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斯特罗莫／（英）康拉德著；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6

书名原文：Nostromo

ISBN 978-7-5166-1788-5

Ⅰ．①诺…　Ⅱ．①康…②何…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009号

诺斯特罗莫

作者：（英）约瑟夫·康拉德翻译：何卫宁

出版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曾　曦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邮编：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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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尺寸：145mm×210mm　1/32

印　　张：15.7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５１66-1788-5

定　　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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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作者后记

“没有暴风雨，赶不走阴霾天。”

——莎士比亚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苏拉科是个古老的镇子，镇上那些极为美丽的橙树园可以印证这点。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苏拉科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莫过于是一个拥有相当大的牛皮革和靛蓝染料交易量的沿海贸易港口。那些欧洲征服者的远洋大帆船，由于缺少能推动船的强劲海风，只能静静地停泊着。你看那些时髦的快速帆船，虽然拼命摇晃着风帆，但依然被巨大且平静的海湾阻挡在苏拉科之外。世界上有的是难以停靠的港口，有些是因为岸边有阴险的暗礁，还有的是因为岸边有暴风雨。苏拉科则不同，它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半圆形且没有屋顶的神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那神殿面朝着大海，神殿的墙壁是披着灵纱般白云的高山。想来苏拉科做生意的商船在进入深邃普拉西多海湾后，就会被这片海湾的庄严肃穆吓回去。

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宽阔而笔直的海岸线的一端，有一座小海角，名字叫蓬塔玛拉。从海湾的中央望去，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海角；但它后面一座小山的陡峭山肩却隐约可见，好像是天空中的一片阴影。

在海岸线的另一端，似乎有一团蓝色的雾霭漂浮在耀眼的地平线上。这就是阿苏厄拉半岛，半岛上乱石丛生，直上直下的峡谷砍出了许多平顶石山。这个半岛就好像伸入大海里的一个粗野的石头脑袋，细长的沙土脖子上覆盖着低矮的荆棘丛。半岛上几乎看不到水，因为雨水会立即流入周围的大海中。半岛上也没有多少土壤——据说就是这个原因——半岛上寸草不生，整个半岛就好像被咒语毁灭过一样。穷人有一种隐晦的自我安慰的本能，总是把财富与邪恶联系在一起，他们会告诉你半岛是一块死亡之地，因为上面有禁止人接近的宝藏。那些住在你附近的普通人，或是农场雇工，或是平原上的牧民，或是从三英里外带着仅值三便士的一捆甘蔗或一篮子玉米来市场叫卖的温顺的印第安人。他们都相信阿苏厄拉半岛上有一堆一堆闪着亮光的黄金，深藏在半岛上那些劈开平顶石山的阴暗沟壑里。传说古时候有许多冒险者为寻找宝藏而丢了性命。那传说还说，在至今仍然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中，曾经有两个流浪水手——不能肯定是美国人，但肯定是外国佬——说服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赌徒一道去搜寻宝藏，他们三人偷了一头驴，让驴驮上一捆干木柴、一个水上漂以及可供他们坚持几天的物品。携带着这些东西，又把左轮枪别掖进皮带，手拿着弯刀，他们披荆斩棘，一起向半岛的颈部走去。

在人们的记忆里，到了次日的傍晚，半岛上才有动静，在石头半岛头部的一道险要的山梁上，笔直地升起一缕袅袅青烟（可能是他们的篝火）。有一艘近海帆船，静静地停泊在距离岸边三英里的海面上，船员们惊奇地看到了这缕青烟，他们一直盯着看，直到天黑。一名捕鱼为生的黑人，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海湾里的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棚里，也看到了这缕升起的青烟，等着想进一步看个究竟。当时正好太阳就要消失在视线里了，他招呼妻子快来看看。他俩看着那奇异的征兆，心中充满了羡慕、疑惑、敬畏。

此后，这几个不敬鬼神的探险者杳无音讯。那两个水手、那个印第安人、那头偷来的驴，从此再也没人看到过。那个年轻人是个苏拉科人——他的妻子在花费了一大笔钱之后，大家伙同意他和那头可怜的四足牲畜都是无辜的，可以给予死去的机会；但大家相信，那两个外国佬，无论是人是鬼，虽成功地找到了宝藏，但被致命魔咒缠住了，至今仍然在乱石岗里游荡，看管着被发现的宝藏，而灵魂无法出窍。他俩现在都很富有，但又饥又渴——这是一种针对顽固的外国鬼魂的奇怪的假说，目的是用饥饿和暴晒折磨那些敢于挑战的异教徒，如果换上一个基督徒，灵魂早就会被释放了。

所以，他俩变成了传说中的阿苏厄拉半岛上的居民，守候着半岛上不许人碰的宝藏；在他俩的一侧，天空中飘浮着阴影，而在另一侧的明亮地平线上有一团蓝色迷雾，中间就是被称为普拉西多海湾的海域，即平静的海湾的意思，因为这片海水上从来就没有强风吹过。

从欧洲来、想去苏拉科的商船，只要一穿过蓬塔玛拉至阿苏厄拉的虚拟连线，马上就会失去海洋上常有的强风。反复无常的气流会折磨他们，有时会长达30个小时之久。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平静海湾里，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都阴云密布。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晴朗早晨，海湾里能看见另一个阴影。太阳在科迪勒拉山脉的那排锯齿般的山峰背后升起，你能清楚地看到黑色的山峰从海岸线背后的浓密森林里拔地而起。在这群山峰中，山顶白皑皑的伊格罗塔峰，雄伟地挺立在蓝天上。那白皑皑的山顶上，散布着一些小黑点，那是裸露在外的巨大岩石。

到了中午，太阳撤离海湾上空，山的阴影和云层便从低低的山谷中飘出来。它们像深色的碎布一样，把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包裹起来，山顶不看见了，暴风雨的烟云飘过伊格罗塔峰白皑皑的峰顶。科迪勒拉山脉消失了，化为一大堆乌云。乌云缓慢地向海面飘来，接着又在猛烈的日光下化为薄薄的气团。乌云的边缘总是不断地想占领海湾的上空，但很少有成功地抵达海湾中部的时候。水手们说，乌云是被太阳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偶尔有一片雷雨云砧，脱离开乌云的主体，推进到阿苏厄拉半岛外的海面，猛地喷发出烈火和轰鸣，就好像空中有一艘歹毒的海盗船漂浮在海平面上，正在与大海展开激战。

夜晚，乌云逐渐地上升到高空，把底下的海湾笼罩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能听到落雨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停止了——雨一会儿在这儿下，过一会儿又去那里下，飘忽不定。对这片大陆西海岸的渔民来说，像这样的乌云密布的夜晚是家常便饭。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当普拉西多海湾盖着黑斗篷入睡后，天空、大地、海洋构成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在那乌云拱顶边缘靠海的一边，天上有几颗星星还能被看见，当它们就要进入漆黑的洞窟时，仍然闪着微光。在这巨大的黑暗中，你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船，能听到船帆在头顶飘舞，却看不见船帆。不敬鬼神的水手们会恶毒地说，即便上帝也看不清楚你手中在干什么；你可以不用害怕受惩罚，自由地请魔鬼来帮忙，只要魔鬼有胆不怕天黑就行。

海湾的岸很陡峭；苏拉科港的对面，有三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享受着没有乌云遮掩的日光浴，它们被称为“伊莎贝尔诸岛”。

这三个岛屿是：大伊莎贝尔；小伊莎贝尔，形状是圆形的；赫莫萨，它是三个岛中最小的。

赫莫萨岛，仅一英尺高，走七八步就到头了，其实就是块灰色的石头，小雨过后就像一堆炉渣子洒了水一样冒烟，没有人愿意日落前光脚上这个岛。在小伊莎贝尔岛上，有一棵样子难看的老棕榈树，树干很粗壮，上面有树节，算是棕榈树中的老巫婆，树下的沙地很粗糙，大量的干树叶发出凄凉的沙沙声。在大伊莎贝尔岛上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从杂草丛生的峡谷里涌出。从远处看，这个岛就像一个足有一英里长翠绿色的楔子，平躺在大海上。岛上有两棵大树，靠得很近，在光滑的树干下留下一片宽阔的树荫。在一条纵贯全岛的峡谷里，长满了矮树丛；这样岛上就出现了一条曲折的深沟，从岛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延伸到了一块地势较低的浅洼地，那里有一片狭窄的小沙滩。

从大伊莎贝尔岛地势低的那一端向远处眺望，两英里外就是苏拉科港了，它就好像用斧子猛地在海岸上砍出来的一样。苏拉科港是椭圆形的，很像一个湖泊。在那湖的一边，树木繁茂的山坡和科迪勒拉山脉的山谷直立在湖旁；在那湖的另一边是视野开阔的苏拉科大草原，大草原的深处飘浮着神秘的乳白色的迷雾。苏拉科镇——有城墙，有一个大炮塔，在大片橙树林中有西班牙式的白色塔楼——就坐落在高山和平原之间，距离港口很近，却不能直接看到大海。

第二章

从大伊莎贝尔岛的海滩望去，海港内唯一有商业气息的就是海洋轮船航运公司（简称OSN公司）那条木质防波堤的正方形的头部。OSN公司之所以在海湾的浅滩上搭建这座码头，是因为他们决定把苏拉科打造成满足科斯塔瓦那共和国航运需要的港口之一。这个国家海岸线漫长，有好几个港口，但除了那个叫凯塔的重要港口之外，其余港口要么很小，要么就躲在海边的乱石丛中——比如，埃斯梅拉达港，在南面60英里的地方——当遭遇到海上风浪时，这些小港口仅能供船做临时停靠之用。

或许，恰好就是昔日把商船队排斥在外的气象条件，诱使了OSN公司来打破苏拉科的那种能确保安宁的避难所式的平静生活方式。在阿苏厄拉半岛环抱巨大的半圆形水域里，变幻莫测的微风无法阻止OSN公司蒸汽驱动的强大船队。一年又一年，他们轮船的黑色躯壳，在沿海走南闯北，进出各港口，沿途要经过阿苏厄拉半岛、伊莎贝尔诸岛、蓬塔玛拉——除了遵守苛刻的航程表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海边的人家，虽然从来没有被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的众神统治过，但众神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朱诺”号的船舱很舒服。“萨杜恩”号的船长很亲切，船上酒吧装饰得很华丽。“盖尼米得”号最适合运牛，旅客要避让。即使是住在海边最偏远村庄里的最贫困的印第安人，也都熟悉“刻耳柏洛斯”号，这艘船的样子很像一条小黑河豚，船上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其任务就是沿着乱石和杂草丛生的海岸线爬行，遇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小棚子，便亲热地停下了，收集起印第安人的土特产，甚至小到用干草包着的三磅重的橡胶块也不放过。

OSN公司很有信誉，即使是最小的包裹也很少丢失，几乎没有运丢过一头牛，从来没有淹死过一位旅客。人们都说，把自己的生命财产让OSN公司保管，比放在自家还安全。

OSN公司在苏拉科有一位业务主管，他主管着公司在科斯塔瓦那的所有业务，他对公司目前的名望感到非常骄傲。“我们从来不犯错。”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在公司内部，他给公司的诸位船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我们绝不能犯错。即使史密斯在他那边犯错，我们在这边也绝对不能犯错。”

史密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公司的另一位业务主管，工作地点距离苏拉科有1500英里。“别提那个史密斯。”

说到这里，他会突然冷静下来，故意切换话题。

“史密斯对我们这里情况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婴儿。”

苏拉科的这位业务主管，苏拉科政府官员和商界大人物称他是“我们出类拔萃的米切尔船长”；但公司的船长们则称他是“喜欢小题大做的约瑟夫”。约瑟夫·米切尔船长对科斯塔瓦那这个国家的人和事都很熟悉，对这点他颇感骄傲。他认为有许多因素对公司运作不利，但最不利的是频繁政变引发的政府变更。

近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很不安定。有一些流亡海外的爱国分子，他们仅凭半船舱的轻武器和弹药，就敢反攻大陆。看到这些人逃跑时极为可怜的样子，米切尔船长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能随机应变了，这令他感到十分惊奇。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这帮人身上似乎连买船票逃离这个国家的零钱都没有”。他可是个有见识的人；他曾经救过一位独裁者和苏拉科的几名高官的命，那可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几名高官包括省长、海关总监、警察局长——他们都属于上一届被推翻的政府。可怜的里比热先生（独裁者的名字）在索科罗战役中被打败，跑了80英里的山路，希望能赶在坏消息之前抵达苏拉科——当然，他办不到这点，因为他骑着一匹跛足的骡子。不仅如此，那匹骡子在走到苏拉科的林荫大道的尽头时，竟然累死在他屁股底下了。在革命期间，这条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常有武装分子活动。“先生，”米切尔船长用自命不凡的庄严口气说，“那匹骡子意外的死亡，使人们开始注意那个骑骡子的人。他的模样被几个暴徒认出来了，这几个暴徒原来是政府军士兵，如今做了逃兵，正在砸政府大楼的玻璃窗。”

那天早晨，苏拉科的地方官员都逃到了OSN公司大楼里，这栋海边的建筑非常坚固，就在码头旁边，苏拉科镇只能拱手交给革命叛乱分子了。由于这位独裁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颁布了很多严酷的法律，激怒了民众，他很有可能会被民众撕成碎片。老天保佑，诺斯特罗莫——绝对是一位很有用的小伙子——他与附近一些从意大利招来建设国家中央铁路的意大利工人一起，设法把独裁总统给抢走了。最后，米切尔船长成功地用自己的小快艇把所有人都带上了公司的一艘汽船——就是“密涅瓦”号，很巧，这艘汽船正要出港。

他把这些人从公司大楼背后的一个窟窿里用绳索放下去，而暴徒们此时正在涌进镇子里，海滩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聚集在大楼正面，大喊大叫。看到这种情况，他赶紧催他们跑过码头；大家都拼命跑，唯恐丢了性命——诺斯特罗莫这次再次表现出千里挑一的人品，他率领公司的驳船工人死守住了码头，不让暴徒靠近，这才使得逃亡的官员有时间跑到码头的另一端，那艘小快艇正在那里等待着，小快艇的尾部还挂着公司的旗帜。棍子、石头、子弹横飞；还有投掷过来的匕首。米切尔船长很乐意向人展示他那道长长的伤口，从耳朵一直划到太阳穴，是一把绑在木棍上的刀片划出来的——他解释说，这种武器是那些“无比凶残的黑鬼们特别喜欢的”。

“那些绅士们，”米切尔船长一本正经地说，“必须像兔子一样跑。先生，我自己也像兔子一样跑。死有很多种形式，有些死的形式让绅士们感到讨厌。他们会揍死我的。先生，一群疯狂的暴徒，看见谁都打。感谢老天，救我们的是搬运工监工，镇上人都这么叫他。他的价值，是被我发现的。先生，当时他在一艘意大利船上做水手长，确切地说是一艘热那亚人的大船。当时欧洲的大货船很少来苏拉科，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中央铁路。他没有跟着船离开，留了下来，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几个好朋友，都是热那亚人。但我认为，他想在这里混出点名堂。先生，我很会给人看相。我让他做公司搬运工的领班，并兼码头看管人。他就做这点工作。但没有他，里比热先生早就死了。诺斯特罗莫这个人，先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镇上的小偷都怕他。先生，过去我们这里四处都是从其他地方跑来的土匪、强盗、小偷、杀人犯。事发前一周，他们又聚集到苏拉科来了。先生，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在这些杀人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来自大草原，他们都是职业匪徒。不过，先生，他们中没有人是不知道诺斯特罗莫的。对镇上的坏蛋来说，看到诺斯特罗莫的黑胡子和白牙齿就足够了。他们见到他就害怕。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可以说是诺斯特罗莫一个人救了那几位绅士的性命。这几位绅士瘫倒在“密涅瓦”号一等舱奢侈的天鹅绒沙发上，喘着粗气，虽然样子如惊弓之鸟，但仍然恼怒不已。米切尔船长看到他们安全了才离去。最终他仍然小心翼翼地称那位前独裁者是“阁下”。

“先生，我只能这样说。那家伙像个死鬼，脸上青紫色，浑身是伤。”

“密涅瓦”号没能靠岸抛锚。这位公司主管要求这艘船立即离开港口。自然，船上的货物没能卸下，而乘船的旅客也拒绝上岸。他们听见了枪声，也看见了发生在岸边的战斗。暴徒遇阻后，转而全力去攻打海关大楼。海关大楼是一栋样子很沉闷的建筑，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有许多窗户，距离OSN公司大楼有200码远。在港口附近，除了OSN公司大楼之外，就只剩下海关大楼了。米切尔船长发出指示，让“密涅瓦”号船长载着“这几位绅士”赶紧离开科斯塔瓦那，找个最近的港口停靠。他自己乘坐小艇回去看看如何保护公司的财产。公司的财产和铁路要靠欧洲居民来保护；包括米切尔船长和建铁路的工程师，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巴斯克的工人提供帮助，他们真心地团结在他们的英国领导周围。公司的搬运工，都是本地人，在监工的带领下，也行动起来了。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是流浪汉，来自不同种族，但主要是黑人，他们平时就经常在镇子上那些卖劣质白酒的商店里与其他顾客斗殴，如今觉得机会到了，可以顺利地与宿敌了断恩怨了。他们几乎人人都曾经被诺斯特罗莫用左轮枪抵住脑袋，或者经受过他的其他形式的恐吓。在他们的眼里，这位监工是个“真正的男人”，由于脾气太高傲，都懒得去大声辱骂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让人干活，他的冷漠态度最让人害怕。不过，请注意，他那天却屈尊地同手下的搬运工态度友好地打着招呼。

这样的领袖是鼓舞人心的，所以那天暴徒只把一堆铁路枕木烧着了，这些枕木为防水都涂抹了木馏油，火势烧得很大。然而，暴徒对铁路调车场、OSN公司大楼、海关大楼的进攻都被打退了，而且对海关大楼的进攻必须被彻底地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关大楼的密室里存放着大量银锭。老乔治奥的客栈，坐落在港口至镇子之间，也逃脱了被抢劫和破坏的厄运，但这不是奇迹，真正的原因是暴徒最初没有注意到这座客栈；后来，诺斯特罗莫率领搬运工猛追暴徒，暴徒在路过客栈时根本没有心情停下脚步。

第三章

也许可以这样说，诺斯特罗莫仅是自保而已。他刚来苏拉科时，开小客栈的那一家人允许他住在他们家里，因为他跟他们是同乡。老乔治奥·维奥拉，热那亚人，满头白发，一个狮子般的大脑袋——经常被人称为“加里波第的信徒”（加里波第，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之一；这个称呼类似于称某人是穆罕默德的信徒）——用米切尔船长的话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已婚朋友”。诺斯特罗莫就是听了老乔治奥的建议，才决心下船，在科斯塔瓦那试一试自己在岸上的运气。

这个老头，像你们这些正统共和党人一样，充满了对平民大众的蔑视，没能提早注意到动乱的预兆。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拖鞋，给自己的“土坯房子”培土，一边干活，一边低声自言自语地抱怨这次骚乱的非政治性质，边说还边耸肩。最后，暴徒猛冲过来，让他措手不及。带着家人逃跑为时已晚。确实，他怎么可能带着妻子特里萨和两个小女儿逃入大草原呢？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门都堵好，面无表情地坐在昏暗的咖啡厅的中央，膝盖上放着一支老式的猎枪。他的妻子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低声地呼唤着印在日历上的那些圣徒的名字。

这位老共和党人，不信圣徒，不信祈祷，不信他称之为“牧师们的宗教”。自由和加里波第才是他心中的神圣；但他能心平气和地容忍女人搞迷信。

他有两个女儿，大的14岁，小的年少2年，蜷缩在满地是沙的地板上，两个女孩在特里萨夫人旁边一边一个，她俩把头靠在母亲的膝盖上。她俩都很害怕，但害怕的方式又各不相同。黑头发的琳达，很气愤；金发的吉塞尔，是妹妹，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女主人放开搂着两个女儿的双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她呻吟起来，音调稍微比刚才高了一点。

“哎哟！巴蒂斯塔，你在哪里呀？哎哟！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呀？”

她不是在呼唤圣徒，而是在叫诺斯特罗莫，因为诺斯特罗莫能保护她。乔治奥则一动不动地坐着椅子上，听着她这样责备他人，感到烦意乱，心里很生气。

“住嘴，女人！还有理智吗？诺斯特罗莫在上班。”他在黑暗中咕哝道；那妇人喘着气反驳道——

“啊！我没有耐心了。上班！难道上班就能不管像他妈一样照顾他的女人了吗？今天早晨我祈求他留在家里；巴蒂斯塔，别出门，留在家里，照顾一下这两个无辜的孩子！”

维奥拉夫人，也是个意大利人，从小在斯培西亚长大，虽然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但比丈夫要年轻许多。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但面色已经变黄，这是因为苏拉科的气候不适合她的缘故。她说话的声音是圆润的女低音。在她家后院的土坯房里，有几个粗腿中国姑娘蹲坐在地上织布、拔鸡毛、用木头臼舂玉米。她责骂这几个姑娘的时候，总是双臂合拢在那对丰满的大奶子下面，她骂人的腔调是冷漠的、震颤的、埋死人时才用的，能吓得那只用铁链子拴着的看家狗窜入狗窝里狂吠起来。路易斯，是个棕色皮肤的混血儿，厚嘴唇上已经开始有胡须了。听到她骂人，能被她的声音吓得浑身发抖，无法继续拿着芭蕉叶扫帚清扫咖啡厅。他那对浅黄褐色眼睛吓得闭上半天睁不开。

这些人都是维奥拉家的工人，他们那天早晨一听到有骚乱声，就立即跑到大草原里去了，宁可躲藏在草丛里，也不愿躲在家里；这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镇上的人都相信老乔治奥把钱藏在厨房的土制屋顶上。那只脾气暴躁的杂毛狗，在屋子后面大声狂吠着、哀鸣着，在愤怒或恐惧的刺激下，一会儿跑进狗窝，过一会儿又跑出来。

叫喊声此起彼伏，就像大风吹过孤零零的房子发出的怒号一样；叫喊声中还夹杂着阵阵枪声，而且越来越大。不知何故，有时外面会出现一阵令人不解的寂静。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太阳光穿过百叶窗形成条条窄窄的光线，平静地穿过咖啡厅里凌乱的桌椅，照射在对面的墙上。老乔治奥特意挑选了这间空荡的粉刷了白灰的房间躲藏。它只有一个窗户，房门对着连接港口和镇子的马路。这条马路，路边有芦荟树篱，总是尘土飞扬，因为经常有少年骑在马上，赶着牛拉的大车吱吱嘎嘎地缓慢通过。

这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宁静。乔治奥把枪放在地上。那女人坐在他身旁，体态僵硬，挤出一阵阵低沉的呻吟声，给人不祥的预兆。突然，在房子非常近的地方爆发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但很快化为令人混乱的低沉咆哮声。有人在跑动；门外传来呼吸声；墙边有嘶哑的低语声和脚步声；一个人的肩膀擦过百叶窗，挡住了透过百叶窗射进屋里的光线。特里萨夫人哆哆嗦嗦地紧紧地抱住跪在地上的女儿。

攻打海关大楼的暴徒已经被打散，分成几路向镇子的方向撤退。远处传来凌乱的步枪齐射发出的低沉枪声，接着远处又会传来回应那枪声的微弱呼喊声。在两次齐射的间隙，能听到零散的枪声。那栋低矮的、长形的白色建筑的每扇窗户，都被堵上了，这栋建筑似乎成了一场骚乱的中心，但以这栋建筑为中心的一个大圆圈里却是安静的。这时有一群人逃到房子后面，想在那里做临时避难，他们的动作小心翼翼，低声说着话，这使得这间有几道宁静的阳光照射进来的黑房子里充满了恶毒的、诡秘的声响。这声响传入维奥拉一家人的耳朵里，仿佛是一些无形的鬼魂正在他们的椅子周围盘旋，低声商量着如何放火烧掉这栋外国人的房子。

这种情况令人心神不宁。老维奥拉缓慢地站起来，手拿着枪，态度犹豫不决，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能赶走暴徒。这时他听到背后有说话声。特里萨夫人胆战心惊地站在他身旁。

“哈！叛徒！叛徒！”她低沉咕哝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就要被烧死了；我这么求他，他都不留下来。对了，他现在肯定正跟在那个英国人的屁股后头。”

她好像觉得，只要诺斯特罗莫在家里，家里就会变得绝对安全，因为她此时也迷信了那搬运工监工的名声。在苏拉科，任何人，无论是海边或铁道边的，无论英国人或普通百姓，大家都迷信他的名声。当着诺斯特罗莫的面，甚至有时当着丈夫的面，她总是假装给予诺斯特罗莫蔑视的嘲笑，有时是好心，但更多场合是因为她心里有一种怪异的苦涩。但女人很不讲理，乔治奥常这样冷静地评价妇女。此刻，他的手紧握着枪，眼睛盯着大门，弯腰对着妻子的耳朵低声说，即使诺斯特罗莫在，也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有二十几个人在屋顶放火，屋里有两个男人也无济于事。巴蒂斯塔一直在想着这个家，他对此很肯定。

“他想着家！他！”乔治奥的妻子气吁吁地说道，样子跟疯了一样。她用手捶着胸脯说，“我了解他。他只想着他自己。”

附近有人开枪，吓得她头向后仰，眼睛也闭上了。老乔治奥白胡子下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双眼放射出可怕的光芒。几发子弹射进了墙壁，能听见墙上有土落了下来；有人大声叫道，“他们来了！”在一阵令人紧张的平静之后，房子前面出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在这种情况下，老乔治奥的紧张情绪松懈下来。在这位老战士的那张狮子一般的大脸上，一丝蔑视的微笑浮现在嘴唇上。外面的这伙人，不是在为正义而战，而仅是一帮窃贼，跟他们拼命，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曾经是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岛数千不朽战士之一。他极为蔑视这群恶棍和歹徒搞的骚乱，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由”的真正含义。

他放下手中的那支老枪，转头看着白墙上挂着的加里波第的彩色版画；此时正好一道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版画上。他的那双习惯于在暮色中观察的眼睛，是他脸上最明亮的地方。他穿着红色的衬衣，棱角分明的肩膀，头上戴着意大利狙击手特有的鸡冠帽。不朽的英雄！这就是自由；英雄不仅活着，而且永垂不朽！

他对墙上那个男人的狂热至今没有任何衰减。在他的家庭所面临过的最大危险被解除之际，他把目光转向自己老长官的画像，那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长官。然后他把手放在了妻子的肩膀上。

在地上跪着的孩子没有动。特里萨夫人微微睁开了眼，就好像刚从睡梦中惊醒一样。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句安慰的话，她就跳了起来，拽着孩子，一边一个，喘着粗气，释放出一股刺耳的尖叫。

也就在这个时候，百叶窗从外面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们突然听到马的呼哧声，那马不耐烦地踢着房子前面硬石头铺成的窄路；一个人的脚尖再次踢在百叶窗上；每踢一脚，马刺就叮当作响，一个兴奋的声音大叫道：“你们在这里！你们在这里！”

第四章

整个早晨，诺斯特罗莫一直远远地看着维奥拉家的情况，甚至在海关大楼附近的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看到那里有浓烟升起，”他心里想，“他们就完蛋了。”暴徒刚被打散后，他立即率领一小群意大利工人沿着一条捷径向镇子方向前进。被他追击的那群暴徒似乎想把维奥拉家的房子当作据点；他手下的工人进行了一阵猛烈的齐射，那群流氓四散跑了。在一个为港口铁路分支砍出来的缺口处，诺斯特罗莫骑着他那匹银灰色的母马出现了。他大声叫喊着，用左轮手枪射击，飞奔到咖啡厅的窗户前。他猜测老乔治奥会选择在那里躲避。

他的声音传到了屋里人的耳朵里，他说话时由于匆忙而喘着粗气：“屋里有人吧。老头，老头，你们都好吗？”

“你看……”老维奥拉对妻子低声说。特里萨夫人不说话了。屋外，诺斯特罗莫大笑起来。

“我能听见夫人没死。”

“你简直把我吓死了。”特里萨夫人叫喊道。她还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琳达抬眼望着妈妈，而老乔治奥为妻子辩解说——

“她有点心烦。”

屋外，诺斯特罗莫又大笑道——

“可她没有让我心烦。”

特里萨夫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早就说过。你没心没肺——你没有良心，巴蒂斯塔……”

屋里人听到诺斯特罗莫掉转了马头，离开了百叶窗。他率领的这伙人正在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兴奋地交谈着，相互夸耀着战果。诺斯特罗莫回到了队列的前头，大叫道：“前进！”

“他没有跟我们待多长时间。那些陌生人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跟着去，”特里萨夫人伤心地说。“前进！前进！那就是他想要的。永远争第一，跟着那帮英国人去争第一。然后，那帮英国人就拿他到处显摆。‘这是我们的诺斯特罗莫！’”她恶毒地笑道。“那算什么名字？诺斯特罗莫？那些人叫他什么他都同意。”

与此同时，乔治奥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锁着的房门；阳光像洪水一样倾斜在特里萨夫人身上，她的两个姑娘围在她身旁，一个活生生的母爱形象。她身后是令人目眩的白墙，那幅挂在墙上的加里波第的粗糙版画在阳光下显得很苍白。

老维奥拉，站在门口，举起双臂，好像是要把自己脑袋里那些稍纵即逝的念头还给墙上的老长官。即使当他为那些“英国人”做饭的时候（那些英国人都是工兵，他做饭的厨房很昏暗，但不影响他的名气），他仍然是在那个伟人的眼皮底下工作。在伟人的带领下，他参加了光荣的战斗。在加埃塔的城墙下，如果不是可恨的皮埃蒙特的国王和大臣的缘故，意大利的独裁政治早就被消灭了。有时在用长柄平锅炒洋葱片时，一不小心锅里的油起火了，浓烟中老人慌忙跑到门口，猛烈地咳嗽起来，一边咳嗽，一边咒骂那几个中国姑娘，咒骂中还能听到加富尔这个名字，这个人是个大阴谋家，为国王和独裁者卖命。不仅如此，他还咒骂厨艺，咒骂那个畜生一般的国家，因为叛徒的迫害，他如今沦落为只能生活在对自由的渴望之中。

这时，一身黑色衣服的特里萨夫人，从另一个门里走了出来，样子十分威严，面带焦虑之色，伸着脖子，脸上的眉毛又细又黑，展开双臂，用一种寓意深刻的语调大声说道——

“乔治奥！你这个人太容易激动了。老天爷保佑！在这样的太阳下面！他真是找病生。”

在她脚下，几只母鸡迈着大步，匆忙地四散逃跑了；如果有铁路工程师从工地下来住在苏拉科，这栋房子一端的台球室里就会出现一个或两个英国人的面孔；在房子的另一端的咖啡厅里，混血儿路易斯则会小心地躲着不露面。那些印第安姑娘，头发梳成黑色的马辫子，只穿着衬衫和短裙，双眼在额前齐刷刷的刘海儿下发着愣；炸脂肪发出的吱吱响消失了，浓烟飘入阳光中，整栋房子都被令人昏昏沉沉的炽热空气包围着，到处是烧煳的洋葱味；向西面看，有一片巨大且平坦的草原，这片介于高耸在苏拉科之上的锯齿状山脉与朝着埃斯梅拉达方向去的海岸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大得就跟半个世界一样。

特里萨夫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才抗议说——

“唉，乔治奥！别去想加富尔了，该想想你自己，就是因为你不能生活在国王之下，我们才和两个孩子流落到这个国家。”

当她看着他的时候，她美丽的嘴唇会抽搐一小会儿，又黑又直的眉毛也会皱起来，仿佛她美丽的面容闪过一丝愤怒的痛苦或一个愤怒的念头。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会马上伸手去护住自己的嘴唇和眉毛。

那确实是一种痛苦；她强压着剧痛。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后的几年，她就有了这种痛苦。他们移居到了美洲，先在城镇间游荡，试着在各地做点小买卖，有一次还在马尔多纳开办了一家捕鱼企业（乔治奥跟加里波第一样曾经是水手），最后才在苏拉科定居下来。

她有时痛苦得难以忍耐。多少年来，不仅那痛苦折磨着她，周围的风景也在折磨着她，因为她受不了那树木繁茂的山脉下的港口内的海水发出的耀眼闪发；这里的阳光是猛烈的——猛烈得让她感到疼痛——完全不像她做姑娘时的阳光，那时乔治奥还是个中年人，在斯培西亚湾的海滩上庄严地向她表白热烈的爱。

“乔治奥，你快进屋去，”她发出了指令，“别人会觉得你一点都不可怜我——屋里还有四个英国人正等着吃饭。”

“好，好。”乔治奥咕哝道。他服从了。

英国人要求马上吃午饭。他曾经是人民解放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有着永垂不朽的英名，他们把独裁者的雇佣军打得如同狂风中的糠皮。这些事都发生在他娶妻生女之前；发生在叛徒把他的心目中的英雄加里波第关押起来并让独裁者复出之前。

房子的正面有三个门。每天下午，已经满头白发的乔治奥，这位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双手抱胸，双腿交叉地站在某个门前，把狮子般的头颅靠着门槛，远望着白雪皑皑的伊格罗塔山脉脚下那郁郁葱葱的山坡。

阳光下，他的这栋房子在前面的地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阴影，那阴影会逐渐覆盖住房子前面那条路面松软的牛车道。在房子的后面60码的平地上，夹竹桃树篱被砍出一个缺口，港口的支线铁路从此临时穿过，铁轨沿线的草地都被烤焦了。傍晚，准备返回港口附近的铁路调度场的空载火车，在苏拉科附近一片墨绿色的树林绕行一圈后，吐着白烟，沿着铺设在平原上的铁轨，向维奥拉家的房子开过来。意大利司机站在踏脚板上举手向乔治奥致意，而黑人火车制动员则无精打采地坐着，紧盯着前方，大帽的帽缘在风中飞舞。这时，乔治奥会点一点头做回应，但手臂仍然抱在胸前。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暴乱日子里，乔治奥没有把双臂抱在胸前，而是手握住枪筒，站在门口；此时的伊格罗塔峰，那白皑皑的峰顶似乎像是漂浮在酷热的大地之上一片冰冷的纯洁，但他没有在看。他的眼睛好奇地观察着大草原上发生的一切。大草原上，狼烟四起。天空清澈得看不见一丝云彩，阳光灿烂耀眼。有些人群在拼命奔跑；也有些人群站住不动；空气十分炽热，而且静止，不断有杂乱的枪声传入他的耳朵里。有一些独自步行的人，绝望地奔跑着。骑马的人相向而奔驰，相遇后相互绕行，然后各奔东西。乔治奥看到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骑手和马就好像掉进了窟窿一样消失了，这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就好像一些小侏儒在一块平地上玩一种激烈的游戏，他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拼命扯着小脖子叫喊。这一切都发生在高山之下，那高山似乎体现了这一种漫无边际的寂静。乔治奥从来没有见到大草原如此充满活力的这一幕；他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用手遮阳远望，突然一阵雷霆般的马蹄声惊动了他。

一支马队从铁路公司的马厩栅栏里冲了出来。马匹们像一阵旋风一样飞驰，喘着粗气，蹄子飞舞，拥挤在一起嚎叫。马群中有花斑马、棕马、灰背马，各个都瞪着眼，脖子前伸，鼻子发红，长尾巴就像水流。马蹄所到之处，立即扬起一股股浓厚的尘土，马群从乔治奥面前六码远的地方奔驰而过，在马蹄扬起的棕色烟尘中，只能隐约看到马脖子和马屁股，大地在颤抖。

维奥拉咳嗽起来，转身避开尘土，微微地摇着头。

“今晚有马可捕了。”他低声地咕哝道。

阳光穿过房门，在屋里的地上形成了一块方形的光斑，特里萨夫人跪在椅子前，双手抱着低垂的头，她乌黑的卷发中闪着银丝。她常披戴的黑边头巾掉到了身旁的地上。两个女孩都站了起来，手拉着手，穿着短衬衫，头发乱蓬蓬的。妹妹用手臂护住眼睛，好像是怕光。琳达，一手扶着妹妹的肩膀，无畏地凝视着前方。维奥拉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阳光下，他的面庞显得格外清晰，富于表情，就像雕像一样坚定。根本无法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浓密的眉毛遮掩了他那深沉的目光。

“哎呀！你们怎么不跟妈妈一起祈祷？”

琳达噘起她那红润的嘴唇，那嘴唇红得过分；但她的眼睛十分可爱，棕色的，闪耀着金光，充满了机智和寓意，她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澈，给她那张苍白的瘦脸增色不少。她的头发非常浓密，幽暗中透着青铜色。她的长睫毛，像煤一样黑，让她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

“妈妈要给教堂送去很多蜡烛。只要诺斯特罗莫去打仗，她肯定这么做。我要带一些蜡烛去圣母大教堂做礼拜。”

她的语速很快，信心十足，表情生动，声音透入心肺。然后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妹妹的肩膀，又补充道——

“妹妹必须也要拿一根蜡烛去！”

“为什么是必须？”乔治奥表情严肃地问，“难道妹妹不想带蜡烛去吗？”

“她胆小，”琳达说，说完差点笑出声来。“她跟着我们走，人们一下子就能认出她的金发。他们在她身后大叫，‘金发美女！看看那个金发美女！’”他们在大街上叫喊。妹妹很害怕。

“你呢？你不怕？”父亲缓慢地问道。

琳达摇了摇乌黑的头发。

“没有人这样背后叫我。”

老乔治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两个孩子。她俩相差两岁。他原先有个男孩子，但死了。此后许多年之后，他才有了这两个女孩，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那个男孩子能活下来，年龄跟巴蒂斯塔差不多——诺斯特罗莫这个名字是英国人给巴蒂斯塔取的；由于他的年事已高，脾气又大，而且总是沉迷于回忆中，所以他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女儿。他喜欢孩子，但女孩子跟妈妈的关系更近一些。他把热情都集中在对自由的崇拜和追求上了。

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一艘去拉普拉塔做生意的商船上开了小差，参加了蒙得维的亚的海军，听从加里波第的指挥。后来，他参加了罗马共和军团，与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展开斗争。在大草原上，在大河畔，他参与了可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激烈的战斗。他生活在一些为自由而奔走相告的人中间，这些人为自由去受罪，为自由去死，死的时候非常壮烈，眼睛都朝着受压迫的意大利所在的那个方向。他当时很有激情，这源自他多次亲眼目睹屠杀的场面，看到了真正的崇高献身，领略了战斗的激烈，聆听了燃烧着烈火的政治宣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决定追随的长官——那个热烈地宣扬独立的传道者——无论是在美洲或是意大利，他都伴随着这位领袖，直到阿斯普罗蒙特山战役的惨败日，那一天他看到可耻的国王和大臣在世人面前囚禁了他的那位受了伤的英雄——这是一场大灾难，从此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观的疑惑，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理解怎样才能获得神圣的正义了。

但他没有因此而否定正义，而仅是说，实现正义需要耐心。虽然他不喜欢牧师，从来不愿去教堂，但他信仰上帝。推翻独裁者的宣言难道不是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吗？“上帝是男人的——宗教是女人的。”他有时会这样咕哝说。在西西里，国王的军队撤退后，有个英国人来到了巴勒莫，给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圣经》——由英国外文《圣经》团体印制，其封面是用黑色的皮革制成。遇到逆境的时候，比如说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或革命分子暂时没有宣言保持沉寂的时期，他就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在热那亚码头做水手或搬运工，还有一次去了斯培西亚港附近山区的一个农庄干农活。在工作之余，他就学习那本厚厚的《圣经》。他带着它是打仗。如今他只读这本书，为了能继续阅读（印刷的字体太小），他同意接受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送给他一副银框眼镜，她是一位英国矿主的妻子，他们的矿山在距离苏拉科镇三英里远的山上。她是苏拉科镇上唯一的英国女人。

乔治奥很敬重英国人。这种感情，是在乌拉圭的战场上形成的，当时他至少有40岁了。为了在美洲实现自由的理想，有几个英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他记得他最早认识的英国人叫塞缪尔，此人是加里波第手下一个黑人连的连长，参加了著名的蒙得维的亚围攻战役，塞缪尔和黑人士兵在勇敢地徒涉博亚纳河时牺牲了。他，乔治奥，这时已经获得了海军少尉军阶，工作是给将军做饭。后来，他在意大利获得了海军上尉的军阶，和参谋人员一起骑马行动，但仍然给将军做饭。他在伦巴底战役期间一直做饭；在向罗马挺进的路上，他用美洲人用绳索套牛的方式搞到了牛肉；他在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负了伤；有四名逃亡者，他是其中之一，跟将军一起，把将军奄奄一息的妻子抬到一间农舍里，后来她死在那里。他在这次可怕的撤退中累得精疲力竭。在巴勒莫，那不勒斯人从城堡里用大炮向城里轰击，但他仍然在照顾将军。他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沃尔图诺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一天，战斗结束后，他为将军做饭吃。他所到之处，都看到英国人总是站在自由军的前排。他尊重英国，因为英国人喜欢加里波第。人们都说，加里波第将军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伯爵夫人和公主们都亲吻了他的手。他很信这种说法；因为英国是个高贵的国家，而加里波第是个圣人。看看他那张脸，就知道道德信念的力量了，因为他总是对世界上受压迫的穷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在那个革命时代，忘我精神，就是彻底地投身于宏大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激励着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重音，身在其中的乔治奥不免也留下了烙印，所以他不加掩饰地蔑视个人利益。这个男人，尽管苏拉科最底层的阶级都怀疑他把钱藏匿在自家的厨房里，但他确实一生都蔑视金钱。他年轻的时候，领袖们活着是穷人，死了也是穷人。所以，他养成了轻视未来的思维习惯。养成这个习惯的部分原因是他曾经生活在令人兴奋的、冒险的、野蛮的战争中。但最主要还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草莽的雇佣兵能做出来的，而是清教徒的行为举止，源自类似于清教那样苛刻的激情。

刻板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让乔治奥的晚年生活在忧郁之中。之所以忧郁，是因为理想似乎消失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国王和皇帝生活在极度富裕之中，但上帝对穷人却很吝啬。他因为朴实而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出手帮助自己的同胞。他无论在哪里生活，都能获得当地意大利同胞的敬重（他称自己过着流亡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不想对自己隐瞒一个事实，他的那些同胞不关心那些被蹂躏国家的不幸。他们听他讲战争故事，但似乎只关心他从战争中捞到了什么好处。他们什么都不理解。“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为整个人类在受苦受难！”有时他狂暴地对他们大喊道，声音中充满了力量，眼睛喷射着火焰，晃动着头上雄狮鬃毛一般的白发，举起那只棕色有力的大手指着天空，好像在请求上天做证一样。他的举止感动了听众。接着他会摇晃一下脑袋，挥一挥手，意思显然是：“跟你们谈这些又什么用？”看到如此状况，他的听众就会相互推搡一下。老乔治奥有很强烈的感情，有个人意志力，人们常称呼他——“老狮子”。只要有点小事，就能让他打开话匣子。他在海滩上同意大利渔民谈论马尔多纳多，在他在瓦尔帕莱索开办的小商店里同乡下顾客攀谈；到了晚上，他又会突然出现在维奥拉旅馆的咖啡厅的一端（另一端留给英国工程师）主动与火车司机和铁路商店的经理交谈。

他一开口，那些铁路上的贵族们马上停下手中的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侧耳倾听，这些听众各个长得都很漂亮，古铜色的皮肤，消瘦的脸庞，头上堆着闪亮的黑色卷发，有的人的耳朵上还挂着黄金的耳环。偶尔能看到一个金发巴斯克人给咖啡厅里的人看手相，等着客人付费。科斯塔瓦那的土人不会来这里。这是意大利人的据点。即使苏拉科的警察在夜间巡逻，也会让马匹放慢脚步，弯腰伏在马鞍上，从窗户里透过烟雾清点屋里的人头；老乔治奥那滔滔不绝的叙述似乎飞过警察向大草原飘去。有时，警察局副局长也会来，他是个脸很宽的小个子绅士，皮肤棕色的，基本上算是个印第安人。他让手下人和马匹在屋外等着，自己神气十足地走进屋里，面带狡猾的微笑，一句话都不说，径直走向长长的酒吧台。他伸手指着酒架上的一瓶酒；乔治奥马上把烟管塞进嘴里，亲自为副局长服务。此时，除了马刺发出的轻微叮当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副局长喝完了酒，轻松地向四周扫视一圈，然后走出屋子，缓慢地骑上马，那马在他的驾驭下绕着圈朝镇子方向去了。

第五章

只有这样做，地方当局才能获得大量身强力壮的外国人的拥护，这些外国人才会去开山劈石，推动“爱国的进步事业”。这番伟大的话，是科斯塔瓦那的前独裁者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十八个月前在国家中央铁路开工揭幕仪式上说的。

他为此特意来了苏拉科一趟。中午一点钟有一场宴会，由OSN公司提供，地点是在“朱诺”号轮船的甲板上，时间是在岸上的仪式完成之后。米切尔船长亲自驾驶着一艘挂满旗帜的货运驳船，用汽艇拖着，把独裁者大人从码头运送到轮船上。住在苏拉科有护照的人都被邀请到了，包括几个外国商人、镇上所有古老西班牙人家族的代表、大草原上的大地主、有礼貌的好人、世袭绅士；这些人都属于一类人，行为蹑手蹑脚，政治态度保守，热情好客。这个欧洲殖民省份是他们的据点；他们的布兰科党夺取了胜利；如今，布兰科党选出的独裁总统，正在彬彬有礼地坐在两个友好欧洲大国派来的代表中间。这两位大使是跟随着独裁者从斯特玛尔塔来的，出席这个仪式等于是在支持他们国家在这个铁路项目的资本投入。

这群人中唯一的女人是古尔德夫人，卡洛斯先生的妻子。卡洛斯先生是圣托梅银矿的矿主。苏拉科的妇人们都不够开化，不能来参加如此公开的活动。虽然她们已经在昨天晚上政府大楼召开的大型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但只有古尔德夫人能出席铁路开工仪式。在港口茂密的树荫下竖立起一个高台，台上覆盖着红布，古尔德夫人站在独裁者身后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中，显得格外醒目。她从货运驳船上下来，全身充满了高贵的风范，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下坐下，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切尔船长，他亲自为这艘船掌舵。在“朱诺”号长长的豪华酒吧间里，她穿着明媚的服装，这才使这场沉闷的聚会拥有了一点真正喜庆的语调。

铁路董事会的主席（从伦敦来）是个风度翩翩的人，满头银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他殷勤地侍奉在她左右，笑容满面，略显疲态。他先乘坐邮轮从伦敦来到斯特玛尔塔，然后从斯特玛尔塔乘坐沿海岸线的专列（仅有的铁路线），这段旅程大体上说是可以容忍的——有人甚至是令人感到愉快——意思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了。然而，翻越高山来苏拉科是另外一种经历，他坐着一辆破旧的驿站马车，走的是无人走过的路，那路在令人恐惧的悬崖峭壁之间盘旋而行。

“那一天我们在那条非常深的大峡谷的边缘两次受惊，”他低声地告诉古尔德夫人，“当我们到了这里，我们才发现，如果没有你的好客，真不该来这里。苏拉科简直是太落后了！——港口也很落后！落后得令人吃惊！”

“哈，但我们为苏拉科而骄傲。历史上这个地方很重要。两届总督都把宗教法庭设立于此。”她表情活泼地告诉主席。

“我很受感动。我并非想贬低你。你似乎很爱国。”

“如果仅考虑本地的情况，这个地方是很可爱的。或许你不知道我是此地怎样的一个老居民。”

“你有多老？我真想知道。”他低声说道，微笑着看着她。古尔德夫人看上去很年轻，因为她的脸上流露出一股聪明劲儿。“我们不能给你们宗教法庭；但我们要给你们更多的蒸汽机车、一条铁路、一套电报系统——这样你们在这个伟大的世界里就有了前途，这绝对比宗教历史更有价值。你们需要比总督更伟大的东西。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地处海岸线竟然还如此与世隔绝。如果你们在内陆1000英里的地方，那倒是非常精彩的事。你们近百年以来有变化吗？”

他说话很慢，音调富有幽默感，而她在一旁微笑着听着。她虽然表面表示同意，但她让他相信苏拉科实际上有变化。在她来到苏拉科后，已经发生过两次革命，但没有能改变这个地方安静的生活。这两次革命行动都发生在共和国人口比较稠密的南部和斯特玛尔塔大峡谷，那里是各党派决斗的大战场，他们都把首都看作战利品和出海口。革命在那些地方的进展比较好。苏拉科的人比较被动，仅作壁上观。当然，本地政府每次革命都发生改变，新官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乘坐老式驿站马车翻山越岭来苏拉科。

几天来，铁路董事会主席一直受到古尔德夫人的盛情款待，他十分感谢。自从他离开了斯特玛尔塔，他就完全失去了欧洲生活的感觉，因为周围都是异国的情调。在首都，他是大使馆的贵宾，忙于和文森特先生的政府的官员进行谈判——这些人都是有教养的，但不知道文明社会的商业规则。

他最担心的是为建铁路购买土地的事。在斯特玛尔塔大峡谷地区，已经有一条铁路线，那里的人都很温顺，价格是唯一的问题。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争取把价格定下来，但这样一来困难就归结为委员会成员如何明智地去影响价格这个问题了。然而，建这条铁路的真正意图是把铁轨延伸到苏拉科这个欧洲人的省份里去——可在这里出了麻烦了。多少年来，自然屏障一直使苏拉科与外界隔绝，陡峭的山脉阻止了现代企业入驻。现代企业不愿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海港水浅、海湾上空乌云密布且风平浪静。第三个原因是这里土地肥沃，地主们思维顽固僵化——他们大多是古老的西班牙贵族家庭，比如安布罗西奥家族和费尔南多家族，这些家族似乎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即将穿越他们土地的铁路。在这个省份内已经有许多支地质勘查小组在活动，其中有几个受到了暴力威胁。另一方面，胡乱要价的事也出现了。但铁路方面成功对付了各种紧急情况，为此他们感到骄傲。由于他在苏拉科遇到盲目的保守主义者的抵抗情绪，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时也会用情绪去应对。政府将会与铁路董事会签订合同，合同规定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即使为此动用武力也要履行。但他希望他的计划能平稳实施，不希望被武装纠纷破坏。这些计划非常巨大，影响深远，大有前途，需要竭尽全力去实现；所以他设想请独裁总统来参加几项仪式并发表演说，其高潮就是在海港的岸边举行大型奠基仪式。要知道那个文森特先生其实也是个欧洲人。他代表了欧洲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胜利。这些是事实，除非事实能带来结果，约翰爵士告诉自己，这样一个男人的影响力是真实的，他亲自来参加仪式能产生所期待的抚慰作用。在一名聪明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这次旅行安排好了，此人在斯特玛尔塔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他是古尔德银矿的代理人。古尔德银矿是苏拉科最大的企业，甚至是整个国家中最大的。它的矿藏非常丰富，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个被称为矿山代理人的人，显然是个有文化的人，有能力，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在政府内部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向约翰爵士保证独裁总统能去苏拉科。不过，他还遗憾地告诉约翰爵士，蒙泰罗将军也坚持要去。

在政治斗争的初期，蒙泰罗将军仅是镇守莽荒的东部边境的一名卑微的陆军上校，但他在关键时刻把赌注都压在了里比热领导的党派上，在当时的那种特殊局势下，他的微小支持产生了一种偶然的重要性。他在战争中运气极佳，里约塞科镇的胜利（在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殊死搏斗后）标志着他大功告成。最后，虽然他没有贵族血统，但仍然荣升为将军、战争部长、布兰科党的军事首领。确实有人说他和他弟弟是孤儿，他的父亲在为一位著名欧洲旅行家做向导时丧了命，这位旅行家出于慷慨之心把他俩养大。另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仅是个森林里烧炭的工人，母亲是来自内陆的印第安妇女，后来接受了洗礼。

无论实际情况为何，科斯塔瓦那新闻界依照惯例来美化蒙泰罗，他们把蒙泰罗在政治斗争的初期便从他的司令部出发，穿越森林加入布兰科党的军队这件事描绘成为“现代史上最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从欧洲回来了，他去欧洲是做一名领事的秘书。回国后，他纠集一些罪犯组成一支队伍，并且展示出了某种指挥游击队作战的天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首都军事指挥官的职务。

战争部长最终还是陪着独裁总统来苏拉科了。为了国家的利益，OSN公司的董事会与铁路公司的人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在眼前这个重要的时间指示米切尔船长拿出“朱诺”号邮轮供这群达官贵人调遣。文森特先生，从斯特玛尔塔出发向南行，在科斯塔瓦那的主要港口凯塔登船，从海路来苏拉科。但铁路公司的主席勇敢地选择坐一辆摇摇欲坠的驿站马车走山路，他的主要目的是见一见正在对铁路线做最后一次勘测的总工程师。

见过大场面的人对自然界总是持冷漠态度，但这种不友好态度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有所改变。他来到了在他的铁路沿途最高的山上建立的勘测营，勘测营周围的环境给他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象。他在勘测营里过了一夜。由于到勘测营时天已经黑了，他没能看到伊格罗塔白雪皑皑的身影背后的落日余晖。几大块黑色岩石柱构成了一个敞开的石门，面朝着西方，斜躺在雪白的田野中。高山上，看什么都觉得很近，就如同浸泡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静止液体中一样；总工程师站在用石头砌成的粗糙石屋的门口，侧耳等着驿站马车的声音，他凝视着山影不断变化的色调，仿佛觉得自己正在倾听一段激动人心的音乐，从那音乐中，不仅能听出暗语的最精妙之处，还能领略出音乐的宏大效果。

约翰爵士到得太迟了，没有听到落日余晖中锯齿一样的群峰吟唱出的宏大的无声音乐。不过，他气喘吁吁地在深沉的暮霭中做片刻休息时早就听到过这段音乐了。此时，他移动僵硬的四肢，从驿站马车上爬下来，与总工程师握手。

他们让约翰爵士在样子像一块大石头的石屋内吃晚餐，这间石屋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仅有两个出入口；石屋外有一堆用木柴烧的火（骡子背上山的），给屋里送进摇摇晃晃的火光；石屋里摆着一张粗糙的野营桌，上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据说这是专门为客人安排的。约翰爵士坐在总工程师的右手一边。约翰爵士知道如何和蔼可亲；那些刚刚步入生活就来此做铁路勘测的年轻工程师们也在旁边就坐，恭敬地听着，他们稚嫩的脸经风吹日晒变成了棕色，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个大人物也能如此地和蔼可亲。

深夜，他和总工程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俩一会儿走进石屋，过一会儿又走到石屋外。他和总工程师是老朋友。这不是他俩第一次合作，虽然他俩脾气秉性如同水火一样不容，但在合作中却相处得不错。他俩相遇使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格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对世界有用的力量——这种奇妙的力量，不仅能让宏大的机器和人类的肌肉运动起来，还能唤醒人内心中对工作的无限热情。桌子旁边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勘测铁路线就是如同人生的命运，许多人还没有完成工作就先死去了。但工作一定会完成：因为人类的信念有多强，力量就有多大。虽然话能这样说，但事并非简单。勘测营里一片寂静，高原在月光下就如同高山峻岭环抱中的巨大的戏台一样，两个穿着厚厚大衣的人影在散步，总工程师断然说出了几个字——

“我们搬不走高山！”

约翰爵士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才感到这几个字的力量。月光下，白雪皑皑的伊格罗塔峰，高悬在岩石和大地的阴影之上，就好像冰封的气泡一样。周围寂静极了，只有畜栏里的牲口还有声音，畜栏是用乱石搭成的，几头骡子在那里踢着前蹄，喘着粗气。

总工程说这番话，是在回应董事会主席的一项试探性的建议。考虑到苏拉科大地主们对铁路有成见，他建议让铁路改道，以便顺从大地主们的意思。总工程师认为，虽然人很顽固，但阻力并不大。此外，对付人的顽固，可以仰仗查尔斯·古尔德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要在伊格罗塔山脉下挖隧道，那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哈，对了！古尔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约翰爵士在斯特玛尔塔时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古尔德的事，此时还希望了解更多。总工程师向他保证，这位圣托梅矿的矿主对那些西班牙大家族有巨大的影响力。古尔德家的房子在苏拉科是最好的，他为人好客，大家对他是赞不绝口。

“他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接待我，”总工程师说，“那个小妇人真善良。我与他们在一起长达一个月。他帮助我组织起勘测队。他是圣托梅矿的实际拥有者，这给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他似乎认识省政府里所有的官员。我想说，他用一只手指就能控制省里所有的绅士。如果你听他的，困难就能迎刃而解，因为他想要铁路。当然，你说话要小心。他是个英国人，一个非常富裕的英国人。霍尔罗伊德家族跟他一起向那个矿山投了资，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打断自己的话，是因为畜栏矮墙外面火堆旁边站起来一个人，穿着一件南美披风，只露出一个脑袋。他那个用来当枕头的马鞍子，在火红的火堆旁边就好像是一块黑补丁。

“我回国途中要去美国，顺便我要去看看霍尔罗伊德，”约翰爵士说，“我敢说他也想要铁路。”

那个穿披风的男人，可能是被声音吵醒了，站了起来，点燃了一根香烟。在火柴的光亮下出现了一种古铜色、长满了黑胡须的脸，一双眼睛凝视着前方；他重新整理了一下披风，又枕着鞍子直挺挺地躺下了。

“他是我们勘测队长。我马上就要送他回苏拉科，因为我们就要勘测斯特玛尔塔峡谷了，”总工程师说，“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OSN公司的米切尔船长把他借给我用。米切尔是个好人。查尔斯·古尔德告诉我，这是我能获得的最好的帮助。他似乎很会管教这些赶骡子的人和铁路工人。有了他，我们一点麻烦都没有。他要带着一些铁路工人护送你们去苏拉科。山路很不好走。有他在，你能少受惊几次。他答应好好照顾你们，就好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

这位勘测队长是一名意大利水手，所有在苏拉科的欧洲人都跟着米切尔船长的错误读音，习惯上叫他诺斯特罗莫。他确实是个沉默寡言但善于行动的人，虽然道路条件恶劣，但他极好地完成了任务，这点约翰爵士后来亲口向古尔德夫人提到过。

第六章

截止到这个时候，诺斯特罗莫来这个国家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足以让米切尔船长敢夸耀自己慧眼识人的极高价值。显然，诺斯特罗莫是个极具价值的下属，有他这样的下属值得自夸。米切尔船长对自己慧眼识人的本领很自豪——他这样自豪，并非是自私的目的——他的自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天真的癖好，他总是夸口说，“把我的搬运工监工借给你”。这样，诺斯特罗莫很快就与苏拉科的所有欧洲人建立了私交，变成了一个大勤杂工——他被视为一个能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天才。

“这个小伙子全身心地为我做事！”米切尔船长肯定地说；或许没有人能解释他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只需看看他俩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怀疑其正确性。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就是为人刻薄、古怪的蒙汉姆医生——不知何故，他总是用那短促的、绝望的笑声表达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蒙汉姆医生从来不浪费笑声或言辞。他默不作声的时候最可爱。人们最怕他张嘴说蔑视人的话。只有古尔德夫人能约束他，不让他胡言乱语；即使面对她，医生有一次仍然说（当时的话题不是诺斯特罗莫，而且医生说话的腔调很文雅），“把别人想得比自己还好，这太不合情理了”。

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赶紧切换了话题。有不少关于这位英国医生的奇怪传说。许多年前，当时古兹曼·本托还在台上，医生卷入了政治纠纷，传言说他参与了一次政变，但政变中出了叛徒，结果像人们说的那样，政变被血腥镇压。事后，他的头发变灰白了，挂着伤疤的秃脸难看得像一块灰砖头；时常穿着大方格的法兰绒衬衣和一顶旧得褪了色的巴拿马帽，借以挑战苏拉科的社会习俗。若非他衣服整洁，他早就被视为有损欧洲海外殖民地形象的懒惰欧洲人。簇拥在苏拉科宪法大道两旁的阳台上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每当她们看到医生穿着法兰绒衬衣，外面罩着一件亚麻短茄克，低垂着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阳台下走过时，她们便会纷说道，“看呀，医生看古尔德夫人去了，还是穿着那件小茄克。”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她们无法理解的。她们不愿为医生多花费心思。他既老又丑，不过很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如果他不是个男巫，也是个“疯子”。实际上，他能穿那件小茄克是古尔德夫人开导的结果。这位习惯于说猜疑话、刻薄话的医生，面对这个女人，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深刻敬意。这个女人极有性格，她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英国夫人”。他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对一个像有他那样习惯的男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是很完整地感觉到了。她从来没有想要他做出如此显眼的顺从。

她敞开她的那栋老式西班牙房子的大门（苏拉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把生活中简朴的优雅分配给大家。她招待客人的方式，既简洁又富有魅力，因为她对价值的感受是敏锐的。她在人际交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无私分成许多细微的级别，她在发出暗示时能让人产生广泛的联想。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定居已经有三代人了，他们家的人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娶回妻子）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一个聪明的姑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铁路勘测队里，无论最年少者，或是他们成熟的领队，在高山峻岭之上都尽量找机会谈论古尔德夫人的房子，他们的动机跟查尔斯·古尔德可不一样。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在苏拉科镇头顶上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中，她的名字被挂在工人们的嘴边的时候，她会吃惊地睁大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并爆发出低沉的笑声，一边笑还一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为那些工人做什么。几乎没动什么脑筋，她就能脱口说出一种解释。“当然，对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能在我家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欢迎让他们吃惊了。我觉得他们是想家了。我觉得人人都有点想家。”

她一直很同情想家的人。

查尔斯·古尔德，与他父亲一样，生在科斯塔瓦那。他又瘦又高，红胡子，光溜溜的下巴，清澈的蓝眼睛，褐色的头发，消瘦的脸颊鲜红的。他的这副样子就好像是新来的外国人。他的祖父跟着玻利瓦尔为独立而战。当时的英国军团在卡拉沃沃战场被视为国家的救星，玻利瓦尔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向他们行军礼表示敬意。在联邦政府时期，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叔父被选为苏拉科省的省长（后来成为国家）。后来，他被那个主张统一制的野蛮将军古兹曼·本托推到一座教堂的墙前枪毙了。就是这位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为了永久总统，以残暴无情著称，最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民间传说他是个在大地之上游荡的残暴鬼魂，身体来自斯特玛尔塔的圣母升天教堂的陵墓中的一具尸体。无论真假，这至少是教堂司祭向那些涌进教堂的人群所做的尸体消失的解释，这些人光着脚，心怀敬畏，走到大祭台前一个丑陋的砖砌成的棺材前，从棺材侧面的一个窟窿向里面观望。

古兹曼·本托给人留下了残酷的记忆。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叔父之外，他还杀死许多人；但由于查尔斯·古尔德有一位亲戚为贵族的理想而献身，苏拉科的豪强（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称呼；如今叫布兰科党人，联邦的理念被放弃了），就是那些纯种的西班牙家族，都认为查尔斯是他们中的一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卡洛斯·古尔德比其余人更像一名科斯塔瓦那人；但由于他与人说话很有特点，普通人仅把他视为一名住在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那些来苏拉科旅游的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些旅游者，样子像好似异教徒朝圣者，不为苏拉科人所知。他比新到的这批铁路工程师更像英国人，比她妻子卧室里刚送到的英国《笨拙周报》上的人物更像英国人。听他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称卡斯蒂利亚语）或印第安土语，你会感到吃惊。他说的不是纯正的英国口音；但与他的那些移居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的祖先相比较（他们中有解放者、开拓者、咖啡种植者、商人、革命者），他是这三代人中拥有自己骑士风格的人，他在马背上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嘲笑南美大草原的骑手的意思，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觉得全天下他们的骑术最好。用比较高级的语言说，查尔斯·古尔德骑马就像半人半马的天神一样。对他来说，骑马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基本能力；然而，当他骑马去矿山的时候，总是穿着英国服装，坐在进口的马鞍上，沿着一条布满牛车车辙的道路缓步前行，这时你看他就如同悠闲地从地球的另半边的绿茵牧场刚刚来到科斯塔瓦那一样。

他要沿着那条年代久远的西班牙人修建的道路走——民众称之为“皇家路”——这是西班牙皇室留下的唯一遗迹，为老乔治奥·维奥拉痛恨不已，如今西班牙皇室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着马的白色雕像就伫立在林荫大道入口的树林中，这是连乡下人都知道的地方。对镇上乞丐而言，雕像底下的台阶上能睡觉，他们管这个地方叫“石头马”。另一个卡洛斯，向左转，沿着另一条残破的马路快马加鞭飞奔起来——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穿着英国服装，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却比那个雕像基座上睡着流浪汉的、像君主一样骑着战马的、把大理石手臂高举到插着羽毛的大理石帽檐的骑士更像在自己的祖国。

风吹雨淋使西班牙国王骑马雕像褪了色，他那敬礼的姿势，隐约中似乎要展开神秘的胸怀去拥抱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政治变革；但另一个骑士则不同，他在民众中很有名声，骑着那匹体型矫健的白眼睛、灰白肤色的马，一副既敏锐又活泼的样子，穿着英式服装，丝毫不露声色。他非常冷静，就好像欧洲人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用礼仪把自己打扮得很冷静一样。他冷静地接受现实：比如，苏拉科妇女令人震惊的涂脂抹粉方式，她们拼命往自己脸上涂珍珠粉，最后脸上只剩下美丽的眼睛露在外面；再比如，镇上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流言蜚语；再比如，不断爆发政治变革，然后再不断“拯救国家”，在他妻子的眼里，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血腥的杀人越货游戏，玩家都是一些堕落的孩子，他们玩这游戏时的态度诚挚得到了骇人的程度。这位小妇人刚来到科斯塔瓦那的时候，看到国家的公事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残暴手段去解决，她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奈之下她只能气愤地紧握着拳头。她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假装天真的表演，根本不真实，只有自己的愤慨是真实的。查尔斯一边听她说，一边捻着自己的长胡须，不愿谈论这些暴行。然而，他有一次却平静地说——

“亲爱的，你忘了我生在这里。”

这句话使她怔住了，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或许，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是与他人不一样。她信任丈夫；而且一直是非常信任。当初，就是他那绝不沉迷于情感的生活态度，让她浮想联翩。在她的思维里，他那平静的思考方式被视为具有极高谋生能力的标志。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兼诗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代表他的国家去几个欧洲国家做大使（在暴君古兹曼·本托的统治下，他曾被投入国家监狱，遭受过不为人知的侮辱）。他经常在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称赞卡洛斯不仅具有英国人的全部素质，还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

古尔德夫人抬头望着丈夫的那张古铜色的瘦脸，虽然他肯定听到了有人说他爱国，但她却没有发现他的面容有丝毫抖动。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矿山回来的缘故；但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不怕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仆人巴西利奥，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系着红色的腰带，蹲坐他的脚后跟好一会儿，才把他脚上那沉重的马刺取下来。然后，矿长走上楼梯，进入走廊。拱形走廊壁柱之间的栏杆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满植物的花盆，植物的叶和花把下面的走廊与小院子屏蔽开来，小院子是南美家庭真正的中心，在小院子里的家庭生活很安静，安静得就好像是阳光在石板地上投下的光影的位移。

阿韦兰诺斯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几乎5点钟走过天井。他按照英国人的习俗选择在喝茶的时间来伊米莉亚家，这可以使他回忆起当年他在圣詹姆士的宫庭做大使时的伦敦生活。他不喜欢喝茶；尽管如此，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那把美国椅子上摇晃着，他的那双干净的小靴子就踏在椅子的搁脚板上。他不断说着，就好像是要充分表现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奇妙语言技能一样。他说多长时间的话，手里的茶杯就握多长时间。他头上的短发都白了；但眼睛像煤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大厅，他会微微点一点头，停止自己的讲演，但在闭嘴前总是要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从圣托梅矿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英式运动。难道不是吗？”

说完，他便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微微耸一耸肩，跟着打一个长嗝儿，最后惊呼道，“好极了！”

然后，他把空茶杯交到他年轻朋友的手里，微笑一下表示感谢，接着继续讲述圣托梅矿的爱国意义，就好像一刻不停地讲话才能快乐一样，与此同时，他坐在那把从美国进口的安乐椅上前后摇晃着。古德尔家大客厅的白屋顶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由于客厅太大，厅里摆放的家具就显得矮小了：有沉重的西班牙红木椅子，椅子背是直立的，包着真皮；有低矮的欧洲家具，摆满了垫褥，样子好像就是一些塞满了钢丝弹簧和马鬃的小魔鬼蹲坐在那里。客厅有几张桌子，上面都摆着小饰物。在大理石小桌子的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玻璃镜。有两组扶手椅，每组都有一个大沙发。地上铺着方地毯；红砖地上分布着小块的小地毯；三扇阳台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到地板，窗户的侧边挂着深色的幔帐。古代的庄严气氛，依旧留存在四堵高大而光滑的淡黄色墙壁之间；古尔德夫人坐在一张小巧的桃木桌子前，娇小的头颅上布满了闪亮的卷发，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平纹细布，她就好像一位仙女正在一堆装着美味春药的银罐子和瓷罐子前面搔首弄姿一样。

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矿的历史。早期开采就是靠用鞭子抽奴隶的脊梁，这种采矿方式的产出很少，产量还不如死人骨头重。矿山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的人都死光了；最后，矿山只能被迫放弃，因为原始的采矿方式没有利润，无论向矿山的血盆大口的丢多少死人也不行。此后，矿山逐渐被人忘记。独立战争之后，矿山又再次被发现。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采权，他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即使有历届政府盘剥，或矿工周而复始地被官僚掠夺，都无法打消他们开采的热情。后来，臭名昭著的古兹曼·本托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本地的矿工在首都派来的密使的教唆下发动起义，把矿山的英国管理者全都杀死了。在斯特玛尔塔出版的官方《新闻日报》立即公布了矿山充公令，开篇是这样的：“在外国人的折磨和压榨下，圣托梅矿山的工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外国人抱着捞到财富就跑的肮脏动机……”充公令最后宣布：“国家领袖决定行使他的仁慈权力。这座矿山，无论从国际法看，或人权法看，或神权法看，现在要被当作国家财产而归还给政府，必须关闭这座矿山，直到为保护自由原则抽出的神圣宝剑已经能保证我们深爱的国家有了幸福。”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圣托梅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夺取矿山后有什么好处，如今根本说不清。科斯塔瓦那几乎靠乞讨才付清给矿山受害家庭的补偿费，后来矿山的事渐渐不再出现在外交照会中了。此后，又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想起这个珍贵的财产。实际上，这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近六年里已经换了四届——但这一届政府能很明智地看待机会。他们又想起了圣托梅矿，并暗自断定这座矿山在他们自己手里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想到，银矿除了可以用肮脏过程从地下提取金属之外，还可有不同的用途。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科斯塔瓦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被迫向历届政府都提供贷款，为此损失了大量钱财。他有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没有想过索取回报。但有一天，圣托梅矿的永久采矿权摆到了他面前，并且还要求他偿还该矿山的所有债务，这让他惊恐万分。他很精通政府办事的方式。确实，尽管这事在策划时很诡秘，但急需他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3条，要求采矿权的拥有者必须向政府立即按照预计的采矿量缴纳未来五年的营业税。

老古德尔先生为了避开这致命的待遇，做了许多次的辩解和申诉，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懂采矿；也不知道如何把矿山开采权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出售；此时的矿山还不是一家可以运作的公司。矿山的建筑被烧毁了，设备被破坏了，周围的人口几年前就跑光了；唯一的道路也被热带植物覆盖了，就好像被大海吞没了一样；矿山的主井巷也下沉到离进口大约100码的地方。它已经不是废弃的矿山，而是杂草丛生、乱石林立、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荆棘覆盖的地面，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烧焦的木料、几堆破砖头、几块生锈的破铁。老古德尔先生不希望永久拥有那块荒凉的土地；实际上，晚上躺在床上仅想起这片土地，就能让他生气得失眠几个小时。

不巧，古尔德先生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有矛盾。在过去几年里，古尔德先生一直拒绝向这位财政部长提供金钱援助，因为古尔德先生听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他当年担任一个地区的法官的时候，很可能涉嫌暴力掠夺过当地的一家农场。如今，他升官了，这位政客宣称他要不计前嫌，好好报答一下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斯特玛尔塔的客厅里，他用虽柔软却无情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坚持原有方案。看到他那副恶毒的样子，古尔德先生的好朋友都真诚地建议不要用贿赂的办法了结此事。贿赂没用。此外，对他行贿还会很不安全。这也是那个与财政部长做邻居的女士的看法。这位长得很结实的女士，声音低沉，有法国血统，自称是一位法国高官的女儿，她在财政部长家旁边开了一家世俗女子修道会。这位华丽的女士，对着那个带着礼物、有礼貌地请求她去帮助古尔德先生的人，沮丧地摇晃着她的头。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她不敢帮忙是有道理的。她觉得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后来，为古尔德先生去做这件棘手事的那位朋友经常提到，她是他认识的跟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人中唯一诚实的人。“不要去做这件事，”她用那种固有的勇猛且沙哑的音调说，然后又改变一种更适合不知道自己高官父母到底是谁的孤儿的口吻继续说道，“不，最好别去。很遗憾。我绝不会无功受禄。我不是部长。请拿走你的包裹。”

她咬着自己深红色的嘴唇沉默了一小会儿，内心悲叹着在政府高层疏通人脉必须遵守的严苛规矩。然后，她略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走吧，回去告诉你的朋友——你能理解吗？——那丸药必须要吞下。”

在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只能签字、付钱。古尔德先生吞下了那颗药丸，而那药丸好像又混有一些奇妙的毒素，他的大脑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整天想矿山的事，就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骑在辛巴德背上难以摆脱的老人。吸血鬼开始出现在他的梦里。古尔德先生夸大了他的不利处境，因为他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科斯塔瓦那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恶劣。然而，人在本质上是极为保守的，由于自己的钱财遭受如此奇怪的抢劫，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古兹曼·本托死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奇怪的、凶残的匪帮，以政府和革命的名义抢劫过。经验告诉他，无论大家推测未来的抢劫会多么短暂，占据总统宫的匪帮绝对不会笨到因为没有借口而不抢劫。比如有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都赤着脚，这支军队的临时长官要求每位平民上交一万美元；而这位长官内心里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赏钱，只要不要少于一千美元就行。古尔德先生很清楚这点，他假装顺从，等着比较有利的时机。但假借法律和商业的形式进行抢劫，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老古尔德先生有远见、令人尊敬，但有个缺点：他太看重形式。人类的通病就是无法避免偏见。对他来说，这件事因不公正而充满了恶意，他的精神受到了震动，身体也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不让我活啊！”这话他每天要说几次。此后他真的生病了，先是发烧，接着是肝疼痛，而最大的病疼是忧虑自己无法想其他的事。那位财政部长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报复竟然是如此的绝妙。甚至于在写给在英格兰求学的14岁儿子查尔斯的信中，古尔德先生竟然也是除了矿山的事，其他事什么都不说。他哀叹不公平，哀叹受迫害，哀叹矿山这件事的恶毒；他整页整页地从各个角度分析拥有这座矿山的致命后果，语言充满了对那个永恒祸根的恐惧。因为矿山开采权需要他和他的后代来承担。他恳求儿子不要回科斯塔瓦那，不要继承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遗产，因为肯定会被那份不名誉的矿山开采权所污染；永远不要碰，永远不要接近，把美洲忘掉，在欧洲做个商人。每封信的结尾都要做自我责备，责备自己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不断地对一个仅14岁的少年来说，你因为拥有一座银矿，所以前途被毁灭了这种话，他是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的；但这种形式的说教肯定在他身上会激发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最初，这个男孩子不仅对令人生气的伤心故事感到迷惑，还很可怜自己的父亲。后来，当他在玩耍和学习之余开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父亲的信终于使他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可怜的亨利叔父在许多年前被士兵枪杀了。与那座矿山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不公正的古尔德采矿权”的东西，这是一份文件，父亲非常想把这份文件撕碎后丢到总统、法官、部长的脸上去。他注意到，虽然父亲的愿望没有变，但父亲提及的人名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改变。对他这么大的男孩子来说，父亲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东西是不公正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东西是不公正的。随着智力的增长，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中摆脱不掉的老人、吸血蝙蝠、恶魔，他感到父亲的信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人最终跟圣托梅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与大洋对面的那位把哀伤和愤恨全写在书信中的老人一样了。父亲说，由于没有完成采矿的工作，他已经被重重地罚了几次款。此外，还上交了一大笔未来的营业税，理由是像他这样兜里揣着如此有价值的开采权的人，不能拒绝向政府提供金融支援。他愤怒地写道，他的财富正在逐渐被兑换为毫无价值的收据凭证，而同时还被指责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国家的困难发大财的人。至此，这位身在欧洲的年轻人，对此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特别的言语和思想的动荡。

他每天都在想矿山的事；但他并不痛苦。矿山对可怜的父亲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这个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说明了科斯塔瓦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父亲的，但同情的方式是镇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感到很难为另一个有机体愤怒，即使那个有机体是他的父亲，他也愤怒不起来。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是20岁，轮到他陷入圣托梅矿的魔咒中了。但他是另外一种着迷，更适合于年轻人，那着迷中多了一些希望、勇敢、自信的成分，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愤慨和绝望。他在20岁后，获准可以自作主张（但必须遵守不回科斯塔瓦那的严格规定），于是他去了比利时和法国继续学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采矿工程师。但他心目中对采矿工程师这份工作的科学含义理解得不充分，显得很模糊。他对矿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有特点的矿山，就如同研究有特点的人一样。他带着好奇心去访问矿山，就如同访问非凡的人物一样。他访问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康沃尔的矿山。那些被遗弃的矿山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他来说，这些荒芜的矿山就如同倒霉的人一样，人倒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深远的意义。荒芜的矿山也许没有价值，但也许是人看错了。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察觉到这种神秘的心理状态的人，在此种心态的控制下，这个男人以极为明智的、几乎是默默无语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当她喜欢上他的时候，她立即发现，自己就好像已经不再像那些在平地上难以起飞的鸟，只能半张着翅膀游荡，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供她一飞冲天的顶峰。

他俩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未来的古尔德夫人与她那面色惨白的老姑妈住在一起，这位姑妈在许多年前嫁给了一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中年侯爵。如今她正在为那个男人守寡，这个男人，不仅知道如何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献身，还知道如何像那些为理想牺牲的年轻人一样慷慨大度。从这个角度看，老乔治奥·维奥拉仅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残片，就好像在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一根被折断的桅杆仍然不免漂向远方。丈夫死后，侯爵夫人过着平静的、只需低声说话的生活，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白布条，样子就像修女一样。她住在一栋古老的、残破宫殿首层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大厅非常空旷，屋顶还有绘画，如今被用作谷仓、鸡窝、牛棚。承包土地的农户一家也住在大厅中。

这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了。在那次相遇后，查尔斯·古尔德就不再去访问矿山了。不过，他俩乘坐同一辆马车去看到了一座大理石采石场，采石场应该算是一种矿山，因为也是要撕开大地，从大地的宝藏中提取原料。查尔斯·古尔德没有按照讲话稿打开心扉。在她眼里，他只是在不停地做事和思考。这是表达诚挚感情的好办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认为可怜的爸爸对圣托梅矿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俩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真诚对话，就好像他们的影响力能穿越地球一样；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达爱情，爱情可以热烈地活在冰冷的辞藻中。因此，对古尔德夫人的婚事来说，这些讨论是非常珍贵的。查尔斯很为老古尔德先生担心，害怕他为摆脱那份采矿权去消耗自己的精力和健康。“我敢说这事用这种办法不对。”他在内心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叫喊。有一次，她坦率地指出，有品格的人不应该花费精力去搞阴谋诡计。查尔斯很理解她的忧虑，用温和的口吻说：“你不能忘记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她思维敏捷，脱口说出一句似乎无关的话，但他却认为极为有洞察力。实际上，她是这样问的——

“哟，那你会怎样做？你也出生在那个地方呀。”

他知道如何回答。

“我不一样。我离开那个国家有10年了。爸爸很长时间没有出国。他最后一次出国是30年前的事。”

她是第一个听到他在知道父亲死讯后开口说话的人。

“矿山的事害死了他！”他说。

他冒着中午的炎炎烈日，沿着那条白色的马路，带着父亲的死讯，不顾一切地径直走出了镇子，徒步走到了她居住的那栋荒废的豪宅里去找她。他俩见面的房间不仅宏大还荒凉，四处有长长的花缎带从墙上的镶板上垂下来，但颜色因年久和潮湿都变黑了。屋里的家具只有一把镀金扶手椅子，椅子背断了。一个八角形的柱子上摆着一个硕大的大理石花盆，花盆上雕刻着头像和花环，一条大裂缝贯穿上下。查尔斯·古尔德浑身都是白色的尘土，在靴子上，在肩膀上，在帽子上。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右手抓着一根粗大的橡木棒。

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要下山迎接他。她戴着装饰着玫瑰花的大草帽，草帽下她的脸色苍白，手上戴着手套。她原想去山脚下葡萄园墙附近的那三棵白杨树下等他。

“那矿山害死了他！”他重复道，“他本能多活几年。我们家的人都长寿。”

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死盯着那个有裂缝的大理石花盆看，就好像想要永远把花盆的形象记在脑海中一样。突然，他把头转向她，脱口说了两遍，“我就是想见到你——我就是想马上见到……”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在科斯塔瓦那孤独的、受折磨而死的亡灵引发的一股巨大的怜悯之情，携带着痛苦的全部力量，猛地涌入她的心中。他抓住了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嘴唇边，而此时她已经把阳伞丢到地上，轻轻地拍着他的面颊，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在下垂的帽檐下擦自己的眼泪。她穿着白色的小外衣，就好像是残破的豪华大厅里走迷路的小女孩在哭。他站在她旁边，再次默默地盯上了那个大理石花盆。

过了一会儿，他俩出去散步，双方默默无语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他大声道——

“是的。他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俩停下了脚步。此时，在山坡上，在马路上，在橄榄园里，到处是阳光下的阴影；有白杨树的，有栗子树的，有农舍的，有石墙的；空中传来钟声，声音虽薄弱，但令人觉醒，就好像是落日余晖的脉动。她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是受惊了的样子，因为她觉得他不该像往常那样看着她。他平时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她的意见、耐心听她说话。他跟她交谈时就像一个最焦虑的、最恭顺的说话者，他的这种态度使她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方面展示出她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贬低他的尊严。她是个娇小的姑娘，脚小，手小，小脸很迷人，头上有大量卷发；一张相当大的嘴，那嘴一张似乎就能把坦率和慷慨的芬香传送给你。她有一颗阅历丰富的女人才有的敏锐的心灵。无论你在她面前摆放多少好东西或好听的恭维话，她都能小心地选择那些值得她骄傲的。但此时他实际上没有看着她；他的表情是紧张的、不理性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男人不应该盯着女孩头部之外的地方。

“噢，是的。矿山那件事不公正。他彻底地被这事给毁了，可怜的老人。哎哟！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帮助他？但如今我必须想到对付这件事的办法。”

他用极大的自信说完这番话，然后低头看着面前的她，这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紧张、迷惑、恐惧的情绪。

他说，此时他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她是否足够爱他——她是否有勇气跟他远走高飞？他向她提出这问题的时候，声音因焦虑而颤抖起来——因为他此时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她爱他。她要跟他走。霎那间，这位苏拉科所有欧洲人的未来女主人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大地完全消失了，甚至钟声也没有了。当她的脚再次触及大地的时候，钟声依旧在峡谷里回响；她把手举过头顶，急速地喘息着，瞧了瞧那条石头小路。小路上还是没有人来往。与此同时，查尔斯跳入干河沟，拾起那把打开的太阳伞，那伞刚才像鼓槌一样在发出一声威武的声音后便弹跳走了。他把伞交还给她，情绪很低落，甚至可以说有点沮丧。

他俩转身向回走，而她已经把手挎在他的胳膊上了。他开口说话了——

“我们有幸在海边的镇子定居下来。你听说过那地名，叫苏拉科。我很高兴我那可怜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房子。他在很多年前就买下了，因为他希望在那个欧洲人的省份里最重要的苏拉科镇有一栋古尔德家的房子。我去住过一次，那时我是个孩子，跟我亲爱的母亲去的，整整住了一年。我可怜的父亲去美国做生意去了。你将是古尔德家房子新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他俩回到了破旧宫殿的转角处，就是那栋位于卢卡的葡萄园、大理石山、松树的橄榄树之上的那栋大豪宅的转角处，他又说道——

“古尔德这个名字在苏拉科很受尊敬。我叔父哈里曾经是国家的领袖，他在上流家族里很有名气。这里我指的是克里奥尔人的家族，他们不曾参与政府的卑劣闹剧。哈里叔父不是冒险者。在科斯塔瓦那，我们古尔德家的人都不爱冒险。他属于那个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但他基本上保持着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是联邦制。但他不是政客。他其实只想拥护社会秩序，因为他就是喜欢理性的社会自由，反对社会压迫。他是个有理性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似乎是正确的，就像我感觉我也要那么做一样。”

这番话，他之所以要说，是因为他仍然牢牢记着那个他儿童时生活过的国家，因为他衷心想与面前这个女孩一起生活，因为他一直想着圣托梅矿采矿权的事。接着，他说要离开她几天，去找一位从旧金山来的美国人，此人仍然在欧洲的某处。几个月前，他在德国矿区里一个古老镇子上认识了那个美国人，他俩很合得来，一整天都沿着一条古老的街道给那些中世纪房子的塔楼做素描，不过那个美国人似乎很孤独。查尔斯·古尔德与他在采矿方面有不解之缘。他对办采矿企业感兴趣，对科斯塔瓦那有所了解，对古尔德这个名字也不陌生。他俩谈得很投机，如果不是因为年龄相差很大的话，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查尔斯想找一位头脑精明的资本家，而且还必须有平易近人的性格。他父亲在科斯塔瓦那有大笔财产，如今似乎被卑鄙的革命熔炉熔化了。他家除了在英格兰的一万英镑的存款之外，值钱的就剩下苏拉科的房产、偏远地区的一块林产、圣托梅矿的开采权。他可怜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份开采权而走入坟墓的。

他向她解释了这些情况。他们分手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过去，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迷人的一面展示给他。年轻人都渴望陌生的生活，比如说去远方旅行、想未来有冒险或打仗的机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改变生活方式或想去征服的念头，她的内心正是被这种念头占据了，她因此而变得非常兴奋。作为回报，她变得更加开放、更大胆地展示出自己的温柔。

他离开她，走下了山岗。孤独中，他立即就感觉自己变得冷静了。死讯能给我们的日常思维带来不可挽回的改变，我们能隐约感到一种不舒服的刺痛。查尔斯·古尔德痛苦地感到，没有费吹灰之力，他已经再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他可怜的父亲了。父亲的形象不再像过去那样活生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还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想采取行动的悲愤欲望。在这方面，他的直觉是没有错的。行动给人慰藉。所以，行动虽是思想的敌人，却是美妙幻想的朋友。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感受。他的行动，只能把矿山当作战场。有时人必须学会如何违背死者的遗愿。他下定决心要尽全力违背父亲的意愿（以赎罪的方式）。那座矿山导致父亲陷入荒谬的精神灾难之中；如果能开采那座矿山，结果肯定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胜利。他把这次行动看作对逝者的记忆。大体看，这就是查尔斯·古尔德的心理动机。他不断思考如何在旧金山或其他地方筹集大量资本；他还偶然想到已故父亲的律师是个不可靠的参谋。他俩谁也没有意识到，某个人的死亡竟然能给世界的一个角落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座矿山最近一个阶段的发展史，古尔德夫人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的。这基本上就是她的婚姻史。象征古尔德家族在苏拉科传统位置的斗篷，已经披在她瘦小的身上；但她不想让这怪异的服装掩盖住她的活泼性格，其特征不是单纯的快活，而是一种对智慧的渴望。不能因此认为古尔德夫人具有男性的思维特征。一个具有男性思维的女人，做事时的效率不会太高；这种女人仅是不完美的个例——这样的现象很有趣，但没有什么重要性。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依靠女性的智慧征服了苏拉科，就是靠无私和同情点亮了她前进的道路。她虽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很有魅力。她心存智慧，从来不乱说话，因为不想去支持或批评他人的观点，除非是为自己的观点做辩解。她说出来的话，具有团结人、安抚人、同情人的功用。真正的女人的温柔，就像男性的刚毅一样，只有在征服他人中才能表现出来。苏拉科的夫人们都崇拜古尔德夫人。“她们至今仍然把我看成一个怪物。”古尔德夫人快活地对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绅士说。来自旧金山的绅士总共有三位，她在结婚后刚满一年就要在她在苏拉科的新家中款待他们。

他们是第一批来自海外的访客，目的是看看圣托梅矿。她说俏皮话最令人感到惬意，他们就是这样看；查尔斯·古尔德知道自己想干的事，表现得就像是个皮条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访客对他妻子颇有好感。她的话不仅充满了激情，还略带讽刺的意味，那几位访客全被她所描绘的矿山前景给迷惑住了，惹得他们发出低沉且放纵的微笑，表达出极大的顺从。这位南美妇人不知疲惫地晃动着身体，他们对此感到惊奇。可如果他们知道了她这么激动很大程度上是受成功的理想驱使的话，同样也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到惊奇的。按照她自己的话说，他们把她看作“某种怪物”。不过，总体看，古尔德夫妻俩是沉默寡言的，当访客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丝毫不怀疑投资银矿的利润。古尔德夫人让她的那辆由两匹骡子拉的四轮包厢车，载着这三位客人去港口。从那里，他们再乘坐“刻瑞斯”号去参加贵族聚会。米切尔船长抓住就要与古尔德夫人分手的机会，用低沉且神秘的口吻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时刻。”

古尔德夫人喜欢自己这栋西班牙式房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段很宽的石台阶，圣母马利亚的壁龛能俯瞰这段台阶，圣母马利亚穿着蓝色的长袍，怀抱的婴儿戴着皇冠。清晨，从院子里的那口铺着石子的水井方向，有轻柔的声音传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马和骡被成双地领到蓄水池边饮水，它们边饮水边用蹄子踢着地面。水池边长着一堆毛竹，纤细像刀片一样的叶子低垂到了水面，有个肥胖的马车夫，安静地坐在水池旁，手里懒散地抓着缰绳。光着脚的仆人从低矮阴暗的门口进进出出；两个洗衣姑娘提着装满了洗好的亚麻布的篮子；面包师举着浅盘，上面放着供一天享用的面包；女仆莱奥娜达——女主人的贴身女仆——把一大堆浆洗的内衣举过乌黑的头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那堆内衣白得刺眼。此后，老守门人一瘸一拐地走了，把地扫干净，这家人新的一天就开始了。院子周围三面高大的屋子，都把通向走廊的门打开，锻铁围栏上摆着花朵。此时，这栋房子的女主人，能像中世纪的城堡的女主人一样，清楚地看到进进出出这栋房子的人，而引人注目的拱形大门显得既雄伟又重要。

古尔德夫人看着三位客人坐着她的马车从北面走了。她微笑起来。那三位客人同时举起帽子。米切尔船长作陪，是马车上的第四个人，此时已经开始了浮夸的讲演。客人走后，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不时把脸凑近花簇，就好像是在沿着狭长的走廊漫步收集思想的花朵。

一张印第安人吊床，挂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被聪明地安置在早晨的阳光能照到的角落里；苏拉科的早晨是很凉的。在接待室的门前有大量盛开的圣诞花簇。一只大鹦鹉，绿色的，灿烂得就如同一块翡翠，站在一个闪着金光的笼子里，野蛮地大声叫喊道，“科斯塔瓦那万岁！”接着又学着古尔德夫人的口气，非常流利地喊了两遍女佣的名字，“莱奥娜达！莱奥娜达！”然后，那鹦鹉就突然一动不动地沉默起来，就好像要躲避灾难一样。古尔德夫人走到长廊的尽头，把头伸进丈夫的房间。

查尔斯·古尔德一只脚踏在木板凳上，正在用布带捆扎马刺。他急着要去矿山。古尔德夫人没有进屋子，在门外扫视了一下屋里。屋里有一个高大的书架，安装着玻璃门，装满了书；在另一个书架里，没有放书的架子铺着红色的厚羊毛毯，上面放着枪：温切斯特骑兵用卡宾枪、左轮枪、两把猎枪、两把双管手枪。在这几把枪之间，放着一块鲜红的天鹅绒，挂着一把古老的骑兵马刀，这是恩里克·古尔德先生的遗物，他是这个欧洲人的省份的英雄。这把马刀是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赠送的，他是古尔德家族的老朋友。

在对面的白墙上却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幅圣托梅山的水彩画——古尔德夫人的手笔。屋子里的地板是红色的，屋子中间有两张长桌子，上面放着图纸，旁边有几把椅子，桌子附近有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矿石样本。古尔德夫人依次看着屋里的这些东西，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些富裕的企业家谈论矿山前途、矿山开采、矿山权问题时，她感到很不耐烦、很紧张，而她与丈夫谈论矿山的事能谈几个小时也不累，从始至终兴趣盎然。

她垂下眼帘，开口说道——

“查理，你们对今天的会谈感觉如何？”

丈夫没有回答，这让她很吃惊。她抬起眼帘，睁大了眼睛，就跟白色的花朵一样美丽。此时他已经把马刺绑好，双手向水平方向捻了捻胡须，挺直两条大长腿欣赏着妻子的容貌。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丈夫在欣赏自己，心里感到很高兴。

“他们都是大人物。”他说。

“我知道。但你听他们的谈论了吗？他们似乎根本不理解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他们看了矿山。他们多少了解了一下情况。”查尔斯·古尔德为访客做辩护；这时他的妻子提到了三个人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名字。此人是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大人物，他的名字为数百万人所熟知。他非常重要，所以他一般不会离开自己的活动中心。如果这次不是他的医生含蓄地威胁他，要求他休长假，他仍然不会出远门。

“霍尔罗伊德先生对宗教的理解很特别，”古尔德夫人继续说道，“他说大教堂里的那些衣冠楚楚的圣徒们很庸俗——他竟然说祈祷仪式就是木头和箔丝。但我似乎觉得，他把自己的上帝看作一位有影响力的合伙人，借此从给教堂的捐款中分一杯羹。那是一种邪神崇拜。查理，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每年都给教堂捐款。”

“他是不会停止的，”古尔德先生说，妻子的面部表情让他大为惊讶。“他会在全国各地都继续做。他的慷慨大方是很有名的。”“哦，这点他没有自夸，”古尔德夫人谨慎地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但太愚蠢！一个印第安混血儿为感谢上帝的保护而奉献点银子是很合理的，并且更加感人。”

“他是巨大的银铁矿利益集团的领袖。”查尔斯·古尔德评论道。

“哈，是啊！那是对银铁的宗教崇拜。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当他刚看到楼梯旁的圣母马利亚像时，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要知道这尊圣像仅是木头上画出来的；但他对我什么都没有说。亲爱的查理，我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果真想做服务于世界各国的奴仆？”

“男人必须有个目标。”查尔斯·古尔德含糊地说。

古尔德夫人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他穿着马裤，绑着皮裹腿（科斯塔瓦那以前没有人穿这东西），上身是灰色诺福克大衣，蓄着大胡子，他的样子就像一名打扮成骑兵军官的农庄主。他的装束很符合古尔德夫人的胃口。“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真瘦！”她心想。“他工作太努力了。”但不能否定，从他那消瘦的红脸膛和四肢修长的消瘦体型看，他是个有教养的、很优秀的人。古尔德夫人的语气温和起来。

“我仅关心你的感受。”她温柔地低声说。

在过去几天里，查尔斯·古尔德忙得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感受。但他们夫妻二人很般配，他没有费什么劲就做了回答。

“我的感受你最清楚，亲爱的。”他轻松地说道；这句朦胧的话里包含很多寓意，他立即就感到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恩爱之情大增。

古尔德夫人似乎没有感到这种朦胧的感受。不过，她立即变得高兴起来；而他已经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但事实就是事实。矿山是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矿山将使我们非常富有。采矿仅是一门技术，尽管我懂这门技术，但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人也懂。但矿山的安全性，即矿山作为一个企业能不断给陌生人回报的能力（投资者都是陌生人，相当陌生的人），只有我能办到。我已经激发了一个大富豪的信心。你似乎觉得这很容易——是吧？可我不认为这是容易的事。我也不清楚我是怎样做到的；但这已经是事实了。有了这个事实，其他就变得有可能了，因为没有他的信心，我根本不会去违背我父亲的遗愿。为了现金和股票，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份矿山开采权，这跟投资者不会放弃认股权一样，因为矿山开采权最终会使我富裕起来。但我无论如何需要先放一些钱进他的腰包。即使有可能放弃开采权，我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我也无法放弃。可怜的父亲不理解这点。他怕我被一件无用的东西给耽搁了，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他禁止我回科斯塔瓦那的真实意图，但我们故意违背了他的禁令。”

他俩在长廊里来回走着。她的头刚好齐平他的肩膀。他的手垂下来，刚好搂住她的腰。他的马刺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父亲和我有十年未见面了。他不了解我。他为了我，不让我回来。他在信中总是谈论要离开科斯塔瓦那的事，他想放弃所有的东西逃跑。但他是个有价值的猎物。他们一有情况就会把他关进监狱。”

他的马刺缓慢地发出叮当声。他俩并排走着，而他必须弯腰凑合她的身高。那只大鹦鹉，歪着头，瞪着一双圆眼睛，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俩散步。

“他是个孤独的人。自我10岁起，他就像对成人一样对我讲话。我在欧洲，他每个月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是10页或12页，一写就是10年。但到了最后，他仍然不了解我！想一想吧，我们分离了10年；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他不了解我。你认为他能吗？”

古尔德夫人摇了摇头；这正好就是他丈夫颇费口舌之后所期待的回答。但她摇头是因为她认为没有人能了解她的查理——只有她能了解。这是很明显的事。这是能被感觉到的。是不言自明的。老古尔德先生死得太早，没有能知道他俩订婚的消息。对她来说，老古尔德仅是个幻影，根本无法理解。

“不，他不能理解。我看这座矿山根本卖不出去。绝对卖不出去。他受了这么多苦，我其实不应该仅为了钱而去碰这座矿山。”查尔斯·古尔德继续说；而她则把头偏向他的肩膀表示同意。

这两个年轻人记得，在希望之爱的光芒照耀下，他俩走到了一起，这才结束了从前的那段不幸的生活。对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人世间善良终于战胜了丑恶的结果。他俩有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模糊得无法讨论，但这反而使之越发强大。他俩提出这个计划之时，恰好当女方以身相许的冲动和男方生理冲动达到最高潮之时，那时他俩心中幻觉的冲击力也达到了最高峰。父亲的禁令逼迫他们必须成功。这就好像他俩在精神上被捆绑在一起，为的是能勇敢地对待生活，抵抗本不该有的那种对生活的厌倦和绝望的错误态度。如果他俩想到了财富，那也是因为他俩觉得财富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额外胜利。古尔德夫人从幼年就是孤儿，没有财产，在书香门第里长大，从来没有想过有巨大财富后的后果。财富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因为她不知道财富是可以期盼的。另一方面，她没有什么是绝对想要的。即使是她的姑妈那个侯爵夫人的贫困，对一个优雅的心灵来说也并非不能容忍；贫困跟悲伤很像：贫困是奉献给高尚理想的朴素祭品。所以，在古尔德夫人的性格中，即使是最合理的物质享受，她也不需要。对那个死去的人，她既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他是查理的父亲），也有某种不耐烦的心理（因为他比较懦弱），她认为他彻底地错了。要想保持他俩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只能在精神方面有所破损。

查尔斯·古尔德，就他个人的情况而言，被迫把财富看作最重要的事；但他把财富看作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只要矿山还有收益，他就不会去改变现状。他必须保证企业盈利。盈利是他的杠杆，用以撬动资本。查尔斯·古尔德相信矿山的潜力。他知道与矿山有关的一切。他对矿山的热爱具有传染性。虽然他不是个口若悬河的人，但商人们通常像情人那样富有激情和想象力。他们经常会被一些普通人觉得无所谓的小事儿打动；查尔斯·古尔德非常自信，绝对令人信服。此外，要想说服他的听众相信在科斯塔瓦那开矿山划得来，成本比赌桌上的蜡烛还便宜。他的听众知道这点。真正的困难在其他方面。为了应对困难，查尔斯·古尔德调整了自己的声音，使之能表现出镇定和不妥协的决心。有目标的人做事，总给普通人一种疯狂的印象；所做的决定总是显得很冲动、具有人性的缺点。“很好，”那位大人物在听完查尔斯·古尔德在就要离开旧金山前所做的条理清晰的讲解之后，开口说道，“假定我们接手苏拉科矿山。干这事有几个条件：首先是霍尔罗伊德的事务所，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是查尔斯·古尔德，一位科斯塔瓦那公民，也没有问题；最后是共和国政府。这事有点像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硝酸盐项目，当时参与者有一家金融事务所、一位叫爱德华的绅士、一个政府；实际上是两个政府——两个南美政府。古尔德先生，你应该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战争；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漫长战争。当然，我们这里有个优势，那就是只牵扯进来一个南美政府，等着要战利品。这确实是个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个劣势，因为这个政府是科斯塔瓦那政府。”

这就是那位大人物说的，他是个大富豪，曾给家乡的教堂捐助过大量金钱，他的捐助极大地帮助了家乡——但他的医生用恐怖和隐晦的恶毒语言攻击他。他的四肢非常粗壮，行为谨慎，借着一件丝绸大褂，硕大的身体显得特别有尊严。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但眉毛仍然是黑色的，他的粗犷外貌很像罗马硬币上的恺撒头像。他的祖先有德国、苏格兰、英格兰血统，远亲中还有丹麦和法国血统，所以他有清教徒的性情，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他在访客面前完全无拘无束，这不仅是因为访客来自欧洲，还因为他对意志和决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爱，这种喜爱不在乎对方是谁，结果将会如何。

“科斯塔瓦那政府会全力争夺利益的。这点不能被忘记，古尔德先生。如今的科斯塔瓦那是什么？是无底洞，任何贷款和投资都必须上交10%。欧洲资本全力以赴地投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我们没有。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原则是下雨不出门。我们能耐心地等。当然，有一天我们会投入。我们肯定会投入的。但我们不急。要给普天之下最伟大的国家多一点时间。我们承诺提供一切东西：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宗教。我们要从合恩角出发，一直到史密斯桑德岛，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北极。此后，我们要轻松地占据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无论世界是否喜欢。这个世界阻止不了我们——我猜，我们也阻止不了自己。”

他这是在表达自己对命运的信念，他所用的辞藻反映了他的智力水平，显然他解释宏观概念缺乏技巧。不过，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由于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力一直受到银矿的限制，没有反对他有关于世界前途的表述。如果说这个表述猛一听让人厌恶，那是因为突然指出如此巨大的可能性使现实变得丝毫没有了意义。查尔斯·古尔德觉得，自己的采矿计划和家乡的矿藏都突然被掠夺光了。这种感觉令他不快；但他并不笨。他感到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好印象；想到这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他露出了一丝微笑，而跟他谈话的大人物也露出了一丝谨慎的微笑，并表示出欣赏的赞同。查尔斯·古尔德平静地笑了；他立即展示出人类追求自己珍爱希望时的思维敏捷性，想到自己那个显然很渺小的目标被成功地保住了。他这个人和他的矿山被接受了，因为这两者都没有重大的后果，换句话说，在一个有极大野心的人眼里就是如此。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因此而感到受辱，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很大了。别人的宏大野心，无法贬低他想拯救圣托梅矿的愿望。他的目标不仅正确，还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在短期内实现，相比较而言，对方倒显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唯心主义梦想家。

那位魁伟的大人物，样子很和蔼，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了一小会儿，他开口打破沉默说道：“到时候科斯塔瓦那的天上漫天飞舞的全是矿山开采权。只要想开矿，即使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也能一伸手就抓住一份矿山开采权。”

“我们的领事都不敢理会这些开采权，”他继续说着，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丝的轻蔑。可他马上就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有良心、正直的人，一般对贿赂是不会感兴趣的，他会避开他们的阴谋诡计，不参与他们的帮派斗争，于是他很快就会被赶走。古尔德先生，明白吗？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我国政府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原因。另一方面，欧洲不应该介入这个大陆的事务，而我们进行正常干预的时机还未到，这是我的看法。但在这里，我们既不是政府，头脑也不简单。你的事是好的。问题是你作为合作的第二方，能不能拦住不受欢迎的第三方，他们可不一般，是运作科斯塔瓦那政府的某一伙趾高气扬的匪徒。古尔德先生，你怎么看？”

他身体前倾，盯着查尔斯·古尔德的目光坚定的眼睛。古尔德想起装满父亲信件的大箱子，心中把几年来积累的蔑视和痛苦化作力量，用有力的声音回答道——

“这些人惯用的手段和政治，我能对付。我从小就有所了解。我不会因为过于乐观而犯错误。”

“不会？那很好。做事机敏点，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这些是你需要的；你可以自吹一下有后台支持，但不能大吹大擂。如果事情顺利，我们会支持你。但我们不想惹大麻烦。这仅是一场我想做的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们也打算承担风险；如果你达不到目标，我们也只好认赔——我们承认失败。这座矿山可以放一放；过去它曾经被关闭过，这你是知道的。你必须知道，我们绝不会花钱填无底洞。”

这番谈话，是在这位大人物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在他居住的那座大城市里，许多人（这些人被普通民众认为是相当大的人物）正渴望看到他挥手的样子。一年多后，这位大人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苏拉科，他凭借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摆出一副真诚的不妥协态度。他说话很不节制，这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到了事情的进展很不错，所以感觉到查尔斯·古尔德有能力实现承诺。

“这个年轻人，”他暗中想，“也许未来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强人。”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至今为止能向密友讲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事是——

“我表弟与他在一座德国小镇上相遇，小镇的周边有几座矿井。表弟在信里说了他的情况。他是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一成员，纯正的英国人，但出生在科斯塔瓦那。他的叔父参加了政治运动，是苏拉科省的最后一届省长，在战争中被射杀。他父亲是斯特玛尔塔的著名商人，试图不介入政治，但被几次革命折磨致死。这就是科斯塔瓦那的基本情况。”

当然，无人敢质疑这位大人物的动机，即使他的密友也不敢。外界能做的就是尽情地猜测他行动的隐私。他是个很伟大的人，采用异常慷慨的“纯粹基督教的方式”资助教会（这种幼稚的方式让古尔德夫人感到好笑），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视之为虔诚和谦虚的表现。然而，在他所属的金融圈里，他投入圣托梅的事受到众人的尊敬，更准确地说是闲聊时的重要话题。大人物总是反复无常。在霍尔罗伊德大厦里（在两条大街交汇处的一栋由钢筋、玻璃、砖头建造的大厦，大厦顶上无线电天线林立），业务主管被告知不许打听圣托梅的业务秘密，这些主管也只好幽默地交换一下眼光。从科斯塔瓦那寄来的邮寄（一般不大——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总是直接交到大人物的办公室里，此后便杳无音信了。办公室里都传说，他亲自用笔在纸上写回复，而且选用私人字帖上的字体，一般人识别不出来。那栋11层商业大机器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年轻人，私下里表达一种坦率的观点：大人物应该是办了一件蠢事，所以才羞于让别人知道；另一些人，年长且无关紧要，对耗费了自己人生中最好时光的业务充满了浪漫的敬意，总是心情忧郁地低声说，经验表明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按照霍尔罗伊德的路线，他要逐步控制整个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先是套牢资本，再是股票，最后是现金。然而，业余爱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位大人物本人对圣托梅矿很有兴趣；他在多年不休假后，第一次休假就来了圣托梅矿。他来此地不是来运作一家大企业；这里不仅没有铁路局，也没有大工业公司。他是来运作一个人！如果能成功，他会找到许多新奇的理由高兴；但如果刚出现不成功的迹象，他有责任立即划清界线。到时候可能会有人被抛弃。在他来科斯塔瓦那的旅途上，报纸大肆宣传他，这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他对查尔斯·古尔德的工作满意，他就会更加冷酷地对待古尔德。在最后一次交谈中，谈论持续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在他手拿起帽子，跟在古尔德夫人那匹骡子的后面准备离开时，他在查尔斯的房间里说——

“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只要你坚持做，我会找到机会帮助你的。但你可以放心，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有办法抛弃你。”

听了这话，查尔斯·古尔德仅回答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开始送机器过来了。”

这位大人物很喜欢这种沉着的信心。实际上，在查尔斯·古尔德心里，这些苛刻的条件是恰当的。因为尽管苛刻，但他保住了矿山，这个矿山是他还是个孩子时被给予的；如今他仍然独自拥有这座矿山。矿山是一项很严肃的业务，他也打算用冷酷的方式去应对。

“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在跟妻子谈起刚才与客人的谈话时说道，此外他俩正在院子的长廊里走来走去，而那只鹦鹉正恶狠狠地看着他俩——“他那类的人总是收放自如。他不会有任何失败的感觉。或许他会让步，或许他明天就死了，但银矿和铁矿的宏大利益将会延续下去，未来这些利益将会控制科斯塔瓦那，最后控制整个世界。”

他俩在鸟笼附近停下了脚步。那只鹦鹉听到了一个自己会说的词，便怒气冲冲地想干预一下。鹦鹉太像人了。

“科斯塔瓦那万岁！”在闪着亮光的鸟笼后面，那只鹦鹉信心十足地尖叫道，同时还竖起羽毛，假装出一副傲慢的睡意。

“查理，你相信吗？”古尔德夫人问道，“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可怕的唯物主义……”

“亲爱的，这对我没有什么，”丈夫打断了她的话，语气像是要讲道理。“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他的话是肺腑之言或是信口胡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南美和北美都有很多人喜欢口若悬河。美洲大陆的人似乎喜欢雄辩。你难道忘了亲爱的阿韦兰诺斯在这里能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吗？”

这话让古尔德夫人吓了一跳，立即表示不同意：“阿韦兰诺斯跟他们不一样。”何塞先生是个老好人，喜欢说话，对圣托梅矿的大事特别热心。“查尔斯，你怎么能把阿韦兰诺斯与他们相比？”她用责备的口吻惊呼道，“他虽然受过很多苦，但仍然保持着希望。”

男人真正的知识水平——古尔德夫人过去从来没有质疑过——让她很吃惊，因为男人在许多不言自明的问题上显得很糊涂。

可能是疲惫的缘故，查尔斯·古尔德显得很镇定，他立即安慰因同情而焦虑的妻子，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在拿人做比较。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是个美洲人，或许他能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雄辩——“根本不值得做比较”，他用冷酷的语气补充说道。但他是家族三代成员中待在英格兰时间最多的人，所以很不情愿被算作美洲人。他可怜的父亲就是个很能说的人。他请妻子回忆他父亲在临终前写的一封信有这么一段话，老古尔德先生在这段话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句是：“上帝正愤怒地看着这几个国家，否则上帝一定能在笼罩在这块神圣的大陆上空的那片由阴谋、流血、犯罪构成的可怕黑暗上找到一条裂缝，让一缕希望的光芒穿越这条裂缝洒向人间。”

古尔德夫人没有忘记。“查理，是你读给我听的，”她低声地说，“那真是震撼人的声讨。你父亲一定是深深地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

“他不想被人劫掠。他被激怒了，”查尔斯·古尔德说，“但他写的比喻很好。这里需要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任何人都能夸口说他能提供这些，但我把信仰放在物质利益上。只有物质利益有保障后，其他理想才能有条件存在。面对眼前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赚钱是第一位的，因为受压迫的人群必须能享有安全感。此后才会有正义。这就是希望的光芒。”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她一小会儿。“从这个角度看，谁也不知道圣托梅矿能不能成为可怜的父亲在绝望中都想看到的黑暗中的那道裂缝。”

她崇拜地抬头望着他。他很能干；他给她内心中模糊的、无私的野心一片巨大的领地。

“查理，”她说，“你是个卓越的叛逆者。”

他突然离开了她，走出了长廊，拿起了帽子。这是一顶柔软的灰色墨西哥宽边帽，这种民族服饰与他的英国风格很搭配。他走过妻子身旁，胳膊下夹着马鞭，扣住狗皮手套；脸色充分反映出果断的心情。妻子此时正好在楼梯口等他，他给了她一个离别的吻，然后开口讲最后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很清楚，”他说，“我们没有退路了。哪里能让我们开始新生活呢？尽管我们如今很困难，但我们正在开始新生活。”

他弯腰温柔地望着她昂起的脸，温柔中略带点怜悯。查尔斯·古尔德是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他做事脚踏实地。古尔德的采矿权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为之奋斗，而奋斗武器要从腐败的泥潭中寻找，这个泥潭是如此的广袤，腐败竟然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他准备随时弯腰拾起武器。他偶尔会觉得，那个杀死他父亲的银矿，已经哄骗他走进了他不曾想去的地方；在复杂的感情逻辑的指导下，他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就在于去夺取成功。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第七章

古尔德夫人的同情心中包含着太多的理性，所以不得不去分享丈夫那份感情。分享感情使生活富有激情，她是个真正的女人，那里有不喜欢激情的事。但激情也让她感到害怕。有一次，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坐在那把美国安乐椅上，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恣纵地说，“我亲爱的卡洛斯，如果你失败了，比如说出现某种不幸的事件破坏了你的矿山，虽说上帝禁止这样的事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算对得起你的祖国。”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从茶桌前深深地仰望丈夫，而他却无动于衷地用匙子在茶杯里搅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

这并非何塞先生真的预见到了什么情况。他对卡洛斯的机智和勇气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何塞先生承认，卡洛斯的英式的像磐石般的性格是最好的安全保证；他接着转向古尔德夫人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他喜欢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借以表明他的年龄和友谊——“虽然你与我们不一样，没有出生在这个国家，但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这或多或少就是一句实话。为寻找劳力，古尔德夫人陪着丈夫跑遍了整个省，她比任何出生在科斯塔瓦那的人都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骑马旅行非常辛苦，她养成了脸上涂白粉的习惯，白粉厚得就如同石膏模型一样。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脸上还要戴上丝巾做进一步的防护。她骑着体型好、脚步轻的矮种马，走在马队的中间。给马队带路的是两名年轻的草原骑士，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光脚跟绑着马刺，下半身穿着白色的镶着扣子边的裤子，上半身穿着皮夹克，背上披着有条纹的斗篷，肩上斜挎着卡宾枪，随着马的步伐协调地摇晃着身体。在马队的后面是一小队驮着包裹的骡子，赶骡子的人很瘦，皮肤是棕色的。他坐在他那匹长耳朵的牲口的后屁股上，双腿向前伸，宽大的帽檐在脑后就好像是头上的光环一样。一名科斯塔瓦那的老军官，不仅出身卑微，且已经退休，由于支持布兰科党，所以受到欧洲移民家族的资助，在何塞先生的推荐下，担任了这支远征队的队长。他蓄着长长的灰胡须，胡须尖都垂到了下腭的下面。他骑着马，走在古尔德夫人的左手边。他不时用温和的目光四处观望着，指点着周围的地形地貌，告诉古尔德夫人印第安人村庄和庄园的名字。这些庄园都有光滑的围墙，远看像是长方形的堡垒，坐落在苏拉科峡谷的平原上凸起的小山峦上。眼前的景象如同一幅缓慢展开的画卷，上面画着绿油油的庄稼、平原、森林、闪光的湖泊，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公园。这幅画卷从远处蓝色水雾般的锯齿山峰开始，延展到草地和天空组成的微微颤抖着的地平线。在地平线上，白云似乎正缓慢地落入自己的阴影之中。

男人们给牛套上轭，拉着木犁耕地，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显得非常渺小，就好像对浩渺的天地开战一样。骑着马的牧童在远处飞奔，大牧群向着一个方向涌动，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牧场上形成一条摇摆着的长龙。大道旁，一棵枝繁叶茂的棉花树的树荫下有一间茅草农舍；一队印第安人，驮着重物，正在艰难地跋涉着，他们摘下了帽子，抬起悲伤的眼睛，望着这支在“皇家路”上奔驰的马队扬起尘埃。那条已经破损的马路是他们受奴役的父辈们用双手建造的。古尔德夫人每天都要赶路，辽阔的内陆风土人情展现在她眼前，她似乎越来越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虽然欧洲人稍微改变了沿海城镇的外表，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未能涉足内陆，这里有巨大的草原和高山，人民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在可怜的寂静中耐心地等待着未来。

她记住了看到的景象，感受到了主人的好客。在那些大房子里，能看到周围漫长的围墙，从围墙大门里还能看到狂风怒号的牧场。她在这些大房子里分享到了一种昏昏欲睡的尊严。她被安排在桌子的首席位置上，而主人和侍从则按照家族次序坐定。在院子里的橙子树下，家庭主妇们在月光下温柔地交谈着，给她留下印象的不仅是她们甜美的声音，还有她们平静生活中的某种神秘色彩。早晨，家里的男人们，戴着有花边的墨西哥宽边帽，穿着有花边的马裤，跨下马挂着各种各样的银饰品，护送客人离开。在庄园边界的柱子旁，他们用低沉的声音向客人道别，并感谢上帝的保护。在这些家庭里，她能听到有关政治暴行的故事；在许多毫无意义的内战中，主人有一些朋友和亲戚的生活被摧毁了，还有的被投入监牢，还有的被杀害，还有的被野蛮放逐，仿佛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一些拿着马刀、穿着制服、口吐狂言的荒谬匪帮，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相互争斗。在他们的言语中，她听出了他们对和平有一种疲倦的渴望，发现他们对政府官员有一种恐惧，因为这些政府官员的管理就如同噩梦里的杂耍，没有规矩，没有安定，没有平衡。

她终于熬过了长达两个月的漫游生活；她有很强的忍受疲劳的能力，这种能力常令人吃惊地出现在一些看似虚弱的女人身上——她们就好像天生一股顽强的精神。帕皮先生——就是那位年迈的科斯塔瓦那少校——在对这位看似孱弱的女士表示出大量的关怀之后，最后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永不疲倦的夫人”。古尔德夫人确实变成了一个科斯塔瓦那人。她在南欧时学会了如何做个好农民，因此能理解人民的伟大。她看到了那个站在那头默默地驮着重负、满眼忧愁的牲口旁边的人。她看到那些在路上运送重物的人群，他们孤零零地出现在大草原上，头戴着大草帽，艰难地跋涉着，白色的衣服在大风中拍打着他们的四肢；她记起了村庄里印第安妇女们在泉水边取水的动人景象，一名面色忧郁、面庞性感的年轻印第安女孩，在一个小黑屋的门口举着一罐凉水，那小黑屋的木制走廊里塞满了棕色的大坛子。一辆牛车的肮脏木轮子停了下来，车轴掉在了泥土中，车轴上露出被斧头砍过的痕迹；一队运木炭的工人，排成一排平躺在一道矮墙的阴凉下睡觉，每个人都把木炭放在自己头部上方的土墙上。

那些征服者遗留下来的笨重石质桥梁和教堂，反映了征服者对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奉献出的劳动力的不尊重。国王和教堂的权力已经消失了，看着这些在小山上的低矮土墙里的遗迹，帕皮先生停止讲自己的历史故事，大声说道——

“可怜的科斯塔瓦那。从前，一切归神父，人民什么都没有；如今，一切都归斯特玛尔塔的大政客、黑鬼、窃贼。”

查尔斯跟镇长谈，跟税务官谈，跟镇上重要人物谈，跟庄园里的骑士谈。一些地区的军事长官还派兵护送他——因为他能出示苏拉科省长给他的一份证明信。这份文件花费了他20美元一块的金锭多少块是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大人物（亲笔给苏拉科的邮件写回信）和另一个具有不同身份的大人物，此人深橄榄色皮肤，目光闪烁，当时占据苏拉科的政府大厦。他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人的气质感到自豪，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法国气派，因为他在欧洲住了几年——是流亡。然而，许多人都知道，就在他流亡前，他曾经鲁莽地把一个小港口海关的现金在赌博中都输掉了。当时他的一名有权势的朋友给他在那个港口搞了一个税务员的职位。他因这次年轻时的草率行径以及其他的麻烦，后来不得不在马德里做咖啡馆的招待员；但他一定有很出众的才华，因为他后来竟然重新获得了辉煌的政治地位。古尔德以沉着、平稳的语气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业务，并称他“阁下”。

这位省级高官装出的一副令人讨厌的傲慢劲儿，把他坐着的椅子向后倾斜，都快要碰到身后那扇打开的窗户了，这是典型的科斯塔瓦那官僚风格。此时军乐队恰好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演奏歌剧片段，他两次举起手臂要求保持安静，因为那正好是他喜欢的片段。

“高雅，美味！”他低声咕哝道；查尔斯·古尔德则在一旁站着等待，以一种令人神秘的耐心劲儿等待着。“我对音乐很有热情。音乐令我激动。神圣——啊！——莫扎特。神圣……你刚才说什么？”

当然，他知道这位新访客的目的，因为他此前已有耳闻。此外，斯特玛尔塔方面也给了他一份正式的通知。他此时的奇怪举止就是为了掩盖好奇心，并给访客留下印象。他走到屋子另一端的大书桌旁，在把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锁在抽屉里之后，他变得非常和蔼起来，又潇洒地走回椅子旁坐下。

“如果你想在那座矿山附近建设村庄，聚集一些人口，你需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他用商人的口吻提出建议。

“我已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查尔斯·古尔德语气平稳地说，“我如今指望阁下给出对我有利的结论。”

这位高官是个情绪复杂的人。在收到了一大笔钱之后，一阵巨大的快感降临到他那简单的灵魂上。但出乎意料之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哈，卡洛斯先生！在这个省里，我们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先进人士。这里的贵族太懒！缺少公民意识！根本没有企业！我在欧洲时做过深入研究，你知道……”

他挺着胸，一只手插在胸前，踮着脚尖，身体一起一伏，整整谈论10分钟，几乎没有喘气，用自己的才智向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的沉默发动进攻；当他突然停止说话时，他倒在椅子上，就好像被人从城堡上推下去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想催促这个沉默的人离开，于是他把自己的头部摆出极为严肃的姿势，用极为严肃的言辞，带着忧郁的、疲惫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

“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一个好公民的要求，我就会给你文明的善意。”

他拿起一把纸扇子，开始用扇子风凉快自己。与此同时，查尔斯·古尔德鞠了一躬，离开了。看到访客走了，他马上丢掉扇子，盯着关闭的房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想着什么，面带困惑之意。最后，他耸了耸肩，好像是在确信自己的蔑视。冰冷，沉闷。没有智慧。红头发。一个正宗的英国人。他蔑视这个英国人。

他的脸色阴暗下来。访客举止冷淡说明了什么？他是首都派来管理这个欧洲人省份的新省长，可查尔斯·古尔德在与他交往中用富于挑衅的独立性来打击他。

查尔斯·古尔德则以为，他付了钱，就是为了不受骚扰，如果自己所付的钱中包括了必须听对方可恶的废话这一项目，那么自己必须也说废话显然是契约之外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底线。面对这些省级的独裁者，善良的老百姓只能提心吊胆地战栗，如今这位英国人模样的矜持工程师给这帮独裁者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受，因为他们待人除了阿谀奉承之外，就是野蛮粗暴。逐渐地，他们都发现，无论谁在台上，这个英国人总是能与斯特玛尔塔的高官保持良好的联系。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难怪负责建设新铁路的总工程师认为，古尔德家族就是因为这点才如此富裕。查尔斯·古尔德接受了他的好参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建议（不过，他因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痛苦经历变得很胆小），尽量远离了首都这块是非之地；但在外国定居者们的闲谈中，查尔斯·古尔德被给予“苏拉科之王”的称号（这是一种讽刺，但其中包含了某种真理）。有人会面带着神秘和敬意给陌生人指出谁是圣托梅矿的代理人，此人是个律师，在能力和性格方面口碑很好，他是莫拉加家族的重要成员，这个家族在苏拉科峡谷有大量地产——“这是政治，你懂的。”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蓄着黑胡须，为人小心谨慎。人们都说他能很容易地见到政府部长，许多科斯塔瓦那的将军一直渴望去他家里吃饭。各届总统都乐于听他讲话。他与舅父乔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交往密切；他写的密信，很少通过邮局传递，除非是要办公事。邮局传递信件不安全，一些厚颜无耻的、像儿童一样不谨慎的南美政府，敢公开地在邮局随便拆开私人信件。有一点必须说明，大约在圣托梅矿重新开工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就雇用一名骡夫，他曾经多次穿越在斯特玛尔塔高地和苏拉科峡谷之间的隘口，在最初的几次穿越中，除了他领着的一小队牲口之外，路上只能看见稀疏几个旅行者。那条险峻道路很不安全，没有人敢走，除非有极好的气候条件。在内陆做贸易并不需要多么高级的交通工具；但那个骡夫似乎很有办法。无论他何时上路，总有人找他带上几个包裹。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面部表情呆滞。穿着山羊皮的马裤，羊毛朝外。他坐在自己那匹机敏的骡子的后屁股上，大草帽顶着太阳，大长脸上摆出一副极度快乐的空闲相，天天都哼着同一首悲伤的爱情歌曲。如果不哼歌，他就会站在自己这支小队伍的前头大喊大叫，表情与他哼歌时一模一样。一把小圆吉他，高高地挎在背上；他在鞍子上很巧妙地挖了一个窟窿，可以把卷得很紧的纸张塞进去，再用木塞子封住，然后用粗帆布盖上，用钉子钉好。如果不离开苏拉科，他会整天躺在古尔德家门口的一块长石板上，面朝着阿韦兰诺斯家的窗户，要么吸烟，要么睡觉（仿佛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存在）。许多年前，他的母亲就是某个大户人家洗衣女的领班——在给衣服上浆清洗方面很内行。他本人就出生在一个庄园里。他的名字是博尼法乔。当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下午5点钟走过街道去见伊米莉亚夫人时，他总是晃动手和头做出一个谦逊的敬礼动作。古尔德家和阿韦兰诺斯家的守门人，总是懒散地用低沉的亲密语调同他交谈。到了晚上，他要么把时间全部用来赌博，要么招呼比较遥远几条街上的几个戴着金梳子的女孩一起寻欢作乐。但他也是个谨慎的人。

第八章

在铁路出现前，我们之中的那些或为生意或为观光去苏拉科的人，都能记得圣托梅矿是怎样逐步地改善那个偏僻省份的生活的。我听人说，苏拉科的外貌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是非常大的。宪法大街上出现了缆车，马路修到了林康等村庄，许多外国商人和富人在这些村庄修建了时髦的别墅，在海港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铁路货物仓库，沿着码头一边有一长排的库房。此外，还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劳工问题。

此前没有人听说过劳工骚乱。然而，当港口搬运工在建立起了一个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由各类人渣组成的行业会，并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守护神之后，劳工情况变了。他们定期举行罢工（每个斗牛日），这种形式的骚乱很难对付，即使诺斯特罗莫在名望最高的时期，也感到难以对付。节假日一过，次日的早晨，当卖东西的印第安妇女还没有在广场上铺开她们的地毯和遮阳伞，当伊格罗塔山脉白皑皑的峰顶仍然在镇子黑暗的上空闪着惨白的光芒之时，一个像鬼魂一样骑着银灰色母马的人出现了，只要他一出现，劳工的问题立即迎刃而解。他的战马，在贫民窟的狭窄巷子里走过，在野草丛生的残垣断壁中前行，在一片茅草屋之间穿过，那些茅草屋就像牛栏和狗窝一样漆黑没有光亮。那骑马人用一支大左轮枪的枪柄，敲打低矮杂货店的大门；敲打依靠在高墙旁边的肮脏披棚；敲打窝棚的木墙壁，由于木墙壁都薄弱，在他雷鸣般敲打的间隔，能听到窝棚里睡觉人的鼾声和说梦话的声音。他坐在马鞍上恶狠狠地叫着人名，叫一次，又叫一次。被惊醒的人发出各式各样懒散的回答——有的暴躁，有的温顺，有的野蛮，有的诙谐，有的蔑视——那骑马人站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屋里会闪出一个黑影，在寂静的夜空里咳嗽起来。有时，窗户洞里能传出一个女人低声的温柔呼喊，“他真的来了，先生”，那骑马人则静静地在马上等候。偶尔他也会被迫下马，过了一会儿，小屋或小商铺的大门会打开，里面会爆发一阵混乱和诅咒，接着一个搬运工会跳出来，双手大张，躺在那匹银灰色的母马前蹄下面，而那母马则仅会向前方竖起那双小尖耳朵。这匹母马已经习惯于这种工作；那倒在地上的搬运工会在诺斯特罗莫那把左轮枪的枪口底下慌忙起身，沿着街道摇摇晃晃走几步，然后低声咒骂起来。太阳升起了，米切尔船长穿着睡衣，焦虑地走到OSN公司靠海边那栋孤独大楼的阳台上，这时他会发现几艘驳船已经准备好了，有人影围着货物起重机转，偶尔能听到诺斯特罗莫的说话声。诺斯特罗莫此时已经不骑马了，穿着地中海水手的格子衬衣，系着红腰带，在码头上用洪亮的声音发号施令。这小伙子太有用了。

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总是假借提供标准的生活便利的名义，去破坏古老镇子的个性特征的。虽然苏拉科已经破旧不堪，但从其现有的个性特征看，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还没有入侵，比如说，你还能看到泥灰粉刷的房屋、装着木栅的窗户、墨绿柏树林背后已经被遗弃的女修道院那已经发黄的高大白墙。尽管如此，事实是——非常具有现代精神的事实——圣托梅矿已经在以微妙的方式改变苏拉科了。在苏拉科的节假日里，大众的服饰改变了。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大量矿工把有绿条纹的白披风当作节日服装穿。他们还选用了有绿色绳索和花边的白帽子——这种帽子的质量很好，只花费很少的钱就能在矿山的库房里买到。不知何故，穿着这类服装的混血儿（在科斯塔瓦那很少见），警察极少会指责他们对警察不恭敬而往死里揍他们；也不会突然被人在马路上用绳子捆住去当兵——这种征募志愿兵的办法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是合法的。所有的村庄都知道这就叫志愿参军；但帕皮先生会耸一耸肩对古尔德夫人说，“可怜的人民啊！可怜啊！可怜啊！但国家需要士兵。”

帕皮先生说话很专业，因为他本人就是军人。他的胡须下垂着，深棕的面色，瘦脸，铁青色的下巴十分光滑，他的样子使人想起南部大草原赶牛群的骑手。“先生，倘若你想听一位参加过帕埃斯战役老军官的心里话”，这是他在苏拉科贵族俱乐部里逢人必说的开场白。他能进入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他曾经为共和国做过突出贡献。这个俱乐部有悠久的历史，在科斯塔瓦那宣布独立时就成立的，所以这个俱乐部便吹嘘在其发起人中有许多是独立运动的缔造者。回顾往昔，历届政府曾经多次镇压这个俱乐部，有许多人被放逐，至少遭遇过一次大屠杀。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俱乐部成员接到军事司令官的邀请来参加宴会，接着悲剧发生了（俱乐部成员的尸体被最下贱的歹徒剥光了衣服，从窗户里扔到广场上）。后来，俱乐部又再次繁荣起来，竟然还是在这个时期，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俱乐部还扩大了，而且很好客，把原来历史上宗教法庭前厅的几间凉快的大房子拿出来供新成员使用，这些房间原来是供高级神职人员用的。两个侧厅被关闭了，门也给锁上了。在没有铺石砖的后院，有一片新种植的橙树林，掩盖了后院的废墟。如果你从街上走进来，仿佛走进了一个僻静的果园，在里面你能看见一段已经脱离了地面的楼梯，一尊长满苔藓的圣徒雕像守护在楼梯口，雕像戴着主教冠，手拿着权杖，忍受着鼻梁被打断了一小截的羞辱，但仍然在用纤细的石头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服务员们从楼上看着你，他们各个面色如巧克力，头发乱蓬蓬；这时你会听见打台球的声音。你走上楼梯，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大厅。大厅里，帕皮先生坐在一把直背的椅子上，一边用手梳理胡须，一边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一份斯特玛尔塔发行的过期报纸，报纸拿得足有一臂之遥。他的那匹马，是一头倔强的黑色牲口，有个像锤子一样的脑袋——此时正在街边瞌睡，背上驮着一个大马鞍，鼻子几乎碰到路边石。

当帕皮先生“下山”后（这个词在苏拉科经常听到人们说起），他便会出现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坐在离茶桌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把两个膝盖靠得很近，温和且诙谐地眨着那双深陷的眼睛，不时丢出一句幽默讽刺的小笑话，为谈话增趣。在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幽默的机智，一种常常在勇敢的老兵身上才能发现的随和，因为他们曾经把死置之度外。很自然，他不懂采矿技术，但他为矿山执行特殊任务。他负责整个矿区人口的治安工作，治安范围从峡谷的源头，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一条通往平原的崎岖小路，途中要跨越一条小溪，小溪上有一座涂成绿色的木桥——绿色，希望的颜色，也是这座矿山的颜色。

在苏拉科镇，人们都说，帕皮先生“在山上”的时候，总是走在悬崖边的崎岖小路上，腰间挂着一把长剑，穿着褴褛的制服，制服上挂着高级少将的军阶。大多数矿工都是印第安人，长着野性的大眼睛，他们称他为“阿爸”，这是这些科斯塔瓦那光脚板走路的人对穿鞋走路的人的统称；但古尔德先生的仆人总管巴西利奥，有诚意，懂礼貌，有一次用庄严的词汇宣布，“总督先生驾到”。

当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正好在客厅，他极为喜欢这个恰当的称呼，当那位老战士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马上就半开玩笑地表示祝贺。帕皮先生在长胡须底下笑出声来，仿佛说，“你们很可能给我这个老兵取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名字。”

总督先生并不嫌弃这个名字，用自己的职务和治安的范围作笑料，诙谐地向古尔德先生夸口道——

“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这个总督没有听到咔嗒一声，绝对没有两块石头能碰撞在一起。”

他一边说还一边故意用食指轻轻地敲一敲自己的耳朵。即使矿工的人数超过了六百人，他似乎也能认出所有的矿工，其中有无数个叫何塞的，无数个叫曼纽尔的，无数个叫伊格纳西奥的，他们都来自三个矿工村：普利麦罗村、塞贡多村、特塞罗村，这三个村都归他管。他能根据他们平坦的、不苟言笑的脸庞进行辨识，而对古尔德夫人来说他们看上去都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同一个面相苦难坚忍的模子造出的后代一样。不仅如此，在主坑道入口的平台处，在大量穿着凉鞋的脚步中，他还能根据背部颜色的深浅进行辨别，比如说红棕色、黑棕色、黄棕色。如果他站在工人的前面，他还可以根据他们穿的布裤衩、戴着的皮便帽、裸露的胳膊、肩上的镐、手中的提灯进行辨识。休息时间到了。印第安男孩们懒洋洋地靠在一排空空的挂篮车上；筛选员和碎石员蹲坐，抽着长长的烟卷；高大的木制泻槽倾斜着身子，默默地待在坑道入口的平台上；只能听到水槽里有湍急的水在不停地流动，水流声虽低沉但猛烈，水流冲击着水轮机的叶轮，溅起水花，而捣碎机会发出轰的一声，把粉末矿石倾泻在下面的平台上。每群矿工都有一个领队的人，他们在裸露的前胸上挂着铜牌做标志，在有任务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最后，大山要吞没一半矿工，而另一半矿工会排着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峡谷的底部。峡谷很深；在峡谷的深处，坐落着古尔德矿工宿舍第一村、第二村、第三村。

当做矿工安全的消息在田园诗般的大草地上流传开来后，人们往往是全家一起向伊格罗塔山区搬迁，迁入那锯齿般蓝色高墙下的犄角旮旯，即使遇到大洪水，也拦不住。父亲走在前头，戴着尖草帽，母亲和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们紧随其后，后面一般还跟着一头小驴，人畜都有负担，但领路的男人除外，或许大年龄的女孩也不用负担，因为是家庭的骄傲。她光着脚，走路健步如飞，头上梳着乌黑的辫子，身分粗壮高大，虽然没有背着重物，却背着一把土制小吉他和几双皮质便鞋。如果有骑马人看到牧场中间有这样的家庭在赶路，或在“皇家路”旁边宿营，这些骑马人会评论说——

“又有人去圣托梅矿了。明天会有更多人去。”

这几个人在黄昏中继续策马前行，谈论着省里的大新闻、圣托梅矿的新闻。一个富裕的英国人要来采矿了——或许不是个英国人，谁知道呢！总之，是个有钱的外国人。哈，是的，采矿已经开始了。一队赶着牛群来苏拉科过斗牛节的人提供了一个消息，他们在远处的一个小客栈的走廊里，看到离镇子大约不到三英里远的山上有亮光，在树梢上闪耀的亮光。有人看见一个女的骑着马跟着跑，她的鞍子可不是专供女人用的侧鞍，而是真正的马鞍，还戴着男人的帽子。她还步行爬山。一个女工程师，似乎是这样。

“太荒谬了！不可能，先生！”

“一个北美女人。”

“哈！您见多识广。北美女人；应该是那类东西。”

众人报以一阵笑声，既有惊讶，也有轻蔑，但仍然警惕着路边阴影中的动静，因为晚上在大草原上旅行容易遇到坏人。

除了认识男人，帕皮先生只需仔细地看一眼，就能对治安区内的妇女、女孩、小青年进行辨识。只有街上的小顽童有时让他感到迷惑。人们经常看到他和神父并肩在街上走，若有所思地看着街边安静站着的棕色皮肤的孩子，试着对这些孩子进行辨识，他俩用低沉的声音询问着。如果遇到在街上徘徊的沉闷小顽童，他俩就会追问他们是谁家的。这些小顽童们，通常一丝不挂，面色灰暗，小嘴里衔着香烟，把母亲的念珠串挂在脖子上做装饰，念珠串都掉到了圆滚滚的小肚子的下面。无论在精神世界或现实世界，矿区的牧师都是矿工的好朋友。蒙汉姆医生，接受了古尔德夫人的邀请，来矿区做了矿工的医生，住在矿区的医院里，他与矿工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没有谁能与这位医生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个神秘的怪人，肩膀摇摇晃晃，低垂着头颅，讽刺人的嘴，总是斜眼恶狠狠地看人。除医生之外的另外两个矿山管理人员工作得很和谐。罗曼神父，一个干瘪的老人，个子很矮，动作敏捷机智，有一双大眼睛，尖下巴，非常喜爱吸鼻烟，也是个老军人；内战期间，他曾经为许多普通战士送终，在山坡上，在草丛里，在昏暗的森林里，他跪在将要死去的人旁边，闻着枪炮的火药味，听死者做忏悔，子弹呼啸着在他耳边跌落。傍晚，在神父家中，摊开油腻的扑克牌，玩一轮牌有何危害？因为帕皮先生可以打完牌再去巡视完矿山的岗哨。帕皮先生亲自组织起一支为矿山站岗放哨的队伍。帕皮先生每天最后一项任务是把他的那把破旧的长剑挂在木屋的走廊里，这座木屋毫无疑问是美洲式的，罗曼神父称之为神父之家。旁边就是矿工的礼拜堂，样子像个顶着一个木头十字架的大谷仓，大谷仓又长又矮，黑乎乎的。每天罗曼神父都要在一个代表耶稣复活的昏暗祭坛前做弥撒，祭坛一角堆放着灰白色的墓石板，有一耸立着的个人像，四肢细长，青灰色的，一盏惨白的椭圆形的灯照着，在面前漆黑的场地上，一大群戴着安全帽的棕肤色的矿工轰然坐下。“这幅图画，孩子们，非常美丽，非常奇妙，”罗曼神父对众多的教徒说，“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幅图画，是矿主的妻子在欧洲印刷的，那是个神圣的、充满奇迹的国家，比我们的科斯塔瓦那要伟大多了。”这时他会吸一口鼻烟。如果遇到有好问精神的人，询问欧洲在大海中的何处，罗曼神父就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迷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毫无疑问，欧洲很远。圣托梅矿像你这样的既无知又不信上帝的人，应该多想一想永恒的惩罚，少想一想无边无际的地球，你是理解不了遥远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的。”

“晚安，神父。”“晚安，帕皮先生。”说完晚安的话，这位矿山的总督会把马刀紧紧按在身体一侧，躬着身子，大步迈入黑暗中。打扑克牌时抽几根烟、喝几口茶的欢愉，立即就变成了执行任务的严肃，他要像一名军官那样视察在营地里站岗放哨的士兵。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口哨忽然大叫一声，这立即触发一大群口哨的尖叫声，其中还包含着狗吠声。逐渐地，峡谷源头处的口哨声和狗吠声平静下来；寂静中，两名守卫桥梁的哨兵出现了，悄悄地向他走过来。路边有一个长形木屋——这是一座仓库——到了晚上就关闭了，从前到后都锁上了；对面是另一座白色木屋，长度更长，还有阳台——这是一座医院——两个窗户中透出灯光，蒙汉姆医生住在这里。旁边有一棵巨大的胡椒树，细弱的树叶纹丝不动，滚烫的岩石散发出的热气使黑暗透不出气。帕皮先生在那两个一动不动的哨兵前面安静地站了一小会儿，突然高山坡上亮起了许多火炬，好像从两个巨大的火堆里落下的火花，就在这时矿石滑槽开始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巨大的咔嗒声，夹杂着拖曳东西时发出的噪音，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沉重，被峡谷吸收起来，然后再送往平原，如同电闪雷鸣的咆哮。夜晚有人在林康村的家门口仔细地倾听到这声音，他断定这是山区的暴风雨声。

在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中，那轰鸣声似乎能抵达这个省最边远的地方。他夜晚骑马去矿山，那声音会在林康村外的一片小树林的边缘处迎接他。在表面，那山峦低吼着让财富的洪流倾泻在捣碎机的下面；但在他内心，那声音，不仅带给他在大地之上用雷鸣般的声音做一次宣言的奇特力量，还带给他实现了一个大胆欲望之后的美妙。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在虚幻中听到过那声音。当时他和妻子骑马曲折地穿越了一条森林带后，来到小溪的旁边，他俩让马放慢脚步，第一次凝视着那座丛林密布的孤独峡谷。一棵棕榈树梢四处点着头。在圣托梅山（方形的像碉堡）的一角有一处高高的峡谷，一条细细的瀑布透过树蕨浓密的深色树叶闪着玻璃一样的白光。帕皮先生当时正在值班，骑马赶过来。他向着峡谷挥了挥手，假装严肃地郑重说道，“先生，看看这个蛇的天堂。”

那天，他们就在那里停下了脚步，掉转马头回到林康村去睡觉。当地的镇长——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干瘦老头，在古兹曼·本托时代是个军士——毕恭毕敬地与三个女儿腾出了房间供这些外国人和马队成员享用。这个小老头请查尔斯·古尔德（误认为是神秘的政府官员）帮忙提醒最高政府机构给他发放养老金（每个月1块钱），他相信自己应该有养老金。他坚持认为政府曾经答应给他养老金。他像战士一样挺直了腰板说，“先生，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在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表现得很勇敢。”

那瀑布早就消失了。没有了瀑布，瀑布下的水潭也就干枯了，过去水潭旁边依靠溅起的水花而茂盛生长的树蕨也都死去了。山上的溪谷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壕沟，填满了工程垃圾和尾料。山上的溪流是被一道大坝给拦住了。把树干挖空了心，制成了水槽，用高架桥架起，把大坝蓄积起的水引向地势较低的捣碎机——这是圣托梅矿最壮观的景象。那瀑布很值得回忆，特别是瀑布附近生长的蕨类植物令人惊奇，因为看上去就好像峡谷的岩石上挂着一个花园，古尔德夫人根据自己的回忆画出了那幅水粉画；那天，她是在草丛里匆忙画出来的，当时帕皮先生指示人用三根粗糙的木棒为她盖了一个稻草棚。

古尔德夫人看到了矿山建设的全过程：从开拓蛮荒，到修筑道路，再到新开辟一条通往圣托梅悬崖峭壁的小山径。她和丈夫在工地现场一住，往往就是几周的时间；那年，她在苏拉科只住了很少的时间，以至于当她的马车出现在苏拉科的林荫大道上时，就能引发一次社会骚动。在林荫道路上行驶的大型家庭四轮大马车上，那些庄严的绅士和黑眼眶的女士都挥舞着白手套，热情地向她问好。伊米莉亚夫人“下山了”。

她待不长。仅一两天后，她就又要“上山去”，给她拉四轮客车的那两匹健壮的骡子又要有一段漫长且舒服的日子了。她亲眼看到了在较低的平顶山上建起的第一座木屋，这座木屋不仅供办公用，还是帕皮先生的住宅；当她听到第一次矿山开始破碎时发生的轰鸣声时，她感激得浑身震颤起来；当第一次捣碎机工作只响了15声时，她的整个身心都变得冰冷，但她极为安静地站在丈夫身旁。在古尔德黑暗的矿区里，当第一批布置在木棚中的蒸馏器在火焰下烘烤的时候，她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第一块柔软银块变硬之后，她这才回到那间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木屋的地基上去休息；当第一块银锭从模子中拿出来的时候，那银锭还是温的，她伸出她的那双不爱摸钱财的手去摸它，由于渴望，她的双手战栗起来；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赐予了这块银锭一种正义的力量，仿佛她看到的不是简单的事件，而是某种意义深远的玄妙，比如，像是真诚地表达一种感情，或像是找到了一个原则。

帕皮先生也表现出极高的兴趣，站在她的背后看着，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就像是一个做鬼脸的皮面具。

“绝不能让像赫尔南德斯那样的年轻人拿到这些东西，上帝啊，这东西看上去很像锡块？”他诙谐地说。

赫尔南德斯是个盗贼。他从前在一个农场工作，从来不伤人。在一次内战期间，他从家中被非常残暴地掠走了，被迫当了军人。在军队里，他是个模范士兵。后来，他看准机会，杀死了上校，成功地逃跑了。他与一群逃兵混在一起，他们选他做了首领，他带着他们逃到了荒芜、干旱的德托诺沙漠盆地。他向庄园主勒索牛和马；传说他有很高的武功，能以绝妙的方式逃脱追捕。他总是单枪匹马地冲进大草原上的村庄或小镇子，赶着一群骡子，腰间掖着两把左轮枪，直接闯入商店或库房，拿走他想要的，然后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骑马离开，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恐怖，而且大胆。乡下的穷人，他一般不碰；上层社会人士在路上遇见他要被抢；不走运的官员落入他手里肯定要挨鞭打。军官不喜欢听到他的名字。他的追随者骑着偷来的马匹，嘲笑那些派来追捕他们的军队骑兵，并非常科学地在自己的阵地附近打伏击。政府派出了几支远征军；还悬赏要他的头颅；甚至与他展开过谈判，当然谈判结果总是被破坏，这些努力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最后的结局很具有科斯塔瓦那的风格，托诺镇的检查官野心勃勃地想获得除掉赫尔南德斯的荣耀。为了让赫尔南德斯背叛他的团伙，这位检查官承诺给他一笔钱，并安排他安全逃出国。但赫尔南德斯显然与科斯塔瓦那的杰出政客和阴谋家不是一类人。这个比较聪明但习以为常的计谋没有让那个拦路强盗头子上当（这个计谋多次用于镇压革命）。虽然开局对检查官有利，但结局被检察官派去包围赫尔南德斯的马队给搞砸了。赫尔南德斯率领他的人马去了他答应去的地方，并且很准时，但他们爬进丛林中，然后突然一阵乱枪猛射，让许多马鞍子上不见了人影。剩下的骑兵艰难地逃回了托诺镇。传说马队的指挥官（他的马跑得比较快，比其他人先回来）看到国家军队受如此大辱，陷入绝望的疯狂之中，用马刀痛打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检察官，并且是当着检察官的妻子和女儿的面打的。托诺镇的镇长这时晕倒了，驻守该镇的军官极其敏捷地猛踢了他，并用尖锐的马刺踢他的脖子和脸。这些从大草原深处传来的故事，不仅揭露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本性，还揭露了他们的低效、愚蠢、无信、野蛮，古尔德夫人对此有很好的了解。看到聪明、文雅、有性格的人竟然也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现状，她认为这是退化的征兆，这让她生气得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她静静地盯着银锭听帕皮先生的评论，然后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是如此目无法纪的话，帕皮先生，许多跟赫尔南德斯一样的歹徒会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地劳动，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夫人，”帕皮先生激动地大声说，“太对了！这就好像上帝给你看透人心的本领。伊米莉亚夫人，你已经看到了你周围人的情况——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像驴子一样有耐心，像狮子一样勇敢。帕埃斯战役期间，我曾经率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战斗，他们的表现充满了慷慨大度和勇气，在这里只有卡洛斯的叔父能与他们媲美——夫人，我对你发誓这是真的。如果在斯特玛尔塔统治我们的人仍旧是盗贼、骗子、残暴的畜生，大草原上肯定有匪帮。然而，匪帮就是匪帮，因此我们在运送银锭去苏拉科时，一定要带上十几支温彻斯特步枪。”

古尔德夫人随着第一批银锭护卫队，骑马回到了苏拉科，她称这一经历是她“军旅生活”的最后章节。此后，她就要永久性地在城镇定居上了，因为圣托梅矿是个重要国家机构，其管理者的妻子住在城镇里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圣托梅矿确实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机构了，因为它给这个省的社会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社会安定似乎随着银锭从那个峡谷里流入这片土地。苏拉科的政府官员从圣托梅矿看到了无为而治的好处。这是构建一个符合道义的社会的捷径，查尔斯·古尔德感觉这有可能最先实现。事实上，圣托梅矿有组织，有武器，有帕皮先生，有保安部队（据说许多人原来都是罪犯，其中还有赫尔南德斯的团伙成员），因而它能提供当时社会上没有的安全保障，于是矿山的人口急剧增长。实际上，圣托梅矿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权力的机构。在一次有关苏拉科政府在政治危机中的姿态的讨论中，一位斯特玛尔塔的大官假笑着说道——

“你称这些人是政府官员。可他们根本不是。让我告诉你，他们是那座矿山的官员——或者说是那份矿山开采权的官员。”

这位大官（他当时手握大权，蜡黄的脸，人很矮，头发卷曲，但不像羊毛），居然一边用自己的黄手在对方的鼻子底下握手，一边还尖叫道——

“是的！请大家保持安静！让我告诉你们。包括省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将领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古尔德的官员。”

他的话立即引发内阁成员们大胆地展开低声的争论，这位大官最后仅是耸一耸肩收场。总之，他似乎想说，在他短暂在位期间，只要不被遗忘，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尽管如此，那位圣托梅矿的非正式代理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焦虑，他在给自己的叔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信中反映出了自己的焦虑心情。

“不许任何来自斯特玛尔塔的残暴畜生跨过我们的圣托梅大桥，”帕皮先生总是这样向古尔德夫人做保证。“当然，矿长的尊贵客人除外，因为矿长是个大政治家。”但在古尔德先生的办公室里，这位老少校会用士兵特有的欢愉口气严肃地说：“我们都在玩命。”

这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会低声地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我们这是在搞独立王国。”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彻底的自我满足，但不知何故，那满足中掺杂着某种奇怪的身体不适。不过，也许只有新来乍到的人才能分辨出来。

对新来乍到的人来说，古尔德家的客厅是个很好的去处，因为能一睹矿山之主的风采——比想象中的老了，但更坚定，有一股神秘的沉默，在他那张英国人特有的因户外活动而形成的红润脸膛上，棱角显得更加分明；或许正好遇到他“下山”，或许是他正好要“上山”，无论如何，他夹着马鞭，带着马刺，迈着骑士的瘦腿跨过门槛。帕皮先生，坐在椅子上时才显得有点威武，这位大草原上的居民似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人幽默，拥有了有关世界的知识，与野蛮的同伴相比较，完全适合他目前的岗位。阿韦兰诺斯，处世圆滑，待人亲近，是个饶舌的外交官，提出的建议都很绝妙，既谨慎又智慧。他写了一本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历史书，书名叫“五十年的错误统治”，不过，他此时还不想“奉献给世界”，觉得时候未到（即使有可能也一样）。除了这三个人，人群中还有伊米莉亚夫人，风度优雅，体态娇小，样子像一个仙女。也能见到米切尔船长，他离大家稍远，站在一个高高的窗户前面，有一副老单身汉的那种老式的整洁劲儿，略带着浮夸，穿着白色的马甲，有点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总是被蒙在鼓里，却老是觉得自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位老好人，在海上生活过三十年之后，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做了“岸上的兵”。他对在陆地上也能做如此重要的生意感到惊奇（他只看重航运）。对他来说，很普通的一件事就能成为“划时代的”或“历史性的”；否则，他那张因白头发和短胡须而显得格外漂亮的脸，会低沉下来，并低声说——

“哈，那件事！先生，那件事是个错误。”

圣托梅矿的第一批银锭是由OSN公司的邮轮运往旧金山的。对米切尔船长来说，这当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银锭被放置在坚固的牛皮箱子里，牛皮箱上有手柄，箱子不大，两个人能抬动。矿山保安员，两人一组，抬着银锭箱子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大约半英里路，来到山脚下。这些银锭箱子被放置在一长串两轮马车上，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有后门的棺材，每辆马车由两匹健壮的骡子纵列相套拉着，旁边有保安员骑马持枪保护。帕皮先生亲手逐一给马车上锁。在他一声口哨的号令下，车队启程了，马刺叮当，车厢哐当，马鞭辟啪；突然，马车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原来马车爬上了一座桥梁（“这意味着进入了充满盗贼和残暴的猴子的地区了”，帕皮先生是这样定义这座桥梁的）。这时，天边能看到黎明的曙光了，穿大褂的人挥舞起帽子，他们把步枪紧贴着屁股，大褂下露出了紧握着缰绳的褐色瘦手。马队沿着矿山小路行进，绕过一个小树林，穿过了几间土房和林康村的矮墙，便来到了“皇家路”上，骡子挨了鞭子加快了步伐，保安队跟着猛跑。卡洛斯先生骑马独自跑在一场沙尘暴的前头，在那沙尘暴中只能模糊地看到骡子的长耳朵、插在两轮马车上飘扬着的绿色和白色的小旗子、乱哄哄一群墨西哥宽边帽和乱哄哄一群闪烁着白光正在敏锐观察四方的眼睛中举着的手臂。帕皮先生跑在队伍的最后，沙尘暴几乎吞没了他的身影。他僵硬地坐在马背上，表情冷漠。他骑着那匹塌脖子、银白色斑点、脑袋像锤子的黑马，身子随着马匹的奔跑有节奏地上下起伏。

道路附近散布着一些小棚屋、小农舍，虽然里面的居民都已入睡，但他们能分辨出这马蹄的声音，知道这是圣托梅矿运送银锭的队伍正朝着镇子面向大草原这一侧的破旧城墙狂奔。他们都跑到大门外，想看看这支在布满车辙和乱石的道路上飞奔的马队，听听马车的叮当声和马鞭的噼啪声，认识一下那个跑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孤傲的英国人。

在路边的小牧场的栅栏里，几匹放开了缰绳的马疯狂地奔跑了一小会儿；笨拙的奶牛在深深的草丛里挺起了胸膛，对飞驰过的噪音发出低沉的咕哝声；一个温顺的印第安村民向身后看了看，赶紧把自己的小驴子推到墙边，给向海边运输银锭的队伍让路；一小群聚集在“石头马雕像”下的冷漠流浪汉看到飞奔的马队绕了一个大弯后冲进空旷的宪法大街，便低声骂道：“浑蛋！”；对圣托梅矿赶骡子的车夫来说，以被魔鬼追赶着的速度飞驰穿过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是很正常的事。

早晨的阳光照耀在脆弱的樱草花上，居民的那些浅桃红的和浅蓝的大门仍然紧闭着，安装着铁栏杆的窗户背后也看不见人脸。在大街两旁朝阳的一排空荡荡的阳台中，只有一家的阳台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人——矿长的妻子——她正俯身看着运送银锭的队伍去港口，她那小脑袋上堆满了乱蓬蓬的金毛卷发，她穿着那件布晨衣的领口上有许多饰带。丈夫飞快地向阳台上瞥了一眼，她则报以微微一笑。然后，她看着整个队伍从她脚下在秩序的喧闹中通过。跑在最后的帕皮先生，向她行了一个军礼，她则温顺地前倾已经僵硬的身段，用帽子在膝盖下面扫了扫。

每年运送银锭的队伍都变得更长一些。每三个月，有更多的财富流淌过苏拉科的街道，进入OSN公司坚固的办公室，等待运往北美。运送的量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高；有一次，查尔斯·古尔德兴奋地对妻子说，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古尔德矿这样丰富的矿脉。对他俩来说，每次运送银锭的队伍从他们家阳台底下通过，就意味着和平征服苏拉科的战役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毫无疑问，查尔斯·古尔德首次开采就能成功，是因为他遇到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与残暴的古兹曼·本托时代不同，古尔德没有遇到内战，大环境比较和平。在古兹曼·本托统治的晚期（此前国家出现了15年的和平），国内斗争表现得更加愚蠢，出现了大量的残暴和苦难，但老式的盲目政治狂热却少了许多。实际上，斗争变得更卑鄙、更低劣、更令人蔑视，由于可以非常公开地指责他人怀有自私的动机，社会反而变得极为容易管理。这是当战利品不断减少的情况必然发生的厚颜无耻的相互抢夺；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企业被愚蠢地给毁掉了。于是又出现另一种情况，苏拉科省原先是党派之间残暴复仇之地，如今又变成在政治上获得丰功伟业的地方。政客们最大的愿望（在斯特玛尔塔）是为亲朋好友保留职位：侄子、兄弟、妹夫、挚友、受信任的支持者——或敌人的支持者。这个省的条件很令人满意，因为不仅充满了机会，而且工资是最高的；圣托梅矿有不公开的工资单，这份工资单上的人名和工资数额是查尔斯·古尔德和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协商制定的。在美国有一位杰出的商人也知晓这份工资单，他每个月都必须花费20分钟在苏拉科相关的事务上。与此同时，在共和国的这片地区，由于有圣托梅矿的支持，各种利益悄悄地都在寻找来源。例如，政治圈的人都知道，要想进财政部，就必须先做苏拉科的收税员。另一方面，商人们都把这个欧洲人的省份看作既安全又充满希望的土地，特别是那些想从这座矿拿到好处的商人。“查尔斯·古尔德是个好人！做事前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如果有可能，可以请莫拉加帮助引荐一下——他是苏拉科王的代理人，你应该知道这点。”

所以，当约翰爵士从欧洲来科斯塔瓦那为他的铁路奔波的时候，他每次跟人谈话都能听到查尔斯·古尔德的名字（甚至是绰号）。那位圣托梅矿常驻斯特玛尔塔的代理人（约翰爵士认为他是个处世圆滑的、见多识广的绅士），在安排总统访问苏拉科这件事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使得约翰爵士开始意识到，他在谈话中隐约的有关古尔德矿有巨大的神秘影响力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他隐约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圣托梅矿出资发动了上一次革命，至少是出了部分资。这次革命的结果是文森特·里比热先生为期五年的独裁统治，他是个有文化的人，性格没有污点，他获得授权对国家进行重点改革。那些对国家前途认真的人，在了解了情况后似乎相信了他，希望国家能变好，建立起法律制度、使人民有信仰、使社会生活有秩序。约翰爵士认为这就再好不过了。他总是挑大事干；他要在这个国家投资，对这个欧洲人的省份进行系统的殖民，其中包含建造国家中央铁路的庞大计划。这么大的物质利益，急需好的信仰、秩序、和平的环境。任何人只要是支持这些观点，特别是如果还能有所作为，在约翰爵士的眼里就是重要的人。他对“苏拉科的国王”没有失望。眼前的困难能获得解决，因为总工程预见到这些困难在查尔斯·古尔德出面调停前就能获得解决。约翰爵士在苏拉科受到了极好的待遇，坐在独裁总统的身旁。这件事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蒙泰罗将军在“朱诺”号出海前的午餐会上表现出了不愉快，因为独裁总统和显赫的外国客人被从苏拉科抢跑了，他成了孤家寡人。

总统阁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苏拉科省议会里做公开讲演时称他是“诚实人的希望”）坐在长条餐桌的首席；米切尔船长代表OSN苏拉科分公司坐在了末席，面对如此庄重的“历史事件”，他的眼神僵硬，面色呈粉红色，旁边坐着这艘船的船长和一些地方小官。这些面色黝黑的小绅士们，面带愉快的表情，侧脸高兴地看着船员在他们身后打开香槟酒的瓶盖。琥珀色的酒液漫过了玻璃杯的边缘。

查尔斯·古尔德坐在一位外国大使旁边，这位大使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谈论打猎和射击的事，不仅无精打采，且声音还很低。这位大使先生，营养良好，面色苍白，戴着眼镜，黄胡须下垂着。相比之下，矿长显得双倍地经受过风吹日晒，脸色红润，虽然沉默寡言，但活得百倍地有力。何塞·阿韦兰诺斯的胳膊肘挨着另一位外交官的胳膊肘，这位外交官面色黝黑，沉默寡言，警惕性高，举止非常自信，给人很保守的感觉。礼节总有例外的时候，蒙泰罗是唯一穿全套军装的人，宽阔的胸前挂满了军阶，似乎像是穿着一件黄金护胸甲。宴会刚开始，约翰爵士就溜下自己的至尊席位，溜到古尔德夫人身旁。

这位大金融家原来是要对她的好客表示感谢，以及对她丈夫“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表示感激。就在这时，她打断了他，低声说，“安静！”总统有事要说。

总统阁下直立起来。他话不多，但显然是内心感受，可能主要是对阿韦兰诺斯说的——他俩是老朋友——他说，这个国家在动乱之后必须不断地保障人民的福祉，这样才有希望进入一个和平、物质丰富的时期。

古尔德夫人认真倾听着总统发出的圆润但略带悲伤的声调，看着他的黝黑的、戴着眼镜的圆脸、矮胖得有点成缺陷的身材。她心想，这个具有忧郁且细腻心思的男人，虽然在身体方面几乎就是残废，但在到了退休年纪仍然出来号召同胞展开斗争，有讲话的资格，因为他做出了自我牺牲。但她仍然感到有些心神不安。这位总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可怜，而不是希望，因为这位科斯塔瓦那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手拿酒杯，宣称他心中最关注的东西是诚实、和平、尊重法律、对国内外都友善的政治信仰——这些是国家荣誉的保障。

他坐下了。接着是一阵嗡嗡的赞许声，蒙泰罗将军抬起那一双沉重的、下垂的眼睑，把他的那双既不安又迟钝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脸上滚动到另一个人的脸上。这位党的军事精英，其实没有见过世面，突然见到眼前如此新奇且辉煌的景象，他心里暗自窃喜（他从来没有乘坐过轮船，只是远远地看过海）。尽管如此，他的直觉告诉他，一个凶猛的战士虽然态度粗鲁，但与面前这帮优雅的布兰科党贵族相比，有自己的优势。但眼前的这些人为什么不看自己呢？他越想越生气。他能清楚地说出报纸上的说法，报纸说他取得了“现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我丈夫想要建造铁路，”古尔德夫人对约翰爵士泛泛地低声说，算是恢复刚才被打断的谈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更加接近我们期望的前途，我们等待这个时刻实在是太长时间了，这点上帝可以做证。有一天下午，我出去骑马，突然看到树林里钻出一个印第安男孩，他骑马举着铁路勘测的红旗，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了震惊。前途意味着改变——彻底的改变。不过，有些简单有特点的东西，人们希望加以保留。”

约翰爵士听后微笑了。但这次轮到他要求古尔德夫人保持安静。

“蒙泰罗将军要讲话了，”他低声说，接着又用滑稽的腔调惊恐补充了一句，“我的天啊！他要祝我身体健康了，我能看出来。”

蒙泰罗将军站了起来，钢制的剑鞘和胸前的金质胸章发出一阵叮当声；剑柄翘到桌缘上。他的军装很华丽，脖子粗得跟牛一样，他的鹰钩鼻子蹲坐在染成蓝黑色的胡须上显得平淡无奇，看上去他就像一个恶狠狠的牧童伪装成的将军。他说话的声音像雄蜂一样嗡嗡叫，让人感到烦躁，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钟鸣。他低声挣扎地说几句含糊的句子；然后突然抬起头和提高音调，严厉地大声说道——

“国家的荣誉掌握在军队手中。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忠实于军队。”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把眼睛停留在约翰爵士脸上，他用昏昏欲睡的眼神，恶狠狠地瞥了约翰爵士一眼；他猛然想起贷款谈判一事。他举起了酒杯。“让我们为给我们带来150万英镑的人干杯。”

他把酒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然后沉重地坐下了，同时用一半恐惧一半威胁的眼神扫视着周围人。周围人可能是被他的祝词吓坏了，一片寂静。约翰爵士一动没动。

“他没叫我起来，”他低声对古尔德夫人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何塞·阿韦兰诺斯站起来救场了，他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演，特别地提及英格兰对科斯塔瓦那的善意——“这种善意，”他强调说，“自我被派往圣詹姆士的宫廷时就有了，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

这时约翰爵士想说点什么了。他用糟糕的法语优雅地说了一通，米切尔船长听了后大为赞赏，因为他能听懂几个法语词汇。这位铁路金融家在说完后，立即转向古尔德夫人说——

“你说你想管我要点什么，”他勇敢地提醒她，“你想要什么？你可要保证你要的对我也有利。”

她对他嫣然一笑。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我们去甲板吧，”她提议道，“我可以指给你看我想要的。”

在“朱诺”号的主桅杆上懒洋洋地飘着一面巨大的科斯塔瓦那国旗，上面有红黄的斜条，中间是两棵绿色的棕榈树。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在码头的水边放了几轮烟火，半个港口都沉浸在数千响的神秘噪音中。不时有看见踪影的礼炮，嗖嗖地飞上天，在客人头顶上的明亮天空中爆炸，留下阵阵浓烟。在城门和港口之间有许多五颜六色的旗帜，高高挂在旗杆上，旗帜下聚集着大量的民众。突然，隐约出现了军乐声，远远地还有人在叫喊。一群衣着褴褛的黑人，此时在码头上正不断向一门小铁炮里装弹放炮。灰色的烟尘静静地飘浮在空中，把太阳都给遮住了。

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在甲板上的太阳伞下走了几步，便倚靠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手臂上；大家围着他成了一个圈，他和蔼可亲地转动着身体，好让各个方向上的人群都能看到他乌黑嘴唇上的忧郁微笑和眼镜片上令人目眩的闪光。在“朱诺”号的甲板上特意为总统安排了非正式的仪式，让他能与苏拉科的追随者进行亲密接触，这样活动也接近完成了。在另一边，蒙泰罗将军的秃脑壳上已经戴上了一顶羽毛帽，静静地坐在一个天窗的座位上，双手握着立在两腿中间的军刀手柄。帽子上的白羽毛，黄脸庞，鹰钩鼻子下的蓝黑的胡须，大量的肩章和胸章，闪亮的皮靴和大马刺，呼扇着的鼻子，目光愚蠢但有权威，这些让这位里约塞科镇的伟大胜利者携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兆；他带着一幅残酷漫画的夸张，带着一场庄严化装舞会的愚昧，带着一个穿着欧洲装束但实际上来自某个阿芝台克人的军事偶像的凶恶的奇形怪状，正在等着崇拜者献上敬意。何塞先生踏着外交家的步伐走近这个奇怪的、令人费解的恶兆。古尔德夫人被惊呆了，但最后还是把目光移开了。

查尔斯来向约翰爵士道别，看到他俯身亲吻妻子的手时说，“肯定。当然，我亲爱的古尔德夫人，受你们的照顾我很荣幸！这事一点不难。肯定能做到。”

与古尔德夫妇乘坐同一艘船上岸，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很沉默。即使他俩坐上了马车，他也沉默了很长时间。骡子拉着马车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沿路两旁有许多伸手讨要的乞讨者，他们似乎一起放弃了去教堂大门口的乞讨机会。查尔斯·古尔德坐在后排座位上，扭头看着车窗外的平原。平原上到处能看到许多用绿树干、灯芯草、帆布捆绑的旧木板搭起来的窝棚，叫卖着甘蔗、甜酒、烟叶。在一小堆燃烧的木炭边，一些印第安妇女蹲坐毯子上，正在用几个黑土罐在做饭，并把开水放入旁边的葫芦里。她们用温柔的声音招呼乡亲们来吃饭。一个赛马场用木桩拦住，不许放牧者进入；左边，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巨大的临时建筑，样子很像木制马戏团帐篷，但屋顶是稻草铺成的圆锥形。从里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拨竖琴的弦声、有打击吉他的砰砰声、有印第安人合唱班的尖叫声。

查尔斯·古尔德看着眼前的景象说——

“这片土地属于铁路公司了。今后就没有节日表演了。”

古尔德夫人对此感到遗憾。她趁着这个时候提及一件事，她请约翰爵士保证不去碰乔治奥·维奥拉家的房子。她说自己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工程师会想到要拆除那栋老建筑。这栋建筑一点都没有阻碍港口支线铁路的建设。

在那位老热那亚人的家门口，她让马车停下，立即安慰起光着头站在马车的踏板前的老人。她用意大利语同他交谈。当然，他感谢了她，他的态度既平静又有尊严。老人从心底里感谢她，因为她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席之地。他已经老了，无法再去流浪。

“夫人，这能长久吗？”老人问道。

“只要你愿意，要多久就多久。”

“上帝保佑。这地方必须有个名字。原先不值得为它取名。”

他大笑起来，眼睛笑成一道缝。“我明天就写一块地名标志。”

“乔治奥，地名会是什么？”

“统一意大利客栈。”老乔治奥向远处望了一小会儿后说。

“主要是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他接着说，“但不是那些把自由从士兵们手中偷走的皮埃蒙特的国王和大臣。”

古尔德夫人微微一笑，身体略微向前倾斜，开始询问他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他那天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城里去了。妻子的身心状况好多了；非常感谢夫人的询问。

人们三五成群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孩子们在背后小跑跟着。一个骑着银灰色母马的人向马车上的人脱帽示意后，走到房子的阴凉处勒住马缰绳，马车上的人报以微笑和点头。老乔治奥还处在刚才那段新闻的兴奋中，他急忙把房子被善良的英国夫人保住的消息告诉那骑马人，而且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对方认真地听着，但没有说话。

马车启动了，骑马人再次脱帽示意，那是一顶灰色的墨西哥式宽边帽，帽子上有银质的纽带和帽缨。这位骑马人就是著名的搬运工监工，你看他的那副无人可比的打扮：一条华丽的墨西哥式长披肩缠在马鞍的尾部；皮夹克上衣镶嵌着巨大的银质纽扣；而裤子上则是一排小银质纽扣；雪白的亚麻衬衣，一条真丝腰带，腰带头部有刺绣；银质的马笼头和马鞍——他原本是个地中海的水手，如今大草原牧场上任何富裕的年轻人在最隆重节日里的穿戴都比不上他的华丽。

“这对我是件大事，”老乔治奥低声咕哝，仍然想着他的房子，如今他变得讨厌变化。“夫人仅对那个英国人说了一句话。”

“是那个有足够的钱买下铁路的老英国人吗？他一个小时后就要走了，”诺斯特罗莫淡漠地评论道，“一路走好。我曾守护着他那把老骨头从高山下到平原，最后进入苏拉科，就好像他是我爸爸一样。”

老乔治奥茫然地把头偏向一旁。诺斯特罗莫手指古尔德的马车，此时马车已经接近老城墙长满绿草的城门，那老城墙就如茂密的树林形成的墙一样。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库房拿着左轮枪守候着另一个英国人的银锭堆，就仿佛是在守护我自己的一样。”

乔治奥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这对我是件大事。”他再次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说。

“是，”高人一等的搬运工监工平静地表示同意。“听着，老头，你进屋给我拿根烟来，不用去我的屋里找，那里没有。”

老头走进咖啡厅，接着又走了出来，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递烟，在胡须下咕哝道：“孩子都长大了——如今变成大姑娘了！”老头叹了口气，沉默下来。

“怎么只有一根烟？”诺斯特罗莫说，边说边用幽默的眼光好奇地看着心不在焉的老人。“不要紧，”诺斯特罗莫接着满不在乎地说，“一根够了，等抽完这一根，再要下一根。”

他点着了那根香烟，让火柴在懒散的手指之间滑落。乔治奥·维奥拉看着这一切，突然说道——

“如果我儿子能活着，他会跟你一样是个好青年的。”

“什么？你儿子？是的，老头。如果他像我，他会是个男人的。”

他缓慢地掉转了马头，在卖货的窝棚之间行走，不时地勒住那匹母马躲避孩子和从草原深处来的人群，这些人满怀崇敬地跟在他后面盯着他看。公司的驳船船工老远就向他敬礼；这位极受人尊敬的搬运工监工朝着那个巨大的马戏团建筑物走去，周围的人群中不断发出赞同的低语和奉承的问候。人群越来越密集；吉他的弹奏声越来越响；周围的骑马人都停住了，坐在人头之上平静地吸烟；他走到了那个屋顶高高的建筑物的门前，这时人流变成漩涡，相互推搡起来，脚步混乱且沉重，舞曲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大鼓发出的声音，气势宏大得野蛮，能让人群如醉如痴，即使欧洲人听到后也无法不产生奇怪的感情。诺斯特罗莫似乎被鼓声吸引，向声音的源头走去。就在这时，有一个穿着破旧披风的男人，挨着马镫走着，尽管左右的人不断推搡他，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恳请码头能给他一份“他崇拜的”的工作。他央求把他做监工的日薪酬分出一半给那些狂妄自大的搬运工兄弟；他强调自己只需要一半薪酬就够了。但米切尔船长的得力助手——“一个视工作如无价之宝的人，一个绝对正直的人”——冷眼看着面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摇摇头走开了。

那人消失在马后；诺斯特罗莫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勒住马。从这座跳舞大厅的门口涌进来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摇摇晃晃，浑身冒汗，四肢抖动，身子歪歪斜斜靠着墙壁，喘着粗气，瞪着眼睛，大张着嘴，竖琴和吉他疯狂地演奏着，如同连续不断的雷鸣。数百只手在鼓掌；尖叫声响成一片，过后又低沉下来，开始唱和谐的爱情歌曲，最后平息下来。人群中有人用力投掷一朵红花，砸在光彩照人的监工的面颊上。

他急忙抓住下坠中的红花，动作极其优美，但没有立即转头看是谁扔的。过了一会儿，他高傲地转过身子，旁边的人群闪开一条通道，给一位美丽的混血女人让路，她的头发别着一把黄金小梳子。她像走入无人之境似的向他走来。

她穿着一件雪白的紧身胸衣，裸露出丰满的胳膊和脖子；蓝色的羊毛衫在前胸凸起，但短得盖不上屁股，紧紧地绷在背上，她走路的样子极富挑逗性。她径直走到那匹母马身旁，把手放在马脖子上，用怯懦但挑逗人的目光斜眼向上看。

“亲爱的，”她亲切地低声说，“我走过来，你为什么假装不看我？”

“因为我不爱你了。”诺斯特罗莫沉思了一小会儿后故意说道。

突然，那只扶在马脖子上的手颤抖起来。这时人群把慷慨的、可怕的、善变的搬运工监工和混血女人包围起来。她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了头。

诺斯特罗莫低头看到女人留下了眼泪。

“你难道没有真心爱过我吗？”她低声说，“有没有？”

“不，”诺斯特罗莫神情淡漠地看着远方。“我刚才骗你。我像过去一样爱你。”

“真的？”她柔情地低声说，面带喜色，眼睛里仍然含着泪水。

“真的。”

“永远是真的。”

“永远是真的；但别让我对着屋里的圣母马利亚发誓。”面对众人的大笑，监工笑着说道。

“我不会那样要求你的。我能从你的眼睛中看到爱。”她把手放在他膝盖上。“你为什么颤抖得这样厉害？为了爱吗？”她继续说着，完全不顾及周围震耳欲聋的雷鸣。“不过，如果你真心爱她，你必须给她的圣母马利亚一串金项链。”

“不。”诺斯特罗莫看着她那仰望着的、渴求的双眼说道。听到这话，她的目光突然显露出惊骇的感情，并变得像石头一样呆滞。

“不？那大人你节日给我点什么？”她生气地问道，“别让我在这些人面前丢脸。”

“有一次没有从爱人那里得到礼物不丢脸。”

“当然丢脸！那是丢大人你的脸——丢我那可怜的爱人的脸。”她突然大怒起来，用话讽刺他。

听到她恼怒的反驳，周围的人都笑了。瞧瞧她的脾气有多大！发现有情况，人们赶紧叫别人快来看。那匹银灰色母马的包围圈慢慢地变小了。

那女孩倒退两步，面对人们发出好奇嘲笑的眼睛，她又返回到马镫，踮起脚尖，用燃烧着烈火的眼睛盯着诺斯特罗莫。他从马鞍上弯腰看着她。

“胡安，”她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可以用刀刺穿你的心脏。”

搬运工监工害怕了，以无与伦比的鲁莽方式公开了自己的恋情，伸手搂住她的脖子，吐沫星乱溅地吻她的嘴唇。四周不断有人咕哝。

“匕首！”他找机会说道，并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

人群中闪出20把明晃晃的匕首。一名穿节日服装的年轻人，跳了进来，给诺斯特罗莫手里塞入一把匕首，然后又跳回人群，脸上得意扬扬。诺斯特罗莫甚至连一眼都没有看他。

“站好。”他命令那个女孩，女孩突然变得温顺了，微微挺直了身躯。他等她站好，搂住她的腰，他俩此时就面对着面了。他把匕首塞入女孩的小手里。

“不，小混血女郎！你不应该羞辱我，”他说道，“你应该有礼物；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的爱人，你可以用匕首从我衣服上割下所有的银纽扣。”

人群为这聪明的怪诞行为报以大笑和欢呼。那女孩伸出锋利的匕首，被动的骑手用手收集起越来越多的银纽扣。最后，他让她双手捧满了银纽扣，这让她彻底放心了。在耳语了一会儿之后，她脸上露出激动的情绪，然后目中无人地走开了，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人群四散开了。诺斯特罗莫，这位气度非凡的搬运工监工，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原本是地中海上的水手，后来偶然地来到陆地上，在科斯塔瓦那寻找发财的机会，这时骑着马缓缓地向港口走去。“朱诺”号已经猛地转过了船头；诺斯特罗莫勒住马，抬眼远望，看见港口入口处的古老城堡上竖起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从兵营里搬来半个连的大炮，用来为总统和战争部长放礼炮。邮船靠岸了，传来一个坏消息，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对苏拉科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到此结束了。对米切尔船长来说，另一次“历史机遇”结束了。当“诚实人的希望”再次来临的时候，时间大约是一年半之后，来的方式就很不正规了，他在打了败仗后，骑着瘸腿的骡子翻山越岭而来，如果没有诺斯特罗莫出手相救，他早就可耻地死在那帮匪徒手里了。前后两次来，差别太大了，米切尔船长经常说——

“先生，这是历史——真正的历史！我的朋友诺斯特罗莫正好遇见。先生，他绝对地创造了历史。”

这件事，诺斯特罗莫虽然立了大功，但此后又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这另一件事，按照米切尔船长的词汇，既不能说是“历史”，也不能说是“错误”。他用另一个词加以描述。

“先生，”他后来经常说，“那不是个错误。是灾祸，是不幸，是纯粹的不幸。我的朋友又正好遇见了——深陷其中！确实是一次不幸，因为他自那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第二部分

第一章

无论这场被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称为“国家诚信的命运危如一发引千钧”的斗争是善或恶，其结果是古尔德矿这个“独立王国”终于建立起来了：陡峭的山峰吐出宝藏，顺着木制泻槽掉进永不停顿的捣碎机里；在无垠的大草原上，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圣托梅矿闪耀的灯光；每三个月，运送银锭的队伍从山里去一趟海边，似乎这个国家爆发的战争和战争的后遗症，从来没有能翻越科迪勒拉山脉，影响到这个古老的欧洲人省份。所有的斗争，都发生在锯齿形山脉的那一边。此时，伊格罗塔峰的白雪皑皑的峰顶仍然统治着整个山脉，而穿越山脉的铁路还未修通。这条铁路的第一部分，从大草原至山脚下艾维峡谷的这一段，由于比较容易铺设，所以已经通车了。此时，电报线也还没有穿越山脉；一排电线杆，像是竖立在平原上的一排瘦高的灯塔，一下子就穿插到山林的边缘，那山林的边缘非常平整，就如同延伸到远方的道路切除出来的一样；最后，电报线突然钻进铁路建筑工程师的营地，在一棵巨大的雪松的树荫里，有一座用木板盖成的棚屋，屋顶覆盖着波纹铁皮，那电报线直接连接到屋里摆在白色松木桌子上的电报机上。

港口也很繁忙，不仅要运送建筑铁路的材料，还要沿着海岸线运送军队。OSN公司的船队非常忙碌。科斯塔瓦那没有海军，除了海岸警备队的几艘巡逻小艇之外，没有大型战舰。如果需要运送军队，就必须动用几艘老式的汽船。

米切尔船长越来越感到现在是历史的关键时期，每天都要在下午来古尔德家待上一个多小时。在古尔德家，他的表现很奇怪，完全漠视周围真正发生的大事，推说自己为能置身事外而感到高兴。他宣称，如果他没有千金难买的诺斯特罗莫的帮助，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向古尔德夫人吐露了心事，科斯塔瓦那的政治局势让他感到讨厌，因为他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这超乎了他的预料。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为处境危险的里比热政府效劳过程中，展示出了组织能力和雄辩能力。他的雄辩之词甚至传到了欧洲，因为欧洲在给里比热政府贷了款后，变得对科斯塔瓦那也有兴趣起来。他的讲演都是在省议会大厅（在苏拉科地方政府大厦内）里进行的，大厅的墙上挂着解放者的头像，在主席座位上方玻璃箱里存放着一面科尔特斯（译注：西班牙征服者，1519年2月率领数百人征服拥有五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建立了墨西哥城）曾经使用过的军旗。在一次早期的讲演中，他热情洋溢地宣布：“军国主义是敌人。”此后，在那次为保卫改革政府而呼吁组建第二个苏拉科军团的投票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家诚信的命运危如一发引千钧”的说法。当各省政府纷纷换上老旗帜（被古兹曼·本托禁止悬挂）时，他又进行了几次伟大的演说，在其中的一次中，他向这些为实现新理想而搬出的独立战争年代的古老标志表示敬意。旧的联邦理念已经过时了。他根本不想再复辟那种政治体制，因为早已腐烂了，灭亡了。但追求政治的公正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苏拉科第二军团，从他手里接过这面旗帜，将在争取秩序、和平、进步的斗争中展露出勇气；这样才能树立起国家自尊——他激动地宣称，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在世界大国面前就会丢脸，变成笑柄”。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爱他的祖国。他在做外交官期间为国家慷慨地花费了大量财富。此后，在古兹曼·本托统治期间，他被捕入狱，并受到虐待。这段故事，他的听众是很熟悉的。人们都很惊讶他为什么没有被立即处决，因为那段暴政期间的特点就是立即处决犯人；当时古兹曼·本托以一种阴暗的、愚蠢的政治狂热去统治这个国家。在他迟钝的头脑里，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奇怪地成为他崇拜的目标，就好像那目标具有某种残酷的神性。他是那神性的化身，而他的敌人，就是那些联邦主义者，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是他气愤、厌恶、恐惧的对象，他要让他们像异教徒中有信仰的宗教法庭审判官一样。在几年的时间里，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跟在“平定军”的后面，游历了整个国家。“平定军”的成员都是受过囚禁的罪大恶极之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立即处决是最大的不幸。这支军队越走人越少，成员几乎都是骨瘦如柴的人，戴着镣铐，穿着脏衣服，身上长着寄生虫，身上有新伤，他们来自政府的不同岗位，具有不同的学历，拥有不同的财富，他们为了能活下来已经习惯去争抢士兵丢下来的腐烂牛肉块，或者向黑人厨师用可怜的口吻乞求一点浑水喝。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与其他人一起拖着叮当作响的镣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饥饿、痛苦、衰退、残酷折磨都无法剥夺走人的最后一缕生活的希望。有时审问要使用原始的拷打方法，拷打的地点一般是在小木屋里，拷打他们的人是匆忙纠集起来的军官，这些人极为无情，因为害怕自己的性命难保。在这伙像鬼灵一样的囚犯中，或许有一两个幸运的，可能会被领着，摇摇晃晃地走到一片小树林背后，被一排士兵射杀。总有一个军旅牧师会来——满脸胡须不刮，浑身脏兮兮，腰间挎着剑，上尉军装的左胸前绣着一个白布小十字架。这位牧师嘴角叼着香烟，手拿木凳，前来倾听忏悔，然后赦免罪过；国民拯救者（古兹曼·本托在人民的请愿书里被这样称呼）不禁止合理的慈悲善行。一排乱枪之后，有时会跟着一声结果性命的枪声；略带蓝色的浓烟从绿树林的上方飘起。然后，“平定军”继续向大草原开进，穿越森林，跨越河流，进攻印第安人的村落，摧毁可恨贵族们的庄园，为了爱国的使命占领内陆城镇，留下一片统一的土地，让这片到处是烧房子的焦味和流血的腥味的土地上再也看不见联邦主义的丑恶污点。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活下来了。

或许，当那位国民拯救者在轻蔑地发出释放他的指示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可能是这位愚昧贵族的身体和精神都虚弱到不具有危险性了。不过，另一种可能性是一时冲动。古兹曼·本托原来是个内心充满了虚幻的恐惧、郁闷的疑虑的人，如今他看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那些临死的阴谋分子已经对他无可奈何之时，便突然陷入了过度自信的状态。一旦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便会产生举行宏大的感恩节仪式的冲动，地点选在斯特玛尔塔的大教堂，大主教是他选定的，在他面前颤颤巍巍，一副百依百顺的模样。古兹曼·本托坐在圣坛前的镀金扶手椅子上，政府高官和将军们围绕着他。斯特玛尔塔的民间人士都聚集到大教堂来，因为不参加总统的虔诚仪式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在承认了自己拥有至高无上仅次于神的权力之后，他便以愚弄人的仁慈方式，到处去展开在政治上显得很优雅的活动。看到被自己制服的敌人，从黑暗、毒恶的牢房里无力地爬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感到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受到手中的权力了。能让敌人变得无害，使他贪求无厌的虚荣心获得了满足，而且这些人随时都能被再抓回来。按照惯例，这些人家的妇女在参加完一场特殊大会后要表达谢意。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上帝，他戴着三角帽，站着接受人们的参拜，用威胁的低语劝诫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忠实于民主政府，告诉人们这个民主政府“是我为了国家的幸福而建立起来的”。他的门牙掉了，那是他从前做牧人时在某次事故中撞掉的。他说话杂乱而仓促，难以听清。在发动的叛国浪潮中，他是科斯塔瓦那唯一挺身而出的人。现在就让一切争斗平息下来，免得他变得对宽恕人厌倦起来。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领略了这种宽恕。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财产也散尽了，达到了足以民主政府最高领袖感到真正满意的悲惨程度。他隐退到了苏拉科。他的妻子在苏拉科省有一个住处，她把他从死亡的监狱中接出来，在她的照顾下，他又获得了新生。当妻子死的时候，他夫妻俩唯一的女儿已经长大，足以照顾“可怜的老爸”了。

阿韦兰诺斯小姐生在欧洲，部分教育是在英格兰接受的，个子很高，表情严肃，很有自尊，宽脑门，浓密的棕色头发，蓝眼睛。

苏拉科的年轻女子都很敬畏她的性格和成就，称赞她知识渊博，作风严谨。至于说到自豪心，考比兰人的自豪是众所周知的，她的母亲就是考比兰人。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非常依赖他心爱的安东尼娅的精心照顾。他像所有男人一样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虽然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但在香火缭绕的贡品面前就如同石头雕像一样没有感觉。他整个人都荒废了，但有激情的男人在生活中是不会被毁灭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对祖国的热情的期待是：和平、繁荣。在他的《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前言的结尾，他还提及自己的另一个期待：“在文明国家之林有一席荣耀的地位。”这位全权大使的心声表明，虽然他看到自己的政府对外国债权人不诚实而备受羞辱，但他仍然表示要爱国。

古兹曼·本托的独裁统治垮台后，一些贪婪的派别获得了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愚昧的混乱局面，这似乎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期待。他太老了，无法亲自回到斯特玛尔塔政治舞台的中心。那里的执政者每做一项决定都来请教他。他自己也认为，他留在苏拉科与执政者保持有一定距离是最有效的。他有名气，又有丰富的人脉，还担任过高官，所以他的经历在他的阶层博得了一片尊敬。当人们发现他虽贫困但仍然有尊严地生活在考比兰人的住宅区里（在古尔德家的对面）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增加了，因为人们愿意赠送财物去支持他的理想。就是他写的那封公开呼吁信，给了文森特·里比热先生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何塞先生起草的另一份非正式政府文件（这次是以地方省致辞的形式）说服了作风谨慎的立宪议员，在斯特玛尔塔议会中以压倒性多数同意授予里比热先生为期五年的特殊权力。这项特殊的授权就是要在国内保持和平的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繁荣，通过满足所有正当的外国债务，从而赎回国家的信用。

那天下午，投票的结果传递到了苏拉科，传递过程相当迂回，先是通过邮递传递到了凯塔，再从那里乘坐邮轮走海运。何塞先生当时正好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等待邮件，他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膝盖上的帽子落在了地上。他用双手摩擦着自己那头银色的短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亲爱的伊米莉亚，”他突然大叫道，“让我拥抱你！让我……”

米切尔船长当时也在场，马上不假思索地说一个新时代要来临了；不过，何塞先生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的雄辩能力此时突然不见了。这位鼓舞布兰科党复兴的人物，此时站在原地摇摇晃晃的。古尔德夫人赶紧上前，微笑着把脸颊给老朋友亲，并非常聪明地用胳膊扶住了他，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何塞先生很快恢复了正常，但仅是低声咕哝道，“哎哟，你们这两个爱国者！”——他看看她，又看看米切尔船长。这时，他头脑里又闪过一些模糊的历史性计划，他想要子孙后代都能虔诚地祭拜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的复兴所做的奉献。这位历史学家有很崇高的灵魂，他是这样写古兹曼·本托的：“他是个魔鬼，浸泡在同胞的血液中，但未来不能毫无保留地对他进行诅咒。他似乎也是爱国者。他给了我们12年的和平；虽然他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财富的绝对主宰，但死的时候异常贫困。他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不是残暴，而是无知。”这个男人，他竟然能如此评价一个残酷迫害者（出自他写的书《五十年的错误统治》）。此时此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他对这两个给予他帮助的人心怀无限的感激，因为这两个人都来自海外。

许多年以前，亨利·古尔德拔剑上阵了，他的决定是冷静的，因为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比任何抽象的政治理论都更有驱动力；如今，时代变了，查尔斯·古尔德把圣托梅矿的银锭投入到战场上。他被称为苏拉科的英国人，是移居科斯塔瓦那的英国人的第三代。他远不是个政治阴谋家，就好像他的叔父不是个政治流氓一样。由于他俩都依靠正直的本性采取行动，所以他俩是有理智的。他俩看到了机会，于是挥舞起手中的武器。

查尔斯·古尔德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必须暗中发挥指挥作用，争取把和平、信用还给这个共和国。最初，他不得不厚颜无耻地去适应现存的腐败环境，这致使他不再痛恨那些有胆量不怕利用其不负责任的能力去摧毁一切好东西的人。对他来说，这种腐败实在是太可耻了，根本不值得去发怒。于是他只能用公开的而不是隐藏着的冷淡、蔑视去对待这种腐败，他用像石头一样冷漠的礼貌对付了大部分可耻的腐败情况。或许他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不是一个靠幻觉活着的懦夫，但他不想与妻子讨论道德问题。他有个信念，尽管这个信念已经有点动摇，但他基本上认为她有足够的智慧，能理解他的人格能比他的政策更能保护他俩的事业。他的矿山发展非常迅速，他因此手握大权。当他感到这份繁荣总是被愚蠢的贪婪所控制的时候，他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恶心。对古尔德夫人来说，这是可耻的。无论如何，这是危险的。在苏拉科的国王查尔斯·古尔德与远在加利福尼亚的银铁大老板之间的秘密通信往来中，他俩谈到了如何支持那些受过教育且诚实守信的人，他俩越来越坚信，应该谨慎地支持这些人所做的任何试探性的工作。“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阿韦兰诺斯我的想法”，霍尔罗伊德先生在他那栋办大事的11层高楼里写下这段话，他写字的时候没有人能来干扰他。不久之后，第三南方银行（在霍尔罗伊德大楼的旁边）给里比热的政党开了一个银行账号，在圣托梅矿长的监视之下，里比热的政党开始运作。何塞先生，作为古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这时可以感慨道：“我亲爱的卡洛斯，也许我的信念没有落空。”

第二章

此后又爆发了一次武装冲突，蒙泰罗在里约塞科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内战史又多了一个新故事，那些被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称为“诚实的人”，在半个世纪后又能自由呼吸了。新颁布的“五年授权法案”成为重建国家的基础，对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来说，激情和希望就像能永葆青春的春药。

然而，忽然之间——但并非很出乎意料——这种局面受到“野蛮人蒙泰罗”的威胁，这使得他大为愤慨，可就是这愤慨好像又借给了他一条新命。就在总统访问苏拉科的时候，莫拉加已经从斯特玛尔塔发来警告，他警告说战争部长蒙泰罗和他的兄弟已经变成总统和党内元老之间讨论的热门话题。由于文森特先生在科尔多瓦大学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所以他似乎过于不愿介入军事方面的事务，军事是个神秘的东西——因为它不完全依赖于智慧——这限制了他的想象力。里约塞科镇的胜利者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战绩是如此的历历在目，总统害怕别人指责他在政治上不知恩图报。大型重建项目启动了——发放了新贷款，建造新铁路，有了大规模移民的计划。任何可能扰乱首都社会舆论的事都不许做。何塞先生接受了这种观点，并试图忘掉那个穿着有金饰带军装、挎着马刀的怪人，因为他希望这一切在新的社会秩序下意义并不大，至少目前看是如此。

总统访问苏拉科过后还不到六个月，就听说苏拉科爆发了以国家荣誉为理由的革命，整个苏拉科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战争部长去炮兵团巡视，他在操场训话时，对在场的军官公开说国家荣誉被出卖给外国人了。软弱无能的总统，顺从了欧洲强国的要求——按照欧洲人的要求，移交了长期未偿还的款项——这表明他不再配统治这个国家了。莫拉加在稍后发出的一封信中做了解释，这件事的起因，甚至那段在兵营操场煽动造反的话，实际上是另一个蒙泰罗一手操办的，此人就是那个前游击队员、现任首都军事指挥官。一位使者被匆忙送往“山上”找医生，蒙汉姆医生摸黑赶了3里格的路（译注：1里格=4.8公里），然后精力充沛地给患急性黄疸病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做了治疗，把他从危险中救了下来。

刚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何塞先生就在床上躺不住了。确实，最初传来的都是好消息。在首都爆发的叛乱，在经历了整整一夜的街头巷战后被镇压下去了。很不幸，蒙泰罗兄弟俩逃跑了，逃回了他俩在南方的老家安特蒙茨省。那位森林行军的英雄、里约塞科镇的胜利者，在省会城市尼科亚受到老乡们的疯狂拥戴。那里的守军全部归顺了他。兄弟俩组织起一支军队，纠集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向各地派出使者，以爱国为理由欺骗人民，承诺日后给大草原上的居民分配战利品。他俩甚至还办了一份报纸，神秘地向读者透露说，“北方兄弟省”将会支持我们，为的是抗击欧洲强国掠夺我们领土的邪恶阴谋，还诅咒“可耻的里比热”的各项政策，指责里比热密谋把他自己的国家捆住手脚，送给外国投机者享用。

苏拉科，一个像田园诗一般的寂静之地，有肥沃的大草原，还有丰富的白银矿藏，由于处于与世隔绝的幸福状态，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枪炮声。虽说苏拉科在出人和出钱方面总是打前锋，但一些重大的谣言只能转弯抹角地传到苏拉科——而且是从海外传进来的，因为苏拉科与其他省份隔得很远，不仅有自然障碍的缘故，还有战争局势动荡不安的缘故。蒙泰罗的军队正在围攻凯塔，那里是个重要的邮政中心。信使已经不再翻山越岭来送信了，最后赶骡子的人也不愿去冒险了；甚至博尼法乔也没有从能从斯特玛尔塔回来，可能是他害怕了，也有可能是被抓住了，因为蒙泰罗的军队正对科迪勒拉山脉和首都之间的村庄发动袭击。然而，蒙泰罗的出版物却极为神奇地溜进了苏拉科；蒙泰罗的使者还极力劝降大草原村落和镇子里的贵族。在战乱初期，赫尔南德斯，就是那个匪徒，提出可以引渡两个人给里比热政权在德托诺的政府机构（请一个偏远村落里的老牧师传话）。这两个人是蒙泰罗将军派去做说客的，他们答应赦免赫尔南德斯，并给他上校的军阶，条件是他带着骑马匪帮参加叛军。赫尔南德斯的这项建议最初没有受到注意，但后来被视为友好的证据，借以说服苏拉科的议会批准一份把赫尔南德斯那伙人编入为保卫“五年重建”而组建军队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像其他事情一样最终都到了何塞先生的手里。他把那几页肮脏、粗糙、略微发灰的纸张（也许是从村庄的商店里抢来的）拿给古尔德夫人看，纸上写满了那位老牧师潦草的、违反语法的手书。老牧师是在他用泥土建造的教堂旁边的茅草屋里写的，他成了那个可怕的劫匪的秘书。在古尔德家客厅的灯光下，他俩弯腰看着这份文件，文件讲述一个男人热烈但朴实的控诉，控诉那个把一个诚实的牧民变成匪徒的盲目愚蠢的暴行。那牧师还写了一份附录，他在附录中说，虽然自己被剥夺了自由长达10天的时间，但自己因为是个神职人员而受到了仁慈的对待和尊敬。他好像听了那位匪首和大部分匪徒的忏悔，并赦免了他们。他保证这伙匪徒的意愿是真诚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祷告工作，而且每次都是快速的重复劳动；他很聪明地辩解说，如果这些人不能在人间找到和平，也就难以在上帝那里找到永久的和平。

或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当赫尔南德斯谦卑地为自己和同伴请求宽恕的时候，他的头颅变得不如从前那样危险了。他可以从藏身的蛮荒之地发动进攻，而且不会遇到抵抗，因为这个省已经没有守军了。苏拉科的正规军到南面打仗去了，军中的高级军官乘坐着一艘OSN公司的轮船，在舰楼里策划玻利瓦尔式的进军。夫人和小姐们乘坐着家庭用大马车来到港口，沿着海边停靠，当她们看到部队乘坐驳船，一艘接着一艘地离开码头的时候，她们兴奋地站起来，挥舞起带着花边的手帕，装有高级皮制弹簧的马车在她们的激情下跟着晃动起来。

诺斯特罗莫指挥部队登船，而米切尔船长做监督。此时的米切尔船长，太阳照得他脸庞通红，穿着白色的马甲，他代表着文明物质利益各方要求联合应对危机的焦虑善意。巴里奥斯将军是部队指挥官，他向乔斯先生保证，只需三周时间，他就能把蒙泰罗装进木笼子，让三对公牛拉着去全国各地示众。

“夫人，在此之后，”他摘下帽子，露出铁灰色的头发，对着坐在马车里的古尔德夫人说道——“夫人，我们要把刀剑换成犁锄，发家致富。这件事结束后，我也要在我在大草原拥有的那块土地上开办一个机构，平静地赚点钱。夫人，你，所有科斯塔瓦那人，整个南美大陆的人，都知道我巴勃罗·巴里奥斯要满载着战争荣誉而归。”

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参加这个既令人感到焦虑又充满爱国主义的送别。他的工作不是看着士兵登船。这既不是他的工作，也不是他的爱好，更不符合他的政策。他有一个能把工作、爱好、计划统一起来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继续孤注一掷地重新掀开那半山腰处的伤疤，让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中流出。随着矿山不断发展，他有了一些本地随从人员，有工头、技师、办事员，而帕皮先生是矿区人口的总督。维持“独立王国”生存的重任就全压在他的肩上了，仅巨大的古尔德矿开采权的阴影就压垮了他父亲的生活。

古尔德夫人不必去照看矿山。在古尔德矿的开采过程中，她有两个副手，代表她参与其中，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神父。她用来给自己女性的兴奋添加能量的那些事件，各个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都是她用自己的思想火花提炼出来的，那火花燃烧的是她幻想出来的目的。那天，她带着阿韦兰诺斯一家父女二人一起去了港口。

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时间里，何塞先生有许多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担任爱国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向大部分士兵提供了一种改进型号的步枪。一个欧洲大国报废了这种型号的步枪，因为他们有更具杀伤力的型号。即使是二手枪也有市场价格，有多少钱是大家族自愿负担的，又有多少钱是何塞先生掌握的海外资金负担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是秘密。这个秘密只有何塞先生本人透露。但那些被平民称为富人的人，肯定是在何塞先生这位智者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压力下才掏腰包的。一些热情比较高的女士甚至把自己的珠宝塞进这位肩负着党的生死重任的老人手中。

这许多年来，他对国家重建一直没有气馁过，但这也使他的生活和灵魂不时出现难以负担之重。在马车上，他坐在古尔德夫人的旁边，几乎像死了一般，他那精巧的老脸刮得干干净净，脸色非常均匀，就跟蜡像一般，戴着一顶质地很柔软的帽子，黑眼睛凝视着马车的窗外。安东尼娅，美丽的安东尼娅，苏拉科人都叫她阿韦兰诺斯小姐，背靠在椅子上，面对着他们；她的身材很丰满，椭圆形的脸上有一张红嘴唇，看上去比古尔德夫人还要成熟。古尔德夫人撑着一把遮阳伞，遮阳伞在她手中微微晃动着，她上身娇小，挺着腰板，表情丰富。

一有机会，安东尼娅就会照顾一下父亲；就是因为她这众所周知的虔诚态度，甚至削弱了因为她蔑视那些约束西班牙美洲女孩生活的清规戒律而产生的社会震动。实际上，她已经不是女孩了。据说她经常按照父亲的授意给全国性报纸写文章，并允许看父亲收藏的所有图书。在社会活动中，安东尼娅能单独与两三个男子在一起讨论，除非遇到一个老朽的妇人（考比兰族的亲戚）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显然，她不是那种满足于躲在装有木栏杆的窗户中偷窥对面街道上披着斗篷的情人——这是科斯塔瓦那人的习俗。大家都觉得，安东尼娅在国外长大，有知识，又很高傲，可能会永不结婚——除非她能嫁给一个欧洲人或北美人，可如今情况不妙，似乎全世界都要入侵苏拉科。

第三章

当巴里奥斯停下脚步与古尔德夫人说话的时候，安东尼娅则漫不经心地举起手中的扇子，好像是要给自己戴着透明花边头巾的头部遮阳。她那蓝色的眼睛，在黑色的睫毛下闪耀着清晰的光芒，她的目光先在父亲身上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转移到一个最多只有30岁的男人身上。那个男的，中等身高，身体很敦实，穿着一件薄外套。他手扶着一个有弹性的笞杖，正从远处向马车这边张望；他立即发现有人在看他，便默默地走过来，把胳膊肘靠在马车门上。

他穿着一件衬衫，领口开得很低，领带结很大。他的服装很有格调，戴着圆形的帽子，穿着涂漆的皮鞋，让人想起法国人的高雅；不过，他是正宗的西班牙后裔。他上唇的胡须很蓬松，金色的络腮胡须很短，卷曲着，掩盖不住鲜艳的红嘴唇，那嘴唇总是给人一种噘嘴生气的感觉。他丰满的圆脸有西班牙白种人在美洲后裔才有的那种温暖的、健康的肤色，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家乡的阳光晒黑过。马丁·德科德生在科斯塔瓦那，但很少在这片土地上挨太阳晒。他家的人都在巴黎定居，他本人在巴黎学习法律，涉足文学，有时高兴起来就盼望自己成为具有西班牙血统的何塞·玛丽亚·艾雷迪亚那样的诗人。有时为了消磨时间，他就放下身价给斯特玛尔塔的一家大报社写有关欧洲事务的文章，专栏题目是“来自我们的特派记者”，但作者身份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在科斯塔瓦那，人们因妒忌不愿谈论同胞在欧洲的事，但大家都知道这位专栏作者是“德科德的儿子”，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有可能爬入上流社会。实际上，他是个懒散的花花公子，与一些精明的记者有来往，能自由出入几家报社的办公室，记者们寻欢作乐时总喜欢找上他。他的生活，既沉闷，又浅薄，但被披上了大肆胡言乱语的闪光，就像一个愚蠢丑角需要穿上的五颜六色闪光装饰片的戏服一样。他假装自己拥有法国人的风格，但最没有法国人的博大胸怀。他实际上只不过是给无聊的冷漠摆出高人一等的聪明劲儿罢了。有关他的祖国，他经常对法国朋友说：“设想在看一幕由政客和歹徒这类角色演的滑稽戏，他们的偷窃戏、阴谋戏、刺杀戏都演得很滑稽，他们表演的态度也极度诚恳。这幕戏有趣得令人尖叫，整幕戏都很血腥，演员们坚信他们正在影响世界的命运。对有鉴别能力的人来说，政府是极为滑稽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很滑稽；但我们南美洲实在是滑稽得没有个限度。有正常理智的人根本无法参与到这幕结局悲伤的滑稽戏中去。我们如今已经听说了这么多里比热党徒的故事，但他们确实是在以极为独特的滑稽方式使这个国家变得适于居住，甚至想偿付一些债务。朋友们，为了对你们自己的债券持有人好一点，你们最好尽全力说里比热先生的好话。确实，如果我在信中读到的是真的话，他们有某种成功的希望。”

接下来，他会以吵架的激情继续对文森特·里比热的主张进行讲解——比如，这个忧郁的小男人，虽然心存善意，但仍然苦恼；他打赢了几场战役；蒙泰罗是谁；铁路新贷款的情况；支持大面积殖民的宏大金融方案。

他的法国朋友会给予这个矮男人很高的评价。一份巴黎的杂志请他写一篇有关局势的文章。他写的语气很严肃，但内容很轻浮。后来，他问一个朋友——

“你读了我写的有关科斯塔瓦那重建的文章了吗？好不好笑？”

他幻想自己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但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有永远做个不入流的业余作家的危险。他乱说笑话成性，最后达到漠视自己本性的地步。有一天，他突然被选为苏拉科小型武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把这归结于“可爱的同胞”最擅长的荒谬举动之一。

“这好像是飞来的横祸。我，我，执行委员。这是我头一回听说！我都不知道步枪是什么。这太荒谬了！”他对自己可爱的妹妹说；在他家里，除了与父母说话，兄弟姐妹之间都用法语。“你应该看看这封密信！有八页纸，一页不少，整整八页！”

这封信，由安东尼娅执笔，但署名是何塞先生。何塞先生在信中请求这位“年轻有才华的科斯塔瓦那人”出面为公众做事，并亲密地称德科德是自己的教子，是个既有钱又有时间的人，交际广泛，由于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良好，完全可以给予信任。

“这意味着，”马丁对妹妹冰冷地说，“我不能应该乱花钱，不能向这里的临时代办泄露秘密。”

整件事都是背着战争部长蒙泰罗的，他是里比热政府中不被信任的一员，但又很难立刻抛弃。在巴里奥斯的部队获得新步枪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总统的处境很困难，但他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多么有趣啊！”马丁的知己妹妹评价道；她的哥哥，像个巴黎最大的吹牛皮大王一样，反驳道：“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这个国家的首脑，在个别公民的协助下，在地下埋设一颗地雷，而且是瞒着不可或缺的战争部长。是的！我们是无可匹敌的！”他放声大笑起来。

后来，马丁的妹妹吃惊地发现，虽然他面临的任务很困难，但他在完成任务中展示出很高的热情和能力。由于他总是想了解更多的详情，这使得他的任务很难完成。她从来没有看到过马丁在生活里曾经如此的不辞劳苦。

“这事让我很开心，”他简单地做了说明，“我被骗子包围了，他们不断想把各种破武器卖给我。他们都很迷人；他们邀请我去昂贵的餐厅吃饭；我让他们保持着希望；这事好玩极了。不过，真正的交易是另一回事。”

交易完成后，他突然宣布他希望守护这笔珍贵的货物安全地抵达苏拉科。他说，这宗交易虽然滑稽，但值得跟踪到底。他低声咕哝着自己的想法，用力地捋着金色胡子。年轻的妹妹眯缝起眼睛敏锐地看着他（最初有些吃惊），然后缓慢地断言道——

“我认为你是想去看安东尼娅。”

“谁是安东尼娅？”科斯塔瓦那的花花公子问道，语气中透露出气恼和轻蔑。他耸了耸肩，转身就走。他的妹妹在他背后快活地大声叫道——

“安东尼娅，你认识她，她过去梳着两根长辫子。”

他八年前就认识安东尼娅，那时阿韦兰诺斯在欧洲有一份好工作，而安东尼娅当时是16岁，身材高大，虽然年轻但很严厉，性格已经成形，敢蔑视他那矫揉造作的假聪明劲儿。有一次，她不耐烦了，愤怒地斥责他生活没有目标、言语轻浮。他当时20岁，家里的唯一男孩，被溺爱坏了。他被骂得惊慌失措，在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女生面前丧失了优越感。但这次事件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眼睛里，妹妹的女朋友只有两类：要么是有点像安东尼娅的，要么是完全不像的。他暗中对自己说这简直就等于被荒谬地判处死刑。后来，德科德兄妹不断收到从科斯塔瓦那传来的有关他朋友和阿韦兰诺斯的消息——这位前大臣被捕了，受到了令人憎恨的对待，大臣的家庭遭遇危险和苦难，大臣身无分文地回到苏拉科，那女孩的母亲逝世了。

蒙泰罗在德科德还没有回到科斯塔瓦那，就宣布起义了。于是德科德只能走一条弯路，先穿越麦哲伦海峡，然后乘坐OSN公司的船沿着西海岸航行。他把珍贵货物及时送到了，人们的惊恐情绪这才变得有希望和决心。在公开场合，他被大家族当作好朋友。私下里，虽然何塞先生仍旧虚弱得晃晃悠悠，但热泪盈眶地拥抱了他。

“你脱颖而出了！我知道德科德能做大事。唉！最让我们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何塞先生动情地哀叹道。他再次拥抱了自己的教子。现在正好是有智慧和有良心的人团结对付危险的时候。

这位被西欧收养的孩子马丁·德科德，确实感觉到了周围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被动地接受拥抱，一言不发地听对方说话。他被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尽管这些人并不理解欧洲人的政治观点已经发展到更加高雅的阶段。在阿韦兰诺斯家昏暗的空旷客厅里，当高个子的安东尼娅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过来，把手伸给他（以她无拘无束的方式），并低声说“马丁先生，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的时候，他感到无法告诉面前的这两个人，他有意在下个月的那批货到来前洗手不干了。与此同时，何塞先生继续发表赞扬之词。只要有新人来，就能提升公众的信心，更何况是国家重建的杰出捍卫者，这为家乡的年轻人竖立了榜样，肯定能在向世界解释这个党的政治信仰方面发挥有价值的作用！所有人都读过著名的《巴黎评论》上的那些华丽文章，如今这些文章的作者公开在世界面前露面了，这是个公开表达信心的行为。年轻的德科德的内心被一阵不耐烦的混乱困扰着。他原计划借道美国的加州返回欧洲，在此期间要游玩一下黄石公园，参观一下芝加哥、尼亚加拉瀑布，然后再去加拿大看看，也许在纽约待一阵子，肯定要在纽波特多待一段时间，为此他准备了好几封介绍信。安东尼娅的手势很坦率，她说话的声音中那股激动人心的热情竟然丝毫没有改变。他深深鞠了一躬后说道——

“你们的盛情迎接让我难以言表感谢之情；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有什么好感谢他的呢？我肯定安东尼娅小姐不赞成这种做法。”

“先生，我当然不赞成，”她非常平静大方地说，这是她的一贯风格。“你能回来，别人也能回来，无论谁回来，任何人都会高兴。”

马丁·德科德没有提自己的计划。他不仅没有把那计划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而且仅在两周之后，他就坐在古尔德家（古尔德家当然很愿意他来做客）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做出一副有教养的亲密样，并问女主人有没有察觉到他从那天起有了显著的变化——根据他的解释，他自己的风度变了，变得更加高贵和庄严了。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把脸完全转向他，微微睁大眼睛好像是在询问，沉默中流露出一丝微笑，这是她的习惯性动作，很招男人们喜欢，因为在她充满智慧的关注中，传递出一种特殊的热情和细致入微的忘我。德科德继续保持着镇静，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地球上的累赘。听到他说得那么肯定，她便凝视起面前的这位苏拉科的记者来。突然，古尔德夫人瞥了安东尼娅一眼。此时安东尼娅直挺挺地坐在那把西班牙式直背沙发上，用一把大黑扇子缓慢地扇着自己优美的身体，一双交叉的脚的脚尖露在黑裙边缘外面。这时，德科德的眼睛也盯着那里看，并低声说阿韦兰诺斯小姐知道他的这个令人意外的新职业。按照他的说法，在科斯塔瓦那，干这个职业的人一般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黑鬼，或身无分文的律师。面对古尔德夫人既文雅又大胆的凝视，他转而对自己同情起来，低声说出几个字，“我为国效劳！”

最后，德科德马上就接受了何塞先生的强烈恳请，接管当地报纸，让这个“雄心勃勃的省份发出自己的声音”。何塞先生一直怀有这个愿望。前不久，他还从美国运来印刷机器（中等规模）和大量纸张；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即使是斯特玛尔塔的莫拉加先生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如今这个需要更加迫切；必须办一份机关报去对抗蒙泰罗这帮人散布的谎言：他们散布丑恶的诽谤，呼吁人们举起手中的匕首彻底推翻布兰科党的统治，消灭所有残余的野蛮人、歹毒的木乃伊、软弱的瘫痪者，因为这些人与外国人一起阴谋获取这个国家的土地，奴役人民。

阿韦兰诺斯被黑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吓坏了。出版发行一份报纸是唯一应对之策。如今最佳人选找到了，就是德科德，几个醒目的大黑字挂在广场旁边一栋房子的窗户之间。这栋房子的旁边就是安扎尼大百货店，里面卖靴子、丝绸、金属器具、平纹细布、木制玩具、银质手、腿、头、心（谢恩奉献物）、念珠、香槟酒、女人的帽子、药品，甚至还有几本法文纸皮书。那几个黑色大字是“波文尼尔办公室”。马丁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制作他的单张对折出的报纸，每周出版三次；当皮肤泛着黄光的安扎尼身上穿着宽大的黑色套装，脚上穿着绒毡做的拖鞋，在自己众多的店铺门前巡视的时候，苏拉科首席记者会不时在他身边跑来跑去，他正在忙着做他的那份令人敬畏的工作。

第四章

或许他的职业就要求他必须去看部队出发。《波文尼尔报》在次日无疑要报道这件事，但这位报纸总编辑此时身体靠在马车上，似乎没在看什么。步兵连前排的士兵在码头上只走了三步就停下了，刺刀相互碰撞发出可怕的响声；观看的群众都猛地向后退却，即使站在古尔德夫人的两头大白骡子前的群众也在退却。不过，真正巨大的是人们低声说话产生的噪音；空气里飘浮着黄色的阴霾，许多骑马的人四处寻找机会插入人群中间，他们坐在马屁股上，直立着身子，竖立在人群里观看。每个骑马人的背后都驮着一个伙伴，伙伴坐在后面，抓住前面人的肩膀；他俩的帽檐挨到一起了，仿佛一个圆盘上放置着两个带尖的花冠，花冠下有两张人脸。一个年轻人咆哮着叫队伍中的一个熟人，一个妇女突然尖叫了一声“再见！”，跟着又叫了一个男性基督徒的名字。

巴里奥斯将军穿着皱皱巴巴的蓝色短上衣，上宽下窄的裤子落入一双怪异的红靴子里。他头上没有戴帽子，腰微微向前倾，用一根粗木棍子支撑着身体。战争不好！他向古尔德夫人强调说，他不想打仗，因为他已经获得足够让任何男人都感到满足的军事荣耀，但同时他又表现出很勇敢的样子。几缕乌黑胡子稀疏地挂在他的上嘴唇上，他的鼻子很突出，又瘦又长的下巴，一只眼睛上覆盖着一块黑色的丝绸眼罩。他的另一只眼睛，又小又深陷，不停地眨着向四周观望，虽然漫无目的，但和蔼可亲。几个欧洲观众，都是男的，在本能的驱使下聚拢到古尔德夫人的马车旁边，他们都绷着脸，无意中流露出他们从将军身上获得的印象，将军肯定是在阿马里拉俱乐部里喝下了太多的甜酒（安扎尼百货店进口的瓶装瑞典甜酒）之后才和参谋官一起骑马飞奔到港口来的。但古尔德夫人没有顾忌这些人的表情，她身体微微前倾，冷静地宣称，她相信有更多的荣耀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巴里奥斯将军。

“夫人，”他激烈地抗议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要靠打败那个染了胡子的秃头骗子来获得荣耀呢？”

巴勃罗·巴里奥斯，村长的儿子，少将军阶，担任这个欧洲人居住区的军事指挥官，很少去拜访社会名流。他喜欢男人间的非正式的聚会，这样他能讲故事：抓美洲虎的故事；夸耀自己使用套索的能力，因为他能做到大草原上居民常说的“结了婚的男人”极难做到的事；叙述自己夜间骑马的极其特殊的经历，他在冒险跨越水位高涨的大河时，不仅遇到过野牛，还与鳄鱼展开过搏斗。将军喜欢回忆，不仅是为了吹牛，还是因为他怀念他真正喜欢的野外生活。他年轻时与父母住在大森林深处的茅屋中，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墨西哥是他流浪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他在华瑞兹附近同法国人打过仗。他是唯一在战场上遇到过欧洲军人的科斯塔瓦那人。这件事让他名声大震，但后来蒙泰罗崛起才让他黯然失色。他嗜赌成性。他曾公开地给别人讲自己的一段赌博故事。在一次战役的前夜（当时他指挥一个旅），他与副手们玩蒙特纸牌赌博游戏，竟然输掉了自己的马匹、手枪、军装、肩章。最后，他让卫兵带着自己的剑（是赠品，剑柄是黄金的），立即去阵地后面的商店里，拿剑做抵押向那商店老板要500比塞塔。睡眼惺忪的商店老板被吓坏了，只能服从。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又把这笔钱输掉了。这时，他站了起来，平静地说道，“战死沙场的时候到了”。从那时起，他就知道带兵打仗只需要一根木棍就行了。“那就成了我的习惯了。”他经常对人说。

他总是债务缠身；他是科斯塔瓦那的将军，曾经有过几个显赫的时期，甚至担任过最高军事指挥官，尽管如此，他的那身镶着金边的军装几乎永远待在商人的典当行里。后来，他为了逃避焦虑的债主为军装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他变得对军装蔑视起来，换上一件破旧的茄克衫，这件茄克成了他的新特征。不过，这样一来，巴里奥斯所参加的党派就不用害怕他搞政变了。他是个好战士，不愿做买卖胜负的不名誉交易。斯特玛尔塔的一名外交官给他做出了一个评价：“巴里奥斯是个非常诚实的人，确实有点打仗的才华。”里比热的党派获得胜利后，他获得了一项美差，做这个欧洲人殖民省份的军事指挥官，据说收入丰厚。帮助他获得此项任命的，主要是他的债主（斯特玛尔塔的商店老板们和所有大政客），他们不仅公开地竭尽全力为他的利益而奔走，还私下里纠缠莫拉加先生，就是那位有影响力的圣托梅矿的代理人，他们夸张地哀号道，如果不能重用他，“我们大家就全要完蛋了。”在古尔德先生给儿子的一封长信中提到过有关巴里奥斯获得任命的事；不过，古尔德先生在信中无疑主要是赞扬了他在政治上的诚信。人们称他是“打虎英雄”，没有人怀疑这位英雄的勇气。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战争上运气不佳——尽管如此，和平时期到来了。士兵喜欢他的好脾气，他就好像是腐败的革命温床上生长出的一朵奇葩；在阅兵仪式上，他骑马走过街道，那只孤独的眼睛闪耀着既轻蔑又幽默的目光，扫视着路旁的人群，勒索着人们的喝彩。他让那些来看阅兵的妇女们神魂颠倒，因为他有一个下垂的长鼻子，尖下巴，厚厚的下嘴唇，俏皮地斜挂在脑门上的黑丝绸眼罩。他的军阶高，总有一大堆骑兵围着听他讲赌博的故事，他讲得很细致，脸上带着一副既朴实又庄严的快乐。就当地上流社会的淑女而言，他觉得她们无缘无故地有很多限制，这令他感到厌恶。自从他担任军事指挥官后，他和古尔德夫人讲话的次数没有超过三次。他经常看到她与矿长一起骑马，有一次他断言道，她那只拿缰绳的手所具有的理智，比苏拉科所有女性脑袋里的理智还要多。他对坐在马鞍上不摇晃的妇女，有很强的想讲礼貌的冲动，碰巧眼前的这位妇女的丈夫又是一个对所有缺钱的男人都很重要的人。他甚至要副官（矮胖，长得很像鞑靼人）带一队士兵过来，挡住马车前的人群，“免得让夫人的骡子受惊”。然后，他转向这几个沉默不语的欧洲人，用小得只能让他们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先生们，不要害怕。默默地建设吧，去建铁路，去铺设电报线。科斯塔瓦那有足够的钱供你们赚——否则你们也不会来这里。哈哈！不要理睬我的那个恶棍小朋友蒙泰罗。过不了多久，你们就能隔着牢固的木头笼子看他的染过颜色的胡子。先生们，不要怕，开发这个国家吧，快点，再快点！”

那几个工程师听完他这番布道，一言不发。他傲慢地向他们摆了摆手，继续对古尔德夫人说话——

“这是何塞先生让我去做的。大胆去做吧！努力工作！赶快赚钱！把蒙泰罗关进笼子的工作由我去完成；当这件小事做完之后，就像何塞先生期望的那样，我们都要致富，人人都是富人，就像许多英国人那样，因为只有钱才能救这个国家……”

这时，一个穿着崭新军装的年轻军官，从码头上跑来，打断了他对阿韦兰诺斯先生的理想的阐述。将军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那年轻军官继续说着什么，态度毕恭毕敬。参谋人员的马匹都上了船，快艇已经准备好，等着送将军上轮船；巴里奥斯的那只独眼狠狠地瞪了一眼，抬腿走了。何塞先生挺直了身板，机械地说了几句离别的话。希望和恐惧都在他身上施展着可怕的魔法，他似乎正在集聚最后的几缕火花，准备进行一次让遥远的欧洲也能听得见的演讲。安东尼娅朱唇紧闭，用扇子掩盖住自己的脸；年轻的德科德已经感觉到姑娘的眼睛正看着自己，但他顽固地移开了视线，双臂抱胸，显露出一副轻蔑一切的超然样。古尔德夫人面对着这几个男人和变故，她没有按照自己人种的习惯做出反应，而是勇敢地掩盖住了自己的惊慌，惊慌的她甚至不愿跟丈夫说一句话。如今她才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丈夫总是矜持沉默。当有新情况时，他俩会飞快地交换眼色，这不是为了私密，而是为了在公共场合也能秘密地交换意见。她已经变得跟他一样不情愿讲话，这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因为在这个国家生活必须把许多似乎怪异的、令人震惊的事当作正常的。相反，庄严的安东尼娅看上去更加成熟，而且相当平静；但她不知道如何用既和善又活泼的表情巧妙地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

古尔德夫人微笑着送别巴里奥斯，并向周围的欧洲人点头示意（这些人同时把帽子举了起来），然后发出了迷人的邀请，“我希望不久之后在家里见到你们”。说完，她紧张地对德科德说：“马丁先生，请进来。”她听见马丁一边开车门，一边用法语说““骰子已经掷下去了。”她听了后感到有点生气。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场最绝望的赌博的第一轮骰子早就掷下了。远处传来喝彩声和军官下达命令的声音，码头上的鼓声欢送将军率部离开。她感到一阵眩晕，茫然地看着安东尼娅平静的脸，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果那个荒唐的人失手，她丈夫查理应该如何是好。想到这点，她对马车夫那一动不动宽大的后背大叫道：“伊格纳西奥，回家。”那马车夫提起缰绳，低声咕哝道：“是，夫人，回家。”

马车无声地在软绵绵的路上行驶着，它那长长的阴影落在尘土飞扬的草原上，草原上点缀着矮树丛、土堆、铁路公司铁屋顶的矮木屋；镇上有一排稀疏的电线杆，倾斜着身子，迈着大步地向镇子外面跑去，电线杆托着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电线，通向草原的深处——它就像社会进步的一根震颤着的细触角，平静地等待着进入并缠绕这片大地疲倦的内心。

从“统一意大利”客栈咖啡厅的窗户往里看，屋里坐满了皮肤黝黑、蓄着胡须的铁路工人。在房子的另一边，就是英国人在的那边，老乔治奥带着两个女儿站在门口，女儿一边一个。他没戴帽子，满头浓密的白发，就如同白雪皑皑的伊格罗塔峰一样。古尔德夫人让马车停下。她很少错过与受自己保护的人说话的机会；此外，天很热，灰尘很大，再加上她也很兴奋，所以感到了口渴。她想要一杯水。乔治奥让孩子进屋去拿，自己则走向夫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他不常看到自己的女恩人，虽然是恩人，但毕竟是个英国女人——这让他感到有点遗憾。他为妻子不能出来表示歉意。天气很坏；她受不了——他轻轻地敲了敲自己宽厚的胸脯。她那天只能坐在椅子里。

德科德龟缩在座位的角落里，心情沮丧地看着受古尔德夫人照顾的老革命家，突然他问道——

“喂，加里波第的信徒，你怎么看局势？”

老乔治奥好奇地看着他，谦恭地说部队的步调很整齐。独眼龙巴里奥斯和副官在短时间内就把新兵训练成这样，简直就是奇迹。这些刚刚抓来的印第安人，进步很快，已经是步兵了；看上去吃得不错，而且穿着全套军装。“军装！”他重复了一遍，面带遗憾的微笑。他那双镇定的、敏锐的眼睛中悄悄地流露出一丝对残酷往昔的回忆。在他当战士的时代，在巴西的森林里或是在乌拉圭的平原上，战士们与暴君作战，饿了吃半生没有盐的牛肉，半裸着身体，经常拿匕首和木棍当武器用。“但我们打败了压迫者。”他骄傲地做出了结论。

过了一会儿，他的面色变得阴沉下来；他做了个气馁手势；但他又说，他已经让一名军士拿新步枪给他看了。他打仗时没有这样的武器；如果巴里奥斯不能……

“对，对，”何塞急了，几乎用颤抖的声音打断他的话，“我们是安全的。维奥拉先生是个老兵。新步枪威力极大——对不对。亲爱的马丁，你完成了使命，这让人感到敬佩。”

德科德懒洋洋地倚靠在座位上，凝视着老维奥拉。

“哈！是的。一位老兵。但你到底为谁打仗呢？”

古尔德面向两个女孩弯下身子。琳达小心翼翼地拿盘子端出一杯水；吉塞尔把匆忙捆扎起来的一束花朵递给夫人。

“为了人民。”老维奥拉郑重地说，面部表情严峻。

“说到底，我们也是人民。”

“是的，”老维奥拉恶狠狠地咕哝道，“他们是在为你们打仗。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奴隶！”

这时，年轻的铁路公司职员斯卡夫从英国人的宿舍门里走了出来。他坐着火车头从前方工地沿着铁路线来到铁路总部，刚洗完澡换完衣服。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古尔德夫人欢迎他。

“古尔德夫人，看到你，我又惊又喜。我刚来。运气一般。显然错过了所有活动。军队出发仪式结束了。我听说昨晚在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家有一场盛大的舞会。是真的吗？”

“那些年轻的贵族们，”德科德突然开口用地道的英语说话了，“跟着庞培大帝在开战前好好跳了一回舞。”

年轻的斯卡夫吃惊地看着德科德。“你俩面生，”古尔德夫人插话说，“德科德先生——斯卡夫先生。”

“哈！我们不想打内战，”何塞先生抗议道，语气紧张匆忙，不过用的也是英语。“马丁，你不应该这样开玩笑。”

安东尼娅呼吸急促起来，胸脯一起一伏。年轻的工程师被这些对话搞糊涂了。“你说打什么？”他含糊地低声问道。

“我们很幸运，蒙泰罗不是恺撒，”德科德继续说，“就算蒙泰罗兄弟俩合演一部绝佳的闹剧也成不了恺撒。”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已经恢复活动能力的阿韦兰诺斯先生。“何塞先生，只有你才是真正的老罗马人——真正勇敢的罗马人——不仅雄辩，而且不屈。”

年轻的斯卡夫听说过蒙泰罗的名字，急迫地想表达自己的朴实感情。他用稚嫩的腔调大声说，他希望用鞭子抽蒙泰罗，接着把他干掉。如果革命夺取了胜利，铁路是否会受何影响，这点他什么都没有说。也许应该放弃这条铁路线。在科斯塔瓦那遭受破坏的铁路线早有先例。“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国情。”他继续说下去，皱着鼻子好像闻到了一种与他的南美工作经验不符合的奇怪气味。他兴致勃勃地说着，他觉得自己有极好的运气，因为这么年轻就在“这么重大的事情里担当要职——这难道你不知道”。他声称自己在工作中打败过许多家伙。“所以，古尔德夫人，让我们打倒蒙泰罗！”看到车厢里的人面色都变得严肃起来，斯卡夫也渐渐收起了朴实的傻笑；只有何塞先生这个“老家伙”，一动不动地坐着，面色苍白，凝视着前方，像个哑巴一样。斯卡夫跟阿韦兰诺斯不熟，因为他家没有舞会。此外，安东尼娅从来不像其他姑娘那样，在老妇女的陪同下从房子第一层的窗户伸出头去，与街上骑马的男人攀谈。这几个欧洲人后裔面面相觑，显得无能为力；古尔德夫人在想什么呢？她说道，“伊格纳西奥，我们上路吧”，并用头缓慢地给他做了一个暗示。他听到那个圆脸的法国化了的家伙一声短促的笑声。他脸红了，一直红到眼睛。他盯着乔治奥·维奥拉看，老人和孩子后退了一步，手里拿着帽子。

“我现在想要一匹马。”他粗暴地对着老人说。

“先生，马匹到处都有。”老人低声说，茫然地用两只棕色的手抚摸着站在他身旁的两个女儿的头发，一个黑发中流露出青铜色的闪光，另一个金发中散布着黄铜色的波纹。观众纷纷返回了，路上一片尘土飞扬。骑马的人都在看这几个人。“找你妈去，”老人说，“孩子长大了，我却变老了，没有人能……”

他看着年轻的工程师，停下嘴中的话，好像梦醒了一样；然后，双臂抱在胸前，恢复一副老样子，身体靠在门上，眼睛朝上，盯着远处伊格罗塔峰白皑皑的山肩。

在马车厢里，马丁·德科德如坐针毡，晃着身子靠近安东尼娅，低声说道：“我觉得你在恨我。”接着他又大声地祝贺何塞先生成功地说服了所有工程师支持里比热的党派。所有外国人的利益都获得了满足。“你们听到刚才的那个人说的话了。他是个文明的祈愿者。想到科斯塔瓦那能对世界有点用途，就让人高兴。”

“他很年轻。”古尔德夫人评论道，语气平静。

“这么年轻就如此明智，”德科德反驳道，“但童言无忌。何塞先生，你是对的。科斯塔瓦那的自然资源对这个年轻人所代表的欧洲繁荣进步是极其重要的。这与三百年前我们西班牙祖先的财富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大目标一样——那时代表这些欧洲国家的是大胆的海盗。这对我们的轻浮的品格是一种诅咒：堂吉诃德和潘沙，骑士精神和实利主义，浮夸和散漫的精神状态，习惯于用暴力解决争执和沉默纵容各种腐败行径。我们的独立震撼了整个大陆，却变成模仿民主的牺牲品，变成了恶棍和凶手的无助受害者。我们的制度是个笑话，我们的法律是闹剧——古兹曼·本托成为我们的主宰者！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当像你这样的人良知觉醒之后，换来的竟然是蒙泰罗如此愚蠢残暴的人——老天爷啊！当蒙泰罗变成致命杀手的时候，像巴里奥斯那样既无知又爱吹牛的人却又成了保护我们的人。”

然而，何塞先生没有理会这种宽泛的指责，就好像没有听过一样，并开始为巴里奥斯做辩护。这个男人有能力完成这次特殊的作战任务。他计划发动进攻，以凯塔为基地，从南面向盘踞在斯特玛尔塔的革命分子发动侧翼进攻，而总统的部队将会给予掩护。这时何塞先生变得滔滔不绝，他的身体前倾，样子很是焦虑，他的女儿却在一旁冷眼看着他。德科德好像是被如此高昂的激情所压制，没有再说话。祈祷的时间到了，钟声响了起来，这时马车刚好驶过面对港口的老城门，它就好像由树叶和石头构造的无形纪念碑。车轮的隆隆声，在有扩音效果的城门洞里发出了奇怪的尖叫声。德科德坐在后排座位上，能看见马车后面徒步行进的人群，他们戴着墨西哥宽边帽，披着长围巾，都仰头看着从乔治奥·维奥拉家后面飞驰而过的火车，那火车喷发出白色蒸汽似乎顷刻之间就消失在那气喘吁吁的、歇斯底里般漫长的、为战争胜利欢呼的尖叫声中。这幅图像迅速消失了，火车头的尖叫从拱门里消散而去，后面的人群纷纷离开军队登船的现场，默默地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这是一列货运列车，从大草原驶回铁路调度场的栅栏院子里。货车厢都是空的，轻轻地在铁轨上跑着；火车轮子没有发出隆隆的声音，大地没有颤抖。那火车司机在驶过维奥拉客栈的时候，举起了手臂敬了一个礼。他在进入铁路调度场前减慢了车速；火车刹车时，汽笛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接着传来一连串的沉重的撞击声，并伴随着链式联轴节的叮当声，拱形大门下的铁链也被吹得乱动起来。

第五章

古尔德家的马车第一个回到了空旷的镇子里。马车行驶在古老有花纹的路面上，由于路面上布满了车辙和窟窿，健壮的伊格纳西奥害怕这辆巴黎产马车的弹簧被颠簸坏，便让马车缓步前行。德科德躲在马车厢的角落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城门的内立面。城门两侧是低矮的塔楼，塔楼支撑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构件，石头构件的上方生长着几束野草，石头构件是拱形的，在拱形的顶点有一块灰色的、沉重的、具有涡卷装饰的、刻着徽章的石盾，上面的西班牙兵器图案依稀可见，仿佛等着换上更能代表时代发展的某种新装备。

火车车厢发出的剧烈噪音似乎增添了德科德的气恼。他在低声自言自语点什么之后，开始碎嘴唠叨地大声说话，把愤怒的辞藻向那两个默默无语的女人抛过去。她俩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何塞先生，面色苍白呈半透明状，在灰色软帽的阴影下显得暗淡，坐在古尔德夫人旁边，身体随着马车微微晃动着。

“这声音给一个古老的真理赋予新的含义。”

德科德说的是法语，这也许是因为伊格纳西奥就坐着马车厢的顶上；这名老马夫，有宽阔的后背，把一件挂着银色穗的短茄克撑得满满的。他有一对大耳朵，厚厚的耳朵边缘，离着他的那剃得参差不齐的脑袋远远的。

“是的，城墙外面的噪音是新的，但本质依旧。”

他满脸愁容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重新从侧面瞥视安东尼娅。

“请设想我们的祖先，戴着头盔，穿着盔甲，被迫冲出这道城门，一群冒险者从港口登陆了。显然，他们是盗贼，是投机者。他们的行动是探险行为，而每次探险都是那些令人尊敬的视死如归的英格兰人发动的。正如那位荒唐的水手米切尔天天说的那样，这就是历史。”

“米切尔组织士兵登船的工作做得很完美！”何塞先生大声说道。

“不，不，其实是那个热那亚水手做的！还是让我谈论噪音的问题；过去，城门外还有喇叭声。就是军号！我相信他们吹军号。我在书上看到，德雷克[1]，就是这些强盗中的佼佼者，经常听着军号声，在大船的舱里一个人独自吃饭。那时这座城里都是财宝。他们把财宝全抢跑了。如今这片土地就好像是个财宝库，这些家伙都想破门而入，而我们却在相互厮杀。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妒忌。但他们总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等到我们停止争吵，有了尊严的时候，财宝已经没有了。情况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好了，但命中注定要——他没有用“被掠夺”这个词——但他停顿一下，补充说道——“被剥削！”

古尔德夫人说，“哎哟，这样说可不公平！”安东尼娅突然插嘴道，“伊米莉亚，别理他。他是在攻击我。”

“你肯定没有想到我是在攻击卡洛斯先生！”德科德回答道。

这时马车停在古尔德家的大门口前。德科德伸手帮助女士们下车。他们一起走进了大门；何塞先生走在德科德旁边，患过中风病的老看门人在他们背后摇摇晃晃地跟着走，胳膊上挎着个小包袱。

何塞先生伸手挎住这位苏拉科首席记者的手臂。

“《波文尼尔报》必须刊登一篇长文章，对巴里奥斯表示信任，说他在凯塔的军队势不可当！必须使这个国家保持士气。我们必须把文章的摘要用电报传递到欧洲和美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德科德低声说道：“哦，是的。我们必须安慰我们的朋友，或者说就是那些投机者。”

太阳已经照不到院子里的露天长廊了，沿着长廊栏杆摆放的盆装植物形成了一道幕布，虚构出一幅鲜花盛开的寂静景象。接待室的玻璃门全都打开了。远处传来一阵马刺的叮当声。

巴西利奥靠着墙站着，用温和的声音告诉从面前走过的女士们，“矿长刚从山上回来了。”

大客厅里面堆放着古老的西班牙家具和现代欧洲家具，就好像同一个高高的白色的天花板下有几个中心。银质和瓷质的茶具在一群小矮椅子中间发出微弱的闪光，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女人的闺房中，让人感觉到一股女人般的亲密气息。

何塞先生坐在安乐椅上，帽子放在膝盖上。德科德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会儿经过摆着小玩意儿的桌子，一会儿转到高背沙发背后不见了。他满脑子都是安东尼娅的怒容；他有信心与她和好。他不是为了与安东尼娅吵架才留在苏拉科的。

马丁·德科德对自己很生气。他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他对欧洲文明的看法。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思考革命问题是与他目前所处的状况截然不同的。身处革命的现场，仅说句“这是一场闹剧”，根本无法让眼前的这幕悲剧谢幕。

政治局势越来越严峻，而安东尼娅对因果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让形势更加令人感到悲伤。面对如此的突变，他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敏感。

“没想到我还真是个科斯塔瓦那人。”他心想。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对安东尼娅的迷恋之中，对此他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又让他变得越来越孤傲。为了安慰自己，他不说自己是个爱国者，却说自己是个情人。

女士们进了屋，都没戴帽子，古尔德夫人坐在小茶桌前的矮凳子上。安东尼娅像往常一样坐在皮沙发的角落里，姿态虽优美，但显得很僵硬，手中拿着一把扇子。德科德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走到安东尼娅的背后，身体俯在高高的沙发背上。

他从背后对着她的耳朵说话，说了很长时间，他的样子很温柔，面带笑脸，好像是熟人在道歉。她把扇子放在膝盖上，轻轻地握在手里。她没有看他一眼。他说话很快，而且越来越执着，越来越亲切。最后，他竟然微笑了起来。

“不能这样。你必须原谅我。人必须有严肃的时候。”他停下话语。她微微抬起头；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缓慢地转移到他身上，微微地上扬，虽然态度有所缓和，但仍然面带疑惑。

“如果我每天都在《波文尼尔报》上骂那个蒙泰罗是狗娘养的，你会认为我是严肃的吗？报纸不是个严肃的职业。根本就没有严肃的职业，即使惩罚失败的子弹穿心而过也很不严肃。”

她抓紧了扇子。

“你知道，理智，我的意思是说某种感觉，有可能会爬入你的思维中；让你领略到真理。我是指某些有用的真理，而政治或新闻是没有任何真理的。我仅是偶尔说说我想到的。你却生气了！如果你把我想得善良点，你会看出我说的都是爱国的话。”

她朱唇微张，开始说话了，话虽不友好，但也并非绝情。

“是的，但你眼里没有目标。人活着就必须有用。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到无私。马丁先生，或许你能。”

“老天在上！我最不希望你把我视为一个正人君子。”他轻松地说道，然后不再开口。

她开始缓慢地晃动扇子，但手并没有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热情地低声说道——

“安东尼娅！”

她微笑了，因为查尔斯·古尔德走到她的面前，并鞠了一躬。她用英国人的方式伸出手给对方。与此同时，德科德的胳膊肘仍然架在沙发靠背上，垂下眼帘，低声用法语说道：“你好”。

圣托梅矿的矿长弯腰跟妻子低声交谈了几句话，其中只有古尔德夫人说出的“极大的热情”这几个字能被听见。

“是的，”德科德开始低声咕哝了，“他也一样！”

“这纯属诽谤。”安东尼娅说道，但语气并不严厉。

“你可以试一试请他为伟大的理想把他的矿山投入熔炉。”德科德在她耳旁低语道。

何塞先生提高了嗓门儿。他高兴地摩拳擦掌。部队看上去极好，大量杀伤力强大的新枪架扛在这些勇敢的士兵身上，这似乎让他充满了一阵狂喜般的信心。

查尔斯·古尔德站在何塞先生的椅子前面，显得又瘦又高，除了毕恭毕敬之外，脸上毫无其他表情。

与此同时，安东尼娅站起来，走过屋子，来到三个立式窗户前，向屋外的街上瞭望。德科德跟着她。窗户是打开的，他斜靠在坚实的墙壁上。从宽大的黄铜檐板坠下的锦锻窗帘掩盖住了他的一部分身体。他双臂抱胸，平静地从侧面看着安东尼娅。

路上全是从港口返回城里的人群；窗户里涌进人群混杂的脚步声和低语声。不时有马车缓慢地驶过宪法大道。在苏拉科，有许多人家有私人马车；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林荫大道上一眼能看到许多辆。这些大家族的人坐在皮制弹簧垫子上摇摇晃晃，脸上涂满了白粉，黑眼睛显得异常灵活。最先看到的是省议会主席胡斯特·洛佩斯先生，他与三个可爱的女儿一起乘坐马车通过了。他穿着庄严的双排扣长礼服，系着直挺挺的白色领带，就好像刚开完一个高级会议一样。马车上的这一家人都抬眼向上看了，但安东尼娅没有像往常那样挥手致意，而他们也假装没有看到窗前的这两个年轻人。苏拉科的大家族都私下里议论这两个举止像欧洲人的科斯塔瓦那人。接下来驶过的是寡妇加维拉索·德瓦尔德，既美丽又有威严，她乘坐的是一辆大马车，她乘坐着这辆马车经常去她在乡下的别墅，马车周围是骑马的武装随从，他们穿着皮衣服，戴着大墨西哥宽边帽，马鞍上挂着卡宾枪。她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为人高傲，不仅富有，还很善良。她的二儿子杰米作为巴里奥斯的参谋人员这次也随军行动。她的大儿子是个无用之才，性情喜怒无常。整个苏拉科都知道他挥霍无度的恶名，整天在俱乐部里赌博。她的年龄较小的两个小儿子，帽子上戴着里比热党的徽章，坐在马车的前排座位上。她也假装没有看到德科德和安东尼娅在公开场合谈话，这无论如何都等于是在挑战习俗。要知道他还不是她的情郎啊！即使他俩是情人关系，那也算是一桩大丑闻。这位威严的老妇人，当地贵族都很尊敬她，如果她听到了那对年轻男女之间的对话，她肯定会感到更加震惊的。

“你不是说我没有目标了吗？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标。”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但注意力仍然放在街对面的阿韦兰诺斯家的灰色房子上，那房子已经老朽，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跟监狱一样。

“这很容易实现，”他继续说，“我的目标，无论你是否知道，我一直牢记在心——自从那天你在巴黎对我进行了一番可怕的斥责之后，这你肯定还记得。”

一丝微笑似乎掠过了她的嘴角，而且是她的那个离他比较近的嘴角。

“你是个非常可怕的人，很像那个穿着学生装的夏绿蒂·科黛（译注：夏绿蒂·科黛在法国大革命中刺杀了马拉）；你是个疯狂的爱国者。你敢用匕首刺进古兹曼·本托的身体吗？”

她打断了他的话。“你太恭维我了。”

“无论如何，”他突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轻浮腔调说，“你会在丝毫不受良心谴责的情况下派我去刺杀古兹曼·本托。”

“哈，这仅是个假定！”她用震惊的腔调低声说道。

“噢，”他用讽刺的口吻争辩说，“你让我在这里写一些绝对没有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绝对没有意义！这对我的自尊是个打击。你可以设想一下，”他以开玩笑的口气继续说，“如果蒙泰罗成功了，他肯定会像个畜生一样报复那个不顾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每周骂他三次狗娘养的人。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死亡；但像我这样有能力的记者有另一种可能的死法。”

“如果他成功了……”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看到我命悬一线就满意了，”德科德回答道，脸上露出了笑容。“另一个蒙泰罗，就是宣布暴动那个人的亲弟弟，他是个游击战分子——我曾经报道过，他在我们巴黎使馆里搞间谍活动时偷窃客人的大衣和钱，你忘了此事吗？他要用鲜血洗刷那个神圣的真理。用我的血！你看上去生气了，为什么？这显然是伟人的一小段历史情节。你认为他会怎样对付我？广场旁边有一段修女院的墙，在斗牛场的大门对面。你记得吗？斗牛场的大门上写着‘地狱的入口’。好像很恰当！那地方就是这家主人的叔父丧命的地方，他在那里放弃了他的英国人具有的南美灵魂。请注意，他本来是可以逃跑的。打仗的人是可以逃跑的。如果你真关心我，你本应该允许我跟着巴里奥斯一起走。我要拿起一支寄托着何塞先生希望的步枪，带着极大的喜悦站在那些既没有理性也不懂政治的穷苦力和印第安人的队伍里。但在这支最孤单、最没有获胜希望的军队里，我的处境比你让我待在这里要安全一些。当我去打仗时可以撤退，可我在这里招惹蠢人，只能等死。”

他仍然维持着轻松的腔调，就好像没有意识到她就静静地站在旁边。她双手轻轻地交叉握着，扇子从手指缝中垂落着。他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现在就去站到那堵墙前面去。”他用诙谐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即使如此的情绪表达也没有让她看他一眼。她的头仍然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紧盯着阿韦兰诺斯家的房子，看着那残破的壁柱、破旧的屋檐，看着街上的尘土正在覆盖这栋尊严已经衰败的房子。她一动不动，仅是动了动嘴唇，吐出了几个字——

“马丁，你让我想哭。”

他沉默了一会儿，内心里感到震惊，好像被一种令人敬畏的幸福感给压倒了，但他的嘴角上仍然还挂着愚弄人的微笑，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惊异但不敢相信的眼神。那句话的价值，隐含在说话人的性格之中了。虽然这是一句男人和女人最常说的话，但对马丁来说，他绝对想不到安东尼娅能说出这几个字。他的这个印象，完全是他自己在他俩之间数次小交往中形成的。这时，她开始缓慢地以一种僵硬的优雅把身体转向他，可还没有等她转身完毕，他又开口恳请道——

“我妹妹正等着拥抱你。我父亲高兴地想见你。我母亲就不必说了。你我的母亲像姊妹一样亲密。下周有一班邮轮去南方。莫拉加是个傻子！像蒙泰罗这类人肯定收受贿赂。这个国家就是这个风气，有这样的传统——这就是政治。看看《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就知道了。”

“马丁先生，请你不碰我可怜的父亲。他是有信念的……”

“你父亲最让我感到亲切，”他慌忙改口说，“但我爱你，安东尼娅。莫拉加把这件事搞砸了。或许你父亲也办了错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蒙泰罗这人是可以用贿赂的方法搞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想要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捞一把。为什么斯特玛尔塔的笨蛋们不给蒙泰罗在欧洲或其他什么地方找个工作？他会要求预付五个月的工资，然后去巴黎鬼混。这个愚蠢的、凶残的印第安人。”

面对马丁的感情迸发，她却若有所思异常平静地说道：“那个男人陶醉于虚荣。我们掌握了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不仅来自莫拉加，还有来自其他人的信息。此外，他的兄弟是阴谋家。”

“哦，是的！”他说，“你当然知道。你知道一切。你读过所有的信件，所有回信都是你写的——所有的政府文件都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一种对政治纯洁度理论的盲从心态的影响下。每次写文件时，查尔斯·古尔德是不是就在你面前？那个苏拉科之王！想要知道什么叫成就，就看看他和他的矿山就行了。你认为他成功是因为坚守情操吗？当然，那些铁路工人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然而，如果不满足窃贼的要求，你能成功吗？他是一位绅士，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他是怎样贿赂蒙泰罗的吗？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蒙泰罗及其党羽实际上都是靠他来养活的吗？蒙泰罗浑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贿赂——他的靴子、军刀、马刺、高帽子等。”

她微微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她咕哝道。

“他什么都要，难道不是吗？”

此时，她在窗户角深处面对他站着，非常靠近，一动不动。她嘴唇快速上下跳动着。德科德背靠着墙，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低垂着眼帘。他汲取着她的音调，甚至包括声音，看到她的喉咙在激烈运动，就好像她的情感波澜借着她的言语从内心世界逃逸到空气中一样。他有自己的期盼，他期盼能带着她远离这些极为无益的政治宣言和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有时，她会说出一句绝对睿智的话，令他清醒过来，这时他的神魂颠倒会突然转变为一种不自愿的强烈兴趣感。他心想，实际上有些女人几乎接近于天才了。但她们对外部世界不求甚解，仅听凭情绪的支配。他宁愿相信，她们的一些惊人般的深刻评论、一些对人品格的评价、对事件的判断几乎能够达到奇迹的地方。虽然安东尼娅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从她身上看到原先那个严厉年轻女学生的极为生动的形象。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不由自主地低声表示同意；他不时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过了一会儿，他俩开始争论；客厅里的人只能隐约看到他俩在窗帘的背后嘀咕着什么。

屋外天黑了。在房子阴影的深处，闪耀着路灯微弱的灯光，苏拉科的夜晚来临了；城里变得寂静起来，偶尔能听到几辆马车在街上行驶，几匹没有打马掌的马在行走，几只轻便凉鞋的脚步声。古尔德家窗户射出的光芒在阿韦兰诺斯家的墙上投下平行四边形的影子。楼下不时传来脚步声，墙角下闪动着香烟的红色火光；夜晚的空气，好像被伊格罗塔峰的冰雪给冷却了，让他俩的面庞感到清爽。

“我们这些西方人，”马丁·德科德用苏拉科当地人的自我称谓说，“一直都很独特，处于分离状态。只要我们能守住凯塔，什么都打不着我们。我们虽然麻烦很多，但没有军队能逾越这些山峰。中部省份发生革命，我们立即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看我们现在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下！有关巴里奥斯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将会用电报传给美国，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海路抵达斯特玛尔塔。我们有巨大的矿藏、土地非常肥沃、大家族的血缘纯洁、人民勤劳。这个欧洲殖民者的省份应该独立。早期的联邦制对我们来说并不坏。后来出现了统一运动，但遭到亨里克·古尔德的反对。统一导致独裁；从此，科斯塔瓦那其余地区成了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这片欧洲殖民者的土地足够大，能建成一个国家。看看这些山峰！大自然似乎在向我们呼唤，‘快独立吧！’”

她用力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反对。双方陷入一阵沉默。

“哦，是的，我知道这与《五十年的错误统治》这本书中提出的学说不符合。我只不过说说我的想法。但我的想法似乎总是引发你的抗议。我的合理愿望让你吃惊了吗？”

她摇了摇头。她没有吃惊，但他的想法动摇了她原先的判断。她骨子里其实是很爱国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这样你才能维护自己的某些信念。”他预言道。

她没有回答，似乎累了。他俩并排依靠在小阳台的栏杆上，气氛友好，由于政治话题已让他俩厌倦，于是沉默地紧挨着站着，这显然是热情波涛中一段完美的宁静。在通往广场的大道两旁，做小买卖的妇人开始点火做饭，煤炭的火光闪亮起来。路灯下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默不作声，披着有五颜六色反向三角形花边的斗篷，整齐地披在肩上，下垂到膝盖以下。从大街尽头海关大楼那边，缓步走来一名骑手。每当走到路灯下的时候，黑衣骑手的坐骑就会闪耀出微弱的银灰色。

“看那大名鼎鼎的搬运工监工，”德科德轻声地说，“下班了，光彩夺目地回来了。在苏拉科，他是仅次于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的人物。但他人很善良，我要与他交个朋友。”

“确实！”安东尼娅说，“你怎样交朋友？”

“记者应该去感受平民的脉搏，而这个男人是平民的领袖。记者应该去认识不寻常的人——这个人确实有不寻常之处。”

“哦，是的！”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大家都说这个意大利人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骑手从他俩视线下走过，昏暗的路灯照亮了那匹银灰色母马的宽大躯体，照亮了沉重的马镫，照亮了长长的马刺；但那黄昏中黄色的灯光，难以照亮隐藏在墨西哥宽边帽下看不见面孔的黑暗人影的神秘。

德科德和安东尼娅俯在阳台栏杆上，他俩离得很近，胳膊肘都接触上了，两人的头都伸到夜空中去了，明亮的客厅落在他俩的身后。如此亲密交谈极为不合时宜；在科斯塔瓦那，可能也就是安东尼娅能做到，因为她自小没有了母亲，她的父亲只知道教给她知识。即使是德科德本人，他也未必希望此时就能和她如此亲密交谈，他本是希望在革命过去之后，带她去欧洲，远离这无休止的内讧，其愚蠢程度似乎比其无耻程度更加令人难以容忍。蒙泰罗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个蒙泰罗，到处都是无法无天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肤色，来自不同的种族，要么是野蛮未开化的人，要么是无可救药的独裁者。伟大的解放运动领导者玻利瓦尔曾经痛苦地说：“美洲是无法治理的。那些为独立而奋斗的人，仿佛是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大胆地宣称，他不在乎这个国家怎样；他竭力寻找机会告诉他，虽然他为布兰科党办报纸，但并不是个爱国者。首先，对有文化的人来说，爱国毫无意义，因为其狭隘的信念使人厌恶；其次，爱国在这个步履艰难的国家里被玷污了；爱国变成了黑暗的野蛮行径，变成了掩盖伤害、抢劫、偷窃等罪行的外衣。

他对自己说话时的热情感到吃惊。他不想降低声音；他觉得自己的说话声一直都低，仅是在早晨和晚上关闭了百叶窗的寂静的黑屋子里咕哝，这是苏拉科风俗。只有古尔德家的四个窗户都是打开的，散发着挑战的光芒，成为暗淡街道上吸引人的亮点。小阳台上的低声对话在停顿了一小会儿后又重新开始了。

“但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切，”安东尼娅反驳道，“这是我们渴望做的，是我们的目标，是个伟大的理想。你所轻视的那个词还代表着牺牲、勇气、坚守、磨难。我爸爸他……”

“我还轻松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低垂着双目，插了一句话。这时下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你的叔父，我们教区的神父，进门来了，”德科德看了看后说道，“他今天早晨在广场为部队做了弥撒。士兵们用军鼓为他搭建起了一个祭坛，这你知道。士兵把所有涂着颜色的木头块搬到室外。所有木制的神像，像军人站好了队，布置在几级大阶梯的顶上。他们就像神父耀眼的卫兵一样。我是在报社的窗户里看到这一盛大的仪式的。你叔父的表现很惊人，他是考比兰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穿着法衣，背后有一个巨大鲜红天鹅绒十字。在整个仪式期间，我们的大救星巴里奥斯坐在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窗户前喝甜酒。这就是我们的强人巴里奥斯。我以为你叔父会宣布把广场对面窗户里戴着黑眼罩的人逐出教会。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部队出发了。稍后，巴里奥斯和副官们离开俱乐部，军装的扣子都是敞开着的，在人行道上交谈起来。突然你的叔父出现了，脱下了闪亮的衣服，换上一身黑衣服，站在教堂门口，一脸不高兴的神情——你知道，就好像复仇天使一样。他四下看了看，径直向那群穿军装的人走去，把将军拉走了。他和将军在墙荫下走了一刻钟的时间。他的手臂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将军，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用长长的黑色手臂作手势。这是个很奇怪的场景。副官们似乎都惊呆了。你传教士叔父绝对不是个凡人。他恨不信教的程度远不如恨异教徒的程度，而且他喜欢野蛮人的程度要超过喜欢不信教的程度好几倍。有好几次，他放下做神父的架子，优雅地称我是个野蛮人，这你是知道的。”

安东尼娅手扶着栏杆听着，手中的扇子一会儿被轻轻地打开，一会儿又被轻轻地合上；德科德说话时很紧张，不敢停下了，害怕一停她就找借口离开。此时，他俩几乎相当于独处，拥有亲密无间的珍贵感受，胳膊肘微微接触着，德科德的心都被软化了；温柔的爱意不时爬入他讽刺人的咕哝中。

“安东尼娅，你家亲戚所表示出的任何微小的善意，我愿意接受。或许他最终能理解我！但我也认识他，他是考比兰人的神父。由于教堂的财产被没收了，所以对他来说，收回这些教堂的财产代表着政治成就、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只有用这个理由才可能吸引野蛮的印第安人摆脱野蛮，转而为里比热的事业服务！只有这个疯狂的希望有可能成功！为了唤起支持者，他会对任何政府宣战。卡洛斯·古尔德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人，深不可测。或许他除了自己的矿山，其余一概不想；他想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古尔德夫人来说，她想的是自己的学校、医院、孩子的母亲、村落里的老男人。如果你现在转头看看，你会看到她正在引用那个穿方格衬衣的歹毒医生写的报告。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对了，他叫蒙汉姆。她也有可能在听帕皮先生说话，或者是罗曼神父。他们今天都来了——这几个人是她的大臣。不错，她是个有理智的女人，或许卡洛斯先生是个有理智的男人。纯真的英国理智之一就是不要求太多；只关注目前有用的东西。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没有政治理性；我们有政治热情——不是总有，是有时才有。什么是信念？是对个人利益的看法，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没有人光爱国却什么都不图。这个说法对我们也一样有效。但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打算把这个说法放在你身上，安东尼娅！我不幻想成为爱国者。我只幻想成为一个超级爱人。”

他停顿了一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不过，爱能使人走得很远。”

在他俩的背后，那每24小时就在古尔德家客厅里涌起一次的政治浪潮，如今又在人说话的嗡嗡声中越涨越高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客厅：不仅有省政府的高官们，还有铁路工程师们，这些铁路工程师，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粗花呢衣服，在一群面带渴望之情的年轻人中间，那个头发花白的总工程的脸庞上流露出迟钝的、幽默的、放纵的微笑。斯卡夫是西班牙舞的爱好者，早就溜走了，他想到市郊的什么地方找个跳舞的机会。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在把女儿送回了家之后，庄严地走了进来，穿着有条纹的黑色外套，纽扣都系上了，下巴上布满了棕色的胡须。有几个省议会的议员马上围住了议会主席，讨论起叛乱分子蒙泰罗的新宣言。可耻的蒙泰罗在这份宣言里说，由于“民主已经被激怒”了，所以他要求省议会停止开会，直到他用宝剑建立起新和平、人民的意志能获得考虑之后。这实际上就是要解散议会：这是那个邪恶的疯子说过的最厚颜无耻的话。

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周围聚集着一小伙人，他们显得特别义愤填膺。何塞先生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今天，苏拉科做出了反应，出兵进攻叛乱分子的侧翼。如果其他省份的爱国热情能有我们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一半多的话……”

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中爆发出一阵震颤的高昂欢呼声。是的！是的！这是真的！苏拉科永远站在斗争的前线！人群里一阵自负的骚动，那天发生的事非常能激起人的希望，那些来自大草原的骑士想到了自己的牧群、土地、家庭成员的安危。局势危机，命悬一线……不对！蒙泰罗无法成功！他是个罪犯，无耻的印第安人！喧闹了一会儿之后，屋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胡斯特先生那一伙人。此时的胡斯特先生就好像主持省议会一样，态度既庄严又公正。德科德受到噪音的吸引，转过了身子，背靠在栏杆上，用尽全身力气向着屋子里的人大喊道：“蠢驴！”

这出乎意料的叫喊让屋里的噪音平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窗户，期待听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但德科德已经转过了身子，背对着屋里了，再次面向宁静的街道。

“这是我做记者的看家本领；这个辩论办法最高明，”他对安东尼娅说，“我发明了这种辩论办法，遇到大难题，到最后就说这句话。但我不是爱国者。我不比那个搬运工监工更爱国。那个热那亚人为这座港口做了如此伟大的事情——让我们能积极主动地引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工具。你肯定听米切尔船长多次说过，在他找到这个监工之前，他都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卸完一艘船的货。这对发展不好。你已经看见他下班后骑着他那匹著名的马去土造的舞厅与迷惑姑娘们。他是个有福气的家伙！他的工作就是展示个人权威；他的消遣就是记录别人给予他的超乎寻常的奉承。他很喜欢这样。有谁比他更有福气？有别人的敬畏和羡慕是……”

“马丁先生，难道这就是你的最高愿望？”安东尼娅插嘴道。

“我是说他那类人，”德科德简短地回答，“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敬畏和羡慕英雄。除了这些，他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吗？”

德科德感到，在安东尼娅的吸引力面前，自己能说讽刺话的习惯经常自动就瓦解了。她让他生气，就好像她也染着那种难以解释的女性顽固劲，这种顽固劲通常是比较普通的男女之间相好的障碍。但他立即就克服了自己的恼怒。他一点都不相信安东尼娅是个普通女人，无论他多么怀疑自己的结论。他用极具穿透力的温柔语言向她保证，他的愿望不过是获得幸福，这个目标是如此之高，他似乎无法在这个地球上实现。

她脸变红了，虽然别人看不见，但仍然有烫人的感觉，从那呈齿状的雪山中吹来的微风似乎也失去了冷却作用。虽然他的语气充满了热情，足以融化冰冷的心，但他的耳语仍然没有感动安东尼娅。她突然转身要走开，好像要把他的热情拿到身后的房间中存放，那里充满了光亮和喧闹。

在宽敞客厅里的四堵墙内，政治投机的热情高涨，就好像是被一阵充满希望的大风刮起来的一样。人们都很激动，大声争论着，胡斯特先生那扇形的络腮胡须是争论的中心。所有发言都充满了自信。在查尔斯·古尔德身旁有几个欧洲人——有个丹麦人、几个法国人、一个谨慎的肥胖德国人微笑着低垂着沮丧的眼睛，他们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在苏拉科受到了圣托梅矿的有力保护——他们的阿谀奉承中夹杂着大量笑话。他们正在向查尔斯·古尔德献殷勤，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由于革命带来的动荡局势。他们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各种业务都是有希望的。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长着浓密的络腮胡须，一对小黑眼珠子在胡须丛中闪耀着，不断挥舞着棕色的小手和细细的手腕。他此行是为一个欧洲财团去内陆省份跑业务。在乱哄哄的谈话声中，每分钟都能听到他大声尖叫，“矿长先生”。他正在讲述他内陆的所见所闻，而且陶醉其中。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地看着他。

古尔德夫人有个习惯，在会议开到一定的时候，便悄悄地离开大客厅，去旁边的小客厅休息，而且特别喜欢独自去。此时，她已经站了起来，一边等待安东尼娅，一边有礼貌但略带忧虑地听着铁路总工程师说话，这位总工程师向她微微地欠着身子，缓慢地讲着话，一点手势都没有打，但显然很风趣，因为他正幽默地眨着眼睛。安东尼娅在走进客厅去找古尔德夫人前，转头瞥了德科德一眼，不多就一眼。

“为什么你和我要认为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她迅速地说。

“安东尼娅，我要不懈地追求我的愿望。”他咬着牙回答，深深地鞠了一躬，表情有点冷漠。

总工程师还在讲他的有趣故事。他在南美建造铁路时遇到许多有趣的事，他能敏锐地发现其中的荒谬。他不仅列举自己故作聪明的狡诈，还列举了自己的各种无知偏见。他陪着女士们走出客厅，古尔德夫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身上。最后，这三个人走出了走廊的玻璃门，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有一个高大的神职人员对客厅里的噪音感到厌倦，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此人就是考比兰神父，他在走进古尔德家大门时被德科德看见了。在客厅里，他没有与任何人讲过话。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袍，很瘦，凸显出他的身高；他的高大身躯向前倾；在他的脸上，两道漆黑的横眉几乎要连在一起，脸骨突出，给人好斗的感觉，面颊刮得铁青，有白色的伤疤（这证明了不信教的印第安群众是热情洋溢的），这暗示他的神职工作曾经遇到不法行径，说明给匪徒做牧师的工作性质。

他放开原先握在背后骨瘦如柴的手，用颤抖的手指着马丁。

德科德跟着安东尼娅走进客厅，但没有走远，留在了客厅里，背靠着窗帘，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好像一个大人正在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他平静地盯着那只威胁着他的手指。

“我看到你在广场上威风凛凛地给巴里奥斯将军做皈依布道。”他说道，身体纹丝不动。

“真是荒唐得可怜！”考比兰神父深沉的声音在大客厅里回响，引得大家都抬头观望。“那家伙是个酒鬼。先生们，你们的将军，他的上帝是酒瓶子。”

他的这句草率、任性的话，让所有人都紧张地停下了交谈，就好像人群的自信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但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断言。

众所周知，考比兰神父是个勇敢得近乎疯狂的人物，他在没有同情心、没有信仰且嗜血成性的野蛮人中间宣传教会的神圣权力。他的成功被人们用故事传诵，令基督徒不敢相信。他曾经与野蛮部落住在一起，为许多部落做过洗礼。有人说看见他与印第安人一起骑马外出好几天，半裸着，拿着牛皮盾牌，当然手里还拿着长矛——有谁知道其真假？在科迪勒拉山脉的冰雪线附近，他穿着兽皮衣，寻找潜在的信教者。有关这些寻觅教徒的活动，考比兰神父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但他公开表示，斯特玛尔塔的政客比那些他正劝说信教的野蛮人更加心毒、腐败。他为教堂争财产的热情很不明智，损害里比热党的事业。众人皆知，他曾拒绝接受欧洲人居住区大主教的头衔，除非把正义归还给一所遭抢劫的教堂。苏拉科的省长（就是那个在暴乱中被米切尔船长救下的高官）凭直觉推测出，部长大人们之所以派遣这位教父在最寒冷的季节翻越高山去苏拉科，就是想在高寒带冻死他。每年都有赶骡人在冰天雪地中被冻死。难道这个神父冻不死？部长们恐怕还不知道这位神父的厉害。与此同时，百姓中开始谣传，里比热党的改革就是想把土地从百姓手中抢走。一部分土地给建造铁路的外国人；更大的一部分要给神父。

这些就是这位教区大主教热情产生的结果。即使他在广场上给部队做短暂讲演的时候（级别比较高的士兵才能参加），他也禁不住要说起教堂的愤慨，因为他坚信教堂正等着有悔过心的国家给予赔偿。省长被激怒了，但无法将何塞先生的这位表兄投入教会的监牢。这位省长，是一位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欢迎的人物，那天也来古尔德家做客了。他在日落后从政府大楼出来，没带随从人员，路上遇到跟他打招呼的人，无论贵贱，他都有礼节地给予答谢。那天晚上他直接找到了查尔斯·古尔德，轻蔑地说他想把神父驱逐出苏拉科，什么地点都行，比如，可以是沙漠中的某处，也可以是伊莎贝尔岛。“最好找个没有水的地方——卡洛斯先生，你说是不是？”他话中带话，态度介于俏皮与渴望之间。这位不受控制的神父，拒绝去专门供主教的宫殿居住，却偏爱在垃圾成堆、蜘蛛网密布的已经被没收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里睡他的破烂吊床。他甚至还提议给赫尔南德斯那个强盗提供无条件宽恕！这还不够；他似乎还与近几年来最大胆的罪犯保持着联系。苏拉科的警察当然知道这些情况。考比兰神父获得了那个草莽的意大利搬运工监工的帮助，这个人是唯一适合为教父传话的信差。考比兰神父在罗马上过学，能说意大利语。那监工总是晚上去修道院。一名为神父工作的老妇人听到了“赫尔南德斯”这个名字；上个星期六下午，有人看到监工骑马飞奔离开了这座城市，两天后才回来。警察本可以逮捕那个意大利人，但因为害怕搬运工闹事才作罢。如今的苏拉科治理起来很不容易。许多坏蛋都蜂拥而来，因为他们看上了铁路工人的钱包。居民在考比兰神父的煽动下变得很不本分。省长向查尔斯·古尔德说明了目前的状况，由于省里已经没有军队，如果出现骚乱，官方将无能为力。

然后，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生闷气，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是那种很细的烟卷。何塞先生坐在不远的地方，侧着身子，他俩不时交换几句话。当神父走进客厅时，他没有理睬，无论背后的神父说什么，他都不耐烦地耸一耸肩。

考比兰神父相当平静地站了一会儿，虽然他的样子平静，但给人一种要复仇的感觉，他的所有站姿都似乎反映了这点。强烈的信念使他那黑色的身影显露出令人害怕的光芒。然而，当神父看到德科德的时候，眼睛中的凶狠软化了，他缓慢地举起穿着黑衣服的长胳膊，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

“你，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说道，声音柔和、低沉。

神父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指着年轻人的胸脯。德科德很镇定，头靠在窗帘背后的墙上。他把下巴微微翘起，微笑起来。

“很好，”他表情略显冷淡地表示同意，因为他对这类斗嘴习惯了。“那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我的信仰，对不对？为我们的巴里奥斯寻找信仰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

神父简单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失望。“你是什么都不信。”他说。

“我连酒瓶子也不信，”德科德不动神色地加以纠正。“你最信任的那个家伙也什么都不信。我是说搬运工监工。他不喝酒。你对我性格的判断说明你有很好的敏感性。但为什么称我是野蛮人呢？”

“我没有说错，”神父反驳道，“你比他坏十倍。奇迹也无法让你皈依。”

“我根本不信奇迹。”德科德平静地说。考比兰神父耸了耸他那高大、宽厚的肩膀表示怀疑。

“一个不信神的法国人——唯物主义者。”他缓慢地说，好像在非常慎重地挑选词汇。“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事实上，几乎不是人。”德科德喘了口气后评论说，他的头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一个无信仰时代的受害者。”考比兰神父用柔和、低沉的声音说。

“但我做记者还是有点用的。”德科德调整了一下姿态，用一种更加活泼的口吻说。“你对神的热爱是否妨碍了你读我的报纸？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报纸与其他家的一样好。我们的指导方针是不停地骂蒙泰罗畜生，并污蔑其兄弟，就是那位游击队员，骂他是个马屁精和间谍。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在地方事务上，我们要求省政府把赫尔南德斯这帮匪徒招安，让他们加入军队——此人显然受教会保护——至少是受主教保护。这再合理不过了。”

神父点头称是，然后转过身去，他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带着钢鞋扣的方头鞋。他再次在客厅里背着手来回走起来，步履坚定。当转身反方向走的时候，动作很猛，他身上的黑色长袍能微微地膨胀起来。

大客厅渐渐空荡起来。政治首脑们起身走了，其他人猛地站起来表示尊敬。何塞先生也停止了摇晃他的安乐椅。那位和蔼的高官向查尔斯·古尔德挥了挥手表示尊重，小心翼翼地走了。

客厅里比刚才安静多了，但那个柔弱、多毛的法国人仍然在呼唤“矿长先生”，他的叫声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刺耳力。这位财团派来的探路者，此时依然兴致盎然。“值一千万美元的铜矿就在眼前啊，矿长先生。一千万美元啊！还要通一条铁路——要有铁路了！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报告。这真是太好了！”他在尖叫中陶醉了，周围的人都附和地点头称是。查尔斯·古尔德仍然保持着沉着冷静。

只有神父依旧在客厅里踱步，每次转身，他的黑色长袍都猛地鼓起。德科德低声对神父说了一句讽刺的话：“这些绅士在谈他们的上帝。”

这时，围着查尔斯·古尔德的欧洲人开始散去，随着客人的潮水退去，最后这位大银矿的矿主终于显露出瘦高的身材，从头到脚都显露出来了，并搁浅在那块巨大的方地毯上，他那双棕色的皮靴如同站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一样。考比兰神父走近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安乐椅旁边。

“兄弟，”他以兄弟间既亲密又坦率的口气说，就好像是在一场基本上没有意义的仪式之后释放出内心的不耐烦。“回家吧！回家吧！都是空谈。让我们离开这里，思考一下上天给我们的启示。”

神父抬眼看着上方。他此时站在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那位身体脆弱的外交家旁边——他似乎像一个巨人，目光里透射出一股疯狂。作为这位布兰科党的发言人或喉舌，那个从巴黎回来的“德科德家的孩子”，为了安东尼娅甘愿去做记者的德科德，把眼前的一切看得很清楚，这位神父并非一个巨人，他仅是一个顽固地坚持一个理念的神职人员，这才致使女人怕他，男人恨他。马丁·德科德，这位生活中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此刻幻想着自己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一幅生动的绘画作品。在那画面中，一个受到诚挚得几乎达到神圣的理念驱使下的人，可能会陷入极端顽固的状态。“这是疯狂。肯定是疯狂——因为它代表自我毁灭。”德科德经常对自己这样说。在他看来，好像每一个理念，一旦发挥作用，就变成那种当上帝想毁灭谁就给谁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疯狂。但他欣赏着这个例子中的苦涩滋味，就好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内行艺术鉴赏家一样。眼前的这两个男人合作得很好，因为他俩似乎都觉得，凭着一个蛮横的理念，加上极端的怀疑主义精神，就能让一个人在政治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

何塞先生跟着那只多毛的大手离开了。德科德跟在何塞先生的表兄后面。空荡荡的大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吸烟者吐出的蓝色烟雾，烟雾中还留下一个访客。他眼神昏沉，圆圆的脸，下垂的胡须，是个从埃斯梅拉达来此地做牛皮生意的。他是与几个苦力沿着海边的一条路来到苏拉科的。他非常在乎这次行程，主要是为了见一见圣托梅矿的矿长，希望在出口牛皮的业务中获得帮助。既然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所以他希望扩大业务。他重复了好几遍说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他说的西班牙语很蹩脚，速度很快，就好像说绕口令。一个普通人能在这个国家做点小生意，甚至还想扩大业务量——安全地扩大。能行吗？他似乎在乞求查尔斯·古尔德给予肯定的答复，只需要低声表示同意就行，甚至点一点头也行。

他得不到任何回答。他越来越害怕。他停住嘴里的话，左看看，右看看；最后，不情愿地放弃了。然后，他谈起自己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危险。赫尔南德斯这个大胆的盗贼，已经离开了原来神出鬼没的地盘，穿越了苏拉科大草原，大家都认为他就潜伏在了沿海山脉的峡谷中。昨天，在距离苏拉科还有几小时的路程时，这位皮革商人和侍从在路上看到了三个可疑的骑着马的男子。其中有两个人立即骑马消失在左手边那条浅浅的小溪中了。“我们停下了脚步，”那个埃斯梅拉达商人继续说，“我躲进一个小树丛背后。但我的侍从不愿前去看个究竟。我们发现他们中的第三个似乎在等我们过去。不用躲了。我们被发现了。于是我们缓慢地骑马上前，浑身战栗。那人让我们过去——他骑着一匹灰马，帽子压低到眼睛——没有打一句招呼；但我们能听到他骑马跟在我们背后。我们转过身，但没有能吓住他。他骑马快跑过来，用脚尖碰了碰我的脚，向我要一根香烟，然后报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他似乎没有带武器，但他拿火柴时，我看到他腰间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我吓得发抖。卡洛斯先生，他胡须很可怕，他不让我们走，我们不敢动。他抽了几口我给他的香烟，让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说，‘先生，也许让我骑马跟在你们背后比较好。你们现在离苏拉科不远了。愿上帝伴你同行。’我们能说不吗？我们继续走。我们没有抵抗，他可能就是赫尔南德斯本人；我的侍从曾经多次从海上去苏拉科，他向我保证说，此人就是搬运工的监工。那天晚上，我看到此人在广场角落里与一个女孩交谈，是个混血女孩，她站在马镫旁边，手摸着那匹灰马的鬃毛。”

“赫希先生，我向你保证，”查尔斯·古尔德低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危险的。”

“先生，也许是吧，但我是发着抖来的。他是我看到的最可怕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轮船公司的雇员与强盗有来往——先生，他俩相差无几；那个骑马的人就是个强盗——在僻静处，他就跟强盗一样！管我要一支香烟没有什么，但如果他管我要钱包又当如何？”

“不会的，不会的，赫希先生，”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并把视线从那张圆脸上移开，而那圆脸汉子像小孩一样噘着嘴。“如果你遇到的是搬运工监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你肯定很安全。”

“谢谢你。你太好了。那是个样子可怕的人，卡洛斯先生。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向我要烟抽。如果我当时没有香烟，那会怎样？我现在仍然害怕得发抖。他与强盗偷偷摸摸地有何贵干？”

但查尔斯·古尔德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放在了别处，没有再做表示，也没有再说话。古尔德采矿权深不可测，在古尔德的脸上都留下了阴影。沉默是不幸的，因为让人痛苦；但苏拉科之王为维持其沉默寡言的威力已经说了足够多的话。他的沉默与说话结合在一起，展示出语言的真正意义，表达出认同、怀疑、反对——甚至是简单的评论。比如，有时他似乎在说，“请再想一想”；再比如，“请继续”，或点头表示，“我知道了”，用于结束半个小时的耐心听话，其作用与语言是一样的，与他谈话的人必须学会适应，因为他背后是伟大的圣托梅矿，它是物质利益的门面，这个门面是如此的强大，完全不依赖于这个庞大的欧洲殖民省份中任何人的良好意愿——那可是花10倍的贿赂也买不来的善意。但那个埃斯梅拉达来的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焦急地想出口皮革，查尔斯·古尔德的沉默意味着拒绝。现在显然不是小商贩扩大业务的时机。他诅咒整个国家、所有的居民、里比热的党派、蒙泰罗的党派；他的眼眶中开始涌出眼泪，因为他想到有无穷张牛皮将会在梦幻般的大草原上被浪费掉，而大草原上的每一棵棕榈远看就好像大海里的帆船，静止的森林就好像是漂浮在草的波浪上的岛屿。在大草原上会有牛皮腐烂掉，没有人能从中获利——只要哪里有人急着被叫去闹革命，那里肯定就会有牛皮腐烂掉。赫希先生是个讲究实际的商人，他彻底地反对这样的愚蠢。然而，他怀着尊敬和惊恐的心情就要离开宏伟的圣托梅矿了，离开这个矿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古尔德。他止不住地低声说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这句话好像是从他那痛苦的内心中拧出来的。

“这是一件大大的傻事，卡洛斯先生，所有这一切。汉堡的牛皮价格要高涨——很高很高。当然，里比热政府将会破坏这一切——当价格高涨之后。另一方面……”

他叹了口气。

“是的，另一方面。”查尔斯·古尔德高深莫测地重复了一遍。

对面的人耸了耸肩。但他还不想走。他还有一件事想提一提，如果主人允许的话。他说，他在汉堡有几个朋友（他提及了公司的名字）很想做炸药的生意，即为圣托梅矿提供炸药，日后还能为其他矿山提供——这个埃斯梅拉达的小男人很想扩大这个业务。但查尔斯打断了他的话。似乎矿长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

“赫希先生，”他说，“我在山上储备的炸药足够炸毁整座峡谷的”——他又提高了点声音——“如果我愿意，我能把半个苏拉科炸上天。”

查尔斯·古尔德看着那皮革商人被惊呆的圆眼睛微笑了，商人低声急速说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商人起身要走了，因为他在拥有如此多炸药的矿长这里根本找不到生意。他受尽了马背上的煎熬，还落入赫尔南德斯这个强盗的手中，如此这一切都白费了。皮革和炸药生意都没有做成——这位敬业的以色列人看上去垂头丧气。在门口，他向总工程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到楼梯口，他突然停下了脚步，用短粗的手指捂住了嘴，好像想到了什么令他吃惊的念头。

“他存储这么多炸药干吗？”他低声说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情况？”

总工程师站在空荡荡的客厅的门口，看到客厅里原先高昂的政治热情已经荡然无存。他亲密地向客厅的主人点头打招呼，这位客厅的主人如今好像一座灯塔，伫立在一堆如同死鱼一般的家具中间。

“晚安，我要走了。楼下有我的脚踏车。如果铁路工人缺少炸药，如今他们知道去哪里去找了。我们已经挖掘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炸出一条通路。”

“别来向我要，”查尔斯·古尔德用异常平静的口吻说，“我不会给别人一盎司炸药。即使我有个兄弟，而且他是一条世界上最有前途的铁路的总工程师，我也不会给他一盎司。”

“这是什么意思？”总工程师镇定地问，“不友好？”

“不是，”查尔斯·古尔德麻木地说，“这是政策。”

“我认为这太极端了。”总工程师在门口评论道。

“这样说恰当吗？”查尔斯·古尔德站在客厅中央说。

“我想说，你是极端的极端，”总工程师解释道，心情很快乐。

“是的，”查尔斯缓慢地说，“古尔德矿深深地躲藏在这个国家这个省的深处，深深地藏在峡谷里，只有炸药才使之改变位置。把它炸掉是我的选择。我的最后一张牌。”

总工程师低声地吹着口哨。“真是个好计划，”他略加判断后说，“你告诉霍尔罗伊德你握有的这张王牌了吗？”

“这种牌只能在游戏就要结束的那一刻才能丢下去。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称之为……”

“武器。”这位铁路总工程师建议道。

“不。你也许应该称之为一种论点，”查尔斯·古尔德轻声地纠正道，“我就是这么告诉霍尔罗伊德的。”

“他怎么说？”工程师问道，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趣。

“他……”查尔斯·古尔德稍微停顿了一下后说，“他说要坚持到底，要相信上帝。我觉得他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但后来……”这位圣托梅矿的矿长继续说，“但后来，他态度显得非常疏远，你知道，就像人们在这个国家说的那样，上帝高高在上。”

总工程师被逗乐了，他的笑声渐渐消失在楼梯口。在楼梯口的那个浅浅的壁龛里，圣母抱着圣子似乎正在注视着总工程师的摇摇晃晃的背影。

[1]　译注：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最初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人

第六章

一片寂静笼罩着古尔德家的房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沿着走廊来到自己的房间前，打开房门，发现妻子坐在一张大扶手椅子上——这是他吸烟时常坐的椅子——她正看着自己的小脚尖，思考着什么。他走进屋子，但她连眼都没有抬一抬。

“累了？”查尔斯·古尔德问道。

“有点，”古尔德夫人说，依然没有抬头看看，但又说了一句对刚才会议的感受，“如此不切实际真可怕。”

在一个摆满了纸张的长桌子上，放着一条猎鞭和一对马刺，查尔斯·古尔德在桌子前坐了下来，看着妻子说：“下午海边的热浪和尘土一定很厉害。”他同情地咕哝道：“海面的反光一定令人厌恶。”

“我可以闭眼不看海面的反光，”古尔德夫人说，“但亲爱的查理，我无法闭眼不看我们的处境，不看眼前这可怕的一切……”

她抬眼看着丈夫的脸，那脸上刚才还有的同情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任何感情样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点情况？”她悲叹道。

“我觉得你从开始就很了解我，”查尔斯·古尔德缓慢地说，“我认为我们在很久前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如今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有几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做过这些事；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我当初就认为没有回头路可走。如今我们甚至无法停滞不前。”

“哈，谁知道你想走多远。”他的妻子说道。她虽然内心在战栗，但语调几乎是顽皮的。

“想走多远，就走多远。”他用一种无所谓的口吻回答道。这使得古尔德夫人再次努力抑制自己的战栗。

她站起来，优雅地微笑着，在她浓厚的头发和长袍的映衬下，她的身材显得更加娇小。

“但总能夺取胜利。”她用令人信服的口吻说。

查尔斯·古尔德用湛蓝的眼睛注视着她，毫不犹豫地说——

“唉，没有其他可能性。”

他让自己的语调充满了自信。尽管如此，话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了。

古尔德夫人的嘴角上一直留着那缕微笑。她咕哝道——

“我要走了；我头有点疼。天确实热，还飞扬着尘土——我猜你会在天亮前赶回矿山去？”

“在午夜，”查尔斯·古尔德说，“我们明天要运一部分银锭出山。这件事完了后，我要陪你三天。”

“哈，你要去护送银锭。明早5点钟，我要站在阳台上看你从楼下通过。那么明天见吧。”

查尔斯·古尔德快速绕过桌子，弯下腰身，拿起她的双手靠在自己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在他还没有挺直身子的时候，她抽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面颊，就好像他是个小男孩一样。

“快去睡几个小时的觉。”她咕哝道，看了看屋子另一边摆放着的吊床。她的长袍在红砖地上轻柔地划过，发出嗖嗖的响声。到了门口，她转过身来。

屋里有两盏大灯，罩着未磨光的玻璃灯罩，使屋里的一切都沐浴在充沛的柔和光线里：四堵白墙、放置武器的玻璃柜、亨利·古尔德那把摆放在法兰绒方巾上的马刀、圣托梅峡谷的水粉画。最后，古尔德夫人把视线停留在水粉画的黑色木框上，她叹了一口气说——

“啊，查理，也许我们应该抛弃这一切！”

“不行，”查尔斯·古尔德激动地说，“根本无法抛弃这一切。”

“或许真的是无法抛弃这一切。”古尔德夫人用缓慢的语速说出了心里话。她的嘴唇微微颤抖，但仍然表现出非常自信的样子。“我们惊动了躲在天堂里的好多条蛇。查理，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记得，”查尔斯·古尔德说，“帕皮先生管那峡谷叫作蛇的天堂。毫无疑问，我们惊动了大量的蛇。不过，亲爱的，你应该记得，这样做可不是现在的决定。”他对着大白墙上挂着的那一小幅水粉画挥了挥手。“这里不再是蛇的天堂。我们把人类带了进去。我们无法转身逃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生活。”

他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妻子，而古尔德夫人则做了一个表示勇敢的姿势回应他，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与明亮的屋子不同，走廊里光线很暗，沿着走廊栏杆摆放的植物茎和叶给人一种像森林一样神秘的宁静感。几间接待室的房门都是大开着，几道阳光从这几道房门中透射出来，照在盛开的白丁香、红丁香、浅丁香上，这些花朵在阳光下显得极为生动；古尔德夫人从这些花朵旁边走过，她的体态在这片有阳光照射的花草地带显得十分活泼生动。在走过客厅门口的时候，她用手摸了摸前额，她戴在手指上的钻石戒指在客厅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谁在那里？”她吃惊地问，“巴西利奥，是你吗？”她上前去查看，发现是马丁·德科德在那里徘徊，好像丢了什么东西，正在椅子和桌子之间寻找。

“安东尼娅把扇子丢在这里了，”德科德以一种奇怪的心不在焉的态度说，“所以，我进来找一找。”

话音刚落，他马上就不再找扇子了，直接走向古尔德夫人，而她正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

“夫人。”他用很低的声音开口了。

“怎么了，马丁先生？”古尔德夫人问道。然后，她又微笑着说，“我今天有点紧张。”仿佛她想解释她为什么要急于问那个问题。

“目前没有危险，”德科德说，此刻他激动得难以抑制自己。“求你别发愁了。你千万不能让自己发愁。”

古尔德夫人那双坦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上挂着笑容，用一只戴着珠宝的小手扶着门，借以保持身体的稳定。

“你看上去很忧虑，也许你自己都知道，你的样子出乎人的意料……”

“我？很忧虑？”他表示反对，样子不仅烦恼，还很吃惊。“请你放心，我一点忧虑都没有。扇子丢了；肯定能找到。但我觉得不在这里。我是在找扇子。我不知道安东尼娅为什么会丢扇子——啊！阿米戈，你找到了吗？”

“没有，先生，”巴西利奥在古尔德夫人的背后说，他是古尔德家的总管。“我觉得小姐没有把扇子留在这栋房子里。”

“去到院子里找找。快去，我的朋友；看看台阶上有没有，再看看门口；翻开每一块石板看看。一直找下去，直到我回来……那家伙”——他用英语对古尔德夫人说——“那家伙总是光着脚，偷偷溜到人背后。是我让他去找扇子的，因为我突然回来，必须给他一个理由。”

他停顿了一下，趁着他的停顿，古尔德夫人和善地说：“我家随时欢迎你来。”她也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但我想知道你回来的原因。”

德科德突然假装冷淡起来。

“我不想被人偷窥。啊，你问原因？是的，我有原因；除了安东尼娅丢了心爱的扇子之外，我确实另有原因。看着何塞先生和安东尼娅进屋后，我便走路回家，路上遇到骑马的搬运工监工，我俩聊了几句。”

“维奥拉家出事了吗？”古尔德夫人问道。

“维奥拉？你是说那个给铁路工程师提供住宿的老乔治奥吗？他没有出事。监工没有说他们家的事；他告诉我一件事，电报公司的报务员连帽子都没有戴正就到广场上找我。从内陆来消息了，古尔德夫人。我认为应该说是谣传，而不是消息。”

“好消息？”古尔德夫人低声地问道。

“我认为毫无价值。但如果要我说，应该算是个坏消息。在斯特玛尔塔附近爆发的战役打了足有两天，里比热的军队被打败了。这应该是几天前的事了，也许都有一周了。消息传到了凯塔，那里有个报务员把消息传给了这里的同事。我们应该让巴里奥斯留在苏拉科。”

“如今该做什么？”古尔德夫人低声问。

“没有什么可做的。他和部队都在海上。几天后，等他抵达了凯塔，他会知道这个消息的。他听到消息后会怎样做？没有人知道。坚守凯塔?向蒙泰罗投降？解散他的部队——这最有可能，他会乘坐OSN公司的轮船去北美或南美——瓦尔帕莱索或旧金山，无所谓去哪里，只要逃走就行。我们的巴里奥斯是打回手反击的高手，这能在政治游戏中得高分。”

德科德与古尔德夫人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好像是在试探似的又说道：“如果巴里奥斯和他手下的2000条好枪不离开这里，我们是能有所作为的。”

“蒙泰罗胜利了，彻底胜利了！”古尔德夫人叹了一口气，用不相信的口吻说道。

“也许是个谣言。现在谣言这种怪鸟到处胡乱栖身。但如果是真的如何？好吧，就让我做最坏的打算，让我们假定这是真的。”

“一切都完了。”古尔德夫人说道，她在绝望中透露出一股镇定。

突然，她似乎受到了神的启示，她似乎在德科德故意假装出的粗心大意后面看到他的巨大兴奋。这显然可以从他大胆的凝视中看出来，从他的那片半鲁莽、半轻蔑的嘴唇上看出来。这个科斯塔瓦那的流浪汉，用一句法语做了回答，好像法语是此时唯一有力的语言——

“不，夫人。一切都会好起来。”

古尔德夫人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摆脱了刚才麻木的状态，她愉快地说——

“你想干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德科德变得不那么兴奋了，因为他又开始说嘲讽的话了。

“科斯塔瓦那人能做什么呢？当然是革命。古尔德夫人，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无论考比兰神父如何说我，我都是这个国家忠诚的儿子。我并非是个毫无信仰的人，其实我有自己的信念、建议、期望。”

“是的。”古尔德夫人怀疑地说。

“你似乎不相信我，”德科德再次用法语说，“你不相信我有热情。”

古尔德夫人听了这话，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她其实早就彻底地理解德科德，根本不需要他补充说明什么。尽管如此，德科德仍然低声说道——

“为了安东尼娅，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我为她甘愿承担任何责任；我为她甘愿冒任何危险。”

德科德似乎变得更加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你难道不信我爱这个国家……”

她挥了挥胳膊，表示不想听任何人再谈爱国的动机。

“再给苏拉科一次新的革命，”德科德用充满力量的男低音继续说，“古尔德夫人，我们要在这里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这里就是这个伟大理想的发祥地。”

她皱着眉，咬着下嘴唇，从门口向前走了一步，像是在想着什么。

“你不会对你丈夫去说吧？”德科德焦虑地想引发她的兴趣。

“难道你不需要他的帮助？”

“毫无疑问，”德科德马上给予认同，“一切有赖于圣托梅矿，但我倒是认为最好不让他知道……最好不让他知道我的愿望。”

古尔德夫人的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德科德走近她小声地做了解释——

“你没有看出来吗？他是个大空想家。”

古尔德夫人的脸变得粉红，但双眼变得暗淡起来。

“查理是个空想家！”她好像是在对自己说，样子显得很怪异。“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错，”德科德退让了一步说道，“看到圣托梅矿，或许任何人都惊奇地说这是南美的伟大成就。但即便如此，他也把这个成就理想化了……”他停顿了一下后接着说，“古尔德夫人，你知道他是怎样把圣托梅矿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理想化的吗？你知道吗？”

德科德应该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期待获得的效果产生了。古尔德夫人本想发火，但又把火给压下去了，转而突然发出一种很低沉的声音，像是一种呻吟。

“你知道什么呢？”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德科德坚定地说，“但他是个英国人，这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噢，那能说明什么？”古尔德夫人问道。

“不把自己每一种朴素的感情、欲望、成就转化为理想，他就不能行动或生存。他不编造点故事，就不信自己的动机。他总是觉得世界不够好，这点我最担心。你能原谅我的坦率吗？不过，无论你是否原谅我，目前有害的是被你们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多情症。如今，我恐怕不能认真地对待他对局势的看法——如果你让我说实话，也包括你对局势的看法。”

受到这样的冒犯，古尔德夫人竟然没有显示任何不快。“我不知道安东尼娅是否能完全理解你？”

“理解？噢，她能理解。但我不能肯定她会同意我。但这不重要。古尔德夫人，我是因为诚实才告诉你这些话的。”

“你显然是想搞分裂。”她说。

“我当然要分裂，”马丁郑重地说，“我想把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与其他混乱的省份分隔开来。但我真正的想法，或者说我最在意的想法，是不与安东尼娅分开。”

“这就是你的全部想法？”古尔德夫人问道，似乎没有要批评他的意思。

“是全部。我不想欺骗我的动机。既然安东尼娅不会为我离开苏拉科，我就要苏拉科离开这个国家。再清楚不过了。我喜欢一清二楚。由于我离不开安东尼娅，那么科斯塔瓦那就必须与其西部的省份分离。幸运的是这个方案是合理的。这块最富饶的土地从此可以摆脱无政府状态。我个人其实不太在乎；但如果蒙泰罗建立起政权，我就死定了。我看了一些他们打算宽恕的人的名单，我和另外几个人不在其中。那兄弟俩恨我，古尔德夫人，这点你是知道的。请注意，那谣言说他们取得了胜利。你说这可能是真的，我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古尔德夫人轻声咕哝了几句表示抗议。德科德停顿了一下，同时用阴郁且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她。

“哈，但我会走的，古尔德夫人。我要走，因为这是我目前唯一的欲望。我有勇气这样说，并且有勇气这样做。但女人们，或者说我们的女人们，都是空想家。安东尼娅不想走。这是一种新式的虚荣。”

“你称这是虚荣？”古尔德夫人用震惊的语气说道。

“说是骄傲也行。按照考比兰神父的说法，这是一种精神罪恶。但我不骄傲。我很想逃走。同时我想生活。死人没有爱情。所以，苏拉科必须不能向获胜的蒙泰罗低头。”

“你认为我丈夫会支持你？”

“我认为可以把他拖进来。所有理想主义者到最后全是感情用事。但我不想同他交谈。事实还不足以唤起他的感情。最好是让他自己去感受。坦率地说，我目前可能无法对他的动机给予足够尊重，也许也包括你的，古尔德夫人。”

很显然，古尔德夫人不想被激怒。她只是淡淡地一笑，似乎觉得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她根据对安东尼娅这桩本公开的私事的判断，安东尼娅理解这个年轻人。显然，他的计划，或者说他的想法，确有可能带来安全。无论对错，想法本身伤害不到人。此外，那个谣言很可能是假的。

“可见你有了一个计划。”她说。

“我的计划很简单。巴里奥斯已经出发了，就让他去吧；他能守住凯塔，那地方是从海上来苏拉科的门户。敌人不可能派遣大部队翻越高山峻岭。即使有敌人翻山过来，也对付不了赫尔南德斯那一帮人。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要组织起抵抗力量。为此，赫尔南德斯这个人就有用了。他当强盗时打败过军队；如果我们任命他做上校或将军，他能为我们打败敌人。古尔德夫人，你很了解这个国家，我的计划不应该使你感到震惊。我听说你曾大胆地说，这个强盗是残忍、不公、愚蠢、压榨的活生生的典型，这样的典型不仅毁坏人的心灵，还毁坏国家的福祉。不过，这个人在政治上能做出像诗歌一样的回报，把那个曾经将一个诚实的牧场工人逼成大罪犯的罪恶砸得粉碎。这样的回报不是很妙吗？”

此时德科德已经操着精准的英语说话了，只是发音中有许多“z”音节。

“想一想你建立的医院、学校，想一想受你关照的那些身处困境中的母亲、衰弱的老人，想一想那些被你和你丈夫带到怪石林立的圣托梅峡谷中的人群。在良心上你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负责吗？难道不值得再做一次努力去拯救他们吗？实际上，情况并非绝对没有希望。”

说到最后，德科德举起了一只手臂，似乎暗示要消灭敌人；古尔德夫人害怕地扭过头去不看。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对我丈夫讲？”她眼睛避开德科德问道。德科德却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话产生的效果。

“哈！可卡洛斯先生太英国化了……”他开口说道。古尔德夫人打断了他——

“不要再这样说了，马丁先生。他是个科斯塔瓦那人——不，他比你更像科斯塔瓦那人。”

“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德科德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语气亲和、顺从。“从你们令人吃惊的举动上看，我就知道你们是感情用事的人。由于一些不可预知的命运的安排，所以我来苏拉科做这件毫无成就可言的事情。我不在乎，因为我不感情用事，我无法给自己的欲望披上挂满珠宝的丝绸长袍。对我来说，生活不是从童话中推演出来的浪漫的道德故事。古尔德夫人，我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我不害怕自己的动机。我请你原谅我的过分的言辞。我要说的是我一直在观察他，但我不想告诉你我的发现……”

“你没有必要说。”古尔德夫人低声说道，再次把脸转向一旁。

“是。不过，有一件事要说明，你丈夫不喜欢我。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在如今的环境下，却变得异常荒谬般的重要。这既荒谬又重要；因为我的计划显然需要钱，”他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像煞有介事地补充说，“我们必须对付两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

“我不理解你说的，马丁先生，”古尔德夫人冷淡地说，依然维持着低调。“就算我理解你，谁是那另外的一个人？”

“当然是旧金山那位伟大的霍尔罗伊德，”德科德小声地说，“我认为你能很好地理解我。女人都是空想家；但她们都有很强的洞察力。”

德科德的这番既贬低又恭维的话，古尔德夫人似乎并没有加以注意，反而是霍尔罗伊德的名字让她的语调中增添了一份焦虑。

“运送银锭的队伍明天就要抵达港口了；这是六个月的心血，马丁先生！”她惊慌地大叫道。

“那就让运银锭的队伍来。”德科德的嘴几乎贴到她的耳朵上，态度诚恳地说道。

“如果谣言成真，这座城市会陷入动乱。”古尔德夫人反驳说。

德科德承认这有可能。他很了解那些城市小青年的特征：郁闷、喜欢偷东西、热衷报复、嗜好流血打斗，这些突出的特征都是他们从苏拉科大草原上他们的兄弟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他总是喜欢给具体事件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银锭必须源源不断地运往北美，这才能换回从霍尔罗伊德的大厦流出的金融支援。在山顶上的矿山库房里，银锭没有什么用途，还不如铅值钱，因为铅能做出子弹。将银锭运送到港口区，准备装船。

为了拯救能产生大量财富的圣托梅矿，我们让下一班去北美的轮船把银锭运走。此外，谣言可能是假的，他评论道，语气虽然匆忙但很坚定。

“此外，夫人，”德科德总结说，“我们能在好几天的时间里保守秘密。我与中央广场的报务员聊了聊；我敢肯定没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天上连飞鸟都没有。我还有事情要告诉你。我和那个叫诺斯特罗莫的人交上了朋友。今晚我们聊了几句，当时他骑马出城，我正好走到他的马旁边。他向我做出承诺，无论发生什么性质的骚乱——即使是最政治性的——他也将率领搬运工站在欧洲人这一边。你必须承认，他的搬运工是一群很重要的人。”

“他向你做了那样的承诺了？”古尔德夫人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能让他做出那样的承诺呢？”

“我确实不知道原因，”德科德郑重地说，语调有点奇怪。“他肯定做出了承诺，但你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出来。他像往常那样草率，他如此草率是因为他过去仅是个小水手。我认为他一直在故作姿态。”

德科德停顿了一下，好奇地看着古尔德夫人。

“总之，”他继续说，“我认为他想捞点好处。你不能忘记一点，他不冒一定的风险、不花大本钱根本指挥不动社会低层人士。像名望这种东西，必须有人为之破费。有一次在一家墨西哥人开的小客栈里跳舞，他告诉我他来此地就是为了赚大钱。我认为他把名望看作一笔投资。”

“也许他喜欢名望有他自己的理由，”古尔德夫人说道，态度好像是在驳斥不正确的诽谤。“老维奥拉与他一起生活了两年，说他是个正直的人。”

“哈！古尔德夫人，他只不过是港口里受你们保护的人之一。不错。米切尔船长说他是个奇妙的人。我听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说他有能力、大胆、忠诚。他的好处几乎说不完。哈！正直！这确实是苏拉科搬运工监工的荣誉。正直！很好，但太虚了。不过，我认为他也是个聪明人。我跟他谈论过那个明智的实用方案。”

“我认为他是不会感兴趣的，这样他才是可以信赖的。”古尔德夫人用最简洁的语言说道，她是在凭借自己的天性做假设。

“好吧，那就意味着银锭更加安全。让银锭运到港口区，夫人。让银锭运过来，这样我们就有资本了。”

古尔德夫人顺着走廊的方向向丈夫的房间张望。德科德看着她，仿佛他的命运在她的手中握着一样。他发现她用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点头同意了。他微笑地鞠了一躬，把手伸入胸前的口袋中，拿出一把捆绑在檀香木叶子上的羽毛扇。“我把扇子放在衣袋里了，”他低声咕哝道，面带得意之色，“这是个很可信的借口。”他又鞠了一躬，“夫人，晚安。”

古尔德夫人沿着走廊走着，离丈夫的房间越来越远。圣托梅矿让她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她害怕这座矿山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惊恐地看着这座矿山，因为它已经变成一座偶像。如今这座偶像又变成了恐怖的沉重负担。她似乎感到，自己早期的热情已经被恶魔变成一堵银砖墙，把自己和丈夫分离开来。他似乎被贵重的金属包围着，自己和学校、医院、有病的母亲、衰弱的老人被排斥在那堵墙之外。自己的早期热情已经几乎看不见踪迹。“这些可怜的人”，她自言自语道。

她听到马丁·德科德在楼下院子里大声说：

“我找到安东尼娅小姐的扇子了，巴西利奥。看，扇子在这里。”

第七章

根据德科德所谓的明智的唯物主义中的一条原则，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存在友谊的可能性。

虽然他坚持这是一条绝对的原则，却允许有个例外。兄妹之间可以有友谊，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能坦率无保留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关系；在这种思想交流中，人把自己内心最深层中的全部真挚感情生活都用来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深刻同情。

马丁·德科德有个心爱的妹妹，很漂亮，有点任性，不仅是个意志坚强的天使，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住在巴黎一栋豪宅的首层公寓房中。德科德总是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她，德科德的秘密不仅包括自己的思想、行动、目标、疑虑，甚至还包括失败。

“告诉我们在巴黎的小社交圈子，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南美共和国。不就是一个共和国，多一个，少一个，有何关系？世界上的共和国就像是腐烂社会的温床中蕴育出的邪恶花朵；但蕴育这个共和国的种子却是来自你哥哥的头脑，这就足以获得你衷心的认同。我是在一根蜡烛的光亮下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地方像一间小客栈，距离港口很近，开客栈的是个意大利人，叫维奥拉，古尔德夫人对他很是关照。就我所知，这栋房子是300年前一位从事捕捞珍珠业的西班牙征服者建造的，目前这栋房子里十分寂静。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平原地带，也很寂静；虽然宁静，但不像这栋房子里这样黑暗，执勤的意大利工人在房子周围燃起了篝火。昨天这个地方可不这样寂静，因为爆发了一次可怕的骚乱——平民突然暴动了，直到今天傍晚才平息下来。骚乱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抢劫，但被打败了，这你也许已经从旧金山和纽约昨晚发出的海底电报中看到了。你可能已经看到，由于建造铁路的欧洲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才使这座城市免于破坏，而且你可能也相信了这条消息。这份电报是我写的。我们这里没有路透社记者。我还从俱乐部的窗户里向外面的暴民射击了，周围还有另外一些年轻人与我一起战斗。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宪法大道的畅通，以便让妇孺撤退，他们正在港口外的几艘大船上避难。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应该从那份电报中还看到了失踪总统里比热的消息，他在斯特玛尔塔战役之后就不见了，但如今突然在苏拉科冒出来了，当时正在进行巷战，他骑着一头瘸腿骡子走进了战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原来，他与一位名叫博尼法乔的赶骡人一起逃了出来，翻山越岭来到了苏拉科，虽然躲过了蒙泰罗的威胁，但走进了一群怒火冲天的武装暴徒中间。

“那位搬运工监工，就我曾经同你讲过的那个意大利水手，把总统救下来了，没让他不光彩地死掉。这个监工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无论何时有怪事需要处理，他都能亲临现场。

“早晨四点钟，他与我一起在《波文尼尔报》的办公室里，他这么早来，就是为了通知我即将到来的混乱，并向我保证他会让搬运工站在秩序这一边。天大亮后，我们一起监视那些在广场上示威和向政府大楼的窗户里投掷石块的步行者和骑马者。诺斯特罗莫（这里的人这样称呼他）指给我看骚乱人群中他布置下的搬运工。

“苏拉科的天亮得很晚，因为太阳要爬上山顶。那是个晴朗的早晨，黎明刚过，诺斯特罗莫监视着整个大广场，在大教堂那边街道的尽头，一群贱人正在辱骂一个骑马人，这个人显然处境困难。诺斯特罗莫立即对我说，‘那是个陌生人。那群人对他干什么？’他拿出在码头工作时常用的银质哨子（这家伙蔑视任何比银更加便宜的金属），吹了两声，这显然是事先与搬运工们商量好的信号。他马上跑了出去，那些搬运工都跑来集合在他身旁。我也跑了出去，但迟了一步，没有能跟着他们去救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此时已经从牲口上掉了下来。我立即就被视为令人憎恨的贵族而受到攻击。我被允许进入俱乐部，这使我很高兴。在俱乐部里，杰米·贝尔赫斯先生（大约三年前，他去过咱们在巴黎的家）塞到我手中一支猎枪。屋里的人已经开始从窗户向外射击了。在几张打开的牌桌上，累积起了一小堆弹药筒。我记得屋里有几把倾翻的椅子，几个骑士们在打牌，满地都是丢弃的纸牌和到处滚动的酒瓶。他们会突然停止打牌，站起来向暴民开枪。由于预计到会有类似的战斗，大多数年轻人整夜都待在俱乐部里。储物柜上有两个枝状大烛台，蜡烛都烧到了蜡烛槽。当我走进屋里的时候，有一个大铁螺丝帽，可能是从铁路上偷来的，从窗户飞进来，打碎了墙上的一面大镜子。我看到有个俱乐部服务员被用窗帘捆住了手和脚，丢在角落里。我隐约记得杰米先生匆忙告诉我，此人企图在午餐的食物中下毒，但被发现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一刻不停地尖叫，请求怜悯，但没有人想到要塞住他的嘴。由于他的叫声太过令人烦躁，我甚至想亲自去塞住他的嘴。但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小事。我占据了一个窗户，开始射击。

“我到了下午才知道，诺斯特罗莫带着搬运工以及几个意大利工人成功打败了那些喝醉的流氓。任何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那个家伙都有办法对付。恢复平静后，我对他说了这番话。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非常不高兴地说，‘先生，我能获得多少回报呢？’这下我明白了，或许这个人的虚荣已经开始厌倦普通人对他的夸奖和上司对他的信任了！”

德科德暂停了写信，点燃了一根香烟，但脑子里仍然思考着写信的事。他吐了一个烟圈，那烟圈遇到信纸后似乎又被弹了回来。他再次拿起铅笔写信。

“这话是他昨晚在广场上对我说的，当时他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双手夹在两膝中间，抓着他那匹著名的银灰色母马的缰绳。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他率领他的搬运工集体打得很漂亮。他此时看上去很疲惫。我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如何。恐怕很脏。但我觉得心里很高兴。自从潜逃的总统被安排到了“密涅瓦”号轮船上后，暴乱的势头便开始衰落了。他们不仅被赶出了港口，还被赶出了城市比较好的街区，最后被赶入他们自己的破烂村庄。你需要知道这次骚乱有个不容怀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去劫掠保存在海关大厦地下室中圣托梅矿的银锭（还包括劫掠富人），但有一件事使之披上政治色彩。两个省议会代表加马乔先生、富恩特斯先生，他俩均来自波松，站到了骚乱人群的前头——这是下午发生的事，他俩确实来了，当时暴民劫掠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俩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喊‘解放万岁！打倒封建主义（我不知道他们的封建主义是什么？）！打倒哥特人和醉鬼！’我真不知道这两位议员在做什么。他俩是很谨慎的绅士。在议会里，他俩自称是中间派，沉醉于博爱的思考中，反对一切积极的提案。蒙泰罗胜利的谣言刚传到他俩耳朵里，他俩便立即停止了思考，开始在主席论坛上对可怜的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发动厚颜无耻的挑衅，那位可怜的老人只能茫然地捋胡须，摇晃主席的铃铛。当有可能消息证实里比热确实垮台后，他俩兴奋得就如同自由主义者，协调一致得就像连体兄弟，变成了骚乱的实际指挥者，为蒙泰罗摇旗呐喊。

“昨晚八点他们采取了一项新行动，组织起了蒙泰罗分子委员会，据我了解，他们是在一位退休的墨西哥斗牛士开办的小客栈里召开的会议，这位墨西哥斗牛士也是个很厉害的政客，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们向我们发了一份通知，我们当时在阿马利亚俱乐部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邀请我们达成省内停火协议。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理想是高贵的，不应该被保守派的过度自私自利所玷污！’我走出俱乐部，来到大教堂的台阶上，坐在诺斯特罗莫旁边，俱乐部里其他人则忙着在大厅里讨论如何回复的问题，此时的大厅的地板上到处是弹药筒、好多碎玻璃、血迹、烛台、垃圾。但他们都是在胡扯。城市里的人，除了铁路工人，谁也没有真正的力量，那些铁路工人占据了广场一边被拆除了的破房子，这些房子是铁路公司为建设火车站买下的。另一方面，诺斯特罗莫的搬运工都睡在安扎尼街的那些商店的屋檐下。有人从政府大楼里搬出破家具放在广场上燃烧，那些家具大部分是镀金的，火苗都高过了查尔斯四世的雕像。在那雕像底座的台阶上，躺着一个死人，双臂大张，脸上盖着他的墨西哥宽边帽——这可能是他的朋友给他的关照。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林荫大道旁的树枝，旁边的一条小路也被照亮了，这条小路上堆满了牛车和牛的尸体。一个蒙面暴徒坐在一个牲口的死尸上抽烟。你知道，这就是停火。除了我俩之外，整个广场上还有另一个人在活动，他是个搬运工，手拿着长刀，为那些在拱廊里睡觉的战友站岗。在这个漆黑的城镇夜晚里，唯一有光亮的就是坐落在大街转弯处的俱乐部的窗户。”

写到这里，马丁·德科德，这位巴黎来的花花公子，站了起来，走过“统一意大利”咖啡馆的满地是沙子的地板。这间咖啡馆是乔治奥·维奥拉那老头开办的，他是意大利革命者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在烛光下，墙上挂着的那位有信仰的英雄的版画，似乎正在凝视着这个毫无信仰、只相信自己感觉的男人。望着窗外，德科德的视线遇到了一片无法穿越的黑暗，他看不见远山，看不见城镇，看不见港口附近的建筑；四处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仿佛海湾里的阴暗从海上已经蔓延到了陆地上，把陆地变得既哑又瞎。这时，德科德感到地板在微微颤抖，远处有铁器的叮当声。黑暗中，一道白光出现了，越来越大，并发出打雷般的噪音。这是把停靠在林康村铁路岔线上的车皮拖回铁路调度场保管。火车发出一阵沉闷的喧嚣声，就好像火车头的前灯神秘地搅和了身后的黑暗一样，当火车从房子背后通过时，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震动起来。火车上，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在最后一节平板货车厢上有个黑人，穿着白色的裤子，上身光着，手拿着一个燃烧着的火炬，晃动裸露的胳膊不停地在做着圆周运动。德科德一动没动。

他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背上挂着一件精致的巴黎产的外衣，里衬是珍珠灰色的丝绸。他走到桌子前，烛光照亮他那张肮脏的、伤痕累累的脸。他的红润的嘴唇被烤焦了，身上带着一股火药味。胡子楂上布满了尘土和锈迹。领口和袖口都是皱巴巴的；丝绸领带低垂在胸前就像一块破布；白白的前额上有一条油渍。他在过去的40个小时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洗过澡，仅匆忙地喝过点水。他处于极度疲惫之中，这说明他曾经进行过绝望的搏斗，干枯的眼睛中流露中缺少睡眠的呆滞。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自言自语，“我想吃点面包。”他迷惑地看了看自己，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笔继续写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他想到，世上没有别人比妹妹更理解他了。当生死存亡之际，即使在那些相信世界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不可知论者心里，也会不时地冒出想把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印象留给后人的念头，这些留下的感情印象能在他们死后像灯光一样照亮后人的行动，让后人在灯光的照耀下去调查被他们的死亡带走的真相。因此，德科德没有去找吃的东西，或睡一会儿觉，而是在他的大笔记本上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妹妹写信。

在这亲密的交往中，他无法赶走疲倦，他感到周身疲倦，这是他的身体能直接感受到的。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与妹妹讲话。他感到妹妹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写道，“我很饿。”

“我感到周围一片孤寂，”他接着说道，“难道这是因为我是唯一能在意志和希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进行思考的人吗？但孤独是很真实的。铁路工程师们都离开了客栈，已经离开两天了，因为有国家中央铁路公司的财产需要照看，这条铁路是科斯塔瓦那的一项大工程，就是要把财富放入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的口袋，只有上帝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受益。我周围的寂静预示着危险。在这间屋子的中间，有个类似二层的夹层，窗户很窄像射击孔，也许是为了防备野蛮人用的，那时的土著不穿政客们常穿的西装，他们大喊大叫，半裸着，手里拿着弓箭。这家的女主人正在等死，我相信，现在她肯定与丈夫在一起。房子里有一段窄楼梯，只需一个人就能抵御一群匪徒。在楼梯上面，我透过墙壁听见那老头去厨房取东西。老人的动作很轻，像老鼠爬墙的声音。仆人们在昨天就跑光了，还没有回来，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另外还有两个孩子，是女孩。她们的爸爸送她们下楼来了，躲在咖啡厅，也许是因为我在这里的缘故。她俩躲在角落里相互拥抱在一起；我也是在几分钟前才看到她俩的。我比刚才感到更孤独。”

德科德坐在椅子上，半转身问道：“这里有面包吗？”

琳达摇晃乌黑的头表示没有，长着金发的妹妹把头靠在她的胸前。

“你能为我弄点面包来吗？”德科德依然想要面包。孩子没有动，他看见她的大眼睛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动。“你害怕我吗？”他问道。

“不害怕，”琳达说，“我们不害怕你，因为你是与巴蒂斯塔一起来的。”

“你说的是诺斯特罗莫吗？”德科德说。

“这是英国人给他的名字，但这名字本不应该给人，连牲口也不应该给。”女孩说道，边说边抚摸着妹妹的头发。

“但他允许别人这样称呼他。”德科德评论道。

“在家里不能用这个名字。”那孩子反驳道。

“好吧，让我叫他监工先生吧。”

德科德不再坚持，又埋头写了一会儿信，然后再次转身。

“你们希望知道他何时回来吗？”他问。

“他带你来后，又骑马去城里找医生了，妈妈病了。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在路上很可能要挨枪子。”德科德虽是自言自语，但声音能听得见；琳达尖叫道——

“没有人敢开枪打巴蒂斯塔。”

“你真信？”德科德问道。

“我真信，”那孩子说，态度很坚决，“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勇敢到敢攻击巴蒂斯塔。”

“在树丛里开冷枪不需要多少勇气，”德科德自言自语地说。“很幸运，夜晚天很黑，否则很难保护矿山的银锭。”

他打开笔记本，向前翻看了几页，拿起铅笔继续写起来。

“截止到昨天，‘密涅瓦’号带着逃亡的总统离开了港口，骚乱人群也被赶出了市区的主要街道。我先把电报发了出去，好让有好奇心的世人知道这里的情况，然后我与诺斯特罗莫一起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件事很奇怪，我们报社与电报公司在同一栋建筑物中，那些暴徒把我的报纸丢得满地都是，但没有去动对面的电报设备。就在我和诺斯特罗莫谈话的时候，报务员伯恩哈特手里拿着一张纸从拱廊里走了出来。这个小男人挎着一把大刀，腰间挂满了左轮枪。他的样子很滑稽，但他是至今为止会敲电报发报机键的且身材矮小的德国人中最勇敢的。他收到一封从凯塔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巴里奥斯的部队刚进入港口，电报有个特别的结尾，‘部队热情极高。’我去喷泉处喝了点水，竟然有人躲在大街的树背后向我射击。我没有理会，继续喝我的水；如今巴里奥斯抵达了凯塔，雄伟的科迪勒拉山脉横亘在我们与打了胜仗的蒙泰罗的军队之间，尽管有加马乔先生和富恩特斯先生捣乱，我构想的新国家似乎已经在我手掌心里了。我准备去睡觉，当我走到古尔德家的时候，发现他家院子里挤满了躺在稻草上的伤员。篝火在燃烧着，这是个炎热的夜晚，在封闭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氯仿麻醉剂和鲜血的味道。在院子的一边，矿山的医生蒙汉姆正在给伤员包扎；在另一边，靠近楼梯口的地方，考比兰神父正跪着听马上就要死去的搬运工做忏悔。古尔德夫人在遍地伤员中穿梭着，一只手拿着一个大瓶子，另一只手拿着棉花。她看了看我，连眼也没有眨一下。她的女佣跟着她，手里也拿着一个瓶子，轻轻地哭泣着。”

“我忙活了好一会儿从水池取水给伤员喝。然后，我上了楼，看到几个苏拉科大家族的女主人，她们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许多，胳膊上缠着绷带。并非所有人都逃跑到轮船上。许多人躲在古尔德家避难。楼梯的平台处有个女孩，头发有一半都散乱了，面对墙跪着，面前就是圣母马利亚的神龛，圣母穿着蓝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镀金的皇冠。我认出她是洛佩斯家的大小姐；我看不到她的脸，仅记得她穿着一双小巧的法国式高跟鞋。她默不作声，一动不动，没有哭泣；她就是静静地待着，一身黑衣服，面对着一堵白墙，这是一种宁静的虔诚。我敢说，她不比那些带着绷带的面色苍白的妇人更惊慌。在楼梯顶上，有个人正在把布匹撕成小条——本地一个大富翁的年轻妻子。我给他鞠躬，她停下手中的活跟我打招呼，就如同她正在乘坐着马车在林荫大道上向我招手一样。我们国家的妇女，在革命中是值得一看的。她们脸上的胭脂和珠光粉虽脱落了，但随之而去的是她们自幼女时通过教育、传统、习俗养成的对待外部世界的不积极主动的态度。我想到你的脸，从孩提时代，你的脸上就洋溢着一股聪明劲儿，而不是那种只有在政治骚乱中才被撕扯下来的忍辱屈从的假面具。

“在楼上的大厅里，一小群知名人士正坐在一起，他们是省议会的残余。胡斯特·洛佩斯先生手持一支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他有一半的胡子都被滚烫的枪口烤焦了，枪里装满了子弹，愿老天保佑他别打中自己。他一会儿左看看，一会儿右看看，让人感觉他的那身大衣里包裹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蓄着胡须、表情严肃，另一个面容不整洁、面带恐惧之色。

“我刚一进门，他们都站起来大叫，‘德科德！马丁先生！’我问他们，‘你们在考虑些什么，先生们？’虽然何塞先生坐在桌子的首席，但这群人似乎群龙无首。他们一起说道，‘讨论如何保护生命和财产。’洛佩斯先生向我介绍说，‘要等新的官员到来。’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好是用表情严肃的那半边脸对着我。他的这番话，使我的建国思想成了落汤鸡。我听到耳朵里嗡嗡直响，屋里也似乎变暗了，充满了蒸汽。

“我像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子前面。‘你们正在商量投降的事。’我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张纸，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有何塞先生用手掩面，低声说道：‘绝不！绝不！’我看了看他，发现他看上去很虚弱、疲惫，我吹口气都能把他吹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他都无法生存。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承受不住太大的失望；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自己那本《五十年的错误统治》的遭遇？这本书已经在《波文尼尔报》上连载，印着这本书的报纸散落在广场上、漂浮在水沟中、被当作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的填充物、在风中飘、在烂泥中被人践踏。我看见港口的水面上到处都是他的书页。期望他能活下来是不合理的。那太残酷了。

“我向他们大叫道：‘你们知道投降对你们、女人、孩子、财产意味着什么？’

“我演讲了五分钟，连口气都没有喘。我滔滔不绝，好像不仅谈到了我们的最佳机遇，还谈到了蒙泰罗的残暴。我把他说成一头最厉害的野兽，因为他毫无疑问有足够的智力构想一个有系统性的残暴统治。在接下来的五分多钟里，我把对安东尼娅的爱化作激情，激动地呼吁他们拿出勇气和男人劲儿。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最应该说出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要谴责敌人，为自己做辩护，为那些可能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做辩护。我的好妹妹，我真是对他们大喊大叫了。我的声音撞到了墙似乎能爆裂成碎片。当我讲完了，我看到他们用恐惧的双眼投给我怀疑的目光。这就是我制造的全部效果！他们中只有何塞先生的头在胸前低垂着，而且越垂越低。我低头侧耳接近他干瘪的嘴唇，听出他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以上帝的名义，马丁，我的儿子！’我不是太理解他的话。我肯定他确实说到了上帝。似乎我是看到他喘最后一口气的人——他的灵魂在离开前喘的最后一口气。

“他仍然活着，真的。我亲眼看见了；但只不过是一具奄奄一息的肉体罢了，平躺在床上，被单覆盖到下巴，睁着眼睛，但你也许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生气了。于是他离开了他，来到这家也有人在等死的小意大利客栈。安东尼娅留在了他的床边，一直跪着。但我知道何塞先生确实早就死了，死在古尔德家里。他死前轻声地催促我去努力的那个声音无疑是他的灵魂，那灵魂被外交协定的圣洁和宣言的庄重包裹着，肯定十分难受。我曾大声疾呼，‘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主动自救，上帝肯定不会来自这个国家出手相救。’

“与此同时，洛佩斯先生在深思熟虑之后，已经开始讲演，但他那可笑的胡须破坏了讲演的效果。我实在不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似乎在为蒙泰罗做辩护（称蒙泰罗是将军），说他的意图可能并不坏。此后，他继续说，‘那个杰出的人物’（一周前他称蒙泰罗是个畜生）可能是‘手段使用不当’。你可以想象，我没有继续听下去。我知道蒙泰罗的弟弟佩德里托的真实意图。他是个游击队员，几年前我见过他，在巴黎一间南美学生常去的咖啡馆。他当时假装是大使馆秘书。他来咖啡馆一坐就谈几个小时，总是用那双多毛的爪子拧他的毡帽。他似乎有把一个热衷赛马的莫尔尼公爵变成统率千军万马的拿破仑的野心。他极力吹嘘他哥哥。他似乎不怕被人发现底细，因为布兰科党员家的孩子很少去大使馆，这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只有我德科德，一个没有信仰和原则的人，才常去大使馆寻找乐趣，因为那地方像是一群受过训练的猴子的聚集地，大家都这么说。我知道他的底细。我看到过他在餐桌上偷换盘子。宁可去死，我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之中。

“不，我没有听完胡斯特·洛佩斯先生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蒙泰罗兄弟是仁慈的、正义的、诚实的、纯粹的庄严讲演。我突然想去找安东尼娅了。我看她正好在走廊里。当我推开房门时，她松开紧握的双手，向我伸过来。

“‘你来这里干吗？’她问道。

“‘讲演。’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好，但是……’

“‘空泛的讲演，’我打断了她，‘他们用愚蠢的希望掩盖恐惧。他们都是英国人式的议员，这你是知道的。’我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她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从我身后的那扇门里，我们听到胡斯特先生的有条不紊的讲演，一句接着一句，如同一场既恐怖又庄严的疯狂。

“‘最终，民主的愿望可能有合法性。人类的进步过程难以预测，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蒙泰罗手里，我们应该……’

“我把门猛地关上；我听够了；他讲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安东尼娅那样美丽的面孔能表达出那么多的恐惧和绝望。我无法继续忍耐；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他们杀死了我父亲？’她问道。

“她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火焰，但我发现那双令人着迷的眼睛已经失去昔日的光芒。

“‘这是投降。’我说。我抓着她的手腕，使劲摇晃着。‘但我来不仅是做讲演。你父亲要我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战斗。’

“亲爱的妹妹，安东尼娅有能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力量。只需看她的脸庞一眼，我就激动不已。我对她的爱无人可比——因为我是真心的。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教堂对考比兰神父的重要性要大（神父昨晚从镇上消失了；可能是去找赫尔南德斯那帮人了）。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富饶的矿山对那个感情用事的英国人的重要性要大。我不想谈他的妻子。她可能也感情用事过一次。如今圣托梅矿把他俩分隔开来。‘你的父亲，安东尼娅，’我再次说道，‘你的父亲，你明白吗？他要我继续干下去。’

“她转过脸去不看我，用痛苦的声音说——

“‘他是这样说的？’她哭着说，‘我怕他再也不会说话了。’

“她挣脱了被我抓在手里的她的手腕，开始用手帕掩面痛哭。我不想看她悲哀；我宁愿看她可怜，仅此而已；因为无论我是逃跑或留下等死，我俩不会白头到老，根本没有前途。由于这是事实，所以我不愿浪费时间看她哭泣。我含泪送她去找伊米莉亚夫人和卡洛斯先生。他俩的情绪对我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关系重大；信奉理想主义的人，不会因为自己有强烈的欲望而采取行动，除非被包裹在公正的思想外衣里面。

“那天深夜，我们形成了一个四人小帮派——两个妇女、卡洛斯先生、我——地点在古尔德夫人的蓝白色相间的闺房。

“苏拉科之王正为自己考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诚实的人。如果有人能看穿他的沉默，肯定能发现这点。或许他认为只有这样他的诚实才不至于遭受玷污。这些英国人生活在幻觉中，然后通过幻觉或其他什么手段来掌控现实。他说话很少有‘对’或‘错’，因为这是两个太不人性化的咒语。但他无法对我保持沉默。我知道他脑袋里想的东西；他想着他的矿山；他的妻子心里只想着自己的爱人，其余什么都不想，而她的爱人被捆绑在古尔德矿山开采权上，这等于给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戴上了枷锁。不要紧。关键是让他把矿山的事讲给霍尔罗伊德（钢铁银矿之王）听，以便获得金融支持。昨天晚上，仅24小时前，我们还以为海关大楼里存放的银锭是安全的，只等着去北美的轮船来运走。只要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美，那个大理想主义者霍尔罗伊德，不仅不会停止向这块愚昧的大陆输出正义、工业、和平，而且他还会继续做他钟爱的梦想，那就是要建立起一种更纯粹的基督教形式。稍后，欧洲在苏拉科的总负责人，就是那位铁路总工程师，从港口骑马赶来了。我们让他也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秘密会议。与此同时，大厅里的那帮知名人士，也正在进行讨论；他们中有个人从走廊里跑出来，问仆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总工程师走进女主人的闺房后，开口就说：‘古尔德夫人，看看你的家都成什么了。楼下是战地医院，楼上是饭馆。我看到他们把大盘好吃的东西送入大厅。’

“‘在这间闺房里，’我说，‘你看到的是这个欧洲人共和国的内阁。’

“他心事重重，听了我的话，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甚至连吃惊的表情都没有。

“他对我们讲了他的情况。他当时正在布置保护铁路财产的事，但有人叫他去铁路电报室。在山脚下铺设铁路的工程师想与他通话。电报室里只有他和报务员。电报机嘀嘀嗒嗒，报务员立即译码，电报纸带盘绕在地上。这份电报，发自大森林深处的木工棚中，内容大概是说里比热总统正在被人追捕。这对我们这些身在苏拉科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后来，里比热总统被我们救了。在我们的照顾下，他恢复了精力，但他偏说自己没有被追捕。

“由于军队乱了，在朋友的恳请下，里比热孤身离开了司令部，由赶驴人博尼法乔做向导。博尼法乔愿意为这次冒险负责。里比热是在开战后第三天的黎明出逃的。那天晚上，他的军队土崩瓦解了。他和博尼法乔骑马向科迪勒拉山脉飞奔；他们找来骡子，通过了山隘口，并在一个寒流到达高原之前跨过了高山沼地。晚上，他俩躲在小石屋里，大雪厚得把石屋都掩埋了。此外，可怜的里比热遭遇许多冒险经历。他和向导失散了，又丢失了骡子，只能挣扎着步行到了大草原。如果不是一名牧场工人的怜悯，他早就死在去苏拉科的路上了。那位牧场工人认出了他是谁，给了他一匹新骡子，由于这位逃犯身体太重，驾驭技术又不佳，竟然把那匹骡子给骑死了。不过，他身后确实有追兵，不是别人，正是蒙泰罗将军的弟弟。他很有福气，高山沼地上的冷风把追兵阻挡在山隘口。冷风冻死了几个人和所有牲口。落伍的人都死了，但大部分继续前进。他们发现躺在一个雪山坡脚下奄奄一息的博尼法乔，并用刺刀按照内战方式刺死他。他们本可以抓住里比热，但他们不知何故偏离了老‘皇家路’，又在一座矮山坡脚下的森林里迷了路。就在这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铁路建筑工人的工棚。那名打电报的铁路工程师告诉办公室里听电报的总工程师，佩德罗·蒙泰罗就在他身旁。蒙泰罗说他要以民主的名义占领苏拉科，态度很专横。他手下的士兵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屠杀了一些铁路公司的牲口，并用篝火煮肉吃。佩德罗问了几个有关银矿的问题，并想知道过去六个月的产量。他粗暴地说：‘发电报问一问你们的总工程师，他应该知道；告诉他新政府的大草原主席和内政部长佩德罗·蒙泰罗要求获得准确的信息。’

“他用染着鲜血的碎布裹着脚，面容憔悴，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走路一瘸一拐，用一段弯树枝作拐杖。他手下的士兵状况更加恶劣，但显然没有丢弃枪支，还持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电报小屋的窗户和大门口都被他们的瘦脸堵满了。这间电报小屋也是当地负责工程师的卧室。蒙泰罗一屁股坐在干净的毯子上。他一边躺在毯子上刮胡子，一边口授发往苏拉科的电报。他要求立即派车来运他们去苏拉科。

“‘对这个问题，我从这边给了回复，’总工程师告诉我们，‘我说不敢冒险调动内地的车皮，因为沿路上有人多次搞破坏。古尔德，我这是为你才这样说的。’那边的回答，用我下属的话说，‘那肮脏的畜生在我床上说，“想让我开枪杀了你吗？”’我的下属很机智，给予了回答说那也不会调车皮过来。听到这话，对方打了个哈欠说，‘没关系，大草原上不缺马匹。’然后，他转过身，在哈里斯的床上睡着了。

“亲爱的妹妹，这就是我为什么今晚成为了一名逃犯。从铁路工地传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说佩德罗·蒙泰罗的人天亮时分出发了，他们吃烤牛肉整整吃了一夜。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马匹；沿路上他们会抢更多的马匹；他们只需30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所以苏拉科既容不下我，也容不下古尔德的银矿。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向胜利的一方投降了。我们是从电报公司的一名报务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早晨就来到古尔德家通知这个消息。事实上，由于太早，苏拉科的天还没有亮。这位报务员在埃斯梅拉达的同事通知他，卫戍部队的士兵杀死了几个军官，占据了停泊在港口内政府的汽轮。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认为这个省的人是可靠的。但我错了。埃斯梅拉达爆发了蒙泰罗派的革命，其企图与苏拉科的是一样的，差别仅是前者成功了。那个报务员一有新情况就通知伯恩哈特，但在发送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他们正要破门而入，并接管这个电报台。与你的联系就要被切断。不能再发了。’

“但他实际上躲过看守的警戒，那些看守企图切断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成功了。他是如何成功的，我不知道。但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再次向苏拉科发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起义军队接管了政府在海湾里的运输船，士兵正在登船，企图沿海岸线去苏拉科。所以，保护好自己。他们在几个小时后出发，天亮时分可能就到你们那里。’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把他从机器前拉走，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伯恩哈特一直在呼叫埃斯梅拉达，但此后再没有获得过回复。”

德科德在这本专供给妹妹写信用的笔记本上写完最后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探听周围的动静。但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房间里没有，整栋房子里也没有，只有过滤器的水滴落入一只放在木架子下面的大陶罐的声音。屋外同样是一片寂静。德科德低下头继续在笔记本上写字。

“我没有逃跑，这你可以理解，”他继续写道，“我只不过是跟着那些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的财宝离开此地。从大草原一方来的佩德罗·蒙泰罗的部队，与从海上来的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正在向此地会合。他们准备攻占此地实属意外。因为他们真实的目标是圣托梅矿，这点你可以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会在很长时间内不受侵犯，因为肯定是内战胜利者的囊中之物。卡洛斯·古尔德先生为拯救他的矿山，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矿工组织；这个矿山，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它能为他带来财富，他的理想主义给这座矿山赋予了一种奇怪的正义。他守护这座矿山，就如同某些人守护自己的爱意或恨意一样。除非我误读了此人，他会与这座矿山同生死的。一股激情爬入了他充满理想的冰冷生活中。这种激情，我是能用理性加以理解的。这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激情，因为我们流淌的血液是与他不一样的。但他的激情与我们的激情一样危险。

“他的妻子也理解这点。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我的好同盟的原因。我的建议，她都接受了，因为她判断我的建议最终能保证古尔德银矿的安全。他顺从了她，这似乎让人觉得他相当信任她。但我猜测这是因为他是在故意犯小错误，借以弥补他在感情上的不忠诚，因为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却要牺牲她的幸福生活。那个小女人发现他并非为了她在生活，而是为了那座矿山。愿他心想事成，愿他的心愿成真，无论那心愿是感情方面的或是理想方面的。我提出一项建议，不惜任何代价立即把银锭运出这个国家。她支持我的这项建议，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卡洛斯先生的任务是保护他的矿山名誉不受损；古尔德夫人的任务是保护丈夫，不让他被那巨大且冰冷的激情所伤害。她害怕这个结局甚于她害怕他愚蠢地爱上另一个女人。诺斯特罗莫的任务是保护银锭。行动计划是把银锭装载在公司最大的一艘驳船上，让这艘驳船驶出海湾，越过阿苏厄拉半岛，停靠到科斯塔瓦那之外的一个小港口里，等待一艘去北美的轮船接手驳船上的银锭。海面很平静。我们应该能在埃斯梅拉达的叛军抵达前趁天黑驶出海湾；天亮的时候，在阿苏厄拉半岛的掩护下，就没有人能看见我们了，因为那时从苏拉科看半岛仅是一片海平面上的蓝色的云雾。

“正直的搬运工监工适合做这项工作；我，有激情，但没有任务，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把这幕闹剧演完。如果成功，我将收获回报，世上只有安东尼娅能给我回报。

“我在出发前看不到她了。我曾经说过，我离开她时何塞先生就在旁边。街上很黑，临街的大门都是关闭的，我趁黑走出了城区。街上的路灯已经有两天都没有开过了，城门在黑暗中隐约像一座巨大的塔，我听到那塔发出低沉阴郁的呻吟声，还像是在低声回答什么人的问题。

“在那个热那亚水手的腔调中，我能听出某种冷漠的情绪，这本来就是他的特点，他这个人，因偶然原因被牵涉进来，对事态的发展和我一样抱有一种冷漠的轻蔑。有好名声，似乎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这点后来我也发现了。这样的野心很适合于高贵的灵魂，但对极为聪明的恶棍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先生，我要好名声。’他似乎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常猜想，这是一种纯粹的天真，还是一种狡猾？天下的奇才永远让我感兴趣，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状态的标志。

“在去港口的路上，他追上了我。此前，我看到他正在跟另外一个人站在一座昏暗的拱门底下说话，所以没有停下来等他，继续走我的路。跟他讲话的人是一个遇到麻烦的妇女。后来，他开始谈论起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跟他讲话的，是个老妇人，一个制作衣服花边的老工人，她正在找自己的儿子，市政府雇用她儿子扫大街。那天黎明时分，朋友来到他儿子住的陋室前敲门把他叫走了。他随那一伙人走了，自此她就再没有见到过儿子；所以，她把炉子熄灭，把煮得半熟的饭留在炉子上，就出了家门，一直走到了港口，在这里，她听说早晨镇上有一些年轻人被杀死了。一名守护海关大楼的搬运工拿出一盏提灯，帮助她在死尸堆里找。她没有在死尸堆里找到儿子，这才艰难地走回来。她太累了，这才坐在拱门下的石头上休息，一想到儿子，便哀号起来。监工看到了她便向她问情况，听了她的令人伤心的故事，建议她去古尔德夫人家的院子里看看伤员中有没有她儿子。他给了她25分钱。这些事是他满不在乎地对我说的。”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问，‘你认识她吗？’”

“‘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怎么可能呢？她可能好几年都没有上过街了。像她这样的妇女都住在窝棚里，蹲坐在炉子旁边，拿着一根拨火棍，身体虚弱得赶不走一条狗。唉！我听她说话声就知道她快要死了。但无论年老年少，他们都喜欢钱，谁给他们钱，他们就说谁的好话。’他笑了笑。‘先生，当我把钱放在她手掌中的时候，能感受到她紧紧地把钱抓在手里。’他停顿了一下。‘那是我最后的一点钱。’他又说道。

“我没有说话。他有慷慨的名声，而且赌博时运气很差，所以他如今跟刚来时一样穷。

“‘马丁先生，我觉得，’他想了想后用推测性的口吻说，‘如果我保护了银锭，圣托梅矿的矿长能给我一些回报吗？’

“我说那当然。他在走开的时候低声自言自语。‘对，对，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看看你，马丁先生，有好名声多好啊！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总有一天我要靠好名声捞到大好处。让那天快点到来吧，’他喃喃而语道，‘这个国家的变化跟其他国家一样快。’

“亲爱的妹妹，他就是我大逃亡路上的伙伴。说他精明，其实他更天真；说他狡诈，其实他更加专横；他在做人方面非常慷慨，比那些花钱利用他的人更加慷慨。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喜欢自豪的人，不喜欢垂头丧气。我很高兴与他交朋友。作为一个同伴，他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因为他从前只不过被视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天才——他是第一个被我允许在凌晨时分来与《波文尼尔报》的总编辑进行亲密交谈的意大利水手，而此时当天的报纸正在印刷之中。能遇到这么一个把个人威望视为生活价值的人，确实令人感到好奇。

“我现在正在等他来。到了维奥拉的客栈，我们发现两个孩子在楼下，那个老热那亚人大喊着让他的同乡去找医生。否则我们可能已经到达码头了。在码头上，米切尔船长带着几个欧洲志愿者、几个挑选出来的搬运工正在向一艘驳船上装银锭，这些银锭是用来打败蒙泰罗的，所以绝不能让蒙泰罗得到。诺斯特罗莫向镇子方向飞奔而去。他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我这才有时间给你写信。等这本笔记送到你手里的时候，将会发生很多大事。但如今死神正围着这栋深埋在漆黑的夜晚中的房子盘旋，房子里处于短暂的寂静之中，房子里躺着将要死去的妇人，蹲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两个孩子，透过墙壁，我能听到那老头像耗子一样轻轻划过地板的声音。与他们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活着或已经死了。‘有人吗？’我问，因为这里的人喜欢回答问题。但没有人回答！我对你的感情显然没有死，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死，比如，这房子，这漆黑的夜晚，阴暗房间里寂静的孩子，我的存在——这些都是活着的，肯定是活着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像梦境了。”

写完这最后一行字，德科德突然感到大脑一片空白。他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趴在了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感到有些迷惑，好像觉得自己听到铅笔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咖啡厅低矮的门大敞着，闪耀着火炬的光芒，光芒中能看见半截马身子，马尾巴在骑手的大腿两侧摇晃着，那骑手光着脚，脚上捆着一个长长的铁马刺。两个女孩跑开了，屋子中间站着诺斯特罗莫，他戴着宽边墨西哥冒，帽檐压在眉毛上，双眼紧盯着德科德。

“我把那个丑八怪英国医生用古尔德家的马车接来了，”诺斯特罗莫说，“我怀疑他这次即使用尽才智也未必能救女主人。两个孩子被叫走了。这不是好兆头。”

他在长椅子的另一头坐下。“我看，女主人想要祝福两个孩子。”

头晕眼花的德科德说自己可能睡着了。诺斯特罗莫微微一笑说，他透过窗户看到了德科德头趴在胳膊上睡着了。英国夫人也坐着马车来了，与医生一起上楼了。他嘱咐不要叫醒马丁先生；诺斯特罗莫下楼来找两个孩子，这才走进咖啡厅。

那半截马和半截骑手在门外转过了身子；马鞍上的火把屋里照亮；古尔德夫人匆忙走进屋里，脸上苍白，显得很疲惫。她披着的深蓝色的斗篷飘落在身后。两个男人站了起来。

“特里萨想见你，诺斯特罗莫。”她说。听了这话，这位搬运工监工没有移动。德科德背靠着桌子，开始把衣服扣子系上。

“银锭，古尔德夫人，银锭，”他低声用英语说，“别忘了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已经上了轮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港口。”

“医生说她没有希望了，”古尔德夫人用很快的语速说，同样是用英语，“我会用马车送你去码头，然后回来接走两个女孩。”这时她马上换成西班牙语对诺斯特罗莫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老乔治奥的妻子想见你。”

“我正要去她那里，夫人。”监工咕哝道。蒙汉姆医生回来了，带着那两个孩子。古尔德夫人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医生，医生摇了摇头，然后走出了屋子。诺斯特罗莫随后也走了出去。

那匹驮着火把的马匹，站着一动不动，低垂着头，骑手把缰绳松了，点燃了一根香烟。火炬的闪光，照亮了房子的正面，房子上横挂着一块招牌，招牌上的黑字只有“意大利”三个字可见。火把的火苗摇晃，照亮了在一旁的马路上等待的古尔德夫人的马车，肥胖的伊格纳西奥在马车厢里打盹儿。他的旁边是巴西利奥，皮肤黝黑，瘦得皮包骨，搂着一支温彻斯特卡宾枪，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黑暗。诺斯特罗莫轻轻地碰了碰医生的肩膀。

“医生先生，她是要死了吗？”

“对，”医生说，他那张有伤疤的脸奇怪地抽搐了一下。“我无法想象为什么她想见你。”

“她以前就这样。”诺斯特罗莫想了想后说，眼睛看着远处。

“噢，监工，我可以保证她再也不会这样了，”蒙汉姆医生吼叫道，“你可以去她那里，也可以躲开。跟快死的人谈不出什么东西。但我听她告诉伊米莉亚夫人，自从你在这里上岸，她就像母亲一样照顾你。”

“是的！她对别人从来不说我的好话。她更像是不能原谅我活得有生气，不能像个男人，因为她希望她儿子能像个男人。”

“有可能！”他俩附近有人用悲哀的低沉声音说，“妇女有办法折磨自己。”乔治奥·维奥拉已经走出了房子。在火把的照耀下，他留下浓黑的阴影，火把的闪光照耀着他的脸、有浓密胡子的大头颅。他伸出手指了指屋里，这是在给监工打手势。

马车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精致的木制医药箱，蒙汉姆医生在里面翻找了半天，拿出一个玻璃瓶，转身回到老乔治奥身旁，把瓶子塞到老人颤抖的大手里。

“有必要时给她一匙，水服，”他说，“这能让她舒服点。”

“不用给她更多的药了？”老人耐心地问道。

“不用了，在地球上不用了。”医生背对着老人说道，并用手敲着医药箱的锁。

诺斯特罗莫缓慢地走过大厨房，厨房里很黑，只有炉灶中的炭火烧得很旺，炉灶上铁锅里烧的水开了，发出很大的冒泡声。楼梯很狭窄，在两堵楼梯墙之间，一道光线从病人住的屋子里直泻而下；声名显赫的搬运工监工，穿着软皮便鞋，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浓密的胡须，格子衬衫敞开着，露出了健壮的脖子和古铜色的胸膛，如同一个地中海水手刚从运送酒或水果的帆船上下来一样。在楼梯顶，他停下了脚步，亮光下，显露出了他的宽肩、窄臀、弓着的身段。他看着那张大床，好像一个大沙发，铺着雪白的布，女主人坐在床上，她没有靠着什么东西，弯着腰，漂亮的头颅低垂在胸前。浓密的黑发，偶尔露出几根银丝，把肩膀盖住了；一根粗辫绳落下来，盖住了半个面颊。这是个极为安静的姿态，但透露出焦躁和不安，她转过头来看着诺斯特罗莫。

监工腰间系着一条红腰带，绕在腰上有好几圈。他抬起那只食指上戴着银戒指的手，拧了拧嘴唇上的胡须。

“革命，革命，”特里萨夫人喘着气说，“你看看，巴蒂斯塔，我最终还是死于革命！”

诺斯特罗莫什么都没有说，那病女人抬眼看着他。“你看，我都快死了，而你却在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拼命，这太傻了。”

“为什么这么说？”监工低声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从来不相信我有理智？我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做好我自己。”

“你确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她痛苦地说，“总是想着自己，看重那些根本不关心你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俩之间存在一种对抗的亲密，这种亲密非常接近于默契和友爱。他没有走特里萨希望他走的道路。他是在她的鼓励下才离开海上生涯的，她希望他能做个可靠的朋友，做自己孩子的保护者。老乔治奥的妻子知道自己的健康不佳，害怕年迈的丈夫因孤独而无力保护孩子。她曾经想把那个安静稳重的年轻人看作自己的附庸，这个年轻人很可爱、圆滑，很小就成了孤儿，这是他告诉她的。他在意大利除了一个叔父外，就没有别的亲戚了，他叔父是一艘帆船的船主。他叔父对他不好，所以他14岁就出走了。在她眼里，他是个有勇气且勤奋工作的人，有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会因为感激之情和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习惯，变成她和乔治奥的儿子；等琳达长大了，未来的事谁都无法预测……夫妻年龄差10岁根本不算什么。她自己的丈夫比她年长20岁。巴蒂斯塔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他吸引男人、女人、孩子，因为他的性格既深邃又安静，这样的性格就像宁静的月光，使他精力旺盛的外表和刚毅的举止更具有诱惑力。

老乔治奥根本不了解妻子的心思，对自己的同乡很是佩服。“男人就应该桀骜不驯。”他常这样引用西班牙谚语为勇敢的监工在她面前做辩护。她对他的成功越来越嫉妒。她怕他从她身边溜走。由于她是个讲究实用的人，所以觉得他浪费了自己太多的品质才让他在众人面前有脸。他给家里人的东西太少。她觉得他把好处分给了太多的人。他没有积蓄。她抱怨他的贫困、收入、冒险、爱情、名声；但她在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仿佛他就是她的儿子。

即使她病成这样，打着寒战，呼吸快要断气了，她仍然想见他。这就好像她伸出麻木的手要再次抓住自己的东西一样。但她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她的想法模糊了，如同她的视线。她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只有她生命中那至高无上的焦虑和欲望似乎强大得还能抵御死神。

监工说：“这些话我听到过很多遍了。你说话不公平，但我不生气。你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听。我马上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

她挣扎地问是否他真的抽时间去为她找了医生。诺斯特罗莫点头称是。

她很高兴；这减轻了她的痛苦，因为这个男人终于放下架子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帮助的人了。这证实了他心里有情。她的声音变得有力了一些。

“我更想要牧师，而不是医生。”她可怜地说。她没有动；仅转动眼睛看着站在床旁边的监工。“你能去为我找个牧师吗？想一想！一个临死的女人在求你！”

诺斯特罗莫坚定地摇了摇头。他不相信神职人员的品行。医生能治病；但牧师什么都不是，既不好，也不坏。诺斯特罗莫不喜欢看到牧师，这点与老乔治奥不一样。这个女人求他做的事太没有用，这使他感到为难。

“夫人，”他说，“你过去也得过这种病，几天后就好了。我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待下去了。你去请古尔德夫人给你派一个牧师来吧。”

拒绝人不好，他为此感到紧张。女主人相信牧师，想在牧师面前做忏悔。但所有女人都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又过了一会儿，他内心又有点紧张——他想到，如果她的信仰并非很少的话，牧师对她的宽恕肯定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怎样，他已经在最紧急的关头为她花时间了。

“你拒绝去？”她喘息着说，“哈！你就顾你自己。”

“夫人，请听我的理由，”他说，“我需要去保护银锭。你听到了吗？那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比阿苏厄拉半岛上被魔鬼看护着的财富还要多。这是真的。我下决心完成这项危险的工作，我一生都没有做过这么危险的工作。”

她感到既失望又气愤。她给他的最后的考验失败了。由于诺斯特罗莫站着，看不见她因痛苦和气愤而扭曲变形的脸。她浑身战栗起来。她低垂的头摇晃着，宽阔的肩膀在抖动。

“也许上帝会怜悯我！我要劝你一句，男子汉，我希望你到最后除了懊悔之外，自己能获得点什么。”

她无力地笑了笑。“至少捞一回大钱，巴蒂斯塔，你这个无人可替代的、受人赞誉的人。在你眼里，一个临死女人的安宁，不如那些给你取愚蠢名子的人的赞誉重要。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给你，却拿走了你的心灵和肉体。”

搬运工监工小声地为自己辩白。

“夫人，不用你担心我的灵魂，我知道如何照顾我自己。他们需要我有何妨？你是嫉妒有人从你和你的孩子们手中抢走了我吗？你所骂的那些人给老乔治奥的东西超过他们想给我的。”

他用手掌拍着胸脯；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力。他一次又一次地拧自己的胡须，眼神飘忽不定。

“我是完成他们任务的唯一人选，这是我的错吗？妈妈，你为什么说话不讲道理？你希望我做个胆小的人吗？你希望我做个软弱没有勇气的那不勒斯人，只能去钓鱼、在地摊上卖西瓜、在港口划船摆渡吗？你盼望一个年轻人像僧侣一样生活吗？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希望你的大女儿嫁给一个僧侣吗？让她长大。你怕什么呢？过去几年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气愤；自从你瞒着老乔治奥跟我讲有关你的琳达的事之后。做一个女孩的丈夫，做另一个女孩的哥哥，是不是你说的？很好！我喜欢妹妹，男人总会结婚的。但自从那以后，你逢人便贬低我。为什么？你以为给我套上狗链子就能像铁路货场里的看门狗一样关起来了？夫人，我还是过去那个刚上岸便坐在你家在镇子那一头的那间茅草房里讲自己故事的我。此后，你一直对我不公平。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了。乔治奥说，好名声就是财富。”

“他们夸你，所以你才被他们吸引了注意力，”那病女人喘息着说，“他们用话哄你。你的愚蠢将欺骗你落入贫困、苦难、饥饿的状态。穷鬼们都在笑你——瞧那大监工。”

诺斯特罗莫瞠目结舌地站了一小会儿。她一眼都不看他。一丝自信但郁闷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他退出了房间。他那冷漠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他走下了楼梯，心里像往常一样充满了郁闷，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女人蔑视他的名声，而且因为这名声是他通过努力获得的，他希望能保持住。

在楼下的大厨房里，一支蜡烛在燃烧，它被周围墙壁的阴影和屋顶包围着，但屋外的露天院子里已经没有了红色的火光。马车夫赶着那辆插着火炬的马车，已经拉着古尔德夫人和马丁先生去码头了。蒙汉姆医生留了下来，坐在一张硬木桌子角上，烛台就放在这个桌角附近。他侧着那有伤疤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双手抱胸，噘着嘴，突出的眼睛冷酷地盯着黑土地面。壁炉架上水罐里的水仍然在猛烈地沸腾着，老乔治奥手扶着下巴，一只脚向前踏出一步，似乎突然被一个念头给吸引住了。

“再见。”诺斯特罗莫说，手摸了摸插在皮带里的左轮枪的手柄，松动了一下刀鞘中的匕首。他从桌子上拿起那件蓝色、里衬是红色的斗篷，穿在了身上。“再见，照看好我卧室里的东西，如果听不到我的消息，把东西转入一个箱子交给帕基塔。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块墨西哥产的塞拉普毛毯披肩和几粒外衣上的银扣子还算值钱。不要紧。这些东西给她的下一个情人足够了，那家伙不必害怕我死后仍然在地球上游荡，绝对不会像在阿苏厄拉半岛上游荡的那些外国佬的鬼魂。”

蒙汉姆医生咧嘴苦笑了一下。老乔治奥没有说话，但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点了点头，然后走上了狭窄的楼梯。等老乔治奥走后，蒙汉姆医生说——

“监工，为什么要这么悲观！我认为你从来没有失败过。”

诺斯特罗莫轻蔑地看了看医生，在门口停下脚步，卷了一根烟，点燃了火柴。他把燃烧的火柴棍举过头顶，直到火焰快烧到他的手指时才丢掉。

“没风！”他自言自语道，“先生，你看——你知道我任务的难点了吗？”

蒙汉姆医生阴险地点了点头。

“医生先生，你这样说仿佛是在诅咒我。在这一带沿海，携带财宝的人随时有可能被人用匕首杀死。医生，你明白吗？我要像中了魔法一样在海上漂流，直到遇到一艘去北美的咱们公司的汽轮，此后人们会谈论说苏拉科的搬运工监工从南美跑到北美去了。”

听了这话，蒙汉姆医生从喉咙里发出短促的笑声。诺斯特罗莫在门口转过身来。

“但如果阁下能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我原放弃这项任务。虽然我很穷，我的这匹马就能驮走我的全部所有，但我还没有对生活彻底失望。”

“你太嗜赌，从来不对美女说‘不’，监工，”蒙汉姆医生极为狡猾地说，“这样富裕不了。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觉得你穷。如果你能安全地从这次冒险中回来，我相信你已经谈妥了一个好价钱。”

“阁下会怎样要价钱？”诺斯特罗莫问道，并把一口烟吐到门外。

蒙汉姆医生站在楼梯上，再次发出短促的笑声，然后回答说——

“大监工，你刚才说了，你是背负着死的诅咒去执行任务的，所以全部财宝都归你才行。”

诺斯特罗莫对这个回答很不满，咕哝了一句什么，便从门口消失了。蒙汉姆医生听到他骑马跑远了。黑暗中，诺斯特罗莫策马驰骋。码头附近OSN公司大楼里还有灯光，但他在路上就追赶上了古尔德夫人的马车。骑马人举着火炬在前面开路，光亮照耀的面跟着小跑的几头骡子，健壮的伊格纳西奥赶着骡子，巴西利奥抱着卡宾枪坐在包厢上。包厢里，古尔德古人大喊道：“他们正在等你，监工！”她手中握着德科德的笔记本，声音既冰冷又兴奋。不久前，德科德委托她把笔记本带给自己的妹妹。“或许这是我给妹妹的最后遗言。”他说道，用力地握了握古尔德夫人的手。

监工没有减慢速度。在码头前，几个持枪的人影跳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另几个人把他包围起来——这些人是米切尔船长派来站岗的搬运工。监工一张嘴说话，他们就分辨出是他的声音，于是退了下去，口中还奉承地嘟哝着什么。在码头的另一头，距离货物起重机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黑暗中吸烟，他们听到宣布他到来的消息都松了一口气。大部分苏拉科的欧洲人都来自这里，聚集在查尔斯·古尔德周围，仿佛银锭象征着他们的共同理想，代表着他们最重要的物质利益。他们亲手动手，把银锭装载到驳船上。诺斯特罗莫在人群中看到了卡洛斯·古尔德先生，那个瘦高个子，默默地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另一个大高个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对古尔德先生大声说：“如果这批银锭注定要丢失，那就千方百计地让它沉入海底。”

马丁·德科德在驳船上大叫道：“再见，先生们，等到了新欧洲殖民者共和国成立之日，我们再握手相会。”虽然他的说话声既清晰又响亮，但岸上的人群仅用低沉的咕哝声作答；这时他似乎感觉到码头在黑暗中漂走了；实际上是诺斯特罗莫猛推了一把船。德科德一动没动；但他已经被推入大海了。船边能看见水花飞溅了，这时听到诺斯特罗莫跳到船上的声音。诺斯特罗莫把一面大帆升起来；德科德感到有一丝微风拂面。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有米切尔船长在码头上高高升起的一盏信号灯还能看见，这盏信号灯是诺斯特罗莫驶离港口的航标。

两人坐在驳船上，谁也看不见对方，都默默无语。一阵小雨过后，驳船驶过几乎看不见的海岬，进入了海湾中更加黑暗的海域。码头上的信号灯在他们身后闪亮了好一会儿。风停了。过了一会儿，风又来了，但风力很弱，这艘装载了半甲板货的船，除了在水中滑动发出噪音之外，就如同悬在空中一般。

“我们已经驶入了海湾。”诺斯特罗莫用平静的声音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米切尔先生放下了信号灯。”

“是的，”德科德说，“如今没有人能找到我们了。”

黑暗再次笼罩这艘船。海湾里的海上与天空中的乌云一样漆黑。诺斯特罗莫点燃了几根火柴，看了看船上的指南针，然后用面颊感知风向，继续前行。

对德科德来说，这是一次新体验，宽阔的海面异常平滑地向四周延展，让人感到神秘，就好像不平静的大海被浓密的黑夜给压碎了。在巨大的黑色披风下，普拉西多海湾沉睡着。

要想成功，就要远离海岸，在天亮前抵达海湾的中央。伊莎贝尔岛就在附近了。“先生，左手边，向前看。”诺斯特罗莫突然说道。话音散去了，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既没有光亮也没有声音的无穷无尽的寂静，它似乎像一剂强烈的麻醉药一样影响着德科德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在做梦或是醒着。像一个从睡眠中惊醒的人，他既听不见，也看不见。甚至把手放在面前，他也视而不见。一切都改变了，从前在岸上有激动，有热情，有危险，还有声音，但此时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还有思想的话，真跟死去了一模一样。在这预示着永恒宁静的状况中，他们充满活力地、轻轻地漂流着，仿佛进入了景物清晰的虚幻梦境，那梦境中可能有从充满遗憾和希望的迷雾中获得自由的灵魂出没。虽然风是暖的，但德科德摇晃起来，微微地打着寒战。因为他有一种异常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灵魂又从周围那个不曾存在过的陆地、大海、天空、山野、岩石构成的黑暗中返回到了他的身体中来了。

诺斯特罗莫说话了，那声音似乎来自舵手的位置，但似乎又不是。“你睡着了吗？马丁先生？太棒了！如果有可能，我也想睡一会儿。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刚才好像睡着了，梦中听见有人在哭泣，那种悲痛的哭泣，而且就在这艘船上。哭声中还夹带着叹息。”

“奇怪！”德科德咕哝道，舒展了一下躺在盖着防雨布的银锭箱子上的躯体。“在这个海湾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会不会还有一艘船？你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但确实在那里。”

听到这个荒谬的想法，诺斯特罗莫笑了一声。他俩都放弃了这个想法。孤独是能被感觉到的。这时风停了，黑暗似乎一块像大石头一样压在德科德身上。

“这真令人束手无策，”他低声说，“监工，我们在移动吗？”

“还不如草地里的虫子爬得快。”诺斯特罗莫回答，他的声音似乎马上就被周围令人绝望的温热的黑暗阻断了。他长时间没有再说话，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他早就神秘地跳下了驳船。

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夜晚，诺斯特罗莫根本不知道驳船正朝着哪个方向行驶。他想看看岛屿，但看不到岛屿的影子，仿佛岛屿已经在海湾沉没了。最后，他在德科德身旁垂头丧气地坐下，贴近德科德的耳朵低声说，等到了天亮还是没有风，驳船就会被人看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应该躲到大伊莎贝尔岛地势比较高的那一端的背后去。德科德对他如此严峻的焦虑感到吃惊。对德科德来说，转移财宝仅是个政治手段。绝不能让这批财宝落入蒙泰罗之手，原因有多个，但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对这次冒险行动有不同的看法。岸上的那些绅士，虽然给了他这项任务，但似乎并不知道其性质。在如此阴沉的环境下，诺斯特罗莫似乎情绪激动，充满了怨恨。德科德对此很吃惊。平时，对那些同伴觉得有危险的东西，监工从来不放在眼里；如今，他对这项硬塞到他手中的致命任命越来越感到轻蔑和恼怒。诺斯特罗莫一边大笑，还一边诅咒地说，这项任务很危险，比派人去拿阿苏厄拉半岛上深谷里有魔鬼保护的财宝更加危险。“先生，”他说，“我们必须在海上等轮船来。我们必须在开阔的海域等轮船出现，到时候我们这艘船上吃的和喝的都会穷尽。如果我们不走运错过那艘轮船，我们仍然不能靠近岸边，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或许会变得疯狂，然后死掉，成为海上浮尸。最后，只有等公司的另一艘轮船偶遇到这艘船，才能看到为保护财宝而死的两个人。先生，这是唯一能保全财宝的办法；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在这百里海岸线上，只要我们敢登上陆地，就等于是袒露着胸膛去撞刀尖。这件事简直就是致命伤。人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当然你也死了，因为你是跟着我的。这么多财宝，足以让整个省份的人都富裕起来，就更不用说海边一个窃贼和流氓聚集的小渔村了。先生，这些人会因为是老天爷把财宝送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喉咙。我相信这个海湾周围的人根本不会说一句公道的话。想一想，即使我们把财宝拱手相送，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活着。你能理解这点吗？难道还要让我解释吗？”

“不用解释了，”德科德说，态度有点无精打采，“我能看出来，我们身处绝境。但财宝必须转移出苏拉科，而你最适合做这项任务。”

“不错，我适合干这工作，”诺斯特罗莫说，“但我不相信卡洛斯·古尔德先生会因为损失了这批财宝而变穷。山上有更多的宝藏。过去，我下班后经常去林康那地方找女朋友，在寂静的夜晚我能听到银矿石从泻槽向下滚动的声音。矿石像打雷一样向下奔涌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矿工们说山里的矿藏足够开采许多年。前天，我们与暴徒作战，保护这笔财宝。到了今天，我被派到这漆黑一片之中，因为没有风而进退两难；就好像这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点用于买面包填肚子的银子。哈！哈！完了，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令人绝望的大事——我想要风，老天却不给风。等小孩子长大了，大人变成了老人，我要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哈！我被告知，绝不能让蒙泰罗那帮人得到这批财宝，无论诺斯特罗莫这个监工是死是活；我要告诉你，蒙泰罗那帮人得不到这批财宝，因为诺斯特罗莫要以性命去保护这笔财宝。”

“我明白了。”德科德咕哝道。他确实看到了他的同伴对这次冒险有独特的看法。

虽然德科德不具备有关人格本质的基本知识，却陷入了对人格本质的沉思中。这时，诺斯特罗莫提出一项建议打断了他的沉思，这项建议是他俩应该用船桨把驳船向伊莎贝尔岛方向划。如果白天仍然在海港入口约一英里处徘徊，那就不行了。总之，天越黑，借着风势，他就成功得越快；但今夜的海湾乌云密布，闷得难以呼吸，与其说海湾在睡觉，不如说已经死了。

马丁先生使劲划粗大的桨柄，感到自己柔软的手非常疼痛。他咬紧牙关，像个男子汉那样紧抓住船桨。他也仿佛进入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在那里幸苦劳动着，他划着船，这是个奇怪的工作，但似乎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此外，这项工作也因为他爱安东尼娅而被赋予了一种理想的意义。无论他们如何使劲，但驳船太重，几乎没有移动。诺斯特罗莫一边划船，一边独自诅咒着。“我们没有走直线，”他低声自言自语，“我真想看到那岛屿。”

马丁先生不会划船，浪费了许多力气。一阵阵疲惫从酸痛的手指尖传向他身体的所有部分，然后便全身出大汗。在过去48小时里，他参加了战斗，做了讲演，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因劳累过度而感到痛苦。他没有休息过，几乎没有吃东西，思维和感情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对安东尼娅的爱情，是他汲取力量和灵感的渊源，当他俩在何塞先生的床旁边匆忙交谈的时候，他的爱情达到了悲剧般的紧张程度。如今，他突然被抛弃到这片黑暗的海湾里，这里非常阴暗、寂静，那令人窒息的寂静在体力消耗的痛苦之上又多加了一份痛苦。他幻想着这艘驳船沉入了海底，这个想法让他高兴得颤抖起来。“我快要疯了。”他对自己说。他强迫自己的四肢不颤抖，强迫自己的胸脯不颤抖。他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在暗暗地发生着颤抖，这消耗着他的精神力量。

“监工，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吗？”他不顾后果地提出建议，“今晚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

“此话不假。但我觉得我们才走了大约一英里远。先生，你可以休息一下胳膊，我猜你胳膊累了。除此之外，你就不能休息了，因为丢了这批财宝能使不穷的人变成穷人。先生，我们不能休息；我们只有找到去北美的轮船后才能休息，否则其他船就会发现我们躺在那英国人的银锭上死了。否则，不；我的上帝啊！我要在还没有被渴死或饿死之前，用斧头把舷缘砍掉。总之，我们宁可让银锭沉没，也不能让陌生人得到。这才是那些绅士派我干这件事的目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就是他们想要的人。”

德科德躺在银锭箱子上喘息。所有他还能记得住的感觉和感情似乎都变成了疯狂的梦魇。他对安东尼娅的炽热感情曾经帮助他爬出没有信仰的泥潭，如今甚至他那段感情都失去了真实性。一时间，他成为极度疲惫的受害者，但只是还没有落入令人讨厌的冷漠之中。

“我敢说他们不想让你对此事有如此悲观的看法。”他说。

“不悲观，能怎样？这难道不是个笑话吗？”诺斯特罗莫吼叫道，此刻他想起自己在OSN公司工资单上的注释是“码头领班”。“我在打完了两天的仗之后，又被当作一张破牌丢到这局赌博之中。所有人都知道我赌博的运气不好。”

“此话不错。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女人方面的运气不错，监工。”德科德用疲惫的、慢吞吞的腔调劝解自己的同伴。

“先生，听我说，”诺斯特罗莫继续说下去，“我从来没有抗议过这件事。我接到命令，我知道此事肯定成功无望，但我决定试一试。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先要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了‘统一意大利’客栈，在那里老乔治奥大叫着让我去找医生。后来，那个要死的可怜女人要见我，这你是知道的。先生，我本不愿去见她。我感到这令人诅咒的银锭在我背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我知道她会让我去找一个牧师。考比兰神父是个无畏的人，他肯定能来；但他在很远的地方，跟赫尔南德斯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如果遇到暴民，会被撕成碎片的，因为暴民恨神职人员。如果没有我的保护，没有一个混得好的神职人员敢在晚上来救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她知道这点。我假装不知道她要死。先生，我拒绝了一个临死女人请我去找神职人员的要求……”

黑暗中传来德科德晃动身体的声音。

“你确实是这样做的，监工。”他感叹道。随后，他改变了腔调。“不过，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

“马丁先生，你也不相信神职人员吧？我也不信。干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但她——她相信他们。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她可能已经死了，而我们在这里毫无希望地漂流。可恨的迷信。她死的时候肯定认为是我剥夺了她去天国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德科德沉浸在思考之中。他试图分析这段话在自己内心唤起的种种情感。这时，监工又说话了。

“马丁先生，现在让我们努力找到伊莎贝尔岛。天亮的时候，如果不能找到岛，我们只能把船凿沉了。我们不能忘记从埃斯梅拉达出发的运兵船也许就要到了。我们马上划船。我找到了一段蜡烛，借助蜡烛的这点火光，能用船上的罗盘确定航向。风力不大，吹不动船——这个见鬼的海湾！”

一个小火苗笔直地向上燃烧着。火苗照亮了驳船没有装货的这半边。德科德看到诺斯特罗莫站着。德科德只能看到他红腰带下面的部分，那支白手柄的左轮枪闪着微光，他身体的左边露出了那把长匕首的木柄。划船使德科德感到紧张。微风肯定吹不灭蜡烛，但船体的运动使火苗摇晃起来。他俩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船却不能走得更快，他俩在一小时里仅走了不过一英里远，情况太严重了。不过，这足以让他们在天亮前掠过伊莎贝尔岛。夜晚还有六个小时时间，从港口到大伊莎贝尔岛不到两英里的路。由于监工很不耐烦，德科德只能拼命划船。有时他俩停下来，竖起耳朵听听埃斯梅拉达那个方向。在极度寂静的海面，轮船运动能在很远的地方听到。看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俩相互都看不见。甚至船扬起帆都看不见。他俩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一下。

“见鬼！”诺斯特罗莫突然说道，这时他正好手握住沉重的船桨的柄在休息。“怎么了？马丁先生，你感到忧虑啦？”

德科德向他保证自己一点忧虑都没有。诺斯特罗莫保持着极为安静的状况。过了一会儿，他在马丁耳朵边低声说请他到船尾去。

诺斯特罗莫把嘴唇贴在德科德的耳朵上说，他相信这艘驳船上除了他俩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已经是第二次听到有人哭泣了。

德科德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表示不信。但查明一件事的真伪是很容易的。

“太令人感到惊奇了，”诺斯特罗莫咕哝道，“当驳船停靠在码头上时，会不会有人偷偷上船了呢？”

“你说是哭泣？”德科德压低了声音问道，“如果他在哭泣，无论他是谁，都不会有危险。”

他俩爬到驳船中央昂贵的货物堆上，在前桅杆下弯着腰，在甲板下，他们的手摸到了一个人的腿，一动不动的跟死了一样。他俩吓坏了不敢说话，抓住那人的手臂和衣领，把他拖到了船尾。那人软弱无力——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

那截小蜡烛的光亮照在了一张圆脸上，弯钩鼻子，黑色的上嘴唇胡须，没有连鬓胡子。他极肮脏。脸上有许多新近长出来的胡须。厚嘴唇半张着，但眼睛是闭着的。德科德吃惊地认出来，此人是赫希先生，埃斯梅拉达来的皮货商人。诺斯特罗莫也认出来了。他俩面面相觑，而赫希先生就躺在他俩中间，光着脚躺着，脚的位置比头还高，荒谬地假装睡着了，但也有可能是昏迷了，或许真的是死了。

第八章

在这个非同小可的发现面前，他俩愣了好一会儿，就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赫希先生躺在那里的感觉肯定是极为恐怖的。他一直假装死了，直到德科德开始斥责他，或者更准确地说，直到诺斯特罗莫不耐烦地说要把这个似乎已经死了人丢下船去的时候，他才睁开了一只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了另一只。

似乎是他没能找到安全离开苏拉科的机会。他寄宿在安扎尼的家里，安扎尼是一家坐落在中央广场的百货商场的老板。天亮前，爆发了骚乱，他从主人家逃了出去。由于匆忙，竟然忘记了穿鞋。他穿着袜子就慌乱地跑了出来，手里还拎着帽子。他钻进了主人家的花园。恐惧使他变得敏捷，竟然连续翻越了几堵矮墙，跌入一条小巷里那座废弃圣方济会修道院的杂草丛生的回廊里。他感到绝望，鲁莽地钻入矮树丛中，身体被刮伤了，衣服也被撕烂了。白天，他一直躲在矮树丛中，当时天气十分炎热，他又心怀恐惧，所以口干舌燥，舌头都黏在了上腭上。一天中有三拨人大喊大叫地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考比兰神父；傍晚，他趴在矮树丛中暗自揣摩，再不走准会被周围的寂静给吓死。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离开矮树丛，但沿着一条废弃的小路成功地逃出了镇子。他在铁路附近徘徊，由于害怕被抓，竟然没有敢走进意大利铁路工人在岗哨附近烧的篝火堆。他似乎觉得可以躲在铁路调度场里，但看场的狗大叫起来；人们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有人随便开了一枪。他逃离了铁路调度场的大门口。完全出于偶然原因，他朝着OSN公司大楼的方向走去。路上有白天战斗留下来的死尸，他两次被死尸绊倒。但他更加害怕活人。出于动物本能，他或蜷缩，或缓行，或爬行，或快跑，避开一切光亮和声音。他盼望能跪在米切尔船长面前，乞求能在公司大楼里避难。天很黑，他连滚带爬地前行。突然，有人大声警告，“谁在那里？”附近有许多死人，他立即躺在冰冷的死人边上。他听到有人说，“这里有个受伤的无赖在蠕动。让我把他结果了吗？”另一人则表示反对，认为在没有拿着提灯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不安全；这有可能是一些要闹自由的黑鬼找机会把匕首刺入好人的肚子里。赫希没有继续听下去，他爬到了码头的尽头，躲藏在空木桶堆里。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走来，说着话，抽着烟。他没有自问一下这几个人是否真的会伤害他，却不能自制地沿着码头疯跑，看到码头的尽头停泊着一艘驳船，便跳了下去。他想躲起来，于是爬到后甲板的下面。他躲在那里几乎跟死了一样，饥饿和口渴折磨着他。他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还听到有欧洲人在说话，他害怕得几乎晕死过去。实际上，这些欧洲人正在押送财宝，财宝装在一节货车车厢里，一群搬运工正沿着铁轨推这节车厢。他从那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他们在干什么。由于害怕被赶走，所以他没敢露面。在那一刻，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逃离苏拉科这个可怕的镇子。后来，他很后悔当时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他听到诺斯特罗莫与德科德的谈话，也很希望回到岸上。他不想介入任何玩命的事——或者说一种无法逃脱的境地。他在精神极度沮丧中下意识地呻吟了几声，这才让监工尖锐的听觉察觉到了。

他俩扶着他，让他靠着驳船的边缘坐下。他坐下来后，继续哭诉他的遭遇，直到说不出话，脑袋向前低垂下去。“水。”他艰难地小声说道。德科德拿出一个水罐靠近他的嘴唇。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体力，手脚并用爬起来要走。诺斯特罗莫很生气，命令他去驳船的前半部。赫希这个人，就如同害怕鞭子一样害怕责骂，他肯定以为监工是个残暴的人。他很敏捷地消失在驳船前半部的黑暗中了。他们听见他钻到防水油布底下；接着有重重摔倒的声音，然后是一声疲惫的叹息。过了一会儿，驳船前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好像是他摔死了一样。诺斯特罗莫威胁道——

“躺在那里一动不许动！连胳膊都不许动。如果我听到你喘气的声音，我就过去，对着你脑袋开一枪。”

这个懦夫，无论他多么顺从，仍然在目前这种危险情况下增添了一个新变数。诺斯特罗莫的焦虑和急躁，逐渐变成了阴郁和沉思。德科德用很小的声音，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评论道，这件奇怪的事根本不重要。他想象不出这个男人能干什么坏事，最多是个累赘——比如像一块木头一样。

“我在丢弃一块木头前总是会先掂量一下，”诺斯特罗莫说，态度很平静。“因为那块木头有时会出乎意料地找到用途。但面对我们目前的情况，这样的人应该被丢下船去。即使他像狮子一样勇敢，我们也不会需要他。我们不是逃命。先生，一个勇敢的人用机智和勇气逃命不算什么；但你听说了他的故事，马丁先生，他是靠恐惧实现了一个奇迹……”诺斯特罗莫停顿了一下。“这艘驳船上不许有恐惧。”他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几个字。

德科德无法回答。他不想吵架，也不想表现得犹犹豫豫或心事重重的样子。吓破了胆的人能干出千种危险的事。很显然，无法与赫希进行交谈，也无法与他评理，或劝说他按理性行事。他逃命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点。德科德觉得，这个不幸的人没有被吓死，那才是不幸中的万幸。大自然造就了他，而且似乎冷酷地计算出他能够忍耐痛苦的极限。人在害怕时会产生一定的怜悯心。德科德虽然有能力幻想出同情，但决定不干预诺斯特罗莫打算做的行动。但诺斯特罗莫什么都没有做。于是赫希先生的命运在漆黑的海湾里仍然还是命悬一线，等待着未来不可预知的事件发生。

诺斯特罗莫伸手把蜡烛掐灭了。对德科德来说，他的同伴，仅这么一下子，就把包含着他的事业、爱情、革命理想的世界给破灭了，在这个世界里，他能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分析所有的动机和激情，也包括他自己的。

他感到呼吸有点困难。新情况对德科德影响很大。由于智力是他自信的来源，当这个他能有效使用的唯一武器被剥夺之后，他感到很难过。但无论什么样的智力也穿透不了海湾的黑暗。现在只有一件事是他能肯定的，那就是他这个同伴有超乎寻常的虚荣心。他的虚荣是直接的、简单的、天真的、感染人的。德科德原来只想利用一下诺斯特罗莫，此时却想全面地去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发现，虽然诺斯特罗莫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但他的性格是前后一致的，而且动机很单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男人能在极为自负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着惊人的简单性。如今出现了一个复杂情况。给他的任务显然很有可能失败，这使他很生气。“我很想知道，”德科德心想，“如果我不在这里，他会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

他听到诺斯特罗莫又在低声说话了，“不行，这艘驳船上不能给恐惧留下空间。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我的眼力好，手劲大；从来没有人看到过我无精打采、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上帝啊，这项马丁先生给我的任务，既不需要好眼力，也不需要手劲大，甚至连判断力都不用……”诺斯特罗莫咬着牙骂着，一会儿用西班牙语，过一会儿又用意大利语。“做这件事，只需纯粹的绝望就够了。”

这些话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奇怪的对比——海湾此时处于凝固状的宁静之中。突然，天下小雨了，整条船上都被雨点的低语声给包围了。德科德摘下帽子，让雨水打湿了头发，感觉精神极为振作。这时有一股稳定的弱气流吹拂着他的面颊。驳船开始移动，但离小雨越来越远。雨滴不再落在他的头上和手上，雨声在远处消失了。诺斯特罗莫咕哝了几句表示满意，他像水手一样嘴里发出唧唧声，迎着风抓紧舵柄。这是三天来德科德首次感觉到心中不再有被监工称为“绝望”的那种东西。

“我好像听到海面上来了另一场小雨，”他用很满足的口气说道，“我希望它能下到我们这里。”

诺斯特罗莫停止了嘴里的唧唧声。“你听到另一场小雨声了？”他用怀疑的口气说。黑暗似乎正在按照某种方式散去。德科德能看见同伴的身体轮廓了，而船帆从黑暗中显露出来，像一块方方正正的雪块。

德科德听到的声音是从水面传来的，非常刺耳。诺斯特罗莫听出那声音是汽船在寂静的夜晚划过平滑的水面时向四周传递出的咝咝沙沙声。那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那艘在埃斯梅拉达被劫持的运输船。那船没有开灯。蒸汽机的噪音，每一分钟都变得越来越大。不过，有几次又完全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再次启动，声音听上去令人吃惊地近；它就好像是艘看不见的船，位置根本无法推测，正径直地向驳船冲过来。这时，一阵微风吹过，驳船在轻轻地、缓慢地前进，德科德侧身把手伸到海里用手指感觉水流，发现驳船确实在前行。这一下他的睡意全没有了。驳船在走使他很高兴。由于寂静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那汽船传来的噪音似乎很喧嚣，让人心神不安。看不见那艘汽船使人感到十分奇怪。猛然间一切变得寂静起来。那轮船又不出声了，但这次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汽船喷射出的蒸汽在他们的头顶发出隆隆的震撼声。

“他们想确定自己的方位。”德科德低声说。说完，他再次把手指伸入海里。“我们的速度不慢。”他告诉诺斯特罗莫。

“我们似乎要从那船的前头通过，”监工小心翼翼地说，“但这是一场蒙面死亡游戏。即使在前进也没有用处。我们绝不能被看见或听见。”

他说话声虽然沙哑，但充满兴奋。在他的脸上，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眼球的闪光。他用手抓住德科德的肩膀。“汽船上站满了士兵，这是唯一能保护我们这船财宝的办法。其他方法都会让人看见。你也看到了，没有一丝闪光能告诉我们那艘船在哪里。”

德科德站着不动，像瘫痪了一样；只是思想还活跃着。他霎那间想到了他离开安东尼娅的场面，那是在她父亲阿韦兰诺斯的阴沉的房子里，百叶窗都关上了，但几个门都打开着，除了一个年迈的黑人站在门口之外，所有仆人都逃跑了。安东尼娅冷漠地看着他。他还想起了最后一次去古尔德家的情况。查尔斯态度坚决，不断地高调辩解。古尔德夫人的脸煞白，可能是焦虑和疲惫所致，眼睛都变了颜色，几乎都变成了黑色的。甚至于那份宣言中的句子也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份宣言是他让巴里奥斯到了他在凯塔的指挥部后发布的；那是一份独立宣言，其中包含了新国家的雏形，他曾经在安东尼娅的注视下，匆匆地读给躺在病榻上的何塞先生听。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位老政治家是否真的理解这宣言；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但在病榻上举起了手；他的手在空中划动着，仿佛划一个十字，这是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同意。那份宣言的草稿就放在德科德的衣兜里，用铅笔写在几页活页纸上，活页纸的页眉印着“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圣托梅银矿管理部”几个黑体字。他写这份宣言的时候跟疯了一样，一张接着一张地从古尔德夫人的桌子上抓纸写。有几次古尔德夫人走到他背后看他写作；但矿长两腿叉开站着，一眼都不看地等着他写完宣言。他挥了挥手，断然离开了。这显然是一种蔑视，不是警告，因为他没有反对用矿山的公文纸去写一份可能危害矿山安全的文件。这显示出他的高傲之处，这是英国人特有的谨慎的高傲，任何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们都不予理睬。德科德突然变得仇恨起查尔斯·古尔德来，但时间仅持续了一两秒钟。他甚至变得对古尔德夫人不满起来，因为在她的关照下，或者说是默默的关照下，他无法再去照顾安东尼娅的安全了。就是死一千遍，也不能依靠这些人的保护，他在内心里大声喊道。他的肩膀此时仍然被诺斯特罗莫的手抓着，而且是被使劲地抓着，这才使得他醒悟过来。

“黑暗是我们的朋友，”监工贴着德科德的耳朵说，“我要把帆放下来，寄希望于这漆黑的海湾能帮我们逃脱。桅杆上没有帆，我们又静静地躺在船上，没有人能发现我们。我现在就去把帆降下来，不能等汽船离我们太近了。帆的滑轮发出的尖叫声会暴露我们，圣托梅矿的财宝就会落入这帮盗贼的手中。”

他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移动身体。德科德听不到声音；他只是看到一个黑东西消失了，他知道那是帆桁被降下来了，那帆桁像是个玻璃制品一样被小心翼翼地降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听见诺斯特罗莫在旁边轻轻地喘起了气。

“马丁先生，你最好别动，”监工认真地提出建议，“你可能会摔倒或撞动什么东西，发出声音。船桨和撑篙就躺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想要命，你就别动。马丁先生，”他继续低声说着，虽然态度很友好，但话很尖刻。“我现在很绝望，如果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能保持镇定，我早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脏了。”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驳船。很难想象附近就有一艘汽船，那汽船的船桥上站满了人，许多双眼睛在黑暗中寻找着可以靠岸的地方。汽船的蒸汽机停止了，而船上其他声音传不到远处的驳船上。

“也许你会这样做，监工，”德科德低声说道，“但你不想惹麻烦。虽然我害怕你的匕首，但我还有很多需要心平气和地加以考虑的东西。我思考问题不会暴露你。只是你可能忘记了……”

“我这样说，是把你看作与我一样绝望的人，”监工解释道，“这些银锭绝不能落入蒙泰罗那伙人手里。我曾三次对米切尔船长说我想单独行动。我也对卡洛斯·古尔德先生说了。我是在古尔德家说的。是他们召唤我去的。夫人们都在场；我向她们解释了为什么不想与你一起去干这件事，但她们两个答应我，如果能保证你的安全，就给我大回报。对一个要赴死的人说这种话太奇怪了。这些上流绅士似乎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理解他们让别人去干的事。我告诉他们我为你做不了什么。你与赫尔南德斯那帮人在一起更安全。黑暗中你被枪杀的机会比你骑马出城的危险更大。但他们好像都聋了。我答应在港口大门口等你。我等到了你。因为你是个勇敢的人，你如今跟这些银子是一样安全的，不多也不少。”

就在这个时候，好像是要对诺斯特罗莫的话做出回应似的，那艘看不见的汽船又以半速前进了，这可以从其螺旋桨的节奏上轻松地听出来。那螺旋桨的声音明显变得急促起来，但没有靠近，甚至变得更加远离驳船。过了一会儿，那轮船又停止不动了。

“他们是在寻找伊莎贝尔岛，”诺斯特罗莫低声说，“这样他们就能沿着直线去港口，然后夺取海关大楼中的财宝。你见到过埃斯梅拉达的指挥官索蒂略吗？他是个很潇洒的家伙，说话声音柔和。我刚到苏拉科的时候，时常看到他与临街窗户里的女人闲聊，故意露出他的白牙齿。但我手下有个搬运工他过去是士兵，他告诉我，索蒂略去牧场征兵的时候，曾下令在大草原上把一个活人剥了皮。他认为军队里没有人能阻止他的野蛮行径。”

监工低声唠叨着，德科德听了感到厌烦，觉得这反映出一种弱点。不过，唠叨出来的决心，也许与冷静的决心是一样真实的。

“索蒂略至今仍然有可能发现我们，”他说道，“你忘记驳船前面的那个疯子了吗？”

诺斯特罗莫没有忘记赫希先生，并且痛苦地自责为什么在出发前没有好好地检查一下驳船。他自责自己为什么没有刚看见赫希就刺死他或把他推下船去，甚至根本不应该去看他的脸。这件事极度危险，只能采取这样极度的手段才与之相适应。无论发生什么，索蒂略的行动肯定遇到了麻烦。虽然那个倒霉蛋现在像死人一样的安静，但仍然有可能做出什么举动暴露近在咫尺的驳船，即使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让索蒂略缴获这批银锭——当然这需要假定索蒂略是那艘汽船上的指挥官。

“我手中有把斧头，”诺斯特罗莫愤恨地低声说，“只需我砍三次，就能在吃水线下砍出一个窟窿。此外，驳船在船尾有个水塞子，我知道其位置。我觉得就在走的脚下。”

德科德从那焦虑的低语中听出了对方真的下了决心，听出这位著名的监工报复性的兴奋。如果听到轮船的船首发出一两声尖叫（诺斯特罗莫咬牙切齿地说），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把这艘套在他脖子上的驳船凿沉。

最后这几个字，是他用嘶哑的声音贴着德科德的耳朵说出来的。德科德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早就明白了。那个男人平时安静的性格特点已经消失了。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情况。某种深层次的东西，就是那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东西，已经浮出了表面。德科德小心但快速地把外衣脱掉，又把靴子脱掉；他不想光荣地与这堆财宝一起沉没。他的目标是去找在凯塔的巴里奥斯，这点监工是清楚的；事实上，他也是在用自己能办到的方式去拼命。诺斯特罗莫低声说：“对，对！先生，你是个政治家。去与你的军队会合吧，再一次发动革命。”接着他提醒德科德注意，一般驳船有一艘只能容纳两人的小救生艇。这艘驳船的小救生艇在后面的支架上。

驳船有救生艇，德科德从来不知道。当然，现在天太黑，看不见。等到诺斯特罗莫手摸到了驳船尾部救生艇的系艇索之后，他才完全放心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在水中游泳的样子，在黑暗中看不清方向，很可能在海里绕了一个圈，最后因筋疲力尽而沉入海底。一想到这，他就感到憎恶。这样毫无意义的结局，简直就是在迫使他放弃对冷漠悲观的偏爱。与这种结局不同，如果留在船上，即使要遭受饥渴、被捕、蹲监狱、判死刑的待遇，他都感觉要好一些，值得去争取。他甚至愿意承担因此而变得自卑的代价。他没有按照诺斯特罗莫的建议上那艘救生艇。“先生，突发事件可能会使我们倾覆。”监工充满希望地评论道，此时情况越来越紧急，他正动手把救生艇放入大海。

德科德轻松地向他做出保证，不到最后时刻，不上救生艇。德科德也想让监工这样做。海湾里的黑暗逐渐散去，黑暗无法帮忙做掩盖了。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你一伸手就能摸到失败和死亡，这是个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同时也是个保护伞。他不知何故突然高兴起来。“像一堵墙，像一堵墙。”他自言自语道。

唯一让他感到灰心丧气的就是他想到了赫希先生。对德科德来说，没有把他绑起来、把他的嘴给堵上是个缺乏远见的错误。只要那个可怜的家伙还能大喊大叫，他肯定就危险。他心中那可怜的恐怖暂时默不作声了，但随时都有可能用尖叫发泄情感。

从赫希先生那疯狂、不理性的眼光中，以及他那不停地战栗的嘴唇上，德科德和诺斯特罗莫看出他处于极为疯狂的恐惧状态下。这保护了赫希先生，使他免于在当时那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受到残酷的对待。此时已经错过让他永久沉默的时机。正如诺斯特罗莫回应德科德的遗憾时说的那样，现在已经太迟了。本来可以毫无声息地完成这项工作，比如在不清楚那人的确切位置的时候。如今他立起了身体，蜷缩在那里战栗，靠近他就变得危险起来。他可能会大喊救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因为他正安静地待在那里。然而，把希望寄托于这样的沉默，德科德感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镇静。

“监工，我希望你没有错过让他永久沉默的时机”，他低声说道。

“什么？让他永久沉默？我认为先听听他说如何来到这里的故事挺好。他的经历太离奇了。谁能想象到这是一次偶然事件？不过，先生，当我看到你给他水喝时，我无法做到这点。我特别受不了你像对待兄弟一样把水罐放在他的嘴唇上。先生，有些必须要做的事，不必花这么长时间考虑。他是个卑鄙的人，杀了他并不能算是残忍。等于是在消除恐惧。马丁先生，你的同情救了他，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杀他了。杀他肯定会发出声音。”

那轮船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完美的寂静，由于太寂静了，德科德觉得，即使用最小的声音说话，那说话声也能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传递到世界的尽头。如果赫希咳嗽或打喷嚏怎么办？受到如此愚蠢问题的困扰，他简直要被气疯了，根本无法施展讽刺幽默的本领。诺斯特罗莫似乎也变得不太安稳了。他自问道，如果那艘汽船发现夜晚太黑，决定等天亮再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开始琢磨这件事，这毕竟是个真实的危险。他害怕黑暗这个本来能保护他的东西，最后反倒坏了他的好事。

正如诺斯特罗莫所猜测的那样，索蒂略是那艘运兵船上的指挥官。苏拉科在过去48小时所发生的事，他是不知道的；此外，他也不知道埃斯梅拉达有一位报务员已经成功地通知了苏拉科的同事。像这个省里的许多军官一样，索蒂略之所以支持里比热党的主张，就是因为他相信古尔德矿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他常去古尔德家，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面前，他使劲夸耀自己对布兰科党的支持和对改革的热情，并用坦率、诚实的目光盯着古尔德夫人和安东尼娅。众所周知，他来自一个好家庭，他的家庭在独裁的古兹曼·本托统治期间，因为受到迫害而贫困潦倒。对长辈而言，他的观点极为自然和正确。他不是个骗子；对他来说，把高尚的情操放在嘴上说是绝对自然的事，但并不应该影响他把全部心思用来思考那个似乎很实惠的念头——安东尼娅的丈夫将会是一个与古尔德矿业有密切关系的人。他甚至向安扎尼提到过这点，当时他在安扎尼的大商店后面的一间昏暗潮湿的小屋里向安扎尼要第六笔或第七笔借贷。他向这位商店老板暗示，他与那位无拘无束的小姐有极好的关系，而这位小姐与那位英国夫人就好像姐妹一样。他向前伸出一条腿，双手叉腰，摆出一副让安扎尼检阅的姿态，充满傲气的眼睛盯着对方。

“你这卑鄙的商店老板！像我这种男人怎么能让女人失望，让一个不受约束的女孩生活在可耻的自由中？”他似乎在这样讲。

他在古尔德家的举止就截然不同了——野蛮劲儿全没有了，甚至显得有点忧郁。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听到别人夸他，他就能兴奋起来，特别是自夸的时候就更兴奋了。他什么都不信，只信要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利。他在这方面的意愿特别强烈，即使德科德出现在苏拉科，与古尔德的家人和阿韦兰诺斯的家人打得火热，他都没有感到有不安的情绪。相反，他想尽办法与苏拉科的欧洲人交朋友，希望能大量借钱花。他生活的主要动机就是找钱去满足自己奢侈无度的欲望。他从来不控制自己的欲望，不顾一切地纵容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个大谋略家，把自己的腐败说成仅是人类的动物本性。他在孤独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残暴的本性，比如，当他单独与安扎尼在一间屋里谈借贷的时候。

他想做埃斯梅拉达卫戍区的指挥官。那个小海港地位很重要，维系着这个欧洲人省份与外界的海底电缆连接，苏拉科的收发电报要在这里做汇接。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推荐他去，但巴里奥斯听了狂笑道，“哎哟，让索蒂略去。他只知道守着电报，而埃斯梅拉达的女人就该忙起来了。”巴里奥斯毫无疑问是个勇敢的人，他对索蒂略的评价不高。

就是通过埃斯梅拉达的电报，才使得圣托梅矿得以与那个大金融家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因为有这位金融家的默许，里比热的运动获得了力量。不过，里比热的运动在埃斯梅拉达也有人反对。索蒂略在埃斯梅拉达一直实施高压统治。后来，远方的内战形势发生了逆转，这迫使他反思，毕竟那个大银矿终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但小心谨慎是必要的。他开始对里比热的忠实信徒控制下的埃斯梅拉达市政府采取阴暗的两面派手法。稍后，传出这位埃斯梅拉达的司令官在深夜召集军官开会（不知何故被泄露出去了），于是政府里的绅士们便不管公事了，躲在家里不露面。突然有一天，一队士兵来到了邮局，把经陆路从苏拉科运来的信件公然地搬到了埃斯梅拉达的军事司令部，也不给什么解释。此时索蒂略已经从凯塔听说了里比热被彻底打败的消息。

这是他首次暴露出想叛变的迹象。在索蒂略的司令部的大门口，如今可以看见一些恶名昭彰的民主分子进进出出，这些人过去一直害怕被逮捕、被上脚镣、被鞭打。在司令部里，马匹整齐排列着，驮着重重的马鞍，打着瞌睡。穿着破烂军装、戴着尖顶草帽的士兵们，坐在一旁的板凳上闲聊，他们都没有穿鞋，都把脚伸到了板凳阴影的外面；一个哨兵，穿着红色的呢子大衣，可大衣的胳膊肘有个窟窿，高傲地站在高台阶上监视着过往的人群，路人走过他时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索蒂略的想法，其实只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并寻找机会劫掠这座他守护的镇子。但他害怕自己变节的时间太晚，得不到新主人的厚待。他迷信圣托梅矿的权力，且迷信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从收缴的信件中，他证实了他已经获得的信息，在苏拉科海关大楼藏着大量银锭。蒙泰罗肯定想获得这批银锭；谁能帮他做到这件事准能有回报。如果把那批银锭抓在手里，他就可以为自己和手下士兵谈条件了。他不知道苏拉科发生了暴乱，不知道总统已经逃到了苏拉科，不知道总统身后还有蒙泰罗的那个做过游击队员的兄弟在穷追不舍。局势似乎在他掌控之中。初始行动包括控制电报局和占据那艘归政府所有的汽船，这艘汽船停靠在坐落在一条狭窄小海湾里的埃斯梅拉达港内。占据汽船的行动没有遇到困难，当时那艘汽船停靠在码头上，一个连的士兵游泳到汽船的旁边，他们蜂拥上了轮船的舷梯；但负责去逮捕报务员的中尉，在路过埃斯梅拉达唯一的咖啡馆的时候，让咖啡馆老板拿白兰地酒犒赏士兵，并且自己也喝了点提神，费用由咖啡馆的老板负担，这位老板是一位知名的里比热分子。这队人喝完酒就跟疯了一样，一边走，一边喊，并向电报局的窗户里胡乱射击。这场小狂欢，本来有可能危及报务员的生命，但那位报务员却乘乱借机通知了苏拉科。中尉手拿着马刀，晃晃悠悠地走上楼梯，长时间地亲吻那位报务员的双颊，这是醉鬼的典型状态。他搂着报务员的脖子，要报务员别担心，说埃斯梅拉达卫戍部队的军官都能被提升为上校，他说话的时候幸福的泪水奔涌而下。这时市长进来了，他发现这帮士兵有的在楼梯上睡着了，还有的是在走廊里。那位报务员（他不屑趁机逃跑）正忙着发电报。市长没让报务员戴帽子就带他走了，并把他的手绑在背后。不过，市长没有把实情告诉索蒂略，所以索蒂略不知道预警电报已经发送到了苏拉科。

这位上校是一个不许在执行奇袭任务时出意外的人。他觉得这次行动肯定能成功；虽然他心中有了目标，心情却难以驾驭，像个孩子一样没有耐性。过了蓬塔玛拉后，汽船就要进入比较昏暗的海湾了。站在船桥上，他心里很激动。一群军官站在他身旁，心里也同样激动。可怜的汽船船长感到心烦意乱，因为索蒂略和参谋官一会儿哄骗，一会儿恫吓，于是他只能尽可能地小心翼翼地驾驶。毫无疑问，他们其中有人喝了很多酒；一想到马上就要有那么多的财宝到手，他们就变得蠢不可及，同时又变得极度焦虑。队伍中有个老少校，是个既愚蠢又多疑的家伙。他从来没有坐过船，竟然别出新裁地突然把罗盘箱上的灯给熄灭了，而这艘轮船上只有这么一个罗盘。他不知道罗盘是用来寻找方向的。船长猛烈地训斥他，而他则跺着脚，拍打着自己的剑柄。“哈！我看穿了你的把戏了，”他兴高采烈地大叫道，“我的敏锐使你气急败坏。我不是个小孩，怎么可能相信一个黄铜盒子能指出港口的位置呢？我是个老兵，一个真正的老兵。我能嗅出叛徒的味道。你想用那光亮告诉你的英国朋友我们正在靠近他们。你想用它通风报信！这是个多么卑鄙的谎言啊！你们这些苏拉科人，都受雇于外国人。你们就该被我的剑刺穿。”其他军官围了过来，试图平息他的愤怒，不断地劝说道：“不，不！少校，这是海军的玩意儿。这东西不是叛徒。”船长趴在船桥上，拒绝起来。“立刻把我杀了吧。”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索蒂略不得不出面干预。

由于船桥上的喧嚣声太大，舵手丢下驾驶盘逃跑了。他躲进了汽轮机房，轮机师都吓坏了，不顾士兵的监视，把轮机停下了，他们抗议说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被淹死。

这是诺斯特罗莫、德科德所听到的第一次汽船停机。等汽船上的秩序恢复后，罗盘箱上的灯再次被点亮，汽船继续前进，超过了正在寻找伊莎贝尔岛的驳船。此后，汽船上的人迷失了方向，在船长的请求下，索蒂略允许再次停止轮机，等待覆盖海湾上空云层出现的周期性漂移产生的亮光。

索蒂略站在船桥上，不断地低声咒骂船长，船长则连忙道歉，乞求上校考虑在黑夜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索蒂略变得更加生气和不耐烦。这是人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如果你的眼睛不管用，我就把它们弄瞎。”他大叫道。

船长没有回答，因为大伊莎贝尔岛的轮廓在一场小雨过后显露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又消失了，就好像被一场更大的暴雨前的黑暗给抹掉了一样。这让他感到满足。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往昔的活力，他告诉索蒂略，船在一个小时后就能停靠在苏拉科的码头上。于是汽船全速前进，甲板上士兵匆忙地开始进行一阵乱哄哄的登陆前的准备。

德科德和诺斯特罗莫都听见了。监工理解其意义。准是那汽船发现了伊莎贝尔岛，于是沿直线向苏拉科驶去。他判断那汽船会在附近通过；但他认为，驳船像现在这样把帆降下来躺在海上是不会被发现的。“即使他们与我们擦肩而过，也看不见我们。”他咕哝道。

天又下雨了；最初像雾，后来雨滴有了重量，最后变成倾盆大雨；此时汽轮已经靠得非常近了，发出了笨重的咝咝声。德科德的眼窝里都是水，他低着头，内心揣摩着汽船何时才能走开，突然他感到身体发生了倾斜。驳船的尾部涌起大量的气泡，同时有木头断裂的声音，接着驳船摇晃起来。他仿佛感觉到有一只愤怒的大手抓住了驳船底，正把驳船拖向毁灭。很自然，他在那摇晃中跌倒了，驳船底部有大量的水，他发现自己在水中滚动着。驳船体猛烈晃动起来；这时他听到头顶的夜空里有人发出奇怪的、令人吃惊的声音。那是赫希在尖叫。他牙关紧闭。撞船了。

那汽船斜向撞在驳船上，驳船被撞后倾斜起来，一半船身都进了水，撞松了一些驳船的船骨，撞击的力量使驳船的船头掉转了方向。汽船上几乎没有感受到碰撞。这次撞船，尽管很猛烈，但像往常一样，只有较小的船上的人才能有所感觉。就连诺斯特罗莫也觉得，这次冒险之旅或许就此了结了。他被甩离了舵柄，这才导致驳船转向。接着，汽船会撞上来，驳船要么沉没，要么被顶开，汽船上的人甚至都看不见驳船的影子。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那也会发生另外一种情况，由于汽船上载着很多人，锚就会挂得很低，能刮上驳船的桅杆上的横桅索。仅过了喘两三口气的时间，那横桅索就被拉紧了。这使得德科德感到被猛地拉了一下，驳船因而摆脱了被撞毁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他也说不清楚。事情变化太快，他没有时间思考。但他的感觉是十分清晰的；他仍然能控制自己；事实上，当他被推下船尾的横梁，躺在水里挣扎的时候，他心里既高兴又镇定。他分辨出赫希先生的尖叫，这时他也站稳了脚步。他心里有一种被硬拖进黑暗的感觉。每一句话，每一声叫喊，都没有能逃脱他的耳朵；他来不及看清东西；在听到几声绝望的救命呼唤之后，驳船被拖着走的运动方式突然停止了，这使得他身体摇晃着向前跌倒在装财宝的箱子堆上。他隐约感到会再次被抛出，所以本能地紧紧抓住财宝箱；这时他又听见一阵求救的尖叫声，听上去很悠长、绝望，发自很远的地方，不在驳船上，好像是个黑夜中的精灵在嘲笑赫希先生的恐惧和绝望。

接着就是一阵寂静——就好像你从一场奇怪的、令人激动的梦中惊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漆黑房子中摆着的床上一样。驳船在微微晃动；雨仍然在下。两只手从背后摸索着抓住了他负伤的身体两侧，监工低声在背后说：“安静，不然你会没命的！安静！汽船停下来了。”

“我不知道，”诺斯特罗莫低声地对他说，“先生，不要出声。”

赫希没有按照诺斯特罗莫的命令回到驳船前部他原先躲藏的地方。他在桅杆附近跌倒了，没有了再次站起来的力气；此外，他害怕在驳船上走动。他因怕死而放弃了努力，但这不是出于任何理性判断。那是一种残酷和恐惧的感觉。他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牙齿就开始猛烈地打战。他因处于极度恐惧的痛苦中，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其余的东西。

他蹲在驳船的帆下。诺斯特罗莫在把帆降下来时，并不知道他在帆下面。当汽船撞上驳船时，他才敢把脑袋伸出来。面对这种新危险情况，他再次表现出身体活力的奇迹，猛地跳了起来。驳船向一侧倾斜，海水涌入，他张开了紧闭的嘴唇。他大叫道，“救救我！”这一嗓子，足以让汽船甲板上的人警觉起来。过了一会儿，驳船的吊索断了，汽船的锚划过了驳船的前甲板。赫希看到那锚到了面前，赶紧抓住了它，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用手和脚，以一种无敌的、难以理喻的坚韧劲紧紧地抱住锚爪上面的部分。驳船被撞得偏航很多，而汽船载着赫希继续前进，他紧紧地搂着锚，大声呼叫求援。又过了一会儿，汽船停了下来，赫希这才被发现。他不断呼喊求救，汽船上的人感觉声音好像来自一个在水中游泳的人。有几个人来到船首，把他拉上了甲板。他被直接带去见站在船桥上的索蒂略。在审问后，他证实了自己的印象，有一艘小船被撞翻沉没了，但在如此漆黑的夜晚去寻找残骸做证据很不实际。索蒂略急着想进港，不想白浪费时间；他无法接受这次远征已经失败的想法，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无法容忍。他的这种感情使他更加难以相信他刚听说的故事。赫希由于被认为是在说谎，挨了一小顿打，然后被推入海图室。赫希挨打得并不重。索蒂略的参谋官都对他的故事感兴趣，但都围着上司说：“不可能！不可能！”然而，那个少校是个例外，他表现出一种阴郁的胜利感。

“我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他咕哝道，“我能闻出这里面有欺诈，这地方有埋伏。”

与此同时，汽船继续向苏拉科前进，那里才是唯一重要的地方。德科德、诺斯特罗莫听到轮船的螺旋桨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了；他俩二话没说，赶紧向伊莎贝尔驶去。前一场小雨带来一阵平稳的微风。危险期还没有过去，他俩没有时间说话。驳船像个筛子一样往里进水。他俩在驳船上每走一步都溅起水花。监工把抽水机的摇手把递到德科德手里，抽水机安装在船尾的一侧。德科德不敢啰唆，马上极其忘我地开始抽驳船里的水，希望能保证财宝能浮在海面上。诺斯特罗莫升起了帆，跑回舵位上，疯狂地用力推着舵叶。在一根火柴光亮的照耀下（火柴保存在一个干燥的锡铁盒里，虽然他身体全湿了，但火柴是干的），能看到德科德正在辛苦地抽水，脸上充满了渴望的表情，弯着腰，身体快挨着罗盘箱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在驳船沉没前冲上大伊莎贝尔岛的浅水湾，在那里高高的悬崖峭壁被一条深深的峡谷一分为二。

德科德不停地抽水。诺斯特罗莫掌着舵，丝毫不敢怠慢，仔细观察着前方。这两个人，每个都像孤身一人在完成任务一样，谁也没有想说话。他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都知道这艘受损严重的驳船正在缓慢地下沉。这种认识，就如同对他俩的意志的严酷考验，他俩似乎因此而变得完全隔绝，仿佛刚才两船碰撞的震撼，让他俩意识到，如果驳船沉没，他俩将遭受同归于尽的相同结果。这个共同的危险，包容了他俩在目标、观点、性格、地位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成了他俩各自眼中必须要拔掉的同一颗钉子。他俩没有共同的信念，仅是两个各顾各的冒险者，却深陷共同的致命危险之中。所以，他俩相互没有什么可说的。但那个危险，才是他俩共有的、无可辩驳的真理。这个危险似乎正在激励起他俩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力量。

监工成功地把驳船停靠在那个浅水湾里了，这几乎就是个奇迹，因为他只能凭借海岛隐约可见的影子和岛上那片小沙滩的模糊闪光做路标。驳船靠岸了，那地方有一条峡谷，夹在峭壁之间，还有一条浅浅的小溪，从树林里蜿蜒而出，流入大海。两个男人默默地、毫不退缩地工作起来，他们从驳船上卸下贵重的货物，接着把牛皮箱一个接着一个搬上河床，然后再运到树林那边的一块空地上。最后，他俩在一棵大树下挖了个洞穴。那棵大树有圆润的树干，就好像一根大柱子，伫立在乱石堆里的涓涓细流的上游。

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诺斯特罗莫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岛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遍历整座岛屿。这是诺斯特罗莫亲口对德科德说的。他俩干完了活，感到四肢无力，在河边坐下来休息，背靠着大树，就像两个盲人，靠着模糊的第六感官去感知对方和周围环境。

“是的，”诺斯特罗莫继续说，“我去过的地方从来不会忘记。”他语速迟缓，几乎到了懒散的地步，就好像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生的闲散要挥霍，而不是黎明前不足两小时的时间。这批财宝，被草草地埋在这无人能想到的地方，成为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未来的行动计划每走一步都步履艰难。他感到这次危险的行动可以说部分失败了，因为破坏了他已经赚来的伟大名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部分成功了。因为他的虚荣部分获得了满足。他的气恼消散了。

“有用的东西总能派上用途，”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平日的平静，“可怜的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来勘察这个小岛。”

“令人讨厌的工作，”德科德恶毒地说，“监工，我猜那是因为你没钱去赌博，或没钱去你常去的地方撒钱给姑娘们了。”

“胡说！”监工大叫道，他敏捷地选用了母语说这句话。“我根本不想让那些穷鬼浪费我的慷慨。他们把我看作穷人中的绅士，所以才向搬运工监工要钱。我只把扑克牌当作一种消遣。至于那些为我打开房门的姑娘，我根本不会看她们一眼，这都是人们传说的。这些苏拉科人确实古怪。我其实就是耐心地听女人说话，于是每个人都说我爱上了女人。可怜的特里萨一直不懂这点。先生，就是那个星期日，她大骂了我一顿，我离家出走了，并发誓除非回来拿吊床和衣物，否则绝不再辱没她的家门。先生，当你身上口袋里没有一块铜板，而你尊敬的女人却在大骂你，损毁你的名声，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我解开一艘小船的缆绳，驾船驶离港口，身上只有三根香烟支撑我在岛上度过一天的时间。但你脚下这条小溪里的水清凉可口，抽烟前喝不错，抽烟后喝也不错。”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接着说：“那个星期天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从高山上把那个白胡子英国富人接下来，还包括他的马车！从来没有马车曾经翻过那座高山，我是第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当时我指挥着50个苦力，让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灵巧地使用绳子、镐、木棒。人们都说，是那个英国富人花钱建的这条铁路。但我的工资还是到了月底才给。”

他突然滑下河岸。德科德听见他踏着河水走出峡谷。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林里。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出现在悬崖下面狭窄的沙滩上。像往常一样，如果海湾是前半夜下大雨，那么第二天早晨天就不会太黑。

财宝已经从驳船上卸下，驳船没有了负重，在海边微微摇摆着，船头搁浅在沙滩上，而船身浮在海面上。一条长长的缆绳，就像一条黑棉线，穿过白色的海滩，连接到诺斯特罗莫带上岸的小锚上。他把这个小锚钩在峡谷口的一棵像树一样粗壮的灌木的根部。

德科德只能留在岛上。他从诺斯特罗莫手里接过驳船上存放的所有食物，这些食物是有远见的米切尔船长留下的。他俩从矮树丛里抬出那条小船，并把食物暂时存放其中。这条小船，是他俩刚靠岸后，才被拖到林子中去的。小船是留给他的。这个岛被视为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不是监狱；他能驾着小船去找路过的大船。当OSN公司的邮轮从北美方面来苏拉科时，总会近距离通过这个岛的。“密涅瓦”号带着前任总统，已经把苏拉科骚乱的消息带到北美去了。下一艘从北面来的汽船，肯定会按照指示不在苏拉科停靠，因为“密涅瓦”号的船长知道苏拉科已经落入了暴徒之手。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至少不会有汽船来；但德科德必须准备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这个岛是他逃避绞刑的唯一避难所。很自然，监工要回去。驳船卸载后，漏水的现象减轻了，他认为驳船能把他带回苏拉科港。

诺斯特罗莫站在齐膝盖深的海水里，递给德科德两把铁锹。驳船一般都备有铁锹，为的是必要时准备压舱用的沙袋。天一亮，德科德就可以用铁锹为埋财宝的洞穴培土和石头，使之看上去自然。除此之外，还有掩盖他俩走过的足迹，把被移动的石头放回原处，甚至要修复破损的矮树丛。

“谁会想到来这个地方找你和财宝呢？”诺斯特罗莫接着说道，好像他很舍不得离开。“很可能不会有人来。陆地上有家的人不会来此！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好奇心。甚至渔民都不会来干扰你的沉思。在海湾里捕鱼的人都去附近的扎派嘎。先生，如果你被迫提前离开这个岛，请你不要去扎派嘎，那是个盗贼聚集的地方，他们一看到你有金表、金项链，马上会上来割断你的喉咙。先生，不要轻信任何人；如果有机会上到公司的轮船上，你也不能轻信。诚实本身带不来安全。你必须谨慎判断每一个人。请记住，先生，你如果不开口，这些财宝能安全地在这里待几百年。先生，时间在帮助我们。银是不会腐朽的金属，具有永恒的价值……银是不会腐朽的金属。”他又重复了一遍，仿佛这个说法让他十分快活。

“就像有些人一样。”德科德郑重地说道，样子很神秘。这时监工正好在用木桶把驳船里的海水向外一桶一桶地舀。虽然德科德是个什么都不信的家伙，但此时陷入了反思中，不是那种愤世嫉俗的反思，而是心满意足的反思。他想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正直的，因为他怀有巨大的虚荣心，这是一种最高明的利己主义，因为可以穿上各种美好的道德外衣。

诺斯特罗莫停下手中舀水的活，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把木桶咔嗒一声丢进了驳船。

“你要我捎回什么话吗？”他低声问道，“你知道，他们会向我提问的。”

“你必须把有希望的话说给镇子上的人听。我相信你的智慧和经验，监工。你明白吗？”

“是，先生……说给女人们听。”

“对，对，”德科德匆忙说道，“你有极好的名声，女人们很看重你的话；所以你要小心说话。我对你有所期待，”这时他心里对自己的复杂本性产生了一种痛苦的蔑视，但他继续说道，“我希望看到这次任务能大功告成。监工，你听见了吗？当你跟夫人讲话的时候，要选用那些伟大的词语。你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了。毫无疑问，你拯救了银锭。不仅是这批银锭，可能是以后能开采出的所有银锭。”

诺斯特罗莫听出了这话中的讽刺味道。“马丁先生，我想说，”他生气地说道，“很少有我做不到的事。你去问那个外国夫人。我是个平民，平民听不懂你的意思。但对这批我必须留在这里的财宝而言，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不跟着我，我相信财宝会更加安全。”

德科德大吃一惊，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道：“我应该跟你一起返回苏拉科吗？”

“我应该用匕首在这里刺死你吗？”诺斯特罗莫轻蔑地反驳道，“这跟你回苏拉科是一样的。先生，这是真的。你要的是政治声誉，但我的声誉与这批银锭联系在一起了。我不想苏拉科有第二个人也知道银锭的秘密，你知道这点吗？先生，我不要任何人跟着我。”

“没有我，你根本无法让驳船漂浮起来，”德科德几乎是在呼喊，“你会与驳船一起沉没的。”

“是的，”诺斯特罗莫缓缓地说道，“那也必须是我一个人跟着船沉没。”

这个男人，德科德心想，似乎宁愿去死也不愿损坏自己的面子。这样的男人是安全的。他默默地帮助监工把小锚放在驳船上。诺斯特罗莫用桨把驳船推入海里，这时德科德发现自己像梦中一样孤零零地站在海滩上。他心中突然再次涌起想听一听人类语言的冲动。驳船漂浮在漆黑的海水里，几乎无法分辨。

“你认为赫希先生现在的状况如何？”他大叫道。

“掉到大海里淹死了，”诺斯特罗莫充满自信的叫喊声在岛周围黑色的大海和天空中回荡。“先生，待在峡谷里别动。一两个晚上之后，我来找你。”

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传来，这说明诺斯特罗莫正在升起船帆。当帆张满后，发出一声类似敲鼓的声响。听到这声音，德科德转身回峡谷去了。诺斯特罗莫坐在舵手的位置，不时回头看看大伊莎贝尔岛渐行渐远的影子，那影子已经融入了黑夜的纹理之中。最后，当他再次回头看时，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了，眼前就像一道黑色的高墙。

这时，诺斯特罗莫也感到了一阵孤独，这种孤独感与德科德看到驳船离开岸边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不过，他俩亦有不同之处。岛上的那个人，由于在精神上受到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的控制，甚至觉得他脚下的大地都是虚伪的。搬运工监工则不同，他正在敏锐地思考未来的行动计划。诺斯特罗莫能同时干几件事。他一方面让驳船直线前进，并留神着赫莫萨的位置，因为他要在那岛的附近经过；另一方面，他试着想象苏拉科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明天，更准确地说是今天，因为黎明已经不远，索蒂略将会发现财宝不翼而飞了。一群搬运工受雇把这批财宝从海关大楼搬运到一列铁轨货车上，并运到了码头。有人会因此而被捕。到中午时分，索蒂略将会知道，财宝是怎样被运出了苏拉科的，是被谁运走了。

诺斯特罗莫的想法是直接进入港口；想着想着，他不小心碰了一下船舵，船进入逆风，速度明显减慢下来。他乘坐这艘船再次出现在港口里，肯定会引发猜测，索蒂略肯定能猜出究竟。他自己会因此被捕；在监狱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办法让他说出真相。他知道自己不会说，但仍然站起来四处观望起来。附近能看见赫莫萨，那小岛的白色表面像一张桌子一样平坦，微风吹拂着海水冲刷着它的边缘，不停地发出噪音。必须马上凿沉这艘驳船。

他让驳船顶风漂泊。驳船里已经进了大量的海水。他让驳船向港口的入口方向漂去，丢下船舵随意摆动，自己蹲下去松动驳船的水塞子。水塞子拔掉了，驳船内很快就会灌满海水，驳船上一般都有压舱铁块——足以把灌满海水的驳船拖入海底。当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海水冲刷赫莫萨的嘈杂声已经远去，几乎听不见了；他此时已经能看清港口的轮廓。这是绝望之举，但他是个游泳高手。游一英里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知道何处能容易地登陆，那地方有一处废弃的要塞。他有一种特殊的直觉，那地方对他很有利，能让他在这许多个无眠之夜过后好好睡上一整天。

他用力一击，把船舵取了下来，接着把水塞子打开，但他没有费力去降船帆。他感到海水涌上来了，淹过了他的大腿，于是赶紧跳到船尾部。他站在船尾，身上只剩下衬衣和裤子，等待着机会的到来。当他感到驳船开始下沉了，他向远处跳入海中，溅起一个大水花。

他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高山背后乌云密布的阴暗黎明。在那黎明的微光中，平滑的海面上露出船帆的上角，那是一块被水浸湿而显得黑暗的三角形的帆布，正在微微地前后摇晃着。他看着它渐渐消失了，仿佛被猛地从底下拉入海中。然后，他奋力向海边游去。

第三部分

第一章

那货船悄悄地逃离了码头，消失在港口外的黑暗中，苏拉科的欧洲人四散而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蒙泰罗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将从海上来苏拉科，还将翻越高山而来。

动手把银锭装载到船上这点手工劳动，是他们这些欧洲人最后的联合行动。三天的危险终于结束，根据欧洲新闻报道，这些精力充沛的欧洲人防止了这座城镇陷入社会秩序混乱的灾难。在码头靠近海岸的这一头，米切尔船长跟大家说了晚安，然后转过了身子。他想在这木板码头上走一走，等着从埃斯梅拉达来的轮船出现。铁路工程师召集起巴斯克工人和意大利工人，离开了在暴乱第一天受到良好保护的海关大楼，去了铁路调度场，这样海关大楼就没有人保护了。这就是著名的“苏拉科三天”，在此期间，这些铁路工人表现得很勇敢、很忠诚。他们的忠诚和勇气，大部分源自他们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为了查尔斯·古尔德所坚信的物质利益。在那些暴徒的叫嚣声中，要杀死外国人的叫嚣声并非是声音最小的。很不巧，在苏拉科，这些从外国来的工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相当坏。

蒙汉姆医生站在维奥拉的厨房门口，目睹了这次后撤，它标志着外国的干预终于寿终正寝了，因为代表物质文明进步的军团撤出了科斯塔瓦那的革命战场。

在撤退队伍的外排中，有人拿着角豆树脂火把，树脂燃烧的香味飘进了蒙汉姆医生的鼻孔。火把的光亮，从客栈的前面通过，使得客栈招牌上的“统一意大利”这几个字从一堵黑墙中蹦了出来。在明亮的火焰下，他的眼睛闪烁着。几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年轻男子，在走过医生身旁的时候，熟悉地向他点头致意。这几个年轻人身后跟着一群长着深棕色头发的人，他们扛着的枪管在头顶上闪闪发光。医生是个知名人物。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他们顺着铁轨跟在铁路工人旁边走远了。

“你的人正从港口撤走？”医生对铁路总工程师说。总工程师此时正陪着查尔斯·古尔德返回镇子，他走在马旁边，手扶着鞍头。为了给铁路工人让路，他俩正站在门外等着。

“尽快撤。我们不是政治党派，”总工程师意味深长地回答，“我们不想给新统治者反对铁路的把柄。古尔德，你同意我吗？”

“完全同意。”查尔斯·古尔德用冷漠的声音说道，他此时正好站在门口射出的光线投射在地面上形成的昏暗平行的四边形中。

索蒂略从一个方向来，而佩德罗·蒙泰罗将会从另一个方向来，总工程师的最大愿望是避免与任何一方产生冲突。在他眼里，苏拉科就是一个铁路站，一个界标，一批工厂，一大堆商店。与暴乱分子不同，铁路工人是在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他是个勇敢的人；秉持着中立的精神，他把停火建议提交给了自封为公民党党首的富恩特斯、加马乔这两位暴动代表。当他把一块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白餐布举过头顶摇晃着走过广场的时候，子弹就在他耳边飞过。

他对这次勇敢行动感到满意；他想到医生一整天都在古尔德家忙着救助伤员，没有时间听新闻，于是他开始简略地把这段经历讲一遍。他把从铁路建筑工地获得的有关佩德罗·蒙泰罗的消息告诉了两位代表。他想让两位代表相信，那位取得胜利的将军的兄弟，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苏拉科。加马乔先生猛地走到窗口，把这个听说的新闻向窗口外面大声宣布，引得街上的暴徒沿着皇家大道向林康村奔去。这两位代表，在与总工程师热情洋溢地握了手之后，骑上马，也飞奔着去见那位将要来到的大人物。“我给他俩错误的信息，这样为我们节省下一点时间，”总工程师坦承道，“无论他骑马有多快，他明天早晨之前赶不回来。但我的目标达到了。我为战败的一方挤出了几个小时的和平时间。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们有关索蒂略的任何情况，因为我怕他俩认真起来，再次去占领港口，他俩有可能是去阻拦，也有可能是去欢迎——不能肯定是哪一种情况。古尔德的银锭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仅存的希望。德科德的撤退方案，我们也需要考虑。我认为铁路方面这次已经为朋友做了不少事了，同时又没有太危及自己的安全。如今各党派必须各自为战了。”

“科斯塔瓦那属于科斯塔瓦那人民，”医生讽刺地插嘴说，“这是个优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种下了仇恨的良种后，收获了大量的复仇、谋杀、掠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后代。”

“不错，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查尔斯·古尔德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必须去看看我的那块种着烦恼的庄稼地了。医生，我妻子是不是已经走了？”

“是的。一切都很顺利。古尔德夫人带走了两个女孩。”

查尔斯·古尔德骑马走了，总工程师跟着医生进了屋。

“此人是镇定的化身，”总工程师说，面带欣赏的神情，在摆在门口的一条木凳上坐下，并把他的两条穿着自行车比赛用长袜的健壮双腿伸展开来。“他一定对自己极为自信。”

“如果他拥有的仅是自信，那他等于没有什么可信的。”医生说。此时他已经落座于桌子的另一端。他用一只手掌托着脸颊，另一只手扶着胳膊肘。“自信是最不可信的。”桌上有一根燃烧了一半的蜡烛，长长的灯芯燃放出暗淡的光亮，自下向上照亮了医生先前倾着的脸庞，光亮中他面颊上的永久疤痕显得很清晰，给人一种朦胧不自然、被夸大了的苦涩悔恨的感觉。只要一坐下，他就开始想恶毒的事。总工程师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才开口反驳。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对我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然后……”

总工程师是个明智的人，但无法隐瞒自己对这类混淆是非的话的蔑视；实际上，苏拉科的欧洲人都不喜欢蒙汉姆医生。他的样子像个流浪汉，即使在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他也一样，这引来对他不利的评价。没有人怀疑他的智慧；由于他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的龌龊外表难以被人们忽略。出于本能，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和欲望做辩护，故意批评他性格中不完美的地方。许多年前，当时他还很年轻时，古兹曼·本托任命他为军队的总医务官。在苏拉科的欧洲人中，没有谁像他一样受到那位凶残的老独裁者的喜欢和重用。

他此后的情况就不太清晰了。那段时间发生了无数起阴谋推翻暴君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就好像一条小溪，在流经了一片干旱地带后，很可能变得孱弱，甚至干枯了。医生直言不讳地说他在这个国家最偏远的地区居住了许多年，与一些毫不知名的印第安部落在几条大河的源头处的原始大森林里流浪。但那仅是毫无目标的流浪；他没有写出任何著作，没有采集过什么标本，没有从昏暗的森林中为科学带回任何东西。他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破损的人格，在苏拉科一瘸一拐地流浪，偶尔身陷海滩难以自拔。

众所周知，他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直到古尔德从欧洲到来了才出现转机。卡洛斯先生和伊米莉亚夫人收留了这位疯狂的英国医生，因为有一点变得很明显，尽管他具有野蛮的独立性，但可以被善意所驯服。许多前，他肯定是在斯特玛尔塔认识了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如今，无论他过去的历史怎样复杂，他作为圣托梅矿的总医务官，已经算是位知名人士了。不过，知名不等于别人能无条件地接受他。他异常奇怪的举止，以及对人类公开的蔑视，似乎都表明他在做判断时很草率，他的虚张声势仅是在掩盖自己的内疚。自从他再次变得重要起来之后，又传出有关他多年前所作所为的谣言。在那个被称为“大阴谋”的时期，他失去了古兹曼·本托的宠爱，被投入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出卖了几个同谋的好朋友。这个谣言没有人敢信；整个“大阴谋”这件事都很难令人相信；科斯塔瓦那人普遍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个暴君的幻想而已；所以，不会有什么事或什么人被出卖；不过，确实有一些著名的科斯塔瓦那人士因此而被投入监狱，并被杀害。整个恐怖时期持续了数年之久，社会上层人士像遭遇瘟疫一样大量死去。仅对死去的亲戚表达哀悼之情，也会被处死。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可能是这个残暴得难以控诉的故事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每当谈及这些经历，他便会耸一耸肩，手臂会紧张地抽搐一下。虽然蒙汉姆医生是古尔德矿山管理层的一员，而且深受矿工们的敬畏，但不知何故，古尔德夫人却纵容他的种种怪异的举动，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医生看来，总工程师不因为有嗜好才来这家坐落在大草原上的客栈里闲逛的。总工程师特别喜欢老维奥拉。他把“统一意大利”客栈看作铁路的附属。他手下有许多人住在这里。古尔德夫人对这个家庭感兴趣，也使之具有了某种特殊性。总工程师管着大量工人，他希望老维奥拉能用道德的力量影响这些工人。在他的那种简朴的、老式的共和主义做派中，像士兵一样保留着一种严格的忠于职守的标准，仿佛世界是个战场，男人们在这个战场上要为大爱和兄弟之情而战斗，绝非是为了战利品的多少。

“可怜的老兄！”在听完医生讲述了特里萨的情况后，总工程师说道，“他独自照顾不好这个地方。我很同情他。”

“他在这儿很孤独，”蒙汉姆医生咕哝道，同时用他的那个沉重的大脑袋指了指那段狭窄的楼梯。“活着的都跑了。刚才古尔德夫人又带走了两个女孩。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对她们也会不安全起来。我是个医生，在这里帮不上多少忙；但她要求我与老维奥拉待在一起，而且我没有马可骑着回矿山，那地方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不反对留下来。在镇子里，他们没有我也行。”

“医生，我有理由与你一起留下来，看看今晚港口到底会发生什么，”总工程师郑重说道，“不要害怕索蒂略的军人样子，他是很会做样子的。索蒂略在古尔德家和俱乐部时对我很热情。我很难想象他会恶狠狠地对待老朋友。”

“他肯定会先枪杀几个人，以便熬过初来乍到的窘迫处境。”医生说，“这个国家的军人叛变最喜欢先杀几个人。”他说话时那种阴郁的确定性让人无法辩驳。总工程师没有做任何反驳。他仅是惋惜地点了好几下头称是，然后说道——

“医生，到了早晨，我就能让你有马车坐。铁路工人已经找到属于铁路的马匹。让马车走个大弯子，沿着森林的外围走，在洛斯哈托斯绕个大圈子，彻底避开林康，这样你就能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抵达圣托梅桥。我认为，矿山如今是所有处境危险的人最安全的避难所。我唯一的希望是无人敢对铁路下手。”

“我处境危险吗？”蒙汉姆医生在沉思了一小会儿后缓慢地说。

“古尔德矿很危险。古尔德矿不可能永久置身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如果这些动乱都视为生活的话。问题的关键是——矿山会不会受到影响？如今这个时刻到了，因为矿山变得无法保持中立，查尔斯·古尔德知道这点。我相信他对各种可能的极端情况都有准备。他那样的人绝对不会无限度地容忍无知和腐败。这就好像你是匪窝里的囚徒，赎金就在衣兜中，你只不过是在用衣兜里的钱混日子而已。此时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自由，这点医生你是知道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对刚才的比喻耸了耸肩，但这个比喻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这个囚犯有办法不断补充兜里的赎金，而他的办法像有魔法一样让那些绑架他的匪徒够不着。医生，这点你跟我一样都是能理解的。古尔德先生就是一只有金蛋的大肥鹅。约翰爵士来此访问时，我向他提及此事。愚蠢贪婪的匪徒手中的囚徒，肯定死在第一个失去理智的恶棍手中，因为这个恶棍可能突然暴怒起来，或者想立即捞到大好处。人类的智慧至今未能解决杀鹅取蛋的传说。这个寓言故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为什么查尔斯·古尔德要默默地支持里比热政权的原因，因为这个政权第一次公开地承诺给予他安全，而没有索要贿赂。里比热的路线失败了，因为任何理性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里都会失败。古尔德想保护大量的银子，这是符合逻辑的。德科德想阻止革命，他的计划可能行，也可能不行，也许有机会成功，也许没有。依我对南美革命的全部经验，我无法认真对待古尔德和德科德的方法。德科德向我宣读了他的宣言，花费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行动计划。他的论点听上去很有说服力，但我们都是全国性的政治团体的老成员，对他的想法感到吃惊，因为他的新国家的概念只不过出自一个喜欢嘲笑人的年轻人的头脑，他怀揣宣言正要去逃命，追捕他的人在这半球被称为将军，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粗鲁、喜欢戏弄他人的混血流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滑稽的神话故事——不过，请注意，这个故事可能成真；因为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灵魂。”

“那批银锭运走了吗？”医生问道，心情忐忑不安。

总工程师看了看手表。“根据米切尔船长的估计——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银子应该离开港口有三或四英里远了；正如米切尔说的那样，诺斯特罗莫是最适合抓住机遇的水手。”这时医生发出像猪一样的哼哼声，声音很沉重，对方赶紧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医生，你对运银锭一事评价很低？为什么？查尔斯·古尔德必须把这场游戏玩完。不过，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主，也许就不必说其他人了。部分游戏规则很可能是霍尔罗伊德向他提出的；但这场游戏计划符合他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原因。斯特玛尔塔不是有人叫他‘苏拉科之王’吗？绰号是成功的最好标志。我看绰号是真理的外衣。亲爱的先生，当我刚到斯特玛尔塔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那些记者、政客、议员、将军、法官在一个睡眼惺忪的说客面前极尽阿谀奉承，就因为此人是古尔德的全权代表。约翰爵士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新国家，那个富裕的花花公子德科德，第一任总统。”蒙汉姆医生边思考边自言自语道，他手托着脸颊，两条悬着的腿一直在摇晃。

“要我说，为什么不呢？”总工程师出人意料地用既热情又诡秘的口吻反驳道。就好像科斯塔瓦那的空气中有什么特别奇妙的成分，让他也热衷起“军事政变”了。他突然像个革命专家一样开口说到那份文件，这份文件要设法交给在凯塔的至今仍然完好无损的军队手里，这支军队能在几天内被调回苏拉科，条件是德科德必须立即沿着海岸南下。那里的指挥官是巴里奥斯，他与蒙泰罗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他俩过去就是职业竞争对手和死敌。巴里奥斯肯定会与我们合作。因为对他的军队来说，蒙泰罗什么都不会给；一个月的军饷都不给。因此，手里有财宝极为重要。这批财宝没有落入蒙泰罗那帮人手里的消息，就是吸引凯塔的军队支持新国家的一个强大动因。

医生转过脸，凝视着同伴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德科德，依我看，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小要饭的，”他最后评论说，“那么，就让我们祈祷吧。还有一件事，查尔斯·古尔德让诺斯特罗莫负责把所有的银锭运到海上，是吗？”

“查尔斯·古尔德，”总工程师说，“像往常一样没有多说他的动机。你知道，他不爱讲话。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动机，其实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保证圣托梅矿的安全，维护古尔德采矿权，兑现与霍尔罗伊德的契约。霍尔罗伊德是另一个不寻常的人。他俩都有想象力，而且相互欣赏。一个30岁，另一个快60岁了，他俩简直是般配极了。做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像霍尔罗伊德那样的百万富翁，必须保持永远年轻。年轻人胆大，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未来有无穷的时间可供支配；但百万富翁手中有无穷的手段——这其实更好一些。人在地球上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百万美元却能做许多事。在这片大陆上引入一种纯粹的基督教，是痴迷于宗教的年轻人的梦想。我曾经试着向你解释为什么霍尔罗伊德在58岁时还能像一个刚迈入生活的年轻人一样，而且做得更好。他不是传教士，但圣托梅矿正好适合他。我要告诉你一件真事，几年前，他与约翰爵士在参加一次纯粹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商业会议上，他大谈特谈圣托梅矿的事。约翰爵士在从旧金山回国途中给我写信，信中令人吃惊地谈及当时的会议情况。医生，请听我说，物品似乎本身并无价值。我有一种新的看法，物品只有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只能是人在自己亲自动手做事时才能发现。”

“呸！”医生打断了总工程师的话，但医生的那两条悬着的脚仍然在不断地摇晃着。“自以为是。如果食物没有价值，为什么全世界都围着食物转？顺便问一句，你认为那批财宝跟着那位伟大的监工和伟大的政客会出什么乱子吗？”

“医生，那批财宝让你心神不安吗？”

“我心神不安？我才不会关心那堆破烂。在我眼里，欲望、观念、行动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精神价值的。这些东西都太渺小，根本不够我自我吹嘘的。比如，我本想在那女人临终前让她精神放松。但我做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你曾经遇到过不可能的事吗？你，令人敬畏的铁路拿破仑，在你的字典里有‘不可能’这个词吗？”

“那女人真的有那么难过吗？”总工程师仁慈地问道。

厨房屋顶上，沉重的脚步声缓慢走过架在沉重木梁上的天花板。那脚步声接着走下在厚厚的墙壁上开凿出的狭窄楼梯口。这段楼梯非常窄，一个人防守，能抵御20个敌人。楼梯上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一个声音很微弱，断断续续，另一个声音很深沉，在温和地回答问题，但其低沉的声音笼罩住了那微弱的声音。

厨房里的两个男人沉默了，等待楼上低语声消失后，医生耸了耸肩，并低声说道——

“是的，她很难受。但即使我现在上去，我也无能为力。”

楼上和楼下都陷入沉默之中。

“我有个怪念头，”总工程师用柔和的声音说，“你不信任米切尔船长的监工。”

“不信任他？”医生从牙缝里向外挤字，“我信任他能胜任所有工作——信任到盲目信任的程度。他离开码头前，跟他讲最后一句话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楼上那可怜的女人要见他，我让他上楼去见了她。要死之人，绝对不能违背，这你知道。她似乎相当平静、顺从，但那个卑鄙的家伙在10分钟的时间里不知干了点什么或说了什么，才致使她陷入绝望。这你是知道的，”医生迟疑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女人在各种场合都很难理解，一生都是如此，所以我有时觉得她有点暧昧，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她爱他——就是那个搬运工监工。那个下贱的家伙无疑很有魅力，否则他也无法讨得全镇人的欢心。不，不，我不想乱说。我可能用错了形容词，但确实是这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简单感情。她多次在我面前责骂他，可她骂的我并不认为是正确的。根本不正确。我感觉她总是在想着他。他是她生活中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只要我从矿山下来，古尔德夫人总是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一家。她喜欢意大利人；她在意大利住过很长时间，我推测她很喜欢那个老头。那老头确实是个特别的家伙。性格粗狂，富有幻想，仍然生活在他年轻时代的那个像云彩一样的共和主义里。在他的鼓励下，那监工才变成了一个该死的浑蛋——那个容易兴奋、高傲的老要饭的！”

“这不是瞎说是什么？”总工程师问道，“我觉得监工是个精明的人，有理智，异常大胆，非常有用。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曾陪约翰爵士从斯特玛尔塔出发，做那次内地旅行，他的足智多谋和热情给约翰爵士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你也许也听说过，他向我们当时的警察局长提供情报，揭发镇子上的一些职业窃贼，这些家伙从远处跑来破坏并抢劫我们运送工人月薪的火车。他很好地组织运作了OSN公司的驳运业务。虽然他是个外国人，但知道如何让手下人服从他。确实，搬运工都是些很奇怪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移民或渔民。”

“他的名声就是他的财富。”医生尖酸地低声说道。

“他在无数场合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总工程师争辩道，“当银锭出现情况后，米切尔船长自然热情推荐监工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如果说要派遣一名海员，我自然支持选他。如果仅选一个男人，你可能不知道，我和古尔德、德科德认为派谁去都一样。只要会划船的人，就能完成任务。请你想一想，盗贼如何处理这么多银锭？如果他带着银锭逃跑，他总会停泊在某处，他怎么能瞒过岸上的人的眼睛呢？我们认为不必考虑这点。此外，德科德也跟着去。我们这次其实并没有给予监工更多的信任。”

“那监工对此事的看法略有不同，”医生说，“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听他说这次任务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我还听他说，他要让维奥拉做他的遗嘱执行者；啊，天啊！你可知道，他，他说自己忠实地为你们这些铁路和港口的慷慨的人做事，但没有能富裕起来。我相信他是想要得到一些好处——你怎么称呼好处？——对，为他的劳动获得一些精神价值，否则我不认为他会对你们忠诚，无论是你也好，或是古尔德，或是米切尔，或是任何人。他很了解本地的情况。比如，他认识加马乔，就是那位从查瓦利来的代表。加马乔曾经是个一文不值的人，但他为加马乔从安扎尼那里借了点钱，在一片荒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并让一群欠他钱的庄园里的酒鬼和苦工选加马乔当上了代表。加马乔也许不久就会出任我们这里的大官，但他是个怪人——也是个渔民。如果他没有谋杀了一名小贩，抢了他的包裹做自己经商的初始资本的话，他也会成为OSN公司的搬运工的。你认为加马乔会像监工一样成为我们这里的民主英雄吗？肯定不会。他一半的资格都不够。不；我敢肯定诺斯特罗莫被蒙骗了。”

医生的话，让铁路的建设者感到不快。“这很难辩论出结果，”他用哲学家的思维说，“每个人都有优点。你应该听说过加马乔在大街上斥责他的朋友的故事。他声音像是在号叫，跟个疯子一样，把握紧的拳头举过头顶，把半个身子伸到窗户外面。在他说话的间隙，楼下的暴民就大喊道，‘推翻寡头！自由万岁！’在屋里看富恩特斯很可怕。你知道，他是豪尔赫·富恩特斯的兄弟，此人在几年前做过6个月的内务部长。很自然，他根本没有良心；但他出身好，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曾经是凯塔的海关总监。那个愚蠢的畜生加马乔带着社会最低层的暴民追随富恩特斯。在那恶棍面前，他那副令人作呕的害怕样子，是能想象出的最令人发笑的场面。”

医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看着港口的方向。“很安静，”他说，“我怀疑索蒂略真想在这里露面？”

第二章

米切尔船长一边在码头上走来走去，一边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不断有人怀疑那份从埃斯梅拉达的报务员发来的通知是否被正确理解了，因为那份电报仅是个片段，不是一份完整的电报。然而，这位好心肠的人决定在天亮前不去睡觉，如果有必要再迟一些去睡觉也行。他想为查尔斯·古尔德做一件大事。一想到银锭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便会满意地摩拳擦掌。他有一种天真的骄傲感，觉得自己参与了一项绝顶聪明的计划。就是因为他建议在海上拦截去北美的汽轮，这项计划才变得切实可行起来。这个计划对OSN公司也有利，如果这批财宝在岸上被没收，公司等于损失了一笔宝贵的运费。能让蒙泰罗那帮人失望的快乐是巨大的。米切尔船长为人武断，喜欢发号施令，他不是个民主党人。他甚至公开表示对议会这种政治制度的蔑视。“先生，那位尊敬的文森特·里比热阁下，”他常说，“我和我的手下诺斯特罗莫，很乐于且有幸使他免于惨死。他对议会太软弱。这是个错误——不，是个大错误，先生。”

这位监管着OSN公司业务的正直老海员有一种幻觉，那就是科斯塔瓦那的政局变化在过去三天里已经穷尽了。后来，他曾经多次承认，局势的变化超越了他的想象。首先一点，苏拉科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被与世隔绝了整整两周的时间（电报和航运都被查封了）。

“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但确实发生了，先生。整整两周的时间。”

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奇妙的事，以及他所体验到的强烈情绪，他都用很夸张的方式做了独特的描述，给人留下一种很滑稽的印象。他一开口，总是要先让听众知道他“从头到尾都是个关键人物”。然后，他便开始描述银锭是怎样被运走的，以及他害怕那位负责驳船的“同事”可能会犯错的焦虑心情。情况是严重的，不仅大量的贵重金属会丢失，马丁·德科德先生，就是那位和蔼、富裕、有知识的绅士，也会因落入政敌之手而丢失性命。米切尔船长还坦率地透露，当他孤独地在码头上守夜的时候，心里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担忧。

“先生，这是一种感情，”他解释道，“这种感激之情在一个深受许多大家族、大商人、本地有钱的绅士照顾的男人身上产生，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他们是我们花大力气从大量的暴徒手中救下来的。依我看，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的人身财产都会在本土军人的手里受到损害。大家都知道，这些军人在几次民众骚乱中以极为不妥当的残忍方式对待居民。先生，他们中有古尔德夫妇，这对夫妻既好客，又善良，我心中怀有对他俩最热烈的感情。我还觉得阿马利亚俱乐部的先生们有危险，他们给予我荣誉会员的资格，对待我既体贴又公平，让我做领事和一家大轮船公司的总监。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小姐，她是一位最美丽、最有成就的女士，虽然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但我承认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低。马上就会有新官员来，我公司的利益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也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总之，先生，我很焦虑，也很疲惫，原因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因为那些事件都很激动人心，值得记忆，而我在其中还发挥了一些小作用。我在公司大楼里的住处距离码头只需走五分钟的路，那里有饭吃、有吊床睡（我晚上总是睡吊床，因为最适合这里的气候）；然而，先生，不知何故，虽然我留在码头上其实也帮不了什么忙，但我就是不忍心离去，当时我已经是很疲惫了，几次差点痛苦地跌倒。那天晚上特别黑——我记得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黑的一个晚上；所以我想到，从埃斯梅拉达来的运兵船可能在天亮前无法抵达，因为天黑太难在海湾里航行了。蚊子拼命咬我。这里过去很适合蚊子的繁衍，最近才好转；先生，这是生长在港口里的特种蚊子，以凶猛著称。蚊子在我脑袋上空盘旋，像一朵云彩。我其实要感谢这些蚊子，否则我会打瞌睡，会狠狠地摔倒在地。我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与其说是吸烟，不如说是防止蚊子把我吃掉。先生，我大约20次走到码头有灯光的那一头去看我手表上的时间。大约差10分钟就要到午夜的时候，我吃惊地听到有轮船的螺旋桨声——在如此寂静的夜晚，水手的耳朵是不会听错的。那声音确实很微弱，因为他们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进，一是害怕黑暗，二是害怕把行踪泄露给别人：实际上，这种小心翼翼没有必要，因为我敢肯定，在港口附近这一大片区域里就只有我一个活人。由于骚乱，平时在海港内巡夜的人和其他人员已经有好几天晚上不来上班了。我把香烟丢在地上踩灭了，然后静静地站着——蚊子肯定非常喜欢这种情况，这点可以从我脸上在第二天早晨的状况判断出来。但比较而言，蚊子叮咬仅是个小磨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残酷，我成为索蒂略那帮人的受害者。先生，接下来发生的事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就像一个疯子做的事，完全不讲信誉和礼貌。但索蒂略的阴谋计划失败了，这让他狂怒不已。

米切尔船长说的不错。索蒂略确实发怒了。不过，米切尔船长没有马上被逮捕；好奇心使他大胆起来，躲在码头上看索蒂略的部队上岸的过程（码头足有400英寸长），更确切地说是听。那节运送银锭的货车车皮，此时已经返回码头邻近岸边的这一端，米切尔船长就躲在这节货车车皮的背后。他看到有一队分遣队先上岸，从他面前通过，然后分成几路向大草原深处去了。与此同时，大部队上岸了，站成一队，队伍的排头兵逐渐靠近他，队伍很宽，几乎占满了整个码头，距离他仅几码远了，差点就被发现。就在这时，低沉的脚步声、低语声、金属的叮当声消失了，队伍停下了脚步，等待侦察兵回来。大地一片寂静，偶尔能听到守护铁路调度场的大狗的吠声，镇子外围滋生的野狗则发出微弱的吠声做回应。队伍的前头站着一小堆黑色的人影。

这时，有人影从大草原上回来了，码头上的警戒哨低声用口令询问。这几个人是侦察小分队派回来的情报员，他们简短地回答了同伴的询问，迅速走过警戒哨的身旁，钻进静止的大部队中，向参谋官报告。突然，有人在码头的近岸一端喊出命令，接着军号也吹响了，队伍开始移动，武器发出咔嚓咔嚓声，一阵低沉的噪音穿过队伍。这使得米切尔船长想到，他所在的位置很不利，或许还有危险。这时附近有人急促地大叫道。“推开那节车厢！一群光着脚板的人涌来执行命令，米切尔船长吓得后退了一两步；那节车厢在许多只手的推动下，突然沿着铁轨移动了，暴露出了米切尔船长。当米切尔船长清醒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被人抓住了胳膊和领子。

“我们抓住了一个藏在这里的人。”有一个抓住米切尔船长的人大叫道。

“按住他在一旁站着，等后卫上来接替你们。”有一个声音说。队伍像水一样流过米切尔船长，士兵一踏上岸，打雷般的脚步声立即就消失了。无论米切尔船长宣称自己是英国人也好，或是大声要求立即见他们的指挥官也好，抓住他的人就是不理睬他。最后，他改用沉默表示尊严。这时有几门野战炮被人拖过码头的木板地，发出沉闷的隆隆声。有四五个人和一群跟在背后的卫兵，带着钢制刀鞘发出的叮当声走过米切尔船长之后，他感到手臂被人拉扯，有人命令他跟着走。在从码头到海关大楼这段路上，恐怕米切尔船长多次受到士兵的侮辱——急推、用拳头打他的脖子、用枪托打他的背部。士兵让他快走，但这不符合他对尊严的理解。他感到心烦意乱，脸涨得通红，最后感到毫无希望，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

士兵包围了长方形的大楼，各个连都把武器堆放好了，士兵头枕着背包，躺在斗篷下，准备席地过夜。几名下士军官手里拎着的提灯摇摇晃晃，四处走动在有门或开口的地方都安排下岗哨。索蒂略想出各种办法保护战利品，就好像大楼里真的藏着财宝一样。他想凭一招妙棋便致富，如此的欲望压制了他的理智。他不相信失败的可能性；谁只要暗示一下失败，他就会感到眩晕，大发雷霆。每一种可能性都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赫希的证词给他的希望以致命一击，但他不想接受。赫希所讲的故事，确实前后矛盾，有许多地方令人感到困惑，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他的故事很难理解，就像人们常说的，不能自圆其说。赫希被救起后，被带到了轮船的船桥上，索蒂略和手下军官既不耐烦，又心情激动，根本不给那个可怜的家伙一点思考时间。他们本应该给他点时间先平静下来，然后安抚他，让他安心。实际上，他们粗暴地对待他，给他戴上手铐，摇晃他，用恶毒的语言对他说话。他挣扎，扭动，先试图跪下而后猛烈地想挣脱。这一切好像说明他已经无法自制了，想跳海自杀。他发出尖锐的叫声，龟缩成一团，用畏惧的眼光四处偷看。这先让他们觉得惊奇，然后觉得他假装，因为情绪太激烈容易让人生疑。他说的西班牙语中还混杂着德语，所以他所说的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对方理解。他为了讨好他们，称他们是高贵的绅士们，这听上去令人生疑。当他受到警告，不许乱动时，他又用德语不断发出恳求和抗议，这是因为他已经意识不到说话该用什么语言了。虽然他是埃斯梅拉达的居民的身份让对方知道了，但这无助于澄清他的状况。他把德科德的名字给忘记了，含糊地说出了好几个他在古尔德家看到的人，这给人一种印象，这几个人当时都在驳船上；听了这话，索蒂略还以为他已经把主要政敌都给淹死了。可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索蒂略开始怀疑赫希的话。在索蒂略眼里，赫希要么是疯了，要么是个骗子——假装害怕，故意把别人的注意力从事实真相上引开。索蒂略本来就贪婪，一想到巨大的战利品，就更加贪婪了，此时的他绝对不相信任何负面消息。他心想，这个犹太人可能被吓坏了，但他知道银锭藏在哪里，这个狡猾的犹太人编出这个故事是想让他走入歧途。

索蒂略占据了楼上一间有黑木做房梁的大房间。但这个房间已经没有了天花板，在漆黑的屋顶下，什么都看不清楚。厚厚的百叶窗敞开着。一张长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大墨水瓶，还有几支粗短的羽毛笔。两个方木头盒子里放着50砝码重的沙子。地板上到处都是灰色的办公用纸。这房间过去一定是供某个海关大官用的，因为书桌背后有一只皮制的扶手椅子，旁边摆着几把高背椅子。一个吊床挂在一条房梁上——无疑，这是为这位大官午睡用的。在几只高大铁蜡烛架上，蜡烛发出暗红色的光芒。上校的帽子、剑、左轮枪挂在铁蜡烛架上。上校的几个亲信，面色阴郁地、懒洋洋地坐在书桌旁边。索蒂略趺坐在那把扶手椅子里，一个破旧衣袖上戴着中士军阶的高大黑人，跪在地上，为索蒂略脱下了靴子。索蒂略那乌黑的胡子与他鲜艳的面颊形成了巨大反差。他的眼睛非常阴沉，仿佛陷入脑袋里去了一样。他似乎因失望而显得迷惑、疲倦；当岗哨把头伸进房间宣布俘虏到了的时候，他立即精神焕发起来。

“把他带进来。”他恶狠狠地大叫道。

索蒂略立即认出了米切尔船长。这可是个最有价值的俘虏；此人能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事——他立即盘算着如何让此人回答他自己关心的问题。索蒂略不怕外国表示愤恨。即使米切尔船长受到侮辱和虐待，整个欧洲不会武装起来保护他。可他马上又想到，面前的这个英国人受你虐待后可能会变得很倔，变得难以对付。无论怎样，上校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

“怎么这样对待我们亲爱的米切尔先生！”他大叫道，假装很难过的样子。他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叫道：“快点给先生松绑。”他的叫喊很有效果，吓得那几个士兵像弹簧一样从他们的俘虏身边蹦开来。由于突然没有了依靠，米切尔船长晃晃悠悠地好像要摔倒。索蒂略上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胳膊扶住了他，扶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并向房间里的人挥了挥手。“你们都给我出去。”他命令道。

当房间里只剩下他俩的时候，他心神不定，默默地站着向下看着，等待米切尔船长恢复说话的能力。

在他的意识里，面前的这个人与转移银锭有关。凭索蒂略的性子，他恨不能揍对方；就如同从前他向谨慎的安扎尼借钱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感到手痒痒，想勒住对方的脖子。对米切尔船长而言，这次经历显得太突然、太出乎意料、根本不可想象，所以他的思维陷入混乱之中。此外，他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在从码头走到这里的一路上被打倒了三次，”他最后挤出这几个字，“有人必须为此受到惩罚。”他肯定跌倒过一次，接着被人拖着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才再次站起来。当他喘过一口气后，似乎人都要变疯了。面对着有些惶恐的索蒂略，他突然挺直了身段，满脸通红，白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里冒着复仇的光芒，拍打着那件已经破损了的马甲。“看！你手下这帮穿军装的窃贼抢走了我的手表。”

这位老水手的样子很吓人。索蒂略发现，他去拿桌子上的左轮手枪和军刀的道路被切断了。

“我要求归还我的手表，还要向我道歉，”米切尔对身旁不远处的索蒂略大喊大叫道，“我要你这样做！对，就是你！”

听到这话，上校的脸上变得跟大理石一样惨白，持续时间足有一秒钟；这时，米切尔船长伸出手臂，好像是要去抓桌上的左轮手枪。索蒂略惊叫了一声，闪电般地蹦出了房间，并把身后的房门给撞上了。门的撞击声使米切尔船长吃了一惊，这才平静下来。门外，索蒂略在楼梯间里大喊大叫，木制楼梯上爆发出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缴了他的械！把他捆起来！”外面上校在大声叫嚷。

米切尔船长趁机走到窗前看了看，发现每个窗户上有三根垂直的铁栅栏。他非常清楚窗户离地面有20英尺高。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一群人涌向他。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便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一个高背椅子上，只有脑袋还能自由运动。索蒂略在门外身体一直在战栗，到了这时才敢再次进屋。士兵们从地上拾起为抓俘虏丢下的步枪，排着队走出了房间。军官们则斜倚着军刀在一旁观看。

“手表！手表！”上校咆哮着，他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走来走去。“把这家伙的手表拿给我。”

实际上，米切尔船长在被带去见索蒂略之前，在楼下的大厅里被搜身检查是否有武器时，他取下了手表和项链；当经上校的一声叫喊，立即有了结果，一名下士双手捧着手表递交上来。索蒂略抓住手表，伸出攥着手表的拳头，在米切尔船长脸前摇动。

“看呀！你这个傲慢的英国人！你胆敢叫士兵是窃贼！看你的手表。”

他挥舞着拳头，好像要打面前这位俘虏的鼻子。米切尔根本躲不开，因为他就像一个被包裹着的婴儿，只能焦虑地看着那只值60个金币的金质半精密记时表。几年前，他曾经从大火中救下一艘船，没有让那船烧毁，那艘船的保险商委员会把这只金表赠给了他。索蒂略似乎也看出了那金表的价值，突然沉默了，走到桌子旁边，开始借着蜡烛的光亮仔细端详起来。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精致的东西。他手下的军官都围过来，从他的背后伸着脖子窥探。

他兴致盎然，竟然有一段时间忘了房间里还坐着一个重要囚犯。这些南方种族，虽然热情洋溢，头脑清晰，但总是有一股幼稚的贪婪欲，他们缺少北方种族拥有的那种模棱两可的理想主义。北方民族最基本的期盼就是征服整个世界。索蒂略喜欢珠宝、黄金饰品、私人装饰品。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子，打手势让所有军官向后退。他把金表放在桌上，满不在乎地用帽子盖住了金表。

“哈！”他开口说话了，边说边走到离椅子很近的地方。“你叫我的埃斯梅拉达团的勇敢士兵窃贼。你好大的胆子！这太无耻了！你们这些外国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掠夺我们的财富。你们从来不满足！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

他看了看手下的军官，他们都低声地表示同意。他们中的那个老少校激动地厉声说道——

“上校，这些外国人都是叛徒。”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索蒂略继续说，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动不能动的、毫无反抗能力的米切尔，眼神既愤怒又不安。“刚才，就在我正要给予你本不该给你的待遇时，你却背信弃义，企图抢走我的左轮手枪，并想向我开枪。我真不想再提及这件事。你已经没命了。现在只有我的仁慈能救你。”

他仔细观察米切尔的脸色，希望看到他的话产生的效果，但他失望了。此时的米切尔，不仅白胡子上沾满了灰尘，全身上下也都沾满了灰尘。他似乎没有听到索蒂略在说话，因为他正抖着自己的眉毛，想抖掉眉毛上挂着的一小截稻草。

索蒂略向前踏了一步，两手叉腰。“米切尔，你，”他加强语气说道，“你才是窃贼，而我的士兵不是！”他伸出有着长长杏仁状指甲盖的食指，指着囚犯说道：“圣托梅矿的银锭在哪里？我问你，米切尔，存放在这栋海关大楼里的银锭去哪里了？回答我！肯定是你偷走了。你参与了偷窃。你偷窃了政府。哈！你以为我不知道情况；我知道你们这些外国人的诡计。银锭被运走了！没有？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们用一艘小船给运走了！你们怎么敢这样？”

这次终于有效果了。“索蒂略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米切尔心想。他的脑袋，就是他身体唯一可以动的那个部分，突然抽搐了一下，显示出他相当吃惊。

“哈！你发抖了，”索蒂略猛地大叫道，“这是个阴谋。这是对国家犯罪。银锭属于国家，必须先满足政府的要求，这点你知道吗？银锭在哪里？你把银锭藏在哪里了？你这个卑鄙的窃贼。”

听到这个问题，米切尔船长低落的情绪又重新高昂起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索蒂略知道了运银锭驳船的消息，但他没能抓住这艘驳船。这是很清楚的。由于被令人羞辱地捆绑着，在米切尔船长愤怒的内心里，他决心不受任何东西引诱说出一字一句，但他极想帮助银锭安全脱身，这使他违背这个决心。此时，他的思维仍然能正常工作。他发现索蒂略此刻心存疑虑，犹豫不决。

“这家伙，”他暗自想，“还不了解实情。”米切尔船长是社交场上的高手，能很快适应新情况。此时，他已经克服了第一次受人虐待的憎恶感，恢复了平时的镇定。他对索蒂略极为蔑视，这种感觉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用谜一般的语言说：“银锭早就藏好了。”

索蒂略也变得平静下来。“米切尔先生，”他用冰冷但威胁的口吻说，“你有政府的公文吗？海关同意银锭上船了吗？喂，你有吗？你没有。所以说银锭是被非法转移了。你必须在五天内出示公文。”他下令给囚犯解绑，然后关进楼下的一间小房间内。米切尔船长被松了绑，每只胳膊都有好几个人抓着，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在此期间，索蒂略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步，心绪很不好。

“米切尔，喜欢被捆绑的味道吗？”索蒂略嘲笑道。

“这是对权力令人厌恶的滥用！”米切尔船长大声呵斥道，“无论你的目的如何，你是不会得逞的。我肯定你得逞不了。”

身材高大的上校，蓄着乌黑的卷发和胡子，弯下腰，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位矮胖、红脸、乱蓬蓬的白胡子的囚犯的双眼。

“走着瞧吧。我会把你捆起来，放到太阳底下晒一天。”他高傲地挺直了身段，示意把米切尔船长带走。

“我的手表怎么办？”米切尔船长大叫道，使劲地不让士兵把他推向门口。

索蒂略把脸转向他手下的军官。“你们听这无赖在要手表，先生们，”他轻蔑地说，军官们用一阵嘲笑做回应。“他还敢要手表！”……他冲到米切尔船长面前，因为他真想痛打这个英国人一顿，出出心头的恶气。“你的手表！你是战俘，米切尔！战争期间，你没有权利，也没有财产！浑蛋！你的命攥在我的手心里。你必须记住这点。”

“胡说！”米切尔船长说，强咽下一口恶气。

在楼下的大厅里，地板上都是泥土，角落里有一大堆白蚂蚁拱起的泥土，士兵们用破碎的桌椅在拱门附近燃起了一堆篝火，拱门外飘来港口海滩上的微弱海潮声。就在米切尔船长被带下楼梯的时候，一名军官跑上楼，向索蒂略报告又抓住了几个人。大厅里很昏暗，弥漫着浓烟，篝火在噼啪作响。米切尔船长好像在浓烟中认出了那几个被抓的人。几个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围着三个身材高大的囚犯——医生、总工程师、白鬃毛狮子一样的老维奥拉。老维奥拉背靠着其他二人，下巴低垂到胸前，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米切尔船长惊奇不已，于是大叫起来；其他二人也大叫起来。但米切尔船长马上加快脚步，沿着对角线走过像大洞穴一样的大厅。他想啊想，猜啊猜，仔细分析各种线索，脑袋里乱哄哄的。

“他真的要把你关起来吗？”总工程师大叫道，他的单片眼镜在篝火的照耀下闪着光芒。

楼上有个军官急迫地大叫道。“把他们三个都带上来。”

在喧闹的大厅里，不仅有说话声，还有武器的叮当声，米切尔船长失态地大喊道：“老天爷啊！那家伙偷了我的手表。”

总工程师在楼梯上拼命挣扎地大叫道：“什么？你说什么？”

“我的记时器！”米切尔船长用尽力气大喊出这一声，这时他的脑袋正要被推进一个单间的门口，单间里非常黑，而且很窄，他已经碰到了对面的墙壁。单间的门立即就被撞上了。米切尔船长知道这个单间。这里是海关大楼的保险库。就在几个小时之前，银锭刚从这里被运走。这里跟走廊一样窄，门上有个小方孔，孔上有浓密的栅栏。米切尔船长先前踉跄了几步，然后坐在泥土地板上，背靠着墙壁。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缕光线都没有，米切尔船长可以安静地思考了。他苦苦地思考着，但他的思想并不深入。他没有想到危险。这位老水手，虽然身上有许多小缺点和谬论，但本质上做不到长时间思考个人安危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强大的灵魂，而是因为他缺少某种想象力——就是那种能预见未来后果的想象力，赫希因为有这种想象力而痛不欲生；也就是那种能赋予肉体伤害和死亡以无形恐怖的想象力，并把这种恐怖视为仅仅是肉体上的——这种想象力与其他思维能力一道构成人类存在的基础。很不幸，米切尔船长缺少洞察力；他完全不理解特征、启发性的细节、行动、运动。他是个既浮夸又天真的人，不仅看不清自己的生活，也看不懂别人的生活。例如，他根本无法相信索蒂略会那么怕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枪杀他人，除非他急于进行自卫。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个能杀人的人。他严肃地思考着。那么，他为什么要受此等荒谬的、侮辱性的责难？他问自己。但他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个令他震惊但无法回答的问题上：那家伙是如何知道银锭被驳船运走了？显然，索蒂略没有抓住那艘驳船。非常显然，他没能抓住！最后这条结论，米切尔船长被自己那夜在码头上做长时间守夜时形成的假设给误导了。他判断那夜海湾里的风力比平时大；其实正好相反。

“那个可恨的家伙到底是如何听到风声的？”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那道暗室的门被打开，接着又重重地撞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抬起低垂的头，门就又关上了），通知他有了一个新囚友的时候。听到这个问题，正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低声诅咒的蒙汉姆医生闭上了嘴。

米切尔船长的视力已经在黑暗中习惯了，能看到医生在伸手乱摸。

“我坐在地板上。别绊着我的腿。”米切尔船长用极有尊严的音调说道。医生接受了不在黑暗中行走的要求，也坐在了地板上。这两个索蒂略的囚犯，坐得很靠近，双方的头几乎都挨上了，开始秘密交谈。

“是这样的，”医生低声回答了米切尔船长极大的好奇心，“我们是在老维奥拉家被捉住的。一名军官率领一支前锋小分队，好像占领了城门。他们不许人进城，但把在大草原上抓住的人都带进了城。我们当时正开着门聊天，他们无疑看到了我们的灯光。他们肯定是慢慢接近我们的。当时总工程师在壁炉旁的长凳子上休息，我上楼想看看情况。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动静了。老维奥拉看到我上来了，默默地把枪口抬了起来。我蹑手蹑脚地走。天啊，他的妻子躺下睡着了。那女人真是睡着了！‘医生先生，’维奥拉低声对我说，‘似乎她的病情有了好转。’‘是的，’我说，但我心里是很吃惊的；‘你妻子很棒，乔治奥……’就在这时，厨房响了一枪，吓了我俩一大跳，赶紧躲藏起来，就好像天上有霹雳一样。这群士兵好像已经偷偷摸摸地离我们很近了，其中有名士兵爬到了门口。他往屋里看，觉得没有人，端着步枪悄悄地走进屋。总工程师说他刚闭上眼睛。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有个人在屋子中间正向屋子阴暗的角落里窥探。总工程师吓坏了，想都没有想，猛地从壁炉前睡觉的地方跳了起来。那名士兵也吓坏了，扣动了步枪的扳机，虽然子弹震耳欲聋，烤焦了总工程师的衣服，但惊慌失措的士兵没有击中他。可是，奇迹出现了！喧闹声惊醒了那睡梦中的女人，她站了起来，就像安装了弹簧一样，并发出尖叫声。‘我的孩子，巴蒂斯塔救救我的孩子！’她的声音现在还在我耳边回响。那是我听到的最悲伤的声音。我站着像瘫痪了一样，老头子跑过来，伸出了双手。她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我能看到她的眼睛是呆滞的；老头把她放倒在枕头上，然后回头看着我。她死了！事情前后不到五分钟，然后我跑到楼下看看有什么情况。抵抗没有用了。我俩说什么也说不动那军官，于是我自告奋勇与几个士兵一起上楼把老维奥拉带下来。他此时正坐在床脚板上看着妻子的脸，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但当我拿了一块白布盖在她头上时，他站了起来，安静地跟着我们下楼来了，但一边下楼一边还想着什么。那群士兵把我们带上马路，让房子门开着，蜡烛烧着。总工程师大步走着，一言不发，但我回头了一两次看了看那房子里微弱的灯光。走了很远之后，走在我身旁的老维奥拉突然说：‘我在这片大路上掩埋了许多战死沙场的人。牧师谈论神圣的土地！哈！上帝制造了地球，所以整个地球是神圣的；但那大海是与国王、牧师、暴君无关的，是神圣中最神圣的。医生，我应该把她海葬。没有可笑的仪式，没有蜡烛，没有薰香，没有牧师的圣水。自由的精神在水中。’……这老头真令人吃惊。这些话是他用很低的声音说的，就好像对自己说一样。”

“是啊，是啊，”米切尔船长不耐烦地打断了医生的话，“可怜的老家伙！但你知道那个恶棍索蒂略是如何获得消息的吗？那些帮助运送银锭的工人，他一个都没有抓住，是不是？他不可能抓住！这些人都是我过去五年里挑选出来的，我亲自付钱给他们办这件事，要求他们躲起来至少24个小时。我亲眼看到他们随着意大利人去了铁路调度场。总工程师答应给他们地方睡觉，只要他们想待在那里。”

“噢，”医生缓慢地说，“你可以跟你的那艘最好的驳船说再见了，以及搬运工监工。”

听到这，米切尔船长激动地爬到医生的脚前。医生没有给他大呼小叫的时间，立即就简单地说了赫希在晚上所扮演的角色。

米切尔船长失望了。“沉没了！”他低声咕哝道，语气中带着迷惑和惊奇。“沉没了！”此后，他默默不语，好像是正在听医生说话，但他的注意力早就被吸引到这件灾难性的事件中去了，根本没有认真听医生的描述。

在索蒂略面前，医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这迫使索蒂略把赫希带上来复述整个故事。赫希讲得很艰难，因为他不时就哭泣起来。讲完故事，赫希被带走了，此时他已经跟死人差不太多了。他被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好随时提审。在此后的审问中，医生保持了他的人格特点，不承认自己是圣托梅矿管理层的核心人物，并评论说赫希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医生说，他无法说出欧洲人到底做了什么，因为他正忙着照顾伤员和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他说话时假装不偏不倚，似乎成功地欺骗了索蒂略。此后的审问进入了正常程序；一名军官坐在桌子前，记录下来问题和回答，另一名军官在屋里一边踱步，一边仔细听着，他嘴里抽着长长的香烟，观察着医生。就在这个时候，索蒂略命令所有人都出去。

第三章

他俩刚才单独在一起了，上校刚才的那副严厉的军官样不见了。他站了起来，走近医生。他的眼睛里闪着贪婪和期待的目光；他变得亲密起来。“银锭可能是被搬到了驳船上，但也有可能根本没有出海，这并非是不可想象的事。”医生仔细听着每一个字，微微地点着头，乐呵呵地抽着索蒂略为表达友好之情递给他的那根香烟。医生对其他欧洲人态度冷漠，这诱使索蒂略打开了话匣子，他从一个臆说，推演到另一臆说，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按照他的看法，查尔斯·古尔德为把这笔巨大的财富据为己有才预谋把银锭搬到驳船上。医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镇定地低声说道：“他在那方面很有能力。”

听到这里，米切尔船长先感到惊讶，接着被逗乐了，最后变得气愤起来，并惊呼道：“你竟然这样说查尔斯·古尔德！”他的声音中夹带着厌恶的腔调，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猜忌。他跟其他欧洲人有同样看法，医生有人格方面的问题。

“你干吗要对这个偷手表的恶棍说这番话？”米切尔船长问道，“说这样卑鄙的谎言的目的何在？那个可恨的小偷很可能会相信你的话。”

他轻蔑地哼了哼。医生则在黑暗中保持着沉默。

“可我就是这么说的。”医生最后吐出了这几个字，他的语气清楚地向外界表明他刚才的沉默并非是在犹豫，而是在进行反思。米切尔船长心想，自己这辈子还真没有见到过如此厚颜无耻的。

“唉，唉！”他暗自叹息，但没有心情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时，一阵诧异和懊悔占据了他的心头。沉重的挫折感挤压着他：不仅银锭丢失了，而且诺斯特罗莫还死了，这件事对他的感情打击很大，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依赖他的监工，就如同人们依赖他们的下属一样，因为他们喜欢下属提供的便利，对此他们产生了几乎是下意识的感激之情。当他想到德科德也被淹死了，这个悲惨结果几乎让他失去了感觉。这是对那个年轻女人多么大的打击啊！米切尔船长虽是个老单身汉，但脾气并不乖戾；相反，他喜欢看到年轻男人追求年轻女人。他觉得这很自然，很正常，非常正常。但对水手来说，这件正常事却很难；米切尔船长坚持认为，水手不能结婚，这是因为水手在道德上不能自私。根据他的解释，女人最不适合在船上生活，但把女人留在岸上也不好，一是这对女人不公平，二是她要么深受折磨，要么无所谓，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如今有几件事让他心烦，但他说不出哪件最让他心烦——其一，查尔斯·古尔德损失了大量财富；其二，诺斯特罗莫死了，这是他的沉重损失；其三，那位年轻有为的女人突然要穿丧服了。

“是的，”此前一直陷入沉思中的医生，又开始说话了，“他很信任我。我觉得他会拥抱我。他说：‘古尔德会写信给他的那个美国旧金山的富豪合伙人，说财宝都丢失了。为什么不呢？有许多人能分担这笔损失。’”

“但这是绝对的愚蠢！”米切尔船长大叫道。

医生评论说，虽然索蒂略很愚蠢，但他的愚蠢拥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引导他彻底地走入歧途。医生认为自己仅是稍微帮了他一下。

“我仅做了个暗示，”医生说，“我用暗示的方式提醒他，那笔财宝可能被埋在了地下，而没有漂浮在海上。听到这话，我的索蒂略拍了拍脑门。‘上帝啊，太对了，’他说，‘他们在出海前就把那笔财宝埋藏在海港里的某个地方了。’”

“我的老天爷啊！”米切尔船长咕哝道，“我真不够相信有人能傻到这步天地……”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悲哀地说：“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如果驳船还漂浮在海上，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会阻止那个难以想象的笨蛋派船去扫寻整个海湾。这才是我怕得要死的真正危险。”米切尔船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这样说有目的。”医生郑重地说，语速很慢。

“你真有？”米切尔船长嘀咕道，“好吧，就算你有。我以为你就是想愚弄那家伙。或许你的目的就是这个。不管如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不合我的胃口。不，不，污蔑朋友的人格，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除非是为了欺骗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米切尔船长要不是因为听到有人死了的消息而陷入沮丧中的话，他会开口痛骂可恶的蒙汉姆医生；此刻，他心灰意冷，尽管他从来不喜欢医生，懒得去关心医生说什么、做什么。

“我感到奇怪，”他嘟囔地说，“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关在一起？或者说索蒂略根本不应该把你关起来，因为你俩在楼上似乎谈得很亲热。”

“是的，我也感到奇怪。”医生阴沉地说。

米切尔船长的心事沉重得只想自己孤独地待一会儿，这才最适合于维持同伴关系。对医生来说，只要有个伴就好。在米切尔船长略带轻蔑的眼光里，医生就好像是一个智力过人的卑贱海滩流浪者。在这样的心态下，米切尔船长问道——

“那恶棍如何处置其余两个人了？”

“总工程师肯定会被释放，”医生说，“索蒂略不愿跟铁路的人争吵。至少不是现在。米切尔船长，我认为你不很理解索蒂略目前的处境……”

“我干吗为那伤脑筋？”米切尔船长吼叫道。

“是的，你不必，”医生说，态度同样的阴沉，“我看你根本不必去伤脑筋。随便什么问题，无论你多么认真地去想，你的思考都不会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有帮助。”

“是没有帮助，”米切尔船长说道，此时他显然处于沮丧的状态下，“一个被关在黑窟窿里的人，对谁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对老维奥拉而言，”医生继续说道，就好像没有听对方说话一样，“索蒂略也会释放他，其原因与释放你的是一样的。”

“什么？你说什么？”米切尔船长惊呼道，样子就像黑暗中的猫头鹰。

“我和老维奥拉有什么共同点？更有可能是那老家伙没有手表和项链可供扒手去偷。蒙汉姆医生，你听我说，”他气愤地说，“他会发现想摆脱我没有那么容易。听我说，我要他偷鸡不成蚀把米。说到底，我没有拿回手表绝不走，还包括其他的东西——你就等着瞧吧。我要说把你关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乔·米切尔可是一类不同的人，先生。我不会向侮辱和抢劫屈服的。我是一个社会名人，先生。”

这时，米切尔船长发现通气口处的栅栏隐约可见了，黑色的栅栏后面是一片灰色。新的一天来临了，米切尔船长反倒沉默起来，仿佛想到未来就不会再有监工有价值的服务了。他靠着墙，双臂在胸前交叉。医生踏着他那独特的蹒跚步伐，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走着，就好像正拖着残废的腿在逃跑。当他走到远离栅栏口的那一端，他的身影会完全消失在黑暗中。只听见他拐腿走路的微弱声音。他在费力地走着，支撑他不断走下去的是一股忧郁的孤独。囚禁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外面有人大喊他的名字，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他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立即走出大门，仿佛速度慢了就出不去了；米切尔船长肩靠着墙又待了一会儿，他感到很痛苦，犹犹豫豫的，拿不准是不是应该挥动四肢做抗议。他并不十分想出去，但门外的军官又用规劝和惊诧的口气大叫了三四次他的名字，他才不情愿地走了出来。

索蒂略改变了从前的态度。虽然上校举止突然变得文雅起来，但有点犹犹豫豫，似乎他不是很肯定文雅的举止适合于眼前的场合。他坐在桌子背后那把大扶手椅子上，仔细地观察着米切尔船长。过了一会儿，他用谦卑的语气说——

“我决定不再拘留你，米切尔先生。我是个宽容的人，但你要接受教训。”

苏拉科的黎明很奇特，似乎要从遥远的西方喷薄而出，混杂着蜡烛的红色光亮，爬回高山的阴影中去。米切尔船长满脸的轻蔑和冷漠，扫视着房间里的一切，狠狠地盯了医生一眼。此时此刻，医生正坐在一个窗户框边，低垂着眼帘，在胡乱地想着什么——或许是在惭愧。

索蒂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把大扶手椅子上发表评论道：“我以为，绅士都有感情，肯定会给别人恰当的回话的。”

他等着对方回答，但米切尔船长就是不说话，这更多是因为他处于极度愤慨中，而不是有意如此。索蒂略迟疑地瞟了一眼医生。医生眼睛向上看，点了点头。于是索蒂略继续说道，但稍微加重了语气——

“米切尔先生，这是你的手表。下次请不要对我的爱国将士做出匆忙的、不公正的评价了。”

他靠在椅子背上，伸手把桌子上的手表轻轻地推了一下。米切尔船长掩饰不住自己的渴望，走向前，拿起手表贴近耳朵听了听，冷静地让那手表滑入自己衣兜里。

这时索蒂略显得非常犹豫不决。他再次斜眼看了看医生，此时医生正一眨不眨低盯着他。

这时，米切尔船长正转身要走，连头也不点，眼也不看。索蒂略匆忙说——

“你可以在楼下等着医生，我马上也要释放他。在我眼里，你们这些外国人都不重要。”

说完，他挤出一声怪笑。米切尔船长第一次饶有兴趣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将来法律会审查你的罪行。”索蒂略匆忙地说。

“但依我看，你能自由地生活，我不会派人去监视你。米切尔先生，你听见了吗？你可以去工作了。你不值得我的关注。我要去关注最重要的事情。”

这话惹得米切尔船长真想反驳，但他此刻的精神状况很差，一是因为他虽被释放但受到了侮辱，二是因为长时间的疲乏和焦虑，三是保护银锭的行动惨败致使他极度失望。他极想掩盖住不安，也许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更多是为了眼前的局势。他敏锐地感到有什么阴谋的事正在进行之中。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故意不理睬医生。

“畜生！”门刚关上，索蒂略便说。

蒙汉姆医生从窗台滑下来，把手伸进他穿的那件沾满灰尘的灰色茄克衫的衣兜里，向屋中央走了几步。

索蒂略也站了起来，他自上而下把医生打量了一回。

“所以，你的同胞没有向你透露多少信息，医生先生。他们不喜欢你，对吧？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医生抬起头，用毫无生命气息的眼睛盯着索蒂略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逐字说道：“也许我在科斯塔瓦那这个地方生活了太长的时间。”

索蒂略笑得黑胡子下露出了白牙。

“啊哈！但你爱你自己。”索蒂略鼓励着医生。

“如果你不去理睬他们，”医生说道，但仍然用刚才那种毫无生命气息的眼神盯着索蒂略那张漂亮的脸，“他们马上就会相互背叛的。与此同时，我可以试着去让卡洛斯先生说话吗？”

“哈！医生先生，”索蒂略摇晃着脑袋说，“你脑子快。我俩一定能成为知心朋友。”说完，索蒂略转过身去，因为他无法忍耐这种既没有表情也没有生命的干瞪眼，那医生的眼神就好像是无法看穿的深渊。

即使一个人极为缺德，但他照样可以对流氓行径表示感谢，这是显然的。在索蒂略看来，蒙汉姆医生与其余欧洲人截然不同，他肯定能为捞到一笔圣托梅矿的财富而出卖同胞和他的老板查尔斯·古尔德。索蒂略并不会因此而蔑视医生，上校天生缺德，这是他基本的人格特征。这种特征很像愚蠢，或者说是道德上的愚蠢。只要能帮助他实现目标，他就绝对不会去谴责。不过，他蔑视蒙汉姆医生。他的蔑视，不仅巨大，而且完满。他全心全意地蔑视医生，因为他不想给医生任何回报。他蔑视医生，不是因为医生没有信仰和名誉，而是因为他视医生是个傻瓜。蒙汉姆医生看透了索蒂略的人格，这才能彻底地欺骗他。所以，索蒂略此时仍然认为医生是个傻瓜。

自从上校抵达苏拉科后，他的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

他不再希望在蒙泰罗的政府中任职。他一直怀疑走那条道路的安全性。由于他从总工程师那里得知，黎明时分，他就要迎战佩德罗·蒙泰罗，这让他的忧虑大大增加了。将军的游击队员兄弟——喜欢做公开讲演的佩德罗——有很不错的名声。与佩德罗打交道不易。索蒂略有个初步计划，不仅要攫取财宝，还要攻占这座城镇，然后从容地进行谈判。但从总工程师那里获知的实际情况看（总工程师坦率地透露了全部情况），他觉得必须谨慎，他原来胆子就不太大，如今必须转而采取最高级别的谨慎。

“一支军队，在佩德罗的指挥下，翻过了山，”他不断重复着，无法掩盖惊愕之情，“如果不是一个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告诉我这件事，我根本不会相信。令人震惊！”

“一支武装力量。”总工程师文雅地纠正道。总工程师的目的达到了。他成功地延后了苏拉科被军队占领的时间，让那些害怕的人有机会离开。恐慌四处蔓延，有些家庭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想沿着大路去洛斯哈托斯，因为原先驻扎在那里接受富恩特斯、波松指挥的武装暴乱分子为了迎接佩德罗·蒙泰罗去了林康。这次逃难很匆忙，十分冒险。据说赫尔南德斯那一伙人就在洛斯哈托斯附近的树林里拦截逃难者。总工程师知道，在他认识的人中，有许多人想这样逃难。

考比兰神父为使那个强盗成为一个最虔诚的人所做的努力没有全白费。苏拉科的省长，在最后一刻顺从了这位神父的请求，签署了一份临时任命书，任命赫尔南德斯为将军，正式征召他去完成一项维护城镇秩序的新任务。实际上，这位省长，看到前途渺茫，根本不在乎在什么文件上签字。他签署完这份官方文件之后，立即离开了政府大楼，逃到OSN公司避难去了。虽然他希望这项措施有效，但太迟了。考比兰神父刚走不到一个小时，他害怕会发生的骚乱终于还是爆发了。由于考比兰神父早就约好与诺斯特罗莫在多明我会修道院他的单身宿舍里见面，所以他根本没有去他本应该去的地方。他出了政府大楼，径直去了他的表兄阿韦兰诺斯家通报情况，虽然他在那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但他发现去修道院宿舍的道路被切断了。诺斯特罗莫在神父的宿舍等了一会儿，看到街上的骚乱越演越烈，内心感到不安，感觉局势紧张，转而去了《波文尼尔报》的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天亮。德科德在给他妹妹的信里提到了这件事。所以，监工没有按照原计划去洛斯哈托斯给赫尔南德斯送任命书，却留在了镇子里。他在镇子里救了总统，为镇压骚乱出了力，最后带着矿山的银锭出了海。

考比兰神父怀揣着那份把一个强盗变成将军的政府文件，逃到了赫尔南德斯那里，这是里比热党统治下的政府最后一个官方举动，这个党的口号是：诚实、和平、进步。或许神父和强盗都没有看出这其中的荒谬。考比兰神父必须找到一个信使去镇子里。早在骚乱的第二天，镇子里就出现谣言，谎称赫尔南德斯正守护着去洛斯哈托斯的道路，准备向投奔他的人提供保护。一个样子奇怪的骑士，出现在镇子里，虽然年事已高，但行为大胆，骑着马缓步而行，仔细查看房子的门脸，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的房子一样。他在大教堂前下了马，跪在教堂广场中间，马缰放在胳膊上，帽子放在面前的地上。然后，他低垂下头，在胸前画着十字，还用手捶着胸脯，持续了一小会儿。此后，他再次骑上马背，用一种可怕但并非不友好的目光看着围观他公开祈祷的人群。他问了去阿韦兰诺斯家的路。有十几只手伸出来为他指路，都指向宪法大街那个方向。

走到街拐角处的阿马利亚俱乐部，骑士仅向楼上的窗户投去好奇的一瞥。他不断用洪亮的声音在街上大喊道，“阿韦兰诺斯家在哪里？”最后，有个守门人用惊惧的声音回答了他，随后他消失在那个门里。他所携带的那封信，是考比兰神父在赫尔南德斯的篝火旁用铅笔写的，收信人是何塞先生。写信时，考比兰神父不知道何塞先生已经病重了。安东尼娅读了信。她在征求了查尔斯·古尔德的意见之后，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了镇守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绅士们手中。此时，她决心已定；她要去追随她的叔父；她要把父亲最后的一天——或许是最后几个小时——让那个强盗去照管，因为这个强盗的存在，就是对那些各政党中不负责任的暴君的反抗，就是对这片土地上黑暗的道德现状的反抗。洛斯哈托斯附近的幽暗森林是个好去处；虽说在强盗的车厢里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但并不有损人格。安东尼娅全心全意地追随叔父去与那灾难做顽强的斗争。这是因为她深信她所爱的人。

神父在这封信中用自己的脑袋为赫尔南德斯担保。神父在信中指出赫尔南德斯是有能力的，因为他做强盗好几年从未被打败过。在这封信中，德科德建立新国家的理念（如今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不仅物质丰富，还非常稳定）第一次被当作一种主张公开提出来。赫尔南德斯，这位从前的强盗，如今成为了里比热党最后一任将军，表示有信心守护从洛斯哈托斯的森林到沿海的巨大领土，等待虔诚的爱国者马丁·德科德先生把巴里奥斯将军带回苏拉科，收复这座城镇。

“这是老天的意愿。上帝在我们这边。”考比兰神父写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反思或辩论了；在阿马利亚俱乐部里，尽管人们在刚开始读信的时候确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那争论声很快就消失了。在政府崩溃引发的大困惑中，一些人带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新国家的理念，因为他们吃惊地发现了一个新希望。另外一些人看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有救了，所以觉得很有吸引力。大多数人把新国家看作救命稻草。考比兰神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能躲避佩德里托·蒙泰罗的避难所，为此他出乎意料地建议把他在大草原上的追随者与富恩特斯先生、加马乔先生领导的武装暴徒联合起来。

在阿马利亚俱乐部的大房间里，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后半个下午。即使是那些站在窗口、手持着步枪和卡宾枪，防备暴乱分子再次进攻街头的俱乐部成员，也回头参与争论。黄昏时分，胡斯特·洛佩斯先生邀请几个与他有相同想法的先生，一起聚集到走廊，围坐在一张有两支蜡烛的小桌子旁，他动手起草一份相当正式的宣言，这份宣言准备由一个小型代表团提交给佩德里托·蒙泰罗，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留在镇子上的议员。他的想法是劝佩德里托·蒙泰罗至少能保留议会制度。他坐在一张白纸的前面，手拿着一支鹅毛笔，周围的人簇拥着他，他左看看，右看看，庄严地复述着不可调和的主张——

“先生们，安静！安静！我们应该明确指出一点，我们诚心诚意地接受既成事实。”

说完这段话，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忧郁的满足。他身旁的吵闹声越来越大，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刺耳。争论不时会突然停顿下来，人们脸上露出的那种兴奋的鬼脸，会在转眼之间阴沉下来，陷入极度沮丧的静止中。

与此同时，逃难的人群出发了。小马车上坐满了妇女和儿童，缓慢地驶过镇子中心的广场。男人们跟在马车旁边，有的步行，还有的骑马。在这群坐着马车的人群之后是骡子群和马群；最贫困的人徒步行进，男人和女人扛着大包袱，手臂挽着孩子，拉着老人，大一点的孩子跟在后面艰难地走着。查尔斯·古尔德告别医生和总工程师后，离开了老维奥拉家，从港口的大门进入了城镇。在城镇里，那些想跑的家庭都跑了，剩下的家庭都把家门给阻挡好了。整条街道上只有一家闪着灯光，而且还有人影晃动，矿长先生认出来了，他妻子的马车正等在阿韦兰诺斯家的门口。他骑马上前，没有人注意到他，而他则默默地看着他家的几个仆人正在把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搬出大门。阿韦兰诺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他的妻子和安东尼娅走在那个临时担架的两侧，担架很快就被抬进了马车。两个女人相互拥抱；在马车的另一边，站着考比兰神父派来的使者，他坐在马鞍上腰板挺得直直的，凝视着远方，粗糙的胡子上布满了灰色的条纹，高高的颧骨是青铜色的。安东尼娅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泪水，钻进马车坐在担架旁边，她快速地画了一个十字后，把厚厚的面纱放了下来。那几个仆人和三四个来帮忙的邻居向后站了站，摘下了帽子。伊格纳西奥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顺从地接受了驾驶一整夜的马车的任务（没准在黎明时已经被人切断了喉咙），正板着面孔向后看着。

“小心驾驶。”古尔德夫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是，夫人，我会小心的。”他喃喃而语，说话时咬着嘴唇，像皮革一样的脸皮颤抖着。这时马车动了，缓慢地驶入黑暗。

“我要送他们到浅滩那里。”查尔斯·古尔德对妻子说。她站在人行道上，双手轻轻地握在一起，看着丈夫跟着马车走了，微微地点了点头。此时，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窗口是漆黑的。最后一点抵抗的火花熄灭了。在大街的拐角处，查尔斯·古尔德看到妻子在路灯的照耀下横过马路，回到自己的家门口。一位邻居，一位当地知名商人和地主，一边紧紧跟在她的背后，一边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当她走进自家大门的时候，街上的灯全都熄灭了，整条街道从头到尾都变得既漆黑又空旷。

巨大广场周围的房子都消失在黑夜中了。在高处，有一个亮点，像星星一样，那是大教堂的一个塔楼发出的微弱闪光；那尊骑手的雕塑像，在林荫大道黛黑的树木前发出苍白的微光，像是个在这场革命中出来显灵的皇家的鬼魂。马车继续前行，路上遇到几个流浪者，他们靠着墙站着。在驶过大街的最后几栋房子后，马车突然没有了噪音，就好像马车走在了一个泥土做成的软垫子上一样。周围变得更加黑暗，但乡下道路两旁的树叶似乎在那黑暗上撒上了一种新鲜的感觉。赫尔南德斯的使者骑马来到查尔斯·古尔德的身旁。

“先生，”马车夫饶有兴致地说，“你就是人们说的苏拉科之王吧？还是矿主？是不是？”

“是，我是矿主。”查尔斯·古尔德说。

那马车夫让马车静静地跑了一小会儿后又说道：“我有个兄弟，在圣托梅峡谷值晚班。他说你是个公正的人。你招人去山里工作，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我兄弟说矿里没有政府官员，没有那些在大草原上欺压百姓的人。你手下的官员不欺负人。确实他们很怕你的严肃劲。”“你是个公正的人，也很有势力。”他又接着说道。

他的话很唐突，语气很自尊，但他说这番话有特殊目的。他告诉查尔斯·古尔德，他原来是个牧场工人，住在那几个地势较低的峡谷里，那地方要向南走很远，与过去赫尔南德斯住的地方挨着。他是赫尔南德斯的大儿子的干爹；他是最早追随赫尔南德斯的人之一，他们当时就是为了抵抗征兵运动，但他们的不幸自此开始了。不仅伙伴被杀了，他还亲手掩埋了被士兵杀死的妻子和孩子。

“先生，”他用嘶哑的声音咕哝道，“我和其余两三个人走运，活了下来，把死人掩埋在牧场附近的坟墓里，那地方有大树，坟墓就在树荫下。”

三年后，他逃跑了，赫尔南德斯跟着他也跑了。他至今还保留着那件袖子上有下士军阶的军服。他的手上和胸前都沾着他的上级那位上校的鲜血。士兵开始追杀他，但其中有三个士兵跟着他跑了，因为他们想获得自由。他告诉查尔斯·古尔德，当那三个士兵上来后，他和几个朋友埋伏在几块大石头后面，准备向他们开枪，但他发现三人中有他的好朋友，于是就跳出来，大叫好朋友的名字，因为他知道赫尔南德斯不会去执行一件非正义的镇压任务的。这三名士兵，与埋伏在岩石后面的那群人，变成一个著名匪帮的核心人物。他，就是这位讲故事的人，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是赫尔南德斯的得力副手。他说起另一件让他感到骄傲的事，官方也给他的脑袋定一个价格；但这无法阻止他的灰白头发不断飘落在他的肩膀上。如今，他终于看到自己的伙伴被任命为将军了。

他压低声音大笑起来。“我们从强盗变成了士兵。先生，你瞅瞅，他们竟然让我们当士兵，让他当将军！你瞅瞅他们干的这事。”

伊格纳西奥大叫起来。原来马车突然深陷入大草原上的松软土地，就好像上了一条英国乡间小路一样。马车的灯，沿着道路两旁护路堤上的仙人掌篱笆向前奔跑着，照亮站在道路两旁的面带恐惧的人脸。路边的那些人们后退了；他们睁大了眼睛，眼睛中闪过短暂的光芒；马车灯继续向前，照亮了一棵大树的根部，接着又照亮另一长串仙人掌树篱，再接下来又赶上了一群人脸，他们的目光中闪耀着恐惧。三个妇女——其中一个带着一个孩子——还有几个穿平民服装的男人——其中一人拿着马刀，另一人拿着一支枪——这几个男人围着一头驴子，那驴子驮着两个用毯子裹起来的大包袱。再往前走，伊格纳西奥再次呼喊着超越一辆马车，这辆马车的造型很独特，是在两个大轮子上架着一个大木箱构成的。木箱背后的门打开着。木箱里的妇女肯定是认出了那匹白色的骡子，因为她们大声叫道：“伊米莉亚夫人，是你吗？”

在道路转弯处，燃起了一堆耀眼的大火，在小溪的上空形成了一条拱形的火带。原来，在浅滩的一条小溪附近、离道路不远的地方有一间用灯芯草编织成的棚屋，屋顶是茅草铺成的，这间棚屋不知何故燃起了大火，火势非常猛烈。一大群马、骡子、惊慌失措的人群被阻拦在一块空地上。看到这种情况，伊格纳西奥停下了马车，但几个步行的妇女借机要抢占马车，请求安东尼娅给个座位。面对这几个妇女的喧闹，安东尼娅默默地用手指了指她的父亲。

“我在这里与你们分手了。”查尔斯·古尔德在喧闹声中说。火苗飞上了天，热浪把难民推向马车。一个穿着黑色丝绸的中年妇女，头上戴着粗糙的披巾，手拿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到马车前轮的前方。两个小女孩被吓坏了，一言不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查尔斯·古尔德跟她很熟。

“老天爷啊！我们在人群里被挤得好惨啊！”她面带勇敢的笑容对着他大声叫道，“我们是走过来的。我们的仆人昨天就都跑去参加民主党人了。我们要去考比兰神父那里避难，他就是安东尼娅的叔父。他与最冷酷无情的强盗达成了一项奇迹般的协议。这真是个奇迹。”

她逐渐提高了说话的声音，最后变成了尖叫，因为浅滩上有几辆马车飞驰而来，马车上有人大喊大叫，马鞭的噼啪声，吓得人群赶紧躲闪，而她正在被人群挤走。火光和浓烟弥漫着整条路；竹节在烈火中发出阵阵爆炸声。突然，耀眼的火焰熄灭了，只留下红色的暮霭，混乱的黑色身影向四面八方散去；喧闹声似乎随着火光的熄灭而平息下来；此后，黑暗中人头攒动，争吵声和咒骂声在人群中传递着。

“我现在必须走了。”查尔斯·古尔德对安东尼娅又说了一遍。她转过脸，揭开面纱。赫尔南德斯的使者策马走了过来。

“矿山之主有什么话要对草原之主赫尔南德斯说吗？”

这个对照实在是太准确了，查尔斯·古尔德好像被重重地拍了一掌。他以顽强的决心守候着矿山，而那个不屈不挠的强盗也一样顽强地守候着大草原。他俩在这片无法无天的大地上是对等的。根本无法把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与活动所涉及到的卑劣的人，分割开来。一个缜密的犯罪和腐败网笼罩着这个国家。一阵无边无际的心灰意冷封住了他的嘴，他好长时间厌烦得不想说话。

“你是个公正的人，”赫尔南德斯的使者用话劝导他，“看看那些把我的同伴变成将军、把我们变成士兵的人。看看这些只背着衣服就出门逃命的大户人家。虽然我的同伴没有这样想，但我们这些他的追随者却有一个想法，现在我想把我们的想法说给你听。听着，先生！这片大草原在我们手中已经好多个月了。我们不需要别人给我们什么；但战争结束后，士兵需要有钱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灵魂是公正的，你的祈祷能治好牲口的病，就好像是法官的祈祷一样。让我亲耳从你嘴里听到一点说辞，就像魔咒一样消除我们这伙人的疑问。我们这伙人可都是些能说到做到的男子汉。”

“你听见他说的什么了吗？”查尔斯·古尔德用英语对安东尼娅说。

“饶恕我们的不幸吧！”她急切地大声说道，“能拯救我们大家的是你那取之不尽的人格；卡洛斯，是你的人格能救我们，绝不是你的财富。我恳请你给予这个男人你的承诺，你将接受所有我叔父与他们的首领做出的任何安排。他什么都不要，就是你的一句话。”

路旁的窝棚已经被烧成了灰烬，但仍然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在那暗红的光芒中，安东尼娅的脸因为异常兴奋而变得绯红。查尔斯·古尔德仅是稍微犹豫了一下，郑重地做出了承诺。他像一个冒险在悬崖边上走路的人，已经没有了转身的余地，只有继续往前走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他看着躺在站立着的安东尼娅身旁的何塞先生。何塞先生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的这一生，一直都在跟黑暗的丑恶势力做斗争，那黑暗不仅深不见底，而且停滞不动，滋生出各种残暴的罪行和幻象。赫尔南德斯的使者简单地表达了他的满意之情。安东尼娅是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不愿别人追问她有关德科德逃跑的事，于是放下了面纱。但伊格纳西奥回过头忧郁地斜眼看着矿主。

“看看这几头骡子吧，”他嘟囔地说，“你再也看到不到它们了。”

第四章

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子，向镇子方向去了。远望前方的锯齿形的群峰，在晴朗的黎明中全都变成了黑色。他的马蹄声清脆，还没有等他跑到长着青草的街道拐角处，前方就有蒙面歹徒四散而去。狗在花园围墙背后狂吠；雪山的无色寒光似乎洒在了支离破碎的路面上，洒在了百叶窗紧闭、屋檐被毁的房子上，洒在了房子前面壁柱上灰泥剥落后留下的疤痕上。拂晓的晨光在广场周围的拱廊下与黑暗进行着搏斗。广场上，没有农民把农产品放在市场上叫卖；没有摆放在矮木凳之上、大布伞之下、鲜花点缀的水果堆和蔬菜堆；没有农民、妇女、儿童、载着重物的驴子的快乐喧闹。在巨大的广场上，散布着几小堆革命分子，这些人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全都望着林康的方向，盼望看到新的动静。当查尔斯·古尔德走过其中最大一堆人的时候，那堆人用充满恶意的语调齐声高喊：“自由万岁！”

查尔斯·古尔德骑马进入了他家的拱门。在院子里，地上到处是稻草，蒙汉姆医生手下的一名年轻助理，坐在地上，背靠着水井的边缘，在认真地弹吉他，两个级别更低的女孩，站在那助理面前，轻移脚步，摇晃着手臂，哼唱着一首流行歌曲。

大多数在两天的骚乱中受伤的人都被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给接走了，但院里还坐着几个，他们随着音乐不时摇摆着缠着白绷带的脑袋。查尔斯·古尔德下了马。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面包房里出来，接过马缰；那医生助理慌忙想把吉他藏起来；那两个姑娘一点都不害羞，微笑着向后退了退；查尔斯·古尔德向楼梯走去，望见在院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另一伙人，一名妇女跪在一名受致命伤的搬运工身旁；她一边快速低声做着祈祷，一边努力把一片橙子塞入那临死的人逐渐僵硬的嘴唇中间。

残酷得无法逆转的形势摆在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前，虽然他们苦难深重，却又很轻浮，什么都无法使他们改变这点；他们为能永久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残酷地浪费许多人的生活和生命，但都无济于事。与德科德不同，查尔斯·古尔德无法在这幕悲惨的闹剧中扮演一个轻松的角色。他凭自己的良心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悲惨了，丝毫没有闹剧的成分。他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他实在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欣赏面前这幕可憎的幽默，因为他为人处世太实际、太理想，而马丁·德科德却可以，因为他是个富于幻想的唯物主义者，能够用冷漠的怀疑主义眼光看问题。在失败的时候用良心去做妥协，他觉得这比丑恶更加丑恶，这点我们都有同感。虽然他心里有想法，但由于他沉默寡言，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想法；但古尔德矿暗中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他斜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想到，他本该早就知道里比热党人的政治纲领根本实现不了。矿山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为了矿山的日常运作，他不得不用尽心思去行贿，这让他感到厌恶。他跟他父亲一样，不愿被人劫掠。被劫掠让他恼怒。他确信，除非有更重要的理由，支持何塞先生的改革愿望是有好处的。他跟他的叔父一样投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他叔父的长剑就挂在他书房的墙壁上，他叔父当年参战是为维护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与叔父的武器不同，他的武器是矿山的财富，它的杀伤距离更远，更诡秘，一片装着黄铜护手的普通钢片是无法与之媲美的。

但挥舞这种武器的人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用财富制成的武器是一把由人类的贪婪和痛苦构成的双刃剑，而且这把剑还被浸泡于各种自我纵欲的恶习中，就如同曾经浸泡过多种毒药混合液的毒剑一样，每次挥舞这把剑都会散发出毒素，随时有可能伤及舞剑者本人。如今他别无选择，只能使用这种武器了。但他下定决心，一旦有人想从他手中夺走它，他就把它打碎。

最后还有一点，由于他父母是英国人，他又在英国受的教育，他把自己看作来科斯塔瓦那冒险的外国人，或者说是应召去外国冒险的外国军团的后裔，所以他就应该在革命战争中获利，就应该去发动革命，就应该信仰革命。由于他的人品正直，所以有一种冒险者的从容精神世界，在道德评判上比较偏爱那些需要冒险的行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把整个圣托梅山炸上天，把它从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抹掉。他能下如此大的决心，不仅表明他性格中有坚韧的一面，还表明他后悔自己对婚姻不贞，因为妻子不再是他唯一的情人。此外，还能看出来他身上有他父亲的那种喜欢幻想的毛病，以及一种宁可向弹药箱里扔进去一根点燃的火柴，也不愿拱手交出自己的船的海盗精神。

在楼下的院子里，那个受伤的搬运工断气了，身旁的妇女立即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不仅出乎意料，还非常刺耳，其他伤员都坐立起来。助理医生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手里还抓着吉他，睁大眼睛朝她的那个方向看。那两个守护着自己受伤亲戚的女孩——分别坐在病人的两旁，伸直了腿，嘴里叼着长长的香烟——相互会意地点了点头。

查尔斯·古尔德从栏杆向下看，看到三个人穿着庄重的黑色长礼服、白衬衣，戴着欧洲式的圆边帽，从街上走进院子里。三人中有一个高个子，他的头和肩膀都比其余两个人高，走在最前面，非常引人注目，此人就是胡斯特·洛佩斯先生，陪着他的是他两个朋友，这两人都是议会的议员。他们大清早就前来拜访圣托梅矿长。此时，他们也看到了矿长，并急忙向他招手，然后像游行一样上了楼梯。

洛佩斯先生的样子很令人惊讶，因为他把残破的胡子全都剃光了，此举使他的仪表威严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虽然此时仍然不算被占领，但查尔斯·古尔德已经注意到这个男人的举止有不当的地方。他的伙伴显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其中一人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另一个的眼睛迟钝地看着走廊地板上的方砖，而洛佩斯先生站在略靠前的位置上，正在大声训斥圣托梅矿的矿主。他坚决要求必须遵守仪式。新省长来的时候，市政委员会、商会均要派代表去拜访，地方议会按规矩也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议会制度的存在。洛佩斯先生建议卡洛斯·古尔德先生应该加入这个议会代表团，因为他是本地杰出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里有突出的地方，名声也非常好。官场如战场，官场礼节不能不重视。只有接受既成事实，才能给议会制度留一条生路。洛佩斯先生的眼神迟钝；他信仰议会制度——在空旷的大屋子里，他低沉的说话声越来越缺少自信，最后就好像变成了某种笨重昆虫的低沉嗡嗡声。

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来，手臂靠着栏杆，耐心地听着。虽然他几乎被地方议会主席的焦虑的目光所感动，但他仍然微微摇了摇头，表示拒绝。查尔斯·古尔德的政策不许圣托梅矿参与任何官方活动。

“先生，我建议你待在屋里等着自己的命运。你没有必要主动把自己交给蒙泰罗。正如胡斯特先生所言，顺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方是佩德里托·蒙泰罗，你没有必要特意表示你全部的顺从。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政治生活缺少分寸。不高声表示赞许就是非法的，就要用残暴的手段进行惩罚——先生，那是不会有稳定和繁荣的前途的。”

看到面前的这几张脸上的忧郁和迷惑，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惊异和焦虑，查尔斯·古尔德不再继续说了。他很同情面前的这几个对他表示出某种信任的人，但杀戮和掠夺正在这片土地上蔓延，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说辞似乎仅是空泛的饶舌。洛佩斯先生咕哝道——

“卡洛斯先生，你是想不管我们了……但议会制度……”

他无法摆脱悲伤。他用手蒙住了眼睛。查尔斯·古尔德害怕空泛的饶舌，没有答应对方的要价。他用沉默回敬了对方隆重的鞠躬。他用沉默寡言作保护伞。他知道对方是想把圣托梅矿的影响力拉入自己的阵营。他们想借助古尔德采矿权这把保护伞去向胜利者讨好。其他政治团体——镇政府的官员和外国的领事——也都会来找他，谋求他的支持，他们会把他视为本省有史以来最稳定的、最有效的力量。

医生一瘸一拐地来到古尔德家，发现主人回自己屋了，留下话不许任何人打扰。蒙汉姆医生不急于见到查尔斯·古尔德。他快速给伤员做了一次检查。他花了些时间给他的伤员做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他俯身察看每位伤员，边看还边用拇指和食指抚摸自己的下巴；伤员默默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而他总是默默地用呆滞的目光作答。伤员的情况都不错；当他来到那个死去的搬运工身旁时，却多花了一点的时间，他所看的不是那个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人，而是身旁跪着的妇女，那妇女静静地沉思着，面色僵硬，手捏着鼻子，半睁半闭的眼睛里闪着白光。她慢慢地抬起头，用单调的声音说——

“他干搬运工时间不长——就几周。他求监工好几次，监工才答应了他。”

“那个大监工不归我管。”医生咕哝道，然后走开了。

医生上了楼，向查尔斯·古尔德的房门走去。可到了门口，他犹豫了；他摸着门把手却没有拧，只是耸了耸自己那高低不平的肩膀，然后转身沿着走廊偷偷地寻找古尔德夫人的闺房去了。

莱昂纳达告诉他夫人还没有起床。夫人让她照看那两个从意大利客栈来的姑娘。莱昂纳达把她俩带到自己的房间。那个金发的姑娘哭着要自己睡，但那个黑发姑娘——姐姐——还没有闭上眼睛睡着。她坐在床上，把被单拉到下巴底下盯着看，就好像是个小巫婆一样。莱昂纳达不同意让维奥拉家的孩子住在这栋房子里。她用冷漠的腔调说这番话，并询问他俩的母亲是否已经死了。至于夫人的情况，她肯定是睡着了。自从她在夫人房间看到安东尼娅小姐离开后，她就没有听到夫人的房门里再有声音。

医生从沉思中惊醒，让莱昂纳达立刻去叫醒女主人。他蹒跚地走到客厅去等古尔德夫人。虽然他很疲惫，但兴奋得坐不下来。此时，大客厅里空无一人了，但就是在这间大厅里，他的那颗遭遇了多年的贫乏和不得不默默忍受众人的白眼的心灵获得了新生。他一瘸一拐地在椅子和桌子中间漫步，最后终于把古尔德夫人等来了。她穿着拖鞋，急匆匆地走进了客厅。

“你知道我从来不同意把银锭运走。”医生一张嘴就这样说。接着，他描绘了他和米切尔船长、总工程师、老维奥拉在索蒂略指挥部的冒险经历。由于医生对这次政治危机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所以他觉得运走银锭似乎是个不理智、不吉祥的举动。这就好像要打仗了，可将军却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最后的部队派遣走了。银锭应该藏在一个好提取的地方，当古尔德矿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能提取出来规避危险。矿主所采取的行动，就好像这座矿山的巨大财富是在依靠廉洁的方法和对社会有用的理念上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实际上只能采用一种方法。古尔德矿多年来一直受敲诈勒索。这是个令人作呕的过程。他知道，查尔斯·古尔德已经厌倦了，所以才放弃老办法转而去支持希望渺茫的改革计划。医生不相信改革能救科斯塔瓦那。如今必须恢复老办法了，但会遇到困难。困难之一是矿山的财富会引发贪婪。困难之二在与腐败划清道德界限时会引发不满。那是失败后的惩罚。他现在心里有一点感到不安，那就是正当坦率地恢复使用老办法是唯一机会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似乎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软弱了。就是因为听信德科德的荒唐计划，所以才落入这种不利的局面里。

医生举起双手，大叫道：“德科德啊！德科德！”他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走着，脸上带着一丝愤怒的微笑。他的脚踝许多年前受过重伤。当时在斯特玛尔塔的一个城堡里，几个军人受命组成一个调查组对他进行调查。对这几个人的任命是夜深人静时突然由古兹曼·本托宣布的，他当时愁眉不展，眼睛里闪着凶光，说话声音像暴风雨。这位老暴君很多疑，有一次他突然变得疯狂起来，把这几个人招来训话，他语无伦次，除了要求这几个人忠诚之外，还诅咒了他们，并发出了可怕的威胁。那城堡在一座小山上，里面已经关了不少囚犯。调查组的任务是发现谁在阴谋对抗他这个国民大救星。

调查组非常害怕狂乱的暴君，于是调查过程变得既草率又残忍。这位国民大救星不习惯于等待。调查组必须挖出一个阴谋家来。从此，城堡的院子里响起脚镣的叮当声、揍人声、呼喊痛苦声；这一伙人都是高级军官，他们拼命工作，相互隐瞒自己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特别是不想让调查组的书记贝龙神父知道。贝龙是军队的神职人员，当时是国民大救星的密友。神父身材高大，圆肩膀，外表不整洁，平顶脑袋上长着浓密的头发，面色黑黄，浑身软乎乎的肥肉，中尉军服的正面沾满了油渍，左前胸用白布绣着一个小十字。他有个沉重的鼻子，嘴唇向下垂。蒙汉姆医生至今还记得他，而且竭尽全力想把他忘掉，但忘不掉。古兹曼·本托让贝龙神父加入调查组，此举显然有个目的，就是希望贝龙神父能用文雅的热情在工作上帮助调查组的成员。蒙汉姆医生无法忘记贝龙神父的热情，或他的那张脸，或他用无情单调的声音说的那句话“你现在能坦白了吗？”

回忆过去没有让医生发抖，却让他变成了一个被有社会地位的人看不起的人，一个不讲公共礼仪的人，一个介于聪明的流浪汉与名誉不佳的医生之间的人。但在有社会地位的人中，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足够细腻的感情去理解蒙汉姆医生的内心世界，他们不理解这位圣托梅矿的医务官在回忆军人神父贝龙时，在内心会产生怎样的精神痛苦和多么逼真的画面。虽然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蒙汉姆医生坐在圣托梅峡谷医务室里，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贝龙神父。他总是在晚上想起神父，有时是在睡梦中。在这样的回忆之夜，医生借着蜡烛的灯光等待着天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踱步，眼睛盯着自己的光脚板，双臂紧紧地抱拢着自己的身体。他仿佛看到了贝龙神父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的一端，桌子后面露出一排军事调查组成员的脑袋、肩膀、肩章，他们咬着羽毛笔，满脸轻蔑且不耐烦地听着囚犯呼天唤地般对自己无辜的证词。最后，贝龙神父大叫道：“听这些可怜的废话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让我带他出去走走。”在两个士兵的带领下，贝龙神父跟着脚镣叮当作响的囚犯走出门外。像这样的插曲曾发生在许多囚犯身上，而且不止一次。囚犯回来后，贝龙神父便会宣布，这个囚犯准备好坦白了。他在宣布时，身体向前倾着，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暴饮暴食者刚吃完大餐后的懒洋洋劲儿。

由于缺乏传统的审问工具，神父的审问天赋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在世界史上，人从来不缺少给同胞制造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办法。调查组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他们的折磨囚犯的热情越来越复杂，能很快地改进早期的独创方法。但原始人肯定不是特意发明了折磨人的方法，他们是懒散的，心地纯洁的，仅在必要时，会丝毫不带恶意地用石斧猛砍邻居的脑袋。最笨的可能是用话去骂人，或是诽谤人。一段绳索和一截木棍，或几支步枪外加一根牛皮绳，甚至用一根硬木棒槌抽打一个靠手指或关节悬挂起来的人体，这些都能给人带来最剧烈的折磨。医生是个很顽固的囚犯，就因为这个“坏脾气”（贝龙神父这么称呼医生），迫使医生屈服的过程不仅非常残酷，而且很全面。这就是他为什么走路那么瘸、肩膀那么歪、脸上的疤痕那么深的原因。最后，他终于坦白了，而且坦白得非常全面。有些晚上，当他在房间里踱步的时候，羞愧和恼怒会使他咬牙切齿，他很奇怪自己在感到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真理、荣誉、自尊、整个人生变得一文不值。

他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贝龙神父趁着自己因无法忍受的痛苦而精神恍惚的时候，以令人感到可怕的方式不断重复一句意思非常清晰的话，“你能坦白了吗？”这是他无法忘记的。但这仍然不是最难过的情况。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在街上遇到贝龙神父，蒙汉姆医生肯定仍然会在他面前战栗的。这种可怕的可能性如今不存在了。贝龙神父已经死了；但他的那种令人作呕的不屈不挠，让蒙汉姆医生不敢正视任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蒙汉姆医生变成了一个鬼魂的奴隶。他无法带着贝龙神父的影子回欧洲去。当蒙汉姆医生被迫向军事法庭坦白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找机会免除死刑。他想死。他半裸地躺在监禁室湿漉漉的土地上长达数个小时，而且是一动不动，这使得他的同伴蜘蛛早就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架起了蜘蛛网。为了安慰自己那颗悲伤的心灵，他敏锐地推断到，他所坦白的罪行已经足够被判死刑的了——他们真不该让他活这么长时间把故事讲完。

就好像是残忍也有文雅之处，蒙汉姆医生被遗弃在那像坟墓般黑暗的监禁室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好让他慢慢地腐烂。无疑，那些人是希望他在执行死刑前自己死掉；但蒙汉姆医生有铁一般的体格。结果古兹曼·本托先死了，不是被反叛者用匕首刺死，而是死于中风。此后，蒙汉姆医生很快就被释放了。借着蜡烛的光亮，他的脚镣被砸开了。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黑暗之后，蜡烛的光亮刺痛了他的双眼，他不得不用手盖住脸。他站了起来。他的心跳得飞快，因为他害怕自由。他想走几步，但脚下轻飘飘的，脑袋发晕，他再次跌倒了。有人塞给他两根木棍，并把他推出了走道。这时已经是黄昏；院子周围办公室的窗户里闪着蜡烛的灯光；仰望黄昏中的天空，他感到头晕目眩，那天空太巨大了，太耀眼了。他骨瘦如柴的肩膀上披着一件薄薄的斗篷；破烂的裤子掩盖不住膝盖；头发长了18个月，颜色呈暗灰，僵硬地下垂着，盖住了他消瘦的面颊骨。当他拖着脚步走过警卫室的时候，一个在门外懒洋洋地站岗的士兵，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爆发出奇怪的大笑，并把一个破草帽罩在他头上。蒙汉姆医生踉跄了几步，继续走自己的路。他先是移动一根拐棍，再移动那条受伤的腿，接着是另一根拐棍；剩下的那只腿只能跟着迈一小步，他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很费力，仿佛是太沉重了难以移动；此外，他披着的斗篷下的那两条瘦腿，不比他手里的拐棍更粗。一阵阵战栗，摇晃着他弯曲的身体，摇晃着他残废的四肢，摇晃着他瘦得只剩下骨头的头颅，摇晃着他戴在头上的那顶破烂墨西哥草帽的圆锥形的帽冠，摇晃着那墨西哥草帽架在他肩膀上的宽大的边缘。

就是这副模样，蒙汉姆医生获得了他的自由。他的这副模样，似乎把他冻结在科斯塔瓦那这片土地上，而且永远也不得融化，就好像是一个可怕的新物种产生了，他被深深地植入了国民的生活，无论他曾取得过何种成就、荣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变得不再像个欧洲人；因为蒙汉姆医生为自己的不雅观树立起了一个理念。理念这个东西，非常适合于军官和绅士。蒙汉姆医生在出狱去科斯塔瓦那之前，是步兵团的外科医生。树立理念，不需要生理学规律或合适的理由；但这不意味着理念是愚蠢的。理念是简单的。一种行为规范，如果只包括严格不许做的事，那必然是简单的。蒙汉姆医生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严格的看法；这就是一个理念，虽然其中包含了许多夸张了的希望端正自己的感情成分。他的理念是有力的、有影响的、持久的，所以非常具有忠诚的特征。

蒙汉姆医生的本性中存有大量的忠诚。他把自己的忠诚都给了古尔德夫人。他觉得她值得拥有自己所有的忠诚。在他内心深处，圣托梅矿的繁荣让他感到一种令人恼怒的不安，因为圣托梅矿的扩张彻底地夺走了她心灵的平静。科斯塔瓦那不适合她那样的女人。真不知道查尔斯·古尔德想什么，竟然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这简直是无耻！医生一直都以阴郁、冷漠的眼光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可悲的历史赐予他的。

既然忠诚于古尔德夫人，就不能不考虑她丈夫的安危。医生力求在危机关头赶回镇子，因为他不信任查尔斯·古尔德。他认为查尔斯沾染上了革命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他那天早晨一边痛苦地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一瘸一拐地来回走着，一边用既悲伤又气恼的腔调大声呼喊：“德科德啊，德科德！”

古尔德夫人的面颊微红，眼睛闪着光芒，冷静地思考着眼前突然爆发的巨大灾难。她身旁有一张小桌子，她指尖轻轻地放在桌面上，但她那只胳膊自肩膀以下都在战栗。太阳很晚才光顾苏拉科，那太阳从伊格罗塔山脉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后的高空上，把其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抛洒下来精致的、柔和的、呈珍珠灰色的光线，使镇子在早晨的几个小时里都布满了棱角分明的大块黑影、炽热的、令人目眩的大块亮光。客厅那三个高大的窗户投射下三个长方形的阳光块；但在如此阳光充沛的情况下，仅一街之隔的阿韦兰诺斯家房子的正面，却在自身的阴影下显得非常阴暗。

这时门口传来说话声，“德科德怎样了？”

说话的是查尔斯·古尔德。他俩没有听到他从走廊里走过来。他看了看妻子，然后使劲盯着医生。

“医生，你带来什么新消息吗？”

蒙汉姆医生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他说完过了好一会儿，圣托梅矿的矿主仍然看着他，一言不发。古尔德夫人坐在一把矮椅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寂静笼罩着这三个一动不动的人。最后，查尔斯·古尔德说道——

“你肯定想吃点早餐。”

他站到了一边，让妻子先走。她在走出门口时，抓住丈夫的手，并把手帕举到眼前。看着面前的丈夫，她脑海里想起了安东尼娅，一想起那可怜的姑娘，她就忍不住地落泪。在擦干净泪水后，她重新回到客厅里的两个男人之间。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正对桌子对面的医生说话——

“似乎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

医生表示同意。

“我看不出能怎样质疑那个可怜的赫希讲的故事。我真觉得他讲得再真实不过了。”

她凄凉地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一会儿看看这个男人，过一会儿又看看那个。两个男人目不斜视，避免看到她的眼光。医生甚至假装饿了；他抓起刀叉，开始使劲地吃起饭来，就好像在舞台上。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像医生那样做作；他直直地抬起双臂胳膊肘，捻着红胡须的尖——由于胡须太长，那只捻胡须的手怎么也遮不住自己的脸。

“我对此不感到吃惊。”他咕哝道，停下了手捻胡子的动作，并把一只手放在椅子背上。虽然他看上去很平静，但脸上僵硬的表情表明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感觉这件事表明自己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其中包含了他有意识的企图和下意识的企图。如今必须放弃以往的沉默和矜持了，他一直靠此维系自己的尊严。这至少是不光彩的掩饰行为，但他是被那个假装文明的社会给逼出来的，这个社会与他的理性、正直性、正义感背道而驰。他很像他的父亲。他缺乏嘲讽的眼光。他无法在面对这个世界各种荒谬现象时仍能保持幽默的心情。世上的荒谬伤害了他内在的庄重。他感到可怜的德科德惨死这件事迫使他必须回到台前。除非他不想继续玩这场游戏，否则他必须有所作为——不作为是不可能的。物质利益要求他放弃高傲的态度——也许自己的安全也必须放弃。他认为，德科德提出的独立建国计划并没有随着银锭一起沉入海底。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霍尔罗伊德先生的态度。这位银矿和铁矿的巨头，是带着一股热情来科斯塔瓦那的。科斯塔瓦那变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品；他从圣托梅矿获得了精神满足，而其他人一般都是从戏剧、艺术、冒险运动中才能获得这样的满足感。这是大人物奢侈的特殊形式，这种奢侈不仅符合道德的要求，还能使他获得足够多的虚荣。虽然他是个怪才，但对世界进步还是有帮助的。查尔斯·古尔德觉得，他不仅能准确地理解自己，还能用他俩有共同的热情来欣赏自己。什么都不会让这个大人物吃惊，更吓不着他。查尔斯·古尔德幻想着要这样写一封信给旧金山：“……执行这项计划的头目已经死了或逃跑了；省政府目前看是完蛋了；苏拉科的布兰科党垮台了，这是不可原谅的，但这符合这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巴里奥斯在凯塔毫发无损，可以加以利用。我被迫在这个省公开发动一场革命，目的就是把巨大的物质利益置于永久安全状态，这是唯一能维护苏拉科的繁荣与和平的方法……”这样写很清楚。他出神地盯着面前的白墙，好像刚才那封火一般的信就印在那白墙上。

古尔德夫人看到他出神的样子感到害怕。家里发生这样的事很令人害怕，因为家里会变得黑暗和冰冷，就好像乌云遮住了太阳。查尔斯·古尔德不时出现走神的现象，这说明有个固定的想法在不断地折磨着他。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一个想法，肯定会变得不理智。即使那个想法是合理的，这个人也会变得很危险；他会不会有可能无情地把灾难带给他的爱人？古尔德夫人看着丈夫的侧面，眼睛中充满了泪水。她似乎再次看到了那个不幸的安东尼娅，她看到了安东尼娅的绝望。

“如果我们订了婚，而查尔斯又淹死了，我该怎么办？”她仔细想着，内心充满了恐惧。她的心如同结了冰一样寒冷，但他的面颊却红润起来，好像是在葬礼上的柴火堆烧的是她的真挚的感情。她泪如泉涌。

“安东尼娅会自杀的。”她叫了出来。

她的叫声立即就被房间里的寂静给吞没了，只产生了一点点奇怪的效果。只有那个侧着脸正在捻面包屑的医生，抬起了头，有几根长头发飘落在他的眉梢上，他这才皱了皱眉头。蒙汉姆医生坦率地想，德科德根本不值得任何女人去爱。想到这，他又把头低下去了，噘了噘嘴，内心中充满了对古尔德夫人的钦佩。

“她想着那姑娘，”他暗自说道，“她想着维奥拉的孩子；她想着我；想着伤员；想着矿工；她总是在想穷人和可怜的人！可以说查尔斯是被那个可恨的阿韦兰诺斯拖入到这场地狱混战中来的，如果查尔斯失利的话，她将如何是好呢？似乎没有人在为她着想。”

查尔斯·古尔德仍然盯着墙看，他继续仔细思考着。

“我要给霍尔罗伊德写信，告诉他圣托梅矿足够大，足以用来试着去建立一个新国家。这个肯定会让他高兴的。他一定能接受这风险。”

但巴里奥斯真能用得上吗？也许能。但他是远水不解近渴。派船去凯塔行不通，因为索蒂略控制着港口，而且他手里还握有一艘轮船。如今省内到处是民运分子，大草原上的镇子都处于混乱之中，到哪里去找一个能为他成功地把信送到凯塔的人呢？路上骑马要走至少10天的时间；这个人要有勇气和决心，能躲避追捕和谋杀，如果被捕，能忠诚地吞下文件。那个搬运工监工是个合适的人选，但他如今已经不在了。

查尔斯·古尔德把视线从墙上移开，轻轻地说：“那个赫希可以！他真是个奇妙的人！抱着锚链救了自己一命。真的吗？我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在苏拉科。我以为他一周前已经从陆路回埃斯梅拉达去了。他曾经来找我谈论他的牛皮等生意。我清楚地告诉他不行。”

“他害怕回家路上遇到赫尔南德斯，所以才没敢走。”医生插嘴说。

“但有关他的事，我们了解得可能还不全面。”查尔斯·古尔德好奇地说。古尔德夫人突然叫道——

“不能让安东尼娅知道！不许告诉她。现在不行。”

“没有人会去通风报信，”医生评论道，“没有人感兴趣。不过，这里的人害怕赫尔南德斯，觉得他是个魔鬼。”他转向查尔斯·古尔德：“还有一件难事，如果你要送信给那个逃犯，你是找不到信使的。赫尔南德斯的地盘离苏拉科有数百英里，这里的人群一听说他活生生烧死俘虏的故事，就浑身战栗。”

“是的，”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米切尔船长的监工是这个镇子上唯一面对面见过赫尔南德斯的人。考比兰神父雇用了他。他能先打通渠道。很遗憾……”

他的声音被大教堂的钟声给淹没了。一共三声，一声接着一声，像爆炸一样，然后在深沉、美妙的颤音中消失了。接着镇子上所有教堂钟楼里的钟、修道院里的钟、小礼拜堂的钟，包括沉寂了几年的钟，都一起发出爆炸声。在这可怕的金属吼叫的潮流中，给人一种暴力冲突的暗示，古尔德夫人的面颊都被吓白了。巴西利奥坐在桌子旁边等候着，吓得龟缩起来，抱着餐具柜，牙齿打着寒战。此时根本听不见别人的说话声。

“把窗户关上！”查尔斯·古尔德生气地对巴西利奥大叫道。所有的仆人，害怕这意味着大屠杀就要来临了，无论男女，包括那些平素在院子里看不见的人，都争先恐后跑到楼上去了。女人们尖叫着“老天爷救命啊！”她们直接跑进客厅，撞在墙上摔倒，跪在地上，战栗着向前爬行。大门口立即就挤满了目瞪口呆的人头——这个慷慨的大院子里的苦工都跑来了，有马厩工，有园丁，有临时工——查尔斯·古尔德凝视着他家里的这些人，甚至包括看门人。这位老看门人此时已经几乎瘫痪，他那长长的银丝白发垂到了肩膀上：他是查尔斯·古尔德家族的老臣。他还记得亨利·古尔德，那个英国人是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的第二代，曾经担任过省长一职；他曾经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为亨利·古尔德做过多年的贴身男仆；他曾被获准陪亨利·古尔德蹲监狱；他在那个不幸的早晨跟在行刑队的后面；他躲在方济会修道院墙边的一棵柏树后面偷看，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恩里克先生伸出双臂，脸朝下栽在地上。查尔斯·古尔德在几个仆人后面也看到了族长的大脑袋。这时，他又吃惊地看到了几个口中念念有词忏悔着的老太婆，她们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他竟然丝毫不知。她们肯定是什么人的母亲和奶奶了。还有几个小孩，几乎是裸着身体，哭泣着，抓着大人的腿或拉着大人的手。此前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小孩。甚至古尔德夫人的贴身女仆莱奥娜达，也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过去那种做贴身女仆的娇气也不见了，手里拉着维奥拉的两个女孩。桌子上和壁橱里的锅碗瓢盆发出了咔嗒咔嗒声，整栋房子似乎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中摇晃着。

第五章

那天晚上，望眼欲穿的群众，为了迎接佩德里托·蒙泰罗，占领了苏拉科镇子上所有的钟楼。但佩德里托·蒙泰罗在林康村睡了一觉后，才率部进入苏拉科。首先进入城门的是加马乔先生率领的暴民，他们自称是苏拉科国民自卫队，这支部队里掺杂着各种肤色的士兵，穿着各式各样破破烂烂的服装，大街上好像涌来一股垃圾的洪流，洪流上漂浮着大量的草帽、斗篷、枪管，其中还摇晃着大量的绿色的和黄色的旗帜，街道被尘埃笼罩，鼓声像发疯了一样。旁观者都畏缩在房子的墙壁前站着，大声欢呼万岁！这些暴民的后面是佩德里托的长矛轻骑兵部队。佩德里托走在富恩特斯先生和加马乔先生中间，跟着他们后面是大草原上的民众，他们成功跨越了伊格罗塔山上的那片风雪交加的高原沼地。部队每四个人一排，骑着从大草原上没收来的马匹，士兵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因为他们在匆忙穿越省的北部时沿路劫掠了路边商店的仓库；蒙泰罗非常想快一点占领苏拉科。他们光秃秃的脖子上，松散地系着崭新的方巾，右手的袖子被切掉，露出了肩膀，为的是能更好地投掷石块。瘦弱的老头骑在马上，旁边走着皮肤黝黑的消瘦年轻人，从这些老头身上能看出打仗的辛苦，他们的帽子尖上挂着生牛肉干，赤裸的脚跟上绑着大马刺。有些人在翻越高山时丢失了长矛，于是他们找来大草原牧牛人用的赶牲口棒：约10英尺长的细棕榈树干，头部用铁皮包裹着，上面有许多能叮当作响的铁环。他们用的武器有匕首和左轮枪。士兵各个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样子虽然憔悴，但无所畏惧；他们骑在马上用枯槁的双眼自上而下高傲地扫视着人群，或自豪地向上眨眼，特别是对窗户里的女人们。当他们骑马走入广场后，看到了阳光下十分耀眼的国王骑马雕像，那永远拿着敬礼姿势的雕像在人群中显得很高大，队伍中不断有人低声表达疑问。“那个戴大帽子的是哪方的神圣？”他们相互询问着。

大草原上的骑兵部队就是他们这副模样，利用这支骑兵部队，佩德罗·蒙泰罗在他的将军兄弟的成功道路上帮了大忙。这个在沿海城镇里长大的男人，一定是具备了非凡的影响力，才能在短时间里获得大草原居民的支持，这只能归因于他是个能以极高的效率搞叛变的天才，他肯定是让那些几乎无异于野兽的暴民感到他拥有完美的智慧和美德。各国的民众都有一个共同看法，原始人把狡猾和体力视为一种比勇气更加具有价值的英雄美德。对原始人来说，打败敌人是生活中的大事，勇气是理所当然的，只有计谋才能引来好奇和敬意。计谋，特别是那些不败的计谋，能获得极高的荣誉；出奇兵屠杀毫无准备的敌人只会让原始人感到愉快、骄傲、钦佩。应该说，原始人并非比现代人更加容易背信弃义，但原始人对他们的目标更加执着，更加朴实地把胜负看作唯一的道德标准。

我们与原始人不同了。我们对计谋已经不那么好奇和敬重。但大草原上的无知野蛮人，在打内战的时候，愿意追随那些能让他们亲手抓住敌人的领袖。佩德罗·蒙泰罗有一种蒙蔽敌人的才能。由于人的智慧增长极慢，私心又重，很容易轻信他人的承诺，所以佩德罗·蒙泰罗接连不断地获胜。在科斯塔瓦那驻巴黎的大使馆内，他可能是服务生，也可能是个低级官员，但无论是什么，当他听说自己的兄弟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军官一跃成了名人时，便立即返回国内。他用手腕成功地骗取了首都里比热党党魁的信任，甚至敏锐的圣托梅矿的代理人也没有看破他的把戏。不久，他就对兄弟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俩长得很像，都是秃顶，但在耳朵上方有几撮卷发，证明有黑人的血统。虽然佩德罗的体形比他的那个将军兄弟要矮小，但他不仅具有大猩猩一样的模仿他人礼貌行为和突出优点的能力，还有像鹦鹉一样的语言天赋。一位伟大的欧洲旅行家，非常慷慨地给予这哥俩一些基本的教育，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在这位旅行家去内陆旅行时做了他的随从。对蒙泰罗将军来说，他是从士兵一路升上来的。弟弟佩德里托是个很懒散的人，在沿海诸城镇之间游荡，做过好几份会计工作，见到生人便争当向导，整天混日子过活。他的阅读能力，除了让他满脑子都是荒谬的想法之外，毫无益处。他行动的动机是如此的不可能，有理智的人一般都无法理解。

当古尔德矿在斯特玛尔塔的代理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不仅看问题明智，而且还有能力抑制将军永无止境的虚荣心。这位代理人从来没有想到过，面前这个喜欢拍马屁的小抄写员佩德里托·蒙泰罗，虽然住在科斯塔瓦那驻巴黎使馆为维护使馆工作人员的尊严在巴黎各饭店的顶楼租下的房间里，却贪婪地读了一些浅显的法语历史书，比如安贝尔德·圣阿芒写的有关第二帝国的书。欧洲宫庭的华丽深深感染了佩德里托，他也想过那样的生活，就如同莫尼公爵一样，他将愉快地展开要尽情地享受政治活动带给他的快乐，从各个方面享受至高至尊的权力。没有人猜到他的这个心思。可这实际上是蒙泰罗革命的直接理由之一。历史上历次革命的根本原因都很类似，人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社会上层人士不思进取，社会底层民众精神忧郁。考虑到这些情况，蒙泰罗革命的似乎并非真的那么难以置信。

从兄弟的晋升中，佩德里托·蒙泰罗看到了通向自己最大胆的幻想的广阔道路被打开了。这就是为什么蒙泰罗革命宣言的必然性。将军本人也许可以用钱收买，并用花言巧语骗他去欧洲担任驻外使节。实际上，将军被他的兄弟操纵了。将军的兄弟想成为南美最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不想拥有至高的权力，实际上他很怕辛苦和风险。根据他在欧洲获得的经验，佩德里托·蒙泰罗最想为自己弄到一笔相当大的财富。由于心里有这个目标，所以他在刚夺取了那场战役的胜利之后的次日，便要求他的将军兄弟允许他翻越高山去占领苏拉科。苏拉科是未来繁荣之地，经济发展的首选之地，欧洲的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省份中只对苏拉科感兴趣。佩德里托·蒙泰罗以莫尼公爵为榜样，想分享苏拉科的繁荣。这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如今他的兄弟成了国家的主宰，无论是叫总统也好，或是独裁者也好，甚至是皇帝也好——真的为什么不干脆叫皇帝呢？——他要分享所有能产生利润的东西——铁路、矿山、糖业、纺织厂、土地公司，或者说每一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需要付给他保护费。他这次率领200多名牧民翻越高山，确实是一次壮举，因为很危险。他急于早一点赶到苏拉科，心急如火，根本没有顾忌危险。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他似乎觉得他们蒙泰罗家的人应该成为局势的主宰者。这种幻觉诱使他变得轻率，这点他后来慢慢地也意识到了。当他骑马带领牧民前进时，这才遗憾地发现这支队伍的人数太少了。民众的热情弥补了他的遗憾。他们大喊：“蒙泰罗万岁！佩德里托万岁！”为了使民众更加热情，也为了假装自己很高兴，他把马缰绳放在马脖子上，伸手挽住了旁边的富恩特斯先生和加马乔先生的手臂，借以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他就是摆着这种姿势，在一个衣着褴褛的年轻人拽着马缰绳的引领下，像个凯旋者一样骑马走过了广场，来到了政府大厦的门前。在暴烈的欢呼声和大教堂震撼人心的钟鸣中，这座阴暗的古老建筑的墙壁似乎摇晃了起来。

将军的兄弟佩德里托·蒙泰罗，在一群欢呼得大汗淋漓的狂热分子前跳下了马，一些衣着褴褛的国民卫队员赶紧跑过来把人群向后推。他向前走了几步，环视一下周围目瞪口呆的人群。然后转过身，在阳光照耀下的雾霭中，他又查看一下背后几栋房屋布满弹孔的墙壁。“波文尼尔”几个黑体大字，悬挂在几个破碎的窗户上，正从远处盯着他；这时他感到了复仇的愉快，因为他肯定要动手惩罚德科德。他左边站着加马乔，身材高大，情绪激动，使劲擦着多毛脸上的汗水，傻乎乎地大笑着，露出了一排黄黄的狗牙。他右边站在富恩特斯先生，身材瘦小，咬着嘴唇四处观望。人群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大游击英雄，陷入了渴望的静止中，因为他们希望他能立即慷慨施舍。但他没施舍却讲演开了。他一开口就大叫“公民们！”就这一嗓子，连站在广场中央的人都能听见。接下来，这位讲演者的动作令大量的公民神魂颠倒，他一会儿踮着脚尖，一会儿握紧双拳举过头顶，一会儿把手掌放在心头，一会儿翻白眼，一会儿用手横扫全场，一会儿指着某人，一会儿做拥抱的姿势，一会儿亲热地把手放在加马乔的肩上，一会儿向穿着黑色西装的小个子富恩特斯先生挥手致意。富恩特斯是那位律师、政客，一位人民的真正朋友。突然，最靠近这位讲演者的人群发出欢呼声，欢呼声随后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直到站在外围的人群都欢呼起来，就好像烈火烧干草一样。最后，欢呼声传递到广场周围的宽阔街道上，才稀疏下来。在讲演中，拥挤的广场上不时出现深沉的宁静，因为这位讲演者在嘴的一张一闭之间喷发出一些特殊的词汇——“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儿子”“全世界”——这些词汇甚至传播到了大教堂挤满了人头的台阶上，虽然那声音清脆得如同铃声，但微弱得如同蚊子声。但这时这位讲演者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他似乎在身旁的两位支持者中间蹦了起来。这是他为结束讲演而做得极致努力。接下来，两个身材比较矮的人影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只留下身材巨大的加马乔，他向前走了走，把帽子举过头顶。然后又把帽子戴在头上，大声呼喊道：“市民万岁！”人群爆发出一阵沉闷的欢呼声，向这位昔日的草原小商贩、如今的国民卫队司令官加马乔先生致敬。

在政府大楼的楼上，佩德里托·蒙泰罗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咆哮道——

“多么愚蠢啊！毁坏了这么多东西！”

富恩特斯先生跟在他后面，不再保持沉默，低声说道——

“这些都是加马乔和他的国民卫队干的。”

接着，他把头向左肩膀倾斜，同时紧紧地把嘴唇闭上了，由于用力过大，两侧嘴角上鼓起了一个小包。他衣兜里放着任命他做政府首脑的任命书，此时他急于进入自己的角色。

在一个长方形的会客厅里，几面高大的镜子上布满了被石头砸过的痕迹，幔帐都被撕掉了，镜子台上的华盖被打成了碎片，一大群低声咕哝的人和加马乔的号叫声穿过百叶窗传递到佩德里托和富恩特斯的耳朵里，他俩此时正懒散地站在昏暗中，倍感孤独。

“这畜生！”佩德里托·蒙泰罗大人咬牙切齿地骂道，“我们必须想办法尽早送他和他的国民卫队去与赫尔南德斯打仗。”

旁边的那位新政客又把头猛地偏向一边，喷出了一口烟圈表示同意用这种办法把加马乔和他的那帮惹麻烦的暴徒赶出镇子。

佩德里托·蒙泰罗厌恶地看着荒凉的地板，看着环绕房间挂着的镶金画框，画框里剩余的画布就像肮脏的破布一样。

“我们不是野蛮人。”他说。

这就是知名的佩德里托大人说的。他是一位很善于打伏击战的游击队战士，说服了他的将军兄弟同意在苏拉科按照民主原则组织政府。昨天晚上，他在与欢迎他的支持者在林康展开恳谈会，他对富恩特斯先生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我们要组织起一次投票，请人民选择是否同意把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委托给我的那个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的、那个战无不胜的英雄兄弟的手中。这应该是一次公民投票。你理解吗？”

富恩特斯先生满脸皱皮，喘着粗气，头微微向左偏，噘起嘴唇吐出一股细细的蓝色烟雾。他理解了佩德里托大人的意思。

佩德里托大人对政府大楼遭受的破坏感到恼怒，因为整栋大楼里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东西，没有一把椅子是完整的，没有一张书桌是完整的。虽然他很生气，但他没有大发雷霆，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很孤独。他的英雄兄弟此时距离他非常遥远。此外，他这个时候正在发愁自己的午睡。他过艰苦的野营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了，这段生活最后的行动就是对苏拉科发动大胆的猛攻——这个省的财富比这个国家其他省份加起来还要多。可如今他在这栋既舒服又奢侈的政府大楼里竟然找不到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他想报复一下加马乔这个人。加马乔在广场中央做的热烈讲演，虽然让公众感到愉快，但听上去就跟把一个卑劣的坏蛋丢进一个炽热的火炉子中发出的粗俗号叫。在讲演中，加马乔不时地用胳膊擦脸上流下来的汗水；他讲演时衣服敞开了，还把衣袖撸到胳膊肘之上；他从始至终一直戴着那顶插着羽毛的三角帽。他就是用这种坦率的方式保护他的国民卫队的司令官的象征的。赞成声和阴沉的怨言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认为应该立即向法国、英格兰、德国、美国宣战，因为他们引进了铁路、采矿企业、殖民制度。他们在虚伪的掩护下，剥削这片土地上的穷人。在野蛮人和醉鬼的帮助下，贵族们又把穷人变成辛苦劳作的可怜奴隶。贫民四处乱丢他们的肮脏斗篷，大声叫喊着同意。加马乔充满信心地号叫道，只有蒙泰罗将军才能完成爱国的任务。众人再次表示同意。

早晨渐渐离去；人群中仍然有混乱的迹象，不断有人流涌动和聚集。有些人去墙根下和树下找阴凉。骑马人策马跑过，嘴里还大声叫喊着；那些戴着墨西哥宽边草帽的人，已经把草帽摆平，躲避脑袋正上方的太阳。他们缓慢地走进街道，街道上客栈打开的大门很吸引他们，因为那里不仅阴凉，还有吉他发出的柔和音调。国民卫队的队员们要睡午觉，他们的雄辩家首长加马乔感到了疲惫。下午，天气比较凉快了，他们再次集合起来，为公众进行操练。驻扎在林荫大道上的蒙泰罗的几支骑兵小分队，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骑马在大街上拿着长矛来回演习冲锋。苏拉科的国民卫队为此感到吃惊，但没有生气，因为苏拉科人不知道如何质疑军队的奇怪举动。军队被视为国家的秩序。苏拉科人认为军队的举动是某种操练，不能怀疑。但他们甚至没有独立的理智去质疑军队的动机。他们的国民卫队的首长那个演说家加马乔，此时喝醉了酒，正在家里睡觉。他的光脚板令人恶心地向上翻着，就像死人的一样。他那张口若悬河的嘴咧着。他的小女儿，用一只手挠着他的头，另一只手在他那张因日光曝晒而皮肤开始剥落的脸上晃动着一张绿色的大树枝。

第六章

苏拉科的落日把房屋的阴影从西面转移到了东面。整个大草原上的阴影都在被移动之中：小山顶上能俯视远近绿色田野的大庄园的白墙留下的阴影；蹲伏在小河边的茅草屋留下的阴影；漂浮在绿色野草海洋上一簇簇深色的森林之岛留下的阴影；伫立在低矮的波澜一般的森林之上、犹如一片宏伟大陆的荒凉海岸的巨大且静止的科迪勒拉山脉陡峭山峰投下的阴影。伊格罗塔峰那白雪皑皑的山坡，在遥远的落日的照耀下披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年轻气息，而远处参差不齐的山峰则仍然是黑暗的，仿佛在炽热的光芒中被烧焦了一样。森林高低起伏的表面好像撒上一层淡金色的尘土；比林康村更远的地方，就看不见了，因为被两座树木茂盛的山嘴给挡住了，圣托梅峡谷的岩石壁上长满了硕大的蕨类植物，颜色是温暖的棕黄色，上面还有铁红色的斑纹，黛绿的灌木丛深深地扎根在石缝中。从平原上看，矿山的碎石工棚和房屋显得很阴暗和渺小，高高地蹲坐在山上，就好像悬崖边的鸟巢一样。蜿蜒曲折的小路，就好像是在一个庞大的碉堡的墙壁上刻画出的痕迹。两个矿区值班员正在巡逻，他们沿着小溪缓慢走到桥旁边的树荫下，手里拿着卡宾枪，眼睛四处观望。帕皮先生从山的高处上走下来，远看就跟一只大虫子一样。

帕皮先生就像一只虫子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岩石上试探着乱走，但最终还是下了山。当他到了山脚下时，便消失在一群仓库、熔炉、车间之中。那两个值班员在桥上走来走去，拦下了一个手中拿着一个大白纸封的骑马人。这时，帕皮先生从刚才的那堆房子中走到了村庄的街上，此地离那座被视为前沿阵地的桥已经不远了，他大步向那座桥走去。他穿的裤子特别肥大，裤脚塞入了皮靴中，他的上衣是一件白布茄克，马刀挂在身子侧边，左轮枪掖在皮带里。在这个混乱时期，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矿山总督是绝对不会脱靴子的。

这位骑马的人是从镇子上来的信使，他看到一名值班员点了点头，便跳下马来，手牵着马缰绳，走过了那座桥。

帕皮先生从信使手中接过信件，拍了拍那信使的左肩，又拍了拍他的两个屁股蛋，对他的惊人之举表示同情。他把那镶着大量银的玩意儿架在自己的鼻子上，在耳朵后面仔细调整了一下，打开了信封，拿到眼前一英尺的地方端详。他手中大信纸上写着三行字。他看了很长时间。他的灰胡子上下微微抖动着，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了一起。他沉着地点了点头。“好，”他说，“没有答案。”

然后，他以安静、友善的态度与那人展开一次谨慎的对话，那人很愿意交谈，就好像最近遇上了走运的好事。他从远处看到索蒂略的部队在海关大楼两侧的海滩上安营扎寨了。他们没有破坏海关大楼。外国人都躲在铁路调度场里，大门紧闭。这些外国人已经不像骚乱开始的时候那样在焦虑中胡乱射杀平民了。他诅咒了几句外国人；然后，他开始说见闻，他说蒙泰罗已经进入了镇子，还说了一些镇子上流传的谣言。如今穷人要变富人了。这很好。其他的事，他就不知道了。他露出友善的微笑，并暗示自己又饿又渴。老少校指示他去找附近的村长要。那信使骑马走了，而帕皮先生则缓慢地朝着一个小木钟楼的方向走去。他看到在一个有篱笆的小花园里，罗曼神父坐在一张白色的吊床上，那吊床悬在神父住宅前的两棵橙子树之间。

一棵巨大的罗望子树的深色树叶，覆盖住了整栋白色的木屋。一名年轻印第安姑娘，长发，大眼睛，手和脚都很小，正从木屋里搬出一把木头椅子。木屋的阳台上站着一个消瘦的老妇人，嘴里一边唠唠叨叨，一边用警觉的目光盯着那姑娘。帕皮先生在椅子上坐下，点燃了一根香烟；神父从手掌心吸入大量的鼻烟。如果仅看他那张红棕色的脸，他显得疲惫空虚，好像精神崩溃了一般，但他的那双眼睛，透露出既新鲜又坦率的目光，就像两颗闪光的黑钻石。

帕皮先生用温和且幽默的声音告诉罗曼神父，佩德里托·蒙泰罗借着富恩特斯之手传话过来，请他提出一个自首条件，因为他必须按照命令把矿山交给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合法委员会，而且还会有一支小部队担任护卫任务。听到这话，神父把目光投向天空，但帕皮先生仍然继续说自己的话。那个送信来的年轻人说，卡洛斯·古尔德先生还活着，目前还没有危险。

听到矿主安全的消息，罗曼神父说了几个感激的词语。

钟楼里清脆的钟声打断了他俩的谈话。峡谷入口处的那片林带，就好像一个屏风，拦在低沉的太阳与村子里的街道之间。在这段石头峡谷的另一端，在玄武岩壁和花岗岩壁之间，有一座树木茂密的山峰，山势陡峭，但树木一直覆盖到了山顶，圣托梅上居民走的小路就在树木丛中。三朵蔷薇色的小云朵，静静地悬挂在深蓝色的上方。在沿街的小棚屋之间，坐着一群一群的人。在矿工村村长的房子前面，晚班的工头已经把矿工都聚集好了，皮革头盔蹲坐一圈，弓着棕色的后背，玩着传递葫芦的游戏。那个从镇子上来的年轻人，已经把马匹拴在门前的木柱子上。随着那个被煮黑了的葫芦从一个人的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他给大家伙讲起了苏拉科镇的新闻。矿工村的村长就站在人群旁边，他头顶着一个海狸皮帽，手拿着一根银柄指挥棒，面色严肃，腰间系着白色的围裙，身上穿着一件像华丽的浴袍一样的印花棉布大褂，袖口大敞着，露出矮胖的身段。这些代表着尊严的标志，都是矿山的管理部门授予给他的，矿山是他荣誉、富裕、和平的源泉。他是这个峡谷里最早的定居者；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在矿山里工作，矿山不断把财富从山顶倾泻下来，给劳动者带来幸福、安全、公平。他好奇地听着从镇子上传来的消息，但表情满然呆滞，好像那都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他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仅在几年的工夫里，这些半野蛮的印第安人对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又逐渐拥有了归属感。他们为矿山感到骄傲，并把自己托付给矿山。他们变得有信心、有信念。他们就像保护自己亲手制造出的偶像一样保护着矿山，使之不受侵害。虽然你可以说他们很无知，但他们的无知与文明人对自己的创造品盲目信赖并没有多么大的区别。村长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力量可能保护不住矿山。他觉得镇子里的人和大草原上的人有政治就足够好了。他的那又黄又圆的脸，长着宽大的鼻孔，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就好像一轮野蛮的圆月亮。他听着那个兴奋的年轻人的夸夸其谈，但他心里却没有疑虑、没有惊奇、没有伤感。

罗曼神父神情沮丧地坐在吊床上，脚尖刚好碰到地面，手紧紧地抓着吊床的边缘。神父此时不仅缺乏信心，还像他的教徒一样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问少校如何看待未来的局势。

帕皮先生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静静地放在剑柄上，剑垂直放在两腿中间。他回答说他不知道。矿山有能力抵御任何可能的武装攻占企图。在另一方面，峡谷里十分贫瘠，如果从大草原来的供应路线被切断，三个村庄里的人就会陷入饥饿，最终投降。帕皮先生冷静地把这些可能性向罗曼神父做了解释。罗曼神父是名老战士，能理解军人的推理。他俩的谈话是简洁的、坦率的。当听说他的教徒可能会被驱散或奴役时，罗曼神父感到了悲哀。他对他们的命运从来不抱幻想，这并非他有洞察力，而是依靠长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里，政治暴行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政府的工作惯例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给平民百姓送去一系列的灾难，这些灾难都按照固定的逻辑程序一步步地发展，从仇恨，到复仇，再到愚蠢，最后到掠夺，就好像是天命的安排一样。罗曼神父的远见卓识被这条并不确定的消息证实了；虽然他经历过许多屠杀、劫掠、暴力的现场，但内心仍然维持着一股温情，由于他与受害者的关系密切，所以对政府引发的灾难格外痛恨。他对生活在峡谷里的印第安人抱有一种轻视，但他的这种轻视只有父母对孩子才有。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他有尊严地、津津有味地为圣托梅矿的矿工举行婚礼、施洗礼、做忏悔、解决纠纷、掩埋死者；他确实相信这些宗教仪式是神圣的，而他也在做这项仪式中获得了精神满足。他非常珍爱自己拥有的神圣优越感。古尔德夫人对矿工的热情关心，加强了矿工在神父心目中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是在抬高他自己。当他与她谈论完村庄里众多的玛丽亚和布里希达之后，他感到自己对人类的仁慈心也扩大了。罗曼神父做不出任何狂热的举动，这点几乎到了挨人骂的地步。那个英国女人显然是个异教徒了；但他同时觉得她很奇妙，像个天使一样。他有时会陷入困惑的情绪中，这时他就会把每日祈祷书夹在胳膊下，在那棵罗望子树的宽阔树荫下散步，散步中，他会不时停下脚步，猛烈地大吸一口鼻烟，然后使劲地摇晃自己的脑袋。一想到光彩照人的夫人可能的遭遇，他就会逐渐陷入沮丧中而无力自拔。他激动地嘀咕着什么。甚至帕皮先生也被他弄得心神不安起来，身体僵硬地向前倾斜着。

“听着，神父。正在苏拉科镇子上偷东西的那些短尾巴猴子想知道我荣誉的价格，但这反而说明卡洛斯先生和古尔德家的人都是安全的。我的荣誉，男人、女人、小孩都知道，是不会出卖的。但那些突袭攻占了镇子的黑鬼们是不知道这点的。好。让他们等着吧。他们等着，就不会去害人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镇静，而且恢复过程很轻松，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他这位老军官的荣誉是安全的。他已经向查尔斯·古尔德做了保证，如果有军队进攻，他就在峡谷里展开防御战，但防御仅是为了获得足够的时间用科学的方法毁灭这里的一切：用重磅炸药摧毁所有的厂房、建筑、矿井；用废墟阻断主采矿隧道，切断道路，炸毁蓄水大坝，把著名的古尔德矿炸成碎片飞上天，离开这恐怖的世界。这矿山紧紧地抓住了查尔斯·古尔德，其牢固程度甚至超过抓住他父亲的时候。但这种极端的解决方案似乎对帕皮先生来说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他仔细审查所有准备工作，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必须彻底完成。此刻，帕皮先生平静地双手交叉放在剑柄上，面对着神父点了点头。罗曼神父很激动，把一股股的鼻烟喷到帕皮先生的脸上，自己身上也被烟丝弄脏了。他睁圆了眼睛，从吊床上站起来，踱起步来，同时嘴里还惊呼着。

帕皮先生抚摸着自己下垂着的灰色胡须，细细的胡须都下垂到了刮得非常干净的下巴底下。他说出来的话带着一股荣誉感。

“所以，神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一点，只要我在这里，卡洛斯先生就能跟佩德里托·蒙泰罗那只短尾巴猴子说上话，威胁那家伙我有办法保证能摧毁这座矿山。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说到做到。”

这时他紧张地把嘴中的烟卷转了转，然后继续说——

“虽然话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只适合对方政客。我是个军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必须做的事——矿工应该拿起枪、斧头、绑着匕首的棍子，冲向镇子里面。那才是应该做的。只是……”

他放在剑柄上交叉的双手抽搐了一下。他叼在嘴角的香烟燃烧得快了一些。

“除了我谁应该带头去冲锋呢？很不幸——请注意——我已经用名誉向卡洛斯先生承诺，不让矿山落入那伙盗贼的手里。在战争中——神父，你知道这点——战局是不确定的，如果我离开这个岗位，并且打了败仗，谁能在这里替我执行任务呢？炸药已经准备好了。但需要一个有荣誉、有理智、有判断力、有勇气的人去执行爆炸任务。他应该是个我能凭我的荣誉去信任的人，就如同我信任自己一样。比如另一位老军官？或许一位老军旅神父也行。”

他站了起来，瘦高的个子，挺立着，军人的胡须，多骨的脸庞，脸上深陷的眼窝里两道寒光直逼神父。再看那神父，静静地站着，一个空了的鼻烟盒子倒着拿在手里，默默无语地怒视着面前这位矿山总督。

第七章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苏拉科政府大楼里，查尔斯·古尔德应佩德里托·蒙泰罗之邀来到这里，他向佩德里托·蒙泰罗做出保证，他不会把矿山交给曾经抢劫他的政府。他不会再次接受新的采矿权。他的父亲根本没有想要采矿权。他作为儿子也不会交出来。他绝对不会把一个完好无损的矿山交出来。一旦矿山被摧毁，谁能在废墟上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富裕企业？这个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世界上谁有技术和资本敢来碰一碰这个如此不吉利的死尸？查尔斯·古尔德用冷漠的语调说着，多年来他一直用这种办法隐藏自己的愤慨和蔑视。他很难过。他厌恶自己说的话。这样说话简直就是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他本是个很讲实际的人，与他所说的那种神秘的观点极其不符合。古尔德采矿权是抽象正义的象征。让天塌下来吧。由于圣托梅矿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气，他的威胁有足够的力量能有效地影响佩德罗·蒙泰罗的那点靠历史逸事包装的粗浅智能。古尔德采矿权是这个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而且还是许多官员私下收入的来源，这点尤为重要。这是传统。众所周知。人们都这么说。非常可信。圣托梅矿给所有内政部长开工资。这很自然。佩德里托就在想做自己兄弟政府里的内政部长和政务会的主席。莫尼公爵当时在法国第二帝国中就是占据了这样几个重要岗位，获利甚丰。

有人找来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大人物佩德里托阁下睡了一小会儿午觉，这是必须的，因为他连日劳累以及进入苏拉科的炫耀表演。午睡后，他开动了政府机器，发表人员任命状，下发命令，签署公告。当他独自与查尔斯·古尔德在会客厅见面的时候，这位大人物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能掩盖住了内心的气愤和惊愕。最初，他傲慢地说要没收矿山，但面前的这位矿主不动声色，这反而影响了他正常发挥自己独特的表述能力。查尔斯·古尔德重复说道：“只要愿意，政府肯定能破坏圣托梅矿；但如果没有我，什么都得不到。”这是个惊人的宣言，其目的就是在感情上打击这位只想捞战果的政客。查尔斯·古尔德还说，破坏圣托梅矿会有其他后果，欧洲人会抽走资本，不仅如此，恐怕最严重的是最后一笔外国贷款也会被扣押。一个男人用魔鬼般的硬实心肠说出来的这番冷血话（这位大人物却听得进去）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在巴黎饭店的顶楼里，为了躲避本职工作以及一些下贱劳动，佩德里托四肢伸开躺卧在肮脏的床上，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历史趣闻类的书，这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他果真看到了老政府大楼的华丽，看到那些华丽的幔帐，挨着墙摆放的镀金家具，或者有机会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讲台站一会儿，他肯定会自以为成功了，也许这时他才真的会变得非常危险起来。但他如今住在这个被洗劫、破坏过的地方，在这间宽敞房间的中央龟缩着三件普通家具，佩德里托的想象力被一种既不安全也不安定的感情给压制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感情，外加上查尔斯·古尔德的顽固态度，竟然连一句带“阁下”的话都没有说过，这使得佩德里托感到有点自卑。他用一个文明人的口吻请查尔斯·古尔德不要再想任何令人惊骇的事。他提醒查尔斯·古尔德注意一点，如今查尔斯·古尔德正在与他这个国家元首的兄弟进行谈话，他肩负着重新改造国家的任务。他的兄弟是人民信赖的国家主人，他又再次强调了一下这点。他兄弟可是个理智、爱国的英雄，绝对不会有搞破坏的念头。“卡洛斯先生，我恳请你不要再纵容自己的反民主偏见了。”他大声说道，仿佛他突然想把自己的顺从之意倾泻出来。

生人见了佩德里托都会吃惊，他的秃脑门大极了，而且黄得发亮，两旁是像煤一样黑但没有光泽的两簇头发。他的嘴型很迷人，说话的声音出人意料地文雅。但他的双眼是闪闪发亮的，就好像新画在那个鹰钩鼻子两旁一样。眼睛的形状是圆的，当睁大时，如同一双鸟眼在盯着人看，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好像是为了讨好人，他此时却眯缝起眼睛，扬起方正的下巴，说话时微微咬紧牙关，让气息从鼻腔吐出来，这可能就是他想象中庄严的君主说话的模样。

现在，他就在以这种模样说着，突然他宣布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君主制：公民投票选出帝王。君主制是稳妥的，是强大的，能满足民主对等级、头衔、荣耀的合理需要。君主制能保证这些需要充分获得满足。君主制是和平，是进步的，能保证国家的繁荣。佩德里托激动起来。看看人家法国的第二帝国。那个政体能让卡洛斯先生这样有荣誉的人感到愉快。不错，第二帝国倒闭了，但那是因为他们的领袖缺乏军事才能，就是那种能让蒙泰罗将军飙升到荣耀巅峰的军事才能。说到这里，佩德里托猛地举起手，希望能表达荣耀巅峰的概念。“我们要多交谈。我们要相互彻底地理解对方，卡洛斯先生！”他用富于友情的语调大声说道。共和制过时了。未来是帝国民主制的天下。佩德里托这位游击队员，打着手势，用力地压低声音。一个被国民尊称为“苏拉科之王”的人是有荣誉的，他在帝国民主制下肯定能享受到更多的荣誉，成为工业的统帅和有重大影响力的顾问，他的头衔会比从前更具有实质意义。“嗯，卡洛斯先生，你说是不是？苏拉科亲王——嗯？——或者侯爵……”

他的话终止了。广场上的空气凉爽起来，骑兵巡逻队绕着广场一圈接着一圈走着，但就是不走进街道，街道两旁客栈的大门里传来叫骂声和吉他的弹奏声。有命令下达了不许干预民众的娱乐生活。从政府大楼的窗户望出去，在一排排的房顶的上方，挨着大教堂的塔楼，伊格罗塔峰白皑皑的山形占据着大片逐渐变暗的蓝天。又过了一会儿，佩德里托·蒙泰罗把手插入胸怀处的外衣里，有尊严地缓慢地低下了头。这次会见结束了。

查尔斯·古尔德一边向门外走，一边用手擦了一下前额，仿佛要驱散一场噩梦留下的迷雾，那噩梦的奇怪言论实在是太过分，残余下来的东西不仅对人体有害，还使人理智颓废。在这座老宫殿的走廊和楼梯间里，蒙泰罗的士兵自豪地四处闲荡，抽着烟，遇到任何人都不让路；整栋建筑里都回响着马刀和马刺的叮当声。在大楼前门的柱廊里，穿着庄重的黑色衣服的平民围成三群，失望地等候着什么，每一群人都聚集在一起，群与群之间保持着距离，就好像他们怀着害怕被人看见的心理在执行公务。他们是等待会见的代表。有一群人是省议会代表，这一群人显得更加坐立不安，在表达共同愿望时显得更加慌张，在这群人中最显眼的是胡斯特·洛佩斯先生的那张大白胖脸，无动于衷的庄严包裹着他的肿眼泡，就好像躲在浓密的云朵中一样。为了拯救最后一点议会制度（英国模式），省议会主席这才勇敢地来到这里。在看到圣托梅矿矿长后，他故意把视线转移开，就好像矿长会威严地压制他对拯救议会制度的最后一点信心一样。

刚才那严重得令人难堪的非难，并没有影响查尔斯·古尔德的情绪。不过，他察觉到此刻别人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这些人的目光里并没有责备的成分，却好像是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这伙人曾经在古尔德家的大厅里谈过话、大声叫嚷过、慷慨陈词过。虽然他对这些人是有同情心的，但他在这场比拼谁更道德沦丧的跋涉中感到一种奇怪的软弱无力，所以他没有把同情表现出来。他觉得，在不幸的时刻跟这样的人做伴实在是太折磨人了。他走过广场，没有遇到骚扰。阿马利亚俱乐部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人。每个窗户都伸出几个肮脏的脑袋。窗户里，传出醉汉的叫嚷声、跺脚声、喋喋不休的唠叨声。楼下的人行道上布满了他们丢弃的破酒瓶子。查尔斯·古尔德发现医生竟然还待在他家里。

蒙汉姆医生正从百叶窗的缝隙观察街上的情况，听到有人进屋，他转过身来。

“哈！你终于回来了。”他松了一口气说，“我对古尔德夫人说你非常安全，但我不知道那家伙是否会让你回家。”

“我也不知道。”查尔斯·古尔德坦白地说，把帽子放在桌子上。

“你必须采取行动。”

查尔斯·古尔德沉默不语，这似乎意味着他目前没有行动计划。他平时就习惯于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希望你没有警告蒙泰罗你想做的事。”医生很焦虑地说。

“我试图让他理解一点，矿山的存在与我个人的安危是联系在一起的。”查尔斯·古尔德继续说道，他把视线从医生身上移开，目光最后落在墙上的水粉画上。

“他相信你？”医生急迫地问道。

“只有上帝知道！”查尔斯·古尔德说道，“我答应妻子就说这么多。他知道这些就足够了。他知道我让帕皮先生镇守矿山。富恩特斯肯定告诉过他。他们知道那位老少校能毫不犹豫绝无反悔地炸毁圣托梅矿。如果没有这种安排，我想我是走不出政府大楼的。帕皮先生肯定能炸毁圣托梅矿，因为他是忠诚的人，而且心里也有仇恨——他仇恨那些自称自由分子的人。自由分子！这个词对这个国家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自由，民主，爱国主义，政府——这几个词里都飘着愚蠢和谋杀的气味。医生，你说是不是？……只有我能阻止帕皮先生。如果他们杀死我，就没有人能阻止帕皮先生了。”

“他们会收买他。”医生想了想之后说。

“有可能，”查尔斯·古尔德低声说道，仿佛是在对自己说，与此同时，他仍然盯着墙上的那幅圣托梅峡谷的绘画。“是的，我希望他们去试试。”查尔斯·古尔德进屋后第一次看了看医生。“这样我就有时间了。”他接着说道。

“正是如此，”蒙汉姆医生说道，同时强压制住了内心的兴奋。“如果帕皮先生手法老练，就会更加如此了。为什么他不能给他们一些成功的希望呢？嗯？否则你不会有太多时间的。能不能给他下达一条命令……”

查尔斯·古尔德平静地看着医生，并摇了摇头。但医生继续信心十足地说道——

“对，就移交矿山的事展开谈判。这是个好想法。你肯定有个成熟的计划。当然，我不会问那计划是什么。我不想知道。如果你对我说，我会拒绝听的。我不该知道秘密。”

“你这样说很没有意思！”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样子很不高兴。

他不希望医生对自己未来的安排那么关心。过去发生的很多事让查尔斯·古尔德感到不安。记忆跟病态一样。他再次摇了摇头。他拒绝去干扰帕皮先生正直的举止，这既不是他的嗜好，也不是他的政策。命令要么是口头的，要么是笔头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被人截获。无法肯定送命令的人能抵达矿山；此外，也没有合适的人去送命令。查尔斯有句话到了嘴边，他心想比较有把握的只有派搬运工监工去送命令，因为只有他去才有某种成功的机会，但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他向医生指出那是个不好的政策。如果明确地告诉帕皮先生他可以接受贿赂，那么矿主及其朋友们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一旦接受贿赂，就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帕皮先生必须是清廉的，必须保证这点。医生垂下头，并承认自己可能说错了。

他不能否定查尔斯的推理相当充分。帕皮先生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他的清白品格。接着，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用的地方也是品格。于是他郑重地对查尔斯·古尔德说，他有办法不让索蒂略与蒙泰罗合兵一处，至少目前不。

“如果你手中有银子，”医生说，“或者就是让别人以为银子在矿山里，你就可以贿赂索蒂略，让他放弃在近期与蒙泰罗同流合污。你可以诱使他乘坐他的那艘轮船离开，或者干脆跟你一起干。”

“我肯定不会跟他合作的，”查尔斯·古尔德态度坚决地说，“我怎么可能跟那种人合作？医生，你说可能吗？银子没有了，我很高兴。银子很诱惑人。争着去抢那份战利品肯定会有灾难性的结果的。如果银子在我手中，我也只能去为银子而战。我很高兴我们把银子运走了——即使是丢了银子，我也很高兴。有银子在手里是危险的，那是个祸根。”

“也许他是对的，”医生在一个小时之后急匆匆地对古尔德夫人说道，当时他俩在走廊里相遇了。“银锭已经运走了，那笔财宝有用，财宝的虚名也许同样有用。让我的恶名彻底地为你发挥作用吧。现在我要玩叛变这场戏，让索蒂略远离城镇。”

她冲动起来，伸出了两只手。“蒙汉姆医生，你太冒风险了。”她低声说道，随后把眼睛从他脸上移开，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并快速地瞥了门口的丈夫一眼。她紧握着他的双手，医生像生了根一样站在原地不动俯视着她，并努力挤出一缕微笑。

“哦，我知道你会记着我的。”他最后说了一句，然后晃晃悠悠地走下楼梯，穿过院子，走出了古尔德的家。在大街上，他像往常那样蹒跚地走着，胳膊下夹着一个医务箱。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疯子。没人去拦他。从镇子朝海的大门出发，走过一片尘土飞扬、长满灌木丛的平地，他便能看到大约一英里外的那栋丑陋、充满敌意的海关大楼了。海关大楼附近还有两三栋建筑，与海关大楼一起组成了当时的苏拉科海港。在南面很远的地方，沿着港口的海岸长满了棕榈树丛。东方的天空逐渐黑暗下来，科迪勒拉山脉的群峰也变得看不清面目。医生精神勃勃地走着。有个黑影似乎从天顶降临到他的身上。太阳落下了。在西方，伊格罗塔峰的白雪又继续闪耀了一会儿光芒。医生径直向海关大楼奔去，他显得很孤独，不断地在黑暗的灌木丛中摇晃着走着，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鸟。

海港里的清澈海水像闪着紫色、金色、红色光芒的镜子一样。从海港内的陆地上看，能清楚地看到一条像长舌头一样的土地，笔直得就跟一堵墙一样，与一个已经变成圆土堆的长满了杂草的城堡，形成了一道环路；在环路外面是平静的海湾，海湾里的海水也同样光彩壮丽，虽然规模更加宏大，但显得更加昏暗了一些。海湾上空有大量的乌云，在乌云暗灰色的皱褶上涂抹着一条长长的红带子，就好像一件染了鲜血的斗篷飘在空中。这时的海和天已经极为平滑地融为一体了，伊莎贝尔三岛被云彩笼罩着，但轮廓分明，好像悬了起来，呈紫黑色，飘在空中。细小的波涛似乎正在把微小的红色火花投向沙滩。沿着海平面，有几条像玻璃一样的海水带，颜色是火红的，就好像火与海水在巨大的海床上混合在一起了。

最后，那大海和天空之间的大火，虽然在世界的边缘仍然燃烧着，但终于还是在视线里消失了。海水中的红色火花消失了，挂在海湾上空黑斗篷上的血渍也消失了；突然吹起了微风，那座废弃城堡上的灌木丛发出一阵深沉的瑟瑟声，接着这阵微风又消失了。诺斯特罗莫在深深的茅草窝里睡了14个小时后，终于醒过来了，他站直了身体。他站在膝盖深的绿色茅草丛中，茅草的波浪发出阵阵低语，而他就像刚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没有了过去的神气劲儿。他用英俊的、有力的、柔韧的姿态向后扭转头颅，张开双臂，舒展身体，胯部缓慢地扭动着，从白牙中发出愉快的咆哮，他就好像一头雄伟但没有意识的野兽，刚从噩梦中惊醒，再次回到了大自然中一样。突然，这个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皱了皱眉，茫然地凝视着前方。

第八章

诺斯特罗莫游到岸边，爬上岸，浑身的水直往下淌。他走进这座古老城堡的方院内；他在方院内的残垣断壁中睡下了，一睡就是一天多的时间。他睡在大山的阴影里，睡在下午的白热阳光下，睡在椭圆形的海港与宽阔的半圆形海湾之间的那块杂草丛生的寂寞土地上。他躺着就像死了一样。蓝天上有个黑点，那是一只秃鹰，弓着背，正小心翼翼地在天上盘旋着，如此巨大的鸟还能这样鬼鬼祟祟地飞翔实在是惊人。那秃鹰，除了翅膀尖有点黑色之外，全身皆珍珠白色。秃鹰的身影突然落了下来，落在了距离那个像死人一样躺着的男人不到三英尺远的草地上，落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跟落在一堆垃圾旁边一样。这大鸟，舒展了一下自己光秃秃一根毛都没有的脖子，伸出秃脑壳，这副样子在周围五光十色的鲜艳环境中显得非常丑恶，正用既贪婪又焦虑的目光盯着那个静静地俯卧着的身体。看了一会儿，那大鸟把秃脑壳缩进柔软的羽毛里，静下心来等待。诺斯特罗莫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位正耐心地等着眼前出现腐烂迹象的看守者。看到俯卧的人坐了起来，那秃鹰猛地展翅向旁边跨出一大步，展开翅膀在附近徘徊了一小会儿，样子既郁闷又迟疑。最后，那秃鹰飞了起来，喙和爪子恶毒地下垂着，静静地在天上盘旋起来。

最后，那秃鹰飞得无影无踪了。又过了很长时间，诺斯特罗莫才抬起眼，看了看天空，低声说道：“我还没有死。”

苏拉科搬运工的监工，曾经过着声名显赫的生活，但自从他上了那艘运送银锭财宝的驳船，他的生活就全变了。

他在离开苏拉科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完全符合他虚荣心的口味，而且极为实在。在镇子古老的拱门下，他看到了那个为寻找亲人而悲痛欲绝的老妇人，于是他把自己最后一点钱给了她。虽然当时天色昏暗，又没有证人在场，但他依旧表现出好大喜功的特点，严格地维护自己的名誉。如今在这残垣断壁中，他醒来发现，周围除了那守候在旁边的秃鹰，仅自己孤身一人，根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特点。他最初的困惑就是如此——名声殆尽。一切仿佛都结束了。他在逐渐变得清醒的过程中，对生活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思考，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但他最终认识到他这许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而且是愚蠢地结束了，就好像一个讨人欢喜的梦突然结束了一样。

他开始爬城堡的斜坡，虽然不断有碎片从斜坡上滑落下来，但他终于爬了上去。他扒开灌木丛，眺望港口里的情况。港口里，水面反射着微光，他看到几艘停泊着的船，索蒂略的汽船停靠在码头上。在苍白的海关大楼后面，他看到了那镇子，此时的镇子就像平原上的一片由木材构成的小树林，前面还有个大门，小树林里竖立着炮塔、塔楼、瞭望台，整个镇子仿佛已经向夜晚投降了。他想到，如今他已经不可能像往常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骑马穿过那几条街，去墨西哥人开的客栈里打扑克牌，或去听歌跳舞。这个想法让他感到眼前的这个镇子仅是个幻影。

在凝视那镇子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一松手，让灌木丛恢复了原状。然后，他转身走到城堡的另一边，俯瞰那巨大海湾的更加辽阔的空荡。向西面看，能看到一条又窄又长的红色带子，伊莎贝尔诸岛就沉重地站在那条带子上，那带子在几个黑色形体之间泛着微弱的光芒。监工心想，就在那里，德科德正孤身一人守着财宝。那个男人才是唯一不愿他这个监工落入蒙泰罗那伙人手里的人，监工痛苦地反省到。对这点，他除了能为自己感到焦虑之外，无可奈何。其余的事，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曾经跟老维奥拉说过一句大实话。像国王、大臣、贵族、富豪这些人，总是让人民处于贫困之中，处于从属地位；他们把人民当作狗来养，这样人民才能为他们去争斗。

天空中的黑暗已经降临到了地平线上。那黑暗，不仅笼罩住了整个海湾和伊莎贝尔诸岛，还笼罩住了孤身在大伊莎贝尔岛上陪伴财宝的安东尼娅的情人。监工转过身来，不再看那些黑暗中存在但看不见的东西。他坐下，双手捧着自己的脸。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如今贫困潦倒，这种感觉是他平生第一次。过去，他晚上常跟搬运工兄弟们去乌烟瘴气的小客栈玩牌赌博、唱歌、跳舞，有时他会因运气不佳而输得身无分文，还有的时候他突然大方起来，把兜里的钱全送给金发美女或其他人（他根本不关心他们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贫困不让他感到羞愧。他仍然拥有大量的荣耀和名誉。如今，由于他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去寻欢作乐，不能像阅兵一样走在镇子的大街上，接受众人的喝彩，所以这位水手真正感到了贫困。

他感到嘴是干涩的。嘴干涩是因为长时间沉睡和极度焦虑思索的结果。他的嘴中从来就没有干涩过。或许可以这样说，诺斯特罗莫渴望获得赞扬，为此他狠狠地咬了生活一大口，但咬到的却是一口灰烬。他双手托着脑袋，吐出一口痰——“呸”——低声地诅咒富人们的自私自利。

由于他在苏拉科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这就是他醒来时的感受），诺斯特罗莫想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国家。这个想法使他走入了一个新梦境，他仿佛看到一段陡峭但平静的海岸，高处有深色的松树，靠近蓝色大海的地方有白色的房子。他看到了一个大港口的码头，有许多正要进港的三桅小帆船，帆船的三角帆伸展着，就像静止的翅膀，帆船悄悄地驶过一段长长的防波堤，防波堤由一组相互成角度的方块构成，然后进入一处小山环抱的港湾，那小山上布满了豪华的住宅。他能想起这一幕幕的景象，并非没有儿时的记忆。他当时是个孤儿，一个脸刮得精光的短脖子热那亚人，使用诡计骗他离家出走了，来到一艘三桅小帆船上。在这艘小帆船上，那个热那亚人经常重重地打他。不过，按照教会的仁慈规定，人只能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不幸。他感到了孤独，感到了被人抛弃，感到了失败。这几种感情使他产生了回到过去的愿望。什么？回去？除了手和脚，就剩下一件格子衬衣和几粒棉布纽扣。就凭这点家当就想回去？

声名显赫的监工，胳膊肘架在膝盖上，拳头托着面颊，大声嘲笑起自己来，对着黑暗吐了一口吐沫。他困惑地却真切地感到世界就要分崩离析了，这种感觉几乎就跟死亡一样折磨着他的生存意志。他是纯朴的。他像个孩子一样容易被任何信仰、迷信、欲望所捕获。

面对当前的这种处境，他能像一个在这个国家有独特经历的人那样展开分析。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就好像人在一场大醉之后突然清醒了一样。有人利用了他的忠诚。他曾劝说搬运工们站在布兰科党人一边去反对人民；他曾与何塞先生多次见面；他曾被考比兰神父利用去与赫尔南德斯进行谈判；大家都知道，当马丁·德科德先生对暴乱分子说他与监工是好朋友的时候，这才被允许从《波文尼尔报》的办公室离开。这些事总是让他感到很满意。难道他在乎他们的政治吗？根本不在乎。结果是所有人都请诺斯特罗莫去帮忙——诺斯特罗莫这里，诺斯特罗莫那里——诺斯特罗莫在哪里？诺斯特罗莫能做这件事，还能做那件事——他能全天工作，骑马走一夜的路——太厉害了！他发现自己成了一名被所有人仇视的著名的里比热分子，比如，加马乔就想干掉他，而如今蒙泰罗党成了镇子的新主人也想干掉他。欧洲人放弃了；富人们放弃了。马丁先生确实解释说这一切仅是暂时的——他要去请巴里奥斯来救援。援兵在哪里——马丁先生自己身陷大伊莎贝尔岛（他说话的讽刺风格总是让监工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甚至卡洛斯先生也放弃了。匆忙把财宝送到大海中就说明了这点。搬运工监工的主观判断发生了剧变，突然气愤得几乎疯狂起来，在他眼里世界不再有信仰和勇气。他被欺骗了！

此时此刻，他身后是一望无边的海洋的阴影，面前是被众多小山包围着的迷雾中的伊格罗塔峰，诺斯特罗莫仿佛从沉寂和静止中惊醒了，他再次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突然猛地跳了起来，接着稳稳地落地站好。他必须走。可是去哪里呢？

“没错，他们饲养我们，激励我们，就好像我们生来就是为他们捕捉猎物的狗。那老头说对了。”他用缓慢而严厉的语气说道。他记得老乔治奥说这话时，身后全是铁路车库里来的司机和装配工，他从嘴里取下烟斗，回头说出这段话。这个想法给了他暗示。他应该去找老乔治奥。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如何！他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下了，摇了摇头。左边和右边，前面和后面，浓密的灌木丛在黑暗中发出神秘的沙沙声。

“特里萨也说对了。”他用敬畏的语气又低声补充了一句话。他很想知道她是否被自己气死了。不过，或许她还活着。就好像是对他疑问的回答，一只大猫头鹰，柔和地舞动翅膀，躲躲闪闪地像个模糊的大黑球一样飞过他的头顶，用一半怜悯一半同情的骇人声音叫喊着：“咕咕苗！咕咕苗！”——很多人都相信猫头鹰正在呼喊的是：“死了！死了！”人在落魄时容易相信迷信，猫头鹰的叫声让他微微战栗起来。特里萨夫人肯定死了。猫头鹰的叫声就是这个意思。猫头鹰是一种不吉祥的鸟，他回来听到的第一声竟然是猫头鹰叫，他是一个被人欺骗过的人，这样的欢迎很合适。他没有去给那临死的女人找神职人员，这件事在他内心激起了某种无形的压力，此时正提高嗓门儿谴责他。她死了。由于他总能令人敬佩地坚守做人的原则，所以他把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了。她是个总能给人忠告的女性。就在他正需要那老头的睿智建议的时候，那老头却因丧妻而丧失了理智。丧妻的打击会让那个平时就喜欢梦想的老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

至于说到米切尔船长，诺斯特罗莫以一个受重用的下属的身份对他有个评价。由于所受教育的缘故，他只适合在办公室里签署文件或发布命令，其他什么都不会做，像个傻子一样。诺斯特罗莫越来越讨厌那个老水手，因为每天都必须受他任意摆弄，而且他为人华而不实、脾气暴躁、自以为是。最初，诺斯特罗莫能获得一些自我满足。但自信心强的人最终会对仅做一些小事感到厌倦的，因为他不仅需要成就感，还希望工作性质不单一。他认为自己的上司太喜欢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此他深表怀疑。那个英国老汉根本没有判断力，他暗自说道。在诺斯特罗莫看来，那个英国老汉即使知道了事情的实际情况，他也不会亲自动手去做的。他只会空谈一些不切实际的事。诺斯特罗莫很害怕他，就好像他是个没完没了的麻烦一样。他没有判断力。他会泄露财宝的秘密的。诺斯特罗莫就下定了决心，不再被别人欺骗，不让财宝的秘密泄露出去。

“欺骗”这个词，像顽固地待在他思维里一样。这个简单的词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想象力，他把反思过去所做的事产生的混乱感情都归结在这个词上，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人格对事情的结局也造成的影响。一个人被欺骗等于被毁了。特里萨夫人（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说对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认真对待。他被毁了！他的眼前浮现出她一身素白弯腰坐在床上的样子，乌黑的头发下垂着，满脸愁容地看着他，一边在生气一边还在指责他。如今，她的指责在他眼里变得庄严起来，因为不仅具有可怕的激励作用，还带着死亡的意义。那只恶毒的鸟在他头顶发出悲惨的尖叫声，此事绝非偶然。她死了——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

他跟广大民众一样喜欢随意反对神职人员，虽然他嘴上说的都是大家习惯用的肤浅套话，但他绝对不是口是心非，而是发自内心的。大众不懂得如何去质疑；这种无能，使他们不仅容易上骗子的当，还容易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没有怜悯的激情所利用。她死了。但上帝同意保佑她的灵魂吗？她死去之前没有做忏悔或赦免，就是因为他不愿分点时间给她。只要世界上还有神职人员，他就要蔑视他们；但他无法判断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权力、惩罚、原谅这三者都是简单可信的概念。搬运工监工是搬运工中最杰出的，由于缺少一些有利的基本条件，比如女性的仰慕、男性的奉承、令人羡慕的社交生活，所以他主动承担亵渎神灵的罪过。

诺斯特罗莫站在沙滩上，光着头，只穿着衬衣和内裤，他感到脚板下细细的沙子的温存。窄窄的海滩像一条长长的曲线，在远处闪着光芒，勾勒出海港的外部轮廓。他的左手边是阴暗的棕榈树丛，右手边是像死一般寂静的海面，他在海滩上快步地走着，就好像一个被人追赶的黑影一般。他默默地、孤独地、急匆匆地向前赶路，就好像忘记了所有的谨慎。但他知道没有人会在这片海滩上发现他。这片海滩唯一的居民是一名孤独的印第安人，此人沉默寡言，待人冷漠，负责看管这片棕榈树林，有时拿一些可可豆去镇子上叫卖。他住在一个四面漏风的窝棚里，没有女人跟他在一起。窝棚里总是点着干木柴，窝棚附近有一艘搁浅在沙滩上的破旧独木舟。可以很容易地避开他。

那人的窝棚里传来狗叫声，他这才停下了脚步。他忘了狗会叫这回事。他猛地转身，钻入棕榈树林，就好像是钻入一个巨大宫殿里茫茫一片大柱子的后面，在这个阴暗不透光的宫殿里，似乎有人在他头顶很高的地方低声细语，发出那微弱的沙沙声。他穿过棕榈树林，走进一个峡谷，爬上了一道没有大树和灌木丛的陡峭山脊。

山脊上视野开阔，借助星光，他看到了介于镇子和海港之间的平原地带。山脊顶上有小树林，树林里有夜间活动的鸟发出奇怪的敲鼓的声音。在海滩上的棕榈树林那边，那只印第安人的狗仍然在狂吠着。他好奇为什么这只狗受了如此大的惊扰，便从他所在的高处观望，吃惊地看到山脊下模模糊糊有东西在运动，仿佛是几个长方形的平面在运动。这几个时隐时现的阴暗的东西，不断变更位置，但正在远离港口，这意味着其运动是按照一系列命令进行的，有固定的目的。有光亮照到他身上。一队向内陆进发的士兵，徒步上山来了。但他处于暗处，不会引发怀疑。

平原又恢复了幽暗和寂静。他从山脊上下来，发现在海港和镇子之间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了。昏暗使得这片平原显得无限的宽阔，而无限的宽阔就更加重了他孤独的感觉。他比刚才走得慢了。没有人在等待他；没有人想起他；没有人盼望他回来。“欺骗啊！这简直就是欺骗！”他低声对自己说。没有人在乎你。人家都以为你可能已经淹死了。根本没有人在乎你——或许，那两个女孩会在乎，他暗自想到。但她俩现在与那个英国女人住在一起，根本不会想起他的。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去维奥拉客栈。目的何在呢？能在那里获得什么呢？他生活里的所有细节似乎都不令他满意，甚至特里萨的轻蔑责备也让他感到不满。他对自己的犹犹豫豫感到痛苦。如今自己如此懊悔，是否她早就预见到了？那是她最后的话吗？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出于本能向右拐了，朝着港口码头走去，那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海关大楼隐约浮现在他眼前，就好像一家工厂的一堵高墙一样。没有人出面阻拦他。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大楼的正面，偶然发现有两扇窗户里亮着灯光，好奇心让他兴奋起来。

这两扇窗户很迷惑人，就好像被什么神秘的守夜者保留在那里一样，整栋被荒废的大楼就是它们对着海港放射出暗淡的灯光。那两扇窗户的孤寂都能让人触摸到。他抬眼看星星的闪光，发现空气中有薄雾，薄雾中悬浮着一股强烈的燃烧木头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他独自前行，干枯的草地里有数只蝉在尖声鸣叫，似乎让他那双紧张的耳朵听不见任何其他声音。一步又一步，他慢慢地走进大厅，大厅里很昏暗，有刺鼻的烟雾。

楼梯燃烧过，此时已经变成一堆灰烬。硬木没有着火；只是楼梯底部的几级台阶在冒烟，被烧焦的边缘仍然有火花在爬动。在楼梯口，他看到有一扇房门是打开的，射出有条纹的光线，光线投射在巨大的楼梯平台上。楼梯平台上有烟雾蔓延，一切都很模糊。就是这个房间。他爬上楼梯，但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墙上有一个人的影子。那个身影样子很古怪，肩膀高耸着。他看不见那个人，但那人应该是站着的，头低垂着。监工想起来自己没有带武器，于是闪到一旁，躲进墙角的黑暗中，眼睛紧盯着那扇门，静观其变。

这栋巨大的遭废弃的临时工房，由于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高大的屋顶下没有天花板，烟雾随着微弱的气流，不仅在许多高大且黑暗的房间里弥漫，还在像仓库一样的走廊里弥漫。有一旋转扇百叶窗把墙壁撞出一道大口子，好像是被一个不耐烦的人推的一样。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张纸，沙沙响着落在了地上。那人，无论他是谁，没有向有光亮的门口走来。监工两次从角落里走出来，伸头想看个究竟，因为那人在房间里实在是太安静了。但每次他都只看到肩膀和低垂的头形成的畸形影子。那人显然没有在做什么，一直都待在原地没动，就好像在沉思——或者在读报。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监工又站住不动了。他心想这人会是谁呢？是蒙泰罗的人吗？想到这，他就不敢露面了。如果现在有谁看到他在岸上，而不是许多天之后，他相信肯定会危及那笔财宝。他根据自己全部灵魂拥有的知识做出一个判断，似乎任何一个苏拉科人都能做出有关财宝在何处的正确猜测。几周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到那时人们就会以为他是刚从这个国家的其他什么港口回来的。谁说得准呢？自从有了财宝这回事，他的思维就处于一种特别焦虑的混乱中，就好像他的生活都被束缚在它上面了。他在那扇有光亮的神秘门前变得胆小起来。那家伙身上有鬼！他不想看到那家伙。无论是生人或熟人，那家伙都不值得一见。他在这里浪费时间简直就是一个傻子。

刚进来才五分钟，监工就开始后撤了。他迅速下了楼梯，回头看了看楼梯平台上的光亮，偷偷地跑过大厅。就在他快要走出大门，心里想着终于能避开楼上那个人的注意的时候，他与一个精神勃勃地正要走进大门的人撞上了。两人都吃了一惊，低声叫喊起来。他俩都退了退，站住了，但双方都看不清对方。诺斯特罗莫没有开口。对方用受了惊的语调低声先说了话。

“你是谁？”

诺斯特罗莫似乎已经认出了蒙汉姆医生。但听了对方说话的声音，他没有了疑问。他迟疑了一秒钟的时间。一言不发赶紧跑开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不能跑，没用！不知何故，他极度厌恶在这种环境下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他又多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低声说道——

“一个搬运工。”

他走近对方。蒙汉姆医生大吃一惊，举起双臂，大叫起来，因为这样的见面简直就是奇迹，医生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诺斯特罗莫生气地让他压低声音。海关大楼里并非真的空无一人。楼上有灯光的屋里有人。

奇迹最容易被人忘记。奇迹会不停地引发恐惧和欲望，在恐惧和欲望的恳求下，人很自然地就会忘记原来的奇迹。所以，医生以最自然的方式问这位在两分钟前他还认为已经淹死在海湾里的人一个问题：

“你看见楼上有人？真的？”

“我没有。”

“那你是怎么知道楼上有人的？”

“我看见了他的影子，刚想跑，就遇见了你。”

“他的影子？”

“是的。那影子在那个有亮光的房间里。”诺斯特罗莫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他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那栋巨大建筑的墙根上，低垂着头，微微咬着嘴唇，看也不看医生一眼。“我看，”他暗自想到，“医生马上就要问我财宝的下落了。”

然而，医生真正关心的事不是诺斯特罗莫复活这样的奇迹，而是当前含糊不清的情况。为什么索蒂略会突然率领部队秘密撤离这里？这次撤离行动预示着什么？不过，医生猛然醒悟到，楼上的那个人一定是那位失望的上校手下的军官，被留下来与他保持联络。

“我相信那人是在等我。”医生说。

“有可能。”

“我必须去看看。先别走，监工。”

“去哪里？”诺斯特罗莫低声说。

话音未落，医生已经走了。诺斯特罗莫依靠着墙，凝视着海港里黑暗的海水；耳朵里全是蝉的尖叫声。一种无法驱赶走的模糊感控制住他的思想，他因此丧失了做决断的能力。

“监工！监工！”医生在楼上急迫地呼喊。

他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被毁了。这种感觉漂浮在他忧郁的冷漠上，就如同漂浮在黏稠的沥青之海的海面上一样。然而，他终于还是从墙根走了出来，仰头向上看，看见蒙汉姆医生从一个亮着灯的窗户里伸出头来。

“上楼来看看索蒂略做的事。楼上的这个人，你不必怕他。”

诺斯特罗莫微微苦笑了一下。我害怕？苏拉科的监工害怕见人？竟然有人说他害怕见人，听到这种话他就生气。他想起那笔可憎的财宝就生气，有人把这笔财宝捆绑在他的脖子上，他为这笔财宝不仅失去了自卫力，还在危险中四处躲藏，可这笔财宝对那些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价值。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忧虑。对诺斯特罗莫来说，医生是那些人的代表……为那笔财宝，他去做了一生中最危险的任务，可医生竟然连问都不问。

诺斯特罗莫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再次走进空旷的大厅，大厅里的烟雾此时已经相当稀薄了。楼梯此时已经不烫脚了，他走上楼梯，来到这段楼梯顶部有光纹的地方。医生又伸出头来，不仅激动，还很不耐烦。

“快点！快点！”

在走过那门口时，眼前的景象震动了监工。那个人不仅一动不动，那影子也一动没动，这让他感到吃惊。他走进屋里，想立即揭开谜团。

谜团很容易就揭开了。在两支蜡烛的光照下，透过刺眼的蓝色烟雾，他霎那间看清了一切。一个男人站立着，这与他想象的一致。那人的背对着门，在墙上投下一个模样奇怪的巨大身影。接着在闪电般短的时间内，他看到那人是处于被捆绑着，处于要跌倒的状态——肩膀向前，脑袋低垂在胸前。接着他又看到，那人的双臂被掰到了背后，两只手腕被绑在一起，被硬拉到比肩胛骨还高的位置上。他顺着绑手的绳子向上看，发现绳子被挂在房梁上了。他不忍心再看那双僵硬的腿，看那两只无力下垂着的双脚，脚指头离地板足有六英寸高。显然此人被施以吊刑，直至昏死过去。他第一个反应是冲上去一刀切断绳索。他摸索自己的匕首。自己的匕首已经不在身上——竟然连把匕首都没有了。他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医生坐在桌上旁边，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这幕悲惨的情景，手托着下巴，用平静的口气说道——

“受过折磨——胸部中弹而亡——身体已经冰冷。”

这句话使监工镇定下来。这时一支灯花闪动的蜡烛熄灭了。“谁干的？”他问道。

“我对你说过是索蒂略。除他之外还有谁？折磨——肯定的。但为什么要开枪？”医生紧盯着诺斯特罗莫，而诺斯特罗莫仅微微地耸了耸肩。“目标，开火，冲动了。情况很明显。我希望知道真相。”

诺斯特罗莫向前走了走，微微弯腰查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他咕哝道，“此人是谁？”

医生又把目光转移到诺斯特罗莫身上。“我有点羡慕这种下场。监工，你怎么看？”

但诺斯特罗莫根本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抓起剩下的那根蜡烛，伸到那人低垂的头底下。医生目光呆滞地坐着。这时，诺斯特罗莫手里的那只重重的铁蜡烛台，就好像刺痛了他的手一样，“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喂！”医生大叫起来，吃惊地抬头查看。他能听见诺斯特罗莫晃晃悠悠地走到桌子旁边，喘着粗气。屋里突然失去了灯光，原先漆黑的窗户里猛地能看到星星的闪光了。

“当然喽，当然喽，”医生用英语咕哝道，“这是被死人吓着了。”

诺斯特罗莫的心脏仿佛跳到了咽喉处。他感到眼花缭乱。赫希！此人是赫希！他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

“他现在应该躲在驳船上才对，”诺斯特罗莫几乎大叫起来，随后他立即压低了声音，“在驳船上，并且……”

“并且被索蒂略抓住了，”医生说，“看到他，我的吃惊程度并不比你的要小。但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诱使一些富有同情的人向他开枪的。”

“这么说索蒂略全都知道了……”诺斯特罗莫说话的声音平静了许多。

“全都知道了！”医生插嘴说。

医生听到监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全都知道了？你说什么？你在这里是怎么知道的？全部？全部知道了？这不可能！全都？”

“当然全都知道了。你说不可能是为什么？让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听到他们在这里审问了赫希，就在这个房间里。他不仅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德科德的名字。他还说了运银锭的事……驳船被撞成两半。他在索蒂略面前显得害怕得要命，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但他只能记住那么多了。你还想知道更多吗？他至少还记得自己的情况。他们发现他紧紧抓住船锚。就在驳船要沉底的时候，他肯定刚好抓住那救命的船锚。”

“驳船沉底了？”诺斯特罗莫重复了一句，语速非常缓慢，“索蒂略相信吗？这很好！”

此时，医生心里有点焦躁，无法想象其他人可能知道得更多。对，索蒂略相信驳船沉没了，并且相信搬运工监工与马丁·德科德淹死了，同时被淹死的可能还有其他几个政治逃犯。

“医生先生，我对你说过，”诺斯特罗莫这时评论道，“索蒂略并非知道所有的情况。”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我没有死。”

“我们都不知道这点。”

“但你们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你们这些站在码头上的绅士——你们看着一个与你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出发去干一件命中注定要失败的事后，马上就把那人给忘记了。”

“你忘记了，监工，我没有去码头。此外，我也不看好这件事。所以，你不应该嘲弄我。朋友，让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们没有闲工夫想死人。死亡就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你已经死了。”

“我确实是去赴死了！”诺斯特罗莫插嘴说道，“但我究竟是为什么要去赴死呢？你能告诉我吗？”

“哈！那是你自己的事，”医生粗鲁地说道，“别问我为什么。”

黑暗中，他俩低低的咕哝声停止了。此刻，他俩坐在桌子边，双方的脸略微都偏向一旁，肩挨着肩，他俩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在黑暗的屋里几乎看不见的直立人形。那人形，头部和肩膀都向前凸出，像鬼一样一动不动，似乎正在认真地偷听他俩说的每一个字。

“很好！”诺斯特罗莫最终低声说道，“事情都过去了。特里萨是对的。这是我自己的事。”

“特里萨死了，”医生心不在焉地说，可他心里却在想着一个新情况，即诺斯特罗莫复活后产生的新形势。“她死了，可怜的女人。”

“没有牧师在场？”监工焦虑地问。

“这算什么问题啊！昨晚谁能去找牧师？”

“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诺斯特罗莫嘴里突然蹦出一句，语气中带着沮丧和绝望的情绪。还没有等蒙汉姆医生表示惊讶，他马上又恢复了刚才中断的谈话。他用一种恶毒的语气接着说道：“是的，先生，正如你说的，那是我的事，那事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这片大陆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你一样靠游泳逃命。”医生羡慕地说道。

这两个男人之间再次陷入了沉默。他俩都在思考，由于脾气秉性不同，他俩的思路在相见后变得相去甚远。医生冒险来这里，就是为了效忠古尔德夫妇。如今他看到，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这个能在拯救圣托梅矿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人，又被再次送了回来，这让他心里感到十分感激。医生真正效忠的是矿山。在这位50多岁的老男人眼里，矿山的样子就是那位穿着长袍的小女人，她的脑袋非常吸引人，因为长着浓密的金发，而且内心极为高尚，她的每一种姿态里都传递出宝石和鲜花的特征。随着圣托梅矿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对她的幻觉获得了力量，不仅持久，而且富有权威。最后，那幻觉竟然向他提出了要求！那要求，因为在精神上远离了普通的期待和回报，所以变得高尚起来，并使得蒙汉姆医生的思想、行动、人格变得极度危险，不仅对他自己危险，对其他人也危险。他内心的犹豫都不见了，因为有了一种骄傲的感觉，在那位值得赞美的女人和可怕的灾难之间，只站立着他的虔诚。

由于他处于一种特殊的沉醉状态下，他完全漠视德科德的命运，但保留下了完全清晰的理智，所以他能理解德科德的政治理念。那个理念很好——巴里奥斯是实现这个理念的唯一手段。由于医生过去有道德污点，羞愧之情早就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缩小了，所以他总是不停地扩展自己的温柔。诺斯特罗莫回来了，这是天赐的机会。他没有把诺斯特罗莫看作自己的同类，丝毫没有想到这位兄弟刚从死神的嘴里逃出来。监工是唯一有可能去凯塔送信的信使。唯一的选择。医生不仅仇视人类，还不信任人类（因为个人的失败经历），但这仍然不足以让他避免人类的共同弱点。他与普通人一样盲目迷信名人。由于米切尔船长不停地大声宣传，而且大家的意见颇一致，诺斯特罗莫的忠诚问题从来没有被蒙汉姆医生质疑过。如今就更难去质疑了，因为他铤而走险，急需诺斯特罗莫的忠诚。蒙汉姆医生像普通人一样，相信监工是正直的，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任何相悖的实例。这种信念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如同他的胡须和牙齿一样。他难以改变自己的信念。问题的关键是诺斯特罗莫是否愿意去跑这趟差事。医生是个敏锐的人，早就发现这个男人的脾气有点古怪。医生知道他无疑因丢失了银子而感到痛苦。

“必须让他尽可能地信任我。”医生暗自说。医生深知如何才能做到这点。

与此同时，诺斯特罗莫心里充满了忧郁的寡断、气愤、不信任。不过，他先开口了。

“游泳并不难，”他说，“难的是游泳之前的事，游泳上岸后也很难……”

他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完整就把话停住了，就好像他的思维撞到了一块结实的障碍物。医生则像个高明的阴谋家一样想着自己的计划。他尽管假装出同情地说——

“监工，那很不幸。但没有人会埋怨你。非常不幸。其实，本不该把银锭运出山。那是德科德的计谋。不过，他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

“确实不必再谈德科德了，”趁着医生的停顿，诺斯特罗莫表示同意，“没有必要谈死人。但我还没有死。”

“你活得很好。只有像你这样勇敢的人才能救自己。”

蒙汉姆医生这样说是真心的。虽然他很敬重那个男人的勇气，但他认为价值太低，这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希望破灭了，而这源自他自己的失败经历。在那段令他感到耻辱的时期，他被迫孤独地与许多真实的危险做斗争，他意识到什么才是所有危险中最危险的因素：那种人类自甘渺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精神瘫痪或崩溃，使人无力去克服阻力和困难。他的同胞根本看不到这点。在他的想象空间里，监工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紧张和焦虑后，突然跳入了一个漆黑的深潭，在那深潭里，看不见地，看不见天，但监工没有丝毫的沮丧心理，而是全力抗争，最后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他十分欣赏自己创造出的这幅幻象。虽然这个男人是个众所周知的游泳高手，但医生判断这证明他有更大的精神勇气。想到这里，他很高兴，因为监工又变得非常有用了；他预计监工肯定能成功地完成他托付监工去做的险峻的任务。他用一种略带满足的口气评论道——

“当时肯定特别黑暗！”

“海湾的天从来没有那么黑过。”监工简洁地表示同意。他心里略微感到了一丝高兴，因为对方似乎对他的遭遇给予了某种小小的关心，于是他懒洋洋地多说了几个形容词。此刻，他想说点什么。他希望对方继续保持那种关心，无论这种关心是真或是假，他都能借着这种关心恢复自我——这是他在这次玩命的冒险经历中丢失的东西。然而，医生正全神贯注地想着他自己的冒险计划，随便地说了一句惋惜的话。

“我真希望你大喊大叫并点亮一盏灯。”

医生出乎意料说出的这句无情且残暴的话，让监工大为震惊。这句话等于在说，“我希望看到你是一个懦夫；我希望看到你痛苦得自己割喉自杀”。实际上，医生是在对自己说话，而且仅针对银锭而言，在这句简单的话背后，他还有许多话没有机会说出来。虽然对方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但医生仍然继续说。实际上，诺斯特罗莫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因为他热血沸腾，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相信索蒂略拿到银锭后，肯定掉调转方向，去其他小港口上岸。从经济角度看，银锭等于被浪费了，但银锭沉入海底等于更大的浪费。此外，如果把银锭藏在陆地上的某处，用来贿赂索蒂略，那应该是更好的方案。但我怀疑卡洛斯先生是否曾经想过这种方案。他与科斯塔瓦那的现状很不匹配，这是事实，监工。”

监工一听到卡洛斯先生的名字，就气得发疯，耳朵里就好像袭来一阵风暴。不过，他此时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说话前深思熟虑，说话声音温和且平静的人。

“难道卡洛斯先生会甘心交出这笔财宝？”

“他们如果现在有这种想法，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医生冷酷地说道，“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德科德埋头走自己的路。我觉得他们眼界现在开阔了。我认为，如果这批银锭现在能神奇地出现在岸上，我要把它交给索蒂略。以目前的现状看，我同意这样做。”

“神奇地出现，”监工用极低的声音重复道；然后提高了声音。“先生，神仙都做不到这点。”

“监工，我相信你。”医生冷淡地说道。

他继续思考着索蒂略对局势的危险影响这个问题。监工像在梦里听医生说话一样，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刚才在蜡烛下看到的死人一样，似乎在听，但是否真听根本没有人在乎，仅是个被遗忘的人，完全被忽略了。

“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来找我是个缺乏考虑、愚蠢的奇怪念头？”监工突然插嘴说，“先生，是我做得不够，所以才变得没有价值吗？上帝啊，是不是只要还有人愿意去送死，绅士们就宁愿送那人的肉体和灵魂去死？或许我们跟狗一样没有灵魂？”

“请注意，去死的不光是你，还有德科德，整个计划都是他制订的。”医生再次提醒他。

“对了！旧金山那个富人，他与财宝也有关系。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很多事情。我知道富人能做任何事。”

“监工，我理解你。”医生又开口了。

“谁是监工？”诺斯特罗莫打断了医生的话，声音极为有力，但很平稳。“监工完蛋了。再也没有监工了。你再也找不到监工了。”

“别这样，这太孩子气了！”医生抗议道；但对方突然平静下来。

“我确实像个孩子。”他咕哝道。

他再次看了看那被谋杀之人的身影，仍旧静静地悬挂着，似乎正在一动不动、毫无怨言地认真听着。于是他好奇地轻轻问道——

“为什么索蒂略要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施以吊刑？你知道吗？这是最严厉的拷问。为什么要杀人，这点我能理解。索蒂略感到极度痛苦无法忍耐。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这个人说不出更多的秘密了。”

“此人确实说不出更多秘密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看出来。他说了所有他知道的。但让我告诉你为什么，监工。索蒂略不相信他说的。索蒂略不相信他所听到的。只是部分相信。”

“那么索蒂略相信什么？我倒是想知道一下。”

“我知道索蒂略的想法，因为我见过他。他绝不相信那笔财宝已经丢失了。”

“什么？”监工用惶恐的声音大叫道。

“你被吓着了，是不是？”

“先生，这是不是说，”诺斯特罗莫用一种特别谨慎小心的语气继续说道，“索蒂略认为那笔财宝被用某种方式藏起来了？”

“不，不，那不可能，”医生充满信心地说；诺斯特罗莫则在黑暗中像猪一样哼了一声。“那不可能。他认为驳船沉没的时候，那批银锭没有在驳船上。他相信驳船出海仅是个骗局，为的是骗过加马乔的国民卫队、佩德里托·蒙泰罗、富恩特斯先生、新的政府以及他本人。但他说，在这些人里，只有他不是傻瓜。”

“但他一点理智都没有。他是这个丑恶国家中自称上校的人中最愚蠢的一个。”诺斯特罗莫咆哮道。

“他并非比许多有理性的人有更多的非理性，”医生说，“他坚信那笔财宝能被找到，因为他极想拥有它。他还害怕自己的军官去投靠佩德里托。他既不敢与佩德里托打仗，也不敢加以信任。监工，你能看出这里的奥妙了吗？只要还存在获得巨大战利品的机会，他就不怕自己的部下叛逃。我已经决定要努力为他维持这个希望。”

“你已经决定？”搬运工监工小心地重复了一遍，“这太妙了。但你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我尽力而为。”

“那能有多长时间？”

“我能详细地告诉你。只要我活着。”医生用顽固的声音进行反驳。接着，他简短地描述他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故事。“我见到你的时候，正好要去见那个愚蠢的恶棍。”他最后说。

诺斯特罗莫认真地听着。“你所决定做的，实际上就是去找死。”他咬着牙低声说道。

“有可能，我的大监工，”医生暴躁地说，“你不是此地唯一看到过死亡丑陋面孔的人。”

“毫无疑问，”诺斯特罗莫嘀咕道，声音大得足够被别人听见，“也许此地真不止两个傻瓜。谁知道呢？”

“那是我的事。”医生唐突地说道。

“就好比我带着那批可恨的银锭出海是我的事一样，”诺斯特罗莫反击道，“我知道了。你我都有各自的原因。但我出海前，你是我最后一个交谈过的人。你跟我说过话，而且把我当傻子一样看待。”

诺斯特罗莫很不喜欢医生讽刺他的好名声。德科德那略带讽刺的夸奖，经常让他感到难受；但能与马丁先生这样的人相识让人高兴，而医生就不同了，他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小人。他能记得医生身无分文流浪时的情况，那时医生常在苏拉科的街头偷偷摸摸地走动，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有。后来，卡洛斯·马丁让他去矿山做事，这才有所改变。

“你可能是个聪明人，”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着，眼睛凝视着房间里的黑暗，那黑暗中弥漫着赫希被折磨、被残杀后遗留下的令人厌恶的困惑。“我已经不像刚来这里时那样傻。这些年来，我听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你是个危险的人。”

这话使蒙汉姆医生惊骇得只能大叫道——

“你说什么？”

“如果赫希能说话，他也会这样说的。”诺斯特罗莫继续说道。在有星光的窗口，能看到诺斯特罗莫的头影点了一下头。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蒙汉姆医生用虚弱的声音说道。

“不知道？如果你不怂恿索蒂略的疯狂，他或许不会急忙对可怜的赫希施用吊刑。”

医生对这个说法感到震惊。但他的虔诚吞噬了他全部的理智，他的内心已经坚硬得没有给遗憾和怜悯留下余地。不过，他仍然想彻底地推卸自己的责任，于是认为有必要大声地、蔑视地回击对方。

“呸！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就好像你是索蒂略一样。我承认我没有为赫希着想。可我为他着想又能有什么用。任何人都能看出，那个可怜的家伙从抓住锚链的时候就注定要完蛋了。你听我说，他是命中注定要死的，这点就跟我的命是一样——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这就是蒙汉姆医生对诺斯特罗莫的评论的回答。诺斯特罗莫的评论似乎很有道理，这才刺痛了医生的良心。医生不是个无情的人。但他自愿承担的任务是必须要去做的，不仅很难完成，还很重要，所以他只能放弃所有人性的考虑。为此他采取了一种狂热的精神态度。他不喜欢这样。他讨厌撒谎、欺骗、智取，即使是针对最卑贱的人，他也一样讨厌，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内在的本性、传承的传统致使他如此。以叛徒的身份来做这些事，跟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为此他做了精神上的牺牲。他痛苦地对自己说：“只有我适合做那件脏事。”他对此有坚定的信念。他不算狡猾。他的想法很简单，虽然他不信奉英雄主义信念，不想主动去寻死，不愿冒太大的风险，但他有一种持久的舒服感。在如此的精神状态下，赫希的命运变成大残暴中的小残暴。他视这段插曲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表明索蒂略的错觉出现了危险的变化呢？医生真正无法理解的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会这样被杀死。

“为什么要开枪呢？”他嘀咕道。

诺斯特罗莫一言不发。

第九章

那天早晨，索蒂略一直在做着思想斗争。希望和疑惑使他精神涣散，而为佩德里托·蒙泰罗到来而敲响的钟声令他惊慌；在这场思想斗争中，他的处境不利，因为他除了思想茫然之外，还情绪激动。比镇子上的钟声更加喧闹的是上校的内心，失望、贪婪、气愤、恐惧这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场大混乱。没有一件他计划的事实现了。苏拉科和银锭都没有落入他手里。他没有赢得任何军功，这会影响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由于没有拿到大战利品，连逃跑他都不敢。佩德里托·蒙泰罗有可能是个朋友，也有可能是个敌人，这让他感到害怕。那钟声让他发疯。

他幻想着自己可能会立即受到攻击，于是他让部队沿海岸线戒备。他从房间一头走到另一头，来回踱着步，有时停下来啃右手的指尖，血红的眼睛死盯着地板；接着他又用阴郁的目光厌恶地环视周围，然后又孤零零、野蛮地踱起步来。桌上放着他的马鞭、剑、左轮枪。他手下的军官都挤在窗口瞭望远处的城门，他们争论着如何使用他的望远镜，这只望远镜是他去年向安扎尼借钱买的。望远镜在军官们中传递，无论谁拿着望远镜，其余人就会围拢过来，问这问那。

“没什么；没什么可看的！”拿着望远镜看的人不耐烦地说。

确实是没有什么可看的。当派往老维奥拉客栈的前哨部队接受返回大部队的命令后，在镇子和海港之间的荒凉地带就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了。傍晚，一匹马从城门里奔驰而出。骑马的人是富恩特斯先生派出的使者。凭着他是孤身一人，被允许进入兵营。他在大门口下了马，大胆放肆地向旁边默默热闹的人打着招呼，请求立即见一见“我那勇敢的”上校。

富恩特斯先生刚成为镇子里的政治首脑，马上就开始施展自己的外交本领，不仅想去控制矿山，还想去控制港口。被他选中去与索蒂略进行谈判的是一位公证人，此人在革命期间因伪造文件被投入监狱。当暴民把他和其他“布兰科独裁政府的受害者”从监狱里解救出来时，发现他已经十分虚弱，但他马上就要求为新政府服务。

他最初是想诱使索蒂略孤身去镇子上与佩德里托·蒙泰罗开会，无论他展示出的热情有多高，口才有多好，索蒂略根本不领情。索蒂略脑海里几次闪过自己落入著名的佩德里托手里的念头，每次他都感到很不舒服。绝对不能这样——那简直是疯了。公开对抗佩德里托也是疯狂的举动。那样会使得系统地搜寻财宝的工作变得不可能，他能感觉到那笔银子财宝似乎就在周围，他甚至能嗅到它在附近散发出的味道。

但财宝到底在哪里呢？老天爷！财宝到底在哪里呢？哎哟！为什么要让医生离开！真愚蠢。不！把医生放走才是唯一正确的。他心烦意乱地思考着，而那位信使则在楼下一边跟军官们聊天，一边等着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医生，只有带回有用的信息，才最符合他的利益。但如果他遇阻，那将如何是好？比如，城里颁布大禁行令！到时候会有巡逻兵！

上校双手抱头，停止了思考，好像头晕了一样。他突然想起了一个懦夫才有的念头，当欧洲政客遇到困难的谈判时，他们都知道这种权宜之计。于是他穿着靴子，带着马刺，不顾自己的尊严匆忙爬上了吊床。他那张漂亮的脸变得蜡黄，脸上布满了沉重的忧虑。他那优美的鼻梁变得险峻；无拘无束的鼻孔显得猥琐。原先像天鹅绒一样温柔的眼光，此时似乎死去了，甚至可以说腐烂了；杏仁状的眼睛变成了褪了色的圆球，因失眠而上面布满了恶毒的血丝。他用丝毫没有活力、疲惫不堪的语气跟富恩特斯先生派来的使者讲话，这让那使者大吃一惊。他穿着厚厚的斗篷，样子虚弱得可怜，他漂亮的外表被那斗篷给掩盖住了，一直到掩盖了黑胡须，原来卷曲的胡须不见了，无力地下垂着，这显然是长期卧床、精神萎靡的结果。“我们英雄的”上校患了非常重的感冒。他突然又说肚子痛，接着身体一阵痉挛，整个人都晃悠起来，压制不住的恐慌令牙齿发出咯咯声，看到这些症状，使者觉得他是真的病了。是疟疾。上校解释说他无法思考、无法听人说话、无法讲话。上校在假装做了一番超人的努力之后气喘吁吁地说，对阁下发出的命令，他既不能正常地回复，也无法去执行。明天！明天！明天！明天让佩德罗先生阁下过得轻松一点。勇敢的埃斯梅拉达步兵团正守卫着港口，正守卫着——说到这里，他闭上了眼睛，摇晃着脑袋，好像处于半昏迷状态，而使者正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看。使者弯着腰，俯在吊床上，努力地听那断断续续的痛苦发音。与此同时，索蒂略上校表示相信，阁下大人肯定讲人道，会允许医生，就是那个英国医生，带着外国药品出城来给他治病。他焦急地请求先生们能在路过古尔德家的时候，进去通知一下那位英国医生，他很可能就在那里，通知他索蒂略上校患病急需他的护理，因为病人正躺在海关大楼里发烧。必须立即来。要尽可能地快。病人极没有耐心。千倍的感谢。他疲倦地把眼睛闭上，再也不睁开了，躺着一动不动，聋了，哑了，没有感觉了，被病魔缠身了，屈服了，崩溃了，被凶猛的疾病吞没了。

然而，当听见使者刚把楼梯间的门关上，上校就掀开羊毛毯子，跳下床来。由于脚上的马刺与斗篷紧紧地缠在一起，他几乎头朝下跌倒在地。他踉跄到了屋子中央才恢复了身体的平衡。他躲在半开半闭的百叶窗后面，听着楼下的动静。

这时，那使者已经骑在马上了，掉转马头对着正在守大门的几个面色郁闷的军官，有礼貌地摘下了帽子。

“先生们，”使者说道，他的声音很洪亮，“请允许我提个建议，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上校。能见到你们是我的荣幸，我感到很满意，你们是个很不错的集体，面对如此境遇，竟然还能保持战士般的美德。在这个地方，只有太阳的暴晒，没有什么可喝的水，可镇子里到处有酒喝、有女人的妩媚，随时欢迎你们这些勇敢的人。先生们，我有幸向你们敬礼。今晚苏拉科有大型舞会。舞会上见！”

使者刚想骑马走，这时看到那个又高又瘦的老少校出来了，于是勒住马缰，侧目观看，发现老少校穿着一件瘦长的外衣，长得都盖住了脚脖子，就好像是用军旗包裹身体作衣服一样。

这位喜欢动脑筋的老战士，先像讲教条一样阐述了那个“世界充满了叛徒的”大理论，然后又郑重地颂扬了索蒂略一番。他轻松地把天下所有美德都给予了索蒂略，然后用这个欧洲殖民者的省份中最下等人的方言做了最后的总结（特别是在埃斯梅拉达地区的方言）。最后，他突然提高声音说，“他是一个长着许多颗牙齿的猛人”，接着他又用预言性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语调继续说，“阁下看到的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军官集体，具有无可匹敌的勇气和智慧。他们都是长着许多颗牙齿的猛人”。

“什么？他们都是吗？”富恩特斯先生派来的这位名声不好的使者询问道，脸上略微带着一丝嘲笑。

“是的，先生，”少校满怀信心严肃地说，“他们都是长着许多颗牙齿的猛人。”

那使者掉转马头，面对大楼的入口，那入口看上去就跟一个凄凉谷仓的大门一样。他站在马镫上，伸出了一只胳膊。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无赖，由于来自内陆省份，自然对这些生活在这个欧洲省份里的笨蛋怀有一种相当大的蔑视。看到面前这些愚蠢的埃斯梅拉达人，他禁不住涌起一股欢愉的轻蔑。他开始一场有关佩德罗·蒙泰罗的演说，从头到尾脸色一直都很严肃。他挥舞着手，仿佛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他看到听众的脸都僵硬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的嘴唇的时候，他便开始大声叫喊出一组完美的词汇：慷慨、勇敢、和善、深刻（他激动得猛地脱下了帽子）——“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政治家”。最后，他令人吃惊地压低了声音，用深沉且回荡的声音说，“他还是一个善于拔牙的牙科医生”。

然后，他快步离开了；看他那骑着马的僵硬的双腿，脚掌向外翻着，僵直的后背，俏皮的墨西哥宽边帽斜挎在一动不动的方正肩膀上，这副模样表现出一种没有穷尽的、令人惊叹的厚颜无耻。

楼上，百叶窗的后面，索蒂略没有走动太长时间。那家伙的大胆使他感到胆寒。他的军官在楼下说了些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完全沉默了。他哆嗦起来。这与他对这次远征的预期不符。他曾幻想自己毫无争议地成功了，还成了士兵的偶像，可以暗自得意地在权力和财富之间做出惬意的抉择。唉！现实与梦想相差太远了。心烦意乱，内心不安，精神松懈，怒火中烧，如履薄冰，这些代表了他现在的情绪，他感到自己正在沉入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那个流氓医生必须把情报带回来。这点很清楚。虽说仅是情报是不够的，但没有情报他什么都做不成。可恨啊！医生永远不会露面了。他可能被逮捕了，与卡洛斯先生关在一起了。他像个疯子一样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这下佩德里托·蒙泰罗能得到情报了。哈哈哈哈！——银锭的情报。哈！

笑着笑着，他突然不笑了，而且还停下了脚步，就好像变成了石头。这是因为他想起来自己手中也有一个囚犯。这个囚犯肯定知道真相。他必须让这个囚犯说话。此时此刻，索蒂略并没有忘记赫希，但他不知何故不愿用极端手段对付赫希。

他之所以感到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他感到深不可测的恐惧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也很不愿意去回忆有关那牛皮商人的一切：那大睁的眼睛、扭曲的面目、大声的哭泣、激烈的抗议。这既不是同情，也不是神经质的敏感。实际上，尽管索蒂略一直不相信赫希讲的，但他又不能不相信；没有人能相信赫希的一派胡言——但赫希绝望的语气给他留下了很不舒服的印象。他一想起赫希就恶心。他怀疑那家伙可能已经被吓疯了。谈论疯狂毫无意义。呸！假装。那家伙肯定在假装。他知道如何对付假装。

他的残忍逐步发展到了高潮。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出现了斜眼的现象；他轻轻地拍了拍手掌；稍后，一名光着脚的下士悄悄地出现在他面前，这名下士的大腿上挂着一把步枪的刺刀，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上校发出了命令，于是可怜的赫希随即就被几个士兵推了进来。赫希进来后发现，上校坐在一张宽大的有扶手的椅子上，戴着帽子，面色难看，皱着眉头，双腿劈开，两手叉腰，一副专横、威严、逼人、高傲、崇高、恐怖的样子。

赫希的手臂被绑在背后，被粗暴地关进一间较小的房间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显然被人遗忘了，像死了一样躺在地板上。陪伴他的是孤独、绝望、恐惧。后来，他被粗暴地带出了房间，那些人踢他、拽他，他只能被动地像傻子一样跟着走。他们威胁他、警告他。稍后，他照直回答了问题，他的下巴垂到了胸前，手臂被捆绑在背后，站在索蒂略面前微微摇晃着，一直都没有能抬头看看。他的脑袋被人用刺刀尖抵着抬了起来，他睁大眼睛看着，目光茫然、恍惚，黄豆大的汗珠从肮脏、布满伤痕的脸上落下来。突然，他连汗水也不流了。

索蒂略默默地看着他。“你这个流氓，还那么顽固吗？”他问道。他说话的时候，三个士兵已经用一根绳索的一头系着赫希的手腕，另一头扔过了一根房梁，他们三个紧抓着绳索这一头，等待命令。赫希没有回答。他的沉重的小嘴唇愚蠢地下垂着。索蒂略做了一个手势。赫希的双脚猛地拉离了地面，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绝望和痛苦的呼喊声，那呼喊声涌进海关大楼走廊，甚至传到了楼外，引得沿着海岸宿营的士兵都抬头看着大楼的窗户，大厅里有几个军官激动得眼睛里喷着光芒，嘴里胡说八道起来；另外几个紧闭着嘴唇，阴郁地看着地板。

索蒂略带着士兵走出了房间。楼梯间里的岗哨向索蒂略举手敬礼。半开半闭的百叶窗传出了赫希的尖叫声，与此同时，阳光在海港海水的反射下，照射到大楼的墙壁上，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光的波浪。赫希大声尖叫着，扬着眉毛，大张着嘴——大得难以置信，黑洞洞的，满嘴都是牙齿——看上去很可笑。

这个下午的天气很热，虽然没有风，但赫希的痛苦一波接着一波地向外传递，都传递到了OSN公司的办公大楼里。米切尔船长正好在阳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听见了尖叫声，虽然十分微弱，但很清晰，很恐怖。他脸色苍白地退回屋里，但那尖叫声仍然萦绕在他的耳朵里。他那天下午几次被迫从阳台上退回屋子里。

大楼里充满了喧闹的尖叫声，这使得索蒂略变得易怒、抑郁，不停地走动，多次与下属军官商量。有时会出现长时间可怕的寂静。他有几次又走进那间桌上放着他的剑、马鞭、左轮枪、望远镜的审讯室，然后用有力的声音冷静地问道：“你能说真话了吗？不行？我可以等你。”但他不能等太长的时间。但这仅是愿望。他每次进入那房间后，出来时总是砰地关上门。楼梯平台上的哨兵举手敬礼，得到的回报仅是怒气冲冲的一瞥，而实际上这仅是他灵魂的一种反映——沮丧的、仇恨的、犹豫不决的、贪婪的、狂怒的。

当他再次走进房间的时候，太阳已经沉没了。一名士兵拿进来两盏点亮的蜡烛，然后轻轻地关上门溜走了。

“说，你这魔鬼犹太人的儿子！银子！我说银子！在哪里？你们这些外国流氓把银子藏到哪里了？快招供，否则……”

从被捆绑的手臂的一阵微微战栗，传递到了拉紧的绳索上。赫希先生，这位从埃斯梅拉达来的商人，他的身体仍然被默默地吊在沉重的房梁下，恶毒地看着上校。一股从雪山上吹过来的凉爽晚风涌入房间里，逐渐把令人愉快的新鲜洒遍了闷热的房间。

“快说，你这盗贼，你这无赖，你这流氓……”

索蒂略抓起马鞭，举起了手臂。他觉得，只要能听到面前的这个男人说一个字，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字，他肯定会跪在地板上，并做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可这个男人此刻半死不活，脑袋低垂着，一张变了形的歪嘴紧闭着，头发既脏又乱，两只眼睛虽然大睁着，却跟瞎了一样。上校非常气愤，咬紧牙关，挥出一拳。绳索轻盈地震动起来，就好像一个长长的钟摆开始摆动了。但那摆动没有能撼动赫希，就是那位沿海地区著名的牛皮商人。赫希被捆绑的胳膊痉挛了一下，向上弹了几英寸，然后便旋转起来，就好像被吊在鱼线上的鱼。赫希先生的头向后仰，脖子都变了形，面颊在战栗。在那宽敞、阴暗的房间里，有一段时间到处都能听到他的牙齿战栗声，两支并排的蜡烛燃烧着形成一片光亮。索蒂略举着手，等着对方说话。突然，他怪笑了一声，向前伸出扭曲的肩膀，向对方的脸上打去。

举起的鞭子落了下来，上校猛地后退了一步，并发出一声沮丧的低沉叫喊，就好像有一股致命的毒液洒到了身上。他敏捷得就如同想法一样抓起那把左轮枪，开了两枪。子弹的爆炸声和随后的震动，立即使他从无法控制的狂怒堕入精神麻木之中。他瞠目结舌地站着。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被自己的冲动惊呆了，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觉，赶忙闭上嘴，害怕嘴要说出无穷无尽的谴责。那嘴要说什么？然后那嘴又怎样解释？他脑子里闪过逃跑的念头；他想到躲到山洞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甚至还想到要懦弱地躲在桌子下面。太迟了；他手下的军官乱哄哄地涌进房间里，剑鞘发出的咔咔声响成一片，有人表示惊讶，有人表示疑惑，场面十分喧闹。由于他们没有立即把他们的剑插入他的胸膛，他马上就显露出厚颜无耻的一面。他用袖子擦了擦脸，恢复了镇定。他用好战凶猛的目光扫视四周，眼光所到之处，喧嚣声便安静下来；这时，赫希先生，就是那个商人，他僵硬的身体竟然悄悄地转动了，而且转了半圈，在一片惊诧的嘀咕声和惶恐的顾盼中又停下来。

有人高声说道：“你看这个人永远不能再说话了。”另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用胆怯和压抑的声音喊道——

“上校，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全都招供了。”索蒂略回答说，绝望中透露着一股勇气。他感到自己陷入了绝境。他厚着脸皮硬挺着，方法就是夸耀自己获得了大成功。他的听众都知道他在这方面内行。他们都宁愿相信他编织出的美丽谎言。最盲从的轻信是贪婪导致的轻信，这种轻信非常普遍，它指示出人类的道德痼疾和浅薄理性。哈！他全都招供了，这个脾气恶劣的犹太人，这个小浑蛋。好！他已经没有用了。这时，上校突然狂笑起来了——这个大脑袋的男人，长着一双小圆眼睛，奇怪的胖脸颊从来是一动不动。那位老少校，挺着高高的身段，穿着就跟稻草人一样古怪的破烂衣服，围着赫希先生的遗体绕圈走着，低声自言自语着，一副无法言表的自满，就好像再也不用防止这个坏蛋未来有叛变行为了。其他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死人，不时把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相互低声交换几句看法。

索蒂略把剑挂在身上，发出简短、专横的命令，要求按照下午的决定尽快撤退。他发布命令的时候，样子很邪恶，他的墨西哥宽边帽的帽檐都压住了眉毛。他走出大门的时候，精神十分慌张，把蒙汉姆医生可能会回来这件事全忘了。他手下的军官跟着他走出房门，有一两个军官匆忙回头看看赫希先生，这位从埃斯梅拉达来的商人被直挺挺地挂在那里，旁边有两盏蜡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赫希留在墙上的身影十分魁伟，就跟个活人一样。

在楼下，部队以连为单位安静地出发了，没有敲鼓，也没有吹号。那位像稻草人一样的老少校指挥着后卫部队；他下令让后卫部队放火烧海关大楼（“把那犹太畜生的尸体给我烧了”），但后卫部队没有能正常地引燃楼梯。赫希先生的尸体就这样孤独地驻留在这栋破烂的建筑里了，建筑里不时传来门和门闩的怪异撞击声，到处是碎纸片发出的瑟瑟声。在高大屋顶下，每次有风吹过，都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已经没有了呼吸的赫希先生，直挺挺地吊着，一动不动，两盏蜡烛在他前面燃烧着，把光亮传向远处的大地和海洋，就像一盏夜间的信号灯。后来，这盏信号灯被诺斯特罗莫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也被蒙汉姆看到了，让他对神秘的暴行迷惑不解。

“为什么要开枪？”医生再次用对方能听到的声音自问道。这次诺斯特罗莫用冷冰冰的笑声做了回应。

“医生，你似乎喜欢刨根问底。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俩可能不久之后都会被枪杀，凶手可能是索蒂略，也可能是佩德里托，还有可能是富恩特斯或加马乔。我们甚至可能会被吊死，或更糟糕地被马刀劈死，你说对吧？——这都是因为你对索蒂略讲了那个故事。”

“那故事早就在他脑袋里了，”医生抗议道，“我只是……”

“是的。你讲出来，却被魔鬼听见了……”

“这确实是我做的。”医生赶紧说道。

“那是你想做的。好。正如我刚才说的，你是个危险的人。”

他俩的交谈，虽然声音并没有提高，但越来越像在吵架，最后又突然停止了。赫希先生的死尸直立着，在星光下留下阴影，似乎正在认真地听着，默默地丝毫不带偏见地听着。

但蒙汉姆医生无意与诺斯特罗莫争吵。此时正是苏拉科命运的关键时刻，医生意识到面前这个男人确实是不可或缺，其不可或缺程度要超过那个发现他的米切尔船长所能构想的程度；远远超过德科德说的那句最有趣的玩笑话“我独一无二的杰出朋友”所要表达的程度。这家伙太有用了。他根本不是“千里挑一”。他绝对是唯一的人选。医生认输了。在这位热那亚水手身上，确实存在着过人的才能，能主导许多人的命运，其中不仅包括查尔斯·古尔德，还包括令他倾心的那个女人。想到这里，医生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了。

医生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说话。他首先向监工指出，监工你是不会遇到大风险的，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这是个巨大的优势。你只需躲进老维奥拉客栈而已，老维奥拉和死去的妻子仍然在客栈里。所有的仆人都跑了。没有人会想到去那里找他，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找你。

“此话不假，”诺斯特罗莫大声地说，样子很不高兴，“可我现在又遇见了你。”医生沉默了一小会儿。“你是说我会出卖你？”他用忐忑不安的声音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出卖你？”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呢？也许这样你能多活一天。索蒂略需要一天的时间，因为他要先把我吊起来，试着用不同的办法拷问，最后向我的脑袋射入一粒子弹——就像对付这里的那个可怜家伙一样。”

医生困难地咽了一口吐沫。他感到喉咙干燥有一会儿时间了。这不是愤慨所致。医生内心相当自卑，他相信自己丧失了对任何人表达愤慨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对任何事。简单地说，他就是害怕任何人。这家伙难道偶然间听说了一些过去的事？如果真是如此，他就没有什么用了。诺斯特罗莫本来是个可以加以利用的人，但如今不再听他的话了，因为自己过去的污点被暴露了。可没有这个污点，他也根本不会打算干这件脏活。医生感到一阵恶心。他能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但他不能说自己的污点。一方面，他的虔诚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另一方面，他有很强的自卑心，这两者相加，使他的内心在悲伤和轻蔑中变得坚强。

“确实，为什么不出卖你呢？”他讽刺地回应道，“那样的话，你最好马上杀了我。我会自卫的。但你应该知道我是不会用武器的。”

“你们这些绅士，”监工情绪激动地说，“你们都一样。你们很危险。你们就会出卖穷人，因为穷人是你们的狗。”

“你不理解我们了。”医生缓慢地说。

“我当然理解你们！”另一个人手舞足蹈地大声叫喊道，但对医生的眼睛来说，他的举动就跟赫希先生那永恒的静止一样。“生活在你们中间的穷人，必须知道照顾自己。你们不关心为你们做事的人。看看我吧！虽然我为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但我突然发现我与墙外的狂吠的野狗没有什么两样——既没有狗窝也没有骨头。可恶啊！”随后，他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说话中带着一种轻蔑的公平。“当然，”他继续说道，态度显得很平静，“比如，我知道你不会把我交给索蒂略。不会的。因为我是个无名小卒！突然之间……”他把胳膊向下挥了挥。“比所有人的地位都低。”他又说道。

医生的呼吸变得自如起来。“听着，监工，”他说道，并把手臂热情地伸向诺斯特罗莫的肩膀，“我要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事。你很安全，因为你是有用的。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出卖你，因为我需要你。”

黑暗中，诺斯特罗莫咬着嘴唇。这类话，他已经听过太多。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再也不想要了。但他觉得如今必须照顾好自己。他想到，一生气就离开伙伴，这种做法欠妥。在苏拉科，许多人认为医生是个大巫师，有恶人的名声。这种看法仅是基于他的外部形象，因为他长得很古怪，且举止与大众刚好相反——有许多不可辩驳的实例说明医生的脾气很坏。诺斯特罗莫跟大家一样也相信这些，所以他仅仅哼哼几下表示怀疑。

“坦率地说，你是唯一人选，”医生继续说道，“你有能力拯救这个镇子……让镇子上的人免于那帮家伙的破坏性抢劫……”

“不，先生，”诺斯特罗莫用阴郁的声音说，“我没有能力为你找到那笔财宝，然后去交给索蒂略，或佩德里托，或加马乔。我知道什么呢？”

“没有人让你去做不可能的事。”这是医生的回答。

“这可是你说的，没有人让我去。”诺斯特罗莫咕哝道，语气既阴郁又具有威胁性。

但蒙汉姆医生此时满怀希望，没有理会对方说出的神秘字眼和威胁性的语气。由于他俩的视力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环境，赫希的尸体变得越来越清晰，好像距离他俩越来越近。医生压低了声音讲了自己的计划，就好像怕别人听见一样。

医生正在给予这位不可或缺的人最大的信任。这意味着马上就会听到一大堆恭维话，然后再暗示会有大风险，这套把戏监工很熟悉。虽然他的思绪中漂浮着犹豫和不满，但仍然能痛苦地听懂医生的意思。他理解医生急于想将圣托梅矿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没有了矿山，医生就什么都不是了。矿山就是他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德科德、布兰科党人、欧洲人有兴趣拉拢搬运工的原因。想到这里，诺斯特罗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德科德身上。如今德科德怎么样了？

诺斯特罗莫沉默有好一会儿了，这让医生感到心神不安。于是医生没话找话提醒诺斯特罗莫，虽然现在安全，但人无法永远躲藏着。面临的选择有两个：其一，不怕危险和困难，接受去找巴里奥斯的任务；其二，偷偷离开苏拉科，这样既不名誉，而且身无分文。

“在你的朋友中，现在已经没有人能付给你酬劳或保护你，监工。甚至卡洛斯先生也不能。”

“我是得不到你们的酬劳或保护的。我只希望我能信任你的勇气和理智。如果按照你说的，我成功地与巴里奥斯一起返回，我也许能看到的是你们都死了。你的喉咙上插着一把匕首。”

现在轮到医生堕入沉默了，他思考着各种恐怖的结局。

“没错，我们相信你的勇气和理智。但你的喉咙上也有把匕首的。”

“哈！那我该去感谢谁呢？你们的那些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们的政治、矿山、银锭、宪法对我有什么用？——你们的卡洛斯先生、何塞先生对我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医生被激怒了，咆哮地大声叫喊道，“镇子上有许多无辜的人，他们一个小手指的价值，超过把你、我、所有里比热党人都加起来的价值。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你应该在德科德把你拖入这个乱局之前，多问一个为什么。你自己应该像个男人一样进行思考；如果你过去没能像个男人一样思考，可以从现在开始。你认为德科德会关心你的未来吗？”

“你对我未来的关心不比他多。”对方咕哝道。

“不对。我对我自己的关心跟我对你的关心一样少。”

“难道这都因为你是个忠心耿耿的里比热党人？”诺斯特罗莫用怀疑的口吻说。

“都因为我是个忠心耿耿的里比热党人。”蒙汉姆医生用冷酷的声音复述道。

诺斯特罗莫再次莫名其妙地凝视起了那具静静地待着的赫希先生的尸体，可他内心却想着，这位医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个危险的人物。不能信任他。

“你是在替卡洛斯先生说话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后终于又开口了。

“是的。我替他说话。”医生大声地说道，没有丝毫迟疑。

“好吧，先生，那你要说什么？”

医生开始说了。“我说你必须忠实于自己，监工。如果现在不努力，那会更加愚蠢。”

“忠实于自己，”诺斯特罗莫重复了一遍，“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打算让你的建议见鬼去，你怎么知道我不忠实于自己呢？”

“我不知道。也许你自己知道，”医生说，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粗鲁，借以掩盖他内心的失落和颤抖的声音。“我只知道你最好离开这里。索蒂略的人可能会来这里找我。”

他悄悄地从桌子旁边走开，侧耳倾听。监工也站了起来。

“假定我去了凯塔，你在这里干什么？”监工问道。

“你一走，我就去见索蒂略——我正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去。”

“应该是一种好的方式——但那要等总工程师同意才行。先生，请提醒他，我曾经照顾过那位出资建铁路的富裕的老英国人。当时我救下了他手下许多人的性命，有一伙歹徒从南面来，企图破坏他运送工人薪酬的火车。是我发现有情况，冒险去与歹徒接触。跟你去与索蒂略见面一样。”

“是的，是的，那当然。但我有更好的说法，”医生匆忙地说，“我知道怎么办好。”

“哈，是的！对。我是个小人物。”

“绝对不是的。你是个大人物。”

他俩向房门口走了几步。在他俩身后是赫希先生的尸体，仍然保持着冷漠的寂静。

“很好！我知道对总工程师说什么，”医生继续低声说道，“我的困难是如何对付索蒂略。”

蒙汉姆医生在门口站住了，好像是被困难给吓住了。他已经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认为这是个恰当的机会。但他不想死得太快。他要以告密者的身份说出卡洛斯先生的秘密，最终要指出藏财宝的地点。但那意味着诈骗就此结束了，但他也走到了尽头，他的命运将落入暴怒的上校之手。他想推迟那个时刻的到来；他已经苦苦地思考出了几处可以藏身的隐蔽地点。

他把自己的苦恼透露给了诺斯特罗莫，并做出了最终的断言——

“监工，你知道我心里想到的地点吗？当到了必须说的时候，我就说财宝在大伊莎贝尔岛上。那是我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喂，你怎么了？”

诺斯特罗莫惊呼一声。医生等着对方说话。双方沉默了一小会儿，医生吃惊地听到一个沉闷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太蠢了”，接着说话人喘起了粗气。

“为什么蠢？”

“哈！你难道看不出问题，”诺斯特罗莫开口说话了，语气严厉，而且越说越带着轻蔑。“那个岛只需三个人花费半个小时就能发现任何秘密。嗯，医生先生，把财宝藏在那个岛上，你认为那会不留下痕迹？那样说会让索蒂略早半天切断你的喉管的。大伊莎贝尔岛！真是太愚蠢了！这是多么糟糕的计划呀！哈！你们这些人都一样，你们这些聪明过人的家伙。你们只适合干背叛的勾当，背叛那些为你们去冒致命风险的人，而你们自己竟然不清楚风险是什么。如果成功了，你们拿走好处。如果失败，也没有关系。因为冒险的人不过是一只狗而已。我要……”他在头顶上挥舞着拳头。

医生被这嘶嘶作响的暴烈情绪给压倒了。

“哟！你这话让我听起来似乎是在说，穷人永远是明智的，”医生阴沉地说，“好吧，我请你来。你既然这么聪明，你说一个更好的地方？”

诺斯特罗莫的火气，来得快，走得也快，听了医生的话，他很快平静下来。

“我在那个方面确实挺聪明的。”他说道，态度平静，几乎是冷漠般平静。“你想告诉他一处藏财宝的地方，这个地方足够大，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搜索一遍，此外，银锭在这个地方埋下后还不留任何痕迹。”

“还必须就在附近。”医生插话说。

“没问题，先生。告诉他财宝沉入海底了。”

“这听上去像是真的，”医生轻蔑地说，“他不会信的。”

“你告诉他的地点，一定要是他有可能愿意下手去找的地方，这样他就会马上相信了。告诉他，银锭就沉没在海港里，目的是为日后好派潜水员找回来。告诉他，你发现了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给我的命令，命令要把装财宝的箱子悄悄地沉没在码头的尽头与海港入口之间的连接线上。这条连线上的海水不深。他没有潜水员，但有轮船、小艇、绳子、铁链、水手——如果那些人可以被称为水手的话。让他去钓财宝。让他手下那帮傻子一会儿向后跑，一会儿向前跑，一会儿斜向跑，而他在一旁看着，直到失去兴趣为止。”

“太棒了，这是个令人钦佩的主意。”医生低声地咕哝道。

“对。就这样告诉他，看他是否相信你！在那几天里，虽然他天天怒火中烧，痛苦不堪，但仍然会相信你。他不会有其他念头。他会一直坚持到彻底失败为止——他甚至会忘了杀你。他除了吃，就是睡。他……”

“太棒了！太棒了！”医生激动地低声说道，“监工，我现在才相信你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天才。”

诺斯特罗莫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再次开始说，但语气有改变，变得冷静起来，自言自语，好像忘记了医生就在旁边。

“财宝有一种能抓住人内心的力量。虽然财宝使他祈祷、咒骂，但仍然坚持去寻找。他从听说财宝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诅咒，等到财宝突然降临时却又浑然不知，仍然觉得他只离财宝有一步之遥。只要闭上眼睛，财宝就出现在眼前。即便到他临死时，都忘记不了财宝。医生，你听说过阿苏厄拉半岛上的外国守财奴吗？他们是不能死去的。哈！哈！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水手。只要你让财宝抓住了灵魂，你就再也无法摆脱。”

“你是披着人皮的魔鬼，监工。你最能迷惑人。”

诺斯特罗莫紧抱了一下医生的胳膊。

“这次他要倒霉了，比在大海深处渴了还要恶劣，比在拥挤的镇子饿了还要恶劣。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他要比这个被他折磨死的并没有撒谎的可怜虫更加受折磨。不！不！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会很轻松地给索蒂略讲一个致命的故事。”

站在门口的他大笑起来，并转身走向赫希先生的尸体，那尸体在半透明的阴暗中就像一个长形的污点，竖立在充满星光的两扇平行四边形窗户之间。

“你是个胆小的人！”他大叫道，“我，诺斯特罗莫，要为你复仇，用我的办法。医生，你别来捣乱，否则我双手掐死你，那个死前没有忏悔机会的女人的痛苦灵魂也会来帮助我。”

他连蹦带跳下了楼，消失在黑暗、烟雾缭绕的大厅。蒙汉姆医生吃了一惊，像猪一样哼了哼，赶紧去追赶。在被烧焦楼梯的底部，他摔了一跤，向前一头栽下去，脸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要不是因为他热爱他的任务，他很可能会就此不干了。他终于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黑暗中被地球仪砸了一下脑袋。但这点打击是阻止不了蒙汉姆医生的，因为他有想自我牺牲的兴奋劲儿；这是一种合理的兴奋，他绝对不想失去眼前的机会。他莽撞地向前跑去，虽说一瘸一拐，但速度很快，他的双臂像风车一样转动着，为的是能平衡他的瘸腿。他的帽子丢失了；他那件华达呢燕尾服的燕尾在身后飞舞。他不想被那个不可或缺的人甩掉。从海关大楼算起，他跑了很长很远的路，才猛地抓住了诺斯特罗莫的胳膊，此时他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停下！你疯了吗？”

其实诺斯特罗莫早就放慢了脚步，仿佛是犹豫不定的疲倦。

“我疯不疯跟你有何关系？哈！我忘记了你需要我做点什么。你们总是这样。”

“你说要掐死我是什么意思？”医生气喘吁吁地说。

“你问我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接受魔王的派遣，离开那座充满了懦夫和空谈者的镇子，特意选在今天晚上与我见面。”

星空下，又黑又矮的“统一意大利”客栈，在平原的阴暗地平线上隐约可见。诺斯特罗莫停住了脚步。

“神父们说他是个撒旦，神父们说得对不对？”他咬着牙关说道。

“老兄，别说傻话。这事与魔鬼无关。无论你怎样叫，镇子上也没有魔鬼。卡洛斯·古尔德先生既不是懦夫，也不是个空谈者。你能同意我说的吗？”他等着对方回答。“我说得对不对？”

“我能见卡洛斯先生吗？”

“老天啊！不行！为什么？目的何在？”医生生气地大声叫喊道，“我告诉你这简直是疯狂之举。我无论如何都不许你进镇子。”

“我必须见他。”

“你不行！”医生用蔑视的口气说，态度异常激烈，就好像旁边的这个人会为一个愚蠢的念头把他变得没用了一样。“我说不行。我宁可……”

他张口结舌，像是快累死了，疲惫不堪，抓住诺斯特罗莫的袖子，像是跑完这一程必须要扶着点什么一样。

“我被欺骗了！”监工自言自语道；医生偷听到了最后一个词，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平静地说出一句话。

“那就是你未来的结局。肯定有人会欺骗你的。”

医生心里想着一件令人非常害怕的事，由于诺斯特罗莫太有名气，能被人一眼认出来。矿主家周围有很多间谍，这是肯定的。即使是他家的仆人，也不让人信任。“监工，你想一想吧，”他令人敬畏地说……“你笑什么？”

“我笑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如果有人不同意我去镇子上——医生，你知道我说的谁——如果有人想把我出卖给佩德里托，我还是有能力与佩德里托交朋友的。我还真能办到此事。你怎样看这种可能性？”

“你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监工，”蒙汉姆医生沉闷地说，“我知道你的能力。但镇子上的人都在谈论你；有几个搬运工没有跟着铁路工人一起躲起来，他们一整天都在广场上高呼‘蒙泰罗万岁’。”

“我那些可怜的搬运工！”诺斯特罗莫嘀咕道，“被欺骗了！被欺骗了！”

“我知道你在码头上手拿一根木棍在搬运工们中间耀武扬威，”医生用冷酷的腔调说，这说明他已经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了。“你要小心。佩德里托对里比热获救很生气，而且对射杀德科德失去了兴趣。镇子上已经有谣传，说财宝被偷偷运走了。没有捞到财宝，佩德里托也很不高兴；让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即使你手中握有那笔财宝，也不够你交赎金，你完蛋了。”

诺斯特罗莫猛地转过身，抓住了医生的肩膀，把自己的脸贴近医生的。

“阴险啊！你听我说了财宝的事。你发誓要毁灭我。你是我出海运银锭时最后一个见到我的人。有一名火车司机说你的眼睛很邪恶。”

“他应该知道我救了他，去年我治好了他骨折的腿。”医生淡淡地说道。他感觉到抓住自己肩膀的那两只手是很沉重的，这两只手在大众中享有折断粗绳子和弄弯马蹄铁的力量。“对你来说，我给了你拯救自己的最好办法，我的办法能让你恢复你过去的好名声。快松手。虽然你可以夸耀说这批不幸的银锭让你成为美洲大陆知名的搬运工监工，但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机会。快松手，兄弟！”

诺斯特罗莫突然把手松开了，这让医生担心这位极为有用的人又要逃跑了。但诺斯特罗莫没有跑，而是慢慢地走了。医生则在他旁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在走到离维奥拉家有投石可及的距离时，诺斯特罗莫又停下了脚步。

在荒凉寂寞的黑暗中，维奥拉家的房子似乎改变了其原有的特质；诺斯特罗莫感到那栋房子似乎在用一种既绝望且敌对的神秘不让他走近。医生在旁边说道——

“你进去很安全。进去吧，监工。”

“我怎么能走进去呢？”诺斯特罗莫似乎在低声自问，“她无法收回她说过的话，而我也无法弥补我造成的损失。”

“我告诉过你这里很安全。维奥拉一个人在房子里。我离开镇子前，进去看过。你在这里绝对安全，然后你再去大草原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现在去找总工程师为你安排交通工具。黎明前，我会带回新消息。”

面对诺斯特罗莫的沉默，医生要么是冷漠，要么可能是害怕去理解那沉默背后的含义，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踏着他那痛苦的、一瘸一拐的步伐，沿着铁路线走远了，最终消失在三四节铁轨枕木之后的黑暗中了。站在两个供人们系马缰绳的木柱子之间，诺斯特罗莫一动不动，就好像他也生了根一样。站了足有半个小时之后，铁路调度场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吠声嘈杂、麻木，好像从大草原底下发出来的一样。那个有一双恶毒眼睛的瘸腿医生走得还真快。

诺斯特罗莫一步步地走向“统一意大利”客栈，他从来没有见到这座客栈这样的暗淡和寂静。那扇大门，在白墙上显得异常黑暗，门是打开的，这与他24小时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的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这个世界加以隐瞒。他站在房子的前面，犹豫不决，既像是一个逃犯，又像一个被出卖了的人。他现在不仅贫困，也很可怜，甚至还饥肠辘辘！这样的结局好像有人说过？对了，是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在气愤之中预言他愚蠢的结局。看上去这个结局马上就要实现了。那些流浪汉们要高兴了——这是她说的。是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搬运工监工如今沦落得听凭那个疯子医生的支配，他们一定会大笑起来。他们都记得那个疯子医生，仅几年前，他像他们一样花费一个铜板在广场上买饭吃。

这时他产生了想去找米切尔船长的念头。他向码头的方向瞥了一眼，看到OSN公司大楼里有灯光。他对亮着灯的窗户不感兴趣。那两个亮着灯的窗户，把他引诱到海关大楼里，这才使他落入医生的控制之下。不！他今晚再也不会去接近亮着灯的窗户了。米切尔船长在那里。能告诉他什么呢？医生会像对待孩子一样从他嘴里掏出所有的秘密。

他站在门口低声叫喊：“乔治奥！”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走了进去。“喂，老头！你在吗？……”他面前漆黑一片，他感觉漆黑的厨房就跟巨大的海湾一样，而地板就跟正在下沉的驳船一样。“喂，老头！”他重复叫喊着，身体摇摇晃晃起来。他伸出手，想平衡一下身体，但摸到了桌子。他向前走了一步，换到了桌子的另一边，用手指摸到一盒火柴。他好像听到一声叹息。他屏住呼吸仔细听了一小会儿；然后用战栗的手点亮了一根火柴棍。

那块小小的木头，在他的手指尖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照耀在老乔治奥的白发苍苍的狮子头上，后面是黑色的壁炉——能看到，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体向前倾，一动不动地愣着，周围环绕着、悬挂着巨大的身影，他交叉着双腿，双手托腮，嘴角衔着一个空烟斗。他的这副样子，好像他会保持几个小时不动；这时，火柴熄灭了，他消失了，消失在阴影中了，仿佛这座孤零零房子的墙壁和屋顶，在那鬼怪一般寂静的白发脑袋上塌了下来。

诺斯特罗莫听到他动了动，并冷淡地说了几个字——

“这可能是个幻觉。”

“不，”诺斯特罗莫轻轻说道，“不是幻觉，老头。”

黑暗中有一股强大的胸腔发出的声音。

“我听出是你，巴蒂斯塔吗？”

“是，老头。别慌。小声点。”

在被索蒂略释放后，乔治奥·维奥拉在总工程师的照顾下回到了自己家里。他几乎是在妻子死的那个时刻被带离家的。一切都没有变。煤油灯仍然在燃烧着。他几乎要喊她的名字出来；但他这才想到，喊也没有用了，她不会回答了。他沉重地坐在了椅子上，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就好像胸口刺了刀后痛得。

在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沉默。黑暗变成了灰白，在无色的、清晰的、像玻璃一样的黎明中，远处参差不齐的山峰显得平坦和暗淡，好像是剪纸一样。

乔治奥·维奥拉有一颗既热情又严峻的心灵，这位老水手，是为人类解放而战的战士，是国王的敌人，是接受古尔德夫人恩惠的人，是苏拉科海港附近的客栈老板。他此时陷入了断断续续回忆的荒芜渊薮中。他记起了自己求婚的经历，时间是两次战役之间，正好在收获橄榄的季节，求婚仅用了短短的一周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情绪低落，仅有对丧失战友的深厚感情。他发现自己对那个妇女沉默的声音有相当大的依赖。他真正思念的是她的声音。在婚后的许多年里，他忙于谋生，浑浑噩噩，迷失于沉思之中，他很少看自己的妻子。想到女儿，他感到的是担心，不是安慰。他真正思念的是她的声音。他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就是死在海上的那个小男孩。啊！人应该有所依靠。唉！甚至琳达所依靠的人巴蒂斯塔也死了！妻子在死去的那个晚上，还焦虑地要求他保护她的孩子，可他死了！

老人前倾着身子，双手托腮，一整天都一动不动孤独地坐在那里。他没有听见镇子里的大钟撞出的厚颜无耻的喧嚣声。钟声停止了，可厨房角落里过滤水的瓦盆仍然不断向下滴水，水滴落入下面的一个大水罐中。

面朝着落日，他站了起来，缓慢地消失在狭窄的楼梯上。他庞大的身躯占满了楼梯道；他的肩膀摩擦墙壁发出的声音，就好像老鼠跑过泥墙一样。就这样他待在这栋像坟墓一样阴暗的房子里。过了一会儿，他又窸窸窣窣地走下楼梯。他想找到椅子和桌子坐下来。他从壁炉架上取下烟斗——但没有去拿烟叶——仅是把空烟斗塞入嘴角，然后再次陷入沉默的状态。佩德里托来到苏拉科第一天的太阳，也就是赫希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的太阳，也就是德科德在大伊莎贝尔岛第一天孤独守候的太阳，这轮太阳翻越了“统一意大利”客栈的头顶，向西而去了。滴水声停止了，楼上的煤油灯熄灭了，那笼罩着乔治奥·维奥拉和他的妻子的朦胧寂静之夜，似乎缠缠绵绵没有个尽头，直到从死亡的边缘折返回来的诺斯特罗莫点燃了一根火柴，赶走了那些思绪。

“老头。是我。等一下。”

诺斯特罗莫把门堵上，小心地关上百叶窗，摸索到一根蜡烛，把它点燃。

老维奥拉已经站了起来，黑暗中他的双眼只能追随着诺斯特罗莫弄出的声响而动。在光亮中，老维奥拉站着，没有任何扶靠，仿佛眼前出现的这个男人能帮他克服衰竭的体力，因为这个男人能变得像他儿子那样的忠诚、勇敢、正直。

他伸手抓起那个石楠木烟斗，那烟斗碗的边缘烧焦了，在烛光下紧皱着眉头。

“你回来了，”他说道，虽然他在颤抖，但仍然保持着尊严。“啊！太好了！我……”

他突然停住了话语。诺斯特罗莫背依靠着桌子，双臂抱胸，对老人轻轻点了点头。

“你以为我淹死了！不会的！跟在那些除了空谈和背叛人民之外什么都不干的富豪、贵族、绅士后面的那只最听话的狗，还没到死的时候。”

老维奥拉一动不动，似乎沉醉在那熟悉的声音中了。他的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似乎表示同意；但诺斯特罗莫清楚地看出老人其实不理解他话中的意思。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理解德科德的命运、他的命运、那批银锭的命运。医生是人民的敌人——他是撒旦。

老维奥拉从头到脚摇晃着自己庞大的身躯，尽全力克制自己看到这个男人的喜悦之情，因为这个男人就好比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一样分享着他的家庭生活。

“她相信你会回来。”他郑重地说。

诺斯特罗莫抬起了头。

“她是个明智的女人。我怎么可以不赶回来……？”

他暗自说完了句子的后半部分：“就因为她预言我的结局会是贫困的、痛苦的，并且会饿死。”这是特里萨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说出的气话，仿佛是一个灵魂在上帝面前的呐喊，能激起任何人对自己命运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恐惧，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即使是最伟大的冒险家也很难做到行动自如。这句话像有力的咒语，钳制着诺斯特罗莫的思维。她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咒语来诅咒他！他很小就变成了孤儿，已经不记得那个被他称为母亲的妇女的模样。所以，他必须让每一次冒险都成功。那咒语正在变成现实。现在死亡没有能抓住他……他粗暴地说——

“快，老头！给我弄些吃的。我饿了！我肚子空空，头昏眼花。”

他双臂抱胸，垂头丧气地看着老维奥拉在食橱里找东西，他的这副样子确实应验了那个诅咒——他是个破产了的监工，且前途凶险。

老维奥拉从阴暗的房间角落里走出来，一言不发，把大手里捧着的几片干面包和半个洋葱头放在了桌子上。

监工开始像乞丐一样大口地吞食食物，双眼贪婪地盯着身旁还剩下的几片面包。老维奥拉走到房间的另一角落里蹲下，从一个柳条盖下的坛子里舀了一杯红酒。像往常一样，他把烟斗塞入嘴角，用牙咬着，腾出双手伺候顾客。

监工贪婪地喝着。蜡黄的面颊开始微微泛红。在他前面，维奥拉转身走向楼梯，边走边从嘴角拿下烟斗，缓慢地郑重说道——

“那声枪响杀死了她，就好像子弹穿过她压抑的心脏一样。她呼喊着让你救救孩子。她呼喊的是你，巴蒂斯塔。”

监工抬头望着。

“老头，她真那样说？救救孩子！孩子现在都跟着那英国妇人，她是她俩富裕的女施主。嗨！老头。那女施主……”

“我老了，”乔治奥·维奥拉低声咕哝道，“加里波第受伤蹲监狱，一个英国妇女给他弄了一张床。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一个为人民而战的人，也是个水手。我也许需要有人来照顾……是啊，我老了。我也许会同意她的要求。有的人活得太长。”

“她自己再过几天是否有栖身之地都不清楚。除非我……你说什么？要我为她提供栖身之地？让我去救所有布兰科党人和她？”

“你应该去救，”老维奥拉用坚强的声音说道，“你就应该去救，因为我的儿子肯定会去救。”

“儿子，老头！……从来没有人像你的儿子。哈，我必须去试一试……但如果这救人的任务也是她诅咒我的一部分，那该当如何……？”

“那她没有告诉我。”这位加里波第的追随者，此时想到了楼上床上平躺着的裹尸布裹着的永远不动、永远寂静的尸体，于是把头偏向一旁，举起手掩盖住了布满皱纹的额头。“我还没有能抓住她的手，她就死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出来，样子很令人同情。

监工睁大眼睛，盯着楼梯口，他仿佛看到了大伊莎贝尔岛的样子，像是危难中一艘奇怪的航船，船上不仅装载着大量的财宝，还坐着一个孤独的人。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保守秘密，因为没有人可以加以信任。财宝可能会丢失——除非德科德……他突然不再继续思考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推测德科德有可能做什么。

老维奥拉仍然一动不动。监工垂下了他柔软的长睫毛，这给予他那张布满黑胡子的恶狠狠的脸的上半部分一点女性的纯真。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他嘀咕道，神情沮丧。

第十章

第二天的早晨比较安静，只在洛斯哈托斯的西北方向有微弱的枪声。米切尔船长站在阳台上焦虑地听着远处的动静。几年后，每当有显赫的陌生人来访问苏拉科，米切尔船长基本上都用一个固定句型表达自己与“那些历史大事件”的关系：“我当时的处境很微妙，是唯一留下来的代理人。先生，当时没有一件事是不让我操心的。”接着，他就会提及如何悬旗才能既保护尊严又维持中立的难度：“我处在双方激烈交锋的中心，一方是海盗式的恶棍索蒂略的无法无天，另一方是虽地位比较正统但残忍程度毫不逊色的佩德罗·蒙泰罗大人的暴虐。”夸大危险程度，并非米切尔船长的唯一所能。比如，他坚持认为那一天是值得记忆的。那天黄昏时分，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我见到了我那可怜的弟兄——诺斯特罗莫。他是名水手，我发现的。先生，也许我可以说，他是我制造出来的。他就是那个著名的骑马去凯塔的人，先生。那是个历史事件，先生！”

米切尔船长被OSN公司视为一位忠实的老雇员，为了让他以既尊严且轻松的方式完成他余下的任期，公司把他原来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并让他继续做主管。现有的运营规模扩大了，公司里挤满了雇员，除了原先在海港的办公楼之外，又在镇子里新建了另一栋办公楼，原先只有一个部门，如今增加到了几个部门——客运部、货运部、驳运部等——这保证他能在这个殖民共和国重建后的首都苏拉科拥有几个更加舒服的年头。镇子里的居民喜欢他，因为他性格友善、举止文雅，为人既自重又正直，多年来人们都称他是“我们国家的朋友”，因而他觉得自己是镇子的标志性人物。每天早晨，当伊格罗塔山峰的巨大阴影还躺在农贸市场堆放的五颜六色的鲜花水果摊上的时候，他总是要去市场里转一转。然后，他再开始轻松地处理各类业务。当他去人家做客时，总是受到款待。林荫大街上的女士们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他有权进入镇子上任何一家俱乐部，在古尔德家有自己固定的席位。他舒舒服服地、有尊严地在镇子上过着一个有特权的老单身汉的花花公子式的生活。到了邮轮进港的日子，他会早早地来到公司在海港的办公地点，这时他自己的快艇已经匆匆地准备好出发了，快艇上有几个穿着时髦的白蓝服装的艇员，然后他会乘坐快艇出现在港口的岬角之间。

他会邀请几个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乘坐他的快艇，来到海港办公楼，然后请他们坐下等一等，等他签署完几份文件。米切尔船长在桌前坐下，便会亲切地讲起话来。

“你如果想在一天内看完所有的东西，时间是不够的。我们马上就能离开这里。我们要在阿马利亚俱乐部吃午餐。其实，我还是其他几家俱乐部的会员，比如英美俱乐部、矿山工程师和商人俱乐部。先生们，也许你们不知道，我还是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成员，这是家新俱乐部，成员大都是英、法、意等国来的活泼年轻人，他们都想见一见镇子上的一位老居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去阿马利亚俱乐部吃午餐。我觉得这可能会令你们喜欢。它是这个国家的宝物。俱乐部成员都来自大家族。先生们，国家主席就是这家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在俱乐部院子里有一位杰出的大主教的雕像，但鼻子折断了。我认为那是一尊非凡的雕像。卡瓦列雷·帕诺凯蒂——帕诺凯蒂是一位知名意大利雕塑家——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两年——他对我们主教的评价很高……好吧！现在我们能带你们走了。”

他炫耀地谈着，不时挥一挥他那短粗的手臂，不让他的特殊俘虏“心不在焉”。他骄傲地谈着自己的经历，谈话中浸透着对人、事、建筑的历史意义的见解。

“你们能看到，这里有大量建筑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在独立之前，这块平地上有一条通往码头的牛车道，牛车道两旁的草都枯萎了，因被飞扬的尘土窒息了。现在不同了。你们看到是海港的大门。很独特，是不是？这里原来是镇子的郊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宪法大道了。看看那些老式的西班牙建筑。非常有尊严。嗯？我相信这些建筑在西班牙总督在的时候就这样了，但路是新铺的。用木头砖铺的。这是苏拉科国家银行，大门两侧有岗哨。这一侧是阿韦兰诺斯家，第一层的窗户都关上了。这里住着一位令人惊奇的女人——阿韦兰诺斯小姐——美丽的安东尼娅。先生，她可是个人物！一位历史性的女人！对面是古尔德家。看那高贵的大门。是的，古尔德家的人拥有古尔德矿的开采权，如今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古尔德联合矿业的股值是每股1000美元，我拥有17股。这是我毕生的积蓄。先生，有了这些股票，我退休后就能过舒服的日子了。我是在最便宜时买入的，你们懂吧。卡洛斯先生，我的好朋友。这17股——做遗产太少了。我有个侄女——嫁给一名牧师——最有价值的人，在苏塞克斯的一个小教区任职；他们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结过婚。水手应该主动不结婚。先生，就站在那座大门下，一些年轻的铁路工人曾经为保卫这栋房子而战斗，这栋房子给过我们大量的盛情款待。就在那大门下，我看到佩德里托的骑兵向巴里奥斯的部队发动第一次冲锋和最后一次冲锋，当时巴里奥斯的部队刚刚占领海港的大门。那些骑兵在德科德买回来的新步枪的火力下支持不住了。那火力简直是在谋杀。仅一会儿的工夫，整条街上就全是人和马的尸体。自此之后，骑兵再也没有回来。”

整整一天，米切尔船长就这样对那些自愿受罪的受害者不断地说——

“这是广场。我认为这个广场很雄伟，比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大两倍。”

在刺眼的阳光下，他站在广场的中心，指着周围的建筑物说——

“这是政府大楼，也是新的总统官邸——那是市政厅，议会的下院就坐落在那里。你注意到广场那边的几栋新房子了吗？那是安扎尼公司，大百货商店，与英国国内的大百货公司一样。老安扎尼被国民卫队杀死在他的保险柜前。就因为这项罪行，国民卫队的司令官加马乔被公开地绞死了。加马乔是议会的代表，他本人是个残忍的畜生。是巴里奥斯下令军事法庭做出了加马乔的死刑判决。安扎尼的侄子把原来的业务转化成一家公司。广场周围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原先都是有柱廊的。那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我在大火中看到了最后一场战斗。牧民逃跑了，国民卫队扔下了武器，圣托梅矿的矿工冲上来了，他们都是印第安人，吹哨子，敲着铁皮，像潮水一样涌来，绿色的旗帜飞舞，许多人穿着白斗篷，戴着绿帽子，有步行的，有骑骡子的，有骑驴的。先生，这样的景象再也不会有了。先生，那些矿工冲进了镇子里，帕皮先生骑着他的那匹黑马做指挥，矿工的妻子们骑着驴子跟在后面，尖叫着给予声援，先生，那尖叫声超过小手鼓。我记得有个妇女肩上落着一只绿色的鹦鹉，那鹦鹉平静得就跟个石头鸟一样。矿工们救了他们的矿主先生；虽然巴里奥斯下令发动进攻，但天色已晚，时间太迟了。佩德里托·蒙泰罗已经把卡洛斯带出去要枪毙——就像他叔父多年前被枪毙一样——正如巴里奥斯后来说的那样，‘那样的话，苏拉科就不值得为之战斗了’。苏拉科没有矿产就什么都不是了；山上布满了炸药，雷管都埋好了，只要罗曼神父一听到失败的消息，就马上摧毁圣托梅矿。卡洛斯先生决定不留下任何东西，而且他手下也有合适的人办这件事。”

如果米切尔船长在广场中央讲话，他会手持一把绿色里衬的白伞；然而，如果他换在大教堂里面，在昏暗的光线下，凉爽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淡淡的薰香味，偶尔能看到跪着的女性，穿着黑色或全白色的衣服，蒙着头，这时他那低沉的声音会变得庄严起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请看这里，”他手指着墙上一处昏暗走廊的墙壁上的壁龛说，“这是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半身像，铭文写着：‘爱国政治家’、‘驻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大臣，死于洛斯哈托斯的森林里，毕生为正义而奋斗，在新时代的黎明前积劳成疾而逝世。’这座半身像与其本人很相像。帕诺凯蒂是根据一些老照片和古尔德夫人的铅笔画制作的。我与那位作风老派的美洲的西班牙裔人很熟悉，真正的贵族，所以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墙上的大理石圆形浮雕，具有古典风格，雕刻着一位戴面纱坐着的女人，她双手轻轻地抓着膝盖，纪念那位与诺斯特罗莫在那个致命的晚上一起出海去的年轻绅士。先生，请看这里写着：‘纪念马丁·德科德，已订婚的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多么坦率，多么简洁，多么高贵。这里是那位女士，先生，跟本人一模一样。一个杰出的女人。先生，那些认为她会绝望的人全都错了。许多人谴责她不戴面纱。人们期待她戴。但安东尼娅不是做修女的材料。考比兰主教，她的叔父，与她一起生活在考比兰镇的家里。他是个凶猛的神职人员，总是担心政府想占有老教堂下的那片土地和修道院。我相信罗马方面很看重他。现在让我们去阿马利亚俱乐部，我们只需走过广场，就能吃午餐了。”

刚一出大教堂的门，站在大教堂前那段高雅的台阶顶上，他的声音又变得浮夸起来，手臂再次挥舞起来。

“波文尼尔报社，就在那里，在那几个法国式橱窗的楼上；我们这里最大的日报。这是一家信奉保守主义的报纸，更准确地说是一家支持议会制度的报纸。我们这里有议会党，国家的真正元首胡斯特·洛佩斯先生是这个党的主席；他是个非常有判断力的人，至少我是这么看。一流的知识分子，先生。民主党是反对党，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先生，我对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意大利人感到遗憾，对他们的秘密组织感到遗憾，比如卡莫拉等组织。在铁路沿线上，有许多意大利人定居下来，他们都是处于空闲状态的土木工人和机械工人等。在大草原上，有的整座村庄里都住着意大利人。土著也被卷了进来……美洲酒吧？有。在那边你能找到一家。纽约人常去那家——这里是阿马利亚俱乐部。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请注意坐在楼梯脚下的主教。”

在走廊的一个小桌子上，午餐进行得很潇洒、很闲逸，米切尔船长不时站起来，点头哈腰地与不同的人交谈几句，这些人中有穿着黑西服的官员、穿茄克的商人、穿军装的军官、从大草原来的中年绅士——其中有几个矮小的人，面带菜色，神色紧张的人，另外有几个是胖子，态度平静，面色黝黑。吃饭的客人中有身份高贵的欧洲人和北美人，他们的白脸膛特别扎眼，因为大部分客人是眼睛闪光且面色黝黑的人。

然后，米切尔船长坐下，背靠着椅子，向四周投去满意的目光，把一个装满了粗大烟卷的香烟盒丢在桌子上。

“喝咖啡时试试这种香烟。本地产的烟草。先生，阿马利亚俱乐部提供的黑咖啡，你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我们的这种咖啡豆产自丘陵地区，咖啡园主每年仅向俱乐部成员送三麻袋咖啡豆做礼物，纪念他们与加马乔的国民卫队作战的经历，当时俱乐部的绅士们就是从这几扇窗户里进行战斗的。先生，那位咖啡园主当时也在镇子上参加了战斗，并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运送咖啡豆的方式很特别，三头骡子乘坐火车来；不要害怕！——三头骡子直接进入院子，旁边还有骑马的武士保护着，咖啡园主走上楼梯，穿着靴子和马刺，把咖啡豆正式地提交给我们的委员会，‘献给在五月三日倒下的人’。我们称之为‘五月三日咖啡’。请尝一尝。”

米切尔船长面色凝重，就好像已经准备好在教堂参加一次布道仪式一样，拿起小咖啡杯放到了嘴边。那杯中的甘露便会在香烟的雾霭中被默默地吸吮干净。

“看那个刚走出去穿着黑西服的人，”米切尔船长向前倾斜身子，急匆匆地开口说道，“他就是著名的赫尔南德斯，战争部长。《泰晤士报》有一位特派记者，曾经写过一系列惊人的文章，称这个殖民国家为‘世界财宝屋’。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报道了赫尔南德斯和他组建的军队——大草原上的卡宾枪骑兵队。”

米切尔船长的客人，好奇地观望，看到一个穿着燕尾服的人，神情严峻地走着路。那人长脸，神色镇定，低垂着眼帘，眉毛是横着的，尖脑壳，头发灰白，虽然头顶的头发稀薄，但四周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地下垂着，头发末梢是卷曲的，覆盖脖子，下垂到了肩膀上。此人就是曾经引起整个欧洲注意的著名的强盗。他戴着一顶高高的墨西哥宽边帽，帽檐宽大；右手腕上缠绕着一串玫瑰红的木珠子。米切尔船长继续说道——

“他保护了苏拉科的难民不受佩德里托暴行的伤害。他在与巴里奥斯协同作战中担任骑兵将军。在猛攻托诺沙的战斗中，他表现出色。富恩特斯先生和蒙泰罗的残余分子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他还是考比兰主教的朋友和忠实的仆人。每天三次去听弥撒。我猜他去午睡的路上要顺便去教堂做一番祈祷。”

他默默吸了几口烟；他用最沉重的语气说道——

“先生，西班牙民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富于特点……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台球室，那里比较清爽，可以安静地聊天。那里五点前没有人。我能告诉你独立革命时期的惊人故事。当中午的热浪散去后，我们就去林荫大道。”

这次访问的日程安排很紧张，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他们缓步走向林荫大道，谈话变得很庄重。

“苏拉科的大人物都在这里了。”米切尔船长先向右鞠躬，又向左鞠躬，礼节没完没了；然后，充满激情地说：“这是伊米莉亚女士的马车，她就是古尔德夫人。看，永远是用白骡子拉车。自阳光开始照耀大地以来，她是最善良、最优雅的女人。地位很高啊，先生。地位确实很高。苏拉科第一夫人——在成为总统夫人前就是第一夫人了。她配这个称号。”他摘下帽子；然后故意改变了腔调，用轻视的口吻指出，夫人旁边站着的那个戴白领带、穿黑西服、脸上有伤疤的男人，就是蒙汉姆医生，他担任国家医院总检查长、圣托梅联合矿业的总医务官。“他是这栋房子里的熟人。没事就来这里。毫无疑问，古尔德夫妇允许他这样做。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我不喜欢。没有人喜欢他。我还记得他曾经一瘸一拐地在街上走，身上穿着方格子衬衫，脚上穿着土产凉鞋，胳膊下夹着一个西瓜——这就是他一天的食物。如今他可是个有重大影响的人，先生，但他照样令人讨厌。然而……他把我们大家从索蒂略的致命噩梦中带出来，换了其他人肯定失败……”

他举起了手臂。

“过去那个台子上有个骑士的雕塑，如今已经被搬走了。这是个时代错误。”米切尔船长模糊地评论说，“有人提议换上一个大理石雕塑的矛，借以纪念独立运动。在四个角上放置四个和平天使。还要有黄铜法官雕像，法官手里拿着天平。雕像全部镀金。卡瓦列雷·帕诺凯蒂受邀做一个设计，你能在市政厅的玻璃柜里看到他的设计。雕像的基座上要刻满人的名字。这很好！他们最好应该把诺斯特罗莫的名字放在第一个。他为独立运动所做的贡献不比任何人少，”米切尔船长继续说，“但他得到的却不比其他人多——我后面要谈到这点。”他发现一棵大树下有一条石凳，便坐了下来，并轻拍旁边的位置请客人也坐下。“他从苏拉科出发，带着给巴里奥斯的密信，密信要求将军暂时放弃凯塔，从海上返回，支援我们。很幸运，运兵船仍然在港口里。先生，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我的搬运工监工的死活。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蒙汉姆医生偶然在海港大楼里遇见了他，当时卑鄙的索蒂略刚撤走一两个小时。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消息；甚至连个暗示都没有——仿佛我不值得信任一样。蒙汉姆安排了一切。他去了铁路调度场，获得了总工程师的支持。总工程师看在古尔德夫妇的面子上，同意派出一个火车头跑一趟，载着诺斯特罗莫跑180英里。这是唯一能使他离开这里的办法。到了铁路尽头的建设工地，他在得到了一匹马、武器、几件衣服之后，独自开始了一次惊人的骑马旅程——在6天里跑400英里，路上情况很混乱，最后他还需要发挥高超的技能穿越蒙泰罗在凯塔的防线。先生，这次旅程应该能写出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他的兜里揣着我们所有人的性命。仅靠虔诚、勇气、忠诚、智慧根本无法保证成功。总之，他是个无畏、正直的人。只有少数艺高人胆大的人才能成功。先生，他就是这样的人。5月4日，我在公司的海港办公楼里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囚犯了。突然，我听到铁路调度场里有汽笛鸣响，距离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一步跳到阳台上，看到一列火车在一个蒸汽机车头的牵引下驶出了铁路调度场的大门，尖叫着像个疯子，包裹在白色烟云里。那列火车行驶到与维奥拉客栈平行的位置时，突然停止了。我认出那人，先生——但我不能告诉你——那人跑出了‘统一意大利’客栈，爬上列车的驾驶室，列车转眼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简直就像你吹灭一根蜡烛一样，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司机，先生。他们在林康和另一个地方遭到国民卫队的猛烈射击。很幸运，铁轨没有被破坏。他们在4小时后抵达了铁路建筑工地。诺斯特罗莫就是从那里骑马出发的……以后的情况你都知道了。你只需看看周围的景象。如今有人能在这条林荫大道上乘坐自己的马车，甚至说他们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我在几年前雇用了一名逃亡的意大利水手，我看他浑身是劲，便让他担任码头的领班。那就是事实。你无法否定，先生。5月17日，这天离我看到那个人从维奥拉客栈爬上火车头仅12天的时间，就在我正揣摩这事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巴里奥斯的运兵船进入了港口，被那位《泰晤士报》记者在自己的书中称为‘世界财宝屋’的苏拉科得救了，文明程度毫发无损，而且前途无量，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佩德里托无力阻挠登陆，因为他在西面受到赫尔南德斯的压力，在城门的方向受到圣托梅矿的矿工的压力。一周前，他送信给索蒂略，要求前来会合。如果索蒂略真这样做了，那会出现大屠杀和大驱逐，有地位的男女肯定没有人能活下来。但蒙汉姆医生的作用这时就发挥出来了。此时的索蒂略又瞎又聋，蹲在他的轮船上观看捞银锭，他相信银锭就沉没在海港的海底。他们说他在最后三天里因找不到银锭而气急败坏，在甲板上转来转去，诅咒那几艘用打捞器具找银锭的小船，命令小船上的人来见他，训话时突然跺着脚大叫道：‘银锭就在这里！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

“就在他正准备在船尾的吊杆上绞死蒙汉姆医生时（当时在轮船上），巴里奥斯的第一艘运兵船正好驶入了海港，后面还有几艘我们的船。双方的船只靠近后，巴里奥斯的人像一场风暴一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用轻武器开火。这是世界上最完满的突然袭击，先生。索蒂略的人很吃惊，竟然不知道逃跑，他们像骨牌一样东倒西歪。蒙汉姆当时站在后舱口，绳子已经套在了他脖子上，他没有被子弹打成筛子，就是一个奇迹。他告诉我，他听到枪声后不再迷惑，一直尽全力大喊：‘举白旗！举白旗！’这时，埃斯梅拉达团的一名老少校就站在他身旁，把剑拔出鞘，尖叫道：‘死去吧，叛徒！’话音未落，他的剑已经刺穿了索蒂略的身体。与此同时，索蒂略也开枪把子弹射入自己的脑壳，他倒了下去。”

米切尔船长沉默了一小会儿。

“天哪，先生！我胡诌浪费了你好几个小时了。不过，我们该出发去林康了。如果你来苏拉科却不看圣托梅矿的灯光，那等于你白来了，因为整个山峰在漆黑的大草原上就像闪耀着光芒的宫殿一样。现在去林康很时髦……但让我告诉你一个小逸事，先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在此后两星期多的时间里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巴里奥斯在宣誓就任大元帅之后，向南追击佩德里托；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做省主席的洪塔省，公布一份新宪法；卡洛斯·古尔德先生带着他的大旅行箱去旧金山和华盛顿办事（美国，先生，是第一个承认我们的大国）——两星期之后，我想说，我们才感到有了安全感，这或许能表达我想说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大运输客户，来与我谈生意，他一开口就说：‘我想说，米切尔船长，那家伙（指的是诺斯特罗莫）仍然是你的搬运工监工吗？’‘这有什么关系吗？’我说。‘因为，如果他是，我不同意；我用你们的船收发了大量货物；但我发现他在码头上闲逛了好几天，就在刚才，他竟然管我要香烟抽。现如今，你知道，我的香烟很特别，不像从前那样好弄。’‘我希望你明说。’我温和地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他很讨厌。那家伙总是乞讨香烟抽。’先生，我把目光转向一旁，然后问道：‘你难道没有被囚禁过市政厅里吗？’‘你知道我被囚禁过，而且还上了锁链，’他说，‘被罚过15000美元？’他脸红了，先生，因为据说他在他们来抓他时，他因害怕而晕倒了。富恩特斯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市政厅，他则在富恩特斯面前百般奉承。‘是的，’他说，样子很窘迫，‘为什么？’‘不为什么。你一定损失很多，’我说，‘尽管你保住了性命……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他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他真的是没有理解。这就是我要说给你听的，先生。”

他站了起来，身体有点僵硬。坐马车去林康的一路上，他只说了一句具有哲学性的话，语气中带着西塞罗的残忍，眼睛盯着圣托梅矿的灯光，那灯光仿佛悬挂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先生，那可是个大组织，好坏难以评说。一个大组织啊。”

晚餐是在花花公子俱乐部吃的，烹饪极佳，整个晚餐给米切尔船长的客人一种感觉，目前在苏拉科有许多能干的年轻人，由于工资太高而失去了判断力，其中有几个显然是英国人，他们很懂从老板身上“掏钱”的艺术。

米切尔船长带着客人乘坐一种两轮的机器（米切尔船长称之为两轮轻便马车）返回海港。一路上，轻便马车跑得很快，车身叮当响个不停，拉车的是一头敏捷的瘦骡子，车夫显然是个那不勒斯人，一直都在打着拍子。他们在点灯前回到了OSN公司。由于轮船很晚才开，他们还有很长的等待时间。不过，他们几乎没有闲着。

那位特殊的旅客，来到公司主管的私人房间里，发现旁边就是“刻瑞斯”号、“朱诺”号、“雅典娜”号轮船，他被惊呆了，就好像突然被光、声、名字、事件、难以理解的复杂信息制作出的大餐给噎住了一样；他就像个孩子一样，疲倦地听着神话故事；他听到了一种既熟悉又惊人般宏大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告诉他就在这个“海港里”，一次国际海军示威是如何结束了科斯塔瓦那-苏拉科战争的。他会听到，美国“波瓦坦”号巡洋舰是怎样最先向这个殖民国家的旗帜敬礼的。那旗帜是白色的，中央是月桂花圈，花圈中是一朵黄色的石蒜花。他还将听到，那位自称是科斯塔瓦那的皇帝的蒙泰罗将军，在登基还不到一个月，是怎么被杀死的（当时正在进行一次庄严的命令和十字架交接仪式），行凶的是一位年轻的炮兵军官，这位军官是蒙泰罗当时的情人的弟弟。

“先生，令人憎恶的佩德里托逃出了国。”那声音又说开了。然后又继续说道：“我们公司的一名船长后来告诉我，他认出佩德里托了，地点是南部的一座港口，那家伙住在一个凌乱的房子里，踏着粉红色的拖鞋，头上戴着挂着金缨的吸烟帽。”

“令人憎恶的佩德里托！这个恶魔是谁？”那位特殊的旅客从他那天已经抽了18或20根香烟的嘴里问道，此时的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半睡半醒，虽然睁着一双精神恍惚的眼，但嘴角仍然挂着和善的笑意。

“就在这间房里，我看他就像一个鬼魂，先生。”——米切尔船长这是在谈他的诺斯特罗莫，胸中充满了温暖的感情和自信的骄傲。“先生，你也许会猜想那鬼魂对我的影响。很显然，他是跟着巴里奥斯从海上来的。当我镇定下来又能听他讲话后，他开口就告诉我，他抓住了一条漂浮在海湾里的从那驳船上掉下来的救生艇！他的遭遇似乎改变了他。他的遭遇相当特别，这样说不过分，你应该能记得，当时距离银锭沉没已经有16天的时间了。我立即就发现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盯着墙壁看，好像那里有个蜘蛛或其他什么东西在爬。丢失了银锭，他的心灵深受折磨。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安东尼娅小姐是否知道德科德的死讯。他说话的声音发颤。我不得不告诉他，安东尼娅小姐此时还没有回到镇子上。可怜的女孩！我心中有上千个问题要问，还没有开口，他就突然冒出一句，‘原谅我，先生’，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在接下来三天里没有再见过他一面。我很忙，这你知道。他似乎在镇子上游荡，甚至于有两天晚上睡在铁路工人的工棚里。他似乎对现实感到麻木了。我在码头上问他：‘诺斯特罗莫，你何时能开始工作？现在搬运工的工作很多。’”

“‘先生，’他说道，边说边看着我，眼神缓慢、迟疑，‘如果你听到我是因为感到疲惫而不愿再工作，你会感到很吃惊吗？我又能做什么呢？丢失了驳船，我怎么面对我手下的搬运工呢？’”

“我求他别再想银锭的事了，但他笑了。他的笑让我很难过，先生。‘那不是你的过错，’我告诉他，‘那是天命。人不胜天。’‘是，是。’他说道，然后转身走了。我想最好是让他一人独自疗伤去吧。先生，他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他与卡洛斯先生见面时，我也在场。我必须承认古尔德是个相当冷血的人。他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样才能对付盗贼和无赖。这些年来，他和妻子一直面对这些人的威胁，所以他养成了冷血的习惯。他俩相互对视了很长时间。卡洛斯先生问怎样才能帮助他，提问者的语气既平静又拘谨。”

“‘我的名字全苏拉科人都知道，’诺斯特罗莫说道，态度与对方一样平静。‘你又能帮助我什么呢？’这就是双方那天的对话。后来，有一艘很不错的帆船要出售，古尔德夫人和我花钱把船买了下来，当作礼物送给了他。他接受了，但花了三年的时间把买船的钱还清了。沿海一带的商业繁荣起来了，先生。此外，除了没有能拯救下那笔银锭，那家伙干什么都行。可怜的安东尼娅小姐在经历了洛斯哈托斯的森林那场可怕一幕后，与诺斯特罗莫见了一面，想听一听德科德的情况：他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那致命的晚上都想到了什么。古尔德夫人告诉我，他的态度很平静，富有同情心。他告诉阿韦兰诺斯小姐，德科德曾经说这项计划会获得一次巨大的成功。阿韦兰诺斯小姐听到这里哭了……毫无疑问，先生，德科德说对了。计划成功了。”

轮船就要起锚了。那位特殊的旅客站在船停靠的地方，想到船就要启程，心里高兴得战栗，竟然忘记了问自己一个问题，“德科德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米切尔船长说：“抱歉，我们就要分手了。你走马观花地看了看这座‘世界财宝屋’。这是个好名字。”门口传来舵手的声音，他通知小快艇就要出发了。轮船要起航了。

诺斯特罗莫确实找到了那条驳船上的救生艇，他把这条救生艇留在了大伊莎贝尔岛与德科德做伴。就是这条救生艇，后来空空荡荡地在海湾里漂流。当时诺斯特罗莫站在巴里奥斯的第一艘运兵船的船桥上，距离苏拉科还有一个小时的航程。巴里奥斯平时看到大胆的壮举就高兴，很欣赏有勇气的人，所以他特别喜欢监工。在沿着海岸线航行时，巴里奥斯让诺斯特罗莫站在身旁，多次突然大声对他说话，表示对他的偏爱。

诺斯特罗莫最先看到船首方向那个微小的、模糊的黑点，这个黑点与三个伊莎贝尔岛的轮廓，浮现在空荡荡、微微泛光的、平坦的海湾的海面上。有时最微小的细节也不能忽略；或许知道那是一条从陆地上驶来的小船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巴里奥斯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运兵船偏离航向，驶近那个黑点进行查看。那是一条漂流着的小船，船上有桨。诺斯特罗莫一直想着德科德的事，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他兴奋地认出眼前的这条小船就是那驳船上的救生艇。

不可能停下来去打捞起那条小船，因为每一分钟对镇子上人的生命和镇子的前途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艘船是领头的船，巴里奥斯将军就坐在这艘船上，船头恢复了航向。在其身后，几艘运兵船松散地排成一英里长的船队，或者说都在视野范围内，就好像在进行航海比赛的冲刺，全速前进，西方的天空上全是黑烟。

“将军，”诺斯特罗莫用洪亮的声音说道，但语气平静，他当时站在一群军官的后面，“我想去救那条小船，我认得那小船。它属于我们公司。”

“我的上帝，”巴里奥斯狂笑道，笑声虽说像噪音一样难听，但很愉快，“你现在属于我。从现在开始，只要我的视线里出现一匹马，我马上就任命你做我的骑兵上校。”

“我游泳比骑马好，将军，”诺斯特罗莫大叫道，钻过栏杆，死盯着将军的眼睛。“你就放我去吧……”

“放你去？你怎么这样逞能？”将军嘲笑道，样子很高兴，根本不看诺斯特罗莫一眼。“放他走！哈！哈！哈！他想让我承认我们没有他占领不了苏拉科。哈！哈！哈！我的孩子，你愿意游泳去救那小船吗？”

从船头到船尾一片叫喊声，打断了将军的笑声。这时，诺斯特罗莫已经翻身跳下海了；他的黑脑袋已经漂浮在远离船体的海面上了。将军吃惊地低声说道，语气相当震惊，“我的天呀！我有罪过了！”他焦虑地看了一眼，发现诺斯特罗莫正在轻松地游泳；于是他大叫道：“不！不！我们不要停下来等待这个鲁莽的家伙。让他淹死——这个疯狂的监工。”

诺斯特罗莫不缺少跳海的驱动力。那条空无一人的小船，神秘地来见他，好像是由一个看不见的鬼魂划着，施展着某种象征性和某种警示性的魔力，似乎要用一种惊人的、神秘的方式回答一个有关财宝和人命运的难题。如果在那半英里长的水域里有死尸，他一定会跳下去。海面就跟池塘一样平静，不知何故，海湾没有鲨鱼，但在蓬塔玛拉的另一边的沿海中有鲨鱼成群浮游。

监工抓住了那条小船的船尾，用力喘着气。他游泳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要虚脱的感觉。他在水中已经把靴子和外衣脱掉了。他休息了一会儿，恢复了气息。远处，那几艘运兵船此时更加靠拢，继续向苏拉科前进，好像在进行海上赛舟友谊比赛，从几艘船的烟囱里冒出的烟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团浓厚的海上烟雾，飘过诺斯特罗莫的头顶。就是因为有他的大胆和勇气，才终于使这些船能远道而来，来拯救镇子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布兰科党人的性命和财产，来拯救圣托梅矿，来拯救孩子们。

他用尽全身的猛劲和巧劲，爬上了船尾。没错，就是这条小船，第3号驳船上的救生船——这条小船留在了大伊莎贝尔岛上，供马丁·德科德自救之用，以备岸上无人来接应的情况。可现如今这条小船空荡荡地漂着，这就难以解释了。德科德怎样了？监工仔细检查起了这条小船，看看有没有刮痕或记号。他仅发现在座板附近的船舷上有锈迹。他把脸凑近那锈迹，用手指使劲摩擦。然后，他在船尾坐下，情绪低落，膝盖靠拢，两条小腿斜撇着。

海水从他头流淌到脚下，头发和胡子软弱地下垂着、滴着水珠，无神的目光盯着船底板，此刻的搬运工监工就好像一具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死尸，在一条小船上虚度着落日的光阴。那骑马冒险闯关的兴奋，那活着回来的兴奋，那成功后的兴奋，所有这些兴奋都有一个核心，就是那笔巨大的财宝以及另一个知情者。如今，这些兴奋在他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最后，他终于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立即动身去大伊莎贝尔岛上看看，但不能被人发现。在他的头脑里，“秘密”这个词与财宝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他对巴里奥斯没有说德科德和财宝都在岛上的事。在他带给将军的信中，稍微谈及了驳船沉没的事，因为此事与苏拉科的局势有关。由于局势很微妙，那位独眼虎将嗅出了味道，赶紧向信使打听真实情况。事实上，巴里奥斯在与诺斯特罗莫交谈后，已经推测出马丁·德科德先生和圣托梅矿的银锭都丢失了，但他并没有直接询问诺斯特罗莫。他在内心里对诺斯特罗莫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不满和不信任。让马丁先生自己亲口把事情说清楚吧——他暗自对自己说。

此时，虽然诺斯特罗莫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里抵达大伊莎贝尔岛，但他内心却似乎没有了兴奋感，就如同灵魂逃离一具躺在陌生土地上的肉体时的感受。诺斯特罗莫似乎不再认识眼前的海湾。他一动不动地盯着空旷透明的海湾，甚至眼睛也不眨一眨。然而，变化在慢慢地浮现，虽然他的四肢没有动一下，肌肉没有抽搐一下，睫毛没有抖动一下，但生命的迹象出现了，深刻的思想爬入了那空荡荡的凝视中——仿佛一个流浪中的灵魂，在宁静和沉思中，再次找到了这具无人认领的身体，悄悄地据为了己有。

监工皱起眉头：在由大海、岛屿、海岸构成的寂静世界里，在由空中的云朵和水中的闪光构成的寂静世界里，皱一皱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举动。可是周围依旧静止不动；监工无奈地摇了摇头，再次向昏睡着的世界投降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抓起了船桨，这一猛烈的动作竟然使小船开始偏转。他把小船的方向对准了大伊莎贝尔岛。在他开始划船之前，他再次弯腰看了看船舷上的棕色锈迹。

“我知道那是什么了，”他自言自语道，并精明地晃了晃脑袋，“那是血迹。”

他划船的动作很大，不仅猛烈，还耐久。他不时回头看看大伊莎贝尔岛，岛上的悬崖峭壁在他那焦虑的目光里就好像是一副令人费解的面容。最后，船尾触到岸边。他不是把船拖上岸，而是把船扔到了那片小海滩上。刚踏上海滩，他立即背对着落日，大步向岛上的小峡谷奔去，每走一步都溅起浪花，仿佛他在用脚踢走那些浅薄的、无忧虑的、多嘴多舌的妖精一样。他想充分利用白天每一秒钟的时光。

在那棵倾斜的大树下，掩埋银锭的洞穴的上面，覆盖着大量的泥土、野草、斩断的灌木，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德科德按照指令，用铁锹掩埋了银锭，做得相当聪明。当诺斯特罗莫看到那把完全暴露在外的铁锹时，原来满意的微笑变成了轻蔑的撇嘴，仿佛极度的草率或突然的恐慌破坏了所有的努力。哈！他们办事真笨，这些绅士们为了对付人民才发明出了法律、政府、劳役。

监工抓起铁锹，手摸着铁锹柄，他心里突然涌起想看看皮箱里装的财宝的欲望。他仅挥舞了几下铁锹，就挖掘出几只皮箱的边缘；他又多挖掘了一些泥土，这才看清楚有一只皮箱被匕首切割过。

他压低了声音惊呼起来，然后跪在地上，神情惊恐地左右看了看。箱子的皮革很硬，裂口已经合拢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长长的裂口中。他摸到了银锭。一，二，三，四，他发现有四块银锭被拿走了。四块银锭。但谁拿了呢？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拿？目的何在？因为邪念？让他来解释。四块银锭被带上船，而船上还有血迹！

在面前开阔的海湾里，那轮清澈的、没有云层遮掩的太阳，以永恒不变的节奏投入大海中，在所有凡夫俗子的眼中，太阳代表了视死如归的最高境界，因为太阳投入大海的方式是那样的庄严、那样地具有一种无忧无虑的神秘、那样地体现出宁静和安详的伟大。少了四块银锭！——还有血迹！

监工缓慢地站了起来。

“他可能是割腕了，”诺斯特罗莫嘀咕道，“但是……”

他像垮了一样坐在了松软的泥土上，仿佛被锁链束缚在那批财宝上了。他双手紧紧抓住疲惫的双腿，一副因绝望而屈服的样子，好像一个奴隶在站岗。一阵步枪射击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就好像高高地把一堆干豆子倒在皮鼓上，他这才猛地抬起头来。他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模模糊糊地说道——

“他永远不会回来做解释了。”

说完，他再次把头低下。

“不可能！”他咕哝道，表情沮丧。

枪声渐渐稀疏了。苏拉科燃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海岸，还映红了海湾上的云层，似乎给三个伊莎贝尔岛披上了不祥的红光。虽然诺斯特罗莫抬起了头看，但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果真如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了。”他断定道。然而，他再次陷入长达几个小时默默的凝视之中。

他是无法知道的。没有人能知道。正如人们猜测的那样，除了诺斯特罗莫之外，没有人对马丁·德科德先生的结局感兴趣。即使真相清楚了，对真相的质疑仍然会存在。为什么？因为驳船的沉没和他的死亡都缺乏明确的动机。这位年轻的独立运动发起人，为了追求理想，死于一桩令人遗憾的偶然事件中。然而，真相是他死于孤独，在这个地球上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敌人，我们中只有那些最简朴的人才能忍受得住孤独。科斯塔瓦那的这位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死于孤独，死于缺少对自己和他人的信任。

不知因为何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原因，海鸟总是避开伊莎贝尔诸岛。怪石林立的阿苏厄拉半岛的头部是海鸟出没的地方，鸟发出的疯狂的喧闹声，回荡在平顶石山之间和沟壑里，好像鸟儿们永远在为那宝藏的传说在争吵一样。

在大伊莎贝尔岛上的第一天结束了，德科德回到了他的茅草窝，这个草窝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他说道——

“我今天没有看到一只鸟。”

除了自己的咕哝声，他一整天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过。这是绝对寂静的一天——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眼都没有合上过。他曾经有过几天不睡觉的经历，那是因为他在战斗，在做计划，在与人交谈，但今天不是这类情况。昨天晚上，他也没有睡觉，因为情况危急，必须费力地在海湾努力奋斗，根本没有时间闭眼。可在今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一直都是俯卧着，要么躺在地上，要么趴在地上。

他放松了一下自己，缓慢地走下溪谷，打算在银锭的旁边过夜。如果诺斯特罗莫返回——他有可能随时返回——他肯定会先去那里；夜晚应该是比较适合于返回的时间。他极为冷漠地想起，自从单独留在这座岛屿上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他一夜没有合眼。黎明时分，他冷漠地吃了点东西。德科德是家族里才华横溢的“公子”，自小就被家里人惯坏了。他既是安东尼娅的恋人，又是苏拉科的记者，如今才发现自己不会独立克服困难。孤独的环境很快会改变人的精神状态，过去那种假装出来的幽默感和怀疑精神都会失去存在的基础。那种精神状态会控制住人的思维，把思想统统流放到毫无信仰的极端境地。德科德已经三天没有看到他人的面容了，他开始怀疑起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这种怀疑，融入了苍天和大海构成的世界，融入自然界的力量和形式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平素做自己的事，于是形成了一种能独立自主的错觉，但我们实际上是世界体系中渺小的环节。德科德不仅怀疑起了自己的过去，还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到了第五天，他明显地被一股强大的忧郁感笼罩着。他下决心不向苏拉科的人投降，他们困扰着他，他们是不真实的、可怕的，他们就像是昏暗中踌躇不前的鬼魂。他看到自己在他们之中挣扎着。那个安东尼娅，高高大大，像是个神话中的人物，正在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他的弱点。

他近看不见活人，远看不见船帆；仿佛是为了躲避孤独，他把自己锁在了忧郁之中。他内心里朦胧地产生一种意识，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走错了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了感情冲动。想到这，他嘴里有一种苦涩的滋味。不过，他的这种意识才使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道德情操。但他又不懊悔。他有什么可懊悔的呢？他把才智看作唯一的美德，并把激情化为责任。在漫长的、没有任何信念的等待中，他的才智和热情很轻松地就被孤独给吞噬掉了。无眠夺走了他的体力，他在七天里睡了不到七个小时。他的可悲之处是他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是可悲的。他把世界看作一系列不可知的幻象。诺斯特罗莫死了。一切都可耻地失败了。他不敢去想安东尼娅。她没有能活下来。即使她没有死，他仍然无法面对她。一切努力似乎都是白费劲。

到了第十天，一夜都没有睡意（他想着安东尼娅不可能去爱像他这样难以理解的人），他的孤独好像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空虚，海湾的寂静则像是一条绷紧的细绳索，捆着他的双手，并把他吊起来。他心中没有害怕，没有吃惊，没有任何感情。到了傍晚，天气稍微凉快了一些，他才开始盼望那绳索突然折断。他幻想那绳索折断时的声音会像是手枪的射击——发出尖锐的一声就断裂了。他的生命就此结束了。他愉快地思考着那样的结局，因为他害怕夜里失眠。在那不眠之夜里，那寂静的绳索捆着他的双手把他吊起来，并随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词汇震动着，那些词汇总是不变，但根本无法理解，都跟诺斯特罗莫、安东尼娅、巴里奥斯有关，这些词汇在他耳朵里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嘲讽人的、毫无意义的嗡嗡的叫声。就是在白天，他也能把那寂寞看作一根静止的马上就要折断的绳索，绳索的一端捆着他的生命，或者是说他那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他就如同绳索下吊着的一块重物一样。

“那绳索会折断吗？我会掉下去吗？”他问着自己。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从海平面升起来有两个小时了。此时的他，憔悴，肮脏，面色惨白，眼圈发红。四肢不听使唤，好像灌满了铅，但还不至于发抖；他的这副样子使他的行动看上去丝毫不带着犹豫，有一种谨慎的尊严。他的动作像是在执行某种宗教仪式。他走进溪谷；因为那批财宝有魔力吸引着他，那魔力以及其潜在的力量依旧影响着他。他拿起地上放着的左轮枪腰带，系在腰间。寂寞的绳索绝对不会在这座岛屿上折断。必须是在能把他堕入大海的地方才会折断，他心想。然后，他会沉入海底。他看着覆盖财宝的松土。在海上！他就像个梦游者。他缓慢地跪下，使劲地用手指耐心地挖泥土，最后他挖出了一个箱子。没有任何迟疑，就好像多次做过一样，他割开箱子，拿出了四块银锭，放进自己的口袋。他用泥土再次覆盖好箱子，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出溪谷。灌木丛在他穿过后，又恢复了原状，并发出嗖嗖的声音。

那是他在孤独的第三天里干的事。他把那条小船拖到海边，拖到想划船走的地方。但一想到诺斯特罗莫可能会回来，就放弃了。还有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那条小船稍微一推，就能漂浮在海上了。他每天都能吃点东西，还保留着一定的体力。他缓慢地拿起船桨，背着大伊莎贝尔的那面崖壁，把小船越划越远。那扇崖壁被太阳照耀得暖洋洋的，仿佛是温暖的生活，让他从头到脚沐浴在希望和快乐的辐照之中。他径直划向了落日。当海湾的天黑下来之后，他停止了划船，把船桨丢下。船桨落下后发出沉闷的咔嗒声，这声音就是他生命里听到的最洪亮的声音。他被唤醒了。他似乎被从远方召唤回来了。实际上，他突然想到，“也许我今晚能睡觉了。”但他又不能相信这个想法。他已经不能相信任何想法；他只能在小船的座板上坐着。

黎明从山峰后面升起来，照亮了他一眨不眨的眼睛。天亮后，太阳的辉煌光芒出现在群山之上。在小船的周围，浩瀚的海湾顿时闪闪发光；在这样无情的孤独中，那寂寞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像是一条黑色的、细长的绳索。

他的双眼盯着那绳索。过了一会儿，他不慌不忙地从小船的座板上转移到船舷边缘。他盯着那绳索，手却在腰间摸索，掀开了枪套的皮盖，拔出左轮枪，给枪上了膛，指向自己的胸口，扣动了枪机。一阵痉挛，那枪借着痉挛力冒着烟飞入空中。他的双眼看着枪，但身体向前倾倒在船舷上，右手钩住了座板。他的双眼看着……

“完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股鲜血突然流了出来。他最后的想法是：“我想知道监工是如何死的。”他僵硬的手松开了，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的情人从船上跌入了大海里，他此时仍然没有听到海湾寂静的绳索折断的声音。大海的海面依旧闪着光芒，平静的海面似乎没有因为他落下的身体而受到干扰。

马丁·德科德先生既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是一个对幻灭感到疲惫的受害者，他的胆大妄为给了他应有的报偿。他把圣托梅矿的银锭当作负重，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巨大的冷漠吞没了他。他那无眠的、蜷缩的身体从圣托梅矿的银锭旁边消失了；这使得那些守候着地球上所有财宝的或善或恶的鬼魂，在一段时间内觉得这批财宝将会被所有人类遗忘。可是就在几天之后，另一个人影出现了，他来自落日的那个方向，一动不动地、清醒地坐在狭窄且漆黑的溪谷里整整一夜的时间，他所坐的地方和姿态，都与另一个无眠的、悄悄地在落日时分消失在一条小船上的男人当时所坐的地方和姿态是一模一样的。那些守候着秘密财宝的或善或恶的鬼魂知道，老天爷又给圣托梅矿的银锭送来了一个忠实的、终身为奴的家伙。

宽宏大度的搬运工监工，此时也处于幻灭之中，因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丧失了虚荣。此时，他是个被人追捕的逃犯，疲惫地坐着，一夜无眠，与德科德一样受着折磨。在他生命中最冒险的行动中，他和德科德是伙伴。他心里推测着德科德到底是如何死的。但他知道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先是一个女人，接着又是一个男人，都为这批令人诅咒的财宝走向了极端。丧失灵魂和丢失性命就是付出的代价。在一阵空虚寂静的敬畏之后，跟着是一阵巨大的骄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巴蒂斯塔，或者说除了那个搬运工监工、正直的、可信赖的诺斯特罗莫之外，没有人能负担得起这样的代价。

他下定决心，绝不许任何人再来占他的便宜。绝对不行。德科德已经死了。但怎么死的呢？德科德死了是事实，毫无疑问。但那四块银锭作何解释？……为了什么？难道他以后还会回来取走更多的银锭？

这批财宝正在放射出潜在的力量。那力量让这个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的男人的清晰思路出现了混乱。他能肯定德科德已经死了。这座岛上似乎到处都有人在低声耳语。死了！走了！在灌木丛的嗖嗖声中，在小溪中涉水溅起的水声中，他都听到有人的说话声。死了！说话的人是安东尼娅的情郎。

“哈！”他咕哝道，此时他的头夹在双膝盖之间，而铅色的黎明正在被解放了的苏拉科的上空喷薄而出，整个海湾被映衬成烟灰一样的灰色。“他逃跑就是为了她。为了她他才逃跑！”

四块银锭啊！马丁拿银锭是为了报复，或是像那个女人一样在施展咒语吗？那女人诅咒他的结局会是个悲惨的失败，而且还让他去完成拯救两个女孩的任务？唉，他已经拯救了那两个女孩子。那个预言他会贫困和饥饿的诅咒已经被他打破了。他是独自一人完成的——或许魔鬼提供了帮助。是否有魔鬼相助，又有谁在乎呢？虽然他被欺骗了，但他仍然出手拯救下圣托梅矿。对他来说，圣托梅矿似乎是庞大的，而且非常可恨，它用巨大的财富去役使那些勇敢、勤劳、忠实的穷人，让他们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期间都把劳动洒在镇子上、大海中、大草原上。

太阳照亮了科迪勒拉山脉群峰背后的天空。监工低头看着掩埋银锭地点处的松软泥土、石头、灌木。

“我要慢慢地变富。”他在内心大声对自己说道。

第十一章

苏拉科把谨慎的诺斯特罗莫远远抛在后面。利用地下宝藏，苏拉科迅速富裕起来。虽然在地下宝藏的上空有或善或恶的灵魂在焦虑地盘旋着，但大地最终还是被劳动的双手撕开了。这好像是人进入了第二青春期，或找到了一种新生活方式，苏拉科充满了希望，到处是骚动，人人都在辛苦劳作，大方地把财富散发给世界四面八方兴奋的人们。物质利益之后总是跟着物质变化。除了物质变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在变化，虽然比较微小，特征不那么明显，但影响了工人的心智。米切尔船长已经回家了，他依靠把积蓄投资在圣托梅矿做经济来源；蒙汉姆医生变老了，铁灰色的头发，但面部表情没有变。他依靠自己的忠诚维持生活，那忠诚是他无穷无尽的宝藏，而那宝藏源自他内心中像一大堆非法的财宝一样的秘密。

别看蒙汉姆医生现在有许多大头衔，比如有：国家医院总检察长（费用由古尔德矿业负担）、城市卫生官方顾问、圣托梅联合矿业的医务官（圣托梅联合矿业包括金、银、铜、铅、钴矿，采矿区在科迪勒拉山脉的山麓上，绵延数英里），但他在古尔德第二次长时间访问欧洲和美国期间却贫困潦倒，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他跟古尔德家很熟，又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孤身一人，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其他社会关系（除了职业上的同事），他被请进了古尔德家住了下来。在古尔德夫妇离开家的11个月里，蒙汉姆医生时常想起那个他倾注了全部忠诚的女人，那女人的每次回眸，他都要逐一加以回忆，这种回忆让他痛苦不堪。随着邮轮“赫耳墨斯”号（OSN公司新添的豪华游轮）抵达的日期越来越近，医生不仅一瘸一拐走得更加快活，而且无论穷人或富人，均加以呵斥，且比从前更加刻薄。这全是因为他太紧张了。

他飞快地收拾好手提箱，虽然脾气很大，但热情极高。看着那个老搬运工把手提箱拿到古尔德家的门外，他心里既愉快又陶醉；由于邮轮抵达的时间快到了，他独自钻进那匹白色骡子拉的大车厢里，微微侧着身子，在他的那张疲惫的脸上明显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控制着自我情绪，但仍然显露明显的恶意。他左手拿着一双白手套，坐着马车朝海港方向去了。

当他看到站在“赫耳墨斯”号甲板上的古尔德夫妇时，他感到胸闷得厉害。他本该说的问候话，竟然蜕变成了随意的喃喃低语。在回镇子的路上，他们三个人都保持着沉默。等进到院子里，医生才用比较正常的方式说道——

“我要走了。我明天来拜访你们，行吗？”

“来吃午饭吧，亲爱的蒙汉姆医生，早点来。”古尔德夫人说，她此时穿着旅行服装，戴着面纱，在楼梯口转过身子面对着医生；楼梯顶处的圣母马利亚，穿着蓝色的长袍，怀抱着婴儿，似乎正在用怜悯的慈爱欢迎她。

“别希望我留在家里，”查尔斯·古尔德提醒医生，“我明天很早要去矿上。”

午餐后，伊米莉亚夫人和医生缓慢地从小门走入院子里。古尔德家的花园很大，四周有高墙围着，向前看能看到邻居家的红瓦铺的斜屋顶，平坦的草坪上洒满了阳光，几棵树下有大片的树荫。花园的周围有三排古老的橙子树。花园里散布着几个棕色皮肤的园丁，都光着脚，穿着雪白的衬衫和裤子。他们中有的蹲在花圃旁，有的拖着橡皮管在树间的小石头铺成的小径上穿梭；那些橡皮管喷出的细细的水流，相互交叉，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水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落在树丛上发出轻微的雨滴声，水滴落在草上就像撒下的珍珠一样。

伊米莉亚夫人穿着一件透明的长裙，她提着裙裾，走在蒙汉姆医生旁边。医生穿了一件稍长的黑色西服，雪白的白衬衣上打了一个朴素的黑色蝴蝶结。在几棵大树的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和几把柳条便椅。古尔德夫人在一把低矮但宽大的便椅上坐了下来。

“别走。”她对蒙汉姆医生说，医生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他的脸紧贴着衬衣领子，贪婪的双眼偷偷盯着她，要不是因为他那双凶狠的圆眼睛长得像污浊的石子，他的内心情感肯定能暴露出来。时间在那女人脸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虚弱和疲惫也在这位被称为“永不知疲倦的夫人”（帕皮先生曾经这样赞美她）眼睛和鬓角找到了落脚之地。看到这些，他胸中涌起怜悯之情，感动得快要落下泪来。“别走。今天就我自己。”古尔德夫人轻轻地要求道。“我们还不算正式回来了。没有人会来。只有到了明天，古尔德家的窗户里才会亮灯迎接客人来访。”

医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要邀请大家来聚会？”他问道，一副事不关己的超然态度。

“一次简单的聚会，想来的朋友都可以来。”

“就明天一天？”

“是的。查尔斯在矿山要待一天，他会很疲惫的，而我也感到很累——如果能让他与我在我们返回之际单独在这栋我热爱的房子里住一晚那将是很好的。这栋房子见证了我的一生。”

“哈，真是的！”医生突然咆哮道，“女人总是从婚礼那天起算时间。难道你们结婚前没有生活？”

“是的，我们有；但有什么好说的呢？婚前没有恩爱。”

古尔德夫人叹了口气。此后，他俩像两个分别很久的朋友，把话题转到他们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他俩开始谈论苏拉科的革命。似乎有一件事让古尔德夫人感到奇怪，那些参与革命的人似乎早把革命给忘了，不汲取一点经验教训。

“不对，”医生反驳道，“我们都参与了革命，且都有了各自的回报。帕皮先生虽然退休了，但仍然能骑马。巴里奥斯在德托诺沙漠盆地的驻地整天喝得酩酊大醉。英雄的罗曼神父——在我的想象中，当这位老随军教士彻底地炸毁了圣托梅矿的时候，肯定每听到一声爆炸声就发出一次虔诚的呼喊，并且在爆炸的空隙间还吸了不少鼻烟——这位老随军教士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怕那个邪恶的霍尔罗伊德派来的传教士来抢他的教民。”

当听到圣托梅矿差点没有被炸毁的时候，古尔德夫人身体微微战栗了一下。

“啊，你呢，亲爱的朋友？”

“我的工作很适合我。”

“你遭遇到了最残酷的危险。那比死亡还要残酷。”

“古尔德夫人，你说得不对！我遭遇的就是死亡——被绞死。不过，我的回报超过我所应得到的。”

察觉到古尔德夫人在盯着他看，他垂下了眼帘。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你也看到了。”国家医院总检察长说，并把他那身质地极好的西服的翻领稍微向上拉了拉。医生的自尊，在内表现为睡梦中彻底不见了贝龙神父，在外是装束的变化，从过去的胡乱穿衣，到如今的极度重视个人仪表。虽然他的装束在形式和颜色上有严格的限制，但永远都是崭新的，这样的装束给蒙汉姆医生蒙上一种既职业又喜庆的气氛；不过，他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没有变，乖戾的面容也没有变，于是他就给人一种惊人的不协调的力量。

“是的，”他继续说道，“我们都有回报——总工程师、米切尔船长……”

“我们见到他了，”古尔德夫人插话道，声音极具魔力，“那可怜的好人离开这个国家，亲自去伦敦我们住的旅馆与我们见面。他举止庄重，我推测他对苏拉科感到惋惜。他不停地说着‘历史事件’，我差点没有哭出声来。”

“哼，”医生像猪一样哼了一声；“他真的变老了，我是这么看。诺斯特罗莫也变老了，但他性格没有变。说到这个家伙，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这时，房子里充满了低语声，人们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突然，两个正在花园的大门口附近忙着整理玫瑰树的园丁跪在地上，低着头等着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走过，旁边是她的叔父。

考比兰神父去罗马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是罗马教廷的传道总会邀请他去的。他被授予一顶主教的红帽子。这位教化野蛮的印第安人的教士、强盗赫尔南德斯的谋士和朋友，此刻正迈着大步，缓慢地走进房子里。他面容憔悴，身体向前倾，两只有力的大手在背后紧紧握着。

这位苏拉科地区的第一大主教，保持着一种既狂热且忧郁的表情；很像匪帮中的教士。大家都认为，这次他突然被升为红衣主教，主要是为了对抗新教徒对苏拉科的入侵，这股入侵宗教势力的背后是霍尔罗伊德的传教士基金会。远看过去，安东尼娅的美丽面容变得有点模糊了，身体也胖了点。她踏着轻松的步伐，极为平静地走过来，远远地就向古尔德夫人投去笑容。她和叔父这次来见亲爱的伊米莉亚，并不是一次正式会面，仅是在午睡前的一次临时安排。

众人都坐定了，可蒙汉姆医生不喜欢任何人接近古尔德夫人，于是他坐在旁边，假装在思考问题。当他听到安东尼娅用比较大的声音说出的一段话，这才抬起了头。

“我们怎么可以在压迫下只知道呻吟，竟然要放弃几年前我们的同胞？难道他们如今不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吗？”阿韦兰诺斯小姐说道，“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所遭受的残酷装聋作哑呢？我们必须找到办法。”

“让科斯塔瓦那的其余省份成为苏拉科的秩序和繁荣的附庸。”医生突然严厉地说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

“医生，我相信这点，”安东尼娅说道，她不仅表现出了最真诚的平静，还表现出了不可战胜的果断，“这是可怜的马丁最初的意图。”

“然而，物质利益不许你仅因为有怜悯和正义的理念而阻碍他们的发展，”医生粗暴地低声说道，“那仅是一种可能性。”

大主教挺直了他那憔悴且瘦骨嶙峋的身躯。

“那些外国人，我们为他们工作，给他们制造物质利益。”考比兰人的最高精神领袖用低沉但极具威胁性的语调说道。

“没有那些外国人，你什么都不是，”医生在远处大叫道，“他们不怕你。”

“那就让那些外国人知道，如果人民被剥夺了希望，他们就会起义，要求分享他们应有的财富和权力。”苏拉科教区的大主教郑重地说，他的话不仅引人注意，还暗藏着险恶。

大家陷入一阵沉默，大主教皱眉看着地面，安东尼娅却僵硬但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凭借信念的力量做着深呼吸。此后，话题转到社会方面，他们谈起了古尔德去欧洲的事。大主教在罗马时，脑神经痛一直折磨着他。原因是气候——空气污染。

叔侄两人起身走了。沿路上，仆人再次跪地行礼，那个曾经见过亨利·古尔德的老搬运工，虽然眼睛几乎完全失明，虚弱无力，但仍然爬着去亲吻大主教伸过来的手。蒙汉姆医生目送他们的背影，严厉地说了一个词——

“不可救药！”

古尔德夫人抬眼望着天空，疲惫地把她那双雪白的手放在膝盖上。她手上戴着好几枚镶着金和钻石的戒指。

“这简直就是搞阴谋！”医生说道，“阿韦兰诺斯家和考比兰家的两个头面人物，竟然正在联合历次革命从斯特玛尔塔逃到我们这里来的难民搞阴谋。广场角上的那间名叫兰布罗索的咖啡厅里，全是他们的人；在街上，你能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就好像进了一间鹦鹉房。他们正在阴谋策划入侵科斯塔瓦那。你们知道他们从哪里能搞到军队？那些由移民和土著组成的黑社会。诺斯特罗莫——恐怕我必须称呼他为菲丹扎船长——是他们的领袖。谁给了他领袖的地位？谁有发言权？天才？他是个天才。他如今在民众中的地位比从前更高。这就好像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有某些神秘的手段维持影响力。他多次与大主教见面密谈，你我都记得他们过去一直这样做。巴里奥斯是个废物。在军事方面，他们有赫尔南德斯。他们也许会再次提出分给民众财富的口号，在这个国家里煽动叛乱。”

“难道就不会永葆和平？难道人民不要安宁吗？”古尔德夫人低语道，“我认为我们……”

“没有！”医生插话道，“在争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没有和平，没有安宁。他们有他们的法律和正义。但他们的法律和正义是建立在权宜之计上，是不人道的；没有公正，没有连续性，他们不知道只有道德原则才能给人真正的力量。古尔德夫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几年前一样再次说古尔德矿正在野蛮地、残酷地、暴敛地压榨人民。”

“蒙汉姆医生，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大叫道，仿佛医生的话伤害到了她灵魂中最敏感的部分。

“我说的是真话，”医生倔强地说，“那矿山将会引发严重的不满、流血、复仇，因为矿工的内心在发生变化。你认为矿工现在仍然会向镇子进发去救他们的矿主吗？你认为他们会吗？”

她双手交叉护着自己的眼睛，低声说道，语气绝望——

“那么，这就是我们劳动的结果？”

医生低下了头颅。他能理解她的真正思路。她的日常生活需要亲密的幸福，就如同人体需要空气呼吸一样，难道不是矿山抢走了她的幸福吗？医生十分痛恨查尔斯·古尔德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迟钝，于是匆忙改变了话题。

“我想跟你说说诺斯特罗莫的事。哈！这个家伙做事有某种连续性，而且很有力量。什么都拦不住他。不过，不用担心他。他有件事不可解释——或者说是太容易解释了。你知道，琳达实际上是大伊莎贝尔岛上的灯塔的护塔员。如今维奥拉太老了，只能做清扫灯和做饭的工作，已经无力上灯塔了。黑眼睛的琳达，白天睡觉，整个晚上守护灯塔。不过，她不是整个白天都睡觉。他下午五点起床，这时我们的诺斯特罗莫就会离开他在海港里的帆船，乘坐一条小船去求爱。”

“他俩结婚了吗？”古尔德夫人问道，“女孩的母亲希望如此，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不过，琳达现在还算是个孩子。在独立战争期间，我与那两个女孩相处了很长时间，琳达是个极为特殊的孩子，她经常郑重地说她就是想做巴蒂斯塔的妻子。”

“他俩还没有结婚，”医生唐突地说了一句，“我一直在关注着他俩。”

“谢谢你，亲爱的蒙汉姆医生，”古尔德夫人说道；在那几棵大树的树荫下，她露出一种略带恶意的嫩笑。那嫩笑中，她那排整齐的小牙闪着光泽。“人们不知道你的好心。我在很久以前就相信你的好心，可你却不让人们知道这点，这好像是在故意惹我生气。”

医生扬起他的上嘴唇，好像是渴望要咬什么东西，但最终坐在椅子上僵硬地鞠了一躬。对一个晚年才深陷爱情的男人来说，他会全身心地去爱。他的这种爱，不像最辉煌的梦想，却像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无比珍贵的不幸。只要看到那个女人（他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她），他心里就感到爱慕之情，就要想去亲吻她长裙的边缘。如此过度的情感，自然会转化为比较严酷的语言。

“人们给了我太多的感激之情，我都害怕受用不完。不过，人们对我感兴趣。为给老维奥拉看病，我曾经几次去大伊莎贝尔岛的灯塔里。”

但他没有告诉古尔德夫人，他是因为喜欢那里才去的。在古尔德夫人不在的时候，他觉得在老维奥拉那里能提供一种能给予他安慰的舒宜环境：老维奥拉对自己的女施主“英国夫人”有一种简朴的崇拜；黑眼睛的琳达对“我们的天使伊米莉亚夫人”有一种像洪流般激烈的情感；吉塞尔，脖子白皙，金发，喜欢抬起崇拜的眼光，半尊重、半大胆地斜视他，这让医生暗自揣摩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的又老又丑，我会认为她在挑逗我。也许她真的是在挑逗我。我敢说她会挑逗任何人。”蒙汉姆医生没有对古尔德夫人说老维奥拉的这一切，却改口说“我们伟大的诺斯特罗莫”。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我们伟大的诺斯特罗莫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太关心那个老头和那两个女孩。背后的实情是他一年十二个月有十个月在沿海跑运输。他有一次告诉米切尔船长，他跑沿海运输赚了些钱。他的生意似乎非同一般的好。这是符合预期的。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自信心强，敢去任何一个港口冒险。有一次我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他这时进来了，我记得他立即带进来一种平静和严肃的气氛。他说他在加利福尼亚海湾做生意。他嘴上这么说，眼睛却盯着我们背后的墙壁，他当时就是那个样子。他说这次回来他感到很高兴，因为看到大伊莎贝尔岛上建起了一座灯塔。他又重复说了一遍他非常高兴。米切尔解释说建灯塔是他提议的，由OSN公司修建，目的是为邮轮提供便利。菲丹扎船长当时表现得很好，他说这项建议好极了。我记得他捻了捻自己的胡须，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然后建议让老乔治奥去做灯塔的护塔员。”

“我听到过此事。他们询问过我的意见，”古尔德夫人说，“我觉得这对那两个女孩不公平，仿佛把她俩关进了监狱。”

“这项建议符合老乔治奥的幽默感。对琳达来说，只要是诺斯特罗莫推荐的地方，就是好地方。她无论在哪里都能得到巴蒂斯塔给她的快乐。我认为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勇往直前的监工。此外，吉塞尔的父亲和姐姐都焦急地想帮助吉塞尔摆脱一个叫拉米雷兹的人的注意。”

“哈！”古尔德夫人说，并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拉米雷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仅是镇子上的一个小青年。他父亲是个搬运工。当他父亲还是个瘦高的男孩子的时候，经常穿着破衣服在码头上乱跑，后来诺斯特罗莫收留了他。待他年纪大一点之后，他便去一艘驳船上干活，并很快接手负责第三号船——就是那艘运送银锭的驳船，古尔德夫人。诺斯特罗莫挑选那艘驳船，是因为那艘驳船在公司所有船中是航行得最好的、最强壮的。在那个著名的夜晚，年轻的拉米雷兹是五个受命把银锭从海港大楼运走的搬运工之一。由于诺斯特罗莫负责的船只沉没了，他离开了公司，但他向米切尔船长推荐了拉米雷兹做继任。诺斯特罗莫已经把拉米雷兹培养得能极好地处理日常工作了。所以，拉米雷兹从一个流浪儿童变成了一个男人，并担任了苏拉科的搬运工监工。”

“感谢诺斯特罗莫。”古尔德夫人说，表情中带着热情的肯定。

“感谢诺斯特罗莫。”蒙汉姆医生又重复了一遍。“要让我说，这家伙的能量大得惊人。那个可怜的老米切尔很高兴任命一个能为他解决麻烦的人，这一点都不奇怪。真正奇妙的是苏拉科的搬运工接受拉米雷兹做监工，就是因为诺斯特罗莫喜欢这样做。当然，拉米雷兹不是第二个诺斯特罗莫，尽管他自己希望如此；但担任这个职位是很了不起了。这使得他变得大胆起来，他开始向吉塞尔献殷勤。吉塞尔是镇子上公认的美人。老维奥拉非常不喜欢拉米雷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拉米雷兹还做不到像巴蒂斯塔那样完美，因为巴蒂斯塔不仅是勇气和诚信的化身，还是‘人民’的骄傲。维奥拉先生看不起苏拉科本地人。他们俩，就是那个老斯巴达人和那个白脸红嘴唇黑眼睛的琳达，紧紧地看住了那个金发美女。拉米雷兹收到了警告。我听说，老爸维奥拉有一次甚至拿出枪来威胁拉米雷兹。”

“吉塞尔自己怎样想？”古尔德夫人问道。

“她是个有点喜欢卖弄风情的人，我认为，”医生说道，“我认为她不在乎情人是谁。当然，她喜欢男人关注她。拉米雷兹不是她唯一的情人，这点我敢肯定，古尔德夫人。至少有一个铁路工程师也被用枪赶跑了。老维奥拉不许有任何藐视他荣誉的行为。自他妻子死后，他变得疑神疑鬼。他很乐意让自己的小女儿远离镇子。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古尔德夫人。忠诚的求爱者拉米雷兹，被禁止去岛上。这很好。他服从这项禁令，但他很自然经常要看看大伊莎贝尔岛。他似乎有个在晚上盯着大伊莎贝尔岛的习惯。在经历了许多次充满感情的不眠之夜后，他发现了诺斯特罗莫的行踪，这位菲丹扎船长，每次在拜访维奥拉之后回来得都很晚，甚至能晚到午夜。”

医生停顿了一下，心怀恶意地盯着古尔德夫人。

“是的。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开口说道，脸上露出疑惑之意。

“接下来的才是最奇怪的部分，”蒙汉姆医生继续说，“维奥拉是岛上的国王，不许在天黑后看见访客。即使是菲丹扎船长也必须在太阳落下后离开，然后琳达去照看灯塔。诺斯特罗莫会顺从地离开。但此后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从六点半至午夜这段时间里在海湾里做什么呢？他多次被人看见深夜回到海港内。拉米雷兹因嫉妒而变得贪婪。他不敢去惹老维奥拉；但他鼓起勇气借这件事去斥责琳达，因为琳达星期日早晨要到岸上来参加弥撒和祭拜母亲的坟墓。这件事发生在码头上，刚巧让我看到了。当时是清早。他肯定故意在码头上等着她。我当时是因偶然机会去那里，一艘停泊在港口内的德国炮舰上的医生要我出急诊。她把愤怒、蔑视、怒火向拉米雷兹投掷过去，而他似乎精神慌乱了。当时的情况很奇怪，古尔德夫人：长长的码头上，怒气冲冲的监工围着鲜红的腰带，那姑娘一身黑色，两人站在码头的尽头处；星期日早晨的码头在山峰的阴影里显得很寂静；港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或两条独木舟往来于停泊的大船之间，那艘德国炮舰的快艇正要来接我。琳达在距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走过。我看到她睁着疯狂的眼睛。我叫她。她没有听到我的叫声。但我看到了她的脸。她满脸都是愤慨和悲伤。”

古尔德夫人站了起来，睁大了双眼。

“医生，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她的妹妹有鬼？”

“不知道呢！谁能知道呢？”医生说道，他耸了耸肩就好像土生土长的科斯塔瓦那人。“拉米雷兹沿着码头向我走来。他摇摇晃晃地走路——他看上去已经疯了。他用手抱着头。他必须跟什么人说一说——不说不行。当然，虽然他发疯了，但认出了我。大家都认识我。我在他们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都知道我是个目光恶毒的医生，能治好各种疾病，有时稍微看一眼就能带来好运气。他向我走来。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他试着说服我必须警惕诺斯特罗莫。似乎菲丹扎船长在一些秘密集会上说我是所有穷光蛋中最令人鄙视的。这很有可能。虽然他永远不会喜欢我，但也使我有了荣誉。只需伟大的菲丹扎说句话，就足以让一些傻瓜把匕首插入我的后背。我担任主席的卫生委员会不喜欢平民大众。‘小心他，医生。打败他，医生。’拉米雷兹用嘶哑的声音对着我的耳朵说。接着他又大叫起来。‘那家伙，’他杂乱而仓促地说，‘给那两个女孩施了魔法。’对他自己来说，他已经说了太多的话。他必须马上逃走——逃到别处躲起来。他温柔地抱怨吉塞尔，呼喊着她几个不同的名字，那些名字根本无法重复。如果他能用什么办法让她爱他，他就会带她离开那个岛，去大森林里。但这不好……他大步走远了，手举过头顶乱摇晃着。后来我看见一个黑人老头，他在码头一堆箱子的后面钓鱼。他马上卷起钓鱼线，溜走了。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也跟别人谈论过什么。因为老乔治奥在铁路上有一些老朋友，我是这么猜测，这些人警告过他要注意拉米雷兹。无论怎样，女孩的父亲收到了警告。但拉米雷兹从镇子上消失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这两个女孩，”古尔德夫人说道，语气艰难，“现在诺斯特罗莫在苏拉科吗？”

“从上个星期天就在。”

“必须跟他谈谈——马上。”

“谁敢跟他说？即使为爱而疯狂的拉米雷兹也逃离了菲丹扎船长的阴影。”

“我能。我想，”古尔德夫人郑重地说道，“像诺斯特罗莫这样的人，只需要对他讲一句话就足够了。”

医生恶毒地笑了。

“他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这对他也不利——我不相信是那个孩子的原因。”古尔德夫人继续说道。

“他非常有吸引力。”医生嘀咕道，表情沮丧。

“他会明白的，我保证。他必须立即与琳达结婚，结束这一切。”苏拉科第一夫人宣布了这个重大的决定。

膘肥体壮的巴西利奥，出现在花园的门口，衰老的脸上一根胡须都没有，眼角堆满了皱纹，乌黑粗糙的头发像糊在脑袋上一样平滑下垂着。他弯腰躲在一片观赏性的灌木丛后面，小心地把肩上扛着的一个小孩放下来——他和莱奥娜达生的。那位总是喜欢噘嘴的女仆，已经与古尔德家仆人总管结婚好几年了。

他蹲了一小会儿，满心欢喜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但那孩子在他的盯视下显得无动于衷；然后，他庄严地沿着小路走过来。

“巴西利奥，什么事？”古尔德夫人问道。

“矿山办公室来电话，说矿长今晚在山上睡觉。”

蒙汉姆医生已经站起了身子，扭头看着别处。在古尔德家可爱的花园里那几棵花园里最大的树形成的树荫下，此时出现了一阵深邃的寂静。

“很好，巴西利奥。”古尔德夫人说。她看着他沿着小路走了，消失在盛开着鲜花的灌木丛后面，接着那个孩子又出现在他的肩膀上了。他小步穿越了花园和院子之间的小门，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自己肩膀上的负担。

医生背对着古尔德夫人，看着阳光下的花圃发愣。他在众人眼里是个傲慢、易怒的人。但他的本性是个有激情和敏感的人。他缺少的是世俗男人那种有光鲜外表的冷漠情感，男人的那种冷漠情感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宽容自己和他人；他们的这种宽容可以非常宽阔，能包容下真正的同情和怜悯。由于缺少这样的冷漠情感，医生这才变得喜欢说讽刺人的话。

在那深邃的寂静之中，医生充满恶意怒视着灿烂的花圃，他把内心的诅咒倾泻到查尔斯·古尔德的头上。在他的背后，古尔德夫人坐着一动不动，优雅的身姿上多了一份艺术的魅力，那是一种值得人们永远去捕捉和解读的姿势。突然，医生转身要走了。

在几棵围成一圈的大树的树荫下，古尔德夫人靠在椅背上。她闭着眼，手静静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叶变得半明半暗。在那半明半暗中，她显得格外年轻、美丽；她穿的那套透明的、轻材质的、有白花边的衣服显得明亮。她看上去那么娇小，那么秀丽，仿佛她自己在幽暗的树荫下放射着光芒，她就像是一个美丽的仙女，一个对自己过去的种种善举感到厌倦的仙女，一个因怀疑自己的劳动毫无用途、对自己的魔力失去效力而伤感的仙女。

独自一人待在自己家中的花园里，丈夫去了矿山，自己临街的大房子就好像空无一人，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问她在想什么，她是不会坦白地回答问题的。在她的内心里，生活应该是宽阔的、充实的，必须时时刻刻都有关爱，不仅能回忆起过去的关爱，还能对未来的关爱有所期盼。我们每天都必须工作，不仅是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荣耀，还要为了那些后继者。她思考着这些问题，在没有睁开眼睛的情况下叹了口气——她一动没动。古尔德夫人的面容僵硬了足有一秒钟的时间，仿佛她大脑中的孤寂全部传递到了脸上。她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竟然没有人热心地问问她在想什么。确实没有一个人问过她。也许刚才走的那个男人有可能问一问她。不，即使有人问，她也无法在充满绝对自信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给予真诚的答复。

孤寂中，蒙汉姆医生最近说出来的那个词——“不可救药”——浮现在她脑海中。矿长先生把他全部精力都投入了那个巨大的银矿，这是个不可挽救的事实。由于他迷信物质利益能带来秩序和正义，所以他为物质利益付出时是那么的坚定，这是个不可挽救的事实。可怜的男孩子！她已经清楚地看到他太阳穴上的灰白头发。他是完美的——非常完美。她还能期望他多做点什么呢？他的成功是巨大的、持久的；相比之下，爱情是容易被忘记的瞬间，一阵短暂的陶醉，人在回忆爱情的愉快时总是带着悲伤的情绪，仿佛爱情生活在悲伤之中。事业成功必然引发道德理念的退化。在她眼里，富饶的圣托梅山高高地悬挂在大草原之后，悬挂在这片大陆之上，招致人们的恐惧和痛恨；比天下所有的暴君更加卑鄙、无情，比世界上最坏的政府更加专制；为获得更大的成功，随时准备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他看不到这些。他无法看到这些。这不是他的错。他是完美的，非常完美；但她永远无法拥有他。从来没有过；在这栋她热爱的西班牙老房子里，她拥有他的时间短到还不足一个小时！医生曾经说，那个该死的考比兰人真是不可救药的，那个该死的阿韦兰诺斯也是不可救药的；在她眼里，圣托梅矿正在吞灭古尔德家族在苏拉科最后的传人；那矿山操纵着儿子的热情的手段，与操作柔弱父亲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古尔德家族的最后传人正在经历着可怕的成功。最后的传人！她已经期待很长很长时间了，也许还会更长——不，不会了！不会再有了。一片巨大的荒凉感，笼罩住了苏拉科第一夫人的内心，那是一种对延续自己生命的恐惧。她仿佛看到自己孤独地生活在一个退化了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她年轻时想象中有生活、有爱情、有事业的理想世界——她孤独地生活在“世界的财宝之屋”里。她闭上了眼睛，陷入了一段痛苦的梦魇，那是一段深邃、茫然、折磨人的梦魇。她躺在那里被动地接受那个无情梦魇的蹂躏，她用熟睡之人朦胧的语调结结巴巴说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词——

“物质利益。”

第十二章

诺斯特罗莫是在变富，但速度极为缓慢。这是他谨慎的缘故。甚至缺钱的时候，他也能控制自己。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财富的奴隶，如果知道了，精神肯定受折磨。但他变富慢还有另一个大原因，银锭很难直接消费。银锭需要从岛上一块一块地运走，这个过程充满了困难，随时有被人发现的危险。他总是在远航途中秘密去大伊莎贝尔岛，然后对外说自己在远航中赚了钱。他很怕自己那艘帆船上的船员，好像他们都在刺探他们可恨的船长。无论到了哪个海港，他都不敢久留。当船上的货卸下后，他总是匆忙开始新的航行，害怕即使是一天的延误也会让他人生疑。有时他能在家里住一周或更多的时间，他就去埋财宝的地方看看。仅此而已。同时拿走几块银锭。除了谨慎在折磨着他，恐惧也同样在折磨着他。偷偷摸摸做事让他感到羞辱。然而，脑袋里整天只想着那批财宝，那才是最折磨他的地方。

犯罪或罪恶，在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之后，就会恶毒地增长，最后把他的生活吞噬光，或者说会像发烧一样耗尽他的生活。诺斯特罗莫不再有内心的平静；他的人品被破坏了。这点他自己也感到了，于是一有机会就诅咒圣托梅矿的银锭。他的勇气，他的大度，他的闲逸，他的工作，这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存在着，但这一切如今看来仅是假装出来的。但那批财宝是真的。所以他的精神就更加紧密地依偎着、抓着那批财宝。但他痛恨银锭给他的感觉。有时，他在保险柜里放入几块银锭之后——这是他夜晚秘密去大伊莎贝尔岛的成果——他会盯着自己的手指，仿佛吃惊地发现银锭竟然没有在自己的皮肤上留下瑕疵。

他找到了把银锭存放在遥远港口的办法。由于必须远航，所以他的沿海旅程都很长，这使得他很少去维奥拉家，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很长。他命中注定要在维奥拉家娶回妻子。他曾经这样对乔治奥说过一次。然而，乔治奥挥了挥抓着黑色石楠木烟斗的大手，意思是不想再谈这个话题。时间富裕得很；老头不想强迫自己的女儿嫁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斯特罗莫发现自己比较喜欢姐妹俩中的妹妹。他和她在某些本质方面极为相似，这是形成完全的信任和理解所必须的，即使他俩都愿意发挥想象力去对比他俩在性情方面的不同，也无法改变他俩之间的相同点。他的妻子必定会知道他的秘密，否则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他被吉塞尔迷住了，因为她目光坦率，脖子雪白，温顺，沉静，懒散，但又喜欢刺激；琳达，有一张热情的白脸，很活泼，很容易发火骂人，面带阴郁和轻蔑，是个极像父亲的孩子，真正严厉共和党人的女儿，但说话声音很像特里萨，这使得他对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此外，这个可怜的女孩无法掩饰对巴蒂斯塔的爱恋。在他看来，这场爱情将会是激烈的、苛求的、猜疑的、强硬的——就如同她的灵魂一样。吉塞尔是一个温和的金发美女，她宁静的外表反映出一种内在的顺从本性，拥有女孩神秘的魅力，她的这些特征能激起他的热情，减轻他对未来的恐惧。

他长时间不在苏拉科。在从那次最远的航行返回后，他发现有几艘装满了石块的驳船，停泊在大伊莎贝尔岛的悬崖下面；悬崖上面竖立着起重机和脚手架；悬崖上面有工人在工作，一座小灯塔已经拔地而起了。

看到这出乎意料的一幕，他感到自己肯定要失败了。怎么才能不被发现呢？没有办法。局势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他既吃惊又害怕，那灯塔将点亮一盏意义深远的灯，照亮他生活中唯一的秘密地点，而生活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反映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普通人理解不了他的心事；因为这盏灯站立在他与那个仍有待应验的恶毒诅咒之间。他的心事是隐秘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隐秘。可是他们要在这里建灯塔。那就是一盏灯啊！他看见那盏灯让羞耻、贫困、轻蔑裸露在外。有人肯定会……也许有人已经……

无人可比的诺斯特罗莫，虽然享有着多种美名：监工、受人敬畏的菲丹扎船长、一些秘密社团无可非议的精神领袖、一个像老乔治奥一样的共和党人、一个秘密的革命分子（另一种方式的革命），但此时却几乎就要从他的帆船上跳海自杀。这个男人几乎屈服于疯狂，开始认真考虑自杀问题。但他没有丧失理智。当他想到即使自杀也无法解脱之后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想到他死后，耻辱仍然会伴随着他的名字。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他无法想象自己会死。他有非常强的生存意志，这种意志是无限的，代表着万物的终结。但万物会永远生存下去。

他是有勇气的，但用错了地方。然而，只要是勇气，就对实现目标有好处，没有对错之分。他乘船靠近大伊莎贝尔岛的悬崖，等船到了峡谷口外时，他用富于穿透力的目光向峡谷里瞭望，那峡谷里灌木丛密不透风。他让船靠近岸边，与工人打招呼，那些工人则站在悬着大吊车的悬崖边上手搭凉棚看着他。他看出这些工人没有人有机会走近那个藏银锭的峡谷；就更不用说走进去了。在港口，他听说工人不在岛上睡觉。每天晚上，工程队坐在一艘空荡荡的驳船上，唱着歌，由一艘海港的拖轮把驳船拖回来。至少目前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但以后怎么办？”他自问道。未来会有一个灯塔护塔员，住在距离灯塔150码远的盖起来的一间小房子里，距离阴暗的、灌木丛生的峡谷有400码远。那峡谷里保存着他的秘密，那秘密给予他安全、影响力、豪华、力量，不仅如此，还能帮助他克服不幸，抵御无论穷人和富人都可能对他做出的背叛行径——然而，此后又该怎么办？他无法摆脱那批财宝。他的胆子比一般人都大，早已把那批银子藏进了他的生活之中。他感到自己有很强烈的征服欲，而且还感到他已经变成了财宝的奴隶——这样的感觉是如此的难以改变，而且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常把自己比喻为传说中那两个外国佬，他俩既不能死，也活不成，被束缚在阿苏厄拉半岛上，守候着被征服来的非法财宝——虽然他已经是一艘驳船的船主和船长，他在这片大陆的西海岸神出鬼没，很有名气，但这种感情沉重地压在独往独来的菲丹扎船长的心头。

那次航行结束后，菲丹扎船长又出现在苏拉科的街道上，像往常一样轻盈照料自己的业务。他蓄着大胡子，神情严肃，步伐没有平时那么富于弹性。他那两只匀称有力的胳膊，被掩盖在一套他在安扎尼百货店买的伦敦犹太人在贫民窟做出来的粗俗花呢西装里。像往常一样，他让人们知道他运货赚了一大笔钱。运的货是咸鱼，做贷款的人马上就前来接触。有人看见他坐着有轨电车来往于镇子和海港之间；他与他人在一两间咖啡馆里交谈，语气从容不迫。菲丹扎船长被人看到了。下一代人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他骑马去凯塔的著名冒险经历了，但下一代人此时还没有出生。

过去，诺斯特罗莫被人误叫为搬运工监工。如今，他用自己正常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不那么特殊，更难以在人口越来越多的苏拉科中留下踪迹。苏拉科自从成为了这个殖民共和国的首都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菲丹扎船长虽然样子不再特殊，但永远带着神秘感，很容易就能在苏拉科火车站由玻璃和铁构成的高大屋顶下辨识出来。他乘坐一列本地火车，在林康出了站，他要去拜访那个死在古尔德家院子里的搬运工的遗孀（是在新时代到来的前夜死去，跟何塞先生一样）。他应主人的邀请在小屋里坐下，喝了一杯凉柠檬水，那女人站着口若悬河，而他却一个字都没听。他给了她一些钱，这与往常一样。那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而且还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叫他叔叔，闹着要他祝福。他也做了；在迈出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了圣托梅山平坦的山体，微微地皱了皱眉。他平时总是一种随意的表情，如今他棕色的眉头微微一皱，代表了一种很严肃的表情，这种表情变化被共济会聚会的看门人发现了——但这种表情用餐前便消失了。他带着这副表情与几个好同志会了面，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和欧洲的移民，聚会以他的名义召开，主席是一个小摄影师，既穷又病，还驼背，白脸，有雅量，由于对资本主义者和东西半球的压迫者有刻骨仇恨，灵魂被染成了鲜红色。摄影师的开场白，老革命家、英雄的乔治奥·维奥拉没有能听懂；菲丹扎船长像往常一样对贫困的同志出手慷慨，但没有发言。他听着，皱着眉，心早就飞远了，他离开时走路速度很快，没有人能跟上，默默无语，像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早晨，他看到几艘运输石块的驳船向大伊莎贝尔岛驶去，这些石块足以再修筑起一条去灯塔的小路。工程进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天就能修筑好一条小路。

菲丹扎船长陷入了沉思。岛上出现了陌生人，等于切断了他去取财宝之路。这条路如今已经足够的艰难、危险了。他很害怕，很气愤。他一会儿像一个意志坚强的主人那样思考，可过了一会儿又变得像一个懦弱的奴隶般的狡猾。过了一会儿，他下船上岸了。

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在危机关头想出的权宜之计总是非常有效，能彻底地改变形势。他有一种转危为安的能力，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千里挑一”的诺斯特罗莫。一旦乔治奥定居下来，他就没有必要躲藏了。他能公开地去岛上，而且可以在白天去，去见乔治奥的女儿——两个中的一个——并与乔治奥聊天到天黑。然后，借助黑夜……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这下，他就能富裕得快一些了。他喜欢用无人能比的方式去攫取、拥抱、吸收、征服这笔财富，因为这笔财宝一直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妨碍着他的行动、破坏着他的睡眠。

他去找老朋友米切尔船长——这就是蒙汉姆医生告诉古尔德夫人的事。当老乔治奥听到这个建议时，他做出了某种微弱的心理反应，从这位早就痛恨国王和大臣的老战士的大白胡须底下，偷偷冒了出来一丝如同无形鬼魂般的古老微笑。他的女儿是他焦虑所在。他对小女儿特别担心。琳达说话像她妈妈，扮演起了原来妈妈的角色。她那低沉的“嗯，爸爸？”声音，似乎就是对可怜的特里萨夫人那冷漠的、告诫性的“嗯，乔治奥”的极为相像的模仿。他坚信镇子里已经不适合他的女孩。他非常讨厌那个呆头呆脑的热恋者拉米雷兹，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罪恶的延续。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仅盲目，而且都是卑鄙的奴隶。

当菲丹扎船长再一次航行回来后，他发现乔治奥已经住进了灯塔护塔员的小房子里。他没有看错乔治奥的本性。除了女儿之外，乔治奥拒绝任何外人陪伴。米切尔船长很急于讨好可怜的诺斯特罗莫，于是又正式任命琳达·维奥拉为伊莎贝尔岛灯塔的副护塔员。如果没有真情实意，米切尔船长是不会有这样巧妙的灵感的。

“灯塔是私有财产，”他经常这样对人解释，“是公司的财产。我有权力任命我喜欢的人，维奥拉就是那个人。这是诺斯特罗莫唯一求我帮忙的事——听着，诺斯特罗莫是个贵人。”

他的帆船，就直接停泊在新海港大楼的对面，那是一栋有柱廊的像希腊神殿的建筑。然后，他换乘小船驶出港口，在众目睽睽之下，趁着黄昏天，驶向大伊莎贝尔岛，就好像他已经掌握了命运的安排一样。他已经取得了稳定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向维奥拉要女儿了。他想选吉塞尔。也许琳达爱他，但那老头想把琳达留下，因为她有他妻子的声音。

他没有在他和德科德曾经一起上岛的那片窄沙滩上登陆。他后来自己独自来岛上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海滩登的陆。但这次，他选择了在岛的另一面的沙滩登陆，然后走过这座楔形的岛屿的平缓山坡。乔治奥·维奥拉坐在小房子正面的墙下，远远地看着他，稍微抬起胳膊大声呼喊起来。菲丹扎船长走过来，发现两个姑娘都不在。

“这里很好。”老人说，态度严峻、冷漠。

诺斯特罗莫点头称是；然后在沉默了一小会儿后说——

“你是不是看见我的帆船在不到两小时前经过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我的锚刚咬住了苏拉科港海底后就来这里吗？”

“你来这里就像我儿子来一样受欢迎。”老人郑重地说，态度平静，凝视着远处的大海。

“哈！儿子。我知道。我就是你儿子的样子。很好，老头。我很荣幸。听着，我来这里是想向你要……”

突然，无所畏惧的诺斯特罗莫感到一阵恐惧。他不敢说出自己心里想的那个名字。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庄重地改变了说法。

“我要来娶媳妇！”……他心跳得飞快，“现在轮到你……”

维奥拉伸出手抓住了他。“这由你去宣布。”

老头缓慢地站了起来。他的胡须自他妻子死后就没有剪过，浓密，雪白，都盖住了胸口。他转过头面朝着房门，大声叫道——

“琳达。”

屋里传来她的回答声，虽然微弱，但很尖锐；这让诺斯特罗莫吃了一惊，他站起来，盯着门口。他很害怕。他不怕被自己喜欢的女孩拒绝——仅是拒绝无法阻止他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女人——但那堆财宝发出的鬼魅之光在他面前闪耀着，默默地要求他保持对财宝的忠贞，这让他无法拒绝。他害怕了，因为他既不能死，也活不成，就像阿苏厄拉半岛上的外国佬。他的灵魂和身体早就归附于他那大胆的非法行为了。他害怕被禁止上岛。他因为害怕而说不出话来。

看到两个男人在门口等着她，琳达走出门口。她的脸是惨白的，什么也无法使之再次恢复热情；但她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似乎把黄昏所有的光亮都吸收进去了，然后她立即垂下了沉重的眼帘。

“看看你丈夫，你的主人和恩人。”老维奥拉称赞道，他有力的声音似乎震撼了这个海湾。

她闭着眼向前走了走，就好像仍然做着美梦的梦游者。

诺斯特罗莫在做出了超人般的努力之后开口了。“琳达，到时候了，我们订婚吧。”他说道，语调平稳、单调、轻率、坚决。

她把手放在他伸过来的手中，并低下了头。她父亲把手搁在她那闪烁着青铜色光芒的黑头发上一小会儿。

“那死者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这句话是乔治奥·维奥拉说的，他自言自语说开了他妻子的事；其他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没有看谁。过了一会儿，老头停住了说话；琳达，一动不动，开口说话了。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为你一个人活着，巴蒂斯塔。这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巴蒂斯塔。”

她按照母亲的意愿称呼诺斯特罗莫。诺斯特罗莫的心就如同在坟墓里一样阴沉。

“是的。我知道。”他说道。

老英雄维奥拉坐在同一张木凳上，低垂着灰白的头，他那衰老的灵魂回忆着往昔，温柔的或激烈的，可怕的或沉闷的——他在这个挤满了人的世界里感到孤独。

这时，他最疼爱的女儿又说话了，“从我开始记事时起，我就属于你了。我要一直想着你，直到在我眼前地球上空无一人。只要你在，我就看不见其他人。我是你的。什么都没有变。世界属于你，你让我活在这个世界里。”……她把原本就战栗着的低音压得更低，为的是能想出更多可说的——去折磨她身旁的男人。她流利的话语像火一样燃烧着。她似乎没有看到她的妹妹从屋里走了出来。妹妹手拿着正在绣的一块祭坛布，从他们的前面走过，宁静，新鲜，漂亮，瞥了他们一眼，露出一丝微笑，在诺斯特罗莫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傍晚很宁静。太阳马上就要在紫红色海洋的边缘沉没了；白色的灯塔，在白云的衬托下变成了铅色，占满了整个海湾的天空，灯塔上的红灯在燃烧着，就像被天生的大火点燃的一块余烬。吉塞尔的样子既懒散又端庄，不时举起祭坛布掩盖自己不自然的呵欠，就好像一头小猎豹一样。

突然，琳达推了一下妹妹，抓住了她的头，疯狂地吻遍了她的脸。诺斯特罗莫感到自己头晕目眩。妹妹躲开了姐姐，仿佛被姐姐的激烈爱抚打晕了。等妹妹把手放在膝盖上后，那位财宝的奴隶恨不能亲手开枪杀了那个女人。老乔治奥抬起像狮子一样的头颅。

“琳达，你要去哪里？”

“去灯塔，爸爸。”

“是，去完成任务。”

老头也站了起来，看了看自己的大女儿；用一种似乎已经多年没有的愉快语调说道——

“我要做点吃的东西去。哈！儿子！我这个老家伙还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瓶酒。”

他接着转向吉塞尔，口气变得严厉中带着温柔。

“你，小丫头，不要为牧师和奴隶的上帝祈祷，要去为孤儿、受压迫者、穷人、小孩子的上帝祈祷，祈祷能找到一个像这样的男人。”

他用手重重地拍了拍诺斯特罗莫的肩；然后进屋去了。圣托梅矿银锭的那个毫无逃跑希望的奴隶，感觉到刚才的那番话就像嫉妒的毒牙，深深地咬在他的心脏上。这新鲜的经历使他感到惊骇，因为不仅太有力量了，而且太亲密了。丈夫！做她的丈夫！吉塞尔自然也会有一个丈夫。他从前没有意识到这点。一想到吉塞尔的美丽会属于另一个男人，恨得他甚至想把老乔治奥的这个女儿也杀死。他生气地咕哝道——

“他们说你爱拉米雷兹。”

她没有看他，但摇了摇头。她的金发中闪着黄铜色的亮光。在辉煌的落日中，伴着星星点点的天空、紫红色海洋、宁静的深红色天空，她的圆润的前额就跟无价的珍珠一样散发着柔和的、纯粹的光芒。

“不，”她缓慢地说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相信我没有……他爱我——也许。”

她那富有诱惑力的声音消失在空气中了，她抬起头凝视着，但没有任何凝视的目标，仿佛她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想。

“拉米雷兹说他爱你？”诺斯特罗莫问道，看得出他压着火。

“啊！一次——有一天晚上……”

“那个卑鄙的家伙……哈！”

他就好像被牛皮蝇蜇了一样，突然跳了起来站在她面前，气冲冲地一言不发。

“慈悲的老天啊！你，巴蒂斯塔！我真是不幸的人！”她用悲伤的腔调坦白地说道。“我告诉琳达，但她斥责我——她斥责我。难道让我在这个世界里像个瞎子、哑巴、聋子一样生活？她告诉了父亲，父亲把枪拿着赶走了拉米雷兹。可怜的拉米雷兹！后来，你来了，她对你说了。”

他看着她。他紧盯她嫩白的、纤细的脖子，那脖子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因为是那么的年轻、令人心悸、细腻、活泼。这就是他见过的那个女孩？这是真的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最近几年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她。一次也没有。她就像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降临。她是个危险。一个可怕的危险。他有一种在生活中的危险面不低头认输的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激烈的情绪更加暴烈。她说话的声音让他想起了流水、银铃的叮当作响。她继续说道——

“你们三个人把我带到这个牢笼里，除了天空，就是海洋，别的什么都没有。天空和海洋。哎呀！我的头发在这个枯燥的岛屿上会变成灰色的。我恨你，巴蒂斯塔！”

他大笑起来。她的声音像爱抚一样拥抱了他。当她哀叹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就好像傍晚凉爽中的花朵在无意识地散发着香气，这是她这个人最奇妙的魅力所在。没有人喜欢琳达，是不是她的缘故？在她俩还是小孩的时候，妈妈带她们去做弥撒，她记得人们不看琳达，都看她。琳达胆子很大，谁都不怕；她胆子小，所以她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的头发是金色的缘故。

他开口了——

“你的头发像金子，你的眼睛像紫罗兰，你的嘴唇像玫瑰；你圆圆的胳膊，你白白的脖子。”……

虽然她看上去一副懒散的平静样，但她脸早就红到头发根。她不自负。她像花朵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美丽。但她心里很高兴。也许花朵也喜欢听赞扬的话。他低头看了看，又说了一句，语气急迫——

“你的脚真小！”

她似乎是疲倦了，把背靠在了小房子粗糙的石头墙上，好像在享受自己脸上玫瑰色的红晕散发出的温暖。不过，她还是低垂下双眼看了看自己的小脚。

“所以你要娶我们家的琳达了。她很可怕。啊！由于你已经说爱她了，她如今心情会好一些。她不会那么凶了。”

“姑娘！”诺斯特罗莫说，“我还没有对她说过什么。”

“那就赶紧。明天再来。快告诉她，这样我们能有安宁，不会再被她斥责——也许行——不过，谁知道呢……”

“你还想继续听拉米雷兹胡扯，嗯？是不是？你……”

“上帝宽恕我！乔瓦尼，你怎么这样暴躁，”她说道，样子很平静，“谁是拉米雷兹……拉米雷兹……他是谁？”她重复说着，就像在梦中。这时，海湾上空乌云密布，傍晚显得更加阴沉，在西方的天边有一条红色的带子，低低地悬在空中，看上去就像一个烧红了的铁棒，横在像巨大的阴暗山洞一样的世界的入口之处，出类拔萃的搬运工监工就把自己爱的俘虏和财宝藏在那里。

“吉塞尔，请你听好了，”他用谨慎的腔调说道，“我不会跟你姐姐谈情说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唉！乔瓦尼，我或许真的不能理解。爸爸说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说别人都不理解你；说富人们都很吃惊……哦！天神们啊！我都听累了。”

她举起手中的刺绣品盖住了自己的下半个脸，然后又让那刺绣品垂落在自己的膝盖上。从岛上看，灯塔上的灯室是看不见的，但他俩能看见灯塔倾斜射出的一道光线，那是琳达射出的，那道光线正在对地平线上紫红色的落日余晖发动着攻击。

在晚霞中，吉塞尔·维奥拉把头靠在小房子墙上，半睁半闭着眼睛，她的那双小脚，穿着白袜子和黑拖鞋，双脚交叉，似乎做出了投降的姿态，那是一种安静但致命的投降。她身体发出的魅力，带着她懒散的神秘许诺，飘入了海湾的夜空，像令人陶醉的芬芳，在房子的阴影中飘散着，空气中全是那芬芳。在道德上高标准要求自己的诺斯特罗莫，呼吸着她散发出来的魅力，心里乱作一团。他在离开港口前脱下了船长的服装，这样划船来岛上更加容易一些。他站在她面前，系着红腰带，穿着方格子衬衣，这是他在公司的码头上的装束——他就像一个地中海水手要到科斯塔瓦那试一试运气一样。紫红色的黄昏包裹着他——那么的紧密，那么的柔软，那么的全面，就好像50码开外的地方不是马丁·德科德先生的死生之地。就在那个地方，德科德的极端疑虑一夜接着一夜累积起来，逐渐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激情，最后在孤独中燃烧成了灰烬。

“你必须听我说，”他终于又开口了，此时他已经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虽然我与你姐姐订了婚，但我不会对你姐姐说一句爱情的话，因为你才是我爱的人。是你！”……

他仍然能在黄昏的朦胧中看清她的嘴唇，那嘴唇的形状简直就是为爱情和亲吻而生的，虽然因疲惫而显得僵硬，嘴角憔悴得令人感到恐惧，但那嘴唇却本能地裸露出温柔的、艳丽的微笑。他忍无可忍。他走近她，她躲避，但她的双臂却伸出来去拥抱他，放弃了她刚才用懒散才保持住的尊严。他双手抱住了她的头，把雨点般的亲吻洒向紫色黄昏中微微闪着光的、昂起的面庞。他专横地、温柔地、缓慢地、彻底地占有了自己的所有。他感觉她在哭泣。这无与伦比的监工，曾经草率地爱恋过许多姑娘的人，此时变得文雅起来，爱抚起了对方，就好像一个妇女在爱抚一个悲痛的小孩。他低声对她说着情话。他坐在她旁边，让自己的胸脯支撑着她的金发头颅。他说她是他的星星和花朵。

天黑了。在灯塔护塔员的小房子的起居室里，长命百岁的乔治奥正低着他的那颗狮子般英雄的头颅，在一堆炭火上做饭，发出来阵阵的咝咝声和芳香味。

爱情这种事，既朦胧，又混乱，发生的时候就如同灾难，但往往是女方仍然怀有一丝理智。在相互拥抱中，他早就忘记了自己。但她低声对着他的耳朵说道——

“上帝怜悯我！在我痛恨的这块只能看到天空和海洋的地方，我会变成什么呢？琳达，琳达——我看到了她！”……她试图摆脱他的拥抱，但听到自己说出的那个名字，她突然松懈下来。白墙上映衬着他俩扩大了的身影，那两个身影挣扎着乱作一团，但没有人向这一团身影走来了。“琳达！可怜的琳达！我在发抖！我那可怜的姐姐琳达，我会被吓死的。她今天刚和乔瓦尼订婚——可乔瓦尼又是我的爱人！乔瓦尼，你一定是疯了！我不理解你！你不是一般人！我绝不放弃你，永不——除上帝之外！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做如此盲目、疯狂、残酷、吓人的事？”

她松开了手，低垂着头颅，让双臂自然下垂着。那块祭坛布就好像被大风吹走了一样，远远地躺在漆黑的地方，闪着微弱的白光。

“我害怕失去你。”诺斯特罗莫说。

“你知道你拥有了我的灵魂！你知道你拥有了一切！我是你的。但你和我之间还有什么东西隔着吗？告诉我，还有什么吗？”她重复道，她说话时充满了耐心，带着超强的自信心。

“你们死去的母亲。”他说道，语速缓慢。

“哈！……可怜的妈妈！她总是那样……如今她是天国的圣徒了，我不会为她而放弃你的。不，乔瓦尼。我只会为上帝放弃你。你今晚是疯了——但事情已经做了。哎哟！我们都做了什么呀？乔瓦尼，我的爱人，我的生命，我的主人，别把我留在这乌云的坟墓里。你不能现在就走。你必须带走我——立即——马上——坐那条小船。乔瓦尼，今晚把我带走，我害怕琳达的眼睛，我不想再看到她的眼睛。”

她偎依在他身旁。这位圣托梅矿银锭的奴隶，此时感到四肢像被锁链捆住一样，嘴上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捂住一样。他挣扎着抵抗那魔力。

“我不能，”他说，“目前不能。有件东西隔在咱俩中间，不让咱俩去自由世界。”

她把自己的身体又向他靠了靠，带着一股狡猾的、天真的诱惑力。

“你瞎说，乔瓦尼——我的爱人！”她低声说道，样子十分动人可爱。“那是什么东西？带我走——用你的双手——去伊米莉亚夫人那里——从这里。我的身体不重。”

似乎她好像希望他用双手立即把她抱起来。她已经不关心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任何事情在那个夜晚都能发生。看到他一动不动，她几乎哭出声来——

“我告诉你我害怕琳达！”但他仍然不动。她安静下来，动起了小心眼儿。“那会是个什么东西呢？”她哄着他问道。

他感到她在自己的怀里散发出的温暖、喘息、扭动、战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他变得既得意扬扬又兴奋，于是猛地扑向自己的自由。

“财宝。”他说道。一切都静止不动了。她不理解。“财宝。就是用来给你买女王金冠的银子。”

“财宝？”她轻轻地重复道，好像仍然留在深沉的睡梦中。“你说的财宝是什么东西？”

她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他站起来从上而下地看着她，仔细看着她的脸、头发、嘴唇、酒窝——此时海湾已经进入黑夜，而他却好像在正午的明媚阳光下查看她的个人魅力。敬畏的和难以驾驭的好奇使她兴奋起来，兴奋中她的那冷淡的、诱人的声音战栗着。

“是一批银锭吗？”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接着她加快了语速：“什么财宝？在哪里？乔瓦尼，你是怎么得到的？”

他努力与那被囚禁的魔力搏斗着。就好像英雄终于发动了最后一击一样，他突然说道——

“像一个贼那样得到的！”

海湾中最浓密的黑暗似乎降临到他的头上。此时他看不见她了。她陷入了漫长的、朦胧的、深不可测的沉寂之中。突然，他眼前有微弱的闪光，那是她的洁白的面庞。接着他又听到她的声音。

“我爱你！我爱你！”

这几个字给了他一种罕见的自由感；这几个字的魔力，比那该死的财宝的魔力要强大；这魔力使他不必去服从那堆令人讨厌的死东西，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为此兴奋起来。他说他要珍爱她，并把她打扮得像伊米莉亚夫人一样华丽。富人依靠偷穷人的钱活着，但他并没有拿富人的任何东西——他拿的东西是那些富人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背叛行径早就丢失了的。因为他被富人背叛了——他说——被欺骗了，被诱惑了。她相信了他……他为了报复而保留下财宝；如今，他已经不在乎什么财宝了。他只在乎她。他要把她的美丽摆在一座山顶上的宫殿里，给她戴着橄榄枝——蓝色海洋里的白色宫殿。他要把她当作首饰盒里的珠宝一样对待。他要给她买一块地——让她拥有一块能种植葡萄树和玉米的富饶土地——让她的小脚可以在那片土地上走路。他亲吻了她的那双小脚……为了这批财宝，他已经耗费了一个女人的灵魂和一个男人的生命……搬运工监工品味着慷慨带给人的极度陶醉感。在海湾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把受自己控制的财宝潇洒地投掷在她的脚下，那黑暗实在是太黑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足以挑战上帝的无所不知、魔鬼的无所不能。但她必须允许他先富裕起来——他提醒她。

她在恍惚中听着。她把手指插入他的头发中。他站了起来，膝盖摇摇晃晃的，浑身感到虚弱，心灵感到空虚，仿佛他刚把自己的灵魂弄丢了。

“那么就赶快去做，”她说道，“赶快去做，乔瓦尼，我的爱人，我的主人，因为除了上帝，我绝不把你交给任何其他人。但我害怕琳达。”

看到她在发抖，他已经猜出她的心思，于是发誓要尽全力去做。他相信她的爱情的勇气。她答应要勇敢，这样才能永远去爱——远走高飞到那蓝色的海洋中一座小山上的白色宫殿中去永远相爱。然后，她用羞怯的、试探的、渴望的口气低声问道——

“财宝在哪里？在哪里？告诉我，乔瓦尼。”

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好像被雷击中了一般。

“不行！不行！”他喘息着说道，那神秘的魔力曾经使他在许多人面前保持沉默，如今又再次发挥其威力，这让他惊骇不已。即使是她，也不能说。不能说。这太危险了。“我不许你问。”他对她大叫道，并谨慎地不让声音中暴露出愤怒。

他没能获得自由。那批吸引他犯罪的财宝，再次显灵了，那幽灵站在她的身旁，假装出银锭的样子，既无情，又诡秘，还用一个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他的灵魂已经在他的体内死去了，他仿佛看到自己正沿着那峡谷爬行，泥土的味道和草木的潮湿钻入了他的鼻孔——为了一个让他的心胸麻木不仁的目标，他爬进峡谷，然后又爬出来，背着银锭，耳朵则警觉地听每一种细微的声音。这件事必须在这个夜晚完成——他是个怯懦的奴隶，只配干这样的事。

他弯腰拿起她的衬衣的摺边贴在自己嘴上，低声地命令道——

“告诉他我走了。”接着就从她身旁默默地消失了，甚至在黑暗里没有留下一点脚步声。

她静静地坐着，头懒散地靠在墙上，她的那双穿着白袜子、黑拖鞋的小脚，相互交叉着。老乔治奥走出门外，听到他走了的消息后，似乎并没有像她原先隐约害怕的那样表现出惊奇。如今，她内心里充满了难以解释的恐惧——除了乔瓦尼和他的财宝之外，所以人和所有事都让她感到恐惧。但这实在难以置信。

对诺斯特罗莫的突然离去，老乔治奥满不在乎，因为他的智慧宽容了他。他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展示出一个男性对这件事复杂性的理解。

“让他走吧。哈！哈！无论女人多漂亮，都会让男人有的烦恼。自由啊，自由。自由有多种！他曾经说过那个伟大的字眼，巴蒂斯塔这孩子是不会驯服的。”他似乎是在教诲一动不动、恐惧中的吉塞尔……“一个男人是不能被驯服的。”他在走到门口时又接着说道，语气像是在说教。她的沉静似乎让他感到不快。“不要嫉妒你姐姐抽签的结果。”他警告她，语气很严肃，声音很低沉。

不久，他又再次走出房门，叫他的小女儿进屋。太晚了。他大叫了三声她的名字，她这才动一动头。他转身走了后，她变成一个受到惊吓的无助受害者。她走进她与琳达共享的寝室，样子就像是一个深度睡眠的人。她的那副样子很特别，正在戴着眼镜看《圣经》的老乔治奥甚至抬眼看了看她，并摇了摇头。她进门后随手把房门关上了。

她走过房间，没有看房间里的任何东西，然后在窗前坐下。此时琳达正好在灯塔中，内心里充满了幸福，她偷偷地从灯塔里向下看了看，发现妹妹背对着蜡烛，面朝着黑夜。此时海湾里吹着阵风、下着小雨——这是海湾真正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上帝的眼睛看不清，魔鬼的诡计难奏效。背后的门开了，妹妹也没有转身。

琳达此时正处于极度欢乐中，感到妹妹如此的安静似乎有点问题。姐姐生气地猜测着妹妹的心思：这孩子正在想那个卑鄙的拉米雷兹。琳达想与妹妹谈一谈，于是用武断的声音说：“吉塞尔！”但对方丝毫没有动静。

那个想住宫殿、想离家出走的女孩，正想着用恐怖的方法去死。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她转过头颅看看她的姐姐。她的心疯狂地跳动着。她压低了声音急匆匆地说道——

“别跟我说话。我在祈祷。”

琳达很失望，静静地离开了；吉塞尔坐着，内心做着各种猜测，一会儿失落，一会儿茫然，一会儿恢复了耐心，仿佛等待着不可能的事发生。海湾上空的乌云让人感到希望渺茫，这似乎也是她梦想中的情节。她在等待。

她没有白等。那个灵魂已经在体内死去了的男人，爬出了峡谷，背负着重重的银锭。他看见了闪着灯光的窗户，忍耐不住，竟然从海滩上又折回来了。

在那无法看穿的背景上，海边的高山也消失在视线中了，她看见了圣托梅矿银锭的奴隶，这简直就是非凡的奇迹才能办到的事。她把他返回看作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奇迹。

她站起来，显得很被动，身体僵硬。她开始讲话，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直到屋里的灯光照在那个走近的男人的脸上。

“你回来接我。很好！张开臂膀，乔瓦尼，我的爱人。我来了。”

他谨慎的脚步声停下了，他的眼睛里闪耀着野蛮的光芒，他用刺耳的声音说话了。

“现在不行。我必须先富裕起来。”……他说话的声调中出现了一个威胁性的音节。“别忘了你的爱人是个盗贼。”

“是的！是的！”她低声说道，说得很匆忙，“走近一点！听着！别抛弃我，乔瓦尼！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会耐心等你！……”

她做出了一个安慰性的举动，她把身体低垂到窗扉的下半部，伸向了那个非法财宝的奴隶。房间里的灯光熄灭了，伟大的监工，肩负着沉重的银锭，在海湾的黑暗中搂住了她的白皙的脖子，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

第十三章

就在那天，用蒙汉姆医生的话说，古尔德夫人要来一次“小聚会”。与此同时，菲丹扎船长把他的帆船停泊在苏拉科港内，平静地、坚决地、谨慎地从帆船的侧面下到小船上，然后拿起了船桨。他这次出发的时间比平时要晚。等他到了大伊莎贝尔岛的时候，下午都快要结束了。他有条不紊地爬上了岛上的山坡。

他从远处看到吉塞尔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体靠在她房间窗户的墙壁上。她手里拿着刺绣品，在眼前举得高高的。女孩平静的样子，加重了他内心一直无法平息下来的思想斗争。他感到气愤。在他看来，她应该能听到束缚他的镣铐发出的叮当声——那银镣铐，而且应该是远远地就能听到。那天在陆地上，他遇到了医生，医生用恶毒的眼睛盯着他看。

她抬起了双眼，这才安慰了他。她的那双微笑的眼睛散发着花朵的新鲜，直接触动了他的内心。接着，她又皱起了眉毛。这是在提醒他要小心谨慎。他走到离那女孩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下脚步，大声地，用冷漠的腔调，说道——

“你好，吉塞尔。琳达起床了吗？”

“起了。她与爸爸在大房间里。”

他又走近了一点，从窗户里看了看卧室。他害怕琳达因为什么而返回卧室，那么琳达肯定能看见他。他仅动了动嘴唇，说道——

“你爱我吗？”

“爱你一辈子。”她在他若有所思的凝视下继续做着手里的刺绣活，她眼睛看着自己的活，嘴里继续说道，“我没法活。乔瓦尼，我没法活。这样的生活跟死了一样。哎哟，乔瓦尼，如果你不带我走，我就要死了。”

他放肆地笑了起来。“天黑后，我来这个窗户底下。”他说道。

“别来，乔瓦尼。今晚别来。今天琳达和爸爸商量了很长时间。”

“有关拉米雷兹的事，我好像听到了。具体不知道。我害怕。我总是害怕。好像每天要死一千次。你的爱对我就像财宝对你。你的爱，我永远都没有够。”

他平静地看着她。她是美丽的。他希望拥有她的欲望在不断增长。

他如今有了两个主人。但她无力维持激情。她说的都是真的，但她晚上睡觉是安稳的。当她看见他，她心中的爱情之火又能燃烧起来。所以，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她害怕暴露自己。她害怕痛苦，害怕受到伤害，害怕尖刻的话语，害怕面对愤慨，害怕看见暴力。她的灵魂是轻盈的、温柔的，有一种异教徒的真诚冲动。她低声说道——

“放弃那个宫殿的梦想吧，乔瓦尼。放弃小山上的葡萄园的梦想吧。如果你不放弃，我们的爱情就会被饿死。”

这时，她看见琳达出现在房子的拐角处，于是停住了话语。

诺斯特罗莫转向自己的未婚妻，向她打招呼。他吃惊地发现她眼窝深陷，面颊空虚，一脸的病态和苦闷。

“你病了吗？”他问道，试图关心一下对方。

她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我瘦了吗？”她问道。

“是的——也许——瘦了一点。”

“变老了吗？”

“每天都在变老——我们都一样。”

“我怕结婚戒指还没有戴在手指头上头发却先发白了。”她缓慢地说道，死死地盯着他。

她等着刚才那番话的效果，一边等，一边把撸起的袖子放下来。

“不用怕那个。”他茫然地说道。

她转身去忙家务了，好像已经得到某种最终的结果。诺斯特罗莫则与她父亲交谈起来。他与老头的谈话不容易，因为年纪大了，器官都衰竭了，器官的功能似乎都撤回到体内某个地方去了。老头的回答来得缓慢，但有一种令人敬畏的魔力。那天，老头说话比往常活泼、快速，似乎这头老狮子又恢复了一些活力。他很害怕自己的荣誉受损。他认为拉米雷兹想偷走自己的女儿。他怕女儿上当。她是个轻浮的女孩。他没有把自己的任何烦恼说给“像儿子一样的巴蒂斯塔”听。这是他老年的虚荣在作怪。他想表明自己独自能守护好这栋房子的尊严。

诺斯特罗莫比平时早走了一点。等他走向沙滩的身影一消失，琳达走出门槛，嘴角露出憔悴的笑容，在父亲身旁坐下。

自从星期天她在码头上见到那个疯狂的、绝望的拉米雷兹之后，她心中已经没有了疑问。那个男人在嫉妒之余的咆哮没有什么新鲜的，只能证明另一件事的真实，这件事像钉子一样扎入她的心脏，她没有能从未婚夫那里获得幸福和安全，却获得了虚伪和欺骗。她把怒火和轻蔑劈头盖脸地泼向拉米雷兹，然后走开了；她去了刻有特里萨名字的坟墓，这座坟墓是铁路司机和铺路工人捐款建立的，借以表明对意大利人统一时期的英雄的尊敬。她躺在那坟墓上差点没有死过去，因为她感到了极度的悲伤和羞辱。老维奥拉没有能实现将妻子海葬的意愿；琳达则用泪水冲刷了母亲的墓碑。

无端受此侮辱，她感到惊骇。这就如同他故意想打碎她的心一样——他肯定高兴得大喊“太好了”。她所有事都顺着巴蒂斯塔。那为什么仍然要把她的心碾成碎片？为什么要羞辱她的灵魂？哈！他别想得逞。她擦干了泪水。吉塞尔啊！吉塞尔！那个小东西，还在蹒跚学步时，就知道抓住她的衣服寻求保护。怎么能如此狡猾！但她也许是没有办法。一旦有个男人出现，那个可怜的蠢贱人就不能自拔。

琳达跟老维奥拉一样很淡泊，下决心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但她又是个女的，所以她的淡泊中有女人的激情。吉塞尔由于害怕变得极为小心，所以回答问题很简短，但在琳达这方面看来，那些简短的回答很像是轻蔑。有一天，正当她妹妹懒散地躺在椅子上的时候，她扑上前，在吉塞尔最雪白的脖子的根部留下了自己的牙印。吉塞尔大叫起来，但她有老维奥拉的英雄气概。她早就对可能的恐怖行为有所准备，仅用懒散的声音说：“琳达，你要生吞了我吗？”这次感情爆发于事无补。“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让她知道。”吉塞尔心想。“也许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琳达暗自劝说自己。

然而，当她在遇见心烦意乱的拉米雷兹之后再次见到菲丹扎船长时，她又重新肯定自己遭遇了不幸。她看着他走向自己的小船，冷漠地问自己，“他俩今晚会见面吗？”她决定今晚绝对不离开灯塔一秒钟的时间。当他消失后，她走出来，坐在父亲身旁。

年迈的维奥拉对菲丹扎船长有个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年轻”。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拉米雷兹的事情上来了；老头感到很不安，因为老头不仅对他又轻蔑又讨厌，而且还觉得他一点都不像自己的儿子。这些日子以来，老头很少睡觉；有几天整夜地读书，或者就是坐着，陪伴他的是架在他鼻子上的古尔德夫人送给他的银质眼镜和一本打开的《圣经》。他还手持枪在岛上巡逻，看护着自己的荣誉。

琳达把自己棕色的消瘦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想平息他的兴奋。拉米雷兹不在苏拉科。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逃走了。他想干什么都没有用了。

“不，”老头打断了琳达，“但巴蒂斯塔那孩子告诉我——其实就是老头自己说的——那个懦夫如今在海湾北面的扎派嘎与一群流氓喝酒赌博。他也许会从那个黑鬼聚集的卑鄙镇子里找几个最狠毒的恶棍来抢走我的小女儿……我还不老。我不怕他。”

她认真地争辩说那不可能；听了她的辩论，老人至少安静下来，咀嚼起了自己的白胡须。女人都是死脑筋，必须迁就一下——他的妻子就是这样，而琳达像她母亲。好男不跟女斗。“也许，也许。”他喃喃而语。

她内心里仍然难以平静。她爱诺斯特罗莫。她把眼光转向坐在远处的吉塞尔，她的目光里，既有某种母性的温柔，也有败给爱情对手后嫉妒的痛苦。琳达站起来，走向吉塞尔。

“你，听着。”她粗鲁地说道。

吉塞尔凝视人的时候，有倾城之美，这激起了琳达的愤怒和羡慕。吉塞尔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美极了——简直就是由白色的肉欲和黑色的诡计组成的可恨的东西。琳达不知道是应该使用复仇的怒吼把那双美丽的眼睛撕下来，还是应该用同情和爱的亲吻去遮掩住那双眼睛里透露出的那种神秘的、不知羞耻的单纯。突然，那双美丽眼睛中的眼神消失了，仅在茫然地盯着琳达，只留下一点点恐惧，那是剩下来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掩埋在吉塞尔内心深处的情感。

琳达说：“拉米雷兹在镇子上夸口说要把你从岛上掠走。”

“真愚蠢！”对方回答，语气因长时间受压抑而变得极为反常，接着又补充道：“他不是个男人。”语气是在开玩笑，但具有一种令人战栗的大胆。

“他不敢吗？”琳达咬着牙问道，“他真的不会吗？那好，你就等着吧；因为爸爸晚上要拿着装了子弹的枪四处巡视。”

“那样对他不好。你必须告诉他别这样做，琳达。他不听我的。”

“我什么都不说——我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任何事。”琳达大叫道，情绪异常激动。

这样的日子长久不了，吉塞尔心想。乔瓦尼必须尽早把她带走——他下次来的时候就行。她不会为银锭永远受折磨。与姐姐说这些，让她感到难过。但她对爸爸的警觉感到心神不安。她请求诺斯特罗莫晚上不要来她的窗前。他答应从今以后避开。然而，她不知道，也猜不到，或设想到，他可能会为其他原因来岛上。

琳达直接去灯塔了。到了该点灯的时候了。她打开灯塔小门上的锁，顺着螺旋上升的楼梯沉重地向上爬，她身上承载着她对伟大的监工的爱情，就好像一堆不断在增加重量的可耻的镣铐。不；她不能把那镣铐抛弃。不；让上苍去揭露他俩吧。灯室里充满了黄昏的微光和月光，她来回走动着，小心地点亮了灯塔里的灯。她的双臂顺着身体垂了下来。

“咱妈会照顾妹妹的——那个小美人。”她喃喃道。

灯塔里的折射器由几个棱镜环组成，用黄铜连接在一起，闪烁着光芒，像钻石宫殿的圆拱顶，里面其实没有灯，实为某种神圣的火焰，火焰的光芒统治这大海。琳达是灯塔员，穿着黑衣服，苍白的脸，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只有嫉妒与她相伴，她的位置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的羞愧和热情。她感到有一种被拽时才有的痛苦，好像有人正野蛮地拽着她那闪着棕色光芒的黑头发，疼得她用手护住了太阳穴。他俩幽会了。她甚至知道他俩幽会的地点。就在窗户下面。一滴滴痛苦的汗水，流过她的面颊。在她面前的海面上，月亮就像一个银块挂在海湾入口的上空——那里有黑洞洞的乌云和海潮拍岸的寂静。

琳达·维奥拉站在那里，突然把一只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他既不爱自己，也不爱妹妹。整件事似乎毫无目的，这使她感到害怕，但也给了她某种希望。为什么他不把她杀掉？什么能妨碍他这样做？她难以理解。他们在等什么？他俩隐瞒了什么？他俩的爱情没有目标。他俩根本没有相爱。她心里又燃起重新获得他的希望，这使得她打破了晚上不离开灯塔的誓言。她必须马上与爸爸谈一谈，爸爸是个明智的人，能理解她的想法。她跑下螺旋楼梯。当她推开灯塔底部的大门的时候，她听到了大伊莎贝尔岛从古到今的第一声枪响。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震，好像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她不敢迟疑，跑了起来。小房子里是漆黑的。她在门口大叫：“吉塞尔！吉塞尔！”她猛地跑过小屋的墙角，对着打开的窗户尖叫着妹妹的名字，但没有回应；就在她心烦意乱围着小房子跑的时候，吉塞尔从大门里冒出来，飞奔过她，一言不发地飞跑起来，她披头散发，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她似乎是脚不沾地，在草地上飞起来了，不一会儿她的身影就消失了。

琳达缓慢地走着，手臂向前伸直。她仍然在岛上；但她不知道去哪里。周围的树，在草地上投下了大片的黑色阴影，在这些树下，马丁·德科德先生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天，生活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系列无意义的图像。突然，她看到爸爸孤独地站在月光下。

老维奥拉的高大挺立的身材和雪白的头发和胡须依稀可见，扶着一支步枪站在那里就像个纪念碑一样。她用手轻轻地扶着他的胳膊。他毫无反应。

“你做了什么？”她问道，语气如同日常生活。

“我开枪杀了拉米雷兹——那个恶名远扬的家伙！”他回答，并用眼睛指了指那片最黑的阴影。“他像个贼一样来，接着像贼一样倒下了。孩子必须受到保护。”

他不愿稍微动一动身体，拒绝前进一步。他站在那里，表情严峻且平静，像是一尊保卫着自己房子尊严的老战士的雕像。琳达扶着他的那只像石头一样稳固的胳膊的手在发抖，她把发抖的手抽了回来，然后一言不发地走进那树荫的黑暗中。她看见地面上有个东西在动，便停下了脚步。她听见有人在发出绝望的哭泣，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我求你不要今天晚上来。哎哟，我的乔瓦尼！你答应了我。哎哟！为什么——乔瓦尼啊，为什么你还要来？”

那是妹妹的声音。妹妹的哭诉令人心碎。接着传来足智多谋的搬运工监工的声音，这位圣托梅银锭的主人和奴隶在偷偷进入峡谷想再多拿一些银锭时，无意中在一片开阔地带被老维奥拉发现。他用无忧无虑的、冷静的声音回答着妹妹的问题，不过他躺在地上发出的声音令人吃惊的虚弱。

“今晚如果不能再见到你，我好像就没法活下去——你是我的明星，你是我的小花朵。”

豪华的聚会刚结束，客人们全离开了，矿长先生已经回自己的房间了。蒙汉姆本来应该在那个晚上去参加聚会，但他没有来参加。此时此刻，他驱车走在有电灯照明的宪法大道的木制人行道上。他发现古尔德家的大门仍然是开着的。

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大门，笨拙地走上楼梯，看到肥胖的巴西利奥正准备关上大厅里的灯。这位生活得很惬意的管家，看到这么晚还有访客，吃惊得大张着嘴。

“不要关灯，”医生严厉地说道，“我要见夫人。”

“夫人在矿长的办公室里，”巴西利奥假装殷勤地说，“矿长一个小时后出发去山上。似乎矿工在闹事。无耻、无理、无礼。先生，他们是懒惰。是懒惰。”

“你自己的懒惰和愚蠢已经达到了无耻的程度，”医生说道，他发脾气的本领很招人爱。“不要关灯。”

巴西利奥有尊严地退下了。蒙汉姆医生在光亮的大厅里等候着。不久，他听到房子那一头有关门声。一阵马刺声逐渐消失了。矿长去山上了。

长裙嗖嗖地作响，珠宝闪闪发亮，丝绸微微泛光，那雅致的头颅低垂着，好像是被浓密的金发压低的，金发中竟然看不见一根银丝，经常被米切尔船长称为“苏拉科第一夫人”的古尔德夫人，此刻正走在明亮的走廊里，她的富态样超乎想象，她深受人们的尊敬、热爱，但或许她也是地球上至今为止最孤独的人。

医生脱口说出的“古尔德夫人！就一分钟！”这句话让她停下了脚步，她吃惊地站在空旷明亮的大厅的门口。她看到医生孤独地站在一堆家具中间，这幕熟悉的场景勾起了她与马丁·德科德先生不期而遇的深情回忆；她似乎在寂静中又听到了那个多年前已经悲惨地死去了的男人的声音，“安东尼娅把扇子忘在这里了。”但说话的是医生的声音，那声音因兴奋而略有变调。她看着他发亮的眼睛。

“古尔德夫人，我急需见到你。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昨天我曾经告诉过你有关诺斯特罗莫的事。噢，一条扬帆摇桨艇，艇上有甲板，来自扎派嘎，船上有四个黑鬼，当这条小船驶近大伊莎贝尔岛时，听到山崖上有女人的声音——实际上是琳达的声音——命令小船去海滩（当时有月光），带着一个受伤的人去镇子上。于是船长（我就是听他说的）立即执行了命令。他告诉我，他们绕着岛转到岛地势较低的一端，在这里他们发现琳达·维奥拉正在等他们。他们跟着她：她带着他们走到离小屋不远的一棵大树下，他们看到诺斯特罗莫躺在地上，头枕在妹妹的膝盖上，老维奥拉拄着枪站在不远的地方。在琳达的指挥下，他们从小屋里找来一张桌子，把桌腿打断，当作担架。他们如今到了镇子上了，古尔德夫人。我的意思是诺斯特罗莫来了——吉塞尔也伴随着。黑鬼把他带到港口附近的第一救助医院。诺斯特罗莫派人来找我。但他真正要见的人不是我——是你，古尔德夫人！是你。”

“我？”古尔德夫人低声说道，稍微后退了一步。

“是的，你！”医生突然大叫道，“他请求我——他的敌人，这是他的看法——立刻带你去见他。好像他有事要单独跟你谈。”

“不可能！”古尔德夫人喃喃道。

“他对我说，‘提醒她我曾经为她留下一条生路’……古尔德夫人，”医生继续说道，情绪异常兴奋，“你还记得那批银锭吗？驳船上的银锭——后来丢失了，你还记得吗？”

古尔德夫人记得。但她没有说她恨有人提及那批银锭。虽然她是个诚实的人，但她记得，极度的恐惧迫使她在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丈夫隐瞒银锭的真相。当时，她因害怕而没有说真话，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都没有原谅自己。此外，如果她丈夫知道了德科德带来的消息，恐怕那批银锭根本不会下海。这批银锭还差点让蒙汉姆医生丧命。这些事让她感到非常害怕。

“那批银锭真的丢失了吗？”医生大声叫，“我一直怀疑诺斯特罗莫有秘而不宣的事。我相信他想说出来了，在他要死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古尔德夫人重复说了一遍。

“哎哟，不！不！”古尔德夫人低声惊呼道，“不是已经肯定丢失了吗？难道非得有这批财宝才能让世人过上悲惨的生活？”

医生安静下来了，样子十分顺服，沉默中带着失望。最后，他冒昧又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还有维奥拉的女儿，吉塞尔。我们怎么办？好像她的父亲和姐姐……”

古尔德夫人承认她感到有责任为这两个女孩找到最好的出路。

“我有一辆小马车，”医生说，“如果你不介意乘坐……”

他极为不耐烦地等着，最后古尔德夫人再次露面了，套上了一件灰色的斗蓬，斗篷的兜帽很深。

这个女人就像修女一样披着斗篷和兜帽，怀着坚韧和同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搬运工监工躺着的床前，他平躺着，一动不动。床单和枕头都是白色的，那白色严肃地、有力地缓释了他那张黑黝黝的脸和他那双深色的紧张的双手显露出的痛苦。那双最适合船舵柄、马缰、枪的扳机的手，此时懒散地躺在白床单上。

“她是无辜的。”监工用低沉且平稳的声音说，好像他害怕声音再大一点就会提前赶走那马上就要离开他肉体的灵魂一样。“她是无辜的。都是我的责任。无论怎样，我有事要对死去的男人和女人负责。”

他停顿了一下。古尔德夫人躲在兜帽里的脸，显得非常惨白，弯腰悲伤地看着他，那是一种根本无法驱赶走的、沉闷的悲伤。吉塞尔跪在床尾，她那金色的闪着黄铜色亮光的头发散落在监工的脚上，她的低声哭泣几乎没有打破房间里的沉寂。

“哈！老乔治奥——荣誉的保护人！真不知道这老头能那么轻手轻脚地靠近我。如果我是他，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不过，如果是我，那颗子弹的钱肯定能省下来。荣誉保住了……夫人，她本该跟着诺斯特罗莫那个盗贼去天涯海角……我说过这话。咒语被打破了！”

那女孩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他垂下眼睛看了看。

“我看不见她……不要紧，”他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过去的那种宽宏大量的无忧无虑。“亲吻一次足够了，如果有时间，就再亲一次吻。夫人，她有一个优雅的灵魂。明亮，温暖，像阳光——不过，很快就有乌云了，过一会儿又睛朗了。乌云很快就会消散。夫人，给她点同情吧，拜托你的人是个勇敢的男人，他的名气横贯这片大陆。她自己会及时安慰自己的。拉米雷兹并不是个坏人。我不会生气的。不！不是拉米雷兹打败了苏拉科搬运工的监工。”他停顿了一下，集聚起一些力量，用稍微大一点的声音，略带着点野蛮地郑重说道——

“我死于背叛——有人背叛了我……”

但他没有说谁的背叛才害死了他。

“她是不会背叛我的，”他又开口说道，并睁大了眼睛，“她是忠实于我的。我们要远走高飞——马上。我本应该为她与那该诅咒的财宝决裂。为了那孩子，我要留下许多许多箱的财宝——满满的。但德科德拿走了四块银锭。四块银锭。为什么？骗子！背叛我？我怎么能归还缺了四块银锭的财宝？他们会说是我盗取了。医生会那样说。唉！他说对了！”

古尔德夫人把腰弯得很低，听得很出神——冷淡但忧惧。

“那天晚上马丁先生怎样了，诺斯特罗莫？”

“谁知道呢？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但我现在知道了。死亡在我没有察觉时降临了。他跑了！他背叛了我。你们认为我杀了他？你们都一样，你们这些富人。那批银锭杀了我。它至今还控制着我。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你是卡洛斯先生的妻子，他把它交到我的手中，并说，‘用生命去保护它’。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它丢失了，你猜我都听你们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丢就丢了吧。去，诺斯特罗莫，忠诚的人，骑马去求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珍贵的！’”

“诺斯特罗莫！”古尔德夫人把腰弯得很低，“我也从心眼里恨那个把银锭运出海的想法。”

“了不起的！——你们中至少有一个知道你们怎么从穷人手里夺走财富的。就像老乔治奥说的那样，世界依靠穷人。你一直对穷人好。但财富中藏着诅咒。夫人，我能告诉你财富在哪里吗？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光彩照人！你正直！”

他的语调中浮现出一阵痛苦的、不知不觉的犹豫。他坦率的目光看着这位具有真正同情心的女人。她避开他的目光，不愿痛苦地屈服于这个即将死去的男人。她感到惊骇，不愿再听到有关那批银锭的消息。

“不，监工，”她说，“现在没有人还记得那批银锭。让它永远地消失吧。”

听到了这几个字，诺斯特罗莫闭上了眼睛，没有说一个字，一动不动。在病房的门外，蒙汉姆医生兴奋到了极点，双眼冒着渴望的光芒，走到两位女士面前。

“现在，古尔德夫人，”他说道，不耐烦的态度近乎达到野蛮的程度，“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银锭有秘密。你听到他说了什么吗？你听到了没有？他告诉你……”

“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说。”古尔德夫人平静地说。

蒙汉姆医生眼睛中对诺斯特罗莫的敌对情绪熄灭了。他顺从地后退了退。他不相信古尔德夫人。但她的话是法律。他接受了她的否认，就好像那否认是难以解释的天命，判定了诺斯特罗莫比他有更大的智慧。就在这个自己爱恋的女人面前，他被恢宏大度的搬运工监工打败了，打败他的那个男人凭借着自己对忠诚、正直、勇气的不断追求，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请让人去把我的马车叫来。”古尔德夫人躲在兜帽里说道。然后，她转向吉塞尔·维奥拉，“过来，孩子；走近点。我们在这儿等候。”

此时的吉塞尔·维奥拉，像个悲伤的孩子，散落的头发遮掩住了面庞，蹑手蹑脚地走到古尔德夫人身旁。吉塞尔辜负了她爸爸老维奥拉的名声，老维奥拉可是个有完美名气的共和党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尽管如此，古尔德夫人用手搂住了吉塞尔的胳膊。慢慢地，这个本打算跟着一个盗贼跑到天涯海角的女孩，就好像枯萎的花朵垂下了头颅，靠在身旁伊米莉亚夫人的肩膀上。伊米莉亚夫人，既是苏拉科第一夫人，还是圣托梅矿长的妻子。古尔德夫人感到那女孩在低声地哭泣，心里是既紧张又兴奋，这是她这痛苦人生中第一次有如此的感受，其价值超过蒙汉姆医生本人。

“别难过，孩子。他为了财宝会很快把你给忘了。”

“夫人，他爱我。他爱我，”吉塞尔低声说道，一副绝望的样子，“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爱我。”

“我也被人爱过。”古尔德夫人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古尔德夫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一直等到马车来到。她帮助那个几乎快晕过去的女孩上了马车。当医生把马车的门关上后，她把身体倾向他。

“你无能为力了？”她低声说道。

“是的，我无能为力，古尔德夫人。此外，他也不会让我动他一根毫毛的。没有用。我刚看了一下……没有用。”

但医生答应当晚去看望一下老维奥拉和另一个女孩。他能让警察派船去接老头离开海岛。他站在街上，看着马车在那匹白骡子的牵引下缓慢地走远了。

出事故的传言——菲丹扎船长出事故的传言——已经在竖立着一排排的路灯和塔式起重机的新码头上传播开来。一群晚上出来闲逛的人——穷人中的最穷者——围在第一急救医院的门口，在月光下的空荡街道上低声耳语。

与伤员待在一起的只有一个面色惨白的摄影师。他是小个子，瘦弱，嗜血成性，痛恨资本家。他坐在床头边的一个高木凳上，膝盖高抬着，手托着面颊。他是被一个在码头上干晚班的同伴叫来的，那个同伴听那条小船上的一个黑鬼说，菲丹扎船长受了致命伤，被带到了岸上。

“同志，你有遗嘱吗？”那摄影师焦虑地问道，“别忘了我们需要钱才能工作。与富人战斗需要有富人有的武器才行。”

诺斯特罗莫没有回答。对方没有再坚持，蜷缩在木凳上，头发蓬乱，皮肤多毛，像一只驼背的猴子。在一阵沉默之后——

“菲丹扎同志，”他庄严地开口说话了，“你拒绝了医生的救助。他难道真是人民的敌人吗？”

在昏暗的房间里，诺斯特罗莫在枕头上转过头颅，睁开了眼睛，瞥了一眼床边立着的奇怪身影，目光中充满了神秘和深刻的质疑。然后，他的头颅又转了回去，眼帘垂下了。搬运工监工，在经历了一个小时寂静、偶然出现短暂的表明极度痛苦的痉挛之后，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呻吟一声便死去了。

蒙汉姆医生乘坐警察的大划船去岛上，他看到了月光投射在海湾里的闪光，看到了大伊莎贝尔岛上高大的黑物体，在乌云构成的天篷下，把一束光线投向远方。

“慢点划水”，他思考着自己将会看到什么。他试着想象琳达和她爸爸，发现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犹豫不定。“慢点划水。”他重复说道。

******

乔治奥·维奥拉为自己的荣誉对着那盗贼开枪了，自那之后他就没有动地方。他站着，把老枪立在地上，手抓着枪口附近的枪管。当那条摇桨艇带着诺斯特罗莫去海岸之后，琳达来了，站在他面前。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人站在他面前。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大叫道——

“你知道你杀了谁吗？”他回答——

“拉米雷兹那个流氓。”

琳达脸色苍白，狂暴地盯着她的爸爸，朝着他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跟着她一起笑起来，他的声音比较低沉，像是远远地在回应她的凯旋之歌。她在笑了一会儿之后止住了，那老人开口说话了，好像受了惊一样——

“那家伙的叫喊声跟我儿子巴蒂斯塔一样。”

他的手松开了，枪倒在地上，但他的胳膊却好像仍然扶着枪一样。琳达粗暴地抓住了枪。

“你太老了都不懂事了。回屋吧。”

他让她带路。他在门槛处重重地绊倒了，几乎与女儿一起摔在地上。这几天来，他一直都处于兴奋之中，就好像油灯熄灭前的闪亮。他抓住了自己的椅子背。

“跟我儿子巴蒂斯塔一样的声音，”他用严厉的声音重复道，“我听出是他——拉米雷兹——那个卑鄙的家伙……”

琳达帮助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弯腰在他耳边用尖锐的声音说道——

“你杀死了巴蒂斯塔。”

老人在浓密的胡须中笑起来。女人真能胡思乱想。

“那女孩在哪里？”他问道，吃惊地感到空气中的寒气和灯光的暗淡，因为平时他要在面前打开《圣经》坐半个晚上。

琳达犹豫了一下，然后把眼睛转向一旁。

“她睡觉了，”她说道，“我们明天再跟她说。”

她不忍再看他。他让她感到恐怖，她对他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同情。她发现了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今后再也理解不了他所做的事了；甚至他对整个事件都无法理解。他困难地说——

“把书给我。”

琳达把那本磨毛了书皮的书放在桌子上，但没有打开。这本《圣经》是很多年前一个英国人在巴勒莫给他的。

“必须保护好小孩。”他说道，声音既奇怪又悲哀。

在他椅子的背后，琳达双手紧握，无声地哭着。突然，她向门口走去。他听到了她在移动。

“你去哪里？”他问道。

“去灯塔。”她一边回答，一边转过身子，邪恶地看着他。

“灯塔！那是任务。”

身子挺得笔直，披着白头发，狮子一样的头颅，全神贯注且平静，就像英雄一样，他在自己红色衬衣的衣袋里摸索到了伊米莉亚夫人送给他的那副眼镜。他戴上了眼镜。他呆坐着一动不动了很长时间之后，这才翻开那本书，从上而下透过眼镜看书上印刷的双列小字。他一脸僵硬的表情，皱着眉头，好像遇到了令人沮丧的问题或令人不快的感情。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本书，即使他的身体慢慢地向前倾斜，他仍然盯着，最后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安息在打开的书本上。白墙上有一台木钟在机械地走着，身体逐渐冰冷下来的乔治奥·维奥拉孤独地趴在书上，他看上去很粗糙，但还未腐朽，像冷风凛冽中的一棵老橡树。

大伊莎贝尔岛灯塔的灯永恒地燃烧着，下面就是圣托梅矿丢失的银锭。灯塔的灯室发出的一束黄光，穿过没有星星的蓝色夜空，射向遥远的地平线。像个闪光窗格上的黑色的斑点，琳达蜷缩在灯塔的外廊，把头靠在围栏上。月亮，在西面缓慢地落下了，辉煌地注视着她。

在灯塔的下面，一条驶过在悬崖根部的小船停止划桨了。蒙汉姆医生站在船尾的横板上。

“琳达！”他扭回头大叫道，“琳达！”

琳达站了起来。她分辨出那声音。

“他死了吗？”她弯下腰大叫道。

“是的，我可怜的女孩。我是顺道拜访。”医生从灯塔底下回答。“把船靠岸。”他对桨手们说。

琳达的黑色身影在灯塔的灯室里的光线下显得很清晰，她举起双臂，好像她要从灯塔上跳下来。

“爱你的是我，”她低声说道，月光下她死气沉沉的脸色白得跟大理石一样。“我！只有我！她会把你忘了的。她用美丽的面容杀了你。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但我不会忘记你的。永远不会！”

她沉寂地站着，在积攒了力量后，她把所有的忠诚、痛苦、迷惑、绝望都投入一声巨大的呼喊。

“我绝不忘记你！巴蒂斯塔！”

蒙汉姆医生坐在警察的大划船上，刚掉转过船头，就听到那呼喊声穿过头顶。这是诺斯特罗莫的另一次胜利，而且是最伟大的、最令人嫉妒的、最恶毒的一次胜利。这声充满了永恒激情的真诚叫喊，似乎从蓬塔玛拉一直响彻到阿苏厄拉，接着又传向明亮的地平线上，悬挂在一朵像一块巨大的银锭一样的白云下面，辉煌的搬运工监工凭借着自己的天才，统治着漆黑的海湾，海湾里掩藏着他征服来的财宝和爱人。

作者后记

《诺斯特罗莫》是一本比较长的小说，它是我在出版发行了短篇小说集《台风》之后进行构思的，构思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极为焦虑。

我的焦虑，不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有何改变，或写作风格有何改变。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与艺术理论无关的神秘外部因素；是我获得灵感的方式有了改变；而灵感这种现象是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下的。不过，我确实有些担心，因为写完短篇小说集《台风》之后，似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这种奇怪的且令人忧虑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像我其他几部比较长的作品一样，我听说了一段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逸事，这才获得了《诺斯特罗莫》的最初的写作线索。

那是一件在1875年或1876年发生的事，当时我还很年轻，事发地点可能是在西印度洋或墨西哥湾。虽然我与陆地上的人交往很少，也很短暂，但我听说有一人，趁着南美的火地岛闹革命的时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偷走了整整一驳船的银锭。

这听上去是个好战绩。但我没有听到更多的细节，也对写犯罪题材的作品不感兴趣。又过了26年或27年，我在一家二手书店看到了一本烂书。这本书是一位美国水手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写的自传。在他浪迹天涯期间，他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一艘大帆船上服役，船长和船主就是我在年轻时听说的那个盗银锭的贼。我丝毫不怀疑我认错了人，因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地球的这半边，而且都发生在一次南美革命期间。

那家伙确实偷了一驳船的银锭，而唯一原因似乎就是他的雇主轻信了他，那位雇主可真是太不会看人了。在那水手的故事里，这个窃贼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一个卑劣的骗子，既残暴又愚蠢，性格乖僻，样子猥琐。总而言之，那么好的机会绝对不应该降临到他头上。但他有一点很有趣，敢公开地吹牛。

他常说：“人们认为我的这艘帆船上藏着好多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我才不理睬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找到机会之后才去拿一块银锭。我必须慢慢地变富——我猜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盗贼还有另外一点也很有趣。在一次争吵中，这位写书的水手威胁他说：“我会把你告诉我的有关银锭的故事告诉岸上的人，那将会如何？”

这个恶棍一点都不害怕，他甚至笑起来。“你是个傻子，如果你到了岸上敢说，你立即就被人在后背插入匕首。那港口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我的朋友。此外，谁说那艘驳船没有沉没呢？我没有告诉你藏银锭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可以告诉别人过去我撒谎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最后，那位水手实在无法再忍耐那个顽固的盗贼的卑鄙，离开了那艘帆船。整个故事在那个自传中只占了大约三页纸。没有什么好说的；然而，当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共鸣，激起了我对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时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吃惊的，都有某种危险性，相当有趣；我回想起星光下的奇怪海滩、太阳下高山的阴影、人们在黄昏中的激情、几乎被遗忘的传说、人们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暗……或许，这个世界里还有值得写的东西。不过，我当时确实只看到了一个故事。一个恶棍偷了大量有价值的货物——这就是人们说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真假，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虚构一个犯罪故事，不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的能力不在那方面，写出来的东西的价值还不如为此而耗费的蜡烛钱。后来，我终于意识到，那盗贼并不必写成一个真正的恶棍，或许还可以有人格，可以把他写成主角，甚至是一次革命的受害者。再后来，我又看到了那个未来变成了苏拉科省的那个衰败的国家，看到那道阴森森的锯齿状的高大山脉，看到了那片伤感的大草原，它默默地见证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从那些面对善恶时表现得目光短浅的人的激情中流淌出来的。

这些就是《诺斯特罗莫》这本书的模糊起源。从那个时刻起，我认为这本书在大体上就确定了。尽管如此，在写的过程中，我甚至犹豫过，就好像深入一片充满了阴谋诡计和社会革命的大陆进行一次辛苦的长途跋涉，我的自我保护直觉会站出来警告我一样。但这本书必须写完。

写这本书占用了我在1903—1904年大部分的时间；期间停顿了好几次，因为我害怕过于深入那个国家的细节会使我丧失对整体的把握。此外，每当我因想不清楚这个国家的复杂局势而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就想逃跑，打个比喻，我会拎起旅行包，为了换一换气氛，迅速离开苏拉科，去写几页《如镜的大海》。不过，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在南美这块以好客著称的大陆逗留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当我回到家里，我发现（像格烈佛船长一样）我的家庭很好，我妻子彻底放心了，我的小儿子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也长大了。

我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历史的知识，主要取自我已故好朋友、曾驻英格兰、西班牙等国的大使、受人尊敬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写的但未完成的著作《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史》。这部著作未曾出版过——读者将会发现其原因——而我实际上是全世界唯一知道其内容的人。我通过认真的思考终于掌握其内容，这个工作绝非能在数小时内完成。我希望我理解准确，值得信赖。为了能对我自己公正一点，也为了不吓着潜在的读者，请允许我指出有几个历史典故根本就没有放进本书之中，因为我不想炫耀我的博学，而且这些典故都是真事；把这些典故说出来，可能会影响当前的形势，或直接影响与我交谈过的人的运气。

书中涉及许多类人，他们的历史，我尽全力写好，譬如：贵族和人民，男人和女人，拉丁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匪徒和政客。我写的时候尽量保持冷静，因为我自己的感情也处于矛盾之中，也会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尽管如此，我写的毕竟还是这几类人之间的冲突历史。只有读者才有权说这些人在那个特别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和动机是否值得去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个时期充满了可以信赖的友谊和无法忘怀的盛情。在我要感谢的人中，我要提及古尔德夫人，就是那位“苏拉科第一夫人”，接下来是暗恋她的蒙汉姆医生，接下来还要感谢查尔斯·古尔德，那位物质利益的创造者，接下来是他的矿山——他被囚禁在那座矿山里了。

有关诺斯特罗莫，他是第二个在种族上和社会关系上存在反差的人物，他也是圣托梅矿的俘虏。对他，我感到必须多说几句。

我毫不犹豫地让一个意大利人担任主角。首先是完全可信：那时意大利人挤满了那个欧洲人的省份，只要读者继续读这本书，就会知道这点；其次，没有人能更好地与那个绰号叫“加里波第的信徒”的乔治奥·维奥拉并列站在一起，此人是老式人道主义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我需要一个平民英雄，他不受阶级规范的限制，不受现有思维定式的限制。这不是傲慢地斥责阶级规范。我的理由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艺术方面的。如果他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肯定会涉足地方政治的。但诺斯特罗莫不渴望在一场人生游戏中成为领袖。他不想鹤立鸡群。对他来说，感到自己有力量就行了——而且只需在普通人中间就行了。

然而，诺斯特罗莫之所以是目前这个样子，主要是因为我早年认识的一名地中海水手给我的灵感。那些看过我的书的人，立即就能看出来我另一本书的人物多米尼克很像诺斯特罗莫。无论如何，多米尼克肯定能完全理解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应该是那种带着轻蔑的理解。我和他曾经一起参加过一次荒谬的冒险，可冒险是否荒谬并不重要。我很满意在年轻时候就能指挥那个男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因为此人的忠诚有一半是充满敌意的，而他热情一半是冷嘲热讽的。诺斯特罗莫说过的许多话，都是我从多米尼克那里听来的。我记得他总是戴着修道士的兜帽，整个脸都被遮盖住了，手扶着船舵，巡视着地平线，开口总是说：“你好，先生！”那刻薄的声音至今悬浮在我耳边。那语气非常像诺斯特罗莫的。但多米尼克是个科西嘉人，他有些祖传的自豪感是诺斯特罗莫没有的；因为诺斯特罗莫的血统更加久远。他的祖宗不知有多少代才传到他这里，他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他就跟平民一样。

他是一位平民英雄，因为总是牢牢抓住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他虽缺乏远见却又慷慨大方，因为他大肆挥霍自己的才华，因为他那男人般的虚荣，因为他对自己伟大之处的感觉是那么的含糊，因为他在忠于职守时所凭借的那绝望的、不顾一切的冲动。他丝毫不妒忌平民的力量，他蔑视做平民的领袖，却希望从平民的内部完成对平民的统治。几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了知名的菲丹扎船长，在这个国家有了自己的根基。他在苏拉科现代化了的街道上做着自己的业务，人们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他去拜访搬运工的遗孀，参加群众集会，不动声色地倾听无政府主义者的讲演，充当革命的神秘赞助人，他是受人信任、富裕的菲丹扎同志。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内心里依然封锁着那片道德的废墟。此时，他仍然是一个平民英雄。

我还要再提及在那个激动人心时代里的另一个人物：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美丽的安东尼娅”。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是一个拉丁美洲女孩的变异。然而，在我眼里，她永远陪伴在她的父亲（我尊敬的朋友）的左右，但稍微靠近背景一些。我希望她能帮助我说清楚我想说的话。在那些有机会看到这个殖民共和国诞生的人中间，她是我记忆中唯一活下来的人。如果说安东尼娅是贵族，那么诺斯特罗莫是新时代里的平民技术工人，新国家的真正缔造者。他依靠的是传奇和大胆的壮举。她依靠的是女人的本能：只有她有能力激发起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胸中诚挚的热情。

如果说有什么能吸引我再次回访苏拉科（我痛恨所有的改变），那就是安东尼娅。坦白地说，我真正的原因是——我是按照我第一个情人做样板去写她的。当时我们几个高大的男生，都是她的两个兄弟的密友，经常盯着教室外的她看，把她看作我们生活信仰的旗手，只有她能毫不退缩地高举着希望的大旗。她可能比安东尼娅更热情，但灵魂里缺少安东尼娅那样的沉静。她是彻底的清教徒爱国主义者，思想上丝毫没有沾染上一点俗气。我不是唯一爱上她的人；但我最常听到她的严厉批评，她批评我的轻浮——就像可怜的德科德那样——我总是默默忍受着她的严厉批评。她不知道我爱她——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那天下午，我畏手畏脚但仍然像个不服输的坏蛋那样去说最后的再见，她伸出手与我紧紧握手，这时我心都要蹦出来了。我看到她掉了一滴眼泪，这让我喘不过气来。她最终心软了，仿佛她突然察觉到（我们那时都是孩子）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像苏拉科那么远，无人知晓地躺在漆黑的普拉西多海湾的海底，躲避开所有人的目光。

那就是我期待想再见一次“美丽的安东尼娅”（难道还会有其他原因吗？）的原因。我想看看她在昏暗的大教堂走路的样子，听听她在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苏拉科大主教墓前的简短祈祷，见识一下她心怀孝敬的心情站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纪念碑前的样子，望望她在马丁·德科德的纪念奖章前流连忘返的忠诚神态，目睹一下白发苍苍的她在广场的阳光下乘坐着她的那辆直立马车平静出游时的场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遗迹，那些正在等待着新时代的黎明到来的人，盼望着能有更多的革命，早就把她给忘记了。

然而，这仅是个最无聊的梦想；因为我在那时就彻底地理解了一点，当出类拔萃的监工咽下最后一口气，不必再为爱情和财宝而操劳之后，我在苏拉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

约瑟夫·康拉德

19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