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信息

书名：野棕榈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著

蓝仁哲译

排版&校对：铅笔小新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ISBN：9787540241483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外国小说>美国

编辑推荐

1.《野棕榈》是福克纳评价高又畅销的一部作品。小说甫一出版就登陆《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榜，同时也赢得了批评界的好评：康拉德·艾肯称这部长篇是福克纳“极为优秀的小说之——”，小阿尔伯特·格拉德则认为它是“福克纳最引人入胜和最可读的小说之一。”而米兰·昆德拉更是直截了当地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这样写，“我曾经（我至今仍然）为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的结尾所感动。”

2.《野棕榈》是福克纳的又一本“炫技”作品，这部作品一改意识流、内心独白、时空错位等惯用手法，而是开创性地将音乐中的“对位法”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将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救赎故事错落交织一起，形成了一种主题更深邃的艺术效果与不同一般的阅读享受。

3.博尔赫斯是福克纳较早的推崇者，他首先将《野棕榈》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给当时和后来的拉丁美洲作家的创作以极大影响。

4.著名翻译家蓝仁哲心血译作新版面世。

内容简介

《野棕榈》是由《野棕榈》和《老人河》两部作品交织而成的一部作品，前者是一个爱情故事，后者是洪水中犯人救助受困者的故事。福克纳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我是像你们读到的那样，一章一章写下来的。先是《野棕榈》的一章，接着是大河故事的一章，《野棕榈》的另一章，然后再用大河故事的又一章来做对应部分。我想要同一个音乐家那样做，音乐家创作一个乐曲，在曲子里他需要平衡，需要对位。”两个情节完全没有联系的故事，交织奏响了一曲人性之歌，是福克纳作品中令人心痛至深的一部作品。

作者简介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

福克纳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1949年因“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

总序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尤宁县的一个小镇，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到距离此地不远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家，他算得上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土生子。他的祖先在当地立过战功，修建过铁路，开设过银行，还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到福克纳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他仍被视为“世家子弟”。他身边流传着家族的许多故事，他也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历史包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福克纳上学不很正规，只读完十一年级，后来又在密西西比大学当了一年的“特殊学生”，但他从小读了家藏的许多英美与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又认真读过十九世纪末的诗歌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克纳参加过空军学校，但未来得及正式作战。后来当过小工、售货员、邮务所所长与好莱坞的电影脚本编写人。晚年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除此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小说写作上。他一共写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与一百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数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这些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每一部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等。

一九五〇年，福克纳获得该年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表达了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认为作家的职责在于写出“人类……能够蓬勃发展。……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在家乡骑马时堕下受伤，不久后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时间过得飞快，威廉·福克纳去世倏忽间五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再回首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坛，曾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大都身后寂寞，至今尚能跻身世界文坛大师行列的，还真是不多，似乎只有福克纳仍时不时为人提起。人们发现，福克纳的作品非但不显得陈旧落伍，反倒常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当然，他的文笔不一定合乎今天美国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不断受到文学史专家、批评家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目前，福克纳与莎士比亚是在美国被研究得最多的两位作家。他的作品也一直是许多美国与外国小说家学习的榜样。譬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在获奖演说中向福克纳表示了敬意，认为他是“自己的导师”。我国的莫言也说：“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多年从事福克纳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工作，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在所编写的一本书的前言里试图做一总结。我这样写到：倘若全面综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甚至还保留有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与理想形象的崇敬景仰之情。一方面，他的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美国南方近现代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总体精神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立感表示出深切的关怀。此外他也尽可能在作品里塑造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又显露出尊崇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小说艺术上他更是多有创新，使现代小说艺术能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在语言艺术上，他也显示出风格多样、挥洒自如的大师风范。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组织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出现有心人对福克纳做了介绍。正式译介则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起。当时，在陶洁与本人的策划下，曾出版了一套福克纳作品选集，收入了陶洁等人与我翻译的八部作品。后来又出版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再后来也出过福氏的《野棕榈》及本人译的福氏随笔集。这样的努力对我国文学创作界与读书界了解福氏的文学成就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一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好在二〇一二年后福克纳原作已无版权问题。我见到有《村子》的译本。

最近，我高兴地得知，北京燕山出版社决定在今后数年内出版一套多卷本的福克纳作品，除收入过去的一些较有质量的译本外，还拟约译一些尚未翻译出版过的重要福著。对于这样的好事本人自当积极支持。我本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又有病，能把过去的译作复审一遍已非易事。所以在得知年轻有为的译者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后，真是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近年来，译界的老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在此，我预祝这一套书的完满竣工，并能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1. 典出杜甫《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音乐对位法的形式，自由与责任错位的主题

一九三〇年代是福克纳创作精力最旺盛、创作成果最丰富的时期。继一九二九年他的成名作《喧哗与骚动》出版之后，三十年代里陆续有《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标塔》（1935）、《押沙龙，押沙龙！》（1936）、《没有被征服的》（1938）和《野棕榈》（1939）等七部长篇问世。《野棕榈》是福克纳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是他所营造的约克纳帕塔法艺术王国之外的少数几种小说之一，虽然小说的主要背景仍然在密西西比州境内。

《野棕榈》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正式出版，福克纳的肖像出现在二十三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这部小说出版后销路很不错，甚至比《圣殿》还要好，在《纽约时报》的畅销小说榜上位居第八，卖到一万五千册。《野棕榈》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批评界的反应也相当热烈，康拉德·艾肯称这部最新的长篇是福克纳“最优秀的小说之——”，小阿尔伯特·格拉德则把它描写为“福克纳最引人入胜和最可读的小说之——”。

可是，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引起过不少误解。首先，这部小说最初题名为《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出版过程中编辑却不顾福克纳的意愿，将小说的前一个故事的篇名“野棕榈”用作了全书的书名，虽然两篇故事是照原稿按章节交叉编排的。初期的评论者并未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给予多少关注，然而，一九四六年，马尔科姆·考利在选编《袖珍本福克纳文集》时却单独把《老人河》编入文集，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两篇故事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一九四八年，“美国文库”新丛书先将《老人河》印成单行本，后又将《野棕榈》印成另一个单行本；一九五四年，该丛书总算出了一个包括两篇故事的全本《野棕榈》，却把两者截然分立，似乎是两个没有关联的独立故事。一九五八年，“现代文库”丛书再次把《老人河》作为一篇独立故事纳入《威廉·福克纳：三篇著名短篇小说》一书。这样一来，这部小说便被武断地割裂，不少读者只接触到其中一部分，小说的整体魅力便无法感受了。这样做，对福克纳是不公正的，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顺便说一句，我国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也不知不觉地沿袭了国外的例子，只单独收入了《老人河》一篇。

这桩“历史公案”费了三十多年终得匡正。一九九〇年福克纳版本专家波尔克在为“美国文库”编辑《福克纳小说，一九三六至一九四〇》时，才恢复了福克纳最初拟的书名《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同时把《野棕榈》用方括号附在其后。不可否认，《野棕榈》被出版商更改书名及其以后被分割成独立的版本，在读者中间既造成了混乱和误解，也严重地损害了福克纳这部优秀小说的声誉。也许这段公案，加上《野棕榈》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之外的小说，也推迟了它进入中国广大读者视野的时间。现在这个译本，沿用习以为常的《野棕榈》书名，但两个故事则按章节交叉编排的原貌出现，为了次第清楚还分别以一（一）、二（二）这样的对位形式标明，避免了在美国出版界走过的弯路。鉴于这部小说遭遇割裂与误解的经历，首先让我们谈谈小说中两个故事的相关性，看看两者是如何对位、相映生辉的。

对位法的结构形式

“对位法”（counterpoint）是个音乐术语，指复调音乐的谱写技法，即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和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可见，由“对位”而构成的“复调”音乐，有主调次调、正位对位之分，两者的“结合”是同时的，“横向上”既有两者的“独立”又有“相互间的对比和联系”，从而构成“纵向上……和谐的效果”。福克纳把音乐“对位法”十分成功地运用到《野棕榈》的结构上，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得非常到位。

关于这部小说的形式问题，福克纳前后有过三次访谈讲话，细读之下没有多少出入，实质上是一致的，都在谈两篇故事的“对位”。他一九三九年接受新奥尔良《新闻报》记者采访，记者用间接引语说：“《野棕榈》，他最新的作品，事实上是两本书。”这不足为据，因为他直接引述的福克纳原话是：“我互相对比地表现它们，按对位法规则那样做。”一九五五年福克纳访问日本，八月五日在回答长野相关提问时的答话应当最为明白中肯。他说：为的是叙述我要讲的故事，那个女的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与丈夫，跟着医生一起出走。为了那样讲述，我这样那样一来总算发现了它得有一个对应部分，因此我创造了另一个故事，它绝对的对立面，用来做对位部分。我当初并不是写好两个故事，然后把一个插到另一个里面去的。我是像你们读到的那样，一章一章写下来的。先是《野棕榈》的一章，接着是大河故事的一章，《野棕榈》的另一章，然后再用大河故事的又一章来做对应部分。我想要同一个音乐家那样做，音乐家创作一个乐曲，在曲子里他需要平衡，需要对位。

在这段话里，福克纳讲得很明白：他要讲的故事就是“那个女人……跟着医生出走”的故事，即《野棕榈》；“大河故事”，即“老人河”部分，是前者的“对位部分”，他“一章一章”交叉地写，“如同一个音乐家……创作一个乐曲”。这样写成的小说，表面上是两则故事，实际上是彼此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有机整体；硬性地把两者割裂开来，必然会破坏整部小说应有的效果，福克纳创作时竭力保持的气势便会荡然无存；而两个故事分开，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会失去复调音乐的深沉意味而变得单调平板。这两个故事被一些版本分割后，居然经受住了三十多年的考验，完全是由于福克纳的创作已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平，才让读者感到分立的每个故事也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而一九五六年年初，福克纳回答琼·斯坦因有关提问的那一席话，在谈对位法的同时，更为细致地讲述了写作过程中他在如何保持故事推进的气势，如何在应用对位法达到两个故事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他在答话的开头和结尾都在强调：“那只是一个故事……夏洛特和威尔伯恩的故事。”这进一步表明，《野棕榈》这部小说的《野棕榈》部分是主体、主调、主旋律，《老人河》部分只是对位的映衬，是复调；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野棕榈》来作为整部小说的标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福克纳当初提过“书名不要改动”，但后来用了《野棕榈》，他在几次访谈中只字未提改书名的事，却一再重复他采用了对位法来写《野棕榈》，写的是“夏洛特和威尔伯恩的故事”，而《老人河》部分的故事是对位部分，是前者“绝对的对立面”。

福克纳为什么一再表明自己是按音乐对位法写成《野棕榈》的，他的小说是不是实现了他强调的对位？首先，让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小说的两个部分：《野棕榈》讲的是人世间的故事，一对年轻男女突破社会规范和世俗约束，牺牲了一切，去寻找个人的自由和爱情，到头来却并不自由，把爱情也丢了：女的怀了孕，堕胎后流血不止而死，男的非法动手术致人死命，被判五十年监禁。《老人河》讲的则是自然界里的故事，阴雨连绵，洪水决堤泛滥，两个犯人，一个高瘦一个矮胖，受命进入波涛汹涌的洪流去搭救一男一女；高个子在水上漂泊了十天，颠沛流离长达七周，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回到监狱，却被荒谬地加判了十年徒刑。前一个故事是一出悲剧，后一个则是一幕喜剧。在两个故事的结尾，连最后的一句话也是对位的：夏洛特悲惨地死了，留给哈里·威尔伯恩的只有记忆——“他想，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他不愿服毒而选择活下来的唯一目的是“女人”，哪怕只是关于女人的回忆。而高个子犯人呢，面对胖犯人一再的讥讽与调侃（“再有十年没有女人的日子”），却说：“女人，呸！”两句结尾的话不仅思想内涵相对照，就连表达的方式——一个“想”一个“说”，也巧妙地对上了位。

其次，从时间上看，《野棕榈》故事设定在一九三七年，是作家写作的现在时，《老人河》则在一九二七年，并以传统的讲历史故事的口吻开头（“从前……有两个罪犯”），用过去的故事来对应现在的故事，这就相当于“对位法”中明确设定两个不同声部。据《野棕榈》的研究者麦克汉尼对手稿的考证，设定两个不同的时间，的确是福克纳匠心独运之处：“有具体的证据表明，福克纳最初也许打算把两个故事都定在同一年，洪水泛滥的一九二七年；他的打字稿上有把哈里出生时间画去的符号；一九〇〇年被改成了，一九一〇年。于是，哈里成了一九三七年二十七岁。”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开始冒险的时间也相对应：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午，夏洛特和哈里登上火车离开新奥尔良去芝加哥；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半夜，劳教农场的犯人被吆喝起来赶进卡车离开帕奇曼。而且，两桩冒险所经历的地域轨迹也大致相仿：夏洛特和哈里从新奥尔良到达芝加哥，后来去威斯康辛州的湖边，又回到芝加哥，再自我放逐到犹他矿场，最后回到新奥尔良附近的海滩；与之对位的是，高个子在大河急流之上迷失方向，随倒流的河水从下游到了上游，后来又盲目驶进了河岔，往来两次经过维克斯堡，流落到克京人所居的荒野，最后回到监狱农场。两个故事里也有不少意象、暗喻或象征相互对位的例子：夏洛特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强烈欲望，恰如老人河决堤奔流的洪水；在夏洛特和哈里出现的场景，尤其是最后四天在海滩边租的屋子、抢救夏洛特的医院、审理哈里的法院以及哈里牢房的窗边，都有野棕榈的扇叶在黑风里“发出干燥的吱吱声响”；高个子在大河波涛起伏的激流上，周围到处“泛起巧克力色泽的泡沫”，“船底及其四周尽是残骸杂物”；哈里用手术器械堕胎失败，高个子用罐头盒边沿接生成功；冰天雪地的矿场、采矿的矿井、与巴克纳夫妇的交往以及同住一室；无边水草的荒野、捕鳄鱼的水渠、与克京人的交往以及共住一屋，等等。

从局部看，两个故事各由五章组成，一章一章交叉，同时也一章一章对位。篇幅有限，仅以两个故事都很简短的第一章为例。时间相隔十年，但都在五月，《野棕榈》以该故事的尾声为起点，一上来就听见“敲门声又响起了，拘谨而又紧急”。医生拿着手电下楼便开始猜测和回忆新入住的一对男女房客四天来的情形，奠定了故事闪回的模式，以下的第二、三、四章都是闪回的情节；“老人河”的故事则从头开始，“从前……有两个罪犯”的慢悠悠的调门与前者的“紧急”形成鲜明对位，接下去第二、三、四章的情节顺时间朝前推进。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在第一章出场，夏洛特和哈里通过房东医生的回忆和具体情景来展示，一高一矮的两个罪犯则以第三人称视角直接概括交代。《野棕榈》里的紧急是夏洛特动了堕胎手术后流血不止，这天夜里疼痛难忍，需要找医生或上医院，而隐藏在“老人河”背后的危机则是阴雨连绵、洪水上涨的信息不断从胖犯人念的报端传出，半夜里劳教农场的犯人立即撤离。两个故事的首章结尾也很有意思，前者的最末一句：“‘现在你可以进来了。’他说。”随着医生的进入，读者走进夏洛特和哈里的故事。后者的末尾则是：“一小时前，大堤在芒德的码头决口了，赶紧起床离开这儿！”随着犯人的撤离，读者跟着步入《老人河》的故事。

夏洛特：福克纳笔下的“新女性”

有关《野棕榈》的评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大多从社会批评、伦理批评、心理批评或比较文学等角度切入。之后，由于女权运动的开展和女性主义文论的兴起，不少论者围绕夏洛特·里顿迈耶展开讨论，因为夏洛特是福克纳笔下一位与过去许多女性人物不同的新女性。

毫无疑问，夏洛特身上显示出不少女性主义者珍视的很典型的女性特征。首先，她的衣着让人一看便知，她是挑战世俗和传统的女人。她在小说中一出现，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她穿条“褪色的牛仔裤”，“穿的是便裤……男人的裤子”。她不仅以穿牛仔裤来表明个性，还打破性别界限，穿男人的裤子，她刻意以衣着为无声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在第一章的末尾，我们还知道她睡觉从来不穿睡衣，见医生前才穿上的那件是“那唯一的一件睡衣”。她首次遇见哈里，见他穿了别人的夜礼服来参加聚会，便责问他“怎么穿这身服装”。知道夜礼服是借来的，她临行前特意叮咛哈里，下次会面“别穿这身衣服，穿你自己的”。

她自幼性别意识很强，她告诉哈里：“我家里除了我都是男孩子。我最喜欢我大哥，可你不可能同你兄弟一起睡觉。”她还很要强，“我七岁的时候和我哥打架，跌到了壁炉里，因此有了脸上的疤痕，我肩膀、身侧和臀部上也有，我已经习惯不等别人问起就讲。”她不注重自己的外貌，参加聚会也“没有化妆”，对自己脸上的疤痕，甚至不为人知的其他体位的疤痕，也全不在意，而且还主动对人讲。她看重的是自己有一双能干的手，具有制作工艺品的本事。

夏洛特追求行动自由，个性解放。她同丈夫一起参加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偶然遇上哈里，一个比她高大的年轻单身男性，便抛开丈夫主动与哈里搭讪。她虽然并不了解哈里，只要她自己心里有意，就将自己和盘托出，告诉对方自己的家世、身世。说完这些，便提出与哈里单独约会。在传统的男女往来关系上，女方往往是胆怯而又含蓄被动的，可夏洛特却大胆主动。就这样，两人频频幽会，甚至上旅馆开房间；只消两周多时间，夏洛特就向丈夫摊牌。丈夫不同意离婚，她便抛下丈夫和两个女儿，同哈里一道离家出走。她决心为爱情付出一切，甘愿受苦。

夏洛特有很强的女性独立意识。到了芝加哥的第二天一大早，她便独自去找住所。而且不到中午，她便找到了能表明女性独立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她聪明能干，自信是个不错的手工艺术家。为了挣钱糊口，她在家里搭起工作台，用自己一双巧手，制作出“五花八门的小形体——鹿、狼狗、马、男人、女人，手工精巧，形态各异，别出心裁却又令人叫绝”。她不仅自力更生，还在困难中表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拿不到工作订单，她不气馁，而是又制作起木偶来，请摄影师摄下作为杂志封面或广告，四处兜售。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搬到威斯康辛的湖边去住，在饥饿和寒冷逼近的境遇里，她活得有滋有味：白天游泳作画，晚上光着身子钻进哈里睡的小床。在犹他州冰天雪地的矿场，为了解散受蒙蔽的矿工，她用当场作画消除语言障碍，沟通了信息。

夏洛特对爱情满怀激情，要求做到相爱必须像是“一直度蜜月，持续不断，长久永远，直到我们之中一人死去。不能有任何别的活法，不管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等待你我的不会是平安宁静的赎罪方式，直至善行、或忍耐、或羞耻、或忏悔降临到我们头上”。对她来说，活着就是为了爱。夏洛特的性欲十分旺盛，在她看来，性欲没有什么值得自己掩饰或遭人非议的。她追求的自由，也许首先就是性自由，她渴望的爱，首先就是性满足。因此，一摆脱丈夫，还在芝加哥的火车上，她便叫哈里订好车后部的特等卧铺间，迫不及待地“脱下了外衣……过来替他解开领带，推开他突然变得笨拙的手指”。夏洛特一再声称自己喜爱淫荡，临终前引以为慰的也是“咱们快乐过，不是吗？玩性爱……”福克纳在小说里特别为夏洛特这个人物造了一个词“bitching”（淫荡）。她说“whore”（妓女）一词也不忌讳，甚至以此自况，还对巴克纳太太说：“我就想做一个那样的女人。”

如上文所述，福克纳强调《野棕榈》写的就是夏洛特和哈里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只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故事里，夏洛特始终是主角：爱，她是主动者；出走，她是领路人；在艰难的生活境遇里，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人生理念，她是哈里的导师。哈里感到，是夏洛特抚育了他，“我从内心感到，她不是情人而是母亲”。因此，夏洛特和哈里的爱情故事实质上是夏洛特的故事，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追求行动自由和理想爱情的故事。在福克纳笔下，夏洛特是一个完全可以同凯蒂·康普生相提并论的人物。不同的是，在《喧哗与骚动》里，凯蒂这个中心人物从未出场，只是被其他人物一再从各自角度述说，而夏洛特却一直站在前台，居于故事中心，直接而又充分地展示了她的性格与个性，理想与行动。

自由与责任

据福克纳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考证，夏洛特这个人物的原型有三：一是海伦·贝尔德，福克纳的初恋情人；二是埃斯特尔，福克纳的妻子；三是米塔·卡彭特，福克纳写《野棕榈》时刚分手的恋人。值得读者深思的是，福克纳给夏洛特和哈里的爱情故事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夏洛特抛弃一切去追求爱，爱情的结晶——怀胎却成了负担，堕胎失败，她流血不止而死，替她堕胎的哈里因此被判处五十年监禁。夏洛特生前说过：“我宁愿死在海洋里而不被吐到一片死寂的海滩，被烈日晒干而留下一团莫名的污迹，就以此作为我的墓志铭吧。”然而与她生前的愿望相反，她偏偏死在密西西比河口的一片废弃的海滩上——那儿“不再有建筑物，不再繁荣”。如果仔细辨认，我们也许可以从那团被烈日晒干而留下的印迹里读出不同的墓志铭内容。

首先，我们要问：夏洛特的爱情理想究竟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乍看上去，她的爱情观也许会被恋爱中的男女奉若名言：“爱情和受苦是一回事，爱情的价值就是你必须付出的总和。”不错，爱情意味着牺牲，付出的越多价值才会越大。但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爱的双方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在浪漫的爱情故事里，这类貌似高深的表白，堂而皇之的山盟海誓，可谓层出不穷。夏洛特如此这般向哈里说教的时候，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正如她同时坦白承认的，那是她“从书本上读到的话，可是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而且这是她第二次见到哈里时才明白的话，她说这话的目的在于辩解她为什么“不需要为孩子着想”。一个年满二十五岁、已有两个小孩的母亲，与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见面两次便决定抛下女儿出走，这与其说是为了爱的奉献，不如说是爱的再次赌博。实际上，她这是在把“从未相信过”的、自己也不明白的爱情箴言盲目加以实践，她是中了三级言情小说的毒，受了蛊惑与欺骗，正像《老人河》中那个高个子犯人读了大量的犯罪小说，“出于愚昧无知，上当受骗”。因此，夏洛特绝没有自己的爱情理想，也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爱情，而她把书本上的爱情灌输、强加到爱情缺失的哈里身上，哈里是受了两重欺骗，最终难免落得个蹲监狱的下场。

夏洛特追求自由，具有反叛传统和世俗的个性。追求自由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萨特说过：“人并不是自己要存在于世界的，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然而，自从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夏洛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拉特·里顿迈耶，和她大哥“上中学时同住一个寝室”，于是她“嫁给了拉特，现在已有两个女孩”。从夏洛特向哈里做的自我介绍里，我们可以推断，夏洛特与拉特的婚姻是相互认识、自由选择的结果。拉特的年纪与哈里相仿，“一张脸算不上英俊而且无甚表情，说不上有头脑但却很精明；总之，颇有些风度：自信、懂礼貌、富有成就感。”夏洛特有什么理由要同他离婚？婚后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即使婚姻生活有可能变得平淡，不能不受自由选择的婚姻带来的约束，但也不能不顾对家庭和小孩子承担的责任。拉特不同意离婚，她明知“事情没有完结”，还是不顾一切地“必须割断”，甚至歪曲地引用《圣经》：“你的眼睛要是冒犯你，就把它挖出来，小伙子。”这表明夏洛特宁肯下地狱也要逃避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接着说：“我必须割断它。车后部的特等卧铺间还空着，去找列车员。预订到杰克逊站。”原来，她割断前次婚姻纯粹是为了另寻新欢，纯粹是为了满足性欲。

在新的两人关系里，夏洛特考虑的也只是她自己，她对哈里没有责任感。哈里是个天真汉，夏洛特心里明白：“你要是以前恋爱过，那天下午就不会上火车，对不对？”在出走后的生活里，夏洛特一心要做的，是教导他跟她去实践她心目中的爱情理想。即使在亲密的接触中，她总是“摇他的头，以她那不在意的鲁莽方式，推搡得他感到有些疼痛”，哈里“想到她身上有种不爱任何人、不爱任何事的东西”。当她找到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哈里心想：“她选择了一个容纳爱的地方，而不是供我们容身的场所，她不只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她在追逐心中抽象的爱的幻影。甚至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她求拉特别难为哈里，也不是在替哈里着想：“别为难他。我不是为他求你，也不是为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为……所有曾经生活过、犯过错误但用心良苦的男人和女人。”

在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里，哈里·威尔伯恩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为了爱情，他辜负了父亲的遗愿——“取得医学外科学位的开业执照”。在就差四个月就可以完成实习而取得医生资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夏洛特，便一头栽进她的爱情幻影。他是个孤儿，把他抚养成人的异母大姐在他读医学院的日子还继续接济他，每逢生日都发电报祝贺他，平日打电话来问候他，对他可谓情同母子，关怀备至。可他一旦同夏洛特走到一起，便忘了一切，竟把“每周应寄给他姐姐的两元钱”花在约会上。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应当是自由的，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人。在众生芸芸的这个世界上，人总是处在一个又一个特定的境况中，而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同他人相处，得在大家共同生活的家庭和社会里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对一个人来说，自由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不能以个人的自由去妨害他人，只有以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任的行动才能达成个人的自由。萨特说得好：“一个人最后总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他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别无选择。”夏洛特追求的是她个人的自由，采取的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行动。她理想的爱，“一直度蜜月”的爱，只存在于虚构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小说里。因此，她领着哈里追寻了一大圈，仍然无可奈何地回到原地，以血的代价终止了生命；追随她的天真汉哈里·威尔伯恩，虽然选择了“悲痛的存在”而活着，可他无法坐穿五十年的牢底。

面对夏洛特和哈里的悲惨故事，我们也许应当从福克纳的复调声部里，从那个高个子犯人身上得到启示。高个子犯人也受过犯罪小说的毒害，可他一旦受命，驾条小船去搭救困在树权上的孕妇和棉花仓顶上的男人，便一直握紧桨板，在浊浪翻滚的急流中划个不停。结果，他不但救出了那个女人，还帮她成功地接生了下一代。为了能够归还那条小船，他一直用条藤蔓把自己和那船拴在一起，无论他到哪里，都不与小船分离。他尽了自己的职责，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儿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那根桨板，代表着他在激流里寻求自由——安全——的不懈努力，那条藤蔓，象征着他对责任的萦怀牵挂。“老人河”故事仿佛重演了人类再生的神话：一个自然的原始人，驾着诺亚方舟，救起落水的夏娃，为人类迎来了新一代生命。

最后，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谢意：十年前虽然译过福克纳的《八月之光》，这次翻译《野棕榈》却并不轻松，翻译过程中仍遇到不少疑难。我的美国朋友查尔斯·皮克（Charles Peek），一位福克纳专家，先是帮我把疑难问题挂上了美国福克纳服务网站，可是，除了一位热心的中学教师、福克纳小说读者（Michael Fonash）外，没人回应；最后，还是查尔斯·皮克拨冗解答了我提的问题。在感谢他们的盛情帮助的同时，还必须说明，译本中仍然可能存在理解和表达的欠缺，甚至是错误，这些则应当由我自己负责。

二〇〇六年元月十日重庆歌乐山下

1. 康拉德·艾肯：《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形成》，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大西洋月刊》。

2. 小阿尔伯特·格拉德：《福克纳的两件活合而为一，几年来的最佳作品》，见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波士顿晚报快讯》。

3.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

4. “对位法”，见《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八页。

5. 詹·B·梅里韦瑟与迈·米尔盖特：《园中之狮》五十四页，转引自李文俊《福克纳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百九十页。

6. 詹·B·梅里韦瑟与迈·米尔盖特：《园中之狮》五十四页，转引自李文俊《福克纳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百九十一页。

7. 托马斯·麦克汉尼：《福克纳的〈野棕榈〉研究》，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三十八页。

8. 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周煦良等译。

一 野棕榈

敲门声又响起了，拘谨而又紧急；医生正在下楼梯，手电筒的光线照在身前，照在带褐黄斑迹的楼梯井，照到榫槽接合式木屋带褐黄斑迹的下层小厅。这是海滩边的一处小屋子，算是有两层，夜里用油灯照明——或许只有一盏油灯，是他的妻子在晚餐后提上楼来的。医生此刻穿的不是睡袍而是衬衫式睡衣，同样，他抽烟袋而不抽雪茄，尽管他没学会用烟袋，也知道这辈子不会喜欢上烟袋；而雪茄呢，他只偶尔抽抽，那是星期天他的病人送给他的；一周抽三支雪茄，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购买的。他拥有这一处小屋，旁边还有一间，并在四英里开外的村庄里另有一幢住宅，那儿使用电灯，墙壁是粉刷过的。他今年四十八岁了，不穿睡袍不抽雪茄，因为他父亲在他十六岁、十八岁和二十岁时都告诉过他（而且他也相信），睡袍和雪茄是少爷小姐享用的。

这时已过午夜，才过不久。他能判断得出来，尽管门窗紧闭，隔断了风，尝不着、闻不到、感觉不出海风的气味；因为他是在这儿出生的——不是在海边的这间屋子，而是在镇上的那幢住宅，他这辈子一直居住在那儿，包括在新奥尔良上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四年和当实习医生的两年（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很壮实，一双大手却如女人一般柔和，他完全不该选择当医生；在大都市待了六年左右，却还带着乡下人闭塞的惊异目光看他的同学和同事：那些瘦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工作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他看来——他们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见习护士的脸庞显得粗鲁傲慢，仿佛荣获了鲜花奖章似的），他对这样的日子感到厌倦，于是毕业的时候，尽管成绩在班上不高也不低，属于中等偏下，他还是回到了家乡，就在同一年与父亲为他挑选的媳妇结了婚；四年之内，成了父亲建造的房屋的主人，继承了父亲开创的行业，原封不动，不增不减；婚后十年，没有小孩，他和妻子整个夏天都住在这处海滩小屋，兼管旁边的小屋——他出租给夏天来的旅游者或者渔民，甚至租给来海滩野餐聚会的人。他们从未度过蜜月，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他同妻子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在那儿的旅馆房间住了两天。如今已结婚二十三年了，一直睡在同一张床上，还是没有子女。

即使隔绝了海风，他仍然能判断大致是什么时候，就凭那一罐子已变味的秋葵汤，那一大土罐汤就摆在隔着薄板的厨房那边的冷炉灶上——这一大罐子汤是他妻子当天早上熬的，熬来分送一些给他们的邻居和旁边小屋的房客：四天前租房的一对男女，大概不知道送秋葵汤来的人不仅是邻居还是房东呢；女的一头黑发，一双神情异样、冷峻无情的黄色眼睛，镶嵌在颧骨高突、面皮紧绷、下巴厚实的脸上（医生先是称之为阴郁，后又称之为恐惧）；她年轻，终日坐在一张新的却很廉价的海滩椅上观望海水，穿一件旧汗衫，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一双帆布鞋；她不在阅读，不在做任何事，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无须借助那紧绷的皮肤，那冷漠而又内敛的目光，医生（或者说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消一看就明白，那全然不动的神情里既无痛苦也无恐惧，里面仿佛有一个生命在倾听，甚至在谛视某个下垂的器官，譬如说心脏，不住地在隐隐流血；那男人也很年轻，穿一条脏兮兮的卡其布便裤，一件无袖运动内衫，连帽子也没戴，而在这个地区连小伙子也相信炎炎夏日会晒坏人的；他总是光着脚在海滩上沿着潮水边行走，回头拾上一捆漂木柴，用皮带扎着。他从坐在海滩椅上一动不动的女人身旁走过，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头也没扭动一下，甚至眼也不抬一下。

可是，医生暗暗在想，她关注的不是心脏。从第一天他透过隔开两处小屋的夹竹桃丛中看见她——他并非有意窥视——他就明白了这点。然而恰恰是，问题并非如此，这一假设本身正包含了秘密和答案。他似乎已经看清了真相——那真相的若隐若现的形影；他与真相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纱，就像他与那女人之间只隔一道夹竹桃枝叶。他并没有窥视，没有探听，也许只是心里在想：我会有足够时间去弄明白她在倾听的器官是什么，他俩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也许那时候，这个医学博士就知道，只需几天而不是几周时间就会弄明白），心想，要是她需要帮助，算她幸运——他这个房东就是医生；他这时才突然想到，既然他俩多半不知道他是房东，也许就更不知道他是医生。

当初，房地产代理人打电话说有人租房，曾对他说过：“她穿的是便裤，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女人穿的那种宽松便裤，而是男人的裤子。就是说，恰好在男人都合适的地方，对她可是太小了点儿；而真要有哪个女人穿上它的话，除非是自个儿愿意。我猜，马莎小姐是不会太喜欢这个的。”

“只要他们按时付租金，她不会介意的。”医生说。

“一点儿不用怕，”代理人说，“我一定会让他们按时付的，我干这行够久的了。我说，‘租金得预付。’他说：‘行，行。多少？’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什么的，穿条肮脏的打鱼裤，外衣下面只套件汗衫；掏出一沓钞票，十块一张的，一共就那么两张，我顺手抽出另一张找还他。我说：‘当然，你要是照现在屋内有的家具租去，这是很便宜的。’他说：‘行，行，多少？’我相信我能多收一点的，因为你说过家具的事儿；他要的就只是四壁挡风，然后有扇门可以关上。她一直待在出租车里不露面，坐在那儿，等着，穿着那条应该大的部位却偏偏太小的便裤。”电话里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的头脑里却还悬留着嗡嗡的声响，一种不出声而偷着乐的更响的变音。于是，他几乎厉声说道：“是吗？他们想不想多要家具？屋里除开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床上的垫子也不——”

“不，不，他们不想多要了。我告诉过他，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他们随身带来一把椅子——那种能折叠起来捆在出租车上的帆布椅。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那悬留不散的无声的笑又回荡在医生的脑海里。

“喂，”医生说，“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回事？”尽管不用对方明说，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我猜，除了那条裤子，还有让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我不认为他俩是结了婚的。啊，他可说是结了；我想他不会是在瞎说她，也绝不至于是在骗自己。问题是，他俩没有结婚，她没嫁给他，因为我能嗅出结了婚的男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莫比尔或新奥尔良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我同样能够嗅出她是不是——”

他俩当天下午就住进了那小屋，那陋室，只有一张床，床的弹簧和垫子都挺差劲；那炉子只配了一口煎锅，煎了几十年的鱼，锅底都增厚了；煮咖啡的壶，与之不相匹配的几只铁汤匙，几把刀叉，几只杯盘，以及原本装着果酱果冻之类一同买回的两三件饮料容器；还有那把新帆布椅，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视棕榈树的扇叶胡乱晃动，叶子拍击着发光的海面发出干涩的声响；还有男人从海边拾回并搬进厨房的漂木柴。两天前的早晨，巡回海滩的牛奶车在那儿停留过；医生的妻子看见那男人拿着一条面包，提着一个臃肿的纸袋，从海滩那头一家小杂货店回来，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鱼为生的。他妻子还把见到他在厨房台阶上清洗（或者试图清洗）一摊子鱼的情形告诉医生；她讲述起来语气确凿，带着挖苦和怨恨——这女人虽不显腰身却也并未发胖，没有一处胖得过敦实的医生；大约十年前她就开始变化，浑身上下变得灰不溜丢的，好像头发和肤色都一块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眼睛的颜色，随同她显然有意选择与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颜色。她大声说道：“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团糟。厨房外面又脏又腥，炉灶上也是一个样儿！”

“说不定她会做饭。”医生温和地说。

“在哪儿，怎么做？坐在外面院子里做？他什么时候把炉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可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虽然她没有明说出来。她没有说过“他俩没结婚”，但这一点医生夫妇都心照不宣。他们都明白，他俩之间谁要一旦挑明，他会把这一对房客撵出去的。不过，他们谁都拒绝说这话，这不仅是因为他要是赶走他们就得退还租金，不退对不住良心；他想得更多的是，他俩就那么二十元钱，而且那还是三天以前的数目，而且她可能害了什么病。医生是生在乡村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这时，做医生的他战胜了那个受过洗礼的他；有某种东西（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战胜了也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因为也许还有种什么东西比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更有发言权。这天清晨，她穿件棉布睡衣，像是裹上了一块兜尸布，全然没了形体，灰色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她从窗口叫醒医生，指给他看那男人迎着日出从海滩扛回一捆用皮带束起的漂木柴。医生中午回家时，她已经熬好偌大一锅秋葵汤，足够十来个人喝的；她带着倔强的撒马利亚式妇女乐善好施的劲儿熬好了这锅汤，一本正经，愤懑而又心甘情愿，这样做仿佛令她感到高兴，她只管熬，不管会剩多少，剩下的吃不完会一直放在炉子上，一天天来一天天去，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喝光；而他们出生在海边，天天望见大海，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儿；他们偏好的是金枪鱼、鲑鱼以及买回来的罐装沙丁鱼，那是经过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油脂厂用油加工制作的。

他亲自送了一钵汤去——矮小胖墩的身上穿件不太新的亚麻衫，有些邋遢，钵上罩着一块（还不曾洗烫过的有褶皱的新）亚麻巾，有些笨拙地端着钵子侧身穿过夹竹桃树丛，那副热心肠的别扭劲儿，让人觉得他在顽强地执行基督的使命，虽然说不上出于至诚或怜悯，总算是一片责任心。他放下钵（她没有从椅子上起身，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暗暗地瞄了一眼），仿佛钵里盛的是硝酸甘油；医生胖胖的未修过面的脸上只是傻乎乎地亮了一下，但这张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一双有医生经验的眼睛，什么也别想逃过，他不露声色却全看在眼里：女人不仅面孔瘦削而且十分憔悴。他想，是病了。有两分，也许是三分。但不是心脏，于是清醒过来，更加明白，发现那双漠然凶狠的眼睛正盯着他，充满了无限的深仇大恨，就他回忆所及，这似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这目光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就像一个人心里高兴时会带着愉悦随意地望一根杆子或一棵树。他（医生）不是在自我解嘲，那仇恨的确不是指向他的。他想，那是指向整个人类的。也许不，不是。等等，别急——遮掩的薄幔就要开启，推论的轮齿就要咬合——不是整个人类，只是男人，男性。可是，为了啥？为什么？他的妻子也许注意到了她有戴过结婚戒指的暗淡迹印，可他，一个医生，却看清了更多：她生过孩子，他想，一个吧，无论如何。我可以拿我的学位担保。如果科弗尔（房产代理人）没说错，那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他应该——应该能够说得准，嗅得出，像他声称的那样；他显然是干租海滩小屋这一行的；同样的原因、类似的压力或干代理人的需要，也会驱使城里某些人装修房间来提供给诡秘的人和报假名字的人……就算是她对男人憎恨到了极点以至抛弃丈夫和孩子，也不至于不仅来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还显然在一起受穷受苦，而且她自己病了，病得不轻。或者为了另一个男人甘愿受苦，把丈夫和孩子抛弃，而后就——就会……他仿佛能够感到，听见——轮齿在吱咯吱咯地响，响得更快了；他感到需要加快速度，快到能够持续推进；有一种预感：轮齿最后咯噔一声，领会的铃声响了，他却没有完全接近能看见和听见的程度：是呀，是呀，男人作为一族究竟干了什么冒犯了她，使她对我表露出那种目光，这之前她从未见过我，这以后也会不屑再顾；在同样的深仇大恨的目光下，那男人得扛上一捆柴从海滩走过她身边，用那柴火去煮她吃的饭。

她甚至无意从他手里接过那钵汤。“这是秋葵粥，不是汤，”他说，“是我妻子熬的。她——我们……”她瞧见他俯立着，肥胖的身上穿件打皱的亚麻薄衫，手里小心地端着钵子，她仍然一动不动。他压根儿没听见她男人的动静，直到她朝他说话的时候。

“谢谢，”她说了一声，“哈里，把钵子端进屋去。”这时，她甚至不再瞧医生，只是说道：“谢谢你妻子。”

当他在一束摇晃的亮光后面走下楼梯时，心里还想着他的两位房客；他往充满秋葵粥馊味的下厅走去，向门口走去，向敲门声走去。并不是出于什么不祥的预感或征兆，他才料到敲门的会是那个名叫哈里的人，只是因为四天以来他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想过。这位傲慢的穿件旧式睡衣的中年人，此刻成了美国喜剧中的一大支撑人物，刚从不育妻子的乏味床头爬起来，就又想起了（也许刚才还梦见）那陌生女人眼里射出的没有目标却十分深沉、令人困惑的憎恨目光。他又一次感到就要参透，只隔着那么一层薄幔，正在突破薄幔琢磨，仿佛摸着了却又并未触到，几乎看清了却又并未明白真相，于是他无意识地突然在楼梯上停住脚步，脚踏一双过时的用边沿布线织成的拖鞋，疾速地想着：是呀，是呀，整个男同胞，男性，确实干了什么冒犯她的事；要不，是她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敲门声再次响起，仿佛敲门人觉察到他停步了，要么从门底下看见手电筒光不闪了；又一次敲门，带着陌生人深夜求助的既怯生又坚持的意味。医生再次举步，不是去回应重新响起的敲门声；他没有任何预感，只是再次响起的敲门声巧合了他四天来老是不断陷入的困惑和琢磨，那像是抓住了答案却又并未抓住的困境；仿佛是本能在推动他举步，他的身体自身能够移动，不是心智在指挥而是相信身体的前移会带动他更靠近那薄幔，在他就要被拉开并揭示那神圣独在的几乎就要触及的真理之时。因此，他开门时没有任何预感，向外张望之际，手电光照在了敲门人身上，来人正是名叫哈里的那个男人。他站在黑暗里，站在风里，看不见的棕榈复叶在那风中互相碰撞，发出强烈的干沙声响。像医生通常见到他时的情形，上身穿的是件没袖的汗衫，下身是条帆布裤子，嘟哝了一声客套的致意，说出此刻的需求，要借用一下电话；而医生站在那儿，穿的睡衣垂到松弛的腿肚处，望着来访者，欣喜若狂地在想：现在我就要发现真相了。“呃，”他说，“你用不着电话，我就是医生。”

“哦，”对方说，“你马上来一趟好吗？”

“好，让我穿好衣裤。是什么毛病？我才知道该带什么。”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医生对此很熟悉，早见过这种表情，相信自己明白其中缘由：这是人类固有的不可更改的本能，试图对他们花钱请的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医生或律师掩盖部分真相。“她在出血，”他说，“你的收费是——”

可是，医生没注意听这个，却在自言自语：噢，是的。我以前怎么没……是肺部，当然。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好，”他答道，“你在这儿等一下吧？或许进屋来？我只消去一会儿。”

“我就在这儿等。”对方说。可是，医生同样没听清。他已开始往楼梯上跑，快步走进卧室，妻子在床头用胳膊支起身，看着他费力地穿上裤子，他的身影被床边矮桌上油灯的光线投上墙壁，显得怪模怪样的；她的影子也很古怪，像蛇发女妖一般，一头灰发用卷发纸紧紧地卷束着，突现在灰色的面孔和高领的睡衣上方，全都灰成了一片；仿佛她周身的衣裳都得分享她那不可改变、不可征服的德行所具有的庄重的铁灰色彩，而这色彩，医生往后才会明白，几乎无所不在。“是的，”他说，“在出血。也许是大吐血，肺部，我怎么压根儿没——”

“更有可能，是他用刀砍了她，或者向她开了枪，”他妻子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不过依我那次从近处看见的她的神情，应当说用刀动枪来伤人的更可能是她。”

“胡说，”他应了一声，一边套上裤子的背带，“胡说八道。”接着，他不是在同她说话：“嗯，笨蛋，偏偏把她领到了这个地方来。到海边，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海岸——你要我把油灯熄掉吗？”

“行。你要是等到付了费才回来，多半会挨在那儿很长时间的。”他吹熄了油灯，照着手电重又走下楼梯。他的黑色皮包就放在厅堂桌上他的帽子旁边。那个名叫哈里的人仍然站在前门口外面。

“你最好现在就收下这个。”他说。

“什么？”医生说，停住脚步往下瞧，手电光照在那人伸手递过来的一张钞票上。就算他没别的开销，现在也顶多只剩十五块钱了，他心想。“不，待会儿，”他说，“我们最好赶紧去。”他跟随跳跃的手电光束，急匆匆地往前跑去，另一个则大步跟上。两人横过医生略有些遮盖的院子，穿过分界的夹竹桃树篱，走进毫无阻挡、恣意劲吹的海风中；海风在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里嗖嗖地吹拂，在另一边没人照管的院子里的那些倔强的盐草之间嘶嘶作响。现在，他能看见另一处屋内亮着微弱的灯光。“在流血，是吗？”他问。天空阴暗，从看不见的海边，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间，不住地刮来无形的强劲的海风，呼呼的声响里混合着周边小岛外面的海涛声，以及海岬和长在孤岩边护土里的松树任风蹂躏的呼啸声。“大出血吗？”

“什么？”另一个说，“大出血？”

“不是？”医生说，“那她只是咳出一点儿血，对不对？只是在咳嗽时吐一点儿血，对吧？”

“吐血？”另一个说。是语调而不是词语，不是说给医生听而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好像听了这话却没法笑出来。停下脚步的不是医生——他仍在小跑似的走着，两条常坐的短腿随着跳动的手电光，朝那等待的微弱灯光迈去——而是他心里那个受过洗礼的乡下人似乎停步不前了；这时，他（不是医生）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是绝望地在想：我得老是像只小鸡关在天真的鸡栏里生活吗？那层薄幔正在开启，就要拉开，现在他却不想瞧见那背后是什么；他知道为了心里永远获得平静，他不敢正视；他知道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他再无别的办法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一个自己不想问的问题，而且听见一个不想听到的答案；他小心翼翼地说出声来：“你说她在出血。什么地方出血？”

“女人什么地方出血？”另一个以尖锐恼怒的声音叫喊，接着又说，“我不是医生。我要是的话，你以为我会在你身上白花五块钱？”

医生也没有听见这话。“呃，”他说，“是的，我明白了。是的。”说完，便打住了。他没意识到自己止步了，因为在黑暗中风仍不停地吹过他身旁。他想：办这种事儿，我的年纪不对。假如我才二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我知道今天恰好是我有运气，而要是明天或明年轮上的就可以是我，所以大可不必羡慕他。假如我是六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那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羡慕他也没用，因为他能证实自己具有肉体的爱、激情和生命的活力。可是，我现在四十八岁，我不认为该由我来处理这事儿。“等等，”他说，“等一下。”另一个也停步了，两人面对着面，几乎笔直地站在黑暗里，空气中充满棕榈枝叶猛烈摇曳发出的干沙响声。

“我主动提出付你钱，”另一个说，“五块钱不够吗？要是不够，请你给我提供一个能为这事儿来一趟的人的名字。可以用用你的电话吗？”

“等一等。”医生说。他想，科弗尔说得原来没错。你没有结婚，只是你干吗得告诉我呢？当然，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你还没有……你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人的个子高大些，站在猛烈的风中俯视着医生，已经忍耐不住、克制到头了。那屋子，那一幢小屋，隐隐约约地立在黑暗的风中，微弱的光线映出的形状不是一扇门或者一扇窗，而是像一面淡淡的孤零零的旗帜，失去了光泽却俨然不动地竖在风中。“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想成为一位画家。这是你想知道的吗？”

“画家？可是，九年来这一带不再有建筑物，不再繁荣，没有任何发展。你是说，没有任何人请你来工作，签个合同什么的，你居然就来了？”

“我是画画的，”另一个说，“至少，我认为是如此——呃？我可不可以用用你的电话？”

“你是画画的，”医生说，口气里暗暗带着惊讶，而半小时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之后，会由惊讶变为愤慨、气愤或绝望。“好吧，她多半还在出血。走吧。”他们又往前走。医生首先进屋，进屋的一瞬间他就意识到，自己占先不是因为作为客人，甚至作为房东，而是他相信只要那女人在屋里，两人之中更有权利进屋的是他。进屋之后哈里立即关上门；现在，他俩不再遭风吹了，尽管黑暗里的风仍然强劲，却无法穿透门板。医生一进屋又闻到馊了的冷秋葵粥的气味，甚至知道放在哪儿，几乎能看见它还原封不动地摆在冷炉上（他想，他俩尝也没尝一口。但他们干吗要尝呢？有什么理由要尝呢？），因为他很清楚那厨房——破炉子、零落的几件碗碟、破旧的几把刀叉、几只汤匙和饮料杯子，都是些机器制作、花花绿绿包装、随卖随送的器皿。他对整个屋子都一清二楚，这屋子是他的财产，是他修建的——墙壁很薄（不像他住的屋，墙板是榫槽接合的，而只是相互搭接在一起，接口处经潮湿含盐的空气吹刷早已翘曲，就像破裤破袜会漏出内幕一样），多年租给人住后，会发出阴森森的呜呜咽咽；对此他（不是他妻子）佯作不见，只坚持认为来搞聚会的混杂人群要留宿的话，人数不能为偶，除非他们本是萍水相逢却正经地自称是一对对夫妻（正像眼下的这两位），而这他心里明白，知道他妻子也明白。正因为如此，他的气愤和愤慨，明天后天会变成绝望。他想，你干吗告诉我？别的人没有告诉我，没令我心烦，没带来你们所带的，尽管他们会带走什么我不知道。

他立即从敞开的门口看见微弱的油灯光。但即使没有灯光引导他也知道该是哪道门，门里面安放了一张床，可是这张床，他妻子说过，她是不会叫人去睡的，哪怕是黑佣人。他听得见身背后的另一个人，而且首次意识到这个名叫哈里的人一直打着赤脚，这时他正要越过医生先进屋去。医生想：自己必须停步了，他俩要论该谁先进去，他的权利份儿实在很小，他感到真是可笑极了，心想：瞧，在这种事情上我不懂礼节，因为我年轻时住在城里，显然要遇上这种事，不用说，我是害怕的，很害怕的。他止步不前还因为对方也没有动，彼此凝望的一瞬，在医生看来恰似他从未弄明白的所谓灵视；他俩同时停步的当儿，仿佛是在让最有权利气恼的却不在场的丈夫的幽灵——影子先进去。房里传出了响声才使他们动起来——一声瓶子碰着玻璃杯的声响。

“等一下。”名叫哈里的人说着，迅速进入房里。医生看见横在帆布椅上的那条该大的地方却偏偏很小的褪色牛仔裤。可是，他站在那儿没动，只听见男人的光脚迅速走过地板；接着是他的声音，紧张却不高亢，平静而又温和。医生突然明白，相信先前女人的脸上既无痛苦又无恐惧，是因为男人承担了这一切，就像他拾漂木柴火，（毫无疑问）还用柴火替她煮饭。“别，夏洛特，”他说，“你不可以，你不能。回到床上去。”

“我干吗不能？”女人的声音，“干吗我就不能？”这时，医生听见他俩在动手脚。“放开我，你这该死的大笨蛋。”（用的是“拉特”这个名词，医生相信自己是听清了的）“你答应过的，拉特。那就是我要求的一切，而且你是答应了的。听着，拉特——”医生能够听见，这时，声音变得狡诈、诡异，只有他俩才明白在讲什么了。“不是他，你明白。不是那该死的威尔伯恩。我背弃他就像我背弃你一样。这是另一个人干的。无论如何，你不能。我要以婊子身份申辩，就像她们从前以腹中有孕来辩护那样；说到底，谁弄得清楚一个婊子干的事，谁能凭她说的来定一个人的罪——”医生听得见两人的声音，两双光脚踏地的声音，像是在一同跳舞，时而激越时而款步。之后，舞步停息了，谈话的声音既不亲昵也不隐秘。哪有什么绝望情绪？医生想，哪有什么恐惧感？“天哪，我又疼得不行了，哈里！哈里！你答应过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有事的。回床上去吧。”

“给我喝一杯。”

“不行。我说过别再喝了。这会儿疼得厉害吗？”

“天哪，我不知道，说不清楚。给我喝，哈里。也许这会重新引发一次。”

“不，现在不可能，为时太晚了。而且，医生来了，他会重新引发的。我给你穿上衣服，他才好进来。”

“非要弄脏我那唯一的一件睡衣吗？”

“是的，我们买那件睡衣就是为这个。也许把它穿上就会又发作。好啦。”

“那又干吗请医生？干吗花五块钱？你这该死的大笨蛋——哟，哟，哟，不行啦，快。我又疼起来啦。给我止住。我疼呀，疼得不行。啊，这该死的该死——”她开始笑起来，干笑，声音不大，像是干呕，干咳。“又在痛，就是那样，像是掷骰子数点儿，七点——十一点。也许我要是这样一直数下去——”他（医生）能够听见他俩，两双光脚踝在地板上，然后是生锈的弹簧床发出吱嘎声响；女人还在笑，声音不高，也许脸上带着那种漠然而又愤怒的绝望神情，——这神情正是他在中午时分见到的，她瞟那盛秋葵汤的钵子一眼时流露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手中握着小黑包，用旧了磨损了却还能用的小黑包，一面看着那条褪色的牛仔裤，放在帆布椅上一堆横七竖八的衣物中间。他看见叫哈里的人出来了一下，从那堆衣物中挑出一件睡衣后消失了。医生望着那张椅子上的东西，他想，没错，就像漂木柴火。不一会儿，名叫哈里的人出现了，站在门口。

“现在你可以进来了。”他说。

1. 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

2. 这部小说的“野棕榈”部分所提及的棕榈，是指美国东南部和海湾地区，尤其是密西西比州生长的一种灌木棕榈，一般只长到八十厘米高，茎粗二厘米，多扇形复叶，根茎部分约有七厘米带叶皮，年幼时还保留着旧叶交叉的鳞状形外貌。这也是小说标题《野棕榈》之所指。

3. Samaritan，《圣经》中的撒马利亚人，以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著称。

4. “rat”是夏洛特丈夫的绰号。当着哈里·威尔伯恩的面，夏洛特说“不是他……不是那该死的威尔伯恩”，表明夏洛特此时已经处于神志恍惚状态，但仍坚持要拉特如所“答应过的”那样别难为哈里。

（一）老人河

从前（在密西西比州，一九二七年五月密西西比河发洪水的时候）有两个罪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身高体瘦，肚子扁平，晒得黑乎乎的面膛，一头印第安人式的黑发，一双暗淡瓷土色的眼里含着怨恨的目光——他恨的不是那些使他犯罪未遂的人，甚至不是送他到这儿的律师和法官，而是那些作家，把不存在的姓名署在故事和平装本小说上——什么戴芒德·狄克、杰西·詹姆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家，他相信是他们导致他落到了目前的困境；若论他们采取的手段，赚钱的方式，把传闻写得逼真可信、有凭有据的做法，也是出于愚昧无知，上当受骗（但尤其如此，罪恶更加深重，因为书里面未做任何郑重声明。而这类传闻接受得也更快，大家以为不言自明，都信以为真，也不要求、问及或指望提供证明，他更是一伸手，拿出一角或一角五分买来就读），这些书零售分销出去，真要照书上写的去干，却是行不通的；而在这个犯人的情形，则无异于唆使他去犯罪。他犁着地（密西西比州的罪犯劳教所没有四面高筑的围墙，这是一处棉花种植园，犯人在警卫和享受优待的模范犯人的步枪和猎枪监督下干活），会时不时地喝住牲口把着犁头，陷入愤愤不平而又无能为力的沉思，琢磨自己怎么乱七八糟地就跟法院和法律只打了一次交道，直到心里毫无意义的咕咕哝哝终于有了个眉目（他自己曾向同一个糊涂法庭寻求公道，见了法官却被驳了回来）：利用邮件进行欺骗——他觉得自己是受了第三类邮件制度的欺骗，骗走的不是他本不特别在乎的愚而又蠢的钱财，而是自由权利、荣誉和自豪感。

他以抢劫火车未遂罪被判十五年徒刑（来到这里的时候刚过十九岁生日不久）。他曾事先制订计划，逐字逐句地比照书本上的（虚假的）权威说法：用了两年的时间搜集那类平装书，读了又读，谙熟能诵；把每个故事的每种方法与另外的故事和方法加以比较，仔细掂量，逐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渐渐形成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计划；但仍然从容不迫，十分耐心，一旦有了更新的小册子在预定出版的日期问世，他从不拒绝做最后一分钟的细微改变，就像一位精细的服装师制作一件入宫觐见时穿的礼服，一旦有更新的服饰告谕颁布，便会做出精巧的修改。可是，真到了那天，他一进入有保险箱和黄金的特种货运车厢就被逮捕了，甚至没机会到其他车厢去收集手表、戒指、胸针和暗带钱包的皮带。他没有打伤任何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枪虽然上了子弹，却不是那种能开火伤人的枪。后来，他向地区检察官供认：他这支枪，他那盏里边燃着一支蜡烛的装有遮光罩的提灯，以及用来蒙面的黑手帕，都是他在松树山向邻居销售《侦探报》时弄到手的。因此，现在他不时还带着愤懑而又无能为力的神情陷入沉思（现在有充分的空闲了），因为有些事他在审判时未能表明，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要获得的不是钱，不是财物，更不是粗俗的掠夺品；他要的只不过是一只镯子，可以像奥林匹克业余赛跑运动员的奖章那样骄傲地戴在胸前——一个象征物，一枚勋章，表明在当年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他曾经是自己领域里的顶尖人物。所以，当他在犁头后面踩着疏松厚实的黑土地的时候，当他用锄头铲除多余的棉苗和玉米苗的时候，或者晚饭后郁闷地躺在铺位上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咒骂，一开骂就是一连串，词语尖刻却不重复，骂的不是把他发落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活人，而是那些他还不知道是署了笔名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只是些造假者所捏造的虚空影子的代号。

另一个犯人又矮又胖，几乎掉光了头发，皮肤却白白的，看起来好像是翻转朽圆木或厚木板后暴露在阳光下的什么东西。他也带着一副强烈而又无能为力的愤恨神情（但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流露在目光里）。因此，既然没有表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怀有这份怨恨。于是，大家对他不甚了解，包括罚他来这儿的人。他怨恨的不是印刷文字，说来费解，而是他既是被迫却又是心甘情愿选择到了这儿。当初他面临在密西西比州犯人劳教农场与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之间做出选择，像一个没了头发、面色苍白的懒汉，他选择了户外和阳光；当然这只不过是他严密防范、孤独神秘的性格的又一种表现，仿佛是某种能辨认的东西，从不流动的浊水里冒出来一会儿，接着又沉下去。在劳改农场的所有犯人中间，谁也不知他犯的是什么罪，只知道他被判了一百九十九年徒刑——这完全不可思议的刑期或监管本身，就表明此事用心险恶，荒谬透顶；他之所以到这儿是因为判他的那些人，所谓的公正的主持者、公理的卫道士，在审判时都变成了盲目的信徒，不仅忽视了公正而且不顾人间的一切体面，都变成了盲目的工具，不仅没主持公道反倒极尽人间暴虐凌辱之能事；他们所干的，包括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是在演奏一曲野蛮的侵犯人身权利的大合唱，这自然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甚至法律也形同虚设。也许唯有联邦检察官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桩犯罪涉及一个女人，一辆从外面偷来的汽车，一个遭抢劫的加油站和一个被枪杀的加油站工人。当时，坐在车里的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无疑是凶手，逃跑了，而剩下的却成了罪犯。谁要瞧上他一眼（两位检察官自然瞧过）都知道，他就是喝醉酒也壮不起胆子来向任何人开枪的。可是，他和那个女人被逮住了，连同那辆偷来的车。于是，两人脱不了干系，吵嚷抗议都没用，被人们抓扯着蓬头垢面地带到州检察院。两位铁面无情、阴险得意的检察官高坐在他前面（这时，暴跳吼叫的女人被两名警察押到了他背后的另一间候审室），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要么按曼恩法案，由联邦法院以汽车为罪证听审——选择去女人发怒的候审室，可以获得量刑较轻的机会；要么接受州法院以杀人罪做出判决，他可以直接从一道后门出去而不必去与那女人照面。他做出了选择，站在被告席上听候法官宣判（这位法官向下瞧了他一眼，仿佛真是检察官用脚指头掀翻一块朽木板把他暴露了出来），判他在州农场劳改一百九十九年。就这样（他也有了充分空闲；人们先教他犁地，他学不会，又派他到了铁匠车间，工头是一个监督同犯的模范犯人，却亲自出面要求把他调走。于是现在，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缠一条长围裙，干起煮饭、扫地兼打扫几位副监狱长房间的活儿来了），他怀着愤懑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不时陷入沉思；他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表露出来，也不扶着扫帚杆儿冥想，所以谁也没瞧出他这份心思。

快到四月末的几天，第二个犯人开始干起为其他犯人朗读报纸的活儿来，那是在他们铐着脚镣、在武装警卫押解下从田地里回来，吃过晚饭聚集在简陋住屋的时候。读的是副监狱长们在早晨读过的孟菲斯报纸。他大声读给伙伴们听，这群人却对外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其中有些人自己是从来不读报的，甚至闹不清俄亥俄河谷和密西西比河谷在哪儿，有的人还压根儿没看见过密西西比河；不过，在过去的日子，从几天到十天、二十年、三十年（而要说未来，也许会是几个月到整个一辈子），他们曾在河堤本身的背阴下犁地、种庄稼、吃饭和睡觉，只从人们传闻中知道堤外有水，因为他们不时听见从堤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而大约从上个星期以来，还看见轮船烟囱和驾驶室沿着高过他们头顶六十英尺的高空移动。

然而，他们还都听着；过了不久，就连像高个儿犯人那样从没见过比饮马池里的水更多的人们，都明白在开罗或在孟菲斯的河水水位达到三十英尺是什么意思，而且能够（也确实在）随意地大肆谈论沙涌。也许，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有关被征调去护堤的人们的报道，他们中间有黑人也有白人，两班倒地一批接一批去对抗不断升高的河水；还有那些人的故事，虽然全是黑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被迫干活，除了粗菜淡饭，在泥土上搭帐篷睡觉外，没有任何报酬；从矮个子犯人朗读的声音里，出现各种不同的故事，许许多多画面：白人浑身溅上泥却总是扛着猎枪，黑人则背着沙袋像蚂蚁般一条线似的爬行在又陡又滑的护岸堤坡上，徒劳无益地把沙袋扔进面前的洪流，然后又回头去扛更多的沙袋。也许，还不只这些。也许他们眼看灾难逼近，抱着惊愕、怀疑和希望，如同阿亨诺巴尔巴斯庭院的奴隶们——仆人、伺浴者、糕点厨师，以及狮、熊和大象——在远远眺望罗马城熊熊燃起的烈火。他们就这样听人念报纸，不觉便到了五月，副监狱长们留给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两英寸高的大标题字样——这些粗黑又不连贯的墨色笔画，似乎不识字的人也能认识：午夜洪峰抵达孟菲斯，白河河谷四千人无家可归，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下列各县区宣布戒严，胡佛部长乘红十字列车离开华盛顿；然后，过了三个夜晚（一直是整日整夜地下雨——不是四五月间强烈的雷阵雨，而是十一二月刮北风前灰蒙蒙下个不停的小雨。白天人们都不到田地里，新闻差不多要晚二十四小时才到，间接听来的乐观消息老像是在驳斥自己）：洪峰已过孟菲斯，两万两千灾民安抵维克斯堡，陆军工程兵称大堤可护。

“我看，那就是说今晚大堤要崩了。”一个犯人说。

“是呀，也许这场雨要等到大水奔流到这儿才会停的。”又一个犯人说。大伙儿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的意思，也就是他们没说出口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天气真要晴了，即使大堤崩溃洪水淹到了农场，他们仍然得去田地里干活，这是不能不去的。这说法一点不难理解，要问理由他们说不明白，可大家都心领神会。他们耕种的田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既不属于耕种的人也不属于用枪口逼着他们干活的人；无论就犯人或是就警卫来讲，他们种进地里的东西无异于小石子，他们间除掉的幼苗好比是纸扎的棉苗和玉米苗。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突发狂野的希望，白天闲着无事干，傍晚听大标题新闻，夜里在铁皮屋顶的雨声里不安地睡觉。突然，一天半夜里电灯泡全亮了，警卫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听得见外面等待的卡车，马达已在呼呼地发动。

“离开这儿！”副监狱长喊叫道。他已经全身穿戴好了——橡胶皮鞋、油布雨衣和猎枪。“一小时前，大堤在芒德的码头决口了。赶紧起床离开这儿！”

1. Old Man，或称“老人”，即指密西西比河，尤其美国南方的黑人通常都如此称呼。

2. 密西西比河当年发生历时约六周的水灾，洪水由密西西比州一侧的堤坝决口引起，淹没了整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包括格林维尔在内的不少城镇被淹，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约占小说《野棕榈》一半内容的这个故事即以此为背景，冠以“老人河”的标题，与“野棕榈”的故事以章节交织的形式出现。

3. 这是密西西比州立的劳教农场，在密西西比州的帕奇曼。

4. trusty，指在劳教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获得特殊优待的犯人。

5. 美国邮政制度把定期刊物以外的印刷品（包括书籍）都划入第三类邮件。

6. Mann Act，以美国参议员詹姆斯·R.曼（1856—1922）命名的法案，一九一〇年由国会通过，禁止在州际间贩运妇女。

7. Memphis，位于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是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座大城市，离小说中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劳教农场不远。

8. Cairo，美国伊利诺伊州南部城市，位于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的汇合处。

9. 指大河涨水时，河水升高形成的压力使堤坝基础部分出现的漏洞。

10. Ahenobarbus，即古罗马皇帝尼禄。公元六十四年，他曾在皇宫的花园里望着罗马城在一场大火中毁灭。

11. Herbert Hoover（1874—196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长期出任协约国和欧洲饥馑地区的经济救援工作，一九二七年任美国商务部部长，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

12. Vicksburg，密西西比州西部的一座城市，在密西西比河上，这座城市建在悬崖峭壁的地方，高出密西西比河河面许多，故小说中多次提到犯人曾经过维克斯堡却没有看见它。

13. Mound，位于密西西比河岸密西西比州一侧，正对岸是阿肯色州的阿肯色市，处在格林维尔城北面十四英里和帕尔曼西南四十英里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晚十一点左右，密西西比河在芒德市码头的堤坝决口而引发了那次特大洪灾。

二 野棕榈

名叫哈里的男人初次与夏洛特·里顿迈耶相遇是在新奥尔良，那时他在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他是父亲年迈时与第二任妻子生的，在家里三个孩子中间年纪最小，比他两个同父异母姐姐中的二姐还要小十六岁。他两岁时成了孤儿，由他大姐抚养长大。他父亲先前也是一位医生，他开始学医和完成学业的那个年代，医生这个头衔涵盖了从司药、诊断到动手术等种种本领，学费既可以用实物也可以靠打工偿付。老威尔伯恩当过他所住的那幢宿舍的门房，也干过大学食堂里的侍者；完成四年学业只支付了两百美元现金。因此，打开他的遗嘱，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儿子亨利·威尔伯恩名下，兹另拨出两千元；鉴于金钱自身的价值和时局均已发生变化，他不能期望以我当年支付的同等金额获取内科与外科学位；这两千元将用于修满大学学业，进而取得内外科学位和开业执照，相信此数足以遂愿。

这份遗嘱是一九一〇年哈里出生两天后立下的，两年后他父亲在一个乡间小屋为一个手被蛇咬的小孩吸毒而死于毒血症，他的异母大姐领养了他。她嫁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丈夫一直到死都只是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等到哈里该上医学院的时候，两千元并不比他父亲那时的两百元多多少，即使他选一所排名不错而收费又不高的学校，要对付四年的费用实际上还是不够，因为这时宿舍里已装上暖气，大学食堂变成了自助餐厅，不需服务员；年轻人在学校唯一能挣钱的路子是去打橄榄球：自己传球或者阻止持球的人前进。他的姐姐帮助他——偶尔邮汇他一两块钱，甚至写信时小心地在信纸里卷几张邮票。这解决了他的烟钱；靠停抽卷烟一年，他才省出了够参加医学院学生联谊会的会费。当然，更没有钱去向女生献殷勤（医学院是男女同校的），而且他也没有时间花在那事儿上面；他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的心境澄明的日子，却同华尔街金融大厦里的人员一样，不停地在进行战斗，竭力在日益衰减的存款与翻过的教科书页码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他办到了；当他抵达终点线时，两千块钱还有剩余，够他做出选择：要么回俄克拉荷马州小镇一趟把羊皮纸的毕业文凭呈上姐姐，要么直接去新奥尔良市开始做实习医生，但是不能两者兼顾。他选择了去新奥尔良市，或者不如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写了封诚挚的感谢信给他姐姐和姐夫，附上一张签了名的票据以偿还他们往日寄的汇款和邮票，连同利息（他还附上那张毕业文凭，上面是些拉丁文、细长浮凸的称谓词句和院长的字迹难辨的签名，也许唯有他的名字他姐姐和姐夫才会认识）。他投寄了邮件，买了火车硬席坐票，坐了十四个小时抵达新奥尔良，随身只带了一个包，一元又三角六分钱。

这时，他来医院快两年了。他住在实习医生住所，与别的同他一样没有个人财产的人住在一起；他一个星期抽一包香烟，只在周末的时候，同时还在偿付签署给他姐姐的那张票据，而且他反过来还不时向他姐姐汇一两块钱；他那唯一的包仍然能够装下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医院穿的白大褂，还有过去二十六年的经历记载，两千元学费单，到新奥尔良的火车票据，剩下的一元又三角六分钱；这个包就摆放在配备有几张军用铁床的兵营式房间的角落里。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清晨，他醒来后沿身躯往下瞧，瞧那双在透视角度上缩短了的脚腿，仿佛看见无可挽回的二十七年先是不见了，接着又似乎在远处缩短了；他像是被动地仰面躺着，没有意志，不用力气地漂浮在一去不返的流水中。他似乎看见在空虚的岁月里，他的青春没有踪迹：放浪形骸的岁月，可以作为的日子，热情奔放又多愁善感的爱情，天真无邪的男女交往，难以抑制的火燎燎情欲，这些都与他无缘。他躺在床上这样想着，并不是带着骄傲，当然也不是他相信的逆来顺受，而更多的是一种沉静；正是带着这种沉静的心情，一个中年被阉割的人也许会回首他变化之前缺乏生气的岁月，正在枯萎而且（最后）没有边棱的形体，而这些现在只存在他的意识而非欲望里：我既然抵制了金钱也就没了爱情，不是公开放弃而是对它抵制。我不需要它；过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我才会明白我现在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真实性：我甚至不需要考虑要它。

当天晚上，他下班晚了些，路过饭堂时已经听见收拾刀叉餐具的碰撞声和谈话声；实习医生的住处已经走空了，只剩一个叫弗林特的人已穿好夜礼裤和衬衣，正在镜子面前结黑色领带；威尔伯恩进房时他转过身指了一下威尔伯恩床枕上的一封电报。电报已经拆开。“先是放到我的床上，”弗林特说，“我匆匆忙忙穿衣服没去注意看清名字，拿起来就把它拆了，很抱歉。”

“没关系，”威尔伯恩说，“许多人经手过的电报，不再有多少个人隐私。”他从信封里取出折叠的黄色纸单，姐姐发来的，上面有花环和涡卷形的象征装饰物，这是电报公司祝贺生日的惯常做法，美国疆土之内不论远近都只需花费二十五美分。他发现弗林特还在镜子里注视自己。

“原来是你的生日，”弗林特说，“要不要庆贺一下？”

“不，”威尔伯恩说，“我看不必。”

“为什么？听我说，我正要去弗伦奇镇参加一个聚会。干吗不跟我一同去？”

“不，”威尔伯恩说，“谢谢。”他还没有开始想，为什么不呢？“我没被邀请。”

“那没关系，不是那种非邀请不可的聚会。这是在一个画室，作画的人，一帮人团团坐在地板上，喝饮料。去吧，你总不想在自己的生日待在这儿吧。”现在他开始想：为什么不呢？干吗坚持不去？此刻，他几乎能看见习惯造就的沉静，与世无争，像卫士一般起而护卫，摩西板起了面孔；他并不惊慌，不会受惊慌之扰，只是古板而又固执地抵御着：不，你不会去的。独个儿不挺好吗。你享有宁静，你别无他求。

“再说，我也没有夜礼服。”

“用不着那些。主人也许只穿件浴袍呢。你不是有件暗色的外套吗？”

“可是，我没有——”

“行啦。”弗林特说，“德蒙蒂尼有件小夜礼服，他同你的个头差不多，我去拿来。”他朝他们共用的衣橱间走去。

“可是，我没有——”

“行啦，”弗林特说。他把另一件夜礼服放在小床上，松掉背带，开始脱下他自己的礼裤。“我来穿德蒙蒂尼的，你穿我的。咱们三个的尺码都差不多。”

一小时之后，他穿上从未穿过的借来的衣装，和弗林特一道在法兰西老城的杰克逊广场与皇家大街之间的一条狭窄、昏暗、悬有阳台的单向小街止步了，站在一堵潮湿阴冷的砖墙旁边，墙头有一株菜棕，顶端已爆开，参差不齐；墙背后漫出一股浓郁的素馨花香，仿佛有形地压在充满糖果、香蕉和大麻气味的难以流动的空气之上，空气像是呆滞不动的一束束水雾，甚至凝重得像涂料一般。一道略为歪斜的木门，旁边有一个电线拉铃，弗林特用手拉了拉，听见远处响起刺耳的铃声。他们听得见有人在弹钢琴，格什温的什么曲子。“就在那儿，”弗林特说，“你不用担心这样一个聚会。你已经闻到了家酿的杜松子酒味。格什温也许为他画了些画，不过我敢保证，作曲的格什温画画的本事要胜过画画的克罗弹琴的才能。”

弗林特又猛拉一下门铃，仍然没有任何反应。“门没有上锁，反正。”威尔伯恩说。的确没有，他俩径自走了进去：一个庭院，铺着同样潮湿腐坏的砖头；一个沉寂的水塘，旁边立了尊赤陶塑像，还长着一丛马缨丹，一株棕榈，一片茉莉花；茉莉枝叶浓密，开满白色的花朵，沐浴在从敞开的落地门曳进的光线下；院子的三面各有阳台，三面墙头的砖块也一样腐坏，墙头支起一个破残的防护物，却无法挡住高踞低沉晦暗天空之上的城市亮光；更有尖锐刺耳的钢琴音调忽地弹奏起来，隔一会儿又中断，那些音符像一群少年在老鼠横行的衰败古墓上乱涂乱画的符号。

两人穿过庭院，穿过落地窗，走进一间长形的房间，里面充满钢琴声和嘈杂的人声，地板高低不平，四周墙上全被没有框裱的绘画占据，威尔伯恩眼里像是突然映入一幅巨大的马戏表演广告，整个儿逼到眼前无法分辨任何细节，他的一对眼球也似乎在惊愕之际急剧后退。室内空无一物，只有一架钢琴，一个头戴巴斯克小帽、身着一件浴袍、坐在钢琴前弹奏的男人，旁边地板上大约还有十二三个人，或坐或站，手里都端着玻璃杯；一个穿着无袖亚麻上衣的女人尖叫了一声：“我的天，哪儿在办丧礼是不是？”说着走近弗林特亲吻他，手里仍端着杯子。

“伙计们，这是威尔伯恩医生，”弗林特介绍说，“瞧他，衣兜里揣了一沓空白支票，袖子里笼了一把手术刀。”主人连头也没有转过来，倒有一个女人立即端给他一杯酒。这是女主人，但谁也没这样告诉他；她站着跟他讲话，或者只是朝着他讲，因为他并不在听而是在看墙壁上的画；不一会儿，就剩他独自面壁而立，手里仍端着杯子。他曾在杂志上见过这类画的摹本和复制画，但只是随意看看完全不问究竟，像乡巴佬看一幅恐龙的素描。然而现在，这位乡巴佬却在注视着恐龙；威尔伯恩站在这些画的面前，全神贯注。他不是在关注绘画的内容，也不是画技或者着色的效果，他对这些一窍不通；他既没有热情也不钦羡，只是对这情景茫然不解：一个人居然能以如此显而易见的闲暇来整日绘制这些画，到了晚上又这般独自一人弹奏钢琴，招待来客饮酒却又不理睬他们，甚至不屑知道他们的名字（哪怕是一次）。他仍然愣在那儿，这时有人却在他背后说道：“这是拉特和查理”；他站在那儿仍然一动不动，这时夏洛特冲他肩头说道：“先生，你觉得这些画如何？”他转过身，看见一位比他矮了许多的年轻女人；乍看上去他觉得她有些胖，看清楚了才发现一点不胖，只是由于她发音宽厚，带有十足的女人音质，像匹阿拉伯母马；她还不到二十五岁，穿件印花棉布衣，面容说不上美，没有化妆，只是宽唇上有些涂抹，一边面孔上隐隐可见寸长的伤痕，那准是童年时灼伤的痕迹。“你还没想好，对不对？”

“对，”他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在想什么，还是不打算有个想法？”

“是的，也许是吧。你认为如何？”

“一些花花草草而已，”她脱口而出，“我也会画画。”她补充说：“我可以这么说，还可以说画得更好。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穿这身服装，是来贫民窟猎奇的吗？我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在访问贫民窟。”

他告诉她的时候，她正眼瞧着他，他这才看清她的眼睛不是淡褐色而是黄色，像猫眼一般，她凝视着他，带着男人才会有的冷静打量着，不只是大胆而更在专注，不只是凝视而更在审视。“我这身礼服是借的，一生中我第一次穿这种服装。”接着他又说——他本不想说，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会说，似乎整个儿身心都淹没在那黄色的注视着他的目光里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七岁了。”

她“哦”了一声，转过身来抓住他手腕——就这么简单、不由分说而又坚定地一把把他拖到她身后。“来吧。”他便跟了去，笨拙尴尬，担心会踩上她脚跟；随后，她放开他，走在他前面，横穿过房间走到摆放着酒瓶和玻璃杯的一张桌前，旁边站着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她停了一下，再次抓起他的手腕，拉他走向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人，那男人穿件深色的双排扣的外套，一头金黄的鬈发开始在变稀疏，一张脸算不上英俊而且无甚表情，说不上有头脑但却很精明；总之，颇有些风度：自信、懂礼貌、富有成就感。“这是拉特，”她说，“他是亚拉巴马大学老资格的一年级生，如今还是。这就是我们还称呼他拉特的缘故。你也可以称他拉特。有时候，他真是一点不假。”

后来——午夜之后，弗林特和亲吻他的那个女人一同走了——哈里和那个女人站在茉莉花丛旁边的庭院里。“我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说，“真怪，我家里除了我都是男孩子。我最喜欢大哥，可你不可能同你兄弟一起睡觉。他和拉特上中学时同住一个寝室，于是我嫁给了拉特，现在已有两个女孩。我七岁的时候和我哥打架，跌到了壁炉里，因此有了脸上的疤痕，我肩膀、身侧和臀部上也有，我已经习惯不等别人问起就讲；在没什么要紧的场合，我仍然这样讲。”

“你一开始就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吗？”

“指兄弟还是指伤疤？”

“都指，也许指伤疤吧。”

“不，这很奇怪。我不记得了。有好几年没对任何人讲了吧，五年。”

“可是，你对我讲了。”

“是的，这是又一次感到奇怪。不，是第三次了。听我说，我对你撒了谎。我不会绘画，我用泥土干活，有时用黄铜，还有一回是用块石头，使用凿子和大木槌。摸摸。”她抓起他的手，拉他的手指头摸她另一只手的手掌——宽大、厚钝、坚实、纤弱的五根手指，指甲修剪得齐齐整整，像是被她一一咬齐似的；手掌底部和手指根相联结地带不只长了茧，更是光滑坚硬，像脚底跟一般。“我所制作的东西你摸得着，可以拿起来，手里感到有重量；你可以看它的背面，它能排开空气，排开水；你扔它下地，伤着的会是你的脚而不是它的形状；不是用刀或刷子在一块画布上折腾，不是用根枯树枝穿过笼栅，竭力合成个拼板玩具。所以，我说我能胜过作画。”她说，站着没动，甚至没有扭过头示意他们背后的那个房间。“不只是那种用来刺激一下你的味蕾然后吞下肚去的东西，也许甚至不会停留在肠内，而是会统统倾倒出来，用水哗哗地冲进该死的老阴沟里，那种枉费工夫还不如没有的东西。明天晚上共进晚餐，好吗？”

“不行，我明晚值班。”

“那就后天晚上？或者别的什么时间？”

“你自己没有约会吗？”

“后天晚上会有几个人来，但他们不会妨碍你。”她看着他，“要是你不想见到许多人，也行，我可以推迟他们的日期。后天晚上吧？七点？你要不要我开车到医院接你？”

“不，别那样做。”

“我办得到，你知道。”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听——”

“咱们上车吧，”她说，“我回家。还有，别穿这身衣服，穿你自己的，我想看看。”

两个晚上之后，他去赴晚餐。他在奥都邦公园附近一个还够体面的街区，找到了那朴素却舒适的公寓，一个黑人女佣，两个不特别惹人注目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除了头发不稀疏外，很像她们的父亲（他今天穿了另一件暗色的显然很昂贵的双排扣外套，调鸡尾酒并不特别在行，坚持要威尔伯恩称他拉特），她则穿了一件他知道是为半正式场合购置的衣服。那漠然而又满不在乎的神情与他第一次见到她穿着另一件衣服时一样，仿佛两件衣服都是工装似的。他做的晚饭胜过调鸡尾酒的水平；用过晚餐，她领着与他们共餐的大女儿出去了一趟，但很快就回来躺在沙发上抽烟；与此同时，里顿迈耶继续同威尔伯恩聊天，询问他一些有关他职业的问题，像大学生联谊会主席通常会询问医学院的会员一样。到了十点钟，威尔伯恩说该告辞了。“不，”她说，“还早呢。”于是他继续留下，十点过半，威尔伯恩说，他得就寝了，明天要工作，说着便告别二人。这时，她立即灭了香烟，起身来到他所站立的冷壁炉前面，停在他面前问道：“怎么称——大家都称你哈里是吗？那事儿咋办，哈里？”

“我不知道，从来没谈过恋爱。”

“我谈过。但也不知道——你要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吗？”

“不，”他转过身，她跟在他身旁一起横穿过房间。“我走回去。”

“你就那么穷吗？我替你付车费。你不能走回医院，三英里地呢。”

“那不算远。”

“不是花他的钱，如果你的意思是这个。我自己有些钱；一直在为了什么攒钱，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她递给他帽子，手放在门把上站着。

“三英里地不远，我愿意步行——”

“好吧。”她说，开了门，两人相视而立。然后，门在两人之间关上。这是一道漆成白色的门。两人分别时没有握手。

接下去的六个星期里，他俩约会超过五次。现在是在闹市区共进午餐了，因为他不愿再进她丈夫家的门，而他的命运或者说运气也没赐给他再去参加间接邀请的聚会的机会（也许该他晦气，因为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发现：天地辽阔，时光久远，众生芸芸，爱情哪会只限于一个地点，一个瞬间，一个身躯）。现在他俩会去法兰西老城区的场所，在一起午餐，花去每周应寄给他姐姐的两元钱。在第三次约会时，她突然无缘无故地说道：“我已经告诉拉特。”

“告诉他？”

“关于一起吃午饭，还有我一直在同你约会。”这以后，她再不提起她的丈夫。第五次约会，他俩不是在一起午餐而是去了一家旅馆，那是一天前计划好的。他发现自己除了假设和想象之外，对这种事该咋办几乎一无所知；正是由于无知，他相信这事儿的成功操办一定有秘诀，不是一套照办的秘密程式而是某种乞灵于天使的无形法术：一个暗语或者手的如此这般的某个细微动作，就会开启一个隐秘的抽屉或嵌板。他有一次真想问她该如何进行，因为相信她一定知道，正像他相信凡是她想做的事没有能够难倒她的，因为她不仅具有绝好的变通能力，而且即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意识到，所有女人在爱情的种种具体事儿上都有天生的绝对可靠的本事。但是，他没有问她，因为他在心里捉摸：她能够告诉他，而且会说得一点不错，可一旦这样明说了，他过一段时间就会相信她以前曾经这样做过；做过也罢，他还不如不知道。于是，他去问弗林特。

“我的天，”弗林特说，“你总算露形了，不是吗？我甚至不知道你交了女朋友。”威尔伯恩几乎能看见弗林特在急速地思维，回顾往日。“是不是那天晚上在克罗的聚会上？哟，见鬼！那毕竟是你的事，不是吗？你问的事儿很容易。就拿上个包，里面装两块砖，砖头用毛巾裹紧别让它咯吱擦响，径直走进去。当然，我不会挑选圣查尔斯或者罗斯福大酒店。挑一家小点的，当然也不可太小。也许往车站去的那一家行。明白吗，分别裹砖头，然后合在一起。而且你手臂上得挽件外套——雨衣。”

“对，你看我要不要告诉她也带件外衣？”

弗林特笑了，只嬉笑了一声，声音不大。“我想不用。我猜她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指导——听着，”他很快地说道，“忍耐一点。我不知道她。我不是谈论她，而是在谈论女人。她有可能提上她的包，拿件外衣，蒙上面纱，手提包边露出一张普尔曼火车票的票根；这也不意味着她以前曾经这样干过。就是这样。十四岁的女孩子要玩这种把戏，也用不着唐璜或者所罗门替她们出什么主意。”

“没关系，”他说，“她也许根本不会来。”他发觉自己相信真会如此。直到出租车开到他提着包等候的街道旁边，他还是那样认为。她穿了件外衣，但是没有拎包也没有戴面纱。他开了车门，她迅速钻出车；她的面容冷峻清醒，两眼尤其黄灿灿的，尖声问道：“呃？什么地方？”

他告诉她：“不远，咱们可——”她转过身就往车内钻。“咱们可以走——”

“你这该死的穷光蛋，”她说，“进来，快点。”他进了车，车继续开，旅馆不远。一个黑人行李员接过包。威尔伯恩似乎感到对她从来没有、也永不会再有更深刻的印象：她站在昏暗的门廊中央，周末晚上的旅馆门廊里转悠着旅行推销员，赛马场上忘返的闲逛者，显得乌烟瘴气，而这时他在登记簿上签下两个捏造的姓名，交给店员第六次该寄却没寄给他姐姐的两元钱；她等在一旁没做任何预防露相的努力，镇静自若，带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气概，他知道（他学得很快）这在她眼里没什么稀奇，这是所有女人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时刻都会具有的品质，由此给她们带来某种尊严，几乎可说是一种谦恭，最后要是遭到失败，还可用来掩饰卑躬屈膝、略显滑稽的窘相。他跟着她走过游廊，迈进行李员打开的房门；他打发走行李员，在身后关上房门，看着她走过房间，走到唯一一扇肮脏的窗户旁边，仍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随即一转身回到他身边，活像个在玩抓俘虏游戏的孩子，一双黄色的眼睛，整个面容，他先前曾声称很美，这时变得严厉生硬。“哦，天哪，哈里，”她说，握成一对拳头直捶他的胸膛，“哪能像这样。我的天，不能像这样。”

“是，”他说，“别生气，静一静。”他抓住她的手腕，握住不放；她双手却仍然捏成拳头压在他胸前，并且竭力想抽出来再捶他的胸膛。是的，他想，不能像这样，永远不再。“得啦，静一静。”

“哪能像这样，哈里。别来这种背街小巷。我总是说：我无论处在什么情况，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任何事，都绝不偷偷摸摸的。如果只是为了发骚，我突然想跟一个壮男人搞，我绝不会去看、去想他的头脑。但咱俩别这样，哈里。你别，你别。”

“得啦，安静点。”他说，“这也没什么。”他领她到床的边沿，站在她面前，两手仍握住她的双腕。

“我告诉过你，我是如何制作东西的，抓住光亮而又坚硬洁净的黄铜或者石头，无论多么艰苦，得花多长时间，也要雕琢它，雕成件精美的东西；你可以骄傲地显示它，你可以触摸它，握住它，看它的背面，掂量这精美坚实物体的重量；你把它摔到地上，破碎的不是它而是它砸到的脚；要是我有一颗心，破碎的会是心而不会是脚。可是，哈里，我的天，为了你，我多么作践自己啊。”她伸出一只手，这时他意识到她想干什么，不等她碰到他便扭开了臀部。

“我无所谓，”他说，“你不用为我操心，要抽支烟吗？”

“要。”他给她一支香烟，递过火，当她点烟时，他俯视着她那鼻和下巴缩短的斜线。他扔掉火柴。“噢，”她说，“这事就算定了，可是不能离婚。”

“不能离婚？”

“拉特是个天主教徒。他不会让我离婚的。”

“你是说他——”

“我告诉了他。没说我要在旅馆与你约会，只是说，假设我这样做了。但他还是说没门儿。”

“你真没法离婚？”

“以什么理由？他会斗到底的。而那必须走到——找一位天主教法官？就只剩下这道障碍了。但是看来，我办不到。”

“是的，”他说，“你有两个孩子。”

她注视了他一会儿，一面抽着烟。“我想的不是她们，我是说，我已经想过她们了。所以，我现在不用再想她们，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而且还知道我不能改变它，不能改变自己；我第二次见你时就明白了我从书本上读到的话，可是我从未真正相信过：爱情和受苦是一回事，爱情的价值就是你必须付出的总和，任何时候你廉价地得到了它，就是欺骗了自己。因此，我不需要为孩子着想，我很早以前就想好了。我在考虑钱。每逢圣诞节，我哥寄给我二十五元，我把过去五年的都积攒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这个，也许，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积攒了五年，才不过一百二十五元，还不一定够两人去芝加哥。而你，身无分文。”她靠向床头边的一张桌子，缓慢而又十分仔细地熄了烟，撑起身来。“好，到此结束。这就到头了。”

“不，”他说，“不！我绝不就此甘休。”

“你想老是这样下去，缠着我又没有前景，像在树枝头挂上一只久不成熟的苹果？”她从椅子上拿起他的雨衣挽在手臂，站在一边等他。

“你不想先走吗？”他问，“我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

“让你提着包单独穿过门廊，好招那店员和黑鬼耻笑不成？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离开之前既没有时间脱衣服更来不及穿上衣服吗？”她走到门边，把手搭在门锁柄上。他拿起包跟上去。可是，她没有立即开门：“听着，再对我说一遍：你一个钱也没有。说出来，好让我耳朵听清楚，听个明白，就算我无法理解；我究竟为什么，总得有个理由——我能接受的一个理由，表明我们确实是无可奈何，即使我无法相信、不可理解，只能是这样，只是因为没钱，就是钱，不是别的。嘿，说呀。”

“我一个钱也没有。”

“行，讲得通，必须讲通。非讲通不可。”她开始震颤，不是颤抖，而是像一个人害了严重的疟疾，周身的骨头都在皮肉内僵直无声地震颤。事情将会——

“夏洛特，”他喊道，把包放下朝她走去，“夏洛特——”

“别碰我！”她发出盛怒的轻声。“你敢碰我！”然而，有一会儿他相信她在向他靠过来，像是偏斜向前；她转过头带着茫然绝望的神情望了望床。不一会儿，门锁咔嚓一声，门开了，她走出了房间。

他为她找到一辆出租车后两人就分手了。他本想跟她一同乘车去闹市区，到她停放车的车场，可他看见她哭了，他们一生中他只见她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她坐在那儿，泪如泉涌，面容冷酷，凶狠得几乎扭曲了：“啊，你这穷光蛋，该死的穷光蛋，蠢透顶的傻瓜。又是因为钱。你把该寄给你姐姐的两块钱付了旅馆费，现在又想要用该从洗衣店取回另一件衬衣的钱来付出租车，好讨个送我的名分，休想，没门儿，今后也莫想——”她朝开车的人一扭头，大声忤气地说道，“走！开车！到闹市区！”

出租车疾驶而去，几乎瞬间不见了踪影，尽管他没有目随它。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自言自语说道，说出了声：“至少不用再提着砖头了。”于是，他朝街边放垃圾桶的地方走去；人们从他身旁走过，好奇地瞧他一眼，有的连瞧也不瞧；他解开提包，从毛巾里拿出砖头扔进垃圾桶，桶里满是报纸和果皮，不知名姓的人们整天都在随意扔下莫名的废物，就像飞翔的鸟儿排泄粪便。砖头砸进桶里的一堆杂物，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预兆性的嗡嗡声或呼呼的转动，只见纸边翻卷，魔幻般地像是从百货商店的交银和找补零钱的气动金属管道里猛地飞出一个皮钱包，里面装有五张到华盛顿游乐园赌赛马的票据存根，一张国有石油托拉斯的消费证，另一张是B.P.O.E.设在得克萨斯朗维尤的分会会员证，还有一千二百七十八元钞票。

不过，他发现这个具体钱数是在他回到医院以后。当他朝邮电分所去的路上，他的第一个想法只是，我应该拿出一块钱当酬谢吧，接下去想（邮电分所不仅在六个街区以外，还在与医院相反方向的另一头），我甚至可以留出乘出租车的钱，他不会介意的。我不是想要乘出租车，而是得让时间延宕，让每桩事儿都悠着来，这样，从现在到六点钟之间就不会有空隙了；到了六点钟我又可以掩盖在我的白大褂下，沉浸在日常工作之中，就像黑鬼们上床睡觉时掩盖在被子里。等他站在星期六下午邮电分局的门口，门已经关了，他也忘了自己是来干啥的，他把钱包装进臀部裤兜扣上纽扣之际，心里想：等他醒来，今天这个日子的名字已经变为难忘的日子，不需要靠日历或者日历上的儿歌来帮助记忆；他提着现在已变轻的小包继续走，走出这白白多出来的十二个街区，一边想着，但愿我也能坚持不变；这样我至少可以多占四十五分钟时间，要不，这段时间又要空闲出来。

宿舍空空的。他收起包，然后四处翻寻，找出一块平整的纸盒板，上面点画着冬青小枝，这是他姐姐上个圣诞节寄给他一张手工绣制手帕时用的盒子；他找出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以外科医生的巧手做了个寄钱包的精巧盒子，按照其中一张身份证件，整齐清楚地抄录下地址，小心地把盒子放进抽屉，压在衣服下面，现在，这事儿也做了。也许我可以看看书了，他想。不一会儿，他咒骂起来，心想，够了，完全弄反了，应该是书本，书本里的人物来虚构和阅读我们——约翰·多伊们、理查德·罗伊们、威尔伯恩们、史密斯们——男人和女人们，但都是些没有性器的家伙。

六点钟，他去值班。七点，他已早早换班下来用晚餐；他正在用餐时，一个实习护士来找他，告诉他有电话。他想，这该是长途电话，他姐姐来的，还是五周前寄给她两元钱时写过信，现在她倒来电话了，自己花两元钱，不是来责备他而是来问他是不是平安。（她是对的，他想，可笑，不是指他的姐姐，这太可笑了，简直令人捧腹大笑。）我未能使我爱的人高兴，倒使自己对不起爱我的人。因此，当电话那边传来话声：“是威尔伯恩吗？”他想这是他姐夫的声音，直到里顿迈耶又说：“夏洛特要跟你讲话。”

“哈里吗？”她说。声音急速但又很平静。“我把今天的事对拉特说了，还告诉他今天算是砸了。这么一来，他没有错，现在该他占上风了。他给过我一次自由的机会，我却没有成功。因此，现在给他一次自由的机会只是打过平局，让你知道结局是什么也算公平，你我之间不得不用的唯一体面的字是他娘的——”

“夏洛特，”他说，“听着，夏洛特——”

“那么，再见，哈里。祝你好运，还有他妈的——”

“听我说，夏洛特。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呀！什么？什么事？”

“听我说，这真奇怪，我整个下午都在等你打电话给我，只是这会儿才听说了。我现在才明白，我一直朝邮电局走去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天是星期六——能听见我说话吗？夏洛特？”

“什么？你想说什么？”

“夏洛特，我有一千二百七十八元钱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他在空无一人的实验室用刮胡刀片把钱包和两张身份卡划破切断，将破碎的纸和皮烧掉，并把灰烬倒入马桶冲走。第二天中午，他买好两张去芝加哥的车票，把剩下的钱揣进衣袋，把唯一的行李包放在对面的座位上；从车窗口往外张望，火车正放慢速度进入卡罗尔顿大街车站。那两口儿一起出现在那儿，他穿一套旧式的不显自信的暗色衣服，一副不露声色的大学高年级学生的面孔，让人感到他在亲手把妻子交给情人，自己光明正大，无懈可击；这情景几乎像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父亲领着新娘的那一套传统礼仪；她站在他身边，敞开的外套下露出暗色的礼服，留神而又自然平静地看着减速的列车窗口。威尔伯恩再次沉思女人那种天生的娴熟于姘居的本事，即使是单纯而又缺乏实际经验的女人也如此，那种对爱情归宿的透彻自信态度，就像飞鸟相信自己的翅膀一样，那种对即将获得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所持的不顾一切的执着信念，会令她们突然展开双翼飞翔，离开体面的港湾飞入看不见海岸的陌生而又无所依傍的地域（不是罪过，他想，我不相信罪恶，那越来越不合时宜，人一生下来就陷入一条无名的时间大流，周围是你的一生和一代人的沸沸扬扬的无名的万千流动线路，你要有一步不合节拍，要是迟疑犹豫一下，你就会被踩死）。然而，面对这景象没有露出恐惧或者惊慌，这既难说是勇敢也难认为是坚毅：只是完全彻底地信任脆弱而又未经试验过的一双空想的羽翼——空幻而又脆弱的爱情象征曾经令他们蒙受过的一次失败，仔细思考过要飞的具体仪式却又不得不囿于世俗规矩在起飞之前表示放弃。他俩从车窗前一晃而过，消失之际，威尔伯恩看见丈夫俯身去提起包，刹车声在空气中吱吱地响，他坐在那儿猜想：他会同她一道进车厢的，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并不想进来，不比我（她？）更想要他进来，但是他必须进来，就像他得穿那身暗色衣服一样，我不相信那是他想要穿的，像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他只好待在那儿不断地喝酒，喝得不比任何人少，然而他从不会坐在地板上，让自己的或别人的妻子倚在他的膝头。

于是，他立即抬起头来，两人已经站在他的座位旁边，他也站起身来，三个人一起站着，阻挡了过道，别的乘客从他们身边挤过去或者停下来等他们移动，里顿迈耶手里提着包——这人平时是不愿提着包进入车厢，出现在一个戴红色帽子或一个普尔曼列车搬运工面前的，就像在餐厅里他不愿起身去为自己取杯水那样，威尔伯恩看着那副冷峻的清白无辜的面孔，还有那毫无瑕疵的衬衫和领带，不无惊愕地在想：怎么，他一脸苦相，他正在经受痛苦，想着也许痛苦的全然不是心，甚至不在情感里，与我们感受痛苦的情形不一样，而只在感受悲伤、虚荣或者在想入非非，甚至仅仅感到受了虐待。“嘿，”里顿迈耶说，“别堵在过道上。”他的声音严厉，动手几乎粗野，把她推到座位上，把包放在另一个包旁边。“记住了，如果到了每月十号我还听不到消息，我就会向侦探发话。而且别撒谎，明白吗？别撒谎。”他转过身，甚至没有瞧威尔伯恩一眼，只是把头朝车厢尽头一摆。“我有话跟你说，”他说，十分克制的语气，“来吧。”他们才走到一半的距离，列车开始动了，威尔伯恩期望对方赶紧去出口处，又想：他在受苦，甚至这个特定情境，火车时刻表的细节，都在嘲弄他上演的悲剧，而他必须演至悲苦的结尾，痛不欲生。可是，对方一点不慌张；他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把吸烟室的门帘往旁边一掀，等待威尔伯恩进去。他似乎看清了威尔伯恩当时脸上的惊异。“我的票可以到哈芒德站。”他冷冷地说，“别为我操心。”没有讲出口的问题似乎在促使他说下去，威尔伯恩几乎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方在努力压低声音。“操心你自己吧，明白吗？你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他又压低声音，像猛地勒住一匹马同时又催它继续向前，他从衣袋里掏出皮包，“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是——”他说，“你要是敢——”

他说不出来，威尔伯恩心想，他甚至不忍心说出来。“我要是不善待她，对她无礼，你要想说这个吗？”

“我会知道，”里顿迈耶说，“要是到了每月十号，我听不到她的信息，我就会发话让侦探采取行动。而且，我也知道说的是不是谎话。明白吗？明白吗？”他在颤抖，清白无辜的面孔涨得通红，头上整洁的头发像是戴的假发。“她自己有一百二十五元钱，但不愿要更多。真该死，她无论如何不愿多要钱，可是到了她真需要用的时候却不会再有。所以，这儿。”他从皮钱夹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威尔伯恩。那是一张三百元的银行本票，付给美国普尔曼铁路公司，并在票的一个角落里用红笔注明了这些字：用于购买一张去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火车票。

“我原想用我的钱来做同一桩事的。”威尔伯恩说。

“去你的，”另一个说，“这是买车票用的。要是任何时候从银行兑现了又没用来买车票，你将以欺骗罪被逮捕。明白吗？我会知道的。”

“你是说，你要她回去？你将接她回去？”可是，他不需要瞧对方的脸便迅速说道，“很抱歉，我收回这个提问，那是任何人都不情愿回答的。”

“天哪，”另一个说，“我的天，我该狠狠揍你一顿的。”他又补充说，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讶语气，“我干吗不揍你？你能告诉我吗？难道一个医生，任何一个医生，就该对人的腺体的了解更有权威吗？”

这时，出于一种惊异而又平静的怀疑，威尔伯恩突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话，他仿佛觉得他俩现在站到了一起，共同防卫，却注定要在整个女性原则面前失败：“我不知道。也许这会令你感到好受一些。”然而，这一刻很快过去了。里顿迈耶转身从外衣里掏出一支香烟，伸手从附着在墙头的一个盒子里摸火柴。威尔伯恩注视着他——修长的背部。在到哈芒德站之前对方是不是还想留他做伴，他正想发问便打住了。可是，里顿迈耶似乎又一次看出了他的心思。

“去吧，”他说，“从这儿滚开，让我安静。”威尔伯恩离开时他还面对车窗站在那儿，于是威尔伯恩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夏洛特连目光也没抬，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手指间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眺望着窗外。现在，列车在沿着一个更大的湖的岸边飞驶，很快他们就开始穿过毛里帕斯湖与庞恰特雷恩湖之间的高架桥。车头的汽笛声飘向后面，列车在汽笛声中放慢速度，传出高架桥空洞的回响。接着，两旁都是水域，列车穿过一望无垠的沼泽地带，掠过一线儿延伸的发朽的木码头，那儿停泊着一条条又小又脏的船只。“我热爱水，”她说，“那是去死的地方。不要死在炎热的空气里，干燥的地面上，那得等上几个小时你的血液才会逐渐冷却而让你睡去，甚至得等几个星期才会让你的头发停止生长。水，凉凉的水，很快就会让你凉到能够睡眠，荡去你的脑浆，荡去你的血液，荡去你曾经见过、想过、摸过、想要过和拒绝过的一切。他在吸烟室，对不对？我能不能去和他说一会儿话？”

“你能不能去——？”

“下一站就是哈芒德。”

还用问，他是你的丈夫，正想说又止住了。“在男士间，”他说，“也许我最好——”可是，她已经起身走过他面前；他想：她要是止步回过头来瞧我，那就意味着她在想：“往后我心里明明白白，至少我向他说过再见。”她真的停下脚步，他俩彼此望了一下，她又继续走去。现在，水从车旁一晃而过，高架桥的回响声没有了，火车头又在拉汽笛，列车恢复了行驶速度，转瞬之间他们就穿过哈芒德郊区的无数破破烂烂的房屋。车停了，停住不动，他不再眺望窗外，不一会儿车又开动了；他还来不及起身，她就掠过他身边坐进了座位。

“喏，你回来了。”他说。

“你想过我不回来，我也想过。”

“可是你回来了。”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如果他还回到车上，有一张到斯莱德尔的票——”她转过身，凝视着他却没有碰他一下。“事情没有完结，但是必须割断。”

“割断？”

“‘你的眼睛要是冒犯你，就把它挖出来，小伙子，这样才会完整。’就是这样，完整。完完整整地失去——某种东西。我必须割断它。车后部的特等卧铺间还空着，去找列车员，预订到杰克逊站。”

“卧铺间？可是那得花——”

“你这笨蛋！”她说。他想，她不爱我了，她现在什么也不爱了。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他的膝盖。“笨蛋！”她说着站起身来。

“等等，”他说，抓住她的手腕。“我去。”他在列车末端的通廊里找到了列车员；他没有去多久。“好啦。”他说。她立即起身，拿上她的包和外衣。“行李员会来这儿——”他说。她没有停下。“让我来拿。”他说，从她手里拿过包，然后提上他自己的包，跟随她沿着过道走去。后来，他回忆起这一段没完没了的行走：穿过两边坐满人的座位，人们都停下来观望他们经过，他仿佛觉得车厢里的每个人都一定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一走便散发出某种像是不圣洁的祸患的气味。他们进了特等卧铺间。

“锁上门。”她说。他放下包，锁上门。他从没到过特等卧铺间，欣赏地抚摸了一会儿门锁。他转身时她已经脱下了外衣，外衣在她脚边围成一圈，身上只剩薄薄的一层一九三七年的女式内衣，双手掩住脸。然后，她移开双手，他知道那样做既不是因为羞耻也不是羞怯，她是不会的，他看清那样做也不是因为眼泪。随后她跨出围在脚边的外衣，过来替他解开领带，推开他突然变得笨拙的手指。

1. Moses，《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制定法典、律法的伟人。

2. George Gershwin（1898—1937），美国作曲家，以写作流行歌曲而闻名。

3. rat，俚语，用来指大学一年级新生，成了夏洛特的丈夫的绰号。

4. Don Juan，西班牙传奇中的一个风流浪荡子，屡见于西方诗歌、戏剧中。

5. Solomon，《圣经》中的人物，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

6. Hammond，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境内的一个城镇，约在新奥尔良市西北三十英里的地方，在后文提到的庞恰特雷恩湖的正北面。

7. Slidell，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城镇，位于庞恰特雷恩湖边，在奥尔良市东北三十英里左右的地方。

8.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新约·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却被丢在地狱里。”这里，夏洛特并没直接引用经文，而是反其意而用之。

（二）老人河

黎明姗姗到来，破晓时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这时两个犯人连同其他二十个同伴，都上了同一辆卡车。开车的是一名模范犯人，两名武装警卫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犯人们则站在四围高兀、牲畜厩似的没有顶篷的车斗里，他们挤在一起像是火柴盒里竖立的一根根火柴，又像是炮弹里一股股铅笔状的无烟火药引芯，他们脚腕上的镣铐连锁在一条铁链上，其间还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铁锹和铁镐；他们的双脚无法动弹，两腿却不住摆动，那根铁链的两端固定在卡车车身的钢板上。

不一会儿，没有人提醒，他们便看见了两个多星期以来矮胖犯人一直在他们耳边念叨的洪水。车路向南，建在一条高突的堤坝上，当地人把它称作土坎，大约高出周围平地八英尺左右，两旁都有采土坑，堤坝的垒土就是从那儿采来的。这些采土坑整个冬天积满了去秋的雨水，不用说还有昨天刚下的雨水；可是现在，人们却看见路两旁的土坑消失不见了，只剩一片平静不动的黄褐色水域——水漫过土坑流入田地，注入长长的纹丝不动的一道道犁沟的沟底；在昏暗的晨曦里水域隐隐约约地闪亮，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栅栏倒在地上，现出一根根铁条杆子。过不多久（卡车开得很快），他们不出声地观望着（他们本来就不怎么讲话，现在更是寂静无声，满脸严肃，挪动着身体，伸长脖子，神色冷峻地朝着路的西面望去），发现犁垅的高出部分也消失了，只见一片完全平坦的没有任何动静的铁灰色水面，那些标示乡镇区间的电杆和笔直的树篱，像是用混凝土固定了似的，僵直地挺在那儿。

水面静寂不动，坦然平荡，看上去不像是单纯无辜，倒是更显得有些泰然自若，甚至到了庄严神圣的地步。那景象像是你可以徒步在上面走，那静寂的程度，只有他们到了第一座桥头才意识到水在流动。桥下原有一道沟，一条小溪，可是现在，沟和溪都不见了，标示它们流经路线的唯有一排排柏树和荆棘。在这儿，他们既能看见又能听见水的流动——缓慢而又深沉地向东并向上游涌动（“水在倒流”，一个犯人悄声地说），从静寂呆滞的水面下传出深沉模糊的隆隆声响，这声音像是（虽然卡车上的人谁也没这样来比方）一列地铁在街道下面的深处行驶，而那速度给人以神秘恐怖之感，好像这片水域截然不同地分隔为三层，漠然从容的表面浮着泡沫渣滓和树枝似的残骸杂物，仿佛在居心叵测地掩盖洪水本身的汹涌澎湃，洪水下面则是原有的水流，朝相反的方向缓缓地汩汩有声地流淌着，没有觉察到洪水的存在，它不受惊扰地循着先前既定的流道，履行着在自己小人国里的作用，像一队蚂蚁穿行在特快列车行驶的铁轨之间，这些蚂蚁没有觉察到洪水汹涌澎湃的威力，似乎它只是刮过土星的一阵旋风而已。

这时候，路道两旁都进水了，仿佛他们一旦觉察到水的流动，水便不再玩弄骗术和遮眼法了，他们似乎能够看见堤坝两侧的水在不断上升，先前还在几英里远的路上，树干还高高地挺立在水面，现在冒出水面的却像是低低的枝丫，仿佛是修剪过的草坪上那些装饰性的一簇簇矮树丛。卡车经过一处黑人的小木房，水已淹到窗户边沿。一个女人紧紧抓住两个小孩蹲在屋脊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半大小伙子站在齐腰的水里，正在把一头尖声嘶叫的猪拖上一座谷仓的屋顶斜面，屋脊并排蹲着一排鸡和一只火鸡。离谷仓不远有一个干草堆，上面有头母牛，由一根绳子拴在草堆中柱上，正在高声叫个不停；一个黑人男孩骑在一头没有鞍子的骡背上吆喝，不断地抽打它，双腿紧紧扣住骡子肚肋，斜着身子在拖一根系了另一头骡的绳子，一路水花四溅、踉踉跄跄地走近那个草堆。那个站在房顶的女人开始向路过的卡车尖声喊叫，声音隐约不清却很悦耳，越过褐黄色的水面传来，卡车继续不停地向前行驶，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完全听不见了，究竟是因为距离远了或是她停止了喊叫，卡车上的人不得而知。

过了不久，路面也消失不见了。看不出这条路有一个斜坡，而斜坡已突然滑进了褐黄色的水面却没起任何波纹，没显示任何路脊分界线，像是一块细薄的刀片被一只灵巧的手斜插进了肉体，像一块铁片理所当然地戳进水里去淬火，这景象仿佛已经多年，当初修建时就是如此。卡车停下不动了。开车的模范犯人从驾驶室下来往后走，从犯人们站立的脚中间拖出两把铁锹，铲部碰着铐在他们脚腕的蛇形链发出哐啷的声响。“这是干吗？”一个人问，“你要拿去干啥？”模范犯人没有回答。他回到驾驶室旁边，一名警卫，没带猎枪，已经从驾驶室下来，他和模范犯人都穿着齐臀的长筒靴，手里各执一把铁锹，小心翼翼地蹚水往前，用铁锹把柄探路。刚才那个讲话的犯人又说话了，他是个中年人，长着一头铁灰色的蓬乱头发，脸上露出略带狂乱的神情，他又问：“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同样没人搭理。在模范犯人和那名警卫的背后，卡车开动了，开始缓慢地驶进水里，掀起一片又浓又稠的巧克力色水浪。这时，铁灰色头发的犯人尖声喊起来：“该死的，快解开铁链！”他开始挣扎，奋力地又推又挤身边的伙伴，直挤到驾驶室边，用拳头捶打驾驶室顶部，一边大喊大叫：“该死的，解开！把铁镣解开！狗娘养的！”他的叫喊并不针对任何人。“要把老子们淹死不成！快解开铁镣！”但他声音所及之处没有任何回应，周围一片死寂。卡车又动起来了，那个警卫和模范犯人把铁锹倒过来在前方的水里探路，由一个警卫驾车，二十二名犯人像沙丁鱼似的挤在车斗里，他们的脚踝仍然锁着套在车身上。他们过了另一座桥——两道纤细的似非而是的铁栏杆歪斜地露出水面，开始的一段与桥平行对立，后一段却偏倒没入了水面；这景象令人憎恶，看似意味深长却显然毫无意义，像是在一个不完全是噩梦的梦中见到的什么东西。卡车继续缓慢爬动。

接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小镇，他们的目的地。街道都铺砌了一层路面，卡车驶过，发出像是撕裂绸缎的声音。现在，车速加快些了，警卫和模范犯人又回到了驾驶室，卡车甚至有点儿像是在破浪前进，掀起的水浪溅过淹没的人行道和道旁的草坪，直打在沿途各家门廊的台阶上，那儿有许多人站在成堆的家具中间。之后他们穿过商业区，看见一个人穿着齐臀的高筒靴，从一家商店出来，走进深至膝盖的水里，背后拖着一只平底小船，船里放有一个钢质保险箱。

他们终于开到铁路线上。这条铁路在右街角处穿过街道，把城镇分割成两部分，铁路线也是建在垒土堆——堤坝上，高过城镇八至十英尺。街道悄无声息地穿过堤坝，在一个棉花打包机的货运站台旁边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货站的台架与货车车厢的门等高齐平，台上支起个卡其布的军用帐篷，还站着个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哨兵。

卡车转过弯，爬出了水面，登上运棉货车使用的坡道，许多卡车和满载家用物品的私家车，都开到这里把货物卸到站台上。这时，把犯人们锁在卡车上的铁链解开了，被成双地铐上一副脚镣之后，才让他们登上站台，走进一堆摆放得乱七八糟的什物中间——床、箱子、煤气炉、电炉、收音机、桌子、椅子以及装框的画，一连串的黑人在监视下正一件件地把这些东西搬进棉花打包房里，监视黑人的是一个脸也没刮的白人，穿件溅满泥污的灯芯绒衣服，一双齐臀的长筒靴，打包房门口还站着另一个荷枪的警卫。犯人们还没在站台上停步，便被那两个手执猎枪的警卫赶进了一间昏暗如山洞似的建筑物，里面乱糟糟地堆放着家具，那些大棉花包的顶端，梳妆台的镜子和餐具柜的漆面隐约地闪现亮光，光泽苍白而又静寂，没有任何折射能力。

他们穿过这里，来到刚才看见有军用帐篷和哨兵的那个货运站台上。他们等在那儿，谁也没告诉他们等什么或者为什么要等在这儿。两名警卫在帐篷前面同那个哨兵聊天，而这些犯人却一长溜地坐在站台的边沿，像一群兀鹫歇在一道栅栏上，他们一双双戴着脚镣的脚，在褐黄的凝滞不动的洪水上方晃来晃去；铁路的路基完好无损，岿然兀立，带着一丝儿临危不惧、挑战沧桑灾祸的意味；他们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眺望着铁道外面给截断了的另一半城镇：在浓重的灰色天空下，像是漂浮在一望无垠的水汪汪的平原上，那些房舍、灌木和树林，看上去井井有条，颇为壮观，俨然不动。

过了一会儿，从农场开来的另外四辆卡车也到了。四辆车一辆接一辆地靠拢停下，散热器对着尾灯，先后分别发出四次撕裂绸缎般的声音，消失在棉花打包房那边。不一会儿，坐在站台上的人听见了脚步声，沉闷的铁镣锒铛声，第一辆卡车上装的人从打包房出来了，紧接着是第二辆和第三辆卡车上的人；于是，现在有了一百多人，个个都穿着用垫褥布缝的工装裤和短上衣，另外还有十五至二十个背着步枪和猎枪的警卫。第一批人站起身来，一对一地并排站定，哐啷哐啷响着的铁镣像脐带似的把他们连在一起；这时，开始下雨了，一场灰蒙蒙的不紧不慢的雨，像十一月份而不是五月天的淫雨。然而，他们谁也没向敞开的打包房的门口挪动一步，甚至朝那儿望也没望一眼，无论是抱了期望或希望也好，不抱任何奢望也罢。即使他们动过念头，无疑也知道那里面的空余地方即使现在还空闲着，也是要用来放家具的；也许，他们心里还明白，就算那里面有空地也与他们不相干，倒不是因为警卫宁愿让他们淋透衣服，而是压根儿想不到要让他们避避雨。于是。他们干脆一声不吭，把短上衣的领子翻起来，成双地戴上脚镣站在那儿，像接受现场考验的狗，一动不动，耐心十足，差不多像在反刍似的，个个都把背部朝向雨，如同牛羊通常的做法。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发觉士兵人数增加到十二个以上了，个个都披着橡皮雨衣，既暖和又淋不着雨，还有一位腰带上别着一支手枪的军官；接着，他们虽然并未朝那边挪动却闻到了食品的气味，转过头一看，便瞧见就在打包房门里边搭起了一个军用野营厨房。但是，他们仍然待着不动，直等有人叫他们排成一行，他们才低着头，任雨淋在身上，缓慢地挪动过去，每人接过一碗炖肉，一杯咖啡和两片面包。他们淋着雨用餐。由于站台是湿的，没法坐下，便像乡下人那样蹲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猫着身子向前，竭力遮住碗和杯子，可雨点仍不断地溅进碗和杯里，就像落进微型池塘一样，雨水无声无息地浸入了面包。

在站台整整站了三个小时之后，有一列车来接他们了。那些站在站台最边沿的人目睹列车到来并从面前经过——一列显然是靠自身的动力行驶的客车，后面拖着一缕烟云，却看不见有烟囱，这缕烟云不往上升起，反倒缓慢而又沉重地向旁边散去，浮在湿淋淋的地面，显得本身既毫无分量又耗尽了活力。车到站之后便停了。这是一节单独的两端敞开的老式木制车厢，连在一节比它自身小得多的推动机车的前面。于是，他们给赶进这节车厢，大家都拥挤在车厢的一端，那里有一个小铸铁炉，阴冷无声的铸铁上，处处是烟草抽尽时敲烟斗的迹印，上面浮动着成千在星期日往返孟菲斯或穆尔赫德的游客鬼影，周围还残留有花生壳、香蕉皮和婴儿的脏衣服——尽管炉子没生火，他们仍拥簇在它四周，还想挤到更靠近炉子的地方。“得啦，得啦！”一个警卫喊道，“现在都坐下来。”最后，三名警卫把枪支放开一边，走到他们中间，拉开这些拥挤在一堆的人，把他们赶回到座位上去。

车厢里并没有足够的座位，没座位的只好站在过道里，他们僵直地站着，听见松开刹车放气的声音，机车汽笛鸣响了四声之后，车厢猛地一抖便启动了；就像火车出现时神不知鬼不觉那样，这时仿佛由静止不动一下子变成了全速前进，站台和打包房匆匆掠过；然而这一次是机车在前，车厢直往后退，而先前是机车在后面推动车厢前进。

当铁路也照样淹没进水里的时候，犯人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感觉到火车不动了，听见机车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声音呜咽地越过荒凉凄楚的旷野却没有任何回声，他们仍然不觉奇怪；他们在雨水如注的车窗玻璃后面坐着或者站着，火车像先前那辆卡车一样，又探索着开始爬行，而褐黄色的水则在车轮之间、在推动车轮的轮辐之间旋动，拍打着机车充满烈焰的牵引炉腹而生成蒸汽；机车又一次发出一连四声短的刺耳鸣叫，声音里带着挑战和胜利的狂喜却不乏抛弃甚至告别的意味，仿佛这铰接在一起的钢铁火车也明白自己不敢贸然停下，否则没有可能回得去了。两个小时后，他们透过雨水直流的窗户，望见暮色沉沉之中有一幢种植场的房屋正在燃烧，这幢房子左无邻右无舍的，孤独地立在那儿，一团清楚可见、持续不绝、像火葬堆的烈焰，僵直地飞离自身映出的反光，在暮色中的一片水汪汪的荒丘上烧个不停，这景象真有些莫名其妙，令人感到憎恶而又稀奇古怪。

天黑后不久，火车停下不开了。犯人们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没有问，也不想问这是什么地方，就像不想问干吗要到这儿，来这儿干什么；他们甚至想看上一眼也办不到，因为车厢里灯已关了，车窗被外面的雨水和里面拥挤的人体发出的热气弄得雾蒙蒙的。他们能看见的只是手电筒不闪时的微弱亮光和闪亮时的耀眼光亮。他们听见有人在喊叫，在发命令，接着车厢内的警卫也叫喊起来，把他们吆喝起来，赶向车厢门口，脚腕上的铁镣发出丁儿锒当的响声。他们下车时正遇上一股猛烈迸喷出的蒸汽，一缕缕粗暴地喷过车厢。这列火车旁边并排停着一艘厚实而笨重的汽艇，身后拖带着一连串小艇和平底船，看上去也像是一列火车。这儿的士兵更多，手电亮光在步枪的枪杆和子弹带的铜扣间晃来晃去，当犯人们小心翼翼地走进没过膝盖深的水里爬进小船的时候，手电光又闪闪烁烁地照亮在他们的脚镣上。机务人员开始出空炉膛里的燃料，此时火车的车厢和机车已在蒸汽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过了一小时，他们开始看见前方有无数亮光——隐隐约约，闪烁不定，针眼似的红点沿着地平线延伸而去，明显地低垂在天边。可是，差不多又过了一小时，他们才抵达亮点闪烁的地方，犯人们蹲在小船上，缩在湿透的衣服里（他们已不再感到雨水是一点一滴地落在身上），望着亮光越来越近，直到大堤堤身高耸在面前；这时他们看见一排军用帐篷沿着堤顶一溜伸去，人们蹲在一堆堆火的周围，火堆反射出的摇曳亮光横过水面，照见一大批混杂的船只停靠在堤基岸边，堤坝顿时显得巍然屹立，黑压压地高耸在头顶前方。手电光沿着堤岸扫射，在停靠的船舶之间搜寻；这时候，汽船才不声不响地缓缓漂过去，停靠其间。

他们登上堤顶的时候，看见卡其布帐篷排成一长排，帐篷之间的火堆旁边围了许多人——男人、女人和小孩，有黑人也有白人——在不成形状的衣服包之间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这些人转过头来，望着犯人：身上穿的宽条子衣服，脚上铐的铁链，虽然默不作声，眼珠却在火光中闪闪发亮。犯人们再往堤下望去，却见一大群骡子夹杂着两三头母牛，全都挤在一起，没有套绳索。这时，高个子犯人开始听到另一种声音，不是突然之间听出来的，而是猛然意识到他耳边一直都响着这种声音；可这声音又不是他先前经历过的，也远非他能领会；这一刻之前他一直听而不闻，就像一只蚂蚁、一个跳蚤在山崩地裂之际照常爬行而不闻崩裂之声。自晌午起，他就一直漂行在这水面上，他曾在这道堤坝的阴影里犁地、耙地和播种长达七年之久；可是他现在站在堤上，却没有能够立即领会到从堤坝一侧远处传来的深沉流淌的汩汩水声。他止步不前，身后一队犯人像一串刹住不动的货车突然朝他撞来，铁链的碰击声也同货车碰撞声一样。“朝前走！”一个警卫嚷道。

“那是什么？”犯人问道。蹲在就近一堆火边的黑人回答他：“嗒就是他，嗒就是说的‘老爷’啦。”

“老爷？”犯人说。

“朝前走！跟上去！”警卫高声叫喊。犯人们往前走着，又经过一群挤在一起的骡子，眼珠也鼓得滴溜圆，阴沉的长脸时而朝向火光时而又掉过来；经过这群骡子之后，他们到达一块扯起空帐篷的地方——那种行军用的轻便帐篷，一顶能容纳两人。警卫把犯人赶进帐篷，两两链锁在一起的三对犯人住进一顶。

他们四肢爬着钻进篷内，像狗爬进拥挤的窝里，总算是有了住地。不一会儿，他们的身体就把帐篷内烘暖和了。接着，他们不声不响，全都听见了那声音，躺着听那低沉的汩汩声响，深邃强劲而又有力度。“老爷子？”当年抢劫火车的犯人念道。

“是呀，”另一个犯人答道，“他可不用吹牛皮。”

黎明时分，警卫照着他们伸在外面的脚底直踹，把他们一个个踹醒。正对着这块泥泞地面和船群的地方，已经搭起一个军营野外厨房，他们闻到了咖啡的气味。可是至少这位高个子，尽管昨天他只吃过一餐饭，就是中午在雨里吃的那一顿，却没有立即朝那进食的地方移动。相反，他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望着这条大河，他前七年的生活就是在河堤的阴影里度过的，可是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他站在那儿，默不作声，陷入惊讶的揣测，呆滞的铁灰色水面竟然没有掀起任何浪花，只是微微地有些起伏。河面从他站立的堤坝延伸到他目所不及的远方——一片缓慢而又有力地起伏着、泛起巧克力色泡沫的水面，唯有一英里开外的一条细线划开了它，这条线细柔得像是一根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才辨认出来。那是另一道堤坝，他暗自在想。从那儿看我们也会是一样，从那儿看过来，就是我现在站立的堤坝。后面有人推了他一把，一个警卫的声音传过来：“走哇！走哇！你会有时间把它看个够的。”

同昨天一样，他们得到的食物是炖肉、咖啡和面包，他们也像昨天那样端着碗和盅子蹲着用餐，只不过这时没有下雨。昨天夜里漂来一座完整的木制谷仓，现在被激流冲到堤边给阻塞住了，一群黑人蜂拥上去，拆下屋顶和墙板往岸上搬；高个子犯人不慌不忙地一面吃着东西，一面望着谷仓迅速地被拆到齐水的平面，活像一只死苍蝇在一群蚂蚁的辛勤劳作下消失得不见踪影。

他们吃好了饭，这时候，像接到了信号似的，天又开始下起雨来；他们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身上穿的粗布衣服过了一夜也还没干透，只不过比空气稍暖和些而已。不一会儿，他们就给吆喝着站起身来，分成两组，每人从附近一堆沾满泥土的锄头和铁锹中间拿起家伙，沿堤大步走去。过了不久，那艘拖着一串船只的汽艇到了，它驶过的水下十五英尺深的地面原先也许是一片棉田；船里载满了人，水位都齐船舷了，载的是黑人，中间也夹杂着几个怀里抱着包袱的白人。引擎声停息之后，从水面传来弹奏吉他的微弱琴声。小船靠着绞船索拽拢岸边，卸下人和东西。犯人们看着那些男男女女和小孩背着沉重的麻袋和用被单卷起的包裹，费劲地爬上泥泞的斜坡。吉他弹奏声一直没停止，这时犯人们看见他了——一个臀部干扁的黑人青年，脖子上用套犁的棉绳悬挂着一把吉他。他在爬上堤岸时还不住地在弹奏。他没有携带别的任何东西，没带吃的，没带换洗衣服，连件外衣也没带。

高个子犯人对这番情景看得入神，站在身边的警卫呼喊他名字也没听见。“醒醒！”警卫喝道，“你们这帮家伙会划船吗？”

“划船，在哪儿？”高个子犯人问。

“在水里呗，”警卫说，“你以为会在什么地方？”

“我才不划船去那边的水面。”高个子犯人说着，把头猛地扭向身背后堤坝外面那看不见河道的河面。

“不，是在这一边，”警卫说着，立即弯下腰去解开把高个子犯人同秃头的胖犯人铐在一起的铁链。“就在这条路下面不远的地方。”他站起身来。两个犯人跟随他走向船只。“顺着那些电线杆子往前，你们会看见一个加油站。一看就明白的，屋顶仍旧露出水面。那地方靠近一条先前的小河，现在河边的树梢还伸出水面。沿着这条河道，你们会看见一株残存的柏树桩上有个女人。把她救上船，然后朝西边划，会看到一个家伙坐在一个棉花仓房的屋梁——”他转过身看着两个犯人，两人一动不动地呆立着，先注视了一会儿那条平底小船，随后又满脸肃然地望着那片水域。“怎么回事？还在等什么？”

“我不会划船。”胖犯人说。

“那该是你好好学一学的时候了，”警卫说，“上船！”

高个子犯人把胖犯人推向前。“上船，”他说，“那片水淹不死你的，也没人会推你下去洗澡。”

胖犯人坐在船头，高个子犯人在船尾，他们划离堤坝的时候看见其他犯人也成对地被解开铁镣，派去划另外那些小船了。“这帮人当中，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是这辈子头一次看见这偌大的一片水的。”高个子犯人说。另外那个人没答话。他跪在船底，战战兢兢，时不时地挥起桨来拨一下水面，他那宽厚松弛的背部仿佛也带上了心惊胆战的紧张表情。

午夜过后不久，一艘救生船在维克斯堡靠了岸，上面满载着无家可归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一直挤到护栏杆边上。这是艘小汽轮，吃水不深；它整天都在堵塞着柏树和橡树枝干的几条小河上来回搜索，或者越过棉田（在这种时候与其说是在游弋不如说在涉水），在房顶、谷仓顶，甚至树丛之间搜集可怜的货物。过了午夜它才在这个到处是帐篷、让人感到凄凉绝望的小城边上靠岸；煤油灯在细雨中冒烟，匆匆接上电线的电灯的灯光在武警的刺刀和医生、护士以及厨工的红十字袖章上晃来晃去。陡峭的堤岸几乎挤满了帐篷，然而人在不断增多，帐篷还是不够用；人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单身一人的，有一家一户的，有的人总算找着个避雨的地方，有的人只好头顶着雨。人们都精疲力竭，只剩下一口气，医生、护士和士兵不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就是绕过去，在他们中间穿梭来往。

头一批下船的人中间，有一位是劳教所的副监狱长，紧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胖犯人和另外一个白人——个子矮小、面膛瘦削、苍白的脸上胡须满腮，带着一副不信任别人的愤懑神情。副监狱长像是准确地知道要到哪里去，他领着两个同伴，迅速地穿过成堆的家具和睡觉的人群，很快就站在一间灯光耀眼、匆忙布置的临时办公室里，这差不多就算得上是军事指挥所了。劳教所副监狱长和两位佩戴少校叶形军衔的军官坐在一起，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丢失了一个人。”他点出了那个高个子犯人的名字。

“把他丢了？”监狱长问。

“是呀，淹死了。”他头也不转地对那胖犯人说，“告诉他。”

“他就是那个说自己会划船的人，”胖犯人说。“我可从没说过。我告诉他我——”他把头一扭示意指的是副监狱长。“说我可不会。于是等我俩到了那个河道——”

“这是咋回事？”监狱长问道。

“那艘汽艇带来了话，”副监狱长说，“河道柏树上有个女人，另外还有这家伙——”他指着跟来的第三个人，监狱长和两位军官都一齐朝他看着。“在一个棉花仓的房顶上。汽艇再也没法容下他们。往下讲。”

“于是，我们划到了河道那儿，”胖犯人接着往下说，声音极其平淡，没有任何声调起伏。“然后，那小船甩开了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坐在船头，因为他认为自己划船很在行。我根本没瞧见有什么急流。可一瞬间，小船突然旋了个圈儿，接着又飞快地朝后转，像是钩在一列火车上似的，于是又旋转了一圈；恰巧这时我抬头看，一根树枝正好在我头上方，我忽的一把抓住了它，而小船却从我身下被拽走了，仿佛是谁拉下你一只袜子那样。小船翻了，我又看见那船一次，那个说自己精通划船的家伙正一只手抓住船边，另一只手还握着桨——”他打住了，声音并不是戛然而止，只是停住不说了。他站在那儿，目光静静地落在桌子上还剩一半的一夸脱装的威士忌酒。

“你怎么知道他就淹死了呢？”监狱长问他的副手，“你怎么知道他不正是看出有机会逃走而利用了这个机会？”

“往哪儿逃？”副监狱长说，“整个三角洲全淹了，沿河五十英里，直抵山脚，水都有十五英尺深了。而且，那条船也翻了。”

“那家伙是淹死了，”胖犯人说。“你不用替他操心。他已经得到赦免，无论谁动手给他签字，都不会抽筋的。”

“有别的人看见他吗？”监狱长问，“树上的那个女人呢？”

“不知道，”副监狱长说，“我还没有找到她哩。我猜想是别的船把她救起了。而这一个是蹲在棉花仓房上的家伙。”

监狱长和两位军官又一次望着那家伙，他面容憔悴，形象粗野，流露出常见的惶恐神色，虚弱惧怕却又愠怒未消。“他一直没来救你？”监狱长问，“你也从未见到他？”

“谁也没有来救我。”这个被救出的人说，他开初讲话时倒也平和，现在开始有些激动了。“我待在那该死的棉花仓房上，随时都可能被冲走。我看见那艘汽艇，还有那些小船开过来，都没有容我上去的地方。尽装些黑鬼王八蛋，有个黑鬼还坐在上面弹吉他，可就没有我落脚的份儿。弹吉他！”他哭了，说到这儿更是放声大哭，气得直哆嗦，口水直淌，脸皮不住地抽搐颤动。“有地方让黑鬼王八蛋弹吉他，反倒没有我——”

“别激动，”监狱长说，“别激动。”

“给他喝杯酒。”一位军官说。监狱长给倒了一杯，副监狱长接过去给那救出的人，他双手颤抖地接过杯子，努力把杯子举到嘴边。一旁的人直瞧着他大约有二十秒钟，副监狱长才从他手里把杯子拿过来，送到他嘴边；他咕嘟咕嘟地喝着的当儿，两小股酒顺着他两边嘴角流进他下巴的胡须。

“于是我们救起了他——”副监狱长这时说到胖犯人的名字，“——两人都是天黑以前才救起的，接着便带回来了。可是，那家伙却不见踪影了。”

“嗯，”监狱长说，“不过，我在这儿十年没掉过一名监犯，现在，出了这种事——我明天就派你回劳教所去。通知他的家属，立即办好他的释放文书。”

“行吧，”副监狱长说，“可是听我说，长官。他不是个坏人，也许不该派他去划那船的，只是他说过会划船。听我说一句，假若我在他的释放书上写：一九二七年大洪水中因救人性命而落水致死，送上州长签字。这会让他的亲属收到后有些想头，当邻居来访或有什么事的时候可以挂在墙上。说不定还会给他亲属一笔抚恤金，毕竟他们是送他到农场来种棉花的，不是让他在洪水中去划船胡闹的。”

“好吧，”监狱长说，“我会酌情处理的。要紧的是把他的姓名从登记簿上按死亡注销，以免有政客打他伙食津贴的主意。”

“那就这么办。”副监狱长说。他转过身，把带来的两人领走了。站在细雨蒙蒙的黑夜里，他又对胖犯人说道：“嘿，你的伙计赶过了你。他自由了。他已满了服刑期，你可还有老长一段路要走呢。”

“是呀，”胖犯人说，“自由。由他享受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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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lliputian，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一个假想国，这里将水的下层水域与之相比。

2. Moorhead，在孟菲斯以南约一百三十英里，这两个城市均在田纳西州的西南。

3. 黑人口音，“嗒”即“那”的讹音；“老爷”，美国南方黑人敬畏地尊称密西西比河为“老人河”，通常叫“老人”、“老爷”。

三 野棕榈

住进芝加哥旅馆的第二天清晨，威尔伯恩醒来，发现夏洛特已经穿戴好离去，拿了手提包，只留给他一张字条，笔迹粗放潦草，乍看上去像是男人的手笔，细看之下却又十分女性化：中午回来，夏。在名字的缩写“夏”字下面又加了几个字：也许会更晚一些。可她在正午以前就回来了，他又在睡觉；她坐在床沿边，把指头插进他的头发，转动他在枕上的头，把他摇醒；她还敞着上衣，宽边帽在额上只往后掀了些，目光沉静，黄瞳仁十分澄明；他望见这眼神，心里真服了女人异处安身的娴熟本事。这并非节俭、理家之类，而是某种更远更高超的品性：她们（所有女同胞）无论遇上什么气质的男伴，落在什么样的处境，都会本能地绝对无误地找到契合点；无论充当寓言中的乡村赤贫农妇，或是扮演豪华的百老汇歌剧圈内的妖艳女星，都会得心应手；她们绝不吝惜迄今积攒的钱财，绝不会考虑家里能不能摆上优雅的玩意，甚至典当手上佩戴的珠玉也在所不惜，为的是玩一场人生游戏；人生的安全保障也可以不顾，追求的只是当下境遇里必须维持的体面，甚至为了在玫瑰枝头筑起爱的小巢会去遵循一套规则，维系某种模式；他想：让他俩走到一起的是非法的爱情，他俩是命中注定非要违反世俗，违背上帝，做永不可救药的人；这样做不是为了让非法爱情获得浪漫性，不是为了他俩抱有什么炽烈的信念；相反，是为了要去接受非法相爱对他俩构成的挑战，因为他俩怀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定要非法相爱并使之受人尊重的心愿，即使遇上了洛陶雷诺那样的花花公子也要保持体面，为了维护那一头卷发不惜乘交通车和吃残羹剩饭（而且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能够办到，就像蛮有把握相信能够成功地开办一处能提供膳食和寄宿的场所）。她说：“我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一间公寓房，一个工作间，我也可以在那儿工作。”

“也可以？”她又一次摇他的头，以她那不在意的鲁莽方式，推搡得他感到有些疼痛；他又想到她身上有种不爱任何人、不爱任何事的东西，接着，他深沉地一震，像是掠过一道无声的闪电，一道耀眼的白光产生了本能的推论，他分不清究竟是何种感受：呃，她一向是孤立的。她孤立，但不寂寞。她有一个父亲，后来又有四个与父亲完全一样的兄弟，后来她又嫁了一个跟她四个兄弟一样的男人；所以，她这辈子还压根儿不曾拥有过一间自己的屋子，她这辈子一直在孤苦伶仃地度日，她甚至不知道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的滋味，就像一个从未尝过糕点的孩子，不懂得糕点是什么东西。

“是呀，也可以。你是不是以为一千两百美元够维持一辈子？你生活在有罪的意识里，但不能带着罪恶的意识活着。”

“我知道。我那样想过，那是在我从电话里告诉你我有一千两百美元那晚之前。不过，现在是在度蜜月，往后——”

“这个我也知道。”她又抓扯了一下他的头发，又一次弄得他疼痛，虽然这时他明白她是知道自己把人弄痛了的。“听着，必须一直度蜜月，持续不断，长久永远，直到我们之中一人死去。不能有任何别的活法。不管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等待你我的不会是平安宁静的赎罪方式，直至善行，或忍耐，或羞耻，或忏悔降临到我们头上。”

“原来你相信的不是我，信任的不是我，而只是爱。”她直愣愣地瞧着他。“不仅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

“说对了。是爱。人们都说两人之间的爱已经死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爱并没有死亡。爱只是离开你，离你而去，如果你不好，你不配。爱不会死亡，死亡的是你自己。爱像是海洋，如果你差劲，如果你开始在海里散发臭味，海洋就会把你吐出去，死在别的什么地方。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宁愿死在海洋里而不被吐到一片死寂的海滩，被烈日晒干而留下一团莫名的污迹。就以此作为我的墓志铭吧。快起床，我对那人说了，咱们今天就搬进去住。”

一小时之内，他们带上行李包便离开旅馆，乘上一辆出租车走了。他们爬上三层楼梯，她手里已经有了钥匙，开了房门让他先进去；他知道这时她不是在看房间而是在观察他。“怎么样？”她问，“你喜不喜欢？”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北墙头开了一堵天窗，很可能是先前某个已死或已破产的摄影师亲手开辟的，也可能是先前租赁此屋的某个雕塑家或画家；大房间还带两个小间，分别当厨房和浴室。她租了间开天窗的顶屋，他暗暗地对自己说，女人租房通常首先考虑的是盥洗室。卧室和厨房只是附带关注一下。她选择了一个容纳爱的地方，而不是供我们容身的场所，她不只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她绝不是想以自己造的一个泥塑去换另一个——他挪动步子，接着又想，也许我并不是在拥抱她而只是依附她，因为我心里还有保留，不知道这样下去行不行，还不能相信这样能行。“不错。”他说，“很好，现在没什么能难倒咱们了。”

在往后的六天里，他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会见（或者被人接见）住院医生和医院行政主管。每次见面的时间都很短，他没有多说他干过些什么，他能够干些什么——没提起他从一个有知名度的医学院获得的学位，曾在一家有名医院实习过二十个月，但会见刚过三四分钟往往就会出现意外。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虽然他以不同的理由来宽慰自己（第五次会见之后，他走进一处阳光明媚的公园，坐在一条凳子上，周围是游民、园艺工、保姆和孩子）：因为我没有尽够努力，没有意识到努力的必要性，因为我完全接受了她有关爱的种种想法；我对爱抱有同样的无限信赖，以为爱能够供给衣食，就像密西西比州或路易斯安那州的乡下人，经过一次周末野营布道会便信奉宗教，以为它能使自己丰衣足食。他知道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实习的时间是二十个月而不是二十四个月，想着我让数字搞糊涂了，想着更情愿死在芳香的气息里而不顾因离经叛道而失去的被拯救的机会。

他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差事；那是在一个黑人租赁住宅区的一家慈善医院的化验室，接纳的几乎都是由警察送来的酗酒、枪伤或刀杀的受害者，他的工作是做常规的梅毒检查。“你不需要使用显微镜或瓦色尔曼试纸，”当天晚上他告诉她，“你只需要足够的光线看清他们属于什么种族就行。”这时她已在天窗下面的支架上铺了两块木板，她把那称作她的工作台，从廉价店买来一包颜色石膏，已经在上面漫不经心地花了一些时间，尽管她并不在意自己在干什么。此刻，她弯着腰在工作台的一张用过的纸上用铅笔写字，他瞧着她那柔软却迟钝的手快速写下几个字体大个的数字。

“你一个月只能挣这个数，”她说，“而咱俩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这个数，每月得从银行取这个数来填补差额。”这些数字冷冰冰的，不容置疑，铅笔字迹呈现出一副傲然挑战的神气；同时还有其他开支，现在她要求他按时寄钱给他姐姐，不仅是每周的汇款，而且补齐那六个星期在新奥尔良花在午餐和临时旅馆上的同等数目的钱。末了，她在最后一个数字旁边写下一个日子，那是在九月上旬。“到了这一天，咱们就会一文不剩了。”

于是，他重复了一遍那天在公园条凳上想过的话：“不会有问题。我刚好要习惯过爱的日子，我从前压根儿没试过；你是知道的，我的生活至少落后了十年。我还在放任自流，但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到正轨的。”

“对。”她说。于是她一把捏起那纸扔到一旁后转过身来。“可是，那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吃牛排或者啃汉堡包的差别而已。饥饿不在这儿——”她用手掌拍了他肚子一下。“那不过是让你饥肠辘辘罢了。饥饿在这儿。”她点了一下他的胸口，“千万别忘了这个。”

“我不会，现在不会。”

“可是，你也许会的。你从前曾在这儿闹过饥肠辘辘，所以你害怕挨饿，因为你总是心有余悸。你要是以前恋爱过，那天下午就不会上火车，对不对？”

“是的，”他说，“是，是。”

“所以，这不只是教你的头脑记住饥饿不在肚子的问题，你的肚子，你的肠子，得自己相信是这么回事。你的肚肠能相信吗？”

“能。”他说。可她对这点还没有把握，他想，因为三天之后他从医院下班回来发现，她的工作台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弯弯曲曲的铁丝，一瓶瓶的清漆和胶水，木纸板，几管颜料，还有一个锅盆里面浸泡了一团薄纸；过了两个下午，那些东西却变成了五花八门的小形体——鹿、狼狗、马、男人、女人，手工精巧，形态各异，别出心裁却又令人叫绝；又过了一个下午，他回家时发现她和她的那些人人马马都不见了。一小时后她回来了，她的一双黄眼睛像猫眼在黑暗中闪亮，不是胜利的喜悦、得意扬扬，而是一副断然自信的神情，手里拿着一张十元的新钞票。

“他统统买去了，”她说，点了一个大百货商店的名字。“然后，他又让我装点一个橱窗。我得到一张一百多元的订单——你明白吗，在西部的芝加哥，这可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订单——尼禄面孔的奥利里太太、背一把尤克里里琴的母牛、长有像尼任斯基腿脚、但没有面孔只有两个眼睛覆盖在额头下的基特·卡森、长着阿拉伯母马的头和腰腹的母野牛。密歇根大街的其他所有百货商店都要。这儿，拿着。”

他拒绝接手：“是你的钱，你挣的。”她注视着他——在那双瞪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的黄色眼睛里，他仿佛是只飞蛾在跌跌撞撞，像只兔子被强大的火把光焰镇住，被几乎如同液态的、化学沉淀剂那样的东西包裹住，一切情绪和谎言通通被消融干净。“我不——”

“你不喜欢这个观念——由女人来供养你，是不是？听着，难道你不喜欢咱们现有的一切？”

“你知道我喜欢。”

“那么，还在乎咱们付出了什么，为什么付出？如何付出？咱们现今有的钱是你窃得的。难道你还会这样干吗？值吗？即使明天就输得精光而且还必须用剩下的日子去偿付利息。”

“是的，只不过明天不会输得精光，下一个月不会，下一年也不——”

“不会，只要值得我们去维系它就不会。很不错，够坚强的。不愧有资格去维系它，尽量体面地去获取你所要的东西，然后保住它。保住它。”她走过来双手拥抱他，抱得很紧，用她的身体挤压他，不是爱抚的举动，而完全像平时抓他头发把他从睡眠中弄醒那样。“那就是我要做的，要努力去做的。我淫荡，喜欢用双手制作东西。我不认为这有什么过分，为什么不可以喜欢、不可以拥有而又保持。”

她挣了那一百块钱，现在夜间也不停地干活，在他上床以后，有时是睡着了以后；在往后的五个星期里，她挣到二十八块钱，接着又完成了一个五十元的订单。那之后，订单没有了，她再也接不到订货。尽管如此，她仍继续工作，现在更是通宵不停，因为她要带上样品走出去，成天展示她完成的活计；而且现在，常常有人在一旁看她干活，因为他们的住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夜间俱乐部似的地方。开头的一名观众叫麦科德，新闻记者，曾在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纸干过，有一小段时间夏洛特的小弟弟也在那儿当实习记者（大学本科生的业余爱好，跟着别人学一手之类，威尔伯恩猜想）。她偶然在街上遇见他；一天晚上他来与他们共进晚餐，另一天晚上他请他俩到外面吃晚饭；三个夜晚之后，他带了三个男人、两个女人，还有四瓶威士忌，出现在他们的住所；这之后，威尔伯恩永远猜不着他回家后会见到什么人，但总不会是夏洛特独自一人；不论谁在那儿，闲待在那儿，她照样干活，穿一件已经弄脏的廉价套衫，像任何家庭画匠那样；与此同时，一杯加水的威士忌酒摆在一卷卷铁丝、一瓶瓶胶水、颜料和石膏之间，这些东西在她灵巧不息的手下，陆陆续续地变成种种模拟形象，别出心裁，稀奇雅致，令人惊叹；这种情形持续到货品销不出去的那几个星期，往后的一个月，直到夏天几乎来临的时候。

于是，她最后做了一次总销售，规模很小，这事儿一完也就最后了结了。正像当初开始的情形一样，结束得也既突然而又莫名其妙。现在，夏季到了，百货商店的人告诉她，不仅是游客、连本地人也要离开城市去避暑。“这是在撒谎，”她说，“不过是达到了饱和点而已。”她这样告诉他，也告诉其他所有人：那是在一个夜晚，当晚的一批客人已经到了，她回来得晚一些，带回了那装着没卖出去的模拟物像的硬纸箱。“我早料到有这种事，但这不过是好玩有趣而已。”她一一从纸箱里拿出那些模拟物像，又摆上工作台面。“像是把这些东西制作出来，又只好摆在漆黑的没有空气的暗处，像是放进银行的保险柜或者扔到有毒气的沼泽地，而不是放到通常空气清新的地方，如像植物茂密的奥克公园和伊万斯顿。好啦，所有这些都到此为止了。我现在不再是能工巧匠，我疲倦了，饥饿了，我就要蜷起身子，拿起一本好书来读，一块干面包来啃。来，每一个人，你们大家都站到工作台边来，男的女的各人从中挑选一件作为纪念品，然后散伙。”

“咱们还吃得上干面包。”他告诉她。而且她还没有到头呢，他想，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永远不会。就像他以前思考过的，她身上还有一种无论是他或是里顿迈耶都不曾碰过的东西，那东西甚至没有爱过爱。不出一个月，他便相信自己有了证据；他回到家里又发现她在工作台边忙乎，那极度兴奋的劲头他从未见过——一种不包含得意的兴奋，一种严肃认真、百折不挠的劲儿；她告诉他，她见到了麦科德带来的一个男人，一位摄影师。她要制作木偶，活动木偶，他会拍摄下来送去做杂志封面和广告；说不定以后人们会在字谜游戏中用上这些木偶，把它们摆在某些场地——一间租的大厅或一个马棚，如此这般，样样都有可能。“我会花自己挣的钱，”她告诉他，“那一百二十五块钱，你无论如何不愿接手的钱。”

她愤愤不平地工作着，紧张而又专注。他去睡觉，她留在工作台边；他两三点钟醒来，发现工作台上方仍亮着强烈的灯光。现在，他回到家里（起初是从医院，后来则从公园的长凳，他失去那份工作后整天坐在那儿；他早上离开、下午归来都在通常去来的时刻，以免她产生怀疑），会看见她制作的各种人像，差不多有小孩的个头大小——堂吉诃德像，身板瘦削、面容恍惚，如梦如痴的神态；福斯塔夫像，面带梅毒疤痕、大腹便便（单独一个形象，看着却仿佛是两个：一个是浑身肥胖像头大熊的人，一个是患了消耗性疾病的虚弱的卫士；他仿佛活生生地目睹了那人在同自己高挺如山的肚腹争斗，如同卫士全力对付大熊却不是想制服大熊而是从它身旁绕过去，逃避它，就像在噩梦里遇上返祖的猛兽）；罗克珊娜像，额头覆盖着一绺绺鬈发，嘴里含块口香糖，像是个在廉价商店推销活页乐谱的木偶；西拉诺像，有一副滑稽戏里的犹太人面孔，怪异的鼻孔张大之际恰似一个软体动物，一只手拿块奶酪，另一只手拿本支票簿——这些模拟人像以惊人的速度制作出来，越来越多，占据了屋里地板和墙头的所有可利用的地方，容易碰损，古里古怪，令人不安；每件活儿一旦动工夏洛特就会持续下去，从不间断地奋力劳作，夜以继日，不分白昼夜晚，唯一的间歇是吃饭和睡眠。

然后，她完成了最后一件；于是她一整天外出，夜半方归，而他下午回家，会发现一张潦草的字条，写在一溜纸上或者写在从报纸撕下的空白边上，甚至从电话簿撕下的页边上：别等我，自己到外面去用餐。他总是照办，然后回来上床睡觉，有时候在他熟睡之中，她才光着身子（她从不穿睡衣，她对他说过她压根儿不曾有过睡衣）钻进被窝去弄醒他，以一个粗野的动作让他坐起身来听她讲话，她说话时用有力的双臂抱着他，神情严肃，声音不高，语速却很快，不是讲有钱无钱的事，不是讲当天同摄影师一起的细节，而是谈论眼前的生活和处境，仿佛这本身是一个没有过去或未来的整体，而他俩作为其中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像一个舞台造型的部件或一个字谜的空格，每个部分都同等重要；他俩生活其中，需要花钱，于是她制作了那些人物；在黑暗里，她放松地躺着不动，抱住他讲个不停，甚至不注意他的眼睛是开是闭，他似乎看见他俩共同的生活像只易碎的玻璃杯，像个肥皂泡，她竭力让它避开灾难，努力保持平衡，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海豚在玩头顶圆球的把戏。她的境遇比我的更糟，他想，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过了不久，制作木偶的业务也结束了，突然而又彻底，像她曾干过的装点橱窗的活儿。一天傍晚，他回来看见她在家里阅读，她一连穿了几个星期的污秽的套衫不见了（这时已是八月），他还看见工作台不仅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再像先前那样乱摆着铁丝和颜料，而且移到房间中央变成了桌子，上面铺了一块摩擦轧光印花布，放上一沓杂志和书本，而这些书刊原先不是堆在地板上便是放在空椅子上；最让人惊异的是，还摆上了一盆花。“我买了些东西回来，”她说，“咱们来点变化，在家里用餐。”

她买了排骨、杂碎之类，下厨的时候围了条奇特的轻而薄的工作裙，像铺工作台的印花布一样也是崭新的；他想，遭受挫折在她身上产生的反应如同在男人身上一样，使她有了一种体面的谦卑，呈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气质。他俩用完餐，她便收拾餐桌，他主动来帮忙却被她拒绝了。于是，他拿了本书坐在灯旁，听了一会儿她在厨房里的动静；然后她从厨房出来，进了卧室。她打着赤脚，在地板上走动没有声响，他没有听见她从卧室出来，猛抬头却看见她站在自己身旁——轮廓线条简洁鲜明，黄眼睛里射出沉静执着的目光。她拿掉他手中的书本，放到临时充当的餐桌上。“脱掉衣服，”她说，“让你的书见鬼去吧，我照常喜欢床上的事儿。”

然而，过了两个星期他仍然没对她讲丢掉了工作的事，他这样做的理由不再是担心这消息会破坏她自在执着的心境，因为即使曾经有过这种时候，现在也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而在她需要知道之前他会找到别的什么活儿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他早已试过，而且失败了；总是寄希望于明天的米考伯式的乐观信念也不起作用；也许部分的理由是他认为，拖晚些再告诉她与早些告诉是一回事，但最主要的原因（他并未戏弄自己）是对她抱有深沉的信念。信赖她，不信别的人。上帝不会让她挨饿，他想，她太宝贵了，她是他的精品，即使是制造了一切的他也一定会珍视其中一些，并想予以保护。于是，他每天在通常的时刻离开公寓，去公园坐在他常坐的条凳上，直坐到该回家的时候；而且每天一次，他会掏出钱包，拿出那张记载着钱数逐日减少的纸，仿佛他期待有可能发现钱数有变化或者前一天把钱数看错了，可是每次都发现钱数没有变化，他也没有看错——一百八十二元整数，每天减少五元或十元，直到钱数不足支付九月一日该付的一个季度房租的那天。有时候，他会拿出另一页纸，那张粉红色的有齿孔标记的银行本票，三百美元整。这几乎带有举行仪式的意味，像吸鸦片的人掏出烟枪先要一本正经地揩拭，接着他也会像吸鸦片的人，有那么一阵全然忘却现实的时候；这时，他会想象出上百种花费的方式，像在玩拼板玩具那样，将那笔数目包含的不同开销和可以购买的等值物品掉来换去，知道这样做只是聊以自慰而已（想着对于金钱，我仍然是、也许永远会是个幼稚的生手），要是真有可能兑现这张本票并使用这笔钱该多好，可他甚至不敢做这种奇思怪想。

于是一天下午，他回到家里发现她又在工作台边忙碌，还是那张桌子，桌子还摆在房间中央，她只是把印花布翻了一面，把书本和杂志推到了一端；她戴上围裙却没再穿工作服，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在制作，像有的人闲着无事玩纸牌打发时光。她手里制作的人物高不足三英寸——一个奇形怪状的古代男人，五官不匀，神情痴呆，一副没有恶意的低能小丑的滑稽面孔。“把他叫作‘怪味儿’吧。”她说。他这才听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只是有了点儿难闻的气味，不是门口来了狼。狼可坏事啦，嗅觉敏锐，毫不留情，胆量小的也很强壮。可是，这不过是气味难闻而已，因为饥饿没在这儿——”她又用手掌拍了一下他的肚子。“饥饿在上头呢。看起来还不至于。看来像是一团焰火，罗马焰火筒，或者起码是小孩子玩的花炮，忽地喷冒火花，然后变成一粒鲜红的不怕熄灭的炭火。如此而已。”她抬起头望着他，这时他知道那个时刻到了。“咱们还有多少钱？”

“一百四十八元。不过，还没事儿，我——”

“哦，你已经付了下季度的房租。”这下捅穿了，说什么也晚了。我的难题是，每次无论我讲真话或是撒谎，似乎我总是自己先把实情卖了。“看着我，你是说你有两个月没去医院工作了？”

“那是侦探捣的鬼。那阵子你忙，那个月你忘了写信去新奥尔良。他并不急于——使我丢掉工作。他只是听不到你的消息着急了。他没法弄清楚你有没有出事。不是他，是侦探出面坏的事。于是，医院里叫我走人。真可笑，我被解除的那份工作只是由于道德堕落而存在，完全基于道德堕落的原因。当然，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那份工作只是寿终正寝而已，我心里早明白，到了一定时候就会——”

“好啦，”她说，“家里没有喝的了，你去商店买一瓶来，当我——不，等等，咱俩一起出去，喝的吃的一并解决。而且，咱们还得找条狗。”

“狗？”从他站立的地方，他能看见她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那两块准备晚饭用的排骨，重新把排骨包裹好。

“伙计，这是一定要的，”她说，“去戴上帽子。”

那是炎热的八月里的一个夜晚，他们走在街上，霓虹灯闪闪烁烁地发亮，交替地映照出街头行人，包括他俩，行尸走肉般人影的面孔；她手里拿着那两块排骨，包上了卖肉人常用的厚实、光滑、油腻的纸。没走完一个街区，他们便遇上了麦科德。“我们失业了，”她告诉他，“所以我们在找一条狗。”

威尔伯恩似乎马上就觉得有了一条无形的狗在他们中间。于是，他们到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们时常光顾的地方，每周会在这儿见面两次，有时是偶然，有时是事先约定，见到由麦科德引进他俩生活圈子的那伙人。这时，他们之中另有四人在那儿（麦科德向他们转述“我们失业了”、“我们在等待一条狗的到来”的话）；他们一共七人，坐在一张能坐八人的桌前，空了一把椅子，隔了一个空位，现在那两块排骨已经解开放在一个盘里，旁边有一杯没掺水的纯威士忌摆在几只高脚杯中间。他们还迟迟没用餐，威尔伯恩两次凑近她说：“我们不吃点什么吗？没事儿，我能——”

“对，没事儿，没问题。”她不是在同他讲话。“我们还有四十八块钱富余，想想吧。即使是芝加哥的大亨也不会觉得自己多出四十八块钱。干了吧，你们这些穿盔戴甲的年轻人。去追上那狗。”

“是呀，”麦科德说，“好样的，你们这帮穿盔戴甲的崽儿，身陷海明威的波涛之中。”

霓虹灯闪闪烁烁，交通指示灯由绿色变成红色，接着又从红色变回绿色。灯光下奔跑着发出尖叫声的出租车和灵柩车般向前滑行的高级轿车。他们到这时还没有用餐，可那一伙人中间已有两人离去；这时六个人坐在一辆出租车内，相互挤坐在膝头上，夏洛特手里拿着那两块排骨（包裹的纸弄丢了），麦科德抱着那条想象中的狗，狗的名字现在叫莫阿维尔，源自《圣经》里那穷人的餐桌。“嘿，听我说，”麦科德喊道，“就听一分钟。多克、吉勒斯皮和我拥有这条狗。吉勒斯皮眼下就住在那儿，可是他得在九月一日前回到城里来，到那时城里会走空的。你们可以用那一百块钱——”

“这不现实，”夏洛特说，“你讲的是人身安全的问题。你有没有灵魂？——哈里，咱们手里现在还有多少钱？”

他瞧着计数器上显示的数字指数。“一百二十二块。”

“可是，听我说。”麦科德说。

“行了，”她说，“可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你既然铺好了床就该去睡，汉子做事汉子当，而且还要把被子扯上来盖住头。”这时他们到了伊万斯顿，停车去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只手电筒；出租车沿着一条城郊宽阔的路缘缓缓爬行，夏洛特从麦科德身前探出窗去，用手电筒照射沿途的草坪。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那儿有一条。”她说。

“我没看见。”麦科德说。

“瞧那围栏。每一段铁围栏都雕饰着圆三色堇花的人家，院子里怎么会没有铁铸的狗的雕像呢？这幢屋子还有复折式屋顶呢。”

“我没有看见任何房屋。”麦科德说。

“我也没看见，但你瞧那围栏。”

出租车停了，他们下车出来。手电光照射到铁围栏，照见一根根组成围栏的带旋涡花饰、有矛头尖端的混凝柱，在旋涡饰的小门旁边，甚至还有一个黑人男孩雕像的拴马桩。“说得对，”麦科德说，“这儿准会有一条。”他们不再用手电，甚至在暗淡的星光之下他们也看得一清二楚——一尊圣伯纳犬铁铸像，有一张弗兰兹·约瑟夫皇帝和缅因州银行家的拼合面孔，铸造于一八五九年。夏洛特把排骨放在铁三角饰物和铁柱之间的门顶上，然后，大家又回到出租车内。“现在听我说，”麦科德说，“那地方设备齐全——三间屋带一个厨房，卧具，炊具，还堆放了很多可以劈作柴火的木材；你想洗澡也办得到。九月一日以后，所有别墅也会空无一人，没有人会去管你；而且在湖边，你们可以靠鱼来维持一段日子，更何况你可以用你们那一百元来购买食物；进入十月以至十一月，天气都不会寒冷；要是你不在乎寒冷，你们可以待到圣诞节甚至更晚的时候——”

在劳动节前的那个星期六晚上，麦科德开车送他们去了湖边，用一百元买的食品——罐头、青豆、大米、咖啡、盐、糖和面粉——放在车的后部。威尔伯恩不会冷静地思考他们最后一块钱能买来什么东西。“当你用它来买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明白钱是多么灵活的东西。”

他说，“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正常的报酬递减。”

“你不能说灵活，”麦科德说，“你该说易变。这就是国会所谓的流动货币。要是在我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屋里之前下起雨来，你会有好戏看的。这些豆子、大米和买的其他东西膨胀起来会把咱们一个个挤出车外的，就像在自酿的酒桶里点三根火柴。”他们带了一瓶威士忌，麦科德和威尔伯恩轮流开车，夏洛特独自睡觉。刚过拂晓，他们开到了别墅——面积一百多英亩的湖水，四周遍植移栽的云杉，还有四块空旷的平地，每块平地里都有一间小木屋（其中一间的烟囱有烟升起。“那是布雷德里，”麦科德说，“我想，这时候他一定出来了。”）和一段伸进湖水的小码头。一头公鹿站在狭窄的湖边沙滩上，在星期日的晨曦中略带粉红，它昂起头注视了他们一会儿便一溜烟跑了，一条白色短尾巴翘成弓形不住地腾跃；夏洛特从车里跳了出来，面容睡得有些浮肿，直跑到湖水边，发出长长的尖叫声。“这就是我一直想制作的景象！”她叫道，“不仅是那些动物形象，狗呀、鹿呀、马呀，还要再现它们的动态和速度。”

“会的，”麦科德说。“咱们做饭吧。”他们卸了车，把那些东西搬进屋，在炉子里生起火，然后夏洛特开始做早餐，威尔伯恩和麦科德拿上那瓶威士忌到了湖边，蹲在那儿喝酒，彼此举杯致意；喝到只剩几口的时候，麦科德说，“留给夏洛特，她可以对北斗星举杯，解解酒渴。”

“我现在感到很快活，”威尔伯恩说，“我完全明白方向，路线笔直，就在两条分别由罐头盒和面粉袋连成的线路之间，一条线花五十块钱。不是去街道，那儿尽是房屋和人，而是离群索居，自在独处。于是，在那水边，你可以独自悠闲，躺在地上静观万物。”他蹲在那儿，手里还握着快喝完的空酒瓶，另一只手伸进水里，陶醉在清晨的气息中，水面凝然不动，水温仿若旅馆房间的冰水，手腕周围漾起的涟漪缓缓扩散而去。麦科德注视着他。“秋天快到了，初寒将至，第一批红红黄黄的树叶飘摇下坠，双色交错，叶影婆娑，直到下落的叶片与水中迎上来的倒影相碰，又微微震颤一下才渐渐歇息。这时，你要是愿意并且记着看上一眼，你会睁开眼睛，观察那飘落的叶片在你身旁的湖面上留下的绰约风姿。”

“好一个十足的叔本华，”麦科德说，“这是什么该死的下九流的蒂斯代尔式的感伤发泄？你还不到挨饿的份儿呢，你还远未体验到贫困的滋味。你得小心点，要是对某个相信这一套的人胡说，他会递给你一把手枪，看着你使用它。别再想你自己，也想一会儿夏洛特吧。”

“我谈的正是她。可是，我无论如何不会使用手枪的，因为我很晚才开始上路，还相信爱情。”这时，他向麦科德讲起那张粉红色银行本票的事。“要是我不相信爱情，我会把这张本票给你，让你今晚就送她回去。”

“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你笃信爱情就早该把那张本票撕了。”

“我要是把它撕了，谁也得不到那笔钱，甚至他也无法从银行索回。”

“让他见鬼去吧。你什么也不欠他。你当初是从他手里夺走了老婆不成？是呀，你也够糟糕的。你甚至连与人私通的勇气都没有，不是吗？”麦科德站起身。“来吧，我闻到咖啡的味儿了。”

威尔伯恩一动不动，那只手仍然浸在水里。“我从未伤害过她。”接着他又说，“不对，我伤害过。假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她，我会——”

“会什么？”

“拒绝相信爱情。”

麦科德站在那儿，整整地俯视了他一分钟；他蹲在那儿，一只手握着酒瓶，另一只手齐腕浸在水里。“胡扯！”他说。这时，夏洛特在门口呼唤他们，威尔伯恩才站起身。

“我不会使用手枪的，”他说，“我会一直握住这个。”

夏洛特没有喝那几口酒，而是把酒瓶放到壁炉台上。“谨此提醒我们失去的文明，那时起我们把头发梳成分开的发式。”她说。说完，大家开始用餐。两个卧室里各有一张铁架帆布床，安了纱窗的游廊里还另有两张床。威尔伯恩收洗碗碟的时候，夏洛特和麦科德从贮藏间拿出卧具，把游廊里的两张床铺好；威尔伯恩洗好后出来时，麦科德已经躺在其中一张床上，脱了鞋在抽烟。“来，”他说，“躺一躺，夏洛特说她不想再睡了。”这时她恰好出来，拿了一沓纸，一只锡杯，一个新的涂漆的彩色盒子。

“即使买了那瓶威士忌，我们也还剩一块五毛钱。”她说，“也许那头鹿还会回来。”

“拿些盐放在它的尾巴上，”麦科德说，“它也许就会站定，给你摆个姿势。”

“我不想要它摆姿势，那恰好是我不需要的。我才不想临摹鹿呢，那是任何人都干得了的。”她离开了，纱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关上。威尔伯恩没有继续看她，他已躺下，双手托着脑袋，也在抽烟。

“听着，”麦科德说，“你们已经买了许多食品，天冷后这儿又有许多木柴和盖的东西，当城里的形势开始好转，也许我可以卖出一些她制作的那堆东西，甚至收到订货——”

“我才不发愁呢。我对你说过，我过得很快活。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从我这儿夺走我已经拥有的东西。”

“呃，说得倒是挺动情的。可是听我一句，干吗不把那张该死的本票给我，我送她回去，那一百块钱的食物够你一个人吃上好一阵子，然后你可以进深山老林，吃蚂蚁，在树上扮圣安东尼，到了圣诞节，你吃完牡蛎后，可以拿一个贻贝壳，给自己做个节日礼物。我要睡觉了。”说着，他转过身去，似乎立即就入睡了；过了不久，威尔伯恩也睡着了。他醒了一次，凭太阳他知道时间已过正午，而她不在屋里。但是，他并不在意，醒着躺了一会儿，浮在他眼前的不是那荒芜的二十七年，而是那条笔直、空荡而又静寂的路，夹在两条各值五十元钱的分别用罐头盒和面粉袋排成的线路之间；她没有走远，她会等他。他想：如果这就是将来的路，她会等他的。要是我们就这样躺着，我们会在一起，处在晃晃悠悠的孤独之中，不管马克和他的九流诗人蒂斯代尔；蒂斯代尔倒像是记得许多人读过的东西，在秋冬之际静观漫天红红黄黄的落叶翻飞，相碰相吻。

太阳爬上树梢的时候，她回来了。那一沓纸的头一页仍然是空白，虽然颜料用了一些。“有那么糟吗？”麦科德问。他在炉灶上忙着做饭，煮豆子，炒杏仁——实践某种特殊食品的秘方之类，这活儿似乎每个单身汉都有一手，也真有本领做出来，但乍看上去，麦科德不行。

“也许听谁说了，你在用我们的血汗钱买来的东西试手艺，所以她跑出去了一趟。”威尔伯恩说。麦科德制作的食品终于弄好了，威尔伯恩承认，并不那么糟糕：“不过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可以呢还是为了保护你的积极性，我尝到的滋味不是食品本身如何，而是它代表的四五十美分的价值，也许是我的口味不行，也许是我的勇气不够。”饭后，他和夏洛特收洗碟盘，麦科德到外面去了，回来时他腋下抱了一抱柴火并用它生起了火。威尔伯恩说：“我们今晚不需要这个。”

“只不过用些柴火而已，不会破费你什么的。”麦科德说，“而且，从这儿到加拿大边界，你可以拾很多回来；你要愿意，可以跑遍威斯康辛北面，拾来的柴火能堆烟囱那么高。”于是，他们坐在火堆旁边，没讲多少话，只是抽烟，直到麦科德动身离开。无论第二天是不是假日，他都不肯留下。威尔伯恩陪同他走到车边，他钻进车内，回望了一眼夏洛特站在门口映着火堆光焰的身影。“喂，”他说，“你不用担心，就像会被警察或佩戴鹰徽标志的童子军领着过街的街头老婆子不用担心一样。要是有可恶该死的醉汉开车闯过来，不是老婆子而是那警察或童子军会被撞得一塌糊涂。你自己保重！”

“我自己？”

“是呀，你甚至不用害怕会吃什么苦头。”

威尔伯恩回到屋里。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她还没有开始解衣；他又一次暗暗思量，不是思考女人对处境的适应性，而是女人适应非法甚至犯罪行为的能力，而且还要达到资产阶级的体面标准；他观察她，她光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这个临时住处的摆设做出精心细微的调整，她甚至会同样布置旅馆房间，哪怕只住一个晚上；她从一个纸盒子里——是他们住在芝加哥公寓时用来装食品的，他不知道她还留着，甚至忘了他们有过这样一个盒子——拿出他们买的书本，一个铜碗，还有她曾用来铺工作台的擦光印花布；然后又从一个纸板烟盒里——她已经把它改成一个像是棺材的小容器——拿出那个名叫“怪味儿”的老人模拟小像，他看着她把小像摆上壁炉台又站着端详并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拿起那个给她留了点酒的瓶子，把威士忌泼向炉膛，一副小孩子玩祭祀游戏的庄重神情。“护家神拉瑞斯和佩纳特斯，”她说，“我不懂拉丁语，可是神会明白我的意思。”

他俩在游廊里的两张小床上睡觉，入夜后越来越冷，快到黎明时分，她从自己睡的一张床上猛地起身，一双赤脚踏在木地板上，立即钻进另一张床上盖的毯子，粗手粗脚地把他弄醒，毯子散发出熏肉和香脂的气味。湖面上浮现出一个灰色的光点，当他听见潜鸟的叫声，他便明白那是什么，甚至知道它的形象；他一面听着那粗哑而愚蠢的叫声，一面在想世上所有动物之中怎么唯独人类有意让自身的自然感觉器官退化，而且专靠损害他人来达到目的；四条腿的动物通过嗅觉、视觉、听觉来获取所有信息，而不相信别的任何渠道，两条腿的人却只相信他读到的书本。

第二天清晨，火炉还让人感到暖和。她擦洗早餐用过的餐具时，他去小木屋后面，脱掉毛衣，劈了更多柴火；毫无疑问太阳很有热力，但他没被愚弄，他心想在这样纬度的地区，劳动节而不是秋分节令更能表明夏日的叹息——一声长长的秋日与寒冷将至的叹息。她从屋里叫他，他一进屋便看见房间中央站着一个陌生人，肩上四平八稳地扛着一个大纸板箱，看上去这人的年纪同他不相上下，打着赤脚，穿一身褪色的卡其布便服，无袖汗衫，皮肤晒得褐黄，蓝眼睛，眼睫毛被太阳晒得失了颜色，淡黄色的头发整齐对称地分开——一个十足的男理发师——他正在静静地瞧着壁炉台上那个模拟小人像。威尔伯恩从背后敞开的门口看见湖边停靠着一条独木舟。“这是——”夏洛特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布拉德利。”陌生人说。他瞧着威尔伯恩，一双眼睛在皮肤的反衬下几乎变成了柯达胶片底片的白色，他一手保持着肩上纸箱的平衡，同时伸出另一只手。

“威尔伯恩，”夏洛特说，“布拉德利是邻居。今天他要离开，给咱们送来他们剩余的食物。”

“不用再提这话啦，”布拉德利说，“你的妻子告诉我，你俩还要留下住一段时间，所以我想——”他用手随意捏了威尔伯恩一把，重得令人疼痛难忍——他是经纪人代表，两年前才从一所东部学院出来。

“你太客气了，我们很高兴接受。这儿，让我——”可是，对方已经忽的一下把纸箱放到地板上，箱里装得满满的。夏洛特和威尔伯恩有意不去看它。“非常感谢。屋里贮存的东西越多，困难就会越少。”

“即使有了困难也不会使我们屈服。”夏洛特说。布拉德利瞧着她，咧嘴笑了，他笑得露出牙齿，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没笑，这双眼睛充满自信和轻佻的神情，当年受欢迎的大学舞会领队人的风采犹在。

“不会那么糟，”他说，“你——”

“谢谢，”夏洛特说。“来点咖啡好吗？”

“谢了，我已用过早餐。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今晚必须回城里。”这时他又盯着壁炉台上那个模拟像。“我可以走近点瞧瞧吗？”他说着，一边走近壁炉台。“我知道他是谁吗？我似乎——”

“但愿你不——”夏洛特说，布拉德利瞧着她。

“她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你不知道。”威尔伯恩补充了一句。可是，布拉德利仍然注视着夏洛特，在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上边的淡白眉宇之间，呈现出有礼貌的疑问，嘴角带笑眼睛却不笑。

“它叫‘怪味儿’。”夏洛特说。

“哦，我明白了。”他看着模拟人像。“你制作的。我昨天看见你在画素描，隔着湖面。”

“我知道你当时在看。”

“只看了一会儿，”他说，“我现在可以道个歉吗？我不是偷看。”

“我也没隐藏。”布拉德利瞧着她，这时威尔伯恩首次见到他的眉头与嘴的表情一致起来，古怪、探询而又带着嘲弄，浑身显露出一种粗放和傲慢的自信心。

“真是那样？”他说。

“应该是。”夏洛特说。她走到壁炉台前，拿起那个模拟人像。“太不凑巧了，我们还来不及回访你的太太，你们就要离开了。也许你不介意收下这做个纪念，作为对你们细心周到的感谢。”

“不，用不着，我——”

“拿着，”夏洛特愉快地说道，“你比我们更需要它。”

“那么，谢谢啦，”他接过模拟人像。“谢谢，我们今晚必须回城去。不过，我们也许可以顺道来看看你们，布拉德利太太会——”

“一定来。”夏洛特说。

“谢谢，”他说，转身朝门口走去。“再次感谢。”

“也再次感谢你。”夏洛特说。他走出门去，威尔伯恩看着他把独木舟推离湖边，跨进小舟。之后，威尔伯恩走近纸板箱并弯下腰去。

“你要干什么？”夏洛特问。

“我要把它扛回去，扔到他门口。”

“嗨，蠢货。”她说。她走到他身边，“站起来。这是咱们要吃的东西。站起身，像个男子汉。”他站起身来，她伸出有力的手臂抱住他，往自己身上扭来扭去，缺乏耐心、粗暴却又有所节制。“干吗老长不大，你这该死的受过家庭挫折的童子军。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像两口子；天哪，甚至畜生也能看出来。”她一把将他拽到身前，紧紧地用臀髋部顶住他，微微地扭动，一边注视着他，黄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嘲讽神情，一种无情的几乎是不可忍受的率直天性，他这才明白了。“要像个男子汉，我说。”她紧紧拥抱他，一副嘲弄的神情，不住扭摆屁股，尽管这动作没有必要。他想，她不需要碰我，也不必发出声音，甚至不必闻到什么气味，她只需要一根光滑的东西就行，用这种脆弱的刺激物来满足性欲，用完扔在地板上。“来呀，这就对了，这样更好，现在行了。”她松开一只手，开始解他的衬衣。“只不过午前就这么干，怕会晦气什么的，对不对？是吗？”

“是，”他说，“是的。”她开始解开他的皮带。

“或者这么干，你不正好可以蔑视我吗？也许你同我上床恰好是因为有人提醒你：我有个下半身？”

“是，”他说，“是的。”

过了不久，还不到正午的时候，他们听见布拉德利的小汽车出发了。她伏面卧着，半个身子横压在他身上（她睡着了一会儿，身体既沉重又松弛，她的头埋在他下巴下边，气息缓慢而又充实），她撑起身子，一条胳膊支在他的肚腹上，毯子从她肩头滑落，小汽车的声响却已远逝了。“嘿，男人。”她叫了一声。但是，他们常常是孤独的，他告诉她。

“从那第一天晚上以来，有了那张画，咱们就不再孤独了，无论谁离开。”

“我知道。我想说我现在要去游泳了。”她从毯子下溜出床外。他注视着她，她那线条简明如同雕刻般的身体，要比好莱坞鱼肝油广告上的女人更加粗强结实，一双赤脚吧嗒吧嗒地走过粗糙的木地板，朝纱门走去。

“贮藏室里有游泳衣。”他说。她没有答话。纱门砰地关上了，他不能再看见她，即使他抬起头来。

她每天早上都去游泳，贮藏室的三条游泳裤却原封未动。他吃过早饭便回到游廊去躺在小床上，听见她打着赤脚走过房间然后来到游廊，也许他会注视那逐渐晒成黄褐而光滑的身体经过游廊。之后，他又睡了（是在他小睡醒来还不到一小时，这已经成了他在头六天里就养成的习惯），醒来后朝外张望，看见她或伏或仰地躺在湖边的直码头上，双臂交叉地放着或者压在她的面孔下；有时候，他会一直躺在小床里，这时不再睡觉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处于似睡非睡的胎儿状态，被动的，几乎是无知无觉的，像躺在孤独而又平安的子宫里；她游泳回来经过小床停下的时候，他只稍微动一动，够他用嘴唇去触到她那太阳晒过的胁腹，感受太阳留下的印记。后来有一天，他才突然想起了什么。

九月过去了，夜间和清晨自然很冷；她把早餐后游泳的习惯改到了午饭后，他们开始谈论什么时候得把卧具从游廊搬进有壁炉的内房。但是，日子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从黎明到日落，白昼漫长而平静，天天如此；充满和煦阳光的正午，明亮却令人感到乏味；日复一日，年月转换，催促着树叶变黄转红，从枝头落下，飘散无踪。每天，她游泳过后，晒晒太阳，然后就带上画纸和颜料离开，留下他独自在空荡荡的屋里磨蹭，但又能随时随地感受到她存在的强烈印记——屋里放着她常穿的几件衣裳，地板回响着她赤脚走过的声音；他相信自己在发愁，愁的不是食品渐渐耗光的无可奈何的日子，而是他表面上看来无忧无虑的事实：这种奇怪的生存状态他从前经历过一次，那是在一个夏天，由于他拒绝参加投票，他姐夫硬要派他干活。他记得自己差点被激怒的情景，他竭力向他姐夫陈述自己的理由，越讲越快，结果他发现并没有说服他的姐夫，而只表明了他自己为什么会变得激动，像是在一个温和的噩梦里他努力抓住正往下掉的裤子；甚至他感到不是在同姐夫理论，而是在自言自语，喋喋不休。

这种日子他已经过得麻木了。他完全能意识到自己心里已习以为常，纵然有些恼火却也处之泰然；现在他经常倒过来想日益减少的食品罐子和袋子还能维持多少时日，想归想却不去查看壁橱。他会回顾当初他总偷偷去公园的情形，坐在凳子上掏出钱包和纸笔，一一加减盘算，而今他最多不过朝排列在架上的食品罐子和袋子瞧一眼；他一数罐头就准确地知道还剩多少天；拿铅笔在架上逐日标出记号，这样他不用去数架上的罐头数目，一望架子立即明白到了什么地步，就像只消望一眼温度计就会知道刻度。他甚至不去贮藏室查看了。

他明白自己在这种时刻感到心烦意乱，有时候他会与之对抗，相信自己战胜了烦乱的心情，因为在接下去的瞬间，罐头数目虽是可悲的事实，但有多少并不重要，甚至完全不往心里去，仿佛根本不存在什么罐头的事；他会环顾熟悉的四周，带着看透一切的意识，甚至忘了自己的忧愁，担忧过甚之后反倒会无忧无虑；他不无惊讶地发现，孤寂的环境满是阳光，她一时不在却仿佛仍然近在眼前，而且很快她就会回来，重新进入她留下的光影，就像她又穿上了一件衣服；她会发现他舒展地躺在小床上，不在睡觉甚至不在阅读，随着睡觉习惯的丧失他也已丢掉看书的爱好；他平静地对自己说，我厌烦了，厌烦到了极点。我在这儿没有任何用处，连她也不需要我。我已经劈了够多的柴火，足以烧到圣诞节的时候，而除了劈柴我无事可干。

一天，他叫她一道分放彩色颜料和画纸。她分放时发现他是色盲，而他自己却不知道。之后，每天他都去一小块空地，那是他找到的能晒到太阳的地方，他仰面躺在那儿，四周弥漫了凤仙花的浓烈气味，画了一半的素描画和用沙丁鱼罐头盒改作的颜色盒原封不动地放在身边，他静静地抽着廉价的烟草（这是离开芝加哥前他为自己准备的唯一消遣，以对付钱粮告罄的日子）。后来有一天，他决定制作一本日历，这主意不是心里自然产生的，也不是出于需要有日历的愿望，而纯粹是闲得无聊，像是一个人有了闲情逸致要把一粒桃核雕成一个小篮子，要在针尖头刻上主祷文；他干净利落地把日历画上素描簿，标出一天天的日子，并刻意以适当的不同颜色来突显星期六和节假日。突然，他发现弄不清日子了，而这反而增添了他的期待，促使他下更大的功夫，更加兴致勃勃地追求，一粒桃核还要雕成双篮，主祷文还要刻成密码。于是，他回溯到他和麦科德一起蹲在湖边的第一天清晨，他清楚那是某月某日；接着从记忆里仔细推算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哪天清晨干了什么，后一天又干了什么；努力从那些孤独平庸的日子里寻找醉梦的遗迹、欢愉的痕印，一一拼缀出业已湮没的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他突然觉得他所有的天数都有了严密的依据，终于从那些曾有阳光却又变成混沌一团的时日里顺出了头绪，夏洛特每次月经周期之间的日子一天天都有了着落；他的欣喜绝不下于古代某个天文术士，终身不倦地栖息在古叙利亚放牧羊群的山冈，彻夜不眠地观察星象，却在无意之间醒悟到亚历山大定理，掌握了斗转星移的真知，但却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是如此。

这就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的那一天。他无限惊喜地坐在那儿，满心愉悦地望着他编制的精巧杰作，匠心独运地为上帝、为大自然，廓清了原本杂乱无章、缺乏逻辑、没有条理、散漫无边的混沌状态，精确地求证了他自己的难题，终于发现他给了十月份六个星期，而他现在的日子应当是十一月十二日。他仿佛能够从那全是一副模样、黑压压一片的乏味往日，真真切切地看清每天每日，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他仿佛看见架上排成一线的罐头延伸到半英里开外，迄今为止，那些鱼雷般壮实有力的形体只是一一倒下，没有声音没有重量，倒入死寂不动的时光，为时光的两个牺牲者提供了食品，正像时光为他俩提供了呼吸的空气；可是现在颠倒了过来，时光在移动，缓慢却又不可阻挡，在稳步前进之中逐一抹去那一排罐头，就像天上一朵浮游的云彩投下的阴影。他想：没错，这是小阳春天气造成的结果。我已经被老荡妇诱入了愚人的天堂，我已经被这个年头的莉莉丝耗尽了精神与力气。

他烧掉制作的日历后，回到小木屋。她还没有回家，他去壁橱数了数摆在那儿的罐头。还有两小时太阳才会下山；他朝湖面望去，没有看见太阳，而一团像脏棉花的云由东向西北方向掠去，空气的感觉和气味也都变了。他想，是的，那老骚货，是她背叛了我，现在她甚至不用遮掩了。最后，他才看见她走近，绕过湖边，穿的是他的裤子和那件他们在橱柜里连同毯子一起找到的毛线衫。他上前去迎接她。“我的天，”她说，“我可从没见你这样高兴过。你是不是画成了一幅画或是终于发现了人类并不一定有必要创造的艺术——”他的动作比意识更快，当他伸出两臂抱她时，身体靠上去猛地止住了她的话；她用力转过身看着他，那惊讶的神情是实实在在的，绝不是做出来的。

“嘿，”他说，“搂搂脖子亲亲嘴如何？”

“干吗不，当然，好伙伴。”她脱口说道。这时，她再次扭过头注视他。“这是咋回事？出了什么怪事儿？”

“今晚你单独在这儿过夜害不害怕？”这时，她开始挣脱身来。

“放开我。我看不清楚你。”他放开她，却没敢去正视她那威严的眨也不眨一下的黄色目光，他在这双目光下从来没能够撒谎。“今天晚上？”

“今天是十一月十二号。”

“对，那又怎么样？”她注视着他。“来吧，咱们一起进去，把这事儿说个明白。”他俩回到屋里；她停下脚步，又一次正面看着他。“咱们说吧。”

“我刚才数了罐头盒，计算了——”她咄咄逼人地凝视着他，几乎没有任何人情味。“咱们只有六天左右的食物了。”

“对，那又怎么样？”

“天气一向挺温和，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我们也同时间一起凝固不动，像是池塘上的两片薄叶块。所以，我一直没去想忧心的事儿，没有做任何打量和观察。不过，我现在要去村镇一趟。只有十二英里远，我明天中午就可以回来。”她注视着他。“一封信。马克寄来的。该到了那儿。”

“你是梦想它会到那儿，或是冲咖啡时从咖啡壶里看见的？”

“一定会在那儿。”

“好吧，可是，得等明天才去。天黑之前你不可能走十二英里。”他们吃了饭便去睡觉。这一回她直接同他一起钻进小床，完全不管她坚硬的胳膊会不会挤疼他，也不换个位置想，反正是她手重弄疼人，一向是她重手重脚去抓他头发，又急又狠地摇他的脑袋。“我的上帝，我一辈子不曾见过有谁像你这样费劲做男人。听我说，你这蠢货。如果我要的只是一个成功的丈夫、美味的食品和细软的床头，你不想想我干吗不回到我早已拥有这一切的地方，而偏偏留在这儿？”

“人总是要吃饭睡觉的。”

“当然要。干吗要操心这个？这不就像因为浴室要断水便担心没法洗澡。”说着，她撑起身来，以同样突如其来的莽撞离开小床；他望着她走向门边，打开门朝外张望。不等她说“下雪了”，他已闻到雪的气息。

“我知道，今天下午我就知道，她已经意识到这场游戏完结了。”

“她？”她关上门。这一回她走向另一张小床，钻了进去。“好好睡一觉。要是雪下得大了，明天的路会难走的。”

“不过，信会在那儿。”

“会，”她说，打了个呵欠，用背朝向他。“说不定已到那儿一两个星期了呢。”

天亮后不久，他就离开小木屋。雪停了，天气却十分寒冷。他走四个小时便到达了村镇，见到了麦科德寄的信，信里还附了一张二十五元的支票；他卖掉了一件木偶，还答应为夏洛特在一家百货商店找一份假期里的工作。他回到家时天已黑了好一阵。“你可以把所有的都煮进锅里，”他说，“我们有了二十五元钱，而且马克还为你找了份工作。他星期六晚上就开车来。”

“星期六晚上？”

“我给他发了封电报，又等他回话。所以，我回来迟了。”他俩吃了饭，这一回，她静静地去和他挤进了狭窄的小床，甚至紧紧依偎在他身边，她这种举动是他从未见过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

“离开这儿我会很惋惜的。”

“你会吗？”他轻声地问，口气平和；他仰面躺着，一双胳膊交叉在胸前，像是竖立在十世纪坟墓前的一尊石雕。“一旦你回到那里，也许你会感到高兴，会再次见到你喜欢的人，麦科德和其他的人，过圣诞节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你又能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把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一回，她静躺着不动，而在往常，她总是粗暴地不顾他有何感受地冲撞他，为了她要讲话，甚至仅仅为了有所强调，动辄就推他摇他；而现在，她纹丝不动地躺着，连大气也不出，讲话的口气里不是充满叹息而全是不可思议的惊讶：“也许你会。你会。你可以。哈里，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是我打电报给马克要他来接你的。你会有份工作，那工作会让你干到圣诞节。我想过，我可以留下二十五元的一半，在这儿待着。说不定，马克也能给我找点什么事儿干干；要是什么也找不着，一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差事也行。那时候，我就可以回到城里，咱们就能——”

“不！”她大声叫道。“不，决不！耶稣上帝，不！抱住我！紧紧抱住我！哈里，咱们的宗旨，过去为之付出、现在正为之付出的目标，就是咱们得在一起，每晚睡在一起；不只是吃吃睡睡，为了吃而奔波、为了睡暖和再次搬迁！抱住我！紧紧抱住我！哈里！”他抱着她，手臂僵硬，他仍然仰面躺着，两片嘴唇在咬紧的牙关外边突起。

上帝，他想，上帝救救她，救救她吧，上帝。

他们离开了下雪的湖边，尽管在回到芝加哥之前他们曾赶上正在南移的小阳春天气的尾子，但是时间不长，来到芝加哥已是冬天了；从加拿大刮来的寒风长驱直入地穿过城市大厦耸立的街道，使大湖结了冰。圣诞节快到了，随处可见冬青树枝，但寒风嗖嗖地刮在人们脸上，冻坏了的警察、店员和乞丐的面孔，以及那些穿戴如同圣诞老人的红十字会和救世军组织的人们：死气沉沉的白天完结之后，亮起形形色色的霓虹灯，照着畜牧大王和木材大王的太太小姐们围着貂皮领子的颈项上的如花的容貌，照在从欧洲归来的政客们的情妇的脸上；还有大农场的纨绔子弟，他们来此度假，住在生产钢铁的湖区和富裕郊区一带的豪华公寓里，这时候正要离开芝加哥去佛罗里达；还有伦敦经纪人、英格兰中部的鞋业大亨和南非参议员的公子哥儿，他们来瞧瞧芝加哥，因为他们曾在牛津或剑桥的高等学府读到过惠特曼、马斯特斯和桑德堡，他们这群人不精探索之道却装备精良，带着笔记簿、相机和高级旅行防水袋，专门挑选了竞争残酷激烈的芝加哥来度圣诞佳节。

夏洛特工作的百货商店曾是她制作的首批模拟像的顾主之一，工作内容是布置销售橱窗和展示橱窗，因此她每天的工作时间有时是在下午商店关门后才开始，这时别的雇员已经下班。于是，威尔伯恩，有时还有麦科德，会在附近街角的一个酒吧里等候她，然后在那儿一起提早用晚餐。之后，麦科德会去开始他昼夜颠倒的报纸工作，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则去百货商店，开始一种怪诞的仿佛到地狱里工作的扭曲生活：在铬化玻璃和合成大理石围成的洞穴般的店堂里，这儿八个小时以来充满了佩戴毛领顾客的贪婪无情的喃喃低语，身穿绸缎像机器人般的女售货员的不自然的机械笑容；此刻，没了嘈杂的喧闹，四处晃光，一片安静，回荡着洞穴内令人压抑的沉寂，弥漫着阴森森的紧张气息，像是一间空荡荡的午夜诊所，几个小精灵般的外科医生和护士在轻声地举行某种仪式，为拯救某个无名的生命；他俩走进商场，夏洛特就会隐没其中（不是消失不见——他不时会看见她像在演哑剧似的同某人商议，要来一件物品，或者在某个橱窗进进出出）。而在这之后的两三个小时里，威尔伯恩会拿起一张晚报，坐在摇晃不稳的椅子里阅读，旁边摆放着没有关节、没有内脏的布娃娃，身躯光洁，面孔安详地叫人难以相信；旁边也许悬挂着一匹匹锦缎，一件件装饰着金银片或水晶的华丽衣服；与此同时，会有干苦力活儿的妇女出现，她们双膝跪在地板上，不时推移身前的水桶，仿佛她们是某个另类物种，刚像鼹鼠一样从大地自身基脚的某个地道或孔穴爬出来，在实施某种无名的卫生法规，这法规不属于她们不屑一顾的这个沉寂而闪亮着玻璃大理石光泽的世界，而属于她们在天亮前还要爬回去的某个地下领域。然后在十一点或半夜时分，由于圣诞节日益临近，他们甚至更晚一些才会回家，回到一处没有工作台和天窗的公寓，但是这处寓所是新的，整齐清洁，在一个邻近公园的新地段（朝向公园，早上十点左右，在威尔伯恩白天的第一场与第二场瞌睡之间，他躺在床上还能听见阿姨领着孩子们活动的欢声笑语）。当夏洛特睡觉时，他会重新坐在打字机前，尽管他已坐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打字机先是向麦科德借的，后来又从一家代理商行租用，最后才从一家当铺的杂七杂八的货品（没有撞针的手枪、断弦的吉他以及填过金的牙齿之类）中间购来一台；他在打字机上编撰故事，卖给专载忏悔内容的杂志，故事开头常常是“我有一个女人的身躯和欲望，但以对世界的了解和经历而论，却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或者“那不幸的一天，如果有一颗母亲的爱心来指引该多好”——他写的篇篇故事，从开始的大写字母到末尾的句号，都是饱含着狂热的懊丧情绪一口气完成的，像一个足球中卫紧紧地抱住足球穿过学校（他的信天翁，他的海上古舟老翁，不是对方球队，不是白痴在噩梦里看见的那些极为可怕而又毫无意义且不可更改的粉笔记号，而是他命中注定、不共戴天的敌人）一直奔跑到球赛终结——是得分或是出线，无关紧要；之后，他自己才到卧室，而这时透过卧室敞开的窗户已经可见黎明的曙光；他钻进小床睡在夏洛特身边，她有时会转过身来从梦中发出潮湿的不明不白的嘟哝，于是他躺着抱住她，如同在湖边的最后那个夜晚做过的一样：他醒着毫无睡意，胳膊僵直却小心翼翼地抱住她，一动不动；他知道自己无心再睡，静候着自己最后一组低级故事的气味儿从脑海里冒出来。

就这样，在她熟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醒着，或者在他睡着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她从床上起身后，关上窗户，穿好衣服，开始煮咖啡（这是他们在穷得不知下一勺倒入壶里的咖啡该从何而来的时候的早餐，他俩一起备餐用餐，然后并排站在洗碗槽边，洗净并擦干餐具），她离开的时候他不知道。轮到他醒来的时刻，他听见公园里孩子们在走动；他把留给他的咖啡加热，喝完咖啡又坐到打字机前，既不刻意下功夫也不特别懊悔编撰的那令人沉闷欲睡的内容。最初的日子，他还把独自用午餐特别当回事，头天晚上就拿出要吃的罐头、肉片以及诸如此类的食品，就像一个穿着簇新的丹尼尔·布恩式外套的小孩子兴致勃勃地在壁橱的堆积物之间储藏薄脆饼干那样。但是最近他买了打字机（他告诉自己，该主动放弃业余爱好，于是不再把自备午餐当作有趣的事），他干脆取消午餐，与其耗费时间吃饭不如持续工作；累了直直腰板，手指头仍不离开字键，一根燃着的烟就要烧到租用的桌子边沿了，他却两眼视而不见地盯着两三行新写下的一则幼稚可笑的低级寓言，那是他的一篇黄色故事；这时才忽然记起燃着的烟，赶忙拿起来，徒劳无益地擦了擦桌上烧焦的新痕迹，接着又写下去。收活儿的时刻到了，他便拿起装着以“我十六岁时成了未婚妈妈”开头的新故事的信封，上面还写有自己的地址，有时候信封上墨迹还未干，他便拿着离开了公寓，加入到街上拥挤的人流中，匆匆走在年末白昼变短的下午，走向他将与夏洛特和麦科德会合的酒吧。

酒吧里也有了圣诞节气氛，到处点缀着冬青树枝和檞寄生等装饰，闪亮的玻璃，辉映的小镜，煜煜生辉的金字塔；镜子里晃动着酒吧招待喜庆滑稽的服装身影，烫热的朗姆酒从圣诞季节用的杯里直往外冒热气，上等的威士忌摆在那儿供顾客欣赏，向客人推荐，而客人手里却同样端着喝了一个夏天的加冰鸡尾酒和加冰汽水。麦科德坐在他们通常围坐的桌边，在享受他所谓的早餐——一大杯啤酒加一大盘椒盐饼卷、盐花生米或者别的正在供应的食品；威尔伯恩则只喝一杯饮料，等待夏洛特的到来。（“我现在能简单对付了，适度节制，”他告诉麦科德，“可以一次次吃了就付，不再记账，这都得益于自制。”）他们会等到商店人去店空的时刻，玻璃门闪烁着朝外开启，迎着大街上柔和却冷冷的霓虹灯亮光，涌现的张张面孔，有的别着冬青，有的围着毛领；寒风灌满高楼林立的街衢，街上洋溢着欢声笑语，彼此在道贺良好祝愿；这时，商店里的售货员也都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脱下统一缝制的黑色缎料工装，自由地活动活动站了一天的肿胀双脚，收敛起持续假装几乎快要痉挛的刻板笑容。过了不久，夏洛特出现了；他俩止住交谈，远远望着她走近，迈过吧台前的人群，穿过酒吧招待和吧间密匝的桌椅，她的外套敞开，露出整整齐齐的衣装，她那顶时尚的帽子往后掀着，仿佛她刚用前臂轻轻拂过，以那种古代女子拂去困倦的手势；她走到桌边，满面倦容，显得苍白，然而她同往常一样动作敏捷，充满自信，在一张宽阔直爽的嘴和一道粗短而又有力的鼻梁上方，那冷峻执着的目光真情毕露。“在喝朗姆酒，大男人，”她说道，一屁股坐进为她挪过来的椅子，“好哇，好样的。”于是，他们一道用餐，在这个不伦不类的钟点，这时世上别的人才刚刚开始考虑要填肚子的问题；（她说：“我感觉咱们像是周日下午关在笼子里的三头熊。”）他们吃着，谁也没有胃口；吃好后散去，麦科德去办报纸，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又回到商店。

过两天就到圣诞节了，她拎着一包东西来到酒吧，包里是她为两个女儿买的圣诞礼物。这里没有工作台，也没有天窗。她在床上把包解开，又重新包扎起来，这古旧的床——曾经意外地孕育了孩子的床忽然成了工作台，成了为孩子包扎礼品的圣坛；她坐在床沿，旁边放着印有冬青图案的包装纸，红绿相间的不甚牢实的包扎绳，还有带胶的标签；她挑选的两件礼物价格不菲，但看上去并不起眼，她带着一种严肃而茫然的目光望着礼物，想着将要伸去包扎的手和每种可能的任何其他快速的动作。“还没人教会我如何包裹东西呢。”她说。“儿童，”她说，“这可真不该是孩子做的事，得成年人动手：要是有一个星期时间回到天真幼稚的儿童时代该多好，给人一件你自己不要、别人也不喜欢的东西，还要人表示感谢。而且，孩子喜欢同你交换东西，他们放弃天真的本性来接受你不屑的角色，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要长大成人的愿望，而是出于儿童总想巧妙争夺的心理，利用欺骗、诡秘或做作之类的任何手段来获得想要的东西。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小玩意儿。礼物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这得等他们长到能估量那礼物大概值几何的时候。这也说明小女孩为什么比小男孩对礼物更感兴趣。小孩接受你给他们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聊胜于无，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在周围的蠢猪笨牛不抱更多的期望。——商店的人提出让我继续在那儿干。”

“什么？”他问，刚才他一直在听她讲话，或者说没有听而那些字句却进了他耳里；他瞧着捆扎物中间那双不熟练的手，心想，现在该我对她说：回家去吧，明天晚上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什么？”

“商店的人要留我干到夏天。”

这次他听清了；他立即陷入那次他醒悟到自己制作的日历上的天数时同样的经历，现在他明白长期以来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黎明时分躺在她身边他会十分拘谨而又小心翼翼，会以为不能入睡的原因是在等待自己那些气味儿慢慢消退；为什么他坐在打字机前望着没写满的一页出神，相信自己心里没想别的，只是念着钱数；为什么他们手头的钱总是不对，他们干吗在钱的问题上会如同某些不幸的酗酒人：要么多，要么不名一文。他想：这是城市造成的，我想是城市。城市和冬天一起，两者联合，强大得我们受不了，有时候——冬天驱赶人们进入四壁之内，无论他们在哪里；可是，冬天一旦和城市联合在一起，就构成一处地牢；人们逐日频频犯罪，甚至通奸卖淫也不成为罪过。“不，”他说，“因为我们要离开芝加哥。”

“离开芝加哥？”

“是的，永远。你不再只是为了挣钱而工作。等我说完，”他说得很快，“我知道咱们过的日子已经像是结婚了五年，可我不想做那种给你压力的丈夫。我明白自己老在想‘我要我妻子得到最好的享受’，可我还不能说‘我不允许我的女人干活’。不是这样。咱们得明白干活为了什么，不能糊里糊涂地养成干活的习惯，直到弄明白时已经晚了。你还记得你在湖边时说的话吗，当我建议你先走，那时先走是有道理的，你说：‘得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这是咱们追求的，咱们为之付出代价的。’可是现在，瞧瞧咱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坐在公众客厅里，坐在有轨电车上，或者走在拥挤的街道；什么时候在一起用餐？在拥挤的饭馆里，在人家允许你离开商店的一刻空闲；于是你干活，有吃的，活得像个样子；于是人家每个星期六付给你钱。可是，咱们从此不睡在一起，咱们轮流看着对方睡觉；当我想碰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太疲倦醒不来；而你可能疲倦得根本不想碰我。”

三个星期以后，他在马甲兜里装了张在废报纸边上胡乱写下的地址，径自走进市中心的一幢办公大楼，登上二十层楼来到一处不透光的玻璃门前，门上写着“卡拉汉矿业”字样，同打扮花哨的女秘书费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到了一张办公桌前，平整的桌面上除了一部电话、一副摊开的坎菲尔德牌戏的纸牌几乎空无一物，桌后边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面色赤红，目光阴冷，长着一颗拦路强盗的脑袋，一副大学足球中卫发福的身躯，足有两百二十磅重，穿着一身昂贵的花呢西装，在他身上却像是他在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上用枪顶着别人抢来的；威尔伯恩试探着向他概述了自己的医学资格和经历。

“那不要紧，”对方打断他说，“矿工在井下可能遭遇的普通伤害，你能够处理吗？”

“我正要告诉你——”

“我听你说过了，我在问你别的事。我说，处理那类伤害。”威尔伯恩望着他。

“我想我不——”他开口道。

“照料矿山，照料拥有矿山的人，有钱投进去的人。你只消干活，他们就会付你薪水。我才不管他妈的什么你懂多少外科，知不知道药理，有没有这个那个学位，又是从哪儿获得的。那儿的人谁也不会过问。那儿也没什么州巡视员查问你有没有合格证。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保护矿山、公司。对付那些内部事件、南欧开矿工的起诉、匈牙利爆破工的告状，还有开矿车的中国佬，他们的想法是伤了手脚后要公司付养老金，或者回广州、香港一趟。”

“哦，”威尔伯恩说，“我明白了。是的，我干得了。”

“行，马上就给你去矿山的路费。你的薪水会是——”他报了个数目。

“那可不多。”威尔伯恩说。对方瞪着他，肥胖的眼窝里射出冷峻的目光。威尔伯恩也正眼相对，说道：“我有一所知名大学的学位，一个公认的医学院。我只缺几个星期的实习期，在一家医院——”

“那你不想要这份工作。这工作远远够不上你的资格，而且我敢说，不值得你干。再见吧。”那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他，他却一动不动。“我说过了，再见。”

“我还得为我妻子要路费。”威尔伯恩说。

两天过后的清晨，他们的火车在三点钟就要离开。他们先在住了两个月的公寓等候麦科德，公寓里除了桌上纸烟烧灼的痕迹外没留下别的任何印记。“甚至没有爱的痕迹，”他说，“没有热烈甜蜜的交合，没有半暗的灯光下光着脚匆匆走向床边，床衾被迅速地揭开，而只有睾丸竖立带动精管、仿佛结婚已有十年似的那种平淡泄遗。我们太忙碌了，得赚钱支撑住房的租金，住在里面的却是两个机器人。”麦科德到来后，他们拿了行李下楼，依旧是离开新奥尔良时的两个包，另加一部打字机。公寓管理人同三人一一握手，对解除双方都满意的租约表示遗憾。“只有我们两人，”威尔伯恩说，“谁也不是混居的那种人。”管理员眨了眨眼睛，虽然只眨了一次。

“嘿，”他说，“一路平安。叫了出租车吗？”他们有麦科德的车，户外亮沙沙的，霓虹灯还在最后闪烁，不断变幻着色彩；搬运工在普尔曼式客车的通过台把两个行李包和打字机交给行李员。

“咱们还有时间喝一杯。”麦科德说。

“你和哈里去喝，”夏洛特说，“我要上床休息。”她走近麦科德，伸出双臂拥抱了他一下，抬起面孔说：“马克，晚安。”接着，麦科德近前亲吻她。她退后一步转开身，他们看着她走进通过台便消失不见了。这时，威尔伯恩也知道麦科德心里明白，他不会再见到她了。

“去那儿喝如何？”麦科德说。他们到了车站酒吧，找了一张桌子，于是坐下来，如同他们在许多个下午坐下来等待夏洛特那样；周围是同样的喝酒人面孔，酒吧招待员和侍应生穿着同样的白色工作服，端来同样的斟上了酒的亮晶晶的杯子，唯一不同的是没有了冒热气的碗碟和冬青树枝〔圣诞节，麦科德说过，是资产阶级的盛大理想节日，这个节日是上天与大自然一年一度相结合的美妙神话，感召普天下的父亲和丈夫，面对牛槽形状镀金的神坛虔诚地伏倒在地，顶礼膜拜，整个西方世界充满神话故事和欢乐气氛，在热烈愉快的七天之中，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经过约定俗成的一周的粉饰，一切依旧，空白的一页又等来年记录——可是此刻，像马一样（“确实有马。”麦科德说）——在喷出仇恨与报复的气息。〕，这时酒吧招待员重又出现——同样穿着白袖褂子，那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侍应生面孔，你可从来看不明白。“啤酒，”麦科德说。“你要什么呢？”

“姜汁汽水。”威尔伯恩说。

“什么？”

“我戒酒了。”

“从什么时候？”

“从昨天晚上。我没钱再喝酒了。”麦科德望了他一眼。

“见鬼，”麦科德说，“那给我来杯双份黑麦威士忌。”侍应生走开了。麦科德仍然盯着他看。“看来那样做适合你，”他没好气地说道，“听我说，我知道这不干我的事，可是我希望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你在这儿收入不错，夏洛特又有一份工作，你们有个舒适的地方居住。可是，你忽然不干了，又叫夏洛特抛弃工作，二月份里到犹他州的一个矿井去住，不通铁路，没有电话，甚至没有像样的厕所，薪水才——”

“没错。原因就在于此。我已经变——”他打住了。侍应生端来饮料放在桌上，随后走开。威尔伯恩端起姜汁杯：“为自由干杯。”

“我赞成，”麦科德粗暴地说，“看见自由之前你可能会干不少杯的，而且是喝白水，连苏打水也喝不上。也许，是比这儿更狭窄的地方。那家伙十分歹毒。我知道一些他的事。他在盲目开矿。如果这真相写上他的墓碑，不会是篇墓志铭而只会是一则犯罪记录。”

“好啦，”威尔伯恩说，“那么，为爱情干杯。”酒吧入口处挂了一架钟，钟面普普通通，不动声色却庄重地告诫人们时间：他还有二十二分钟。我费了两个月才发现的事情只需两分钟就可以告诉马克，他想。“我变成一位丈夫了，”他说，“这便是一切。而这，我是听她说商店主动留她干下去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开初，我总是注意自己，每次都要演习才会有把握地说‘我的妻子’或‘威尔伯恩太太’，后来我发现一连几个月我却留意自己，避免那样称呼；有两次我开口要说又打住了，那是我们从湖边回来，我想着‘我要让我妻子获得最好的享受’，就像每个丈夫常说的那样；那样的丈夫，每个星期六领一个装着工资的信封，城郊有一幢带游廊的平房，里面满是不让妻子动手干活的电动器械，每个星期天上午喷洗细麻桌布；如果他十年内不被解雇或者不出车祸，这幢平房将归他所有——可怜的蠕虫，无视任何激情，不理睬任何希望，甚至根本不知道有激情和希望之类的东西；面对黑暗，面对未知，面对潜藏起来要毁灭他的一切，他竟是浑然不觉。我甚至不再为我挣钱的方式感到羞耻，不再为自己写的那些故事感到惭愧；我像城里别的雇员一样，为了让妻子享有最好的一切会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自己的平房，不计较干什么体不体面的活儿，用什么雅致不雅致的卫生纸。说实话，我真喜欢上了写那些故事，甚至不去考虑那挣不挣钱，就像一个从未见过冰雪的男孩，一旦学会玩法就会疯狂地去滑雪溜冰。而且我开始写那些故事之后，才明白人类的发明在使人堕落，我自己以前对堕落行为却缺乏深刻了解，这很有趣——”

“你是说，感到很开心。”麦科德说。

“是的，好吧——说到体面。它就是罪魁。不久前我才发现，是闲散造就了我们所有的德行，我们最能持久的品质：沉思、安静、懒散、不干预他人；维护身心两方面的正常代谢，注重肉体愉悦方面的智慧：合理膳食、排清肠胃、暗交情人、晒晒太阳——没什么比这更妙了，与世无争；人生苦短，应当珍惜活在世上的时间，活得有滋有味并且心里明明白白——哦，是的，这是她教我的；她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而且会永久保持——别的一切都是空的，毫无意义。但是只在最近我才真正看明白，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某些我们通常称为基本德行的东西——节俭、勤劳、独立——造就了所有的恶行——狂热盲从、自命不凡、爱管闲事、胆小畏惧，以及最糟糕的讲究体面。以我们为例，正是因为最初我们有偿付能力，确切地知道明天的食品来源（该死的钱财，过多了，夜里我们便睡不着，计划着该如何花费；到了春天，恐怕还要在衣袋里揣上折叠式取暖器），我完全变成了讲究体面的奴仆，就像任何——”

“但是她不会。”麦科德说。

“对，她远比我强。这话你自己也说过。——我变成奴仆，就像任何有钱吃喝或抽鸦片的男人。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户主，我唯一缺少的是官方形式的认可，作为一家之主得有一个注册的社会保障号码，我们住的那间公寓不是供流浪汉住的地方，称不上是通俗称谓的爱情小巢，甚至不在城市的那个专门地区，而在一个供结婚两年、年收入五千元的人居住的地段，这是由市政法令和建筑式样决定的。我每天早晨都被走过街道的儿童吵醒：到了春天，窗户必须敞开，整天都会听见从公园传来的瑞典保姆烦人的叫喊声，遇到风顺，还闻得到婴儿尿布和动物粪便的味道。我把那儿称作家，屋里有个我们都叫作‘我的书房’的角落；我最后终于买下那该死的打字机——二十八年过去了我都没有买的东西，而且我没想到会那么好使，尽管又大又笨重，我还不敢轻易放弃，像扔——”

“你不是带走了吗，我注意到。”麦科德说。

“像扔——是的，任何一点儿勇气都是真心不信好运气的结果，不然，我说不上有勇气——像扔眼睫毛之类的无用东西。我把自己紧紧地缠在一条打字机色带上，看着自己被越套越紧，像一只虫子粘在蜘蛛网上；每天早晨，为了让我妻子按时去工作，我洗咖啡壶，洗碗槽；每星期两次（也为同样的原因），我去同一家肉店买所需的肉食品，星期天我们自己动手烧菜；只要给我们多一点儿时间，我们就会注意穿戴，或者当着对方的面脱下内衣，在熄灯之后从容做爱。就是那么简单。让我选择职业的不是个人爱好而是体面，于是有了按摩师、职员、司机、广告制作员以及我们这种杂志撰稿人。”酒吧间还装了一个扩音器，与车站时间同步；这时，响起一个不知从何处发出的瓮声瓮气的吼叫声，一句话不断重复却只能偶尔听清一个词“火车”，其他的词语过一两秒钟后心里才逐渐明白，是些横过大陆的城市名字，这些名字闪现在脑际而非听在耳里，听者（音量大得吓人）仿佛悬在空中，观看地球从裹住它的缕缕摇篮状云彩里缓缓旋动出来，局部地从大气里看清移动的奇特部分；旋动，旋动进云里雾里，眼睛还来不及看清楚，意识也还来不及真正明白。他又瞧了一眼时钟，还有十四分钟，他想，试着在十四分钟里讲完我刚才用五个词语表达的内容吧。

“注意，我喜欢这样，从来没否认过。我喜欢它。我喜欢我挣的钱，还喜欢我挣钱的方式，我做的事本身，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不是因为哪天我要自己别想‘我妻子必须得到最好的享受’，而是哪天我自己感到害怕了。同时，我还发现我以后仍会感到害怕，无论我干什么；只要她活着或者我活着，我就会感到害怕。”

“你现在还感到害怕？”

“是的。但不是害怕钱的事儿，该死的钱！我可以挣够我们需要的钱，不用说，关于女性遭遇的内容，我可以一直编撰，这似乎没有止境。我不是指那个，也不是指去犹他州的事，我是指我们，指爱情，如果你愿意我这么说。因为爱情不可能持久。今天的世界没有爱情的地位，在犹他州也不会有。我们已经把爱情窒息了。这花费了我们很长时间，可是人们发明创造的智慧是无限的；于是我们最后摆脱了爱情，就像我们已经摆脱掉基督一样。我们用收音机来代替上帝的声音，我们不再成年累月地积累感情而为了爱又一次性地用掉；相反，我们现在可以把爱摊成薄薄的铜片，可以从自动报纸箱前取两份书刊愉悦自己，这种报纸箱在一条街上会有两个之多，就像从自动售货机上取两块口香糖或巧克力。假如耶稣今天回到人世，我们不得不出于自我保护立即把他绞死，以便当今的文明合法化并延续下去；而为了按人类自身的形象来创造和完善这个文明，两千年来我们付出劳苦、艰辛甚至生命，疯狂地叫嚷过、诅咒过，也曾无能为力地恐惧过；假如维纳斯能够返世，她会周身污秽地出现在地铁的厕所里，一只手里捏一把法国明信片——”麦科德在椅子里扭动了一下，做了个单一而强烈的召唤手势。酒吧侍者出现了，麦科德指了指他的杯子。不一会儿，侍者就把重新斟满的杯子放在桌上，又很快离开了。

“照你说的，”麦科德说，“又怎么样？”

“我曾处于阴暗之中，自那晚我在新奥尔良从电话里告诉她我有了一千二百块钱那一刻起，一直到那晚她对我说商店要留下她继续干为止。我置身时间之外。我原来一直是与时间相连的，就像你一向在空间里被时间支撑着，因为有一个不是你的你要变成你，这种情形会延续到那个不是你的你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唯有这样你才会有被时间支撑的感觉——即所谓的‘永生感’——但是那不过如此而已，只是有附着在时间之上的感觉却没有时间在体内传导，正像一只麻雀的硬爪附着在高压线上面没有传导感一样；时间之流的传导感唯有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记忆的时候才有，唯有与我们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现实相联系时才存在（我懂得这个），除此之外，绝不存在什么叫‘时间’的东西。你知道：我没有过去。然后我有了现在，于是时间开始了，倒回去，现在变成过去和将来。于是，我过去的有现在成了没有，因此，时间从未存在过。这有如童真的时刻即是童真感的时刻：那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状态，即事实，只存在于你意识到你正丧失它的时刻；那种意识感存在多久，它的寿命就多久；而在我的情形，太晚了，我等待太久了；等了二十七年才挣脱原来的束缚，而本该在十四岁、十五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应当挣脱的——两个渴求的外行躲在前门屋檐的台阶或午后的马厩贮草顶棚，急成一团，发狂地乱摸乱找一气。你记住：悬崖，黑暗中的悬崖；你之前的所有人都翻越了它，活了下来；你之后的所有人也会如此。但这对你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事先警示你，为了继续活下去该怎么对付。你明白吗，这就是孤独。你必须独自对付；孤独就像电荷一样，你能承受一定数量而不致死去。对于你将彻底感到孤独的一两秒钟：不在你出生之前，也不在你死亡之后，因为那时你根本不孤独；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形你都是安全的，有许许多多不可名状的东西陪伴你：一种情形是从泥土到泥土，另一种情形是从川流不息的蠕虫到川流不息的蠕虫。可是现在，你将要孤孤单单，你免不了，你知道；既然免不了，就听其自然吧；你赶着那只骑了一辈子的怪兽——那熟悉的老掉牙的老马——走向悬崖——”

“还有匹该死的马呢，”麦科德说，“我一直在等候它。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谈话听起来就会像是在胡说八道了。我们不像是在交谈，而是像两个走在同一条乡间小道上的巡回牧师在大肆说教。”

“——也许你一直在想，到了那个时间你可以勒马后退，有所挽回，也许没想；但是那时刻一旦到来，你知道你不可能退却，知道你过去一直心里就明白，你是不可能后退的；你只要有一丝儿放弃的念头，半点儿松动，让‘肯定’的答案从恐惧中溜出来，你就会俯首投降，失去意志力，放弃希望，所有的一切——黑暗、滑落、孤独的雷鸣、休克、死亡，都会被一定数量的泥土戛然止住；这时候，你感到整个生命突然一下离你而去，滑入一片古老的接收一切的黑暗源头，红色液体横流的根据地——叫作坟墓子宫或子宫坟墓，都是一回事。可是，你后退；也许你一直知道，但你后退，你甚至活够七十岁或者别的任何岁数，可那以后你会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一些并将继续失去更多，而你所感觉的那一两秒钟是活在空间里，不是在时间里，人家给予你的七十岁并不完全属于你，你会在某一天清偿，以保持你生命簿的平衡；因此，你的岁数该是六十九，一年该是三百六十四天，一天该是二十三小时，一小时该是五十八分——”

“耶稣保佑，”麦科德说，“圣洁可爱的小天使。要是我有倒霉的一天，生下一个儿子，我要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亲自送他去一家整洁宜人的妓院。”

“我就恰好遇到这种事，”威尔伯恩说，“我等待得太久了。十四五岁时只需要两秒钟的，到了二十七岁时却需要八个月了。我曾处于黑暗之中；而我们后来几乎过着最糟糕的日子，在风雪飘飞的威斯康辛湖边，我们只有九元二十美分的食品，饥饿就在眼前。我挺住了，我认为我胜利了。我相信我及时觉醒，走出了困境；我们回到这儿，我还认为我们干得蛮不错，直到圣诞节前夜她告诉我商店留用的事，我才意识到已经陷入什么境地，才明白挨饿不算回事，挨饿最多把我们置于死地，而那境地甚至比死亡、比分离更糟：那是爱的坟墓，那是死尸臭气熏天的灵柩车，支架在古往今来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的形影之上。”扩音器又在喊话了，他们听了立即站起身。这时，酒吧侍者也马上出现，麦科德把钱付给他。“所以，我感到害怕，”威尔伯恩说，“我过去不害怕，因为我处在黑暗之中；可是我现在醒来了，谢谢上帝，现在有了恐惧感，因为一九三八年这个耶稣纪元没有给爱留下任何位置。我昏睡的时候，人家用钱财来打击我，因为那时金钱是对付我的致命武器。后来我觉醒了，把金钱的炮口扭转了，我认为我战胜了他们；而那天晚上，我发现人们在用体面对付我，而体面比金钱更难战胜。这样一来，现在无论是金钱还是体面，都威胁不了我了；于是，他们只好寻找别的什么来迫使我就范，认同人类的生活模式，而这模式现在已经变得无爱可言——你要么就范，要么死亡。”他俩走进列车的车棚，在黑洞似的昏暗之中，分不清昼夜的长明电灯无精打采地照着雾气笼罩的冬日黎明，一长列黑乎乎的普尔曼车厢像是深陷在混凝土里，永远固定在那儿不动。他们穿过烟灰覆盖的钢板墙，紧密排列的一个个小卧室里满是鼾声，然后来到敞开的连廊车厢。“于是，我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厉害又精明，他们还必须如此，假如他们会被我们打垮，那不成了想抢就抢、想杀就杀的世界。不用说，我们打不垮他们；我们当然是命中注定的弱者，这就是我惧怕的原因。不是专门针对我：你还记得在湖边的那天晚上，你说我是一个被警察或童子军领着过街的老太婆，一旦遇上醉汉开的车闯来，倒霉的不会是老太婆，会是——”

“但是，为什么要在二月份去犹他州对抗？要是你斗不过，干吗一定得去犹他？”

“因为我——”他们身后传来一声长鸣的汽笛，又是水汽又是烟雾。卧车厢的服务员像酒吧侍者一样突然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

“好啦，先生们，”他说，“我们上路了。”

威尔伯恩同麦科德握握手。“我多半会写信给你，”威尔伯恩说，“而夏洛特大概一定会的。她也比我更像一位绅士。”他走进连廊车厢又转过身来，服务员在他背后，他手扶门把等在那儿；他和麦科德彼此望着，他们之间有两句话没有说出来，彼此心照不宣却不会说出口：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和不，你再也见不到我们。“因为乌鸦和麻雀会被枪从树上打下来，被洪水淹死，或者在飓风和山火中丧命，但是雄鹰却不会；即使我是只麻雀，也许我能陪伴雌鹰。”列车开始启动，最初是缓缓行驶，一节节车厢在他脚下徐徐离去。“我在湖边对自己说过，”他说，“我从内心感到，她不是情人而是母亲。是啊，我已经前进了一步。”列车在行驶了，他把身子靠外，麦科德随着跟进以保持同他的距离。“我从内心感到，你和她抚育了我，你是父亲。请为我祝福。”

“带去我的诅咒吧。”麦科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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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thario，专事勾引女人的花花公子，源出英国剧作家尼古拉斯·罗在一七〇三年创作的剧本《巧言的忏悔者》。

2. Don Quixot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讽刺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3. Falstaff，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肥胖、滑稽的小丑角色。

4. Roxane，纳撒尼尔·李（1649—1692）的悲剧《争宠的王妃们》（1677）中的人物，亚历山大王的第一位王妃，与另一王妃Statira争宠，被亚历山大放逐，但为他生下一子。

5. Cyrano，即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1619—1655），法国作家，模样奇丑，有一个大而怪异的鼻子，靠文字来吸引女人。

6. Micawber，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一个没有远虑、老想着会走运的乐天派。

7. Bad Smell，“难闻的气味”之意，夏洛特以此命名她制作的一个怪状人像，暗指这时已感到的威胁。

8.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要狗来舔他的疮。”这儿的引喻也是反原意的调侃，原有经文中的转折词moreover被用来当狗的名字。

9. Saint Bernard，得名于以慈悲救助著称的基督教神学家圣伯纳（1090—1153），这种长毛大狗常用来救助迷失深山或雪地的人。

10. 美国、加拿大的劳动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1.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的生命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

12. Sara Teasdale（1884—1933），美国女诗人，代表作有《江河归大海》《恋歌》等，《恋歌》曾获一九一八年普利策诗歌奖，自杀身亡。

13. Saint Anthony（约250—356），基督教隐修士，有“修士之父”之称，是修道院制度的始祖。

14. Mac，麦科德的昵称。

15. Lares and Penates，古罗马神话中的两位家神，拉瑞斯的职责是保护家庭不受外来的破坏，佩纳特斯的职责则是保护家庭不受内部的破坏。

16. Lilith，中世纪魔鬼学中的著名女巫，在犹太民间传说中指亚当的第一个妻子。

17. W.P.A.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是一个持续时间不长（1935—1943）的政府机构。

18. 美国中西部的三大诗人：Walter Whitman（1819—1892），以背离传统诗体和勇于创新闻名，代表作有《草叶集》，对我国新诗亦产生了强烈影响；Edgar Lee Masters（1869—1950），歌吟下层人民生活，代表作《斯蓬河诗集》；Carl Sandburg（1878—1967），继承美国诗歌的民主传统和惠特曼的自由诗体，著有《诗令集》，获一九五〇年普利策奖。

19. 暗指英国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的名篇《古舟子咏》的情节，诗中老水手杀死海鸟信天翁招来灾祸，于是把海鸟的尸体挂在颈项上以赎罪。

20. Daniel Boone（1734—1820），美国拓荒者，传奇式人物。

21. Canfield，赌博中的一种单人纸牌戏，因其首创者为理查德·坎菲尔德而得名。

22. 一九三五年，美国政府通过一项《社会保障条例》，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老弱病残及失业者可凭此领取一定数额的救济金。

（三）老人河

正像那个矮胖犯人做证时说的，高个子犯人浮上水面的时候，手里仍然抓住一截可以算是桨的短木头。他紧紧地抓在手里，倒不是本能地想着回到船里还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因为有阵子他相信再也逮不着小船或者抓到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了，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桨扔掉。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事前他没有警觉到，只是开始感到急流有一股拽走他的拉力，看见小船开始在旋转，他的同伴瞬间消失在上方，像是《以赛亚书》里说的从泛滥的河道“飞升”那样。这时他已掉进水里，拼命抵制他还抓在手里的那支桨要把他拖走的力量；每次他挣出水面去抓那旋转的小船，却见它一会儿在十英尺开外，一会儿又升到他头的上方像要劈头砸来；最后他终于抓住船尾，他的身躯拖在船后仿佛成了小船的舵板。于是，人和船，还有像根小旗杆竖在两者之间的木桨，一齐从矮犯人的视线里消失了（矮犯人虽然也处于竖立的方位，同样迅速地从高个子犯人眼前逝去），好像一个舞台场面霎时间全然销声匿迹，令人无法相信。

现在，他冲到了一片泽地，一处沼湖的狭窄地带，大概自远古地壳崩裂而产生了这块地方以来，今天才有水流过。可是此刻，大水在滔滔涌去；他从船尾所在的波谷里似乎看见树木和天空以令人晕眩的速度一晃而过，而树木和天空俯视他夹在浊黄寒冷的波涛之间，惊骇仓皇。然而，周围这一切却是稳固在什么东西上；他想到了这点，在绝望而又愤怒的瞬间记起了坚固的大地，经过祖祖辈辈劳动汗水的浇灌，早已牢实可靠，坚不可摧，此刻就在他脚下什么地方，只是他的脚够不着而已；就在这时，船尾又一次猛不防撞上他鼻梁，震得他头晕目眩。当初令他握住木桨的本能，现在却让他把桨扔进船里，双手一齐抓住船舷；正好这时候船一下子旋动，船身便绕开急流而行了。现在，两只手都空闲下来，他费力地挣扎到船尾，面朝下地俯伏其上，气喘吁吁，脸上淌着血和水；这不是由于精疲力竭的缘故，而是惊恐之余愤懑难消。

然而，他必须立即撑起身来，因为他相信漂行的速度比他实际走的要快得多（而且离开的距离也远得多）。于是他从俯伏其中的一摊猩红色的血里撑起身，浑身湿淋淋的，浸透的工装沉甸甸地附着在手脚，一头黑发紧贴在脑壳上，血津津的水顺着套衫流淌，他战战兢兢地举起手臂，急急忙忙地在脸下半部抹了一把，定睛看了看，然后抓起桨开始努力往上游回划。他根本没想，还不知道他的伙伴此刻在哪里，在已经经过或者可能经过了的树丛之间的哪一棵树上。他甚至不假思索，因为毫无疑问，伙伴一定在他的上游；而遭遇了刚才的经历，“上游”一词便意味着残暴的力量和迅猛的速度；要说那是一条直线，可不是他的理智和理解力所能接受的概念，如同说一粒步枪子弹有块棉田那样宽大一样，简直荒唐极了。

船头开始朝上游转去，船身随着一转便过去了，比它蛮横逞凶的瞬间还快，这会儿他才明白要掉转船头实在太容易了，就那么一摆，船已划过一道弧形，稳实地横在水流中，又开始做那种险恶的旋转。他坐在船上，满是血迹的脸上露出紧咬着的牙齿，两条疲惫的胳膊连连挥动着作用不大的桨板划破水面；这片显得驯善的水面先前曾像蟒蛇那样不住扭摆，如同铁圈一般把他紧紧缠住，现在却不对他构成阻力，如同在空气里他可以如愿以偿地用力使劲，水面简直就成了空气似的；这条小船先前威胁着他，而且最后像头骡马尥蹶子似的猛然剧烈地撞上他的面孔，现在却轻飘飘地浮在水面上，有如一把蓟毛帚，像风向标的叶片一般随风旋动；他拍击水面的当儿，想起他的伙伴来了，在想象中看见他安然无事，一动不动地坐在树上，从容不迫地等在那儿。他进而陷入沉思，无可奈何地愤慨这世间的事儿真是蛮横无理，偏偏让一个人安稳地待在一棵树上，却把另一个人打入那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无法驾驭的小船里；要说有任何理由的话，不过是两人之间唯有他才会想方设法划回去搭救他的伙伴。

船头转向下风的时候，小船又开始顺着水流前进了，小船好像再次从静止状态跃入不可思议的快速之中；他琢磨他离开自己的伙伴所蹲的地方一定已有好几英里远了，而实际上，从他回到小船以后，他只不过兜了个大圈而已；现在小船即将撞上去的物体（一丛被漂浮的木头和杂物堵塞的柏树），正是刚才船尾撞击他之前船身一倾而驶进的一丛柏树。他不明白先前出过的事儿，因为他没来得及抬头望一眼船舷以上的地方；而这时候他的眼睛没抬得更高一些，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就要撞上去。他仿佛通过小船没有知觉的船体感觉到了水流，一股迫不及待、兴冲冲，恶习难改的任性的水流；他一直不停地在拍打那冷漠而又险恶的水面，自以为已经到了极限，这时候却不知从什么地方焕发出了某种贮藏到最后才用的力气，他产生了最后一股耐力，虽然只限于调动肌肉和神经；他坚持挥桨拍打，直至撞上去的那一刻；完成最后的一段冲刺，纯粹靠了绝望的反射作用才冲上去，就像一个在冰上划虚了脚的人立即伸手去抓帽子或钱包；这时小船真的撞上了，再次把他摔倒在船底，直挺挺地伏面趴在那儿。

这一次，他没有很快爬起来。他伏面趴在那儿，手脚略微伸展，神情几乎平静，像是在沮丧地沉思默想。他总得在某个时候爬起来，这一点他心里明白，正像人生中迟早少不了要有爬起来的时候，而后又不得不重新躺下一阵子。他并不是完全没了力气，也不是特别丧失了希望，更不是惧怕爬起来。他只是仿佛觉得自己偶然陷入了一种境地，是时间和环境而不是他本人受到了催眠；他被一股不明去向的水流当作了玩具，在这样一个天色不会暗淡下去的白昼；等到这股水流把他玩弄够了，就会把他吐出来，让他回到先前被暴烈地拽出来的那个相对安全的世界；在这段期间，他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都无关紧要。于是他面朝下趴着，这时候他不仅感觉到而且听见了船下面徐徐有力的哗哗水流。就这样又听了一会儿之后，他抬起头来；这次是用手掌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又看了看手上的血迹，才起身来蹲着，身子靠在船舷上，用拇指和食指尖捏了捏鼻孔，擤出一块瘀血；正当他把指头往屁股上揩擦的时候，从略微高出他视线的上方传来了平静的话音：“这可着实让你费了一番周折。”在这之前，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把眼睛抬高，高得可以望出船舷，这时候他朝上一望，看见一个女人正坐在树上瞧着他，离他不足十英尺远。她坐在那棵树的矮枝上，手里抓着刚才使他搁浅的阻塞物，身穿一件印花布的轻便晨衣，一件陆军下士的紧身短外套，戴顶宽边遮阳帽，这样的一个女人他是不屑去仔细打量的，他在吃惊之余望过去的第一眼，已经足以看出她根根底底的生活和背景；如果他有姐妹的话，她可能被称为他的姐妹；如果他不是还差点儿成年就进了劳教所，当时的年龄不是比那类一夫一妻、多子多女的夫妇还要小几岁，她也可能会是他的老婆。这个女人抱住树干坐在那儿，没穿长袜的双脚套在一双男式的半筒皮靴里，没有系鞋带，悬在离水面不足一码高的地方；她多半是什么人的姐妹，而且十有八九（或者更应当肯定地说）就是某某人的妻子；不过关于这个，他进劳教所的时候年纪尚轻，他的女性经验超不出一般的理论性了解，还不足以判定她究竟是谁。“我纳闷了一阵子，还以为你不打算回来了呢。”

“回来？”

“在你头一次之后，头一次冲进这堆树丛，爬进小船又往前划之后。”他朝四周看了看，又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脸；这儿很有可能就是先前小船撞击到他脸上的同一个地方。

“对呀，”他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嘛。”

“你可不可以把船靠拢一些？蹲在这儿可真不好受，也许我最好——”他没听她讲话，他刚发觉船桨不见了；这一次小船推他冲向前时他没有把桨扔进船内而是扔出了船外。“就在那堆杂物上，”女人说，“你能找到的。来，接住这个。”那是一根葡萄藤蔓，原先是绕着树生长的，洪水把藤蔓的根儿冲松了。这之前她用来把自己上半身缠了一圈，现在她把它解开，扔出去让他接住。他抓住藤蔓的一端，把小船拉到那堆杂物旁边，拾起他的桨；接着又把小船拉到她所在的树枝下面，并且抓住树枝，看着她开始行动；她颤巍巍地挪动身子，小心翼翼地走下——笨重的身子倒不令人痛苦，她那叫人看了难受的谨慎，那几乎完全令人昏沉的窘态，丝毫没有加深最先让他大吃一惊的感觉，那一惊早已像辆灵柩车载走了他无法克制的大梦；因为即使在服刑期间，他还是继续（甚至还抱着当初造成他身陷囹圄的贪婪心情）沉溺在那些通过精心偷运、仔细检查而进入劳教所的低级书刊，以及书刊里宣扬的不可能实现的天方夜谭。当他和他的伙伴登上那条小船的时候，谁能说他不曾梦想过攀缘绝壁去搭救海伦，或者潜入龙潭虎穴去救现实世界的嘉宝？他注视着她，除了竭力把小船稳住之外，没有做更多的努力去帮助她；她从树枝上缓缓移下身子——那整个身躯，那个凸现在紧身外衣内的变形难看的大肚子，悬吊在她的双臂之间，于是他想，我竟碰上了这么一位，活在世上的娘儿们那么多，偏偏是这么一位和我相逢在一条冲失的船上。

“那个棉花仓房在哪儿？”他问。

“棉花仓房？”

“有一个人待在上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这周围的棉花仓房多着呢，我想那些房顶上也都是有人的。”她在打量他，说道：“你浑身上下都是血，跟刚宰的猪一样。看上去你好像是个服刑的人。”

“说对啦，”他说，没好气的。“我真觉得自己给绞死过啦。好吧，我还得去救我的伙伴，然后还要去我那个棉花仓房。”他放开船，即是说，放开手里抓住的藤蔓。他只消把手放开就够了，因为即使船头高踞在杂物堆的时候，甚至在抓住藤蔓把船稳住在相对滞留不动的水里的时候，他已持续不断感到有哗哗的水流，强劲的水流就在离他蹲着的薄板一英寸开外的地方；因此，他一放开藤蔓，水流就控制了小船，不是忽的一下把船攫住，而是像猫那样试探着轻轻地不断拨动。这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抱有一种没有根据的希望——船重增加后也许会更好操纵；在最初的一两分钟里，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狂热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信念，以为果然就是如此。他已经把船头朝向上游，而且奋力保持住这个方向，后来发觉船直行的时候船尾在前也继续朝上不变，甚至当船头开始摇晃旋转还坚持了一会儿。可是到了现在，他明白这是先前那种无法抵挡的流动，他太熟悉也就不跟它作对了；于是，他任船头摆向下游方向，希望利用小船自身的能量来绕一个大圈子，重新扳回上游方向；小船先是船舷边对着水流，接着是船头，不一会儿又成了船舷面对水流，横向驶过了那片沟渠，朝着另一排被淹的树木冲去。现在，小船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他身下飞奔；他们冲进了一团涡流却并未觉察；他没有时间来做结论，甚至顾不上惊讶；他迅速弯下腰，使出浑身解数，血迹斑斑的面孔涨得通红，咬牙切齿地使着劲，肺都快要破裂了；当那片树木从他头顶低低地压过去的时候，他急迫地拍打水面。小船撞了上去，摇摆了一阵，接着又撞上了；女人半卧倒在船头，两手紧紧抓住船舷，像是在拼命地蜷缩，要把自己竭力藏在自身的大肚子后面；现在他不再用桨板去拍打水面，而是去拍打那些枝叶鲜活的树木，他此刻的愿望不是要去任何地方，到达任何目的地，一心想的只是避开树干不让小船冲上去撞成碎片。就在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啪的一声炸了；这一次是撞在他的后脑勺上，于是低垂的树木、混沌的水面，女人的面孔以及其他一切，统统在耀眼无声、闪烁发亮的光芒里消失不见了。

一小时之后，小船缓慢地划到一条先前的伐木道上，离开了那片低地，那片森林，划进（或者是转入）一片棉田，——一处灰色的、一望无边的荒野，这儿没有惊涛骇浪，唯一能打破这景象的是一条细线相连的无数电线杆，仿佛是一条涉水的千足虫。现在，划船的是那个女人，不慌不忙，慢条斯理，还带着那种奇怪的冷漠而又忧心忡忡的神气；犯人却蹲着，头埋进两膝之间，试着不断捧起水来止住流个不停的鼻血。女人不再划桨了，听任小船缓慢漂行；与此同时，她四下张望，说道：“我们总算划出来了。”

犯人抬起头，也四下打量，问道：“出到哪儿来了？”

“我以为你也许会知道。”

“我连先前是在哪儿都不明白。就算我知道哪个方向是北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他又朝脸上泼了一捧水，然后放下双手，仔细端详手掌上那殷红的大理石纹路似的血丝，神情既不沮丧也不担忧，反倒流露出一种嘲讽的自认倒霉的迷茫。女人在观察他的后脑勺。

“我们总得去什么地方吧。”

“难道我连这个也不知道？有一个人等在棉花仓房上，还有一位在树上，而现在又有一个在你肚子里。”

“原本不到时候的。也许是因为昨天我得赶紧爬上那棵树，又得在树上待了整整一夜。我是在尽最大努力坚持，可是我们最好还是赶紧找个地方。”

“是呀，”犯人说，“我也想要到某个地方的，只是我运气不好。你现在挑个要去的地方吧，咱们就设法去那儿。把桨递给我。”女人把桨递了过去。这是只头尾一个模样的船，他只消转过身就行了。

“你决定朝哪儿去？”女人问。

“你不用操那个心，你只需继续坚持下去。”他开始划桨，横过棉田。天又开始下雨了，开初下得不大。“呃，”他说，“问问这只船吧，我从早饭后就待在船上，可是从来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也一直不明白自己在往哪儿划。”

这时大约是午后一点钟光景。他们又撞入了某条河沟，并且在里面划了一些时候：进入之际他们没有发觉，再要出去为时已晚，就算这时有了要出去的任何理由；而在犯人的情形，自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船速加快的事实反倒成了他们待在里面不走的理由。到了日暮时分，小船才冲了出来，到了一片满是杂物集聚的开阔水面；犯人认出这是一条河，尽管他这辈子的过去七年中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一带田野，他见过的地方实在有限；凭这条河的宽窄程度，他终于认定它叫亚祖河。他有所不知的是，现在河水正在倒流。等到小船漂流的动向显示出河水的流向时，他立即朝他认为是下游的方向划去，在那儿有他熟悉的城镇——亚祖城，就算他霉透了顶，也有最后的去处——维克斯堡；要不然，那一带还有其他许多小一些的城镇，城名他不记得了，但那儿会有人群、房舍；他可以抵达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都行，把他照管的人交代出去，转过身再不用理她了，不理她那一档子怀孕和女人家的事，于是他可以回到那与猎枪和脚镣相伴的清苦的日子，过上不受干扰的安定生活。这时候，由于快要接近居住人群，就要从她身边得到解脱，他甚至也不怨恨她了。当他望着面前那个膨胀的无法对付的身子，他仿佛觉得那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压力的威胁，没有生气却又活着的物体，他和她都同样是牺牲品；他想着，在过去的三四个小时里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分钟——不，一秒钟——他的眼或手出了差错，都足以使她落水，被那个没有知觉的重负拖下去淹死，而那个东西也不至于会有痛苦；这样，他料想，作为监护人的她，也不会遭到报复，于是他反而为她感到惋惜，如同他会为仓房里的原木感到惋惜那样，为了消除原木内的虫害只好把原木烧掉。

他一路划去，为水流添力，沉稳使劲而又从容不迫，朝着他相信是下游的方向划去，那儿有城镇和人群，有实实在在可以落脚的地方；而那个女人则时不时地抬起身子，舀掉小船舱内存积的雨水。雨还在不住地下，仍然下得不大，慢慢悠悠地；天空，日光，正在无忧无虑地消退，小船在暗淡的日光里划动；暮霭沉沉之中，浮泛泡沫和杂物起伏的水面显得模模糊糊，天光水影难分，显然，这是日落昼消的时候了。这时犯人突然感到船速减慢了，于是，格外加了一把劲；事实上，情况正是如此，只是他还不知道，认为这是头脑越来越昏糊造成的现象，或许最多不过是因为一整天来既没有进食又不停使劲的结果，再加上他平白无故地陷入这种困境，时而于事无补地发火，时而无可奈何地忧虑。因此他加快了划桨；这不是出于惊恐，相反，由于看见了一条他知道的河流，他倒是受到了激励。这条河流为历代人所知，它的名字是不可磨灭的，人们早已被吸引到这河的两岸来居住了；人类向来傍水而居，甚至在给水和火取名之前就到源源不绝的水边居住了；人类命运的起落，还有人类的实际面貌，都严格受制于河流，取决于河流。所以，他并不惊慌，继续划桨前进，却不知道是在划向上游，没有觉察到大坝决堤已有四十小时了，向北面直涌的洪水已抵达他前面的什么地方，这时候却在后退回流，开始返回老人河了。

这时候天已完全漆黑，就是说夜幕完全降临了，先前的灰色不断加深的天空已经消失不见，然而又似乎颇为反常，水面的能见度变得更加清晰，好像这一下午天空中被雨水冲掉的亮光都同雨水一道聚集到了水面，于是在他前面展开的浊黄的洪水，几乎带上了粼光闪闪的品性，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天光水影的时刻。事实上，一片漆黑自有它的好处，他现在不必再看下雨了。他周身的衣服都湿淋淋的，这样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多小时，因此他早已不感到在下雨；现在既然看不见在下雨，在他看来也可以说雨已停了；同样，他现在也用不着费力去看他那乘客的大肚子。于是，他照常划桨前行，沉着而又使劲地划，既不担心也不忧虑，只是有些耐不住性子；因为他老是看不出云端有任何反映，可以表明城镇就在附近的迹象；他相信正在接近那些城镇，而实际上，现在城镇在他身后已有几英里远了。恰好这时，他听见一种声响，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因为他从来不曾听见过而且也不指望今后还会听到；这毕竟不是人人都会听见的声音，绝不会有人会在一生中听见两次的。这时他也没有惊慌的表示，因为他无暇顾及；尽管隔远一点便看不清前面，听见了刚才那响声之后他又看见了某种从未见过的东西。这就是粼光闪闪的水面与黑暗相交的一条明显的界线，刹那之间它已升高了大约十英尺，这条线在呈蜷曲状向前推进时，像是在把一团生面擀成一块布丁。它高耸起来，接着又往下扑，浪涛像匹奔腾的马的鬃毛那样旋动，而且还发出粼光，躁动不安，闪闪烁烁，有如火光。而这时那个女人在船头缩成一团，是不是有所觉察，犯人也不知道，但他那张布满血迹而红肿的脸上，顿时露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惊诧神色，但又只好朝前继续划过去，根本来不及命令他早就受节奏控制的肌肉停止活动。他继续划着，可小船止步不前了，无论他如何挥动船桨，小船仿佛悬空倒挂了起来，接着船体悬空的四周立即被杂乱翻滚的什物包围——木板、零星的建筑物、已经淹死而姿态古怪的动物尸体、整根整根的像海豚般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里的树木；而小船本身则像一只小鸟飞翔在一片急速移动的乡村上空，轻飘飘地盘旋着，拿不定主意要往哪里降落或者根本不能决定要不要降落。这时，犯人蹲在船里照样划桨，伺机发出一声大叫。然而他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就在一刹那间，小船似乎要支住船尾，纵身而起，接着又像一头猫在乱抓乱爬，涌上那道蜷曲的水墙，登临在那翻滚的浪尖波峰之上，摇篮般悬空高挂在一棵树的枝头；而犯人则隐蔽在新树嫩叶之间，活像一只鸟儿蹲在鸟巢里，还在等待发出大声尖叫的机会，仍然做着划桨的动作，可是这会儿他手中已不再握着桨，只干望着眼前掀起的一片惊涛骇浪，而且竟然是在向后倒退。

大约在午夜时分，像是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苍穹本身，经过四十个小时左右的壅阻，终于爆发出了郁结的能量，顿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像是炮兵阵地开始轰击，向最后的沉寂发出了震耳炫目的排炮；伴随着这一切，还有杂乱翻滚的死牛、死马，冲翻的房舍、木屋和鸡舍，小船驶过了维克斯堡。可是，这个犯人并不知道，他的视线没有越过水面；他仍然蹲在船里，两手紧紧抓住船舷，瞪大双眼望着面前的滚滚黄浪，整根整根的树木，锋利的房屋山角墙，哭丧着脸的骡头（眼里无光，嘴唇松弛，却带着怀疑的惊诧神情瞪着他），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仓皇之间他不知从哪儿抓来一截破木头，才能把这些不住翻滚、忽上忽下的东西抵挡开；这时小船不住旋动，一忽儿向前，一忽儿侧转，一忽儿船尾反掉向前面，船身有时候行在水里，有时候蹿上房顶和树木，甚至骑在骡背上，仿佛它们死后也逃脱不了载重的厄运，它们中没有繁殖能力的一族就遭殃了。可是，这个犯人没有看见维克斯堡；小船高速前进时，穿过夹在高耸昏暗的两岸之间的汹涌波涛，岸上尽管灯光四射，他却没能看见；他只看见面前漂浮的零乱杂物猛然分开，开始累积，越积越高，最后形成一个狭口，一下子把他吸了进去，一刹那之间他也没辨认出这原是一座铁路桥的栈架；在这令人惊骇的瞬间，小船仿佛悬在空中，面临着一艘汽艇隐隐呈现的侧面，一时拿不定主意是从汽艇上面爬过去还是从艇下潜过去；接着，一股强劲冰凉的风，夹杂着潮湿腐败的气息、味道和感觉，扑到他身上；这时，小船纵身向前猛冲，犯人所出生的州邑也在此最后关头顺势助了把力，把他送回到了众河之父的恶浪滔滔的怀抱里。

这些是他七个星期之后讲述的，这时他穿了一身褥套布做的新装，刮过了面，理过了发，坐在劳教所营房的木板床上。

在接下去的三四个小时里，小船在电闪雷鸣逞威之后快速漂荡在湿淋淋、黑压压的一片波涛汹涌的广阔水域，虽然他并未看见，那显然是无边无际的。在这万顷波涛之间，小船仿佛消失不见了，被波浪上下起伏地折腾，浪尖上漂浮着粼粼闪烁的肮脏泡沫，船底及其四周尽是残骸杂物——莫名的一大团一大团看不清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跌跌撞撞地鞭策着小船疾速前进。他浑然不知自己正疾行在大河之上；那时，他即使知道了也是不肯相信的。昨天他凭着两旁有规律间隔的树木，知道自己是在一条水渠里；现在，即使是在大白天，这条河也望不见边际；即使他再三猜测，也万万想不到在阳光之下（也许不如说在湿漉漉的天空之下），这竟然会是一条大河；如果他真动了动脑筋，想过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想过水下的地理环境，顶多只会认为自己在以令人目眩、无法解释的速度，穿行在全世界最宽广的棉田之上；如果昨天他就明白自己行进在一条河上，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那事实，随后又看见那条河流猛然一转，疯狂地扑向他并欲置他于死地，像匹发狂的马驹冲在跑道上——如果哪怕是有一瞬间他曾猜到自己现在见到的波涛翻滚、无边无垠的水域是条大河，他的意识也绝对不会接受这事实；也许他早就昏倒过去了。

当黎明——一片灰蒙蒙、乱蓬蓬的曙光伴随着一阵阵急风冷雨到来之际，他又能看清周围景象，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在棉田上面。他知道小船颠簸飞驰其上的是汹涌急流，在这样的急流下面绝不会是顺从的土埂，人们曾跟在骡子紧张撅起的屁股背后，在这样的田地上踩来踩去。这时候他忽然明白：眼前的情景不是十年一贯的现象，在那十年里这条河俯首帖耳，任凭人们在它平静沉睡的胸怀里异想天开，施展淫威；而今这条河却一反常态，正在干它想干就干的事，它为了这样干已经耐心地等候了整整十年，就像一头骡子可以温驯地为你效劳十载，为的是忽然得到踢你一脚的特殊权利。与此同时，他还学到了别的东西，关于恐惧的经验，这是甚至在那一次他真正感到害怕的时候也没有发现的东西——那是指他年轻时的一天晚上，有那么三四秒钟，当他望着那个吓破了胆的邮件管理员的手枪，枪膛闪亮了两次，而管理员还不明白他的（他这个犯人的）手枪不会射出子弹；可是现在他明白了：只要你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在经受恐惧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时刻到来，过了那一刻恐惧就不再是什么痛苦，而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厌恶而气恼的刺激，就像你遭火烫了一下之后的感觉那样。

现在，他没必要划船，只需顺水前进（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进食，五十小时没有睡上一觉），小船却在疾速地越过那片波涛汹涌、渺无人烟的河面，他早已不敢相信，自己还可能到达一个他对自己的所在有任何把握的地方；他努力挥动手里的一段破木板，尽可能保全小船，让它漂浮在冲走的房屋、树木和动物尸体之间（他四周全是从城镇、商店、住宅、公园和农场冲刷出来的什物，它们像鱼一样活蹦乱跳），他不奢望到达任何目的地了，只是努力使小船浮在水面，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他要求的很少，而他自身则更是什么也不要。他只想获得解脱，摆脱那个女人以及她的那个大肚子，他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做，这样做不是为自己而是替她着想。他本来随时都可以把她放回另一棵树上去的——

“当然，你也可以跳进水里，让她和她的大肚子一起沉下去。”那个胖犯人说，“然后他们就可以因为你逃跑加判你十年徒刑，再以谋杀罪绞死你，末了还让你的家人赔偿那条小船。”

“是呀。”高个子犯人说。——然而他没有那样做，他想按正确的方式行事，找到某个人，任何一个能把她交代出去的人，把她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他自己再跳到河里，如果这会让人感到高兴的话。那就是他想要做的一切——只想有个着落，无论那是什么。看起来，这个要求并不高，可是他就是不可能做到。他继续讲那条小船如何往下疾驶——

“你就没有遇到任何人？”胖犯人问，“没遇见汽船吗？什么也没遇见？”

“我不知道。”高个子说。——当时他竭力让小船浮在水面，直到黑暗消散，退去，现出了——

“黑暗？”胖犯人说，“我觉得你先前说过天已经亮了。”

“是的。”高个子犯人说。他在卷一根烟卷，一面讲一面细心地从一个新烟袋里把烟草往一张起皱的纸上撒。“这是另外一次。我昏过去几次。”——于是，他看出小船正在迅速地朝一条曲折的水道漂去，两边是被淹的树木，凭着这个，他又认出这是一条河流，河的流向在两天以前原是往上游流动的。他并没有从直觉上真正有所警觉，这条河同两天前的那条河一样，也是在反向流动。他不会说现在他能肯定又回到了同一条河里，但是如果说他真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他也不会感到惊异的；活在眼前这个境地，已经经历了这一切，而且显然还会有一段说不清的时间将继续这样活着，他的境遇如同一个走卒陷进了水深火热的敌对环境。他只是明白自己又一次到了一条河里，无论再做什么推测，即使这不是地球上他所熟悉的部分，起码是他能够理解的。这时候，他相信他必须做的就是尽可能往远处划去，这样他会到达一个在地平线以上并高出水面的地方，即使那儿不是干燥的地面，可也说不定会有人居住，如果划得够快而又及时的话；这时，他有另外一个紧迫的要求——克制住自己，不去看那个女人，可她作为一个视觉点，他的乘客，随着黎明的到来又回到了他眼前，分明就在那儿，不容置疑，无可回避，虽然已经不再像个人了（现在你可以在原先的二十四小时和五十小时之上再加二十四小时，甚至把那只鸡也算上——一只淹死的鸡，先是有只翅膀给屋顶上的一块木板压住了，昨天又碰巧冲到了小船旁边；他把这只鸡生吃了一部分，女人却不肯吃），她已经变成一个奄奄一息、只感觉有个庞大子宫的生命；这时他相信，只要他能够转开注视的目光，往别的地方看，她就会消失；只要他能做到不让注视的目光再落到她的形影所占据的位置，那形影就不会再现。正当他真这样做了的时候，却发现浪头冲来了。

他不知道是怎么发现浪头又回来的，没有听见声音，既没有感觉又没有看见什么。小船这时候正处于水流迟缓的水面，他甚至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发现——即水流的方向无论正确也好错误也罢，原先至少是横向的，可现在居然成了纵向——这足够引起他警觉了。也许这只是出于一种坚定的近乎盲目的信念，认为水流居心叵测而又变化多端，由此注定了他现在的命运，而且显然还会永远受它摆布；这突如其来的信念绝不是什么恐怖或者惊讶；现在看来，这股水流要是做它想做的任何事，随时都有可能。于是，他赶紧掉转船头，就像让一头奔驰的马高举前蹄立即回头那样，这样转过船头之后，他甚至辨不清先前曾经来过的水道了。这时候，他不知道，没有觉察，这究竟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楚这条水道还是它在某段时间之前消失了；这河道究竟是在洪水遍野的世界失去了踪影，还是这世界淹没在了一条无边无际的河流里。因此，现在他说不清当时是直面浪头越过去的呢，还是让开大浪的势头而斜过去的；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不顾这迅速高涨起来的恶浪，驱使他已耗尽力气、变得麻木的肌肉尽快划船，避免去看那个女人，把注视她的目光扭开去看别处，直到他抵达某处高出水面的平地。于是，这个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的人拼命抗争，几乎是在用劲移开他的双眼，两个眼珠像是从小孩的玩具枪射出的带有吸附力的橡皮箭头；他疲惫的肌肉现在不听他的意志指挥了，倒是那超出了精疲力竭状态而残余的能量，在不可抗拒地继续发挥作用，这不动之动反倒更显得轻松自在；他又一次把小船完全竖立起来，却撞上了什么不可逾越的东西，又一次给猛烈地掀倒，双手双膝蹲伏在前面；他抬起受到惊吓而狂野的肿胀面孔，瞪大眼睛望着一个背猎枪的人，声音嘶哑地大声问道：“维克斯堡吗？维克斯堡究竟在哪儿？”

七个星期之后，尽管他获得了人身安全，有了生活保障，尤其是以企图逃跑罪加判了十年徒刑而得到了双重保障，牢实得像用铆钉铆固似的；当他讲到这段往事的时候，还余怒未消，一阵狂暴的难以置信的愤怒又从他的面色、声音和措辞中表露了出来。他根本没有上得了那条船。他讲起他是如何抓住那条船的一块列板（那是一条肮脏的没有油漆过的篷船，竖着一根像喝醉了酒的歪歪斜斜的铁皮烟囱；他撞上去的时候，那船照样开着，显然没想到要改变航道避让一下，而船上的三个人却一直在瞧着他——其中第二个人赤着脚，头发和胡须都黏成一把，用根长桨在船尾掌舵，后来——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个女人穿件脏兮兮的男人衣服，靠在船舱门口，也以同样冷淡猜疑的目光注视着他），那条船猛力拖着他往前的时候，他竭力说明和解释他的简单（至少他认为如此）理由，合理愿望。他说着，努力把当时的情景说清楚，同时又感到了当初遭受的难以忘怀的侮辱，气得两手像打摆子时那样抖动，呆呆地望着没卷好的烟丝像下小雨般从两手之间不停地散落，然后那张卷烟纸也干巴巴地裂开，发出细微的声响。

“把我的衣服烧掉？”犯人高声问道，“要烧衣服吗？”

“你他妈的穿上这身打广告似的衣服还想逃得掉吗？”背猎枪的人说道。他（这个犯人）打算说明那情景，加以解释，就像当初他竭力要解释的那样——不仅向船上那三个人，要向周围整个环境（冷漠的水面，可怜的树木和惨淡的天空）解释；不是为了替自己辩白，因为他知道完全用不着，他的听众——其他犯人，也不要求他辩护，而是他讲到这儿筋疲力尽了，不妨在下气不接上气的当儿慢慢悠悠、恍恍惚惚地细说一番。当时他对那个背着猎枪的人解释，他和他伙伴是如何有了这条船，受命去搭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如何丢失了伙伴又没有找到那个男人；此刻他在世间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块平地，可以安放同船的那个女人，然后再找一位警官、司法官什么的，去投案归队。于是，他想起了家乡，那个差不多自童年之后就一直生活的地方，在那里有他多年的朋友，他们知道彼此的习惯。那些他干过活的土地，就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干活而且喜欢上了那些活儿，还有那些骡子，他了解并尊重它们的性情，就像他熟悉和尊重某些人的性格一样；他想起夜里住宿的营房，夏天有遮挡蚊虫的纱窗，冬天有供暖的炉子，还有人来提供燃料和食品；星期天举行的球赛和放映的电影，这些事——除了赛球，都是他从前不知道的。可是，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为人（两年前他们主动提议要推他当模范犯人，可以不再耕地和养牲口了，只需背上枪跟在那些干活的人后面，然而他谢绝了。“我认为自己还是照常耕地好，”他说，不带一丝幽默。“我不就是那一次想拿枪闯下的祸嘛。”），他的好名声，他的责任心——他不仅对那些为他担当责任的人负责，还对自己负责；他的荣誉感——做好要求他做的任何事；他的自豪感——有能力去做要做的事，以及诸如此类的各个方面。他心里想着这些，却听见那个背猎枪的人谈起逃跑的事，他简直要气炸了。他拽住船边，被猛烈地拖着前进。（他说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树木上长了像是山羊胡子一般的苔藓，虽然也许长在那儿有好几天了，不过这会儿他才凑巧发现。）

“难道你脑子里没有想过，逃跑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吗？”他叫嚷道，“你可以持枪坐在那儿看着我，我情愿让你看住我。我所要求的是把这个女人放到——”

“我告诉过你，她可以上船，”那个背枪的人用平板的声音说，“可是，我的船绝不搭那种要找司法长官的人，穿那种不三不四衣服的人，更不用说穿劳教罪犯服的人了。”

“他要敢跨上船来，就用枪杆子砸他的脑袋，”那个使长桨掌舵的人说，“他喝醉了。”

“他别想上船，”背枪的人说，“他疯了。”

这时，船上那个女人说话了。她靠在舱门口没有动，同两个男人一样，穿着一身褪了色、打过补丁的肮脏的工装。“给他们些吃的东西，叫他们从这儿滚开。”她开始走动，走过甲板，脸色阴沉冰冷地俯视犯人的同伴。“你还有多久到时间？”

“原本要到下一个月的，”这边船内的女人回答说，“可是，我——”穿工装的女人转身背对着背枪的人。

“给他们些吃的。”她说。可是背枪的男人还在瞧着船内的女人。

“来吧，”他对犯人说，“把她扶上船，然后你就滚蛋。”

“想想你会出什么事，”穿工装的女人说，“如果你把她交给一位警官。要是你站在司法长官面前，他问起你是谁呢？”背枪的男人仍然看也不看她一眼，他连挂在手臂上的枪也没移动一下，就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扇了女人一耳光，出手很重。“你这狗娘养的。”她骂了一声。背枪的男人仍然不瞧她一眼。

“明白了吧？”他对犯人说。

“难道你看不出我不能那样办？”犯人嚷道，“难道你看不出？”

这时候，他说他认输了。他是命中注定，就是说，他现在知道从一开始他就命中注定永远没法摆脱她，就像那些指派他一条小船出行的人知道他永远不会真正服输一样。当他认出穿工装的女人正在扔进船内的物品中有一罐是炼乳的时候，他相信那是一个预兆，像是一封通知死亡的电报，好心好意的却又是无可挽回的，预示着他甚至不能找到一方平坦静止的地面，可以让孩子平安出生。于是，他讲起他如何让小船靠在那篷船的边沿，这时候船底下又生成了将要耍弄他的第二股浪潮；那个穿工装的女人在舱篷与船沿之间来来回回地向小船里扔食品——一大块咸肉，满满一盘烤焦的冷面包，还有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单，这些她像扔垃圾似的扔进小船——这时候，他紧紧抓住篷船的列板，顶住水流不断增加的拉力，一时忘记了这重新升起的浪潮，因为他还在努力说明他那再简单不过的愿望和要求，直到背枪的男人（三个人中间唯有他穿了鞋）开始用脚踹他紧紧抓住列板的双手；为了避开那狠狠踹来的脚，他轮流地一忽儿缩回这只手一忽儿缩回另一只手，后来他又抓住船沿，直到带枪的人踢他的脸，他闪开一旁之际，双手才离开抓住的船沿；他的体重使小船掉转方向，沿着增长的水流势头朝切线方向驶去，开始把篷船甩到后面。现在，他又奋力地划船，像是一个知道自己最终不过一死了之的人急匆匆地奔向悬崖；他回过头来瞧那条船的时候，看见三张阴沉的脸上带着嘲笑的神色，邪恶可憎，但很快便在越来越宽的水面那边消失不见了；末了，面对这不可容忍的事实，他憋得透不过气来，像是中了风似的；这不是因为他遭到了拒绝，而是因为这等小事也给拒绝了，他心里要的很少，请求别人的也很少，而反过来他们要求他的那个代价（他们一定是知道的），简直是要他的命；要是他付得起这个代价，就不会落到眼前的处境，提出他所提的请求：于是，他举起桨板，舞动着朝他们哇哇叫骂，甚至在那边猎枪闪光、沿水面嗖嗖放出一梭子弹之后，他还骂个不停。

就这样，他把船停在那儿不动，他说他不断挥舞桨板，连声咒骂。突然，他记起了先前在沼泽地带遇到的那次浪潮，簇拥在水面的房屋和死骡子在他身后筑起了一道水墙。于是，他不再叫骂，又开始划船。他不打算超过浪潮行动的速度，他凭经验明白，一旦浪潮赶上了他，他就只好顺着同一方向行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等到浪潮超过他时，他就会快得想停也停不住，即使那是到了他可以安放女人的地方，可以及时让她上岸。时间！他现在急得痒痒的就是时间。因此，他唯一的机会是尽可能赶在浪潮的前面，希望在浪潮袭来之前能够到达某个地方。于是他向前划去，调动他那早已疲倦不堪反而不感觉疲倦的肌肉，驱使小船向前，像是一个人遭遇霉运的时间太久而不再相信霉运，只相信运气了。甚至在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也不停地划，用松开的一只手拿着吃——吃那烤焦的面包，一个个棒球般大小，被篷船上的女人扔在小船底的污水里，浸水之后如同烛煤般沉重结实，这些面包原是用结满焦黑硬壳的烤盘烤的，铁一般硬，铅一般沉，谁也不会把它叫作面包。

他还讲了往后的事情——那天小船在长了胡须的树木之间穿过，不时会有一些细小的静静一晃而过的触须从船后的浪花里探头探脑地浮现出来，轻飘飘地好奇地逗弄小船一会儿，然后发出一种微弱的差不多像暗笑似的嘶嘶声；小船继续前进，周围除了树木、水和凄凉的景象，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之后，他仿佛觉得不再是把空间和距离抛在身后，也不是在把前面的空间和距离缩短，而是觉得他和波浪都一齐悬空，在纯粹的“时间”概念里悬着，又仿若在变幻的荒凉境地划动，这不是由于抱了要到达任何地方的希望，而只是要保持小船能够提供的那么一段距离——在他和那个一动不动却又无法回避的一团女性肉体之间。然后，黑夜来临了，小船疾速前进；他看不见，又不知道在什么水面上行驶，只要有速度感就会觉得很快，太快；他的前方和后面都一无所有，在他恼人的意想之中有一片翻腾的洪流正汹涌向前，忽儿波峰浪尖掀起泡沫，忽儿波涛破裂形同狼牙犬爪；随后，又是黎明（又一次梦幻般的由白昼到黑夜接着又回到白昼的交替，带有过程缩短、昼夜难分、似真似幻的性质，如同舞台场景中那强弱靡定、变化无常的灯光），这时小船显露出来了，船里的那个女人不再仰卧着，隐在湿透了的缩水变形的兵士外套下面，而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双手紧紧抓住船舷，两眼闭拢，下唇咬在牙齿之间；这时他拼命划动破裂的桨板，两眼从那副肿胀、失眠、惊慌的面容上直瞪瞪地望着她，声音嘶哑地大声叫道：“坚持住！天哪，坚持住！”

“我在努力坚持，”她说，“可是，快呀！赶快！”他讲到这难以令人相信的喊叫：快呀，赶快！这像是一个人从悬崖摔下去的时候，有人叫他赶紧抓住点什么来救自己的命；这种吩咐叫人听起来不明不白，滑稽可笑，好笑而又可恼，像是疟疾病人发作之际忘了一切在说胡话，又好比舞台灯光后面在演绎天方夜谭，在发梦呓。

他说那时候到了一处盆地——“盆？”胖犯人问，“你用来洗手洗脸的盆！”

“算是吧，”高个子犯人说，声音嘶哑，抬起双手，“我洗过。”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两手抬着不动，这时两片卷烟纸轻飘飘地、晃晃悠悠地落在他两脚之间的地板上；他的双手仍然抬在那儿，好一会儿没有动静——那片盆地，成了宽阔平静的黄色海洋，经历了突如其来而又难以理解的安排，他立即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使这儿没有全部淹没，原先也一直是有水的；他甚至记得这地方的名字——两三周之后有人告诉他的：阿查法拉亚——

“路易斯安那州吗？”胖犯人问，“你意思是说你完全离开了密西西比州？简直活见鬼。”他凝视着高个子犯人，“没有的事儿，”他说，“那不就在维克斯堡的对岸。”

“谁也没对我说过，那对岸叫维克斯堡，”高个子犯人说，“人们都称那地方叫巴吞鲁日。”这时，他开始谈到一座城镇，一个整齐、洁白、图画般的小镇，环抱在一片宽广的绿茵茵的树丛之中；他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事实上突然有这么个城镇出现在眼前，虚无缥缈有如海市蜃楼，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城镇的河岸边散见稀稀落落的船只，一列水淹到了车厢门口的货车。他还讲道：他如何在齐腰的水里站了一会儿，回头去瞧那小船，船内半卧着的女人，她双眼仍然闭着，抓在船舷上的指关节发白，一条血丝从她咬紧的唇边流向下巴；他瞧着她那模样，陷入一种愤怒而又绝望的境地。

“我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她问。

“我不知道，明白吗？”他叫喊道，“不过，那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陆地了。陆地，还有房屋。”

“要是我还走得动，孩子就不至于生在小船里了。”她说，“你得尽量把船靠拢一点。”

“好吧。”他大声说，急得发狂，但决心一拼，无论能不能办到。“对啦，我得去投案自首，然后他们就一定会——”他没有说完，没等把话说完，便把下面的事讲了一遍：他蹚水而去，跌跌撞撞地，奋力跑去，一面啜泣一面喘气；这时，他看见高踞在黄色洪水之上，又有一处火车货运站台，同前次的一样，上面也有穿卡其布制服的人，完全一样的人，还是那些人。他说，仿佛从懵懂无知的第一天起，以后的日子都接二连三地串在一起，从未存在过似的消失了，当时与现在犹如两个相邻的瞬间（一前一后或是同时？）；于是，他不再往前举步了，只是在原地转动，乱钻乱窜，拍打起无数水花，举起双臂哇哇直叫。他听到有人惊讶地大喊：“那儿有个犯人！”接着听到命令声，扳动器械的碰响，有人惊呼：“他在那儿！他在那儿！”

“是我！”他叫道，跑着往前窜。“我在这儿！这儿，这儿！”他向前跑去，却迎上第一阵零散的枪声，他在弹雨中间停步，挥舞双臂，尖声叫喊：“我是来投降的！我是来投降的！”他傻眼了，不是由于惊恐而是惊讶万分，他受到了绝对无法承受的凌辱；在一排穿卡其布制服的人影蹲下分开之际，他看见了机枪，粗实的枪筒歪斜着垂下枪口，探试着瞄准他，他仍然用他那嘶哑的乌鸦似的嗓门哇哇尖叫：“我是来投降的！难道你们没听见吗？”他还不停地叫喊，甚至当他急忙转过身子，扑通一声栽入水里，完全潜伏在水中，还听到子弹在他上方嚓嚓地飞过水面；他在水里挣扎，没有立住脚跟，除了栽进水里时撅起的那不会看错的屁股，全身都在水里，他仍然止不住喊叫，愤怒的叫喊在他的嘴边和脸上掀起一连串水泡，因为他只不过是来投降而已。之后，他潜离了射程，时间虽然不长，但暂时可以不被击中了。这就是说，有那么一个短暂时间（他没有说明究竟），他可以停歇一下，在继续逃窜之前吸一口气；尽管他仍然能听到背后的喊声，不时还会有一粒子弹射过来，不过他回到小船的路线算是敞开了；他一边喘气一边啜泣，一条胳膊上划了一道可怕的长口子，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形下划破的，他不知道；这时他浪费宝贵的呼吸自言自语，这在别人听来最多像只垂死的兔子在哀叫，可他不是在同任何人说话，而是在控诉，控诉任何言说的声息、它的愚蠢和招来的痛苦，而这种干蠢事和招致苦痛的本领，似乎是它唯一的不朽功绩：“在这个世界上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俯首投降而已。”

他回到小船边，爬进船内，又拿起那截破裂的桨板。当他讲述到这里，尽管愤怒达到了极点，他的话语却十分简单；这时他甚至又用手指去卷另外一张烟纸，手指也完全不抖了，他从烟袋里掏出烟丝铺满烟纸，一丝儿烟草也没有撒落，他仿佛已经越过了机枪的火力网，进入了不再受惊骇的地界。于是，他接下去讲的情节，像是透过一扇带点乳白色却仍然透明的玻璃传达给他的听众，不是听到而是看见——一长串的影子，没有锋芒却又轮廓鲜明，平平顺顺地拂过，逻辑连贯，没有狂躁的姿态，没有发出一丝儿声音。他们两人又在船里，漂泊在广阔平静的河谷中央；在这片无边无际的水域，一叶渺小孤独的小舟顺着不可抗拒的水势流去，现在他又不知道该去哪里，先前那整齐的绿树成荫的小镇已经不可企及，真的成了海市蜃楼，显然与那隐现不变的地平线上的任何东西没了干系。他并不相信它们，是不是存在也与他无关，反正他是注定要遭殃的；它们甚至抵不上臆造的烟云，梦中的幻象。于是，他不停地划桨，既没有前进的目标也没有抱任何希望；他不时地望一眼那女人，她双膝蜷曲地坐在那儿，整个身躯抱成可怕的一团，带血丝的口水从她那牙关紧咬的下唇不住地往下滴。他漫无目标地划着，既不是要去什么地方，也不是要逃避什么，他只是不住地划，因为已经划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他相信要是一旦停息下来，他的肌肉会疼得叫唤的。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一点不觉得诧异，当他突然听见了一种自己十分熟悉的声音（他在这之前只听到过一次，一点不假，但听到一次也足够了），而且会听到这种声音的想法一直在他预料之中；他一边划着桨，一边扭头回望，便看见浪头迭起，浪峰处现出稻草般的树枝漂浮物，各种残骸，动物尸体；他扭头回望了足足一分钟，然而这时他已心灰意冷，已经超出激起愤怒的限度，甚至连痛苦的感觉，进一步感受凌辱的能力也不存在了；在这种状态下，他反倒生出了一种冷眼旁观、要看个究竟的好奇心，领略一下他已麻痹的神经还能承受到什么地步，往后又会变出什么花样来折磨他的神经；他这样思索着，直到浪头翻滚，掀起雷鸣般的波涛，猛地扑过他头顶。这时，他也仅仅把头回转过来而已，他没有畏缩，照常划桨，既不放慢也不加快速度，仍然用那双耗尽了力气的手，仿若是在催眠状态下一桨又一桨地划着。忽然，他看见一头鹿在水中游动，开初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想要改变小船的去向来跟随它；他只是在关注他前方那个游动的头。这时，浪头渐次平息，小船的整个船身以先前熟悉的方式上升，升到一团杂乱涌动的树干、房屋、断桥和篱栅之上，他仍旧划桨，甚至划的只是空气，甚至在他与鹿平行、两者之间只有一臂之遥的时候还在划；这时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头鹿，瞧见它身子开始挣出水面进一步往上升，直到浮出水面，完全挣脱水面，经过一番拼命的挣扎，又是扑打水面，又是抓扯树枝，不断往上冲去，那条湿漉漉的尾巴终于朝上一举，整个身子便像一股青烟似的消失在上方了。这时，小船也冲撞了上去，船身一歪斜，他蹦出船只，落入了深齐膝头的水里；他连奔带跑地出了水面，双膝跌落在地，可他奋力爬起身来，直愣愣地瞧着鹿消失的方向。“陆地！”他声音嘶哑地叫道，“陆地！坚持住！能坚持住就好！”他伸手从女人腋下抱住她，把她拽出小船，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追随那头鹿消失的方向。现在，大地真正出现了——这是一个向上的斜坡，光滑，笔直，陡峭，奇异，坚固得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印第安人建筑的土墩，他朝泥泞的斜坡上冲去，又滑了下来，女人在他满是泥的手里挣扎。

“把我放下来！”她叫喊道，“让我下来！”但是他抱住她，一面喘气一面哭泣，再次朝泥泞的斜坡冲；正当他抱着剧烈挣扎、难以控制的重负快要爬到平整的土墩顶时，他脚下有一根棍子似的东西猛然用力收缩。原来是一条蛇，他这样想着，身下的双脚便飞腾而起，使出了毫无疑问是他最后的力气，半推半扔地把女人放上土岸；随后他先迈出双脚，伏面扑进水里，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是在水上度过的了，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水域；他扑进水里仿佛是要表明他衰竭的身躯正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淹死，也要实现他愤愤不平、决心与那个拖累割断干系的意志，而他却又一直无端地不由他选择地注定了同她待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当他浮出水面之际似乎听见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

1. 参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八章七至八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颈项。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2. Helen，古希腊神话中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美人。

3. Greta Garbo（1905—1990），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著名的瑞典籍明星。

4. Yazoo City，位于亚祖河上游的一座中等城市，离维克斯堡五十英里，约在牛津城西南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地方。

5. 指密西西比河。

6. cannel coal，一种含高挥发成分的烟煤，由于烧起来发光明亮，故有烛煤之称。

7. Atchafalaya，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条河流，与密西西比河平行，两者有一段相当接近。该河的整个盆地地带在一九二七年洪水期间全部被淹，现在被用作密西西比河和红河的分洪河道。

8. Baton Rouge，路易斯安那州首府，位于密西西比河上，在维克斯堡以下约一百三十英里。

四 野棕榈

没有谁迎接他俩——矿场管理员和他的妻子都没来；这对夫妇年纪还不大，至少从面孔上看，不比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大，虽然显得更为粗犷。他们彼此之间称呼巴克和比尔，姓巴克纳。“只是名字叫比利，”巴克纳太太说，带着刺耳的西部口音，“我出生在科罗拉多州（她把‘拉’字的母音发得很重，像发‘拿’），巴克出生在怀俄明州。”

“完全像个不规矩女人的名字，对不对？”夏洛特愉快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说说而已，没有冒犯的意思。我是指一个善良的不规矩女人，我就想做一个那样的女人。”

巴克纳太太瞧着她。（这场对话发生在巴克纳和威尔伯恩在矿场用品供应处，从那儿领取毛毯、羊皮上衣、毛绒内衣和袜子的时候。）“你和他没结婚，是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不知道，总是能看出来呗。”

“对，我们没结婚；希望你不介意，因为得同住一室。”

“我干吗要介意？我和巴克也曾有段时间没结婚，可我们现在不也挺好吗。”她的语气不是得意扬扬，只是有些沾沾自喜。“我还把那放到一边去了呢，连巴克也不知道在哪里。那东西有与无没什么区别。巴克无所谓，可是女人保险点儿总没坏处。”

“把啥放一边去？”

“证书，合法结婚证书。”后来（这时她在做晚饭，威尔伯恩和巴克纳还在矿场峡谷）她说，“叫他跟你完婚。”

“也许会的。”夏洛特说。

“由你叫他，这样更好，尤其当你有了麻烦的时候。”

“你有麻烦了？”

“没错，一个月左右了。”

事实上，运矿石的火车——一辆没头没尾的无声排气蒸汽机车，三节车厢，末尾带一节守车式小卧室，里面主要放个炉子——开到大雪阻塞的铁轨尽头时，周围除了一个面容阴郁、个子高大的波兰人，看不见别的人。他穿件肮脏的羊皮外衣，阴郁的面孔上一双苍白的眼睛，看上去近来没有睡多少觉，他的脸没有刮而且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洗过；他们见到这样一个人显然十分惊异，可这个波兰人倒有一副粗野的傲气，还带有一点儿神经质；他不会讲英语，嘴里叽叽喳喳不停，双手朝峡谷对壁指指画画，那儿可以看见六七间大都用铁皮铁板搭的房子，窗户刚好齐着矿井水平巷道，几间房紧紧挤在一块儿。这道峡谷不宽，一道沟、一条槽而已，向上攀升，坡面陡斜。天然积成的雪被倾倒的矿渣弄脏了，使矿井的入口处和几间房屋显得很矮小；峡谷边沿那一面则丛山叠嶂，高高耸入乌云密布的天空，天空刮起撕散云层的恶风。“到了春天，会很美丽的。”夏洛特说。

“最好是春天。”威尔伯恩说。

“会是的。可现在就是现在。咱们去什么地方走走吧，我快要冻坏了。”

威尔伯恩又试着跟波兰人讲话。“经理，”他说，“在哪间房？”

“噢，老板吗，”波兰人说。他又一次朝峡谷对壁挥手，尽管他个头大，走起路来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夏洛特一举步就往后仰，得赶紧站稳脚跟；地上积的雪深齐脚踝，波兰人指了指她薄薄的便鞋，随后用粗犷的双手、女人般的温和动作，把她上衣的两边翻领拉上来护住她的喉头和面孔；那双苍白的眼睛，目光既凶狠、粗野又很温柔，他推着她前进，拍拍她的后背，实际上是在她臂部猛击了一巴掌，一边说道：“抱，抱。”

之后，他们才看见横过峡谷的小道。严格说来，这也不是没被雪封住或者有足迹踏过的小道，只是这儿的积雪没那么厚，可容一个人通过，路两边的雪可以挡掉一些风。“也许他住在矿场，周末才回家来。”夏洛特说。

“但是人家告诉我，他有妻子。他妻子干什么？”

“也许，这矿车也只是一个星期来一趟。”

“你还没见到机械师。”

“我们也还没见到他妻子呢。”她说。她发出一种厌恶的声响。“那可说不上有趣。请原谅，威尔伯恩。”

“没什么。”

“原谅我，莽莽大山。原谅我，皑皑白雪。我觉得快要冻坏了。”

“她今天早上没去那儿。”威尔伯恩说。矿场经理也没有去。他们选了一间房子，不是随意挑选的，也不是因为是最大的一间（并不是最大的），甚至不是因为门口挂了一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十四度），而是由于那恰好是他们走到的第一间；在他们一生中这是首次真切感受到寒冷，这寒冷在他们心灵上和记忆里的某个地方会留下不可磨灭、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就像首次性交的经历或者结果一个人性命的举动。威尔伯恩在木门上敲了一下，手没有感觉，没等回应就把门推开，而且先把夏洛特推了进去；里面是个单间屋，一男一女穿着同样的毛绒衬衫和牛仔裤，脚上只穿了毛袜没有穿鞋，他们坐在一块木板的两端，木板搭在一只装铁钉的小桶上，上面摊开着一副旧纸牌，两人正在玩什么游戏，此时惊讶地抬起头来望着他俩。

“你说是他送你到这儿来的？卡拉汉本人？”巴克纳问。

“是的。”威尔伯恩说。他能听见夏洛特和巴克纳太太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取暖器旁边交谈（烧汽油的取暖器，恰巧这时他们把火熄掉了来重新加油，然后又用火柴点火，因为取暖器得昼夜燃烧；取暖器轰一声着火，发出亮光，威尔伯恩一会儿就习惯了，只是听到那着火的声响时吓了一跳）。“你们只带了这些衣服？你们会冻坏的。巴克得带你们去矿场供应处一趟。”——“是呀，”威尔伯恩说，“当然，还会有别的人送我来吗？”

“你——噢——你没带来什么东西？介绍信什么的？”

“没有，他说我不——”

“哦，我明白了。你们自己付的路费。铁路车费。”

“不，是他付的。”

“噢，真该死。”巴克纳说，把头转向他妻子，“你听见了吗，比尔？”

“什么？”威尔伯恩问，“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别管了，”巴克纳说。“我们去矿场用品供应处一趟，给你们卧具，还给更多保暖的衣服。他甚至没有叫你买一件狍皮上衣，说了吗？”

“没有，”威尔伯恩说，“可是先让我暖和暖和吧。”

“你在这儿永远不会感到暖和，”巴克纳说，“如果你坐在炉子边取暖，等着暖和，你坐下就不想再动。你会挨饿，因为炉子烧光了油，你甚至都不想起身给炉膛加加油。你得弄清楚，心里要明白，连在床上都有点儿冷；可你只管照料你的事去，过一阵子就习惯了，忘记了，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对冷的感觉，因为你那时会把暖和是什么感觉都给忘了。来吧，你先穿上我的外衣。”

“那你怎么办？”

“没多远，我穿了毛线衫，带东西上山也会让我们暖和些。”

矿场用品供应处也是一个单间的铁皮房，里边冷极了，唯有一扇窗子透进寂静的雪光。房里一片死寂阴冷，整个儿像是块花色肉冻，几乎凝在一起无法通过，人体没法动弹，说句公道话，要叫人在里面呼吸、居住就更不合情理了。房间两壁竖立着木板橱架，除了下面几层外其余层面既阴暗又空空荡荡，仿佛这房间本身也成了计量器皿，不是测量有多冷而是有多腐朽（我们早该把“怪味儿”带来，威尔伯恩心里在想），里面的温度不可逆转，挂一根收缩的小银柱也只是做做样子，一点没有气派。他们取下毛毯，羊皮外衣，各种毛绒衣物和长筒胶鞋；这些东西件件都如铁似冰一般，十分僵硬；威尔伯恩把这些东西搬回小屋去时（他忘了这儿的纬度）吃力地呼吸着氧气稀薄的空气，感到肺里火辣辣的。

“这么说你是位医生。”巴克纳说。

“我是医生，”威尔伯恩说。他俩出了房间，巴克纳又锁上门。威尔伯恩望着峡谷另一壁，那儿了无生气，矿井入口和旁边倾倒的废矿渣仿佛是块块疤痕。“这儿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过会儿就会让你看到的。你是一位医生吗？”

这时，威尔伯恩瞅着他。“我刚才告诉过你，我是。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猜你有东西来表明。学位证书吧，人们是怎么叫的？”

威尔伯恩瞧着他。“你究竟想知道什么？我是凭自己的本事向你负责呢还是向付我工薪的人负责？”

“工薪？”巴克纳大笑，声音刺耳，接着又止住笑声。“看来这样做是我弄错了，我绝不想平白无故地跟你过不去。有人到我这地方来，声称他会骑马，你给他一份工作想证实他真的会，这时我们叫他骑马，他不会生气。为了证实，我们甚至会向他提供一匹马，只不过不会把我们最好的马给他；假如我们只有一匹马，而且是匹好马，就不会用这匹马来让他试，于是我们只好询问他。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么回事。”他瞧着威尔伯恩，冷静而专注的目光来自一双淡褐色的眼睛，那张瘦削的脸庞如同生牛肉一般。

“哦，”威尔伯恩说，“我明白了。我从一所相当有名的医学院获得了学位，差一点在一家众所周知的医院完成实习。然后，我本该——不管怎么说，本该小有名气；也就是说，人们会一致公认，我知道——任何医生都知道的东西，也许还比某些医生知道得更多。或者说，我希望至少是如此。这该让你满意了吧？”

“是的。”巴克纳说。“那就行啦。”他转过身来继续说：“你想知道这儿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先去小屋把这些东西放下，然后去矿井，我会指给你看。”他们把毛毯和毛绒衣物放到小屋里，然后便走上了那条横过峡谷的路，这条路如同刚才那处供应房一样名不副实，只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标志而已，像是在路边标着的一个记号。

“我们来时乘的那辆运矿车，”威尔伯恩说，“里面装的是什么，还开到山谷去？”

“噢，是装满的，”巴克纳说，“必须满载着货物去那里，从这儿满载着离开。我就是负责这个的，我不想自己害自己。”

“载的什么？”

“呃。”巴克纳叹了一声。这矿场不是一个矿井，只是一条水平巷道，边开石头边铺路，铺成个榴弹炮筒似的圆管子，两边用圆木斜向撑着，巷道就这样往前推进，里面弥漫着死气沉沉的雪光，也冷得像肉冻一般，与供应处室内的光景没有两样；他们沿着地上铺的两条轻轨进去（一旦遇上有人推着满载矿石的矿车出来，他们得立即闪开，不然就会被压倒在地），威尔伯恩发现推矿车的人也是波兰人，只是个头要矮些，身子更粗壮敦实些（他后来才意识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乍一看上去很高大的那种巨人，那高大的印象只是一种光环，由他们共有的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与轻信所散发出来）——同样的苍白目光，阴郁的面孔，同样没有刮过面，穿着同样肮脏的羊皮衬里的上衣。

“我想——”威尔伯恩说，但他没有说下去。他俩继续走；这时最后一道雪光也暗淡下来，他们到了一处爱森斯坦式的地狱场景；水平巷道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大的圆形剧场，向四面伸出更狭窄的巷道，像从手掌伸出的手指，巷道被电灯光照得透亮，像是过节似的——尽管越远的深处越亮，电灯泡却十分污秽，呈现出同那间房门上标着矿场用品供应处几个大字的屋子一样的内部景象，充满阴冷腐蚀的气氛——巷道里活动着更多看似高大的巨人，个个穿着同样的羊皮上衣，面色阴郁，像很久未睡足过觉似的；他们挥动铁锹铁铲，疯狂地大声喊叫，声音跟推矿石车斗的那人一样，威尔伯恩听不懂他们正在叫喊什么，仿佛是大学棒球赛的双方在拼命叫嚷，鼓劲加油；而在没有打通的小巷道里，电灯泡照得更亮，那儿尘灰密布，空气阴冷，回荡着另一些人的怪声怪气，没有任何意义，像群盲目乱飞的鸟儿的鸣叫，叫声弥漫在巷内厚重的空气中。“他告诉我，你这儿还有中国劳工和意大利劳工。”威尔伯恩说。

“唉，”巴克纳说，“他们走啦。中国佬是十月份离开的。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们不见了，全走光了。我猜，他们是步行的，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晃动着长摆衫。但那是在十月，还没下多少雪，至少不可能一路都有。他们嗅到情况不妙。意大利人——”

“嗅到情况不妙？”

“从九月份起，这儿就没发工资了。”

“哦，”威尔伯恩说。“我现在明白了。是的，所以他们嗅到了这一情况，像黑鬼那样。”

“我不知道。我这儿从没有过黑人。那群意大利人倒是有些鼓噪。他们罢过工，却不乱来，只是丢下铁锹铁铲，走出工地。派三个——你叫什么来着？代表团？——等候我。讲出不少道理，每个人讲话都大嗓门，指手画脚的；女人们则站在外面雪地里，手里抱着婴儿让我看。于是我打开用品供应处，给他们每人发一件毛绒衣，男的，女的，包括小孩（你要是见到就好了，小孩子穿大人的衬衫，我指那些刚刚能走路的孩子，穿在身上像穿大衣似的），还给每人发一罐青豆，打发他们上了运矿车。他们有的还比手挥拳的，列车离开好一阵之后我见不到人影却还听见声音；他们乘霍格本的车下山（他开运矿车，铁路上付他钱），他只消操纵引擎就可以煞车。总之，没闹出多大阵势，没像他们想闹的那么大。而且，匈牙利人留下了。”

“为什么？他们没——”

“没发现出了事儿？他们不太明白。当然，他们听见了这一切；意大利人能够同他们讲话：意大利人中间有一个人替他们当翻译。可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怪，他们不懂什么叫不诚实。我猜，当意大利人设法告诉他们有人让一群人干活而不打算付工钱时，他们压根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在超时干活，干了所有的活儿。他们不是矿工，不是推矿车的，他们是些爆破手。匈牙利人怪，就喜欢玩炸药，也许是喜欢爆炸的声音吧。可是他们现在在干所有的活儿，还想把他们的女人也弄到这儿来。过了些时候我才弄明白了，于是制止他们那样做。这就是他们睡觉不够的原因。他们想，明天工钱一到，都该归他们。他们也许认为你把钱带来了，星期六晚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到上千上万的钱。他们像是些小孩子，什么事都会相信。这样一来，他们要是发现你骗了他们，会宰了你的。哦，不是往背上给你一刀，而是往你口袋里插根火药管，一手拽住你，另一只手划根火柴点燃引信。”

“你已经告诉了他们？”

“告诉他们，怎么告诉？我不能同他们交谈，翻译又是个意大利人，更何况他还得让矿场看起来像在运转，这也该是我的任务。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卖股票。这也是你——一位医生来这儿的原因。当他告诉你这儿不会有医疗巡视员来查你的合格证时，他对你讲了实话。可是，这儿有矿场巡视员，得按法律的和办矿场的规定，要求必须有医生，所以他给你和你的妻子出路费到这儿来。而且，工钱也有可能送来，我今天早上见到你，还以为你带来了呢。行吗？看够了吗？”

“行。”威尔伯恩说。他俩朝入口处往回走；又一次迅速站到一边让一辆满载矿石的车经过，矿车由另一个神色阴郁、行动狂热的波兰人推着。他俩走出矿井，来到白雪铺盖的野外时，天色已渐次暗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威尔伯恩说。

“你亲眼看见的，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干吗还留在这儿。你不是在等着发钱吧。”

“也许我在等一个溜掉的机会。可是这些杂种晚上也不睡觉，不给我机会——该死的。”他说，“那也不是实话。我等在这儿是因为现在是冬天，待在这儿跟在别的地方一样，用品供应处里藏有足够的物品，我可以暖暖和和地待在这儿。而且我知道，他还必须很快派另一个医生来，或者他亲自来这儿一趟，告诉我和其他那些野杂种这座矿场要关闭。”

“嘿，我这不是来了，”威尔伯恩说，“他还要派一个来。你要医生来干啥？”

巴克纳瞧了他好一会儿——他那双严厉的小眼睛必定善于打量和指挥某种人，某个阶级或类型的人，不然他就不会出现在这儿；威尔伯恩暗自在想，这双锐利的眼睛也许还从未需要估量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听我说，”他说，“我有一份好工作，只不过从九月份起没有发工资。我们已经攒下三百块钱，一旦这里真出问题就可以离开，可以另谋出路。现在，比利已有一个月的身孕，而我们养不起孩子。你声称是位医生，我相信你是，这该行了？”

“不。”威尔伯恩说。

“这是我在冒险，我会保你清白无事的。”

“不。”威尔伯恩说。

“你是说你不知道该咋办？”

“我知道。简单极了。在医院时有人做过一次——危急病人——也许那是教我们别干这种事。他没有必要做给我们看。”

“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有一百块。”威尔伯恩说。

“一百五十块。一半的数了，你明白我不能给更多。”

“我也有一百五十块。我有一百八十五块呢。可就算我只有十块钱——”

巴克纳转过身去。“你运气好。咱们吃饭去。”

他把这事告诉了夏洛特。不是像往常那样睡在床上讲，因为他们都睡在同一间屋里——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小屋还带一间披房，只供绝对隐私之用——而是在户外讲的，在淹过膝头的深雪里，穿着高筒胶鞋，可以看见对面的峡谷岩壁；远处山峦重叠，山峰云遮雾障，面对这景致，夏洛特又一次坚定地说：“到了春天，将会十分美丽。”

“你已说了不，”她说，“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出一百块钱吗？”

“你更清楚。我还要告诉你，是一百五十块。”

“我可能低贱，但会那样看问题吗？”

“不，是因为我——”

“你害怕了？”

“不。那不算回事，简单极了，动动刀片让空气进去。是因为我——”

“女人会因此死去。”

“那是动手术的人不在行。也许只有千分之一。当然，没有记录。是因为我——”

“行，不是因为给的钱太少，也不是因为你害怕。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不必勉强。谁也不能强迫你。吻我。咱们在里面连亲吻都不行，更不用说——”

他们四人（夏洛特现在也像其他几人一样穿着羊毛绒内衣睡觉）睡在同一间房里，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板上铺着的垫子上（“这样更暖和些，”巴克纳解释说，“寒从地面起。”），而且汽油炉一直烧着。他们分别睡在房间的两个对角，即便如此，两张垫子也间隔不到十五英尺，因此威尔伯恩和夏洛特不能谈话，小声讲也不行。但对于巴克纳夫妇则是另一回事，他俩预先似乎没有多少话要交谈或者耳语；有时候，灯刚熄了五分钟，威尔伯恩和夏洛特就听见另一张床上立即大有种马奔腾之势，毛毯覆盖下一阵剧烈行动之后听得见女人喘气呻吟，有时候甚至是一连串的尖声叫喊传过来，但这种情景不会来自他俩。后来有一天，温度计由零下十四度变成零下四十一度，他们便把两床垫子并拢睡到了一起，两个女人睡在中间；有时候，灯光刚灭（或者他们是睡后又被弄醒了）便听见种马无情地碰撞，一声不吭，他俩像是磁铁相碰，又猛然发狂似的黏在一起，急促地呼吸，大声喘气，女人震颤地呻吟；夏洛特只好说：“你们干事儿的时候不能把被子拉紧点吗？”但这种情形不属于他俩。

他们在那儿已有一个月，现在差不多到了三月，夏洛特等待的春天很近了；一天下午，威尔伯恩从矿井回来——在那儿，肮脏的睡眠不足的波兰人仍在受欺骗，还不停地疯狂劳作，灰尘扑扑，灯光透亮的巷道深处仍回荡着不可理解的鸟儿鸣叫般的声音——发现夏洛特和巴克纳太太守在小木屋门口，于是心里明白又要提那事了，也许他已没法抵挡了。“听我说，哈里，”她说，“他们就要离开，没办法不走，他们只有三百元钱；一切全看这儿如何了结，之后才好去个地方住下，找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就太晚了。”

“我们也一样，”他说，“而且我们还没有三百块钱。”

“我们还没怀小孩，没遭到厄运。你说过那很简单，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死，你知道该如何办，你也不害怕。何况，他们愿意冒这个险。”

“你就那么想要一百块钱吗？”

“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谈过钱，除了你不肯接手的我那一百二十五块？你该知道的，正像我知道你不会要他们的钱。”

“对不起，我不是指那个，只是因为我——”

“只是因为他们陷入了麻烦。想想如果是我们。我知道你得抛开点什么。但我们已经抛开许多，全是为了爱，而且我们不后悔。”

“对，”他说，“不后悔，永远不会。”

“这也是为了爱。尽管不是我们的，也是爱。”她走向书架，那儿放着他们的个人物品，拿下他离开芝加哥时专门配备的一小盒用具，放在那儿的还有两张火车票。“这个让他知道才好，如果要知道的话：你使用这些的唯一一次是替矿场的管理员截肢。你还需要什么？”

巴克纳走过来站在威尔伯恩旁边。“行了吧？”他说，“我不害怕，她也不怕，因为你行。我没有白观察你整整一月，也许你要是很快同意，在第一天，说完就答应，我还不会让你干。我害怕。可是现在不了，我愿意冒这个险，我还记得自己的承诺：我会保你清白无事。而且，不是给你一百块，仍然是一百五十块。”

他想说“不”，费了很大劲。他迅速地想着：是的，我已抛弃了许多，但是很明显，不是这个。在金钱、安全、学位的问题上要诚实。接着，有一个瞬间，他想：我也许有可能首先抛弃爱，但他立即止住了这想法。他说：“就算你是卡拉汉你的钱也不够多。什么钱不钱的，这个险还是由我来冒吧。”

三天后，当初没人迎接的他俩，却陪同巴克纳夫妇横过峡谷去乘坐待发的运矿车，威尔伯恩坚持拒绝收钱，哪怕是一百元钱，最后才同意从巴克纳待发的工资中替补，而双方都明白，这是永远无法兑现的；同时这笔钱是以供应处等值的食品代替的，于是巴克纳把供应处的钥匙给了他。“在我听来，这简直是蠢极了，”巴克纳说，“矿场用品供应处反正将归你管。”

“这会让收支保持平衡。”威尔伯恩说。他们沿着一条不像路的路走向运矿车，机车没头没尾，三节运矿车厢带一个玩具式的守车。巴克纳仰望那一片矿场：大开的洞口，毫无用处的矿渣，被污染的天然积雪。这时候，天气晴朗，天空碧蓝，丛山的峰巅萦绕着玫瑰色的云彩，太阳低沉在天边。“人们会怎么想，当他们发现你不见了？”

“也许他们会以为我是去要钱了。我希望他们这样想，这对你们有利。”随后他又说，“他们待在这儿更好。不用愁房租，有酒喝，醉了又醒，还有够一整个春天吃的食品。而且，他们有事情做，每天都闲不了，夜里躺在床上计数多干了的工时。一个人想着将会有什么收获，这念头会支撑他好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他也许会送些钱来。”

“你相信吗？”

“不，”巴克纳说，“难道你会相信。”

“我从来没相信过，”威尔伯恩说，“甚至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也许那时更不相信。”他们站的地方离两个女人有一段距离。“对了，你们出去之后找个机会让她去看看医生，找个好医生。把真相告诉他。”

“为什么？”巴克纳问。

“我希望你那样做。我会感到轻松些。”

“啊不，”另一个说，“她挺好，因为你挺行。我要是没闹清楚，你以为我会让你做吗？”时间到了，火车机车发出一声不高却很尖锐的哨音，巴克纳夫妇钻进守车后火车就开始动了。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只目送了一会儿，夏洛特便转身开跑。太阳差不多已经下山，高耸的山峰显得很温和，天空变成了琥珀色和蔚蓝色；有一会儿，威尔伯恩仿佛听见了从矿场巷道传过来的声音，粗野、模糊而又莫名其妙。

“啊，上帝。”夏洛特说，“咱们别吃饭了吧，哈里，跑。”她继续跑着，随后又停步转过身来，那张宽大、轮廓不太鲜明的脸上透出玫瑰红晕，在不合身的羊毛上衣的衣领上方，她的一双眼睛衬着脸上的红晕现出绿色，她说：“不，你在前面跑，这样，我在雪地里就可以开始脱衣服。无论如何，跑吧。”他没有往前，甚至没有跑步，他边走边观察她沿着那条不像路的路跑去，在前面渐次消失了身影，又翻越了小屋那边的墙，要不是她穿裤子也跟穿裙子一样漠不在意，简直根本就不该穿。待他跨进小屋，他发现她正把毛绒内衣也一齐脱下。“快呀，”她说，“快呀，六个星期了。我差不多快忘了该怎么做了。啊，不，我永不会忘记的，你也永不会忘的。谢谢，上帝。”于是她抱住他，不仅用两条强劲的胳膊还用大腿，她说，“我认为自己是个胆怯的女人，当我们的床边多了一个人时，永远没法做爱。”

他们没有起来准备晚餐，也没吃晚餐，过了那一阵，他们就径自睡去；威尔伯恩在夜里什么时候冷醒过来发现炉子熄了，房里能把人冻僵。他想起夏洛特把内衣扔在了地板上；她会需要的，现在就该需要了，可是现在内衣也像铁一般硬，冰一样冷；他想了一会儿，是不是要爬起来捡回床上，让它变暖，先放在身子下面，等她需要时好穿；最后，他终于有了足够的意志力要撑起身，可这时她一把抓住他，“你要去哪儿？”他告诉她，她却紧紧抓住他不放，“我冷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盖在我身上。”

每一天，他都去巡视矿场，那儿发狂的、不衰的劳作仍在继续。第一次出巡，人们不是以好奇或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只是带着疑问，显然也在寻找巴克纳的身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意识到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他只是矿场的正式医生，只把他当作另一个美国人（多半称作白人），那个遥远地方、无法挑战的金钱势力派来的另一个代表，他们对此抱有盲目的信念和信任。他和夏洛特开始商量该如何告诉他们，努力想方设法。“只是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巴克纳是对的。他们能到哪儿去，到了那儿他们又能干什么？这儿有充足的食品可以度过冬天，而且他们也许还未攒到钱（就算他们早就与供应处领的东西扯平，付工资时也攒不了多少），正如巴克纳说的，人要有向往倒还能快活一长段时间。而你在别的时候可能不会快活。我是说，你要是个匈牙利人，除了会在地下五百英尺点引信放炮之外别的一窍不通。还有一桩事得考虑，咱们自己还有值一百元钱的一大半食品，要是人们走光了，就会有人听说这儿的事，也许会派一个人来把剩余的东西全拿走。”

“而且还有，”夏洛特说，“他们现在走不了。这么大的雪，他们走不出去。你难道没注意到吗？”

“注意到什么？”

“那玩具似的小火车，自送走巴克纳就没回来。那是两周前的事了。”

他没留意到这个，他不知道火车还会不会回来，于是他俩都同意，火车下次再出现，他们便不再等了，他们要告诉矿场的其他人（或者尽力去告诉）。两个星期后，火车真的回来了。他们横过峡谷，走到那些粗野、肮脏、说话嘁嘁喳喳的人跟前，他们已经在装载矿车了。“现在咋办？”威尔伯恩说，“我无法同他们谈话。”

“有办法，你能。以某种方式。他们现在相信你是老板，从来没有人会听不懂他老板讲的话，设法把他们叫到供应处。”

威尔伯恩朝前走去，走到载矿石的斜槽边，第一车矿石已哐啷哐啷地开始装载；他抬起手大声叫道：“等等。”那儿的人停下，从瘦削面孔射出苍白的目光看着他。“供应处，”他大声说，“货店！”用手朝峡谷岩壁那边挥动；这时他记起来一个字，头一天那个拉起夏洛特衣领的人用过的。“跑，”他说，“跑。”人们不作声地又看了他一会儿，白乎乎、像野人般的弯弓眉毛下的一双双眼睛瞪得圆圆的，神情急切，惶惑而又粗野。之后，他们又相互望了一会儿，挤在一起发出刺耳的无法听懂的嘁嘁喳喳的话音。接着，他们一起朝他走来。“不，不，”他说，“所有人。”他朝矿井做手势，“你们所有的人。”这一回，有人很快领会了意思，威尔伯恩首次进矿道看见的那个推矿车的矮个子，立即从人群中蹦出来朝雪封的山坡跑去，两条粗实得像机车活塞杆似的短腿，迅速钻进矿井，重新露面时后面跟了一些其他人。这些人与头一股人混合在一起，又说又比画。然后，大家一齐安静下来看着威尔伯恩，温和而又驯服。“瞧这一张张脸，”他说，“上帝，我真不愿意充当这无可奈何的角色。巴克纳，真该死。”

“说呀，”夏洛特说，“咱们把意思传达给他们。”他们跨过峡谷，挖矿工跟在后面，映着白雪尤其显得污秽——一张张乌七八糟的面孔，像群饥饿的面膛黑乎乎的流浪汉——跟着到了矿场用品供应处。威尔伯恩开了门。这时他看见人群后面还有五个女人，他和夏洛特从未见过，像是突然从雪地里钻出来似的，背上披着围巾；其中两人抱着婴儿，有个婴儿也许还不满一月。

“我的上帝，”威尔伯恩说，“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个医生，甚至不知道他们应该有个医生，法律要求他们得有一位。”他和夏洛特走进屋里。昏暗之中，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映着雪光只见那一双双眼睛盯住他，温和沉静，颇有耐心，充满信任。“现在怎么办？”他说，开始把目光转向夏洛特，大家也注视着她，那五个妇女也挤上前来看；这时夏洛特从什么地方抓出一张包东西的纸，用四颗钉固定在架板上，架板刚好放在从那唯一一扇窗户照射进亮光的地方，开始迅速用一小截儿从芝加哥带来的木炭笔勾画出一堵墙，中间开了一扇带格的窗户，一看就知道是发工资的窗口；窗户紧闭，旁边站了一群人，显然是矿工（还包括那个抱婴儿的女人）；窗子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人（她从未见过卡拉汉，只有从威尔伯恩的描述中获得的印象，但这人就是卡拉汉），他办公桌上堆满了金光闪闪的钱币，他正用一只大手将它们划拉进一个口袋，他手上还闪亮着一颗大如乒乓球的钻石，然后，她站开一旁，好一会儿屋里静无声息。接着，爆发出一声难以形容的喊叫，声音不高却十分愤怒，妇女尖锐的声音盖过了低语和哭泣；这时他们一齐朝向威尔伯恩，用愤怒发狂的目光瞪着他，既充满了怀疑的恶狠狠的神情又饱含着深刻的谴责。

“等一等！”夏洛特叫道。“等等！”大家停息下来，见她又挥动那支木炭笔，在那群等在窗口外边的人后面，威尔伯恩看见几笔之后便出现了自己的面貌，任何人都能认出是他，在场的人立即认出了。大家不出声地看着威尔伯恩，随后又彼此惊讶地相望，然后又转过去看着夏洛特，这时她正撕去前一张纸又贴上一张新的；这一次，他们之中有一位出来帮她；威尔伯恩又一次看着她挥动木炭笔，画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位医生——戴着角制眼镜，穿着医院制服，一只手里捧起一瓶药，正在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一个病人，在场的每个生过病的人，每个在爆炸时受过伤的匈牙利人，每个在地球内部劳作过的人，都把那个病人视为自己，同样没有修面，戴着同样的羊皮领。那只戴着一颗大钻石的粗手从医生背后伸过来，正在掏医生兜里的一个薄如纸的钱包。一双双目光又一次转向威尔伯恩，谴责的意味没有了，恶狠狠的神情却仍然未变，但不是针对他。他用手示意，指向架板上还剩余的东西。随后，他便在混乱中走向夏洛特，挽住她的胳膊。

“快来，”他说，“咱们离开这儿。”之后（他回到运矿火车，车上唯一的伙计霍格本坐在守车内的炉旁，炉子烧得红红的，这守车不比放清洁工具的小房间大多少。“你三十天后回来，”威尔伯恩说，“我必须每三十天跑一趟以维持我们的开采权。”霍格本说：“你最好现在就带上你妻子出去。”威尔伯恩说：“我们还要等一等。”然后他回到住屋，同夏洛特一起站在门口，观望那群工人拿着些许可怜的掠夺品从供应处出来，走过峡谷，爬上运矿车，把三节车厢挤得满满的。现在的气温不是零下四十一度，但也没回复到零下十四度。火车开动时，他俩看见那些可怜的面孔在回望矿井入口和旁边倾倒的废矿石，带着茫然若失、惊讶而又难以相信的悲哀神色；火车行驶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种种喊话声响，越过峡谷传到他们耳边，模糊、哀伤而又激昂）他对夏洛特说：“感谢上帝，我们先把我们的食品领了出来。”

“可能不是我们的吧。”夏洛特冷静地说。

“那是巴克纳的。他们也没付他工资。”

“但是他溜走了，他们没有。”

快要临近春天了，到那时，运矿车照例又会再来，但人已走空，没矿石可运；也许他俩会看见从未见过的山间春天到来后的风光，却不知非得在他们体验到夏天来临的时候才会是春天。他们夜里谈到这事，温度计有时还会再出现零下四十一度。可是现在，他们至少可以在床上谈论，夏洛特摸黑在毛毯下面疯狂扭动喘气一阵之后（这也照例而行），会脱去毛绒内衣像她往常的方式睡觉，但她不会把内衣往毛毯外扔，而是卷成一团放在毯下围在身边，这样到早上起床时还会是暖和的。一天夜里，她说：“你还没听到巴克纳的消息呢。嗯，当然还没有，怎么可能呢。”

“没有，”他说，突然变得清醒了。“我倒希望听到。我告诉过他，他们出去后得尽快领她去看看医生。可是他也许——他答应要写信给我的。”

“我也希望你收到。”

“运矿车回来接我们的时候，也许会有一封信。”

“要是车会回来的话。”他一点也不怀疑，虽然后来他似乎感到不可思议自己竟然不怀疑，尽管那时他说不出为什么、有什么根据要生疑。可是他没有怀疑。于是有一天，大约在运矿车该来的一个星期之前，门上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后看见一个山民面孔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肩上搭了双雪地里行走的鞋。

“你是威尔伯恩吗？”他问，“有你的一封信。”他拿出来——一个用铅笔写的信封，寄出三个星期了，封面已弄得很脏。

“谢谢，”威尔伯恩说，“进来吧，吃点什么。”

可是来人谢绝了。“有架大飞机就在圣诞节前在那边不远的地方坠落了。你当时听见或看见什么没有？”

“我当时不在这儿，”威尔伯恩说，“你最好先吃点什么。”

“看见了有赏金的。我看不能停留了。”

这封信正是巴克纳来的，只写了几个字：一切没问题，巴克。夏洛特从他手里拿过来，站在那儿看。“这恰好像你说的。你不是说过很简单吗，对不对？现在你该感到没事儿了吧。”

“是的，”威尔伯恩说，“我觉得放心了。”

夏洛特看着来信，一共七个字，还包括缩写字。“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你只消小心些就行了，不是吗？煮煮器械用具什么的。在谁身上做不都一样吗？”

“器械自然必须是——”他言而又止。他看着她，心里急速地想着：我要出什么事了，等着瞧，等着瞧。“谁身上？”

她瞧着那信。“挺愚蠢，不是吗？也许我血液里杂有近亲成分了。”这一下他全明白了。他开始颤抖，伸出颤抖的手去抓她的肩膀，一把扭过她来正面相对。

“谁身上？”

她瞧着他，手里仍拿着那张有格条印、铅笔字迹很重的信纸——那冷静专注的目光映衬着白雪，带上些浅绿色。她像个初上学的孩子读不成句似的说道：“那天晚上，单独在一起的第一天夜里，我们都等不得要去做晚饭。当时炉子熄了，我的避孕灌洗袋挂在炉子背后。屋里冻得要命，再次点燃炉火时我忘了它挂在炉子背后，于是裂了。”

“自那之后，你每次都没有——”

“我本该更清楚的。我常常是不在意的，太不在意了。我记得有一次谁告诉过我，我那时还年轻，当两人相爱，真正相爱，爱得很炽烈，又还没孩子，这时精种就会在爱中、在炽热的激情中破裂。也许我相信这说法，希望就是那么回事，因为我没有避孕套了。也许我只是希望如此。总之，就怀上了。”

“什么时候？”他问，浑身颤抖地摇她。“你已经有几时不来了？清楚吗？”

“清楚不来了？是的，过了十六天了。”

“但是你并不能确定，”他说，说得很快，知道只是在自言自语。“你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时候女人会延后的，谁都可能。你不可能断定，直到两——”

“你真相信那一套？”她平静地说。“盼着要孩子的人才会那么想。我不想要，你不想要，因为咱们不能要。我可以挨饿，你可以挨饿，可是它不能。所以，哈里，咱们必须——”

“不！”他大声叫道，“不！”

“你说过很简单。我们已经证实是这样，一点没问题，就像修剪朝内长的脚指甲。我身体强壮又健康，跟她一样。难道你不相信？”

“哦，”他叫了一声，“原来你想先在她身上试试，是那么回事。你想看看她会不会死去，所以当初我已经说不了，你还一个劲儿地推销那主意——”

“哈里，炉子熄了是在他们离开后的那个夜晚。不过，我真的等过要先听到她的消息。就算是我在她前面，她也会跟我一样行事。我也会希望她这么做。不论我有没有出事我都希望她活下去，正如不论她有没有出事都希望我活下去一样，这就像我想要活下去一样肯定。”

“是的，”他说，“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你——”

“没事儿的。很简单的。如今你已经亲手做过了。”

“不！不！”

“好吧，”她轻声地说，“也许咱们下周出去后可以找个医生来做。”

“不！”他叫道，大声地喊叫，抓住她的肩膀推搡她。“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你是说，不让别的任何人做，而你自己又不做？”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完全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害怕吗？”

“是的！”他说，“是的！”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开始散步，不停地行走，在深齐腰间的雪地里艰难跋涉，不是不想看见她，而是因为同她一起让我喘不过气来，他暗自在想。有一次，他甚至去了矿井，巷道里空无一人，大电量的灯泡不再用了，黑洞洞的一片，可他似乎仍然能够听见各种人声，鸟声，疯狂劳作的回荡声，无法听懂的讲话声，这一切像是蝙蝠般悬在那儿，甚至是头朝下地盯着死气沉沉的巷道，他的出现才惊起它们扑扑飞去。但是，寒冷——什么的——迟早要把他赶回小屋。他俩并不争吵，因为她回避争吵，这时他又想：她不仅比我更像个男人，更像个绅士，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比我强。他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干白天的日常事务，晚上为了不会挨冻睡在一起；他还不时采取一种自我解嘲、自我牺牲的态度对待她（而她也乐于接受），他会大声说：“至少现在没什么要紧；起码你不用在寒冷的早上起床。”这样，又会是新的一天；每当炉火熄灭，他便去加满油；上一餐打开食用过的罐头，吃完他拿出去扔到雪地里；别的便没事可干了，白天便没事可干。于是，他会去雪地丛林散步（小屋里有一双雪地鞋，可他从不使用），但常常深陷其间，他还没学会及时辨认以避开丛林，他常陷在雪地里翻爬滚打，他思考，大声地自言自语，在心里掂量着成百上千种解脱方案：用某种药丸，他想——这种办法，训练有素的医生是不肯相信的；妓女会采用，认为能够管用，一定很灵；必然会有什么法子的，不可能这么困难，这当然要付出代价；他知道他永远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药丸，想着：这是二十六年的代价，两千美元花在四年里，连烟也不抽，女朋友也不交，到我觉醒时差点儿把我毁了，一星期或一个月连该寄我姐姐的两元钱也办不到，以致现在我已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连吃药丸或看书都不能麻醉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他说，说出声来，神情镇静，像是有意呕吐排解了胃里的负担之后那样。“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我们可以去个暖和的地方，生活开销不大的地方，在那儿我可以找份工作做，我们可以养活小孩；如果没工作做，去慈善收容所，孤儿养育院，甚至去讨饭。不，不，不能去孤儿院，不能去讨饭。我们一定能做点什么，必须去做；我会找点什么事做，什么事都成——没错！”他想，大声朝着洁白的荒凉雪野喊叫，声音刺耳可怕，完全是在讥讽自己：“我要开办一个专门打胎的诊所。”之后，他回到小屋，他们俩还是不争不吵，原因很简单，她不愿多吵；这既不是出于忍耐，无论是真的或者佯装的，也不是她自己变得温驯或者害怕了，而只是因为（他也知道是什么，而且还在雪地里为此自我诅咒）她明白他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她早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是他。

然后，运矿火车来了。他从剩下的供应品中拿出巴克纳该给的一百元的东西，包装成一个纸箱，加上几乎恰好在一年前离开新奥尔良时的两个行李包，把这些载上火车之后，他们钻进了玩具似的守车里。到了火车干线的交会站，他把青豆、鲑鱼和猪油罐头，还有几袋白糖、咖啡和面粉卖给了一家小商店，变换成二十一元钱，乘坐了一天两夜的马车才把雪野抛到了背后，来到有更便宜的公共汽车可坐的地方；一路上她的头歪斜地枕在机织的垫上，侧面观望着匆匆掠过的不再有白雪的黑黝黝的乡间、不为人知的小镇，在闪亮霓虹灯的午餐店里看见仿若好莱坞杂志封面上的健壮的西部女郎（好莱坞已经不再在好莱坞了，它出现在美国领土各地，被亿万只霓虹灯彩色灯管照亮），她们个个长着副琼·克劳馥的相貌，他说不准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他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身上还有一百五十二美元零几美分。这儿气候暖和，差不多与新奥尔良相似；整个冬天胡椒树丛都是绿的，如同在路易斯安那州一样，夹竹桃、金合欢和马樱丹已经开花，菜棕顶芽在温和的天气已经开裂，他们只租了一个单间房，房里唯有一个旧的煤气盘，进出得穿过一个破旧的木板屋的外沿巷道。这时候，他俩却常常争吵。“你难道不明白？”她说，“我的例行周期该是明天。现在正是时候，最容易动手的时候，就像你为她——叫什么名字？像个不规矩女人的名字？比尔，比利。你不应当让我懂得太多有关的知识，要是那样，我就会老来烦你。”

“显然，你没有我的帮助就懂得那些了。”他说，竭力在克制自己，在诅咒自己：你这孬种，陷入麻烦的是她，不是你。“我早已决定，说过不了。是你——”说到这里，他住嘴了，控制住了自己。“听我说，有一种药丸，你到时候就把它服下。我会尽力去弄些来。”

“去哪儿弄？”

“我能去哪儿弄呢？谁一向需要它？去妓院呗。啊，上帝！夏洛特，夏洛特！”

“我知道，”她说，“咱们已经没法可想了。我们现在已不是当初。这才是问题所在，难道你不明白？我希望咱们再回到当初，而且要快，快！咱们的时间如此有限，过二十年我就不行了，过五十年咱俩都死了。所以，赶紧，赶快。”

他这辈子从未逛过妓院，甚至未涉足一步。于是他现在碰到许多人常有的问题：要找到一处很难；你同别人相邻十年，才发现隔壁晚睡的女人根本不是值夜班的话务员。最后，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这事不费吹灰之力：他询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很快就在一处与自己的住宅一样的屋前停下；他去按门铃，似乎没有直接的回应，但不一会儿便见门边一扇小窗的帘子掀起，他敢发誓有人望见了他。接着，门开了，一个黑人女仆领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过道，进入一间摆了一张没任何铺垫的胶合板餐桌的房间，桌上仿刻了一块玻璃弹球盘，从玻璃底部往外划了几道白色圆圈，一架自动钢琴开了槽子来放硬币，沿着四围墙壁整齐地摆了十二张椅子，那摆放次第如同阵亡军士陵园的墓碑；女仆让他在这儿坐下，他仰望墙头一幅圣伯纳犬从雪里搭救小孩的平板画，另一幅是罗斯福总统的画像；这时走进一个大约四十岁、长着双下巴的女人，头发染成金黄色，身穿一件不太洁净的丁香花图案的绸缎衣。“晚上好，”她说，“镇上的新客吧？”

“是的，”他回答，“我问了个出租车司机，他——”

“用不着解释，”她说，“这儿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我的朋友。”

他记起司机分手时的忠告：“为你见到的第一个白人买杯啤酒，你就会讨人喜欢。”

“来点啤酒如何？”他提议。

“干吗不呢，我不介意喝一杯，”女人说，“喝了我们会提神的。”话刚说完（她已按了威尔伯恩无法看见的电铃），女仆走了进来。“两杯啤酒，路易莎。”女人吩咐道。女仆退去。那女人也坐了下来。“原来你是圣托恩镇上的陌生客。嘿，我经历过的一些最甜蜜的友谊原是一夜结成，甚至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小时内就能搞定。我这儿有美国姑娘、西班牙女郎（新客都喜欢西班牙女郎，至少头一回，我常说这都是受了电影的影响），还有一位小个子意大利姑娘，年纪才——”女仆端来两大盅啤酒，她站的地方并不比穿淡紫色衣服的女人刚才按响电铃叫她取啤酒的地方更远。女仆离去。

“不，”他说，“我不想——我来这儿——我——”女人仔细打量他；她已经开始举起她手中的酒杯，但这时把杯放回桌上，继续打量他。“我陷入了麻烦，”他轻声地说，“希望你能够帮我个忙。”

这时，女人把手从杯边缩回，他瞧见她的目光，尽管有些模糊不清却显得十分冷淡，如同她胸前那粒大钻石。“你咋会想我能够或者愿意帮你摆脱你的什么麻烦？这也是那司机告诉你的？他长得啥模样？你记下他的车牌号没有？”

“没有，”威尔伯恩说，“我——”

“现在不管那个了。你陷入什么样的麻烦？”他简要而又低声地告诉了她，她一直在观察他。“哼，”她说，“原来你一个陌生人，找出租司机直接领路来我这儿想寻位医生为你干事。好哇，好哇。”这时，她按电铃，动作不剧烈，着力却很重。

“不，不，我不——”他想，她屋里还备了医生，“我不——”

“还有啥说的，”女人说，“绝对错了。你给我滚回旅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会发现老婆怀孕只是做梦，或者干脆你根本就没有老婆。”

“我真愿那样，”威尔伯恩说，“但是，我——”门开了，进来一个男人，个子粗壮，年纪还相当轻，衣服略为绷开，留着小孩般从中央分开的天真发式，从那棕红的满面横肉的眼窝里，射出一股涵盖无余而又似恨若爱的火辣辣的目光，一进屋就老盯着他。他连脖子都刮干净了。

“是他？”他的目光越过威尔伯恩的肩膀，对着穿紫色衣服的女人问道，声音沙哑，带有威士忌的残余酒气，这在他的年纪似乎早了些；他的语调却有一种生性快活，甚至喜悦的味道。他没等回答便径直走向威尔伯恩，他还来不及动弹已被一只粗实的大手抓起来离开椅子。“干啥来，你这狗娘养的，敢来体面人家耍龟孙子脾气？嘿嘿？”他皮笑肉不笑地瞪着威尔伯恩。“轰出去？”他问。

“对，”穿紫色衣服的女人说，“随后我要查查那个开车的。”威尔伯恩开始挣扎，年轻人立即嘲弄地正面看着他。“别在这儿，”女人严厉地说，“滚，照我说的滚，你这傻瓜。”

“我走，”威尔伯恩说，“你别拽得这么紧。”

“哈，还用说，你这龟孙子。”年轻人说，“我就会帮你的。必须有人来帮一把，明白吗。这边走。”他们又一次来到门厅，这儿又出现一个男人，身材瘦小，黑色头发，面孔也黑乎乎的，穿一条脏裤子，上身穿了件蓝衬衣却没有结领带——一个干杂活的墨西哥人。他们继续朝门口走，威尔伯恩的上衣背部拽在年轻人的大手里凸隆起来，然后这只手一下放开，威尔伯恩心想：一定要挨这畜生的打了，要不然这下会摔趴在地，喘不过气来，听便吧，听便吧。

“你也许能够告诉我，”他说，“我要的只是——”

“哟，想得美，”年轻人说。“彼特，老子应当捶他一顿，你看怎样？”

“捶他。”墨西哥人说。

他甚至没感觉到拳头，只觉得腰背下面遭了击打，接着碰上露水湿漉漉的青草，然后才开始明白他的面孔在那儿，嘴里还在说：“你也许能够告诉我——”

“哟，想得美，”年轻人说，声音沙哑而又快活，“我不知道。”门砰的一声关了。过了一会儿，威尔伯恩爬起身来；这时，他的眼睛才有了感觉，接着陆续感觉到整个面颊，整个头部，全身血液缓慢而充满痛苦的怦怦跳动；不一会儿他从杂货店的镜子里（这家商店在他出来的第一个街头角落，他跨进门去；那些应当在十九岁以前就该知道的东西他这会儿倒学得很快），看见自己还未到露出青一块紫一块的光景。但是，痕迹是明显的，总有地方看得出来，因为店员问他：“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先生？”

“斗殴，”他说，“我把女朋友肚子搞大了。我要为这买点东西。”

有好一会儿工夫，店员直愣愣地盯住他看，随后才说：“你得花费五块钱。”

“你保证它没错？”

“噢嗬。”

“好吧，我买下。”

那是一个小锡盒，上面没印任何字，里面装了五份东西，说不定是咖啡豆。“他说威士忌会有帮助，而且还要到处走动。他说今天晚上服两份，然后去什么地方跳舞。”她把五份一齐服下，随后出去买了两品脱威士忌，最后找到一家舞厅，厅里廉价的彩色灯闪亮，挤满了穿卡其布工装的人、临时召来的舞伴和舞女。

“你也喝一些，”她说，“你的脸现在还很疼吗？”

“不，”他说，“你喝，能喝都喝下去。”

“上帝，”她说，“你不会跳舞，是吗？”

“不会，”他说，“会，会，我可以跳。”他俩在地板上转动，推来搡去，碰碰撞撞，像在梦游似的，每段歇斯底里的曲子里，他很少有时间合上脚步。到了十一点钟，她差不多喝下整瓶威士忌的一半，却只感到恶心和难受。他等着她从盥洗间出来，见她面色灰褐，但黄色眼睛里的目光却坚强不屈。“你还损失了些药丸吧。”他说。

“其中两粒。我有些害怕，所以我把那两粒先在盆子里冲洗后再服下去的。酒瓶在哪儿？”

他俩必须到场外她才能喝酒，喝后又回到舞场。到了十二点钟，她几乎喝光了第一瓶；舞场的灯光关闭，唯有一个不断转动的彩色玻璃的球形聚光灯，把滚动的彩色光束打上跳舞者的惨白面孔，整个光景活像一场陷进海里的噩梦。一个男士拿着麦克风，他俩不知道这是一场跳舞比赛；一阵嘈杂声音响过之后场内又静下来，灯光闪闪发亮，伴随着麦克风的吼叫，一对获胜者走上前来。“我又感到恶心难受。”她说。他又一次等候她——再次见到她那灰褐色的面孔，坚强不屈的目光。“我又冲洗了一遍，”她说，“可是我不能再喝了。走吧，人家要在一点钟关门。”

也许，她吞下的是咖啡豆，因为三天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五天之后他自己也承认时效过了。现在，他俩之间又发生了争吵。他为这事诅咒自己，一边坐在公园的凳子上浏览他从垃圾箱里捡起的报纸上的“招工启事”栏；他等着乌青眼退了才好体面地去找工作；他诅咒自己，因为她已经忍受了很久，她能够也愿意继续坚持，可最后他会使她垮掉；他明白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发誓要改变、要终止这种状况。但是，他一回到家里（她现在消瘦多了，眼神也有变化；服下的所有药丸和喝下的威士忌对她的全部影响就是在她的眼睛里注入了一种从前没有的东西），似乎又觉得从未做过任何承诺；她咒骂他，用她那双坚硬的拳头揍他，可又很快控制住自己，哭着依偎到他身边。“啊，上帝。哈里，让我停止生长！让我屏息静气！让我全身爆裂！”随后两人躺卧着拥抱在一起，彼此都穿着衣服，这样可以静一会儿。

“不会有事儿的，”他说，“如今许多人都这样。慈善收容所并不那么糟。咱们可以先找一个人领养婴儿，直到我能——”

“不，那不行的。哈里，那行不通。”

“我明白，最初听上去很糟。慈善，可慈善并不是——”

“该死的慈善。我什么时候在乎过钱财的来源？在乎过咱们在什么环境或者如何生活？在乎过非活下去不可？不是指那个。只是太痛苦了。”

“我也懂，但是女人世世代代都在生孩子，你自己不也生了两个——”

“该死的疼痛。我怀孕容易但分娩困难，该死的分娩。我经历过，我不在乎。我是说精神上太痛苦。简直痛苦极了。”这时，他听懂了，明白了她的意思；他静静地想，正像他这之前想过的那样，她还太不了解他，他付出的远比他可能有的更多；他记起那经过验证、不可颠覆的古老的至理名言：我骨中的骨，我的血和肉，甚至有关我的血、我的肉和我的记忆的记忆。它颠扑不破，他告诫自己。你不可能那样轻易地颠覆它。当他意识到这就是那至理名言，而且一点不假，他几乎要说：“可这是我们共同的。”

然而，他仍然不能说“行”，不能说“没事儿”。他只能在公园的凳子上对自己那样说，在那儿把手伸出来才不会颤抖。可是，他不能当着她的面说这个字；他躺卧在她身边，她入睡后他还抱着她，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勇气和男子汉精神离去。“那不会有错，”他会小声地对自己说，“拖延，拖延。她很快就进入第四个月了，那时我可以对自己说，冒险也太晚了，她自己也会相信。”她醒了，一切又重新来一遍——不能服人的说理变成争吵，随后是诅咒，直到她控制住自己，依偎在他身边，绝望地哭泣。“哈里，哈里！咱们在干什么？咱们，我们，我等！让我屏息静气，让我爆裂！一棍子把我敲死！”最后他紧紧抱住她才使她安静下来。“哈里，你愿意跟我订个合同吗？”

“愿意，”他疲惫地说，“无论什么事。”

“一个合同，到期之前，咱们谁也不再提怀孕的事。”她说了个日期，那是她下一次月经周期该到的时候，还有十三天。“那是最佳时间。那之后就四个月了，再不敢冒险了。所以，从现在起到那个时候，我们绝不要提起它；我会尽力保持风平浪静，让你去找份工作，一份可以养活我们三人的好工作——”

“不，”他说，“不！不！”

“等等，”她说，“你刚才答应过的——到那时你要是还找不到工作，你就得干，把它从我身上拿掉。”

“不！”他大声叫道，“我不！绝不！”

“可是你刚答应了，”她轻声、温和而又缓慢地说，仿佛他还是个刚学英语的孩子。“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已经别无选择了吗？”

“我答应过，不错，但我的意思不是——”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相信会死亡的不是爱情，而是相爱的男人和女人，是他们身上失去了什么，不再配去爱。现在看看咱俩的情形：我们有了孩子，双方都知道不能要，没有办法养活。而且，生孩子太痛苦，哈里。该死的疼痛。我要努力让你信守诺言，哈里。所以，从现在到那一天，咱们不提它，甚至根本不想它。吻我。”过了一会儿，他朝她靠过去。他俩接吻，别的地方没有接触，像兄妹之间接吻那样。

现在的情形又像是在芝加哥了，头几周里他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每次的约见面谈都似乎会以失败结束，一开始交谈就谈不下去，几句话之后便到了同一个该平静终结的时刻；他早预料到会这样，于是等待这个时刻出现，可以体面地了结。但是现在不一样，有所不同。在芝加哥时，他会想，在我想象里我会失败，于是他失败了；而现在，他明知道他会遭到失败，可他拒绝相信，拒绝接受否定的回答，差不多到了要威胁动武的地步。他不仅去各家医院碰运气，而且逢人就问，有事就找。他说谎话，任何谎言都不讳忌；他带着一种狂躁的非要找到工作不可的心情去赴每次约会，这本身就注定了将会事与愿违；他向每个雇主承诺，他能够并且乐意去做任何事。一天下午，他走过一条街，偶然抬头看见一个诊所的标志，便径直走进去，提出可以做任何流产手术并且半价收费，还陈述了他这方面的经历，幸好（当他后来比较清醒时才意识到）他被人强行赶出来，才避免了他拿出巴克纳的信来佐证他确有这种本事。

后来有一天，他在后半晌就往回走。到了家却站在自己家门外，站了很久才去开门，开了门后又不进屋，让门开着却老待在门口，头上戴顶白色高顶尖帽，镶着黄色边沿，怪里怪气，那是保护小学生过街的值勤员的标志；他心灰意冷，悲哀绝望，却又显得平静。“我一个星期可以挣十块。”他说。

“噢，你淘什么气！”她说，然后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见她哭泣。“你浑蛋！你该死的浑蛋！这副样子你就可以在星期六下午到公园里奸污小女孩不成！”她上前一把抓下他头上那顶帽子，扔进壁炉（一个破旧的炉栅，一头悬挂着，塞满了先前红红绿绿现已褪色的饰边纸），随后又靠在他身边，伤心地哭泣，伤心得泪流满面。“你浑蛋，你这该死的浑蛋，你这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她自己动手烧开了水，拿出在芝加哥时为他提供的少量手术器械，这些他只用过一次，然后她躺在床上望着他。“这不会有事的，很简单，你是知道的；你这之前做过一次。”

“是的，”他说，“简单。你只需让空气进去，你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让空气——”说着，他开始颤抖。“夏洛特。夏洛特。”

“那就行了。只是碰一碰，空气就会进去；于是明天便好了，我也会安然无事，我们俩又回到当初，直到永远。”

“是的，永远永远。可是得等我一会儿，等到我的手——瞧，抖个不停。它止不住要发抖。”

“好吧。咱们等一分钟。很简单。真奇怪，我是说真新奇。咱俩不知玩过多少花样，不是吗，只不过用的不是刀子。瞧，你的手不抖了。”

“夏洛特，”他叫道，“夏洛特。”

“没事儿的。我们知道该如何办。你告诉过我，有个黑女人说什么来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哈里。”

可是现在，他坐在奥都邦公园的凳子上，虽然还不到六月，路易斯安那州的夏天却已经完全来临，阳光灿烂，园里一片绿荫，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类似在芝加哥住宅旁边童车推过的吱嘎吱嘎声响；他强撑着眼皮，仿佛看见一辆出租车（叫在那儿等候的）在一个不太起眼但却整洁得无可指摘的门口停下，她身着黑色衣服从车里出来，这身衣服从去年春天放在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年有余，越过了三千多英里，他看着她一步步地登上台阶；按响门铃，也许是同一个黑人女仆，说道：“是你，小姐——”然后就噤声不语，想起原来是谁付的工钱，也许没付，因为按一般情形，黑人死了或者不干了，也就不管了。现在又仿佛看见那间大屋子，他第一次去那里，她在那儿对他说：“哈里——人们都称呼你哈里吗？——我们做什么呢？”（唉，我做了，他想。她将不得不承认这点。）他能够看见他们，他们两人，里顿迈耶穿着双排扣外套（也许是法兰绒的，但会是暗色的，看上去很挺，虽然用料和剪裁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四人，夏洛特在这边，其他三人在远处；两个孩子都没什么出色之处，两个女孩，其中一个的头发像她母亲，但再没别的共同点；另一个，年龄小些的一个，一点也不像，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大的一个则靠着他；三张面孔，第一张显得清白无辜，那两张则好胜好强，其中一个冷淡而又时刻警惕，第三张面孔则只是时刻警惕而已；他看得见他们，还能够听见他们讲话：‘去跟你妈讲话。带上安一起过去。’

‘我不想。’

‘去吧，牵着安的手。’他能听见、看见他们：里顿迈耶把小的一个放在地上，大的一个牵上她的手一起走近她们的母亲。这时她把小的一个抱上膝头，孩子凝视着她，目光专注却带着婴儿般茫然漠视的神情；大的一个靠着她，驯服却很冷淡，勉强接受爱抚，亲吻还未完结就开始往后缩，回到父亲身边；不一会儿，夏洛特便看见她在招呼小的一个，神神秘秘地像演哑剧似的大做手势。于是，夏洛特把小的放下地，她回到父亲身边，随即转过身靠上他的膝头，半边屁股已往父亲的膝头上撑去，像小孩通常做的那样，可她仍远远地凝视着夏洛特，带着茫然甚至有些好奇的眼光。

‘让她们去吧。’夏洛特说。

‘你想把她们打发走？’

‘对，她们想走。’两个孩子走开。现在，他听得见她；他明白那不是夏洛特，而里顿迈耶永远不会知道，‘原来是你把她们教成这样的。’

‘我？我教她们？我什么也没教！’他大声地说。‘什么也没教！原因不在我——’

‘我知道。我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她俩一直还好吗？’

‘好，同我信里说的一样。你要是记得起，好几个月了，我没有你的地址。信都退了回来。你可以要去看，你什么时候想要看的话。你自己看上去有些不妙。这就是你回家的缘故吗？你是不是回家来了？’

‘来看看孩子，还有给你这个。’她拿出那张银行支票，两面都有签名，而且打了孔以防任何篡改，这张支票已历时一年多了，有折痕但还完整，只是有一点儿陈旧。

‘那么你是用他的钱回家的，这就归他所有了。’

‘不，是你的。’

‘我拒绝接受。’

‘他同样不要。’

‘那就烧掉，毁了它。’

‘为什么？你干吗要伤害自己？你干吗喜欢受苦，需要办的事可多着呢，多得要命不是？把它留给孩子，算笔遗赠。如果不算我给的，那就算拉尔夫。他仍然是她们的舅舅。他总没有损害你。’

‘一笔遗赠？’他说。然后，她告诉他。噢，是的，威尔伯恩暗自说，她会告诉他。他能够看见、听见——他们两人之间必定有某种像爱的东西存在过，或者两人在一起至少有过身体方面的追求，单是这种肉体的努力也能算人们所谓的爱的部分内容。噢，她会告诉他的。他能够看见并且听见她说的话，当她把那张银行本票放在她手边的桌上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月以前。关系不大，我只是不断流血，而且相当厉害。然后两天前血突然止住了；于是我有了问题，甚至可能更糟——人们称作什么？毒血症，败血病？这没关系——我们在等待呢，在等待。’

穿着亚麻衣服的人们从他坐的长凳前经过，他注意到大多数人开始从公园往外走；黑人保姆竭力显出一种异样的气度，让那些衣着笔挺、从面前经过的白人蓝领们也刮目相看；周身鲜艳的孩子们说说笑笑，走过绿色草地，像飘飘飞过的花瓣。快到正午时分。夏洛特回到家里准有半个多小时了。因为那得花这么长的时间，他想着，一面看见又听见他们：他在努力说服她立即上一家医院，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他愿意承担一切指责，撒所有得撒的谎；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态度冷静，绝不是在强求但也不愿遭到拒绝。

‘不。他——他知道一个地方，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我们正要到那儿去，在那儿找位医生，如果有必要的话。’

‘密西西比河岸边？为什么偏要去密西西比河？到密西西比州的无名村镇去找个乡村医生，而在新奥尔良有最好的最最好的——’

‘那我们也许根本不需要医生。到那儿生活便宜些，一面查明病因。’

‘你们有钱去海滩度假。’

‘我们有钱。’现在已经到了正午。空气静止不动，投到他膝部的树影也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手上有六张钞票，两张二十元的，一张五元的，三张一元的；他听见他们讲话，看见他们：‘拿上支票吧，它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的。弗朗西斯，让我走自己的路吧。一年以前你让我选择，我选择了，我要坚持走下去。我不要你撤回，自己破坏自己的诺言。但是，我要求你一件事。’

‘求我？帮一回忙？’

‘要是你愿意。我不求你做承诺，也许我要表达的只是一个心愿。不是希望，是心愿。我要是出了事。’

‘你要是出了事，要我做什么？’

‘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是的。别为难他。我不是为他求你，也不是为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为——我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为了所有曾经生活过、犯过错误但用心良苦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将要出生、犯错误但用心良苦的人们。为你自己，因为你自己也痛苦——如果确实存在痛苦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受过痛苦，我们之中有谁生来就够坚强，就配享有爱或遭受痛苦。也许，我想要说的是公正。’

‘公正？’这时，他听见里顿迈耶大声笑了，他从来没这样笑过，因为在情感中，笑是昨天的小胡子和睡衣。‘公正？这——对于我？公正？’这时，她站起身，他也站起身来：他们面对面站着。

‘我没有求你承诺，’她说，‘那样求你，会太过分了。’

‘求我。’

‘求任何人，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不仅是你。’

‘可是我现在不承诺。记得吧，记不记得。我说过你可以回家来，当你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会接受你，至少让你进我的住宅。但是，你还期待再听到一次这样的话吗？能从任何一个男人口中？告诉我：你刚才说了公正，那你告诉我，公正不公正。’

‘我不期待了。我说过，也许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他心里想，她转过身去，走向门边；他们会站在那儿相互望着，就像最后那天晚上麦科德和我在芝加哥车站——他止住思绪。他正要说‘去年’便停止了，他凝然不动地坐在那儿，以平静而又惊讶的口气说出声来：“那个晚上不像是在五个月以前。”——而且他们心里都明白，彼此再也不会见面，可谁也不说出来。‘再见，拉特。’她说。他想他不会回答。不，他是不会回答的，这个做了最后定论的人，他在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里会年复一年地顺应天命，他就知道自己无法守护：他会否定她并未请求的承诺，却又会那样实行，她对此很明白，非常明白，明白极了——他这张面孔清白无辜，不弃不舍，仿佛聚焦了室内所有的光线，像是在举行祝福仪式；他肯定的不是正义而是正确，一贯正确，颠扑不破，但也不无悲哀，因为正确固然正确，却得不到任何安慰，也无丝毫宁静可言。

现在该是时候了。他从长凳上站起身，在繁花似锦的夹竹桃与日本山茶和橘树之间的一条道上，沿着地上镶嵌的白牡蛎壳曲线，在正午的阳光下，朝公园出口和街道走去。出租车开到跟前，缓缓地停在街边；司机打开车门。“去车站。”威尔伯恩说。

“联合车站？”

“不。通莫比尔的那个，去海边。”他钻进车内。门关后，车开始行驶；带鳞状的棕榈树干不断从两旁疾速掠过。“她俩都好吗？”他问。

“听着，”她说，“如果咱们要得到它的话。”

“得到它？”

“你到时候就会知道，不是吗？”

“咱们不需要得到任何东西。我要保住的是你。我不是一直在保你吗？”

“别犯傻了，现在没有时间了。你到时候就会知道。赶快离开，听见了吗？”

“离开？”

“答应我。你难道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不能对任何人撒谎，即使你想要撒谎。而且，你帮不了我。可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赶快去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或者叫个警察来，或者去给拉特发电报。赶快，赶快去，答应我。”

“我要保住你，”他说，“这才是我对你的承诺。她们俩都好吗？”

“好，”她说，带鳞状的棕榈树干不断从两旁疾速掠过。“她们俩没事儿。”

1. “跑”（run）的讹音，这个波兰人不会讲英语。

2. Sergei M.Eisenstein（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蒙太奇手法的开创者。

3. Joan Crawford（1904—1977），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

4.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里，哈里并未照引原文，同时还增加了“甚至记忆……的记忆”等字句。

（四）老人河

女人问他有没有刀子，这时候他呆呆地站在旁边，那身用褥套布做的衣服湿得水淋淋的；正是这身衣服招致枪击，第二次还是机关枪扫射，这便是四天前离开堤坝以后在世上两次遇见他人的遭遇；犯人听这句问话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感受，正像听她在疾速行驶的小船里催促他最好快一些。现在，面对纯属道义的场面，他同样感到无端的挑战，找不到答案的窘困同样令他恼火；他高耸在她身旁，急得透不过气，张口结舌，这样过了足足有一分钟之后，他才觉察到她又在呼喊：“罐头盒！船里的那个罐头盒！”他不明白她干吗要罐头盒，甚至既没有感到惊讶又没有在去之前先问问。他转身就跑。他想这一回会踩到另一条鱼蛇，跟刚才那条在紧迫情形下粗实身躯猛然一缩的蛇一样，踩上了也不必惊慌，只需留神警惕些就是了，因此他没有改变快跑的步伐，尽管他知道也许他快跑的脚会落在离那扁平的蛇头一码以内的地方。这时，小船的船头已经给浪潮推到了斜坡之上，他看见另一条蛇正在从船尾爬进小船，当他弯下腰去拿那只舀水的罐头盒时，还看到又有什么东西在游向土岗，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一个头，一个头面出现在一个V字形的细浪峰尖。他抓起那只罐头盒，完全出于盒旁有水的缘故，顺手舀了一满盒；他刚好转过身，又看见那头鹿，也许是另外一头鹿；这即是说，他看见了一头鹿——只是从旁瞟上一眼，一个淡淡的烟气色的影子，从两排柏树之间晃了一下便消失了；他没有停下脚步看个究竟，而是急速地奔回女人身边，然后跪下来把一满罐头盒的水凑到她嘴唇，她一直喝，喝到说自己感觉好多了为止。

罐头盒原先装的是一品脱豆子或者番茄之类的东西，密封得好好的，后来用斧头根敲了四下才给砸开的，金属盖子反卷过来，锯齿般的边缘锋利得像刮胡刀似的。她告诉他该怎么做，于是他用盖代替刀子，又解下一根鞋带，用锋利的锡盖边口把鞋带割为两段。后来，她想要热水——“要是我能有点热水就好了。”她以虚弱而安静的声音说道，没有特别抱什么希望；等他想起得有火柴的时候，才感到这同刚才她问有没有刀子的情形完全一样，她在缩水打皱的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上衣的一只袖口的边沿有个颜色较深的双“V”形标志，肩头上有块墨黑迹印，上面的军龄斜条和师团徽记早就撕掉了，不过这些对他都毫无意义），掏出一盒火柴，这是用两个弹壳套合而成的。于是，他把她往后挪，挪到离水边更远一些的地方，然后独自去寻找能燃烧的干柴；心想，这回会拾到另一条蛇，但他说他应当想到会是一万条其他的蛇。这时，他明白了这不是先前的那头鹿，因为他同时见到三头鹿，虽然辨不清是雌是雄，五月里的鹿都是没长角的，而且以前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鹿，除了在圣诞卡片上；后来，他又看见那只兔子，淹死的吗？总之是死了的，已经被鹰啄开，那只鹰此刻就站在死兔身上——它那竖立的冠毛，坚硬、狠毒而又高傲的鼻子，贪婪霸食的黄眼睛——他朝它踢了一脚，它躲闪之后便展开宽阔的翅膀飞向天空。

他带着干柴火和死兔子回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裹进了那件上衣里，放到了两株柏树的低枝丫之间，女人却没了踪影；等犯人跪在泥地上，用嘴吹气扶助那微弱的火苗的时候，女人才拖着虚弱的身子，缓慢地从水边的方向回来。然后，水终于烧热了，她竟然拿出了一方介乎麻袋布与丝绸之间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也许她自己也是不到需要的时候永远不会知道的，也许永远也没有哪个女人会弄明白，不过没有哪个女人会感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蹲在火边，身上的湿衣服被火烤得水汽蒸腾；他怀着一种从未见过这等事的好奇心和兴致，观看她替婴儿洗澡，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以致他竟站在那儿俯视着她和孩子，瞧着那什么也不像的赤褐色的弱小生命，心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就是这家伙狂暴地把我和我认识的所有人，把我和我不情愿离开的一切事物割断了联系，把我抛向我生来就害怕的自然环境，最后又把我抓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弄得我现在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

之后，他回到水边把那舀水的罐头盒重新灌满水。这时，快到日落时分了（也许日头已经下落了，若不是当时乌云满天），可是这一天是怎么开始的，他完全记不起了；等他回到柏树交织的浓荫下燃着火堆的地方，尽管只离开了很短的时间，夜幕却已完全降了下来，仿佛黑暗也要到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墩上借宿栖身；这块土地像是《创世记》里提到的诺亚方舟，这地方柏树拥挤，阴暗潮湿，既充满了生命又孤独荒凉，这地方在什么方向，离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多远，他全然不知道，就同不清楚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一样，只知道这会儿随着日落，夜幕正在延伸，开始遍布整个水域。他把那只兔子割成几块来炖，火堆在黑暗中越烧越旺，周围那些胆怯的野生小动物——有一次还来了一头高大的鹿，温和地把眼睛睁得几乎有盘儿那么大——眼睛被火光映得闪闪发亮，一会儿消失不见了，过一会儿又只露出闪亮的目光；经过了整整四天，才看见热滚滚的带有腥味的肉汤，他望着女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第一罐子热汤，仿佛听见自己的唾液吞得咕嘟作响。然后，他也喝了；他们还一同吃了用柳树枝烧烤得焦黑的其他零碎部分，吃完后，天黑尽了。“你们最好去船里睡觉，”犯人说，“我们明天一早得动身。”他把小船的船头推下陆地，让小船平卧在水上；然后他用一根葡萄藤连上船缆绳把它延长，回到火堆边后他将藤的另一端系在手腕，末了才躺下睡觉。他躺在泥土上，身下的泥土倒也结实，那是大地，不会动的；你要是摔倒在上面，说不定大地毋庸置疑的沉稳会折断你的骨头，但是她接纳你的方式不是让你空悬无着，不会包围你，窒息你，让你下沉，一直沉到底；在大地上干犁地的活儿有时会是很苦的，会弄得你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日落后回去躺在小床上，你会咒骂她那些旷日持久、无法满足的苛求，然而她绝不会粗暴地把你从熟悉的环境中抓走，使你成为奴隶，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一连几天都没有放你返还的希望。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何方，也不认为我知道要回去的地方的归路，他想。可是至少有一条船停在那儿等候我，给我一个掉头转向的机会。

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他醒来了，天空淡黄，会是一个晴好天气。火堆已经熄灭了，余烬冷灰的另一侧蜷曲着三条蛇，一动不动地平行卧在那儿，像是在突显自己；在迅速开启的天光里，别的一切也渐渐显露身形了：大地，一会儿之前还是迷蒙的一片，现在呈现出许多静止不动的卷状或圈状的地貌；树枝，一会儿之前还是模糊的一团团，现在变成了一条条蛇形的不动的花彩；这时，犯人站起身来，想到吃的东西，在动身之前得吃点暖和的食物。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办，这样会浪费许多时间，因为小船里还剩有不少硬如石头的食品，那是先前篷船里的女人扔给他的，何况（想到这个）要是去搜寻食物，无论动作多快，收获多丰，他永远不会弄到充足的食品，够吃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他顺着那根把他和船头缆索连在一起的藤蔓，回到被低沉的像棉花絮一般浓密的大雾笼罩的水边，回到那条小船，幸好雾障不算很高，小船尾部若隐若现，船头差不多还贴着土墩。女人动弹一下醒了，问道：“咱们现在就打点准备出发吗？”

“是呀，”犯人说，“你总不打算今天早上再生一个，对不对？”他上了船，把小船推离陆地，小船立即隐没在雾里。“把桨递给我。”他没有转身，只是扭过头来对她说。

“桨？”

他转过头来，“桨板，你正躺在上面的。”可是，她并没有躺在桨上，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土墩，或者说是小岛，继续缓缓地隐没进雾里，而这片羊绒般的没有重量难以触摸的迷雾，已把小船当作珍贵的珠玉或易碎的精巧摆设藏了进去。犯人蹲在那儿急了，不只是垂头丧气，简直是惊骇不已，气得发狂，好比一个人刚躲开一个砸下来的保险柜，却偏偏又被柜上的一块重两盎司的镇纸击中；这情景更让他无法忍受，因为他这辈子还从未落到过连退避余地都没有的地步。这时，他毫不迟疑，抓住葡萄藤的一端便跳进水里，消失在奋力的爬行中，等他再次浮出水面时还在不停地爬（他从来没学会过游泳），猛扑猛打地朝着那快要看不清的土墩冲去，就像昨天见到的那头鹿一样；他在水里上下翻腾一阵之后才挣扎着登上那泥泞的土墩；他躺在那儿，累得气喘吁吁，手里仍握住葡萄藤的一端。

他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挑选一株他认为最合适的树（有一会儿他知道自己已气昏了头，竟想用那只舀水的罐头盒的边缘来锯树），然后在树根部生起一堆火。之后，他去寻找食物。他花了整整六天时间去找，与此同时，那株树终于烧断倒了下来，他又在适当长度的另一端把树干烧断，再想方设法，不断沿着这截木头的周边用小火烧，烧成船桨的形状，夜间也不停歇；夜里，女人和婴儿（在喂奶了，每当她准备解开那件褪色的军上衣，他就转过背去，甚至索性回到树林里）在小船里睡觉。他学会了监视下扑的老鹰，于是找到了更多兔子，有两次还捕到了负鼠；他们吃过一些死鱼，吃后两人都长疹子，还引起剧烈的腹泻；他们还吃过那女人误以为是甲鱼的一条蛇，这反倒没出事；一天夜里下起雨来，他站起身来，拉开柴火，把蛇甩掉（他不再那么想，不碍事，只不过又是一条鱼蛇而已，他仅仅避开那些蛇，因为它们只要来得及也会慢慢蜷缩身体来给他让路），出于由来已久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意识，他搭了个遮雨棚，但雨很快就停了，也没有再下，女人仍回到小船上。

后来，一天夜里——这时那截翻来覆去已烧得焦黑的木头大致像是桨了——他躺在床上，劳教所营房里他自己的床，天气很冷，他伸手去把被子拉上来，可是他的骡子不让他拉，先是顶他然后又使劲撞他，想挤进他狭小的床位同他一起睡；可是，床上也冷，而且潮湿；他想爬起来，那骡子却咬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动弹，推推撞撞地把他顶回那又冷又湿的床头；然后，骡子靠在床沿，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冷舌头在他脸上狠狠地划了一笔；他惊醒过来，发现火堆没火了，甚至在那大体烧成的桨下面也没了炭火；他发现自己躺在四英寸深的水里，一个长长的又冷又软的什么东西迅速爬过了他的身体，那根一端套在船头另一端束在他腰间的藤蔓一扯一拖地已经把他拽进水中。随后，又有什么东西来推搡他的脚踝（那截木头，已经烧成桨了）；正当他慌张地搜索小船在哪儿的时候，他听见船壳里传出疾速的来回跑动的沙沙声，这时女人开始四处扑打，一面尖叫：“耗子！到处都是耗子！”

“安静躺着！”他大声说，“只是几条蛇罢了。你能不能多安静一会儿，让我看明白小船在哪儿？”接着，他看到船了，拿着那根还没完工的桨上了船，脚又踩上了身躯粗实痉挛蜷曲的东西，那东西却没有咬他；他也不予理会，张望船尾，只能看清开阔的水面上映出的一点儿亮光。他把小船朝那儿撑去，拨开那些缠着蛇的树枝，船底回响着擦刮实物的微弱声音，女人尖声地叫个不停，之后，小船划过阻塞的树木，离开了土墩；这时，他能感到脚踝边那些躯体在匆匆地滑来滑去，还听得见它们爬过船舷的刺耳声响。他收进那截木头，沿着船边朝水底拨水向前，向上提起来又朝外划去；借着发白的水色，他又看见三条蛇在急剧地扭动躯体，接着就消失不见了。“别叫！”他喊道，“嘘——，我还巴不得自己是条蛇呢，也好溜了出去！”

苍白的没有热力的朝阳像块薄脆饼，以它细绒棉花胎似的光晕照在小船上（犯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时是不是在行驶），忽然他又一次听见了以前听见过两次而且永远不会忘怀的那种声音——一种蓄意而来、不可抵御、汹涌澎湃的水声。可是这一次，他听不出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仿佛到处都回荡着这种声音，此起彼伏，好像是活动在迷雾背后的魔鬼，刚才还在数英里之外，转瞬之间却到了眼前，正要把小船打翻；突然，有那么一刹那他相信（他疲惫不堪的整个身体似乎要跳起来，他想要大声地喊叫），他可以一鼓作气让小船冲过去；他挥动那根未完工的桨（颜色和纹理如同乌黑的砖头，像是旧烟囱被河狸啃过那样，重量足有二十五磅），他正发狂般地要转过船身，却发现他面前的那种声音停息了。接着，他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发出巨大的吼声，他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又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声，铃声停止之后迷雾也消失了，就像你伸手在结霜的玻璃窗上抹了一下；现在，小船浮在闪烁着阳光的浊黄水面，就在三十码开外有一艘汽轮恰好与小船并排而行，甲板上拥挤不堪，聚集了无数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坐着，有的站在船沿，旁边堆放了许多匆忙搬上船的普通家具；人们默不作声，都朝小船投下怜惜的目光，汽轮的驾驶室里有个男人正在用麦克风跟小船里的犯人喊话，对叫对吼，声音盖过了引擎嚓嚓排气的声响。

“你究竟想干啥？找死吗？”

“维克斯堡怎么走？”

“去维克斯堡？维克斯堡，是吗？靠过来，上这条船。”

“你愿意带上这条小船吗？”

“小船？小船？”这时，麦克风里开始发出咒骂，亵渎神明的诅咒声和人身攻击的粗俗话混成了吼叫的声浪，可都是一些咒不着、骂不倒、全然不着边际的话语，就像是水、空气和雾气在对话，吼出了那些字句后接着又通通收了回去，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未留下伤疤或者让对方真正感受到了侮辱。“要是我照你这些狗娘养的水耗子说的办，把浮在水面的沙丁鱼罐头盒都收上船来，我这儿可能连船老大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上船！你是不是指望我老开着船尾引擎待在这儿不动，直等到地狱里结冰？”

“不带小船我就不上。”犯人说。这时另一个人讲话了，声音非常平静，温和而又通情达理，一下子听起来反倒比麦克风里大吼大叫和无端咒骂更显得异样。与当时的场合完全不相称。

“你究竟想到哪儿去？”

“我不是想，”犯人说，“我正在去那儿，帕奇曼。”刚才说话的那人转过身去，像是跟驾驶室里的第三个人谈话，说完又朝下边的小船说：“叫卡那封吗？”

“什么？”犯人说，“帕奇曼。”

“行，我们顺路，会把你带到你能回家的地方。上船来吧。”

“也带上小船？”

“带，可以带。上来，不然跟你谈半天白烧煤了。”于是，犯人划到汽轮旁边，看着人们帮着女人和婴儿越过栏杆，随后他自己也上了汽轮，但手仍然抓住联结着藤蔓的船头缆绳，直到人们把小船吊上来放在锅炉房旁边的甲板上。“我的上帝，”那人说，温和的那一位。“你就是用那玩意儿来当桨的吗？”

“没错，”犯人说，“我丢了桨板。”

“桨板，”温和的人说，（犯人后来讲道，那人像是耳语般吐出这两个字的），“桨板。嗯，来吧，弄点什么吃的。现在你不用操心小船了。”

“我看还是等在这儿吧。”犯人说，因为这时候，据他后来对大家讲，他才注意到旁边的人，那些挤在甲板上的难民，都默不作声地聚在那只翻扣过来的小船旁边，围成了一个圈，而他和女人坐在小船上，他还抓住那条连着藤蔓的缆绳，绳子在他手腕上绕了好几圈，人们都用那种怪异、热情而又怜悯的目光紧紧地注视他俩，而这些人都不是白人——

“你是说都是些黑鬼？”胖犯人问。

“不是，我是说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那你是出了美国不成？”

“我不知道，”高个子犯人说，“人们称那地方叫阿查法拉亚。”——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那人一声“什么？”那人重复了一遍“戈伯-戈伯”——

“戈伯-戈伯？”胖犯人说。

“他们就是这样说话的，”高个子说，“戈伯-戈伯，呵，科-科-吐-吐。”——于是他坐在那儿，瞧见他们彼此戈伯戈伯地叫念了一会儿，重又注视他；然后他们退去，那个态度温和的人（他佩戴着红十字臂章）穿过人群进来，后面跟了一个端着一盘食品的侍者，温和的人手里则端了两杯威士忌。

“把它喝下去，”温和的人说，“喝了这个你们会暖和起来。”女人接过她的一杯喝了，可是犯人后来却讲起，他当时看着他的一杯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有七年没沾过威士忌了，那之前他只喝过一次，还是在松谷的一个酿造威士忌的酒厂里，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跟四个同伴一块儿去的，其中有两个是成年人，一个二十二三岁，另一个大约四十岁。他还记得，这就是说，他也许还记得那天晚上三分之一的情形——一场在地狱色彩的火光里进行的凶残混战，他的头部被一次又一次地敲打，同样，他的拳头也不断捶在别人的硬脑壳上；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了一处阳光火辣辣刺目的地方，一个牛棚，这地方他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才明白这儿离他家有二十英里远。他说，他想起了这段经历，瞧着周围那些注视着他的面孔，于是这样说道：“我看就别喝了吧。”

“来，来，”态度温和的人说，“快喝吧。”

“我不想喝。”

“别胡说，”温和的人说，“我是医生。拿去喝，喝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于是他接过酒杯，甚至这时他还犹犹豫豫；可是温和的人又说：“喝吧，喝下去；你还在给我们出难题。”他说话的口气仍然平平静静，通情达理，但有一点儿严厉的意味了——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之所以能保持平静与和蔼，是因为他不习惯受人顶撞。于是，他喝下了那杯威士忌，就在感到满肚子里火辣辣美滋滋的一刹那，他忽然想要说“我原来想好要告诉你的！我想过！”然而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十天来的惊骇、丧气、绝望、虚弱、恼火、怒气，加上现在又晒在耀眼发白的烈日下，他看见他和他的骡子，他的骡子（他们已允许他替它命名为约翰·亨利），除了他谁也没使唤过，已经跟他一起干活犁地整整五年了，它的习性和脾气他知道而且尊重，它也熟悉他的习性和脾气，彼此之间熟悉的程度到了可以预料对方的一举一动和每个举动的想法；正是由于浮现出了他自己和那头骡子，还有眼前那些晃来晃去、咕咕叽叽的小面孔，那些被他拳头揍得咚咚作响的硬脑壳，他发出大声喊叫：“来呀，约翰·亨利！把他们摆平！把他们干掉，嗬嗬！”甚至当炽烈耀眼的红浪翻卷过来，他迎上去，高高兴兴，欢欣鼓舞，胸有成竹，一忽儿被扬到空中，充满胜利喜悦地大吼大叫，一忽儿又看见自己的后脑勺给人猛烈敲打的可怕场面：他躺在甲板上，仰面朝天，胳膊和脚腿一齐被人按住，这时才冷静清醒过来。他的鼻孔又在不住地冒血，那个温和的人弯下腰，从薄薄的无边眼镜片背后，用犯人从未见过的冰冷目光瞧着他——这目光，按犯人的说法，并不是在瞧他，而是在注视那不断冒出的鼻血，目光里不带人性的任何成分，纯粹是一种与个人感受无关的兴趣。

“好一条汉子，”温和的人说，“这副老骨架里倒真是生机勃勃呢，是吗？有这么多流不完的鲜血。从没有人对你说过你可能患有出血不止症吗？”（“什么？”胖犯人问，“赫莫非利克？你知道这词儿是什么意思？”这时高个子犯人快抽完他的卷烟了，他身躯一弯像柄折刀似的缩进上下铺之间那个棺材大小的空间，他瘦削、整洁的身子一动不动，一缕青烟飘然掠过他那张长着鹰钩鼻子、刚刚刮过的瘦黑面孔。“那是说一头牛犊，公母同在一体。”

“不，不对，”第三个犯人说，“那是说一头不公不母的牛犊或者马驹。”

“要命，”胖犯人说，“不是公的就必然是母的嘛，要不，成什么话。”他一直不停地望着铺位上那高个儿，这时他又对他说道：“你真让他把你叫作那个吗？”）高个子犯人当时倒真那么做了。他根本没有回答那位医生（到此，他不再认为他是个温和的人了）。这时候，他躺在那儿，感觉不错，比前十天里感觉好多了，但他还是不能动弹。于是，人们扶他站起来，走稳，把他扶到那女人旁边，让他坐在那只翻扣起来的小船上；他坐着，腰向前倾，两条胳膊支在膝头上，以一个远古人的姿势，注视着自己的鲜血滴在已经踏得满是泥土的甲板上，直到医生那只整洁的剪过指甲的手，拿着一个小药瓶出现在犯人的鼻孔下。

“闻闻，”医生吩咐道。“深深吸气。”犯人吸了一口，强烈的氨气味儿灼痛了他的鼻孔，又穿过他的咽喉。“再吸一次。”医生说。犯人顺从地照吸了。这回他呛气了，呛得吐出一块血；现在，他的鼻子也如同脚指甲一样不再有先前的感觉，仿佛大得像把十英寸的铁锹，也像铁一样的冰冷。

“我求你原谅我，”他说，“我绝不是有意——”

“是吗？”医生说，“你那架势，我从未见过，像是在同四五十人搏斗。你足足斗了有两秒钟。现在，你可以吃点东西了；你看，吃了东西该不会再发疯吧？”

他俩坐在小船上一起吃着，那些叽叽咕咕说话的面孔不再注视他们；犯人缓慢而又费劲地啃着夹得厚厚的三明治面包，他的背弓着，面孔正对面包，与地面平行，像狗一样咀嚼；汽轮继续航行。中午时分，又有一碗碗的热汤，还有面包和充足的咖啡；他俩并排坐在小船上，也用了午餐，那条葡萄藤仍然缠在犯人的手腕处；婴儿睡醒后吃奶，然后又睡觉，他俩轻声地交谈：“他是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帕奇曼？”

“我告诉他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在我听来，总不像是帕奇曼，他说的更像是别的什么地方。”犯人也曾这样想过，自从他们登上汽轮，他就一直在相当清醒地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自从他观察到别的乘客的特征时就在清醒地思考了，那些男人和女人确实要矮一些，他们的皮肤也与太阳晒出的颜色有些异样，虽然他们的眼睛有时也呈蓝色或灰色，他们相互交流的那种话音可是他从前绝没有听到过的，显然他们也听不懂他讲的话，这种人他在帕奇曼一带或者别的任何地方都从未见过；他不相信他们正要去那儿或者更远的地方。然而，按照他这种乡下人的风格和性格，他是不愿问人的，因为按他受的教养，向人打听消息就是向人讨好处，向陌生人讨好处就更不行了；要是别人主动提供信息，他也许会接受，但同时他得一再表达谢意，几乎会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可是，他根本就不问。于是，他只是观察和等待，就像他一向做的那样，而且凭他能做出的最佳判断，尽他最大的能力去做或者尽量没法去做要做的事情。

于是，他等待着。到了后半晌，汽轮的引擎尖叫着大声排气，穿过了一条柳树拥塞的峡谷；出了峡谷之后，犯人现在明白这就是密西西比河了。他相信是它——广阔的水域，浊黄的水，午后呈现出倦慵的睡意——（“因为它太大了，”他冷静地告诉人们，“世间的洪水再大也只能让它略微升高一点儿，所以它能够回头望去，看什么地方有水虱子，好在那儿准确地搔痒。只有那些小河，那些狭小的支流，才会今天往回流，明天往前流，载着无数死骡子和母鸡舍向人们汹涌冲来。”）——现在，汽轮开进大河（像一只蚂蚁横爬过盘子，犯人暗想；他坐在翻扣过来的小船上，坐在那个女人的身边，婴儿又在吃奶，他故意抬起双眼，眺望茫茫水面，在他两侧各一英里的地方，两道堤坝像是两根浮在水面没有间断的平行线），没过多久，天色便接近黄昏了；他开始能够听出、也注意到了医生与那个当初用麦克风大声向他喊话的人的声音，这时上面驾驶室里的那人又在大声叫骂：“要停吗？要停吗？我不成了开公共汽车的？”

“就算特事特办吧，”医生和善地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这宽阔的河上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你搭救了多少你称为水耗子的人。可这是你头一遭搭上这么两个人——不，三人，他们不仅知道要去的地方的名字，而且是真心诚意地要去那儿。”于是，犯人等着，夕阳越来越偏斜了，汽轮像只蚂蚁持续地爬行，爬过那空旷的巨大的盘子，盘面的颜色渐渐变成黄铜色。犯人没有开口问，只是等待着。也许他说的是卡罗尔顿，他心里在想，这名字的开头也是“卡”字，可是他并不相信。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但他完全明白他并不在卡罗尔顿附近的任何地方，他还记得七年前的那天，他的两只手腕被铐在一起，由司法副官押送。曾乘火车穿过卡罗尔顿——在两条铁路线交叉的地方，车速缓慢，车厢之间不断发出哐啷哐啷的碰击声响；那时是夏天，青山绿树丛中散落着白色的宁静房舍，一座尖塔高耸，宛若上帝的手指尖。可是，那儿并没有河流，我不管你是谁，你这辈子到过些什么地方，他想，你绝不会到了这条河的附近还不知道它。之后，汽轮开始在水面上转弯掉头，汽轮的身影随即移动，船影早已跑在船的前面，朝着一道尚未开发的山岭驶去，山上除了遍地柳树外荒无人烟；山岭那儿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犯人甚至看不到土地也看不到水。汽轮像是要慢慢冲出这低矮、贫瘠的柳树屏障，进入广阔的空间，也许正相反，它在慢慢地倒回去，送他下船，让他走进那片空间；现在就算要送他下船，就算这便是他要去的地方，也的确是以“卡”字开头，可这地方既不邻近帕奇曼也不是卡罗尔顿。这时他转过头，恰好看见医生弯着腰在女人面前，用食指头掀开婴儿的眼皮，仔细观察。

“他出生的时候还有谁在跟前？”医生问。

“谁也没有。”犯人说。

“全是你们自己接生的，是吗？”

“是的。”犯人说。这时，医生站起身来瞧着犯人。

“这就是卡那封。”他说。

“卡那封？”犯人说，“那不是——”他立即打住，没往下说了。可是，现在他讲起当时那双仔细观察的眼睛，在无边眼镜背后像冰霜一般冷淡，那张修刮过的易怒的面孔，容不得别人顶撞他或者对他撒谎。（“是呀。”胖犯人说，“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那身衣服，谁都会认出来。照你说的，那位医生那么精明，他怎么——”

“我穿着那身衣服睡觉已有十天了，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睡在泥地里。”高个子犯人说，“自那天半夜起，我一直在用那截我打算烧成桨形的幼树划船，哪有闲工夫刮去身上的泥巴。穿着那身衣服，害怕又担心，担心又害怕，一天天地挨下来，什么都变样了。不只是你的衣服裤子，”他没有笑，“还有你的那张脸。那医生是知道的。”

“好吧，”胖犯人说。“继续往下讲。”）

“我知道，”医生说，“你躺在那边甲板上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别对我撒谎。我不喜欢说假话。这艘船正开往新奥尔良。”

“不，”犯人脱口说道，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他仿佛还能够听见——嗒嗒嗒的一排机枪子弹射向他刚才还在的水面，但是现在他想到的不是那些子弹，他已经忘记了它们，也宽恕了他们；他想到的是他自己，他再次逃命之前，蜷缩在那儿痛哭流涕，气喘吁吁；他那呼号是控诉，是最后的抗争，是对那一向不讲信义，操纵所有坏事、蠢事和不公的罪魁祸首的谴责，我在世上别无所求，只想投案自首，想到那桩事，想起它，已经不恼火了，也不激动了，剩下的唯有短短一句话：不，我已试过一次，他们向我开枪。

“那么，你不想去新奥尔良，也不真的打算去卡那封。不过你宁可在卡那封下船也不肯到新奥尔良去。”犯人没有答话。医生瞪着他，两只瞪大了的瞳孔活像两颗桥头钉。“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无意之间对人下手重了，对吗？”

“不，我打算抢火车。”

“再说一遍。”犯人又说了一次。“好哇？说下去。现在是一九二七年了，你不能刚一提起就打住，伙计。”于是，犯人真讲了，不带任何感情——讲到那些期刊杂志，那支不能开火的手枪，那块蒙面布，那盏有遮光装置的提灯（靠为杂志招揽订户赢得的），里面没安通风装置，刚划火柴点燃就熄灭，即使如此，金属提手也发烫。他注视的不是我的眼睛也不是我的嘴巴，他想，他似乎只在观察我的头发是怎样长在头上的。“我明白了，”医生说，“可是出了点差错。那之后你可是有充足的时间去琢磨那一切的，弄清错误出在哪里，有什么事没办周到。”

“是。”犯人说，“那以后我真想过不少。”

“于是，下一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不知道，”犯人说，“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为什么？要是你弄清了错在哪儿，他们下次就逮不着你了。”

“是。”犯人定眼看着医生，他们彼此都这样沉静地望着，这两双眼睛毕竟没什么不同。“我看得出你是什么意思，”犯人很快说道，“我当时才十八岁，可而今已二十五岁了。”

“哦。”医生说。这时（犯人打算讲明）医生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全然不看犯人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香烟，说道：“抽烟吗？”

“不想抽。”犯人说。

“那好，”医生的话音和蔼而又干脆，他把烟拿开之后又说，“我们这一行的人（干医务工作的）也被赐予了捆绑和释放的权利，也许这不是由耶和华赋予的，但无疑是由美国医学会给予的——据此，顺便告诉你今天是我主之日，我愿不顾任何风险，不计任何数目，不论任何时刻，用我的钱来行使这份权利。我不知道在这个具体情境我究竟超出界限有多远，但是我想，咱们可以以此求得验证。”他把两手放到嘴边做成喇叭形，对上方的驾驶室喊道：“船长！我们让这三位乘客在这儿上岸吧。”他又转身向犯人说：“是这样，我想让你的故土之州舔回它吐出去的东西。拿去。”说着，他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手里这回拿着的是张钞票。

“不。”犯人说。

“得啦，得啦，我不喜欢别人推辞。”

“不要，”犯人说，“我没有办法把钱还你。”

“我说过要你还钱吗？”

“没有，”犯人说，“可我也从未说过要借钱。”

就这样，他又一次站上了干燥的陆地，他已经被那爱作弄人而又十分固执的大水玩弄过两次，这比任何人命运中会有的、任何人一生中会遇上的多了一次，可是尚有另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在等候他呢。他和同行的女人站在空荡荡的堤坝上，熟睡的婴儿裹在褪色的制服里，犯人的手腕上还缠着那根葡萄藤蔓，他们望着汽轮退离河岸，掉过船头，重又缓慢行进在那片大盘子似的空旷水域里，盘子擦得越来越像黄铜，冒出的一股股浓烟镶着黄铜色的边沿缓缓抛在身后，渐次时浓时淡，散发的烟味儿漫过宽阔宁静的荒凉水域，汽轮本身也渐行渐远，直到变成一个小点，不像是在爬而是静止不动地悬在浩渺的落霞余晖之中，最后像一粒飘飞的泥丸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他转过身去，首次打量四周，又望望身后，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一下，这不是由于恐惧而纯粹是条件反射，但不是身体的反射而是发自心灵、精神，发自那山野之人的沉静、机警的深刻意识，他们不会向陌生人索要任何东西，甚至不询问信息；他静静地思索：不，这也不是卡罗尔顿。因为现在，他在俯视堤坝靠陆地的坡面，几乎垂直而下，穿过六十英尺实实在在的空间才落到平坦的原野，那儿平得像块鸡蛋饼，颜色也像蛋饼，也许可以说像一匹棕黄的马在夏季显现的皮毛颜色，具有跟地毯或兽皮一样的紧密质地；这片原野毫无起伏地向远方伸去，看上去却显得奇怪，具有液体般的轻漂流度，随处突现一些砷绿色的厚实隆起的峰丘，然而这些峰丘也似乎没有高度，从那些墨水颜色的蜿蜒伸展的脉络走向看来，他开始怀疑那可能是一片水，但他不敢断定；甚至过了一会儿，他行走在其间，仍然不能判定。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讲述的。于是。他俩继续往前走。他没有讲他如何独自一人把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顶，走下堤的另一侧那六十英尺坡路的，他只是说继续往前走，穿过像烫人的炉灰似的团团绕飞的蚊群，钻进高过他头顶的草丛，草叶边沿像锯齿般锋利，擦划在他的胳膊和面孔上有如富有弹性的刀片；他用那条藤绳拽着小船和船里坐着的女人，沿着一条水少泥多、污黑曲折的水道，在齐膝深的某种泥水糊糊的东西中间跌跌撞撞地跋涉着；后来（这时他也坐进小船了，用那截焦黑的木头划行，而在三十分钟之前，他一不小心虚了脚便沉入水里，只剩上衣后摆鼓起的气泡，像气球似的轻轻浮在暮色中的水面，直到他浮出水面，急忙爬进小船里），眼前出现了一栋房子，比运马的带篷货车大不了多少的一座木屋，用柏树木板钉成，上面是铁皮的房顶，十英尺高的支柱细得像是蜘蛛腿，整个木屋像是一头丑陋、垂死的爬行动物（也许是带毒的），只爬到平坦荒野的这个地步，既没有找到也没有看见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就死了；一架粗糙的扶梯脚下拴着一条独木舟，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个人，提着一只灯笼举过头顶（这时候天已黑了），朝他俩叽里咕噜地嚷叫。

他讲了这段经历，以后那段日子是八天、九天或者是十天，他记不准了；那时他们四个人——他自己，女人和婴儿，还有那个子矮小结实、满嘴烂牙的人，共同居住在只有一间半大小的屋里；那人目光温和，狡黠而又明亮，如同老鼠或桦鼠的眼睛，可他说的话他俩谁也听不懂。犯人不是这样讲的，他显然认为不值得白费口舌，就像他没讲自己如何独自一人把一百六十磅重的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坝又走下六十英尺的坡路，他只是说：“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那栋房子，在那里住了八九天，然后因为他们要用炸药炸开堤坝，我们只好离开了。”讲的就是这些。可是现在，虽然不言不语，可是他记起了那段日子，手里平静稳当地拿着雪茄，监狱长给他的一支上等雪茄（不过还未点燃），记起头一天早晨的情形：他从单薄的草垫上醒来（主人睡在他身边，女人和婴儿则睡在唯一的床上），炽烈的阳光已经从粗糙变形的板壁缝隙照进来，他站在结构不牢的门廊里，眺望着门外那既不是地面也不是水域的一片原野，那儿平坦、肥沃而又荒凉。甚至他的感官都产生了疑问，分不清究竟是些什么，哪儿是浓密的雾气，哪儿是模糊难辨的植物，他默默地在想：要在这儿吃住，必须干点事儿。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在我又能上路之前，在我弄明我是在什么地方、该如何通过那城镇而又不被他们认出之前，我得帮他干活，这样我们才会有吃的，活下去，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还更换了衣服，几乎立刻在这头一天早上就换了。他没有讲更多就像没讲起小船和堤坝的事一样，他没讲换上的衣服究竟是向主人讨的、借的还是买的，十二个小时之前他才首次见到这个人，而且直到他最后见到他的那天，彼此都没有可能交流任何言语；他换上的是条粗蓝布裤子，连这个克京人都觉得再也不能穿而扔弃的一条裤子，既脏又不剩一粒纽扣，裤腿之间开了叉，边沿发毛，像一八九〇年的帆布吊床的边穗。他穿上这条裤子，上半身却光着，等睡在屋角的铺上干草的粗板床上的女人醒来后，他把那件结满了泥块、烟熏发黑的上衣和工作裤递给女人，说道：“把这些洗了，好好洗洗，我要那些血渍都洗掉，统统洗掉。”

“不穿件上衣，”她说，“他连件旧衬衫也没有吗？这太阳，又有那么多蚊虫——”可是，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然而，等他和克京人傍晚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洗净晒干了，只留下一点儿泥土和烟熏痕迹，洗得如此干净，又回到衣服当初的面目（而这时他胳膊和背膀却晒得火红，第二天就会起泡），他摊开衣服，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用一张六个月前的新奥尔良报纸小心地把衣服包好，塞在一根屋椽子背面的空处并一直存放在那儿；几天之后，他背上的水泡破裂了，化脓了；他汗流浃背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一副木质的面具，这时克京人则用一块脏布从一个脏碟子里蘸些什么涂在他背上；女人在一旁不言不语，因为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出于两个星期以来他们之间有了已婚夫妇般的默契，这段时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种种危难——感情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乃至道德上的，而这些对一般结了婚五十年的人也不总会遇到（老年的夫妻，你们是见过的，成百上千对的老夫妇面孔都同一副模样，像是电镀的复制品，唯有靠路易莎·奥尔科特小说中无领衬衣上的领扣和三角形的披肩才能区分性别；他们看上去成双结对，像是一对对在野外进行追猎比赛获胜的猎狗，刚从灾难和惊恐、毫无根据的许诺和希望、难以置信的麻木和对未来的迷惘这种种东西交织而成的密林中出来，而这种生活全靠许许多多早餐糖缸和咖啡壶来维系；孤单的老头儿去千百间给烟草熏黑了的地方法院，有的在门廊的摇椅里摇晃，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仿佛在另一方死亡之后便获得了一种返老还童的活力，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丧偶的遗孀呢，她们新订了延续的契约，似乎也可以永远活下去，古老的礼仪或仪式仿佛可以从道德上净化肉身，经过法律的认定，再遵循由来已久的习俗，肉身也真得到了净化；但是，唯有当先入土的男的或女的带走了肉身，留下一副经久不化的老骨头，从此才自由了，再不受任何羁绊）——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倒不是由于有夫妻般的密切关系，而是因为她也植根于同样的山里人家，有着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

于是，那包衣服一直放在那根屋椽的背后，他则日复一日地跟他的伙伴一起干活。（这时他与房主人已经结成伙伴，合伙捕捉鳄鱼，用那人的话来说，叫作“对半分成”——“对半分成？”胖犯人问，“你说过他简直不能同你讲话，你是如何跟这样一个人谈好这笔交易的？”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讲话，”高个子说，“钱不就是人人都懂的语言。”）他们每天黎明时分出发，开始两人同乘一条独木舟，但后来各乘各的，一个乘独木舟，另一个坐自己的小船，一个用那支磨损用旧、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个操刀、一条打结的绳子和一根轻棍子，棍子的大小、重量和形状都跟图林根人的钉头锤一样；他们蹑手蹑脚，沿着那些蜿蜒在平坦的黄铜色地上的像墨迹般的隐秘河道行进，追寻着更新世时代的噩梦。他还记得第一天清晨，他在日出之际从那个摇晃不稳的平台转过身来，看见钉在墙上晒干的那张皮革，一下惊呆了。他静静地瞧着那张皮，不声不响地认真思考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他为了吃穿过日子所干的营生。他知道这是一张皮革，兽皮，但这是何种动物的皮呢，他联想、推断，甚至回忆起他已逝去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图景，还是弄不明白；可是他知道这就是理由，足以解释明白的了。这栋不为人知的、柱子如同蜘蛛腿一般的小房子（几乎在它还没钉好房顶之前就已开始解体的进程，房柱已经在从脚底向上腐烂）坐落在生机勃勃、万物繁衍的荒野，封闭并湮没在来回旋转的母马般的大地与公马般的太阳的激情合抱之中；他能够凭直觉推断，完全由于他同克京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族缘关系，——深山里的娃子与沼泽地的耗子，两者没有什么不同：天命刻薄，时运乖舛，含辛茹苦，终日劳碌，也无法保障来日的生活，有如不断往银行存钱、时常在饼干罐里藏币、本想以此得个悠闲的晚年，到头来命运却只让人忍受又忍受，要得到空气和阳光都得付出代价。犯人想着：哦，无论怎样，我就要搞清楚这是咋回事了，比我预料的还快。他真的搞清楚了，于是重又回到屋里，女人也醒来了，她睡在那张简陋的嵌入式的铺草板床上，这唯一的床是克京人让给她睡的；然后他们用了早餐（煮成稀粥的米饭，胡椒味儿挺重，大部分是鱼，带腥臭味，还有用菊苣煮的浓咖啡），他光着膀子，跟着那身材矮小、眼睛炯亮、满口坏牙、行事匆忙的克京人，顺着粗糙的梯子下去，进入独木舟。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独木舟，认为它不会稳当地朝上——不是因为它体轻、空敞的一面向上很难保持平衡，而是由于木材的内在属性，具体到这根圆木，它在活动性和敏感性方面的自然规律，几乎可说是本能，也许已被它目前的状态触怒和违背——可是他仍然接受这条独木舟，正如他接受已经见到的事实，那张皮革原先包裹的动物会比任何一头小公牛或小公猪更大，从表面看上去也一定会是长有牙齿和爪子的；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蹲进了独木舟，两手紧紧抓住船舷，身板僵直，不敢乱动，他嘴里仿佛含着一个充满硝酸甘油的鸡蛋，吓得几乎不敢呼吸；他想，假如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也能办到，就算他没办法告诉我怎么弄，我想我也会仔细观察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他真的做到了，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甚至现在犹历历在目；他在心里琢磨，就是该那么干，即使现在得重新做一遍而且是第一次，我看也该那么干。这时候，黄铜色的日光早在他的光背上逞威了，弯曲的河沟像条螺纹墨线，独木舟稳稳当当地随桨划进，桨起桨落没有一丝儿声音；突然，他身后的桨停止划动，克京人在他背后发出猛烈的嘘气，口里咕噜着什么，他屏息静气地蹲着，凝然不动，像瞎子那样全神贯注地倾听，这时脆弱的木舟壳偷偷地沿着船头推开的水波漂去。后来，他还记起那支来复枪——一件锈迹斑斑的单发武器，枪托上胡乱缠着铁丝，枪口放得进威士忌酒瓶的软木塞，枪是克京人上船时带上的——可当时他并没意识到；当时他只是蹲在那儿，猫着腰，纹丝不动，大气都不敢出，神情肃然地东张西望，那时他心里想，是什么？是什么？我不仅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甚至不明白该朝哪儿看。接着他感到独木舟在动，那是由于克京人在行动，这时他真切地感到了那咕噜咕噜的嘘气，急促有力的热气直喷上他的脖子和耳根，他从自己的胳膊和身躯之间一瞟，看见自己身背后的克京人手里握着刀子，继而瞪大眼睛往上望，瞧见一块平整厚实的泥土，正当他瞧着时却分裂开来，变成一根粗实的泥土色圆木，却仍然静寂不动，但又仿佛突然跳进了他的视网膜，成了三维——不，四维的东西：硬度、形状和另外什么——不是恐惧，而纯粹是急切的猜测，他凝视着这个周身有鳞、待着不动的形体，想的不是它瞧上去很危险而是它显得庞大，他想，是呀，也许一头骡子站在田地里也会是庞然大物，在一个从未拿过缰绳走近它的人眼里；想着，他只消告诉我该如何下手，那准会节省时间；这时独木舟挪得更近了，悄悄接近，连一丝波纹也没掀起，他仿佛能听见他的伙伴屏住呼吸，于是他忽地从伙伴手里抓过刀子，出手很快，他连想也没想，只见刀光一闪；这既不是缴人的械也不是别人主动放弃，这动作太稳健了，出自他的本能，这是他从娘奶里吸入的天性，融进了他的一生：一个人毕竟不能只做不得不做的事情，要做就得拿出所有的本事，凭借他学会的一切，做出最佳的判断。而且我认为动物就是动物，不论它看上去像什么，于是便出了这么一手。独木舟的船首像一片落叶似的轻飘飘地搁上地面，他刚坐下一会儿，便立即跨出独木舟，停了一瞬间说出几个字：看起来真大。这几个字轻描淡写，只费一秒钟，在他注意的局部范围里一闪而逝；接着，他扑过去叉开腿骑在那东西身上，抓住就近的一条前腿，刹那之间同时下手又猛的一刀下去；而在这时，那东西甩起尾巴在他背上狠狠一击。可是，那一刀已经刺中，他知道这点，甚至当他背部陷进淤泥、那甩打他的怪兽的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顾怪兽山岭般的背脊扣住他的肚子，伸手死死抱紧怪兽的喉咙，逼得它嘶嘶喘气，脑袋直摇，尾巴甩来甩去；这时他用另一只手握刀直探致命要害，探着了，于是热乎乎的鲜血喷涌。到了这时，他才坐在那肚子向上、身陷淤泥的怪兽尸体旁边，他的头垂在两膝之间，又是一副惯常的姿态，兽血浸透了他全身，那里面也混进了他自己的鲜血，他想，我这该死的鼻子又出血了。

于是他坐在那儿，他的头，血淋淋的面孔，低垂在两膝之间，这副姿态显露的不是沮丧，而是陷入了深沉的困惑和思考；这时克京人的尖声叫喊，似乎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竟看见瘦削结实的克京人，滑稽可笑地发了疯似的在他周围连蹦带跳，狂喜的脸上不断做着怪相，嘴里高声地咕噜咕噜；这时，犯人细心地把面孔侧着不让鼻血顺当直流，冷眼望着克京人，带着博物馆馆长或管理员停步在自己的玻璃橱窗前审视的专注神情，看着他一面把来复枪上扬一面叫喊“嘣-嘣-嘣！”然后又把枪扔在地上，像演哑剧似的把刚才那一幕重演了一遍，边挥舞着双手边用他操的那种法语喊道：“好极了！好极了！一百块钱！一千块钱！天下所有的钱！”可是这会儿，犯人又一次垂下头，捧起咖啡色的水直往脸上泼，注意到水里接连不断的深红的大理石纹般的血丝，心想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不晚了点儿，但他并没有多想，因为他们又立即坐进了独木舟，犯人又凝神屏气、十分拘谨地蹲着，仿佛他是想屏住呼吸来减轻自身的重量，他面前的船头上摆放着那张血腥的皮子，他眼里瞧着皮子，心里却在想，可我该得到的一半是多少却没法问。

可是，他也没多想这个，正如他后来对胖犯人说的那样，钱的事儿总是谈得通的。他还记得另一幕（这时他们都回到了家里，兽皮摊开在平台上，为了让女人明白，克京人在平台上重演了那场哑剧——这回没有使用枪，演的是赤手空拳的搏斗，那条无形的鳄鱼又一次在叫喊声中被刺死了；胜利者站起身，却发现这回的表演女人连看也没看一眼。她在看的是犯人再次红肿起来的面孔，她说：“你是说那东西往你脸上踢了一脚？”

“没有，”犯人没好气地大声答道。“那东西根本用不着踢我。我似乎不经打了，连小孩子朝我屁股上弹一粒豆子，我的鼻子也会流血。”——他记得那一幕，但不打算讲出来，也许他想讲也讲不明白——两个人连彼此交谈都做不到，怎么能达成一项共识呢，共识的内容不仅双方理解，而且都知道对方会信守不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比任何书面的有人做证的合同更管用。不知怎么弄的，他们还商定好了分头去捕捉猎物，各人乘各人的船，这样就有机会增加一倍的捕获量。不过，这实际上很简单：犯人差不多能完全明白克京人的话：“你不需要我，也用不着这条枪；咱们在一起反而会妨碍你，挡手挡脚的。”还有比这个更妙的，他们甚至商量了再弄一支来复枪的事：假定有这么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朋友、邻居或是干这一行的生意人，他们能够从他那儿租用一支枪；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用各自的土语，蹩脚的英语和蹩脚的法语：一个容易激动，有一双闪亮狂野的眼睛，一口坏牙的嘴咕咕嘟嘟地说个没完；另一个神情冷静，几乎严肃冷漠，面部红肿，光背上晒起了泡，结痂的地方简直像是牛肉——他们商定这桩事的时候，蹲在用木板绷开的兽皮的两边，活像大公司的两位成员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红木会议桌两旁，而且做了不再弄支枪的决定，决定性的发言是犯人做的，他说：“我看就不弄了吧，要是我先前知道必须用家伙，非得等到有了枪才开始干，我认为还是该弄的。可是既然我没用枪就已经开始干了，我认为就不用改了。”再说，这得花钱，还要费时间，还得等好几天。（说来也怪，唯独一半会是多少钱这事儿，克京人就是没办法告诉他，不过，犯人知道那会是一半。）他能有的时间太少了，很快他就得再次上路，犯人想：这一切蠢事很快就会结束，于是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想，而且必须回去；这样想着，他变得十分平静，环顾围在他四周的这片繁茂而陌生的荒野，他暂时沉入了宁静与希冀之中，过去的七个年头就像七粒小石子沉入了水塘，不留下一丝儿波纹；于是他暗暗在想，带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惊讶：哟，看来我早已忘了赚钱是多美的事儿，忘了人家会让你去赚钱。

于是，他没有用枪，用的是那根打了结的绳子和那根图林根式的钉头锤；每天早上他和克京人各自乘上自己的船，各走各的路径，去那片不为人知的荒野，在那些隐秘的狭小河道里缓慢地仔细搜寻；那片荒野里时不时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同样是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讲话咕噜咕噜的男人，他们突然闪现，像是耍魔术似的凭空而至，他们乘着刨空的圆木，悄悄地跟在后面，观看他如何独自出击；他们的名字叫泰因、托托和塞勒，他们的个子不比克京人捕的麝鼠大多少，长得却很像麝鼠（犯人的房东也捕麝鼠，拿到灶上煮食，他也像商量来复枪的事儿那样，用他的土语来讲这事儿，犯人也能听懂，仿佛这些话是英语：“喂，赫拉克勒斯。你不用愁吃的，捉鳄鱼去吧。我会煮好饭送来的。”），克京人会时不时地从布设的陷阱里抓出麝鼠，就像你在需要的时候从猪圈里抓出一头小猪仔，用来变换天天老吃的米饭和鱼（犯人的确讲过这桩事：晚上回到小木屋里，那扇门和没窗框的唯一的窗户都钉了板条来防蚊子——其实这是形式，如同某种仪式，像两手手指交叉或用手敲木头之类，做了白做——坐在放着油灯的木板桌旁边，油灯四周虫子翻飞，室内温度接近体温，犯人瞧着辛苦换来的盘中餐，浮在表面的几片肉，心想，这一定是从塞勒那儿换的，他是胖的那个。）——日复一日，平平淡淡，每天都一个样，今天像昨天，明天像今天，而他按理应分得的一半，加起来该是几元几分或是几十几元，他不知道——每天早上，他出发的时候总会发现那一小伙人坐在自己的独木舟里恭候他，像斗牛迷等候着自己崇拜的斗牛士；在那些艰苦搏斗的中午时分，纹丝不动的小舟围成了一个半圆，观看他独自作战；到了傍晚，返回的途中，那些独木舟一一划进河湾和水道，开头的几天里他甚至分辨不清这些道道；接着在薄暮时刻的那个平台上，面对那个沉静的女人和多半时候在吃奶的婴儿，还有从当天猎获的鳄鱼身上剥下的一两张血迹未干的皮革，墙头的一块木板上刻记的两排日见增加的刀印，克京人会表演他那仪式般的得胜哑剧；然后，天黑了，女人和婴儿睡进那唯一有木板的床，克京人则早已开始在草垫上打起呼噜，这时他（犯人）会坐在那盏臭味强烈的油灯近旁，汗淋淋地蹲坐在赤裸裸的脚跟上，满面倦容却又显得平静，一副不屈不挠的沉思神情；他弓着背，背上有化了脓的旧水泡，又有鳄鱼尾巴猛击的新伤痕，皮开肉绽的惨相使得背部简直像一块红津津的牛肉，身上还有那根幼树烧焦成桨形的木棒（现在差不多像桨了）擦伤划破的迹印；密集如云的蚊子绕着他的头嗡嗡飞旋，他不时放下思绪扬起头来，凝视着面前的墙壁，直到粗糙的木板仿佛自行消退，好让他那视而不见的漠然目光不受阻碍地直往前望，穿过那往事依稀的深沉黑暗，甚至越过那片黑暗再越过那荒芜的七年；而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七年里他只有当牛做马的份，没有真正干活的机会。然后等到想休息睡觉的时候，他朝椽条子后边那个卷起的包裹最后瞧上一眼，吹熄油灯，在鼾声大作的伙伴旁边躺卧下来；他躺在那儿直冒汗（他只能肚子朝下地俯卧，背部不能碰到任何东西），黑夜里热得火炉一般，充满了蚊虫的嗡鸣和鳄鱼悲惨的怒吼，他没有想他们从不给我时间来学习，而是想着我已经忘掉了工作起来多开心。

到第十天上，不幸的事儿发生了，这是第三次出事。开初，他还不肯相信会出事，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尽了磨难，脱离了落难期限；随着婴儿的出生，他已抵达并越过了他一生的各各他峰巅，现在可以信步走下山峰另一侧的斜坡，也许说不上是允许他，而是没有人理会他。然而这绝不是他的感觉。他不情愿接受的事实是一种力量，一种势力，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死命地盯住他，毫不松懈，可是，它虽然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强暴力量，可以造成一切可能的灾难，却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意，如此缺乏施展技艺与匠心的自豪感，居然一再故技重演。第一招他接受了，第二招他甚至原谅了，第三招仍然不是什么新把戏；他简直不能相信，尤其是后来他终于弄明白，这一回并非盲目的一望无垠的波涛作孽，而是人的指挥和手段造成：这个不可一世的小丑，被挫败了两次，却存心再来报复，居然使用起炸药来了。

他没有讲这桩事。毫无疑问，他自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同样毫无疑问，他是记得这桩事的（但他沉默不语，一只洁净沉着的手里拿着那根粗实的颜色很深的土雪茄），他所知道的全凭直觉领悟。大概是第九天傍晚时分，他和女人坐在房东的空位子两旁吃着晚饭，他听见外面人声嘈杂，但没有停止进餐，仍在不断咀嚼，因为停不停都一样，他仿佛都能看见他们——平台下的昏暗水面上浮着两三条、也许是四条独木舟，话声叽叽咕咕，含混不清，听不明白，不带惊慌的意味，也不一定是发火吵架，甚至也不全然是惊奇，只不过话声尖锐刺耳，仿佛是从沼泽地惊起的一群鸟的鸣叫；他（犯人）没有停止咀嚼，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望着，也许没觉得有多大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时克京人突然冲进屋来，站在他俩面前，满脸惶恐，两眼瞪圆，肿胀的嘴张着，从墨黑的口缝里龇出发黑的牙齿，一边望着（犯人），一边表演动作剧烈的哑剧：疾速撤离，紧急出走，把东西拖进怀里然后往外扔往下掷；接着，又用哑剧演完由一个放炮者转变为受害者的全部动作：他抱住头，弯下腰，然后一动不动，像是给波浪掀起来推向远处，嘴里叫喊着：“轰隆——轰隆——轰隆！”这下，犯人瞧着他，下巴却不再咀嚼了，在停止咀嚼的一瞬间，他想：这是什么？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这也只有一刹那，既然他怎么也表达不出，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想过这事）虽然他被抛弃到这儿，这儿的环境包围了他，也接纳了他（而且，他在这儿干得不错——的确是心情平静，办事认真，要是能用言辞表达出来该多好，能够在心里好好想想而不只是知道有过此事——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明白，能够工作，能够挣钱是多美的事啊），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生活，他仍然是而且始终不过是池塘水面上的一只水虫子；池水潜在的不可测的深度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与池水唯一实在的接触只有那些短暂的时刻，在那些僻静的光线刺眼的泥沼上，曝晒在无情的烈日之下，处在由那些前来观战的一动不动的独木舟围成的半圆斗技场当中，他接受了身不由己的殊死搏斗，进入了那根坚利的尾巴所能企及的半径以内，挥动他的钉头锤朝那剧烈摆动、嘶嘶有声的头部击打，要是这一手不奏效，他会毫不迟疑地抱住那遍体硬鳞坚甲的兽体，不顾自己赖以行走、生活的血肉之躯，用一柄八英寸长的匕首去结果它狂暴的一生。

就这样，他和女人观看克京人表演那一整套搬迁的哑谜，只见那瘦小个子比比画画，疯疯癫癫，在他表演放弃小木屋的哑剧时，他的身影歇斯底里地在粗糙的墙壁上跳上跳下，他用哑剧的动作把挂在墙头和放在屋角的少得可怜的几件东西收集在一起——都是些别人不会要的东西，只有像那盲目的洪水、地震或大火这种种力量或势力才会剥夺这些；女人也在瞧着，嘴微微张开，还含着一口已经咀嚼的食物，脸上呈现出惊异的表情，心里却并不着急，她说：“这是咋回事？他在咕噜些什么？”

“我不知道，”犯人说，“可是我认为，要真是什么我们应当知道的事，到了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的。”他并不惊慌，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克京人的意思领会得够明白了。他是在做撤离的准备。他想。他告诉我也要离开这儿——关于这，隔一会儿克京人还会做出努力；他们用过晚餐，克京人和女人都先后去睡觉了，克京人又从垫子上爬起来，走到犯人跟前，再次来了一遍放弃小木屋的哑剧表演，这回像是重申先前有可能被误解了的话，好像在对小孩子重复讲述一遍那样，不厌其烦，耐心细致，仿佛是用一只手抓住犯人，另一只手比画着手势，跟对方又比又讲，像是在逐个音节地打着手势；犯人注视着蹲在旁边，刀子开着，膝头上放着那根快完工的桨木，边看边点头，甚至用英语在答话：“对呀，没错。你放心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于是，他又继续削他的桨，但没有加快速度，并不比往日晚上匆忙，他胸有成竹，到了该他知道的时候，无论那会是什么事都将迎刃而解，甚至在他还不知道这事，甚至在那种可能性、那个问题出现之前，他已经不予理睬，拒绝接受哪怕是搬迁的这个念头；他想着那些皮革，心想：他要是有什么办法告诉我，可以拿我的那一份到什么地方去换钱就好了；但这念头只是在刀子轻轻削两下的瞬间一闪而过，因为他几乎立即又想到：我看，只要我能捕捉到鳄鱼，要找个愿意买皮子的人不会有多大麻烦。

因此第二天早上，他帮着克京人把几件财物——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小包衣物（他俩又一次做了交易，虽然彼此间连交谈都办不到，这一回是几件烧煮厨具，安置在几处场所的生了锈的几架捕鼠机，加上一些笼统的说不具体的东西，包括炉子、粗木板床、小木屋或其使用权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用来交换一张鳄鱼皮）搬进独木舟，然后两人蹲着像两个小孩分棍子那样分皮子，你一张我一张，你两张我两张，这样分成了两堆，克京人把他的一份装进独木船后便划离了平台；不过他很快又停下来，这回他只是放下桨，做了个把什么东西收拢，双手猛地朝上一扔的动作，嚷着“轰隆？轰隆？”用的是升调，一面向平台上那个身子半裸、伤痕可怕的人拼命点头，而那人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神情回望他，应声说道：“对，轰隆，轰隆。”之后，克京人离去了，没再回头瞧。他们还在注视他，桨已经在快划了……也许只有女人在注视，犯人早已转过身去。

“他多半是想说，我们也得离开。”她说。

“是呀，”犯人说，“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这点了。把桨给我。”她拿来桨，递给了他——那一小截树干，每天晚上他都在修整，现在还没完全修好，也许再多一个晚上就成了。（他一直在用克京人多余的一支桨，克京人本来主动要留给他的，把那支桨跟炉子、板床和小木屋的使用权合计在一块，但犯人谢绝了。也许他是按体积来与鳄鱼皮对比做计算的，加上桨就过分了，不如自己多用一个夜晚来仔细操刀削桨。）于是，他带上那根打结的绳和钉头锤，朝相反的方向划去，仿佛他听到警告后不仅拒绝离开这里，还要进一步深入这块原野，来表明和证实他的拒绝是不可逆转的最后决定。可是后来，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十分强烈的孤独感却压得他昏昏欲睡，越来越令他无法坚持下去。

即使他想讲这段事也没办法讲出来——这天，上午还没过一半，他继续划着，头一回独自一人前进，沿途没有一条独木舟出来尾随他；不过，这也早在他预料之中，他知道其他人也会离开；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孤孤单单，备感凄凉，而这孤单和凄凉是他自己选择留下不走的结果；这时候，桨板突然停住不动了，小船顺势持续前进的瞬间，他想：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继而一想，不行，不行，不行。这时，沉寂、孤独和空虚冲他爆发出一片嘲笑的吼声；于是，他掉转船头，小船疾速倒转方向，他回心转意了，狂暴地冲向那平台，知道后悔已晚；那个平台是他的庇护所，逢凶化吉的地方，安身立命的据点——那儿曾容许他工作和挣钱，他认为那权利和特许是他自己赢得的，没有求助于别人，没有求过任何人的恩赐，他要求的只是别管他，让他凭自己的意志和力气去跟这块土地上的爬虫之王搏斗，而这地区也不是他请求进入的——他感受到了威胁，愤然挥动自制的木桨，终于平台远远在望了；这时他看见一艘摩托艇停在平台旁边，他一点不感到惊讶，反倒有一种欣喜，仿佛证明他刚才感到愤怒和惧怕是有道理的，现在有了权利对挑战自我的精神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仿佛陷入一场梦，他向平台划去，小船似乎一步也没有前进，在做梦的状态下不觉阻碍却感到窒息，他梦幻般地举起一根没有重量的桨，感到肌肉没有力量，没有弹性，在没有阻力的状态下他仿佛瞧见小船缓缓爬过光灿灿的水面，抵达了平台，摩托艇里有个男人（其实一共有五个男人）在朝他叽叽咕咕地讲话，用的是他听了十天也无法听懂的语言；这时候，从小木屋里出来另一个男人，背后跟着那个女人，手上抱着婴儿，又穿上那件褪色的军上衣，还戴了顶宽边遮阳帽，正准备离开；走在前面的男人手里拿着那个纸包（他还拿着其他几样东西，犯人却没看见），那包用报纸包裹的衣服是十天前犯人放在屋椽子后面的，那以后谁也没碰过；现在犯人也上了平台，一手抓住小船的缆绳，一手拿着那根木桨，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才用一种梦幻般窒息而又令人无法相信的平静口吻对女人说道：“从他手里把那包东西拿过来，放回小木屋去。”

“原来你会说英语，对不对？”摩托艇里的那男人说，“你干吗不照他们昨晚对你说的那样离开呢？”

“离开？”犯人说，他又回过头去望着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瞪大了眼睛却又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没有时间去旅行。我忙着呢——”话没说完，已转脸朝向女人，已经张开嘴要把那话重复一遍，这时那个男人的声音又梦幻般地嗡嗡响在他耳边；他气愤极了，又转过身来，忍无可忍地大叫道：“洪水？什么洪水？活见鬼，两个月前就过去了！过去了！还有什么洪水？”接着（他脑子里没有清楚的想法，但他知道自己在想，一刹那间洞悉了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命运：他目前的命运怎么会有一种反复的特征，不仅孕育中的种种危机总在单调地出现，而且连自然环境也沿袭着一个呆滞的死板模式），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喊道：“把他带走。”他站起身来，拳打脚踢，这时四个男人蜂拥而上，凶狠地给了他一顿铁拳和臭骂，结果他被按倒在地，仰面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最后，一副充满恶意的手铐轻声而又干脆的咔嚓一响。

“该死的，你疯了吗？”摩托艇上那个男人嚷道，“你难道不明白，今天中午人家就要炸开堤坝？”他对其他几个人说：“快，动手，把他弄上船。咱们赶紧离开这儿。”

“我要我的皮革和小船。”犯人说。

“让你那些皮革见鬼去吧，”摩托艇上那男人说，“要是他们不很快炸开这道堤坝，你会在巴吞鲁日州议会大厦前的台阶上捉到很多鳄鱼的。这艘船才是你需要的，你应当为它祝福祈祷。”

“不带上我的小船我不走。”犯人说，他说话的口气很平静，却是说一不二、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说得那般平静，那么说一不二，差不多过了一分钟谁也答不上话来，人们只是默不作声地俯视着他躺在那儿，半身裸体，背部全是水泡和疤痕，孤立无助，手脚都给铐上；他仰面朝天，心平气和地发出最后通牒，那口气好像你入睡之前跟同床的伙伴讲话一样。这时摩托艇上那人采取行动了，他往船边轻轻地啐了一口，以同样冷静平和的口气说道：“那好吧，带上你的小船。”于是人们帮着女人，抱上那婴儿，拿上那纸裹的包袱，一齐上了摩托艇。然后人们把犯人扶起来，也帮着他上了艇，他手脚的镣铐一路叮当作响。“你要是答应放规矩点，我可以解开你的铐子。”那人说，可犯人根本不搭理他。

“我要握住那根绳子。”他说。

“绳子？”

“是的，”犯人说，“绳子。”于是人们把他放到船尾部，让那根缆绳在系索耳上绕了一圈后把绳子的一端递给了他，摩托艇才开船行驶。犯人没有回头张望，但是他也没有朝前看，他半躺半卧地斜在那儿，带着铐的双腿前伸，小船缆绳的一端抓在一只铐上的手里。摩托艇又停过两次。当模糊的日轮开始直接照在人们头顶的时候，热得叫人难以忍受，艇上已有十五个人了；这时，犯人懒散地躺着，纹丝不动地望着那平坦的黄铜色陆地慢慢升上来，变成一片绿黑色的沼泽地，毛茸茸地蜷曲在那儿；接下来，这片沼泽地戛然而止，在他面前展开一片浩渺的水域，四周围一条模糊的蓝色河岸线；在正午时分，水光潋滟，如此宽广的水域，是他见所未见的；这时摩托艇的引擎声停息了下来，船身在船头渐次平息的浪头后面滑行前进，领水员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到正午了，”掌舵的人说，“我想咱们也许该听见爆炸声了。”于是，大家都听着，摩托艇完全停止不前，只是轻轻地摇晃着，闪光的细浪轻声地拍打着船身，可是没听到任何声音，也没一丝儿颤动从昏糊的天空下的任何地方传来；漫长的一刻维持过后，时间继续流逝，正午很快过去了。于是领水员说：“好吧，咱们走吧。”引擎重新发动，船身开始提高行进速度。领水员来到船尾，手里拿着钥匙，弯下腰对犯人说：“我猜，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在都只好守规矩了。”一面说着一面解开镣铐。“你会吗？”

“我会的。”犯人说。他们继续前进，过了不久，河岸完全消失不见了，现出一片小小的海面光景。犯人现在手脚自由了，但他仍然像刚才那样躺着，手里抓住缆绳的一端，现在却在手腕上缠绕了三四圈；这时他掉过头回望，看着那拖在摩托艇后面的小船在船尾的波浪里颠簸跳跃跟进，他甚至还不时朝湖面眺望出去，这时他满面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唯有一双眼睛在转动，他心里在想，这一望无垠的水域，这么浩渺，这么荒凉，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也许他并没有想；过了三四小时，当河岸线再次浮出水面，岸边被许多拥挤的帆船和机动船遮断的时候，他想，这么多的船，比我认为能有的还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在水上，我没想过会有这种人，也许他没有想这些，只是在眺望而已，当两岸壁立的狭窄水道开启，摩托艇驶入供轮船出入的运河；驶出了运河之后，他看见河那边城市的低垂烟雾，接着看到一个码头，摩托艇缓缓开去；一群人在注视，那不声不响、孤苦呆滞的神情跟他从前见过的一样。尽管他在经过维克斯堡时不曾见到这座城市，他还是能认出眼前的就是那种人——横遭灾祸的无家可归者，带上了一眼就能看出的印记和标志，而他比他们更惨，但他不允许有谁称他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好啦，你到了。”领水员对他说。

“小船呢？”犯人说。

“不是在你手里吗？你还要我干什么——给你出张收据？”

“不，”犯人说，“我只想要那条船。”

“拿去吧，不过你得有根捆书的带子什么的，才好把它背走。”（“把它背走？”胖犯人问，“背到哪儿去？你还得把它背去不成？”）

他（高个子犯人）继续讲道：他和那女人是如何下船的，他们之中有个人如何帮他把小船从水里拖上岸，他又是如何把缆绳缠在手腕上站在那儿，那个人如何跑来跑去、大声嚷嚷：“完啦。下一件！下一件！”他又是如何去对那人说他那条船，那人又如何嚷嚷“船？船？”他（犯人）又如何跟着那些搬小船的人把小船抬上架子支好，同其他小船摆放在一起；他自己又如何让小船对准一块可口可乐广告牌与一座吊桥之间的位置，这样，他回来时就能很快找到他的小船；他如何同女人（这时他拿着那个用报纸裹着的包）一起给吆喝上了一辆卡车，过了一会儿卡车开始驶入交通路道，在密集的房屋之间穿行，后来到了一幢大建筑前，一座军械库——

“军械库？”胖犯人说，“你是说一座监狱吧。”

“不，是那种堆放东西的库房，不少人带着包袱躺在地上。”接着，他讲如何想起他的伙伴也许会在这儿，甚至到处寻找那个克京人，同时又等待机会再回到有士兵站岗的门口；他后来又如何终于回到那个门口，他身后跟着那个女人，他的胸前却被枪杆挡住了。

“滚，滚，”士兵叫喊道，“回去，很快就有人来给你们发衣服了。你们不能到街上乱撞。还要发些吃的哩。也许那时候，你们的亲属会来把你们接走。”他还讲到了那女人这时候说的话：“如果你告诉他这儿你有亲戚，也许他会让咱们出去。”可是，他没有这样说，他也不可能把不这样做的原因讲清楚，那可是深层次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他还从来没有必要形之于语言，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如此——他是山里娃，严肃审慎，敬畏的不是真理而是说谎的能力、本领——不是顾忌撒谎，而是看重它，一定要运用得当，甚至精心策划，来得既快又奏效，就像使用一柄致命的快刀。他接着又讲道，人们是怎么给他拿来衣物的，一套蓝色的套衫和工装裤，过一会儿又拿了吃的东西（一个说话尖刻、态度生硬的年轻妇女说：“可是，这婴儿得洗个澡，弄弄干净，要不然会死的。”女人却答道：“是倒是。他不舒服也许会叫几声，可他还从来没洗过澡呢，不过照旧是个好娃娃。”）。到了夜里，那儿的电灯都没有加罩子，冷清清而又恶狠狠地照着呼呼大睡的人们；这时犯人爬起来把那个女人扯醒，然后到了窗边。他讲了这段经过：那儿的门倒是很多，但通往何处他却不知道，他费了好大工夫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窗户，终于还是找着了；他拿着那包衣服，抱着婴儿，第一个爬出窗户——“你应该撕条床单结成绳子，然后顺绳溜下去。”胖犯人说。可是他不需要床单，夜色漆黑，脚下有石块可踩。现在，城市就在眼前，可是他还看不清楚，也无心去看——城里只亮着低矮的长明灯。彼安维尔曾在这儿驻足，这也是那个名唤拿破仑的梦想之邦，可惜先天不足，如今安在，而安德鲁·杰克逊却发现这儿离宾夕法尼亚大街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犯人这时发现，要回到轮船运河和他的小船，可比一步远得多了；黎明时分，那个可口可乐广告牌隐约可见，那座吊桥像蜘蛛般拱立在淡黄色的晨曦天空；不过他也没讲他是如何把小船搬回到水里的，就像他省略了有关那六十英尺高的堤坝的事。现在，大湖就在他背后，他能去的只有一个方向。当他又见到密西西比河时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条河已经在他的生命里生了根，成了他的过去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是有可能保存下来的话，将会成为他可以遗赠后代的珍品。但是，过了四个星期后的今天，这条河的景象看上去会与当初不一样了，而且的确如此：这条河（老人河）经过了一段放荡的日子后已经回复了常态，回到了两岸之间；老人河啊，褐黄浓重有如巧克力一般，在两道大堤之间腾起微波细浪，从容不迫地向大海流去；大堤的内侧仿佛是眉头紧皱、惊讶呆滞地注视这一切变化；堤顶柳树成荫，披上盛夏的绿翠；六十英尺下面的堤外，皮毛油光的骡子依偎着中耕犁头的宽大把手，站在肥沃的土壤里，这种土壤不需要精心耕耘，只需撒下棉籽就能发芽生长，到了七月就会看见一连几英里对称成行的茁壮棉茎，八月里紫花开放，九月里黑油油的田地里棉桃绽开，雪花遍布，长口袋会把棉花行之间的土壤拖平，一双双细长灵巧的手采摘棉花，炎热的空气里充满轧花机的呜呜哀鸣；那是九月的气氛，不过现在还是六月天，空气中响起的是浓重的蝉鸣，而城里却到处是新上油漆的气味和粘贴墙纸的糨糊的酸臭——城镇，乡村，还有大堤内侧那些建在支架上由木板搭起的小码头，楼房的较低几层都由于刷了新漆和贴了墙纸而光洁明亮，气味刺入；甚至木桩、柱子和树木上留下的五月暴涨的水位痕迹，也都在夏天的喧哗阵雨中被光亮似银的水流冲淡而消失。堤坝上靠边的地方有一家小店，几匹套着马鞍、用绳当辔头的骡子昏昏糊糊地站在泥地上，还有几条狗，一小堆黑人坐在几块宣传口烟和疟疾病的广告牌下的台阶上；还有几个白人，其中一位是县里行政司法副长官，正在拉选票以便在八月的初选中击败他的上司（那个曾经给了他现在这个职位的人）。大家都停下来观望这条在午后水光灿烂的水面上出现的小船，看着它驶近又靠了岸，先是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船里走下来，接着一个男人，个儿高高的，走近之后看得出穿的是一身劳教所的罪犯囚服，虽然已经褪色，却在新近洗过，十分干净；他停在那几头骡子打盹的地面上，用冷漠的一本正经的目光四处打量，这时那位行政副长官把手朝他的腋下伸去，这动作令在场的人认为，他会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但是过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掏出来。不过，在新到的人看来，这动作显然是够明白的了。

“你是位长官吗？”他问。

“你说得太对了，”副长官说，“先让我把这该死的手枪——”

“好吧，”犯人说，“那儿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可是，我可一直没找着棉花仓顶上的那个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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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ccasin，美国南部盛产的一种吃鱼的水蛇。

2. possums，袋鼠的一种，由于育儿袋不健全，小鼠常爬到母鼠背上由母鼠背负着行走。

3. Parchman，在维克斯堡以北一百英里左右，离犯人此时所在地约三百英里，那儿即是犯人先前劳改的农场。

4. Carnarvon，路易斯安那州境内的一个镇，位于密西西比河北岸。

5. 船上的难民是法属加拿大人后裔，其祖先于十八世纪被英国人从加拿大东部阿卡狄业驱赶出来，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定居，他们使用的方言很特殊，高个子犯人听不清楚；这些难民身上混合着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的血统，故犯人又说他们不是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

6. 医学术语“hemophilic”（血友病）的译音，胖犯人听不懂意思，于是重复字音来问高个子犯人。

7. “hemophilic”与“hermaphroditic”（雌雄同体）的发音近似，高个子犯人误把前者听成了后者，于是做了通俗的解释。

8. Carrollton，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城市，位于州府杰克逊与帕奇曼之间，在帕奇曼东南四十英里处。

9.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10. 我主之日，即星期日。

11. Cajan，指从加拿大移居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南部的居民，他们讲一种很难懂的法语方言。

12. Louisa Alcott（1832—1888），美国女作家。她的小说指她的名著《小妇人》，书中的男士都穿十九世纪时兴的无领衬衫，女士则常戴三角形的披肩。

13. 图林根（Thuringia）是从前德国中部的一个地区，这里指石器时代图林根人用来狩猎的一种武器。

14. Pleistocene，指第四纪的早期，距今二百六十万年至一万年。

15. Hercules，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力大无比，据说还是婴儿时就捏死过两条蛇。

16. 英美人的习俗，交叉手指表示祈求吉祥，用手指敲木器可以避邪。

17. Golgotha，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即其殉难处。

18. 指庞恰特雷恩湖，位于新奥尔良北面，面积约一千六百三十平方公里，有溢洪道可助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泄入。

19. 当年洪水期间，维克斯堡曾收容两万流离失所的难民。

20. Bienville（1680—1767），法国探险家，曾在北美建立两座城市——亚拉巴马的莫比尔和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曾任法国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首任总督。

21. 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一七九九至一八一四年统治法国，曾梦想在北美建立法兰西帝国，后为战局所迫，于一八〇三年把占据的路易斯安那大片领地卖给美国。

22. Andrew Jackson（1767—1845），初为将军，一八一五年在新奥尔良战役中率军战胜英军，后享誉政界。一八二九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进入当时设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总统府白宫。

五 野棕榈

这一次，医生和那个名叫哈里的人一起走出房门，到了黑洞洞的门廊，站在仍然充满看不见的棕榈扇叶碰撞声响的风里。医生手里拿着威士忌——一品脱装的酒瓶里还剩一半；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酒瓶在自己手里，也许他以为朝身边看不见面孔的那人面前挥动的不是酒瓶而是他的手。他说话的声音冷峻、准确而又确信无疑——有人会说这个清教徒就要做他非做不可的事，因为他是位清教徒，也许他自以为这样做是为了捍卫伦理和他所选择的职业的尊严；但事实上，他这样做是因为，尽管不算老却相信自己太老了，不该管这事，不该被人半夜叫醒，还睡得糊里糊涂的就生拉活扯地卷入了这桩由野性激情酿成的事；这档子事在他还年轻、还配得上干的时候错过了，对此损失，他相信自己不仅已经心安理得，而且还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有理和庆幸。

“你谋害了她。”他说。

“是的。”另一个人说，几乎失去了耐性；医生这才留意到了，只有这一次。“医院，你快打电话，或者——”

“没错，是害了她！谁干的这事儿？”

“我干的。别老站在这儿说个不停。你去打电——”

“谁干的，我在问？谁做的手术？我要弄个明白。”

“我干的，我告诉过你啦。我自己。我的上帝，你这人啊！”他一把抓住医生的胳膊，又捏了一下，医生感到了捏的力量，感到了那只手，他（医生）听见自己的声音：“什么？”他说，“你？是你干的？你自己？可是我原以为你是——”他想说的是，我认为你是她的情人，我认为你是那个——因为他心里在想：这太不可思议了！事情总有个规矩！限度！对于私通、通奸、堕胎和犯罪，他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爱情、激情和不幸，除非他变成了神，上帝也同样遭受苦难，这一切撒旦也是知道的。他猛地甩掉那只手，倒不一定觉得那像是一只蜘蛛、一条爬虫或者一团脏东西，而是仿佛发现粘在他衣袖上的是一张宣扬无神论或共产主义的传单——那只手倒不是什么令人难堪的当众侮辱，而是直面医生深邃、枯萎却不死的灵魂，这灵魂一心想的只是规矩教化；最后，他还是部分地表达出了心里想的意思，他大声说道：“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给我待在这儿！别想逃跑！别想躲起来让人找不到！”

“逃跑？”另一个说，“逃跑？求你行行好吧，快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好吗？”

“我会打电话的，不用你担心！”医生高声说。他现在踏上了门廊下的地面，已经在黑夜的强风中行动，而且突然迈开了常坐不动的笨重双腿开始小跑。“谅你不敢逃跑，”他朝身后叫道，“谅你不敢一试！”他仍然拿着手电，威尔伯恩看着手电光摇摇晃晃地朝夹竹桃树篱边向前照去，仿佛这微弱的萤火似的光亮也在黑暗中同无情的强劲大风拼搏。威尔伯恩一边看着一边在想：他没有忘记手电，但很可能他这辈子从未遗忘过任何东西，却偏偏忘了他曾经真正活过，至少生下来是条活的生命。想到“活”这个字，他意识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在他自己提醒之前，无限的惶恐只是在等候。晃动的光线穿过树篱终于消失不见了，他眨巴着眼睛，也感受到了那强劲的夜风；他在夜风中不断眨巴眼睛，想停也停不下来，我的泪腺出了问题，他想，同时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艰难地怦怦跳动，像是在抽吸沙粒而不是血液，不是液体，他想。用力抽吸吧，我想这只是风的缘故，我没法吸进这风；不是我不能呼吸，而是我得找个别的地方去呼吸，因为我的心脏显然能够抗拒一切，一切的一切。

他转身跨过门廊。同刚才一样，他和不停的夜风像两个动物在争着迈进这唯一的一道门槛，他想，不过风并不真想进入，不必进入，不一定要进入，只是打扰人闹着玩儿。滚开吧。他扶到门把手时感到风吹在门上，关上门还能听见风咝咝作响、喃喃低语。风还会笑，发出嘻嘻笑声，鬼鬼祟祟地用它的重量扑上门来，让门板变得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只有当你要把门关上的时候才会真正掂到它的体重；而在要关未关的当儿它最轻狂，不住地笑闹却没有真想进门的意思。他把门关上了，看见从卧室油灯漏进门厅的微弱光线，摇曳晃动之后又重新稳定下来，仿佛这是进入的风滞留在屋内，被关闭的门堵住了去路，于是从容地寻找还有的门缝空隙，一面不停地笑闹，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转过身来，头略微朝向卧室的门，仔细倾听。但是，那儿没有任何声息，空荡荡的门厅里也没有任何动静，除了风声伏在门背上低吟；他站在门厅里不出声地听着，静静地在想：我猜错了，真不敢相信；不是我情不自禁地要去猜，而是竟然猜得那么离谱，他指的不是医生，想的也不是医生，这时（他从自己没有动用的部分心智仿佛看见了另一间整齐清洁、密不透风的榫槽接合式褐黄色门厅，手电光还亮在桌上那匆匆带来带去的皮包旁边，那两条粗实的静脉鼓突的小腿同他第一次见到时露在睡衣下面一样，正深信不疑、怒气未消、难以排解地稳稳站在地板上；他听见那没有提高却仍然高亢的声音，有一点儿刺耳，还带点儿愤愤不平的口吻，朝电话筒里说道：“还要一个警察。一个警察，两个也行，如果有必要。听见了吗？”他想：他会吵醒她的；他还仿佛看见楼上那间屋，头上扎着蛇发、身穿灰色高领睡衣的妇人，在灰色陈旧的床上用胳膊支起身子，偏过头来仔细听，她一点不奇怪，她听到的正是四天以来料想中的事。他想：她将同他一道回来，如果他本人还要回来一趟的话；如果他拿上手枪只坐在外面把守入口，她甚至也会一起守在那儿。）这没有什么要紧，像是拿上封信去投邮，投进哪个邮箱都一样，只不过他干吗等到这么晚才来投递这封信件；他等了四个年头，接着又是二十个月，可就在快满两年之前的日子里，把一切结束了；他想：我把一生中抛掷的岁月给突显了出来，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从容滞留在屋内、低声暗笑的风中，头部略微偏向卧室的门口，边听边启用心智里那没必要使用的细微层面，原来不只是因为这风我不能呼吸，也许在我招致了一种窒息感之后永远会如此；于是他赶紧呼吸，不是更快而是更深，他一开始这样呼吸就再也停不下来，呼吸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难，越来越接近肺部的顶端，以至有一会儿工夫完全离开了肺部，事实上连一口气也不再剩下；他不住地痛苦眨眼，眼睑像突然形成了一线颗粒层面，黑沙粒完全失去了水分，他强大的心脏开始扭绞，就要轰然爆裂，并从周身的孔窍迸发出来，到了人们说的心力交瘁、大汗淋漓的地步；他想，现在得镇定下来，小心谨慎，她这一次恢复过来后，一定得坚持住。

他横过门厅走到卧室门口，仍然没有任何声息，除了风（有一扇窗，框格没装严实，黑夜的风在那儿嗡嗡低吟，但没有进入，不想进屋，也没有必要）。她仰面躺在床上、双眼闭着，那件睡衣（她从未有过睡衣，这是第一次穿上）在她的胳膊下边缠绕在一起，肢体没有伸展，没有放松，相反有一些紧张。屋里充满风的低吟，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不一会儿他似乎觉得这低吟来自油灯本身；油灯放在床边一个倒置的装物箱上，吱吱响的昏暗灯光照在她身上——腰身比他预料的、相信的更加窄小，大腿平直，没了线条，肚脐与修过阴毛的地带之间，肌肉松弛下陷，略微有些红肿，别的看不出什么，没有不可抹去的侵蚀的黑影，没有死亡潜入给他戴上绿帽的形迹；看不出什么，但确实有问题，他不忍心去看他自己的绿帽行为的阴影，只好俯视他自己闯入而引起的看不见的怀孕形态。这时，他感到难以呼吸，开始往门外退，但是已经晚了，她躺在床上已经睁开眼正看着他。

他站立不动。他呼吸困难，但还是站住不动，用一只手扶在门框上，虽然脚已经提起来要退第一步；那双眼睛睁大望着他，尽管仍然毫无知觉能力。接着他看见自我意识开始萌动，像在观察一条鱼在水里往上升——一个小点，一条小鱼，动静继续扩张，刹那间，看见的不是水池而是整个水面的知觉。他连迈三大步走到床前，速度很快但脚步很轻；他把一只手平放在她胸脯，轻声、沉稳又坚持地说道：“不，夏洛特。还不到时候。你能听见我说话吧。稳在那儿。稳在那儿，现在没事了。”话音很轻，口吻急切，出于需要而很包容；似乎离别只是道别的后续，再见不是离去的前奏——一旦时间在握。“那就对了。”他说，“稳在那儿别动，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这时她仿佛听见他在什么地方说话，那条往上升起的鱼又立即变成小鱼，接着又化为一个小点；下一瞬间，那双眼睛又变得空虚漠然。只是他丧失了她。他仔细观察：这一回那小点迅速扩大，快得看不清小鱼，只见黄色目光里有个敏感的瞳仁旋涡在不停地朝黑暗处旋转，他看见那黑影不在肚腹上而在那双眼睛里。她的牙齿咬在下唇上，转动了一下头颅想要撑起身，竭力摆脱他平放在她胸脯上的手。

“我痛，上帝，他在哪儿？他去了哪儿？叫他给我点什么。快。”

“不，”他说。“他不可能。你只有忍住痛。这是你必须稳住的状态。”这听来必定可笑，却又只能如此。她仰面躺着，来回地从一边臀部扭摆到另一边，在她扭摆的同时，他伸手去解开缠绕在一起的睡衣，拉下来掩盖她的身子。

“我以为你说过，要由你来稳住的。”

“我在这么做，可你也必须挺住。这会儿还得主要靠你，只是一小会儿。救护车很快就来了，这阵子你必须挨在这儿忍着痛。听见吗？你现在不能回到先前的状态了。”

“那你就拿刀来，把它从我身上割去。全部割掉。往深处去，这就什么也不会剩，只留下表层来包容冷气，冷——”她的牙齿隐约地闪现在油灯灯光下，又一次紧紧地咬住下唇，嘴角边挂上一线血丝。他从臀部兜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靠近她，但她把头从他的手下转开。“好吧，”她说，“我挺住，你说救护车就要到了？”

“是的，过一分钟咱们就会听见。让我——”她又一次从手帕下把头转开。

“好吧，你现在赶紧走掉。你答应过的。”

“不。我要一走，你会挺不住的，而你现在必须挺住。”

“我在挺住。我挺住你才好走。赶在他们到达之前离开。你答应我要这么做的。我要看着你走开。我要看着你。”

“好吧。难道你不想先说声再见？”

“行，可是，上帝，别碰我。我周身像团火。哈里，不是痛，只是像团火，千万别碰我。”于是，他跪在床边；现在她的头不再转动，她的嘴唇与他的嘴唇静静地接触了一会儿，他感到既干燥又发烫，更带上一丝儿血腥的甜味。然后，她用手推开他的脸，她的手也一样干燥发烫；他听见了她的心跳，跳得有点儿过快，有点儿过于有力。“上帝，咱们快乐过，不是吗？玩性爱，编织东西，生活在冰天雪地，走在遍地的雪里。我现在想的就是那些。那就是我现在抓住不放的东西：雪地，寒冷，冰天雪地的日子。我不痛，只是像团火，只是像——现在你走吧。走得远远的。快！”她又开始转动头颅。他从跪着的地方站起身来。

“行，我走。可是，你得挺住。你必须坚持一长段时间。你能行吗？”

“能。可是你走。赶快。我们还有足够的钱让你到达莫比尔。你到了那儿赶快消失掉，他们没法找到你。走！看在上帝分儿上，赶快远远离开这儿。”这次她一住嘴，一股鲜血就直迸出来，流了她一满下巴。他没有立即走开。他在回忆几年前读到的欧文·威斯特写的一本书，书中谈到有个穿粉红舞衫的妓女，她喝了鸦片酊，牛仔们轮流扶着她在地板上走来走去，让她的双脚一直不离开地面，以此让她继续活着；他一边回忆又一边忘掉，可这么做帮不了任何忙。他开始朝门口走去。

“好吧，”他说，“我现在就走。但是，记住。这以后你得自己挺住。听见了吗？夏洛特？”那双黄色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他，她已松开咬紧的嘴唇；正当他冲回床边的时候，他听见前门口有两个声音盖过了风的嘻嘻低吟，在门廊里——小腿粗壮的医生，声音高亢得几乎刺耳，几乎震破耳膜；那个灰扑扑的蛇发女人，声音冷淡平板，男中音高度，比那男人的声音更有阳刚气；在风声里他俩的声音没法一致，像两个鬼怪在莫名其妙地吵闹，他（威尔伯恩）听得见他们同时又听不清他们，因为这时他正俯身去观察夏洛特，她的头不再转动，在松弛的出血的嘴唇上方那黄色的瞳孔已经分散。“夏洛特！”他叫道，“你现在不能回去。你感到疼痛，你在疼痛。疼痛不会放你回去的。你能不能听见我。”他迅速用手连续拍打了两下她的脸。“夏洛特，你感到疼痛。”

“是，”她说，“你和你最好的新奥尔良医生。什么时候才有医生，拿上邮购来的听诊器能够给我点什么。嘿，拉特。他们在哪儿？”

“他们就来。但现在你必须忍住痛。你这阵子痛得厉害呢。”

“行吧，我挺住，可是，你绝不能扣留他。这便是我要求的一切。不是他干的。听我说，弗朗西斯——明白吗，我称呼你弗朗西斯。假若我在向你撒谎，你认为我会称呼你弗朗西斯而不叫你拉特？听我说，弗朗西斯。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威尔伯恩那浑蛋。你认为我会让那该死的连医学实习都没完成的蠢货，用刀在我身上乱戳吗——”话音停止了，尽管眼睛还睁着，眼里什么也见不着了——小鱼没有，连小点也没有，一切都没了。可是心脏，他想，心脏。他把耳朵凑近她胸口，用一只手去寻找她手腕上的脉搏；耳朵还未贴上，他便听见了心跳，缓慢，仍然有力，不过每次跳动发出一种奇怪的空洞的回响，仿佛心脏本身已经退后；这时他看见医生进来（他的脸恰好朝着门口），一只手仍然拎着那个磨损的皮包，另一只手上拿一把镀镍的廉价左轮手枪，这种枪在任何一家当铺里几乎都能找到，而从这枪的成色看，还该继续躺在当铺里，他身后紧跟着那位美杜莎式的灰面孔女人，肩上裹了条披巾。威尔伯恩立即起身走向医生，已经伸出手去接皮包。“这一次会持续下去，”他说，“只是心脏——这儿。把包给我。你提的什么？马钱子碱？”他看着皮包一挥，另一只手一晃，刹那之间从粗壮的腿后面拔出一柄廉价手枪，他还来不及看清，枪已颤巍巍地指向了他的脸，就像先前用那个威士忌酒瓶对付他一样。

“别动！”医生叫道。

“把那玩意儿放下，”他妻子说，以同样冷淡的男中音讲话。“我叫你别带来。把皮包给他，如果他想拿去做点什么事。”

“不！”医生叫道。“我是医生，他不是。他想当个合格的罪犯也不够格！”这时灰面孔女人突然对威尔伯恩说话，而他一时还不明白是在对他说：“皮包里有什么可以医好她的吗？”

“医好她？”

“是的。让她能够站起身去，你们两个都滚出这屋子。”医生转过身朝向她，说话的声音刺耳，快要到撕裂耳膜的地步。

“你难道不明白这女人快死了吗？”

“让她死吧。让他俩都死。但是，别死在这幢房屋里，别死在这个镇上，赶他们离开这儿，让他们彼此动手开刀去，是死是活由他们的便。”这时，威尔伯恩看见医生颤巍巍地把枪对准他妻子的面孔，就像刚才对准他一样。

“我不许谁来胡缠！”他叫道。“这个女人就要死了，这个男人必须为此受罪。”

“受个屁的罪，”妻子说。“你气疯了，因为他没有证书就动了手术刀，或者干了什么医学协会规定不准他干的事。把那家伙放下，甭管有什么都给她，好让她从床头爬起来。然后，给他们些钱，叫辆出租车而不是救护车。把我的钱给他一些，要是你不愿拿自己的钱给他。”

“你疯了？”医生叫道，“神经不正常？”妻子望着他，卷曲的头发下面露出一张冷冷的灰色面孔。

“你是不是想支持他，帮他帮到最后一刻？我一点不觉奇怪。我还从没见过人们在一起干蠢事的时候会各顾各的。”她又一次对威尔伯恩说话（但没有朝向他），突然而又冷淡，让他一时弄不明白是在针对自己。“我猜想，你还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去把咖啡热一下。你也许需要吃点什么，到时候才好同他和那些人了结你的事。”

“谢谢你，”威尔伯恩说，“我吃不——”可是她自己已经去了。他正想说“等等，我领你去”便打住了，忘了——甚至没想到她比自己更了解这儿的厨房，因为她是房东；医生经过他身边走向床边的时候，他赶紧让开身，随后又跟在医生后面，看他把皮包放下，这时仿佛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拿着枪，他望了望四周想找个地方把枪放下，现在想起来了，他转过还没有梳洗的面孔，大声说道：“不准动！谅你不敢动！”

“拿出你的听诊器吧，”威尔伯恩说，“我现在想到什么了，但是我们也许得先等一会儿。因为她还会再一次苏醒过来，对不对？还会回光返照一次。当然，她会的。动手吧，把听诊器拿出来。”

“你早就该想到这点！”医生仍然瞧着威尔伯恩，眼睛瞪得大大的，手里仍拿着手枪，一面笨手笨脚地把皮包解开，掏出听诊器，然后，他向前凑了凑，把头埋在皮管之间，拿着手枪仿佛又忘了手枪，因为他实际上已把枪放到床上，手按在枪上没意识到那是手枪，只是支撑着往前凑近的体重；到这时，屋内安静下来，人的怒气也消了；威尔伯恩现在能听见医生的妻子在厨房炉灶边的动静，又能听见黑夜里的风在嬉笑，在嘲弄，持续不断，有意无意，甚至他仿佛听见了棕榈枝叶在风里摇曳碰撞时发出的狂野而又干燥的声响，不一会儿，他听见了救护车，最初的模模糊糊的不断升高的尖啸，还在远处，在村庄那边的公路上；就在这时那妇人端着一杯东西走了进来。

“这给你提提神，”她说，“老是煮不热的样子。可是毕竟可以填填你的肚子。”

“我谢谢你，”威尔伯恩说，“我真的很感谢。明白吧，我就是喝不下去。”

“胡说，喝下去。”

“我真谢你了。”救护车的尖啸声越来越大，车越来越近，开得越来越快；当车减速下来时，尖啸降低成了隆隆声响，接着又一次上升为呼啸。车似乎已经到了屋子外面，声音高亢而又专横，给人以疾速而匆忙的印象，尽管威尔伯恩明白此刻车才刚下公路，还行驶在进屋之前的一段沟沟洼洼、杂草丛生的巷道上；当声音减弱成呻吟时，车才到了室外，这时的声调儿几乎带上像动物发出的叽叽哼哼的闷响，像一头大动物迷了路甚至是受了伤。“我确实感谢你。我知道要搬出住房的时候总有些必不可少的清扫，最后还再添乱就太不明智了。”这时，他已听见踏上门廊的脚步，声音高过他的心跳，心脏在深沉有力地不住从上方捞取空气，气息几乎到了完全脱离肺部的程度；这时（没有敲门），人们已啪嗒啪嗒地进了门厅，三个穿便服的男人——一个年轻人，卷发上戴了顶紧贴的帽子，穿件马球衬衫，没套袜子；另一个身材瘦长，穿戴齐整，甚至戴了一副角制眼镜，却看不出多大年纪，两人推着一张带轮的担架；他们身后的第三位，一看便知是美国南方城乡那种典型的、数以万计的司法副警官——戴顶帽檐扣起来的警帽，一副凶狠的眼神，上身有些少不了的鼓胀，神情倒不一定得意自大，但总带一点儿事前不以为然的专断意味。两个推担架的人公事公办地把担架径直推到床边；医生只对警官讲话，用手指了指威尔伯恩，这时威尔伯恩知道，医生真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手枪。

“这就是你的凶犯，”医生说，“我更愿意到了镇上再正式控告他，一旦我可以控告。”

“小心点，大夫——晚上好，马莎女士，”警官说。“把那东西放下。任何时候都可能走火。你从别人手里弄来时，他可能扣了扳机才交给你的。”医生看了看手枪，这时威尔伯恩仿佛记得他曾把枪连同听诊器一道仔细收进了那只磨损的皮包；他只是仿佛记得，因为他跟随担架到了床边。

“轻一点儿，”他说，“别惊扰了她。她不——”

“我来管这个。”医生说，声音疲惫，但终于变得算是平和了，仿佛声音是拖疲乏的，一有必要还会——还能高起来，重新恢复原状，愤愤不平。“这个病人已经移交给我，记得吧，那可不是我求上门的。”他走近床边（这时威尔伯恩仿佛才记起是他把手枪放进包里的），抓起夏洛特的手腕。“你们手脚要尽可能轻地搬动她，但是要快。理查逊医生会在那儿等候，我随后乘我的车跟去。”两人把夏洛特抬起放上担架，担架装了橡皮轮子，没戴帽子的年轻人推着它，似乎一眨眼工夫就横过房间消失在门厅，像是被吮吸而不是推进去的（轮子在地面上发出吮吸似的声响），不是靠人力，也许靠的是时间，像是穿过某个排气道，一两秒钟之间便一溜烟似的出去了，然后又聚在一起；甚至这个夜晚也在这样逝去。

“好吧，”警官说，“叫什么名字？威尔逊？”

“是。”威尔伯恩说。担架穿过门厅，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吮吸而去；现在，这个瘦长的男人到了门厅，拿上一只电筒；暗笑似的夜风还在耍闹，嗖嗖地冲出了敞开的门，像一只触摸的手把自己的重量搭在他身上，他穿入风中，靠在风上。前面是门廊，有阶梯。“她很轻，”威尔伯恩急切地细声说道，“近来她轻了不少。我能够背她，要是他俩——”

“他俩行，”警官说，“而且，他们是拿钱干活的。别担心。”

“我知道。可是那矮个子，那照亮的瘦个子——”

“他干这个省力气，喜欢干这个。你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吧。别担心。”

“嘿，”威尔伯恩细声地说，有些嘟嘟哝哝的。“你干吗不给我戴上手铐？干吗不呢？”

“你想戴上吗？”警官问。这时，担架没有停息地被吸进了门廊，接着进入了户外空地，却仍在平衡地滑动，似乎只在移动，没有重量；担架滑个不停，年轻人的白衬衫和裤子仿佛只是在担架后面飘动，担架在手电光照映下向前滚动，朝房子的拐角处滑去，朝出租这房子的人称作巷道的地方奔去。这时，他听到看不见的棕榈枝叶在相互撞击，发出狂野而干燥的沙沙声。

医院是一座低矮的楼房，仿佛带有一些西班牙（或洛杉矶）房屋的风格，拉毛水泥的粉饰墙，几乎完全隐没在葱绿茂密的夹竹桃树丛之中，还有很多兀立的棕榈树。救护车疾速地折入，报警的尖啸逐渐变成动物般的哼响，车轮碾过牡蛎壳时发出沙沙咝咝的声音：他从救护车下来时又听见棕榈枝叶唰唰沙沙的碰撞，好像是架过沙机传出的声音；他还闻到海的气味以及那各处都一样的夜风，风没那么强劲，这儿离海有四英里之遥；担架很快卸下，顺利得像是被吸出来似的，四个人的脚步轻快地踩过干燥破碎的牡蛎壳片；他到了走廊上，双眼在电灯光照射下发痛，又开始眨巴带沙粒的眼睑；担架轮子继续滑动，声音低微地划过亚麻地毯，他从不断眨巴的眼睑之间看见担架现在由两个穿制服的护士推着，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他想，担架边显然难得有均衡配对的，世上的担架显然不是由两个人体用力一致地推，而是由两人的意志在协调，他看着担架徐徐往前。接着，他看见一个敞开的门口，灯光刺眼，一个穿好手术服的外科医生已经站在门边，担架忽的一下被吸入门内，外科医生瞧了他一眼，那神情不带好奇而仿佛是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转身跟随担架而去；威尔伯恩正想同他讲话，那门砰的（听来也像安了橡胶垫）一下不出声地关了，差一点撞着他的脸，警官站在他胳膊边说道：“不用担心。”又出现一位护士，他没听见她来，而她完全没有理睬他，只简短地同警官说了几句，他听不见他俩说些什么。“好啦，”警官说，他碰了一下威尔伯恩的胳膊。“往前走。完全不用担心。”

“可是，让我——”

“当然。完全不用担心。”他们走向另一道门，护士侧身让路，她的裙子发出如同踩在牡蛎壳上的咝咝声；她连瞧也没瞧他一眼。他俩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张桌边坐着另一个人，穿戴了消过毒的衣帽，面前摆了一张空白表格和一支自来水笔。他比第一个医生的年纪大些，也没瞧威尔伯恩一眼。

“姓名？”他问。

“夏洛特·里顿迈耶。”

“小姐？”

“太太。”桌边的人一面写在纸上。

“丈夫？”

“有。”

“姓名？”

“弗朗西斯·里顿迈耶。”接着，他告诉了地址。自来水笔滑动，干净利落，唰唰有声。这会儿我无法吸入的是这自来水笔了，威尔伯恩想，“我可以——”

“会通知他的。”这时，桌边的人才抬起头瞧他；那人戴副眼镜，镜片背后的瞳仁略微有点扭曲，说话不带一丝儿人情味。“你做何解释？手术器械不干净？”

“器械是干净的。”

“你认为是那样。”

“我清楚。”

“你第一次尝试？”

“不，第二次。”

“第一次成功了？不过你也不会知道。”

“成功了。我知道。确实成功了。”

“那么，你如何解释这次失败的原因？”他蛮可以回答：我爱她。他蛮可以说：守财奴也有可能搞坏他自己保险箱的报警器。早该请一位内行，请一个盗保险箱的贼，他满不在乎，不爱藏钱的铁箱子。于是他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桌边那人埋头又写，笔头流利地滑过一张卡片。他边说边写，头也不抬：“到外面去等。”

“我现在还不收他吧？”警官说。

“不。”桌边那人仍然没有抬头。

“我能不能——”威尔伯恩说，“你要不要让我——”笔停住不动了，但那人更长时间地瞧着卡片，也许在读他写下的内容。之后，他才抬起头来。

“干吗？她不会认出你的。”

“可是，她也许会苏醒过来。再唤醒一次。那样我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对方瞧着他，目光冰冷，不是缺乏耐心，不是明显看出来在耐着性子。他们只是在等待威尔伯恩的声音停止。然后，桌边那人说道：“你是不是认为她会——医生？”威尔伯恩痛苦地望着那张照在台灯白昼光线下的书写整齐的卡片，外科医生坐在灯旁，干净的手握着那支没盖上帽的笔。

“不。”他平静地说。桌边那人又一次埋头去看那张卡片，握着笔的手伸过去又写起来。

“会有人通知你的，”他对警官说，没有抬头，还在不住地写。“就这样。”

“在那位丈夫拿了枪或别的什么冲进来之前，我最好领他离开这儿，对不对，医生？”警官说。

“会有人通知你的。”桌边那人头也不抬地重复了一遍。

“好吧，杰克。”警官说。他们走到一条长凳前，长凳坚硬且布满槽缝，像旧时开放式电车里面摆的那种长凳；他从这儿可以看见那道装了橡皮垫的门。那门给人冷漠的印象，看上去铁面无情，坚不可摧，活像一块铁制的吊门；他惊异地发现，即使从这个角度看去，门框轻巧地链接在一个边上，门面的绝大部分映照着没遮断的强弧光灯的光线。但是，她有可能，他想，她有可能。“天哪，”警官说，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威尔伯恩感觉到了胳膊边的动静）。“——天哪，你干的——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来着？韦伯斯特？”

“是的。”威尔伯恩说。我要能去那里多好，如有必要我能胜过他，我去那里多好。因为我知道，我会知道。不用说，他们不知道。

“你搞砸了，不是吗？用把刀子。我这人很老套，旧的路数还适合我。我不要变花样。”

“是的。”威尔伯恩说。这儿没有风，没有风声，虽然对他而言哪怕闻不到海，起码可以从巷道上的牡蛎壳片闻到夜风顽强不肯退去的干沙沙气味；不一会儿，走廊上突然人声鼎沸，人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是他知道、他记得的——这儿仿佛是子宫，亚麻地毡和橡胶鞋底都有用石碳酸处理过的真空，人们为了逃避痛苦、而更多的是恐惧，都迅速钻进来，变成微小的无欲个体，放弃一切淫念、欲望和骄傲，甚至包括务实的独立所造成的重负，但在成为胎儿的一段时间里也还保留着一些旧日的不可匡正的人世间的堕落成分——白昼黑夜都处于半睡状态，百无聊赖，从夜半三更时分到姗姗来到的寂静黎明之间仍会响起令人惊醒的烦躁的铃声（也许在这时发现自己在世间轻易赚得的无数金钱花在这儿很合算）；经历了一段胎儿的状态之后，再次出生，以新的面貌出现，再承载一回世间的重负，直到勇气消磨干净。他能听见人们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铃儿的叮当声，橡胶鞋底的吱吱声，浆硬的衣裙的咝咝声，无事生非的争吵声。他很熟悉这些。这时，又有一位护士走到大厅里来，经过他身边时放慢脚步，着实地瞧了他一眼；继续往前走时，才转过她那像猫头鹰的头，她的一双眼睛大大的，充满了不只是好奇的神情；她毫无回避或惧怕他的意思，继续走她的路，警官在嘴里沿着牙龈绕动他的舌头，仿佛在搜索残留的食物，很可能他接受召唤时正在什么地方饱口福。他手里仍然拿着那根还没点燃的香烟。

“那些医生和护士，”他说，“一个人听说的有关医院的事儿可多哩。我不知道这儿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在乱搞，像人们常听说的那样。”

“不，”威尔伯恩说，“这绝不会是那种地方。”

“是吗。可是，你想想一个像医院这样的地方。你随处一看都挤满了病床。而且，床上的乡亲们一个个都平躺着，谁也不能干扰你。而说到底，医生护士不都是人，男人女人。个个都怪精明的，挺会照顾自己的，要不然谁还愿意当医生护士。你知道这是咋回事。你有啥想法。”

“嗯，”威尔伯恩说，“你刚才告诉过我了。”因为他们毕竟，他想，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一定会守身份。他们比我们更坚强。超出了这一切。超出了低级趣味。他们不必希冀更多的，坚守医生的身份就够了。这时，第二位医生，也许是外科医生，就是挥动自来水笔的那位，从办公室出来沿走廊而去，他穿的制服也在身后发出呼哧呼哧的暗笑似的声响。他没有瞧威尔伯恩一眼，甚至当威尔伯恩望见他的面孔，并连忙起身朝他走近想要同他讲话的时候；警官这时也匆忙起身，忽的一下站起来。医生只稍微顿了一下，转过头来从眼镜片背后没好气地朝警官投去冷冷的一瞥。

“是不是你在管这个人？”他问。

“当然，大夫。”警官说。

“有什么麻烦吗？”

“得啦，沃森，”警官说，“我说你呀，不用担心。”医生转过头去，几乎一步也没停。“抽支烟，大夫？”医生连话也没答。他继续往前走，工作服轻轻拂过。“嘿，别管他，”警官说，“坐下吧，在你陷入麻烦什么的之前。”威尔伯恩这时看见那道装了橡胶垫的门往里打开，接着又不出声地回过来，给人一副铁面无情、坚不可摧的虚假印象，因为他即使从这儿也能看清门框只是链接在一道边上，一个小孩，一口气，都可以把它掀动。“嘿，”警官说，“只管放心。他们会把她弄好的。那是理查逊大夫自己在弄。两三年前有人送了个锯木厂的黑鬼来这儿，厂里人玩掷骰子的游戏，有人用刀片把他肚子划破了。好啦，瞧理查逊大夫咋办，把他肚膛打开，割掉坏的部分，把两节肠子结缝起来就像焊接电管似的，手术一完那黑鬼就回去干活了。当然啰，他不止长一根肠子，那肠子也不止两尺长，所以他见势不对，连口香糖都没嚼完就朝镇上跑。可他最后一点儿没事。大夫会同样修复她的。弄好了还不一样吗？哈？”

“是，”威尔伯恩说，“是的。你看我们能到外面去一会儿吗？”警官欣然站起身，手里的那支烟仍然没有点上。

“好主意。我们就可以抽烟了。”但是，他还是不能如愿。

“你去吧，我就待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你是知道的。”

“嗯，我不知道。也许我可以到那边门口，站在那儿抽。”

“对，从那儿你能望见我。”他四下张望，看罢走廊又瞧各处的门。“我要是难受要吐，你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

“难受要吐？”

“感到不得不呕吐。”

“等我叫个护士来问问。”

“不，不用问。我不需要。我想我也没什么东西可吐的。不值得去麻烦人。他们来叫我之前，我会一直站在这儿。”于是，警官朝走廊迈去，经过那面照有三道强光的门，继续走向他们进来时穿过的入口。威尔伯恩望见火柴在他拇指前一划，亮光照亮了帽檐下的脸，脸和帽子一块儿斜向火柴（这张面孔长得并不难看，只是类同十四岁就必须用刀片刮脸、年纪轻轻就早早拿上公家手枪的那种人）；由于他要抽烟，入口的门显然得敞开着，第一口烟气一直漫过走廊这边才渐渐消散；威尔伯恩这才发现他闻到了海，那沉睡在黑夜里的浅海湾，没有任何风浪。他听见与他一肘之隔的走廊上有两个护士讲话的声音，是两位护士不是两个病人，两个女的而不一定是两个妇女；也就在那儿什么地方，一只小铃响了，烦躁而又专横；两位护士的话音仍在进行，接着她俩大声笑了，是两个护士而不是两个女人在笑，小铃叮叮不断的声响变得暴躁，怒不可遏；盖过铃声的大笑又持续了半分钟之后，才响起胶鞋底踩过地毡的吱吱声，微弱却很急促；铃声停息了。他闻到的是海的气味，黑暗里海滩的味道，那儿有风刮过，仿佛到了他的肺里，浮在肺的顶端部分又再往里去，但这时如他所料，他不得不拼命吸气，一口口急速有力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浮浅，仿佛他的心脏终于找到了一个容器，为夹带来的黑土泥沙找到一个倾倒场；现在他也站起身来，不是要去任何地方，只是站立起来心里却没有任何打算；在入口处的警官立即转过身来，在身背后捻熄了香烟。可是威尔伯恩没有做出更多的举动，警官放慢了脚步，甚至在灯光照射的门前停下来把帽檐拉平，还在门缝处站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开始走，继续走着；威尔伯恩看见他仿佛像是一根灯柱，恰好立在他与街道之间，因为这时装了橡胶垫的门又开了，这一次往外面开（弧光灯已经关了，他想，他们要离去，现在就要离去），两位医生出现了，门在他们身后不出声地关上；但剧烈振动一下又开启了，还没有开到位又静止不动，闪出两个护士；他只用了一直瞧着警官的部分视线瞥见她俩，因为这时他观察到那两位医生到了走廊，边走边在交谈，声音透过口罩时断时续，手术服整齐地拂动，发出像那两个女人衣裙摆动的声响，打他身边走过也没瞧他一眼；他又坐下，因为警官在身边说道：“这就行了。别担心。”他发现自己坐着没动，两个医生在继续往前走，腰部紧束得像两位女士，身后留下一路衣摆窸窸窣窣的响声；之后，护士之中有一个也经过他身旁，同样戴着口罩，浆硬的衣裙咝咝有声；威尔伯恩坐在一条硬板凳上，仔细地听着：有一会儿工夫他的心脏似乎离开了他的身体，在远方缓慢而有力地持续跳动着，留下自身罩在寂静的球形物体中，在这圆状的虚空里唯有记得风声的低吟，唯有听见橡胶鞋底的吱吱声响；最后，那位护士终于在板凳边停下脚步，过了片刻他才抬起头来。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

“好吧。”他说。但是他没有立即行动。这是没瞧我一眼的那位护士，他想着，这会儿她也不在瞧我。现在会瞧我的唯有她。他站起身来；行啦，警官也站起来；这时，护士瞧着他，问道：“你要我跟你一道进去吗？”

“好。”跟去当然很好。也许一口气就可以办到的，可当他把手扶上门时却发现他全身的重量也推不开，他仿佛一点儿也使不上身体的重量，那道门真像是一块陷进墙壁的铁板；幸好这时，门忽然在他面前开了，他看见护士的手、手臂和那张手术台；有人指给他看夏洛特的躯体，那形体难以理解地平摊在一张布单下面。弧光灯关掉了，辅助台已经推到屋角，只剩一盏穹顶灯还亮着，还有一位护士——他记不全她们四位——正在洗手槽边擦干手。但是，这时她把毛巾扔进盆里，然后从他身边走过，也就是说，她进入他的视线接着又出了他的视线，不见了人影；靠近天花板的什么地方有一架鼓风机或是排气扇，还在转动，但是看不见，至少是隐蔽的、掩饰着的；他走近手术台，护士伸手翻开布单；过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往回看看，一面痛苦地眨巴着发干的眼睑，看见警官站在门口。“现在结束了，”他说，“他可不可以抽支烟？”

“不行。”护士说。

“别在意，”他说，“你很快就会撑过来的，然后你——”

“快点儿，”护士说，“你只有一分钟时间。”不过，这时吹进手术室的不是凉风而是逼出去的热气，室内没有夜风刮来的黑泥气味。但的确是有一股风徐徐吹来，他能够感觉到并且看得见，一绺黑色的剪得很短的头发飘在风中，由于头发还是湿的，而且湿气很重，显得沉甸甸的，飘落在她紧闭的双眼和外科医生打的一个支撑着她下巴的纱布结之间。然而，不仅是这些。不只是周身关节和肌肉变得松弛，整个身躯已完全塌了下来，像决堤的水奔涌而下，只留待他瞧上一眼，便又继续奔流，寻找更深、更低的地方，远远低于行走和直立的高度，低于平卧的称作睡眠的死亡之躯的高度，甚至低于薄如纸的踹地的鞋底，最后连低平的地面也不够低，它漫淌过去的时候，速度由慢到快，最后快得难以置信：去了，消失了，在贪欲难填的泥土上没留下任何痕迹。护士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说道：“行啦。”

“等等，”他说，“等一会儿。”可是，他只好后退。与来时一样疾速，仍是那副装了橡胶滑轮的担架，仍是那个没戴帽子的瘦个子男人，他的头发抹上水整齐地分开，朝前梳齐整后又在眉头上方卷回去，像旧时酒吧老板梳的发式，手电筒插在他臀部的兜里，外衣边沿紧束在身后；担架滑轮迅速转动着，直推到手术台侧边，护士又一次拉开布单。“需不需要我帮帮这两位？”他问。

“不用。”护士说。布单下不再有任何特定的形体，移上担架时仿佛没有重量。担架滑轮又开始转动，吱吱地滑到门口，警官站在那儿，这时把帽子拿在手上。然后，担架推出去了。有一会儿他还能听见，过后便听不见了。护士把手伸向墙头，按钮咔嚓一声，鼓风机的嗡嗡声停止了。仿佛它与墙壁撞了个满怀，一下便被深沉的寂静隔断；这寂静排山倒海般向他袭来，他像是掉进了海洋，毫无依傍，任海浪冲着他翻滚打旋，随波逐浪冲去，他不断痛苦地眨巴着粗糙发干的眼睑。“走吧，”护士说，“理查逊医生说，你可以喝一杯。”

“当然啰，莫里森。”警官重新戴上帽子。“不要太往心里去。”

监狱颇有些像那家医院，不同的是这儿是两层楼，呈正方形，周围没有夹竹桃树丛。但是这儿有棕榈，就在他的窗外，长得高大些但形象更加丑陋。当他和警官一道从棕榈边走过进入监狱时没有刮风，棕榈扇叶却平白无故突然狂乱地摇曳起来，仿佛是受了惊吓似的；夜里还有两次，当他站在窗前，攥住铁栅的双手不时交换，手掌心攥出了汗水，铁栅攥得发烫，这时，棕榈扇叶也莫名其妙地突然摇曳，哗哗地响了一会儿。当河里的涨潮退去的时候，他闻到了那气味——牡蛎壳、河虾头在低洼咸水里腐烂的酸腥味，还有杂草乱麻和陈年淤积的烂泥发出的腐臭。晨曦开始呈现之际（他已经听了很久捞虾船纷纷出海的喧闹），他看见那座吊桥突然横亘在淡白色的天空，桥上有通往新奥尔良的铁路，他听见一列从新奥尔良开来的火车，先是突突直冒浓烟，再看见火车缓慢地像玩具似的爬过桥面；扁平的太阳已经透红，把一节节高兀的车厢映衬得粉红粉红的，仿佛是用来点缀糕点的稀奇陪衬。火车开过去之后，烟气也成了粉红色。窗边的棕榈开始发出低沉连续的干沙沙声响，他感到清晨从海上徐徐吹来的凉风，充满了清爽宜人的碘盐咸味，盖过了杂酚油、烟草唾沫和呕吐物的气息，低洼平地发出的酸腥味也消散了；这时，随潮变幻的海水潋滟生辉，无数雀蟮在漂浮的渣滓垃圾之间缓缓地荡来荡去。这时他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接着，监狱看守端着一盅咖啡和一块工厂制作的咖啡糕点进来。“你还要别的什么吗？”他问，“来点肉不？”

“谢了，”威尔伯恩说，“只要咖啡。或者可以给我几支香烟，从昨天起我还没抽过烟呢。”

“我先把这些放下再去吧。”看守从衬衣里掏出一个装烟的布口袋和几张纸。“你会卷烟吗？”

“我不知道，”威尔伯恩说，“行，谢谢。这些就行了。”可是，他并不太在行。咖啡太淡，过甜又烫，烫得没法进口，甚至不敢伸手去端，似乎具有一种热力永不减退甚至自身还会恢复热量的本事；于是，他把盅子放在小凳上，坐在小床边看着它冒气；他自己没有意识，却已摆出了一副难以忘怀的受苦受难的姿态，低着头弯下腰，不是沉入了悲哀的思绪而是全副身心关注着眼前的残羹剩饭，一根骨头，一根骨头也需要守护，不担心高贵的人去争而怕平辈的人去抢，不论是保护者或被保护者，贱民贱狗也会一样，甚至会猛叫猛扑地在泥地里同主人争抢。他凭自己的经验把布袋里的烟丝倒在打皱的纸上，完全不记得曾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见过这程序，应该这么做，不无惊慌地看着烟丝在窗口吹进的微风中飘飘扬扬地撒向纸外，他转过身来遮掩卷纸的时候发觉手竟然开始颤抖，虽然这与他的手全然不相干；他把烟口袋小心放到一旁后，眼神专注地看着烟丝仿佛是籽粒一般卷进纸里，又用另一只手来帮忙，这时发觉双手都在战栗，纸突然在两手之间破裂，几乎听见啪的一声响。他的双手这时更是抖得厉害；他在第二张纸上布烟丝，用了全副心思，根本没去想抽不抽烟，一心只想卷成一根烟卷；他有意地把两只胳膊抬高，高过膝头，高到与他憔悴的没刮过的面孔齐平的地方，两手捏住卷烟纸让颤抖停止下来。但是，等他两手放松再把烟丝卷进纸里的时候，双手又开始颤抖，不过这一回他没有住手，小心翼翼地直把烟丝往纸里裹，也不顾烟丝从纸的两端纷纷往下撒落不停；卷好后他只好双手捏住两头，当他用舌头去舔纸时他的头仿佛接触到了同样无法控制的震颤；这时他坐下来，望了一会儿自己的成果——弄坏的纸卷里撒掉了一半烟丝，而且卷纸已经汗湿，无法点火。拿稳火柴棍也需要用上双手；他吸到的不是烟而是一股热气，实实在在的热气直钻他的喉咙。尽管如此，他右手拿住烟卷，左手伸去扶住右手腕，还是又抽了两口，在烟卷迅速燃到另一端之前，又再抽了一口才扔在地上；正当他伸脚去踩时，这才想起并注意到，他还打着赤脚。他让烟头燃着，回过头来坐下，带着绝望的目光望着那一盅咖啡，在这之前他不曾表露过这种神情，也许还没有开始感受绝望的滋味；他端起盅子像刚才双手捏住烟卷那样，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腕；口盅端到嘴边，他把心思集中在咖啡而不是喝咖啡上，因此也许忘了咖啡太烫不能喝；略微有些震颤的手端着口盅，嘴边碰上仍然发烫的杯边，吞一口缩回一次，一边眨巴着眼睛，眨几下又吞一口；咖啡泼溅出杯外，泼到地板上，泼到他脚上和脚踝上，仿佛是一把细针或细冰条子扎了上去；他一双眼睛又开始眨巴个不停，干脆把口盅放回小凳上——他仍需要用双手去接触小凳子——，重新把咖啡盅放回凳上；他坐在杯子旁边，弓着身子，不断眨巴那粗糙发干的眼睑，这时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两人的脚步，可是这一回他没有抬头去张望；他听见门开了随后又一声碰撞，然后他才抬头环视，却看见一身双排扣的外套（这一件是棕灰色的），衣服上方的面孔刚刚刮过，可也是一脸无眠的倦容，（威尔伯恩）心想：他有更多的事要照料，而我只是等待。他一接到通知就必须离开，还得找个人看管孩子。里顿迈耶提来一个包——一年前从实习生宿舍的小床下拿出来的，先后到了芝加哥、威斯康辛、芝加哥、犹他、圣安东尼奥，最后又回到新奥尔良，现在提到了监狱；他走到跟前把包放在小床旁边。但是这并没有完，那只露在灰色的光滑袖口外面的手现在伸进了上衣。

“这儿是你的衣物，”他说，“我已经为你办了保释，他们今天上午就会放你出去。”那只手伸出来，向小床上扔出一扎钞票，整齐地折合在一起。“这同样是三百元钱，你曾经拿上这个数绕了个大圈，最后反过来得到钞票。这会让你去很远的地方。总之是够远的。比如墨西哥，如果你谨慎些，你也许能在那儿的某个地方隐姓埋名过下去。不过，就是这些，懂吗，不会给你更多。”

“别谈这个好吗？”威尔伯恩说，“不谈保释行不行？”

“不谈！”里顿迈耶情绪激动地说，“从这儿滚开。我给你买张火车票，送你去——”

“对不起。”威尔伯恩说。

“——新奥尔良，你甚至可以乘条小船溜出去——”

“对不起。”威尔伯恩说。里顿迈耶住口了。他没有瞧威尔伯恩，没有瞧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说：“为她着想吧。”

“但愿我能就此了结。但愿能够如此。不，我办不到。也许这就完了。也许这正是理由——”可能是的，这几乎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实质。但是，事情并未了结；这也没什么；还会回复的；到了一定时候，他会找到理由并且永不放弃。

“那么，想想我吧。”里顿迈耶说。

“但愿我能同你了断。我感到——”

“不考虑我！”对方说，又是突然被激怒，“你难道对我不感到抱歉？明白吗？明白吗？”他心里还想到了别的什么，但他没有说出来，没法说出口或者不愿说出来。他也开始颤抖，穿着那身暗色的整洁漂亮的衣服，声音低微地念道：“上帝，上帝，上帝。”

“也许我感到抱歉是因为你对此束手无策，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任何人都知道。但那于事无补。我要是那样做，会有所帮助，但帮助不大。问题是我不能那样做，而且我知道为什么不能。我认为自己确实知道，我只是还没——”他也住嘴了。他平静地说：“我很抱歉。”对方不再颤抖了，他也同样平静地说：“所以，你不愿离开。”

“也许你能告诉我理由，”威尔伯恩说。但是，对方没有回答。他从胸口的兜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绢，仔细地揩了揩面孔。这时，威尔伯恩注意到从海上吹来的晨风已经停息，积云点缀的明媚天穹和大地仿佛是一个空虚的球体，一片虚无，无论此刻在刮什么风都不足以弥补，只能是随意地在球体内飘来荡去，没有规律，不可预料，来无踪影，去无方向，像空旷的平原上一群脱缰的野马。里顿迈耶朝门口走去，把门敲得格格响，没回头瞧一眼。看守出现，把门开了。他不会再回头望一望的。“你把钱忘了，”威尔伯恩说。对方转过身，回来拿起那一扎整齐的钞票。过了一会儿，他直瞪着威尔伯恩。

“你不愿那么干，”他说，“你不愿意。”

“我很抱歉，”威尔伯恩说。他真要能说出理由就好了，威尔伯恩想，也许我就会的。不过，他知道他没有。然而，在六月的最后几天到七月开初的那段时间，他还时常思索这个问题：在黎明时分，当他听着捞虾船从近海河岸驶向海湾时发动机发出轰轰声响；在清晨凉风吹拂的短暂时刻，这时太阳还遮在他背后；在漫长的充满黄铜色阳光的午后，当斜阳透过弥漫着盐水的空气端直地照到他的窗户，摄下他的面孔、上体和他扶住窗栅的身影。他甚至又逐渐能够睡觉了，有时发现自己竟然在双手交替地扶着汗湿的窗栅的当儿就睡着了。然后，他打住思绪，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住的；他甚至忘记了里顿迈耶的来访，忘得一干二净。

一天——快到日落的时候，这之前他不明白怎么会没注意到它，它在那儿已经二十年了——他看见河对岸接近大海的地方，在仅有一层楼高的低平河界那边，立着一个混凝土结构的急救船的船壳或船体，一九一八年始建却一直未能竣工，从来没有移动过，多年来底部已经溃烂，老摆在河口水光荡漾的泥地上，一条晾衣细绳悬在甲板之间。这时，夕阳已经落到它背后，他已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发现斜着伸出的炉子烟筒轻烟袅袅，看得清飘动在清晨海风里晾着的衣服的颜色；后来，又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他相信那是个女人，正在从绳上收取衣服，他还看清了那手势，她把衣夹一个又一个含在嘴上；我们早要知道那地方，也许会在那儿住四天，可以节省十元钱，他心想，四天，也许不止四天，可能不止。一天傍晚，他看见一只平底小渔船划到岸边，一个男人扛上一束长长的鱼网爬上梯子，把网悬挂起来，那景象有如童话一般；他还看见那男人在朝阳下补网，坐在船尾，网放在膝头上，太阳照在茶褐色的鱼网上，五光十色。他站在窗边，看着月牙出现，一夜又一夜地逐渐变圆；他站在惨白的月光下，看见下弦月逐夜亏损；一天下午，他看见在河口处，政府站的细桅杆上飘扬着旗帜，一面高过一面，映衬在低平的浮着铁色云层的天空中；当晚，河道外面的浮标彻夜呜咽呻吟，不时还发出吼叫，窗边那棵棕榈，扇状叶片碰撞个不停；黎明前夕，在尖声高叫的迅猛暴风中，一场飓风的尾巴扫过。不是飓风本身，它奔腾横扫的地带在墨西哥海湾的什么地方，这里只是它的尾巴；但它这顺道一扫，掀起十英尺高的浊黄色浪潮，长达二十小时迟迟不退；它狂暴地穿过野棕榈，把扁叶摇曳得不住地发出干沙沙的嘶叫；它还愤怒地扫过牢房的屋顶，一连两夜他都听见海浪汹涌，拍打着防波堤发出巨大的轰鸣，浮标在漆黑的夜里也在海浪吼叫的间隙格格有声；他仿佛还听见高卷的恶浪在哽噎住叫喊之后爆发出更尖厉的怒吼；暴风过后大雨袭来，一直下到次日黎明时分，这才削减了怒气，顺着东风向低平的土地推进。越到内陆地区，风雨越是平和，变成了夏天的一阵银色细雨，飘洒在浓郁的装饰性树木之间，飘洒在修剪齐整的草地上；在他的想象里，草地一定是修剪过的，就像他曾坐在那儿等候的公园，甚至有时候还会有孩子的保姆出现，最好的景象，最难忘的情景；甚至很快还会立块墓碑，在恰当的时刻，垒上黄土、行过仪式之后，碑上什么也没有；墓地静穆葱茏，修剪平整，尸体，盖在抽花刺绣的单子下面的形状，扁平而又瘦小，虽然有重量但抬在两个男人的手里又仿佛没有任何重量，一旦入土却在重如铁般的泥土下安息。他想，不过，那不可能就是人生的全部，不可能是。虚度。不是指肉体的浪费，肉体向来不计其数。为了保全国家、捍卫那些格言，人们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发现了这一点：只要国家得以保全，为其捐躯就是值得的。但是记忆，毫无疑问，记忆独立于躯体而存在。不过，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记忆不会知道自己是记忆，他想，记忆不会知道它记忆的是什么。因此，古老的躯体必然还会存在，它脆弱可摧，还会引起记忆兴奋。

还有一次，他几乎就要弄明白了，但到头来又没有抓住。不过他还没有下工夫去穷究；事情并不那么急，他不担心；时机一旦成熟，它就会回来，甚至唾手可得。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得到允许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有个理发师来（他们已拿走了他身上的刮胡刀片）给他修了面；他换了件新衬衫，戴上了手铐，身旁一边是警官，另一边是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三人并排走在朝阳下的街道上，街道上的人们——从锯木厂来的常患疟疾的工人，日晒风吹的专门从事捞虾的人——都拥到街头来看热闹，看他走向法院，这时法院的阳台上已经有个法警在那儿吆喝。法院楼房像是另一处监狱，也是两层楼房，拉毛水泥的粉饰墙，周围有杂酚油和抽烟涎液的气味，只是没有呕吐物的腥臭；楼房坐落在一块没长草的空地上，楼外面有六七株棕榈树，也有夹竹桃丛，开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下面是一簇簇低矮浓密的马缨丹。通往法院楼房的入口道上，这时挤满了人，还会拥挤一阵；这儿有些树荫，带有地窖一样的凉意，但烟草味更浓，人声熙熙攘攘不是成句成段地在讲话而是低沉单调地咕咕哝哝，是一些似睡非睡的只言片语。他们上了楼梯，跨过一道门栏，走进一条通道，两边的长条凳上坐满了人，都侧过头来观看，还听得见法警在楼厅连连指挥招呼的声音；他们先在一张桌边就座，他夹在辩护律师和警官之间，当法官迈着急促的细步来到法官席就座时，他们一齐起立随后又坐下；法官是位年老的长者，没有穿法官长袍，只穿了一身亚麻衣服，一双黑色的高筒靴子。审理时间不长，一切按章办事，简明扼要，只花了二十二分钟，包括组成一个陪审团，由指定律师（一个青年人，圆月一般的面庞，一双近视眼睛隔在镜片背后，穿一身皱巴巴的亚麻衣服）单调乏味地询问一番；法官高坐在一张形色颇像红木的松木讲台背后，他的模样一点不像搞法律一行的人，倒像卫理公会教派的主日学校的主管，说不定平日在银行上班，一个能干、精明的银行家，身材细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蓄着一溜干净利落的胡须，戴一副老式的金边眼镜。“起诉状上是怎么写的？”他问。书记员读了一遍，声音低沉单调，措辞累赘令人昏昏欲睡，只听清了几个字：“……有损密西西比州的尊严与和平……杀人罪……”坐在台后最边上的一个人站起身来，穿一身打皱的衣服，像是泡泡纱似的薄织品，几乎有失身份。他身材肥胖，倒有一张律师的面容，清秀的面孔几乎透出几分高贵的气质，具有在法庭上受人赏识的才能，口齿伶俐，行动敏捷；他是本庭的地区检察长。

“法官大人，我们认为可以定为谋杀罪。”

“高尔先生，这个人并非以谋杀罪起诉，你是知道的。被告人。”这时，年轻的胖胖的律师站起身，他既没有老法官的便便大腹，也不具备律师的清秀面孔，起码还不到时候。

“服罪，法官大人。”他说。这时威尔伯恩听见身背后——发出长长的唏嘘，一声叹息。

“被告人愿不愿意接受本庭的公断？”法官问。

“法官大人，我完全服罪。”威尔伯恩说，他又听见背后发出的唏嘘叹息，声音更高，但这时法官拿起像小孩玩耍的小木槌梆的一声敲响了。

“那儿别讲话！”他说，“被告人愿不愿意接受本庭裁决？”

“愿意，法官大人。”年轻律师回答。

“那么，高尔先生，你就不必另提理由了。我会指示陪审团——”这一次，场内不再有任何叹息声，威尔伯恩听得见抑制的唏嘘；接着，几乎是一阵喧哗，当然声音不高，没高扬得起来，小木槌敲击桌面，法警这时也在嚷嚷什么，场内猛然响起踏地的脚步，人们骚动起来；有一个人大喊：“一点不假！干吧，杀了他！”这时，威尔伯恩看见了它——一件灰色的双排扣上衣（同一件）正不断往审判席移动，他看见那张面孔，一副怒不可遏的面容；这个人未经任何警告就被置于一种错误的受苦境地，这种苦难对他是不适宜的，这时他心里一定在嘀咕：为什么落在我头上？为什么？我有什么错？我这辈子做了什么错事？他直往前去，停顿了一会儿便开始大声说，他的声音打断了人们的喧哗：“法官大人——敢请本庭——”

“这是谁？”法官问。

“我是弗朗西斯·里顿迈耶。”里顿迈耶说。这时场内又爆发出喧哗，小木槌再次梆梆地敲起，法官自己也高声直叫，想把喧哗压下去：“安静！安静！再像这样喧哗，我就宣布休庭！解除那人的武装！”

“我没有武装，”里顿迈耶说，“我只想——”但法警和另外两人早已扑到他身上，两只灰色平滑的袖子已被缚住，一边直拍打他的衣袋和身子两侧。

“他没带武器，法官大人。”法警说。法官转向地区检察长，微微地有些颤抖，身子单薄的老法官也经不起这个意外。

“高尔先生，这滑稽的插曲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法官大人。我并没——”

“你没有召他来？”

“我没觉得有此必要。考虑到他——”

“敢请本庭，”里顿迈耶说，“我只想提出一个——”法官抬起手示意，里顿迈耶住口了。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面容冷静得像件雕刻品，有些类似哥特式大教堂的雕刻面孔，暗淡的眼睛也带有类似的没有眼珠的大理石刻像的茫然神情。法官直瞪着地区检察长，现在该检察长展现他的律师面孔了，他十分的警惕，万分的机警，脑子里隐秘而又神速地打着转儿。法官又转向年轻的律师，肥胖的那位，直愣愣地盯着他。然后，他瞧着里顿迈耶。“本案已经了结。”他说，“但你要是还想陈述什么，你可以讲。”这时，里顿迈斯朝证人席走去，场内一片静寂，屏息静气，威尔伯恩只听见他自己的和站在他身旁的年轻律师的呼吸。“本案已经了结，”法官说，“被告正等候宣判。你就在那儿讲吧。”里顿迈耶止步了，他的目光没有投向法官，没有投向别的任何东西，他面色冷峻，充满正气，愤怒无比。

“我想提请申诉。”他说。有好一会儿，法官没有回应，只是凝望着里顿迈耶，手里仍握着木槌像握着把刀似的，随后身子略微靠前，直视着里顿迈耶：威尔伯恩感觉到那惊讶和怀疑的神情在沉积，在汇聚。

“你什么？”法官问，“一个什么？申诉？为这个人？这人自作主张，执意要给你妻子动手术，他明知道这有可能置她于死地，而且果然如此。”这时，场内人声鼎沸，声浪此伏彼起；他听见场内有脚步声，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法警像一队橄榄球队员冲进声浪；一个充满愤怒和喧嚣的旋涡：包围了那衣冠周正、面孔镇静而又气愤的人，“绞死他俩！把两人一齐绞死！”

“把他俩关在一起！让那狗娘养的这一回在他身上动刀子！”吼叫声盖过了踏步声和尖叫声，过了好一阵才渐渐沉寂下来，但并未完全停止，只是被关上的门阻挡了；不一会儿，楼房外面喧嚣又起；这时法官站在那儿，双臂支撑在台上，手里仍紧握着小木槌，脑袋不住摇晃颤动，真是一颗老年人的头颅。然后，他缓慢地坐下，头颅仍像老人的头晃动不停。不过，他的声音却十分稳重冷静：“把那人送出城外加以保护。一定叫他马上离开。”

“法官，这阵子他最好不要离开这幢楼。”法警说，“听听人们的叫喊。”但谁也不用仔细听就能听见，不过这时已不再歇斯底里了，只是激动而又气愤。“他们不是气疯了要绞死人，只是恨不得想要惩罚人。不过——”

“行啦，”法官说，“把他带到我的议事室去。一直关到天黑之后，再叫他出城。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发现犯人如所控告的有罪，所以请提出你们的评判并附上判决，判他到帕奇曼的州劳教所服重劳役不少于五十年。你们可以休会了。”

“我认为没必要那样做，法官，”陪审团的领头人说，“我认为我们都——”法官转身朝向他，这位瘦长的老人气得发抖：“你们休会了！你们想蔑视本庭不成？”不出两分钟，陪审团便散去了，只消法警替他们开门又关门的工夫。外面的喧嚣还在持续，声浪此起彼伏。

当天下午，又下了一场雨；太阳还来不及隐去，亮沙沙的雨幕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哗啦啦飘了过来，然后又像无缰的游移不定的小马驹一般不知道了去向；过了三十分钟，它又亮沙沙的没有恶意的哗啦哗啦转了回来，迈着它水淋淋的脚步。天黑以后不久，他被送回牢房；这时在最后一抹绿意之上，天空显得高洁，片云不存，夜晚的星星拱映在天穹；窗户铁栅外的棕榈，声息低微，尽管雨水早已蒸发，他的手扶在铁栅上仍然颇有凉意。现在他才领会到里顿迈耶的意思，明白了他的理由。他又听见两人上楼来的脚步声，但他没有从窗边扭过头去；门开了又哐啷关上，他看见里顿迈耶走进门来，先站在那儿瞧了他一会儿。然后，里顿迈耶从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跨过牢房伸手递给他。“这儿。”他说。那是一个小盒子，没有贴标记，装的药，一粒白色的药片。威尔伯恩傻乎乎地俯视了小盒一会儿，虽然只是一会儿，但过了这一会儿他才平静地说道：“氰化物。”

“是的。”里顿迈耶说。他说完便转身走开了，他的面孔还是同往常一样，镇静而又恼怒；这个人一贯正确却并未从中得到安宁。

“可是，我不——”威尔伯恩说，“我就算一死又怎能帮助——”这时，他相信自己明白了。他说：“等等。”里顿迈耶已走到门边，手已搭上门，还是停下来回头一望。“那是因为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快吞下去。”对方瞧着他，迟迟不语。“我感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换了是我，但愿我也能明白，会为你做同样的事。”之后，里顿迈耶摇了摇门，一副永远正确的面孔，又望了一眼威尔伯恩。看守露面把门开了。

“我不是为了你而这样做，”里顿迈耶说，“你那该死的脑袋里别这么想。”他说完之后便去了，门哐啷一声关上。那神情里丝毫没有闪现出理解，过于沉静了，容纳不下理解，那只是一堆混乱而已。毫无疑问，他想，在新奥尔良的最后一天。他答应过她。她说过，不能怪那个笨蛋杂种威尔伯恩，于是他向她做了承诺。原来如此，那就全明白了。这已经静静地形成模式，将会长久留在那儿，让他看着它流动，消失不见，永远退出记忆；于是唯有记忆能够长久，不可磨灭，只要还有肉体存活供它玩弄。这时，他就要想明白了，并且形诸语言；现在不用着急了，他朝着窗口，小心地捧着那已打开的小盒，拿一张卷烟草的纸包紧那药片，用拇指和另一根指头使劲地捏那药片，仔细地将它顶在一根铁栅杆的下面部分，把它捏成粉末，一点不漏地倒进小盒里，再用卷烟纸去擦铁栅栏；末了，把盒子里的药粉倒到地板上用脚踏踩，踩进尘土和油腻里，直到药粉无踪无影，再烧掉那卷烟纸，才又回到窗边。他站在那儿，等着，这样等着也好，直等到那个唾手可得的时刻。这时，他看见那边混凝土船壳里亮起一盏灯，就在船尾部的舷窗口，这是几周来他称之为厨房的地方，仿佛他居住在那儿；这时，棕榈叶片发出低微的声息，河岸边开始吹起淡淡的微风，吹来沼泽地和野茉莉的气味，再继续向死寂的西面吹去，朝天空扬向闪烁的星星；已经是入夜时分了。原来，不仅仅只是记忆。记忆只占一半，记忆是不够的。他想：记忆一定得存留在什么地方。也的确有虚掷的年华。不只是我。至少我不认为只是我。希望我不是单独指我，让它指每个人，想到那身体，记起那身体，健壮的大腿，那双喜欢做爱和制作东西的手。看来那么少，想要的那么少，要求的也那么少。既然人生总是在朝着坟墓爬去，到了老态龙钟苟延残喘的地步，连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都不配，而只不过在沿袭惯例而已，甚至获准接受失败才配沿袭惯例——这呼哧呼哧喘气的肺部，这老出毛病的肚子，是无法享受乐趣的。然而，记忆毕竟存活于形体，哪怕它再老态衰败：现在，他追索的终于到了手，简单明了，清澈见底，再不会失去；棕榈叶片摇曳，沙沙有声，在黑夜里既狂躁又委顿，可是他能够面对，他想：不是能够，而是愿意，是想要。说到底还是要有一副皮囊，不管它多么老态。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记住的是什么；因此，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个记忆都得终止。是的，他想，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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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dusa，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原为凡俗女子，因触犯智慧女神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极丑陋，凡见她的人都变成石头。

2. strychnine，一种中枢兴奋药。

3. 这里暗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一次战争结束所有战争”之类的动员参战口号。

（五）老人河

第二天早上，州长手下的一位年轻人来到了劳教所，这就是说，他还相当年轻（虽然他已过三十，自己也绝对无意要显出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身上有种表露性格的气质，他不曾有的东西他从来不要，他一时到不了手的东西他从来不曾想要）。他毕业于东部的一所大学，是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会员，在州政府里领了个文职官衔，但这可不是他用竞选捐款买来的。他穿一身东部式样的潇洒便装，鹰钩鼻子，目光闲散而又高傲，到过许多偏远林区，常常出现在小店铺的阳台上，讲述种种故事，引得穿工装裤、随地吐痰的听众捧场喝彩；他会以同样的目光，逗乐那些为了纪念上届政府或者为了向下一届表示敬意（或者希望）而取名的青年小伙子，也会由于办事懒怠，去拍那些不再是小孩但还不到投票年龄的青年人的马屁（这是关于他的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他手持公文包走进监狱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负责堤坝事务的副监狱长也来了。原本过一会儿就要叫他来的，但还未到时候，不知怎的他自己跑来了，连门也不敲，戴着帽子撞了进来，还高声叫起州长手下的年轻人的绰号，并用手掌拍了拍他的背，坐下来便抬起一条腿放在监狱长的办公桌上，差不多横在监狱长和来访使者之间。或者也可以说，来者是位钦差大臣，带来了密诏，带来了绞索，马上就要找岔子见端倪了。

“嘿，”州长派来的年轻人说，“你们玩了鬼把戏，不是吗？”监狱长手里拿着一支雪茄，刚才向来客敬献过一支，却被拒绝了。监狱长面色严峻，一动不动地瞧着副手的颈项，副手却把身子往后靠，又向后伸出一只手去打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支雪茄烟来。

“我看这似乎没啥问题，”监狱长说，“被大水冲走，非他所愿，他一有机会就回来投案自首了。”

“他甚至把那该死的小船也带了回来，”副监狱长说，“他要是扔下那船不管，花三天时间就可以走回来。可是他不肯，先生，他一定要把船弄回来，‘那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可是，我可一直没找着棉花仓顶上那个杂种。’”他拍了一把膝头，哈哈大笑起来。“这些犯人，骡子都比他们聪明一倍。”

“骡子比任何东西都聪明一倍，除开耗子，”使者用他那讨人喜欢的声音说，“可是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在哪儿呢？”监狱长问。

“这个人死了。”

“活见鬼，他没死，”副监狱长说，“现在他就在那边工棚里，也许在睡大觉呢。我领你去那儿，你就会看到他的。”监狱长用眼向他的副手示意。

“听我说，”他说，“布莱德索刚才告诉我有头母骡的腿出了点什么问题，你最好去牲口棚一趟——”

“我已照看过了。”副手说，他根本不理会监狱长的眼色。他在观察，他要同使者谈话，“不，先生，他没有——”

“可是，他已经因死亡正式除名了。是除名，而不是赦免或者假释。他要么是死了，要么是自由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都与这儿没干系了。”这时，监狱长和他的副手都傻眼了，副手欲言又止，他手里那根雪茄刚咬掉了尖头。使者神采飞扬、一字一板地说道：“有监狱长呈送州长的死亡报告为据。”副监狱长闭上嘴，再没有别的动作。“有当时奉命处理并将该犯尸体运回劳教所的官员的证词为凭。”这时，副监狱长才把雪茄放进嘴里，慢慢地把腿从办公桌上移下来，一边在嘴唇上滚动那根雪茄一边说：“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指的是我，对不对？”他短短一笑，舞台上的笑法，只笑了两声。“我经历了三届不同政府的改选，一连三次都出了力。这是有案可查的，杰克逊城里总有人查得出来。要是他们查不出，我可以出示——”

“三届政府？”使者说，“哇，哇，可真不简单。”

“不简单，你算说对了，”副监狱长说，“林区大部分人可都没像我这么卖力过。”监狱长又一次望着副手的颈项。

“听我说，”他说，“你干吗不去我家一趟，把我餐具柜里那瓶威士忌拿来？”

“好的，”副监狱长说，“可是我想，咱们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告诉你，咱们可以这么办——”

“喝上一两杯，咱们会解决得更快的。”监狱长说，“你顶好还是顺路去你那里拿件上衣，把那瓶——”

“那太费时了，”副手说，“我用不着穿什么上衣。”他朝门口走去，又停步转过身来。“我告诉你该咋办。就在这儿叫十二个人来，告诉他这就是陪审团——他以前只见过一次，不会有更多了解——以抢劫火车罪审理他，汉普可以当法官。”

“你不能以同一桩罪案审两次，”使者说，“即使他认不出见到的陪审团，他也会明白是那桩事的。”

“听我说。”监狱长说。

“那好吧，我说是一桩新的火车抢劫案。告诉他这是昨天发生的事，说他抢了另一列火车，当时他昏过去了，事后忘了有这桩事。他会有什么办法，再说，他根本不在乎。他还巴不得待在这儿不出去呢，他没有地方可去，即使是放他出去。他们这伙人都这样。把任何一个人释放了，到圣诞节他不回来才怪呢，就像是回来团聚什么的，而且犯的事儿也同前次抓起来的一样。”他又哈哈大笑。“这些犯人呀。”

“听我说，”监狱长说，“你到了我家，不妨把酒瓶开了，看看酒还好不好；先喝一两杯，你自己先品品味儿；要是不好，就别拿来了。”

“好。”副手说，这一次他才真走了出去。

“你能不能把门锁上？”使者说。监狱长微微动了一下，就是说，他在椅子里改变了一下姿势。

“毕竟，他刚才说得没错。”他说，“迄今为止，他已猜对了三次。再说，他在皮特曼县跟所有的人都沾亲带故，除开黑人。”

“也许咱俩可以动作迅速点，”使者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纸。“就那么办吧。”他说。

“就那么办？”

“犯人是逃跑的。”

“可是，他又自愿跑回来自首了。”

“但他当初是逃跑的。”

“好吧，”监狱长说，“他当初是逃跑的又怎么办？”这时，使者说了声“瞧，”又说道：“听我说。我是每天拿津贴的，那是纳税人的钱，还有选票。万一有什么人碰巧想到要对这桩事调查一番，那就会有十位参议员和二十五位众议员到这儿来，也许会乘一列专车。按天拿津贴。也许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要取道孟菲斯或新奥尔良回杰克逊，不让他们这样走是有困难的——还要按天领津贴。”

“好吧，”监狱长说，“他说该怎么办？”

“这么办。这人走掉时是由一名官员专管的，但他被押送回来则是由另外一位官员。”

“可是他是自——”这一次监狱长不等说完便自动住了嘴。他瞧着使者，几乎是瞪大眼睛瞧着他。“好吧，继续讲。”

“由一名特派的官员专管，但这位官员回来报告说，该犯的人身已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事实上，这等于说他不知道犯人在哪里了。这说法是对的，是不是？”监狱长没有吭气。“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使者的口气得意扬扬，又固执己见。

“不过，你不能这样对待他。我告诉你，跟他沾亲带故的人有一半——”

“这个嘛也已经考虑过了。长官已给他在公路巡逻队安排了个职位。”

“见鬼，”监狱长说，“他连摩托车都不会开，我甚至不敢让他开卡车。”

“他用不着开车，不用说，对一个连续三次猜准州政府大选的人，州府是既惊讶又感激的，会为他提供一辆轿车，倘有必要还可派个人替他开车。而且，他甚至可以不必整天待在车里，他只消待在车的附近就行，如果巡视官看见这辆轿车，停下来按按车喇叭，他能听见，出来露露脸就行。”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监狱长说。

“我不也一样。你们的那个人要是离开后淹死了，倒也就省去了这一切，本来他也好像让所有人都相信是那么回事的。可他没有淹死。现在，长官说就这么办。你还想得出什么高招吗？”监狱长叹了口气。

“想不出。”他说。

“那就这么办。”使者打开那沓文件，摘下钢笔套头，开始写道：“企图越狱未遂，加判十年徒刑。”他边写边说：“副监狱长马克沃斯调至公路巡逻队工作。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称之为由于服务优异，这无关大碍。办好啦不是？”

“办好啦。”监狱长应了一声。

“那么，你派人去叫他来，把这事儿了结了。”于是，监狱长派人去叫高个子犯人，他随即来到，神情阴郁严肃，穿了身新囚衣，下颚由于日晒有些发青，但却刮得干干净净，他的头发刚理过，发道分得整整齐齐，还残留着监狱理发室用的发油气味（那位理发师因谋杀妻子判了终身监禁，还当理发师）。监狱长直呼他的名字。

“你真不走运，对不对？”犯人一言不发。“他们得给你加刑十年。”

“行。”犯人说。

“你运气不好，我很抱歉。”

“没事儿，”犯人说，“只要规矩是这样就行。”于是，他们就这样给他加刑十年，接着监狱长递给他一支雪茄。所以此刻，他坐在上下铺之间的空当里，身子像小刀折叠着紧靠在背后，手里的雪茄还没有点燃，胖犯人和其他四人都专心听他讲，或者说在向他提问题。既然那一切都成了过去，都完结了，他又再次获得了安全，也许那些事儿甚至不值得再提。

“好吧，”胖犯人说，“于是你又回到了大河，往后的事儿呢？”

“没什么，我接着划船呗。”

“往回划的一路挺困难的不是？”

“水位仍然很高，划起来还相当困难。第一二个星期里我老划不快，那以后就快些了。”说到这里，他突然默默地觉得有某种东西——先前那种说话木讷，那种天生的、世代遗传不愿多讲的习惯居然消失了，他发现自己在听自己讲话，侃侃而谈，词语来得不快，但他需要的字句都轻易地来到嘴边：他是如何继续划船的（他经过尝试发现，他可以划得更快一点，如果那称得上是速度的话；接着，他发现河岸——他身不由己，突然被猛烈地推到了中流，发觉他自己的那条小船正在回到刚才才逃脱的那片水域，于是他用了大半个早上才划回沿岸那一带，划向他拂晓时脱离的那条运河），直划到天黑，他们停靠在岸边，吃了一些东西，那是他在离开新奥尔良的那座军械库前悄悄藏在套领衫里的，女人和婴儿同往常一样睡在小船里。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又继续往前划，到了天黑又一次靠岸；不过第二天，食品吃完了。于是他划到一个码头，那是个城镇；他没有留意城镇的名字，但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甘蔗农场——

“芦苇？”犯人中有人问，“种芦苇干什么呀？你得砍芦苇，我老家那儿，你还得跟芦苇较量呢。你得放火把它烧掉，以此来控制它。”

“我说的是甘蔗。”高个子犯人说。

“甘蔗？”另一个又问，“整个农场只种甘蔗？甘蔗？他们种甘蔗来干什么？”高个子也弄不清楚。他当时没问，他刚走拢大堤就看见一辆卡车等在那儿，里面装满了黑人；有个白人问道：“喂，那位，你能够操三角铲的犁吗？”犯人说：“能。”那人便说：“上车吧。”犯人说：“只是我还有一个——”

“对，”胖犯人说，“这也是我一直想要问你的。他们怎么——”高个子犯人正颜答道，口气很平静，只是略微简短：“他们有帐篷给家属住，住在背后。”胖犯人朝他挤眉弄眼。

“他们认为她是你老婆吧？”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胖子又朝他挤眉弄眼。

“难道还不是你老婆？也许这么说吧，偶尔是的那种，对不对？”高个子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他举起手里的雪茄，像是在检查包烟叶的某个松散地方，因为又过了一会儿，他在接近烟卷头的一端用嘴仔细地舔了舔。“好吧，”胖犯人又问，“那么后来呢？”后来，他在那儿干了四天活儿。他不喜欢那活儿。也许原因是：他也不太相信那一大片他自己认为是甘蔗的东西。于是他们告诉他到星期六了，付了他工钱，同时那白人又说起有人第二天要开摩托艇去巴吞鲁日，他便去见了那人，并用他挣的六元钱去买了些吃的东西，把小船拴在摩托艇后面，这样去了巴吞鲁日。这没有花多长时间，他们在巴吞鲁日下了摩托艇后，又继续划动小船；这时犯人似乎觉得大河的水退了，水流也不那么快，那么急了，所以他们的速度相当快；到了夜晚，他把船靠在岸边的柳树丛中，女人和婴儿照旧在小船里睡觉。后来，食物又吃光了。这一次他们停靠在一个木材码头，木材堆积在那儿等候装运，有一辆小货车和一群人刚好卸下又一堆木材。开车的人向他谈起了锯木厂，并且帮助他把小船拖上了堤坝；他们想把船留在那儿，可他不肯，于是人们把小船载上货车，他和女人也上了货车，然后到了锯木厂。他们匀出屋里的一间房给他们住，每天付给两块工钱，还提供生活所需的东西。活儿挺累，但是他喜欢这活儿。他在那儿干了八天。

“你要是那么喜欢，后来为什么又不干了呢？”胖犯人问。高个子再次审视手中的雪茄，抬起手来让日光照到雪茄更带巧克力颜色的侧面。

“我遇上了麻烦。”他说。

“什么麻烦？”

“女人，那是个有夫之妇。”

“你是说，你一个多月来没日没夜地拖着一个女人在乡下奔波，现在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停一下，差不多可以歇口气了，却又因另一个女人惹出了麻烦？”这事儿高个子曾经想过的，他还记得：是有过几次，几秒钟，在开始动念的时候，要不是由于有个小娃娃，他也许会——也许会试一试的。不过，那都只有几秒钟，因为那念头一闪之后，他整个身心似乎都急于逃避这个念头，内心有一种野性的毛骨悚然的反感；这时他发现自己会拉开距离来看待这个沉重的负担，这是那场盲目可笑的滔滔洪水用它的力量和权威硬绑在他身上的，他在心里思考，实际上已出声地说出来了，而且带着粗野的愤慨，尽管他已经有两年没碰过女人；两年前的那个女人无名无姓，也不年轻，是个游荡的黑女人，他多少有点偶然地遇上了那个女人，在一个每五周一次探监的星期日，她来探视的那个男人——丈夫，也许是情人——已经在大约一星期之前被监狱里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枪杀了，而她还不知道。“跟她干那种事儿没意思。”

“可是，你现在搞到了这一个，不是吗？”胖犯人说。

“是的。”高个子犯人说。胖子朝他挤眉弄眼。

“这个好吗？”

“好极了，”另一个犯人说，“嘿？往下讲。回来的路上你还搞过几次？有时候一个人开始搞上了手，他似乎是不会错过的，就算——”总共就一次，高个子犯人对他们说。他们很快离开了锯木厂，他没有时间去买食物；后来他们来到下一个码头，于是他在这里花掉挣来的十六元钱，然后又继续前进。这时候，大河的水位下降了，那是一看就明白的；他花十六元买的食品看起来一大堆，他想，这些行了，足够了。可是，也许大河里的水流仍然很急，比看上去要急得多。之后。他们到了密西西比州地界，这一次是在棉花地里干活，犁把在他手心里感到顺手自在；光溜的骡子，撅着屁股在播种机前面拉犁的那劲头，那俯踞的姿势，都是他熟悉的；不过在这儿，人家每天只付他一块钱，可他倒是在这儿赚了钱。他讲到了这事：人家告诉他到星期六了，付给他工钱；他说了这事的经过——晚上，在一块磨得光秃秃的平滑如银的地面，点着一盏冒烟的油灯，人们蹲着围成一圈，膝头下边放着一小沓一小沓的旧钞票，先是急切的小声低语，然后是突然大声叫喊；大家盯着那刻了点数的骰子在泥地上嚓嚓滚动，这样一下子就搞定了。“你赢了多少钱？”第二个犯人问。

“够用了。”高个子犯人说。

“那是多少？”

“够用的了。”高个子犯人说。这确实恰好够用，他把这笔钱全付给了第二个拥有摩托艇的人（这次他不需要买食物）；他和女人上了摩托艇，小船拖在艇后面；女人抱着婴儿，那个用报纸裹着的衣服包放在他膝头，他一只手安详地放在包上；突然，他一眼便认出——那不是维克斯堡，因为他从未见过维克斯堡，而是那座高架桥，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之前，雷鸣电闪之际，他伴随着涌起的树木、房舍和牲畜尸体的波涛，呼啦一下从这座桥下穿过；他不动声色地望了它一眼，甚至对它没有任何兴趣，摩托艇继续行驶。但是这时候，他开始注视河岸的堤坝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辨认，但他知道他一定会认出那个地方；正午过了不久，等待的时刻到了，他相信自己看准了，于是对摩托艇主人说道：“我看到这儿就行了。”

“这儿？”主人说，“我看，这不像啥地方。”

“依我看，就是这个地方。”犯人说。于是摩托艇向岸边开去，引擎停了，摩托艇顺流漂过去，停靠在堤坝旁边；接着，摩托艇主人解开小船。

“你最好让我带你们往前，到一个像那么回事的地方。”他说，“我答应你要这么办的。”

“我看，这就行了。”犯人说。于是，他们下了摩托艇，他站在那儿，手里抓着那根葡萄藤缆绳；摩托艇又扑扑地响起来驶离了岸边，已经划出一条曲线。他没有观望那摩托艇；他放下那包衣物，把船缆绳套在一棵柳树根上，然后拿起那包，转身走去。他没说一句话，独自登上大堤，经过水位标记，往日怒涛汹涌的水位线现在已经干了，起皱了，留下浅浅的裂缝空隙，好像痴呆老头龇牙咧嘴的模样，随后他走进一丛柳树林，脱掉在新奥尔良时发给他的工装和衬衣，胡乱一扔，甚至不看一眼扔去的地方；之后他解开那包衣服，拿出另外一套，这是他熟悉的真心想穿的衣服，虽然颜色褪了一点，有迹印，穿旧了，但是洗得干干净净，能亮出本色；于是，他穿上这套衣服，回到小船上，又操起木桨。女人已经坐在船里了。

胖犯人站在那儿朝他眨眼，说道：“于是，你回来了。噢，噢。”这时，大伙儿一齐注视着高个子犯人，瞧他整齐地咬开了雪茄的一端，然后十分熟练地吐掉咬下的末梢，再把咬过的地方舔湿舔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仿佛是要看清楚这是根好火柴，要对得住那支雪茄；之后以同样老练的动作把火柴往大腿上一划——看上去这动作太慢，无法把火柴划燃——他拿着这根火柴，等到它冒出的烟消尽，硫黄味儿散完，才用来点燃雪茄。胖犯人仔细观察他，不住地眨巴着眼睛。“可他们以逃脱罪给你加刑十年，这可是倒了霉。一个人可以逐渐习惯给他判的刑，开了头就没事了，我不在乎判多长，一百九十九年也罢。可是，再加十年，在那之外再多十年，尤其当你压根儿没有料到。外加十年，与社会没有往来，没有女人做伴——”他朝着高个子犯人老是眨眼。然而，他（高个子犯人）也想过这事。他曾经是有过心上人的。这就是说，他曾跟她一起上教堂唱诗，一起野餐——那个姑娘比他小一两岁，脚腿不长，但胸脯丰满，嘴唇厚实，两眼阴郁含情，像是熟透的麝香葡萄；她有一个装发酵粉的盒子，里面几乎装满了耳环、胸针和戒指，都是从廉价店买的（也可能是经她暗示，别人送她的）。很快，他就向她透露了他的计划，后来他多次沉思默想过，他产生那种念头有可能是因为她的缘故，要不然他是不会去干那种事的——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用语言表述过。他也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觉；他还想过，有谁敢说她不曾梦想她会命中注定成为卡彭式的非正式新娘，不曾梦想坐进装有地道的有色玻璃和机枪的汽车在街上飞跑，乱闯红灯。可是，当他第一次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一切都成了过去，无可挽回了，他关进监狱后的第三个月里，她曾经来探望过他。她戴着耳环，也许还戴了一只手镯，这副打扮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也弄不太清楚，她怎么会离家这老远来看他，开初三分钟她哭得声泪俱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看见她跟一个警卫人员热烈交谈（他从来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分手的，当初又是如何认识的）。可是当天傍晚她离开之前亲吻了他，并说一有机会她就会回来，她紧紧依偎着他，挤得汗津津的，散发出香水气味，淡淡的年轻姑娘的体味，还有点儿气喘吁吁。不过，她并没有回来过，虽然他继续不断地写信给她，七个月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答复，那是一张明信片，一面是一家伯明翰旅馆的彩照，在一扇窗上用墨水浓重地画了一个孩子气的X字样，另一面是几个像小学生写的笔画又粗又歪斜的字：这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你的朋友弗农·沃尔德里普（太太）。

胖犯人站在那儿朝高个子不住地挤眉弄眼，他说：“是呀，老兄。这外加的十年可真害人，再有十年没有女人的日子，没有高个子想要的那种女人——”他注视着高个子犯人，眼睛眨巴个不停；高个子却一动不动，像柄折叠的小刀那样靠后坐在上下铺之间。神情严肃，面颊刮得干干净净，一支雪茄握在他干净沉稳的手里，味儿浓浓地平整地燃烧着，烟圈缭绕上升，掠过他阴沉的面孔，他显得庄重而又沉静。“外加十年——”

“女人，呸！”高个子犯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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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son，是密西西比州的州府所在地。

2. cane，既可指甘蔗又可以指芦苇，听话的几个犯人中间有人产生了误会。

3. Al Capone（1899—1947），美国臭名昭著的恶棍，曾在芝加哥横行多年，开赌场，贩毒，杀人，无恶不作。但后来仅以偷税漏税被判处十一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