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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传三部曲

作　　者：【苏】马克西姆·高尔基

译　　者：李辉凡

选题策划：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目录

版权信息

童年

译本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在人间

译本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我的大学

译本序

正文

童年

译本序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苏联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从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他的名字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高尔基出身贫寒，早年丧父，只念过三年书，靠自学成才，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他著作甚丰，写有几百个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卡尔·楚德拉》《切尔卡什》《伊则古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之歌》等；二十多个剧本，最重要的是《小市民》《底层》《仇敌》《瓦萨·日列兹诺娃》等；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如《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及四卷本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此外还有《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及大量特写、杂文小品、政论文和文艺评论等。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其诸多重要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本书。它记叙了作家从4岁至10岁这一时期的生活断面，也就是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着重表现了一个来自底层孩子生活的艰辛和革命意识觉醒过程，也从各方面描写了旧俄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俄罗斯国民的众生相，既抨击了黑暗，也展示了光明。

阿廖沙4岁丧父后寄居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卡希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家境已经败落。严酷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性情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贪婪、古怪、暴躁，他喜怒无常，脾气极坏，经常谩骂甚至毒打亲人和幼小的孩子。两个舅舅米哈依尔和雅科夫也是极其自私、粗野的市侩。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集百年俄罗斯灵魂中的痼疾与沉疴之大成：愚昧、落后、狭隘、自私、庸俗、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钩心斗角，为了争夺家产，或为一点小事彼此争吵，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两个舅舅之间常常像狗一样大打出手；父子之间也不停地斗殴；外祖父鞭打阿廖沙，竟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外祖父疯狂殴打外祖母的脑袋，致使头发上的发针深深扎进她的头皮里；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野外进行毒打，并狠心地把他推进冰窟窿里；米哈依尔舅舅因为无聊，唆使小孩把烧红的顶针放在瞎眼的格里高利的手边，侮弄、加害这个老长工；两个舅舅要工人“小茨冈”去抬沉重的十字架，活活把他压死；雅科夫舅舅无端打死自己的老婆；还有阿廖沙的后父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一件件丑事，一桩桩暴行，一幕幕惨剧，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在外面，大街小巷里，一些小市民的残酷行为有时达到更加疯狂的程度，他们凌辱可怜的乞丐和残疾人，无端殴打乡下人，把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还有那个豢养打手的伯爵小姐也专门打穷人，并把打手借给地主去毒打农夫和农妇……令人发指。

阿廖沙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令人恐怖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身边那一切层出不穷的丑事和暴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种无法抗拒的苦闷令我窒息，好像全身注满了沉重的东西，好像长久地住在一个黑暗的深坑里，失去了视觉、听觉和一切感觉，像一个瞎子和半死不活的人……”是的，阿廖沙在外祖父家，在自己的周围目睹了并且感受了那么多的丑陋、污秽、残忍，即使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灵也会受到腐蚀和摧残的。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些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心灵的恶势力所压倒，所毁灭，反而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这是因为，在这个现实中除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他们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温暖，使他看到了光明。“孩提时，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种不同的普通的粗人都像蜜蜂似的把自己的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他们尽可能地、慷慨地丰富着我的心灵。”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是外祖母的无数优美动人的童话、民间故事培养并陶冶了阿廖沙崇高的情操，“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除外祖母外，还有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高利，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勇敢的反抗精神。

阿廖沙的坚强性格是在铅一样沉重的生活重压下，在同无尽的苦难及恶势力的顽强抗争中，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受和认识复杂现实里所有美好的事物中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童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极大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在谈及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时，德国进步女作家罗莎·卢森堡曾深刻指出：“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才能正确地评价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当代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在这一方面，高尔基个人的命运，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1]另一位亚美尼亚作家施尔万扎看完这部作品后也给高尔基写信说：“依我看来，整个这本书都是俄罗斯人民的，也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您看，我并不是俄罗斯人，可是您所描述的一切使我感到那么亲切，犹如在写我们出生的那个民族的生活。请相信我的话，法国的、英国的、任何一个出身于人民或了解人民生活的作家都会这样说的。您的伟大的作品的优点就在于具有这种全人类性。它的另一个优点是那令人神往的生命力。”[2]我国著名作家茅盾也谈过类似的感受：“高尔基的作品之所以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爱好，是因为它抨击了黑暗，指出了光明；它虽然是为俄国人民而呼喊，但在中国读者（不但是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亦同此感）看来，觉得都是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而这实在也不足怪，因为真理只有一个。”[3]

《童年》的构思，除表现阿廖沙的成长外，还有一个更直接更重要的主题：揭露和抨击旧俄国几世纪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痼疾。这部作品写于1912-1913年间，即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后。高尔基在反思、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特性，认真地考察并剖析了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贪婪、因循守旧，以及病态、野蛮的生存方式。这些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劣根性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高尔基深切地认识到，要使民众觉醒，首先必须无情地、真实地正视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弱点。“为什么我要讲这种极其讨厌的故事？为的是你们，先生们，知道这种东西还没有过去……”[4]只有彻底地清除这些精神上的垃圾，治好自身的痼疾，才能真正做到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在《童年》及整个三部曲中如此无情、如此执着地揭露和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的缘故。

《童年》在风格特点和艺术结构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众所周知，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情奔放，色彩浓艳。而《童年》及整个自传体三部曲却是他创作中期的代表作，这时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已有很大的变化，已从高亢激奋转向了冷峻凝重，冷静的沉思代替了炽热的激情。或许可以说，高尔基已从一位激越的浪漫主义者转变成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了。《童年》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自我批判精神的统领下暴露国民的弱点，气氛不免有些压抑、沉闷，但是作者善于把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展示出光明的未来前景，这就使作品仍然洋溢着积极向上、明快乐观的精神。作为传记体作品，《童年》在艺术结构上与普通所谓的情节小说亦有所不同，它不以情节取胜，没有虚构的故事情节线索，而是以作者的生平事迹为基准。作者只能从自己以往的生活流中截取一个个值得回味、记忆鲜明的片断，通过主人公的视觉和感受复现出来。所以写自传体文学作品是有其特殊的难处的，处理不当，容易流于平淡、枯燥。高尔基是一位高手，他不仅有丰富复杂的甚至是传奇式的生活经历，而且有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童年》中出现的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引人入胜，给读者浓烈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受到感动，产生共鸣。

《童年》不仅艺术结构严谨，也有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着力刻画了阿廖沙、外祖父和外祖母这三个人物。阿廖沙是全书的中心主人公，他心地善良，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严峻的生活、艰苦的环境把他磨炼成一个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新人。这个形象真实、生动、感人。外祖父是一个既可憎又可怜的人物，作者对他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但又是有分寸的。外祖母则是一个颇富诗意的形象，作者带着特有的感情对她作了重点的刻画。她善良、勇敢、乐观，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内心生活。外祖母的形象完全可以进入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之列。总之，《童年》不论在艺术表现和语言风格方面都显示了新时期创作的明显特点，构思严密，结构严谨，既有绘声绘色的景物描写，又有细腻的心理剖析，语言生动，笔法凝练而质朴，真正做到了使语言富于深刻的内在思想含蓄性，又同人物的性格刻画，同作品的主题思想缜密地结合起来，达到深化作品思想的艺术效果。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童年》的译本。当然，有多种译本共存，对于读者和出版界来说并非坏事，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会使我国的翻译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本译文根据《高尔基三十卷集》第13卷译出，同时参考了《高尔基全集》（60卷）第15卷的文本和注释本。

李辉凡

献给我的儿子

一

在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色的衣裳，身体显得非常之长；他那双光着脚的脚趾奇怪地张开，那双亲切的手安详地放在胸脯上，手指则弯曲着；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就像两枚圆圆的铜币，善良的脸色发黑，难看地龇着牙齿，使我害怕。

母亲半裸着身体，穿一条红裙子，跪在那里。她用黑梳子把父亲那很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那黑梳子是我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母亲不停地说话，声音沉厚而又沙哑，灰色的眼睛肿得像是溶化了似的，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全身滚圆，大脑袋，眼睛也很大，鼻子却松软得可笑。她穿一身黑色衣裳，全身很柔软，非常滑稽。她也在哭，哭得有点儿特别，好像是熟练地在给母亲伴哭似的。她全身颤抖着，并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不愿意去，躲在她的后面。我感到很害怕，也很别扭。

我还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多次说的下面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爹爹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亲爱的孩子，他死了，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

我生过一场大病，刚能下地走动。我记得很清楚：我生病的时候，父亲快活地看护着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5]，代替他的是外祖母，一个奇怪的人。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我是从上边，从尼日尼[6]来的，而且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走的，小鬼！”

这真可笑，而且也不明白：在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染了头发的波斯人，而地下室则住着黄脸的加尔梅人老头子，一个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滑下来，若是摔倒了，就翻个筋斗滚下去——这我都非常清楚。可是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乱七八糟得可笑。

“我怎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爱吵吵嚷嚷。”她也笑着说。

她说话亲切、快乐、和气。打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号使我产生新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以前总是很严厉，说话很少；她很干净，穿得整整齐齐，个头很大，像一匹马；她身体结实强壮，有一双力大无比的手。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全身臃肿得很难看，松散紊乱，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原来梳理得很整齐的像一顶光亮的大圆帽的头发，现在却披散在裸露的肩上，垂落在脸上；编成了辫子的那一半头发则不停地在晃动，擦着睡熟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可是她却没有看我一眼——她不停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噙着眼泪，不断地大声哭号。

一些本地的庄稼汉和警察探着头往门里看。警察不高兴地喊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用黑披巾遮着。披巾被风吹得像风帆一样鼓了起来。有一回父亲带我去划帆船，突然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用双膝把我紧紧夹住，并大声说：

“不要紧，别害怕，洋葱头！”

忽然，母亲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但又立即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闭着眼睛，苍白的脸变青了；她像父亲一样龇着牙，用奇怪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你出去！”

外祖母推了我一下，跑到门口喊道：

“亲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离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行行好吧，我的老天爷！”

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箱子后面，从那儿看着母亲弯曲着身体在地板上挣扎、呻吟，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亲切而又快活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瓦留莎[7]，忍着点吧！……圣母保佑……”

我很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忙乱着，时而碰碰父亲，时而叹着气，叫喊着。父亲却一动不动，仿佛在笑。她们在地板上忙碌了很长时间。母亲不止一次要站起来却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像一个软绵绵的大黑球，从房间里滚了出去。后来，在黑暗中忽然有个小孩哭叫起来。

“谢天谢地！”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接着她点燃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更多的事就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上的一个荒凉角落。我站在一块滑溜溜的土堆上，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有很多水，并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面去了。

在坟边，有我、外祖母、全身湿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冲冲的庄稼汉。温暖的雨像细碎的小珠子，洒落在大家身上。

“掩埋吧！”警察说道，走到一边去了。

外祖母哭了起来，用头巾角捂着脸。庄稼汉弓着身子急忙地把土撒进坟坑里，溅出啪哧的水声。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开始向穴壁上奔跑，但土团把它们打落在坑底里。

“走吧，廖尼亚[8]。”外祖母说，抓住我的肩膀。我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不愿意离开。

“上帝啊，你真是的。”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低下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坟坑已经填平了，可她还是站在那里。

庄稼汉用铁锹拍土，声音很响。刮起了一阵风，把雨赶跑了。外祖母抓着我的手，领着我通过黑压压的许多十字架，朝很远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当我们走出教堂的院子时她问我。

“你该哭一哭才是！”

“我不想哭！”

“算了，不哭就不哭吧。”她小声地说。

这一切令人感到奇怪：我很少哭，只有受委屈的时候才哭，我不会因为疼而哭。我流眼泪时爸爸总是笑我，母亲也常叱责我：

“不要哭！”

后来我们就坐上马车行驶在一条宽大的很脏的街道上了，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不上来了吧？”

“是的，爬不上来了，”她回答道，“愿上帝保佑它们！”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经常、这么亲切地念叨着上帝的名字。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便搭上了轮船，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我的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躺在一个角落里的桌子上，白布包着，扎着一根红带子。

我勉强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从那像马眼睛一样的又圆又鼓的窗口里往外眺望，只见在潮湿的窗玻璃后面，流出一股浑浊的带泡沫的水，那水常常飞溅起来，冲刷着玻璃。我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害怕。”外祖母说，轻轻地用她那柔软的双手抱起我，重新把我放在包袱上。

水面上有一片灰蒙蒙的潮湿的云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土地很快便消失在云雾里和水里。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两手搁在脑后，靠着船壁，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脸是黑色的，铁青的，像瞎子一样，两眼紧闭着。她一直默不作声，整个人都变了样，变成一个新人，连她身上的衣裳我也认不得了。

外祖母不止一次悄悄地对她说：

“瓦丽娅，你要吃点东西才好，一点点，好吗？”

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对我说话悄声细语，对母亲说话声音高一点，但却有些谨慎、胆怯，话也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使我同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在哪里？”

瞧，她连说话也很奇怪，令人感到不解：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蓝色衣裳，带着一个木匣子。外祖母接过木匣子，便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装好后，她伸长双手抱着木匣子朝门口走去，但是她很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窄的舱门，因此她站在门口，可笑地一筹莫展。

“哎呀，妈妈。”母亲大声喊道，把棺材从她手里夺过来，然后她们俩人都不见了，我却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色衣裳的庄稼人。

“怎么，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腰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又是谁？”

“是城市。你往窗口看，那边就是！”

窗外土地在移动。这土地是黑色的、陡峭的，周围是一片云雾，它就像是刚从大圆面包里切下来的一块面包。

“外祖母到哪里去了呢？”

“埋葬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在地里吗？”

“那怎么，当然是埋在地里。”

我把埋葬父亲时埋了两个活青蛙的事告诉了水手，水手把我抱在手上，紧紧搂着我，亲了亲我。

“哎呀，小兄弟，你还不懂事！”他说，“上帝保佑，不用去可怜青蛙！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伤心成什么样子了！”

在我们的头顶上空汽笛呜呜地响起来。我已经知道汽轮有这种汽笛，所以不害怕。水手却连忙把我放下，立即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跑开。我走到门外。在昏暗的窄道里空无一人，离舵门不远，楼梯上的铜片闪着亮光。朝上面一望，看见了那些扛着背包、拎着包袱的人。显然，大家就要下船了——那么我也该下船了。

可是当我同一群乡下人一起走到船舷上（在通往上岸的踏板上）时，大家都对我嚷嚷说：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很长时间，人们碰撞我，拉扯我，摸我。终于白头发的水手来了，他急忙抓住我，向大家解释说：

“这是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跑了出来……”

他跑步把我送回船舱里，将我扔在包袱上就走了，还指着我吓唬说：

“再跑，当心我揍你！”

头顶上空的喧嚣声渐渐停息了，轮船不再震颤，也没有噗噗的拍水声了。船舱的窗户用一道湿墙隔起来，变得又暗又闷气，包袱好像膨胀了，挤压着我，一切都变得不舒心。也许我就这样一个人永远留在这空船上了？

我走到门边。门打不开：它的铜把手我拧不动。我拿起奶瓶，使劲地朝门把手打去，瓶子碎了，牛奶洒在我的脚上，流进了鞋里。

打不开门我感到很伤心，便躺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起来，后来便噙着眼泪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响起了啪啪的水声并颤动起来。船舱的窗口明亮得像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的身旁梳头，紧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双膝，拖到地板上，黝黑色，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稍稍提起来，兜着，费劲地把少齿的木梳子插进密实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作一边，黑色的眼睛怒冲冲地闪着亮光，而脸孔在这一大簇头发里变得又小又滑稽。

今天她的样子显得很凶，但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候，她却用昨天那种温暖而又柔和的声音说：

“看来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上帝说：‘你就去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时我夸耀这撮马鬃，而现在老了，我却诅咒它们。你就睡吧，还早呢，太阳睡了一夜刚刚起来……”

“我已不想睡了！”

“好吧，不想睡就不睡。”她当即表示同意，一面在编辫子，一面朝沙发那边望：沙发上仰卧着母亲，身子直得像一根弦。“昨天你怎么把奶瓶子打破了？你说话小声点！”

外祖母说的话好像是特别用心地唱出来的，她的词句像鲜花那么温柔、鲜艳和富于表现力，很容易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当她微笑的时候，她那乌黑的像樱桃一样的眼珠子睁得很大，闪现出一种难于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微笑时则欢快地露出雪白的、坚实的牙齿；尽管她两颊黑黑的皮肤有许多皱纹，整个面容却仍显得年轻、亮丽；只是那松软的鼻子及其膨胀的鼻孔和红鼻尖把这张脸破坏了。她从一个黑色的镶银的鼻烟壶里闻鼻烟。她穿得全身黑，但透过一双眼睛从她的内心放射出的是永不熄灭的、欢快的和温暖的光芒。她弯着腰，几乎成了驼背，又很胖，但走动起来却很轻快很灵活，活像一只大猫，并且像这种可爱的动物那样柔软。

在她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而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她把我和周围的一切连在一条不断的线上，编织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花边；她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我最贴心、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对付那困难的生活。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尼日尼，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充满了美的最初的日子。

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上面是明朗的天空，伏尔加河两岸秋天镀上了一层金，又穿上了绸缎。浅红色的轮船用很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桨叶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很响的声音；驳船是灰色的，活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游动，周围的景色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绿色的山就像是地球的华丽服装的美丽的褶儿；大河的两岸是城市和村落，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块块甜点心；水面上漂浮着秋天的金色的落叶。

“你瞧，多好啊！”外祖母不停地说，从驳船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神采奕奕，高兴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常常看着河岸出神，把我给忘记了。她靠船舷站着，双手叠放在胸前，微笑着，不作声，眼睛里含着泪水。我拉了拉她印花布的黑裙子。

“什么？”她抖动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瞌睡，做了个梦似的。”

“你干吗哭？”

“这个，亲爱的，是由于高兴，也由于我老了，”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我已经老了，已过了六十岁了。”

她闻了闻鼻烟，便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讲一些善良的强盗、圣人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神话故事的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脸，睁大眼珠子注视着我的眼睛，好像要把一种昂扬奋进的力量输进我的心里。她说话就像在唱歌，越说越酣畅；听她说话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我每次听了后都要求：

“再讲一个！”

“好吧，就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炉灶下面，他的脚掌在忙乱中扎进了刺，他摇啊晃啊，哼哼着：‘哎哟，小家鼠，真疼，哎哟，小耗子，我受不了啦！’”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双手抱着它，在空中摇来摆去，并可笑地皱起眉头，好像真的感到很疼似的。

周围站着几个长胡子的温和的水手，他们也在听、在笑，并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婆婆，再讲一个吧！”

讲完后他们说：

“走，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时，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甜瓜。这事是偷偷地做的。船上有一个人，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有铜扣子，他禁止人家吃瓜果，把瓜果夺去扔进河里；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老是在一边躲开我们，一直默不作声。她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美丽，黑黑的、铁一般冷静的面孔；编成发辫的浅色的头发盘在头上像一顶沉重的王冠；她整个身体结实有力。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好像有一层雾或透亮的云把她隔起来，她那双像外祖母一样大的正直的灰色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回她严厉地说：

“大家都在笑你，妈妈！”

“别管他们！”外祖母毫不在乎地答道，“让他们笑吧，让他们笑个痛快吧！”

我记得，每当外祖母看到尼日尼时就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舷边，大声喊道：

“你看，你看，多么好啊！瞧，我的天啊！它就是尼日尼！瞧，简直就是神仙住的地方！再看看那教堂，就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几乎是在哭着地请求母亲说：

“瓦留莎，你就来看看吧，也许这地方你都忘记了！高兴一点吧！”

母亲忧伤地笑了笑。

当轮船停泊在美丽城市对面的河中心时，河面上已经挤满了船只。这些船上耸立着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船靠了过来，钩杆抓住了降下来的舷梯，人们便一个挨一个地从大船走上甲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快速地走在最前头，他穿着又黑又长的衣服，留着黄金色的胡子，长着一个鸟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沉厚而大声地喊道，并扑到他的怀里。外祖父抱着她的头，很快地用染红了的小手抚摸她的脸颊，尖声说道：

“怎么啦，傻丫头？噢，原来是这样……唉，你们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起来，一下子便拥抱、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急忙地说：

“来，快点！这是米哈依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娜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林娜表姐，这全是我们一家，你瞧，有多少啊！”

外祖父对她说：

“你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他们接吻了三次。

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拉了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个什么人呢？”

“我是阿斯特拉罕人，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的母亲，还没有得到回答，便推了我一下说：

“跟父亲一样的颧骨……下船吧！”

上了岸之后，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块大块的圆石，两边高高的坡面上长满了被践踏过的褪了色的小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大家的前面，他的个子只有母亲的肩膀高；他用碎步走得很快，而她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好像浮在空中一样；紧跟其后的是两个舅舅——黑头发梳得又光又平，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哈依尔[9]和浅色卷发的雅科夫；还有几个穿着艳丽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他们全都比我大，而且很安静。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妈娜塔利娅走在一起，她脸色苍白，天蓝色的眼睛，挺着大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去打搅你呢？”外祖母抱怨地说，“这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好像有点黯然失色了，离得我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我立刻就对他有一种敌意的感觉，于是我对他也特别留意，并产生一种惧怕的好奇心。

我们走到了斜坡的尽头，上面，靠斜坡的右面就是一条大街；这里有一所矮小的平房，墙上涂着脏兮兮的粉红色的油漆，房盖压得很低，窗户往外凸出。从外表看，我觉得这房子很大，可是里面，在一间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里却感到很拥挤；像在码头前面的轮船上一样，到处是一些暴躁的人在无谓地奔忙，孩子们则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蹦乱跳；到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整个院子挂满了大块大块的湿布，到处摆着盛满又浓又稠、五颜六色的水的大桶，桶里也泡着布。在墙角一间倾圮了一半的低矮的附属房里，炉火烧得正旺，什么东西沸腾了，发出嘟嘟声；有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地说些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二

一种浓重的、色彩斑斓的、难以形容的奇怪的生活，以其惊人的速度开始并奔流了。它在我的记忆中，就像是一个善良却又极其诚实的天才很好地讲述的一个严酷的童话。现在回想一下过去，有时连我自己也很难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许多事情我都想进行辩驳，加以否认——这“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的生活充满太多的残忍了。

但是，真实高于怜悯。须知，我这不是在讲自己，而是讲那个令人窒息、充满可怕印象的狭小的天地。普通的俄罗斯人过去和现在正是生活在这种天地里。

在外祖父家里，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炽热的仇恨之雾。它不仅毒害了大人，甚至小孩也深受其害。后来我才从外祖母讲话中知道，母亲到来的那几天，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突然回来，更加剧了他们的分家愿望。他们担心我母亲会要回那份本就属于母亲，但由于她违背外祖父的意志“私自成亲”而被外祖父扣下来的嫁妆。舅舅们认为，这份嫁妆应该分给他们。关于谁在城里开染坊，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的事，他们之间也早就残酷地争闹不休了。

我们来了不久，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次争吵。两个舅舅忽然跳将起来，越过桌子，冲着外祖父咆哮起来，像狗那样悲戚地龇着牙齿，全身颤抖着；外祖父则用汤匙敲打着桌子，满脸通红，像公鸡似的高声喊道：

“叫你们全都要饭去！”

外祖母病态地扭歪了脸，说道：

“全都分给他们吧！老头子——你也落得个清静，分吧！”

“住嘴，都是你纵容他们的！”外祖父喊道，两眼闪着亮光。也怪，他这样小的个子，叫喊起来，却能震聋耳朵。

外祖母从桌边站起来，从容地走到窗前，转过身去背着大家。

突然，米哈依尔舅舅一挥手朝弟弟的脸打了过去，弟弟号叫起来，揪住他，两人就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扭打起来，发出嘶哑声、呻吟声和辱骂声。

孩子们哭了起来。怀孕的娜塔利娅舅妈大声喊叫，我母亲两手抱住她，把她拖了出去；快活的麻脸保姆叶夫盖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翻倒了；年轻、宽肩膀的徒弟“小茨冈”[10]骑在米哈依尔舅舅的背上；留着大胡子、戴着黑眼镜的秃头的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师傅则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捆住舅舅的双手。

舅舅伸长脖子，稀疏的黑胡子擦着地板，他发出可怕的呼哧声。外祖父在桌子周围跑来跑去，悲怆地喊叫着：

“亲兄弟，咳！亲骨肉！嘿，你们这号人哪……”

从吵架一开始，我就被吓坏了，跳到炕炉上，在那里我满怀恐惧和惊奇地看着外祖母拿铜洗脸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脸上流出的血。他哭着，跺着脚；外祖母则用沉痛的声音说：

“这些该死的，野蛮的种族，醒悟吧！”

外祖父则把被撕破的衬衣拉到肩膀上，对她喊道：

“老妖婆，你生了一群什么样的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躲在角落里，全身颤抖地号啕着：

“圣母啊，求你让我的孩子们恢复点理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在她跟前，看着桌子，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打翻了，桌面上流满了水。他小声地说：

“老婆子，你要看着他们一点，不然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得了，你怎么说这种话呢！把衬衣脱下来，我给你缝一缝……”

她双手抱着他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而他个子比她小，把脸贴在了她肩上。

“看来，是要分家了，老婆子……”

“要分了，老爷子，要分了！”

他们谈了很久，开始时谈得很投机，可后来外祖父就像是要打架的公鸡一样，脚擦着地板，指指点点地吓唬外祖母，凑近她的耳边高声地说：

“我就知道，你更疼他们，可你的米什卡是个伪善者，雅什卡[11]是虚无主义者，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全部喝光，让我们倾家荡产……”

我笨拙地在床上翻了个身，把熨斗碰掉了，熨斗哗哗啦啦地顺着炕炉阶梯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脏水盆里。外祖父连忙跳到炉梯上，把我拖下来，直视着我，好像是头一回看见我似的：

“是谁把你放到炕炉上的？是妈妈吗？”

“是我自己上去的。”

……

“你撒谎！”

“真的，是我自己，我害怕来着。”

他推了我一下，用手掌拍拍我的脑门。

“真像他父亲！滚出去……”

我高兴地从厨房里跑开了。

我清楚地看到，外祖父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老是在注视着我，我很害怕。我记得，我总想躲开这双烫人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很凶，他不论对谁说话，都总是要嘲笑人、凌辱人、挑逗人，极力要使所有的人生气。

“嘿，你们这号人啊！”他常常感叹地说，“啊”的音节拉得很长，每次都使我产生一种无聊的和打寒战的感觉。

休息的时候，喝晚茶的时候，外祖父、舅舅和工人们都从作坊来到厨房，个个精疲力竭。他们的手染上了紫檀，被硫酸盐灼伤，头发用带子扎着，全都像是厨房角落里的黑色的圣像。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外祖父就坐在我的对面，这引起其他孙儿们的嫉妒，而且他跟我说话也比跟他们说得更多。他整个身子匀称、清秀、尖削；他那件用丝绒缝制的圆领缎背心旧了，印花布的衬衣皱了，裤子的膝盖上露出两块大补丁，但是比起穿着上衣、胸衣和脖子上围着绸子围巾的两个儿子来，却仍然使人觉得他更干净更漂亮一些。

我们来了后没过几天，他就逼着我学习祈祷。其他孩子都比我大，他们已经在圣母安息教堂里的助祭那里学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上就可以看到教堂的金顶。

文静、胆小的娜塔利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有一张孩子般的脸，而一双眼睛却是如此透亮，我仿佛觉得它们可以看到她脑后的一切东西。

我喜欢长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睛。她眯缝着两眼，转动着脑袋，小声地几乎耳语似的请求说：

“喂，请说：我们在天之父……”

我若是问她“什么是‘雅科、热[12]’”，她便胆怯地向四周张望一下，劝告说：

“你别问，问了更糟！你就简单地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念啊？”

我有点儿纳闷：为什么问了更糟呢？“雅科、热”这个词含意不清，我便有意把它念歪：

“‘雅科夫、热’‘雅、夫、科热’[13]……”

但是，脸色苍白、好像快要溶化的舅妈却耐心地用其断断续续的声音纠正说：

“不对，你就简单地念：‘雅科、热’……”

可是，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并不简单。这使我很生气，妨碍我记住祈祷文。

有一天外祖父问我：

“喂，阿廖沙，你今天做什么啦？玩了！我看见你脑门上的肿块了！赢得一块肿块，这算什么能耐！‘主祷文’念熟了没有？”

舅妈小声地说：

“他的记性很差。”

外祖父冷笑一下，开心地扬起棕黄色的眉毛。

“如果是这样，那就得挨揍了！”

……

“你父亲打你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所以没有说话。妈妈则说：“没有，马克西姆没打过他，而且叫我也不要打他。”

“这是为什么？”

“他说，鞭笞教育不好人。”

“这个马克西姆，他是个十足的大傻瓜。请上帝原谅我对死人说这种话！”外祖父生气地、但吐字清楚地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屈辱。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干吗噘着嘴？瞧你……”

于是他理了理银白色火红的头发，补充了一句：

“星期六我要为顶针的事抽萨什卡一顿。”

“什么叫作‘抽’啊？”我问道。

大家都笑起来。外祖父则说：

“你等着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躲在一边琢磨：“抽”就是把送去染的衣裳“拆开”[14]，而“揍”和“打”显然是一个意思。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我看见过，但我从没有看见人家这样打小孩，虽然在这里两个舅舅有时弹自己孩子的前额，有时弹后脑壳，孩子们对这种举动并不在乎，只是搔一搔被弹疼的地方罢了。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

“疼吗？”

而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说：

“不，一点儿也不疼。”

我知道因顶针而引起的那段热闹的故事：某傍晚，在大家已经喝过茶，但还没有吃晚饭之前，舅舅们和师傅都把染好的布缀成一匹一匹，然后再在上面缝上厚纸签儿。米哈依尔想给半瞎眼的格里戈利师傅开个玩笑，便唆使九岁的侄儿萨沙把师傅的顶针拿到蜡烛上去烤。萨沙用镊子夹着顶针烤起来，烤烫后，便偷偷地把它放在格里戈利的手下面，自己躲到炉子后面去。可是这时正巧外祖父进来了，他坐下来要干活，于是便拿起那只滚烫的顶针戴上。

我记得，当我跑到厨房里来看热闹时，外祖父正用灼伤的手抓着耳朵，可笑地蹦跳着，大声叫道：

“这是谁干的？这些异教徒！”

米哈依尔舅舅从桌子上探过身来，用手指拨开顶针，对它吹气；格里戈利师傅则若无其事地在缝东西，影子在他那硕大的秃脑袋上跳动；雅科夫舅舅跑了出来躲在炕炉拐角后面偷笑；外祖母在擦板上擦生土豆。

“这是雅科夫的萨沙干的！”米哈依尔舅舅突然说道。

“你胡说！”雅科夫大喊一声，从炕炉后面跳出来。

雅科夫的儿子在炕炉后面哭起来，并大声说：

“爸爸，别相信他，是他叫我干的。”

两个舅舅对骂起来。外祖父立即平静下来，用擦好的土豆敷在手上，拉着我一声不响地走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依尔的过失。在喝茶的时候，我天真地问：“他是不是要挨揍和挨抽？”

“要。”外祖父说，斜视了我一眼。

米哈依尔舅舅一拍桌子，对母亲喊道：

“瓦尔瓦拉，你要管管你的狗崽子，不然，我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

母亲说：

“你就试试看，你敢动动他……”

大家都不作声了。

她善于说这种简短的话语，这些话好像能把人们从她的身边推开，把他们扔到一边去，使他们变得很渺小。

我明白，大家都怕我母亲，就连外祖父跟她谈话的时候，也跟别人不一样，声音要小一些。这使我很愉快，我曾在表哥们面前夸耀说：

“我母亲——力气最大。”

他们没有表示异议。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那件事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

在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误。

大人们如此巧妙地改变布料的颜色，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拿一块黄布放到黑水里，就变成了深蓝色的，即“宝蓝”；把灰布放在红黄色的水里一涮，就变成了深红色的，即“樱桃红”。很简单，可是不明白。

我想亲自来染一些东西，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男孩，在大人那里也总是引人注目，对所有人都表示亲热，随时给大家服务，大人们都夸奖他听话、聪明，但是外祖父却斜着眼睛看萨沙，并且说：

“好一个马屁精！”

雅科夫的萨沙长得又瘦又黑，有一双龙虾似的凸眼睛，说起话来急急忙忙，声音很小，老是被话语哽得接不上气来；他经常神神秘秘，东张西望，好像要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藏起来似的。他那栗色的瞳孔是呆板的，但兴奋起来时，瞳孔便和眼白一起颤动。

我讨厌他。我对那个不引人注意的、笨拙的米哈依尔的萨沙要喜欢得多。他是一个安详、温和的孩子，一双忧郁的眼睛，微笑起来却很和善，很像他那温顺的母亲。他的牙齿不好看，从嘴里露了出来，上颚长两排牙。他觉得这很好玩，常常把手指放进嘴里，摇动它们，想把后排牙齿拔掉。谁愿意摸摸他的牙齿，他顺从地让他摸。此外我便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更多有趣的东西了。屋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他却孤单单地喜欢一个人坐在幽暗的角落里，晚上就坐在窗户前。默默地和他在一起——紧挨着他坐在窗前也很有意思：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个把钟头，眺望那绯红的傍晚的天空：一群黑鸦在圣母安息教堂金色圆顶周围盘旋，时而飞得高高的，时而又落下来，突然像一张黑网遮住了逐渐熄灭的天空，然后就在什么地方消失了，留下一片空虚。当你眺望这一切时，什么话也不想说，心中充满愉快的惆怅。

而雅科夫的萨沙却对一切都能说得很多很庄重，就像大人一样。他知道了我想搞染布手艺后，就劝我去柜子里拿出过节用的桌布，把它染成蓝色。

“白布最容易上色，我很清楚！”他很认真地说。

我把一块沉甸甸的桌布拽了出来，抱着它跑到院子里。但是当我把桌布的边放进盛着蓝靛的桶里时，“小茨冈”不知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把桌布夺了过去，并用他那宽大的手掌拧干，冲着正从门洞里注视着我干这事的表哥喊道：

“快叫奶奶去！”

他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摇摇黑发蓬乱的脑袋，对我说：

“瞧，为了这你要挨一顿揍了！”

外祖母跑过来了，哎呀地叫起来，甚至要哭起来，一边可笑地骂我：

“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15]啊，不听话的家伙，真要把你举起来摔死在地上！”

然后她劝“小茨冈”说：

“你，万尼亚，可别跟外祖父说！我把这事情瞒着，或许能对付过去……”

万尼卡[16]一边在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手，一边担心地说：

“我没有问题，我不会说的，只怕萨舒特卡[17]多嘴！”

“我给他两戈比铜币。”外祖母说，把我领回屋里去。

星期六的晚祷前，有人把我领到厨房里，那里又黑又静。我记得，当时进过道和进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是灰色浑浊的秋日的黄昏，在黑色的炉门前一张宽大的椅子上，坐着严肃的、与平时不一样的“小茨冈”；外祖父站在墙角一个污水盆旁边，从水桶里捞出长长的树条子，量一量它们，一根挨一根地放好，在空中挥舞着，发出飕飕的响声。外祖母站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响亮地闻着鼻烟，唠叨着：

“高兴了……害人精……”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凳子上，用拳头擦着眼睛，嗓门都变了样，像个老乞丐那样拉长声音说：

“看在基督分上，饶了我吧……”

米哈依尔舅舅的孩子们——表哥和表姐并肩站在凳子后面，像木头人一样。

“揍一顿我再饶你，”外祖父说，拿一根湿润的长树条子从手心里捋一遍，“来，把裤子脱掉！……”

他说得很平静，然而不论是他的说话声，还是萨沙在凳子上挣扎的声音，或者是外祖母的脚摩擦地板的响声——任何声音都破坏不了那在厨房的昏暗中、在低矮的熏黑了的天花板下令人难忘的静寂。

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脱到膝盖边，用手提着，弯下腰，跌跌撞撞地走到凳子跟前。看他走路的样子，就很难受。我的双腿也哆嗦起来了。

但是，当萨沙顺从地脸朝下趴在凳子上，万尼卡把他从腋下捆在凳子上，再用一条宽毛巾绑住他的脖子，然后弯下腰去用一双黑手抓住他的脚踝骨时，就更令人难受了。

“列克谢[18]，”外祖父叫我，“你走近一点！……喂，没有听见吗？你这就看看，我是怎样抽人的……一下！……”

他的手扬得不太高，照着赤裸的身子打下去。萨沙尖叫起来。

“装相，”外祖父说，“这一下不疼，瞧，这一下才疼呢！”

树条子抽下去，身上马上火辣辣地肿起一条红道道。表哥拉长声音悲惨地喊叫。

“不好受吧？”外祖父问道，他的手均匀地一起一落，“不喜欢？这一下是为了顶针！”

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我胸中的一切也随之升起来，他的手落下去时，我整个身子也好像落下来。

萨沙可怕的尖叫声又刺耳又讨厌：“我不敢了……桌布的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不是说过了吗……”

……

外祖父平静地像念圣诗一样地说：

“告密不能顶罪！这第一鞭子是给告密者的，而这一下是为桌布打你！”

外祖母急忙奔过来抱住我并喊道：

“我不让你打列克谢，不让，魔鬼！”

她用脚踢开门，叫我母亲：

“瓦丽娅，瓦丽娅！……”

外祖父扑向外祖母，推倒她，把我夺过去，放到凳子上。我在他手里挣扎着，扯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他大叫起来，夹住我，最后把我扔到凳子上，磕破了我的脸。现在我还记得他的粗野的叫喊声：

“把他捆起来，我要打死他！……”

我记得母亲那苍白的脸及其睁得很大的眼睛。她沿着长凳跑过来，声音沙哑地说：

“爸爸，不要打！……交给我……”

外祖父打得我失去了知觉，于是我病了好几天，在一间小屋子里背朝天地趴在一张宽大、暖和的床上；房间里有一个窗户，在墙角那个装有许多圣像的神龛里点着一盏红色的长明灯。

生病的那几天是我生活中重大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大概成长得很快，并且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不安地注意着人们，仿佛撕掉了我心上的一层皮，从此这颗心就变得对一切屈辱和痛苦（自己的和别人的）都难以忍受的敏感。

首先是外祖母与母亲的争吵使我非常吃惊。在狭小的房间里，穿一身黑衣裳的胖大的外祖母，找母亲的麻烦，把她推到墙角里圣像跟前，用嘶哑的声音说：

“你怎么不把他夺过来，啊？”

“我吓坏了！”

“你那么健壮！不害臊吗，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太婆都不害怕！你真不害臊！……”

“妈妈，你就别说了，我很不好受！……”

“不，你不爱他，不可怜这个孤儿！”

母亲痛苦而高声地说：

“我自己一辈子就是个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墙角里的箱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

“如果不是有阿列克谢，我早就走了，远远地离开了！我无法在这个地狱里生活，妈妈！我受不了……”

“你是我的亲骨肉，我的心肝。”外祖母低声地说。

在我记忆里，母亲并不是强有力的，她也和大家一样，怕外祖父。是我妨碍了她，使她不能离开这个无法生活的家。这叫人很难受。不久，母亲真的从家里消失了，不知到哪儿做客去了。

不知怎的，突然外祖父出现了，就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他坐在床上，用冰冷的手抚摸我的头。

“你好，先生……你说话啊，别生气了！喂，你怎么啦？……”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我疼得不能动弹。他的胡子比以前显得更红了，脑袋不安静地摇晃着，闪亮的眼睛在墙上寻找什么东西。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些山羊形的饼干、两块糖角、一个苹果和一包蓝色的葡萄干，他把所有这些食品都放在枕头上我的鼻子跟前。“瞧，我给你带来了礼物！”

他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一方面用那僵硬的染成了黄色的小手——特别是那弯得像鸟嘴似的指甲显得更黄——抚摸着我的头，一方面说：

“小兄弟，我当时对你是有点儿过分了。我正在火头上。你咬我，抓我，把我惹火了！不过，你多挨了几鞭子也不是坏事，我都记在账上呢！要知道，挨自己亲人的打，这不是屈辱，而是教训！不能让外人打你，自己人倒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有挨过打吗？阿廖沙[19]，你恐怕连做噩梦也没有梦见过我是怎样挨打的。我当时受凌辱的样子，就是上帝本人看了也会落泪的。那又怎么样呢？我这个孤儿，乞丐母亲的儿子，终于熬出头了——成了行会的老大，众人的头儿。”

他用其干瘦、匀称的身子紧靠着我，开始讲起了他的童年时代，话语沉重而有力，一句接一句地说得快捷而又流利。

他那双绿色的眼睛炯炯发亮，金色的头发欢快地竖起来，高亢的嗓音变得浑厚了；他吹号似的对着我的脸说：

“你是坐轮船来的，蒸汽把你送来的，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却是用自己的力气拉着驳船沿伏尔加河逆流而上，驳船在水里走，我在岸上拉，打着赤脚，脚下是尖利的石子——山上崩下的碎石，从日出到深夜！太阳晒着后脑壳，脑袋就像铸铁一样沸腾着，可是还得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使劲地拉，全身骨头都咯咯作响，还是走啊，走啊，纤索滑脱了，就倒下去，嘴啃地。这还算是好的。力量全用光了！哪怕能休息一会儿也好，哪怕死了也好！你瞧，在上帝眼前，在基督耶稣面前，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就这样，我沿伏尔加母亲河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到这儿，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到市集，足有成千上万俄里！而第四年，我已经当上了纤夫头，向主人显示了自己的智慧！……”

讲啊，讲啊，他在我眼前像一朵云似的迅速长大了，从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变成了具有神话般的力量的人：他一个人拉着一条巨大的灰色驳船逆流向前……

他有时跳下床来，挥舞着双手，给我演示船夫们如何拉纤，如何从船里排水；他用男低音唱了一些歌曲，然后又像年轻人那样跳到床上。他整个人都令人感到惊奇，说话声音也更沉厚更有力了：

“但是，阿廖沙，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夏日的黄昏，在日古里一带翠绿的山峦下，我们点起篝火，一个不幸的纤夫唱起了心爱的歌曲，我们大家也跟着他一起大声唱起来——简直全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仿佛伏尔加的水也流得更快了，它像一匹马直立起来，要冲向云霄。于是全部的忧愁都像尘埃似的被风吹走了。大家唱得很起劲，有时稀饭从锅里溢了出来也没人发现。这时煮饭的人的脑门就得挨勺子把了。你爱怎么玩都可以，但不能忘了正事！”

门口好几次有人探头来看他、叫他，但我请求他：

“别走！”

他微笑着，挥挥手，叫他们离开：

“等一等……”

他一直讲到晚上。他走的时候亲切地和我告别，这时我感到外祖父并不凶恶，也不可怕。但我一想起他曾这么残酷地打我，我就难过得要落泪，而且我无法忘记这件事。

外祖父的造访给大家都敞开了大门，从早到晚都有人坐在我的床边，千方百计地要让我高兴。我记得，并不是每次都能让我快乐和开心。来看我最多的是外祖母，她连睡觉也同我在一张床上。不过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茨冈”。他身材方方正正，胸部宽大，硕大的脑袋上留着卷发。有一天晚上他来看我时，打扮得像过节一样，穿着金黄色的绸衬衣、绒裤子和一双像手风琴一样轧轧作响的皮靴，头发梳得通亮；浓眉下面一双快乐的斗鸡眼，年轻的黑胡子下面一排雪白的牙齿，都闪着亮光。绸衬衣在长明灯红色火光柔和反照下仿佛在燃烧。

“你看看，”他卷起袖子说，把裸露的手伸给我看，胳膊上直到肘弯部都是红色伤痕，“你瞧它肿的！本来还更厉害，现在好多地方都长好了。你感觉到没有，外祖父当时气疯了，我看见他要打你，就把这只手伸出去挡着，指望这一挡，树条子会断掉，而当外祖父去取另一根树条子时，外祖母或者你母亲就会来把你拖走。可谁知道那树条子没有断，泡过水的树条子柔软得很！不过，你也总算少挨了几下，你看我给打的！小弟弟，我也是狡猾狡猾的！……”

他笑了笑，笑得像绸子一般柔和、亲切，再一次看了看肿起的胳膊，笑着说：

“我如此地怜惜你，简直喉咙都要哽住了。我感到事情不妙！他使劲地抽你……”

他像马那样打了个响鼻，摇摇头，开始讲外祖父一件什么事，我立刻就觉得他可亲，像孩子一样单纯。

我对他说，我很喜欢他；他也简单地但却令人难忘地回答说：

“我也同样喜欢你，所以我可以为你忍受痛苦，为了爱嘛！对别人难道我会这样吗？我才不去理会呢……”

然后他悄悄地教我，时而回头望望门口：

“下次再挨打时，你记住，不要缩成一团，不要紧缩身子，那样会加倍地疼；你要放松身体，自由地让它变得柔软，像果子冻似的躺在那里！不要憋气，要深呼吸，拼命地叫喊——你要记住，这样才行。”

我问他：

“难道我还要挨打吗？”

“那又怎么样呢？”“小茨冈”平静地回答说，“当然还要打的！也许还会经常打你……”

“为什么？”

“你外祖父会找到把柄的……”

他又关怀地教导我说：

“如果他从上往下打，鞭子直落下来，你就平静地躺着，放松身子，如果是抽打，即鞭子打下去往回拉，就是要掀你的皮，那你就把身子随着鞭子扭过去，懂吗？这样会减轻一些疼痛！”他眨了眨他那黑色的斗鸡眼，说：

“在这种事情上，我比巡长还精明！小弟弟，如今我身上的皮粗硬得可以剥下来缝手套了！”

我瞅着他那快活的脸，想起了外祖母讲的伊万王子和伊万傻瓜的童话。

三

我恢复健康后才明白，“小茨冈”在家里所处的特殊地位。外祖父责骂他，不像对儿子们那样多，那样凶。在背地里与人谈起他时，外祖父则眯缝着眼睛，摇晃着脑袋说：

“伊万有一双金子般的手，鬼东西！你们记住我的话，他长大会有出息的！”

舅舅们对“小茨冈”也很温和、友好，从来不像对待格里戈利师傅那样跟他“开玩笑”。他们几乎每晚都要给格里戈利制造某种令人难堪而又歹毒的恶作剧，时而把他剪子的把儿放在火里烤热，时而在他的椅子上扎一根尖朝上的钉子，或者是把不同颜色的布料偷偷地放在这个半瞎子的手边——让他拿去缝成一匹布，为此他就要挨外祖父的骂。

有一回，当他在厨房里吊床上午睡时，有人竟拿红颜料涂在他的脸上，很长时间他都带着这副可笑而又可怕的脸走来走去：灰色的大胡子中浑浊地露出两片眼镜似的红圈，他的鼻子则像一根舌头，沮丧地耷拉下来。

他们想出无数的花招去耍弄他，这个老师傅却总是默默地忍受着，只是轻轻地哼两声；每次在拿熨斗、剪子、钳子或者顶针之前，他都在手指上蘸上多多的唾沫。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甚至在拿起刀叉吃饭之前，也要湿湿手指，引起孩子们的一片笑声。当他疼痛的时候，他的宽大的脸上就现出一道道皱纹的波浪，这波浪奇怪地滑过额头，把眉毛抬高，然后在光秃的颅骨上消失了。

我已不记得外祖父对儿子们的这些把戏持什么态度；外祖母则用拳头吓唬他们，喊道：

“不要脸的东西，一群恶棍！”

舅舅们在背后谈到“小茨冈”时，同样也是气愤的，嘲笑的。他们贬低他的工作，骂他是窃贼、懒汉。

我问过外祖母，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像平时那样，很乐意很明白地解释给我听：

“你知道吗，他们俩都想把万纽什卡[20]弄到手，因为他们将来都想自己开染坊，所以他们彼此都在对方面前诋毁他，说他不是好工人！他们这是在撒谎，耍滑头。他们还怕万纽什卡不跟他们，留在外祖父那儿，而外祖父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可能和伊万开第三个染坊，这可是对两个舅舅不利的。你懂吗？”

她偷偷地笑起来：

“人们总是在耍滑头，真可笑！你外祖父看出了这些伎俩，故意逗弄雅沙和米沙[21]说：‘我要给伊万买一个免役证，他就不会被拉去当兵了。我最需要他！’他们听了很恼火，这是他们不乐意的，而且也舍不得钱——免役证是很贵的！”

现在我又和外祖母住在一起了。像在轮船上一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都给我讲童话，或讲她自己的也像童话一样的生活。在谈及家务事——孩子们分家，外祖父买新房子——时，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邻居站得远远地在窃笑，而不像是这个家庭的第二号主人。

我从她那里知道，“小茨冈”原来是一个弃儿。他是在有一年的早春，一个雨天的夜晚在房子大门口的长凳上被发现的。

“他裹着围裙躺在那儿，”外祖母若有所思地、神秘地说道，“不时吱吱地叫几声，已冻僵了。”

“为什么要遗弃孩子？”

“母亲没有奶，无法喂养；她打听到哪家最近生了孩子，后来死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偷偷地放在那儿。”

她沉默了片刻，梳了梳头，叹了一口气，望着天花板又接着说：

“都是因为穷，阿廖沙；有时真是穷得没法说！而且一般都认为，没有出嫁的姑娘是不许生孩子的——丢脸！外祖父曾想把万纽什卡送到警察局去，是我劝阻了他。我说，我们自己收养吧，这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他知道哪家的孩子死了。你知道吗，我生过十八个孩子，如果全都活着的话——就是整条街的人了，十八家啊！你瞧，我十四岁结了婚，十五岁就生孩子；可是上帝爱上了我的亲骨肉，把我的孩子一个个都收去当天使了。我既舍不得，又感到高兴！”

她穿着长衬衫，黑头发披满全身，体格庞大，蓬头乱发，坐在我的旁边，活像不久前从塞尔加奇来的守林人大胡子牵回来的那只大熊。她在自己雪白、干净的胸脯上画着十字，静静地笑着，全身晃动着：

“好的你拿走了，给我留下次的。我很喜欢伊万卡——我非常喜欢你们这些小家伙！于是我们收留了他，给他行了洗礼，他真的活了，活得很好。我起先叫他‘茹克’[22]，因为他老是嘤嘤地叫，像个甲虫；他嘤嘤地叫着满屋子乱爬。你要爱他，他是个纯朴的人！”

我也爱伊万，他常使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每逢周六，当外祖父把一周来犯错误的孩子揍了一顿，去做晚祷以后，厨房里便开始了无法描述的开心的生活：“小茨冈”从炕炉后面捉来几只黑色的蟑螂，很快地用线连成一套马具，用纸剪成一个雪橇，接着四条黑马便拉着雪橇奔跑在那张刮得很干净的黄色的桌子上了。伊万用一根细木条赶它们，激动地尖声叫喊：

“赶车去接大主教啦！”

他在一只蟑螂背上贴一块小纸片，让它去追赶雪橇，并解释说：

“它们把口袋忘了，这个和尚拿着口袋去追它们！”

他把一只蟑螂的腿用线系上，这只蟑螂一边爬一边头着地。伊万拍手叫道：

“助祭刚从酒馆出来去做晚祷！”

他给我看小老鼠。这些小老鼠在他的指挥下站着，用后腿走路，拖着一条长尾巴，小黑珠子似的灵活的小眼睛可笑地眨巴着。他非常珍惜这些小老鼠，把它们藏在怀里，嘴对嘴地喂它们吃糖，吻它们，并坚信不疑地说：

“老鼠是聪明的动物，很温柔，家神很爱它，谁养小老鼠，家神爷爷就对谁好……”

他还会用纸牌、铜钱变魔术，他叫喊得比所有孩子都厉害，几乎看不出他与孩子们有什么不同。有一回，他和孩子们玩牌，一连几次当了“傻瓜”，他很难过，抱怨地噘着嘴，不再玩了，气呼呼地对我埋怨说：

“我知道，他们是串通好的！他们不断地递眼色，在桌子底下相互换牌。这难道是玩牌吗？骗人的勾当我也会，并且不比你们差……”

他十九岁，比我们四个孩子的年岁加起来还大。

使我特别难忘的是那些节日的晚会。那时外祖父和米哈依尔舅舅都做客去了。头发卷曲而且蓬松的雅科夫舅舅拿着吉他来到厨房里，外祖母摆上了丰盛的茶点和一瓶装在绿色瓶子里的伏特加酒，瓶子底下还铸有精美的红花。“小茨冈”穿着节日服装，像陀螺似的乱转；格里戈利师傅侧着身体轻轻地走来，黑色的眼镜闪着亮光；满脸通红的麻脸叶夫盖尼娅保姆胖得像一尊坛子，长一双狡猾的眼睛和喇叭似的嗓门；圣母升天教堂的长头发助祭有时也来参加，还有就是一些像梭鱼和鲶鱼那样又黑又滑溜的人们。

……

大家都吃得很多，喝得很多，沉重地喘着气；孩子们都得到了小礼品，每人一小杯甜饮料，于是一种热烈而奇特的欢乐场面便逐渐地开始了。

雅科夫深情地调着吉他，调好后，照例地说一句：

“喂，怎么样，我要开始了！”

他抖动了一下卷发，便向吉他弯下腰去，像鹅一样伸长脖子；他那圆圆的无忧无虑的脸变得昏昏欲睡了；那双活跃的难以捉摸的目光也在脂油般的云雾里熄灭了。他轻轻地拨弄着琴弦，弹奏了一支令人非常激动的、不由得让人想立即行动起来的曲子。

他的音乐要求一种紧张的静寂气氛，它像一股急流，从远处奔腾而来，从地板和墙壁中穿过；它激动人心，让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愁闷而又不安。听了这种音乐，你就不由得想怜悯所有的人，也怜悯自己，大人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小孩；大家都坐着不动，隐藏在沉思的静默中。

米哈依尔的萨沙听得特别紧张；他老是向舅舅那边探着身子，张开嘴望着他，嘴角挂着唾液。他听得出了神，常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双手撑着地板。碰到这种情况，他便瞪着发呆的眼睛，干脆坐在地板上。

大家都听得入迷，默然不动，只有茶炊低声地吟唱着，但并不妨碍吉他的哀婉的诉说。两个四方形的小窗户凝视着秋天的黑夜，时而有人轻轻地敲打它们；桌子上点燃的两枝蜡烛活像两支尖矛，黄色的火苗摇曳着。

雅科夫舅舅越来越木然了，他咬紧牙齿，仿佛熟睡了，只有两只手仍在独自地活动着：右手弯曲的手指在黑色的琴盘上难以区别地颤动着，就像鸟儿在飞舞，在搏击；左手的手指则以难以捉摸的速度在吉他的指板上飞跑。

他喝过酒以后，总是用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难听的咝咝音唱那无尽无休的歌：

雅科夫要是成了一条狗——

他就从早到晚唱个不休：

哎哟，我寂寞！

哎哟，我忧愁！

一个尼姑沿街走；

一个老鸦在墙头。

哎哟，我寂寞！

炉灶后面蟋蟀叫，

闹得蟑螂不得安。

哎哟，我寂寞！

一个乞丐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乞丐就来偷！

哎哟，我寂寞！

哎哟，我忧愁！

我受不了这支歌，每当舅舅唱到乞丐的时候，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忧伤而放声大哭。

“小茨冈”也和大家一样专心地倾听音乐，把手指插进自己黑色的发绺里，望着墙角，小声地呼哧着，有时突然惋惜地感叹道：

“唉，我若是有个好嗓子，我也要唱个痛快！”

外祖母叹着气说：

“够了，雅沙，心都要给你揉碎了！万纽什卡，还是你来给大家跳个舞吧……”

她的请求并不总能立即得到满足，但我们的音乐师这时往往会突然用手掌按住琴弦停止一会儿，然后攥紧拳头使劲地把某种看不见的、没有声音的东西甩在地上，豪放地大声喊道：

“让忧愁和悲伤见鬼去吧！万尼卡，出场！”

“小茨冈”拉了拉黄色衬衣，整整仪容，小心翼翼地、仿佛踩着钉子似的迈出步子，走到厨房的中间；他那黝黑的脸泛着红光，有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请求道：

“弹快一点，雅科夫·瓦西里奇！”

吉他疯狂地鸣奏起来，鞋后跟发出细碎的跺步声，桌子上和橱柜里碗碟震动作响。在厨房中间，“小茨冈”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双手张开，像鹞鹰似的展翅飞翔，脚步的转换快得难于分辨；他大叫一声，往地上一蹲，像一只金色的雨燕奔过来又奔过去，身上的绸衬衣在震颤，在流动，仿佛在燃烧，在熔化，它的灿烂光辉把四周照得通亮。

“小茨冈”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跳着。看样子，如果打开大门放他出去，他会这样地沿着街道跳遍全城，不知跳到哪里去……

“横向切过去！”雅科夫舅舅跺着脚喊道。

他尖声呼啸着，用颤抖的嗓门念了一句俏皮的顺口溜：

哎呀呀，要不是可惜这双树皮鞋，

早就丢开老婆孩子走我爷！

站在桌子后面的人们也不由得扭动起来，他们像被火烧了似的，时时大声地喊和尖声地叫；那个大胡子师傅则拍打着自己的秃脑袋，咕噜地叫着；有一回，他对我弯下身来，柔软的胡须盖住了我的肩膀，直对着我的耳朵像对大人似的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23]，要是你父亲还在的话，他会燃起另一团火！他是个快活的人，讨人喜欢的人。你记得他吗？”

“不记得。”

“是吗？从前他跟你外祖母跳——等一等！”他站起来，身材高大、形态憔悴，像一幅圣像。他向外祖母鞠一躬，用一种不寻常的粗重的声音向她请求：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24]赏个脸，请你出场跳一圈，就像从前跟马克西姆·萨瓦杰耶夫[25]那样，让我们高兴高兴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啦，先生，格里戈利·伊万内奇？”外祖母微笑着，踌躇地说，“我跳啥舞呀，只会招人笑话……”

但是大家都请求她。于是她像年轻人似的立刻站了起来，整一整裙子，挺起身，昂起大脑袋，就在厨房里跳了起来，一面喊道：“你们笑吧，你们随便笑吧！喂，雅沙，换个曲子！”

舅舅伸伸腰，挺了挺身子，微闭着眼睛，弹得慢一些了。“小茨冈”停了片刻，便跳到外祖母跟前，围绕着她，蹲着跳起来，轮流向外伸着两条腿，外祖母则摊开双手，扬起眉毛，两只乌黑的眼睛望着远方，在地板上无声地旋转着，就像在空中一样。我觉得她很滑稽，便扑哧地笑出声来，师傅用手指严厉地威吓我，所有的大人也都不满意地朝我这边看。

“伊万，不要跺了！”师傅笑着说。“小茨冈”顺从地跳到一边，坐到门槛上。叶夫盖尼娅清了清喉咙，小声而悦耳地唱起来：

周一至周六整六天，

姑娘都在织花边，

干活累得她半死，

哎哟，几乎一息奄奄！

外祖母不是在跳舞，而仿佛是在讲故事。瞧，她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走着，微微摆动着身子，双手遮掩着向四周观望；她整个庞大的身躯摇摆不定地晃动着，两只脚小心翼翼地摸索道路，突然受到什么东西的惊吓，脸孔颤动了一下，站住了；她皱了皱眉头，马上又现出了善良的、和蔼可亲的笑容；她向旁边一闪，摊开一只手，给人让路；她低下脑袋，屏息不动，倾听着，笑容显得更欢快了。突然，她离开了原地，旋风似的旋转起来，整个身子变得更挺拔更高大。这时人们的目光已无法离开她了，就在这一刻，她奇迹般地恢复了青春，变得鲜花怒放似的美丽和可爱！

叶夫盖尼娅吹喇叭似的唱道：

星期的午祷刚完，

就跳舞直到夜半，

她最后一个回家，

遗憾，假期过得太快！

外祖母结束了跳舞，坐到挨近茶炊的自己的位子上。大家都夸奖了她，而她却一边整理头发，一边说道：

“你们算了吧，你们还没有看过真正的舞蹈呢！以前在我们的巴拉赫纳有过一位姑娘——我已经不记得她是谁家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了，人们看了她跳舞，简直快活得要流泪。你要能看到她一眼，你就是过节了，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嫉妒她，真是罪过！”

“歌手加舞蹈家——世界一流人物！”叶夫盖尼娅保姆严肃地说，并开始唱关于大卫王[26]的歌，雅科夫则搂着“小茨冈”说：

“你应该到酒馆里去跳舞，你会跳得让人发狂！……”

“我倒希望我有一副好嗓子！”“小茨冈”抱怨地说，“若是上帝给了我好嗓子，我就唱他十年，然后哪怕出家当和尚也情愿！”

大家都喝了伏特加酒，格里戈利喝得特别多。看到人们给他斟上一杯又一杯时，外祖母警告说：

“当心，格里沙[27]，你的眼睛会完全瞎掉的！”

他庄重地回答说：

“就让它瞎好了，我再也不需要眼睛了——我什么都见过了……”

他喝不醉，不过话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且几乎总是对我讲我的父亲：

“马克西姆·萨瓦杰伊奇是我的朋友，是有一颗伟大的心的人……”外祖母叹息着附和地说：

“是的，是上帝的儿子……”

一切都非常有趣，一切都使我保持紧张的心情，在每件事情上都有某种静静的、令人腻烦的忧愁渗透进来；在人们心里，忧愁和快乐以难以捉摸和令人不解的速度几乎不可分割地相互转换着。

有一回，喝得并不大醉的雅科夫舅舅却开始撕自己的衬衣，狂暴地揪自己的卷发，扯稀疏的胡子，撕自己的鼻子和耷拉下来的嘴唇。

“这算什么生活，算什么啊！”他哀号起来，满脸泪水，“要这种生活干什么？”

他打自己的脸，打脑袋，捶胸，号啕大哭：

“我是恶棍、下流的东西、丧家狗！”

格里戈利怒声呵斥道：

“啊哈！对了，你就是！……”

外祖母也醉眼蒙眬地劝导儿子，拉着他的手说：

“算了，雅沙，该教导什么，上帝清楚！”

喝了酒之后她变得更好看了：那双乌黑的眼睛含着微笑，对所有人都倾注着使灵魂温暖的光芒。她用头巾扇着发烫的脸，唱歌似的说：

“主啊，主啊，一切是多么好啊！你们看，一切是多么好啊！”

这是她心灵的呼喊，她一生的口号。

向来无忧无虑的舅舅的眼泪和叫喊使我非常吃惊。我问外祖母：他为什么要哭，而且还骂自己，打自己。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一反平时的习惯，不乐意地说，“等着吧，你管这些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更引起我的好奇心。我跑到染坊里，缠住伊万。他也不愿意回答我，静静地笑了笑，斜着眼看师傅，便把我推出染坊，喊道：

“放开我，走开！瞧我把你扔进染锅里去，把你也染上颜色！”

师傅站在又宽又矮的炉子跟前，炉子上面有三口锅；他用一根长棒子在锅里搅和，时而拿出来，看看那顺着棒端流出来的染料水。火烧得很旺，在他那神父的袈裟似的花皮围裙的下襟映出亮光。染水在锅里煮得咝咝作响，腐蚀性很强的蒸汽浓云似的涌向门口，院子里卷起了干燥的风搅雪。

师傅从眼镜下面用浑浊的红眼睛瞅了我一眼，粗暴地对伊万说：

“拿劈柴去，难道你看不见吗？”

当“小茨冈”跑去搬劈柴的时候，格里戈利坐到装紫檀素的口袋上，向我招手：

“到这里来！”

他让我坐在他膝盖上，他那温暖而又柔软的胡子碰着我的脸颊，令人难忘地对我说：

“你舅舅折磨老婆，把她打死了，现在良心受到责备，懂吗？你什么都应当知道，当心点，否则你会完蛋的！”

跟格里戈利在一起和跟外祖母在一起一样，觉得很随便，但也有点叫人害怕，仿佛他从眼镜下面把一切都看穿了。

“怎么打的？”他不急不躁地说，“是这样：睡觉的时候他用被子蒙着她的头，压住她，打她。为什么要打她？这大概连你舅舅自己也不知道。”

伊万抱了一抱劈柴回来了。他蹲在炉火跟前烤手。师傅并没有注意他，感人至深地继续说：

“也许，他打她，是因为她比他好，他嫉妒她。小弟弟，卡什林一家不爱好人，嫉妒好人，容不得好人，总要害好人！你去问问外祖母，你就会知道，他们曾怎样地加害于你父亲的。她会全告诉你——她不喜欢谎言，也不懂得撒谎，她像圣人一样，虽然她也喝酒，也吸鼻烟。她带点傻气，你要好好把握住她……”

他推开了我，我便来到院子里，心情很沉重，也很害怕。在前厅，万纽什卡追上了我，抱着我的头，小声对我说：

“你不要怕他，他是好人，你要直视着他的眼睛，他喜欢这样。”

一切都使我感到奇怪，使我激动。我不知道有另一种生活，但我模糊地记得，我的父亲和母亲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有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快乐，他们总是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坐在一起，晚上他们常常笑，而且笑得很久，坐在窗户边大声地唱歌。在街上，人们也围拢起来看他们。这些人仰起来的脸孔使我可笑地想起饭后的那些脏碟子。在这里，人们很少笑，而且常常并不清楚他们在笑什么。人们经常彼此大声嚷嚷，相互威吓，有时则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孩子们安安静静，无人理会，他们就像雨水打灰尘一样被冲进了土里。在家里，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整个生活就像几十根针在扎我，使我变得疑心重重，不得不紧张地注视着每一件事。

我和伊万的友谊越来越深了。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在忙家务事。我则几乎整天在“小茨冈”的身边打转。每当外祖父打我的时候，他都是用自己的手去挡鞭子，第二天他就把被打肿的手伸给我看，对我埋怨道：

“这根本徒劳无益，并没有减轻你的疼痛，可是我呢，你瞧！我再也不干了，不管你了！”

可是到了下一次，他还是照样去承受这一不必要的疼痛。

“你不是不愿意了吗？”

“是不愿意，可是又把手伸过去了……不知怎么的，不知不觉地又……”

不久我知道了关于“小茨冈”的一件事，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和友爱。

每个星期五，“小茨冈”都要把那匹枣红骟马沙拉普套在宽大的雪橇上。这是外祖母心爱的马，一匹刁钻而又淘气的马，还专爱吃好饲料。“小茨冈”穿上齐膝盖长的短皮衣，戴上沉重的大帽子，腰上束一条绿色上腰带，就到集市上采物去了。有时他很久没能回来，家里的人就感到不安，都跑到窗前，用哈气把玻璃上的冰融化，朝外面张望。

“还没有回来？”

“没有。”

外祖母比所有人都焦急。

“嘿，”她对两个舅舅和外祖父说，“你们害死他了，连人带马都给我毁了！你们怎么不害臊啊！怎么不要脸啊？难道家里还缺吃少穿吗？唉，一家子蠢货，贪心鬼，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外祖父阴沉地说：

“好了，这是最后一次……”

“小茨冈”有时直到中午才回来，舅舅们和外祖父一个个地跑到院子里，外祖母像大狗熊似的跟在他们后面，拼命地闻着鼻烟。不知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她就显得笨手笨脚了。孩子们也都跑过去，立即快活地从满载着小猪、鸡鸭鱼肉等应有尽有的食品的雪橇里卸东西。

“我所要的东西都买了吗？”外祖父斜着尖锐的眼睛，估摸着雪橇里的东西问道。

“所要的全买了。”伊万快活地答道，在院子里蹦跳着，好让身体暖和一些，并响亮地拍打着手套。

“别把手套拍坏了，那是用钱买的。”外祖父厉声喊道。

“有找回的钱吗？”

“没有。”

外祖父绕着雪橇慢慢地走一圈，小声地说：

“你拉回来的东西又多出来了。你要当心——没有不花钱买的东西吧？我可不希望这样。”

他皱皱眉头，很快地离开了。

舅舅们快活地向雪橇车拥过去，提起鸡鸭鱼、鹅肝、小牛腿和大块肉，打着口哨，大声称赞说：

“真不错，真会挑选！”

米哈依尔舅舅特别兴奋：他像弹簧似的在车子周围跳来跳去，用啄木鸟似的鼻子闻闻所有的东西，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唇，甜蜜地眯缝着不安的眼睛。他像他父亲一样干瘦，但个子高一些，头发黑得像焦木炭；他把冻僵的双手藏在袖子里，问“小茨冈”：

“我父亲给了你多少钱？”

“五卢布。”

“可这些东西值十五卢布。你花了多少？”

“四卢布零十戈比。”

“那就是说，九十戈比进了你的腰包。雅科夫，你瞧，他多会攒钱。”

雅科夫舅舅只穿一件衬衣站在严寒的天气里，他对着寒冷的蓝色的天空眨一眨眼睛，悄悄地笑了笑。

“万尼卡，你请我们喝半瓶伏特加吧。”他懒洋洋地说道。

外祖母给马卸套。

“怎么啦，小乖乖？怎么啦，小猫咪？你想淘气？那你就闹一闹吧，上帝的小玩意儿！”

高大的沙拉普抖动着浓密的鬃毛，用雪白的牙齿擦了擦她的肩膀，把她的丝头巾从头发上扯了下来，一双欢快的眼睛看了看她的脸，抖掉睫毛上的霜，小声地嘶叫着。

“想吃点面包吗？”

她把一大块咸面包塞进它的嘴里，用围裙垫在马嘴下面，若有所思地看着马吃面包。

“小茨冈”也像这匹年轻的马那样，轻捷地跳到她跟前。

“老奶奶，这是一匹多好的马，瞧它多聪明……”

“滚开，你别在这里摇尾卖乖！”外祖母跺着脚喝道，“你知道吗，我今天不喜欢你。”

她向我解释说：“小茨冈”在市场上买得没有偷得多。

“外祖父给他五卢布，他买了三卢布的东西，却偷了十卢布的东西，”她不高兴地说，“就喜欢偷，调皮鬼！尝试一次——得手了，家里人还乐，夸奖他的成功，于是他就养成偷的习惯了。外祖父从小就受穷受苦，吃尽苦头，老来变得贪婪了，把钱看得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还宝贵，他就喜欢别人白送给他东西！而米哈依尔和雅科夫……”

她挥一下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瞅着打开的鼻烟盒，补充道：

“廖尼亚，如今人间的事情就像花边，这花边又是瞎婆娘织的，我们哪能辨清花纹呢！瞧，要是伊万行窃时被逮住，人家会把他打死的……”

又沉默了片刻，她小声地说：

“哎呀！我们的规矩有很多，真理却没有……”

第二天，我便去求“小茨冈”别再去偷了。

“不然，你会被打死的……”

“他们逮不着我——我会逃脱的：我很机灵，马也跑得很快！”他微笑着说，但马上又忧郁地皱起眉头，“其实我也知道偷东西不好，很危险。我不过是烦闷无聊罢了。我也不想攒钱，你的两个舅舅一个星期就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我并不可惜，拿去吧，反正我也饿不着肚子。”

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轻轻地抖动着说：

“你身体很单薄，很瘦，可骨头倒挺硬，你会成为一个大力士的。你晓得吗？你该去学弹吉他，去求雅科夫舅舅教你。真的，你还小，学起来不困难！你人虽小，脾气却不小。你不喜欢外祖父，是吗？”

“我不知道。”

“可我除了老太太，卡希林一家人我都不喜欢，就让魔鬼去喜欢他们吧！”

“那么我呢？”

“你——不姓卡希林，你姓彼什科夫，是另一个血统，另一个家族……”

忽然，他紧紧地搂着我，几乎呻吟似的说：

“唉，要是我有一副歌手的好嗓子，那该有多好啊！我要把人民的心点燃起来……走吧，小弟弟，我要干活去了……”

他把我放到地上，抓一把小钉子抛进嘴里，把一块浸湿的黑布绷紧钉在一块很大的四方的木板上。

不久他就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院子里的大门旁边靠围墙放着一个很大的橡木十字架，主干粗大多节，已经放了很久。我刚到这个家的头几天就看见它了，当时还比较新，颜色也比较黄，可是过了一个秋天，被雨水淋得完全变黑了，它散发出一种泡过水的橡木的苦味，而且它放在窄小而又肮脏的院子里显得碍手碍脚。

它是雅科夫舅舅买来准备放在他妻子坟上的。他曾许过愿，要在她去世周年时亲自把十字架背到坟地去。

这一天到来了，正好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六，天气很冷，又刮风，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大家都来到院子里。外祖父和外祖母带着三个孩子打一清早就到坟地去祭祷去了，我由于犯了过失被罚留在家里。

两个舅舅穿同样的黑色短皮大衣，把十字架从地上抬起来，扛着两翼；格里戈利和另一个外人则吃力地把沉重的主干抬起来放到“小茨冈”的宽大的肩上；他晃了一下，两腿分开站着。

“吃得住劲吗？”格里戈利问道。

“不知道，好像很重……”

米哈依尔生气地喊道：

“打开大门，瞎鬼！”

雅科夫舅舅则说：

“真不害臊，万尼卡，我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你有劲！”

格里戈利一边打开大门，一边严厉地忠告伊万：

“要当心，不能蛮干！上帝保佑你！”

“蠢货！”米哈依尔舅舅从外面喊了一声。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笑了，大声地谈论起来，好像大家都赞成把十字架搬走。

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拉着我的手走到作坊里，说：

“也许，外祖父今天不打你了，他的眼神很温和……”

在作坊里，他把我放在一堆准备染色的羊毛衣料上面，关心地把衣料围到我的肩膀上。他闻了闻染锅里上升的蒸汽，若有所思地说：

“亲爱的，我和你外祖父认识三十七年了，他干的事从头到尾我都看得很清楚，过去我们俩曾经是朋友，共同开始做这个事业，共同出主意。你外祖父是聪明人！瞧，他当上了老板，我却无能。但是，上帝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聪明：他只要微笑一下，就是最聪明的人也变成傻瓜。你现在还不明白，人家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那样做，可你应该知道一切。孤儿的生活是艰难的。你的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杰伊奇可是个宝，他什么都懂，所以外祖父不喜欢他，不接纳他……”

听好话是愉快的。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炉子里正在嬉戏的赤红的和金黄色的火苗，染锅上面升起了蒸汽的乳白色云雾，这云雾变成瓦灰色的霜着附在歪斜的房顶的木板上，透过房顶毛茸茸的空隙，现出一道蔚蓝色的天空。风变小了，有个地方出了太阳，整个院子仿佛撒满了玻璃似的灰尘；大街上雪橇的滑木发出尖利的响声，房屋的烟囱冒着袅袅青烟，轻飘飘的影子在雪地上滑过，也像在诉说着什么。

大胡子格里戈利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不戴帽子，长一对大耳朵，活像一个慈善的巫师。他在搅和煮开的颜料，并不停地教导我说：

“对任何人，你都要拿正直的眼光去看，一条狗向你扑过来，你也这样对它，它就会退缩……”

一副笨重的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也像外祖母一样，鼻尖上有蓝色的充血。

“等一下！”他突然说，一边留心听着，然后用脚尖关上炉门，几个箭步就跑到了院子里，我也跟着跑去了。

在厨房当中的地板上，仰面躺着“小茨冈”；从窗口投下一道道宽条的亮光，一道照在他的头上、胸脯上，另一道照在脚上。他的脑门奇怪地发亮，眉毛高高地扬起，斗鸡眼则凝视不动地直望着天花板；发黑的嘴唇颤动着，冒出粉红色的泡沫；鲜血从两个嘴角沿两边脸颊流到脖子上、地板上，像一条浓浊的小溪再从其背下面流过去。伊万的双腿笨拙地伸开，显然，肥大的灯笼裤也湿透了，紧贴在地板上。地板用砂纸打得很干净，闪着亮光。一条条血的溪流穿过一道道光带，向门槛流去，非常鲜亮。

“小茨冈”不动了，两手伸直，紧挨着身子，只有手指还动弹，抓地板，他那染了颜色的指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叶夫盖尼娅保姆蹲下来，把一支细蜡烛塞在伊万的手里，伊万没有握住，蜡烛倒下来，灯芯浸在血里，保姆把它拾起，用围裙角擦了擦，又试着把它放稳在他的不断颤动的手指里。厨房里传来一阵阵低声私语，它像一阵风似的要把我推出门槛，可是我紧紧地抓住了门的把手。

“他绊了一下。”雅科夫舅舅用阴郁的声音叙述说，全身哆嗦着，脑袋转来转去；他脸色如土，疲惫不堪，双目无神地不停地眨巴着。

“他摔倒了，被压住了——砸在脊背上。于是我们便及时地扔掉了十字架，不然，我们也会被砸成残废。”

“是你们把他砸死的。”格里戈利闷声地说。

“是又怎么样呢……”

血仍旧在流，在门槛下面积成一摊血，慢慢地变黑了，好像鼓胀起来。“小茨冈”一面吐着粉红色的泡沫，一面像做梦似的哼哼着，显得越来越无力了，越来越平直了，贴在地板上，好像要陷下去似的。

“米哈依尔骑马到教堂叫父亲去了，”雅科夫舅舅小声说，“我已经雇车去赶快把他们接回来……幸好不是我自己去背主干，不然的话……”

保姆又拿蜡烛往“小茨冈”手里塞，蜡和泪都滴在他手心里。

格里戈利大声地粗暴地说：

“你把蜡烛立在他脑袋上边的地板上好了，傻蛋！”

“对了。”

“把帽子给他脱了！”

保姆把伊万的帽子脱了。他的后脑壳轻轻地碰着了地板；现在他的脑袋歪到一边，血流得更多了，不过它是从一个嘴角流出来的。这样过了许久。起先，我还等着“小茨冈”休息一会儿就会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吐一口唾沫说：

“呸，真热……”

每逢星期天一觉醒来时他总是这样说的。但是这次他没有起来，而是越来越无力了。太阳已经照不到他，光带缩短了，只能照到窗台上。他全身变黑了，手指也不动弹了，嘴唇上的泡沫也消失了，在他的天灵盖前耳朵旁边插了三支蜡烛，金色的火苗摇曳着，照亮了他蓬乱的黑得发青的头发，黄色的光影在黝黑的面颊上颤动，尖削的鼻尖和粉红色的嘴唇发出亮光。

保姆跪在那里哭，小声念叨着：

“你是我的小鸽子，讨人喜欢的小鹞鹰……”

我觉得又可怕又很冷，便爬到桌子底下躲起来。后来外祖父穿着貉绒大衣脚步沉重地走进了厨房，外祖母穿着带毛尾巴领子的皮大衣，米哈依尔舅舅，小孩和许多生人都进来了。

外祖父把大衣往地板上一扔，大声喊道：

“败类，你们把一个多好的小伙子给害死了！要知道，再过五年他就是无价宝……”

地板上堆着衣服妨碍我看伊万，我爬了出来，碰到了外祖父的脚。他把我一脚踢开，用红色的小拳头威吓舅舅们说：

“一群豺狼！”

他坐在长凳子上，两手撑着凳子，干抽咽，没流泪，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知道，他是哽在你们喉咙里的一块骨头……唉，万纽什卡……小傻瓜，怎么办呢？啊，我说该怎么办？马是别人的，缰绳已腐烂。老婆子，近来上帝已不喜欢我们了，是吗，老婆子？”

外祖母整个地趴在地板上，两手不停地摸伊万的脸、头和胸，对着他的眼睛呵气，握着他的两手揉搓它们，把蜡烛全都碰倒了。后来她艰难地站立起来，脸色发黑，穿着黑亮的衣裳，可怕地瞪着眼睛，小声说：

“滚出去，该死的东西！”

除了外祖父，大家都从厨房里散开了。

……

“小茨冈”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被遗忘了。

四

我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身上紧紧地裹着卷成四层的大厚被子，听着外祖母在祷告上帝；她跪着，一只手贴着胸口，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断断续续地画着十字。

外面严寒刺骨。绿色的月亮透过窗玻璃上的霜花，清楚地照出她那善良的、长着大鼻子的脸孔，一双乌黑的眼睛像磷火似的燃烧着。绸子的头巾盖住了外祖母的头发，那头巾就像是铁锻造的，闪闪发光；黑色的衣裳在颤动，从肩膀上滑下来，铺展在地板上。

祈祷完了，外祖母默默地脱下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墙角的箱子里，便来到床前。我装着睡熟了。

“你骗人，等着瞧，小强盗，没有睡吧？”她小声地说，“我说，你没有睡，是吗？好孩子！来，把被子给我！”

我已经想到了她下一步的动作，便忍不住地笑了；于是她叫起来：

“啊哈，你竟敢捉弄你外祖母老太婆！”

她揪住被角，非常利落地使劲一拉，我被卷了起来抛在空中，翻了几番，扑通一声落在柔软的羽绒褥子上。她便哈哈地笑起来。

通常哪一天有烦恼、争吵、打架，哪一天祈祷的时间就长。听她的祈祷很有趣。外祖母会详细地把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上帝。她身体又胖又笨重，跪在那儿，像一座小山。开始时，她小声地叨咕着，说得很快，含糊不清，后来便粗声地唠叨起来：

“主啊，你心里明白，每个人都想多得到一些；米哈依尔是老大，他必须待在城里，要他搬到河那边去，他会感到委屈，而且那儿人生地不熟，将来还不知会怎样。但父亲比较喜欢雅科夫。怎么好对孩子偏心呢？老头子很固执。主啊，你就开导开导他吧。”

外祖母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望着发黑的圣像，劝告自己的上帝说：

“主啊，你就托个好梦给他吧，让他知道该如何给孩子分家！”

她在胸口画十字、磕头，用大脑门碰击地板，再直起身子，动情地说：

“也让瓦尔瓦拉有点儿快乐吧！她怎么惹你生气了？她比别人的罪过大吗？一个年轻、健康的女人却生活在悲愁中，这算什么呢。主啊，你也别忘了格里戈利——他的眼睛越来越坏了。他将来瞎了眼睛，就得去要饭。真糟！他为老头子耗尽了全身力气，而老头子难道会帮助他吗！……主啊！主啊！……”

她静默了很久，温顺地低着头，垂着双手，像睡熟了似的僵在那里。

“还有什么？”她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回忆道，“请行行好，救救所有的正教徒；你就原谅我这个该死的老糊涂吧！你知道，我有罪，但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愚蠢。”

于是她深深地叹息一声，温和地、十分满意地说：

“亲爱的，你什么都知道；老天爷，你一切都明白。”

我很喜欢外祖母的上帝，它跟外祖母如此亲近，所以我常常请求她。

“你给我讲讲上帝的故事吧！”

外祖母讲上帝时很特别：声音很小，奇怪地把某些字句拉长，闭着眼睛，并且一定要坐着讲。她欠起身来，坐下，把头巾披在没戴帽子的头发上，讲得很久很久，直到使人入睡。

“上帝坐在山冈上，在天堂的绿草地中间，在蓝宝石的宝座里，在银白色的椴树下，那些椴树一年四季开花；天堂里既没有冬天，也没有秋天，花儿永不凋谢，不断地开着，让上帝的信徒们欢乐。天使们在上帝身边飞翔；天使很多，多得像飞舞的雪花，像嗡嗡叫的蜜蜂；这些白色鸽子从天上飞下来，飞到人间，然后又飞回天上，把我们的事、人们的事全都告诉上帝。这些天使中有你的，我的，外祖父的——每个人都分到一个天使，对所有人都一律平等。瞧，你的天使报告上帝说：‘列克谢对外祖父伸舌头！’上帝就吩咐说：‘好，就让老爷子把他揍一顿！’就这样，天使把一切事情，把所有人的事情全告诉上帝，上帝便赏罚分明：有的赏给不幸，有的赏给快乐。上帝的一切都做得很好。天使们快快活活，扇动翅膀，不停地给上帝唱歌：‘光荣属于你，上帝，光荣属于你！’而亲爱的上帝只是对他们微笑——意思就是说：行了！”

外祖母自己也摇晃着脑袋微笑着。

“你这都看见过吗？”

“没见过，但我知道！”她若有所思地答道。

每当谈到上帝、天堂、天使时她就变得又小又温顺，脸孔也年轻了，一双湿润的眼睛流露出特别温暖的亮光。我拿起她那粗大的柔滑如绸的发辫缠在我的脖子上，一动不动地、敏锐地听着她那无尽的、永远听不厌的故事。

“人不能看见上帝——你会把眼睛看瞎的；只有圣徒能睁大眼睛看着他。但我见过天使；当你心灵纯洁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有一次，做早祷时我站在教堂里，祭堂上就有两个天使在走动，像云雾一样，透过它可以看见一切：透明的翅膀碰着地板，像花边，像薄纱；他们在宝座的周围走来走去，帮助伊利亚老神父：他抬起衰老的双手向上帝祈祷，天使们便撑着他的胳膊肘，他已经非常老了，眼睛都瞎了，在那里瞎摸了一阵子；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当时一看见那两个天使，便高兴得呆住了，心里一酸，就流出了眼泪——啊，多么好哇！啊哟，廖尼卡，亲爱的，不论在天上还是人间，上帝那里的一切都是好的，真是好极了……”

“在我们这儿难道也什么都好吗？”

外祖母在身上画了个十字，回答说：

“感谢至圣的圣母——一切都好！”

这可使我纳闷：很难承认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好，我可觉得，这里的生活越来越糟糕。

有一次，我从米哈依尔舅舅的房门前走过时，看见娜塔利娅舅妈穿着一身白衣裳，双手贴着胸口，在屋子里辗转不安地叫喊，声音不大，但很可怕：

“主啊，把我收回去吧，把我带走吧……”

我明白她的祷词，同时也明白了格里戈利对我唠叨过的话：

“我就是眼睛瞎了去要饭，也比待在这儿强……”

我希望他的眼睛快点瞎了，我请求去做他的引路人，我们便可以一起四处去要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老师傅在胡子下面微笑着回答说：

“那好呀，我们一起去要饭！我会在全城吆喝：这是行会老大瓦西里·卡什林的外孙子！那才好玩呢……”

我不止一次看见，在娜塔利娅舅妈的无神的眼睛下面有紫色的肿块，在黄色的脸上，嘴唇也肿了。我问外祖母：

“舅舅打她吗？”

她叹口气回答说：

“偷偷地打，这个天杀的！外祖父不许他打她，他就在夜里打；他凶得很，而她却软弱得像果子羹……”

她兴头来了，继续讲道：

“现在总算不像过去打得那么凶了！现在只是照着牙齿，对着耳朵来一下，或者是揪一会儿辫子。要是从前，一折磨起来就是几个钟头！你外祖父有一回打我，从复活节头一天的午祷一直打到晚上，打累了，歇一会儿，然后再打，用缰绳打，什么东西都用过。”

“为什么呢？”

“我记不得了。后来又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半死，并且五天五夜不给我吃饭，好容易才活了过来。有时还要……”

这可把我惊呆了：外祖母的个头要比外祖父大一倍，我就不相信，他能胜过她。

“难道他比你更有劲吗？”

“他不比我有劲，但他年纪比我大！此外——他是丈夫！是上帝请他来管我的，我命中注定要忍耐……”

看着她拭擦圣像上的灰尘，洗刷法衣，我感到很有趣，而且很愉快。圣像十分华美，光轮上镶有珍珠、银和彩色宝石。她灵活地拿起圣像，微笑地望着它，深为感动地说：

“多么可爱的小脸蛋！……”

她一边画十字，一边吻它。

我有时觉得，她是如此诚心和认真地摆弄圣像，就像垂头丧气的表姐卡捷林娜玩耍洋娃娃一样。

她经常看见鬼，有时是一大群，有时是一个。

“有一回，在大斋期的夜里，我在鲁道夫的房前走过，晚上有月亮，月亮像牛奶一样白。突然我看见：房顶上烟囱旁边坐着一个黑鬼，它那有角的头正俯在烟囱上，一边闻，一边打响鼻，个头挺大，毛茸茸的；它一边闻，一边用尾巴在房顶上扫来扫去，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对它画十字，咒它——‘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它立即轻轻地尖叫一声，便一个筋斗从房顶滚落在院子里——消失了！准是鲁道夫家今天烧肉吃了，那黑鬼闻到了香味……”

我想象着那黑鬼一个筋斗从房顶上滚落下来的情景，便笑了。外祖母也笑着说：

“它们很喜欢恶作剧，完全像小孩子！瞧，有一次我在澡堂里洗衣裳，一直洗到半夜；突然，炉门开了，它们纷纷地从炉子里走出来，一个比一个小，红的，绿的，黑的，像蟑螂一样。我走到门口，便没有路了，陷入了小鬼的包围之中，它们挤满了整个澡堂，我无法转身；它们在我脚底下爬来爬去，扯来扯去，挤得我甚至无法画十字！它们都是毛茸茸的，软绵绵的，身上有温度，像小猫一样，只是它们都用后脚掌走路，老打转转，非常淘气，龇着耗子似的牙齿，小眼睛是绿色的，角刚刚长出来，像一个个小疙瘩，尾巴则像小猪的一样，哎哟，天老爷，我晕倒了！当我醒过来时，蜡烛快烧完了，盆里的水也凉了，洗好的衣服扔在地上。哎呀呀，我想，真是活见鬼！”

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些毛茸茸的、五颜六色的小造物从炉口、从炉子灰色的圆石上，像一股稠密的水流往外流，把小澡堂挤得满满的，它们在吹蜡烛，淘气地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这很可笑，但也很可怕。外祖母摇摇头，沉默了片刻，忽然又精神抖擞起来。

“又一次，我看见了一些被诅咒的家伙。这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刮着大风雪，我正穿过久科夫山谷；你记得吗，我跟你讲过，雅科夫和米哈依尔在那儿的池塘冰窟窿里想把你父亲淹死？就是那个地方，我连滚带爬地沿着小道下到谷底，就听到满谷的呼哨声和喊叫声！一看，一辆套着三匹黑马的雪橇正朝我驶过来，一个头戴红色高帽子的又高又胖的鬼，像橛子一样站在赶车人的座位上，驾驶着雪橇，两手伸直，握着铁链子缰绳。整个山谷都没有车道，三马雪橇直朝池塘奔去，隐没在白雪的云雾里。坐在雪橇上的也都是鬼，他们吹口哨、喊叫，挥动帽子——共有七辆这样的三套马的雪橇，像消防车似的疾驰而去，这些马全是黑的，这些马也全都是人，被父母诅咒的人；他们是在为鬼消遣取乐，每天晚上他们都拉着鬼去赴各种喜庆会；这一次我看见的大概是他们去参加鬼的婚礼吧……”

不能不相信外祖母讲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简单明了，又那么可信。

不过她说得特别好的还是那些诗：一首关于圣母巡视苦难的人间情景的诗，讲圣母如何规劝女强盗安加雷切娃“公爵夫人”不要殴打和抢劫俄罗斯人；还有关于神人阿列克谢[28]的，关于战士伊万[29]的；还有一些关于智者瓦西莉萨[30]、公羊神父和上帝教子的童话，以及关于女王公玛尔法[31]、绿林女首领乌斯达[32]、一个有罪的女人玛丽娅[33]、强盗母亲的悲哀的可怕的童话等。她知道的童话、故事和诗歌多得不计其数。

不论是外祖父还是什么人，不论是鬼还是一切其他的邪恶势力，她都不怕，就是对黑蟑螂害怕得要命，甚至在距离她很远的地方，她都能感觉到蟑螂的存在。她常常夜里把我叫醒，小声地说：

“阿廖沙，亲爱的，有个蟑螂在爬，去打死它，看在基督的分上。”

我睡意蒙眬地点上蜡烛，趴在地板上，寻找敌人；但并不是立即就能找到的，也不总是都能成功的。

“哪儿也没有。”我说。而她却一动不动地躺在被窝里，连头也用被子蒙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请求说：

“哎哟，有，你就再找找吧，我求你了！它就在这儿，我知道……”

她从来不会错——我在离床很远的地方找到了那只蟑螂。

“打死了？谢天谢地，也谢谢你……”

于是，她把蒙着头的被子掀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笑了。

如果我没有找到这只小虫子，她就会睡不着觉。我感觉得到，在夜深人静时，哪怕有一点点最小的声音，她都会浑身打战；我听见她屏住呼吸，小声地说：

“它就在门槛附近……在箱子下面爬呢……”

“你怎么会害怕蟑螂呢？”

她很有理由地回答说：

“我不明白蟑螂有什么用处？这些黑虫子，总是爬来爬去；上帝给每只小虫子都派了任务：土鳌告诉我们屋里有湿气；臭虫的出现，表示墙壁脏了；被跳蚤咬了，意味着那个人要生病了——一切都能理解！而这些东西——谁知道它们身上有什么力量，它们被派来是干什么的？”

有一回，外祖母正跪在地上诚恳地与上帝谈话；外祖父打开门走进屋里来，扯着嗓门说：

“喂，老婆子，上帝光顾咱们家来了——失火了！”

“你说什么？”外祖母大喊一声，立即从地板上站起来；两人踏着沉重的步子向黑暗的大门奔去。

“叶夫盖尼娅，把圣像摘下来！娜塔利娅，给孩子穿上衣服！”外祖母用严厉而坚定的声音指挥着；外祖父却小声地哀泣着：

“咦，咦……”

我跑进厨房。朝院子一面的窗户被照得金光灿灿，地板上滑动着黄色的斑点；光脚的雅科夫舅舅一面穿鞋一面在黄色的斑点上跳动，好像他的脚被烫伤了似的，并且大声喊道：

“这是米什卡放的火，放了火就跑了，啊哈！”

“住嘴，狗东西！”外祖母把他推到门口后说。他差一点摔倒了。

透过窗玻璃的霜花可以看见，染坊的房顶在燃烧，卷曲的火苗在被打开的门后面旋转。火焰的红花在黑夜里无烟地盛开着，只有在很高的空中飘动着一朵深黑色的云彩，它并不妨碍人们看见那银白色的银河。雪被映得通红，建筑物的墙在颤动，摇晃着，好像要冲向院子里那火焰正玩耍得高兴的灼热的角落；染坊的宽大的墙缝被注满了红光，从缝里吐出许多被烧红的弯弯曲曲的钉子。在干燥的房顶的黑色木板上，很快地蜿蜒曲折地缠满了金色的和红色的带子，在这些带子中间竖着一根细细的陶瓷烟筒，上面冒着烟。静静的噼啪声，丝绸似的沙沙声叩打着窗玻璃。火越烧越旺，染坊被火装饰得就像是教堂里圣像壁一样，使人不由得想到它的跟前去。

我把一件粗重的短皮大衣往头上一披，脚上穿一双不知是谁的皮靴，磕磕碰碰地来到前室，走到台阶上。明亮、闪动的火焰使人目眩，我立即惊呆了；外祖父、格里戈利、舅舅的喊叫声，烈火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外祖母的举动把我吓坏了：她头上披一个空麻袋，身上裹块马披，便冲进了大火里，一面大声喊道：

“硫酸盐，混账们，硫酸盐要爆炸了……”

“格里戈利，把她拽住！”外祖父大吼一声，“哎哟，她要完了……”

但是，外祖母已经钻出来了，全身冒着烟，直摇头，弯着腰，两手伸直地捧着像小桶那样的一大瓶硫酸盐。

“老头子，把马牵走！”她一面咳嗽，一面声音沙哑地喊道，“快给我脱下来，我要烧着了——没看见吗？……”

格里戈利把被烧坏了的马披从她身上脱下来，折成两半，并开始用铁锨铲起大块大块的雪往染坊的门里扔；舅舅拿着斧头在他旁边跳来跳去；外祖父在外祖母身边跑动着，往她身上撒雪。她把瓶子埋进雪堆里，便向大门口奔去，把门打开，向那些跑过来的人们鞠躬，对他们说：

“邻居们，快去保护粮仓吧！大火就要烧到粮仓了，烧到干草棚了——我们的烧光了，你们的也免不了！快把房顶扒掉，把干草扔到花园里去！格里戈利，往高处扔，干吗老扔在地上呢！雅科夫，你别瞎忙，去把斧子拿给大家，铁锹也拿出来！敬爱的邻居们，行行好吧，上帝会帮助你们的。”

她也跟大火一样有趣：大火好像捉住了她这个一身黑的人，把她照得全身通亮。她在院子里东奔西突，到处张罗，指挥着大家，一切都在她的眼里。

沙拉普跑到院子里来了，它用后腿直立起来，把外祖父掀在空中。它的两只大眼睛在大火映照下红光闪闪；这马受惊嘶叫起来，用前腿撑着地。外祖父松开了缰绳，跳到一边，大声喊道：

“老婆子，牵住它！”

她冲到腾起来的马的前腿下面，张开双手拦住它；马悲戚地嘶鸣一声，斜视着火焰，慢慢地挨近她了。

“你不用怕！”外祖母用低沉的声音说，拍了拍它的脖子，拿起缰绳，“我哪能让你受这种惊吓呢？啊哟，你这个小耗子……”

这只比她大三倍的“小耗子”却乖乖地跟着她朝大门口走去，一面打量着她的通红的脸，一面打着响鼻。

叶夫盖尼娅保姆把裹得紧紧的、哇哇地哭的几个小孩从屋里领了出来，喊道：

“瓦西里·瓦西里奇，找不到阿列克谢……”

“走吧，走吧！”外祖父摆摆手答道。其实我当时就藏在门前的台阶下面，我不想让保姆把我带走。

染坊的房顶已经坍塌了；细长的梁柱朝天竖在那儿，冒着烟，像一根根金的火炭，闪闪发光。建筑物内迸发出阵阵绿色、蓝色、红色的旋风，带着号叫声和破裂声，一束束火焰抛在院子里，抛在人们身上；人们聚集在火堆跟前，正用铁锨把雪扔进火里去，有几口染锅在大火中疯狂地沸腾着，蒸汽和烟像浓雾似的往上冒，整个院子都充满一股奇怪的气味，眼睛受到侵蚀而流出眼泪；我正从台阶上走出来，正好碰到外祖母的脚。

“走开！”她喊了一声，“别被人踩死了，走开……”

院子里闯入一个骑马的人，头戴一顶有冠状装饰的铜盔；枣红马溅着唾沫。骑马人高高举起拿着鞭子的手威吓地喊道：

“让开！”

马身上的小铃铛发出欢快而急促的丁零声，一切都像过节似的好看。外祖母把我推到台阶上说：

“不是跟你说了吗？滚开！”

在这个时候是不能不听她的话的。我跑进厨房里，又贴着玻璃朝外看，但是有一群黑压压的人挡着，看不见大火，只从那些冬天黑色便帽和有遮檐的帽子中间，看见一些铜盔在闪闪发光。

火很快被压在地上，浇灭了，踩灭了。警察把人们驱散。外祖母走进了厨房。

“这是谁？是你！还没有睡，害怕吗？不要怕，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她在我身边坐下，摇晃着身子，没有说话。很好，又回到了安静的暗夜，一片漆黑；不过大火灭了，也有点儿可惜。

外祖父走进来，停在门槛上，问道：

“是老婆子吗？”

“噢？”

“烧伤了没有？”

“不要紧。”

他擦着了硫黄火柴，蓝色火光照亮了他涂满油烟的黄鼠狼似的脸。他找到桌子上的蜡烛后，便不慌不忙地在外祖母身边坐下来。

“你还是去洗一洗吧。”她说道，自己也是满脸油烟，散发出刺鼻的烟味。

外祖父叹息地说：

“上帝对你还是慈悲的，给了你很大的智慧……”

他抚摩着她的肩膀，龇了龇牙补充说：

“虽然时间不长，就一个小时，可上帝已给了你……”

外祖母冷笑一下，想说点什么，但外祖父眉头一皱，又说道：

“要跟格里戈利算账，这都是他疏忽大意！这个乡下佬干够了，活够了！雅什卡坐在台阶上哭呢，这个混账的东西……你去看看他吧……”

她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到脸前，吹吹手指，走了出去。外祖父没有看我，悄悄地问道：

“大火你全看见了吧？从一开始？外祖母怎么样？嗯，已经是老太婆了……一辈子挨打受苦，病歪歪的……可真了不起！唉，你们这些人啊……”

他弯着腰，沉默了许久，然后站起来，掐掉烛花，又问道：

“你害怕吗？”

“不。”

“没有啥可怕的……”

他生气地脱掉衬衣，走到角落里去洗手脸；在黑暗的地方，他跺了一下脚，大声说道：

“火灾——愚事！应当把遭火灾的人拉到广场上痛打一顿；他是个混蛋，不然就是个小偷！就应该这么办，才不会再有火灾！去，睡觉去，还老坐着干什么？”

我走了，但是这一夜我没有睡着：刚刚躺下来，一阵非人的号叫声又把我从床上掀了起来。我又跑到厨房里。厨房中间站着没有穿衬衣的外祖父，手里拿着蜡烛。蜡烛颤动着，他的两只脚在地板上蹭得沙沙响，没有走动，哑着嗓子说：

“老婆子，雅科夫怎么啦？”

我跳到炕炉上，挤在角落里，屋里又像着了火似的忙乱起来。一种有节奏的、越来越响亮的号叫声像波涛似的敲击着天花板和墙壁。外祖父和舅舅像丢了魂似的乱跑，外祖母喊叫着，把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格里戈利把柴火使劲往炕炉里扔，发出轰隆的响声，然后往铁缶里注水，并摇晃着脑袋，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活像阿斯特拉罕的大骆驼。

“你先去生上火吧！”外祖母指挥他说。

他跑去找松明，摸到了我的脚，便惊讶地叫道：

“谁在这儿？呸，吓我一跳……你到处碍手碍脚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娜塔利娅舅妈生孩子。”他冷静地回答道，从炕炉上跳到地板上。

我记得，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叫喊。

格里戈利把铁缶子放在火上，又爬到炕上来找我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陶制烟斗给我看。

“我开始抽烟了，是为了眼睛！你外祖母劝我：闻闻鼻烟吧，但我以为还是抽烟好……”

他坐在炕沿上，耷拉着两条腿，眼睛朝下，望着微弱的烛光；他的耳朵和一边脸颊都抹上了油烟，他的衬衫的一边也撕破了，我看得见他的肋骨，宽宽的，像箍一样；眼镜的一片镜子破了，镜框里掉了半块玻璃，从破洞里可以看到一只像是受了伤的红色、湿润的眼睛。他把烟叶填进烟斗里，倾听着产妇的呻吟声，像醉汉那样毫不连贯地嘟囔着：

“外祖母都烧伤成这样了，她怎么能去接生呢？你听！你舅妈在痛苦地呻吟！大家都把她忘记了。火灾刚开始，她就抽筋了，是吓的……瞧，生孩子有多么困难呀，可女人还是不受尊敬！你要记住，应当尊敬女人，也就是尊敬母亲……”

我打起盹来了，但嘈杂声，开门声，喝醉了的米哈依尔舅舅的叫喊声把我闹醒了。我听见几句奇怪的谈话：

“要把上帝的门打开……”[34]

“要把长明灯的油、甜酒和烟子掺和给她喝：半杯油，半杯甜酒，再加一勺饭厅里的烟子……”

米哈依尔舅舅纠缠不休地要求：

“让我去看一看……”

他叉开两条腿坐在地上，用手掌撑着地板，往自己前面吐唾沫。炕炉上变得难以忍受的热，我爬了下来，当我走到舅舅身边时，他忽然抓住我的一只脚，拽了我一下，我跌倒了，后脑壳打在地板上。

“混蛋！”我骂了他。

他站了起来，重又抓住我，把我抛起来，大声吼叫：

“我把你摔碎在炕炉上……”

我苏醒过来时，已经在前厅圣像下面的角落里躺在外祖父的双膝上；他望着天花板，摇晃着我，小声地说：

“我们得不到宽恕，谁也得不到……”

在他的头顶上，长明灯明亮地照耀着，房子中间的桌子上点燃着蜡烛，窗外已经现出了朦胧的冬天的早晨。

外祖父俯下身来问我：

“你哪儿痛？”

我全身都痛。我的脑袋是湿的，身子很难受，但我不想说出来。周围的一切是如此奇怪：房间里的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陌生人——穿着紫色衣裳的神父，戴着眼镜、穿着军衣的白发老头，还有许多的人，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等待着什么，倾听着附近不远的地方的水声。雅科夫舅舅站在门框旁边，挺直身子，背着双手。外祖父对他说：

“喂，你领他去睡觉吧……”

舅舅用手指招呼我去，他踮起脚尖向外祖母房门走去，当我爬上床的时候，他小声说：

“你舅妈娜塔利娅死了……”

这没有使我觉得奇怪。很久以来就没有看见她了，她不进厨房，也不上桌吃饭。

“外祖母在哪儿呢？”

“在那边。”舅舅手一挥，答道。他仍旧踮起光脚的脚尖走开了。

我躺在床上，东张西望。有几个不知是谁的脸孔贴在窗玻璃上，头发又白又长，眼睛却是瞎的；在一个角落的箱子的上方挂着外祖母的衣裳，这是我知道的，但是现在仿佛觉得那儿有一个活人藏着，在等待什么。我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用一只眼睛看着门口，我真想从羽绒垫子上跳下来跑出去。天气很热，稠密沉重的气味窒息人，使人想起“小茨冈”死的情景，当时地板上流着血；在我的脑子里或者心里有一种东西肿胀起来；我在这个屋子里所看到的一切就像冬天大街上的载重车队从我身上通过，把一切压倒了，消灭了……

门非常缓慢地打开了，外祖母走进了房间里，用肩膀掩上了门，背靠着它，双手伸向长明灯的绿光，静静地像孩子似的诉苦道：

“我的手，我的手好痛啊……”

五

快到春天时，两个舅舅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依尔迁到河对岸去。外祖父在田野街买了一幢很大很漂亮的房子，楼下一间石砌平房是一家酒馆，还带一个舒适的小阁楼；后面从花园下去便是山沟，那里长满了光秃秃的柳树条子。

“瞧这树条子！”我同外祖父沿着一条松软的融雪的小路走的时候，外祖父一面望着花园，一面欢快地对我眨眨眼睛说，“我很快就要教你识字了，到那时这些树条子就用得着了……”

整个房子都住满了房客，只在最上层外祖父留下一个大房间给自己住和招待客人。外祖母和我住在阁楼上，它的窗户朝着街道，从窗台上探出身子可以看见：那些醉汉每逢晚上或节日都从酒馆里出来，在街上蹒跚着，大喊大叫，跌跌撞撞，他们常常像口袋似的被扔在路边，但他们还是拼命地往酒馆里闯，把门挤得砰砰响，滑轮吱扭吱扭地叫，一场斗殴又开始了。我从上面看着这一切，觉得很有趣。外祖父一早便到儿子的染坊去帮他安排活计，晚上回来已筋疲力尽，精神沮丧，满脸不高兴。

外祖母在家做饭、缝衣裳，到菜园里或花园里刨地，就像一只大陀螺被一条看不见的鞭子抽打着，整天转个不停。她闻闻鼻烟，美美地打个喷嚏，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说：

“你好，好人们，愿你长命百岁！瞧，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我们过得多么安静啊！谢谢上天的圣母，一切都变得多么好！”

可是我并不觉得安静。从早到晚房客们都忙乱地在院子里房子里跑来跑去；女邻居们不断地跑过来，急急忙忙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她们常常因为迟误而唉声叹气；大家都在准备要干什么事情，老是叫喊：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和蔼地微笑着，温柔地关怀所有的人。她用大拇指把烟叶塞进鼻孔里，仔细地用红方格的手帕擦擦鼻子和手指，说：

“防止生虱子，我的太太，要常洗澡，洗薄荷蒸汽浴；如果长了癣疥，就用一汤匙最纯净的鹅油，一茶匙升汞，三滴水银，把它们放在一个碟子里用一块瓦片磨七次，然后抹在身上。若是用木勺子或骨勺子的话，水银就糟蹋了，用铜器和银器也不行：伤害皮肤。”

有时她会深沉地劝告说：

“大娘，你就到佩乔雷修道院[35]找苦修士阿萨夫去吧，我无法解答你的问题。”

她替人接生，调解家庭不睦和纠纷，给孩子治病，背《圣母梦》[36]（女人背会它能“交好运”），还给人一些家务方面的劝告。

“黄瓜自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腌。当它没有土性味和一切杂味时，你就可以着手腌了。克瓦斯[37]需要发酵，味道才好，才冒泡儿；克瓦斯不喜欢甜，只要放一些葡萄干就可以了，要不就放点糖，一桶只能放四克。酸乳则有多种做法：有多瑙河口味的，有西班牙口味的，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园里、院子里转，跟她到女邻居家里去，她可以在女邻居家里喝上几小时的茶，不停地讲述各种故事。我好像长在她身上了；我已不记得，在我生活的这段时期里，我除了看见这个不安静的、无限善良的老外婆外，还看见了些什么。

有时，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一会儿，时间很短；她显得很高傲，很严肃，一双冷漠的灰色的眼睛像冬天的太阳似的打量着一切。她很快又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忆的东西。

有一天我问外祖母：

“你是女巫师吗？”

“咳，亏你想得出！”她微微一笑，立即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我哪里行啊，巫术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可不认字——一个大字也不识；你外祖父才是读书人，而我呢，圣母没有让我变聪明。”

她还让我知道了她过去的另一段生活：

“你知道吗，我也是一个孤儿，我母亲是个孤苦赤贫的农妇，一个残废，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受过地主一次惊吓：一天夜里，她被吓得从窗户上跳下来，摔坏了半边身子，肩膀也受了伤。从此她的右手，最重要的一只手萎缩了。我母亲本来是一位出名的女花边手，这样一来，地主就不需要她了，把她赶了出来，对她说：‘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去吧。’可是她失去了一只手怎么生活呢？因此她只有去要饭，向人家乞讨；当时人们的生活比现在富裕一些，也仁慈一些；那些巴拉罕纳的木工和花边工人都是好样的！秋天和冬天我和母亲都在城里讨饭；加百利天使挥一下宝剑，冬天便被赶跑了，春天拥抱大地。这时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们到过穆罗姆，到过尤利耶维茨，沿伏尔加河往上，再沿静静的奥卡河走去。春天和夏天，浪游在大地上很好，土地很亲切，青草像天鹅绒一般，至圣的圣母把鲜花撒满了田野。这里你会感到愉快，这里你的心胸会变得开阔！而母亲有时也会闭上蓝色的眼睛，提高嗓子唱起歌来——她的嗓子不很有力，但是响亮——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打瞌睡了，寂然不动，听她唱歌。讨饭的生活很好！我过了九岁以后，母亲觉得再领着我到处去讨饭不体面了，由于怕羞，便在巴拉罕纳住下来。她还是沿街挨家挨户地乞讨，过节时就到各教堂门口收取施舍；我待在家里，学织花边。我拼命地学，想早点帮助母亲，遇到不顺利时，我就流泪。才两年多一点时间，瞧，我就学会了织花边，并且全城闻名，凡是需要好手工的，都会立即来找我们：喂，阿库利娅，给我织一件吧！我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当然，不是我的手艺巧，而是妈妈教得好。虽然她只有一只手，自己不能干活，但她善于指导；而一个好指导比十个工人更珍贵。可是我当时有些骄傲了，对她说：‘妈妈，你就不要到处去乞讨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养活你了！’她却对我说：‘你住嘴，要知道，这是在给你攒钱买嫁妆呢。’不久就碰上你外祖父；他是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当上大船工长了！他母亲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知道我是一个花边女工，一个乞丐的女儿，就是说，大概是个安分的人，行……她卖甜面包，是一个凶恶的女人，就不去回忆这个了……咳，又何必去回忆坏人呢？上帝会亲眼看着他们的：上帝看见他们，小鬼喜欢他们。”

她会心地笑了，她的鼻子滑稽地颤动着，眼睛若有所思地闪着亮光，我感到很亲切，它们所表示的一切，比语言更明白。

我记得，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房间里喝茶。他身体不舒服，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衣，一条很长的毛巾披在肩上，每分钟都要擦一擦全身的汗，呼吸急促，声音沙哑，一双绿色的眼睛发暗，脸是肿的，血红色的，那又小又尖的耳朵红得更厉害；当他伸手去拿茶杯时，他的手可怜地哆嗦着。他很温和，和平时不一样。

“怎么不给我放糖呢？”他像一个被娇惯的孩子撒娇似的问外祖母。外祖母亲切地、但坚决地回答说：

“加蜜糖，这对你更好！”

他气喘吁吁，呼哧呼哧地很快喝着热茶，说道：

“你可要当心，别让我死了！”

“不要怕，我会留心看护着你。”

“这才对！要是我现在死了——这就好像根本没有活过似的——一切都变成灰了！”

“你就别说了，静静地躺着吧！”

他闭上眼睛，吧嗒着发黑的嘴唇，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被针刺了似的全身抖动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雅什卡和米什卡要尽快地结婚，也许老婆和新生的孩子能使他们收敛一些——对吗？”

于是他就提起城里哪一家有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不吭声，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茶。我坐在窗户旁边，望着城市上空烧得通红的晚霞；晚霞把房子的窗玻璃都映红了。我因犯了一点什么错误，外祖父不许我到院子里和花园里去玩。

在花园里，一些甲虫围绕着白桦树乱飞乱叫，隔壁院子里一个箍桶匠在干活，不远的什么地方有人在磨刀，花园后面的山谷里，孩子们在大声玩闹，在灌木丛里跑跑跳跳。我真想到外面去玩一玩，心里充满黄昏的惆怅。

忽然，外祖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小小的新书，放在手掌上一拍，兴致勃勃地叫我：

“喂，小调皮，你过来，坐下，你这个高颧骨的家伙。你看见这字母吗？这是аз。你念：аз！буки！веди！这是什么？”

“буки。”

“对了！这个呢？”

“веди。”

“胡说，是аз！看着：глаголъ，лобро，есть，这是什么？”

“добро。”

“对了，这个呢？”

“глаголъ。”

“对了，这个呢？”

“аз。”

外祖母插话说：

“你还是躺着吧，老爷子，静静地躺着……”

“住嘴，你别管，我正需要这样才好，不然我会胡思乱想的。念吧，阿列克谢！”

他用一只发烫的、湿润的手搂着我的脖子，把书搁在我的鼻子底下，越过肩膀用手指指着字母。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酸味、汗臭味和烤葱味，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他却发起火来，冲着我的耳朵声音沙哑地喊叫：

“земля！люди”[38]

字是认识的，但是斯拉夫的字母符号与它不相符合：“земля”像一条虫子，“глаголъ”像有点驼背的格里戈利，“я”像外祖母和我，在外祖父身上则有着所有字母符号中某种共同的东西。他催促我念字母表很久很多遍，时而是顺序问，时而是打乱问；他那狂热的劲头感染了我，我也冒着汗，扯着嗓子喊，这使他觉得可笑。他捂着胸口，咳嗽着，揉搓着书，嘶哑地说：

“老婆子，你瞧他嗓门有多高！嘿，你这个阿斯特拉罕的热病鬼，你叫喊什么，叫喊什么啊？”

“是你在叫喊……”

我看看他又看看外祖母，觉得很开心。她靠着桌子，用拳头支着腮帮子，望着我们，微笑着说：

“好了，你们都别拼命喊了！……”

外祖父友好地对我解释说：

“我喊是因为我不健康，而你是为什么呢？”

他摇晃着湿淋淋的脑袋对外祖母说：

“已故的娜塔利娅说他的记性不好。这不对。谢天谢地，他的记性像马一样好！翘鼻子，继续念吧！”

最后，他像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下来。

“行了。拿着书，明天你把全部字母一字不错地给我说出来，做到了，我给你五戈比……”

当我伸手接过书来时，他又把我拉到身边，抑郁地说：

“你母亲把你扔在这个世界上，小兄弟……”

外祖母全身哆嗦了一下。

“哎呀，老爷子，你干吗要说这个啊？”

“我本不想说，可是心里难受……唉，一个多好的姑娘，走错路了……”

他猛地把我推开。

“去，玩去吧！别到街上去，就在院子里和花园里玩。”

我正想到花园去。我刚走到花园的小山上，一些顽皮孩子就从沟谷那边向我扔石子，我也高兴同样地回敬他们。

“贝尔[39]来了！”他们喊道，并且一看见我就赶快武装起来，“剥他的皮！”

我不知道“贝尔”是什么意思，这个诨名也并不使我生气，不过，我一个人能打退他们许多人，这使我感到愉快，而且看到我投出去的石子百发百中，迫使敌人逃跑，躲到灌木林丛里去，这也令人愉快。进行这样的战斗并无恶意，结束时也几乎没有恼恨。

我学习识字并不困难。外祖父对我越来越关心了，也越来越少打我了，尽管在我看来，应当比以前打得更多才对，因为我逐渐长大了，胆子更大了，违反外祖父的规矩和训示的情况也更经常了，但他只是骂我几句，扬扬手就作罢了。

我曾想，外祖父过去打我大概都是错误的。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让我仰起头，然后眨巴着眼睛，拉长声音说：

“什……么？”

接着他生硬地笑着说：

“啊哈，你是个异教徒！你怎么能够算出我该打你几次呢？除我之外，又有谁知道呢？滚出去！”

不过，他立即又抓住我的肩膀，瞥了我一眼，问道：

“你是精还是傻呢，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要学精，这样好些。傻就是蠢，懂吗？绵羊就很傻。要记住！去吧，玩去吧……”

我很快就学会按字母拼音念圣诗了。我们通常都是晚茶之后学习，每次都由我来朗读圣诗。

“Буки-люди-αз-ла-бла；живе-те-иже-же-блаже；наш-ер-бла-жен。”我一面用指字棒一行一行地指着，一面念出来。我感到很枯燥，便问道：

“Блаженмуж（圣人），这是雅科夫舅舅吧？”

“我照你脖子上来一拳，你就知道谁是圣人了！”外祖父喘着粗气很生气地说。不过我觉得他生气是由于习惯，做做样子而已。

我几乎从来不会弄错：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已把我忘记了，埋怨说：

“在游戏和唱歌方面，他是大卫王，而做事方面，他却像恶毒的押沙龙[40]，会编歌曲，会花言巧语，会说笑话……嘿，你们这号人啊！‘用快活的两条腿跳着玩’，可你们能跳多远呢？能跳多远？”

我停了下来，不再读了，注意地听着、看着他那阴郁的、忧虑的脸孔。他的眼睛眯缝着，望着前面的什么地方，从里面放射出一种忧郁的、温暖的光芒。我已经知道，如今外祖父身上平素的那种严厉态度已逐渐减少了。他用细细的手指咚咚地敲着桌子，染了色的指甲闪出亮光，金色的眉毛在颤动。

“外公！”

“啥？”

“随便讲个故事吧。”

“你念吧，懒蛋！”他带着责怨的口气说，仿佛刚醒过来似的，用手指揉着眼睛，“你就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念圣诗……”

但是我怀疑他也是对笑话比圣诗更喜欢，不过他几乎记得全部圣诗，他起誓每晚睡觉前朗读一节赞美诗，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那样。

我诚心地央求他。老头子慢慢地软了下来，对我让步了。

“那好吧！圣诗你能永远带在身边，而我很快就要到上帝那儿受审判去了……”

他往绣着毛线靠背的、古老的安乐椅上一靠，并尽量把身子靠得紧一些，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便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讲起了他父亲的事。

“有一回，一批强盗来到巴拉罕纳抢劫商人查耶夫，我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里去敲钟报警，强盗们追上了他，用马刀把他砍死，扔在钟下面。”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没有看见这件事，已不记得了。我最早记事是从法国人开始的，那是在一八一二年，我刚好过了十二岁。当时有三十多个俘虏押送到我们的巴拉罕纳，所有这些人又瘦又小，穿着各种各样的衣裳，比叫花子穿的还差；他们被冻得打哆嗦，有些冻坏了的人已经站不住了。乡下人想把他们打死，但护送兵不答应。驻防军来了后，把乡下人赶回各家去了。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这些法国俘虏都是些精明机灵的人，甚至还相当快活，常常唱歌。一些大老爷们从尼日尼城坐三套马车来看这里的俘虏。他们来了后，有些人辱骂、用拳头吓唬这些法国人，甚至打他们，另一些人则亲切地用法国话同他们交谈，给他们钱和一些小件保暖衣物；有一个贵族老头子用双手蒙着脸哭了起来，他说：‘拿破仑这个坏蛋最终把法国人害惨了！’你瞧，俄国人怎么样，甚至贵族老爷都很善良：怜悯别的民族……”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用手掌抚平头发，细心地回溯着过去，继续说：

“冬天，暴风雪横扫大街，严寒逼进了茅草屋。那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们的窗户下面，向我母亲要热面包——我母亲是卖烤面包的。他们敲击玻璃，叫喊着，蹦跳着。母亲不让他们进屋里来，而是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抓起面包就往怀里揣：刚出炉的面包是滚烫的，把它直接放在身上，放在心口，他们怎么受得了！真不可理解。许多人都被活活冻死了，他们是从温暖的地方来的，不习惯严寒。在我们菜园的一间澡堂里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及其勤务兵米朗，那军官又瘦又长，简直是皮包骨，穿一件女外套，外套只到他的膝盖长。他很温和，却是一个酒徒。我母亲偷偷地酿啤酒卖，他买酒喝得烂醉，还唱起歌来。他学会了说我们的话，经常絮絮叨叨：‘你们的地方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俄语说得不好，但可以听懂，而且说得也对：我们这上游的地方不温暖，下游伏尔加河一带暖和一些，而过了里海，就根本没有雪了。这话是可信的：不论在福音书里，还是在使徒行传里，尤其在圣诗里，都没有提到雪，没有提到冬天，而耶稣就住在那边……好了，我们读完圣诗，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沉默了，好像在打盹。他整个人显得又小又尖，斜着眼睛向窗外看，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你讲吧。”我小声地提醒他。

“好，我讲，”他抖动了一下身子，开始说，“我说的是法国人！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差。他们叫我的母亲‘玛达姆，玛达姆’。这就是说，我的母亲是太太，是夫人，可是这位太太能从面铺里扛五普特重的面粉，她身上的这股力气可不是女人的。我都快二十岁了，她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揪住我的头发晃来晃去，而二十岁的我当时也不是个孬种。那个勤务兵米朗很爱马，他常到各家的院子里走一走，打着手势表示可以替人洗马；开始时大家害怕他会做坏事，因为他是一个敌人，后来乡下人却自动地叫他洗马：洗马去，米朗！他微微一笑，低着头，像一头牛似的走去。他一头棕红色头发，大鼻子，厚嘴唇；他很会管理马，而且是医治马的能手，后来去尼日尼当了马医，接着就疯了，被救火队打死了。那位军官则在春天生了病，在圣尼古拉节日那天悄悄地死了。我觉得他很可怜，甚至为他偷偷地哭了。他很温和，揪着我的耳朵和气地跟我说法国话，我虽不懂，但感觉很好！人的亲切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本想教我法国话，但我母亲不允许，甚至领我去见神父，神父则吩咐揍我一顿，并且还告了那位军官一状。小弟弟，那日子很严酷，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别人替你受了那些气，你可要记住这一点！比方我吧，我就受过那些气……”

天黑了。暮色中，外祖父奇怪地变高大了。他的眼睛像猫一样闪着亮光；他谈论一切事情都是小声小气，十分谨慎，并且心事重重，但一说到自己，却热烈、快捷，甚至有点儿自我吹嘘。我不喜欢他谈论自己，不喜欢他经常命令说：

“你要记住！你要记住这个！”

他讲的许多事情我都不想记住，可是这些事情，即便没有外祖父的命令，却像使人疼痛的刺，硬是扎进了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讲童话，讲的都是往事，而且我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而我却偏要问他：

“谁更好一些，法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这我怎么知道？我并没见过法国人在他们自己家里是怎样生活的。”他生气地说，并补充一句：

“在自己的洞里，哪怕黄鼠狼也是好的……”

“俄罗斯人好吗？”

“好坏都有。在有领地的地主的时代要好一些，因为那时的平民百姓都是受到束缚的，而现在你瞧，全都自由了——却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盐了！大老爷当然不是仁慈的，可是他们积累了较多的智慧。这不是说所有的老爷，不过如果是好老爷，你就会喜欢他！也有一些老爷是傻瓜，他就像一只大口袋，里面装什么，他就带走什么。我们有许多空壳子，看似一个人，一打听——是个空壳子，里面没有核仁，核仁被吃掉了。应当让大家受到教训，把智力加以磨砺，但又没有真正的磨刀石……”

“俄罗斯人有力气吗？”

“俄罗斯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于力气，而在于机敏，不论你力气有多大，也大不过马。”

“为什么法国人要跟我们打仗？”

“打仗是皇帝的事，我们不了解。”

不过当我问他拿破仑是什么人时，他的回答是令人难忘的。

“他是一个逞强的人，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既没有老爷，也没有官吏，简单地过没有等级的生活！只是各人的名字不同，而大家的权利都是一样的。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当然是蠢事！只有龙虾无法区分，连鱼也是各种各样的：鳇鱼和鲶鱼不合群，鲟鱼和青鱼不友好。我国也有这些拿破仑分子——拉辛.斯杰潘·季莫菲耶夫、布加奇·叶米里扬·伊万诺夫[41]，关于他们我们以后再讲……”

有时他长久地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似的。这使我很不愉快。

他从没有对我讲过我父亲和母亲的事。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地坐很长的时间，不让人注意她，可是有时她也突然地、声音柔和得像拥抱人似的问道：

“老爷子，还记得吗，我跟你还去过穆罗姆朝圣，那是多么好啊？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认真地回答说：

“具体说不好了，那是在霍乱病流行之前[42]，就是在森林里捕捉奥洛涅茨人[43]那一年。”

“不错！我们当时还害怕他们呢……”

“就是。”

我问他，奥洛涅茨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森林里面去。外祖父不大乐意地解释说：

“奥洛涅茨人就是一些庄稼人，他们是从官家、从工厂、从工作中逃跑的。”

“怎么捉他们呢？”

“怎么捉？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有些人跑，有些人去捉，去寻找。捉住了就用树条子打，鞭子抽，把鼻子撕破，在额头上烙上印，作为惩罚的记号。”

“为什么？”

“为了需要。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到底谁有罪：逃跑者还是捉人者？咱们不明白。”

“老爷子，记得吗，”外祖母又问道，“在大火之后……”

外祖父对一切事情都很认真，他严肃地问道：

“哪一次大火？”

他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往往就把我忘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不高，而且如此和谐，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在唱歌，唱关于病人、失火、打人的不快乐的歌，关于意外死亡、狡猾欺诈的歌，关于疯傻乞丐和暴躁老爷的歌。

“我们倒经历了多少，看见过多少啊！”外祖父小声嘟囔着。

“难道我们过得不好吗？”外祖母说，“你回想一下，在我生下瓦里娅以后，那年的春天多好啊！”

“这是在一八四八年，就是远征匈牙利那一年[44]；圣诞节的第二天，把干亲家吉洪也拉去打仗……”

“后来就没有下落了。”外祖母叹息说。

“是的，后来就没有下落了。从这一年起，上帝的恩惠就像水打木排一样，流到了我们家里来了。唉，瓦尔瓦拉……”

“老爷子，你算了……”

他生气了，闷闷不乐的样子。

“为什么算了？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孩子都没有出息。我们的心血都花到哪里去了？我想好好地把他们放在篮子里，上帝却偏给我们一个坏筛子……”

他好像被火烧了似的叫喊起来，在房间里乱跑，病态地发出咯咯声，大骂儿女们，伸出又小又干枯的拳头吓唬外祖母。

“都是你把他们惯坏了，成了一群强盗。你这个纵容者，老妖婆！”

强烈的悲痛使他大哭大号起来，跑到角落的圣像面前，抡起拳头捶打自己又干又瘦的胸脯。

“主啊，难道我的罪孽比别人更大吗？为什么啊？”

他全身哆嗦，一双湿润的含泪的眼睛委屈地、凶恶地闪着亮光。

外祖母坐在黑暗的地方默默地画着十字，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跟前，劝导他说：

“唉，你干吗这么伤心呢？上帝知道怎么办。人家的孩子难道就比我们的好吗？老爷子，到处都是一样，吵架，打架，乱成一团，所有的父母都得用自己的泪水去洗清罪恶，不是你一个人……”

有时这些话能使他安静下来；他一声不响，疲倦地躺在床上。我和外祖母便悄悄地回自己的阁楼里去了。

可是有一次，她走到他跟前也是说这类劝慰的话时，他却猛地转过身来，挥起拳头对准她的脸就是一拳；外祖母往后一躲，踉跄了一下，站稳后，小声而平静地说：

“嘿，一个傻瓜……”

她朝他脚下吐了一口血。他号叫两声，举起双手：

“滚开，我打死你！”

“傻瓜。”外祖母重说一句，便往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来，但她不慌不忙地迈过门槛，顺手把门关上，正好把他挡在门里。

“老东西！”外祖父愤愤地说，脸红得像火炭，扶着门框，手指使劲地抓它。

我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不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他头一回在我面前打外祖母。这是一种令人极其难受的丑恶行径，是他身上暴露的一种新的劣迹，一种无法容忍并且好像在压迫我的劣迹。他老是抓着门框站在那儿，身上好像蒙上一层灰，变成了灰色，并且缩成一团。忽然，他走到房子中间，跪下来，由于没有跪好，往前倾了一下，一只手碰着了地板，但立即又跪直了，双手捶打自己的胸口：

“主啊……”

我像滑冰似的从铺着瓷砖的暖和的炕炉上滑下来，跑了出去。外祖母在阁楼上一边漱口，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你痛吗？”

她走到墙角里把水吐在脏水桶里，平静地回答道：

“不要紧，牙齿没有事，只是嘴唇破了。”

“他干吗要打你？”

她从窗口朝外看了一眼，说：

“他生气了。他有难处，又老了，事事不如意……你好好睡吧，不要去想这些……”

我还问了她一些话，她一反常态，严厉地叱责我：

“我叫你睡觉去，怎么不听话……”

她坐在窗前，一面吸吮着嘴唇，一面不停地往手帕里吐口水。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看着她：在蓝色窗户的正方块里，在她的黑色的头顶上空，星星在闪闪发亮；户外静悄悄，屋里一片黑。

在我躺下来时，她走了过来，轻轻地抚摩我的头说：

“安心地睡吧，我到他那儿去一下……你不要太怜惜我，亲爱的，其实我自己也有过错……睡吧！”

她吻了吻我就走了，我却伤心得无法忍受。我从宽大、柔软的热炕上跳下来，走到窗户跟前，望着下面空寂的街道，难耐的忧伤使我变得像石头一般了。

六

一场噩梦又开始了。有一天晚上，喝过茶后，我和外祖父坐下来念圣诗，外祖母开始洗碗碟，这时雅科夫舅舅闯进房子里，像平时一样，他的头发乱得像一把破笤帚；他没有向大家问好，便把帽子向角落里一扔，全身抖动着，挥着双手，急急忙忙地说道：

“爹，米什卡胡闹得十分反常！他在我家吃饭，喝醉了，就开始发酒疯，把碗碟摔碎，把一件染好的顾客的毛料衣服撕成了碎片，窗户也打破了，欺负我和格里戈利。他现在朝这里来了，威胁说：‘要把父亲的胡子扯下来，要杀死他！’您要当心……”

外祖父双手支在桌子上，慢慢站起来，他的脸直皱到鼻子下，变得很可怕，活像一把斧子。

“听见没有，老婆子？”他尖声叫道，“怎么样，啊？你听，一个亲生儿子，杀父亲来了！是时候了，孩子们……”

他正了正肩膀在房子里走了走，走到门前，猛地把沉重的门钩拴上，转身对雅科夫说：

“你们是要把瓦尔瓦拉的嫁妆弄到手才甘心，是吗？好，拿去吧！”

他手握拳头，将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之间伸出来[45]，伸到舅舅的鼻子底下，舅舅委屈似的往旁边躲闪。

“爹，这关我什么事？”

“你，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外祖母一声不吭，赶快把茶杯收进柜子里。

“我是来保护你的……”

“是吗？”外祖父嘲讽地说，“这很好！谢谢你啦，儿子！老婆子，给这只狐狸随便一件家伙——火钩子或者熨斗！雅科夫·瓦西里耶夫，你哥哥一闯进来，你就对准我的脑袋打！……”

雅科夫舅舅把双手插进裤兜里，躲到角落里去了。

“您既然不相信我……”

“相信？”外祖父一跺脚，大声喊道，“不论什么样的野兽——狗、刺猬，我都相信，而对于你，我得等等看！我知道你把他灌醉了，是你教他的！好吧，你现在就打吧，打他或者打我，悉听尊便……”

外祖母小声地对我说：

“你跑到楼上去，看着窗口，米哈依尔舅舅在街上一露头，你就赶快下来告诉我，去，快去……”

当时我对狂暴的舅舅的吓人的袭击有点儿害怕，但委托我的任务又使我感到骄傲。我探身窗口，守望着大街；宽阔的街道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透过尘土露出一个个像肿包一样的卵石。大街的左边伸延得很长，穿过山沟直通监狱广场，在广场的黏土地上坚实地矗立着一座灰色大建筑物，它的四个角上有四个岗楼。这是一座旧监狱，它有一种忧郁的美和庄严的气氛。右边过去三个房子就是宽大的干草广场，广场尽头是拘留所的黄色房子和铅色的瞭望台，一个值班的消防队员在台顶的瞭望口周围转来转去，像一只被锁住的狗。整个广场被山沟分切成了几段，有一段的沟底，是一汪深绿色的水潭；右边是久科夫的臭水塘，这就是外祖母讲过的，有一年冬天舅舅把父亲扔进冰窟窿去的水坑。几乎正对着窗户的是一条小胡同，里面盖上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房子；胡同的尽头是一座厚实低矮的三圣教堂。直望过去，教堂的屋顶就好像是花园碧波上一条翻转过来的小船。

受冬天漫长的暴风雪的磨损，受连绵秋雨的冲洗，已经剥落了的我们的街道上的房屋蒙上了一层尘土，它们相互挤在一起，就像教堂门前的那群乞丐，那些窗户也疑心地睁大眼睛，和我们一起在等待什么人。路上行人不多，他们不慌不忙地走着，就像炉门前沉思着的蟑螂。令人憋气的热浪向我冲来，闻到一种浓烈的我不喜欢的大葱胡萝卜馅饼的气味，这种气味总使我心情阴郁。

烦闷，特别的烦闷，几乎难以忍受！胸中灌满了灼热的铅的熔液，它从里往外冒，撑破了胸膛和肋骨；我觉得我像尿泡似的膨胀了，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棺材式的顶棚里我感到非常拥挤。

瞧，那不就是他，米哈依尔舅舅吗？他正从胡同口的灰色墙角上张望呢；他把帽子低低地拉到耳根下，两只耳朵鼓了起来；他身穿红黄色的上衣，布满尘土的靴子长到膝盖，一只手插在方格布的裤兜里，另一只手拿着胡子。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站着的姿势，好像就要跳过街去，用毛茸茸的两只黑手抓住外祖父的房子。我应当跑下去告知他已经来了，可是我却不能离开窗户，我看见舅舅好像害怕他的灰色靴子会沾上尘土似的，小心翼翼地走过街来；我听见他在开酒馆的门，传来吱呀的门声和玻璃的响声。

我跑下去敲外祖父的门。

“这是谁在敲门，”他粗声粗气地说，没有开门，“是你？干什么？他进酒馆了？好，你去吧！”

“在那儿我害怕……”

“忍耐一会儿吧！”

我又回去跳在窗口上。天渐渐黑下来，街道上的灰尘膨胀起来，变得更深更黑了。各家各户的窗户上，许多黄色光点像油脂似的融化开来；对面的一所房子里传来了音乐，许多弦乐器发出忧郁而又好听的声音。酒馆里也有人唱歌，门敞开时，疲惫的颓丧的歌声便传送到街上。我知道这是独眼乞丐尼基图什卡的歌声，他是一个大胡子老头，右眼上有一块红角，左眼紧闭着。门关上了，他的歌声就像被斧子砍断了似的中断了。

外祖母羡慕这个乞丐。她一边听他唱，一边叹息说：

“多么幸福啊，会唱那么多歌，真幸运！”

她有时把这个乞丐叫到院子里来。他就坐在台阶上，拄着拐棍，又唱又讲；外祖母坐在他的旁边，一边听，一边问。

“等一下，我问问你，难道梁赞也有圣母吗？”

乞丐用低沉的声音肯定地对她说：

“到处都有她，各省各地都有……”

梦境般的疲乏无形地在大街上流动着，它在挤压着人们的心和眼睛。这时要是外祖母来了该多好啊！哪怕是外祖父能来也好；我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外祖父和舅舅们都不喜欢他，而外祖母、格里戈利和叶夫盖尼娅保姆又把他说得那么好呢？我的母亲又在哪里呢？

我现在越来越想念我的母亲，常把她放在外祖母所讲的一切童话和传说的中心人物之中。母亲不愿意住在家里，这使我在自己的幻想中把她提得更高了；我仿佛觉得，她和绿林好汉一起住在大路旁的永久客栈里，这些好汉们抢劫过往的富人，然后把抢来的财物分给乞丐；也可能她住在森林里，洞穴里，当然也是与善良的强盗们在一起，给他们做饭，替他们看管抢来的金银财宝。也许就像安加雷切娃公爵夫人一样，跟圣母一起，在周游天下，数一数地上的宝藏，圣母也会像劝告公爵夫人那样劝告我母亲说：

贪心的奴隶，

你别去收集整个大地的金银；

贪婪的灵魂，

大地的所有财产也遮不住你赤裸的身体。

母亲也用女强盗公爵夫人的话回答说：

至圣的圣母，请你宽恕，

请你可怜我那有罪的灵魂，

我打家劫舍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我那唯一的儿子！

于是像外祖母一样善良的圣母就原谅了母亲，她说：

嗨，马留什卡，你是鞑靼的血统，

啊呀，你是基督的不肖信徒！

那你就走自己的路吧——

人生之路是自己的，眼泪也是自己的，

你可以到森林里去抢劫莫尔多瓦人，

你可以到草原上去追逐加尔梅克人，

但是不许你动俄罗斯的人民！……

我好像做梦似的回忆着这些童话。下边过道上和院子里的脚步声、嘈杂声、吼叫声把我惊醒了。我往窗外探出身子，看见外祖父、雅科夫舅舅和酒馆的堂倌麦里扬——一个很滑稽的车累米西人从便门把米哈依尔舅舅往街上拖，他不肯走，那些人便打他的手，打他的背和脖子，用脚踢他。最后他一溜烟似的淹没在街道的尘灰里了。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响起了闩门和锁门的声音；一顶揉皱了的帽子从门上方被扔了出来；周围便变得静寂了。

舅舅躺了没有多久又站起来，衣服全被撕破了，头发蓬乱；他捡起一个大卵石朝大门扔过去，发出一种撞击的回声，好像打着了桶底似的。从酒馆里走出一群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喊叫着，喘着粗气，大摇大摆地走着；各家各户的窗口都伸出了人头——街道活跃起来了，有笑声，有喊声。所有这一切，也像童话一样，虽然有趣，却令人感到不快和害怕。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沉寂了，无影无踪了。

外祖母在门槛旁边的箱子上坐着，她弯着腰，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我站在她的面前，抚摩着她温暖、柔软、潮湿的面颊，但她显然没有感觉到这些，而是愁眉不展地嘟囔着：

“主啊，难道你的善良的智慧不能够分给我，分给我的孩子们吗？主啊，饶恕我们吧……”

我似乎觉得，外祖父在田野街这所房子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从头年的春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不过在这期间，这所房子已经名声大噪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些顽皮孩子跑到我们的大门口来，大声地满街宣告：

“卡什林家又打架了！”

通常米哈依尔舅舅都是晚上过来，整宿地监视着我们的房子，弄得住户人心惶惶；有时他请来几个帮手，都是库纳维诺的不务正业的小市民，他们从山沟溜进花园里，肆无忌惮地撒一阵子酒疯，把马林果林和醋栗树拔掉。有一天他们还捣毁了澡堂，把澡堂里能破坏的东西——蒸浴架、长凳子、烧水锅——全都砸了；他们把炉子扒开，把一些地板掀掉，门窗也拆掉了。

外祖父脸色发黑，一声不吭，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些人破坏他的财产；外祖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黑暗中看不见她，她不断地在恳求、呼喊：

“米沙，你在干什么啊，米沙！”

从花园那边传过来的对她的回答，是愚蠢的不堪入耳的俄罗斯骂人话，其含意大概连这些骂人的畜生的理智和感情也不能理解。

在这个时候老跟着外祖母是不行的，但是没有她我又感到害怕。我下楼来到外祖父的房间里，可他却哑着嗓子迎面对我喊道：

“滚开，该死的东西！”

我跑到阁楼上，从那里的天窗口望着黑暗中的花园和院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外祖母，我害怕她被人打死，便大声叫喊，呼唤她。她不出来，醉鬼舅舅听见了我的声音，便粗野而又肮脏地骂我母亲。

有一次，也是这样的夜晚，外祖父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在枕头上翻来覆去转动着他那用毛巾包着的头，大声地抱怨说：

“瞧，我是为啥而活着啊！作了孽，攒了钱，到头来却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不是怕难为情，不是怕丢人，早就叫警察来了，明天我就去找省长……真丢脸！叫警察来管教自己的孩子，还算是什么父母啊？所以，老头子，还是老实躺着吧。”

他忽然从床上下来，踉踉跄跄地走到窗前，外祖母抓住他的手说：

“你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点上灯！”他气喘吁吁地命令道。

外祖母点上蜡烛后，他双手把蜡烛捧在胸前，就像士兵持枪那样，冲着窗口用嘲讽的口吻大声喊道：

“喂，米什卡，夜间的小偷，癞皮的疯狗！”

顷刻间，窗户上方的一块玻璃就炸开了，半块砖头落在外祖母身边的桌子上。

“没有打中！”外祖父悲惨地呼号起来，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哭。

外祖母双手把他抱起来，就像抱我一样，把他放在床上，惶恐不安地劝他说：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怎么能这样啊！你这不是要他到西伯利亚去吗？他一时发狠，他哪里懂得这样会送他到西利亚去充军啊！……”

外祖父抖动着两条腿，干着嗓子号啕大哭。

“让他把我打死算了……”

窗户后面有人在吼，在跺脚，在抓墙皮。我从桌子上拿起那块砖头就往窗口跑去，外祖母连忙把我抓住，把我推到角落里，愤愤地说：

“嘿，你这个该死的……”

另一次，舅舅持一根粗大的木桩作武器，从院子里直朝过道冲过来，站在黑色房檐的台阶上，要破门而入；而在门后面等着他的是手里握着大木棍的外祖父、携带尖头木棒的两个房客和拿着擀面杖的酒馆老板的妻子——一个高个子女人。外祖母在他们后面跺着脚不知如何是好，她央求道：

“你们就让我出去见见他，我对他说几句话……”

外祖父向前伸出一只脚站着，就像《猎熊》那幅画上手持叉子的猎人一样；外祖母走到他跟前时，他默默地用胳膊肘顶她，用脚踢她。四个人都站在那儿，杀气腾腾地准备着。在他们上面的墙上挂着一盏灯笼，灯光不亮，忽明忽暗地照着他们的头。我从阁楼的楼梯上看着这一切，我真想把外祖母拉到阁楼上来。

舅舅竭力地并且有效地破坏着门，门已经晃动了，下面的活页已被打掉，眼看就要脱落掉下来了，敲打的声音铿锵刺耳。外祖父也用铿锵的嗓门对自己的战友说：

“请你们朝他的手和腿打，不要打他的脑袋……”

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窗口，窗口里只能伸出一个头；舅舅已经把窗玻璃砸破，周围还带着玻璃碴儿；窗口黑洞洞的，像一只挖了眼珠的眼睛。

外祖母冲到窗口，伸出一只手，一边挥手，一边喊道：

“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走吧！他们会把你打成残废的，走吧！”

他用木桩子打她的手。我看得很清楚，有一件很粗的东西在窗口闪过，落在她的胳膊上，接着外祖母就倒了下来，仰面躺在地上，她还在喊着：

“米沙，快跑……”

“啊，老婆子怎么啦？”外祖父可怕地号叫起来。

大门敞开了，舅舅跳进了黑暗的门洞里，但立即就像一堆垃圾似的被从台阶上铲了出去。酒馆老板娘把外祖母搀到外祖父房间里，外祖父很快也来了，他脸色阴沉地走到她的跟前。

“骨头伤着没有？”

“啊哟，看来是骨头断了。”外祖母闭着眼睛说，“你们对他怎么样啦，怎么样啦？”

“安静点！”外祖父厉声喝道，“我是野兽怎么的？把他捆起来了，在棚子里躺着呢。我用凉水浇他……嘿，凶得很，这家伙倒是像谁呢？”

外祖母呻吟起来。

“我派人请正骨婆去了，你再忍耐一下吧！”外祖父说道，挨近她坐在床上，“他们要把我们折磨死，老婆子，还不到时候就要把我们折磨死了！”

“你就把全部财产分给他们吧……”

“那瓦尔瓦拉呢？”

他们谈了许久。外祖母的声音又低又凄凉，外祖父则大喊大叫，怒气冲冲。

后来来了一个小老太婆，驼背，嘴大得咧到耳根，下巴哆嗦着，像鱼一样张着嘴，尖尖的鼻子通过上唇探了出来，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用拐杖探路，两只脚勉强迈着步子，手里还拎着哗啦作响的一包东西。

我以为这是外祖母的死神来了，我冲到这个小老太婆跟前，使尽全力地叫喊：

“滚出去！”

外祖父粗暴地抓住我，毫不客气地把我领到阁楼里去了……

七

很早我就明白，外祖父有一个上帝，外祖母有另一个上帝。外祖母每天醒来后都是长久地坐在床上梳理自己奇美的头发，脑袋一仰一仰地梳，并且咬紧牙关，扯下一绺又一绺长长的黑丝；她怕惊醒了我，用很小的声音骂头发：

“鬼东西，叫你遭天打雷轰，该死的……”

她勉强地梳好头后，便很快地把头发编成粗辫子，匆匆地洗把脸，愤愤地清了清鼻子，还没有把愠色从睡皱了的大脸上洗掉，就站在圣像面前祈祷了——瞧，这时才算开始了真正的盥洗，整个人立即变得焕然一新。

她伸直驼背，抬起头来，和蔼地看着喀山圣母的圆脸；她张开双手恭恭敬敬地画着十字，热烈地低声祈祷着：

“最荣耀的圣母，把你的恩惠施给我们未来的日子吧，圣母啊！”她鞠躬到地，慢慢地直起身来，然后更热烈更感动人地低声祈祷：

“最圣洁的美女，你是快乐的源泉，盛开的苹果树……”

她几乎每天早晨都能找到新的赞美的词汇，这就使得我总能全神贯注地聆听她的祈祷。

“我的纯洁的天上的心灵啊，我的保护者，我的靠山，圣母，你是金色的太阳，驱除恶的诱惑吧，别让任何人受欺侮，也别让我白白地受人欺侮！”

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含着微笑，仿佛变得年轻了；她重又抬起沉重的手慢慢地画着十字。

“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给我这个有罪的人一点施舍吧，看在圣母的分上……”

她的祈祷永远都是赞美歌，是真诚朴直的颂扬。

她早晨祈祷的时间不长，因为她得烧茶炊。外祖父已经不雇仆人了，如果外祖母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茶炊准备好，外祖父就会生气骂半天。

有时他比外祖母醒得早，便跑到阁楼上来，碰见她在祈祷时，便听一会儿她低声的祈祷，轻蔑地歪着两片又薄又黑的嘴唇，在喝茶时便唠叨一阵子：

“你这个木头脑袋，我教了你多少遍应当怎样祈祷，可是你还是那一套，异教徒！上帝怎么忍受得了你啊！”

“上帝懂得，”外祖母坚定地回答说，“不论你对他说什么，他都很清楚……”

“该死的楚瓦什人[46]嘿，你们这号人啊！”

她的上帝整天都伴随着她，她甚至对牲口也讲到上帝。我很明白，所有的生物——人、狗、鸟、蜂、草都很容易很恭顺地服从于她的上帝；上帝对大地上的一切都同样善良，同样亲切。

酒馆老板娘养了一只娇纵的猫，它狡猾，爱吃美味食品，会奉承人，长一身烟色毛，金黄色的眼睛，院子里的人都喜欢它。有一天，它从花园里叼回来一只椋鸟，外祖母把这只被折磨得半死的鸟夺下来，责备猫说：

“你不怕上帝呀，下流的恶棍！”

酒馆老板娘和扫院子的人听了这话都笑起来，但外祖母愤怒地对他们大声喊道：

“你们以为牲口就不懂上帝吗？所有的生物都懂上帝，而且懂得不比你们差，你们这些毫无怜悯心的人……”

她在套那匹肥壮的、没精打采的沙拉普时，也和它谈话：

“你烦闷无聊，上帝的工人，啊？你这老东西……”

马喘着气，摇摇头。

不过外祖母念叨上帝的名字还是没有外祖父那么经常。我发现外祖母的上帝很好理解，也不觉得可怕，但是在它面前不能撒谎，也羞于撒谎，它在我心里唤起的只是不可战胜的羞耻；我从来不对外祖母撒谎。要隐瞒这个仁慈的上帝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甚至连隐瞒的念头都不会产生。

有一天，酒馆老板娘跟外祖父吵架，捎带也骂了没有参加吵架的外祖母，骂得很凶，甚至向她扔胡萝卜。

“喂，你真傻，我的好太太。”外祖母平静地对她说。但是我可气坏了，我决定对这个恶女人进行报复。

我策划了很久，如何给这个一头红头发、双下巴、没有眼睛的胖女人更沉重的打击。

根据我对居民中内讧情况的观察，我知道他们相互报复的办法有：砍断猫尾巴，给狗下毒，把公鸡和母鸡打死，或者是夜里偷偷地钻进敌人的地窖里，把煤油倒在腌白菜和黄瓜的桶里，把桶里的克瓦斯倒掉——但是，所有这些方法我都不喜欢，我要想出一个更有力更惊人的方法来。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趁酒馆老板娘下地窖的时候，我把地窖的顶盖放下，锁上，然后在顶盖上面跳复仇舞，把钥匙扔到房顶上去后便拼命往窗房里跑。外祖母正在那儿做饭，她没有立即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当她知道后便朝屁股给了我几下，把我拖到院子里，要我上屋顶去找回钥匙。她的态度使我感到奇怪。我默默地取下了钥匙，躲在院子的角落里，看着她释放被俘获的酒馆女老板。她们俩友好地笑着，走出了院子。

“看我不揍你！”酒馆女老板用胖胖的拳头威吓我说。但她那看不见眼睛的胖脸孔却露着善意的微笑。外祖母抓住我的领子，把我带到厨房里问道：

“你干吗要这样做？”

“她用胡萝卜打了你……”

“那么说，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原来如此！我要把这块废料塞到炉子底下喂老鼠去！你算什么样的保护者，一个小气泡而已，一戳就破！我去告诉你外祖父，看他不剥你的皮！到阁楼上读书去……”

她一整天都没有跟我说话，晚上祈祷之前，她在床沿上坐下来，动情地对我说了下面永志不忘的话：

“廖恩卡，我亲爱的，我跟你说，你得记住：大人的事你别去管！大人都学坏了；他们在受上帝的考验，而你还没有；你应该照小孩子的理智生活，等上帝去为你启开心窍，指示你该做什么，领你走自己的路。明白了吗？至于什么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你的事，上帝去评判，去惩罚。这是他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闻了点鼻烟，眯缝着右眼，又补充说：

“也许谁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错误，连上帝本人也不总是很清楚的。”

“难道上帝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吃惊地问道。她小声地、忧郁地回答说：

“要是他什么都知道的话，也许有许多事情人们就不会去干了。他，老天爷从天上看着人间，看着我们大家，有时会哭起来，放声大哭地说：‘我们的人们啊，我亲爱的人们，啊哟，我多么同情你们啊！’”

她自己也哭了起来，没有拭去脸上的泪水，便到墙角里祈祷去了。

从那时起，她的上帝就变得对我更亲近更可理解了。

外祖父也教导我，也对我说，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在一切事情中他都善意地帮助人们，不过，外祖父的祈祷和外祖母的却不一样。

早晨，在走进墙角向圣像祈祷之前，他洗手脸洗得很久，然后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仔仔细细地梳理他的棕黄色的头发，理理胡子，照照镜子，拉拉衬衣，把黑色的围巾塞进坎肩里，再谨慎小心地、仿佛怕人发现似的走到圣像跟前，总是在那块有马眼似的节子的地板上停下来，默默地站一会儿，低下头，像士兵那样，两条胳膊伸直，紧贴着身体，然后整个单薄的身子挺得笔直，庄严地说：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我似乎觉得，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房子里便显得特别肃穆，连嗡嗡叫的苍蝇也变得小心多了。

他昂首站在那儿，扬起眉毛，竖起头发，金黄色的胡子撅得跟地平线一样平。他念祷词正确无误，就像在回答功课一样：字音清晰而且要求严格。

“‘审判官突然到来，每个人的行为都暴露了……’”[47]

他用拳头轻轻地捶自己的胸，坚决地央求说：

“我只对你一个人犯罪，你就转过头去不要看我的罪恶吧……”

他逐字逐句地念《信经》[48]。他的右腿不断地抖动着，好像在无声地给祈祷打拍子；他整个身子紧张地向圣像倾斜，好像在长高，变得愈来愈纤细，愈来愈干瘦了；他全身是如此干净，如此整洁，而且神情恳切。

“‘新生的医生，治治我多年痛苦的灵魂，我从心里不断地向你呼唤，发发慈悲吧，圣母！’”

他大声呼唤着，绿色的眼睛含着眼泪。

“‘请多看在我的信仰上，不要去管我做的事，我的上帝，也不要去寻找替我辩护的事情！’”

这时他不断地画十字，老是抽搐，头点得像羊抵人似的，他的喉咙发出尖厉的声音，并且呜咽着。后来我去过犹太教会，才明白外祖父是按犹太人方式祈祷的。

桌子上的茶炊早就扑扑地响了，屋子里散发出奶渣煎黑麦饼的热烘烘的气味，真想吃！外祖母沉着脸靠在圆柱子上，眼睛朝下，望着地板，叹息着。欢快的太阳从花园照进窗户，树上闪烁着珍珠般的露水，早晨的空气充满着茴香、醋栗和成熟苹果的香味。外祖父仍在祈祷，摇晃着身体，尖声叫喊着：

“‘熄灭我激情的火焰吧，我又穷又该死！’”

我把早祷和晚祷的全文都记住了，不仅记住，还紧张地注意外祖父是否念错了，是否漏掉了什么字。

念错的情况极少发生，但总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祈祷结束后，外祖父对我和外祖母说：

“你们好！”

我们鞠躬，然后围着桌子坐下来。我马上就对外祖父说：

“今天你漏掉了‘补偿’两个字！”

“你胡说！”外祖父不安而又不大相信地说。

“是漏了！应该是：但是我的信仰补偿了一切，可是你没有说‘补偿’。”

“真是这样吗！”他提高声音说，表示歉意地眨眨眼睛。

往后他就会找个什么岔儿，狠狠地报复我对他的指摘，不过眼前看见他的这种窘态，我却有一种胜利感。

有一次外祖母开玩笑地说：

“上帝对你的祈祷大概很乏味吧，因为你念的老是那一套。”

“什……么？”他拉长声调，恶狠狠地说，“你哞哞叫什么？”

“我说，我听你说了那么多，可是你从来没有对上帝说过心里话。”

他满脸通红，全身发抖；他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碟子朝她掷过去，一边掷，一边尖声喊叫，就像锯子锯到了木节子一样。

“你这老妖婆！”

他对我讲上帝的无比力量的时候，总是首先强调他的残酷性：瞧，人们犯了罪，就得淹死；再犯罪，就得烧死；他们的城市就毁灭；瞧，上帝用饥饿和瘟疫惩罚人们，他永远用宝剑统治人间，用皮鞭对付罪人。

“凡是违反上帝法律的人都遭到痛苦和灭亡的惩罚！”他用细细的手指关节敲打着桌子，教训说。

我很难相信上帝是残酷的；我怀疑这一切都是外祖父故意捏造的，是为了让我怕他而不是怕上帝，于是我便直率地对他说：

“你这样说，是为了要我听你的话吧？”

他也同样直率地说：

“那当然，你想不听话吗？”

“外祖母怎么不这样说呢？”

“你别听信那老糊涂的话！”他严厉地教训说，“她从小就很愚蠢，她不识字，也没有脑子。我不许她跟你谈这些大事！你回答我：天使那里分几个等级[49]？”

我回答了，接着问道：

“这些官员都是些什么人？”

“咳，你都扯到哪儿去了？”他笑了笑，把眼睛避开，咬着嘴唇，不乐意地解释说：

“这与上帝无关。官员——这是人间的事。官员是吃法律的[50]，他把法律都吃掉了。”

“什么是法律？”

“法律？法律就是习惯，”老头子说得更高兴更得意了，他那聪明而又带刺的眼睛炯炯有神，“人们在一起生活，大家都同意说：这样子最好，我们就把这叫作习惯，立下规矩，定为法律！举个例子：小孩子一起玩游戏，先商量好怎样玩法，约定个程序。那么，这个约定就是法律。”

“那官员呢？”

“官员就像顽皮的孩子，他一来，就把一切法律破坏了。”

“那是为什么？”

“得了，这个你还不懂！”他严厉地皱皱眉头说，接着又教训起来：

“上帝统管着人们的所有的事情！人们想要这样，他却偏要那样。人的一切事情都不牢靠：只要上帝吹口气，便一切都变成灰，变成土了。”

有许多原因引起我对官吏问题的兴趣。我继续问道：

“可雅科夫舅舅是这样唱的：

上帝的官吏——光明的天使，

世间的官吏——撒旦的奴隶！”

外祖父用手掌托着胡子，把它塞进嘴里，闭上眼睛；他的腮帮子在颤动。我明白他暗自心里在笑。

“应把你的和雅什卡的腿捆在一起丢到水里去！”他说，“他不该唱这些歌，你也不该听。这是分裂派教徒开的玩笑，是分裂派异教徒想出来的。”

他沉思起来，眼睛越过我向前看着什么地方，轻轻地拉长声音说：

“嘿，你们这号人啊……”

虽然他把上帝威严地高高地置于人们的头上，但他也和外祖母一样，还是要上帝来参与他的事情，不仅是请上帝，还请无数的圣徒；外祖母却好像完全不知道有这些圣徒，只知道尼古拉、尤里、弗罗尔和拉夫尔，尽管他们也很善良，对人们很亲近：他们走遍农村和城市，干预人们的生活，具有人们的一切属性。外祖父的圣徒们则几乎都是受难者，他们捣毁偶像，同罗马皇帝争论，为此他们受拷问，被烧死，被剥皮。

外祖父有时幻想：

“上帝帮他把这所房子卖掉，哪怕赚五百卢布也好，我愿意给圣徒尼古拉做一次谢恩祈祷。”

外祖母笑了笑对我说：

“尼古拉连房子也帮这个老糊涂卖了——尼古拉他老人家好像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

外祖父的教堂日历我保存了好长时间，里面有他亲手写的各种各样的字迹，其中有在约阿基姆节和安娜节背面用红墨水写的直体字——“恩人们救我免于灾难”。

我还记得这次“灾难”：外祖父为了帮助失败的儿子们而去放高利贷，暗地里接受典当。有人告发了他。有一天晚上，警察突然来搜查，大乱了一阵子，结果还算相安无事。外祖父一直祈祷到日出，早晨当着我的面在教堂日历里写下了这些话。

晚饭前他和我在一起念圣诗、祷词或大厚本的叶夫列姆·西林[51]的著作。晚饭后他再次去祈祷，在黄昏的静默中念了很长时间的凄凉的、忏悔的词句：

“我如何供奉你，如何报答你啊，伟大、慷慨、不朽的上帝……保佑我不受任何的诱惑吧……上帝，保佑我不受坏人欺负……为我流泪吧，在我死后记着我吧……”

而外祖母常说的却是：

“哎哟，我今天累极了，看来，还未祈祷就得躺下了……”

外祖父常常带我去教堂：每星期六去做晚祷；每逢节日就去做弥撒。在教堂里我也是把人们对上帝的祈祷加以区别：神父和助祭所念的一切——是对外祖父的上帝的祈祷，而唱诗班的歌手却永远为外祖母的上帝歌唱。

当然，这里我只是粗略地表述一下我孩提时对两个上帝的区别。我记得，这种区别曾不安地把我的灵魂分裂成两半：外祖父的上帝使我恐惧和敌视，因为他不爱任何人，用严厉的目光注视一切，他首先寻找和看到的是坏的、恶的、有罪的东西。很明显，他是不相信人的，总是期望人们的忏悔，喜欢惩罚人。

在这些日子里，关于上帝的思想和感情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其他一切印象都只能使我生气，引起我的反感和恼恨，因为它们是残酷的、肮脏的。在我周围的一切事物中，上帝是最美好最光辉的。外祖母的上帝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可爱的朋友。当然，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使我感到不安：为什么外祖父看不见这个善良的上帝？

他们不放我到街上去玩耍，因为大街太刺激我了，大街的种种印象使我像喝醉了似的几乎每次都要成为一个闹事和暴行的肇事者。我没有结交伙伴，邻居的孩子们都与我为敌。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而他们知道这一点后，叫得更欢了：

“瞧，恶老头卡希林的外孙子出来了！”

“放倒他！”

于是一场斗殴便开始了。

我不是在年岁上比他们力气大，而是打起架来灵活，这一点就是那些合伙打我的敌人也是承认的。不过我还是受整条街的孩子的毒打，回到家里常常是鼻青脸肿，嘴唇破裂，衣服被撕破，满身尘土。

外祖母见到我时大为吃惊，怜惜地说：

“怎么，小萝卜头，又打架啦？这成什么体统，啊！我非得亲自揍你一顿不可……”

她给我洗脸，在被打肿的地方敷上湿海绵，贴上铜钱或抹点醋酸铅液，并劝导我说：

“咳，你干吗老打架呢，在家里你是乖乖的，一到街上就不像话了，不知羞耻的家伙。我要告诉你外祖父，要他把你关起来……”

外祖父看见我脸上的青肿块，可是他并不骂我，而是嘴里发出嘎嘎声，含混不清地说：

“又戴上奖章了？你是我们家的阿尼克勇士[52]。不许你在大街上瞎跑，听见没有？”

要是街上静静的，我就不会到街上去，可是一旦我听到有快乐的孩子们的喧哗，就不顾外祖父的禁令，从院子里跑出去了。脸被打肿，皮被撕破并不可气，可是街头的那些解闷作乐的残忍行为却不能不令人愤慨。我非常熟悉这种残忍行为，它有时使我陷入疯狂的程度。当我看见一些孩子调唆狗或者公鸡斗架，虐待猫，追赶犹太人的羊，凌辱喝醉了的乞丐和外号叫“兜里装死鬼”的傻子伊戈沙时，我就无法忍受。

伊戈沙是一个又高又干瘦、浑身像是被烟熏过的人，他穿一件沉重的不挂面的羊皮袄，瘦骨嶙峋的铁锈般的脸上长满了硬毛，他弯着腰在街上行走，奇怪地摇晃着，一声不吭，死盯着自己脚下的地；他那张铁一般的脸及一双忧郁的小眼睛使我敬畏；我觉得这个人正在从事一件严肃的事情，他在寻找什么东西，不应该去妨碍他。

一些顽皮孩子跟在他后面跑，用石子打他的驼背。他好像很久都没有发现这些孩子，也不觉得被打痛。瞧，他停了下来，抬起他那戴着毛蓬蓬的帽子的头，用颤抖的手扶正帽子，向四周张望着，好像刚醒过来似的。

“‘兜里装死鬼’的伊戈沙，伊戈沙，你去哪儿？当心，死鬼在你兜里！”那些顽皮孩子叫喊着。

他一只手抓住口袋，然后很快地弯下腰，从地上拾起石子、木头、土疙瘩，一边笨拙地挥起长胳膊，一边嘟嘟囔囔地骂人。他总是骂三句同样的脏话。在这方面，孩子们的语汇不可比拟地比他丰富。有时候他一拐一拐地追他们，但长皮袄妨碍他跑，他摔倒了，跪在地上，用两只干树枝一样的黑手支在地上。孩子们朝他腰上和脊背上扔石子，最大胆的孩子跑到他紧跟前，在他的头上撒上一把土就立即跑开。

大街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令人难受的印象，这就是老师傅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他完全瞎了，四处讨饭；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沉默寡言，由一个阴沉的小老太婆领着。她停在人家窗户下面，眼睛老是看着旁边什么地方，尖着嗓子拉长腔调说：

“看在基督分上，施舍施舍吧，可怜可怜又瞎又残废的人吧……”

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则一声不吭；他那黑色的眼镜直接望着人家的墙、窗户和迎面走来的人的脸，那只浸透了颜料的手静静地捋着宽大的胡子，双唇紧闭着。我经常看见他，但从未听见从他紧闭着的嘴里发出的声音。老人的沉默使我感到痛苦；我不能走到他的跟前去，从来没有靠近他，相反，一看见他，我就跑回家去，告诉外祖母：

“格里戈利在街上讨饭！”

“是吗？”她不安地、怜悯地喊了一声，“拿着，快去给他！”

我粗暴而且生气地拒绝了。这时她就亲自跑出门外，站在人行道上，跟他聊上很长时间。他笑着，胡子在抖动，但他很少说话，只是三言两语。

有时外祖母把他叫到厨房里，给他喝茶，给他吃东西。有一次他还问到我在哪里。外祖母把我叫来，但是我跑开了，躲在柴火堆里。我不能走近他，在他面前我感到无法忍受的难堪。我知道，外祖母也很难堪。我同外祖母只有一次谈起过格里戈利。那次她把他送出大门后，慢慢地在院子里走着，低着头在哭泣。我走到她跟前，拉着她的手。

“你干吗要躲着他呢？”她小声地问我，“他喜欢你，他是个好人……”

“外祖父干吗不养活他呢？”我问。

“外祖父吗？啊……”

她停下来，把我搂在怀里，几乎用耳语预言说：

“记住我的话，为了这个人，上帝会重重惩罚我们的！一定会惩罚的……”

她没有说错：十年后，那时外祖母已经永远安息了，外祖父自己也成了乞丐和疯子，在城里沿街地在人家窗口下哀声乞讨：

“我的好厨师啊，给我一块馅饼吧，给一块吧！咳，你们这号人啊……”

当初的他，如今只能说出这句辛酸的、拖长的、动人的话了：

“咳，你们这号人啊！”

除了伊戈沙和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外，使我感到难受并使我从街上跑开的，是那个放荡的女人沃罗尼哈。她每逢节日就会出现；她身材高大，蓬头乱发，喝得烂醉，走起路来，有一种特别的步态：脚不着地，仿佛不是用脚走路，而是像一朵云在飘动；她大喊大叫地唱着下流猥亵的歌曲，所有碰到她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躲到大门后面、墙角里、铺子里去；她一走过就好像把大街清扫了一遍。她的脸几乎是蓝色的，肿得像气泡，灰色的大眼睛可怕而又可笑地瞪着；她不时地号叫、哭泣。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呀？”

我问外祖母：“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你不该知道！”她阴郁地回答说。不过她还是简短地说了说：“这个女人原来有个丈夫叫沃罗诺夫，是一位官员，他为了谋得更高一级官衔，便把自己的老婆卖给了自己的上司，这个上司把她带走了，两年不在家住，而当她回来时，她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已经死了。丈夫把公款输光了，被送进了牢房。瞧，女人因为伤心，便开始酗酒、放荡、胡闹了；每逢节日夜晚，她都被警察抓走……”

不，家里还是比街上好，特别是晚饭之后那段时间更美好。这时外祖父到雅科夫舅舅的染坊去了，外祖母坐在窗前给我讲有趣的童话、故事，讲我父亲的事。

她从猫嘴里夺下一只椋鸟。她把它被折断了的翅膀的羽毛剪掉，在它摔断了的脚上巧妙地绑上一块木片；把鸟治好后便教它说话。有时她在鸟笼子面前靠门框站着，像一只和善的大兽似的，用沉厚的声音对这只爱模仿的黑炭似的鸟重复说：

“喂，你说：给小椋鸟儿——饭！”

椋鸟斜着它那幽默家的灵活的圆眼睛看着她，用脚上的小木片敲打着薄薄的鸟笼底，伸长脖子学黄鹂啼啭，滑稽地模仿着松鸦和布谷鸟，竭力地学着猫叫，效仿着狗叫，却学不会人说话。

“你可别淘气！”外祖母严肃地对它说，“你说：给小椋鸟——饭！”

这只长羽毛的黑猴子震耳地叫了一声像外祖母教它的话。老太太高兴地笑了，用手指头递给它饭吃，并说道：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骗子——你在装相，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会！”

她真教会了椋鸟说话。过了不久，它能相当清楚地要求吃饭，远远地看见外祖母，便拉长声音地说出类似“你——好……”这样的话语。

起初鸟笼子挂在外祖父的房间里，不久外祖父就把它赶到我们的阁楼上来了，因为椋鸟老学外祖父说话；外祖父清楚地念祈祷词，这小鸟也把其蜡黄的鼻子伸到笼子外面，打口哨似的叫起来：

“久，久，久-伊利，土-伊利，吉-伊-利，久——”

外祖父觉得这是在欺负他。有一次他停下了祈祷，跺着脚狂暴地叫起来：

“把它拿走，这魔鬼，我要杀死它！”

家里有许多趣事，许多好玩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苦闷令我窒息，好像全身注满了沉重的东西，好像长久地住在一个黑暗的深坑里，失去了视觉、听觉和一切感觉，像一个瞎子和半死不活的人……

八

突然，外祖父把住房卖给了酒馆老板，买了另一所缆索街上的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路面、长满了野草，但却是很清洁、安静的街道；它直通田野，两旁是五颜六色的小房子。

新房比以前那所房子漂亮、可爱，它的正面涂上了温暖的恬静的深红色；三扇浅蓝色的护窗板和一扇有栅栏的阁楼百叶窗鲜明显眼；榆树和椴树的浓阴遮掩着左边的屋顶；院子里和花园里有许多舒适、僻静的角落，好像是专门为玩捉迷藏而设的；花园特别好，不大，但树木茂密，错综复杂得令人愉快；花园的一角有个玩具似的小澡堂，另一角则是一个相当深的大坑。大坑里野草丛生，从里面露出一根粗木头，那是被烧毁了的澡堂留下的残迹；左边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的马厩的围墙，右边是贝特连格家的房舍，花园的深处连接卖牛奶的彼得罗夫娜的庄园。彼得罗夫娜是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女人，像铃铛一样整天吵吵嚷嚷，她的小屋已下沉到地面之下，阴暗而又破旧，均匀地蒙上了一层青苔，两个窗口和善地望着那深谷成坑的田野，田野的远方有一片浓密的乌云般的森林；整天都有士兵在那儿走动、跑步，在秋天太阳的斜晖下刺刀闪出白色闪电般的亮光。

整所房子挤满了我没有见过的人们。前院住着一个鞑靼军人及其又小又圆的妻子，他的妻子从早到晚都大叫大嚷，嘻嘻哈哈，弹一把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吉他，常常放开高亢响亮的嗓门唱那支最常唱的热情的歌曲：

单一的爱不快活，

还须去找另一个，

你得善于找到它。

沿着正道走下去，

自有奖赏等着你！

啊，奖赏多甜美！

军人的身体圆得像个球。他坐在窗户旁，鼓起发青的脸，欢快地瞪着红黄色的眼睛，不停地抽着烟斗，咳嗽起来很奇怪，像犬吠一样：

“呜汪，汪汪，汪汪……”

在地窖和马厩上面有一所接建出来的房子，里面住着两个运货的车夫——小个子瓦灰色头发的是彼得伯伯，哑巴斯杰帕是他的侄子，他是一个朴素的结实的小伙子，脸色红得像红铜托盘一般；还有个是细长个子的郁郁寡欢的鞑靼人勤务兵瓦列伊。这些都是新人，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但是，特别吸引我，把我抓得紧紧的是那位入伙的房客“好事情”。他在后院与厨房相邻处租了一个房间，长方形，有两个窗户——一个朝着花园，另一个向着院子。

这是一个又瘦又驼背的人，苍白的脸，留两撇分开的小胡子，戴着眼镜，有一双和善的眼睛，他沉默寡言，不引人注意，每次叫他吃饭、喝茶的时候，他一定回答“好事情”。

不管是当面还是他不在的时候，外祖母都这样叫他：

“廖恩卡，去叫‘好事情’来喝茶！‘好事情’你怎么喝得这样少啊？”

他的整个房间都被一些箱子和我不认得的世俗字体的大厚本书塞满和堆满了。到处放着盛有各种颜色的液体的瓶子、铜块和铁块、成条的铅。从早到晚他都穿着棕红色的皮上衣，带方格的灰色裤子，全身沾满各种不知什么颜料，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头发蓬乱，手脚也不灵活。他在熔化铅，焊某种铜制的小玩意，在小天平上称什么东西，嘴里发出哞哞声；烫伤了手，连忙向它吹气，跌跌撞撞地走到挂图前，擦擦眼镜；他那又细又直、白得出奇的鼻子几乎碰到了图纸，好像要闻闻它似的。有时候他忽然在房子中间或窗户旁边停下来，闭上眼睛，昂着头，许久地站着不动，默默地像根木头。

我爬到板棚的顶上，隔着院子在打开的窗口上观察着他：我看见桌子上的酒精灯泛着蓝色的火光，黑色的人影，看见他在一个破本子里写什么；他的眼镜像两块冰，放射出寒冷的蓝光。这个人的魔术似的迷人的工作使我一连几个钟头都待在棚顶上，好奇心折磨着我。

有时候，他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前，就像站在一个木框里一样。他直望着棚顶，但是好像没有看见我，这使我很生气。忽然他又跳到桌子跟前，弯下腰，折成两半，在翻找什么东西。

我在想，如果他富一点，穿得好一点，我反而会怕他，可是他很穷：皮上衣的领口上露出又皱又脏的衬衣领子，裤子上全是污点和补丁，赤脚穿着破鞋。穷人不可怕，没有危险。外祖母对他的怜悯和外祖父对他的蔑视不知不觉地使我坚信这一点。

这所房子里的人都不喜欢“好事情”，他们都带着嘲讽的口吻谈论他；军人的快乐的妻子叫他“石灰鼻子”，彼得伯伯说他是药剂师、魔法家，外祖父叫他巫师、自由思想分子。

“他在做什么？”我问外祖母。她严厉地回答说：

“不干你的事，你住嘴，懂吗……”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跑到他的窗前，好容易才压住内心的激动，问他：

“你在做什么呢？”

他震颤了一下，从眼镜上方看了我老半天，把满是溃疡和烫伤的伤疤的手伸给我说：

“你爬进来吧……”

他不叫我从门里进来，而让我从窗口爬进来，这更使我觉得他了不起。他坐在箱子上，把我放在他面前，时而把我推开一点，时而又拉近一点，最后他小声地问我：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使我感到奇怪：我每天在厨房里四次吃饭、喝茶，都坐在他旁边！我回答说：

“我是房东的外孙……”

“啊哈，对了。”他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手指说道，接着又不说话了。

这时我认为有必要对他解释一下：

“我不是卡希林，我是彼什科夫……”

“彼什科夫！”他不大信任地重复了一句，“好事情。”

他把我推在一边，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说：

“那好，你乖乖地坐着……”

我坐了好久好久，观看了他如何锉那块用虎头钳夹着的铜，钳子下面金星似的铜末落在马粪纸上，然后把铜末集成一撮，撒到厚实的杯子里，再从缶子里取出一些像盐一样的白粉加进去，又从黑瓶子里倒一点什么东西进去，这时杯子里就发出咝咝的声音，冒出烟来，涌出一股呛人鼻子的气味，我咳嗽起来，直摇头，这位巫师却夸耀似的问道：

“很难闻吧？”

“是啊！”

“那就对了！小弟弟，这好极了……”

“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我在想，于是我严厉地说：

“既然很难闻，那就是不好……”

“是吗？”他眨眨眼睛，惊叹道，“这可不一定，小弟弟，你玩过蹄腕骨吗？”

“你是说玩羊拐子吧？”

“是，玩羊拐子。玩吗？”

“玩。”

“想不想我给你做个灌铅的羊拐子？它玩起来可棒了！”

“想。”

“那你就先去拿个羊拐子来吧。”

他又向我走过来，手里拿着冒烟的杯子，一只眼睛看着它，走到我面前说：

“我今天给你做个羊拐子，以后你就别到我这里来了，好吗？”

这可是把我气坏了。

“你就是不给我做，我也不来了……”

我很生气就跑到花园里去了。外祖父正在花园里忙碌，他把粪肥围在苹果树根上。这时正是秋天，树木早已开始落叶了。

“来，把马林浆果剪齐。”他把剪刀递给我说。

我问他：

“‘好事情’在造什么？”

“他在毁坏房子，”他生气地答道，“把地板烧坏了，把墙纸弄脏了，撕破了，我这就要告诉他，要他搬走！”

“就该这样。”我同意他的说法，一面着手剪马林浆果的枯枝。

不过，我这话也说得太急了。

秋雨连绵的夜晚，若是外祖父不在家的话，外祖母就会在厨房里举行非常有趣的晚会，请所有的房客——车夫、勤务兵都来喝茶，还有泼辣的彼得罗夫娜，连那个快乐的女房客有时也过来。“好事情”总是坐在炉子旁边的那个角落，一动不动，缄默不语。哑巴斯杰帕则和鞑靼人玩纸牌；瓦列伊用纸牌朝哑巴的宽鼻子拍了拍，一边说：

“啊——撒旦！”

彼得伯伯带来一大块白面包和一大缶子“种子果酱”，他把面包切成片，很慷慨地抹上果酱，用手托着这些抹上马林果酱的美味的面包片，低低地鞠一躬，分给大家。

“请赏光，尝一块吧！”他亲切地请求道，当人家把面包从他手里接过去后，他就注意地看着自己的黑掌心，若是发现上面有一滴果酱，便用舌头舔掉它。

彼得罗夫娜提来一瓶樱桃甜酒，那位快乐的太太则拿来干果和糖果。丰盛的大宴会开始了——这是外祖母最喜爱的一种娱乐。

自从“好事情”贿赂我，叫我不要再到他家去之后不久，外祖母就举办了一次这样的晚会。连绵的秋雨淅淅沥沥地下，风呼呼地吹，树枝打着墙壁啪啪地响；在厨房里却暖和、舒适，大家互相挨近坐着，觉得特别地亲切和安静。外祖母很少像今天这样讲了那么多的童话，一个比一个讲得精彩。

她坐在炕沿上，两只脚蹬着炉阶，弯着身子，对着那些被小洋铁灯照亮的人们。每当外祖母兴致来了的时候，她总是爬到炕炉上，解释说：

“我要坐在高地方讲，在高处讲好一些！”

我坐在她的腿边，在宽宽的炉阶上，几乎就在“好事情”的头顶上。外祖母讲关于伊万勇士和米龙隐士的美好的故事。有声有色又有分量的词句有节奏地流泻开来：

从前有位督军高尔壮，

黑色的良心，铁石的心肠；

他驱走真理，折磨百姓，

就像住在树洞里的枭，满肚坏主意。

高尔壮最恨哪一个？

最恨的是老人米龙隐士。

因为他暗中维护了真理，

他为人们做好事无私无畏。

督军召来忠实的奴仆——

勇敢的伊万努什科勇士：

“伊万科，你去杀死那个老头子，

杀死那傲慢的米龙隐士！

你去把他的头割下，

提着他那灰白色的胡子，

把头颅献给我，我要拿它去喂狗！”

伊万领了命令开步走，

边走边苦苦地思索：

“不是我要去杀他，而是不得已被迫！

上帝安排的命运，就该如此。”

伊万把利剑藏在衣襟下，

走到隐士老人前，躬身行礼道：

“正直的老人啊，你的身体还好吗？

上帝保佑你老人家安全吗？”

这个有远见卓识的老人冷笑着，

用智慧的口才对他说：

“算了吧，伊万努什科，你何必把真情瞒。

上帝啥事不明白，

善恶大权全由他掌握！

我知道，你是为啥来找我！”

伊万科在隐士面前无地自容，

可命令他哪敢不服从。

他从皮鞘里抽出了利剑，

在宽大的衣襟上磨一磨。

“米龙，我本想不让你见刀，

冷不防就把你杀掉。

好，你现在就祷告上帝吧，

这是你最后一次向他祈祷，

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全人类，

完了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老人米龙跪在地，

就在年轻的橡树下，

橡树对他躬身行个礼，

老人微笑着说道：

“喂，伊万，请注意，为全人类祈祷是件大事情！

你将要等待很长的时日，

最好还是立即把我杀了，

免得你受多余的折磨！”

伊万一听直冒火，

当即愚蠢吹大牛：

“不，我说到就做到，

你祈祷吧，哪怕一百年我也能等候！”

隐士祈祷到傍晚，

从傍晚祈祷到日出，

再从日出祈祷到深夜，

从夏天又祈祷到春天。

米龙年复一年地祈祷，

年轻的橡树长到了齐云高，

橡树的种子传播成了大密林，

神圣的祈祷却仍未结束！

他们至今还依然如故，

老人仍小声地对上帝哭诉，

请上帝给人们帮助，

请求最荣耀的圣母赐人们快乐。

伊万勇士还是站在他身旁，

他的利剑早已化为土，

铁铸的盔甲也成了锈，

一身好衣衫腐朽烂透；

不论冬夏伊万赤身站在那里，

烈日晒不干他的身体，

蚊虫吸不尽他的血液，

豺狼和熊罴不去动他，

风暴和严寒与他无关。

他毫无力气，动弹不得，

手举不起，不能言语。

你们瞧，这就是对他的惩罚：

罚他不该听任恶人摆布，

不该认为自己是代人受过！

而那老人为我们罪人的祈祷，

至今仍然直通上帝，

就像明亮的河流，流入大海大洋！

外祖母的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好事情”有点儿心神不安，他两只手动作很奇怪，好像在抽搐，时而摘下眼镜，时而又戴上，随着歌唱似的词句的节奏来回摆动，有时点点头，搔搔眼睛，用手指使劲地按它们，老是用快速的动作拭擦一下额头和脸颊，好像出大汗似的；只要听众中有人动一动，咳嗽一声，或有脚擦地板的声音，他就会严厉地发出一声：

“嗤——嗤！”

当外祖母讲完故事时，他便急忙站起来，挥动着双手，有点不大自然地打转转，开始喃喃地说：

“你们知道吗，这太好了，这应当记录下来，一定要记录下来！这简直太真实了，我们的……”

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他哭了，热泪盈眶，泪水从眼睛周围一齐流出，整个眼睛都浸在泪水里。这使人感到奇怪，又非常令人怜悯。他在厨房里跑来跑去，很可笑，还笨手笨脚地跳起来，手里拿着眼镜，在鼻子跟前摆来摆去，想把眼镜戴上，却又无法把眼镜腿架在耳朵上。彼得伯伯含笑地望着他；大家都难为情地沉默着，外祖母急忙地说：

“那你就记下来吧！这不是坏事，像这样的故事我还多着呢……”

“不，就要这个！这是道道地地俄罗斯的。”这位房客激动地喊道。忽然他呆然地站在厨房中间，开始大声地讲起话来，用右手在空中比画着，左手拿着眼镜发颤。他讲了很久，很激烈，声音尖厉，并不断地跺脚，常常重复同一句话：

“不能听任别人摆布，对，对！”

然后，不知为什么，声音突然中断了，不说话了，他看了看大家，便悄悄地、悔愧地耷拉着脑袋走了。人们都笑了，不好意思地相互打量着。外祖母退到炕炉后面的阴影里，深深地叹息。

彼得罗夫娜用手掌擦了擦又红又厚的嘴唇，问道：

“他好像是生气了吧？”

“没有，”彼得伯伯答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外祖母从炕炉上爬下来，不声不响地开始给茶炊加热；彼得伯伯不急不慢地说：

“这些先生们都是这样的——变化无常的人！”

瓦列伊阴沉地冒了一句：

“独身汉都是这样怪怪的！”

大家都笑了。彼得伯伯则拉长声调说：

“都流泪了。看来，从前上钩的都是大鱼，而现在连小鱼也不多来了……”

空气沉闷。一种莫名的惆怅压在心头。“好事情”使我很惊奇，但又可怜他，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那热泪盈眶的眼睛。

这一天他没有在家过夜，第二天午饭后才回来，静静的，显得精神疲惫，十分难堪的样子。

“昨天我打扰您了。”他像孩子一样歉疚地对外祖母说。

“您生气了吗？”

“干吗生气？”

“我当时不是插嘴说了话吗？”

“你谁也没有得罪……”

我觉得，外祖母有点儿怕他，说话时没有直视着他的脸，也不像平时那样说话，而是过于小声。

他走到她跟前，靠得很近，非常直率地说：

“您知道吗，我孤独极了，我一个亲人都没有！憋着，憋着，心里突然沸腾起来，迸发了……哪怕对石头、对树木都想说说话……”

外祖母躲开他一点。

“您该结婚……”

“唉！”他皱着眉头叹息一声，挥手走开了。

外祖母阴郁地看着他的背影，闻了闻鼻烟，然后严厉地嘱咐我说：

“你要注意，别老在他身边转，天晓得他是什么人……”

可是我又被他吸引住了。

我看见，当他说“孤独极了”时，他的脸是如何变化的；都变成另一张脸了。在这句话里有一种我所理解的、能触动我的心的东西，于是我就找他去了。

我从院子里通过窗户窥视着他的房间——这是像一个储藏室那样的空屋子，里面匆匆地杂乱地堆放着和它的主人一样多余的奇怪的东西。我走进花园，在大坑那边看见了他；他弯着腰，双手搭在脑后，膝盖支着肘弯，很不舒服地坐在那根烧焦了的梁木的末端。梁木盖着土，其末端闪着黑炭的光泽，突出在枯萎了的蓬蒿、荨麻和牛蒡上面。由于他坐得不舒服，这使人更同情他。

他许久都没有发现我，一双猫头鹰似的瞎眼睛望着旁边的什么地方。后来他仿佛有点遗憾似的忽然问我：

“是找我吗？”

“不是。”

“那你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摘下眼镜，用一块印有红黑圆点的手绢擦了擦它，说道：

“喂，爬到这里来吧！”

当我坐到他身边时，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

“坐坐吧，我们不说话坐着，好吗？这样最好……你脾气犟吗？”

“犟。”

“好事情！”

我们沉默了许久。黄昏时刻是平静而温和的，这是忧郁的“晴和的初秋的”一个傍晚，周围虽是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却显然已在褪色，每时每刻都变得更为苍白，土地也已耗尽了它那饱满的夏日的气息，散发出一种很凉的潮气，空气出奇的明净，微红色的天空中寒鸦匆匆闪过，唤起人们不快的思绪；周围是那么静寂，那么宁静，每一个声音——鸟雀的走动声，落叶的簌簌声——听来都是巨响，令人不禁胆战心寒，但心寒过后，又让你屏息在死寂之中，这种死寂拥抱着整个大地，填满了你的心胸。

在这样的时刻，会产生一种特别纯洁的轻飘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微妙的，透明的，就像蜘蛛网一样，它难以用语言去捕捉，它迸发得和消失得都很快，有如流星，瞬息即逝；它像一种忧伤的感情焚烧着人的心灵，又抚慰着它，惊扰着它，它立即沸腾起来，熔化，锻造成一种终生不变的形式，于是心灵的面貌也就创造出来了。

我依偎在这位房客的暖和的身边，和他一起透过苹果树的黑色枝丫，观望着红色的天空，注视着忙碌的朱顶雀的飞翔，看到一些金翅雀撕扯干枯牛蒡的果皮，啄食里面的酸涩的种子，看见从田野上涌上来的镶着血红色边沿的毛茸茸的瓦灰色的云彩，云彩下面，老鸦迟缓地向坟地的鸟巢飞去。一切都很好，好得有点特别，不像平时那样容易理解和接近。

有时，他深深地叹口气，问道：

“小弟弟，这里美吧？真美！不过你感觉潮吗？冷吗？”

天慢慢变黑了，周围的一切都膨胀起来，洒满了潮湿的朦胧，于是他说：

“嗯，坐够了！我们走吧……”

在花园的小门边，他停下来，小声地对我说：

“你外祖母真好。啊，多么奇妙的大地！”

他闭着眼睛，笑了笑，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地念道：

这是对他的惩罚：

罚他不该听任恶人的摆布，

不该认为自己是代人受过！……

“小弟弟，你该记住这些话，要牢牢记住！”

他把我向前推了一下，问道：

“你会写字吗？”

“不会。”

“要学会。学会了就把外祖母讲的东西都记下来——小弟弟，这非常有用……”

我们成了朋友。从这一天起，我就常到“好事情”那儿去。我可以随便坐在堆满破烂的箱子上，不受限制地观看他熔铅，烧铜；他把铁片烧红，用带漂亮把儿的小锤子在小铁砧上捶打，再用木锉、三角锉、纱布和细得像线一样的锯子加工；他老是拿东西到灵敏的铜制天平上称一称，把各种液体倒进白色的厚杯子里，看着它们冒烟，弄得满屋子充满刺鼻的气味。他皱着眉头，查看大厚本书，一边咬着红色的嘴唇，一边哼哼着，或者就是静静地哑着嗓子拉着腔唱道：

啊，沙朗[53]的玫瑰……

“你在做什么？”

“做一种东西，小弟弟……”

“什么样的东西？”

“哦，你瞧，我还真无法说得让你明白……”

“外祖父说，你可能是在造伪币……”

“外祖父？嗯……他胡扯！钱，小弟弟，不值一提……”

“那拿什么去买面包呢？”

“是的，小弟弟，买面包要付钱，不错……”

“对吧？买牛肉也要钱……”

“买牛肉也要钱……”

他轻轻地非常可亲地笑着，像逗小狗似的在我的耳朵后面胳肢了一下，说道：

“我怎么也说不过你，你把我弄得无话可说了，小弟弟，我们最好还是别说话了……”

有时他放下工作，并排跟我坐着，我们久久地望着窗外，看雨水落在房顶上、落在长满青草的院子里，看苹果树落叶，变得光秃。“好事情”说话不多，不过他总是说些必要的话，他想让我注意什么东西时，常常轻轻地推推我，眨眨眼睛向我示意。

我在院子里没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经他这么用肘子一推，或说几句话后，所看到的一切就好像有特别的意义，一切都牢牢记住了。比方，院子里跑来一只猫，在一潭明亮的水洼前停住，看见自己的影子，便抬起它软软的爪子，好像要去打它。“好事情”静静地说：

“猫骄傲而且多疑……”

金黄色的大公鸡玛玛伊飞到花园的栅栏上。站稳后，抖动一下翅膀，险些儿摔了下来，它生气了，伸长脖子，怒冲冲地咕咕叫起来。

“这位将军架子很大，但并不十分聪明……”

愚笨的瓦列伊正在走来，他像一匹老马在泥泞里迈着沉重的步子，一张大颧骨的脸气鼓鼓的，眯缝着眼睛望着天空。白晃晃的秋天的阳光直照到他胸上，他上衣的铜扣子闪闪发光。这时鞑靼人便停下来，用弯曲的手指摸摸铜扣子。

“他就像得到了一枚奖章，在欣赏它……”

我很快地而且牢牢地与“好事情”联结在一起了。不论在痛苦的受辱的日子里，还是在快乐的时刻，他都是我需要的人；他虽然不爱说话，但并不禁止我谈我想到的一切，而外祖父却总是用严厉的呵斥打断我的话。

“别废话，小鬼推磨似的！”

外祖母也心事重重，不再听人说话和注意别人的事了。

“好事情”却总是留心地听我唠叨，并常常微笑着对我说：

“喂，小弟弟，这不对，这是你自己捏造的……”

而且他的简洁评语，总是恰当、及时，十分必要。他好像能看透一切，我心里和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一切多余的和不对的话，在我还没有说出口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并且用亲切的三两句话给打回去了：

“你在胡扯，小弟弟！”

我常常故意地考他这种魔鬼般的本领，编造一些故事，讲得像真的一样，可他听不多久就摇头否定了：

“喂，小弟弟，你又胡扯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看得出来，小弟弟……”

外祖母常常带着我到干草广场去挑水。有一次，我们看见有五个小市民在打一个乡下人——他们把他打倒在地，像一群狗似的撕他，外祖母扔掉水桶，挥起扁担向小市民奔去，同时向我大喝一声：

“快跑开！”

可是我害怕，便跟着她跑，拾起小圆石和石块朝小市民身上扔去。外祖母勇敢地用扁担去戳小市民，打他们的肩膀和脑袋。又来了些人，那几个小市民便跑了。外祖母给那个被打伤的人洗了洗——他的脸被踢破了。直到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恶心：他用肮脏的手指按住被撕破的鼻孔，又是哀号，又是咳嗽，手指下面流出的血溅在外祖母的脸上和胸上；她也全身颤抖，大声喊叫着。

我一回到家，便去找“好事情”，并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停下工作，站在我的面前，举起像马刀似的长锯，从眼镜下面严厉地看着我，然后他突然打断我的话，非常动情地说：

“妙极了，就该这样办！太好了！”

刚才看到的事使我大为震惊了，所以一时没有对他的话感到惊奇，又继续说下去，但他却搂着我，在房间里磕磕绊绊地走来走去，说：

“行了，不用多说了，小弟弟，你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懂吗，全都说了！”

我委屈地不说话了，但我想了想后，却忽然惊奇地使我永久不忘地明白过来：他不让我再说下去是适时的，因为我的确已经把话说完了。

“小弟弟，对这一类的事，你不必过于烦心，老记着它不好！”他说。

有时他突然对我说一句什么话，这句话却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对他讲我的敌人克留什尼科夫的事：他是新街的一个打架能手，一个身体肥胖、脑袋硕大的孩子，我怎么也打不赢他，他也打不赢我。“好事情”听了我的这件伤心事后说：

“这——小事一桩。你这种力气算不上力气，真正的力气在于动作的快速，越快就越有力——懂吗？”

后来的一个星期日，我试着把拳击打快了，果然很轻松地打败了克留什尼科夫。这一来我就更加重视这位房客的话了。

“任何事物都要善于抓住，你明白吗，这是很困难的——善于抓住！”

我虽然一点儿也不明白，却不由得记住了类似的话。正由于在这些简朴的话语中有着某种恼人的神秘，所以就记住了。不是吗，拿石头、面包、茶碗、锤子，不是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本领吗？

这所房子里的人越来越不喜欢“好事情”了，连快乐的女房客的那只温柔的猫也不像爬到所有人的膝盖上那样往他膝盖上爬，哪怕亲切地召唤它，它也不理会；为此我还打了它，揪了它的耳朵；为了劝它不要怕这个人，我几乎都哭了。

“我衣服上有股酸味，所以猫不肯靠近我。”他解释说。可是我知道，所有的人，包括外祖母在内，都有敌视这位房客的另一种不正确的解释。

“你为啥老要待在他那里？”外祖母生气地问我，“当心，他会教你一些……”

我到房客那儿去的事渐渐地被外祖父这只红毛黄鼠狼知道了，每次他都狠狠地揍我一顿。我当然没有告诉“好事情”，说外祖父禁止我跟他来往，但也坦白地说了家里人对他的态度。

“外祖母害怕你，她说你是一个通鬼神的人；外祖父也说你是上帝的敌人，对人有危险……”

他像驱赶苍蝇那样把头一甩，他那白粉似的脸上泛起一阵粉红色的微笑。这使我的心紧缩起来，眼睛也发绿了。

“小弟弟，我早已看出来了！”他静静地说，“这很叫人发愁，是吗？”

“是的。”

“是发愁。小弟弟……”

他终于被撵走了。

有一天，我喝完早茶后来到他那儿，看见他坐在地板上，一面哼着“沙朗的玫瑰”，一面把自己的东西放进箱子里。

“喂，小弟弟，再见了，我就要走了……”

“为什么？”

他认真地看着我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房间你妈要用了……”

“这是谁说的？”

“你外祖父……”

“他撒谎！”

“好事情”伸出手把我拉到身边，坐在地板上。他悄悄地对我说：

“不要生气，小弟弟，我还以为你知道不告诉我呢，真不好，我错怪你了……”

我觉得很难过，并为他惋惜。

“你听着，”他微笑着，几乎用耳语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不要到我这儿来’吗？”

我点点头。

“你当时生我的气了，是吗？”

“是的……”

“其实，小弟弟，我并不想让你生气。你瞧，我就知道，如果我们俩友好的话，你家里人会骂你的，是吗？果然是这样吧？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说了吧！”

他像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那样跟我说话，而我也极其高兴地听他这些话，我甚至觉得我老早就了解他了。我这样对他说：

“这我早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小弟弟，就该是这样，亲爱的……”

我心里难受极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你呢？”

他搂着我，把我拉到怀里，眨眨眼睛说：

“我是一个外人，你懂吗？就是因为这个，亲爱的……”

我拽着他的袖子，我不知怎么说，也不会说了。

“你不要生气。”他重说了一句，并用耳语在我耳边补充说：

“也不要哭……”

可是，他自己在浑浊眼镜下面也流出了眼泪。

后来，也和平时那样，我们默默地坐了许久，只是偶尔交换一两句话。

晚上他走了。他和大家亲切地告了别，并紧紧地拥抱了我。我送他到大门外，看见他在大车上摇晃着，车轮和被冻结实了的泥疙瘩搅揉在一起。他走后，外祖母立即动手洗刷这间很脏的房子，我故意在房间里来回地从这一角走到那一角，妨碍她打扫。

“走开！”因为我老在捣乱，她喊道。

“你们为什么要赶他走？”

“你还说呢！”

“你们全是混蛋。”我说。

她拿湿抹布打我，喊道：

“你疯了，冒失鬼！”

“不是说你，所有其他的人全是混蛋。”我改正说，但这并没有使她平静。

吃晚饭时，外祖父说：

“咳，谢天谢地！否则，我一看见他，就像刀子插在心窝里。啊，就该把他撵走！”

我愤怒地把汤匙折断了，于是又挨了顿打。

我和无数不认识的人——祖国最优秀人物中的第一个人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九

孩提时，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种不同的普通的粗人都像蜜蜂似的把自己的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他们尽可能地、慷慨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种蜜常常是脏的，苦的，但只要是知识，就都是蜜。

“好事情”走了后，我便与彼得伯伯成了朋友。他很像外祖父：身体干瘦，整齐干净，但个子比外祖父还矮，整个身子也比他小。他就像是一个为了逗乐而装扮老头的半大的孩子；他的脸全是由一条条纤细的皮条编织成的，像一个筛子；皮条之间，一双眼白发黄、可笑灵活的眼睛，就像笼子里的黄雀在跳跃。他的瓦灰色的头发是卷曲的，胡子旋成圈圈儿；他抽烟斗，喷出的烟和他头发的颜色一样，也袅袅上升。他说话也是绕弯的，满口俏皮话；他说话嗡嗡作响，好像很亲切，但我总觉得他是在嘲笑所有的人。

“最初几年，伯爵小姐，亲爱的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吩咐我说：‘你做个铁匠吧！’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命令我说：‘你去帮助园丁！’算了，反正一个乡下佬，无论安排在哪儿，都不合适。又过了一阵子，她对我说：‘彼特鲁什卡，你就捕鱼去吧！’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我就去捕鱼……可是我刚刚迷上这一行，却又要我和鱼告别，又只好道声谢谢。这一次可是要我去城里赶马车，按期上缴租金。好吧，赶马车就赶马车吧！还能怎么样呢？这之后，小姐还没来得及再给我改行，农奴就解放了。于是我身边就剩下这匹马，如今它就算是我的伯爵小姐了。”

这是一匹老马，原来好像是白色的。有一天，一个醉汉画匠在它的身上涂上了五颜六色颜料，而且只开了头，没有画完。它的腿脱了臼。全身像是缝着破布；瘦骨嶙峋的脑袋悲哀地耷拉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突现的青筋和磨光的老皮松弛地裹着躯干。彼得伯伯对它倒很恭敬，从没有打过它，并且叫它丹尼卡。

有一天外祖父对他说：

“你怎么给牲口起了个基督教的名字呢？”

“根本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根本不是，可敬的先生！基督教没有丹尼卡这个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彼得伯伯也识字，也读过《圣经》，他经常与外祖父争论圣徒里面谁最神圣；他们对古代的罪人的评判一个比一个严厉，特别是对押沙龙。有时争论纯属语法性质，外祖父说：“согрешихом，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хом，нелравдавахом，”[54]而彼得伯伯则坚持必须读“согрешиша，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ша，неправдавша。”

“我说的是一回事，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外祖父急了，满脸通红，逗弄地重复对方的话，“ваша，шиша！”

但是，彼得伯伯在烟雾缭绕中也尖刻地问道：

“那么，你那个хомы又有啥好呢？它对上帝一点好处都没有！也许上帝听到你的祈祷时会想道：你爱怎么祈祷就怎么祈祷吧，可是一钱不值！”

“滚出去，列克谢！”外祖父狂暴地喊道，两只绿眼睛闪出亮光。彼得很喜欢干净、整齐；他走在院子里，总是把碎木片、碎瓦片、骨头踢开，一边踢，一边骂：

“多余的废物，真碍事！”

他很爱说话，看来是个善良快活的人，但是他的眼睛却常常布满血丝而且浑浊，有时像死人似的呆然不动。他常常坐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愁眉不展，一声不吭，就像他的哑巴侄子一样。

“你——怎么啦，彼得伯伯？”

“走开！”他哑着嗓子严厉地说。

我们街上的一所房子里搬来一位老爷，他脑门上长着一个包，并且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习惯：每逢节日，他就坐在窗口，用装满铅砂的鸟枪射击狗、猫、鸡和乌鸦，以及他所不喜欢的人。有一次，他用最小的铅砂子射中了“好事情”的腰部；铅砂子没有击穿皮上衣，但有几颗砂子落到了口袋里。我记得，房客透过眼镜仔细地查看了瓦灰色的铅砂。外祖父劝说他去投诉，但他把铅砂往厨房的角落里一扔，说道：

“不值得。”

另一次，这位射手射进外祖父腿上几颗铅砂，外祖父非常生气，向调解法官递了状子，召集街上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但是，那位老爷却突然消失了。

每一次，当街上响起枪声时，彼得伯伯如果在家的话，便连忙把那顶褪了色的宽檐的节日帽子戴在瓦灰色头发的头上，急忙往大门外跑去。在那里，他双手放在背后长衫下面，把长衫撑得像公鸡尾巴似的，挺起肚子，威风凛凛地沿着人行道从射手旁边走过；他走过来，走过去，返回去，再走过来。我们全家都站在大门口。那军人的铁青的脸从窗户里伸出来，在他上面，是他妻子金黄色头发的脑袋；贝特连院子里也走出来一些人，只有奥夫相尼科夫的灰色房子死气沉沉，一个人也没有出来。

有时，彼得伯伯在那里走来走去也没有结果，看来，那猎手并不承认他是个值得放枪的野物，但有时双筒枪却一连放了两枪：

“嘣——嘣……”

彼得伯伯不慌不忙地走到我们跟前，非常满意地说：

“打着下襟了！”

有一次，铅砂打中了他的肩膀和脖子，外祖母用针把它挑出来，并数落了彼得伯伯：

“你干吗要放任这个野兽？他会把你的眼睛打掉的！”

“不，无论如何不会的，阿库林娜·伊万娜，”彼得蔑视地拉长声音说，“他算什么射手……”

“你干吗要惯他呢？”

“难道我惯他？我是拿这位老爷逗乐……”

他仔细地看了看放在手掌上的挑出来的铅砂，说道：

“根本不算什么射手！从前伯爵小姐塔季扬娜·列克谢夫娜身边有个充当临时丈夫职务的人——她更换丈夫就像更换用人一样——名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嗬，他的枪法可是准啊！老妈妈，他就用子弹，不用别的！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得很远，大概是四十步开外，在傻子的腰上系一个瓶子，就挂在他的两腿之间；伊格纳什卡叉开腿傻笑着，马蒙特·伊里奇用手枪瞄准——砰的一声！瓶子碎了。只有一次，不知是牛虻或者什么咬了伊格纳什卡一下，他一动弹，子弹打进了他的膝部，正好打中了膝盖骨！叫来了医生，马上把他的一条腿截掉——就完事了！把腿埋了……”“那傻子呢？”

“他没有关系。傻子不需要手脚，他凭自己的愚蠢就能吃饱饭。傻子人人爱，愚蠢不伤人。常言道：只要是法院的文书，就会管人；只要是傻子就不会欺负人……”

外祖母对这样的故事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她自己就知道几十个类似的故事。我可是有点儿害怕，我问彼得：

“老爷会把人打死吗？”

“为什么不会？会的。他们甚至互相残杀。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来了一个枪骑兵，他同马蒙特吵了起来，马上就拿起枪，走进花园里，在池塘旁边的小路上，枪骑兵砰的一枪，打中了马蒙特的肝脏！就这样，把马蒙特送进了坟墓，把枪骑兵送到了高加索——一切就完事了。这是他们打死自己人！至于打死了庄稼汉什么的，那就更没啥说的了。如今他们就更不怜惜人，因为那些庄稼人不是他们的农奴了。先前他们总还有点可惜，好歹还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嘛！”

“就是在那时也不十分心疼。”外祖母说。

彼得伯伯也很同意：

“这话也对：虽是私有财产，但不值钱了……”

他对我很亲切，跟我说话也比跟大人说得温和些，不回避目光，但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他请大家吃心爱的果酱时，在我的面包上抹得特别多，经常从城里给我带些麦芽饼干、罂粟油饼；跟我谈话的时候总是很严肃，声音放得很低。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小爷子，想当兵还是做官？”

“当兵。”

“这很好。现在当兵也不苦了。当神父也很好，默默地念几声‘上帝饶恕吧’——一切就完事了！当神父甚至比当兵更容易一些，而当个渔夫，那就更容易了，不需要什么本事，只要习惯就行！……”

他很有趣地描述了鱼如何围绕着钓饵转，鲈鱼、鲤鱼、石斑鱼上钩后如何挣扎。

“外祖父打你，你很生气吧，”他安慰我说，“其实，小爷子，没有必要生气。打你是为了教育你，这是一种管孩子的方法！我那位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小姐你瞧怎么样，她打人可是出了名的！她雇了一个专门打人的家伙，名字叫赫里斯托福尔，他打人可是内行呢；邻近的地主常向伯爵小姐借他去帮忙：塔季扬·列克谢夫娜，把赫里斯托福尔借给我们去揍家奴一顿吧！她就放他去。”

他并无恶意地详细讲起了那位伯爵小姐：她穿着白色薄纱衣裳，披着天蓝色轻盈的头巾，坐在圆柱的廊檐下红色椅子里，赫里斯托福尔就在她面前鞭打那些农妇和农夫。

“小爷子，这个赫里斯托福尔就是梁赞人，但他很像茨冈人，或者乌克兰人，他的上唇髭长到耳根，脸发青，胡子剃掉了。他不知是真傻，还是为了不让人找麻烦而装傻，他有时在厨房里往茶杯里倒水，捕捉苍蝇，要不就捉蟑螂、甲壳虫，然后用树条把它们按在水里淹死，淹很长时间；有时则从自己后脖领子里捉到虱子，也拿去淹死。”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已经从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嘴里听过很多，它们虽是各式各样，但彼此又奇怪地相似，每一个故事里讲的都是折磨人、嘲弄人、压迫人的事。这些故事我听厌了，不想听了，我请求这个车夫说：

“讲点别的吧！”

他把自己的全部皱纹集中到嘴角上，然后又把它们提高到眼睛下边，同意道：

“好吧，小贪婪，就讲个别的。我们那里，原来有个厨师……”

“谁那里？”

“就是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小姐家嘛。”

“你干吗叫她塔季扬[55]？难道她是男人？”

他尖声地笑了。

“她当然是伯爵小姐，不过，她长了黑胡髭，黑黑的，她的祖先是黑皮肤的德国种，这个民族像黑人。好，我们还是来讲那个厨师吧；小爷子，这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这个好笑的故事是这样的：厨师做了一个大馅饼，主人便强迫他把这个大馅饼立即全部吃下去，结果他就病倒了。

我生气了：

“这一点儿也不可笑。”

“那什么才可笑呢？你说！”

“我不知道……”

“那你就住嘴！”

他又编造了一些无聊的东西。

有时，过节的时候，两个表哥也来做客：一个是郁郁寡欢的懒惰的米哈依尔的萨沙，一个是精细的无所不知的雅科夫的萨沙。一天，我们三人在一座建筑物的房顶上走来走去，看见贝特连院子里有一位穿绿色毛皮礼服的老爷，他坐在靠墙的柴火堆上，正在逗小狗玩；他那又小又黄的秃脑袋没有戴帽子。一个表哥提议去偷他一只小狗，并立即拟订了一个很机智的偷窃计划：两个表哥马上来到街上贝特连家大门前，由我去吓唬那个老爷，把他吓跑之后，两个表哥就到院子里去偷小狗。

“怎么去吓唬他呢？”

一个表哥建议说：

“你在他秃头上啐唾沫！”

往人家头上啐唾沫算什么大罪过？我多次听过，而且亲眼见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所以我忠实地完成了我所接受的任务。

这一下可惹出了大乱子。贝特连家的一大队男男女女都来到我们的院子里，领头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军官；因为我作案的时候，两个表哥都还在街上优哉游哉地玩耍呢，一点不知道我的恶作剧，所以外祖父只揍我一人，这让贝特连全家人得到特别的满足。

挨打后，我躺在厨房里的吊床上，这时彼得伯伯穿着节日衣服，快乐地爬上床来。

“你想出的法子真妙，小爷子！”他小声地说，“对老山羊就应该这么干！就这样啐他，啐他们！还要用石头砸他那发霉的脑袋！”

在我的眼前，浮现出老爷那张圆圆的没有毛的孩子似的脸。我还记得，他像小狗似的小声地尖声地抱怨着，用一只小手拭擦着黄色的秃头。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羞愧，我憎恨两个表哥。但是当我细细地瞧了这个马车夫的布满皱纹的脸时，立即把这一切都忘掉了：这张脸令人可怕而又讨厌地哆嗦着，就像外祖父打我时的脸一样。

“走开！”我用双手和双脚推开彼得，喊道。

他笑嘻嘻地眨巴着眼睛，从吊床上爬下来。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愿意跟他谈话了，我开始躲开他，同时用怀疑的眼光注意着这个马车夫，隐约地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啐秃头老爷这件事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奥夫相尼科夫那所寂静的房子很早就吸引我了，我似乎觉得，在这所灰色的房子里过着一种特殊的秘密的童话般的生活。

贝特连家过的是热闹的欢快的生活，里面住着许多漂亮的小姐，常常有军官、大学生去找她们，那里有笑声、叫声、歌声和音乐，而且房子的外观也是悦目的，窗玻璃明亮，窗后面的鲜花绿草艳丽多彩。外祖父不喜欢这一家。

“异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提到这家人时，他都这样说；对于这家的女人也都用肮脏的字眼称呼。彼得伯伯有一回向我解释过那些字眼，他的解释同样是肮脏的、幸灾乐祸的。

奥夫相尼科夫严肃而寂静的房子却使外祖父肃然起敬。

这是一所平房，但很高大，矗立在院子里，院子是一块长满绿草的草坪，洁净而僻静，中间有口水井，上面是由两根柱子支着的顶盖；房子好像是躲开大街缩了进去，三个窄小的窗户由拱门隔开，离地面很高，它们的玻璃是朦胧的，在阳光映照下染成了七色彩虹。大门的另一边是仓库；其正面跟房子一样，也有三扇窗户，不过那是假的：在灰色墙上嵌着三个窗孔，用白颜料画上了窗框。这些瞎窗户看起来很不舒服。整个仓库都在暗示：这一家人想躲起来，悄悄地生活。整个大院，以及大院里空荡荡的马厩和只有一扇门，而且也是空荡荡的板棚，都给人一种安静而又让人受屈或者安静而令人高傲的感觉。

院子里偶尔有个瘸腿的高个子老头在走动；他刮过脸，留一把白胡子，唇髭则一根根针似的翘着；有时另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歪鼻子老头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长脸的灰色马来，这匹窄胸细腿的马一走到院子里便冲着周围的一切点头致意，好像是一个很谦逊的尼姑。瘸老头用手掌响亮地拍打着马，吹着口哨，大声地喘着气，然后又把马藏到黑暗的马厩里去。我觉得，老头想离开这所房子，但又不能，有一种魔力在控制着他。

几乎每天从中午到晚上都有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色上衣和裤子。戴着同样的帽子，圆圆的脸，灰色的眼睛，彼此长得如此相像，我只能根据个儿的高矮来分清他们。

我从围墙缝里观察着他们。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倒希望他们能发现我。我喜欢他们那样灵巧、那样快活、那样友好地玩我不熟悉的游戏，喜欢他们的衣裳，喜欢他们彼此和好的关切，特别是两个哥哥对自己的小弟——长得很滑稽很活泼的小胖子——的关切。要是谁摔倒了，他们会像平常人们笑一个摔倒的人那样大笑一阵，但不是恶意的笑，他们会马上去扶起他来，如果他弄脏了手或膝盖，他们就用牛蒡叶子、用手帕去擦干净他的手指和裤子；二哥还温和地说：

“瞧你笨的……”

他们从来不彼此相骂，不相互欺骗，三个人都很伶俐，健壮有力，不知疲倦。

有一天，我爬到树上对他们吹口哨，他们听到口哨便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地聚在一起，看着我，小声地商量着什么。我在想，他们要向我扔石子了，于是我便爬下来，把几个口袋和怀里都装满了石子，又爬到树上，但他们已经到离我很远的院子的角落里玩去了，显然已经把我忘了，这使我有点烦恼，不过我也并不想首先开仗。不久便有人从窗户的通风口里喊他们：

“孩子们，回家了！”

他们不慌不忙地，乖乖地走了，像一群小鹅。

有好多次我都在围墙后面的树上坐着，等着他们叫我去跟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没有叫我，我在心里已经跟他们玩在一起了，有时竟玩得如此入迷，以至大叫大笑起来，于是他们三人便看着我，悄悄地说着什么，我觉得不好意思，就从树上下来了。

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轮到老二捉人，他来到仓库拐角处，老实地用手蒙住眼睛，不偷看，他的兄弟则跑去躲藏起来；老大很快很机灵地爬到仓库廊檐下宽大的雪橇里，小弟却慌手慌脚，可笑地在井边乱跑，不知躲哪儿好。

“一，”哥哥喊道，“二……”

小弟跳到井栏上，抓住绳索，把脚伸进空桶里，桶在井壁上碰得砰砰响，掉下去不见了。

我愣住了，看着那缠得整整齐齐的辘轳飞快地无声地转起来，但立即就明白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便跳到他们的院子里，高声喊道：

“掉进井里了！……”

老二与我同时跑到井栏旁边，他抓住绳索，把它往上拉，手磨得像火烧一般痛，但我已把井绳截住了。这时大哥也跑过来了，帮我把水桶拉上来；他说：

“请你轻一点……”

我们很快地把小孩拉了上来，他也吓坏了。他的右手指流着血，两颊也严重擦伤，他直到腰部都是湿的，脸白得发青，但他还是微笑着，打着寒战，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边笑，一边拉着腔说：

“我怎么——掉下——去了……”

“你疯了，你知道吗。”二哥生气地说，抱着他，用手帕拭擦他脸上流出的血。大哥也皱着眉头说：

“我们走吧，反正是瞒不住的……”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道。

他点点头，然后伸手给我说：

“你跑得真快！”

他的夸奖使我很高兴。我还来不及跟他握手，他又对二弟说：

“我们回去吧，他要着凉的，我们就说，他摔了一跤，关于水井的事——不要说。”

“是的，不要说，”小弟打着哆嗦，同意道，“我是摔到水坑里去了，是吧？”

他们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我望了望那条我蹬着跳到院子里的树枝，它还在摇晃着呢！

一片黄叶从那上面落下来。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三兄弟都没有到院子里玩，后来出来了，玩得比过去更欢；大哥看见我在树上，便亲切地喊道：

“到我们这儿来玩吧！”

我们爬到仓库廊檐下那个旧的雪橇里，彼此端详着，攀谈了很久。

“你们挨打了吗？”

“挨了。”老大回答说。

很难相信这些小孩也会和我一样挨打，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你干吗要逮鸟呢？”小弟弟问道。

“它们唱歌很好听。”

“不，你不要逮它们，最好让它们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好吧，那我就不逮了！”

“不过，你得先逮一只送给我。”

“送给你——你要什么样的？”

“快活的，而且要放在笼子里。”

“这就是说，你要一只黄雀喽。”

“猫会吃掉它的。”小弟弟说，“而且爸爸也不会允许。”

大哥同意道：

“不会允许……”

“你们有妈妈吗？”

“没有。”大哥回答说，但二哥改正说：

“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妈妈——没有了，她死了。”

“另外一个就叫后娘。”我说。老大点点头说：

“是的。”

三个孩子都沉默起来，脸色变得阴沉了。

我从外祖母的童话里知道后娘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也明白他们的这种默默沉思的含义。他们紧紧地依偎着，活像同一模样的小雏鸡。我想起了童话里的妖婆——后娘，她用欺骗占据了亲娘的地位。于是我劝慰孩子们说：

“亲娘还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老大耸耸肩膀说：

“死了还会回来？不会的……”

不会？我的天啊，死人，甚至被剁成肉块的人复活的事多着呢！只要洒上活水，他们就复活了；有许多人的死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受到妖人和魔法捉弄罢了！

于是我便将外祖母讲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老大开始时总是含着笑，小声地说：

“这个我们听过，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默默地听着；小弟紧闭着嘴，绷着脸，老二一只肘弯支着膝，身体向我倾斜着，伸出另一只手挽着小弟的脖子。

天已经黑了，红色的云朵悬挂在屋顶上空。这时有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我们身边，他穿一件咖啡色的像神父穿的那种长衫，戴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

“这是什么人？”他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起来，朝我外祖父的房子那边摆摆头：

“他是从那边来的……”

“是谁叫他来的？”

三个孩子默默地从雪橇上爬下来，回家去了。我又想起了一群驯服的鹅的故事。

老头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牵着我穿过院子向大门口走去，我被他吓得想哭，但他迈着又大又快的步子，我还来不及哭，便已经来到了街上。他在旁门停下来，用手指吓唬我说：

“不许到我这里来！”

我火极了：

“我根本就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的长手又抓住我，拉着我在人行道上走，边走边问我，就像一把锤子敲击着我的脑袋。

“你外祖父在家吗？”

很不幸，外祖父正好在家。他站在这严厉的老头面前，仰着头，胡子向前翘着，瞪着那双像两戈比铜币似的浑浊的圆眼，慌忙地说：

“他母亲出门了，我又很忙，没人看管他。上校，请你原谅！”

上校嘎嘎地叫了一声，震响了全屋。他像一根木桩似的转个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就被扔到院子里彼得伯伯的马车里去了。

“又闯祸了，小爷子？”他一边卸马车，一边问道，“为什么挨打呢？”

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他马上火了，低声愤愤地说：

“你干吗要跟他们好呢？他们是小少爷，毒蛇。为了他们，你被打成这个样子！你现在也去揍他们一顿，怕什么！”

他愤愤地说了很久。我由于挨了打心里很气恼，开始时还同情地听他说，但是他那满布皱纹的脸抖动得越来越令人不快，而且我回想起这些孩子也同样挨打，他们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不要去打他们，他们是好人，你这都是胡扯。”我说。

他瞅了我一眼，突然大叫一声：

“从马车上滚下去！”

“你是傻瓜！”我也喊了一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他在院子里追我，就是逮不着我。他一面跑，一面难堪地说：

“我傻瓜？我胡说？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外祖母从厨房的台阶上走出来，我扑到她身上。他则向她诉起苦来：

“这孩子简直让我活不了啦！我比他大五倍，而他却骂起我娘来了，什么都骂……还骂我是爱撒谎的人……”

当有人当着我的面撒谎时，我会由于惊讶而变得不知所措并发起呆来。这当儿我真的是不知所措了。但是，外祖母坚决地说：

“瞧你，彼得，你真是在撒谎——他是不会骂你很难听的话的！”

要是外祖父的话，就会听信这位马车夫的话了。

从那天开始，我同马车夫之间就开始了无声的凶恶的战争。他极力装着好像无意地碰我一下，用缰绳蹭我，放走我的鸟；有一次他把我的鸟拿去喂了猫。有一点小事便加油添醋地向外祖父告状。我越来越觉得，他是跟我一样的小孩，只是装成老头罢了。我拆毁他的草鞋，悄悄地松开并弄坏鞋带，等彼得穿上后就会断掉。有一次我在他的帽子里撒了胡椒，使得他整整打了一个钟头的喷嚏。总之，我用尽力量和智慧进行报复。每逢节日和假期，他整天都在机警地监视着我，不止一次地抓住我做犯禁的事——和小少爷们来往。一旦抓住，就去向外祖父告密。

我继续与小少爷们交往，并且越来越愉快。在外祖父的房墙与奥夫相尼科夫围墙之间有一条偏僻的小巷，那里生长着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灌木丛，在丛林下面我在围墙上凿了一个半圆的小洞，三兄弟轮流地或两人一起到小洞前来，我们蹲着或跪着在那儿悄悄地谈话；他们总有个人放风，免得上校冷不防碰上我们。

他们讲了自己枯燥无味的生活，我听了觉得很悲伤。他们谈到被我捉来的小鸟如何活着，讲了许多童年的故事，却从来一字不提他们的后娘和父亲——至少我不记得提过这些事，他们多半是要我讲童话，我便认认真真地把外祖母讲过的故事重说一遍，如果有些东西忘记了，我就请他们等一下，我跑去问外祖母忘了的地方。她每次都很高兴地告诉我。

关于外祖母的事我也给他们讲了很多。有一次，老大深深地叹口气说：

“外祖母大概都是很好的吧，我们以前也有一个很好的外祖母……”

他经常忧郁地说：过去，从前，曾经，好像他已经在世界上活了一百岁，而不是十一年。我记得，他的手掌很窄，手指很细，整个身体都很细小很柔弱，而一双眼睛很明亮，但很温和，像教堂里的神灯的火光。他的两个弟弟也很可爱，也让你产生很大的信任感，经常想去为他们做些愉快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老大。

我讲得出神的时候，常常连彼得伯伯来了也没有发现。他拖长声音地尖声叫喊，驱赶我们：

“又——在一起了？”

我发现，他的忧郁痴呆病愈来愈严重了。我甚至学会了预先判断出他干活回来时是什么心情：他平常开门是不慌不忙的，门上的活扣发出漫长的懒洋洋的声音，如果马车夫的心情不好，活扣便短促地只响一下，就像是由于疼痛而哎哟地叫一声一样。

他的哑巴侄儿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独自一人住在马厩上面一间低矮的陋室里，它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里面充满浓烈的腐烂的皮革味、焦油味、汗味和烟草味。我怕闻这种气味，所以从不到他住的这个地方去。他现在睡觉不灭灯，这使外祖父很不愉快。

“当心，你要把我的房子烧着了，彼得！”

“你放心吧，绝不会！我把过夜的灯放在盛着水的碗里。”他眼睛望着一边，回答道。

他现在不知为什么总是朝一边看，而且早已不参加外祖母的晚会，不请人吃果子酱了。他的脸变得干枯，皱纹也更深了，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两只脚在地上划着走，像一个病人。

有一天，是工作日，我和外祖父一清早就在院子里清扫昨夜下的一场大雪，突然旁门的门闩响了，响得跟平时不一样，一名警察走进院子里来；他用背脊把门关上，用肥大的灰手指招呼外祖父过去。当外祖父走到他跟前时，警察把长着大鼻子的脸朝他俯过去，好像是在啄外祖父的脑门似的，小声地说些什么事情，外祖父则急忙地回答说：

“在这儿！什么时候？上帝保佑，让我想想……”

他突然可笑地跳起来，大声喊道：

“上帝保佑，难道……”

“别嚷嚷！”警察严厉地说。

外祖父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了我。

“把铁铲收起来，回家去！”

我躲在角落后面，他们朝马车夫的陋室走去。警察脱掉右手的手套并把它放在手掌上拍一拍，说道：

“他——懂行：扔掉马，自己躲起来……”

我跑到厨房里，把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告诉了外祖母，她摇晃着落满面粉的脑袋，正在发面的盆里和面，准备做面包。她听我说完后，平静地说：

“看来，他偷了什么东西……去玩去，不干你事！”

当我再次来到院子里时，外祖父站在便门旁，脱下帽子，望着天空，在画十字。他满脸怒气，头发竖起，一只脚在打战。

“我不是叫你回家去吗！”他跺了一下脚，对我大声喝道。

他也跟着我回来了。一进门他就叫外祖母：

“你过来，老婆子！”

他们走进了隔壁房间里，在那里小声地谈了很久。当外祖母重新回到厨房时，我便明白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干吗如此惊慌？”

“你住嘴，听见吗？”她小声答道。

一整天在家里都感到很不好受，很可怕。外祖父和外祖母时时惊慌地彼此相望着，说话很少，很小声，听不懂，这就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老婆子，你处处都去点上灯。”外祖父一面咳嗽，一面吩咐道。

大家都没心思吃饭，却吃得很急，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外祖父疲倦地鼓起腮帮子，清着嗓子，唠叨起来：

“魔鬼比人更有力！教徒似乎应该是笃信宗教的吧，可是你瞧？”

外祖母在不停地叹气。

银灰色的昏暗的冬日太漫长了，长得令人难耐。家里大家变得愈来愈不安，愈来愈难受了。

傍晚前来了一个警察，这是另一个红黄色头发的胖警察，他坐在厨房里长凳上打起盹来，低着头，轻轻地打呼噜。当外祖母问他“这是怎样查出来的”时，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粗声粗气地说：

“我们什么都能查出来，你放心吧！”

我记得，我当时就坐在窗户旁，把一枚古钱币放进嘴里哈热，极力想把钱币上那个降龙英雄格奥尔吉的像印在窗玻璃的冰花上。

忽然，前厅大声喧哗起来，房门打开了，彼得罗夫娜在门口震耳欲聋地大声喊道：

“去看看吧，你们后院是什么？”

她一看见警察，又跑进前厅去了，但是，警察抓住了她的裙子，也吃惊地大声吆喝道：

“站住，这是谁？去看什么？”

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跪在地上，大声喊叫，被语言和泪水呛得喘不过气来：

“我去挤牛奶，看见卡希林花园里有件东西，像靴子似的！”

外祖父立即跺着脚狂暴地叫道：

“你胡说，傻蛋！在花园里你什么也看不见，围墙很高，墙上又没有缝；你胡说！我们那儿什么也没有。”

“我的天啊！”彼得罗夫娜哀号起来，一只手抓着头，一只手伸向外祖父，“是，我的天老爷，我胡说！我走着走着，看见有脚印通到你们的围墙，有的地方的雪也被踩过了，我通过围墙一看，看见他躺在那儿……”

“谁——躺在那儿？”

这一叫喊长得可怕，而且一点也不明白说什么，但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相互推搡着从厨房里奔出来，往花园里跑——彼得伯伯就躺在那边一个软绵绵地铺着雪的坑里，他背靠着那根烧焦了的梁木，脑袋低低地垂在胸前；他的右耳朵下面一道深深的红色裂痕，像一张嘴；有几块像牙齿一样发青的东西从裂口里突出来。我害怕地闭上眼睛，透过眼睫毛看见他膝盖上我所熟悉的刀子，刀子旁边是他右手的弯曲的黑手指，左手则甩开，埋在雪里；车夫身子下面的雪已经融化了，他那矮小的身体深深地陷进柔软发亮的绒毛里，更显得像个孩子。他右边的雪地上有一块红色的奇怪的花纹，像一只鸟似的；左边的雪则原封未动，平平的闪着亮光；脑袋顺从地垂着，下巴顶着胸脯，浓密卷曲的胡子被压乱了，赤裸的胸脯上有一道红色的凝固了的血迹，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铜十字架。嘈杂声使人脑袋晕得难受。彼得罗夫娜不断地喊叫，警察也大声嚷嚷，打发瓦列伊到什么地方去；外祖父喊道：

“别把痕迹踩掉了！”

但他忽然皱起眉头，看着自己的脚下，大声而又威严地对警察说：

“你不用瞎嚷嚷，老总！这里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法庭，而你净说些废话——嘿，你们这号人啊！”

顿时大家都不作声了，都把目光转到死者身上，叹息着，画十字。

一些不知什么人从院子里往花园里跑，翻过彼得罗夫娜的围墙，他们跌倒了，发出呼呼的响声，但周围仍旧安静。可是外祖父向四周看了看后绝望地大叫一声，打破了这一静寂。

“邻居们，你们干吗践踏马林果林，你们怎么不害臊啊！”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啜泣着，领我回到家里……

“他干了什么事？”我问她。她回答说：

“你不都看见了吗……”

整个傍晚，直到深夜，厨房里隔壁房间里，都挤满了生人。他们不停地叫喊着，警察在指挥，一个像助祭的人在写些什么，像鸭子似的嘎嘎叫：

“咔克？咔克？”[56]

外祖母在厨房里招待大家喝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圆滚滚的人，麻脸，小胡子又长又多，用吱吱的声音叙说：

“他的真正的姓名不知道，只查明他是耶拉吉马人；那个哑巴一点也不哑，他全招了。第三个参与此案者也都招供了，他们很久以前就抢劫了教堂，这是他们主要的老本行……”

“啊，我的天呀！”彼得罗夫娜叹息道，满脸通红，满脸泪水。

我躺在吊床上朝下面看，所有的人都好像变得很短，很肥，很可怕……

十

有一次，是星期六的早晨，我到彼得罗夫娜的菜园里去捕灰雀，捕了很久，但那些傲慢的红胸脯的小鸟们老是拿自己的美色挑逗别人，就是不进圈套；它们在镶银似的冰凌上嬉戏着走来走去，飞到裹着厚厚一层霜的灌木枝上，像一朵鲜花摆动着，撒下青灰色的雪花的星星。这种景观是如此之美，就是猎鸟不成，也不使人懊丧。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猎鸟的人，对我来说，打猎的过程要比其结果更有兴趣，我喜欢看小鸟怎样生活并思考它们。

在寒天的透明的寂静中，一个人坐在雪地的边沿上，倾听那鸟雀的啾啾叫声，远处的什么地方三套马车的小铃铛——我们俄罗斯冬天忧郁的小云雀——在飞驰，在歌唱，这有多么好哇……

我在雪地里打了三个寒噤，感觉到耳朵冻僵了，于是我收起了捕鸟器和鸟笼子，翻过围墙走到外祖父的花园里回家去了。朝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庄稼汉从院子里牵出三匹套在一辆带篷的大雪橇上的马，马身上冒着很浓的热气，庄稼汉欢快地吹着口哨。我的心震颤了一下。

“你送谁来了？”

他转过脸来，用手罩着眼睛看了看我后跳到驾驶座上，说道：

“送神父来了！”

神父与我没有关系，既然是神父，那大概是找房客的。

“咳，我的小鸡们！”庄稼汉吆喝一声，吹着口哨拉动了缰绳，静寂中充满了欢快气氛；三匹马和谐地在田野里奔驰起来。我望着它们的踪影，关上了大门，可是当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厨房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传来了她那清晰的话语：

“现在怎么样，杀死我？”

我没有脱衣服，把鸟笼子一扔，便奔向外屋，正巧碰上外祖父，他抓住我的肩膀，用粗野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脸，困难地吞了一口什么东西，哑着嗓子说：

“你母亲回来了，进去吧！等一等……”他把我摇晃得几乎站不住了，然后把我朝房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由毡子和漆布包着的门上，由于寒冷和激动，我用颤抖的手摸索着，很久找不到门把手；后来终于轻轻地打开了门，由于目眩，便在门槛上站住了。

“瞧，他来了，”母亲说，“我的天啊，长这么大了！怎么，你不认识我了？瞧你们给他穿的什么衣服，不像话……他的耳朵冻白了，妈妈，你快去把鹅油拿来……”

然后她用鹅油涂抹我的耳朵。耳朵很疼，不过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清新的香味却减轻了疼痛。我依偎着她，看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透过她的话，我听见外祖母的不响亮不高兴的声音：“他现在可任性了，谁的话都不听，连外祖父也不怕……唉，瓦里娅，瓦里娅……”

“算了，别诉苦了，慢慢会好的！”

跟母亲一比较，周围的一切都很渺小、可怜和衰老，我觉得自己也和外祖父一样老了。她用双膝紧紧夹着我，用沉重的温暖的手抚摸我的头发，说道：

“该理发了。也到上学的年纪了。你愿意念书吗？”

“我已经会念了。”

“还要再念一些。你长得多么结实，啊！”

她逗着我玩，发出沉厚而温暖的笑声。

外祖父走进来，满脸阴沉，毛发竖起，眼睛发红。母亲把我推在一边，大声问道：

“怎么，爸爸，你要赶我走？”

他在窗户旁边站住，用手指擦了擦玻璃上的冰花，半天没有吭声，周围的一切紧张起来，令人害怕。每逢这种紧张时刻，我就会全身长出眼睛和耳朵，胸膛奇怪地扩大，就想大叫一声。

“列克谢，你出去。”外祖父哑着嗓子说。

“为什么？”母亲问道，又把我召到她的跟前。

“你哪里也不要去，我不许……”

母亲站起来，像一片落日的云彩在房间里飘过，在外祖父的背后停下来。

“爸爸，你听着……”

他转过脸来，对着她尖声叫道：

“住嘴！”

“喂，我不允许您对我喊叫。”母亲轻轻地说。

外祖母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手指威吓她说：

“瓦尔瓦拉！”

外祖父则坐在椅子上，嘟囔起来：

“别忙，我是谁？啊，还了得？”

突然，他用反常的声音吼起来：

“你丢了我的脸，瓦里卡[57]……”

“你出去。”外祖母吩咐我。我心里难受，走进厨房里，爬到炕炉上，听了很久：隔壁时而是一齐说话，互相打断对方，时而是都不作声，好像忽然都睡着了。谈的是关于母亲生的那个孩子的事，母亲把孩子送人了。不过我不明白外祖父干吗生气，是因为母亲没有得到外祖父的允许就生孩子，还是因为没有把孩子带来给他呢？

后来他走进厨房里，头发蓬乱，满面通红，疲惫不堪，外祖母跟在他后面，她用上衣襟拭擦脸上的泪水；外祖父坐到凳子上，双手撑着凳子，弯着腰，全身哆嗦，咬着灰色的嘴唇。外祖母在他面前跪下，小声地、但又热烈地说：

“老爷子，看在基督分上，你就饶了她吧！别说我们这种人会出这种事，就是那些老爷、商人不也同样发生这种事吗？一个女人，长得又那么好看！饶了她吧，其实人人都有罪……”

外祖父向墙上一靠，看着她的脸，歪着嘴冷笑着，埋怨地说：

“是啊，当然喽！可不是吗？你谁不饶恕呢？你谁都饶恕。咳，你们这号人啊……”

他俯身过去，抓住她的肩膀，摇晃她，在她的耳边很快地说：

“恐怕上帝谁也不饶恕，啊？我们都快要进坟墓了，上帝还要惩罚我们，让我们晚年得不到安宁，得不到快乐，现在得不到，将来也得不到！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们非得去要饭饿死不可，要饭！”

外祖母拿着他的手，挨着他坐下，悄悄地、轻轻地笑了笑。

“哎呀，有什么不得了的！怕什么——要饭就要饭呗！告诉你，你在家里等着，我去要饭。别怕，他们会施舍给我的，我们不会挨饿！你别胡思乱想了！”

他忽然冷笑一下，像山羊一样扭转脖颈，搂着外祖母后脖子，紧靠着她，显得又小又疲倦的样子，呜咽着说：

“唉，傻瓜，你真是个快乐的傻瓜，我最后的亲人！你这个傻瓜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明白！你该想一想，我和你干了一辈子活，作过孽，不都是为了他们吗——唉，哪怕是现在，哪怕是稍微……”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地从炕炉上爬下来，号啕大哭地扑向他们。我大哭，是因为我高兴：他们从来没有说得这么好；我大哭，是因为我为他们悲伤，是因为母亲来了，还因为他们能平等地让我和他们一起哭。他们俩拥抱着我，落着眼泪搂着我，外祖父对着我的耳朵和眼睛小声地说：

“呵，小鬼头。你也在这儿啊！现在，你母亲来了，你该和她在一起，外公，这老鬼，太凶——现在让他滚蛋了，好不好？外祖母，太纵容，太溺爱——也滚蛋？啊哈，你们这号人啊……”

他两手一摊，把我们推开，站起来，高声地、愤愤地说：

“全都走了，都极力想离开——一家人七零八落……喂，把他叫回来吧，快去……”

外祖母从厨房里走出去了，他则低下头，在墙角里说：

“大慈大悲的主啊，你瞧，瞧见了吧！”

他使劲地响亮地在自己的胸上捶了一拳。我不喜欢他这种做法，我也根本不喜欢他那样跟上帝说话，他好像老是在上帝面前夸口。

母亲来了，由于她穿着红色的衣裳，厨房里变得更亮堂了。她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她的两旁，她的连衣裙的肥大的袖子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她小声地认真地在讲什么事情，他们默默地听着，没有去打断她的话，现在他们俩倒好像变成了孩子，而她才是他们的妈妈。

我由于激动而变得精疲力竭，就在吊床上睡熟了。

晚上，两位老人穿着节日的衣裳在做晚祷，外祖父穿着行会会长的制服，浣熊皮大衣和散腿裤子，外祖母欢快地向他挤了挤眼，对母亲说：

“瞧，你爸爸怎么样，像一只干净的小山羊！”

母亲欢快地笑了笑。

当房间里只剩我和她时，她就盘腿坐在沙发上，用手在身边拍了拍：

“到我这儿来！嗯，你过得怎么样——不好，是不是？”

我过得怎么样？

“不知道。”

“外祖父打你吗？”

“现在——不太打了。”

“是吗？你随便给我讲点什么吧，好吗？”

我不想讲外祖父的事。我开始讲起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谁也不喜欢他，外祖父不肯租给他房子。看来，母亲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

“还有什么吗？”

我讲了三兄弟的故事，讲了上校如何把我赶出院子——她紧紧地搂着我。

“都是废话……”

她皱着眉头，静默了一会儿，眼睛看着地板，摇摇头。我问她：

“外祖父干吗要生你的气？”

“我对不起他。”

“你该把孩子带回来给他……”

她的身子往后闪了一下，皱起眉头，咬住嘴唇，接着紧抱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哎哟，你这个小怪物，这种事不许你说，听见没有，不许说，甚至也别去想！”

她小声地、严厉地说了很久，我没有听懂，然后她站起来，走来走去，用手指敲敲下巴，动了动浓眉。

桌子上点燃着蜡烛，慢慢地熔化，映照在空荡荡的镜子里，那污浊的影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在圣像前面的角落里点着一盏长明灯，结了冰的窗户闪着银色的月光。母亲东张西望，好像在光溜溜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寻找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睡觉？”

“再等一会儿。”

“也行，你白天睡过了。”她想起来了，叹一口气。我问道：

“你想走吗？”

“到哪儿去？”她惊讶地问道，抱起我的头，许久地看着我的脸，使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这是怎么啦？”

“脖子疼。”

当时心也在疼。我立即就感觉到，她是不会住在这个家的，她要离开。

“你将来像你父亲，”她用脚把长条粗地毯推在一边，说道，“外祖母对你讲起过你爸爸吗？”

“讲过。”

“她非常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他也同样喜欢她……”

“我知道。”

母亲看了一下蜡烛，皱皱眉头，把灯灭了，说：

“这样更好。”

是的，这样更清新更纯净一些，污浊的黑影不再摇晃了，地板上铺满浅蓝色的斑点，窗玻璃上燃起金黄的火花。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好像在回忆早已忘掉了的事情，说出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像一只老鹰似的在房子里无声地盘旋着。

“你从哪里弄来这样的连衣裙？”

“我自己缝的。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我高兴的是，她谁都不像，但是她很少说话，这又使我难过，如果我不问她，她就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在沙发上，我们默默地坐着，亲密地相互依偎着，一直到两个老人回来。他们满身浸透着蜡烛味和神香味，庄严肃穆，和蔼可亲。

晚饭也吃得像过节一样，彬彬有礼地就座，很少说话，小心谨慎，就像害怕惊着了谁的易醒的梦似的。

不久母亲便开始认真教我“世俗体”文字。她买了几本小书，其中有一本《国语》，根据它，我费了几天工夫学会了阅读世俗体文字，可是母亲立即又要我背诗，从此之后，我们俩彼此都感到不快。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路宽阔而又笔直，

你从上帝那里获得不少空地，

斧子和铁锹没有把你铲平，

马蹄踩着你太软，太多灰尘。

我把простора（空地）念成了простого（简单），把равняли（铲平）念成了рубили（砍倒），把колыту（马蹄——文法上的第三格）念成了копьɪто（马蹄——文法上的第一格）。

喂，你好好想一想母亲提示说，“什么простого？怪物！是прстора，你懂吗？”

我懂了，但还是念成“простого”，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母亲生气地说我糊涂和固执。这话听来使人伤心。我极其认真地背这首该死的诗，心里面读它时毫无差错，可是一念出声来就出错。我憎恨这些难以捉摸的诗行。由于生气，我故意破坏它，把相似音节的字荒谬地排成一行；我很喜欢那些失去了任何意义的着了魔似的诗行。

可是，我为了这种游戏也付出了代价：有一次，我顺利地完成了功课以后，母亲问我诗到底背会了没有，我便不由自主地嘟嘟囔囔地念起来：

路，双角，奶渣，不贵，

马蹄，教士，水槽……[58]

等我清醒过来时，已经晚了：母亲两手支在桌子上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我惊呆了，答道。

“不，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这样？”

“为了逗笑。”

“站到墙角里去。”

“为什么？”

她小声地，但是威严地重复一遍：

“站墙角去！”

“站哪个墙角？”

她不回答我，而是直视着我的脸，弄得我完全不知所措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在圣像下面的墙角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插着芳香的干花草的花瓶，在另一个墙角里放着一个盖着地毯的箱子，在后面的角落里是一张床，没有第四个角落，因为门框就紧挨着侧墙了。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说道。我无法理解她。

她坐了下来，沉默着，擦了擦脑门和脸颊，然后问道：

“外祖父叫你站墙角没有？”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大声喊道，用手掌拍了两次桌子。

“不，不记得了。”

“你不知道‘站墙角’是一种体罚？”

“不知道。为什么要体罚我？”

她叹了一口气。

“唉，你过来。”

我走到她的跟前，问道：

“你干吗要对我嚷嚷？”

“那你为什么要把诗故意念错？”

我尽我可能地向她解释：我闭上眼睛，那些印在书上的诗是什么样，我都记得，可是一念起来，就走样了。

“你是装的吧？”

我回答她说，不是装的。可是我立即想了想：“我也许是装的吧？”我忽然不慌不忙地把诗念了一遍，完全正确，这使我很惊奇，也使我很尴尬。

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忽然涨了起来，耳朵充血、发沉，脑袋也不舒服地嗡嗡作响；我站在母亲面前，臊得浑身发热，透过眼泪，我看见她的悲哀的脸黯然失色了，嘴唇紧闭，眉头紧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问道，嗓门都变了，“那就是说，是装的。”

“我不知道。我并不想……”

“跟你真没办法，”她低下了头，说道，“你走吧！”

她要求我背越来越多的诗，而我的记性对于领会这些整齐的诗行却越来越坏，于是一个难以抵抗的愿望，即让这些诗变个样子，配上其他字眼，改变原意。这愿望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强烈了。我毫不费劲就能做到这一点——不需要的字眼大量涌来，很快就跟书本上的需要的字眼混在一起了；常常是整行都变得使我看不见，无论我如何诚心地想记住它们，却总是记不住。有一首悲凉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59]的，弄得我非常不快：

不论是晚上还是早晨，

有许多老人、寡妇和孤儿，

凭着上帝的名分呼吁周济，

而后一行是：

背着讨饭袋在窗口下徘徊[60]。

这后一句我准丢掉。母亲愤懑地把我这个功绩告诉了外祖父，他恶狠狠地说：

“他胡闹！他有记性：祈祷词比我记得都牢。他撒谎，他的记忆力像石头似的，只要刻上去，就牢牢记住了！你狠狠揍他！”

外祖母也揭发了我：

“童话——记得，歌谣——记得；歌谣不也就是诗吗？”

这一切说得都对，我感到自己有过错，可是一旦学起诗来，别的一些字眼就像蟑螂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自动地爬出来了，而且它们也排列成行：

在我们家的大门口，

有许多孤儿和老头，

哀求乞讨到处奔走，

讨来的东西都被彼得罗夫娜拿走，

她把这些施舍品拿去换牛，

并在山沟里喝伏特加烧酒。

晚上我和外祖母躺在吊床上，乏味地把书上学来的和自己编造的东西重复地背给她听。她有时会哈哈大笑，但更多的时候是数落我。

“要知道，虽然你懂，你会！可是你不要嘲笑乞丐！上帝保佑他们！耶稣当过乞丐，所有的圣徒都当过……”

我嘟嘟囔囔地念道：

我不喜欢乞丐，

外祖父我也不喜欢，

这该怎么办？

主啊，饶恕我！

外祖父老找我的茬儿，

我总得挨揍……

“你都说些什么，烂掉你的舌头！”外祖母生气地说，“要是外祖父听见这些话会怎么样？”

“就让他听见好了！”

“你还淘气，让你母亲生气，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这样，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外祖母心事重重地、温和地规劝我。

“她为什么难受？”

“住嘴，知道吗，你还不懂……”

“我知道，是因为外祖父对她……”

“你住嘴，听见没有！”

我日子过得不好，有一种近似绝望的感觉。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去掩饰它，对一切都不在乎，总是胡闹。母亲教我的功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懂了。我很容易学会了算术，可是我却非常不喜欢写，语法也全然不懂。不过最使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和感觉到母亲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她越来越愁眉不展，用陌生人的目光看待一切。她在朝花园那面窗户的旁边默默地坐了许久，好像全身都褪了色。在刚来的那些日子里她机敏灵活，充满朝气，可是现在，她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圈；她几天不梳头，衣服皱巴巴的，上衣的扣子也不扣，这使她变丑了，也使我生气；她应当永远都是漂亮的、严厉的，穿得干干净净，比谁都好！

上课时，她用一种陷入深思的眼神越过我的头望着墙壁，望着窗户；向我提问时，声音疲惫，常常忘记答话；越来越爱生气、叫喊，这也使我难受：母亲应当是公正的，就像童话中讲的，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

“与我们在一起你感到不好受吧？”

她生气地回答我说：

“做你自己的事。”

我还看到，外祖父在准备做一件使外祖母和母亲害怕的事情。他常到母亲的房间里去，关上门，在那里发牢骚，尖声叫喊，就像那个我不喜欢的歪身子牧人尼卡诺尔吹木笛子那样。有一次谈话时，母亲大叫一声，全房子都听得见：

“不，这办不到！”

于是砰的一声，母亲把门关上了，外祖父号起来。

这是在一个傍晚，外祖母在厨房里桌子旁边坐着，替外祖父缝衬衣，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听到门响后，她一边留心听，一边说：

“她到房客家去了，啊，主啊！”

忽然，外祖父跳进了厨房，跑到外祖母跟前，照着外祖母的脑袋就是一拳，他一面甩着打疼了的手，一面咝咝地叫嚷：

“不该说的你就别多嘴，老妖婆！”

“你是个老混蛋。”外祖母镇静地说，整了整被打歪了的帽子，“好啊，我不说！你的一切企图，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他向她扑了过去，用乱拳猛击外祖母的大脑袋；她不防卫，也不推开他，只是说道：

“好，打吧，打吧，混蛋！给你打！”

我从吊床上向他们扔枕头、被子，从炕炉上扔皮靴，可是暴怒的外祖父没有注意到这些，外祖母却跌倒在地板上，他用脚踢她的脑袋，终于他也绊倒了，弄翻了一个盛满水的木桶。他跳起来，啐唾沫，大声喘气，凶狠地朝四周看了看，便跑回自己的阁楼里去了。外祖母站起来，呻吟着，坐在长凳子上，开始整理被打乱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

“把枕头和所有的东西都拾起来放到炕炉上去！真想得出来：扔枕头！关你什么事？那老鬼不过是发一阵子疯，混蛋！”

忽然，她哎哟一声，紧皱眉头，垂下脑袋叫我：

“你来给我看看，这里怎么那么疼啊！”

我拨开她那稠密的头发，发现一枚发针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头皮里，我把它拔了出来，又发现另一枚，我的手都麻木了。

“我最好去把母亲叫来，我害怕！”

“你怎么，要去叫人！她没有看见，没有听见，这就谢天谢地了，你还要去叫！你滚开吧！”

于是她自己用织花边的灵巧的手指拨弄她那又密又黑的头发。我鼓起勇气又在头皮下面拔出两枚戳弯了的粗发针。

“你疼吗？”

“不要紧，明天我把澡堂水烧热，洗一洗就好了。”

她亲切地请求我说：

“你，亲爱的，别告诉你妈妈说外祖父打了我，听见吗？就这样，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够多了。你说不说？”

“不说。”

“好，记住！来，咱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我的脸没有伤吧？好，这样就毫无破绽了……”

她开始擦地板。我感动地说：

“你，真像个圣徒，人家老折磨你，可你总是不在乎！”

“你说什么蠢话？圣徒……什么圣徒！”

她嘟囔了很长时间，用四肢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我坐在炕炉台阶上，琢磨着怎样替外祖母报仇。

我第一次看见他如此丑恶而又可怕地殴打外祖母。就在我的面前，在昏暗中，他满脸通红，火红色的头发飘散着。愤怒在我的心中热炽地翻腾，由于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方式报仇而感到十分沮丧。

但是，过了两天，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情，我上阁楼里去找他，我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放着一只打开的箱子，正在整理里面的文件，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圣像日历——十二张厚厚的灰色图纸，每张图纸都按照一个月的日子分成方格，每一方格里是那一天所有的圣像。外祖父极其珍惜这些圣像图，只有当他偶尔为了什么特别满意时，才拿给我看看，每当我看到这些紧紧排列着的可爱的灰色小人时，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些圣徒传记，如基里克和乌莉塔的，受苦受难的瓦尔瓦拉的，潘杰列伊蒙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我是知道的。我特别喜欢神人阿列克谢的忧伤的传记和颂扬他的非常美的诗。外祖母经常地而且动人地把这些诗念给我听。你若经常看看几百个这样的人，你就会感到自慰：原来殉难者乃自古有之。

可是，现在我决定把这些圣像剪掉。当外祖父走到小窗口去看一张印有老鹰的蓝色文件时，我便抓起几张快速跑了下去，从外祖母桌子里拿出剪刀，爬到吊床上，动手剪掉圣人的头。我剪掉了一排人头，却又对圣像图怜惜起来，于是就沿着分成方格的线条来剪，还没有来得及剪第二刀时，外祖父就来了，他站在炕炉台阶上，问道：

“谁允许你拿圣像图的？”

他看见木板上散落的方纸块，抓了一把贴近脸看了看，扔掉，再抓起一把，他的下颌扭歪了，胡子跳动着，呼吸那么急促，以至这些纸片都吹落在地板上。

“你干了什么事啊？”他终于喊叫起来，捉住我的脚，使劲地拽；我腾空翻了下去，外祖母用手接住了我，外祖父便用拳头打她，也打我，尖声喊叫：

“我打死你们！”

母亲来了，我退到炕炉旁边的角落里，母亲挡着我，捉住并且推开在她脸前挥舞着的外祖父的手，说：

“真不成体统？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一屁股坐在窗户下的板凳上，号了起来：

“你们就打死我吧，你们全都和我作对，啊……”

“你怎么不害臊？”母亲压着嗓门说，“你怎么老是装腔作势呢？”

外祖父叫喊着，用脚踢板凳，他的胡子可笑地向天花板翘着，两只眼睛闭着。我也觉得，他在妈妈面前丢了丑，他的确是在装腔作势，所以才闭上眼睛。

“我把这些碎纸片都给你贴在纱布上，这样会更好，更坚实，”母亲一面打量着那些碎片和纸张，一面说，“您看，全都揉皱了，折断了，散落了……”

她跟他说话，就像教课中我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时跟我说话一样。忽然外祖父站了起来，认真地整理一下衬衣、背心，吐了口痰，说：“今天就给我贴！我马上把其他几张也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可是在门槛上又转过脸来，用弯曲的手指指着我说：“得把他揍一顿！”

“该揍，”母亲同意说，向我俯下身来，“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是有意的。是要叫他别再打外祖母，不然，我要把他的胡子剪下来……”

外祖母正在脱被撕破了的上衣，摇摇头，责备地说：

“你不是答应不说吗？”

她在地板上啐了一口：

“让你烂掉舌头，动弹不得，不能说话！”

母亲打量了她一下，穿过厨房，又走到我的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她了？”

“瓦尔瓦拉，你不害臊吗？干吗问他这个？关你什么事啊？”外祖母生气地说。

母亲搂着她：

“哎呀，妈妈，你真是我亲爱的妈妈……”

“什么亲爱的妈妈，走开……”

她们默默地相互看了看，散开了，因为她们听见了外祖父在前厅的跺脚声。

母亲回来的最初一段时间便和那个快活的房客——军人的妻子——做了朋友，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前屋去，贝特连家的人——漂亮的小姐、军官也到那儿去。外祖父不喜欢这样。有几次，当大家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时他都举起汤匙，气愤地威吓说：

“该死的，又聚在一起了！从现在直到明日早晨都不让人睡觉。”

不久，他就让房客退了房。他们离开后，他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拉来两大车的各种家具，摆在前屋里，并用一把大锁把门锁上。

“我们不要房客，我们要自己请客。”

果然，每到节日客人们便都来了。经常来的有外祖母的妹妹玛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个喜欢叫喊的大鼻子的洗衣妇，穿一件带条条的绸布衣裳，戴一顶金黄色的大帽子，跟她来的还有两个儿子：瓦西里是一个绘图员，长头发，和善而又快活，穿一身灰色衣裳；维克多则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长着像马一样的脑袋，窄脸上布满了雀斑，一走进前厅，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像彼特鲁什卡那样尖着嗓子唱道：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使我感到又惊奇又害怕。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随身还带来一位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个人穿着很长的黑礼服，静静的，像个修道士，他总是坐在角落里，脑袋歪在一边，微笑着，奇怪地用那只戳进剃光了的双层下巴里的手指支撑着脑袋；他脸色发黑，那只唯一的眼睛好像看一切人都特别认真；他很少说话，而且老是重复一句话：

“别麻烦啦，您老，都一样……”

第一次看见他时，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们还住在新开路：一天，听见门外有人敲鼓，鼓声沉闷，令人不安，有一辆围满了士兵和人群的又高又黑的大车，从监狱向广场那条街上驶过来，在大车的条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的人，他身上戴着镣铐，胸前挂着一块白色粗体字的黑牌子，低着头，好像在读牌子上的题字似的，全身晃动着，镣铐铿锵响。当母亲对钟表匠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儿子”时，我吃惊地向后退，躲开他，把手藏了起来。

“别麻烦啦！”他说，整个嘴巴可怕地向右边的耳朵移过去。他搂着我的腰，把我拉过去，轻快地把我转了个圈，然后松开手，称赞道：

“还不错，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一张皮圈椅上，圈椅很大，可以躺在里面。外祖父常常夸耀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我爬上去，观看大人们如何无聊地消遣作乐，钟表匠的脸怎样奇怪地而且令人怀疑地变化着：这张脸是油腻腻的、松弛的，好像要溶化了，流散了；他一笑，厚嘴唇就会岔到右脸颊上，小鼻子也像盘子里的饺子那样滑走了，两只向外张开的大耳朵时而和那只好眼的眉毛一起抬起，时而又聚合在颧骨上，好像只要他愿意，便可以用两只耳朵像手掌似的把自己的鼻子捂住。有时他叹一口气，伸出又黑又圆的像杵一样的舌头来，灵巧地画一个正圆形，舔舔那油腻腻的厚嘴唇。这一切并不可笑，只是感到奇怪，使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大家喝了掺甜酒的茶，它有一种烧焦了的葱头味；大家喝了外祖母酿的果子酒，这果子酒有黄得像金子的，黑得像焦油的，还有绿色的；大家吃了味道很浓的酸牛奶，带罂粟籽的奶油蜜糖饼。大家都吃得直冒汗，直喘气，都夸奖了外祖母。大家吃饱喝足了，满脸通红，肚皮膨胀，便正经地分别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要求雅科夫舅舅弹奏乐曲。

他向吉他弯下身来，开始弹奏了；他还令人不快地腻烦地伴着吉他唱起来：

哎呀，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

闹得满城风雨——

把所有的详情细节，

告诉了喀山的小姐。

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忧郁的歌儿，外祖母说：

“雅沙，你弹首别的曲子吧，弹首好歌，好吗？莫特里娅，你还记得过去唱的什么歌吗？”

洗衣妇整理一下窸窣作响的连衣裙，威严地说：

“太太，如今是另一种时髦了……”

舅舅眯缝着眼睛看着外祖母，好像她坐得离他很远似的。他坚持不懈地弹出他那不愉快的音符，唱着纠缠不休的歌词。

外祖父神神秘秘地与钟表匠谈话，他用手指指着什么给他看，钟表匠则扬起眉毛，向母亲那方面瞅，点点头；他的松弛的脸不可捉摸地变化着。

母亲总是坐在谢尔盖耶夫兄弟中间，小声地、严肃地与瓦西里谈话。瓦西里叹口气说：

“是的，要考虑这个问题……”

维克多满脸笑容，搓着脚，忽然尖着嗓子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都奇怪地默默地看着他，洗衣妇则郑重地解释道：

“这是他从戏院里学来的，那儿就是这样唱的……”

这种令人难受的晚会有过两三次，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的白天，刚刚做完午祷，钟表匠来了。我坐在母亲房间里，帮她把小玻璃珠子穿在开了线的刺绣上。突然，门一下子开了一条缝，外祖母把恐慌的脸伸进房间里又立即消失了，高声地说：

“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没有动弹，也没有震颤。门又开了，外祖父站在门槛上，郑重地说：

“瓦尔瓦拉，穿上衣服，去！”

母亲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他，问道：

“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别争吵了！人很安详，是本行里手，列克谢会有一个好父亲……”

外祖父说得非常庄重，并老是用两个手掌抚摩着自己的两肋，他的两个胳膊肘弯折到背后，在发颤，仿佛他要把手伸到前面去，却又竭力克制这样做似的，母亲镇静地打断他的话：

“我对你说，这不可能……”

外祖父向她迈近一步，伸出双手，像瞎子似的弯下腰，毛发竖起，哑着嗓子说：

“去，不然我把你拽去，拽着你的辫子……”

“拽去？”母亲站起来说，她脸色发白，眼睛可怕地缩成一条线。她急速地脱下上衣和裙子，只剩一件衬衫，跑到外祖父跟前：“拽吧！”

他龇着牙，用拳头威吓她说：

“瓦尔瓦拉，把衣服穿上！”

外祖母用手推开他，抓住门把说：

“好，我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祖父小声说。

“我不怕诅咒，走？”

她打开了门，可是外祖父抓住她的衬衣下襟，半跪着，低声说道：

“瓦尔瓦拉，魔鬼，你要毁掉自己！别去丢人了……”

他小声地悲戚地叫苦：

“老——婆子，老——婆子……”

外祖母挡住母亲的路，像赶鸡似的挥着手，把她赶进门里去，小声埋怨说：

“瓦里卡，傻瓜——你怎么啦？回去，不害臊！”

她把母亲推进屋里，把门扣上，向外祖父弯下腰，一只手把他提起来，另一只手指着他警告说：

“咳，老鬼，不懂事的家伙！”

她把他放在沙发上，他像布娃娃似的扑通一声坐下去，张开嘴，摇摇头。外祖母对母亲吆喝道：

“你，把衣服穿上！”

妈妈把衣服从地上拾起来，说：

“你听好了，我不到他那儿去！”

外祖母把我从沙发上推下来：

“去舀一瓢水来，快去！”

她几乎像耳语似的小声说，态度平和而又威严。我跑到过道里时，前屋响起了均匀而沉重的脚步声。母亲在房间里高声地说：

“我明天就离开！”

我跑到厨房里，在窗户旁边坐下，像做梦一样。

外祖父在呻吟，在呜咽；外祖母在唠叨什么，后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周围变得寂静，可怕，我才想起叫我去舀水的事；我舀了一铜瓢的水来到过道里，钟表匠正从前屋出来，低着头，一只手抚摩着皮帽子，清着嗓子，发出咯咯响声。外祖母双手压着肚子，在他背后鞠躬，轻声地说：

“你自己明白——不能强迫人家喜欢你……”

他在台阶门槛上绊了一下，跳到院子里，外祖母则画着十字，全身颤抖，不知是在默默地哭，还是在笑。

“你怎么啦？”我跑到她的跟前，问她。

她把那瓢水夺了过去，水洒到了我的脚上，她大声说：

“你到哪儿舀水去了？把门关上！”

她到母亲屋里去了。我又走进厨房，听她们在隔壁呻吟、叹息，唠叨不休，就好像是在搬动一件力所不及的重物似的。

白天天气晴朗。冬日的斜晖通过结了冰的两个窗户照了进来。在准备开午饭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锡壶和两个长颈玻璃瓶，映出晦暗的亮光，一个盛着红黄色的克瓦斯，另一个盛着外祖父喝的用郭公草和金丝桃浸泡的深绿色的伏特加。从玻璃窗上融化了冰的地方可以看到房顶上亮得耀眼的雪；在围墙的柱子上和椋鸟的巢上，银白色的圆顶闪烁着金色星点；在窗框上，在阳光穿透的鸟笼里，我的几只鸟在嬉戏：活泼的驯服了的小黄雀唧唧地叫，灰雀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金翅雀在嘹亮地歌唱。但是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的快乐的日子里，我却没有感到高兴，我不需要它，而且什么都不需要。我想把鸟放了，于是我把鸟笼子拿下来——外祖母忽然跑进来了，她两只手拍着腰，边向炕炉奔过去，边骂道：

“该死的，都是些鬼东西！你啊，老傻瓜，阿库林娜……”

她从坑炉里取出一个馅饼，用手指敲了敲外壳，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咳，烧焦了！瞧，烤成什么样了！啊哈，魔鬼们，我要把你们全撕碎！你干吗像猫头鹰那样瞪着眼睛？我要把你们当作破盆烂缶全砸碎！”

于是——她哭了，绷着脸，来回地翻着馅饼，用手指敲打烤干的皮，大滴大滴眼泪落在馅饼上。

外祖父和母亲进厨房来了。外祖母把馅饼往桌子上一扔，碗碟震得跳起来。

“你们瞧吧，都是因为你们才出这种事，你们不得好死！”

母亲快快乐乐、心情平静地拥抱外祖母，劝她不要伤心。外祖父衣服凌乱，满脸倦容，在桌子后面坐下来，把餐巾挂在脖子上，嘟囔着，肿胀的眼睛被阳光照得眯缝起来。

“好啦，没啥！好馅饼我也不是没吃过。上帝是吝啬的，他用几分钟就偿付了几年的时间……他是不承认有利息的。坐吧，瓦里娅……好啦！”

他好像神经有点不正常，吃饭时一直在谈论上帝，谈不信神的亚哈[61]，谈做父亲的艰难命运；外祖母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吃你的饭，知道吗？”

母亲眼睛闪着亮光，开玩笑说：

“怎么，你刚才吓坏了吗？”她推了我一下，问道。

不，我当时并不怎么害怕，但是现在倒觉得不舒服，不理解。

他们像平时过节那样吃得很多，时间很长，令人厌烦，好像他们不是半小时之前曾经相骂、准备打架、热泪盈眶和号啕大哭过的那些人，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刚才所做的那些事都是认真的，他们是不轻易哭泣的。他们的眼泪和叫喊，所有的相互折磨经常爆发也很快熄灭，我都已经感到习惯了，已越来越不能刺激我，越来越不能打动我的心了。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由于贫困，俄罗斯人一般都像小孩那样，喜欢拿痛苦来开心，玩弄痛苦，很少以不幸为耻。

在无尽的日常生活中，痛苦就是节日，火灾就是游戏；在空无一物的脸上，有一条抓痕也算是点缀……

十一

自从这件事之后，母亲一下子坚强起来了，腰杆伸直了，并且成了家里的主人，而外祖父却变得不引人注意了；他成天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跟从前不一样了。

他现在几乎不出门，整天坐在顶层的阁楼里，在读一本神秘的《我父亲的札记》。他把这本书藏在箱子里锁起来。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外祖父在拿书之前都先洗手。这是一本短短厚厚的书，封面是红黄色皮子装帧。在内封前的浅蓝色的纸上，褪了色的花体字题词特别引人注目——“怀着感激之情赠给敬爱的瓦西里·卡希林作衷心的留念”；下面签了一个怪姓，其最后一个字母活像一只飞鸟。外祖父小心地翻开厚重的书皮，戴上银丝眼镜，打量着这个签字，鼻子久久地晃动着。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是什么书？”他十分动情地回答说：

“这事你不需要知道。等我死了，我就遗赠给你。貉绒皮衣也遗赠给你。”

他跟母亲说话变得更柔和，也更少了。他很留心听她说话，像彼得伯伯那样，眼睛闪着亮光；他挥着手，嘟囔道：

“好吧，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的柜子里装着许多珍奇的服装：花缎裙子、缎子坎肩、丝织无袖长袍、银光闪闪的机织帽子和缀着珍珠的各种妇女头饰；颜色鲜艳的各种女帽和三角头巾、沉甸甸的莫尔多瓦项链和各种宝石项链。他把这一切全都抱到母亲的房间里，摆在椅子上，桌子上。母亲欣赏着这些服装。外祖父说：

“我们那时的服装比现在的漂亮多了，阔气多了！服装更阔气，生活却比较简单，比较好过。那种时代过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喂，你穿上试试……”

有一天，母亲刚刚到隔壁房间里去不久，出来时穿上了绣金的蓝色长袍，戴着珍珠小帽，向外祖父深深鞠一躬，问道：

“好看不好看，父亲大人？”

外祖父清了清嗓子，整个人都容光焕发，双手张开，手指头微微颤动，绕着她走了一圈，像在梦里一样含糊不清地说：

“啊哈，瓦尔瓦拉，要是你有很多的钱，而且你周围的又都是些好人的话……”

现在母亲住在前屋的两个房间里，她那里经常来客人，来得最勤的是马克西莫夫兄弟：一个叫彼得，是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军官，留着浅色的大胡子，蓝眼睛，因为我啐了这个老贵族一口，外祖父当着他的面打了我一顿。另一个叫叶夫盖尼，也是高个子，但腿很细，脸色苍白，留的是黑色尖胡子，他的大眼睛像两个李子，他穿淡绿色制服，扣子是金黄色的，在窄窄的肩上缀上了金质组合字；他常常灵活地把头一甩，把波浪式的头发从又高又平的前额甩到后面去；他宽厚地微笑着，不断地用低沉的声音讲什么事情，总是用一些能取悦于人的口头语来开头：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母亲眯缝着眼睛笑着，经常打断他的话：

“你还是个小孩子，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对不起……”

那军官则用宽大的手掌拍拍膝盖大声喊道：

“他就是个孩子嘛……”

圣诞节假期过得欢快热闹，几乎每天晚上母亲那里都有穿化妆服的人，她自己也打扮起来，而且总是打扮得比谁都漂亮，和客人们一起出去。

每当她和一群花花绿绿的客人出了大门，房子就像陷进地里去了，到处静悄悄的，变得不安而静寂；外祖母像老母鸡似的在各个房间里游来游去，把一切收拾整齐；外祖父则站着，背靠在暖和的炉子的瓷砖上，自言自语地说：

“那好吧，很好……咱们等着瞧，到底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圣诞节过后，母亲便送我和米哈依尔舅舅的萨沙去上学。萨沙的父亲结婚后，后母从一开始就憎恶继子，打他。在外祖母的坚持下，外祖父才把萨沙接到家里来。我们上了一个月的课，学校里教给我们的，其中我只记得：人家问你“姓什么”时，不能简单地回答“彼什科夫”，而要说：

“我姓彼什科夫。”

也不能对老师说：

“你，老兄，别叫喊，我不怕你……”

我马上就不喜欢上学了。表哥头几天很满意，因为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伙伴，但有一天他在课堂上睡着了，睡梦中他突然很可怕地喊道：

“我不敢了……”

被叫醒后，他便要去上厕所。为此他被同学们狠狠地嘲笑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去上学，走到干草广场的山沟里时，他停了下来，说：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不如去玩玩好。”

他蹲下来，把书包仔细地埋在雪地里就走了。这是一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到处照射着银白色的阳光，我非常羡慕表哥，不过我不得已还是上学去了，因为我不想让母亲生气。萨沙埋掉的书当然没有了。第二天他不上学就有合法的理由了，第三天他的行为就被外祖父知道了。

我们被唤去受审。在厨房里桌子后面坐着外祖父、外祖母和妈妈，他们审问了我们。我还记得萨沙是怎样回答外祖父的问话的。

“你干吗不去上学？”

萨沙直视着外祖父的脸，目光温和，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忘记学校在哪儿了。”

“忘记了？”

“是啊，我找了半天……”

“你不会跟列克谢走吗，他记得！”

“我把他丢了。”

“把列克谢丢了？”

“是的。”

“是怎么丢的？”

萨沙想了想，叹口气说道：

“当时有大风雪，什么也看不见。”

大家都笑了。因为那天的天气既平静又晴朗。萨沙也谨慎地笑了笑。外祖父龇着牙，尖刻地问道：

“你不会拉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吗？”

“我是拉着他，可是风把我们吹散了。”萨沙解释道。

他懒洋洋地绝望地说。我听到他这种无用的笨拙的谎话都觉得很难为情。他这股子拗劲使我很惊讶。

我们被揍了一顿，并给我们雇了一个护送人。这是个老头，曾经当过消防队员，断了一只胳膊；他的职责是监视萨沙在学习中不走歪路。但这也无济于事。第二天，我们走到沟谷下面时，表哥忽然弯下腰，脱下一只毡靴，把它扔到很远的地方去，又脱下另一只，朝另一个方向扔出去，他只穿着袜子从广场上跑掉了。小老头叹息一声，便战战兢兢地去拾靴子，然后吃惊地把我领回家去。

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一整天都在城里到处寻找逃走的萨沙，直到傍晚，才在寺院旁边奇尔科夫的酒馆里找到了他。他正在那儿跳舞逗观众乐。把他领回了家，甚至没有打他，因为大家都被这孩子的执拗和沉默弄得惶惑不安。他和我躺在吊床上，腿向上跷着，脚掌蹬着天花板，小声地说；

“后妈不疼我，父亲也不疼我，祖父也不疼我——我干吗要跟他们一起过呢？我去向奶奶打听强盗住在哪儿，我投奔他们去，到那时你们会知道的……咱们一块儿跑吧？”

我不能跟他跑，因为那时候我有自己的任务——我决定要做一个留有浅色大胡子的军官。为了这，我必须学习。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表哥。他想了想，同意了，说道：“这也很好，等你当了军官时，我已经是强盗的首领了，你应当来捉拿我，还不知道谁死在谁手里，或者谁把谁俘虏了；我不会杀死你的。”

“我也不杀死你。”

我们就这样做了决定。

外祖母进来了，爬到炕炉上，打量一下我们，说道：

“小耗子们，怎么啦？唉，孤儿们啊，多余的碎片！”

她怜悯我们一阵后，便开始骂萨沙的后娘——肥婆娜杰日达，酒馆老板的女儿；然后便骂所有的后娘和后父，又顺便讲了一个故事：聪慧的隐士约那小时候同他的后娘打官司，让神来审判；约那的父亲是乌格利奇人，是白湖的一个渔夫——

年轻的妻子谋害丈夫，

给丈夫灌了烈性药酒，

还给他喝昏睡的毒汁。

她把昏睡不醒的丈夫，

装进了橡木的独木舟，

就像装进窄小的棺木。

她拿起了菩提木的桨，

亲自划到大湖的中心，

划到那漆黑的旋涡中，

去干妖婆的可耻坏事。

她弯下腰来使劲一晃，

妖妇便轻易把船翻倒。

丈夫铁锚似的沉到底，

她却快速地往岸上游，

她游上岸就在地上，

又是哀号，又是哭诉，

假装不幸，假装悲伤。

善良的人们相信了她，

也和她一起悲伤痛哭：

唉，你这位年轻寡妇，

遭受女人的不幸太多；

我们的生命上帝掌握，

死亡也是由上帝吩咐！

只有那继子约努什科，

决不相信后母的眼泪，

他把手放在她心口上，

用温和的声音对她说：

“我的后娘我的劫运啊，

你这狡猾的黑夜之鸟，

我可不相信你的眼泪。

你心疼是因为你快乐，

让我们一起问问上帝，

问问所有上天的神灵。

请哪位拿出一把钢刀，

向圣洁的天空高高抛，

若是你有理钢刀杀死我，

若是我有理钢刀杀死你！”

后母好生把他来打量，

眼睛里冒出恶毒凶光，

她态度强硬地站起来，

针锋相对与约那较量：

“嘿，你是没理性的畜生，

是一个被遗弃的早产儿，

你怎么胆敢凭空捏造？

你怎么胆敢口出狂言？”

人们都看着他们争论，

看出事情有点儿蹊跷，

大家泄了气暗自思想，

交头接耳地互相商量，

终于老渔夫挺身而出，

说出了他们一个决定：

“善良的人们请听我言，

快快把那钢刀送上来，

我右手把钢刀向天抛，

谁有罪就落在谁身上！”

人们递给老人那钢刀，

他操刀就往头顶上抛，

钢刀鸟也似的飞上天；

人们向清澈的天空望，

总不见那钢刀从天降，

大家脱帽拥挤地等待，

人人沉默，夜亦无言，

却仍不见钢刀降下来！

早霞照得湖水红艳艳，

后母冷笑着红光满面，

忽然钢刀飞燕般落下，

正刺进了后母的心间。

善良的人们全都跪下，

向天老爷祈祷又膜拜：

“光荣属于主，谢谢你主持公道！”

老渔夫拉着约努什卡的手，

直把他领到遥远的修道院，

它就在光明的凯尔仁查河畔

靠近那看不见的基杰日城边……[62]

第二天醒来时，我全身都是红斑点，出天花了。我被安置在后阁楼里。我躺在那儿很久。什么都看不见，手和脚都被宽绷带紧紧地绑着，做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噩梦，其中一个梦里我差一点儿送了命。只有外祖母常来用汤匙像喂小孩一样喂我吃饭，给我讲无尽的永远是新的童话。有一天晚上，当时我的病好了，躺在那儿，手脚上的绷带也解开了，只有手指还用绷带缠得像戴无指手套一样（为了防止我抓脸）；不知为什么外祖母比平时来晚了，这使我非常惊慌。忽然我看见她：她躺在门外布满灰尘的阁楼台阶上，脸朝下，两手摊开，她的脖子被割破一半，像彼得伯伯那样。在角落里，在尘土弥漫的朦胧中，一只大猫贪婪地瞪着绿色的眼睛朝她走去。

我从床上跳下来，用脚踹，用肩冲，把两扇窗户打掉，跳到院子里的雪堆里。这个晚上妈妈屋里有客人，谁也没有听见我打碎了玻璃，打坏了窗框。我在雪地里躺了很长时间，我身上没有任何伤，只有一只手脱了臼，并被玻璃剐伤得很厉害，但是我两条腿麻木了，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两只脚完全不听使唤。我躺着，听见屋里越来越多的喧闹，楼下经常不断的开门和关门声，许多人的走路声。

烦人的暴风雪把房顶刮得沙沙响，阁楼门外大风呼呼地吹，烟囱唱出送葬似的曲子，风门震颤不停，乌鸦白昼长鸣，夜深人静时从旷野传来凄厉的狼嗥——在这种音乐的伴奏下，我的心也在成长。后来，胆怯的春天以其阳春三月的太阳的光芒四射的眼睛，怯生生地、静悄悄地，但一天比一天亲切地朝窗户里窥视。在房顶上，阁楼上猫儿也唱歌、号叫起来了。春天的簌簌声穿透了墙壁，玻璃似的冰柱折断了，融雪从屋顶马头形饰物上流下来，马车的铃声也比冬天响得更欢了。

外祖母常来，她说话时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多地散发出酒味，后来她带来一个大白水壶放在我的床下，向我丢个眼色说：

“亲爱的，你别对老家神外祖父说。”

“你干吗要喝酒呢？”

“不要多嘴，你长大就知道了……”

她从壶嘴里吸了几口酒后，用袖子擦了擦嘴，甜滋滋地微笑着问道：

“喂，我的小爷子，我昨天讲什么来着？”

“讲到父亲。”

“讲到什么地方啦？”

我告诉了她。于是她那有条有理的话语就像小溪似的长流不停了。

关于父亲的事是她自己对我说起的。有一天她来了，没有喝酒，显得很忧伤很疲惫的样子，说道：

“我在梦里见了你父亲，他好像在田野里走着，手里拿着一根核桃木棍子，打着口哨，跑在他后面的是一条花狗，抖动着舌头。不知为什么，我现在老是梦见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看来，他的灵魂不安宁，四处漂泊……”

一连几个晚上她都讲父亲的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她讲得很有趣。

我父亲是一个军人的儿子，祖父是军官，由于他虐待部下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父亲就是在西伯利亚出生的。他生活得很苦，很小就常从家里逃走；有一次我祖父牵着狗在森林里像找兔子似的找他；另一次他捉住了他，把他打得很厉害，是邻居把他夺下后藏了起来。

“小孩子都经常挨打吗？”我问她。外祖母平静地回答说：

“经常。”

祖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刚过九岁，祖父也死了，是一个做木匠的教父领养了父亲，让父亲加入了彼尔姆的同业行会，教他学自己的手艺，但父亲从他那里跑掉了，到集市上去给瞎子领路。十六岁时来到尼日尼，在一个包工头——科尔钦船上的木工那儿干活。到二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个上好的细木匠、裱糊匠和装饰匠了。他工作的那个作坊在铁匠街，与外祖父的房子相毗邻。

“围墙不高人机灵。”外祖母笑笑说，“一天，我和瓦里娅在花园里采马林浆果，忽然他，你父亲从围墙上跳下来，我被吓了一跳：从苹果树丛中走出一个高大的人，穿着白衬衣，棉绒布裤子，可是光着脚，也没戴帽子，用皮条扎着长头发。他这是来求婚的！我以前见过他，他常在窗前走过；我看见他时心里便想：多好的小伙子！他走了过来，我问他：‘年轻人，你干吗不从正道过来呢？’他跪了下来说：‘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我整个人和整个灵魂都在这里，瓦里娅也在，你就帮帮我们吧，看在上帝分上，我们想结婚！’我顿时愣住了，说不出话来。我看见你母亲这骗子，躲到苹果树后面去，满脸通红，红得像马林果一样，正在给他递暗号呢！可她自己已热泪盈眶了。我说：‘唉，你们想的什么鬼主意啊？瓦里娅，你是疯了吗？你，年轻人，也要好好想想：你配折这枝花吗？’当时你外祖父是富人，儿子们没有分家，他有四所房子，有钱又有名声。不久前，由于他连任了九年行会的头头，人家奖给了他一顶饰有金银绦带的帽子和一套制服，那时他可高傲啦！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但我自己由于害怕也全身哆嗦，我也怜惜他们：他们的脸色变得晦暗了。当时你父亲说：‘我知道，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不会乐意地把瓦里娅嫁给我的，所以我就要偷偷地娶她，只是求你帮帮我们。’要我帮这个忙！我甚至扬起手要打他，可是他根本不躲闪，他说：‘哪怕你拿石头砸我，我也要求你帮助，反正我不会放弃的！’这时瓦里娅走到他的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我们早在五月份就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只是要举行一次婚礼罢了。’当时我就晕过去了——我的天啊！”

外祖母笑了起来，笑得全身抖动，然后闻闻鼻烟，擦擦眼睛，欢快地叹口气，又接着讲：

“什么叫作结婚，什么是婚礼，这一切你还不能理解，只是要知道，一个姑娘如果没有举行婚礼就生小孩，那可是一种可怕的灾难！你要记住这一点，等你长大了，可别引诱姑娘干这种事！这是一种最大的罪过，这样姑娘就要不幸，而孩子也是非法的私生子。你要记住，要当心！你活着要怜惜女人，要真心地爱她们，不要只图一时快乐，这是我给你的金玉良言！”

她沉思片刻，在椅子上摇晃着，然后抖擞一下，又开始讲：

“唉，怎么办呢？我打了马克西姆的额头一下，揪了瓦里娅的辫子。他却理智地对我说：‘打也解决不了问题！’她也说：‘你们先想想怎么办吧，以后有你打的！’我问他：‘你有钱吗？’他说：‘有，给瓦里娅买了戒指。’‘你有多少？两三个纸卢布？’他说：‘不，有上百卢布呢。’当时的卢布值钱，东西也便宜；我看着他们，看着你母亲和父亲，心里想：这些孩子，真是傻蛋！你母亲说：‘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面，不敢让你们看见，可以拿去卖！’完全是小孩子！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左商量右商量，终于谈妥：一周以后举行婚礼，由我去同神父交涉，可是我自己也哭了，心跳得厉害，怕你外祖父知道；瓦里娅也惊恐不安。不过也总算弄妥了！”

“可是你父亲有一个仇人，他是一个工匠，一个凶恶的人，他早就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并监视着我们。婚期到了，我用所有最好的衣裳替我唯一的闺女打扮起来，把她领出大门，在拐角处有一辆三套马车在等着，她坐上去，马克西姆吹一声口哨，马车就走了！我含着眼泪正回家去，忽然，那个人迎面走来！这个卑鄙的家伙说：‘我心地善良，不想去妨碍别人的好缘分，只是你，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得给我五十卢布作酬谢！’我没有钱，也不喜欢钱，不去攒钱。瞧，我一时脑子没有转过来，便对他说：‘我没有钱，不给！’他说：‘那你答应欠我的！’——‘我怎么能答应你，我以后到哪里去弄钱给你？’他说：‘这有啥难的，你丈夫有钱，你可以偷他的！’我这个傻瓜，本可以跟他谈一谈，拖住他一会儿，我却朝他的狗脸啐了一口唾沫，转身便走了，他则跑在我前面来到院子里，闹出了大乱子。”

她闭上眼睛，微笑着说：

“甚至现在想起他们干的这种鲁莽无礼的事情都感到可怕！外祖父像野兽一样咆哮起来，因为这事对他来说可不是儿戏，他是很在乎瓦里娅的，他常常夸口说：要把她嫁给贵族，嫁给老爷！这一来，看你怎么去嫁贵族、嫁老爷吧！至圣的圣母比我们更知道谁与谁有缘。外祖父就像身上着了火似的在院子里乱窜，他把雅科夫和米哈依尔叫来，又与那个麻脸的工匠和车夫克里姆讲好了条件。我看见，他拿起短把儿链锤，皮带上挂一个秤砣，米哈依尔拿了火枪，我们的马也是很好的，是烈马，马车跑得很快，所以我想，他们会追上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瓦尔瓦拉的守护天使指点了我。我找来一把刀子，把车辕的皮带割开一个口子，我想，也许在路上皮带会断开！果然是这样：车辕在路上脱落了，险些儿把外祖父、米哈依尔和克里姆摔死，于是就拖延了他们。待他们修好车赶到教堂时，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已经举行了婚礼，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了，谢天谢地！”

“家里去的人拥上去要打马克西姆，可是他非常健壮，力大无比。米哈依尔被他从台阶上扔了出来，摔断了一只胳膊，克里姆也伤了，外祖父、雅科夫及工匠这些人对他都害怕起来了。”

“他在盛怒的时候也没有失去理智，他对外祖父说：‘把你的短把儿链锤扔掉吧，别向我挥舞了，我是个守本分的人，我拿的是上帝赐给我的，不许任何人夺走，我也不多要你任何东西。’他们退下去了。外祖父坐上车大声喊叫：‘瓦尔瓦拉，就此永别了，你不是我的女儿，我不想再看见你，你活着也好，饿死也好，听便了。’他回到家里，我让他打，让他骂，我只哼两声，不说话，心里想：一切都会过去的，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事情过后他对我说：‘喂，阿库林娜，你当心，你再也没有女儿了，你记住这个！’我却在想：你撒谎，红毛鬼，怨恨是块冰，遇暖就融化！”

我留心地、贪婪地听着。在她讲的故事里有些地方使我惊讶。外祖父对我描述的母亲的婚事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反对过这门亲事，举行婚礼后不许母亲进家门，但据他说，母亲不是秘密举行婚礼，他也到教堂里参加了。我不想问外祖母他们俩谁说的更可靠一些，因为外祖母的故事讲得更美，我也更喜欢，她总是一边讲，一边摇晃着身子，仿佛在划船似的；在讲到悲伤和可怕的事情时，她就摇晃得更厉害，一只手向前伸着，好像是要在空中阻止什么东西似的；她经常眯缝着眼睛，在布满皱纹的两颊里，暗含着盲人似的善良的微笑，浓密的眉毛在微微颤动；有时这种盲人似的包容一切的善良触动我的心，可是有时我又非常希望外祖母能说出一种强有力的话，能大喊一声。

“最初，头两个星期，我不知道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在哪里，后来从她那儿来了一个小机灵，他告诉了我。到了星期六，我装着去做晚祷，亲自找他们去了！他们住得很远，在苏耶金斯基坡道上一所小厢房里，整个院子住满了做手艺的人，到处是垃圾，又脏又乱，不过他们过得还好，像一对快乐的小猫，咪咪叫着、玩耍着，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带点东西：茶叶、糖、杂粮、果子酱、面粉、干蘑菇、钱，不记得是多少钱了，是偷偷地从外祖父那里一点一点偷来的——既然不是为自己，偷一点也可以！你父亲什么都不要，生气地说：‘难道我们是叫花子吗？’瓦尔瓦拉也附和着他说：‘哎呀，妈妈，这是干什么啊？……’我责备他们说：‘傻瓜，我是谁？我是你的丈母娘；我是谁？傻丫头，我是你亲娘！我是可以欺负的吗？要知道，母亲在人间受气，圣母就在天上痛哭！’听我说这些话，马克西姆立即把我抱起来，满屋子乱转，还做出了跳舞的动作，他的劲很大，像只狗熊！死丫头瓦里娅则走来走去，像只孔雀，不断地夸奖丈夫，像夸奖一个新买来的洋娃娃似的。她的眼睛老是东看西看的，老是正正经经地谈论家务事，像管家婆一样，看着她，简直可笑极了！喝茶时，她拿出自制卷边饼，硬得简直能把狼牙啃掉，奶渣饼则像粗沙子！”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你快要出生时，你外祖父仍然沉默不语。这个老家神，可顽固了！我偷偷地看他们，他都知道，但他却装着不知道，整个家庭都不许谈论瓦里娅的事，大家都不作声，我也不说话，但我心里有数：做父亲的心是不会长期关闭的。早已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有一天夜里，暴风雪咆哮着，小窗口好像有狗熊爬过，烟囱呜呜地响，所有的小鬼都挣脱了锁链。我和你外祖父躺着都睡不着，于是我说：‘像这样的夜晚，穷人不好过，那些心情不安的人更难过！’忽然外祖父问我：‘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过得很好。’他说：‘我这是在问谁？’——‘你是在问女儿瓦尔瓦拉，女婿马克西姆。’——‘你怎么猜到我是在说他们呢？’——‘你得了吧！’我说，‘老爷子，别装糊涂了，收起你那一套吧，谁高兴跟你耍这套把戏啊？’他叹息一声说：‘唉，你们这些鬼，灰色的鬼啊！’然后他又打听说：那个大傻瓜——那是说你的父亲——真是个傻瓜吗？我说：‘那些不愿意干活的人，那些骑在别人脖子上的人才是傻瓜呢！你倒看看你的雅科夫和米哈依尔吧，这两个人不正像傻瓜一样活着吗？家里谁干活儿，谁挣钱？你。他们帮了你很大的忙吗？’于是他骂起我来，骂我傻瓜、下贱、拉皮条的，还骂了什么就记不得了。我没有说话。他说：‘你怎么可以迷信一个不知从哪儿来、不知其底细的人呢？’我不吭声，直等到他累了，我才说：‘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呀，他们过得可好呢。’他说：‘那就太抬举他们了，让他们自己来吧……’听到他这句话，我甚至高兴得都要哭了。他把我的头发松开，他喜欢拿着我的头发玩耍，嘟囔道：‘别哭，傻瓜，难道我就没有心肝吗？’其实，他从前也是很好的，我们的老爷爷，自从他自以为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后，他就变得脾气暴躁，变得愚蠢了。”

“在一个圣日，就是大斋期的最后星期日，你母亲和父亲果然来了，两人身材高大，穿得整齐清洁。父亲站在外祖父面前（外祖父只有他的肩膀高），他说：‘看在上帝分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要以为我是为嫁妆而来的，不是的，我是来向我妻子的父亲请安的。’老头子对此很高兴，他笑了笑说：‘嘿，你这个傻大个，像个绿林好汉，好了，别淘气了，搬过来住一块吧！’马克西姆皱着眉头说：‘这要看瓦里娅的意思，我怎么都可以！’而他们一住到一起就要争吵，怎么也合不来。我向你父亲又是递眼色，又是在桌子底下蹴他，可是没有用，他有自己的一套！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快活、明净，眉毛是黑的，有时眉头一皱，眼睛就藏了起来，脸变成石头一般，显得倔强。这时他除了我之外，谁也不听，我爱他胜过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爱我。他常常依偎着我，拥抱我，有时抱起我满屋子转，他说：‘你是我真正的母亲，就像这大地，我爱你胜似爱瓦尔瓦拉！’当时你母亲也是一个爱说爱闹的调皮蛋，她向他扑过去，大声说：‘你怎么敢说这种话，你这彼尔姆人，咸耳朵？’我们三个人就这样闹着玩，我们过得很好，我亲爱的！他跳舞也跳得很棒，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他会唱很好的歌曲，这是他从瞎子那里学会的，瞎子是最好的歌手！”

“他和你母亲搬到花园里一间小屋里住，你就是在这里降生的，正好是在中午——你父亲来吃午饭，你就是迎接他的。瞧他那高兴劲儿，瞧他那疯狂劲儿，可你母亲已精疲力竭了，傻瓜蛋，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生孩子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把我放在他肩膀上，带着我穿过整个院子，去向外祖父报告他生了外孙子。外祖父甚至也笑了，说：‘嗬，马克西姆，你这个怪物！’”

“可是，你两个舅舅不喜欢他。你父亲不喝酒，可是嘴巴很厉害，并喜欢耍鬼把戏。他们狠狠地报复了他。有一次，在大斋期，刮起了风，忽然整个房子都呜呜地响起来，很可怕！大家都愣住了：闹鬼啦？外祖父吓坏了，吩咐到处点上灯；他跑来跑去，大声喊道：‘快祈祷！’忽然，一切声音停止了，这使大家更害怕。雅科夫舅舅猜到了，他说：‘这一定是马克西姆干的！’后来马克西姆自己说，他把各种不同的瓶子搁在天窗口上，风吹着瓶口，就会发出呜呜的响声和各种不同的声音。外祖父威吓地说：‘马克西姆，你若再开这种玩笑，当心又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有一年严寒的冬天，狼群都从野外跑进城里来了，时而咬死狗，时而惊吓马，要不就把喝醉了的巡夜吃了，弄得人心惶惶！你父亲拿起枪，穿上滑雪板，夜里就到野外去了。你等着瞧，他出去准会拖只狼回来，要不就两只。他把狼皮剥下，脑袋掏空，安上玻璃眼珠子——跟真的一样！有一次，米哈依尔舅舅到穿堂里去解手，忽然跑了回来，头发直竖，瞪着眼睛，喉咙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裤子掉了下来，把他绊倒了，小声地说：‘狼！’大家顺手抓起一件东西，点上灯，冲到穿堂里。一看，真有一只狼从柜子里伸出头来！大家打它，射它，而它却毫不在乎！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副带着空脑壳的狼皮，它的两只前腿用钉子钉在柜子上！当时外祖父对马克西姆可生气了。雅科夫也跟着他胡闹。马克西姆用硬纸板粘了一个狼头——有鼻子、嘴巴、眼睛，贴上碎麻当毛发，然后跟雅科夫一起到街上去游逛，把这种可怕的嘴脸放在人家的窗口，人家自然都很害怕，大叫起来。到夜里，他们就蒙着被单出去，吓唬老神父，神父被吓得直往警察岗亭里跑，警察也被吓坏了，连忙喊救命。他们搞了许多这样的恶作剧，怎么也制止不了他们。我劝他们别胡闹了，瓦里娅也劝了他们，可是不行，他们不听！马克西姆笑着说：‘看见他们为这点小事就吓得没命地抱头鼠窜，实在有趣！’你瞧他说的，你跟他说什么呢……”

“他为了这险些儿送了命。米哈依尔舅舅跟你外祖父一样，气量小，爱记仇，他想法子害你父亲。有一年的初冬，他们四人——马克西姆、两个舅舅和一个助祭（他后来由于打死了车夫而被革除教籍）去做客回来，走到驿站街，他们骗马克西姆到久科夫池塘去，说是去滑一会儿冰，像小孩那样用脚溜冰，他们到了那儿，就把他推进冰窟窿里去。我把这件事讲给你听……”

“两个舅舅为什么这么凶狠呢？”

“他们不是凶狠，”她闻了闻鼻烟，平静地说，“他们不过是愚蠢罢了！米什卡既狡猾又愚蠢，雅科夫倒没有什么，是一个傻呵呵的粗心人……就这样，他们把他推进冰水里，他浮出来，用手抓住冰沿，于是他们就跺他的手，他的所有手指都被鞋后跟跺破了。可幸的是，他当时很清醒，而他们都喝醉了。不知怎么的，好像上帝在帮助他，他在冰水下挺直身子，脸朝上停在冰窟窿中间，喘着气；他们够不着他，朝他头上扔下一些冰块就走了，说是让他自己沉下去！可是他爬了上来，飞快地跑到警察分局去了，警察分局就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在广场上。警察认识他，也认得我们全家人，他问：‘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外祖母画了个十字并感激地说：

“主啊，让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和你的公正的圣徒安息吧，他配得上！知道吗，他居然向警察隐瞒了这件事。他说：‘是我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走到池塘里，掉进冰窟窿里去了。’局长说：‘不对，你没有喝醉！’扯了一阵之后，他在分局用酒擦了擦身体，穿上干衣服，披上皮袄，就被送回家了，警官亲自送来，还带了两个警察，而雅什卡和米什卡却还没有回来，上酒馆去了，‘歌颂’老子娘去了。我和你母亲打量着马克西姆，他完全变了样子，全身发紫，手指全破了，滴着血，鬓角上像是有一片白雪，可是不融化——鬓角白了！”

“瓦里娅大叫一声：‘你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局局长正伸长鼻子闻着一切，追问一切。我的心已有所感应——哎呀，不好！我让瓦里娅缠住警官，自己悄悄地去问马克西姆什卡[63]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小声说：‘你们先去截住雅科夫和米哈依尔，教他们说，他们和我是在驿站街分手的。他们到圣诞节大街去了，说我拐进了纺纱胡同！可别说错了，否则被警察盯上，他们就要倒霉了！’我去找外祖父说：‘你去跟警察谈谈，我到大门口去等儿子。’并告诉了他出了什么乱子。他穿上衣服，哆嗦着，嘟囔道：‘我就知道会出这种事，我就料到要出乱子！’他净胡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去等儿子，迎头就给了两个孩子几个嘴巴——米什卡立即就给惊醒了，而雅什尼卡，这个宝贝，醉得连舌头都短了，总算还能说出话来：‘我什么也不知道，这全是米哈依尔干的，他是老大！’我们总算把警官稳住了，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说：‘噢，你们要当心，要是你们发生了什么坏事，我会知道是谁犯的罪。’他说完就走了。外祖父走到马克西姆跟前说：‘谢谢你，要是别人处在你的地位，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一点我明白！而你，女儿，也谢谢你，你带到父亲家来的是个善良的人。’他，你外祖父，喜欢的时候，说得可好啦，只是后来变蠢了，把心门锁上了。剩下我们三个人时，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哭了起来，说梦话似的说：‘他们为什么要害我，难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妈妈——为什么？’他不是叫我妈，而是像小孩子那样叫我妈妈。在性格上他也像个小孩。他问我：‘为什么？’我只有放声大哭，我还能说什么呢？都是自己的孩子，我可怜他们！你母亲把外衣扣子全扯掉了，披头散发地坐在那里，好像刚打过架似的哭号着：‘我们走，马克西姆！兄弟是我们的敌人，我怕他们，我们走！’我喝住她说：‘你就别火上加油了，就这样家里已经够乱了！’外祖父叫这些混蛋来道歉，她扑向米什卡，给了他几个耳光——这就算是饶恕了！你父亲埋怨道：‘两个兄弟，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啊，你们会把我弄成残废的，知道吗，一个手艺人，没有手还能干什么？’多少总算和解了。此后你父亲就病了，躺了七个多星期。他有时说：‘唉，妈妈，你跟我一起到别的城里去住吧，这里有点儿闷！’不久，他们就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夏天那儿要迎接沙皇，你父亲参加承建凯旋门的工程。他们坐第一班通航轮船走了；同他们告别，就像同自己的灵魂告别一样，他也很忧伤，不断地劝我，叫我到阿斯特拉罕去。瓦尔瓦拉则很高兴，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不知害臊……他们就这样走了。就是这些，讲完了……”

她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闻了闻鼻烟，若有所思地向窗外望了望瓦灰色的天空，说：

“是啊，我和你父亲虽然不是亲骨肉，却是同一个灵魂……”

在她讲故事的时候，外祖父偶尔走进来，昂起那黄鼠狼的脸，用尖鼻子闻了闻空气，狐疑地打量一下外祖母，听听她说话，嘟囔道：

“胡扯，胡扯……”

他突然问道：

“列克谢，她在这里喝酒没有？”

“没有。”

“撒谎，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撒谎。”

他犹豫不决地走了。外祖母冲着他的背影丢了个眼色，说了一句顺口溜：

“你走你的路，莫要管闲事……”

有一天，他站在房子中间，瞅着地板，悄悄地问道：

“老婆子！”

“嗯？”

“你知道吗，事情怎么会这样？”

“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命里注定，老头子！还记得吗，你不老说要找个贵族吗？”

“是啊。”

“这不就找到了吗？”

“一个穷光蛋。”

“这就是她的事了！”

外祖父走了。我嗅出有点什么不好的事情，便问外祖母：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揉了揉我的腿，愤愤地说，“从小什么都打听清楚了，到老就没啥可问了……”她摇摇头笑了起来。

“啊呀，老爷子，老爷子，在上帝的眼里，你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灰尘！廖恩卡[64]，这方面，你可别多嘴！外祖父破产了，家产全光了！他借给一个贵族一大笔钱，而这个贵族却破产了……”

她微笑着沉思起来，默默地坐了许久，大圆脸布满皱纹，渐渐地变得黯然失色了，忧郁了。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给你讲什么故事。”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对了，就给你讲讲叶夫斯季格涅依，好吗？听着：

从前有个书记官名叫叶夫斯季格涅依，

他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神父和贵族自然不在话下，

就连最老的狗也没他聪明！

走起路来傲慢无比，活像一只火鸡，

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有名的神鸟西林[65]，

他要教训所有的邻居，不论是男还是女，

这也不顺心，那也不遂意。

他瞧了瞧教堂——太矮！

他看了看街道——太小！

苹果在他眼里——不红，

太阳升起来了——太早！

对叶夫斯季格涅依作任何指示，

他都说——”

外祖母鼓起两腿，瞪着双眼，那善良的面孔变得又愚笨又可笑；她用懒洋洋的粗重的声音说：

“我嘛，这玩意我自己也会，

我嘛，会做得比这东西更好，

我只是没有时间罢了。”

她微笑着沉默了片刻，接着又悄悄地继续讲：

“晚上一群小鬼来找书记官：

书记官，你住这儿不方便？

不如跟我们一起下地狱去，

那儿的炭火烧得热又欢！’

聪明的书记官未及戴帽子，

小鬼们的爪子就把他抓走，

一路长号着拖他并胳肢他，

两个小鬼还骑上他的肩头。

小鬼们把他推进地狱的烈火里烤，问道：

‘叶夫斯季格涅尤什卡，和我们一块好不好？’

烈火烤得书记官难受地四下张望，

但他还是双手叉腰硬撑着，

骄傲地噘着嘴唇，开言道：

‘啊，你们地狱里的煤气太重了！’”

她用懒洋洋的粗重的嗓音结束了童话，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偷偷地笑着，对我解释说：

“叶夫斯季格涅依不肯就范，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一套，固执得就像我们这个老爷子！好了，睡觉吧，到时候了……”

母亲很少到阁楼上来看我，就是来了，待的时间也不长，匆匆地说几句话就走了。她变得越来越漂亮了，穿戴也越来越好了，可是在她的身上，也像在外祖母身上一样，我觉得有一种新的不让我知道的东西。这是我的感觉，我的猜想。

我对外祖母的童话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甚至她给我讲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不能缓和我心中骚动不安却又日益增长的忧虑。

“为什么父亲的灵魂不安宁呢？”我问外祖母。

“这我怎么知道？”她说道，微微闭着眼睛，“这是上帝的事，天上的事，我们不知道……”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便向蓝色的窗户外面眺望，星星在天空中漫游，我臆想出许许多多悲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占主要地位的就是我父亲。他总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向什么地方走去，后面跟着一条毛茸茸的狗……

十二

有一天，我在傍晚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觉得我的双腿也苏醒了。我把两条腿放到床下，它们却又失去了知觉，不过我已经相信我的腿是完整的，将来我可以走路。这太好了，我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把整个身子压在腿上要站起来，又瘫倒了，可是我立即向门口爬去，顺着楼梯往下爬，我生动地想象着，楼下的人看见我会多么惊讶。

我已记不得，我当时是怎样来到母亲房间里的。我坐在外祖母的双膝上，她的面前站着几个生人，一个干瘦的穿绿色衣服的老太太严厉地说着话，她的话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

“用马林果酒灌他，把他的头包起来……”

她全身都是绿的：连衣裙、帽子，眼皮下长着痣的脸都是绿的，甚至那颗痣上长的一小撮毛也像一丛绿草。她的下唇耷拉下来，上唇翻了上去，满嘴绿牙齿，用戴着黑花边无指手套的手罩着眼睛瞪着我。

“这是谁？”我胆怯地问。外祖父用不愉快的语调回答说：

“是你的祖母……”

母亲苦笑着把叶夫盖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的跟前，说：

“这就是你的父亲……”

她很快地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睛，向我弯下身说：

“我送你彩色颜料。”

屋子里很亮，在前室一个角落里，桌子上点着五枝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蜡烛的中间是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法衣上的珍珠在烛光下一亮一灭地闪烁着；在金色光轮上深红色的宝石光芒四射。有几张煎饼似的模糊的圆脸从大街那边默默地紧压在黑色的窗玻璃上，还贴着几个压扁了的鼻子。周围的一切都在朝什么地方漂流。那个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后面，说：

“一定，一定……”

“昏厥了。”外祖母说，把我抱到门口去。

我并没有昏厥，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她抱着我上楼时，我问她：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得了吧，住嘴！……”

“你们都是骗子……”

把我放到床上后，她一头栽到枕头里，全身抽搐着，哭了起来，她的肩膀颤动得特别厉害，哭泣着说：

“你也哭吧，哭吧……”

我不想哭，阁楼上又黑又冷，我在颤抖，床摇晃着，吱吱作响，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的眼前。我假装睡着了，于是外祖母走了。

这些空虚的日子，单调得就像一股细流似的流过去了。母亲订婚后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屋子里静寂得令人难受。

有一天早晨，外祖父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凿子，走到窗户跟前，开始剔除冬天窗框上抹的油灰；外祖母端来一盆水，拿着抹布。外祖父小声地问她：

“怎么样，老婆子？”

“什么怎么样？”

“你高兴吗？”

她就像在阁楼上回答我时那样回答说：

“你得了吧，住嘴！”

简单的话语现在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些话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巨大的使人忧郁的、无须说出而又人人皆知的事情。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窗框，把它带走了；外祖母打开了窗户——花园里椋鸟高声大叫，麻雀叽叽喳喳地喧闹；融雪的大地散发出的醉人气息涌进了屋里，炕炉上的蓝色瓷砖难堪地发白了，看着它使人感到一种寒意。我从炕炉上爬下来。

“别光着脚在地板上走。”

“我到花园里去。”

“那里的地还没有干，过几天再去吧！”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我就不高兴。

花园里小草已经露出了淡绿色的针头，苹果树的幼芽已经膨胀，就要冒出来了，彼得罗夫娜小屋顶上的青苔愉快地发出了绿光；到处都是很多的鸟、快乐的声音、清新芬芳的空气，使人感到一种愉快的晕眩；在彼得伯伯自杀的那个小坑里，胡乱地堆放着一些被雪压着的黄色的杂草。看着这个坑感到很不好受，那儿一点儿春意都没有，几块黑炭头现出悲凉的亮光。整个坑都是多余的，令人恼恨，我生气地想拔掉、清除这些杂草，把碎砖头、炭头搬开，除去一切肮脏的、无用的东西，在坑里给自己建造一所干净的住所，夏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不要大人。我马上就动起手来。这使我很快地、长久地而且很好地躲开了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我仍旧很生气，但一天天地再也不去关心了。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是外祖母有时是母亲问我。她们这样问我，使我很尴尬，其实我并不是生她们的气，只是家里的一切我都感到陌生。绿色老太婆经常来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她就像旧篱笆中的一根朽木桩子。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线缝在脸上的，很容易地从瘦骨嶙峋的眼窝里滚出来，非常灵活地转动着，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注意，在谈到上帝时，就向天花板上翻腾，谈论家常事时，则垂在两颊上。她的眉毛很像是用麦麸子做的，又像是贴上去的东西；她那宽大的裸牙无声地咀嚼着她送到嘴里去的一切，她滑稽地一只手弯着，翘着小指头，她耳朵旁边滚动着两个圆骨头，耳朵在颤动，黑痣上的绿毛也在那又黄又皱、干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爬动。她全身也像她儿子一样干净，碰碰他们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好受。最初，她曾把她那像死人一样的手伸到我的嘴边，手上散发出一种黄色的喀山肥皂的气味和神香味，我转身就跑了。她经常对她儿子说：

“这孩子一定要很好管教，你懂吗，燕尼亚？”

他顺从地低下头，皱皱眉头，不说话。大家对这个绿色的老太婆都皱眉头。

我憎恨这个老太婆和他的儿子，刻骨铭心地恨。这一沉重的憎恶感让我挨了不少打。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她可怕地瞪着眼睛说：

“啊哟，阿廖什卡，你干吗这样狼吞虎咽，大块大块地吞吃？你会噎着的，亲爱的！”

于是我就从嘴里吐出来一块，再用叉子叉上它，递给她：

“既然你心疼，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桌子上拉下来，屈辱地被赶到阁楼上。外祖母来了，她捂着嘴大笑起来，说：

“我的天啊！你真是淘气鬼，基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我离开她跑了出去，爬到房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非常想胡闹一番，对所有的人都说恶毒的话，而且很难克制这种愿望，可是又不能不克制。有一次我在后父和新祖母的椅子上抹上了樱树胶，他们俩都给粘住了，这非常可笑。外祖父把我揍了一顿后，母亲到阁楼上来，把我叫到身边，用双膝紧紧夹住我，说：

“你听着——你为什么老淘气？你可知道，这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

她的眼睛充满晶莹的泪水，她把我的头贴近她的腮帮子。这真使我难过，还不如让她打我一顿好受一些。我对她说，我以后永远不再得罪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永久不了——只是她也别哭了。

“对了，对了，”她小声地说，“不必淘气了，很快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然后我们就到莫斯科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你将和我住一起。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人，你和他能够处得好的。你将来要上中学，然后做大学生——就和他现在一样，然后就当医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学问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好吧，玩去吧……”

她一连串的“后来”，我似乎觉得是一架梯子，它离开她深深地往下面什么地方延伸着，一直到黑暗的地方，到孤独的地方。这样的梯子不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

“请你不要嫁人，我来养活你！”

不过，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母亲总是引起我对她非常多的亲切的思念，但这些思念我从未下决心把它们说出来。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拔掉了和用镰刀割掉了杂草，在坑的边缘上凡是掉土的地方我都围上了，砌上碎砖头，又用砖头铺了一个宽大的座位，甚至可以躺在上面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和碗碟碎片，用黏土把它们粘在砖缝里，当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碎片就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彩虹，像教堂里一样。

“想得真妙！”有一次外祖父仔细地观看了我的工程后说，“只是杂草还是会把你盖上的，因为你留下了它们的根！让我来用铁铲把土再刨一遍，去把铁铲拿来！”

我把铁铲拿来了。他吐口唾沫在手上，清了清嗓子，用脚把铁铲深深地扎进肥沃的土里。

“把草根扔出去！以后我给你在这里栽上向日葵和锦葵——会很好看的！很好看……”

忽然他拄着铁铲，弯下腰，一声不响，愣住了，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从他那小小的、聪明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落下了几滴眼泪。

“你怎么啦？”

他震颤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下脸，模糊不清地看了我一眼。

“我出了点汗！你瞧，有好多蚯蚓！”

然后他又继续挖土，忽然说道：

“你弄这个白费力了！白费力了，小家伙。房子就要卖掉了，大约秋天就要卖掉，需要钱用，给你母亲办嫁妆。就是这样，但愿她能过得好，上帝保佑她……”

他扔掉铁铲，一挥手，就到澡堂后面花园拐角上去了，那边有他的温室。我开始自己掘土，可是我的脚趾立即就被铁铲碰伤了。

这妨碍了我送妈妈去教堂举行婚礼，我只能走到大门口，看见她握着马克西莫夫的手，低着头，小心地走在砖铺的人行道上，踏着砖缝里长出来的绿色的小草，就好像是走在尖尖的钉子上。

婚礼是平静的。从教堂回来后，大家闷闷不乐地喝了茶，母亲马上换了衣服，到自己的卧室去收拾箱子。后父坐到我的跟前说：

“我答应过送你彩色颜料，可是在这个城里买不到好的，我不能把自己的送给你，只好以后从莫斯科把彩色颜料给你寄来……”

“我要这东西干什么？”

“你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会。”

“好吧，那我就寄别的东西给你。”

母亲走了过来。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来……”

我很高兴，他们像跟大人一样地跟我谈话。但是听到长胡子的人还要去上学，我感到有点奇怪，我问道：

“你学什么？”

“测量学……”

我懒得去问这是什么学问。家里充满一片无聊的静寂和某种毛织物的沙沙声。我希望夜晚快些到来。外祖父背靠炕炉站着，眯缝着眼睛朝窗外看；外祖母从中午就喝醉了，家里人觉得难为情，便把她送到阁楼上去，并把门锁上。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动身走了，她告别时拥抱了我，轻轻地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边吻边说：

“别了……”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祖父望着玫瑰色的天空，阴郁地说。

“要听外祖父的话。”母亲给我画个十字，说道。我本来期待她能说点别的什么，所以我很生外祖父的气，是他妨碍了她。

他们坐上敞篷马车。母亲的连衣裙的下摆挂在了什么地方，半天解不开，她很生气。

“你倒去帮帮忙呀，没有看见吗？”外祖父对我说。

我没有去帮忙，忧伤把我紧紧地捆住了。

马克西莫夫耐着性子把两条穿着窄裤腿蓝裤子的长腿在马车里摆好。外祖母往他手里塞了几包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膝头上，用下巴顶住。胆怯地皱了皱苍白的脸，拉长声音说：

“足——够了……”

在另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绿色老太婆的大儿子——一位军官。老太婆像一张画似的坐在那儿，她的儿子则用军刀柄梳理着自己的胡子，不停地打哈欠。

“就是说，您要去打仗喽？”外祖父问道。

“一定！”

“好事，土耳其人该打……”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过头来，挥着手帕。外祖母一只手扶着房墙，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满脸泪水；外祖父也用手指从眼睛里挤出一点泪水，断断续续地唠叨着：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的……”

我坐在人行道上的防栅柱上，望着敞篷马车颠簸着驶出去，瞧，它们已转到拐角处了，我的心中就像有种东西严严实实地合上了，关闭了。

天还早，家家户户都还紧闭着窗扉，街道上空空荡荡，我还从没见过街道如此死一般的空虚。远处，牧人在没完没了地吹笛子。

“我们喝茶去，”外祖父抓住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要跟我住一起，你就当我是一块划火柴的砖头，在我身上划吧！”

从早到晚，我都和他一起在花园里忙碌。他挖了几个畦，把马林果苗扎起来，把苹果树上的苔藓刮掉，拍死那些毛虫，我则还是建造和装饰我的小屋。外祖父砍掉了那根烧焦了的木头的尖端，把一些木棍子插在地里；我把装着鸟的笼子挂在上面，用干草编织了一张稠密的草席子，在长凳子上做一个遮太阳和露水的顶盖。我们这儿弄得好极了。

外祖父说：

“你学着尽量给自己安排得好些，这非常有好处。”

我很珍重他的话。他有时躺在我用草根铺的宝座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仿佛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些话掏出来似的。

“你现在是离开了母亲的人，她还会再生孩子，她跟他们比你更亲近。你外祖母又喝起酒来了。”

他沉默了很久，好像在留心谛听什么，接着又不大乐意地说了一些沉重的话。

“她这是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依尔该去服兵役的时候，她就酗过酒。这个老傻瓜劝我替儿子买个免役证。其实他当时要是去当了兵，也许会变成另一个人……唉，你们这号人啊……我快要死了，那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自顾自——孑然一身，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明白吗？所以你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要听别人摆布！要静静地稳当地生活，但必须倔强！大家的话可以听，但你要选你认为最好的去做……”

整个夏天，当然除了坏天气，我都是在花园里过的，暖和的夜晚，我甚至睡在那儿，就睡在外祖母送给我的毡子上，有时候外祖母也在花园里过夜，她抱一把干草，把它撒在我的床边，躺下来便长久地给我讲种种事情，有时插进一些别的事而打断自己的话。

“看，一颗星星坠落了！这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思念大地母亲了！这表示现在什么地方有个好人降生了！”

或者指给我看：

“你瞧，又升起一颗星，多么耀眼啊！啊哟，好美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的明亮的法衣……”

外祖父嘟囔道：

“你们会着凉的，傻瓜蛋，会生病的，不然就会中风。小偷来了，会把你们掐死……”

有时，太阳落山的时候，天空中便倾泻出火红的河流——火河烧尽了，金黄色的灰烬散落在花园的天鹅绒般的绿茵上，然后可以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在变黑变宽，膨胀，沐浴在温暖的昏暗中，汲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了，青草趴在地上，一切都变得更柔和更松软了，静静地释放着亲切得像音乐一般的各种气息，这音乐也是从远方从田野飘过来的：军营里正在吹点名号。夜来了。一种有力的、清新的、像母亲慈爱的抚慰那样的东西与夜色一起注入胸怀；静寂用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柔地抚摩着心房，拭去记忆中应当忘掉的一切，拭去白天一切带有刺激性的微小的灰尘。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注视着星星一个个地燃烧起来，无止境地使天空变得更深邃，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啊！深邃的天空越升越高，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星星，它轻轻地把你从地面上举起来——多么奇怪，不知是整个地球缩小到和你一样呢，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高、扩大，与周围的一切融化了。一切都变得更黑更静了，但敏感的琴弦到处都无形地紧绷着，每一个声音——不论是鸟在睡梦中歌唱，刺猬跑过去，或者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的人的声音——都很特别，都比白天的响亮，这是一种被敏感得令人感到亲切的寂静衬托出来的声音。

有人拉了几下手风琴，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军刀碰在人行道砖上的声音，狗的尖叫声——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是凋谢了的白天的最后的落叶。

有时在夜间，忽然从野外，从街上传来醉汉的叫喊声，有人踏着沉重的步子跑过去——这一切都已习以为常，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外祖母很久都睡不着，把手枕在脑袋下，躺在那儿，稍带激动地讲些什么，看来，她并不关心我是否在听，她总是善于选择那种能使夜变得更有意味更美的童话故事。

听着她那有节奏的话语，我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便与鸟儿一块儿醒来，太阳直照在我脸上，暖烘烘的；早晨的空气静静地流淌着，露水从苹果树的叶子上抖落下来，潮湿的青草越来越光亮，像水晶般的透明，青草上面升起薄薄一层蒸气；阳光的辐射在淡紫色的天空中不断地增长，天色变蓝了，云雀在看不见的高空中啼啭，一切鲜花和音响都像露水一样沁人心脾，产生一种宁静的喜悦，唤起人们快快起床去干点事情，去和周围一切生物友好生活的意愿。

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观察最多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夏天，在我心中形成并巩固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感。我变粗野了，成了一个孤僻的人。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但这已不能把我吸引过去了，表兄弟来了也丝毫不能使我高兴，只会使我感到惊慌，怕他们把我在花园里的建筑物破坏了——那是我第一项独创的事业。

我对外祖父的话也已不感兴趣，他的话越来越枯燥、啰唆，唉声叹气，他经常跟外祖母吵架，把她赶出家门；她有时到雅科夫舅舅家去，有时到米哈依尔舅舅家去，她常常一连几天都不回家。外祖父自己动手做饭，烫伤自己的手便发怒、骂人、摔食具，并且明显地变得贪婪了。

有时他到我的窝棚里来，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坪上，久久地、默不作声地打量着我，然后突然问道：

“你怎么不说话？”

“不说话又怎么啦？”

他开始教训起来。

“我们可不是老爷，没有人教我们，啥事我们都得自己去弄明白。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盖的，我们一点儿份都没有，我们一切都得自己动手……”

他沉思起来，显得憔悴了，一动不动，像个哑巴，真叫人有点儿害怕。

秋天他把房子卖了。卖房前不久，喝早茶的时候，他忽然向外祖母阴郁地、坚决地宣布：

“喂，老婆子，过去我养活你，现在养够了，你就自己挣饭吃去吧。”

外祖母听见这话十分平静，好像她早就知道，并且正等着他说这话似的，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鼻烟壶，用她那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

“那么，好吧，既然要这样，那就这样好了……”

外祖父在山脚下一所旧房子的地下室租了两间很黑的房子，搬家的时候，外祖母拿一只带有很长绳子的旧草鞋，放在炕炉底下，她蹲下来，开始招呼家神：

“家神，家神，我送你一辆雪橇，跟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吧，去寻找新的幸福……”

外祖父从院子里朝窗户里看一下，大声喊道：

“我看你敢送他去，异教徒！你想再丢我的脸……”

“啊哟，老头子，当心，你这样做可不吉利啊！”她严肃地警告说。外祖父勃然大怒。他不许她把家神请过去。

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他就把家具和各种旧物卖给了收破烂的鞑靼人，他激越地讨价还价，互相咒骂，外祖母从窗子里朝外看，一时哭一时笑，声音不大地喊道：

“拉走吧，毁掉吧……”

我也想哭一场，我舍不得花园、窝棚。

我们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坐在一辆车的旧家私中间，车颠簸得很厉害，仿佛要把我抛下去似的。

后来所过的两年时间，直至母亲去世，我都处在这种一个劲地要把我抛到什么地方去的颠簸的感觉中。

外祖父搬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回来了，她脸色苍白，消瘦了，眼睛很大，眼睛里闪着一种热炽的奇怪的亮光，她好像对一切都要仔细看看，好像是头一次看见父亲、母亲和我似的，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后父则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地吹着口哨，咳嗽，双手抄在背后，玩弄着手指。

“上帝啊，你长得太快了！”母亲对我说，用滚烫的手掌紧贴着我的双颊。她打扮得不漂亮，穿着宽大的红黄色的、肚子上鼓出来的连衣裙。

后父伸给我一只手。

“你好，小弟弟，你怎么样，啊？”

他闻了闻空气又说：

“你知道吗，你们这里很潮湿！”

他们俩好像跑步跑了很长时间，跑得精疲力竭了，衣服全被揉皱，全磨破了，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来休息。

大家沉闷地喝了茶。外祖父一面望着外面的雨打湿窗玻璃，一面问道：

“那么说，全都烧光了？”

“全烧光了，”后父坚决肯定地说，“我们自己也差一点没有逃出来……”

“是的，大火不留情。”

母亲靠着外祖母的肩膀，在她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外祖母的眼睛眯缝着，好像害怕光线刺激似的，变得更沉闷了。

忽然，外祖父挖苦似的平静地说，声音很高：

“我可是听说，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阁下，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火，只是你赌博输光了……”

顿时，像地窖里一样寂静。茶炊在沸腾，雨水打着窗玻璃。这时母亲开口说：

“爸爸……”

“爸爸什么？”外祖父震耳欲聋地叫起来，“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三十岁的人不要嫁给二十岁的？可你呢，偏要找一个稚嫩的！贵族少爷嘛，啊，怎么样，小女儿？”

四个人都叫喊起来，喊得最响的是后父。我走进过道里，坐在柴火堆上，我惊讶得全身都僵住了。母亲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完全不是从前的那个。在房间里还没有那么明显，而在这里，在昏暗中，我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她从前的样子。

后来就有点儿记不清了，我已经住在索莫夫镇的一个房子里。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墙上没有糊壁纸，木头缝里塞着碎麻绳，里面有许多蟑螂；母亲和后父住在两个窗户朝大街的房间里，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里。房顶后面是工厂的烟囱，它就像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里伸出来似的，直立在空中，冒着卷曲的浓烟，冬天的风把烟雾吹到整个村庄里，在我们的冰冷的房间里经常闻到一种浓烈的煳味儿。一清早汽笛就像狼一样号叫：

“呜——呜——呜……”

如果站在板凳上，从窗户的上层玻璃往外看，越过房顶，便可以看见挂着灯笼的工厂的大门，它像一个老乞丐张开无牙的黑嘴，一大群小人拥挤地向那儿爬去。中午又鸣汽笛，大门的黑喙唇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呕吐出被反复咀嚼过的人们，他们像一股黑水流到街上；白色的毛茸茸的风沿着大街刮过去，追赶着人们，把他们分别地赶进自己的家里。很难看到村镇上面的天空。每天在屋顶上面，在雪堆上面，都悬着另一种蒙着一层烟黑的灰色平淡的顶盖，它挤压着人们的想象力，它用令人烦闷的单调，使人们失去视力。

傍晚，在工厂上空就有一种浑浊的红色余晖在晃动，照亮烟囱的顶端，好像这些烟囱不是从地上升到天空，而是从这层烟云降落到地下，一面降落，一面吐出红光，哀号着，长鸣着。看着这一切，使人感到难耐的恶心，可恶的烦闷咀嚼着人的心。外祖母干厨房里的活，做饭、洗地板、劈柴、挑水，她从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哼呀，唧呀，不停地叹气。有时她做晚饭后，穿上短棉袄，把裙子掖得很高，进城去了。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带我去吧！”

“要把你冻坏的，你瞧那暴风雪！”

于是她就要在盖满了雪看不清路的田野里走七俄里。母亲怀着孕，面黄肌瘦，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我恨这条披肩，它把母亲又高又大又匀称的身子变丑了；我要撕掉这些穗子，我也恨这房子、工厂和村镇。母亲穿着破旧的毡靴，咳嗽时，震颤着那大得难看的肚子，她那灰绿色的眼睛枯燥而生气地闪着亮光，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光秃的墙壁，仿佛那目光已经粘在那上面了；有时她整个钟头都冲着窗户朝大街上看，大街就像是人的颚骨，部分牙齿已老得发黑了，偏斜了，部分已脱落，难看地镶上了新的与颚骨不相称的大牙齿。

“我们干吗住在这儿呢？”我问道。她回答说：

“咳，你就住嘴吧……”

她很少跟我谈话，总是命令我：

“跑一趟，给我，拿来……”

家里人很少让我到街上去，每次上街都被街上的顽皮孩子打得遍体鳞伤——打架是我唯一喜欢的乐趣，是我的嗜好。母亲用皮带鞭打我，但是惩罚使我更生气，下一次我跟孩子们打架打得更激烈了，母亲对我的惩罚也更厉害。有一次我警告她，如果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我就跑到野外去冻死。她惊讶地把我推开，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气喘吁吁地说：

“小野兽！”

那种被称为“爱”的感情，就像是生动的颤动的彩虹，在我的心中褪色了。那种恼恨一切的带煤气味的蓝色火苗越来越经常地迸发出来；那种沉重的不满的感情，那种在灰色的毫无生气的种种琐事中感到孤独的意识，在我心中又死灰复燃了。

后父对我很严厉。他不理睬母亲，老是吹口哨，咳嗽，饭后便站在镜子面前用火柴杆细心地长久地剔他那不平整的牙齿；他越来越经常地与母亲吵架，生气地用“您”称呼她，这个“您”字使我极度恼火。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门严严实实地关上，显然他是不愿意我听见他的话，可是我仍然细心地倾听着他那闷声闷气的男低音。

有一天他跺着脚大吼了一声：

“都是因为你这个大肚婆傻瓜，我才无法邀请人来做客。你这条母牛！”

由于惊讶，由于极度的屈辱，我在吊床上跃起来，脑袋碰到了天花板，我使劲地把自己的舌头都咬出了血。

每到星期六便有几十个工人到后父这里来卖购物卡，这种购物卡是用来在工厂开设的铺子里购买食物的，是工厂主代替工资支付给工人的，而后父用半价收购这些购物卡。他在厨房里接待这些工人，坐在桌子旁边，沉着脸，神气十足地拿着购物卡说：

“一个半卢布。”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谬的黑暗的生活维持的时间不长，母亲生产前，我被送到外祖父家里。他这时已经住在库纳维诺了，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从山坡通到纳波尔教堂墓地围墙的沙土街上。他租了一间带有俄罗斯式的大炕炉的小房子，房间有两个窗户朝着院子。

“怎么样？”他来接我时说，并尖声地笑起来，“俗话说，没有比亲娘更可爱的朋友，而现在，看来应该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祖父了！啊哈，你们这号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看这新的地方，外祖母和母亲就带着孩子来了。后父因为勒索工人而被赶出了工厂，但他不知到什么地方跑了一趟，立即又被聘为车站的售票员。

过了很长空闲的日子，我又搬到母亲那里，住在一间石砌的地下室里。母亲立即把我送进学校。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学校就引起我的反感。

我去上学时穿的是母亲的鞋，外衣是由外祖母的外套改的，还有黄色衬衣和“散腿”裤。这一身打扮立即就受到嘲笑。因为我穿的是黄衬衣，同学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方块王牌”[66]。我和孩子们很快就处得很好，可是老师和神父不喜欢我。

老师黄脸，秃头，他的鼻子经常出血。他来到教室，用棉花塞住鼻孔，坐在桌子后面，带着难听的鼻音问功课，说了半截话便突然停下来，把棉花从鼻孔取出，摇着头，仔细地观察它。他的脸是扁平的，古铜色，给人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皱纹里带着铜绿，那对完全是多余的锡样的眼睛使他变得特别难看，这对眼睛讨厌地死盯着我的脸，使得我老想用手掌去拭擦一下脸颊。

有几天，我坐在第一班的第一排，几乎紧挨着老师的桌子，这真使人无法忍受，好像他除了我，谁也看不见，老是用难听的鼻音说话：

“别斯（什）科夫，换件衬衣！别斯科夫，脚别老颤动！别斯科夫，从你鞋里流出一洼水了！”

为了这，我用一种狠狠的恶作剧回敬了他。有一次我弄到半块冻西瓜，刳出瓜瓤，用线把它系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门的滑轮上，门一开，西瓜就升上去，当教师关门时，西瓜皮就像帽子一样直接扣在他的秃顶上。后来学校看门人拿着教师的字条领着我回到家里，我便用自己的皮肉偿付了这次淘气。

另一次，我把鼻烟撒在他桌子的抽屉里，他接连地打喷嚏，只好离开教室，派他的军官女婿来代课，这位军官强令全班同学唱《愿上帝保佑沙皇》[67]和《啊，自由呀，我的自由》，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不知怎么的，敲起来好像特别响，而且很可笑，但不疼。

神学教师是一位漂亮、年轻、头发稠密的神父，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还因为我模仿他的样子说话。他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别什科夫，书带来没有？对，书？”

我回答说：

“没有，没有带，对。”

“什么‘对’？”

“没有。”

“那么，你就回家去吧！对，回家去，因为我不想教你……对，我不想教。”这并没有使我感到特别的不快。我离开后直到下课的时间都在镇上肮脏的街道上游逛，仔细观看了那里的喧闹的生活。

这个神父有一副仪表优雅的基督式的面孔，亲热的女人似的眼睛和一双对所触到的一切同样亲热的小手，每一样东西——书、尺子、笔——他都拿得异常之好，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活的，很柔软的，神父都十分爱惜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它们。他对学生却不那么亲热，不过他们还是爱他。

虽然我的学习还过得去，可是不久便通知我说，由于我的不体面行为，要将我开除出学校。这使我十分沮丧，这使我面临一次巨大的令人不快的威胁：母亲的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坏，会越来越频繁地打我。

但救星来了：突然，赫里桑夫[68]主教（我记得他有点儿驼背，像一位巫师）来到了学校里。

他个子不高，穿着肥大的黑衣裳，头上戴着可笑的小桶似的帽子，在桌子后面坐下后，两只手从袖筒里抽出来，说道：

“怎么样，孩子们，让我们谈谈吧！”教室里马上就变得暖和、欢快，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气氛。

他叫了许多人之后才把我叫到桌子跟前，严肃地问我：

“你今年几岁？才这么大？小弟弟，你长得多么高啊？你常常被雨淋吧，是吗？”

他把一只干瘦的留着又大又尖的指甲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捏着稀疏的胡须，一双慈祥的眼睛凝视着我的脸，建议说：

“来，你给我说说，《圣经》里你喜欢什么？”

当我告诉他我没有书，我没有学习《圣经》时，他扶正他的高筒帽，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必须学的！也许你知道一些，听见过一些吧？圣诗会吗？这是很好的！祈祷词会吗？好，你瞧！《使徒传》也会？《诗篇》也会？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我们的神父来了，红红的脸，气喘吁吁，主教祝福了他，但当神父要谈及我时，主教扬扬手说：

“请您等一等……好，你来讲一讲神人阿列克谢……”

“是一些最好的诗篇，小弟弟，是吗？”当我忘记了一段，稍稍停顿的时候，他说，“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会吗？我很想听一听！”

我看得出，他真的在听，而且他很喜欢这些诗；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下来，很快地向我打听说：

“圣诗你学过？是谁教的？是慈祥的外祖父？很凶？是真的吗？而你也很淘气吧？”

我踌躇起来，只好说——“是的”。教师及神父也说了许多，证实我承认的是实话。他低下眼睛听着，然后叹口气说：

“你听见人家怎么说你了吗？好，你过来！”

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淘气？”

“学习很无聊。”

“无聊？小弟弟，这有点不对头吧！如果你觉得学习无聊，你就会学习不好，可是教师证明你学得很好。就是说，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提了字，说道：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那么，你还要克制一点，小弟弟，不要太淘气了！有一点淘气——是可以的；太淘气，人家就会生气！我说得对吗，孩子们？”

许多声音高兴地回答说：

“对。”

“你们自己也有一点淘气吧？”

孩子们微笑着回答道：

“不，也很淘气，很淘气！”

主教往椅子背上一靠，把我搂了过去，并惊奇地说了下面的话，使所有的人乃至教师及神父都笑起来。

“真是怪事，我的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样的年纪时，也是一个大大的淘气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兄弟们？”

孩子们都笑了。他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巧妙地把他们搅乱，使他们相互争论起来。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愉快。最后他站起来说道：

“和你们在一起真好，淘气鬼们，我该走了！”

他抬起了手，把袖筒提到肩膀上，宽宽地挥起胳膊，向大家画十字，祝福说：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你们的善良劳动美满顺利！再见。”

大家也喊起来：

“再见，大主教！下次再来！”

点了点高筒帽子，他说道：

“我会来，会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然地走出教室时对教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里，在那儿他俯下身，悄悄地对我说：

“你就克制自己一点，好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恶作剧！好，再见了，小弟弟！”

我心情非常激动，胸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沸腾，甚至当教师放走了全班同学，只留下我一人，对我说，我现在应该比水还要安静，比草还要服帖时，我都认真地、乐意地听。

神父穿着皮大衣，亲切而沉厚地说：

“今后你还应该上我的课，对，应该上，但要安分守己地坐好！对，要安分守己。”

我在学校里的事刚顺过来，家里却又闹出了一件可恶的事：我偷了母亲一个卢布，但这并不是预谋的犯罪。

有一天晚上，母亲出去了，把我留在家里照料孩子，无聊中我翻开后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的札记》[69]，书里面我看见有两张钞票，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书我看不懂，就合上了，忽然想起来，一卢布不仅可以买《使徒传》，大概还可以买一本关于鲁滨逊的书。我是不久前在学校里知道这本书的。在严寒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给孩子们讲童话，忽然其中一个小孩鄙薄地说：

“童话，狗屁，鲁滨逊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还有几个小孩也读过鲁滨逊，他们都夸奖这本书，我很生气，他们对外祖母的童话不感兴趣。于是我决定也要读读鲁滨逊，为的是也能对他们说一句：这是狗屁！

第二天，我带着《圣徒传》和两本安徒生的童话，三普特白面包和一普特香肠到学校去，在符拉季米尔教堂菜园子旁边一间又黑又小的铺子里就有鲁滨逊，一本薄薄的黄色封皮的小书，在第一页上画着一个头上戴着毛皮圆帽子、肩上披着兽皮、留着大胡子的人。这使我不喜欢；而童话，哪怕书破烂了，其外观也是很可爱的。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把面包和香肠都分给孩子们吃了，我们开始读一篇奇妙的童话《夜莺》[70]，它立即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由于它的纯朴及其欢快而又含有笑意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产生一种愉快的惊奇。

在学校里我没有能把《夜莺》读完，时间不够，我回到家时，母亲站在炉口的平台上，手里拿着煎锅把，正在煎鸡蛋，她用一种奇怪的压抑的声音问道：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不是买的书吗……”

她用煎锅的把儿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把安徒生的书没收了，藏在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这比打我更令人伤心。

我有几天没去上学。在这段时间里，后父大概已向他的同事讲过我的“功绩”，那些同事又讲给他们的孩子听，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情传到了学校里。我去上学时，同学们用“小偷”这个新外号来迎接我。简单、明白——但是不正确，因为我并没有隐瞒我拿了一个卢布。我试图解释这件事，可是他们不相信。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我再不去上学了。

她又怀孕了，坐在窗户旁边，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而痛苦。她喂小弟弟萨沙吃饭，又看看我，像鱼一样张着嘴。

“你——撒谎，”她小声地说，“谁也不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你去问问。”

“是你自己乱说的吧。你说，是你自己说的吗？你瞧着，我明天就去打听，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里去的！”

我说出了那学生的名字。她的脸可怜巴巴地皱了一下，两眼含着泪水。

我走进厨房里，在炕炉后面木箱上铺的床上躺下，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哭泣。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烤热的油腻的抹布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躺在那里再也忍不住了，便起来走到院子里，但母亲喝了一声：

“你到哪儿去？哪儿去？到我这边来！……”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双膝上，抓住她衣服的扣子，点点头说：

“扣扣。”意思是指“小扣子”。

我靠在母亲身边坐着，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人家，我们的每一个戈比，每一个戈比……”

她还是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用滚烫的手搂着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突然说出这句我以前也听她说过的话。

萨沙也学着说：

“蛋！”

这个小孩很古怪：笨拙，脑袋却很大，他用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安详地微笑着，好像在期待什么似的，他非常早就学会了说话，从来不哭，生活在怡然自乐的停顿状态之中。他身体很弱，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很高兴，要我抱他，喜欢用他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着紫罗兰味的小指头揉我的耳朵。他没有生病就突然死了。那天上午还跟平时一样怡然自乐，而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了。这是在第二个孩子尼古拉出生后不久发生的。

母亲做了她所承诺的事；在学校里我又过得很好。不过我又被送回外祖父那儿去了。

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正从院子走进厨房里，听见母亲声嘶力竭地叫喊：

“叶夫盖尼，我求你了，求求你……”

“蠢——话！”

“可是我知道——你是到她那儿去！”

“那又怎么样？”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咳嗽起来，她说：

“你是一个多么凶恶的坏蛋……”

我听见，他在打她，我冲进房间里，看见母亲跪着，背和胳膊肘靠在椅子上，挺着胸，仰着头，声音沙哑，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而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制服，用他那长长的腿踢她的胸脯。我从桌子上抓起带骨把镶银的刀子——这是我父亲死后母亲保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是用来切面包的——抓起它并对准后父的腰部，用尽全力刺去。

幸而，母亲及时把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腰边滑过去，制服被割开一个宽宽的口子，只划破了一点皮肉。后父啊哟一声，捂着腰，从房间里跑出去了，母亲抓住我，把我举起来，怒吼一声，将我摔在地板上。后父从院子里回来，把我拉开。

很晚了，当他依旧从家里走出去时，母亲到炕炉后面来找我，小心地搂着我，吻我，并哭着说：

“原谅我，我有错！哎呀，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动起刀子来呢？”

我是完全真诚和十分明白地说下面的话的。我对她说，我要杀死后父，也杀死自己。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也要尝试一下。甚至现在我好像还看见那条沿裤管有一道鲜亮边饰的长腿，看见那条腿在空中来回挥动，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

回忆起俄罗斯野蛮生活中这种铅一般沉重的丑事时，我时时刻刻地问自己：值得去讲这些吗？每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能长久存在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这样一种真实，如果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儿拔掉，就必须从根儿认识它。

迫使我写这些丑事的，还有另一个更正面的原因：虽然这些丑事令人憎恶，虽然它们要窒息我们，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而俄罗斯人在灵魂上却依然是那么健康、年轻，足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克服它们。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叹的，这不仅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这层充满各种畜生般肮脏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明亮、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东西，生长着善良——人性的善良，唤起一种不可摧毁的希望，希望我们光明的、人道的生活复兴。

十三

我又来到了外祖父家。

“怎么样，小强盗？”他一只手敲着桌子迎着我说，“如今我不养你了，让你外祖母养你吧！”

“我养就我养，”外祖母说，“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吗！”

“你就养吧！”外祖父喊了一声，不过立即就平静下来，对我解释说：

“我和她完全分开过了，如今我们的一切都是分开的……”

外祖母坐在窗户下面，快速地编织着花边，线轴欢快地咔嚓咔嚓地响着，密密地插满铜针的垫板在春天的阳光下，像金刺猬似的闪着亮光，外祖母本人也像铜铸的一样——毫无变化！外祖父则更干瘦了，满脸皱纹，他的红黄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安然傲慢的动作变为急躁和忙碌，绿色的眼睛疑心重重地张望着。外祖母嘲讽地对我讲了她和外祖父分家的情形，他把所有的瓦盆、碗碟、盆盆缶缶都分给她，说：

“这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什么了！”

然后，他把她所有的衣服、物品、狐皮大衣全都拿去，总共卖了七百卢布，而这些钱全部借给了教子——一个做水果买卖的犹太人去生利息。他彻底生了吝啬病，丧失了羞耻心：他去拜访所有的老相识——以前手工业行会的同事和富商，诉苦说，孩子们弄得他破了产，向他们哭穷要钱。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敬，获得了大把大把的钱。外祖父拿着这些钱在外祖母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向她吹牛，并像逗弄小孩子似的逗弄她。

“看见了吗，傻瓜，就是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

他把收集来的这些钱拿去生利息，借给他的新朋友——一个高个子的秃头，镇子里的人管他叫“马鞭子”的毛皮匠，及这个人的妹妹，一个小铺子的老板娘，这是一个红脸蛋，褐眼睛，又娇慵又甜蜜得像糖浆一样的大胖婆。

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开：一天由外祖母出钱买食品，准备午饭，第二天就由外祖父买食品和面包；而他准备的午饭总是要差一些，外祖母的就好一些。外祖母买的是好肉，而外祖父总是买些大肠、肝、肺、肚等。茶叶和糖也各自保存，不过在一个茶壶里煮茶；外祖父惊慌地说：

“别急，等一下，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倒在手心里，仔细地数了数，说道：

“你的茶叶比我的碎，所以我得少放一些，我的茶叶大，能多出茶。”

他非常注意外祖母倒给自己和倒给他的茶是否同样浓；倒在茶杯里的分量也要一样。

“怎么样，来最后一杯？”茶快要倒完时她问他。

外祖父往茶壶里看了看，说道：

“好吧，来最后一杯！”

甚至圣像前长明灯的火油也各买各的。这是他们共同劳动了五十年之后发生的事！

看到外祖父的这些怪念头，我觉得既可笑又恶心，而外祖母，我只觉得可笑。

“你就算了吧！”她安慰我说，“怎么回事？老头子老了，就变糊涂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就倒退了八十年！就让他糊涂去吧！谁倒霉呢？我去挣我的和你的面包，不用害怕！”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假日我很早起来，拿一个大口袋，走遍各家各院、大街小巷，去拾牛骨头、破布、碎纸、钉子。每普特破布、碎纸卖给收破烂的人可得二十戈比，废铁也一样，而一普特的骨头值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时放了学也干这件事，每逢星期六去卖这些东西可得到三十至五十戈比，碰到好运气时还能得到更多一些。外祖母接到我的钱，急忙塞进裙子里的兜里，低下眼睛，称赞我：

“这要多谢你，我的心肝宝贝！我们俩不能养活自己吗，我们俩？有啥了不得的！”

有一次，我偷偷地看她，她把我给她的五戈比捏在手里，瞅着它，默默地哭了，在她那多孔的、像海泡石似的鼻子上，挂着一滴浑浊的泪珠。

比捡破烂更有出息的行当，是到奥卡河岸上的木材厂或到彼斯基岛（到赶集的季节，人们便在这岛上临时搭棚做铁器买卖）偷木材和木板。集市过后，棚子拆除了，那些柱子和木板都堆在彼斯岛的码头上，几乎一直放到春汛到来的时候。一块好木板卖给小市民业主能得十戈比，一天能拖上两三块，不过必须是在坏天气里，当暴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赶跑，迫使他们躲起来的时候，才能成功。

一些要好的人结伴成伙：莫尔多瓦女乞丐的儿子，十岁的山卡·维亚希尔是一个可爱、温柔、总是安详快活的孩子；没有双亲的科斯特洛马，卷发、瘦削，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后来，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偷了一对鸽子而被关进了少年罪犯管教所，在那里上吊自杀了）；鞑靼小孩哈比是一个十二岁的大力士，天真而又善良；看坟和掘墓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是一个八岁小孩，患羊痫风病，像鱼一样不说话；年龄最大的是女裁缝、寡妇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是一个通情达理、公正的人，酷爱拳斗。他们都是同一条街的孩子。

在镇子里，偷窃不算是犯罪，它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市民来说，几乎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挣不到全年的生活费用，连很多有头有脸的业主都“到河上去捞外快”——打捞春汛冲走的木柴和木材，用木筏子转运小件货物。不过主要还是偷货船上的东西，一般地说他们都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施展本领”，捞走所有那些放得不稳妥的东西。每逢节假日大人夸耀自己的成功，小孩则听着，学着做。

春天，在集市的最热闹的季节来临之前，每天晚上，镇子的街头到处是喝醉了的工匠、车夫和各种各样的工人。镇上的孩子经常去搜他们的腰包。这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就在大人的眼前无所顾忌地干这种勾当。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马车夫的扳手，偷货车车夫的肩轴、大车的补轴。我们这伙人却不干这种事。有一天，丘尔卡坚决地宣布：

“我不去偷东西，妈妈不让我干。”

“我可不敢去偷！”哈比说。

科斯特洛马也厌恶偷东西，小偷这个字眼他说得特别重，每当看见别的孩子去洗劫醉汉的时候，他就前去赶跑他们，如果被他捉住了，就狠狠地揍一顿。这个大眼睛的不快活的孩子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大人，他走路步态特别，像装卸工人似的一扭一歪的，他特别用又粗又低的声音说话，他整个人有点儿迟钝、装模作样和老气横秋的样子。维亚希尔相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但是从彼斯基岛拖走木板和木柱子却不认为是犯罪，我们谁也不怕做这件事。我们拟定了多种能使我们十分顺利地完成这件事的措施。在黑天或者阴雨天的晚上，维亚希尔和雅兹便沿着膨胀的潮湿的冰面穿过河湾来到彼斯基岛上，大摇大摆走过去，竭力吸引看守人的注意，而我们四个人便分头偷偷地摸过去。被维亚希尔和雅兹惊动了的看守人只顾注意他们，我们则在预定好的木材堆旁边集合，挑选所要的东西。趁那两个快腿的伙伴逗得看守人去驱赶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往回跑。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绳子，绳头上系一个很大的钉钩子，用钉钩子钩住木板或木柱子，在雪地和冰上拖着走。看守人几乎从未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把东西卖了后，把钱分成六份，每人能得到五戈比，有时还能得到七戈比。

拿这些钱满可以饱吃一天了。但是维亚希尔要是不给母亲买上几两或者半瓶白酒，就会挨打；科斯特洛马要攒钱买鸽子；丘尔卡的母亲生病，他得尽量多挣一点钱；哈比也在攒钱，打算回到他出生和他舅舅（他舅舅到尼日尼后不久就淹死了）从那儿把他带来的城市去。哈比忘记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只记得它在卡马河岸上，离伏尔加河不远。

不知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很可笑，我们逗弄这个斜眼的鞑靼小孩，唱道：

城市建在卡马河岸上，

我们自己却不知道！

双手够不着，

两脚走不到！

开始时哈比生我们的气，但是有一次维亚希尔用一种像鸽子叫的声音[71]（这表示他认可了自己的外号）对他说：

“怎么啦？难道你要生伙伴们的气吗？”

这个鞑靼孩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自己也唱起关于卡马河岸上这座城的歌儿来。

比起偷木板来，我们还是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在春天化了雪或下了雨之后，荒凉的集市的石铺的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去捡破烂特别有趣，在集市的沟渠里总是可以捡到许多钉子、破铁，有时我们还会捡到钱，铜币和银币。但为了不让商场上的看守人赶我们走或夺我们的口袋，就得或者给他们两戈比，或者打躬作揖半天。总之，我们的钱挣来不容易，但是我们过得很友好，虽然有时也有点小争吵，不过，我记得，我们之间从未打过一次架。

我们的和事佬是维亚希尔，他总是善于及时地对我们说些特殊的话，话很简单，却使我们感到吃惊和难为情。他自己也是吃惊地说这些话。雅兹的恶作剧没有使他生气，也没有吓倒他，一切不好的行为他都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会平静而又令人信服地加以制止。

“喂，这有什么必要啊？”他问道。于是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是没有必要！

他称自己的母亲为“我的莫尔多瓦女人”，这我们并不觉得可笑。

“昨天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回家的时候又喝醉了！”他高兴地讲道，一双金色的圆眼睛闪着亮光，“她把门推开，就坐在门槛上，唱啊，唱啊，像只老母鸡！”

做什么都很认真的丘尔卡问道：

“唱什么歌？”

维亚希尔轻轻地用手掌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尖着嗓子学他母亲唱歌：

年轻牧人四面跑，

手拿棍子到处敲；

挨家挨户把人唤，

害得孩子满街窜。

牧人牧人包尔卡，

就像天边的晚霞；

笛子吹得呜呜响，

吹得村子入梦乡！

他知道很多这种充满热情的歌子，而且唱得非常好。

“是的，”他继续讲道，“她就这样坐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得要命，我浑身打哆嗦，差点儿没冻死，拖她吧——又拖不动。今天早晨我对她说：‘你怎么醉得那么厉害？’她却说：‘没关系，再忍耐一下吧，我很快就要死了！’”

丘尔卡认真地证实说：

“她是快要死了，已经全身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道。

“怎么不可怜呢？”维亚希尔惊讶说，“要知道，他是我的妈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莫尔多瓦女人动不动就把维亚希尔打一顿，但还是相信她是好人，甚至在不走运的时候，丘尔卡也提议说：

“咱们每人凑一戈比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吧，不然，她会打他的。”

在我们的伙伴中识字的只有两人——丘尔卡和我。维亚希尔非常羡慕我们，他揪住自己尖尖的老鼠似的耳朵，像鸭子叫似的说：

“等埋葬了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后，我也去上学，我向老师鞠躬下跪，请他收留我；学成之后，我去求主教或者求沙皇本人收我当园丁！”

春天，莫尔多瓦女人和一个募集修建寺院基金的老头一起，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被压在倒塌了的劈柴堆的下面，这个女人被送进了医院。而死认真的丘尔卡对维亚希尔说：

“你来我家住吧，我将好好教你认字……”

过了不久，维亚希尔竟昂着头读起招牌来了：

“食品货杂店……”

丘尔卡纠正他说：

“食品杂货店，怪人！”

“我认得，只是把母字念颠倒了。”

“是字母！”

“字母活蹦乱跳的，有人念它们，它们高兴着呢！”

他对树木青草的爱护，也使我们大家感到好笑和奇怪。

坐落在沙地上的村镇，植物生长很少，仅在某些地方、某些院子里，孤单单地长着几棵苍白的柳树，歪歪斜斜的接骨木，还有就是胆怯地躲藏在围墙后面的几根灰色、干枯的小草，如果我们有谁坐在这些小草上，维亚希尔就会生气地嘟囔道：

“喂，干吗要践踏小草？坐在旁边的沙地上不是一样吗？”

他在场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去折断一枝白柳，弄断正在开花的接骨木或者砍下奥卡河岸上的一根柳条。他总是耸起肩膀，摊开双手，吃惊地说：

“你们干吗要破坏啊？真见鬼。”

由于他的惊奇，大家都感到惭愧。

每逢周末，我们都举办快乐的游戏。整个星期都在做准备：我们把街道上的破草鞋收集起来，堆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星期六的晚上，当一群鞑靼搬运工人从西伯利亚码头[72]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十字街上站好位置，开始向这些鞑靼人扔草鞋。起初他们被激怒了，追赶我们，骂我们，但很快他们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游戏。当他们知道将有一场战斗等待着他们时，便也准备了许多草鞋来到战场上，不仅如此，他们还窥伺了我们的藏军火的地方，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军火偷光了。我们抱怨他们说：

“这——算不得游戏！”

于是他们把草鞋还给我们一半，接着我们的战斗就开始了。通常是他们在空地上摆好架势，我们尖叫着在他们周围奔跑，投掷草鞋，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跑动时被扔到脚下的草鞋绊倒了，脑袋栽在沙土里，他们就会大哄大叫，发出震耳的笑声。游戏激烈地进行了许久，有时直到天黑，聚集了许多市民，他们在角落里观看，为体面起见，也抱怨几句。灰色的、满是灰尘的草鞋乌鸦似的满天飞。有时我们中间有人遭到很厉害的打击，不过还是满足多于疼痛和委屈。

鞑靼人的狂热不比我们差。战斗结束后我们经常和他们一起到行会里去，在那里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喝一种特别的蔬菜汤，晚饭后喝很浓的砖茶和奶油核桃甜点心。我们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都是精选出来的大力士，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童稚般的很容易了解的东西。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他们那种没有恶意的坚定不移的善良性格和彼此之间关心的严肃态度。

他们都笑得非常好，直笑得流眼泪。他们中有个卡西莫夫人，歪鼻子，一个有着神话般的力量的庄稼汉；有一次他把一个二十七普特重的大钟从货船上搬到岸上很远的地方，边笑边号，大声喊道：“呜，呜！空话——莠草，空话——零钱，金币，空话！”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尔放在他的手掌上，把他举得很高，并说道：

“瞧，你在什么地方！天上！”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便聚集在雅兹家里，在墓地上他父亲的看守室里。他父亲是个骨架歪扭的人，手臂很长，全身很脏，在他的小脑袋上和黑脸上长着浓密的肮脏的毛发，他的脑袋像一朵干枯的牛蒡花，又长又细的脖子是花茎；他甜蜜地眯缝着有些发黄的眼睛，快言快语地嘟囔道：

“上帝保佑我可别睡不着觉！咳！”

我们买了三钱茶叶，几两糖，一些面包，当然还要给雅兹父亲买几两伏特加酒。丘尔卡严厉命令他：

“糟老汉，把茶炊放上去！”

糟老汉笑着把铁茶炊放上去。我们便等着喝茶，谈论着自己的事情，他给我们出好主意说：

“你们注意，后天特鲁索夫家有四旬祭，要举行大宴。你们可以到他们那儿拾骨头去！”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有厨娘收集。”百事通丘尔卡说道。

维亚希尔一边望着窗外的墓地，一边幻想着说：

“我们很快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啊哈！”

雅兹总是默不作声，留心地用悲伤的眼睛观察着大家，他把自己的玩具——从垃圾坑里捡来的木头兵、拐腿马、破钢片、扣子等拿给大家看，仍是一声不吭。

他父亲把各种各样的茶杯和茶缸摆在桌上，再把茶炊送上来，科斯特洛马坐下来倒茶。他父亲喝完那盅酒后，便爬到炕炉上，从那儿伸出长长的脖子，用猫头鹰似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嘟囔道：

“啊哈，你们怎么不死呢，你们好像不是小孩子了，是吗？嘿，小偷们，上帝保佑我可别睡不着觉！”

维亚希尔对他说：

“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那就是贼娃子……”

当雅兹的父亲使我们感到厌烦时，丘尔卡就生气地吆喝他：

“别胡说了，糟老汉！”

每当这个人谈到哪家有病人、镇子上哪个人快死了的时候，我和维亚希尔就很不愉快。他谈这些事情时，总是津津有味，毫无怜悯心。他看到我们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便故意逗弄我们，刺激我们：

“啊哈，你们害怕了，小鬼们？就是嘛，有一个胖子快要死了——嘿，他要很久才能腐烂！”

我们制止他说，他却偏不停地说：

“要知道，你们自己也是要死的，在污水坑里是活不了多久的！”

“好吧，我们就死吧，”维亚希尔说，“天使会收留我们……”

“收留你们？”雅兹父亲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你们？去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又讲了死人的各种丑事来逗弄我们。

不过，这个人有时又忽然像潺潺流水似的用一种沮丧的声音讲些古怪的事：

“你们听着，孩子们，等一等！三天前埋了一个女人，我知道她的故事。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

他经常谈论女人，而且总是说得很肮脏。不过在他的讲述中却有一种问罪式的抱怨式的东西。他好像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去思考，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地听。他不善于讲话，没有条理，常常提一些问题，自己打断自己的话。可是听他讲了之后，记忆里会留下一些令人不安的片断和碎片。

“人家问她：‘是谁放的火？’她说：‘我放的。’——‘怎么会这样呢，傻瓜？那天夜里你不在家，你躺在医院里啊！’——‘是我放的火！’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嘿，上帝保佑，别让我睡不着觉……”

他几乎知道每个被他埋葬在那片荒凉、光秃坟地沙土里的村民的生活史；他好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各家各户的大门，我们走进里面，看见了人们的生活，感受到某种严肃的、重要的东西；看来，他能讲上一个晚上，直到天明。可是看守室的窗户刚刚变黑，黄昏刚刚来临时，丘尔卡就从桌子后面站起来：

“我——要回家，不然我妈妈会害怕的。谁跟我走？”

大家都走了。雅兹把我们送到围墙边，锁上了大门，他把瘦削的黑脸贴在栅栏上，哑着嗓门说：

“再见！”

我们也大声对他说：“再见！”每次把他留在墓地上时我们都觉得怪不好的。有一次，科斯特洛马回头看了看，说：

“我们明天醒来时，他——也许已经死了。”

“雅兹过得比我们都苦。”丘尔卡常常说，维亚希尔则总反对说：

“我们过得不算坏……”

我也认为，我们生活得并不苦，我现在很喜欢这种独立自在的街头生活，也喜欢这些伙伴，他们唤起我一种伟大的感情，我总是不安地想为他们做一些好事情。

我在学校里又变得困难了。同学们嘲笑我，叫我“捡破烂的”、乞丐。有一次，吵架后他们告诉老师，说我身上有一股污水坑的气味，不能坐在我的旁边。我记得，这种告状曾使我受到多大的侮辱，这之后我上学又是多么的困难。这种控告是恶意的捏造：每天早晨我都非常仔细地把身子洗干净，从来没有穿着捡破烂时穿的衣服到学校去。

不过我终于通过了三年级的考试，获奖得到一本福音书、带封皮的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一本没有书皮，其书名我看不懂的小书《法塔·莫尔加耶》，还发给了我一张奖状。当我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时，外祖父非常高兴和感动，宣布这些东西需要保存起来，他要把这些书锁在箱子里。外祖母生病已经躺了好几天，她没有钱，外祖父唉声叹气，尖声叫道：

“你们把我喝光啃光了，只剩下骨头了，啊哟，你们这号人啊……”

我把这些书拿到小店里去卖了五十五个戈比，把钱交给了外祖母，奖状由于我在上面题了几个字弄脏了，便交给了外祖父，他很珍惜地把它收藏起来，因为他没有打开看，所以没有发现我的胡闹行为。

离开了学校之后，我又开始过街头生活。现在更好了——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能挣到更多的钱。每逢星期天，我们一伙人打一清早就到野外去，到松林里去，回到村镇上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感到有一种愉快的疲倦，彼此之间也更亲近了。

但是这种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后父被解雇了，他再次消失了。母亲和小弟弟尼古拉搬到了外祖父家，要我担负保姆的职责。外祖母到城里去了；在一位富商家里绣棺罩。

沉默、干瘦的母亲几乎抬不起腿走路了，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一切。小弟弟生瘰疬病，踝骨上有伤口，身体弱得连大声哭都不能，要是饿了，就哆嗦着呻吟，饱了就打瞌睡，瞌睡中还奇怪地叹气，像小猫似的轻轻打呼噜。

外祖父关心地摸摸他，说：

“要好好地喂他，可是我的饲料不够喂你们所有的人……”

母亲坐在墙角里的床上，声音沙哑地叹了口气，说：

“他吃不多……”

“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加起来就多了……”

他挥一下手，对我说：

“要把尼古拉抱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在沙土里……”

我用口袋背来一些洁净、干燥的沙子，把它堆在窗户底下有太阳的地方，按照外祖父的指示，把弟弟埋到齐脖子高。小孩喜欢坐在沙子里，他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对我甜蜜地眯缝着，闪着亮光——这眼睛没有眼白，只有蓝色的瞳孔，瞳孔的周围是一圈发亮的圆圈。

我很快就对小弟弟喜欢得难分难舍了，我觉得，他明白我所想的一切，我和他并排地躺在窗下的沙子里。外祖父的尖声叫喊从窗口传到我们这里：“死倒是容易，可你应该学会活下去！”

母亲不停地咳嗽……

小孩抽出两只手，摇晃着白色的小脑袋，向我探过身来；他的头发很稀少，呈白色，小脸则显得老气而聪明。

如果有鸡、猫走近我们，科利亚[73]就会长久地注视着它们，然后看看我，并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使我感到不安：是不是小弟弟已经觉察出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寂寞，想丢开他跑到街上去呢？

院子又小又窄，而且很脏，从大门起是一排用毛板搭成的板棚、柴舍和冰窖，拐个弯，最后是几间澡堂，房顶上堆满木船的破片、劈柴、木板、湿木屑，这一切都是小市民在流冰和春汛时从奥卡河里打捞上来的，而且整个院子都堆满了各种木材，这些湿透了的木材在阳光下冒气，散发出一股霉味。

旁边是一家小牲口屠宰场，每天早晨那里几乎都听得见小牛的哞哞叫声和绵羊的咩咩叫声，血腥味如此浓重，有时使我觉得，这种气味就像是一张透明的血红的网在多尘的空气中晃动……

当牲口的头（两角之间）被斧背打昏而吼叫时，科利亚便眯缝着眼睛，噘着嘴，大概是想学这种声音，但只是吹吹气：

“呜……”

中午，外祖父把脑袋伸出窗口，喊道：

“吃午饭喽！”

他把小孩放在自己膝盖上，亲自喂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烂，用弯曲的手指送进科利亚的小嘴里，弄得他嘴巴和下巴都很脏。外祖父喂了一会儿后，便掀起小孩的小衬衣，用手指按一按隆起的小肚子，自言自语地说：

“饱了吗？要不要再喂一点呢？”

从门边黑暗的角落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您看见没有，他探着手还想吃！”

“小孩不懂事！他还不知道他该吃多少……”

于是他又往科利亚嘴里送嚼烂的食物。看他这样喂孩子，我羞愧得要命，感到喉咙下面要窒息，感到恶心。

“好了！”外祖父最后说道，“去，抱给他母亲吧。”

我抱起科利亚——他哼哼着，身子探向桌子。母亲迎着我站起来，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伸出没有肉的、干瘦的双手，她那又长又细的身体就像被砍光了树枝的一棵松树。

她完全变哑了。很少用激动的嗓子说一句话，她整天默默地躺在那个角落里，慢慢地死去。她快要死了，这我当然也感觉到了，知道了，而且外祖父也过于频繁地、令人厌恶地谈到死，特别是在晚上，当院子里已经黑了，那熟羊皮一样暖和的浓烈的霉味钻进窗户里来的时候，他喜欢谈到死。

外祖父的床放在入口的地方。几乎就在圣像的下面，他睡觉时头冲着圣像和小窗户。他在黑暗中躺着，长久地唠唠叨叨地说：

“瞧，死期到了，有什么脸去见上帝呢？对他说什么好呢？忙碌了一辈子，也做过一点事……可到头来是什么下场呢？……”

我睡在炕炉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地方不够长，我就把两只脚伸进炉子下面的空地里，蟑螂在脚上爬，弄得痒痒的。这个角落让我看到不少幸灾乐祸的事情——外祖父做饭时炉叉子和通条的把儿经常打破窗玻璃。他这样聪明的人竟想不到可以把炉叉子去掉一段。

有一回，他缶子里的什么东西煮干了，慌忙地用炉叉子抓住缶子猛地一拉，打坏了窗框的横木和两块玻璃，碰翻了架子上的缶子并打碎了。这使老头子非常恼火，他坐在地板上哭起来。

“天老爷啊，天老爷……”

白天，他出去的时候，我用面包刀把炉叉子截去了大约四分之三，可是外祖父看见我这桩活儿后，却骂我：

“该死的小鬼头，应该用锯子锯，用锯子！锯下来的可以做擀面杖，可以拿它们去卖！鬼东西！”

他手一挥，跑到过道里去了。母亲说：

“你少管闲事……”

八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大约中午时分母亲死了[74]。后父刚刚从外面回来，又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工作；外祖母和科利亚都搬到他那儿去了，住在车站附近一个洁净的住所里。本来过两天母亲也要搬过去的。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她小声地对我说，声音比平时更清晰更轻：

“去找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你对他说，是我请他来！”

她一只手扶着墙壁，从床上欠起身来坐着，补充说：

“快跑去！”

我仿佛觉得她在微笑，而且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某种新的东西。后父正在做弥撒。外祖母吩咐我到一个犹太女人——小铺老板那里去买烟，可是当时没有现成的烟，只好等女老板把烟搓好后，再把烟带给外祖母。

当我回到外祖父家时，母亲坐在桌子旁边，她穿着干净的淡紫色的连衣裙，头梳得很漂亮，像从前那样傲慢的样子。

“你好一些了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畏缩。

她很可怕地看着我，说：

“过来！你到哪儿闲逛去了，啊？”

我还来不及回答，她便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一把用锯子改做的又长又软的刀，用刀的平面打了我几下，刀便从她手里脱落了。

“拾起来！给我……”

我拾起刀子，把它扔在桌子上，母亲推了我一下，我坐在炕炉台阶上，吃惊地看着她。

她从椅子上起来，慢慢地走到自己的角落，躺在床上，拿手帕擦出汗的脸，但她的手已不听使唤，两次从脸旁边落在枕头上，用手帕擦了枕头。

“给我水……”

我从桶里舀了一碗水，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喝了一点水，便用冰凉的手把我推开，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朝圣像那个角落看了一眼，把眼睛转向我，嘴巴微微动了动，好像苦笑了一下，长长的睫毛慢慢地垂在眼睛上，胳膊肘紧紧地贴着两肋，两只手的手指衰弱地动了动，移到胸口，靠近喉咙，她的脸上浮现着暗影，慢慢扩散到全脸，蜡黄的皮肤发紧了，鼻子变尖了，她的嘴奇怪地张开，但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手里端着碗在母亲床边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看着她的脸变凉，变黑了。

外祖父进来了，我告诉他：

“母亲死了……”

他朝床上瞥了一眼。

“你胡说什么？”

他走到炕炉前，把馅饼取出来，把炉子的挡板和烤盘弄得很响。我知道母亲已经死了，我看着他，等他也明白过来。

后父回来了，他穿着帆布上衣，戴着白制帽。他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椅子，搬到母亲的床边，突然，把椅子往地板上一扔，像铜喇叭似的大叫一声：

“她死了，你们看……”

外祖父睁大眼睛，手里拿着炉挡板，像瞎子一样跌跌撞撞地悄悄离开了炉子。

当人们在母亲的棺材上撒干沙土时，外祖母像瞎子似的走进坟堆里，她撞在一个十字架上，把脸碰破了。雅兹的父亲把她领到看守室里。在外祖母洗脸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

“咳，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你干吗这样呢，嗯？死了就死了呗……我说得对吗，外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反正都得进坟墓，是不是呢，外婆？”

他朝窗户外看了一眼，忽然从看守室走了出去，但马上又和维亚希尔一同回来了，他满面春风，十分高兴。

“你看，”他说，递给我一只折断了的马刺，“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给你的！你瞧上面的小轮子，怎么样？准是哥萨克戴的，后来丢了……我想向维亚希尔买下这玩意儿，给他两戈比……”

“你胡说什么？”维亚希尔小声地但生气地说。而雅兹的父亲却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向他使眼色，说道：

“维亚希尔，嗯，很严肃！对，不是我，是他送给你的，是他……”

外祖母洗干净后，用头巾包上又肿又青的脸，并叫我回家去。我知道他们在追悼会上要喝酒，并且一定会吵架，所以我不肯回去。米哈依尔舅舅还在教堂里就叹着气对雅科夫说：

“今天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维亚希尔竭力要逗我笑：他把马刺挂在下巴上，并用舌头去够马刺的星形轮，雅兹父亲则故意地高声哈哈大笑，叫道：

“你看，你看，他在干什么！”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切，并没能使我高兴时，他便严厉地说：“算了，你醒醒吧！大家都是要死的，连小鸟也要死。听我说，我去给你母亲坟上铺上一层草皮——好吗？我们现在就到外面去，你，维亚希尔和我，我的山卡也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去铲草皮，就把坟墓装饰起来——再好没有了！”

这使我感到高兴。于是我们就到野外去了。

安葬母亲几天后，外祖父便对我说：

“喂，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谋生去吧……”

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

在人间

译本序

一

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一生著作等身。自传体三部曲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他的重要的代表作。三部曲中，高尔用其如椽巨笔，以自己早年的苦难历程为背景，绘制了一幅革命前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生活的历史画卷，并通对过窒息一切生机的愚昧、落后、野蛮、自私等小市民恶习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展现出人民中健康力量艰难而缓慢的成长过程。

《在人间》是三部曲的第二部，描写了阿廖沙（高尔基）十一岁至十六岁时的生活经历，即1879-1885年的生活断面。阿廖沙三岁丧父，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1879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这时阿廖沙才十一岁。残忍的外祖父便把幼小的阿廖沙赶出家门，对他说：“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谋生去吧……”

“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这以后阿廖沙当过鞋店的学徒，绘图师家的学徒，轮船的洗碗童工，圣像作坊的学徒和建筑工地上的监工等。名义上是学徒，其实不管是在哪一家，干的都是繁重的杂役活。在鞋店里，每天早晨，都要“给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他们擦鞋，刷衣服，烧茶炊，为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木柴，为午饭洗餐具；一到店里便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买主送货，然后回家送午饭……”在绘图师家的工作更繁重：“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刷茶炊；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好，要洗擦餐具、洗菜；女主人上市场，我得提着盛满菜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场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越到后来工作越多。阿廖沙忍不住地抱怨说：“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倒脏水……”在轮船上他也同样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旅客很多，“他们从早到晚就是吃呀，喝呀，弄脏许多餐具、刀、叉、勺子，我的工作就是洗餐具，擦刀叉，从早晨六点直到半夜”。

阿廖沙是个爱劳动的孩子，艰苦的体力劳动他并不害怕：“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他感到难受的不是劳累，而是主人们对他的凌辱、打骂，对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例如在绘图师家里，阿廖沙想学点手艺，这本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可是女主人却坚决不让他学，甚至不惜用暴力来阻止他学。有一回，阿廖沙在老板允许下画了一张图，老太婆（老板的母亲）走过来，问道：“你想画？”接着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老板的弟弟维克多也对阿廖沙百般刁难：“他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更有甚者，有一次，由于老板的小儿子不懂事，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去玩，结果烧茶炊时出了事。老太婆竟不分青红皂白，用一捆松树枝毒打阿廖沙一顿，结果阿廖沙背脊皮下扎进了许多松刺，到了晚上，整个背肿得像枕头一样，只好送进医院。医生看了后说：“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医生认为，阿廖沙应该去控告主人。

在轮船上或其他地方，种种野蛮、庸俗、卑劣的丑事都同样层出不穷。例如轮船上那个卑鄙的谢尔盖自己偷餐具，却嫁祸于阿廖沙；此人还与几个伙计联手进一步迫害阿廖沙。他们把阿廖沙推进女人的舱室里，扬言要给他“娶老婆”。幸亏好心的厨师斯穆雷出手相救，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否则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在圣像作坊里，那个狡猾的掌柜也千方百计地刁难、陷害阿廖沙。他先是故意把一些银币丢在地上，让阿廖沙去捡，从而制造把柄，以便狠狠地整治阿廖沙。一计不成再来一计：他又唆使邻店的一个伙计无事生非，去与阿廖沙打架，借打架的机会，尽量多地损坏铺子里的圣像、圣书等商品，这样一来，阿廖沙就倒霉了！但是这一阴谋也没有成功。于是这个掌柜又叫人去教阿廖沙偷圣书。总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有些事直接发生在阿廖沙身上，而更多的丑事、恶行是与阿廖沙没直接关系的，但阿廖沙是个正直、善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孩子，对自己身边发生的坏事不能视而不见，每发生一件丑事都会引起他的不安和愤懑。在黑暗的俄罗斯现实中，到处都充斥着愚昧、落后、野蛮、自私、无耻的小市民习气，他们以折磨别人为乐，玩弄他人为荣。街头巷尾表演着一幕幕令人愤慨、毫无人性的恶作剧。轮船上新来了一个当过兵的小伙计。厨师派他去宰鸡时，跑了好几只鸡，小伙计急得哭了起来。这事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而引起一群人的哄然大笑。他们把小伙计围了起来，有的人用手指去戳他，有的人拽他衣服，用各种荒唐的话取笑他，像捉弄小山羊似的拿他取乐，甚至有人把一个带柠檬皮的小勺子系在他围裙上，小伙计走动起来，小勺子就在他背上左右摆动。这就引起围观者更狂热的哄笑。小伙计像一只被逮住的小耗子似的陷入了绝境，以致拿起刀来要自杀。作者写道：“看到他们这种野蛮的哄笑，我恨不得向他们扑过去，用劈柴敲破他们的脑袋。”市场上，商店里的那些老板和财主们也是一些极其缺德而又庸俗虚伪的人，是一帮骗子。阿廖沙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亲眼目睹了店老板及其掌柜做买卖时的拙劣表演。顾客进店时，他们笑脸相陪，阿谀谄媚，甚至可以跪在顾客的脚下；顾客一走，他们马上变脸，用最肮脏的语言在背后辱骂他们：“呸，跑来一头母猪！这蠢货在家里待得发闷了，到店里来闲逛。你要是我的老婆，我就……”还有，那个毛皮店的老板也是个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市侩。他店里有一个伙计叫米什卡。米什卡患有暴食病，他的食量之大，让整个市场的人都吃惊。店老板竟拿他做赌博的工具，拉别人进行打赌：“谁敢拿十卢布打赌？我赌的是，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俄磅火腿。”于是周围立刻聚集了大群围观者，有说有笑地观赏这位暴食者吃肉的狼狈相。暴食者直吃得脸色发黑，耳朵变青，眼睛鼓了出来，并且呼吸困难。阿廖沙叹息地问道：“到底是什么使这些笨重得像生铁般的商人要去围住一个不幸的小伙子，为什么他的暴食病竟会使他们开心呢？”“我给自己作这样的解释：他们玩这种残酷的不聪明的把戏，只不过是对那种吞没一切的寂寞力量的一种无力抵抗罢了。”

特别让阿廖沙恼恨得发疯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在旧俄时代，妇女处于最底层的地位，因此她们受到的压迫、受到的摧残也是最深重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行业，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凌辱、作践妇女的事情。阿廖沙在船上的时候，经常看见码头上有一群搬运木柴的妇女，她们背着架子，把木柴放在架子上从岸上背下来，本来就很辛苦了，一些船员竟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对她们动手动脚，摸她们的奶子和大腿。这种粗野无耻的行径让阿廖沙义愤填膺：“我很想哭。泪水在胸中沸腾，好像心在泪水中煮着，这是很痛苦的。”又如，在阿廖沙当时住处附近的院子里住进了一个裁缝及其娇小的太太。当地兵营里的那些军官老爷们，由于闲极无聊，竟蓄谋演一幕让裁缝太太难堪的歹毒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每天给裁缝太太写求爱的纸条，诉说他们对她的爱慕之情。她有时只好写些婉言规劝的回信。于是军官们便聚在一起，朗读她的回信，以此取乐并嘲笑她。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义继续给她写纸条，没完没了地骚扰这个女人。兵营的勤务兵西多罗夫更是一个无耻之徒，他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诱骗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别人听，并把这个女人转手给别人。“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们转给另一个人，并且还常常打她们？”更让阿廖沙气恼的是下面一件事：有一天早晨，在一家妓院门口，一个门房从一辆马车上拖下一个姑娘。他抓住姑娘的两只脚，姑娘的袜子皱成一堆，身体露到腰边，门房又笑又喊，使劲地拖她，并向她身上吐口水。姑娘从车上滑下来，背脊、脑袋和发紫的脸都碰在车座上、脚蹬上，脑袋撞在石头上。门房却继续拽着她的两条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阿廖沙看见后气疯了，跑过去，挥拳打倒了门房。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丑事呢？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的故事，喜欢那些渲染得很美的骇人情节；幻想的恐怖让你们愉快地激动，而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东西，而且我有不容否定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让你们感到不快，为的是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二

《在人间》里，作者继续贯彻了自传体三部曲的基本主题：一是无情揭露、批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小市民的恶习——愚昧、落后、庸俗、自私、野蛮、残酷、狡诈等俄罗斯历史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国民的劣根性，二是凸现阿廖沙成长的艰苦历程。阿廖沙正是在反抗这些恶习的艰苦环境中挣脱出来的。不论在“童年”“在人间”，还是在“大学”中，阿廖沙都不仅看到了许多丑恶、污秽、肮脏和残酷，碰到了许多坏人坏事，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光明、正直、善良的人和事，例如《童年》中的“好事情”，《在人间》中的斯穆雷，《我的大学》中的罗马斯等。阿廖沙曾经形象地把自己譬喻为蜂窝：“各式各样的普通的粗人，全都像蜜蜂似的把蜂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在人间》里，作家特别彰显了厨师斯穆雷对阿廖沙的启蒙作用。阿廖沙在轮船上碰上斯穆雷是一种幸运。斯穆雷虽然也是一个“普通的粗人”，但他却喜欢看书。他有一铁皮箱的书籍。他一本一本地拿出来，让阿廖沙念：“你念吧，不懂就念它七遍，念七遍还不懂就念它十二遍。”他还不断地向阿廖沙强调读书的好处：“你就念书吧，里面有一切你需要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地我就有了念书的习惯”。“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可是，“为了这种迅速迸发出来的读书热情，我经受了多少侮辱、委屈和惊吓啊？真是又悲哀又可笑”。

的确，为了看书，阿廖沙经受了多少磨难，克服了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啊！在绘图师家里，白天他马不停蹄地干活，不可能看书。晚上，刁钻的婆媳俩（老板的母亲和媳妇）不让他看书，百般刁难，不许他点燃蜡烛，阿廖沙只好等她们睡下之后，深夜躲到柴棚里或顶楼上，借月光照着看书，可是月光不够亮，看不清楚，他便拿一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在书页上。还是不行，最后只好设法自制油灯了：阿廖沙偷偷地把蜡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一根灯芯。这样一盏油灯就做成了。不过这种灯点起来烟雾腾腾，熏眼睛，而且气味难闻。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书的乐趣中消失了。阿廖沙虽然想尽办法继续看书，但老太婆也盯得越来越紧了。每次被她发现后，阿廖沙不仅挨打挨骂，而且书也被撕毁了。当时阿廖沙的许多书都是从小铺里花钱租借出来的，结果他欠下了小铺老板一大笔钱，无法还清。

阿廖沙不仅自己勤奋读书，而且热心地把书本上的知识传给大家。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有空闲，他就给自己的伙伴们念书，讲故事。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夸奖。“晚上我有空闲的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但是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要找到一本好书，谈何容易啊！他又无法到图书馆去借书。“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好不容易才借到一些好书。”

阿廖沙最初阅读的大多是一些通俗读物，有许多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好书不多。在长期大量阅读过程中他才逐渐接触到了司各特、巴尔扎克、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也只有在这些精品里他才得到了真切的感受。“这是一本普希金的长诗。我一下子就把它读完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偶然走进一个从未去过的美丽的地方时产生的贪婪感那样，总想一下子就把它走遍了……那儿百花盛开，阳光灿烂。”“我想读像奇妙的巴尔扎克写的那些使人激动、令人高兴的书。”作家还特别追忆了当年在作坊里朗读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时的情景：“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的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阿廖沙正是在这些经典作品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好书，也懂得了好书对自己是多么重要：“正是这些好书，使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人，我是不会沉沦的。”也正是这些好书“使我不易受到种种病毒的侵害”。那些英雄人物“教我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屈服于环境”。“大仲马的主人公让我产生某种去为重要而又伟大的事业献身的愿望。”

在阿廖沙的成长过程中，有两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即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给了他“蜜”，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了光明；二是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像甘露一样滋润着他的心田。好人的榜样和好书的熏陶培育了他一副刚正不阿的坚强性格。阿廖沙不仅是个善良的有正义感的孩子，而且有理想有抱负。他在现实中看到了如此多的“铅一样沉重的丑事”，从懂事时候起，便下决心要变革现实，改变现状。他刚走进“人间”不久，就透露过这样一种想法：“去当强盗多好呀！去打劫那些贪婪的财主，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穷人，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都快乐，不再嫉妒，不再像恶狗那样相互乱咬。”他想跑到外婆的上帝那儿去，告诉他人间的实情：“人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希望上帝赐给他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能“把一切改变成另一种样子，人们能过更好的生活”。这当然是小孩子的一种天真的幻想。不过这也说明，阿廖沙的确从小就有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有一颗像丹柯那样为人民献身的红心。

阿廖沙的成长道路是一条艰苦卓绝、复杂曲折的苦难历程。在漫长的茫茫暗夜里，他抗击强暴，历尽磨难，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他有过彷徨，有过失落，产生过孤独感，甚至在黑暗中被毁灭的意识。“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我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但是，“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着这种强暴”。阿廖沙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能“愤怒而顽强地抵抗强暴”。阿廖沙最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的软弱、忍耐和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人们常对他说：“你就忍耐吧，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啊！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甚至连他最亲爱最信任的外祖母也劝导他：“要忍耐，阿廖沙！”但是，他认定，他决不能走这条老路。他坚决地说：“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圣像作坊的画像师日哈列夫特别指出了阿廖沙的这一性格特点，并夸奖他说：“你是谁？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一个孤儿，我比你几乎年长三倍，可我却要夸耀你，那是因为，你对任何事情，从不背过脸去，而是正视一切！你要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很好。”敢于面对一切，正视一切，刚正不阿——这就是阿廖沙在苦难的岁月中形成并坚持一生的品德和个性。

作家在《在人间》这部作品快要结束时仍然不无骄傲地、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四十年来认真地要使我的心变得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李辉凡，2013年9月19日重阳节，于京城雅居。

一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大街上一家“时尚鞋店”里做学徒工。

我的老板是一个小胖子，他有一张棕褐色的粗糙的脸，一口绿色的牙齿，一双污浊的水泡眼睛。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别做怪相。”他小声而严厉地说。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我感到很难受。我不相信他的眼睛能看见，也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过了，你别做怪相。”他再次小声地说，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一动。

“你别挠手，”他小声地干巴巴地对我说，“你是在城里主街上第一流的店铺里做事，要记住这一点。学徒工就应当像雕像那样站在门口……”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而且也没法不挠手，因为我的两只手直到胳膊肘都长满了红斑和疥疮，疥虫咬得我实在难受。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老板看着我的双手问道。

我告诉了他。他摇晃着长满白发的圆脑袋，令人难堪地说：

“捡破烂儿，还不如去要饭，比偷窃还坏。”

我却不无骄傲地说：

“是啊，东西我也偷过。”

这时他把猫爪子似的手搁在柜台上，一双盲人似的眼睛吃惊地盯着我的脸，低声地说：

“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得啦，这倒是小事。可是如果你在我这里偷鞋子或钱的话，我就把你送进牢房去，直到你长大成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我却吓坏了，从而也更加憎恶他了。

在这个店铺里站柜台的除了老板外，还有我的表兄萨沙·雅科夫和一位大伙计。大伙计脸色红润，是一个狡猾的、纠缠不休的人。萨沙穿一套红黄色的礼服，一件胸衣，系着领带，穿着散腿裤。他很自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领我去见老板时，也请萨沙帮帮我，教教我。萨沙神气十足地皱起眉头，警告说：

“那他就得听我的话！”

外祖父用手按着我的头，把我的脖子都压弯了。

“要听他的话，不论按年龄还是按职位他都比你大……”

萨沙则瞪着两只眼睛，训示式地说：

“你可要记住外公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就极力地摆出其老资格的架势了。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珠子。”老板劝导他说。

“我——没有，老板。”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但老板还是不依不饶地说：

“别老沉着脸，顾客会以为你是只山羊呢……”

大伙计赔着笑脸，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满脸通红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听这些话，有许多话我听不懂，有时我觉得这些人好像在说外国话。

有女顾客进来时，老板便从衣兜里抽出一只手来，捋捋小胡子，脸上堆起甜蜜的笑容，可是满脸的皱纹却改变不了他的瞎子似的眼睛。大伙计则挺起身子，两只胳膊肘紧紧地贴着腰部，手掌毕恭毕敬地在空中摊开。萨沙胆怯地眨巴着眼睛，竭力掩盖住他那凸出的眼珠子。我站在门口，悄悄地挠着手，留心观察着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的面前，奇怪地叉开手指去量女顾客的脚的尺寸。他双手哆嗦着，小心翼翼地触了触女人的脚，好像怕碰坏了她的脚似的，其实这个女人的脚胖得很，就像一只倒放着的短脖颈瓶子。

有一回，一位太太抖动着一只脚，缩着身子喊道：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啊……”

“太太，这是我们应有的礼貌……”大伙计急忙而又热情地解释说。

他那谄媚女顾客的样子真是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到玻璃那边去，但我又忍不住想去看他们的买卖。大伙计的接待手法确实逗人发笑，同时我也觉得，我永远不会那么有礼貌地摊开双手，那么灵巧地给别人的脚穿鞋子。

老板常常离开店铺走进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去，并把萨沙也叫进去，留大伙计一人单独地接待顾客。有一次，他触摸了一下一个棕发女人的脚，然后把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放在嘴上吻了吻。

“哎哟，”那女人惊叹了一声，“你真是个调皮鬼！”

他却鼓起腮帮子吃力地哼了一声：

“唔！”

我顿时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站立不住，便去扶门把，不料却把门推开了，脑袋撞在玻璃上，把玻璃打破了。大伙计直冲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敲我的脑袋，萨沙则要拧我的耳朵。傍晚回家的时候，他严厉地教训我说：

“你干出这种事，你会被开除的！这有啥可笑的呢？”

他还对我解释说，大伙计若是赢得太太的欢心，生意会做得更好。

“太太为了来看看招人喜欢的大伙计，即便不需要鞋子，也会跑来多买一双。可你——却不懂事！你真是让人操心……”

这话叫我生气。其实谁都没有替我操过心，更何况是他。

每天早晨，那个有病的爱生气的女厨娘叫醒我的时间，总是比萨沙起床的时间早一个小时。我要给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他们擦鞋，刷衣服，烧茶炊，为所有的炉子备好木柴，为午饭清洗餐具；一到店里便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买主送货，然后回家送午饭。这一段时间，我站在店铺门口的职位就由萨沙代替。他认为这种工作降低了他的身份。

“你这又懒又笨的家伙！让别人替你干活……”

我感到难受、寂寞。我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往从早到晚我都是在库纳维诺的沙土街上，在浑浊的奥卡河岸边，在旷野和森林里生活的，如今没有外祖母，没有小伙伴，也没有可以跟我谈话的人了。这种生活让我生气，它在我面前暴露了其丑陋和虚伪的内幕。

常有这样的事：女顾客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时他们三个人便感到受了屈辱。老板把自己的微笑收敛起来，命令萨沙说：

“卡希林，把货物收起来！”

接着便骂道：

“呸，跑来一头母猪！这蠢货在家待得发闷了，到店里来闲逛。你要是我的老婆，我就……”

他的老婆是个干瘪的黑眼睛的女人，长着一只大鼻子，常对他跺脚，大喊大叫，就像对仆人一样。

常常是这样：他们用虔敬的鞠躬和亲切的言词把认识的女顾客送走之后，便寡廉鲜耻地用肮脏的语言议论这个女人。这时候，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这个女人，把他们背后议论她的话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人们一般都喜欢在背后彼此说人家的坏话，但是这三个人谈论的一切却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人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是被派来审判全世界的。他们嫉妒许多人，却从来没有夸奖过谁，而且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某种劣迹。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两颊绯红鲜艳、双目闪光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带有黑色毛皮的天鹅绒大氅，露在毛皮领子上面的小脸蛋，宛若一朵奇美的鲜花。她脱下大氅交给萨沙，变得更加漂亮了，淡灰色的丝绸衣裳紧紧地裹着她的苗条的身材，耳朵上的钻石耳环闪闪发亮。她使我想起了大美人瓦西莉莎[75]，我深信她就是省长夫人。他们特别恭敬地接待她，对她像拜火神一样哈腰弓背，不断地说各种奉承话。他们三个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里跑来跑去，几个身影在橱窗玻璃上不断晃动着，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着火了，正在消失，马上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另一种形状了。

当她迅速地选购了一双高贵的皮鞋离开后，老板咂了一下嘴，带着哨音说：

“一条母狗！……”

“一句话——是个戏子。”大伙计也轻蔑地说。

接着他们便开始相互谈论起这位太太的风流韵事及其奢侈的生活来了。

午饭后，老板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我打开他的金表，在机器里放了一点儿醋。我非常愉快地看见，他醒来后手里拿着表走进店里来，张皇失措地说：

“真是怪事！表突然冒汗了！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莫非要出什么坏事？”

尽管店铺里的事务很忙，家里的活也很多，我好像仍然摆不脱沉重的百无聊赖的感觉，因此我常在想：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撵出去呢？

披满白雪的行人默默地在店门前走过——就像是出殡把某人送到墓地上去，由于误了时间，正忙着去追赶棺材似的；马车颠簸着，吃力地爬过一个个雪堆。店铺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都鸣响着悲戚的钟声——斋戒日到了。钟声像是用枕头敲打着脑袋，虽然不痛，却让你感到麻木和耳朵变聋。

有一天，当时我正在店门口清理刚收到的货箱，钟楼的看守人来到我的跟前。他是一个歪肩膀的小老头，身体软得像一块布片做的，穿着一身破烂得像是被狗撕碎了的衣服。

“你是个好人，你就偷偷地给我一双套鞋好吗？”他竟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没有说话。他坐在一个空箱子上，打了个哈欠，在嘴边画个十字，又说：

“给我偷一双好吗？”

“不能偷！”我对他说。

“可是有人在偷。就看在老人的面上吧！”

他跟我生活中的一些人不一样，他有点儿招人喜欢。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帮他去偷。于是我答应了他从通风窗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鞋。

“那好，”他平静地说，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你不是哄骗人吧？嗯，嗯，我看你也不是哄骗人……”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鞋掌拭擦着肮脏的湿雪，然后抽起瓷制的烟斗来，突然吓唬我说：

“如果我骗你呢？我把这双套鞋交给老板，对他说，你把套鞋半个卢布卖给了我。这双鞋的价值超过两卢布，而你只卖半卢布！并说你进了饭馆，你会怎么样？”

我呆呆地望着他，好像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似的。他却依然看着自己的皮鞋，吐着青烟，带着难听的鼻音小声地说：

“如果事情是这样，比方说，这是老板叫我做的：‘你去试探一下那小子——看他偷不偷？’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现在就不能不给了！”

他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拉到他身边，用冰凉的手指朝我的脑门戳了一下，懒洋洋地继续说：

“你怎么能这样无缘无故就说‘好，拿去吧’呢？”

“是你要求的。”

“我要求的多了！我要求你去抢劫教堂，那你也就去抢劫教堂吗？难道可以如此地相信人家吗？你呀，傻瓜蛋……”

接着他把我推开，站起来。

“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不是贵族老爷，不用穿套鞋。这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很单纯，到复活节的时候，我放你到楼上去撞撞钟，看看城市景色……”

“我熟悉城市。”

“从钟楼上看，风景更美……”

他用鞋尖踩进雪堆里，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沮丧而又惧怕地想：

“这老头子当真是开个玩笑，还是真的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的呢？”我害怕进店里去。

萨沙跳到院子里，大声嚷道：

“你搞的什么鬼名堂！”

我马上火了，对准他挥起了钳子。

我知道他和大伙计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灶的烟囱里，等到开店的时候，便把这些鞋放在大衣袖子里。我不喜欢这种事情，也有点儿害怕。因为我记得老板曾说过吓唬人的话。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严肃地向我说明，“我只是帮帮他。他要我帮，我只好帮！不然他会加害于我的。老板自己也是伙计出身，他一切都知道。你就住嘴吧。”

他边说边照镜子，不自然地伸出手指整理领带，就像大伙计所做的那样。他老是在我面前摆老资格，耍权势，粗声训斥我。他向我发号施令时，总是向前伸出一只手，做出一种厌恶的姿势。我个儿比他高，也比他有劲儿，但身体比他瘦弱，动作笨拙，他却很结实，很柔软，全身油亮。他穿长礼服、喇叭裤，我觉得他很神气，很有派头，但却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可笑的东西。他很憎恶厨娘。厨娘是个怪女人，搞不清楚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是打架，”她睁大其火热的黑眼睛说，“不论是公鸡格斗，狗咬架，还是庄稼人打架，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样，我全都喜欢。”

要是碰见院子里的公鸡或鸽子打架，她就放下工作，眼睛盯着窗口看，不声不响，直到打斗结束为止。每天晚上她都对萨沙和我说：

“臭小子们，你们闲坐着多没劲，干一场架多好啊！”

萨沙生气地说：

“傻婆娘，我不是臭小子，我是二伙计！”

“是吗，我可不这样看。在我看来，没有娶老婆的人，都是毛孩子。”

“真是傻婆娘，笨脑袋……”

“魔鬼倒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

她这句俗语，使萨沙特别恼怒。他也故意刺激她，但她轻蔑地斜视他一眼，说：

“唉，你这只蟑螂，让你降生，是上帝的错误。”

他经常唆使我去抹黑她，趁她睡着的时候用鞋油或煤烟抹她的脸，在她枕头上插上几根针或用别的方法去对她“开玩笑”。但是我害怕厨娘，她甚至在睡觉时也很警觉，常常醒过来，一醒来就点上灯，坐在床上望着屋角。她有时从炉炕后面走到我这儿来，把我叫醒，哑着嗓子说：

“列克谢依卡[76]，我睡不着，我有些害怕，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睡意蒙眬地对她说了点什么，她却默默地坐着摇晃着身子。我觉得，她的发烧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白蜡和神香的气味[77]。她活不长了，甚至立即就会倒在地上死去。由于害怕，我便提高嗓门大声说话，她制止我说：

“嘘……要是那些坏蛋醒了，他们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呢……”

她老是一个姿势在我旁边坐着：弓着背，双手放在两膝中间，用尖削的腿骨压住。她胸脯扁平，就是隔着厚厚的麻布衬衣也还凸现出一条条肋骨，活像木桶上的一条条铁箍。她默默地坐了许久，然后突然小声地说：

“还不如死了好，活着如此受罪……”

或者就像问什么人似的说：

“瞧，我已经活到头啦，是吗？”

“睡吧！”我没有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然后直直腰，灰色的身影就在厨房的黑暗里消失了。

“妖精！”萨沙背后这样说她。

我则对他说：

“你当面也这样叫她嘛！”

“你以为我怕她？”

但他立即皱起眉头说：

“不，当面我不叫！她也许真是一个妖精……”

她蔑视所有的人，见谁都生气，就是对我，也毫不客气，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揪住我一只脚大声喊道：

“还贪睡呢！快搬柴火去，生茶炊去，洗土豆去！……”

萨沙被吵醒了，埋怨地说：

“你喊什么？我告诉老板去，没法睡觉……”

她那身瘦骨头在厨房里迅速地走来走去，那双红肿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朝萨沙那边闪着亮光：

“唉，让你降生，真是上帝的错误！我要是你后娘的话，一定拔光你的毛。”

“该死的婆娘，”萨沙骂道，走进商店时他对我说，“应该把她撵走！要偷偷地在她的菜里放大把盐进去，如果所有的菜都太咸的话，她就会被撵走。不然就浇上一点煤油！你干吗还不动手？”

“那你怎么不干呢？”

他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

“胆小鬼！”

厨娘是我们看着死去的：她弯着腰去提茶炊，突然就倒在地上，好像她胸前被人推了一下似的，然后就默默地侧身栽下去，双手向前伸着，嘴里流出血来。

我们两人立即就明白她死了，但由于害怕而紧张，久久地望着她，连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萨沙拼命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我却仍不知所措地靠在窗台上有亮光的地方。老板走过来，担忧地蹲下，用手指触了触她的脸说：

“真的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他在屋角里安放着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面前画了十字。祈祷完之后，他就在前厅命令说：

“卡希林，快去报警！”

来了一个警察，转了转，拿了小费就走了。然后又来了一个，还带着一个马车夫，他们俩一人抬腿一人抬头，把厨娘抬到街上去。老板娘从前厅探出头来，命令我说：

“擦地板去！”

老板则说：

“好在她是在晚上死的……”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躺下睡觉的时候，萨沙非常温和地对我说：

“不要熄灯。”

“你害怕？”

他用被子把头蒙上，躺了许久都没有说话。黑夜一片静寂，好像在倾听什么，等待什么。我则觉得，钟声立即就会响起来，全城的人会突然奔跑起来，大喊大叫地、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来，悄声地对我说：

“来，到炕上来，睡在我旁边好吗？”

“炕上太热。”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

“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啊？真是妖精……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死人如何地从墓里走出来，半夜里在城里游荡，寻找他以前的住处和亲人居住的地方。

“死人们只记得城市，”他小声地说，“而街道、房屋他们都记不得了……”

周围变得越来越静，似乎也越来越黑了。萨沙抬起了头，问我：

“你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很早就想知道，他在箱子里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平时他都把箱子锁着，开箱子的时候，总是特别小心，我要是想看一下箱子，他就粗暴地问我：

“你想干什么，啊？”

当我表示同意看他的箱子时，他从床上坐起来，没有下床，用命令的口吻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来，放在他的脚边；钥匙挂在他身上，与护身的十字架一起串在一根带子上。他朝厨房的暗角环顾了一下，郑重其事地皱了皱眉头，打开了锁，吹了吹箱子盖，好像这盖子发烫似的，然后启开它，从中取出几套内衣。

箱子里装有半箱子的药盒子、各种颜色的茶叶商标纸卷、鞋油盒和沙丁鱼洋铁盒等。

“这是什么？”

“你马上就会看到……”

他用双腿夹住箱子，俯在上面，小声地哼起来：

“愿上帝……”[78]

我期待能看到一些玩具，因为我从未有过玩具，虽然表面上我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看见人家有玩具，还是无限羡慕的。像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我很高兴，尽管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而把它藏起来，但这种害羞感我是能理解的。

打开第一个盒子，他从里面取出一副眼镜框，戴在鼻梁上，严厉地看着我说：

“这眼镜没有镜片也没关系，它原本就是这样的。”

“给我看一看！”

“它对你的眼睛不合适，这是给黑眼睛的人戴的，而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对我解释道，学着老板的样子干咳了一声，但马上又惊慌地环顾了一下厨房。

鞋油盒里装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扣子，他骄傲地向我说明：

“这些全是我从街上捡来的，我自己捡的，已有三十七枚……”

第三个盒里有铜制的大别针，也是从街上捡的，然后是一些皮鞋的后掌，有磨损过的，有坏的，也有完好的；还有就是皮鞋和便鞋的各种扣环、铜把手、手杖上断了的骨制镶饰、女孩子的梳子、一本《圆梦与占卜》[79]的书，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捡破烂时，这种一文不值的玩意儿一个月收集到的就比这多出十倍多。萨沙收藏的东西使我感到失望、纳闷，并且有点可怜他。他却对每件东西翻来覆去仔细打量着，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他郑重其事地噘着厚嘴唇，一双凸眼睛深情而又关爱地望着它们，而那副眼镜却让他孩子气的脸变得更滑稽可笑了。

“你干吗要收集这些东西呢？”

他从眼镜框里匆匆瞥了我一眼，用一种清脆的童音问道：

“要不要我送你一点东西？”

“不，不要……”

显然，我的拒绝和对他的财物的不重视使他不高兴了。他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小声地向我提出：

“你去拿条毛巾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擦一擦，都蒙上灰尘了……”

他把东西擦好放好后，便钻进被窝里，面朝墙躺着。外面下着雨，雨水从屋顶上流下来；风在吹打着窗户。

萨沙没有转过身来对我说：

“等园子里的地干一点之后，我给你看一件东西，准会叫你大吃一惊！”

我没有说话，铺床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跳起来，双手抓墙，带一种令人非常感动的恳切态度说：

“我害怕……上帝啊，我害怕！上帝饶恕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当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仿佛觉得，厨娘就在院子里的窗口边站着，背对着我，低着头，额头贴着玻璃。她站着，活像生前观看鸡打架时那样。

萨沙号啕大哭，双手抓墙，两脚乱蹬。我像炭火烧身似的，连头也没有回，吃力地穿过厨房，躺在他的身边。

我们又哭又闹，哭累了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是一个什么节日，买卖做到中午，在家吃了午饭。等老板一家人吃完饭睡午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地对我说：

“我们走！”

我猜想，马上我就可以看到那种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了园子里。在两幢房子中间一条窄小的地带上，长着十五棵老椴树，结实的树干盖满了棉花似的青苔，黑色光秃的树枝死气沉沉地伸展着，上面连一个乌鸦窠也没有。这些树木就像是墓地上的墓碑。除了这些椴树，园子里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灌木，也没有草地。道上的土被人们踩得很结实，并且黑得像铸铁一样。在隔年的腐蚀叶下面露出一些光秃的地面，它们也蒙上了薄薄的霉层，就像死水潭里的浮萍一样。

萨沙拐了一个弯，走到邻街的篱笆跟前，在一棵椴树下面停住，瞪着眼睛，看了看邻舍的模糊的窗户，便蹲下来，用双手拨开一堆树叶——于是一棵粗大的树根露了出来，旁边有两块深埋在土里的砖。他把砖取出来，下面是一块洋铁皮，洋铁皮下面是一块正方形的木板，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通到树根下面的一个大洞。

萨沙擦亮了一根火柴，然后点着一个蜡烛头，探入洞里，对我说：

“你瞧吧，只是别害怕……”

显然他自己很害怕：他那只拿着蜡烛头的手在发抖，脸色苍白，嘴巴难看地张着，眼睛充满泪水，另一只空着的手则悄悄地移到背后去。他的害怕也传给了我，我非常小心地朝树根深处望了望：树根是这个大洞的拱顶。萨沙在大洞的深处点着三根蜡烛，使洞里充满了蓝色的亮光。这个洞相当大，有一个木桶那么深，但比木桶还要宽，旁边嵌满五颜六色的玻璃片和茶具的碎片，中间稍稍凸起的地方，盖着一块红布，并放着一口用锡纸做的小棺材，小棺材的一半覆盖着一块布，像是锦缎做的罩子，罩子下面露出一个小麻雀的一对灰色的爪子和一个尖尖的小脑袋。棺材后面放着一张念经台，上面搁着一个铜制的护身十字架；念经台的周围点着三支蜡烛，蜡烛被固定在用包糖的金银色的锡纸裹着的烛台上。

蜡烛的火苗向洞口倾斜着，洞里朦胧地闪现出五颜六色的火星和斑点；蜡烛的气味、温热的霉臭味、泥土味扑面而来；细碎的光谱弄得我眼花缭乱。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一种不快的怪异感，我的恐惧心理也消失了。

“好吗？”萨沙问。

“这是干吗的？”

“小礼拜堂。”他解释说，“像吗？”

“不知道。”

“死者——一只小麻雀！也许它会变成有魔力的干尸，因为它是一位无辜的蒙难者……”

“你看见它时就是死的吗？”

“不，它飞进棚子里来，我用帽子扑住它，它就闷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又问道：

“好吗？”

“不好！”

这时他向洞口弯下腰去，迅速地用木板、铁皮把洞口盖住，并用砖头压上，然后站起身来，擦去膝头上的污泥，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可怜小麻雀。”

他像瞎子一样用呆滞的目光看了看我，并朝我的胸口推了一下，大声嚷道：

“混账！你是由于嫉妒才说不喜欢的。你以为你在卡纳特大街你的园子里做得比这更好吗？”

我想起了我家的凉亭，因此我坚决地答道：

“当然比这个好！”

萨沙脱下上衣，往地上一扔，卷起袖子，朝掌上吐啐了一口唾沫，提议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来打一架吧！”

我并不想打架，令人身心交瘁的烦闷使我非常压抑，看着表兄那张凶狠的脸孔，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他向我扑过来，用头顶我的胸部，把我顶倒并骑在我身上，大喊大叫：

“想死还是想活？”

可是我的力气比他大，而且我非常生气，不一会儿他就脸朝下躺在地上了。他双手捂住脑袋，嘴里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我吓了一跳，要把他抱起来，他却双手乱抓，双脚乱蹬，我更害怕了，我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他却抬起头来说：

“怎么，你以为你打赢了？我就这样躺着，等老板一家人看见了，我就告你一状，你肯定会被撵走！”

他辱骂、恐吓我。他的话使我非常生气，我冲到洞口，把砖头、石块搬开，把装着小麻雀的棺材扔到篱笆外面去，把洞里的东西全翻出来，再用脚把洞口踏平。

“你瞧，瞧见了吗？”

萨沙对待我的狂暴行为也很奇怪：他坐在地上，嘴稍稍张开，紧皱着眉头注视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等我干完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把上衣往肩上一搭，平静而又凶狠地说：

“你会看到后果的，不用等多久。这一切都是我给你故意安排好的——这是魔法！啊哈……”

我蹲下来，好像被他的话挫伤了，全身发冷。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了。更使我压抑的是他的镇静。

我决定明天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离开萨沙和他的魔法，离开所有这种令人厌恶而愚蠢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后就大声叫道：

“我的爷啊！你的脸怎么啦？……”

“魔法起作用了！”我沮丧地想道。

可是厨娘却高声大笑起来，弄得我也不由地微笑了一下；我从她的镜子里看到，我的脸被抹了一层浓稠的煤烟。

“这是萨沙干的？”

“难道还是我？”厨娘大声说。

我去擦鞋，手刚伸进鞋里，一枚大头针就扎进我的手指里。

“这就是他的魔法！”

所有的鞋里面都放了大头针或缝衣针，而且放得很巧，这些针全都扎在我手掌上，当时我就舀了一勺凉水，非常解恨地把水浇在这个尚未睡醒或者是在装睡的魔法师的头上。

不过我的感觉还是不好：我仍旧恍恍惚惚地看到那口装着小麻雀的棺材，那灰色的卷曲的爪子，那不满地向上噘着的蜡鼻子，而周围那些似乎想要迸放却又放不出来的彩虹则闪着五颜六色的火星。棺材在变宽，爪子也在长大，向上伸展，活跃起来了，不停地颤动。

我本来决定这天晚上出走，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热菜汤时，我由于想事走了神，把汤烧开了，灭火时把汤盒打翻，烫了我的手，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

现在我还记得医院里那种令人难受的噩梦般的情景：一些穿着灰色和白色尸衣的身影在黄色的摇摇晃晃的空房子里盲目地蠕动着，有的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一个眉毛长得像胡子一样的高个子男人拄着双拐走来走去，抖动着大黑胡子，打着呼哨，怒声喊道：

“我要向大主教举报！”

病床就像一口口棺材，病人们鼻子朝上地躺着，就和那只死麻雀一样。黄色的墙在摇晃，天花板像风帆一样弯成弓形，地板在晃动。一排排的病床时而靠在一起，时而分开，一切都令人心怵，感到可怕；窗户外面戳着的一根根树枝则像一根根抽打人的鞭子，有人正在挥动着它们。

一个黄红色头发、瘦削的死人在门口跳舞，他用短小的手扯着自己的尸衣，并尖声叫喊：

“我不要疯子！”

拄着双拐的大黑胡子冲着他喊道：

“我要向大——主——教——举报……”

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所有的人老是说，医院里常折磨死人。我想，我的命也要完了。有一个戴着眼镜、身上也穿着尸衣的女人朝我走过来，在我床头的黑板上写了一些什么字，粉笔断了，粉笔末撒在我的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什么也不叫。”

“你总有个名字吧？”

“没有。”

“别犯傻了，你会挨揍的！”

不用她说，我也相信我会挨揍的，所以我干脆不回答她。她像猫一样嗤了一声，又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点亮了两盏灯，黄色的火光挂在天花板下面，就像谁的忧郁的眼睛一样，一眨一眨地力图相互靠近，闪得人心烦意乱。

屋角里不知谁在说：

“来，我们玩牌吧！”

“我没有手怎么玩呢？”

“啊哈，你的手给斩断了！”

我立即想到：瞧，此人就是因为玩牌手被斩断的。他们在弄死我之前，会对我干些什么呢？

我双手灼痛，好像有人从手上抽我的骨头似的。由于害怕和疼痛，我小声地哭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流泪，我闭上了眼睛，可是泪水却从眼眶里渗出来，沿着鬓角，滴落在耳朵里。

黑夜到来了，所有的人都躺在床上，躲在灰色的被子下面，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更静了，只有屋角里谁在嘟囔道：

“毫无结果，他是废物，她也是废物……”

该给外祖母写封信，让她来偷偷地把我从医院里接走，趁我现在还活着。可是没法写，双手还不能活动，也没有信封信纸。我得试一试——看能否从这里偷偷溜出去？

夜变得越来越沉寂，好像永远都是这样了。我悄悄地把两条腿放到地板上，走到门口，有一半门是开着的。在走廊里，灯光下，一张有靠背的木板凳上露出一个灰色的刺猬似的脑袋，吐着烟，它用一双黑眼窝望着我。我来不及躲闪了。

“谁在走动？到这儿来！”

声音轻轻的，不大可怕。我走了过去，打量了一下他那张长满短胡髭的圆脸。他头上的毛发长一些，全都竖了起来，发出银色的亮光。此人腰间系着一串钥匙。要是他的胡子和头发长得再长一些，那就跟使徒彼得[80]一模一样了。

“你是烫伤手的吧？干吗夜里起来闲逛呢？合哪条规矩呢？”

他把许多烟吐在我的胸前和脸上，用一只发烫的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他的身边。

“你怕吗？”

“我怕！”

“到这里来的人开始时都害怕，其实是没有啥可怕的，特别是跟我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委屈……想抽烟吗？不抽，很好。抽烟对你来说是还早了一些，再过两三年吧……你爸爸妈妈在哪里？爸妈都没有了？哎哟，没了就没了吧——没有父母亲，我们照样活下去，只是你可别怯懦！明白吗？”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能用浅白的语言简单而又友好地对我说话的人了，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

他领我回到我的病床时，我请求他：

“跟我坐一会儿吧！”

“可以。”他同意地说。

“你是干啥的？”

“我？我是一个兵，是最地道的高加索兵，也打过仗，怎么能不打仗呢？当兵的活着就是打仗的。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契尔卡斯人[81]、波兰人打过仗，跟许多人都打过仗；老弟，战争却是极其残暴的啊！”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当我再睁开眼时，坐在士兵位子上的竟是穿着黑衣裙的外祖母，士兵却站在外祖母旁边，并且说：

“等等，全都死了，是吗？”

太阳在病房里嬉戏着，把一切都染成了金黄色，一会儿藏起来，然后又把大家照得通亮，就像小孩子淘气闹着玩似的。

外祖母探过身来问我：

“怎么啦，宝贝？受重伤了？我对那个红毛鬼说过多次……”

“我马上去把一切手续办好。”士兵说完就走了，外祖母则抹着脸上的泪水说：

“我们这个当兵的也是乡下人……”

我还是觉得我在做梦，于是没有说话。医生来了，替我重新包扎了伤处。这样我就跟外祖母坐上出租马车跑在城里的大街上了。她告诉我说：

“我们的老头子真是疯了，变得如此吝啬，看着都难受。不久前，他的一个新朋友毛皮匠赫雷斯把他藏在那本赞美诗里的一百卢布钞票偷走了，结果闹出了什么事啊，唉！”

阳光明媚。云彩像白色鸟群在空中翱翔。我们从小木桥上走过伏尔加河时，冰块发出吱吱的响声，并且鼓起来，河水在木板桥下哗啦啦地流着。集市那边，白色大教堂上的几个金色的十字架闪闪发亮。迎面走来一个大脸盘的农妇，双手抱着一大捆绸缎般的柳树条——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心脏就像云雀似的颤动起来了。

“外婆，我非常爱你！”

这话并不让她觉得奇怪，她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

“因为我们是亲人嘛。我可不是自夸，连外人也爱我。多谢圣母！”

她笑了笑又补充说：

“瞧，圣母很快就要高兴了，因为她的儿子复活了！可是我的瓦留莎[82]呢？我的女儿啊……”

接着她就不说话了……

二

外祖父在院子里碰见了我。他当时正跪在地上用斧子砍一块木楔子。他稍稍举起斧子，好像要向我的头砍过来似的，然后摘下帽子，嘲讽地说：

“您好，大人！您老退休了？是啊，如今您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嘿，您呀！……”

“晓得，晓得啦。”外祖母连忙说并向外祖父摆摆手，让他离开。她一边走进屋里，把茶炊搁上，一边说：

“如今你外祖父完全破产了，他把那些钱全交给了教子尼古拉去放利息，看来连收条也没有向他要。这事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破产了，钱没有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帮助穷人，没有去怜惜不幸的人。于是上帝对我们就有了想法：我干吗给卡希林家好处呢？上帝这么一想，便什么也不给咱们了……”

她向四周看了一下，对我说：

“我还是要尽量讨好上帝，让他不要对老头子压得太痛苦了，我现在用劳动得来的钱夜里悄悄地拿去布施。要是你愿意，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我有钱……”

外祖父眯着眼睛走了进来，问道：

“又想吃了？”

“又不是吃你的[83]。你如果想吃的话，就跟我们坐在一块儿吃吧，也够你吃的。”外婆说。

他坐在桌边，小声地说：

“那就给我倒一杯吧……”

房间里一切物品还原样放着，只有妈妈原来坐的那个角落令人伤心地空着；墙上，外公的床头上面，挂着一张纸，用粗大的印刷体字母写着：

救世主耶稣永垂不朽！愿你的神圣的名字每日每时与我同在！

“这是谁写的？”

外公没有回答，外婆过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张纸是用一百卢布换来的！”

“关你什么事！”外公吼了一声。

“我要把一切东西都送人！”

“现在没有东西可送了，当初有东西的时候，你却不肯送。”外婆平静地说。

“住嘴！”外公尖声喊道。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是老样子。

睡在箱子角上一个装衣服的篮子里的柯里亚[84]醒来了，他从那边望着我，隐约可以看见他眼皮下的两道蓝色的眼缝，他变得更苍白、憔悴、衰弱了。他不认得我，默默地转过脸去，闭上了眼睛。

街上我听到许多令人悲痛的消息：维亚希尔[85]死了，他是在受难周“被风磨轧死了”；哈比[86]搬到城里去住了；雅兹[87]失去了双腿，不能外出游玩了。这一切都是黑眼睛的科斯特洛马[88]告诉我的。他恼恨地说：

“孩子们早早就夭折了！”

“死去的不是只有维亚希尔一人吗？”

“都一样，凡是离开了我们这条街的，也就像是死了。伙伴们刚刚交上朋友，刚混熟一点，便不是出去做工就是死了。你们院子里契斯诺科夫那边搬来一家姓叶夫谢延科的，他家有个叫纽什卡的小孩还不错，挺机灵！他有两个妹妹，一个还很小，另一个是瘸子，拄着拐杖走路，长得很好看。”

想了想后，他又补充说：

“老兄，我和丘尔卡都爱上了这位姑娘，因此我们老吵架！”

“跟姑娘吵架？”

“干吗跟她吵？是我和丘尔卡之间，跟她倒很少吵。”

我当然知道，大小伙子，甚至成年男子也谈恋爱；我也知道，恋爱这个词的粗俗含义。我感到很不高兴，很同情科斯特洛马，看着他那笨拙的身体和那双生气的黑眼睛，很不是滋味。

我见到瘸腿姑娘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她从楼梯上下到院子里时，拐杖失落了，两只透明的手抓住栏杆的木条，孤立无援地站在楼梯上，瘦小而又虚弱。我想把拐杖替她拾起来，可是我的缠着绷带的手使不上劲，许久都没能拾起来，心里非常懊丧。她站在我上面，小声地笑着说：

“你的手怎么啦？”

“烫着了。”

“瞧，我却是腿瘸了。你住在这个院子里吗？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吧！我可是住医院住了好久好久啊！”

她叹了口气又补充说：

“很久啊！”

她穿一件带天蓝色马蹄形花纹的白连衣裙，虽然旧了点，但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平整，两条又粗又短的发辫垂在胸前；她有一双又大又严肃的眼睛，在这双平静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蓝色的亮光，照亮了她那张清瘦的尖鼻子的小脸。她愉快地笑了笑。不过我不喜欢她。她的整个病态的身影都好像是在说：

“请您别碰着我！”

那些小伙伴怎么会爱上她呢？

“我生病很久了，”她很乐意而且好像有点儿夸耀地说，“是一个女邻居对我施了魔法。她同我妈妈吵了一架，为了报复，就对我施了魔法……医院里可怕吗？”

“是的……”

跟她在一起，我觉得很不自在，便回屋里去了。

快到半夜时外婆亲切地把我叫醒了。

“怎么样，我们走吧？替别人做点事，你的手会好得快一些……”

她抓住我一只手，在黑暗中像牵瞎子似的拉着我。夜又黑又潮，不停地刮着风，好像河水在奔流，寒冷的沙石袭击着腿脚。外婆小心地走近市民房屋的窗口，画了三个十字，在所有的窗台上都放上五个戈比和三个小甜面包，望望没有星星的天空，再画一个十字，并小声地说：

“最最神圣的圣母，帮帮大众吧！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圣母啊！”

我们走得离民房越远，周围就越发荒凉和死寂。夜晚的天空黑得深彻无底，好像把月亮和星星永远藏匿起来了。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条狗，对着我们吠叫，狗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亮光。我畏惧地紧紧靠着外祖母。

“没有事，”她说，“不过是一条狗。这个时候没有鬼了，时辰过了，公鸡已经报晓了！”

她把狗招引过来，摸摸它，对它说：

“小狗，你得留点神，别吓着了我的小外孙！”

狗蹭了蹭我的腿，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了。

外婆十二次走近民房的窗口，在窗台上搁下“悄悄的施舍”。天快亮了，灰色的房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白得像砂糖一样的纳波尔教堂的钟楼矗立起来了；墓地的砖围墙残缺不全，像一张破席子。

“老太婆累了，”外婆说，“该回家了！那些妇女明天一早醒来，啊，圣母娘娘给她们的孩子们送来了食品！当人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哪怕不多的一点东西，也是管用的呀！啊哟，阿廖沙，大家都过着穷日子，所以就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了！

富人不会想到上帝，

可怕的审判他也不理会，

穷人不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

他一心所想的是搜括黄金——

这黄金却是地狱里烧烤他的柴薪！

就该是这样！活着就要相互关心，上帝关心所有人！我很高兴，你又能跟我在一起了……”

我心里也暗暗高兴，模糊地觉得，一种永志不忘的东西又和我在一起了。我身边那条狐狸脸的红毛狗在颤抖，现出一双善良而负疚的眼神。

“它也跟我们在一起吗？”

“那有什么，既然它愿意，就在一起呗。我现在就给它面包吃，咱们还剩下两个小甜面包。我们在板凳上坐一会儿吧，我有点儿累了……”

我们在人家门口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狗也趴在我们脚边啃着面包，外婆又讲了起来：

“这里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家里有九口人，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莫谢芙娜，你怎么生活呢？’她说：‘靠上帝保佑呗，除此，还能指望谁呢？’”

我紧靠着外婆温暖的身体睡着了。

生活又是过得如此飞快而紧凑，印象的洪流每天都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它令人叹赏，又令人恐惧，使人难受，逼人思考。

不久，我也千方百计地希望尽可能多地见到瘸腿姑娘了，想跟她说说话，或是默默地跟她一起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跟她在一起，就是不说话也很愉快。她一身清丽，像只柳莺，又会有声有色地讲述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她曾在顿河当榨油厂司机的叔叔那里生活多年，后来跟当钳工的父亲搬到了尼日尼。

“我还有一个二叔，他当时在皇帝身边当差哩。”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全村的居民都来到“大门外”，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在墓地上跳起了圆舞，男人们都进酒店喝酒，大街上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们。有的妇女直接坐在沙地上或坐在板凳上，她们大声喧哗，吵吵嚷嚷，议论是非；孩子们则玩棒球、木击球和“玛兹洛”球；母亲们观看着这些游戏，赞扬玩得好的，讥讽玩得坏的。喧闹声震耳欲聋，他们的高兴劲儿却令人难忘。“大人们”的参与和关注使我们这些孩子分外兴奋，所有的游戏都显得特别活跃，充满激越的竞赛气氛。但是不管这些游戏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三个人中——科斯特洛马、丘尔卡和我——总有一个人会跑到瘸腿姑娘面前去吹吹牛。

“看见没有，柳德米拉，我把三根木棒全打出去了！”

她可爱地微笑着，连连点头。

过去我们玩所有的游戏都是三人一起玩的，如今我却发现，丘尔卡和科斯特洛马总是在不同的小组里比赛，而且总是比赛灵巧和力气，常常弄到落泪和打架的地步。有一次，他们打得十分凶狠，以致需要大人出来调停，就像对待狗打架那样，用凉水去浇他们。

柳德米拉坐在板凳上，用一只健康的脚在地上跺起来。当两人打架滚到她跟前时，她就用拐杖去把他们隔开，害怕地大声喊道：

“别打了！”

她脸色苍白，眼睛失神，像发了疯似的翻白眼。

另一次，科斯特洛马玩木棒球丢人地输给了丘尔卡一盘，便躲在杂货铺燕麦柜台后面，蹲在那儿偷偷地哭起来。他的样子几乎让人感到害怕：他咬紧牙关，颧骨突出，瘦削的脸僵住了，从其忧郁而又发黑的眼睛里流出大颗的沉重的眼泪。我去安慰他时，他噙着眼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等着瞧吧……我要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会看见的！”

丘尔卡骄傲起来了。他走在街道的中间，像快要做新郎的小伙子那样，歪戴着帽子，双手插在衣兜里，学会了流氓腔调，从牙缝里啐唾沫，还对人说：

“我快学会抽烟了，已尝试过两三次了，就是有些恶心。”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知道，我就要失去一个朋友了，而且我觉得，这都是柳德米拉的过失。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挑选拾来的骨头、布片和各种破烂，柳德米拉走了过来，她摇摇晃晃地挥着右手说：

“你好，”她说，连连点了三次头，“科斯特洛马跟你在一起吗？”

“是的。”

“丘尔卡呢？”

“丘尔卡跟我们不友好。这全怪你。他们都爱上你了，并且打架了……”

她的脸红起来，但讥讽地答道：

“哪儿有这事！我有啥过错？”

“你干吗要谈恋爱呢？”

“我并没有要他们爱我！”她生气地说并走开了，边走边说，“这全是胡闹！我年纪比他们都大，我已经十四岁了，他们不会跟年纪大的姑娘谈恋爱……”

“你倒懂得很多！”我想气她一下，便提高嗓门说，“那边有个女掌柜，赫雷斯特的姐姐，已经很老了，还同小伙子们纠缠不休呢！”

柳德米拉转身回来，把拐杖深深地戳进院子里的沙土里。

“你自己什么也不懂，”她急忙地说，声泪俱下，一双可爱的眼睛放出亮丽的光芒，“那个女掌柜是个荡妇，难道我是这种人吗？我还小，是不许人碰我、捏我一下的，况且……你还是先去读读《堪察加女人》[89]这本小说的第二部再说吧！”

她啜泣着走了。我有点可怜她。在她的话音里有些我不知道的真情：我的伙伴为什么要去碰她、捏她呢？可他们还说爱上了她呢……

第二天，为了平息我对她的失礼，我买了两戈比的冰糖做的燕麦糖果送给她。我知道她喜欢吃这种糖果。

“你想吃吗？”

她强作生气地说：

“去你的吧，我不跟你做朋友！”

但她马上把糖果接了过去，说：

“哪怕用纸包一下也好，你的手多脏啊！”

“我洗过手了，就是洗不干净。”

她用她那又干又热的手抓住我的手看了看。

“你的手都弄坏了……”

“你的手也有许多小孔……”

“这是给针扎的，我要做许多针线活……”

过了不久，她向四周望了望，对我提议说：

“我说，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读《堪察加女人》，愿意吗？”

我们找了许久躲藏的地方，处处都不合适，最后决定到澡堂的更衣室去——那儿虽然黑暗，但可以坐在窗户旁边，窗口朝着板棚和邻居的屠宰场之间一个肮脏的拐角，很少有人注意这个地方。

于是她背靠着窗口坐着，把那条病腿搁在板凳上，好腿踩在地上。她就这样坐着，用破旧的书本挡着脸，激动地念出许多难懂而又枯燥的词句，不过我也很激动。我坐在地上，瞅着她那双像蓝色火光似的严肃的眼睛在书页上不断地移动，眼睛里有时噙着泪水。姑娘的声音在发颤，把不懂的词组中的生词匆匆念过。我却试着把这些词，改编成我的诗歌，并想尽办法颠倒它们的顺序。这就完全妨碍了我去理解书中讲的是什么。

狗在我膝头上打盹，我把它叫做“风”，因为它全身毛茸茸的，身体细长，跑得很快，吠起来呜呜响，就像秋风刮进烟囱里发出的声音。

“你在听吗？”小姑娘问道。

我默默地点点头。混乱的词句使我越发兴奋起来，更着急地要把它们排列成另一种样子，编成像歌曲中的词句那样。歌曲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活的，每一个词都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发出亮光。

天黑了，柳德米拉放下拿着书的白皙的手，问我：

“你瞧，很好吧？……”

从这一晚开始，我们便经常躲在澡堂的更衣室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柳德米拉很快就不念《堪察加女人》这本书了，因为她常要问我这本没完没了的书里说的是什么，而我却不能回答。这的确是一本没完没了的书，我们从第二部开始念，完了还有第三部，接着姑娘对我说，还有第四部。

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阴雨天，不过这一天最好不是礼拜六，因为礼拜六澡堂里是要生火的。

外面下着雨，谁也不到外面去，谁也不会注意我们这个黑暗的角落。柳德米拉非常害怕“被人碰见”。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吗？”她小声地问道。

我懂得，也同样害怕“被人碰见”。我们躲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说东道西，有时我讲外婆讲过的故事，柳德米拉则讲熊河[90]哥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哎哟，那边真棒！”她感叹道，“这里有啥呀？只有贫民窟……”

我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熊河去看一看。

不久，我们便不需要到澡堂的更衣室去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毛皮匠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一早就要去上班，她妹妹上小学，哥哥在瓷砖厂做工。一到阴雨天，我就到小姑娘家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厨房。她笑着说：

“我和你在一起，像夫妻一样，只是分开睡觉。我们甚至生活得比他们更好，人家的丈夫还不愿意帮助妻子干活呢……”

我有钱的时候，就去买一些糖果来，我们一起喝茶，然后把烧过茶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凉，这样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就不知道我们烧过茶了。有时候外婆也到我们这里来，她坐着织花边或刺绣，讲各种非常好听的故事；有时候外公进城去了，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一顿。

外婆说：

“啊哟，我们生活得多好啊！自己挣的钱——干啥都可以！”

她赞扬了我们的友谊。

“小男孩跟小姑娘交朋友，这是好事情，只是不要胡闹……”

她用最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说什么叫“胡闹”。她说得很美很高尚，使我很好地懂得，含苞待放的花朵是不可以去碰的，否则这花就不会放香，也不会结果了。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美男子，卷头发，留一撮小胡子，尤其是他的两道浓眉，抖动起来神气十足；此人出奇的沉默，我不记得他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爱抚孩子时，他也像哑巴一样只是哼一哼，甚至打老婆时也不出声。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他便穿上蓝色衬衫，绒布裤子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背上一架大手风琴。他把手风琴的皮带挂在肩上，在大门口停下来，活像一个站岗的士兵。这时大门口的“游艺晚会”就开始了：姑娘们、妇女们就像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她们都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从眉毛缝里偷偷地看，有的则公然地、贪婪地看，叶夫谢延科却站在那儿，噘着下嘴唇，瞪着黑眼睛，用挑选的目光看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无言的眉目传情中，在那种一见到男人就无法自持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东西，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人命令式地向她眨眨眼睛，她就会驯服得像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大街上。

“山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母亲骂道。

她又高又瘦，脸很长很脏，害过伤寒病之后，头发剪得很短，活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和她坐在一起。她竭力想把母亲的注意力从大街上引开，便老是向她问这问那，但却徒劳无益。

“别烦人啦，真讨厌，倒霉的小残废！”母亲嘟囔道，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双蒙古人的窄眼睛奇怪地闪着亮光并停滞不动了，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紧盯住不放。

“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气也没用。”柳德米拉说，“你瞧，那位蒲席店的老板娘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孩子的话，打扮起来比她还要漂亮，你们都把我啃光了，吃光了。”母亲残忍地好像流着眼泪地回答说，两眼死盯着那个又肥又高大的蒲席店的寡妇。

她活像一座小房子：凸出的乳房好像是台阶，那张用绿头巾掩盖着的脸则像玻璃上反映着太阳时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搭在胸前，演奏着。手风琴上有许多琴键，它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传送到四面八方去。孩子们从各条街道聚集过来，拜倒在演奏者的脚下，屏息不动地坐在沙地上，心醉神迷。

“等着吧，人们会拧下你的脑袋的。”叶夫谢延科太太对丈夫说。

叶夫谢延科斜视着自己的老婆，没有出声。

蒲席店老板娘像石头一样坐在离赫雷斯特小店不远的板凳上，脑袋歪在肩上，脸发红。

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晚霞红光闪耀，街道像河流一样，浮动着其打扮得亮丽而高大的身影。孩子们疾风似的在旋转，暖和的空气亲切而又令人陶醉，整天被照晒的沙土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特别可以闻到那种屠宰场的甜腻腻的油脂味——血腥味。从毛皮匠们居住的那些院子吹来一股又咸又难闻的皮革味。女人们的说话声，男人们的酒后狂言，孩子们的尖叫声，手风琴的鸣奏声——这一切融成了一种沉厚的喧嚣，一种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的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粗野的，赤裸裸的，却也暗示出一种巨大而又坚定的感情：相信这是一种黑暗的生活，无耻的动物式的生活，它在吹嘘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却又苦闷而紧张地寻求发泄这些力量的地方。

有些特别可怕的话有时通过喧嚣声直刺心窝，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不能大家同时都打一个人——要一个一个来……”

“要是我们都不怜惜自己，又谁来怜惜我们呢……”

“难道上帝生出女人，就是为了开个玩笑？……”

夜临近了，空气新鲜，嘈杂声静了许多，木房子在黑影包围下膨胀起来变大了。孩子们被带回了各自的院子，睡觉了。孩子们到了晚上变得安静和温顺一些。叶夫谢延科像融化了似的悄然消失了。蒲席店老板娘也不见了。低沉的手风琴则在墓地后面很远的地方鸣响着。柳德米拉的母亲像猫一样弓着背在板凳上坐着。我外婆则到邻居家喝茶去了。邻居是个接生婆和拉皮条的女人，身材高大，青筋凸现，长着鸭嘴似的鼻子，在其男人般的扁平的胸脯上，挂着一枚“救死扶伤”的金质奖章。整条街的人都怕她，说她是巫婆。关于她，有人说：她在一次大火中救出了某某上校的三个孩子及其生病的妻子。

外婆跟她却是好朋友。她们在街上碰见了，两人老远就笑脸相迎，好像特别友好。

科斯特洛马、柳德米拉和我都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丘尔卡邀柳德米拉的兄弟去比武：两人扭打在一起，不停地跺脚，弄得满身尘土。

“别斗了！”柳德米拉胆怯地央求他们说。

科斯特洛马的黑眼睛斜视着她，讲起了猎人卡里宁的故事：这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有一双狡猾的眼睛；此人名声很坏，全村人都认得他，不久前去世了。但人们没有让他埋在墓地的沙土里，而是把他的棺材停在离其他坟墓不远的地面上。棺材是黑色的，用支架垫得很高，棺盖则油上了白漆，上面画着一个十字架，一支矛，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天夜里，只要天一黑，老头就从棺材里起来，在墓地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直至第一遍鸡叫为止。

“别讲这些可怕的事！”柳德米拉央求道。

“松手！”丘尔卡大声喊道。他一面从柳德米拉兄弟的手中挣脱出来，一面讥讽地对科斯特洛马说：“你吹什么牛？我亲眼看见把棺材埋了，棺盖上也没有画什么标记的东西……说什么死人在那儿走来走去——那是醉鬼铁匠们编造出来的……”

科斯特洛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气愤地提议说：

“要不你就到墓地上去睡一晚，试试看！”

于是他们争论了起来。柳德米拉不耐烦地摇摇头，问道：

“妈妈，死人夜里会起来吗？”

“会起来。”母亲照样说了一句，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种回声。小店女掌柜的儿子瓦廖克走了过来。他是一个敦实、红脸的小伙子，二十岁上下。他听了我们的争论后说：

“你们三个人中，谁敢在棺材上躺一夜，我就给他二十戈比，加十支卷烟，可是要是害怕了坚持不住，我就揪他的耳朵，愿揪多久就揪多久。怎么样？”

大家都愣着，没有吱声。柳德米拉的母亲说：

“胡闹什么？难道可以唆使孩子们去干这种事吗？……”

“给一个卢布我就去！”丘尔卡阴郁地提议说。

科斯特洛马立即挖苦地问道：

“给二十戈比你就害怕？”接着他又对瓦廖克说，“你就给他一个卢布，反正他也不会去的，只是吹吹牛罢了……”

“好，就给一个卢布！”

丘尔卡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扶着篱笆不慌不忙地走了。科斯特洛马把手指塞进嘴里，跟在他的后面，尖声地吹口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

“哎呀，上帝，真是个吹牛家……这算什么呀！”

“你们这号人哪，都是胆小鬼！”瓦廖克挖苦道，“还以为自己是街上的头号勇士呢！小兔崽子……”

他的挖苦话使我很生气。我讨厌这个酒足饭饱的青年，他经常唆使孩子们去干坏事，给孩子们讲一些关于姑娘们和妇女们的肮脏不堪的坏话，教孩子们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听了他的话，往往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知为什么他很憎恨我的狗，常常拿石头去打它。有一次他竟用藏着缝衣针的面包去喂它。

可是当我看见丘尔卡紧缩着身子怯懦地躲开时，心里感到更加难受。

我对瓦廖克说：

“给我一卢布，我去……”

瓦廖克嘲笑我，吓唬我，而把一卢布递给了叶夫谢延科老婆，但她严厉地说：

“不要，我不拿！”

接着她生气地离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打算要这张钞票。这就更加剧了瓦廖克的笑骂。我打算不要这小子的钱也要去。这时外祖母走了过来，弄清这件事之后，便把钱接了过来，平静地对我说：

“你把小棉祆穿上，再带一条被子，不然早晨天气要变凉的……”

她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瓦廖克提出了条件：我必须在棺材上躺着直到天亮，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棺材在摇晃的时候，或者是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能下来。我只要下了地，就算输了。

“当心，”瓦廖克警告说，“我整夜都会注视着你的！”

当我去墓地时，外婆给我画了十字，并教我说：

“当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动，只要向圣母祈福就行了……”

我走得很快，只想快点开始和结束这一切。瓦廖克、科斯特洛马和另一些小伙子送我去，穿过砖围墙时，我被被子绊住，摔了一跤。我立即跳起来，好像从沙地上弹了起来似的。墙后面响起了哈哈的笑声。我胸口发紧，脊背上一阵难受的寒战疾驰而过。

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棺材近旁。这棺材的一边盖上了沙土，另一边露着短粗的脚架，仿佛是有谁想把棺材抬起来而把它弄歪了似的。我坐在棺材的边上，即死者的脚边，向四面张望了一下：凹凸不平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色的十字架，它们的影子铺展开来，洒落在各个坟头上，把长满杂草的小山丘围拢起来。有些地方直立着一些瘦长的白桦树，它们好像在十字架中间迷路了，它们的枝叶则把那些分散的墓穴连接起来。透过这些影子所形成的花圈露出一些小草——这种灰色的鬃毛般的小草最叫人心怵！教堂像雪山似的直耸天空。在停滞不动的云彩中，一轮瘦月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它似乎就要溶化了。

雅兹的父亲（绰号“窝囊的乡巴佬”）在钟楼里正懒洋洋地敲钟，他每拉一次绳子，绳子都要碰到房顶上的洋铁皮，发出一种悲戚的声音，然后小钟才干巴巴地响一下，听起来短促而又枯燥乏味。

“天哪，千万别叫人睡不着觉！”我想起了这个守夜人的一句口头禅。

很可怕，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憋闷。尽管是在寒夜，我却全身冒汗。如果卡里宁老头真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话，我来得及跑进钟楼里去吗？

墓地我很熟悉。我和雅兹以及其他同伴在墓地里玩过几十次。我母亲就埋在那边，在教堂旁边……

周围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从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和阵阵歌声；在铁路采石场那边的山丘上，或是在卡特佐夫村那边发出时断时续的手风琴的声音。醉鬼铁匠米亚乔夫经常哼着歌儿在围墙的后面走过——一听见歌声我就知道是他：

咱们家的妈，

过失并不大——

她谁也不爱，

单恋咱们爸。

能听到生命的最后的叹息是愉快的，可是在每一次钟声之后，周围就变得更静寂。这寂静像河水漫过草地一样扩散开来，淹没一切，遮住一切。灵魂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太空中飘游，逐渐地消失，就像在黑暗中擦亮的一根火柴那样，在这个海洋般的太空中溶化得无影无踪了。太空中只有遥不可及的星星活着，闪着亮光，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无用了，死了。

我用被子裹住，缩着双腿，坐在棺材上，脸朝教堂。我摇动一下，棺材就会轧轧作响，下面的沙子也发出沙沙响声。

不知什么东西从我后面飞过来打在地上，接着又是一次，然后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落下一块砖头——很吓人，但我立即就猜到了，这是瓦廖克及其一伙人从围墙后面扔过来的：他们想吓唬我。不过近旁有人，我反而觉得好一些。

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有一回，我正学吸烟，被她碰见了。她要动手打我，我却对她说：

“别碰我，你不打我我已经够难受了，心烦得很……”

后来她罚我坐在炉子后面，对外祖母说：

“一个毫无情义的小孩，他谁也不爱……”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委屈。每当母亲责罚我的时候，我都很可怜她，为她感到难为情，因为她的责罚常常有失公平，罚不当罪。

总之，生活中有很多使人难受的东西。就说墙后面的那些人吧，尽管他们都很清楚，我一个人在墓地上是很害怕的，但他们还是要进一步来吓唬我。这是为什么呢？

我真想对他们大喝一声：

“你们见鬼去吧！”

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谁知道鬼对此是什么态度呢？鬼一定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沙土里有许多云母碎片，在月光的照耀下发出暗淡的亮光，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回，我躺在奥卡河里木筏上望着河里的水，突然有一条小鳊鱼浮出水面，几乎碰着了我的脸。它翻身时侧面很像人的面颊，然后它用鸟一样圆圆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摇摆着身子沉下去，像枫叶落地那样游到深水里去了。

记忆力越来越活跃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都复活了，好像是要让它们去抵抗我脑子里顽固地产生的那些恐怖想象似的。

一只刺猬用坚实的爪子扒着沙土滚了过来。它让人想起了灶神爷——也是那么小，全身长满硬毛。

我还想起了外祖母蹲在炉灶跟前不断地念叨说：

“亲爱的家神，把蟑螂领走吧……”

在看不见的很远的城市上空变得光亮一些了。早晨的寒气使我的脸颊发紧，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把身子缩做一团，用被子把头包上——听其自然吧！

外祖母叫醒了我。她站在我身边，掀开了被子，说：

“起来吧！没冻着吧！喂，怎么样，害怕吗？”

“害怕，只是你别对人说，对孩子们也别说。”

“干吗不说？”她感到奇怪，“要是不可怕，那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了。”

我们回家了，路上她亲切地说：

“一切都得亲自去体验，我的宝贝，一切都得自己知道……自己不去学，谁也教不会你……”

到了晚上，我成了大街上的“英雄”，大家都问我：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当我说“害怕”时，大家都摇着头叫喊起来：

“啊哈！你瞧！”

小店老板娘却满有把握地宣称：

“看来，所谓卡里宁会起来的说法，全是撒谎。如果他能起来，难道还害怕一个小孩子不成？他会把小孩子赶出墓地，赶得远远的。”

柳德米拉用其亲切的诧异的眼神看着我，甚至外祖父对我显然也很满意，他一直在微笑。只有丘尔卡郁闷地说：

“他当然容易做到，因为他有个外婆是巫婆！”

三

弟弟柯里亚就像朝霞上的一颗小星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外祖母、他和我睡在小板棚里的一堆木柴上，上面铺垫了一些破布当床。我们的旁边就是东家的鸡舍，中间有一道用毛板拼成的有许多裂缝的墙。一到晚上，我们就听见那些喂饱了的鸡拍打着翅膀，咯咯地叫着睡去。早晨，大嗓门的金色公鸡就会把我们闹醒。

“啊，把你撕碎才好！”醒来的外祖母愤愤地说。

我不想睡了，便欣赏起柴房缝隙里射到我床上的太阳光线来。光线里飞舞着一些银色的灰尘——它们仿佛是神话中的字句。柴堆里老鼠的活动发出沙沙声，翅膀上带有黑斑点的红甲虫四处乱爬。

有时我由于忍受不了鸡粪的恶臭，便从柴房里出来爬上房顶，观察着屋里的人，他们一个个醒来，好像都没有了眼睛，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睡肿了，胀得又肥又大。

瞧，船夫费尔曼诺夫从窗口探出了多毛的脑袋，他是一个阴郁的醉鬼，浮肿的眼睛眯成两条细缝，望着太阳，并像野猪似的哼哼着。外祖父跑到院子里来了，他双手抚平棕红色的头发，急忙地要到澡堂去洗个冷水浴。房东家的那个尖鼻子的多嘴厨娘满脸雀斑，很像一只杜鹃，而东家本人则像一只又老又肥的鸽子。所有的人都使人联想起禽类、牲口和野兽。

早晨是多么可爱，多么明媚，但我却有些郁闷，很想到没有人的野外去。我早就知道，人们照样会把明净的一天弄得肮脏不堪的。

有一天，当时我正在屋顶上躺着，外祖母叫我下去，她冲自己的床点了点头，小声地说：

“柯里亚死了……”

小孩的脑袋歪出了红布枕头，躺在毛毡上，裸着身体，全身发青，衬衣缩到脖子上，露出鼓胀的肚子和长满脓疮的一双歪腿，双手则奇怪地垫在腰下，好像要把自己抬起来似的；脑袋稍稍歪在一边。

“谢天谢地，他超脱了！”外祖母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说，“他怎么能活下去呢，残疾的孩子？”

外祖父像跳舞似的踩着拍子出现了。他小心地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孩子闭着的眼睛。外祖母生气地说：

“你干吗用没洗过的手去碰他？”

外祖父嘟囔道：

“瞧，把他生下来了，他也活过了，吃了喝了……却不三不四地……”

“你就清醒一点吧。”外祖母打断了他的话。

他茫然地看了她一眼，便朝院子里走去，说道：

“我可没有钱葬他，你自己看着办吧……”

“呸，你这个可恶的东西！”

我离开了，直到晚上才回家。

第二天早晨埋葬了柯里亚。我没有到教堂去，在做弥撒的整段时间里，我都和狗以及雅兹父亲在一起，坐在被刨开的母亲的坟墓边。雅兹的父亲刨坟坑少收了一些钱，便老在我面前夸耀自己：

“我只是看在熟人面上，不然就得收一个卢布……”

我瞅了瞅黄色的墓穴，从那里飘来一股难闻的气味。旁边有潮湿的黑色木板。我只要稍动一下，墓穴周围的沙土就纷纷散落下来，形成一条细流，一直流到穴底，两边则留下一道道波纹。我故意晃动身子，让沙土流下去，盖住那些木板。

“别淘气！”雅兹父亲抽着烟说。

外祖母抱来一口白色的小棺材，“窝囊的乡巴佬”跳进墓穴里，接过了小棺材，把它安放在那些黑木板的旁边，然后跳出墓穴，开始用脚和铁铲填沙土。他的烟斗就像香炉一样冒着烟。外祖母和外祖父也默默地帮他一齐干。没有神父，也没有乞丐，在这密密麻麻的十字架丛中只有我们四人。

外祖母付钱给守夜人时责备他说：

“你终于还是惊动了瓦丽娅[91]的棺木……”

“那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我还是侵占了别人的一些地。这没有什么！”

外祖母脑袋着地跪拜了墓地，呜咽了一阵，然后哭着离开了。外祖父则用帽檐遮住眼睛，拉了拉破旧的外衣，跟在外祖母后面。

“把种子撒在生地里。”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就像田野上的乌鸦一样跑到前面去了。

我问外祖母：

“他说什么？”

“不要管他，他有他的想法。”她回答道。

天气很热。外祖母走得很吃力，双脚陷进热沙里，常常停下来，用手巾擦着脸上的汗。

我鼓足勇气问她：

“墓穴里那黑色的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

“是，”她生气地说，“都怪那个狗杂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瓦丽娅的尸体就腐烂了，这都是由于沙土不好，渗水所致，要是黏土的话，就会好得多。”

“所有的人都会腐烂吗？”

“所有的人。只有圣徒才不会……”

“你也不会腐烂！”

她停了下来，扶正了我头上的帽子，严肃地劝阻我说：

“别去想这种事，不要去想，听见了吗？”

可是我却在想：死亡——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和讨厌！真可恶。

我心情很坏。

我们回到家时，外祖父已经烧好了茶，铺上了桌布。

“我们喝点茶吧，不然太热了，”他说，“我把茶泡好了，够大家喝的。”

他走到外祖母跟前，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怎么样，老太婆，啊！”

外祖母挥挥手说：

“这没有什么。”

“就是！上帝对我们发怒了，所以把一个个都召回去了……要是我们一家人能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那样健康地过日子，那该有多好啊……”

他很久都没有这样温柔而和气地说话了。我听着他的话，并期待它能消除我的郁闷，让我忘掉那黄色的墓穴和旁边那些黑色潮湿的木板。

但是外祖母却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老头子！你一辈子都说这些话，又有谁变得轻松一些呢？你一辈子都像铁锈吃生铁那样，把什么都吃掉了……”

外祖父咳了一声，看了她一眼，便不作声了。

晚上在大门口我伤心地对柳德米拉讲述了我早晨见到的一切，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明显的反应。

“当孤儿更好。要是我父亲、母亲都死了，我就把妹妹交给哥哥，我自己到修道院去过一辈子，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我是个瘸子，不能工作，也没有资格嫁人，说不准生下的孩子也是瘸子呢……”

她像我们街上的所有女人一样，说得很理智。也许就是从这个晚上起，我对她便失去了兴趣。再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已越来越少地见到这位女友了。

弟弟死了没有几天，外祖父便对我说：

“今天你早点睡，天一亮我就叫醒你，我们到林子里打柴去……”

“我也去拾点干草。”外祖母说。

离村子三俄里远的沼泽地是一片云杉和白桦的林子，那里有许多干枯的和倒下的树木。林子的一边是奥卡河，另一边是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越过公路又一直连接下去。在这片柔软的针叶林的上方，像黑色天幕似的高高地耸立着一大片松树林。它就是所谓的“萨维洛夫马鬃”。

所有这一切都是舒瓦洛夫伯爵的地产，但护理得不好。库纳维诺的小市民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们捡拾干枝，砍伐枯树，有机会时，活树也照砍不误。每到秋天，为了准备柴火过冬，往往有几十个人手里拿着斧子，腰上缠着绳子到林子里去。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天刚亮便沿着洒满露水的银白色的田野走去。我们的左边，奥卡河的对面，嘉特洛夫山棕红色的山坡上，白色下新城的上空，绿色果园的山丘上，教堂的金色的圆顶上，俄罗斯的懒洋洋的太阳冉冉升起，微风从静静的浑浊的奥卡河徐徐吹来，金黄色的毛茛被露珠压得摇晃着身子，紫色的风铃草无言地垂在地上，五颜六色的腊菊直立在贫瘠的草地上，有“夜美人”之称的石竹花开出红色星星般的花朵……

森林像黑色的军队迎面向我们开来，展开翅膀的云杉像一群大鸟，白桦树则像一群小姑娘，沼泽地的酸涩味吹遍了田野；狗垂着玫瑰色的舌头跟我一起走着，不时停下来，闻闻这闻闻那，莫名其妙地摇晃着其狐狸般的脑袋。

外祖父穿着外祖母的开胸短上衣，戴一顶没有帽檐的旧帽子，眯缝着眼睛，莫名其妙地笑着，迈着一双瘦腿，小心翼翼地像在行窃似的。外祖母穿着蓝上衣黑裙子，头上包着白头巾，走起路来像在路上滚一样，很难跟上她。

离森林越近，外祖父就越发精神抖擞，从容地呼吸着空气，不时咳出几声。他开始时，说话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后来却像喝醉了似的，说得欢快而又动听：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谁也没有去播种，是上帝的风，上帝的神圣的呼吸使然……年轻的时候我到过日古利，当时我是船夫……咳，列克谢，我经历过的事，你是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奥卡河上的森林，从卡西莫夫到穆罗姆，或者越过伏尔加河，直到乌拉尔，真是太大了，大得不可思议……”

外祖母斜视了他一眼，并给我做了个眼色。他被土墩绊着了，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这些枯燥乏味的词句至今还时时闪现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驾着一条运油的木帆船从萨拉托夫到马卡里去赶集。我们的管家基里洛是普列赫人，而船老大是卡西莫夫的鞑靼人，好像叫阿萨弗……船开到日古利时遭遇了上游风，弄得我们精疲力尽，就抛下了锚。我们被摇晃得太累了，便上岸去做饭吃。这时正是五月份，伏尔加河一片汪洋，波浪就像几千只天鹅成群向里海飞去。日古利的山则像春天一样翠绿，高耸在空中。天上的白云活像一群群牲口在草地上吃草。太阳把金光洒落在大地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着风光，彼此走得更近了。河上北风凛冽，很冷，岸上则又暖和又芬芳！傍晚，我们的基里洛——一个严肃的上了年纪的男子，站起来，脱下帽子说：‘喂，孩子们，我不再是你们的头儿了，也不是你们的仆人了，你们就自己走吧，我要到森林里去了！’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人对老板负责了，这怎么行？没有头儿我们是走不了的。虽然这是伏尔加河，可是在单行线上也会迷路的。那些人都是疯狂的野兽，不会有怜悯心的。大家都吓坏了。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了，不想做你们的牧人了，我要到森林里去！’当时大家想揍他一顿，把他捆起来，也有人为他着想，大声喊道‘等一等！’船工长鞑靼人也喊道‘我也要走！’真是糟透了。这个鞑靼人已跑了两趟船，老板都没付给他工资，而这第三趟他也已经跑了一半——到时候可是很大一笔钱！大家大吵大嚷一直到晚上。结果这一晚走了七个人，剩下我们不知是十六个还是十四个。这就是森林惹出来的事！”

“他们当强盗去了吗？”

“也许去当强盗，也许去当隐士。在当时，这种事谁也弄不清楚……”

外祖母画了个十字：

“至圣至尊的圣母！一想到人们，你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

“大家生来都一样聪明，就看魔鬼把你引到哪里去……”

我们沿着沼泽地的土墩和瘦小的杉树之间的潮湿小道走进了森林。我觉得，像普列赫人基里洛那样永远逃进森林里也很好。森林里没有那些唠叨的人，没有打架，也没有酗酒。在那里，你会忘掉外祖父的吝啬，忘掉母亲的沙土坟，忘掉一切使你心烦和压抑你心灵的沉重的郁闷。

在一块干燥的地方外祖母说：

“我们坐一会儿吧，要吃点东西了！”

她的柳条筐里有黑麦面包、绿色的葱、黄瓜、盐和用布包着的奶渣。外祖父看着这一切有点儿难为情，眨巴着眼睛。

“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什么吃的也没带……”

“够大家吃的……”

我们靠着一株可做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干上坐下来。空气中充满了松脂味，从田野里吹来一阵微风，摇动着木贼草。外祖母用一只发黑的手采集各种小草，给我讲述金丝草、药慧草、车前草的药用性能以及蕨薇、黏性柳兰和充满灰尘的千屈菜等的神奇效力。

外祖父在劈一棵倒了的树，叫我把他劈好的木块堆在一个地方，但我却悄悄地跟在外祖母的后面，溜进密林里去了。外祖母静静地在粗壮的树干中间走着，像潜水似的老把身子弯向铺满针叶的地上，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又来早了，蘑菇很少！上帝，你没有好好照顾穷人，蘑菇对穷人来说，就是美食。”

我默默地跟在她后面，十分小心，生怕她发现了我，因为我不想打扰她跟上帝、小草、小青蛙……谈话。

可是她还是发现了我。

“你从外祖父那里逃出来的吧？”

接着她向黑土地弯下腰。土地上长满了青草，好像是穿了一件华丽的衣裳。她说，有一次上帝对人发怒了，便让洪水淹没大地，淹死了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不过，最仁慈的圣母早已把所有的种子都收集在篮子里，把它们藏起来了。之后她请求太阳说：你就把整个地球晒干吧，为此人类会赞美你的！太阳把地球晒干了，圣母便把藏下的种子种上。上帝看见大地上重新长满了有生命的东西，既有草木，也有牲畜及人类……便说：这是谁，竟敢违背我的意旨，干出这种事来？圣母当即向上帝忏悔。其实上帝自己看到大地一片荒凉，也很怜惜，因此他对圣母说：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过觉得有点奇怪，便很认真地说：

“难道真是这样吗？圣母是在洪水之后许久才出生的呀。”

这时外祖母也诧异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学校里，书上写的。”

这倒使她放心了，便劝导我说：

“你把书上的东西扔掉，忘掉它们，那些书呀，都是胡说！”

她悄悄地笑起来，很开心。

“都是瞎编，那些傻瓜！有上帝，却没有上帝他妈，嘿！那么上帝是谁生的？”

“不知道。”

“很好，你学到了一个‘不知道’！”

“神父说了，圣母是约基姆和安娜生的。”

“那就是说，她叫玛丽亚·约基莫夫娜了！”

外祖母生气了。她站在我对面，严厉地直盯着我的眼睛。

“你要是再这样想的话，我就要打你了！”

过了一会儿她向我解释说：

“圣母早已存在，比谁都早！她生下上帝，然后才……”

“那基督呢——怎么样？”

外祖母没有说话，发窘地闭上了眼睛。

“基督吗……这，这，这！”

我知道我胜了，使她在鬼神这种秘密中犯糊涂了。而这并没有使我高兴。

我们往森林里越走越深，走到了一个雾气沉沉的地方，这里不时射进几道金色的阳光。林中暖和舒适的地方，不时轻轻地发出某种令人向往、催人幻想的声音。交喙鸟吱吱地叫，小山雀啾啾地鸣，杜鹃咯咯地笑，金莺打起了口哨，燕雀一刻不停地唱着嫉妒之歌，古怪之鸟松雀则唱得犹豫不决。碧绿色的青蛙在我们的脚下玩耍；黄颔蛇爬在树根中间，昂起其金黄色的小脑袋，正窥视着青蛙；松鼠吃着东西，发出咯吱的响声，其毛茸茸的尾巴在松枝间掠过。你能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却还想看得再多一点，走得更远一些。

松树的树干之间有时出现一种透明的、非常轻盈的巨人般的身影，然后又消失在稠密的绿荫中，透过绿荫，露出一块银中带绿的天空。脚下是一片青苔，它像一块豪华的地毯，上面绣满了越桔丛和干酸果蔓的图饰。石悬钩子在草地里像一滴滴血，闪着亮光；蘑菇放出的浓香，十分诱人。

“至高无上的圣母，人间灿烂之光！”外祖母一边喘息，一边祈祷着。她在森林里就像是周围一切的主人和亲人。她像熊一样慢慢地走着，看到一切，夸耀一切，感激一切。似乎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暖流，注满整个森林。当我看见被她踩踏过的青苔重又伸起来、舒展开来时，心里特别高兴。

我一边走一边在想：去当强盗多好！去打劫那些贪婪的财主，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穷人，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都快乐，不再嫉妒，不再像恶狗那样互相乱咬。同时最好能跑到外祖母的上帝、外祖母的圣母那里去，告诉他们所有的实情：人们的生活过得多么糟糕；他们彼此都埋葬在恶劣的沙土里，很不好，很难受。总之，世间有多少完全不必要的伤心事啊！要是圣母相信我，就请赐我一种智慧，让我能够把一切改变成另一种样子，尽可能变得好一些；希望人们有信心听取我的意见，我会找到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我还小，这没有关系，基督只大我一岁，当时就有许多哲人听他的话了……

有一回，我想事出了神，掉进了一个深坑里。一根树枝刮破了我的腰，也擦伤了我后脑壳的头皮；我坐在又冷又脏的黏糊得像香脂一样的坑底上，自己无法爬上去，感到十分尴尬，又不好意思大声喊叫去惊动外祖母。不过我还是叫了她。

她很快就把我拉了上来，边画十字边说道：

“感谢上帝。幸亏是一个空熊洞，要是有熊的话，可怎么办？”她带着笑哭了起来，然后把我领到小溪边，替我洗擦干净，用自己的衬衫包扎好伤口，敷上一种止痛草药，带我到铁路岗亭里去，当时我已经全身乏力，不能走回家去了。

我几乎天天都央求外祖母：

“咱们到森林里去吧！”

她总是很高兴地赞同。这样，我们就在森林里过了整个夏天，直到深秋，采集药草、野果、蘑菇和各种干果。外祖母把采来的东西拿去卖，以此维持生活。

“寄生虫！”外祖父哑着嗓子骂我们，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吃他的饭。

森林让我感到心灵上宁静而又舒适。这种感觉使我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东西，同时我也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警惕性，我的听觉、视觉变得更敏锐了，记忆力也更强了，印象的积累更深厚了。

外祖母让我越来越感到惊奇。我已经习惯于把她看作是高出于一切人的人，是人世间最善良最聪明的人，她也不断地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有一天晚上，我们采了白蘑菇走路回家，走出林边时，外祖母坐下来休息。我则拐到树林后面去看看是否还有蘑菇。

突然我听见了外祖母说话的声音，一看：她坐在小路上，静静地在掐蘑菇的根儿，而在她的身旁，却站着一条垂着舌头、身体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灰毛狗。

“去，走开！”外祖母说，“快走开吧！”

不久前我的那条狗被瓦廖克毒死了，我很想把这条新的狗领养下来。我来到小路边，这条狗奇怪地弓起身子，没有掉转头来，而是用其饥饿的绿眼睛看了我一眼，便夹着尾巴逃进森林里去了。它的体态并不像狗。我打了一个呼哨，它就野性十足地蹿到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祖母微笑着问我，“我开始时也认错了，还以为是一条狗，定睛一看，嘿，长着狼牙，脖子也是狼的！我甚至吓坏了。于是我就说：你若是狼，就快点滚开！幸好夏天的狼还较为温顺……”

在森林里她从不迷路，总能准确无误地认清回家的路；根据不同草木的气味，她就知道这个地方该长什么蘑菇，那个地方又是什么蘑菇。她还经常考我：

“黄蘑菇喜欢长在什么树上？你怎么辨别好的红蘑菇和有毒的蘑菇？什么蘑菇喜欢跟蕨薇长在一起？”

依据树上不大明显的爪痕，她就能告诉我哪里有松鼠洞，我便爬上树去把松鼠窝掏空，掏出里面藏着过冬的干果，有时可以从窝里掏出十多磅东西……

还有一次，正当我在掏松鼠窝的时候，有个猎人向我开枪，在我身上打进了二十七粒鸟枪的铅砂子，外祖母用针替我取出了十一粒，其余的留在我皮肤里很长时间，逐渐地脱落了。

外祖母看见我能忍痛很高兴。

“好样的，”她称赞我说，“有耐心就会有本事！”

每当她去卖蘑菇和坚果攒下一些钱时，她都把钱放在一些穷人家的窗台上，“偷偷地施舍”，而她自己却甚至过节时都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全是打补丁的衣服。

“你穿得比乞丐还差，丢我的脸！”外祖父埋怨说。

“没关系，我不是你的女儿，也不是你的新娘……”

他们吵架变得更多更经常了。

“我作孽并不比别人多，”外祖父生气地大声说，“可受的惩罚却比别人多！”

外祖母刺激他说：

“鬼才知道，谁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外祖母悄悄地告诉我：

“这老头子就是怕鬼！瞧，他老得多快，都是由于害怕……唉，这个可怜的人……”

整个夏天都在森林里，我身子变得结实了，性子也变野了，对年龄相仿的伙伴们的生活，对柳德米拉都失去了兴趣，我觉得她只是一个乏味的聪明女人。

有一天，那是秋天，下着雨，外祖父从城里回来，全身湿透了，在门槛上像一只麻雀那样抖动着身体，还得意地说：

“喂，好吃懒做的人，明天准备上班去了！”

“又要到哪儿去？”外祖母生气地问道。

“到你妹妹玛特廖娜家去，到她儿子家去……”

“啊，老头子，你这可不是好主意！”

“住嘴，傻瓜！说不定人家还会把他培养成一个绘图师呢。”

外祖母低下头，不说话了。

晚上，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到城里去了，要住在那儿。

“我很快也要进城了，”柳德米拉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想让我把整条腿截去，没有腿我会变得健康起来。”

这个夏天她显得瘦了，脸皮有点儿发青，眼睛却变大了。

“你害怕吗？”

“害怕。”她说着，无声地哭起来。

我无法安慰她，因为我自己也怕在城里生活。我们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沮丧地、默默地坐了很久。

要是夏天的话，我会劝说外祖母，像她年轻时那样上街去乞讨，而且可以把柳德米拉也带上，让她坐在小车里，我来拉她……

可这是秋天，外面寒风凛冽，天空阴云密布，大地皱起眉头，变得又脏又凄凉……

四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

“上帝啊！”她把手指捏成一撮贴在脑门上，声音里含着泪水喊道，“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上帝啊！施展你的力量，让我安宁吧！”

她的喊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下面望着她，恐惧地听着她的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淋了雨水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里，在寒冷的阴暗中，地板上一个灰色的身影不停地晃动着，不停地挥着一只手。她的头巾滑落下来，小脑袋下面露出稀疏的浅色头发，一直披到颈脖子上和肩上；头巾老是从头上往下滑，老太婆便急促地用左手去把它拉正，嘟哝道：

“真讨厌！”

她挥手拍拍自己的额头、肚子和肩膀，并小声说：

“上帝，你要惩罚一下儿媳妇，哪怕是为了我。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算在她头上！其次是请你打开我儿子的眼睛，让他去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93]！上帝，去帮帮维克多鲁什卡，给他施点恩惠吧……”

维克多鲁什卡也睡在厨房里的板床上。被母亲的哼叫声吵醒后，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说：

“妈妈，这大清早你又在哼叫什么呀！真是要命！”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歉疚地说。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默默地摇晃着身体又复仇似的大声嚷道：“上帝啊，让子弹打进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曝尸荒野……”

哪怕是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么骇人地祈祷过。

她祈祷完了后便叫我起来：

“起来，别贪睡了，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去把柴火抱过来，把茶炊搁上去，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唔！”

我努力把一切都尽快地做好，只求不要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声。可是要做到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在厨房里不停地打转，时而吱吱乱叫，时而大声咆哮。

“小声点，魔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我可饶不了你！到小店去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就买两俄磅小麦面包，再给年轻女主人买两戈比便宜的小白面包。每当我把面包买回来时，两个女人都疑心地看了又看，并把面包放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然后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你把嘴张开！”接着她们便会得意扬扬地嚷起来，“你把添头都吃掉了，瞧，面包屑还在牙缝里呢！”

……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地板，擦铜餐具，擦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两个女主人在和睦时对我的议论：

“他干活很卖力。”

“也喜欢干净。”

“就是太鲁莽。”

“嗯，妈妈，是谁教养他的呢！”

这两个女人想在我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可我却把她们看成神经失常的人，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更是以牙还牙。年轻的女主人想必已经发现了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越来越经常地说：

“你应该明白，是我们把你从穷苦家里领来的！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还是带有珠子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还你这件斗篷，要我从身上把皮剥下来给你不成？”

“天哪，他都要放火了！”女主人吃惊地喊起来。

我感到奇怪极了：为什么是放火？

两个女人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老弟，你可是要当心点！”

不过有一次他却冷静地对他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好了！竟拿这个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人，不是早跑掉了，就是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使两个女人气得哭起来。他妻子跺着脚气愤若狂地喊道：“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说这种话，我以后还怎么叫他干活？我可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他母亲也哭着哀号起来：

“让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当她们生气地离开之后，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吗，小鬼？为了你，我们吵得多凶啊？瞧，我要是把你送回给你外祖父的话，你又要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委屈，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呢？倒脏水……”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但很谨慎，我不感到痛。他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着急了！这可不行，老弟，不行啊……”

我以为我要被撵走了。但是第二天，他手里拿着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里。

“你洗完刀具，就把这个画一画！”

图纸上现出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造型的饰物。

“这是给你用的圆规！你量一量所有的线，把各条线的两端标在纸上，打上黑点，然后把着尺子，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用铅笔画上线；先画横的，这就是水平线，然后画直的，这就是垂直线。你就画吧！”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的活，并开始学习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纸和工具时，却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我洗干净手之后立即就坐下来学习。在一张纸上画上了所有的地平线，核对了一下，很好！尽管多出了三条线。我又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好，却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正面歪扭得不成样子：窗户都画到窗与窗之间的间隔上去了，其中一个窗户竟画在了墙外悬在空中，房檐则出现在房顶的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正的怪物，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弄明白，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问题尚未弄明白，我又决定靠想象来修改它。我在房子正面的所有房檐上、房顶的屋脊上都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而在窗前的土地上画上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虽举着洋伞，也未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残相。然后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许多斜线，把图纸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阴郁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下雨了，”我向他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斜的。瞧，这些鸟——这全是鸟，它们都在房檐下面躲雨。下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些人，他们正跑步回家；瞧，一位太太摔倒了；而那边，是一个卖柠檬的小贩……”

“太谢谢啦！”老板大笑起来，弯着身子，头发在纸上蹭来蹭去，然后大声说，“啊呀，真要把你撕碎，你这个野麻雀！”

女主人来了，她像挺着一个大木桶似的摇晃着大肚子，看了看我的作品后对丈夫说：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老板和善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比他好……”

他在被我画坏了的正面图上标上了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

“去再画一次，直到你弄明白为止……”

我的第二张画稿好一些，只是一扇窗户画到门廊的门上去了。不过我不喜欢空荡荡的房子，我让各种各样的居民住了进去：窗口上坐着手里摇着扇子的太太们和嘴里叼着烟卷的绅士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抽烟，用大拇指顶着鼻子在戏弄别人；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还躺着一条狗。

“干吗又画得乱七八糟？”老板生气地说。

我向他解释说，房子里没有人会很寂寞的。他却骂我：

“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既然要学，就好好学！你这是胡闹……”

最后当我终于画成了一张与原作相像的正面图时，他才喜欢。

“你瞧，终于学会了！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学有所成的……”

于是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你去画一张住宅的正面图：房间怎样布置，哪里开门，哪里开窗，哪里该放什么东西。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一切你自己去安排！”

我走进厨房里沉思起来：从哪里开始呢？

可是我的艺术绘图学艺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太婆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想画？”

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把绘图工具从桌子上扔到地下去，然后双手叉着腰，威风十足地大声喊道：

“好，让你画！不，这可不行！让一个外人来画，而把自己唯一的亲兄弟甩在一边吗？”

老板跑过来了，他老婆也过来了，于是又开始了一场野性的混战：三个人都相互找对方的碴儿，啐唾沫，大声喊叫。最后，当两个女人散去后，老板对我说：

“你就暂时把这一切抛开吧，别学了，你自己也看见了，这会闹成什么结果！”

我可怜他——这么一个软蛋，连自身也保不了，每当听到女人的叫喊声，就昏了头脑。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手艺，故意阻拦我。每次坐下来学绘图之前，我都先问她：

“没有什么活要干了吧？”

她总是皱着眉头说：

“有事我叫你，你就到桌子边胡闹去吧……”

于是过不久她就会支使我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对我说：

“正门的楼梯你都擦干净了吗？墙角上都是垃圾和灰尘，去扫干净……”

我过去看一下，什么灰尘也没有。

“你跟我顶嘴？”她高声嚷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饮料泼在我所有的图纸上。另一次，她又把圣像龛里的灯油倒在图纸上。她像小姑娘一样带着幼稚的狡猾搞恶作剧，并用孩子般的笨拙来掩饰自己的奸计。我从来没见过像她那么快、那么容易生气和那么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的人。一般的说，人都喜欢抱怨，但她抱怨起来却特别起劲，就像是唱歌一样。

她对儿子的爱是近乎疯狂的。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可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称为狂热的力量。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晨祈祷之后，她便站在炉炕的踏板上，两只胳膊肘靠在木板床边，热情地小声念道：

“我的儿呀，你是上帝的宠儿，是我的亲骨肉，纯洁的、金刚石般的亲骨肉，是天使的翅膀！你还在睡觉——睡吧，孩子，愿快乐的梦陪伴着我心爱的人，让你梦见你的新娘，她是天字第一号的美女，是公主，是富人，是商人的女儿！你的敌人——将未生下来就死去，而你的朋友——则活到一百岁；姑娘们将成群地追你，就像一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忍不住要笑：粗野、懒惰的维克多像只啄木鸟——满脸雀斑，大鼻子，又固执又呆傻。

他母亲的絮叨声常常吵醒了他，他便睡意蒙眬地抱怨道：

“妈妈，你就见鬼去吧，你干吗老对着我的脸唠叨！……我没法活了！”

有时她会从炉炕踏板上走下来，笑笑说：

“好吧，你睡，睡吧……粗暴汉！”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她两腿一弯，顶在炉炕边上，张开嘴大声地喘气，好像舌头被烫伤了似的，连珠炮似的说出许多激烈的话来：

“什么？你竟敢叫你母亲见鬼去，狗崽子？啊哈，你真是我半夜的羞耻，一根该诅咒的剌，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你应该生下来之前就烂掉！”

她说的话非常肮脏，是大街上酒鬼们说的话，听起来令人吃惊。

她睡得很少，老是心神不定，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从炉炕上跳下来，扑到我睡觉的长沙发上来，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别出声。”她小声说，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注视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主啊……伊里亚先知……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千万别让我暴死……”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点亮蜡烛。她的大鼻子圆脸紧张地鼓胀起来，一双灰色的眼睛恐慌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塞满了橱柜和大箱子，所以夜里就显得很小。月光静静地照进厨房里，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在颤动，墙上挂着的菜刀闪着亮光，像是一串串冰柱，架子上的黑色煎锅则像是某人的没有眼睛的面孔。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就像从堤岸爬进水里去一样，然后光着双脚走进屋角里去，那里在泔水盆上面挂着一个带耳朵的盥洗器，很像一颗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放着一桶水。

她气喘吁吁地一边喝水一边叹气，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一层浅蓝色的冰花，向外张望。

“饶恕我吧，主啊，饶恕我吧！”她小声地央求道。

有时她灭掉烛光，跪在地上，抱怨地说：

“有谁爱我呀，主啊，谁需要我呢？”

她爬到炉坑上，朝通向烟囱的小门画了个十字，并摸了摸，看风门是否关得严实；她的双手沾满了煤烟，拼命地骂起来，不知怎的，她马上就睡着了，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住了。每当我生她的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做老婆，不然他也会让她骂得够呛！当然她自己也少不了要吃苦头。她经常欺负我，不过她那虚胖得像棉花似的脸，有时也会变得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水，不无道理地说：

“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抚育他们，让他们成人——为了什么呀？现在则给他们当老妈子，你以为我日子过得很甜蜜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亲生母亲扔了！你说，这好吗？”

“不好。”我真情地说。

“啊哈？就是了……”

于是她又没羞没臊地说她的儿媳妇：

“我曾和她一起洗过澡，看过她的身子！到底他看中了她什么呢？这种人也称得上是美女？”

谈到男女关系时，她总是说得极其肮脏。开始时听到她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厌恶，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并且抱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听，觉得这些话里也有某些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本人也被她骗了[94]。真是这样！”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嗡嗡地说，“就是因为夏娃，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谈到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得没完没了。我却总觉得，她是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住了她一句话：“夏娃欺骗了上帝。”

我们院子里还有一座厢房，它跟正房一样大小。两座房子共有八户人家，其中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职人员，整个院子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清洁女工、厨娘常来找他们。在各个厨房里经常会闹出一些风流丑剧，哭泣、漫骂、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士兵们之间相互打架，士兵们跟挖土工人们打架，跟房东的工人们打架，还打妇女。院子里那种淫乱和放荡的事情经常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健壮的小伙子们遏制不住野性的饥饿。这种生活充斥着残暴的情欲、空虚的折磨和胜利者们的肮脏的夸耀。我的老板的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毫无羞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什么都知道，并热衷地、幸灾乐祸地加以宣扬。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张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老板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太婆抱怨说。

维克多则鼓励她：

“说吧，妈妈，有什么不好说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起，母亲肯定会对他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就急忙地塞给他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没啥用，不是我舍不得，而是你——没啥用！”

“我要给乞丐布施，我要买蜡烛，我要去教堂……”

“哪里有什么乞丐啊！最终你会把维克多毁了。”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手一挥，离开了她。

维克多对母亲很粗暴，常常嘲笑她。他很能吃，老嚷肚子饿。每逢礼拜天，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要藏几块放在瓦罐里，偷偷地搁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维克多做完弥撒回来便把瓦罐拿出来，抱怨说：

“不能多留几块吗，老东西？”

“你就快点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我就故意要说是你偷偷替我藏起来的油煎饼，老木头！”

有一次我拿出了罐子，吃了两块油煎饼，维克多毒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我，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

他哥哥常说人家是“野鸡”，大概维克多也要学哥哥的样子，常说些俗话，但却说得非常荒唐，毫无意义。

“妈妈，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故意刁难我，常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写的是‘浅蓝’却读‘粉蓝’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排钟’而不说‘编钟’呢？为什么‘走向树木’，而不是‘走向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从小受外祖父外祖母美丽语言的教育，我根本不明白这种不能联结却硬扯在一起的话，什么“可笑得可怕”啦，“想吃到死”啦，“快活得吓人”啦。我觉得，可笑的东西不可能是可怕的，快活的东西怎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直到死那一天都是要吃饭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就骂人：

“瞧，你算什么老师！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可是“摘下耳朵”，我觉得也说得不对：草木、花朵、坚果才可以摘下来。

他们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试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来的。但他们没有压服我，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

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残酷、野蛮、肮脏和厚颜无耻，比我们的库纳维诺街上还要多得不计其数，有数不清的“妓院”和“荡妇”。在库纳维诺街上你还能体会到某种可以解释这种肮脏和丑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理由：半饥半饱的穷困生活、不堪重负的劳动。而这里的人却都有饭吃，生活轻松，他们的工作不外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无谓忙碌和无事奔忙罢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刺人神经，使人生气，让人憋闷。

我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了，而外祖母来做客我心情就更坏了。她从黑黑的台阶上过来，走进厨房，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后，便给妹妹弯腰鞠躬。这一鞠躬就像千斤重物那样压倒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

“哎呀，这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毫不在意地、冷漠地接待外祖母。

我都认不出外祖母了：她谦卑地紧闭着嘴，整个脸都变了样，静静地在门口脏水盆边的长凳子上坐下来，好像犯了什么过失似的不敢言语，小声地恭顺地回答妹妹提出的问题。

这使我很不自在，我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呢？”

她温厚地向我眨了眨眼睛，提醒我说：

“这里不是你做主，你少说话！”

“他老是爱管闲事，打他、骂他也没有用。”老太婆开始抱怨起来了。

她经常幸灾乐祸地问外祖母：

“怎么，阿库林娜，还过着讨饭的日子吗？”

“这没啥了不得的……”

“如果不怕难为情，那就一切都没啥了不得了。”

“据说耶稣以前也要过饭……”

“糊涂人、邪教徒才说这种话，可你这个老傻瓜也听哪！耶稣可不是乞丐，而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他是到世上来光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记住，连死人也要审！老姐呀，就是烧成灰也躲不掉他的审判……耶稣要惩罚你和瓦西里，是因为你们骄傲，是因为我——从前你有钱时，我曾求过你们帮助……”

“那时候我可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过你，”外祖母平静地说，“可上帝还是惩罚了我，你知道……”

“对你们的惩罚少了，不够……”

妹妹用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对外祖母狠狠地讽刺和奚落了一番。我听着她那凶狠而刺耳的叫声又伤心又纳闷，外祖母怎么忍受得住。这一时刻的外祖母我不喜欢。

年轻的儿媳妇从房间里走出来，客气地朝外祖母点点头。

“请到饭厅里来，没关系，进来吧！”

外祖母的妹妹在外祖母后面大声喊道：

“把脚擦干净，乡下来的就是脏！”

老板倒高兴地接待了外祖母。

“啊，聪慧的阿库林娜，生活过得怎么样？卡希林他老人家还好吗？”

外祖母用真心的微笑答谢了他的微笑。

“你还是尽心尽力在工作？”

“还在干，像囚徒那样。”

外祖母跟他谈得很好，很亲切，同时也不失长辈的身份。他还常常提到我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好的女人——真像个男子汉！”

他的老婆则向外祖母打岔说：

“你还记得吗？我送了她一件斗篷，黑绸子的，还带有珠子呢！”

“怎么不记得呢？……”

“那件斗篷还是全新的……”

“是啊，”老板也嘟哝道，“斗篷啦，斗笠啦，生活却是会耍弄人的啊！”

“你说什么？”他老婆疑心地问道。

“我，没说什么……好日子过得快，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女主人不安地说。

后来外祖母被带去看新出生的婴儿，我则去收拾桌上的脏茶具。老板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你外婆，这老人家多好啊……”

我深深地感激他对我说这些话。但当我和外祖母单独在一块时，我却伤心地对她说：

“你干吗要到这里来，干吗来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哎呀，阿廖沙，我知道。”她那张好看的脸上流露出和善的笑容，望着我说。于是我觉得有点儿惭愧。她当然全都看见，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此刻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小心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是否有人过来，然后搂着我，亲切地说：

“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会来这儿呢！我干吗要找他们？而且你外公在生病，我得照顾他。我没有去干活，没有钱了……再就是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走了，我得管他的吃喝。这里他们答应过每年给你六个卢布的工钱。因此我想，你在这里已经过了近半年了，看能否给我们哪怕是一个卢布呢……”她又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他们要我教训你，骂你，并说你谁的话都不听。我的心肝宝贝啊，你要在这里待着才是，要忍受两年，直到你挺立起来！你得忍住，知道吗？”

我答应忍耐，这却是很难的。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就是为了吃口饭。这种乞丐似的生活，枯燥无味的生活打压着我，我像做梦似的活着。

我有时真想逃走！可现在正是该死的冬天，每天晚上暴风雪都在怒吼，疾风在顶楼上肆虐，被冻得紧缩起来的房梁发出轧轧的响声——能往哪里逃呢？

他们不让我出去游玩，我也没有工夫去玩。短暂的冬日不知不觉地、很快地都消磨在忙忙碌碌的家务劳动中了。

不过教堂我是必须去的。每逢礼拜六我都去做彻夜弥撒，每个节日都去做晚祷。

我喜欢去教堂。我站在宽敞的黑黑的角落里，喜欢远远地望着圣像壁，它好像熔化在烛光里了，变成一条浓重的金色的小溪，流在讲经台灰色的石板上。黑色的圣像在轻轻地摇晃，圣幛中门的金色花环快活地抖动，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悬在浅蓝色的空中，妇女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则像一朵朵鲜花。

周围的一切都与合唱班的歌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一切都像神话般的奇怪，整个教堂在浓得像焦油一样的漆黑的空虚中摇动，就像在摇篮中一样。

有时我觉得整个教堂好像深深地沉到湖底下去了，它是为了去过一种特殊的、什么也不能与之比拟的生活而躲到地底下去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祖母讲的关于基捷日城[95]的故事引起的。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被合唱班的歌声、祈祷声以及人们的叹息声带入了梦境，不停地念叨着一首音调和谐的悲歌：

该死的鞑靼人，

用其最可恶的武力，

在复活节晨祷之时，

包围了光荣的基捷日城……

啊，上帝，我的主，

我最神圣的圣母！

啊，赐给你奴隶恩惠吧，

让他们做完祈祷，

让他们听完圣书！

啊，别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奸淫我们的妻子女儿，

摧残我们的儿童，

折磨我们的老人！

人们的这些叹息声，

基督徒的这种惋惜，

万物之主上帝听见了，

圣母也听见了。

万物之主上帝吩咐

天使长米哈依尔说：

“米哈依尔，你快去，

让基捷日附近发生地震，

把基捷日沉入湖底。

让那儿的人们得以祈祷，

既不休息，也不劳累，

从晨祷直到彻夜祷告，

让教堂的所有神圣的祈祷

永不停息，万世永存！”

在那些年代，我脑子里装满了外祖母的诗歌，就像蜂窝里装满了蜂蜜一样，好像连想事也是按照这些格调想的。

在教堂里我没有祈祷，因为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重复外祖父那些发泄怨气的祷词和哭哭啼啼的圣诗，我觉得很尴尬。我坚信外祖母的上帝不会喜欢这些东西，就跟我不喜欢一样，况且这些圣诗都印在书本上了，也就意味着，上帝记住了这些圣诗，如同一切认字的人那样。

因此在教堂里，当我的心灵受到某种甜腻腻的痛苦挤压时，或者是过去的一天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受到刺激时，我就竭力编织自己的祷词。我只需想想自己痛苦的命运，就能毫不费力地把那些诉苦的言词编成祷词：

上帝啊，上帝，我烦闷难忍，

请让我快快长大成人！

否则——我无法生存，

上帝饶恕，只好上吊寻死！

我的许多“祷词”直至今天都还记得。孩提时的这些智力劳作像一道道深深的伤痕，留在了心灵里，往往一辈子也难于愈合。

教堂里很好，在那里就像在森林里和田野上一样，能得到休息。我这颗幼小的心已见识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受尽了歹毒粗暴生活的玷污，如今在这种朦胧热烈的梦幻中受到了洗涤。

不过我只有当严寒或暴风雪在全城肆虐的时候才会上教堂去，那时候，天空好像被冻僵了，风把天空分割成块块雪云，大地也好像在雪堆底下被冻住了，永远不能复苏，没有活力了。

我最喜欢在幽静的夜晚到城里去游玩，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走进最偏僻的角落里；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好像身上长了翅膀似的飞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就像天空中的月亮一样，在你的前面爬动着你的影子，盖住了雪上面的亮光，可笑地碰着墩子或者栅栏。巡夜的更夫走在街道中间，手里拿着梆子，穿着笨重的羊皮袄；一条狗跟在他的身边，不时地抖动着身子。

从院子里出来一个笨拙的人，他沿街走着，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一条闷闷不乐的狗跟在他的后面。

有时会碰到一些快活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也是从彻夜祈祷中溜出来的。

偶尔从亮堂堂的窗户的通气口飘来一股特殊的气味，掺杂在新鲜的空气里。这是一种精美而又陌生的气味，它暗示着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你站在窗口，仔细地闻一闻，留心地听一听，就会去猜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什么人？现在正是彻夜祈祷的时间，他们却如此欢乐喧闹，放声大笑，弹奏特殊的吉他。从通气口还传来沉厚的铜弦乐声。

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坐落在两条僻静街道（吉洪诺夫街和马尔丁诺夫街）拐角处的一幢平房。我是在谢肉节周之前的一个化雪的月明之夜来到这里的。一种非同寻常的音响与一股热气一起从方形的通气口流到大街上来，好像一个强壮而又善良的人闭着嘴在哼曲子，歌词听不清，但曲子我觉得非常熟悉并且好懂，只是有一种弦音令人讨厌地阻断了歌声，妨碍我听下去。我坐在石墩子上，猜想着：这是用什么提琴拉出来的声音，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让人受不了——听起来几乎令人心痛。这种乐器发出的力量竟是如此巨大，似乎整个房子都震动了起来，窗玻璃沙沙作响，房顶上滴滴答答，像是下雨。我的眼睛也滴下了眼泪。

巡夜的更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把我从石墩上推开，问道：

“你干吗在这里呆坐着？”

“听音乐。”我解释说。

“有啥好听的！走开……”

我很快地在这个住宅区转了一圈，重又回到窗口下面，不过这时房子里已没有人演奏了，从通气口传出来的是热烈的欢笑声，这声音与刚才悲哀的音乐完全不同，好像我刚才是在做梦似的。

我几乎每周六都要到这所房子跟前来，可是只有一次（那是在春天）才再次听到了这里的大提琴演奏——它不停地演奏，一直到半夜。我回到家之后，挨了一顿揍。

在冬夜的星光下，在僻静的街道上夜游，大大丰富了我的见识。我特地选择了离市中心较远的街道出游，因为市中心街灯太多，容易碰见老板的熟人，老板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参加彻夜祈祷而在外面闲逛。碍事的还有那些醉汉、警察和妓女。在离城市较远的街道上，还可以通过低层房屋的窗户看到屋里的情景，如果他们的窗户还没有冻得结霜，里面没有拉上窗帘的话。

这些窗户让我看见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情景。我看见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在接吻，有些人在打架，有些人在玩牌，还有人愁眉不展地无声地在谈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像我花一戈比在西洋镜里看到的那种漫长而又无声的、鱼一般的生活。

我看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另一个年纪大一些。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头发很长的中学生，他挥动着一只手，在念书给她们听。年轻的女人身子靠在椅背上，严厉地皱着眉头听着；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身材瘦削、头发蓬松，她突然用手掌遮住脸，双肩抖动起来。中学生扔掉了书。等年轻女人跳起来跑出去后，中学生便跪在头发蓬松的女人面前，并开始吻她的双手。

在另一个窗口，我偷偷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高大的男子让一个穿着红色短上衣的女人坐在自己的双膝上，像摇晃小孩似的摇晃着她，并张着大嘴、瞪着眼睛，显然在唱什么歌。她笑得全身抖动，向后仰着身子，两脚乱蹬。他把她扶正之后又唱了起来，女的也再次大笑起来。我看了他们许久，当我明白他们会这样整夜玩下去时，我就走了。

许多类似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因为看得着了迷，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从而引起了老板的怀疑，他们质问我：

“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主事？”

他们熟悉全城的所有神父，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念什么经，他们什么都知道。我撒谎，他们很容易抓住。

婆媳两个女人所敬奉的上帝就是我外祖父那个脾气不好的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人们对他心怀恐惧。两个女人经常把这个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甚至吵架时也拿他来威吓对方。

“等着瞧吧！上帝会惩罚你的，会让你成为驼子！卑劣的家伙！……”

大斋节第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煎油饼全都煎焦了，她被火烤得满脸通红，气冲冲地大声喊叫：

“你们都见鬼去吧！”

突然，她又嗅了嗅煎锅，脸一沉，把煎锅扔在地上，大吼起来：

“天哪，煎锅里有荤油味，真该死啊！我在圣洁的礼拜一没有把煎锅的荤油烧干净，上帝啊！”

她跪在地上，流着眼泪祈求说：

“上帝爷，千万要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上帝啊，你就不要惩罚我这个老糊涂了吧……”

她把煎焦的饼子扔给狗吃了，把煎锅洗干净。儿媳妇在吵架时也曾拿这件事来责备老婆子。

“你在大斋日还拿荤油锅来煎……”。

他们在一切家务事中，在其渺小生活的一切角落里，都把自己的上帝拉扯进去。这样一来，贫乏的生活似乎就有了其外表的意义和重要性，似乎他们的生活也时刻在为最高权力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一切无聊琐事中的做法使我非常难受。我不由自主地老要向各个角落张望，觉得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监视着我，晚上也有一种恐怖的冷云包围着我——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在那里黑色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

圣像架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中间立一根柱子，把窗户分成两个框架。从窗口望去是一片无底的蓝色天空，好像房子、厨房、我——全都挂在这片天空的边缘上，如果发生猛烈的运动，就全都会掉进这个蓝色冰冷的窟窿里，从星星的身边经过，飞进死亡的静寂里，就像一块石头无声地沉入水里一样。我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害怕得不敢翻身，等待着可怕的生命的结束。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治好这种恐惧病的了，不过我很快就治好了。当然这是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帮助了我。我想，在当时我就已经体验到有一种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无罪罚我，没有这样的法律；而别人犯罪，我不能负责。

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我也常溜出去玩。春天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决不让我进教堂。要是他们给我两个戈比做蜡烛钱的话，那算彻底害了我：我会拿这些钱去买羊拐子[96]，把整个做弥撒的时间花在玩羊拐子上，而且准是晚回家。有一回，我把追念亡灵和买圣饼的十戈比全输光了，结果我只好趁一个执事端着盘子从祭坛下来时，偷走了人家盘子里的圣饼。

我非常爱玩，简直玩得入迷发狂。我玩得相当灵巧和带劲，很快就成了邻近街道上玩羊拐子、玩球、玩棒子游戏的高手。

大斋节期间，他们强迫我斋戒，于是我便到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去忏悔。

我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我做过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我扔石头砸坏过他花园里的亭子，敌视他家的那些孩子。总之，他可以向我举出许多让他不愉快的行为来，因此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当我站在这所简陋的教堂里等候忏悔时，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

但是多里梅东特神父对我却很宽厚，唠唠叨叨地感叹道：

“哎呀，邻居……好吧，你跪下，你犯过什么罪？”

他拿一块很厚实的绒布盖在我头上，蜂蜡和神香的气味呛得我难于说话，而且我也不想说。

“你听长辈们的话吗？”

“不。”

“那你得说——我有罪！”

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以外，我竟脱口说：

“我偷过圣饼。”

“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哪儿偷的？”神父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道。

“在三圣教堂，在波克罗夫教堂，在尼古拉教堂……”

“好家伙，在所有的教堂都偷过！老弟，这可不好，是犯罪——明白吗？”

“我知道。”

“那你得说：‘我有罪！’真荒唐。是偷来吃吧？”

“有时候是吃，不过有时是玩羊拐子输了钱，没有钱买圣饼带回家，所以就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念叨起来，含混不清，疲倦了，然后又提了几个问题，并突然严厉问道：

“你没有看禁书吧？”

当然，我不懂他的问题，便反问道：

“什么？”

“你看过不许看的书没有？”

“没有，从没看过。”

“宽恕你的罪了……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我觉得他的脸是和善的，正在想些什么事。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觉得惭愧，因为老板叫我来忏悔时，对我说了许多吓人的和让我害怕的话，要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一切罪过都说出来。

“我曾拿石子砸过你的凉亭。”我坦白地说。

神父抬起头说：

“这也是不好的！去吧……”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没有看我，呼唤道。

我出来了，有点儿受骗和委屈的感觉：我原以为忏悔是很可怕的，结果却一点都不可怕，而且也没趣！让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问我看没看过我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地下室那个中学生给妇女们朗读的那本书，也想起了“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本子的很厚的书，上面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老板给了我十五戈比，派我去领圣餐。这一年的圣诞节姗姗来迟，雪早已经融化了，街道也已经干燥，路上尘土飞扬，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快活日子。

在教堂围墙旁边，有一大群手工业工人在热烈地玩羊拐子。我在想：领圣饼来得及，不着急。我便对赌友说：

“让我也参加吧！”

“入门费一戈比。”一个麻脸的红头发的人高傲地说。

我比他更高傲地说：

“我左边第二对押三戈比。”

“把钱押上！”

赌博便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的银币换开，拿三戈比押在一对长长的羊拐子的下面，谁击打这对羊拐子击中了，他就把钱收走，如果没有击中，他就赔三戈比给我。我的运气来了：有两人瞄准我的赌注，两人都没有击中。我从两个成年人手中赢了六戈比。这大大鼓舞了我的斗气……

可是有一个赌友说：

“注意他，伙伴们，别让他赢了钱就溜了……”

我当时很生气，便像擂鼓似的宣称：

“在左边最后一对上押九戈比！”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赌友们的注意，只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大声警告说：

“小心，他现在正走运。这是兹维兹金街的一个小绘图员，我认得他。”

有一个瘦小的工匠，一身毛皮匠的气味，则阴险地说：

“一个小鬼？好嘛……”

他用一种灌了铅的羊拐子，准确击中了我的赌注，弯下腰来问我：

“要大哭一场？”

我回答他说：

“右下面最后一对——押三戈比！”

“我也能击中。”毛皮匠吹牛说。可是他输了。

一个注最多只能下三次。现在轮到我来击打别人的赌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和一个羊拐子。但当再次轮到我坐庄时，我三次都输了，输掉了所有的钱。这时正好白天的弥撒也结束了，响起了钟声，人们纷纷从教堂里走出来。

“娶老婆了吗？”毛皮匠问道，想揪我的头发，可是我一转身就跑了。我追上一个穿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问他：

“你领圣餐了吗？”

“领过了，怎么啦？”他疑惑地看着我，答道。

我请求他讲讲，圣餐是怎么领的，当时神父说了些什么话，要是我在场的话，该做些什么。

那小伙子严厉地紧皱眉头，用吓唬人的声音吆喝道：

“领圣餐时你却闲逛去了，邪教徒？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父亲扒掉你的皮！”

我跑回家去，坚信他们一定会盘问我，并识破我没去领圣餐的事。

可是老太婆却向我祝了福，然后只问了我一件事：

“你给了执事多少蜡烛钱？”

“给了五戈比。”我随意回答说。

“当面给他三戈比就可以了，剩下两戈比留给自己用，傻瓜！”

春天，每一天都穿新装，每个新的一天都更加灿烂更加可爱；嫩草放出醉人的芳香，白桦长出新鲜的绿芽。我禁不住想跑到野外去，仰天躺在暖和的土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我忙着洗刷冬衣，装进箱里；切烟叶，清除家具的灰尘。从早到晚我都在为那些我不需要的、不痛快的东西瞎忙。

闲下来的时候，我倒不知如何生活了。我们这条简陋的街道空无一人，想走远一点又不允许。院子里则尽是那些脾气很坏、疲惫不堪的挖土工人，蓬头乱发的厨娘和洗衣妇；每天晚上都有猫狗式的婚礼。这真令人讨厌，气得我真想变成一个瞎子。

我跑到顶层阁楼上，拿起剪子把各种色纸剪成各种不同的纸花，挂在屋椽子上……这终究也是无聊中的一种消遣吧。我心神不定，很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的人不这么贪睡，不这么爱吵架，也不这么纠缠不休地向上帝诉苦，不这么欺负人、侮辱人。

……复活节的礼拜六，人们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接到城里来。她要在城里停留到六月中旬，对每个教区的各家各户进行访问。

圣像到我老板家里来，是在一个非假日的早晨。我去厨房里擦洗铜器时，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间里出来，惊慌地大声嚷道：

“快去打开大门，奥兰斯基圣母就要到了！”

我全身很脏，两手都是油污和砖头粉末，便跑去开门。年轻的修士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香炉，小声嘟哝道：

“还贪睡呢？快来帮忙……”

两个小市民抬着沉重的神龛上了狭窄的楼梯，我用很脏的双手和肩膀顶住神龛的边，后面有几个腿脚笨拙的修道士跟着上来，不大情愿地低声哼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替我们祈祷上帝吧……”

我带着一种悲怆的信心在想：

“我这么脏去抬她，她定会责罚我，让我两只手变残了……”

圣像放在前室拐角的两张椅子上，椅子用干净的床单铺着；神龛两边站着两个修道士，扶着神龛，两人都很年轻、漂亮，像天使一样，两眼发亮，满心高兴，披着蓬松的头发。

祈祷开始了。

“啊，众人称颂的圣母呀！”身材高大的神父高声唱道，并用红红的手指摸了摸藏在蓬松头发下的胖耳朵。

“最最神圣的圣母，发发慈悲吧。”修道士没精打采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按外祖母的说法，圣母为了安慰穷人，在人间播种了所有的鲜花，所有的快乐——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因此，当轮到我去吻她的手时，我都没有去注意大人们是怎样吻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在圣像的脸上和嘴上吻了吻。

不知是谁，用一只有力的手推了我一下，把我推到门槛旁边的角落里。我不记得修士们是怎样抬着圣像离开的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地上，老板一家人围着我，极其恐惧和忧虑地相互议论着：现在该拿我怎么办？

“应该去找一个懂得多的神父谈一谈。”老板说，没有恶意地骂了我几句：

“真没有礼貌，难道你不知道，圣母的嘴是不能吻的吗？亏你还进过学校，念过书呢……”

好几天我都带着大难临头的心情等待着，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脏手去扶神龛，不守规矩去吻圣母——罪责难逃，罪责难逃！

不过看来圣母已经宽恕了我，因为我是出于真诚的爱而无意犯的错误。或许就是她的责罚太轻，以致我都觉察不到，就像平时许多好人对我的责罚那样。

有时我为了气气老太婆，便有意刺激她一下：

“看来，圣母已经忘记惩罚我了……”

“你就等着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等着瞧……”

……我一边用茶叶包装纸、锡纸、树叶以及各种杂物装饰着顶楼的房椽，一边用教堂的曲子编成歌儿唱起来，边想边唱，就像卡尔梅克人在路上边走边唱那样：

我坐在顶楼间，

剪刀在手边，

我心烦无礼貌……

把那纸儿剪！

我若是条狗——

就能随处走，

如今枉为一个人，

却都向我吆喝：

冒失鬼，规矩些，要沉默，

再不老实，你就别想活！

老太婆瞧着我剪的纸花，不住地冷笑，不停地摇头：

“你干脆把厨房也装饰起来得了……”

有一天老板来到顶楼上，看到我的劳作后，叹口气说：

“彼什科夫，你真滑稽，活见鬼……你想当魔术家吗？真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个五戈比大的银币。

我用细铁丝做了一个络子，把银币装在里面，像一枚奖章似的挂在五颜六色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过了一天，那银币连同铁络子都不见了。我肯定是老太婆拿去了。

五

到了春天，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一天早晨，我去小店买喝早茶用的面包。小店老板当着我的面在同老婆吵架，拿一个秤砣砸在他老婆的脑门上，她老婆跑到大街上便倒下了。街上立刻聚集了许多人，大家把女人抬上四轮马车，送到医院去。我跟在马车后面，不知不觉竟跑到伏尔加河岸上了，手里还捏着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

春光明媚。伏尔加河一泻千里，大地幅员辽阔，热闹非凡。而我活到今天，却像地窖里的一只小耗子。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回老板家去了，也不回库纳维诺区外祖母那里去，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羞于见她；而外祖父对我则会幸灾乐祸的。

我在堤岸上游荡了两三天，靠好心的装卸工人给些吃的，并和他们一起在码头上过夜。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

“孩子，我看你老在这里闲逛，也不是办法呀！你到那边‘善良’号轮船上去看一看，那边要招一个洗碗工……”

我去了。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儿餐室管事，戴一顶没有帽沿的黑绸帽子，透过眼镜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小声对我说：

“一个月两个卢布。要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餐室管事想了想，提议说：

“把母亲叫来。”

我跑去找了外祖母。她支持我的作为，便去说服外祖父到职业局替我领取了身份证。外祖母亲自陪我到船上去。

“好，”餐室管事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走。”

他带我到了后舱。那里有一个一身白衣白帽、身材高大的厨师，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抽着粗大的卷烟。餐室管事把我往他身边一推说：

“洗碗工。”

他说完立即就走了。厨师哼了一声，捋了捋他的黑胡子，望着管事的背影说：

“尽贪便宜，什么样的鬼都要……”

他生气地把剪得很短的黑头发的大脑袋一仰，瞪着一双大眼睛，紧张地绷着脸，大声嚷道：

“你是什么人？”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虽然穿得全身白，可我仍觉得他很脏，手指头长毛，大耳朵里面也有一撮毛。

“我想吃东西。”我对他说。

他眨了一下眼睛。由于咧嘴大笑，脸孔也变了样；他那被烤红了的胖胖的两腮波浪式地拉到耳朵边，露出一口粗大的马牙，胡子软绵绵地向下垂着——他变得像一个和善的胖婆娘了。

他把自己茶杯里的剩茶泼在船外，重新斟了一杯新茶，又拿了一个没有咬过的法式面包和一大截香肠推到我面前说：

“吃吧！有父母亲吗？会偷东西吗？喂，别害怕，这里全是小偷，会把你教会的。”

他说话像狗吠一样。他那张肥大的脸刮得发青，鼻子旁边布满了网络般的红色微血管，肥胖的红鼻子垂在胡子上，下嘴唇沉重地、令人嫌恶地耷拉着，嘴角上叼一支卷烟，直冒烟。他显然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身上散发着桦树条和胡椒酒的气味；太阳穴上和脖子上充满汗水，闪着亮光。

我喝完茶之后，他塞给我一卢布纸币。

“去，给自己买两条带胸板的围裙。不，还是我自己去买！”

他扶正了帽子，便笨重地摇晃着身体，蹭着甲板走了，活像一只熊。

……夜，月光明媚，它正从轮船的左边向草地偏移。来了一条火红色的很旧的轮船，烟囱上有一条白道道，轮叶不慌不忙地很不平稳地拍打着银色的河水，黑色的河岸静静地迎面浮来，在水面上投下自己的影子。岸上农舍的窗户里亮着红光，村里有人在唱歌，姑娘们在跳圆舞；歌中的重唱词“阿衣，柳里”听起来就像是赞美诗中的“哈利路亚”一样……

轮船后面，一根很长的缆索拖着一条驳船，也是火红色的。驳船甲板上有一个铁笼子，里面关着被判了流刑和苦役的囚犯。驳船船头上哨兵的刺刀像烛光一样闪着亮光，蓝天里微小的星星也像一支支蜡烛在发光。驳船上一片静寂，洒满月光。在黑色的铁笼子里，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圆圆的灰色斑点——这是囚徒们在观看伏尔加河。河水发出响声，像是哭泣，又像是窃笑。周围的一切都像教堂里一样，也像教堂里那样，散发出浓烈的油脂味。

看着这驳船，我就记起了小时候从阿斯特拉罕到尼日尼的旅途，记起了母亲的坚定的脸和把我带进这个有趣的、尽管是艰苦的人间的外祖母。一想到外祖母，一切不好的、令人难受的东西就离我而去，一切就发生变化，变得更有趣更令人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好更亲切了……

这美丽的夜景，这驳船，让我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驳船像一口棺材，在浩渺的泛滥的河面上，在温暖的夜晚，在令人沉思的静寂中，它简直就是多余的。河岸的不平稳的线条，时而升高，时而下降，心里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动——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对人们有用的人。

我们船上的人都很特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不论是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好像都是一个样。我们的轮船走得很慢，有事的人都搭乘邮船走了，聚集在我们这里的都是些休闲的不要办事的人，他们从早到晚就是吃呀，喝呀，弄脏许多餐具、刀、叉、勺子，我的工作就是洗餐具，擦刀叉，从早晨六点钟直到半夜，就干这些活。下午两点到六点，晚上十点到半夜工作少一些，因为旅客们吃了饭之后要休息，只喝点茶、啤酒和伏特加，所以餐室里的所有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我的上司）这时都有了空闲时间。厨师斯穆雷、他的助手雅科夫·伊万内奇、厨房洗碗工马克西姆、旅客服务员谢尔盖等，都在分水管旁边一张桌子后面喝茶。谢尔盖是个驼子，满脸麻子，颧骨很高，有一双油亮的眼睛；雅科夫·伊万内奇笑起来像哭一样，露出一口发绿的腐朽的牙齿，尽讲些乱七八糟的淫秽故事；谢尔盖像一只青蛙，大嘴巴一直拉到耳根；马克西姆则沉默着，用一双严厉的、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眼睛望着他们。

“亚——细亚人！莫尔——多瓦人！”厨师长偶尔提高嗓门说。

我不喜欢这些人。秃头的矮胖子雅科夫·伊万内奇只谈论女人，而且满嘴脏话，他的脸毫无表情，布满了青色的雀斑，一边脸上长着一颗带红毛的黑痣，他把这撮毛旋起来，拧成针状，要是船上来了比较随和的活泼的女顾客，他就会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像乞丐一样，唯唯诺诺地一旁侍候，说出一些甜腻腻的话和诉苦的话，嘴角上冒着泡沫，并不时伸出不洁的舌头迅速地把泡沫舔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刽子手就应该是这样的肥头大耳的人。

“要善于让女人动情。”他教导谢尔盖和马克西姆说。他们俩鼓着腮帮子、红着脸，认真地听他讲。

“亚细亚人！”斯穆雷吃力地站起来，嫌恶地大叫一声，并命令我道，“彼什科夫——过来！”

他到自己舱室里拿来一本用封皮包着的小书塞给我，然后躺在靠冷藏室墙边的一张吊床上。

“念吧！”

我坐在装通心粉的箱子上，认真地念起来：

“‘天幕挂满星星，意味着与上天的沟通方便，有了这种沟通，他们就可以从愚昧和罪恶中解脱出来’……”

斯穆雷点燃了烟卷，吐出一口烟雾，不满地说：

“这帮骆驼！他们都写了些……”

“‘露出左胸，表示心灵坦荡’……”

“谁露出左胸？”

“没有说明。”

“那就是说——女人的啰……呸，好色之徒。”

他闭上眼睛躺着，双手垫在脑后，烟卷叼在嘴角上，微微冒烟。他用舌头拨动一下烟卷，深深一吸，弄得胸口发出嗖嗖的声音，他的肥胖的大脸便淹没在烟雾里了。有时我以为他睡着了，便停下不念了，仔细地瞅着这本该死的书——这本书真是讨厌得让人作呕。

但是他却哑着嗓子嚷道：

“你念呀！”

“‘大师父回答说：你看看吧，我亲爱的修维里扬先生’……”

“是谢维里扬吧……”

“书上印的是——修维里扬……”

“是吗？见鬼了！下面还有诗，你跳下去念吧……”

我跳下去念诗：

愚昧的人们，对我们的事感到好奇——

你们弱视的眼睛将永远也看不分明。

就算是天神在歌唱，你们也听不清。

“等一等，”斯穆雷说，“这并不是诗呀，把书给我看……”

他生气地翻着那厚厚的蓝色书页，然后把书塞进褥子下面去。

“去拿另一本来……”

使我难受的是，他那个用铁皮包着的黑箱子里竟有那么多的书，有《奥米罗夫的训令》《炮兵札记》《谢丹加里勋爵的书信集》《论害虫——臭虫及消灭它的方法，另附防治臭虫的建议》等，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书。有时候厨师逼着我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读出所有的书名。我照读了，他还生气地唠叨个没完。

“胡乱瞎编，这些坏蛋……他们就像在打你嘴巴，为什么打，却无法明白。格尔瓦西！我要他干什么——这个格尔瓦西！还有什么天幕……”

这些奇怪的字眼，陌生的名字，讨厌地记了很多，念着舌头发痒，每分钟都想重复地念它们，或许能从声音里揭示出其含义来？可窗外河水不倦地在歌唱，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这时候能跑到船尾上去有多好啊！那边，在货箱中间，水手们、司炉们围坐在一起正在玩牌、唱歌、讲有趣的故事，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简单明白的话，观望卡马河岸上那些像铜弦一样笔直的松树，有多么好啊！春汛过后，草场上留下一个个小水塘，就像许多玻璃的碎片，映照出蓝色的天空。我们的轮船离开陆地，离得远远的，可是在白天疲劳的静寂中，听见从岸上看不见的钟楼传来的钟声，你就会想到那里有村庄，有人。波浪上漂荡着一只渔船，很像是一块面包。瞧，河岸上出现了小村庄，有一群孩子在河里玩水，沿着黄色的沙带正走着一个穿红色衬衣的农民。远方，从河上望去，一切都显得多么欢快——就像是一件小玩具，小得可笑，而且五颜六色。很想向岸上大声说几句亲切的善意的话，既对岸上，也对驳船上。

这条火红色的驳船，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能整整一个小时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看它如何地用其粗笨的船头去冲破浑浊的河水。轮船拖着它就像拖着一头猪，松弛时船索就打在水面上，然后重又绷紧，落下许多水滴，拉紧驳船的鼻子。我很想看看那些被关在铁笼子里面像野兽一样的人的脸。在彼尔姆，他们被领上岸的时候，我挤在驳船跳板上看，有几十个面色阴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踏着沉重的步子，镣铐叮当响，弯腰驮着沉重的背包。走过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俊的有丑的，不过他们都跟所有的人一个样，只是穿的衣服不同、头发剃得不一样罢了。当然，这是一些强盗，不过外祖母却给我讲过关于强盗的许多好话。

斯穆雷比其他人更像凶残的强盗。他阴沉地望着驳船喃喃地说：

“上帝，去解脱这种命运吧！”

有一次，我问他：

“为什么别人都去杀人、抢劫，你却去做饭呢？”

“我不做饭，而是备菜，做饭的是娘儿们。”他笑着说道；想了想后又补充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愚蠢。有些人聪明些，另一些人不够聪明，第三类人则完全是傻瓜。要想聪明一些，就需要读正经的书，黑魔书也读，那有啥？所有的书都要读。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正经的书……

他经常劝导我说：

“你念吧！不懂就念它七遍，念七遍还不懂就念它十二遍。”

斯穆雷对所有的人，包括对那位沉默寡言的餐室管事，说起话来总是时断时续，嫌恶地噘着嘴，翘起胡子，好像要拿石头砸人似的，而对我却温和而又关心，不过在这种关心里面却也有一点令我害怕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位厨师好像是个半疯癫的人，就像我外祖母的妹妹那样。

有时他对我说：

“等一下再念……”

接着他就闭上眼睛，久久地躺着，打起鼾来。他的大肚子不断地起伏着，两只多毛的过去被烫伤过的手像死人一样交叉地放在胸前，手指微微地动着，像用看不见的织针在编织看不见的袜子。

突然他又开始嘟哝起来：

“是啊，天赐你智慧，你就用这智慧去生活吧！可是天赐给人智慧是很吝啬的，也是不一样的。要是大家都一样聪明就好了，可是——不……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还有人压根儿就不想明白。就是这样！”

他结结巴巴地将其在部队生活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听不懂他这些故事的意思，觉得很没趣，而且他往往不是从头开始讲，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团长把一个士兵叫来，问他：‘中尉对你说了什么？’士兵如实地做了回答。军人要说实话。可是那位中尉像盯着墙似的盯着他，于是他便转过脸去，低下了头。嗯……”

厨师很生气，吐着烟，嘟哝道：

“我怎么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呢？当时中尉就被关进了要塞里，而他的妈妈却说……‘啊，我的天哪！’我那时却什么也不懂……”

天气很热，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发出呜呜声；船舱的铁板后面，河水噼啪作响，轮船的转轮也轰然不停；舷窗旁边，河水像一条宽带子流泻着，远处可以看到一长条堤岸的草场和一些树木。我们已经听惯了所有的声音，觉得周围很安静，尽管有一个水手在船头悲凉地叫唤着：

“七个，七个……”

我什么都不想参与，不想听，也不想干活，只想坐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一个闻不到厨房的油腻味和热气的地方，半睡不醒地坐着，望着这平静而疲倦的生活跟随着河水潺潺地流去。

“念！”厨师生气地命令说。

客舱里的各级茶房都怕他，就连那个性格温顺、像鱼一样不爱说话的餐室管事，显然也害怕斯穆雷。

“喂，你这条猪！”他对餐室的一个伙计吆喝道，“你过来！亚细亚人……天幕……”

水手们和司炉们都恭维他，巴结他，因为他常常把熬过汤的肉给他们吃，向他们打听农村和家乡的情况。那些满身油污和带有煤烟味的白俄罗斯的司炉被认为是船上最下等的人，大家都叫他们一个名字——雅古特[97]，并且逗弄他们说：

“雅古，比亚古，在岸上住……”

斯穆雷听到这些话就非常生气，满面通红，对司炉大声喊道：

“你怎么允许人家嘲弄你呢，草包！该给客查普[98]一个耳光才是！”

有一次，长得漂亮而凶恶的水手长对他说：

“雅古特和霍霍尔[99]是一路货！”

厨师一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手抓住他的腰带，把他举到空中，一边摇晃一边问道：

“你想要我把你摔死吗？”

他们经常吵架，有时还打起架来，可是斯穆雷却没有挨过打，因为他有超人的气力；除此之外，船长太太经常地而且亲切地跟他交谈，她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有一张男人的脸，头发剪得非常平整，像男孩子一样。

斯穆雷喝伏特加酒喝得很凶，却从来没有喝醉过。他从早晨就开始喝，一瓶酒四口就喝完，以后，直到晚上又喝啤酒。他的脸渐渐地变成了褐色，一双发黑的眼睛吃惊似的睁得大大的。

傍晚他经常坐在排水管上面，身材高大，穿一身白衣服，默默地一坐就是几小时，忧郁地望着流动的远方。在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怕他，而我却有点儿怜悯他。

雅科夫·伊万内奇从厨房里出来，满身大汗，脸被烤得通红。他站着，搔他那秃顶的头皮，然后一挥手就走了，走远之后才说：

“那条鲟鱼死了……”

“那就把它做杂拌汤吧……”

“可是要是客人要吃鲜鱼汤或清蒸鱼呢？”

“你就做吧，他们会吃的。”

有时我想走近他身边，他便费劲地把眼睛转过来看着我说：

“干啥？”

“不干啥。”

“好吧……”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问他：

“你干吗要大家都怕你呢？可你是个和善的人呀。”

出乎我的预料，他没有生气。

“我只是对你才和善。”

不过他立即又补充一句，表现出很宽厚并且带着深思的样子：

“也许你说得对，我对大家也和善，只是没表露出来罢了。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否则，他们就会让你招架不了，什么人都会往好人身上爬，就像在泥淖里往土堆上爬一样……还会把你踩下去。去吧，把啤酒拿来……”

他一杯接着一杯喝完一瓶之后，舔舔胡须，又说：

“你这只小鸟再长大一点，我会教你许多事情。我可不是傻瓜，我有值得告诉人的东西……你就念书吧，里面有一切你需要的东西。书可不是小事！想喝啤酒呢？”

“我不喜欢喝。”

“好，那就别喝。酗酒可是很糟糕的事，喝伏特加更是魔鬼的事。我要是有钱，我一定送你去读书。没有学识的人就是一条牛，随便让人套上轭，即便是宰它吃肉，它也只能摇摇尾巴……”

船长太太借给他一本果戈理的作品。我念完《可怕的复仇》后，心里很喜欢，可是斯穆雷却生气地嚷道：

“扯淡，瞎编！我知道，还有别的好书……”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拿走，去船长太太那里取来另外一本，阴沉地命令说：

“你念《塔拉斯》[100]……他叫什么来着，找出来。她说是本好书……谁觉得好呢？她觉得好，也许我却觉得不好？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了，瞧！那为什么不把耳朵也剪掉呢？”

当我念到塔拉斯向奥斯塔普挑战的故事时，厨师满意地笑了。

“这就对了！可不是吗？你有学问，而我有力气！还真能编，这些骆驼……”

他听得认真，但老要唠叨：

“扯淡！哪能一刀把一个人从肩膀劈到屁股呢，不能的。也不能把人挑在长矛上——长矛会断的！我自己当过兵……”

安德烈的背叛引起他的憎恶。

“卑劣的家伙，是吗？为了一个女人！呸……”

可是当塔拉斯杀死儿子时，厨师则把两只脚从床上放下来，双手搁在床上，弯下腰哭了起来，泪水慢慢地从两颊流下，滴在甲板上，呼哧着嘟哝道：

“唉，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接着他突然向我吆喝道：

“你念呀，鬼东西！”

他再次哭起来，而当奥斯塔普临死前喊叫着“爹，你听见没有”的时候，他哭得更厉害更伤心了。

“全都死了，”斯穆雷呜咽着说，“全死了，啊！念完了吗？哎呀，这事糟糕透了！以前真有这样的人吗，塔拉斯这个人怎么样？是的，这才是人物……”

他把书从我手里夺过去，仔细地看着它，泪水滴在书皮上。

“好书！简直像是过节！”

后来我们念了《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101]。斯穆雷非常喜欢作品主人公理查德·普兰塔格涅特。

“这才是真正的国王！”他提示性地对我说。我却觉得这本书没趣。

总的说来，我们两人的趣味并不相投。我非常喜欢《汤姆·琼斯的故事》[102]——旧译《捡来的孩子汤姆·琼斯的故事》。斯穆雷却不满地说：

“愚蠢！汤姆与我有啥关系？我干吗要读他的书？肯定还有别的书……”

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知道有一些别的书——地下的禁书，只能在夜里读，在地下室里读。

他睁大眼睛竖起眉毛说：

“什么，你胡说啥？”

“我没有胡说。我忏悔时，神父问过我这件事，而且我还亲眼看见有人念这种书，他们还哭了呢……”

厨师忧郁地看着我的脸，问道：

“谁哭了？”

“一个听书的太太，另一个甚至被吓跑了……”

“你醒醒吧，你在说梦话。”斯穆雷说，慢慢地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又嘟哝起来：

“当然，总会有什么地方有些……秘密的东西的。不会没有的……不过我已不是那个年纪了，而且我的性格也……好了，不过……”

他可以这样雄辩地足足说上一小时……

不知不觉地我便有了念书的习惯，一拿起书来就兴高采烈。那些书里讲述的生活不同于今天的生活，令人愉快。而实际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斯穆雷对读书也越来越入迷了，他经常打断我的工作，拉我去念书。

“彼什科夫，走，念书去。”

“我还有许多餐具没有洗。”

“马克西姆会洗的。”

他粗暴地要老洗碗工去替我干活。这个工人一生气便摔杯子。餐室管事温和地告诫我：

“这样我会把你赶下船去的。”

有一次，马克西姆故意拿几个杯子放在盛污水和茶渣的水盆里，结果我在把盆里的脏水倒到舷外去时，那几个杯子也一起倒出去了。

“这是我的过错！”斯穆雷对餐室管事说，“把要赔的钱记在我的账上吧。”

餐室里的那些跟班都斜眼看着我，对我说：

“喂，你这个书迷！是靠什么领薪水的？”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尽量加重我的活，无缘无故地把餐具弄脏。我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果然真是这样。

一天傍晚，在一个小码头上，我们的船上来一个红脸的女人和一个戴黄色头巾穿粉色新裙子的姑娘，她们两人都喝醉了，那个女人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说话像教堂的执事一样，应发“а”音的地方却发“о”音：

“对不起，亲爱的，我刚才喝了一点酒！我刚打完官司，打赢了。由于高兴，就喝了一点酒……”

姑娘也微笑着，用浑浊的眼睛看着大家，并推了一下女人说：

“你走呀，疯婆娘，快走呀……”

她们在二等舱旁边住下了，正对着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和谢尔盖睡觉的舱室。那个女人不知到哪儿去了。谢尔盖坐到姑娘身边，贪婪地咧着青蛙嘴。

晚上，我刚干完活，躺在桌子上要睡觉的时候，谢尔盖走过来，抓住我的手：

“走，我们给你娶老婆……”

他喝醉了。我想把手挣脱出来，他却打了我一下。

“快走，走！”

马克西姆也跑了过来，他也喝醉了。于是两人拖着我沿着甲板，经过正在睡觉的旅客身边，到他们的舱室去。但是舱室门边却站着斯穆雷，门里边是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他扶着门框，姑娘正用拳头敲击他的背脊，并用带醉的声音叫喊：

“放开我……”

斯穆雷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的手中把我夺下来，抓住他们两人的头发，把两个脑袋相撞一下，他们两个都跌倒了。

“亚细亚人！”他对雅科夫说，朝着他的鼻子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推开我说：

“快离开这里！”

我跑到船尾上去了。这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河面是黑色的。船尾后面有两道灰白色的水纹在翻腾，向看不见的两岸散去。驳船就在这两道水纹中间缓慢地移动，忽左忽右地显示出灯光的红色斑点，什么也照不见，在突如其来的河湾后面消失了。此后四处就变得越来越黑，我的心情也更难受了。

厨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他沉重地叹口气，并点着了香烟。

“他们拖你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嘿，这些败类！我听见了，他们要加害于你……”

“是你把那姑娘从他们那里拉开了吗？”

“她？”他粗暴地骂起那姑娘来，接着又用沉重的语调说：

“这里的人全是坏蛋。这条破船比村子里还要糟糕。你在村子里住过吗？”

“没有。”

“农村里糟透了，尤其是在冬天……”

他把烟蒂扔到船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你在这群猪里面会完蛋的，我很可怜你，小狗崽。我也可怜所有的人。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要跪下来问他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狗东西？你们都是瞎子吗？’这些骆驼……”

轮船一声长鸣，拖索啪的一声打在水上。在深度的黑暗中晃动着一盏灯火，指明码头的所在。接着又有许多灯光出现了。

“这是醉林[103]，”厨师嘟哝道，“这里有一条河，叫醉河；有一个司务长，姓醉科夫[104]……还有一个文书，姓啤酒兴[105]……我要上岸去……”

身材粗壮的卡马河的女人和姑娘用长长的架子从岸上把木柴搬下来，她们压着背带弯着腰，一对接着一对有弹性地跳跃着，走到锅炉舱跟前，把那些半俄丈长的木柴扔进一个黑洞里，然后用清脆的声音喊道：

“搬完了！”

在她们搬木柴的时候，水手们便摸她们的乳房、大腿，妇女们尖声叫起来，向那些男人身上吐唾沫。回去时，她们就用空架子挡住男人们，防止他们动手动脚。这种场面在每次航运中都会发生，我已见过几十次了。在所有搬木柴的码头上，都有同样的情况。

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在轮船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明天会发生什么，一星期后会发生什么，甚至秋天、明年会发生什么，我好像全都知道。

天已经亮了，在比码头高的沙岸上已出现了茂密的松林。一群妇女正向山上林边走去，她们笑着，唱着低音的歌曲，身上背着长长的空架子，像士兵一样。

我很想哭。泪水在胸中沸腾，好像心在泪水中煮着，这是很痛苦的。

可是又不好意思哭出来，于是我就去帮助水手布利亚欣洗甲板。布利亚欣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人，整个身子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他老是躲在角落里，一双小眼睛闪着微微的亮光。

“我的真姓不叫布利亚欣，而是……你知道的，由于我母亲过的是淫荡的生活。我还有一个姐姐，也是这样。她们两人都注定是同样的命运。老弟，命运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一个铁锚，你想往前走……可是……不行……”

现在他正一边用拖布拖甲板，一边小声对我说：

“看见了吧，女人受到何等的凌辱！就是嘛！哪怕是一根湿木头，烤久了也会着火的！老弟，我不喜欢这种事，我瞧不起，要是我生来是女人的话，我就投进泥潭里淹死。我敢向神圣的基督保证！……本来大家就没了自由，还要用火烧你！我告诉你吧，那些阉割派教徒并不是傻子。你听说过阉人吗？他们是聪明人，他们的想法很对：抛开一切琐事，一心服务上帝，诚心诚意……”

船长太太高高地提着裙子沿着水洼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总是很早起床，高挑的身材，苗条的身段，她的脸也总是那么朴质、明朗……很想跑上去跟在她后面，全心全意地请求她：

“请您对我说点什么吧，说点什么吧！……”

轮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布利亚欣画着十字说：

“开船了……”

六

在沙拉普尔，马克西姆离开了轮船。他跟谁也没有打招呼，不声不响地、严肃而又平静地离开了。那位快活的女人冷笑着跟在他的后面，而那位姑娘则跟在女人的后面，没精打采，两眼红肿。谢尔盖在船长室门前跪了很久，吻着门板，用脑门撞击着它，大声号叫着：

“原谅我吧，不是我的过失，这是马克西姆……”

水手们，餐室人员，乃至一些旅客都知道他在撒谎，但还是劝慰他说：

“求饶吧，求吧，会原谅你的！”

船长撵他走，甚至踢了他一脚，致使谢尔盖摔了个跟头。不过船长终于还是原谅了他。于是谢尔盖立刻从甲板上跳起来，端起茶盘去送茶，像狗一样，用讨好人的眼色看着大家。

一个从岸上雇来的当过兵的维亚特省人取代了马克西姆的位子。这个人骨瘦如柴，小脑袋，红眼睛。厨师的助手马上派他去宰鸡。这个小兵宰了两只鸡，其余的鸡都跑了，在甲板上乱窜，旅客们开始捕捉它们，有三只鸡飞到船舷外去了。小兵便坐在厨房旁边木柴堆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傻瓜？”斯穆雷诧异地问他，“难道当兵的也哭鼻子？”

“我是卫戍部队的兵。”这个小兵静静地说。

这一哭可让他倒大霉了。半小时之后，船上的所有人都来取笑他，走近他身边，眼睛直盯着他问：

“是这个人吗？”

接着就是一阵恼人的荒唐的笑声，大家直笑得全身抽搐起来。

小兵起初没看见人，也没听见笑声。他用旧印花布衬衣的袖子把泪水从脸上抹掉，好像把泪水都藏到袖子里去了，但是很快他的红眼睛便充满了怒气，用喜鹊般的维亚特的话绕口令似的说：

“你们干吗瞪大眼睛看着我？啊，我要把你们撕碎……”

这样一来，观众就更开心了。他们有的用手指去戳戳他，有的拽拽他的衬衣，拉拉他的围裙，像捉弄山羊似的跟他闹着玩，一直玩到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有个人把一块挤了汁的柠檬皮套在一个木勺子的把上，然后系在小兵背后围裙上，小兵一走动木勺子就在背上左右摆动起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小兵像一只被逮住的小耗子似的忙个不停，不明白是什么引起大家发笑。

斯穆雷默默地严肃地注视着他。厨师的脸绷得都像娘儿们的脸了。

我可怜小兵，便问厨师：

“可以把木勺子的事告诉他吗？”

他默默地点点头。

当我把大家发笑的原因告诉小兵后，他很快地摸到了勺子，扯下来把它摔在地上，用脚踏碎它，接着便双手抓住我的头发，我们便扭打起来。这使观众大为开心，马上把我们围了起来。

斯穆雷推开观众，把我们拉开，先是揪我的耳朵，然后又揪小兵的耳朵。观众看见这个矮小的人在厨师的手下摇晃着脑袋，跳舞似的旋转时，便疯狂地叫喊起来，有的打呼哨，有的跺脚，笑得前仰后合。

“卫戍兵万岁！用脑袋去顶厨师的大肚皮呀！”

看到他们这种野蛮的哄笑，我恨不得向他们扑过去，用劈柴敲破他们的脑袋。

斯穆雷放开了小兵，双手贴在背后，像野猪似的翘着胡子，可怕地露着牙齿，向人群冲过去。

“各就各位——开步走！亚细亚人……”

小兵重又向我扑过来，可是斯穆雷一只手把他抱住并把他拖到抽水机那边，用水浇他的头，像玩布娃娃似的让他那瘦弱的身体旋转起来。

水手、水手长、船长助理都跑来了，人群又聚集起来。比众人高出一头的餐室管事像平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悄悄地站在那里。

小兵在厨房边的柴堆上坐下来，双手发颤，脱掉靴子，打算拧干包脚布，可是包脚布并没有湿，是他的稀疏的头发在滴水。这一举动又使观众笑了起来。

“反正，”小兵声音又高又尖地说，“我要揍死这小子。”

斯穆雷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对船长助理说了一些什么，水兵们便驱散了观众。当大家都散开之后，厨师对小兵说：

“该拿你怎么办呢？”

小兵没有说话，一双野性的眼睛盯着我，全身奇怪地抽搐着。

“立——正，歇斯底里的家伙！”斯穆雷说。

小兵回答说：

“别妄想了，这里不是在连队里。”

我发现厨师有点尴尬了，鼓胀的两颊瘪了下去。他啐了一口唾沫，便带着我走开了。我虽然是昏头昏脑地跟着他走，却还老是回过头来看小兵。斯穆雷困惑不解地嘟哝道：

“咳，什么样的一个活宝啊？好吧……”

谢尔盖追上了我们，不知为什么，悄悄地说：

“他要自杀！”

“他在哪儿？”斯穆雷喊了一声，就跑过去了。

小兵站在茶房舱室门边，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刀子。这是一把用来斩鸡头、劈木柴的刀，很钝，刀刃上已有许多口子，像锯齿一样。舱室前面围了许多人，在观望这个头发湿淋淋的矮小而又可笑的人。他那张翘鼻子的脸像一块肉冻似的抖动着，嘴巴疲惫地张开，嘴唇不停地跳动，哼哼哈哈地说：

“你们折磨人……折磨人……”

我跳到一件什么东西的顶上，越过人群的脑袋看见许多人的脸——他们都嘻嘻哈哈地笑着，互相谈论着：

“你瞧，你瞧……”

当他用他那干瘦的孩子般的手把露出来的衬衣掖进裤子里去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好心的男人叹了口气说：

“都要自杀了，还去整理裤子……”

观众的笑声更响了。显然，谁也不相信这个小兵会自杀。我也不相信。可是斯穆雷瞥了他一眼后，一边用自己的大肚子推开人群，一边说：

“散开，混蛋！”

他一下子把许多人都骂为混蛋，逼近一大群人的身边，对他们喊道：

“各就各位，混蛋！”

这也很可笑，但却似乎又是对的。今天从早晨起，所有的人好像都成了混蛋。

斯穆雷把人群驱散后，走到小兵跟前，伸出一只手说：

“把刀拿来……”

“反正。”小兵说着，刀锋朝外把刀子递过去。厨师把刀子给我，把小兵推进舱里。

“躺下睡觉吧！你是怎么啦，啊？”

小兵没有说话，在床上坐下来。

“他给你拿吃的去，拿伏特加去——你喝伏特加吗？”

“可以喝一点……”

“你要注意，别碰他——取笑你的并不是他，听见没有？我说了——不是他……”

“他们干吗要折磨我？”小兵小声地问道。

斯穆雷没有立即回答，并沉着脸说：

“我又怎么知道呢？”

他带我走进厨房，嘟哝道：

“看吧，真是弱者众人欺！你看见了，怎么样！这回看到了吧！老弟，真要让人发疯……像臭虫一样缠着你——你就完了！他们甚至比臭虫还坏，比臭虫还凶……”

当我把面包、肉和伏特加拿给小兵时，他正坐在床上，前后摇晃着身体，像娘儿们那样小声哭泣着。我把盘子放在桌上，对他说：

“吃吧……”

“把门带上。”

“关门屋里就黑了。”

“关上，不然他们又要来了……”

我走了。我不喜欢这个小兵，他不能引起我的同情和怜悯。这让我心里感到不快，因为外祖母曾多次教导我：

“要同情人，大家都是不幸的，大家都有困难……”

“拿去了吗？”厨师问我，“喂，他在干啥？”

“他在哭。”

“唉……真是草包！他算什么士兵？”

“我并不可怜他。”

“啥？你怎么啦？”

“可是应该怜惜人……”

斯穆雷抓住我一只手，拉到他身边，动情地说：

“不要勉强去怜惜人，可撒谎也不行，你懂吗？不要甘当懦夫，得了解自己……”

于是他推了我一下，补充了一句：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来，抽烟吧……”

旅客的这种行为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和难受。当斯穆雷揪小兵的耳朵时，他们竟高兴地哈哈大笑。他们如此地捉弄这个兵，我觉得有一种无法表达的侮辱和压抑：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可恶而又可鄙的事情呢？这里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快乐和可笑的东西呢？

瞧，他们重又坐在或躺在低矮的帐篷下面，有的喝酒，有的吃饭，有的玩牌，平静而又庄重地谈话，欣赏河上的景色，好像一小时之前那些打呼哨、起哄、戏弄人的家伙不是他们似的，他们仍然像平时一样，安静而又慵懒。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船上优哉游哉地溜达，就像阳光照耀下的蚊虫和尘埃那样。瞧，有十多个人在搭板旁边拥挤着，画着十字，从轮船走上码头，又有同样多的人从码头迎面走来，同样都弯着腰，背着沉重的背包和箱子，也穿着同样的衣服……

这种乘客的经常更替却丝毫没有改变轮船上的生活，新的旅客与离去的旅客说着同样的话：土地啦，工作啦，上帝啦，女人啦，而且他们用的词句也是一样的……

“你就——忍耐吧，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啊！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

这些话听起来很枯燥，令人生气。我不能忍受龌龊的东西，不能忍受恶意的不公平的屈辱和待遇。我坚信并觉得我不应受到这种待遇，小兵也不应受这种待遇，除非他自己想成为可笑的人……

马克西姆被赶下了轮船，他是一个严肃、善良的小伙子，而谢尔盖这个卑劣的人却留了下来。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干吗都挤在船边上？”水手长眯着其漂亮而又恶毒的眼睛大声喊道，“轮船倾斜了，快散开，穿厚呢子衣服的魔鬼们……”

魔鬼们乖乖地转到甲板的另一边去了，可是这边他们也像绵羊一样遭到驱赶。

“咳，该死的家伙……”

炎热的夜晚，待在被晒了一天的铁皮遮篷下，闷热难耐。旅客们像蟑螂似的在甲板上爬动，随地躺着。快到码头的时候，水手们便用脚把他们踢醒。

“喂，怎么一个个都横躺在道上呢！快滚回自己铺位上去……”

他们都站起来，睡眼惺忪地被推着回到自己铺位上去。

水手们也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是服装不同罢了，可是他们却像警察一样指挥旅客们。

在这些旅客身上首先可以看到一种静默的胆小的和令人忧虑的顺从性格，当这种性格的外壳破裂后，就会暴露出其残酷的、毫无意义的和几乎总是令人不快的恶作剧，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和可怕。我觉得，人们并不知道，轮船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似乎带到哪里去，他们都无所谓。不管在什么地方上了岸，在岸上坐一会儿，他们又要跳上这条或那条船，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们全都像是迷了路的人，是无亲无故的流浪汉，对他们来说，整个地球都是陌生的，所以他们全都胆小得要命。

有一天午夜后，机器轰的一声，什么东西爆炸了，好像放了一发炮弹似的，甲板上立即盖上了一层白雾，浓浓地从机舱里冒出来，填满了所有的空间。不知道是谁刺耳地大声喊道：

“加夫里洛，拿防锈漆来，还有毡布……”

我在机舱旁边洗碗桌上睡觉。在爆炸声和震动声把我惊醒之前，甲板上是很安静的，机器吱吱地喷着热气，汽锤不时当当作响。但是过了一分钟，甲板上的旅客便吵吵嚷嚷地叫的叫，号的号，顿时变得十分恐怖。

白色的雾气很快变得稀疏了。一些没戴头巾的女人和一些蓬头垢发、瞪着圆圆的鱼眼睛的男人相互磕绊着东奔西突，他们全都背着背包、箱子，跌跌撞撞地跑啊，嘴里念叨着上帝、圣徒尼古拉的名字，并相互扭打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但同时又是非常有趣的景象。我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看他们要干什么？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夜间的惊慌场面，但不知为啥我立刻就明白他们误会了：轮船正常地行驶着，没有减低速度，左边很近的地方点燃着割草人的篝火。夜是那么明净，满月高照。

但甲板上的那些人却跑得越来越快了，连二三等舱的人也跑了起来。有人跳到船舷外去了，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两个农民和一个修道士用木柴把钉在甲板上长板凳撬了下来，把一大笼子的鸡从船尾抛到水里去；在甲板中间船长驾驶台扶梯旁边，跪着一个农民，向从他身边跑过去的人们鞠躬，像狼一样地号叫：

“正教徒们，我有罪……”

“把小船放下来，魔鬼！”一个没有穿衬衣只穿着裤子的老大爷大声叫道，他还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

水手们也在跑，抓住人们的领口，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推到甲板上去。斯穆雷踩着笨重的步子，大衣上披着一件衬衣，大声地劝导大家说：

“你们真不害臊！你们要干啥？发疯啦？轮船要停了，要靠岸了，瞧，那就是岸！那些跳到水里去的人都是傻瓜，他们已被割草的人救上来了，拖上来了，他们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里有两只小船。”

他用拳头打三等舱旅客的脑袋，从上往下打，那些人却像麻袋一样，默默地拥到甲板上去。

慌乱还没有停息下来，便有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向斯穆雷冲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把餐勺，在他的鼻子底下晃动着，喊道：

“你怎么敢打人？”

一个全身湿漉漉的老爷，一边舔着自己的胡子，一边劝阻女人，恼恨地说：

“别管他，一个蠢货……”

斯穆雷两手一摊，尴尬地眨眨眼睛，问我：

“怎么一回事，啊？她干吗骂我？莫名其妙！我这是头一次看见她呀……”

另一个男人也一边擤着鼻血，一边喊道：

“嘿，这些人呀，真是强盗！……”

整个夏天我在船上看到两次惊慌。这两次都不是由于直接的危险引起的，而是由于害怕可能发生的危险造成的。第三次是旅客们逮住了两个小偷，其中一个扮成朝圣的香客。旅客们背着水手暗地里地把两人私刑拷打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当水手把小偷带走时，旅客们就骂水手：

“贼贼相护，有谁不知呀！”

“自己是骗子，所以要纵容骗子……”

两个小偷被打得不省人事。等到把小偷交给码头上的警察时，他们已经站不起来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它使我非常不安。我不理解这些人——他们是恶人还是善人？是温和的人还是鲁莽的人？又为什么如此残忍、贪婪凶狠，那么无耻温顺呢？

这事我问过厨师，但他却吐出浓烟遮住自己的脸，恼恨地说：

“唉，你何必去管这些闲事呢！人嘛，就是人……有些人聪明，有些人呆傻。你就念你的书吧，别嘟嘟哝哝啦！在书本里，所有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有说明……”

他不喜欢教会的书和圣徒传。

“嘿，这是给神父和他们的儿孙们读的……”

我想做点让他高兴的事——送他一本书。在喀山码头上我花五戈比买了一本《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不过当时厨师喝醉了，在生气，我没有把礼品送给他，而是自己先读了这本《传说》，我非常喜欢它，一切都写得如此朴质、明白易懂，有趣而且很简练。我深信这本书一定会让我的老师满意的。

可是当我把书给他时，他却默默地用手掌把它揉成一团，扔到船舷外去了。

“瞧你送的什么书，傻蛋！”他沉郁地说。

“我像教狗一样教你去掉野性，你还是贪婪野味，啊？”

他跺起脚叫起来：

“这是什么书呀？书里胡说八道的东西我都念过了！你以为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吗？好，你说呀！”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当一个人被砍下了脑袋，他就会从楼梯上掉下来，其他的人就再也不会爬到草棚上去了，士兵们并不是傻瓜！他们会点把火，把草棚烧掉，溜之大吉！懂吗？”

“懂了。”

“明白了就好！彼得皇帝的事我知道，没有这回事，你走吧……”

我知道厨师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小书，我又一次去买了这本《传说》，重新读了一遍。很奇怪，我终于确认了它真是一本坏书，这使我有点难为情。后来我对厨师变得更加注意，更加信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越来越懊丧地说：

“唉，要怎样教育你才好呢！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感觉到了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谢尔盖对我极坏。我多次发现他从我桌上偷茶具，瞒着餐室管事暗地里交给旅客。我知道这是偷盗行为。斯穆雷常常提醒我：

“当心，不要让自己桌子上的茶具给堂倌拿走了！”

对我不好的事情还有许多。我常常想，船一靠岸就逃走，跑到森林里去。是斯穆雷留住了我：他对我愈加温和了。此外是轮船的不停的航行也深深地吸引着我；轮船要靠岸，我就不高兴，总期待着好像立即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们就要从卡马河漂到别拉雅河、维亚特卡河去，要不就沿伏尔加河漂去，我将会看到新的河岸，新的城市，新的人们。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在船上的生活却意外地而且可耻地中断了。一天晚上，当我们正从喀山开往尼日尼去时，餐室管事叫我到他那儿去。我进去后，他随即把门关上，对沉着脸坐在铺着毯子的板凳上的斯穆雷说：

“他来了。”

斯穆雷粗暴地问我：

“你给谢尔盖餐具了？”

“他趁我没看见，自己拿的。”

餐室管事小声说：

“你没有看见，但你知道。”

斯穆雷朝自己的膝头打了一拳，然后搔着膝头说：

“等等，别着急……”

接着他沉思起来。我看着餐室管事，他也看着我。可是我觉得在他的眼镜后面似乎没有眼睛。

管事静悄悄地活着，走路没有声音，说话低声低气。有时候他那褪了色的胡子和空洞的眼睛也会从什么地方偶然露一下，但立即就消失了。睡觉前他总要在餐室的圣像和长明灯前跪很长的时间。我从红桃爱司形的锁孔里看见过他，但却没有看到他是怎样祈祷的，他只是站在那儿望着圣像和长明灯，边叹气边摸胡子。

斯穆雷沉默了一会儿后问我：

“谢尔盖给你钱了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对餐室管事说。管事却小声回答说：

“反正都一样，您看着办吧。”

“我们走吧！”厨师喊了一声，走到我桌子旁边，用手指轻轻在我头上弹了一下说，“傻瓜，我也是傻瓜，我本该关照……”

到了尼日尼，餐室管事给我结了账。我得到将近八个卢布。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大钱。

斯穆雷向我告别时，抑郁地说：

“好了，瞧，如今你可要睁大两只眼睛留神了——懂吗？马马虎虎可是要不得啊……”

他塞给我一个镶着花珠子的荷包。

“拿去，这个给你！这是个很好的工艺品，是我的教女绣的……好吧，再见了！读书，这是最好的事！”

他把我挟在腋下，稍稍提起来，吻了一下，便稳稳地把我放在码头的垫板上。我感到很难过，既为他，也为我自己。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却又笨重而孤单的人，正推开那些脚夫回到轮船上去时，我差点儿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我又碰到过多少像他这样善良、孤单、受尽生活折磨的人啊！……

七

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搬到城里来了。我是带着一种愤懑的、好斗的情绪回到他们那里去的。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什么把我当成小偷呢？

外祖母亲切地接待了我，立刻就去烧茶炊。外祖父则像平时那样，讥讽地问道：

“攒了不少金子吧！”

“不管多少金子，那都是我的。”我回答说，在窗户旁边坐下来，然后堂而皇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卷烟，傲慢地抽起来。

“是这——样，”外祖父仔细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说，“居然烧起魔草来了？不是太早了一点吗？”

“人家还送了我一个烟荷包呢！”我夸耀说。

“烟荷包！”外祖父尖着嗓子说，“你这是要故意逗弄我吗？”

他向我扑过来，伸出一双瘦小却是有力的手，两只绿色的眼睛闪着亮光。我跳了起来，用脑袋去撞他的肚子。老头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惊讶地眨着眼睛，张开黑黑的大嘴，沉重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镇静地问道：

“你竟把我撞倒了？把你的外公、你亲妈的父亲撞倒了？”

“你打我也打够了。”我喃喃地说，不过心里也知道，这样做很不好。

瘦小而轻巧的外祖父从地板上站起来，坐到我的身旁，灵活地把我的卷烟夺过去，扔出了窗外，并用惊恐的声音说：

“野东西，你知道吗，上帝永远不会饶恕你，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你？老太婆，”他向外祖母说，“你来看吧，他把我撞倒了，知道吗？是他，他撞了我。你问问他吧！”

她没有问我，而是走到我身边，一手揪住我的头发，摇晃几下，说：

“你撞他，我就这样揪你，这样揪……”

我并不觉得痛，但感到很委屈，尤其是外祖父恶毒的笑声，使我特别生气。他跳到椅子上，拍打着膝盖，边笑边喊道：

“活该，活该……”

我跑了出来，走进过道，躺在一个角落里，颓丧而又空虚地听着茶炊的嗡嗡响声。

外祖母走过来，向我俯下身子，用勉强听得见的低语说：

“你要体谅我，要知道，我并没有揪痛你，我是故意这样做的，不这样不行；外祖父老了，要尊敬他，他也是累断了筋骨、心里灌满了苦水的人，你不能再气他了。你已经不小了，这一点你该明白……应该明白了，阿廖沙！他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孩子……”

她的话像温水一样洗涤了我的心灵。这种友善的低语使我感到既惭愧又轻松。我紧紧地拥抱她，亲她。

我走进外祖父的房间，看了他一眼，差一点忍不住笑起来：他真的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容光焕发，乐得跺起脚来，两只长着红毛的手不停地敲打着桌子。

“怎么样，小山羊？想再撞我一次吗？咳，你这个小强盗！跟你父亲一个样！你是个虚无主义者——进门不画十字，拿出烟就抽！哎呀，你这个拿破仑，一文不值。”

我没有说话。他把话说完后，也累得不做声了。可是到了喝茶的时候，他又教训起我来了：

“人要敬畏上帝，就像马要笼头一样。除了上帝，我们没有别的朋友！人对人——是残酷的敌人！”

说人和人都是敌人——我觉得这话有些真实。其他的一切我都不以为然。

“现在，你还是回到玛特廖娜姨婆家去吧，到春天再到轮船上去。冬天就在他们家待着，可别说春天就离开他们……”

“唔，干吗要骗人呢？”刚才假装揪我头发、蒙骗外祖父的外祖母说。

“不骗人，你就活不下去！”外祖父坚持说，“那你就说说看，有谁活着不骗人？”

傍晚，外祖父坐下来念圣诗时，我和外祖母便走出大门到野外去了。外祖父住的是有两扇窗户的小房子，坐落在郊区康纳特街的后面。从前外祖父在这里曾有过自己的正房。

“瞧，我们都搬到什么地方来了！”外祖母窃笑着说，“老头子找不到合意的地方，老搬来搬去。他觉得这地方不好，我却觉得这里很好！”

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约三俄里宽的草场，它被几条山沟隔开，顶端是梳子形的森林和喀山公路边的桦树林带。灌木丛的小树枝像鞭子似的从山沟里伸出来，冷冷的落日的余晖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微微的晚风摇晃着灰白色的小草。在附近一条山沟后面，出现了小市民青年男女的黑色身影，他们也像小草一样飘忽不定。远处，右边是一扇旧教派墓地的红墙，它被称为“布格罗夫隐修所”；左边山沟上面，有一片黑色的树林耸立在原野上，那儿还有大片犹太人的墓地。周围的一切都显得贫瘠，一切都无声地紧贴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城郊的那些矮小的房子的窗户都怯生生地望着尘土飞扬的道路，一些喂养得不好的瘦弱的小鸡在道路上来回走动。在女修道院旁边有一群牛哞哞地叫着在那里走过。从营地传来阵阵军乐声——那是多管铜喇叭在号叫和轰鸣。

一个醉汉使劲地拉着手风琴磕磕绊绊地走来，小声嘟哝道：

“我到你那边去……一定去……”

“傻瓜，”外祖母说，红色的夕阳使她眯起了眼睛，“你能走到吗？你都快跌倒了，快睡着了。等你睡着了，小偷会来偷你的东西……连破手风琴和你的快乐都会被偷走……”

我一边给外祖母讲述我在轮船上的生活，一边观望四周景色。我见识多了之后再来看这个地方，便觉得有点儿愁闷了。我有一种像鲈鱼在煎锅里的感觉。外祖母默默地留心地听着，就像我喜欢听她讲那样。当我讲到斯穆雷时，她恭恭敬敬地画了个十字，说：

“好人啊，愿圣母保佑他，好人！你要注意，可别忘了他！好事你要牢记，坏事就干脆忘掉吧……”

我很难向她说清我为什么被解雇的事，不过我还是下决心跟她讲了。这事并没有对她引起什么反应，她只是淡淡地说：

“你还年幼，不会生活……”

“大家都说：你不会生活。男人、水手们都这么说，姨婆玛特廖娜对她的儿子也这么说。可是怎样才算会生活呢？”

外祖母闭上嘴，摇摇头：

“这我也不知道。”

“那你还去说别人？”

“干吗不说？”外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要生气，你还小，你也不该会生活。谁会生活呢？是那些骗子。你瞧，外祖父很聪明，也有学问，可同样什么也不会……”

“那你自己生活得很好吗？”

“我？很好。也有不好的时候——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过过……”

行人在我们身边从容不迫地走过，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脚下扬起烟雾似的灰尘，把影子掩盖了。黄昏的愁闷变得越来越沉重了。从窗口传来了外祖父不满的唠叨声：

“上帝啊，求你不要把盛怒发泄在我的身上，对我减轻一点责罚吧……”

外祖母笑着说：

“你看，上帝也厌烦他了！每天晚上都这样尖声哭诉，诉什么苦呢？都那么老了，什么也不需要了，还老在诉苦，老是那么固执……上帝每天晚上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嘲笑他的：瓦西里·卡希林又在嘟哝了！走，我们睡觉去……”

我决定从事捕鸣禽的活计。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我捕鸟，外祖母卖鸟。于是我去买了网、套环、捕鸟器，做了几个鸟笼子。每到天亮时，我就守候在山沟里、灌木丛里，外祖母就提着篮子和口袋在林子里来回采摘一些过了季节的蘑菇、荚莲果，各种干果。

疲劳的九月的太阳刚刚升起，它的白色的光线时而消失在云雾中，时而成银色的扇面洒落在山谷里的我的身上。山谷底下依然是阴暗的，从那里升起一股浅白色的雾气。粘土质的陡峭的山谷的侧面则是一片漆黑的不毛之地，另一面是一片缓坡，覆盖着枯草和茂密的灌木丛，布满了黄色、棕色和红色的叶子；清风吹来，叶子落下，飘散在山谷里。

在山谷底下的牛蒡丛中，金翅雀在啼鸣。在灰色的杂草丛中，我看得见一些活泼的小鸟头上的红冠。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好奇的山雀在不停地啼啭，它们可笑地鼓起白色的腮帮，吵吵闹闹，忙忙碌碌，活像节日中的库纳维诺的小市民，又敏捷，又聪明，又凶狠；它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去碰一碰，于是它们一只又一只掉进捕鸟器里面去了。它们那乱跳乱闯的样子，真有点让人目不忍睹。但我是做买卖的，这是严肃的事，我把这些鸟关在鸟笼里，用布袋把笼子罩住。在黑暗中它们变得安静了。

一群黄雀落在被太阳照亮了的山楂树丛里，黄雀喜欢太阳，所以叫得更欢了。看它们的派头，很像一群小学生，那只贪婪的、恋家的伯劳鸟耽误了飞往温带的时机，蹲在一棵野蔷薇柔软的树枝上，用鼻尖清理着自己翅膀上的羽毛，一双黑眼睛警觉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它像云雀那样，快速飞上天空，逮住一只野蜂，细心地把它穿在树刺上，然后再蹲在树枝上，不断地转动着其灰色的贼溜溜的小脑袋。一只有预见性的松雀无声无息地飞了过去，那正是我渴望要捕捉的对象——要能逮住它多好啊！一只离群的灰雀停在赤杨树上，全身通红，摆出一副将军的架势，摇动着黑鼻子，怒气冲冲地时而发出吱吱的叫声。

太阳升得越高，鸟雀便越多，鸟唱得也越欢，整个山谷充满了音乐，其基调却是风吹灌木丛的不停的簌簌声，充满热情的鸟声也掩盖不住这种静静的、动听而又愁闷的音响。在这种音响里我听出一种夏天的惜别曲，它暗中告诉我某些特别的言辞，这些言辞自然地变成一支歌。这时我便不由自主地记起了许多过去的活生生的画面。

外祖母从上面什么地方喊道：

“你在——哪儿？”

她坐在沟谷边上。地上摊开一块头巾，上面放着面包、黄瓜、萝卜和苹果；在这些天赐的食品中间，立着一个非常美丽的菱形小玻璃瓶，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水晶玻璃的瓶塞子是拿破仑的头像。瓶子里装着一什卡里克[106]用金丝桃浸泡的伏特加酒。

“多好啊，上帝！”外祖母感叹地说。

“我编了一支歌！”

“是吗？”

我就把一首类似诗的东西说给她听：

冬天快要临近，渐渐明显，

我夏天的太阳哟，再见！……

可是她没有听完我的话，就插嘴说：

“这种歌是有的，不过比这还要好！”

于是她便唱歌似的说：

哎哟，夏天的太阳就要离去了，

进入黑夜，躲进森林后面那遥远的地方！

哎呀，就留下我一个年轻的姑娘，

孤孤单单，没了我那春天的快乐……

早晨我是否要走出乡村，

去回忆五月同游的风情——

纯洁的田野不快地瞅着我们——

在这里我失去了我的青春。

哎哟，我亲爱的朋友们！

轻柔的初雪已经降临——

请从我白净的胸口挖出心儿

把它埋进雪堆里！……

我的作家自尊心丝毫没有受到损害，我很喜欢这首歌，并且很同情这位姑娘。

可是外祖母却说：

“这是一首悲歌。它显然是一位少女编写出来的：她从春天开始恋爱，可是到了冬天，她的情人就抛弃了她，可能已另有新欢，所以她悲痛欲绝了……若不是你亲身体验的事情，是不会说得那么好、那么真切的。你瞧，她把歌编得多好啊！”

她第一次卖鸟就挣了四十戈比，这使她感到非常惊奇。

“你瞧，我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认为那是小孩的玩意儿，没想到竟能挣这么多钱！”

“你还是卖得太便宜了……”

“是吗？”

在一个赶集日，她竟卖了一个卢布甚至更多，这就让她更惊奇了：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怎么能卖这么多的钱呢！

“一个妇女洗一整天的衣服或擦一天的地板，才挣二十五戈比，你就想想看吧！这事恐怕不大好吧！况且把鸟关在笼子里也不合适。这事我们别干了，阿廖沙！”

可是我一心就想捕鸟，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可以让我独立为生；何况这样做，除鸟之外，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我购置了一套很好的捕鸟工具，常跟一些捕鸟的老人交谈，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经常一个人跑到近三十俄里远的克斯托夫森林和伏尔加河岸边去捕鸟，在这里的可作桅杆用的松树上有交喙鸟和被爱鸟者所珍视的白头翁，后者也是一种长尾白毛的非常罕见的美丽小鸟。

我经常从傍晚出发，一整夜都跋涉在喀山公路上，有时还冒着秋雨，走在深深的泥泞中，身上背着漆布袋子，里面装着捕鸟工具和诱鸟笼子，一只手拿着桃木棍子；在秋天的黑夜里又冷又害怕，非常害怕！……道路两旁屹立着被雷打过的老白桦树，湿漉漉的树枝从我头顶上伸展出去。左边山脚下，在黑色的伏尔加河面上行驶着几艘末班轮船和驳船，桅杆上闪烁着稀疏的几盏桅灯，它们仿佛正在驶向无底的深渊，蹼轮拍打河水，汽笛发出呜呜的响声。

在生铁般的土地上建起了几幢路边村庄的农舍。一群来势汹汹的饿狗向脚下冲过来；更夫敲着梆子惊恐地喊道：

“谁在那儿？说句夜间不该说的话，是魔鬼带来的人吧？”

我很害怕我的捕鸟工具被没收，所以身上总是带着几个五戈比的铜板，以备送给更夫。福基纳村的更夫跟我处得很好，见到我时，他总是惊叹道：

“你又来了？啊哈，你是个勇敢的、不安分的夜来客，是吗？”

他的名字叫尼丰特，是小个子，白头发，像个圣徒，他常常从口袋里掏出萝卜、苹果，或一把豌豆塞到我手里，说：

“拿去，朋友，是我送给你的小礼品，你好好地尝尝吧。”

然后他便送我到村口。

“你走好，上帝保佑你！”

我来到森林里时已经快天亮了。我把捕鸟工具安装好，把诱鸟的笼子挂好，然后躺在林子的边缘，等待着白天的来临。这时一片静寂，四周的一切都好像凝固在深深的秋眠中了。透过灰蒙蒙的雾气，勉强可以看见山下面的广阔草地。这一大片草地被伏尔加河断开，越过河伸展开去，直至渺茫的云雾中。远处，在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一轮初露光芒的太阳冉冉升起，在黑色的鬃毛般的树梢上放出亮光，一种奇异的、动人心弦的运动开始了：雾从草地上越来越快地升腾起来，被阳光映成了银色；紧接着从地面上出现了灌木丛、树木、干草堆，草地好像在阳光下融化了，变成一种棕黄色带金色的东西，向四面流泻开去。瞧，太阳就要触到岸边静静的河水了，似乎整条河都动了起来，向着太阳沐浴的地方流去。太阳越升越高，欢快地祝福和温暖着光秃秃的寒冷的大地，地上却散发着甜蜜的秋天的气息。清澈的天空使大地显得十分宽阔，无边无涯。一切都向远方流去，引诱它到蓝色的最远的地方去。在这个地方，我看见过几十次日出，而每一次都在我面前诞生一个新的世界，另一个新颖的美丽的世界……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太阳，喜欢太阳这名字，喜欢这名字的甜美的音符和藏在音符里的音响。我喜欢闭上眼睛，让灼热的光线照晒我的脸。当阳光像剑一样穿过围墙的空隙或树枝中间时，我就伸出手掌去捕捉它。外祖父特别景仰“不崇拜太阳的米哈伊尔·切尔尼科夫斯基大公和贵族费多尔”[107]。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和茨冈人一样又黑又阴沉的恶人，他们也像贫穷的莫尔多瓦人那样老是患眼病。每当太阳在草场上升起时，我便高兴得不由得笑起来。

在我的上空，针叶林发出簌簌的响声，绿叶尖上滴着露珠。在树木的阴影下，在有花纹的蕨薇叶片上，早晨的寒露像银箔似的闪闪发亮。颜色变红的草被雨水打倒了，垂在土里的草茎一动也不动，可是当明亮的阳光照着它们的时候，就会发现，草叶在轻轻地颤动——这也许就是其生命的最后挣扎吧。

鸟雀们醒了。灰色的煤山雀像一个个绒毛球似的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火红的交喙鸟用其弯弯的嘴啄食着松树梢上的松子；松树末梢上有一只白色的山雀摇晃着身体，摆动着长长的船舵般的羽毛，用黑珠子似的眼睛，不信任地斜视着我布下的网子。不知何故，一分钟前还处在沉思中的整个森林，突然间响起了千百种鸟雀的叫声，充满了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忙碌。人世间最美之父——人，正是按照它们的形象创造了爱尔菲[108]、司智天使[109]、六翼天使[110]以及整个天使群来安慰自己。

捕捉小鸟我有点儿不忍心，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我心里也有点过不去。我更喜欢欣赏这些鸟雀。可是猎鸟的热情和挣钱的欲望却战胜了同情之心。

鸟雀们有许多狡猾的动作让我发笑：一只浅蓝色的山雀认真又仔细地观察了捕鸟器，知道那儿对它有危险，便从旁边走进去，安全而又灵活地从捕鸟器的横杆上啄食种子。山雀很聪明，不过它们过于好奇了，这就害了它们。那些傲慢的灰雀笨一点，它们成群地走进网里，就像吃得酒足饭饱的小市民走进教堂一样；当它们被罩住时，却很惊讶，转动眼睛，用厚实的嘴啄着鸟爪子。交喙鸟走进捕鸟器时，沉着而又庄重。绕树鸟则是一种不知名的怪鸟，这种鸟会长时间地站在网前，摆弄着长长的鸟嘴，把身子支在厚实的尾巴上，像啄木鸟一样，在树干上跳来跳去，并且总有一些山雀陪伴着它。在这种烟灰色的小鸟身上有一种可怕的地方：它好像很孤独，谁也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任何人；它跟喜鹊一样，喜欢偷一些卑微而发亮的东西并藏起来。

到中午时我便停止捕鸟，经过森林和田野回家去，如果走大路穿过村子的话，那边的小孩和小伙子们就要来抢我的鸟笼，把我的捕鸟工具毁坏、砸烂。这种事我已经历过了。

晚上回到家时我又累又饿，不过我觉得这一天之后我长大了，获得了新的知识，人也变得更有劲了，这股新的力量使我能够平静而又不怀恶意地倾听外祖父的恶言嘲笑。外祖父看见我这种态度，也开始讲道理并严肃地说话了。

“别干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别干了！没有一个捕鸟的人是有出息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我知道！你该给自己找个好的职业，到那里去发展自己的才智。人不是为一些无聊琐事活着的。人是上帝的种子，应该结出好的谷粒来！人好比卢布，周转得好，一个卢布可以变成三个！你以为生活轻松吗？不，很不容易啊！世界对人来说，就是黑夜，每个人都得自己照亮自己。上帝让每个人长了十只手指，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手去捞取更多的东西。所以要显示力量，而人没有力量，就得狡猾；谁要是又小又弱，他就将上天国无路，下地狱无门！你好像是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其实别忘了，你是孤独一人。所有的话你都要听，但你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你表面相信，背后可要反复掂量。要少说话。房子和城市都不是用嘴造成的，而是用卢布和斧头建造的。你既不是巴什基尔人，也不是加尔梅克人，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虱子和羊群……”

他可以这样地对你唠叨一个晚上。这些话我都背下来了。我虽然喜欢听这些话，但它们的意义我却有些怀疑。从他的话里可以听明白：有两种力量妨碍着人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就是上帝和人。

外祖母坐在窗前纺花边线。纺锤在她灵巧的手中转得嗡嗡响。她默默地听着外祖父说话，听了很久，后来忽然说道：

“一切都会像圣母所说的那样。”

“什么？”外祖父大声嚷道，“上帝，我并没有忘记上帝，我了解上帝！傻老太婆，难道傻瓜都是上帝种在地上的吗？”

我觉得世界上生活得最好的似乎是哥萨克和军人。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一清早就出现在山谷后面我们房子的对面，像白蘑菇似的分散在空地上，做起了复杂而又有趣的游戏。他们灵活、壮实，身穿白衬衣，手里拿着枪，在野地里跑来跑去，消失在沟谷里；突然一声号响，他们又出现在野地里，伴随着凶猛的战鼓声，高喊着“乌拉”，竖起枪刺，朝我们的房子冲过来，好像他们马上就要把我们的房子像稻草垛似的冲倒了。

我也喊着“乌拉”忘乎所以地跟他们跑在一起。凶猛的鼓声激起我一种炽热的愿望，去破坏一切东西，去捣毁围墙或把小孩子痛打一顿。

休息时，这些士兵请我抽马哈烟，让我看他们的重武器，有时某个士兵还把枪刺对准我的肚子，故意凶狠地叫喊：

“刺死你这只蟑螂！”

枪刺闪闪发亮，像一条活的蛇，盘卷着，要咬人似的，真让人有点害怕。不过更多的是快活。

一个莫尔多瓦的鼓手，他教我用鼓槌敲鼓。开始时他把着我的双手，硬把鼓槌塞进我手指中间，弄得我手指发痛。

“你敲呀，一、二。一、二！特郎——达——达——汤！敲吧！左边轻，右边重；特郎——达达——汤！”他睁着鸟儿一样的眼睛，威严地大声喊着。

我和士兵们在野地里跑在一起，一直到操练结束，然后一边听着他们嘹亮的歌声，一边打量着他们和善的面孔，穿过全城直送到他们兵营里。这些面孔个个都那么新颖，就像刚铸出来的五戈比的铜币。

一些相同的人结成一种坚实的群体，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他们欢快地在大街上走过，使人产生一种乐于同他们相交的感情，就像乐于沉到河里去，走进森林里去一样，投身到他们的群体中去。这些人什么都不怕，勇敢地面对一切，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主要是——他们都是纯朴、善良的人。

不过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下士给了我一支很粗的烟卷。

“你抽一抽吧，这是一支难得的烟卷，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可你是个好小伙子，太好了！”

我点火抽起了烟。他后退了一步。突然一股红色的火焰灼得我眼睛发花，烧伤了我的手指、鼻子和眉毛。灰色的带咸味的烟雾呛得我又打喷嚏又咳嗽；我眼睛看不见，十分害怕，站在原地直跺脚。士兵们把我团团围住，快活地哈哈大笑。我往家里走，他们的呼哨声和笑声就像牧人的鞭子发出的噼啪声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被烧伤的手指痛得很，脸皮刺痒，两眼流泪；但是使我伤心的还不在于疼痛，而是那种沉重的说不出的惊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这种事为什么会让这些善良的小伙子感到开心呢？

回到家里，我爬到阁楼上，在那里坐了许久，回想着我人生道路上多次遇到的所有无法解释的残酷。我特别鲜明而生动地记得的就是那个来自萨拉普的矮个子士兵——他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问道：

“怎么样？明白了吗？”

不久后，我又遇到了一件更沉重更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经常跑到哥萨克的兵营里去，这些兵营就在彼切尔区附近。哥萨克和那些兵好像有所不同，倒不是因为他们骑马技术好，穿得比人漂亮，而是他们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唱不一样的歌，舞也跳得特别好。他们经常在晚上把马洗擦好之后，就在马厩旁边围成一个圆圈。一个矮小的红头发的哥萨克把头发一甩，就用高亢的声音像吹铜号似的唱起来。他紧张地挺直身子，轻轻地唱着关于静静的顿河和蓝色多瑙河的悲歌。他双目紧闭，就像红雀闭上双目一样。这种鸟常常唱歌唱得忘乎所以，从树枝上掉下来摔死。这个哥萨克敞开衬衣的领口，露出铜嚼环似的锁骨，于是他全身就像是一尊铜铸的雕像，他两腿站着，身体摇晃，好像大地在他脚下摇动一样。他摊开双手，闭上眼睛，引吭高歌。这样他就好像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了号手的喇叭、牧羊人的笛子。有时我觉得他会马上摔倒在地，像上述那只红雀一样死去，因为他唱歌已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灵和力气了。

伙伴们有的双手插在衣袋里，有的把手搭在宽阔的背脊上，在他的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严厉地望着他的古铜色的脸，注视着他那轻轻挥动着的手。他像教堂里的唱诗班那样，庄重而又平和地唱着歌。他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留胡子的还是不留胡子的，在这种时刻都跟圣像一个样，跟圣像一样威严，一样远离人们。这首歌像大路一样很长，也像大路一样平坦、宽阔，而且富于智慧。听着此歌，你会忘掉一切，忘记世上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忘记自己是小孩还是老人。歌唱者的歌声渐渐消失，可以听到那些军马的叹息声；它们思念着草原的辽阔，思念那秋夜如何静静地、无法阻止地从田野离去。而你的心脏却膨胀起来，由于充满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感情，由于对人类对对大地伟大的无言的爱，它马上就要爆炸了。

我觉得这个矮小的铜铸般的哥萨克不是人，而是一个具有更重大意义的神话人物，他比所有的人都更优秀更高尚。我无法跟他说话。当他问我一些事的时候，我只会幸福地微笑，默默地发窘。我情愿一声不响地跟随着他，像狗一般地顺从他，只求能经常地看见他，听到他的歌。

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马厩的一个角落里，一只手举在前面，仔细地端详着戴在手指上的一只光滑的银戒指。他的美丽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红色的小胡子也在抖动，脸上却呈现出忧郁、沮丧的神色。不过还有一次，是一个黑茫茫的夜晚，我提着几个鸟笼子来到老干草场上一家酒铺里。酒铺老板非常喜欢会唱歌的鸟，经常买我的鸟。

那个哥萨克坐在柜台旁边一个角落里，在墙壁与火炉子中间，跟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几乎比他胖一倍的女人。她的圆脸像一张上等山羊皮，并闪着亮光；她用一种母亲的慈爱的目光略带恐慌地看着他。哥萨克喝醉了，两只脚不停地蹭地板，可能是蹭痛了女人的脚，她全身颤抖了一下，皱起眉头，小声央求说：

“别胡闹……”

哥萨克使劲地抬了抬眉毛，但很快又无力地垂下了。他感到闷热，解开了制服和衬衣，露出了脖子。女人把头巾从头上摘下来披在肩上，一双又白又结实的手搁在桌子上，手指交织着，绞得发红了。我看着他们，越发觉得，他是善良母亲的一个有过失的儿子，她正慈爱而带点责备地对他说些什么，他却不好意思地沉默着，无法回答她的有充分理由的指责。

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站了起来，胡乱地戴上军帽——帽子低低地扣在脑门上，用手掌拍了拍它，连制服扣子也没扣上，便朝门口走去。那女人也站起来，对酒铺老板说：

“我们马上就回来，库兹米奇……”

大家用笑声和嘲讽送走了他们。有人沉厚而严厉地说：

“领航员[111]会回来的，他要让她吃点苦头！”

我跟在他们后面，离他们约十步远光景，黑暗中穿过了广场，在全是泥泞的道路上，朝伏尔加河高岸的斜坡走去。我清楚地看见那女人扶着哥萨克，摇摇晃晃地走着，听得见他们脚下泥泞吧嗒吧嗒的响声。女人小声而恳切地问道：

“您要到哪里去，喂，去哪里呢？”

我也踩着泥泞跟在他们后面，尽管这并不是我要走的路。他们走到斜坡便道时，哥萨克便停住了。他离女人约一步远，突然朝她脸上猛击一拳，女人又是惊讶又是害怕，大叫起来：

“啊哟，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也吃了一惊，跑到他们身边去。哥萨克拦腰抱住女人的身体，把她推到围栏外的山坡下去，自己也跟着跳下去，两人抱成黑黑的一团，沿斜坡的草地一起滚了下去。我顿时发晕，惊呆了，只听见下面的沙沙声，撕衣服的声音和哥萨克的吼叫声，女人则低声地断断续续地嘟哝道：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大声地病态地哼了一声，然后便静寂了。我摸到一块石头扔下去，只听见青草的沙沙声。广场那边小酒铺的玻璃门砰地响了一下，有人哎哟地叫了一声，大概是谁跌倒了；然后四周又是一片静寂。这意味道，每一秒针都会有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发生。

山坡下出现了一大团白色的东西。这团东西在呜咽着，抽搭着，缓慢地、摇摆不定地走上来。我认出了她就是那个女人，她像只羊似的爬过来。我看见她上半身全裸着，垂着两个大乳房，好像她有三张脸孔。现在她已经爬到围栏边，坐在围栏上，几乎与我并排。她像是一匹害了气肿病的马，一边喘着气，一边整理着凌乱的头发。在她洁白的身体上显出许多乌黑的泥巴的污点。她在哭，用猫洗脸的动作擦着脸上的泪水。她看见了我，小声地说：

“天哪，这是谁呀？走开，不要脸的东西！”

一种惊讶、痛苦和忧伤感把我惊呆了，已无法走动。我想起了外祖母妹妹的一句话：

“女人是一种魔力，上帝本人还受了夏娃的骗……”

那女人站起来，用破衣服碎片掩饰着自己的乳房，光着脚，快速地离开了。这时哥萨克从山下爬上来，用白色破布片在空中挥动，小声吹着口哨，留心倾听着，并用愉快的声音说：

“塔莉娅！怎么样？哥萨克想要的东西总是能得到的……你以为我喝醉了吗？不，我是装出来的……塔莉娅！”

他稳稳地站在那里，说话很清醒，并带着嘲笑。他弯下腰，用那块破布擦自己的皮靴，接着说：

“喂，你把你的上衣拿去吧……塔什克！就别装模作样了……”

接着哥萨克又说了一句侮辱女人的话。

我坐在碎石堆上听着这种声音，它是夜深人静中孤零零的一种耍威风的声音。

广场上的灯光在我眼前晃动。右边，在一堆黑色的树林里矗立着白色的贵族女子专科学校的校舍。哥萨克懒洋洋地一句接一句说着一连串脏话，手里挥动着白色破布片走到广场上，终于像一场噩梦似的消失了。

下面，斜坡下的水塔里，排气管在咝咝地排气。一辆四轮马车正从坡道上跑过去。四周荒无人烟。我垂头丧气地沿斜坡走去，手里还捏着一块冷冰冰的石头（我当时没有来得及把它扔向哥萨克）。在格奥尔基·波别多诺谢茨教堂附近，巡夜的更夫拦住了我；他怒气冲冲地盘问我是谁，背包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详细地跟他讲述了哥萨克刚才的事情，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轻轻地喊了几声：

“真高明！老弟，哥萨克人很能干，我们哪里能跟他们相比！娘儿们都是母狗……”

他不停地笑着，我便往前走了。我不明白，他到底在笑什么？

于是我惊恐地想到：要是我母亲或外祖母碰到这种事该怎么办？

八

天要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领到外祖母妹妹家去。

“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长大了，也变得聪明了。可是这期间，老板家里也变得更加无聊乏味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吃得太多，伤了肠胃，经常害病，仍然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彼此的病情；老太婆仍然那么可怕而又恶毒地祈祷上帝。年轻的女主人产后变瘦了，身材也变小了，但走动起来仍然像怀孕时那样大摇大摆和缓慢。她每次为婴儿缝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哼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东——

斯皮里亚，我的好弟兄；

我坐在雪橇里，

斯皮里亚坐后脚蹬……

若是我走进她屋里去，她便立即停止哼唱，生气地嚷道：“你来干啥？”

我坚信，她除了这首歌之外，别的一首都不会。

晚上，老板一家子把我叫到房间里，命令式地说：

“来，你说说你在船上生活的情况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便说了起来。在我不愿意来却硬要把我塞进来的这个地方，回忆一下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我还是觉得愉快的。我说得入迷了，竟忘记了听众是谁，不过时间不长。那两个没有坐过船的女主人问我：

“在船上总会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要是轮船忽然开到很深的地方并沉了下去怎么办？”

老板哈哈地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在深水地方不会沉下去，但也无法说服这两个女人。老太婆不相信轮船是在水上浮游着，而认为是像四轮大车在地上跑那样，靠轮子在河底下转动。

“它既然是铁的为何能浮动呢？想必斧子不能浮在水上吧……”

“铁勺子不是也不会沉入水里吗？”

“怎么能这样比较呢！铁勺子可是又小又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及他的藏书时，他们也不信任地看着我。老太婆说，那些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编写的。

“那么圣诗集呢？大卫王呢？”

“圣诗集是圣书；大卫王也为圣诗集向上帝请求过宽恕。”

“什么地方有这种记载？”

“就记在我的手掌上，给你后脑勺一巴掌，你就知道记在什么地方了！”

老太婆知道一切，无论说什么她都很有把握，而且说得很粗野。

“彼丘尔克街有个鞑靼人死了，灵魂从他的喉咙里流了出来，是黑色的，像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神呀。”我说。她却轻蔑地嚷道：

“傻瓜！鞑靼人也有精神吗？”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籍。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老家格列别什卡有一个良家少女，就是因为读书，读着读着就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于是执事的老婆便非常难堪地羞辱了她一顿，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我有时候引用斯穆雷书中的一些话，其中有一本前后页都有缺损的书中写着这样的话：“老实说，火药并不是谁发明的，跟往常的情况那样，它的出现，是长期一系列细微的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固，尤其是“老实说”这个词，我十分喜欢。我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因为它给我带来过许多痛苦，可笑的痛苦。确有此事……

有一天老板一家提出要我再讲讲轮船上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大声嚷道：

“什么？你说什么？”

同时他们四个人全都哈哈地笑起来，学着说：

“老实说，啊——天哪！”

连老板也对我说：

“这词你用得并不高明，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很长时间都叫我：

“喂，老实说！去把娃娃床底下的地板擦擦干净，老实说……”

这种毫无意义的挖苦话，并没使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生活在这种愚笨的令人愁闷的迷雾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心境，我便尽量地多干活。这里有干不完的话：屋里有两个婴儿，保姆不合心意，经常更换，只好我去照料婴儿，每天都要洗尿布片，每周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边的洗衣妇取笑我说：

“怎么，你竟干起女人家的活来了？”

有时她们把我捉弄得太过分了，我就把湿衣服拧成条状击打她们，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不过跟她们一起玩倒是很愉快、很有趣的。

“宪兵泉”顺着深沟底流入奥卡河，深沟把被称为古神的雅里洛的田野与城市隔开，每逢悼亡节，城里的小市民都要在这块田野上举办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并给它供祭品；人们把轮子缠上浸了松脂的麻屑，点上火从山上滚下去，大家一起喊呀，唱呀，看这轮子是否滚到奥卡河里去，如果能滚到，就表明雅里洛神接受了祭品，那么这一年就是阳光普照，人人幸福的好年景。

这些洗衣女工大部分是从雅里洛来的，全都是性格活泼、尖牙利齿的娘儿们，她们对城里的生活十分了解。听她们讲述雇用过她们的那些商人、官吏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简直就是苦役，所有妇女的手都冻得裂了皮肉，在一个满是缝隙的挡不住风雪的旧棚子下，她们弯着腰，用引进木槽里的溪流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湿手指冻得刺痛，不能弯曲，双眼流眼泪。可是妇女们还是不停地聊天，相互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用特殊的勇气去对待一切人和事。

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讲故事讲得最好。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很有朝气，长得很结实，有一双讥讽人的眼睛，说话特别伶俐和尖刻，受到所有女伴们的关注，大家有事情都跟她商量。她干活十分麻利，衣服穿得整洁，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学读书，所以她受到人们的尊敬。每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湿衣服从溜滑的小道上下来时，大家都会高兴地迎接她，关切地问她：

“女儿还好吗？”

“还好，谢谢，上帝保佑，她在念书。”

“等着吧，她将来会当太太的！”

“要她念书就是为了将来能当太太。那些贵族老爷和保养得很好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都是我们这些土百姓出身。学问越多，手就越长，捞到的东西就越多，而谁捞得越多，他的事业也就越神圣……上帝派我们下凡的时候都还是个傻孩子，而回去的时候却要求我们是聪明的老人，就是说，得学习。”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仔细地听着，她说得有条有理，十分自信，大家当面背后都称赞她，为她的吃苦耐劳和智慧感到惊讶，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把棕色长皮靴的筒子剪下来一段，做了一副袖套，这样她就不用把袖子卷到肘弯上，也不会把袖子弄湿了。大家都说她想出了好办法，可是谁也没有照她这样去做。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做时，她们却取笑我：

“啊呀呀，你倒在娘儿们那里学到本事啦！”

她们也谈论她的女儿：

“这倒是一件大事！又要多一位太太了，容易吗？不过，也许还没有完成学业，就死了……”

“要知道，即便是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好日子。瞧，巴希洛夫的女儿念了许多书，念书念书，结果自己也成了女教师，既然是女教师，也就意味着是个老处女了……”

“不错，不识字也照样嫁人，只要有点可取之处，就有人娶你……”

“女人的聪明不在脑子里……”

听到她们这样没羞没臊地谈论自己，我既觉得奇怪又有点难为情。我知道水兵们、士兵们、挖土工人是怎样谈论女人的，也见过他们总是相互吹牛，吹嘘自己骗女人的手段如何巧妙，与女人交往如何才能持久。我觉得他们对待“娘儿们”的态度含有敌意，他们在谈及自己的胜利时，往往都带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他们的话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彼此没有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她们在谈论男人时，我也能听到一种嘲讽的含有敌意的东西。我想，说女人是一种魔力，这句话或许是对的。

“不论你如何绕来绕去，也不论你跟谁相好，到头来你还得回到女人身边去，你是跑不掉的。”有一次娜塔利娅这么说。有个老太婆用感冒似的声音对她喊道：

“除此之外，还能到哪里去呢？连那些修道士、隐士都离开上帝，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话我是在山沟底下，在洁净的冬雪都掩盖不住的肮脏的破棚里，在如泣如诉的溪水声和捣击湿淋淋的破衣衫的响声中听到的。她们不知羞臊地恶意地谈论所有种族和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秘密。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胆怯的厌恶感，使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远离了周围那些令人厌烦的“浪漫故事”。从此我对“浪漫故事”的理解便与肮脏的下流故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在山沟里待在洗衣女工中间，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人在一起，终究要比待在家里有趣得多，在家里老是重复刻板、单调的语言、概念和那些事情，只能让人感到难受、无聊。老板一家子就是吃、病、睡觉，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是准备吃，就是准备睡，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们谈论罪恶，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就像磨盘周围的谷粒，争先恐后地拥挤着，时刻等待着自己被磨成粉末。

空闲时候我就到柴棚里去劈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很少能做到，那些勤务兵经常要走过来，谈论他们院子里的事情。

最常来柴棚里找我的是叶尔莫兴和西多罗夫。前者是一个瘦长的驼子，卡卢加人，他全身布满了又粗又结实的青筋，脑袋很小，一双浑浊的眼睛。他又懒又愚笨，动作迟缓不灵活，不过见到女人他就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身体向前倾，好像要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能很快地把厨娘和女佣弄到手，速度之快，让全院子的人感到惊讶。他有熊一般的力气，大家都怕他。西多罗夫则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图拉人，老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小声细语，咳嗽也小心谨慎，一双眼睛闪着怯懦的亮光。他非常喜欢朝黑暗的角落里瞧，无论是小声说什么话，还是静静地坐着，他都总是瞧着最黑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么？”

“也许会跑出一个耗子来……我喜欢耗子，这些耗子老是悄悄地跑来跑去……”

我常替勤务兵代写寄往农村的家信和情书，我很乐意做这种事，不过在这些人中我最喜欢替西多罗夫写信，他每星期六都要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一封信。

他请我到他厨房里去，跟我并排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使劲地揉着他刚理了发的头，凑近我耳边小声地说：

“好，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接着你写：一卢布收到了，只是你没有必要给我寄钱，谢谢你。我什么也不要，我们过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好，像狗一样。不过这一点你不要写。你就写：很好吧！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呢？现在就你自己写吧，按照别人教你的写吧……”

他从右边把整个身体压过来，一股热气和臭气吹到我的耳边，小声地不停地对我说：

“叫他不要让小伙子们抱她，摸她的乳房，千万不要！你写：如果有人对你说亲蜜的活，你千万不要相信他，那是他想骗你，糟蹋你……”

他极力想要憋住咳嗽，灰色的脸涨得通红，两腮鼓起，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无法安定地坐下来，推了我一下。

“你别妨碍我！”

“不要紧，你写吧！……尤其那些老爷们，更不要相信，他们是蒙骗姑娘的老手，他们会说好听的话，什么话都会说，一旦你相信了他，他就会把你送到妓院里去。你如果攒下了钱，就交给神父，他要是好人，定会帮你存起来。不过最好还是把钱埋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只是要把埋钱的地方记住。”

听他这种被气窗铁皮叶子的吱吱声压住了的低语是很不好受的。我转身看着被煤烟熏黑了的炉口，看着布满苍蝇屎的餐具，厨房也脏得难以置信，臭虫成堆，到处散发出呛人的焦油、煤油和煤烟的气味。炉灶上、木柴上蟑螂在爬动，真让人心灵沮丧。我可怜这个士兵及其妹妹，难过得几乎落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是生活得好吗？

我不再听西多罗夫的低语，而自己写，写生活的无聊和难受。他却叹口气对我说：

“你写了很多，谢谢你！现在她会懂得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要害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许多东西。

士兵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

“怪物，怎么能不怕呢？那些老爷呢？上帝呢？……这种人还少吗？”

收到妹妹的信后，他就不安地请求我：

“快，请你给我念一念……”

他就这样逼着我把那写得潦草不清、简短和空洞得令人遗憾的信连念三遍。

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但是对待女人，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亲眼看到这些关系从开始到结束的发展过程快速和肮脏得令人惊讶。我看见，西多罗夫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引起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兴听，厌恶地皱起眉头，啐着唾沫，就像是喝了苦药似的。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士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转给另一个人，并且常常打她们？

他只是静静笑一笑说：

“你不要去关心这些事情，这都不是好事，这是罪过！你还小，对你来说太早了……”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让我永远忘不了。

“你以为女人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咳嗽着说，“她都知道！她是自愿受骗的。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就是这么回事！全都很可耻，谁也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这是真正不要脸的事。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晓得的！这只能在晚上，要是白天，就得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柴房里，真的。干这种事，上帝要把你撵出天堂的。所有干这种事的人都要倒霉……”

他说得这么好，这么郁闷，并带有悔恨的意味。这使我对他的浪漫故事多少有点谅解，我对他比对叶尔莫兴更友好一些。我恨叶尔莫兴，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一点我做到了。于是他常常在院子里追我，想报复我，可是由于他十分笨拙，所以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说人们会为此倒霉，我却不相信。我是看到有些人不幸，但我也常观察到那些情人们眼中异乎寻常的表情，感觉到一种恋人们特有的幸福。看到这种心灵的欢乐，总是令人愉快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生活到底是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严厉了，它好像永远在我每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里牢牢地凝固了，感觉不到，除每天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这些士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院子中的一所住宅里住着一个本城最好的裁缝铺的裁缝，他不是俄罗斯人，很文静、谦虚，他的妻子个儿矮小，没有孩子，她一天到晚都在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酒鬼。这两口子无声无息地在这里住着，毫不引人注目，从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从不外出，只有在节日才去看看戏。

丈夫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很晚都在上班，妻子像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每星期上图书馆两次。我常常看到，她摇晃着像个跛子那样迈着小步走在堤坝上，像中学生那样，用皮带捆着书，一双小手戴着手套，显得朴素、欢快、清新、洁净。她长着一张鸟一样的脸，眼珠子转得很快。她全身都很漂亮，就像一个摆在梳妆台上的瓷娃娃。士兵们都说，她右边缺少了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很奇怪。不过我倒喜欢她这个样子，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把她同院子里的其他太太——军官太太们区分开来。军官太太们虽然嗓门很高、服装华丽，臀部垫得高高的，却仍然显得陈旧，好像她们在黑暗的杂物间里，在各种无用的废物堆中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且被人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认为这位裁缝的娇小的妻子是一个神经病，说她是因为念书失去了理性，以致不能料理家务，她丈夫得亲自到市场上去买食品，亲自吩咐厨娘做午饭和晚饭。厨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非俄罗斯女人，性情阴郁，一只眼睛是红的，并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则眯成一条粉红色的细缝。可是太太自己呢——人们都说太太连猪肉和小牛肉都分不出来。有一次她去买香芹菜，却可笑地买了洋姜回来。你们想想看，多糟糕啊！

在这所房子里，他们三个都是陌生人，好像是偶然地落到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来了，使人想起那些山雀，由于怕冻，便从气窗口跳进了一家又闷又脏的住所里。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主意，要跟娇小的裁缝妻子玩玩令人难堪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几乎每天给她写一张求爱的纸条，称赞她如何美丽，她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她便给他们回信，请求不要打扰她；至于她引起他们的伤心，则表示歉意，并求上帝帮助他们打消对她的爱慕。军官们接到这样的字条后便聚在一起朗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把这故事讲给我听，一边笑骂裁缝的妻子。

“倒霉的傻瓜蛋，瘸婆娘。”叶尔莫兴低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地附和着说：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人家去骗她。她们全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的妻子知道人家在笑话她。于是我决定去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的厨娘去地下室的时候，我沿着黑黑的楼梯跑到这位娇小女人的住宅里。进了厨房，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便走进她的房间里。裁缝的妻子坐在桌子旁边，一只手端着一只粗重的金色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吃了一惊，把书按在胸口上，小声喊道：

“这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以为她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扔过来，便马上快速地、不连贯地对她说了。她坐在一张很大的深红色的圈椅里，穿一件天蓝色宽大的室内布拉吉，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也滚着花边，一头淡黄色的卷发披在肩上，像一个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用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开始时有点儿生气，后来露出诧异的微笑。

当我把一切都说完之后，却失去了勇气，便向门口走了。她叫了一声：

“站住！”

她把茶杯放在茶托上，把书扔在桌子上，然后叠起双手，用沉厚的成年人的声音说：

“你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孩子……走近一点过来！”

我很小心地走过去。她抓住我一只手，用小小的冰凉的指头摸摸我的手，问道：

“没有人叫你来对我说这种话吧，没有吧？那好，我看得出，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小声地拖长声音说：

“原来那些肮脏的兵在谈这个！”

“您还是离开这个住宅吧！”我郑重地劝告她。

“为什么？”

“您扛不过他们。”

她愉快地笑了笑，然后问我：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没有工夫读书。”

“你如果喜欢读书，时间总是可以找到的。喂，谢谢你了！”

她把手指里捏着的一个银币伸给我。接过这个冷冰冰的东西我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又不好拒绝她，于是我走的时候把它放在楼梯栏杆的柱子上。

我从这个女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深刻的印象，宛如朝霞在我面前升起，有好几天我都生活在快乐之中，想着那个宽敞的房间和房间里那位穿着天蓝色衣裳的天使般的裁缝的妻子。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美丽，豪华的金色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白昼透过银色的玻璃窗依在她身边取暖。

我很想再瞧见她一次。我要是向她借书的话，会怎么样呢？

后来我真这样做了。我再次看见她坐在原来的地方，也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过她双颊上围着一条棕色的头巾，一只眼睛肿了。她拿给我一本黑封皮的书，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拿了书便郁闷地走了，从书里散发出一种杂酚油和茴香的气味。我把书用一件干净的衬衣和纸包起来，藏在阁楼里，害怕被老板一家人没收了，损坏了。

老板家里订了一份《涅瓦》杂志，那是为了得到上面刊载的裁剪服装的样式和某些赠阅品，并不是为了阅读。他们看过那些图片后，便把杂志搁在卧室橱柜顶上。到了岁末便把它们装订起来扔在床底下。那里还有三本《绘画评论》。每当我用水擦洗卧室地板时，脏水便流进这些杂志下面去。老板还订了一份《俄罗斯信使报》，每天晚上，他都一边读一边骂：

“见他们的鬼去，干吗老写这玩意儿！无聊透顶……”

礼拜六，当我去阁楼上晾晒衣服时，才想起了这本书。我把它拿出来，打开包，读了开头的一行：“房子也和人一样，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面貌。”这句真话使我感到惊奇。我就站在天窗旁边继续读下去，一直到身体冻僵才停下来。到了晚上，老板一家人都去晚祷时，我便带着书来到厨房里，埋头读这些像秋天落叶般发黄而且破损不堪的书页。这些书页很快就把我引进另一种生活里去，接触到各种新的名字和新的关系，看到了许多和我以前看厌了的完全不同的善良的英雄和阴险的恶棍。这是克萨维耶·德·蒙特潘[112]的一部长篇小说。像他的所有小说一样，篇幅很长，人物和事件众多，写一种陌生的急变的生活。这本小说里的一切都写得惊人的简单、明了，好像有一种光，隐藏在字里行间，照出了善与恶，帮助人们去爱与恨，逼使人们紧张地注视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的命运，并立即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要去帮助这个，阻止那个，从而使人完全忘记所发生的一切是纸上的东西。斗争的起伏，使人什么都忘记了。阅读这一页时，你会沉浸在欢快的感情之中，而阅读另一页时，你又会伤心不止。

我读书读得入迷了，听到大门外的铃声响时，我竟然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是谁在拉铃？为什么拉铃？

蜡烛几乎烧完了，今天早晨我刚刚擦干净的烛台又盖满了蜡油；我应该照料的长明灯的灯芯也从夹具中滑落，灯火熄灭了。我立即在厨房里忙乱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迹，竟把书塞到炉灶底下，并着手修理长明灯。保姆从房间里跳了出来。

“你聋了吗？门铃响啦！”

我赶快去开门。

“睡着了？”老板严厉地问道，他的妻子一面艰难地登上楼梯，一面抱怨说，我让他害得感冒了；老太婆也骂着，跑进厨房里马上就发现那支烧完了的蜡烛，便开始审问我干了些什么。

我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似的，没有出声却全身发软，生怕她发现了那本书。她大声嚷着，说我会把房子烧掉。老板带着妻子来吃晚饭，老太婆便向他们抱怨说：

“等着瞧吧，整支蜡烛都烧完了，房子也会烧掉的……”

吃晚饭时，老板一家四口都摇唇鼓舌地责骂、数落我有意无意的各种过失，甚至威吓我，说我不得好死。不过我很清楚，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只是因为烦闷无聊罢了！令人奇怪的是，拿他们同书中的人物相比，他们竟是多么空虚，多么可笑。

现在吃完饭了，他们都拖着笨重的身体疲惫地各自回房睡觉了。老太婆气冲冲地诉着苦、惊扰了上帝一番之后，也慢慢地爬上炕不作声了。这时我爬起来，从炉灶底下取出那本书，走近窗口。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月亮直接照进窗里，不过由于字体太小，还是看不清楚。可是我忍不住想要看书。我从架子上取下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在书上——然而更坏，更暗了，于是我就爬到墙角的一张板凳上，靠近圣像，借助长明灯的亮光站着看书。后来由于过度疲劳，我便趴在板凳上睡着了。是老太婆推了我一下，把我叫醒了。她手里拿着那本书，狠狠地打我的肩膀。她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气得满脸通红，凶狠地摇晃着棕红色的脑袋。这时维克多在床上吼了起来：

“妈妈，你就别嚷嚷了！简直没法活了……”

“那本书要完了，他们要把它撕了。”我在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问了我。老板严厉地问道：

“你从哪里拿来这本书？”

两个女人也大声嚷嚷，相互抢着说话。维克多疑心地嗅了嗅书页后说：

“有香水味，真的……”

听到我说是神父的书后，他们再次对书检视了一遍。他们又惊讶又奇怪：神父怎么看这种小说呢，不过毕竟也让他们稍稍放心了一点，虽然老板还是教训了我很久，说什么，读书是有害的，危险的。

“正是他们那些读书人，把铁路炸毁了，他们要杀人……”

老板的妻子又生气又害怕地对丈夫嚷道：

“你疯了！你跟他说什么呀？”

后来我把蒙特潘的小说带到士兵那里去，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西多罗夫把书接过去，默默地打开他的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把小说包起来，藏在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你到我这里来读，我对谁也不说！你来了后，若是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后面，你把箱子打开，拿去读就行了……”

老板一家子对书的这种态度，立即提高了书在我心目中重要的和令人害怕的秘密地位。至于什么样的“读书人”，在哪里炸毁了铁路，想杀什么人，我并不感兴趣。不过我倒想起了忏悔时神父提的问题，中学生在地下室的朗读，以及斯穆雷关于“正经的书”等那些话，还想起了外祖父讲的关于巫师-共济会会员的那些故事：

“尽善尽美的皇帝亚历山大·巴夫雷奇在位的时候，贵族们听信了巫术和共济会思想，图谋把全俄罗斯的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当场捉住了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爵位，统统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就像蚜虫一样都死在那里了……”

我又想起了“挂满星星的天幕”“格尔瓦西”，以及一些庄严而又可笑的话：

“门外汉们，你们好奇地打听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们的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它们！”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某种伟大秘密的门槛上了，并且像发了疯似的活着。我想早一点读完这本书，生怕它在士兵那里丢失了或者被毁了。到那时我怎么向裁缝的妻子交代呢？

老太婆对我盯得很紧，不让我到勤务兵那里去，警告我说：

“书虫子！书会教人变坏的。你瞧那个爱读书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上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军官们鬼混，大白天也接待他们。我很清楚！”

我真想大声嚷道：

“你这是谎话，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不敢去保护裁缝的妻子，万一被老太婆猜到这是她的书呢？

有好几天我都心情郁闷，垂头丧气，焦急不安，睡不着觉，担心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有一天，裁缝的保姆在院子里叫住我，说：

“把书送回来呀！”

我选了一个午饭后的时间，趁老板一家子都去休息的时候去见裁缝的妻子。我当时非常尴尬，心里十分懊丧。

她像头一次见到我时那样接待了我，只是服装换了：穿一条灰色裙子，黑色丝绒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镶有绿松宝石的十字架。她很像一只雌灰雀。

我对她说，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主人们不让我看书。由于委屈和见到这位女子时的欢喜，我当时竟热泪盈眶。

“呸，这些人多么愚蠢！”她紧蹙了一下细长的眉毛说，“你主人还有一张挺有趣的脸呢。你别难过，我来想想办法。我给他写封信吧！”

这话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向他说明，我曾向主人撒了个谎，说这本书不是从她那里拿的，而是向神父借的。

“不要，不要写信！”我请求她说，“他们会笑话您，骂您的。要知道，这个院子里没有人喜欢您，都在嘲笑您，说您是傻女人，说您少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才立即明白过来，这是不必说的话，都是使她难受的话。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并像骑在马上似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胯股。我尴尬地低下了头，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但是裁缝的妻子却往椅子上一坐，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反复地说：

“啊呀，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可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地问道，仔细端详着我，然后叹了口气说，“你是一个很怪的孩子，很怪……”

我朝她旁边的镜子看了一眼，看见一张高颧骨、宽鼻梁的脸，额头上有一块很大的青痣，许久没有剪过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四面撅着——这就是那个被称为“很怪的孩子”吗？……这个孩子可不像一个纤细的瓷人……

“你当时没有把我给你的那点钱拿去。为什么？”

“我不要。”

她叹了一口气。

“算了，有啥办法呢！如果他们允许你看书，你就来吧，我借书给你……”

梳妆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来的那一本是最厚的。我郁闷地望着这本书。裁缝妻子向我伸出了粉红色的小手：

“好，再见。”

我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便赶快离开了。

人家说她什么都不懂，这也许是对的。瞧，她把二十戈比的硬币称为小钱，真像个孩子。

不过，这我喜欢……

九

为这迅速迸发出来的读书热情，我经受了多少侮辱、委屈和惊吓啊！回想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

我觉得裁缝妻子的那几本书是非常珍贵的，生怕它们被老太婆扔进炉子里烧毁了。我极力不去想这些书，每天早晨去买早茶面包时，就在小铺里租借一些五颜六色的小书回来。

小铺老板是一个极其讨厌的青年：肥厚的嘴唇，一张汗渍渍的、苍白颓丧的脸，布满了瘰疬的疤痕和污斑，一双眼睛也是白色的，手指又短又不灵活。他的小铺是街上青少年和轻浮少女夜间聚集的地方。我们老板的弟弟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这里来喝啤酒和玩纸牌。老板常常派我来叫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小铺后面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那位有点傻气的红脸的老板娘坐在维克多或者其他小伙子的膝头上。显然老板对此并不生气。还有那位在铺子里帮他做买卖的妹妹，当歌手们、士兵们和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紧紧地搂抱她时，他也满不在乎。铺子里的商品并不多，他解释说，这是新开张，他还来不及把货物配齐，其实这铺子早在秋天就营业了。他拿一些淫秽的画片给顾客们和买主看，拿一些秽亵的诗给爱好者抄录，从中牟利。

我每本花一戈比的租钱，向他租了米夏·叶夫斯季格涅夫[113]的无聊小书来看。租钱很贵，可是这些书并没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称不可战胜的忠诚》[114]《威尼斯人法兰齐尔》[115]《俄罗斯人与卡巴尔达人之战，或称一个死在丈夫坟上的美女伊斯兰教徒》[116]，以及所有这一类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让我感到满意，常常引起我极度的烦恼：好像这些书把我当傻瓜地嘲弄，用难懂的词句在说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射手》[117]《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118]《神秘的修道士》[119]《鞑靼骑士亚潘恰》[120]等作品我较为喜欢——它们给我留下了一些余味。不过最能吸引我的是《圣徒传》。在这些书里有一种严肃的使人相信的东西，我常常深受感动。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的殉道者都使我联想起那个“好事情”，而所有大的女殉道者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那些圣徒则使我想起心情好时候的外祖父。

劈柴的时候我就躲到柴棚里或阁楼上去看书。这些地方也同样不方便，很冷。如果碰到有感兴趣的书，或者需要赶快读完的书，我就夜里起来点上蜡烛看。可是老太婆发现晚上蜡烛短了后，便用小木片把它测定，然后把小木片藏在一个地方，如果早晨起来发现蜡烛少了一点，或者我虽然找到了木片，却没有把木片折短到她测定的长度，那么厨房里就定会嚷起来了。有一天维克多在板床上不满地大声喊叫起来：

“妈，你就别嚷嚷了！没法活了！他当然要点蜡烛的，因为他要看书。书是从小铺里租来的，我知道。你到他阁楼里去瞧瞧吧……”

老太婆立即跑到阁楼上去，发现了一本书，便把它撕成了碎片。

这当然使我很伤心，不过读书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我知道，哪怕是一位圣人到这个家庭来，我们老板一家人也定要教训他，把他改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是因为无聊而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去责难别人，不大声喊叫，不去嘲弄别人，他们就会失去说话能力，变成哑巴，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存在了。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对待人。我们的老板一家人除了教训和责难人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身边的人。即便是跟他们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他们还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巧妙办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好几次毁了我的书。这样我一下子便欠小铺老板一大笔钱：四十七戈比！他要求我还钱，并威胁说，等我去小铺买东西时就扣下我主人的钱抵我的债。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他嘲讽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并且津津乐道。每当我走进铺子时，他那污渍斑斑的脸就笑逐颜开，和蔼地说：

“欠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让他突兀，便沉下了脸。

“怎么，要我把你交给法庭吗？让我把你查抄后，送你去教养院吗？”

我没地方去借钱。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外祖父。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我请求小铺老板缓一缓再还债，他却伸出其油渍渍的像油炸饼一样的胖手，说：

“你吻吻我这只手，我就再缓一缓！”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一个秤砣朝他举起时，他却蹲在地下，喊道：

“什么，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这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决定去偷钱来还清他的债。每天早晨，在替老板擦衣服时，从他的裤袋里都发出硬币的叮铃声，有时还从口袋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个硬币掉到楼梯下面的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这事我忘了告诉老板，几天之后在柴堆里发现了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还给老板时，老板娘对他说：

“瞧见没有？把钱放进衣袋里时，要数一数。”

但老板却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

现在我决定要去偷了，想起了这些话和他那信赖人的微笑，才觉得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老板的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数，还是没能下决心偷走。为此我苦恼了三天。而这一切却突然非常快速而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老板忽然问我：

“彼什科夫，你怎么啦？怎么变得无精打采呢？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我的伤心事全都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早晚会让你倒霉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忠告我说：

“当心，不要对我妻子或我母亲透露口风，不然她们又会大闹一番的！”

然后他又善意地笑笑说：

“你还真够顽强，鬼东西！没有什么，这样很好。不过那些书就别看了！从明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

现在，我每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里，都给老板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朗读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为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助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这会妨碍我理解所读的书。但是老板一家人都听得很认真，表现出一种虔诚的渴望，对书中人物的恶行表示惊讶，发出“啊哟、啊哟”的叹息，并相互自豪地说：

“可是咱们的日子却过得很安稳、平和，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搞混，把有名的江洋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钦纳的头上，名字也弄错。我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感到很吃惊。

“咳，他的记性多好呀！”

在《莫斯科小报》上经常登有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其中有几首诗我抄在本子里，但老板一家人谈到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子，还作诗呢！”

“是个酒鬼，神经病，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梅明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却认定，诗歌是粗俗的玩意儿：

“只有丑角们和戏子们才用诗来说话。”

冬天的晚上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跟老板一家人面对面地坐着是很难受的。窗外是死寂的黑夜，偶尔听见树木被严寒冻裂的哔剥声；人们像冻鱼一样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暴风雪击打着玻璃和墙壁，刮得烟囱嗡嗡叫，吹得炉门当当响，孩子在婴儿室里啼哭——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蜷缩起来，像狼一样号叫。

两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在缝衣服或织袜子，另一头是维克多鲁什卡，弯着腰，不大乐意地在绘图，他不时地喊道：

“别摇桌子！真没法子，这些钉子-王牌，咬耗子的狗！……”

在大刺绣架后面的一边坐着老板，他在一张粗麻布上用十字纹在绣一面台布。在他的手指下面，逐渐地显现出红色大虾、青色鱼、黄色蝴蝶和金色的秋叶。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自己绘制的，他干这个活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现在已经十分厌烦这项工作。我白天有空闲的时候，他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张台布，动手吧！”

我坐下来，并拿一根粗针绣起来。我很同情老板，常想在各方面尽力帮助他。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绘图、绣花、玩纸牌等统统扔掉，去做另一种有趣的、他经常想干的工作。他常常把手头的活扔下，用一种呆滞的诧异的眼神望着它，好像那是一件他不认识的东西。他的长头发披在脑门上和双颊上，像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妻子问道。

“没有什么。”他一边回答一边又工作起来。

我没有出声，但觉得奇怪：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往往一下子会想到许多问题：眼前所有的事情，昨天乃至去年见到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交错在一起的，捉摸不着的，不断运动、变化着的。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还不够念一个晚上，我提出把放在床下面的杂志拿出来念一念。年轻的女主人不信任地说：

“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念的？那里只有一些画……”

但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因此我们便念起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来了。老板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里那个有点傻气的主人公，而对小公子的悲惨冒险行为则加以无情的嘲笑，笑得流出眼泪。他喊道：

“不，这是有趣的笑料！”

“瞧，这都是胡编的。”为了表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主人这么说。

床底下的文学作品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争得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并得到了在晚上看书的允许。

我很走运。老太婆搬到育婴室睡去了，因为保姆老要喝酒。维克多鲁什卡也不打扰我——他总是当全家人睡着之后悄悄地起来，穿上衣服溜出去，直到早晨才回来。他们不让我点灯，把蜡烛移到房间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烛台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个沙丁鱼罐头盒子里，再倒进一些长明灯里的灯油，并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晚上就可以在炉灶上点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

每当我翻动大厚本书的书页时，灯芯的红色火舌就会摇晃不定，好像就要熄灭了；这灯芯随时都可能滑进燃得很难闻的灯油里；油烟刺激眼睛。可是这一切不便都在我看画报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面前把地球扩展得越来越宽广了，用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饰起来，让我看到高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变得更有魅力，人越来越多，城市更加密集，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的远方时，已知道那里不是荒漠，可是在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却是特别的郁闷：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周围是一块块补丁般的黑色灌木丛，草地的尽头是参差不齐的荫蔽的树林，草地的上空则是一片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地面上更是荒凉而孤寂。我的心也是空荡荡的，撩拨着它的只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我失去了一切希望，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东西，只会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吸吮干净。

图片的解说词明白易懂地讲述了别的一些国家和人们的情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各种不同的事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东西。这使我很苦恼，常常有些奇怪的词扎进我的脑子里，如“形而上学”“人间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等。这些词实在使我头痛，我觉得它们就像一种不断长大的巨型怪物，把一切都遮挡住了。如果我不能弄懂这些词的含义的话，就永远什么也不会明白。正是这些词像卫士一样守卫着一切秘密的门槛。许多句子常常像扎进我手指里的刺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妨碍我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读过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匈奴酋长阿提拉，

身披铁胄骑着马，

宛若一座死坟墓，

满脸阴郁不说话。

有一群乌云般的武士跟在他的后面，并且大声喊叫：

何处是罗马，何处是强大的罗马？

罗马是座城市，这我已经知道，可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弄明白。

我挑选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去问老板。

“匈奴吗？”他奇怪地重复一句，“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呀？也许是无稽之谈吧……”

接着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满脑子是无聊的东西，这很不好，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是坏，我只想知道它。

我觉得步兵团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当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碰到他时，就拉住他问。

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病号，脾气不好，一双红眼睛没有眉毛，胡须发黄。他把拐杖往地下一戳，对我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更粗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去药房里问药剂师，他平时看见我都很和气。他有一张聪慧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甘利德贝格对我说，“是类似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民族了，已绝种了。”

我听了后很难过，很懊丧。倒不是由于匈奴人死绝了而难过，而是因为折磨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碰到这个词之后，对别的词就不会那么感到不安了；也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甘利德贝格。

这个人懂得所有难词的简明含义，他有一把能启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两只手指扶正了眼镜，并通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就像用许多小钉子钉着我的脑门似的对我说：

“朋友，词，这就好比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知道叶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树木是如何生长的，就需要学习！书呀，朋友，就好像一座很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既有使人欢愉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常到他药房去为害“烧心”病的大人买苏打和氧化镁，为小孩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给我的筒短的教导，使我对书籍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了，不知不觉地书籍已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了。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呀。”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他妻子劝他：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别废话！”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可我知道……”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门，沉郁地说：

“沙皇被暗杀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烧好了。”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能。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

“你要上告吗？”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以前，挨打更多……”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真是魔鬼！”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121]、庞松·德·泰尔莱利[122]、蒙特潘、札孔纳[123]、加博里奥[124]、埃马尔[125]、巴戈贝[126]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开这个结扣，放下书，你就会琢磨起来，像做教科书中的算术题那样，越来越能够断定，哪个主人公能进入幸运的天堂，哪个人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也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关系的特点。我明白，在巴黎无论是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干粗活的老百姓”，都不同于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等地的人。巴黎的老百姓能更大胆地跟老爷们说话，对他们的态度也更随便和更独立一些。就拿士兵来说吧，他们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更不像叶尔莫兴。巴黎的兵比上述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斯穆雷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暴。又如那里有位小铺老板，他同样也比我所认识的小铺老板要好一些。还有，书中的神父也不像我所知道的神父那样，而是更亲切一些，对人更具有同情心。总之，正如书里所说的，外国的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更有趣更轻松和更好一些。在外国没有那么经常和野蛮的打架，没有人像捉弄维亚特省的士兵那样地捉弄人，也没有人像老太婆那样狂暴地祈祷上帝。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虽然讲的是恶人、吝啬鬼和无耻之徒，却没有表现出我们所熟悉和常见的那种不可解释的残忍和捉弄人的意图。书本里的恶人的残酷是有其道理的；他为什么残酷，几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见到的凶恶行为，却是无目的性的，毫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每看一本新书，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的这种不同之处就愈加明显，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苦恼，加深了我对这些边角肮脏、纸页发黄的旧书的真实性的怀疑。

就在这时，龚古尔[127]的长篇小说《泽姆加诺兄弟》忽然落到了我的手里。我立即在一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本书有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于是我又从头把这个平凡而又悲伤的故事重读了一遍。里面既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表面逗趣的东西，开头几页像圣徒传一样，严肃，枯燥，语言也很准确，没有夸张，开始时让我有点不愉快的奇异感，但是朴质的、结构严谨的句子却美好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卖艺人兄弟的悲剧描述得如此感人，以致我的双手都愉快得战栗起来了。当我读到那不幸的艺人拖着两条断腿爬上阁楼，而他的兄弟却正在那里偷偷练习其心爱的技术时，我禁不住放声大哭了。

我把这本书还给裁缝太太时，求她再借一本同样好的书给我。

“怎么会有同样的书呢？”她笑着说道。

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尴尬，说不清楚我要的是什么书。她却说：

“这本书很枯燥，等一等，我要给你找另一本更有趣的书……”

过了几天她给了我一本格林武德[128]的《一个小浪人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书名有点儿刺痛我，可是第一页书就引起我狂喜的微笑，并带着这种微笑读完了全书，有些书页我还读了两三遍。

原来在外国也有过这种苦难生活的孩子！看来，我过得还不那么坏，也就是说——不必垂头丧气。

格林武德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这本书之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129]。

葛朗台老头使我鲜明地想到外祖父。很遗憾，这本书的篇幅太小了，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里面却有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且讨厌的真实。这本书把这种真实用全新的、温和的、心平气和的笔触表达了出来。所有我以前读过的书，除龚古尔的书之外，其人物都跟我老板一家人那样是些严厉地指责别人的人。

那些书往往是引起人们对罪犯的同情，而对善良人们的气恼。我们常常可以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尽管费了许多脑筋，有很大的意志，却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虽然这些善良的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像石柱子一样牢牢地站在他的面前，虽然所有的罪恶奸计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石柱子上碰得粉碎，然而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要知道，一道墙，不论它有多么美丽，多么坚固，一旦你想要到这道墙后面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可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什么地方的……

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一些奇迹般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和所做的正是他们所应该这么说这么做的，而不可能有另一种做法……

因此我很明白，“好的正经的”书，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欢乐。但是如何才能找到这种书呢？裁缝太太这方面帮不了我的忙。

“这是一本好书啊！”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推荐阿尔森·古塞[130]的《沾满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和贝洛[131]、波尔·德·科克[132]、波尔·菲瓦尔[133]的几部长篇小说。可是这些作品读起来使我心情紧张。

她喜欢马里亚特[134]、维尔纳[135]的长篇小说。我却觉得这些作品枯燥无味。施皮尔哈根[136]我也没兴趣。但我很喜欢奥尔巴赫[137]的短篇小说，苏[138]和雨果[139]的作品也不大吸引我了，我宁愿读瓦特·司各特[140]的东西。我想读像奇妙的巴尔扎克写的那些使人激动、令人高兴的书。瓷女人一类的东西我也越来越不喜欢了。

去见她的时候，我都穿上干净的衬衫，梳理了头发，尽量把模样儿打扮得好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期待着她会发现这个模样，跟我说话更随便更友好一些，在她那洁净的永远欢快的脸上不要出现呆板的无神的微笑，可是她微笑着，用困乏的甜甜的声音问我：

“看完啦？喜欢吗？”

“不。”

她稍稍抬起细细的眉毛望着我，叹了口气，用熟悉的声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

“这种书我已经看过了。”

“你说的是什么书？”

“描写爱情的……”

她皱了皱眉头，发出甜蜜的笑声。

“嗨，所有的书都写爱情呀！”

她坐在一把很大的圈椅里，两只脚不停地在毛皮便鞋里晃动，不时地打个哈欠，用一件天蓝色的罩衫裹住身体，伸出玫瑰色的手指，敲打着放在膝头上的书皮。

我真想问问她：

“您干吗不搬家呢，要知道，那些军官仍在给您写字条，取笑您呢……”

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于是我拿了一本描写“爱情”的厚本书，心里带着愁闷的失落走了。

院子里关于这个女人的谈论更难听了，对她的讥笑也更恶毒了。听到这些肮脏的、显然是荒谬的闲言碎语，我非常生气，背地里我同情这个女人，为她担心，可是在她面前，当我看见她那双锐利的小眼睛、猫一样灵巧的小身体和那张总是快乐的脸时，我的同情和担心便烟消云散了。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房子空着，新房客尚未入住的时候，我去看了看：墙壁是光秃秃的，过去挂过画的地方，留下了四方形的旧迹，还留着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过钉子的孔。在油过漆的地板上，乱扔着各种五颜六色的碎布片、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针在闪闪发亮。

我很难过，想再见一见这个矮小的裁缝太太，告诉她，我是多么感谢她……

十

还在裁缝太太搬走之前，我老板住所下面就住了一位黑眼睛的年轻夫人，带着她的小姑娘和母亲。她母亲是一位白头发的老太太，整天叼着一支琥珀烟嘴抽烟。夫人的模样儿很漂亮，爱发号施令，很骄傲。她说话的声音低沉、悦耳，看所有的人时都昂着头，稍稍眯着眼睛，好像人家离她很远，看不清楚似的。有一个黑皮肤的士兵丘菲亚耶夫每天都牵着那匹细腿的红毛马到她门口来，夫人穿着很长的银灰色的天鹅绒的连衣裙，戴一双喇叭形的白手套，穿一双黄色皮靴来到门口，一手提着裙子并拿一根柄上镶有紫色宝石的马鞭，另一只小手则亲切地抚摸着那匹龇着牙齿的马脸。马用火红的眼睛望着她，全身都在抖动，用蹄子轻轻地击打着被踩实了的土地。

“罗贝尔，罗——贝尔。”她小声地说，并用力地拍打着马儿弯曲得很好看的脖子。

然后她一只脚踩在丘菲亚耶夫的膝头上，灵巧地跳上马鞍，马便得意扬扬地跳舞似的在堤岸上跑起来。她坐在马鞍上轻松自由，就好像长在马鞍上了。

她真的很漂亮，那是一种罕见的美，这种美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人充满陶醉的快乐。望着她，我就在想：狄安娜·普瓦提埃[141]、玛尔戈王后[142]、拉·瓦尔埃尔[143]少女以及其他历史小说里的美女、女主人公，大概就是跟她一样美丽。

在她的周围总是围着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的军官，每天晚上都在她家里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跳舞和唱歌。在她身边转得最勤的是那位短腿少将奥列索夫。他是一个矮胖子，红脸膛，灰头发，满身油污，很像轮船上的司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对这位夫人顺从得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夫人的五岁的小女孩长得胖胖的，卷头发，像妈妈一样，幸福而又漂亮。她那双很大的蓝眼睛总是用一种期待的目光严肃而又平静地张望着。在她身上有一种非孩提时的那种沉思。

小女孩的外婆从早到晚都跟着愁眉苦脸、沉默不语的丘菲亚耶夫和胖胖的斜视眼的女仆一起忙于家务。由于没有保姆，小女孩几乎没有人照看，整天就在大门口或对面的木头堆里玩耍。我常常晚上出来跟小女孩玩。

我很喜欢这小女孩，她也很快就跟我混熟了。我给她讲故事时，她就靠在我手臂上睡着了。每当她睡着后，我便抱她到她家里的床上去睡。不久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每次睡觉前一定要我去向她告别。我去了，她就正经地伸出胖胖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该说什么话呀？”

“上帝保佑你。”外婆一边说，一边从嘴里和鼻子里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来。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我要睡觉了。”小女孩重复说完之后就钻进缀有花边的被子里去了。

外婆提醒她说：

“不是到明天，而是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有的吗？”

她喜欢“明天”这个词儿，把一切她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未来中去，把摘来的花，把折来的树枝都插在土里，说：

“明天，这里就是花园了……”

“明天什么时候，我也买一匹马，并像妈妈那样，骑在马上……”

她很聪明，但不很快活，常常在玩得正欢的时候，忽然沉思起来，出人意料地问道：

“为什么神父的头发像女人的一样？”

当荨麻扎痛她时，她就用指头指着荨麻说：

“当心，我去祈祷上帝，上帝会惩罚你的，上帝可以惩罚所有的人，连妈妈也能惩罚……”

有时候，一种淡淡的严肃的哀愁向她袭来，这时她就会紧紧地靠着我，用其蓝色的充满期待的眼睛注视着天空，说：

“外婆常常生气，妈妈却从不，她总是笑。大家都喜欢她，所以老是很忙，老有客人来；客人们都看着她，因为她漂亮。她是可爱的妈妈。奥列索夫也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说话，她给我打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总是很愿意讲她母亲的事，讲了很多。因此在我眼前隐约地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使我重新想起了玛尔戈王后。这就更加深了我对书籍的信任，乃至对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门廊前等着去奥特科斯散步的老板一家人回来，小姑娘正在我手里打瞌睡。她妈妈骑着马过来了，轻轻地跳下马，抬起头便问道：

“她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啊，真的……”

丘菲亚耶夫跑了过来，接住马，夫人把鞭子往腰带里一掖，伸开两手说：

“把她给我！”

“我自己把她抱过去！”

“喔！”夫人像催马走那样对我喊了一声，一脚踏在门廊台阶上，跺了一下脚。

小姑娘醒了，眨眨眼，看着母亲，并双手伸向母亲。于是母亲抱她走了。

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吆喝，但连这位夫人也这样吆喝我——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其实她只要随便吩咐一声，人家也会听她的。

过了几分钟，那个斜视眼的女仆来叫我，说是小姑娘撒娇，不肯去睡，因为还没有跟我道别。

在她妈妈面前我不无自豪地走进客厅里。小姑娘坐在妈妈的膝头上。妈妈正灵巧地替她脱衣服。

“喂，你瞧，”妈妈说，“他来了，这是个怪物！”

“这不是怪物，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很好，那你就拿点什么东西送给你的小伙伴吧，你愿意吗？”

“是的，我愿意！”

“很好，这我来办，你现在去睡觉。”

“明天再见，”小姑娘说，向我伸过手来，“上帝保佑你，明天见……”

夫人惊讶地喊了一声：

“这是谁教你的——是外婆吗？”

“是……”

小姑娘进去后，夫人用手指招呼我去。

“送你点什么呢？”

我对她说，什么也不要送我，只是能否借我一本什么书看。

她用暖和而又有香水味的手指将我的下巴向上提了一下，带着愉快的微笑问我：

“原来这样，你喜欢看书，是吗？你看过些什么书呢？”

她笑的时候变得更美了。我腼腆地对她说了几部小说的书名。

“你喜欢它们什么呢？”她双手放在桌子上问我，手指头微微颤动着。

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花的浓烈的甜香味，奇怪的香味中还夹杂着马汗味。她透过长长的睫毛看着我，既严肃又若有所思的样子。迄今还从未有人这样地看过我。

由于漂亮的细软家具太多，房间显得像鸟窝一样窄小，浓密的花草遮住了窗户，火炉上的白瓷砖在昏暗中闪着亮光，旁边的一架黑色钢琴也发出亮光。墙壁上在晦暗的金色相框里，装着各种用巨大的斯拉夫斜体字母印制的黑色证书，每一张证书下面都用绳子拴着一个黑色的大印。所有这些东西，也像我一样，恭顺地、胆怯地望着这位女人。

我尽我可能地向她说明，我现在过着十分困难而又寂寞的生活，看看书，才能把这一切忘掉。

“是吗？原来是这样！”说着，她站起来，“这——你说得不错，这也许是对的……好吧，我以后尽量借给你一些书，可是现在我没有……不过，你把这本书拿去吧……”

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本用黄书皮包着的已经破旧的书。

“你读完后——我再给你第二部，共有四部……”

我带着梅歇尔斯基[144]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一书走了，接着便十分认真地开始看这本书。不过看了最初的几页我就明白了，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和巴黎的秘密来乏味多了，只有关于自由与棍棒的那一段寓言我才觉得有趣。

“我比你高明，”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棒回答说：

“不，我比你高明，因为我力气大过你。”

吵着吵着，他们便打起架来。棍棒痛打了自由一顿。根据我的记忆：自由挨了打之后，便死在医院里了。

书中谈到了虚无主义者。根据梅歇尔斯基公爵的说法，虚无主义者是非常有害的人，连鸡看了他一眼，鸡也会被毒死的。虚无主义者——我觉得是个得罪人的不体面的词。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这使我很颓丧。看来我还不能看懂好书！说它是一本好书，我完全相信：要知道，这样一位尊贵的漂亮夫人是不会去看坏书的。

“喂，怎么样，喜欢吗？”我把这本梅歇尔斯基的黄色书皮的小说还给她时，她问我。

我很难回答她说“不喜欢”。我觉得这会使她生气。

不过她只是开心地笑了笑，便走到门帘后面去了，那儿是她的卧室。她从那儿拿来一本蓝色羊皮封面的小书。

“这本书你会喜欢的，只是不要弄脏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145]的长诗，我一下子就把它读完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偶然走进一个从未去过的美丽的地方时产生的贪婪感那样，总想一下子把它走遍了。当你在沼泽地的森林里长满青苔的土墩上走了许久，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片干燥的林间空地，那儿百花盛开、阳光灿烂，这时你也会产生这样的心情：一时你会像着了魔似的望着它，然后充满幸福地跑遍这个地方；每当你的双脚接触到这肥沃土地上的柔软的绿茵时，你会暗暗地感到高兴。

普希金诗歌的朴质和音乐性使我大为吃惊，以致我很长时间都觉得散文很不自然，读起来很别扭。《鲁斯兰》的诗序，使我联想起外祖母的最好的童话，好像奇妙地把所有的童话都压缩成一个了，其中有些诗行对真实的入微刻画，使我极为惊讶。

无人见过的怪兽，脚印，

布满了人迹不到的路上。[146]

我在心底里重复地念着这些奇美的诗行，仿佛看见了我很熟悉的勉强可以觅见的小道，看到了那被踏过的青草上的神秘的脚印，这些青草还未抖落掉那水银般沉重的露珠呢。铿锵有力的诗句把描述的一切装点得像过节一样华美，让人记起来特别容易。这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又愉快。这些诗听起来就像是新生活的钟声。做一个知书识字的人，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普希金的优美的童话我感到比什么都更亲切，更明白易懂。读过几遍之后我就把它记住了。躺下睡觉的时候，我也总是闭上眼睛，低声吟唱，直至睡着为止。我经常把这些童话转述给勤务兵听，他们听得哈哈地笑，还亲切地骂几声。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脑袋，小声地说：

“真好！啊，上帝……”

我的无法抑制的兴奋被老板一家人发现了。老太婆骂道：

“读书读呆了，这淘气的家伙，茶炊都四天没有擦洗了！又要挨棍子了……”

棍子算个啥呀？我要用诗歌来自卫：

老妖婆怀着阴暗的心肠，

总是喜欢作恶……[147]

那位夫人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高大了。瞧，她看的是什么书啊！这可不是那个瓷娃娃裁缝太太……

当我带着书愁眉苦脸地还给她时，她却满有把握地说：

“你喜欢这本书吧！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已经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点关于这位诗人的文章，但是我想让她自己谈谈普希金。于是我就说，没有听说过。

她简短地讲了普希金的生平和死因之后，像春天一样笑着问我：

“你知道了吧，爱女人是多么危险？”

从我读过的所有的书来看，我知道，这的确是很危险，但也很好。于是我说：

“很危险，可是大家还是在爱！女人们也在为此而烦恼。”

她像看所有东西那样，透过睫毛看了我一眼，严肃地对我说：

“怎么？你懂得这个？那我就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接着她就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诗。

我挥动两只手背诵了几首给她听。她默默地听着，很严肃，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若有所思地说：

“你是一个挺可爱的小野兽，你应该去学习！这方面我来想想办法……你的老板是你的亲戚吗？”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叹息了一声：

“噢！”好像在责备我一样。

她给了我一本《贝朗瑞[148]诗歌集》，是精装本，带有插图，裁口喷金，红色书皮。这些诗歌把辛辣的痛苦同奔放的欢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把我弄得完全疯癫了。

当我读了《老乞丐》那些苦楚的诗句时，我胸口发凉了：

我这条有害的小虫——让你们心神不安吗？

那你们就抬起脚把害虫踩死吧！

何必怜惜，快点踩死它！

你们为什么不教教我，

不给野性的势力一条出路？

我多么想临死时能拥抱兄弟，

真希望小虫能变成蚂蚁；

若我死时仍是个流浪的老头——

我就要号召向你们复仇！

可是当我接下去读到《哭泣的丈夫》时，却笑得流出了眼泪。我特别记住了贝朗瑞下面的话：

学会快乐地生活

对普通人也不是难事！……

贝朗瑞使我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快乐，使我想去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想对所有人说些粗暴的尖刻的话，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方面我已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诗歌我背得很熟。我常常跑到勤务兵的厨房里去待上几分钟，以极大的兴趣念给他们听。

但是不久我就停止了这种活动，那是因为我念了下面两句诗：

姑娘到了十七岁，

任何帽子都合戴！

这两句诗引起了一场关于姑娘们的令人作呕的谈话。他们使我生气得失去理智。我拿煎锅打了士兵叶尔莫兴的脑袋，西多罗夫和其他勤务兵把我从他的呆笨的手中拉了出来。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到军官的厨房里去了。

老板一家人不许我到外面去闲逛，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闲逛：活越来越多。如今，除了要做女仆、男仆和“跑腿小厮”等日常工作外，还要每天用钉子把细布钉在宽木板上，在上面贴上设计图，抄写老板的建筑工程预算，检查包工头的账目，因为老板一天到晚都像机器一样在工作。

在那几年官家的房屋都改成了私人财产。一排排商号都在忙着改建。我的老板也承接了许多修建旧店铺和建造新房子的设计任务。他制定了一种“改造横梁和在房顶上开天窗”的工程设计。我带着这些设计图纸和装着二十五卢布的信封到老建筑师那儿去。老建筑师收下钱后便写上“设计与原图相符。工程监督由我负责。某某”。显然，他并没有看原图，工程监督也不可能承担，因为他正在生病，从不出门。

我还要给市场管理员和认为有必要的一些人去送贿赂，从他们那里拿到老板所说的“从事一切非法活动的许可证”。为此我也获得了晚上老板一家人出去做客时，可以在门口台阶上等他们的权利。这也不是常有的事。有时他们要半夜之后才回来。这样我就会在台阶上或对面木柴堆上坐上几小时，望着那位夫人的窗户，贪婪地聆听那欢快的谈话和音乐。

窗户开着。透过窗帘和鲜花构成的网隙，我看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房间里的各种活动。一个胖成圆形的少校在滚来滚去；夫人则穿得出奇的朴素而漂亮，动作十分飘逸。

我自言自语地称她为“玛尔戈王后”。

我望着她的窗户在想：“也许这就是法国小说里所描写的最愉快的生活吧。”看见那些男人像黄蜂绕花似的在玛尔戈王后周围转，我有点难受，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禁有一种嫉妒心，心里总有点悲伤。

到她家里来得较少的是那位忧郁寡欢的高个子军官，他脑门上有一块刀痕，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他老是带着小提琴，并且拉得很好。只要他一拉提琴，窗下的行人就会止步，木柴堆上就会聚满整条街道的人，甚至我老板的一家人（如果他们在家的话）也会打开窗户听他的琴，并称赞这位提琴手。我不记得他们除了教堂的大辅祭外还称赞过谁。我只知道，他们对鱼油煎的点心终究要比对音乐更喜欢一些。

有时这位将军也用低哑的声音唱唱歌，吟吟诗，这时他就把一只手按住脑门，古怪地喘气。有一次我正在窗户下面跟小姑娘玩耍时，玛尔戈王后正好请他唱歌。他推辞了好久，后来清清楚楚地说道：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儿[149]……

我很喜欢这两句诗，而且不知为什么有点儿同情这位军官。

我更喜欢的是看见我那位夫人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弹钢琴。音乐使我陶醉了，除了这窗户之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窗户里黄色灯光下女人的苗条身姿，她的高傲的侧脸，和一双雪白的像鸟儿一样在琴键上飞舞着的手。

我望着她，听着她的哀怨的音乐，开始想入非非：我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宝物，并全部送给她，让她成为富人。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150]，我就向土耳其人再次宣战，取得赔款，在全城最好的地方奥特科斯建造一幢房子送给她，让她离开这条街，离开这个房子，因为这里大家都在说她的坏话、脏话。

邻居们和我们院子里的全体仆役们，尤其是我的老板一家人都在说玛尔戈王后的坏话和歹毒的话，就跟说裁缝太太那样，只是说得更小心一点，声音压得更低一点罢了，而且还要回头看一看。

大家也许怕她，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人的寡妇。她房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证书是俄国老沙皇戈东诺夫、阿列克谢、彼得大帝赐给她丈夫的祖辈的。这是那个识字的、老在念福音书的士兵丘菲亚耶夫对我说的。也许她会拿起那根把上嵌有淡紫色宝石的鞭子打人吧！听说她已经鞭打过一位大官了。

但是小声说的话并不比大声说的话好些。我的这位夫人生活在受敌视的云雾之中。这种敌视我无法理解，使我感到难受。维克多鲁什卡说，有一天他半夜后回家时，从窗口里朝玛尔戈王后的卧室里望了望，看见她穿着衬衣坐在躺椅上，那位上校则跪着给她修脚趾甲，并用海绵给她擦洗。

老太婆边骂边啐唾沫，年轻的老板太太则红着脸尖声叫道：

“呸，维克多，你真不要脸！唉，这些老爷也真是下流！”

老板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很感激他的沉默，但也提心吊胆地煎熬着，生怕他也同情地加入到这种叫骂中去。两个女人尖声地喊叫着，惊叹着，详细地盘问维克多鲁什卡：那位夫人怎么坐着，而那位少校又如何地跪着。维克多则加上了越来越多新的细节。

“那少校的脸是红的，舌头伸了出来……”

少校替夫人剪指甲，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也不相信他会伸着舌头，我以为这都是侮辱人的谎言，于是我对维克多鲁什卡说：

“既然这是丑事，那为什么你还要朝窗户里面看呢？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当然被臭骂了一顿。不过对于这些辱骂我并不在乎，我只想做一件事，跑到下面去，像少校一样，跪在夫人面前，央求她：

“请您赶快搬家吧！”

现在我懂得了，还有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另一种思想、感情。因此这房子及它的全体房客使我越来越厌恶了。整个房子都被可耻的谣言结成的网包围着，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免受其恶毒的诽谤。那个团的牧师是一个病号，可怜巴巴的，也被说成是酒鬼和色鬼，而住在那里的军官们和太太们，按我老板一家人的说法，都犯有奸淫罪。那些士兵关于女人的千篇一律的谈论我已感到很反感，而我老板一家人则使我更反感。我非常了解他们之所以喜欢无情议论别人的真正价值。观察别人的缺点，是他们唯一可以享受的免费娱乐。我老板一家人仅仅是为了这种娱乐，就用闲言恶语去糟蹋自己周围的人，好像要以此来报复所有的人，原因是，他们自己生活得如此正派，却依然困难而且寂寞。

每当有人作践玛戈尔王后时，我就气得全身哆嗦，这已不像是孩子的感情冲动，胸中充满了对谎言编造者的憎恨，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控制了我，想对所有的人发狠，大闹一番；有时又产生一种怜悯自己也怜悯一切人的折磨人的情感。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憎恨更为难受。

关于玛尔戈王后的事，我知道得比他们多，所以我害怕他们要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套出来。

每逢节日，当老板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时，我一早就到她那儿去。她要我到她卧室里见她。我坐在一张用金色绸布包着的小圈椅上，小姑娘爬到我的膝头上来。我对她母亲谈了我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宽敞的床上，两只小手叠在一起，压在脸颊下面，身上盖一张被子，被子的颜色与卧室里所有东西的颜色一样是金黄色的。黑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越过黑黑的肩膀垂在胸前，有时还从床上拖在地板上。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温和的眼睛看着我的脸，不大明显地笑着说：

“啊，是吗？”

甚至是她这种善意的微笑，在我看来，也只是王后的一种宽厚的微笑罢了。她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我觉得她说的话，老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好，都纯洁，所以我不需要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有时候，我正好碰上她坐在镜子面前一张低矮的圈椅上梳头发，发梢垂在膝盖上和椅子靠背上，通过椅背几乎拖在地板上。她的头发跟我外祖母的一样，又长又密。我从镜子里看见她的黑黑的、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穿束胸和袜子，但她那纯洁的裸体并没有引起我害羞的感觉，只为她感到自豪和喜悦。她身上总是散发着鲜花的芬芳。这种香味在保护着她不让任何人对她产生邪念。

我健康、强壮，很了解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和秘密。但是人们对我讲到这种秘密时，却总是那么冷酷无情和幸灾乐祸，总是那么残酷、肮脏。因此不能想象，男人怎么会去拥抱这样的女人；很难想象，什么人会放肆地无耻地触碰她，去占有她的身体。我坚信，厨房和什物间的爱情，玛尔戈王后是不屑一顾的，她知道的是另一种更高尚的欢愉，另一种不同的爱情。

可是有一天傍晚前，我走进客厅里，听见卧室的门帘后面我敬爱的夫人的响亮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恳求声：

“等一等……天啊！我不相信……”

这时我本该走开，这一点我懂，但是我却没能……

“谁在那边？”她问道，“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放着鲜花，令人感到气闷，光线暗淡，窗帘都放下了……玛尔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那位拉小提琴的军官和她并排坐在墙边，他只穿一件衬衣，露着胸脯，胸脯上有一道伤痕，像一条红带子从肩部伸展到乳头上，而且非常明显，甚至在昏暗中我都能清晰地看见。军官的头发凌乱得有点可笑。我头一次在他的郁闷的有刀痕的脸上看到了微笑，笑得有些古怪。他那双女人般的大眼睛直望着王后，好像才第一次看出她的美丽似的。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不知道她是对我还是对他说……

“你干吗这么慌张呢？”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她用裸露的发烫的手搂着我的脖子说：

“等你长大了，你也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书放在书架上，拿起另一本书走了，好像是在梦中。

我心里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咯咚一声破碎了。当然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位王后会像所有女人一样恋爱，而且那位军官也不容我这样想。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微笑——笑得那么欢快，就像是孩子突然受惊时的那种笑容，他那愁闷的脸也奇怪地活跃起来了。他应该是爱她的，难道可以不爱吗？她也一定用自己的爱慷慨地去回报他，因为他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好，又能那么动人地朗读诗歌……

不过这也是因为，我必须找点东西来作自我安慰罢了。我明白，在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及对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中，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是一切都是对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失掉了什么，有好几天都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有一天我狂暴地、盲目地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去夫人那里借书时，她严厉地对我说：

“听说你是个不要命的捣乱鬼。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

我忍不住了，就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生活得多么糟糕，以及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时心里又有多么难受。她站在我对面，把手放在我肩上，先是认真地严肃地听我说话，不一会儿便笑起来，把我轻轻推一下说：

“好啦，这我全知道。你明白吗？我全知道！”

然后她抓住我两只手，非常亲切地对我说：

“你越少去注意这些肮脏的东西，对你就越好……可是你的手洗得不干净……”

其实，这种话她是可以不说的。如果她也去擦铜器、洗地板、洗尿布的话，我想，她的手不见得会比我的手干净。

“一个人要是会过日子，别人就会生他的气，嫉妒他，要是不会过日子，别人又瞧不起他。”她若有所思地说，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抱了我一下，然后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很喜欢？”

“是。”

“怎么喜欢呢？”

“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人家喜欢我……”

她笑了笑，还想说些什么，但只叹了口气，许久没有说话，双手依然抱着我不放。

“你要多到我这里来，只要能来，你就来吧……”

我利用这个机会，从她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午饭后当我老板一家人午休时，我便跑到楼下去，如果夫人在家的话，我就在她那里待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你要读俄罗斯的书，了解自己的俄罗斯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活的粉红色的手指插进她的有香味的头发里。

接着她列举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经常若有所思地、有点惋惜地说：

“你应该去学习，学习，我却老忘了这事！天哪……”

我在她那儿坐了一会儿，便捧着新书回到楼上去，好像全身心都洗了一个澡。

我已读完了阿克萨科夫[151]的《家庭纪事》、出色的俄罗斯长诗《在森林里》[152]、令人惊奇的《猎人笔记》[153]，及格列宾卡[154]和索洛古勃[155]的几卷作品，还有魏涅维季诺夫[156]、奥陀耶夫斯基[157]、丘特切夫[158]等人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把贫苦艰辛的现实印象像剥皮似的剥离出来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好书，也懂得了好书对自己是多么的需要。正是这些书使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一人，我是不会沉沦的。

外祖母来了，我很高兴地给她讲了玛尔戈王后的事。外祖母一边甜美美地嗅着鼻烟，一边深信地说：

“是啊，是啊，这太好了！好人是很多的，只要你去找，就会找到！”

有一天她建议说：

“也许，我应该去见见她，替你向她道个谢？”

“不，不用……”

“好吧，那就不去了……上帝啊，上帝，一切都好啊！我愿意永远活着。”

玛尔戈王后要我去学习的事没有办成。三一节[159]那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差点儿把我害死了。

节日前几天，我的眼皮忽然肿得很厉害，眼睛完全睁不开了。老板一家人很惊慌，怕我的眼要瞎了。我自己也很害怕。他们带我到一位熟悉的助产大夫亨利·罗德杰维奇那里去。大夫在我的眼皮里面开了刀。用纱布把眼睛包上。我在又难受又黑暗的苦闷中躺了好几天。三一节前夕，他们给我解开了纱布，我从床上起来，就像从把我活埋的坟墓里重新爬出来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失去视力更可怕的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冤屈，它夺去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快的三一节那天，由于我有病，从中午开始就免除了我的一切义务。我便到各个厨房去看那些勤务兵。除了严格的丘菲亚耶夫之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兴拿劈柴打了西多罗夫的脑袋，西多罗夫当即失去了知觉，倒在过厅里。慌了神的叶尔莫兴逃到沟谷里去了。

令人惊慌的流言很快传遍了院子，说西多罗夫被打死了。台阶旁边挤满了人，在围观一动不动地躺着、脑袋搁在过厅门槛上的西多罗夫。有人小声说，要叫警察来，可是谁也没去叫，也没有人去碰一下这个士兵。

洗衣妇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来了。她穿着一件新的淡紫色的连衣裙，肩上披一条白头巾，生气地把人群推开，走到过厅里，蹲下来，大声喊道：

“你们都是傻瓜！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有人劝她说：

“你还是莫管闲事吧！”

“我说，拿水去！”她好像在救火似的大声喊道，并麻利地把新衣裳撩到膝盖以上，拉了一下衬裙，把士兵流血的脑袋放在自己腿上。

观众不以为然地、害怕地散开了。在昏暗的过厅里，我看见洗衣妇圆圆的苍白的脸上两只充满泪水的眼睛生气地闪着亮光。我去提了一桶水，她叫我把水泼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脯上，并提醒我说：

“别泼在我身上，我还要去串亲呢……”

士兵醒过来了，张开混浊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扶起来。”娜塔丽娅说着，把手伸进他的腋下，将他抬了起来，两手抬得高高的，以免弄脏了衣服。

我们把士兵抬进厨房里，放在床上；她用抹布擦干净他的脸，自己便转身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

“你把布浸湿，敷在他头上，我去找那个傻瓜。这帮魔鬼，等着吧，这样喝酒，非抓去劳改不可。”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脱下来扔在屋角里，然后细心地整理了一下沙沙作响、被揉皱了的衣服就走了。

西多罗夫直了直身子，又是打嗝，又是叹气。一滴滴浓稠的黑色的血从他的头上滴落在我赤着脚的脚背上，这真叫我有点难受。但由于害怕，我又不敢把脚抽出来，避开这些血滴。

我感到很难过。外面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房前的台阶和大门口都装点着嫩绿的白杨树，每一根柱子上都扎着新砍下来的枫树和榛树的树枝，整条街都染成了欢乐的绿色，一切都是那么年轻而又新颖，从大清早起我就感觉到这春天的节日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一天起，生活将变得更纯洁，更明朗，更快活。

士兵呕吐了。那热乎乎的伏特加酒味和葱臭味充满了厨房。窗玻璃上时而贴着一些模糊而又宽大的脸和压扁了的鼻子，而托着双腮的手掌则像两只大耳朵，使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

士兵一边在回忆，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是怎么啦？我摔倒了吗？叶尔莫兴呢？好伙伴……”

接着便咳嗽起来，流出醉醺醺的眼泪，又哭又嚎：

“我的小妹妹……小妹妹呀……”

他站了起来，全身又滑又湿，臭烘烘的。他晃了一下又倒在床上，奇怪地转动着眼睛说：

“完全打死了……”

我笑了起来。

“谁在笑，鬼东西？”士兵呆呆地望着我说，“你怎么还在笑呢？我都永远被打死了……”

他用两只手来推我，并自言自语地说：

“最先到的是先知伊利亚，第二个是叶戈尔，骑着马，第三个——不要到我这里来，滚开，你是一只狼……”

我说：

“你就别胡闹了！”

他却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大喊大叫，两只脚在地上擦得沙沙响。

“我被打死了，你还……”

于是他伸出发软而肮脏的手朝我的眼睛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大叫一声，眼睛看不见，勉强跳到院子里，正好碰上娜塔丽娅。她拉着叶尔莫兴的手，大声喊道：

“走呀，畜生！”接着她捉住我问道，“你怎么啦？”

“他打人了……”

“打人，是吗？”娜塔丽娅拖长声音说，然后又拖着叶尔莫兴，向他说：

“喂，魔鬼！你该去谢谢你的上帝！”

我用水洗了洗我的眼睛，从过厅的门里我看见两个士兵已经和好，一起抱着在哭，然后两人又要去拥抱娜塔丽娅，她一边击打着他们的手，一边大声说：

“两只狗崽子，缩回你们的爪子！你们当我是什么人？是骚女人吗？趁你们的老爷不在家，快滚回屋里睡觉去，快去，要不然，你们就要倒霉的！”

她像安排小孩子睡觉那样安排他们躺下——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躺在床上。等他们打鼾之后，她才走到过厅里来。

“我全身都弄脏了。我本来是穿着这衣服去做客的！他打你了？……真是一个傻瓜！全都是因为伏特加酒。小伙子，你可别喝酒，永远别喝酒……”

后来我跟她坐在大门口长凳子上。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怕酒鬼。

“就是没喝醉的人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敢惹我，我就给他们这个！”她向我伸出一个捏得紧紧的拳头，“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常常酗酒惹祸的人，我把他手脚捆起来，醒来之后，我就把他裤子扒掉，用树条子狠狠抽他，对他说：我叫你别喝，别酗酒；既然娶了老婆，老婆就是你的欢乐，而不是酒！我一直抽他，直到我累了为止。从此之后，他就像我手里的蜡一样，不敢再去喝酒了……”

“你是个女强人。”我说，想起了连上帝都给骗了的夏娃来。

娜塔丽娅叹口气说：

“女人应比男人更强，比男人强两倍才成，可是上帝没有给她！男人都是反复无常的人。”

她说得很平和，没有恶意。她背靠着围墙坐着，双手交叠在宽大的胸前，两眼悲伤地望着垃圾成堆、到处是破砖碎瓦的堤坝。我听她聪明的话听得出神了，忘记了时间，突然看见堤坝后面老板的妻子挽着老板的手，像公火鸡和母火鸡一样，慢慢地、神气十足地走来，相互说着什么，并注意地看着我们。

我赶快跑去开大门。门开了，老板的太太登上楼梯，恶毒地对我说：

“跟洗衣妇调情啦？向楼下那位夫人学的吧？”

这种蠢话并没有激怒我，倒是老板说的带刺的话更使我难受：

“没有什么，是到年纪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下面杂物间去取木柴，在门边一个四方形的猫洞口发现了一个空钱包。这个钱包我以前在西多罗夫手里见过许多次，我立即拾起来，交给他。

“可钱哪里去了呢？”他问道，用手指在钱包里摸摸，“一卢布三十戈比呀，交出来吧！”

他的头用毛巾包着，脸色发黄，身体瘦弱，生气地眨着肿胀的眼睛。他不相信我发现包时包是空的。

叶尔莫兴来了。他朝我这边点点头，对他说：

“这是他偷的，把他拉到他老板那里去吧！士兵是不偷士兵的东西的！”

这些话提醒了我，这钱正是他偷的；他偷了钱，把钱包偷偷扔在什物间里。我立即冲着他的脸大声喊道：

“你撒谎，钱是你偷的！”

我绝对相信我的猜测没有错——他那呆笨的脸由于害怕和愤恨而歪扭了。他转动着身体，尖声地说：

“证据呢？”叶尔莫兴喊着把我拉到院子里，西多罗夫也叫喊着跟在我们后面。从各个窗口探出来许多人的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静静地抽着烟看着。我明白，在那位夫人的眼里我算是完了——我要发疯了。

我记得，当时两个士兵抓住我的手，我老板一家人就站在他们对面，大家都同情地彼此附和着，听着士兵的诉说。老板太太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这是他干的！昨天他还和洗衣妇在大门口调情呢！就是说，有钱了，没有钱她是不会上手的……”

“正是这样！”叶尔莫兴大声喊道。

地板在我脚下移动了。极度的愤恨让我怒火燃烧，我冲着老板太太大骂起来，结果被痛打了一顿。

不过使我感到痛苦的，与其说是挨打，不如说是下面一种担心：如今玛尔戈王后对我会怎么想，我怎么在她面前辩白呢？在这最倒霉的几小时中，我真的难受到了极点。

幸好士兵把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院子，整条街道。晚上，我躺在阁楼上，就听见下面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的喊声：

“不，我为什么不说！不，亲爱的，你出来，我说，你快出来呀！不然我就对你老爷说去，他会迫令你……”

我立刻就感觉到，这喧闹声与我有关，她正在我们的台阶旁边大声喊叫，而且声音越嚷越大，越嚷越洪亮。

“你昨天给我看的钱是多少？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你告诉我呀。”

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我听到西多罗夫懊丧地拖长声音说：

“哎呀——呀，叶尔莫兴……”

“你还给那孩子栽赃陷害，把他毒打一顿，是吗？”

我真想跑下楼到院子里去，高高兴兴地跳跃一番，感谢并吻吻洗衣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从窗户里）老板太太大叫起来：

“那孩子挨打，是因为他骂人，至于说他小偷，除了你这个粗鲁无耻的女人外，谁也没有这么想过！”

“太太，你自己才是粗鲁无耻的女人；对不起，我要说，你是一头母牛。”

我听到这种骂声，就像是听到了音乐。委屈和对娜塔丽娅的感激的热泪灼痛我的心，我屏住呼吸，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忍住。

后来老板沿着楼梯慢慢走上阁楼来，挨着我坐在横梁的接口上，理理头发，说道：

“怎么样，彼什科夫老弟，你不大走运吧？”

我不说话，把脸背过去。

“不管怎样，你骂得也太过分了。”他继续说。我则小声地向他宣布：

“等我能站起来时，我就离开你们……”

他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并凝神地注视着烟头，小声地说：

“没有什么，随你的便吧！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好了……”

于是他走了。像平时一样，我有点儿同情他。

此事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便离开了这个家。我实在忍不住想去同玛尔戈王后告别，但我又没有勇气去见她。而且我承认，我在等着她自己来叫我。

在跟小姑娘告别时，我央求她：

“你告诉妈妈，说我非常感激她，非常感激！你会说吗？”

“我会说，”她亲切而又温柔地笑着，答应了我，“明天再见，是吗？”

我大约在二十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

十一

我又到“彼尔姆”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这是一条白色的像天鹅一样又宽敞又快捷的班轮。现在我是一个洗碗的“粗工”，或叫“厨房杂工”，月薪七卢布，我的职责是厨师助理。

餐厅管事是个圆滚滚、气鼓鼓的傲慢家伙，秃顶，像个皮球；他两手叠在背后，整天在甲板上拖着笨重的步子走来走去。他的妻子守在餐厅里，这位太太已经四十岁开外，很好看，但已满脸皱纹，涂抹着厚厚的脂粉，以致白色的有黏性的粉末常常从脸颊上落下来，掉在华丽的衣服上。

厨房的主事是位高薪聘请的厨师，名字叫伊万·伊万诺维奇，绰号叫“小熊”，是个小胖子，长只鹰钩鼻子和一双嘲笑人的眼睛；他很讲究打扮，系一条浆熨过的领带，每天刮胡子，青脸颊，黑黑的胡子向上翘着。有空闲就不停地用烤红的手指头摆弄他的胡子，而且老是对着那个带把的小圆镜子照脸。

轮船上最有趣的是司炉雅科夫·舒莫夫。他是个方方正正的宽胸膛的汉子，翘鼻子的脸扁平得活像一把铲子，狗熊似的小眼睛藏在浓密的眉毛下面，两颊长满了卷成小圆圈的胡须，如同沼泽地里的青苔一般；头上的头发长得像帽子一般密实，需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把弯曲的指头插进头发里去。

他很善于玩牌赌钱，嘴也馋得惊人。他就像是一条饿狗，经常在厨房旁边转来转去，想讨到一块肉或骨头。晚上就跟“小熊”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起喝茶，讲述自己惊人的故事。

他从小就在梁赞城里一个牧民家里当助手，后来一个过路的修道士把他骗去进了修道院，在那里当了四年的听差。

“我本来是要当一名修道士，成为一颗上帝的黑星星的，”他快言快语地说着俏皮话，“只是院里来了一个平札省的女香客，她是一个很好玩的女人，我被迷住了。她说：‘你的身材这么好看，那么结实，可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寡妇，孤孤单单的，你就到我那里去做看院子的人吧，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在做羽毛生意……’”

“好吧，她要我去看院子，我去做她的情人。就这样，我在她那里住着，吃了大约三年的热面包。”

“你撒谎真大胆，”“小熊”打断了他的话，担心地看着自己鼻子上的小脓疱，“要是撒谎能挣钱，你准要发大财！”

雅科夫嘴里不停地嚼着什么东西。他那瞎子似的脸上的卷须在移动，毛茸茸的耳朵也在动。听完厨师的话后，他继续有节奏地、快速地说下去：

“她年纪比我大，我跟她在一起感到很乏味，令人厌恶，便同她的侄女勾搭上了。她发觉后，痛打了我一顿，把我撵出了院子……”

“你这是活该，再好不过了。”厨师像雅科夫一样轻松而又平和地说。

司炉把一块糖塞进嘴里后，继续说：

“后来我在外面游荡了一段时间，又结识了一个乡村货郎，弗拉基米尔城的小老头，同他一起走遍天下：去过巴尔干群山，到过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奥地利等地，所有民族的地方都走遍了，从一些人的手中买进货物，再卖给另一些人……”

“偷过东西吗？”厨师严肃地问道。

“那老头儿从不偷！他对我说过：在异国他乡，得诚实行事。他说，这里有严格的法律，偷一点东西，就得砍头。说实话，偷窃我也尝试过，可是失手了：我想把商人的一匹马从院子里牵出来，可是不会偷，被捉住了，当然挨了打，一次又一次挨打，后来把我送进了警察所。本来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真正的偷马贼，而我更多是出于好奇罢了。我在那位商人家里干活，给他的新澡堂砌过炉子。商人生了病，做了不好的梦，梦见了我，十分惊慌，于是他去请求上司说：‘放了他吧！’说是放了我，也就是放了他。不然他会老梦见我，他的病就好不了，还说我会魔法。我竟然成了魔法师了！那商人是位有名望的人物，于是我就被释放了……”

“不该释放你，应该把你投进水里泡三天，把你心里的愚蠢念头泡干净才好。”厨师插话说。

雅科夫立刻接下去说：

“对，我有许多愚蠢念头，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的愚蠢念头有整个村子那么多……”

厨师把手指伸进系得很紧的领口里，生气似的要把它松开，摇摇头，懊丧地说：

“真是胡说八道！你这个囚犯，活在世界上就是吃、喝、玩！这都是为什么？喂，你说呀，你为什么活着？”

司炉嘴里嚼着东西回答说：

“这个我不知道。活着就活着呗。有的人躺着，有的人走路，当官的就光坐着，不过大家都得吃饭……”

厨师更生气了：

“就是说，你是一条猪，甚至无法形容你是什么，简直就是猪的饲料……”

“你干吗骂我？”雅科夫觉得奇怪，“男人都是同一棵橡树上的果实。你别骂人，你怎么骂，我也不会变得好些……”

这个人立刻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以一种难于消除的惊讶看着他，张着嘴听他说话。我想，他身上有一种其特有的坚固的生活知识。他对谁都用“你”称呼，对谁都同样地从其毛茸茸的眉毛下正面直视。无论是船长、餐厅管事、头等舱的重要旅客，他都拿他们同自己、水手、食堂仆役、统舱旅客等同等看待。

他经常站在船长或机师面前，把猿人似的长胳膊抄在背后，默默地听着他们骂他偷懒，或骂他玩牌作弊赢人家的钱；他就是站着听。显然，任何斥骂对他都不起作用；就是吓唬他，说下一个码头就撵他上岸——他也不怕。

他身上有一种与大家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跟那位“好事情”一样；看来，他也坚信自己有这种特点，并坚信别人不能了解他。

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受过委屈，或陷入过沉思，也记不得他曾长时间地沉默过。话常常从他那满是胡髭的嘴里流出来，甚至仿佛是违反他自己的意愿，小溪似的滔滔不绝地流着。当别人骂他，或听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时，嘴唇便微微地动起来，好像他在默默地背诵着他所听到的话，或者是轻轻地继续说着自己的话。每天值完班之后，他便从锅炉房里爬上来，赤着脚，汗涔涔的，满身油污，穿一件没有腰带的湿衬衣，袒露着卷毛密布的胸膛，接着立即就响起了他那平板、单调而又沙哑的嗓音。他的话语像下雨似的洒落在甲板上。

“你好，老妈妈，你到哪儿去？去契斯托波尔吗？我知道，我在那里待过，在一个富裕的鞑靼人家里当过长工。这个鞑靼人名字叫乌桑·古巴依杜林，有三个老婆，是个老头子，身体很结实，红红的脸。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顶好玩，也是鞑靼娘们，我跟她胡搞过……”

他什么地方都到过，走到哪儿都跟女人乱搞。他讲起这些事来，心平气和，泰然自若，好像一生中从未受过委屈，也未挨过骂。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在船尾的什么地方响起来了：

“玩牌的都是些规矩人！赌钱，玩三张，玩皮条。哎呀！玩牌真有趣，坐着就能挣钱，就是商人做生意……”

我发现，他很少用好、坏、糟糕这些字眼，几乎总是说好玩、开心、有趣。对他来说，漂亮女人是好玩的蝴蝶，是艳阳天，是令人开心的日子。他最常说的是：

“我不在乎！”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懒鬼，我却觉得，他跟大家一样，在炉灶口，在地狱般闷人和发臭的高温中干自己的重活还是尽心尽力的。我不记得他像其他锅炉工那样叫过苦。

有一天不知是谁偷了一位老年女乘客的钱包。那是一个晴朗、幽静的傍晚，大家都过着温馨和睦的生活。当时船长送给了老太太五个卢布，旅客们也相互募捐了一些钱。当大家把钱交给老太太时，她向大家又是画十字，又是弯腰行礼，说：

“亲人们，这比我原来的还多出三卢布十戈比。”

有一个人高兴地喊道：

“你全都拿去吧，老婆婆，还说这干啥呀！三卢布是很有用的……”

也有人谦和地说：

“钱跟人不一样，不会嫌多的……”

这时雅科夫走到老太太跟前，认真地说：

“把多出的钱给我吧，我拿去打牌！”

大家都笑起来，以为司炉在开玩笑，但他却坚持地劝说已陷入尴尬的老太太：

“给我吧，老婆婆！你要钱干什么呢？你明天就要进坟墓了……”

大家臭骂他一顿，把他赶走了。他摇摇头，惊奇地对我说：

“这帮人真怪！干吗要管别人的闲事？老婆子自己说这些钱是多余的！可是这三个卢布对我来说，却是一大慰藉……”

对于钱，大概只要看到它的外形他就感到快慰。他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拿裤子去擦拭银币或铜币，把它擦得亮亮的，然后抖动着眉毛，用弯曲的手指把它拿到其翘鼻子的脸前，仔细地端详着。不过他并不吝啬钱。

有一天他建议我跟他赌钱，我说我不会赌。

“你不会？”他很惊讶，“你怎么不会？还是一个识字的人呢！那我来教你，让我们先赌糖吃……”

他赢了我半磅方块糖，并把糖全部塞进毛茸茸的嘴里去了。后来他看我会赌了，就提议说：

“现在我们来正经赌一把吧，赌钱！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卢布。”

不用说，他很快就让我输光了。我想赢回来，便把一件腰间带褶的上衣作五卢布的赌注押上，也输了，于是又把一双新靴子作三卢布的赌注，又输了。这时雅科夫不高兴地甚至生气地对我说：

“不，你不会赌，太急躁了，一下子就把衣服、靴子都输光了。我不要你这些东西，你把衣服、靴子拿回去，钱我还给你四个卢布，只要你一个卢布，作为学费……好吗？”

我非常感激他。

“我不在乎！”他说，作为对我的感激的回答，“玩就是玩呗，也就是逗逗乐罢了，你却把它当成打架一样，太急躁。就是打架，也不能着急，瞧准了再打！你还年轻，应该牢牢地把握住自己，一次不成，五次不成，就来七次，七次之后就得住手，退出。等你冷静下来再去！这才是玩啊！”

我越来越喜欢他，可同时又不喜欢他。他讲的东西有时很像我外祖母讲的，里面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但是他那极浓重的、看来是一生也改不了的对人的冷漠态度，却令人生厌。

有一次，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有一个二等舱的乘客，是彼尔姆的商人，又高又胖，他喝醉了，掉进水里，在金红色的河面上手抓脚蹬地挣扎。轮船立即关了机器，停了下来，轮子下面冒出一团团云雾般的泡沫。落日的余晖把它染成血红的颜色。在这翻腾的血色中，离船尾远远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人体，河面上传来动人心魄的尖叫声。旅客们也喊叫着挤到船边或船尾上。落水者的一个同伴是个棕红色头发的秃顶的人，也喝醉了。他用拳头击打大家，挤在船边喊道：

“滚开，我马上去救他……”

已经有两个水手跳进了水里，并游到离落水者不远的地方了。这时人们从船艄上放下了一只舢板。在船员们的叫喊声和妇女们的尖叫声中，人们听到了雅科夫的像流水一样镇定自若而略显沙哑的声音：

“他会淹死的，肯定会淹死，因为他穿着长外衣！穿长外衣一定会淹死；好比女人，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淹死得快呢？因为女人穿着裙子。女人掉进水里，就像一普特重的砝码，马上就沉到底……你们看，他马上就要沉下去了，我没有瞎说吧……”

那个商人真的沉没了，大家找了两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他。他的同伴酒醒了，坐在船尾上，气喘吁吁，喃喃地抱怨说：

“竟出了这种事！现在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对他亲人说呢？啊，他的亲人……”

雅科夫走到他的跟前，双手叠在背后，安慰他说：

“没有什么，买卖人！谁也不知道，他注定在什么地方死。有的人吃了蘑菇就死了！可成千上万的人吃了蘑菇都没有事，就他一个人死了！那么是蘑菇的问题吗？”

他块头又大又结实，像磨盘一样立在商人面前。他的那些话像糠秕似的撒在商人的身上，开始时商人在默默地哭泣，用宽大的手掌擦拭着胡须上的泪水，静静地坐着，接着便吼起来：

“魔鬼，你干吗要折磨我？正教徒们，把他赶走，不然，要遭灾的！”

雅科夫静静地走开了，说道：

“真是怪人！人家好心对他，他却冥顽不化……”

有时候我觉得司炉工很傻，但我更多地想到，他是在故意装傻。我很想打听他是如何浪游各地的，看到了些什么，但收效甚微。他抬起头来，稍稍张开其狗熊似的黑眼睛，用一只手抚摸着毛茸茸的脸，拖长声调地回忆说：

“老弟，人这东西到处都是，像蚂蚁一样！这里那里都是人。我说呀，他们都是无谓奔忙！最多的当然是农民，简直就像秋天的落叶，到处都是。见过保加利亚人吗？我可见过保加利亚人，也见过希腊人。就是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茨冈人我也见过，他们人很多，各色各样！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还能什么样呢？住在城市的是城里人，住在乡村的是乡下人，跟我们这里完全一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些人甚至说我们的话，只是说得不好。比方鞑靼人或莫尔多瓦人就是这样。希腊人不会说我们的话，他们说得又快又不清楚，好像也是说话，可就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听不懂。跟他们说话必须打手势。我认识的那个小老头则假装听得懂希腊人说话，嘴里嘟噜着卡拉马拉和卡里梅拉什么的。他是个很狡猾的老头儿，把那些人蒙得够呛！……你还要问——他们怎么样？怪人，他们还能怎么样呢？当然，他们的头发是黑的，罗马尼亚人的头发也是黑的，他们是同一种信仰；保加利亚人的头发也是黑的，不过他们的信仰却跟我们一样，而希腊人则跟土耳其人一样……”

我觉得他没有把他知道的全说出来，还有一些话他不想说。

从杂志的插图里我知道，希腊的首都雅典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雅科夫却不信任地摇摇头，否定了雅典。

“老弟，你这就受骗了，没有什么雅典，只有雅封，它不是城市，而是一座山，山上有修道院，别的什么也没有。人们称它为雅封圣山，有这个山的画片，那个老头儿就在卖这种画片。有一个城市叫贝尔格莱德，就在多瑙河边上，像雅罗斯拉夫尔或尼日尼一样。他们的城市外表平平常常，可农村就是另一回事了！女人也很漂亮，那里的女人，简直有趣得要命！为了一个女人，我差点儿留在那里了。等一等，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用手掌使劲地搓自己的盲人似的脸，硬毛发出沙沙声，而他的喉咙里也发出一种破铃鼓似的笑声。

“人是健忘的！要知道，当我跟她……分手时，她哭了，我也哭了，真的……”

他很平静地、不知羞耻地教我如何去玩女人。

我们坐在船艄上，迎来了温暖的月夜，在银白色的河水后面，长满青草的河岸隐约可见；山冈那边闪烁着黄色的灯火，像是一些被大地俘获了的星星。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不眠地抖动着，过着宁静而又生生不息的生活。在这种可爱而郁闷的静寂中，又响起了沙哑的话音：

“有时候，她张开双臂，像钉十字架那样钉在你身上……”

雅科夫的话虽然说得不知羞愧，却并不令人生厌，话里没有吹嘘的东西，也没有残忍的东西，只鸣响着某种质朴的、多少带点悲伤的成分。天上的月儿也不知害臊地赤着身子，撩动人心，让人产生某种哀怨的感觉，使我只想起好事，最好的事——玛尔戈王后和真实得难于忘怀的诗句：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儿……

我像抖掉瞌睡那样抖掉这种幻觉，重新向司炉追问他的经历和见闻。

“你是个怪人，”他说，“跟你说什么好呢？我什么都见过。你问我见过修道院没有？我见过。你问下等酒馆怎么样？我也见过。老爷们的生活，庄稼人的生活我全都见过。肚饱肚饥的日子都过过……”

他像走过一条架在深沟上的摇摇欲坠的险桥一样，慢慢地回忆着：

“好，就举个例子吧。当我由于偷马被关进局子里时，我就想：我要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了！而警察局局长，由于其新房子里的炉子漏烟而骂人，我就对他说：‘老爷，这个我能修好。’他却吆喝我说：‘你住嘴！连最优秀的工匠对它都毫无办法……’我又对他说：‘有时候，牧羊人要比将军聪明。’我当时觉得，反正是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所以对什么事都非常大胆。他说：‘好吧，那你就去试试吧，要是你弄得更糟糕，我就敲碎你的骨头！’两个晚上我就把事情做好了。警长非常惊讶，大声喊道：‘啊哈，你这个傻瓜、笨蛋，原来是个工匠！那你为啥去偷马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那是我做了蠢事。’他说：‘真是蠢事，我很同情你！’唔，他都说同情我，瞧见了吗？当警察的按职责是无情的，可他却同情起我来了……”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

“没有什么。他同情我了，还要怎样呢？”

“干吗同情你呢，你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

雅科夫温厚地笑笑说：

“真是怪人！说我是石头。可石头你也得同情，石头也有用得着的地方。街道就是用石头建造的。任何材料都要爱惜，没有一样东西是白白地存在的。沙子是什么？可沙子上面也会长出小草来……”

司炉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明白了：他一定知道某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

“你觉得厨师怎么样？”我问他。

“你是说‘狗熊’吗？”雅科夫冷漠地说，“对他有什么想法？目前什么也没有。”

这是实话。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么严格正派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他身上只有一点是很有趣的：他不喜欢司炉，老是骂他，却又经常请他喝茶。

有一天他对司炉说：

“如果现在还有农奴制度，而且我又是你的老爷的话，对于你这样好吃懒做的人，我会每星期鞭打你七次！”

雅科夫严肃地说：

“七次——太多了一些！”

厨师不知为什么一边骂他，一边又给他吃各种东西。他粗暴地塞给他一块吃的，并且说：“啃去吧！”

雅科夫就慢慢地啃着，说：

“多亏了你，我长了不少力气，伊万·伊万诺维奇！”

“有力气，对你这个懒汉来说，又有啥用？”

“怎么没有用呢？我会活得更长久……”

“魔鬼，你活着干什么呢？”

“魔鬼也要活着。难道活着不是很好玩吗？伊万·伊万诺维奇，活着非常开心！……”

“真是个白痴！”

“什么？”

“白——痴。”

“这是个什么词。”雅科夫感到奇怪。“狗熊”便对我说：

“你想想：我们在地狱般灼热的炉灶边把血抽干了，把骨头烤酥了，而他却像猪一样还在大吃大嚼！”

“各人有各人的命。”司炉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说。

我知道，在炉口前烧火比在炉灶台上干活更辛苦更热。有几次夜里跟雅科夫一起尝试过“烧火”的滋味。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干这种活的苦楚告诉厨师呢？不，这个人一定知道点什么特别的事情……

船长、轮机长、水手长和所有不偷懒的人都骂过他。奇怪的是，为什么不开除他呢？司炉们对他的态度显然要好一些，虽然他们也笑他的饶舌和打牌。我问过他们：

“雅科夫是好人吗？”

“雅科夫？没有什么。他不会得罪人，你怎么摆布他都可以，就是把一块烧红的炭火放在他怀里他也不会……”

尽管司炉工的活很重，尽管他有像马一样的胃口，但他的睡眠却很少——换班回来，常常衣服也不更换，满身汗水，脏得很，就到船尾去站一整夜，跟旅客们聊天、打牌。

他站在我前面，像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我觉得在这个箱子里面，藏有我所要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找钥匙，要把箱子打开。

“老弟，你想要什么？我无法理解。”他用那藏在眉毛下的让人看不见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问道，“是的，地方我的确游历过不少，还有什么呢？你真是怪人！你最好还是听我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吧。”

于是他就讲起来了：在一个县城里，住着一位害肺病的青年法官，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身体健康，没有孩子。这个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卖布的商人。但是商人已经结婚，而且老婆很漂亮，已经有三个孩子。商人发现德国女人爱上他后，便想捉弄她一下：他叫她夜里到他花园里来，自己又另约了两个朋友，让他们藏在花园的灌木丛中。

“妙哉！德国女人来了，他们谈了起来，说这说那。她说：我全都属于你了！他却对她说：太太，我可不能答应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我替你邀请了两位朋友，他们中，一个是老婆死了，另一个是单身汉。德国女人‘啊’了一声，便给商人的嘴脸一个巴掌，他从板凳上摔了下来，她便揪住他，用鞋和鞋后跟踩他的脸！她是我领来的，我当时是法官家看院子的人。我从篱笆缝里一看，看见里面乱成一团。当时两个朋友跳了出来，揪住她的辫子，我也跳过篱笆，把他们推开，对他们说：‘喂，商人先生们，不能这样！太太是真心来找他的，他却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把戏。’我领她回去；他们则用砖头砸伤了我的头……她懊丧莫及，六神无主地在院子里打转，并对我说：‘我要回家去，回德国去，雅科夫，我丈夫一死，我就回去！’我对她说：‘当然，应当回去！’法官死后，她就回去了。她是一位温柔、聪明的女人，她丈夫对人也很亲切，愿上帝给他安宁……”

我疑惑不解，不大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所以我沉默不语。我感到这里面似乎有点我熟悉的、无情的和荒唐的东西，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好吗？”雅科夫问道。

我说了几句，愤慨地骂了几声，但他却平静地解释说：

“酒足饭饱的人什么都满足了，有时就想开开心，但是并不成功，他们不会。买卖人当然是严肃的人，做生意要花不少脑筋。靠脑子生活是很枯燥的，所以就想玩玩游戏。”

船体后面全是泡沫，河水流得很急，可以听见水的奔腾声。黑色的河岸慢慢地向后退，甲板上的旅客们在打鼾。在那些长凳子和熟睡的人体之间，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干瘦的女人悄悄地走来，正向我们靠近；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花白的头上没有戴头巾。司炉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瞧，这个女人感到寂寞了……”

我觉得，别人的寂寞倒使他开心。

他讲了很多故事，我都贪婪地听着，他讲的所有故事我都很好地记得住，可就是不记得有一个快活的故事。他讲得比书本里还要心平气和。在书本里我常常体会到作家的感情，作家的喜怒哀乐。这个司炉却不笑，也不评论，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生气或明显地使他高兴；他讲话就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一个冷漠的证人，是与原告、被告、法官都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冷漠越来越引起我难耐的苦恼，使我对雅科夫产生一种愤怒的厌恶感。

生活像锅炉底下的火一样在他面前燃烧。他站在炉门前，粗糙的熊掌般的爪子握着木槌，轻轻地敲击着喷嘴的开关，增加或减少所需要的燃料。

“他们欺负过你吗？”

“谁敢欺负我？要知道，我强壮有力，我能给他们一下……”

“我不是说打架，而是灵魂方面——受过欺负没有？”

“灵魂是不可以欺负的，灵魂不容许欺负。”他说，“无论怎样你都别去碰人的灵魂……”

甲板上的乘客们、水手们，所有人都像谈论土地、工作、面包及女人那样那么多那么经常地谈论灵魂。在普通人的言谈中，灵魂是个常用词，像五戈比的硬币那样流行。我不喜欢人们把这个词随便挂在滑溜溜的舌头上，每当庄稼汉骂娘时，都要辱骂到灵魂，不管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我都感到痛心。

我记得十分清楚，我的外祖母在谈及灵魂时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她说灵魂是爱情、美和快乐的神秘的储存器。我曾相信，好人死后白衣天使就会把他的灵魂送到蓝天上我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那里去，上帝会亲切地欢迎他说：

“怎么样，我的亲爱的，怎么样，我的圣洁的，受尽了折磨，吃尽苦头了吧？”

于是他就把六翼天使的翅膀送给了灵魂——六个白色的翅膀。

雅科夫·舒莫夫谈到灵魂时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像我的外祖母一样。他很少谈，而且不乐意谈到灵魂；骂人的时候也不牵及灵魂。当别人议论灵魂时他就耷拉着像牛一样的红脖子，默不作声。当我问他什么是灵魂时，他回答说：

“是一种精气，是上帝的气息……”

我还不满足，再追问他时，这个司炉低下头说：

“老弟，关于灵魂的事连神父也不大清楚，这是一种秘密……”

他使我经常地想着他，努力去理解他，可是这种努力却徒劳无益。他那粗壮的身影也老是挡着我的视线，让我除他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餐厅管事的老婆对我的态度亲切得有点可疑。每天早晨，我都得侍候她盥洗。这本是二等舱女仆鲁莎的活。鲁莎是个干净快活的姑娘。在狭小的舱室里，我就站在上身赤裸的餐厅管事老婆的身边，看见她那像发过头的面团一样松弛的黄色肉体，心里非常厌恶，并不禁想起了玛尔戈王后那铸铁般黝黑的身体。餐厅管事老婆的话还特别多，时而唠叨、埋怨，时而生气、嘲讽。

我听不懂她说话的意思，尽管我远远地也能隐约地猜想到那可怜、可卑而又可耻的含义。不过我并不愤懑，我的生活离餐厅管事老婆，离船上发生的事情很远。我好像是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后面，巨石挡住了我，看不见那日夜漂流、不知去向的整个世界。

“咱们的加夫里洛芙娜全身心地爱上你了，”我好像是在梦中听到鲁莎的讥讽话，“张开你的嘴，吞下这幸福吧……”

不仅她讥讽我，而且整个餐厅的茶房都知道餐厅管事老婆的这个弱点。厨师紧皱眉头说：

“这婆娘什么都吃过——现在想吃馅饼，想吃蛋糕了！这种人哪……彼什科夫，你可要当心，不仅要睁大两只眼，要睁大三只眼才行……”

连雅科夫也以父辈的姿态劝导我：

“当然，要是你再长两岁，我也就不这么说你了，不过，如今像你这样的年纪，我劝你还是别上钩的好！不然，你就随便吧……”

“别说了，”我说，“这种下流事……”

“当然……”

但是他立刻又用手指搔搔紧贴在头上的头发，说了几句圆滑的话：

“不过你也得理解她，她现在过得很寂寞、冷清……就是一条狗，也喜欢有人爱抚它，何况是人呢！女人是靠爱抚活着的，就像蘑菇需要潮湿一样。她自己也害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肉体要求爱抚，仅此而已……”

我紧盯着他那双不可捉摸的眼睛，问道：

“你可怜她？”

“我？难道她是我的母亲？人家连母亲都不同情，可你……怪物！”

他像破铃铛似的笑了笑。

有时我望着他，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声的空虚中，掉进了无底深渊里和黑暗里。

“大家都结婚，而你，雅科夫，为什么不结婚？”

“我干吗要结婚？女人我随时都可以搞到，这要感谢上帝。很简单……结了婚的人就得定点居住，当农民。可是我的土地又差又少，就是这一点点土地也被叔父占去了。我哥哥当兵回来，与叔父争吵，打官司，用棍棒打了他的脑袋，流了血，为此哥哥坐牢一年半。从牢里出来后，还是一条路，再次坐牢。他的老婆年纪轻轻的，挺招人喜欢……唉，有什么好说的呢！结了婚，就意味着待在自己的窝里当主人，可是当兵，又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祈祷上帝吗？”

“真怪！当然祈祷……”

“怎样祈祷？”

“各式各样。”

“你念什么祷告文？”

“祷告文我不懂，老弟，我只是简单地说：天主耶稣啊，怜惜活人，让死者安息。主啊，保佑我们不要生病……也许我还说了些什么……”

“什么？”

“总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论说什么，他都听得到的！”

他对我很亲切，带一种好奇心，就像对待一只聪明的会逗人乐的小狗。我夜间有时和他坐在一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石油味、焦煳味及大葱味。他喜欢吃大葱，吃生葱就像吃苹果一样。有时他会突然求我：

“喂，阿列哈[160]，随便念首诗听听吧！”

我记住了许多诗，此外我还有一个厚厚的本子，里面抄了许多我心爱的东西。我给他念《鲁斯兰》时，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闭上眼睛，也不说话，屏住有点沙哑的呼吸，然后小声地说：

“很喜欢，写得很流畅！是你自己编的吧？是普希金的诗吗？有一位叫穆欣-普希金的老爷，我见过他……”

“不是那个。我说的普希金早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

我像玛尔戈王后对我讲的那样，简略地对他说了。雅科夫听着，然后平静地说：

“有好多人都是为了女人而活活地丢了命……”

我经常把从书上读到的故事转述给他听。我把这些故事混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里面既有令人不安的美好生活，也有充满火一样激情的各种狂热的英雄业绩、贵族式的风雅、童话般的成就、决斗与死亡、高尚的辞藻与卑劣的行为。在这些故事中，我拿罗堪博尔[161]代替了拉·莫尔和汉尼拔尔·柯罗纳尔[162]等骑士形象，由路易十一[163]代替了葛朗台[164]的父亲，把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165]同亨利四世[166]混淆了起来。这个长故事，凭借我的灵感，改变人物的性格，变换事件，成了我个人的世界，跟外祖父的上帝一样，在这里我是自由的，可以玩弄一切。这种书上的混乱并不妨碍我看见现实的本来面目，也不减弱我去了解活人生活的愿望，而是用一种透明却又不能穿透的云把我盖住，使我能够防御许多容易传染的污秽和有害的生活毒素。

书籍使我成了不易受到种种病毒侵害的人。我懂得人们怎样相爱，怎样受苦，不能逛妓院；廉价的淫荡引起我对它的厌恶和对乐此不疲的人的怜悯。罗堪博尔教我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屈服于环境。大仲马的主人公们让我产生某种去为重要而又伟大的事业献身的愿望。快活的皇帝亨利四世就是我心爱的英雄。我觉得贝朗瑞的一首名歌就是歌颂他的：

他给农民许多福利，

自己也爱喝上两杯，

要是人民全都幸福，

皇帝为何不可喝醉？

这些小说都把亨利四世写成接近人民的好人。他像太阳一样光辉。他使我相信法兰西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是骑士的国家，不论他们穿上皇袍还是穿农民服装，都同样高尚。安日·皮杜[167]也跟骑士达达尼扬[168]一样。亨利被杀死时，我伤心痛哭，并且切齿痛恨拉瓦里雅克。在我给锅炉工讲的故事中，这位皇帝永远都是主要的主人公。我觉得雅科夫好像也爱上了法国的“亨利皇帝”。

“亨利皇帝是好人，跟他在一起，哪怕去捕鱼或干什么都行。”他说。

听故事时他不大声惊叹，也不提问题来打断我，而是默默地低头听着，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块长了青苔的石头。但当我有时讲话突然中断时，他马上就会问：

“完了吗？”

“还没有。”

“那你别停下来呀！”

谈到法国人时，他喘着气说：

“他们过得很凉快……”

“什么意思？”

“瞧，我们在火热中生活、做工，他们却过着凉快的生活，而且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喝酒、游玩——多舒服的生活！”

“他们也干活。”

“从你讲的故事中，我可看不出来呀！”锅炉工公正地指出。于是我突然明白过来，在我读过的书中绝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些高贵的主人公是如何工作和靠什么劳动生活的。

“喂，我想睡一会儿觉。”雅科夫说，就在坐着的地方躺下来，一分钟之后，便均匀地打起鼾来了。

秋天，卡马河两岸变成了棕红色，树木则染上了金黄色，斜阳的光线也开始变白了，这时雅科夫突然下船走了。在这之前的一天他还对我说：

“后天咱们就要到彼尔姆了，上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浴，然后再到一个有音乐的餐馆去——多开心呀！我喜欢看乐器演奏。”

可是到了萨拉普尔时，船上上来一个大胖子，他长着一副女人的面孔，肌肉松弛，没有胡子，也没有唇髭，穿一件暖和的长衫，戴一顶有护耳的狐皮帽，这就使得他更像一个女人了。他马上占了厨房旁边的一张桌子，那里比较暖和一些，并要了茶具，连衣扣都没有解开，帽子也没有摘掉，大汗淋漓地便喝起黄色饮料来。

秋天的乌云不停地洒着细雨。当这个人用方格手帕去擦脸上的汗水时，雨好像就下得小一些了，而当他再次出汗时，雨好像又变大了。

很快雅科夫便出现在他的身边。他们在查看日历上的地图。这位旅客用手指指着地图，雅科夫则平静地说：

“有什么呀！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

“那就好。”这位旅客尖声地说，把日历放进鞋边打开的皮袋里。他们一边小声地交谈，一边喝茶。

雅科夫上班之前我问过他，这是什么人。他笑笑回答说：

“表面上是只鸽子，其实是阉割派教徒。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远着呢！真有趣，他是按计划生活的……”

他离开我走了，抬起那双像马蹄一样的又黑又硬的脚跟踏在甲板上，发出咚咚响声，但又停下来，搔搔他的腰说：

“我决定到他那里去打工了。我们到了彼尔姆就上岸。啊哈，再见了！先坐火车，然后坐船，再骑马，好像需要五个星期。瞧，这个人住得多远……”

“你认得他吗？”雅科夫的突然决定让我感到惊奇，所以我问他。

“哪里认得呢？从未见过面，他那地方我也没有去过……”

次日早晨，雅科夫穿着满身油渍的短皮袄，脚上套着一双破皮鞋，戴上“小熊”那顶没有帽沿的破草帽，伸出他那生铁般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说：

“跟我一起走吧，好吗？小鸽子，只消一句话，他就会把你带走。你愿意的话，我就对他说。他会割掉你身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钱给你。他们顶喜欢干这种事。把你阉了，他们还奖励你……”

阉割派教徒腋下挟着一包白白的东西，站在船舷边，用无神的眼睛望着雅科夫，身体肿胀得像浮尸一样。我小声骂了他。雅科夫又一次紧握了我的手。

“由他去吧，没关系！各拜各的神，与我们何干？再见吧！祝你幸福！”

雅科夫·舒莫夫像熊一样倒倒脚便走了，在我的心里留下一种不轻松的复杂的感情：既有点可怜司炉，又有点恼恨他，回忆起来还有点忌妒他，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到不知道的地方去时，心里又有点不安了。

雅科夫·舒莫夫究竟是什么人呢？

十二

到了晚秋，轮船停航了，我便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工。可是第二天，我的老板娘，一个温和的爱喝点酒的老太太，用弗拉基米尔省的方言对我说：

“现在是日短夜长，你早上到铺子里去打打杂，站站柜台，晚上去学习！”

于是她把我派给了一个个子矮小、腿脚勤快的掌柜做使唤。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张漂亮的甜腻腻的脸。每天早晨，在寒冷而又昏暗的黎明中，我同他一起穿过全城，经过仍在睡梦中的商业街伊林卡到尼日尼市场去。铺子设在一家旅馆的二层楼上，是由一间栈房改建的，光线很暗，安着一扇铁门和一个小窗户，窗户对面是带铁皮顶的外廊。铺子里堆满各种大小不同的圣像和神龛，有的圣像很平整，有的雕有葡萄花饰；还有教堂用的黄皮面的斯拉夫文的书籍。我们的铺子旁边，还有另一家铺子，也是卖圣像和各种书籍的，那里有一个黑胡子商人，是伏尔加河对岸克尔仁斯克地区有名的旧教派经学家的亲戚。这个商人有一个身体干瘦、动作灵活的儿子，年纪与我相仿，长着老头子似的又小又灰的脸和一双耗子似的不安分的眼睛。

铺子一开门，我就得到饭馆里去打开水；喝完茶之后，便拾掇店堂，擦拭商品上的灰尘，然后就站立在阳台上，机警地注视着，不让顾客跑到相邻的铺子里去。

“顾客都是傻瓜。”掌柜很得意地对我说，“对顾客来说，在哪儿买东西都是一样，只是要便宜，他们不懂商品的好坏！”

他一边很快地用手指弹了弹圣像的木块，一边夸耀自己精通买卖技艺，教导我说：

“姆斯乔尔村[169]出的产品价钱便宜，三俄寸宽四俄寸长的价位是……而六俄寸宽七俄寸长的价位则是……你了解圣徒的名堂吗？记住：沃尼法蒂是防酒癖的；大殉道女瓦尔瓦拉是防牙病和暴死的；瓦西里·布拉仁内是防疟疾和热病的……你知道圣母吗？注意，有悲叹圣母[170]、三手圣母[171]、阿巴拉茨卡娅预兆圣母[172]、勿哭我圣母[173]、消愁圣母[174]、喀山圣母[175]、庇护圣母[176]、七箭圣母[177]……”

我很快记住了圣像的不同尺寸和不同工种的价位，记住了圣母像的区别，但是要记住圣徒们的功用却不容易。

有时我站在小铺门口正在想什么事时，掌柜却突然要考我的知识。

“解除妇女难产的是哪位圣徒？”

如果我答错了的话，他就轻蔑地问我：

“你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更为困难的是招揽顾客。那些画得丑陋不堪的圣像，我自己都不喜欢，更不好意思去把它们卖给别人。

根据外祖母所讲，我觉得圣母都是年轻、漂亮的，善良的，杂志上的图片也是这样。可是圣像上的圣母却画得那么老丑，那么严厉，鼻子又歪又长，一双手像木棍子那样。

在星期三、星期五的赶集日里，生意很红火。外廊上会出现许多乡下人和老婆婆，有的是整家整家的人都来了。他们都是伏尔加河对岸的旧教徒，是多疑、阴郁的山里人。你有时会看到那个穿着老羊皮和家织粗毛呢的身体笨重的人，他慢慢地走在长廊上，生怕摔倒似的。站在这个人面前我真不自在，很别扭，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过去，拦住他，在其穿着笨重靴子的脚边转了一下，像蚊子叫似的小声说：

“老人家，你想买点什么？加注释的、详解的圣诗集，叶夫连姆·西林的书，基里洛夫兄弟的书，圣典、圣课经等全都有，请您随便看看。所有的圣像任你挑选，各种价位的都有；做工最佳，颜色深暗！所有圣徒圣母像都可以定做，随你的意；也许您想订一个纪念命名日的圣像或保护家庭的圣像吧！我们有俄罗斯最好的圣像作坊！买卖也是全城第一！”

捉摸不透、难于了解的顾客像瞧狗似的瞧着我，许久都不说话，然后突然用木头一样的手把我推在一边，走到隔壁铺子里去了。这时我的掌柜便用手揉着大耳朵生气地叫道：

“你把顾客放跑了，生意人！……”

隔壁铺子里响起了一种柔和甜蜜的声音，一番迷人的话语：

“亲人呀，我们可不卖羊皮，也不卖靴子，而是专卖上帝的天惠，这比金银还要珍贵，而且是无价之宝……”

“魔鬼！”掌柜既嫉妒又叹赏地说，“真把那乡巴佬蒙住了！你该好好学学，好好学学！”

我是诚心诚意地学，任何事情，既然干了，就要干好。可是招揽顾客、做生意我却做不好。那些阴沉的寡言少语的乡下人，那些像耗子一样，见什么东西都怕得低下头的老婆婆引起我的同情，我很想悄悄地告诉他们圣像的实价，不向他们多收二十戈比。我觉得他们都是穷人，饥饿的人，看到他们用三个卢布去买一本赞美诗，我感到很奇怪。这本书是他们买得最多的。

他们对书和圣像价值的知识也使我很吃惊。有一天有一个被我拉进铺里来的白头发老头温和地对我说：

“小伙子，你说你们的圣像作坊是俄罗斯最好的。这可不对呀！俄罗斯最好的是莫斯科的罗戈仁圣像作坊！”

我不好意思地躲到一边去了，他也没有进隔壁的铺子里去，而是悄悄地往前走了。

“碰钉子了？”掌柜挖苦地问我。

“你没有向我提到过罗戈仁作坊……”

他骂了起来：

“这些不声不响的家伙四处游荡，他们什么都知道，该死的老狗，什么都懂……”

我的掌柜长得漂漂亮亮，不愁吃穿，自尊心很强；他厌恶乡下人，即便在心情好的时候，也常向我抱怨说：

“我聪明，喜欢干净，喜欢香味——神香啦，花露水啦。可是，尽管我有高尚品位，为了替老板挣五个戈比，我还得在那些臭乡巴佬面前点头哈腰！你当我好受吗？乡巴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臭毛皮，地上的虱子罢了，可是……”

他很伤心，不再说话了。

我却喜欢乡下人。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一种像雅科夫那样的神秘的东西。

有一回，铺子里进来一个穿羊皮袄外面还罩一件短皮大衣的彪形大汉，他摘下毛茸茸的帽子，望着点着神灯的角落，用两个指头画过十字，尽量不去注意那神灯照不到的圣像，然后默默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说道：

“给我一本加注释的赞美诗！”

他卷起皮衣的袖子，抖动着泥土色的干裂得快要流血的嘴唇，久久地念着书里的扉页。

“再古一些的——没有吗？”

“古版书要几千卢布，你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乡下人润润指头，又翻了一页。他指头碰到之处，都留下了一个黑色的指印。掌柜用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个顾客的头顶说：

“圣书都是一样的古物，上帝没有改变自己说的话……”

“我们知道，听说过！上帝没有改，是尼康改的[178]。”

于是这位顾客把书合上，默默地走了。

有时候这些山里人同掌柜还争论起来。我明白，他们对圣书知道得比掌柜还多。

“这些泥淖里的异教徒。”掌柜埋怨地说。

我还看见，新版书虽然并不合乡下人的心意，但他们还是对新书怀着敬意，小心翼翼地触摸它，好像这书会像小鸟那样从他们的手里飞走似的。看见这种情况我很高兴。因为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奇迹，里面隐藏着作者的灵魂，我把这个灵魂放出来，它就会秘密地跟我说话。

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常常拿些尼康时代以前的旧版书，或是这些书的手抄本来卖。这些手抄本做得很漂亮，都是那些隐居在伊尔吉兹和凯尔仁茨各地的旧派女教徒抄写的。还有一些则是没有经过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179]修订的日课经文月书的手抄本、圣像旧墨迹、十字架、涂了珐琅的铜制折叠圣像（北部沿海地区的铸造品）、莫斯科公爵们赏赐给酒保们的银匙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非常神秘地左顾右盼后才从衣摆下面拿出来的。

不论是我的掌柜还是隔壁的老板对这种卖主都是非常注意，互相拼命争夺的。花几个卢布或几十个卢布买到这种古董，到市场上就可以以几百卢布的价钱卖给那些有钱的旧教徒。

掌柜教导我说：

“你要特别注意这些从深山老林里来的人，这些妖人、术士，要睁大眼睛盯着！他们会给你带来好处的。”

每当出现这样的卖主时，掌柜便派我去请旧教派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来，他是古本、圣像，一切古董的鉴定家。

鉴定家是个高个子老头，留着与瓦西里·布拉仁一样的长胡子，一张令人愉快的脸上，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他的一只脚被截去了，因此一手拿一根长拐棍，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他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穿着一件道袍似的薄外套，戴一顶铁锅似的奇形怪状的丝绒帽子。他长得很精神，腰板很直，一进铺子，便垂肩弯背，轻声叹气，常常用两根手指画十字，不停地念着祷词和赞美诗。这种虔诚和老态龙钟的样子，马上就赢得了卖主对这位经学家的信任。

“你们有什么麻烦事吗？”老头问道。

“有人拿圣像来卖，说是斯特罗加诺夫画的。”

“什么？”

“斯特罗加诺夫的。”

“啊哈……我听不大清楚，上帝堵塞了我的一个耳朵，让我别去听那些尼康派的肮脏话……”

他摘下帽子，平平地举起那只圣像，沿着画看，接着是旁边看，直着看，然后看木头上的接合榫，眯缝着眼睛，嘴里嘟哝着：

“这些不敬神的尼康派，他们知道我们喜欢古圣像，便像魔鬼那样阴险，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赝品。如今假圣像造得惟妙惟肖，唉呀，真是惟妙惟肖！乍一看，那圣像似乎真是斯特罗加诺夫的，或乌斯秋日的东西，要不就是苏兹达里斯基的东西，可是用内行的眼睛一看——全是赝品！”

他要是说“赝品”，那么这个圣像就一定是稀有的珍品。他通过一系列约定的暗号告诉掌柜，这个圣像或这本书可以出多少钱。我知道，“灰心和悲哀”一词是表示十个卢布，“尼康老虎”一词则表示二十五卢布。看到他们这样地欺骗卖主，我感到害臊。不过看着旧派经学家的这种巧妙把戏，也让我着迷。

“那些尼康派分子是尼康老虎的黑心子弟，他们在魔鬼引导下什么都干得出来。你看那做底子用的白灰泥，简直像是真的一样；服装也是同一个人画的，可是你瞧那脸，就不是同一个手笔了，不是了！老师傅们，像西蒙·乌沙科夫，虽然是异教徒，却自己画全像，既画衣服也画脸孔，就是底板，也是他亲自刨的，底色也是亲自涂的。可是今天那些秽亵神灵的家伙就做不到了！从前画圣像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而如今，不过是一种手艺罢了！就是这样，上帝的信徒们！”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圣像往柜台上一放，戴上帽子说：

“罪过。”

这就是说，收购吧！

卖主沉浸在长河流水般的甜言蜜语里，老头的渊博知识让他震惊，他恭敬地问道：

“尊敬的老人家，圣像怎么样呢？”

“圣像——是尼康分子做的。”

“这不可能！我爷爷、太爷爷都拜过它……”

“可是尼康生活的时间比你太爷爷还要早。”

老头把圣像拿到卖主的面前，严厉地说：

“你瞧这副笑脸，这难道是圣像？这是一张画，像一种艺术模制品，尼康派的玩意儿。这东西没有精神！我说得不对吗？我是个老人，追求真理，我很快就要到上帝那里去了，还去扭曲灵魂吗？犯不着！”

他装着由于别人不相信他的鉴定而深受委屈的样子，从铺子里出来走到外廊上去，好像他已经衰老得快要死了。掌柜付了几个卢布买下了圣像，卖主向彼得·瓦西里伊奇深深地鞠了一躬就离开了。我被派去饭馆打水泡茶。回来时我看见鉴定家精神抖擞，十分快活，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件购物，教导掌柜说：

“瞧这圣像，多么严谨，笔法细腻，充满神灵的威严，没有一点凡人的俗气……”

“那么这是谁的墨迹呢？”掌柜高兴得跳起来问道。

“你要知道这个还太早了点。”

“行家能出多少钱呢？”

“这我也不知道。让我拿去给人看看再说……”

“啊呀，彼得·瓦西里伊奇……”

“要是能卖出去，分给你五十卢布，其余的归我。”

“啊哟……”

“你别啊哟，啊哟的……”

他们喝着茶，两双骗子眼睛相互对视着，无耻地进行着交易。很明显，掌柜完全落入了老头的手中。等老头走了之后，他一定会对我说：

“你要注意，别对老板娘说这桩买卖的事！”

谈妥了卖圣像的条件之后，掌柜问他：

“城里有什么新闻吗，彼得·瓦西里伊奇？”

老头用一只发黄的手捋了捋胡子，露出油腻腻的嘴唇，讲述了富商们的生活，他们买卖上的兴隆、纵酒作乐、疾病、婚礼、夫妻离异，等等。他们说起这些油腻的故事来又快又机灵，就像一个巧厨娘煎油饼一样，说话中还时时发出嘻嘻的笑声。掌柜的圆脸由于羡慕和狂喜变成了褐色，两只眼睛蒙上了一层幻想的轻雾，边叹气边诉苦说：

“人家都正常地生活，可我呢……”

“各人有各人的命，”经学家用男低音说道，“有些人的命是天使用小银锤打出来的，可另一些人的命则是魔鬼用斧背敲出来的……”

这个结实有力的老头什么都知道——知道城里的全部生活，知道商人、官吏、神父、小市民等的全部秘密。他像一只猛禽，目光锐利，他身上兼有狼和狐狸的东西。我总想惹他发怒，但他远远地像通过一层雾似的望着我。我觉得他被笼罩在一种无底的空虚之中，如果再走近他一点，就会掉进不知什么地方去。因此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类似司炉舒莫夫的东西。

尽管掌柜当面背后都赞赏他聪明，但有时候他也和我一样，想惹老头生气，让他难受。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骗子。”他突然挑衅性地看着老头的脸说。

老头懒洋洋地笑了笑回答说：

“只有上帝不骗人。我们生活在傻瓜中间，如果不骗傻瓜，那么傻瓜还有啥用呢？”

掌柜气坏了。

“乡下人也不全是傻瓜，要知道，商人也是来自乡下人！”

“我们谈的不是商人。傻瓜当不了骗子。傻瓜是圣徒，他的脑子在睡觉……”

老头说得越来越没劲，这非常使人生气。我觉得他好像站在一个草墩子上，周围都是泥淖。无法叫他动气，他是不会动怒的，要不就是他善于把怒气深深隐藏起来。

但是他常常自己来纠缠我，走到我的跟前，胡子下面咧着嘴，问道：

“那个法国作家你怎么称呼来着，叫波诺士？”

他这种故意糟蹋别人姓名的恶劣态度，使我非常生气，但是我忍住了。我回答说：

“是庞逊·德·捷拉伊利。”

“在哪里丢失了？[180]”

“别胡闹了，你又不是小孩子。”

“你说得对，我不是小孩子。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叶夫列姆·西林的书。”

“谁写得好些，是那些普通作家，还是这一位？”

我没有说话。

“普通作家写什么多一些？”他接着问。

“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写。”

“那么就写狗写马喽，狗和马到处都有。”

掌柜哈哈地笑起来，我却很生气。我感到难过，不痛快。这时我要是离开他们的话，掌柜就会出来阻止：

“你到哪儿去？”

老头又来考问我：

“喂，有学问的人，请你回答一道题：在你面前有一千个裸体的人，五百个女的，五百个男的，其中也有亚当和夏娃——你如何把亚当和夏娃找出来呢？”

他追问了我很久，最后得意扬扬地宣布说：

“小傻瓜，他们不是人生出来的，是上帝造的，所以他们身上没有肚脐眼！”

老头知道无数这样的“命题”，我常常被他难倒。

刚到铺子里上班时，我曾把我读过的一些书的内容讲给掌柜听。现在他却反过来拿这些东西来为难我：掌柜把它们转述给彼得·瓦西里伊奇听时，加以篡改，歪曲成十分猥亵的东西。老头再帮他从中提出一些无耻的问题。他们的如簧之舌把许多不要脸的脏话，像倒垃圾似的倒在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的身上。

我明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空虚无聊，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轻松些。他们制造出这些污秽的东西后，还像猪一样钻进这些污秽里打滚，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快感，而把美的东西（不合自己脾胃、为自己所不理解并认为是滑稽的东西）加以玷污和抹黑，还得意地哼着鼻子。

整个商场，它的所有居民——商人们，掌柜们都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他们尽干些幼稚而又愚蠢，却往往是恶意的游戏。要是乡下人向他们问路，问到去城里某个地方怎么走近一些时，他们总是故意告诉他错误的路线。这种事他们早已司空见惯，连骗子也不屑引以为乐了。又如，他们逮了两只耗子，便把耗子的尾巴系在一起，放在道上，欣赏它们朝不同方向奔跑时相互撕咬的样子，有时他们会在耗子身上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烧它们。他们还把破洋铁桶系在狗尾巴上，吃惊的狗汪汪地尖声乱叫，拖着洋铁桶狂跑起来。这些人看着哈哈大笑。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消遣。好像所有的人，特别是乡下人，在商场里是专门供人取笑的。在对人的态度方面，我觉得他们永远有一种取笑人的愿望，总想让人痛苦和难堪。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读过的书里却没有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捉弄的经常而又激烈的倾向。

商场的这类游戏中，有一种特别令我感到生气和厌恶。

我们铺子下面，有一家卖毛皮和毡靴的商店，店里有个伙计，其食量之大，让整个尼日尼市场的人都为之吃惊。他的老板却极力夸耀他的这一本事，就像夸耀狗的凶狠、马的气力那样。他常常拉他的邻居老板来打赌。

“谁敢拿十卢布打赌？我赌的是，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俄磅火腿。”

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说：

“我们不打赌，但我们可以去买火腿，让他吃，我们看着。”

“不过要吃不带骨头的净肉。”

大家懒洋洋地争论了一会儿，接着从黑暗的库房里出来一个小伙子，他身材瘦削，没有胡子，高颧骨，穿一件厚呢大衣，系着红腰带，全身沾满毛屑。他恭恭敬敬地从小脑袋上摘下帽子，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用浑浊的目光默默地望着老板的圆圆的脸。老板脸色红润，长满了又粗又硬的胡子。

“一巴特曼[181]火腿，能吃下去吗？”

“多少时间？”米什卡关切地尖声问道。

“两小时。”

“有困难！”

“这有啥难的？”

“那就添两瓶啤酒吧！”

“好吧，”老板说，并夸耀道，“你们别以为他是空着肚子，不，他早晨还吃了两磅面包，中午也照常吃了午饭。”

他们拿来火腿，观众们聚拢起来，全都是肥肥胖胖的商人，穿着笨重的毛皮大衣，一个个像大秤砣似的，都挺着大肚子，而他们的眼睛却小得很，藏在肥胖的眼包里，并蒙上了一层无法排遣的无聊的朦胧薄雾。

他们把双手塞进袖口里，紧紧挤成一团，围住这个暴食者；此人预备好了一把小刀，一大块黑面包，首先是虔诚地画了个十字，然后坐在皮毛袋上，把肉搁在自己身边的一只箱子上，用茫然的眼睛打量着那块肉。

他切下一片薄薄的面包和厚厚的一块肉，并整整齐齐地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用双手托着放进口里；他的嘴唇嚅动起来，并用狗一般的长舌头舔着嘴巴，露出尖细的牙齿，像狗吃东西那样，把嘴巴凑到肉上面。

“开始了！”

“看好表！”

大家的眼睛都认真地转到暴食者的脸上，看着他的下颌和耳朵边由于咀嚼而突起的两块圆圆的肌肉，看着他的下巴均匀地一起一落，并东拉西扯地议论着：

“简直就是熊吃东西！”

“你见过熊吃东西吗？”

“难道我住在森林里吗？只是大家常这么说：吃得像熊一样！”

“大家常说的是——像猪一样。”

“猪可是不吃猪肉的呀……”

大家不由得笑了笑。有个懂行的人当即出来纠正说：

“猪什么都吃，连小猪崽、自己的姊妹都吃……”

暴食者的脸渐渐变成了褐色，两只耳朵发青，一双陷下去的眼睛从瘦削的眼窝里鼓了出来，呼吸困难；但是他的下巴却依然均匀地活动着。

“加紧大口吃啊，米哈伊洛，时间快到了！”他们在鼓励他。他不安地用眼睛估量着剩下的肉，喝了一口啤酒，又嚼起来。观众活跃起来，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老板手里的表，大家相互提醒说：

“把他的表拿过来，别让他把表针往回拨啊！”

“注意米什卡，别让他把肉藏在袖子里！”

“他按时准吃不完！”

米什卡的老板奋激地叫道：

“我打二十五卢布的赌，米什卡，可别输了！”

观众跟老板在耍嘴皮子，但没有一个人肯和他赌。

米什卡仍在不停地吃。他的脸也变得和火腿的颜色一样了。他那个软骨很大的尖鼻子抱怨地喘息着，看着很可怕，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叫起来，哭起来：

“饶了我吧……”

或许，肉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一头栽在观众的脚下死了。

他终于全部吃完了，睁着一双醉眼，疲惫地哑着嗓子说：

“给点水喝吧……”

可是他的老板却看着表埋怨说：

“混蛋，超过了四分钟……”

观众嘲弄他说：

“可惜，没有人跟你打赌，否则你就输钱了！”

“不管怎样，小伙子还是很棒，像头猛兽！”

“不错，应把他送到马戏团去……”

“可是，上帝怎么能让人变得如此畸形呢！”

“走，我们还是喝茶去吧，好吗？”

于是他们像一群小船漂进酒馆去了。

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笨重得像生铁般的商人要去围住这么一个不幸的小伙子，为什么他的暴食病竟会使他们开心呢？

狭小的长廊里堆满了羊毛、羊皮、大麻、绳子、毡靴和马具，显得昏暗而且烦人。砖柱子把长廊的人行道隔了开来。这些又粗又难看的柱子，由于年代久远，沾满了街道的污泥。所有的砖块及它们间的缝隙或许我已默默地数过千百次了，它们的畸形的图纹就像一张沉重的网，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行人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过，马车和载货雪橇在街道上缓缓地行驶。街道后面有一所用红砖砌成的两层楼房的铺子，然后是一个广场，那里堆放着各种木箱、稻草、揉皱了的包装纸等。广场上覆盖着一层被人踩踏过的脏雪。

所有这一切，连同人和马一起，虽然都在活动，我却觉得他们没有走动，懒洋洋地在原地打转，好像有些看不见的链条把它们捆在一起似的。你会突然感到，这种生活几乎是无声的，是哑巴的世界。雪橇的滑木吱嘎地叫，店铺的大门砰砰作响，小贩们叫卖馅饼和甜饮料，但所有这些声音听起来都很不愉快，不自然，显得单调，很快就变得习以为常，不再被人注意了。

教堂里的钟声像送葬似的响着。这种令人沮丧的音响永远停留在耳朵里，好像从早到晚无休止地飘荡在市场的上空。它给一切思想感情盖上一个盖子，像铜垢一样沉重地压在一切印象的上面。

从脏雪覆盖的大地、房顶上灰色的积雪，到建筑物上肉红色的墙砖——处处都散发着冷漠而闷人的寂寞。这寂寞以其灰色的烟雾从烟囱里升起，飘进了灰蒙蒙的、低矮的空虚的天空中。马儿喷出的气，人类呼出的气都是寂寞的。寂寞有自己的气味——难闻的，说不出来的汗臭味、油腻味、麻油味、烤焦的馅饼和煤烟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像一顶闷热的窄小的帽子压在人的头上，逐渐地钻进胸部，引起一种奇怪的醉意和阴暗的愿望：想闭上眼睛绝望地大叫起来，向什么地方奔去，一旦看到墙就使劲地让脑袋撞去。

我在仔细地观察那些商人的脸，那是吃得肥肥胖胖、充满油腻腻的浓稠血液，冻得通红、像睡着了似的呆然不动的脸。他们张开大嘴打哈欠，就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冬天生意清淡，他们的眼睛里也没有了夏天那种使他们神气活现、增光添彩的紧张而又凶猛的神色了。笨重的皮大衣拘束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弯腰拱背。这些商人们说话也懒洋洋的，一动气就吵架。我想，他们故意这样做，只是为了表明，他们彼此都还活着。

我很明白，他们被寂寞压倒了，打杀了。我给自己作这样的解释：他们玩这种残酷的不聪明的把戏只不过是对这种吞没一切的寂寞力量的一种无效抵抗罢了。

有时我跟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也谈及这一点。虽然他老是嘲笑我，捉弄我，但他喜欢我有读书的爱好，所以他有时也允许我同他作有教益的严肃的谈话。

“我不喜欢像商人那样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子绕在他的长手指上，问我：

“你从哪里知道商人的生活呢？难道你经常到他们家去做客吗？这里是街道，小伙子，在街道上是不住人的，他们在街道上做买卖，否则会很快地走过去，又回家了！大家都穿着衣裳上街，你凭衣裳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人。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家里，在四面墙里面才袒露地生活着，而他在那里怎样地生活，你却不知道。”

“可是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家里，商人的思想不是都一样吗？”“谁能知道，你隔壁的商人有什么思想呢？”老头严厉地瞪圆了眼睛用很重的男低音说，“思想像虱子，是数不清它们的。这是老人们说的。也许这个人一回到家便跪在地上，大哭起来，祈祷上帝：‘饶恕我吧，上帝，我在你的神圣的日子里犯罪了！’对他来说，也许家就是修道院，他只跟上帝单独生活。就是这样。每只蜘蛛都知道自己的小角落，编织着自己的网，并了解自己的分量，让网能够支撑得住自己……”

他要说正经话时，声音就变得更低更粗了，好像是在宣告重要的秘密似的。

“你这是在发议论。对于你来说，发议论太早了，就你这样的年纪，生活不是靠脑子，而是靠眼睛！所以要多看看，记住，要少说话。智慧是做事用的，灵魂需要的是信念。你喜欢读书，这是好事，但是对一切都要有个度。有些人读书着了迷，弄到发疯的地步，结果不信上帝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长生不老的人，很难想象他会衰老，会变化。他喜欢讲述商人、强盗和造伪币的人的故事，讲他们是如何成为有名人物的。这种故事我在外祖父那里已听过许多，而外祖父比这个老头讲得更好，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财富都是以对人对上帝的犯罪而得到的。彼得·瓦西里耶夫[182]不怜惜人，可是在谈及上帝时，他却温情脉脉，叹着气，把眼睛藏了起来。

“他们就是这样欺骗上帝的。可是，老弟，耶稣却什么都看得见，他哭着说：我的人们，我的不幸的人们呀，地狱在等待着你们呢！”

有一次我斗胆地提醒他说：

“要知道，你也在欺骗乡下人哪……”

这句话没有使他生气。

“我这点事算什么呀？”他说，“不过是骗了三五个卢布罢了，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呢！”

他看见我在看书时，常从我手里把书抢过去，挑剔地考问我读过的东西，用怀疑、诧异的口气对掌柜说：

“你看，这小调皮，还真看得懂这种书！”

然后又详尽地、让人牢记不忘地教导说：

“你听我的话，对你会有用的！基里洛夫有两个，两个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城的基里洛夫，另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基里洛夫；前一个基里洛夫反对该死的异教徒涅斯托里，因为涅斯托里教导人说，圣母是人，所以不能生神，只能生人，他的名字和事业就是基督，也就是救世主。所以不能称她为圣母，应称她为基督之母。明白吗？这就叫做异教！耶路撒冷的基里尔反对异教徒阿里……”

他对宗教史的丰富知识使我很钦佩。他用其保养得很好的神父般的手抚摸着胡子，夸耀说：

“我是这方面的将军。三一节前夕，我曾到莫斯科与那些恶毒的尼康派学者、神父及非宗教界人士进行过争论。那时候我还年轻，甚至与教授们交谈过！是啊，当时我唇枪舌剑，甚至还把一个神父难倒了，弄得他鼻孔流了血——瞧我多厉害呀！”

他兴奋得红光满面，眉开眼笑。

他显然认为，把对手弄得鼻子流血，这是他成功的顶峰，是他荣誉金冠上最鲜艳的红宝石，说起这种事来，他是多么的心旷神怡啊！

“是一个漂亮的身高体健的神父！他在讲经台前站着，鼻子一滴一滴地流血！他也不知道害臊。这个神父很凶，像荒野里的一头狮子，他的嗓门之大，简直像一口洪钟！我却镇定地把每一句话都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心窝里，肋骨里！……他呢，简直就像一个炽热的火炉，燃烧着恶毒的异端邪说……哎呀，当时就是这种情形。”

常到铺子里来的还有另一些经学家。其中一个叫帕霍米，他穿一件布满油渍的男外衣，挺着大肚子，瞎了一只眼睛，皮肤松弛，说话带鼻音；另一个叫鲁基安，是个小老头，像耗子一样狡猾，但对人亲切，性情活跃。常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面色阴沉的大个子，他像司炉一样，长着黑胡子和一张死板的脸，虽不招人喜欢，却也漂亮，还有一双呆然不动的眼睛。

他们总是带一些古书、圣像、香炉和杯盘之类的东西来卖，有时还带了一些卖主——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婆子或老头一起来。买卖结束后，他们就像落在田埂上的一群乌鸦，坐在柜台旁边喝茶、吃面包和水果糖，相互讲述尼康派教会对他们的迫害：那里常进行搜查、没收祈祷书；那里警察封教堂，依一〇三条法律[183]审判教堂的当家人等。这一〇三条法律是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不过他们谈论这一话题时非常平静，就像谈论不可避免的事情，比如谈冬天的寒冷那样。

当他们谈论信仰迫害时，经常听到的字眼是：警察、搜捕、监狱、法庭和西伯利亚。这些字眼像炽热的炭火落在我的心头，唤起我对这些老人的好感和同情。读过的书籍教导我去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屈不挠的人，珍视他们坚定不移的精神。

我忘记了这些生活的教师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只感到他们具有沉着的顽强精神。我觉得在这种顽强精神后面隐藏着教师们对自己的真理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为了真理接受一切磨难的决心。

后来我在平民中和知识分子中看到许多这种或类似这种旧信仰的维护者时，才明白这种顽强精神是他们站在原地无处可去，而且哪里也不愿意去的一种消极表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被陈旧的语言、被过了时的概念的枷锁锁住了，在这些语言和概念中僵化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凝固，不能再朝未来方向发展了，一旦有什么外来打击，把他们推出了习惯的地方，他们就会像从山上落下的石头那样，机械地滚到山脚下去。他们靠回忆过去，靠自己对苦难和压迫的病态的爱这种已经僵死的力量，而坚守着过了时的真理的坟地。如果夺去了他们受苦的可能，他们倒会变得空虚了，就像有风的晴天把浮云吹散了一样。

为了信仰，他们高兴地而且带着极大的自我欣赏而甘愿受苦。这种信仰毋庸争辩是坚定的，但也不过是使人联想起穿旧衣服罢了：旧衣服沾满了各种污秽，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很少受到时间的侵蚀。思想和感情由于习惯了偏见和教条的狭小而沉重的外壳，即使除掉它们的翅膀，折断它们的手脚，它们依然会活得舒适而快活。

这种根据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最有害的现象之一。在这种信仰的天地里，就像处在石墙的阴影下一样，一切新生事物都会生长得又慢又畸形，发育不良。在这种黑暗的信仰里，爱的阳光太少了，而委屈、怨恨和忌妒却太多了，而且忌妒和仇恨又总是连在一起。这种信仰之火，乃是朽物中发出的磷光。

不过，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得不经受了许多艰苦的岁月，摧毁了我心灵中的许多东西，把它们抛在了记忆之外。当我最初在寂寞无聊的现实中碰到这些生活的教师时，我以为他们是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过审判，坐过牢，在各个城市里遭到驱逐，同许多囚犯一起被流放。所以他们全都十分谨慎，过着东藏西躲的生活。

但是我也看到，这些长老们虽然在抱怨尼康派的“精神迫害”，而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甚至乐于相互欺压。

独眼龙帕霍米喝酒后喜欢吹嘘自己有真正惊人的记忆力，有些书他真是“了如指掌”，就像犹太神校的学生懂得并熟记《塔木德》[184]一样，手指指向任何一页，帕霍米都能从所指的地方背下去，发出一种柔软的鼻音。他老是看着地板，他那唯一的一只眼睛在地板上不安地看过来看过去，好像在寻找十分贵重的失物。他最常用的表演手法，是背诵梅舍茨基公爵[185]的《俄罗斯葡萄》这本书，而他背得特别熟的是“奇妙而无比勇敢的殉道者坚忍英勇的受难”这一情节。可是彼得·瓦西里耶夫却老要挑他的错。

“你撒谎！这跟疯修士基普里安无关，而与贞洁的杰尼斯[186]有关。”

“哪有什么杰尼斯，说的是狄奥尼西……”

“你别在个别字上纠缠不休！”

“你别来教训我。”

一分钟之后，他们两人都怒气冲冲地，恶狠狠地相互对骂起来：

“你这个贪吃的大肚皮，不要脸的饭桶，瞧你那肚子吃得多大……”

帕霍米则像拨算盘珠子似的回应说：

“你是一个色鬼，一头山羊，是娘儿们的走狗。”

掌柜把手藏在袖口里，阴险地笑着，像唆使小孩打架似的怂恿这两个旧礼教的卫护者说：

“就这样收拾他！好，再来一下！”

有一天两个老头儿真的打起架来了。彼得·瓦西里耶夫出人意料地很机灵地打了伙伴一个耳光，把他打跑了，自己则疲倦地擦着脸上的汗水，对着逃跑者的背后叫喊：

“瞧着吧，这罪过要算在你头上！是你这个该死的害我犯下这罪过的，呸！”

他特别喜欢责备自己所有的同伴，说他们信仰不够坚定，全都堕落为“反教堂派”了。

“全都是阿列克萨沙[187]把你们搅乱了，他就像公鸡乱鸣！”

反教堂派使他很生气，并且使他害怕，这是很明显的。可是问他这一学派的实质是什么时，却回答得不大令人满意：

“反教堂派是一种最令人难受的异端邪说，只要理性，不要上帝！在哥萨克人那里，除了圣经外，什么都不敬重，可是这圣经也是从萨拉托夫的德国人那里传来的，从路德[188]那里传来的。关于路德，有人说，他取这个名字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其实路德就是路特，也就是喜欢凶残。所以反教堂派又叫做沙洛普特派[189]，也称福音洗礼教派。所有这些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从西方异教徒那里传来的。”

他跺着那条残废的腿，冷漠而又沉重地说：

“应该驱逐的是这些新教派，应该用火来烧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是地道的俄罗斯人，我们信仰的是真正的东方本土的俄罗斯国教，而这一切胡说八道都是西方的东西，是他们随意想出来的、被歪曲了的邪说！德国人、法国人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来呢？瞧他们在1812年[190]所干的事吧……”

他说得入迷了，忘记了站在他跟前的是个孩子。他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腰带，时而拉向自己，时而又推开，漂亮地、激奋地、热烈地并像青年人似的说：

“人的理智在各种臆想的密林中徘徊，它就像一只恶狼迷了路。这上帝的赐物，屈从于魔鬼，凶残地折磨人的灵魂！这些魔鬼的徒子徒孙们都想出了什么呢？鲍格米勒派[191]尽制造异端邪说，说什么撒旦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长兄——这都胡说些什么呀！他们还说：不要听长官的话，不要去干活，抛弃老婆孩子，什么东西都不要，什么规矩也不用遵守，让人愿意怎样活就怎样活，按魔鬼的吩咐去做就行了。瞧，又是这个阿列克萨什卡，噢，这些蛆虫……”

这时候，掌柜常常就叫我去干别的什么事，我就离开了。老头独自留下来，一个人待在长廊里，对着空虚的四周继续说下去：

“啊，没有翅膀的灵魂！啊，天生的瞎眼小猫，我怎么才能躲开你们呢？”

然后，脑袋往后一仰，双手搭在膝盖上，仔细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冬日的灰色天空，半晌都不说话。

他变得对我更加关注更加亲切了，碰见我正在看书，便拍拍我的肩膀说：

“读吧，小家伙，读吧，有好处！你有些小聪明，只可惜你不尊重老人，对所有人你都以牙还牙。你想过设有，这种胡闹行为会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去？只会引你进监狱。书是要读的，但要记住，书不过是书，自己还要动动脑子！鞭身派中有一个老师叫达尼洛，他居然认为，新书旧书全都无用，他把这些书全部装起来扔进了河里！是啊……这当然是愚蠢的行为！而这也是阿列克萨沙这个魔头搞的鬼……”

他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这个阿列克萨沙。有一天他来到铺子里，严肃而又担心地对掌柜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在这里，在城里，他是昨天到的！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他藏起来了！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看看他是否会到这儿来……”

掌柜不大乐意地回答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老头点点头说：

“就是嘛！对于你来说，所有的人，不是买主就是卖主，再不会有别的人了！请我喝杯茶吧……”

当我提着一大铜壶开水回来时，铺子里来了几位客人：鲁基安老头正高兴地微笑着，门后面阴暗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陌生人，此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和高腰的毡靴，腰间系一条绿色带子，帽子歪戴在眉毛上，他的脸没有什么特点，看起来很文静、谦虚，像一个刚丢了职位、正为此十分焦虑的掌柜。

彼得·瓦西里耶夫没有朝他那边看，正严厉地说着什么有分量的话。他的右手痉挛地抖动着，老在碰他的帽子；他举着手，好像要画十字的样子，把帽子往上推一推，再推一推，快推到头顶上去了，然后又紧紧地、笨拙地往下拉，几乎盖住了眉毛。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想起了那个外号叫“兜里装死鬼”的小傻子伊戈沙[192]。

“在我们这条浑浊的小河里，游着各种各样的鳕鱼，把河水搅得更浑了。”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像掌柜的那个人小声而平静地说：

“你这是在说我吗？”

“就算是说你吧……”

这时那个人再问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十分诚恳：

“那么，你对自己又该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哪？”

“关于我自己，我只对上帝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人哪，也是我的事！”陌生人庄严有力地说，“对于真理，你不能把脸背过去，不能故意把自己当成瞎子。这对上帝对人都是极大的罪过！”

陌生人把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称为人，这点我很喜欢；陌生人的平静而庄严的声音也使我激动。他说话就像友善的神父在念“主啊，我生命的主宰”一样，而且他老是身子向前倾，滑出椅子，在自己的脸颊面前挥动着手……

“你别来责备我，我的罪恶还没有你的重……”

“茶炊开了，噗噗冒气了。”那位老经学家不在意地说，但那个老头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说：

“只有上帝知道，谁在搅浑圣灵之泉，也许就是你们这些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们的罪过。我可不是咬文嚼字的人，也不是书呆子，我是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人……”

“我懂得你的平凡，听够了！”

“是你们把人们弄糊涂了，挺直白的思想被你们破坏得不成样子，你们这些书呆子，伪君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呀？”

“异端邪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那人把手掌举到脸前，像是在念手掌上写的字似的，热烈地说：

“你们以为，把人们从这个牲口棚赶进另一个牲口棚——这就是给他们做了最大的好事了吗？我却要说，不！我说：人要解放！房子、妻子及你所有的一切在上帝面前又有啥用呢？人应当从大家为之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的金银财宝中解放出来，这些都是腐烂发臭的污秽之物；灵魂的救主不是在世俗大地上，而是在天堂山谷中！我说，摆脱一切，割断所有的绊绳和联系，撕毁这个世界的网罟——它们是反基督的人编织的东西……我们勇往直前，灵魂不动摇，决不接受黑暗世界……”

“那么，面包、水、衣裳你接受吗？你看，这也是世俗的东西啊！”老头挖苦地说。

不过连这种话也没有触动亚历山大，他说得愈加热心了，尽管他的声音并不高，却是像吹喇叭一样。

“你这个人哪，你珍视什么呢？只珍视一个上帝，在上帝面前你一身干净，脱离了一切，割断了跟你灵魂有联系的一切绊绳。于是上帝就会看到：你单身一人，上帝也是一人，这样你就可以接近上帝了。这是你走近上帝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你的灵魂拯救之路：抛弃父母，摒弃一切，要是眼睛会诱惑你的话，把眼睛也挖掉！为了上帝，消灭物欲，保存精神。于是你的灵魂就将永世燃烧，永生不灭……”

“干脆把你送去喂野狗得了！”彼得·瓦西里耶夫站起来说，“我原来以为，你从去年起会变得聪明一些，不料你变得更蠢了。”

老头摇摇晃晃地从铺子里出来到阳台上去了。这使亚历山大不安起来，他惊讶地连忙问道：

“你要走了吗？啊……为什么？”

不过和气的鲁基安投了一个安慰的眼色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这时亚历山大便来责难他一句：

“瞧，你也是个世俗忙人，也说一些废话，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什么三呼哈利路亚，二呼哈利路亚……”

鲁基安对他笑了笑，也走到阳台上去。他很自信地对掌柜说：

“他们不能忍受我的精神，受不了，就像烟遇到火一样，消散了……”

掌柜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干巴巴地说：

“我不过问这些事情。”

那个人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拉了拉帽子，嘟哝道：

“怎么可以不过问呢？这种事……是要过问的……”

他垂着头默默地坐了会儿。然后老头子们把他叫去了。于是他们三个人没有告别就走了。

这个人像夜间的篝火那样，突然在我眼前燃炽起来，亮了一会儿，又熄灭了，使我觉得他对生活的否定有某些道理。

晚上我找了个时间把他的话对圣像作坊画师的领班说了。他是一个文静而亲切的人，名字叫伊万·拉里昂诺维奇，他听完我的话后解释说：

“显然是个逃遁派；这个教派的信徒不承认任何东西。”

“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东奔西跑，永远四处流浪，所以他们被称为逃遁派。他们说：‘我们同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一切无缘。’因此警察把他们看作是有害分子，要逮捕他们……”

虽然我的日子也过得很苦，但却不明白：怎么可以逃避一切呢？不过在我周围的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和我所珍视的东西。因此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暗淡了。

但是在困难的时刻，他时而又出现在我眼前：他在田野里，在灰色的路上，向森林走去，一只苍白的不能劳动的手痉挛地拄着一根拐棍，喃喃地说：

“我走的是正道，我对一切都不管不顾！网罟——把它斩断……”

我同时想起了父亲，似乎父亲跟他在一起，就像外祖母在梦中看见的那样：父亲手里拿着一根核桃木棍子；一条花狗跟在他后面，边跑边颤动着舌头……

十三

圣像作坊在一所半石砌的大房子里，占两个房间：一间有三扇窗户向着院子，两扇窗户向着花园；另一间则一扇窗户向着花园，一扇窗户向着街道。窗户很小，是四方形的，装着玻璃。玻璃由于老化而变了颜色，勉强地把冬日那微弱而又分散的阳光照进作坊里。

两个房间都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后面都弓身坐着圣像画师，有些桌子后面还坐两个人。天花板上吊着一些盛着水的玻璃球，它们把灯光收集起来，变为白色寒光，用寒光反照到圣像的四方板上。

作坊里又热又闷，里面工作着将近二十个来自巴列赫、霍鲁伊、姆斯特拉等地的“圣像画匠”。他们都穿着敞开领口的印花布衬衣，下身是斜纹布裤子，赤脚或穿着破烂不堪的鞋。画匠们的头顶上笼罩着一层蓝灰色的劣等马哈烟的烟雾，散发出浓重的干性油、清漆、臭鸡蛋等混杂在一起的臭味。一首忧伤的弗拉基米尔地区的流行歌谣像焦油一样悠然飘来：

现在的人是多么没有羞耻——

小伙子竟当众勾引大闺女……

他们还唱了其他同样不愉快的歌曲，不过唱得最多的还是这一首。歌中悠扬的旋律并不妨碍人的思索，也不妨碍人用貂笔在圣像服装上画出皱纹，给圣徒的瘦脸上画出痛苦的细小的纹路。窗户下，模压工戈果列夫用小槌子在敲敲打打，他是一个醉醺醺的老头，长着一个又大又青的鼻子。小槌子的枯燥的敲击声不断地干扰着那懒洋洋的歌声，就像虫子在蛀着树木一样。

圣像画这工作谁也不感兴趣。不知是哪个歹毒的聪明人把这个工作分成了一长列琐碎的工序，既失去了美，也引不起人们对它的爱好和兴趣。斜眼的细木工潘菲尔是个凶狠而阴险的人，他把他刨好并粘好的各种尺寸的柏木板和橡木板送过来，害肺病的小伙子达维多夫便把这些木料打上底子，他的伙伴索洛金给它们涂上底漆；米列亚申用铅笔照样本勾下一个轮廓；老头戈果列夫则涂上金，并在上面刻花纹；画衣服的画师再画上背景和圣像服装。然后让这些没脸没有手的圣像立在墙边，等待画脸的画师来画。

看着供圣像壁和祭坛门用的各种巨大圣像，没有脸，没有手脚，只穿着袈裟或铠甲和天使的短衫立在墙边，是很不愉快的。这些被画成五颜六色的木板显得死气沉沉，缺少使它们活跃起来的东西。但好像这些东西本来是有的，是后来奇怪地消失了，只留下一身累赘的袈裟。

等画脸的画师画好了“身体”之后，他们就把圣像交给另一个工匠，他将按涂金师刻出的模样涂上“珐琅”。写文字有写文字的工匠；上漆则由作坊的工长亲自动手。工长叫伊万·拉里昂内奇，是一个文静的人。

他的脸是灰色的，小胡子也是灰色的，全是丝绒一样的细毛，灰色的眼睛凹陷得特别深，显出悲哀的形态。他笑起来倒很好看，但他不笑，好像不好意思笑似的。他很像柱头苦行僧西梅翁[193]圣像，也是那么干瘪、瘦弱，连他那双呆然不动的眼睛也好像透过人和墙抽象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

我来到作坊几天后，那个画神幡的工匠卡宾久兴回来了。他是个顿河的哥萨克，美男子，力气很大，喝得醉醺醺的，紧咬着牙齿，眯着甜蜜的女人般的眼睛。他一进来就默不作声地挥起铁拳，见人就打；他身材不高，却很匀称，在作坊里到处乱窜，就像一只猫进了地窖里的老鼠堆里，大家都惊慌地躲进各个角落里，相互叫喊着：

“揍他！”

画脸的画师叶夫盖尼·西塔诺夫用板凳朝狂暴者的脑袋砸去，把他打昏了。这个哥萨克坐在地板上，大家马上用几条毛巾把他捆起来。他像野兽一样，用牙齿咬，想把毛巾咬断。这时叶夫盖尼狂怒起来，跳到桌子上，两手叉腰，准备朝哥萨克的身上扑去；他身材高大，强壮结实，他这一扑，准要把卡宾久兴的胸腔压得粉碎。千钧一发之时，拉里昂内奇在他身边出现了，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用手指头威吓着西塔诺夫，镇定而认真地对工匠们说：

“把他抬到过厅里去，让他醒醒酒。”

哥萨克被抬出作坊后，大家把桌子椅子放好，又重新坐下来干活。他们简短地交换着意见，也谈到哥萨克的气力，并预言总有一天他会在打架中被人打死等等。

“要把他打死可不容易。”西塔诺夫很平静地说，好像他很了解这件事情似的。

我望着拉里昂内奇，纳闷地想到：为什么这些身强力壮、性情暴躁的人那么容易地听他的话呢？

他告诉大家该怎么干活，甚至最优秀的工匠都愿意听他的忠告。他教卡宾久兴比教别人更多，对他说的话也比对别人说得更多。

“卡宾久兴，你既然叫彩画师，就该用意大利的画法画出‘彩’来。油画就要求温暖色彩的统一。可是你呢，白色用得太多了，结果把圣母的眼睛弄成冷冰冰，像冬天一样，双颊则画得粉红，像苹果一样，眼睛也跟它不相配，画得不是地方，一只画在鼻梁尖上，另一只移到了太阳穴上，结果整张脸都没了神圣、贞洁的气质，而成了一副狡猾、世俗的面孔。你得用脑子干活，卡宾久兴。”

哥萨克歪扭着脸听着，然后女人般的眼睛不知羞地笑了笑，用其好听的、由于喝酒而变得有点沙哑的声音说：

“唉，伊万·拉里昂内奇老爹，这不是我的本行，我生来是个音乐家，却硬要我去当——修道士！”

“只要用心，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好！”

“不，我算什么呀？我应该去当马车夫，拉上一辆快捷的三马车，嗨……”

接着，他便扯开嗓门，悲痛欲绝似的唱起来：

哎呀——呀，我将那快捷的三马车

套上深栗色的三匹马，

啊哟，就在那严寒的深夜里，

直奔向我心上人的家！

伊万·拉里昂内奇和善地笑笑，扶正其灰色悲伤的鼻子上的眼镜，便走开了。十多张嗓子和谐一致地跟着唱起来，合成一股强有力的洪流，好像要把整个作坊抬起来，让它在空中有节奏地摇晃。

老马们识途，

熟知道路怎么走……

学徒工巴什卡·奥金佐夫停下了捣蛋黄的工作，两只手各拿着一个蛋壳，用很好听的童声最高音和着唱起来。

大家都被歌声陶醉了，忘记了一切，用同一个胸腔在呼气，生活在同一种感情里，都斜眼看着哥萨克。当他唱歌的时候，全作坊的人都听从他指挥，都倾向于他，注视着他两手大幅度的挥动。他张开双臂时就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相信，如果他突然停止了唱歌，喊一声：“去摧毁一切！”那么大家，甚至那些最稳重的工匠，也会在几分钟之内把整个作坊砸得粉碎。

他不常唱歌，但是他那豪放的歌声的威力却永远是那么的不可抗拒和战无不胜，不管人们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它都能把人们鼓动起来，燃炽起来，使他们振作精神，溶汇成一个强有力的机体。

这些歌使我产生了一种对这位歌手、对那种能控制人的美的力量的羡慕之情。我感到有一种让人激动得不得了的东西落在了我的心里，胀得发痛，很想哭出来，对着那些唱歌的人大喊一声：

“我爱你们！”

害肺病、脸色蜡黄的达维多夫头发蓬乱，也张着大嘴听着，样子很奇怪，活像一个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雏鸡。

只有哥萨克领唱的时候，才会唱这种豪放快乐的歌。平时多半唱些悲凄的拖长声音的歌，例如《无耻之人》《林荫下》和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之死的《我们的亚历山大怎样检阅自己的军队》[194]等。

有时候，我们作坊里手艺最好的画脸师日哈列夫会提议唱些圣歌，但多半也不成功。日哈列夫老是用特别的、只有他一人才懂的调子，从而妨碍了大家合唱。

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人，干瘦，秃头，长着半圈像茨冈人那样卷曲的黑发，胡须一样的眉毛又粗又黑，一把尖削浓密的黑胡子给他那张细长黝黑的非俄罗斯人的脸装点得十分好看，但是在他的鹰钩鼻子下面却留着一撮粗硬的唇髭。有了上面粗黑的眉毛，这唇髭就显得多余了。一双蓝眼睛也大小不一，左眼显然比右眼大。

“巴什卡！”他用男高音向我的同伴——那个学徒工喊道，“来开个头，唱《赞美上帝的名字》吧，大家听着！”

巴什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领头唱道：

“赞——美……”

“……上帝的名字。”有几个声音跟着唱。日哈列夫却不安地嚷道：

“叶夫盖尼——声音放低一点！把声音降至心灵的最底层……”

西塔诺夫把声音降低到像敲木桶似的唱道：

“上帝的奴——仆们……”

“不对，不对！这个地方应唱得地动山摇才行，唱得让窗子和门户全都自动敞开！”

日哈列夫全身抖动着，处于莫名其妙的激越状态；他的奇怪的眉毛在脑门上不断地上下移动，声音时断时续，手指在弹奏着看不见的琴弦。

“上帝的奴仆们——明白了吗？”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要透过外壳，领会它的内核。奴仆们，赞美上帝吧！怎么还不明白呢？你们都是活人哪。”

“你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总是唱不好。”西塔诺夫客气地说。

“那就别唱了！”

日哈列夫满心委屈地开始干活。他是一个优秀的工匠，能够按拜占庭的和法国的风格画圣容，也能惟妙惟肖地用意大利的风格画。接受圣像壁的订货时，拉里昂诺内奇都要跟他商量。他很熟悉圣像画原作的专家，一切有关圣像的珍贵复制品，如奥多罗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喀山及其他地方的作品都经过他的手。但在他观看这些作品时，总是大声地抱怨说：

“这些原作束缚了我们……直率地说，是束缚了我们！……”

尽管他在作坊里处于重要的地位，但他并不比其他人骄傲；对于学徒们——我和巴什卡的态度很亲切，愿意教我们学手艺。这方面，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

但他又是个不容易了解的人，一般的说他是个阴沉的人，有时他整个星期都只干活不说话，像哑巴一样。他奇怪而陌生地看着大家，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一样。他虽然很喜欢唱歌，但这些天来他都没有唱，甚至好像也不听歌。大家都注意着他，相互交换着眼色。他弓着腰俯身在斜立着的圣像上，圣像板则一半立在他的双膝上，另一半靠着桌沿；他用细毛笔描绘着一张阴郁的超世绝俗的圣像的脸，而他本人同样也是阴郁的超世绝俗的。

忽然他生气地一字一句地说：

“先驱者——是什么意思？在古代，驱——就是走的意思；先驱者——就是先走的人。并没有别的意思……”

作坊里变得很安静，大家都笑着斜视着日哈列夫。在静寂中听到他说奇怪的话：

“不能把先驱者画成穿着羊皮衣，要给他画上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大家问他。

他没有听见问话，或者是不愿意回答，所以他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在期待的静寂中，大家又听见他说话了：

“应当知道一些圣像传记，可又有谁知道这些传记呢？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活着毫无希冀……灵魂在哪里？哪里是灵魂？圣像标准样本——对！——是有的。可是没有心灵……”

他表述出来的这些思想引起大家的讥讽和微笑，只有西塔诺夫除外；当然说闲话的人总是有的：

“到星期六——他准会去大喝一通……”

身高体壮的西塔诺夫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圆圆的脸，没有胡子，也没有眉毛，悲伤而严肃地望着一个屋角。

我记得，日哈列夫画完了要送往孔古尔城去的费奥多罗夫斯克圣母像的摹本后，把它放在桌子上，激动地大声说道：

“圣母像画好了！你是一只水杯——一只无底的水杯；如今就要盛上世人痛苦的、热忱的泪水了……”

接着他披上一件不知是谁的外套，便到酒铺去了。青年们笑着，打着口哨。年纪大一些的人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叹气。西塔诺夫则走到他的作品跟前，仔细地看了看说：

“当然，他会喝醉的，因为他舍不得把作品交出去。这种心情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日哈列夫的狂饮病总是在星期六开始的，也许他跟一般的酗酒工匠不同。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他写好一张字条，派巴什卡送到什么地方去，到午饭前他就对拉里昂内奇说：

“今天我要上澡堂去！”

“很久吗？”

“好啦，天哪……”

“请你最晚不要晚于星期二回来！”

日哈列夫同意地点了点他的秃头，他的眉毛也不住地抖动。

他从澡堂回来时，身上穿得很漂亮，上身穿着胸衣，脖子上打着领结，缎子坎肩上挂着一条长长的银链子。他默默地坐上车走了，离开时，吩咐我和巴维尔说：

“傍晚前你们把作坊收拾得干净些，把那张大桌子洗干净，刮干净！”

大家都表现出一种过节的心情，全都振作起来，穿上干净的衣履，进澡堂洗澡，急忙吃晚饭。晚饭后日哈列夫带着一包包小吃，带着啤酒、葡萄酒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这女人全身各部分都肥胖得几乎不成样子，身高有二俄尺十二俄寸；我们的所有椅子和凳子放在她面前都成了小孩的玩具，就连身材高大的西塔诺夫站在她的身边也成了半大孩子。她的身体长得匀称，乳房隆起像小山包，顶着她的下巴了；她动作迟缓、笨拙，年纪在四十开外，但她那圆圆的呆板的脸上却有一双像马一样的眼睛，显得鲜活、光滑；一张小嘴似乎是画出来的，像一个廉价布娃娃的嘴。她拿腔作势地笑着，伸出宽大而暖和的手，说一些不必要的话。

“你们好。今天天气很冷。你们这里有一种浓浊的气味，是油漆的气味。你们好呀。”

她像一条浩瀚的大河，看着她那么沉着、强劲，令人感到愉快，但她说的话却有点令人打瞌睡，全是废话。说话之前，她先鼓起腮帮子，使其几乎红得发紫的脸颊胀得更圆了。

青年人冷笑着小声说：

“瞧，像一台机器！”

“像一座钟楼！”

她噘着嘴，双手放在乳房下面，坐在铺好了桌布的桌子旁边，靠近茶炊；她用马眼的和善的目光，依次地望着每一个人。

大家都表示对她尊敬，青年人甚至有些怕她。有一位青年用贪婪的眼睛望着她那庞大的身体。当他的目光碰上她那能把人紧紧吸住的目光时，他就立即不好意思地低下自己的眼睛。日哈列夫也很尊敬自己的女客人，跟她说话时称“您”，叫她干亲家；敬客时他总要深深地鞠一躬。

“你别费心！”她甜蜜地拖长声音说，“你实在是太费心了！”

她自己总是不慌不忙。她的双手只有上半截在动，胳膊肘紧紧靠在腰上。她身上有一股热面包的酒精味。

戈果列夫老头由于高兴，说话结结巴巴，称赞这个女人的美丽，就像教堂里的职员诵读赞美诗一样。她则边听边厚意地微笑着，当他读乱了的时候，她就自己说起来：

“我做姑娘的时候，并不那么漂亮。这一切都是婚后生活对我的补偿；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变得特别明显，连贵族们都注意我了。有一位县首席贵族还答应送给我一辆双马车呢……”

喝醉了的卡宾久兴蓬头乱发，他用仇视的目光看着她，粗暴地问道：

“他为什么送你——这个？”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爱情。”女客人解释道。

“爱情，”卡宾久兴不好意思地嘟哝道，“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呀？”“您，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是非常懂得爱情的。”女人简洁地说。

哄笑声把作坊都震动了。西塔列夫小声对卡宾久兴说：

“蠢货，比蠢货还蠢！大家都知道，只有苦闷至极的人，才会去爱这种女人……”

他已醉得脸色发白，他的太阳穴上冒出了汗水，一对聪明的眼睛不安地闪着亮光。戈果列夫老头则晃动着他畸形的鼻子，用手指拭去眼泪问道：

“你有过几个孩子？”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桌子上面挂着一盏灯，炉子后面的角落里也有一盏灯，它们的光线都不强，作坊的各个角落都聚合着浓浓的暗影。一些尚未画好的没有脑袋的圣像从黑暗中张望着，在缺少手和脑袋的地方显出平滑的灰色斑点，看上去比平时更可怕，好像那些圣徒的身体从涂了颜色的衣服中，从地下室里神秘地溜走了。那些玻璃球已经升到了天花板顶端，挂在钩子上，蒙了一层烟雾，泛着淡淡的蓝光。

日哈列夫不安地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向所有的人敬酒。他的秃头时而俯向这个，时而俯向那个，细小的手指不停地颠动着。他消瘦了，鹰钩鼻子变得更尖了。当他侧身对着灯光时，他的一边脸颊上就映出一块黑色的鼻影。

“喝呀，吃呀，朋友们！”他用响亮的男高音说道。

那女人也以主妇的身份，像唱歌似的说：

“干亲家，你何必操心呢？大家都会自己动手，知道自己的胃口，吃饱了，自然就不吃了！”

“好吧，大家就休息一会儿吧！”日哈列夫兴奋地喊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奴仆，让我们来唱《赞美上帝的名字》吧！……”

赞美歌没有唱成。大家在酒足饭饱之后，都变得全身乏力了。卡宾久兴手里抱着两排键盘的手风琴；皮肤黑得像只乌鸦、神情严肃的年轻人维克多·萨拉乌京则拿着铃鼓，用手指敲着绷得很紧的鼓面，鼓皮发出沉厚的声音，小铃铛则活泼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来一个俄罗斯的！”日哈列夫指挥说，“干亲家，请吧！”

“唉，”那个女人叹口气，站起来，“你真费心！”

她走到屋子中间的空地上，坚实地屹立在那里，活像一座小教堂。她穿一条褐色宽大的裙子，黄色细麻纱的上衣，头上扎一条鲜红色的头巾。

手风琴激奋地鸣叫，铃铛叮当作响，鼓皮叹气似的发出沉厚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愉快，就像一个人发了疯，又是叹息又是哭闹一样，用脑门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他不过是用双脚走着碎步，再跺一跺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靴的后跟，像小山羊似的蹦跳着，跟激昂的音乐完全合不上拍。他的一双脚好像是别人的，身体难看地歪扭着，东奔西突，像黄蜂落在了蜘蛛网里或鱼儿落入了渔网一样——真没趣。但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喝醉了的人都注意到了他的抽搐的动作，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和手。日哈列夫脸上的表情令人惊讶，时而亲切、腼腆，时而傲慢，并严酷地皱起眉头。瞧，他不知道为什么又惊奇又叹息，稍稍闭上眼睛，又张开了，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捏紧拳头，偷偷地走近那个女人，突然一跺脚，跪在她的面前，张开双臂，提了提眉毛，现出衷心的笑容。她则带着赏识的微笑看着他，平静地提醒他说：

“您会累着的，干亲家！”

她想妩媚地闭上眼睛，但她那双有三戈比硬币大的眼睛却闭不上。于是她皱起眉头，脸上也现出不愉快的表情。

她同样也不会跳舞，只是慢慢地摆动着她那庞大的身体，无声地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她左手握着一块手绢，懒洋洋地挥动着，右手叉着腰，这样就使她变得很像一个大坛子。

日哈列夫围着这个石头般的女人转来转去，违心地变换着面相，好像跳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相同的十个人：有文静、恭顺的人，有生气得让人害怕的人，有怯生生地悄悄叹气的人，也有想偷偷地离开这个讨厌的大块头女人的人。瞧，还有一个咬牙切齿、抽搐地歪扭着身体，像一头受了伤的狗一样的人。这种无聊、丑陋的舞姿引起我极度的沮丧，勾起我不快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些士兵、洗衣妇和厨娘，想起了那种猪狗般的婚礼。

我还记得西多罗夫悄悄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在撒谎。这本来是大家都感到丢人的事，谁也不爱谁，不过是一场胡闹罢了……”

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件事上大家在撒谎”。那么当时的玛尔戈王后会怎样呢？日哈列夫当然也没有说谎。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妓女”，被她染上了脏病，但他并没有听从伙伴们的话去把妓女揍一顿，反而为她租了一个房间给她治病。当他谈起她时，态度还似乎特别亲切和局促。

那个肥胖女人仍旧在摆动着身体，呆板地微笑着，挥动着手绢，日哈诺夫围绕着她抽搐地蹦跳着。我边看边想：难道欺骗了上帝的夏娃也像这匹母马一样吗？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愤恨的感情。

那些没有脸孔的圣像从黑墙上张望着。暗夜紧紧地贴住了窗玻璃。小灯在闷热的作坊里放着晦暗的亮光。仔细地听一听，听得见在沉重的脚步声和吵闹声中那急促的水滴从铜洗脸盆落到脏水桶里的声音。

这一切都和我在许多书里读到的生活不同！完全不同。现在终于大家都玩腻了。卡宾久兴把手风琴交给萨拉乌京，大声喊道：

“跳起来吧！让地板冒冒烟吧！”

他像万卡·茨冈那样跳起舞来，像在空中飞一样。接着巴维尔·索罗金也热情奔放地跳起来。害肺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灰尘、烟雾、烈酒味和烤香肠的气味让他咳嗽不止。这种香肠经常发出一种熟皮革的气味。

大家都在跳舞、唱歌、喊叫，但每个人都记得自己是在作乐，而且大家都好像在相互比赛，看谁玩得灵巧，玩得更久。

喝醉了的西塔诺夫不断地问这问那：

“难道可以爱这样的女人吗？”

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哭了。

拉里昂内奇稍稍地耸起他的尖肩膀，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还需要什么呢？”

大家谈到的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日哈列夫走后两三天才回来，还去了一次澡堂，然后就傲慢地将近两个星期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干活，对谁也不理会。

“他们都走了？”西塔诺夫用悲伤的蓝灰色的眼睛向作坊扫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他的脸很丑，有点衰老了，不过眼睛还是明亮和善的。

西塔诺夫对我很友好。这要归功于我那本抄录了许多诗的厚厚的笔记本。他不信上帝。不过难于理解的是，在作坊里除拉里昂内奇之外，还有谁爱上帝和相信上帝呢？大家都很轻率地、讥讽地像谈论老板娘一样地谈论上帝。可是坐下来吃午饭和晚饭时，大家都画十字，躺下睡觉时也做祈祷，每逢节日都去教堂。

西塔诺夫完全不做这些事。所以大家称他为无神论者。

“没有上帝。”他说。

“那么世上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

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知道，上帝有多高啊！”

于是他把一只长胳膊伸到自己头顶上，然后再把它放下来，放到离地面一俄尺高的地方说：

“人却是这么低下！对吗？书上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195]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戈果列夫像什么呢？”

这可把我问住了。那个肮脏的醉鬼戈果列夫尽管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却还要犯俄南罪[196]；我又想起了维亚特省的那个士兵叶尔莫兴和外祖母的妹妹——这些人身上有哪一点像上帝呢？

“大家都知道的，人是猪。”西塔诺夫说完，马上又来安慰我：

“没关系，马克西莫维奇[197]，也有好人，有的！”

同他在一起我感到轻松、简单。他有什么不懂的就会坦率地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

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在遇见他之前，我见到的却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的人。

我看了他的笔记本，感到很奇怪。除了一些感人的好诗外，他还抄录了许多让人害臊的色情诗。当我给他讲了普希金时，他把他抄在本子里的《加甫丽里阿达》拿给我看……

“普希金——算什么呀，不过是个爱说笑话的人罢了，可是这个别涅季克托夫[198]，马克西莫维奇，才值得注意呢！”

接着他闭上眼睛，轻轻地念起来：

你瞧，这漂亮的女人

那迷人的胸脯……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选出下列三行诗，带着骄傲的喜悦念道：

哪怕是老鹰的目光

也无法洞穿这火热的闸门

窥见她的心……

“你懂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不明白他高兴什么。

十四

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

“这才是人生，上帝的奴仆们……是的！”

他耸起双肩，把脑袋藏起来，继续说：

“我甚至可以把恶魔画出来：漆黑的身子，长着很多毛，一对火红色的翅膀（用红铅画），而它的脸、手和脚都是白里透蓝，打个比方，就像月光下的雪。”

他一直到吃晚饭时都心情不安，坐在凳子上反常地转动着身体，玩弄着手指，嘴里莫名其妙地说着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天堂和圣徒如何作恶等事情。

“这全都是真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们可以和不良的女人干犯罪的事，那么魔鬼去与圣洁的人干坏事当然也就可以引以为荣了……”

大家默默地听着他说话。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不想说话，一边看着钟，一边懒懒散散地干活，等敲了九点钟，大家便一齐放下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也跟他们走在一起。

在被遗弃的星辰的太空中

那些漂泊不定的船队……[199]

“你是想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我一句也记不得了，”日哈列夫说，在刺骨的寒冷中，他全身哆嗦着，“什么也记不得，却能看见他。居然强迫人去可怜魔鬼——这可真是奇怪。他可怜，是吗？”

“可怜。”西塔诺夫同意地说。

“人就是这样！”日哈列夫令人难忘地喊道。

他在过厅里警告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在铺子里别对任何人提起这本书，它当然是一本禁书。”

我真高兴。原来这就是神父在忏悔时问我的那种书。

晚饭大家吃得没精打采，没了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说话声，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事情。晚饭后，当大家要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来，给你书，再念一遍，念慢一点，别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桌子旁边，没有穿好衣服，便缩着脚围坐下来。

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再一次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这才是人生！啊哈，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兄，啊？”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膀，探过身来，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但又停了下来，突然用发颤的声音生气地说：

“我们活得像一头瞎了眼的小狗，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上帝的什么奴仆？约伯[200]是仆人，上帝还亲自跟他说过话，跟摩西也一样！他甚至还给摩西取了名字：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即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呢？……”

他把书锁起来，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上酒馆去吗？”

“我去找我的女人。”西塔诺夫小声答道。

他们走了之后，我便在门边地板上躺下来，巴维尔·奥金佐夫也跟我在一起。他翻来覆去许久，呼哧着，突然轻轻地哭了。

“你怎么啦？”

“我觉得他们可怜极了，”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四年了，我了解他们……”

我也可怜他们。我们很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美好品格，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更使孩子们同情他们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很友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不过时间坚持得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凶狠地喝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碰到他，这时他已经成了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得伤寒病死了。想到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我感到十分寒心！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年老体衰，最后死去，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我们俄国那样，人们老死得如此迅速可怕，如此没有意义……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聪明，诚实；他天资很高，善于画各种鸟、猫和狗，他还给工匠们画漫画，常把他们画成长羽毛的鸟类：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悲凄的单脚鹬鸟；日哈列夫则成了断了鸡冠、头上没了羽毛的公鸡；有病的达维多夫变成一只可怕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还是老模压工戈果列夫，把他画成一只大耳朵的蝙蝠，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和一双六爪的细腿，圆圆的黑脸上，两只眼睛边上都有一道白圈，瞳孔则像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生动却又丑陋的表情。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工匠们看，他们都没有生气。不过给戈果列夫画的漫画却让大家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于是大家都严肃地忠告画家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到了会要你的命的！”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是我们……”

老板娘惊讶地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也没人对我表示可怜，

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恼，

我向谁诉说我的悲凄。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唉——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

“上帝啊！我多么怜惜大家呀！”巴维尔小声地说。

这种对人的怜惜，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两人都认为，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生活却过得不好，枯燥苦闷得受不了，他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房屋、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晃、哀号、哭泣，大斋日的钟声在悲鸣，寂寞像波浪似的涌进了作坊，铅一样沉重地打压着人们，把他们身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压死，然后把他们赶进酒馆里去，赶到女人那里去，因为女人也跟酒一样，成了他们忘却一切的手段。

在这样的夜晚，书也帮不上忙了。于是我和巴维尔便竭力用自己的办法来让大家高兴，我们把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带上亚麻做的假胡须，演出我们自己编造的各种喜剧，英勇地与烦闷作斗争，强使大家开颜。我想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这本书，便把它改编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里进行即兴表演，开心地把假想中的瑞典人的脑袋砍下来。观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观众最喜欢的是一个关于中国鬼秦友东的传说[201]。巴维尔扮演那个突然想做善事的倒霉鬼，其他角色一切由我扮演，既扮男的，也扮女的，还扮各种景物，扮善鬼，也扮石头，中国鬼每次想做善事都做不成而垂头丧气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观众哈哈笑了，而我却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容易就能逗他们笑了呢。因为太容易，反而使我觉得不高兴。

“啊哈，两个小丑！”他们对我们叫喊，“啊哈，两个强盗！”

可是，越往后便越令人烦恼地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我们这里从来就不存在欢乐，也不珍惜欢乐；人们故意地把它从弃置中抬出来，只是当作一种消除死气沉沉的烦闷的工具罢了，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不是自身的存在，也不是为着要生存而存在，而是受悲哀的招引而出现的。

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往往很快地转变为残酷的悲剧，快得出人意料和不可捉摸。一个人正在跳舞，好像要挣脱束缚着他的羁绊，可是却突然发泄出内心的残酷兽性，在兽性的苦闷中向一切人扑过去，撕毁一切，咬断一切，破坏一切……

这种因外力推动的强作的欢乐使我愤慨，当我愤慨得忘乎所以时，便把突发编造出来的幻想故事讲给大家听，演给大家看。我很想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真正的、自由的、轻松的快乐！我作出了一点成绩，他们称赞了我，对我表示惊喜。但是似乎被我动摇了的苦闷又慢慢地显露出来，并变得愈加严重了，把大家压倒了。

阴郁的拉里昂内奇亲和地说：

“你真是个快活人，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会让人开心，”日哈列夫也附和着他说，“马克西梅奇，你到杂剧团或剧院去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丑角。”

作坊里在谢肉节和圣诞节去看过戏的只有两个人：卡宾久兴和西塔诺夫。年长的师傅们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时到约旦[202]的冰窖里去洗掉这个罪恶。西塔诺夫经常地劝导我：

“丢开一切，你学戏去吧！”

接着他就激动地给我讲了悲惨的《雅科夫列夫演员的一生》[203]。

“瞧，竟有这种事！”

他喜欢讲述斯图亚特王朝玛丽娅女王[204]的故事，称她是“骗子手”，而特别赞赏的是《西班牙贵族》[205]这本书。

“马克西梅奇，唐·谢扎尔·德·巴赞[206]是一个最高尚的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

他本人身上也有某些“西班牙贵族”的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台前的广场上有三个消防队员在殴打一个农民取乐，有四十多个人在围观这场殴打，为消防队员喝彩。西塔诺夫冲了过去，挥起长胳膊猛击三个消防队员，扶起那个农民，把他推进人群里，大声喊道：

“把他领走！”

他自己却留了下来，一人对三人。消防队的驻所就在十步开外的地方。那些消防队员尽可以叫来援兵，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幸运的是，那几个消防队员当时吓坏了，躲到院子里去了。

“一群狗东西！”他在他们身后骂了一声。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都到彼得巴甫洛夫墓地的林场上去斗拳，他们聚集在那里，跟清道夫们及附近农村的村民进行比赛。清道夫里派出与城里人对抗赛的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他是莫尔多瓦人，身材魁梧，但脑袋很小，眼睛有病，老流眼泪，他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叉开双腿站在自己人面前，善意地向人挑战：

“你们出来呀，不然，我要冻坏了！”我们这一边出来跟他们对阵的是卡宾久兴，可是他老是败在莫尔多瓦人的手下。不过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卡宾久兴还是气喘吁吁地说：

“誓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多瓦人打败！”

这决心终于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为此而戒了烟，睡觉前用冰雪擦身，大量吃肉；为了让肌肉发达，他每天晚上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许多次十字。然而这一切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嘘说：

“这一次，莫尔多瓦人可要完蛋了！”

西塔诺夫则严厉地警告他：

“使不得，不然我要在比赛前说出来！”

卡宾久兴不相信他的话。但比赛开始的时候，西塔诺夫忽然对莫尔多瓦人说：

“瓦西里·伊万内奇，你退下，我先跟卡宾久兴比一场！”

哥萨克顿时面红耳赤，大声嚷道：

“我不跟你比，你走开！”

“你要比！”西塔诺夫说着便朝他走去，用逼人的目光直盯着哥萨克的脸。卡宾久兴在原地跺脚，把手套脱下来，塞进怀里，立即离开了比赛场。

不论是我们还是对方都感到很不愉快，并且很奇怪。有一位公证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

“老兄，把你们家里的事拿到赛场上来解决，那是违规的！”

四面八方的人都注视着西塔诺夫，骂他。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对这位公证人说：

“要是我说我制止了一场凶杀呢？”

这位公证人马上就明白了，甚至摘下了帽子说：

“那我们就要感谢你了！”

“只是，老叔，请你不要声张出去！”

“为啥呢？卡宾久兴是一位少有的拳击师，不过一个人输了，会发狠，这我们能理解！以后比赛前，得先检查他的手套。”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公证人走了之后，我们这边的人便骂西塔诺夫：

“你鬼迷心窍，多什么嘴呀！让哥萨克揍他去好了，如今我们又输定了……”

大家没完没了痛快地骂了他许久。

西塔诺夫叹口气说：

“唉，你们都是一批恶棍……”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竟邀请莫尔多瓦人进行单独斗拳。对手摆好了阵势，高兴地挥动着拳头，俏皮地说：

“让我们先斗一斗，热热身子……”

几个人手拉着手，用背脊顶住后面拥来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宽大的圈子。

两位斗士机警地相互对视着，两只脚不断地倒换着，右手伸向前方，左手护在胸前。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来，西塔诺夫的胳膊比莫尔多瓦人的长。四周肃静，只听见斗士们脚下的雪吱吱作响。

有人耐不住这种紧张气氛，焦急地抱怨起来：

“快点儿开始吧……”

西塔诺夫右手挥起来，莫尔多瓦人稍稍提起左手护着，他心口直接挨了西塔诺夫左手的一拳后，哼了一声，后退了几步，满意地说：

“年纪轻，可不傻！”

他们开始交手，相互扑打起来，挥起重拳朝对方的胸口抡去。几分钟后，双方的人都兴奋地喊叫：

“圣像画师，机灵一点！给他画上一笔，涂上去！”

莫尔多瓦人的气力比西塔诺夫大得多，但身体比较笨重，下手不快，人家打他三拳，他才打别人一拳。不过他身体结实，挨几拳打并不在乎，只是哼一哼，笑一笑。突然他从下往向朝西塔诺夫的腋下重击一拳，结果把对方的右手打脱臼了。

“把他们拉开吧，不分胜负！”立即响起了几个声音。大家把围观群众的圈子冲开，把两个拳击手拉开了。

莫尔多瓦人温和地说：

“这个圣像画师气力虽然不大，但很机灵，以后会成为一个好拳击手。我这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半大孩子们的普通比赛开始了。我带西塔诺夫去看骨科大夫。他的作为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

总之，他做得很诚实，很正直，而且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但放浪的卡宾久兴却巧妙地嘲讽他：

“咳，燕尼亚[207]，你活着是为了做样子给人家看的。你把灵魂洗刷得像过节的茶炊，然后就夸口说：多么光亮呀！可是你灵魂是铜做的，跟你在一起真无聊……”

西塔诺夫静静地一语不发，专心一意地干活，或是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小本子上。他把自己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种抄写工作上了。我曾劝他说：“你不是有钱吗，去买一本好了！”他回答说：

“不，还是自己抄得好！”

他用美丽、娟秀的笔法，带一种花笔道抄完一页，等着墨水干的时候，轻声念道：

没有遗憾，没有同情，

你会望着这片大地，

既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永恒的美……

接着他眯起眼睛说：

“这是真理！嘿，他对真理了解得多么透彻！”

西塔诺夫对待卡宾久兴的态度我感到很奇怪。哥萨克喝醉了酒，老要找他的伙伴打架。西塔诺夫总是久久地劝他：

“别纠缠我！别惹事……”

可是西塔诺夫后来还是痛打了醉汉一顿，打得非常厉害，连那些平时把打架当作热闹看的工匠们，都不得不出来干预，把两人拉开。

“不及时制止叶夫盖尼，他会把人打死的，他连自己也不怜惜。”他们说。

清醒的时候，卡宾久兴也不停地捉弄西塔诺夫，嘲笑他对诗歌的爱好及他的不幸的爱情，并且说得很肮脏，想激起他的妒忌心。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哥萨克的挖苦话，也不生气，甚至还与卡宾久兴一起笑了笑。

他们俩并排睡觉，每天晚上都窃窃私语地交谈很长时间。

他们的话语使我不得安宁。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不相同的人到底谈些什么谈得如此亲热。但是当我靠近他们时，哥萨克就不满意地说：

“你要干什么？”

西塔诺夫则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不过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问道。

“马克西梅奇，你要是发了财，你会怎么办？”

“我会买许多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唉！”卡宾久兴恼恨地把脸转了过去，西塔诺夫则平静地说：“你瞧，谁也不知道，不论老人还是小孩！我跟你说吧，财富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一切取决于附加条件……”

我问道：

“你们在谈什么呀？”

“不想睡，我们就说说话呗。”哥萨克回答说。

后来我仔细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谈的都是大家在白天爱谈的那些事：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笨和狡猾、富人们的贪婪，以及整个生活都杂乱和不可理解，等等。

我总是很贪婪地听这些谈话，为这些话所激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生活不好，应该生活得好些！但同时我也看到，虽有想生活得好的愿望，却没有对人提出什么要求，所以在作坊的生活中，在工匠们的相互关系中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些话虽然照亮了我眼前的生活，却也暴露了这种生活后面的某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人们在这种空虚中，就像微尘在动荡的池水中一样，胡乱地焦躁地游动着。也正是这些人自己说：这种忙乱是毫无意义的，令人气愤的。

他们议论得很多，很喜欢议论，老是责备别人，忏悔，自我吹嘘，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凶狠地吵闹，互相狠狠地侮辱。他们还试图猜测他们死后会怎么样。作坊大门口放污水桶的地板腐朽了，形成一个潮湿腐烂的窟窿。从那里吹来一股冷风和泥土的酸臭气，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巴维尔曾拿稻草和破布去堵住这个窟窿，大家也说要换一块地板，可是窟窿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这个窟窿就像大烟囱一样，风雪直往里面吹，冻得大家都感冒了，咳嗽了。气窗上的洋铁皮片发出烦人的吱嘎声，大家都用脏话骂它。我去给它抹上一点油。日哈列夫留心听了听之后说：

“气窗不叫了，反倒有些寂寞！”

大家从澡堂回来，便躺在肮脏的满是灰尘的床上。这些肮脏和臭味一般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安。妨碍人们生活的恶劣琐事有很多，这些东西本来是很容易除掉的，但是谁也没有去做。

大家常说：

“不论上帝还是自己，谁都不同情人……”

当我和巴维尔替受污秽和虫咬之苦快要死去的达维多夫洗了个澡时，他们却嘲笑我们。他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要我们替他们捉虱子，并管我们叫澡堂服务员。总之尽量捉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可耻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达维多夫都一直躺在高板床上，难受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口难闻的血痰，他吐不进污水桶里，血痰都落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他都说梦话，把大家吵醒。

大家几乎天天都说：

“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但是，开始时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了期，后来又因为他的病好了些，终于决定：

“算了，反正快要死了！”

他自己也说：

“我活不了几天了！”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幽默家，老想开点小玩笑来驱散作坊里的可怕的烦闷。他常常沉下又瘦又黑的脸，用吹口哨似的声音说：

“大家就听一听高悬在高板床上的人的声音吧……”

接着他便慢条斯理地吟唱一首忧郁的打油诗：

我睡在高板床上，

天天都醒得很早，

梦也好醒也好，

蟑螂照样把我咬……

“他并没有泄气！”大家夸他说。

有时我和巴维尔来到他身边，他就强打精神地说点笑话：

“我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呢，尊敬的客人？这里有一只新鲜的小蜘蛛，你们谁愿意……”

他死亡的日子拖得太长了，连他自己也感到厌烦。他真的懊丧地说：

“我怎么还不能死去呢？真倒霉！”

他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使巴维尔很害怕。他常在夜里叫醒我，小声地说：

“马克西梅奇，他好像死了……他真要是在夜里死了，而我们却还躺在他下面呢，哎哟，上帝！我怕死人……”

要不就说：

“唉，他干吗要生下来呢？还不到二十岁，却要死了……”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巴维尔把我叫醒，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说：

“你听！”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吁吁地喘着气，急促而又清楚地说：

“快来呀！”

然后就打起嗝来了。

“他就要死了！真的，你瞧着吧！”巴维尔激动地说。

白天我整天都在清除院子里的雪，把它搬到外面去，已经很累了，就想睡个觉，但巴维尔却央求说：

“你可别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睡！”

他忽然跳起来跪着，发疯似的嚷道：

“你们快起来吧，达维多夫死了！”

有人醒了，有几个人影从床上起来，有人生气地提出反问。

卡宾久兴爬到高板床上去，吃惊地说：

“好像真的死了……不过身体还有点儿温……”

四周寂静。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裹着被子说：

“唉，就让他升天吧！”

有人建议说：

“该把他抬到过厅里去……”

卡宾久兴从床上爬下来，朝窗口望了望。

“就让他躺到天亮再说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妨碍过任何人……”

巴维尔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痛哭起来。

而西塔诺夫却仍在睡觉，没有醒来。

十五

田野里的雪融化了，天空中的冬云变成了湿润的雨夹雪，落在土地上；太阳依旧慢慢地走完它一天的路程，空气变得更暖和了，似乎春天的快乐已经到来，它开玩笑似的躲在城外野地里的什么地方，很快就向城里拥去了。大街上处处是棕红色的污泥，人行道旁脏水流成溪。囚徒广场上化了雪的地方有一些麻雀在欢快地跳跃。就是在人们身上也有一种雀跃的气氛。在春天的喧闹声中，大斋节的钟声几乎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轻地敲击着人们的心，它像是老人的话语，里面隐藏着某种令人屈辱的东西，仿佛在用冷漠忧郁的调子诉说着一切：

“有过，这事从前有过，有过……”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的人送给我一个很小很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动情他做了一个长篇演说，令我十分难忘。

“你是谁？”他提提眉毛，玩弄着手指说，“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一个孤儿罢了，而我要比你几乎年长三倍，却也要夸耀你，那是因为，你对任何事情从不背过脸去，而是正视一切！你要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很好。”

他谈到了上帝的奴仆，也谈到了上帝的人，但是人和奴仆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却不明白，大概他也不清楚。他说得很枯燥，作坊里的人都嘲笑他。我手里拿着圣像站着，心里很是感动而且局促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终于卡宾久兴不高兴地向这个演说家嚷道：

“你就结束你的安魂祈祷吧，你看他的耳朵都要发青了。”

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也夸了我几句：

“你很好，你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你的好处。所以即使有什么不对，莫说是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开口！”

大家都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亲切地笑我那腼腆的样子。再过一会儿，也许我就会快乐得大哭起来了，因为我意外地感到我成了这些人所需要的人。但是恰恰也就是这天早晨，掌柜在铺子里摇着头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这个讨厌的孩子，干什么都不行！”

像平时一样，我一早就到铺子里去，但午后掌柜却对我说：

“你回家去，把库房屋顶上的雪扫下来，填到雪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谁也不知道此事。作坊里庆祝我的仪式结束后，我便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库房屋顶上去扫雪，把这个冬天积得厚实而又沉重的雪清理出去。但是，由于我当时太兴奋，忘记了把雪窖的门打开，结果雪落下去把门堵住了。我跳到地上，才发现这个错误，便马上清除门边的雪。雪又湿又结实，木铲子铲不动它，又没有铁铲子，结果把木铲子的把儿弄折了。就在这个时候，掌柜在院子门口出现了。正好印证了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祸随福来！”

“竟然是这样，”掌柜走到我跟前讥讽地说，“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呀，见你的鬼去吧！我得狠狠地揍你这个笨脑瓜……”

他拿起木铲子的把儿向我挥过来，我后退了一步，并生气地对他说：

“我可不是你雇来扫院子的……”

他把木棒子朝我脚边扔过来，我拣起一块雪打在他脸上，他哼了哼鼻子跑开了，我也扔下工作回作坊去了。几分钟后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这是一个轻佻的女人，空虚的脸上长满了粉刺。

“马克西梅奇，到楼上来！”

“我不去。”我说。

拉里昂内奇感到很奇怪，便小声问我：

“你这是怎么啦？干吗不去？”

我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他担心地皱起眉头，走上楼去了。走时他小声地对我说：

“唉，小老弟，你太莽撞了……”

作坊里的人都嚷嚷起来，大骂掌柜。卡宾久兴说：

“喂，他马上就要把你撵走了！”

这我并不害怕。我和掌柜的关系早就水火不相容了：他恨死我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对他也无法容忍，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无理地对待我。

他常把一些硬币扔在地板上，我扫地时看见了就拾起来放在柜台上那个放施舍乞丐零钱的茶碗里。后来我猜到了之所以经常有这种拾物的缘故后，便对掌柜说：

“你向我扔那些硬币，是枉费心机的！”

他勃然大怒，急不择言地叫嚷起来：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立即又纠正自己说：

“怎么，我故意扔硬币？那是它们自己失落的……”

他不许我在铺子里看书，说：

“你这种脑袋瓜还念什么书！你是个好吃懒做的人，还想当经学家吗？”

他并没有死心，还想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我明白，要是我扫地时钱币滚进地板缝里去，他就一定认定是我偷了；所以我再一次提醒他停止这种把戏。就在这一天，当我提着开水从饭馆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他在唆使邻居一个新来不久的伙计说：

“你去教他偷圣诗集，最近我们的圣诗集就要到货了，有三箱呢……”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当我回到铺子里时，他们两人都很尴尬。除了这一迹象外，我还有另外一些根据怀疑他们在阴谋加害于我。

邻居这个伙计已不是第一次替他干这种事了，大家称他是一个滑头的生意人，但他有狂饮症，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因为酗酒被老板赶走了，后来又重新雇用他。他是一个又干又瘦、身体虚弱的人，有一双狡猾的眼睛，表面上很温顺，一举一动完全顺从着老板，胡子上总是挂着聪明的微笑，还喜欢说几句尖刻的话。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那种臭味，尽管他的牙齿又白又结实。

有一天他竟让我大吃了一惊：他亲切地微笑着走到我面前，突然动手打掉我的帽子，抓住我的头发，于是我们便扭打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上推到铺子里，并竭力要把我摔倒在摆放着许多大神龛的地板上。要是他得逞的话，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也许还会把昂贵的圣像划破。但是他身体太弱，结果我制服了他。当时让我大为惊奇的是，这个长着大把胡子的男人竟坐在地板上，揉着被打破的鼻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就留下他和我两个人。他用手揉着眼睛下面鼻梁上的肿块，和气地说：

“你以为我自己愿意并乐意地把你摔倒吗？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你会把我打败的，我是个体弱的人，又喝酒。这是老板叫我干的：他说，‘去吧，跟他干一仗，打架时尽量使他店里的东西多损坏一些，反正吃亏的是他们’。而我自己并不想这样干的。你看我这张脸被你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相信了他的话，变得有些可怜他了。我知道，他跟一个经常打他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我还是问他：

“要是人家叫你去毒死一个人——你也去干吗？”

“他会干的，”这个伙计带着可怜的冷笑小声说，“他也许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你听我说，我身无分文，家里没有吃的，女人吵得很凶，朋友，你从你那里随便弄张圣像来，我拿去卖，行吗？你肯吗？或者拿一本圣诗集也行？”

我记起了鞋店和教堂的守夜人，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又很难拒绝他，于是我就给了他一张圣像。价值几卢布的圣诗集我不敢去偷，我觉得那是要犯大罪的。有什么办法呢？道德中常常隐藏着简单的道理。《刑法典》的神圣朴质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秘密，而在这个小秘密的后面却掩饰着所有制的极大虚伪。

当我听到我的掌柜唆使这个可怜人教我去偷圣诗集时，我吃了一惊。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的掌柜已知道了我拿他的东西去送人情，邻居的伙计准是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拿别人的东西去做人情，这是卑劣的事；掌柜以此为我设下可恶的陷阱——这两者都引起我的愤慨，我对自己和对所有人感到厌恶。一连几天我都非常难受地等待着那几箱书运来。书终于到了，我到库房里去开箱。邻居那位伙计走了过来，要我给他一本圣诗集。

当时我问他：

“给你圣像的事，你告诉我掌柜了吗？”

“告诉了，”他无精打采地说，“老弟，我是什么事情都不隐瞒的……”

这可把我吓傻了，我顿时坐在地上，两眼直盯着他。他也尴尬地显出一副极端可怜的样子，连忙地说了些什么。

“知道吗，是你掌柜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的老板猜出来后告诉了你掌柜……”

我觉得，这下我可完了——这些人是在蓄意陷害我。现在我一定会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去了！既然这样，那就什么也无所谓了！既然落了水，就沉到水底下去吧。我把一本圣诗集塞到那个伙计的手里，他把它藏在棉衣下面就走开了。但是他马上又转了回来，把圣诗集扔在我的脚下就走了，说：

“我不要！我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呢？不过他没有把书拿去，我倒很高兴。这件事之后，我那位小掌柜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拉里昂内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他在楼上待的时间不长，回来的时候显得更加垂头丧气，更加沉静了。晚饭前我们打了一个照面，他对我说：

“我替你说了半天话，要求把你从小铺调到作坊去，但没有成功，库兹卡不答应，他对你很反感……”

铺子里我还有一个敌人——掌柜的未婚妻，她是一个极其轻浮的女人，作坊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跟她胡搞，在过厅里等着她，搂住她，她也不生气，只是像只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她一天到晚嘴里都嚼着东西，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饼干，上下颔不停地在动；看着她那张空虚的脸和不安的灰色的眼睛，实在令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语，而谜底都是愚蠢的下流的；还要我们念绕口令，念出来的也是一些很不体面的话。

有一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她说：

“你还真是不害臊，姑娘！”

她却快活地用一首下流小调回答他：

姑娘若害臊

她就嫁不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姑娘，很反感。她吓唬我，要跟我胡闹。她看我不吃她这一套，便越发纠缠我。

有一天，在地窖里，当时我和巴维尔正在帮她洗刷盛克瓦斯和黄瓜的木桶，她对我们说：

“小家伙，想不想我来教你们亲嘴？”

“我比你亲得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说。我则对她说：你要亲就跟你未婚夫去亲好了。我的话说得不大客气，她生气了。

“啊哈，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起鼻子来了！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呀！”

接着她伸出手指威胁地补充说：

“喂，等着瞧，我要你记住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要是你未婚夫知道你的放荡行为，他定会收拾你的。”

她那张长满粉刺的脸做出蔑视的样子。

“我才不怕呢！凭我这份嫁妆，可以找到十个比他强的人。一个姑娘也只有结婚前才能玩耍一阵子。”

于是她就同巴维尔玩耍起来了。从此以后，我也多了一个背后说我坏话的饶舌者。

我在铺子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那些教会的书籍我已全部读完，那些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也已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所知道的那种黑暗的人间生活，还像过去一样对我有吸引力，因为他讲得很有趣，充满激情。有时候我在想，那个孤独而又报复心很强的先知伊利沙[208]周游大地也是这个样子吧。

可是每当我把人家的事和我自己的想法坦率地告诉这个老头时，他总是很友善地听完我的话之后，便转述给我的掌柜听，而掌柜不是生气地嘲笑我，便是愤怒地辱骂我。

有一次我对老头说，我常把你说的话记在本子上，我本子里抄录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和警句。这个经学家大为吃惊，赶紧走过来，不安地问道：

“你这是为什么？小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别这样做，真是的！你把笔记本拿给我看看，好吗？”

他缠了我许久，坚持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烧掉，然后又生气地跟掌柜嘀咕什么。

回家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你在记什么笔记呢？不许干这种事！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会干这种事。”

我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

“他也在抄？这个高个子的傻瓜……”

他沉默了良久，然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缓和的口吻说：

“你听我话，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都交给我，我给你五十戈比，只是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偷偷地……”

大概他坚信我会照他的意思去做的，再没有说什么，迈开一双短腿就跑到前面去了。

回家后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眉头说：

“你不该对他说这个……现在他一定会让什么人来偷你的和我的本子。你把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很快就会把你撵走了，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一旦我外祖母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里。外祖母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赫诺，是人家请她去教姑娘编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进城时也没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貉绒皮袄，像神父一样神气十足地慢慢走来。我向他问好，他用手遮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你呀……你现在是圣像画师了，是，是……好，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照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地朝前走了。

外祖母我很少见到。她不停地干活，要养活衰老而又痴呆的外祖父，还要照顾舅舅的孩子。麻烦最多的是米哈依洛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的小青年，耽于幻想，喜欢读书，他在染房里工作，换了几家染坊了，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吊在外祖母的脖子上，靠她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祖母为他找到新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拖累着外祖母，她不幸地嫁给了一个酒鬼工匠，她常挨打，并被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祖母时，我就更从心底里叹赏她的心灵之美，但是我也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心灵已被童话蒙住了眼睛，她已看不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现实的现象，因此我的焦虑和激动她也不能体会。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详细地给她讲述了丑恶的生活、人们的苦难、令我心烦郁闷的一切之后，她唯一能给我回答的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我不善于忍耐，即便有时会表现出一点这种畜生的、木头的、石头的德性的话，那也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为了要知道自己力气的储存量和它在地球上的坚实度而已。有时候，那些半大孩子就是凭借愚笨的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力气，试图举起超越自己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夸口要像成年的大力士那样，试图把两普特重的秤砣交叉地挥动起来。

不论在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这一类的事我全都做过，只是多亏了偶然的幸运，我才没有遭到致命的重伤，没有成为终身的残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

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虽然四十年来认真要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一种狂热的愿望越来越厉害地控制着我：去干些恶作剧的事，叫人家高兴，让人们发笑。我有时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扮演尼日尼市场上那些商人的脸相，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我会模仿那些农夫农妇买卖圣像时的样子，我的掌柜如何巧妙地蒙骗他们，经学家们如何吵架等。

作坊里的人都放声大笑，工匠们常常扔下工作，看我的表演。不过这种表演之后，拉里昂内奇总是来劝告我：

“你还是在晚饭后再表演吧，不然要影响工作的……”

“演出”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一些，如释重负。有那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头脑里觉得空闲愉快，可是后来又觉得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钻动，脑袋发烫。

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

“马克西梅奇，你变得爱发脾气了。”日哈列夫认真地看着我，对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顽固而又粗暴地把我心灵中最好的文字抹去了，阴险地用某些无用的废物取代了它。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这种强暴。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但是对我来说，河水太冷了；这河水又不能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

人们对我越来越友好，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巴维尔那样大喊大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为了表示对我尊敬，他们都用父称叫我。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也难受地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喝酒，他们喝酒后的那种讨厌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那种病态态度。尽管我也知道，在这样的生活中，酒和女人是他们唯一的乐趣。

我常常痛苦地想起，连那位最聪明最勇敢的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说女人是一种乐趣。

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情，她与大家如此不同，就好像我是在梦里看见过她。

我非常之多地想到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个节日我是否也到大家常去的那个地方去？这并不是一种肉体上的要求，我是一个健康而且喜欢洁净的人，但有时候我也发疯似的想去拥抱一个温柔聪慧的人，像对母亲一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向她诉说我的彷徨不安的心灵。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天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面房子的女佣人的恋爱故事。

“兄弟，是这么回事。一个月之前，我还不喜欢她，还往她身上扔过雪球，可是现在我却坐在板凳上紧偎着她，再没有人比她更亲爱的了。”

“你们谈了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事，我也对她说我的事。完了我们就接吻……不过她很正派，兄弟，她真好！……喂，你抽烟已像个老兵了！”

我抽烟抽得很多。烟叶可以麻醉人，可以平息不安的思绪和惊慌的感情，幸好伏特加酒的气味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喝伏特加酒，而巴维尔却爱喝，他喝醉了就伤心痛哭：

“我想回家，回家！放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姐妹，从八岁起他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在这种心绪动荡不满的时候，加上春天的召唤，更让我情绪激越，我决定再到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时，我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要到波斯去？——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波斯商人的缘故吧！因为我在尼日尼市场就见过他们：他们席地而坐，活像一尊尊雕像，染过色的胡子展现在太阳光中，平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什么都看得透似的。

也许我会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在复活节的一周里，有一部分工匠回老家去了，回自己村子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则老是喝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就在这里我遇见了我原来的老板，我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薄薄的灰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烟卷，帽子扣在后脑壳上；他那张愉快的脸对我做出友好的微笑，一副令人喜欢的样子，自由，欢快。在这旷野里，除我们两人之外，没有别的人。

“啊，彼什科夫，基督复活了！”

我们（按节日的规矩）接吻了三次，然后他问我生活得怎样，我也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以及其他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这样，”他严肃地对我说，“那边有啥呀，波斯？见鬼去吧！老弟，这方面我知道，我在你这种年纪时也曾想过远走高飞！……”

我喜欢他这种说话开门见山、非常爽快的风格。他身上有一种很好的春天的气息，很像一个逍遥派。

“你抽烟吗？”他问我，把一个装着粗大卷烟的银色烟盒递给我。

这就彻底把我战胜了。

“喂，彼什科夫，你重新到我这里来吧！”他提议说，“老弟，我今年在市场上接了四万多个包工合同，你明白吗？我要派你到市场上去当监工，接收全部材料，监管材料是否按时到位，防止工人偷窃。行吗？薪水每月五卢布，另外每天五戈比的午餐费。你跟我们家的两个女人不相干，你早出晚归，不用管她们！只是你别对她们说我们见过面。你只要在福马周[209]的星期天来就行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告别了。临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离开时甚至还远远地很有礼貌地挥了挥帽子。

当我在作坊里宣布我要走的消息时，大多数的人开始时都表示惋惜。这是我的荣幸。巴维尔特别激动。

“喂，你想一想，”他责备我说，“跟我们一起过了那么久了，现在却要同各式各样的乡下人混在一起！木工，油漆工……唉，你呀！这就叫‘有官不当当小卒’。”

日哈列夫嘟哝道：

“鱼儿还往深处游，你一个好小伙却偏要往窄处走……”

作坊里给我举办了告别会，气氛是忧郁而愁闷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应该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喝了酒后脸色发黄，“不过最好还是看好了某件事之后，就立即抓住不放……”

“并且干它一辈子。”拉里昂内奇也小声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完成一种义务似的，我和他们连在一起的那根线好像立刻就霉烂了，断裂了。

喝醉了的戈果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哑着嗓子说：

“真希望你们全都进监狱！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呢？啊哈……”

跟平时一样，墙边放着一些尚未画完的没有脸部的圣像，天花板上粘着各种玻璃球，早已不带灯作业了，玻璃球也没有用了，已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周围的一切我都还牢牢地记得，就是闭上眼睛也能看见黑暗中的整个地下室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一束束带着笔套的毛笔，圣像，屋角里的脏水桶，那个消防帽似的铜洗脸盆，从高板床上垂下来的戈果列夫的像淹死鬼的发紫的赤脚。

我真想早点离开，但是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延长悲哀的时间，告别时也总像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恶魔》这本书我不能还给你，你愿意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书是我个人的，是一位老消防队员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部作品送人。但当我生气地拒收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却平静地把硬币收回钱袋里去，坚决地说：

“随你的便吧，不过书我是不会还给你的！这本书对你不合适，你带着这本书很快就要倒霉的……”

“可是这种书在书店里也有卖呀，我看见过！”

但他还是非常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说明什么，商店里还有手枪卖呢……”

就这样，莱蒙托夫这部作品他始终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要跟老板娘告别，在门厅里碰见了她的侄女，她问道：

“听说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若不走，也会被赶走的。”她对我说。虽然说得不大客气，倒也说了实话。

醉醺醺的老板娘则说：

“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吧！你不是个好孩子，太粗鲁，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你的坏处，可是大家都说你不是好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含着眼泪说：

“要是我已故的丈夫还活着，我那甜蜜的心肝宝贝准会揍你一顿，敲你的后脑勺，但他会留下你，不会赶你走！可如今全都变了样子了，有一点不合适，就叫人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何处安身呢？靠什么为生呢？”

十六

我和老板坐着小船沿着市场的街道在石砌的店铺中间穿过。春汛已经漫过了二层楼。我划桨，老板坐在船尾，笨拙地把着舵，把船尾橹深深地插在水里，让船身转弯，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去，在平静、浑浊、像在沉思般的水面上滑行。

“唉，如今洪水涨得真高啊，见鬼了！耽误我的工作。”老板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唠叨着，吐出的烟有一种呢子烧焦的气味。

“慢一点！”他吃惊地喊道，“要撞上路灯了！”

他把住船舵，又骂道：

“竟给我们这种破船，这帮混蛋……”

他指给我看水退后待修理的店铺的工地。他的脸刮得发青，胡子剪得很短，加上嘴里叼着雪茄烟，看起来不像是个承包商人。他穿一件皮短上衣，高筒靴直套到膝盖上，肩上挂着一个猎袋，两腿之间露出一支名贵的莱贝尔牌猎枪。他时而不安地动动他的皮帽，把它压在眼睛上面，噘着嘴，担心地看看四周，然后又把帽子移到后脑勺上去，显得年轻一些，胡子下面现出微笑，在想着什么愉快的事情。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人，也不相信他是在为洪水退得慢而发愁。显然，他心里荡漾着的是与工作无关的某种念想。

我却由于一种静默的惊讶而心情压抑。看到这死气沉沉的城市我感到多么奇怪：一排排紧闭窗户的笔直的房子，整个被水淹着的城市都好像漂浮在我们小船的旁边。

天是灰色的。太阳好像在云雾里迷了路，只是偶尔透过厚厚的云层洒下一些冬日的银白色的大斑点。

水也是灰色的、冰冷的，看不出它在流动，好像凝住了，好像同那些空房子，同那一排排染黄了的店铺一起睡着了。当苍白的太阳透过云层时，周围就显得亮了一些；天空像一块灰色的布映现在水面上。我们的小船则悬挂在两个天际之间，房子也稍稍升高了，几乎不易觉察地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方面流去。小船的四周浮动着一些破桶、箱子、蓝筐、木片、干草等，时而还有竿子或圆木，像死蛇似的漂流而去。

有些地方的窗户开着。市场长廊屋顶上晒着衣服，晾着套鞋；有一个女人从窗口向外望着灰色的水，长廊的铁柱子上系着一只小船，红色的船舷映在水里，像一堆肥肉。

老板朝这些有生命迹象的地方点了点头，对我解释说：

“这里是市场看守人住的地方。他们从窗口爬上屋顶，然后坐上小船，四处巡逻，看什么地方有无小偷，若是没有，就自己去偷……”

他说话懒洋洋的，很平静，一心想着别的事。四周一片安静，空寂得令人难于置信，就像在睡梦中一样。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成一个大湖。远处，在毛茸茸的山上，是五颜六色的城市，整个市区都坐落在各种花园里，虽然花园还是晦暗的，但花木已经含苞待放，花园给房屋、教堂都披上了绿色的暖和的外衣。水面上响起了低沉的复活节的钟声，听得出全城都在鸣响，但我们这里，却好像是一块被遗忘了的墓地。

我们的小船在两行黑色树林中间穿过，从大街驶向老教堂去。雪茄烟弄得老板不得安宁，呛人的烟雾刺激他的眼睛。小船的船头或船身时而碰着树干，老板被气得惊叫道：

“这个破船糟透了！”

“你就不要把舵了。”

“那怎么行呢？”他埋怨道，“既然两人划船，总得一个划桨，一个把舵吧。瞧，那边就是中国商场了……”

我早就熟知这个市场，对那一排排可笑的商铺和荒谬的屋顶也十分熟悉：屋顶的各个角落都放着盘腿坐着的中国人模样的石膏像。有一次，我和伙伴们还拿石头去砸过这些石膏像，有些人像的脑袋和腿就是被我们砸断的。不过我现在已不再为这种行为感到得意了……

“真不怎么样，”老板指着这些商铺说，“要是让我来修建的话……”

他打着口哨，推了推后脑勺的帽子。

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若是他在这种每年都要被两条河水淹没的低洼地方建造瓦房街区的话，也会感到乏味的，他同样会想去建造这种中国式商城……

他把雪茄烟头丢在船外，随即又厌恶地啐了一口唾沫，说：

“无聊，彼什科夫，无聊呀！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想吹吹牛，给谁听呢？没有人。全都是木匠、石匠、乡巴佬、骗子……”

他朝右边看着漂亮地从水中升起来耸立在小丘上的白色的伊斯兰教堂，好像想起了什么遗忘了的事，继续说：

“我现在开始喝啤酒，抽雪茄烟，像德国人那样生活了。老弟，德国人是务实的民族，像一群野鸡那样！喝啤酒是件舒心的事，而抽雪茄——还不习惯。抽多了，老婆要埋怨：‘你满身发臭，像个马具匠。’是啊，老弟，我们活着，还得耍花招……好，你来把舵吧……”

他把桨搁在船舷上，拿起猎枪朝屋顶上的中国石膏像开了一枪，石膏像并没有受到损坏，散弹落在屋顶上和墙上，空中升起一股烟雾。

“没有击中。”射手并无遗憾地承认说，又往枪膛里装弹药。

“你跟姑娘的事怎么样，开了斋没有？没有？我可是十三岁就谈恋爱了……”

他像说梦似的讲述了他当学徒时跟建筑师家女佣人的初恋故事。灰色的河水发出轻轻的拍击声，洗刷着房屋的角落，教堂后面宽阔的水面上闪烁着暗淡的光波，有些地方还露出一些柳树的黑枝。

在圣像作坊里，大家经常唱教会学校的歌：

蓝色的海，

汹涌澎湃的海……

这蓝色的海，大概寂寞得要命……

“晚上睡不着觉，”老板说，“有时从床上起来，坐在她房门口，屋里很冷，像小狗一样全身发抖。每天晚上，她的主人都要上她房里去，他很可能碰见我。可是我不怕，真的……”

他若有所思地说，好像在察看一件穿旧了的衣服，看看能否再穿一次似的。

“她看见了我，可怜我，便打开门喊道：‘进来吧，小傻瓜！……’”

这种故事我听得多了，都听腻了，虽然其中也有某些令人愉快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人谈起自己的初恋来都不夸口，也不说脏话，而是说得那么柔情脉脉，富于伤感。我认为，这是讲故事人一生最好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好像只有这点是好的。

老板一边笑，一边摇头晃脑地惊叹道：

“这话你可不能对我老婆说，万万不能！其实这也没啥了不得的，但却不能说！你瞧，这故事……”

他不是讲给我听，而是给自己听。如果他不说话，那么我也会说话的，因为在这种静寂和荒漠之中必须得说话、唱歌或拉拉手风琴，否则你就会在这座被灰色而冰凉的水淹没了的死寂的城市里，永远沉重地长眠了。

“首先，别太早结婚！”他教导我说，“老弟，结婚可是头等重要的事！本来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住在波斯当伊斯兰教徒，可以住在莫斯科当警察。受苦也好，偷窃也好，一切都可以改正！可是老婆呢？老弟，就像天气那样，是改变不了的……不行的！老弟，那可不是一双鞋子，可以随便脱下扔掉的。”

他的脸色变了，望着灰色的河水，皱皱眉头，用手指搓了搓鹰钩鼻子，嘟哝道：

“是的，老弟，要特别小心！就算你四面受压，你毕竟还可以站立起来……可是每个人也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儿……”

我们划到了梅舍尔斯基湖的灌木林，这个湖与伏尔加河汇合在一起了。

“轻一点划。”老板小声说，把枪瞄向灌木林。

打到了几只瘦野鸭后，他吩咐我说：

“我们划到库纳维诺去！要在那里待到傍晚，你去告诉家里，说我跟承包商们在一起，耽搁了……”

他在郊区的一条街上下了船，这里也涨了水。我经过市场到了斯特列克，把小船系好，坐在船上，眺望着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城市、轮船和天空。天空像一只大鸟的蓬松的翅膀，布满了羽毛一般的洁白的云片，在白云中间的蓝色深渊里，露出了金色的太阳，它的光线一闪，大地上的万物便变了样；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朝气勃勃，生机盎然。湍急的河水轻松地浮送着数不清的木筏，木筏上坚挺地站立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乡下人。他摇动着长桨，向对面开来的船相互吆喝着。一条小轮船逆流拖着一条空驳船，河水冲击着它，摇晃着它。小船像梭鱼一样，昂着头，喘着气，使劲地转动着几个轮子，顶住迎面扑来的浪头。驳船上肩并肩地坐着四个乡下人，他们把脚伸在船体外，其中一个人穿着红色衬衫。他们在唱歌，歌词听不清。但是我知道这首歌。

我觉得在这里，在生机勃勃的河上，我一切都很熟悉，一切都很亲近，一切都能理解。可是，我身后的这个被淹在水里的城市，则好像是一个噩梦，是老板杜撰出来的东西，它也像老板一样，不大容易理解。

饱览了这一切之后，我便回家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可以干任何事情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从内城的山上眺望伏尔加河，从山上往远处看，大地好像变得更辽阔了，好像它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家里我有书。从前“玛尔戈王后”住过的宅子，现在住了一个大家庭：五个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其中两个是中学生，她们常常借书给我。我如饥似渴地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作品竟是如此浅白易懂，像秋天的天空一般明亮；其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是多么纯洁；作者所传达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读波米雅洛夫斯基[210]的《神学校随笔》时，也很惊讶。这部作品所写的同圣像作坊的生活惊人的相似。我非常了解那种由烦闷的绝望转化为残酷的恶作剧的心情。

读俄罗斯的作品很好，里面总是让你感到有一种熟悉的和悲伤的东西，字里行间似乎隐藏着大斋节的钟声——一打开书，它就会轻轻地鸣响起来。

《死魂灵》[211]我勉强地读完了，《死屋手记》[212]也一样。《死魂灵》《死屋手记》《死》[213]《三死》[214]《活尸》[215]——这些书的单调书名就不由得使人望而却步，让人产生一种对它们的模糊不快的感觉。《时代的表征》[216]《稳步前进》[217]《怎么办？》[218]《斯穆林诺村纪事》[219]以及所有这一类的书，我都不喜欢。

但我很喜欢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它们，往往同一本书读上两三遍。司各特的书使我想起华美的大教堂里节日的弥撒，虽然冗长一点，枯燥一点，却总是庄严肃穆。狄更斯更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个人掌握了最困难的热爱人类的艺术。

每天晚上，门前台阶上都聚集着一大堆人：有K氏兄弟及他们的姐妹，有一些半大孩子，有一个翘鼻子的中学生维亚切斯拉夫·谢马什科；有时候某位大官的女儿普季琴娜也来参加。大家谈书、谈诗。这对我来说，既亲切又易懂。我读的书比他们所有人都多。但是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学校里的事情和对老师的不满等。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我比他们更自由一些。我对他们的忍耐力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很羡慕他们能在学校里学习！

我的伙伴们年纪比我大一些，但我却觉得好像自己比他们更年长更成熟，也更有经验。这让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希望能跟他们更接近一些。我每天很晚才回家，满身尘土，十分肮脏，脑子里也装着跟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印象。其实他们的念想也是很简单的。他们谈的都是小姐们的事，说他们时而同这个女生要好，时而又跟那个要好，时而又想写诗，等等。关于写诗的事，他们常常要我帮忙。我很乐意练习作诗，往往轻易地就能找到韵脚，但不知为什么，我写的诗老是带有一种幽默的成分，而诗歌的讽刺对象常常就是普季琴娜小姐。我总是把她比作蔬菜——葱头。

谢马什科对我说：

“这是什么诗啊？这是皮鞋钉子。”

我不甘心落在他们的后面，所以也爱上了普季琴娜小姐。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如何表白我这种爱的了，但结果却很糟糕：在兹维兹金池塘腐臭的绿色水面上，漂着一大块木板，我提议让小姐坐在这块木板上，我来划，她同意了。我把木板堆到岸边，并跳上木板。我一个人在上面，木板还能浮起来，但当穿着华丽盛装、全身挂满了花饰和丝带的小姐优雅地站到木板的另一头，我也得意地用竹竿从地上撑开时，这块该死的木板便摇晃着沉下去了；小姐翻落在池塘里，我像骑士那样，立马跳下水去救她，很快地把她抱上岸来。恐惧和绿色水藻把我这位小姐的美完全毁掉了！

她挥着湿淋淋的小拳头向我威胁说：

“你这是故意要把我淹死！”

于是不管我如何真诚地解释，从此以后她便恨死了我。

总之，城市生活我不大喜欢。老板的母亲跟从前一样，对我不怀好意。年轻的老板娘则更用怀疑的目光瞧着我。维克多鲁什卡由于长满雀斑，脸也变得更红了，他不可救药地整天生气，见谁咬谁。

老板店里的制图活很多，两兄弟都忙不过来，于是便把我的继父也请来帮忙。

有一天我很早就从市场上回来了，才五点钟左右，走进餐室时，看见老板同一个我已经忘记了的人坐在一起喝茶。这个人向我伸出手来：

“您好……”

我出乎意外地愣住了。往事像火一样立即燃烧起来，灼痛了我的心。

“几乎把你吓坏了！”老板喊道。

继父带着微笑看着我。他的脸瘦得可怕，一对黑眼睛变得更大了；他整个人都显得十分委顿十分压抑。我伸出一只手塞进他那又瘦又热的手指里。

“瞧，我们又见面了。”他说着，咳嗽了一下。

我全身无力，像挨了一顿打似的走开了。

我们之间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模糊不清的关系。他用名字和父称称呼我，说话时把我当作同辈人一样。

“您去商店的时候，请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的拉菲尔牌烟丝、一百张维克托尔逊牌卷烟纸和一俄磅熟香肠……”

他给我的钱总是带有他的发热的手的余温，拿着很不舒服。很明显，他染上了肺病，已不久于人世了。他也明白这一点。他拧着那尖而黑的胡子用平静的男低音说：

“我的病大概是治不好了，其实如果我多吃点肉，也是能治的，也许我会好起来。”

他吃得很多，烟也抽得很厉害，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不抽烟。我每天给他买香肠、火腿、沙丁鱼。不过我外祖母的妹子却十分自信地、而且不知为什么幸灾乐祸地说：

“拿好吃的东西去喂死神是喂不够的，你是骗不了它的！”

老板一家人用一种令人难受的关心态度对待继父。他们一方面固执地劝他服这种药、那种药，背地里却又取笑他。

“好一个贵族！他说要经常清除桌子上的面包渣子，据说苍蝇就是从这些渣子里产生的！”年轻的女主人这么说，年老的女主人也随声附和说：

“那是呀，贵族嘛！漂亮的长礼服，就算是磨破了，变色了，他也还是要用刷子把它刷得沙沙响。真是个讲究人，容不得半点儿灰尘！”

老板则好像是要安慰她们说：

“野鸡婆，你们就等着吧，他很快就要死了！……”

这些小市民对贵族的毫无意义的敌视态度，不由得使我和继父的关系接近起来。蛤蟆菌虽然漂亮，但也是一种有毒的菌！

喘息在这些人中间的继父就像是一条偶然落在鸡窝里的鱼。这个比喻自然是荒谬的，因为整个生活就是荒谬的。

我打算在他身上寻找“好事情”的某些特点。“好事情”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人。我拿书中得到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去美化他和“玛尔戈王后”。我把我最纯洁的东西，把读书产生的一切幻想都献给他们。继父和“好事情”一样是个心思不同、不被人爱的人。他对这家所有的人都持平等的态度，从不自己先开口，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也极其客气而简短。我特别乐于看到他教老板时的样子：他站在桌边，弯着腰，用干枯的指尖在厚纸上敲敲，心平气和地教他说：

“这里必须用拱顶石把桁架连起来，这样就可以分散对墙的压力，否则桁架就要被墙压垮了！”

“对，真见鬼！”老板嘟哝道。等继父离开后，他老婆却对他说：

“我真奇怪，你怎么允许他教训你呢？”

晚饭后，继父翘起喉结刷牙漱口。不知为什么，这使她特别生气。

“我认为，”她酸溜溜地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你这样地把脑袋仰起来，对身体是有害的！”

他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

“为什么呀？”

“我这是随便说说……”

接着他用一根骨做的小棍棍剔他的浅蓝色的指甲。

“你们瞧，还要剔指甲呢！”女主妇激动地说，“都快要死了，他还……”

“哎呀，”老板叹着气说，“野鸡婆，你还要说多少蠢话呀……”

“你这是什么话？”妻子生气了。

老太婆则每天晚上都热心地对上帝抱怨说：

“上帝呀，那个病鬼真是我们的累赘。维克多鲁什卡也不管……”

维克多鲁什卡模仿着继父的动作，慢慢地走路，两只手老爷式地自信地摆动，学他特别讲究地打领结的动作，吃饭时嘴里不发出声音。他时而粗鲁地问道：

“马克西莫夫，法国话‘膝头’怎么说？”

“我叫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继父沉着地提醒他。

“那好吧！‘胸部’又怎么说？”

吃晚饭时维克多鲁什卡吩咐母亲说：

“妈梅尔，唐涅，木札安科尔[220]腌牛肉！”

“啊哈，你这个法国人呀？”老太婆柔声地说。

继父却安然地吃肉，像聋哑人似的，谁也不瞧。

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

“维克多，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法语，得给你物色一个情人了……”

继父默然地笑了笑。我记忆中，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微笑。

而女主妇却不高兴地把汤匙往桌上一扔，对丈夫大声嚷道：

“你怎么不害臊，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

继父有时从后门的过厅里来找我。我就住在通往阳台的楼梯下面，常坐在窗口对面的楼梯上看书。

“在看书吗？”他一边吐着烟，一边问我；他的胸腔里好像被烧焦的木头堵着似的，发出沙沙声，“这是什么书？”

我把书给他看。

“啊哈，”他看了一下书名后说，“这本书我也好像看过！想抽烟吗？”

我们一边抽烟，一边从窗口望着肮脏的院子。他说：

“真可惜，你不能去上学，你好像很有天资……”

“我这也是学习，读书……”

“这不够，需要上学校，要系统地……”

我很想对他说：

“我的老爷，你不是既上过学，也受过系统教育吗？可又有什么用呢？”

但他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便补充说：

“对有坚强意志的人，学习能给他很好的教育，只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推动生活前进……”

他不止一次地教导我说：

“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我看不出这个地方对你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我喜欢工人们。”

“啊……喜欢他们什么呢？”

“跟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

“也许吧……”

有一次他说：

“说实在的，我们老板这一家子都是垃圾，一堆垃圾……”

想起我母亲在什么时候和何地也说过这样的话时，我不由得离开了他一点。他却笑着问我：

“你不这样认为吗？”

“没有什么。”

“是的……这我看得出来。”

“老板我终究还是喜欢的……”

“对，他也许是个好人……不过有点可笑。”

我很想跟他谈谈书。可是他显然不喜欢书，并且不止一次地劝导我：

“你不要被迷住了，书上的东西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被大大地夸张了的，歪曲了的，大多数写书人都是和我们老板一样，是小人物。”

我觉得这种议论是大胆的，从而博得了我的好感。

有一次他问我：

“你读过冈察洛夫的作品吗？”

“读过《战舰‘巴拉达号’》。”

“这本《巴拉达号》很枯燥，不过总的说，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作家，我建议您读读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他的一本最真实最大胆的书，而且一般的说，也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关于狄更斯，他说：

“我敢肯定，那是胡说八道……而在《新时代》报副刊上发表的《圣安东尼的诱惑》[221]则是一篇很有趣的东西，您可以读一读！您好像很喜欢宗教及一切宗教的东西。《诱惑》对您会有好处……”

他亲自给我拿来一叠报纸副刊。我阅读了福楼拜的一部有才华的作品，它使我想起了无数的圣徒传和经学家们所讲的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但也没有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同它一起发表的《驯兽师鸟比里奥·法依马里回忆录》。

我向继父承认了这一点。他平静地说：

“这表明，你读这本书还太早，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本书……”

他常常跟我坐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吐烟雾。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怕地闪着亮光。我静静地望着他，忘记了这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亲近过我的母亲，也凌辱过她。我也知道他现在同一个女裁缝同居。想到她，我却有一种困惑和怜悯之情：她怎么不厌恶他，而是去拥抱这副长大的骷髅，去吻他那张臭气熏天的嘴呢？像“好事情”一样，继父有时也会突然说出一些自己特有的话来：

“我喜欢猎犬，猎犬很愚蠢，但我喜欢。它们非常漂亮。漂亮的女人往往也很愚蠢……”

我不无骄傲地想：

“你哪儿会知道有‘玛尔戈王后’这样的女人呢！”

“在同一个房子里住久了的人，其脸也会变成一个样。”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把这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

我像等待恩惠那样等待着这些警句。在一个屋子里全都说着枯燥乏味的语言和形式单一的僵化了的陈词滥调时，听到这种不寻常的文句是很愉快的。

继父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母亲的事，甚至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这一点我很高兴，并使我对他产生一种近乎尊敬的感情。

有一次我向他问到有关上帝的事，我记不清问的是什么了。他看了我一眼，非常平静地说：

“不知道，我不信上帝。”

我回想起了西塔诺夫并讲述了有关他的事。继父留心地听完我的话之后，还是那么平静地说：

“他在发议论，而发议论的人总还是相信点什么的……我却根本就不信。”

“难道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您瞧——我就不信……”

我看见了一点——他快死了。我未必可怜他，但这是我头一次面对垂死的亲人，面对死亡的秘密，产生了强烈而自然的关切。

瞧，这个人坐着，膝头碰着我；他在发烧，在想事，他坚定不疑地根据自己的思路把人们分成几类；他谈论一切，好像他有审判和决定权似的；他身上有某种我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某种暗示我所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人，有着无数旋风般的思想；不管我怎样看待他，他都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在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活着，我在想着他，他的灵魂的影子就映在我的灵魂里。明天他会整个消失，完全消失，包括隐藏在他头脑中、心灵中的东西和我（我觉得）能从他的美丽的眼睛里读到的东西。他消失时，把我和世界联结起来的一条活的线就会断掉，剩下的就是回忆了，但这回忆完全保留在我心中，永远只局限在我心中，恒久不变，而那个活的、不断变化的东西，则是会消失的……

不过这是一些念想，在这些念想的后面，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产生和培育这些念想的东西，它强迫人去研究生活现象并要求对其每一种现象都作出“为什么？”的回答。

“您知道，我好像很快就要躺下了，”有一个下雨天继父对我说，“我衰弱得要命！什么也不想做了……”

第二天，喝晚茶的时候，他特别认真地把桌子上和膝头上的面包屑拭去，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自己身上抖去。东家老太婆皱起眉头看着他，对儿媳妇小声说：

“你瞧，他还在清理自己的身体，要身子弄得干干净净……”

过了两天后，他就没有来上工了。后来东家老太婆把一个很大的白信封递给我说：

“拿去，这是昨天中午一个乡下女人送来的，我忘了交给你。一个可爱的乡下女人，她有什么事情找你，我就不知道了，真的！”

信封里装着一张医院用笺，上面用大字写着：

您若有空，请来见一面。我住在玛尔登诺夫医院。

叶·瓦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病房里继父病床边上。他的身子比病床要长，所以他的两只脚随便套上灰袜子伸到床栏外面去了；一双美丽的眼睛模糊地望着黄色墙壁，时而看看我的脸，时而看看坐在床头凳子上的一个姑娘的小手，姑娘的双手放在他的枕头上。继父张着嘴，半边脸颊擦着她的手。姑娘身材胖胖的，穿一件深色朴素的连衣裙，她的椭圆形的脸上挂着眼泪，一双湿润的碧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继父的脸，望着他那尖削的颧骨，望着他那又大又尖的鼻子和发黑的嘴。

“该叫个神父来，”她小声地说，“可是他不肯……他什么都不懂……”

于是她把手从枕头里抽回来，放在自己胸口上，好像在祈祷。

继父苏醒过来一会儿，望着天花板，严厉地皱着眉头，好像是记起了什么，然后把一只瘦手伸到我面前。

“是你吗？谢谢。您看，我感觉非常不好……自己……”

他一说话就疲乏，闭上了眼睛。我摸了摸他的又长又冷的手指，指甲已经发紫了。姑娘小声地央求他：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您就同意了吧！”

“来，你们认识一下吧，”他用眼睛指着她对我说，“一个很好的人……”

他说不下去了，嘴越张越大，忽然像乌鸦一样叫了一声，在床上乱动起来，推开被子，一双赤裸的手在身边摸索。姑娘也喊叫起来，把脑袋埋在被揉皱了的枕头底下。

继父很快就死了。死后脸色倒立即变得好看了。

我挽着姑娘的手走出了医院。她身体摇晃着，像个病人，不停地哭。她手里拿着被揉成一团的手帕，轮番地用它拭拭左眼又拭拭右眼。她把手帕捏得越来越紧，一直看着它，似乎这是她最贵重的东西，也是她最后的一件东西了。

她突然停了下来，挨着我责备地说：

“连冬天也没有活到……唉，上帝呀，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然后向我伸出一只被泪水沾湿了的手：

“再见吧，他非常赞赏您。明天下葬。”

“要送您回家吗？”

她向四周望了望：

“为什么要送呢？现在是白天而不是夜里。”

在一条胡同的拐角处，我望了望她的背影。她慢慢地走着，像一个没有急事的人。

这是八月，树木已开始落叶了。

我没有时间到墓地去送别继父，此后也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十七

每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到市场上去上工。在那里我遇上了几个很有趣的人：木工奥西普，头发斑白，很像圣徒尼古拉，是一个灵巧的工人，爱说俏皮话；房顶工叶菲穆什卡是个驼子；笃信宗教的泥瓦工彼得，是个喜欢沉思的人，也有点像圣徒；粉刷工格里哥利·什希林留着一撮淡黄色的胡子，有一双碧眼睛，是个美男子，脸色平静而和善。

我第二次到绘图师家打工时就认识了这些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到厨房里来。他们老成持重，有点傲慢，谈吐愉快，使我感到新鲜有趣。当时我就觉得，这批庄重的庄稼汉是很好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跟库纳维诺村那些凶恶的偷偷摸摸的醉鬼小市民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粉刷工什希林，我甚至还要求加入他们的劳动组合队，但他用白色手指搔了搔他那黄色眉毛，婉言拒绝了我：

“这对你来说太早了，我们的工作并不轻松，等一两年再说吧……”

然后他抬起了美丽的脑袋，问道：

“你是否在这里生活得不好？没关系，你再忍一忍吧，好好克制一下自己，你会挺过去的！”

我不知道，这种善意的劝告曾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我深怀感激地记住了他。

他们现在每星期天也还到老板家里来，在厨房桌子边的板凳上围坐在一起，有趣地交谈着，等着老板的到来。老板跟他们大声而愉快地打招呼，同他们紧紧地握手，然后在前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再把算盘和一叠叠钞票摆出来。庄稼汉们也把自己的账单和揉皱了的记账本放在桌上，便开始结算一周的账目。

老板一边开着玩笑、打打闹闹，一边极力地想克扣他们；他们也同样地算计着老板，常常闹得争吵不休。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友好地一笑了事。

“咳，亲爱的，你真是天生的骗子！”庄稼汉对老板说。

“喂，你们这些野鸡，也够狡猾的！”

“可有什么办法呢，朋友？”叶菲穆什卡老实地说。严肃的彼得则说：

“只好靠偷窃过日子，那些挣来的钱都交给上帝和沙皇了……”

“所以我也想从你们那儿捞取一点东西！”老板笑着说。

他们也善意地附和着他：

“这么说，要偷我们的钱？”

“要骗取？”

格里哥利·什希林用双手把浓密的胡子按在胸口，唱歌似的请求说：

“兄弟们，让我们清廉地做事，不骗人好吗？要知道，如果我们都诚实地生活，那该多好，多安宁啊，是吗？亲爱的人们？”

他的一双碧眼变得暗淡了，湿润了。这时刻他显得出奇的好看。大家都好像为他的这个要求而感到有些发窘，大家都不好意思地把头转了过去。

“庄稼汉能有多大的骗术呀！”外表优雅的奥西普叹了口气说，他好像有点同情庄稼人。

面色黝黑的房顶工在桌边拱着背深沉地说：

“罪恶就像是泥塘，越是走得远，就越是陷得深！”

老板也用同样的腔调嘟哝道：

“我吗？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回敬他……”

发表一通议论后，他们重又试图相互哄骗。大家都紧张得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算完账之后，他们便到酒馆里去喝茶，同时也请老板一起去。

在市场上我负责监管这些人，防止他们把钉子、砖头、木料之类的东西偷走了。他们每个人除了在老板那里干活外，都还有自己的私活，于是每个人都尽量想从我的鼻子下面偷点什么东西，为他们的私活所用。

他们碰见我时都很亲切。什希林说：

“你还记得吗，你曾要求加入我们的组合队？可现在呢！瞧，你高升了，要当我们的顶头上司了，对吗？”

“是啊，是啊，”奥西普打诨地说，“好好监督，好好管理，上帝会保佑你的！”

彼得很不友好地说：

“派了一只小白鹤去管理那些老耗子……”

我的这个职务使我非常尴尬，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好像都知道一些特别的、很好的、除他们之外谁也不懂得的事情，而我却必须把他们当成小偷和骗子来看待。开头一些日子我很难跟他们在一起，不过奥西普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有一天，他单独地对我说：

“我说，小伙子，你别老是板着脸，这是没有用的，明白吗？”

我当然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我也感觉到，老头理解我处境的难处。于是我很快就同他建立了坦诚的关系。

他在一个合适的角落里教我说：

“你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们中间主要的小偷是泥瓦工彼特鲁哈[222]，他家里人口多，又很贪，对他你得特别留心，他不管什么东西，什么都拿，一磅钉子，十块砖头，一袋石灰，他都要！他，人是个好人，爱拜神，思想正规，并且识字，可就是喜欢偷东西！叶菲穆什卡活得像个女人，他很温和，不会伤害你，也是个聪明人，驼子无傻瓜；至于格里哥利·什希林，此人倒有点儿傻，他不仅不拿别人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东西拿去送人！他根本不会干活，谁都可以骗他，他却不会骗人！脑子不顶用……”

“他是好人吗？”

奥西普好像从远处望了我一眼，说出让你牢记不忘的话：

“是，是个好人！懒人做好人最容易，小伙子，做好人不需要聪明……”

“那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他笑了笑回答说：

“我像个姑娘，将来会变成老太婆，到那时候，我再谈我自己，你就等着吧！要不，你就动动脑筋，想想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吧，你就动动脑子吧！”

他把我对他及他朋友的一切看法全都推翻了，我很难怀疑他的意见的真实性，因为我看到，叶菲穆什卡、彼得、格里哥利都认为这位外表优雅的老头比他们更聪明，在为人处世各方面的学问也比他们更渊博，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同他商量，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各方面都表示对他很尊敬。

“劳驾，给我们出个主意吧。”他们常请求他说。可是等问题解决了，奥西普离开之后，泥瓦工却小声地对格里哥利说：

“一个异教徒。”

而格里哥利也冷笑着补上一句：

“一个小丑。”

粉刷工友好地警告我说：

“当心，马克西梅奇，跟老头生活在一起要小心谨慎，他一会儿就能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这个老头可厉害了，坏极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我觉得最老实的是笃信宗教的泥瓦工彼得，他说什么都很简洁，有说服力。他想得最多的是上帝、地狱和死亡。

“唉，孩子们——兄弟们，不论你怎样折腾，不论你有什么希望，棺材和坟墓是任何人也逃不过去的。”

他经常闹肚子痛，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吃东西，哪怕是一小块面包也会让他抽搐起来和难受地呕吐。

驼子叶菲穆什卡好像也很善良和老实，可是他常常令人觉得可笑，有时还像个白痴和疯子或安静的傻瓜。他总是爱上各种各样的女人，谈论她们时都说同样的话：

“说实话，那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朵抹上了奶油的鲜花！”

当库纳维诺村那些活跃的小市民家的女人到铺子里来洗地板时，叶菲穆什卡就会从房顶上走下来，站在一个屋角里，眯着一双灰色的活跃的眼睛，大嘴巴咧到了耳朵边，发出一种哞哞的叫声。

“一个多么健壮的女人，上帝给我送来了；给我多大的快乐啊！喂，这真是抹了奶油的一朵鲜花！我该怎样感谢命运给我送来的这个礼物呢？这种美事真让我活活地燃烧起来了！”

首先是女人们讥笑他，相互大声喊叫着：

“你们看，驼子融化了，天哪！”

这种讥笑并没有刺痛泥瓦工，他那张高颧骨的脸变得睡眼蒙眬了，说话也像是梦呓，甜蜜蜜的话语像醉人的美酒流出来，显然醉倒了一些女人。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女子惊奇地对女友们说：

“你们听吧，那个汉子受不了了，就像年轻小伙子害相思病那样。”

“像小鸟一样在歌唱……”

“也像教堂门口的乞丐。”那个女人坚持地说。

但是叶菲穆什卡并不像乞丐，而是像一根粗壮的木桩那样牢牢地站在那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具号召力，词句越来越诱人。那些女人默默地听着。他好像真的被亲切、醉人的话语融化了。

这事一般是这样结束的：歇午或下班后，他便摇晃着笨重的不灵活的脑袋，惊叹着对伙伴们说：

“啊，多么甜蜜可爱的小娘们，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女人！”

在讲述自己的成功时，叶菲穆什卡通常跟别人不同，他不吹嘘自己，也不嘲笑被他战胜了的对方，只是满心高兴和深情的感动，他那双灰眼睛会惊讶地睁得很大。

奥西普摇摇头，叹息道：

“唉，你呀，总是本性难改，你都多大年纪了？”

“我的年纪嘛——四十四岁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就年轻了五岁，好像在江河里，在活水里洗了个澡，全身变得健康了，心里安稳了！不，世上可真有这样的女人吗，啊？”

泥瓦工严厉地对他说：

“当心，过了五十岁，你那些淫荡的习气就会叫你吃苦头的！”

我倒觉得，这位美男子在嫉妒驼子的成功。

奥西普在卷得很平整的银眉下看着大家，开玩笑地说：

“每一个玛什卡都有自己的派头，这个喜欢茶杯和汤匙，另一个喜欢扣环和耳环，而且所有的玛什卡都要变成老太婆……”

什希林已经结婚，不过老婆留在乡下，他也留意着这些洗地板的女工。所有这些女工都是很容易弄到手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想“捞点外快”。在饥饿的村子里，人们对待这种挣钱的方式，像对待任何其他工作一样，不当一回事。不过这个美男子庄稼汉却没有去碰过女人，他只是远远地用特殊的目光看着她们，好像在怜惜自己，又好像在怜惜那些女人，而当那些女人自己来挑逗他、引诱他时，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走开了……

“去你们的……”

“你怎么啦，真是怪物？”叶菲穆什卡奇怪地问道，“难道可以放过机会？”

“我是结了婚的人。”格里哥利提醒他说。

“难道你老婆会知道吗？”

“如果你生活上不忠实，老婆总会知道的，老弟，老婆是骗不了的！”

“老婆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我无可奉告。不过如果她在生活中是正派的，她就一定会知道。如果我在生活中很正派，而她不规矩，我也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呢？”叶菲穆什卡大声嚷道，格里哥利平静地重说一遍：

“这我无可奉告。”

房顶工气得摊开双手。

“瞧，就会说‘规矩’呀，‘无可奉告’呀……唉，你这是什么脑瓜子啊！”

什希林手下有七个人。他们对他都很随便，没有把他当老板看，背后还叫他“小牛犊”。什希林上工的时候，看见他们偷懒，便自己拿起托泥板和铁铲，像演戏似的干起来，并恳切地喊道：

“加把劲呀，伙计们，加把劲！”

有一天，我在执行我老板气愤地交给我的任务时，我对格里哥利说：

“你手下的那些工人不行……”

他好像有点吃惊地说：

“是吗？”

“这项工作本该在昨天中午之前就结束了，可他们今天都还完成不了……”

“这没有错，完成不了。”他同意地说。沉默了片刻后，他又小声地说：

“我当然也知道，可又不好意思去催促他们，都是自己人，从一个村子来的，有啥办法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223]——这是上帝的惩罚。这是对大家的惩罚，既对你，也对我。可是我和你劳动得比他们少，所以我们好像不好意思再去催促他们……”

他有沉思默想的习惯，有时在市场空空的街道上走着，忽然在奥勃沃德运河的一座桥边停下来，站在栏杆边，久久地望着河水，望着天空和奥卡河外的远方。这时你若碰到他，就会问他：

“你在干什么？”

“啊？”他惊醒过来，难为情地笑笑，“不干什么……随便待一会儿，看一看……”

“很好，老弟，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常常这样说，“有天空，有土地，河水在流，轮船在跑；坐在船上，你爱去哪儿便去哪儿：去梁赞或雷宾斯克，去彼尔姆直到阿斯特拉罕都可以。我到过梁赞，那是一个小城市，还可以，不过有点儿枯燥，比尼日尼枯燥一些。我们的尼日尼很不错，很热闹！阿斯特拉罕也比较乏味，这个城市主要是加尔梅克人太多，这一点我不喜欢。我既不喜欢莫尔多瓦人，也不喜欢加尔梅克人、波斯人、德国人及其他民族的人……”

他说得很慢，好像在细心寻找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这个人往往就是泥瓦工彼得。

“他们不是民族，而是野族，”彼得很肯定而且气冲冲地说，“他们是躲过上帝出世的，躲过基督而来的……”

格里哥利也活跃起来，容光焕发。

“不管怎样，老弟，我喜欢纯粹的民族——俄罗斯人，因为他们的眼睛是正直的！犹太人我也不喜欢。我甚至不明白，上帝干吗要造这么多民族？这种安排也太费解了……”

泥瓦工阴沉地补充说：

“很费解，好像多余的东西多了一点……”

奥西普听了他们的发言后，又讽刺又挖苦地说：

“多余的东西是有的，瞧，你们现在说的话也完全是多余的！嘿，你们在搞宗派，你们全都得挨一顿揍才行。”

奥西普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搞不明白，他到底同意谁反对谁，有时候他好像是无所谓地同意所有人的意见，同意大家的思想，但更多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他讨厌一切人，他像看傻子似的看着大家，并对彼得、格里哥利和叶菲穆什卡说：

“嘿，你们都是猪崽子……”

他们都不大高兴和不大愿意地笑了笑，不过终归还是笑了。

老板一天给我五戈比的饭钱，不够饱，还有点饿。工人们知道了，便常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吃早饭和晚饭。有时工头们也叫我到饭馆里去喝茶，我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慢悠悠的谈话和各种奇怪的故事。我读了许多宗教书。这也使我感到高兴。

“你饱读诗书，并且记得牢牢的。”奥西普说，一对浅蓝色的眼睛仔细地盯着我。他的眼睛的表情很难捉摸，他的瞳仁似乎总在不断地融化，渐渐地消失。

“你要好好珍惜它，积累起来，会有用的。你长大了或许可以当一个修道士，用言词去安慰人们，要不就当个百万富翁……”

“是传教士吧。”泥瓦工不知为什么用生气的声音纠正他说。

“什么？”奥西普问道。

“通常都说传道士，你是知道的，你耳朵又不聋……”

“好了，就当传教士去同异教徒辩论吧。要不你就登记当异教徒也可以，那也是能挣面包的一种职务！靠智力和邪教也可以活下去……”

格里哥利害羞地笑了笑，彼得则含混地说：

“那些魔法师也过得不坏呀，还有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

但是奥西普立即起来反对：

“魔法师没有文化，魔法师不欢迎文化……”

接着他就对我讲起来：

“你注意听着：从前我们乡里住着一个穷光蛋，名叫杜什卡，是个破落的干瘦的庄稼汉，家徒四壁，活得像羽毛一样，被风吹来吹去，四处飘荡；他既不是干活的人，也不是个懒汉。有一天他由于无事可做，便决定朝圣去了，而且足足去了两年。回来后，俨然一副新模样：头发披在肩上，头上戴一顶法冠，身上披着棕红色的、不知是用什么皮制的道袍，眼睛像鲈鱼似的望着大家，反复地提示说：忏悔吧，罪人们！干吗不忏悔呢，尤其是妇女们？以后就事事顺利了：杜什卡吃饱了，杜什卡喝足了，满足杜什卡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了……”

泥瓦工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难道问题就在于酒足饭饱吗？”

“不然又是什么呢？”

“问题在于他传什么道！”

“我可没有探究过他传布了什么，我自己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呢。”

“你说的那个杜什尼科夫·德米特里·瓦西里伊奇[224]我很熟。”彼得有点委屈地说。格里哥利则低下头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跟你争吵，”奥西普平静地宣称，“我这全是对我们的马克西梅奇说的，谈的是关于挣饭吃的各种不同的路子……”

“有些路子会让你进监狱的……”

“这种事还少吗？”奥西普赞同地说，“不是走每一条道都可以成为修道士的，必须懂得在什么地方拐弯……”

他老要逗弄笃信宗教的粉刷工和泥瓦工。也许他不喜欢他们，但他又巧妙地掩饰着这一点。总之，他对人们的态度是不可捉摸的。

他对叶菲穆什卡的态度似乎温和一点，亲善一点。房顶工不参与关于上帝、真理、宗派及人生痛苦之类的谈话，而这类话题却是他的朋友们所喜欢的。他把椅子横着放在桌子一边，使椅子的靠背碰不着他的驼背，静静地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过有时也会突然警觉起来，朝烟雾弥漫的屋子环顾一下，仔细地倾听人们的不连贯的喧闹声，然后一跃而起，迅速溜了出去。这说明叶菲穆什卡的债主进来了。他有十多个债主，其中有些人还打了他，所以他得跑出去躲债。

“这些怪人，脾气很大，”他没头没脑地说，“要是我有钱，难道会不还他们吗？”

“唉，一棵苦命的枯树……”奥西普看见他走出去时说。

有时候叶菲穆什卡会久久地坐着，陷入冥想，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他那高颧骨的脸变得温和起来，一双和善的眼睛也显得更和善了。

“你在思考什么呢？”有人问他。

“我在想，我若成了富人，嘿，我就要娶一个真正的小姐，娶一个贵族小姐，真的，比方，娶一个上校的女儿；上帝啊，我一定会爱她！我会融化在她身边……因为，兄弟们，我在上校的别墅里盖过房顶……”

“是的，这个我听说过：上校有一个守寡的女儿！”彼得不友善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过叶菲穆什卡用手掌在膝盖上擦了擦，驼峰向上地摇晃着身体，接着说：

“有时她走进花园里，全身那么白，那么丰腴，我从房顶上望着她，就想：太阳算个啥，干吗还要白昼？我要是一只鸽子，就飞到她的脚下去！简直就是一朵抹了奶油的天蓝色的鲜花！要是能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哪怕一辈子都是黑夜也行！”

“那你们吃什么呢？”彼得粗鲁地问道，但叶菲穆什卡对此并没有生气。

“上帝啊！”他大声喊道，“我们能吃多少呢？何况，她是个有钱人呀……”

奥西普笑着说：

“叶菲穆什卡，你这个浪荡子，什么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呢？”

叶菲穆什卡除了女人之外，什么都不谈；他干活也很不稳定，有时候干得很好，很麻利，有时却很不带劲，举着木槌子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铆接房脊，留下许多空眼。他身上老是有一股油脂味和鱼油味，但也有一种他所特有的健康好闻的气味，像新砍下来的树木的味道。

跟木工谈论什么都很有趣，有趣却并不十分愉快；他的话总是让人心跳，而且很难分辨，他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经话，什么时候在开玩笑。

跟格里哥利最好谈上帝，他喜欢这个，并且坚定不移。

“格里沙[225]，”我问他，“你知道吗？也有一些人是不信上帝的。”

他平静地笑笑：

“怎么会呢？”

“他们说：没有上帝！”

“噢，是啊！这我知道。”

于是他手一挥，像要驱走看不见的苍蝇似的说：

“你记得吗，大卫王时代就有人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226]，瞧，当时就有狂妄的人这么说了！可是，没有上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奥西普好像赞同似的说：

“你要是让彼特鲁哈没有了上帝，他准会叫你吃苦头！”

什希林的漂亮脸蛋变得严厉起来，他用指甲上带有干石灰的手指捋了捋胡子，神秘地说：

“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肉体里，良心和一切内在精神都是上帝给的！”

“那么——罪恶呢？”

“罪恶——来自肉体，来自撒旦。罪恶是从外面来的，最多不过是像天花那样的东西！谁想罪恶想得多，他就会犯罪最厉害，不去想罪恶的人，也就不会犯罪！关于罪恶的思想，都是肉体的主宰者撒旦所灌输的……”

泥瓦工怀疑地说：

“好像有点不对……”

“对的！上帝没有罪，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227]。形象、肉体会犯罪，而样式不会犯罪，它——一种样式，是精神……”

他胜利地笑笑，彼得则埋怨说：

“好像不是这样吧……”

“那你认为怎样呢？”奥西普问泥瓦工，“不犯罪就不忏悔，不忏悔就不得救吗？”

“这样好像更可靠些！老年人说过：忘记了魔鬼，你也就不爱上帝了……”

什希林是不会喝酒的人，他喝两杯就醉，这时他的脸就会变成玫瑰色，眼睛会变成小孩子的眼睛，说话会像唱歌一样。

“我的兄弟们，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我们活着，工作不重，吃得饱，感谢上帝！哎呀，多么好啊！”

他哭了，眼泪落在胡子上，那丝线般的胡须上闪着玻璃珠似的亮光。

他对生活的一味赞美，还有他那玻璃珠似的眼泪，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外祖母也对生活赞美，但比他更有说服力更简单，不那么纠缠不休。

所有这些谈论使我的心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我已经读过大量关于庄稼汉的小说，也知道书上描写的庄稼汉同现实生活中的庄稼汉截然不同。在书本里所有的庄稼汉都是不幸的，不管是善良的还是凶恶的。在语言和思想方面也比生活中的庄稼汉要贫乏得多。书本里的庄稼汉很少谈及上帝、宗教，更多的是议论官吏、土地、真理和生活的痛苦等等。关于女人他们也谈得比较少，而且不那么粗鲁，比较友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庄稼汉来说，女人就是解闷的东西，不过那是危险的。跟女人在一起常常要用点计谋，否则你就会被制服，倒霉一辈子。书本里的庄稼汉或好或坏永远地全都表现在书里了，而生活中的庄稼汉则既不好也不坏，而是出奇的有趣。生活中的庄稼汉不论在你面前说了多少话，总让人觉得他还留下一些话没有说出来，留在心里，也许正是在这些没说出来的话里，隐藏着最重要的东西。

在所有写庄稼汉的书本中，我最喜欢的是《木工劳动组合队》里的彼得。我想把这个故事念给我朋友们听，并把书带到市场里去。我经常在这个或那个劳动组合队里过夜，有时是因为下雨，所以就不想回城里去，更多是因为干一天活太累了，没有力气回家了。

当我说我有一本讲木工们的书时，大家立即就活跃起来，很感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从我手里把书夺过去，怀疑地摇摇他那像圣像一样的脑袋，翻了翻书页说：

“真好像是直接写我们的！瞧你这个坏蛋！谁写的？是贵族吗？我想准是。贵族和当官的什么都会干！上帝没有想到的，当官的都能想到。他们就是为此而活着的……”

“奥西普，对上帝你可不能乱说。”彼得提醒他说。

“没关系，对上帝来说，我的话算得了什么，比一片雪花或一滴水落在我的秃头上还要轻呢。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冒犯上帝的……”

他忽然心情不安地嚷起来，燧石冒火似的说出一句句尖刻的话，就像用剪刀把一切与他有抵触的话统统剪断似的。一天之中他问了我好几次：

“马克西梅奇，我们念吗？嗯，正经事，正经事！这个主意很不错。”

收工后，他们便到组合队里去吃饭。晚饭后，彼得带着他手下的工人阿尔达里昂来了，什希林也带着青年小伙子福马来了。在组合队工人睡觉的工棚里点亮了油灯，我就开始念起来，大家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听着。阿尔达里昂却很快便生气地说：

“得啦，我听够了！”

说完他就走了。格里哥利第一个睡着了，他奇怪地张开嘴巴。接着木工们也都睡着了，但彼得、奥西普和福马都走过来挨着我，紧张地听着。

我念完了之后，奥西普马上把灯熄掉。从天上星星的方位看，已接近半夜了。

彼得在黑暗中问道：

“干吗要写这种东西？反对谁呢？”

“现在睡觉！”奥西普边脱鞋边说道。

福马默默地走到一边去了。

彼得再次要求说：

“我说，这是反对谁呢？”

“只有他们知道。”奥西普说完便在临时搭起的板床上躺下来。

“如果是反对后娘的，这就太无聊了，后娘决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一些。”泥瓦工坚持地说。

“如果是反对彼得的，那也枉然，他的罪恶，他应该负责！杀了人就得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没有啥好说的！为这种罪恶去写一本书是多余的……似乎有点多余吧。”

“什么？”

奥西普没有说话，于是泥瓦工又补充说：

“他们没有事干，便去干预别人的事！跟娘儿们晚上没事聚在一起闲扯一样。再见吧，该睡觉了……”

他在开着的门边映出来的一块蓝色方框里站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奥西普，你是怎么想的？”

“算了，睡觉吧……”

什希林就在他坐着的地方侧着身躺下来。福明则睡在我身旁一堆柔软的干草上。整个村子都入睡了。远远地传来火车的声音——车轮的轰隆声和缓冲器的响声。工棚里则发出各种不同的鼾声。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原本期待着会有一些交谈，可是什么也没有……

忽然，奥西普小声而清晰地说起话来：

“孩子们，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你们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把自己的智慧积累起来，自己就会比别人加倍聪明！福马，你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高兴地回答说。

“怪不得！你们俩都是识字的人，你们就读吧，但你们什么也别相信。他们可以把什么都印出来，这种事全操在他们的手里！”

他从板床上垂下两条腿，双手靠在板床边上，向我们俯过身来，继续说：

“书——应如何去理解呢？书是专门揭发人们的事情的。这就是书。它说，你看吧，这个人是怎样的；木工或其他人又是怎样的，可是却把贵族写成另一种人！书——可不是随便写的，而是要保护某些人的什么东西的……”

福马用一种沉厚的声音说：

“彼得杀了工头是对的！”

“好了，这种话就不必说了，杀人总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哥利，不过你得丢开这个念头。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今天我是老板，明天便是伙计……”

“奥西普叔叔，我不是说你……”

“说谁都一样……”

“你是公正的人。”

“你等一下，我来告诉你那本书写作的目的。”奥西普打断了福马的气冲冲的话，“这是一本很狡猾的书。瞧，你看，那里是没有庄稼汉的贵族和没有贵族的庄稼汉！现在你再看：贵族的情况很坏，可庄稼汉的也不好；贵族衰弱了，变傻了，庄稼汉则成了吹牛家、酒鬼、病人、受委屈的人！瞧，都成什么样了？还说，过去给贵族当农奴还好一些：贵族可以躲在庄稼汉的后面，庄稼汉可以受贵族的庇护。这样一来，大家都有饭吃，都获得平安……我不想争辩，不错，有老爷在，生活是要安稳一些。庄稼人太穷对贵族老爷并不有利。庄稼人富了却不聪明，这对贵族老爷来说最好。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我明白这个。要知道我自己就当过贵族老爷家将近四十年的奴隶。我亲身所受的皮肉之苦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想起了自杀身亡的马车夫彼得。关于贵族老爷他也说过同样的话。而奥西普的想法却与那个恶老头的思想相吻合，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

奥西普碰了碰我的腿，继续说：

“我们应该了解书籍和各种各样的作品，任何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任何事情的，看似白干，那是外表。书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写出来的，它是要搅乱人的头脑的。一切事情都要靠智慧去做，没有智慧，哪怕就是砍柴或编织树皮鞋你也干不好……”

他说了很长时间，躺着又起来，在黑夜的寂静中娓娓地道出其聪慧的种种俏皮话：

“有人说：贵族老爷和庄稼汉是心性不同的两种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同贵族老爷是同一种人，只是我们处在最底层罢了。当然贵族老爷有书读，能获得知识，而我呢，是被锤子砸出来的。老爷的屁股要白一些——这就是全部差别。不，小伙子们，世界该按新的方式生活了！这些作品都应该扔掉，搁一边去！让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我是谁？是人。他是谁？他也是人。可是现在怎么样呢？难道上帝多向他要了两戈比铜币吗？不，在赋税方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终于黎明把天上的星星全部熄灭，早晨到来了，奥西普对我说：

“你看见了吧，我多能编呀！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孩子们，你们可别相信我。这些都是由于我睡不着觉随便胡说的，不是严肃的东西。躺着躺着，就想出了一些逗乐的话来：‘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野上飞到山上，从这一田埂飞到另一田埂，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上帝的指令下来，乌鸦便死了，干硬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没有……好，我们睡觉吧，很快就该起床了……”

十八

像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的心目中也变得高大了，遮住了所有的其他人。他身上有一种与司炉工很相似的东西，但同时他又让我联想起外祖父、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牢记在我记忆中的所有的人，同时他自己又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就像铜锈腐蚀铜钟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得出，他有两种思想状态：白天，在人群中间劳动的时候，他的活跃的、简单的思想是比较务实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可是在休息时或晚上同我一起进城去找那个卖煎饼的女朋友时以及晚上睡不着觉时，他的思想就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街灯的灯光一样，是多方面的，它们都很亮，可就是不知道哪方面才是它的真面貌，也不知道这些思想的哪一面才是奥西普最接近和最珍贵的。

他好像比以前我见过的一切人都聪明得多。我围着他转，和围着司炉雅科夫转的心情是一样的——想了解这个人。可是他很滑头，绕来绕去，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什么东西才是可信的呢？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现在就去找呀！”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还有比自尊心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弄明白这个老头子。

虽然难于捉摸，但他很坚定，好像再活一百年他还会是这个样子。在惊人的动摇分子中间，他仍能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本色。经学家也同样给我这种坚定的印象，但他的这种印象让人有点难受，而奥西普的坚定却不同，它更使我感到愉快。

人们的摇摆性过于引人注目。他们那种从这一立场跳到另一立场的变戏法似的跳跃，我已司空见惯，所以对这些无法解释的跳跃也就见怪不怪了，它已悄悄地熄灭了我对人们的热切兴趣，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飞速地驶来一辆散了架的四轮马车，车座上坐着满脸阴沉的喝醉了的马车夫，他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破裂，直打酒嗝。醉醺醺的格里哥利·什希林四肢摊开在马车里躺着，一个肥胖的红脸的姑娘挽住他的胳膊。姑娘戴着一顶草帽，上面系着红绸子和樱桃珠子，手里撑一把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洋伞，摇晃着身子，大笑大嚷道：

“鬼东西！市场不开市，还休息，可是他却把我带到市场上来！”

精神颓丧、衣冠不整的格里哥利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这些观众宣称：

“我下跪了——我犯了大罪！我脑袋一热，就犯下了罪，成了这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对。诸位，你们就饶恕我吧！我要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我们只活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姑娘们大喊大笑，跺着双脚，把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则阴郁地喊道：

“快上车，我们要往前开了！哈尔拉梅，我们走，马站不住了！”

这是一匹又瘦又弱的老马，满身是汗，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情景显得有点儿可笑。格里哥利手下的工人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望着打扮起来的女人和那个傻乎乎的马车夫，也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福马一人没笑。他站在铺子门边，和我在一起。他嘟哝道：

“跟母猪搞上了……他家里还有老婆呢，一个挺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催着要走，姑娘从车上下来，把格里哥利抱回车上，放在自己脚边，摇着洋伞喊道：

“走吧！”

工人们善意地嘲笑了自己的工头，同时也羡慕他。后来福马吆喝了声，大家又开始干活了。显然，福马不高兴看到格里哥利那副可笑的样子。

“还是个工头呢！”他嘟哝道，“不到一个月就要收工了，我们就要回乡去了，他却熬不住了……”

我为格里哥利感到遗憾。他竟和那个挂樱桃珠子的姑娘搞在一起，荒唐得实在令人生气。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格里哥利·什希林能当工头，而福马却是他手下的工人呢？

福马是一个结实、白净的小伙子，卷头发，鹰鼻子，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灰色聪明的眼睛，他不像一个庄稼汉，如果好好地把他打扮一下，他简直就是一个良好家庭的商人儿子。他是一个沉静的人，不爱说话，很务实；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当了工头的会计；他会做预算，善于监管伙伴们按期完工，不过他自己却不大乐意干活。

“你一辈子也干不完所有的活。”他平静地说。对于书，他蔑视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编造出来，这没有啥了不起的……”

不过他对一切事情都极其关心。如果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会详细地、不懈地追根问底。他老是在琢磨着自己的某些事情，一切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也可以当工头。他懒洋洋地说：

“要是一下子能挣它万儿八千也罢了，这样忙来忙去的……可是为了一点小钱却要去张罗那么一大伙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我得等等看，我还是到奥兰卡进修道院去好。我长得漂亮，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老板娘寡妇会看上我哩！这种事是常有的。有一个谢尔加茨城的小伙子，两年就交上了好运，就在这个城市里娶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呢！他当时是给各家各户送圣像的，那姑娘看上了他……”

这是他故意编造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在修道院见习的人如何靠幸运走上轻松之路的故事。我并不喜欢他的故事，也不喜欢福马的这种思想，但我相信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市场开市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福马竟会在饭馆里当了一名跑堂。且不说此事使他们的伙伴们感到惊奇，从此大家还拿他开玩笑，每逢节假日，大家起去喝茶时都打趣说：

“走，找我们的跑堂去！”

到了馆子里，就用老板的口吻喊道：

“喂，跑堂的！卷发的，你过来！”

他走过来，稍稍抬起头问道：

“你们要点什么？”

“不认得老熟人了吗？”

“我没有工夫！”

他觉得伙伴们瞧不起他，在取笑他，便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烦闷地望着他们，脸上毫无表情，好像在说：

“喂，快点，怎么，要笑话我吗？”

“要给点小费吗？”他们问他，故意在口袋里摸索很久，却一戈比也没有给。

我问福马：你原来不是打算进修道院吗？怎么去当了跑堂呢？

“我没有打算进修道院，”他回答说，“当跑堂也是暂时的……”

大约四年后我在察里津遇到了他，这时他还在饭馆当跑堂。后来我在报上看到：福马·杜奇科夫因撬门盗窃未遂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泥瓦工阿尔达里昂的经历。他是彼得劳动组合队里最年长最优秀的一个工人。这位四十岁的庄稼汉长着黑色眉毛，是个快活的人。他也同样让我产生疑问：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是彼得当工头呢？酒他喝得很少，而且从来没有喝醉过；他精通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像红鸽子一样飞来飞去。那个有病的、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废人。谈到工作，他说过：

“我给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

阿尔达里昂常常欢快激奋地一边砌墙一边喊道：

“喂，干吧，孩子们，为了上帝的荣誉！”

接着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就到托木斯克去，他姐姐在那里承包了一个建造教堂的大工程，叫他去当工长。

“这事我已经决定了。我喜欢建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议，“你跟我一起去吧？老弟，在西伯利亚，有文化的人太简便了，在那里，文化就是一张王牌！”

我同意了，阿尔达里昂就得意地叫起来：

“那好啊！这是真的，而不是开玩笑……”

他对彼得和格里哥利则像大人对孩子那样，带一种善意的嘲笑，并对奥西普说：

“你们都是吹牛家，彼此都想表现自己，就像玩纸牌一样：一个说，我的牌多么好；另一个说，我手里全是王牌！”

奥西普则模棱两可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吹牛都是人吹的，姑娘们不是都挺着奶子向前走吗……”

“大家都唉哟、唉哟，上帝呀、上帝地叫着，可他们暗地里却在攒钱！”阿尔达里昂仍不甘示弱地说。

“可格里沙不攒钱……”

“我是说我的工头。我真想跑进森林里去，到荒野中去……这里我已经厌烦了。到了春天，我就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

“我们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夫的话，也不害怕到西伯利亚去……”

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就离开了工作队，将近三天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不安地猜测着：

“莫非他被人打死了？”

“或者是游泳淹死了？”

可是叶菲穆什卡走过来不好意思地说：

“阿尔达里昂到外面放荡去了！”

“胡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喊道。

“放荡、喝酒，像干燥室一样内部着了火。好像他心爱的老婆去世了……”

“他是个单身汉！他在哪里呢？”

彼得生气地跑去救阿尔达里昂，却被痛打了一顿，跑回来了。

于是奥西普紧咬着嘴唇，两手插进衣袋里，说：

“我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很好的一条汉子……”

我也跟着他去了。

“瞧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活得好好的，好像一切都很好，却忽然露出了尾巴，到荒野放荡去了。注意，马克西梅奇，这是个教训……”

我们来到了“库纳维诺快乐村”一个简陋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狡猾的老太婆。奥西普跟她说了一句耳语，她就带我们来到一个空空的小房间里，里面又黑又脏，像一个马圈；小床上躺着一个四肢摊开又大又胖的女人。老太婆用拳头顶了她的腰部一下，说：

“出去，喂，懒蛤蟆，出去！”

女人吃惊地跳起来，用手掌擦了擦脸，问道：

“上帝啊，这是谁？要干吗？”

“侦查来了。”奥西普严厉地说，那女人“啊哟”一声走了。他朝她身后啐了一口痰，并向我解释说：

“她们怕侦查比怕鬼还要厉害……”

老太婆从墙上摘下一块小镜子，再把壁纸揭开一点。

“瞧吧，是这个人吗？”

奥西普从墙缝里望进去。

“就是他！把姑娘赶出去……”

我也从缝里望了望：那边也和我们这里一样，是一个狭小的狗窝。用护窗板牢牢地钉死的窗台上，点着一盏洋铁皮制的煤油灯，旁边站着一个斜视眼的鞑靼女人，全身裸露着，正在缝衬衫。在她后面的一张床上，阿尔达里昂的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面，翘着他那又黑又乱的胡子。鞑靼女人身子抖动了一下，披上衬衫，从床边走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扫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唾沫。

“呸，不要脸的东西！”

“你自己才是个老傻瓜。”她笑着回答他。

奥西普也笑了起来，并用手势威胁她。

我们走进鞑靼女人的房间里，奥西普坐在床上阿尔达里昂的脚边，叫了好久都没能把他叫醒，他只是嘟哝道：

“唔，好吧……等一等，我们走……”

他终于醒过来了，奇怪地望着奥西普和我，闭上红红的眼睛，含糊地说：

“唔，唔……”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没有责备他，只表示不大高兴。

“我昏了头啦。”阿尔达里昂咳嗽着，声音沙哑地说。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这样……”

“好像有点不妥……”

“还会有什么好事呢……”

阿尔达里昂从桌上拿起一瓶已打开的伏特加酒就着瓶嘴就喝起来，然后又请奥西普喝。

“来一点吗？这里应该还有下酒的东西……”

老头把酒倒进自己的嘴里，吞下一口，皱皱眉头，并注意地咬了一口面包。昏昏沉沉的阿尔达里昂没精打采地说：

“瞧，同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要怪叶菲穆什卡。他说，有一个鞑靼女子，很年轻，是从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打算到市场上来做买卖。”

墙后面传来一阵快活的不流利的话声：

“鞑靼女人——顶好！像一只嫩母鸡。把他赶走吧，他不是你爸爸……”

“就是她。”阿尔达里昂嘟哝道，眼睛无形地盯着墙壁。

“我看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转过身来对我说：

“瞧，我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兄弟……”

我还以为奥西普就要责备阿尔达里昂一番，教训他一顿，而阿尔达里昂则会很难为情地忏悔。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用简洁的话语交谈着。看见他们在这种又黑又脏的狗窝里，我感到非常郁闷。鞑靼女人在墙缝里说些可笑的话，但他们没有听。奥西普从桌子上拿了一条干咸鱼，在鞋子上拍了拍，便一边认真地剥鱼皮，一边问道：

“钱都花光了吧？”

“彼特鲁哈那里还有一些……”

“当心，你还恢复得过来吗？现在该到托木斯克去了……”

“去托木斯克又怎样呢？……”

“难道你又改变主意了？”

“要是外人叫我去就好了。”

“那又怎样？”

“可那是姐姐、姐夫啊……”

“那又怎么样呢？”

“在自己亲戚手下开始干，没有劲……”

“在哪里开始都一样。”

“毕竟是……”

他们谈得如此友好、认真，因此鞑靼女人也就不再刁难他们了。她走进房间里，默默地从墙上取下衣服，便走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瞅了他一眼，并无懊丧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这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鞑靼女人倒是很快活，傻呵呵的……”

“当心，你可别晕了头。”奥西普警告他，嚼完鱼干，就向他告别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去找他？”

“就是去看一看，熟人嘛。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有的人活着，活着，突然就像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人。”他又把以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喝酒可要小心！”

可是过了一分钟后他又说：

“不过没有它，也真寂寞！”

“没有酒吗？”

“是的！你一喝酒，就好像走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阿尔达里昂最终还是没有挣脱出来。几天之后他去上工，但很快他又不见了。等到春天，我在流浪汉人群里遇见他时，他正在码头上给木船敲冰。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饭馆里去喝茶。喝茶时他吹嘘说：

“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是怎样的工人？老实说，在自己的行业里，我可是一把好手！我能挣它几百卢布……”

“可是，你并没有挣到。”

“没有挣到！”他骄傲地大声喊道，“那是因为我蔑视这一工作。”

他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起来，饭馆里的人全都注意地听他瞎吹。

“你还记得那个文静的小偷彼特鲁哈关于工作所说的话吗？他说：我们替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瞧，这就是全部工作！”

我说：

“彼特鲁哈是病人，他怕死。”

但阿尔达利昂却大声喊道：

“我也有病，可能我的灵魂放错地方了！”

节假日我常从城里来到流浪汉聚居的“百万街”，并亲眼看见阿尔达里昂很快就变成了“流浪汉”的一员。一年前还是欢快、严肃的阿尔达里昂，如今学会了随便大喊大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并用挑衅的目光看人了，好像要跟所有人吵架打架的样子，而且老是自我吹嘘：

“你瞧，人家对我怎么样，我在这里就像个首领！”

他毫不吝啬地挥霍挣来的钱，常请一些浪人吃喝。打架的时候，他站在弱者一边，并常常呼吁：

“孩子们，这不正派，应正派行事！”

于是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正派人”。他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用心地观察了这条又老又脏的街道的人们，他们挤在像石头口袋一样的石砌房子里，全都是被生活遗弃了的人，但他们又好像创造了另一种自己的、不受老板约束的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敢作敢为。这使我想起了外祖父讲的故事中的那些纤夫们，他们很容易成为强盗和隐士。他们失业时也难免去驳船上和客轮上偷摸一点东西。这种行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看见，整个生活就是由偷摸组合而成的，就像破衣服用灰线缝合起来那样。同时我也看见，有时候这些人干起活来也很投入，不辞劳苦。这种情况，在紧急装卸货物、救火或融冰期中常可见到。总之，他们生活得比其他人更快活一些。

但是，奥西普发现了我与阿尔达里昂的这种友谊后，像父亲似的警告我：

“你听我说，我的心肝宝贝，我的苦命的干木头，你干吗要与‘百万街’的那些人搞得那么火热呢？当心，别害了自己……”

我尽力地对他解释说，我很喜欢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做工也过得很快活。

“他们就像一群天上的飞鸟，”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之所以流浪，是因为他们懒惰、空虚，把干活看成是痛苦！”

“干活又怎样呢？常言道：规规矩矩地干活，也住不上砖头房！”

我能毫不费劲地说这种话，是因为这一类的俗语我听得太多了，并且我觉得，这种话是对的。但是奥西普却生气地对我嚷起来：

“这是谁说的？傻瓜和懒汉才说这种话。你这个狗崽子，可别去听它！真有你的，这些蠢话都是那些红眼人、倒霉的人说的。你得先长好翅膀，然后再远走高飞！关于你同他们交往的事我要告诉你的老板，请别怪我。”

他真的告诉了。老板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彼什科夫，以后不许再去‘百万街’！那边全是小偷、妓女。那是一条通向监狱和医院的路，不许再去了！”

后来我去“百万街”时就只好瞒着他们了，而且不久后便不得不跟他们断绝了联系。

有一天，我与阿尔达里昂及其朋友罗宾诺克一起坐在一家夜店院子的房顶上，罗宾诺克有趣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如何从顿河罗斯托夫徒步来到莫斯科的事。他当过工兵，得过乔治勋章，是个瘸子，在土耳其战争中被打断了膝骨。他个子虽小，但很结实，两只手的力量大得惊人。不过强壮的身体对他也没有用，因为是瘸子，不能做工，后来他又生过一场病，头发和脸毛都脱光了，看他的脑袋，真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他闪着棕红色的眼睛说：

“瞧，那边就是谢尔普霍夫市。庭前花园里坐着一个神父。我对他说：神父，我是土耳其战争的英雄，请施舍一点吧……”

阿尔达里昂摇摇头说：

“你撒谎，撒谎……”

“我怎么是撒谎呢？”罗宾诺克并不生气地问道。我的朋友却教训式地懒洋洋地说：

“你是一个不正派的人！你该去做个看门人，瘸子一般都是做看门人的，你却到处乱跑，随便撒谎……”

“我不过是想让人笑笑而已，撒谎也是为了好玩……”

“你应该笑你自己才是……”

尽管外面是一片干燥的有阳光的天气，院子里却是又阴暗又肮脏。一个女子走进院子里来，挥舞着一块布片，大声喊道：

“谁要买裙子？喂，女友们……”

许多女人从屋里走出来，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女商人。我很快就认出了她——这是洗衣妇娜塔利娅！我从房顶上跳了下来，但她已经把裙子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并慢慢地离开了院子。

“你好！”我在大门外追上了她，欢快地向她问好。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她斜视着我问道。忽然她又停下来，生气地叫道：

“天哪，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的惊叫声使我既感动又尴尬。我明白，她是关心我而惊骇的，在她的聪明的脸上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惊讶神色。我赶紧向她说明，我不住这儿，只是偶尔来看看罢了。

“看看？”她讥笑而又生气地感叹道，“你这是要看什么？看什么地方？是看过路人的口袋或女人的胸脯？”

她脸色憔悴，眼睛下面有一道道黑影，嘴唇松弛地下垂着。

她在饭馆门口停下来，说：

“走，我们喝茶去！你穿得干干净净，不像是本地人，可我还是不大相信你……”

但是到了饭馆里她却好像相信我了。她一边倒茶，一边干巴巴地说，她在一小时之前才起床，早点都还没有吃。

“昨晚我躺下的时候就已经醉得迷迷糊糊了，我已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跟谁喝酒了。”

我很可怜她，在她面前我感到很尴尬。我很想问问她，她的女儿现在在哪儿。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后，说起话来往往是既泼辣又粗鲁，跟这条街的所有女人一样。但当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马上就清醒过来，喊道：

“你干吗要打听她？不行，亲爱的，你可别碰我的女儿！你不会得手的。”

她又喝了一口，对我说：

“女儿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谁？——一个洗衣妇，算她的什么妈妈呢？她可是受过教育的人，有学问。所以，老弟，她离开了我，到有钱的女友家去了，好像是当教师了……”

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声地问我：

“原来是这样！洗衣妇你不要，那么妓女你要吗？”

我当然马上就看出来，她就是“妓女”。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这事由她自己说出来，让我感到害羞和怜惜，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她的自白灼痛了我：不久前，她还是一个多么勇敢、独立和聪明的女人呀！

“你呀，”她瞥了我一眼，叹口气说，“离开这儿吧！我请求你并且劝告你，以后别再到这地方来了，你会完蛋的！”

后来她把身子俯在桌子上，手指在托盘里画着什么，像是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小声说起来：

“其实我对你的请求和劝告又有什么用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不能把你亲生母亲都抛弃了，你这是怎么啦？’她却说：‘我只好去上吊了。’后来她就到喀山去了。她想学妇产科。也好……可我怎么办？我就只好这样了……我靠谁呢？只好靠过路人了……”

她不说了，在想什么事情，想了很久，嘴唇无声地抖动着，看样子她已经把我忘了。她的嘴角垂了下来，嘴弯成镰刀形，嘴皮在不停地颤动，抖动的嘴唇好像发出了无声的语言。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很难受。她的脸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的脸，头巾下面露出一绺头发，披在脸颊上，绕到小耳朵后面。一滴眼泪落在冷却了的茶杯里，她看见了，便把茶杯推开，并紧紧地闭起眼睛，又挤出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擦去。

我不忍再跟她继续坐下去了，便轻轻地站起身来。

“再见了！”

“啊？要走，滚吧！”她没有看我，手一挥。大概已经忘记她跟谁在一起了。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里昂，他本来约我一起去捉鱼的，我却想对他讲一讲这个女人的事。可是现在他和罗宾诺克都已不在房顶上了。当我在乱哄哄的院子里寻找他们时，街上又开始了那习以为常的荒唐的吵架了。

我从大门口出来，马上又碰见娜塔利娅。她在哭，用头巾擦着被打破的脸，另一只手整理着蓬乱的头发。她盲目地在街上走着，阿尔达里昂和罗宾诺克正走在她的后面。罗宾诺克说：

“再给她拳，再来一拳！”

阿尔达里昂追上了她，挥起了拳头。她转过脸来，挺起胸对着他，脸色非常可怕，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来，打吧！”她大声喊道。

我抓住阿尔达里昂的手，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你干啥？”

“别动她。”我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

他哈哈地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妇？哎呀呀，娜塔利娅，你竟勾搭上一个修道士！”罗宾诺克也拍着大腿大笑起来。他们用肮脏的下流话奚落了我许久，这使我非常难过。正当他们这样胡闹的时候，娜塔利娅离开了。我终于忍受不了，便一头朝罗宾诺克的胸口撞去，把他撞倒在地后，我跑开了。

从这一天起，我许久都没有到“百万街”去。不过后来在一条渡轮上再一次碰到了阿尔达里昂。

“你跑到哪里去了？”他高兴地问我。

我对他说，他当时打娜塔利娅和用脏话侮辱我的事，想起来就非常难过。阿尔达里昂却和善地笑了笑。

“难道你对此事就那么认真吗？我们只不过是开玩笑逗逗你罢了！而她，是个妓女，为什么不可以打呢？老婆都可以打，难道这种女人还要怜惜吗？其实这也是闹着玩的。我当然也知道，拳头是教不好人的。”

“那么你教训她什么呢？你哪方面比她强呢？……”

他抱住我的双肩，使劲地摇晃我，讥讽地说：

“我们之所以糟就糟在谁也不比谁好些……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我全明白！我不是个乡巴佬……”

他有点微醉，并且很快活，他就像一个和善的教师带着温存的遗憾望着一个愚笨的学生……

我有时也碰到巴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麻利了，打扮得很漂亮，跟我说话时傲气十足，动不动就责备人说：

“你干吗要去干这种没出息的活！真是乡巴佬……”

然后他便忧郁地讲一些作坊里的新闻。

“日哈列夫还是跟那个像母牛一样的女人搞在一起；西塔诺夫看来很悲观，酗酒无度；戈果列夫被狼吃了——他回家过圣诞节时喝醉了，就被狼吃了！”

于是巴维尔洋洋得意地笑着，说起他编造的笑话来：

“狼把他吃了，于是狼也醉了！这些狼得意地在森林里用后脚走起路来，像受过训练的狗那样，并且不断地号叫，可是过了一昼夜之后，它们全都死了！……”

我听了这话后也笑了笑。不过我觉得，这个作坊和那里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离我很远了。这让我感到有点儿忧伤。

十九

冬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事儿干。在铺子里，我跟原先那样，干各种打杂的活。这些杂活占去了我整个白天，晚上才有点儿空闲。我重念一些自己很不喜欢的《涅瓦》和《莫斯科报》上的小说给老板一家人听；到了深夜我才读点好书和试着写写诗。

有一天，女人们都出去做彻夜弥撒了，老板则因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

“彼什科夫，维克多笑你，说你好像在写诗。真的吗？那么，念给我听听！”

我不好意思拒绝，便给他念了几首诗。显然，他并不喜欢这些诗，但还是说：

“写吧，写吧！也许你会成为普希金。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

是埋葬家神，

还是巫婆嫁女？

“在他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有家神，诗人自己自然是不信的，只是说着玩罢了！是的，老弟，”他沉思地拖长声音说，“你应该去上学，可惜已经太迟了！真不知道，你将来要怎样生活下去……你那个本子可要藏好，不然我们家那两个女人要找你麻烦的……要笑话你的……老弟，女人嘛，就喜欢这个——干些令人伤心的事……”

最近一段时间老板变得沉默寡言了，老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常常胆怯地左顾右盼，铃声也会让他吃惊，有时为了一点小事，便病态地大发脾气，对着大家大喊大叫，并从家里跑了出去，深夜才醉醺醺地回来……可以感觉得出，他生活中发生了除自己外谁也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并且伤了他的心。他现在活得没信心，胡乱地混日子，照例地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节假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便在外面闲逛，傍晚我就坐在雅姆斯克街的酒铺里。店老板是个胖子，老是出汗，很喜欢唱歌，几乎所有教堂合唱团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都聚集到他这里来。为了唱歌，老板请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和茶，这些歌手几乎都是酒鬼，而且是没有什么情趣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喝酒勉强地来唱唱歌的，而且唱的都是教堂里的圣歌。由于笃信宗教的酒客认为在酒店里唱圣歌不合适，所以老板便把他们请到自己房间里唱。因此我只能隔着门听歌。不过酒铺里也请一些乡下农民、工匠来唱歌。老板还亲自走遍全城去请唱歌的人。在赶集日，他便向赶集的农民打听会唱歌的人，请他们来唱歌。

歌手总是坐在柜台旁的椅子上，头顶上就是伏特加酒桶，他的脑袋映在桶底上，就像是套在一个圆框子里。

这些人中唱得最好的是一个又小又瘦的马具匠克列绍夫，他常常唱一些特别好听的歌；他精神委顿，一张像是被揉皱了的脸，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鼻子像死人一样闪着亮光，两只睡意蒙眬的小眼睛一动不动。

他有时会闭上眼睛，后脑壳靠在桶底上，挺起胸膛，用轻轻的，却能胜过一切的男高音快速地唱起来：

嘿，洁净的田野洒满了浓雾，

浓雾盖住了远去的道路……

这时他站起来，腰部靠在柜台上，身子往后仰，抬起脸冲着天花板，动情地唱道：

唉，我走向何方，去往何处，

哪儿是我宽广的道路？

他的声音虽小，却是孜孜不倦，像一根银色的琴弦把酒铺里喑哑的、浑浊的嘈杂声缝接起来了。忧郁的歌词、呻吟声和叫喊声震慑了一切人，连醉鬼都变得惊人的庄重，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前面的桌子。美好音乐总是激起我强有力的感受，神奇地触动我的心灵的深处，我的心胀得快要破裂了。

酒铺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歌手则像是善良的神父，他并不说教，但他却真正全心全意地虔诚地为全人类祈祷，为贫苦的人类生活的全部悲哀发出有声的思念。长满胡子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望着他，而一些野性的脸上则若有所思地闪烁着孩子们的眼睛。偶尔会听到一声叹息。这就很好地见证了歌曲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觉得，这才是真正人的生活，而大家却过着虚伪的、虚构的生活。

屋角里坐着一个大脸盘的女商贩，名叫雷苏哈，是一个放荡的娘儿们，不要脸的妓女；她脑袋埋在肥胖的肩膀下面，在哭泣，泪水悄悄地洗刷着她那无耻的眼睛。离她不远、重重地靠着桌子的是阴郁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他是一个毛发浓密、又高又壮的青年男子，像一个被革出教门的助祭，大眼，醉脸；他望着自己面前的酒杯，举着它，正要往嘴里送，却又把它放回桌子上，小心地不出一点儿声音；不知为什么不能喝了。

全酒铺的人都默然不动了，好像在倾听早已遗忘了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亲切而又宝贵的声音。

克列绍夫唱完歌之后便谦虚地坐在椅子上。店老板敬他一杯葡萄酒，微笑着对他说：

“好，实在是好！说你在唱，倒不如说你在讲故事，你是能手，没有啥可说的！谁也不会否认的……”

克列绍夫不慌不忙地喝着伏特加，小心地咳了一声，轻轻地说：

“只要有嗓子，人人都会唱，但是要表现歌中的灵魂——这就只有我能做到！”

“喂，你可别吹牛！”

“没有本事的人才不会吹。”歌手依然平静地但却更坚定地说。

“你也太高傲了，克列绍夫！”店老板懊恼地说。

“我不会高傲得超过我的灵魂……”

阴郁的男低音在屋角里叫道：

“你们这些蛆虫、霉菌，怎么会懂得这个丑陋的天使唱的歌呢？”

他总是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跟所有的人争吵，揭露所有的人，因此他几乎每星期天都被人痛打。所有唱歌的人和凡是能打人、想打人的人都打他。

店老板喜欢克列绍夫的歌，但对歌手本人却无法忍受，在大家面前抱怨他，并公然寻找机会侮辱这个马具匠，嘲笑他。这一点酒铺的常客和克列绍夫本人都知道。

“是一个好歌手，不过很骄傲，必须纠正他。”他说。有几个客人也表示同意：

“这一点说得对，小伙子有点骄傲！”

“有什么可骄傲的？嗓子是天生的，又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况且他的嗓子就那么了不起吗？”老板再次强调说。

赞成的观众附和地说：

“这里不仅要有嗓子，更重要的是技能。”

有一次，歌手唱完就走了。店老板劝雷苏哈说：

“喂，玛丽娅·叶夫多基莫夫娜，你去捉弄捉弄克列绍夫，让他来一次神魂颠倒，好吗？这对你来说费什么劲呢？”

“要是我年轻一点就好了。”女商贩笑笑说。

店老板急躁地大声嚷道：

“年轻有什么用，你就干吧！我要看看，他怎样在你周围打转转！等他落入情网后，他就会唱个没有完了，知道吗？干吧，叶夫多基莫夫娜，我会重重地谢你的，怎么样？”

但是她没有答应。个头又大又胖的她垂下眼皮，手指摆弄着胸前头巾的穗子，单调而又懒洋洋地说：

“这还是得年轻人去干，要是我年轻一些，那我就不会犹豫了……”

店老板是想把克列绍夫灌醉，但是这个歌手总是每唱完一支歌就喝一杯酒，两三支歌后就用毛巾仔细地把脖子包上，把帽子往头发蓬松的脑袋上紧紧扣上，走出去了。

店老板还常常找人去同克列绍夫比赛。马具匠唱完了歌，老板称赞他几句后便激动地对他说：

“凑巧了，这里还来了一个歌手，来，请你显显本领吧！”

跟克列绍夫比赛的歌手中，有些人的嗓子是很好的，但我却不记得有哪一个人，能像这个矮小而又不好看的马具匠那样唱得如此朴实而真诚……

“是啊，”店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自然是很好！主要嗓子好，至于灵魂嘛……”

听众都笑了：

“不行，显然，他们胜不了马具匠！”

克列绍夫从其棕红色的蓬乱的眉毛下面看着大家，平静而又客气地对店老板说：

“你们闹吧，比我强的歌手，你们是找不到的，我的才能是上帝赐给的……”

“我们都是上帝赐给的。”

“你就是请客喝酒，倾家荡产，也找不到这种人……”

老板红着脸嘟哝道：

“不见得，不见得……”

克列绍夫却坚持要他认输：

“我还要告诉你，唱歌可不是斗鸡……”

“这我知道！你干吗纠缠不休呢？”

“我不是纠缠不休，我只是向你说明，如果唱歌只是一种娱乐的话，那就太荒唐了！”

“算了！你最好还是再唱一首歌吧……”

“唱歌，我随时都可以，哪怕在睡梦中也可以唱。”克列绍夫同意地说，小心地咳了一声，便开始唱起来。

于是一切琐事，一切废话和意图，一切低级庸俗的东西和酒铺里的事情——都神奇地烟消云散了，大家身上洋溢着另一种生活气象——充满爱和悲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纯洁的生活气象。

我羡慕这个人，极其羡慕他的天才和慑服人的能力。他是多么奇妙地利用了这种能力啊！我很想同马具匠结识，跟他作长时间的交谈，可是我不敢去接近他。克列绍夫总是用白眼看一切人，好像面前的人他一个也不放在眼里。他身上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阻止我去爱他的东西。我却想爱那个不唱歌时的他，我不喜欢看那个像老头一样把帽子戴在头上，用红围巾包着脖子的他。关于围巾，他自己说过：

“这是亲爱的女人编了送给我的，一个姑娘……”

他不唱歌时便神气十足地噘着嘴，用手指擦着死人一般被冻伤了的鼻子。有人问他什么，他也只是简短地不大乐意地回答。有一次，我在他的身旁坐下来问他一点事情，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

“滚开，小家伙！”

我更喜欢男低音米特罗波尔斯基。他像肩负重物似的走进饭铺时，一脚踢开椅子，便坐下来，两肘靠在桌子上，双手托着头发蓬松的大脑袋，不声不响地喝上两三杯，重重地咳一声。于是大家都一怔，回过头来看着他；他却依旧托着下巴，挑衅性地望着大家。他那没有梳理过的头发，像马鬃一样，杂乱地披在他浮肿的棕褐色的脸上。

“你们看什么？看见了什么？”他突然发狠地问道。

有时候也有人回答说：

“我们看见怪物了！”

他经常晚上不声不响地喝酒，又不声不响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有几次，我听见他模仿先知的口吻责备人们：

“我是上帝忠贞的奴仆，我要像以赛亚那样责备你们！让灾难降临阿利伊尔城[228]吧，因为那里的贱民、骗子和各种败类都生活在其卑劣情欲的污秽之中；让灾难降临到人间的船上吧！因为他们载着卑鄙小人四处航行。我所指的就是你们——你们都是些酒囊饭袋，是这个世界的渣滓！你们这种人多得不可计数，你们都是该诅咒的人，人间大地是不会容纳你们的！”

他的声音是如此洪亮，甚至窗玻璃都震得嗡嗡作响。这非常受听众的喜欢，他们赞扬先知说：

“骂得好，多毛狗！”

跟他结识很容易，只要请他吃点东西就可以。他的要求是，有一瓶伏特加，一盘红辣椒炒牛肝。这是他最爱吃的东西。这种菜常常烧坏他的嘴，烧坏他的肠胃。有一次我要他告诉我该读些什么书，他却厉声地反问我：

“干吗要读书？”

他见我有点发窘，便用缓和的口气说：

“传道书你读过吗？”

“读过。”

“就读读传道书吧！不必读更多的东西了。全世界的智慧都在那里了，只有那些长着扇形角的绵羊才不懂得它——也就是说，谁也读不懂……你是做什么的？唱歌吗？”

“不唱。”

“为什么？应该唱歌，这是最荒唐的事。”

邻桌有一个人问他：

“那么你自己唱吗？”

“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怎么啦？”

“没有什么。”

“这不是新闻。谁都知道你脑袋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东西。阿门！”

他跟所有人说话都是这种口气，当然，对我也一样。请他喝了两三回酒后，他开始对我温和一点，有一次他甚至有些惊奇地对我说：

“我看着你，可我并不明白：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其实，又何必知道呢？”他对克列绍夫的态度很难理解：他显然很欣赏他唱歌，甚至常常露出亲切的微笑，但却不跟他来往；说及他的时候表现的很粗暴，并且蔑视他：

“这是个木头人！他会换气，也懂得怎么唱，但仍旧是一头蠢驴！”

“为什么？”

“他天生就是这样。”

我想在他不喝酒清醒的时候跟他谈一谈，但他在清醒时也是嘟嘟哝哝，用茫然的忧郁的眼睛望着大家。据说这个一辈子醉醺醺的酒鬼还在喀山神学院上过学，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的。我并不相信此话。不过有一次我跟他谈到自己时，提到了主教赫里桑夫的名字，这个男低音脑袋一晃，说：

“赫里桑夫？我知道，是我的老师，他对我很友好，在喀山，神学院里，我还记得！赫里桑夫——是金黄色的意思，这是帕姆瓦·贝伦达[229]说的。对，赫里桑夫，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那么帕姆瓦·贝伦达又是谁呢？”我问他，但米特罗波尔斯基却简单地回答说：

“莫管闲事。”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记在了我的小本子里：“一定要读读帕姆瓦·贝伦达的书。”我觉得，正是在这个贝伦达的书里我才能找到使我不安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这个歌手很喜欢使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奇怪的词组。这让我很生气。

“生活不是阿尼西娅！”他说。

我问他：

“阿尼西娅是谁？”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答道。我的疑惑，他很感兴趣。

这些用词以及他在神学院里学习过这件事，都使我想到，他一定懂得很多，但他不肯吐露一个字，即使说了，也听不懂。这使我很难过。也许是我问的方法不对？

不过无论如何，他在我的心灵里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喜欢他喝醉酒时模仿先知以赛亚的口吻对人的大胆责备。

“啊，人世间的污秽和恶臭！”他吼叫，“在你们那里，坏人得到荣耀，好人遭到驱逐；严酷的日子就要到来了——那时候后悔就太迟了，太迟了！”

听着这种吼声，我想起了“好事情”，想起了令人难受的和轻易地堕落的洗衣妇娜塔利娅，以及被污言秽语所包围的“玛尔戈王后”。我已经有事情可供回忆了……

我同这个人的短暂的交往结束得颇为离奇。

到了春天，我在军营附近的田野里碰见了他，他单独一人，全身浮肿，像骆驼一样摇着头在踱步。

“你在散步？”他声音沙哑地问道，“我们一块走吧，我也是散步，老弟，我病了，而且……”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在搭过营棚的土坑里看见了一个人，他歪着身子，坐在坑底，肩头倚在坑边，外套的一边滑到耳朵上面，像是要把它脱下来而没脱掉似的。

“一个酒鬼。”歌手肯定说，停下了脚步。

可是在这个人手下面的嫩草上放着一支大手枪，离它不远处有一顶帽子，帽子旁边有一个稍稍打开盖的伏特加酒瓶，空瓶颈则埋在青草中。此人的脸好像害羞似的藏在外套下面。

我们默默地站了差不多一分钟，后来米特罗波尔斯基迈开双腿说：

“开枪自杀了。”

我立即就明白过来，这个人不是喝醉了，而是死了，可是这事如此突然，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记得当时我看着这个人从外套下露出的又大又光滑的脑壳及其发紫的耳朵，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和怜悯。我不相信，在如此可爱的春天里居然有人自杀。

男低音歌手用手掌使劲地搓自己的没有刮胡子的脸颊，好像感到很冷似的哑着嗓子说：

“是一个成年人，可能是老婆跑了，要不就是欠了别人的钱……”

他叫我到城里去报警，自己却坐在土坑边上，两条腿垂在坑里，怕冷似的把破旧的外衣裹在身上。我把自杀的事报告警察后，很快地跑回来。不料就在这段时间里，歌手把死人剩下的伏特加酒喝完了，手里挥动着空瓶子来迎接我。

“瞧，就是酒要了他的命！”他大声喊道，发疯似的把瓶子摔在地上，把它摔得粉碎。

警察跟在我后面过来了。他观察了一下土坑，摘下帽子，犹豫地画了个十字，便问歌手：

“你是什么人？”

“不关你事……”

警察想了想，更为客气地问道：

“你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有人死了，你却喝得烂醉？”

“我喝酒喝了二十年了！”歌手骄傲地说，用巴掌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我相信他喝了这酒定会被捕的。从城里来了许多人，甚至严厉的警察分局的局长也坐着马车来了。他下到坑里，掀起自杀者的外套，看了看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

局长瞧了他一眼，便不怀好意地拉长声音说：

“啊，你好，我的先生！”

围观的人有十五六个，他们气喘吁吁，熙熙攘攘地朝坑里张望，在坑口周围来回走动。有一个人喊道：

“这是咱们街道上的一个官员，我认得他！”

男低音歌手摇晃着身子站在警察局局长面前。他摘下了帽子，在同局长争论，大声地说着什么，话音不清。后来警察局局长在胸口上推了他一下，他身子晃了一下，坐在地上。于是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大衣袋里掏出捆人的绳子，把他那习惯地温顺地抄在背后的双手捆了起来。分局局长生气地向围观的群众吆喝道：

“滚开，坏蛋！”

还有一个老警察也跑过来了。他的眼睛又湿又红，累得张开了大嘴。他拉住捆绑歌手绳子的一端，静静地把他押送到城里去。

我也抑郁不欢地从田野回家去了。记忆中，他那些责罚人的话像响亮的回声似的鸣响着：

“让灾难降临到阿利伊尔城！……”

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景象：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大衣袋里掏出捆人的绳子，威严的先知却温顺地把红色多毛的双手抄在背后，并习惯地把手腕交叉起来，任其捆绑，动作是那么熟练……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先知被递解出城了。在他之后不久，克列绍夫也消失了：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搬到城里去了，在城里开了一家马具作坊。

……由于我非常热心地向我老板赞扬马具匠的歌，有一天老板便对我说：

“该去听一听……”

后来我就和老板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边，他竟惊讶得竖起了眉毛，睁大了眼睛。

在去饭铺的路上他还笑我，来到饭铺的头几分钟他也在嘲讽我，嘲讽听众和窒闷人的臭气。在马具匠开唱前他都讥讽地微笑着，并着手倒啤酒喝，但倒酒倒了一半，他就停下了手，说：

“啊哟……鬼东西！”

他的手抖动起来，轻轻地把酒瓶放下，开始紧张地往下听。

“果然是，老弟，”当克列绍夫唱完后，他深深地叹息道，“唱得真是好……见鬼！甚至我身上都发热了……”

马具匠抬起头，望望天花板，又唱起来：

清净的田野上走着一位姑娘，

从富裕村庄走向康庄大道……

“他会唱。”老板摇晃着脑袋，笑着说。而克列绍夫的歌则响亮流畅得像芦笛一样：

漂亮的姑娘回答他：

我是个孤儿，无人肯要咱……

“唱得真好，”老板眨巴着红眼睛，小声地说，“咳，鬼东西……真好！”

我看着他，心里也感到高兴。如泣如诉的歌词战胜了饭铺里的喧嚣，显得更强更美更亲切动人：

我们村里人很是孤僻，

晚会也不邀本姑娘去，

我穷没有像样的衣裙，

更不便与好青年相识，

鳏夫要娶我帮他干活，

我不愿屈从这种命运！……

我的老板不知羞臊地哭了起来。他垂头坐着，鹰钩鼻子大声地吸着气，眼泪滴在膝头上。

听完第三首歌后，他激动地又似乎疲倦地说：

“我不能再在这里坐下去了，透不过气来，这气味，真见鬼……我们回家吧！……”

但走到街上时，他却提议说：

“喂，彼什科夫，我们到旅馆里去，随便吃点东西得了……我不想回家！……”

他没问价钱，就坐上了一辆出租雪橇。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到了旅馆，他选定屋角边的一张桌子，向四周扫了一眼，便小声地生气地诉苦说：

“那只山羊搅乱了我的心……弄得我心烦意乱……不，你常读书，懂道理，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活着，活着，都四十岁了，有老婆，有孩子，却没有个可跟我说话的人，有时我想敞开心扉，倾吐一切，却没有人可谈。同老婆谈吗？她不理解我……老婆是什么呢？在她的心目中，只有孩子、家务事和她自己的事！她不懂我的心。老婆——在她生第一个孩子之前是朋友，以后就不行了……尤其是我的老婆。总之……你自己都看得见了……她什么也不听，简直是一块死肉，见鬼去吧！老弟，心里真烦……”

他抽搐着喝了又凉又苦的啤酒，静默了一会儿，甩甩长头发，又说起来：

“总之，老弟，大家都是败类！瞧，你在那边跟庄稼汉说话，这个那个的……可我明白，有许多话都是不正派的、卑鄙的。是真的，老弟……其实大家都是小偷！你以为你的话他们会听吗？没有那回事！是的，彼得，奥西普，他们都是骗子！他们什么都对我说；你说了我什么，他们全告诉了我……怎么样，老弟？”

我感到惊奇，没有说话。

“难怪，”老板笑着说，“你想到波斯去。这是对的。在那里虽然你什么都不懂，语言也不通！可是，在国内虽然说自己的语言，说的还不都是些卑鄙龌龊的事！”

“奥西普说我的事了吗？”我问他。

“是的！你是怎么想的呢？他是爱说闲话的人，比谁都说得多。老弟，他是个狡猾的家伙……不，话是说不明白的，什么是真话？真话又有啥用？那也不过是秋天的雪，一落在污泥里就融化了，从而污泥会越来越多。你最好还是闭嘴不说话……”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并没有醉，而是越喝越气愤：

“俗话说，言语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黄金。唉，老弟，郁闷啊……真郁闷……他唱得对：‘我们村里人很是孤僻。’人生孤独啊……”

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压低嗓门说：

“喂，我找到一个知心朋友——就在这里碰到一个女人，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因造假币被判充军到西伯利亚，现已关在牢房里。我认识了她……她身无分文，所以就只好那个了……懂吗？……是一个鸨母介绍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可爱的人！一个美女，年纪很轻，简直妙不可言！一回，两回……后来我就对她说：‘喂，这算怎么回事呢，你丈夫是个骗子，你自己也不守规矩了，你干吗要跟他到西伯利亚去呢？’你知道吗，她打算跟丈夫一起去流放地……她对我说：‘不管怎样，我爱他，对我来说，他是好人，可能他是为了我才犯罪的呢！我跟你干这种罪恶的事也是为了他，他需要钱，他是贵族，过惯了舒适的生活；我要是一个人的话，我会规矩地生活的。你也是好人，我也很喜欢你，只是你别再跟我说这事了……’真见鬼！我把身上带的钱全都给了她，大概有八十多卢布，并对她说：‘对不起，我以后不再与你来往了，我不能再见你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好像酒性发作了，趴在桌子上含糊不清地说：

“我到她那里去过六次……你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也许后来还有六次我走到她的住所附近……没有敢进去！现在她已经离开了……”

他把手放在桌子上，动着手指头，小声说：

“但愿我不要再碰见她……不要！就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们回家去……我们走！”

我们走了。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唠叨说：

“事情就是这样，老弟……”

他讲的故事并不使我惊奇，我早就觉得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过他关于生活的一切谈论，特别是关于奥西普的那些话，听了后使我感到十分压抑。

二十

我在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在空荡荡的建筑物中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当监工，看着工人们在秋天把那些笨拙的石砌商铺拆掉，而到了春天又原样地把它们建造起来。

老板十分关心的事是，设法要我好好劳动，因为他要付我五卢布的工资；如果店里要重铺地板，得在地板下挖一俄尺深的土。这个活若另雇一个浪人来干，还得花一个卢布，而我去做就不拿钱了。不过要是我去干的话，就无人去监督那些木工了，他们会把门锁、把手等各种小物件偷走。

不论是工人还是工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欺骗我，设法偷一点东西。他们这么干几乎是公开的，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乏味的公差似的。我就是抓住了他们，他们也不生气，而是表示奇怪地说：

“挣五个卢布的工资就那么卖力，好像是挣了二十个卢布一样，真可笑！”

我对老板说：你利用我的劳动省了一个卢布，可损失的却是十倍还要多。他却向我眨眨眼睛说：

“算了，你就装吧！”

我明白，他怀疑我帮助那些人偷窃。这引起我对他的恶感，不过我并不生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在偷，老板自己也喜欢拿人家的东西。

集市散了之后，老板便去查看他承包修缮的那些商铺，看见有一些别人遗忘了的茶炊、食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箱子、货物之类的东西，老板就会笑嘻嘻地说：

“做个清单，全都搬到仓库里去！”

然后他就从货仓里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逼我几次变换清单。

我不喜欢什么物品，我什么都不想要，甚至书籍我都觉得累赘。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贝朗瑞的书和海涅的诗集。我本想要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那家旧书店的凶巴巴的老头儿却把普希金作品的价钱标得太高了。什么家具、地毯、镜子和老板家堆着的一切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些笨重的物品及其油漆味我见了就生气。总之，我不喜欢老板的屋子，它就像是一只装满废物的大箱子。老板从仓库里搬走别人的东西，使得他身边多余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更使我反感。“玛尔戈王后”的房间也很狭窄，但却很漂亮。

总而言之，我觉得生活太杂乱太荒唐了，其中显然是愚蠢的东西太多了。比方，我们老在这里改建商铺，春天发大水便把它们淹了，地板浮起，门窗冲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大水年年淹没市场，破坏房屋、马路；每年的大水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大家也知道，洪水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每年春天，流冰都要破坏一些驳船和几十只小船，人们只好唉声叹气地重造新船，可是再到融冰期，流冰又把它们破坏了。这种原地踏步式的忙乱又是多么的荒唐！

我对奥西普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奇怪地哈哈大笑：

“哎呀，你这个鹭鸶，瞧你闹的！这一切与你何干？你管它干什么？”

不过他立即又改变了态度，虽然他那双不像是老年人的明亮的碧眼里的讥笑并没有消失，却较为庄重地说：

“这事你指出来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它与你无关，说不定也有用处！同时你还要注意另一件事……”

接着他干巴巴地讲起来，虽然也不乏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及各种笑话：

“人们都埋怨土地太少，可伏尔加河一到春天就冲刷两岸，把泥沙冲走，在河床里积成河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抱怨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天的大水和夏天的雨水冲击峡谷，泥沙又被冲到河里去。”

他说这话没有怜惜也没有恶意，好像是在欣赏自己对人生哀怨的彻悟，虽然他的话与我的思想是一致的，我却不高兴听这些话。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就是火灾……”

据我的记忆，在伏尔加河对面的森林里，好像没有一个夏天不发生火灾的。每年七月份，天空中都弥漫着浊黄色的烟雾，深红色的太阳失去了光辉，好像一只害了病的眼睛望着大地似的。

“森林，毫无意义，”奥西普说，“这是贵族的财产，官府的财产，农民没有森林。城市火灾也不是什么大事，住在城里的都是有钱人，用不着怜惜他们！说到农村就不一样了。一个夏天要烧掉多少村子啊！可能不少于一百个。这才是重大损失！”

他轻轻地笑了笑。

“有地产，却不会经营！到头来你我都会觉得，人不是为自己、为土地在工作，而是为水火在忙碌了！”

“你笑什么？”

“笑笑又怎么啦？眼泪灭不了大火，加上眼泪洪水会更大。”

我知道这个外表优雅的老头是我所见到的人们中最聪明的人，可是他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时，他又火上浇油地继续说道：

“你看，爱惜精力的人，不管是爱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又有几个呢？你那位老板又是如何挥霍你的精力的？伏特加酒又给大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数不清了，任何最聪明的学问家也算不过来……房子烧了可以再造一个，可是一个好的汉子白白地死了，这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比方，阿尔达里昂或格里沙，你瞧他们是怎样烧起来的，就这么死了！虽说阿尔达里昂有点傻，他却是个好心的庄稼汉。格里沙呢！也像一捆稻草在冒烟；那些娘儿们像森林里的蛆虫围攻死尸那样围攻他。”

我不是生气而是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我的老板呢？”

他平静地甚至亲切地解释说：

“是想让他知道，你都有什么有害的思想，让他教育你。除老板外，还有谁来教你呢？我告诉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我可怜你，你小子不笨，只是魔鬼把你的脑子弄糊涂了。你偷东西我不会去说，你找女孩子我也不会说，甚至你喝酒我都不说，可是你若是粗鲁无礼，那什么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老板！你记住这一点吧……”

“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他沉默了片刻，用指甲去掏手掌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和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你撒谎，你会说的！要不你还能跟谁说话呢？没有人……”

我觉得，干净整洁的奥西普，好像突然变成那个对一切都不关心的司炉雅科夫了。

他有时像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又像马车夫彼得，有时他身上又有点与外祖父相同的东西。总之，他跟我所见过的所有老头子都有点相似；他们全都是出奇的有趣的老人，但我又觉得跟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会感到难受和厌恶。他们好像要掏掉人们的灵魂，他们的聪明的话语会给人们的心蒙上一层红色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很聪明，这点我很明白，但是他的灵活善变使我感到惊讶。这种聪明使我沮丧。因此最终我还是觉得他是敌人。

一种阴暗的思想在我心中翻腾：

“所有的人彼此都是陌生的，尽管他们言词亲切，面带笑容。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好像没有一个人与牢固的爱情有联系，只有我外祖母一人爱生活，爱一切。只有外祖母和光彩夺目的‘玛尔戈王后’。”

这种思想和类似的思想像阴云一样越来越浓了，有时使生活变得近乎窒息，极其难受。如何才能过另一种生活呢？到哪里去好呢？除了奥西普，我甚至连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我跟他就谈得更多了。

他显然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胡诌，反复向我提出问题。弄清楚我的意思后，他平静地说：

“啄木鸟很倔强，却并不可怕。谁也不怕它！我诚心地劝告你：你进修道院去吧，在那里直到长大成人；你将会很好地与朝圣者交谈，安慰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安宁，而且修道士也是有收入的；我诚心地劝导你。看来，你对世事还不善于处理……”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我觉得我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圈里旋转，非常苦闷。生活变得越来越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被采光，在空荡荡的森林里已无事可做，而且我好像对这个森林了解得十分透彻了。

我不喝伏特加酒，也不跟姑娘们胡闹，我用书籍代替了这两种麻醉心灵的东西。但是我读书越多，就越觉得无法过这种大家所过的空虚而又无用的生活。

我刚过十五岁，可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是渐近老态的人了；我由于经历过许多事情，读过许多书，心神不定地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今好像从内部膨胀起来，变得非常沉重了。窥视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所储存的各种印象，就像是一个黑色的库房，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已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去清理它们了。

所有这些重负，虽然内容丰富，但并不牢靠，它们颠簸着，让我摇摆不定，就像放得不稳的一瓶子水那样。

我厌恶不幸、疾病和叫苦，看见残酷的东西，例如流血、斗殴，甚至是语言上对人的侮辱，就会本能地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又很快地转变为冷酷的疯狂，于是我自己也会野兽般地跟人斗殴，事后又痛心疾首地感到惭愧。有时候我很想把折磨人的家伙毒打一顿，于是我便盲目地扑过去跟人打起架来。这种由于无能而产生的绝望举动，现在想起来也还感到可耻和可悲。

我身上好像活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卑鄙龌龊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从而变得多少有些怯懦，又因为熟悉日常生活各种可怕的事情，心情受到压抑，因此，开始时对生活对人都抱不信任的态度，对一切人，同时也包括对自己表示无能为力的怜悯；这个人曾想过离群索居，只读书，不与人交往，也想过进修道院，做林中看守人、铁路巡道员，去波斯或到城郊什么地方去当个更夫。总之，尽可能到人少的地方去，尽可能远离人们……

另一个人则是受过诚实、聪明的书本的神圣的精神洗礼，观察了日常各种可怕事件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到这种力量会很容易地扭断他的脖子，用肮脏的脚掌去踩踏他的心脏，因此他紧张地进行自卫，咬紧牙关，捏紧拳头，随时准备迎接一切论争和战斗；这个人像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用实际行动表现他的爱和怜悯，不说废话，拔剑出鞘，战场上分晓。

当时我有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上一家妓院看院子的人，我是有一天早晨去市场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在妓院门前从一辆马车上拖下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他抓住她的两只脚，她脚上的袜子卷在一起，身体露到腰边；而他却毫不知耻地拽着她，大叫大笑，还不断地向她身上啐唾沫。那姑娘从车上滑滚下来，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膊软得像是脱了臼似的拖在脑后，脊背、后脑勺、发紫的脸在马车座位上、脚蹬上磕碰着，最后跌落在马路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给了马一鞭子，马车走了。那个看院子的人抓住姑娘的两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姑娘拖到人行道上。我气疯了，跑了过去，幸好在我跑去的时候，不知是我自己扔掉了还是无意中失落了那把一俄丈长的水平尺。这使我和看院子的人免于闹出大乱子来。我跑过去，挥拳打倒了看院子的人，然后跳上台阶，拼命地按门铃。走出来几个粗汉，我什么也没对他们说，拾起水平尺就走了。

在下坡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车座上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赞赏说：

“你很灵巧地把他打倒了！”

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让看院子的人侮辱那个姑娘？他却平静而又厌恶地说：

“我才不管呢，让他们见鬼去吧！把她架上车时，老爷已付了钱。至于谁打了谁，与我何干？”

“要是把她打死了呢？”

“是啊，这种女人，是很快会被打死的。”马车夫说，好像自己就多次试图弄死这种喝醉了的女人似的。

从这天起，我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个看院子的人。我每次上街，他都在扫马路，或者是坐在台阶上，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我走到他跟前，他便站起来，卷起袖子，警告说：

“来吧，我现在就要打断你的腿！”

他大约有四十岁，个子很小，拐腿，肚子却大得像孕妇一般。他冷笑着用一双闪亮的眼睛看着我。其实他的眼神是善良而快活的。这使我非常惊讶。打架他是不行的，他的胳膊比我的短，交两三手后，他就后退了，背脊靠在门上，惊讶地说：

“你就瞧着吧，有本事的好汉！”

我已经讨厌这种打架了，于是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着，傻瓜，请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呢？”他用责备的口吻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可恶地侮辱那个姑娘。

“关你什么事，你怜惜她？”

“当然怜惜……”

他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嘴唇问道：

“那你也怜惜猫吗？”

“是，猫我也怜惜……”

于是他对我说：

“你是个傻瓜，骗子！等着瞧吧，我会给你点颜色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道，这是一条最近的路。不过我打算早一点起床，避免见到这个人。可是过了几天还是碰见了他——他坐在门口抚摸着躺在他膝头上的一只烟色猫。当我走到离他约三步远的时候，他跳起来，抓住猫的两只脚，使劲一摔，把猫摔在石柱子上，一股温热的东西溅到我的身上。他把猫头摔碎后，又把猫扔到我的脚下，并站在小门旁边，问道：

“怎么样？”

嘿，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就像两只公狗那样在院子里扭打起来了。后来我坐在斜坡草地上，无法形容的苦闷使我快要疯了。我紧紧咬住嘴唇，使自己不致大哭大吼起来。这件事，一想起来，心里那无法忍受的厌恶就让人全身发抖。我很奇怪，当时我怎么竟没有发疯，没有杀人呢？

我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丑事呢？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的故事，喜欢那些渲染得很美的骇人情节，幻想的恐怖让你们愉快地激动，而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事情，而且我有不容否定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让你们感到不快，为的是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

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非常爱人们，不想让任何人痛苦，但也不能多愁善感，不能用花言巧语的谎话去掩饰严酷的真实，而要面向生活，正视生活！要把我们心灵中和头脑中一切美好的、人性的东西融化到生活中去。

……特别让我恼恨得发疯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读过许多小说之后，我把妇女看作是生活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东西。我的外祖母讲述的关于圣母和贤女瓦西丽莎的故事、不幸的洗衣妇娜塔利娅以及我见到过的千百个作为生命之母的女人的目光和笑容，都坚定了我这方面的信念。正是她们的目光和笑容美化了这一缺乏快乐、缺乏爱的生活。

屠格涅夫的作品赞美了女性的荣耀。我也用我所知道的关于妇女的一切好的东西来美化我永不忘怀的“玛尔戈王后”的形象。这方面，海涅和屠格涅夫所作的贡献特别大。

傍晚从市场上回来时，我常在内城城墙边的山上停下来，眺望伏尔加河对岸太阳落山的景色，眺望火红色的河流在天边的流动；大地上可爱的河流时而变成红色，时而又变为蓝色。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地球好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装着囚犯的驳船，它像猪一样，被一只无形的轮船拖着，懒洋洋地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

但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地球之宏大，是我从书本上知道的那些城市和过不同生活的外国。在外国作家的书中，人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比我们周围那种徐缓而单调地沸腾的生活要干净一些，可爱一些，没有那么多艰辛。这就减轻了我的恐惧，激起我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执着的幻想。

我总觉得，我会碰上一个纯朴的英明的人，他将带领我走上一条宽广的光明之路。

有一天，我坐在内城墙下一条长凳子上。雅科夫舅舅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没有发现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尽管我们几年来都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很少谋面，偶尔见着，也只是一会儿。

“嗨，你长高了。”他推了我一下，开玩笑似的说。接着我们就像相互认识很久却仍是陌生的人那样谈了起来。

我从外祖母那里知道雅科夫舅舅这些年来已经完全破产，全部家当都已吃光花光了。他当过一所地方监狱的副看守，但是结果很糟糕。正看守生病期间，雅科夫竟在自己家里给囚犯举办欢乐宴会。此事败露后，他被革了职，交法庭审判，被指控夜里放犯人上街“游玩”；虽然没有犯人逃跑，可是有一个犯人去掐一个助祭时，被当场捉住了。此案侦查了很长时间，不过没有正式开堂审理。犯人们和看守们都巧妙地为好心的舅舅开脱，挽救了他。现在他失去了工作，靠儿子养着；儿子在当时有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教堂唱诗班里唱歌。关于他的儿子，他说得颇为奇怪：

“他在我面前变得严肃了，摆起架子来了！他是个独唱歌手。要是我没有及时把茶炊烧好，或者没有把衣裳刷干净，他就会大发脾气！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小伙子，也很爱整洁……”

舅舅本人老了很多，浑身很脏，头发脱落，精神委顿，他的快活的卷发也十分稀疏了，耳朵竖了起来，眼白上和刮了胡子的脸颊的光滑的皮肤上，现出了稠密的红色血丝网。他说话虽然很风趣，但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妨碍着他舌头的转动，尽管他的牙齿还是完整的。

有机会同这样一个善于快活地生活并且见多识广的人交谈，我很高兴。他唱过的那些活泼可笑的歌曲，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楚。记忆中又响起了外祖父说他的那些话：

“在唱歌方面，他是大卫王；在做事方面，他却是恶毒的押沙龙[230]。”

人行道上，从我们身边走过的都是些衣冠整洁的人，穿戴华丽的太太小姐、公务员、官吏。舅舅穿一件破烂的秋外套，戴着皱瘪的便帽，脚上是一双棕红色的皮靴，缩着身子，好像为自己的破旧衣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我们走进波查市峡谷一个小酒馆里，在面朝市场的窗口下占了个位子。

“还记得当时你们唱的歌吗？

一个乞丐去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乞丐就把它偷走……”

我在背诵这两句歌词时，忽然首次发现它们有讽刺的含义，于是我觉得，这个快乐的舅舅是一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

但他一边把伏特加倒进杯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我活这么久了，也胡闹过一阵子，不算多！这歌也不是我的，是一个神学校的教师编写的。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死了吧？我忘记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是个单身汉，喝酒太多，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中，因喝酒而死的人有多少啊——数不清了！你不喝酒吧？别喝，以后再说。你常去看外祖父吗？他是个不快活的老头子，好像要发疯了。”

我问起他关于囚犯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他环顾一下四周，压低嗓子问道。

“囚犯又怎么啦？我可不是他们的法官。我认为，他们同样也是人，所以我就说：弟兄们，让大家和睦相处吧，快活地生活吧！我还说，有这么一首诗：

命运阻碍不了我们欢乐！

就算它要对我施加压迫，

我们也要为欢笑而活着，

傻瓜才不想这样的生活……”

他笑了笑，从窗口望着渐渐变黑的峡谷，那边摆满了各种货摊。他捋了捋胡子，继续说：

“他们当然很高兴，因为在牢房里是十分苦闷的。瞧吧，点名完了，他们马上就到我这里来，有吃，有喝；有时是我请客，有时是他们出钱，于是，俄罗斯母亲呀！摇起来，玩起来吧！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优秀的歌手和舞蹈家，出色得令人惊讶！他们有些人戴着镣铐，而戴镣铐是跳不了舞的，所以我允许他们把镣铐下了，这是真的。其实他们不要铁匠帮助，自己也可以把镣铐取下来。他们都是很灵巧的人，灵巧得出奇！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打劫，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最终也没有证据……”

他不说话了，从窗口望着峡谷，那边卖旧货的商贩们开始收摊了，响起了门栓的声音、锈铁环碰得叮当响，几块木板掉在地上，发出砰砰声。后来他欢快地向我眨眨眼，继续小声说：

“如果说实话，倒确实有一个人常在晚上外出，不过他不是戴镣铐的重犯，而是尼日尼城本地的一个小偷，他有一个情妇，就住在不远的彼乔尔村。还有是助祭的那件事也弄错了，他们把助祭当成了商人。那是在冬天的一个夜晚，刮起了暴风雪，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在忙乱中，谁还能分清谁是商人谁是助祭呢？”

这事我觉得很可笑。他也笑了起来，说道：

“可不是吗，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舅舅出人意料地奇怪地有点生气起来，推开餐具，嫌恶地皱起脸皮，点着香烟，低声地嘟哝道：

“相互偷窃，然后又相互抓人，关进牢里，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关我屁事？呸，我才瞧不起他们呢……我有自己的灵魂！”

我眼前好像立即出现了头发蓬松的司炉工，他也是常说“瞧不起”这个词。此人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舅柔声地问我。

“你同情那些犯人吗？”

“他们很容易叫人同情。多么好的小伙子，简直叫人惊奇！有时你看着他们，就会想：虽然我是他们的上司，其实就连做他们的鞋垫也不配！这些鬼东西，多么聪明、伶俐……”

酒和回忆重又使他兴奋起来。他一只胳膊肘靠在窗台上，挥动着夹着烟头的焦黄的手指，神气活现地说：

“有一个犯人，是独眼龙，他既是雕刻师，也是钟表匠，因为造假币被判了刑；他曾经逃跑过。你听听他怎么说的吧！他就是一团火！简直就像独唱家在歌唱。他说：‘请你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官家可以印钞票，而我就不可以呢？请解释吧！’谁也无法给他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我也不能够。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是莫斯科有名的小偷，他很文静，讲究打扮，有洁癖，说话也彬彬有礼。他说：‘人们干活，干得头脑发昏。我可不愿意这样。’他又说，以前我也这样干过，干呀，干呀！累成了一个傻瓜，花一个戈比去喝酒，花两个戈比去玩牌，再花五戈比去讨个女人的亲热。最后还是挨饿受穷。不，他说，我才不玩这种把戏呢……”

雅科夫舅舅身体俯在桌子上，醉脸红到了头顶，他兴奋得连小耳朵都在发抖了，还在继续说：

“老弟，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就让这一切烦心事统统见鬼去吧！比方说，我是怎样生活的？想起来都感到害臊。一切都是瞬间的，偶然的；痛苦是自己的，快乐却是偷来的！时而是父亲喊：你敢！时而是老婆嚷：不可以！有时我真害怕为了一个卢布而掉了脑袋。瞧，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就给自己的儿子当佣人了！有什么好掩饰的呢？老弟，我恭顺地侍候他，他却对我随便呵叱，摆老爷架子。他叫我父亲，我听起好像在叫仆人！怎么，难道我生下来就是干这个的吗？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做儿子的仆人？就算不是为这个，那又是为什么活着呢？我得到过许多乐趣吗？”

我没有太注意听他说话。我不想，也不指望有什么回答，但我还是说了：

“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生活。”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

“是啊……这谁知道呢？我就没见过有知道自己怎么活的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

接着他又委屈地和气冲冲地说了起来：

我那里有过一个强奸犯，是奥勒尔人，贵族，出色的舞蹈家，他常爱逗大家笑，唱了一首关于万尼卡的歌：

万尼卡在墓地走来走去，

这事——并不稀奇！

唉，你，万尼卡，把鼻子伸出墓地，

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倒以为，这完全不可笑，而是真理。无论你怎么转，也转不出墓地。因此，对我来说，无论是当犯人还是做看守，都完全一样。”

他说累了，喝了一口酒，像鸟一样用只眼睛看了看空瓶子，默默再点上一支烟，把烟吹进胡子里去。

不管你怎样折腾，也不管你有什么向往，而棺材和坟墓是谁也躲避不了的。泥瓦匠彼得也常常这样说，但他完全不像舅舅。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成语我不知听过多少了！

我不想再问舅舅什么了。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很郁闷，也很可怜他，可是我还是想起了他的快活的歌曲和吉他的乐声，这种乐声透过淡淡的哀愁吐露着快乐。我也没有忘记那个快活的小茨冈。之所以没有忘记，是因为一见到舅舅这种委顿的样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还记得小茨冈是怎样被他们的十字架压死的吗？”

我不想问这件事了。

我望着那充满潮湿的八月的幽暗的峡谷，从那里散发出一股苹果和香瓜的芬芳。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街上，亮起了街灯。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瞧，开往雷宾斯克城的轮船就要鸣笛了，另一艘船则驶向彼尔姆……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在饭馆门口，他摇了摇我的手，开玩笑似的劝告我：

“你不要忧愁，你好像有点儿忧郁，是吗？别这样，你还很年轻，主要的要记住：‘命运是阻碍不了欢乐的！’好，再见了！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祈祷了。”

快活的舅舅走了。他的一些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

我走出来，穿过田野，进城里去。这是一个圆月的夜晚，浓重的云朵在天空中游动，它的黑影盖住了我在地上的身影。沿着田野绕过城市，我来到了伏尔加河边的奥迪科斯斜坡上，躺在那里的满是尘土的草地上，久久地眺望着河对面的草场和静静的土地。云影慢慢地渡过伏尔加河，投在草场上，变得更亮了，好像在河里洗了个澡似的。四周的一切都处在半睡半醒之中，一切都沉静下来，一切都好像不想活动了，因为这种活动是由于沉重的必然性引起的，而不是出于对活动、对生活的热爱。

在这种为了另一种生活——美好的、生机勃勃的、诚实的生活而新开拓的生活中，真想给整个大地，也给自己击一猛掌，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像欢快的旋风那样旋转起来，像相互热恋着的恋人们节日跳舞那样旋转起来。

我想：

“应该对自己有所作为，否则就会完蛋……”

在那些秋天的阴沉的日子里，当不仅看不见，而且也感觉不到太阳的时候，你会把太阳忘了。在秋天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离开了大路，也忘记了所有小道，最后你找路累了，仍会咬紧牙关，沿着枯枝腐叶和沼泽中那些不牢靠的草墩，直奔密林去——最终总能找到一条路。

我就这样决定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暗中抱着也许能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到喀山去了。

我的大学

译本序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前两部作品《童年》和《在人间》里，作家记录了自己（阿廖沙）童年和少年（四岁至十五岁）的生活历程。而在《我的大学》里则再现了阿廖沙十六岁想上大学来到喀山直至二十岁这五年的生活经历。当时年轻的阿廖沙满怀希望来到了喀山，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大学的门并没有向他敞开。为了生活，他只好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打工，做搬运工人：“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这个圈子是一个很带刺激性的大染缸。高尔基说：“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挫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码头上的职业小偷巴什金就曾劝他去玩女人，去干坏事。但阿廖沙并没有跟他走，没有掉进那个大染缸里去。为什么呢？据高尔基回忆，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他读了许多好书，是这些书帮助了他：那些“严肃正派的书”“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正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那些严肃正派的书为年轻的阿廖沙树立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坚强意志。二是朋友们的帮助。到喀山后，阿廖沙不仅同流浪汉、混混儿、小偷等混在一起，也很快地同一批贫困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当时喀山的这批穷学生有许多是民粹派或抱有革命情绪的人，如普列特尼约夫等，他们组织各种秘密集会，各种学习小组，向人民做宣传启蒙工作。阿廖沙也参加了这些小组的活动，后来又结识了小铺老板捷连科夫，据说他也是民粹派，在他家里经常组织秘密会议，而且他还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供大学生们使用。在这里阿廖沙还认识了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罗马斯，并跟随罗马斯到农村去给农民做启蒙教育工作。民粹派宣传博爱，崇拜人民，认为人民就是“智慧、美德、善良的化身”。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启发下，阿廖沙才开始了革命理论的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尽管高尔基在写《我的大学》时已经知道了民粹派的错误，但他仍然肯定他当时在参加民粹派的活动中得到的教益，认为这是对他的革命启蒙教育：“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时起，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高尔基认定，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的大学》里，作者特别突出了阿廖沙酷爱学习的崇高品德。他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孩子，手不离书，有空就读书，孜孜不倦，捷连科夫图书馆的书他读遍了，罗马斯的藏书他也看完了，他甚至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他读了这么多书，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他想上大学，就是想获得更系统的知识。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正因为他有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求知精神，所以他读的书要比一般大学生在学校里读的书还要多，他在社会大学里获得的知识比许多大学生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还要丰富。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或否定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也不是要大家都像高尔基那样去上“社会大学”。今天的青年有上大学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你们的幸福。我只是想说明，高尔基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由于他有顽强的求知欲望，有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可以登上科学的顶峰，同样能为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在这里，学习高尔基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是最重要的。

了解作者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即透视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考察俄罗斯人落后的文化心理特征；另一方面是展现新一代俄罗斯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在《我的大学》中依然贯穿着这一中心主题，除了真实地表现阿廖沙成长的艰苦历程外，作者还继续以沉重的心情剖析了俄罗斯国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因循守旧、好逸恶劳等，揭露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斑斓驳杂的思潮和观点。

阿廖沙作为一个有为青年，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思索生活的意义，他向往的是新的生活，新的思想；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畏困难，敢于抗争，敢于走自己的路。

他的这种特质，在今天看来依然宝贵。

李辉凡

正文

于是我就到喀山大学去学习了，至少是这样想的。[231]

关于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提醒我的。他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美男子，有一双女人般的温柔的眼睛。他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看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本，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甫列伊诺夫便肯定地说我“对科学有特殊的天分”。

“你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优雅地甩了甩他那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对我说。

我当时不懂，一个家兔居然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甫列伊诺夫却如此友好地向我说明，现在各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诚然，他也提及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232]的一些事迹。叶甫列伊诺夫还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过了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地应付一些考试（他是说“随便”），就可以得到助学金去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就成为一位“科学家”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中学考试完了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走了。

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我说：

“你就别生人家的气了，你老是生气，变得很厉害，很傲慢！你这是向你外祖父学的！可你外祖父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活了那么久，到头来还不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非议别人，这是魔鬼干的事！好吧，再见了……”

她从栗色的松弛的脸颊上擦掉不多的几滴眼泪后又说：

“你这个坐不住的野孩子现在远走高飞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可是活不久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老外婆，甚至很少去看望她，而现在我才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个骨肉相连、全心照顾我的亲人了。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缘上，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肩擦着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永不磨灭的爱的闪亮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在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里，在一幢平房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窄小、简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片发生过火灾的荒地，上面长满稠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草丛里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耸立着一堆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个宽敞的地窖，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使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我所上的诸多大学中的一所。

叶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刚来的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位可怜的矮小的寡妇把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她的表情是多么的悲戚忧伤，她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不把自己算在内，用这么一小块次等肉又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好饭菜来呢？

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顺的执拗，就像一匹耗尽了全部力气的马拉车上坡，明知拉不动，却依旧在往上拉。

我来之后的第四天早晨，孩子们都还在睡觉，我走进厨房来帮她洗菜，她小声而谨慎地问我：

“您到这里来打算干啥？”

“读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色皮肤一起往上皱了一下，手指被菜刀割伤了，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血，一边坐在椅子上，马上又跳起来，叫了一声：

“啊，见鬼……”

她用手绢包扎好受伤的手指后，称赞我说：

“您洗土豆洗得很好。”

“嗨，这还不会！”于是我就告诉她，过去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您就能够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把她这话当真了，便有条不紊地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说，只要努力，最终那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向我敞开的。

她慨叹了一声：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好进厨房里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而且照样是乐呵呵的。

“妈妈，包顿饺子吃多好啊！”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我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便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可是太次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气了，她冲着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我两耳充血、满脸通红。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便离开厨房出去了。尼古拉给我使了个眼色，替他妈妈解释道：

“情绪不佳……”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一般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气，这是女人的天性，好像有位瑞士的有声望的学者做过不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33]也谈论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乐于教导我，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给我灌输一切对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富科[234]、拉罗什富科[235]和拉罗什查克林[236]混为一个人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237]砍了迪穆里埃[238]的头，还是相反？这位好青年真心实意地要“让我成人”，他深信不疑地承诺要做到这点。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条件来认真教我。青年人的轻佻和利己主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操持着家务的；他那位既迟钝又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没有什么感觉了。而我对厨房里的这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则早已十分精通。我很清楚地知道女主人的那种心机，她每天都得对付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浪荡青年。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去找点活干，打一清早我就到外面去了，免得留在家里吃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到那块荒地上的地窖里，在那里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味，听着那狂风暴雨式的吼声。这时我才很快地醒悟到，上大学——不过是幻想罢了。当初我要是去了波斯，也许更聪明一些，于是我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使麦粒变得苹果那么大，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我为大地，为这个不仅我一个人被弄得地狱般的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好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和伟大的英雄行为。这对我度过生活中困难的日子很有帮助，因为这种困难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在这种幻想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磨炼。我从不等待有外来的帮助，从不期望有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坚强了。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感到自己越发坚定，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生铁投进了火红的煤火中一样，每天都给我增加了许多尖锐的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人们在我面前像旋风一样转来转去，有露骨地贪婪的人，有生性粗野的人，我喜欢他们对生活采取激愤的态度，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加以敌视和嘲笑，而对自己却持无忧无虑、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亲身的直接感受使我更接近他们了，使我更愿意融入到他们那带刺激的圈子里去。我过去读过勃莱特·哈特[239]的作品和大量“低俗”的小说，这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人民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过去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现在却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结核病人，他雄辩地劝导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似的腼腆呢？难道你害怕失掉贞节吗？对姑娘来说，贞节是她们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呢，只是一副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草料了。”

巴什金一头火红的头发，脸刮得像一个演员，矮小的身体像小猫一样灵活而柔软。他以一个教导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对待我，而我也觉得，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我能获得成功，得到幸福。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240]。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也有热情。”他说。

他喜欢女色，谈起女人来便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从其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一种痉挛，在这种痉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令人感到恶心。不过我很留心地听着他说话，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

“娘儿们，娘儿们！”他唱歌似的说道，黄色的脸皮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叹赏的亮光，“为了娘儿们我什么都可以去干。女人就像魔鬼一样，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罪孽！再没有什么比跟女人恋爱更美的事了！”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妓女们编造各种关于不幸爱情的委婉动人的小调。他编出的小调传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下面一首流传极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我长得很丑，家里又穷，

我衣衫褴褛。

对于这样的姑娘，

谁也不会娶她做老婆……

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他仪表优雅，穿着讲究，有一双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他在造舰厂工业区里开了一间小铺，上面挂着一块“钟表匠”的招牌，干的却是推销偷盗来的黑货。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沾偷窃这玩意儿的边！”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在庄重地抚弄他的银白色的胡子，眯缝着一双狡猾而又大胆的眼睛，“我看得出来，你会走别的路，你是一个有心智的人。”

“什么叫——有心智的人？”

“那是说，这种人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心……”

这对我来说，并不正确。其实我对许多事情都嫉妒过。巴什金能用特殊的唱诗般的声调说话的能力，能运用出人意料的比喻和语调的方法，我就很嫉妒。我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时，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像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样，坐在斯维雅日斯克这个贫穷城镇的客店里。那是在秋天，十月份，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秋风吹拂，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着嗓门在唱歌似的，那歌没完没了：噢——噢——呜——呜——呜……”

“……忽然，她回来了，那么轻盈、鲜艳，宛若旭日东升的云彩，而眼睛里呢——那灵魂的纯洁是虚假的。‘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却又信以为真！——理性上我很清楚，而感情上却总是不相信她在撒谎。”

在讲故事时，他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微微闭起眼睛，并常用轻轻的手势触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而他的话却是明确的，就像是夜莺在唱歌。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有趣地讲述了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方的故事，非常尖刻地嘲笑了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

“这个沙皇当皇帝很能干。”

小说里常常有这么一种“坏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时却出乎读者的意料，变成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好像是这种人。

碰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到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去，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谈自己的事情，多半是谈生活的艰辛啦，人际关系中稀奇古怪的纠葛啦，谈得特别多的还是关于女人的问题。他们谈论女人时带有一种怨恨，一种忧伤，有时也很能感动人，而且总带着某种窥视黑暗的心情，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害怕的意料不到的东西。有两三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躺在星光晦暗的黑天底下，在长满柳树的闷热的洼地里。由于这里靠近伏尔加河，空气潮湿，黑夜中船上的桅灯就像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在黑压压的一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这是富有的乌斯郎村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窗户里发出的亮光。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沉闷的声音。在一排驳船上，水手们狼嚎似的喊叫着，什么地方有人用铁锤在敲打铁板，还悲凉地拉长声音在唱歌，排解着某人灵魂的郁闷，却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愁思。

令人更为忧伤的是听这些人轻声慢语的谈话——他们思考着生活，谈论各自的心事，却几乎谁也没有听谁的。他们在灌木丛里或是躺着，或是坐着，吸着烟，不时地、不急不躁地喝着伏特加酒、啤酒，回忆着各种往事。

“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在黑暗中有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可听完他的故事后，大家都一致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常有这种事……”

“有过”，“常有”，“司空见惯”——听着这些话，我觉得，好像今晚大家都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都有过了，再不会有什么了！

这种感觉使我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旧喜欢他们。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想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了。当我饥饿、愤恨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不仅去反对“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而且去干其他犯罪行为。不过，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并没有让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低俗”小说外，我还读了不少严肃正派的书籍，它们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甫列伊诺夫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上，常常聚集着许多中学生玩击木游戏[241]，其中有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皮肤有点儿黑，青蓝色的头发像日本人，脸上有许多小黑斑，像是抹上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那么快活，玩得很灵巧，谈话也很俏皮，好像全身长满了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就像所有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些天生的资源过日子，再不想去努力和发展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音乐鉴赏力，喜欢音乐，能像艺术家一样弹一手古斯理琴、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肯进一步地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不过他那又皱又破的衬衣、布满补丁的裤子、磨穿了孔的破皮鞋跟他的豪勇的性格，跟他那结实身体的灵活动作和粗犷作风，倒是很相配的。

他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刚刚爬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新鲜、很愉快，使他感到分外高兴，他简直就像花炮似的从地上直蹿起来。

他听到我的生活如此困难和险恶，便建议我和他一起住，并劝我准备到农村去当教师。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又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也许有多少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它好像是那些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生活抛弃了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普列特尼约夫住在通往阁楼去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一张床，走廊尽头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三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有两个房间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患肺痨病的数学家，个子很高，很瘦，样子有点可怕，全身长满红黄色的硬毛，用肮脏的破布勉强遮住身体，透过破布的窟窿露出可怕的青紫色的皮肤和肋骨的骨架子。

他好像仅仅是靠吃自己的指甲活着，把手指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并不断地发出喑哑闷人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不过出于怜悯，又悄悄地在他的门边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把一包包东西捡起来，带进屋里，像一匹疲惫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倘若妓女们忘记了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带来礼物时，他就打开房门，嘶哑地朝走廊喊叫：

“面包！”

在他那陷进了黑眼窝里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躁狂者的傲气。偶尔有个小罗锅来看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在肥大的鼻子上架一副深度眼镜，头发灰白，在他那阉割派[242]教徒的黄脸上现出一种奸笑。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几个钟头坐着不说话，奇怪地缄默着。只有一次，在深夜里，数学家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

“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这是鸟笼，对！是耗子笼，对！是监狱！”

小罗锅嗤嗤地尖声笑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吼起来：

“见你的鬼去！滚蛋！”

当他的客人被赶到走廊里，气呼呼地一面尖叫着，一面用宽大的斗篷盖在身上的时候，变得非常凶狠的高个子数学家站在门槛上，用手指抓住自己头上蓬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道：

“欧几里得[243]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使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房间里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后我打听到，原来这个人想从数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个印刷所里当夜间校对员，一夜的工资是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来不及挣到钱，我们一天就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二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工，必须读书，我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费劲，尤其是那些语法，其反常、偏狭、死板的格式使我大伤脑筋。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劳动生活中的俏皮而又灵活的俄语嵌进这些格式里去。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我来说，学这些东西“太早了”，即便是我考取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教师的职位——因为我的年纪还小。

我和普列特尼约夫睡同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清早被一夜的校对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脸色变得更黑、两眼红肿地回来时，我就立即跑到小饭馆去提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便在窗口旁边坐下来，就着茶水吃面包。古利常给我讲些报纸上的新闻，读一读那个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写的打油诗。我对古利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感到很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旧花衣服和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的态度一样。

他就是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不过他付不起租金，就用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放出一种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也当过歌剧团合唱队的演员，她对歌曲很内行，有时由于感动，泪水便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其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再用肮脏的手帕拭擦她的手指。

“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喝完茶后普列特尼约夫就睡觉了，我则出去找活干，直至很晚才回来。这时普列特尼约夫又要到印刷所去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就分给他一半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沿着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小巷闲逛，看看我的这些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像是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酸臭刺鼻的气味，到处都有驱不散的仇恨的阴影。从早到晚都吵闹不安，缝纫机的响声轧轧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中了酒毒的半疯癫的艺人有腔有调地背诵独白，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却又难于解答的问题：

“大家都这样活着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秃顶的周围长着红头发，颧骨很高，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很细，嘴巴却很大，一口马牙齿；为了这牙齿，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饿肚子的青年中间胡扯乱吹。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官司已经三年了。他见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成为要饭的乞丐，过三年乞讨的生活，然后我再用打官司赢来的钱财全部还给他们，并问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红毛马？”有人问他。

“不错，我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别的我什么也不干。”

他天天都泡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委托的律师那里。晚上便常常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和一瓶一瓶的酒回来，就在那间天花板已经下垂、地板已经变形的肮脏的房间里，邀请大学生们、女裁缝们——所有想吃顿饱餐和喝口美酒的人一起举行热闹的宴会。“红毛马”自己只喝罗木酒，这种酒要是溅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深棕色的污点。他喝醉后大声喊道：

“你们是我亲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全都是诚实的人！我却是个凶恶的坏蛋，是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亲戚——吃掉他们！真的，我拼死也要吃掉……”

“红毛马”抱怨似的眨巴着眼睛，在他那古怪的高颧骨的脸上流淌着醉人的眼泪。他用手掌把泪水擦去，抹在膝盖上。他那条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他大声喊道，“挨饿、受冻、穿破衣服——难道这就是法律？这样的生活能教我们什么呢？唉，要是沙皇知道了你们过这种生活……”

于是他从衣兜里抓了一把各种颜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要钱用？拿去吧，兄弟们！”

合唱团员们、女裁缝们贪婪地冲上去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地说：

“不，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大学生们的。”

可是，大学生们没有去拿。

“让你的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醉了酒，拿着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钞票，走到普列特尼约夫这边来，把钱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钱——你要吗？我不要了……”

他往我床上一躺，大喊大叫，并且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只好往他的身上浇水，往他的嘴里灌水。等他睡着了的时候，普列特尼约夫试图把钞票一张张展开来，可是不行。这些钞票卷得太严实了，只有把它们用水润湿后，才能一张张地揭开来。

“红毛马”的房间窗口对着相邻房舍的石墙，房间里烟雾弥漫，非常肮脏、拥挤、闷气、嘈杂，令人害怕。“红毛马”叫喊得比谁都响。我问他：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而不住到宾馆去呢？”

“亲爱的，就是为了心里痛快啊！和你们在一起，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毛皮匠的儿子表示同意地说：

“对，‘红毛马’，我也是这样觉得。要是在别的地方住，我就完蛋了。”

“红毛马”向普列特尼约夫请求：

“你就弹个曲！唱个歌吧！……”

普列特尼约夫把古丝理琴搁在膝盖上，唱道：

红太阳啊，

你快升起来吧，升起来……

他的嗓子柔和婉转，动人心弦。

房间里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轻松悠忽的琴声。

“唱得真好，鬼东西！”那个替富商太太解闷的倒霉的大学生说道。

在这个大杂院里的许多古怪的居民中，古利·普列特尼约夫最有智谋。他能给大家快乐，他扮演着一个魔幻神话中喜神的角色，他的心里充满青春和耀眼的美，他会说一连串光华璀璨的好听的笑话，会唱美妙动听的歌曲，敢于尖刻地嘲笑人世间的旧风陋习，揭露生活中的粗俗谎言。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少年，可是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在困难时刻能够想出聪明的主意、能给大家帮助的人。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常常狡猾地对普列特尼约夫笑脸相迎。

“马鲁索夫卡”大院是上山去的必经之路，它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道。尼基福雷奇的岗亭离我们大院的大门不远，幽静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尼基福雷奇是我们这一段街道的老警长，一个高个子的干老头，胸前挂满奖章，有一张聪明的脸，笑容可亲，一双眼睛却是狡猾的。

他对待这个人鬼共居的嘈杂的群体十分小心。他服装穿得整整齐齐，一天到院里来巡视几次，巡视时不慌不忙，查看房间里的各个窗口，就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员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一样。这一年的冬天，他从一个住所里逮捕了一名独臂的退伍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们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244]率领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被捕的还有左宁、奥夫相金、格里高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另一些人，他们是因为企图建立秘密印刷所而被捕的。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礼拜天到城里热闹的大街上克柳奇科夫印刷厂里去偷铅字。他们就是为此事被逮捕的。还有一个晚上，宪兵们抓了另一个住在“马鲁索夫卡”的高个子的愁眉苦脸的人，我曾给他起过外号叫“活钟楼”。早晨，普列特尼约夫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真糟糕！快去！老弟，赶快……”

他交代我该往哪里跑，并补充说：

“千万要小心！那里可能有暗探……”

委托我这个秘密任务，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像雨燕一样，快速地飞到了造舰区。在一家黑暗的铜器铺里，我看见一个卷头发的人，此人有一双不平常的黑眼睛，他正在镀一口锅，但他不像是个工人。在屋角里老虎钳旁有一个小老头，他用一根皮带把白头发拢起来，正在制作一个铜活塞。

我问铜匠：

“你们这里有什么活可干吗？”

小老头生气地回答说：

“我们有的是活，只是没有你的活。”

那个青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镀他的锅。我用脚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脚，他又惊异又生气地用眼睛死盯着我，一只手抓住锅把，好像要把锅向我扔过来似的。但他看见我向他使眼色后，便平静地说：

“走吧，走吧！……”

我又给他递了个眼色，便走出门外去，站在街上。卷发青年直了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地盯着我，一面点燃了一根烟。我问道：

“你是吉洪吗？”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生气地皱起眉头，用眼睛探察着我。

“你说的是哪一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的助祭。”

“是吗？”

“我说完了。”

“彼得，像教堂的助祭。所有这些又与我何干呢？”铜匠问道。这种问话的口气更使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工人。我一面跑回家，一面感到自豪，因为我已完成了重托。这就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秘密”工作。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跟他们很接近。可是当我请求他介绍我加入他们的团体时，他却说：

“老弟，你还小！你好好读书吧……”

叶甫列伊诺夫倒介绍了我同一位秘密的人物[245]认识。这次认识事先作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使我感到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叶甫列伊诺夫把我领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去。路上他警告我说，这一回见面要非常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给我看远处那个在旷野里漫步的一个小小的灰色人影。叶甫列伊诺夫向四面环顾一下，小声说：

“那就是他！找他去吧，等他站住时，你就走过去对他说：‘我是刚来的……’”

秘密活动总是愉快的，不过这一次却使我觉得有点儿可笑：炎热的大白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像一根灰色的草根在野地里摇动，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我在墓地门口赶上了他，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青年人，有一张干巴巴的小脸蛋儿，一双小鸟一样的圆眼睛，眼神却是严厉的。他穿着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有的浅色扣子都已脱落，缀上了一些黑色的骨扣，旧帽子上还残留着帽徽的痕迹。总的看，他还显得有些稚气，却好像急于装成大人的样子。

我们在坟堆中间灌木丛的阴凉处坐下来。他说话干巴巴的，一本正经，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生硬地问我读过什么书，然后建议我参加由他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我同意了。接着我们就分手了，他先走，小心地向旷野四周张望着。

加入小组的还有三四个青年，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根本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书和车尔尼雪夫斯基[246]对这些书的评注。我们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247]家里集会。米洛夫斯基后来用叶列翁斯基的笔名写过短篇小说，他写完第五本书后便自杀了。像这样随意自杀的人我见得多了！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思想言行谨小慎微。他住在一个很肮脏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为了保持“身心平衡”，平时还做些木工活。跟他在一起，我感到乏味。穆勒的书也不能吸引我。我发现，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早就十分熟悉，我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已直接领会了，而且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我觉得，所有为“他人”的幸福和安乐卖过力气的人对此都十分清楚，没有必要用如此艰深的文字去写这种大厚本的书。地下室充满了胶水的气味，肮脏的墙上爬满了蛆虫，瞅着它们，在这里坐两三个小时，真是不好受。

有一天，小组的教课老师没有按时到达，我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于是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举办一个小小的酒宴。突然，我们的老师的一双灰腿在窗口旁边一闪而过。我们刚把伏特加藏在桌子底下，他就进来了，并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深的结论。我们大家都像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提心吊胆地担心谁一伸脚把酒瓶碰倒了。结果恰恰是我们的老师把它碰倒了。他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要是他狠狠地骂我们一顿，我们倒还好受一些！

他的沉默，他那严肃的脸色和生气地眯缝着的眼睛使我非常难受。我偷偷地看了看我的伙伴们，他们也羞愧得面红耳赤。虽然伏特加酒不是我建议买的，但在教师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有过失，从内心里表示歉意。

我觉得这种学习枯燥乏味，真想跑到鞑靼人的村镇上去，因为那里的人过着一种特别的纯正的生活。他们是一群心地善良的温和的人，操一口可笑的不大标准的俄语。每天晚上都有执事僧用奇怪的声音从伊斯兰教堂的高楼上召唤他们去做晚祷。我想，鞑靼人过的全然是另一种生活，不像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生活。

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令我向往。这种音乐至今仍然使我身心陶醉。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初次体验到的那富有诗意的英勇劳动的一天。

一艘运输波斯货物的大货船在喀山附近触礁了，船底被撞穿。码头搬运组的人把我带去卸货。这是在九月份，从上游吹来的风，在灰色的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涛，狂风卷着浪花，散落着毛毛冷雨。搬运组有五十多名工人，身上披着蒲席和帆布，阴郁地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空驳船由一艘小拖轮拖着。小拖轮喘着气，在雨中喷出一束束红色的火花。

天黑了。潮湿的铅色的天空变暗了，低垂在河面上。搬运工人又是喊又是骂，诅咒风和雨，诅咒生活，迟缓地在甲板上蠕动着，力图躲避寒冷和潮湿。我似乎觉得，这些半睡半醒的人没法干活，挽救不了这艘快要沉没的货船。

至半夜，我们才到达货船触礁的地方。我们把空驳船与触礁的船甲板对甲板牢牢系在一起。搬运组的组长是个凶恶的老头，满脸麻子，很狡猾，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钩鼻子，而且满口下流话。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便帽，用女人一样的尖声喊道：

“伙计们，祈祷吧！”

甲板上的搬运工挤成黑压压的一团，像狗熊一样呜呜叫着。组长最先做完了祈祷，又尖声喊道：

“喂，上灯！小伙子们，露一手吧！孩子们，卖力啊！上帝保佑，开始干吧！”

于是这些心情沉重、没精打采、全身湿漉漉的人们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像投入战斗似的跳到那艘快要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又嚷又叫，并且说着各种俏皮话。在我的周围，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和羔皮，像鸭绒枕头似的轻快飞过去。粗壮的人影在跑动，用呼号、呼哨、难听的叱骂相互鼓励着。真难以相信，刚才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和寒冷，心情沉重、闷闷不乐的人们，现在却如此轻松、欢快、生龙活虎地干起活来。雨下得更大了，天气变得更冷了，风也吹得更猛了，把人们的贴身衬衣都掀了起来，翻卷到头上去，露出了肚皮。在潮湿的黑夜里，这些黑色的影子在六盏提灯的微光下跑来跑去，在货船的甲板上响起咚咚的踩踏声。他们干得如此带劲，好像大家都十分渴望劳动，早就期盼着享受这种投掷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货包快跑的乐事了。他们干活，就像儿童玩快乐的游戏一样，陶醉在欢愉之中，像拥抱女人一样，再甜蜜不过了。

一个留着大胡子、穿哥萨克紧身上衣的大个子，衣服湿透了，光滑滑的，多半就是船主，不然就是船主的代理人，他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

“坏小子们，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可以！干吧！”

在黑暗中，从各个不同方向传来几个人的粗哑的声音：

“三桶！”

“三桶就三桶！干吧，加油干啊！”

于是大家干起活来像旋风一样，更来劲了。

我也抓起一袋米，扛起来，抛下去，再跑回来，再去扛。我觉得我自己及周围的所有人都在跳狂欢舞似的，这些人竟可以整月整年不知疲倦忘我地欢快地干活，好像他们可以抓起城里的一个个钟楼和高塔，让城市搬到随便想要搬去的地方。

这一夜我过得从未有过的快活，真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在半疯狂的愉悦中劳动下去。船舷外波涛滚滚，大雨抽打着甲板，河面上狂风呼啸。在黎明的早雾中，这些半裸着身体、全身湿透了的人不停地奔跑着，叫喊着，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时大风已吹散了浓重的云堆，在浅蓝色明亮的天空上透出了红色的阳光，这群欢快的野人抖动着湿漉漉的胡须用友好的喊叫声迎接了太阳。这些可爱的两脚兽在劳动中是多么的聪明和灵巧，多么忘我而入迷，真叫人想去拥抱和亲吻他们。

看来任何东西也抵挡不住那股快活兴奋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像预言式的神话里所说的那样，一个晚上便遍地布满美丽的宫殿和城市。阳光对人们的劳动才光顾两分钟，又浓云密布，把阳光遮住了，就像小孩掉进了大海里。雨也越下越大，变成了瓢泼大雨。

“停工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他立即遭到愤怒的抗议：

“我看谁敢停！”

这些半裸着身体的人冒着瓢泼大雨和烈风一直在干活，没有歇息，直至下午两点钟把全部货物搬完。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认识到，人间的大地充满何等强大的力量。

后来我们回到轮船上，大家都像醉汉似的倒下睡着了。轮船抵达喀山时，人们就像一股灰色的沙流，涌上沙岸，去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里，小偷巴什金走过来，打量了我一眼，问道：

“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我很高兴地对他讲了劳动的事情。他听完后，叹息了一声，轻蔑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不如——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扭摆着身体，像鱼一样，在密密麻麻的酒桌中间溜走了。他的身后，搬运工人正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屋角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猥亵的小调：

哎咦，这是在半夜三更——

老爷家的太太到花园里去寻欢——哎咦！

十多个声音震耳欲聋地吼起来，许多人用手掌敲打着桌子：

更夫巡逻来了，

他看见——太太正躺在……

哈哈的大笑声、口哨声、雷鸣般的说话声，大家都没脸没皮地胡说八道，说些人世间少有的粗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捷连科夫。他的铺子隐蔽在一条贫穷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在堆满垃圾的沟壑上面。

捷连科夫一只胳膊残疾，面容和善，留着浅色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家里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和孤本。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要借用这些书。

捷连科夫的小铺子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矮房子里，与银币兑换商阉割派教徒的房子相连。小铺子的门通向大房间，大房间只靠一扇朝院子开的窗户送来微弱的亮光。大房间过去是窄小的厨房，厨房后面，在矮房子与大房间之间的阴暗走廊的拐角处，隐藏着一个包房，那个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里。图书室里的书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的，钉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248]、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249]，还有《沙皇即饥饿》[250]《狡猾的圈套》[251]——所有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坏了。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252]、达尔文[253]、加里波第[254]的画像。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看够了，玛丽娅！”

她把她带走了。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

我也走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是过了一天，我又坐在了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明白，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很奇怪。

那个亲切、温和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恳求说：

“你们别来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难临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一只手残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满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树皮一样的面粉疙瘩。他在房间里侧着身子走路，负疚地微笑着，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刚被饶恕的孩子。帮他卖货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个又懒又笨的青年。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念书，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个子矮小，衣服整洁，头发梳得光亮，像一个衙门里的老官吏。生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一旦她走了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捷连科夫一家的家务是由那位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一张木偶似的脸，一双凶狠的像修女一样严厉的眼睛，她的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经常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当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停地翕动起来。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255]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就像跟牧师或跟神父在一起似的。”

妓女们开始时笑我太拘谨，后来便生气地问道：

“你嫌弃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包鲁哈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领班婆，她用像良种母狗那样的聪明的眼睛瞅着我说：

“姑娘们，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青年，肯定有未婚妻，肯定有！”

她是一个女酒鬼，喜欢狂饮。喝醉时，丑恶至极，可是清醒时，她对待人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对人的行为意义的冷静探索，又令我感到惊奇。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人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们的伙伴说，“他们是这样地玩弄姑娘的：首先吩咐姑娘们在地板上抹上肥皂，然后让一个脱光衣服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都放在四只瓷盘上。大学生按住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一个姑娘做完了再换第二个。瞧，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扯谎！”我说。

“哎呀，这可不是扯谎！”捷列扎没有生气，而是平静地说道。不过在这种平静里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捏造的！”

“本姑娘怎么会捏造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吗？”她瞪圆眼睛问道。

大家都贪婪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冷漠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玩的鬼把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这是为什么？

听众都厌恶地吐唾沫，狠狠地骂大学生。我看得出来，捷列扎有意在激发人们对我们所喜欢的大学生的仇恨，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爱人民、希望人民好的。

“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雅街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吧！而我说的却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从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这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全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后一定是小偷，或者就是胡作非为的坏蛋；他们长大后一定是坏人；他们无牵无挂，无情无义，这些孤儿！”

“领班婆”的心平气和的讲述和妓女们对大学生、对官吏，以及一般的对那些“圣洁的嫖客”的深深的怨恨，在我的伙伴们的心里引起的不仅是憎恶和气愤，而且还有喜悦，他们说：

“这么说来，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

听到这种话，我感到非常难受和痛苦。我发现，这些人汇集到这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来，就像是全城的垃圾汇集到这个大坑里来一样，这些垃圾会在烟雾腾腾的火光中滚沸起来，然后充满仇恨和怨气，重又流散到城市里去。据我的观察，他们是出自本能，是由于生活的烦闷无聊而走进这个深坑的，他们用荒唐的词句编造那些动人心弦的歌曲，颂扬爱情的恐惧和痛苦，讲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丑闻和逸事，嘲笑和敌视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我还认为，这些妓院也像一所大学，我的伙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毒性极大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供人取乐的姑娘”怎样地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动，懒洋洋地拖着沙沙响的步子；怎样地在手风琴的令人厌烦的呜呜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恼人的颤音里难受地扭动着松弛的身体。看着她们，我心里产生一种模糊不清却又非常不安的思绪。周围的一切都令人烦闷。一种想一走了之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使我的心情变得糟透了。

在面包作坊里，只要我说到有些人大公无私，说他们在为人民寻求自由幸福的道路时，就会遭到反驳：

“可是，妓女们谈到他们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呀！”

于是他们便毫不留情地、凶狠地嘲笑我。不过我也是一条好斗的小狗，我感觉自己并不比那些老狗愚蠢，而是更勇敢些。我也发怒了，并且开始明白，思考生活并不比生活本身轻松。我心里对这些一起工作的、固执而又难缠的伙伴们也有一种突发的憎恨，尤其使我愤恨的是他们的忍辱和顺从，他们竟甘心受醉鬼老板的半疯狂状态的挖苦嘲弄。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好像命运在有意作难，偏偏又碰到一种新奇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与我敌对的，却仍旧搅得我心烦意乱。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狂风怒吼，疾风像是要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并把它撒落到地下，让大地盖满厚厚的冰雪，似乎地球的末日到了，太阳熄灭，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谢肉节[261]当天，我从捷连科夫家回到了面包作坊。我顶着大风，闭上眼睛，穿过浑浊的翻腾的飞雪，向前迈着步子，突然——我摔倒了，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上。我们两人互相对骂起来，我用俄语，他却用法语。

“噢，魔鬼……”

这一摔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来，让他站着。他是个小矮个儿，很轻捷。他推开我，愤怒地叫道：

“我的帽子？见你的鬼，给我帽子！我要冻坏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他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他那毛发竖起的头上。但他把帽子摘下来，抖了抖，用两种语言骂我，赶我走。

“滚蛋！”

突然，他猛地朝前走去，消失在暴风雪里。后来我又看见了他。他不走了，双手抱着已经灭了灯的路灯杆子，不停地说：

“列娜，我要死了……噢，列娜……”

显然，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把他丢在街上，大概会被冻死的。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是哪条街呀？”他哭泣着喊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一边搂着他的腰，领着他走，一边问他的住地。

“在布拉克区，”他嘟哝着，全身发抖，“在布拉克区……那边是澡堂，是家……”

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弄得我也走不好路。我听见他的牙齿在打战，发出某种声音：

“西丘沙维。”[262]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道。

“你在说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声音清晰地说，我觉得他还说得很自豪：

“西丘沙维乌日杰面。”[263]

接着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呵气，摇晃着，差一点摔倒了。我蹲下来，把他背起来，朝前走。他把下巴紧贴着我的后脑壳，嘟哝道：

“西丘沙维……我可快要冻死了，啊，上帝……”

到了布拉克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爬进一间厢房的穿堂里，这厢房隐藏在院子的深处，淹没在飞雪的旋风里。他摸索着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并带着嘘声轻轻地说：

“嘘！轻一点……”

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来开门，手里拿着点燃着的白蜡烛。她默默地站在一边，给我们让道，同时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长把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的双手好像冻伤了，必须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安排他睡到床上去。

“是吗？”她声音洪亮、清脆地问道。

“应把他的双手放在凉水里浸泡……”

她没有说话，只用长把眼镜朝屋角里指了一下，屋角的画架上是一幅画着河流和树木的风景画。我惊讶地瞧了妇女的脸一眼，那脸奇怪得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屋角的桌子边走去，桌子上点燃着一盏带粉色灯罩的灯，她就在桌边坐下来，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牌“红桃J”，仔细地观察起来。

“您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高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把纸牌摊在桌子上。我领回来的那个人则坐在椅子上，头垂得很低，冻红的双手耷拉在身体两边。我把他安放在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在梦中一样。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有一个带白丝绦蝴蝶结的金色花冠，颜色已显得暗淡，在白丝结的末端印着下面几个金字：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塔[264]

“见你的鬼，轻一点！”当我为这个人按摩双手时，他呻吟地说。

那个女人仍在专心致志地、不声不响地玩纸牌。她的脸是尖削的，像鸟嘴一样，瞪着一双呆板的大眼睛。瞧，她用两只少女般的小手拍打着自己蓬松得像假发一样的灰色头发，柔和而又响亮地问道：

“乔治，你见到米沙了吗？”

乔治推了我一下，赶快坐起来，连忙说：

“他不是到基辅去了吗？……”

“是的，是到基辅去了。”这个女人说道，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纸牌。我发现，她的声音单调而又毫无表情。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吗？”

“啊，是的，很快。”

“是吗？”女人重复了一句。

乔治半裸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两个箭步跪在女人脚下，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很安心。”她用俄语回答他。

“我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可怕的风，我以为我要被冻死了。”乔治急忙地说，并用手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手。他大概四十岁，一张红色的厚嘴唇，脸上长满胡须，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使劲地揉搓自己圆脑壳上猪鬃般的灰色头发，越说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就到基辅去。”女人说，既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肯定。

“对，明天就去，你现在该休息了，你怎么还没有睡呢？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回来了吗？”

“啊，不会回来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睡觉去……”

他拿起桌上的灯，领着她走进了书架后面的小门。我独自在外屋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听见他那轻轻的有些嘶哑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抓挠着窗玻璃。在融化了的一洼雪水里模糊地映照出蜡烛的火焰。屋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出一股暖洋洋的奇怪的气味，使人昏昏欲睡。

乔治出来了，手里拿着灯，摇摇晃晃，灯伞撞击着灯泡子，发出叮当声。

“她睡下啦。”

他把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间中间，眼睛并不看我地说：

“嗯，该说什么呢？要不是你，我大概已经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侧着耳朵倾听着隔墙房间里发出的窸窣声，全身发颤。

“这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妻子，是一切，是整个生命！”这个人望着地板不大响亮却十分清楚地说，然后又狠狠地用手搔自己的头。

“喝点茶，要吗？”

他无精打采地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因为他刚想起来，他的女用人由于吃鱼吃得太多，肚子撑坏了，已送进了医院。

我提出我去烧茶炊，他同意地点点头。他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还半裸着身子，光着脚板在湿地板上噼噼啪啪地走着，把我领到小厨房里。在这里他背靠着火炉，再一次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已冻死了——谢谢！”

突然他全身哆嗦一下，用惊恐的睁得很大的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怎么样？噢，上帝……”

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门洞望了望，小声地说：

“你知道吗，她是个病人，她有一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而她还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已经等了差不多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用异乎寻常的词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历史教员，曾给她儿子当过家庭补习老师，然后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离开她原来的丈夫——德国人，一位男爵，到歌剧院当了演员。他们俩生活得很好，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破坏。

他眯缝着眼睛继续讲着，同时紧张地注视着肮脏厨房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又死盯着火炉旁边地板上一个腐烂了的洞口。他喝茶时，烫着了嘴，皱起眉头，惊慌地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问我，“是啊，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话时，显得有点儿不安。他用一种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着我。

我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他静静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265]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歪扭着脸，开始激奋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细而又破碎的声音说：

“这个故事很诱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可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了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

他忽然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听听周围有什么情况，然后对我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来的。生活是无理性的，是无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进步，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我们想要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只会使生活更困难，使劳动更沉重。工厂、机器不就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变得越来越多，可是需要的只是农民，粮食的生产者。粮食——这就是一切，需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粮食。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这些惊人的思想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那么尖锐，那么露骨！由于过于兴奋，这个人尖叫了一声，胆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内室敞开的门上，看了一会儿，听见没有声音，才又怒气冲冲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所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用神秘的低语，用我听不懂的词语和未曾读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于是他突然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特里奇[266]、菲娅美达[267]、劳拉[268]、妮侬[269]。”他小声地念出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并讲述了某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朗读了法国诗歌，还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270]我听到了他那狂热的絮语，想起了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即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这使我感到这些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时，墙上的小钟才指着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着积雪，听着暴风雪的吼声，想起了那个受尽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声。我感到他的话像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憋得很难受。我不想回面包作坊里去了，不想看见什么人，于是披着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闲逛起来，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开始出现居民身影的时候。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碰见这个教师，也不想碰见他。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和劳动没有益处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云游派教徒，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些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具有极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研究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等也说这些话。不过这些思想已不像当初那样使我感到震惊了。

瞧，就在两年前，即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首次谈话的三十多年后，我突然又从一个我熟识的老工人那里听到几乎用同样的语调说出的同样的思想。

有一天，我在这个老工人那里跟他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那种大概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无畏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奇，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和一个女人，为的是，我想吻她的时候就吻她，而她则用灵魂和肉体的忠实来回报我——这就够了。您是在按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对于您来说，思想高于活人，您在按犹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为了星期六而生的？”

“犹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无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烟头丢进河里，并看着烟头落下水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一条花岗石的长凳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们两人白天都过着无谓的紧张的生活，本想做点好事，有益的事，却事与愿违，白费力气，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您和我们在一起，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早就在结党造反。他们像耶稣一样，是幻想家，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来。这些知识分子也一样，为了乌托邦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来，所有其他的废物、坏蛋和流氓也跟随他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都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为了革命而暴动，他们是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当他们获得全部政权后，您想，他们还会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吗？根本不会！到那个时候，他们将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冒着风险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

“您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

它本来可以摧毁一切——

我指的当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272]。

可是，那回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当上了独裁者。

啊，要是这事您能做得更诚实，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

您去引来大洪水，

我则乐意在方舟下面放鱼雷！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就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个窄小的、但比较干净的地方。店里的清洁卫生也由我负责。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面前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鬓角已经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张干枯的熏黑了的脸、一双乌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张古怪的嘴，这嘴小得像鲈鱼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紧紧的，仿佛要跟谁接吻似的，在他那双眼睛的深处还闪烁着某种嘲讽人的东西。

他当然也偷东西，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十个鸡蛋、三普特左右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说，又皱起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好——好看的姑娘。”

我试着劝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嘴笨，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够坚信我所说的道理，我的话没有起作用。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柜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星星，表示惊讶地嘟哝道：

“竟然教训我！初次见面就要训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

他眼睛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以前在哪里干活？在谢苗诺夫家吗？就是原来进行过暴动的那一家吗？对了，那就是说，我曾在梦里见过你……”

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什么姿势都能睡着，甚至站着扶着铁铲也能睡着。他睡觉时微微扬起眉毛，脸变得怪模怪样，呈现出一种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讲述有关金银财宝和做梦的故事。他肯定地说：

“我透过大地看到，整个大地就像一张馅饼，里面藏满了财宝：一罐一罐的钱，到处都埋藏着箱子、铁罐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熟悉的地方——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个角落里埋藏着一箱银餐具。我醒来之后，连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煤块和狗骨头！咳，找到的竟是这种东西！……突然，哗啦一声，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个婆娘疯狂地尖叫起来：‘救命呀，有贼！’我当然逃跑了，否则就要被毒打一顿。真可笑！”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这个词。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并没有笑出来，只是略带笑意地眯着眼睛，皱皱鼻梁，张大鼻孔罢了。

他的各种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样乏味和荒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地讲述他自己的梦，而对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事却不乐意说一说[273]。

有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一个富茶商强迫女儿出嫁。刚举行完婚礼，女儿就自杀了。有好几千的年轻人结伴而行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被警察驱散了。在我们面包作坊隔壁的一个小店里，人们都大声谈论着这个悲剧。小店后面的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愤怒的喊叫声和尖刻的话语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传到了地下室。

“这个姑娘，小时候挨的揍不够。”卢托宁接着又对我讲道，“我好像在池塘里捉了一条鲤鱼，突然——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敢？’我无处可逃，只好钻进水里去——于是我就醒了……”

卢托宁虽然并不关心现实生活，但他很快也感觉到，面包铺有点儿不正常。店铺里打理买卖的是两位不懂业务只顾看书的姑娘：一位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位是他妹妹的女友。这位女友的脑袋很大，脸颊红润，有一双温柔可爱的眼睛。经常有大学生到面包铺里来，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时而大喊大叫，时而窃窃私语。老板很少在家，而我这个“助手”，倒好像是面包铺的经理。

“你是老板的亲戚？”卢托宁问我，“也许他想招你做妹夫吧？真可笑，而那些大学生们为何到这里来闲逛呢？是来看两位小姐的吗？嗯，有可能……不过，这两位小姐并不十分甜美……我想，这些大学生来这里吃面包要比看小姐们更来劲……”

几乎每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短腿的姑娘便会出现在临街的面包作坊门口，她是由不同体积的半圆球拼凑起来的，很像一个装满了西瓜的口袋。她两只光脚刚踏在地下室窗前的洼地上，便边打哈欠边叫道：

“万尼亚！”

她头上围着一条花头巾，下面露出浅色卷发，卷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挂在她那红润的、绷得像球一样的脸颊上和低低的脑门上，擦得她那双半睡不醒的眼睛直发痒，她用小手懒洋洋地把头发从脸上拨开，那手指就像是婴儿的手指那样好玩地张开。真有趣——跟这样一个小女孩能说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对她招呼说：“你来了？”

“你瞧嘛。”

“睡觉了？”

“睡了，怎么啦？”

“你梦见什么了吗？”

“记不起了……”

城里很安静，只是某个地方响起了清道夫扫地的声音和刚刚睡醒的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玻璃窗上现出了暖融融的初升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宁静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腿，姑娘满不在乎地听从他的摸索，没有笑容，只是眨巴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

“彼什科夫，去把甜面包取出来，烤好了！”

我把铁篦子从烤炉里抽出来，面包师从篦子上抓起十多块扁形白面包、酥皮点心、梭形面包，把它们一起扔进姑娘的裙襟里，姑娘则把这些烫手的面包从一只手倒换到另一只手，用绵羊似的黄色牙齿去咬，烫着了，便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面包师则一面欣赏着，一面喊道：

“快把裙襟放下吧，你这不害臊的东西！”

等姑娘走了之后，他便在我面前吹嘘起来：

“瞧见了吗？像一只小绵羊，满头卷发。我呀，小弟弟，我是个纯洁正派的人，不跟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要好，这是我的第三个姑娘！她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些扬扬自得的话，我在想：

“我也该这样生活吗？”

我从烤炉里取出论斤卖的白面包，捡出十一二个大面包放在长托盘里，赶忙送到捷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又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进满盛两普特的篮子里，跑到神学院去，给大学生们供早点。在神学院，我站在食堂的大门口，把面包卖给大学生，有的赊欠，有的交现钱。我一面站着卖面包，一面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宿敌。在我的面包篮子底下有时也放上几本小册子，我得秘密地把它们交到某个大学生的手里；大学生有时也把一些小册子或纸条偷偷地塞进我的篮子里。

我每星期有一次要跑得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就在这里讲课，并用这里的病人做实例。有一天，他让大学生们看一个患自大狂的病人。当这个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像袜子一样的圆筒尖顶帽的高个子病人出现在讲堂门口时，我不由得嘿嘿笑了出来，而他在我旁边走过时，却停了一会儿，并瞪了我一眼。于是我倒退了一步，就好像他用凶恶的火辣、尖利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在别赫捷列夫捋着自己胡子郑重其事地跟病人谈话的整整一段时间里，我都偷偷地用手掌抚摸着我的像是被热灰烫坏了的脸。

病人说话发出沉厚的男低音，他好像提出了什么要求。从白色病号服的袖口里可怕地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手指也很长。我觉得他全身都不自然地伸展着，无限地伸长，就是不移动地方，好像也能伸到我面前，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陷进去的黑色眼窝里，一双黑眼睛威严而又专横地射出一道刺骨的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戴圆筒尖顶帽的疯子，有些在笑，大多数人则显得凝神、悲伤，他们的眼睛同这个疯子的火辣辣的眼睛相比，就显得太平常了。疯子是可怕的，他身上有某种威严的东西——真的有。

在大学生们的像鱼一般的沉默中，教授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低沉嗓音的严厉呵斥。这种低沉的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面，从僵硬的白墙底下冒出来的，病人身体的动作则像大主教似的缓慢而庄重。

晚上，我写了一首关于疯子的诗，把疯子称为“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个疯子的形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正常生活。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中午，午后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中，即当揉完一团面，而后一团面又尚未发酵时，或者是刚刚把面包放进炉子里烘烤时，才读点书。随着我对烤面包技术的慢慢掌握，面包师就工作得越来越少了，他亲切而又惊讶地“教导”我说：

“你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是面包师了。真可笑。不过你太年轻，人家不会听你的话，不会尊重你……”

他不赞成我埋头书本。

“你别看书了，睡觉去吧。”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从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他脑子里整天梦想和幻想的就是那些财宝和那个圆鼓鼓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在夜晚来，这时他就把她带到堆满面粉的前厅去，如果天气太冷，他就皱着鼻梁对我说：

“你出去半小时吧！”

我边走边想道：“这种恋爱完全不像书本里描写的那样……”

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替她烧茶炊，但尽量少去看她，因为见到她我有点儿不自然。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用不能容忍的目光望着我，在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就怀疑这双眼睛的深处含有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人的微笑。

我力气很大，但动作十分笨拙。面包师看见我能翻动并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便遗憾地对我说：

“你的力气能抵得上三个人，但论灵巧，你却没有！你虽然个子高，却仍旧是笨牛一头……”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自己写诗——用“自己的话”来写，但我觉得，这些话很粗俗，很尖刻，不过，我认为只有用这些话才能表达出我最深刻的思想混乱。有时为了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和使我生气的事情，我便故意把话说得很粗野。

一位当过我老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批评我说：

“鬼知道你是怎么说的，那不是话，而是秤砣！……”

总之，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这对一个半大的孩子来说是常有的情况，总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我的脸像卡尔梅克人[274]，颧骨突出，说话时，嗓门也不听使唤。

老板的妹妹则行动快捷、灵活，像一只空中的飞燕。我似乎觉得，她的轻盈的动作跟她浑圆、柔软的身体并不相称，在她的姿势和步态中有某种虚伪和做作的东西。她说话声音洪亮欢快，常常放声大笑。听到她这种响亮的笑声，我就想：她是要我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却不愿意忘掉这个，我很珍惜不平常的事物，我需要知道可能发生的和今天存在的不平常的事物。

她有时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很简单地回答她，并想反问她：

“您干吗要知道这个？”

有一回，面包师一边抚爱着那位短腿姑娘，一面用陶醉的声调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吧！喂，你最好到老板妹妹那儿去，干吗要错过机会呢？要知道，大学生们……”

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他再说些类似的话，我就用秤砣砸烂他的脑袋。后来我出去了，走到放面粉袋的前厅里。从关得不严实的门缝里我听见了卢托宁的声音：

“我干吗要生他的气呢？他整天啃书本——就像疯子一样生活……”

前厅里，老鼠在吱吱乱叫乱闹，面包作坊里则是那姑娘的哼哼声、呻吟声。我来到院子里，这里无声无息地下着毛毛雨，却依然很闷热，空气中饱和着焦灼的气味——什么地方的森林着火了。这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房对面屋子的窗户还敞着，从这些房间里透出暗暗的灯光，有人在哼唱：

圣瓦尔拉米[275]，

头上闪现出光轮，

从天上俯视她们，

是那么笑容可掬……

我想象着玛丽娅·捷连科娃也躺在我的双膝上，就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的双膝上那样，可是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整夜，通宵，

他又喝酒又哼唱，

而且呀——啊哟！

还干了那种勾当……

歌声里特别突出了这个深沉的低音的“啊哟！”我两手支在膝盖上，弯着身子朝窗口望去，透过钩花的窗帘，我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一盏小灯罩着蓝色灯罩，照亮了灰色的墙壁。在墙壁前面，面对窗口坐着一位姑娘，她在写信。瞧，她抬起头来，用红笔杆捋了一下垂到鬓角上的一绺头发，两只眼睛眯缝着，脸带笑容，然后慢慢地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里，用舌头在信封边上舔了舔，封上，便把信扔在桌子上。她用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恶狠狠地点了点信，却又重新把信捡起来，皱着眉头把它拆开，读了读，又把它装进另一个信封里，粘好，并伏在桌上写上地址，然后拿着信像摇晃白旗一样在空中晃了几下，旋转身子，拍着双手，朝放床铺的屋角里走去，随后又从那里出来，脱掉短衫，露出圆圆的像肉蛋似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隐没在屋角里。当你看到她独自一个人在活动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疯子。我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想：多么奇怪，这个姑娘竟独自一人在小屋里生活。

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并用压低的像耳语一般的声音跟她说话。她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显得更小了。她胆怯地望着他，把双手藏在背后或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的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短腿姑娘一面包扎头巾一面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对我说：

“你进面包作坊去吧……”

面包师一边从柜子里掏面团，一边对我讲述他的情妇是多么令人舒服、痛快和百玩不厌。我却在想：

“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

我似乎觉得，在我身边的某个角落，一场灾难在等待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捷连科夫在计划开另外一个更大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很好，因为我的工作太多了，累得我晕头转向。

“在新的作坊里你就要升为帮工头了，”面包师对我许诺说，“我去跟老板说，你的工资该提到每月十个卢布。”

我明白，我升为帮工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不喜欢干活，而我却很乐意干活。疲劳对我有好处，它能消除我的心神不宁，抑制我强烈的性本能的冲动。不过，这样一来，书也读不成了。

“很好，你把书本扔了——就让老鼠去啃它们吧！”面包师说，“难道你就不做梦吗？也许你也做梦，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真可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平安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有几分尊敬。也许他以为我是老板的亲信，所以有点儿怕我。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干净利落地偷面包。

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出葬七周后才在表兄的来信里知道的。他在这封简短的没有用标点符号的信里说，外祖母上教堂门口乞讨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便得了坏疽病去世了。晚些时候，我还听说，我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及他们的孩子们，虽然这些人都年轻、健康，却一直拖累着我外婆，靠她去乞讨来的施舍过日子，外婆病了后，他们也不想办法请医生看一看。

信中写道：

她埋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坟场我们大家都去送葬我们和乞丐们他们是爱她的都哭了你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们赶走一个人留在坟地里我们从灌木丛里看着他哭他也快要死了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好像有一股冰冷的风向我袭来。这天夜里，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内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向什么人讲一讲外祖母的事，讲一讲她是一个多么善良、聪明的人，她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沉重的愿望长期留在我的心灵中。然而却没有人要听我讲，于是这个愿望便永远没有实现而慢慢消失了。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契诃夫那篇描写马车夫的非常真实的短篇小说[276]时，我又记起了这些日子。契诃夫的小说描写马车夫对马诉说了自己儿子的死。遗憾的是，在那些极端痛苦的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马，也没有狗，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要去与老鼠分享痛苦——当时在面包作坊里有许多老鼠，我跟它们和睦友好地住在一起。

尼基福雷奇警士老鹰似的开始在我周围盘旋起来。他身材壮实、匀称，一头银白色的短发，一把浓密的大胡子，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唇瞧着我，就像是瞧圣诞节前夕被宰杀的鹅一样。

“我听说，你很喜欢读书，是吗？”他问我，“你读了哪些书呢？比方说，圣徒传，或者《圣经》？”

《圣经》我读过，也读过《圣徒言行录》。这可使尼基福雷奇吃了一惊。显然，他完全没有料到。

“是吗？读书是合法的有益的事情！而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你没有读过吗？”

托尔斯泰的书我也读过，但好像不是警察所喜欢的那类作品。

“这样说吧，他的一些普通作品也跟大家写的一样，不过听说他还写过一些反神父的书，这些书倒可以看一看。”

“有一些胶印版的书[277]，我也读过，不过，我觉得这些书枯燥无味，而且我也知道，这些问题是不该跟警察议论的。”

我和他在街上边走边聊几次之后，这位老警察便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做客。

“请到我的哨所里来坐一坐，喝喝茶吧！”

我当然明白，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但我还是愿意去看他。跟一些聪明人商量后我断定：如果我拒绝警察的邀请，可能会加深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福雷奇那里去做客了。在他的小哨所里，俄式壁炉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也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床上挂着印花布蚊帐，床头放着好几个罩着红布套的小枕头，剩下的空地上立着一个碗碟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口下还有一条长板凳。尼基福雷奇坐在长板凳上解制服的扣子，身体遮住了那唯一的小窗口。他的老婆站在我的旁边，她是一位胸部丰满的二十多岁的小娘儿们，脸色红润，一双狡猾的凶狠的眼睛，眼睛的颜色很奇怪，是灰蓝色的；她的鲜红的嘴唇任性地噘着，说起话来总是怒气冲冲、枯燥乏味。

“我知道，”警察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到你们面包作坊去，她是一个放荡的下流的姑娘，而且我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下流坯！”

“所有的女人？”他老婆问道。

“没有一个不是！”尼基福雷奇斩钉截铁地说，把胸前的勋章震得直响，就像一匹马摇响它身上的鞍辔一样。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又放肆地说起来：

“从最下贱的妓女……到女皇，没有一个不下流、不放荡的！示巴女王[278]越过两千俄里去找所罗门王，也是为了放荡。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号称大帝，也依然是……”

他详细地讲述了宫廷里的一个锅炉工人的故事。这个锅炉工人同女皇过了一夜之后便飞黄腾达了，从军士一跃而升为将军。警察的老婆认真地听着，不断地用舌头舔着嘴唇，并在桌子下面不时地用腿碰碰我的腿。尼基福雷奇讲得有板有眼，还常说些有趣的话，而且不知不觉地就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

“就说那个一年级的大学生普列特尼约夫吧。”

他的老婆叹了口气，插话说：

“他虽说不漂亮，却是个好人！”

“谁是好人？”

“普列特尼约夫先生。”

“第一，他不是先生，等他学成之后才能成为先生，目前他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这样的大学生我们有成千上万。第二，你说他是好人，这是什么意思？”

“他快活，他年轻。”

“第一，戏班里的小丑也很快活……”

“小丑是为钱而快活。”

“嗤！第二，你别瞧不起老狗，老狗也是从小狗过来的……”

“小丑就跟猴子那样……”

“嗤！我说了，你住嘴！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这不就得了……”

尼基福雷奇压服了老婆后，便劝导我说：

“所以，你该跟普列特尼约夫认识认识，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可能不止一次地看见我跟普列特尼约夫一起在街上走，所以我对他说：

“我们认识。”

“是吗？你们认识……”

他的话里显得有点失望。他猛烈地抖动着身子，勋章被震得叮当作响。这时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正在用胶版印一些传单。

他老婆一面用脚碰碰我，一面又狡猾地刺激她的老头子，而老头子则像孔雀开屏似的一味卖弄他的花言巧语。他老婆的这种恶作剧却妨碍了我听他说话。一不小心，他又变了另一种腔调，说话的声音更低更有感化力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知道吗？”他用一双圆鼓鼓的眼睛看着我的脸，问我，好像有点儿害怕什么似的，“你可以把沙皇陛下看作是一只大蜘蛛……”

“哎哟，你在说什么呀！”他的老婆惊叹道。

“你，住嘴！傻蛋。这是为了说得浅白易懂些，而不是辱骂。你这母狗，快收拾茶炊去……”

他皱皱眉头，眯起眼睛，又继续说下去：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像是一张蜘蛛网，它以沙皇陛下亚历山大三世等人为中心，通过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和所有官吏，一直到我，甚至到最下等的士兵。这条线把一切联结起来，维系起来，就像一座无形的堡垒，维持着沙皇帝国的永久的统治。不过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了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随时随地都试图破坏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人民这样做的。”

他隔着桌子俯着身子用威严的低声问我：

“你明白了吧？这就对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你的面包师在夸奖你，说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诚实，又是单身汉。不过有许多大学生经常到你们面包店里鬼混，整夜都坐在捷连科娃的房里。如果只是个别人，那还可以理解，可是那么多人，这是干吗呢？我不敢说大学生的坏话，他们今天是大学生，明天也许就成了一个副检察官。大学生都是好人，只是他们太爱出风头了，而沙皇的敌人又在调唆他们！你明白吗？我还要说……”

不过，他没有来得及说，门就嘭的一声开了，进来一个红鼻子的小老头，此人的卷发的头上束着一根小皮条，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酒，看样子已经喝醉了。

“我们来下一盘跳棋怎么样？”他高兴地问道，整个人现出一种滑稽的样子。

“这是我的岳父，妻子的父亲。”尼基福雷奇忧郁地说，显得有点儿懊丧。

几分钟后我就告辞了。那个不安分的婆娘装着跟我出来关门，使劲拧了我一下，说：

“这云彩多红啊，像一团火！”

天空中一朵小小的金色云彩正慢慢地消散。

我不想让我的那些教师生气，但我还是要说，这个警察要比他们更果断更透辟地为我讲解了沙皇国家机器的构造。一只蜘蛛盘踞在某个地方，从它那里伸出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全部生活牢牢地联结起来，捆绑起来。我很快就学会了随处地感受由这条线编织成的种种圈套。

晚上，店铺关门后，老板娘把我叫去，认真地对我说，她是受委托来打听一下，警察都对我说了些什么。

“哎呀，我的天！”她听了我详细的报告后，惊讶地喊道，并像老鼠一样从房间的一角窜到另一角，不断地摇起头来，“怎么，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什么吗？要知道，他的情妇就是尼基福雷奇的亲戚呀！应该把面包师赶走！”

我靠门框站着，皱起眉头打量着老板娘。她对“情妇”这个词说得太随便了——这一点我不喜欢，她决定把面包师赶走，我也不高兴。

“你要多加小心。”她说道，像往常一样，那双锐利的目光使我感到不安。这种眼神好像在盘问我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她背着双手站在我跟前说：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闷闷不乐呢？”

“我外祖母不久前死了。”

这倒让她感兴趣，她微笑着问道：

“你很爱你外祖母吗？”

“是的，您还要了解什么吗？”

“不要了。”

我走了。当晚我写了一首诗，我记得，其中有这样偏执的一句：

您啊，不过是在装腔作势！

当时我决定，叫大学生尽量少去面包店。不过，见不到这些大学生，我也就无法去询问我在看书时碰到的种种不明白的问题，于是我便把我感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本里。有一天，我累得很，便伏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包师偷看了我的笔记。他叫醒了我，问道：

“你这写的是什么？‘加里波第为何不赶走国王？……’加里波第是谁？而且，难道国王可以赶走吗？”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在面粉柜上，便蹲在炉坑里干起活来，嘟哝道：

“你说——他要赶走国王！真可笑。你就丢掉这种游戏吧！你真是个书呆子！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就像抓耗子似的在抓你们这些书呆子了。其实，就是没有这些，尼基福雷奇也已经注意你们了。你就别去赶走什么国王了，国王可不是一只鸽子，不是那么容易让你赶走的！”

面包师是善意地跟我说这些的，我无法按我所想的那样来回答他，因为人们是禁止我跟面包师谈这种“危险话题”的。

城里正流传着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大家都在读它，议论纷纷。我求兽医拉夫罗夫也给我弄一本，但他失望地对我说：

“唉，不行，老弟，别等待了！不过，最近好像有个地方要宣读这本小册子，我也许可以带你到那里去……”

圣母升天节那天的半夜，昏暗中我紧随着拉夫罗夫的背影走在阿尔斯克田野上。他走在离我大约五十俄丈远的前面。田野里荒无人烟，我却依然遵照拉夫罗夫的忠告“采取预防措施”，边走边吹口哨，哼小曲，装扮成“喝醉了酒的工匠”。天空的乌云懒散地飘浮着，月亮则像一轮金球在乌云中间滚动，黑影盖住了大地，水洼地上闪出银灰色的亮光。城市在我的身后呜呜地鸣响着。

我的引路人在神学院后面一个果园的栅栏旁边停下来，我赶忙追上他。我们毫无声息地翻过栅栏，走过野草丛生的果园，碰着了树枝，大滴的水珠便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一所房子的墙边停住，轻轻地敲了敲紧闭着的护窗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打开了窗户。在他的背后，我看见的是一片漆黑，没听见任何声音。

“是谁？”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听得见衣裳和脚下的沙沙声、轻轻的咳嗽、窃窃的私语。有人擦亮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见墙边地板上有几个黑色人影。

“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把窗帘拉上，别让灯光透出窗缝。”

有一个人生气地大声嚷道：

“是哪个聪明人出的点子，把我们召集到这个非人住的地方来？”

“安静！”

屋角里点起了一盏小灯。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家具，只放着两个木箱子，木箱子上搭放一块木板，木板上坐着五个人，就像几只乌鸦停在篱笆上一样。那盏灯也放在一个竖立着的木箱子上。靠墙的地板上还坐着三个人，另一个留长发的又瘦又苍白的青年则坐在窗台上。除这个人和大胡子外，我全都认识。大胡子低声地说，他要给大家读一本小册子，这是过去的民意党人普列汉诺夫写的《我们的意见分歧》[279]。

黑暗中有一个人在地板上吼了一声：

“我们知道了！”

神秘的气氛使我感到愉快和激动。神秘的诗意是最高级的诗意。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礼拜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古罗马初期基督教的秘密地下经堂[280]。房间里一片低沉的嗡嗡声，说话的声音倒很清晰：

“胡说八道！”屋角里又有人吼了一声。

黑暗处，有一种像铜一样的东西闪出一种奇怪的晦暗的亮光，让人想起古罗马武士戴的铜盔甲。我猜想，这可能是炉灶的通气口。

房间里一片低沉的嘈杂声，其中也掺杂着激愤的言辞，乱成一团，无法听清谁在说话。在我头顶上面的窗台上有人嘲讽地大声问道：

“咱们还读不读呀？”

说这话的人就是那位留长头发的脸色苍白的青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诵读者的男低音。有人擦亮了火柴，烟卷燃起红色火光，映照出一副副沉思的面孔，有些人眯缝着眼睛，有些人则睁大着双目。

读小册子的时间太长了，尽管我很喜欢这尖锐而又充满热情的言辞，它们通俗易懂地表达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但我还是听得有些累。

朗读者的声音好像突然中断了，房间里立即响起一片愤怒的叫声：

“一个叛徒！”

“净是漂亮话！……”

“这是朝英雄们流的血里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281]被处死之后……”

坐在窗台上的那位青年又说话了：

“先生们，能不能严肃认真地辩论，而不是谩骂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善于听别人争论。我很难听懂他们那些变幻无常、慷慨激昂的思想，而且争论者们暴露出来的赤裸裸的自尊心也使我气愤。

那位青年从窗口上探出身来问我：

“彼什科夫，你是面包师吗？我是费多谢耶夫[282]，我们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吵吵嚷嚷很久，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走吧！”

我曾听人谈到过费多谢耶夫。他是一位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很喜欢他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和那双深沉的眼睛。

他跟我走在田野里时，问我在工人中间有没有熟人，我读什么书，是否有很多空闲时间，同时还对我说：

“我听说过你们的面包店。很奇怪，您怎么去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呢？您这是为了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是不该去干没有意义的事，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爽朗地笑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并告诉我，后天他就要外出三个礼拜，等他回来时会通知我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我们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但是我个人的事却越来越糟。我们搬到了新的面包作坊，工作越来越多，越繁重了。我不仅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还要挨家挨户送面包，要给神学院送，也要给“贵族女子学校”送。女学生在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面包时，常常偷偷地塞给我一些小纸条，在这些漂亮的小纸条上会惊讶地读到用孩子的笔迹写的不知羞耻的字句。我觉得很奇怪，每当这群穿着整洁、眉清目秀的快乐的小姐围住我的篮子，开心地挤眉弄眼，用玫瑰色的小爪子挑选面包时，我一边瞧着她们，一边尽力地猜想：究竟是谁写给我这些不知羞耻的纸条？她们当真不晓得这些话是可耻的吗？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肮脏的妓院。

“难道从妓院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伸展到这个学校里来吗？”

有一个胸脯丰满、黑头发、留一条大辫子的姑娘在走廊里叫住了我，急忙而又小声地说：

“你把这张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个戈比。”

她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含着泪水望着我，紧咬着嘴唇，而脸颊和耳朵却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戈比，接过了纸条，并把它交给了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这是一个患肺病的大学生，脸上有红晕。他要给我五十戈比，并默默地数着一把小铜币。当我说我不要时，他便想把小铜币放回自己的裤兜里，但没有放进去，却散落在地上。他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向四处滚落，使劲地搓揉两手，搓得关节咯咯直响。他困难地喘着气，嘟哝道：

“这可怎么办呢？算了，再见吧！我得想一想……”

不知道他后来想出了什么法子，可是我总觉得那位姑娘怪可怜的。不久她就从女子学校消失了。十五年后，当我再碰见她时，她已经是克里米亚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并且也染上了肺病，谈起世间的一切事情，她都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

白天我送完面包后便去睡觉，晚上又得去面包作坊干活，准备在半夜时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去。面包店就在市立剧院旁边。戏散场后，观众们便到我们店里来吃热乎乎的酥皮面包。然后我还要去揉面做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用双手去揉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轻松好玩的事情！

然后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便又要去送面包了。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打发日子。

这个时候我已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人们传播一些“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283]。我是一个喜欢与人交往的人，我善于生动地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是由我的经历和我读过的书籍激发出来的。我无须费多大劲就能将日常生活的素材编造成有趣的故事，故事中还会变幻无常地插入那根“看不见的线”。我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夫佐夫工厂中都有一些熟人，其中跟我特别亲近的是织布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老头，他几乎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厂里工作过，是一个不安静的聪明人。

“我在这世上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小流浪汉，我的小梭子！”他压低嗓门说，两只有病的灰眼睛在黑眼镜里微笑着。他的黑眼镜是他自己用铜丝缠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上和耳根处都有一道绿色的铜锈。纺织工人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时，上唇留一撮唇髭，下唇留一把浓密的灰色大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他给人一种哀中作乐的印象。

“我喜欢看马戏。”他把长满疙瘩的秃脑袋往右肩上一靠，说道，“马是畜生，它是怎样被练出来的呢？真让人解闷！我佩服地看着这些牲口，心里想，这样看来，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马戏团的人是用糖把畜生驯服的。当然，我们可以到杂货铺去买糖，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糖，这糖便是——善良！小伙子，这就是说，要和善地待人，而不是像眼前我们之间那样，持械斗殴。你说对吗？”

他本人对人并不和善，跟别人说话时总是半带蔑视，半带讽刺；跟人争论时也只会说简单而粗暴的话，公然地力图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好要挨别人打，而且已经挨了两拳，我进去把他拉走了。

“把您打痛了吧？”在黑暗中我一边跟着他走，一边问他，当时正下着毛毛雨。

“咳，这也算是打？”他毫不在乎地说，“等一等，你为什么跟我说话时称呼‘您’呢？”

从此我们便认识了。开始时他还经常讥笑我，又调皮又狡猾。可是当我对他讲了那条“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多大的作用时，他便沉思起来，惊叹道：

“你并不笨，不笨，真有你的……”于是他开始对我慈父般的温存起来，甚至在叫我的名字时加上了父称。

“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亲爱的小锥子呀！你的想法是对的，只是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没有好处……”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狗，而老百姓则是带着锁链的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挂着许多蒺藜：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且每条狗都很爱自己的狗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里也有人闹过事，谁向前冲，谁的脑门就要挨打，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挨了打就够你受的。”

不过当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之后，他说话就跟以前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了肺病，会弹吉他，通晓《圣经》，但他激烈地反对上帝。他向四周围喷吐着带血块的血痰，并坚决而激越地论证说：

“第一，我绝不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284]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因此我不是和善的人，我不和善！第二，上帝并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是知道，却无能力帮助我，或者是有能力帮助，但不愿意。第三，上帝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慈悲的！上帝干脆就不存在！一切都是捏造，全都是捏造的，整个生活也是捏造的。不过你骗不了我！”

鲁勃佐夫惊讶得目瞪口呆，气得脸色发青，接着便破口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用从《圣经》里引来的庄严的字句使他无法反驳，哑口无言，于是只好蜷缩着身子沉思起来。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几乎使人害怕。他的脸黝黑、干瘦，一头漆黑的卷发像是茨冈人；从发紫的嘴唇里露出一副狼牙，一双黑眼睛呆然不动地直盯着对方的脸。这种凶狠的让人折服的目光实在叫人受不了。这使人想起了那个患夸大狂病的人的眼睛。

鲁勃佐夫离开雅科夫跟我一起走时，忧郁地对我说：

“还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反上帝的话，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什么话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这种话。当然，这个人将不久人世了，真遗憾！他已经烧得白热化了……有意思，老弟，真有意思。”

他很快就同雅科夫亲近起来，而且浑身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指去擦其有病的眼睛。

“那——那么！”他嬉笑着说道，“就是说，上帝退休了？哼，我的小钉子呀！关于沙皇，我要说，他并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老板。任何一个沙皇，哪怕是伊凡雷帝也好，我都不在乎：你当你的皇帝吧，统治吧，随你便，只要允许我去惩办老板，这就行了。让我把老板用金锁链锁在皇帝的宝座上吧，我将向你祈祷……”

当他读完《沙皇即饥饿》这本书之后说：

“书里写的一切都很正常，很对。”

他最初看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时问我：

“这是谁给你写的，写得很清楚。请你转告他，说我谢谢他了！”[285]

鲁勃佐夫贪婪地追求知识，他十分用心地注意听沙波什尼科夫那些毁灭性的亵渎上帝的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关于书籍的故事，他高兴得仰着头，扯着嗓子哈哈笑，并赞不绝口地说：

“人的头脑真灵，哎哟，真灵啊！”

他自己看书很困难，有病的眼睛妨碍他读书，但他仍然懂得很多，这使我感到惊讶。

“德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木匠，国王都亲自请他去出谋献策。”经过反复追问，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倍倍尔的故事。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我就是知道。”他一边用小指搔了搔长满疙瘩的秃头，一边简短地回答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关心苦难的乱世生活，他一心所想的是消灭上帝，嘲笑神父，他特别憎恨修士们。

有一天，鲁勃佐夫很和善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就只会叫喊反对上帝呢？”

他却更凶狠地怒吼起来：

“那么，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妨碍着我呢？我信上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战战兢兢地在上帝面前活着，忍受着，什么事都不争辩，一切由上帝决定，生活很不自由。读了《圣经》后才知道，这是捏造的！尼基塔，全是捏造的呀！”

于是他手一挥，好像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他几乎哭丧着脸说：

“瞧，就是为了这个，我快要死了，未老先死！”

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熟人。我常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我那些老伙伴，他们都乐于接待我，很喜欢听我讲故事。不过鲁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则住在离卡班对岸很远的鞑靼区，相距有五俄里，所以我很少能见到他们；他们也不可能到我这里来，我没有地方招待他们。况且新的面包师又是个退伍兵，他跟宪兵很熟。宪兵指挥部的后院紧挨着我们的院子，这些威风凛凛的“穿蓝制服的人”常常穿过围墙，到我们这里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或自己买黑面包。还有，已经有人建议我不要“过于露脸”，免得引起他们对面包作坊的过分注意。

我看我的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了。近来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顾生意的好坏，随便从钱柜里支线，弄得常常连支付买面粉的钱都没有了。捷连科夫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我也生活得很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怀孕了，她像只凶狠的猫，总是粗声粗气，不论对什么人或什么事，都生气地瞪着两只绿眼睛。

她走路直向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而他却抱歉地苦笑着给她让路，直叹气。

他常常向我诉苦说：

“全都那么随随便便，什么东西大家都随意拿，真不像话，我刚买了半打袜子，一下子就拿光了。”

关于袜子的事是很可笑，但是我笑不出来。我眼看着这个谦逊而无私的人苦苦地挣扎着，极力要做好公益事业，但周围所有的人对这种事业却并不重视，并不关心，甚至还加以破坏。捷连科夫虽然不期望得到他所服务的人的感谢，他却有权要求人们对他表示关心和友好，而不是现在碰到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也崩溃了：父亲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患了精神郁闷症，弟弟开始酗酒和嫖娼，妹妹也变得像个陌生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顺心，我常常发现她的眼睛哭得肿肿的，从而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憎恨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玛丽娅·捷连科娃。我也喜欢我们面包店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她是一个胖胖的红脸姑娘，她的红嘴唇上总带着一种妩媚的微笑。总之，我在恋爱了。年龄、性格和我的混乱的生活都要求我跟女人交往，这与其说过早，倒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必须有女人的抚爱，或者哪怕是女人的友爱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吐露自己的心事，需要理清紊乱零散的思想和乱七八糟的种种感受。

我还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些把我看作是“可加工的材料”的人们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不能使我同他们坦诚相见。每当我要给他们讲述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就阻止我说：

“算了，别说这个了！”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被捕了，并被押解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头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尼基福雷奇，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胸前挂满所有的奖章，像刚刚从阅兵场回来似的，庄严而又若有所思地迎面向我走来，把手举到帽檐边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但马上又停下来，在我脑壳后面气愤地说：

“昨天夜里古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被捕了……”

然后他把手一挥，向四周环顾一下，小声说：

“这个青年完蛋了！”

我似乎觉得，在他那狡猾的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早已料到自己会被捕。这一点他本人曾警告过我，提出不论是我或者鲁勃佐夫目前都不要跟他见面。他跟鲁勃佐夫也像跟我一样，很友好。

尼基福雷奇眼睛瞅着脚下，没精打采地说：

“你怎么不来串门啦？……”

晚上我去看他。他刚刚睡醒，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老婆弯着腰在窗口替他补袜子。

“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开始说，用手挠了挠他那像狗熊一样长满毛的胸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从他那里发现了一口小锅，那是他用来熬颜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的。”

接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气冲冲地对老婆喊道：

“给我裤子！”

“就来。”他老婆抬起头来答道。

“她可怜他，在哭呢！”老警察用眼睛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我也觉得可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可以反对沙皇呢？”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

“我出去一会儿……把茶炊放上去——你。”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口，但当老警察刚走出门外时，她便很快地转过身来，捏紧拳头伸向门口，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

“呸，老不死的畜生！”

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片紫色肿块，已睁不开来。她跳起来，走到茶炊边，弯下腰来收拾茶炊，发狠地小声说：

“我要骗骗他，骗得他哀号起来！像狼一样哀号起来。你可不能相信他，一个字也不可信！他要逮捕人。他撒谎——他谁也不可怜，他就是来钓鱼的。你的事他全知道。他就是靠干这一行吃饭的。逮捕人——这就是他的爱好……”

她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乞讨的声调说：

“你就亲亲我吧，好吗？”

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望着我的眼神是如此凶狠、锐利和忧郁，于是我拥抱了她，并用手抚摸了她那散乱的、油腻腻的、粗硬的头发。

“他现在在侦察谁？”

“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旅馆里的某些人。”

“你不知道那些人的姓名吗？……”

她微笑着回答说：

“瞧，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打听的事情！啊，他回来了……古罗奇卡[286]就是他侦察出来的……”

接着她连忙跳回炉子跟前。

尼基福雷奇带回一瓶伏特加酒、酱果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马林娜坐在我旁边，她特别殷勤地招待我，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看着我的脸。她的丈夫劝诫我说：

“这条看不见的线是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你说，能扯得断吗？能抹得掉吗？沙皇对于人民来说——就是上帝！”

然后他突然问我：

“你是读过很多书的人，福音书也读过吧？那么，怎么样，你认为，里面说的都对吗？”

“我不知道。”

“我认为，其中有多余的话，而且还不少，比方关于穷人，说穷有福[287]，他们怎么会有福呢？真有些胡说。一般的关于穷人的话，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应当把天生贫穷的和后来变穷的加以区别，天生贫穷的人就意味着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可能是不幸。我们最好是这样来看问题。”

“为什么？”

他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我，一时没有说话，稍后才明确而有力地说出其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福音书里有许多怜悯人的话，可是怜悯——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怜悯就是要把大笔开支用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的身上——办贫民收容所啦，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应当去帮助那些健壮的人，让他们的力气不会白费；而帮助那些弱者——难道能把那些弱者变得健壮吗？由于这种无谓的做法，强壮的人也会变成弱者，而弱者则会骑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应当重新考虑。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早就远离福音书了。生活有自己的路。瞧，你看见了吗？普列特尼约夫为什么会完蛋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怜悯穷人，而大学生却完蛋了。这合情理吗，啊？”

虽然我过去也碰到过这种思想，但以如此露骨的方式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思想比我能想到的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传播得更广。七年之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又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顺便说一句，我在书本中读到的各种思想，很少不是我在生活中早就听到过了的。

这个“捕人”老手一面用手指敲击着茶盘的边缘，为自己的话打着拍子，一面滔滔不绝地说。他那干瘪的脸严厉地紧皱着，但不看我，而是看着那洗擦得像铜镜般发亮的茶炊。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

“你是一个不笨的小伙子，能读会写，难道你就只想当一个面包师吗？要是你去干另一种工作，去为沙皇帝国服务，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如何去通知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聪明的人应当像蜂房里的蜜蜂或土窝里的黄蜂那样团聚在一起，沙皇帝国就是……”

“你看，都九点了！”他老婆说。

尼基福雷奇边站起来，边扣上制服扣子。

“嗯，不要紧，我坐马车去。再见了，老弟，常来玩吧，别客气……”

离开哨所时，我坚决地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不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尽管他很有趣，但他与我格格不入。他的关于怜悯有害的话使我很激动，我会牢牢记住，我觉得这些话有些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竟然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

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喀山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人。此人个子很高，很壮实，脸色黝黑，留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长着黑人那样的厚嘴唇，他弯下身子看着地下，但有时也会猛地扬起他那秃顶的脑袋，一双乌黑的、湿润的眼睛闪着激越的热情，锐利的目光似乎燃烧着某种仇恨的东西。大家在一位教授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个瘦弱的举止优雅的小神父，是位神学硕士，穿一件黑色丝绸法衣，法衣使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清秀，那双灰色的、冷冰冰的眼睛闪着干巴巴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谈论了福音书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沙哑，句子简短，词语尖锐，让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说话的时候，他那毛茸茸的左手老是用一种手势上下挥动着，而右手却插在衣兜里。

“一个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

“对，很像演戏……”

就在不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德雷佩尔[288]写的，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似乎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像书里所说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狂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为了对人仁慈，他们随时准备把人杀死并焚烧他们。

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袖子很肥大，外面套一件灰色旧长衫。这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在说教快结束时，他高声喊道：

“那么，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他像扔石块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坐满了男女青年的角落里扔过去。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则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然他的话使大家很吃惊，人们都默不作声，低头沉思着。他用火热的目光巡视了所有的人，严厉地补充说：

“只有法利赛人[289]才试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他们可耻地自欺欺人，用谎言腐化人们……”

小神父站起来，有条不紊地挽起法衣的袖子，带着恶意的客气和宽容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显然，你们是持法利赛人的庸俗意见了，但这种意见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证明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真正的忠实保护者，并说人民总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

“你们去读一读比方约瑟福斯[290]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非常有力的手势，好像要把约瑟福斯一刀砍了似的。

“人民至今还与自己的敌人一起反对友邦，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而是被驱使的、被迫的。我干吗去读你的约瑟福斯呢？”

小神父和另一些人把争论的话题扯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主题了。

“真理——这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眼睛里却闪着憎恨和蔑视的火光。

我觉得我被这些言辞弄得晕头转向，抓不住里面的意思，在语言的旋风中我脚下的地板也摇晃了。我常常绝望地想，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笨更无能的人了。

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去其赤红色脸上的汗水，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

“扔掉福音书吧，忘掉它才能不扯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是更虔诚。”

我的前面产生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人间的幸福而不断地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吗？

我打听出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克列普斯基，也打听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他寄住在本市一所女地主的房子里，当时正跟地主的两个姑娘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一张桌子旁边，穿一身白色的裤子和衬衣。衬衣的扣子没有扣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高个子，高颧骨，身体干瘦，跟我想象中的苦行僧、传教士完全一样。

他用银匙子从盘子里舀牛奶草莓，有滋有味地吞食着，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直响，而且每吞一口，就从稀疏的猫胡子上吹去白色的牛奶残滴。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则靠在一棵椴树树干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入幻想似的望着多尘炎热的天空。她们俩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两人彼此相像得几乎分辨不出来。

他很温和很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力，还说要在人的灵魂中发扬这种唯一能够“使人同世界精神”连在一起——同生活中到处都散发着的爱连在一起的感情。

“只有这种感情可以把人连在一起！不爱，就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灭亡的蠢蛋。火不能灭火，同样，用恶的力量不能战胜恶！”

可是，当两位姑娘互相搂抱着走进花园深处的房子里去时，这个人一边眯缝着眼睛望着姑娘们的背影，一边问我：

“你是什么人？”

他听完我的回答后，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人走到哪里都是人，人要努力去做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养爱人的精神。

“人的地位越低，他就越接近现实生活的真理，越接近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智慧……”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懂得这种“至高无上的智慧”，但我没有说话，只是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很无聊，他用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眼神看着我，打了个哈欠，双手抱着脖子，伸直两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做梦似的嘟哝道：

“听命于爱……是生活的法则……”

他全身一抖，两手一伸，好像要在空中抓取什么东西似的，吃惊地用两眼直盯着我。

“怎么样？我累了，对不起！”

他重又闭上眼睛，好像身上什么地方很痛，使得他咬紧牙关，露出牙齿，下唇往下耷拉，上唇向上翻起，稀疏的几根青胡须也竖了起来。

我怀着一种憎恶的心情和他道别了，而且有点怀疑他对人是否真诚。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在我送面包给一个熟识的副教授——爱喝酒的单身汉时，又碰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夜里没睡好觉，脸呈栗色，两眼又红又肿，我觉得他喝醉了。肥胖的副教授也醉得泪眼蒙昽，他穿着贴身衬衣，手里拿着吉他坐在地板上，周围堆着乱七八糟的家具、酒瓶，扔掉的外衣。他摇摇晃晃地坐在那里，大声吼叫：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而又厉声地喊道：

“没有仁爱！我们将由于爱或是在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死亡……”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进房间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什么？问问他，他需要对人们的爱吗？”

副教授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我，笑起来。

“这是个卖面包的！我欠他的面包钱。”

他摇晃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钥匙，并把钥匙递给我：

“去，把钱都拿去吧！”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从他手里把钥匙接了过去，向我挥一下手。

“你走吧！以后再给你钱。”

接着他把从我这里拿去的面包扔在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他那句由于爱而死去的话，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不久后，我听说他曾向他寄住的那家的一位姑娘求爱，就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彼此把高兴的事说出来时，知道了原委，于是恨死了这个“钟情人”。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通知这个求爱者立即从她们家滚出去。从此他就在这个城市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早就产生了，开始时比较模糊，没有定型，但内心里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后来才以明确的词语表达出来：

“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充满基督教的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人的哀号。当时我所熟悉的优秀人士也都满腔热情、非常动听地谈论着这个问题。

然而我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却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的同情。现实生活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视和残忍，是接连不断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进行的龌龊的明争暗斗。我个人只需要书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意义。

只要你到大街上或大门口坐一坐，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都不像我和我所敬爱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他们不想过这种生活，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所敬爱和信任的那些人都非常孤独，性情孤僻。在大多数人中间，在像蚂蚁筑巢那样的肮脏而又狡诈的工作中间，他们是多余的。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愚蠢的，烦闷死了。我常常看到，人们说的仁慈和博爱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生活秩序。

我觉得生活真是很难啊！

有一天，那个由于水肿病而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洛夫喘着气对我说：

“应当强化残暴性，让所有的人都因它而变得筋疲力尽，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早，秋雨绵绵，颇有寒意，有许多人生病，有许多人自杀。拉夫洛夫由于不想等着被水肿病窒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自己是兽医，到头来也跟牲畜一样死去！”拉夫洛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样说。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身体比较瘦弱，笃信宗教，他能熟记所有的圣母赞美诗。他经常用三根皮条抽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十一岁的男孩，打老婆则用竹子打她的腿肚子，并抱怨说：

“调解法庭谴责我，说我这一套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我除了在广告上和电影上，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在他裁缝铺的工人中有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罗圈腿，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害怕笃信宗教的那些温顺的人。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总还有时间躲避他；而温顺的人却像草丛里的一条看不见的阴险的蛇，冷不防就在你最坦白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顺的人！”

“顿卡老公”也是个温顺而又狡猾的人，他既善于挑拨离间，又会讨好梅德尼科夫，不过他说的这些话却是实情。

我有时觉得，温顺的人就像苔藓；苔藓能使岩石软化，滋生出花果；温顺能使生活中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我看到了许多温顺的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对无耻之徒的巧妙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多变性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圆滑手段，以及像蚊虫那样的诉苦——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匹被绊住的马陷入了一群牛虻的包围之中。

我从警察哨所出来时，就是这样想的。

风在叹息，街灯在摇晃，灰暗的天似乎也在摇晃，向大地抛洒着尘雾般的十月的毛毛细雨。一个湿淋淋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爬坡，她搀着他一个胳膊往前推，他却嘟哝着，啜泣着。女人累得筋疲力尽，哑着嗓子说：

“这是你的命……”

“真的，”我在想，“我现在也是被什么人拖着，推向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落，让我看到那肮脏、悲愁的东西和奇形怪状的人们。这一切我已经看得厌倦了。”

也许我当时所想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但我的脑子里确实闪现过这种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夜晚，我首次感到心灵的疲倦，情绪的颓废。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糟透了，开始用旁观者、陌生人甚至敌视自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

我已看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其不舒心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而且表现在情感上。这种情感上的变幻无常尤其使我难受。我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这就使我更加难受了。我对所有的一切——女人、书籍、工人和快活的大学生，都感兴趣，但我却从未获得成功，整天“东奔西突”，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用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抽打着我，使我像陀螺似的不停地打转。

当我听到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院后，便去看望他。可是医院里有个歪嘴女人，胖胖的，戴一副眼镜，扎一条白头巾，头巾下面挂着两只红得像刚烫过的耳朵，干巴巴地说：

“他死了。”

她看见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还不走开，便气愤地高声喊道：

“喂，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也生气地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把他撵出去！”

尼古拉用一块抹布正擦拭着一根铜棒，他像鸽子似的咯咯叫了一声，便用铜棒朝我背上打将过来，我顺势一把抱住他，把他拖到街上，放倒在医院门旁的水洼里。他倒满不在乎，在水洼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两眼直盯着我，然后站起来说：

“嘿，你这条狗！”

我来到杰尔查文[291]公园里，坐在诗人纪念碑旁边的长凳子上。我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干一件岂有此理的坏事，好让一群人向我扑来，这样我也有理由打他们一顿。可是，虽然今天是礼拜日，公园里却空空荡荡，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不停的大风在追逐着秋天的枯叶，贴在路灯柱子上的广告纸被吹得沙沙作响。

公园上空，清澈湛蓝的天空带有寒意，暮色逐渐加浓了。诗人巨大的青铜塑像矗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同时在想：雅科夫活在这世界上孤单一人，竭尽全力反对上帝，结果也像平常人一样死去，死得平平常常。真叫人有些难过，有点冤屈。

“可是，尼古拉是个白痴，他应当跟我打一架，或者叫警察来把我投进监狱……”

我去看望了鲁勃佐夫。他坐在自己斗室的桌子旁边，在一盏小灯下缝补自己的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头举起拿针线的手，显然是想画个十字，但只挥动了一下，手上的针线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便小声地骂了一句粗话。

然后他便唠叨起来：

“其实，我们都是要死的。这是我们倒霉的命啊，老弟！瞧，他死了，这里有一个孤单的铜匠也离开了人世。上星期天他被警察抓了去。我是由古利介绍跟他认识的。一个聪明的铜匠！他跟大学生有些牵连。你听说了吧，大学生们造反啦！——是真的吗？来，你替我缝补下这件上衣吧，我的眼睛不行了，真见鬼……”

他把破衣服和针线扔给我，自己却背起双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边咳嗽边抱怨说：

“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刚刚出现一点儿火花，魔鬼就把它扑灭了，于是又是一片黑暗！这不幸的城市。趁现在轮船还通行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

他停顿一下，搔了搔脑门，问道：

“可又能到哪里去呢？哪里都去过了。是啊，哪里都走遍了，结果只会累死自己。”

他啐了一口痰，又补充说：

“去他妈的，这也算生活，下流！活啊，活啊，可是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没有活出个样子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在门边一个角落里，好像在留心倾听什么，然后断然地朝我走过来，坐在桌子旁边，说：

“阿列克谢，你，我的马克西梅奇，我跟你说吧，雅科夫费尽心机反对上帝也枉然。不论是上帝还是沙皇都不会变好的。我若是反对他们，就该让老百姓恨自己，推倒自己目前所过的龌龊的生活，非这样不行！唉，我已经老了，来不及了，我很快就要成为完全的瞎子了——伤心啊。”

“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到小酒店去喝杯茶吧……”

在去小酒店的路上，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在黑暗中一面磕磕绊绊地走着，一面嘟哝道：

“你记住我的话——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总有一天他们要爆发出来，摧毁一切，把无味的生活砸得粉碎！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们没有走到小酒店，半途碰到一群水兵在围攻妓院，阿拉富佐夫纺织厂的工人们则护卫着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里都有人打架！”鲁勃佐夫用称赞的口吻说。当他知道保卫妓院的人群中也有自己工厂的同伴时，便摘下了眼镜，立即参加战斗，并煽动性地挑拨说：

“工厂，要坚持住！掐死这些癞蛤蟆！消灭这些小鳟鱼！嘿——啊哈！”

看来，这一切既奇怪又有趣。聪明的老头干得多么机灵多么投入啊！他钻进水兵人群里，抗击着他们的拳头，用肩膀把水兵们撞得两脚朝天。他们似乎没有恶意地、快活地打斗着，因为他们有的是勇气和多余的力气。黑压压的一群人拥到了大门口，把工人们挤压在门边，门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大家激越地叫喊着：

“揍那个秃头将军！”

有两个人爬到房顶上，在那里有节奏地快活地唱起歌来：

我们不是骗子，不是强盗，不是小偷，

我们是船上的小伙子，是捕鱼的渔夫！

警哨响了，黑暗中警服的扣子闪着亮光，脚下的污泥被踩得扑哧扑哧地响。房顶上传来歌声：

我们的渔网向两岸的旱地，

向商人的房舍、货栈和仓库撒下去……

“住手，不能打已倒下的人……”

“老爷子，当心啊！”

后来，鲁勃佐夫，我，还有五个人，有敌人也有朋友，被带到警察局去了。在这个秋夜的宁静的黑暗中，有一阵阵快活的歌声给我们送行：

咳，我们捕到了四十条梭鱼，

用它们去缝一件鱼皮衣！

“伏尔加河上的人民多好啊！”鲁勃佐夫赞叹道，并不断地擤鼻涕，啐唾沫。他小声地对我说：“你逃走吧，逮住机会就跑！你干吗要往警察局里钻呢？”

我和一个高个子的水兵（他在后面跟着我）急忙窜进一个小胡同里，越过一道又一道围墙，终于跑掉了。可是从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这个最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尼基塔·鲁勃佐夫了。

我周围逐渐变得空虚无聊。大学生们又开始闹学潮了。我不理解这种学潮的意义，也不明白闹学潮的动机。我看到的只是快活的奔忙，没有感觉到其中有悲剧。我在想，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去忍受严刑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有一天，我顺路到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去，在那里得知面包作坊的人准备到大学去殴打大学生们。

“我们要用秤砣去砸他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

我跟他们争论起来，对骂起来，可是我突然吃惊地发觉，我本来既无心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话去为大学生们辩护。

我记得，那天我像一个被打成重伤的人，带着一种苦闷得无法遏止的心情离开了地下室。

晚上，我坐在库班河岸上，一边向黑色的水里扔石子，一边翻来覆去地考虑着下面一个想法：

“我该怎么办？”

为了消解苦闷，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夜晚都在店里吱嘎吱嘎地拉个不停，搅得更夫和老鼠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可是有一次我的提琴老师——一位戏院乐队的提琴手来上课时，趁我出去的时候，竟打开了我没有锁上的钱柜。我回来时，他已经把钱装满了衣服的几个口袋，看见我走进门来时，他伸长脖子，把一张刚刮过的哭丧着的脸送过来，小声说道：

“嗯，你打吧！”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滚出几滴油亮的眼泪，泪珠大得出奇。

我很想把提琴手揍一顿。为了压制自己这一举动，我坐在地板上，把两只拳头压在身体下面，命令他把钱放回钱柜去。他把几个口袋的钱全倒出来了，朝门口走去，但又停了下来，白痴似的用高得惊人的声音说：

“给我十个卢布吧！”

我给他钱，但学提琴的事也告吹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决定自杀[292]。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一个意外事件》中曾试图描写这次自杀的原因，可是没有写好。小说写得很拙劣、可恶而且缺乏内在的真实。不过我又觉得，它的优点也在于完全没有这种真实性。事实是真的，可是讲述这件事的人好像不是我，也不是讲我自己的事。如果撇开文学价值不谈，里面却也有某些我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就是：好像我已经跨越了自己。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支鼓手用的手枪，里面装有四发子弹。我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原想会击中心脏，但是只打穿了一个肺。一个月后我才非常尴尬地感到自己愚蠢至极，就又回到面包作坊干活了。

可是，这里我并没有干多久。三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从面包作坊回到面包店时，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看见了霍霍尔，他坐在窗口旁边的椅子上，默默地吸着一根很粗的烟卷，留心地观望着面前腾起的烟雾。

“你有空吗？”他没有向我打招呼就问道。

“有十分钟。”

“请坐，我们聊一聊。”

跟往常一样，霍霍尔穿一件紧绷绷的“劣皮”哥萨克上衣，浅色的大胡须散落在宽大的胸前，倔强的脑门上竖着剪短了的硬发，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庄稼人的靴子，靴子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臭胶味。

“喂，”他平和地低声说，“你是否愿意到我那里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沿伏尔加河下去约四十五俄里，那里有我的一个小铺子，你可以帮我做买卖，这不会占你很多的时间。我有很多好书，可以帮你学习。你同意吗？”

“好吧。”

“您星期五早晨六点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舢板船——船主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我也到那里去，我会看见您的。再见！”

他站起来，把一只大手掌伸给我，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块笨重的银质凸蒙表，然后说道：

“我们只用了六分钟就结束了谈话！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轻快地晃动着其武士般魁梧的身躯，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了两天，我就坐船到克拉斯诺维多夫去了。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从上游，沿污浊的河水漂流着、滚动着灰色的易碎的冰块，舢板船超赶着它们，船身擦着了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冰块被撞击后变成了尖状的结晶体散开了。从上游吹来的风，把浪花赶到河岸上。太阳照得刺人眼睛，从浅蓝色玻璃似的冰块上反射出一束束耀眼的白光。满载着沉重的大木桶、麻袋、箱子的舢板船扬帆前进。掌舵的是年轻的庄稼人潘科夫，他喜欢打扮，穿一件羊皮上衣，胸前用彩线绣着花纹。

潘科夫面容安详，眼神冷漠，沉默寡言，不大像个庄稼人。他的雇工库库什金手里握着船篙，叉着两腿，站在船头上，他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农民，穿着普通农民的厚呢子上衣，腰间系一条绳子，头上戴一顶揉皱了的神父帽，脸上有一块青色疤痕和擦伤的伤痕。他用长篙推开冰块，嘴里轻蔑地骂道：

“滚开……往哪儿钻……”

我和罗马斯并排坐在船帆下面的箱子上，他小声对我说：

“庄稼人不喜欢我——尤其是有钱的庄稼人！这种遭遇您也会亲身感受到的。”

库库什金把船篙横放在船头自己的脚下，将满布伤痕的脸转过来，惊叹地对我们说：

“尤其是你，安东内奇，神父不喜欢你……”

“这是真的。”潘科夫附和道。

“这条杂毛狗，你是他喉咙里的一根骨头！”

“但是，我也有朋友——你们也会有的。”我听见霍霍尔这么说。

天气很冷。三月份的太阳还不暖和。黑色光秃的树枝在河岸上摇晃着，一些岩缝里或岩石河岸的灌木丛下，仍有一块块天鹅绒似的白雪。河面上到处都是流冰，就像是放牧的羊群在蠕动。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库库什金一边装烟斗，一边在发议论：

“就算你不是他老婆，但是按神父的职责，他也必须爱所有的人，就像《圣经》里写的那样。”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罗马斯笑着问道。

“这，谁知道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准是那些骗子、坏蛋！”库库什金蔑视地说，接着又高傲地补充道，“不，有一回那些炮兵打了我一顿。这是真的！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还能活下来。”

“为什么打你？”潘科夫问道。

“你问的昨天的事，还是问炮兵打我那一次？”

“怎么，你昨天也挨打了？”

“难道我能明白为什么打我吗？我们这里的人就像长了犄角的山羊，为了屁大的事就顶起来！打架——被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我认为，”罗马斯说，“人家是因为你的舌头打你，你说话太不小心了……”

“也许是这样！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习惯于过问一切事情，一听到新鲜事儿，心里就乐。”

船头重重地撞在冰块上，船舷被擦得发出怪叫声。库库什金摇晃了一下，抓住了船篙。潘科夫责备地说：

“你要留心划船啊，斯杰潘！”

“那你就别跟我说话了！”库库什金一边拨开冰块，一边小声地说，“我可做不到同时又划船又要跟你说话……”

他们并无恶意地争论着。罗马斯则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差，但人比我们的好。非常能干的人！”

我很注意地听着，并且很信任他。我喜欢他那沉着的态度，他的平和的话语简朴有力。我觉得，这个人懂得很多，而且有他自己衡量人的尺度。使我特别愉快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要是换了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上，早就问这个问题了。我却是非常讨厌人家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很难做出回答。鬼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自杀。如果霍霍尔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得又长又臭。我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在伏尔加河上是多么美好，多么自由，多么惬意啊！

舢板船在右岸下面漂流着，左岸却显得宽阔起来。河水漫到长着水草的沙岸上了。你看得见，水在上涨，水在飞溅，并冲击着岸边的灌木林；迎面而来的是从各种沟渠和裂缝里喧闹地涌出的晶莹明亮的一股股春水。阳光灿烂，几只黄嘴鸦在阳光下闪着其黑色钢铁般的羽毛，忙碌地聒噪着，在筑建自己的新窝。在朝阳的特别暖和的地方，青草的嫩芽在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地从土里冒了出来。虽然人身上还感觉寒冷，心里却充满了宁静的快乐，也在萌生着光明希望的幼芽。春意盎然的大地实在令人太舒适了。

中午，我们的船抵达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一座陡峭的高山上矗立着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从教堂沿山坡而下是一个接一个美观而又坚固的农舍。黄色的木板房顶和锦缎似的草房顶闪着亮光，显得分外质朴而美丽。

每当我坐船经过此地时，都要一次又一次地欣赏这个村庄。

在我和库库什金一起开始从船上卸货时，罗马斯把布袋递给我说：

“您还是蛮有力气嘛！”

然后，他没有看着我又对我说：

“您的胸部——不痛了吧？”

“一点儿也不痛了。”

他这种温和而又委婉的问话使我很感动，因为我特别不想让那些庄稼人知道我自杀过。

“你有力气，可以说，大得过头了。”库库什金随便说道，“小伙子，你是哪个省的人，是下新城人吗？有人逗趣说，你们是靠水吃饭的。还有一句：‘喂，你要留心，海鸥今儿打哪儿飞。’这也是说你们的。”

在一条条银光四射的小溪中间，一个瘦高个的庄稼人，从山上沿着斜坡，踩着松软的黏土，跌跌撞撞，大步流星地走下来，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和衬裤，留一撮卷胡须，一头浓密的像帽子一样的红头发。

他走到岸边时，亲切地高声喊道：

“欢迎你们到来！”

他四周看了看，捡起一根粗木杆，又捡起另一根，把它们的一端搭在船舷上，轻轻地一跳，跃进船里，便开始指挥起来：

“用脚踩住木杆的一端，别让它们滑下船舷，然后再去搬运油桶。小伙子，你过来，帮帮忙。”

他像油画上的人物一样漂亮，显然也很有力气。他脸色红润，笔直的高鼻梁，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端庄有神。

“伊佐特，小心感冒！”罗马斯说。

“我——感冒？不怕。”

大家把煤油桶滚着推到了岸上。伊佐特用眼睛打量着我，问道：

“是伙计吗？”

“你去跟他干一架。”库库什金提议道。

“那你的狗脸又要破相了？”

“那有什么法子呢？”

“你是跟谁打呢？”

“跟打人的那些家伙呗……”

“咳，你呀！”伊佐特叹口气，然后转身向罗马斯说，“大车马上就会来的。我老远就看见你们划着船过来，划得真好。安东内奇，你先走吧，我在这儿再守候一会儿。”

看得出来，这个人对罗马斯十分友好和关爱，甚至像是他的保护人，尽管论年龄罗马斯要比他大十岁。

半小时后，我已经坐在新农舍的一间清洁而舒适的房间里了。房间墙壁上还存留着松香和麻屑的气味。一个手脚麻利、目光锐利的女人正在摆桌子，准备开午饭。霍霍尔把书从箱子里取出来，插在炉子旁边的那个书架上。

“你的房间在阁楼上。”霍霍尔说。

从阁楼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部分村庄。我们的房舍对面是峡谷，峡谷里的灌木林中隐没着澡堂的屋顶。峡谷后面是果园和一片黑色的田野，它们像徐缓的陡坡一直延伸到蓝色的森林地带，直到地平线。在澡堂屋顶上坐着一个穿蓝衣服的庄稼汉，他一手拿着斧子，另一只手贴着脑门往下望着伏尔加河。大车吱嘎吱嘎作响，牛累得哞哞直叫，小溪哗啦啦地奔涌着。一个穿黑衣裳的老婆子从农舍门口走出来，然后又转过身去，朝门口厉声喊道：

“你们真该死！”

两个顽童正聚精会神地用石块和泥土给小溪打堰。听到老婆子的喊声，便连忙逃走了。老婆子捡起地上的木片，在上面啐了口唾沫，把它丢进小溪里，然后又用穿着男人靴子的一只脚捣毁了小孩子们筑的堤，并直往下走，朝河那边去了。

“在这里我将如何生活呢？”

有人叫我去吃饭了。阁楼下靠桌边坐着伊佐特，他伸着一条长腿和紫红色的脚板，正在说话，可是看见我后便不吱声了。

“你怎么不说啦？”罗马斯皱起眉头说道，“说下去吧！”

“没有什么了，全说了。大家就是这样决定的：说我们要自己管理好自己。你出门时要带上手枪，要不就带根粗一点的棍子。在巴里诺夫面前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巴里诺夫和库库什金的舌头都是婆娘的舌头。小伙子，你喜欢钓鱼吗？”

“不喜欢。”

罗马斯又讲到必须把庄稼人，把分散的果农组织起来，让他们从收购商手里挣脱出来。伊佐特留心地听完了他的话之后说：

“那些地主恶霸们是决不会给你活路的。”

“我们就走着瞧吧。”

“是的，决不会的。”

我望着伊佐特，在想：

“瞧，卡罗宁[293]和兹拉托夫拉茨基[294]的短篇小说所写的就是这样的庄稼人……”

难道我已走上了从事某种重要活动的道路，如今就要同干真正事业的人们一起工作了？

吃完饭之后伊佐特说：

“你，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别着急，好事是不会一蹴而就的，要悠着一点！”

等他走了之后，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是一个聪明人，诚实，可惜——喝的墨水不多，他读书比较吃力，不过他刻苦学习。这方面您要帮助他！”

罗马斯向我介绍店铺里各种货物的价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他说：

“我卖的东西比其他两家店铺要便宜些，这当然会使他们不高兴，他们要加害于我，并准备殴打我。我在这里住下来不是因为我个人高兴或做买卖多赚钱，而是为了别的原因。这方面跟你们那个面包店的意图差不多……”

我对他说，这一点我懂。

“是啊……要教育人们明事理，有理智。对吗？”

铺子已经关门了，我们手里提着灯在店里来回巡视。大街上有人悄悄地走动，啪嗒啪嗒地踩着污泥，沉重的脚步时而也偷偷地踏在我们店铺的台阶上。

“瞧，你们听见吗？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贫穷潦倒的单身汉，一头凶恶的野兽，他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的姑娘喜欢卖俏一样。你跟他说话要小心！不仅对他，对谁都要小心……”

然后他就到房间里抽烟去了。他把宽大的背脊靠在壁炉上，眯缝着眼睛，把一缕缕烟雾通过胡须释放出来，并慢条斯理地字斟句酌、简洁明白地对我说，他早就发现我在徒劳无益地浪费青春年华了。

“您是有才干的，天性倔强，而且抱有美好的愿望。您要好好学习，只是不要让书本蒙住了你的眼睛而看不见人们。有一个教派老人说得对：‘任何教训都来自人。’人们教训你时经常是粗暴的，比看书要痛苦一些，因为这种教训往往是粗暴的，但是它会让您记得更牢，刻骨铭心。”

他给我讲一些我早已熟悉的东西，说首先要让农村觉醒。不过就在这些熟悉的词句里，我却体会到了一些更新更深刻的意思。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奢谈什么爱人民，我却要对他们说：不能爱人民，爱人民——这是一句空话……”

透过胡须可以看见他在讪笑。他两只眼睛则探询性地望着我，接着便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继续坚定而动人地说：

“爱——就意味着赞同、迁就、不指摘、宽恕。对女人，才需要这些。难道对民众的无知能不指摘吗？对他们的糊涂思想能赞同吗？对他们的一切卑鄙无耻的行为能迁就吗？对他们的野蛮行为能宽恕吗？不能吧？”

“不能。”

“您瞧，你们那里的人都在读、在吟唱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是，要知道，单靠一个涅克拉索夫是远远不够的呀！要去唤醒庄稼人，对他们说：‘兄弟，你，人并不坏，可是，你的生活过得太坏了，你不会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变得轻快一些，好一些。大概野兽都比你更会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过庄稼人中也产生过各种人物，像贵族、神父、学者、沙皇，这些人过去也是庄稼人。知道吗？明白吗？嗯，要学会生活，别再让大家作践你……’”

他走进厨房里，吩咐厨娘把茶炊烧开，然后让我去看他的书。这些书几乎全是科学类的：有巴克尔[295]、莱伊尔[296]、哈特波尔·勒启[297]、拉布克[298]、泰罗[299]、穆勒、斯宾塞[300]、达尔文等人的书。俄文书中有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等。

他用宽大的手掌摸了摸这些书，就像是抚摸小猫一样亲切，颇为动情地说：

“全是好书！而这一本是稀有的珍品，是禁书。你要是想知道国家是什么，就请读读这本书！”

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301]的《巨灵》。

“这本书也是谈论国家的，不过浅白一点，有趣一点！”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实际上也是一本有趣的书。

喝茶的时候，他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当过火车加油员，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领导过工人自学小组，为此被捕坐了两年牢，后来被流放到雅库特区，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流放生活。

“最初，我和雅库特人住在一起，在一个游牧站里。我曾以为，这一回我要完了。那里的冬天可真他妈的够冷的！您知道冷到什么程度吗？把人的脑子都冻僵了。当然，在那里就是有脑子也是多余的。后来我发现：这里有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也有一个，碰到的虽然不多，但也总还算有俄罗斯人，好像是为了不让这些人寂寞，不断地补充一些新的俄罗斯人来。他们全都是好人，其中有大学生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302]——他也回来了。有一段时间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由于意见不一致分开了。我们本来在许多方面彼此很相似，但友谊不能只靠相似。他是一个严肃的、执着的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甚至还会画圣像，我可不喜欢圣像。据说他现在给各杂志撰稿，写得很好。”

罗马斯跟我谈了很久，直到半夜。看得出来，他希望我很快就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头一次严肃地感觉到与人相处得如此之好。自杀事件之后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有一种负罪感，羞于再生活下去。想必罗马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苦口婆心地、率直地向我打开自己的生活大门，让我重新挺起胸来。这是我永志不忘的日子。

星期天，村里做完弥撒后，我们的小店刚开门，就有许多庄稼人聚集到我们的店门口。第一个来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浑身很脏，头发蓬乱，垂着两条猴子般的长胳膊，一双女人般的好看的眼睛里闪着漫不经心的目光。

“城里听到什么新闻吗？”他边打招呼边问道。还没有等对方回答，又向迎面走来的库库什金喊道：

“斯捷潘，你那些猫又把一只公鸡吃了！”

接着他又讲起省长从喀山到彼得堡去见沙皇，要沙皇把所有的鞑靼人赶到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去的事。他夸奖省长说：

“是个聪明人，会办事……”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的吧？”罗马斯平静地说。

“我？什么时候？”

“不知道……”

“安东内奇，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巴里诺夫责备道，遗憾地摇摇头，“不过，我倒顶可怜鞑靼人，他们在高加索会住不惯的。”

这时一个又小又瘦的人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他穿着一件别人给他的破旧的外衣，灰色的脸歪扭地抽搐着，咧着黑色的嘴唇，病态地微笑着，锐利的左眼不停地眨巴着，右眼上面被伤痕切断了的花白眉毛不住地抖动着。

“向米贡致敬！”巴里诺夫嘲笑他说，“昨晚你偷到什么东西啦？”

“偷了你的钱。”米贡高声说道，同时脱帽向罗马斯致意。

我们的房东，也是我们的邻居潘科夫从院子里走出来，他穿着制服上衣，脖子上系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胶质套鞋，胸前还挂着一条像马缰绳一样的很长的链子。他用生气的目光扫了米贡一眼说：

“老鬼，要是你敢爬进我的菜园子，我就用棍子打断你的腿！”“又来老一套！”米贡平静地说，嘘了一口气，又加上一句。

“你不打人，又怎么过日子呢？”

潘科夫破口大骂，而他却接着说：

“我怎么能算老呢？我才四十六岁……”

“可是上次过圣诞节时，你就已经五十三岁了。”巴里索夫喊叫起来，“你自己说你已经五十三岁了！干吗要撒谎呢？”

这时外表庄重的大胡子老头苏斯洛夫[303]和渔夫伊佐特也来了，这样就聚集了十多个人。霍霍尔坐在小铺子门边的台阶上，抽着烟斗，默默地听着庄稼人的谈话。他们有的坐在小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坐在门廊两边的长凳子上。

天气很冷，而且变幻无常，被冬天冻僵了的蓝色天空中，云彩迅速地飘动着，在小溪和水洼地里阳光和阴影时隐时现，一会儿是阳光耀眼，一会儿又变得天鹅绒似的柔和，让人视觉舒服。一些穿戴漂亮的姑娘像孔雀似的沿着街道往下朝伏尔加河岸走去。她们提起裙子的下摆跃过水洼地时，露出了笨重的皮靴。一些顽皮孩子肩上掮着长长的钓竿在奔跑；一些殷实的庄稼人则斜眼望着我们小铺门口这伙人，为了表示礼貌，默默地提一下他们的便帽或大毡帽。

米贡和库库什金心平气和地讨论着一个疑难问题：商人和地主贵族——谁更狠？库库什金说是商人，米贡说是地主贵族，而且他的响亮的男高音压倒了库库什金的结结巴巴的说话声。

“有一回，芬格罗夫先生的父亲揪住了拿破仑大帝的胡子，芬格罗夫先生则过去用两只手抓住两人脖子后面的羊皮领子把他们拉开，然后再把他们脑门对脑门使劲地一撞——得！两人都倒在地上不动了。”

“要是你也这样一撞的话，也会倒下去的。”库库什金赞同地说，但又加了另一句，“可是，商人比地主贵族吃得多……”

坐在台阶最上层的外表庄重的苏斯洛夫诉苦说：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庄稼人在土地上是越来越不牢靠了。过去在地主老爷那里是不许偷懒的，每个人都有指定的事要干……”

“那你就递个呈子，请求恢复农奴制好了！”伊佐特回应道。罗马斯没有说话，瞟了他一眼，在台阶的栏杆上磕了磕烟斗。

我期盼着罗马斯开口，便一边留心听着庄稼汉们东拉西扯的交谈，一边想象着罗马斯将要说些什么。我觉得，罗马斯已经错过了许多可以加入与庄稼人交谈的好机会，可是他却冷漠地沉默着，像木偶似的坐着不动，注视着风如何把水洼里的水吹起了皱纹，把天空中的云聚集成浓灰色的云团。河面上的轮船在鸣笛，从河的下面传来姑娘们尖嗓门的歌声，伴随着手风琴的演奏。一个醉汉沿着街道朝河边走去，又是打嗝又是叫喊，挥舞着双手，两只脚不自然地蹒跚着，常常摔倒在水洼里。庄稼汉们的说话声越来越缓慢了，在他们的话音里显出了沮丧的情绪。我也有点愁闷了，因为寒冷的天空就要下雨了。我回想起城市里无休无止的喧闹和各种各样的响声，街道上匆匆过往的行人，他们那生动流利的谈吐、丰富的词汇和激动人心的语言。

晚上喝茶的时候我问霍霍尔：“你什么时候去跟农夫们谈话？”

“谈什么？”

“啊哈，”他留心地听完我的话后说，“要知道，如果我再跟他们谈这个问题，而且在大街上谈，我就会再次被流放到雅库特去……”

他把烟草塞进烟斗里，点火抽起来，周围立即冒起烟雾。他平静地却令人难忘地谈道：庄稼佬都是谨小慎微、疑心很重的人，他们害怕自己，也害怕邻居，尤其害怕一切外来人。农奴解放还不到三十年，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生下来就是农奴。他们就记得这一点，很难理解什么是自由。他们只会简单地说：自由就是我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可是，到处都有官老爷，他们妨碍人的生活。沙皇把地主的农民解放了，所以现在沙皇就是全体农民的唯一主人。如果再有人问什么是自由的话，他们就会说，将来总有一天沙皇会对你解释什么是自由的！庄稼人十分相信沙皇，相信他是所有土地和财富的唯一主人；他既然可以从地主手里解放农民，也就能够从商人手里没收轮船和商店。农民是沙皇主义者，他们明白：老爷多了不好，只有一个老爷才好。他们等待有一天沙皇会给他们解释什么是自由，到了那时，谁能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们都盼望有这一天，但每个人又心绪不宁地活着，生怕错过了这个大分配的日子。他们自己也担心：要的东西很多，什么都想要！那么，怎么个拿法呢？可是大家都想要同样的东西。况且到处都有无数的官老爷，而这些老爷显然是仇视农民，甚至仇视沙皇的。可是没有官老爷也不行，不然人们就会你争我夺，彼此殴打起来。

风伴随着稠密的春雨凶狠地拍打着窗玻璃。街道上充满着灰色的雾气。我的心也变得晦暗烦闷了。罗马斯以平静的不大响亮的声音犹豫不决地说：

“去唤醒庄稼人，让他们逐步地学会把政权从沙皇那里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告诉他们，人们应当有权从自己人中间选举长官，选举警察局局长、省长，乃至沙皇……”

“这还得一百年！”

“那你想在三一节[304]前就完成这一切吗？”霍霍尔严肃地问道。

晚上，他外出到什么地方去了。十一点钟左右我听见街上有枪声，就在很近的什么地方。我冒雨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看见米哈伊洛·安东诺维奇朝大门走来，他摇晃着又大又黑的身影，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绕过街道上的流水走过来。

“您出来干吗？是我放了一枪。”

“您向谁放枪？”

“刚才有几个人拿着棍子向我扑过来。我对他们说：‘站住，我要开枪了！’他们不听，于是我就朝天放了一枪。天是打不坏的……”

他站在门廊里脱下外衣，用手捋了捋湿漉漉的胡子，并像马一样打着响鼻。

“我这双鬼靴子看来已经破了，得换一双了。您会擦枪吗？帮帮忙吧，否则它会生锈的。涂上一点儿煤油……”

他坚定沉着。他那双灰色眼睛的平静、执着的眼神使我钦佩。在房间里，他一边梳理着胡子，一边警告我说：

“您到村子里去要当心，尤其在节日里和晚上，他们一定也要打您的。不过，您不要带着棍子，这会刺激那些好斗的人，并可能让他们觉得您怕他们。您不用怕，他们自己才是些胆小鬼……”

我生活得很好，每天都可以听到新的重要的消息。我开始贪婪地读那些自然科学的书籍。罗马斯经常指导我：

“马克西梅奇，您最好先弄懂这个，在这门科学里贯注了人类最优秀的智慧。”

伊佐特一周有三个晚上到这里来，我教他识字。起初他对我不大信任，露出轻薄的冷笑，可是上了几次课之后，他温厚地说：

“你讲得很好！小伙子，你蛮可以当一名教师……”

于是他突然提议：

“你好像挺有劲！来，我俩来拉棍儿比一比好吗？”

我们从厨房里拿来一根棍子，席地而坐，脚掌顶着脚掌，久久地尽力地把对方从地上拉起来。

霍霍尔笑着在给我们加油：

“啊——怎么样？加油！”

终于伊佐特把我拉了起来。这种游戏似乎博得了他对我更多的好感。

“没有什么，你很棒！”他安慰我说，“可惜，你不会打鱼，否则我就带你到伏尔加河去。伏尔加河的夜晚啊，简直是天堂！”

他学习很用心，进步相当快，连他自己也感到很惊奇。上课的时候，有时他突然站起来，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高高地扬起眉毛，使劲地念了两三行，然后红着脸望着我，惊讶地说：

“瞧，我能读了，真他妈的怪！”

接着他又闭上眼睛，重复念一遍：

一只山雀在荒凉的原野上哀鸣，

就像是母亲在儿子的坟上哭泣……

“看见了吗？”

有几次他小心翼翼地压着嗓门问我：

“老弟，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看着这些黑线条，它们怎么就成了词句了呢？而且我也懂得这些词句，是咱们自己常说的词句！我怎么会懂的呢？谁也没有在耳边提示我。如果它们是一张张图画的话，那我自然能看明白，可这儿好像是把思想本身印出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能给他做何解答呢？我也不知道。这使他很不愉快。

“简直就是魔术！”他说完，叹了口气，并在灯光下一页一页地看了又看。

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动人的天真，一种透明的、童贞般的东西，越来越使我觉得他很像许多书里所写的那些可爱的农民。他也和所有乡村渔夫一样，像个诗人，喜欢伏尔加河、幽静的夜晚、孤独和消极静观的生活。

他望着星空问道：

“霍霍尔说过，可能在星星上面也住着同我们一样的人，你认为怎样？可信吗？最好给他们发个信号，问问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也许，他们过得比我们好，比我们快活……”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他是孤儿，孑然一身，不依赖任何人，只过自己平静的捕鱼的生活。可是他对庄稼人很不友好，并曾警告我说：

“你别看他们很亲热，他们都是狡猾的人，虚伪的人，可别相信他们！今天他们对你一个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他们的眼睛只光顾自己，而把公共的事情看作苦役。”

他本是一个心肠软的人，可是在谈及乡村“土豪”时，却充满着奇怪的仇恨。

“他们为什么会比别人富有？那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臭小子，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记住：农民应当团结起来，友好相处，这样才会有力量！可是他们却把村子弄得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他们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都是些爱恶作剧的人。瞧，霍霍尔为他们累得筋疲力尽了……”

伊佐特长得漂亮，健壮有力，女人们都喜欢他，把他搅得很难受。

“诚然，这方面我是被女人惯坏了，”他虔诚地忏悔说，“这对她们的丈夫来说，是一种侮辱，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难受的，但是女人又不能不同情，女人就像是你的第二灵魂，她们活着，却没有欢乐，没有爱抚，像牲畜一样干活，除了干活，什么也没有。她们的丈夫没有工夫去爱抚她们，我却是个自由人。有许多女人婚礼后的第一年就要挨丈夫的拳头。是的，这方面我也有过失，我跟她们调情。我只请求她们一件事：娘儿们只是不要彼此争风吃醋，我可以让你们全都快活！你们不要相互妒忌了，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的，你们我全都怜悯……”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冷笑了一下，又接着说：

“有一次我甚至差一点跟一位官太太勾搭上了。这位官太太从城里来到了别墅。她长得很漂亮，白得像牛奶一样，头发则是亚麻色的，有一双蓝色的和善的眼睛。我卖给她鱼并死盯着她。‘你想干啥？’她说。‘你自己明白。’我说。‘那好吧。’她说，‘我晚上去找你，你等着！’后来，她真的来了，只是她很怕蚊子。蚊子咬得她难受，于是我们毫无结果。她说：‘我受不了，蚊子咬得太厉害了！’第二天她丈夫就回来了。她丈夫是位法官。瞧，这些官太太是些什么人！”他带着伤心而又责备的口气结束了自己的话，“蚊虫也能打乱她们的生活……”

伊佐特很赞赏库库什金。

“你仔细看看库库什金这个庄稼汉吧，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谁要是不喜欢他，那是不公平的。诚然，他爱说些闲话，可是，哪一匹马身上没有点杂毛呢？”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他娶了一个爱喝酒的女人做老婆。这女人个子矮小，却很机灵，而且很壮实很凶狠。库库什金把自己的农舍出租给了一个铁匠，自己住在澡堂里，在潘科夫家打工。他很喜欢讲些新闻，如果没有新闻可讲，就自己编造一些故事，把这些故事用一条线索串联起来。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见没有？青科夫区的那个警官要辞职当修士去了。他说，我不愿意再去打骂农夫了，干够了！”

霍霍尔严肃地说：

“要是都这样想的话，那就所有的官吏都躲开你们了。”

库库什金一边从蓬乱的黄头发中拣出麦秸、干草、鸡毛，一边寻思着说：

“不会全躲开的，只有一些有良心的人才会这样做。这样的人当官当然会感到难受。安东内奇，我看你是不相信良心的，不过要知道，如果没有良心，你就有再大的聪明也活不下去！现在，你就听我给你讲一件事吧……”

接着他就讲起了一个“最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坏的女人，甚至连省长也不顾自己的高官要职来拜访她。省长对她说：‘太太，你随时都要当心！听说您的那些丑闻，您做的坏事都传到彼得堡去了！’她当然用甜酒招待了他。她对他说：‘上帝保佑，您就回去吧，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性格的！’过了三年零一个月，她突然把庄稼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现在我把我所有的土地都送给你们，再见吧，请原谅我，我就要……’”

“出家当修女去了。”霍霍尔替他把话说完。

库库什金仔细地看着霍霍尔，表示肯定说：

“对，去修道院当院长！这么说，你也听说过她的事？”

“从未听说过。”

“那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你。”

这个幻想家摇摇头，嘟哝道：

“你一点儿也不相信人……”

通常库库什金所讲的故事中，坏人和恶人一旦恶贯满盈，就“失踪了”。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库库什金把他们送进修道院，就像把垃圾倒进垃圾场里去一样。

他的头脑里常常会闪现一些出人意料的奇怪的想法。他有时突然会皱起眉头宣布：

“我们想战胜鞑靼人，那是枉然的。鞑靼人比我们好！”其实，这时我们正在谈论组织果农劳动组合的事，并没有提及鞑靼人。

当罗马斯谈论西伯利亚，谈论富裕的西伯利亚农民时，库库什金却突然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人们两三年不去捕青鱼的话，青鱼就会繁殖得使海水溢出海岸，把人类淹没。这是一种生殖力很强的鱼哩！”

村里人都认为库库什金是个废物，他讲的故事和那些奇怪的念头常常招惹庄稼人，引起他们对他的辱骂和嘲笑，可是他们还是极感兴趣地、仔细地听他讲，好像期望从他编造的故事里能听到什么真理似的。

“撒谎大王。”村里的正派人都这样说他，只有爱打扮的潘科夫狐疑地说：

“库库什金是个不可捉摸的人……”

库库什金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工人，他会箍桶、砌瓦，会养蜂，并教农妇们饲养家禽，还有一手好木工活。虽然他干活慢条斯理，懒洋洋的样子，但他什么活都能干好。他喜欢养猫，在他的澡堂里养着大小十多只肥壮的猫。他拿乌鸦喂它们，训练它们吃鸡吃鸟。这使村里人对他更加反感。他的猫常常咬死别人的小鸡和母鸡，村妇们则想方设法捉住他的猫，狠狠地揍它们。在库库什金澡堂附近，常常可以听到愤怒的女人们尖刻的叫骂声。不过这并没有使库库什金感到不安。

“这些傻婆娘！猫嘛，本来就是打猎的畜类，它比狗更灵活。瞧，我在训练它们抓禽类，我还要繁殖几百只猫，然后卖掉，卖的钱全给你们，傻婆娘儿们！”

他本来识一些字，但全忘了，也不愿意再去拾起来。他天资聪慧，能比别人更快地抓住霍霍尔讲话的重点。

“对，对，”他像小孩子吞苦药似的皱着眉头说，“这就是说，伊凡雷帝对小百姓并无害处……”

他和伊佐特、潘科夫晚上都经常来我们这里串门，一来就坐到半夜，听霍霍尔讲世界形势，讲外国人的生活状况，讲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潘科夫很喜欢听法国大革命。

“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大变革。”他赞叹道。

两年前，潘科夫就与父亲分开过了。他父亲是个富农，患有大脖子病，两只眼睛鼓得很可怕。潘科夫通过“自由恋爱”跟一个孤女——伊佐特的侄女结婚。他对老婆管得很严，但让她穿城里的连衣裙。父亲骂儿子太执拗，每次经过儿子的新农舍时总要气愤地朝农舍吐唾沫。潘科夫把房子租给了罗马斯，自己则在房子旁边增建了一爿小店铺，这违反了村里富农们的意愿，富农们都非常恨他。他表面上没有理会他们，可是一谈及富农们，他便用粗暴、讽刺的口吻蔑视他们。农村的生活使他感到难受。

“要是我有手艺，我就住到城里去了……”

他体态匀称，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保持着庄重的派头，而且很自尊。他是一个极其谨慎而又多疑的人。

“你从事这种事业是出自内心呢，还是出于理智？”他问罗马斯。

“你认为呢？”

“不，还是你说吧！”

“在你看来，怎样更好呢？”

“我不知道！那么，你以为呢？”

罗马斯坚持不让，最后还是逼得这个庄稼人先说了。

“当然最好是出于理智！不用理智是不能生活的。哪里用了理智，哪里的事情就办得好。感情是我们的坏谋士。凭感情行事，准要倒霉！我真想放火把神父的房子烧掉，叫他别再多管闲事。”

村里的神父是个凶恶的小老头，有一副田鼠般的嘴脸，他干涉了潘科夫父子之间的争吵，弄得潘科夫非常不愉快。

起初潘科夫对我也不大友好，甚至近乎仇视，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吆喝我，但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我觉得他对我还有一种隐蔽的不信任。其实我看见他也有点不舒服。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在一间圆木墙壁的干净的小屋里度过的那几个夜晚。窗子用护窗板关得严严实实，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前坐着一个脑门很高、剃着光头、留着大胡子的人。他正在说话：

“生活的真谛就在于人脱离兽性越来越远了……”

有三个庄稼人在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们全都眉清目秀，通达聪慧。伊佐特总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在聆听一种来自远方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库库什金则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好像有蚊虫咬他似的。潘科夫是一边捋着自己浅色的胡子，一边默默地在思考：

“就是说，人民终归是要分成不同阶层的……”

潘科夫从不对自己的雇工库库什金说粗话，而且注意地听库库什金这位幻想家编造的种种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很喜欢。

谈话结束了。我回到自己阁楼里，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望着已经沉睡的村庄和田野，那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星光穿透了黑夜的雾霭，显得离大地更近却离我更远了。夜的沉寂有力地压缩着我的心脏，思想却飞到了无边无际的远方。于是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村庄也和我们住的村庄一样，默默地紧贴着辽阔的地面。周围无声无息，一片死寂。

旷野中的雾气温暖地包围着我，我的心好像被千百条看不见的水蛭吸吮着，渐渐地感到睡意逼近，有一种莫名的焦急不安。在这大地上我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啊……

我所看到的农村毫无乐趣。我曾多次听说，而且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农村里的人比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健康更诚恳。可是我看到的庄稼人却成天没完没了地干苦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不健康，被苦活折磨得筋疲力尽，几乎没有一点儿欢乐。城里的手艺人和工人虽然也干活不少，但生活得愉快一些，没有像这些愁眉苦脸的人那样，成天令人厌烦地抱怨生活。现在的这种理智贫乏的生活是不称心的。显然，村子里的人都像瞎子一样在摸索着生活，他们怕这怕那，互相不信任，有点像狼一样。

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固执地不喜欢霍霍尔、潘科夫以及所有想把生活过得有理智的“我们的”人。

我清楚地看到城里人的各种优点：他们渴望幸福，大胆追求理性，抱有多种多样的目标和任务。在这些夜晚，我常常想起两位市民：

弗·卡卢金和兹·涅别依，

钟表业技师，代理各种仪器、外科手术工具、缝纫机及各种类型的八音盒等。

这块招牌挂在一家小铺子的窄门上。门的两旁是布满灰尘的窗口，弗·卡卢金就坐在其中一只窗口旁边。他是一个秃子，在其黄色秃顶上长着一个疮，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他身体圆滚滚的，长得很结实，几乎不停地笑着，用一个镊子在拨弄着钟表的机器，时而张开那躲在灰白胡子下的小圆嘴，唱起歌来。在另一个窗口则坐着兹·涅别依，他一头卷发，黑脸，一只又大又歪的鼻子和两只像李子一样的大眼睛，还有一撮小胡子。他又干又瘦，像个魔鬼。他也在拆修或安装一些精致的小机器，时而也突然用男低音哼几声：

特拉——达——达姆，达姆，达姆！

在他们的背后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箱子、机器，还有一些轮子、八音盒和地球仪，货架上则到处摆放着不同样式的金属物，墙上许多钟表在不停地摆动。我真想留下来整天都看着这些人是如何工作的，但是我的高大的身影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他们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向我挥手，叫我走开。我离开时还羡慕地想：

“一个人要是什么都会做该多么幸福啊！”

我很尊敬这些人，并且相信他们通晓一切机器和工具，能修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这才算是人呢！

可是我不喜欢农村。庄稼人是难于理解的，农妇们则特别爱抱怨病痛，她们总是说“心头憋闷”“胸口难受”“肚子绞痛”。每逢节日她们坐在自己的农舍旁或伏尔加河岸上，最多和最乐意谈的就是这些话题。她们都非常容易发脾气，疯狂地相互对骂。为了一个不值钱的破瓦罐，几家人竟可以拿起棍棒大打出手，把老婆子的胳膊打断，把小伙子的脑壳砸破。这样的斗殴几乎每星期都要发生。

小伙子们公开调戏姑娘们，下流无耻。他们在田间捉住姑娘们，掀起她们的裙子，用裙摆包住她们的头，再用椴树皮牢牢系住，管这个叫“处女开花”。这些从腰部以下完全裸露的姑娘们尖叫着，咒骂着。可是她们好像也很喜欢这种游戏，因为看得出来，她们在解开自己被系住的裙摆时，故意放慢动作。在教堂里做通宵弥撒时，小伙子们就用手去拧姑娘们的屁股蛋，好像他们只是为此才到教堂里来的。每到星期天，神父都在宣教台上说：

“这些畜生，难道你们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吗？”

“乌克兰人对于宗教好像比这里的人更富有诗意些。”罗马斯说，“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信上帝只是出于恐惧和贪欲的粗野本能。知道吗，那种对上帝的真诚的爱、对美和力量的敬畏在这里的人的心里是没有的。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容易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告诉您吧，宗教是一种最有害的偏见。”

这里的小伙子爱吹牛，但都是胆小鬼。他们已经有三次夜里在大街上碰见我，试图殴打我，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只有一次他们用棍子打着了我的腿。当然，我没有把这种小动作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的脚有点儿跛，便猜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嘿，您终于也得到了一份礼物？我跟您说了要当心！”

虽然他劝告过我不要夜间出去散步，可我有时还是通过菜园来到伏尔加河岸上，坐在白柳树下，隔着透明的夜幕往下朝河岸后面的草地上眺望。伏尔加河庄严而缓慢的流水被隐没了的太阳的光辉厚厚地染上一层金黄色，这种光辉是由没有生气的月亮反映出来的。我不喜欢月亮，因为月亮上好像有一种险恶的东西引起我的悲愁，就像吠月的犬一样，直想放声号叫。当我知道，月亮不会发光，它是死的，月亮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时，我非常高兴。在这之前，我想象月亮上住的都是铜铸的人，他们是由三角铁一样的东西构成的，走起路来像只两脚规，发出的声音则像斋戒日教堂的钟声一样，洪亮得吓人。月亮上的一切都是铜的，不论植物还是动物都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响声，威胁着大地，同谋加害于大地。当我听说月球上面是空空的时，我感到很高兴。不过我总还是希望有一个大流星能落在月球上，有力的碰撞能使月亮发出光来，并以自己的光照亮地球。

我眺望着伏尔加河的流水，它晃动着一条锦缎般的光带，在黑暗中一个遥远的地方出现，消失在岩石河岸的黑影里。我觉得，我的思想变得更活跃更敏锐了，有一种用语言难于形容的、与白天的感受迥然不同的轻快的思绪。伏尔加河的巨大水流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在黑黑的宽大的河道上，一艘轮船像长着火红羽毛的怪鸟，慢慢地滑行，身后发出像是沉重的翅膀拍击的轻轻的响声。在长满水草的堤岸下面，从堤岸沿水面延伸开去是一束耀眼的红光。这是渔民在打灯捕鱼。不过也可以这样作想：这是许多繁星中从天上落在河里的一颗无家可归的星星，它像一朵火花漂流在水面上。

过去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如今在我脑子里发展成了一种奇怪的幻想。想象力不断地编织着一幅幅无比美丽的图画，我也好像追随着伏尔加河在轻柔的夜空中漂流。

伊佐特来找我，在黑夜中他好像显得更高大更令人喜欢了。

“你又到这里来了？”他问道，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许久默不作声，聚精会神地双目望着河流和天空，用手捋着丝一般的金色胡子。然后谈他的幻想：

“将来我读完各种书了，学有所成了，我就走遍一切天涯海角，了解一切事理，去教育人民！是啊，老弟，能坦诚地跟人交换意见该多么好啊！哪怕是某些村妇，如果你跟她说心里话，她们也能听懂的。不久前，一个村妇坐在我船上问我：‘我们死后会怎样呢？我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老弟，你看，她们也是……”

他没有找到适当的词汇，沉默了一下，最后补充说：

“活的灵魂……”

伊佐特是个夜猫子。他有很好的审美感，很善于像爱幻想的孩子那样，用平静的语言谈论美。他信上帝，但不怕上帝，他是按照教堂的圣像把上帝想象成一个高大的、仪表优雅的老人，一个善良、聪慧的世界之主，上帝之所以无法抗恶，仅仅是因为“他忙不过来，人口繁衍得太多了！不过，这也不要紧，他会把事情办好的，你就等着瞧吧！至于耶稣，我却弄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对我毫无用处。其实，有一个上帝就够了，干吗还要再来一个耶稣呢？据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儿子又怎么样呢？我想，上帝是不会死的……”

伊佐特大多数时间都是默默地坐着想心事，只是偶尔叹口气说：

“是呀，原来是这样……”

“什么？”

“我这是在说自己……”

接着他又叹口气，望着浑浊的远方。

“生活——真好！”

我同意地说：

“是的，真好！”

伏尔加河天鹅绒般的黑色水带雄浑有力地流泻着。在河的上空浮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天河，几颗硕大的星星像金云雀那样闪着亮光，心儿则小声地叙说着关于生活奥秘的荒诞的思绪。

在遥远的草地的上空，从浅红色的云层中射出了太阳的光线，瞧，天空中的太阳有如孔雀开屏了！

“太阳——真奇妙！”伊佐特嘟哝道，幸福地笑了笑。

苹果树开花了，村里弥漫着粉红色的云雾和苦涩的气味，到处都能闻到这种气味，它压倒了油烟和大粪的气味。千百棵苹果树像节日似的穿着由粉红色的花瓣织成的锦衣，一行行整齐有序地从村里排到田野。在月明之夜，微风习习，花枝摇曳，发出微微的簌簌声，仿佛是金蓝色的沉重的波涛淹没了村庄。夜莺不知疲倦地纵情歌唱，到了白天椋鸟激越地啾鸣，还有那看不见的云雀不断地向大地倾诉着其柔情蜜意。

每逢节日的夜晚，姑娘们和小媳妇们便上街游逛，张开嘴巴，像小鸟一样放声歌唱，娇慵地发出醉意的微笑。伊佐特也醉汉似的微笑着，他变得消瘦了，眼睛陷进黑色的深窝里，面容却显得更严峻、更漂亮、更像一个圣徒了！他整天都在睡觉，只有到了傍晚才心事重重、精神恍惚地出现在街道上。库库什金粗鲁而温和地奚落他，而他却难为情地笑道：

“别说了，懂吗，有什么办法呢？”

接着他又叹赏道：

“啊，生活真甜蜜！要知道，生活过得多么温馨，话又说得多么惬意！有一些话，你至死也忘不了，你若是死后复活了，那你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些话。”

“当心，那些女人的丈夫要揍你！”霍霍尔警告他说，并温和地笑了笑。

“也是，是该揍。”伊佐特赞同地说。

几乎每天晚上，米贡那高亢、动人的歌喉就会伴随着夜莺的歌声从果园、田野和伏尔加河岸上飘过来。许多优秀的歌曲他都唱得惊人地美。为此，庄稼汉们甚至也原谅了他做的许多坏事。

每逢礼拜六的夜晚，我们的小铺子里都聚拢了许多人，如苏斯洛夫老头、巴里诺夫、铁匠克罗多夫、米贡等，他们都是必到的。大家坐着，边思考，边交谈，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又来了。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有时也有一些酒鬼闹事，其中闹得最多的是退伍军人科斯京，他是独眼龙，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他卷起袖子，挥起拳头，像只好斗的公鸡，一步跳到铺子门前，扯着嗓子拼命地嚷道：

“霍霍尔，你这个孬种，信土耳其人教的人！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到教堂去做祈祷？你这个邪教徒！你这个捣乱分子！你回答我：你是什么人？”

大家都嘲笑科斯京：

“米什卡[305]，你干吗要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是害怕土耳其人吧？”

他冲过去要跟人打架，大家却笑着把他揪住，大喊大叫地将他推到山沟里去。他像陀螺一样沿山坡滚下去，并尖声叫喊着：

“救命呀，杀人啦……”

后来他从山沟里爬上来，浑身尘土，并向霍霍尔讨要买酒钱。

“凭什么？”

“因为我给你们取乐了。”科斯京回答说。庄稼汉们也友善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节日的早晨，厨娘把炉子里的柴火点着后便到院子里去了，当时我正在铺子里。厨房里突然“砰”的一声，整个铺子震颤了一下，糖果盒也从架子上翻滚下来，被震碎的玻璃发出清脆的响声，地板砰砰响。我立即向厨房奔去，黑色的烟云从厨房的门口向房间里涌来，烟云后面发出种种咝咝声和噼啪声。霍霍尔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说：

“站住……”

厨娘在过道上大声哭泣。

“唉，蠢婆娘……”

罗马斯钻进烟雾里，咣当一声什么东西倒了，他骂了一声并大声喊道：

“别哭了，快拿水来！”

在厨房的地板上有几块劈柴在冒烟，有些碎片还在燃烧，倒塌了几块炉砖，黑黑的炉膛已经空了，像是被打扫过了似的。烟雾中我摸到了水桶，把地板上的火浇灭，然后把劈柴重新投进炉子里。

“当心！”罗马斯对我说。他抓住厨娘的手，把她推进房间里，命令她说：

“去把店门关上！马克西姆奇！要当心！可能还会发生爆炸……”接着他蹲下来，仔细观察那些圆圆的松木劈柴，然后又把我投进炉子里的劈柴取了出来。

“您这是干什么？”

“您瞧吧！”

他把那块奇怪的爆炸过的圆木头递给我看。我看见圆木头的中心有一个用手摇钻旋出的洞，并奇怪地被熏黑了。

“您明白吗？这些魔鬼在里面装了炸药。嘿，这些蠢蛋，一俄斤炸药能顶什么用呢？”

然后他把这块木头丢在一边，开始洗手，说道：

“幸好阿克西尼娅出去了，否则她会受伤的……”

带有酸味的烟雾消散了，现在看得很清楚，架子上的餐具被震碎了，窗玻璃全破了，炉口边的砖也被炸崩了。

我不喜欢霍霍尔这个时候的平静态度，他现在的表现，好像眼前这种愚蠢行为一点也不使他感到愤怒。大街上的孩子们却在奔跑着，尖声叫喊：

“霍霍尔家失火了，我们的村子烧起来了！”

一个村妇在那里边哭边数落。从房间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的惊叫声：

“米哈伊洛·安东内奇！有人闯进铺子里来啦！”

“喂，喂，小声点！”他一边说，一边用毛巾擦拭自己的湿胡子。

从房间那边敞开的窗口处，许多张因恐惧和恼怒而扭曲了的毛茸茸的脸，眯缝着被烟熏痛了的眼睛，望着小铺子。有一个人激昂地尖声叫喊：

“把他们赶出村子去！他们老是出事！上帝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矮个子、红头发的农民，翕动着嘴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试图从窗口爬进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右手拿着一把斧子，左手痉挛地抓着窗台，滑了下去。

罗马斯一只手拿着一块木柴，问他：

“你往哪里钻？”

“我的爷，我来灭火……”

“可是，哪儿也没有着火呀……”

这个农民惊愕地张着嘴，离开了。罗马斯则走到店铺门口，拿出那块木柴给大家看，然后对着这群人说：

“你们当中是谁把炸药装进这块木柴里，然后又塞在我的柴堆里？可是火药太少了，所以我们没受到任何损害……”

我站在霍霍尔的背后，望着这群人，听见那个手里拿着斧子的人胆怯地说：

“他干吗拿着木柴冲我挥动呢……”

已经喝了酒的退伍军人科斯京高声喊道：

“把他赶走，暴徒！把他送上法庭……”

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吭声，注视着罗马斯，半信半疑地继续听他说话：

“要炸掉这座农舍，需要很多炸药，也许得用一普特才成！好了，你们也散开吧……”

有一个人问道：

“村长在哪儿呢？”

“该去找村警！”

人们不慌不忙、不大乐意地散开了，好像有点儿遗憾似的。

我们坐下来喝茶。阿克西尼娅比任何时候都更殷勤、更和善地给大家倒茶，并同情地对罗马斯说：

“您不去告他们，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放肆。”

“这种事不让您生气吗？”我问道。

“我没有工夫对每一件蠢事去生气。”

我在想：“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此平心静气地处理自己的事，那该多好啊！”

他曾说过不久他要到喀山去，并问我要买些什么书带回来。

我有时觉得，他的心灵里有一种像钟表一样的机器，上一次发条，就可以走一辈子。我喜欢霍霍尔，非常敬佩他，可是我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对我或对别的什么人生一次气，捶胸顿足，大叫大喊一番。然而他根本不会生气，或不想生气。每当他被某种蠢事或无耻的行为激怒时，他都只是嘲讽地眯缝起一双灰色的眼睛，说几句简短而又冷漠的话，而且这些话总是极其普通而又客气的。

例如，有一次他质问苏斯洛夫：

“您，一大把年纪了，为什么还昧着良心呢，嗯？”

老头的黄脸和额头慢慢地红了起来，连他那白胡须好像也从须根变成了红色。

“要知道，这对您没有什么好处，而您却丢掉了尊严。”

苏斯洛夫低下头，表示同意地说：

“对，没有好处！”

后来苏斯洛夫对伊佐特说：

“他真是个心灵指导者！要能选这样的人做长官就好了……”

罗马斯简单、明确地告诉我，他不在时我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我觉得，他已经忘掉了人们曾用爆炸威吓他的事，就像忘掉了蚊虫叮过他的皮肤一样。

潘科夫来了，他察看了一下炉子，皱着眉头问道：

“没有吓着吧？”

“咳，怎么会呢？”

“这可是战争！”

“请坐，喝点茶。”

“老婆还等着我呢。”

“你从哪儿来？”

“从渔场。我跟伊佐特在一起。”

他出来，走进厨房里，再一次若有所思地重说一遍：

“这可是战争。”

他同霍霍尔说话总是很简短，好像他们对一切重要的和复杂的问题早就交换过意见了。记得有一次，当听完罗马斯讲述关于伊凡雷帝王朝的故事后，伊佐特说：

“他是个令人厌恶的沙皇！”

“是刽子手。”库库什金加了一句，而潘科夫却坚定地表示说：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聪明。他废除了王公，却引出了许多小贵族，还引来了外国人。这方面他太不聪明了。小地主比大地主更坏。苍蝇不是狼，用枪打不着，比狼更难对付。”

库库什金提着一桶和好了的泥浆过来，一边砌炉砖，一边说：

“这些魔鬼想出的好主意！他们虽然连自己身上的虱子也捉不干净，杀起人来却毫不客气！安东内奇，你可不要一下子进太多的货，少运一点，多运几次好，不然，你瞧着，又要给你放一把火！如今你正在办那件事，要当心不测的灾祸！”

“那件事”——是指果农办劳动组合的事。这事引起村里富农们的极大不满。霍霍尔在潘科夫、苏斯洛夫及其他两三个明是非的农民的帮助下，快要把这件事办好了。大多数农民已开始对罗马斯表示好感，小铺子的顾客也明显地增多了，甚至像巴里诺夫、米贡这些“没出息的”农民，也竭尽全力地帮助霍霍尔的事业了。

我很喜欢米贡，喜欢听他那美丽而悲伤的歌。他唱歌时，把眼睛闭上。于是他那苦愁的脸也就不抽搐了。他常在没有月光、天空布满乌云的暗夜里唱歌。到了傍晚，他便常常小声地叫唤我：

“你到伏尔加河上来吧！”

在伏尔加河上，他坐在小船的船尾上，开始修补禁止使用的捕鲟鱼的渔具，两条黑黑的罗圈腿伸在伏尔加河的黑水里，小声地说：

“地主老爷挖苦我就算了，我能忍受，狗东西，他有头有脸，他比我见识多。可是，我的庄稼人兄弟也挤对我，我怎么能忍受呢？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他数的是卢布，而我数的是戈比，不就是这点儿差别吗？”

米贡的脸病态地扭动一下，眉毛跳了跳，手指头很快地晃动着，一边检查渔网，一边用小锉子把刺钩锉尖，小声地说出心里话：

“人家说我是小偷。是的，我是有这毛病！但是，要知道，大家都过着强盗的生活，大家都是你咬我，我咬你！是的，我们这样的人是上帝不喜欢，魔鬼喜欢的！”

黑色的河水在我们身边流过，黑色的云团在河流的上空飘动，在黑暗中长满青草的河岸看不见了。波浪徐缓地拍打着岸边的沙面，冲洗着我的双脚，好像要引诱我到一个无边的浮动着的黑暗的地方去。

“人总是要活吧？”米贡叹着气问道。

山上传来悲凉的犬吠声，我像做梦似的想：

“可为什么要像你这样地活着呢？”

河面上很静、很黑，也很可怕，而且这种温暖的黑暗是无边无际的。

“他们要打死霍霍尔，而且也要打死你，你们就瞧着吧。”米贡嘟哝道，然后又小声地唱起歌来：

我的妈妈多爱我，

她曾这样对我说：

“哎哟，雅沙，我的心肝宝贝呀！

你要安安静静地活着……”

他闭上眼睛，声音显得更有力更悲戚了，他那修补网绳的手也变得更迟缓了。

我却没有听亲人的话，

哎哟，我没有听话……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大地已被这滚滚而来的黑色水流冲翻，我也随着大地滑到了黑暗之中，滑到了太阳永远沉没的黑暗之中。

米贡像开始时突然唱起歌来一样，突然又不唱了。他默默地把小船推到水里，坐上去，几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我望着他的背影寻思着：

“这种人活着是为什么呢？”

我的朋友中间还有一个巴里诺夫，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吹牛家、懒蛋、好挑拨是非者和坐不住的流浪汉，他住在莫斯科，一提起莫斯科，他就要啐唾沫。

“这个城市是座地狱，乌七八糟，教堂有一万四千零六座，而人们则全是骗子！全都像马一样长了疥疮。真的，所有的商人、军人、小市民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搔痒。真的，莫斯科有一尊‘炮王’，炮筒可粗啦！是彼得大帝亲手铸造的，是用来轰击造反者的。有一个贵族婆娘起来反抗沙皇，因为彼得大帝跟她一天又一天同居了整整七年，后来却把她和三个孩子抛弃了。她气极了，就起来造反。就这样，我的老弟，他的大炮对准造反者轰隆一声，就击毙了九千三百零八个人！连他自己也被吓坏了。‘不行！’他对大主教费拉列说，‘得把这鬼玩意儿堵上，别再让别人去用它！’于是炮口就被堵上了……”

我对他说，这全是胡扯！他生气地说：

“我的老天爷！你真可恶！这是一位学者详细地给我讲的故事，你却说我胡扯……”

他常到基辅去“朝圣”，并对人讲：

“基辅这个城市像我们的村子一样，也是在山上，也有一条河流，只是我忘记了叫什么河。跟伏尔加河相反，它简直是一条小溪！直率地说，这个城市是乱糟糟的，所有的街道都弯弯曲曲，通往山上。这里的人全是霍霍尔，可不像米哈伊洛·安东诺夫那样，他们是半波兰人半鞑靼人的混血种，喜欢闲扯，不说正经话，不梳头不理发，十分肮脏，喜欢吃蛤蟆，那里的蛤蟆一只就有十普特重。他们出门骑牛，耕田也用牛。他们的牛大得很，最小的牛也比我们的大四倍，重八十三普特。那里有五万七千个修道士和二百七十三个主教……嘿，真是怪人！你怎么能跟我争论呢？我这全都是亲眼看到的，你到过那里吗？没到过。这不就得了！老弟，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准确性……”

他喜欢数目字，跟我学会了加法和乘法，不过再没有心学除法了。他着迷于多位数的乘法，而且常常出错。他用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长长一道数目字，惊讶地瞪着孩子般的眼睛望着它们，叹息道：“这样长的数目字谁也念不出来！”

他是一个不爱整洁、蓬头乱发、衣衫褴褛的人，不过他的脸却几乎可以说是漂亮的：留着卷曲而欢快的小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显出孩子般的微笑。在他和库库什金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俩才相互躲着不见面吧。

巴里诺夫曾两次到里海去捕鱼，他念念不忘地说：

“我的老弟，什么都不能跟大海相比，你站在它的面前，简直就是一条小虫！你望着它，就忘掉自己的存在了！海上的生活是甜蜜的，所有的人都向往它，甚至一位修道院的大司祭也到海上来了，他干得不错！一位厨娘也来了，她原来跟一位检察官姘居，你瞧，她还要什么呢？但她还是忍不住海的诱惑。她对检察官说：‘检察官呀，你待我非常好，不过我们还是分手吧！’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看了一次海，他就会对它流连忘返。大海就像天堂一样宽广，没有任何人挤着你！我也要永远到海上去，因为我不喜欢这芸芸众生！就是这么回事。我情愿在荒漠中过隐士的生活，只是我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合适的一方净土……”

他像一只丧家狗，在村子里游荡。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大家却都乐意听他讲故事，就像乐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能瞎编，不过很有趣！”

他的这种编造有时甚至能扰乱像潘科夫这样稳健的人的理智。有一次这个不轻易相信人的庄稼汉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证实说，关于伊凡雷帝的事，书上并没有写全，有许多事被隐瞒了。他说，伊凡雷帝是一个会变形的人，曾变成过一只鹰。从那时候起，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钱币上铸了一只鹰。”

我曾多少次发现，所有那些稀奇的、编造的，甚至编造得很差的故事，往往要比那些严肃的讲述生活真理的故事更受欢迎。

可是当我把这种发现告诉霍霍尔时，他却笑着说：

“这种情况会过去的！只要人们学会了思考，他们就会接近真理。对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样的怪人，您也要理解他们。要知道，这都是一些艺术家、作家。大概，基督当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吧。其实他有些东西编造得并不坏。这一点您会同意吧……”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很少谈论上帝，也不愿意谈论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经常很自信地说：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可我却总是在这些话里听到一种绝望的东西。我和这些人相处得很好，而且从他们的夜间交谈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似乎觉得，罗马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棵粗壮的大树，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在那里，在生活的深处，它的根又与另一些古老大树的根交织在一起，于是大树的每根树枝都鲜艳地开出思想之花，茂盛地长出响亮的语言的叶子。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成长，在汲取了书本的有滋补的蜜汁后，我说话更加自信了。霍霍尔不止一次地笑着夸奖我说：

“您做得很好，马克西梅奇！”

我是多么感激他对我说这些话啊！

潘科夫有时带着他老婆来。他老婆是一个小个子女人，有一张温顺的脸和一双聪明的蓝眼睛，一身城里人的打扮。她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谦逊地闭着嘴，但不久便惊奇地张开嘴，眼睛也怯懦地瞪起来。偶尔听到一句中肯的话，她就用双手捂着脸笑起来。潘科夫向罗马斯递个眼色说：

“瞧，她也听得懂！”

经常有一些机警的人来找霍霍尔，他就带他们到我住的阁楼上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些吃的、喝的去，他们就在那里睡觉休息。除了我和厨娘外，谁也看不见他们。厨娘对罗马斯像狗一般忠实，十分崇拜他。晚上伊佐特和潘科夫便用小船把这些客人送到过往的轮船上，或者送到洛贝什卡码头上。我便在山上遥望着他们的小船在黑色的河水里或者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发出的时隐时现的亮光。为了引起轮船船长的注意，小船上悬上一盏灯笼。我一直望着，觉得自己也参加了这种伟大而秘密的事业。

玛丽娅·捷连科娃从城里回来了，可是在她的目光里我再也看不到那种使我难为情的东西了。她的眼睛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姑娘的眼睛。她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漂亮而感到幸福，由于有一个魁梧的大胡子男人追求她而感到高兴。那个男人跟她说话时和跟别人说话一样，平静而带点嘲笑，只是捋胡子捋得更勤了，眼神更温和一些，而她的尖嗓门也变得更欢快了。她穿一身蓝色的连衣裙，浅色头发上系一条蓝色的丝带。她那孩子般的双手奇怪地在东摸西摸，好像要寻找什么，抓住什么东西似的。她几乎不停地在小声唱歌，嘴唇却没有张开，并用小手绢扇着她那粉红色的、快要融化的脸蛋儿。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到不快和气恼。我尽可能地少看到她。

七月中旬，伊佐特不见了，传说是淹死了。两三天后事情得到了证实：在伏尔加河下游离村子七俄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船，就在长满水草的河岸边，船底被撞穿，船舷被撞碎了。人们认为，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大概是因为伊佐特在河里睡着了，他的船漂到了离村子五俄里的地方，撞在那里停泊着的三条大驳船的船头上而破裂了。

这件事发生时罗马斯在喀山，晚上库库什金到小铺里来找我。他垂头丧气地坐在麻袋上，眼睛看着自己的双脚，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一边抽烟一边问道：

“霍霍尔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他用手掌使劲地搓着他那满是伤痕的脸，轻声地骂着粗话，像骨鲠在喉似的吼叫着。

“你怎么啦？”

他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他眼睛发红，下巴颤抖着。显然他已经说不出话。我恐慌地等待着悲惨的消息。最后，他朝街上望了一眼，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

“我和米贡去过了，看到了伊佐特的船，船底是用斧子砍穿的——明白吗？这就是说，伊佐特是被杀害的！一定是……”

他边摇头边不停地骂着粗话，一句接着一句，声音沙哑地啜泣着，然后沉默了一下，开始画十字。这个庄稼汉很想哭，可是他不能，也不会，而是全身颤抖着，又恼恨又悲痛地喘着气。后来他抬起头，一跃而起，走出去了。真叫人目不忍睹。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到河里洗澡。他们在一条搁浅了的驳船下发现了伊佐特。这驳船就停在离村子不远的岸边，一半搭在岸边的岩石上，另一半浮在水里。伊佐特的长长的尸体挂在水中一半船的舵把上，他脸朝下，被砸破的脑壳空空的，河水把他的脑浆冲走了。这个渔夫是被人从后面砍死的，后脑壳被斧子砍得很齐整。伊佐特的尸体被水流冲得荡来荡去，两条腿被冲到岸边，两只胳膊也在摆动着，好像他正使劲地试图往岸上爬似的。

河岸上阴沉地、凝神地站着二十多个富农，贫农们则还没有从地里回来。胆小而又狡猾的村长挥着一根手杖在奔忙着，用鼻子大声吸着气，拿粉红色的袖子擦鼻涕。粗壮的杂货铺老板库兹明则宽宽地叉开双腿，挺着肚子站在那里，他轮番地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库库什金，恶狠狠地皱起眉头，不过他那双淡色的眼睛也含着泪水，一张麻脸显得可怜巴巴的。

“哎呀，真是胡作非为！”村长哭丧着脸喊道，两条罗圈腿摇来摆去，“唉，这些庄稼人，真可恶！”

村长的儿媳妇是个又高又胖的年轻女人，她坐在一块岩石上，呆呆地望着河水，用颤抖的手画着十字，嘴唇微微地抖动着，那又厚又红的下唇像狗嘴唇一样，极其难看地下垂着，露出一排黄色的大牙。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像花球似的一个接一个地从山上滚下来；满身尘土的庄稼汉也及时赶来了，群众都小心地小声地议论着：

“是一个好惹是非的庄稼人。”

“怎么会这样？”

“喏，就像那个库库什金，好惹是非……”

“无缘无故地弄死一个人……”

“伊佐特生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安分守己？”库库什金吼起来，向人群扑过去，“那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你们这些败类！”

突然有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像一根鞭子抽打在人们身上，庄稼汉们都叫嚷起来，相互推搡着、辱骂着、吼叫着。库库什金跳到杂货铺老板跟前，抡起胳膊朝他的麻脸上打了一个嘴巴：

“给你一下，老畜生！”

他挥着双拳立即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跳出来，几乎是高兴地冲我喊道：

“走吧，要打架啦！”

人们也打了他。他吐出被打破的嘴唇上的血，不过脸上还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看见没有，我给了库兹明一个嘴巴！”

巴里诺夫跑到我们跟前来，胆怯地打量了一下挤在驳船旁边的人群。从人群中传来了村长的尖细的话音：

“不，你说，我纵容谁了？你就说吧！”

“我该离开这里了。”巴里诺夫嘟哝道，朝山上走去。晚上天气很热，令人感到憋闷。紫红色的太阳降落在厚密的蓝色云层里，灌木丛的枝叶上闪烁着红色的反光，什么地方传来了雷声。

伊佐特的尸体在我眼前浮动，破脑壳上的头发被流水冲得笔直，好像竖了起来。我回想起了他那低沉的声音和好听的话语：

“每个人身上都有童稚的东西，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看到这种童稚的东西！就拿霍霍尔来说吧，他表面上好像铁一样硬，但他的心灵却像儿童般的天真！”

库库什金跟我并排走着，他生气地说：

“他们要把我们全都弄成这样……天啊，多么愚蠢！”

两天后的深夜里，霍霍尔回来了。看样子他有什么开心事，对人特别亲热，在我领他进屋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马克西梅奇，你睡得很少吧！”

“伊佐特被害了。”

“什——么？”

他的颧骨像肿瘤一样鼓了起来，胡须在抖动，像一股细流往胸口流淌。他没有脱下帽子，站在房子中间，眯缝着眼睛直摇头。

“那么，知道是谁干的吗？是啊……”

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在那里坐下来，舒展了一下腿脚。

“我早就对他说过……长官来过了吗？”

“昨天，警长来过。”

“那么，有什么结果吗？”他一边问，一边又自己回答说，“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告诉他，警官像往常一样，待在库兹明家里，并下令把库库什金带到拘留所去，因为他打了杂货铺老板一个嘴巴。

“是呀，你还能说什么呢？”

接着我便到厨房里烧茶炊去了。

喝茶时罗马斯说：

“这种人真可怜，他们杀害自己最好的人！可以认为，他们是害怕好人。正如这里的人所说的，他们跟好人‘合不来’。当年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有一个苦役犯曾对我讲过，他原来是行窃的。他们一伙有五个人，后来其中一人提议说：‘弟兄们，我们别干扒窃的事了，反正没有好处，日子不好过！’为此，他们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掐死了。讲故事的人还把被掐死的人大加称赞一番，他说：‘后来我杀死过三个人，我一点也不怜惜他们，倒是这个被我们掐死的伙伴，我至今还很怜惜他，这是个好伙伴，聪明，快活，心地纯正。’我问他：‘那你们干吗要杀害他呢？是怕他出卖你们吗？’这个讲故事的人甚至生气地说：‘不，他决不会为了钱或任何什么东西出卖伙伴的，只是因为同他合不来——好像我们都是罪犯，而他却是正派人，叫人很不舒服。’”

霍霍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他嘴里叼着烟斗，穿一件齐脚跟长的鞑靼式的白衬衣，全身雪白，光着脚板，迈着稳健的步子，平静而若有所思地说：

“我曾多次碰见过这种害怕正派人、杀害好人的事。有两种对待正派人的态度：一种是先用巧妙的方法加害于他，然后千方百计地消灭他；另一种是像狗一样直望着他，匍匐在他的面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至于向好人学习如何生活，仿效他们——则不能，也不会。也许是不愿意吧！”

他端起那杯已经冷却了的茶，接着说：

“他们也许是不愿意！您想想，人家好不容易才为自己安排了某种生活，并习惯了这种生活，却突然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说什么：你们别这样生活！不是这样吗？我们把最宝贵的精力都投到这种生活里去了，见你的鬼去吧！于是就‘啪’的一声，给他的老师——一个正派人一个嘴巴：你别来干涉我们！可是生活的真理毕竟是在敢于说出‘你们别这样生活’的人的一边。他们是对的，正是他们推动生活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他朝书架挥了挥手，又补充说：

“尤其是这些书！唉，我若是会写书就好了！可是我不会写，我的思想迟钝，没有条理。”

他靠桌子边坐下来，把臂肘支在桌面上，双手抱着脑袋说：

“伊佐特真可怜……”

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算了，我们睡觉吧……”

我回到我的阁楼里，坐在窗口下。田野上空闪出亮光，照亮了半边天。每当天空中闪出红光时，月亮好像也被吓得颤抖起来。狗在拼命地狂吠，如果没有犬吠，我真可能以为自己居住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呢！远处雷声隆隆，窗口里却流入一股闷人的热气。

伊佐特的尸体就躺在我的面前柳树丛下面的河岸上。他的发紫的脸朝天仰着，而玻璃似的眼睛却严峻地审视着自己的内心。金黄色的胡须的末端粘连成尖形的块状，里面隐藏着惊愕地张开的嘴。

“马克西梅奇，重要的是仁慈、亲善！我之所以喜欢复活节，是因为它是最亲善的节日。”

他那被伏尔加河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发紫的脚上，紧紧裹着一条蓝色的裤子，裤子被炎热的太阳晒干了。有一些苍蝇在这个渔夫的脸上嗡嗡地乱飞。尸体散发出使人发晕、令人作呕的气味。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弓身走进门里，坐在我的木板床上，用手拢着胡子说：

“知道吗，我要结婚了！真的。”

“女人住这里怕有困难……”

他注视着我，好像在等我再说些什么话，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束闪光射进房里，把房间照得通亮。

“我要同玛莎·捷连科娃结婚……”

我不由得笑了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到，竟可以把这姑娘叫作玛莎，真有趣！我不记得，她的父亲或兄弟曾经如此亲昵地叫过她玛莎。

“您笑什么？”

“没有什么。”

“您认为，我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

“啊，不是！”

“她跟我说过，您也爱过她。”

“好像是吧！”

“那么现在呢？过去了？”

“我想是的。”

他松开手中的胡子，小声地说：

“在你们的年纪，经常有‘好像是’，而对我来说，这就不是‘好像是’了，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不许你有更多的考虑，也无力去考虑了！”

于是他露出坚实的牙齿，含着笑继续说：

“安东尼[306]在亚克兴海战时被恺撒·奥克塔维安打败，就是因为当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被吓得退出战斗时，他也放弃了自己的舰队和指挥，乘自己的战船追克列奥帕特拉去了。瞧，竟有这样的事！”

罗马斯站起来，直了直身子，好像要违反自己的意志似的又重复说一遍：

“不管怎么样，我要结婚了！”

“很快吗？”

“秋天，收完苹果以后。”

他走了。出门时头弯得特别低。我躺下来睡觉，心里想，我最好秋天离开这里。他为什么要说起安东尼呢？我不喜欢他说这些事。

该是采摘早熟苹果的时候了，果园果实累累，苹果的树枝被果子压得垂地。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果园，孩子们吵吵闹闹地拾捡那些被虫咬过和被风吹落的又黄又红的苹果。

八月初罗马斯从喀山回来了，他运来一船的货物和许多装满东西的大筐。这时是上午八点钟，霍霍尔刚洗过澡，换了衣服，准备喝茶，高兴地说：

“夜晚在河里行船真舒服……”

突然，他用鼻子嗅了嗅，很关心地问道：

“好像有焦臭味？”

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的哭号声。

“着火了！”

我们立即跑到院子里。菜园板棚那边的旧墙已烧起来了，板棚里存放着煤油、柏油和食油。我们慌张地张望了片刻，看见在强烈的阳光下褪了色的黄色火舌顺着墙逐步地往房檐上翻卷。阿克西尼娅提来一桶水，霍霍尔把水泼在烧得正旺的火苗上，扔下桶说：

“见鬼，马克西梅奇，快把油桶滚出去！阿克西尼娅，你快到小铺里去！”

我迅速地把一个盛着柏油的圆桶滚到院子里和街上去，又去搬煤油桶，可是我去转动煤油桶时，发现油桶的塞子开着，煤油流到地上，我正要找塞子，而火却不等人，楔形的火舌通过板棚的木板门，窜进板棚里来了。房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好像在嘲笑人。我把这个不满的油桶推出来后，便看见沿街从各地跑来许多女人和孩子，他们大哭大叫。霍霍尔和阿克西尼娅从小铺里把货物搬出来，放到山沟里去。一个白头发黑脸的老太太站在街道中间，用拳头威吓着大家，尖声喊道：

“哎——呀——呀，你们这些魔鬼！……”

我重新跑进板棚里，发现板栅已填满浓烟，浓烟里发出噼啪的响声。房檐上垂挂着几条弯弯曲曲的红色火带，板墙已经变成烧红的栅栏了。浓烟使我窒息，使我睁不开眼睛。我勉强地把油桶滚到板棚门口，便被门卡住了，再滚不出去了。火星从房顶上落下来，灼伤了我的皮肤。我大声呼救，霍霍尔过来了，他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拖到院子里。

“快跑开！马上要爆炸了……”

他往过道奔去，我跟在他后面，跑上了阁楼。阁楼里放着许多书。我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并想把一个装着帽子的箱子也扔出去，但窗口太小了，我正打算用一个半普特重的秤砣砸破玻璃框，便听到轰隆一声，房顶很厉害地震了一下。我知道这是煤油桶爆炸了。我头顶上的房顶也燃烧起来了，噼啪作响。红色的火焰在窗边翻滚，直往窗口蹿。我被烤得很难受，便向楼梯口奔去。一股浓烟迎面而来，红色的火蛇沿着楼梯直往上爬，在下面的过道里好像有许多铁牙在啃吃木头，轧轧作响。我已不知所措，浓烟熏得我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似乎是无限长的几秒钟。楼梯上面的天窗里，闪现出一张红胡子的黄脸，它抽搐地歪扭了一下便消失了。接着，一根根红色的火矛刺穿了房顶。

我记得好像我头上的头发也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除此之外，我没有听到任何别的声音。我明白我要死了——两条腿沉重起来，尽管我双手捂着眼睛，两只眼睛还是十分疼痛。

生活的睿智本能地暗示给我一条唯一的拯救之路：我抱起了我的褥子、枕头和一捆菩提树皮，用罗马斯的羊皮外套把脑袋包上，从窗口跳了下去。

我在山沟边才恢复了知觉。罗马斯蹲在我面前，大声喊道：

“怎么样啦？”

我站起来，呆呆地看着我们的房子，房子慢慢地消失，变成一堆红色刨花。鲜红的狗舌头似的火苗还在房屋前的黑土地上蔓延。所有的窗口都冒着黑烟，房顶上长出了黄花，黄花在不停地摆动着。

“喂，怎么样啦？”霍霍尔高声喊道。他满脸汗水，蒙着一层黑烟，哭得脏泪洗面，眼睛惊恐地眨巴着，湿胡子上粘着一些椴树皮。一股令人振奋的喜悦浪潮向我涌来——这是一股多么有力的感情啊！后来我觉得我的左脚灼痛，便躺下来对霍霍尔说：

“一只脚脱臼了！”

他按摩了一下我的脚，突然使劲一拽，我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痛得钻心，而过了几分钟后，我却高兴得像醉汉一样一摇一摆地把抢救出来的东西，搬到我们的澡堂里。罗马斯叼着烟斗高兴地说：

“当油桶爆炸，煤油喷到房顶上时，我以为您要被烧死了。一条火柱向上升腾，升得很高，然后在天空中形成一股蘑菇云，整个房子被淹没在火里了。咳，我想，马克西姆要完蛋了！”

他已像平时一样，心态平静了，仔细地把东西收成一堆，然后对蓬头乱发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就在这里坐着，看管东西，别让人偷走了，我去灭火……”

在山沟下面的烟雾里，飞舞着一些白色纸片。

“唉，”罗马斯说，“这些书真可惜！都是我心爱的书啊……”

已烧毁了四幢木房子。这一天天气平和，大火从容不迫地向左右扩展，它那灵活的火钩漫不经心地钩住篱笆和房顶，赤热的梳子在梳理着房顶上的茅草，大火的弯弯曲曲的手指像弹古斯里琴似的拨弄着篱笆，而在烟雾弥漫的空中则鸣响着幸灾乐祸的令人烦恼的炽热的烈焰之歌；烧成了灰烬的木头发出静静的柔和的碎裂声，金黄色的“乌鸦”从烟雾里飞出来，落在街道上和院子里；农民和农妇们混乱地奔忙着，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家的财物，不断地发出悲怆的哭声和喊声：

“水——水！”

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在山脚下的伏尔加河里才有水。罗马斯很快地催赶着农民，抓住他们的肩膀，推着他们，让他们聚集起来，然后把他们分成两组，指挥他们拆篱笆和大火两边的小房子。农民都顺从地听指挥，开始更合理地跟那吞噬着整排房子和整条街道的熊熊烈火开展斗争。不过他们还是有些畏缩，好像是在替别人干活似的，觉得没有希望。

我倒心情愉快，觉得从没有像现在全身有劲。在街道的尽头，我看见以村长和以库兹明为首的一群富农，袖手旁观地站着，什么事也不干，只会挥动手杖，指手画脚，大喊大叫。农夫们骑着牲畜从地里奔回来了，颠得胳膊肘跟耳朵一边高，妇女们向他们哭喊着，孩子们四处乱跑。

又有一个院子的房舍烧着了，必须赶快地拆除牲畜栏的一堵墙。这堵墙是用很粗的树枝编织而成的，而且墙上有些地方已经烧着了。农夫们已动手砍篱笆的木桩子，火花和木炭洒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连忙跳到一边，用手掌拍打着冒烟的衬衣。

“别怕！”霍霍尔大声喊道。

这种喊叫也没有起作用。于是，他从一个人的头上摘下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说：

“您去从那一头砍过来，我从这里砍过去！”

我砍倒了一根又一根木桩子，篱笆墙终于动摇了。于是我便爬进墙里，从上面抓住它，霍霍尔则抱住我两只脚使劲一拉，整个篱笆墙便倒下了，差一点没扣在我的脑袋上。农夫们一起把篱笆拖到街上去。

“您身上烧着没有？”罗马斯问道。

他的关心更增加了我的力量和机智。我很想在这个我珍爱的人面前干出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来。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得到他的称赞。在烟雾里，我们的一页一页的书页，像鸽子一样在空中飞舞。大火的火苗从右边被切断了，左边的火却扩展得越来越宽，已经蔓延到第十个院子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继续监视狡猾的红色火蛇，把大部分人调到左边去。当大家经过那群富农身边时，我听见有人恶毒地叫喊：

“是他们纵的火！”

杂货铺老板则说：

“该到他们的澡堂里去查一查！”

这些话很不愉快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众人皆知，鼓励，特别是愉快的鼓励会增加人的力量。我就是受到鼓励才忘我地干活的，直到筋疲力尽。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背靠着一件滚烫的东西，罗马斯把一桶水泼在我身上，围在我身边的农民敬重地小声说：

“这孩子真棒！”

“这个人垮不了……”

我把头贴在罗马斯的腿上，羞愧地哭了起来，他则抚摸着我的湿淋淋的脑袋说：

“您休息一下吧！够累的了。”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两人都被烟熏得像黑鬼一样。他们领着我来到山沟里，安慰我说：

“老弟，没有啥，事情都结束了！”

“你吓坏了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山沟里我们的澡堂那边下来了十多个富农，走在前面的是村长，随后是两个乡村警察架着罗马斯的胳膊走。罗马斯没有戴帽子，湿漉漉的衬衣袖子被扯断了，牙齿咬着烟斗，他的脸色严厉而又阴郁得可怕。退伍兵科斯京挥舞着手杖，疯狂地喊叫：

“把他扔进火里去，这个异教徒！”

“把澡堂门打开！……”

“你们把锁砸了吧，钥匙丢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一跃而起，从地上抓起一根棍子，站到罗马斯身边，两个乡村警察倒退了一步，村长尖着嗓子畏缩地说：

“东正教人是不容许砸锁的！”

库兹明指着我喊道：

“瞧，还有这个……他是什么人？”

“冷静点，马克西梅奇！”罗马斯说，“他们以为我把货物藏在澡堂里，然后又自己烧掉小铺。”

“是你们两人干的！”

“砸吧！”

“我们是东正教人……”

“我们敢作敢当！”

“我们负责……”

罗马斯小声说：

“您来跟我背靠背站着，防备他们从背后打人……”

他们把锁砸开了，几个人一下子拥进院子里，又几乎立即从那里钻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把棍子塞给了罗马斯，自己又在地上拾起另一根。

“什么也没有搜到……”

“什么也没有吗？”

“啊哈，这些魔鬼！”

有一个人胆怯地说：

“我们搞错了，农夫们……”

立即又有几个醉汉似的声音粗暴地反驳说：

“什么叫搞错了？”

“把他们扔进火里去！”

“这些捣乱分子……”

“他们想搞劳动组合！”

“他们是贼，他们一伙全是贼！”

“住嘴！”罗马斯大吼一声，“好吧，你们已经查看过了，我并没有在澡堂里藏什么货物，你们还想干什么？全部都烧光了，就剩下这一点，看见了吗？我放火烧我自己的财产有什么好处吗？”

“他保了火灾险啦！”

又有十多个嗓门狂暴地叫喊起来：

“我们干吗还要呆呆地望着他们？”

“够了，我们受够了……”

我双腿发颤，两眼发黑。透过发红的烟雾我看见了他们凶残的丑脸和那满是胡须的大嘴，恨不得把这些人狠狠地揍一顿才解气。而他们却在大喊大叫，在我们周围跳来跳去。

“啊——哈，他们还拿着棍子呢！”

“拿着棍子？！”

“他们要上来扯我的胡子了。”霍霍尔说，我觉得他在冷笑，“他们还会扑向您，马克西梅奇，嗨！不过，您要冷静——冷静……”

“你们注意，那小子还带着斧子呢！”

我的腰间的确还插着一把砍木桩的斧子，我都把它忘记了。

“他们好像害怕了，”罗马斯猜测道，“不过，万一他们冲上来……您可别动斧子！”

一个不认识的小个子农民可笑地跳来跳去，狂暴地尖声叫道：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砸吧，我带头！”

他真的抓起一块砖头，挥起手向我腰间砸来，不过还没有等我回敬他时，库库什金已像老鹰似的抢先扑在他的身上，他们抱成一团滚到山沟里去了。紧跟在库库什金后面，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还有十多个人也跑过来了。于是库兹明立即郑重其事地说：

“你，米哈伊尔·安东诺夫，是个聪明人，你该明白，这场大火把庄稼人都吓疯了……”

“走吧，马克西梅奇，我们到岸上的小饭馆去！”罗马斯一边说，一边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猛地往裤兜里一塞，拄着拐棍，疲倦地走出山沟。这时库兹明过来跟他并排走，并和他说什么话，罗马斯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

“滚你的蛋吧，混账的东西！”

在我们的铺子被烧掉的地方还有一大堆没有完全熄灭的金黄色的火炭，房子中间是一个炉子，在没有被毁坏的烟囱里还向炽热的天空冒着蓝烟，被烧红了的铁床架子像蜘蛛腿似的竖着，被烧焦了的门柱子则像是站在篝火旁边的黑色卫士，在一个卫士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红色的炭帽，他身上的火就像是公鸡的羽毛。

“书全烧掉了，”霍霍尔又叹气说，“真可惜！”

淘气的孩子们把那些烧焦了的大木头木块用棍子像赶小猪似的拨弄到街上的污水洼里，木头发出咝咝的响声后便熄灭了，冒出一股刺鼻的白烟。有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浅头发，蓝眼睛，坐在这暖和的黑色水洼里，用一根木棍子敲打着一个凹凸不平的铁桶，全神贯注地欣赏着铁桶的声音。遭受火灾的人们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把一些残余的家什归拾成堆。妇女们哭泣着，叫骂着，为几块烧焦的木头相互吵架。火烧场后面的果园里，一棵棵树木呆立着，许多树叶子被烤得枯黄，累累的红苹果变得更显眼了。

我们跑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在河岸上的小饭铺里坐下来，默默地喝茶。

“这回富人们的苹果生意算是赔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来了，他变得心事重重，也更柔顺了。

“兄弟，你怎么样？”霍霍尔问道。

潘科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的房子是保了险的。”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很奇怪，大家都好像不认识似的用探索的目光相互打量着。

“现在你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我得想一想。”

“你该离开这里了。”

“再看看。”

“我有一个计划，”潘科夫说，“我们出去谈一谈。”

他们走出去。在门口潘科夫又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倒是胆子不小！你可以在这里生活，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来到河岸上，躺在灌木丛下面，望着河水。

尽管太阳已经西斜了，但仍然很热。这个村庄所经历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有如用彩笔对河面描绘的大幅画卷。我心情愁闷，不过由于过分疲劳，很快就熟睡了。

“喂！”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摇晃我，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你睡死了？快醒一醒！”

河后面的水草上空，升起一轮像大车轮一样的深红色的月亮。巴里诺夫俯在我身上，不断地摇着我说：

“快去，霍霍尔在找你，他很着急！”

他走在我后面，抱怨地说：

“你不能随便哪里都睡觉，山坡上有人走路，石头掉下来会砸着你的。说不定还有人故意扔石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的老弟啊，这里的人记仇，他们除了仇恨，什么也不记得。”

岸上的灌木丛里有人悄悄地走动，树枝在摇晃。

“找到了没有？”米贡扬声问道。

“找到了。”巴里诺夫回答道。

又走了十几步，他叹口气说：

“他又打算去偷鱼。米贡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啊！”

罗马斯见到我便来气，他责备我说：

“您干吗要瞎逛呢？想让他们揍您吗？”

当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愁眉苦脸地小声说：

“潘科夫建议把你留在他那里，他想开个小店。我不想劝你留下。至于我，我已经把剩下的东西全卖给他了，我要到维亚特卡去，过一段时间后再写信叫你到我那里去，行吗？”

“我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

他躺在地板上，翻了翻身，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我坐在窗口下望着伏尔加河。月光映在河里，使我想起火灾时的大火。在长满水草的河岸下面，一只拖轮用轮片吃力地拍打着水，三盏桅灯在黑暗中浮动，时而擦过星星，时而又把星星遮住。

“您生这些农民的气吗？”罗马斯梦呓似的问道，“不要生气，他们只是愚昧罢了。凶残就是愚昧。”

他的话没有给我安慰，不能减轻我强烈的痛恨和极度的恼怒。我眼前又呈现出野兽般的毛发丛生的大嘴和凶恶的尖叫声：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

在当时我还做不到把一切不需要记住的东西都忘掉。是的，我知道，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论，他们并不那么凶恶，甚至完全不凶恶，就其实质而言，是善良的野人。你不难使他们中任何一人像儿童般的微笑，他们任何人都会带着儿童般的信任来听取关于寻求理智和幸福的故事，关于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这些人有一颗奇怪的心，凡能激发人们去幻想按自己的意愿过轻松生活的一切，他们都会感到珍贵。

可是当他们结成灰色的一堆，参加村委会或坐在河岸上的小饭馆里时，所有这些好的品质就不知被抛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像神父一样披起了虚假和伪善的袈裟，对有钱有势的人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阿谀奉承，这时我看见他们就非常反感。在另一种场合下，他们又会突然露出野狼般的凶狠，竖起背毛，龇牙咧嘴，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去捣毁教堂，而这个教堂却是他们昨天晚上还像绵羊走进羊圈那样温驯地去跪拜过的。在这些农民中间也有诗人和讲故事的能手，但谁也不喜欢他们，他们受村里人嘲笑，得不到支持，受尽凌辱。

我不会也不能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我和罗马斯分别的那一天，我把这些痛苦的想法全都给他讲了。

“结论下得过早了。”罗马斯责备我说。

“可我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怎么办呢？”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根据。”

他好言好语地劝说我很久，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不要急于指摘人。指摘别人是最容易的事，不要迷恋这种东西，要冷静地看待一切。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慢吗？然而却可靠！请您到处去看看，去感受一切吧！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但不要急于指摘人。再见吧，好朋友！”

这个再见却是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事了。那是当罗马斯为了“民权派”[307]案件在雅库特区度过十年流放生活后回来时我们在塞德尔采的会见。

当年罗马斯离开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像被主人遗弃了的小狗一样，在村子里东奔西跑。我和巴里诺夫走遍了各个村庄，给富农们干活，打谷，挖土豆，清理果园。我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你这个光杆司令，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一个雨天的晚上巴里诺夫这样问我，“明天咱们到海上去怎么样？真的，待在这里有啥意思呢？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们这种人，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会遭到醉鬼们的毒手……”

巴里诺夫不是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了。他不知因为什么心情郁闷，垂着两条长臂猿般的胳膊，像在森林里迷了路似的沮丧地向四面张望。

雨点从澡堂的窗口打进来，雨水冲着澡堂的屋角，哗哗地顺着山沟往下流。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雷雨了。苍白的闪电放出微弱的亮光。巴里诺夫低声地问我：

“明天咱们走吧，啊？”

于是我们就走了。

……秋天的夜晚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美妙得简直难以形容。我坐在驳船船舱旁边，掌舵人是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巨大的怪物。他掌着舵，笨重地在甲板上踩着脚，嘴里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噢——呜普——噢——噜噜——呜……”

驳船后面，一望无际的河水像丝绸一般光滑，像焦油一般浓稠地流泻着，发出静静的拍击声。河面的上空翻滚着乌黑的秋云，周围只有缓缓移动的黑暗，它抹去了河岸的界线，好像整个大地都在黑暗中消失了，化为云雾和液体，不停地、无止境地、整体地往下面什么地方流去，流向没有日月星辰、无声无息、荒无人烟的地方。

前面，在潮湿的黑夜里，有一艘看不见的拖轮正艰难地行驶着，喘着气，好像要跟牵引着它的巨大拉力对抗似的。船上有三盏灯，两盏在水面上，一盏在上空，它们在引领拖轮航行。靠近我们这边，在乌云下面，也有四盏灯在浮动，其中的一盏就是我们驳船桅杆上的灯。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囚困在一个冰冷的油泡里，油泡静静地沿一个斜面滑落，我就像被裹在油泡里的一条小虫。我感到油泡滑动得越来越慢，马上就要停住了，轮船已不再发出嘟嘟的响声，蹼轮片也不再扑打浑浊的河水，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就像树上掉下落叶，粉笔字被从黑板上抹掉一样，包围着我的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穿着破羊皮袄，戴着毛茸茸的羊皮帽，在船舵旁边跺着脚的大个子，这时像中了魔似的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噢——呜普……噢——噜噜……”地哼了。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知道？”他哑着嗓子回答说。

那天傍晚，太阳就要落山，轮船刚从喀山起航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笨拙得像狗熊似的人，他满脸毛发，几乎没有眼睛，他站在船舵旁边把一瓶伏特加酒倒进一个木勺里，像喝水一样，两口就把酒喝光了，接着又吃苹果。当轮船拖动驳船时，他便抓住舵把，望了望红色的落日，脑袋一晃，严厉地说：

“上帝保佑！”

轮船拖着四条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一些沉重的大木箱，从下诺夫戈罗德市场开往阿斯特拉罕。这些都是运往波斯去的货物。巴里诺夫用脚踢了踢木桶，闻了闻，又想了想后说：

“不是别的，准是枪，是伊热夫斯基厂制造的……”

可是掌舵人用拳头戳了一下他肚子问道：

“关你什么事？”

“我在想……”

“你想挨个嘴巴吧！——是吗？”

我们没有钱买船票，是承蒙“照顾”才上了驳船的，尽管我们也和水手一样“要值班”，而驳船上的那些人，还是把我们当乞丐看待。

“你嘴里老挂着人民，”巴里诺夫对我抱怨说，“这里倒很简单：谁强，谁就可以骑在别人的头上……”

夜真黑，根本看不见驳船，只能看见在烟雾中被桅灯照亮的桅尖。烟雾中散发出煤油味。

掌舵人的阴郁沉默的态度使我生气。我是被水手长派来“值班”，给这只野兽当助手的。他只注视着灯的动向，在拐弯处，才小声地对我说：

“喂，你掌稳了！”

我跳起来去转动舵杆。

“好啦！”他嘟哝道。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说说话，可是不成，他总是用一句问话回答我：

“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想什么呢？当我们行驶到卡马河的黄水与银灰色的伏尔加河交汇的地方时，他望着北方，暗自骂了一句：

“败类！”

“你在骂谁？”

他没有回答。

远处，在黑茫茫的什么地方，狗在狂吠。这使人想起那些尚未被黑暗扼杀的残余生命在垂死挣扎，听来似乎非常遥远而且多余。

“这里的狗可真可恶！”掌舵人突然说道。

“这里——是指什么地方？”

“到处都一样。我们这里的狗可真凶……”

“你是哪里人？”

“我是沃格达人。”

接着就像从破麻袋里倒土豆一样，那些无聊粗野的话从他的嘴里统统滚了出来。

“这个——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叔叔吗？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是很聪明，他很凶，也很有钱，他管理着辛比尔斯克码头，还在岸上开饭馆。”

他慢慢地吃力地说了这些话之后，便眯缝着眼睛盯着轮船桅杆上的灯，注视着那个金蜘蛛似的东西怎样在黑暗的网上爬行。

“掌稳了！喂……你识字吗？你知不知道——法律是谁写的？”

没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沙皇写的，有的说是大主教写的，元老院写的。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应当把法律写成这样：让我不仅不打人，而且连手也抬不起来。法律应当是铁一样的，像铁锁一样，把我的心锁上，这不就得了！这样我才能保住自己不犯法！而现在这样，我可保不住自己！保不住。”

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用拳头敲击着舵杆，话音变得越来越轻，越不连贯了。

有人从船上用传话筒喊话，喑哑的喊声像消失在深夜里的犬吠声一样，毫无作用。在轮船两舷旁边黑色的水面上，几盏灯火的反光像黄色油斑似的漂浮着、融化着，微微地照亮一点什么东西，而在它们的上空，黏滞而稠密的乌云却像淤泥一样在浮动。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在无声的黑暗中了。

掌舵人阴沉地抱怨说：

“他们要把我领到哪里去呢？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我感到很冷漠，冷漠而又厌倦，只想躺下睡觉。

没有阳光、微弱而又灰暗的黎明，勉强地透过乌云，悄悄地来临了，它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河岸上出现了黄色的灌木丛、铁锈色的松树干和黑压压的松树枝，成排的木头农舍，石雕似的农夫的身影。一只海鸥扑打着翅膀从驳船上空飞掠过去。

我和掌舵人都交了班，然后我就爬到帆布下面睡觉去了。可是好像很快我就被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惊醒了。我从帆布下面伸出头来，就看见三个水手把掌舵人挤到“工作舱”的板墙上，七嘴八舌地喊叫：

“别这样，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得了吧！”

彼得鲁哈双手交叉紧抱着自己的肩膀，安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轮番地看着每个人，声音沙哑地央求大家：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

他光着脚，也没戴帽子，只穿着一件衬衣和短裤，一绺蓬乱的黑发耷拉在脑袋上，盖住了他固执的脑门，脑门下面是一双充了血的田鼠般的眯缝着的小眼睛。这双眼睛正央求地、惊慌地望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大家对他说。

“我，决不会！让我走吧，老哥们，你们要是不让我走，我就会打死他！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会……”

“可别这么干！”

“唉，老哥们呀……”

他慢慢地伸开双手，跪下来，两只手贴在“工作舱”的板墙上，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重复说：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让我走吧！”

在他的声音的最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他那伸开的、长得像桨一样的双手颤抖着，手掌对着大家。他那张像熊一样长满胡须的毛茸茸的脸也在颤抖，而那双眯缝着的田鼠似的小眼窝里则滚动着两颗黑眼珠子，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要把他掐死似的。

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了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拾起包袱说：

“谢谢你们了！”

他走到船舷边，以出人意料的敏捷动作跳进了河里。我也跑到船舷边，只见彼得鲁哈在水里像戴着帽子一样，头上顶着包袱，摇晃着脑袋，穿过水流，朝沙岸游去。岸上的灌木丛被风吹弯了枝丫，向河里撒落着枯黄的落叶，好像在迎接他的到来。

庄稼汉们说：

“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我问道：

“他——发疯了吗？”

“怎么会呢？不，他这是在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一个小浅滩，站在齐胸脯深的水里，举起包袱，在头顶上摇晃一下。

水手们大声喊道：

“再——见！”

有一个人问道：

“他怎么没有身份证呢？”

那个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很高兴地告诉我：

“他有一个叔叔在辛比尔斯克。叔叔是个坏蛋，欺骗了他，使他完全破了产。所以他想去杀死他的叔叔。可是他又怜惜起自己来，于是便决定避开这次犯罪。这个庄稼汉尽管粗野，但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是个好人……”

这个好庄稼汉已经沿着狭小的沙滩逆流而上。瞧，他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水手们原来都是善良的好小伙，他们全是我的同乡，是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到了傍晚，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人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又用阴沉的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我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巴里诺夫这个幻想家又被鬼迷住，多嘴多舌，对水手们讲了些什么话。

“你讲了没有？”

他那双娘儿们般的眼睛微笑着，尴尬地搔了搔耳朵，承认说：

“讲了一点点！”

“可是我不是请求过你不要讲吗？”

“我本来不想讲，可是这故事太有趣了。我们原来是想玩纸牌的，不料纸牌被舵手带走了，我们太寂寞了，所以我就……”

经过我的盘问，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他把霍霍尔和我说成像古时候的海盗那样，曾拿着斧子跟大群庄稼人厮杀。

跟巴里诺夫生气是徒劳的，因为他看到的真理都是在现实之外的。有一回我同他一道去找工作，坐在山沟边的田野里休息时，他很有把握又很热情地劝我说：

“要去找最称心如意的真理！瞧，山沟那边，羊群在吃草，狗在奔跑，牧人在走动。嘿，这算什么？这能给我们的心灵什么满足吗？亲爱的兄弟，你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凶恶的人——这就是真理！善良的人又在哪儿呢？善良的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是啊！”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便很不客气地要我们离开驳船上岸去。

“你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到辛比尔斯克码头，于是我们就在岸上晒干衣服，兜里只剩下三十七戈比了。

我们到小酒馆里去喝茶。

“我们该怎么办呢？”

巴里诺夫满怀信心地说：

“什么怎么办？应该继续往前走！”

我们搭乘“兔儿”船[308]来到萨马拉。在萨马拉，我们在一条驳船上做帮工。七天后，我们又顺利地抵达里海。在这里，我们在一个不大的渔民合作社找到了工作。这个合作社就在卡梅克人的一个很肮脏的名叫卡班库尔-巴尔的渔场上。

（全文完）

[1]　《高尔基全集》第15卷第585页，苏联科学出版社，1972年。

[2]　埃里温《共产党人》报，1940年8月10日。

[3]　《高尔基和中国文坛》，见《高尔基研究》第20期第10页。

[4]　《高尔基二十卷文集》第15卷第6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　高尔基3岁时得了霍乱病。他父亲就是因为看护他时不幸染病身亡的。

[6]　高尔基当时还小，还不理解外祖母的话：外祖母说的上边，他误以为是指楼上；尼日尼是地名，俄文是下面的意思，他误以为是指他家地下室。所以他说“不明白”。

[7]　瓦留莎是高尔基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8]　廖尼亚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9]　米哈依尔即米哈依洛。

[10]　“小茨冈”是学徒伊万的外号。

[11]　米什卡是米哈依尔的昵称。雅什卡是雅科夫的卑称。

[12]　“雅科、热”（ЯкоЖе），古斯拉夫语，“因为”的意思。

[13]　“雅、夫、科热”（ЯвкоЖе），意为“我在皮子里”。

[14]　俄文“Порoтъ”有两个意思：“鞭笞”和“拆开”。

[15]　彼尔米亚克人即现在住在柯米·彼尔米亚克民族自治区的芬兰人。

[16]　万尼亚和万尼卡都是“小茨冈”伊万的小名。

[17]　萨舒特卡是萨沙的卑称。

[18]　列克谢是阿列克谢的简称。

[19]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20]　万纽什卡是“小茨冈”伊万的爱称。

[21]　雅沙是雅科夫的小名；米沙是米哈依尔的小名。

[22]　“茹克”是甲虫。

[23]　是阿列克谢的全名（名字和父称）；叫他的全名表示尊敬。

[24]　是阿列克谢外祖母的名字和父称。

[25]　是阿列克谢父亲的名字和父称。

[26]　据圣经描写，大卫王是宗教诗歌的作者和音乐家。

[27]　格里沙是格里戈利的爱称。

[28]　俄国宗教诗里的一个传说人物。

[29]　4世纪时的著名的基督徒。

[30]　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一个聪明女人的形象。

[31]　15世纪后半叶俄国诺夫戈罗德城总管的妻子，胆略过人。

[32]　伏尔加一带传说中的英雄。

[33]　传说中6世纪埃及荡妇玛丽娅改邪归正的故事。

[34]　“上帝的大门”指教堂中通到经台的门，迷信者相信，只要打开这扇门就可以解救难产。

[35]　佩乔雷修道院坐落在下诺夫戈罗德城的郊区。

[36]　是一首教会诗，叙述圣母梦见她儿子遇难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37]　一种俄罗斯人喜欢喝的清凉饮料。

[38]　斯拉夫字母组成的“土地”和“人们”两个单字。

[39]　是顽皮孩子给阿廖沙起的诨名，一种唤火鸡的用语。

[40]　押沙龙是大卫王的儿子。故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至十八章。

[41]　即俄国两位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42]　即1848年之前。

[43]　俄国北部的奥洛涅茨省当时是旧仪式教派聚居之地，那里的农民曾为反对进工厂做工而逃进了森林里。

[44]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848年镇压匈牙利革命。

[45]　做这样的手势表示轻蔑的意思。

[46]　楚瓦什人是俄国少数民族之一。

[47]　东正教徒早祷的起始祷词。

[48]　东正教的正式祷文。

[49]　在基督教教义中，天使分为九级。

[50]　外祖父把законовед（法律家）误读为законоед（吃法律的）。

[51]　叶夫列姆·西林（4世纪）是一位神父，教会著作家。

[52]　阿尼克勇士是宗教诗里与死神作斗争的英雄。

[53]　巴勒斯坦的一个山谷。

[54]　这三个词都是教会斯拉夫文，意为“犯罪，犯法，不合理”。

[55]　女人名应为塔季扬娜，彼得把“娜”省掉了，故有此问。

[56]　俄文“как”的译音，意为“怎么样”。

[57]　瓦里卡是瓦尔瓦拉的卑称。

[58]　这两行在俄文中都是音节相似的字。

[59]　彼得·维亚捷姆斯基（1792-1878年），俄国诗人、批评家。

[60]　这是俄国另一位诗人伊·尼基丁（1824-1861年）的《乞丐》一诗中的诗句。

[61]　亚哈是《圣经》里传说的一位以色列王，背叛祖先的信仰，做了许多违背教义的事，详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七至二十二章。

[62]　在唐波夫省波里索格列勃斯基县科留潘诺夫卡村，我听到同一传说的另一个版本，说钢刀杀死了毁谤后母的继子。——作者原注。

[63]　马克西姆的爱称。

[64]　阿列克谢的爱称。

[65]　俄罗斯古代神话中的鸟，其头和胸是女人形状。

[66]　俄罗斯人往往把犯人称为“方块王牌”。

[67]　沙皇俄国的国歌。

[68]　他是《古代世界宗教》《埃及轮回》和政论《论婚姻和妇女》三部著作的作者。我年轻时读过这篇政论，它曾给我强烈的印象。这篇政论的题目我似乎写得不对。七十年代曾在某种神学杂志上刊载过。——作者原注。

[69]　这是俄译本书名，原书名是《约瑟·巴尔索莫》。

[70]　安徒生的童话。

[71]　维亚希尔，意为鸽子。

[72]　这个码头就在诺夫戈罗德市区的伏尔加河畔。

[73]　科利亚是尼古拉的爱称。

[74]　高尔基母亲患肺病死于1879年8月5日，终年35岁。

[75]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大美女。

[76]　列克谢依卡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77]　东正教在为死者做安魂祭时都要点燃白蜡和神香。

[78]　《圣灵祈祷文》的起始语。

[79]　俄国19世纪下半期出版的一本浅陋读物。

[80]　耶稣的一个门徒。

[81]　即旧时的乌克兰人。

[82]　瓦留莎是瓦尔瓦拉（高尔基的母亲）的小名。

[83]　当时高尔基的外公和外婆已分开过，伙食也分开了。

[84]　柯里亚是高尔基母亲改嫁后生的儿子，即同母异父的弟弟。

[85]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6]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7]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8]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9]　俄国作家卡拉什尼科夫的长篇小说，1833年彼得堡出版。

[90]　熊河是顿河左岸的一条支流。

[91]　瓦丽娅也是高尔基母亲瓦尔瓦拉的小名。

[92]　高尔基的《童年》中的一个人物。

[93]　维克多鲁什卡是维克多的爱称。

[94]　指圣经传说中夏娃偷吃禁果的事。参见《旧约·创世纪》。

[95]　民间传说中的一座城市。

[96]　孩子们用作玩游戏的蹄腕骨。

[97]　旧时俄罗斯人对白俄罗斯人的蔑称。显然斯穆雷是白俄罗斯人。

[98]　旧时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99]　旧时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100]　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

[101]　英国作家司各特（1771-1832）的作品。

[102]　英国作家菲尔丁（1707-1754）的作品。

[103]　卡马河上的一个码头。

[104]　司务长Пьянков，其俄文词根пьян有“醉”的意思，故称醉科夫。

[105]　文书Запивохин其俄文词根запиво有“喝啤酒”的意思，故称“啤酒兴”。

[106]　旧俄酒计量单位。

[107]　古代俄罗斯的一种传说。

[108]　古日耳曼和北欧西欧神话中的人物。

[109]　九天使中的第二位。

[110]　《圣经》故事中的天使。

[111]　领航员——即哥萨克。这是一种俏皮的比喻。哥萨克不是什么领航员，但在特定的这件事中他是主角，所以称他为领航员。

[112]　蒙特潘（1823-1902），法国作家。

[113]　俄国当时一种通俗读物的作者。

[114]　当时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骑士小说。

[115]　俄国作家根据西欧骑士小说改编的一本通俗读物。

[116]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出版的一部通俗小说。

[117]　马萨尔斯基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18]　扎戈斯金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19]　扎托夫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20]　卡西洛夫的历史小说。

[121]　大仲马（1802-1870），法国著名作家。

[122]　庞松·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123]　皮埃尔·札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124]　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小说家。

[125]　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惊险小说家。

[126]　巴戈贝（1821-1891），法国惊险作家。

[127]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著名作家。

[128]　格林武德（1833-1929），英国作家。

[129]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著名作品。

[130]　阿尔森·古塞（1815-1896），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131]　阿·贝洛（1829-1890），法国作家。

[132]　波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

[133]　波尔·菲瓦尔（1817-1887），法国作家。

[134]　马里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

[135]　伊丽莎白·维尔纳（1838-1918），德国女作家。

[136]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

[137]　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138]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

[139]　雨果（1802-1885），法国大作家。

[140]　瓦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大作家。

[141]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长篇小说《两个狄安娜》中的主人公。

[142]　大仲马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143]　大仲马长篇小说《二十年后》中的主人公。

[144]　梅歇尔斯基（1839-1914），俄国作家。

[145]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俄国伟大诗人，俄国近代文学奠基人。

[146]　引自普希金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献词”中的两句。

[147]　引自普希金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一支歌”中的两句。

[148]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诗人。

[149]　引自俄罗斯诗人费特（1820-1892）的诗《我仅仅见到你的微笑……》。

[150]　斯科别列夫（1843-1882）是当时土俄战争中一名重要的俄国军官。1877-1878年间土耳其与俄国发生过一场战争。

[151]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152]　俄国作家巴·麦里尼科夫（1818-1883）的作品。

[153]　屠格涅夫（1818-1883）的作品。

[154]　格列宾卡（1812-1848），乌克兰诗人。

[155]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

[156]　魏涅维季诺夫（1805-1927），俄国作家。

[157]　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158]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159]　三一节是耶稣复活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160]　阿廖沙的昵称。

[161]　法国作家德·泰尔莱利（1829-1871）的惊险小说《罗堪博尔历险记》里的主人公。

[162]　大仲马的小说《玛尔戈王后》中的人物。

[163]　路易十一是1461-1483年间的法国国王。

[164]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65]　奥特列塔耶夫是法国作家库古谢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66]　亨利四世是1589-1610年间的法国国王。

[167]　大仲马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68]　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169]　这个村子是俄罗斯古老的制作圣像的中心地。

[170]　是没有抱圣婴的圣母全身像。

[171]　是右手抱着圣婴的圣母像。

[172]　是圣母抱着圣婴，圣婴手里拿着一卷纸的圣像。

[173]　是圣母站在耶稣棺材旁边的圣像。

[174]　是左手抱着圣婴的圣母像。

[175]　是左手抱圣婴，圣婴伸出右手作祝福状的圣像。

[176]　是用自己的披肩覆盖祈祷者的圣像。

[177]　是胸前有七支箭的圣像。

[178]　17世纪中叶尼康总主教实行了一次教会改革，按希腊模式改变了宗教仪式和俄国的经书。

[179]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1651-1709），教会作家，僧侣。

[180]　前面“波诺士”俄语中是拉肚子的意思；“捷拉伊利”则与“丢失”一音相近。故说“哪里丢失了”。

[181]　沙俄亚洲地区使用的重量单位。一巴特曼等于十俄磅。

[182]　书中时而称彼得·瓦西里伊奇，时而称彼得·瓦西里耶夫；前者为昵称，是同一个人。

[183]　俄国《刑法典》第一〇三条规定了对分裂派的惩罚办法。

[184]　《塔木德》是犹太教的一部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法典。

[185]　梅舍茨基公爵是谢苗·杰尼索夫（1682-1741）的笔名，是维戈夫修道院的奠基人。《俄罗斯葡萄》是他的代表作。

[186]　基普里安和杰尼斯均为《俄罗斯葡萄》中的人物。

[187]　阿列克萨沙是一个逃亡的教派分子，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188]　马丁·路德（1483-1545），德国基督教新教创始人。这里彼得把俄国反教堂派与德国的路德混为一谈了。

[189]　沙普洛特派是鞭身派中的一个支派。鞭身派是俄国正教里的一个派别。

[190]　指1812年法俄战争。

[191]　鲍格米勒派是中世纪保加利亚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认为撒旦和耶稣同为上帝的儿子。

[192]　见《童年》第七章里高尔基描写的一个可怜的残疾人。

[193]　传说中生活在5世纪的苦行僧。

[194]　这几首歌均为俄罗斯民歌。

[195]　参见《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196]　俄南罪即手淫罪。参见《旧约·创世纪》第三十八章。

[197]　马克西莫维奇（马克西梅奇）是高尔基的父称。

[198]　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

[199]　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两句诗。

[200]　约伯是《圣经》中一位品格纯正的人。

[201]　作者左托夫（生卒时间不详），是一部幻想小说。

[202]　在圣经传说中，基督曾在约旦河里受洗礼。

[203]　雅科夫列夫（1773-1817），俄国悲剧演员。

[204]　苏格兰女王。

[205]　《西班牙贵族》是法国作家戴内里和仲马普瓦尔合著的一部五幕正剧。

[206]　《西班牙贵族》中的主人公。

[207]　西塔诺夫的昵称。

[208]　参见《旧约·列王纪下》。

[209]　复活节后第一周。

[210]　尼·格·波米雅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作家。

[211]　俄国作家果戈理著名长篇小说。

[212]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

[213]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

[214]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215]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

[216]　俄国作家莫尔多夫采夫（1830-1905）的长篇小说。

[217]　俄国作家奥穆列夫斯基（1836-1883）的长篇小说。

[218]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219]　俄国民意派作家札索季姆斯基·沃洛格金（1843-1912）的作品。

[220]　不准确的法语：妈妈，再给我一点儿腌牛肉。

[221]　法国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作品。

[222]　彼特鲁哈是彼得的小名。

[223]　见《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

[224]　杜什卡的全名。

[225]　格里沙是格里哥利的昵称。

[226]　见《旧约·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

[227]　见《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228]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以赛亚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

[229]　帕姆瓦·贝伦达是17世纪乌克兰学者、辞典编纂家。

[230]　押沙龙在基督教传说中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一个逆子。

[231]　喀山大学位于喀山市内。高尔基1884年秋天来到这里，本来真是想上学，但迫于生活的艰辛，理想终成泡影。高尔基虽然没有进喀山大学，却进了更有教益的社会大学。

[232]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位大科学家。

[233]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

[234]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235]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

[236]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237]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后来成了包税商，被革命法庭判决斩首。

[238]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1793年背叛革命，投降奥地利。

[239]　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作家。

[240]　《基督山伯爵》，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著名小说。

[241]　击木游戏是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画地为城，用几根木棍插立其中，远远地用木棍打去，以打出城去的木棍多少分胜负。

[242]　阉割派产生于18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其教徒必须实行阉割手术，成为绝欲者。

[243]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大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一书。

[244]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曾在土耳克斯坦指挥过阿哈尔-帖金远征军。

[245]　此人是列别金（1864年生），1907年任俄第二届国家杜马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在合作保险协会任职。

[246]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家，亦写过关于穆勒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书评。

[247]　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学院的学生，当时喀山小组的领导者之一，后来当了作家，笔名是叶列翁斯基。

[248]　拉夫罗夫（1823-1900），民粹派。《历史书简》写于1868-1869年。

[249]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家。

[250]　作者是阿·尼·巴赫（1857-1946），俄国生物化学家，参加过民粹派。

[251]　作者是瓦尔扎尔（1851-1940），俄国工业统计学奠基人。

[252]　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革命活动家。

[253]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

[254]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

[255]　此书作者为叔本华（1788-1860），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

[256]　此书作者为俄国社会学者贝尔维（1829-1918）。

[257]　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

[258]　佐藤·潘捷列蒙是西方基督教著名的传教士。

[259]　他就是本书的重要人物罗马斯（1859-1920），革命的民粹主义者。

[260]　“霍霍尔”——革命前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卑称。

[261]　谢肉节是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前的一星期。

[262]　法语的俄文译音：“如果你知道。”

[263]　法语的俄文译音：“如果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264]　吉尔塔是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1813-1901）的歌剧《弄臣》中的女主人公。

[265]　《丑小鸭》是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童话。

[266]　贝亚特里奇是意大利作家但丁（1265-1327）所爱的女人。作家在《神曲》里写过她。

[267]　菲娅美达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所爱的女人，是那不列斯王的公主。

[268]　劳拉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所爱的女人，诗人为她写过十四行诗。

[269]　妮侬是17世纪法国贵族美女，与当时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伏尔泰等有亲密交往。

[270]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是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的《世界的智慧》中的诗句。

[271]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兼诗人。此诗引自其《给我的朋友，革命宣传家》一诗。

[272]　“大洪水”，参见《旧约·创世记》第六至九章的故事。

[273]　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卢托宁·科罗维亚科夫曾在奇斯托波尔县某地发现了地下财宝——一罐阿拉伯钱。——原注

[274]　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人。

[275]　圣瓦尔拉米是一位基督教的圣徒。

[276]　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

[277]　指托尔斯泰的某些宗教哲学著作。

[278]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章。

[279]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早年参加民意党。该党实施恐怖政策后，普列汉诺夫便离开了该党，并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批判民意党的观点。

[280]　古罗马时代，基督教被禁止，其教徒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做礼拜。

[281]　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后者为列宁的哥哥）当时都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因参加谋刺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而被处绞刑。

[282]　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高尔基在喀山时，他也在喀山读书。他俩就在这次会上认识。后来费多谢耶夫在喀山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小组。

[283]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致传播者》一诗中的诗句。

[284]　出自《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285]　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原文原注

[286]　古罗奇卡是古利的爱称。

[287]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

[288]　德雷佩尔（1811-1882），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289]　法利赛人是古犹太的一个教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分离，实际上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犹太教。因此，《圣经》中称他们为伪善者。

[290]　约瑟福斯（约37-95），犹太史学家，犹太军事长官，著有《犹太战争史》。

[291]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著名诗人，他是喀山人，所以喀山有他的纪念碑。

[292]　1887年12月12日高尔基在喀山河岸边曾用手枪自杀。

[293]　卡罗宁（1853-1892）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均为俄国民粹派作家。

[294]　卡罗宁（1853-1892）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均为俄国民粹派作家。

[295]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296]　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297]　哈特波尔·勒启（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298]　拉布克（1834-1912），英国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

[299]　泰罗（1832-1917），英国人种学家。

[300]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301]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302]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303]　我已记不清楚这些农民的姓名了，有可能把他们的姓名写错或是张冠李戴了。——作者原注

[304]　基督教的节日，在每年耶稣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天。

[305]　米什卡是科斯京的爱称。

[306]　马可·安东尼（公元前约83—前30），罗马统帅，在埃及女皇支持下与恺撒·奥克塔维安争夺政权，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战争失败后自杀。

[307]　“民权派”是俄国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1893年成立，由地方知识分子和老民粹派分子组成，1894年被沙皇取缔。

[308]　俄国人把逃票乘船叫乘“兔儿”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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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译本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在人间

译本序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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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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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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