫掠，部众有数万人。洪钟的人马惧怕廖麻子势大，不敢发动攻击，只是偷偷跟在后面，趁火打劫，或杀戮良民请功。尤其那些没有正规编制的苗兵，害民比盗匪还厉害数倍。当时有民谣说：“贼如梳，官军如篦，土兵如剃。”

在这种局面下，贫苦群众视廖麻子的军队为子弟兵，视官军为贼寇。廖麻子如鱼得水，力量迅速壮大，号称有二十万人。内江的骆松祥、崇庆的范藻等，纷纷起兵响应，四川局势又一次陷入混乱。

巡查御史王纶等，上表弹劾洪钟，指责他不能约束部下，激发叛乱。

一五一二年九月十七日，皇上召回洪钟，任命彭泽总制四川军务，允许彭泽将在河南时提督的部分边军，带入四川。

当年腊月，廖麻子在川北发动攻势，打破了绵竹、金堂等县，兵锋抵达成都周边。四川总兵官杨弘领兵抵挡，在德阳战败，部众溃散。叛军活捉杨弘，将他绑在树上殴打，杨弘窘迫，急忙拿出官印证明自己的身份，勉强得以脱身。

此事传扬到北京，朝廷嫌杨弘丢脸，也将他罢免。

这时，彭泽还没有入川，四川的事务暂时由巡抚高崇熙负责。高巡抚见不能制服廖麻子，只好派人去招降他。

廖麻子假装同意，提出一个条件：官府必须迁移开县、临江两城的居民，以空出城市安置他的属下，并要求免除三年的徭役。

高巡抚答应了这个条件，派张敏去负责两城居民的搬迁工作。副使马昊不同意，争辩说：“临江市溯流而上可达重庆、叙州，顺流而下可与湖、湘通连，而且土地肥沃，怎能放弃它资养贼寇，自遗祸患呢？”

一五一三年春天，张敏在临江市购买田地安置廖麻子的部众，没有让他们进城，引起了廖麻子的疑心。当张敏前往开县，走到新宁（今四川开江县）时，廖麻子将他逮捕，杀死其随从数百人。

科道官员弹劾高崇熙，朝廷将他逮捕，命马昊代替他担任四川巡抚。

三月下旬，彭泽带领三千余名边兵正式入川。

彭泽令总兵时源率领边骑与湖广的苗兵，直扑川北的剑州，计划捣毁廖麻子的老巢。廖麻子不是边军与苗兵的对手，多次被打败，部属溃散，纷纷匿身树丛青蒿间，躲避官军搜捕。廖麻子精通化妆术，遁形逃出，收拢部众，逃到罗江。

四川巡抚马昊领五千骑兵堵截，再次将他击败。廖麻子逃回剑州，在青林口遇到游击将军阎勋，中箭落马。廖麻子弃马登山，土官王臣实赶上，用铁耙将他击倒，边卒黄回儿等斩取了他的首级。

廖麻子的部属喻老人，带领二百多人从昭化县渡过嘉陵江，逃到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山区，攻城掠县，多次打败官军。

彭泽调集精锐前去讨伐，喻老人逃亡陕西汉中，屡遭挫败后，势力零散，只带着数十人躲进大巴山深处，丧失了继续发动攻击的能力。

一五一三年底，彭泽上书朝廷，称喻老人已不足为患，说：“四川、陕西的兵足够搜捕，请把边塞的军队遣回。”四川的叛乱至此才算大致平息。

江西的情况比四川还要复杂一些。

陈金围逼姚源峒数月，直至刘七等人在长江上的威胁解除，他才真正集结兵力发动进攻。一五一二年八月初八，陈金亲自带兵直捣姚源峒，杀死民变头目殷勇十，用毒箭射死另一头目洪瑞七，擒斩五千余人。

本来，这次官兵能够全歼叛军，但广西的土司兵贪婪，私自接受贿赂，网开一面，连夜放跑了许多人。他们的头目王浩八等收集残众，慢慢又强盛起来。

陈金移师赣西，去征剿所谓的华林贼。

九月中旬，陈金派南昌知府李承勋奇袭华林山寨。李承勋率五百精兵，夜间衔枚入山，在线人的引导下，攀登上山寨。山上的人全在酣睡，遭到突袭，死伤严重，余部惊乱逃入山谷。官兵斩杀其首领罗光权等人，华林山平定。

陈金出兵仅八个月，即讨平了东乡、大帽山、姚源、华林四处势力强大的民变队伍，表面上恢复了江西的平静，可实际上情况并不乐观。

陈金率领的兵将，军纪败坏，尤其是广西的狼兵，极其贪暴，他们抢劫杀人，远比盗匪更加厉害。有时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竟然将一些大户人家几百口人全部杀光。这些烂兵还喜欢抢掠妇女，谁抢的就是谁的，载在船上供他们玩乐；甚至有时还公然将抢掠来的人口、财物，运到南京售卖。当地的群众恨透了他们，有歌谣说：“土贼犹可，土兵杀我！”

陈金知道实情，但因为需依靠狼兵等客军打仗，不敢约束。而且他本人也随波逐流，侵吞军饷，盘剥自肥。

一五一二年底，被陈金剿平的姚源叛军余众，在王浩八的率领下复起，他们联合五峒蛮兵及东乡叛军的余党，劫掠于弋阳、上饶等地，势力蔓延到浙江境内。石埭县（今安徽黄山市北）有个书生，名叫章仁，投靠王浩八，替他出谋划策。

朝廷召回陈金，改派俞谏督办江西军务，并依照四川之例，派总兵李鋐率一千名大同兵，副总兵李瑾率两千名湖广兵，入赣协助俞谏平乱。朝廷的意图是要减少江西对狼兵的依赖，以便约束军纪，稳定民众。

可是，此时江西的民心已乱，衙门中的许多胥吏甚至帮助叛军，给他们通风报信。江西当地的兵卒多不愿尽心作战；边军虽然可以依靠，可那里多山多水，他们的骑射优势不能有效发挥，很难有所作为；而真正能用者，还是广西的狼兵与湖广的苗兵。

狼兵、苗兵战斗力强悍，然而他们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朝廷非常纠结，常在用与不用之间犹豫。

因此，朝廷虽然在江西花费了很多心思，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里的秩序始终没有真正恢复，以至于数年之后，又酝酿出了新的叛乱。

[1]位于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309国道附近，现为国家3A级风景区。

[2]此处指江苏省南通市辖下的通州区。

第六章　威武大将军朱寿

一五一四年，对大明朝而言，也算是不平凡的一年，可谓内忧外患。

在南方的平乱战场，二月，官军擒杀了江西姚源洞民变首领王浩八、艾茹七等，剿灭了四川的民变首领喻老人。但摁下葫芦起来瓢，江西、四川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北方边疆，草原上的鞑靼小王子部落，开始活跃起来，频频兴兵，大举内侵。

七月，鞑靼小王子部进犯大同、宣府，结营数十里；另派万余精骑劫掠顺圣川。

八月，鞑靼小王子一部内侵白羊口与浮屠峪；一部进入宁武关，劫掠定襄县。

九月，鞑靼小王子铁骑五万，深入至蔚州、保定一线烧杀抢掠。

十一月，鞑靼小王子部侵入花马池，掠走官马五百余匹。

经过前番遍地响马好汉们的闹腾，正德帝朱厚照看清了朝廷百万大军的虚实，对官军的战斗力早失去了信心。为应对鞑靼新的威胁，他决心放下皇帝的身段，深入第一线，亲自练兵经武，以太祖、成祖为榜样，重振大明雄风。

可如此一来，他与朝臣的关系就紧张了起来。朝臣希望他当一个规规矩矩、遵守国宪的皇帝。

为避免被朝臣束进笼子，正德帝只得小心翼翼地赋予内宠们特权，让他们支持与帮助自己。可这些宠臣多是些没有原则的小人，如钱宁、江彬之流，只知争权夺利，而莫知有天下苍生。

本年十月初五，刑部主事李中上疏，忧心忡忡地说：“以往刘瑾窃弄威柄，祸国殃民，陛下悟而诛之，天下无不盛赞陛下英明。为何今日大权未收？东宫未立？义子未革？纪纲日弛？风俗日坏？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士气日靡？言路日闭？名器日轻？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穷？军政日敝？”

1. 边军调内

刘瑾出事，对皇上朱厚照震动极大，迫使他做了两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恢复他老爹弘治朝的优秀传统，重视内阁，阁臣只用正直廉洁、恭谨持重的名臣，像焦芳那种喜欢爆粗口、肆无忌惮谋私之人，或像曹元那种只会讲烂段子、投机逢迎之人，绝不能再让他们混入内阁。朱厚照不是昏庸之君，他只要用心，还是能够分辨香与臭的。

第二，减少玩耍的时间，重要的奏章亲阅亲批，一般不再假手司礼监的主事者。

在处决刘瑾的当月，皇上提升杨一清为户部尚书；第二个月诏令刘忠、梁储一并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与李东阳、杨廷和共事。

刘忠现年59岁，为人磊落又有操守，担任过皇上的侍讲官。他因与张永有芥蒂，履职不到一年，即遭宦官的谗言，愤而辞职回家。

公元一五一一年腊月，皇上让礼部尚书费宏入阁，接替刘忠的职务。费宏状元出身，为东宫旧人，高风亮节，是个不可多得的名臣。

梁储为广东顺德人，现年58岁，腹有学识，身有正气，也出身东宫，具有宰辅之才。

虽然充实起了一个强大的内阁，可皇上并不想过分依赖外朝，他依然想让内朝的太监及弄臣发挥作用，以平衡内阁及六部的权力。而朝臣们与皇上的想法有些差异，他们想借刘瑾倒台之际，大幅压缩太监们对政治的影响。

刘瑾刚倒台不久，也就是公元一五一〇年十一月，在四川平叛的巡抚林俊上书说“政出阉司，国为无人”，建议朝廷重新起用刘健、谢迁、王鏊、韩文等，不要过分依赖张永、谷大用等内官。

皇上知道林俊的用意，却故意装糊涂，斥责他不在刘瑾乱政时站出来说话，反在刘瑾被诛后乱放马后炮。

腊月，刑部员外郎宿进，上书陈述六件事，其中说：“冒犯刘瑾而死的宫内宦官如王岳、范亨等，以及因进谏而死的官员如许天锡、周钥等，都应该赠官与抚恤。依附刘瑾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王敞等，以及刘瑾留在宫中的宦官余党，都应该罢斥！”

皇上阅毕奏章大怒，假如给王岳等人平反，将置张永、谷大用、马永成等七虎于何处？假如追究宫中依附刘瑾的宦官，那么逢迎刘瑾的满朝文武难道就不该细问？

他认为需要使劲敲打一下那些不识相的朝臣，让他们在此事上莫再横生事端，所以借着一点酒劲，扬言要亲自审问宿进，命张永去将李东阳等人叫来，商量惩诫的办法。

李东阳对张永说：“宿进是个狂妄的后生，且现在已到日暮时分，不是见陛下的时候，望稍微宽缓一些。”

张永答应，进宫面见皇上，不一会带出诏令，将宿进拉到午门外，杖打五十，立即削职为民。

朝臣们看清了皇上的底线，不敢轻易再议此事。

对于刘瑾之死，朱厚照着实痛心了一阵子，他们朝夕相处十几年，有一定感情。可这件事也让他有一项意外收获，纾解了他的一大难题。

自他登基以来，宫廷的开支一直比较紧张，为此他不得不忍着言官们的骂声，广开皇庄、皇店敛财。如今抄刘瑾的家，抄出的家产数目，大大超出了朝廷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按照相关制度，这样的一笔巨额赃款，应该入户部的赃罚库，可他眼红，死乞白赖将它们全部搬进豹房，理由是里库空荡多年需要充实。

为防止言官们进谏，他在公元一五一〇年腊月突然下达诏书，命令发太仓银三十万入内宝藏库，以备宫廷支用。户部尚书杨一清很不高兴，上书说：“太仓银专门为三边的军饷而准备，弘治年间，各边都有所积蓄，但刘瑾却搜刮天下之财，敛聚于京师，其中一半进入国库，而另一半装进了私人的口袋；所以太仓虽稍有盈余，但地方各府库则为之一空。如今大同边镇时有警报，各省的灾伤接连不断，请求陛下节省无益的花费，为天下臣民惜财！”

皇上只是想表示一下他充实里库的决心，目的既已达到，便向户部妥协，下诏只发太仓银十万两入宝藏库。

可他机关算尽，却注定没有财命。刘瑾所敛之财，诚然替他充实了里库，可激起的叛乱，却需要他把那些财富再散出去。

据说，朝廷对付刘六、刘七的军事行动刚展开数月，户部就支出太仓银200万两。

一五一二年三月，山东布政使姜洪给朝廷上书，说山东战场一天的白银支出高达1500两，发放库粮三百余份（不知一份多重）。

以此推算，山东、南北直隶、河南、四川、江西的平叛经费，折合成现银，每年估计不低于四五百万两。三年合计，朝廷的平叛经费当高于1000万两。

而且因为忧虑各个战区“牛驴驱杀殆尽，民皆藏匿不敢出耕，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二麦无收，秋田失种，民穷盗起，势亦难保”（姜洪语）。皇上不得不屡屡下诏，减免各兵灾地区的赋税。

例如，一五一一年春天，皇上让张永宣布诏书说：“近来各处盗贼纵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遭受了水旱之灾，缺衣少食，而有关部门又不能及时振恤；有时朝廷虽然下诏减免赋税，但有关部门不认真执行，重复征收解运，致使小民冤抑无申，流离失业，相诱为非，苟延性命。这样日复一日，实可怜悯！现令都察院出榜给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及两广用兵的地方，凡被盗贼劫掠过的府、州、县，概免税粮一年！”

这封诏书基本代表皇上朱厚照对时局的看法。平乱需要四分战争六分政治，可是战争需要花钱，政治安抚也需要花钱，他减免税粮的这十一个省区，是朝廷财税的主要贡献地，尽管不是其中所有的府县都要免除，但起码会使朝廷的府库收入减少一半以上。

一五一二年四月，朝廷为赈济直隶、山东的饥民，仅直接发放的官库粮米就有20万石。

这场席卷大半个国家的叛乱，总计耗费朝廷的银两估计不下数千万，刘瑾遗下的巨额赃款以及户部的存银，几乎消耗殆尽。

一五一二年冬天，工部无奈地上奏说：“建造豹房，到现在已有五年，共花费白银24万两。现在又要增修二百多间房屋，国库缺钱，百姓贫困，拿什么继续提供资金呢？请立即停止修建，或者酌量减少一半。”假如宫中的银库充盈，朱厚照大概不会为十几万两银子跟工部较劲。

一年后，乾清宫失火，为筹集区区100万重建银两，朝廷不得不加派天下钱粮五年，穷酸得有些难堪。

然而可以推测，皇上朱厚照应该藏匿了部分里库钱，只是捂着不肯公布，金额估计不是很大。工部盯着这件事，上书说，加派五年钱粮缓不济急，请“暂从宫中借一半费用，以资开支”。皇上就害怕别人找他借钱，听说工部让他出50万两白银，连忙推说内库紧张，下令把五年的钱粮一年收完。

刚刚富裕了一下，又重新陷入拮据，皇上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更让他痛心的是，朝廷军队在平叛战场上的表现——京军、内地卫所军，名义上有百万之巨，实际上全是豆腐渣，除了壮壮声势、耗糜军费外，几乎毫无战斗力而言。尤其那些京军，曾是朝廷的精锐劲旅，如今的战斗力，竟然还不如宁杲在京城临时招募的市井无赖。

这让皇上常常想起六十年前的土木堡之变，他的老爷爷英宗朱祁镇，率30万京军北征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灭，他本人也做了人家的俘虏。朱厚照登基之初，曾以此段往事为耻，常怀尚武整兵，草原雪耻之志。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现实是，假如蒙古人大举入侵，他也率30万京军亲征，可能败得比他老爷爷朱祁镇还惨，做人家俘虏完全可能。

而最让他难堪的是，刘六、刘七这伙响马贼，以数千人之众，竟然视几十万京军为无物，三番五次准备进京捉拿他，搞得他提心吊胆，不得不长时间宣布京师戒严。

怎么办？用什么方法重振大明的雄风？显然成了摆在皇上朱厚照面前的最重要课题。

他盘点朝廷武装力量的家底，发现除二三十万边军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御敌的正规军可用——地方卫所军废掉了，京军名义上有四五十万人，可实际能扛武器的不过十几万，真正能到战场上应付一下的不过三四万。

当然，除此之外，广西、贵州及湘西地区，朝廷还有大约十几万土司兵可以调用；可是那些土司兵，军纪败坏，政治上相当靠不住，不到万不得已，基本上不能考虑他们。

想到这一层，朱厚照的脑门直冒冷汗，原来这堂堂的大明王朝，只能靠九边的那点军队保卫。想当年太祖、成祖有百万虎狼之师，才得以安定海内、镇服四夷，而自己手中只有这么一点可用的军队，岂不危险？

他想起刚刚平息的那场内乱就有些后怕，当时他不得不将数万边兵内调，充当平叛的主力，假如当时蒙古诸部乘机大举入侵，朝廷计将安出？

尽管相对边军的总人数，这几万人不是个大数目；可他们都是边军中的精锐，其影响不容小觑。

退一步讲，二三十万边军分布在九镇万里的防线上，假如没有内地军队的支援，如何应对飘忽不定、动辄集结数万甚至十几万的蒙古铁骑？朱厚照暗自庆幸这几年鞑靼、瓦剌、朵颜诸部在草原及戈壁上打瞌睡，没有趁虚大规模入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五一二年十一月，辽东、宣府、大同的边军准备撤回本镇，路过京师时，皇上亲自慰劳赐赏他们。有人向皇上献秘计，说京军不习战阵，应该留宣府边军在京侍卫，而让京军充数戍边，每年春秋轮调，如班操旧例。

这话正中皇上的下怀，十一月十七日，他让太监萧敬传出旨意：“兑（对）调京营、宣府官军，令其往来操习备御。”意思是留下过路京师的三千宣府兵，另派三千京军到宣府历练。

内阁见诏后，当即表示反对。

本朝自永乐迁都北京，集天下精锐于京师，禁军总数约为六七十万人，并且本着强干弱枝的精神，规定九边的镇兵，合计不超过此数；内地各省卫所的官兵，合计也不能超过此数。潜在的意思是，假如边军或内地的卫所军造反，京城禁军将具有压倒他们的力量。

朝廷对所有军队的要求都是又红又专，即政治上正确、业务能力强。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得不掌握这样的原则：京军政治忠诚第一，战斗能力可以第二；边军因为经常与蒙古人缠斗，生活在边塞荒蛮之地，所以战斗能力第一，政治忠诚可以第二。

因此，朝廷基于现实订立了这样一条祖制：京军不得调外，边军不能调内。

皇上派谷大用去内阁协调。谷大用说，皇上已经下定决心，正坐在乾清门，等着先生们拟定正式草诏。内阁办公的地点在午门右边的文华殿前，离乾清门并不远。李东阳坚决拒绝拟诏，说：“某等职在论思，今日曲从，即有后患，百死何赎！”并立即上疏，陈述了十条边军内调的弊端。皇上拂袖而去，第二日直接从宫中传出内旨施行。

李东阳深感失望，以老病为由提出退休，前后请求几次，皇上勉强同意。腊月二十七，李东阳正式离开内阁，致仕回家，时年66岁。

李东阳在朝为官五十年，担任首辅六七年，两袖清风，退休后生活很不宽裕。所幸他是当朝文坛领袖，诗文、书法皆称精妙，因而求他诗文与墨宝之人，络绎不绝，为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不少资助。有一天，他的老妻又给他拿出纸墨，李东阳有些疲倦，想罢手休息。他的老妻低声说：“今日要招待客人，你难道想让桌上没有鱼和菜吗？”李东阳只好苦笑提笔，继续伏案劳作。

皇上挑选许泰将军留京，统管宣府军队。锦衣卫指挥使钱宁（都指挥使为谷大亮）又推荐大同总兵张俊手下的游击江彬，说他非常勇敢，也可留京。

皇上召见江彬，一见如故，对他在淮河岸边箭穿面颊与耳朵，依旧奋勇杀敌的事迹，大为敬佩。仔细看过他的箭痕后，赞叹说：“江彬如此勇健啊！”当即决定将他留下，提升为都指挥佥事，随侍左右。

江彬为宣府人，身材魁梧，力大而有心计，善于骑射。他在皇上面前谈论军事与战场趣闻，深得皇上的欢心。没过多久，他便能自由出入豹房，与皇上一同起卧，受到了超规格宠信。有一次，江彬与皇帝下棋，争胜不让，千户周祺斥骂他，他竟找理由把周祺打死。这周祺是锦衣卫的人，钱宁极为生气，后悔推荐江彬。

还有一次，皇上玩老虎，为老虎所逼，疾呼钱宁，钱宁畏缩不前。眼看老虎逼近，江彬扑上去，将老虎制伏。皇上开玩笑说：“我自己就能办了，哪用得着你。”可内心里感激江彬，而对钱宁生出意见。

钱宁内心不平，便找机会陷害江彬，但皇上不肯听他的话。江彬见周围全是钱宁的人，深为害怕，想借驻京边军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常对皇上吹风说：“边军骁悍，远胜过京军，应该互调操练。”意思是尽量多调边军入京。

第二年正月，皇上进一步将部分大同、辽东、延绥的兵留京，设立敢勇营、神威营、勇士营等，分由边将许泰、江彬、刘晖、神周统领，合称四镇兵，诨号“外四家”。刘晖、神周都是江彬的朋友，神周曾因犯法被贬，江彬说他有勇有谋，将他引入豹房，所以得以起用。

一五一三年六月，发生了一件让钱宁极爽快的事，言官潘埙等一齐上奏，揭发说：“当年游击江彬讨伐流贼，驻在新河县苏添村逗留不进，却杀害该村居民康强等41人。阚学等九人正在田间劳作，江彬也将他们召去杀害。都指挥张铭在巨鹿的韩家塞杀死赵五汉等28名农夫，到隆平县又杀6人，以此冒领斩杀贼寇首级之功。请将他们查办治罪！”

钱宁预计这样的重罪指控，足以将江彬击倒，可让钱宁惊愕的是，皇上只是命令停发江彬及其他相关责任人的俸禄，居然毫无治他们罪的意思。

钱宁见皇上与江彬关系超铁，自己无力撼动，只得把怒恨压在心头，刻意与江彬搞好关系。有一段时间，两人在皇上的身旁一团和气，似乎已经友好如初，起码是井水不犯河水。

当一个人遇见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错误的做法是赤膊横挑，自取灭亡；正确的做法则有五个：一是忍，韬光养晦。二是装，迷惑对方。三是顺，表面化敌为友。四是练，暗中增加自己的实力。五是等，等着对手犯错误。钱宁极为聪明，这套手法在他那里非常娴熟，所以此后几年，他在豹房中的地位没有因为江彬的存在而降低，反而是稳步上升。

2. 钱宁的权势

正德皇帝朱厚照总想学习乃祖朱元璋，朱元璋统军使用过一种手段，那就是认义子，将一些优秀的将领收为自家人。朱厚照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他要整顿军备，重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也需要一批亲近的自家人。

一五一二年九月五日，朱厚照公布了一份127人的义子名单，全部赐姓朱。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而且基本都是军人出身，低等者有奴卒、无赖、宦官、蒙古的归降人等，高等者有都督、都指挥使等。据说，在这批义子中，永寿伯朱德以及都督朱安、朱国、朱福等，最受皇上喜欢。

不过，这些人的受宠程度，与朱宁相比就差远了。这里说的朱宁即是钱宁。

钱宁是成化朝太监钱能的养子，本不姓钱，原为李巡检家的家奴之子，名叫“福宁儿”，钱能将他收养，他便跟着姓了钱。

钱能是个当红太监，年纪已老，很喜爱聪明伶俐的钱宁。钱能充任云南镇守期间，曾随身带他，令他掌管家中的钥匙，保管家私。弘治末年，钱能老死在北京，朝廷推恩他的家人，授予钱宁锦衣卫百户之职。

正德初年，刘瑾用事，钱宁依从刘瑾，受引荐进入豹房。钱宁会来事，嘴巴甜，还精通骑射功夫，能驰马左右开弓，深得皇上的喜爱。皇上想依他为心腹，便赐予他国姓，收为义子，升他为锦衣卫千户。

刘瑾事败，钱宁转投张永，使用计谋漂白自己，不仅未受牵连，反而得到进一步宠信，升任锦衣卫指挥使，掌管南镇抚司。这个职位相当于锦衣卫的二把手，炙手可热。他自己制作的名刺之上，赫然印着“皇庶子”的字样。

豹房初具规模后，皇上经常待在那里，称之为“新房”，让钱宁总管其中的各项事务。

皇上想在豹房组建一个御用歌舞团，宫廷教坊里的乐师人数有限，演奏作品也不合他的口味，所以便下诏挑选各省的乐工入京。钱宁积极张罗此事，给皇上推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大师级音乐人，名叫臧贤。这个臧贤才艺极佳，深得皇上的宠爱，很快成为豹房内仅次于钱宁的又一个红人。有一次臧贤去泰山祭祀碧霞元君，打着礼部的面牌，一路地方官都恭敬迎送；到达济南府时，山东的三司官竟然全体出城迎接。

皇上对乌斯藏与西域感兴趣，有经略之意，钱宁便请求在豹房中修建寺庙，引来番僧以及一些穆斯林教徒，给皇上讲解经书，介绍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风土人情。

据说，朱厚照对藏传佛经极为痴迷，他能使用梵语诵经，还能听懂藏语。一五一〇年六月初八，皇上封大隆善寺的星吉班丹为“国师”，封大慈恩寺的佛子乳奴等为“法王”，另外还乱七八糟封了一大堆“禅师”。

七天后，皇上也给自己封了个佛号，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有关衙门给他铸造大印。

番僧们趁机乞求拨付100顷田地，作为法王下院的田产。皇上原则上同意，下发一道圣旨，要求礼部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礼部侍郎傅珪见圣旨上同时有御玺及大庆法王的印章，故意装糊涂，上书说：“大庆法王是个什么人物？敢与至尊圣上并书，大不敬！”宫中很快传出诏令，说：“勿问。”乞田的事竟然不了了之。

这些番僧中，有一些红教喇嘛，他们把印度左道密教的“演揲儿法”带到了豹房。“演揲儿法”是一种男女性淫修行法，皇上很感兴趣，常常予以演练。

有个色目人名叫于永，见皇上对他介绍的宗教知识不怎样感兴趣，便另想了一个邀宠的办法，进献一种“阴道密戏”，并说“回回女晢润瑳粲”，远胜于中国女子。皇上让他把女儿送进豹房，于永大窘，只好用一个白回邻居的女儿顶替，居然也得了皇上的宠信。传说后来皇帝对伊斯兰教甚为推崇，曾作诗说：“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凡钱宁推荐进入豹房的各色人等，基本上都受钱宁的控制，只有江彬算个例外。不过，与钱宁在豹房的深厚势力相比，江彬相对比较弱势，只要钱宁不找他的麻烦，他忙于在官厅练兵，也乐得与钱宁保持一团和气。

那时，内廷主要为三股政治势力把持，一股在司礼监，一股在豹房，一股在东厂与御马监。

司礼监势力最大，以掌印太监张永为首。张永比较正直，与外朝官员关系密切，受到许多内廷同辈的嫉妒。

在清算刘瑾时，张永曾极力主张裁撤西厂，致使提督西厂的谷大用赋闲。谷大用虽不说什么，但内心对张永不满。八虎中的另一个成员丘聚，性情恣肆，刘瑾用事时他曾一度提督东厂，因与刘瑾不对付，被刘瑾假传圣旨贬到了南京。刘瑾败亡后，丘聚回来重新提督东厂，与张永经常吵架，对张永相当有意见。

公元一五一二年冬，丘聚的眼线打探到张永的一件丑事。张永有一次稽查银库，指示库官吴纪偷出七千余两银子，抬回自己的私宅。丘聚大喜，赶忙向皇上揭发这件事，皇上诏令逮捕吴纪等人，交锦衣卫镇抚司审讯。掌管镇抚司的钱宁吓了一跳，他曾拜张永当干爹，与张永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不知皇上把这个案子交给他是什么意思，后来仔细一想，疑心是皇上忌讳他与张永权势太重，怕他们两人关系过深，故意试探。

钱宁不敢马虎，很快弄清了实情。张永设法多方营救，皇帝将他免职，调到御用监闲住。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落到了遇事诺诺的另一个八虎成员魏彬手中。

魏彬手下有个太监名叫张雄，性格比较强悍，深得魏彬倚重，在司礼监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此人性情古怪，他曾怨恨父亲当初阉割自己，入宫后一直不肯回家探亲。他父亲听说他得势，进京来找，他依旧不肯见。其他宦官相劝，他便坐在屋帘内，让人杖打自己的父亲，过了一段时间，他怨气消尽，才出来抱着老父痛哭流涕。

这个张雄与御马监的张忠、东厂的张锐关系密切，因为他们都受皇上的宠爱，所以时号“三张”。

提管东厂的张锐，为人狡贪，他与张忠都算张永的心腹，张永闲住，他们才真正得到皇上的重用。

钱宁与“三张”关系本就比较密切，再加上他为人圆滑，长袖善舞，常给他们送些好处，所以能和谐共事，相互利用包庇。

一五一三年十月，皇上升钱宁掌锦衣卫事务，主管诏狱，对他的宠信程度达到了极致。钱宁的儿子只有6岁，皇上将之封为都督；他的养子钱杰等，皆被赐为国姓，授予锦衣卫官职。皇上到豹房时，酒喝多了，便枕着钱宁睡觉。百官等侯皇帝上朝，有时等到太阳偏西也不见皇帝出来。但只要看到钱宁一来，就知道圣驾很快即到。

张永掌权时，钱宁怕张永管教，行事有些忌讳，不敢过于放肆。张永下台后，他的胆子逐渐放开。

有个名叫廖镗的宦官，镇守陕西时做了许多不法之事，御史刘天和与王廷相，先后巡查陕西，对他稍加过抑裁。后来廖镗犯事，被贬到南京闲住，恨透了这两位御史。

廖公公有个弟弟担任锦衣卫指挥，名叫廖鹏。廖鹏曾仗着哥哥的势力做坏事，被人弹劾，拟降职安置。廖鹏害怕，让一个美貌的爱妾暗中服侍钱宁，钱宁出面庇护，将他留任，廖鹏感激不尽，拜钱宁为恩父。钱宁每次从豹房回来，一般都到廖鹏家住下。

一五一三年冬，廖鹏托钱宁为哥哥开脱罪责，钱宁施个手法，将廖镗官复原职，并帮着廖镗诬陷刘天和与王廷相，将他们关进锦衣卫监狱，长时间不肯释放。吏部尚书杨一清出面论救，刘天和被贬为金坛县县丞，王廷相被贬为赣榆县县丞，才算结案。

钱宁富贵之极，常常有些不自安，细究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怕江彬将来与他争宠；二是皇上没有子女，而且看起来不会再有生育的可能。

钱宁清楚，自己的命运与当今皇上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推测自己的未来，做了两种假设，一是假设皇上能健康长寿，二是假设皇上不能健康长寿。

钱宁明白花无百日红的古训，直觉告诉他，假如皇上健康长寿，江彬这小子将来或能超过自己；而假如皇上不能健康长寿，根据先人的经验，他这样的弄臣，断不会有好果子吃。

为长远打算，钱宁最佳的选择只有一个，预先与未来的皇太子搭上关系。假如皇上性命长久，自己有太子做长远依靠，断不会吃亏；假如皇上性命不长久，好处自更不必言说。

可是皇太子在哪呢？怎么才能搭上这层关系呢？这成了困扰钱宁的一大难题。

倘若某一日天降奇迹，皇上朱厚照的龙种能够在某个女人身体中发芽，固然很好；但这种可能在钱宁看来，比埋枚铜钱期望长出谷子的概率还小。

排除了这种可能，皇太子的人选便只能从宗室子弟中寻找。

从宗室子弟中寻找皇位继承人，惯常的原则是近支优先。可是，朱厚照没有兄弟，他是孝宗朱祐樘的独苗，这一支没得考虑。往上再推，孝宗朱祐樘兄弟很多，共有十四人，早夭去三个，除朱祐樘外，长大成人者十个，他们分别是：老四兴王朱祐杬、老五岐王朱祐棆、老六益王朱祐槟、老七衡王朱祐楎、老八雍王朱祐枟、老九寿王朱祐楮、老十一汝王朱祐梈、老十二泾王朱祐橓、老十三荣王朱祐枢、老十四申王朱祐楷。

这十名亲王中，有六人无子，四人有子。有子的四王分别是：兴王朱祐杬、益王朱祐槟、衡王朱祐楎、荣王朱祐枢。

当今皇上假如要定继承人，理论上需要优先从他这四位叔叔家挑选。可此事极为敏感，皇上临时没有明确的意思，他的叔叔们连想都不敢想，产生非分之心，易招杀身奇祸。

让钱宁没有料到的是，皇上的亲叔叔们没动这门心思，他的一个远房爷爷却切实行动了起来。此人名叫朱宸濠，封地在江西南昌，号宁王。

朱宸濠的祖上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名叫朱权。朱权勇武，封为宁王，藩地在长城外的大宁卫（今内蒙古赤峰附近），辖区东接辽东，西连宣府，南到喜峰口。朱权拥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朵颜三卫的精骑皆归他指挥，力量十分强大。宁王多次配合朝廷深入草原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与四哥燕王朱棣一样，以勇战闻名，当时有“宁王善战，燕王善谋”之说。

朱棣起兵夺嫡之初，对宁王的态度非常担心，对诸将说：“如能获得大宁的支持，截断辽东，用边骑助战，则大事可成！”

一三九九年，燕王抄小道跑到大宁，诈称势穷求救，单人匹马进入城内，握住弟弟的手大哭，诉说自己被迫起兵，请求代为起草奏章谢罪。过了数天，燕王告辞，宁王到郊外相送，北平的伏兵突起，将他裹挟至北平。燕王对弟弟许诺，事成之后，平分天下。

待到燕王朱棣要当皇帝时，朱权明智地请求改封南方。他先是要求去苏州，燕王说：“那属于畿内，不合适。”他又要求去钱塘，燕王说：“那地方先帝曾赐给五弟，他没能够享受；建文无道，又封给他的弟弟，也没好结果。我看建宁（在今福建）、重庆（在今重庆）、荆州（在今湖北）、东昌（在今山东）都是好地方，权弟你就随意选吧。”

最终宁王去了南昌，临行时朱棣亲自写诗送行。

没多久，有人告发宁王用巫术害人，成祖命令相关部门秘密查访，未获得证据。受此警告，朱权韬光养晦，终日弹琴读书，一四四八年去世，比他四哥朱棣多活了二十四年。

朱权的嫡子朱盘烒早死，爵位传给了嫡孙朱奠培；一四九一年，朱奠培去世，爵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朱瑾钧；一四九七年，朱瑾钧去世，他的儿子朱宸濠继位。

朱宸濠不是嫡子，他的母亲是个妓女。据说朱宸濠出生时，他的爷爷朱奠培梦见有蛇在房内吃东西，起来后又看见有鹞鹰绕屋鸣叫，以为不是个好兆头，非常讨厌朱宸濠。

朱宸濠长大后没有王爷架子，平易近人。术士李自然等人说他外表奇异，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暗示他负有天命。朱宸濠本就自视不凡，听了这些人的话，很是高兴，久而久之，便真自认为负有天命，开始暗暗关心朝政，生出异志。

细说起来，宁王这一支，自朱权开始，与皇家这一支一直就有些宿怨。

太祖朱元璋初封王时，各亲王府都设有护卫兵，多则数万人，少则三千人。永乐之后，各王府的护卫兵被大规模削减，但总还留着一些，大概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朱宸濠的爷爷在位时，与江西布政使崔恭交恶，崔恭控告朱奠培私通先辈的宫女，又逼死太监熊璧。朝廷派人调查属实，将宁王府的护卫兵撤销。

朱宸濠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刘瑾用事时，他贿赂刘瑾，恢复了被褫夺的护卫兵；可刘瑾遭诛后，朝廷追查此事，他的护卫兵又被清退。

现任兵部尚书何鉴为人清正，在平息刘氏兄弟叛乱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副总兵白玉当年因作战失利而被免官，他重金贿赂宫中的人物，谋求复职，遭到何鉴的坚决反对。那些得到白玉好处的人，对何鉴耿耿于怀，伺机找他的短处报复。恰好何鉴又因为反对边兵入京，而被皇上疏远，这些人便指示侦缉人员，指控何鉴的家童收取将领们的钱财。

一五一三年冬，何鉴遭到科道官员弹劾，被迫退休回家，他的职位，被都御史陆完代替。

陆完在江西为官时，与宁王有深厚的情谊。现在他当上兵部尚书，宁王认为可以借他的手，把王府的护卫再恢复起来。陆完其人有才智，善于结交权贵，而且他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江彬、许泰、刘晖等人都曾是他的部将，对他能够鼎力相助。

朱宸濠给陆完写信，大谈交情之余，说想恢复自己的护卫与屯田。陆完知此事敏感，以祖制不易更改为由委婉回绝。朱宸濠立即让人用轿子抬着数以万计的金帛，悄悄送到京城，放在乐师臧贤的家中，分送给皇上身边所有得宠的贵人。钱宁得到了大量钱财，他又想结交宁王，所以答应帮忙。陆完听说豹房内已经打点妥当，也只好答应促成此事。

阁老费宏有个堂弟，名叫费寀，费寀的妻子与朱宸濠的妃子是亲姐妹。一五一四年春天，费寀将宁王在京活动的一些秘事告诉了费宏，费宏很为吃惊。有一天，费宏入朝上班，陆完迎上前问：“宁王求取护卫，可以恢复吗？”费宏话里藏针地反问：“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剥夺了？”陆完也不示弱，说：“现今恐怕不能不给。”费宏愤愤地道：“那您看着办吧！”

三月十五日，宁王发来奏章，说“缺少使唤的人”，请求恢复护卫与屯田。那天费宏充当廷试的读卷官，没有在内阁。太监把宁王的奏章交给内阁拟草，传话同意宁王的要求，杨廷和在现场，摸不清水的深浅，虽然反对，但没有极力阻止，这件事居然顺利通过。

消息传出后，科道官员纷纷上书争辩，都被陆完压住，只有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的奏章报到了宫中。徐文溥揭露宁王“剥削商民，胁制官吏，招引无赖之徒，到处进行劫掠”；又指责他说，“各地进贡，本有既定的制度，但宁王无故驰骋飞骑，出入都城，伺察动静。况今海内多故，天变未息，意外的祸患实难预料。望陛下大义灭亲，勿徇私情，惩办那些为宁王出谋划策之人，驱逐那些刺探消息的使者！”

这篇奏章让所有与宁王有瓜葛的人都惊惶不安，钱宁等人连忙在皇上面前补救，皇上便责怪徐文溥胡说八道，搁置不问。

陆完、钱宁等认为，徐文溥之事虽有惊无险，但并不代表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因为阁老费宏掌握了许多证据，他如果出面予以揭露，事情恐怕将会闹大；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将费阁老扳倒。

钱宁派出大批锦衣卫探子，多方搜集费宏的过失，可忙乎了一段时间，居然一无所获。无奈之下，钱宁只得使出老招数，不断在皇帝面前诽谤费宏。有个叫余珊的御史，曾弹劾说：“费宏主持国政，他的堂弟费寀应当回避，不能留在翰林院。”钱宁抓住这件事，在皇上面前大加发挥，皇上动了心，责令费宏说明事情的原委。

费宏知道自己处境危险，连忙认错，请求退休。皇上很快同意他退休，并把他的弟弟费寀一并罢官回家。

钱宁热心地给朱宸濠办事，有自己明确的意图，但他只知道朱宸濠的意图与自己一致，却不知道朱宸濠除此意图之外，还有一个备用意图。他若知道那个备用意图，没准会吓得尿裤子。

3. 鞑靼小王子的攻势

从一五一三年之后，钱宁的权势达到顶点。

一五一四年腊月，新上任的御史周广上奏章，指名道姓地说：陛下的义子钱宁，本是宦官家的奴仆，由于陛下滥加恩宠，使他拥有了极其显赫的地位。他常仗势索取财贿，轻蔑王法，甚至投名刺自称‘皇庶子’，冒用尊号之罪，我都不忍心明说。

钱宁看到周广的奏章，勃然大怒，扣下来，既不让皇上知道，也不下发各个部门，私自传出旨意，将周广贬到广东怀远驿担任驿丞；有个叫曹琥的官员上书营救，也遭到贬嫡。钱宁怒气难消，派人埋伏在路旁谋刺周广，周广更改姓名，换穿便装，潜行四百余里，才得以脱身。

武定侯郭勋（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镇守广东，得到钱宁的指示，送银子给周广，以便陷害他。周广没上当，郭勋羞怒，乘着周广去见御史的机会，将他绑架到军中，几乎捶打致死，幸亏御史闻讯前来营救，才得以保命。

一五一五年冬天，钱宁派人到浙江强行推销钞币，这种钞币已严重贬值，而钱宁的意思却要官府派给民户。浙江的布政使方良永怒极，上疏说：“浙江近来兵荒不断，粮食不够吃，百姓哪有余钱购买这种无用之物？假如动用官府的库银满足钱宁的私欲，又非臣能够做到。请陛下加以诘责，命钱宁罢手！”

奏疏递到豹房，钱宁大怒，准备重重地收拾方良永。有人劝钱宁说：“他哪是畏罪之人，你要害他，正成就他的名声。”钱宁这才罢手，暗中把在浙江的售钞人员撤回。

方良永等待惩罚的到来，迟迟不见动静，更加不安，遂以母亲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辞职赡养，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从这两件事看，钱宁几乎具备了当年刘瑾的能量——可以假传圣旨，也可以阻止皇上知道某些事情。然而，他却很难真正成为新的刘瑾，因为自刘瑾事件后，皇上对权力盯得比较紧，钱宁偶尔搞点小动作尚可，假如经常那样做，将非常危险。

钱宁害人与谋私，正常情况下有三个手法：一是利用朝夕与皇上亲密相处的机会，不断说某人的坏话，或者好话，蒙蔽皇上的耳朵；二是利用掌握的锦衣卫，刺探某些人的情报，用一些所谓的事实，迷惑皇上的眼睛；三是充分利用皇上的嗜好，蒙蔽皇上的心灵。

皇上朱厚照原有两大嗜好，一是贪玩，二是贪杯。刘瑾充分利用这两条，把自己变成了第二皇帝。

刘瑾之后，皇上还是愿意玩，但开始兼顾工作，玩归玩，权柄不再随便给人。他的这一条弱点，钱宁已不能轻易利用。

让钱宁高兴的是，皇上还是贪杯，走到哪里都带着酒壶，玩够了，工作累了，随便喝点小酒取乐；而且他非常喜欢醉酒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常常不醉不罢休，不过一般都是微醉。钱宁最喜欢看到皇上微醉的样子——喜欢与人勾肩搭背，随和得像一位可爱的兄弟；他要谋私时，那可是说服皇上的黄金时机。

可世间的事从来都是物极必反，就在钱宁最为得意的时候，北疆发生的一些事，开始慢慢削弱钱宁的地位。

自一五一三年夏天开始，草原上的鞑靼小王子突然频繁入侵边塞。这年五月中旬，他们勒兵五万人，进犯大同，在黄土岭打败官兵之后，直扑朔州、马邑。皇上急命仇钺充总兵官，带领六千京军出征，救援当地边军。

没多久，小王子部西撤到甘州塞外，与另一个叫亦卜剌的草原部落仇杀。亦卜剌失败，部属逃入边塞，深入到洮西地区（今兰州以南），让甘南与川西北的官府极为忧虑。亦卜剌酋长派使者去当地衙门拜访巡抚张翼，请求在当地的山谷间放牧，承诺正常给朝廷献贡，不惹是生非。张翼不愿生出太多事端，只得好生款待，送他们财物，婉转请他们迁出内地。亦卜剌没法，便向西侵入乌斯藏地区（今青海东部），占据了那里的大片土地；但他们还是太穷，所以经常进入洮州、岷州等地干一些抢劫的勾当。

当年八月，巩固了后方的小王子部又杀回宣府，仇钺抵抗，斩敌三人，自己却损失上百人。仇钺厚着脸皮报捷，受到舆论的嘲笑。

这鞑靼小王子并非人名，而是蒙古部落名，其首领为元朝皇族后裔。当年，元朝的残余势力北窜草原大漠，遭到明朝远征军的多次重创，势力零散，分裂成三大部。

第一大部，由元朝皇族势力直接统领，称北元。北元自顺帝之后传到第六代时，有个叫鬼力赤的权臣篡位自立为可汗，废去国号，自称鞑靼，占据了阴山以北，蒙古草原的大部地区。永乐时，有个叫阿鲁台的人，杀死鬼力赤，复立元朝皇族的后裔为可汗。

第二大部，由元朝大臣猛可帖木儿统领，占据着蒙古草原的西北部，称为瓦剌。猛可帖木儿死后，他的人马分由三人统领，他们分别是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永乐时期，瓦剌部向朝廷称臣，积极协助朝廷攻击鞑靼。

第三大部，首领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与蒙古名将木华黎的后裔，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称为东蒙古。公元1389年，该地区的蒙古人畏惧明朝势力，称臣归顺。朱元璋在他们的旧地设立三卫予以羁縻，即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

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曾向三卫借过三千铁骑，承诺事成之后，把宁王朱权的藩地大宁卫赐赏给他们。事后，永乐帝反悔，三卫恨他失信，联合鞑靼部武装维权，遭到永乐帝的痛击。

永乐帝死后，他们强行进入大宁城，逐渐将牧区南扩到长城喜峰口一线，才算与朝廷化解掉那段恩怨。

一四三六年，瓦剌部在朝廷的支持下，打败鞑靼部，吞并了他们的地盘。朝廷册封的瓦剌部顺宁王脱懽，拥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做丞相，瓦剌与鞑靼合流。

脱懽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父亲的职务与爵位，基本架空了脱脱不花。也先骄横，不仅反叛朝廷，攻打北京，还将脱脱不花杀死。

一四五五年，也先被部将阿剌知院诛杀，鞑靼部落的首领孛来又袭杀阿剌知院，找到脱脱不花的儿子麻儿可儿，立为可汗，号称小王子。

小王子部落继承了也先的脾性，常常一边给朝廷进贡，一边入塞抢劫。

朱厚照即皇帝位初期，小王子内部不合，虽然经常入侵，但规模一般不大，边境相对比较清静。

一五一三年之后，气候异常，北方连续遭受旱灾，草原牧民们的生活窘迫，极想到塞内谋些财物；而且小王子内部的争斗基本平息，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在边塞抢劫，而是想集结力量，做几票大买卖，甚至想重演当年也先消灭朝廷数十万大军，虏获天子的壮举。

在这种背景下，鞑靼小王子的入侵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一五一四年七月，他们大举进犯大同、宣府，连营数十里，另派一万骑兵劫掠怀安卫（今河北怀安县南）。京师闻讯震动，紧急宣布戒严。

皇上紧急起用张永，让他火速赶往前线，提督宣府、大同、延绥三镇军务；拜白玉为总兵官，率领京营两万官兵前去救援；另令御马监的张忠，督率六千余人的京、边混编兵团，作为预备队。

顺圣川一役，官兵战败，游击将军张勋等阵亡。

几乎如此同时，亦卜剌的同盟阿尔秃厮部，被小王子部威逼，来到甘肃塞外游荡，也想学习亦卜剌部，穿过内地前往乌斯藏地区。张翼不同意，他们便侵入塞内，攻破堡寨五十三座，杀掠兵民一千多人，甘肃的局势也骤然紧张起来。

同年八月，小王子部兵逼白羊口，又以主力深入到浮屠峪（今河北涞源），威胁京师的西南门户紫荆关，摆出一副要进军北京的架势。皇上大惊，急令保定副总兵张勇赶去抵御。小王子部却虚晃一枪，回身杀入宁武关（今山西宁武），侵入山西腹地，劫掠定襄县。宁化守备指挥陈经出战，所率三百精兵全部阵亡。

九月初三，小王子五万骑兵从万全卫（今河北宣府地区）向南入侵，到达蔚州地区，大肆劫掠。南都御史丛兰与总兵白玉偷偷领兵迎击，让人扮成农民，在饭菜中拌上毒药，设伏以待。鞑靼兵到来，吃饭中毒，又遭伏兵攻击，落败而退。官兵总算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鞑靼小王子的这一系列攻势，引起了皇上朱厚照的极大担忧，他决心抓紧练兵，反击鞑靼人。

九月十一日，皇上要锻炼自己的勇气与能力，在观看力士与老虎搏斗时，忍不住亲自下场，他没能打过老虎，反被老虎所伤，一个多月没能上朝。

但这是个信号，皇上自此决心学习太祖、成祖的样子，亲自整军经武，讨伐草原上的野蛮人，绝不让他们再有兵临北京城下的机会。

一五一四年十一月，朝廷创立东、西两个官厅，作为训练营地。西官厅主要操练边军、团营、四卫军，东官厅主要操练专门挑选出的京军，它们分别由许泰与江彬等人主导。

皇上的意图非常清楚，他想让边军充当教练队，带动京军提高总体战斗力。他对此事非常重视，不时身穿戎服莅临现场指导。京城的官民常见皇上与江彬联骑而出，铠甲相错，不可辨认。

进入一五一五年，皇上开始把大量精力用在军备上。元旦[1]刚过，他就为此忙碌起来。吏部尚书杨一清等人报怨说：“陛下连年上朝太少，时间也太晚，有时太阳偏西才上朝，有时傍晚才上朝。进入今年春天，又逐渐推迟到夜间。”又说：“陛下亲自检阅禁军，居然以天子的身份干将帅的工作，皇宫大内成了攻战演习的场所，呐喊喧哗，夜以继日，这既不合护卫天子的规矩，也有违尊卑之间的差别。”

皇上对这类劝谏一概不予答复，似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嬉皮士精神。

钱宁隐隐有些担忧，皇上如果过分关注军事，势必会加大对江彬等人的宠爱。不过他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只能是设法保住自己的权势，皇帝执意之事，只能顺从，不可违逆。

进入闰四月，有一件事引起了钱宁的关注。

三月时，阁臣杨廷和的父亲去世，他不顾皇上的夺情挽留，执意回家奔丧。闰四月初四，皇上诏令礼部尚书杨一清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接替杨廷和的位置。没多久，提升陆完为吏部尚书，将兵部尚书的位置空缺了出来。

那时，有一个热门的兵部尚书人选，他就是左都御史、甘肃总督彭泽。

彭泽精通军事，又在河南与四川立有大功，声名不低于陆完，而且他为人清廉正直，舆论几乎一边倒倾向他，朝廷组织廷推，彭泽位列第一。皇上正揣摩着对小王子备战，也非常看好彭泽。

但彭泽有一项劣势，他尚在甘肃前线，而且不易脱身。

一五一四年夏天，彭泽平息掉四川的叛乱后，因为西域土鲁番国侵略哈密，杨廷和推荐他去督办甘肃军务。

哈密国在今新疆哈密地区，离嘉峪关1600里。元朝末年，安克帖木儿统治该国。洪武年间，明朝向西域进军，设置安定等卫所，兵锋抵达哈密国境。安克帖木儿害怕，主动归顺朝廷。永乐年间，朝廷册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赐给他金印。安克帖木儿死后，朝廷任命他的侄子脱脱为哈密王。脱脱少时被朝廷俘虏，在宫廷中充当侍卫，永乐帝把他送回去，并设立哈密卫保卫他。

自此之后，哈密国忠诚地恪守藩臣职责，替朝廷打理西域商路的事宜。可是到英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当政的忠顺王是瓦剌酋长也先的亲外甥，也先不仅侵略朝廷，也常常去欺负哈密。忠顺王向朝廷求助，朝廷自顾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救哈密？因此在西域的威信大减。

一四七二年，土鲁番趁着忠顺王去世之际，攻破哈密城，俘虏了忠顺王的母亲，娶忠顺王的孙女为妾，占据哈密。

土鲁番在哈密以西，是朝廷在西域的藩国，只是关系比哈密疏远，其国王也是蒙古人的后裔。

一四八二年，忠于朝廷的军队驱逐土鲁番人，哈密第一次复国。

一四九三年，土鲁番国再次进犯哈密，俘虏忠顺王陕巴。两年后，兵部尚书马文升派许进经略哈密事务。许进发动夜袭，击败土鲁番人，第二次收复哈密。

一五〇五年，陕巴去世，朝廷封他的儿子拜牙即为忠顺王。拜牙即昏庸无能，在权臣的诱导下，他竟然于一五一三年秋天叛逃到土鲁番。土鲁番王满速儿派人到甘肃边关，说拜牙即无力管理哈密，请朝廷允许他派将领代为看守，并请求犒赏。

朝廷在这种背景下，派彭泽前往甘肃，处理此事。

彭泽尚未到达，土鲁番王便派兵抢劫苦峪与沙洲，扬言朝廷必须给他们一万金币，他们才交还哈密城和官印。

彭泽已经厌烦兵事，到达甘州后，即着手招抚工作。他派人对土鲁番王说：“只要归还侵占的土地，放回忠顺王，就必定给予重赏。”满速儿答应，彭泽送给他币帛两千、白金酒器一套，作为定金。

土鲁番王交回朝廷的金印，下令召回据守哈密城的将领。可是，忠顺王并没有回国，据守哈密城的土鲁番将领也拒绝撤退，理由是，他要先得到朝廷所赐赏的余款。

在这个节骨眼上，杨廷和离职奔丧，朝廷将有重大人事变动的信息传来，彭泽急于回京，便上奏说：“番酋已经认错，事情已平定”。皇上立即下令将他召回，巡按御史冯时雍说：“哈密城还没有交还，不能突然召回彭泽。”皇上不听从。

彭泽急着回朝，显然是冲着兵部尚书的位置。彭泽的想法是，若能当上兵部尚书，哈密的事务更易掌控。可正在这时，有个人横刺而出，找到钱宁，请求钱宁帮助他得到兵部尚书的宝座。

钱宁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彭泽性情高傲，素来讨厌弄臣与太监，他进入兵部，断不会与钱宁友好。

这个主动求到钱宁门下的人，名叫王琼，现任户部尚书。王琼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进士，以勤勉与干练善谋闻名。

王琼曾担任工部主事，负责治理漕运。他离任时，把三年治漕的经历以文记之，后任者细考他所记之事，竟丝毫不差。

王琼在户部尚书的任上，干得相当称职，他极为熟悉户部的钱财收支及盈亏情况，边境将领请求拨发粮草，他屈指一算，就能说出某仓库、某草场的储备有多少，各郡县每年支边多少，士卒屯田的收成多少，然后说：“这些已足够了，再伸手就是弄虚作假。”

王琼具有大局观，也能以清正自励；可是他太想建立功业，又嫉妒彭泽等人的军功，所以不择手段，求到钱宁门下。

钱宁很愿意帮助王琼，立即在豹房活动，说服皇上不让彭泽回来，并极力称赞王琼。皇上被他说变了主意，于本年闰四月底任命王琼为兵部尚书。

彭泽匆匆赶回来，发现兵部尚书的职务已归属王琼，大为失落与愤恨。他常常借着酒兴欺负王琼，大骂钱宁。王琼初时自知理亏，处处忍让；可彭泽是个爱赌气的人，并不罢休。久而久之，王琼恼怒，暗中准备扳倒彭泽。

王琼告诉钱宁，说彭泽经常骂他。钱宁不信，王琼就摆下酒宴，请彭泽到他家做客，让钱宁躲在屏风的后边偷听。席间，王琼引诱彭泽醉酒大骂，钱宁愤怒，也准备找机会收拾彭泽。

把王琼推为兵部尚书之后，钱宁甚是得意；可他忽略了王琼是个智商超高之人，他巴结钱宁，是为了得到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并非甘心当钱宁的走狗。他起码有两个方面与钱宁的立场迥异，一是王琼不排斥江彬等边将，与他们也打得火热；二是王琼不看好宁王朱宸濠，虽也接受他的贿赂，却暗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朝廷的高层人事刚刚调整完毕，京东突然传来警报，朵颜卫的花当部出动千余名骑兵犯边，攻破鲶鱼关，抢掠马兰谷，参将陈乾等人战死。马兰谷在今河北遵化市的清东陵附近，离京城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皇上感到心惊。

五月中旬，大学士梁储听说皇上微服离开皇宫，出西华门后不知去向，隔了一天才回来，大吃一惊，慌忙上书劝谏。皇上不予答复。

粱储不知道，这不过是皇上玩失踪的开始，他已经决心挣脱祖制的束缚，按自己的方式整军备战了。

4. 巧出居庸关

进入一五一六年，皇上朱厚照越来越无心正常上班。

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及各国的使节，天未亮就入宫祝贺新年，可是他们左等不见皇上，右等也不见皇上，直到晚上酉时（17点至19点左右）皇上才匆匆而来；等举行完典礼，已是深夜。当时天寒地冻，众人饿着肚子匆忙回家，前面跌倒，后面绊翻，笏丢帽歪，相互践踏，将军赵朗当场死在禁门之下。而午门之外，更是热闹，官吏寻觅上司，儿子呼唤父亲，奴仆寻找主人，灯笼火把，人声鼎沸，犹如闹市一般。

御史、阁臣纷纷上书规谏，皇上使用老招数，一概不予答复。

二月，市井间纷纷传言朝廷要拆迁积庆、鸣玉二坊（北京西四大街附近），有人说是为了建皇帝的义子府，有人说是为了扩大军队校场。实际情况很快得到证实，拆迁属实，目的既为了扩大校场，也为了建义子府，还捎带着造一所皇家酒肆。

当月下旬，皇上颁布圣旨，正式任命太监张忠统领东官厅、许泰统领西官厅，江彬都督协助。他又挑选善骑射的宦官自编一营，号称中军，亲自提督，刻苦训练。

受训士兵统一穿着黄网状铠甲，威风亮丽。皇上前去检阅，称为“过锦”，比喻阵营一眼望去像一片锦绣。许泰、江彬等人都戴着遮阳帽，上插蓝青色的天鹅翎。天鹅翎代表军中的地位，尊贵者插三根，其次插两根。兵部尚书王琼跟着皇上去校场阅兵，受赐一翎，自认为是罕见的荣耀，美得睫毛乱跳。

为了增加将士的胆气，皇上发出一道的诏令，让居庸关的太监李嵩等人活捉一批虎豹。

不仅如此，他还暗中搜求武艺超群的美貌女人，以增豹房后宫的英气。原延绥总兵马昂，勇猛善战，多次立功；但他贪婪骄横，受到弹劾，丢掉了官职。马昂有个妹妹，擅长唱歌，精于骑射，嫁给军官毕春，已有身孕。马昂找江彬帮忙通融仕途，江彬认为他的妹妹是皇上要找的那类女子，建议马昂将之献入豹房。马昂开窍，把妹妹从毕春那里抢回，献给皇上。皇上见马昂之妹英姿飒爽，大为欣喜，立即提升马昂的官职，赐他住宅一所。马昂一时势动京师，有些诙谐的宦官甚至还称他为舅舅。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言官们立即上书，强烈建议皇上：“将孕妇遣出，以清洁皇宫禁地，消除天下人非议。”给事中吕经讲得更直接：“陛下若为子嗣着想，应选择大家闺秀为嫔妃，何必沉溺于卑污而自我羞辱呢？”

皇上一律不予答复。

但宫中很快传出一则小道消息，打消了大家的忧虑。有一天，皇上带几名随从到马昂家饮酒，酒兴正浓时，突然提出要召见马昂的小妾杜氏。马昂不舍，推说小妾有病。皇上愠怒而起，离开马宅。马昂害怕，通过太监张忠，将小妾献入豹房，皇上这才高兴，升任马昂为都指挥。马昂尝到了甜头，又设法进献了四名美女，但他的妹妹却越来越失宠。

此事刚刚平静下来，京师中传言又起，说朝廷要在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县）建造行宫。

言官们闻风而动，上书质询这件事，皇上装聋作哑。

一五一六年夏天，小王子部落七万铁骑分道进犯，一路绕到东线的蓟州佯攻；主力则突破白羊口（今山西天镇县），直扑宣府，大有破长城而入的气势。皇上紧急宣布京师戒严，命令张永提督军务、刘晖担任总兵官，率领东、西官厅的将士前去救援。又命令整顿京师北部与保定地区的防务，严防敌寇深入。张永到达宣府时，前线总兵潘浩统帅的官军，已在贾家湾战役中惨败，偏将朱春、王唐等战死。

张永慌忙组织抵抗，在老营坡与敌人遭遇，很快战败，张永本人受伤，逃入长城，躲进了居庸关。小王子部攻破宣府二十座堡寨，劫掠人畜数万。

宣府告急的文书雪片般报到京师，廷臣推荐彭泽提督京营，许泰充任总兵，开赴长城一线，严防死守。可在这样危机的关头，钱宁却玩弄阴谋诡计，挤兑彭泽与阁臣杨一清。

等圣旨正式下来时，彭泽惊异地发现，皇上并未派遣许泰，也没有给他总督的名分，只是命令两名游击将军各带三千兵马跟随他。

原来，这是钱宁与兵部尚书王琼做的手脚。从今年春天以来，钱宁的心情一直不爽，皇上因为倾心于军事，与江彬的关系进一步亲密，不仅赐江彬、许泰、刘晖姓朱，而且还让江彬取代了钱宁的一项特权——陪之同起同卧。实际上，在皇上宠信的排行榜上，江彬已取代钱宁，排在了第一名。

钱宁有些失落，也有些窝火，好在他对这一天早有心理准备，总体而言还算平静。

这次彭泽被廷臣推荐替代张永，皇上也属意于他，钱宁与王琼非常警觉——假如彭泽在宣府立功，其前途难以限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许泰是江彬一伙的大哥级人物，他如果与彭泽共事，没准能像当年杨一清与张永一样，建立起私人情谊。那样一来，江彬等人可就与彭泽关系近了，这是必须阻止之事。

彭泽感觉到有人在给他挖坑，立即上书说：“臣是文臣，摧锋陷阵不能独任，请仍派许泰一同前往。假如许泰另有差委，请推举素有名望的将领一人，统领官军。”

皇上醒过味儿来，打算照彭泽的请求去做，陆完连忙推荐朱辅为总兵官，协助彭泽，终不肯让许泰前去。

杨一清是太监张永的好友，本与钱宁关系不错，后来有人挑拨离间，关系开始变得疏远。本年夏秋之交，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发生旱灾，杨一清依例上书自我弹劾，说了些舒愤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谗言可以惑圣听，匹夫得以摇国本，禁庭杂介冑之夫，京师无藩翰之托”。皇上没有看懂杨一清的意思，可他身边有些人看懂了。

公允而言，杨一清说这些话主要针对的是江彬，其中讥刺钱宁的意思，只是捎带而已。钱宁明白这一点，江彬也明白这一点。钱宁本不应该主动掺和这件事，可他仔细计算利害得失，却决定与杨一清撕破脸皮，主动出手扳倒他。

这对钱宁而言，是个艰难的决定，他需要在前义父张永与新权贵江彬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若借此机会与江彬联手打击杨一清，得到的好处是可打消江彬的猜忌，拉近与江彬的关系，以保证江彬不会急于对他使坏；坏处是自此得罪了张永。

钱宁是个小人，小人们的惯常做法、是对得势者拼命讨好巴结，对失势者落井下石。此时张永因为在老营坡战败，被皇上罢斥，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钱宁认为抛弃一个过气的老太监，借以迷惑江彬，维持与他表面的同盟者关系，是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他们两人经过策划，先是指使豹房的演员们，在给皇上表演节目的时候，有意传播谣言诋毁杨一清；然后，钱宁又怂恿一个叫朱大周的武学生，上书攻击杨一清，“任吏部尚书时，考察官员不公正”。

陆完主持的吏部不知内情，弹劾朱大周：“阻挠铨选，毁诋国体，请交付司法部门治罪。”钱宁出面，诘责吏部相互包庇，陆完才明白过味儿来。

科道官员接连上书给杨一清辩解，说考察官员，不是吏部一家说了算，都察院也参与，不能搞个人攻击；况且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考核时遭弹劾之人，不能泄愤寻小事攻击报复”。并直言：“看朱大周如此放言无忌，必定背后有人主使，破坏国家制度，没有比这还要严重的。”

可是，朝官们再有理，也抵不住钱宁与江彬的联手，杨一清不得不辞职退休。

皇上任命礼部尚书蒋冕兼任文渊阁大学士，顶替杨一清的空缺。蒋冕字敬之，广西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为人廉洁，耿介而识大体，久有声望。

彭泽领兵出征不久，鞑靼小王子的主力骑兵便撤走了，只留下小股部队偶尔入塞骚扰。

冬季，鞑靼小王子派遣二万骑兵攻掠偏头关等地，遭到延绥副总兵安国的顽强抵抗，损失八十余人，丢弃千余马匹，逃回草原。边关竟然因此平静了数月。

一五一七年正月初二，皇上朱厚照给大臣下达旨意：“十三日在南郊举行祭天之礼结束后，都去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县亦庄附近）观看打猎。”

大学士梁储等赶紧阻止，皇上却执意要去。

十三日那天，皇上驾车去南海子，文武百官在后面紧追。皇上于草野间玩得高兴，命令将城门关闭，任何人不准回城。大臣们在寒风中苦等，挨到黄昏时分，才有圣旨传下，允许他们先行返回，但不准回家休息，一律到承天门迎候。半夜时分，皇上才精神抖擞地回城，在奉天殿主持祭祀天地的庆成礼。

大臣们揣摩皇上瞎闹腾的用意，认为他此前偶尔乔装打扮，微服出行，心中有所顾忌，不敢张扬；现在他厌烦了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想借此公开，一则宣示决心，二则让大臣们慢慢习惯。

果然，自此之后，皇上十天半月就要去南海子打一次猎，大臣们怕受他折腾，慢慢没人愿意主动跟随他。皇上暗暗得意，大臣们终于愿意给他松绑，不跟在后面无休止啰嗦了。

三月十八日，是朝廷殿试放榜的日子，京城内外春暖花开，莺飞柳拂，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皇上亲自登殿，主持盛大仪式，赐授舒芬等人进士及第、出身。

下午，大臣们谁也没有注意，皇上身着便装，只带几名随从，骑马溜出北安门，抵达顺天府大街，溜达了几个时辰才返回。

天黑之后，他居然发出制书，公开向大臣们说明此事。这可谓破天荒，他干这类勾当，从来都心虚，怕让人知道，这次难道吃错了药？

半个月后，有人弹劾阁老靳贵的家人出卖考试题，靳贵惭愧，请求退休。皇上批准他退休，命令毛纪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代替靳贵。毛纪为山东掖县人，现年55岁，成化二十二年进士，高中第一名。此公熟悉朝政，忠厚老成、不苟言笑，有朝中长者之誉。

本来，在内阁诸公中，靳贵的声望稍逊色些，现今毛纪补他的遗缺，内阁成员整体的贤能程度，几乎可以比肩弘治朝了。

毛纪入阁后仅五天，皇帝便乔装打扮，微服出行，直奔石经山（在今北京房山区，俗称小西天），数天后，才经玉泉亭等地回宫。石经山为钱宁刻意营建，极为壮美华丽。他见皇上热衷于郊游，想抢一点江彬的风头，所以特寻这么个地方，诱皇上前来观赏。

皇上对钱宁的石经山没有多大兴趣，但这并不妨碍钱宁在这期间假借写亦虎仙事件，帮助王琼将彭泽打倒。

写亦虎仙原是哈密国的都督，他暗中勾结土鲁番的国王满速儿，策划了哈密国王拜牙即叛逃事件，彭泽及当时的边关大臣对此都不知情。

写亦虎仙狡猾贪婪，后来与土鲁番国主满速儿产生了矛盾。满速儿想杀他，写亦虎仙就去求土鲁番国驻哈密城的守将火者他只丁，让他在满速儿面前求情，并答应送上1500匹币帛作为酬礼，但要求在他的暂住地肃州（今甘肃酒泉市）交付，并说：“肃州可以攻取。”

土鲁番国王高兴，派女婿马黑木，与火者他只丁的弟弟等人，假装入贡，去肃州打探虚实，顺便向写亦虎仙索要贿币。巡抚李昆察觉他们行踪诡秘，便将马黑木一行扣留，驱逐写亦虎仙出关。写亦虎仙害怕，羁留不肯离开，派人请火者他只丁前来解救。

火者他只丁听说后，对官府的行为大为生气，复夺哈密城，率一万骑兵进犯嘉峪关。肃州的游击将军率七百人的先头部队前去抵御，遭遇包围，全军覆灭。

土鲁番军抵达肃州城下，遇到坚决抵抗。守将陈九畴又把写亦虎仙与他的同党逮捕，断绝了土鲁番军的内应，火者他只丁只得撤退。

写亦虎仙与他的同党被押解到京师监狱，其中有个叫夫拜烟答的人，受不住拷打，死于狱中。夫拜烟答的儿子以进贡的名义来到北京，探知王琼想寻机倾轧彭泽，便突然闯入长安门，申诉他的父亲有冤。王琼联合钱宁，令甘肃的官员将事件的始末核实汇报，并派人前去调查，计划以肃州官员渎职为名，兴起大狱，并将彭泽牵连进去。彭泽见矛头隐指自己，便于公元一五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年老体弱为名提出退休。科道官员纷纷上表请求皇上挽留，皇上皆没有听从。

没过多久，写亦虎仙获释，投到钱宁门下，混入豹房，侍奉在皇上左右。据说皇上很喜欢他，收为义子，还授给他锦衣卫指挥的官衔。

此事件刚平息了一个多月，京城的坊间开始传言，说皇上最近准备北出居庸关，到边塞巡游。

大臣们纷纷上书询问、劝谏，皇上一律不答复。

八月初一下午，皇上乔装打扮，悄悄出行，奔昌平而去。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毛纪早就盯着这件事，听说后紧急追赶，第二天在沙河店追上，苦劝回宫，没有效果。

梁储紧急传报巡视居庸关的御史张钦，命他关闭城门，不许皇上出关。张钦不敢怠慢，立即命指挥孙玺锁门，并收取钥匙亲自保管。

八月初六，皇上抵达昌平，分守居庸关的宦官刘嵩想去晋见，张钦阻止说：“车驾将出关，关系我与您的生死。假如我们明知皇上到来，而不开关放陛下出去，那是违背皇上的命令，罪当该死；假如打开关门，放陛下出关，倘若遇到难以预料之事，比如土木堡事变之类，那么我和您也得死。同样是死，我们不如不开关而死，这样还能死而不朽！”

没多久，皇上传召孙玺，孙玺说：“臣在居庸关，但不敢擅离职守。”皇上又召刘嵩，刘嵩想应召，说：“我是皇家的奴才，怎敢不去呢？”张钦不多说话，带上敕书与印信，手持宝剑坐在关门下，说：“敢言打开关门者，立即斩首。”

夜间，张钦写奏疏说：“臣闻天子遇到亲征之事，一定先召集大臣廷议。真出行时，六军翼卫，百官扈从，后有车马行进的声响，前有羽旄的壮美。现在寂然没有听到任何传报，却说车驾即将过关，这肯定是有人假借陛下的名义，要出关去勾结敌寇，臣请求逮捕此人，明正典刑。如果陛下真要出关，必须持盖有两宫太后的文书，臣才敢开门；否则，万死不奉诏！”

他的奏疏还没写利索，皇上的使者又到。张钦拔出宝剑，斥责说：“这完全是欺诈！”要杀使者。使者连忙返回，对皇上说：“张御史几乎杀了臣。”皇上勃然大怒，回头对钱宁道：“为我立即将御史捕杀！”

钱宁知道皇上出关有利于江彬，故意磨蹭推脱。恰好群臣追上来，张钦的奏章也已经递到，皇上感到理亏心虚，只好悻悻地返回京城。

十五日，他临朝听政，似乎不再想出巡边塞之事。

可是，八月二十三日夜间，他突然乔装打扮，潜出德胜门，避开行宫，居宿民家，快速向居庸关赶去。这次他经过了精心策划，一连数天，朝中大臣居然没人知道。

四天后，皇上出现在居庸关下。御史张钦没在关中，当时正在外面的白羊口所巡视。皇上进入关内，连问：“御史在哪里？”当知道御史离去的并不远时，匆忙出关，留下谷大用据守，阻止群臣追赶。

张钦听说后，追赶不及，十分愤慨，向西远望痛哭流涕。

直到这时，京中的大臣们才知道他们的宝贝皇上丢了。两天后，他们探听到皇上已去了宣府，连忙上书请求銮驾回京。皇上见了欣然一笑，不予答复。

5. 三巡边塞

宣府是宣化边镇的驻地，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

此镇山川复杂，地险而狭，北面虽山峦遮蔽，可谷间有大道直通坝上牧区；西面为大同镇，大同镇几乎对草原开放，游牧人来去自由；因此鞑靼小王子南下，可从北与西两个方向侵入宣府。

对于明廷而言，宣府的极端重要性在于：他距离北京不足400里，号称锁钥重地——其东面，为葫芦形的地势，宣府是葫芦口，延庆是葫芦底；延庆南边就是八达岭，八达岭南边就是居庸关。此条道路虽称险峻，却是燕山山脉上最为薄弱的环节，蒙古骑兵每次对朝廷下重手，必选宣府，因为这里是万里九镇上的七寸所在。

宣府向东南，经怀来卫，有条山道可达镇边城；突破镇边城，沿着桑干河谷，可直达北京的石景山一带。

宣府向南，有数条大道，可通今河北的涞源县。涞源县东面就是紫荆关，紫荆关东面就是京师的西南门户保定府。当年土木堡战役之后，也先统帅瓦剌大军进攻京师，就是经过紫荆关进入与撤退的。

因此，只要鞑靼小王子大举南侵，威胁京师，朝廷的第一反应便是加强宣府防御，第二反应一般是加强紫荆关防御。

自永乐年间始，朝廷即充分意识到了宣府、大同两镇防御的严峻性，极为重视此线的边防建设，“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宣府城建于洪武二十七年，周长24里。镇城附近设三卫，称宣府三卫；辖区外围各战略要点，设万全、怀安等九卫，兵员最盛时，达15万人，后来因逃亡及兵员补充不足等原因，只剩下约七八万人。

皇帝朱厚照于一五一七年九月初一抵达宣府，诏令江彬营建镇国府，作为边塞行宫。镇国府其实早已开建，只是秘而不宣，此时它已初具规模，但尚嫌冷清，江彬计划把豹房的珍宝与美女用车运来，充实其中，以便皇上常驻。

初来乍到，皇上夜间没有合适的地方住宿，看见谁家高门大户，便疾驰而入，或者索要人家的妇女。许多富户怕被骚扰，只好行贿江彬，求他这个向导高抬贵手。由于圣驾所带去的人员太多，塞外的深秋夜间寒冷，军士们砍柴不足以供应，有时便拆民房的木料取暖烧饭。居民们受到惊吓，白天都不敢外出，市面萧条寂寞。

九月十九日，皇上巡行到宣府以西的阳和卫（今山西阳高县），开始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通俗的意思是大明朝天下兵马大元帅。圣驾驻跸之地称为“军门”，凡有征发军民及粮草事务，皆以威武大将军的均帖行事。

明朝最高武官的称号是镇国将军、宣威将军之类，威武大将军的称号是朱厚照为自己独创。

威武大将军的均帖行至内阁，大学士梁储等人提出异议，上奏说：“根据原有条例，凡事关军马钱粮之务，没有赦旨，不许擅自支应。现如果使用威武大将军的帖子便可执行，日后若有奸人借此冒名诈骗，军队各部门难以辨别真伪，怎能保证不发生其他祸患？乞望陛下立即停止。”皇上充耳不闻，不予答复。

九月底，边塞传来警报，鞑靼小王子五万骑兵驻扎塞外，随时可能发动入侵。皇上以尚武自居，不愿后退躲避，他亲自调兵遣将，准备与小王子大战一场。并发旨到户部，要求调发白银100万两到宣府，以备犒赏之用。户部尚书石玠上书极力坚持不可，皇上跟他拉锯争论，石玠不得已，只好发运50万两。

九月二十八日，皇上来到熊耳山下的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县），探马来报，鞑靼小王子部分道南下，目标直指大同。

皇上命令大同总兵王勋坚守大同城，正面抵抗；命辽东参将萧滓与宣府游击时春前去增援；派延绥副总兵朱峦等人，引兵跟随敌后，相机发动奇袭；又调宣府总兵朱振，在阳和集结兵力，待机发动反攻。

朱厚照在宫苑中苦研军事十几年，终于算是没有白费工夫。他临危不惧，分遣得当，指挥有序，绝非当年的英宗朱祁镇可比。

十月初二，战争首先在大同开打，王勋主动出击，与敌寇交战。小王子似乎已知道皇上驻跸宣府，大同以东官兵云集，所以他们不肯恋战，而是长驱南下，直扑应州（今山西应县）。

王勋甚是吃惊，应州是东去京师的战略要地，敌人难道想趁京师空虚，窥测紫荆关？他不敢怠慢，一面报告皇上，一面急忙追击南下。第二日，王勋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与鞑靼军队相遇，双方交战数十合，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傍晚时分，小王子分兵，一部沿着东山而去，一部包围了王勋。第二天清晨，大雾漫天，小王子探知官兵援军已到，担心受到夹击，便撤去包围，据守各处要道，王勋趁机进入应州城。

初四，王勋率兵出城，与敌军激战，试图撕开一个缺口，与朱峦等部援军会师。此时，萧滓、时春等部也陆续赶到，小王子军难以抵挡，急招东去的那部敌军回援，合兵遏制住了官军的攻势。王勋只好再次退回应州城。

初五，皇上朱厚照引兵赶到应州，太监张永、魏彬、张忠以及都督江彬等，各自统军出击，与小王子部殊死战斗，迫使小王子部稍稍后退。傍晚，官军各部会合，就地扎下大营。

初六早上，小王子部率先发动进攻，皇上亲临前线，督率诸将抵御。从辰时（上午七八点钟）到酉时（下午五六点钟），双方交战一百余回合，小王子部渐渐不支，趁夜向西退去。

皇上引兵跟踪追击，一路战斗不断，小有斩获。到达朔州（今山西朔）的边塞附近时，天气忽变，大风吹起，黑雾弥漫，白昼阴晦。官军疲惫，又怕遇上埋伏，只好停止追击。

十月初九，皇上领兵返回大同，命大同总兵王勋向朝廷报捷。数天后，他返回宣府。

朝臣接到应州战役的捷报后，在京师举行遥贺礼，以示庆祝。可私底下他们却对前方的捷报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官军实际败绩，皇上差点被俘。

后来的一些史籍对这次战役之记载，非常令人迷惑：斩敌首16级，官军战死52人，重伤563人。根据这组数字判断，官军的战死人数是鞑靼人的三倍以上，肯定不能算取胜。

假如这组数字属实，那么我们这些后人，实在难以想象那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当时双方交战的兵力合计有十几万人，激战了五天，尤其在应州城外那最后一战，双方一整天交战了百多个回合。这样的战役理应非常血腥残酷，可是居然没死几个人，确实让人难以置信。难道当时的交战，真像古典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两军对垒，一将跃马横枪，讨敌骂阵，招呼对方派出一将交战，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奋起神威，大喊一声，将对方刺于马下。如此一轮战完，再换一轮，两边的军士，别管有多少万人，持什么武器，只管压住阵脚，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双方大战五天，每次也不过劳累几位大将，其他兵卒只劳动嘴皮，不需动手参与。

当年的土木堡战役，官军曾经一次阵亡五万人；几天的仗打下来，几十万人被瓦剌军歼灭。与之相对比，这次的应州战役就太温柔、太人道了。

有人推测，这组数字，可能是史官不想鼓励后世君主冒险，故意曲笔捏造的；也有人说，这组数字，可能是官军追敌到朔州边塞时，最后一次小规模战斗的战绩。但不管怎样，它的真相我们可能一时无法探究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本次大同—应州之战，是土木堡战役之后六十多年来，官军与蒙古人打的最大一仗。此战对游牧人的震动极大，他们自此终正德一朝，只是骚扰边境，不敢再大规模入侵。北疆边境的平静，竟赖以保持到嘉靖四年，即一五二五年。

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首辅杨廷和服丧期满，回署办公。他与内阁的其他成员商量，想让皇上回京过年，所以递上奏疏，请皇上确定南郊祭天的省牲日期。皇上回复：“闰腊月初一省牲。”并派张永回来，传达圣旨说：“因边警未宁，尚不能返京。自闰十二月初一为始，遣官员省牲及举行祭天大典，一律按旧例举行。”

大臣们愕然，皇上的意思，居然是连祭天这样极重要的典礼他都不准备参加。杨廷和立即领衔上奏说：“今陛下驻跸关外，以边塞未宁为借口，准备废去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的盛典，万一天下臣民及各地宗亲藩王，产生疑问而要求解释缘故，陛下将用什么理由来回答他们？恳请收回新下达的圣旨，即日车驾还京，以便完成祭祀大礼！”

奏疏递到宣府，泥牛入海，依旧不予答复。大臣们急了，内阁班子与九卿大员集体出动，打算赶赴宣府，当面请求皇上回京；可皇上早料到他们的这一手，传令到居庸关，不准放一位大臣出塞。

腊月十六日立春，皇上在宣府举行盛大的迎春活动。迎春本有固定的程式，即用竹木搭一座可以抬动的花楼，色彩艳丽，谓之春，举行仪式时，由顺天府的人伕抬着，进献给皇上。在宣府，皇上打算不循常规，尽情开心取乐一番。他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还让人准备了数十辆马车，满载和尚与女子，约有数百人之多，在街上疾驰。这些女子花枝招展，手拿彩球，等车跑起来时，彩球乱颤，纷纷与和尚们的光头相碰撞，逗得皇上捧腹大笑。

元旦[2]过后，一五一八年大年初六，皇上朱厚照回返京师。文武百官早早到德胜门外列队相迎，雨雪交加中，一直等到入夜，才远远望见一队人马徐徐而来。忽有一团火球从矛戈之间升起，但见队伍分开处，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之上，端坐一人，身着戎装，腰佩宝剑，正是皇帝。百官赶紧伏地叩头，皇帝近前下马，改坐御帐之中。

四位内阁大臣趋身向前，首辅杨廷和捧酒杯，梁储斟酒，蒋冕拿水果，毛纪举金花，一齐进献祝贺。皇上对阁老们炫耀说：“我在榆河亲手斩杀了一个虏寇，你们知道吗？”杨廷和等赶紧跪拜，称颂皇上圣武英明。皇上眉飞色舞一番，随即上马驰入东华门，夜宿豹房。

此时夜已深，雨雪未停，道路泥泞，不少官员滑跌在泥沼中，又冻又饿，折腾到半夜才回家，一些人差点死在道上。

正月初十，朝廷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典礼结束，皇上又到南海子游猎，直到夜间才匆匆来到奉天殿，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还兴致勃勃拿出亲征时缴获的刀械等器物，摆在殿上让群臣观赏。

十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一日，皇上又启程来到宣府，这次他没有秘密潜行，而是把许多大臣都带了过去。

可是刚刚安顿下来，二月初十，京城突然传来急报，太皇太后王氏去世。王氏是宪宗朱见深的皇后，朱厚照名分上的祖母，他不敢怠慢，急匆匆赶回京师发丧。

回到京师仅四天，皇上突发奇想，传出意旨说：“大行山陵将开隧道，朕想轻骑前往观看。等启土工程完毕，顺便祭祀诸陵。”

大臣哗然，一齐上疏劝阻，给事中石天柱写血书数千言切谏，皇上一概不理睬。首辅杨廷和以皇上不听劝谏为名，请求退休回家，皇上也不批准。

三月二十九日，皇上抵达昌平州。看过太皇太后的山陵启土仪式后，逐一谒拜了长陵等六陵。

四月初一，他实施蓄谋已久的计划，直接从陵区前往密云，钻入大山深处，巡视东部长城边塞。

五月初，皇上到达燕山东段的要塞喜峰口。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松亭关，自古都是华北通往辽东地区的重要通道，其外便是朵颜三卫蒙古人的游牧区。

皇上打算宴请朵颜三卫的土司官员，蓟州巡抚臧凤反对说：“朵颜三卫虽年年进贡，从不间断，但其野性难驯。陛下屈万乘之尊请他们宴饮，他们狡猾多疑，未必肯来；即便他们率部众而来，也很难满足他们的无厌要求。”

没过多久，朵颜三卫听说皇上在边塞，便派侦查人员打探虚实，皇上警觉，召其赴宴之事才搁置起来，并于五月初十返回京师。

早在春天的时候，皇上就传出密诏，让人从甲字、丁字二库，取锡、铁等材料，运往宣府，供江彬建造镇国府行宫。到现在，行宫完全建成，江彬劝皇上再去巡视。

本年七月二日，皇上召集内阁、九卿大臣及科道官员到左顺门，特派太监萧敬传达圣旨说：“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甚。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帅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特敕与之，使其扫清腥膻，靖物安民。”

众人初听到圣旨中冒出了个“朱寿”，一时莫名其妙，可旋即便明白那是皇上给自己新拟的名字。他们既反对皇上随便给自己取名，也反对他再次出巡，因此痛哭流涕，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但内心都明白，就是哭出血来也没有用。

临行前，皇上又做了一件引发争议的事情——他主持记录的应州战役有功人员名单，达五万六千四百余人，并要求相关部门按规定给予他们升迁、奖赏或荫叙子孙。兵部根据相关标准核实，发现立功人员只有九千五百余人，因而提出异议。皇上辩解说：“朕此次亲统六师，全捷而归，不可等同于派遣将领分路进讨，你们还是照着原册拟功吧。”科道官员回奏说，原册名单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上过战场，完全属冒名顶替。

皇上无辞以对，但坚决不肯改正，而且还索性发一道谕旨到兵部，为自己讨功请赏，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迅扫腥膻；安民保众，雄威远播，边境肃清；神功圣武，宜加显爵，已报其劳。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群臣苦笑不得，内阁、兵部及科道官员皆呈奏疏，指出皇上给自己封爵加官荒谬，可皇上根本不理他们。

本年七月初九日黎明时分，皇上不做声张，带着一行随员悄悄出东安门，奔宣府而去。朝臣知道此事而来送行者，只有52人。临行前，皇上给首辅杨廷和留下一道谕旨：“朕今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以安兆民。尚念根本重大，据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照以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

杨廷和在家养病，见到谕旨后，明白这是皇上要出远门，让自己留守。

先前，皇上虽出巡在外，但各衙门的奏本，都需快马送递驻地，由他用心看详，做出决策后实施。本次他若远巡至延绥、宁夏等地，奏本递寄，单程即需十天半月，如果不授内阁便宜行事之权，朝中诸事，岂不延误？杨廷和暗暗佩服，这个看似顽皮荒唐的皇上，其实内心明白着呢。

皇上到达宣府之后，发现江彬将镇国府装修得犹如豹房，倍感亲切，称之为“家里”，留恋不已。

他在宣府“家里”享受了约一个月，八月上旬开始西巡，带着一万七千余人，浩浩荡荡，经怀安卫到达大同。大同没有行宫，总兵官叶椿将自家的一座府邸改为总督府，供皇上居住。皇上大概知道叶椿的宅第来路不正，让江彬传旨，要求叶椿写下卖契，将此房产零价格售给朝廷，分文不给。

在大同，皇上发出敕书，自封为镇国公，要求吏部给朱寿按公爵的标准发放俸禄，数额为每年5000石米，由后军都督府支给。

九月，皇上率部抵达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他突然感到寂寞，向太原的官员索要女艺人。没多久，地方官将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送来。这妇人擅长歌唱，且年轻美艳，皇上一见着迷。

后来，刘氏跟随皇上回到豹房，极受恩宠。豹房里的人，若触怒皇上，只要去求刘氏，刘氏仅需三言两语，便能让皇上的怒气烟消云散。江彬、钱宁等人对她像对母亲一样，呼她为“刘娘娘”。

十月，皇上一行渡过黄河，到达陕北的榆林卫。在榆林过了冬至节（十一月初十），向南经米脂到达绥德州。

此时的陕北已冰天雪地，皇上计划于来年正月初赶回京师，主持郊祭大典，所以停止继续西巡，回銮东返，渡过黄河，于腊月二十三日到达太原。

此次出巡道路艰辛，往返数千里，皇上不乘龙辇，混在诸将官之间，腰挟弓箭，策马顶风冒雪而行，居然丝毫不见疲惫之色；而且他好像根本不怕出现这样的场景：鞑靼人集结十几万铁骑，飘忽而来，突然发动凌厉的攻击。

京城里的大臣们听说皇上准备回京，提着的心才得以放下，都非常高兴。可是，很快一则小道消息传来，让他们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那则小道消息说：皇上回京后，计划马上巡游江南。

[1]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2]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第七章　王阳明的霹雳手段

一五一四年大年初三，朝廷收到的第一个重要奏章，便与宁王朱宸濠有关。

南京十三道御史罗凤等，上疏指责说：“宁王自交通刘瑾，陈乞护卫，愈生骄恣。”请求皇帝下诏，对其约束。

此奏疏报入宫中，正德帝不予理睬。

三月，宁王朱宸濠上书，请求恢复他王府的护卫兵及屯田。

江西副使胡世宁，表达自己对宁王的担忧说：“顾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司承奉太过。”

对于胡世宁的话，正德帝也不予理睬。

四月，正德帝颁布诏书，同意恢复宁王的护卫兵及屯田。

六月，宁王奏请铸造护卫兵官员的印信58枚，皇帝照准。

八月，宁王奏请朝廷，要求允许他代为管教有关宗室人员，皇帝又同意。

许多朝廷大臣，都预感宁王有可能谋反，可又无可奈何。

此时，在南京担任鸿胪寺卿的王守仁，正热衷于与人论学，揭知行合一之旨；他没有料到，两年后自己会巡抚赣南，成为一枚对付宁王的重要棋子。

一五一九年夏天，宁王最终谋反。他虽蓄谋已久，但因屡遭朝臣算计，爆发力并不是很强。正德帝初知宁王造反的消息，不是惊恐，而是极为振奋，他计划亲自督师南下，与宁王决战。可当他的御驾刚刚出京，就收到了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皇帝失望之余，藏匿捷报，改南征为南巡，继续南下。

皇帝的任性，注定会给王守仁带去麻烦。

1. 龙场驿悟道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一四七二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余杭县，父亲王华，是成化朝的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据说王守仁天生与众不同，他在娘胎里十四个月而不肯出来，降生前，他的祖母岑氏睡梦中隐约闻鼓乐之声，见一天神抱赤子乘云而降，他的祖父王伦认为吉祥，为他取名为“云”，称他出生的那栋小楼为“瑞云楼”。

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能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传说有一高僧过其家，仔细打量他一番，摸着他的头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给这孩子取名为“云”，是道破了天机。祖父认为有道理，遂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他随后开口说话。

王华在翰林院工作，很少回家。一四八二年，11岁的王守仁离开家乡，入京跟随父亲读书。

有一次，王守仁问塾师：“世上什么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塾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自然是读书登第了。”王守仁不以为然，说：“我看登第恐未必是第一等要事，最重要者，应是读书成圣贤吧！”

一四八五年，副都御史余子俊主持修筑宣府、大同的长城，征用民夫近十万人，边境地区热闹非凡。第二年春天，15岁的王守仁趁着边禁稍弛，以到居庸关、山海关附近访问客人为名，跟随人群混出关塞，浏览考察山川险要，对筹边之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他开始读兵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箭法。

那时，他慨然有立功疆场之志，还因此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马援的庙宇，且题下梦中绝句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灭。”[1]

一四九二年秋，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中为举人。他心情极爽，来到北京，潜心研读朱熹的著作，准备应对明年京城的大考。

《大学》中有一段话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对这段话极为推崇，认为“格物穷理”是修身与为学的最基本功夫，所谓“众物必有表里粗精，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王守仁非常信服朱熹，与同伴们想实践一下，便对着一片竹林苦格，希望能从竹子中格出“至理”。可一连七天，他们什么也没有格到，反都累出一场大病。王守仁失望，暗想：也许圣贤各有定分，非每个人都能格物得来；我还是去写诗、做文章，随俗就世罢了。

一四九三年春闱放榜，王守仁落第。他父亲的同事李东阳与其开玩笑道：“你此次虽未中状元，下次科举必定会中，试着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吧。”王守仁也不客气，下笔立成。在场的人有的夸耀，有的则私下议论：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目中无人。

王守仁回到余杭故乡，组织诗社，热心辞章，出入佛老。

一四九六年春，王守仁第二次参加京城会试，再次落榜。这次他没有回故乡，而是寓居京师，一面苦研兵书战策，一面准备下次科考。此间，他被朱熹《上宋光宗疏》中的一句话打动：“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他由此醒悟，自己读书虽博，却少了“循序致精”的功夫。他调整读书的方法，果然大有收获。

但同时，他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又有了新的疑惑：若以方寸之心，去穷格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怎能穷得尽？

一四九九年，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踏入仕途，当年28岁。

朝廷给他派的第一份差事，是让他去料理威宁伯王越的葬礼；第二份差事，是授他刑部主事。

衙门的生活繁忙而枯燥无味，让王守仁甚是苦闷。没多久，他奉命去南直隶审理案件，顺路游历九华山，寻佛访道。他听说道士蔡蓬头修炼有术，带着几个随从前去寻访。当在前厅对蔡蓬头询话时，蔡蓬头笑而不答，只说时机未到。王守仁屏退随从，到后厅拜问，蔡蓬头仍说时机未到。王守仁再三恳请，他才说，你礼数虽重，可官气未丢啊。

他又听说当地的地藏洞中有位异人，坐卧岩洞的松毛之中，不食人间烟火，便沿着险峻的山路，只身前去寻访。到洞中时，异人正在熟睡，他便在旁静候，直到异人醒来才搭话交谈。

这些世外之人，并没有给王守仁解决苦闷的方剂，他不久得了肺病，只得请假回乡休养。

一五〇二年，王守仁在绍兴四明山筑阳明洞，静坐学习导引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他忽然得出结论：佛道虽好，却是要人割断亲情，舍弃妻儿老小，一人遗世入山；大丈夫应济世救时，何能如此自私？

他想通了这一层，也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济世救民，发扬儒学，立志成为圣人。

一五〇四年，王守仁回京复职，改授兵部主事。这期间他开始收授门徒，利用业余时间讲授私学。

正德天子朱厚照登基后，王守仁因激烈反对刘瑾用事，被杖打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且令他立即上路。

王守仁想先回家乡看看，可走到半路，却发现后面有刘瑾的人尾随，便施了个机灵，在钱塘江边脱下鞋子，掷一斗笠于水上，制造投江自杀假象，成功逃遁。他打算搭乘商船去舟山，可路遇飓风，漂流到了福建。逃上岸后，已是夜间，他循山径奔数十里，歇宿于一处野庙，差点成为老虎的食物。

经此磨难，王守仁心灰意冷，想就此遁入山林，不再过问世事；但又怕刘瑾以此为由诬陷迫害他年迈的父亲，所以只好咬咬牙，下定决心去贵州龙场驿上班。

王守仁翻过武夷山，回到浙江故乡，看过家人之后，带着几个仆人，匆匆向着贵州赶去。

一五〇八年，王守仁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万山丛中的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这是个废弃的驿站，仅有他这一名驿丞，房舍早已破败，到处荒草从生，虫蛇狐狸横行。

初到之时，王守仁没有合适的住所，只得扎草棚栖身。而且此处异常寂寞，平日能够见到的人，除语言难通的苗獠土著之外，只有一些亡命之徒。

有一次，他远远望见一个老吏，带着儿子、仆人经过，便想过去与他们交谈，探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可等他赶过去时，他们爷仨已经离开。过后不久，有人来对他说，那个老吏与他的儿子、仆人，全部死在了一个山坡下。王守仁大为感伤，带着仆人前去将他们埋葬，并写下一篇文章，记述当时的悲情。

为解决吃住问题，王守仁带着仆人采挖野菜，种植粮食，并学着当地土著的办法，凿一石洞入住，名之为“阳明小洞天”。

他胸中郁闷，百无聊赖，常整日端坐，冥思静想，一则揣摩一些学问上的事，二则他总是禁不住反复回想那场惨烈的反对刘瑾等八虎的政治斗争。

那场斗争为王守仁亲历，且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让他刻骨铭心。他初时恨透了宫廷中的那些阉党，认定天下的坏事都与他们有关。可经过长时间的静思之后，他又觉得不尽如此——宫廷中的太监未必全是丧心病狂者。仔细回想起来，太监李荣等人的表现就可圈可点，王岳甚至直接与内阁结盟；再往前想，成化朝的太监张敏，弘治朝的太监怀恩，都算得上有节有义的人物。

若客观分析那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皇上朱厚照太昏庸，也不是因为刘瑾等八虎太强大，而是因为刘健、谢迁等大臣太极端、太过分，一定坚持要取八虎的性命。假如当时答应皇上，将刘瑾等人贬到南京闲居，现在的朝政或仍能延续弘治朝的良好局面，刘健、谢迁、韩文等一干名臣也不必退休，自己也不会九死一生，来龙场驿受罪。

再进一步想，刘瑾等八虎太监，难道个个都是坏蛋人渣吗？高凤素有贤名，魏彬老实懦弱，张永正直刚强，即便将这些人放进士大夫堆里，也不能算差。况且，先帝朱祐樘能选中他们陪伴太子，太子能对他们感情深厚，倚若兄长，足说明他们本质并不奸邪；否则，难道号称贤明的弘治帝看走了眼？难道自幼聪慧的当今皇上其实呆傻？

想到这一层，王守仁有些释然，同时也隐隐感到不安。

有一段时间，那几个与王守仁相依为命的仆人，一个个病倒，王守仁不得不亲自劈柴烧饭照顾他们，而且怕他们过于忧愁，还不断唱歌讲笑话，逗他们开心。

此时，有个问题不断浮上他的心头：假如圣人处于此情此景，又能怎样？再换下思考角度，假如有圣人被迫阉割，进入宫廷，侍候在皇上身边，他又会怎样？

这些现实问题，与王守仁学问上的困惑，纠缠在一起，让他心绪烦乱。

一天半夜，王守仁突然大悟，心中澄明亮堂起来，他不觉欢呼着跃起，惊得仆人们莫名其妙。他随即默记五经之内容，验证自己的道理，发现莫不吻合。

那么，王守仁悟到了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格物求理，完全错误。

这等于说王守仁放弃了对朱熹的信仰，完全转到了陆九渊心学的路数上。陆九渊是朱熹同时代的理学家，他主张“心即理”，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曾有过正面辩论，他们都同意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及“人性本善”的原则，从学问的本源上属于一家；但在教人达到“善”的方法与途径上，两人却有着重大分歧。

朱熹认为“理”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它既支配人心，也支配着自然万物，人的心易被私欲蒙蔽，因而可通过格万物之理，拂去心头之尘埃，发明本心，以达到至善。

当然，朱熹所说的格物，并非如王守仁所解——以方寸之心，去格竹子等自然物。他所说的“格物”，含三方面的意义，一指格自然物理，二指读圣贤书，三指洞察世事人情。

朱熹认为，格自然物理与格人情世事，只有悟性极高的人能做，一般人的天分未必做得来；一般人格物，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熟读圣贤书，由圣贤引导着去格物，自有事半功倍之效。

陆九渊则认为理在人心之中，可直接“内求”，不必借助外物帮助，读经书也不过是“六经皆我注脚”。他讥笑朱熹日积月累、博览泛观的格物方法过于支离繁琐，是舍本逐末，所以称自己直接格心的办法，为简易功夫。

王守仁早年格竹子，用的实际为陆九渊之法，而非朱熹之法。

王守仁在龙场驿，悟通的如果仅仅是陆九渊的心学，本不算了不起，他的独到之处，是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又往前大跨一步，对知与行这一命题，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在朱熹那里，知与行是分开的，而且“论先后，知为先”。在朱熹看来，人对“理”知道得越多、理解得越深刻，行为也就越善；反之，也便越荒谬。

依此相推，便有这样一种结论：世人按照贤劣与聪愚，可划分成若干阶级，最高等级是先知先觉的圣贤，第二等级是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第三等级是被动接受教化的广大农工兵，第四等级是没有机会接受教化的奴才贱民，第五个等级是周边不愿接受教化的蛮夷。

圣贤是至善之人，为全社会的导师；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准至善之人，可以管理社会，通过言行与事功，教化其他社会成员；广大农工兵与贱民，属被管理、被教化者，没有资格参与国家的治理，而且他们假如离开知识者的教导，行为就会错乱。

宫廷太监尽管生活在宫廷，但他们属于奴才贱民类，心地险谬，假如他们染指朝政，便属逆行违理，错乱天道。

这一结论，基本符合明朝的现实。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朝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却与当今社会不同。王守仁的时代，阶层的划分主要以人的贤愚为依据。一个人不管出身奴婢家庭，还是出身官宦家庭，只要他资质聪慧，都有机会成为士大夫；相反，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人，假如生性冥劣，他也最终算是愚夫贱民。

王守仁既然认同理可内求，不必凭借外物，那他便很容易陷入陆九渊的困境——许多人内省一生，可能也难做到“有知”；如此以来，倒还不如朱熹的格物读经实在。

那么，由此便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一生不知圣贤之道，难道他一生就没法践行圣贤之道吗？

王守仁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有知固然能行，而能行也能致知，所谓知行合一。通俗地说，一个人假如资质聪慧，熟读经书，他固然能行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假如资质不聪慧，或是没有机会读圣贤书，他也可以根据自心善性的引导，去践行圣贤之事。如此以来，不仅士大夫能成圣贤，一般的农夫兵卒、引车卖浆者，也有成圣贤的机会。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王守仁知道，它说出来就是火，说出来就会在政治上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初时小心翼翼，不轻易挑破。

巧合的是，王守仁龙场悟道后没几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个神学博士也在修道院的隐居塔上，完成了类似的悟道。此人宣称，与神直接沟通，不是天主教会的特权，每个普通的教徒都能做到。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此人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以反对罗马教廷颁发赎罪券为名，公开反对教士阶层充当中介，垄断人与神沟通的权力。此人名叫马丁·路德，他发起的新教运动，不仅在欧洲掀起了知识上的革命，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宗教战争，为现代社会的出现，奠定了精神基础。

王守仁是个谨慎内敛的士大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不能像路德那样毅然决然，所以他只是在龙场驿修建了一所书院，隐晦地传播他的感悟。

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闻王守仁讲学，便来向他请教朱熹与陆九渊学问的异同，王守仁不直接说破，只是用自己的体悟回答他。席书满腹疑虑而返，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又来龙场，开始有所领悟；如此反复数次，他居然完全接受了王守仁的思想，慨然道：“圣贤之学，复见于今日。”

一五〇九年，席书在贵阳建立书院，请王守仁前去主持。在贵阳，王守仁开始谨慎地阐释他的知行合一理论。他的理论尽管有不少漏洞，而且还半遮半掩，但其主旨还是被一些人听了个明白，他的命运也随之出现了转机。

一五一〇年春天，朝廷一纸公文，将王守仁调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知县。刘瑾大概喜欢王守仁那种各阶层平等不歧视太监的思想，所以有意奖赏他。

当年秋天，刘瑾败亡。王守仁奉诏回京晋见皇上，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后几经升迁，调回北京，得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

业余时间，王守仁继续收徒讲学，教人“省察克治”的功夫。他明白地告诉学员，修养即是狠斗内心的私念，“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不让它有丝毫蒙蔽心灵的机会。而且他还反对士人沉溺于训诂、考据之学，主张“事上磨练”。

此间，王守仁仍旧异常谨慎，不敢说透知行合一的真意。他后来自嘲那时仍有“乡愿”的气味——“以忠信廉洁取悦于君子，以同流合污得宠于小人”。他害怕自己一旦说破，将很难不得罪一班正人君子式的士大夫。

担任户部右侍郎的王琼，本与王守仁是老友，他要巴结宫中的宦官弄臣，心中尚惶惑，听了王守仁的理论，内心有了依据，非常欣喜，认为王守仁是个能武能文的奇才。

一五一二年冬天，朝廷调王守仁去南京担任太仆寺少卿。王守仁到南京后，决定不再装下去，开始渐渐显示出他的“狂者之心”。杨廷和、杨一清等朝中的正派大臣，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一五一六年，江西的民变队伍再次遍地泛起，兵部尚书王琼极力推荐王守仁的才干，皇上任命王守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赣南。

王琼相信王守仁能彻底终结江西的叛乱，而不至于像前两次那样，野火刚烧尽，春风吹又生；另外，他还暗暗期许王守仁能在江西完成另一项重大功业。王琼的心术不是很正，可看事识人的功夫，却极为了得，他环顾域内，感到能够完成这两项工作者，除王守仁外，实在没有几人。

2. 江西的乱局

且说一五一三年春天，俞谏代替陈金讨伐江西复起的盗贼。

俞谏上任后，立即督率军队展开围剿。他首先针对的目标，是姚源峒系统的王浩八与胡浩三等。当年五月，他命令都指挥白弘、参将李隆及嘉兴府同知伍文定等，分路进击。

白弘驻在金马镇，遭叛军偷袭，被活捉而去；李隆直捣敌巢，斩杀一百七十余人，可在追击的过程中遭到伏击，也吃了败仗，部将江洪做了俘虏。唯有伍文定所部，连战连胜，斩杀汪十二，才稳住局面。

王浩八带着白弘等人质，撤到赣东的德兴县，向按察使王秩提出招抚请求。王秩答应他，可他又犹豫不决，向南逃到了广信府的贵溪县，占据裴源山，扎下大寨。

六月中旬，李鋐率领边军铁骑赶到，俞谏亲自与李鋐冒雨潜行，乘着夜色偷袭敌寨，一战而俘王浩八，擒杀叛军数千人。

王浩八的余党刘昌三等逃到玉山县（今江西上饶市玉山县），占据怀玉山上的寺庙，安营结寨。俞谏得到情报后，于八月上旬，调集广东、浙江、江西三省之兵，分四路邀击，斩俘七百余人，擒获刘昌三。

刘昌三的余众一千多人，又逃回老巢万年县姚源峒。万年县有许多人想发动叛乱，响应刘昌三，他们在衙门中设置眼线，掌握着官府的一举一动；但因害怕驻扎在余干县的边军李鋐部，迟迟不敢发动。

八月十六，边军都督李鋐背痈发作去世，这些人便在王垂七等人的率领下，公开叛变。他们焚烧官府衙门，杀害官吏，声势又起。

东乡县的民变首领艾茹七等，响应王垂七，率领两千部众进入万年县内。

俞谏想集中兵力进攻万年县，可又担忧活动在今皖南、浙北地区的胡浩三，怕他趁机在背后捣乱。恰好胡浩三部发生内讧，俞谏督兵进剿，将之擒获。

十月初，朝廷下诏督促俞谏进剿万年县的民变队伍。俞谏这时却遇到了困难，他统帅的浙江兵、江西兵、广东兵，大批开了小差，剩下的兵力严重不足。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分守各要害城镇的边军集中起来，作为主力使用。

边军确实厉害，开进万年县后，很快便将民变队伍击溃，先后擒获了艾茹七、王垂七等人。叛军的余部数千人散入深山险谷，不敢再出来。

这时边军暴露出了两个弱点：一是自李鋐死后，他们日益骄横，地方官吏控制不了他们；二是他们是骑兵，不善步战，一旦敌人逃入险山密林，便束手无策。

十月底，赣西的新干县有伙人造反，头目名叫张元二。知县刘天锡与县丞朱公俶前去进剿，结果朱公俶接受造反者的贿赂弃兵而走，刘天赐被击伤，险些丧命。

十一月初五，俞谏令记功给事中黎奭上书，请求朝廷征调湘西永顺、保靖两州的苗蛮之兵，各三千人，入赣协助边军作战。兵部认为“苗兵、蛮兵反复无常，征调他们弊大于利；若非调不可，福建浦城县的民夫们骁勇，稍加训练也可使用。”

此时，江西境内成势力的民变队伍，主要剩下了三股，都集中在赣中地区，从西到东依次为：临江府新淦县（现称新干县）的张元二等，抚州府临川县的陈九等，建昌府醴源地区的徐九龄等。

一五一四年春天，俞谏首先进剿临川县的陈九，将之杀死。又移师新淦县，遣将深入大山之中，捣毁山寨，将张元二等擒获。

随即，俞谏会兵建昌县，准备聚剿张九龄。可张九龄属于水上流寇，往来于江河湖泊之上，听到大队官兵到来，迅速逃向湖广地区。俞谏赶紧堵截，迫使他们窜回老巢。本年夏天，各路官兵将他们包围，合击歼灭。

俞谏上奏朝廷，声称江西的盗贼再次被全部剿灭。皇上下诏提升他为右都御史，仍总制江西军事。

俞谏所谓剿灭贼寇有两个标准，一是擒杀了他们的首领，二是各地不再有大股的匪盗势力，起码没人再敢公然攻县掠府。

可是擒杀了首领，不等于灭了他们所有的党羽；灭了大股的盗匪，不等于灭了小股及零散的盗匪——实际上，他们散落在山林江湖及城镇乡间的余党，仍然成千上万，俞谏不过是扑灭了明火，遍地死灰中的暗火并没有得到肃清。

俞谏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各重点地区的治安，试图慢慢清除隐藏的不安定因素。如此一来，许多好汉在赣北、赣中混得不痛快，便纷纷转到偏远山区啸聚，尤其是赣南的闽粤诸省交界地带，最为他们所爱。

俞谏也不愿意多事，只要好汉们不闹出太大动静，他也懒着劳师远剿；而且，他此时面临着一件极为艰难之事——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开始逼他做一道选择题。

其实，宁王不仅逼着俞谏做选择题，他还逼着几乎所有江西的重要官员做选择题。

俞谏在都察院的同事王哲，巡视地方能明察秋毫。1513年九月巡视江西时，他不得已到宁王府吃酒宴，回署便暴病而死，有人怀疑他掌握了某些对宁王不利的资料，被宁王毒死。

一五一四年正月初一，南京十三道御史罗凤上奏揭发宁王朱宸濠，指责他上欺官、下害民，“伏望陛下谕令宁王改过自新，不得干涉当地衙门的事务；而且出示榜文告诉江西的百姓，凡被王府侵占田产房屋者，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退还。”

皇上对此没有答复。

本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宁上奏说，江西的祸患不在于盗贼，而在于宁王，他请求：“在都御史俞谏、任汉二人中选派一人，或另选公正忠诚的大臣，前来镇抚。敕令宁王只治理自己的封国，不要干扰其他部门的事务，以断绝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之乱。”

这样直接了当的奏章下到兵部之后，让陆完大为不安。陆完连忙上疏，替宁王开脱，并建议说：“应把抚剿之事交俞谏办理。至于所言宁王违制扰民之事，可能是有人假托宁王的名义所为，应该让宁王约束属下之人。”在钱宁等人的影响下，皇上同意了陆完的意见。

朱宸濠听说胡世宁弹劾自己，极为愤怒，有一次在胡世宁的饭菜中下药，差点将胡世宁毒死。一招失手，朱宸濠并不甘心，便一边上书诬陷胡世宁挑拨离间，一边让钱宁等人相机除掉胡世宁。

本年夏初，宁王在钱宁、臧贤、陆完等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往日的护卫兵与屯田，但他仍不满足。六月初一，他上书给皇上，请求铸造护卫兵及相关镇抚司、千户所、百户所的官印，共计58枚。朝廷同意，命令悉数颁给。宁王大喜，随即暗中指使王府官吏刘吉等人，把江湖好汉杨清、李甫、王儒等一百多人招入王府，号称“把式”。

八月，宁王朱宸濠再次上书，称近来宗室人口日益繁衍，许多人骄横不法，请求“如果有人怙恶不悛，请允许臣代为逮捕惩治”。陆完等立即称赞宁王忠诚勤奋，上书附和，请求皇上答应宁王所奏，允许他惩治所有违法乱纪之人。皇上在钱宁等人的迷惑下，又点头同意。

一五一五年春天，宁王感到有必要显示一下能量，震慑朝臣与江西的地方官吏。布置妥当后，他暗示党徒右都御史李士实，联合不明真相的左都御史石玠等人，弹劾胡世宁“狂妄粗率，应当治罪”。随后，他亲自上书，指责胡世宁妖言惑众。

没多久，宫中传出圣旨，将胡世宁交给锦衣卫法办。

胡世宁此时已升为福建按察使，得到消息后，害怕遭到锦衣卫迫害，快速赶回北京，自投到都察院监狱。都察院监狱不敢接纳他，上奏说胡世宁这一行为是“畏避掩饰罪过”。宫中传出旨意，命令将胡世宁“交付锦衣卫镇抚司拷问”。

御史徐文华上奏疏论救，说：“胡世宁弹劾宁王，并不仅仅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宁王着想，哪有妖言诽谤、离间宗亲的意思呢？宁王府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不仅胡世宁知道并为之感到痛心、担忧，朝廷内外的大臣们也都知道，同样感到痛心、担忧；只是人们多有顾忌，不敢明言，只有胡世宁忠心谋国罢了。”

他的论救奏疏递入宫中，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胡世宁在狱中三次上疏揭发宁王，为自己辩护，也毫无结果。直到一年后，杨一清找到钱宁，给他分析利害关系，胡世宁才被放出监狱，谪戍远方。

胡世宁与俞谏关系密切，宁王怀疑他的上书与俞谏有关，便指使御史张鏊山弹劾俞谏，想将他赶走。豹房传出旨意，要求廷推江西巡抚。大臣们明白这是准备让俞谏下课，所以故意推荐河南布政使孙燧。孙燧为人忠直，比俞谏还要讲原则。

一五一五年二月，朝廷正式召回俞谏。俞谏知道遭人暗算，索性请求退休，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孙燧接到巡抚江西的任命后，深知那里的官场凶险，心情异常沉重，叹息道：“当这个官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把妻儿打发回老家，仅带着两名僮仆前去赴任。

江西鄱阳湖的东岸是饶州府，饶州府也有个王爷，称为淮王。淮王一支出自永乐帝的孙辈，第一代淮王名叫朱瞻墺，封地在广东韶州府（今广东韶关市），正统年间迁移到饶州府，与鄱阳湖西岸的宁王隔水相望，王府驻地设在鄱阳县。

宁王朱宸濠垂涎淮王府沿湖广袤肥沃的田地，暗怀霸占之心。朱宸濠喜欢文墨琴棋，他听说现任淮王朱祐棨拥有一把祖传古琴，名为“天风环佩”，音色异常优美，很想得到，几次都没有成功。他心中气恼，便上书揭发淮王的过失，请求逮捕淮王府的属官。而且他不等朝廷批准，便私自将淮王府的长史庄典捕入狱中，活活打死。

皇上派官员前去调查，都按宁王的指控坐实，将淮王府的属官逮捕发配28人。淮王畏惧朱宸濠的势力，不敢上书为自己辩冤。

朱宸濠忙乎了一阵，却慨叹自己是瞎忙，因为他没能得到淮王在鄱阳湖畔的肥田，朝廷于这方面制度甚严。

朱宸濠觊觎皇位，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他与当今天子朱厚照的血缘关系甚远，即便朱厚照暴毙或者最终没有子女，皇冠也不大可能落到他的头上，窝囊的淮王朱祐棨都比他离皇帝的位置近。

第二个难题是，朝廷对诸王防范严密，既不给大量的土地，也不给配备足够的护卫兵，且不允许诸王干涉王府以外的事。更糟的是，王府不能干涉地方事务，地方政府却可监督王府事务；而且，朝廷给王府配备的属官们，如长史之类，都需对朝廷负责，肩负着监督王府诸事的任务。

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条件与制度上的保证，皇上朱厚照对朱宸濠的种种反常举动，才不特别注意。

朱宸濠要得到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能用的手段只有三个：一是行贿，二是画饼，三是威吓。在这三个手段中，行贿是核心，离开了行贿，其他两个手段都谈不上。

行贿需要花钱，宁王府尽管富有，可要想喂饱一批朝廷大臣与宫廷宦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朱宸濠当年为了行贿刘瑾，已经把家底掏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贿赂钱宁、臧贤、陆完等一拨权贵，钱从哪里来？这逼着他顾不上声名，采取了两个敛财措施，一是巧取豪夺周边的民田，二是充当某些山寨贼寇的保护伞，坐地分赃。而他这样做，等于火中取栗，江西的官吏都看在眼里，朝中的大臣也大致明白，自然引起了一些正直人士的不满与警惕。

为了防止有人弹劾自己，朱宸濠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对权贵们贿赂，让他们严厉打击一切说他坏话者，且加紧迷惑皇上朱厚照。

然而，京师的某些权贵、江西的某些官员，以及王府的大部分属吏，他们尽管贪财，可更贪恋性命，假如他们明明看见朱宸濠想去水中捞月，是断不敢冒险支持他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朱宸濠的利益同盟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宁王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皇上朱厚照贪玩，前期他曾把朝政交给刘瑾，乱了朝纲；现今又宠信钱宁等弄臣及宦官，热衷于军事游戏，举止乖张，不可捉摸，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对他失去了信心。

二是，在钱宁与陆完等人的操纵下，皇上几乎对宁王言听计从，群臣摸不清皇上对宁王的真实态度。许多大臣不敢用常规的标准衡量当今皇上，这个主儿常有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他某天突然主动亲近宁王，也不算离奇。

三是，皇上一直不能生育，继承人成了个难题。宁王尽管与现在的皇室关系较远，但毕竟也是朱氏宗亲，如果朝廷选择宁王的儿子当皇太子，也属于正常。

四是，囚徒效应作怪。朱宸濠大肆拉拢、行贿各级权贵，朝臣闹不准宁王在朝中的势力到底有多大，谁也分不清敌与友，所以都噤若寒蝉。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连首辅杨廷和也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在涉及宁王的问题上表态；像李梦阳这样的孤傲之人，也成了朱宸濠的座上宾。

朱宸濠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包括钱宁、陆完、臧贤这类重量级的人物，开始时并不了解宁王的为人，他们初时帮助宁王谋求屯田与护卫兵，想得很简单——受人钱财，为人取利——认为纯粹是经济问题，根本没往深处想。

等到后来朱宸濠暗示他们，皇上没有子嗣，自己的儿子条件不错，可以作为候选人时，这些人才意识到了其政治意图。从宗室中选择皇太子问题非常敏感，搞不好具有极大的风险，但这同时又是一场极富诱惑性的赌局，一旦获胜，其收益自非常巨大。而且，许多人认为，只要宫内宫外配合好，成功的把握极大。

然而，任何赌局都有输掉得可能，将来万一输了怎么办？到时还能回头吗？钱宁、臧贤等人不敢想输了的事，他们只想着必须赢。陆完考虑比较多，所以有些胆怯。但总体而言，对于他们多数人，这似乎是一个暂时可以逃避思考的问题。

可朱宸濠本人没法逃避，对于他而言，只要在皇室立嗣的问题上失败，就只剩一条路可走——学着当年燕王朱棣的样子，起兵造反。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并一直为之做着准备。

早在一五一五年春天，朱宸濠听说举人刘养正有才学，懂兵法，便将他请入府中，故意谈论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试探他的态度。刘养正对朝廷不满，便随声附和，夸赞朱宸濠有拨乱反正之才，两人从此密约待时而动。自那时起，宁王只要听到有人说朝廷的坏话便高兴，只要听到有人称赞朝廷便恼怒。假如钱宁、陆完等人知道这些，他们还有没有主动帮助宁王的勇气？就很难说了。公开造反，对绝多数人而言，绝非儿戏。

王琼与钱宁交往密切，他作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朱宸濠的底牌，所以才把王守仁安排到赣南，以牵制宁王。

正当这时，一件事的发生让钱宁、陆完等人都陷入到慌乱之中。

3. 练兵南赣

一五一七年五月初，宁王府的典仪阎顺及宦官陈宣、刘良，看到朱宸濠有异动，非常惊惧，悄悄逃到京师，去宫中告发说：“宁王所亲信的典宝正涂钦，与退休都御史李士实、都指挥葛江等，图谋不轨，请朝廷派司法官员前去调查。”

钱宁、臧贤等知道后，大惊失色，决定立即平息此事。那时皇上正忙着准备潜出居庸关巡视边塞，钱宁等不知用什么手法，居然从宫中直接取出圣旨，将阎顺、陈宣、刘良逮捕，投入锦衣卫大狱。

没多久，朱宸濠呈上奏章，指控阎顺等三人出于私利，背义逃跑。钱宁便将这三人各打五十大板，发往南京孝陵卫种菜。

朱宸濠清洗王府中的亲朝廷分子，诛灭承奉周仪及其全家，并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秘密处死了数百人。巡抚孙燧获悉后大为惊讶，立即条列其事上奏，朱宸濠派人等在半道，将奏疏全部截获。

满朝文武战战兢兢，没人敢公开深究这些事。但是没人公开深究，不等于没人暗中关切，内阁出于忧虑，不动声色地又往江西布下了一枚棋子。

一个月后，山东按察佥事许逵接到调令，命他前往江西担任按察副使。许逵在山东平叛期间立有大功，以精明和知兵而著称，大臣们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江西，显然用意深刻。

许逵到达江西后，立即着手依法惩处宁王的党羽爪牙，他对巡抚孙燧分析说：“宁王敢为非作歹，主要恃靠权贵们的支持；权贵们之所以对他支持纵容，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宁王的厚礼；而宁王送礼用的金银财宝，则主要出自盗贼的奉献。现在我们只有彻底歼灭盗贼，才能截断宁王行贿的财源；只有截断他行贿的财源，宁王的党羽势力才会孤立。”

孙燧认为许逵言之有理，深表赞同。

实际上，自从阎顺等揭发朱宸濠图谋不轨以来，朱宸濠就隐约有一种感觉，钱财在京师的权贵们那里似乎已经不是很好使了，有些人开始与他刻意保持距离，这让他非常不安。

为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命令党羽招募江洋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五百余人，藏匿在丁家山的寺庙之中，广泛接纳亡命之徒。他还派人秘密南去，厚结广西的狼兵，以及南赣、福建深山中的少数民族土著，计划让他们作为后援。另外，他还遣人去广东，大量收购制造盔甲用的皮帐及其他兵器，甚至还计划私买一批佛郎机的铳炮等火器。

钱宁知道自己趟进了浑水，极欲脱身，却没有良策。为了争取回旋的时间，防止朱宸濠狗急跳墙，他施出一计，筹划让朱宸濠的长子到太庙进香，制造其可以入继为皇太子的假象，以缓和紧张气氛。

为将假象做得逼真，他又说动皇上，用异色龙笺加金赐答。异色龙笺具有象征意义，一般在确定代理国政者时才可使用。而且，钱宁还将自家珍藏的玉带、彩帛等拿出来，让宁王府的人带回，诈称为皇上所赐。

朱宸濠大为惊喜，在家排起仪仗，接受各方人士的祝贺。他开始稍稍心安，觉得通过正常的途径也有希望篡国，所以按捺住急躁的情绪，将举旗反叛之事暂且搁置起来。外界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认为皇上真有立朱宸濠的儿子为太子的意思，对朱宸濠更加畏惧，没人敢再公开招惹他。

孙燧与许逵也不敢公开招惹朱宸濠，但他们打着恢复治安的旗号，采取了五个制约他的措施：

其一，修筑加固进贤县、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及瑞州府（今江西高安市）的城池。此三地，分别是南昌的南邻、北邻与西邻。

其二，考虑到南昌西北方向的建昌县地处山区，盗贼众多，将之一分为二，新设安义县，以便加强治安管理。

其三，请求朝廷加强饶州府、抚州府的兵备。饶州府控鄱阳湖以东，抚州府控鄱阳湖以南。

其四，因北面的九江府地处要冲，请求加强当地兵备官员的权力，让其兼摄赣西北沿长江一线府县及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通城县的防卫工作。

其五，为防止将来朱宸濠抢劫军械库，特借剿匪之名，将军械库的兵器，分别藏到远离南昌的地点。

朱宸濠察觉到孙、许二人谋取自己，便派党羽带着钱财入京，贿赂钱宁等人，让他们想办法罢免孙燧。随后，他又让人给孙燧送去四样礼品，分别是枣、梨、姜、芥，暗示孙燧早离开江西地界。孙燧知道其意，笑着推脱，不予接受。

钱宁得到朱宸濠的暗示后，却不肯积极出手相助——孙燧在江西的功夫做得越好，朱宸濠便越不敢轻举妄动，这符合他钱宁的利益。

此时的钱宁有深深的危机感，一方面他怕宁王造反将自己扯进去，一方面因为皇上热衷于巡视边塞，与江彬的关系更加亲昵，甚至一些武宦官，如御马监的张忠等，都开始争他的风头。

假如没有宁王之事，钱宁以其圆滑精明，可能会选择认可现实，甘愿仰江彬等人的鼻息，默默地品尝减宠的苦涩。可因为有宁王之事，他一旦失宠，后果可能不仅仅是失去部分权势那么简单，某些人会抓住他的把柄，将他置于死地，起码会让他在豹房混不下去。

为了自保，钱宁不得不放弃自己遵循多年不与江彬争宠的原则，开始想方设法算计江彬。钱宁在豹房势力深厚，且直接掌控着锦衣卫，又与东厂关系密切，所以江彬对他颇为忌惮，加紧鼓动皇上出巡，以便避开钱宁。

那时，锦衣卫与东厂势力极大，声威煊赫。卫厂的校卒到各衙门办事，常直接唤尚书为“老尊长”，尚书只能和颜悦色以礼相待。一五一七年七月的某日，天气炎热，东厂与锦衣卫的人员在三法司门前高声喧闹争吵，司务林华从大门出来，他们不肯回避停止；林华发怒，命人杖打他们，他们仍不服气。评事沈光大气不过，又下令将他们杖打，且将他们囚禁起来。

钱宁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上书说：“校卒是保护圣驾的人役，沈光大、林华二人却随便杖打羞辱他们。”皇上立即下诏，将沈、林两位官员逮捕，拟判重罪。三法司的长官求情，宫中才传出旨意，贬沈光大为平民，将林华调出京师。

锦衣卫的千户王注与一位著名的盲人歌唱家是朋友。有一次，盲人歌唱家的哥哥与人斗殴，吃了大亏，王注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对方抓来拷打，致其死亡。苦主家人到刑部告状，刑部主事郑懋德下令逮捕王注，以待审问。钱宁与王注关系密切，便将王注藏在家中，拒不交出，同时暗示东厂揭发刑部官员的短私，将郑德懋等人牵连进锦衣卫大狱。刑部尚书张子麟知道事情的症结，找钱宁通融，郑德懋才没有被判罪，贬出京城了事。

不过，由于钱宁急于伸手捞权立威，手伸得过长，触动了别人的奶酪，慢慢引起了御马监太监张忠、东厂太监张锐的不满。张忠、张锐开始向江彬靠拢，疏远钱宁。

江彬、张忠、张锐等人，都受过宁王不少钱财，只是他们涉及此事较轻，负担没有钱宁沉重；尽管如此，他们开始时与钱宁一样，也不希望宁王出事。

可是，不久宁王那边还是又出了些事。一五一八年，江西发生严重水灾，宁王豢养的凌十一、闵廿四等人，出没鄱阳湖为寇。孙燧与许逵筹划捉拿此伙巨贼，提督水军自江外掩捕而来，当夜风雨交加，凌十一等人逃跑，藏匿在朱宸濠家的祖坟里。孙燧密报朝廷，预言“宸濠必反”。

朱宸濠一边打着进贡的旗号，遣党羽徐纪、赵隆、卢孔章等人赴京侦伺；一边在江西通往京师的各条路口之上，增加步骑便衣密探，将孙燧的奏章全部截获。

可巧，这时发生了一件棘手之事。

当初，朱宸濠痛恨大学士费弘，待费弘被迫退休，离京返乡之时，他便派人在半道烧毁费弘的乘船，想置他于死地，费弘侥幸得脱，返回广信府铅山县（今江西铅山）故里。朱宸濠又派人去与他交往，费弘闭门谢客，不予理睬。

铅山县的李镇、周伯龄、吴三八等三姓家族，与费弘的家族有矛盾纠纷，闹到衙门打官司，朱宸濠便暗中支持李镇等，引诱他们将费宏牵扯进去。

官司的进展有利于费氏，李镇等人大为不满，他们占据险要，聚众作乱，攻击费弘家族。费氏全族躲避进县城，李镇便率众攻入县城，抓住与他们有矛盾的费氏族人，残忍肢解，费弘也几乎被杀。

当地的官员惧怕朱宸濠，不敢追究弹压，李镇的部属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们挖掘费宏的祖坟，劫掠乡民二百余家。孙燧派人招抚李镇等人，他们都不肯归顺。孙燧无奈，便调集周边府县的官兵，前去讨伐，擒杀李镇，逼迫周伯龄投降，平息了叛乱。吴三八侥幸漏网，率领残部逃到宁王府上，躲藏了起来。

孙燧知道此事的真相后，又连续上书揭发朱宸濠，却全被宁王的爪牙半道截取，居然没有一份能送达北京。但朱宸濠也甚为恐惧，他急忙致书给陆完说：“急去孙燧，用梁辰、汤沐来，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吴廷举。”陆完比钱宁还感到害怕，也没有尽心去帮助朱宸濠。

那么，朱宸濠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看中王守仁呢？此事说来话长。

王守仁虽称南赣巡抚，实际负责的范围却包括江西的南安府、赣州府，福建的汀州府、漳州府及广东、湖南的部分地区。此区域方圆千里，地形复杂，属四省交界的偏远地带，历来是占山为王者的乐园。

王守仁到任时，这里盘踞着大小近十股盗匪，其中规模较众者有五股，分别是上犹县横水、左溪、桶冈的谢志山等，浰头的池仲容，南安府大庾县的陈曰能，广东乐昌县的高快马，大帽山的詹师富。

一五一六年秋天，王守仁刚刚上路赴任，谢志山便伙同高快马，聚众一千七百余人，横行南康、赣州等府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一五一七年初春，王守仁抵达赣州。他仔细分析面临的局势，发现大帽山的盗贼，在陈金任上曾被剿灭过一茬，他即便再把詹师富剿灭，过不上数年，肯定又会有人去那里建立新的山寨。

王守仁意识到，这次平叛，假如只用纯粹的军事手段，将很难在当地建立起持久的秩序，只有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才可拔草去根。

为此，王守仁采取了三个手段：

第一，推行十家牌法，仿照保甲连坐法施行。这等于把当地的居民全体组织了起来，谁家的子弟落草为寇及因为什么原因，都很快摸得一清二楚。

第二，召集江西、福建、广东、湖广的民兵，挑选其中的骁勇善战者，总得两千余人，予以训练，打造当地的子弟兵，不再依赖军纪败坏的狼兵与苗兵。这样的好处有两点：其一，当地的士兵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其二，他们都是良家子弟，性情淳朴，容易训练，战斗力与军纪都有保证。

第三，斩断当地吏民与盗匪的联系。当时衙门的吏役中，混有不少盗匪的耳目。王守仁把其中年老而狡黠者唤来，晓之厉害，严加盘问，全部揭出他们的老底；待他们吓得浑身战栗之时，王守仁便赦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戴罪立功，侦查各山寨的动静。因而没用多久，各个山寨的一举一动，便全在王守仁的掌握之中。

当年五月，王守仁带领他训练的新兵出征，目标直指大帽山地区。他侦察到詹师富驻扎在长富村，便让副使胡链出其不意进击，一举将长富村攻占。詹师富退守象湖山，借助险要地形顽抗，官兵进攻受挫，指挥覃桓等人战死。王守仁亲率精锐驻扎在福建上杭县，假装撤兵退师，趁詹师富松懈之际，出其不意返回，连破四十余寨，擒斩七千余人，将詹师富活捉。

王守仁总结本次用兵的经验，感到军队的组织体制尚有缺陷，他上疏说：“赣南的盗贼之所以此伏彼起，日益繁多，原因在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的原因，在于兵力不足；兵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赏罚不明。乞求给予令旗令牌，以便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兵部尚书王琼理解王守仁的难处，立即将之转呈给皇上。没多久，朝廷下旨，允许王守仁改革军制，自行任命中下层军官。

王守仁大喜，立即对下辖军队予以整编，规定：25人为一伍；两伍为一队；四队200人为一哨，设哨长；两哨为一营，设营官；三营1200人为一阵，设偏将；两阵为一军，设副将。所有军官都临事委派，既不受资辈影响，也不需朝廷任命。这实际等于组建起了一支不受朝廷兵制约束的新军，人数达两万人之多。

本年八月，王守仁盯上了大庾的陈曰能。陈曰能联合池仲容等人，经常外出抢掠，但他本身势力并不很大。中秋节刚过，王守仁命令副使杨璋秘密出兵，突袭陈曰能。杨璋抄小路深入山峒，乘夜放火，攻破十九座山寨，擒获陈曰能，斩俘五百余人。

本年十月，王守仁准备剿灭势力强大的谢志山等人。他兵分四路，第一路由都指挥许清率领，约五千人，集结在横水；第二路由南安知府季斅率领，也有约五千人，集结在左溪；第三路由吉安知府伍文定率领，负责阻击逃跑的敌人；第四路由王守仁亲率，驻扎在南康县，离横水30里。

王守仁先挑选400名精兵，潜伏到谢志山巢穴附近的山头上，然后出动大军正面进攻。谢志山带队出寨迎战，背后各山头上的伏兵突然摇旗擂鼓，炮声震天，谢志山的部众认为被官兵抄了后路，瞬间溃散，横水、左溪全部落入官军之手。

谢志山逃到桶冈，据险顽抗。王守仁见桶冈易守难攻，就派使者前去晓之利害，劝他们投降。山寨首领们动心，双方约定十一月初一为出降日期。

王守仁知道对方仍有不小的实力，担心即便招降成功也难以控制。他趁谢志山等人麻痹，派伍文定与赣州知府邢珣，冒着冷雨，率兵秘密攀上险隘，偷袭叛军。伍文定等连破敌寨84处，俘斩六千余人，谢志山、蓝廷凤等首领皆自缚双手，无条件向王守仁投降。

王守仁于横水附近修建城池，设崇义县（今江西崇义县），控御三省。

赣南各个山寨的首领们，见王守仁厉害，纷纷归降，其中包括龙川的盗贼卢珂与郑志高。盘踞在浰头的池仲容，惶恐不安，但他仗着山寨险要，实力雄厚，在投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池仲容派弟弟向王守仁投降，自己却加强战备，捎话给王守仁说：“卢珂、郑志高是我的仇敌，我害怕他们袭击，才加强战备。”王守仁假装对卢珂生气，将他抓起来杖打一顿。

年底时，王守仁给士卒放假，让他们全部回家过年，实际上却暗令卢珂的弟弟集结士兵待命。

一五一八年岁首，王守仁在驻地张灯结彩，欢度新年。他给池仲容送去许多过节礼物，诱他赴营道谢。池仲容带着93人来见王守仁，吃完酒宴后，又应邀去观赏花灯乐舞，大为欢乐。正月初三，完全丧失警惕的池仲容再次前来赴宴，王守仁预伏甲士，将他们全部擒获，斩首示众。

王守仁亲自带队攻破浰头下中上三寨，池仲容的残部逃往九连山，依托悬崖绝壁，躲避官军的追捕。王守仁令官军换上盗贼的服装，混上山去，里应外合，将他们全部歼灭。随后，他在浰头设立和平县（今广东和平），加强当地的管理。

王守仁的声名引起了宁王朱宸濠的注意。朱宸濠听说王守仁学识深厚，便装出爱好学问的样子，写信给王守仁，请教学问。王守仁早知道宁王的图谋，但他认为人人都有善念，尤其宁王这样的人，更应该教化，不应该促使他走极端，所以便把弟子冀元亨派往宁王府。

朱宸濠在与冀元亨探讨学问的过程中，反复暗示反叛之意，冀元亨假装听不懂，只与他讨论学问。朱宸濠认为冀元亨或者是个书呆子，或者虽然明白，因为没有其师王守仁的意旨，不敢随便表态。但不管怎样，他没有感觉到对方有什么恶意，所以对王守仁极有好感，认定他是个可以争取之人。

可让朱宸濠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个王守仁，坏了他的大事。

4. 朱宸濠谋反

对于钱宁而言，公元1518年夏天，他曾看到过一根救命稻草的幻影。

当时，皇上在江彬等人的诱导下，打算远游延绥、宁夏。内阁集体力谏，皇上不肯采纳，杨廷和、蒋冕一气之下，称疾不出，借此给皇上施压。皇上急恼，召来正常上班的两位阁老梁储、毛纪，令他们起草诏制。梁储坚决地说：“其他事情都可以顺从，此制断不可草！”皇上情绪激动，挺剑而起，说：“不草制，齿（吃）此剑！”

梁储摘下帽子，伏地流泪说：“臣逆命有罪，愿就死。”君臣僵持了很大一会，皇上才冷静下来，自感失态，掷剑而去。

不久，皇上为了显示自己必定远巡的态度，命礼部尚书李逊学，召集高级大臣廷议，讨论储立皇太子，以便让他留守京师。

钱宁欣喜，认为这是个给自己解套的黄金机会，他积极活动，打算让群臣推荐宁王朱宸濠的嫡长子。江彬听说后非常警惕，他怕钱宁成功对自己不利，所以打算另外推出一个人选。

大臣中许多人对此亦相当热心，而且多赞同钱宁的意见。

梁储深知其中的猫腻，在廷议现场，他声色俱厉地对同僚们说：“皇上年轻健康，建储之事不可轻易讨论；否则万一出现变故，我们这些人都将是死罪。有些人的奸邪之谋，你们怎能听从！”兵部尚书王琼、吏部侍郎王鸿儒也力言不可，廷议大会才最终作出决议，否决皇上仓促储立太子的意见。

为避免皇上情急之下再做出其他极端的决定，杨廷和、梁储决定后退一步，不再抵制皇上出游。

此事之后，钱宁彻底清醒，他明白自己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死心塌地跟随朱宸濠造反，要么相机向皇上揭发朱宸濠，委过他人，洗刷自己。

总体而言，钱宁对朱宸濠造反的前景不很看好，毕竟朝中贤能之臣甚多，杨廷和、梁储、毛纪、杨一清、彭泽等，绝非建文朝的方孝孺、齐泰之辈所能比；且皇上果决勇武，又有边军与京军拥戴，宁王的军力不占优势。

事实上，钱宁能分析明白的事情，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也能分析明白。

内阁原寄希望宁王朱宸濠自觉，能适可而止或者知难而退，可现在从江西传来的信息，则表明朱宸濠必反。内阁虽然仍坚持认为，能让朱宸濠不反最好；但不管怎样，他们需做最坏的打算，以防止在京的宁王党羽搞内应。

内阁私下分析，宫中的权贵们虽然普遍得到过宁王的好处，但他们对宁王的支持却有很大差异，江彬、张忠、张锐等不会死心塌地支持宁王，而钱宁、臧贤等则很难说。

杨廷和与东厂的张锐关系较为融洽，他把局势分析给张锐听，提醒他注意钱宁。一要防止他继续配合宁王迷惑皇上，甚至搞政变；二要防止他抢先一步洗刷自己，委过东厂与其他人。张锐惊怵，将此事暗示给江彬、张忠等。

一五一九年初，皇上西巡返回京城，积极准备南游，想了解江南地区的一些信息，张锐抓住机会，将朱宸濠一些不法的情报抖露了出来。皇上稍有警觉。

正当这时，一场反对皇上出游江南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早在皇上没有回京之前，朝臣们就已风闻他有下江南的计划，所以等他刚回京，杨廷和立即将《居守敕》呈还给他。皇上不要，下诏说：“朕现在要经常出去巡游，你先不要把它交还。”

听到皇上的明确表态，朝臣们非常担忧，他们准备坚决阻止皇上南下。

二月二十日，杨廷和代表内阁呈上奏疏说：“请陛下明诏天下，自今之后不再离京出游。”

有了内阁带头，六部九卿及科道言官全部出动，轮番上书劝谏皇上打消出游的念头。皇上对付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一律压下不理。

刑部主事汪金决定来点猛料，刺激一下皇上。他上书列出九条皇帝不宜下江南的理由，其中揭到皇上酗酒一事，大意说：陛下您爱喝酒，常把酒杯带在身上，走到哪喝到哪。侍奉于左右的奸邪之徒，常趁陛下昏昏欲醉时，弄权乱政。他们准备一些装酒的器具，见陛下要清醒时，便再次献酒，或者把没有温的冷酒给陛下喝，致使陛下经常迷乱颠倒，神志昏沉。

皇上看了极不高兴，赌气亲下三道敕书。第一道告谕吏部：“镇国公朱寿，应该加太师。”第二道告谕礼部：“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今准备前往两畿及山东，祭神祈福。”第三道告谕工部：“急修黄马快船备用。”

朝臣们再次掀起新一轮劝谏，皇上还是一概不予理睬。

杨廷和上疏说：“圣学长久旷废，请从三月起，陛下到经筵听讲。”皇上也不答复。

三月，在京的科道官员相继来到宫门外，拜伏在地上，请求皇上对百官的奏疏予以答复，从早上辰时到晚上申时，相聚不肯离去。皇上无法，让宦官出来宣布安慰的旨意，他们才爬起来回家。

没多久，鸿胪寺请求皇上在十五日升殿听政，宫中传出旨意：“朕因生气而得病，免朝！”

群臣见皇上决心很大，便犹豫起来，不知该如何劝谏；但一想到宁王朱宸濠久蓄异谋，与皇上左右的宠臣相勾结，便都忧心如焚，决心拼上性命也要把皇上阻住。

兵部郎中黄巩写了篇奏疏，其中说：“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纲纪法度，一败于逆贼刘瑾，再坏于奸佞之徒，最后坏于边帅之手，以至于荡然无存。天下之人，只知道有专横的权臣，而不知有陛下。现在动乱的根源已经存在，祸乱即将发生，臣等担心待陛下醒悟时，就已为时过晚！”

员外郎陆震也在草拟奏章，看到黄巩的奏疏后，赞叹不已，便将自己写的撕掉，要求与黄巩联名上书。

翰林修撰舒芬是新科状元（一五一七年及第），性情刚直，他联合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及翰林院的诸位同事，也准备联名上书。他们在奏疏的最后说：“还有些事只能痛哭而不忍心对陛下直说：宗藩怀有刘濞那样的反叛之心，大臣怀着冯道那样的自保之计，他们视禄位为器物，视朝堂为市场，视陛下为棋子，视政权更迭为正常；而陛下左右的宠幸之臣，皆智术短浅，不能以这类忠诚之言告知陛下。”

黄巩等人的奏疏先送入宫中。

吏部尚书陆完从宫中出来，迎着舒芬等人说：“陛下听到有进谏者就头痛发怒，直想引刀自杀。你们就不要再上书了，别把罪责推到陛下头上，而自己沽取忠直之名。”舒芬等人很生气，没有吱声便退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夏良胜、万潮去见舒芬，两人情绪激动，扼腕痛骂陆完。恰好太常博士陈九川也走了过来，舒芬斟上一杯酒说：“匹夫不可夺志，诸君能就此作罢吗？”第二天，他们便联名把奏疏递进宫去。

紧接着，吏部14人，刑部53人、礼部16人，兵部16人，皆联名上书。

看到群臣如此坚决又言辞激烈，皇上郁闷而恼怒，在宫中捶胸跺脚。江彬等人惧恨群臣，便火上浇油，怂恿皇上采取非常手段。

二月二十日，皇上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等逮捕，投入锦衣卫监狱；将舒芬等107人在午门外罚跪五天。

随后几日，又下旨从大理寺、行人司、工部逮捕23人。

这些被罚跪的官员，早晨来到午门跪下，傍晚才站起来回家，成串结队，犹如囚犯，在道旁观看的人，无不为之叹息流泪。

朝中大臣，除内阁外，九卿中只有户部尚书石玠上书论救，其他人都战战兢兢，不敢谏阻。京城的市民非常不满，看见诸位大臣出入，便骂声一片，竞相投掷瓦砾击打。大臣们羞惧，为躲避士民，只能每天趁天未亮时早早入朝。

这时，京城连日遭遇沙尘暴，金吾卫有个叫张英的军官说：“这是天变的征兆！”他决定死谏。二十三日，张英去衣露体，提着两兜土，把戟刃放在胸口上，手持奏疏，当跸道跪哭。随即自刺胸脯，血流满地。卫士夺取其刃，捆绑送入锦衣卫监狱，问他为何带土，他回答：“恐污帝廷。”后被杖打八十而死。

二十五日，第一波罚跪者期满，江彬等人恨意未消，鼓动皇上另加惩罚。皇上亦有余怒，下诏将舒芬等107人各打三十大板，并且宣布，舒芬等为首者四人，调到京外任职，以后不得推举任用，其他人停发薪俸六个月。

杖打之刑在午门外就地执行，江彬怨恨官员们揭露他，暗中指使行刑者施以重手。官员们遭到惨打，呼号之声响遍宫苑。刑部的刘校、刘珏死于当场；吏部的两个官员因伤势太重，稍后死去。舒芬的杖伤也非常严重，几乎致死，伤口尚未痊愈，即包扎而离京上路。

四月十五日，皇上下诏杖打关在狱中的黄巩、陆震等人各五十大板；杖打第二波逮捕的数十位官员各四十大板。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共有八名官员毙于当场，其中行人司为重灾区，损失掉六位官员。

陆震伤势严重，江彬要置他于死地，便依旧将他关进监狱，断绝饮食，将他折磨致死。

黄巩伤势较轻，被削职为民，遣回家乡。江彬派出刺客，准备半道刺杀他。黄巩的一位同事探听到消息，将他藏匿起来，乔装打扮，才逃回家。

皇上看到官员们被杖打之时，血肉横飞，死的伤的接连不断，却一个个面无惧色、相互勉励、引以为荣，不禁为之感动，绝口不再提巡视江南之事。

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密切注视着京师的动静，他对皇上杖打众官员之事感到开心，巴不得皇上得罪天下之人；可他的幕僚们却相当忧郁，他们看到的是内阁之稳重及众多中低级官员之忠贞。

恰逢这时，朱宸濠一个长辈亲人（极可能是他的亲生母亲）去世。他的幕僚们分析，皇帝热衷于巡游，必然还要考虑储立太子之事，而官员们遭此挨打风波，必然不会再执着劝谏。他们教宁王借居丧之机，倡导孝行，以博皇上的青睐；毕竟皇上没有亲生儿子，他希望将来的嗣君至孝，能对张太后好一些。

朱宸濠深以为然，居丧礼甚恭，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孝子的榜样，并暗示南昌的父老及儒生赞美他的孝行，挟民意逼迫孙燧上奏此事。

孙燧、许逵不敢多言宗室的内务，况且觉得如此或许可以避免叛乱，起码能延缓叛乱的发生，便遵从宁王的意思，上奏褒扬他的孝行。

钱宁得到了消息，心中甚是高兴，决定再烧一把火，所以联合臧贤，不断在皇上面前赞扬宁王贤能、孝顺。可是，钱宁随即不安起来，他发现皇帝有些反常——听他赞美宁王时，默不回应，似乎装着没听到。

江彬与张忠看得明白，认为倾陷钱宁的机会已到。有一天，张忠故意对皇上说：“钱宁、臧贤盛赞宁王，陛下认为是为什么？”皇上自言自语地回答：“称赞推荐文武百官，是为了挑选任用，称赞推荐藩王有什么用呢？”张忠不便顺口把话挑破，转了个弯说：“钱宁、臧贤称赞宁王孝敬，是讥讽陛下不孝敬；称赞宁王勤敏，是讥讽陛下不勤敏。”皇上点头说：“你讲得对。”

没多久，皇上发布诏书，下令将宁王府驻京的人员，一个不留，全部驱逐回江西。

朱宸濠闻讯大为惊惧，紧急与幕僚李士实、刘养正密谋应对之策。为防止意外，他们遣党羽卢孔章等，广布侦骑，严密监视从京师到江西的各个水陆要道；规定侦探人员，不管离南昌多远，十天内必须往返一次，以便及时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张锐手下的东厂密探，也非全部吃素，他们将朱宸濠的一些异动，报告给了张锐，张锐又立即告诉了杨廷和。

杨廷和早期对朱宸濠态度暧昧，为此被许多人指责，因而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特别痛心。他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准备革去宁王的护卫，迫使他打消非分之念，避免宗室自相残杀。

在杨廷和的安排下，南昌籍的给事中熊浃，草拟了一份弹劾宁王的奏章，尽列其不法之事，交付御史萧淮，呈递给朝廷。

钱宁见了大惊，感到事态已经失控，忙在皇上面前诋毁萧淮说：“萧淮妄言离间，应该治罪。”皇上堵了他一句：“虚实久当自见，果是妄言离间，萧淮能逃到哪里？”随即将奏疏下到内阁，命令内阁商量出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

杨廷和立即上奏说：“可以效仿宣宗处置赵王的方法，派勋戚大臣宣告皇上的圣旨诫谕。”

赵王指朱高燧，是永乐帝朱棣的第三子，当年他支持二哥朱高煦谋反，宣宗朱瞻基御驾东征，擒获朱高煦；有人劝皇上在回师之时顺便收捕赵王，但皇上认为赵王没有实质性反叛，不忍动手。回京后，他派使者带着一些证据去诫谕赵王，赵王恐惧，主动献出护卫，表示认罪，朝廷也没有对他进一步追究。

皇上朱厚照是个性情中人，并不嗜杀，他认为内阁的计谋不错，五月二十四日颁下诏书，派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等，前往江西诫谕宁王，并收回其护卫。

钱宁见事态危机，惊恐不安，为了开脱自保，他向皇上报告了宁王党羽卢孔章的行迹，且将之拘捕，委过于臧贤。

朝廷发兵搜查臧贤的家，宁王的侦卒林华，藏在夹壁暗道中，得以逃脱。

在钱宁的暗中包庇下，皇上没有深究臧贤之罪，只是下令在午门外将他杖打一顿，贬黜戍边。钱宁担心臧贤早晚还会被追究，留在世上对自己不利，便派出爪牙，扮成盗贼，埋伏在张家湾（今北京通州东南），将臧贤刺杀。同时，他还指使手下，将关在锦衣卫大狱中的卢孔章悄悄弄死。

且说宁王朱宸濠，听说太监赖义等人要来江西，大为惊疑。

六月十三日，是朱宸濠的40周岁生辰，宁王府张灯结彩，宴请江西的各界官员。酒宴快要结束时，从臧贤家逃出的小卒林华，日夜兼程，潜回到府中。林华向朱宸濠详细报告了臧贤出事的情况，并说他在离京之时，听有传言说，本次赖义等来南昌打算擒拿宁王。

朱宸濠相信了林华的话，非常恐惧，草草结束宴会，密召谋士刘养正商量对策。刘养正说：“事情异常急迫！明日早晨，各级官员必来王府谢宴，可就地擒拿，杀死不附己者，马上举兵起事。”

朱宸濠连夜召来吴十三、凌十一等人，让他们率领部属，内披甲衣待命。

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素来贤惠，听到风声，写诗规劝说：“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知担头轻。昨霄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可朱宸濠哪里能够听得进去？

十四日早上，孙燧、许逵等率江西各级官员来到宁王府，行礼谢宴。礼毕，突然拥出数百名带甲露刃的侍卫，关闭府门，将他们围住。朱宸濠出来站在露台上，高声道：“孝宗为太监李广所误，抱养民家之子，我祖宗不受祭祀已经十四年了。今太后有密诏，让我起兵讨贼，你们知道吗？”

众官员听宁王说当今皇上是个冒牌假货，惊愕相顾。孙燧向前一步，道：“这是什么话？请拿出太后的诏书给我看！”朱宸濠说：“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你应随从护驾。”孙燧大怒，道：“你是想早死！天无二日，我怎肯追随你当逆贼！”

朱宸濠斥骂孙燧，孙燧怒气冲天，急速站起，却已走不出王府。朱宸濠转入内堂，换上戎装，喝令军卒将孙燧拿下。许逵奋身而起，挡在孙燧的面前说：“你们怎敢侮辱天子之臣！”军卒不由分说，也把许逵捆绑起来。

此前，许逵曾劝孙燧先动手，派兵解除朱宸濠的武装，但孙燧知道衙门中到处都是朱宸濠的耳目，且摸不清朝廷的意图，不敢动手，说：“给他什么罪名呢？还是等一等再行计议。”至此，许逵埋怨说：“我劝公早动手，就是怕有今日。”

朱宸濠见两人态度强硬，示意将他们拉出去斩首。士卒往外拉拽许逵时，朱宸濠问道：“许副使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爱惜许逵的才干，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许逵回答：“副使唯有赤胆忠心！”朱宸濠怒道：“我不能杀你吗？”许逵斥骂说：“你能杀我，天子也能杀你！”

朱宸濠将孙、许二人杀死在惠民门外。剩余的数十位官员，少部分效忠朱宸濠，大部分被羁押在狱中。

朱宸濠任命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任命布政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兼总督军务大元帅，集兵十万，发布檄文，正式竖起了反叛大旗。

然而，他不愿消息过早传到北京，所以下令更加严密地封锁通往京师的各个路口。

5. 献俘风波

一五一九年六月十五日，朱宸濠打算登基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顺德。李士实、刘养正请求：“待到南京时，再举行即位典礼。”朱宸濠同意。

随即，朱宸濠升殿，点兵遣将：

任命吴十三、凌十一、闵念四为都指挥使，跟随王府承奉涂钦进攻南康府、九江府，打开北入长江的通道。

派遣李蕃，前往瑞州府的华林山等地，招降诸寨山寇。

由王纶写信，招降姚源峒的叛民。

派人潜往浙江，通知镇守太监毕真，令他起兵响应。

命娄妃的弟弟娄伯，前往进贤县、广信府等地，招募民兵。

令参政季斅，持文书告谕王守仁，让王守仁响应。因季斅曾担任南安知府，在王守仁手下带过兵。

朱宸濠之所以这时如此惦记王守仁，是因为他对王守仁仍抱有幻想。有一次，王守仁来参加宁王府的私宴，李士实也在座。席间谈论起朝政的缺失，朱宸濠故意忧愁慨叹，李士实说：“世上难道没有商汤、周武吗？”王守仁回答道：“即便有商汤、周武，也需有伊尹、吕尚才行。”朱宸濠说：“只要有商汤、周武，便会有伊尹、吕尚。”王守仁意味深长地道：“若有伊尹、吕尚，自不必担忧没有夷国、齐国了。”[2]朱宸濠听后大喜，认为王守仁也有反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试探王守仁，王守仁也故意试探他。王守仁回去后，即开始暗中防备。

十六日，朱宸濠的军队攻陷南康府，知府陈霖弃城逃跑；十七日，又攻陷九江府，知府江颍逃跑躲避。

朱宸濠想迅速东下前往南京，为巩固老巢，任命师蘷为兵备副使，镇守九江城。可临行前，他对后方的安全仍不够放心，所以想分兵南下攻打进贤县，占领广信府，与浙江的毕真呼应，以固侧后。李士实认为南边不足虑，只要王守仁没问题，基本能传檄而定，因而说：“大事既定，他们还能归附谁？”敦促他赶紧趁南京不备，奔袭取之。

王守仁本在南昌，兵部尚书王琼见朝廷对宁王有反应，担心宁王生变，把王守仁陷进去，所以想让他尽快离开。恰好五月福建发生兵变，王琼对同僚说：“福建进贵叛乱是小事，不足烦王守仁，但可借此事便宜行事。”因而他说动朝廷，派王守仁去福建处理变乱。

王守仁六月初九离开南昌，刚刚行到丰城县，宁王叛乱的消息就传了过来。王守仁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连忙变换衣服，潜行到临江府。

临江知府戴德儒闻报大喜，亲自出城迎接。王守仁认为临江府地处水陆要冲，离南昌太近，不够安全，便立即又赶往吉安府。

吉安府的知府伍文定是王守仁的老朋友，他对王守仁说：“朱宸濠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其事必无所成。您向来德高望重，且有兵权，勤王之师，在此一举。”王守仁慨然应允，与诸将谋划说：“宸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则江山社稷便危险了；若出中策，直趋南京，大江南北则会全遭他的祸害；若出下策，占据江西省城不动，那么勤王就容易了。”

宁王的使者季斅赶到，劝王守仁投降，王守仁将他逮捕。随即与伍文定征调兵马，筹集粮草军械，积极做战争准备，并拟写奏章，派人飞马报送京师。

六月十八日，王守仁召开军事会议说：“宸濠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将会被他占领。假如我们用计阻挠他，使他稍稍推迟几天，那么南京就能保全。”

为此，他派出大量间谍，到各府县传布文告，虚张声势说：“都督许泰、郤永率边兵四万，刘晖、桂勇率京军四万，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两广总督杨旦，各率本部兵马，总计十六万人，准备直取南昌。大军所过州县，当地衙门若不能及时供应军需，当以军法论处！”

他又使用反间计，让人给李士实、刘养正送去密信，称赞他们准备归顺朝廷的义举，并把信的内容故意泄露给朱宸濠。

李士实、刘养正极力劝说朱宸濠赶紧进军南京，速即皇帝位，以号令天下——进则北伐，退则划江自守。朱宸濠中了王守仁的计，怕老巢被端，开始猜疑李、刘两位谋士，顾虑重重，滞留在南昌，耽误了宝贵的战机。直到十几天后，他才醒悟——各地并无兵马前来，就连王守仁的兵马也未集结完毕。

七月初一，朱宸濠下令向南京进发，命宜春王朱拱樤、万锐、胡链等留守南昌，自与李士实等，率兵七八万人，号十万，以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载妃姬等家属，分五哨出鄱阳湖，联舟千艘，蔽江而下，扬言直捣南京。

大军将要出发，朱宸濠遇上了闹心事。祭天时，摆放供品的桌子莫名其妙折倒；充当全军先锋的九江王，刚出发即遇上大风雨，居然被雷霆震死。

数日后，朱宸濠的先头部队抵达长江上的战略重镇安庆。安庆知府张文锦、都指挥杨锐不肯投降，组织人马奋力抗击。

朱宸濠赶到，将旗舰停泊在黄石矶，亲自督战，仍然不能取胜。张文锦组织军民登上城头大骂朱宸濠，朱宸濠又羞又怒，说：“连安庆城都攻不克，怎么能进攻南京呢！”竟然滞师于安庆城下，赌气苦战。

王守仁探知朱宸濠东去的消息后，召集军事会议，商讨进军的方向。有人认为，南昌城防坚固，应趁着叛军师老安庆之际，驰援安庆，与守军里应外合，歼灭朱宸濠的主力。王守仁不同意远去安庆，他主张趁南昌空虚，攻破南昌，逼迫朱宸濠回援，然后再半路将他杀败。

七月十三日，朱宸濠反叛近一个月后，王守仁派出的几拨信使之中，才有一拨冲破层层险阻，将消息报知朝廷。京师一时震动。

豹房各边将看不上朱宸濠，争相进献平叛的策略。皇上朱厚照已非刘六、刘七造反时那么青涩，他现在是威武大将军，对所控军队的战斗力高度自信，正好想借此机会展展兵威，并巡游江南，所以下旨说：“朱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帅各镇兵马征剿。命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率师为先锋。”

满朝文武都对江南的局势感到不安，王琼说：“诸君不要忧虑，我用王伯安任南赣巡抚，提督军务，正为今日。朱宸濠将很快被擒获。”

七月十七日，王守仁会兵于临江府樟树镇，点齐八万大军，号称三十万，以伍文定为先锋，直扑南昌而去。

当时南昌以南的诸府县，朱宸濠一个没占，全控制在政府军手里，王守仁的军队，得以迅速推进。

十九日半夜，伍文定率军抵达南昌广润门外，守门官兵惊骇逃散。伍文定顺利攻入城去，活捉叛军留守朱拱樤。

王守仁随后进城，斩杀违反军纪的十余名兵卒，安抚士民，宽恕受胁从者，迅速稳定了局面。

朱宸濠听说老巢被端，肝胆欲裂，准备回师救援。李士实劝他不要回兵，赶快舍弃安庆，直取南京。他们认为，只要朱宸濠能在南京登基，江西将不战自定。可朱宸濠是个志大才疏之人，早乱了方寸，坚决要夺回南昌。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回师，命伍文定、邢珣等各率精兵，分道正面阻击；命瑞州通判胡尧元，领兵设伏。二十四日，两军在黄家渡遭遇。官军以伍文定抵挡叛军的前锋，以邢珣绕到其背后，抄其后路。双方激战之际，胡尧元的伏兵又突然杀起，朱宸濠部溃败。

朱宸濠退保八字脑（在鄱阳湖东岸饶州府），尽发南康府与九江府的兵马前来支援。王守仁察觉后，趁机派兵收复了南康、九江。

朱宸濠得到援兵，决定反击，他大赏将士，对官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官军死伤惨重，稍稍后退，伍文定赶到，冲到前线严厉督战，冒着箭矢礌石组织逆袭，最终将叛军击退，擒斩两千余人。

二十六日，朱宸濠退到樵舍附近，把船连接成方阵，拿出所有金银财宝犒赏将士，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当天早上，朱宸濠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官军却抢先一步，发动了总攻。王守仁采用万安知县王冕的计策，“以小艇实苇于中”，乘风放火，急攻朱宸濠的船队。

朱宸濠的舰船遭引燃，将士焚溺而死者达三万人，被擒斩者约三千人，余部四散而逃。大火烧到了朱宸濠的副船，朱宸濠与娄妃、诸嫔流泪诀别，诸嫔妃皆赴水自杀。朱宸濠突围逃跑，船只搁浅，与李土实、刘养正、王纶等数百人，皆被生擒活捉。

军兵将朱宸濠等押回江西，沿途军民无不欢呼聚观。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呼叫说：“王先生，我想尽削护卫，请降为平民，还可以吗？”王守仁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有国法在。”

朱宸濠在槛车中哭着对人说：“昔纣王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因不听妇人言而亡了自己的国家，今悔恨何及！”王守仁听说后，搜寻到娄妃的尸体，将之礼葬。

朱宸濠从起事到失败，仅经历了四十三天。可因为他失败得太快，他在各个水陆要道布置的暗探爪牙，依然在认真地工作，严重地威胁着江西各入京驿道的安全。因此，王守仁尽管及时向朝廷奏捷，朝廷却不能及时收到他的捷报。

皇上此时正积极准备御驾南征，朝臣们上疏劝阻，他不胜其烦，传旨放出狠话说：“再有上书谏阻者，处以极刑，决不宽恕！”

八月初一，也就是朱宸濠被擒后的第五天，皇上命令江彬兼任东厂与锦衣卫的都督，负责沿途的安全保卫工作。江彬怕激怒钱宁与张锐，上书推辞，皇上不准。

当时人情汹危，皇上内心也不安稳，他又想起了张永，觉得还是这位秉性耿直的老公公可靠。八月初八，他任命张永提督团营及宣府北路官军，参与筹划机密，兼调查核实朱宸濠党羽及附逆官员的情况，允许他可以在现场奏请处分；并且，还要他负责核查宁王府的库藏。如此一来，他等于把前线军队的指挥权及叛乱善后的处理权，都交给了张永。

八月二十二日，皇上起驾离开北京，命令杨廷和、毛纪留守，梁储与蒋冕随驾。

钱宁得到指令，居守京师，带领锦衣卫加强京城的安保工作。可钱宁担忧一旦离开皇上左右，会有人揭发他与朱宸濠之间的往来；而且他还想与前干爹张永修复关系，求他到达南昌后，在搜集证据时，能网开一面。因此，钱宁极力请求扈从，皇上勉强答应了他。

八月二十六日，皇上到达涿州。正当这时，王守仁的捷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姗姗递达御前，让兴师动众南下的皇上颇为尴尬。皇上的第一反应是将捷报藏匿起来，密而不发。但京城的大臣们还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杨廷和等飞快赶到涿州，请求皇上回驾。可是皇上好不容易挣出京城，岂肯轻易回去？京城对他而言，几乎等于牢笼，只要踏进去，若再想出来自由一下，可就难了。

皇上执意南行，经保定，于九月初七到达山东临清州。

临清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集中了大量漕运仓库，商贸繁荣。皇上思念他的爱姬刘氏，派人回京去接。

当初离京之时，刘姬身体有病，不能从行，皇上与她约定，等要召她南下之时，将以玉簪为信记。这次他派的使者没有带玉簪，刘姬不肯南行。皇上急得抓耳挠腮，当初他出京之时，过于兴奋，飞马驰过卢沟桥，失落了玉簪，派人细细寻找，一直没有找到。

皇上决定亲自回京接刘姬。他换上便装，悄悄出城，乘坐小轿，带几名亲信随从，野宿宵行，疾驰北上。等到了京城边上，他却不敢进去，便在通州的张家湾住下，待与刘姬会合后，才一起南下。往返时间用了一个多月，随从的官员都不知道。

在此之前，皇上身边的宠臣们，嫉妒王守仁的战功，又怕王守仁在张永面前揭露他们与宁王交往的情事，所以竞相制造流言蜚语，说：“王守仁初与朱宸濠通谋，后来怕事情不成功，才起兵将之平定。”又有人建议，让王守仁把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中，待皇上去亲自擒获。

皇上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命太监张忠与边将许泰先行，率领京军赶往江西料理善后。

王守仁听说张、许二将溯长江而来，心中暗惊。此前他已从俘虏口中及宁王府的档案里，了解到一些秘密，知道张忠、许泰都曾与宁王有交往，他们此番匆匆前来，是为了抢功，是垂涎宁王的财富，是为了毁灭罪证，还是另有他图？不管为了哪一条，南昌的官民都有可能遭难。

王守仁早就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此前他在给皇上的报捷奏疏中，就曾提醒说：“今宸濠已擒，逆党尽获，福建、广东的勤王兵卒已经遣回，地方受惊扰之民已经安定。但此逆贼窥视神器，蓄谋已久，招纳叛亡，广播奸细，臣下给朝廷的奏疏，百无一通。宸濠举兵之初，料想陛下必将亲征，预先在沿途埋伏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宸濠旋踵就擒，应该押解军门，依法处置，昭示天下。假如陛下要将宸濠交付部下各将官，臣实在担心，一些暗藏的奸徒乘机发难，或导致其他意外之事发生；到那时，臣虽死而深感遗憾了。”

王守仁决心不把俘虏交给张忠、许泰。他押着朱宸濠一行，出南昌，避开长江，越过鄱阳湖，绕道东行，准备走陆路抵达南直隶，直接将他们献给皇上。

张忠、许泰听说后，立即派人通知王守仁，让他在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等候。王守仁不予理睬，又怕他们拦截，所以快速抄小道赶到玉山县，径入浙江境内，派人呈上奏疏，请求献俘，并劝谏皇上不要南巡。

此时皇上尚滞于临清，王守仁不等回复，便带着人犯抵达了杭州。张永听到消息，忙赶到钱塘县等候。王守仁连夜前去拜见张永，称颂他贤明，说：“江西之民，久遭朱宸濠的荼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假如困苦至极，必逃入山林谷间为乱。往日他们帮助朱宸濠，是被胁从，今若成土崩之势，然后朝廷再兴兵定乱，可就难了。”

张永深表赞同，缓缓地说：“我这次前来，也是因为群小伴随圣上左右而不放心。我主要负责陛下的衣食住行及安全保护，不是前来邀功请赏的。公劳勋卓著，我心里知道，但遇事切不可意气。”

王守仁得知皇上即将抵达淮扬，便把朱宸濠等交给张永，自己北去镇江京口的运河边，想等待皇上到来。

可皇上流连在淮扬，行动迟迟，且发下一道诏书，令王守仁巡抚江西，立即赴任。王守仁没法，只好取道长江，返回南昌。

且说张忠、许泰，对王守仁十分怨恨，怒气冲冲到达南昌后，把王守仁的得力部将伍文定捆绑。伍文定大骂道：“我不顾九族被诛的危险，为国家平定大贼，何罪之有？你们都是天子的腹心，竟屈辱忠义之臣，为反贼报仇，罪该万死！”张忠更加愤怒，将伍文定推倒在地，但终不能把他怎么样。

张忠、许泰企图诬陷王守仁与朱宸濠勾结，但追问朱宸濠身边的从人，都说没有此事，经过反复严厉责斥，最后有人说：“只有一次，王守仁曾派弟子冀元亨到朱宸濠处论学。”两人如获至宝，赶紧把冀元亨抓来，严刑拷打，但冀元亨始终不承认与朱宸濠有私。张忠、许泰没法，只得把冀元亨押解京师，关入锦衣卫大狱。

等到王守仁回到南昌，张忠、许泰便故意教唆京军找茬挑衅，或者直呼王守仁的名字谩骂。王守仁早料到这一手，他的应对措施是：第一坚决不生气；第二有意厚待京军将士，有病的给药，死去的给棺，路上遇见哀痛者，必停车慰问。京军将士深受感动，争相说：“王都堂爱我。”自此不再挑衅。

张忠、许泰又质问王守仁：“宁王府财富甲天下，现在都放在哪里了？”王守仁回答：“朱宸濠当时都用来贿赂京师要人，约为内应，今有账单可以查看。”张忠、许泰心虚，不敢再多说什么。

过了一阶段，张忠、许泰欺王守仁是一介文士，便故意强迫他射箭。王守仁来到校场，从容弯弓，三发三中，京军齐声欢呼，张忠、许泰气色收敛，不敢再找他的茬。

王守仁想把张忠等人赶走，便在冬至节那天，鼓励士民祭祀死者。南昌因为刚经历了战乱，死人很多，居民有的在街巷中焚纸，有的到墓地里痛哭，悲号之声响彻郊野，京军将士听了，无不思念家乡，盼着早日回去。张忠、许泰见军心不稳，只好下令班师。

本年腊月底，皇上渡过长江，到达南京。张忠、许泰不死心，又与江彬勾结，准备向皇上进谗，诋毁王守仁。张永知道后，对家人说：“王都御史忠臣为国，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为忠！”他先见皇上，给王守仁做了解脱。后来，江彬等果然在皇上面前说王守仁的坏话，皇上不肯听从。

张忠见状，又生一计，说：“守仁在杭州，竟不至南京朝见陛下；陛下试召之，他必不来，可见他无人臣之礼。”张永听说后，立即派人飞骑告知王守仁。没几日，皇上召见他的圣旨到达杭州，王守仁连饭都顾不上吃，立即跟随使者上路。张忠、许泰非常紧张，将他阻在芜湖，不许他晋见。

王守仁纶巾野服登上九华山，早晚坐在寺庙里。张永知道后，对皇上说：“王守仁真是忠臣，今闻许多人欲争功，便准备弃其官入山为道士。”皇上也随口说：“王守仁是个有学问的道德之人，闻召即至，何谓反？”随即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令王守仁再回江西，重新拟呈擒获朱宸濠的捷报。

王守仁听从张永的建议，根据皇上的意思弄虚作假，说本次叛乱是完全根据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方略平定的，并且将江彬、张忠、许泰等人的名字，都一一列入有功人员名单。

至此，王守仁与江西的吏民才算获得了解脱。可是京师的大臣们却仍然忧心忡忡，他们正为怎样劝宝贝皇上回京而发愁。

[1]六字铭文为：铜柱折，交趾灭。

[2]伊尹的封国是否为夷国？存疑。

第八章　葡萄牙人的挫折

一五一四年六月，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上奏朝廷称：“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瓜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

此奏章下至礼部讨论，结论为：议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报可。

葡萄牙不在明廷的正式朝贡国名单之上，又受到原马六甲国王的控告，自在阻回之列；因此，他们若想与中国建立正式的联系，只能通过诸如攀附权贵等邪门的手段。

一五一八年正月初二，葡萄牙前来朝贡的奏章首次报到了皇帝的御案上，皇帝的批示为：“给其方物之值，遣返。”

葡萄牙的使团并不甘心被遣返，他们通过私人关系上下活动，不久居然得到了江彬等权贵的暗助，获得了北上觐见皇帝的特许；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北上之途凶险莫测，有一个政治斗争旋涡，正等着他们。

一五二一年，对葡萄牙使团颇有好感的正德帝染疾病逝，江彬倒台，朝廷颁令驱逐所有在华的葡萄牙人。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商人不服，武装抗拒，遭官军痛击；皮雷斯与他的使团成员受此牵连，在广州悉数被捕。

中西文明的第一次直接碰撞，就这样以葡萄牙人的血泪收场。

直至三十年后，葡萄牙人改去往日的傲慢，以谦卑的态度再次来到广东，赢得了地方当局的同情与好感，才得以在濠镜半岛（今澳门）真正立足。

1. 驻跸南京

一五一八年春，皇上给广东当局下达诏令，命他们将葡萄牙的皮雷斯使团打发走，可广东当局并没有认真执行。

其中的主要的原因，是广东布政使吴廷举想筹措军费。

吴廷举本在江西平叛，屡立战功，调任为广东布政使。公元1517年王守仁在江西用兵，需要广东的帮助；他的老上司陈金提督两广，奉命讨伐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的叛乱，也需要广东的帮助。

广东的府库本比较殷实，可刘瑾用事时，将其存余全部收缴到了中央。后来江西变乱不休，波及粤北，广东消耗严重，所以吴廷举虽讨厌镇守太监，却为军需所迫，不得不赞同开放市场限制，允许各番国不按年例前来交易，以便大量抽取商税。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使团不仅没有撤走，反而不断请求入京朝贡。

皇上南巡的消息传到广东，皮雷斯等人抓紧活动，试图能见到皇上。可能广东镇守太监的意见得到了江彬等人的支持，一五二〇年正月，皮雷斯一行三十人，离开广东怀远驿，启程北上，于当年五月顺利抵达南京。

皮雷斯满怀希望而来，却很快遭遇到麻烦。当时，逃亡中的马六甲国王已派人给朝廷送来诉状，请求朝廷主持公道，帮忙驱逐葡萄牙侵略者，助其复国。马六甲非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朝廷对此举棋不定，但总体持消极态度，不愿积极干涉，更遑论出兵。

但不积极干涉并不代表不予干涉。监察御史丘道隆上奏道：“满剌加（马六甲）是朝廷的藩国，而佛朗机吞并了它。现在佛郎机为了商业利益，借朝贡之名邀求封赏，于大义而言，绝不可允许。请求朝廷拒绝他们的贡献，明示顺逆，令他们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假如他们继续执迷不悛，虽朝廷不愿为外夷出动大军，也应该檄召诸夷藩国之兵，明示佛郎机人的罪行，联兵致讨，如此才能显示朝廷的权威。”

皇上本要见一见葡萄牙使团，看到丘道隆的这番议论，又踌躇起来。皮雷斯眼看事情要黄，连忙通过关系贿赂江彬，求江彬从中通融。

江彬说动皇上，私下召见皮雷斯等。皇上显然对皮雷斯与他的国家比较感兴趣，他对使团成员非常友好，跟皮雷斯学习下西洋跳棋，邀请他参加私人宴会，甚至还来到使团的船上，试穿葡式服装，与身边的人逗趣。

但皇上忌怕大臣们说三道四，不肯公开表达对葡萄牙人的兴趣，他命令皮雷斯等人继续北上，到北京等候他回銮。江彬则对外放烟雾弹，说皇帝之所以不将佛郎机人遣回，是要等待时机对他们做处罚裁决。可实际上，江彬悄悄将一个葡萄牙使团的译员留下，允许他混迹于皇帝的亲信圈子内，以进一步影响皇上。

这个译员名叫火者亚三，聪明伶俐，原是华人，因与葡萄牙人相处日久，精通葡语，熟知南洋诸国的掌故，所以颇得皇上的喜爱。皇上喜欢听他讲海外的故事，常跟着他学习葡语，有时还与他亲昵嬉戏。

朝臣们很快识破了江彬的意图，知道他试图通过火者亚三影响皇上对佛郎机的决策。

广东顺德籍的御史何鳌上疏说：“佛朗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更为精良，前年（实为一五一七年秋天）他们驾驶大舶，突进广州城下，铳炮之声震动城郭。现今，听说他们留在怀远驿者，常违反规定，相互勾结。而前来京都者，则桀骜不逊，争长论短。现在如果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则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患，将会无休无止。在祖宗朝时，四夷来贡，皆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备倭官军防截甚严，偶尔有番舶诡称遭风飘泊，欲图贸易者，也一定仔细核实，严格按相关规定征收税费，夷人因为获利不多，所以一般不来。最近因为布政使吴廷举首倡，又说上供的香料缺乏，及广东的军费困难，要求放宽番夷前来贸易的时间限制，不拘年分，至即抽税，以便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致使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广州。如此法防既疏，道路益熟，这便是佛郎机乘机而突然到来的原因。乞请陛下批准，依照旧例，驱逐全部各港口海湾中的番船，及迁居内地的夷人。”

皇上不好违拗公论，将何鳌的奏疏下到礼部讨论。

礼部公开支持何鳌，并在皮雷斯等人赶到北京时，派译员责问他们侵占满刺加国，及不遵守诏令滞留广东、骚扰地方的缘故。据葡萄牙方面的史料记载，礼部为了惩戒这个不速而至的使团，还命令他们每个月的初一与十五，要跪伏在紫禁城的一堵城墙前。

皮雷斯等人盼着皇上能早日回京，尽早做出决断，他们相信这个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在江彬与火者亚三等人的影响下，能够顶住朝臣们的压力，接纳并善待他们；没准还能像对乌斯藏一样发生兴趣，派出使团探访葡萄牙。

那是一五一五年冬季，皇上听豹房的亲信说，西域高原上有个道业高深的胡僧，能够知道人前三世的事情，称为“活佛”。因而非常好奇，命令太监刘允前往乌斯藏，迎请活佛。内阁、礼部及科道官员上疏劝阻，皇上执意不听。刘允带着皇上赐给活佛的金印与袈裟及数以万计的财货，从北京起程，征用舟船五百余艘，役夫万余名，经运河至长江，经长江入四川。在四川补充给养后，于一片非议声中，刘允率甲士千名，踏上了西去乌斯藏的道路。乌斯藏的活佛胆小怕事，担心到内地后被人加害，死活不肯跟随刘允出藏。刘允发怒，计划用武力胁迫活佛就范。乌斯藏的人听说后感到害怕，先下手为强，派人偷袭了刘允的驻地，杀死官军数百人，刘允骑马狂奔，才幸免于难。

皮雷斯相信欧洲的许多新鲜知识也能吸引年轻的皇上，他自认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只要有足够的机会，必能吊起皇上的胃口。可是，他却迟迟没有这样的机会，皇上迷恋江南，总是拖着不肯回京，屈指算来，他从离京到如今，已经接近一年。

皇上在南京玩得兴趣盎然，不仅皮雷斯着急，群臣着急，随行的禁军将士们也着急，谁没有家小父母？谁不思念家乡？

可是，江彬等人不着急。

江彬与钱宁不同，他在京城的官场没有势力，在豹房也根基不深，所以不愿待在京城。

去年初冬，江彬设下计策，于皇上面前暗进谗言，借口让钱宁去清理皇店的业务，将他留在了临清。

十一月，皇上乘坐龙舟，南巡到淮安府的清江浦，在那里捕鱼打猎。有一天，他玩得不亦乐乎，突然心血来潮，屏去侍卫随从，只带江彬等少数亲信，微服徒步进入淮安府，住进了总兵顾仕隆的家里。江彬见摆脱了钱宁的耳目，趁机将钱宁与朱宸濠勾结的情状详细报告给了皇上。皇上勃然大怒，说：“我本就怀疑钱宁，狡猾的奴才胆敢如此胡作非为。”随即传下圣旨，将钱宁在临清就地逮捕，并抄钱宁的家。

没用多久，京城相关部门将查抄钱宁家产的目录清单送到，计有：黄金十余万两，白银3000箱，玉带2500束，胡椒数千石，其他珍玩财宝不可胜计。皇上对这份清单反应冷漠，只是吩咐等他回京后再处置钱宁。

钱宁虽然倒台，江彬并不轻松。钱宁在锦衣卫经营多年，死党众多，尤其在豹房与宫廷内，势力更深厚。江彬自忖假如回到京城未必能完全掌控局面，搞不好还会受其暗算，所以他极力鼓动皇上不要回京，最好由南京去浙江的杭州，由杭州到江西，由江西到湖广，泛舟汉水，经南阳，过洛阳，绕一大圈再回京师。

然而，他虽是皇上身旁的第一宠臣，能量巨大，但左右这件事却力不从心。

本年六月初一，发生了一件让江彬胆战心惊之事。皇上到牛首山（在今南京江宁区，海拔240余米）游览，夜宿山上。半夜时分，扈从的军卒突然惊扰，军营喧乱，皇上疑悸，躲藏了起来，左右的侍从都找不到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军营才恢复平静。江彬正为此事感到蹊跷，却听人传言说是他要制造叛乱。

梁储、蒋冕借此事上书说：“近来南京锦衣卫监狱的重囚越狱，紧急追捕却未能擒获。臣等窃认为，重囚在监尚且逃逸，而反贼朱宸濠及其爪牙，关押在船上，停泊于大江之中，舢舻相衔，那些帮助朱宸濠的奸细，岂能没有潜匿踪迹，往来窥伺，图谋不轨者？假如他们知道有人能从锦衣卫眼皮底下越狱，万一趁风放火，制造混乱抢夺朱宸濠，仓猝之间，将如何应对？恳请早日回京，以消除无形的灾患。”

六月底，兵科给事中汪元锡，上疏婉转地提醒皇上，跟随南巡的数万将士，长期与妻子儿女隔绝；而且有些人因水土不服，客死他乡，军心可虑。

皇上根据老习惯，对梁储等人的警告不予理会。可是，江彬与他的同党，却为此惊惧。江彬名义上兼领锦衣卫与东厂事务，可实际上却控制不了他们，尤其在锦衣卫中，钱宁的党羽尚未得到清肃，他们恨透了江彬。另外，江彬虽在扈从南下的边军中影响力巨大，但名义上的军权却在张永手中；而且京军的人数远超过边军，他们与江彬的关系比较疏远。另外，南京当地的警备部队，江彬根本指挥不动。

初到南京时，江彬依仗皇上的宠信，气焰极为嚣张，家在南京的成国公朱辅对他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对他毕恭毕敬。江彬趁势索要各城门的钥匙，南京都督府大为惊骇，派人请示南京兵部尚书乔宇。乔宇说：“五军府的职责是守备南京，而守备者需要谨慎对待非常事件。各城门的锁钥，谁敢索取？谁又敢给予？虽有天子的诏书，也坚决不可！”都督府拿乔宇的话搪塞江彬，江彬毫无办法。

进入七月，又发生了一件神秘怪异的事情。某天夜里，有个绿莹莹的东西落在皇上的离宫内，看上去像个猪头；没多久，有个嫔妃报告，她的房梁上挂着个类似人头的东西。

许多人将此视为上天对皇上的警告，南京城里议论纷纷。

原来，去年腊月，皇上可能因为生病的原因，不知听了谁的主意，竟然在扬州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发布一道“禁宰猪令”，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养猪之家，买卖宰杀，本属正常。但本爵（镇国公朱寿）生肖属猪，既又姓朱，虽然字异，实乃音同。假如大家都食猪肉，朕就会随生疮疾，所以应该禁革。如果有明知故犯者，本犯连同当房家小，发戍极边卫所，永远充军。”

此令一出，山东、直隶等地的百姓惊恐不已，只好将自家养的猪或杀或卖，赶紧处理干净。腊月十九，官府祭祀孔子，也只得用羊头代替猪头。

首辅杨廷和听说后大为诧异，赶忙上书规劝，说正常祭祀都用猪、牛、羊三牲，假如不能用猪，就成了两牲，这可是改变礼法与祖制的大事。礼部也跟着上书，提出抗议。皇上仔细揣摩，为自己的唐突感到后悔，悄下内旨，允许弛禁。

本年清明节，皇上要在南京祭祖，太常寺的官员上奏说：“寝陵祭牲已有定制，猪是必用之物，请陛下解除禁令。”皇上借坡下驴，正式下诏，废除“禁宰猪令”。

皇上虽贪玩，却读圣贤书长大，又精通佛经，所以并不相信上天真会降个猪头来警示他；但他对那些投掷猪头进来的人，却感到畏忌。离宫戒备森严，不是谁都能轻易进出，那些试图吓唬他的人，不外乎如下几种：宫人、内官、锦衣侍卫、边军侍卫、左右朝臣，或他们勾结的江湖豪客。这些人多是“内部人”，假如认真追究起来，兴起大狱，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况且他们冒险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片忠心好意。

皇上只要不上牛性子、不醉酒，绝对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把此事说破，因而故意装糊涂，没有认真查究。斯时，他已有了回京之意。

江彬察知到皇上的心思，急忙倡议尽快离开南京，按原先的出巡计划行事——下苏州、杭州，转巡赣、湘，浮舟汉水，登武当山致祭，遍观中原。

梁储、蒋冕听说后，生怕江彬的诡计得逞，决定亲自呈上劝谏的奏疏，使出非常手段阻止此事。八月下旬的一天，两位阁老手捧奏疏，跪伏在行宫门外，痛哭流涕，从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到酉时（下午五点到七点），五六个小时不肯起来。

这是不同寻常的举动，内阁大臣地位尊崇，很少公开跪求皇上。朱厚照听说后，坐不住了，忙让人把奏疏取入，告谕两人站起来。梁储、蒋冕叩头说：“得不到皇上答应回京的谕旨，不敢起立！”

皇上为难，忙召江彬商量。江彬听说这件事，甚为愤怒，打算劝皇上重重地谴责两位相爷。他的党羽则力劝不可，说：“去年在京师已经很过分了（指杖打舒芬等人），怎么能还那样？”其潜台词有二，一是怕惹起众怒，二是去年重责舒芬等小官，皇上最后都有悔意，他怎可能再因类似之事，惩罚两位内阁大臣？这位皇上虽行事乖张，可他对内阁大臣历来尊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过分为难他们。

江彬醒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皇上果然明确倾向于答应梁储等人的要求。黄昏时分，宫中传出圣旨说：“不日即还。”疲惫不堪的梁储、蒋冕长舒了口气，叩头而出。

不过，皇上在班师回銮之前，还准备在南京做一件事，好好娱乐一下自己。

2. 清肃宁王事件的涉案人员

一五二〇年闰八月初八日，南京城里秋高气爽，在一片开阔的广场上，军方一早便树立起大旗，兵马层层环绕四周。皇上朱厚照身着戎服，端坐正中，命令去船上牵押来朱宸濠等一干人犯，去掉脚镣手铐，放到广场之上。朱宸濠等人稀里糊涂，不知怎么回事，只得依令跑起来；此时便听四面金鼓齐鸣，有兵将策马出列，将他们一一打翻擒获，重新戴上刑具，押到圣驾面前献俘。皇上大为高兴，宣布三天后凯旋班师。

闰八月十二日，皇上正式从南京北返。

自从南巡以来，皇上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又因为担忧钦犯的安全，所以他放弃骑马的选项，改乘龙舟，沿运河北上。为防止意外，他还特别吩咐，让朱宸濠乘坐的船，与龙舟首尾相连。

十七日，皇上到达仪真，停留了一日，专门去江口捕鱼。

十八日，圣驾自瓜州渡口过江，至金山。金山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海拔四十多米，上有金山寺，风景幽绝。皇上当日游览完金山，返回镇江府。

镇江是前阁老靳贵的故乡，也是杨一清的家乡。当时杨一清在乡赋闲，皇上直奔他的府上，住进他的家中。江南的八月，丹桂飘香，景色宜人，君臣昼夜欢饮，赋诗唱和。

皇上此前很少写诗，这次却诗兴大发，让杨一清有些感到奇怪。但他很快揣摩出了其中的意味，皇上北伐南讨，武功的事基本玩够了，可能有转向文治的意思。果然，饮酒之余，这个平素不爱读书的皇帝，竟然对杨一清家的藏书发生了兴趣，埋头阅览，还挑选出《册府元龟》202册，让杨一清送给他。

杨一清大喜，《册府元龟》为宋朝大臣王钦若、杨亿等人编写，主要记载历代君臣的事迹，属治国理政类的参考读物，皇上对它感兴趣，隐隐有浪子回头、做个圣明君主的意思，这对于大明王朝，无疑可喜可贺。

二十日，皇上辞别杨一清，准备到前阁老靳贵家去，临行赋诗两首自夸。

第一首题为《拦门劝酒》，诗云：

欢饮醺醺出相门，劳卿再四劝金尊。
南征已定旋师旅，去暴除残第一人。

第二首题为《上马留题》，诗云：

正德英名已播传，南征北剿敢当先。
平生威武安天下，永镇江山万万年。[1]

靳贵曾做过皇上的侍读老师，退休前身体就不好，回乡后一直没能康复，上月刚刚去世，享年只有57岁。皇上特意赶到他家参加葬礼，亲抚灵柩，令身边的文臣撰写祭文。没多久，大臣写的祭文呈上，皇上看了却不满意，索性亲自写诗一首，悼念靳贵。

二十八日，皇上离开镇江泛龙舟北行，经过扬州，于九月初六日抵达宝应县，在泛光湖打了几网鱼，又赶赴淮安城。这期间，他视察山阳县的学堂，索取《资治通鉴》等书阅读。

淮安府以西的清江浦，为漕运总督衙门驻地，也是运河南段最重要的码头，夹河二十里，居民十万户，百货山列，街市栉比，贩夫走卒蚁聚，豪门巨室鳞次，繁华犹如省会。皇上喜欢这里，打算多住些时日。

清江浦有个叫积水池的地方，鱼虾繁多，蒲苇茂盛。十五日那天，皇上去积水池捕鱼，扮成渔翁自泛小舟。左右的随从拗不过他，只得驾舟紧随。皇上不习橹楫，胡乱鼓捣，到达池中央时小船翻沉，他也掉落水中。左右随从惊哗，争相下水将他救起。

此时已是深秋，凉风瑟瑟，水寒彻骨，皇上受此惊吓，又被冻得哆哆嗦嗦，回到住处便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的船队到达山东临清。这一天正好是他生日，当时称万寿节，文武官员纷纷到行宫祝贺；但皇上的病情没有因为过寿而好转，反而愈加沉重。大臣们急忙派人入京，请来当世最好的御医吴杰。皇上见到吴杰，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何不早点来给我看病？”吴杰给他仔细诊断之后，感到病情严重，但不好明说，只是安慰道：“皇上万福无恙。”

江彬对皇上的病情非常担忧，担心皇上死去，自己失去依靠，得罪遭祸，因此，他不顾皇上病重，极力劝皇上不要回京，而是直接前往宣府。随行的大臣、近侍都非常忧虑，江彬手握兵权，他若趁着皇上病危，强行将他挟持到宣府，岂不会惹出大乱子？吴杰也深知其中的利害。

皇上的心腹太监多与吴杰熟识，追着吴杰探问皇上之病的实情，吴杰压低声音，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圣上的病很重，恐怕只能维持回到北京；假如前往宣府，一旦遭遇不幸，我们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太监大为惊惧，便千方百计劝皇上回京。

江彬也找吴杰询问皇上的病情，吴杰故意告诉他：“皇上的病不那么严重，很快就会康复。”[2]江彬吃了颗定心丸，这才稍稍自安。

十月二十六日，皇上抵达京东的通州。通州离京城只有几十里地，皇上却踌躇不肯入城——他听了江彬等人的危言，对京城的情势做出了过分危险的估计。首辅杨廷和与毛纪联名上奏说：“请陛下还居皇宫大内，然后献俘诛杀朱宸濠。”皇上却对左右的随从表示，要在通州先清算朱宸濠的党羽。

兵部尚书王琼第一个从京城跑到通州，名义上是迎见皇上，实际却是来讨好江彬。原来，王琼与朱宸濠虽然交往不深，有人却抓住一些细柄，宣扬他是朱宸濠的同伙，以至于京城里纷纷传言，皇上要将他与吏部尚书陆完一起治罪。

王琼对平息朱宸濠叛乱有功，但他深怕遭人暗算，洗刷不清，所以一边让家属暗散家财收买人心，一边求江彬给他说话。江彬正想结交朝臣，欣然答应帮忙，而且还私下承诺，准备让王琼接替陆完的职务。

前一阶段，皇上令张永到南昌调查朱宸濠同党的情况。张永到达南昌后，王守仁私下告诉他，起初刚打下南昌时，确实见到过一些朱宸濠行贿的账本，上边详细记载着受贿者的姓名及受贿的金额等。朱宸濠出手极为大方，接受贿赂者，多的能得数万银两，少的所得也以千计。据有人回忆说，当时李士实提出异议，认为破费太过，朱宸濠则笑着道：“这就相当于我寄存在我的仓库里罢了。”

王守仁又说，他仔细研究这份名单，发现受贿者遍于朝廷内外，人数多得惊人；他怕牵扯的人太多，引起政治动荡，便公开下令将之全部焚毁。可是，他同时暗着做了些手脚，将一些他认为应该保留的罪证，区分性质及轻重，有选择地保存了起来。

张永赞同王守仁的所为。他把王守仁献给他的材料收了，又经过认真研究，慎重权衡，这才将一些他认为可以揭发者，向皇上揭发了出来。张永真正所揭发者，实际不足总受贿人数的百分之一二，但这其中便有吏部尚书陆完。

皇上对陆完暗通朱宸濠极为愤怒，于十一月初六发出指令，逮捕陆完及其家属，查封其家产，并将之押解到通州。

除陆完外，因牵扯朱宸濠案而被逮捕的权贵还有：钱宁、廖鹏、浙江镇守太监毕真、南京守备刘琅、锦衣卫都指挥使薛玺、河南布政使林正茂等数十人。

其中毕真与刘琅的性质最为恶劣。毕真欲在浙江举兵响应朱宸濠，因为浙江地方当局反应敏捷，他才没有得逞。刘琅先是派自己的弟弟去侍奉朱宸濠，等到朱宸濠正式叛乱时，他又组织家丁百余人，贮备火药军械，计划做朱宸濠进攻南京时的内应；后来因为朱宸濠到安庆即被挡了回去，他才没有得到机会。

另外，司礼太监萧敬、李英，也因与朱宸濠有来往，而被勒令闲住。

十一月二十日，皇上命司礼太监魏彬传旨：“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鸿胪寺、锦衣卫、六科、十三道，每衙门止留佐贰官一员在京，其余并内阁、皇亲、公侯、驸马、伯，俱赴行在。”也就是说，朝廷各衙门除留一名副职在京，处理日常事务外，其余全部到通州开会，商量如何处置朱宸濠及其党羽。

腊月初五，朝廷宣布朱宸濠叛乱一案审理完毕，并条列朱宸濠的罪状，赐其自杀，然后焚尸扬灰。另外，下令诛杀他的党羽十几人，已死者戮尸。

江彬还想诱导皇上西去宣府。可皇上身体过于虚弱，而且本年开春就需举行的郊祭大典，一直拖着没有举行，眼看已到岁末，第二年的郊祭也赶到了跟前。这是天子必须亲自主持的大事，按照规矩，每年都不能中断，而且必须在北京举行，皇上对此不敢过于马虎；因此，他听从朝臣与太监们的劝告，决定先返回京城。

本月初十，朝廷举行盛大的凯旋入城仪式。皇上戎装立马，立于正阳门下，文武百官排列道旁，检阅入城的部队。朱宸濠的党羽、爪牙及亲属数千人，行在队伍的前头，活的标其姓名，死者把头颅挑在杆顶，都标以白帜，绵延数里，看不到尽头。

皇上憎恨钱宁与陆完身为重臣，负恩勾结朱宸濠，下令扒去他们的棉衣，裸体反绑，插上标牌，上书他们的职务与姓名，混杂在俘虏队伍当中，走在最前面。北京的腊月奇冷，这两位几乎被冻死。

早在通州时，皇上就根据杨廷和等人的建议，命钦天监选择正德十五年的郊祭日期，要求必须在年前补上这一被耽搁的重要典礼。钦天监不敢怠慢，很快将选择好的良辰吉日报了上去，具体日期为腊月十三日。

郊祭在城南天坛举行，礼数非常繁杂，主祭人需斋戒三日，由内赞礼官引导，行礼跪拜，经过初献、亚献、终献三道程序，才能够完成，是项不轻松的体力活。

皇上入城刚两天，病体极度疲惫，根本没有恢复过来，只好硬撑着参加这一必须由他主祭的大典。在举行初献礼时，按规定，主祭人需四跪拜，但见皇上只拜了一拜，便伏地不动。内赞礼官唱了个“兴”字，提醒他起来再拜，可是他还是伏在那里不动。众人感到蹊跷，赶紧向前去扶，却见他身前的石板上呕有一摊鲜红的血迹。大家赶紧把他扶到斋宫躺下，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到皇宫。

大臣们商量，本次郊祭虽然没有走完程序，但是心意到了，也算已经完成，可以在奉天殿举行庆成礼。皇帝又强打精神，主持庆成礼，宣布免去例行的君臣宴饮环节，这才回到内宫休息。

这一阶段时间，皇上以休养为主，只做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一是，下诏免除四川、陕西、山西等遭灾地区的税粮；二是，改命王琼为吏部尚书，代替陆完。

皮雷斯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大为失望，但他们也有收获，那就是不用每逢初一、十五，再到宫门外跪伏了，他们安插在皇帝身边的那个火者亚三，发挥了作用。

火者亚三跟随皇上回京后，很快学会了皇上身边人的一些惯常做派，异常骄横。他第一次去会同馆（各国使臣居住的地方）看望皮雷斯等人，便惹出了麻烦。

当天，在会同馆值班的主事官员名叫梁焯，火者亚三见到他，不肯按规矩下跪行礼，梁焯愤怒，将火者亚三抓起来鞭打。江彬得报，将梁焯叫去大骂，说：“火者亚三常与圣上嬉戏，怎么肯给你这个小官下跪！”

当时，皮雷斯等人大概颇感痛快，他们认为有了江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必能心想事成。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使团假如不与江彬明显扯上关系，可能还有成功的希望，而一旦与江彬扯上关系，就算彻底失败了。

江彬虽然气焰熏天，但他受到了内阁、七卿（王琼与新任兵部尚书王宪除外）等几乎所有朝臣的仇视；而且张永、谷大用等绝大多数掌权太监，也都讨厌他。魏彬虽然与江彬有拐弯的姻亲关系，可此人胆小谨慎，根本指望不上。

江彬名义上兼管锦衣卫与东厂，可他在锦衣卫基本没有影响力，提督东厂的张锐虽然表面听他的，却首鼠两端，也算不上他的死党。甚至在豹房，江彬也得不到衷心的支持。京城的街头巷尾，常有江彬阴谋政变的传闻，这无疑是他的政敌们故意散布的。

江彬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两个，一个是皇上朱厚照，一个是边军。现在皇上病得厉害，有可能靠不住了，他只能在军权上想办法，以图自保。

一五二一正月元旦[3]，皇上抱病履行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先来到奉先殿，给死去的祖宗行礼；又去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及四夷使臣的朝贺。

钦天监选定的新年郊祭日期，为正月初十；可皇上的身体实在过于虚弱，没法参加，钦天监只好重新占卜，又确定二月初七为吉日。

可到了二月初七，皇帝还是不能起床，事情只好再次耽搁下去。

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宫内宫外都有些慌张，大家估计皇上已病入膏肓，很难再康复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时候，皇上居然静默地躺在宫中，既不见他的母后，也不召见大臣主动讨论一下继承人的问题。

3. 江彬倒台

皇上虽然病情日趋严重，可他不愿正视现实，一是幻想还能够病情痊愈，二是幻想还能够生子。他年仅31岁，深度迷恋红尘，一心想做个武功文治盖世的君王，实在不甘心这样轻易死去。

一五二一年正月初九，有个名叫郑本公的御史，曾上书谈论储立继承人之事，说：“乞求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密与执政大臣计议，慎选宗室亲而贤者，立为东宫太子，以维系天下人心。”

郑御史的奏疏呈上，皇上非常纠结，立东宫太子，等于承认自己这一辈子完了；而不立东宫太子，将来咋办？自己病重，又无能力生育，这大明江山总需要有所托付。

这样一揣摩，他还发现了一个难题。根据他那种情况，要册立太子，一般要从最亲的宗室中挑选子弟。他是根独苗，只有几个亲叔叔，所以挑选的范围，肯定优先限定在这几位亲叔叔家。

朱厚照的亲叔叔有十人，有儿子的只有四人，分别是老四朱祐杬、老六朱祐槟、老七朱祐楎、老十三朱祐枢。

朱厚照在他们这一支的所有堂兄弟中，年纪最大，他四叔家的现存大儿子朱厚熜，只有十五岁；也就是说，假如朱厚照想过继个侄子，继承自己这一支的香火，那么过继来的也只能是个婴幼儿。

如果退一步，采取“兄位弟及”的方法，立某个堂兄弟为皇储，也不是不可以，但那样一来，自己的香火可就断了；不仅如此，可能还累及自己父亲的香火，因为从礼仪上讲，还没有堂兄过继堂弟之说。

朱厚照决定再拖一拖，他是个不轻言放弃之人。况且，如果自己真的不能康复，还不如将指定继承人的机会留给皇太后，让新君欠母亲一个人情，也算是自己尽点孝心。

进入二月后，皇上感到身体稍微轻快了些。二月初二，他突然发出一道让人愕然的诏令，召浣衣局的王满堂入侍豹房。这个王满堂是个美艳的女奴，身世离奇，此时皇上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

王满堂是霸州人，父亲王智乃当地的业余讼师，见多识广，家境比较殷实。这王满堂生得模样俏丽，性情高傲，有些与众不同。有一年豹房选美，王满堂入京应选，可能因为年龄尚小，被刷了下来，遣送回乡。

王满堂受此挫折，郁郁寡欢，但她自视高贵，发誓不嫁给凡夫俗子。有一阶段，她连续多次做一些奇怪的梦，梦见有个仙人告诉她，将有个叫赵万兴的人来聘她，此人贵不可言。

王满堂将这个梦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

有个和尚与王智是好友，经常出入他家，知道这件事后，感到新奇，时常跟人谈起。和尚有位道士朋友，名叫段长。段长精通江湖异术，听了这个故事后，忽来灵感，觉得是个猎艳的良机。他心生一计，给和尚些钱财，让他到王家给自己当托。

和尚贪恋钱财，便依计来到王智家，故作神秘地告诉王智夫妇，明日将有一位大贵人驾到。

第二天，段道士乔装打扮，变换姓名，来到王家。王智一问，来人自称“赵万兴”。王智先是一惊，继而见此人谈吐不凡，不禁欢喜起来，认定他便是女儿梦中的贵人。王智随即与妻子商量，决定将王满堂许配予他。

段道士需要拿出点贵人的派头，给岳父及娇妻看看，他伪造出一本神秘的预言书，托人四处传播，说王满堂有皇后的命。当地的许多人相信了他的鬼话，纷纷来拜见，传言赵万兴乃未来的天子。

段道士见事情闹得有点大，怕传到官府的耳朵里，招来杀身之祸，便带着王满堂向南逃跑，一直跑到山东峄县。峄县有两个对朝廷不满的儒生，一个叫潘依道，一个叫孙爵，他们策杖追随段长，对他称臣。在潘、孙二人的鼓动下，段道长宣布登基做皇帝，改年号为“大顺平定”。他们收集徒众，活动于牛兰、神仙两山之间，金銮殿不过是几间茅草屋。

这件事引起了当地官府的警觉，没多久，段长外出活动时被捕，他的山寨王朝遭遇清剿，土崩瓦解。

事情报到京师，朝廷下令将段长、潘依道、孙爵斩首，其他人释放。至于山寨皇后王满堂，皇上特别关照，不准动她一根毫毛，送浣衣局为奴。

皇上对王满堂发生兴趣，不仅仅是垂涎她的美色，还因为她那传奇的身世，以及附在她身上的那神秘的天命传说。宫中传言，皇上将她召入豹房，曾当众戏称她为皇后。他大概是想借王姑娘的天命，给自己遗个子嗣。

可是，皇上病怏怏的身体，怎抵得住青春如火的王满堂？几次缠绵之后，病情又加重起来。

二月二十日，刑科给事中顾济上书，劝皇上不要孤独地躺在豹房养病，应该“每天各安排一两名官员入豹房侍奉，凡起居动静，都要他们知晓”。他还讽劝皇上，不要做“伤生乱德”之事。

江彬见皇上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三月初一，他假传圣旨，将西官厅改为威武团营，由自己亲自指挥；另外开辟团营的校场，令同党许泰、神周、李棕等人，分别提督操练。

科道官员上书反对，指出威武团营只能由皇上亲自提督，别人不能超越本分。江彬将奏疏压下。皇上忙于与疾病作斗争，也顾不上操心这档子事。

司礼太监魏彬见皇上病危却又迟迟不肯选定继承人，忧心忡忡，便到内阁说：“国医能力已经枯竭，请捐万金到民间草泽购买。”杨廷和明白他的意思，却不正面应答，只是试探着用伦序之说予以暗示。魏彬没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内阁已有腹案，便放心地诺诺称是。

三月十三日夜晚，皇上的病情突然加重，濒临死亡。在病榻前当值的两个太监，一个叫陈敬，一个叫苏进。两人正打瞌睡，忽听龙榻上传来虚弱的声音，忙靠过去，就听皇上说：“朕看来是不行了，你们快召唤张锐，去把司礼监的人都召来。让他们将朕的意思转告皇太后，天下的大事还是很重要，一切应与内阁大臣商量处置。以前的事皆由朕所误，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干预的！”

他吃力地说完这些话，便头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31岁。

陈敬、苏进慌忙向上报告。张太后早有预案，下令将皇上的遗体移出豹房，停放到皇宫大内；并令张永、谷大用到内阁，商量皇位继承人事宜。

其实在此之前，内阁、张太后及皇帝，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早有默契。至此杨廷和不慌不忙，从袖中取出祖训，指给张、谷二人看，说“兄终弟及，谁能更改？现今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是宪宗（朱见深）的孙子，孝宗（朱祐樘）的亲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照伦序，应由他继承皇位。”梁储、蒋冕、毛纪都在旁表示赞同。

张永、谷大用回宫，向张太后奏禀，杨廷和等人跟到左顺门等候。只顷刻间，有太监出来宣布，奉皇上遗诏，及皇太后的懿旨，选定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懿旨说：“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口气不容置疑，而实际当时还没有派出迎取人员。

王琼匆匆忙忙闯入左掖门，大声嚷道：“选嗣君是小事吗？为什么九卿预先不知道？”众人看了看他，没人搭理。

为防备出现意外，张太后与杨廷和以皇帝遗旨的名义，下了八道命令。

1. 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定边侯许泰，新任兵部尚书王宪，挑选各营马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以及草桥、卢沟桥等要地。

2. 令东厂、锦衣卫等侦缉部门，及五城巡视御史，加强治安巡逻，勿得怠玩。

3. 豹房随侍官兵劳苦可悯，令张永等各提督统领，加意抚恤。

4. 裁撤威武团练营，京军还旧营，各边及保定的军队还本镇。

5. 罢除管理各处皇店的军校，以及在各军门办事的官旗校尉等，令他们各回本卫。

6. 各边镇守太监在京者，速还本职。

7. 哈密及土鲁番、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钱，令他们还国。

8. 豹房中的番僧及少林寺的和尚，各处随带役匠、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马快船等非常例者，俱放遣。

另外，还令各衙门，迅速从轻审理在押囚犯，即便与朱宸濠有染者，只要情节不重，一律放还原籍；令内务府遣返各处取来的妇女；令工部停止各种不必要的在建工程；令户部及相关部门，清查抄没罪犯的财产，以及储存在宣府行宫中的金银财宝，开具清单，收缴到内库。

在清理豹房的过程中，王满堂因为没有任何名分，又回到浣衣局，被人戏称为“浣衣皇后”。

江彬看到朝廷遣返边兵、裁撤威武团练营等一系列的动作，似是针对他的，疑惧不安，抓紧与心腹同党商量对策。李琮认为，情势危急，应举兵发动政变，即便不能成功，也可北走塞外。江彬认为对方早有防备，风险太大，而且即便张忠、许泰等自己人，也未必全力支持，所以犹豫不决。

为避免陷入被动，江彬称病不出，深居大宅当中，暗中布置心腹爪牙，衣内披甲，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他安排许泰到内阁探听风声，杨廷和亲热接见，用温和好听的话予以安抚，江彬这才稍稍不再紧张，开始穿上丧服，试探着出门。

三月十八日，坤宁宫（皇后的住所）的脊吻（殿宇顶上正脊两端的吻兽）换新，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内阁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鐩，穿吉服入宫，前去主持。李燧与江彬关系较好，江彬没有感觉出异常。

几乎同时，杨廷和以题写皇上的铭旌挽词为名，将大太监魏彬、温祥、张锐、陈严等叫到文华殿，密议江彬的谋反情状。杨廷和故意说江彬造反迫在眉睫，并给他们分析利害关系。魏彬怕受牵连，稍稍附和杨廷和；张锐与江彬关系较为密切，极力为江彬辩解，说江彬无罪。杨廷和当即斥责张锐，明确告诉他，这是他与江彬划清界限的最后机会。

蒋冕厉声道：“今日一定了结此事，才能去哭吊大行皇帝！”温祥、陈严等都在一旁帮腔，力主迅速决断此事，张锐不敢再多说什么。众人议定，让温祥与魏彬入宫禀报张太后，收捕江彬等。

而事实上，这是一场双簧戏，在此之前，内阁与皇太后、张永、谷大用等早已谋划妥当，让魏彬与张锐去内阁，主要是怕他们坏事。

温祥、魏彬入宫后，迟迟没有回复消息，杨廷和、蒋冕等疑心出现变故，忐忑不安。过了许久，陈严才急匆匆跑出来，说江彬已被擒获。

原来，江彬、李鐩入宫主持完脊吻换新仪式，便想离去，张永根据预先的策划，热情留两人吃饭。此时，太后逮捕江彬的懿旨已秘密传下。江彬察觉气氛异常，匆忙借故逃离酒席，奔向西安门，声称要回西官厅取文书。西安门的守兵关闭大门，拒不打开。江彬无计，又匆匆跑到北安门，守门的校尉说：“得到圣旨，令留下都督！”江彬骂道：“现今哪有皇帝？何来圣旨？”他自恃武功高强，想推开卫卒夺门而走，卫卒们一拥而上，将他擒获。

兵卒把江彬捆绑起来，争先恐后去拔他的胡须，顷刻拔得一根不剩。不一会儿，江彬的同党神周、李琮也被押来。李琮大骂江彬说：“奴才！早听我的话，岂能被人擒获？”

京师的吏民听说江彬被捕，纷纷走上街头看热闹，一时间欢声雷动。正在思善门哭吊皇帝的王琼突然失去踪影，有人传言，他跑去找魏彬的弟弟魏英（与江彬有直接的姻亲关系），商量免罪之策去了。

朝廷抄查江彬的家，得到黄金70柜，白银2200柜，其他珍宝不计其数。

皮雷斯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葡萄牙使团狼狈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不过，火者亚三却没能出城，他因为依附江彬而遭拘捕。司法官员对火者亚三进行审讯，火者亚三供述说：“我本是华人，为佛郎机人所使。”朝廷因新皇帝尚未即位，判他死刑，暂且投入到锦衣卫大牢，等待处理。

朝廷派去迎接新皇帝的团队，在阁臣梁储及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率领下，早已于三月十四日出发，抵达了湖广安陆县。四月初二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开始启程前往北京，二十天后，到达京郊。

四月二十二日中午时分，朱厚熜自大明门入城，祭告宗庙，朝见张太后，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颁布诏书，拟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在嘉靖帝没有到达京师之前，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天，大力革除正德朝的弊政，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他们对杨廷和恨之入骨，以至于杨廷和外出办事，常有歹徒持刃尾随其后。新皇帝即位，听说此事，特下令拨军兵百人，给他充当护卫。

四月二十八日，嘉靖帝下令逮捕吏部尚书王琼。王琼怀疑自己被捕与杨廷和有关，便极力攻击杨廷和。嘉靖帝愈加鄙视他，将他交朝臣廷议定罪，群臣认为他犯“交结内侍”律，应判死刑。王琼极力为自己辩解，嘉靖帝减其死罪，将之发配绥德戍边。

五月初八，嘉靖帝发布诏书，给朱厚照上尊谥为毅皇帝，庙号武宗。二十一日，下令处死钱宁，将之押解到闹市分尸。钱宁的养子钱杰等十一人，全被斩首，妻妾发分给功臣家为奴。钱宁的幼子钱永安因年龄太小，朝廷开恩，得以免死。

本来，早在正德帝南巡回京时就想杀钱宁，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钱宁虽与朱宸濠关系密切，但并没有主动参与叛乱，所以一直没有处理他。假如正德帝多活几年，钱宁没准还能东山再起。

至于前吏部尚书陆完，也因为找不到他参与朱宸濠叛乱的直接证据，而判充军福建靖海卫，侥幸躲过了一死。

六月初八日，朝廷处死江彬、神周及李琮。据说当时京师久旱，斩杀江彬后即大雨瓢泼。江彬的另一些同党，如许泰、张忠等人，都减免死罪，发配边远。

哈密国的使臣写亦虎仙，因攀附钱宁、江彬，陷害彭泽等罪，与他的儿子、女婿全部伏诛。

火者亚三因犯通结番邦、图谋不轨之罪，也被一并处死。而且朝廷宣布，断绝与佛郎机国的一切来往，不准他们继续朝贡，意思是嫌葡萄牙人野蛮无礼，不屑将他们纳入文明世界的秩序之中。

这一年，豪气万丈的葡萄牙人，首次在东亚遇到了大麻烦，这些麻烦既来自于中国，也来自于他在欧洲的老对手西班牙。就在正德帝的遗诏正式颁布的约二十多天前，也就是公历一五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一支西班牙的舰队突然出现在了菲律宾群岛附近。

4. 地球原来真是圆的

一五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有个名叫费迪南·达·麦哲利约什的葡萄牙人，投奔西班牙，来到了塞维利亚。此人是个38岁的老单身汉，穷困潦倒，腿脚还有点瘸；但他怀揣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准备以此在西班牙换取建功立业的机会。

塞维利亚有名受人尊重的官员，名叫迪奥古·巴尔波查。此人也曾是葡萄牙公民，与麦哲利约什还有些亲戚关系，他曾跟随葡萄牙舰队到印度探过险，算是麦哲利约什的前辈。

巴尔波查与麦哲利约什一见如故，没多久，他竟然把女儿嫁了给麦哲利约什。

这个麦哲利约什其貌不扬，却非同一般，他就是后来那个被人们称为麦哲伦的航海家。

麦哲伦出生于葡萄牙北部波尔图的一个破落骑士家庭，与葡萄牙的王室有些血缘关系。在他10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进王宫，充当王后的侍童。26岁那年，他跟随阿尔梅达远征印度，在第二年的一场战役中负伤，曾短暂返回葡萄牙本土治疗。

一五〇九年九月，麦哲伦所在的船队奉命远征马六甲，在与当地人的一场冲突中，他不仅表现冷静勇敢，而且还从敌兵的重围中，救出了好朋友弗朗西斯科·谢兰。

一五一一年七月，葡萄牙的舰队再次杀气腾腾来到马六甲城下时，麦哲伦已从水手变成了军官，据说不久还当上了船长。

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麦哲伦没有在那里久留，他辞别好友谢兰，买了个马来亚的奴隶，于一五一二年回到阔别的家乡。

回到葡萄牙后，麦哲伦既没有得到鲜花和荣誉，也没有得到物质的奖赏，他的职业是继续在宫廷中充当侍卫，工资标准据说为骑士中的最末一等，每月只有1000瑞斯。麦哲伦不满，经过不断申诉，身份才被提升一级，月俸为1850瑞斯。

一五一三年夏天，麦哲伦主动请缨，参加曼努埃尔国王组建的非洲远征军，去与摩洛哥人作战，希望能多立军功，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摩洛哥，麦哲伦遭遇厄运，不仅受伤成了瘸子，还受到上司的诬陷，差点蹲进监狱。

麦哲伦一怒之下返回里斯本，试图为自己申诉，但国王把他当逃兵对待，命令他必须立即回去。麦哲伦没法，只得乘船返回摩洛哥。他无心继续服役，便以身体负伤为由，从前线指挥官那里申请到一张退役证明，又重新回到了王宫的工作岗位上。

可是，国王自此对他产生了恶感，开始把他当成一个无用的残疾人看待。麦哲伦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可能完了，但又极端不甘心，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航海经验与知识，在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无人可比，他不想让自己的雄心与才干白白浪费。

有一天，麦哲伦来到国王跟前，毕恭毕敬地躬身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看在他多次为国负伤的份儿上，能否把他的月俸稍稍提高一些？二是，如果不能提高月俸，能否给他换份合适的工作？比如安排他去当一名远航的船长，三是，假如上述两个条件都不答应，可否允许他到其他国家寻找工作？

曼努埃尔国王的答复是：你可以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我本人对此毫不在乎。

国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内心其实有个宏大的计划——假如他的祖国冷酷地对待他，他便会为了自己的功业，将这个计划实施，而不惜损害葡萄牙的核心利益。

麦哲伦性情孤僻，不善与人交往，但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鲁伊·法利罗，另一个就是弗朗西斯科·谢兰，他们都是极富才华的怪人。

鲁伊·法利罗是个天文学家，知识渊博，热衷于把星相学应用到航海事业上。他一直试图谋求王室天文学家的职位，却屡屡受到国王的冷落，因此牢骚满腹。

弗朗西斯科·谢兰留在东南亚，一直没有回葡萄牙，但他经常与麦哲伦通信。谢兰是最早到香料群岛冒险的葡萄牙船长之一，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即放弃征服者的角色，退隐于当地土著社会，当一个鲁滨逊式的人物。他做得非常彻底，从此不再离开巽他群岛，一直死在那里。他曾在给麦哲伦的信中自豪地宣称：“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世界，比达·伽马发现的那个世界更富庶与辽阔。”

麦哲伦则在一封回信中告诉谢兰，他不久也要前去那里，“如果不经过葡萄牙的航线，就走新的道路。”

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难道除走好望角、印度洋航线，从欧洲到马鲁古群岛还有新的海路可通？

麦哲伦坚信确实有，他根据自己在东南亚的见闻，及前人的一些航海资料推测，新大陆应该有一条海峡，能连接大西洋与另一片神秘的海洋（太平洋）；而经过那片神秘的海洋，必能到达香料群岛与中国，因为地球是圆的。

法利罗完全赞同麦哲伦的观点，而且他还根据星象学推算，马鲁古群岛应该不属于葡萄牙，因为它在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边。

事实上，自哥伦布以来，欧洲的探险家们就一直在美洲忙碌，试图寻找一条连接两大洋的航线，可一直没有成功。据记载，确有一批葡萄牙探险家，曾沿着巴西的海岸向南探索，在南纬40度附近发现过一条海湾，他们沿着海湾航行了两昼夜，没有望到尽头，便被暴风雨赶了回去。他们推测，这条水道应该是一条神秘海峡的开端，它肯定沟通着两个大洋。

一五一五年，有个航海家制作了一个地球仪，在美洲的南端标出了这条错误的海峡。

麦哲伦大概见到了这些航海资料，并对此坚信不疑。可事实上，南纬40度的那条水道，只是一条大河的入海口，根本不是海峡，它就是今天乌拉圭与阿根廷交界处的拉普拉塔河口。麦哲伦的这一错误认识，后来差点葬送了他的探险航海事业。

麦哲伦与法利罗掌握的这些知识与观点，对于葡萄牙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早在一五〇四年十一月，曼努埃尔国王便下令，严禁“把刚果河以南的任何航海资料泄露出去，以防外国人从葡萄牙的发现中捞到好处”，违者处以死刑。

香料群岛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宝库，在那里，葡萄牙人能用很小的代价，从土著手中换取胡椒、肉桂与丁香等食料，每磅花费的代价往往不值半个金币；而一旦运到欧洲，这些货物的价值立刻飙升到每磅80个金币，甚至更高。这等于用麻袋搂黄金，足以让人疯狂。

而麦哲伦来到西班牙，就是要证明他能不经过葡萄牙控制的航线，向西航行，也能到达马鲁古群岛，给西班牙创造染指香料货源的机会。这无疑相当于叛国。

经过与西班牙相关权势部门的接触，大概在一五一七年年底，麦哲伦见到了西班牙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为了打消国王的疑虑，他的同伴法利罗随身带着一个自制的地球仪，直观地向国王证明：香料群岛位于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边，西班牙得到它，符合教皇划分的世界秩序。

国王与他的顾问们非常愉快，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对着法利罗的地球仪查看，想知道穿过美洲的那条神秘海峡的具体位置；可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法利罗连忙解释说，他故意没有标出，以免泄露这一秘密。麦哲伦也趁机保证，他能带领船队从大西洋穿过美洲。

一五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当北京城里的正德皇帝与群臣较劲，执拗地要去昌平谒拜祖陵，巡视东段长城之时，西班牙国王与麦哲伦、法利罗签订了一份协议，答应动用国库资金装备一支西班牙探险队，交由麦哲伦指挥。这支探险队由五艘船组成，备有两年用的粮食和给养，还配置了自卫用的大炮。在协议中，国王慷慨地表示：新发现土地上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和法利罗所有；如果能找到六个以上岛屿的话，他们有权获得其中的两个。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马上就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惊与懊悔，这对他是最坏不过的消息。他密令使用各种手段，扼杀麦哲伦出航的计划。葡萄牙的外交官、间谍闻风而动，不断给麦哲伦制造麻烦、搞破坏，但没能阻止麦哲伦于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正式起航。

法利罗只是个理论航海家，缺乏实践经验，据说他自己观察星象，断定这次航行凶多吉少，他本人难以活着回来，所以没有跟随。

整个探险队共有265人，其中需要支付工资者为239人，最大的船“特立尼达”号排水量为110吨，是麦哲伦的旗舰，其余四艘船的船长皆为西班牙人。麦哲伦不顾西班牙人的反对，从葡萄牙偷偷招了30名船员，其中许多人是他的亲戚与朋友。

麦哲伦的船队在大西洋上航行了七十天，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巴西的东海岸。

就在二十天前，西班牙的另一支陆上探险队，在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的率领下，以六百余人的劣势，在中美洲征服了一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印第安帝国，并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墨西哥城。西班牙的霸业时代自此到来，墨西哥城后来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首府。

一五二〇年正月初十，西班牙船队南行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湾，麦哲伦根据航海图查看，此地正好位于南纬40度左右，他认为找到了传说中的那条神秘海峡。但是，经过认真地实地调查，他才沮丧地发现，那实际只是一条开阔的河道，即现今的拉普拉塔河入海口。

麦哲伦非常失望，他明白自己制定的整个环球航行计划并不可靠，法利罗原先的推测也都是错误。但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假如他的同伴发现他向西班牙国王许诺的一切都无根据，他们将不再服从他的命令，甚至还会囚禁或杀死他。

麦哲伦命令船队继续向南航行，争取在南美的严寒冬季来临之前，找到那条他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神秘海峡；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去赌一把。

二月下旬，船队又驶近了一片辽阔的海湾（现在阿根廷的圣马蒂亚斯湾），麦哲伦很兴奋，但经过仔细考察，仍旧大失所望。

船队继续南行，天气越来越寒冷，船员们的不安情绪渐渐浓重。但麦哲伦没有退路，假如他命令转舵返回巴西，就等于公开承认失败，他这一生也便毁了；而只要坚持，他还能有一线希望——既然理论上地球是圆的，那么美洲大陆总会有尽头，有尽头就可能有海峡通道。

三月三十一日，在南纬49度附近，探险队于荒凉的岸边，发现一处封闭的海湾，麦哲伦见那里有淡水与鱼类，便命令船队驶进去，准备暂时停止向南探索，因为南美的冬季已经来临，越往前行，风浪将越大，天气也将越阴沉寒冷。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阿根廷的圣胡利安港。

麦哲伦手下的船长们大为不满，他们提出两个要求：要么暂且向北返回巴西；要么向东航行，穿过大西洋，直奔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葡萄牙人垄断的航线去东亚。麦哲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反而命令立即节省食物与酒类，以备漫漫的严冬。

当天夜里，反对派哗变，他们夺取了三只船，并把大炮对准麦哲伦的旗舰，发出通牒，要求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谈判。反对派的用意是要逼迫麦哲伦同意他们的主张：假如南美洲大陆向南一直与地球的极地相连，继续盲目前行，岂不等于送死？因此，必须返航。

麦哲伦有着丰富的应付危机经验，他决定迅速反击。当天，他使用计谋，杀死其中一条反叛船上的船长，夺回了那条船。随后，他占领有利地形，封锁港口，发射炮弹，威逼另两艘反叛的舰船投降。

另两艘反叛船上的士兵们屈服了，他们捆绑带头反叛的船长，答应顺从麦哲伦。麦哲伦宽恕了他们，但下令审判一名动手杀人的反叛船长，将之斩首示众。并且宣布，将另外两名反叛的主犯（其中一名是神职人员），驱逐出船队，将他们留在荒无人烟的海岸上。麦哲伦表面显示仁慈，分给这两人一些食物与酒类，但实际等于让他们慢慢孤寂至死。后来这两个欧洲贵族与文明社会彻底失去联系，有人推测他们可能成了食人部落的猎物。

五月中旬，麦哲伦不顾严寒，派遣75吨的“圣地亚哥”号舰船出港向南探路。该船出港不远，即遇上大风浪，触礁毁坏，好在船员们反应敏捷，才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只死了一名水手。

八月底，麦哲伦带领剩下的四艘船只，向南稍稍移动了一段距离，来到了今格兰德湾的圣克鲁斯河口，在那里一直停留到十月中旬。

此时，南半球的春天姗姗而来，麦哲伦决定开始行动，他为打消下属们的疑虑，宣布说，假如航行到南纬75度时仍然找不到海峡，那么就放弃前行，转头东奔非洲的好望角。

十月十八日，船队扬帆出发，经过三天航行，于二十一日，在南纬52度处发现了一个通向西方的海道。

为稳妥起见，麦哲伦把船队分为两拨，两艘船在前头探路，两艘船在后面接应。当夜一场大风暴不期而遇，风暴持续了两天时间，先头船队昏头昏脑地在峭壁岩石间航行，居然穿过了一条狭窄的海峡，驶进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海湾。他们穿过海湾继续前行，又发现了一条长长的海峡。他们随即返航，把这一喜讯报告给麦哲伦。

麦哲伦带着另两艘船进入海峡，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航行了数天，却始终没有看到出海口。没多久，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海峡的分叉口处停住。这附近有三条水道，一条向东南，一条向西南，还一条向西北。

麦哲伦派出两艘船去探查东南与西南的两条水道，结果都进入了死胡同，其中有一艘船归队，另一艘船失散。

失散的那条船名为“圣安东尼奥”号，船员们因与船队失散大为沮丧，他们集体哗变，逮捕了亲麦哲伦的船长，决定独自返回西班牙。

麦哲伦不知该船已经逃跑，认为它沉没或失踪了，所以等了四天后，即带着剩余的三艘船向西北方向继续航行。

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们终于到达海峡（此海峡全长550公里）的出口，一片神秘而浩瀚的大洋展现在了麦哲伦的眼前。

麦哲伦带领船队先是向北航行，不久又转向西北方向，进入到赤道无风地带。麦哲伦与他的同事们非常惬意，这里辽阔而风平浪静，他们因而称之为太平洋。然而，太平洋虽不见惊涛浊浪，可它的辽阔却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麦哲伦的船队从十二月一日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见到像样的陆地。他们没有新鲜的食物可吃，只能啃面包干；后来连面包干也没了，他们为了活命，开始吃木屑、牛皮和老鼠，喝发酵了的浑水。几乎所有的人都患上了坏血症，其中死了19个。

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些礁岛，但都荒无人烟。直至一五二一年三月六日，他们才发现了三个有人居住的小海岛（今属马里亚纳群岛）。船队在岛上与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打死了他们的一些人，只好逃离。

船队又继续向西航行了上千公里，于三月十六日，他们发现了真正的陆地——属于东南亚的一些群岛，也就是后来的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他已经用行动证明地球确实是圆的，欧洲人能经过大西洋，直接进入太平洋，而抵达东亚。

麦哲伦意识到香料群岛就在附近，而且中国可能也离此不远。他这次出来探险，不仅负有去马鲁古群岛的使命，还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信件。尤其在宿务港，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文明迹象——那里有各种来自中国的货物，包括精美的瓷器。

然而，麦哲伦注定不能完美完成自己的使命。当年四月二十一日，麦哲伦为了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威信，插手土著内部的纠纷，在马克坦岛的一场冲突中，战死当场。

西班牙船队的到来，引起了葡萄牙人的高度紧张，他们立即在香料群岛加强戒备，准备打击西班牙船队。这期间，又有一艘西班牙船在菲律宾叛变逃跑，舰队只剩下了两艘船。

这两艘剩余的船，于当年十一月抵达香料群岛，廉价收购了大量货物。可是葡萄牙舰队却袭击了他们，将其中的一艘船俘获。剩余的那艘船叫“维多利亚”号，它奇迹般地躲过葡萄牙人的封锁，经过印度洋，绕地球一周，于一五二二年九月回到西班牙。

预料之中的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焦点为：按照教皇子午线的界定，马鲁古群岛是在葡萄牙这边？还是在西班牙那边？

一五二四年，两国为了避免战争，决定各自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代表人数每方为九人，分别是三名法律专家、三名天文学家和三名航海专家。会议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巴达霍斯举行，共谈了五十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西班牙失去了耐心，派出舰队挑战葡萄牙在马鲁古群岛的特权，但惨败而归。不久，西班牙因与法国交恶，发生了战争，国王不敢继续得罪葡萄牙，不得不主动让步，于一五二九年与之签订了一项合约：同意放弃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接受在该群岛以东的15度处，划定两国的分界线；作为回报，葡萄牙同意支付给西班牙35万金币。

可是，尽管根据条约菲律宾属于葡萄牙一方，但西班牙并没有放弃对它的兴趣，并且最终征服了它。

当时，菲律宾群岛上的所有像样国家，基本都属明朝的藩国；可西班牙人在该群岛上的行动，却没有引起明朝的任何反应。

5. 逮捕葡萄牙使团

却说皮雷斯的使团被逐出北京后，他们极不情愿南下回国，一路上走走停停，打探各种情报，磨蹭了六个多月，直到公元1521年九月底，才到达广州。

进入广州城后，他们叫苦不迭。地方当局没有派人将他们安置在怀远驿，而是指控他们为间谍，直接把他们逮捕，全部投入监狱。原来，就在他们悠闲地走在回广州的路上时，葡萄牙武装商人在海边与官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本年四月，也就是正德皇帝去世后的一个月左右，广东当局接到丧讯，并得到指令，让葡萄牙人及其他非朝贡国的人，立即离境。而恰在这时，有五艘葡萄牙大帆船刚刚抵达屯门岛，他们借口尚未采购完货物，拒绝离开。

广东当局焦躁，随即调集舰船，对所有拒绝离开的外国船只强行驱离，期间击沉了他们的一艘船，逮捕了许多葡萄牙人与其他外国人。葡萄牙人不肯示弱，退守屯门岛，借助先前修筑的堡垒掩护，仍然拒绝离开。

六月，葡萄牙人得到至少两艘船的援助，信心更加坚定，摆出一副赖着不走，准备与官军一决雌雄的态势。

广东提刑按察使汪鋐，奉命巡视海疆，他命令葡萄牙人主动撤离屯门不要生事，却遭到强硬拒绝。汪鋐发怒，下令封锁屯门岛的港口，发兵强行驱逐，葡萄牙人凭借大船及岸上的防御工事，发炮抵抗，将官军击退。

汪鋐为弘治十五年的进士，精明强干，他见强攻困难，决定智取。

东莞县有个巡检，名叫何儒，不久前他在收取商税时，曾登上葡萄牙人的船只，结识了两个在船上服务的华人，一个叫杨三，一个叫戴明，此二人因为久与葡萄牙人打交道，对他们的虚实知道甚详。

王鋐让何儒秘密联络杨三等人，劝说他们为官府效力。何儒得令，让亲信扮作酒米商贩，混进屯门，找到杨三等，对他们晓以利害，许以重赏，招引他们上岸。一天夜里，何儒亲驾小船，驶近屯门，将杨三等人接到官府衙门。

杨三等人把屯门葡萄牙人的情况，详尽地汇报给了汪鋐。汪鋐对葡萄牙人炮铳的威力印象深刻，当他知道杨三等人通晓西洋的火药、炮铳及帆船制造技术时，非常感兴趣，命令他们带人予以仿造。

汪鋐在一封给朝廷的奏疏中，详细谈到葡萄牙人的海上优势，说：“其船用夹板，长十丈，宽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钢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广东水师一时缺乏可以对抗葡萄牙人的大船，也缺乏足够对抗葡萄牙大炮的火器——虽然朝廷的兵工厂本有制造铳炮的传统，在杨三等人的技术指导后，或许用不多久就能仿造出新型火器；可要真正形成强大的战力，恐怕短期内难以指望。

根据朝廷的旨意，此时的汪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驱逐葡萄牙人，要么歼灭葡萄牙人。

假如选择驱逐，汪鋐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他只需集结军力，从陆地上发动进攻即可。屯门是个半岛，据守的葡萄牙人不过数百，汪鋐动员数千卫所士卒，全面进攻，他们很难抵挡。只是那样以来，他们便会撤到船上，凭借其大船利炮，横行于沿海，官军将难以对付他们；而等到官军撤退，他们卷土重来，广东沿海将难有宁日。

朝廷的水师已多年不制造超级大船，假如为了对付葡萄牙人重新开工，劳民伤财不说，朝廷高层也未必同意。

汪鋐考虑再三，决定采取铲草除根的办法，将葡萄牙人连同他们依恃的舰船一起歼灭。汪鋐从传统的水战方法中找到了灵感，他利用私人关系，在当地乡绅的帮助下，秘密准备了两样武器，一是征用了一批小渔船，二是招募了一批精通水性的渔民。

八月底，汪鋐在征用的数十艘小船中实满干柴，浇上易燃的油脂，伪装成正常渔船，命人驾驶出海，悄悄运动到了屯门岛南边的海湾中。另外，他又准备了四五十艘战船，集结数千名官军，准备从水上与陆上同时发动强攻，一举拔掉葡萄牙人在屯门的据点。

大约九月初，海面上突然刮起了南风，汪鋐命令开始总攻。官军首先将数十艘小渔船点燃，让它们顺着风势，快速冲向葡萄牙人的船队。葡萄牙人大约共有八九条大船，一时躲闪不及，几艘船被大火引燃，陷入混乱之中。趁着港湾中烈焰冲天，烟雾弥漫，官军从海上与陆上同时进攻，葡萄牙人抵挡不住，纷纷逃到未燃烧的船上，企图夺路而逃。

官军的蛙人早已潜入海中，又将几艘葡萄牙舰船凿漏沉没。

西蒙·安德拉德率领残存的三艘舰船仓皇逃跑，在一处隐密的岛湾中躲藏了起来。此时南风正劲，他想逃回马六甲都难。

九月初三，官军尾随而至，迅速发动攻击；可西蒙·安德拉德命不当绝，此时风向忽转，强劲的北风吹来，葡萄牙人冲出包围圈，快速逃遁而去。

官兵将战俘、缴获的货物及铳炮武器等，全部运送到广州，战俘单独关押，货物全部没收。

皮雷斯的使团刚回广州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对遭官府逮捕不服气，所以一方面抗议官府没收他们的货物，一方面要求与战俘们关押在一起，但广东当局根本不理会他们。

早在1521年四月，葡萄牙国王就任命梅勒·科迪尼奥为舰队司令兼中国城堡总指挥，让他按照在印度及马鲁古群岛的模式，到中国沿海修筑城堡、建立商站，开辟广州-印度-葡萄牙的贸易航线。

1522年夏天，科迪尼奥与他的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岛，灭掉了其北部的巴赛国（《明史》记载为巴西国）。七月，他们来到马六甲城，在那里知道了葡萄牙与明朝关系彻底破裂的消息。

八月，科迪尼奥率领上千名（另一说为300名）水兵，分乘六艘大船，来到屯门水域。朝廷的水师紧急出来阻截，科迪尼奥一面力诫部下避免冲突，一面与水师官员交涉，声言自己奉国王之命，专为缔结和平、恢复通商贸易而来。

海巡官员不敢自做主张，派人请示上级。科迪尼奥命令下属船长梅勒与豪曼，各率一艘战船缓缓向前推进，请求前往广州，面见广东当局的领导人。这两艘船沿途进行抢掠，惊扰地方，当他们刚刚抵达珠江口时，负责海防的汪鋐拒绝他们靠岸，并传下命令，让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对葡萄牙人发动攻击。

葡萄牙的两艘战船见势不妙，慌忙后退，到达西草湾水域时，被官军追及。[4]

官军的水师围攻葡萄牙船只，登上船去，生擒梅勒、豪曼船长以下42人，斩首35级，其他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并救出了被他们掳掠的男女十人。

科迪尼奥连忙率领三艘大船前来救援，与官军水师激烈交战。此时官军的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大量仿制的铳炮，射程及火力方面与葡萄牙的舰船不相上下。葡萄牙舰队开始时稍占优势，将官军的百户王应恩打死，但官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的反击也让葡萄牙人遭受了相应的损失。科迪尼奥怕被缠住，率部慌忙逃出圈外，在外海徘徊了数天，狼狈返回马六甲城。

屯门、西草湾海战，是葡萄牙人自达·伽马东进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他们沮丧地意识到，中国的实力不可轻欺，而且中国的学习模仿能力也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赖以横行无忌的大船利炮，已在广东海域轻易丧失了优势。

自此之后，葡萄牙人不敢再公开骚扰中国，与中国的正式交往中断了三十年。

一五三〇年，朝廷在广东重新开放非贡品贸易市场，葡萄牙人被有意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法满足朝廷开出的条件：撤出马六甲城，让其国王复国，以证明他们不是有意扰乱世界秩序的海盗。

皮雷斯与他的使团则成为了朝廷闭关政策的牺牲品。1523年秋天大决，朝廷将所有葡萄牙的战俘公开处死，人数据说有700人之多。[5]皮雷斯的使团不属于战俘，朝廷给他们开出条件，让他们写信转告葡萄牙国王及他们的印度总督，必须将马六甲城交还给它的合法国王，否则使团将被问罪，不予释放。

皮雷斯还被告知，他如果拒绝写信，他与他的使团成员将会被全部处死。皮雷斯屈服了，按照官府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但他根本不指望能得到回应，葡王怎会为了他们这几个人而放弃马六甲呢？这个号称东方通的狂傲药剂专家，第二年便在广东的监狱中绝望而逝。

皮雷斯使团有两名成员——维埃拉、卡尔渥——至少活到了公元1528年之后，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私自将信件传递了出去。他们在信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极力鼓动葡萄牙出兵征服广州，以把他们营救出去。

葡萄牙的东方当局却没那么疯狂，他们知道葡萄牙对中国基本不具备战争优势，他们引以为傲的大炮，在海战与攻城时能够发挥作用，但在陆上面对密集的机动骑兵却作用甚微。因为炮弹是实心的，不能爆炸，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中国军队仿造出这种大炮后，在陆战中一般不愿使用它们。至于寄希望于与中国的叛乱分子联合，更是不靠谱，那些人虽然反抗官府；可一旦官府对他们招安，诱使他们戴罪立功，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对葡萄牙人反戈一击，因为他们对番夷之人不需负任何道德责任。

葡萄牙的马六甲总督，小心翼翼地派出商人，在中国沿海从事一些间接的走私活动，极力避免冒犯朝廷。他们心里很清楚，葡萄牙需要中国，而中国也许永远都不需要葡萄牙。

一五五二年，为打破与中国的僵局，失去耐心的印度总督试探着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一名使者，这名使者名叫迭戈·佩雷拉。不知什么具体原因，佩雷拉到达马六甲后，却没有继续前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沙勿略，独自来到广东海岸，徘徊了几个月，没有获准登陆，病死在上川岛。

有一名叫索萨的葡萄牙商人，此时也来到了广东沿海，他接过沙勿略的使命，与广东的海防官员——提刑按察副使汪柏——建立了联系。汪柏知道朝廷高层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嘉靖帝听信术士的话，对龙涎香产生了兴趣），所以开始默认葡萄牙商人上岸交易，但不准他们在岸上有落脚点；即便碰上风雨，他们不得已上岸晒晾货物，也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

尽管如此，汪柏在接受葡萄牙人的贿赂后，还是对他们在抽税上予以了关照——只按他们全部货物的一半征纳。不久，他们又在汪柏的照顾下，将贸易点东移到了条件更好一些的“浪白澳”。据说，常来那里进行交易的葡萄牙商人有四五百人之多。

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遇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本年，嘉靖帝正式晓谕户部，让他们购买龙涎香百斤。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分泌物，中国基本不产，但葡萄牙人的货品中有。

一些与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的内地商户，闻风而动，趁机劝说广东当局对葡萄牙人放宽政策。葡萄牙人得到汪柏的暗示，故意借口商船漏水，浸湿了货物，而登上濠镜半岛（今澳门）进行晒晾。在那里，当局默许他们建造房屋，自我管理，但条件是他们万不可承认自己是“佛郎机人”。

澳门半岛东西长五六里，南北长二三里，东北部与陆地相接，南北两面各有一个水湾，可以停泊货船，是个比浪白澳更为理想的居留地。

数年后，葡萄牙的使节佩雷拉来到澳门。初时，他受到广东当局的友好接待，但当他提出想加入朝贡国名单时，当局向他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占马六甲国？什么时候将它交出来？

不过，尽管朝廷仍将葡萄牙列为二等番国，但鉴于他们这些年的友好表现，对他们在澳门的存在还是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只收取他们每年500两银子的地皮租金。

后来广东当局为了两便，又专门修建城墙，将澳门隔成独立的单元。只是，当局故意没给澳门留出农地，明确的意图是，假如葡萄牙人故态复萌，不守法纪，那么只要切断食物供应，封锁海道，就能将他们困死。而葡萄牙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不再像先辈那样骄狂，只想规矩地做点生意，所以只要有一个独立的落脚点，自我管理，也就心满意足了。

朝廷为照顾番夷商人，划出一块地盘让他们自治，本是正常事，一般连租金都不要。只是这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却成了问题，因为他们租借的时间太长（直到1999年）——等后来国家主权的概念兴起后，它便被看成了殖民地的象征。

葡萄牙人确实是殖民主义者，非洲人、印度人、东南亚人，都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是中国人这样说他们不合适。葡萄牙人在明代的中国，不仅没有多少殖民主义者气味，而且还颇受歧视。经过前期的不愉快之后，终明一代，朝廷都把葡萄牙人看成是顺从而嗜利的番夷，甚至还本着以夷制夷的原则，默许他们驱逐来广东沿海寻找商机的西班牙人、荷兰人。17世纪时，澳门的葡萄牙炮手一度应征入伍，帮助朝廷前去抵抗满洲八旗军队的进攻。

站在明朝人的角度看，葡萄牙人绕道半个地球，懵懂地来到中国做生意，并不算一件大事。但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它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它是新兴欧洲与古老中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它是全球化海洋时代到来的标志，它是西方确立世界霸权的开始，它是资本主义开启的序幕，它是工业文明时代到来的先兆，它是中国屈辱的开始。

（完）

[1]两诗皆出于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乾集上》。

[2]江彬问吴杰之事，引自李洵著《正德皇上大传》，不知其原始出处。

[3]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4]《明史》记载西草湾在广东新会县附近，疑其有误，应在新安县附近，其具体位置大概在屯门附近的今香港水域。

[5]数据来自广州《葡囚书简》，可能有些夸大。

鲁东观察使曰

一五一四年，今天的美国尚不存在，北美大陆是印第安人的乐园，基本处于蛮荒状态。

俄罗斯刚刚摆脱蒙古金帐汗国二百多年的统治，号称全罗斯大公的瓦西里三世，本年从立陶宛手中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开始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罗斯国家而努力。

法国那时已经算是个地区性强国，可是法王路易十二入侵意大利却遭遇失败。恰巧有位意大利作家，目睹了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失败，此人写了本书，嘲笑法王，“凡是为了保持国外领土所必须干的事情，他都没干；而他所干的，恰恰都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位作家名叫马基雅维利，他写的那本书便是《君主论》。

英国那时也已经算一个地区性强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在位，他任用《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为助手，开始为一个奇异的时代奠基。

英国当时的人口虽然只有三百余万，不及西班牙的一半、法国的五分之一，但亨利八世却凭借英国的地理优势，敢于挑战西班牙与法国。他还公开跟教皇叫板，让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宣称：“在英国境内除了上帝，国王是最高权威。”他是欧洲第一个不承认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国王。

本年，亨利八世给特里尼蒂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其专门经营航海业，并赋予他们征税、资助航海和设置灯塔的权力。

也是在本年，亨利八世为了谋求未来的海上霸权，开始着手筹建英国皇家海军。

那时，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超级强国者，大致只有四个：两个在陆上，两个在海上。在陆上的超级强国是东亚的中国及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海上的超级强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此后二三百年间，欧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霸权转移到了新兴的荷兰人与英国人手里，俄罗斯人则越过乌拉尔山脉一路东进，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基本未变，它们依然维持着陆上超级强国的威风与尊严。

在这个什么都进步的时代，假如不进步，便意味着后退。

到十九世纪时，随着欧洲工业技术与资本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世界的力量集中到了欧洲，高傲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彻底衰落，英、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开始随意主宰世界秩序，奥斯曼帝国被肢解，最后只剩下了小亚细亚半岛上一片残余国土——土耳其；中国虽勉强保持着统一，却也屈辱地沦为了列强们的半殖民地。

现在我们回顾五百年前中国与葡萄牙人交往的那段历史，习惯性的态度是嘲笑明廷的傲慢自大与愚蠢无知。我们似乎认为，当时的明朝廷应当觉醒，去追随葡萄牙人开拓海外事业。殊不知，当时的中国农耕文明有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逻辑，它怎可能盲目脱离熟悉而可控的轨道，去狂热追寻未知而充满风险的事业？

诚然，一五一四年时的明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假如没有欧洲人把新大陆的红薯、玉米等高产耐旱作物输传过来，它可能迫于人口压力，根本维持不到一六四四年。但是，在传统的历史逻辑中，兴衰并不可怕，它就像春夏秋冬交替循环一样自然，可以预计与接受。

况且，没有谁可以先知先觉，能够在那时就能预知欧洲未来的辉煌；即便当时的欧洲人，对历史潮流的大势，也是模模糊糊。历史的进程非人的理性所能预先安排设计，西方世界一路走到今天，他们也是因为某种机缘，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裹挟而行。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去海外冒险，主要的动机并非是为了追求西方未来的全球霸权，他们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想着顺应时势，到海外立功发财，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五二〇年九月，奥斯曼帝国第十任国王苏莱曼一世继位，此人比嘉靖皇帝早一年执政，却同一年（公元一五六六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六年。

这个苏莱曼被人尊称为大帝，他于公元一五二一年攻占巴尔干半岛上的贝尔格莱德；五年后击溃匈牙利和捷克联军，占领匈牙利大部；一五二九年秋天越过多瑙河，兵临维也纳城下，整个欧洲为之震撼。

一五三四年，苏莱曼亲率大军进攻波斯，夺取了伊拉克地区。

一五三五年，苏莱曼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结盟，对抗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并于一五三八年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雄地中海。

一五四一年，苏莱曼在陆上战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迫使查理五世签下一份羞辱性的和约。和约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必须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一笔固定的费用，以换取和平。而且条约不称查理五世为“神圣罗马皇帝”，只称他为“西班牙国王”；苏莱曼不顾自己突厥人的身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合法继承人。

苏莱曼大帝无疑相当英明，而且他与他的助手们，肯定非常熟悉当时的欧洲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与中国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学习欧洲的意愿，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他们才兴起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及变法图强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俄等国要对其进行瓜分时，他们才真正觉醒，爆发革命，彻底学习西方。

明朝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要骄傲，且更具优越感；奥斯曼帝国都不肯主动学习西方，明朝岂会这样做？我们现在批评它愚昧无知，不能敏感地抓住机会早早实行现代化，实在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苛求祖先了。

所幸的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势下，经过凤凰涅槃式的痛苦挣扎，全面学习追赶西方一百余年，总算又王者归来，把国家的经济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二，重新与美国、俄国、欧盟比肩为世界超级四强。

中国的这一段经历，诚如冯骥才先生在他的小说《神鞭》中，借傻儿的话所讲：“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决不尿给别人。”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经历一个轮回，现在的国际地位，大致又恢复到了五百年前的状态。

但是，这个五百年后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五百年前的世界。在五百年前，中国的历史是兴衰交替，有规律可循的；而五百年后，人类的历史却是不断进步、不断向着陌生的远方狂奔的。它要到哪里去？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谁也不知道。

路在何方？我们不能继续完全寄希望于美国人与欧洲人了，现在他们自己都已开始迷惘。

主要参考资料

1. 《明史》，（清）张廷玉等。

2. 《明实录·武宗实录》。

3. 《明通鉴》，（清）夏燮。

4.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

5. 《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葡萄牙）巴洛斯，（西班牙）艾斯加兰蒂等著，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版。

6.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明正德朝世界大事记（1505年—15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