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压不垮的左宗棠

困不住的曾国藩

扳不倒的李鸿章

目录

压不垮的左宗棠
序 言

附录：左宗棠年谱简编

第一章 反客为主，用迂回让压弯的人生绝处逢生
1.“穷二代”又怎样，一样要有翻身的野心

2.智商高不是祸，不学“仲永”就垮不了

3.顶住重重困境，才能成就压不垮的神话

4.学会忍辱负重，才能撑起一片天空

5.把最优秀的一面秀出来，庸才也能变奇才

6.强压下懂得伺机而动，才能成就不失败的人生

7.炒作？人生其实就是一种经营

第二章 张弛有度，以“德行”顶住八方压力
1.把不如意当浮云，才是“抗压”的根本

2.小心谨慎！让妖魔鬼怪不能得逞

3.反思修身知错善改，才是一条压不垮的硬汉

4.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

5.处世留余地，才能在强压下峰回路转

6.不断学习，面对强压才能临危不惧

7.高风亮节，才能屹立不倒

第三章 有的放矢，用人脉构筑一个坚不可摧的平台
1.设计出来的人脉，坚不可摧

2.大树底下好乘凉，外界任何压力也奈何不了

3.借助贵人力量，仕途之路顺风顺水

4.与知己相互提携，人生无所畏惧

5.精心下妙棋，方能化解压力

6.会用人，才能扛得住站得稳

7.想方设法招徕人才，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8.选对合伙人，再大的压力也不惧怕

9.善于应对小人，才能让自己少中暗箭

第四章 独树一帜，用刚强的心打造“抗压神话”
1.勇于坚持自我，才能在世俗面前岿然不动

2.我狂故我在，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

3.适时的硬汉范儿，才能让自己顶住压力

4.搞定“烫手山芋”，才能在强压下活得漂亮

5.霸权统治，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6.膜拜和吐槽都是浮云，做好自己就谁也压不垮

7.不后悔，选择了就做好逆袭的准备

第五章 恪尽职守，“会做事”乃抗压之不二法门
1.披上“忧勤”的外衣，人人都能脚踏压力平步青云

2.用生命去尽忠，再爱施压的上司也能搞定

3.“反调”唱得好，才是真正的高手

4.注重细节，才能让自己无往不胜

5.坚守原则，让自己的分量变得一言九鼎

6.做什么像什么，专业是压不垮的王道

7.懂得审时度势，才是官场上的“不倒翁”

8.知己知彼，才能让自己百战不殆

9.善于威逼利诱，才能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

第六章 谋智双修，靠精锐之师锻造压不垮的脊梁
1.“上梁”正了，整体水平才会响当当

2.会管理，为自己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3.一碗水端平，大伙儿才会与你同心同力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6.激发出斗志，才能顶着压力迎难而上

7.危急时刻，淡定的人生压不垮

8.让人心悦诚服，才能稳坐“钓鱼台”

9.注重实践，才能成为“常胜将军”

左宗棠年谱简编

版权信息

书名：压不垮的左宗棠

作者：朱琳琳

出版方：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4月 1日

ISBN：97875472179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压不垮的左宗棠

序  言

左宗棠的存在是一个奇迹！

他狂，狂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狂得让人崩溃。

小时候，每次写完一篇文章，他总是先自己惊诧赞叹一番：“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是我写的吗？”长大以后，左宗棠更加变本加厉、恃才傲物，动不动就自我夸耀一番！所以，平平常常的赞美之词完全入不了左宗棠的眼，即便你诚心诚意地放到左宗棠眼前，也绝对会被他全部打包退货！

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好之后，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每天自我陶醉地膜拜之！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更是以“今世诸葛亮”自居，脸不红，心不跳！狂妄至此，实在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左宗棠得罪起人来，也绝对是毫不客气，发现谁的“小尾巴”露出来了，他必然会马上跳出来上奏弹劾，大有誓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的气魄！

这样的左宗棠，不仅仅是一朵奇葩，更是一朵令人又爱又恨的奇葩！

按说这样一朵奇葩，应该在含苞初放之时就被咔嚓了，再晚也顶不住骄阳般的羡慕嫉妒恨的轰炸，可是，左宗棠不但没有被这些压力压垮，反而越发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在压力中混得风生水起、虎虎生威、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情况下，封疆拜侯，位极人臣！

——这简直不科学啊！

没错！这的确很不科学！

可是，经历百余年历史沉淀，再揭开泛黄的史卷，重温左宗棠的人生，重新审视左宗棠的狂妄与“抗压能力”之间的关系，你会从历史的夹缝中重新认识这个总是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狂妄？这哪是左宗棠游走官场的致命缺陷，简直就是左宗棠秘而不宣的护身符啊！

2000年，美国《新闻周刊》评出了最近1000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这其中，有三位是中国人：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成吉思汗，最后一位出人意料地竟是左宗棠！梁启超也曾赞誉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可见，左宗棠的智慧是有目共睹的！

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左宗棠狂妄不羁，性格刚烈，直言不讳，爱憎分明，非常擅长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在阴谋阳谋、明枪暗箭纵横交错的官场很难生存，可他却生存下来了，还生存得很好！

难道左宗棠是穿越者，无意间开了“金手指”，才会如此彪悍，在一切压力下，都可以从容淡定地在官场上游刃有余，这才是真正的不科学！

从左宗棠一路升官的细节中，可以挖掘证据论证“左宗棠为何可以无视官场潜规则，在同僚的怒火和打压中，扶摇直上”，首先，让我们一起揭开左宗棠的神秘面纱吧，看看左宗棠的“升官锦囊”里到底有何妙计，竟然让他如此彪悍，怎么压都压不垮！

附录：左宗棠年谱简编

左宗棠出身寒微，少年时期父母身亡，后因没钱办婚事被迫入赘周家。原本希望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改变“穷二代”的人生，结果三次会试，三次落第。

如果说这也是人生，那左宗棠的人生的确惨不忍睹！他的前半生，如同一根横亘于深涧上的竹竿，中间负重千万斤，被压得几近折断。

然而，就在这样的绝境，左宗棠仍然没有忘记奋斗，他没有被压垮，反而毅然决然另辟蹊径，反客为主，让压弯的人生绝处逢生！

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的人生，也是一场惊世骇俗的逆袭演出，更是一场破茧成蝶般华丽的“抗压大战”！没错，这就是左宗棠从绝望中树起的旗帜，也是左宗棠伏龙惊蛰的前奏！山雨欲来，风已满楼！

第一章  反客为主，用迂回让压弯的人生绝处逢生

1.“穷二代”又怎样，一样要有翻身的野心

什么才是成功的最强大力量？没错，是野心。左宗棠就是一位赤裸裸的野心家。

左宗棠出生的时候，中国的天空阴云密布，局势风云变幻，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在经历康乾盛世以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而西方列强又对中国展开声势浩大的掠夺，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艰难的考验。

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生了。

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时期由江西迁至湖南，世居湘阴。当时，左家算得上当地的一大望族，支派繁衍兴盛，成为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

然而，时过境迁，经过几百年的岁月洗礼，左家渐渐败落下来，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渐渐被掏空。到了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一辈，左家只有薄田几十亩、房舍几间，虽然每年可以收获租谷四十多石，但仍然很难维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

所以，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和祖父左人锦不得不四处奔波，为人教读，尽管如此，左家的日子过得仍然十分艰辛。以至于左宗棠出生以后，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不得不用米汤来喂养他，使得左宗棠小时候体弱多病。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家里的老幺，自然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

出身于这样一个“寒素”之家，左宗棠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三没有靠山，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穷二代”，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当大部分人身处在左宗棠的境地时，恐怕只会感叹命运不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但左宗棠却不然，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教导、熏陶下，内心深处渐渐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野心：一定要粉碎压在身上的贫穷大山，出人头地！这应该说是左宗棠一生浮沉却始终压不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吧。

野心是种奇怪的东西，也是一种永恒的特效药，更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

很多身世背景、自身条件跟左宗棠很有一拼的人，之所以最后淹没在历史的波涛中，而左宗棠却顶住八方压力成为一代伟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少左宗棠从小就具备的一种东西——野心！

小小年纪的左宗棠，或许还不明白“野心”是方是圆、是扁是长、是黑是白，但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却早早地把这粒种子种在了心田，不断浇水施肥。

从四岁起，他开始跟随祖父读书识字。当时家中有两间屋子，屋前有几株高大茂盛的梧桐树，还有一方池塘，祖父就将这里作为书房，并取名为“梧塘书屋”，在这里教孙儿们读书识字。左宗棠年纪最小，却是其中最爱读书的，整天在书屋内咿咿呀呀地念书。夏天来临的时候，屋外蝉鸣阵阵，屋内书声琅琅，相映成趣，更加激发了左宗棠的进取心。

不读书的时候，左宗棠就跟着哥哥们打蝉儿、摸鱼、收取桐子，或者跑到屋后的山坡上玩耍。祖父发现这个孙子特别聪明，总喜欢把他带在身边。

有一次，祖父带着左宗棠上山，采了很多毛栗子。左宗棠和祖父在山上大吃特吃，吃完以后，祖父让左宗棠带回家，分赠给哥哥和姐姐们。左宗棠把栗子平均分成五份，送给三位姐姐和两位哥哥，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祖父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份。左宗棠说：“我已经吃过了，可是哥哥姐姐们却没有吃，应该给他们。”

这个情节是不是很狗血很眼熟？没错，左宗棠就是在向孔融学习。这也是左宗棠野心的一次小小体现：小时候以“孔融第二”自居，日后自然要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孔融”形象威慑八方。

对于左宗棠不小心表现出来的野心，地球人都能看得出来，祖父当然也不例外。他又惊又喜，摸着左宗棠的头，夸赞说：“这个孩子从小就不自私，知道谦让，又肯公平地分配东西，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我们左家的门庭一定会靠他发扬光大的！”

祖父的话给了左宗棠极大的动力。在他看来，祖父是在认可他那熊熊燃烧着的野心，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要粉碎压在背上的“穷二代”的大山，干出一番成就的决心！

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可是，左宗棠没有放弃，哪怕在他日后三次落第，数十年屈居乡间之时，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野心。他亲手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挂在屋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为何？因为左宗棠不会向命运屈服，不会被压在身上的积重压垮，相反，越是面对重压，左宗棠对自己的野心越清楚而坚定。

但命运并没有特别垂怜这个“偏执”的孩子，幼年时，祖父母相继去世，十一岁大哥去世，十五岁母亲去世。这一连串的不幸不仅给左宗棠一家人带来沉重的打击，也使原本就十分清寒的家庭雪上加霜，负债累累。只靠父亲坐馆教学那点微薄的收入，很难支撑起全家的开销，更别提还债了，有时不得不将家中什物拿去典当。而左宗棠就担任起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典当任务。

当时，长沙当铺的柜台非常高，而左宗棠身材矮小，只好努力踮着脚、伸着头跟柜台里面的掌柜、伙计们说话。他每次拿来的东西都是普通用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掌柜十分瞧不起他，总是对他冷言冷语、白眼相加。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父亲终因经受不住丧子、丧妻的痛苦和生活的沉重压力而病逝了。这时候，左宗棠的姐姐们都已经出嫁了，家里只剩下兄弟二人、一位寡嫂和一个领养的孤侄。左宗棠和哥哥商量一番以后，把全部家产都送给了嫂嫂，两人则继承了大部分家中债务，相依为命。

由于生活所迫，左宗棠的哥哥去外地谋取了一个小差事，勉强糊口，左宗棠由于年纪还小，则前往长沙城南书院内学习，领取些助学金维持生活，希望学成以后能够考取功名，最差也可以到各地授徒。

相较于童年时期的生活，这段日子更加清苦，但是，左宗棠仍然咬紧牙关扛住生活的重压。他相信，不管做什么事，有一条真理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左宗棠很不幸地就是一个偏执狂，同样又很幸运地偏偏就是一个偏执狂！所以，他从“寒素”之家起步，义无反顾地坚持着他的野心，并为之不懈努力，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曾说：“如果你所设定的目标是一只鹰，那你可能只射到一只小鸟，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月亮，那你可能会射到一只鹰。”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生活清寒，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太低，只是追求一日三餐、一家温饱以及一种平常、闲适的生活，当有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后，就没了更大的追求，所以挣扎几辈，都只是守着几十亩薄田清贫度日。这样，当然不可能有大的成就。

对于这一点，相信左宗棠比任何人都清楚。其实，放到现代社会里也是同样道理。不管做什么，只要有积极上进的心态，就等于选择了成功的方向，它会驱使人自觉自发地去努力、拼搏，促使人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很多人不断探求左宗棠为何在重重压力下仍然屹立不倒，甚至有愈挫愈勇的气势，难道真的是他运气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左宗棠运气好，而是他在野心的驱使下不断地努力创造！机遇对于成功十分重要，但机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机遇”是在做好充分准备时的一次腾飞。

2.智商高不是祸，不学“仲永”就垮不了

左宗棠是个聪明人，要是当时有智商测试，他的智商测试结果肯定会很高。这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来。

据说左宗棠出生之前，他的祖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似睡似梦之间，她恍恍惚惚看到一个神人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家院子里，自称是“牵牛星”，来人间拯救受苦受难的大清百姓，正好碰到他家有男童降生，就托生而来。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老太太不敢怠慢，连忙起身去准备却摔倒在地，一下子被惊醒，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儿媳妇的房间里传来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老太太连忙去看。产婆抱着孩子说，这个孩子很不一般，出生时整个房间里突现白光，亮如白昼，一定是神仙转世。

老太太猛然想起自己刚才做的梦，顿时惊喜万分，于是，左宗棠是“牵牛星下凡”的传说就这样流传开来。

这并不是左家的独创。很多伟大人物出生时，都有一些异象。

比如，据说刘邦是他老妈在梦中遇到神仙，又赶上雷鸣交加，蛟龙腾空，于是就有了他；据说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门前嬉戏，三日才离去；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不散，他本人身体呈现金色，三天后才退去；就连曾国藩也有人说是巨蟒转世，等等。

且不说这一些异象是传说，还是好事之人的迎合之作，其结果都无非给伟人罩上一个神秘光环，让他从一出生就成了与众不同的存在。

背负着这样的“天才光环”，想必小时候的左宗棠也是很累的。但左宗棠之所以是左宗棠，就是因为他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打压。他没有像历史上的方仲永一样，仗着天纵奇才，就到处炫耀，不思进取，被“天才光环”搞得找不到北，相反，左宗棠简直是个模范好孩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致力读书识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在长沙左氏宗祠内设馆授徒，左宗棠一家人也跟着从湘阴乡间搬到了长沙。这一年，左宗棠5岁，跟大哥、二哥，以及另外一些亲友介绍来的学生，一起跟着父亲读书。

当时，整个学馆内的学生都是大孩子，像左宗棠这么大的寥寥无几。但这并不影响左宗棠出类拔萃。

有一次，父亲教两个哥哥读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父亲问他们“二桃”的典故出自哪里，两个哥哥还没来得及回答，左宗棠就在旁边抢着说：“古诗《梁父吟》有一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父亲对此惊讶万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五六岁的小孩能回答得出来的问题啊！可是，左宗棠竟然知道，而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了！父亲忍不住想说：左宗棠，你敢再聪明点吗？！

原来，平时哥哥们朗读诗文时，左宗棠时常在旁边听，久而久之，就记住了。

这比起《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的母亲冯蘅的过目不忘，虽然差了好几个档次，但现实毕竟不是小说，没法虚构，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能够做到这种地步，不得不称之为奇才了！对此，左宗棠的父亲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不仅如此，连左宗棠的母亲也时常对家人说：“将来老三有封侯的希望！”对于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二代”，母亲竟然会觉得他日后能够封侯列王，可见小时候的左宗棠是多么天纵奇才了。

不过，聪明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不浪费这天赐的聪明！王安石的《伤仲永》，我们都不陌生，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广泛存在的事实。很多人的智商算不上天才级别，那也绝对称得上聪明，可为何最后一事无成，碌碌无为一生，最后在穷困潦倒中黯然长逝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善待自己的聪明，导致与“仲永”一样的下场。左宗棠似乎看穿了这个规律，没有给聪明的智商倒退的机会。

在十九岁之前，左宗棠一直和哥哥们跟随父亲读书。在祖父、父亲以及自身的严格要求下，左宗棠三岁就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岁就开始背诵《论语》《孟子》，继而攻读《大学》《中庸》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接着又开始读《五经》，学习修辞和作文，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习读历史书。

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博览群书的确是提高智商的最有效的途径。左宗棠在这样的书海中纵横奔驰上下游历，果然变得越来越聪明。

十四岁时，左宗棠首次参加湘阴县试，也就是所谓的童子试，轻轻松松拿了第一。第二年五月，他又去长沙参加府试，又是第一，不过这一次，由于被录取的人中有一位老爷子，最后知府考虑再三，决定弘扬“尊老爱幼”精神，将老人家列为第一，让左宗棠屈居第二。

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寒，没几天，他就被迫辍学。但左宗棠深造的愿望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很快进入长沙贫民子弟学校，也就是公资书院，靠学校提供膳食，继续刻苦读书。

就在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新任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了湘水校经堂，亲自教授经学，并且每月发给每个学生八两膏火银。相比之下，其他书院一下子都成了浮云，左宗棠马上转入了湘水校经堂。在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左宗棠成绩突出，曾经在一年内七次经学考试都名列第一。这给了左宗棠自信甚至自负的资本，也让左宗棠赢得了吴荣光的好感。

伴着传说和高智商经历长大的左宗棠，比起同龄人来说，学识更丰富，思想更成熟，这让他渐渐养成了自负、自大甚至狂妄的性格。

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一狂妄的性格，让他始终不甘落于人后，积极地熟读经书，刻苦治学，名闻天下，哪怕蛰伏几十年，也仍旧在人生的低谷处酝酿着新的生机。

3.顶住重重困境，才能成就压不垮的神话

左宗棠虽然才华横溢，但仕途并不顺利，甚至屡次落第，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

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这是左宗棠在第三次入京会试途中，经过洞庭湖时，顺便去游了洞庭君祠，写下的一副对联。洞庭君就是传说中掌管八百里洞庭的湖神。等到了汉口，左宗棠遇见同去考试的同乡欧阳兆熊，就把这副对联拿给他看。欧阳兆熊看后，顿时惊为天人，觉得这副对联意态雄杰、惊世骇俗，当下就对左宗棠顶礼膜拜起来。

遗憾的是，这是左宗棠生平第三次参加科举，也是最后一次，结果仍旧秉承了他一贯的“作风”——名落孙山！此后，左宗棠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三次落第，对恃才自傲的左宗棠来说，不仅仅是打击，简直是惨不忍睹的打击！

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分化极其明显。上层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乃至土豪恶霸，每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过得骄奢淫逸；而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农民、市井小民以及被称为“寒士”的“低级”知识分子，则终日辛勤劳动，活得艰难险阻层出不穷，要是一不小心遇到天灾人祸，就只能眼巴巴地等待死神跟自己促膝长谈了。

不过，这种生活状态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的，统治者给他们准备了一条接近于垄断的途径，那就是科举。

像左宗棠这样的底层人，想要改变命运，就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从此飞黄腾达，实现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伟大壮举。这可比如今的“高考状元”、“选秀冠军”之类要彪悍得多。

左宗棠是个俗人，他也想飞黄腾达、高官厚禄、平步青云，所以他也跟其他人一样，刻苦读书，奋发图强，准备过关斩将，拿个“金饭碗”回来。但命运似乎就是喜欢跟他过不去，非要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箴言在他身上完全实验一遍才肯罢休。所以，左宗棠就迎来了他悲催的“落榜帝”生涯。

清朝的考试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府县考，考取了称为“秀才”，未考上的称为童生（因为考生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少年）；第二级是乡试，因为在秋天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全省秀才去省城赶考，考取了称为“举人”，举人的地位远高于秀才，但仍不是官，可以在地方做个乡绅，出任教谕、训导等，更重要的是可以参加第三级考试；第三级就是三年一度的会试，因在春天举行，又称“春闱”，考取了称为“进士”，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

不过，到这里考试还没结束，进士还要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考核，第一甲第一名就是传说中的状元了。一般来说，考中进士，就可以顺利做官、进翰林院等了。

地球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实现胸中抱负的最直接途径，左家上自早已故去的老祖宗，下至左宗棠，也毫不例外。

特别是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左宗棠的祖、父辈都希望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摆脱穷困潦倒的生活。可惜，考了几辈子，也都只考到了秀才，最后都含恨而终，只好将希望一代一代寄托下去。

轮到才华横溢、聪明异常的左宗棠了，左家的希望好像被点亮了。左宗棠十四岁参加童子试，十六岁参加长沙府试。这两次考试都是考秀才的“热身赛”，左宗棠一路绿灯，大出风头。不料，就在这时，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左宗棠不得不放弃考试，回家奔丧。

之后，左宗棠的父亲又去世，左宗棠继续服丧。这段时间，对于一个正急于通过科举一展才华的人来说，无疑是难熬的。

面对这样窘迫的人生，左宗棠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用坦然之心接纳接踵而至的重压，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充实自我上。他从书店买来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书，开始研究地理等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

等到服丧期满，正赶上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可是，此时左宗棠还不是秀才，不能参加考试。但如果放弃这次机会，就只能再等三年，左宗棠急切希望考中举人，实在没耐心再等下去。所以他干脆借钱捐了一个和秀才相当的监生，这样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了。结果，左宗棠顺利地以第十八名考中举人，在湖南一带开始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年，左宗棠与哥哥一同进京会试，结果双双名落孙山。失望的左宗棠在京师写下了著名的《燕台杂感》七律八章。内容如下：

二十男儿那刺促，穷冬走马上燕台。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莱？

左宗棠在诗中抒发了落第的郁闷，哀叹自己身在草莱，没法叱咤官场，报效朝廷。如果你认为左宗棠就这样被压垮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左宗棠是不会轻易被压垮的，一次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左宗棠回家以后，收拾心情，化郁闷为悲愤，化悲愤为力量，开始着手为下次会试做准备。

三年后，左宗棠再次赴京会试，却在几乎取中的时候意外落第。当时，阅卷的考官翰林温葆深非常欣赏左宗棠的卷子，所以大力推荐左宗棠，主考官也很满意。可是，很快意外就出现了：当时各省进士名额都有限定，结果清查时发现湖北少了一名，湖南多了一名，于是就删掉了左宗棠，补上了一名湖北人。任凭温葆深费尽口舌为他争取，都没有成功。

为了不浪费左宗棠的才华，最后考官将左宗棠取为“誊录”，就是说因为名额已经满了，只好委屈他到史官做个小抄写员，说不准混上十年八载，也能补个知县之类的。高傲如左宗棠，当然不肯委屈自己，所以他断然拒绝了这一任命。

这次回乡的路上，左宗棠经过襄樊时，正好遇上汉水盛涨，口堤溃裂，洪水泛滥成灾，左宗棠看到之后，对落第的失落之感顿时被怜悯之心所取代。回家以后，他马上和妻子周夫人一同绘制地图，开始研究地理和军事学。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对科举十分失望，对八股文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反而渐渐爱上了地理、军事等实用之学。三年后，左宗棠第三次落第，对于这接二连三的科举失利，他也曾茫然失措、意志消沉，但并没有被这些挫折压垮，而是勇敢地直面惨不忍睹的现实。他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把注意力和精力转向了农业、军事、地理等实用之学的研究。

从此，左宗棠开始专心寻找科举之外的另一条成功之路——终南捷径，再也不提会试之事。他相信，科名只是进身之阶和谋生之术，读书并不应该仅仅为了功名，而三次科举落第绝不应该是失败的定论。

没错，人生之路，何其漫长，不可能总是风平浪静。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任何人都会遭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挫折和失败。而真正的勇士，总是能够顶住失败的压力，敢于直面惨不忍睹的现实，在重重荆棘的压迫下杀出一条康庄大道！

没有河床的冲刷，就难有闪耀的钻石；没有挫折的考验，就难有压不垮的左宗棠。这样看来，三次落第让左宗棠蛰伏几十载，其实是帮他韬光养晦，以便在适当时刻爆发出最绚烂的光芒。

4.学会忍辱负重，才能撑起一片天空

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向来就是成大事者的代名词。

先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有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他们因为铭记一个“忍”字，才有了日后的成就。就左宗棠的狂傲来说，他似乎跟“能屈能伸”这一不败兵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左宗棠不但是“能屈能伸”的伟丈夫，更是洗刷了古往今来无数男人的耻辱的大英雄！

从古至今，中国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婚姻关系，那就是“上门女婿”。在封建社会，上门女婿的地位十分低下，也十分尴尬，他们不算正统主人，又明显高于奴仆，于是就在这两种身份之间苟延残喘，生活得水深火热。

当时，对上门女婿非打即骂的情况屡见不鲜，要是不小心殴打致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按照奴仆的赔偿金赔偿即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要去做上门女婿呢？一个字，穷！穷得连自己都养不起了，只能选择“倒插门”。

左宗棠就很“幸运”地落魄到了做“上门女婿”的地步！与一般上门女婿有所不同的是，左宗棠不但没有沦落到非主非奴的地步，反而因为这种社会歧视所带来的压力，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抗压能力”，以上门女婿的身份生活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成了“千古第一上门女婿”！

在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驾鹤西去之前，他为左宗棠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湘潭周家。湘潭周家也是书香门第，因为跟左观澜交好，又看到左宗棠聪颖好学，浑身散发着“才子”气息，就爽快地答应了婚事。此时，左宗棠正在家中为母亲守孝，不能考取功名和远行。接着，父亲又亡故，左宗棠继续守孝。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守孝结束。此时，左宗棠已经21岁了，为了尽快考中举人，他花钱买了一个监生的功名，这样，不必中秀才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了。他买监生的钱主要来自校经堂的生活费、做低级官员的二哥的资助和一些借款。考完试以后，二哥便带着左宗棠来到湘潭周家，准备完婚。

然而，此时的左家实在太穷了。本来他们就不富裕，因为带头捐建左氏祠堂，家里的积蓄已所剩无几。之后，祖父、大哥、母亲、父亲相继病故，本着封建社会所传承的“死人是不能怠慢的”的优良传统，左家为死者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积蓄荡然无存。等到左宗棠的母亲去世时，左家已经背负了数百两的债务，左观澜的死自然又给家里增加了巨额欠债。

而另一方面，大哥死后留下一对孤儿寡母，生活毫无着落，左宗棠和二哥商量以后，将家中的唯一收入来源——谷田全部送给嫂子，两人则承担全部债务。而左宗棠年纪尚幼，还没有收入，整个家庭都靠二哥在外打拼，再加上买监生的花费，两人的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婚，似乎也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湘潭周家对此自然十分清楚，所以，他们很快就发来消息，要求完婚，并提出让左宗棠做“上门女婿”。事实上，周家有此要求，也算合情合理。因为，周家的家主周衡在已经驾鹤西去，其膝下又没有儿子，整个周家全靠其妻王太夫人支撑，虽说他留下的两个女儿都是才女，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三个女人是很难生活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周家亟须一个男人来支撑局面，而已经成为周家准女婿的左宗棠自然就成了最佳人选。

这对于左宗棠来说，其实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入赘周家，既能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又能为周家抵挡世俗的风吹雨打，而有鉴于此，他在周家的生活必然跟普通上门女婿有所不同，不会受到过分的歧视。但传统观念的性别角色定位，还是给了左宗棠很大的心理冲击。毕竟，在那个时代，一个寄人篱下的上门女婿，不管情形如何，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左宗棠的心里十分纠结。

但最终，左宗棠还是怀着忐忑之心来到了周家，在他不知道未来妻子长什么样、性情如何，以及对方能否受得了自己自恃才学而狂傲不羁的性格的情况下，与二哥一同来到周家完婚！因为他相信，与其为了所谓的面子愚蠢地死去，倒不如暂时躬身、适当低头，以换取更长久的昂扬和坚挺。低一下头，弯一下腰，并不代表着就一辈子屈身人下，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让步，是一种为了长远发展的坚韧。

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极为明智的选择，也是左宗棠一生中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最好体现。

树直易折，人直易败。左宗棠自幼聪颖，才学甚高，经常“好大言”，或与人争论。他为人耿直，听到不喜欢的话、见到不喜欢的行为就喜欢批评指摘。他非常狂妄，动辄就对旁人展开声势浩大的讨伐。可以说，他的狂妄是深埋在骨子里的。但狂傲如左宗棠，也十分明白“曲折有度，才是生活的强者”这个道理。

几十年后，他纵横官场、战场，狂妄至极，绝不向反对派妥协，那是因为他有不必屈身的理由和资本。而此时，面对生活这个无法逆转的悲剧舞台，左宗棠明白自己是斗不过这场“高气压”的，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势低头，给压弯的人生寻找新的生机；要么鱼死网破，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彻底垮下，永无再起之日。

左宗棠之所以是个压不垮的巨人，是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重，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

幸运的是，左宗棠赌赢了！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饱读诗书，善诗能文，贤惠端庄，不仅丝毫没有轻视左宗棠，反而尽心尽力做好左宗棠的贤内助。左宗棠在书房内读书写字，周诒端就在一旁点上香炉，煮上香茗，默默地陪他看书。左宗棠经常跟她一起讨论历史，有时候遇到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书，周诒端顺手就能找出答案所在的书卷。

左宗棠觉得长期依靠周家，白吃白住，虽然周家不觉得怎样，但他面子上总挂不住。所以，隔了一年，他就向周家租了几间房子，独立门户。周诒端跟着他过起了穷困潦倒的日子，始终毫无怨言。

道光二十年（1840），左宗棠到安化陶家任教。此时的他已经29岁了，也已经经历三次落第！和他同辈的人，大部分都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早已经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反观他自身，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还赘居岳父家，穷困潦倒，令人羞惭。于是，在生日前夕，他写了《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诗，诗中抱怨、牢骚颇多。其中第一和第六首如下：

其一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蚕已过眠应做茧，鹊虽绕树未依枝。

回首廿九年间事，零落而今又一时！

其六

九年寄眷住湘潭，庑下栖迟赘客残。

娇女七龄初学字，稚桑千本乍堪蚕。

不嫌薄笨妻能逸，随分齑盐婢尚谙。

睹史敲诗多乐事，昭山何日共茅庵？

周诒端看到诗以后，和诗一首，安慰他暂时退藏乡间：

清时贤俊无遗逸,今日溪山好退藏。

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

正是因为入赘周家，左宗棠在走投无路之时得以峰回路转，虽然婚后的生活仍旧不尽如人意，但有周家的支持，有贤妻周诒端的安慰，左宗棠得以静心养性，在三次落第以后，敢于顶着压力退藏乡间，一边专注农桑，一边韬光养晦。

所以说，“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之事”这话一点不假。像左宗棠一样狂妄刚强，的确是成为“抗压神话”的不二法门，但在狂妄刚强之前，一定要先学会忍让。

5.把最优秀的一面秀出来，庸才也能变奇才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酒酿得好，就算在很深的巷子里，也会有人闻香知味，前来品尝。可是，东西再好，不去做营销推广、广告宣传，就真的会为人所熟知，让人们慕名而来吗？

对于这一点，左宗棠用亲身经验给予了彻彻底底的抨击。他相信，把才能秀出来，锋芒毕露，庸才也能变成奇才，反之，奇才也会沦为庸才！

道光二十年（1840），左宗棠正应陶澍家眷和贺熙龄之邀，在安化陶家教授陶澍孤子陶桄读书。此时的左宗棠，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仍然半红不紫、不温不火，除了传说中的“不出世的奇才”这一称号，没有人知道一没学历、二没背景的他到底几斤几两，肚子里有多少奇谋妙计。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

西方列强的炮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几百年的神州大地顿时震惊了，大江南北，上自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皆是一片哗然。曾几何时的泱泱大国之国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衅，纷纷擦亮眼睛，昏昏然不知所以然，惶惶不知所措。

只有少数明智之士，早已经预料到这场战争的爆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到来得如此之快，左宗棠就是其中最年轻、最默默无闻的一个。

这场战争的原因，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英国商人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中国大肆牟取暴利，清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无果以后，委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办理禁烟，彻底惹怒了英国人，于是双方一言不合，干脆用武力说话。当英国人封锁广州，一路北上，把军舰开到天津以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顿时被吓傻了，连忙派遣昏庸卖国的大臣琦善去跟英国人交涉，并火速撤职查办了林则徐等人。

消息传到安化，左宗棠忧愤难当。他马上通过贺熙龄了解了当时局势，认真地研究起对付英军的战守机宜，写下了六篇军事策略，从料敌、定策、海屯、器械、探查情报、善后六个方面，详细地讨论了对付英军的策略。

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比如增设碉堡、简练兵卒、更造船炮等。他相信，只要将渔民、水军联合起来，采用奇袭战术，消灭英军简直易如反掌。

此后，他又向时任御史的友人黎光曙献计献策，表示当前要务是严惩那些主和、投降的人，追究那些作战失误的将领，从而振奋民心，重振国威。

那时候，左宗棠三十岁，与传说中的男主角们不同的是，此时的他虽然正是慷慨豪迈之时，却绝非意气风发之际。当时，他提出的计策得到了友人们的一致称赞，这些爱国志士对左宗棠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奉左宗棠为统帅，招兵买马，杀英国人一个片甲不留。然而，时运不济，林则徐正自身难保，黎光曙人微言轻，左宗棠本人又不过是一介庶民，根本没有人会听取他的所谓“应敌良策”。

对于这一切，左宗棠当然是十分郁闷，毕竟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而他本人空有满腔抱负、满腹才华，也无门报国、无处施展。但不得不说，聪明如左宗棠，他会考虑不到这一点？他当然考虑到了，而且考虑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直接忽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苦心孤诣，提出各种应敌策略，为何？不为别的，只为趁此机会，来一场“个人秀”，让更多的人见识他真正的才能。

这看似是一场徒劳无功之举，却让左宗棠收益颇丰！

多少年来，读书人出仕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左宗棠虽然出身寒微，但从小饱读诗书，时刻希望能够一朝成名天下知，无奈造化弄人，三次科举，三次落第。这在当时堪称奇耻大辱，一个自负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却屡屡名落孙山，恐怕不少人要怀疑这个饱学之士的真材实料到底有几分了。左宗棠对科举心灰意冷之后，毅然转换方式，通过彰显才能、扩大影响力，来寻求一条“终南捷径”。

此前，他师从贺氏兄弟，与陶澍相交甚笃，跟林则徐慷慨而谈，但那些，说白了，除了炒作一番，提高知名度，用处也不是很大，毕竟才华横溢并不代表才能卓绝。古往今来，才华横溢者数不胜数，真正能够担当大任、拥有经世将相之才的人却少之又少。

锋芒不露，就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少锋芒，即便是天纵奇才，在别人眼中也不过是碌碌之辈，浪得虚名。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用铁铮铮的事实来验证自己，就好比拿金子去锻炼，拿药物去实验，真假、效果立见分晓。左宗棠深谙其中道理。

就连恩格斯也说：“发展和表现自己是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左宗棠要是听到这番言论，肯定拍手称好。把才能秀出来，不仅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更是一种简洁明了的自我宣传方式。不管是官场还是职场，竞争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而最有力的竞争手段就是彰显才能。

左宗棠虽然在传统的“能力鉴定会”——科举考试中屡次落第，被迫陷入被动环境中，但这只能说明他不适应这种鉴定方式。他相信才能显于人、显于世，他这匹“千里马”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伯乐所赏识，这个屡试不第的“庸碌之辈”也会成为名见经传的奇才。

星星为人所喜爱，是因为它善于闪烁光芒表现自己；美景为人所称颂，是因为它懂得将怡人与优美展示给众人；美人让人为之倾倒，是因为她们明白如何将美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混迹于职场、官场中的人，想要挡得住明枪暗箭，在层层激烈竞争中屹立不倒，被上司、老板赏识和青睐，最好且唯一的办法不是所谓的“明哲保身”，而是勇敢地秀出自己。

要知道，没有把才华表现出来，你就是埋没在璞石中的美玉，任凭你多么白璧无瑕、温润剔透，也没有人会发现你的夺目光芒。那么，你这块玉就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美玉，始终不过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而已。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工作中，上司们不会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去挖掘一块“美玉”，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看到璀璨的光芒。若你只是默默无闻地沉浸在自己世界里，不知道主动秀出才能，妄图等待老板有一天突开神眼主动发现你，那无异于异想天开。

这就好比相亲，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中，男嘉宾上台后，都要有一个短片介绍他各方面的情况，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个人秀”，聪明的人都会挑选闪光点秀出来，这样一来，“穷屌丝”也立刻摇身变成“高富帅”了。想来，若是让左宗棠参加《非诚勿扰》，面对这位懂得自我表现的奇才，女嘉宾们恐怕要大打出手，争个你死我活了。

工作也是如此。找工作，能摆出经典作品，那就是牛人；在职场，能拿出惊人业绩，那就是大神。左宗棠提出的各种应敌策略虽然完全付诸东流，未被采纳，但经此一次，原先看重他的人更加佩服他，原先对他不屑一顾的人也转而折服三分，为他日后大受举荐埋下了伏笔。

所以说，如果有才华，就别藏着掖着，一定要抓住机会秀出来。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做得过头，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让人觉得你喜欢出风头、哗众取宠！

6.强压下懂得伺机而动，才能成就不失败的人生

决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能力、勤奋、人脉、胆识、机遇……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能力和勤奋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机遇同样不可忽视。

兵法上说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成功也是一样。左宗棠三次会试，三次落第，不是他才能不够、努力不够，而是运气不佳，机遇未至。

无法考取功名，就走不上仕途，满腹经纶、满腔抱负也就无处施展。这对于一个迫切希望出仕为官、为国效力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悲哀。

这样的悲哀，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恐怕都会喘不过气来，稍微受点刺激，就可能彻底崩溃。但左宗棠顶住了，他不但没有垮下，反而在冷静思考以后，决定向一位传说中神一般存在的古人学习，归隐乡间，修身养性，等待伯乐自己送上门来！

毫无疑问，这位古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姜太公姜子牙。据说姜子牙半生微寒，择主不遇，又身无长物，只好入赘马家做了“上门女婿”。但是，姜子牙并不是一个甘心贫贱的人，他刻苦读书，为此经常不务家业，最后惹怒了妻子马氏，被赶出了家门。从此，姜子牙漂游不定，四海为家，不过，他能够动心忍性，观察风云，伺机而动，终于遇到明主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

仔细一看，左宗棠简直就是姜子牙的翻版啊！左宗棠对此肯定也心有戚戚，所以，鸦片战争以后，他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买山归隐，学姜太公，等待鱼儿自己上钩。于是，他用在陶家坐馆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买了七十亩良田，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并在屋门前题署“柳庄”二字。

这近似于一场赌博，但是对科举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背水一战，狠狠心用半生做了赌注！

这并不是气急败坏，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善于等待的表现。善于等待，才能缓冲突如其来的重压，不至于压垮人生。这种等待，不是消极懈怠之下的自暴自弃，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力量。一旦时机成熟，把积蓄的全部力量爆发出来，必然会绚烂夺目，令人赞赏。

在中国北方，有很多花儿都是这样，像蜡梅、杏花、海棠、丁香……这些花儿往往含苞很久都不肯绽放，只是用摇曳的姿态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然后在某一天或者某一瞬，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花儿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北方地处高纬度，冬天漫长，春天短暂，有时即使春天来了，也是乍暖还寒，天气反复，早晚温差极大。在这种气候中，花儿们就遭到了相当严酷的“压力”，一旦贸然行动，必然会被无情的寒风吹散凋零。所以，它们只好一直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一边韬光养晦，一边用枝头待放的花蕾远播声名，一边寻找最佳的绽放时机。

身处柳庄的左宗棠，深谙其中道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周夫人带着三个女儿从湘潭迁到了湘阴东乡的柳庄。左宗棠仍在安化教书，但他经常回家，每次回家，除了看看家中的妻子和孩子，他都在陇亩间巡行，用自己平日所学监督耕作情况，或亲自到田间地头做农业试验，并自号“湘上农人”，生活悠然惬意。

其实，早在湘潭周家，左宗棠就开始种植桑树，养蚕、缫丝。三次落第以后，左宗棠心灰意冷，便决定学习姜太公归隐山林，等待时机，这从周夫人安慰他的诗句就能看出来：“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秋夜偶书寄外》）可见，虽然表面上醉心山林，但面对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国家，左宗棠满腔爱国热情仍在汹涌澎湃，出仕为官之心仍在蠢蠢欲动，所以他在致力农业的同时，也没有放下对地理、军事等应用学科的研究，这就注定左宗棠的“姜太公模仿秀”必会大获全胜。

蛰居期间，左宗棠不但在农事上躬行实践，而且著书立说，推行新的经济模式。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就写下了《广区田图说》，主张大力推广古代区分种田的区田制。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宗棠又写了《朴存阁农书》，分门别类地记述了各种农事。当时，柳庄的生产、经营模式都带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不再是单纯的放佃收租，而是一种类似现代的农场主模式。在这当地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左宗棠和柳庄的名号也不胫而走。

而在地理学上，左宗棠认真研究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道光十六年（1836），左宗棠第二次会试落第以后，就开始专攻地理学，制作地图册。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会试失败以后，左宗棠放弃科举之路，更加集中精力研究地理学。他钞录《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省通志，分门记录，写成了一套数十册的地理丛书。

在安化陶家教学期间，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绘制舆图，获得了超强的地理知识储备。这一系列地理学的研究，为他后半生的军事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上，左宗棠深知构成封建时代关系国计民生的四大要政，即水利、赈灾、改革漕运和盐法，也看到了社会现实中各级贪官借机搜刮、营私舞弊的渊薮，他将对这方面的关注纳入了自己研究的视野之内。左宗棠通过广泛涉猎，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和了解。这些也成为他从政以后的政绩根源。

此外，左宗棠早在第一次参加会试之时，就已经认识到清朝在边防和对外关系方面的不足和弊端。归隐柳庄以后，左宗棠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边防和对外关系，开始广泛涉猎世界地理、历史，研究边疆对外关系。

这样，左宗棠虽然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但却在人生低谷找到了另一条“终南捷径”，并通过勤奋地学习和研究，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成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人物。

而他更聪明的一点是，不时跟老师、朋友们互通书信，相互交流，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才能和研究成果。

于是，一个博古通今、“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的“近世楚材第一”形象逐渐形成了，左宗棠成为湖南地主士绅中颇有声望的人物。“姜太公模仿秀”的晋级赛算是圆满完成了，只差东风送他扶摇直上。

7.炒作？人生其实就是一种经营

对于明星炒作，人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如今网络炒作事件越来越多，而且手法越来越层出不穷，这些炒作背后的目的，无非就是提高知名度，上榜成为“热搜名词”，为即将到来的大戏提前热身。

要是左宗棠看到这些炒作，肯定会狂笑三千——这简直太拙劣、太低级、太没技术含量了！这些把戏，一百多年前的他就早已经用烂了。

左宗棠可谓是炒作界的大神，他完全掌握了炒作的真谛，不刻意制造什么这个门那个门，也不玩选秀的把戏，而是专心致志于炒作。

隐居柳庄以后，左宗棠自学成才，抛弃科举八股文，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地主阶级士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老师贺熙龄称赞他“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好友胡林翼称他为“近世楚材第一”，整个湖南地主乡绅都将其视为“今世诸葛亮”，简称“今亮”。

按照一般的中国才子成长套路，左宗棠应该十二分谦虚地表示“区区才疏学浅，不敢造次”，乖乖地把这些名号完璧归赵。但左宗棠要是真这么做，那就不是左宗棠了，也就没有日后威震八方的“晚清第一帅”了。所以，左宗棠义无反顾地扔掉了剧本，慷慨大方地接纳了这些赞美之词，然后开始毫不谦虚地以“今亮”自居。

后来，在写给郭昆焘的书信中，左宗棠又给自己立了一个谥号，称为“忠介先生”。所谓谥号，就是封建社会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

一般来说，皇帝的谥号由礼官议定，大臣们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当然，有时候也可以由亲朋好友拟定。当时左宗棠已经出仕为官，正在曾国藩麾下当差，也就是说，他的谥号不应该是自己决定的，而应该是官方对他生前功过是非进行评定后赐予。

可是，左宗棠才不管什么传统规矩，毅然决然地给自己立了谥号，这在当时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事实上，当时，左宗棠因为与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恩怨，差点被朝廷正法，最终在多人的保救之下得以保全性命，转到曾国藩麾下效力。可是，即便刚刚躲过一劫，左宗棠仍旧不改本色，挥一挥衣袖扫除晦气，马上傲气如常，从而有了“忠介先生”的自谥。

不用多想，“今亮”也好，“忠介先生”的谥号也罢，都或多或少地带了一定的炒作色彩，就跟“凤姐”在街头大力散播条件苛刻的征婚令效果一样轰动，这是左宗棠背负重重压力，身处人生低谷时期所采取的迂回路线，它使将被压弯的人生绝处逢生。“炒红者，赢天下”，左宗棠简直是个中翘楚。

在当今社会，炒作是一种非常规的新型传播模式，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宣传方式，就像大街上的广播、海报一样，简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很多人一提到“炒作”，就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觉得这是一种下三滥的手段。的确，不少人借用这种方式自我炒作，像“凤姐”、“芙蓉姐姐”等，技巧拙劣，形式低俗，使得炒作这一新型传播模式被贴上了恶俗的标签。但事实上，炒作本身并没有这一恶俗色彩，它只是一种不断翻新的商业技巧，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吸引大众注意力，提升人气，扩大知名度。

用专业性定义来解释，“炒作”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佳的创意和最低的成本，而最终实现的最大化的传播效应”。直白来说，就是提高知名度，夸大宣传。左宗棠自称“今亮”就是借助名人效应炒作，自谥“忠介先生”也是逆天而行炒作。不管方式如何，左宗棠这一奇人的名气是瞬间暴涨了。

炒作就像军事上的佯攻，凭借声东击西之类的方法，获取成功。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划活动，也是一种巧妙的“不劳而获”，但却绝不是恶俗的下三滥招数。要知道，在现代社会，利益和机遇不会主动送上门来，真正的名望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若只是付出努力，却一味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名望会有吗？机遇会有吗？功成名就会有吗？——不会。因为实在没有几个人有魄力把一个巨大的机遇无条件地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看起来一无是处的“雏儿”。

但作为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商业性的手段，炒作也要适可而止。这就像糖炒栗子，一旦过头，就会把栗肉炒煳了，只有适可而止、适当而为，才能取得最佳效果。精明的炒作不是像“凤姐”、“芙蓉姐姐”那样不择手段，也不一定是大手笔地“炒电影”、“炒明星”、“炒作品”那样来势汹汹、大开大合。在你所在的公司、部门或者领域里，适当地制造点具有正面意义的“料”，将你的才能、气度充分地表现出来，就必然会提高你本人的“点击率”和“人气”。

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真是值得所有后辈学习。他致力出仕为官、报效朝廷，所以以“今亮”自居，将自己比作诸葛亮。诸葛亮是谁？那是三国的风云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运筹帷幄，是难得一遇的天下奇才，更是治国安邦的千古榜样。

所以，左宗棠这一炒作一打出去，必然会引起在朝人士们的关注。这就是左宗棠自我炒作的智慧之所在。

中国历来讲求“以德服人”，有才无德，这样的人往上爬是很困难的。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要抗住压力，走向成功，需要以德立身，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人生之路就会失去支撑，最终导致被彻底压垮，跟失败称兄道弟！

左宗棠是个狂人，也是个高智商者。他在狂妄的同时，也懂得张弛有度。将不如意当浮云，做事谨慎认真，反思修身知错善改，做人做事留几分余地，适时“充电”、学以致用，用实际行动论证“高尚”这一命题……谁说左宗棠不懂人情世故？他何止是懂，简直是太懂了！用“德行”修筑“大神”雕像，还有什么压力敢来叫板？

第二章  张弛有度，以“德行”顶住八方压力

1.把不如意当浮云，才是“抗压”的根本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没有人能完全一帆风顺。

面对这些不如意，有人举步维艰，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有人则淡定从容，优雅潇洒，如同拂去衣袂上的一粒尘埃一般无惧无畏，继而顶着压力迎难而上，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前者，不能称其为懦弱，只是修为不够；后者不一定是钢铁之躯、铁石心肠，却一定会成为令人钦佩的“大神级”人物。毫无疑问，左宗棠就是后者。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年时候就胸怀大志，他勤学苦练，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还兼通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说是真正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道光七年（1827），左宗棠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之后又转入湘水校经堂，在湘水校经堂，曾在一年内连续七次考取第一名。

拥有这样光辉的历史，任何人都会认为左宗棠必然一路平步青云，但左宗棠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全都名落孙山。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如意之事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左宗棠当然也不例外。但人生路长，不可能事事如愿，若真的每个人都心想事成，那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换句话说，“心想事不成”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所以，一些哲学家学聪明了，提议让人们想得现实一点，想得少一点，这样就容易心想事成，所谓“知足常乐”，也就是如此。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他真的能够把“鸿鹄之志”降低到“燕雀之志”吗？这些人总是放眼天下，胸怀天下，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也注定了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如意之事会比普通人多很多。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只好试着锻炼自己的抗打压能力，化悲愤为力量，把不如意当作“验平素道力”的手段。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骆秉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言听计从。

但就在进入幕府的第六个年头，左宗棠再次遭遇了“不如意之事”，且这次风波所带来的压力要远远超过他之前所遭遇的任何不顺。这件事就是轰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叫“官樊构陷事件”。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但却官风败坏，曾经擅自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蜀中零用花销，还私自派遣兵弁为他抬轿等。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进京见皇帝的时候，顺便告了樊燮一状，皇帝当然是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查办樊燮。

樊燮不服，就向湖广总督衙门投诉。总督官文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两人心不和面也不和，明里暗里地斗争了很多年，就想借着这件事好好出口恶气。官文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的师爷是左宗棠，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几乎把衙门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打理，就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更悲剧的是，当时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纷纷得势，汉人官员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使得一些满族上层人士十分郁闷，一直在伺机寻找机会打压汉人。可是，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正在重用胡、曾、骆等汉族大员，不能轻易动手，于是，这些人就想借着樊燮上诉的机会，修理修理左宗棠这个小小的幕客，以便杀鸡儆猴，打压一下汉人的气焰。

出于这种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官文欣然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立即撰写奏折，形象地描绘了湖南巡抚幕客劣绅左宗棠如何骄横跋扈，如何越权干政，如何与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暗中勾结，陷害永州总兵樊燮，然后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官文是满洲贵族官员，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马上下令将本案移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并在密旨中特别交代：“如果左宗棠的确做了不法之事，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

这让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危困之中，幸好有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誓死保救，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救下了左宗棠的性命。

这是左宗棠开始“为朝廷办事”以后遭遇到的第一场政治压迫，一开始，左宗棠也心灰意冷，打算退出湖南幕府，返回柳庄归隐。但他知道归隐并不是他最大的志向，所以一番静心思过以后，左宗棠决定将这些不如意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迎难而上，最终被皇帝破格提拔，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到长沙招募“楚勇”。

在这场起伏的风波中，左宗棠就像一勺咖啡，被扔进水中煮沸，他既没有像萝卜一样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也不像鸡蛋一样看似刚强，实则怨恨丛生、脆弱不堪，一压就垮，而是把外在的一切压力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顶住压力，扭转局势，将外境转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最终散发出醉人的香醇。

此后，左宗棠正式出仕，也屡屡遭遇弹劾、诬陷，但左宗棠秉承着这一原则，从容面对，彰显出一个英雄豪杰所具有的豪迈气概，实在令人佩服之至。

人的一生难免不如意，有时甚至遭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尴尬，经受“雪上加霜”的考验，关键是如何面对。是消极对待，还是积极应对？是怨天尤人，还是勇于挑战？真正的强者总会对自己说没什么，然后把这场经历当作一种人生体验，努力让其绽放出美丽之花。

人生多有不如意，我自当笑对长空，怎奈我何？

2.小心谨慎！让妖魔鬼怪不能得逞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又说：“功亏一篑。”这都是在论证同一个道理：在一件事将要成功之时，必然会有无数“妖魔”赶来凑热闹，阻挠成功，甚至使其倾覆崩垮。反观现实，很多情况下也的确如此。

左宗棠的一生，就充满了这样戏剧性的“妖魔横行”。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丁忧期满，兴冲冲地前去参加长沙会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照惯例，先由助考官阅卷，剔除或淘汰一部分试卷，这部分试卷被称为遗卷。

一般来说，成了遗卷就等于被判死刑了，主考官也不会再重阅。左宗棠就这样在第一轮阅卷中被判了死刑。但这年恰逢道光帝五十岁，因此下了一道特令，要求今年未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于是，左宗棠的试卷就被徐法绩亲自搜阅出来了。

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那的确是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左宗棠的“妖魔”理论在这里被验证了。徐法绩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但那位同考官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坚决不肯补荐，还理直气壮地扔给徐法绩一句话：“中不中由你，荐不荐那是老子的事！”眼看左宗棠就要被这样刷下去了，徐法绩很无奈，左宗棠很忧伤。好在最后那位同考官还是给了徐法绩一个面子，勉强同意补荐。

如果说这次“遗卷风波”是主观无法控制的，那么福州船政局的顺利建成就极好地证明了主观努力对外来压力反击的重要性。

同治五年（1866），黄沙障战役结束，江南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左宗棠率军返回福州，开始筹划创办造船厂。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英国人在沿海挑衅时起，左宗棠就开始大力研究西方情况。当时，中国人对海外知之甚少，这方面的书籍更是寥寥无几，左宗棠费尽心思搜集唐宋以来的各类书籍，仔细阅读，认真研究其中所记录的地理、历史、边防等知识。

后来，读到《海国图志》，左宗棠简直惊喜异常，尤其对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为赞同。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就曾提出中国应该自己制造船炮。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又向总理衙门建议，等有了经费，一定确定必定要自主制造轮船，巩固海防。所以，到达福州以后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火急火燎地上奏朝廷，提交了一份建造轮船的详细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左宗棠指明，自从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凭借强大的军舰直达天津，使得南方海防形同虚设。而从经济上来说，西方商船行驶快、运费低，各方面都比中国木制商船优越，抢占了大量沿海各省居民的商业利益，也间接威胁到了国家税收和经济发展。所以，当今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自行制造轮船，从而巩固海防，抵御外敌侵略，大力发展商业运输。

左宗棠提议，应该从外国购买造船机器，制造跟西方军舰、商船相媲美的船只，这样，等船造多了，就可以布置在沿海各省，同时触类旁通，兴办制造枪炮、炸弹、铸钱币、修水利等工业。

左宗棠的这一提议是一项十分有远见的计划，早已经认识到轮船重要性的清政府看到这一计划，既惊且喜。毕竟一旦左宗棠的设想得以实现，清政府就不需要再苟延残喘在西方人的淫威下，可以重树威信，直截了当地将西方人扫地出门。

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然耗费巨资，旷日持久，其结果也是扑朔迷离，没有准确答案。所以，清政府一时十分犹豫。

就在这时，各种“妖魔鬼怪”也迅速跳出来捣乱了。先是朝中有人反对造船，主张购买或者雇用外国船，他们甚至做了周密的设想，把造船的困难一一列出，比如选厂址困难，购买机器困难，聘请外国技师困难，筹款困难，等等。

对此，左宗棠云淡风轻地一笑，他早就料到会遇到这样的诘问，所以一早就谨慎再谨慎地做好了准备。朝堂上，左宗棠侃侃而谈，将反对派的问题一一解决，瞬间击垮了暴雨梨花针般袭来的反对压力。

接着，难以接受造船这一新鲜事业的人纷纷站出来，对左宗棠群起而攻之，各种议论、诽谤纷至沓来，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十面埋伏的境地。这些人既有朝廷内部的顽固派，如大学士倭仁、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他们认为可以将孔老夫子、孟老爷子的理论，尧舜大帝的治世之道，统统“具体化”成神兵神将，把西方人吓得屁滚尿流，根本用不着轮船、洋炮这些蛮夷之物。相反，他们觉得学习这些外国事物，恐怕礼义廉耻都将无用武之地，到时候人心解体，国将不国。

又有来自外国的阻力。英国公使威妥玛和税务司赫德听说中国要自己制造轮船，而且打算请法国顾问，心里十分窝火，就跑来横加干预，并建议中国从外国购买轮船，或者租雇，总之一句话，还是不要自己制造的好。

时任福建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也跑来阻挠建设造船厂。他摆出帝国主义的腔调，扬言中国人想要学会外语以及制造轮船、机器和驾驶技术，那简直是做梦，然后又建议清政府“造不如买”。

面对这些“妖魔鬼怪”，左宗棠十分谨慎，他认真做好了一切准备，计划做得详细至极，将他的远大设想清晰、形象地描绘在统治者面前。当时清政府刚刚尝到了西方侵略的滋味，正暗自郁闷，看到左宗棠的远大设想，仿佛看到了清王朝的美好未来，所以毅然决然拒绝听信这些人的意见。

于是，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和“小鬼挡道”下艰难前行，靠着“谨慎”的准备，获得了实行办理造船厂的批准！

左宗棠是个狂傲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只是他的谨慎不是用在做人上，而是用在做事上。他的谨慎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和倾向。当他决定做某件事，他会对事情做整体的、细节性的考虑，将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都计算进去，从长远的、实质的结果来考虑“利益”。所以，当面对满朝质疑和压力时，他淡定从容，将对方扔过来的“压力炮弹”轻易粉碎，赢得了老板的青睐。

谨慎，就是要求我们思维缜密，办事精细，考虑周全，却绝不是疑心太重、顾虑重重，这并不叫谨慎，而是缺少决断，不敢承担责任，只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成功良机。

正如左宗棠所说，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来自各方的阻挠和破坏，只要你谨慎再谨慎，就能将这些“妖魔鬼怪”统统消灭。

3.反思修身知错善改，才是一条压不垮的硬汉

左宗棠一生以“狂傲”著称，性格狂，说话狂，连做事也带了几分狂妄自大。

因此，很多人可能以为左宗棠在“德行”这一点上有所欠缺，谈论左宗棠往往只提及他出仕为官、带兵打仗的功绩，对其德行能绕道就绕道。事实上，这种认识极其偏颇。左宗棠虽然狂妄，但其在德行上的修行仍旧不可低估。

左宗棠少年曾师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修身养性方面颇受贺氏兄弟影响。后来隐居柳庄，授教安化，左宗棠闭门读书，勤学更兼修身养性。

终其一生，左宗棠都十分注重修身，光绪五年（1879），他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到修身：“惟克以自绳，知过即改，不空留一悔字长在胸中，斯可进德矣。”

左宗棠这一感慨很有道理。环视当今社会，那些所谓的大家，大明星也罢，大作家、大商人也好，往往在做人的问题上经不住推敲。这些人或许仍旧红极一时，但相信在大众心中，其人品肯定早已大打折扣，经不起外界压力的考验了。

这就更衬托出了左宗棠的强悍之处。

他狂，他傲，但他有基本的原则，他懂得以修身养性培养“德行”，以“德行”征服他人，这样，纵使周围压力横飞，也对他无可奈何。而在众多修身项目之中，左宗棠极其看重“知过即改”。其实，这也是他用亲身经历换来的血的教训。

从道光三十年（1850）的太平军起义开始，中国可谓是多事之秋，海内外势力都蠢蠢欲动，天下形势纷乱，中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从这一年开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三支主要反叛力量，即太平军、捻军、回军。这三支军队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完全一致，那就是推翻清王朝。

最先反叛的是太平军。道光三十一年（1851），在白莲教等一些各地小规模起义之后，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以后，清王朝终于成功将之镇压。但捻军和同治初年爆发的回军之乱仍然此起彼伏，气焰嚣张。

同治五年（1866），新疆告急，左宗棠奉命西征。在此之前，太平军还没有完全败灭的时候，清王朝就派遣了刘蓉担任陕西巡抚，负责西北战事。刘蓉是左宗棠的同乡兼好友，为人足智多谋，也被称为“诸葛亮”。

之后，清王朝又将杨岳斌派往陕甘，杨岳斌是湘军水师统领，曾经跟随左宗棠在东南作战。但遗憾的是，这两人的相继到来并没有对战局造成什么关键性影响，形势也没有好转。相反，刘蓉在霸桥被西捻军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杨岳斌见状，赶紧请病假灰溜溜地跑掉了。

左宗棠到达汉口的时候得知这一消息，简直如遭五雷轰顶。

他知道，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清王朝高层心急如焚，恨不得将领们纷纷化身天兵天将，挥一挥衣袖就能带走一切战乱、反叛，还他一个太平盛世，所以清王朝派遣各路人马，平捻军的平捻军，定回乱的定回乱，如今又派出左宗棠收复新疆。但在某些程度上，这样满天下布棋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用兵策略。

古人常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其实，不管错在谁，只要有心认识错误，总结教训，就是皆大欢喜。特别是认真总结别人的错误，更能彰显自己的智慧。左宗棠一生极少失败，再大的难题、再严酷的考验也压不垮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左宗棠善于从别人的错误里修炼自我。

在汉口等待各地军队到来的时候，左宗棠总结刘蓉等人失利的教训，研究进军策略。他意识到，想要收复新疆，必须先平甘肃的回乱，而想平回乱，必须先平定潼关以内陕西、河南等腹地的捻军战乱。因为当时，回军占领了通往新疆的门户肃州和河西走廊，又勾结了在乌鲁木齐自立为王的妥得璘，两军遥相呼应，如果不先收复肃州，夺回河西走廊，根本没法出关，即便侥幸绕道出关了，也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

而捻军雄踞陕西、河南一带，动辄就会向京畿压来，如果不先平定捻军，清军很难顺利进入甘肃，收复新疆的伟大目标就更遥遥无期了。

在这一军事策略的基础上，左宗棠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西北进发，并在湖北大败东捻军。然而，好事多磨，当左宗棠继续行军，兵分三路入陕时，途经函谷，突遇大雨，山水猛发，大半辎重被洪水冲走。进入潼关以后，军中又出现瘟疫，数百士兵染病而亡。左宗棠真是出师不利。

接下来的消息更令左宗棠郁闷。当时，左宗棠一方面要对付捻军，一方面要应付回军，虽然几次交手，左宗棠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是，捻军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坚决不肯跟左宗棠的大军缠斗，所以主力部队基本没有损失。偶然的机会，正在陕晋边界堵塞捻军的一部分湘军和皖军，遭遇了大规模捻军的突袭，大败而归，接着捻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好几座城池，直接威胁到了京都，整个京都顿时震惊了。清王朝羞愤交加，把负责镇压的左宗棠和李鸿章痛批一顿，甚至处罚了一部分官员。左宗棠的西征遭遇到了一次大挫折。

左宗棠生性狂傲，遭遇这样一次大挫折，而且受到老板劈头盖脸的责骂，心中郁闷、委屈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死要面子的日本武士往往会切腹自尽以谢天下，左宗棠的同事杨岳斌必然会找出一万个理由遁逃，他们都抱着同一个想法：“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了不再犯错，当然就干脆选择“不做”，这的确比较不容易再败，但也永远地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唯恐一错再错是人之常情，但如左宗棠这般真正能够功成名就的人，却会将失败和错误视为化解危机的逆转时刻，在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寻找迈向成功的道路。

没有人永远都不犯错，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所谓的“常胜将军”也有失手之时，只要知道哪里做错了并及时改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左宗棠痛定思痛，迅速对作战策略做出了调整，他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陕西，亲率五千兵马回师晋冀，同时湘皖军队也从陕西渡黄河追来。另一方面，李鸿章对东捻军展开最后的进攻，迅速平定了东捻军。局势顿时发生了逆转。

在清王朝各路兵马的围追堵截下，西捻军渐成强弩之末，被迅速平定。

4.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

认真处世，可以说是左宗棠人生的一大亮点。

他曾在书信中专门写道：“圣贤从无不认真之说。惟处世不能离忠、恕二字。不认真，不得谓之忠；人患其太认真，则亦不得谓之恕也。”也就是说，处理问题绝对不能脱离“忠、恕”这两个字。不认真，就称不上“忠”，太认真，就说不上“恕”。

所以，左宗棠向来坚持，弄明白是非以后，对自己的职责和愿望，就要全力以赴，用十分心思去做，对于不甚重要的事情，做到七八分也可以罢手。这是左宗棠一生的处世标准，拿到现代来看，左宗棠不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劳动模范”之类，那简直人神共愤！

事实上，左宗棠的这一处世原则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左观澜身上。左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传到左宗棠的祖、父辈，却一代不如一代。这让左观澜痛心疾首，所以从三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认真履行父亲和老师的职责，严格要求儿子们读书学习，期望他们能够光宗耀祖。不管是教读还是作文，左观澜都要求他们必须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写作文时，更要细读大注，领略命题，然后再动笔行文。

这一严苛的教育方式，不仅促使左宗棠勤学刻苦，更培养了左宗棠“忠恕”的处世原则。后来，左宗棠安化教学，柳庄隐居，入幕为宾，出仕为官，乃至行军用兵，都时时刻刻秉承着这一原则。这是左宗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也是左宗棠不畏惧各方压力的自信根源。

隐居柳庄之时，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在教学之余，他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把地理、农学、经济学、军事，乃至边防都研究了个透彻。他翻阅大量书籍，反复参证，绘制出详细的舆图一套十几册。如今，凭借高科技测量仪器，我们绘制地图的确会方便很多，但仍然是一项巨大工程，而左宗棠仅凭一人之力，就绘制出一整套舆图册，这份认真劲儿真是不得不令人佩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求是堂艺局”，也就是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也就是说，他的一切规范、规则、章程以及运行，都没有先例作参考。为此，左宗棠再次展开了非人类的“抗压”精神，他亲自制定了一整套船政章程，要求“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并要求学堂以“求是”为教学思想。此外，他又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制体制、培养目标、待遇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细致到了请假制度、节假日制度乃至早起夜眠的训课。

这不禁让人想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差点过劳死在办公桌前的雍正爷，他们与左宗棠的做事风格各不相同，但处世上却都以“忠恕”为基准，一切外界压力在他们面前统统弹指间灰飞烟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易事，然则也亦非难事，敢于拿百分百的认真去做事，一切就皆有可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早已被嚼烂了，但却是最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这世上的一切重压，最怕的莫过于用心、认真。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平定回乱以后，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左宗棠没有草草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起抚恤政策。当时，回族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变乱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当地汉族同胞也损失惨重。这时候，妥善处理回民和战地汉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只有使他们各得其所，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战乱才会真的画上休止符。

但很明显，这次的善后工作要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难得多。太平军和捻军基本都是汉民，俘虏之后，遣散回原籍即可。而陕甘地区的回军民和汉民则不能这样处理。战乱中，不少陕西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让他们跟当地汉民杂居，由于两族矛盾重重，这些客居他乡的回民必然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如果让他们跟当地的回民居住，也十分不妥，因为他们分别信仰新教和旧教，难以和睦相处，即便能够勉强相处，一旦战争爆发，聚居在一起的回军会迅速团结起来对付清军，十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是不是可以将陕回民遣返回陕西呢？左宗棠暗暗摇头，这也行不通。因为陕回民离开家乡已经10年之久，家乡的产业都已经尽数被毁，尚存的也都已被没入官府，若是放他们回乡，返还产业，由于战乱旷日持久，当时又没有今天的高科技进行档案记录，缺乏人证物证，必然会引起一场不小的纠纷。

这一系列难题让不少官员束手无策，甚至有人表示直接草草了事，主张全部遣返回乡，把难题推给当地官员，有的则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在当地住下。左宗棠却坚决不肯草草了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好了，从此当地就会太平无事，回民也会对清王朝感恩戴德，放下屠刀立地成“良民”，但若处理不好，必会后患无穷。

左宗棠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完美的计策，就是将这些客居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左宗棠特意定下几点要求：安排他们的地方要有草有水，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必须是没有主人的荒地，以免有人来争夺；要自成片段，让回民自由聚族而居。此外，他又对每户回民应得多少土地、多少农具、种子、粮食、草料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回民的安全，左宗棠还处死了几个违法的土豪劣绅，杀鸡儆猴。

这一系列善后工作，耗费了左宗棠大量心血，也花费了大量军费。以至于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对左宗棠产生了极度不满，找各种借口阻挠左宗棠的迁徙计划，但左宗棠不顾他们反对，坚决执行。

在左宗棠的苦心经营下，陕甘的经济、生产以及百姓生活逐渐恢复。等到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返回广东，途经陕甘地区，看到“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千里陕甘，已然不见之前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象。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狂傲风采之下，挡不住的是“忠恕”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不如曾国藩会做人，不比李鸿章会做官，但却凭着简单的“忠恕”二字，深得人心，任凭战场、官场上风刀霜剑，依然直挺脊梁，压不垮，倒不下。

5.处世留余地，才能在强压下峰回路转

俗话说：“饶人多条路，伤人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道坎。”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一定要留下几分余地。

别看左宗棠狂妄至极，桀骜不驯，在朝野中得罪人无数，但事实上，他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不会把这个伟大真理应用于应付朝中小人上，而是全部拿来做大事！

正当左宗棠忙着调兵遣将、为西征做准备时，云南发生了一起涉外事件。

英国一名叫作马嘉理的翻译官，不在印度好好待着，心血来潮跑到云南游历，结果被卷进了一起冲突事件，意外地被驻扎在腾越的清军杀害。英国公使威妥玛马上扬言，要调集印度兵从缅甸攻打云南，配合俄国人由伊犁进军，以牵制西征军。听到威妥玛的威胁，清王朝上下顿时沸腾了，如果英俄两国联手，一从西南，一从西北，相互勾结，共同进犯，那么清王朝必败无疑！恐怖的阴云顿时笼罩在整个清王朝上空。

就在这时，俄国军官索斯诺夫斯基等五人来到中国“游历”，准备经由甘肃回国。于是，一些怀疑俄使是来探听虚实、搞情报、为英俄夹击中国做准备的人，马上通知左宗棠，并建议左宗棠谨慎对付，必要时候干脆先下手为强！

但左宗棠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打算把事情做绝。他认为，收复新疆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跟英国、俄国没有半毛钱关系。英国想在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通商，销售鸦片牟取暴利，其他国家根本毫无插手余地，更分不到半杯羹，俄国人根本不可能附和英国的行动。

而且从缅甸到云南，道路险阻，并非用武之地，所以英使的恐吓纯属恐吓而已！即便英国真的动武，中国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也完全不需要怕他！再说，这批俄使是去年来华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马嘉理事件，实在不必草木皆兵。

没过多久，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来到兰州。左宗棠以礼相待，让他们住在衙署内，每隔一天跟他们聚一次餐，谈论天下大势，明里暗里地表明中国收复新疆的决心，同时从索斯诺夫斯基等人言谈中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

等到跟他们混熟以后，左宗棠问索斯诺夫斯基说：“现在坊间传言，英国与俄国准备结盟侵犯中国，真的有这种事吗？”

索斯诺夫斯基表示：“英国人很狡诈，俄国不会无端向中国挑衅！”并表示，俄国沙皇希望跟中国友谊地久天长，在伊犁驻兵只是为了防止回军入侵，不是对付中国，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以后，会交还伊犁。而他们这次来华，主要目的是开通茶道，俄国人向来喜欢喝茶，茶叶一直从中国进口，如果能直接从内地运茶，那会便利很多！

索斯诺夫斯基原本是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曾经带兵入侵伊犁。这次来华，深入西北，显然不是单纯地为了开通茶道那么简单，必然还有其他秘密使命。

左宗棠当然知道这一点，也早已猜到，他们表面上是来开通茶道，事实上是为了窥探虚实，摸清中国的兵力和战斗力。

所以，在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五人来到西北以前，左宗棠就想好了对策，决定以高调胸襟接受这份主动送上门的“礼物”，并好好利用他们，向俄国显示一下清军强盛的阵容和收复新疆的决心！

当时，英国还在扬言要进攻云南，朝野上下一片鸡犬不宁，左宗棠面临的压力很大。

可是，左宗棠正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英俄既相互勾结，又存有矛盾，既能联手合作，又很容易反目成仇，而且都不愿意看到对方与中国友好相处。如果中国不能自强，他们就会继续毫无底线地欺侮中国，如果中国能强大起来，他们联手也没什么好怕的！

于是，左宗棠在云南涉外事件上留了几分余地，继而忍着压力，高调接受这送上门的“礼物”！这是一种魄力，更是一种策略！

索斯诺夫斯基是枪炮制造的行家，他向来只佩服英、法、德三国的产品，甚至在左宗棠面前高调宣扬俄国武器之精良。在他看来，中国武器必然是百分百“纯落后主义”，中国人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好武器！左宗棠就专门派人带领他们去参观甘肃制造总局。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看到厂里不仅能仿造法、德等国家的枪炮，还有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式产品，如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角劈山炮等，都震惊不已。

接着，他们又看了试验，终于对中国自制兵器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怀疑制造枪炮的钢材是不是进口的。左宗棠肯定地回答他们这完全是自炼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叹服，终于不敢再瞧不起中国武器！

左宗棠又特意带他们去看清军的武器装备和操练。五人看完以后，感叹西征军的战斗力完全可以跟欧洲军队相媲美！左宗棠听到以后，不由得露出微笑，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容忍退让，而是想要借这几个人回去做清军的“义务宣传员”！

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在兰州住了一个月，看到左宗棠让他们看的清军底细，纷纷觉得暂时实在不适合跟中国翻脸，于是，当他们得知关外作战运粮困难以后，便主动提出愿意为清军代购粮食，以此来表达“友好”与“诚意”。

左宗棠正为购粮困难而忧心不已，粮价和运费太高，军饷又不足，听说索斯诺夫斯基愿意将“便宜货”送到清军驻地，顿时欣喜若狂。他觉得，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能低价买到粮食，都对中国大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离开之前，左宗棠与他们签订了运粮四百万斤到古城的协议。

《周易》中曰：“物极必反，否去泰来。”将事情做得太极端，必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古人常说：“处世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该让三分。

在云南涉外事件上，如果左宗棠按照朝野上下的意思，将事情做绝，不留余地地先下手为强，果断灭了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恐怕不仅仅会惹怒俄国，给西北增加不必要的压力，更没法筹到四百万斤“便宜货”军粮。

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敢爱敢恨，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在出手之前，一定要像左宗棠一样，明确你所面临的压力，分析你所面临的形势，搞清楚你所面临的状况，然后再做决定。

很多时候，你所遇到的情况可能比左宗棠遇到的“间谍事件”还要险恶，但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生机和希望。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别人留有余地，就是让自己多个选择，将原本严峻的、剑拔弩张的形势巧妙地转化成“温馨模式”，用智取在战略上击败对手！

就连左宗棠这样狂妄不羁的人，都懂得留有几分余地，忍着压力将计就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一策略呢？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身在什么职位，都难免会与人发生冲突，此时不妨向左宗棠学学，分析形势，找出最好用最高超最有效的对策，在给对方留有几分余地的同时，巧妙地将其引入“套中”，让对方主动成为你的“盟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古人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原本就不是虚构，在左宗棠的手中简直是“不败宝典”！

6.不断学习，面对强压才能临危不惧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大凡在压力下仍坚定前行的强者，都懂得不断学习，强化自身硬件设施，增强竞争力。作为众多强者中的佼佼者，“抗压之神”左宗棠有更多的“充电”经验可供分享。

在左宗棠生活的年代，中国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仍占主导地位，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也余热未消，这两种热门学术思想要么过于空疏，要么烦琐至极，严重脱离实际，堪称“无实际用处学术之最”。

与此同时，一些敏锐、开明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不堪忍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开始抛弃无用之学，转向社会现实，掀起“经世致用”之学的热潮，如龚自珍、魏源、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他们批评程朱理学的空疏、乾嘉考据学的烦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将为学和致治联系起来，发展出一种更加实用的学术思想。

当时，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内社会亦暗藏危机，“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深感忧虑，他迫切希望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为国效力，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一期望的主导下，左宗棠逐渐发现传统的辞章举业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毫无用处，所以，他开始寻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广泛阅读当时所能得到的有益国民生计的“有用之书”上来，并同陶澍、贺长龄等众多经世致用学者有着密切往来。这段时间的“充电”，让左宗棠一生受益匪浅，奠定了他压不垮的巨人之身的根基！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左宗棠对此激愤不已，又想到中国民族大批读书人正致力“无用之学”，纵然“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数十载，仍难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间，左宗棠十分忧伤。

于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学问不求益身心，文如昌黎，诗如少陵，总为玩物丧志，何况以有用日月徇不可必得之科名邪？”又说，“大抵吾辈著述，必求其精审，可以自信，然后可出以示人。若徒以此为噉名之美，则其书必不能自信，不能传久，枉用功夫，殊无实际，何为也？近人著述，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他认为，做学问必须以有益身心、有实际用处为目标，否则，即使你诗赋文章写得宛如妙笔生花，都是“空洞无物”。这样一辈子下来，也难以在个人修养上有什么进步，无法做出什么实际成绩，更别提在压力下爆发小宇宙了！

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缺乏掌握科学技术的实用人才，这是传统的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造成的。

左宗棠认为中国与外国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培养一批“聪明寄于实”的有用人才。

在他看来，中国人才本胜于外国，只是醉心道德文章，不注重艺事，才变得相形见绌，只要扭转这一社会风气，培养一批精通洋务的人才，那么外国人施予的压力必然可以轻松消除，中国自然能够摆脱列强挟制，谋求自强！

为了培养精通洋务的实用人才，左宗棠在福建创办造船厂时，特意设立了“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选录一些聪明有悟性的少年子弟，教他们学习外国语言，背诵外语书籍，掌握西方算学。

同时，他还指示“华福宝”号轮船管驾贝锦泉，多多招募宁波少年，学习驾驶轮船技术，等中国自己造好了轮船，就不必再外雇了。后来，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果然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此外，他还提倡多辟门径培养人才，听说广东一些乡绅聘请熟悉洋务的人教育子弟，他十分欣慰。

左宗棠还主张向外国派出“游历”人员和“游学”人员，以培养更加精通军事、技术等方面实用之学的人才。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建议从各地通晓外国语言的商人、士族中，选拔一些人员，派往外国考察学习，继而从中选择合适人选作为外交使节。

同治十二年（1873），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派船政学生去英法两国深造，左宗棠得知以后，强烈赞同，他说：“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见闻，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他提出，不应该只派往英、法、美三国，凡是有长技可学的国家，都应该考虑派人前往学习。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这种“充电”主张是完全可行的。光绪二年（1876），福州船政局在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自行设计和制造了“艺新”号兵船。这艘船造成以后，经过出海试航和检测，证明“船身坚固，机体灵敏”，让某些原本对左宗棠独立培养技术人才计划不屑一顾的中外人士惊叹不已！

左宗棠深知“充电”的重要性，他一生都致力学习与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经世致用”之学的水平，自然也十分注重船政人才的进一步深造。

为了让船政设计人才得以“充电”，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与沈葆桢联合上奏，请求选拔艺局优秀学生派往欧洲深造。从这时开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结束为止，清朝选拔了三批学生共五十八人，分别派往法、英、德、比四国，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魏瀚、陈兆翔、郑清濂、吴德章、严复等人。这些人学成回国以后，不仅能够接替外国人遗留下来的工作，还能改进技术，设计新船。

穷经致用，是左宗棠思想的核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收徒授学，培养了大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与人交涉，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提倡学与行相结合，这与左宗棠所提倡的“穷经致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隐居柳庄时，致力农学，亲自下地研究生产应用，推行新的经济模式，在当地曾引起强烈轰动。出山入幕，乃至入朝为官以后，他整饬吏治，修明政事，养民务本，通商惠工，制造兵器，培养人才，样样都以“务实”为原则。

左宗棠的成功不是偶然，他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压力下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学问必须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学习本质，所以他专门拿出数十年研究地理、盐政、军事等知识，费尽心机创办船政局、织呢局，尽心尽力培养大批实用人才！

何谓经世？即致力国家，致力社会。何谓致用？即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学得知识，以求应用于实际，往小了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大了说，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报社会。

那种只懂得埋头故纸堆学习一些与实际无关痛痒的知识的人，可能会在各种考试中拿到高分，但却很难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把这种人置于压力之下，恐怕很快就被压垮了，又何谈功成名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左宗棠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醉心于拿各种证书、考各种研究生或博士生时，的确该好好考虑下这个问题！毕竟，不是所有充电都能够帮我们缓解压力，只有实用之学，才是破解压力之有效武器！

7.高风亮节，才能屹立不倒

说高尚，何为高尚？

2010年1月，中国“首善”陈光标从中国众多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募捐了四千多万元现金，并将这笔钱包入八万个红包中，送到西南、西北地区的特困户手中。他说：“我不怕被指‘作秀’，我就是要把这个‘秀’作大，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学‘作秀’，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回报社会。”这就是高尚。

高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陈光标募捐数千万，送入千家万户，比他说千百遍同情和怜悯要强有力得多。而对于这一点，左宗棠比陈光标更有发言权。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可是家中穷困，凑不出路费，其妻周诒端就将自己陪嫁的妆奁钱一百两拿了出来给他做路费。快要动身的时候，左宗棠听说大姐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就毅然把银子全部给了大姐。亲戚朋友听说这事以后，感叹左宗棠舍己为人，就主动凑了一些路费给他。

如果说资助姐姐、姐夫还带有一定的“为己”成分，那么道光十八年（1838）倾囊相助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则充分证明了左宗棠的高尚情操。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名落孙山，回家时路费不足，朋友送他三百两做路费。当时，左宗棠的家中也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夫人周诒端正心急如焚地等待左宗棠回家想办法。结果，左宗棠夜宿一家小客店时，偶然遇到几个壮汉冲进客店，气势汹汹地围着一个老太太大声责骂。原来这个老太太欠了人家三四百两银子，无力还债。左宗棠果断拿出自己的二百两银子替老太太还了债，劝告那几个壮汉不要再追讨剩下的债务，帮老太太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事情办好以后，左宗棠身上的银两就所剩无几了，等到到家口袋早已空空如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左宗棠结束在安化陶家坐馆的塾师生活回到柳庄，并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自然不肯让他尽如人意。那几年天气极端异常，先是连续数年干旱，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开始阴雨连绵，湘江、资水、沅江水位暴涨，湘阴县城也被水淹了，好不容易摆脱干旱的百姓，刚出虎穴，又入龙潭，被洪水围困。

柳庄的禾苗也没逃脱噩运，全部被水淹没，左宗棠家中仅存的一点谷子也都发了芽，一家十余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东西去典卖。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不断为救灾奔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富绅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

第二年，湘阴县又发洪水，左宗棠就把储备的积谷统统分给族人和相邻。柳庄靠近湘江，是往来要道，遭遇水灾以后，成百上千的灾民从洞庭湖和湘江沿岸逃来，经过柳庄。

左宗棠看到灾民携老扶幼，一路上饿死、病死无数，心生不忍，就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煮粥施舍，并配了治时疫的药方，自己掏钱购买药物，在家中熬制成丸药，免费发放给患病灾民服用。

每天，左宗棠都和周、张两位夫人率领家中仆人，在柳庄门前照顾过往灾民，分发食物和药物，救活了不少灾民。

那几年湖南一带不是闹旱灾，就是闹水灾，生存压力始终环绕在左宗棠周围，但左宗棠丝毫不以为意，而是一有机会，就救济灾民。他一面率领全家节衣缩食，省下钱储备谷子救助灾民，一面在族中建立“仁风团义仓”，他本人则带头买了四百石谷子捐入义仓，并找了几位办事公正的人管理。这个义仓持续了很多年，救活了不少人。

当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介“寒士”，囊中并不富裕，为了养家糊口，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来到长沙，在朱熹祠堂开设学馆，赚取一点银两。

那时湖北连年大水，柳庄的耕田全部被水淹没，粮食颗粒无收，家中值钱的东西也都典当罄尽，家中妻儿也都身染疾病。然而，左宗棠在给二哥左宗植写信时，对自家的艰难倒不在乎，反而更担心天下百姓，他说：“弟一家不足忧，唯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者又不止一家也。”于是，他在坐馆授学之余，又开始向富绅们劝捐。

那几年，为了救助灾民，左宗棠不仅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粮食和财物，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拿去典当了，这种高风亮节，这种行动上的高人，如果还能被压力压垮，那简直是太不科学了！

可是，左宗棠对此仍不满足，在当上“公务员”以后，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情操推上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当属“以私济公”！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进军新疆，进入肃州大营之前，将后方的各种事务托付给刘典，同时交给刘典的还有一笔巨款。

刘典对此甚感诧异，左宗棠一向廉洁奉公，不贮私财，哪来的巨款呢？原来，陕甘总督还有一个兼职，即“茶马使”，专管回民、维民、蒙古各部以马换茶事务。茶是西北地区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可是当地并不产茶，当地人民只好用马到内地换取茶叶。

物以稀为贵，久而久之，政府就开始利用茶叶贸易控制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将易货贸易改由政府统一办理。兼做“茶马使”的陕甘总督是直接负责督办此事的人，因此很多总督都以此大发横财。为了让陕甘总督能够秉公办事，清王朝特许陕甘总督领两份俸禄，左宗棠也每年按例领取兼职俸禄。

十年间，左宗棠的兼职俸禄高达三十多万两白银，他却分文未动，将其全部留给陕西百姓，并特别嘱咐刘典不可用作西征军费，等到下任总督到任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后来，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用的就是这笔钱。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继续担任陕甘总督。他发现兰州城墙经过多年风雨洗礼早已不够坚固，整座城的防御性相对较差，于是把原来的城墙做了彻底的整修，加深、加宽城根，加宽城墙顶部，同时，他又在兰州城的西北角修筑了一座贡院，并在院外修筑了一条长达二百四十多丈的外城。这一工程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投资近十万两白银。

不过，由于左宗棠动用自己的部队修筑，实际投资只有材料费三千多两。可是，当这一工程报到工部的时候，工部以不符合规定为由将其驳回。原来，按照当时的规定，修建城垣必须达到某一造价标准，才算符合规定，工部才会予以报销。无奈之下，左宗棠干脆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四千两做了工程材料费！

光绪六年（1880），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特地来到哈密拜见左宗棠。两人在闲聊中，左宗棠无意间问起有没有可以克制轮船、兵舰的“奇器”，福克告诉他：“水雷、鱼雷就是最好的‘奇器’。现在，我们国家就卖这类武器，用来封锁海口，轮船遇之立破！”

左宗棠听后，欣喜若狂，马上追问，像天津海口，需要用多少水雷、鱼雷？福克告诉他：“水雷十具足矣，鱼雷完全用不上！”接着，左宗棠询问了水雷、鱼雷的价格，觉得“物美价廉”，就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养廉银，拜托胡雪岩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分别送到福建、浙江两省，以备海防之需！

左宗棠的这一系列“以私济公”的行为，简直是空前绝后！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些爱国人士解囊相助，这完全可以理解。

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不少爱国华侨捐献巨资为抗日将士购买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有不少人出钱资助武器。可是，光绪六年（1880），鸦片战争早已经尘埃落定，八国联军侵华也还来日甚远，中国海防正处于一片清明和平之中，远在西北负责塞防的左宗棠，竟然自掏腰包去购买新式武器用于海防，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左宗棠如此慷慨，想必很多人会以为他家中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事实上，左宗棠每年只寄给家里二百两银子，其余全部拿来“以私济公”了！一大家子人，一年只有二百两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左宗棠的朋友、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拿出几百两银子接济左宗棠的家人，左宗棠得知以后，还特意嘱咐儿子留作他用。

中国人向来推崇高尚情操。对于情操高尚之人，人们普遍给予厚爱和尊重，就连当权者，往往也难敌高尚情操的“诱惑”，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举孝廉”。

事实上，这是一种炒作的方式，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途径，更是一种屹立不倒的策略！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自己的形象打造得无比高大，成功地俘获了上级、下级乃至老板、群众的“芳心”！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情操攻势下，任何压力都会瞬间影消形散！

在压力重重的人生道路上，谁的成功都难免需要“贵人”提拔、“贤人”相助。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人生，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强大自身能量，在与“贵人”、“贤人”接触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性，该出手时就出手，每一步都走得精巧至极，堪称绝笔！

没错，左宗棠的人脉是设计出来的。他不像有些人大肆扩展交际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最终在人脉圈里混得晕头转向。他了解自己，时刻谨记自己的目的，不浪费一分钟给多余的人，却把全部真心和热情给值得交往的人。正是因此，左宗棠的“升级黄金台”才铸就得如此牢固，任压力再大，都始终压不垮！

第三章  有的放矢，用人脉构筑一个坚不可摧的平台

1.设计出来的人脉，坚不可摧

晚清有两大名臣，即左宗棠和曾国藩。

曾国藩向来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出现，是无数人敬仰的为人做事之楷模，他长袖善舞，在众人之间左右逢源，编织出了一张强大的人脉网，这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反观左宗棠，他狂傲不羁，刚毅勇烈，在任何人面前都直言不讳，好像想到他，人们就不由自主地会头疼：这个傲慢的娃儿，根本不懂什么“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左宗棠比任何人都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像曾国藩那样步步为营，时刻惦记着给自己铺好路子，以防万一。

性格狂傲的左宗棠，只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手就出手，用谁找谁。所以，别说左宗棠很狂傲，他只是有目的地打交道。而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技能”，就是打算借着名师效应，来提升自己的人气。这对名师就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贺长龄是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他是晚清最早提倡经世实学的有识之士。嘉庆十三年（1808），考中进士以后，贺长龄开始入朝为官，先后担任庶吉士、编修、学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委托魏源辑成一部专门收录清代道光帝以前名臣巨儒的经世文章的类书《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十年（1830），贺长龄因为母亲去世回到长沙丁忧。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贺长龄的大名了，据说贺长龄为官数十载，勤于职守，颇有惠政。任职山东时，山东多水患，贺长龄亲自带人开沟洫，兴水利，使得粮食收获倍增。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十分佩服贺长龄的才学，一旦遇到漕、河、盐等方面的政务，就马上跑去向他请教。

如今，这位学历高、才能强、人品好的名师自己送上门来了，作为一个做事三思而行、出手直奔目的的狂人，左宗棠果断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传说中的贺老师。

左宗棠这步棋走得十分巧妙，十分正确，十分高明。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大江南北，人才济济，可惜“千里马”虽遍地，“伯乐”却少之又少，而人才的横空出世、名动天下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左宗棠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主动敲开了“伯乐”家的大门。

一番深谈以后，左宗棠成功地“俘获”了贺老师的心。

贺长龄看到左宗棠年少而学博，又十分了解全国的军事地理、山川形势、社会情状，顿时被这个少年奇才的宏大抱负和杰出才智“电”到了，竟然“以国士见待”。

事实上，这时候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十八岁连生员都不是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经是朝廷要员。一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竟然能获得贺长龄如此高的待遇，左宗棠的大名在长沙一带不胫而走。

贺长龄十分喜爱眼前这个爱读书的青年人，得知左宗棠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以后，就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自己已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每次左宗棠来还书，他都耐心询问左宗棠有何心得，两人相互印证，十分默契，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也就是在贺长龄家里，左宗棠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并接触到了历代大量政治实际和典章制度，学识和见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贺长龄的志向、才智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都使左宗棠受益匪浅。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就回原任去了，但他对左宗棠的影响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贺长龄曾对左宗棠说：“当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别匆忙随意找个小官职就当，这样会委屈你的才能。要耐心等待，干那些能真正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后来左宗棠时刻铭记贺长龄这句话，在数次落第、生活贫寒之际，仍旧顶住压力，拒绝出任那些卑琐的小官职，谢绝友人的多次邀请，毅然学姜子牙、诸葛亮在乡间隐居，以耕读为生，等待“天降大任”。

贺长龄离开长沙以后，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六年后，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并以重金礼聘。但由于当时左宗棠正在安化教授陶澍的孤子，便辞谢了贺长龄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的时候，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贺熙龄，字蔗农，也是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原来担任湖北学政，也因丁忧在家，并接受长沙三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城南书院的邀请在此讲席。左宗棠在贺长龄的介绍下，进入城南书院就读。贺熙龄跟贺长龄一样，也十分看重左宗棠，后来他在一篇题赞左宗棠祖父画像的文章中提到左宗棠，说：“左季高少年的时候跟着我学习，我看他卓然自立，学习看书必有所得，行为言语循然规矩，就知道他很不同于众。”

贺熙龄在长沙住了九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两人经常通信，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国家大事。道光十九年（1839）秋天，贺熙龄准备返回京城。左宗棠和几个同学以及贺熙龄的朋友共十人会集长沙城南，为贺熙龄送行。贺熙龄到九江以后，看到月明如昼，忽然想念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左宗棠，就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熙龄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这简直是正大光明地给左宗棠做宣传！

贺长龄曾赞誉左宗棠为“国士”，贺熙龄又以形象生动的诗词这样赞誉他，有意无意地将左宗棠推向了经世之才、国士之士的宝座。

后来，左宗棠的大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十分高兴，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于是，左宗棠与贺熙龄一下子从师生变成了亲家。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在官场、绅士之间颇有名气，所以，凭借贺氏兄弟徒弟兼亲家的身份，左宗棠很快就成了湖南有名的才士。

中国人历来就看重学历，古代的太学生就比穷书生要高出一筹，状元、进士明显甩秀才、举人好几条街，就算到了近现代，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的分量也远远超过一个三流大学、二流本科。

名师像是一盏灯，所有笼罩在灯光下的学子，都会瞬间展露锋芒，亮瞎人眼。所以，孔子千里迢迢拜见老子，杨时程门立雪拜见老师程颐，当今父母不惜花费重金送儿女上名校拜名师。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

凭借贺氏兄弟这一名师高徒的身份，左宗棠人气倍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一下子成了湖南一带的名流才士。这一次拜师，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拜师，却给他铸造了一道坚硬的“绝对防御”，给他树立起“国士”形象，让他在社会底层爬了起来，站成了一尊压不垮的巨人像。

不得不说，左宗棠择人的本事实在是太高明、太强悍了！

2.大树底下好乘凉，外界任何压力也奈何不了

我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何为“大树”呢？其实就是有实力、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人。

古代很多王公贵族都招募宾客，一些有识之士就纷纷前去投靠，战国时的孟尝君、信陵君号称有宾客三千。这些宾客就是冲着主君这棵“大树”去的。毕竟“名人效应”放在何时何地都是效果显著的。左宗棠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么一棵“大树”，才为“左宗棠”这三个字增添了一层“黄金甲”。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正应吴荣光之邀，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

巧的是，这一年，一位大人物也来到了醴陵。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官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试办漕粮海运并取得成功，整顿两淮盐政，兴办全省河工，政绩斐然，颇有时誉。

而且，他手下有一大批能人异士，像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等，其中，林则徐就是因为陶澍的提拔才从江苏布政使升任了巡抚，否则林则徐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也就是说，陶澍不仅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名流，更是名副其实的爱才惜才之人，简直是名人中的名人，“伯乐”中的“伯乐”，“大树”中的“大树”！左宗棠很想结识陶澍，可惜一直缘悭一面。

但命运还是将好运悄悄送上门来了。当时，陶澍要前往江西阅兵，就请假顺路回故乡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不得了，马上竭力招待，为陶澍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又特意请当地“第一学府”渌江书院的山长撰写楹联。于是，左宗棠就幸运地接到了能跟陶澍搭上线的“橄榄枝”。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卓著政绩的仰慕之情，本着尽力彰显才能打动陶澍的原则，大笔一挥，写了几副门联。

陶澍来到醴陵，住进行馆，偶尔看到厅中挂的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最得他心：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候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安石门潭边。因为潭中矗立着一块石头，如同一枚印章立于巨流之中，所以陶家的书屋就取名叫作“印心石屋”。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陶澍，听陶澍谈起幼年读书的事情，问起陶澍家中的印心石，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这是陶澍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

左宗棠的对联既表达了家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巧妙地道出了陶澍一生中引以为荣的经历，同时虽然充满赞誉之意，但措辞大方得体，毫不做作。所以，看到这副对联，陶澍十分惊喜，就问这是谁写的。知县告诉他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所写。正如传说中一样，陶澍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就命知县把左宗棠请来一见。

这一见不要紧，两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谈今论古，聊得甚是投机。左宗棠凭着聪敏过人的头脑、独特的见地和渊博的学识，很快就让陶澍这棵“大树”折服了。陶澍十分赏识左宗棠，称其为“奇才”，当他得知左宗棠次年将赴京会试，再三嘱咐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不管考中没有，都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住上几天。

第二年，左宗棠会试再次落第，秋天回家时专门绕道南京，谒见了陶澍。他在总督署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暇，就跑来找左宗棠，甚至主动提出要和左宗棠结为姻亲，当时陶澍的幼子陶桄年方六岁，左宗棠的长女孝瑜五岁，两人年龄相当。

但当时陶澍已经六十多岁，左宗棠才二十七岁，且陶澍是名动天下的总督，左宗棠却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年龄、门第、声望都相差悬殊，左宗棠觉得实在不敢高攀，想要婉言谢绝。但陶澍却表示，左宗棠的门第名位，日后必然超过自己，至于年龄，儿女年龄相当即可，其他的都是浮云，还说自己年事已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驾鹤西去，到时候幼子和家事恐怕还要托付给他。最终，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

左宗棠前被陶澍奉为座上之宾，后受陶澍屈尊结亲，这份殊荣简直人神共愤，羡煞旁人！如果说拜师贺氏兄弟只是左宗棠尊师重道、用心求学的表现，让他在湖湘一带扬名立万；那么受到陶澍的再三礼遇，就是左宗棠走向成功的最好捷径。从此，左宗棠以一介布衣成了名动天下的奇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爱才惜才的官员们的青睐和瞩目。

第二年，陶澍死在南京任所，他的家眷回到家乡湖南安化。陶家家产丰厚，而陶桄只有七岁，孤儿寡母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家业。于是，作为陶家亲戚、左宗棠老师的贺熙龄，就邀请左宗棠去安化陶家教陶桄读书。

左宗棠于是来到安化坐馆授学，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里，虽然陶澍早已不在，但左宗棠仍受陶澍的“庇佑”，他一边教授陶桄，一边兼任“总管家”帮助陶夫人处理陶家事务，一边在陶家藏书楼中孜孜不倦地饱读诗书。

陶家藏书很多，天文、地理、历史、军事等等，应有尽有。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进一步了解了世事和政治得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收获良多，为他日后战场用兵、勤政为民，成为丰功伟绩的神一般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陶家有一套《图书集成》，正对地理、军事等感兴趣的左宗棠从其中找到《康熙舆图》《乾隆内府舆图》，细心考察研究，对其加以考订修改。

后来，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一位俄罗斯人带着一张《康熙舆图》来访，自以为是地夸耀自己对中国地理如何如何了如指掌。左宗棠就拿出《乾隆舆图》考问他，结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国通”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在左宗棠面前夸耀了。

除此以外，陶澍做了几十年封疆大臣，不仅收藏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而且还有大量上谕和奏折，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宝贵资料。左宗棠坐馆陶家时，这些书籍、资料随便他翻阅。早在弱冠之年，左宗棠就仔细研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在陶家时，他结合各类有关盐、漕诸策以及《艺舟双楫》等书，仔细研究清朝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从政以后，这一时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使得左宗棠对地方治理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的一生，都以“做事”著称。但不得不说，他的这一作风跟他人生中几棵重要的“大树”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人就是陶澍。陶澍生前所做的可能只是帮助左宗棠提升了几分人气，但他死后留下的大量藏书，却为左宗棠打开了一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门。

正是在这里，左宗棠丰富了自我，了解了当今局势，掌握了军事、经济、政治、边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知识，奠定了左宗棠日后丰功伟绩的基础，让左宗棠成为真正为国为民做事之人，再强大的外界压力也奈何不了他。

3.借助贵人力量，仕途之路顺风顺水

有些人只会傻傻等待好运自己降临，事实上，有时候，好运的降临需要“贵人”的相助。左宗棠就十分懂得抓住“贵人”这双能带自己飞翔的翅膀。

提到左宗棠生命中的贵人，就不能不提林则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天，林则徐因病卸任云贵总督职位，返回福建老家，途经长沙，舟靠湘江岸边，就想起左宗棠来，于是派人送信到柳庄约请左宗棠前来相晤。林则徐一直都是左宗棠所仰慕的伟人，但左宗棠却从没想过会得到林则徐的邀请，所以一接到消息，左宗棠兴奋异常。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人之间就有一段曲折却有趣的“交往”。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大义凛然，展现了一个抗敌英雄和爱国将领的伟大形象，深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当时左宗棠正处于青年时代，他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以及陶澍、胡林翼等人口中了解到了不少有关林则徐的情况，后来在安化陶家坐馆，读到陶澍与林则徐的往来书信，加深了对林则徐的了解，更对这位有学问、有能力、有操守的大人物充满敬仰之情。

道光二十八年（1848），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初被迫遭撤职流放的林则徐已经官复原职，当上了云贵总督。那时候，左宗棠的老朋友胡林翼正在林则徐的手下当差，担任安顺知府，他就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是湘中“第一奇才”。林则徐马上命胡林翼请左宗棠来任职，由于左宗棠当时家事缠身，只好婉言辞谢。但林则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世外奇才了。

这一次，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途经湖南，停靠湘江岸边，引得湖南文武官员纷纷赶来拜会，但林则徐却独独邀请了左宗棠相晤。

两人一会面，相见恨晚，在舟中秉烛夜谈，从天下大势，谈到东南海防、西北塞防，从新疆治理谈到当今天下人物，甚至对朝政腐败、吏政不修、人才凋敝发出了共同的感慨。

特别是谈到新疆问题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遣戍新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倾囊相授，提出了很多实用的治理意见，并把自己在新疆积累的全部资料送给了左宗棠，包括地理、边防以及俄国动态等等，把西定新疆、抗击俄人的希望寄托在了左宗棠身上。

这是左宗棠生平第一次见到林则徐，也是唯一一次，但这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林则徐对新疆问题的见解以及资料，为左宗棠日后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外国侵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日后左宗棠能够顶住朝堂内外的各种压力，立功西北，林则徐的帮助功不可没。同时，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让左宗棠的大名更加远播。

第二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占领了几个县，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朝廷再次起用林则徐，让他前往广西镇压叛乱。林则徐到达广东潮州时，突染疾病去世，临终前，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代写遗折，向朝廷再三举荐左宗棠。虽然林则徐的举荐并没有成功，但左宗棠的大名再一次让朝堂之人如雷贯耳，这也为左宗棠以后在重重压力下仍能被破格提拔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左宗棠的第二个“贵人”毫无疑问就是张亮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湖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把湖南的封建统治秩序搅得乌烟瘴气。咸丰二年（1858），清政府任命云南巡抚张亮基为湖南巡抚。

张亮基，字采臣，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他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官员，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时，他深得林则徐青睐，与胡林翼并称林则徐的左右手。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认识到湖南局势严峻，凭借那些只会玩笔杆子的文臣根本无济于事，所以迫切寻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于是，在胡林翼的牵线搭桥下，张亮基成了左宗棠正式步入仕途、进入政界的第一个“伯乐”。

在张亮基的幕府中，左宗棠以抚署幕宾的身份为张亮基出谋划策，张亮基则将全部军事委托给左宗棠。就这样，乘着太平军掀起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以及张亮基这一“贵人”的慧眼如炬，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下，被推向了历史舞台。

这是左宗棠初试身手，但却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他为张亮基献计献策，先根据太平军主力聚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献计断绝太平军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将太平军全歼。但由于清军将领畏敌不战，拒不遵命，计划最终泡汤。

接着，左宗棠迅速调整计划，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连攻近三个月，都未能攻克，最后太平军不得不暂时放弃长沙城，挺进湖北。到此为止，虽然左宗棠全歼太平军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却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识，引得天下之人刮目相看。

之后，张亮基调任山东，想要邀请左宗棠跟自己一起前往。但左宗棠不愿离开老家，就回到白水洞家中继续归隐。然而，由于张亮基这一“贵人”的帮助，此时的左宗棠才能尽显于世，已经无法掩饰其灼灼光华，再次出山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与湘军水路两军展开决战，几次较量，清军节节败退，湘南巡抚骆秉章十分害怕，先后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相助。于是，左宗棠在第三个“贵人”骆秉章的数次请求下，再次接受礼聘，进入湘抚幕府。这一次，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涯，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都一手包办，几乎成了半个巡抚。也正是因此，身为幕宾的左宗棠不仅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展示出了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的卓越才华，越来越受到高层人士和其他官员的关注和青睐。

骆秉章的信赖和提拔，让左宗棠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1856），浙籍御史宗稷辰在上书举荐人才时，把左宗棠列在了第一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比不下于胡（即胡林翼）、罗（即罗泽南）。”事实上，宗稷辰从未见过左宗棠，跟左宗棠没什么交情，只是听说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爱才惜才之心突起。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的功劳，清政府赏赐左宗棠戴花翎，出任兵部郎中。同年，胡林翼又上奏举荐左宗棠。左宗棠一下子成了朝野上下竞相瞩目的人物。

左宗棠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很多事情都跟其他人一样无能为力。但他知道，偏偏就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他完成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这种人就是“贵人”。在依靠科举选仕的封建社会，像左宗棠这样的落第举子、穷酸书生，成功是很艰难的。的确，有些人没有钱能够白手起家，有些人没有地位也能扶摇直上，但没有“贵人”，这些人也绝对不会有所成就。成就霸业需要“贵人”，成功需要“贵人”，左宗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冲破重重枷锁和压迫，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继而封侯拜相，靠的就是贵人的扶持和推动。

左宗棠聪明吗？的确。毕竟所谓的扶摇直上，也要靠风来倚托，成功的路上自然就不能缺少“贵人”这一必备加速剂。借助“贵人”的力量，可以减少前进的阻力，降低外界环境施予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4.与知己相互提携，人生无所畏惧

左宗棠的一生，都离不开“贵人”相助，朋友相帮。而提到左宗棠的朋友，就绝对不能不提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林翼的名声远远不如左宗棠和曾国藩等人，甚至有的人认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也就是镇压太平军。

事实上，这个人是绝对有功于中国近代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人。他才华横溢，胆识过人，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这使他十分看重“人才”。在当时，他被人们称为“荐贤满天下”，可见他推荐人才之多。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和左宗棠。正是因为他的极力推荐，左宗棠才冲破重重压力和阻力，踏上政坛，展开他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一生。

胡林翼，字润之（咏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之后受到陶澍赏识，招为女婿。陶澍出任两江总督时，胡林翼跟随在侧。当时，林则徐正在陶澍手下担任江苏布政司一职。林则徐比胡林翼大了二十多岁，但两人相交甚笃。胡林翼十分佩服林则徐的人品学问，就向陶澍大力举荐他，终于促使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逐渐将林则徐推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关系十分复杂：两人的父亲曾一同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谓世交；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是贺熙龄的学生，所以又是同学；后来左宗棠与陶澍结为姻亲，和胡林翼也就成了亲戚，之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俩人亲上加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人互为知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左宗棠跌宕起伏的“升级”过程中，胡林翼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与胡林翼第一次见面。这年正月，左宗棠到达京都参加会试，顺便来胡家拜访，两个才华横溢、笑傲群雄的人物正式会面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古论今，臧否时事，对朝廷之腐败、官吏之无能、列强之压迫痛心疾首，更对各地此起彼伏的闹事和人民生活深感忧虑。两人谈得过于投机，几乎通宵达旦，连床夜话，却仍觉得不过瘾。

后来，胡林翼率先步入政坛，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三次落第，前半生大都处于蛰伏之中。俩人之间的境遇差别越来越大。但作为左宗棠的知己，胡林翼很清楚左宗棠是难得的人才，所以从未停止过对左宗棠的关注和举荐，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企图将左宗棠拉出来，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共同创建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左宗棠“一生真知己”，他对左宗棠了解颇深，知道左宗棠绝非“池中物”，虽然深处泥潭，但内心仍渴望摆脱穷困潦倒的窘境，出仕为官，一展才华。他曾在写给郭崇焘的信中这样评价左宗棠：“横栏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他认为左宗棠是普天之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只要经过一番阅历，就能日精月进，前途无量。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其手下担任贵州知府，他就趁机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对左宗棠早已有所耳闻，又看到胡林翼如此推崇左宗棠，就命胡林翼邀请左宗棠到自己手下做事。然而，当时左宗棠家事缠身，不得不拒绝林则徐的美意。但林则徐却开始关注左宗棠，在因病告退回乡时，途经湖南，还特意派人请左宗棠前来会晤，之后也向朝廷大力举荐左宗棠。

之后，胡林翼又将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鹬采，但未被录用。再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湖南陷入了危机局势，湖南巡抚张亮基大力寻求人才，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镇压起义。胡林翼马上向张亮基大力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才品超冠等伦”。张亮基大喜，三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但左宗棠一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答应。这时候，胡林翼的信起了关键作用，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张公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肝胆血性，必能成事，林文忠公（即林则徐）十分赏识他。他是跟文忠公一样杰出的人物。你生平最佩服文忠公，为什么不接受邀请，跟张公一起共事呢？”他又表示，如今家乡祸在眉睫，生灵涂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身为一个胸怀天下之人，怎么能够独善其身，看着家乡衰败，更何况如果湖南被太平军占领，他的柳家庄也不可能保住。胡林翼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左宗棠，左宗棠终于同意出山，进入湘幕。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左宗棠逐渐走进政治阶层，迈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归功于胡林翼。如果不是胡林翼大力举荐，左宗棠很难说会受到张亮基的青睐，如果不是胡林翼一封发自肺腑的书信，左宗棠可能仍然蜗居在小小的柳家庄，他冲破压力破茧成蝶的那一天还要更遥远。

几年以后，左宗棠因为“樊燮事件”遭受陷害，几遭不测，又是胡林翼连同郭崇焘等人挺身而出。胡林翼几次冒死疏荐，并写信给多位友人，托他们向朝廷疏通。这使得咸丰帝十分重视这件事，咸丰帝早就听说左宗棠这个人了，如今看到这么多人保荐他，就想了解下他的情况。咸丰六年（1856），胡林翼再次专门写奏折举荐左宗棠，他说左宗棠才学过人，精通兵法、政治，陶澍和林则徐都称他为奇才，宗稷辰也多次举荐他，这人的确是不多得的人才。

咸丰帝看到奏折以后，就询问骆秉章的意见，是否可以让左宗棠前去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但由于当时湖南军事紧急，骆秉章不肯放他走，就上奏将他留在湖南幕府。

之后，胡林翼再次举荐左宗棠，潘祖荫、曾国藩等人也纷纷保荐，于是，咸丰帝决心破格起用左宗棠这个没有“文凭”的人才。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下诏，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从此，左宗棠正式踏上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胡林翼又从中斡旋，促使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三人形成了“铁三角”，共同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不仅在仕途上多次为左宗棠“开路”，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予左宗棠帮助。左宗棠隐居乡间的时候，有一年灾荒歉收，家中粮米无存，而能够典当的东西又都被典当光了，眼看就要喝西北风了。这时候，胡林翼从贵州派人送来了一笔钱，解了左宗棠一家的燃眉之急。

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如果有胡林翼这样的“真知己”，的确是“已足矣”。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是幸运的，也是明智的！他与胡林翼不仅是患难生死之交，更是拥有共同抱负和理想的“真知己”，所以，胡林翼发达以后，才不辞辛劳地为左宗棠铺路，不断提携左宗棠，共同飞黄腾达。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病危。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连忙派人前去探望，并送药物给他。但此时胡林翼已经病入膏肓，没多久就去世了。这对左宗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身在军中，他无法亲自前去吊丧，就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祭文结尾写道：

悠悠我思，不宁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研……有酒如兹，有泪如丝，尽此一哀，公其鉴兹。

三十年的交情，对他帮助巨大，也难怪左宗棠会伤心至此。就连曾国藩读到这篇祭文，也忍不住感叹：“祭润帅文，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而达以恢宏之气。”

5.精心下妙棋，方能化解压力

商场上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很不幸地，左宗棠虽然没有从商，却也有不少“冤家对头”，他们不时上奏弹劾他，阻挠他，不断给他施加压力，企图以此压垮他。其中，最著名、最耐人寻味、最扑朔迷离的，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湖南同乡，两人年纪相仿，但左宗棠蛰居乡间几十载，曾国藩却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出仕为官。

后来天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奉命前往湖南筹办湘军，当时左宗棠正在张亮基幕下，于是两人就有了交往。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军有功逐渐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搜罗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幕僚，被称赞为“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人气直线上增，稳居当朝人气榜首。而左宗棠虽然是落第举子，却凭借在骆秉章幕府中的所作所为名满天下，成了朝中内外的人气新秀。于是，两人便有了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樊燮事件”遭人陷害，最后在胡林翼等人的力保下才大难不死。之后，他离开骆秉章幕府，准备前往京都参加会试，但最后接受胡林翼的意见，转去英山与胡林翼一聚。当时，曾国藩正驻军在安徽宿松，准备进军安庆，听说左宗棠去了英山，就派人把他请到宿松，共商军事。

不久，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专门向他询问：“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虽然与左宗棠性情、脾气不相投，但救国为民、立功建业的抱负却是一样的，所以交情颇深。左宗棠被诬陷时，曾国藩对其十分同情，只是因为他习惯了明哲保身，害怕惹祸上身，所以一直未曾出面说情。

这时候，看到咸丰帝态度忽然转变，曾国藩欣喜若狂，马上上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咸丰帝接到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以后，终于下定决心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五月，咸丰帝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

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的开端。如果说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的多年提携使左宗棠迎来柳暗花明，那么曾国藩的举荐就是锦上添花，助其一臂之力。

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所以他往往不敢雪中送炭，但当左宗棠投靠到曾国藩麾下以后，曾国藩却是毫无私心地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创造机会，帮助左宗棠取得成功。

当时，清政府有意将左宗棠调往四川督办军务，但曾国藩出面婉言谢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他觉得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不可久居人下，而调往四川只会长久寄人篱下，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等到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问题，于是，他趁机将左宗棠调往浙江，使左宗棠“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大展拳脚的机会。左宗棠也的确没令曾国藩失望，不断立下战功，俩人双双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所有人的眼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几乎就是“晚清双璧”，他们各统一军，相互配合，双剑合璧，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个人中龙凤，既然不是敌人，又是从合作开始交往，那么必然应该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称兄道弟。然而，当大局已定，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却又令人十分生疑的大事——两人反目成仇，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曾左交恶”事件。

天京城攻陷以后，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洪秀全的继承人幼主洪天贵福的下落分别作了汇报，然而，诡异的是，两个人的汇报竟然大相径庭，于是，两个人开始交恶。

当时，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伪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于是向朝廷奏报说攻克金陵，所有反军已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洪天贵福已积薪自焚而死。谁知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洪天贵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湖州。

正巧李秀成的招供中也说曾经保护幼主出城，只是后来走散。这样一来，就证实了洪天贵福的确已经逃出，慈禧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严厉地批评了曾国藩，命他尽快查明。

曾国藩向来小心谨慎，平生自认以诚信为本，而左宗棠的奏报，分明是在指责他欺君罔上。所以，向来以恭谨自持著称的曾国藩大胆地顶撞了朝廷，上奏反驳：“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曾国藩这段参奏明显是在针对左宗棠。左宗棠也毫不示弱，马上针锋相对，上疏自辩，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罔上嫌疑，并表示应该公事公办。

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两人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当时，满朝上下，都从他们的奏折中嗅到了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就此毁于一旦。

清朝廷从两人的奏折中看到两人的矛盾，高兴之下，大力表扬了左宗棠，也不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后来，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曾国藩也不再说什么了。但此后，两人几乎断绝往来，各自建功立业。

然而，很多人还是从两人的发展轨迹中寻到了可疑的蛛丝马迹。从性格来看，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讲究个人修养，平素小心谨慎，为人较为圆滑，很少做得罪人的事；而左宗棠为人狂傲，性格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言辞辛辣，很容易得罪人。两个人合作多年，锣不对鼓、板不合腔的时候肯定不少，的确难免积累嫌隙，天长日久，等到洪天贵福事件时突然爆发。所以，两人交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像是两人合演的一出戏，因为这次“失和”实在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两人都是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过往交情颇深、彼此提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错报军情就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相互攻讦？

其次，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以曾国藩的水平，怎么会低级到拿这两者相互比较？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人每次上奏，必然会将奏折底稿相互抄送，既然是抱着断绝往来的心态彼此争论，又何必多此一举？

最后，金陵是曾国荃攻克的，谎报军情的罪魁祸首也该是曾国荃，但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荃一直关系友好，互帮互助。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的真相。时到今日，恐怕更多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人的一出“双赢”戏码。因为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失去了利用价值，根据历史多个剧本来看，迎接身为首领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应该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毕竟，两人都是成大事者，又都手握重兵，一旦联起手来，对于风雨飘摇、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实在是再大不过的威胁了。此时，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两人反目，相互掣肘，一起实现“双赢”。

无论何时何地，“双赢”都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黄金法则。左宗棠与曾国藩初交之时，相互合作，共同平定太平军，这是“双赢”；功成名就之际，两人合演一出“失和”大戏，打消了“老板”的疑虑和猜忌，双双实现了封疆拜侯的目标，这是“双赢”。不得不说，左宗棠这步棋走得高明，走得绝妙！

走在人生路上，可能要遭遇很多压力。就像左宗棠，成功前夜，要遭受胜败的考验、老板的压迫；成功之后，要忍受同事、老板的猜忌和攻讦。他所遭受的压力实在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懂得“双赢”的理念，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合作者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从而顶住八方压力，彼此得到优惠和利益，使合作结果皆大欢喜。

6.会用人，才能扛得住站得稳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是否会用人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左宗棠不善于交际，没有长袖善舞的本事，更不肯屈身大肆招揽人才，相对于同时代的曾国藩而言，他的手下可谓是人才寥寥。

但左宗棠并不为此而担忧，因为他善于任人唯贤，虽然手下人才凋敝，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做事效率高、成果显著，左宗棠仅仅凭借这寥寥兵将，就铸造起了一座“抗压”性极强的防护甲！

左宗棠刚刚出山为官时，在长沙城南金盆岭建立了楚军，共设四营、四总哨。为了训练他们，左宗棠招请了崔大光、罗近秋、黄少春等旧将弁担任营、哨军官。之后，左宗棠又挑选了一些勇敢朴实的精兵，作为精锐部队，担任亲兵，分成八队。楚军逐渐扩大规模，很快就达到了五千多人，以王开化总管全军营务，刘典和杨昌浚为副手，一部分老湘军也收入楚军，由王开琳统领。左宗棠第一次实战，就是凭借这几个将领赢得了开门红！

当时，太平军气势正盛，占领了大片地区，于是，清王朝派遣左宗棠率领楚军前去跟曾国藩会合，联手镇压叛乱。

左宗棠率军走到半路，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徽州，只好改道从南昌经乐平，进驻江西的东北门户景德镇。左宗棠前脚刚到景德镇，后脚就有一支太平军从广东进入了江西南部地区，准备一举拿下景德镇。左宗棠马上调兵遣将，先派遣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前去击退太平军，并乘胜追击，接着派出王开化、杨昌浚在半路截击。结果，太平军在左宗棠及其部下的围追堵截下败得一塌糊涂，狼狈而逃，左宗棠乘胜收复了德兴、婺源两大要地。

这一战，左宗棠的计谋的确令人惊叹，但之所以能够取胜，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左宗棠用对了人。若是换了当时一些只会纸上谈兵或者玩笔杆子的庸才将领，左宗棠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难以取胜。在日后的征战中，左宗棠继续发扬这一优良品质，任人唯贤，才一次次冲破压力的枷锁，稳稳站成一尊不倒的神！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绍兴失守以后，被迫退居杭州、余杭一带，由听王陈炳文和归王邓光明据守杭州，康王汪海洋据守余杭，总兵力十万之多。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带领楚军三万余人，攻取杭州重镇。就兵力来说，左宗棠与太平军，简直小巫见大巫。

然而，左宗棠虽然人数偏少，却个个都骁勇彪悍，士兵锐气十足，兵将团结一致，再加上左宗棠的谋略，胜算大大增强。

左宗棠分析形势以后，派遣刘典、王文瑞带领一万人马进入安徽，防止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南下偷袭楚军后路；又派蒋益澧率一万余人进攻富阳，直逼杭州；剩余军队分别部署在新城、桐庐、绍兴等地。各位将领领命而去，分别率领大军逐渐向杭州逼近。

十几天以后，楚军兵临杭州城下，两军展开了长期的杭州争夺战。在围困长达半年之久以后，杭州终于被攻陷，城中守军逃往德清、武康等地。

杭州攻陷之前，左宗棠可谓是压力重重，以区区三万兵马叫阵太平军十万之众，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不想活了，才敢这么彪悍。

然而，就在这样全国瞩目的巨大压力下，左宗棠用将入神，成功地拿下了杭州。杭州沦陷，太平军大受打击。原本，太平军占据着浙江，以金陵为屏障，南能入闽越，西能进赣皖，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而杭州失守，浙江基本沦陷，金陵就成了一座孤城，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一战，左宗棠大获全胜，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他手下的将领们自然也是功不可没，分别升官受赏。

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领命以后，马上做出人事部署：奏请朝廷调派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广东提督高连升率部众来西北参战；调派刘松山带领老湘军九千人入陕参战。这些大将基本都曾跟随左宗棠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左宗棠要西征，当然首选昔日自己一手栽培并提拔上来的将领。

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捻军开始进入晋冀一带，陕甘回民动乱不断，局势越来越难收拾。左宗棠思考一番以后，决定先收拾捻军，然后再平定回民军。他命令刘典和高连升留在山西，自己则带领五千兵马返回晋冀，同时命刘松山、郭宝昌率部众赶来协助。

在几路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捻军一败再败，被歼灭的被歼灭，投降的投降，走散的走散，很快就剩下寥寥数人，最后不得不投降。捻军就此全部被消灭。

这次平定捻军，左宗棠功劳不小，加封太子太保。这又是一次左宗棠善于用人的体现。他手下算不上兵多将广，但他却有一点让所有统帅欣羡，那就是良将颇多。他手下的将领，几乎个个都骁勇悍战，用兵如神，能够跟他的计谋配合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这不仅仅是一种默契，更是左宗棠慧眼如炬、选才如神的表现。

左宗棠戎马几十年，压力何其大，但他却始终淡定从容，不断在压力中爆发，不断在压力中成长，扶摇直上，封疆拜侯，不得不说，这些人功不可没！这就是用对了人的好处所在！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刘备临终前曾叮嘱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诸葛亮在选择守街亭的将领时，众将也反对任用马谡。但诸葛亮一意孤行，结果不得不上演一出“挥泪斩马谡”。

诸葛亮向来是神一般的存在，“马谡事件”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误，却也是后悔莫及的一次，蜀国从此走向了灭亡。反观左宗棠，他一生鲜有失误，选才用才全都如同神来之笔，所以他没有步诸葛亮的后尘，反而在重重压力下，越挫越勇，最后封疆拜侯，成为晚清第一帅才！

左宗棠的选才如神，不禁让人想到同样善于用人的刘邦。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完全得益于善于用人。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来总结经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善于用人，的确是成就事业的一大关键。

7.想方设法招徕人才，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古往今来，大凡英明的领导者，都十分看重人才，所以才会有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佳话。

左宗棠也不例外。他很清楚，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才，想要在重重压力下取得成功，就不得不依靠人才。所以，一旦发现人才，哪怕踏破铁鞋，他也要将其挖到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三顾沈门请到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同治五年（1866），福州船政局的筹划和落实创建事宜正进行到紧要关头，清王朝却突然下令，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和福建官绅各界都震惊不已，造船之事关系重大，乃“非常之功，非他人任”，若是左宗棠此时西行，很可能出现非左宗棠“则费不能支而事终于废”的结果，所以福建百余名官绅联名写信给左宗棠，请求他万万要留下，等造船之事稍有头绪了，再前往陕甘。

左宗棠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说：“自通商以来……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为此，他希望先找出妥善之法，不要让设厂造船一事因自己的离任而受到影响。

但这是一个难题：若是让将军督抚兼管船政，似乎最为合理，但他们事务繁忙，官位又随时可能发生调动，很难处理好船政之事；若是让朝廷另派官员来福建，必定耽误一定时日，无法解燃眉之急。左宗棠顿感压力山大，最后恳请朝廷宽假三个月，以便将福建诸事料理停当。

在这三个月里，左宗棠带领福建官绅、士民抓紧时间建设船厂，使得各项进度都超前完成。可是，左宗棠仍旧纠结不已，船厂虽然马上要建成了，但他的压力丝毫未减，因为他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必须找到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由谁接管船政成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新难题！就在左宗棠眉头紧锁之际，几个本地官员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沈葆桢。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他出身寒微，家境清贫，小时候靠着父亲坐馆执教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十余口的生计。虽然如此，沈葆桢仍然是个有后台的人，他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从小深受林则徐教诲和影响。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妹妹，品格高尚，知书达理，堪称东方女性之典范，沈葆桢继承了母亲身上的高尚品格，并在父亲和舅父的谆谆教导下培养起民族的浩然之气。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沈葆桢，是舅父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那时当地有一位研究新潮思想颇有见地的名人叫作王景贤，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更是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他见到沈葆桢小小年纪就谈吐不凡，见解精辟，忍不住啧啧称奇，一来二去，就跟沈葆桢成了忘年之交。沈葆桢受其影响颇深。

有一次，林则徐问沈葆桢，如果让他当官，他要如何当？沈葆桢回答：“唯明与威耳。”林则徐追问何以为明、何以为威。沈葆桢回答：“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也就是说，一个官只有做到公与廉，肯无怨无悔地报效社稷、爱民如子，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官、勤官、清官！

林则徐听后异常激动，连忙命人取来文房四宝，让少年沈葆桢写下“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的横幅，接着他又挥毫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横幅勉励沈葆桢。这两句话也的确成为沈葆桢一生为官的准则和信条！

晚清的官场颓败风气极重，沈葆桢置身于这样的泥潭中，虽然无力扭转乾坤，但仍然坚守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有一次，河南有位叫作沈秉贵的远房亲戚辗转找到沈葆桢，说是自己在县丞的位置上干了多年，如今县令一位出现空缺，希望沈葆桢能够帮忙说句话，让自己顶上去，并拿出一张两千两的银票“孝敬”沈葆桢。沈葆桢断然拒绝了沈秉贵的要求，还郑重其事地教育他要廉洁奉公！

沈葆桢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做出了极大贡献。天京陷落以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在部下的保护下逃走，辗转逃到广德，最终便是被沈葆桢的部署抓住并处死！皇帝十分欣赏沈葆桢，称赞他“爱国如家”。咸丰六年（1856）到同治元年（1862）的短短六年之间，沈葆桢从四品知府晋升到从二品巡抚，中间还有两年的自动离职，其升迁速度之快简直令人惊叹！虽然这与曾国藩的器重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才能和声誉！

左宗棠想到这些，不由得激动万分，觉得沈葆桢就是他寻觅已久的接班人。而且，此时沈葆桢正因守孝而闲居福建老家，这岂不是天意使之然也？！左宗棠心花怒放，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送上门去，请沈葆桢出山相助。

然而，左宗棠连写两封信，沈葆桢都委婉推辞，坚持要在家里当孝子，不问政事。左宗棠十分郁闷，干脆亲自登门拜访。结果，连去两次，沈葆桢仍坚持不肯出山。这让左宗棠十分失望和烦恼，眼看离任期限将至，这唯一的适合人选又软硬不吃，该怎么办呢？放弃？左宗棠摇摇头，坚决不肯！在他看来，沈葆桢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必须搞定他！冥思苦想一番以后，左宗棠决定采用激将法，逼迫沈葆桢乖乖就范。

这天，左宗棠带着一包东西第三次来到沈家。果然不出他所料，任凭他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然坚持到底，死活不肯答应。

最后，左宗棠急了，将手里的东西硬塞给沈葆桢。沈葆桢以为是礼物，拒不接受。左宗棠却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礼物，也不是我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我是完璧归赵！”沈葆桢一头雾水，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早已发黄的旧书稿、文牍之类。

没错，这些书稿就是林则徐在湘江夜会时交给左宗棠的，里面记载了林则徐在任陕甘总督和流放新疆时耳闻目睹的一些政事要览、舆地札记。当时，林则徐与左宗棠谈论天下大事，谈及边防，林则徐十分欣赏左宗棠的见解和才华，就把这些札记交给左宗棠，嘱咐他西北国土之重要，一旦有事，务必确保边防，以求西北一隅长治久安。

此时此地，左宗棠拿出这些札记，旧事重提，表示：“如今西北多事，朝廷派遣我移督陕甘，可是船局正值草创时期，同样离不开我，只好回复圣上，不是我抗命不从，实在是分身乏术，只好将林文忠公（即林则徐）的重托交还给他的子孙后代！你们要怎么办，跟我左宗棠就没什么关系了！”

了解到事情原委，又听到左宗棠这一席话，沈葆桢顿时目瞪口呆。朝廷任命，谁敢不从？更何况，左宗棠此去西北，正是林则徐生前所托，若是因为福建之事，耽误了西北边防，别说左宗棠会因此获罪，就是他沈葆桢，恐怕也没脸面去九泉之下见舅父兼岳父林则徐吧？无奈之下，沈葆桢只好同意出山主持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确没有选错人，沈葆桢确实乃一介可靠人才，在他的主持下，船政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同治八年（1869），在沈葆桢的主持下，福州船政局建成中国真正意义上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书写了中国近代造船和海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光绪三年（1877），又建成我国第一艘铁肋木壳军舰“威远”号。福州船政局先后建造了十六艘轮船，这些轮船都成为中国水师的主要装备！

一个成功者之所以能够从重重压力下破茧而出，翱翔于空，往往离不开他人的相助，尤其是人才。而人才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找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够为压不垮的人生增加几分胜算！

左宗棠很聪明，他懂得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挖来人才！没错，挖掘人才也需要技巧，但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灵活应变，将对方吃死，自然马到成功！

8.选对合伙人，再大的压力也不惧怕

中国古代拥有明确的“士农工商”等级谱系，“士”为最高级，“商”为最低级，这两者很难发生什么纠葛，更别提什么合作了。但左宗棠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但大胆寻求商人合作，更找到了一个多次帮他顶住压力、力挽狂澜的长期合伙人——胡雪岩。

在清人笔记中，胡雪岩被称为“东南大侠”、“陶朱、猗顿之流”，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奇人物。他一生都极其善于寻找合作伙伴，跟左宗棠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合伙人。

胡雪岩，名光墉，道光三年（1823）生于安徽绩溪。他跟左宗棠一样，同样出生于耕读之家，父亲胡鹿泉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一位读书人，家中种着几亩田地。

胡雪岩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再加上父亲的教导，也算半个读书人。后来父亲去世，十二岁的胡雪岩不得不承担起赡养寡母和抚养三个年幼的弟弟的重任，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杭州信和钱庄当了一名学徒。

钱庄，就是我国古代的银行，主要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但学徒并不是正式员工，而是杂役，不仅要学习业务，还要包揽扫地、打水、倒夜壶等杂活。胡雪岩聪明伶俐，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就被老板提拔为伙计，成了钱庄的正式员工。

此后，胡雪岩偶然结识了王有龄，并用钱庄的公款资助王有龄，等到王有龄再返回杭州时，已经成了浙江梁台总办。于是，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关系，开始经理湖州公库，创办丝行，开办药店，并开办了“阜康钱庄”，继而搞定洋场，通过上海滩的买办与英国汇丰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趁机结识了各类洋行的经理和中方买办，逐渐成了江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只是好景不长，就在胡雪岩混得风生水起时，太平军李秀成围攻杭州，城中弹尽粮绝，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无奈之下，王有龄命胡雪岩秘密出城筹备粮草，但还不等胡雪岩返回，杭州就被攻陷了，王有龄自杀身亡。

直到这时，左宗棠与胡雪岩还不相识。但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注定了这对合伙人要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很快，清王朝派遣左宗棠前往江浙镇压太平军。当左宗棠到达杭州后，发现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军中缺粮。在战争年代，粮食的重要性非比寻常，甚至远远超过金银珠宝，精明如胡雪岩，当然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于是，他主动送上了几十船大米，并告诉左宗棠：“杭州被困之时，我奉命出城筹措粮草，结果尚未返回，杭州就沦陷了。如今听说王师到来，就带领所购买的粮草返回杭州，以便大人差遣。”

这些粮食对左宗棠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左宗棠当然心中大喜。在此之前，他听说胡雪岩是个富商，而且勾结官府，是个见利忘义的奸商，原本想克复杭州以后好好惩办他，但如今看到胡雪岩是个“急公慕义，勤干有为”之人，做他的后勤部长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当左宗棠当上浙江巡抚以后，就上奏朝廷把胡雪岩调到他的大营工作。而胡雪岩也发现左宗棠是个绝世奇才，各方面能力和发展前途都远胜他之前的靠山王有龄，所以，他也决定好好靠上左宗棠这棵大树。就这样，左宗棠与胡雪岩开始了紧密合作！

当时的杭州，由于连年战争，早已满目疮痍。左宗棠收复杭州以后，设立善后局，下有抚恤局、保甲局、谷米局等，负责地方重建工作。胡雪岩负责经理赈抚局，设立粥厂、医局、免费学堂等，他还捐助白银十万两，设“钱江义渡”和牛车，在钱塘江和湖泽间迎送行人。

这一次合作，左宗棠顺利完成杭州光复和善后工作，胡雪岩也以亦官亦商的身份赢得了朝廷和广大群众的好评，并进一步赢得了左宗棠的好感。两人互利双赢，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

太平天国的主要势力被消灭以后，清王朝内部掀起了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全面实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左宗棠当然也不甘落后。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到达福州以后，他马上奏请开办福州船政局，最终获得批准。

这一次，又是胡雪岩帮左宗棠缓解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建福州船政局，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牵扯无数出入款项，还要跟外国人联络，更要选购原料、聘用外国工匠、招募本国工人等等，事务极其烦琐。

左宗棠虽然是全才，但不可能全部亲力亲为，而且毕竟他不是商人出身，肯定做不到面面俱全，于是，他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当然也没有令他失望，将福州船政局的创建工程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不可能如此顺利，他所要承受的压力也绝对不会如此轻松地得以缓解。

福州船政局的筹备事务基本结束的时候，左宗棠奉命西征。这一次，左宗棠与胡雪岩再次将合作的默契演绎到极致。

事情要从同治十三年（1875）说起。当时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花了很大精力筹划兵、饷、粮、运。虽然他早就知道西征军饷、粮草的筹备会十分困难，但他没想到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作为一军统帅，左宗棠十分清楚，无饷无粮，士兵们肯定很难全力作战，甚至军心都难以稳定下来，所以他只好上奏朝廷，说需要年终饷银八百万两，请朝廷命各省速速将欠饷送来。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全国各地都经济凋敝，根本筹不出这巨额饷银，多方努力之下，仍然不够。走投无路之下，左宗棠就想到了老合作人胡雪岩。

在得到朝廷“何惜筹备巨款”的绿灯放行以后，左宗棠找胡雪岩出面在上海滩向外国银行借款。事实上，当时的外国洋行流动资金并不充裕，左宗棠这一笔巨额借贷实在很难办到，但胡雪岩还是给左宗棠争取到了借贷。

他凭借早先在上海各洋行的人脉，经过无数次谈判，终于搞定了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左宗棠筹得了借款200万两。此后，胡雪岩如法炮制，依靠自己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款千余万两，成功地为左宗棠解决了西征经费问题！

在左宗棠西征过程中，胡雪岩还多次帮左宗棠代办军火，仅在同治十三年（1875）就为左宗棠从上海运来来复枪“万数千支”，一旦遇到各国新式枪炮，他也都及时给左宗棠送来。当时左宗棠军中的一些先进仪器几乎都是由胡雪岩购置的。事实上，早在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就开始为左宗棠购买一些新式军火。左宗棠曾经谈到军械、军火的采运十分艰辛，“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这些事宜，左宗棠统统交给了胡雪岩负责。胡雪岩也十分尽心尽力，每次都精心选择，讨价还价。

对此，左宗棠曾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了晚清对外战争的唯一一次胜利，战争结束后，左宗棠受封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并成为军机大臣，真正列入了“封疆拜侯”的行列，其声望和人生都达到了顶峰。

不得不说，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危难中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胡雪岩的支持。当然，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胡雪岩也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戴红顶子，赏穿黄马褂，甚至数次获赏御书，成为一代传奇的“红顶商人”。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中国合伙人”演绎，更是一次“双赢”的实践，左宗棠用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选对合作人非常重要。

9.善于应对小人，才能让自己少中暗箭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一点不假。

毕竟明枪可以看得到，而暗箭，则常常会在毫无防备之时射来，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刚烈直言的人，总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昂首阔步走自己的路，不肯曲意逢迎、低眉折节，自然就更易遭到小人的暗箭了。

同治十三年（1875），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然而，军饷不够，出征无以为继，任凭朝廷、各省勒紧腰带也凑不出足够的饷银，无奈之下，左宗棠灵光一闪，想到了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向洋行借款的办法，于是上奏朝廷，请准向洋行筹借款项。由于沈葆桢有向央行借款的经验，所以左宗棠就奏请朝廷命沈葆桢“依照台湾办法，代为筹借”。

然而，沈葆桢虽不是小人，却也因种种原因跟左宗棠唱反调。他原本就反对西征，再加上受到同样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挑拨，坚决反对向洋行借款的提议。

在此之前，清王朝内部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当时，朝廷命负责海防的李鸿章加强东南海防，另一方面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收复新疆的战争。李鸿章接到命令以后，却避开正题，节外生枝。他认为海防需要钱，而一旦开始西征，钱必然都会耗费在西北战争上，所以他提出撤销西北塞防事务，放弃新疆。

他甚至认定新疆是一块无用之地，中国拥有这块土地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太平的时候每年也要耗费几百万兵费，战争的时候就更多了，简直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强烈建议放弃新疆。他的奏折一上，迅速得到了一些追随者的支持。

然而，当时的形势，塞防比海防更紧迫。西方列强虽然在东南沿海虎视眈眈，但他们无非想要通商取利，当时清王朝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所以不到迫不得已，西方各国肯定不会挑起大战。

至于西北塞防，新疆已经沦陷多年，而俄罗斯又占据着伊犁，如果不及时收复新疆，西北很可能从此永无宁日。最后，在塞防支持派的努力下，清王朝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全权处理新疆事务。

却没想到，在筹集军饷时，再次遇到了这些“小人”的阻挠。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得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沈葆桢在李鸿章的挑唆下，上奏反对左宗棠，甚至振振有词地表示西征借洋款无异于自掘坟墓，到时候会滚雪球一般恶性循环，使朝廷困于绝域，总之一句话，这洋款坚决不能借。

这让左宗棠十分郁闷，但他当然不会屈服于反对派的压迫，而是算了笔细账上奏朝廷。他认为，只要各省协调解决军饷的八成以上，海关就绝对能够保住。最终，在左宗棠的努力下，清王朝接受了借款的请求。左宗棠委任胡雪岩全权处理借款事项，顺利地凑足了饷银，给了那些放暗箭的“小人”们有力一击！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事实上，有些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的沉默而变得是非分明，相反，你的退让可能只会让小人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小人争辩，用最直截了当、最强有力的事实和雄辩击垮小人，给自己压不垮的理论和事实支撑！

但不得不说，小人之所以被称为小人，就是因为他们敢于暗中放箭。左宗棠刚烈直言，行事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但他善良，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善良；他光明磊落，并不意味着小人也愿意跟他正大光明地较量。在西征结束，左宗棠返回京都以后，他再次遭遇了这种卑劣的小人，而且这一次所带来的压迫比之借款那次更加严峻。

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进入京师，拜见光绪和两宫太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正式参与到了清政府的中央决策机构，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有了发言权。

此时的左宗棠，拜相封侯，立功回朝，位极人臣，名位和权势都令人眼红，惹得很多朝臣羡慕嫉妒恨。再加上他身为汉人，却手握重兵，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于是各种敌对势力纷纷造谣攻击，朝中嫉妒挑拨、暗放冷箭的人数不胜数。左宗棠对此也有所了解，但他没想到，在回到京师的第二天，进攻拜见光绪帝时，他就遇到了一群小人。

大臣进宫时，往往要通过太监们通传。特别是李莲英、安德海等太监头子，仗着慈禧太后宠信，贪婪需索，无所不至。每次有外地官员入京觐见，都照例索取宫门费，如果不给就会暗中放冷箭，给官员惹出很多麻烦。慈禧也知道这些，但一则她十分宠信李莲英等人，二则她觉得太监们当差辛苦，工资也不高，搞点钱也是理所当然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以至于就连曾国藩、彭玉麟等清官，每次到了宫门前，也不得不低头折眉，照付宫门费。

左宗棠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外任职多年，生活清廉，工资大部分都捐助他人了，而且还多次亲手惩办贪官污吏，没想到头一天入宫，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所以，他不但不给宫门费，还义正词严地说：“我一生出入百万军中，从来没有人敢阻拦我。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我每年的俸禄，自己留下的少之又少，自己花还不够，哪里来的钱给你们这些鼠辈！既然你们不让我入宫，那我还是回西北去吧！”说罢转身就走。太监们一时无可奈何，只好请他入宫。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次，左宗棠把皇宫的太监给得罪了。

不仅如此，回到京师，远不比在外为官轻松。尤其是左宗棠脾气憨直，性格刚烈，心直口快，为人又狂傲，很快就把一些带有小人倾向的同僚们得罪了个遍，招来许多怨诽，备受排挤。

左宗棠在京师几个月里，可以说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时刻刻处于小人的冷箭之下，压力巨大，以至于后来干脆以生病为由请假在家休养。同年秋天，左宗棠终于因为小人当道，被排挤出了朝廷，出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离开了京师。

左宗棠的后半生，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跟小人较量。他知道，人生之舟行至风口浪尖之上，表面的波涛汹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脚下的旋涡和暗礁。若是左宗棠多活几十年，看到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恐怕也会心有戚戚，庞然大船可以躲过海上的狂风巨浪，却躲不过隐藏在海底的冰山，而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冰山，使得这艘巨轮在首航时沉没海底。

明枪，可以用铠甲防御，还能伺机还击；而暗箭，因为自己处于明处，身份被动，根本没法辨明小人的暗箭从何处袭来，往往很难躲过。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虽然自己正直、坦荡，不愿跟小人们斤斤计较，但难保他们会跟自己有一样的想法，而一旦被小人的暗箭伤中，自己就难免流血疼痛，甚至大伤元气、有性命之忧。

那如何对待小人呢？左宗棠很善于应变。他从小人的角度分析，各个击破。对付像沈葆桢那样以“大义为本”的人，左宗棠毫不退让地与之争辩，用事实粉碎对方的高压威胁。对付像李莲英这样狐假虎威的小人，左宗棠以强硬态度相对，以气场威慑之。而对于那些纯粹为了满足私欲、心怀嫉恨而嫁祸自己的小人，他以远离为上上策。

不得不说，左宗棠这种决不容忍的态度，是对付小人的绝佳方法。有些小人善于嫁祸、乐于暗中放箭，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心虚，所以只好借助下流手段。对于这样的人，容忍只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应该采取强硬手段，抓住把柄，迎头给予痛击。

当然，对于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还是学学左宗棠，能避就避吧，因为这种人实在是“你不杀伯仁，也要强迫伯仁为你而死”型的，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考虑。

混迹于乌烟瘴气的晚清时代，基本等于生活在高气压旋涡中，左宗棠却坚决洁身自好，遗世独立，用刚强之心、狂妄之色、惊世之才打造属于自己的传奇！左宗棠的秘诀就是刚烈，就是狂傲，就是不流于俗。这是左宗棠的特色，更是左宗棠不被压垮的秘诀！

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左宗棠相信，万千红尘中，独树一帜，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将自己经营成“抗压神话”！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左宗棠都不忘体现自己的特色品牌！左宗棠堪称经营自我界之“大神”，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修炼品牌特色，更知道怎样用自我经营赢得上下级乃至老板的青睐，任凭压力再大，怎奈他何！

第四章  独树一帜，用刚强的心打造“抗压神话”

1.勇于坚持自我，才能在世俗面前岿然不动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二十一岁。这一年，他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去时雄赳赳气昂昂，梦想着抱个“高考状元”回来。

然而，不幸的是，幸运之神并不青睐左宗棠，左宗棠的首次会试惨淡落第。这在普通大众的眼中看来，左宗棠就是一个失败者，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飞黄腾达了。确实，这次失败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但此时的左宗棠毕竟年轻气盛，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不把这次落第当回事，他很快就调整好心态，把内心的阴霾一扫而空。

会试结束以后，左宗棠给徐熙庵写信，信中写道：

每观古今蓄道德、能文章，卓然为时论不可少之人，天地不数生之才者，即其英妙之年，类皆能坚自植立，不为流俗所转移。其始亦未尝不为世诟病也，及其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归之。如贾谊、诸葛亮、陈亮辈，可指数乎？

徐熙庵，字定夫，号法绩。道光十二年（1832），他曾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当时左宗棠的卷子在第一轮筛选中被评为遗卷，是他奉旨搜查遗卷时，选取左宗棠为第十八名举人。他对左宗棠来说，简直有再造之恩。

所以，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很快就给他写信，以贾谊、诸葛亮、陈亮等历史上的名人自勉，表示自己不会被“主流论”左右，会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此时，作为一个落第举子，左宗棠却没有被悲观的大潮淹没，仍然雄心勃勃，盼望着“天下翕然归之”，这种豪气不得不令人佩服。

我们先来看下左宗棠信中提到的三个人是如何“天下翕然归之”的。

先说贾谊。贾谊十八岁的时候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全郡，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河南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对他十分赏识，就把他招揽到门下当差。汉文帝即位以后，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突出，在全国名列前茅，又听说他跟李斯是老乡，还曾拜李斯为师，就把他提拔为廷尉。吴公飞黄腾达以后，也没忘了为自己打工的贾谊，很快就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说他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汉文帝龙颜大悦，马上召贾谊入朝为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多岁，是众多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个。每次皇帝诏命博士议事，贾谊都能对答如流，因此，汉文帝极为赏识他，不到一年，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就行事风格来说，贾谊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左宗棠以贾谊少年得志为榜样，觉得他出类拔萃，定然傲视群雄，不同流俗，还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至于另外两人，诸葛亮的事迹广为人知，他身处乱世，不求入幕为宾，隐居乡野，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相助，从而引得“天下翕然归之”。而陈亮，简直就是“南宋版左宗棠”，跟左宗棠一样胸怀大志，才能卓绝，却因特立独行，受到排挤，但他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进士第一，名动天下。

据说，陈亮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喜欢谈论兵事，并曾用心研究古人的用兵之道。宋金议和之时，他曾向朝廷上《中兴五论》，却未被朝臣重视。陈亮一怒之下，回家潜心修习，花了十年之久讲学著书，身边渐渐聚集起一批有志之士。

之后，他再次上书，直言不讳，表示不该偏安一隅，把宋孝宗感动得稀里哗啦，立刻打算重用他。但大臣们却不喜欢陈亮的特立独行、直言不讳，屡屡压迫他。陈亮丝毫不为所动，仍旧坚持真我，最后返回家乡，靠实力考取功名。

左宗棠借他来说明“古今成大事者，当不为流俗所转移”，简直恰当至极。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也的确如陈亮一般，不为流俗所动，以特立独行的姿态顶住各方压力，最终建功立业，封疆拜侯。

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当时主事人曾国藩、协办者李鸿章，以及正在西征的左宗棠都没有置身事外，各自发表主张。特别是左宗棠，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再次展现了他大义凛然、特立独行的个性，让中外人士看到了他的强硬姿态和爱国主义情操。

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了多起儿童拐骗事件，街头还发现了不少幼童尸体，导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到处都被恐惧、仇恨和不信任所笼罩。正好天津府县捉获了两名拐骗幼童的匪徒，即张拴和李拐，准备审讯并将其正法。

就在这时，民间忽然传出消息，说这两名凶犯跟天主教堂有关系。之后，府县又捉获几名拐犯，他们都自称跟天主教堂有关系。这样一来，天津人民对教堂就产生了疑惧和仇恨，再想到以前所发生的西方人勾结内地流氓拐骗中国人出洋做工的事情，以及鸦片战争前后的几次侵掠，双方冲突已经一触即发。

由于牵扯到外国人，清朝官府不敢轻率从事，只好押着新抓到的犯人武兰珍到天主教堂对质。天津市民得知以后，纷纷赶去教堂打听消息。结果，教堂人员仗着外国人撑腰，坚决不肯招认，又看到教堂被围，心里十分不高兴，于是动手殴打群众。天津市民早就对教堂充满仇恨，也用砖石回击，双方大打出手。

本来天主教堂人员殴打群众并不算什么大事，但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得知以后，却不干了，带着一批随从，手持刀枪利刃，冲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进门就开枪射击，幸好崇厚跑得快，才没有命丧枪下。丰大业在衙门咆哮一番，捣毁衙门什物，这才扬长而去。半路上又遇到了押解犯人从教堂转回的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就朝刘杰开枪，并打伤了刘杰的一名家丁。这下彻底激怒了天津市民，街头的市民一哄而上，杀死了丰大业。紧接着，天津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焚毁教堂和一些外国人房屋，打死了十几名外国人和一些中国教民。

这样一来，事情彻底闹大了，全国各地都受到震动，外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甚至以武力威胁，要求清政府做出裁决。

无奈之下，清政府派遣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迫于外国人的压力，最终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将府县官奏参革职，交部治罪，并抓获了八十多名“犯人”，正法了七八人。被调去协助曾国藩的“外交达人”李鸿章，对于曾国藩这种严惩无辜国民以平洋人之气的做法完全赞同。

当时，总理衙门也通知了左宗棠，向他询问对天津教案的意见。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没有必要害怕事态扩大，因为外国人只敢威胁政府去压制百姓，不会跟百姓直接硬碰硬，如果百姓真的起来闹事，他们反而会慎重考虑，以防挑起战争，更何况这件事情错在外国人，百姓闹事也是情有可原，只需要支付外国人一点赔偿即可，实在没必要让无辜百姓用性命抵偿。

左宗棠这一做法十分合情合理，既捍卫了国家主权、保护了人民利益，也不至于让外国人面子上过不去。然而，曾国藩等人的主意已定，坚决不肯听左宗棠的“非主流意见”，结果导致全国民情激愤。

在当今社会，特立独行时常用来形容一些难以相处之人。然而，若是像左宗棠这样，何乐而不为呢？人生有限，不过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限的事，若是一味地把自己培养成“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度，实在是生而有憾！

左宗棠或许得罪了不少人，或许不为一些人所接纳，但他却能够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屹立不倒，任他跳梁小丑也罢，任他阴险小人也好，始终压不倒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不肯流俗，坚持自我。不跟随大流，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追随，坚定自己的信念，明确属于自己的目标，所以当压力来袭，他自岿然不动。即便站在逆流之中，他仍然能够一往无前。这样的人，怎能不登上成功的高地呢？

2.我狂故我在，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

古往今来，大多能顶住压力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拿晚清名臣来说，曾国藩的特色是谨小慎微，李鸿章的特色是圆滑世故，而左宗棠的特色自然就是狂傲刚烈。

左宗棠的狂是有目共睹的，他曾说：“近来读书稍多，始知从前之狂妄。盖就其所自是者，亦仅足以傲当世庸耳俗目、无足长短之人，其于古之狂狷，固未能望其项背也。”这段话，看起来左宗棠似乎一改往日的狂傲，很谦虚地表示：“最近读书多了，才知道自己以前很狂傲。”但接下来，他却话锋一转，对自己的狂傲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说自己之所以狂，是因为古人比他还狂，他的狂妄跟古人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其中的潜台词就是他左宗棠还要加倍努力，争取比古人更狂狷！

左宗棠，你敢更狂一点吗？他还真敢！

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刚刚躲过“樊燮事件”的陷害，转到曾国藩麾下供职。大难不死，左宗棠一扫晦气，马上狂傲本色毕露，傲气勃发，他在给郭昆焘写信时，写道：“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名。今亮孰如古亮耶？”他毫不客气地拿自己跟古代诸葛亮相提并论，言外之意，自己并不比诸葛亮差。其狂妄可见一斑。

同治四年（1864）六月，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退往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并迅速占领了汀州和漳州。他们一开始想要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但由于清军早已在江西设防，只好转往广东。清政府命左宗棠带兵前去镇压，并命广东巡抚郭崇焘等人协同作战。

左宗棠了解广东局势以后，毫不客气地两次上奏弹劾郭崇焘等人会剿不利。郭崇焘是左宗棠的老相识，当年左宗棠因“樊燮事件”被陷害时，郭崇焘曾全力营救，也算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但心直口快、狂狷不羁的左宗棠仍然毫不留情地批评、弹劾他，甚至在给郭崇焘的信中指责郭崇焘：

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此时诉屈诉穷亦可不必，且大家计议将贼事了却何如。所急欲商者鲍军食米、潮州炮船两事。请以明恕之言决之。武人之不能谋饷，客军之不宜薄待，人之不可一日无食，其事易明，公若不知也者。天下事莫不败于异常琐屑之人，治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天下事当放手做。是之言者，愿为明公诵之。

对于救命恩人，左宗棠都如此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其狂狷实在让人惊叹。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击败进入广东境内的太平军余部以后，甚至断然拒绝跟郭崇焘见面。这份狂妄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左宗棠秉承这一原则，把狂妄这一特色打造得天上仅有地上绝无，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他纵横沙场笑傲官场、鬼神敬之小人惧之的一味良药。入朝要顶着上级下级、小人坏人的各种压迫，在外还要再加战争胜败的压力，左宗棠能淡定从容地一一接纳，其狂妄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

奉命西征之时，经过崇安，左宗棠在行军道路上，曾写过一首诗：

直从瓯海指黄河，万里行程枕席过。

道出中原宸极近，胆寒西贼楚声多。

尖叉斗韵看题壁，竟病联吟更荷戈。

回首四年泥爪迹，明当出峤意如何！

他知道此去西北，前途十分艰险，压力重重，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仍然抱着乐观豪迈的心态，狂狷至此，自信至此，决心为国驰驱，平定西北！也正是这种狂妄和自信，才让左宗棠成功地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为清王朝的西北边疆扫平战乱，而他本人更是因此而封疆拜侯，成为威慑中外的统帅！

天津教案结束以后，左宗棠得知曾国藩的处理情况，十分不满，在给朋友写信时，毫无情面地批评跟他齐名的老臣曾国藩，说：“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憾！……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不仅对同僚如此，就连对外国人，左宗棠也毫不客气。

当时，清王朝在西方人的淫威下过得小心谨慎，点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而西方人仗着自己有利炮坚船，更不把中国官员放在眼里，即使王公大臣，也不当回事，时常露出骄踞之态。左宗棠坚决不容许外国人这种态度。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接待西方人，总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有一次，左宗棠、醇王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会谈，威妥玛率先到达，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态度傲慢无礼。左宗棠看到以后，怒气冲冲地说：“上座是给醇王爷坐的，就连我也只能坐在下面的位子上。你应该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威妥玛被他强横的态度震慑住了，面红耳赤，只好灰溜溜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这就是左宗棠，一个以狂妄为特色的英雄。

或许有人会说，人在社会中，一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太过狂妄，岂不是自找苦吃？没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狂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且有资格、有资本狂妄。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就像包拯，其特色是“包青天”；再如钱钟书，其特色是“淡”，淡到白开水一般；再如曾国藩，其特色是谨小慎微，步步为营……诸如此类者，如浩海繁星，实在不胜枚举。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像左宗棠一样，碰到逆境，遭受压力，甚至被压力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时，有人就可能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如果真的这样想，那你恐怕要被左宗棠狠狠鄙视了。在左宗棠看来，不管境遇如何，身上背负的重压有多大，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而只要用心经营这一特色，让其成为独一无二的金字招牌，人人都会成为无价之宝，在自己的舞台上创建一番辉煌。

就拿求职来说，当时大部分人求职都靠科举会试，左宗棠一开始也是如此，但他实在不是考试的料，三次会试，三次落第。于是，左宗棠独辟蹊径，为自己打造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特色简历——狂妄地自称“今亮”“湘中第一”等等。

于是，当他的简历被送到林则徐、张亮基、骆秉章乃至曾国藩、皇帝等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瞬间就冲击了“招聘者”的眼球，让他们眼前一亮。凭着第一印象的美好，左宗棠成功地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而后，他将自己的特色打造得固若金汤，任风吹雨打、雷电风霜，都压不垮他。

3.适时的硬汉范儿，才能让自己顶住压力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以老子为中心的一大批人物都推崇“以柔克刚”，但以柔克刚真的是真理吗？左宗棠对此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发出“丈夫事业非刚莫济”、“以柔德而成者，吾兼罕矣”的感慨，甚至将自己这一理论应用到了实践中，以此来验证其可行性。诡异的是，左宗棠的理论得到了验证。

我们都知道，清朝末年，风云变幻，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不仅东南沿海一带，就连西北边疆，也深受其害。所以，清王朝委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光绪二年（1876），清军攻克乌城，然而，俄国却丝毫没有归还伊犁的迹象。左宗棠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他知道现在应该全力以赴收复南路，所以暂时搁置伊犁问题。

当喀什噶尔收复以后，白彦虎和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左宗棠得知以后，本着不恶化两国关系的原则，命令扼守北疆的金顺致信给俄国边境土耳其斯坦总督，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归还伊犁；第二，交还叛徒白彦虎，并许诺给予丰厚报酬。

由于领土问题必须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进行处理，左宗棠同时上报给了总理衙门，通知了俄国公使，希望他们能够按原定条约归还伊犁。

然而，俄国并不领左宗棠的情，反而把左宗棠这一“柔德外交”看作是清王朝的软弱无能，不但迟迟不予回复，而且将白彦虎送到了阿拉木图西南的托克马克，还扬言要用武力夺取伊犁东北的精河。西征战士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主动出兵，要好好教训教训俄国人。

不过，此时的左宗棠还不想跟俄国硬碰硬，他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白彦虎和伊犁问题，尽量避免开战。哪怕英俄两国在新疆边境发生冲突时，左宗棠仍然不愿跟俄国开战，期待着自己伸出的橄榄枝，能够换回俄国的良心发现。

遗憾的是，俄国认定了这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大张旗鼓地支持白彦虎和伯克胡里在两国边境捣乱。光绪四年（1878）八月，白彦虎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打着经商的旗号，进攻乌什。此后，安集延等也相继反叛，逃入俄国境内，受到俄国的庇护和支持，并屡次侵犯边境，俄国对新疆的侵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南疆收复以后，清王朝开始正式向俄国交涉，数次要求俄国交还伊犁。俄国却完全不把清王朝的睦邻友好当回事，一边纵容叛逆侵扰边境，一边找各种借口推诿，比如边境秩序不安宁，边境商民交涉的案件尚未了结等等，死活不肯给予明确答复。清王朝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下去了，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派遣吏部侍郎崇厚为使俄全权大臣，去俄国京都圣彼得堡直接交涉。然而，崇厚是个昏庸无能、软弱可欺的家伙，选他去交涉，其结果可想而知会是多么悲剧。

果然，崇厚到达圣彼得堡以后，对俄国人的威逼恐吓毫无招架之力，一一答应了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分界、赔款三项无理要求。第二年八月，崇厚与俄国政府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九城，但割占伊犁西南大片地区；清政府赔偿五百万卢布（大约相当于二百八十万两白银）给俄国，作为俄国代守伊犁的费用和俄国的损失赔偿费；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置领事，给予俄商免税贸易特权等。这是一项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条约，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绝对的利益，而中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却丢脸丢到了姥姥家。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无不愤慨异常，不少朝中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崇厚，主张修改条约。清王朝也觉得这个条约实在太过分，就让对新疆形势了如指掌的左宗棠统筹全局，权衡利弊轻重，然后上报，设法挽回补救。

左宗棠早已经愤慨不已，一则没料到崇厚软弱到这种地步，二则没想到俄国竟然如此欺人太甚！所以，原本就对收回伊犁地区持坚决态度的左宗棠终于忍不下去了，决定放弃原本想贯彻的“以柔克刚”策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首先驳斥了俄国索要五百万卢布的无理要求，说俄国人趁中国内乱初定占据伊犁，打着代为管理的旗号，其实在地方上大肆收税掠夺，已经赚足了，还要赔偿，这简直是讹诈！而且，俄国人原先说等收复了乌、玛两城，就交还伊犁，如今却不履行约定，反而包庇藏匿叛徒，纵容他们肆意扰乱边境，如此不守约定，可以说，根本是无信无义之辈！

接着，左宗棠坚决反对割让伊犁西南地区，并提出：“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韧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这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先耐心地跟对方进行交涉，即和平谈判，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软弱，应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做好交涉失败就决一死战的准备！其决心坚定，态度刚强，让朝廷和反对派们不由得心生敬佩。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深怕得罪俄国，上奏表示这次错在清朝，应该主动放弃伊犁。他还攻击左宗棠等主战派“不明彼己”，必有后患。

清王朝自然十分清楚李鸿章所说的“必有后患”是什么意思，一时间犹豫不定，难以决断。所以，只好把李鸿章的意见转达给左宗棠，让左宗棠“妥议具奏”。左宗棠马上致书总理衙门，驳斥了李鸿章的意见，他说：“崇厚虽以全权出使，但所议约章，只是草签，尚须经御笔批准，是无所谓‘先允后翻’。但宜于崇厚返京复命后，将不可允各条明旨宣示，使中外咸知，则正气常伸，人心自奋。”他指出，目前边疆事务纠纷，清王朝是有理一方，而且就算论武力，清王朝也不弱，只要朝廷上下坚持一致，万众一心，态度强硬起来，一旦谈判失败，就以武力解决问题，事情绝对没有办不成的！

清王朝原本就担心能否依靠左宗棠的决心，所以犹豫不定，如今看到左宗棠态度强硬，决心难易，于是果断摒弃了投降派的意见，在崇厚回到京师以后，把他交付刑部治罪，接着改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国重行订约，同时命左宗棠战守事宜。

光绪七年（1881），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顺利地收回伊犁地区。左宗棠的强硬策略取得了圆满成功！

的确，柔弱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无形的、深沉的、巨大的力量，滴水穿石，以柔克刚，看似柔弱，其中却蕴含着强力。然而，万物都有相反相成两种倾向，柔弱会让人宁静中孕育久远，平淡中包罗万象，但一味的柔弱就丧失了“柔”原本的美好和力量。就像一开始的左宗棠和清王朝，一味地柔弱，结果丧失了原则，没有了人格，成了软弱可欺的代名词，最终将自己逼入危险境地，把自己送上绝路。而改变态度，强硬起来以后，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曾写道：“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柔软过头，就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让敌人得寸进尺。所以，有时候就该挺身而起，态度强硬，适当地表现出“硬汉范儿”。像左宗棠一样，挺起脊梁，顶住压力，该出手时就出手，效果必然会更好。

4.搞定“烫手山芋”，才能在强压下活得漂亮

左宗棠几乎就是一个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奇才！这使得他虽然不受一些人待见，却仍然没人撼动得了他！在这里，我们就拿第一次入湘幕来说吧。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在这之前，广西天地会率先掀起起义，并攻克了数座县城，而负责镇压的林则徐病死在途中，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进入广西镇压叛乱。当时，清王朝并不了解拜上帝会的实际情况，以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镇压天地会起义上，等到金田起义爆发，才发现太平军才是起义军中的“领头羊”，这才聚集兵力，全力攻剿。

然而，太平军英勇奋战，数次大败清军，转战各地。紧接着，太平军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号召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鼓舞了太平军的斗志。太平军一路北上，沿途不断收编投靠而来的百姓，等到咸丰二年（1852）九月，起义军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人，从广西到湖南起义呼声此起彼伏。

且说湖南境内，早在道光末年，各府州县就已经“盗贼”、“会匪”遍野，当太平军在广西举起反旗以后，湖南百姓也开始聚集在一起，准备响应。太平军杀到湖南以后，如同一阵龙卷风袭来，将湖南各地的起义推向了高潮，各地百姓纷纷加入其中，或者将起义的火种带回家乡，不断发展新的同伴势力。一时间，湖南三湘四水纷纷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起义斗争，直逼长沙。为了躲避战乱，左宗棠拖家带口搬到了邑东玉池山的白水洞，过起了“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的生活。也就是在这时，朝廷派遣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前往湖南，镇压叛乱。

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大举搜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于是胡林翼就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张亮基欣喜若狂，连忙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一开始，左宗棠并不想“惹麻烦”，毕竟此时起义军来势汹汹，长沙眼看就危在旦夕，形势不容乐观。然而，最终，在胡林翼的劝说下，左宗棠决定接受这个“烫手山芋”。

一出山，左宗棠就果不其然地面临了棘手问题，太平军开始围攻长沙了。太平军斗志昂扬，气势汹汹，大有拿不下长沙誓不罢休的架势。城中人心惶惶，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相当淡定从容，他顶着压力，分析形势，最终发现：太平军主力聚集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东北两面又有数万清军步步紧逼。再看长沙周围形势，龙回潭是长沙西北通宁乡、常德，西南通湘潭、宝庆的咽喉要道，只要占据了这个地方，太平军的处境就会相当悲剧，搞不好还能全歼太平军。于是，左宗棠建议张亮基西渡湘江，据守土墙头和龙回潭，切断太平军的粮食补给，让太平军没法继续西进。

可是，城外的清军将领都养尊处优惯了，根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害怕得不得了，西渡以后，迟迟不敢迎战，甚至断然拒绝服从命令。结果，龙回潭等要地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火冒三丈，这下形势更加糟糕了！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迅速调整战略，跟江忠源等人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也毫不示弱，对长沙城展开了漫长的攻坚战。城中军队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两军僵持八十多天，仍然未分胜负。等到九月下旬，各路清军赶来支援，长沙城防加强，太平军无奈之下只好放弃长沙城，渡江北上，向湖北挺进。

长沙之围是解了，但湖南境内的“叛军”却仍十分活跃。张亮基对此十分头疼。于是，这个棘手问题又被扔到了左宗棠手中。

咸丰二年（1853）十二月十二日，张亮基派知府江忠源带兵进攻浏阳的“征义堂”会党起义。当然，这次出兵的指挥，名义上虽是江忠源，事实上其背后老大则是左宗棠。这一次，左宗棠采取了攻心与军事行动双管齐下的方法：先让江忠源到达浏阳的时候贴出大字报，表示不管是不是征义堂的人，只管是不是匪徒，企图以此分化瓦解征义堂内部；同时，又要求江忠源“快”字当先。在左宗棠的这一战略方针领导下，江忠源只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征义堂暴动，堪称神速！

而在一衣带水的湖北境内，由于将领无能，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智囊帮忙出谋划策，清军败得极其惨烈，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很快就攻占了益阳、汉阳、武昌等大片城池。

对比之下，在左宗棠辅导下的张亮基，简直就是英明神武至极了。消息传到帝都，清王朝高层十分欣喜，很快就升任张亮基为湖广总督。而左宗棠虽然只是“师爷”，但其才能却有目共睹，张亮基更是专门写了奏折，把左宗棠受命于危难却不负众望的功劳大肆渲染一番。搞定长沙之围这个“烫手山芋”，左宗棠的人生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常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反过来看，能在逆水强压下行舟，反而会活得更漂亮，能赢得更多钦佩和喝彩。左宗棠不正是借用“逆水行舟”的原理，完成了人生一次伟大的经营吗？

任何一个时代，人才竞争都十分激烈，旷日持久，难免生出倦怠和逃避心态，这就可能磨灭前进的动力，若是任由这样的消极行为落地生根、抽枝发芽，最终只会导致自己人生的失败。左宗棠认清了这一点，他想取得成功，所以，他只好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接过别人唯恐躲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只有搞定它，才有成功的可能。

5.霸权统治，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古往今来，人们也多推崇善于集思广益的品质，于是乎，从善如流就成了一个成功者必备的品质之一，如李世民；刚愎自用则成为失败者的代名词，如项羽。

然而，有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事情，却往往变得没有道理！左宗棠的存在完全不科学啊！左宗棠几十年戎马生涯，从善如流这种事情虽说并非完全没有，但每当遇到重重困难时，他更喜欢实行霸权统治。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的霸权统治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收复杭州。第二天，他带领部下入城察看，一圈下来，他的心情沉重无比。杭州素来享有人间天堂之美誉，商业繁荣，文化兴盛，正如宋代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描写的一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然而，左宗棠见到的杭州却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城中毙殍遍野，惨不忍睹。左宗棠马上下令置义冢，埋尸骸，修葺城垣衙署。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城中百姓的生活问题。自从楚军围城以后，城中粮价暴涨，百姓苦不堪言，此时战争虽然结束了，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法国人日意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下得山便是西湖，我们从由城里回来的可怜的妇女身边经过。城里的救济局，给了她们一点米，她们为了得到这点东西，而不得不往返六十里。”往返六十里获得一点米，可见当时杭州的情况有多么凄惨。

左宗棠也知道所谓的救济工作只是杯水车薪，只能使一部分人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根本无法解决杭州日益严重的缺钱缺粮问题！他肩上的压力十分沉重！

放眼整个杭州，战争一开始，人们就出现了两个极端：穷人们，能逃跑的都早已逃往他乡，留下来的只能沿街乞讨或靠野菜充饥，结果自然饿死无数；有钱的富商名绅，大多拖家带口外出避难，留下来的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精明狡猾地将巨额财产藏匿起来，等待战争结束。

于是，左宗棠将目光投向了浙江精明狡猾的富绅们，如杨坊、俞斌、毛象贤等人。这些人个个身拥厚资，且清一色的为富不仁，看到杭州萧条至此，仍然无动于衷，每天温香软玉、声色犬马，更可恨的是还不断乘机低价收购产业！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慨，决定采用霸权手段强迫他们捐款。

左宗棠精心设计了一出“鸿门宴”，请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几个杭州最为富不仁的富绅来衙门赴宴，同时叙谈捐款之事。

宴会当日，几位富绅心里打着鼓，硬着头皮来到总督署衙。左宗棠一脸欣喜地将他们迎进破败不堪的花厅，看座献茶，然后表示自己初来乍到，只是跟他们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希望日后他们能够鼎力相助云云。这几位富绅早就料到左宗棠是为捐款一事请他们而来，一听只是叙叙家常，就忙不迭地哭穷，以断绝左宗棠劝捐的念头。左宗棠见状，也不揭穿他们，而是命人摆下饭菜，招待他们共用。

这几位“客人”上桌一看，桌上的菜全都是没见过的新菜品。夹一口放进嘴里，竟然是枯树叶、树皮、枯荷叶藕梗之类，米饭也一股霉酸味，他们都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哪里吃得下这些霉米枯叶，顿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左宗棠见状，心里冷笑，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夹菜吃饭。杨坊三人看着左宗棠安之若素的样子，顿时呆若木鸡。

一旁的杨昌浚马上按照左宗棠的事先吩咐站了出来，厉声呵斥：“你们不是一直在哭穷，说家里没米没柴，早已断粮多日了吗？总督大人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盛宴，你们怎么不吃？杭州的老百姓连这样的饭菜都还吃不上呢！就实话告诉你们吧，今天我们总督大人摆的就是鸿门宴，不过不要你们的命，只要钱！你们不吃也行，但必须松松口袋，捐点银子，救救杭州的老百姓。我可警告你们，别再哭穷，否则就让你们把这些烂树叶全都吃下去！”

这几位富绅一开始还以为左宗棠真的多好说话，哪怕劝捐，也只是“劝”而已，只要大肆哭穷，再给他提点捞钱的建议，总能蒙混过关，却没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来霸王条款，顿时吓得心惊胆战！只好询问左宗棠要捐多少。

杨昌浚厉声回答：“我们总督大人把自己的俸禄银全部捐上了。所以，你们每人不能少于五十万两，否则就什么也别说了！”言下之意，自然是“后果自负”！

几位富绅一听如此大的数目，顿时惊得瞠目结舌，连声哀求，表示数目太大，实在拿不出来。

左宗棠早就料到他们会如此回答，厉声呵斥道：“你们可以出百万两银请‘常胜军’为你们当保镖，现在我赶走了太平军，还你们太平日子，让你们重新安心做生意，难道不该加倍酬谢吗？何况我也没多要你们的，只是让你们捐点银子救济苍生！”接着，他派人取来账本，将众人欠朝廷的赋银一一列出。

最后，义正词严地给他们两条路选择：一是认罚，将欠朝廷的赋银如数缴付，半个月为限，超期一天，罚银一万；二是捐款，五天内每人捐五十两银子给赈抚局，救济杭州百姓！

这些富绅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欠朝廷的赋银最少也有百万余两，所以都纷纷选择第二条。

就这样，不到五天，左宗棠就凭着霸王统治筹到了巨额赈灾银，不仅给难民发了粮食，还给一些家中损失惨重的百姓发了一笔安家费，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谋取生路。

古往今来，在遇到这种需要集资捐款的事情时，大凡地方官员都习惯于召集当地名流士绅，商量该怎么办，一则劝他们解囊捐款，二则希望他们提供集资的方法。

这样的人缺乏决断的勇气，若是周围人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还好，若是莫衷一是，恐怕他就不得不陷入另一个僵局了，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古人云：“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是说，要成大事，不应该听从身边人的建议和意见。这并不是让人刚愎自用，而是谋事的另一种捷径！

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本人必然如左宗棠一样，早已经调查清楚，对事情深思熟虑，而且他必定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眼光和成大事的才能、才干，其胸中之谋早已笃定。此时，再跟别人商量，不但麻烦，还会动摇其意志，破坏其信心，葬送问题的最佳解决时机。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面对各种压力时，他时常独断专行，敢作敢为。当然，若只是自以为了不起，不知天高地厚地霸权统治，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膜拜和吐槽都是浮云，做好自己就谁也压不垮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的一生总是离不了鲜花与赞美，也离不了流言蜚语。得意时，誉满天下，膜拜者数不胜数，羡慕嫉妒恨者也自然而然会诽之谤之；失意时，潦倒落魄，理所当然也免不了好事者痛打落水狗的呼声。

对于这些无形的压力，左宗棠的对策相当简单，也相当高明：把它们当浮云，做好自己即可！

在骆秉章幕府时，左宗棠政绩斐然，独断专行，招惹的膜拜和吐槽极其丰富，可以说是流言蜚语满天下。在这样空前绝后的舆论压力下，左宗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左师爷”，将他的左氏特色继续发扬光大！

当时，太平军接连攻陷江宁、安庆，声势浩大，各地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并逐渐逼近湖南边境。一天，骆秉章忽然得到战报，说太平军兵分两路，夹攻长沙。骆秉章惊慌失措，连忙去找左宗棠商量应敌之策，结果一向随叫随到的左宗棠却突然失踪了。骆秉章心急如焚，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家酒肆找到了烂醉如泥的左宗棠！骆秉章看到左宗棠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就派人把他抬回府衙，焦急地等待左宗棠醒来。

等到半夜，左宗棠在骆秉章的千呼万唤下醒来了，骆秉章欣喜若狂，连忙跑到榻前询问左宗棠御敌之策。左宗棠笑着说：“三天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派兵设下埋伏。埋伏之地是桂林到长沙的必经之地，林箐深阻，必能成功。只是担心意外泄露，让贼军有所准备，所以没有事先告知你。大人只管安心吃饭睡觉就行！”

果然，没过几天前方就传来捷报，骆秉章不由得对左宗棠叹服万分，左宗棠的神机妙算一时间也被传为佳话！

获得老板的青睐、同事和朋友的服膺，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大事，很多人往往容易因此而忘乎所以，甚至变得盲目自大，完全忘了自己是哪根葱！此时此地，赞美和鲜花完全失去了其原本的美好意义，反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其压垮。左宗棠却完全不受其影响，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为老板卖力工作，内修政治，外筹军饷，强兵备械，运筹帷幄，深得骆秉章和曾国藩等人器重。

在处理案件上，左宗棠也相当坚定。有一次，长沙一户姓常的富绅之子杀了人，按大清律例，应该以死抵命。常姓富绅只有这一个儿子，自然想尽办法贿赂长沙的官绅，请求“潜规则”处理此事。左宗棠则表示绝对不能宽恕。常家人十分痛恨左宗棠的这种态度，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辗转派人求左宗棠不要过问这件事。

左宗棠说：“这件事若问我怎么处置，我必然杀之而后快！”惹得长沙富绅对左宗棠又恨又惧，背后对他吐槽无数。然而，面对这样的舆论压力，左宗棠仍旧安之若素，完全不把这些流言蜚语当回事！

在湖南幕府，左宗棠做的最“惊世骇俗”的事情莫过于整饬吏治。他认为：“国家治乱之原，视乎用人、行政，而用人尤为行政之本。”对于一些“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的官员，左宗棠肯定他们好的方面，不求全责备，统统予以充分的信赖和重用。而对于一些贪赃枉法、昏庸无为的官员，不管官职大小，左宗棠一律毫不留情地予以罢免、参劾。

当时，被左宗棠弹劾的官员，数量之多，简直“骇人听闻”。比如，咸丰四年（1854），他弹劾了镇道以下的失守官员18人；咸丰五年（1855），弹劾提督多顺庸劣，候补臬司“魁联离防”，请求将其全部罢免；咸丰九年（1859），两次弹劾永州镇总兵樊燮；等等。

左宗棠对官员的弹劾、罢免和重用，如同龙卷风一般，迅速掀起轩然大波。那些被弹劾、罢免的官员对左宗棠恨得咬牙切齿，纷纷站出来竭力攻击左宗棠，大造舆论，宣称左宗棠几乎成了湘抚衙署实际上的老大，甚至造谣挑拨左宗棠与骆秉章的关系。

当时，湖南就出现了“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等说法。一时间，对左宗棠的攻讦闹得满城风雨，流言蜚语此起彼伏。

舆论的压力是巨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可能将左宗棠淹死。可想而知，左宗棠当时的日子有多么难熬。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别人的评论中，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将其内心搅得巨浪滔天，再也没有向前迈进的勇气。

左宗棠却完全秉承跟他神交已久的西方前辈但丁的原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他知道，嘴长在别人身上，想要杜绝别人的议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理会。不因为别人的“风言风语”而烦恼、生气，不因为别人的非议而改变自己的想法，由别人去攻击、诋毁、吐槽，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且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是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他在重重压力下依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最终看到别样风景的一大原因！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对下乡插队时遇到的那只猪表达了无限的怀念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猪敢于特立独行，不管面对知青也好，领导也罢，他都决不畏惧，始终勇敢、自信地遵从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要是左宗棠见到那只猪，恐怕会恨不得上前跟其握手寒暄、拍照留念，因为这只猪跟他完全是“志同道合”啊！

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几乎就是这句至理名言的有力论证！的确，只有经历过议论之火的煅烧，才能拥有一个宽广的心胸，面对任何压力，都无所畏惧，从而成就一番事业，打拼出一份精彩的人生。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传说中的大人物也好，还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也罢，都难逃跟左宗棠一样的命运——时刻面临各种膜拜和吐槽。不理他们，他们就只是你人生中的调味剂；相反，若是跟他们斤斤计较，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让他们更加卖力地针对你。左宗棠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当膜拜和吐槽袭来时，可以淡定地“百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只把精力用到如何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上。

7.不后悔，选择了就做好逆袭的准备

人活一世，站在十字路口的机会颇多，每次都需要抉择。抉择之后，面对前方接踵而至的各种压力，有人选择在悔恨中度日如年，有人则选择无怨无悔地一往无前，绝不犹豫。

毫无疑问，左宗棠属于后者。他的一生，抉择如恒河沙数，却从未后悔过，而是时刻做好逆袭的准备。

同治六年（1866），左宗棠在给江忠濬的信中写道：“鄙人素日勇于任事，不知择地而蹈，生死祸福不足动其心，区区血诚，稍异流俗耳。”充分表达了他从不后悔，一往无前，时刻保持“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气概。

这一年，左宗棠身在福建，任闽浙总督，正兴致勃勃地兴建造船厂，却忽然接到朝廷任命，让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督办陕甘军务，主要任务自然是镇压西捻军。陕西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与富庶的闽浙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这是一件苦差事，聪明人肯定会以造船厂刚开始建造为理由请求留任闽浙，但左宗棠却没有推诿，而是毅然赴任。

左宗棠的这次选择，在初期简直是惨不忍睹。由于缺乏对西捻军的了解，左宗棠一直处于被动，剿捻任务迟迟没有进展。然而，左宗棠知道，后悔是没有用的，再后悔也无法让时光倒流，让事情重来一遍，他能做的唯有顶住压力坚持到底，让自己成为“逆袭达人”。

所以，当清王朝下诏派他带军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左宗棠开始大肆逆袭了，他集中全力镇压陕西回军，接连击败董福祥、董志原等所属的陕西回军，继而移营乾州，陆续发动了金积堡之役、河州之役、西宁之役，荡平陕甘回民起义，让朝廷内外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左宗棠一边用兵，一边着手开展各种善后工作。他本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原则，对起义军大开杀戒，不惜背上“屠夫”之名，虽然他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其“血诚”可见一斑。同时，他又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尽力安顿人民的就业和生活，帮助恢复生产，促进了陕甘一带政治、军事、经济的繁荣发展！至此，左宗棠赴任西北的选择才算圆满，肩头的压力才终于得以消除。这是一次漫长的逆袭，但从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左宗棠就从未想过“后悔”二字，而是时刻准备着逆袭！

事实上，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时刻都挣扎在选择的边缘，时刻都在伺机准备着逆袭！因家中穷困而入赘周家；三试不第，毅然选择归隐乡间，另寻“终南捷径”；应张亮基、骆秉章之邀，出山入幕……左宗棠一旦做出抉择，就必然会坚定地坚持下去，永不后悔，直到逆袭那一天的到来！

当然，左宗棠的选择也并非全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左宗棠也不例外。在骆秉章幕府时，左宗棠就犯过人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策划扳倒总督杨霈。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乘胜反攻湖北，湖广总督杨霈亲自率重兵抵御。但杨霈是个昏庸无能之辈，根本不懂用兵作战，他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打算跟太平军来个鱼死网破。然而，当太平军真的决定跟他打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如何应战，结果未战而败。

接着，太平军趁机拿下了防守薄弱的省城，杨霈辗转逃到德安。当时，胡林翼已经调任湖北巡抚，率军转战武昌外围，对湖南起到了屏障作用。而杨霈却打着“防贼北窜”的旗号，奏调胡林翼移军汉阳以北的汉川，为他避居德安做挡箭牌！这跟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系人物的战略观点发生了分歧，于是骆府师爷左宗棠亲自操刀策划了扳倒杨霈的好戏，与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联合上奏弹劾杨霈，成功地把杨霈拉下马来。

这件事情原本是皆大欢喜的，既增进了湘系人物的政治影响，又成功地实施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部署。但左宗棠没想到，就是这次事件，为他日后遭遇性命之忧埋下了伏笔！

杨霈被罢免以后，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官文同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官僚，而且比杨霈更“坏”，他和其他满人官员看到汉人如此得势，心里十分不爽。等到左宗棠参奏樊燮时，趁机诬陷左宗棠，让左宗棠差点被杀。但左宗棠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奏劾杨霈也罢，参奏樊燮也好，虽然每次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可他始终追随自己的内心，将逆袭坚持到底！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人生总有太多选择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不同的选择，虽然只是一念之差，却可能会改变一生的命运！就像左宗棠一样，如果当初没有放弃会试，可能他终有一天会进士及第，但也许就会成为“范进第二”；如果在张亮基、骆秉章邀他出山之际，他坚定地拒绝，可能不会遭遇各种强势压力，但终其一生都只会是一个乡村教师；如果没有扳倒杨霈、参奏樊燮，可能他会继续以“二巡抚”的身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上达天听、得到重用的时日仍会遥遥无期。选择，往往带有风险和挑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想不被压垮，就必须一开始就做好逆袭的准备！

选择了就做好逆袭的准备，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只有像左宗棠一样，在选择之后抱定逆袭的决心以及非凡的意志力，才能在压力的滔天巨浪中昂然挺立，最终站在成功的舞台上为自己的人生喝彩！

台湾作家黄明坚说：“做完蛋糕要记得裱花。有很多做好的蛋糕，因为看起来不够漂亮，所以卖不出去。但是在上面涂满奶油，裱上美丽的花朵，人们自然就会喜欢来买。”工作也是如此！左宗棠就深谙这一“职场规则”。

在晚清的官场上，左宗棠不一定是做事最兢兢业业的，但在上司和老板的眼里，他绝对是最恪尽职守、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为何？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做事”，让上下级、老板乃至群众看到他在“做事”，他就成了最可靠、最可信、最受青睐的员工，所以，左宗棠虽然狂妄不羁、性格刚烈、动不动就得罪人，仍然没人撼动得了他，压得垮他！他仍然能够顶着如此多羡慕嫉妒恨的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第五章  恪尽职守，“会做事”乃抗压之不二法门

1.披上“忧勤”的外衣，人人都能脚踏压力平步青云

勤劳，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无数成功者借着勤劳走向了人生的巅峰，走向事业的成功。而对于一个想要升职的人来说，不但要劳力，还要“劳心”，也就是所谓的“忧勤”。

在升职之路上，一旦披上“忧勤”的外衣，再平庸的人也会瞬间升级成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引来同事和下级的敬佩，上司和老板的青睐。如此一来，升职还会远吗？

左宗棠绝对会说：“当然不远！”他凭什么这么确定？因为他的升职宝典里就恰好有这么一条秘诀。

左宗棠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早就揣摩透了上司和老板的心理。在中国古代，主流观点向来是天人感应，也就是地上的人做的事，上天都会明察秋毫。如果一个人积德行善，上天就会予以褒奖；如果为非作歹，上天必然会降下惩罚。

所以，古代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天灾不断，人们就普遍认为是帝王失德；风调雨顺，就认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圣君明主。所以，一旦遭遇天灾、异象，古代的有为君主就会诚惶诚恐，反思己罪。

左宗棠就把这一理论影射到了升职道路上。在他看来，如果心怀忧勤，时刻处于谨慎、虔诚的心态中，并把这种心态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兢兢业业做事，不计辛劳，鞠躬尽瘁，必然会受到上司和老板的青睐。

初入湘幕时，左宗棠第一次试验了这一理论。咸丰三年（1853），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前往武昌赴任时，作为张亮基幕下第一智囊的左宗棠，理所当然被张亮基力邀同行。他们到达武昌时，武昌官署民房焚毁殆尽，遍地残垣断壁，一派生灵涂炭景象，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浩大的重建工程。

张亮基让左宗棠继续专管兵事，同时又把修城郭、筹兵饷、通商贾、恤难民、整吏治、除积弊以及各州县公事禀启、批、答、咨、奏等公务全部交给左宗棠去处理。左宗棠这个智囊，瞬间成了张亮基手下第一“执行总裁”，把握着处理一切军政要务的大权。

左宗棠十分感激张亮基的知遇之恩，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所以尽心尽力地工作。当时，左宗棠不过刚刚从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的身份中转换过来，对于这些军政事务完全不熟悉，其压力可想而知。

但左宗棠并不畏惧艰难，而是迎难而上，接手工作以后，他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心血耗竭”，仍然不说一句怨言。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曾写道：“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然我亦劳累难堪矣！”郭崇焘也说：“张公每夕手挈总督关防以属左公及君曰：‘军情缓急眉睫间耳，有发先行而后告’。”可见，左宗棠当时工作有多么敬业，简直是“忧勤”的灵魂化身！

后来，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临行前夕，跟胡林翼说，自己到达湖南以后，基本所有军政事务“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这一段话，如实地道出了左宗棠在其麾下鞠躬尽瘁的精神。毫无疑问，左宗棠的“忧勤”策略，果然效果非凡，成功地“俘获”了上司的心。张亮基临行之际，甚至坚持邀请左宗棠同行，只是左宗棠不想孤身远赴，这才没有同行。

后来，左宗棠受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出山入居湘幕。这一次，左宗棠一待就是六年，六年中，他顶着压力，将“忧勤”这一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功地赢得了各级上司和老板的青睐，最终把压力踩在脚下，平步青云！

进入湘幕以后，一开始，骆秉章还犹豫不决，不太相信左宗棠的能力——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他没有亲眼见到左宗棠发光发热。但没过多久，骆秉章见识到了左宗棠的才能以后，就干脆学习张亮基“委任绅士”的方针，开始把各种大权交给左宗棠。

军事上，左宗棠出谋划策；政务上，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一律交给左宗棠一手包办，骆秉章甚至连看都不看。于是，湖南巡抚衙门就出现了这种诡异的局面：骆秉章只是顶着湖南巡抚的牌子，而左宗棠身为师爷，却代为处理一切军政事务。当然，此时的左宗棠处理起事务来已经熟门熟路了，但一人包揽各种事务，没有“忧勤”的美好品德，恐怕也无法实现吧。

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湖南一直都属于贫困地区，但自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开始，湖南迅速跻身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名流”行列，而左宗棠以幕客身份掌理湖南军政所进行的一系列“经世”活动，就是促进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在数年的幕客生涯中，左宗棠“筹兵筹饷，办厘办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使湖南一改过去贫困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政治上，左宗棠费尽心机，采取有别于其他省的方针政策，成功动员全省地主阶级来治军、治政、治财。想出这条新的选用人才的途径还只是第一步，左宗棠又亲力亲为，动员地主士绅协助官府举办团练，强化保甲制度，数年之间，就训练出了一大批强悍的团练乡兵。

同时，左宗棠又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严惩贪庸守令和将领，保奏或破格提拔勤政爱民的官吏，使得湖南官场出现了“吏治蒸蒸，庶几上及雍乾盛世”的景象。此外，左宗棠严令各地州县发挥镇压职能，大肆捉拿、处分“匪类”，“所诛斩真匪三千余”。

财政上，左宗棠也毫不松懈，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大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当时，湖南境内的平叛工作已经基本进入尾声，可是邻省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地仍处于热火朝天状态，湖南省不得不派出军队协助作战。但出省作战，所需的粮饷、军械、船舶等都需要本省自己供应，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一开始每年需要一百多万两银子，后来增加到了200余万两，可是湖南的财政收入基本来自田赋，全年也不过八十万两，远远不够军事需要。

为此，左宗棠真是费尽心机，呕心沥血，最后不仅满足了本省的军政续费，还不断巨额（每年都在两百万两以上）支援邻省的军事所需。

军事上，左宗棠更是统筹全局，运筹帷幄。他给湖南规定了“内固疆圉，外救林封”的战略任务，在此基础上，倾尽心力，扩编地主武装，制定作战方针，指挥各支军队“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左宗棠这样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地工作，将自己的“忧勤”之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怎么会得不到上司的青睐？又怎么不能平步青云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就是领导们所钟爱的员工品质。每一个领导都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时刻怀抱“忧勤”的心态，凡事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像左宗棠一样，懂得投领导所好，自然能够在大压力下显出大才能，最终平步青云。

在这一点上，同一时期的名臣曾国藩也有着跟左宗棠类似的观点。曾国藩曾说：“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夺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意思是说，人的努力如果想要跟天运相抗争，没有比“忠勤”这两个字更有效的办法了。

天下大乱时，人们崇尚奸巧虚伪，这时候只有“忠”才能改变这种坏风气；朝代末年，人们都趋向于偷懒，只有“勤”能够遏制这一潮流。看来，“忧勤”果然是升职最有效的“黄金马甲”！

细想一番，这一道理的确是不可反驳的。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主角、有配角，自然也有人要跑龙套。

放在官场、职场中，这一切往往取决于领导的喜好，领导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其中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当机会摆在你面前时，你是感叹自己如同沧海一粟，渺小卑微，还是全力以赴、兢兢业业，用“忧勤”创造出有目共睹的业绩，赢得领导喝彩？毫无疑问，左宗棠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2.用生命去尽忠，再爱施压的上司也能搞定

左宗棠是一个善于表现忠诚的人，这是他的一大升职利器。事实上，忠诚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品质。一个忠诚的人，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喜爱。混职场、官场，这一真理都是无往而不胜的。

晚晴时期，狼烟四起，这正给了左宗棠表现忠诚的机会。

中俄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时，由于左宗棠和前线战士的决心，清王朝终于摒弃了投降派的意见，将使俄大臣崇厚召回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国重行订约，同时命令左宗棠筹备新疆南北战守事宜。

左宗棠接到诏令以后，丝毫不敢怠慢，马上调兵遣将，制定规复伊犁的策略。最终，左宗棠决定兵分三路：东路由伊犁将军金顺率领，一万人，严守精河一带，协同金运昌卓胜营，防止俄兵向东逃窜；中路由崇武军统领、提督张曜率领，五千人，从阿克苏穿越冰岭向东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率领，一万人，经乌什，穿越冰岭、布鲁特游牧地至伊犁；此外，谭上连、谭拔萃等人填方后路。兵力部署结束，左宗棠却并不打算留在后方，而是准备亲自出关，指挥前线军事。

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八日，左宗棠率领亲军一千多人从肃州大本营出发，浩浩荡荡地朝着新疆哈密行去。这支队伍并不算长，然而，队伍中散发出来的不获胜决不生还的决心和意志却空前绝后，令天地动容。

所有看到这支队伍的人，都会忍不住心神震慑——因为在这支队伍中，左宗棠的乘舆后面，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缓缓而行。荒凉的戈壁滩上，旌旗招展，士饱马腾，带着神圣意志的战士们随着主帅缓缓地迎着苍凉的落日前行，何其悲壮！消息传出，左宗棠这一“用生命尽忠”的行为和决心，感动了他的老板——清王朝高层，感动了大江南北，也震惊了中外！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六十八岁了，从奉命西征至今，他已经在西北待了十余年。同事也好，老板也罢，都只看到他战功累累，政绩卓著，称赞他日理万机、精神矍铄，事实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体早已经大不如前，多年的戎马生涯和军政事务，让他积劳成疾。而西北天气又跟南方截然不同，气候严酷，风刀霜剑，刚来肃州大营时，他就因水土不服而全身长满风湿疹子，瘙痒不止，夜晚根本难以成眠。不仅如此，他本身就有咳血病，来西北以后病情不断加重，有次早晨起来甚至吐出十余口鲜血。

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左宗棠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恐怕难以出玉门关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只怕要破灭了，却没想到这次为了对付俄国，他必须出关。不过，左宗棠也很清楚，如果双方谈判失败，一旦真的打起来，战争必然会持续数年甚至更久，以他的身体状况，能生出玉门关纵然是幸事，却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了。所以，他咬咬牙，干脆抬棺出征，以视死如归的决心鼓舞士气，同时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忠诚”！

这与其说是一场赌博，倒不如说是一场华丽而悲壮的“忠诚秀”！

左宗棠曾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预，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在这里，左宗棠提出了一个作为部下的重要标准，即“纯臣”。何为纯臣呢？就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一意为公的人，即忠臣。

不管在什么时代，老板、上司们都有一个“通病”：不仅要“利润”，更要“忠臣”。因为压在老板和上司身上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他要承担包括员工在内的“公司”事业的发展，这使得他们格外看重那些对自己忠诚的、有利于集体发展的部下。于是乎，忠诚就成了感动老板、搞定老板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毕竟，一个部下再有本事、才能再卓绝，若是有了异心，就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应付老板和上司们的这一点特质上，恐怕无人能出左宗棠之右。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行程，左宗棠在五月初八到达新疆哈密。哈密是著名的“大火炉”，在新疆，跟吐鲁番并称双雄。左宗棠到达的时候，正赶上哈密最炎热的季节，漫漫沙漠上，热浪一波波袭来，铺天盖地，几乎要把人榨干。虽然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炎热，但外地人却很难受得住。

左宗棠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这种火炉天气中烤着，身上各种疼痛此起彼伏，十分难受。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不顾旅途辛劳，虽疾病缠身，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当时，刘锦棠在乌鲁木齐建造了一座昭忠祠，以此来纪念为收复新疆而壮烈牺牲的战士们。他请左宗棠写对联，左宗棠二话不说，信手拈来：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

左宗棠题的是两句唐诗，上联出自崔颢的《黄鹤楼》，下联出自王翰的《凉州词》。左宗棠借这两句诗表达了沙场战士和自己忠心报国的决心，以及思念家乡、亲人的悲壮、凄凉之情。尤其是后一句，的确是左宗棠此次出征视死如归精神的真实反映！

阿尔伯特?哈伯德曾说：“如果能捏得起来，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磅智慧。”左宗棠若是听到这番言论，肯定拍案叫绝。他抬棺出征，用生命尽忠，这就是高超的智慧！

忠诚，向来是一种宝贵且珍贵的东西，聪明人都懂得用它来博取老板或上司的好感。就拿清朝来说，如果说清王朝是一条船，那么身为老板的光绪帝和慈禧就是船长，左宗棠这些打工者就是水手，同乘一条船，只有当水手都赤胆忠心地围绕在船长周围，并忠诚地做好一切工作，才能够齐心协力地把船引领到更宽更远的海洋。

这一次，左宗棠用视死如归表现了忠诚，清王朝高层因此大受震动和感动，坚定了不放弃伊犁地区的决心，最终实现了目的，这就是忠诚的力量。

若是如今流行的各种针对世界五百强企业总裁的调查，能穿越时空调查调查左宗棠的老板光绪帝和慈禧，问问他们：“你认为一个员工，最应具备的品质是什么？”恐怕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回答两个字——忠诚，并举例左宗棠加以详细说明。的确，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若是连生命都拿来献忠了，那些爱施压的老板和上司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施压？！可见，表现出忠诚这一美德是多么重要！

3.“反调”唱得好，才是真正的高手

一个好下属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当自己与上司的意见不合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跟上司抗争。

性格刚烈、善于直言的左宗棠，的确是把这一素质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最明显的一次，自然就是对清朝“借师助剿”政策的抗议。

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五日，左宗棠率军杀入浙西，开辟了浙江战场。浙江与天京、苏南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布有重兵防御。当时，浙江战场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陵为中心，布下二十多万大军防守，打算把左宗棠阻拦在浙西一带。

我们知道，左宗棠出湘时手下只有五千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八千多人，再加上一些调派而来的将领以及新招募的兵勇，兵力终于达到了1万余人，军事实力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但与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比起来，清军仍然显得十分单薄。纵观整个中国局势，几乎到处都是同样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左宗棠的策略自然就是步步为营，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力战到底。然而，就在左宗棠决定奋力一搏时，清王朝高层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借师助剿”。

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助外国人的势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早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南京时，两江总督杨文定等人就曾提出请求英、美、法派海军进入长江，帮助阻止太平军前进。咸丰四年（1854），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但咸丰帝明确拒绝了麦莲的好意。

后来，“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上海，清军邀请法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成功夺回上海县城，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借师助剿”。不过，咸丰帝并不欣赏这种做法，所以在之后的谈判中，咸丰帝拒绝了英国的“助剿”好意。

等到咸丰十年（1860），国内战争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两淮盐运使乔松年上奏建议向英军“借师助剿”，咸丰帝十分不爽，在奏折上批云：“若藉资夷力，后患无穷。”之后，英法侵略者终于坐不住了，再次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剿灭太平军。咸丰帝虽然表示可以考虑，但却始终没有行动，所以，直到咸丰帝驾鹤西去，“借师助剿”也没有被清王朝正式批准。

慈禧太后掌权以后，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和奕都十分赞同借助外国势力剿灭太平军，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批准“借师助剿”。

上海的一些官员、乡绅等本来就十分推崇借助外国势力消灭太平军，得到上谕以后，简直欣喜若狂。以道员吴熙和杨坊为首，与美国人华尔合作，拼凑了一支四千五百人的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这支军队是一支中外混合军，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但由一百多名外国领队官训练和指挥。

此外，英法两国还派出军舰和陆军，开始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等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也纷纷成立，“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

左宗棠对此始终持有异议，他认为“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并在奏折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洋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多弃武籍投洋将，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左宗棠认为，利用洋兵，从长远来看，有极大的害处。因为耗费巨额军饷养洋兵，只会让洋兵日强，华兵日弱，这无异于养虎为患，必然后患无穷。

左宗棠的奏折之意，马上引起了清王朝高层的重视和认可。

然而，迫于当时的形势，急切希望尽快剿灭太平军的慈禧等人，也只能委曲求全，继续执行“借兵助剿”的政策。

左宗棠力争之后，看到上司们心意已决，不好再继续抗争，但仍然坚守立场。慈禧命令他派兵前往宁波，协同“常胜军”作战时，他不好过分顶撞慈禧，就和颜悦色地表示宁波远在海边，路途遥远，暂时没法派兵前去。即便被迫与洋兵协同作战，他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限制洋兵，时刻准备着遣散他们。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左宗棠命令魏喻义攻克严州后，沿钱塘江东下，同时另派一军攻取金华、诸暨、萧山一线，直指杭州。在此期间，攻克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向绍兴进攻。第二年正月，楚军一路攻城略地，拿下了汤溪、金华、龙游、兰溪、浦江、诸暨诸城。绍兴太平军陆顺德看到形势十分不利，仓皇地弃城而逃，法将德克碑率领混合军进入绍兴城。

混合军进入绍兴城以后，酗酒闹事，大肆抢掠，洗劫居户、库银，甚至对先入城的清军遍身搜查。抢到财物以后，他们又强迫卖给当地百姓，当地百姓拿不出现钱，就必须立下借据，结果，当地居民共“欠”混合军十余万两银子。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写奏折向总理衙门报告详情，请求“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散”。当然，由于此时的清王朝高层仍然希望借助洋兵剿灭太平军，所以左宗棠的奏请最终石沉大海，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宗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奏请，充分显示了他对清王朝未来的担忧和忠诚，所以，虽然他不断地跟上司们抗争，却始终被重用！

上司往往都喜欢认真做事，肯为整个集体殚精竭虑、筹划未来的部下，所以，哪怕你与他意见相左，只要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他看到你的态度，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左宗棠就是抓住了上司的这一特点。

世人往往认为左宗棠不近人情、不懂世故，狂傲得有些非人类，肯定把上司得罪了很多遍，事实上，细细研究左宗棠对上司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他很有分寸。

就拿“借师助剿”这件事来说，左宗棠的确不满上司的决定，但是他始终很尊重上司，没有大肆批评指责，而是用详细真诚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出来，让上司了解到他为何反对。

于是，左宗棠“唱反调”不但没有引起上司的反感，反而让他们更加敬佩他、更加信任他。与此同时，左宗棠虽然反对上司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执行上司的命令，而是始终以大局为重。毕竟没有哪个上司会喜欢不务实、不服从命令的部下。

“敢于抗争，却绝对服从命令”，这是左宗棠教会我们的搞定“高气压上司”的一大铁律！

4.注重细节，才能让自己无往不胜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曾经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就是说，天下难事都是从容易的事情做起，天下大事都是从细节做起。

可以说，这句话非常完美地总结了左宗棠做事的原则，升职的秘密！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接连大败太平军，不久又进入江西。这一路打下来，简直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让曾国藩十分得意，不知不觉间就露出了几分骄气。

这时候，左宗棠正给曾国藩担任总后勤部长，时刻关注着湘军省外作战的动向。心细如发的他很快就发现了湘军的虚骄之风，于是，他连续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劝他要慎重，不要轻易冒进。但曾国藩根本没有意识到军中逐渐盛行起来的虚骄之风，甚至他本人也正洋洋得意，所以完全没把左宗棠的话放在心上。

所谓骄兵必败，若是曾国藩也像左宗棠一样再三运筹，不放过一个细枝末节，将军中的骄纵之风扼杀在摇篮里，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但曾国藩显然是当局者迷。所以，这年年底，他带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受到重创，他辛苦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国藩本人甚至都产生了寻死的念头。这件事让曾国藩更加看好左宗棠了，在他回家丁忧以后，就把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权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细心、运筹帷幄的人才，简直是千载难逢！所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断向朝廷保荐左宗棠，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决定起用左宗棠，左宗棠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在曾国藩麾下效力。

同年，太平军开始东征，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褔省。咸丰帝连忙命曾国藩督军救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但曾国藩却认为长江中游重镇安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得失关系着天下安危，所以把重点放在了争夺安庆上。所以，曾国藩对咸丰帝的命令一拖再拖，反而带领一队人马来到祁门，在这里设下总督衙门。祁门是安徽的一个县城，更是三省交会之地，贯通三省全局，曾国藩选择这里，就是看重这一点。在此地，既可以顾及皖南、江西，必要时还可以应援江浙等地。此外，这里可以通向湘军的总粮台南昌，距离较近，运输便利，实在是皖南和赣北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到达祁门以后，就命左宗棠率楚军进入江西，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确保补给线的安全。左宗棠进入江西以后，就赶上了皖南大战，太平军各路大军南北配合，以解安庆之围，南路军侍王李世贤占领了徽州，继而攻克休宁，石埭的太平军攻取羊栈岭、桐林岭，忠王李秀成的大军距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有六十里。曾国藩以为这次必死无疑，连遗嘱都写好了。形势万分紧迫！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震惊不已，但他毕竟不是莽夫，而是一个善于运筹帷幄的帅才，他没有火急火燎地带兵赶去解祁门之围，而是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形势，梳理任何可能扭转乾坤的蛛丝马迹。

他发现，祁门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却在丛山包围之中，只有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通江西北部的景德镇。

此外，就剩下通向两边小镇的一条羊肠小道，而城前虽然有河，河水却很浅，根本没法运输军需物品。所以，一旦太平军封锁官道，曾国藩必然会成为瓮中之鳖，必死无疑。

左宗棠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改变计划，暂时不去祁门与曾国藩会合，而是从南昌经过乐平，进驻景德镇——景德镇正是湘军军需物资从南昌运往祁门大营的中转站，一旦丢失，就会切断湘军对外联络和军需物资供应的通道！

保住了祁门大营的后路，左宗棠和曾国藩就开始了强势大反攻，对太平军发动反击，大败黄金文的太平军，将其逼退至芜湖。祁门之围总算解了！这一战，曾国藩对左宗棠这名部下的深思熟虑和缜密心思佩服不已，就为左宗棠上奏请赏，于是，左宗棠从四品京堂升为了三品京堂候补！

不过，事态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此战之后，景德镇顿时成了两军争夺之地。太平军派出大部队进攻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几次交锋，左宗棠终于被迫放弃景德镇，退到了乐平。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粮草运输线路被切断，难道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左宗棠明显不会这么轻易认输。他知道，乐平是一座小城，不得不多费点心思加强防御。所以，左宗棠细心观察乐平周围地势，仔细研究乐平防御工事，最终决定凭借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在城外挖筑掩壕，并引水塞堰，让太平军的骑兵寸步难行！

乐平争夺战是一场惨烈的斗争，左宗棠以五千楚军抵抗李世贤十万大军。李世贤铁了心要拿下乐平，一次又一次发动猛烈进攻，乐平城墙终于逐渐坍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面对如此困境，左宗棠决定来个背水一战。他果断下令反击，开始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太平军没料到眼看就要困死于城中的楚军会突然反击，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纷纷溃退。李世贤被迫领兵东撤。此后，清军趁机收复鄱河、景德镇等重要城镇，重新巩固了祁门后路。

这一战，让刚刚打了败仗的曾国藩欣喜异常，他很快上奏朝廷，为左宗棠请赏，清王朝下令将左宗棠从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不久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宗棠的官位升至了正三品！

不得不说，这几次战争，既是用兵才能的较量，更是对做事态度的考验。湘军刚刚入赣时，曾国藩因没能及时发现军士态度的细小变化，结果吃了败仗。

而在祁门之围、安庆之围时，左宗棠凭借对整个局势的认真分析和全面把握，把最细枝末节的地方也加以考虑，所以能够深谋远虑，接连取胜。最终，左宗棠凭借这一秘密武器，成功地拿出了“业绩”，开始步步高升。

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成功和失败的差别，有时候并不一定取决于天壤之别的实力差距，而在于那一点点细节。古人云：“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千里之堤，尚能溃于蚁穴，抵抗“高气压”这一千里之行，自然也要始于足下，从细节着手。

左宗棠不就是以此为基准，在强大压力下，细心考虑，再三运筹，才顶住了压力，连跳数级吗？

5.坚守原则，让自己的分量变得一言九鼎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文化层次以及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像左宗棠这样刚烈正直的人，其原则更是铁一般的坚定！

左宗棠进入官场以后，坚持的一大原则就是清正廉明。

晚清时期的官场，基本是“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论证范本。虽然清王朝为了防治腐败风气盛行，特别制定了一项“养廉金”政策，奖金丰厚，但仍然满足不了贪婪的腐败官员们的胃口。

于是，整个清王朝中，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等各种“生财之道”纵横交错，善于敛财的官员们硬生生把这些歪门邪道开成了康庄大道，一路走来，毫无心虚之色。

在这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就是个奇葩。他相信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否则，就会被各种高压低压的“潜规则”所左右，甚至可能因此去做坏人，去偷、去抢、去贪污受贿，不择手段地做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所以，左宗棠坚守着内心的原则，无论遭受多少高压、低压，都不肯丢掉内心衡量对与错的尺度，明确地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对于别人“孝敬”给他的财物，他一概完璧归赵；对于想要他贿赂的人，他完全置之不理。为官数十载，左宗棠把清正廉明这一原则贯彻得淋漓尽致。

在他西征之时，曾为了饷银之事跟朝中一些大臣展开辩论，最终他成功地击败了不断施压的反对派，说服了清王朝高层，借洋款支援西征。但是很快，朝中大臣就开始纷纷告他的御状，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指控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洋行借款，从中渔利，让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外债。

言外之意，自然就是说左宗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了巨额公款。如果这条指控属实的话，那么左宗棠借助战争贪污受贿，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消除民愤！

这马上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国内局势不稳，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又要西征，还要加强海防，处处都需要钱，而且都需要大把大把的钱。尤其是陕西、甘肃和新疆那边，局势迟迟难以稳定，用钱简直成了个无底洞，让她不能不怀疑左宗棠中饱私囊。现在，既然大家都提出了质疑，干脆趁机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她命令户部和吏部抽出要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前往陕西和甘肃，一路前往浙江和福建，暗中联合调查左宗棠到底有无贪渎的罪行。

前往甘肃的调查组来到部队以后，看到士兵们有的在屯垦，有的在帮回民刨地、挑粮、种庄稼，有的在全力修复毁弃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宁夏黄河两岸的新设回民聚居区，士兵们正忙着修葺房屋，安置回民。

整个陕甘地区，完全处于战争创伤的迅速恢复期，因战争变得生灵涂炭的陕甘地区正在朝着“塞上江南”的目标前进！再看部队待遇，军粮匮乏，士兵饮食粗糙，衣服单薄，但就在这样饥寒交迫之下，士兵们仍然济贫帮困，拿出相当一部分军粮送给回民，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在各省军饷尚未到达时，军队所需的一切费用，都是由胡雪岩的钱庄支持的，如果没有胡雪岩和他的钱庄支援，恐怕西征之事早就胎死腹中了！

这还不是最让调查组震惊的，最让他们震惊的是左宗棠把朝廷给他的养廉金也都用在了军需后勤上，还自己掏银子为地方修桥修路，开设书局，刊刻经典，修建庙宇，雕刻石碑。

要知道，养廉金可是清王朝发给军队高级将领的巨额补贴，目的就是防止他们搞腐败、克扣士兵军饷，而左宗棠竟然没有把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而是将累计数万两的银子全部充公了！这让调查组的成员十分纠结，原本他们是来挑毛病、找犯罪证据的，结果查来查去，竟然查出一笔朝廷亏欠左宗棠的“糊涂账”，不由得对左宗棠佩服万分。

前往浙江、福建两省的调查员虽然没有遭遇这种“灵异事件”，但查来查去，也只查出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没有任何私下的金钱往来！

两组人马调查结束回京复命，详细地汇报了调查情况。慈禧感动得不得了，忍不住感叹：左宗棠都一把年纪了，还在西北征战，不但没有中饱私囊，还自己掏钱为朝廷做了这么多实事，其忠心真是天地可鉴、日月可昭啊！

这时候，李鸿章等一些大臣又开始叫喊筹饷困难，指责左宗棠花公家的钱毫无节制、给朝廷造成巨大亏空云云。正为左宗棠的忠心感动不已的慈禧顿时怒了，严厉地斥责了他们，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口谕：“三十年不许奏左！”慈禧担心他们不信，还特意把这道上谕转为公文，下达到除西北左宗棠大营之外的全国各省、各州、各县！

“三十年不许奏左”，这一句上谕不仅给足了左宗棠面子，更证明了左宗棠“坚持原则”这一作风的巨大杀伤力！试想，若是左宗棠没有将清正廉明的原则贯彻到底，恐怕一经查实，他的脑袋也就该搬家了。正是因为左宗棠坚持原则，才成功地顶住了各种压力，赢得了慈禧和正派人士的钦佩！

原则，是一个人说话、做事所依据的最基本法则和标准。

一个有原则的人，其人生就像有一座指引他前行的灯塔，任凭千锤百炼、霜欺雪压，也迷失不了方向，始终垮不了。

可以说，原则是人生抵抗压力、顶住压力的强大武器！虽然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真正穿越压力迈向成功的强者，大多都是有原则，不随波逐流，不受环境和他人所影响的。

就像左宗棠，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是把工作做好，原则是清正廉明，所以他敢于跟腐败的官场“潜规则”抗争并撇清关系，最终在关键时刻，把那些带有“潜规则”意味的强压迫害一一粉碎，赢得了老板的敬佩和青睐，从此在清王朝有了一言九鼎的分量！

6.做什么像什么，专业是压不垮的王道

现代社会讲求“职业化”、“专业性”，专业已经成为人们做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并非新兴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就开始了“专业性”的职业化生涯。

且说左宗棠进入骆秉章幕府以后，开始协助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内清四境，不用说，得湖南自己掏腰包负责军饷和军械。而外援五省，事实上也不是派出兵去那么简单，各种军需消耗也要自己付账。

我们都知道，战争基本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而当时的湖南属于不发达省份，财政本来就很拮据，根本难以供应湘军的省外作战消耗，于是乎，巨额军饷需求就成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左宗棠硬是凭着过硬的专业理财能力，顶住压力，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当时，为了筹集饷需，地方普遍开始设立厘金制度，又叫作捐厘，由官员胥吏管理。厘是值百抽一的意思，不过，实际上厘税往往超过百分之一。

咸丰五年（1855），左宗棠也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向商贾征收税款。但他并不看好官员胥吏的管理方式，而是开天辟地地征召所谓廉洁朴实的士绅来管理。第二年，左宗棠在宜州、郴州设局抽取货厘、盐厘，随后又在各府遍设厘局。经过左宗棠这一系列政策，湖南的地方财政危机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如果只做了这些，还无法体现左宗棠的专业水准，所以，左宗棠很快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新的财政政策——罢大钱、剔漕弊。

晚清时期，由于政府不作为和连年用兵，朝廷和地方财政危机十分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清王朝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发放“当千”、“当五百”、“当百”、“当十”、“当五”等价值不等的大钱，期望能够缓解财政危机。这种大钱的含铜量远远低于流通多年的旧制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劣质品”。

但一些不法官商为了谋利，不管三七二十一，争相私自铸造大钱，结果导致金融混乱，社会经济被搞得乌烟瘴气，百姓深受其害。左宗棠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建议骆秉章下令停用大钱，并按一定的比例回收湖南境内流通的大钱，湖南经济市场逐渐恢复了秩序。

“漕粮”是一种粮食税。清代的时候，由于北方缺粮，每年都要从南方征粮经大运河北运，清王朝就以此为借口在地丁税之外加收“漕粮”。事实上，“漕粮”数目本来并不大，但由于地方官吏贪婪成性，大肆横征暴敛，不断增加数目，逐渐引起了百姓的抗争。于是，左宗棠下令湖南各州县淘汰陋规，并采用周焕南的建议，限定了漕粮数目，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充实了军饷，根除了漕粮征收中的弊端。

专业，是左宗棠做事的一大标准！在湘幕理财，他凭借专业级的指导和政策，混得风生水起，不仅使湖南的社会经济逐渐稳定下来，而且使银库和官仓也得到了充实，为湘军的省外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支援！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筹备军饷时，他再次凭借超乎寻常的专业水准，顶住了压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左宗棠认为，西征筹备军饷，关键在于购粮和转运。他根据当时采购粮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力量计算，最终得出结论：把粮食、马干转运到前进基地的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是一件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于是，征西大将左宗棠瞬间化身“注册会计师”，详细地计算了军官兵等所需积储的粮食：步兵每营多少人，每天需要多少粮食；骑兵每营多少人，每天需要多少粮食，战马每天需要多少草料；合计多少粮食、多少草料。

在运输这件事情上，左宗棠又瞬间化身成了交通部长。他先详细计算了从各地运输的路程，每只骆驼的负重、来回时间、所需费用等，甚至连途中的难行路段、路上需要设立驼队往来休憩点都考虑到了，简直令专业人士拍案叫绝！就拿从肃州运到玉门来说，左宗棠经过精心计算和分析以后，发现期间路程三百六十里，按每只骆驼负重五百斤计算，一个月往返两次，运送全部官兵的粮草需要近千只骆驼、两百驼夫，其中还要扣除骆驼、驼夫的口粮。而路上，嘉峪关外是沙碛之地，缺乏水草，人烟稀少，必须选择好地方建立营哨，以备接应。

此外，左宗棠对采粮地区也进行了一番专业性的研究和调查。当时，湖北、四川是十分重要的产粮地区，左宗棠就先考虑了这两个地区。假设从汉口采购粮食，需要顺汉水逆流而上运往陕西，然后经西安、兰州、肃州、哈密、巴里坤等地，路程长达万里，耗费之巨大可想而知。假设从四川购买，水路仍是逆水行舟，且水势湍急、险滩众多，陆路又是秦岭、大巴山等崇山峻岭，其间多是羊肠小道，可以说这条路是“难于上青天”的线路。

所以，左宗棠很果断地否定了从湖北、四川购粮的线路。再看近一点的，甘肃连年遭受战乱，生产破坏，根本采购不到多少粮食，而且路程仍旧十分漫长，运价还是很昂贵。综上所述，左宗棠认为应该在甘州、凉州、肃州一带采购粮食。

为了节约粮饷，左宗棠在采购粮食运往新疆前线的同时，又命令西征的前锋部队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俨然一个精打细算的“理财专家”！

当时，筹饷可以说是西征的最大难题，也是压在左宗棠身上的一座大山。面对这样令人窒息的压力，左宗棠霸气十足地拿出了专业精神，瞬间化身理财专家、采购专家、运输专家三家合一，使原本无人敢仰望的压力大山弹指间灰飞烟灭！这就是专业的力量！这就是专业的“抗压王道”！

专业是“抗压”的一大基本条件，更是“抗压”的秘密武器。左宗棠正是凭借这一大优势，在巨大压力中绝地重生。再看当今社会，很多所谓的高端人才，要么有着国外著名大学的标签，要么曾在名企待过，最后却落得个长期待业状态，迟迟找不到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专业性。不管你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你的雇主肯花高价购买的是你的专业技能，而非你这个人，你只有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卖给对方，才能够长期与对方合作下去，才能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生存。

如此看来，左宗棠很有穿越者的潜质，否则怎能在百余年前大开“金手指”，成功地把自己培养成全方位“专家”，慷慨豪迈地上演一出“专业是压不垮的王道”的大戏呢？

7.懂得审时度势，才是官场上的“不倒翁”

左宗棠实在是一个善于寻找机遇、把握机遇的人。他一生能化解层层压力平步青云，跟机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左宗棠会有如此好的“运气”呢？这是因为左宗棠懂得审时度势，该出手的时候他绝不吝啬出手，该沉默的时候他就会迅速三缄其口！其中，最明显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还是“樊燮事件”。

当时，左宗棠由于受到樊燮的陷害，差点丢了性命，幸好胡林翼、骆秉章等人一再力保，才勉强逃脱一死。这件事对左宗棠打击极大，心灰意冷之下，他干脆辞去幕府职位，准备由长沙北上，名义上是赴京应试，实际上则是打算直接去京城为自己辩白。

这时候的左宗棠跟普通“职场新人”没啥两样，还没有学会沉默的艺术。不过，不用担心，左宗棠有几个好“老师”，他本人又聪明伶俐，一点就通。

左宗棠抵达襄阳以后，本想去见胡林翼，但此时胡林翼正隐居家中，概不会客，左宗棠只好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给胡林翼，说明来意。

胡林翼得知左宗棠要进京为自己辩白，震惊不已，恨不得马上赶去襄阳，建一道“防火墙”，把左宗棠给拦截下来。还不等胡林翼动身，陶夫人就横空出现了，她对胡林翼说：“季高（即左宗棠）性子偏激，人所共知，此刻正遭横祸，如果你直接出面，只会让人怀疑你袒护他，到时候恐怕会惹出更多事端来！”胡林翼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写了一封密函给毛鸿宾，让他转交给左宗棠。

信中大意就是官文费尽心机陷害左宗棠，现在京都正因此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左宗棠离开了湘幕，但奸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在四处布置网罗，实在不能不防，所以，这时候，如果左宗棠贸然进京，无异于自投罗网，最好能够暂时容忍，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胡林翼的一番肺腑之言，犹如醍醐灌顶，让左宗棠幡然醒悟。没错！这时候他是众矢之的，而京都则是一个美丽却时时刻刻充满危机的地方，一旦踏入京都，即便他不惹祸，祸也会主动烧上身，实在不能不防！虽然左宗棠习惯了直言不讳，但此时静下心来细想，他也知道非常时期必须非常对待，适时保持沉默，才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好友王柏心也来信劝他：“去岁闻贝锦之词，身为执事不平，然此不足以累执事也。功高为人所忌，铄金销骨，自古有之。谤书盈箧，乐羊所以流涕也。然策安三楚，勋赞一匡，有识者心服执事之算略，则固异口同词矣。度忿游词之相篾，必拂衣还山，绝口不谈世事，以自明其高蹈。但此乃浅之为丈夫，非所望于达节之士也。若柏心则愿执事行就胡、曾二公军中，为赞画兵谋，以成其灭贼之本怀。俟拔取建康，槛献元凶，然后角巾归里，长揖不收赏，使海内闻之，以为少伯、留侯复见于今，岂非英豪壮士志奇杰美谈乎？与夫悻悻去国者，不可同日语矣。”

王柏心没有直接劝左宗棠不要进京，而是劝他投靠胡林翼或曾国藩麾下，做出一番事业来，用实际行动击垮京都里的“高气压”。实际上，王柏心这也是在变相地劝他不要跟奸人们针锋相对，而要保持沉默，等待机会。

左宗棠听从了胡林翼和王柏心的劝告，随后来到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他在《与郭意城书》中曾记述这件事：

三月三日始抵襄阳。比岁旱蝗。沿途见妇孺采野菜为食，而青青芥麦，叶多蔫萎，恐麦秋又将失望。宛、叶一带，捻匪出没。襄阳、随枣，民气难驯。廿余年磨牛重践，气象迥珠，良可喟也。抵襄阳后，毛寄耘观察出示润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马首靡托也已。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休羁羽。

这件事给左宗棠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此后，左宗棠的官职从巡抚到总督，继而成为军机大臣，封疆拜侯，虽然其狂傲脾性坚定不移，但这种命悬一线的危机状况却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左宗棠已经完全懂得了“该沉默时就沉默”的道理。

有句谚语说：“雄辩如银，沉默是金。”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面对巨大压力，有时的确是沉默胜于雄辩。毕竟，停下脚步，吸收能量，恢复能力，并不意味着就被压垮了，相反，停下脚步是为了走得更快、更远。

这时候，沉默就是一种智慧，可以让人想清楚前面的路要如何走才更合适，从而顶住压力，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左宗棠身受陷害，命悬一线，此时如果他执着地顶风而上，恐怕只会死无葬身之地，而沉默下来，不做无谓的争论，对方就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更无法进一步抓他的“小辫子”，这样一来，左宗棠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趁机寻找机会，以图再起！

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和韩剧《大长今》中的长今有些相像。在一般人看来，长今总是有着无敌好运，每次在生死关头，总有贵人相助，从而逢凶化吉。

但如果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长今的好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长今应对危机的策略——“三缄其口”。长今深谙沉默是金这一制胜法宝的强大。就拿长今学医后重返皇宫那段来说，她正赶上皇后小产后身体转差，可是治疗了一段时间，仍然毫无效果，内医院的医官和医女都一筹莫展。长今怀疑是第一医女阿烈的诊断错误，可是没有查明真正病因之前，她始终保持沉默，不对医女的医术横加批评，直到她确诊皇后腹中有死胎，才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询问左宗棠一句：“在职场、官场等环境中，最愚蠢的雷区是什么？”左宗棠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沉默！”沉默不仅仅是避开雷区那么简单，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智慧和容人之量。

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如果能够灵活运用“沉默”这一制胜法宝，肯定能够攻破很多压力，给事业带来不少帮助。所以，学学左宗棠，在适合的时机到来之前，该沉默时一定要沉默！

8.知己知彼，才能让自己百战不殆

左宗棠的前半生失败数次，但后半生，他忽然开窍了，极少有败仗。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因太平天国内讧而分裂出来的石达开率领所部太平军经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石达开的太平军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迅速地拿下了郴州、桂阳州等地，随后进围衡阳。湖南的局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

多年来一直在大后方运筹帷幄的左宗棠十分想趁此机会亲临战场，锻炼下自己的实战能力，但骆秉章早已经习惯了依靠左宗棠，坚决拒绝让左宗棠离开。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继续遥控指挥。他详细分析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石达开下一步应该会进攻湘中宝庆，于是，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命在籍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召集旧部，重点在宝庆周围对太平军严加防堵。

左宗棠凭借个人的判断调兵遣将，这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却是一场有根据、有预谋、有计划的赌博！

左宗棠平日最怕石达开，却也最了解石达开，他说：“（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所以，当石达开率军进入湖南以后，左宗棠不敢掉以轻心，密切关注并仔细研究其太平军动向，争取做出最最正确的判断，提早加以防范。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说，在战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会百战百胜；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只有每战必败的分儿了！左宗棠正是深刻领会了这一道理，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了最最正确的判断！他一做出判断，马上飞檄各郡县，拼凑军队，择隘设守。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确赌对了。石达开果然率军在祁阳强渡湘江，然后直奔宝庆而来。可惜，他虽然行军风驰电掣，左宗棠却未雨绸缪早有准备，结果，湘军以逸待劳，打了石达开的太平军一个落花流水。石达开围攻宝庆两个多月仍然没能得手，眼看攻占湘军老巢的道路被阻，只好率领部众撤出湖南，转战广西！湖南危机算是解除了。

当时，朝中有人赞誉左宗棠：“不世之功，成于数月。……设使他人处此，将有溃败决裂不可收拾者矣。”可见，当时左宗棠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但强压之下必出强人，左宗棠就是那压不垮的强人，凭借“知彼知己”的做事态度！

后来，左宗棠正式出任朝廷命官，奉旨督办浙江军务，再一次运用了这一法则。当时，有人提议先增援衢州，然后再逐渐收复整个浙江，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上奏疏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臣前奉谕旨督办浙江军务，甫三日即接徽防将杨辅清犯徽之禀。臣深恐徽婺疏虞，则江西饶广腹地，防不胜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马步三千交刘典，为固婺援徽之计。拟此军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贼众数万，已由遂安踞开化，逼婺东，与徽郡贼相首尾，其势又出官军之后。频年东南贼踪，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自困而后陷之。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州，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入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攻开化，以清徽郡后路，分军由白沙关扼华埠、收遂安，俾饶广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进也。

在上面的奏疏中，左宗棠详细分析了浙江的局势。他纵观全局，指出太平军已经占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己方军队人数太少，正面交锋只会死得很惨，所以应该采取“蹈虚乘瑕，诱贼野战”的战术。

同时，他又仔细研究分析了太平军的用兵风格，即经常采取远势包围、截其后路的战术，所以，进取浙江时，必须特别注意“逼长围、防后路”，做好“自固之计”，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性，不为太平军所牵制。

左宗棠对敌人和己方的认识非常到位且深刻。他既看清了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也摸清了敌人的优势和劣势。这在任何战争和竞争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认识了自己，摸清了对方的优劣势，才能够占据优势地位，更逼近胜利。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左宗棠在实际用兵时，从不贪图攻城夺地之利，而是非常注意自己野战兵力的运用，随时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痛击太平军主力！在整个浙江战场上，左宗棠凭借这一军事方针，所向披靡，不断取得胜利。清政府也很快认识到左宗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法则的强大，不断增加他统率的兵力，使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展开反攻战，同时巩固所占地区！

不止左宗棠，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都极其推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法则，这是一种军事智慧，更是一种决策制胜方略。当然，这一制胜法宝不仅适用于军事，更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当今的经济领域，与对手的竞争、办公室的相处，都大有裨益。

有些人为了成为左宗棠一样“压不垮的巨人”，想尽千方百计“包装”自己，提升自己，结果事业仍旧不如意，甚至导致身心俱疲，乃至身败名裂。这是极其偏颇的成功之道。

虽然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有哪些不足，也曾花费大力气弥补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别人学习，但做再多的工作，如果不了解敌人，那都是徒劳。仅仅“知己”还不够，还要“知彼”。如果对敌人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全面，就难以想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来！左宗棠应对石达开也罢，进取浙江也好，乃至日后的西征，之所以能够逢战必胜，都是因为他善于“知己知彼”。先“知己知彼”，再进行相应的战略部署，必然胜券在握，计日程功！

诚然，我们不需要面对左宗棠九死一生的战场压力，但混迹职场、商场、官场，压力旋涡同样处处存在，各种明显的、潜在的“敌人”遍地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像左宗棠一样不惧压力、昂然前进呢？那就不得不学会左宗棠的抗压法则——知己知彼。

先搞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摸清对方有多大筹码，分析出自己和对方各自的劣势和优势，也就明白了竞争结构，这样，你就能够建立一种最佳的防御机制，同时伺机而动，选择对方竞争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各个击破，从而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让自己成为职场、商场、官场上压不垮的“左宗棠”！

9.善于威逼利诱，才能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

常言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言而喻，不管我们身处何种境地、身负何种职位，都难以避免会遇到“敌人”。

对待强压敌人，有的人单纯地以硬碰硬，有的人无条件地选择一味屈服，结果往往都不甚理想。左宗棠就比较聪明，在面对强压敌人之时，他不单纯地选择一种策略，而是双管齐下，既威逼又利诱，其效果当然好上加好。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奉命率领大军进入陕甘平息回军叛乱，驻军甘肃平凉。这次跟以往不同，他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太平军那样单纯的起义军，也不是带有明显侵略倾向的外国列强，而是回军。这是一场复杂的民族纠纷，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民族问题，所以任务十分艰巨。

在进入陕甘之前，左宗棠就对回民情况和回汉纠纷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研究。回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也使用汉语，与汉族的本质区别就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回、汉、满三族大部分时期都能友好相处，在清代，回民更是跟其他民族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为官。

当时，西北的回汉民族经常混住在一处，由于两族宗教、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两族偶尔也发生一些纷争，但都是短时间或局部矛盾，很快就平息了。然而，清朝中后期开始，清朝官吏开始采取所谓“以汉制回”、“护汉抑回”政策，企图利用汉民压服回民，再加上汉回两族中一些比较有身份地位之人的煽动，回汉两族的矛盾愈演愈烈。

进入同治年间以后，陕甘一带的回汉矛盾逐渐激化，两族百姓动辄就大打出手，相互仇杀。回族和汉、满两族的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恶劣阶段！

左宗棠了解到回汉仇杀的残酷情形以后，认为“甘肃之军，不能保卫人民，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完全是“官逼民反”。所以，对于回汉仇杀，陕甘一带的官员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情况下，一味“剿洗”，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劣，“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更何况也不可能彻底斩草除根。

同样，一味“招抚”也不合适，威慑不到回军首领，回军随时都可能重新反叛，这无异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枕边。有鉴于此，左宗棠提出“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剿”就是武力征讨，“抚”就是以和平方式安抚。这样既“威逼”又“利诱”，从此“汉回一视同仁”，那么回民反叛就会逐渐平息下去。

左宗棠的“剿抚兼施”政策的确是十分高明，对待敌人，采用威逼利诱的战术，“威逼”让敌人产生畏惧感，从心理上威慑住敌人，而“利诱”又在强压下给对方以安抚，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仁德之心，从而产生由衷的佩服，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己。这样双管齐下的应敌策略，相信再顽强的“高气压敌人”也坚持不了多久。

在这里，你也许要问，左宗棠不是提倡“剿抚兼施”的政策吗？为什么仍对陕西回民大开杀戒？其实，左宗棠本来的确是打算“剿抚兼施”的，但一则由于陕西回民曾经阻挠他镇压捻军，致使他被清王朝高层大加指责，二则一些回军首领态度反复无常，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全力剿杀陕甘回军。

进军陕甘时，左宗棠的大军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据守金积堡的马化漋。马化漋是一位才能出众、老谋深算的回军首领，他拥有大量枪械马匹，而金积堡又地处险要，易守难攻，当地官兵数次围剿都失败而归。再加上他跟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有着密切联系，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以后，他又在物质上不断给予帮助，所以马化漋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方霸主，而成为了陕甘回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拥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左宗棠十分希望能够在马化漋身上验证“剿抚兼施”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只要搞定了马化漋，后面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为了分解敌人力量，左宗棠命令出征的部下刘松山进行了“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忧”的宣传，期望能够动摇马化漋及其他回军军心，促使他们主动求“抚”。马化漋果然很快派人来向左宗棠请“抚”，左宗棠欣然同意，告诉他只要诚心求“抚”，就十分欢迎，并命部队暂停前进。事实上，左宗棠早就听说马化漋十分狡诈，善用两面手法，认为马化漋很有可能表面请“抚”，暗中磨刀霍霍，所以命令大军注意观察马化漋的动向。

果不其然，向左宗棠求“抚”之后的马化漋仍然暗中支持陕西回军抗击清军，同时窥视清军强弱。等到刘松山在郭家桥大败回军以后，马化漋大为震动，马上向当地官吏穆图善、安定等求“抚”，称这次战争是刘松山挑起的。穆图善、安定等人原本就是主“抚”派，又加上收了马化漋的贿赂，就马上上奏朝廷告了刘松山一状，也就是间接地告了左宗棠一状。于是，清王朝命令左宗棠如实奏报，严肃处理。

这件事之后，左宗棠也十分希望能和平解决回军起义问题，所以命令部下认真对待回军请“抚”的事情。很快，马化漋再次派人到刘松山营中求“抚”。刘松山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同意了马化漋的请求，并命他交出马械，以示诚意。

毫无疑问，这次马化漋又是在做表面文章，只交出了少数瘦马、朽械，再明显不过的搪塞敷衍。与此同时，马化漋又命人赶工修固堡垒，挖掘壕堑，开掘秦渠，秘密督促陕西回军进攻清军，展开了积极的备战行动。这让左宗棠十分生气，他不再对和平解决金积堡抱有任何幻想，果断下令对马化漋全力围剿。

最终，在清军的全力围剿之下，金积堡弹尽粮绝，马化漋被迫投降。左宗棠早就对反复无常的马化腾深恶痛绝，恨不得直接将他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此时陕甘一带的局势尚未稳定，左宗棠仍需要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河州马占鳌、西宁马尕三等起义军，所以，他上奏朝廷暂时留下马化漋的性命，等彻底平定陕甘回军以后，再根据罪恶轻重处置马化漋。

清王朝同意了左宗棠的请求，但要求“届时不得以收复各处代为乞恩，以伸国法，而快人心”。随着金积堡马化漋的投降，甘肃回军的形势急转直下，胜利开始向着左宗棠冲刺而来。

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无情屠杀的确过分，但不得不说，他所施行的“剿抚并施”的威逼利诱策略还是十分有效的。即便放到当今社会，这一策略应用到对敌斗争、外交谈判或商业谈判中，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在这一办法中，“剿”是关键所在，而“抚”是铺垫，既“剿”又“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生威立德，逼人就范。不过，在实际应用时，还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手，有选择地灵活运用这一策略，或先“剿”后“抚”，或先“抚”后“剿”，或“抚”中夹“剿”，或“剿”中带“抚”，这样才能使不同的对手同样地乖乖就范！

左宗棠之所以在何种情况下都压不垮，这不是偶然，也绝非他单打独斗使之然也，而是靠他手下的精锐之师！如果没有“楚军”，没有“老湘军”，没有“西征军”，没有其手下各级官员，左宗棠很难顶得住不断砸下来的各种压力，又何谈功成名就，封疆拜侯？

但左宗棠并不是神，又不擅长左右逢源，面对庞大的军队、繁杂的人事关系，他是如何处理得如此得心应手的呢？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技术！左宗棠就是艺术和技术的老祖宗！他谋智双修，轻而易举打造出一支强悍的精锐之师，并赢得了他们的誓死效忠。拥有这样一支所向披靡军队的誓死效忠，左宗棠就等于拥有了压不垮的脊梁，成功岂不就如囊中探物！

第六章  谋智双修，靠精锐之师锻造压不垮的脊梁

1.“上梁”正了，整体水平才会响当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上梁不正下梁歪”。

把它用到管理中，就是说下属的品行不端、违纪犯法，全在上司的督查不严，或上司本身就在这些不良行为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所以，左宗棠提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也就是说，想要整顿贪赃枉法的不良风气，振兴吏治，首先上司就要做到“精神贯注”。

那么，何为“精神贯注”呢？是不是只要严厉督查，严格办理不法行为就行？当然不是。其关键是上司要起到表率作用，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

在左宗棠一生带兵治军的过程中，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始终贯彻着“精神贯注”的原则，以身作则，打造出了一支震撼中外的精锐之师。而正是在这一方针下打造出的这支精锐之师，成为了左宗棠的强有力后盾，让他在晚清惊涛骇浪的巨大压力下，昂首前进，丝毫不曾动摇！

初入官场时，左宗棠为了镇压太平军，率军进入浙江。在这片战场上，左宗棠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以主帅身份开始战斗！左宗棠斗志昂扬，决定抓住机会，彻底摆脱前半生不堪的命运，在战争的危机压力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凭他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唯有依靠身后的部将，他才能够粉碎压在肩头的压力，取得最后的成功！

于是，如何激发部下的斗志，让他们跟随自己义无反顾地征战沙场，就成了左宗棠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左宗棠不愧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他身先士卒，给部下树立了一个视死如归的榜样，每遇大战，都和僚佐一道头裹布巾，靴中别刀，一马当先地奋勇杀敌。

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左宗棠也没闲着，仍旧不辞辛劳地亲力亲为处理公牍文书。这一切原本是左宗棠的分内之事，但落在部下军士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味，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官员，而是一个可亲可敬、值得誓死追随的领导者，再去战场厮杀之时自然而然更加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太平军攻占建德，进而逼近景德镇，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调兵遣将赶去救援。他率军从兴安冒雨行军7天，刚一到达乐平，就立即投入战争，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左宗棠麾下的将士们深受感动，纷纷奋勇杀敌，终于在数次战争以后，夺回了景德镇、乐平等重要城镇，化解了一次严重危机。

升为闽浙总督以后，左宗棠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闽浙总督3年，他只有12天住在总督府署，其余时间都跟将士们一同在军帐中度过。不仅如此，他生活俭朴，不许部下给他特殊待遇，总是跟将士们同甘共苦，只有在宴客的时候才会吃一点海菜。

奉命出征新疆期间，军费开支巨大，国库供给有限，左宗棠不得不向洋行借款以充军资。虽然借款总数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但对于旷日持久且兵多将广的西北战事来说，根本不够。但是由于这笔借款利息非常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不能多借。所以，西北军营仍然十分艰辛，将士们时常忍饥挨饿，遇到生病负伤，更是苦不堪言。然而，将士们仍然毫无怨言，全都咬紧牙坚持着，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拼死厮杀。究其原因，仍然是左宗棠以身作则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时，有位叫福克的德国人，在上海开设洋行。他曾为左宗棠经办购买德国的织呢、开河等机器，运去甘肃应用。光绪六年（1880），福克与奥国人满德以及一位席姓翻译从上海来到哈密，专门去拜访左宗棠。由于他们曾帮忙购买过机器，德国又还没有跟中国动武，左宗棠对他们很有好感，不但把他们迎为上宾，请他们住在大营中，还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吃饭喝酒聊天。

后来，福克写了一篇《西行琐录》，记载了左宗棠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左宗棠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先到菜园里眺望一会儿，在菜地里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顺便查看一下蔬菜的长势；然后回营房，马上接见部下，商谈工作；谈完工作以后，他就跟部下们一同吃饭；早饭结束以后，就开始批阅各方公事，草拟奏折，回复来往信件等，除了吃午饭，就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钟；吃过晚饭就跟营务处人员谈天，直到深夜才就寝。

在福克的记录中，左宗棠几乎是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福克对此钦佩至极，他说：“左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对于左宗棠为部下将士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福克也赞叹有加：“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如此丰功伟业，犹不改儒生气象！”

事实上，左宗棠不仅仅在新疆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戎马生涯，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的原则，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让家眷随行在侧。除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职福州时，周夫人曾去福州督署暂居过数月，其余时间他始终都是一人住在军营中，跟将士们同吃同睡。后来，周夫人去世，几个儿子轮流来到军营陪伴他，张夫人又携带幼子和孙儿前来照顾他，但也不过短短数月，之后左宗棠率军前往哈密，便让张夫人返回老家。

在当时，朝廷腐败不堪，从大员到地方官员，无不奢侈淫靡，姬妾满堂，生活腐败，而左宗棠却偏偏“独辟蹊径”，生活俭朴、严格律己如斯。这种以身作则的管理方式，理所当然地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成为左宗棠顶住压力的坚挺脊梁！

孔老夫子曾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想要锻造出一支能帮助自己乘风破浪的精锐之师，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拥有以身作则的基本素质，要属下做到的事情，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

希望你的属下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你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首先达到这一标准。压力面前，谁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给自己以支持，帮助自己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但这不是单纯地祈祷就可以的。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左宗棠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无时无刻不端正自身，做出表率，成功地提高了整支队伍的整体水平！身处“高气压”旋涡时，不妨学学左宗棠，这样，即便你不下命令，你的部下也会自觉地行动起来，跟你一起在压力中爆发！

2.会管理，为自己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左宗棠带兵多年，在管理上很有一套！选用人才时，他颇为严格，宁缺毋滥，而在实际管理中，他又非常善于安抚人心，十分受部下爱戴。这种严格与安抚并行的管理方式，让他在带兵打仗、任职地方时毫无压力！

左宗棠对人才的考核，曾概括为一句话：“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这句话完全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流行用人原则的升级版，在用人管理上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所谓“察人颇严”，就是指对人才的考核要严格，不能草率地敷衍了事；“用人颇缓”则是“察人”的必然结果，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才能授以重任，这跟我们常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信人颇笃”就是选才的结果，既然已经考察结束，确认要任用他，那就应该对他笃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这也是左宗棠用才、容才的核心思想。

晚清的官场沿袭了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传统风气，大员和地方官员都大肆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为“前途”为“后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对于贪赃枉法之人，自己人就能包庇就包庇，不能包庇也要想办法包庇，从上到下一派乌烟瘴气。左宗棠最看不惯这种做派，他坚持着“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具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对原有官员“除贪鄙，吸烟（鸦片）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余皆随才器使”。

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将“察吏”与“课吏”结合起来，不但在接见部下时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时常派遣密员明察暗访，了解基层人员的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以后，左宗棠就会果断地革去那些贪庸之官的职位，同时大力举荐那些品行兼优、廉干朴勤、政绩卓越的官员。我们来看下左宗棠在考察官员后给出的评论和处理：

淳化武生李振基因压回民而被“讯决”；库车阿奇木阿卜都拉，“勒索缠民一千两”，被“斩决枭首”。

左宗棠以“才品猥鄙” 参掉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掉芷江知县王士伦；以“才质昏庸”参掉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掉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掉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

同时，左宗棠称属湘乡知县朱孙诒“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著”，署道州知州王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等等。

可见，左宗棠对选才、用才的考察有多么严格。对于他认为昏庸无能的官员，他一概不用，就差直接找上门建议他们卷铺盖回家抱孩子去了。而对于他认为好的官员，他也是公证准确地给予评价，言之有据，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左宗棠任用刘典是在楚军初办之际，这时候，左宗棠刚刚步入军政界，正处于最容易用人失误的时期，朝廷内外各界人士都紧盯着他。就在这样的镜头聚焦下，左宗棠淡定地把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入楚军任营务处副总领。

副总领这个官并不小，让一个候选训导担任，大家忍不住猜测：左宗棠没吃错药吧？左宗棠完全不理会惊愕交加的目光，没过多久又上奏朝廷让刘典帮他筹划军务。敢如此重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左宗棠不可谓不大胆，但他却绝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正式起用刘典之前，左宗棠早就对刘典进行了漫长而精细的考察，这从他的奏折中就看得出来：

其（刘典）为人刚明耐苦，廉干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偏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忤于人。

从这份奏折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刘典的为人、性格、军事才能等，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考察有多到位、多全面、多严格。在楚军的建立过程以及此后的军政生涯中，左宗棠始终贯彻这一原则，他手下的大将、官员几乎都是在经过严格的考核之后，才委以重任。

至于安抚，毫无疑问，左宗棠纵横军政数十载，能够顶住无数巨大压力，创下令人惊叹的辉煌业绩，靠得不仅仅是对人才的严格考核，还有安抚这一强大的秘密武器！

安抚，很多上司都会说，但却不一定会做。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成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领，其数量远远超过“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将领。即便有些将领善于作秀，时常在部下面前扮演爱民如子的好领导形象，但由于并非出自真心，往往无法成功地收买民心和军心。左宗棠则截然不同，在地方为政就真心关爱百姓疾苦，统兵打仗又是真诚爱兵的好统帅。

左宗棠年轻时赴京会试南归经过扬州，在江边吃了一碗鸡汤面，当时旅途颠簸，他正饥肠辘辘，一碗面下肚顿时觉得精神饱满，鸡汤面的味道也就变得格外美妙了。此后他辗转各地，仍然时常想起扬州鸡汤面。西征之时，有次他去瓜州阅兵，特命犒赏所有将士每人两碗鸡汤面，并特别嘱咐由他私人“埋单”。

他对将士们说：“古来名将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你们都多年跟随我南征北战，备尝艰苦。现在有好吃的，怎能不和你们共同分享呢？”两碗普通的鸡汤面虽然是小事，但左宗棠关爱将士、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却让将士们感动不已。

后来，左宗棠的爱妻身体不好，左宗棠得知她为了省钱而“不服补剂”，就叫儿子们“有所窥”，“省却闲钱”，给爱妻买药物，却也不肯多往家中寄银钱。他在家书中写道：“兵已缺饷七月，我岂可多寄银归耶？”他考虑的是士兵已经缺饷七个月了，他的薪银要拿来补贴军饷，而不是供养家人！

当清军久攻金积堡不下，屡次受创，大将刘松山也阵亡，其侄刘锦棠接任之后，报仇心切，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叔父报仇。但左宗棠却不愿拿将士们的性命做赌注，毅然决然阻止了刘锦棠，命令刘锦棠由原来的进攻改为“先图自固”，“如实不能支，不能不做退军之计。则须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并行动”。

古往今来，这样真心关爱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上司有几个？也正因此，在收复新疆的艰难岁月里，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难以支撑，拨下的饷银总是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军营粮草极度紧张，将士们时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却也没有一个将士对左宗棠有所怨言！不仅如此，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左宗棠冲锋陷阵，心甘情愿为他去死，成为帮助左宗棠撑起一方天空、顶住巨大压力的坚实脊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核心都是人，想要管理人，就不能死板地一味坚持严格或者盲目安抚，而应该好好向左宗棠学习，严格考核，适当安抚。我们吸收人才、选用人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助自己顶住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必须严格把关，否则压力未至，内部先乱，岂不是得不偿失？而在之后的管理中，就不得不适当安抚，只有爱民如子、爱军如子，你的部下才能真正地为你所用，心甘情愿为你赴汤蹈火，帮你顶住八方压力！

3.一碗水端平，大伙儿才会与你同心同力

将一碗水端平，是左宗棠管理的一大秘诀。他很清楚，他手下的“员工”和老百姓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他这个管理者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准确客观地评价员工的表现，公允地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他们就会很愿意服从自己的管理。

奉命西征之时，西北的道路崎岖不平，不便于运送军饷，左宗棠派人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等，同时，又在道路两旁栽种杨柳树，以此来加固路基，供给夏时旅行的荫蔽。三千多里荒漠之地，在左宗棠的手中渐渐变成一片广阔的树林。左宗棠深知植树造林需要“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植树以后特派士兵严加管护，甚至每棵树上都挂上了植树士兵的牌子，晚上还要挂上灯笼，防止夜行马车碰到树木。

尽管如此，由于老百姓的素质参差不齐，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真知灼见，并不怎么看重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事业，时常偷偷折损或毁坏树木，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立法护树，示众警戒。

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返回酒泉以后，发现酒泉四大街的树木竟然死了一大半，更可恨的是大部分树木的树皮都被剥光了，也就是说，这些树很可能是死于“非命”。左宗棠十分恼火，严厉斥责了当地官府，并决心要根除这一恶习。

一天，左宗棠微服出巡，终于发现了“谋杀”树木的“罪魁祸首”。原来当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的时候，往往将毛驴拴在树上，任由毛驴兴致勃勃地大啃特啃树皮，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肯出面过问。

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怒，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皮对一棵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树木自我保护的“盔甲”，又是树木输送养料的通道。特别是后者，就像是人的血脉气路，关系着树木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剥被啃，树将必死无疑。左宗棠沉思良久，决定就拿眼前这头正啃树皮啃得津津有味的毛驴开刀，杀鸡儆猴！

左宗棠解开缰绳，把毛驴拉到鼓楼前拴起来。鼓楼，顾名思义，其上放置一只大鼓，平时城中要发号施令、宣判罪犯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集中聚会时，官员就会敲响这只大鼓。

左宗棠健步登楼，运足气力，挥臂击鼓。咚咚咚的鼓声顿时传遍四周，军民震撼不已，纷纷赶到鼓楼前翘首观看。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派人去请来肃州分巡道和审判官员，说要公审这头啃树的毛驴。

等到衙门大员、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到来以后，左宗棠先向大家讲明了为何要“公审”这头毛驴，然后说原本驴主人也该一并处斩，但看在他不知规矩和后果的分上，姑且原谅他这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接着，左宗棠让士兵和武士们摆开阵势，郑重其事地砍了毛驴的脑袋。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而其公平处理杀死树木的“凶手”的做法，更让当地人称赞有加。公平，向来都是处理冲突、办理案件的最佳境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管理者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结果就容易导致部下心生不满，其管理工作难以进行，更别提打造什么精锐之师了。左宗棠深谙其中利弊，所以时刻将一碗水端平，靠着这一点，赢得了部下和百姓们的敬佩。

据说，左宗棠有一个侄儿也在军中。这个侄儿从军以后，异常骁勇善战，因而不断升迁，于是他开始飘飘然起来，平时居功自傲，完全不把左宗棠植树护林的号令和定下的法规当回事，甚至当众拔刀砍倒一片树林。虽然随从和其他将领有意相劝，但他始终有恃无恐，这些人碍于他的特殊身份，生怕好事没做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只好放任不管。

当然，更多人是想看热闹，毕竟他是左宗棠的侄儿，左宗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秉公处理呢？众人在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左宗棠得知以后，怒不可遏，没想到带头犯法的竟然是自己的侄儿，既心痛，又恨铁不成钢。他知道，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自己的侄儿，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他的信誉，让部下和百姓从此对他失去信任，那么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公平公正之形象必然轰然倒塌，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于是，左宗棠毅然决然地按照法规，以“故意毁林”之罪将侄儿斩首示众。

在这个事件里，被斩之人是左宗棠的亲戚，又是卓著功劳的将领，可是左宗棠仍然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公平合理，左宗棠才得到了部下和百姓的肯定和称赞。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渴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上司不厚此薄彼，不存私心，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成绩，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奋力追求上进并尽力维护上司的权利，成为上司压不垮的脊梁。

有人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一碗水要端平。”简单的一句话，却完美地诠释了一种管理的智慧。左宗棠正是将一碗水端平，树木毁坏，就只对“罪魁祸首”毛驴问罪，宽恕其不知规矩和后果的主人；侄儿犯法，则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依法处置。左宗棠始终怀有一颗平等之心，自然而然会得到部下和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管理自然毫无压力可言。相反，若是左宗棠做不到这一点，总是将重心倒向某一端，那么他碗里的水迟早会完全流失，最后空空如也，左宗棠也会因此而遭到部下和百姓的离弃，众叛亲离，失道寡助，这样的左宗棠恐怕早在初出茅庐之际就被压垮了。

“将一碗水端平”有时的确很难做到，但想要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获得部下的尊重和信赖，你就不得不像左宗棠一样公平公正。

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往往都是左宗棠一样的高明的管理者，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曹操曾规定无论何人之马只要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就格杀勿论，为了以公平服众，在自己的马进入田地以后，他也要“割发代首”。

历览古今多少事，将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最不可缺，这不仅是一个人做人处世的必需，更是一个想要依靠团队顶住压力的管理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只要你手中的天平不倾斜，当你的队员们发现你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时，他们自然会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战斗”中，成为你最坚实的脊梁！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正是清朝官场最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最严重的时期。

左宗棠深知腐败贪污对于强军、强国的危害，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受到这种腐败风气的感染，所以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反腐倡廉。经过长期思考以后，左宗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先将义利之辨剖析清楚，而后正纲纪、清仕风；二是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不让贪污者存有侥幸心理。

左宗棠认为，见事贵在明理，不明道理就很难辨别是非，自然容易败坏风纪。

就拿当官的人来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今天将就、明天将就、后天继续将就，事事苟且，必然养成贪污腐败的习气。

他曾在《〈林文忠公政书〉叙》中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乱之生由于民情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

在左宗棠看来，“吏治不修”是造成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力整饬吏事，根治腐败，彻底拔除管理中的“蛀牙”，才能避免整个管理系统瘫痪乃至被压垮！

为了根治腐败，左宗棠提议严格按法律办事。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治标治本，避免贪婪者暂时收手，等风声过后再次继续贪污腐败，而且能够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左宗棠初入仕途之时，率军进入浙江，收复杭州以后，他发现浙江政府统治腐败，苛捐杂税重重，当地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为了惩处贪婪者，肃清吏治，左宗棠减漕粮浮收、停关税、行盐票，接着又大肆惩贪奖廉。

当时，全国各地十分盛行买卖官职，浙江也不例外。当地很多官吏都是花钱捐来的，这些人把做官当成做生意，下了本钱，就大肆狂征暴敛，拼命地捞本取利。左宗棠看到浙江乌烟瘴气的官场，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婪者。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左宗棠还要凭借手下的这个团队顶住强压重击，当然不能让这些“蛀虫”再增加他肩头的压力。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劾奏道府以下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例如：温处道支方廉，年老才庸，左宗棠奏请勒令休致；署玉环厅同知白让卿昏鄙不职，署常山县知县王兰心殊狡诈，开化县知县曹建春庸懦糊涂，试用知县江允中轻佻放纵，先用知县刘心濂工于作伪，升用知县王恩溥嗜好甚多，左宗棠统统上奏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录用。而对于廉洁有才能的人，左宗棠理所当然地大力提拔，先后奏调二三十人。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调任福建。一安顿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研究当地的吏治，毫无疑问地发现当地吏治跟浙江一样腐败不堪，于是，左宗棠马上上奏清政府，历陈福建的困敝情形，指出：“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这样的现状让左宗棠纠结不已，他想要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能够帮他顶住压力、为他平步青云劈山开路的精锐之师，眼前的“贪婪者”们明显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左宗棠再次使用手中的权力，奏请将周开锡、吴大庭等人调至福建，以供差委，同时对福建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里写道：“贪吏如某某，请挈弟衔劾办。此外尚有应参者，容再闻奏。”又特别强调：“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是宋代贤臣范仲淹的名句，左宗棠在此引用，意在告诫徐树人：揪出一个大贪官，他的老婆孩子哭得伤心，天下百姓拍手称快，总比任由他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使得天下百姓哭得伤心要好！

左宗棠惩治贪官向来遵循这一原则，后来在甘肃查处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他说：“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然而，实际查办起来，事情却比想象中要混乱且困难得多，不仅杨国光的下属们纷纷为他弥补漏洞，提供虚假供词帮其开脱，就连杨国光的上司也对左宗棠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实事求是”，实际上却“随俗波靡”，该做的绝对不做，不该做的统统放任自主，对查办杨国光劣迹一事“漫不加察”。

左宗棠对此十分无奈，最后感慨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于是，左宗棠果断地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等官员统统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要求自己的部下要记牢七个要诀，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世。他本人也按照这一要求对部下进行惩贪奖廉。惩贪是主要的手段，而奖廉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方法。因为世上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名利，正如班固所言：“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一味地严惩，往往容易适得其反，相反，适当地奖廉，则会取得意外的效果。

左宗棠相信，一个人想要升官自然是为了发财，名与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严惩不贷，一方面适当奖励，让部下们在严格统治之下尝到甜头，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王朝发放养廉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惩贪奖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一个管理者，往往需要依靠他的团队才能顶住巨大的竞争压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所以，很多管理者都对员工实行严格管理，不过，聪明的管理者肯定会学习左宗棠，在适当时机给予部下奖励，像如今一些单位丰厚的月奖金、季度奖、年终奖，就跟左宗棠的奖廉、清王朝的养廉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韩信有句名言：“（兵）多多益善。”人们又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到底哪一句更正确呢？相信左宗棠绝对会无条件选择后者。他向来相信，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之师，能胜过数倍于己的泛泛之辈。

咸丰三年（1853），长沙城被太平军包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最后在胡林翼的建议下，便多次派人礼聘左宗棠，终于请得四十一岁的左宗棠出山入幕，为张亮基出谋划策，成功地保住了长沙城。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写道：“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招，自然得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凭借左宗棠出奇制胜的策略，长沙得以保住，然而，由于一些军队将领自身素质不行，其手下兵马也毫无斗志，使得左宗棠剿杀太平军的计谋未能实现，左宗棠对此甚感遗憾。他充分认识到训练对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性。

咸丰十年（1860），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开始在长沙组建自己的军队。

左宗棠吸取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将“兵贵精”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选用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等人为将，让他们招募精装朴实的营勇，组成楚军。为了更好地训练和作战，在编制时，左宗棠不照搬楚军三百六十人一营的制度，而是前、右、左、后营每营五百人，而中营前、左、右、后哨每哨三百二十人。军队组建好以后，左宗棠带军从校场移驻金盆岭，晨夕训练，“渐有头绪”。

楚军在长沙集中训练两个月以后，开始正式参与战斗。左宗棠率军从长沙向东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入江西，直奔曾国藩在皖南祁门的湘军大营。这是左宗棠自己训练军队后的首次出征，左宗棠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两个月的训练绝对拥有奇效，也相信凭借这支军队，自己一定能够顶住即将到来的各种压力，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当时，太平军的新任军事统帅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挫清军，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继而率军反攻，开始分兵向长江南北并进。这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围困天京上游屏障安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左宗棠率军到来，正好可以援助曾国藩抵抗太平军。

同年十月上旬，太平军南路西征军侍王李世贤的军队攻克了安徽徽州，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湘军大营所在地，形势万分危急！左宗棠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到来了！他带领楚军迎击北上的广东会党军，旗开得胜，左宗棠十分开心！接着，左宗棠带军赶往前线，成功地解了祁门之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左宗棠耗费数月精选勇士、晨夕训练，其效果果然可见一斑。只以区区数千人，就解了曾国藩坐以待毙的局势，其关键是什么？恐怕不仅仅是左宗棠的奇谋百出，还有楚军的训练精良。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办事效率也难敌众志成城，面对危机局势，左宗棠身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沉重。想要消除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就不得不依靠他手下的五千楚军。

左宗棠很聪明，为了强化楚军的能力，事先在训练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面对太平军的千军万马时，仍然游刃有余！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再次把精力放在了整饬军队上。他严查吃空饷、体弱多病的情况，本着“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的原则整编队伍，使原本的西征大军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例如，满人金顺部原本四十七营，缩编后只剩十九营；景廉部原本三十四营，缩编后成十九营；徐万福招募的四营湘勇缩编为三营。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西征军队进行武装先进化，并专门训练士兵的射击、开炮等，做足了利用军火作战的准备。

此外，左宗棠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最重要的是练心，然后是练胆，最后才是练体力和格杀技巧。所谓“练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思想教育工作，左宗棠先从思想上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为朝廷去战斗，楚军和西征大军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秘密武器，因而特别强悍。

“练胆”就是用我们常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念给士兵们洗脑，让士兵们个个猛如豺狼。在左宗棠的特殊训练下，就连被公认为不能打仗的八旗兵、绿营兵也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左宗棠曾在家书中写道：

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紧要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果于“节制”二字实有几分可恃，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

在这里，左宗棠将打仗比作学习，读书、作诗文、习字都是平时练兵必不可少的功夫，而打仗就如同入场考试一样，虽然得失会在一日之内出现结果，但本领的大小却是平时训练出来的。所以，战场上，计谋、策略虽然重要，平时的训练仍然十分关键。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磨刀”就是修炼自己各方面的功力，提高自身硬件设施。古人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把工作上的挑战和压力当成左宗棠的战争，那么“磨刀”就是战争前的练兵和整饬军队，只有军队战斗力提高了，才能够在各种压力下像左宗棠一样顽强成长，最终取得成功。

做一件工作也是如此，比如你拿到某个项目，应该先结合部门实际查找问题，制定解决措施，然后再抓住工作重点，确定工作的具体实施，这样虽然花了几分“训练”时间，但却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措施，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有条不紊，效率反而更高。

我们常说“厚积而薄发”，左宗棠隐居乡间数十年，虽然是由于落第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仍然抱着日后会“用兵打仗”的目标，不断自我训练，以至于初次出山入幕就让天下人刮目相看。真正用兵打仗之时，他又专门拿出时间训练军队，把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建立起一支上规模、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军队以后，才正式开进战场，从而使得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赢得了无数次胜利。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国家风雨飘摇，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起义军此起彼伏，老板、上司、同事乃至下属和百姓都密切关注着左宗棠的成败，左宗棠肩头的压力之大实在难以形容。但凭借事先的训练，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卓绝的军队，左宗棠理所当然地顶住了这些压力！这就是“练兵”的强大效果之所在！

6.激发出斗志，才能顶着压力迎难而上

在率领部下冲锋陷阵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高山险阻，这种强大的压力往往会令一些“士兵”士气低迷，影响整个队伍的斗志。对于这种情况，左宗棠有深刻的认识。

左宗棠说：“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古往今来，大凡军事家都知道以士气的盛衰来判定兵事强弱胜败的道理，左宗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养气”与程朱理学结合在了一起，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用兵之中。

激发士兵的斗志，促使士兵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有我无敌的气概，才能充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坚定性，收到“克敌”的效果。如此一来，摆在面前的压力也就不再是压力了！

光绪二年（1876）三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肃州，准备指挥大军出关，西征收复新疆。然而，就在左宗棠忙着召开军事会议，准备率军出发之际，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当时驻在肃州的主力部队是刘锦棠的老湘军，这些士兵跟随左宗棠南征北战多年，向来勇猛无敌，所向披靡，但这次，不少人却出现了畏战、厌战、不愿出关的负面情绪。南方人来到西北，长期水土不服，已经让他们十分郁闷，听说又要去新疆，想想一路上沙漠戈壁、飞沙走石，夏天热气蒸腾，冬天朔风大雪，不用亲身经历，他们就已经彻底崩溃了。

而其他各路兵马几乎就是看老湘军行事，要么不敢打先锋，要么即便敢做先锋，也在不断窥察主力部队老湘军的动静，看到老湘军一个个士气低落，他们自然也没什么斗志了。

一开始，左宗棠十分纠结。所谓“打仗以胆气最贵”，这样下去，就算强行出关，真到了战场上，面对接踵而至的重重压力，大军也会不战自败。

可是这种情况又不能单靠军法处置，若是个别人的问题，可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但士兵普遍士气低落，只能正面教育，想办法激励、鼓励他们，促使他们变消极为积极。于是，左宗棠就和刘锦棠密商，决定效仿宋朝大将狄青用占卜之法激励将士的战斗情绪。

他们定下计策以后，各自回去精心布置。第二天，大军启程缓缓向肃州城进发。当他们经过董字营前时，一名湘军老兵忽然从行列中跑了出来，高声大喊，直奔到左宗棠面前。

亲兵见状，连忙拉住他，但他始终不肯离去，反而大喊道：“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可是好几个月不发军饷，无衣无食，如何打仗？请发给一个月军饷，让战士们吃饱了，一起出关杀敌！”听到这个老兵的话，将士们都大吃一惊。刘锦棠所率领的老湘军原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爱兵如子，深受部下爱戴，被称为老统领。刘松山战死以后，老湘军悲愤难当，统统化悲痛为力量，奋勇当先，为刘松山报仇雪恨。此时，忽然听到老统领英魂下凡，还口口声声要去新疆打仗，将士们顿时激动异常，满腔热血沸腾起来！

左宗棠马上抓住时机，细数刘松山英魂不散、精神永在的崇高精神境界，并命令大家以十分虔诚之心向空遥拜，以表达对老统领的敬意，甚至亲自带头向空中顶礼膜拜！

接着，左宗棠又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焚化了大量纸钱、车马、衣服、兵器等。这样一来，刘松山英魂显灵要带领湘军打先锋、收新疆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军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这次刘松山显灵事件是左宗棠一手策划的，但效果非凡，等于为西征大军召开了一次誓师动员大会。当时的社会，上自皇室、官僚，下至士卒、百姓，无不迷信。左宗棠就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和将士们对刘松山的崇敬、怀念心理，导演了这出英魂显灵的好戏。

对于激发将士们爱国杀敌的斗志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经此以后，部队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奋勇当先，那种厌战畏难的负面情绪一扫而光，全都变得情绪激昂起来。于是，西征大军顺利地大举出发了。

大军出关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大军所行之处，天空中时常有数万只乌鸦随着军队飞行。军队停下歇息时，这群乌鸦就在天空盘旋飞翔；军队拔营前行，鸦群就飞翔在前，时时不离左右。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乌鸦是不祥之鸟，“乌鸦当头叫，灾祸要来到”。将士们看到这么一大群乌鸦随军而行，不由得心头再起阴霾，议论纷纷。左宗棠也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将士们的斗志，就灵机一动，宣称这些乌鸦都是老统领派来助战的神兵，来给西征大军引路，堪称最好的向导。

玉门关外本就生物稀少，很难见到这种盛况，将士们不由得信以为真，认定这些“乌鸦兵”是老统领英灵派来助战的，顿时感奋不已！

就这样，斗志高昂的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山险阻，进入了人烟罕见的大戈壁。戈壁气候异常，环境险恶，将士们不由得心生畏惧，军中更是传出谣言，说戈壁中有巨怪，专门偷吃活人、牲畜，听到人马声，就会刮起一阵飓风，顿时飞沙走石，天地昏暗，妖怪随风而至，把方圆百里内的人畜统统吃光。

谣言不胫而走，军中人心惶惶，都不敢继续前行。左宗棠得知以后，知道将士们的斗志又受到了影响，忧心不已。原本远征就是冒险的行为，若是斗志受损，必然一败涂地。

于是，他装作怒气冲冲地说：“哪来的妖魔？胆敢来侵犯我西征大军吗？只要它敢出来，我们就开炮轰它，让它死无全尸！”接着，左宗棠传令全军，一路上不时鸣炮。一路走来，没有见到半只妖怪的影子，将士们都认为左宗棠天威，有神灵相助，斗志由此大振，终于顶住了中外压力，成功地收复新疆！

大凡战争，士气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支没有斗志的队伍肯定要吃败仗。左宗棠深知这一点。同样，他更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怀有哀悯之心的队伍由于符合了事物的正理，所以必然能够获胜。所以，当他发现将士斗志全无之时，就巧妙地安排了“刘松山显灵”的事情，借由已故刘松山的崇高精神和将士们对他的怀念、敬畏之情，激发全军斗志！

虽然左宗棠使用的方法对于现代人而言很难奏效，但其目的却是值得肯定的。一旦燃起生命的斗志，每个人都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努力寻找成功的机会。越是巨大的压力，他们越会自告奋勇地迎难而上！人，最可怕的不是遭遇多大的生活、工作、竞争压力，而是缺乏斗志，缺乏战胜困难、抵抗压力的信念！左宗棠半生潦倒，深谙消除压力的方法，所以他总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激发部下的斗志，将他们铸成帮自己顶住压力的铮铮铁骨。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济、精神、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相应地，追求利益过程中的压力也是必然存在的。

其关键不是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而是如何激发斗志，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很少有人不会面临压力，想要成为新世纪的“左宗棠”，顶住压力，平步青云，首先要学会激发斗志！激发自己的斗志，激发自己团队中每个人的斗志，联合起来，组成“圣斗士”军团，迎面砸来的压力也就不攻自破了！

7.危急时刻，淡定的人生压不垮

面临风险时，大部分人都会变得悲观、退缩、害怕，这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了。

作为压不垮的英雄楷模，左宗棠十分善于应对危机，更善于示范给团队看“局势是安全的”，淡定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压力，使得部下们信心十足地跟随自己前行。最明显的一次，莫过于景德镇之围。

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刚刚步入仕途，奉命组织了楚军，开始接受作战任务。当时，太平军连打几个胜仗，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开始分兵西征，并分三路大军分别从东、南、北三面进攻祁门，继而拿下了彭泽、都昌、鄱阳、浮梁等地，切断了祁门曾国藩湘军大营的粮道和文报。

曾国藩顿时陷入了困境。这对左宗棠和曾国藩来说，都是一道重压。左宗棠得知以后，却丝毫不见慌乱，淡定从容地分析局势，继而派兵回防景德镇，以防祁门仅剩的这条补给线也被切断。丢掉这条补给线，祁门大营就将必丢无疑！此后，左宗棠向太平军发起反击，夺回了浮梁城，分兵驻守浮梁、婺源，他本人则督军驻守景德镇。

与此同时，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江西，直奔武昌。李秀成知道左宗棠用兵如神，极富谋略，本不想跟左宗棠的楚军交锋，可是走到半路忽然改了主意，决定顺路拿下石门镇，夺取粮草。

于是，李秀成率领大军向石门镇发起猛攻。李秀成采用的是太平军的惯常战术，一面攻城，一面令大军不停挥舞战旗，同时敲响数百面锣鼓，再加上枪炮声、呐喊声，气势十分雄伟。

石门守将全克刚在城楼上看到太平军如此壮观的场面和浩大的攻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命令将士们死守石门，一面派人向左宗棠求援。

左宗棠初次率领自己的队伍出湘作战，本就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又接连获胜，更是欣喜若狂，信心倍增，正要寻找机会跟李秀成决战，一展楚军威风。

得知石门的危急情况以后，他马上派遣王开琳、王开化率领驻扎在景德镇的五千楚军赶赴石门救援。我们都知道，此时的左宗棠手下总共也就五千楚军，倾巢出动，简直是在玩火自焚，万一被李秀成乘虚而入转攻景德镇，那形势将难以挽回。

但左宗棠认为李秀成正全力攻打石门，根本没工夫顾及景德镇，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景德镇倾巢出动。为了以防万一，左宗棠命人在城墙上遍插旌旗刀矛，让留城人员，不论老弱病残，统统披挂上阵，轮流上城头巡逻。

如果按照左宗棠的剧本发展，事情也就很容易搞定，左宗棠也就不会遭遇多大的压力，更别提危机事态了。

但人生原本就是由各种意外组合而成的，更何况左宗棠这样一位英雄的人生呢！楚军派出去的第二天，景德镇里的两个太平军间谍就摸清了城里的一切。他们欣喜若狂，连忙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了李秀成。李秀成简直是喜出望外，马上决定分兵攻打景德镇，命他的养子李容发率领三千兵马日夜兼程进攻景德镇。

这是左宗棠始料不及的。当他得知李秀成分兵攻打景德镇时，李容发的兵马已经在五十公里外了，调军已经来不及了！形势十万火急！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压力！

成败不仅关系着景德镇的存亡，更关系着祁门大营的存亡，乃至左宗棠本人的生死！左宗棠心急如焚，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兵，不能乱了方寸，在这种危急时刻，更要保持镇定，从容淡定，做好部下和全城百姓的“主心骨”。

冷静分析以后，左宗棠认定城里有间谍，不然，何以楚军刚刚离城，李秀成就马上派人来打景德镇了呢？可是，如今景德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拿什么来应付？难道效仿诸葛亮再唱一次“空城计”吗？可“空城计”乃是千古绝唱，只能唱一次，不能唱第二次。左宗棠越想越纠结。

但是，敌军正不断迫近，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想出应对策略。左宗棠打定主意，决定利用城里的间谍，唱一出新版“空城计”。

他一面火速派人通知王开琳率军返回救援景德镇，一面在城内散播消息，说王开琳率领的楚军大获全胜，大败太平军，活捉李秀成。为了把戏演得逼真，左宗棠更是派人在楚军总部衙门张灯结彩，大放鞭炮，召集景德镇的文武官员、商号老板以及社会名流来总部衙门庆贺，左宗棠本人则穿起朝服，在大门外笑容满面地迎接宾客。一时间，景德镇城内真如取得胜利一般，热闹非凡。

城中的太平军间谍始终密切注视左宗棠的一举一动，得知这些情况，心急如焚，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心急火燎，顾不得攻城了，直接命令全军掉头往回走。不过，与诸葛亮退敌司马懿“一去不返”有所不同，李容发半路得知被骗，又率军杀了回来。

左宗棠早就料到李容发会返回来，早已经披挂整齐，从容淡定地恭候在城楼上。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黑夜里光线昏暗视物不清，李容发看到城楼上号令严肃，井然有序，以为左宗棠已经调来了援军，不敢贸然进攻，只令部下向城楼射箭放炮，绑扎云梯，准备等次日天亮以后正式攻城，活捉左宗棠，以雪心头之恨！

一夜的时间，已经足够左宗棠召回王开琳！第二天清晨，两军正式对阵，此时的左宗棠更加从容淡定，完全不把李容发放在眼里了！因为王开琳已经率部赶回。

当李容发准备下令攻城时，左宗棠却率先擂起战鼓，下令前后夹攻。太平军顿时阵脚大乱，溃败而逃！

危急时刻，左宗棠这种淡定气质，往往是为大局考虑、全面考虑的表现。他不是只考虑自己的情况，而是从大局入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周围人看到他的态度，自然而然会受到感染，镇定下来，在他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从而避免更多失误，力挽狂澜。这种领导者往往能够得到部下的认可，成为部下心甘情愿追随、为他赴汤蹈火的领袖！

古今中外，像左宗棠这样面对危急时刻仍淡定沉着应对的人数不胜数。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他们总能处变不惊，冷静分析，从容应对。这种人，必然是任何压力都压不垮的！

有人可能对此纠结不已，自己根本没有那种领袖气质，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呢？事实上，没有人天生就是领袖，左宗棠也不例外。他跟其他所有领袖一样，身上所具有的领袖气质，都是在一日日的锻炼中成就的，尤其是危急时刻。危急时刻往往最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能够冷静从容应对的人，往往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成就一番事业。

就像左宗棠，他身上的大将风范和从容气度，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经历了无数场血雨腥风、金戈铁马以后才修炼而成。现代生活中同样如此，想成为左宗棠一样压不垮的成功者，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份淡定从容也绝非一日所能成就的，必须时刻注意强化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学会事前多考虑，事后多反思，放宽眼界，把握全局，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统筹全局！

8.让人心悦诚服，才能稳坐“钓鱼台”

左宗棠是个令人佩服的人，更是个善于令人佩服的人。几十载戎马岁月，他混得风生水起，哪怕面临再大的压力，他始终能够沉稳冷静应对，令敌人心胆俱裂，令部下心悦诚服，甚至连始终不待见他的同僚们也不由得佩服赞叹。

这是左宗棠始终压不垮的一大原因，更是左宗棠轻松驾驭千军万马的秘密所在！

对于领导者，古人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基于权力的压服始终难以肝胆相照，又何谈共同进退、生死与共？只有借用人格感染力，让部下和百姓敬佩、热爱、信服，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塑造起受用终身的领导者形象。

左宗棠深谙其中道理。他自比诸葛亮，早年就以“明将”自期，从事军事活动以后，用兵策略往往高人一筹，令敌人、部将无不佩服！

咸丰十一年（1861）春的江西乐平之战，就是左宗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太平军大举西征，连克数城，李世贤大军更是奇袭拿下景德镇，切断了祁门湘军大营的生命线，四面包围祁门，湘军军心大乱，形势十万火急，曾国藩在绝望中甚至想到了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就完全寄托在了左宗棠身上。左宗棠正驻守在乐平，他迅速整顿军队，投入战斗。

左宗棠手下只有数千之众，李世贤却有十余万的大军。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几乎没人对左宗棠抱以希望。但左宗棠毫无惧意，毅然决定主动出击，以吸引敌方的兵力，转移敌将的视线，牵制敌军，从而减轻祁门湘军的压力，保住祁门湘军大营。

李世贤果然中计，马上回军进攻乐平，大军直抵乐平城下。祁门的危机解除了，但左宗棠却面临了重大的压力，乐平城久坍废，缺口甚多，根本没法凭借城墙坚守，形势仍旧十分危急。各方人马都密切注视着乐平，仿佛已经看到了乐平兵败城破，左宗棠战死军前。

左宗棠当然没有给悲剧上演的机会，他在城东南挖掘外壕十余里，设置防御工事，又引长畈水塞堰，造成大片泥泽，以限制太平军骑兵的行动。一开始，双方互有伤亡，等到决战当天，天气骤变，风狂雨急，畈水暴涨，左宗棠顿时心花怒放，借着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虚张声势，突然对太平军发起反攻，大败太平军。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左宗棠以少胜多的精彩“演出”顿时成了经典案例，广受好评。原先对左宗棠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更是钦佩不已，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在运筹指挥方面的才能是“深明将略”，已经远远超过“时贤”。

左宗棠部下的楚军，看到左宗棠把握全局、运筹帷幄的能力以后，对其更是心悦诚服，更加死心塌地为其卖命，成为左宗棠日后在重重压力下昂首前行的坚实后盾！可以说，这一次心悦诚服，胜过了别人笼络人心的千方百计！

西征新疆之际，同样发生过这样一段类似的小插曲。不过，这一次没有乐平之战那么凶险，只是有惊无险，但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同样让西征将领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进军哈密的途中，大军晓行夜宿，很快就走了将近过半路程。这天傍晚，大军到了一处山林茂密、有水有草的地方，并在此扎营安歇。将士们经过一天的行军，都已疲惫不堪，吃过晚饭就早早睡下了。

左宗棠照例早睡，等到半夜三鼓再起床治理军书。那天他起床后刚披上衣服，就听到“笃笃”的击柝声，这是值勤将士巡夜打更的声音。但细听之下，左宗棠很快就发现了异样，那击柝声与往常不同，仿佛有回声。左宗棠立刻把将领们叫起来，命令连夜拔营，移军三十里！

将士们正沉浸在睡梦中，忽然被叫起，还要移营，十分郁闷，一时间，军营中简直怨声载道。几位将官也不明所以，向左宗棠请求是不是应该等到天亮再走。左宗棠顿时火冒三丈，呵斥将官不许多说，赶紧拔营起寨。

看到左宗棠如此大发脾气，将士们不敢多言，立刻收拾行装前进。军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只听一声巨响，原宿营地就完全沉陷了下去，埋伏在周围山林中的回兵残部突然杀出，可是左宗棠已经率军离开，他们完全扑了空。原来回军残部料到左宗棠会走这条路，就事先挖了一个大坑，虚掩土草木片，设下埋伏，准备来个瓮中捉鳖，只是没想到被左宗棠识破了。将士们受了一场虚惊，无不对左宗棠心悦诚服，纷纷感叹自己果然没有跟错上司。

古代行军打仗，将领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如何凝聚军心、收服部下，又是将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一旦你全面放权，让部下放开手脚，去按自己的部署行事，而恰恰这位部下怀有二心，岂不是等于自掘坟墓？

所以，在众多压力下无往不胜的左宗棠提出：“凡将将，须先得其心，不必以权势相压。昭烈亲武侯，而关、张不悦，在昔豪杰，亦所不免。当统领之人，不患无权势，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强人以就我。”凡是统率将领，一定要让他们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获得他们全心全意地效忠。

不管是像左宗棠一样行军打仗，还是混迹于现代职场、官场，威信都是一个领导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试想，若是左宗棠没有威信，无法让部下对自己心悦诚服，只是凭借单纯地“军令如山”来统率全军，他手下的精锐之师能为他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助他冲破太平军的压力，脱颖而出，继而又助他镇压回军，收复新疆吗？当然不能。

威信不是靠空架子摆出来的，也不是拿小恩小惠收买来的，而是靠左宗棠自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卓绝的大局观、超人的运筹帷幄树立起来的。可以说，左宗棠在军中的威信是靠他在部下面前、在对敌抗战之中的一言一行、方方面面以及精彩的用兵策略一点点经营起来的！

美国成功心理学大师希尔博士说过：“真正的领导能力来自让人钦佩的人格。”这简直是对左宗棠收服部下的真实写照！左宗棠在统率团队时，不仅仅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更将各种高尚品德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品质之中，做到修身养性、提高专业技能两不误，从而成为能够统御他人的人！部下们出征作战、处理行政事务，总是习惯于向上看，领导者的魅力和光彩能够折服他们，让他们心悦诚服，他们必然会死心塌地地出生入死，鞠躬尽瘁，帮助领导顶住一切压力。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领导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要承担各方各面施加的压力。

这时候，你能依靠的人不是你的上司，更不是你的同级，而是你的部下！只有让你的部下对你心悦诚服，你才不至于被压力压垮！左宗棠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始终都在用心经营他的队伍，努力征服他的部下们！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领导者是不是内行，部下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想要收服你的部下，得到部下的认同，让你的部下成为你坚强的后盾，帮你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你就应该学习一下左宗棠，不时显示一下你的才华，用事实威慑住心怀质疑的部下！这样，无论面对何种压力，你都能稳坐钓鱼台！

9.注重实践，才能成为“常胜将军”

孔老夫子曾曰：“我战则克。”又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其潜台词就是：任何事情都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确知，没有亲身实践过，就不能深信不疑，更难以找到最佳对策。对这一观点，左宗棠十分赞同。他曾经在家书中这样描述初到江西督战的情况：

吾昔尝以未临前敌为恨。自到江西，往往策马督战。初犹皇戚，久则胆气愈壮，心志愈定，虽杀声震耳，矢石当前，而毫无怯惧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历练也，今而后可免纸上谈兵之诮矣。

就连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在刚刚上战场时，都会感到害怕，时间久了，才逐渐觉得胆气越来越壮。可见，实践对于任何人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调任浙江巡抚，督办浙江军务，并在浙西战场上打开了局面。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摧毁了太平军在浙江的防线，连克数城，扫除了东进的障碍，将矛头指向浙江巡抚衙门杭州。当时的杭州已经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杭州东南的绍山、萧山已被清军占领，东北的嘉兴也正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

不仅如此，在清军浩大攻势的压迫下，太平军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不时发生开城投降事件。形势已经开始一边倒。

但要攻下杭州仍非易事。左宗棠没有躲在大后方的军营中，对着地图指挥军队，而是亲自率轻骑来到杭州西边的余杭城察看地势。左宗棠发现余杭城依山傍水，地势辽阔，交通发达，即便清军此时控制了两面，杭州、湖州等地的太平军仍可往来自如。

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左宗棠意识到余杭是杭州的重要枢纽，于是果断调派重兵围攻余杭城，同时派兵切断杭州与余杭的联系，随时准备进攻杭州。太平军果然中计，立即派兵支援余杭，把重点放在了余杭防御上。于是，左宗棠趁机派兵拿下杭州，进而夺取余杭。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纸上谈兵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很容易脱离实际。左宗棠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干脆亲自来到前线考察地势和督战。这一实践活动看起来简单至极，对于行军作战来说却意义非凡。

战争往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而地图再精确，也没有实地考察来得直接。所以，虽然看起来左宗棠只是象征性地实践一下，却对整个战争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实践出真知，说的就是左宗棠这种利用实践寻找抗压方法的行为！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西征，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捻。

在前往前线的途中，左宗棠的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捻军声势浩大，湖北也为之震动，形势十分危急，必须得好好策划一番才行，然而他在福州时就已经心力交瘁，所以，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压上加压。

左宗棠冥思苦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为此，他特地写信邀请老朋友王柏心在汉口会面，共商对敌之策。

王柏心曾与左宗棠一同在张亮基幕府做事，此人工于心计，足智多谋。不仅如此，他还曾在林则徐和罗文俊手下做过幕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又悉心研究过陕甘的局势，了解捻军、回军以及流窜到西北的太平军余部的情况。

左宗棠向他询问的确是找对了人。俩人会面以后，王柏心细数捻军和回军的情况，让左宗棠对西北局势有了进一步认识。此时，左宗棠虽然没有到达前线，可是王柏心的介绍给了他“战前预热”，他开始修订自己在西北的战略方针，提出“先捻后回”的进军政策。

与王柏心的会面给了左宗棠很大帮助，但不得不说，这次会面仍是“纸上谈兵”，左宗棠还没有到达前线，就定下了完整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前者通筹全局，的确行之有效，但后者，由于前线局势风云变幻，没有亲身实践就妄下断言，实在非常不妥。这也为左宗棠初期平捻失利埋下了伏笔。

当时，左宗棠奉命剿杀西捻，捻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人多势众，转移迅速，很难轻易消灭，对此，左宗棠早就想好了策略。到达潼关以后，左宗棠开始实施已经酝酿好的剿捻计划，即专门对付西捻军流动作战的“兜剿”。

那时捻军正在西安以北的富平一带活动。富平是个绝对的剿杀良地，北靠北山，南临渭河，东据洛水、黄河，西有泾水，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封闭圈。

左宗棠决定利用富平的有利地形，来个“瓮中捉鳖”。他命一军封锁渭河的各处偷渡之路，同时命刘松山等人控制去往北山的道路，继而卡住渡口，封锁渭河，将西捻军围困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河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带中，加以歼灭。

部署兵力时，左宗棠认为北山以北多是山地，又缺少粮草，捻军骑兵不会北进，而泾河水涨，难以西渡，捻军只能向东或向南突击，所以他将设防重点放在了黄、洛东线和渭水南线。

这种兵力部署充分证明了左宗棠缺少对西捻军实际作战能力和作战风格的了解，注定了“兜剿”计划的失败！“兜剿”计划展开以后，西捻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进，渡过白水，轻松突破了左宗棠的包围圈，进入北山。

且说西捻军成功突围以后，转而联合附近回军，对清军展开猛烈攻击。虽然左宗棠立即调整方案，重新部署攻防，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做支撑，一时间，难以招架西捻军与回军的纵横攻战，几乎疲于奔命。他在写给陈湜的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颓丧情绪：“弟昼夜筹调军食，须发为白，究于大局无能为力，仇恨何言！”

这是左宗棠自出山领兵以来受到的一次大挫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缺乏实战经验，对自己的“纸上谈兵”过于自信。再看跟他合作、负责剿杀东捻的李鸿章，由于实战经验较为丰富，逐渐掌握了捻军的作战风格，开始扭转乾坤，不断重创捻军。

经此一战，左宗棠更加重视亲身实践。此后，征剿陕甘回军、收复新疆，他无时无刻不亲临战场，从实际战斗中总结经验，寻找应敌策略，成了战场的常胜将军。

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实践才能出真知！左宗棠收复浙江、攻克杭州，是因为他与太平军作战时久，了解太平军的作战风格，所以虽然初入战场，压力巨大，他仍能轻易化解之。而奉命剿杀捻军，他虽然事先做了“预习”，但毕竟缺乏实战经验，只凭着“纸上谈兵”，自然难以应对，这就注定了“兜剿”计划的失败！可见，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找到最佳对策！

战场上如此，生活中亦是如此。

就拿拍照来说，课本上详细介绍了构图、用光、选景等理论知识，但即便你把这些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没有亲身实践，仍然无法提高拍摄技能，只有当你将这些理论知识落实到拍摄实践中，才能够使自己的摄影水平有所提高。

这跟左宗棠所说的“军旅之事，必亲历而后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深知，作为一个管理者，在与团队一同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难免遭遇各种各样的压力袭击，这时候绝对不能害怕失败，更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困难就退缩，只有多去实践，才能摸清其中道理，找到最佳对策。如此一来，成功不就在握了吗？

左宗棠年谱简编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1岁

左宗棠于十月初七日（11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南文家局左家塅。左家祖籍江西，南宋时迁到湖南后，世居湘阴。祖父左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祖母为杨氏。父亲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贫居教书20余年。母亲余氏。左观澜与余氏生有三子三女。

*江忠源和胡林翼出生。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2岁

*直隶与河南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3岁

*洪秀全出生。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4岁

随祖父左人锦在家读书，因聪明过人而备受祖父宠爱。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5岁

左观澜在这年将全家迁到长沙省城贡院东左氏祠开馆授徒。全家生计全靠左观澜维持。

左宗棫、左宗植、左宗棠三兄弟随父读书。

嘉庆二十二年（1817）6岁

左宗棠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论语》、《孟子》。

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左人锦逝世，终年80岁。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7岁

*郭嵩焘出生。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8岁

左观澜教学生非常严格，要求作文必须依照传注诠释经书意思，几年之间，学生日益增多。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9岁

左宗棠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偶尔读史，便仰慕古人的大节。

道光元年辛巳（1821）10岁

*清政府重申严禁鸦片贸易。

道光三年癸未（1823）12岁

开始留意书法，喜欢《北海法华寺碑》帖及钱沣（南园）书画。

长兄左宗棫岁试补廪膳生，于3月份病逝，年仅24岁。

*李鸿章出生。

道光五年乙酉（1825）14岁

左宗棠每写好一篇八股文，都很自负，令同辈人自觉惭愧。

此年左宗植充湘阴县拔贡生。

道光六年丙戌（1826）15岁

左宗棠初次参加童子试。

次兄左宗植以拔贡赴京朝考，列为二等，选拔为新化县训导。

道光七年丁亥（1827）16岁

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顺利地通过了取得生员即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不料他的母亲患重病，他要回家照顾，便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余氏于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去世，终年53岁。

左宗棠在家丁忧。此时，经世致用思潮在全国逐步兴起。左宗棠思想敏锐，深受经世思潮的影响。

道光八年戊子（1828）17岁

左宗棠在家为母亲丁忧，学习更加勤勉。

道光九年己丑（1829）18岁

左宗棠从长沙书肆中购得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方舆纪要》和齐召南所著的《水道提纲》等书籍，朝夕钻研，有所心得，并做笔记。

道光十年庚寅（1830）19岁

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于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八日）病故，享年53岁。

11月，善化人贺长龄丁母忧回家。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拜访了贺长龄。贺长龄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左宗棠认真阅读贺长龄与魏源等人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在书上勾画批点，“丹黄殆遍”。左宗棠每阅读一本书，都向贺长龄报告心得，互相考订。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20岁

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当时他家境贫寒，并从书院得到伙食补助。主持城南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崇奉经世致用之学，以侍御的官职在家居住。

在城南书院与湘乡人罗泽南和丁叙忠相识，在学习和品行上互相鼓励。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21岁

左宗棠5月服丧期满，设法捐了个监生，获得了参加湖南省乡试的资格。左宗棠考中了第18名举人。次兄左宗植高中第一名，即解元。兄弟双双金榜题名，传为佳话。

左宗棠乡试结束，还未发榜之际，与湘潭名媛周诒端结为夫妇，入赘周家，时为9月。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22岁

正月至京师，会试未中，成《燕台杂感》七律8首，开始关心新疆形势和建省诸策。

与胡林翼订交。

八月，长女孝瑜出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23岁

左宗棠住在妻子娘家，因为不能自食其力而感到羞耻。他向岳母借得西头屋居住，单独开火做饭。

十二月，次女孝琪出生。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24岁

左宗棠再次到北京应试，会试取中即将揭晓，因湖南名额过多，只被取为“誊录”。誊录一职就是缮写员，相当于文书，也就是抄书匠。左宗棠心高气傲，不甘屈就誊录一职，决定再在会试中拼搏一次。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25岁

左宗棠读书之余，与夫人一起开始编绘全国和各省地图，指出一些图志的弊端，试图较为精确地考证历史地图，并加文字说明。每作一图，则交给夫人加以影绘，经过一年才完成。

自为联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周夫人身体虚弱，子息不繁，担心难以延续左家香火。在周夫人的坚持下，左宗棠纳周夫人的贴身丫环张氏为妾。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26岁

春天，应吴荣光召赴醴陵，主讲渌江书院，任山长。

两江总督陶澍是安化人，当时在江西阅兵，告假回家乡省墓。途经醴陵，见左宗棠所撰楹联，惊喜异常，会见左宗棠，倾谈竟夕，订交而别。

5月，朱氏姊去世。

8月，三女孝琳出生。

9月，四女孝瑸出生。

冬天，左宗棠第三次北上参加会试。

*张之洞出生。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27岁

在汉口偶遇欧阳兆熊，给欧阳兆熊看《题洞庭君祠联》，欧阳兆熊奇之。

左宗棠于正月从汉口北行，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落第。他给妻子写信说：“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回乡途中，去江宁拜见陶澍。

左宗棠回家后，从此绝意科举。开始留意农业，勤勉钻研农业书籍，并继续从事舆图地学研究，按部抄录经史。

*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严禁鸦片，年底被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28岁

左宗棠于初春时节来到长沙，居住在次兄左宗植处。在这里，左宗棠会晤了新化人邓显鹤（字湘皋）和邹汉勋（字叔绩）。左宗棠更加摒弃词章之业，努力钻研经世之学。在湘潭种桑千本，令家人养蚕治丝。

秋，贺熙龄回京，左宗棠等十人为其饯别。

陶澍在金陵两江总督任所去世，归葬家乡。遗下七岁孤儿陶桄。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令他教育陶桄。

*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并大力整顿海防。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29岁

春，左宗棠来到安化陶澍家当私塾教师，为陶桄授经教学，历时八年。

英国人在广东通商，触犯鸦片禁令，挑起衅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全面爆发。英国战舰侵犯浙江，攻陷定海。左宗棠闻警忧愤，多次上书老师贺熙龄，议论战守机宜，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六篇策论，以及设厂造炮船、火船等策。

*10月，林则徐被清廷革职遣戍，琦善出任两广总督。

道光二十一年辛卯（1841）30岁

英国单方面宣布《川鼻草约》，并派兵强占香港。清廷逮问两广总督琦善。清军作战多次失利，英国战舰进逼广州。左宗棠闻讯后，作《感事》诗四首，以抒愤懑。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31岁

陶澍女婿胡林翼丁父忧回乡，来到安化与左宗棠计划陶氏家事。两人谈古今大政，通宵达旦。

*清廷同英国达成和议，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32岁

左宗棠用积年教书节余积蓄，购得湘阴东乡柳家冲70亩田土。

*洪秀全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33岁

秋天，左宗棠携带妻小，从湘潭周宅移居湘阴东乡的柳家冲，在门上题写“柳庄”二字。他“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打算从此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34岁

以农业为民生要务，著《朴存阁农书》。

秋，胡林翼来安化与左宗棠晤谈10天。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35岁

左宗棠继续在安化陶氏家馆任教，余暇兼顾柳庄。

8月，长子孝威出生。

贺熙龄逝世，遗命以季女许孝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36岁

4月，次子孝宽出生。

8月，长女孝瑜出嫁陶桄。

秋后，左宗棠结束在安化陶氏家馆7年多的塾师生活，返回湘阴柳庄，致力兵学研究。

*新宁爆发瑶民雷再浩起义。江忠源组织乡勇，会同清兵镇压起义，保升知县，赴浙江补用。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37岁

湘阴连年大旱以后，此年大水成灾，左宗棠家乡闹饥荒，柳庄庄稼被淹，家人皆病。

左宗棠继续研究兵学。胡林翼代理贵州安顺知府，向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打算请左宗棠进入自己的幕府。但左宗棠因家事缠身，未能前往。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38岁

左宗棠来到长沙，在朱文公祠开馆授徒，女婿陶桄跟随来到长沙，仍然随他学习。入学者还有益阳人周开锡，以及长沙人黄冕的儿子黄瑜、黄上达、黄济兄弟等人。

此年再次大水成灾，灾民络绎过柳庄。左宗棠拿出所有粮食，与周夫人散米施舍，并配丸药与病者，活人无数。

11月，林则徐因病换回福建，途经长沙，派人去柳庄请左宗棠，俩人夜会湘江舟中，夜谈一夜。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39岁

湘阴一地，由于连年的旱灾和水灾，左宗棠节衣缩食，筹备积粮，建立“仁风团义仓”。

左宗棠与同县人郭嵩焘周游湘阴东山，俩人约定在山里比邻而居，以避战乱。

*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林则徐奉清廷之命，前往广西指挥作战，在途中去世。

咸丰元年辛亥（1851）40岁

春，左宗棠居住湘阴柳庄。咸丰改元，清廷颁发特诏，开孝廉方正特科。郭嵩焘等同县人士推荐左宗棠应举，左宗棠推辞未去。

湘乡人罗泽南在长沙讲授经书，左宗棠与刘蓉在城东定王台会晤罗泽南及其弟子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及李杏春。

*江忠源丁父忧在新宁家中，奉调招募乡勇，号称“楚勇”，出省作战。

咸丰二年壬子（1852）41岁

左宗棠举家从柳庄搬迁到湘阴东山白水洞，砍茅草筑屋，打算隐居自保。亲友多数随他到此避乱。

胡林翼数次写信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左宗棠进入长沙，赞襄湖南巡抚幕府。

*江忠源率楚军在蓑衣渡大败太平军，洪秀全被迫从陆路挺进湖南永州，被江水阻隔，只得挥师南下。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即湘军之始。

咸丰三年癸丑（1853）42岁

张亮基调罗泽南、王錱、罗信南所练湘乡团丁1000人到省城，以备防守，交曾国藩约束训练。湘军由此兴起。

清廷将张亮基调任代理湖广总督。左宗棠因防守湖南有功，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左宗棠随张亮基离开长沙，赴武昌湖广总督衙门，仍做张亮基幕僚，助张筹划军事和吏治。

张亮基奉调补山东巡抚，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左宗棠辞归湖南。

3月，三子孝勋出生。

咸丰四年甲寅（1854）43岁

左宗棠居白水洞，太平军占领岳州、湘阴，扬言将入山捉拿左宗棠。

曾国藩于3月初率水师一万人从衡州出发，送信邀左宗棠出山，左宗棠推辞不出。

骆秉章派使者催促左宗棠出山。左宗棠考虑到时事更加棘手，再次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从这时起，直到咸丰十年，6年之间，左宗棠便专心于湖南的军事。

作《邹氏墓田记》一篇。

*江忠源战死庐州。

咸丰五年乙卯（1855）44岁

左宗棠在湖南开办商贾货厘，也就是商品税，在全省各口岸和城市推行。商品税收支的数额，每月张榜公示。通衢设总局，由长沙知府裕麟总管，将税收转入军需局。

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以左宗棠为首。

咸丰六年丙辰（1856）45岁

曾国藩奏叙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奉旨以兵部郎中使用，并赏戴花翎。

石达开所部从江西回援天京，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挥师溯江而上，增援武昌。胡林翼奏请湖南增派援兵。左宗棠令王錱赶到长沙，增募勇丁。

*罗泽南在武昌城外负伤，不治身亡。

*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

*英国借口“亚罗船事件”进攻广州。

咸丰七年丁巳（1857）46岁

骆秉章奏请将左宗棠留在湖南。左宗棠得到骆秉章和胡林翼资助的500两银子，购得长沙司马桥宅邸，全家从湘阴柳庄移居长沙。

9月，四子孝同出生。

*十一月，英法军舰占领广州，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戊午（1858）47岁

骆秉章奏保左宗棠，说他运筹有功。诏赏加四品卿衔。左宗棠向骆秉章提出奏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统率援浙的湘军。

作《广东潮阳县知县贺君墓志铭》。

*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先后签订。

咸丰九年己未（1859）48岁

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要其劝请左宗棠替朝廷出力。

作《前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君墓志铭》。

12月，因官文、樊燮构陷事件，离湘幕。

咸丰十年庚申（1860）49岁

正月，从长沙起程赴京参加会试。

3月，至襄阳，胡林翼派人送信组织他前去京城，邀他前往宿松曾国藩大营，共商天下大势，建立曾左胡联盟。

官文、樊燮构陷事件解除。清廷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接奉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广招湘军和楚军的宿将，从长沙出发，进入江西阻击太平军。

作《张叔容墓碣》与《箴言书院碑铭》。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50岁

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胡林翼在武昌病逝。左宗棠为之哀哭不已。

清廷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军务，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同治元年壬戌（1862）51岁

左宗棠率楚军与太平军李世贤大军鏖战，先后攻陷金华、绍兴、衢州等地。

左宗棠对常捷军和常安军采取限制措施，予以裁抑和防范。颁布《浙江补救条例》十二条，整肃军纪，赈济抚恤，增税劝捐。

同治二年癸亥（1863）52岁

清廷命补授左宗棠闽浙总督，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曾国荃在攻打天京，不能到任，左宗棠兼代理浙江巡抚。

8月，攻克富阳。12月，围杭州。

同治三年甲子（1864）53岁

攻克杭州，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左宗棠进驻省城，下令开设赈抚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禁止军士进入民居。他又上奏蠲免全省本年额赋，筹资收购茶、笋、废铁，修浚河道，开设书局，刊刻经籍。一时间，杭州人心安定下来。

清廷对左宗棠论前后战功，诏封他为一等伯爵。左宗棠上疏固辞，清廷不准，又赐名“恪靖”。左宗棠随即受命率军进入福建，“速筹进剿”。

作《马征君遗集叙》。

因洪秀全子逃出事件，与曾国藩“失和”。

*洪秀全在天京病逝。曾国荃所部攻克天京。

同治四年乙丑（1865）54岁

左宗棠率军击退太平军汪海洋部，福建战事平息，左宗棠加大整治官员作风的力度，并确定厘税规约，制订六条禁令，晓谕百姓。

左宗棠督率各军驰赴广东境内，并节制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各军联合作战。

*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稍后，李鸿章在南京建金陵制造局。

同治五年丙寅（1866）55岁

黄沙障战役结束，江南太平军余部败灭。

左宗棠回到福州以后，左夫人周诒端率家人来到福州。左宗棠自从1859年离家以后，时隔6年多，第一次与家人团聚。

在福州开蚕棉馆，又命各州县积谷备荒，设“正谊堂书局”。

清廷颁布上谕，批准左宗棠关于设厂造船的请求。左宗棠与日意格视察福州罗星塔，选定在马尾山下建造船厂，制订设厂造船计划。

9月，调任陕甘总督，处理回事。奏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遣人赴洋购造船机器，设“求是堂艺局”。

10月，离开福州，12月，抵达武昌，奉诏先入陕击捻军。

同治六年丁卯（1867）56岁

驻军汉口，提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之策。

离开汉口，抵达潼关。

作《题邓完白先生<日观峰图>》七古一首。

同治七年戊辰（1868）57岁

左宗棠率军进剿西捻军。张宗禹投水自尽。西捻军至此全军覆没。清廷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赏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同治八年己巳（1869）58岁

左宗棠率军进击甘肃回民变乱。提出“剿抚兼施”的策略。

同治九年庚午（1870）59岁

回民首领马化漋固守金积堡，左宗棠部将提督刘松山猛攻，中炮身亡，侄刘锦棠代领其军，攻陷金积堡，擒获马化漋父子。

四女孝瑸殉夫而亡。

夫人周诒端病死于长沙家中。左宗棠撰写墓志铭，寄托哀思。

同治十年辛未（1871）60岁

清廷对左宗棠所部将士论功行赏，称左宗棠运筹决胜，调度有方，着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左宗棠在西安开设书局，刊刻经籍，经费从他自己的养廉项下拨付。

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派赖长掌管局务，仿造枪炮弹药，兼造织呢机和抽水机等。

*俄国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欲东侵，新疆形势危急。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61岁

左宗棠大军西进，提督徐占彪攻肃州。

左宗棠进驻兰州以后，从书论中采取有关吏治的文章，编成一本书，题为《学治要言》，颁示所辖各地官员。

兄长左宗植逝世。

*曾国藩逝世。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62岁

徐占彪围肃州。刘锦棠率军继至。左宗棠亦自往督战。回民首领知不能守，率众出城降。甘肃回变平定。

清廷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

次女孝琪、长子孝威病逝。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63岁

晋东阁大学士。

*同治帝载淳卒，族弟载湉即位，定年号为“光绪”。两宫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乙亥（1875）64岁

清廷内部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使击阿古柏，收复新疆。左宗棠老湘军全军出征！

俄使索斯诺夫斯基一行5人来到西北大营，窥探虚实，左宗棠以礼待之。

光绪二年丙子（1876）65岁

湘军统领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军分四路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紧接着，左宗棠又调川军徐占彪部出关，以固后路。其后清军陆续攻占黄田、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光绪三年丁丑（1877）66岁

刘锦棠率军一举攻克达坂城，并直下托克逊，徐占彪、孙金彪(张罗部)两军亦连破诸城隘，会同刘锦棠部将罗长枯三面会攻，收复吐鲁番。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而死。

光绪四年戊寅（1878）67岁

左宗棠部将刘锦棠攻陷英吉沙尔、和田，收复天山南路。新疆战乱，历时15年，至此悉定。天山南路亦复归中国。由于收复新疆的胜利，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

作《重刊吾学录序》、《送刘克庵南归序》、《秋日泛舟泉湖》等。

光绪五年己卯（1879）68岁

左宗棠于兰州设织呢局，雇用德国工匠。并购买开河机器，用于泾川上游的治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议还伊犁，订《里华几亚条约》，偿俄军费500万卢布，割霍尔果斯河以西（两万平方公里）及特克斯河流域（3万平方公里）与俄。草约至北京，朝野大骇，革崇厚职下狱。左宗棠授命统筹边事。

光绪六年庚辰（1880）69岁

清政府既革崇厚职，俄人大哗，增兵伊犁，遣军舰至中国海面，声言决裂。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并冒着炎热“舆榇发肃州”，积极部署军事。但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谈判，为避免冲突，又用“以备朝廷顾问”的借口，急调左宗棠回京。命刘锦棠代钦差大臣，遣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改前约。

光绪七年辛巳（1881）70岁

春，清廷召左宗棠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秋，清廷授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曾纪泽抵圣彼得堡，订新约七条，俄归还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清偿俄军费900万卢布，但仍割霍尔果斯河以西与俄，是为《圣彼得堡条约》。

光绪八年壬午（1882）71岁

两江总督任上，彭玉麟议造小轮船10艘设防海口，左宗棠考察之后，认为有警则两江当兼顾南洋，复议购置快船5艘，以备缓急。

左宗棠、刘锦棠再次奏请建立新疆行省，清政府准奏。

作《靖难忠臣血迹碑记》。

光绪九年癸未（1883）72岁

法军入侵北越南定，战争逐步扩大。左宗棠上书清政府，认为妥协退让决不能求得和平与安宁，对迷信武力的侵略者，只有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大败侵略者。消息传来，左宗棠十分振奋。为了支援黑旗军，他命令从南京军火库调拨水雷，火箭等军械火速送往前线。并令王德榜于永州招募十营，号“恪靖定边军”，随时准备参战。

光绪十年甲申（1884）73岁

左宗棠因目疾增剧，疏请回籍调理。清廷命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

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福州马尾的中囤军舰，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受命之后，迅即赶到江宁，调旧部5000人进驻福州。同时，在没有轮船运输，没有海军护送的困难条件下，派王诗正等率“恪靖援台军”东渡援台。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74岁

冯子材、王德榜等在镇南关大败法军，黑旗军亦取得临洮大捷。

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悲愤不能自已。

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11月，葬于长沙八都杨梅河柏竹塘山之阳。

目录

困不住的曾国藩
序言

第一章 “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
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

第二章 立志高远，好男儿岂能困守一隅
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

5.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是这样炼成的

第三章 屡败屡战，不服输才能困不住
1.一败于岳州，退兵以图再起

2.二败于靖港，宁死也不服输

3.三败于九江，重振信心从头再来

4.祈门受困，坚守到最后一刻

5.不管多少失败，也不轻易低头

第四章 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1.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

2.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

5.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第五章 审时度势，懂得应变才能摆脱困境
1.刚柔并用，以柔弱胜刚强

2.审时度势，以时势定进退

3.临危不乱，才能在困境中进退自如

4.善用妙计良谋，方能解除危境困局

5.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

6.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

7.善于把握机会，才能摆脱困境

第六章 广结八方，人脉是脱离困顿的有力武器
1.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

2.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

3.《冰鉴》识人，公心用人

4.有一种朋友叫对手

5.有幸遇到知己，人生如虎添翼

6.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

7.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

第七章 砥砺自强是摆脱困境的不二法门
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2.困境中须藏锋蓄志，敛芒静守

3.发愤努力是度过困境的不二之选

4.忍小图大，困境中要学会静心等待

5.不得已时，装装糊涂也无妨

6.困境中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

第八章 未雨绸缪，不被困住的大智慧
1.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2.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

3.懂得示弱，才能远离是非的旋涡

4.拒绝诱惑，就是远离祸患的明智之举

5.持盈保泰，最终全身而退

版权信息

书名：困不住的曾国藩

作者：向亚云

出版方：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4月 1日

ISBN：97875472179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困不住的曾国藩

序言

在晚清甚至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国藩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这不仅仅因为他以书生带兵，只手挽狂澜，打败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还因为他忠贞通达、进退裕如的为官方略，圆润周到、玲珑剔透的处世智慧，进德修业、慎独克己的修身之方，勤俭谨慎、和睦友爱的齐家之道。

在他六十一年的生命中，其为人、为官、为民、为将、为相、为师，为子、为夫、为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做到了极致，处处都展现出强大的魅力。他为国家立功、为世人立德、为后代立言，成为中华历史上寥若晨星的完成了“三不朽”大业的“圣人”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一个传奇。

这个从湘乡农家走出去的一代中兴名臣，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秀才到入京为官，创造了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高升奇迹。他不仅改写了当时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命运，也完完全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从而赢得“中兴第一名臣”、“千古完人”、“官场楷模”、“近代圣贤”等美名，在晚清舞台上领尽了风骚，无人可与其比肩。

然而，曾国藩一路走来，却绝非一帆风顺、一路畅通，反倒是波厄不断，险难重重，无数次陷入困顿危局，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三次陷入绝境，到了绝望自杀的境地。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就很痛切地说到自己一生有“三耻”、“三败”、“四堑”。

同治五年（1866），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其弟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迫离开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曰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这是曾国藩自认为一生中最受挫折、最低谷、最无地自容、最困厄委顿之时。然而，这些困厄和险难都没有打败他，他忍辱负重，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困厄，重振雄威，并最终成为大清朝最权高位重、功高勋卓的中兴名臣。这当中的关键，全在于一个字——“挺”！

湘军实战之初，曾国藩就跌进了“一败再败”、“败不胜败”的困境，先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又败于湖口，再败于九江……一路奋战，却是一路败绩。其处境之艰困，其境遇之危难，不在其中，有谁能知？曾国藩死后，江苏巡抚何璟在上奏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曾国藩几次重大的“败”和“堑”的情况：

“方其初败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坚。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触忤。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逮咸丰十年（1860），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饷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得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钺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也。”

可见，每一次“败”，都是凶险异常；每一次“堑”，都危困重重，但曾国藩从未因敌强而怯，因危困而逃，而是屡败屡战，倒下了再起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失败不可怕，沉沦于失败、走不出失败，才最可怕！输了也不可怕，服输、服软、失去斗志才可怕。

曾国藩之所以每次都能陷入死地而又生，落入绝境而脱困，绝地反击，绝处逢生，并最终成就自己的成功，关键的关键，还是一个“挺”字。

其实仔细数来，曾国藩一生困厄委顿之时，又岂止这“三败”、“三耻”、“四堑”？且不说半生征战，常常苦厄无穷；且不说官场险恶，时时如履薄冰；单是他三次身陷绝境自杀、四大恶名随身、两次失去兄弟，以及后来剿捻无功，好友离散，儿女子孙诸多不幸，功既高却得主疑……

这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危局，在普通人看来，每一次都是致命的灾难。但是，在曾国藩身上，却是经历，是成长，是锤炼，是锻造，是一次次的站起和一次次的奋进，曾国藩从不曾被这些困厄打败。相反，凭着一个“挺”字，他轻易地超越了这些危难和困苦，让自己一步一步跨过危难，突出重围，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战胜困苦的一生，不断战胜险厄的一生，不断突出重围的一生。也正是因为这些苦难，这些危局，才成就了曾国藩；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挺过了这些困厄、这些危难，曾国藩才能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第一章  “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

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草根”。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叶塘二十四都神冲白杨坪，即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山村。

曾家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朝中无人，没有背景，也无甚财富。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

在这样的家世和背景下成长，最终能出将入相，权倾天下，并使自己的家族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家族，曾国藩付出的努力必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多少次是“挺”过来的，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而他的“挺”，甚至“挺经”，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挫折和成长中逐渐形成的。

曾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与当时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父母都期望自家的孩子能科举入仕，跳跃龙门，从此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因而，曾家对孩子们的学业，还是相当看重的。但是世代以来，曾家并未有不世奇才，大都学业平平，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如果没有曾国藩，估计僻处于荷叶塘的曾家，也不过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籍籍无名。但是，曾国藩的出生，使这个家族彻底改变了。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出生于荷叶塘。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曾竟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早晨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子。”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

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

也真是巧得很，曾国藩自小就生有癣疾，全身白屑如鳞，真应了蟒蛇投胎的梦。

更奇特的是，随着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之一天一天地扩大，奇痒无比，痛楚异常。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信中多有提及，苦不堪言。

还有更奇的，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却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更奇的是，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当地的人们更相信了曾国藩有神灵护佑，确实是大蟒传世投胎的传说。

就这样，巨蟒入梦，疥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不仅曾家人相信，这个新添的男丁绝非凡人，将来定会封侯拜相，光耀门庭；当地人更相信，曾国藩绝非池中小鱼，而是蛰伏的卧龙，终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直达云端的。

然而，或许真如孟子所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并未显出多少超出常人的地方来。

最显著的就是读书。

曾家人读书，似乎都不算太聪明，都是靠的笨功夫。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玉屏很早就希望曾家通过读书来光耀家门。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见识，非常明白对于像他们这样的“草根”人家，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家里的长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然就成了曾玉屏的希望所在。尽管老人家的期望很高，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书读得并不好，屡考不中。还好曾玉屏对儿子的要求是四个字——坚持到底。

曾麟书参加了十五次童子试，每次都满怀希望，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名落孙山。儿子出生后，各种异象的显示，使曾麟书也相信，儿子定非常人，一定可以超过自己。于是有意好好栽培儿子，开始开馆授徒为业，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督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于是，曾国藩在五岁发蒙，曾麟书在他七岁的时候开始给他课读，一直到曾国藩十五岁。

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这已经是曾麟书第十六次参加童子试了。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曾氏父子，父子双双落第。

未几，父子再次赴考，这次老天终于开眼，虽然曾国藩落第，但曾麟书“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一个俗称“秀才”的名号。有了这个名号，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功名。有这个名号就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同时享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这个时候，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

此时，年少的曾国藩也已经尝到了两次不中的滋味。但有十六次不中的父亲在前面为他做好了不气馁、不抛弃、不放弃的榜样，曾国藩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学会坦然接受这样的不顺利，学会了“挺”和“忍”。

为了能让儿子的科举之路平坦一些，道光十年（1830），曾麟书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汪觉庵是衡阳名士，桃李无数。曾麟书相信在这位衡阳名士的教导之下，儿子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之后，曾国藩又拜当地另一名士欧阳凝祉为师。在汪觉庵、欧阳凝祉两位老师的着意栽培下，年轻的曾国藩学业大进，为人处世也更为稳重老成。并且立下了“做人就做圣贤人”的宏大志向。他为自己立定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他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决心。

曾国藩经常以诗言志，在自己的一首《感春六首》中就十分自信：“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相信自己，终会有迎来九州岛震动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然而，生活永远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曾国藩壮志在心，梦想远大，而现实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永远那么残酷。前前后后，考了五次秀才，却都未能中。这个打击也不算小了。但他还是像当年许许多多如他父亲一样执着的读书人一样，坚决地在科举的路上跋涉，不敢气馁。因为真正想要跳出“农门”，走出山村，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只有科举入仕这条唯一的路！也就是在这样漫长的科举路上，曾国藩对于“挺”字，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光十二年（1832），是农历的壬辰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

“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一生耿耿于怀，并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把这一次当作是平生“四堑”之一，引为平生之耻。可见这一次的“学台悬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打击很大。

但是，已经成人的曾国藩不再如年少时的幼稚和懵懂无知。虽然他把这一次“悬牌”引为平生奇耻大辱，却没有把这种耻辱放在脸上，而是强压在了心底，靠自己的顽强心劲“挺”了过去。不过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以雪此耻。他回到家塾“利见斋”后，闭门不出，咬牙发愤。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居然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的1834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1835年，他就中了举人，到1838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七次投考，才最终考中！七次的失败经历，在曾国藩年轻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刻痕，但这不是伤，而是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失败的台阶，是自己懂得“挺”对人生意义的开始。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给四位弟弟的信中总结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唯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

七次投考不中，却很少灰心丧气，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挺住压力，力图精进，终于得以成功。这让曾国藩开始真正懂得，很多事只要“挺一挺”，就会改变，就会发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不能挺一挺呢？有什么事是不能“挺”的呢？又有什么困厄险阻是“挺”不过去的呢？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自从经历七次投考才中的磨砺之后，初懂挺经的曾国藩开始慢慢懂得了挺的意义，也开始学会了凡事都先“挺一挺”。

因为他知道，好多时候，不论多难，“挺一挺”，就会由逆而顺，由难而易，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并且在不断的强撑和硬挺之中，他不仅对“挺”有了更深的了悟，也使自己在不断的“挺立”中意志更加顽强，信念更加坚定，并且通过“挺”的磨炼，让自己离“内圣外王”的理想更近。

这在他做京官期间，因为经济困窘而不得不“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住一切困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38年4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不仅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有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也是荷叶塘的农家小子正式入仕成为京官的开始。

然而，“长安居，大不易”，虽然贵为京官，但曾国藩的生活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锦衣玉食，财大气粗，反倒经常是囊中羞涩，疲于应付，甚至靠借债度日，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京官生活状态的话，那肯定是“窘”。窘到什么程度？不仅没有能力为荷叶塘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提供半点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大多数时间也总处于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境地。

清代官员的俸禄原本就很低，像曾国藩这样的新进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有九十两，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全部相加，一年总薪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而翰林院更是举世皆知的清水衙门，基本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作为清水衙门里的一个官场新人，自然只会更“清水”了。但是，工资虽少，派头却不能少，各项人情往来、应酬开销以及租房、服装、饭食、请客，固不可与平常百姓一般，务必要与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对于做翰林这样的京官要忍受清贫，曾国藩不是没有准备的。进京为官前，曾有一年时间专门“拜客”，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寒门学子们考上大学之后的“摆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贺礼，接受捐赠，筹措费用，以备进京之后的用度。

曾国藩通过“拜客”从亲戚朋友、地方官员及各种店铺中大概收受贺礼近两千两银子，算是很大的一笔了。但进京的头两年便已将收受的两千两白银全部花光，此后借钱便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闯过年关。到第二年年关时，欠债已经有四百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离京时都未有改观。曾国藩升上二品大员后俸禄提高了好几倍，达到了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也丝毫未能改变他的困窘之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债更是高达一千两白银。日子越过越穷困，家书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见肘的艰难情状，跃然纸上。

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常因无能寄钱回家尽赡养家中大人之责而“愧悚”，却又无可奈何。再穷再难，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场，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严，曾国藩只能咬牙硬挺。

没钱寄回给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资，心中愧悚，就多写家书，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谅和理解，而且想尽千方百计，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对于自己的那些亲戚，特别是有大恩于自己的几个舅舅，虽有心相报，却无力提携，除了硬挺着忍受内心的愧疚，暗暗期许以后厚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苦楚和愧疚，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风光，永远不及人后的硬撑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曾国藩非常看重亲情，对家乡的人和事也关心尤甚。但他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虽然“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而原因竟然是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还是因为太穷了，攒不够回家的路费，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脚步！

不仅没钱寄回家奉养大人，接济亲戚，没钱回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艰难度日。甚至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经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据说有一次还被道光皇帝发现了，以为曾国藩故意装穷，其实皇帝哪里知道，曾国藩哪是装穷，那是真穷。他做京官时添置过的最贵重最奢侈的衣服不过是一件天青缎的马褂，轻易舍不得穿，唯遇庆贺及新年时偶尔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这件马褂都还和新的一样。

对于爱书成痴的曾国藩来说，没钱买书也是一大折磨。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这似乎没有特例。

曾国藩也是一样，标准的书痴。在他进京应试回乡时，经济上十分窘困，没办法只好借路费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国藩却在书坊书市间发现了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如果买了书他就没有盘缠回家了，可是不买这套书又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权衡来权衡去，最终他还是买了这套书，一路上随舱而卧，以衣服顶补勉强吃饭，这才回到家。可见他是相当爱书的。在京城时也是这样，不管多么没钱，但碰上心仪的好书，他还是要买的，而且高兴不已。

要说没钱寄给家中，没钱回家，没钱买奢侈衣服，没钱买书，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各种各样的“随礼”，对于靠借钱度日的曾国藩来说，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当时酬酢成风，应酬频繁，聚宴欢饮，是时尚更是潮流。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当时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要是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别人的话，你就根本算不上这个京官圈子里的人，也就没人把你当回事。

这对于前程来说肯定不妙。因为对于新晋的京官而言，往来酬酢、人情支应正是结交人脉、扩大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应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开支和各种应酬，着实让曾国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扰。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杂”。老乡、同僚、上司、下属、外官、京官、友朋、亲戚、师长、名流……凡是能攀上关系的，基本上都有往来。有的是主动找曾国藩的，有的是曾国藩主动找的，往来酬酢，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小聚，不醉不归。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应酬、装点门面的应酬、真心诚意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

比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二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应酬了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而这一年的十一月，曾国藩在二十九天里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每天喝酒吃肉、吃饭闲聊，不是请别人，就是别人请，用一句时髦些的话来说，就是“每天不是在应酬中，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

尝过应酬滋味的人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伤害身体！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胡聊海侃，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要是仅仅吃吃喝喝也就算了，更让人头痛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民间有谚语说“人情是个债，头顶锅儿卖”。人情往来，再没钱，卖了锅也得充这个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理念。最重传统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例外。但是，庞大的人情开支只会让他的经济状况窘上加窘。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三年，拿的工资是一年四十五两年薪，补双薪再加杂七杂八，不超过一百二十五两，而应酬支出就花去一百一十两，差不多九成的工资被吃了喝了送了，他不差钱才怪，不借账才稀奇！

之后虽然曾国藩经过七次升迁补为内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享受“副部”待遇，“跻身卿贰”，但其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收入和以前相比很不错了。但是，随着官位的升高，交际更多，档次更高，排场更大，开支自然也水涨船高。人情应酬开支一年早已远超一百两，再加上雇车马的交通费用、租房费用、仆从费用、文房书籍购置费用、生活费用、养家费用等开支，对于曾国藩而言，还是“赚的没有花的多”，经常“月光”，经济困境并未缓解多少，还是只能天天在为钱操心之中，还是时时在到处借钱，以支应人情，奉养老人。从这期间的家书中，大多依然还是困窘、借钱之说。

如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849年9月1日）与诸弟书中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十一月份与诸弟信中又说，弟弟想买鹿茸，虽然有人到了长沙，这回买不了了，因为没钱！等我手头稍宽松点，就马上买了带回来。到1850年底，他已经借银高达上千两！

1852年，他终于赢得一个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肥差，正常所得估计也足够还清所有欠款的，但还未到江西即惊闻母逝，不及回京就从安徽直赴湖南奔丧。京城中事，让儿子纪泽署理。从他1852年9月9日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依然欠债很多，而且因为全家要回家奔丧，却苦无路费，只能教儿子“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十多年京官当下来，居然连回乡奔丧的路费都没能攒下，不得不开吊筹措，而且筹措不齐还得借！估计在清朝的京官中，这样的委实不多。

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官越做越大，钱还会越借越多呢？按我们当前的思维来说，这样大的京官还能差得了钱？送钱的不知有多少上赶着来哩。随便收点，不违规不违法不违纪,做个清廉京官，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啊?

但事实却当真是在京十四年间，曾国藩一直在靠借钱苦苦支撑，强力硬挺。也许要摆脱窘境，富裕起来，对于已是二品大员的他来说，确实不是难事。但“当官发财”，绝非他的志向，“当官不要钱”才是。

三十岁时，曾国藩就发下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所以，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手头多么紧，多么为一文钱为难，为自己不能寄钱回家尽孝心而难过，他宁愿硬挺强撑，也绝不放纵自己的私心，违背自己的誓言，而是不管多难，都硬挺强挺。

这种“挺”劲儿，也许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为钱发愁，为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操心，这困心横虑的日子，要挺过来，着实不易。要是一般人，早就缴械投降了，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誓言，统统丢一边，且先想尽办法捞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说，最起码不至于长年借贷。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虽然天天处于窘境，但从未食言以官位谋私利，从未因困窘而纵容过自己的贪心，从未放弃过自律自省，再穷再难也咬牙挺着，坚守底线，恪守廉洁。甚至对于自己做梦梦到别人得利而有艳羡之心也招来他自己的痛骂——“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情愿十几年在缺钱、拮据中硬“挺”，从来不让金钱腐蚀自己的内心。

这不仅使他养成了一生都节俭自律、不贪不污的品行，更使他在这种硬“挺”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砥砺了自己的精神，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了经济上的这一段最大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日日为金钱发愁，却又绝不允许自己被金钱左右的斗争中，曾国藩挺过了人性的贪欲，挺过了内心的挣扎，为后来成为“内圣外王”一完人和成就“匡济天下”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在咸丰九年（1859）的十月，曾国藩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或许是对自己那一段京官生涯中的拮据和强挺最真实的总结和感慨。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

一说到曾国藩，就必然会说到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也是曾国藩一手而兴，可以说无曾国藩就无湘军。但其实，也是湘军成就了曾国藩，要是没有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建绝世奇功、立不朽威名的曾国藩。

然而，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无规无矩的乡勇到所向披靡的劲旅，经历了多少困境，挺过了多少危难，也只有曾国藩最为清楚。

1852年6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主考官，离京赴任。刚抵达安徽还未到江西就任就惊闻母逝，曾国藩匆忙卸任回湖南为母守制。而此时，正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日渐壮大，节节胜利之时。

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村举起义旗以来，太平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一直从广西打到了湖南。而当时清廷的主力绿营兵却因为多年养尊处优，早已失却战斗力，除了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1852年6月，太平军闯进了湖南的南大门。绿营兵节节败退，州县连失，两个月时间，太平军已相继攻克永州、道州、江华、永明、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郴州等府州县，8月16日，太平军攻占郴州，杀死知州孙恩保，已经逼近长沙城下，眼看长沙即将不保。朝廷震怒，下诏罢免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余万清，任命江苏人张亮基为湖南巡抚，鲍起豹为提督，重新布置长沙防务，务必守住长沙。

此时，长沙城中除了湖南新宁人江忠源带出的五百楚勇堪称劲旅之外，八千绿营兵如同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抵挡势如破竹的太平军。但江忠源却非泛泛之辈，虽属布衣，却熟知兵法，心怀天下，且为人任侠仗义，为保卫家乡不惜带勇出广西与太平军作战，并屡建奇功。新巡抚张亮基又请来时称“今亮”的左宗棠入幕筹谋，定下守城大计。激战之后，终于太平军退走，长沙城保住了。

此役以后，不仅新巡抚张亮基觉得乡勇比绿营兵更勇猛更可靠更能打仗，连朝廷也觉得利用乡勇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实在是好处多多，因而开始筹划在湖南练乡勇，以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可是，谁来当此大任？

说也奇怪，此时上自朝廷重臣、下至湘乡本地的乡绅士子，以及湖南巡抚、州县郡官，居然都把目光齐齐地投向了一个人——那就是正回到老家为母丧守制的曾国藩！于是，张亮基诚心相邀，左宗棠鼎力推荐，郭嵩焘极力劝说，京城更是有曾国藩恩师唐鉴的密荐，大臣肃顺的引荐以及恭亲王的力荐，朝廷经过多方考察，也觉得从资历、地位、才干和威望等多方面衡量，曾国藩的确是上上之选。

1853年1月21日，咸丰皇帝下旨，命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为酬君恩，为兴家族，为匡时政，为展大志，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创办团练。

然而，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想要练兵御敌，谈何容易！这当中的种种艰难，也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具有“打落牙和血吞”的意志，不屈不挠、坚忍有恒的人，才能咬牙挺住一切困难，终得成功！

当时的曾国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此时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一是无官无职。当时的曾国藩，自己就是个“三无人员”——无名分、无官职、无地方。皇帝下旨只说让他“帮办”，怎么帮、怎么办，无一字明示，却又不好去问。

二是无名无分。由于长期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对于曾国藩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帮办”，外界讥嘲者多，不服者众。

三无经验。招募乡勇，抗敌保民，无经验可借，无教训可鉴，无先例可循，更无榜样可效，全部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做一步定一步。

四无人才。凡做大事，人为第一，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一班有能、有才的人鼎力相助，如何能成大事？

五无任何供给和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可当时国库空虚，正规军绿营的军饷都不足，朝廷哪有钱养这些乡勇？

六无靠山无背景。背景和靠山对于官场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然而，这些在别人面前根本克服不了的困难，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曾国藩这里，凭借他强大的“挺”劲，居然全被一一克服！那些艰难险阻、排挤掣肘都在曾国藩的咬牙“坚挺”中一一瓦解，成功终于展开了一丝笑颜，一支必然将光耀军史的全新队伍——湘军，终于练成！

咬牙坚挺，几乎是曾国藩面对困境时最常用的方法。但也正是因为他敢挺、愿挺、能挺，敢于面对一切危局，才最终挺过艰难，挺过屈辱，挺过险厄，挺过一切波折。

也只有挺住了，才能等来机会；挺不住，就会把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一个人如果不能挺，不能忍，成功也就不会属于他。曾国藩最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给儿子的信中，他也说，“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故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并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是他传授给儿子的成功心法，更是他从磨难中得出的最有用的经验。

所以，凡遇困境危局，他总是挺字当头，不惧不畏，隐忍坚强，咬牙支撑，一直到熬过困境危局，一直到看见云开日出！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

凡读书人，名声气节高于一切。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宁要名声不要生命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曾国藩是儒学名门、理学大家，对名声的重视更重于别人。他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可以想见，如果名声被损，于曾国藩而言，必然是痛苦至极。

然而，为了匡时济世，为了报效皇恩，施展抱负，曾国藩却屡遭唾骂，数领恶名。如“曾剃头”、“曾屠户”、“忘恩负义”、“卖国贼”等等。但素来将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的曾国藩却顽强地顶住了这些舆论，置名声于不顾，只为报朝廷隆恩，安天下黎民，顽强地挺过了那些最让人糟心的日子。

当初在长沙，除了“帮办团练”募兵练勇，曾国藩在长沙的另一个任务是“搜查土匪”维持治安。当时的湖南匪患严重，各种会党层出不穷。除太平军外，还有串子会、天地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各路会匪，烧杀抢掠，扰乱乡里。

曾国藩对土匪毫不留情，实行严刑峻法、重典重惩的“治安严打”政策。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审案局”里对于这四种人，毫不讲情，甚至不惜办成冤假错案，也以严惩为准，绝无半点姑息。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

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哪怕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也不给半点特殊。提来后，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几百鞭。“……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实时讯供，实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相当于后来戴笠的军统局。

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而且为了立时改变当时的治安状况，曾国藩不惜破除惯例，触犯潜规则，连有功名在身、可免除责罚的秀才也让其站站笼、游街道，致使秀才屈辱而死，学政、里长俱皆愤而责斥，但曾国藩依然我行我素，并放言“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四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两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鞭子抽成重伤上千人。审案局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不仅自己大开杀戒，曾国藩还鼓励地方官和乡绅大力剿杀土匪。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三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一时之间倒真有了境泰民安的景象。

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回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等“严刑峻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但曾国藩不管不顾，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也不在乎“曾剃头”的恶名。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既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要严酷到底的决心。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为好转，匪患渐次肃清，湖南境内竟然在半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匪患最少的地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传遍湖南全省。

后来，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屠杀更为惨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会有一次残酷的屠杀。

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治下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两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过于攻陷天京之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古称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烧城后，金陵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杀人太多，金陵人又称他为“曾屠户”。据说，后来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屠户来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见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杀人如麻的恐惧和痛恨。

曾国藩也一直背着这些恶名行于世，至死都未能洗脱掉。

实际上，也是曾国藩根本就没想洗脱。早在长沙被人唤作“曾剃头”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他背这样一个恶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认为，能肃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抚黎民之惧，哪怕背这样的恶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对友人说，乱世就要用重典，只要长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说我曾国藩是“武健严酷”，我也认了。

后来曾国藩又多次得封恶名，如因剿灭太平军而被称为“刽子手”，因处理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还有“忘恩负义”、“虚伪小人”等骂名。虽说他心中自觉冤屈不已，也只能不管不顾自己的名声了。

特别是“卖国贼”之骂名，千秋以下，都会为人唾骂。但以当时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议和是完策。曾国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万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但众议难挡，讥骂无情，最重声名的曾国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成为他人生中至为屈辱和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没有被这些清议和唾骂击倒，而是不管什么样的舆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只要是为国为民有利的事，他就坚持做到底，坚持挺到底！至于个人名声，只能置之度外。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挺”理解为咬牙坚持、强自支撑、不低头、不趴下的话，那就大错全错了。

曾国藩所说的“挺”，绝不只是坚持，只是咬牙，只是强撑，只是硬挺，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坚毅，还有正气浩然、凛凛难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负责、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胆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传美名于万代，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敢于担责的勇毅，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咸丰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历任五部侍郎，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以尽臣之本分。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任兵部侍郎期间，他再次上呈《议汰兵疏》，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

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凡当尽力、进言之时，则当仁不让，勇于陈疏。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痛陈民间三大疾苦：一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为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三为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清晰可见。但是，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

这时候，太平军节节胜利，从广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并未多作考虑，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在国危时艰之时，挺身而出，墨绖出山，开始了帮办团练、组创湘军的旅程，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自任砺柱，大干起来。

其后，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不计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这种不计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国难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完人”的关键所在。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这种挺身而出的“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大有一触即发、宣战开战之势。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耻、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

而以当时当情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旦双方闹僵，真的开战，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沙场征战，加之癣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显。右眼此时已经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发“天津教案”，朝廷环顾无人，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处理教案，要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按说，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他年岁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声名显赫，而且官至极顶，荣宠当时，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处理天津教案，哪里会有功勋可建？不管怎么来处理，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骂名。

因为当时上层媚外，下层排外，讨好上层，下层骂，讨好下层，上层怒，谁去都是背黑锅。当时外国人正想找借口开战，以便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民众正期望官府能伸张正义，打击洋人，扬眉吐气。不管怎么处理，骂名终归是自己的。

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挺身而出，在国危时艰之时，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最难处理的烫手山芋接在了手里。

当时清廷积弱积贫，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为其难地去与洋人周旋，与民众使心计，以使达到西太后所希望的“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最后，他不得不考虑当时局势和国力，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几近身败名裂。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清史稿》）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

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自己也深为苦恼，“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声名尽毁，抬不起头来。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国藩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呢？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自己身败名裂一事，并不多作辩解。只在后来与人信中，说到此事，才剖白心迹：

……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唯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唯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可以看出，曾国藩委曲求全、迎合洋人，不惜身背“卖国贼”之恶名，不过是在国危时艰之时，为国分忧而已。

以当时情景、当时国势而言，“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曾国藩的处理未尝不是上上之策！为国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何曾顾惜名声，怕担罪责？

可见，曾国藩的“挺”，不仅仅是强挺、硬挺、坚挺，还有挺身而出、挺身入局的含义。

曾国藩曾说：“天下的事，只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益；只有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的可能。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观点来烛照处理事情的方法，左右权衡，上下兼顾，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完策’，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

只在旁边呐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将“发一谋，举一事”的“挺”外延至察天下之势，担天下之责，躬身入局，参与进去，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样的“挺”，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真英雄的注脚，这样的“挺”，足以让任何骂名逊色。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

曾国藩一生，着实比别人经历得更多，经受得更多，委屈困顿、惨痛绝望之时也更多。但这所有的一切他都“挺”过来了！“挺”是曾国藩一生最为重要的为人为官精髓。

凭借一个“挺”字，他在困厄中觅出路，咬牙坚挺；在逆境中求奋进，苦苦硬挺；在病痛中苦争斗，日日强挺；在诋毁中求保全，低眉曲挺……

最终，他挺过了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险难，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官场的困厄，挺过了长沙之扰、武昌之困、南昌之围、祈门之险，挺过了父母弃养、兄弟去世、朋友投敌、儿女早逝，挺过了朝廷猜疑、同僚妒嫉，挺过了功高盖主、皇位诱惑，挺过了自己的“心魔”和“劣习”，最终成为“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因为“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险难，遭逢多么大的变化，一切困厄不再是困厄，一切险难也不再是险难，一切困境都能无所畏惧，一切险难都随之而解。因而，有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最后一位“完人”，其精神、人格和成功的精髓，都不过是一个“挺”字。

曾国藩对自己的“挺”功也颇为自得，据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湖南同乡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载说：“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可见曾国藩确实是想写《挺经》的。至于《挺经》的内容，则估计不仅仅是“刚”。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分析：“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作《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这个说法可能更为真实。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这，可能才是他所欲写来的《挺经》的真正意蕴。

可惜的是，因为曾国藩诸事缠身，未等写出这部挺经，就仙逝而去。因而，后人对此附会很多。

一种说法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一次李鸿章与其闲谈时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田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言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就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是两便吗？”

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但我担中是京广贵货，万一进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让不过，乃挺近就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如何？”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

李鸿章说完，吴永觉得“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后来冥思苦想，觉得这是说“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之意。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后人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曾国藩根本就没留下这么一本书！或者是仅仅有腹稿，或者是还有草稿，但未及誊录，曾国藩便去世了，书稿就没有传下来。

不过，从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里面的记载来看，曾国藩有“挺经”心法，则是确实的，而且似乎只和他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谈论过详细的内容。可惜老师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篇巨著。李鸿章一直想完成老师的这个愿望，把老师的《挺经》整理付印，却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另一种说法是：曾国藩自己讲自己有一部不传之秘的神奇兵书叫《挺经》，共有二十四条经文，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其第一条倒是和李鸿章讲的老翁的故事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至于很多后世附会的《挺经》版本中，常将此作为《挺经》开宗明义第一条。不过可惜的是，后世《挺经》，皆为附会之语，不足为信。

不过，虽然此书未成，于后人损失严重，但对于曾国藩的一生而言，这“挺”字功夫，确实益莫大焉。一生困厄，无穷险难，无不因“挺”字而解。

“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遭遇困厄，不低头，不趴下，不畏惧，不退缩，而是挺直腰杆，迎难而上，强力支撑，不屈不挠，并在艰难险厄中想尽一切办法扭转一切不利的局面，跳出困境险厄。他多少次抗旨不遵，多少次自杀不遂，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多少次山穷水尽，都因“挺”字而解。

挺是刚直，是勇毅，是坚忍，更是胆魄。是当仁不让的气概，也是挺身而出的勇气，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执着，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挺”字当头，一切困难都将不再是困难，一切险难都不再是障碍；“挺”字当头，胆气横生，平添气概，又何惧任何险难困厄？只要能挺住，一切都将会不一样！

这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一次又一次摆脱困境的第一秘诀！

第二章   立志高远，好男儿岂能困守一隅

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人贵有志，人无志不立。有志吞吐江海，无志空长百岁。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都是被志向照亮的，没有志向的人很难取得成功。因为没有志向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就没有目标，就会茫然无所从。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所以，立志，是成功人生的第一基础。大凡有所成就之人，必是素有壮志之人。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虽然出身平凡，僻处山乡，但志在天下，心在江海。他对立志看得非常重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他明确的志向。

他一贯强调“以立志为本”，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因而自小“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坚忍立志、宁折不弯、一往直前，这正是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根基所在。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他的弟弟及门生灌输立志的重要，要求他们志当存高远，而且还经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励志”之语非常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与诸弟书中说：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的弟弟写信给哥哥，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唯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湘军的一代名将。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六弟国潢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满腹牢骚。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曾国藩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在家书中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乏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讥笑弟弟志向不高远，曾国藩是有资本的，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树立了人生的远大志向。他的志向就是“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宏远，是“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的气概，是“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的决心，是“为官绝不求钱财”的清明，而绝不是“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他的志向，随着他的学习而在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完善，也在不断地高远起来。

两年后，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与诸弟书中，他再次对弟弟说了立志对于人生和成功的重要意义：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自立坚卓之志，那么要做圣贤豪杰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孔子说过“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如果我们想做孔孟一样的人，那么我们日日夜夜都会向孔孟学习，别人又怎么可能左右我呢？要是自己没有志向，即便天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那最终还会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人之所以能为孔孟，能有所成就，关键不在于别的，而在于自己。只要自己有一个坚卓高远的志向，又何事不可为？成为圣贤豪杰都不在话下，那么，又有何险难迈不过、有何困境挣不脱、有何挫折会害怕呢？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

实际上，曾国藩的大志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慢慢树立，一点一点修正，最终才以天下为志的。

虽然曾国藩一出生就伴随着神秘的传说，但实际上他早年表现实在平常，不论是从相貌、智力还是其他方面，都并未显出超人之处，更别说人臣之相。

他自己经常说自己鲁钝，在《五箴》自序中坦言“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承认自己智力只不过是中等之资。梁启超虽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但他乡试考了七次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这都足可以证明他确非天资聪颖之人。

在他的家乡有一些传说，说曾国藩少时背书背得慢。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想去曾公家里偷东西，恰好曾公在背书，就蹲在房梁上等，等曾公背书背完了就下去偷东西。只见曾公摇头晃脑在那儿背，背了好多遍却还是背不下来，小偷很着急。小偷也想快点偷完东西回家睡觉啊，但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读。

最后小偷实在是等不了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把那篇文章背了一遍，说了句：“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然后扬长而去。

只有一次，据说曾国藩被赞为奇童。

当年只有九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到县学，一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父来对，曾麟书答以“小人有母”，曾国藩却在一旁应声对作“帝乙归妹”，被赞为奇童。不过也有说这是他弟弟曾国荃的掌故。除此之外，少年时代的曾国藩，还真是数不出来多少奇异之处，似乎跟他的蟒蛇转世传说都有些不太搭。不说考了好多次乡试未中，其志向也不过是想好好学习，最终考个功名，光宗耀祖而已，更无流芳后世的惊人之语。因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眼界不宽，学识不高，年纪不大，阅历尚浅，智力一般，僻处于村间乡野，直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天下不过井口之大，何曾有大志可立？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和学识的增长，特别是得遇名师良友的指点和提携之后，曾国藩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远宏大。

二十一岁那年（1832），是曾国藩树立大志向的开始。

这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让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汪觉庵所办的唐氏家塾念书，汪觉庵本是衡阳名士，学养深厚，对曾国藩又不乏青眼，从而使曾国藩受益匪浅，进业迅速。后来又回本县涟滨书院学习，得当地名士欧阳凝祉的指点。

据说一开始，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身材瘦小，体格也弱，一双阴骘的三角眼，更是表现出一副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有什么正果可成。而且，曾国藩生了一身癞皮癣，天天痒，天天搔，经常是白屑纷飞，血污满身，很是令人厌恶，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很烦。

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因为曾国藩的一首诗，他从这首诗中看出了志向远大的曾国藩绝非凡人，日后定大有作为。这首诗就是曾国藩的《小池》：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欧阳凝祉见此句大为讶异，不觉对曾国藩刮目相看。越仔细观察越发现曾国藩身上的诸多优点。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志大品高，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自律、自制能力很不一般，而且奋发上进，其识见和悟性均高于同龄的学生。欧阳先生看到了曾国藩比外貌更重要的内涵，自然对他另眼相看，而且相处愈久，愈觉得他与众不同，前途不可限量，因此主动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了曾国藩。对他的提点自然更加用心。

涟滨书院的山长刘元堂，见到曾国藩的这些诗文，也叹赏不止，认定曾国藩必成大器。因而也时常点拨于他，这更让曾国藩开始立下高远的志向。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足迹也从未踏出过湖南。二十四岁中举人之前到过的地方仅有长沙、衡阳等地。从未走出连绵群山的曾国藩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有限，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学问根基也比较肤浅。加之除了几位老师外，在家乡的同辈人当中，他也没有结识到更多高朋良友，能对他的人生道路有所影响。他只能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金榜高中就是最大的理想，因为科举考试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坐井之蛙，哪知天空广阔，江海无边？

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为官，这一步，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第一步，更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因此，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当官绝不为钱”的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此誓既立，他一生都践行如故，从未逾越自己的誓言半步。哪怕是在极度拮据之时，也从未动过捞钱的念头。

也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有志于学”的志向。初到京城，曾国藩读了大量的书，因为入了翰林，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翰林院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问时日，因而学识大进。特别是那些良师益友，对他的志向和情趣，影响尤深，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和眼界，识见大进，开始摆脱井底之困。

因为有了高远的志向，曾国藩才不再是湖南乡下荷叶塘中苦读的乡下孩子，也不再是只看到乡下山水的无识之士。

到了京城之后，他在京师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其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则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的文学造诣很有帮助。而从京城结交的这些良师益友那里，曾国藩明白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他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从而，使曾国藩跳出了个人的狭小世界，终脱井底之困，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俗话说得好，“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因为其志高远，眼界也自然不一般，不再是坐井之蛙，而是山顶的雄鹰。所谓“坐井之蛙只有一孔之见，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志向立得高了，世面见得广了，眼界、心胸自然也会不一样，所忧所虑也必然不再是一人一身之忧虑，所思所想也当然不再是一时一地之所得，而是放眼江海，心怀天下，从此不再有井底之困！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

曾国藩立志，不像很多人停留于口头上，他是为之付出了实际行动的，两次改名就是其行动之一。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乳名宽一。也有说字居武，取“曾子居武城”之义。

小时候在荷叶塘，村人及长辈都叫他“宽一”、“宽仔”、“宽伢子”。曾氏一族，本是山东嘉祥孔子主要门徒之一曾子曾参宗圣的第七十代孙，后曾家从山东嘉祥先后迁至江西吉安、湖南茶陵、湖南衡阳唐福、湖南衡山白果，最后才迁到湖南湘乡荷叶塘定居。在曾子后人中的辈分为传字辈，故又有一个本族的派名叫“曾传豫”，但他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国藩”和“涤生”，名为“国藩”，字“涤生”。而这个字和名，都是后来改的。

道光十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学习，受欧阳凝祉的指点。这是曾国藩走出荷叶塘老家的方寸之地，第一次跟随名师，接触新思想，这对于年轻的曾国藩而言，在思想和境界上，都是一次突变。

这个时期，曾国藩所读的书，所接触到的思想，所受的师长的教诲，都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让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浑浑噩噩愧悔不已。他夜读《了凡四训》，对了凡的观点更是佩服有加，于是取袁了凡之“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表明自己要从今日始，涤旧布新，重塑新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这个新生，就是他在志向、人格和追求上面的全面开始。

事实上，曾国藩自打到衡阳读书之后，其志向和面貌都焕然一新，不再是从前荷叶塘那个半耕半读的农家书生，也不再是只会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一次又一次走进科举试场考功名的寒门学子，他已经渐渐成长为一个心忧天下、心怀大志的有志青年。改名正是他改变志向、心怀远大的一个表现。虽然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考中，但其志已隐隐有大家之气。如道光十五年（1835），二十五岁的曾国藩在生日这天，有感而发，写下一首志向远大、气势如虹的好诗：

乙未岁暮杂感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这样的志向，早已不是荷叶塘中人可语！这首诗也被很多研究曾国藩的学者认为是曾国藩自身大变的真正开始，也是明昭志向、预示以后立下不世奇功的一个旁证。

对于改名涤生以明志之事，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六月日记中有一条专记此事，可以看出他改号的真正含意：

忆自辛卯年（道光十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熟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夜记。

可以看出，他自改名号，为的是“困知勉行，无失词臣之体面”，并能“以文章报国”。这是二十岁时改号的志向。而十年过去，他仍在自省，惕励自己，以远志自勉。三十一岁时，他在致诸弟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修业，为的是什么？不外乎上为君上分忧，下为百姓安境，中为己身大展鸿抱，以伸大志而已。

如果说曾国藩的第一次改名是自省自励、修身自奋、求志以伸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改名，就更加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高远的壮志和内心的期许：要做国之藩篱！不过，据说这个名字并非他自己改的，而是他的座师穆彰阿帮他改的。正好合他“澄清海内、藩卫国家”之志，于是欣然从命，从此便改为国藩了。

据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不久后又在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为“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同时他也是个极爱才的人，最喜欢招揽人才到自己的门下。《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所以一见到有才华的曾国藩，穆彰阿自然有意延揽。

据史料记载，主考官穆彰阿一见曾国藩的文章就非常喜欢，当即给曾国藩一个第三名。名单呈给道光时，穆彰阿又特地将曾国藩大为赞赏一番，道光皇帝一边听穆彰阿吹捧，一边粗看了一下曾国藩的文章，颇觉有意思，就用朱笔画成了第二名。

曾国藩就这样顺利地入了仕途，他十分感激这位主考官的知遇之恩，当晚就去拜见恩师。穆彰阿接见曾国藩时很是热情，他先是大加夸奖一番，然后从古之立大事者不光靠的是天分说起，勉励曾国藩要一生勤于治学，不可懈怠，日后定会大有作为。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他看到了这位恩师对他寄予的厚望，他眼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大人的知遇之恩门生永远铭记，牢牢记住您今晚的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这时候，穆彰阿才问曾国藩，“子城”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曾国藩说是祖父取的。穆彰阿觉得“子城”有些小气，就说要给他改个名字。曾国藩自然喜出望外，遂赶紧说：“请中堂大人赐予。”穆彰阿注视曾国藩良久，郑重其事地说：“足下今为翰林，我朝宰辅之臣大半出于此地，足下切莫以一名士才子自限，而要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之才。老夫想足下当改名为国藩，取作国家藩篱之意。足下以为如何？”曾国藩连连点头、万分感谢，当即离开座位，在穆彰阿面前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自此之后，曾国藩不仅开始正式启用“国藩”为名，而且时刻以“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为志。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做京官的十多年中，处处以国为先，以君为上，为国为君，竭尽所能，日夜兢兢。在京城为官，他交朋结友，访贤拜师，虚心求学，沉心读书，关心国事，不断进言，以伸其志。不仅在京城同乡、同年及同僚中留下了相当好的名声，即便是在皇帝和朝中重臣心目中，也都留下了“好学上进”、“足堪大用”的好印象。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曾国藩学问和识见飞速提升的时期。这期间他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专门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等。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成为一代大儒、一代圣贤、一代伟相、一代名帅的坚实奠基期。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

曾国藩在京城的仕途，可算是相当顺利。所谓“十年七迁”，一直为人所称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又叫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

庶吉士虽然前途远大，品级却并不高。按清朝的官员制度，只能算是“从九品”，属于官员等级中的最末等。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也就是每品有二级。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作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庶吉士因为是实习生，只相当于从七品。

曾国藩的第一次升迁，就从从七品进到了正七品。1840年4月17日，散馆。钦命题“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为正七品。

第二次升迁是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之后，而且是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三岁。

三月初十日，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考试翰詹，钦命题《如石投水赋》，以陈善闭邪谓之敬为韵。《烹阿封即墨论》，诗题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钦定一等五人：万青黎、殷寿彭、张芾、萧良城、罗衍。曾国藩考试成绩为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见，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一下子升了三级，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43年4月22日）给祖父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次考试和升官的情形：

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邵灿，己亥湖南主考；锡麟；江泰来，安徽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经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

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单。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孙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七日谢恩。现在尚未补缺，有缺出即应孙补。其他升降赏赉，另有全单。

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雍正二年）唯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唯当竭力尽忠而已。

从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此次连升三级，还是颇为自得的，因为“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并孙三人而已”，而且是一下子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一夜连升三级，更是少有，难怪他现得意之色。

不久之后，第三次晋升。这一年的六月，钦命曾国藩作为四川的正考官，赴四川监考。十一月二十日，回京复命，又升一级，充文渊阁校理，为正五品官职。当年十二月初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不过不算升迁，还是正五品官职。

第四次升迁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这年三月，三十五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会试考官，“荐卷六十四本”，湖南这一届考得相当不错，曾国藩在为长沙馆题名时写了一副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传为佳话。五月初二，被授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为正五品。次日具折谢恩，召见于勤政殿。

六月，第五次升职，转补左庶子。当年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

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升迁，充文渊阁直阁事，为从四品。

一年之内三次迁升，这在翰林院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当时曾国藩在道光皇帝心目中还是相当有地位的。

经过六次的迁升，曾国藩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这样的速度已足令人惊讶了。但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升迁在后面。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再次奉旨参加翰詹大考。钦命题《远佞赋》，以清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诗题《赋得澡身浴德》。得了二等第四名。照说成绩并不算好，但道光皇帝还是相当赏识他。奉旨记名遇缺题奏，赏大卷缎二件。六月二日，曾国藩第七次升迁，并且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直升从二品，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列卿贰，跻身大员，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七岁，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曾国藩完成了十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三十七岁而至二品，是湖南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而中举十年就能升至内阁学士者，全国包括他一起，也不过三人。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传奇！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连升十级”。

对此，曾国藩虽然一贯行事低调，言语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自我表扬了一次。在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诸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甚，以是尤深愧仄。

其后，曾国藩虽然品级没有再晋升，但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五部侍郎，最多时一身兼任三部侍郎，可见皇帝对他的欣赏和信任，可谓重权在握，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顺境中，一般人都会沾沾自喜、骄矜自许或是洋洋得意、自狂自傲了。官至二品，前途无量，皇恩深重，臣僚钦敬。即便再努力，也不过再升两级，就到达顶峰，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需要每天兢兢惕励、克己奋进吗？好好享受这样的生活，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才是正理。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这样想，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他的坚忍、他的奋进以及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都不允许他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和懈怠。

曾国藩知道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什么意思，越是安逸的环境其实越能消磨人的斗志，越能磨灭人的激情。如果耽于安乐，最终必然被困于安乐，甚至死于安乐。

所以，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追求自己心中的大目标、大志向，日思进取，而不是让自己困守于安逸的生活之中。

入京十二年，他一直兢兢自勉，刻苦努力，从来没有想着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时时奋进，一心向学，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在《曾国藩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刚中举人，年谱中说他“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并终生不辍。

道光二十二年，他升任翰林检讨，“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序、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衮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凡课程十有二条：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

也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好，学问高，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录取六十四人。又出任殿试读卷大臣，新科名士如李鸿章、郭嵩焘和李宗义都成为曾国藩的门生，为曾国藩筑起了丰厚的人才基础。

在升官的顺境中，曾国藩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克己自律，进德修业，使自己时时保持清醒，从而不让自己为安逸和顺境所困住。

他一贯以谦虚谨慎为立身之本，他说：“盖天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所以，不论是连升四级，还是三十七岁升至二品，“本朝未尝有第二人也”，即便是对兄弟，他也不曾沾沾自喜，反是“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想到的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惕励自省。

这样的处世之道，自然会让他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冷静而清醒地面对，绝不至于被顺境所困，被安逸所败。

5.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是这样炼成的

“内圣外王”是儒家人格和思想的极致。

所谓“内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要在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圣人，意思是人要修身养德，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外王”，字面上理解，就是对外施行王道，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通俗地讲，“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因为这需要极强的毅力，极久的恒心，极高的自省自制力，经过长久的修行，才能成为世人的精神模范，成功“立德”；还需要举世罕见之奇才，千载难逢之机遇，才能完成大事业，立不世之奇功，做到“立功”；更需要世所无匹之学识，孜孜不倦之勤奋，勤学苦读，著录不辍，才能为后人留下学说和思想，做到“立言”。

天赋异秉、超凡入圣的人并不少见，要做到其中一个“不朽”也不算太难，但同时要求一个人做到“三不朽”，实在是难上加难。不说人生苦短，也不说天赋有限，仅仅是机遇，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滔滔而下，真正做到了的，有人说只有两个半，即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即便是半个，曾国藩也位列其中。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曾国藩就是一个“完人”！

曾国藩为什么能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完人？因为他立志要做这样的人，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志向：“吾有志学为圣贤”，这样的志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使他每一天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内外兼修，苟日自新，既“进德修业，克己自律”，又“专志于学，勤于著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给了他一个立下不世奇功的最好机会——剿灭太平军，这样才使他最终世所罕见地完成“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成为“内圣外王”的“完人”。

“进德修业”，是曾国藩成为“完人”的重要前提。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

“进德”，也就是通过自我的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达到“内圣”的境界。曾国藩认为内圣“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慎独，就是做事情不管有无监督或制约，都要秉持原则，不存侥幸，自觉为善，循理而行，这样才不会形成什么隐患；主敬，就是做事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求仁，就是要培养爱心，要有民胞物与、大公无我的胸怀；思诚，就是对人要有诚信，做事要专注。曾国藩的修身进德，正是从这些方面入手，坚持有恒，日日勤修，以圣贤为榜样，向圣贤靠近。

三月十四日写给儿子的《与纪泽纪鸿书》中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前四字是内在功夫，后四字是外在功夫。”年近花甲，他却依然在默省，在修炼。正是在这样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坚持有恒，才使他日进日精，不断完善，最终“内圣”有成，并外化为王，走向了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

他是做官的道德楷模。曾国藩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几只旧木箱随他辗转南北。他肃贪官、严吏治、倡学风、开书局、办工厂，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功绩就不说了，只说他的清廉，就足为后世效法。

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说到做到，不管是初到京城的穷困窘迫之时，还是后来身居高位的富足显贵之时，他都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得半文钱的利。也从来没利用过生日或是其他的名目敛过半分钱财。反是日记中常有谢客拒礼的记载。“是日，余五十四生日，谢绝诸客，唯家中儿女辈庆祝。”“是日贺节者皆辞不见。”他去世后，家中留下了一万八千两银子，没有田地、房产及其他，是他的全部家当。听起来虽然还不少，但如果一比较，他的清廉就非常突出——李鸿章去世后留下的是四千万两银子，土地二百七十多亩。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藩官至一品，而且总督两江、直隶，从二十八岁中进士始居官三十多年，却不过一万八千两遗产，其清节可以想见。据说他死后五年，因家人病重看病花不起钱，长子曾纪泽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左宗棠开口，通过左宗棠向曾国藩曾经的下属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后非常感动，送给曾纪泽三百两白银，还在家书里面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表里如一、清廉非常的官场楷模。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正是后世官场的圭臬。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学岩”，曾国藩确实是官场的楷模。

他也是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注重家风的培育和子弟的教育，不管公事多忙，战事多紧，他从来就不吝惜写家书，他一生写给祖父、父母、几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共有三百三十多封，二百多万字，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而且家书里包含了治家、修身、劝学、理财、济急、交友、用人、行军、旅行、杂务等各个方面，几乎是立身处世的一部百科全书。

曾国藩最注重家庭和睦。“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融融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曾国藩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齐家的八个“本”字格言，作为家训，要求众子侄谨记，作为治世、治家之训。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唯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国藩尤其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他自己也是勤俭的典范。曾国藩的生活非常俭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在穿衣方面，曾国藩从来不追求绫罗绸缎，越贵越好，相反地，平时都是穿着家里人为他织的土布衣服。他的马甲上打着补丁，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曾国藩家中置有棉花车，每天家中都传出纺织声，时常让家人也要勤俭，不要忘记祖训，他认为“唯俭可以养廉洁，唯勤可以生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其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在吃饭方面，更是简单。人们常常称他为“一品丞相”，一来是因为他官至一品，二来是他每天吃饭只有一道主菜，多半还以豆腐为主，吃得很简单。家中的厨房里也从来没有火腿、鲍参等名贵食材，甚至连酒都很少有。他们家来客人了，都是临时去买一两斤来喝。以至于他晚年的秘书赵烈文都不得不感叹：“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

居住上，曾国藩更是反对大兴土木，建造豪宅。曾国藩在湘乡的旧宅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看起来有点破落的感觉，随着曾门兄弟发达之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会有客人登门拜访，在此情形下，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865年，九弟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本来这样做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并不过分，但曾国藩得知后却非常生气，他更一怒之下，发誓绝不踏进新宅半步。他认为九弟“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并说入住新屋很容易，但是搬出来就很难，此种做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

他还经常告诫众子侄，兴家之道，不外乎男女人等持家待物，勤劳节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败家之道则反其道而行之。轻视傲慢师长，讥讽别人之短长，这就是骄气。由骄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都是由骄气引起的。要稍有所成，必须戒除这个恶习，努力剔除其骄傲，长辈首先要做出表率。此外，还要兄弟友爱，交友谨慎。

他更是治国的功臣良将。他积十几年之功，最终打败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立下了不世奇功；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并成为晚清解放思想、力图开放、“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一代先风，铸全新世风。

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立志要做“内圣外王”一完人，于是痛下决心，数十年的修炼不止，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壮志，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真正成为万世景仰的“完人”！

第三章   屡败屡战，不服输才能困不住

1.一败于岳州，退兵以图再起

如果仔细研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战斗史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都是先败后胜，败了再胜，一败一胜，胜败交替。

每一次的胜利之前，似乎都需要无数的败战来做铺垫，好像没有败就不能胜一样。当然每一次的败之后，也必然会有一个反扑，取得胜利，并且就在这样的一胜一败的反复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其实不是曾国藩和湘军故意为之或是真正与太平军实力相当，只能做拉锯式的战争。而是曾国藩及湘军那股不服输、不认输、不愿输的“劲儿”在起作用。

湘军创建之初，经验不够，兵力悬殊，吃败战本不算稀奇。要知道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更是败战不断，几无还手之力。但湖南人不怕死、不服输的倔强性格，让他们绝对不愿意甘心败绩，甚至一败涂地，他们刚硬强挺的性格，注定他们会卷土重来，并且不胜不归。所以，即便湘军初战时，一败再败，但胜利也是一来再来。

比如初战岳州，小胜后即大败，出师不利，损兵折将，但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徐图再起。

在衡州经过五个月的招募和扎实操练，湘军迅速壮大，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人、纪律严明、军威齐整的劲旅。

而这时，太平军却更为强大，以不可阻挡之势强势进攻。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金陵，斩杀守城将军祥厚，驻守金陵的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也被斩杀，太平军以百万之师进驻金陵。

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于是定都金陵，正式建立太平天国。随即分兵北伐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时任安徽巡抚的湘军名将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在这场战役中战死。

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湖南省会长沙。清朝政府陷入慌乱惊恐之中。

此时绿营兵兵力弱化，无力迎战，不得已，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以缓紧张局势：“此时唯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黎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曾国藩带领水陆两师一万多人雄心勃勃地进行“东征”，临出发之际，还发布了著名的《讨粤匪檄》。大军从衡州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其威猛整齐之态，非绿营兵可比。这正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来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艰苦训练的结果。大军只在长沙驻扎两天，即开赴岳州。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太容易得来的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被首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曾国藩和湘军，很快被太平军的反击打得无还手之力，岳州被太平军攻占。而且，当时正逢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士兵溺死众多，船只损坏更为严重，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五千水师几乎全被击垮，根本不可能再对抗强大的太平军。

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

曾国藩给皇帝连上两折，一为《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二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请求皇上降自己落败之罪，同时也说明了出师不利的原因。咸丰皇帝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说他“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同时又让他继续带兵攻敌“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

曾国藩接到上谕，心情略宽，那股子不服输的豪气又冲上来：我就不相信我所创建的湘军就如此不堪一击，不能与太平军对峙，不能灭了贼匪！一战即败又如何？总有一天，要灭了太平军，扬湘军军威，为自己争一口气！他这时只想着一件事情：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雪战败之耻，二争湘军之志气！

于是，曾国藩决定忍辱负重，暂时放下此次大败的阴影，带领湘军在长沙休整，重振军心，以图再起。这种不服输的性格，也是曾国藩困不住的内在动力。

2.二败于靖港，宁死也不服输

尽管曾国藩打败太平军的决心很大，然而，一路凯歌高唱的太平军根本不给他休整的机会。太平军决定乘胜攻取长沙，并剿灭曾国藩的湘军。于是决定水陆并进，分两路先攻离长沙九十里的湘潭和五十里的靖港，以期克定两地，消灭湘军，再攻长沙。曾国藩和湘军未及喘息，就不得不再次面对太平军的猛烈攻击！

靖港地处湘江西岸，距省会长沙五十里，水路畅通，帆影不绝，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商贾云集，市场活跃，为境内第一繁荣集镇，有“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之景象，是个很繁华的古镇，更是进入长沙的要冲。曾国藩把各路水军布置在靖港外围，建好坚固的炮台，严防死守，决计一雪前耻。

由于曾国藩守势甚严，太平军转而攻湘潭。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太平军大将林绍章率领着七千人马进攻湘潭，湘潭城内五百守兵早惊吓不已，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毫不费力就攻克了湘潭。

湘潭失守，湖南巡抚骆秉章焦急万分，他赶忙亲自去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并不想去夺湘潭。他想朝廷给他的命令是要他克岳州、援武昌，湘潭之失，与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颜面尽失，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如果失败了，那湘军以后如何立足？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乘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那么会比夺回湘潭要有意义得多。因而，虽然幕僚们都力主先攻湘潭，但曾国藩还在犹豫。但这一犹豫，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长沙乡绅密告曾国藩，说是靖港内贼寇数百人，可以一举取下靖港，曾国藩动心了，于是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水陆两师五千多人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正是太平军意图消灭湘军的一个圈套。

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想一举拿下靖港。

可是，在进入靖港之后，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将湘军吓得溃不成军。

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感到无比气愤，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

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为了抢过浮桥逃命而争先恐后。由于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从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随着溃退的战船往后退。

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又想自己自衡州出师以来，与“长毛”打的两仗，都以惨败告终，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期望建不世之功的湘勇，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曾国藩灰心至极。

“活捉曾剃头”的喊叫声从后面铺天盖地压来，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了。他想要是今天真被贼寇活捉，很有可能被他们抽筋、剥皮、点天灯、五马分尸、剜目凌迟、枭首示众！“不行！我堂堂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受贼寇的侮辱，还不如自己一死干净。”曾国藩下定自尽的决心，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就向湘江的激流旋涡中跳去，眼看就要葬身激流之中。幸好，身边的一个侍卫眼疾手快，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直扑旋涡之中，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将他拖上船去。

苏醒后的曾国藩还是无精打采，又羞又愧。觉得自己一败再败，上愧皇上天恩信任，下愧死难将士，自觉无颜有生，死志不绝。

特别是正在他失魂落魄的时候，湖南官场却为祝贺贪官陶恩培荣调山西布政使而大办盛宴，官僚们酒足饭饱之后，把陶恩培送到江边上船。这个码头离湘军大本营近在咫尺，却没有一个官员顺便去慰问刚刚吃了败仗的湘军。

曾国藩本就被失败笼罩的悲凉心境，又惨历世态炎凉，心中除了耻辱，更多的是灰心。于是，他写好了给皇帝的遗折，称：“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缺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还让弟弟曾国葆为他备好了棺材，下定了以死殉国、殉湘军的决心。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以死殉国”对于他来说，都是最好的归宿，因而他不会在乎死，更不会怕死。如果一死可以表忠心，一死可以殉国难，一死可以雪耻辱，他都愿意慷慨赴死。

要不是左宗棠突然到来，而且毫不留情地对曾国藩一番怒斥，可能曾国藩就真的杀身成仁，以死殉国了。

左宗棠上船一见曾国藩蓬头垢面、委顿不振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又见他又是买棺材、又是上遗折，一副赴死的样子，更是怒不可遏，大骂道：“好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却要做愚夫村妇。你一死何足惜，真丢了湖南人的脸！湖南人有几个人服过输？有几个如你这样，打个败战就寻死？你若真的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氏祖茔！”

左宗棠看曾国藩还是不动，又说：“你我都是湖南人，湖南人岂能轻易服输，岂能就此败退？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经得起失败，才会有胜利。失败不可怕，怕的是败后一蹶不振，缺乏不屈不挠的气概。今日靖港之败，安得不是日后大胜的前奏？此刻溃不成军的湘勇，异日或许就是灭洪杨、克江宁的雄师！”

左宗棠还拿出了曾国藩父亲转来的家信。信中说：“儿此次出，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而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哭尔。”

父亲的这几句话，加上左宗棠的怒斥，恰如当头棒喝，让曾国藩从赴死的决心中豁然而醒，是啊，我这样不明不白地自杀，有什么用？我就这样服了输、怕了反贼吗？我就这样一败涂地、不报仇雪恨了吗？他想起祖父经常教他们“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话，血液中那种湖南人的硬气又涌了上来，那种隐忍坚定的执着让他一下子站起来，抓住左宗棠的手，激动地说：“国藩一时糊涂，若不是吾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

曾国藩遂又坚定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且先忍住这份屈辱，暂压心头的愤恨，等来时重振旗鼓，再图机会，猛击敌寇，再雪此耻！曾国藩决定把靖港惨败的那一天，当成湘军将士雪耻报仇的纪念日。他没向皇上发遗折，而是重新招兵买马，造船配械，准备再与太平军死战。

而此时，曾国藩的爱将塔齐布却在湘潭取得让人意想不到的十战十捷，将林绍璋的太平军给打败了，从而一举收复湘潭，太平军死伤几千人，湘军所取得的胜利很快将他从失败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曾国藩对于湘军的信心大增！也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忍下一切屈辱，感到庆幸，同时也对“忍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其之坚忍。在曾国藩看来，忍，不仅仅是忍耐，是忍让，更是忍辱，是忍而有为，忍而奋进。

只要不服输就能不怕输，输了只要忍得住，守住自己，徐图再起，就一定可以等到胜利到来，等到云开日出，等到报仇雪恨，等到功成名就！

3.三败于九江，重振信心从头再来

经过了靖港之战的失败和湘潭之战的胜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又焕发出原有的生机。

胜利也接踵而至，竟然相继攻克常德、澧州，并在咸丰四年六月，再次攻占岳州城，终于一雪上次岳州失利的前耻，这让曾国藩感到一些欣慰。之后湘军水师又相继攻克城陵矶、蒲圻及湖北境内的沿江重要港口，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军，在八月下旬又攻下了武昌远郊的纸坊，并攻下武汉。湘军一路凯歌高奏，无限风光，屡攻屡克、屡战屡胜的他大有一鼓作气将金陵拿下的气势。

然而，大败后大胜、大胜后大败，似乎成了湘军和曾国藩的宿命。在接下来的九江之战中，曾国藩又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失败。

九江是长江上的重镇，对于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金陵）的保护作用非同小可，因此，洪秀全极为重视保卫九江。派大将林启容领一万人马严密把守九江。为了确保在战斗中不把九江丢掉，洪秀全又命令翼王石达开带领四万人马奔赴九江增援。而当时湘军只有水陆共两万人马驻扎在上游离九江十里远的竹林店，因为最近的连连获胜，加之水师装备精良，故虽湘军的兵力并不如太平军，曾国藩也并不怯阵。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在九江重镇湖口江面开始了一场搏斗，太平军水师失利，掉转船头驶向鄱阳湖。湘军水师的二百艘舢板便全数出动，全力追踪到湖中。却不知石达开早已布下阵势，太平军船队将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出口封住，炮弹齐发，湘军水师只得退向鄱阳湖的湖心。

如此一来，湘军水师便被截为内湖和外江两股，不能相互接应，给湘军水师造成了致命伤。太平军趁机猛攻，九江守将林启容与小池口大将罗大纲带领数十只小船入江，趁着昏暗的夜色，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水师船只火焚水沉，溃不成军，连曾国藩的帅船也被对方围困俘获。

曾国藩既愤又惭，无地自容，又投水自杀。但天不灭人，恰逢水师统领彭玉麟驾驶舢舨路过这里，于是就救他上船，送上岸去。

曾国藩在岸上遥望浩浩水波，想到竭尽心血惨淡经营而成的水师，竟如此损于一旦，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决意策马赴敌而死，惊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马缰不放，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方才作罢。

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也算不得完人，因为他受不了挫折，一遇挫折就想自杀，前后竟有五次自杀的经历，可见其心理脆弱。而世之成大事者，莫不是心理强大、敢于直面失败和挫折之人。其实这是对曾国藩的一种误解。

以当时当情来看，不论是靖港之败还是九江之败，其败之惨，已无复加。靖港一战，水师几近全毁，而九江一败，更是几欲涂地！湘军子弟尽亡，炮船俱损，曾国藩苦心经营、对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师毁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

对于像他这样一位以天地为己任，时盼为朝廷分忧、为百姓造福的圣贤心思，看到自己出师不利，惨败如此，又怎能不愧悔难当、无颜以生？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时人的挖苦、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朝廷对他的猜忌、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一系列的失败和打击，一系列的挫折和讥嘲，使他尝尽世态炎凉，历尽艰难辛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难以承受。

当郁积在心头的这些不顺之事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烈到无法阻拦的绝望，必然使他产生轻生念头。

但曾国藩毕竟不是普通人，他有着顽强的意志，更有着执着的性格，他血液中那种不怕输、不服输的强悍，使他能很快走出失败的阴影，摆脱自杀的消极，重拾信心，重燃激情，以“打脱牙和血吞”的无敌坚忍，终于摆脱了失败，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曾国藩后来回忆他的人生历程时这样说道：“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

可见他经历过两次大败两次自杀之后，终于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唯“苟生之可以图后功”，故从此死志已绝，而斗志重生。

因而，自此以后不管什么样的艰难困境，曾国藩都能以超人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坚忍，扛过去，最终成就的，就是立下天地大功的一“完人”！

4.祈门受困，坚守到最后一刻

1858年7月1日，曾国藩再度出山，相继迎来了事业中最为辉煌的时期。1860年6月10日，咸丰皇帝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各军均归节制。终于授予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官职。

在此前后，湘军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逐渐取得了主动。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困局之中。

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留曾国荃等继续围困安庆，自己率湘军万余人渡长江入皖南，把中军大帐设在了祁门。九月下旬，太平天国发动了以救援安庆为目的的第二次西征，所采用的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由陈玉成部在长江以北西进，李秀成等部在长江以南西进，两军并进，直指武汉，以迫使湘军从安庆地区撤军回救。九至十月间，南路部队杨辅清、李世贤部相继占领宁国府、徽州府城。十一月，忠王李秀成的主力部队由江苏进入皖南，兵锋直指祁门地区，大劫难的阴影笼罩在祁门大营上空。

祈门是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连江西景德镇，还与浙江联系紧密，扼地势要冲，当兵家之险地。

然而祈门虽然位置重要，却远非屯兵之地。因为祁门除了那条通往景德镇和徽州的大道外，就只剩下一条小道通向边上的两个小镇，而城前的那条小河河水极浅，将它作运输军需之用是不可能的。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而且“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一旦太平军把大道封锁包围，那么总督衙门将会受灭顶之灾，曾国藩就只能等着被捉了。

因此，曾国藩身边的诸多幕僚对他进驻祁门都大加阻止，一致劝他前往相隔不远但更利于攻守、进退自如的东流。其得意弟子李鸿章更是直接建议：“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

但是，皇上已经知道了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事情，如果轻易改变，既有欺蒙之嫌，对于两江总督至高无上的威严也是一种损害，而且大敌当前，忽移大帐，恐扰乱军心，断不可立即移师他处，因而虽然曾国藩也深感此地甚险，却还是执意不动，坚守不移。对于幕僚们不停的劝告，他甚至有些恼怒：“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幕僚们也不好再劝，只能听他的。

曾国藩集结在祁门附近的部队，有鲍超一军六千人，朱品隆和唐义训部两千人，杨镇魁部一千人，以及从湖南调来的张运兰部四千人，共计一万三千余人，兵力远少于在皖南的太平军。而此时在他身边的仅有三千人，因此，祁门大营中的人免不了一夕三惊。

曾国藩仔细研究后发现，要保祈门，必先守住祈门东面的徽州城。只要守住徽州，就扼住了陆路的咽喉，太平军不能从官道来袭，可保祈门安稳无虞。于是曾国藩派了自己颇为信任的李元度去守徽州。

李元度和曾国藩的交情不一般。曾国藩组建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初期遭受多次打击的时候，李元度就一直伴其左右。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十年这六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身陷困境，但李元度始终不离不弃，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

对于当时长期陷在困境里的曾国藩来说，李元度的这种支持与忠诚比什么都要可贵，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非常感激的。李元度很有才华，特别擅长诗词曲赋与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曾国藩是非常欣赏和信任李元度的。

但偏偏是这个曾国藩最信任的李元度，冒进蛮干，好大喜功，守城不到一天，就把徽州丢了！

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十余万人把徽州城围得严严实实，并趁夜色对徽州城发起猛攻。李元度眼看无法守住徽州城，便只好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离了徽州城。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曾国藩闻讯大惊，忧恨交加，整晚难以成眠。既恨李元度的不争气，更忧祈门将会陷入危困之中。他知道，又一次危险来了。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祈门大营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外无援兵可求，内无守兵可派，两江总督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情势异常凶险，几无活命的可能。

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祈门已经没有其他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

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张运兰部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两个地方攻下来。而一旦突破这两个守地，祈门也就不存在了。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太平军大军已经攻到离祈门二十里远的山岭前。但此时此刻，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

曾国藩身上那种不怕死、不怕输的劲头又来了，死又如何？为国尽忠，死得其所，逃走才是真正的有辱声名，贻笑千年。这样一想，曾国藩反倒安定下来，每天还是按部就班地办公，不过是暗暗准备好了宝剑，只等祈门营破就举剑殉国。

但是，曾国藩命不该绝，正当最危急之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威胁着围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同时爱将鲍超带领大军赶到，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祈门之围顿解！

曾国藩在祁门驻扎了十个月，其间凶险万状，屡遭败绩；曾国藩在家书中用“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形容这段时间的凶险。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但他坚守不退，直到最后一刻。

这一次，虽然算不上大败，最终是绝地反击，反败为胜，解了困危，但曾国藩不仅坚守到最后一刻，而且再次决心以死尽忠，可见他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在他看来正如“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一样，理所当然。

正是他这种不计后果的“蛮劲”、不计得失的“拼劲”、不计祸福的“闯劲”、不计性命的“倔劲”、不怕失败的“执着劲”，使他面对任何困境都能迎头而上，坚持、坚守、强撑，终于撑到了最后。

5.不管多少失败，也不轻易低头

成功者在通向成功之路时，往往不是一帆风顺，都会遭遇一次次的失败。

曾国藩则更是一败再败，败不胜败。特别是创建之初，更是败仗累累，输得“惨不忍睹”。闻名天下的大败就有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九江之败、祈门之败、南昌三败、三河大败……小败仗则更是数不胜数，不计其数。即便是在成功克定金陵，完胜太平军之后，在剿捻之战中，还是败战不断，而处理天津教案，更是曾国藩人生最大的败笔。

但是，不管多少失败，不管多少挫折，曾国藩都扛过来了，从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危局中走了出来，有时甚至是绝境，也没有能真正困住他，每次山穷水尽处，总有柳暗花明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曾国藩屡败屡战、绝不轻易低头的精神！

湖南人的性格中都有一种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的特点。这是因为湖湘之地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湖南人倔强、执着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人。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很好地表现出了曾国藩争强好胜、倔强不屈的形象。曾国藩在京师做翰林时，对学问、文章、书法下了很多功夫，也有了一定的成就。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国藩心里不服气。这并不是自视清高，而是一种睥睨天下的傲然，不愿服输的倔强之气。他在致九弟书中也教导弟弟要有这种“倔气”：“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作为湘军的创建者，湘军的头领，曾国藩身上那种湖南人特有的“不服输”、“霸得蛮”、“倔得很”的坚忍性格，也带动了湘军将士。这让这支强大的军队也形成了鲜明的湖南特征——不怕死，不怕输、不认输、敢争胜。这样的特征让他们无论面对多少失败，陷入怎样的困境，也绝不会服输，更不会退缩，而是挺直刚强，宁折不弯，奋斗到底。因而，不论多少败战，不论多艰难的危局，他们都不会被困住，更不会被击倒。哪怕是在极为艰难、极为危困、极为伤心、极为凄惨之时，他们也不曾低头！

比如三河惨败，不仅七千湘勇葬身，还有曾国藩的骨肉兄弟曾国华战死，爱将李续宾也阵亡。

当时，曾国藩意图攻下安庆，然后向金陵挺进，于是派曾国华和李续宾率七千精锐赴安庆进攻。这是一支一直被誉为所向无敌、常胜不败的精锐之师，仅在八月间就接连攻下了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这些地方都在庐州附近。庐州是清政府在安徽的临时省垣，就在几个月前被太平军攻克，朝廷几次下令当时的安徽巡抚将庐州夺回，但一直都没有成功。李续宾、曾国华就想拿下此功，再赴安庆。但若攻打庐州，势必应该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李秀戍、陈玉成所率的十几万太平军就驻扎在庐州附近，如果他们二人带兵回来增援，不过三五日的路程。因此，如果要攻打庐州，是非常冒险的。但李续宾、曾国华建功心切，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咸丰八年十月，李续宾、曾国华率军攻打三河。三河是庐州边上的一个小镇，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粮草基地，对太平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地形奇特，易守难攻。而且为保证粮草安全，太平军还筑了九个坚固的堡垒在镇外防守。在外围经过几天的战斗，将太平军的九个堡垒全数攻破。

正当三河城眼看就要被湘军拿下时，李秀成、陈玉成亲率十二万太平军赶到三河城增援，将湘军团团包围。自半夜至第二天中午，仅用半天时间，太平军便在三河城消灭了六千多湘军，连李续宾、曾国华也都身死沙场。

三河之败是湘军组建以来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靖港、九江之败虽然惨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在一场战争中死亡六千多名土兵，也从来没有过至亲的亲人死在战场！这一次对曾国藩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曾国藩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良将顿失，骨肉永别，曾国藩心中的惨痛，超过任何一个人。

曾国藩的建昌军营上自将官，下至勇丁，几乎人人都与三河阵亡的人员有联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乡邻，或为熟人。消息传来，各营各哨一片悲伤，将帅兵士自动焚纸燃香，挂起招魂幡，军营上下，蒙着一片阴霾。而对于这七千湘勇的老家湘乡县，更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举办丧仪，有多少寡妇孤儿在哀哀欲绝。湘乡县的悲痛，将十倍百倍地超过建昌军营。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击倒，几天后，曾国藩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好汉打掉牙和血吞”，重振军威，报仇雪恨，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下令军营中所有招魂幡一律烧掉，不准再谈三河失败的事，全军上下，同仇敌忾，一切都按原计划，为攻打安庆做好全力准备。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因为失败可以为下一次成功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概率。然而，很多人没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意志力，无法在遭遇困难或者暂时失败的时候，及时调整心态，重拾信心从头再来，而是产生了畏难情绪从而退缩了。

但曾国藩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经历的败战实在是太多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不仅没有击倒他，反而更加磨炼了他的心志，强化了他的毅力，心理变得更为强大，也更加激发了他骨子里的倔劲，激发了他不认输、不服输的执拗。他每一次都能从失败中站起，从困境中走出，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怕输、不服输、屡战屡败仍然能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不退不缩的精神和意志！

说到“屡败屡战”这个词，正是曾国藩骨子里那种不认输、不服输个性的绝佳写照。这中间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

自衡州出师后，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交锋，屡战屡败，了无胜绩。当初曾国藩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长沙练勇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及至靖港惨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间满城风雨。有人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有人落井下石，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官场上，飞短流长；社会上，闲言碎语。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愧愤难当。

作为一个败军之将，曾国藩必须要给对自己寄予厚望的晚清政府一个合理的交代，可是在当时看来，屡战屡败的他几乎很难逃脱清政府的惩罚。他看着幕僚草拟的奏折，上面如实地写下了岳州等地接连吃败仗的情况。当看到奏折中“屡战屡败”一句时，曾国藩灵机一动，拿起笔将“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的精神非常满意，称他是一个“对朝廷忠心耿耿、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大英雄”。令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不过是改了一个字，为什么皇帝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很显然，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屡败屡战”突出的是一个“战”字，说明战者勇猛，次次战败，但是次次重来不肯认输；“屡战屡败”突出的是一个“败”字，说明战者无能，次次战败，只会让人觉得失望；“屡战屡败”传达给人失败和痛苦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则带给人希望；“屡战屡败”，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无能和无助；“屡败屡战”使人能看到一个人坚忍不拔的恒心和毅力，即使失败也不灰心，不气馁，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精神，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执着与不屈。所以，皇帝才能龙颜大悦，不加申饬追责，而是宽勉褒奖，以励其志。

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曾国藩不屈不挠、不退不缩、“不怕败”、“败不馁”的形象跃然纸上。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他之所以迭遇大挫，却依然能翻身再起，不论多么困顿，也一样可以脱出困厄的最大法宝。

在军事上来讲，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还有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毫无疑问，曾国藩的意志力非凡，几乎无人能比。尤其是他多次战败、几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从头再来，足以见出他的这种不怕输、不认输、不屈服、不退缩的精神和意志。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也正是这种“不可荼然自馁”的不怕死、不认输、不屈服、不退缩、屡败屡战的精神，让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跳出困境，走出失败，走向成功。

第四章   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1.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

坚忍不拔，有耐性，这是曾国藩做官的第一守则，也是他一生虽然起起落落、困境不断，却总能突破危局、超越困境的重要秘诀。

曾国藩的坚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一生当中，咬牙坚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管什么样的屈辱，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在别人眼中过不去的坎，翻不过的山，在曾国藩这里，都能忍过去。这种气质和品行似乎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

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了曾国藩能忍的一个故事：

曾国藩还未闻达时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虽受百般轻侮也能忍气吞声。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我的光线都是从窗中来的，你这一搬把我的光都遮住了，我读书都看不见了。”曾国藩说：“那我的桌子放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放这里。”曾国藩就听他的放在了床边。半夜里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能忍、会忍，把一切都放在心中，而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但是他的这种忍，不是懦弱，也不是畏惧，而是隐忍，是在忍耐中自强，在忍耐中奋进。其本身性格中的坚定、执着和激情，又把他的这种忍变成了努力向上的动力，因而才能受难受之气，忍难忍之事。

他常给朋友、家人讲，湖南人有一种坚忍之志，而一个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忍性和坚定，还有什么事做不成，什么境界达不到呢？因为具备这种坚忍的性格，尽管他一生中遇到困难无数，但曾国藩都能够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最终让胜利属于自己。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

第二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大江大河的天险地利，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先限制捻军的行动，再进行分段防剿，慢慢缩小包围圈，直至最终消灭之。但曾国藩最终无功而返，完败而归，朝廷怪罪，同僚议论，兵士怨怼，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曾国藩一人身上，都认定他所定下的“河防大计”不够好不成功。

而实际上，曾国藩被免职后，李鸿章带领淮军击退捻军，用的仍是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但曾国藩什么也没说，也全部忍了。

曾国藩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让”功夫。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有多人死亡，士气低落。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然而，此刻由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为保镇定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扣下应发给湘军的五万两厘金自用。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因为沈葆桢是曾国藩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的，而且他这个巡抚还得归曾国藩这个总督来管。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湘军大营所有人都气愤填膺，大骂沈葆桢。

一众幕僚及曾国荃都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一定弹劾得他丢官回家去。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也准备据此好好参一下沈葆桢。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亟待让湘军攻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冷静下来，想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说了，目前是九弟曾国荃围困金陵，只待城破，这大功便无别人的份。谁都眼红，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决定还是以忍让来处理这件事。

好多人都为曾国藩鸣不平，但曾国藩觉得忍让一下也没关系，后来他还解剖自己，认为自己忍字功夫还是不够。

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问题上，曾国藩的宽容和忍让，为他和曾国荃减少在官场的矛盾，集中更多的精力处理政务、对付外敌提供了保障。

他的忍，更是坚忍。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真心帮他的忙。那几年曾国藩艰难异常，是大家公认的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要不是他的坚忍，不是他能忍而且不馁，哪会有后来的惊世奇功。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叶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最多。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跳出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困境。

忍耐其实是一种智慧。事实上，一切能忍、会忍、善忍，才能戒骄戒躁，不忮不求。曾国藩说：“傲为凶德。”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于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事之间的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所以，只有坚忍是居官的第一要义，能忍能让，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才是居官不败的要诀。

为官不能忍，必不能成大事。官场本身就是变化莫测的，辉煌也许只是暂时的。用一颗张扬的心去面对官场，这样的日子是不堪想象的；只有能用隐忍、克制、收敛的心去面对的人，才能真正吃透官场，傲立官场，驰骋官场。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忍得住，耐得烦”，学会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当退则退，当进则进，进退有度，能屈能伸，才能永远立于不败。这才是曾国藩一生有起有落却平安顺达、有荣有辱却安然无恙，困境重重却总能化险为夷，危局无数也总能安然脱出，大功得以成，大德无以伤，并最终成为千古一完人的不二法门！

2.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耐烦，也是曾国藩为官、为人、处世、处事的一大守则。他常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不论做官、做人、做事，“忍得住、耐得烦”都是曾国藩信守的人生原则。

所谓耐烦，本是湖湘方言，意思是有耐心，能忍耐，不急躁、不怕麻烦、不怕烦闷，还有做事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意思。

湖南人说这个人“耐得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稳得住脚、沉得下心、忍得住累、耐心、细致、认真的人。这样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险难，都能安然自处，平安度过。曾国藩对此认识很早，而且一直都是个很能“耐”的人。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曾国藩的故事。

曾国藩刚进京时，去拜访同乡前辈，天下起了大雨。到达前辈家时，已全身从头到脚全淋湿了，前辈却不在家，家中丫鬟请他坐在厅中等。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三个时辰。

眼看天色已晚，曾国藩只好先行告辞。当天整个下午下着大雨，曾国藩在椅子上坐了三个时辰，椅子周围都湿了一大圈，唯独两个鞋印干而清晰。因为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时辰。

他刚走，那位前辈就回来了。一见到客厅中的脚印，又听说他竟然等了三个时辰，大吃一惊，这一定是三个时辰都一动未动，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必须要是心性坚定、个性稳定、不急不躁、能够持之以恒的人才有可能。而这种安定沉稳、坚毅的个性，也必是个人后天修养而来。如果连坐都能如此安定沉稳，不急不躁，由此推之，将来何愁不能官拜将相？这位前辈急派人去把曾国藩追了回来。

曾国藩的“耐烦”，在同僚中也是尽人皆知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有一位叫黄延瓒的朋友放到外地做了地方官。地方官的特点是，案牍律例，各种杂事，不胜其烦。临别之时，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

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黎庶昌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为人笃学朴讷，天性肫挚，志趣远大，不事矜饰，很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帮助下，黎庶昌做了江苏吴江县的知县。但黎庶昌到任后，却遇到了政烦俗敝、盗贼纵横、上几任积欠的漕尾钱粮达到五千余石的难题，即使挪垫公款，也无法堵上这个窟窿。黎庶昌因此非常郁闷，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知道后写信劝告他：

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烦琐，亦磨砺也。吴江征收之难，风俗之悍，皆为大府所深悉而曲原。无事忧谗畏讥，尚希振作精神。遇有烦难之事，耐劳耐苦，徐听事机之转，则所在皆坦途矣。

曾国藩在信中又说：

但望少安毋躁，以待事机之转移。慎勿操之过蹙，便觉度日如年，徒损襟怀，而于事仍无济。如能守一“耐”字诀，久之自履亨衢。

也是用的一个“耐”字诀，希望他不烦不躁，耐住性子，忍住烦琐，走上顺畅大道。

李鸿章出来带淮军的时候，曾国藩也专门嘱咐他，要想带好兵，就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第一就是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挑衅和侮辱，耐得住烦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第二条要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可见耐字功夫确实是当官、做事、为人之至要。

曾国藩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耐得烦”。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都需要一份耐劲。如果耐不得烦，守不住穷，安不下心，那么，就会诸事不顺，时陷危境。这于做官、做人、做事都是不利的。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曾经历过因“不耐烦”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咸丰七年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营中的曾国藩，正是内外交困、艰辛异常之时，不仅战事不顺，江西各方调谐艰难，自己又无实权在手，实在举步维艰。恰在此时，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心中既伤心老父弃养，更烦忧自己眼下诸事纷乱，实在没心情再忍耐下去，于是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之后，未等清廷下达谕旨，就擅自委军回到老家荷叶塘守制去了。

这对于当时正统领大军对敌作战的曾国藩来说，是相当错误的做法。一个大军统帅，置军情于不顾，甩手就奔丧回家了，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任何皇帝都不会允许的。军务不同于寻常政务，它更为紧要，更为严肃。若军务需要，即使父母丧亡，也可不令前敌将帅回籍的。正在家奔丧守制者，若遇有紧急军情需要，还得夺情赴军。因为“忠”比“孝”更为重要。比如曾国藩母丧期间的墨绖出山，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切，都要听凭朝廷的定夺。无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本该获咎。好在有朋党大员们的说情，清廷才没有追究，并赏三个月假，让他在家治丧。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甩手”的本意，是“欲擒故纵”之计，趁父丧想就此要挟朝廷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才能真正调兵遣将，以对强敌，不然只能在江西处处受牵制，事事不顺利，剿匪势必遥遥无期。但曾国藩这盘棋却下错了，因为太急躁，没能“耐烦”而冲动地扔下军务跑回了老家，虽然皇帝没有过分追究，却也就此把他雪藏了，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一待，居然就在家待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多，他待得并不安稳，表面上读书守孝安心闲适，实际上心中却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因为他不顾军政要务，不等皇命即擅自归家，朝中官员弹劾不断，湖南官绅也对他此举颇有微词。连他一手推荐提拔的左宗棠也大骂他不该丢下国事而奔丧事，舆论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既恼恨自己没能“耐得住烦”，又急躁“欲进故退”“欲擒故纵”计策的落空，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要是皇帝一直这样雪藏，不理不问，那他岂不是要就此终老吗？那不仅自己的一腔抱负无处施展，这么多年在湘军和剿匪上耗费的心血，那不也白废了吗？

曾国藩既有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性情也变得粗暴起来。他深悔自己没能耐住，才让自己困守在老家，无所事事，心乱如麻，却又无可奈何。每天研究黄老之术，以使自己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当咸丰皇帝再次命他出山时，他便顺从多了。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并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同时他对人对事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不再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咄咄。终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他自己总结说：“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之后他对“耐烦”二字更加用心。告诫自己处事要有耐心，要平心静气。“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必不能妥善。”时时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的性情，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从容平静，心平气和，方可处变不惊，稳如泰山，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妥当，才可以冷静理智地面对困境，想法脱困。

曾国藩的“耐”字诀，更强调的其实是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挺得久，忍得远，耐得烦，打得通，过得去，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正是“耐烦”二字的真谛。

曾国藩一生，一直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诫自己要耐得住烦，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制自己，强迫自己，认真、仔细、稳重地处理一切事情。不但当官要耐烦，做人、做事、处世、修身、学习、练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烦。耐得烦，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静下心，静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当服帖，恰到好处，才能让自己轻松脱困，变逆为顺。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练兵统兵，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练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立下千古奇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种能屈能忍辱的负重精神。

早在练勇之初，长沙官场上的各种排挤和侮辱，就足以将他打得趴下，站不起来，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国藩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以坚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最终练成一支威名赫赫的湘军。

曾国藩练勇之初，其实就没有想过要带一支“团练”，一支啥也不会只会打架的“乡兵”，他一开始一心想的就是要带出一支强悍的“新军”，一支劲旅，绝不是只会守守家园的“团丁”。在给当时的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唯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要改造“团练”，要把团练带成正规军。因“改图之速”，更要“立竿见影”，所以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

但是，和湘勇们在一起操练的“兵老爷”绿营兵们受不了了，这些平日里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哪受得了这个苦，上自提督，下至兵士，都对曾国藩怨恨不已。后来在提督和教官的挑拨下，绿营兵和湘勇时生摩擦。先是辰州兵挑起事端，又有永顺兵与湘勇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常打群架。

当时的湖南提督，名叫鲍起豹，他对曾国藩很不满意。湘军操练很辛苦很严格，而提督管的绿营军则是吊儿郎当，战斗力极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民间普遍认为湘军好，绿营兵差，话传到鲍起豹耳中，他认为湘军的存在是在寒碜绿营；而且湘军工资比绿营高。湘军普通士兵月薪为四两二钱，比绿营兵高出百分之四十，为此，鲍起豹心里不平衡，绿营兵心里更不平衡。两支军队又时常在一起，统一操练，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士兵都喜欢赌钱。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兵聚赌，因为口角引发械斗，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就要将湘军士兵提去处罚，曾国藩没办法——手下打伤了人，且犯了赌博，只得将肇事士兵送去绿营挨军棍。绿营毕竟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作为“团练”的乡勇，最多算是庶出的子嗣，唯有忍气吞声的份。所以曾国藩只能在忍气吞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视忍耐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有一次，湘军操练，同场还有绿营兵，不小心，湘军一枪打了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就对曾国藩说，你把走火的士兵找来，捆到绿营，打上三百军棍！三百军棍是什么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军，手下既然伤及正规军，自然得按民人袭击军人的法条进行处罚。只是，真把人送过去，曾国藩很难受。没办法，最终还是送过去了。至于平时，绿营欺负湘军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国藩的亲兵，也常被打骂。

有一回湘勇哨官鲍超和塔齐布带着几个勇丁在长沙城中闲逛时，受到绿营兵的讥讽，塔齐布和鲍超毫不退让，双方矛盾激化。这几个绿营兵气极回营，添油加醋，极言湘勇欺人，于是鸣号列队，大张旗鼓地来打架，这回下手更狠，打死了人。曾国藩以为，可算找到机会立威了。他对鲍起豹说，你得把肇事绿营兵捆过来，由我依法处置。依法，这个绿营兵就是死罪。曾国藩对绿营兵仗势欺人的行为早就不满，于是郑重地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

鲍起豹二话不说，还真就把人五花大绑地送到了曾国藩的审案局。但实际上却派人四处散布曾国藩要严惩打架的绿营兵的消息。两队打架常有的事，却为何只惩罚绿营兵？绿营兵的愤怒一下子被点燃，聚在一起冲向塔齐布的住所，一顿打砸抢，亏得塔齐布躲在草丛中才幸免此劫。

这群绿营兵砸了塔齐布的房子后，又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甚至有人咆哮要杀死曾国藩。曾国藩没料到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曾国藩被堵在屋内，进退不得，只得派人向巡抚骆秉章求救。可是，骆秉章更是只老狐狸，明明只一墙之隔的两个衙门，却一直让绿营兵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来到审案局，且不仅没有惩罚那些绿营兵，还当着曾国藩的面给他们松绑，向他们赔不是。还要求曾国藩放人。走投无路，曾国藩无奈，只好放人。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当着那么多无知无识的乱民乱兵，堂堂二品大员、钦差团练大臣，明明有理却不得不低头，还做声不得。只能“打脱牙和血吞”，生生地忍住。

这件事过后，一连好几天曾国藩都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着自己身在热孝之中，却能夺情出山，无非是想匡时济民，上报君恩浩荡，下为黎民造福，也为自己一展鸿抱。却不想到长沙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每天困心横虑，隐忍硬撑，实在疲累之极。他细细分析之后，终于看清，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积习难改，他们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而曾国藩要是想干一点事出来，他们则会处处使绊，时时掣肘，根本不会让你干成事，如果死守这里，只会被他们困住，终将一事无成。因而，长沙绝非久留之地，必须离开长沙。

1853年8月13日，曾国藩给朝廷上《移驻衡州折》，请求到衡州练勇，并保衡州安宁。皇帝准奏。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带着屈辱脱出长沙这个牢笼，奔向衡州。不想从此摆脱了一切掣肘，安心练兵，终于开启了湘军的辉煌之旅。当然，其中的艰辛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尽。但是，凭着曾国藩一贯的坚忍和恒心，经过五个月的苦练，终于练成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声威大振，并从此步入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1854年2月，太平军围湘潭，朝廷调湘勇征剿，曾国藩统率着军容整齐、军威肃穆的一万七千名水陆全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军容之盛，军规之严，立时把萎靡不振的绿营比了下去，湘勇终于扬眉吐气。这正是曾国藩愤走衡州之后五个月中“打落牙和血吞”、咬牙坚挺的结果！在湘潭激战中，湘勇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激烈作战，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取得了清廷在与太平军对战中真正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湘勇的作战实力，朝廷对此褒奖有加，这算是为曾国藩这一年多来的咬牙坚挺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由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见要不是当时情势所激，要不是他那种不服输的倔气，哪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对一切的挫折和困境，他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服输退却，而是打脱牙和血吞，绝不服输，而是咬牙坚持，忍辱负重，徐图自强。他虽是一介文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与枭雄的完美结合体。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受过的委屈数不胜数，经历的挫折也不可谓不多，打过的败仗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无数次身陷绝境。也正是因为这些委屈、这些挫折、这些败仗，才使他养成坚忍卓绝、傲视富贵的坚忍性格。“坚忍”不仅使曾国藩树立了“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信念，同时也使他成为晚清历史上一等一的人物。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

1857年2月27日，正在江西南康大营的曾国藩与弟弟国华、国荃收到父亲在老家病逝的讣告，悲痛难抑。曾国藩马上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决定回家奔丧：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曾国藩想到目前局面，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不如趁此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这水陆二万湘勇，除开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下？到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不迟。曾国藩觉得以此时之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当天即封印回家。

原本是暗含了赌气和要挟的回家守制，使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却不想皇帝将计就计，真的答应了他开缺回家在籍守制的请求，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像把他忘了似的，就让他待在家里，读书、守墓、尽孝，再也不管他了。

这一段时间，原本以为离了自己就没人指挥得了的湘勇，却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举攻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而自己只能守在老家，一无所事，一无所成。曾国藩心绪如麻，纷纷乱乱，不知如何是好。脾气也变大了，性情也变暴躁了，每天气郁难平，非常苦闷，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过血，身体、心情都到了最坏的时候。

正在他骨瘦如柴、一蹶不振之时，弟弟国葆给他引荐了一个看病很厉害的丑道人，丑道人给他开的方子却是只有一个“静”字和“岐黄治身病，黄老医心病”的提示，并送给他一本《道德经》。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道德经》。重读之后，他才觉得这不过五千言的书真是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深有感慨，总结出了一句话：“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所谓“大柔非柔”，是说一个柔和的人，并不代表柔弱。而“至刚无刚”，是指内在刚猛的人，并不需要给人一种刚硬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时，一定要表现出柔和的一面，不要显得过于刚硬。

在守父丧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曾国藩多读黄老之书，终于大彻大悟，完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转变，即从程朱之学转化为黄老之学。他通过对自己出山办团练五年以来遭遇的种种不利、挫折、失败的回顾，终于看出自身的弱点及方法和处事手段上的不足，如不能太自信、太强悍、太霸道、太不顾别人，也不能一味单干蛮干，一味刚强冒进，也不能一人得尽天下功劳美名，终于领悟了老庄关于人生渺小只能顺应自然的理念，又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柔弱胜刚强的深远意义。黄老之学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帮助他走出困境。同治元年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的这一大转变：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年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他的这一转变，以后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再次出山时，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得命即赴任，丝毫没有耽误。

事实上他确实是“迥不相同”了，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他对人对事完全改变了态度，摒弃了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之咄咄，而是处处委曲，时时迁就。

终于，一切事情变得顺利起来。守父丧以前在江西遭遇的种种掣肘、牵制、拦路虎、绊脚石甚至钩心斗角、相互倾轧，都在他的变化和迁就之下，开始一点一点地缓和，阻力变小，事情变顺，江西之困不复存在。曾国藩又一次用自己的智慧和耐性，漂亮地脱出了困境。

5.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其实人生在世，无论是天纵英明、占尽先机，还是愚妄懵懂、一无所有，要想有所作为，成就事业，都会遇到想不到、数不清的重重困难，各种险厄危难、痛苦艰辛。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才会发出“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的感叹。因为他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困境，就比其他人更了解危难。在一次又一次与困境和危难的艰苦搏斗中，他也就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感悟和心得。

而坚忍、耐烦、能屈能伸、能忍能退，都是他一次又一次跳出困顿的秘诀。忍得住艰难才能超越艰辛，耐得往困顿才能跳出困境，特别是那些几无可忍、几无能耐之处，能忍得住、能耐得下，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杰”，也才能收获最终的成功。

比如他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中，不论官做到多大，都从来没有富过，一直在借钱度日，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柴米油盐发愁，其困窘也是非常不好过的，但他守住了贫穷，耐住了困境，严守自己发下的誓言，不管多困窘，也绝不拿半分不该拿的钱，甘于清贫，克勤克俭，从根本上堵住了自己的私心杂念，才不至于掉入欲望的陷阱。要是他耐不住这种困顿，放松自己，捞钱贪腐的话，势必早在京城就被金钱所困，失德失威，可能最终连性命也不保，更别指望有后来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

很多时候，困境其实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能忍住、能耐烦，坚持忍耐，在忍耐中完善自己，在忍耐中寻找机会，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把困境当成我们历练、磨砺、完善自己、为下一步的奋起所必须做的准备，那么，困境也就不再会是困境，不论多么困顿，也终会跳出困境，最终成功。

像曾国藩受长沙之辱，历尽冷眼和排挤，受尽折辱甚至欺凌，但他都忍住了，把这一切当成没事一样，上奏皇帝时都没把这些说明，而只是说为了便于更好地肃清匪患，才移师衡州的。“打落牙，和血吞”，耐住这一切，只为了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出一支强大的精锐。事实上，他的忍耐卓有成效。经过五个多月的全力训练，最终建起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精锐部队，出战之初就赢得了湘潭大胜。

湘潭之战，为出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愤走衡州募兵练勇，也成为曾国藩后半生事业的真正起点。

“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是一句最能体现曾国藩心境的箴言。当处境牵制重重、内外交困、险恶难当时，唯有忍耐，唯有蛰伏，唯有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自励自强、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并等待和寻找一个最佳的出击机会，才能让自己跳出困境，赢得最终的胜利。

其实不仅仅是在长沙受辱之后，曾国藩耐住了困顿，并以强大的耐心和韧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曙光。在他遭遇到很多困境时，之所以能够不被困住，其实都是他坚忍、耐烦的结果。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籍籍，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自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至交好友，也不得不避嫌而远。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不久亦设辞归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元度）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但他没有倒下，以越拔脱俗的忍功，硬生生把这些扛了下来。

三河惨败，使湘军中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全部被歼，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更是日夜忧伤，伤心不已。不久军营又染上瘟疫，“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他自己“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加之江西官场倾轧，也使他“公愤私戚，意绪瞀乱”。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坚持着，忍耐着。

还有蛰伏老家的孤苦无依之时，追剿捻军无功而返的落落寡欢之时，天津教案之后的舆论滔滔之时，他都是以忍耐为法宝，凭忍耐而熬过那些困境的。

俗话说得好：忍得一时之气，可免百日之灾。儒家与道家虽然“道不同”，但是在“忍耐”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以为“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则认为，忍耐是使自身远离灾祸的法宝之一。集儒家的深邃与道家的机敏于一身的曾国藩认为，忍耐是让自己仕途通畅、青云直上的法宝。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大敌太平天国军的真枪实弹。他的幕僚赵烈文总结说：“（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因为与官场作战自是与太平军作战不一样，不是直来直去，真刀真枪，而是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忍耐，需要坚守。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许多方正之士都被这些所谓的“世俗文法”磨得一事无成，困在传统和世俗之中，无力自拔。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这与他能屈能伸、坚忍耐烦密不可分。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击退所有的挫折，摆脱一切困境。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诚为斯言！

第五章   审时度势，懂得应变才能摆脱困境

1.刚柔并用，以柔弱胜刚强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而直上庙堂之上，以一文弱书生而领百万雄兵，由一资质鲁钝之人而成学问大家，一生数历险境、屡遭厄难，却总能化险为夷，可见其绝非常人。那么，他有哪些非常之处，总能让他脱离险境，突出重围呢？刚柔之道，其实就是他至为重要的一种智慧。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进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则断不能久。”

他倡导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刚柔相济。过柔很容易被人欺负，过刚又很容易折断。这是他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他越到晚年越圆滑世故、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秘密。

曾国藩在“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祖训下靠着好学与坚持，得以学有所成，成为翰林公，甚至创办湘军，鏖战太平军，都是凭着一股刚强牛劲，硬挺下来的。因而年轻时的曾国藩，以刚坚强硬为旨，从不曾服输、弯腰、胆小、懦弱。但是，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挫折之后，他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而处世心境和态度也由之一变。

他早年读过《道德经》，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道德经》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深以为然，且笃信谨奉，而对于老子关于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靠的是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敢于任事的精神，才赢得了君王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

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刚直劲厉，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在严酷的现实中，越是刚强凌厉，越是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以至于多次受同僚折辱，几次兵败自杀。特别是兵困江西时，四处受牵制，心情低落得连他一直信奉的“坚忍”也无力助他再挺下去，最终瞅了个父丧的机会逃了出去。

当他蛰伏老家，再拿起《道德经》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时，发现他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片面理解了。其实柔弱也能胜刚强啊。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自己成功之路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再出山时，不论是做官、处事、做人、带兵，都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柔软。最明显的就是他主动向左宗棠示弱，终于重修旧好的事例。

左宗棠本是个狂傲不羁、性情爽直的刚烈之士，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引起左宗棠大为不满。他肆口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左宗棠是个从不掩饰情感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骂得最起劲的时候，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

左宗棠如此带头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的刺激。他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死了不念旧情的左宗棠，也恨死了不明事理的长沙官场，发誓永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与长沙往来。

然而，既然自己复出，怎能不与左宗棠说话？已经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对左宗棠一年前骂他的所有的话都可以不再计较，唯独对“虚伪”二字难以释怀。他一生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如何不令他气愤伤心！但是，深研黄老之术的曾国藩这时已经明白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至理，况且以左宗棠的刚烈性格，自己不示弱，他又怎么会低头？他决定用自己的示弱来向左宗棠示好。

于是，曾国藩不带随从，不坐官轿，灰衣小帽，独自一人，亲赴左宗棠家门，专程拜访他。这还不算，又专门拟定一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自认其雌，示弱于左宗棠，让左宗棠感受到了他的诚意，终于前嫌尽释，重归于好。左宗棠也送他一联“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自此二人“相期不负平生”，同心若金，共同为讨伐“洪杨”而努力，并夺得天下至功。

什么是刚？所谓刚，就是秉天地阳刚之气的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积极奋进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人生在世，一事无成。曾国藩秉承的“刚”，就是只要选定一个目标，就要咬牙做下去，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打脱牙和血吞”，默默忍受，埋头苦干。

那么柔是什么呢？柔是秉天地阴柔之气的退守、养怡、收敛、随和、顺适和自我保护。曾国藩所奉行的柔，不是柔弱无骨，不是低头敛眉，更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顺适，是退守，是暂时地顺伏。柔也可克刚，可见“柔”是一种比“刚”更为强硬的手段。

然而，大柔非柔，至刚非刚。真正的刚柔并济是刚柔适度，恰当应对。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又一定要学会刚柔相济，而且还要刚柔适度。刚柔相济是刚和柔之间的结合，是刚中含柔，柔中见刚。这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曾国藩的一生，虽有不少坎坷，历经无数挫折，却终能化险为夷，化危为安。

2.审时度势，以时势定进退

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不是一味地忍让到底，而是有忍有发，有进有退，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审时度势，刚柔并用，从而让自己进退得当，脱出困境。这在很多事上都体现得很清楚。

曾国藩做京官时，口碑绝佳，名声日隆，及至赢得皇帝赏识，连升十级，并在回乡之际，获得重任，潇洒地摆脱了许多翰林只能半生做个“清要词臣”的宿命，靠的就是会审时度势，会抓住机会，当进则高歌猛进，当退则偃旗息鼓的灵活应变功夫。

咸丰帝继位的时候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特别想有所作为，所以他命令朝廷所有官员要对朝廷的未来大业提意见。这个时候，曾国藩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很多人是不敢提意见的，即便有些大臣写谏言，多半也是一种类似于吹捧、恭维的语言。而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他以知识分子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支撑着他，度时而动，趁势而起，连续上书数疏，积极响应皇帝的诏命。而且大胆放言，甚至直指圣德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社会流弊，言辞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让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敢言，连皇帝也看到了他的忠心和敢谏，虽然看到这样的奏疏很生气，但还是表扬他“意尚可取”，不仅没有怪罪他，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曾国藩的胆识智慧。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不会做事，就会说他“不知进退”，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功，也很难摆脱困境的。因当进时不进，必然失去机会，当退时不退，必然会碰得一鼻子的灰。因而善于审时度势，懂得适时进退，是摆脱困境的最高招数。

咸丰十年，洋人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持。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持，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曾国藩对待此事既不置之不理，又不立即行动，而是采用了李鸿章的办法“按兵请旨，且勿稍动”，不几天，朝廷与洋人议和，危困顿解，也就不用曾国藩派鲍超北上，保住了湘军大将。

特别是他为父丧不等圣旨即自行回家守制一事，也可以看出他并非什么事都忍让到底，而是有自己的主意，该断则断，该进则进。虽然这件事让他闲居了一年多，更让他被削掉兵权，去职开缺，但也让他更明白了“进退得宜”的真谛。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丧抛开一切军务，请旨回家守制。这原本是以退为进、以此要挟朝廷能给他一个总督的官位，给他真正的实权。当然这不是为了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力，让自己和湘军不再处处受掣肘，处处受排挤，困守江西，什么也干不成。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因而朝廷干脆顺水推舟，不仅准了他的守制请求，而且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

这一结果实在是曾国藩不曾想到的，更是湘军将士也没有想到的。他们对曾国藩受此待遇，都心怀不满，也不可能受别的将帅的指挥。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无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彝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央，愧惶憧忧，不能摆脱”。

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四个月，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冲动举动，让自己去职失权，时时期待着朝廷能再次起用他。他也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掌握好进退之“度”。到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他也顿悟到做事只有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远离危困，处处顺利。

终于，他的期待有了结果，朝廷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推辞，一刻也不耽误，马上起程赴任，而且在第一时间给皇帝上了谢恩折。皇帝表扬说：“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与朝廷一场暗战告一段落。

参江西巡抚陈启迈一事，也可见出曾国藩深谙审时度势、适时反击的一面。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还处处牵制，时时掣肘，令曾国藩在江西被捆住手脚，根本施展不开。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朝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罢了陈启迈的巡抚之职，并严厉惩罚了被曾国藩参劾的一干人等，为曾国藩和湘军出了一口恶气。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与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变、善于进退大有关系。

3.临危不乱，才能在困境中进退自如

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何应对变化是一门大智慧。

应变之术，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于遵循大势，掌握主动。通变化之术，才能遨游天地，无往而不利。特别是面对困境之时，应变神速，临危不乱，才能真正摆脱困境。要不然，就会惊慌失措，忙乱无绪，最终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况且曾国藩又是个极孝顺的人，薪俸饷银基本上都用于养家糊口、孝敬父母、帮衬兄弟了。自己虽然贵为京官，但生活极尽俭朴。为了使自己的官服多穿些时日，他还专门在袖口打了补丁。谁知就是这个补丁，还差点让他陷入困顿之中。

据说有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个大补丁的旧官服，显得极为寒酸。道光帝想到前朝那些为在皇帝面前表现得节俭而故意穿旧官服的官员，以为曾国藩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节俭而故意穿成这样，心中十分不悦，便不高兴地说：“曾国藩，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

曾国藩一听，知道皇帝是怀疑自己故意装穷了，这可真是冤哪，但又不好明说自己确实是没钱，好歹也是京官，俸禄虽少，但买件衣服总还是够的，而且这样的职业形象，也确实是会给皇帝丢脸。皇帝哪里知道出身寒微的人做京官的苦处。但怎样才能消除皇帝的不高兴呢？幸好曾国藩急中生智，应变神速，一刹那就想好了答词，于是马上跪下，解释道：“皇上圣明！微臣把袖子打上补丁，是为了要写字时可以减少摩擦，延长衣服的寿命，这样就可以挤出一些钱来接济家乡的贫困子弟，为他们购置一些书籍笔墨。”

“哦，原来是这样。”皇帝果然消了怒气，说，“你对你家乡倒是情谊深长啊。”

曾国藩的灵机一变，居然在皇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年轻虽轻，却重情重义，不忘根本，宁愿自己节俭也为乡里效力，是个不错的人才。曾国藩在京城能顺风顺水，十年七迁，三十七岁做到二品大员，与道光皇帝对他的这个好印象密不可分。

善于应变，还表现在曾国藩的临危不惧、临难不慌上。比如在祈门时，虽然险难重重，危机四伏，曾国藩实际上比谁都更着急，甚至再次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表面上，他仍是波澜不惊，从容平静。一些僚属和小吏已经觉得祈门危在旦夕，都在偷偷地密谋逃跑。曾国藩装作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

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又突破两道防线，攻占了东山制高点，架起大炮向清营猛轰。曾国藩闻听，面无人色，因为他知道，祈门三面环山，千仞万堑，插翅也飞不出去了。唯一可通行的那条大道，也已被太平军封死，而且，太平军正在步步逼近。曾国藩合计多时，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空城计”。根据眼前的形势，何不大胆一试，傍黑以前，他传下令箭：把各哨卡的官兵撤掉，埋伏到中军大营的两翼；把所有的营门大开，虚张灯火。众将不敢违令，一一照办。曾国藩自己则面烛独坐，神情安闲地照常办公。

此时太平军离祈门不过二十里。李秀成连破清军十三座大营，抢占了多个高地，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天黑时，命各军稍事休息后，又集中兵力向山里进攻。可是他一看到祈门大营的情景，就有些不敢前进了。只见清军所有的营门都敞开着，既无哨兵也无守军，稀疏的灯光散落在山坳里。偌大的营盘，死一般寂静。李秀成看罢多时，起了疑心：曾国藩耍的什么鬼名堂？看形势，清军并不多。据可靠的消息说，他们的精兵都摆在安庆、太湖一带。活捉曾国藩，端掉他的老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又一想：曾国藩奸狡异常，善会用兵，绝不会“棋胜不顾家”。倘若一着棋走错，岂不落个前功尽弃？李秀成决定暂时不进攻，观察观察再说。谁知这一等，等来了大将鲍超，一举击退太平军，太平军撤离祁门，改路奔西面去，祈门之围解除。

这种善于应变、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也只有既能通变，又能守稳的人，才办得到。

曾国藩说：“人常有变，因不得不变。人生变幻莫常，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他一生遭受毁谤无数，唾骂无数，挫折无数，困境无数，他都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让自己立于不败，无不因为他的“变术”。

他的变，是方式上的变，行为上的变，更是思想上的变，灵魂深处的变。他的知交好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有三变：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掺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更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辞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干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趋向矣。

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个精通变术、善于应变的人。曾国藩一介书生，赴考中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可谓变化万端。又儒冠带兵，十多年恶战不休，几起几落，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变幻动荡中，或因自身刻意追求，锐意进取；或迫于时势动荡，以变应变，不论多么险难之境，他能一次又一次脱困，都与他的善于应变密不可分。

曾国藩说：“变乃生之大法。”一个“变”字，在他的身上被运用得轻轻松松、自由自在、洒洒脱脱，一切的困境危局都在他的“变”中化为乌有。“变”不是阴险狡诈，不是使奸耍滑，而是急智巧思，是机谋策略。没有变招的人，很难立身于世；没有变术的人，根本成不了赢家。曾国藩精通应变之术，并以之为处世立身的利器，才终于能游刃官场，纵横天下，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4.善用妙计良谋，方能解除危境困局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之术，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瞒敌人。所以，明明能征善战，却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来准备用兵，却伪装不准备打仗；要攻打近处的目标，却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要攻打远处的目标，相反却伪装作要在近处攻击；敌人贪心就用小利来引诱他上当；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要谨慎防备；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其锋芒；敌人容易冲动发怒，就设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对于小心谨慎的敌人，要千方百计骄纵他，使其丧失警惕；敌人安逸就设法骚扰他，搞得他疲劳不堪；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让他分裂。在敌人没有准备时，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凡此种种，是军事家用兵取胜的奥妙，只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是无法事先传授的。

作为一个熟读兵书、又饱经战事的儒将，曾国藩对这番话再熟悉不过了。更深谙用兵打仗不仅仅是斗勇，更是斗智。战事如棋，千变万化，只有把计策智谋运用恰当，才能占得先机，处于上风，赢得胜战。

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争斗抗衡中，曾国藩也经常面临惊心动魄的险境困局，但他懂得用一些计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从而取得了许多胜利。比如夺武昌，先使“美人计”意图瓦解太平天国年轻大将石祯祥，又使“木马计”打入太平天国内部做内应，终于拿下武昌城；再如为了整治军威，仿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忍痛杀了金松龄；为鼓励士气，赏赠特制的腰刀；与皇帝打太极，破解“勤王”的难题；还有为士兵发厚饷等，都显示出了他高超的智谋。

曾国藩带湘军攻打武昌，三路人马合围，却久攻无果。二十来天过去了，还没有什么进展。武昌城大，两万人马根本就不能把城围死，城内的太平军依旧可以从外面获取粮草。湘勇攻了几次城，都被太平军打退。

战事越拖越长，使曾国藩苦恼不已。而且据探报，翼王石达开正在驰援武昌，不日将到。石达开可是著名的硬将，他来到，这仗更难赢了。湘勇全都集中在这里，这一仗若再打败，那就彻底完了。为筹谋攻下武昌之策，曾国藩一夜不寐，时而躺在床上，时而披衣徘徊，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来。

后来他与刘蓉、彭玉麟他们一策划，强攻既然不行，那就智取，定下了几条计策。先是让丢失了武昌的湖北巡抚青麟伪装成湘军大将的俘虏，带了一班人进城去向太平军献俘，顺便就把几百湘军士兵带进了城，潜伏下来，只等攻城时机一到，就做内应大开城门，放湘军进城。一个漂亮的“木马计”完成。

这还不算，曾国藩和水师头领彭玉麟等，又定下了一个“美人计”。当时守武昌的太平军首领是年轻将领石祯祥，他是翼王石达开的从兄，不仅武艺高强，能征善战，而且极具指挥才能，是太平天国的得力猛将。为了攻下这块硬骨头，彭玉麟和鲍超找了一个姿容美丽的妓女，扮成彭玉麟的妻妹，在酒桌上勾引石祯祥，石祯祥果然上当，爱上了如花似玉的妓女。“美人计”也告成功。

然后又侦测到武昌城内原先建有地道，如果从地道偷入城内，运送一些湘军进城，以做内应，那么破城则更有把握。

就这样，三计齐下，武昌城一举攻破，曾国藩也不必再为攻城而日日烦心了。

对于带兵将帅而言，严明的纪律超过一切。如果不能做事“令行禁止”，再强的部队也是一盘散沙，也不可能打胜战。故而曾国藩对于部队的纪律极为重视。只有服从命令，上下一心，团结共进，才有打胜战的可能。所以曾国藩不惜用大力整治军纪，以显军威。

咸丰三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在江西与“长毛”作战的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萧向湖南求援。曾国藩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三千多人前去救援。

谁知在战场上，罗泽南泽字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罗泽南手下的骨干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阵亡，而同去的龄字营士兵却不管不顾，不予援手，只顾自己逃命，造成罗泽南营的重大损失，后面的部队主将便是金松龄。

说到金松龄，这人也是一名悍将，能征善战，而且还与曾家有旧，交情匪浅。可是，他犯了大忌，置自己的袍泽兄弟于不顾，这最让曾国藩不能容忍。败不相救的情况在清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见不鲜，也的确是清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军之所以会有这种积弊，是军队的将与兵之间、将与将之间、此军与彼军之间的统属性太差，没有形成“万人一心”的形势。绿营军本身就是“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兵不熟悉，将与将也不和睦，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太平军之所以接连胜利，全在内部团结，誓同生死。曾国藩期望的，就是自己的军队能像太平军一样团结一心。谁知道金松龄把这种陋习带到了湘军营中。如果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金松龄见死不救，罪不可赦。虽然求情的人众多，但曾国藩还是决定杀一儆百，严惩金松龄，肃清这种不正之风，于是忍痛挥泪杀了金松龄。

虽然曾国藩心中也十分不忍，但杀这一人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金松龄事件之后，湘勇犹如铁桶一般，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为了使湘军更具战斗力，曾国藩还采取了“一手褒、一手贬”的计策，整肃湘军纪律，激发湘军士气，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褒是赏赠作战出色、不怕死、勇猛向前的将士特制的腰刀，以示最高荣誉。

由于岳州和武昌、汉阳的攻克，湘勇的大小头目都升了官。胡林翼升为湖北察使，罗泽南升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升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鲍超擢参将，李元度、李续宾、王鑫等营官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幕僚都有迁升。

湘勇官兵打仗立了功，可以按朝廷规定升官晋级，这是出自天恩。曾国藩想，还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个人对部属的奖励和赏识。用什么方式呢？过多地发赏银，他觉得有违于自己“不怕死，不要钱”的誓言；拜把结兄弟，这是山大王的行为，他又鄙夷不屑为。曾国藩想了很久，终于想出赠送腰刀这个好主意。武职不用讲了，即使是文职，既然在军营效力，就要有尚武精神。以个人名义赠送腰刀，既表达了自己与对方的特殊感情，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第一批受刀者，人数要少，仪式要安排得异常隆重，使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把亲赠的腰刀，今后要成为湘勇官兵人人企望的最高奖赏。

于是打造了五十把精美的腰刀，刀面正中端端正正刻着“殄灭丑类，尽忠王事”八个大字，旁边是一行小楷“涤生曾国藩赠”，边上还写有编号，曾国藩特意挑了一个艳阳明媚的日子，举行授刀仪式，能够得到第一批腰刀的下属，都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的人。这一举动大大激励了湘军将士的士气，也使他们更愿意听命于曾国藩。

一手贬，就是总结这几次大战的经验，对于能战能防，临败不溃的队伍和官兵，予以嘉奖，对那些溃败之营，尤其是靖港之战不听指挥，拼命逃跑的官兵，上自营官，下至伍卒，一律裁撤。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曾国葆的贞字营。这个营在靖港战役中最先溃逃，除了五十余名跟着曾国藩败退的勇丁外，包括曾国葆在内，一律开除回到原籍。全军共裁撤三千多人。裁撤整顿后的湘军共有陆师二十营、水师二十营。水陆师各设统领两人，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充任；水师由彭玉麟、杨载福充任。塔、罗、彭、杨都听调于曾国藩。湘勇的建制更加健全，战斗力也就得到了大力提高。

其实不仅仅是带兵，在为官、在处事上，曾国藩也是一个运用计谋的高手。有很多计谋丝毫不露痕迹地就达到了目的，解除了困境，实在算得上是用计的高手。

曾国藩率部攻克南京之后，湘军人数达到十几万，十来个省份总督、巡抚都出自湘军系列。对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当时的清廷肯定是如履薄冰。为了避免兔死狗烹的历史性悲剧，曾国藩决定自剪羽翼，主动提出裁撤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则朝廷一时拿不出数额庞大的饷银，导致很多兵士闹事；二则这些骁勇善战的湘军多年没有种地，日益变得骄横跋扈，遣散后很可能落草为寇，贻害百姓；三则当时天下仍是烽火连天，清廷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曾国藩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也需要一支军队。

这个难题，让曾国藩的一个巧计，一切便迎刃而解。

曾国藩联合当时的七位总督，上书要求将湘军的三万长江水师改编为正规海军。将临时招募的团练改制为国家军队，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考虑到清朝在历次海战中的惨败教训，以及确立海防力量在当时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既然新设立了一支军队，自然需要新设立很多高级军官。

于是，湘军中的精英分子被选拔担任海军的统领、提督、总兵等实职。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了下属的建议，以大衔借补小缺，将湘军中大量记名参将、记名游击等下派担任实职的千总、把总。这一方案既解了清廷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又稳定了军心，还为湘军保留了实力，可谓一石三鸟，诚为妙计。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各种妙计良谋不计其数，这些智计良谋帮他越过无数官场的险滩，摆脱无数人生的困厄，也是他善于审时度势、善于随机应变的一个绝佳证明。

5.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

曾国藩最看重的是稳沉、稳当、稳定。怎样才能做到稳呢？须慎重、安详、和缓。“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容不迫，安详和缓，喜怒不形于外，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才能真正直面困境，脱出困境。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而是事事考虑长远，稳中求成。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

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游击，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又对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

曾国藩认为世事变幻莫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只有稳慎之人才能防微杜渐，化险为夷。而要做到稳慎，必须有耐性，戒骄躁，时刻如履薄冰。

曾国荃后来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眼看金陵不日即破，但曾国藩还是很担心这位急功冒进的弟弟蛮干。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一个多月后，曾国荃就带领湘军攻破金陵。曾国藩的这些叮咛，不过是针对曾国荃急功贪利的特别告诫，但同时也说明，曾国藩时时都特别重视“稳慎”二字。他对于稳慎之人，也极为看重。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更能脱出困境。因此，曾国藩最重稳慎，认为凡事不可过急，“当安详和缓以处之”。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对于“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术，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反倒对深沟高垒、以期长远的后发制人术，推崇有加。他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因而对安详和缓之人、稳慎从容之事，尤为赞同。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当初他在家守母孝时，张亮基、郭嵩焘、郭昆焘、胡林翼都力劝他出山，应皇命办团练，但曾国藩左右踌躇，思虑再三，还是具疏力辞，不愿出山。也正是出于“稳慎”。因为他觉得自己出山准备不充分，自己一介书生，对于兵法战事，也不甚了了，出山带兵，并无十分的把握，所以一直力辞。他对出山的各种担心，可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刘蓉的信中看出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真正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稳慎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宁愿不出山。

不独用兵，做事，为人，曾国藩也认为安详和缓为至要。他对儿子的教导也以和缓、稳重为至要。他教导儿子说话不要太快，举止不可太轻。与人答话的时候要沉吟片刻才说出下一句话，不让他的儿子去抢话说。这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中规中矩，也掷地有声。走路也不可太过轻飘，而应当持重稳当，这样才能让人见出你的威仪。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他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对于他教儿子的这一段有很好的描述。当时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刚来安庆营中，父子俩还没好好说说话，这天晚饭后，他把儿子叫到书房来，父子俩进行了愉快的谈话。末了，儿子行礼退出。这时，曾国藩叫住了儿子。小说中这样写道：

“甲三！”曾国藩叫住儿子，“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切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

纪泽垂手低头，接受父亲的教训，曾国藩盯了一眼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又说：“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我现在忝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

“懂！”纪泽恭恭敬敬地答。

“去睡吧！”曾国藩轻轻地对儿子一挥手。

他是想从说话、走路来锻炼儿子的稳重和缓之气，也足可以看出他对于安详和缓、稳慎厚重的推崇和重视。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家书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他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教导儿子要立“坚卓之志”，多读书以变换骨相，而且再次告诫“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可见他是真的期望儿子能改掉急躁轻飘的毛病，变得厚重、和缓、稳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面对人生长路中那无处不在的艰难险阻、险厄困境，才能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才能思虑周全，安然脱困。要是冲动、鲁蛮、感情用事，势必坏了大事，成不了大器，陷入困境就会被一困到底。这肯定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遇事安详、和缓，才能审时度势，慎重考虑，才能全盘规划，四面周全，才能奋发进取，徐图自强，才能摆脱困境，有所作为。这是曾国藩一生的经验精粹，也是他一生历尽风波劫难却总能稳如泰山的重要秘诀。

6.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

聪明之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审时度势，左衡右量，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思虑周到。若实力悬殊过大，却不管不顾，一味拿鸡蛋去碰石头，不懂得蓄势，不懂得藏锋，不懂得保存实力，只会让自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路完败的结局。

所以，羽翼未丰时，切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炫耀张扬，而应当谨慎小心，仔细权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做无谓的牺牲。

曾国藩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说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所以，当自己羽翼未丰时，他宁愿抗旨与皇帝抗争，宁愿背负见死不救的骂名，也绝不做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如狂风般进攻湖北。太平军连克数城，进至蕲州、黄州一带，武汉危急，咸丰皇帝坐立不安，听说曾国藩已经练成水陆两师，于是紧急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炮船前去支援。

但曾国藩没有头脑发热，更没有被这个看似难得的机遇冲昏了头脑，更没有贪图美名，轻率冒进。他仔细分析了战局，决定上疏陈情，拒绝出征。

因为太平军不仅兵多将广，而且训练有素，加之正是气势如虹、难挡其锋的时候，以自己这刚刚练成的一万多人去与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绝无胜之可能。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于是上书给皇帝：“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船炮未备、兵勇不齐”，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但局势实在危急。1853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清军溃不成军；转年二月，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土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皇帝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催促曾国藩速赴救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可见咸丰皇帝是真的急于让曾国藩出征以解燃眉之急，连这样的激将法都使出来了，但曾国藩并未为其所动，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

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最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终于可以保存实力，不必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了。皇帝的激励和理解也使他更加致力于湘军的强大，勤练水师，以求尽快赴战场与贼逆抗衡。

可见曾国藩是相当谨慎、冷静、理智和聪明的。试想，如果当初曾国藩贸然出征，一万多初经训练的湘勇送上惯于征战的太平天国军队面前，能否剩下几人，殊难知之。全军覆灭倒是不会在意料之外。

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把一万多湘勇拿去送死又有何异？别说后来与太平军相抗十余载，并终于攻下金陵灭了太平天国，并将湘军的威名扩大到人人皆知，甚至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只怕是连湘军的火种也留不下半丝半毫！可能连曾国藩自己如何死法也不知道，何来后来的“完人”呢？所以，遇事谨慎小心、审时度势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胸有大志、目光长远之人来说，一时一地之争远不如天下全局重要，一城一池之失也远不如保存实力重要。如果明知是送死还偏去送，而且不仅自己送死，还搭上几万将士的性命，那就不是鲁蛮，而是野蛮，不是轻率，而是轻生。作为掌兵统将的首领，这种鲁蛮和轻率更是大忌，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可能全军覆灭。即便情势再急，也不能感情用事，冲动而为，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住实力，坚持到最后，取得最后的成功。

曾国藩不想以卵击石，让刚刚成形的湘军毁于一旦，不惜抗旨不遵，更不惜摒弃师友私人情谊，背上绝情负义的骂名。

其实早在咸丰皇帝下旨让曾国藩赴援湖北之前，曾国藩已接到当时的湖广总督、曾国藩的恩师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于公于私，都有救援之责。

但是，曾国藩仔细审视情势，此时断非出兵之时。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不可草草发兵的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虽自度必死，他也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持，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不久之后吴文镕战死沙场。

对于门生兼挚友江忠源的求救，曾国藩也一样没有冲动冒进，拼死去救，最终江忠源自杀殉国。1853年11月，太平军直入安徽，攻打庐州。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可是，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下属王錱主动请缨，带兵去救江忠源，也被曾国藩制止。湖南巡抚骆秉章命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刘长佑率一千楚勇火速增援。江忠浚与刘长佑率部奋力搏杀，由于兵力薄弱，无法靠前，受阻于城外五里墩。援军总计十余支，筑营四十里外，观望不救。陕甘总督舒兴阿兵有万人，畏缩不前。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并乘势杀入。城内兵勇抱头鼠窜，乱作一团。江忠源知大势已去，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四十二岁。

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江忠源，不仅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更是湘军早期最为优秀的将领，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且与曾国藩交情深厚。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江忠源的死，无疑折了曾国藩的臂膀。但他又确实不能去救。当时很多人对于曾国藩的行为不太理解，骂他绝情负义，只有他自己知道，确实是情非得已。

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识大体顾大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真正的帅才。这样的评价，或许才是最中肯公正的。

也正是有这样一位理智、绝情的统帅，湘军才没有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保存住了实力，最终得以壮大，得以成功。

7.善于把握机会，才能摆脱困境

曾国藩很善于在困境、危难、“大变局”中审时度势，抓住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机会，趁势摆脱困境，逆势而行，成就自己。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一生也许会平淡得多，悠闲得多，也安稳得多。当然，也很难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功绩，更难以成为“完人”。最起码，在立功这一点上，就无可指靠。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有人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变局”、善于从危难中把握机会的人。

太平天国起义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而言，破坏力是相当大的。不仅兵势威猛，气势如虹，兵锋所指，锐不可当，从广西一路北上，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让清朝政府惊心不已。而且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兵、八旗兵，因为长久的和平状态，早已失去了战斗力，太平军一触即溃，根本无力抵抗。这时候，刚刚继位的咸丰皇帝想到了办一支全新的军队出来，那就是团练。

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因为太平军一路攻占，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很大，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和乡绅自己组织起来，抵抗太平天国。

这时候，正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就成了湖南办团练的最佳人选。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而曾国藩也把握住了历史赐予给他的这个最好的机会，趁势而起，不仅练出了一支名震天下的劲旅，也让自己立下平定天下的首功。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把握机会，善于看清时势，善于趁势而起！

特别是在江南大营溃破后，大变之中，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不仅使湘军自此摆脱了从属的地位，一跃而成为追剿太平天国军的主力，也使曾国藩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总督两江。

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可以说是清政府追剿太平军的大本营。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并把金陵作为自己的都城，命名为天京后的第八天，时任广西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金陵东郊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称为“江南大营”。向荣也是太平天国的老对手，从广西一路追剿太平军到金陵；1853年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

这两座大营，可以说是清兵追剿太平军的最重要的基地，南方清军的总指挥部。从建成开始，一直是太平军的眼中钉。1855年4月2日，太平军由大将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等人乘夜从金山渡河，直杀江北大营，太平军又从紫金山杀出两路兵，猛扑山脚的清军兵营。混战之中，秦日纲又有一支别动队四千多人从灵谷寺翻山进攻清军马队大营。合力进攻之下，杨秀清大开洪武、朝阳诸门，把门外清军营垒数十个一一攻毁。太平军数军合力，直杀孝陵卫向荣的江南本营，参将陈明志等人被打死，清军溃散。向荣见势不妙，拍马窜向淳化镇方向，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

之后，在1856年和1857年两年中，清军连克武昌、汉阳、湖口、九江、扬州、镇江、瓜州等天京上下游重镇，重建江北、江南两座大营，江南大营由和春坐镇，再度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金陵）。

咸丰十年正月间，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三王为解天京之围，策划了一次“围魏救赵”的大的军事行动。五月，李秀成、李世贤由苏南率军进入浙江，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救。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两万，由江宁赶救杭州。张玉良走到半路，李秀成、李世贤带兵离杭北上，猛扑江南大营。

此时，陈玉成率皖北之兵强行渡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江南大营被包围了。和春、张国梁分头拼死抵抗。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九昼夜，江南大营彻底崩溃，天京之围顿解，李秀成、陈玉成围魏救赵之计获得全胜。太平军趁势南下，和春、张国梁节节败退。张国梁死于丹阳，和春毙命于浒墅关。七万江南绿营兵，除张玉良部二万人外，至此全部瓦解。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顺势逃得不见踪影。

江南大营瓦解，曾国藩心中却隐隐生出一丝快意：江南大营的瓦解，或许将预示着湘军的转机！

由于朝廷对汉人的防备心理，曾国藩的湘军一直到现在都没名没分，也并未得到重用，曾国藩也永远只是一个侍郎的身份，虚衔领兵，不仅军饷要靠自已筹，而且军队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江南大营这次彻底溃败，和春死，桂清逃，绿营兵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目前要再与太平军作战，唯湘军一支劲旅。这就是大变局中的绝佳机会呀。

实际上不仅仅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曾国藩的诸多幕僚、朋友、老乡、从属，也都看到了。

第二天曾国藩就接到正驻军宁国的李元度的信。李元度向他报告江南大营溃破的情况，并捎上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和春死，桂清逃，东南大局，天意将属于谁？”

而左宗棠更说得直接：“江南大营早已千疮百孔，腐臭冲天。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这两年来，何桂清每月给它十多万两银子的接济，想利用它来做个中兴名臣；朝廷则受何的欺骗，以为江南大营是抵抗太平的干城，反倒将湘勇视为可有可无。不要说在前线打仗的弟兄们不服，就是留守人员都怄了一肚子气。真正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呀！现在江南大营彻底覆没，将使朝廷从此清醒过来，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胡林翼也给曾国藩传信过来，不仅从江南大营的倾覆中看到了湘军的未来，还建议曾国藩让曾国荃速围安庆。

李鸿章也专门来与曾国藩分析当前局势，认为“江南大营的溃败，不是坏事，是好事。因为皇上从此将会对绿营失去信心，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勇身上”。这就是湘勇的转机，更是战事的转机。

果然，几天之后，皇帝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的圣旨就到了，曾国藩终于得到了实权，而湘军也终于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开始成为名正言顺的正规军。

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的人，也是最善于随机应变、进退得宜的人。因为他们明白，越是“变局”之中越是隐藏着无尽的机会。因而，即使自己身陷危局，也能从容应对，抓住时机。曾国藩的成功，就是绝佳的案例。他能跳出困境，走出危局，获得成功，正是因为看清了大变局中的形势，因时而变，随势而动，抓住了那些难得的机会，最终成就了自己。

第六章   广结八方，人脉是脱离困顿的有力武器

1.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

我们常常会钦羡历史拐角处那些关键人物的好运气，因为他们不管遭遇多大的险难，发生多大的灾祸，即便是在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也总会有人及时上前，施以援手，奋力搭救，让他们摆脱险境，脱离困厄，让他们总能在山穷水尽之时、穷途末路之后，依然可以昂然奋进，再写传奇。

然而，真的是上天特意眷顾、好运特别照拂吗？非也！说到底，不过是他们身边有着大量的人才，既忠心耿耿，又奇技在身，这些人才随时随地都在他们身边，当他们迷茫失措时就为他们指点迷津，在他们身处困境时就为其奉献奇策妙计，在他们危险万端时也会奋不顾身飞身营救，有这样的一群人才在身边，他们当然会逢险即避，遇难成祥，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无论一切危途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都能轻松越过。

这就是人才的作用。

古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极为重视人才、四处招揽人才、善于运用人才的高人。比如那个流传千古的孟尝君，正是因为有宾客三千，才能在生死关头从容出逃，善于用人者，鸡鸣狗盗之辈，也能将其变为翻越险难的英雄。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能一次又一次摆脱困顿，扭转危局，也是全赖于他善于招揽人才、善于鉴识人才，而且知人善用，用人所长，使他的周围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甚至武功高强的侠客……这强大的“人才库”正是曾国藩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曾国藩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是亲信随从为其指点迷津，助其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为什么曾国藩能有如此强大的“人才库”？这正是他重视人才、四处延揽人才的结果。

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正是最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但从哪里得到这些人才呢？曾国藩的观点是从天下找，他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罗人才的范围，而不是局限在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或是沾亲带故的一些人身上。

所以，他的人才来源非常广泛，不独一地一处之人。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而言，在薛福成所提到的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自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事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保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如吴汝纶，原本是京官，曾国藩认为他于古文一学将大有成就，因而劝其放弃京官，专心学问，因而他入幕后，不做任何实务，只是一心读书，后果然成为一代古文学家。

曾国藩在求才时，可谓千方百计，只为才许，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或求人推荐，反正是只要哪种方法管用，就用哪种方法来招揽人才。

一是以情相邀。如对刘蓉、郭嵩焘即是如此。刘蓉、郭嵩焘与曾国藩不仅有同乡挚友之谊，还有三拜结义之兄弟情分，因而，他们三个人是感情最为真挚、情谊至为深远之人。而且刘蓉和郭嵩焘都有大才，正是曾国藩做大事的股肱人才，故而曾国藩用尽方法，把他们揽在身边。

曾国藩写信力邀刘蓉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曾国藩等于为自己找到了左膀右臂。

二是悉心访求。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办团练之始，发布《招某绅耆书》：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会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照样以招贤纳士为要，他发布的“告示”中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奇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褒奖。

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

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上曾侯》的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不仅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也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等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

三是多方推荐。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就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随后李善兰又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正是曾国藩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曾国藩网罗人才讲究“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延揽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这也是曾国藩网罗人才的一大特点。

四是主动投效而来。像李鸿章、李元度、杨载福等人才，都是主动投效而来的。李鸿章是早在京城时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了曾国藩做门生，以师礼而执。后来，又主动前来投奔入幕，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并直荐他做了浙江巡抚，后来李鸿章一切的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曾国藩而来的。

李元度也是湖南人，举人出身，文才无双，有著作《国朝先正事略》一书。与曾国藩交情匪浅，情谊厚重。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李元度就上书给曾国藩，痛陈利害，曾国藩非常赞赏。于是多次恳请李元度来衡共事，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经过曾国藩多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还有的主动投效之人或是仰慕曾国藩的人品文章，或是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甘心情愿受其驱驰。如大将鲍超，就是感激曾国藩的搭救之恩，塔齐布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常说人才要“以气相引”，气就要靠自身道德操守的修为来吸引更多道德修养好的人到自己的身边，这就叫“以气相引”。

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曾国藩为自己网罗了大量人才，天下人才，几近搜求毕尽，真算得上是“雀无所逃”。因而曾国藩手下人才济济，队伍越来越壮大，力量越来越雄厚。

2.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

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要想成就事业，人才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爱交朋友，但绝不是见人即交，不分良莠，而是只交贤德、可交之人。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交友确实是相当慎重的。他有一个著名的交友原则——“八交九不交”。八交是“胜己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九不交是“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好占便宜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概括地说，曾国藩交友有四大原则：

一交有忠肝义胆、侠骨柔情者。比如结交江忠源便是如此。江忠源也是湖南新宁人，在北京科举时经郭嵩焘引见，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好友。江忠源的血性肝胆，曾为扶朋友灵柩回乡而放弃考试，曾国藩很为佩服。曾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得力干将，并因兵败自杀而死。

二交胸有大志者。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成为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像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心胸宽阔、志向远大的人，都是曾国藩乐于结交的人。

三交学养深厚者。像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儒，不仅是曾国藩愿执师礼的前辈，也是曾国藩最愿意结交的真正大师。曾国藩说到底还是文人出身，一介书生，总希望能在学问上找到一些意趣相投之人，而那些学问深厚、有真才实学的人，正是曾国藩最想结交之人。刘传莹是曾国藩的好友，他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交往中大大弥补了曾国藩在古文字上的不足；罗泽南是一个“忧所学不能拔俗，忧无术以济天下”者，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

四交品德高尚者。在曾国藩看来“相交可知人”、“习俗可染人”。曾国藩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只有那些道德高尚、行为检点的人，才能入曾国藩的眼，才会被他看得起，才会主动结交。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对于那些品德不高、志趣低下的人，曾国藩是不会结交的。所以，在他周围，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淫邪昵狎、行为猥琐之人，都不可能成为曾国藩的朋友。所以，他瞧不上胜保，不结交肃顺，也不屑于鲍起豹、何桂清、向荣之流。所以，他结交的人都是他信任的人，都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这些人，成为曾国藩事业大厦的有力支撑。

可见曾国藩交朋结友是相当严谨和苛刻的，绝不是什么人都结交，更不会因财交、因利交、因势交，而只与义气相投、正义在身，人品、道德、学问俱优秀之人交。这样的人，一见就会成为莫逆。比如他与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的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生于湘乡县乐善里儒阶庄（今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儒家庄），极具才华。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为人淡泊名利，于科举、官场事没有什么兴趣。不求虚名，而讲究真才实学。其学识早年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情性相投，志趣相同外，也因为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似：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都富有才华。他们相识很早。据黎庶昌所作《曾国藩年谱》称：“道光十四年（1834），公二十四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曾国藩对于刘蓉的才华极为赞赏，曾戏称刘蓉为“卧龙”，因而刘蓉也有“小亮”之称——就是当世小诸葛亮的意思。并由此而引出湖南的“三亮”之说。所谓“三亮”，就是“今亮”——湖南湘阴县的左宗棠，“老亮”——湘乡双峰县的罗泽南，以及“小亮”刘蓉也。三人都是有“卧龙”之才的人物。

曾国藩和刘蓉在一起时，经常彻夜长谈，即便是各奔东西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害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习之盛衰，都列入讨论范畴。二人的交情相当深厚，而且从未淡化过。刘蓉对考科举、入仕途没有兴趣，当曾国藩在京城入翰林之后，刘蓉还是布衣，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人再见于长沙，此时郭嵩焘来会。三人相见，深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结拜为兄弟。这时候曾国藩最大，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二岁，郭嵩焘只有二十岁。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此时的刘蓉，才学之高，在曾国藩眼中，就非同一般，把他比作“卧龙”，还写了一首《怀刘蓉》的诗：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刘蓉虽未入仕，但在曾国藩的眼中，他比那些考取了功名、入仕为官的人高明得多，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并不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

后来曾国藩回乡，创办湘军，多次邀请刘蓉来协助自己，但刘蓉无意功名，只愿做闲云野鹤。但每逢曾国藩有要事相商或是重大决策时，刘蓉都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咸丰四年，正是湘军处于低谷时期，也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国藩怀着求人急切之心写信给至交好友刘蓉与郭嵩焘，请他们立即出山相助。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他和郭嵩焘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跟随曾国藩左右，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

在湖南时，除了刘蓉、郭嵩焘等几个有限的朋友外，曾国藩的朋友少之又少。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全是损友，不仅学不好，于自己进取无益，甚至还会学坏，反倒会损害自己的德行和学问，这样的地方如何能读书呢？

但是到了京城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京城群贤毕集，精英满眼，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擅长和技能，志向、眼界和胸怀都非湖南乡下的“鄙儒”或“损友”可比，这让曾国藩心境大好，更广结八方，见贤思齐，学习不辍。

在京城时，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又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有血性、有胆识，为人任侠仗义，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之人，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为湘军早期的发展、威名和胜利，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泽南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学问博广，为人却侠肝义胆、尚意进取，毫无腐儒气。他对程朱理学研究颇深，道德学问冠绝乡里。但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妻子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依然振奋昂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有为之人，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许多危难之处、困厄之时，成为曾国藩脱出困境的最大力量。

结交朋友，看似是很私人的一件事，实际上，却关系巨大。不仅事关自己的人生、事业和一切，对于身居高位、大任在肩的人而言，结交的这些朋友甚至会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结交的全是贤德、有志、有才、有为之人。曾国藩所交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和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危难之时，有人为他两肋插刀，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正是这些人，为他撑起了事业的大厦，缔造了末代中兴的大好局面，更为他挡住了许多艰险，摆脱了许多困厄。

3.《冰鉴》识人，公心用人

后世传说曾国藩一生曾有十三套绝学，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两套——《挺经》和《冰鉴》。而《冰鉴》正是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的绝学。

这种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曾国藩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确实有他一套独特的方法和技巧，并且极具效应。

据说有一次，门生李鸿章带着三个年轻人去见曾国藩，请他给三人安排职务分派工作。不巧，曾国藩有饭后千步走的散步习惯，他们到的时候曾国藩正好不在。于是，他们就只好在院子里等候。

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上前禀报来意，请老师当面考查三人的能力。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李鸿章噤声，自己则悄悄走进了庭院。只见庭院之中，立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看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而第三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看完之后，曾国藩才召见他们。经过交谈，曾国藩发现，那个曾不停地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谈话最投机，那个人很会说话。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一位有些沉默寡言，而看云的那位年轻人，虽说得少，但言语切直，直指要害，个性毕露又不失见地。

于是曾国藩给他们三人分派了不同的工作。口才不错而且很会言谈的那个人让他领了个虚职；沉默讷言的那位去负责后勤军需部；看云的那位被派去军前效力，并且叮嘱左右，可以重点培养。

李鸿章很不理解老师的这番安排，按他的想法，应当是那位口才好的能担大任，于是请教老师这样安排的奥秘。曾国藩也不隐瞒，据实以告：“那位口才好的年轻人虽说与我说话看似很投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投我所好，可见是个表里不一、善于钻营的人，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规规矩矩，谨小慎微，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只能做个踏踏实实的小吏；而看云的年轻人却气度非凡，在庭院里等待了那么长时间却不焦不躁，就从这份从容淡定便可见少有的大将风度，而且他并不刻意奉承，而是不卑不亢，而且极有见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李鸿章听了大为叹服。而且，事实也恰如曾国藩所判断的那样，三个人果然各有出路，看云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淮军大将刘铭传。他在三十六岁封爵，为淮军的重要将领。光绪十年（1884），中法越南战役中，刘铭传统兵到台湾，与法军在基隆、淡水一带苦战，结果大败法兵，并成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六载，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种种政绩，遗爱在民，深受敬重。

可见曾国藩的相人术确实非常精准。他善于观察人、鉴别人、考核人、判断人，是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

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佳的人才。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有“谈相”一文，记载道：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

其实这才是曾国藩知人识人的秘密。曾国藩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花名册，他每见一个人，每和一个人交谈，都会详细地询问这人的家乡、亲人、出身、家庭情况，在哪里参过战，在哪里做过官，现在任什么职，并仔细观察，同时详细地记录下这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家庭、性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正是这些详细的资料，使他能对手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底，量材施用，并且准确判断。

对推荐而来的人，曾国藩都会亲自召见，并且见面时会记录下来人的一切信息，并在名册下面填注评语。如有一个人叫周甫文，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这样的：“面色正派，初次当差，汗出不止。”因为这个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级领导，所以汗出不止，一直在流汗。可见胆识一般，只能当个小差，曾国藩派了这个人去当差。

有一个候补知县叫陈德明，曾国藩给他写的评语是：这个人鼻歪、眼大，下面写了“心术不正”，后面还写了“精明能干”，后面还有几个字——“颇放肆”，可能是在他的面前不是很规矩的样子。曾国藩画了一个三角，表示这个人是不能用的。被他接见的人，他都会画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和符号，三角、圆圈、点或竖四种符号。画三角的，是不能用的人；画圆圈，是能用的人，如果画上两个圆圈，那就是最好的人；如果画上一竖或一点，就是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能考虑，如同打入冷宫一样。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考查人才的理论及方法。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查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

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以“考言”为主，看一个人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查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查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曾国藩选人才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识人最重要的是“德、识”为主，“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此外，曾国藩还提出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各方面入手来“相人”。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一个人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蓄是贵相。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因为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功夫。

谦卑含蓄也是同样的道理。谦虚能容，表明他谨慎、大度，能容纳他人的优点和缺点，不会随便指摘他人。含蓄就是低调做人、低调处世，放低自己的身价、姿态，不张扬，不张狂。处卑而望高，登高必自卑，这样的人自然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必然身处尊荣，显而达贵。

但仅仅有人才还不够，关键的关键是要把人才用好，用到位，才能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成为自己的羽翼，为自己赴汤蹈火，解危济困。

曾国藩的用人之要，不外乎他自己总结出的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查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最善于量材施用，“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不管什么样的人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且只要是人才，有一技之长，想尽千方百计他也会网罗到自己的门下的，让他们人尽其用，各展其能。

慎用，最慎的是被情感遮住了眼睛，犯任人唯亲的大忌，而曾国藩一生从未犯过此忌。因为他用人全出自公心，只看才能、德行，而不论亲疏、远近。这一点与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荃都不相同。曾国荃用人最讲亲故，一般未超过家乡十里，像萧浮泗、李臣典；左宗棠用人不拘一格、无所限制，“擢拔不论层级”，却有些凭意气，喜欢的就重用，不喜欢的则不太愿意用心栽培；李鸿章用人，则和曾国荃有些相像了，重亲情重乡情重故情，任人唯亲，所以常常有用人不当之处。但曾国藩用人，唯才是举，量材施用，而且用人极讲究，绝不因人废公，徇私滥用。

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亲戚甚多。同时，他本人出身科举，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屡当考差，同年同窗、门生故旧更是遍及天下。因此，他的官位越高，求他办事、希望沾点光以及来投奔的人越多。虽然曾国藩求贤若渴，但始终坚持唯才是举，非才不用。

但是，即便再亲密之人，真正有才，曾国藩也绝不忌讳举荐和重用。如自己的几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曾国荃，都曾担当要职，特别是曾国荃，曾国藩不仅对他一直爱护有加，而且一直委以重任，而曾国荃也从未有负期望，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不管时局多么困难，情势多么危急，都一直是兄长最为依赖和最可以依靠的后备军。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也就是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曾国藩从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其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国藩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人都是情感动物，而且中国人最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曾国藩千方百计吸引而来的这些人才，呕心沥血培养的这些人才，大公无私举荐的这些人才，都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师授之恩、举荐之恩，岂能不尽忠尽事、唯命是从？当曾国藩有危有难、有险有厄，岂能会坐视不管、冷眼旁观？

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一生困厄无数，但每一次基本上都能安然度过，而且每一次都能绝地反击、逆袭成功的最大秘密。

4.有一种朋友叫对手

入过曾国藩的幕府成就最高的，莫过于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而其中又以左宗棠最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而且也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分合合，不和谐的音符最多。

因而后人总以为曾、左二人之间必定不和谐，却不知道他二人实际上是惺惺相惜。也幸好有左宗棠这样一个性格爽直的“大炮筒子”般的“诤友”在身边时时痛骂责备几句，使曾国藩的人生更为稳慎，而在紧急关头，左宗棠也曾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即便两人之间是外人认为的恩怨不断，也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抱持着一种“羡慕嫉妒恨”的“瑜亮情结”，二人争来斗去，实际上却是互相激励，互相竞争，既是朋友“同心若金”，又是对手“攻错若石”，并最终让二人都成就大功，攀上人生的顶峰，真正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情谊，可以追溯到咸丰二年。那时候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中当师爷，曾国藩丁母忧回湘乡老家。因为皇帝一纸办团练的命令，让他们聚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左宗棠谈长沙防务，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让曾国藩对这个虽然初次见面却早已大名在心的人很为欣赏，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切要，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而左宗棠也深为曾国藩身上那种清新质朴的风气所感染，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无腐儒作风，而是敢于担当，“正派”、“敢任事”的作风尤其令左宗棠对他刮目相看。

在晚清政坛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的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像曾国藩这种视家国事为己任的官员，让素有大志的左宗棠有相见恨晚之感。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可见他对曾国藩印象很好，只是觉得曾国藩可能才能不及自己。这也恰恰是他两人后面恩怨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平常自视甚高，以“今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对于一般人，还真是不放在眼里。加上曾国藩为人稳慎，不喜自夸，出言不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才具稍欠开展”。然而，左宗棠再怎么才高八斗，却只是个举人出身，未能金榜题名，长街走马；但恰恰是被他认为没有什么才气的曾国藩却能科举顺利，年纪轻轻就入金殿、点翰林、当京官，年纪只不过比他大一岁，却早已是二品大员，声名显隆，自己却不过是个师爷，这些，左宗棠心中估计嫉妒还是有的。

况且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对此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辞辛辣，令人不快。

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据说还有一次，曾国藩开玩笑作了一联：“季子才高，与我意见常相左”，联中嵌入了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左宗棠却毫不示弱，迅速对一联：“藩臣卫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还是不愿输一点点的劲头。但二人还是甚为投契。自此后，书信往来，互帮互助，情谊日深。

不久之后，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曾国藩在湖南也寸步难行，处处碰壁，一怒之下出走衡阳，独力创建湘军。这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但被左宗棠一口拒绝。这除了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才具不佳”不足以驱驰自己以外，可能嫉妒心也占了一些原因。后来左宗棠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中当了幕僚。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不料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见曾国藩死气奄奄，毫无生气，不觉生气，痛责曾国藩“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怎么对得起老父期望？经左宗棠一番“痛责”，曾国藩也认为自己太过悲观，所做失当。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曾国藩终于重振信心。

要不是左宗棠的这一顿痛骂，或许当时死志已绝的曾国藩真的自杀成功了，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天下大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曾国藩了。所以，曾国藩对于左宗棠，还有一层感激之心。

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曾国藩对于左宗棠之才，推崇备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但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却不仅不似曾国藩对他的敬重，骨子里总是有些不兼容的意味，甚至还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咸丰七年前后，身困江西的曾国藩正处于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由于手中无权，又要为湘军筹饷筹钱，伤透脑筋，处处受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几乎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军中大帅，曾国藩此举确实有失妥当。但他的一干朋友都对他此举表示理解，并给以安慰，甚至咸丰皇帝也未深加指责，给他准假三个月。只有左宗棠给他一顿没头没脑的指责，说他委军归家，不忠不义，不负责任，还挖苦他用兵无能，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

如果仅限于此，倒也罢了。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一时哗然和之。”都认为曾国藩不诚不忠。这恰恰是曾国藩最不能忍受的。

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曾国藩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应对方法，就是任由左宗棠怎么说怎么写信，都不再搭理他，采取“三不主义”——“不理睬、不辩解、不应对”，二人自此断交。

但是，同为当时清政府梁柱的两个人，不可能真正绝交到底。随着战事的激烈和局势的紧张，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只有重新请曾国藩出山，才能取胜有望。于是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曾国藩闻名即起，立即起程赴任。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处世方法大变，一改过去的刚硬而变得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俗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帮人就是助己”，此言不虚。曾国藩重新出山后，一切开始变得顺利起来。

曾国藩离世时，左宗棠从千里之外的西北战场专门送来了他署名“晚生左宗棠”的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考察曾国藩和左宗棠半生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其实不过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对手展开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和合作。

正是在竞争和合作之中，他们不断地让自己进步、强大、完善，各自施展平生最大的本事，舞出了最好的自己，也舞出了一段非凡的历史，成就了两个人的辉煌人生，果真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我们常常说，成功需要对手，越是伟大的成功越需要伟大的对手。有对手才有方向，有对手才有动力，有对手才有差距，有对手才有坚持，有对手才有辉煌的成功。因为对手使我们更加谨慎，对手使我们不敢懈怠，对手使我们持续完善自己，对手让我们时时惕励，从不放松。

特别是像左宗棠这样既是诤友又是对手的人，不仅是竞争的劲敌，更是合作的佳选，既能痛责我之过，亦能救援我之困，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这样的人，正是成大事最重要的助力。

5.有幸遇到知己，人生如虎添翼

曾国藩的强大团队羽翼中，胡林翼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特别重要的人物。

胡林翼不仅在湘军草创初期就与曾国藩携手合作，成为湘军的主帅之一，而且更是湘军壮大路上最得力的推手。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从一万七千人迅速发展到七万多人，而且屡立战功。他亲带湘军攻九江、破武昌、援江西、图江南，会同曾国荃攻安庆，为湘军剿灭太平军获取不世奇功，立下了巨大功劳。

他不仅是曾国藩的知心挚友，更是曾国藩一生的福星，时时处处，都在维护、帮助和支持曾国藩，不仅保证了曾国藩大军的粮饷和后勤，为湘军出谋划策，多方计谋，更是在曾国藩最困窘最落魄的时候，处处施以援手，帮助曾国藩脱困。可以说，曾国藩和湘军的壮大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胡林翼的支持和帮助。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其人聪明异常，能文能武，懂经济，善理财，会管理，其心胸更是开阔雄伟，其忧国忧民之心，更是无人能及。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均为“同治中兴”三大名臣。要不是英年早逝，其成就必在曾、左之上。其时人及后人的评价都甚高。

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曾国藩在奏议中称赞“润之（胡林翼）才力过国藩十倍”，认为胡林翼之功在于“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曾国藩还赞胡林翼“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其评价之高，在曾国藩论人之语中，是绝无仅有的。

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交往，最初是在京城。胡林翼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胡达源曾是探花郎，一直在京做官，因而胡林翼年轻时颇有公子习气，放荡不羁，寻花问柳，目空一切。但他聪明异常，二十五岁即中翰林。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林翼是翰林院编修，但他因为在江南乡试时受作弊事件牵连而被降级调用。二人并无多少交集。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多年后，曾国藩母亲病逝，胡林翼也赠以厚赙。

二人更为深入的交往并成为知己，是因为剿灭太平军。胡林翼因家变回乡后一改往日作风，开始走上正途，于是捐了个官职，被派到贵州安顺县当了个小小的知府。但安顺这个小地方当时却是个匪患严重的地方。

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一到安顺，就以肃匪为任，并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查访民间疾苦；不顾危险，探访匪穴，查清匪患真相；并大力训练民兵，剿匪灭匪，卓有成就，因而官声极佳，还以知兵名天下。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的前三年内，因为剿匪安民有功连升三级，官至贵东道员。

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后急需各方人才，非常想胡林翼来协助自己，写信对胡林翼表达自己的求才心情。当时，湖北受太平军攻击，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调曾国藩不成，奏调胡林翼，胡林翼带黔勇急驰湖北援救吴文镕，但到达湖北通城时，吴文镕已战死，胡林翼只好停在当地，处于进退失据之境。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于是胡林翼正式并师于湘军，隶属于曾国藩部下。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曾国藩自然感到喜出望外，对他十分倚重，先后携战湖北、江西，并屡屡向清廷力荐。

1854年4月，清王朝就把胡林翼调至湖北任巡抚，他带领湘军连续作战，连连获胜，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面，他的名声，在江南大震。湘军在胡林翼的手上发展迅猛。在他担任湖北巡抚以前，湘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从他在湖北开始编练部队以后，四年时间里，湘军部队的总数增加到了七万多人，远远超过了过去曾国藩所统率的部队规模。并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打败石达开和陈玉成，最大的胜利是收复武昌。

后来的安庆之战也是因为采纳他的策略而取得成功的。胡林翼也因此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并深得湘军将领的热爱。当然胡林翼从此也成为曾国藩知心的密友和最强有力的后盾。

可惜的是，天不假其年，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年仅四十九岁。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

不论从国家、从湘军、从私心还是从友情而言，胡林翼的离世，对于曾国藩都是相当大的打击。痛失如此良友，曾国藩伤心不已。可以说，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胡林翼是唯一一个最合得来、谈得拢、从来没生过嫌隙，且同样志高才大、公心为国、成就也几乎相等的朋友，更难得的是，还是对曾国藩的事业帮助最大的一个朋友。

正是与胡林翼的齐心合力、珠联璧合，才有同治中兴的局面兴起，也才有湘军的大功告成，有曾国藩的功成名就。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胡林翼不仅是曾国藩难得的挚友，更是一生的福星。好几次脱困出危，都有赖于胡林翼的援手。

当曾国藩客寄虚悬于江西，处境非常困窘之时，把握湖北全权的胡林翼千方百计地救济他。当时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饷非常困难，而饷匮又怎能养兵作战？胡林翼就每月协济曾军三万两的饷银。曾国藩能在江西坚守那么久，全赖胡林翼的倾力支持。

曾国藩为脱江西之困，借父丧回了老家荷叶塘守丧。原本也不是真的想就此撒手不管，过闲云野鹤的日子，不过是使使性子，向皇帝和朝廷证明一下实在是境遇不佳，艰难非常，希望借此惹得皇帝注目，给他一些实权，好让他在江西的日子能好过些而已。可惜的是，本就对他不太放心的皇上不仅不如其所愿赏个实职给他，反倒干脆顺水推舟，准他在家守制。这一守，就守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曾国藩未困于江西的官场倾轧，却困在了自己的心结上。眼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势力增强，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自己却无从调控和指挥，甚至连掺和进去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闲居乡下，作壁上观，那种煎熬，对于曾国藩这种一心想报国立功的人而言，更甚于一切困境。但是没办法呀，皇帝已经命令他守制了，他就只能安心守着不能再管其他。

这时候，是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胡林翼请与自己关系非常的官文上奏朝廷，请给曾国藩实职，自己也上奏分析局势，并奏请曾国藩出山。最终皇帝允准，并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如果不是胡林翼极力向朝廷争取重新起用曾国藩，也许曾国藩就此被朝廷遗忘在湘乡荷叶塘，只能在美丽的荷塘风景中终老一生，也未可知。所以，此番援手，非同一般。

曾国藩到任后，胡林翼给予的支持更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也做不到的。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继续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苦战。胡林翼治辖下的湖北省，给予了最慷慨而坚决的财力支持，胡林翼苦心理财，广设财源，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粮饷军需给曾国藩的湘军，使曾国藩能专心战事，不必像在江西时那样为饷银操心。

咸丰九年，有人建议略减支持曾军数量，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无论如何，供给曾国藩湘军的军饷“不可丝毫欠缺”！为了加强曾国藩的权势，供其所需，应其所求，胡林翼真是无所顾惜，以至将自己的精锐霆字营六千多人和礼字营两千多人慷慨拨归曾国藩。不仅如此，胡林翼千方百计地为曾国藩谋取疆吏之权柄，因为他知道在当时当情之下，只有曾国藩的湘军能荡平海内，清除匪患，因此极力促成曾国藩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掌三江之兵事”。他不但保证湖北的协济，并且还利用自己作为一省巡抚的名望、地位，经常出面向四川、陕西、山西等省为曾军催促协饷。

严格地说，胡林翼此举并非全是为曾国藩考虑，也并不是出于私心和与曾国藩的情谊，他只是为国家、为朝廷大局所想。但对于曾国藩和湘军而言，经过无数次官场倾轧和明争暗斗，经历过无数次孤立无援、独力支撑的险局之后，这样的无私支持是多么重要，多么难得，多么深重的情谊！因而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感叹：“从此共事无极合心者矣！”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所以说，有胡林翼这样的挚友，与自己同心协力，共效国家，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维护湘军，曾国藩等于给自己插上了双翼，不仅让自己和湘军飞得更快，跑得更远，也让自己身处危境时，能轻松脱困。胡林翼这样的大盟友，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大的福星。

6.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当时最得力的人才。曾国藩最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应用，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寻找、发现、培养、提拔人才上。

他的幕府是清代最大的幕府，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优秀的人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也为曾国藩的事业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撑。像他的门生、好友、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一手带出来的兵勇，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基础，更是他一次又一次脱困的最大资本。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借助人才的力量，达到事业的成功，正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大功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

到咸丰末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兵符，威震一方。能打败太平军，正是靠这些得力干将的全力支持。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实在是入木三分之论，也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就天下大功的根本。

比如他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不仅成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成为淮军的首领，更是继曾国藩以后朝中足可依恃的有为之臣，同时也是多次助曾国藩脱出困境，解危除难的“贵人”。

咸丰九年初，李鸿章至江西曾国藩军营，加入湘军幕府，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高参之一。而且他不仅带来了他的智慧的头脑，还给曾国藩献上了一份厚礼——安徽全省八府的详细地图！要知道这份礼可不简单，那是李鸿章在安徽几年亲自组织人员到实地勘察之后详细描绘出来的，天下再无第二份。而且详细到每一个村庄山头，每一条大路小路。曾国藩拿到这张地图，百感交集，要是早一些有这张地图，曾国华、李续宾和七千湘勇，又何至于丧生三河？

不久，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又帮恩师解了大围。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吃了僧王僧格林沁一次小亏之后，以此为借口借机进犯，僧王不敌，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飞诏命曾国藩，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然而，联军已兵临城下，违旨不北上勤王，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合曾国藩本意。可鲍军入卫，万名精锐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再回湘军几无可能，怎么办？这道谕旨真是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困境，李鸿章帮恩师想了条妙招，就是“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因为明摆着朝廷是要议和的，或许大军还刚到半路，议和已经成功，朝廷之危顿解，再北上没有意义。不如给朝廷上奏，请旨问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个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长途奔波之苦；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的主意极好，于是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谕旨再下。

曾国藩巧解援兵之困局，完全是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就解了曾国藩一个大困局。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军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

所以，曾国藩才对李鸿章全面授权，多次提拔、举荐，让他创建淮军，扶他坐上督抚之位，为的也正是希望李鸿章成为自己和湘军的一个最强大的盟友和后盾。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曾国藩若没有李鸿章及其淮军的支持，他的事业就很难继续下去，他的影响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深远；而李鸿章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发现、培养和扶持，更不可能走到清政府的最高层，主持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三十年之久。师生二人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把事业推向了巅峰。

再如曾国藩好友兼幕僚郭嵩焘，也是曾国藩一个强有力的股肱。1852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正是在郭嵩焘的苦劝下才出山的。当接到张亮基的力邀和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守制中的曾国藩仍在犹豫不决。这时候郭嵩焘正好来为曾母吊唁。两位好友秉烛畅叙，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话说得情真意切，道理也冠冕堂皇，掷地有声，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去做曾父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与曾麟书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麟书觉得很对，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而且国为大家为轻，为国尽忠固可弃孝不顾。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勉强答应下来，但心中还是犹豫不定。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曾国藩说，除非你二人来帮我，我就墨绖出山。郭嵩焘答应了。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其出山的功劳最大。

后来郭嵩焘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城得到皇帝的召见，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郭嵩焘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这等于是湘军在天子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益莫大焉。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曾国藩和湘军也还是大有用处。郭嵩焘后来在湘军中专事筹饷，为曾国藩出了很多力气，办了很多大事。

还有曾国藩最器重的猛将鲍超，更是曾国藩的最坚实有力的臂膀。而且多次救曾国藩于险境，为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在湘军中，他与多隆阿齐名，号称“多龙鲍虎”。多隆阿熟习军事，有勇有谋，攻守有方。鲍超是后起之秀，勇猛绝伦，能战能胜，功勋显赫，二人可谓不相上下，都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特别是鲍超，更是曾国藩最忠诚、勇猛的良将，几乎战无不胜，而且他也是湘军中的福星，不仅救过左宗棠，救过胡林翼，也多次救过曾国藩，助曾国藩脱于危难，是曾国藩最倚重的大将。

鲍超虽然不识字，却绝非莽夫，而是颇具心计，打仗不仅勇猛，更善于指挥，善于激励。咸丰九年十二月，鲍超率三千人驻小池驿，助攻潜山。陈玉成率兵五万来援，连营百余里，修堡数百座，将霆军围得严严实实，准备全歼湘军最威猛的霆字营。除夕日，霆军外出砍柴的一队炊事兵被陈军俘虏，这是两军对峙半月以来陈军首次军事行动。警报传到中军帐，鲍超沉吟片刻，传令：晚餐聚饮，并召戏班来唱戏。入席后，戏班曲目都是“英雄征战沙场胜利凯旋”的故事，看得一干士兵都血脉贲张，豪气干云。

待到酒酣时，震耳金鼓之声一下变为“丝管清幽之曲”，鲍超以此为背景音乐，起立大声问：“大家说说，白天我营被俘之人现在怎么样了？”忽然这么一问，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大着胆子说：“肯定已经死了。”鲍超又问：“死了？那么是毒死呢，勒死呢，还是被砍死呢？大家说说，怎么个死法爽快一点？”这一问，问醒了众人，是啊，当下被太平军团团围住，不就是一个死吗？当然找个最好的死法。

立时便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吾诚死！吾拼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鲍超拊掌大笑，说声：“好男子！”又说：“营中兄弟三千人，战而乐者，老子跟他一起去；怯而伏者，可以就地退伍，老子与他喝一杯离别酒！”随即吩咐各营统计欲战欲留人数，结果无一人愿留营。于是，鲍超大喊一声，趁天色未明，三千霆军一齐冲出营门，专挑敌营驻军密集之处，齐心猛冲。

这一招十分高明。若冲击人少处，反倒会让援军立时赶到，再次组织包围，自己前功尽弃，徒劳无益；而冲击人多处，敌军仓促接战，易致奔逃，一旦敌军奔逃，则阵脚大乱，反不易迅速组织包围。果然，一冲之下，陈军“大溃，相率奔避”，霆军成功突破陈玉成铁桶似的包围圈，打乱了陈玉成的部署，同时也打出了霆字营的威风，甚至到太平军一见到霆字营的旗帜就胆寒的地步。

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规划安庆战役。曾国藩进驻祁门，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八月太平军大将黄文金、李秀成对祁门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已经进犯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势单力孤，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了。而此时休假归来的鲍超刚到休宁。他听说了曾国藩大营的危险情势，一天之内驰奔百余里，并且一路与太平军交战，连战连捷，把太平军逐出山岭，解了祈门之围，等于救了曾国藩的命。此战后，鲍超更是威名大震，勇冠三军，朝廷赐号“壮勇巴图鲁”。

咸丰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奏请以鲍超的军队为江、皖游击师。陈玉成与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夹攻湘军时，又是鲍超渡江救援，大破太平军于赤冈岭，生擒太平军主将刘玱琳。刘玱琳部是陈玉成全军的中坚。曾国藩对刘玱琳也十分敬畏，称其为玱琳先生，足见其对围攻刘玱琳一事的重视！拿下刘部，安庆就在掌握中了，可见鲍超之功，冠压三军。

还有多隆阿，也是曾国藩手下大将，作战威猛，战功赫赫。但是，他二人却总是不甚和谐。曾国藩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便多方从中调和，使他二人能扬长补短，把威力发挥到最大。

曾国藩曾对多隆阿说：“鲍超粗鲁骁勇，不是良将，蒙你的保护才有今天。鲍超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望你今后还要好好照顾他。”而反过来他又对鲍超说：“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你要多多努力，堵住别人的嘴，别让别人说闲话。”在一次战斗中，太平军的各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鲍超兵少欲退，曾国藩派人骑马飞驰送信告诉他：贼冠虽然很多，但初来乍到并不可怕，你要学习胡林翼等人的忠勇谋划，把生死置之度外。你的英名已为世人所知，你要好自为之。鲍超读信后，信心为之大增，他重整旗鼓，奋力杀敌，终获全胜。

曾国藩对鲍超既极度信任，又十分关心，鲍超可算是曾国藩在湘军中最信任的人之一。在《曾国藩年谱中》，鲍超的名字出现过八十四次，比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沅甫）名字的次数还多一次，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三十三次，可见鲍超对于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重大作用。

后世有人评价说，曾国藩的成功实际上是用人的成功，他的一切事业、功绩都是因为选对了人、用对了人，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的事业奋斗。这话也许过于绝对，有所偏颇，但不无道理。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不论是好友，是部属，是幕僚，还是其他的人才，在曾国藩的手下，都能做到人尽其用，都是曾国藩成就大事的最强有力的支撑。这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7.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家人永远是最靠得住的。特别是遭遇困境危险之时，亲兄弟、父子兵总会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不顾一切地施以援手，全力救助脱出困境。可见亲兄弟，不仅是最强大的羽翼，更是最可靠的救星。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势必要培养自己最可靠的亲信，而亲兄弟必然是理所当然的最可靠的亲信。

从很大程度来说，是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几个弟弟和他的家族，但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就也依赖于几个亲兄弟的全力支持，他最强大的羽翼、最靠得住的盟友、最能依恃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离不弃全力支持他、扶持他、关心他、爱护他，一次又一次助他走出困境的，正是他的几位兄弟。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九岁，族中排行老四，曾国藩称为“四弟”；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族中排行老六，曾国藩常称“六弟”，因曾麟书的弟弟曾骥云无子，国华被过继给叔父；四弟曾国荃，字沅浦，比曾国藩小十三岁，族中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为“九弟”，因在湘军中威名甚重，被尊为“九帅”；五弟曾国葆，字季洪，比曾国藩小十七岁，后改名贞干，为最小的弟弟，曾国藩称为“季弟”。

曾国藩对兄弟姐妹的情谊之深、教诲之勤、关心之切，近世几乎无人能及。这在他的家书中一览无余。特别是对于几个弟弟，他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细、不顾一切、毫无私心地指导和关心他们。在北京任职的十三年中，他每次写家信，都要对兄弟的学业予以指点，并从交友、读书、习字、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悉心指导，甚至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苦心孤诣只希望弟弟们也能学有所成，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要把兄弟们也培养成自己的羽翼，因为那时候不仅弟弟们还小，他自己也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还困守京城，做着个并无实职的翰林。但他对兄弟们的爱却出自至诚，出自真心。

几个弟弟先后到京师求学，不仅一切开支都由曾国藩承担，而且时时尽心指导他们的学业。在他的教导下，兄弟几个虽然不如他那样名满京城，但也都学有所进，不负栽培。兄弟们不仅对这位威重一时、名满京都的大哥敬仰有加，也感激在心。

当曾国藩创建湘军并且统率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时，弟弟们也先后投身其中。

最早来到军中的是季弟曾国葆。

当年曾国藩从荷叶塘出山应邀到长沙时，带的就是这位最小的弟弟。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甚为喜爱，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在最初湘军草创时期，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机心的弟弟无疑是曾国藩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帮手，很多机密事情都有赖于这个弟弟去办。所以也可以说，曾国葆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帮曾国藩推荐了几位大将。

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国葆的部下，但他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而“己愿下之”。咸丰四年三月，湘军兵败岳州，曾国葆承担失败责任，被曾国藩在长沙整军之时裁撤回乡，“黯黯归去”，并且在老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杨载福、彭玉麟成为湘军水师的领袖人物，为湘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都升职很快，成了总督、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老上级”曾国葆却还在家里赋闲。

三河之战，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葆深感震惊，也激愤难平，于是再度出山，誓为哥哥报仇，并一直跟随曾国荃率军打到金陵城下，成为曾国藩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主力。曾国葆持重稳慎，比曾国荃的胆大妄为更令曾国藩放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曾国藩叮嘱了一番曾国荃后还不放心，还得听听这位季弟的话，才能真正放心。

正是因为有曾国葆在军中，曾国藩才对吉字营更放心，才敢真正把打下天京的重任交给曾国荃的吉字营。可惜的是，曾国葆却没有等到攻下天京。在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经过四十六天的大决战之后，由于军中瘟疫盛行，曾国葆不幸染病，病死于军中。没有等到曾家最光荣的那一天的到来。

第二个来到军中效力的是六弟曾国华。

咸丰六年，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华奉父命出来帮助兄长。当时曾国华到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拨五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统率，他不负众望，连克数城，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

兄弟两人在南昌相见后，“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后来曾国华又随其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转战赣皖，赞襄军务，并且把这支军队打造成为曾国藩湘军中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遗憾的是，由于曾国华性烈自大，急功冒进，在三河之战中，他与李续宾一起全军覆没，兵败身亡，尸骨无存，曾国藩为之恸哭伤痛，并写下《母弟温甫哀词》一文，追忆往事，痛祭亡灵。不仅仅是因为手足情深，更因为自己痛失股肱。

第三位到军中效力的是曾国荃。他不仅是湘军大帅，湘军主力吉字营的统帅，更是曾国藩立下不世大功最重要的攻坚力量。

曾国荃在曾氏兄弟中最负才气。《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六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不仅对这位哥哥敬如神明，也深受哥哥为人、处世、为官、求学风气言传身教的影响，加之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使曾国荃成长为一个以治国经邦为己任的有志之人。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曾国荃被举优贡。所谓优贡，其实就是没考上举人、进士，但成绩又不错的那些读书人，相当于今天的“因考试失利而落榜的人员”，朝廷怕错失人才，便由地方每三年挑选优秀者送到礼部，称为优贡生，作为朝廷的备用人才库。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在京住了一年的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里的“辰君”、“午君”、“老沅”分指他的三个弟弟，而老沅就是指国荃，他字沅浦。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明明白白表明在他的心中，自家五兄弟也是曾国荃最优秀。

曾国荃果然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

在湘军东征中，他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也因为战功赫赫，升职奇快。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第二年春天，皇上亲诏任其为浙江巡抚。

攻克安庆、拿下天京后，清除了清王朝最大的隐患，成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与其兄同日封爵，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这个评价算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功高震主，祸已不远。曾国藩为保平安，不得不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功大于天的九帅。曾国荃不得不称病辞官，归乡自保。

曾国藩死后，光绪元年（1875），曾国荃再次出山，先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陕甘总督，继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1889年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太保衔，他的人生位置也由此达到了顶点，一时间可与其长兄曾国藩相提并论了。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在曾国藩所仰仗的兄弟中，曾国荃不但最晚去世，也是出力最大的一位兄弟，是曾国藩一生事功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但若是没有哥哥曾国藩的提拔和重用，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大的对手，或许他的一生将暗淡无光，很难会有后面的成就。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主力和最心腹的依靠，在攻城略地中发挥特殊作用，那么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艰难时势中，曾国藩很有可能成就不了一生的事，建立不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功勋。这样的兄弟，不仅当时的官场无人可比，在近代中国也是无人可比。这样的互为羽翼、互助事功、并终成大业的兄弟，在历史上也是绝少能有。

五兄弟中，讲读书打仗、建功立业，以老二曾国潢天分最低。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自告奋勇，在家主持家务，把曾家的“后院”建设得井井有条，尽心尽意服侍父母、赡养老人，扶助后辈，并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其他几位兄弟在外征战减去了后顾之忧。这对于最讲孝道的曾国藩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可见，亲兄弟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强大的羽翼，也是最可靠的支撑。有这样的心腹和亲信在身边，还会害怕什么样的困境呢？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

曾国藩不仅善于知人、选人、拉拢人、凝聚人，更善于用人。著名学者许倬云说：“曾国藩在培养人才和应用人才方面不亚于诸葛孔明。”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只有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而他多次脱出困境，正是他知人善用，利用了大家的力量的结果。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广收泛罗；而用人，却相当谨慎，不仅要从德、才、贤、能等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人适合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还要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甚至个人背景等方面，来认真衡量，量材施用，以便人尽其才，把每一个人才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所以“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这才是他以书生之力，收天下贼兵的最大秘密。

流浪汉出身的鲍超为人很鲁莽，但是他有一身好武艺，性子也憨直可爱，忠义诚勇，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鲍超也因此由一介武夫而身入仕林，封官加爵，光宗耀祖，并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在满文中意为“勇猛的英雄”。而鲍超更是以自己的巨勇善战、威猛无敌及无限的忠义来报答曾国藩，一次又一次救曾国藩于险难，一次又一次助曾国藩脱离困境。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曾国藩任用鲍超是曾国藩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而彭玉麟则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明证。而且是为自己所用、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解围脱困的左膀右臂。

彭玉麟和杨载福通过曾国葆的推荐，被曾国藩任命为水师的内湖和外江的统帅。正是他们二人奠定了湘军水师冒死冲锋的顽强作风。这也是除了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外，曾国藩亲手创建起来的最信任的嫡系军队，也是多次帮曾国藩力挽狂澜、救危于险、脱厄于困的最得力的一支亲信军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水、陆两军练成，从衡州出兵北上。水师共有五千人，以褚汝航任总司令，彭玉麟和杨载福等人任支队司令。彭玉麟踏上征途，不久就在最为关键的湘潭战役中，以他周密的谋划，大胜而归，不仅使湘军平安度过了生死关头，也使几近自杀的曾国藩重燃信心。

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在江西陷入绝境，彭玉麟正率领水师在湖北与胡林翼的陆军并肩作战。曾国藩实在太需要帮手了，于是密信彭玉麟，请他来江西统领陷在鄱阳湖的内湖水师。彭玉麟领命即从湖北向江西进发，但是由于太平军封锁了道路，哨卡密集，他无法从水路前行。于是改道陆路，急向江西进发，甚至不惜单身犯险，破衣草鞋，化装成乞丐，徒步行走七百多里，终于到达南昌，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曾国藩大叹彭玉麟有“烈士之风”，为其行为唏嘘不已。而彭玉麟此来，也成为绝境中的曾国藩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从力量上的最大支撑，不仅陪伴着曾国藩度过了江西的艰难岁月，也为水师的重振雄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在湘军中像鲍超和彭玉麟这样既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又为曾国藩立下大功的人大有人在，如塔齐布、杨载福、黄翼升、李鸿章，这正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绝佳的注脚。

“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这句名言就是曾国藩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于身边的每一个人才，他都尽其所长，量材施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并使他们总能在自己最为关键的时刻，奇兵突出，救助自己脱出困厄。

曾国藩懂得人才对于建功立业的关键性意义，更懂得量材施用对于成就大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为注重搜罗人才，培植亲信，强健羽翼。在自己身边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如黄翼升、塔齐布、鲍超、彭玉麟、杨载福、赵烈文等人，他们也许出身卑微，也许貌不惊人，但都奇技在身，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等各领域皆有人精通，最终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并使这个智囊团成为自己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所以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有亲信随从指点迷津，猛将奇兵奋力来救，帮他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第七章   砥砺自强是摆脱困境的不二法门

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易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很多事情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非常好时，才能真正成功。

很多时候，即便身怀绝技异才，也不要轻易显露，甚至要把自己的才能藏起来，才能真正把事情办成。曾国藩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一生做任何事情都相当谨慎和稳慎，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咸丰三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时，他很有野心，根本没想过只是带一些乡兵团勇，只限于保卫乡梓，就想为国为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劲旅。

所以，初到衡州，他就招募了一万多人。他把自己练勇万人的情况告诉了自己信任的老乡江忠源。这将是自己一招制胜、一雪长沙之辱的本钱。但江忠源并不知道曾国藩“藏器于身”的本意，为了向皇上说明剿灭太平军大有希望，不知深浅地立即向清廷据实上奏，以证明还有比绿营更可靠的军队，结果湘军刚刚练成，船炮未齐，兵马未全，就被皇帝多次下旨，征调出征。

这个时候，正是湘军最脆弱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所有心血毁灭殆尽，绝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不得不冒着丢官甚至丢命的危险，三次抗旨，不肯成行。结果江忠源守庐州只等到一千新勇援救，在太平军强攻下兵败自杀。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也因曾国藩未及时救援而战死沙场。

也许从私人情感上来说，曾国藩此举过于绝情，但如果从后面的湘军的发展和剿灭太平军的功绩来说，曾国藩当时抗旨不遵无疑是对的。当时湘勇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以这初初练成之一万多人与当时太平天国的百万雄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湘军必然全军覆没。

这不仅于曾国藩不利，于湘军不利，更于朝廷不利，于国家不利。因为如果这支军队也被太平军灭亡的话，那么太平军势必长驱直入，直捣京城，那么国破家亡，也就在所难免。与其最终导致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倒不如先稳住这支军队，保护这颗火种，待时机成熟，再行出师，打退顽敌。

俗话说，“聪明外露者德浅，词华太盛者福薄”，这件事之后，曾国藩更加谨慎小心，更加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和计划，因而让很多人觉得他城府太深，高深莫测，甚至有很多人极不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像左宗棠，原本就是个锋芒毕露、爽烈非常的人，所以与曾国藩这般城府深藏的人，总是格格不入。但事实证明，恰恰是曾国藩这种有城府、有机心、稳慎小心、深藏不露、藏器于身的人，更容易成就大事，更容易避开险难，平稳越过所有的险滩和急流。

所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时机不对，就要学会藏器，找准时机再出手，才能有最多的胜算。如果自不量力，蛮干妄行，必然会招致厄难，让自己陷入险境，这是一向稳慎的曾国藩所不能允许的。

所以，他做事一向以稳为主，锋芒少而犹豫多，以至于被周腾虎和李鸿章说成“懦缓”。周腾虎说曾国藩“懦缓不及事”。

有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病在“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他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懦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其实是很多儒士的通病，他们就喜欢办事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反对激进，崇尚稳慎。

曾国藩用兵，就以稳慎为重，极力反对“浪战”，也就是轻率作战，不审时度势，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管大小，不知敌我不明情势，见仗就打，就是浪战。唐代杜牧在《罪言》里说：“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这也是他的经验总结。

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使湘军大败，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幸好罗泽南来救，才匆忙逃至罗泽南营中避难，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这一战，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座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对曾国藩的触动极大。此战之后，曾国藩尤其反对浪战。

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因为这种“浪战”，根本就没有把握。曾国藩指出：“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而且不管是输是赢，浪战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卒不仅会因浪战而疲困，而且小战打得太多，拖得兵卒俱疲，影响全军的斗志。与其天天小战，不如坚而守之，蓄积斗志，看准时机出战，才可一战而胜。所以，他要求兵卒养足精力，看准时机，待机而动，才能胜利。

这其实也是一种“藏器”。打仗是个很要小心谨慎的事情，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随便便，而是要慎之又慎。必须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全局考虑，知己知彼，没有把握仗绝不打。只有准备充分后全力进攻，才能一鼓作气，全胜而归。即便是情势不利，也不能随便撤退，而是要努力坚持，才能获得胜利。

一个人的锋芒往往被认为是才干显露在外，有才干固然是好事，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之中，只有显露出才干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若时时处处都要显露就会伤人。

因此，露才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否则只能招致妒忌和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做人做事处处遇碍。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曾国藩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深谙藏锋之理。

2.困境中须藏锋蓄志，敛芒静守

锋芒本意是指刀或剑的尖端，总是最先被别人发现，也最先触到别人。这很像一个人身上的才华，总是最显眼、最招人眼球，要是展示得好，就能像沙粒中的金子，让人一眼就看到你身上的闪耀；但要是过分展示，那么就极易招来嫉妒、愤恨，引来迫害，因此显示自己的锋芒时应该小心谨慎，有时应该将其收敛在剑鞘里。

特别是在困境之中，藏锋敛芒就更为重要。因为身处困境之时，只有藏锋才能蓄志，敛芒才能静守，才能平安度过危难。如果明知险难重重，无以摆脱，还要锋芒毕露，那很可能把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更应当藏锋蓄志，敛芒静守，才能自保。

对于那些心有大志、偶入困境的人来说，在困境中藏锋敛芒，不仅是为求自保，更是为了蓄志，为了摆脱困境，为了留住自身，以图再起。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装疯卖傻，甚至为吴王“尝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隐藏至深，不露丝毫，才终于有了后来的越国复兴。所以，身处困境，就要学会藏锋敛芒，先求自保，再求奋进。

困境，为人生一种际遇。易经曰：“潜龙勿用。”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身处不利的处境时，就应当藏锋显拙，敛芒隐忍，以待时机。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身处困境中的他，非常懂得藏锋蓄志，敛芒自守。

在江西的困顿非常中，曾国藩以父丧为由，逃回家中，在四面楚歌、纠结徘徊的困境之中，在酷热难当的荷叶塘家中，曾国藩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更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以前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曾国藩开始想通了，开悟了。

他想到，以前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除了别人的私心，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脾气过于刚直，态度过于强硬，做事过于认真之故。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一直到出山办团练后，他的这种刚直性格还没有改掉多少。在长沙，他大刀阔斧地成立了“审案局”，一味以刚直办事，凡有罪之人，不论是谁也绝不讲半分情面，甚至不惜越权处事，到处抓人，严刑峻法，抓到就严厉惩处，不仅使普通老百姓大为不满，送他一个“曾剃头”的恶名，也使长沙当地官绅相当不满，以至于处处挤对他、排挤他，处处给他小鞋穿，以至于他最终都没法在长沙待下去，只能愤走衡州。

在江西几年，也是因为过分刚直，不懂得藏锋敛芒，而是锋芒毕露，以至于人缘关系相当艰难，到处都有人使绊子，举步维艰，梦魂皆惊。

当他翻阅旧日信稿，读到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时，这种观念更加清晰。当时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自己理直气壮，但此刻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国藩的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信件，寄给自己的上级，巡抚骆秉章，又怎么能怪人家巡抚批评指责、不加帮助呢？

当时骆秉章回信批评他刚愎自用，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时时居高临下，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自己。

经过反复自省，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切的不顺利、一切的困境、一切的险难，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锋芒而起的呀！于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抛开了一切的政务，甚至连湘军的事也不再过问，并且坚守在荷叶塘，哪里都不去，一心一意研究黄老学说，潜心反思自己前半生的对与错、进与退、得与失、刚与直、方与圆，终于大彻大悟！

困守在荷叶塘的这一年多，被曾国藩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大悔大悟之后的结果是大改大变。之后的曾国藩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变得圆融、通达，可亲可爱起来。

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确实不同了。再出山后的曾国藩变了，变得大家都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圆柔多了，不管对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似以前的咄咄逼人、刚烈直接。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出山后他不仅大小官吏一一拜到，还专程青衣小帽独自登门拜访曾因他归家守制而大骂他的左宗棠，并谦恭地向左宗棠求字示好。在出征前特地向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语气谦恭。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不管什么样的虚模假式他也照样走一遍，对那些他以前根本看不惯的官场丑行，他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来理解和体谅他们，一改以前的“直陈”和“痛批”，而以包容和理解为主。总之他开始“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人生哲学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果然这一套非常有用，再次出山的曾国藩从此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正是这一次的大变，清除了他成就大功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此以后，他的路越来越顺，天下归依和景仰的人越来越多，帮助和支持自然也越来越多，终于，攻下天京，大功告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则会招架引祸端。熟谙伸屈之道，懂得藏锋蓄志，是曾国藩在官场上所历练出来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困境的秘诀之一。

3.发愤努力是度过困境的不二之选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厄实在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被困厄打倒过。虽然起起伏伏，有荣有辱，也曾扶摇直上九霄，也曾失足一落千丈，甚至徘徊在生死的边缘，然而他却从来没有一蹶不振过，也很少耀武扬威过。这不仅因为曾国藩这个人一生稳慎，不喜张扬，更因为他坚忍有恒、懂得自强。

不管多么荣耀之时，他都有一种警惕之心，“盛时常作衰时想”，提醒自己不可自傲自狂，而是谦虚谨慎；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他都会咬牙坚持，徐图自强。因而他习惯了在自己人生的高潮时自警自励，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发愤努力，填平谷底。

所以，虽然他的一生与大多数人一样起起落落，却绝少大起大落，在人生的险滩急流和波峰浪谷中，曾国藩享受了难得的平稳。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当他身处困境时，他不是消沉，不是绝望，而是发愤，是努力，是自强自励，超越过去，超越自己。

1854年，曾国藩遭遇靖港大败之后，忍辱回到长沙，不意却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虽说当时他也曾悲观到了极点，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但塔齐布的湘潭大捷迅速扭转了湘军的不利局面，使得咸丰皇帝对湘军刮目相看，救了曾国藩一命。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困守长沙，但曾国藩不再消沉，而是总结了战败的经验，开始了湘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整顿，以图再起。长沙整军，他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不勇敢、不拼命的也一律遣散，仅留下敢战、勇猛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然后重新添募新勇、扎实操练，又修补战船，补充给养，经过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的湘军，战斗力大大提高，蔚然有了一支劲旅的模样。

不久之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使咸丰帝高兴异常，把剿灭太平军的希望放在了湘军身上。接着湘军继续向下游进攻。田家镇一战，再次取得大捷，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从此全面奠定了湘军作为太平军克星的重要地位。

他的这种越是困境之中越是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倔强性格，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更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处理上。

毋庸讳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第一次受到自己版图以外的强烈冲击，天朝上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岛夷”英国。接着就划分通商口岸，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所有的耻辱一下子全降在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头上。

政治腐败，内外交逼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使大清国这艘旧船飘摇不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更把它推到了覆亡边缘……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困局。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心怀“澄清海内之志”、忧国忧民的国家栋梁，曾国藩自然而然把他自己这套自立、自强的应对困境的方法和经验施展出来，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

1840年，外国列强靠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洞开了一扇强兵富国的大门。曾国藩作为当时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很早就看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的重要性。

其实湘军的对手太平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咸丰三年，太平军就已经与洋人联系，购置了大量新式武器。特别是年轻的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都以务实的态度与洋人加强交往。忠王李秀成手下有近百个洋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后来写成《太天国亲历记》的呤唎，他专门从事为太平军采购武器的事务，后来还以一艘非常先进、火力很强的战舰“飞去归来号”为核心组建了太平军舰队，对湘军水师构成了很大威胁。

这让曾国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先进的战舰对海军来说必不可少，也是能否战胜太平军的关键。除了向洋人购买先进的武器之外，曾国藩还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筹划自己生产先进的武器。

在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下安庆。三个月后，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

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所不知矣！”

后来，他又大胆任命留美博士容闳负责购买机器，设立上海机器局。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人加入了兴办洋务的行列，洋务运动开始了。虽然它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内忧外患的危局，但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之旅。

所以容闳后来说：“自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除了制造局，曾国藩还设立了翻译局、同文馆、科技局，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使积弱积贫的中国能迅速振兴。曾国藩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浩机械船炮的外文书。

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力倡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后来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留学归来的精英。

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制度，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还会延迟许多年，而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无疑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自强自立还会多走许多的弯路。可见，曾国藩这种越是在困境之中越是要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精神，不仅仅是个人对待困境最应该怀抱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出困境的法宝。

4.忍小图大，困境中要学会静心等待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旦身处困境，总是难免会沮丧、消沉、悲观、绝望甚至情绪失控，走向极端，这其实是不值得的。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困境只是暂时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遭遇无穷的困境，如果一遇小挫，一遭困境，即万念俱灰，一蹶不振，那么又怎么会有将来呢？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经历过数次挫折之后，悟出的道理。

当年在长沙办团练，“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办审案局，也把长沙乡绅官僚尽数得罪，与绿营兵更是水火难容，曾国藩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当时一味强硬对抗，估计只能是曾国藩的团练还未成形就要夭折，曾国藩希望打造劲旅、澄清海内的志向也会落空。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么为什么不能忍这一时之气，发愤努力，静心等待，等大军练成，再图志向呢？于是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移师衡阳，再练新军。这一忍，不是退一步天地宽了吗？

小不忍则乱大谋，曾国藩深知其理。特别是身处困境之时，静心忍性更是跳出困境的要诀之一。

祈门之困，对曾国藩来说，也几乎是绝境。但曾国藩也以超凡的毅力和定力，忍小图大，一直坚挺不退，三次遭逢绝境，却最终三次绝处逢生。

1860年6月，曾国藩和胡林翼打算攻下安徽，定下计谋包围了安庆。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皖南祁门。祈门实际上并不适合驻军，易攻难守，很多人劝曾国藩移师东流，更便于防守，更安全。但曾国藩已经上奏朝廷，如果此时移驻他处，不仅会有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还可能涣散军心，扰乱战局，切不可因小失大，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而不顾大局。所以，权衡之后，曾国藩决定还是坚守祈门。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两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六十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曾国藩大营内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但是李秀成的大军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使曾国藩绝处逢生。但仅仅半个月后，危机再次降临。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的大营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绝境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度过了危机。但祈门之困远未全解。

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这次曾国藩处境更加危险，他连自杀的宝剑都准备好了，甚至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太平军攻入大营即以身殉国，绝不做俘虏。但是，上天似乎特别眷顾那些能忍能挺、坚持到底的人。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并包抄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化险为夷。

然后，曾国藩从容地移师东流，既使帅府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又上奏了朝廷，更重要的是稳住了军心，奠定了打败太平军的良好基础。

很多困境，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就能熬过难关，度过险难，安然脱困。所以，面对困境，只要有耐心，有忍劲，有恒心，有毅力，不畏惧，不退缩，坚持到底，就能最后把胜利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曾国藩主持的所有战事中，其中最难以坚持的战事发生在天京城下。当时的曾国藩已经与太平军交战近十年，他已经占领了安庆，把安庆以西几乎所有的太平天国士兵全部挡了出去，只剩下孤城天京里的太平天国。

为了全歼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一举拿下天京，曾国藩设计了一个“五路合围”的战术，就是把湘军分成五路，共同围城。但是弟弟曾国荃急功冒进，不等另外四路大军准备好就孤军深入，一下子冲到天京城墙边的雨花台下，直接与太平军对峙。

四路大军一看曾国荃的大军先上去了，头功肯定是他的，因而都不再配合。曾国藩这次是真的着急了。因为仅凭曾国荃的吉字营，根本不可能围住天京，而且曾国荃过度深入，已经与其他湘军无法接应，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被城内的太平军歼灭，这不仅会使自己失去兄弟，失去羽翼，更致命的是会让合围天京的计划落空，甚至导致剿灭太平军的谋划也毁于一旦。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里，身在安庆的曾国藩都几乎彻夜难眠。到处求人支持曾国荃，可却根本调不动。他实在对弟弟不放心，迫不得已，他沿着安庆顺江而下到天京去考察。当他发现曾国荃安营扎寨比较结实，壕深垒固，军容整齐，士兵斗志旺盛时，才稍微放心。

然而，被包围的天京城池太坚固，始终无法攻下，这么一围就是半年，其间，不仅多次交战，吉字营还遭逢瘟疫，损兵折将无数，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病死于瘟疫中。但是，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始终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包围住天京城。最终，天京城破，天下第一大功理所当然地被他们兄弟夺得。

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逆境，所谓不如意事十八九，可对人言无二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只会让自己无力跳出困境，这只证明你承认自己无能，表明自己意志薄弱、缺乏勇气，也是自甘沉沦、自我毁灭的开始。用悲观自卑来对待挫折，实际上是帮助挫折打击自己，是在既成的失败中，又为自己制造新的失败；在既有的痛苦中，再为自己增加新的痛苦。

所以，在困境中，不要屈服、不要后退、不要动摇，在困境中静心等待，在等待中坚持，在坚持中守候，终会等到云开日出，等到胜利在望！

5.不得已时，装装糊涂也无妨

乾隆时期的大文豪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后加写的小字说明。“难得糊涂”这四个字也被无数成大事者引为圭臬，甚至当作座右铭谨奉恭行，只因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恰恰是人生圆融的诀窍。

世间聪明人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懂得收敛自己的聪明、运用自己的聪明、当聪明时聪明、不当聪明时就不聪明的人，却寥寥无几。因而天下聪明人多矣，成功者却屈指可数，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由聪明而转入糊涂太难。可见真正懂得由聪明而转入糊涂的人，才是真正能成大事者。

曾国藩不论是学问、道德、文章、为人、处世、做官，都趋于化境，还说自己“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长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坦承自己天赋不高，并不聪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藏锋蓄志的表现，一种装糊涂的方法。

道光年间，与曾国藩十分要好的陈源衮，性情和曾国藩差不多，对于很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想给予纠正，为此得罪了很多人。曾国藩曾写信告诉他，看事情太明白，太苛刻，不是一件好事。要学会装糊涂，才能保全自身。他很欣赏李续宜的深藏不露，教育弟弟也要学会：“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强调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其实，曾国藩的这一番话，是从自身的经历领悟得来的。当时，曾国藩饱受皇上的猜忌，因为他每每做事，都喜欢较真，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上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够纠正。

可是问题没能解决，反而得罪了很多人。甚至办团练以后，刚直脾气不改，照样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给面子，让他周围的人都生气不已，以至于小鞋不断，绊子重重，让他事事不顺，举步维艰，在江西时更是困厄重重，几乎不振。后来曾国藩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觉得是自己太过认真，导致遭到官员们的排挤。所以在以后做事时，他学会了装糊涂，对很多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咸丰五年，胡林翼在帐内宴请刚从江西来湖北的湘军将领罗泽南、刘蓉。落座之后，胡林翼举杯敬酒，说道：“罗山（罗泽南）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说完，一饮而尽。

论年龄、官职、学问及地位，胡林翼都明显高于这二人，他这样自降身价，只是为了笼络罗泽南和刘蓉，因为罗泽南手中有兵勇。不仅如此，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继宜兄弟俩，胡林翼也是千方百计笼络，甚至可以说是用尽心机、处心积虑：胡林翼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孝顺，于是将两人在家无人照顾的老母接到自己署中，奉养在侧，礼敬有加。

这种不太合情理的礼遇，让李氏兄弟非常怀疑胡林翼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讨好他们的。但曾国藩肯定地回答他们说：“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是权术，对你们兄弟俩，那绝对是真心真意，真情相对。”其实对胡林翼此举的目的，曾国藩洞若观火，但他看破了却不会点破，而是装糊涂，极力为胡林翼掩饰。这对于一贯奉行“拙诚”的曾国藩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装装糊涂是相当重要的。不然，胡林翼此举只会惹得李家兄弟的反感，只会影响胡林翼和湘军的将领的关系。

结果，曾国藩的“装糊涂”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胡林翼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的认同，与湘军几位大将融为一体，为日后湘军的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其实曾国藩是很善于藏的。很多时候都会隐藏自己的内心，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城府深，高深莫测。实际上这与他的谨慎小心和善于隐藏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困境中，曾国藩更善于藏，善于隐，善于装糊涂，从而让自己避开危险，摆脱困境。

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抢得最多，但为了安抚这些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湘军兄弟，曾国藩也装了一次糊涂。因为他知道，这些湘军士兵，提着脑袋与太平军死战十几年，就是为了打胜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胜利之后朝廷能给多少赏赐？特别是对于那些前线的小兵小卒，流血拼命是他们的事，而论功行赏却很少有他们的份儿。这时候他们抢点就抢点吧，也算是对他们十几年出生入死的补偿。要是真的什么都得不到，说不定又会来一次“哗变”，又一次危机。还不如装装糊涂算了。

特别是在大功告成后，曾国藩功高震主却又无力改变，让曾国藩进退不能、困心不已的那段时间内，曾国藩更是把糊涂装到底，才最终脱离了困境。

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伯爵，世袭罔替，赐双眼花翎，他的湘军弟兄们也各有所得。然而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荣耀，他们暗地里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旋涡”。这些“旋涡”有的来自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朝廷担心他功高震主，图谋不轨；有的来自湘军集团内部，不少兄弟可以共患难，但是难以享荣华，为名利而争夺不休。表面上荣宠之极，实际上却是危险万端。

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危险正在向他步步进逼。虽然表面上清王朝和曾国藩都还是一团和气，朝廷该奖励的奖励，该给的都给，实际上却是暗流汹涌、危险重重。这其实也令曾国藩很是灰心，原以为大功过后必然大荣，却不想十几年孜孜以求的剿灭太平军真的实现的时候，却是大祸将至的险境！因为他拥有一支只属于自己的庞大军队，这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不亚于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巨大威胁。这一点，曾国藩自然也明白不过。所谓“看破不能说破”，曾国藩只能装糊涂，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对朝廷的举动佯作不知，一味装糊涂，只是暗地里开始了开脱自己、摆脱危险的动作。

曾国藩先是于当年就恢复了科举考试，大举选拔江南人才，随后在南京建立旗兵营房，并请北京的旗兵来驻防，然后让攻下天京功劳最大的弟弟曾国荃开缺回籍，最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裁撤湘军四万人，自剪羽翼。做完这些，他才终于吐出一口气，才感觉到压在头上的重重危机慢慢消散，他知道自己终于摆脱了重蹈历史上上演了无数遍的“狡兔死，走狗烹”的覆辙的危险。

可见，有时候装糊涂也是很有效的，特别是对于身处困境中的人而言。聪明容易，难得糊涂，真正懂得糊涂妙处的人，善于把聪明变成糊涂的人，越是在困境中越会转圜，越会变通，越会装糊涂，也就没有什么样的困境能困得住他了。

6.困境中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

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具备良好的品德、成就大事业的能力，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特别是在困境中，有时候只需别人轻轻一拉，就极有可能改变局势，脱离困境，乘势腾云。

曾国藩当年考试并不顺利，先后两次赴京都铩羽而归。第三次赴京会试，终于榜上有名，却不过是第三十八名，殿试考试才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根据惯例，他这种成绩只能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地去任县令，这对一心想进翰林院的曾国藩而言，和没有考中几乎没什么差别。心灰意冷，连朝考也无心参加，打算收拾行李回家，期待来年再考。

“咱们走吧，回老家！明年再考吧。”曾国藩边收拾行囊边对一同来考试的同乡说。同乡对曾国藩这么快就放弃很吃惊。因为“朝考”还没考，怎么能就走呢？如果这次考试十分出色的话，仍有进翰林的机会呀。

曾国藩知道，朝考的机会比会试的机会更加渺茫，自己的成绩不过是三甲，绝对进不了翰林，而且自己不过一农家子弟，一无靠山，二无钱财，除了期待来年考好一些，还能怎么样？但同乡认为，求求人或许还是可以的。但求谁呢？曾国藩想到了同乡劳崇光，他在京做御史，而且对曾国藩极为赏识，或许求求他还会有希望？

劳御史早就看出曾国藩考得一般，但其气度、学识和秉性，绝非池中之物，不如趁现在他困顿之际拉一把，做个人情。于是给他出了个妙招：行卷！

所谓“行卷”，原是从唐代就有的古风。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劳御史让曾国藩把自己写得好的诗文抄下来，散发给朝中显贵，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们推荐一下。

曾国藩茅塞顿开，朝考一结束，曾国藩顾不得吃饭，就火速把自己场中的诗文请人誊抄十份，经劳崇光帮助转送到那些爱才惜才又位高权重者手上。当然，阅卷的主考官自然是少不了的。果然，湖南士子曾子城（曾国藩当时的名字）的文章出色竟然在京城流传开来。

军机大臣兼朝考的主考官穆彰阿十分赞同曾国藩的文章的观点，曾国藩的诗文句句讲到了这位军机大臣的心坎里。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也就是选官大权为自己网罗了很多才气非常的“门生”。所谓“门生”，并非他真正教过的学生，不过是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终生不改的“恩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但这种关系比真正师生更亲密。穆彰阿正需要青年才俊到自己的门下来，曾国藩无疑是他最赏识也最可靠的人选，他当即给曾国藩一个第三名。名单呈给道光皇帝时，穆彰阿又特地将曾国藩大为赞赏一番，道光皇帝一边听穆彰阿吹捧，一边粗看了一下曾国藩的文章，颇觉有意思，就用朱笔画成了第二名。

就这样，曾国藩的成绩就由殿试的三甲第四十二名，一跃而成为朝考一等第二名，进入翰林理所当然了。

要不是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借用劳崇光和穆彰阿的力量，一无钱财、二无背景的农家小子曾子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四十二名一跃而成为第二名，顺利进入翰林。所以，曾国藩在走投无路的困境内下想到的这一招还是非常管用的。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在觐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植。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但是，却让他在一个偏殿内等了半天，又说第二天召见。曾国藩大惑不解，就去求教穆彰阿。久居宦海的穆彰阿马上知道了皇帝的意思，原来是想考查一下这个年轻的翰林公的观察和记忆能力嘛。于是穆彰阿以四百两银子贿赂偏殿的公公，让他把当时殿内所挂的那些“历朝圣训”全部抄下来，让曾国藩一条一条背熟了。果然第二天皇帝一见曾国藩就问昨天在偏殿里都看到了什么。曾国藩当然是如数家珍，一条条答来，全不费力气。这让皇帝大为惊讶——原来此人真的不简单哩。从此对他高看一眼，曾国藩的官运也就一路顺畅了。

可见，困境之中确实有必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民间有语云“一根筷子易折，十根筷子难断”，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众人合力则力大无穷。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当然更容易脱离困境。

所以，曾国藩后来创建湘军，对抗太平军，就特别注意网罗人才，注意借用大家的力量，像早期借用罗泽南、江忠源的力量为湘军壮大声威，借用塔齐布的力量树立湘军的品牌，借用胡林翼的力量，使湘军迅速扩大，终于使湘军走出了最初的困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要想使自己从困境中走出，办法多种多样，不过是要针对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困境，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利用而所用的办法不同而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困境，我们都不能失去信心，不能悲观绝望，而应当自励自强，想方设法让自己脱困。

第八章   未雨绸缪，不被困住的大智慧

1.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所谓困境，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我们被束住羽翅、捆住手脚，难以自由伸展，甚至危险重重却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处境。

古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困境也是一样。要想不入困境，让自己永远在顺境中，永远自由自在，平安顺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预防，不让自己落入困境，这才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有很多困境和危险都是因为太骄傲、太狂妄造成的。纵观历史，那些惹祸上身的人大多如此，而横观身边，又有几个身陷困境的人不是呢？曾国藩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也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不说别人，就说左宗棠，要不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又何至于狂妄到要一个四品总兵非向他一个师爷行礼呢？殊不知这一狂，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至差一点丢了性命。

曾国藩行事一向稳慎，为人也谦逊低调，所以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惹过灾祸，没有让自己被狂傲所困。这对于声名显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人似乎都只重视他为官、处世、治家方面的大成就，对于他本身的能力关注甚少，实际上曾国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但他一生从未以此为资，炫耀过半分。也从来不曾因此而自诩自傲过。很多时候都是隐而不露，藏而不显的。

曾国藩在京师师从理学巨擘唐鉴和倭仁，这二人都是有名的理学家，研究古文、精通训诂，是桐城派之后自成一家的文学家。曾国藩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文章学问，更学会了自律自强和静心忘我，不仅学业精进，而修身功夫更是一流。因而当年就已经名满京城，极受尊崇。

曾国藩还特别擅长楹联，还开创了楹联新风，尤以挽联著称，是楹联高手。在京城时他也以写挽联闻名。他的挽联不仅工整有韵，而且对人物的评价精当，非常有名。当时湖南同乡中传说，凡有同乡亡故，江忠源必定帮忙扶丧，曾国藩必送挽联以祭。在曾国藩文集中，收录的挽联之多、之精，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

曾国藩早年研究理学，以文章学问著称当时，但后期带兵之后，他又从头学起，精研兵法，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于带兵、用兵、领兵、练兵、治兵，都深有领悟，并且他的治兵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蔡锷当年，练兵治兵全从曾胡而来，蔡锷深入研究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兵法，专门编写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作为自己练兵的基础。毛泽东当年带红军，亦将曾国藩带兵的精华融入其中，连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曾国藩给湘军所作的《爱民歌》而来。可见曾国藩军事思想影响之深。

曾国藩还是书法高手。他与“清代第一”的书法家何绍基交往笃厚，相互切磋，精进迅猛。

他嗜好围棋，棋术高超，而且终生爱棋、下棋，即便兵事危急，也经年不辍。临终前还围棋三局。他的棋艺也非常高妙，少有对手，堪称一流国手。

他对于相人知人，研究颇深，写过《冰鉴》一书，被奉为识人圭臬。

可以说，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文武全才。而且不论他所具备的什么样的专长和才艺，都能笑傲当时，堪称大家。这些在别人身上或许就是骄傲的资本，就能追名逐利、借以上位，但曾国藩没有，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狂妄过、骄傲过。他将一切学养情趣都用到了凝聚人心以赴国难的方向上。他的所有才能、专长都潜藏了起来，从不用这些东西去表现自己争名争利，或换取别人的承认、追崇。他说：“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他把他的这些才艺和智慧，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的文采、书法用在了奏折、公函、命令上，他的兵法用在了对付太平军上，他的识人用人的这一套高深的相术，他把它用在了为湘军、为国家挑选人才上。

但是，他自己不显摆，并不标志着别人不知道。在当时，曾国藩可能不曾因为文章、诗词或是其他的才能成名，而是以他的无人可比的事功扬名天下。但是，《曾文正公全集》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和才华的诗句，那些一字千钧的奏折，那些激荡人心的檄文，都为世人所敬仰和尊崇。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行事为人十分谦虚，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正是这种谦虚待人、静以处事的大智能，为他免却了许多危难和困境。

曾国藩很早就明白“傲为凶德”，因此力戒自己的傲气，从来不逞口舌之利。而且每当自己稍有傲气时也会及时反省，及时改正。比如他初到京城时，也会与人争辩，一争高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更好夸夸其谈，以抬高自己。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不好，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从而非常重视去除身上的傲气，只以谦逊示人，因而赢得了极好的人缘。

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一直升到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这样的谦虚让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和信任。毫无疑问，一个谦虚低调的人是更容易被人接纳、被人喜欢的，这样无形之中减少了很多同僚的嫉妒，上司的打压，小人的陷害，为自己避开了许多的危险，避免了许多的危难。

他在家书中也一再提到谦虚谨慎的重要性，一再提醒兄弟们要以谦虚谨慎为重。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所以他对兄弟们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才能福泽绵长，家运长久。

攻克天京之后，天下第一大功被他们兄弟夺得，慈禧太后为笼络曾国藩，下令优奖，不仅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授协办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但是，曾国藩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担心的是“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如果不懂得“自概”，很可能被朝廷来“概”，那样的话，危险就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们根本无能避开，很有可能是像肃顺、像怡亲王、像顾命八大臣那样横尸街头，满门抄斩！曾国藩想想都觉得害怕，于是不等皇帝来“概”，他先“自概”，不仅请辞“节制四省”，又以退为进，劝第一个打进天京城、攻下天京的弟弟曾国荃以病开缺回乡，随后又主动请奏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终于消除了朝廷最大的担心，也使自己避开了极有可能无力避开的一场导致家破人亡的大祸！

真正聪明的人，总会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避开危机，在陷入困境前就想方设法破解困局。曾国藩看惯了世事的复杂多变，历尽了官场的险象环生，要在波诡云谲中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样才能远离祸患，永葆平安。

2.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

最能体现曾国藩能够防患于未然、在祸患到来之前预先想方避开祸端的，莫过于他擅作主张，诛杀太平天国优秀大将忠王李秀成一事。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并把胯下好马让给刚刚继位的十六岁的幼天王，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壕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李秀成潜到城郊一处破庙中暂避时，被当地农民发现，而缚送清营。威震天下、与湘军大战十年之久的一代猛将李秀成就这样落入曾国藩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么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甚至自己的兄弟曾国华之死也是拜这位忠王之赐，曾国荃情难自抑，忍不住手持尖刀，割下浑身捆绑铁链的李秀成肩头的一块肉来，顿时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曾国荃还不解恨，又用刀在其身上乱捅。李秀成面不改色，反倒笑话曾国荃：“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

这话让曾国荃失了兴趣，于是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曾国藩赶至天京，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不仅不让他坐笼子，还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绝不似曾国荃的粗暴。他几次面讯李秀成，都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副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秀成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7月29日，李秀成在木笼中开始写自述式的供词，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详情、“天京事变”前后的过程、太平军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还叙述了自己带兵在上海等地与清军交战的情况；同时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政策和制度作辩解；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成功“十要”和失败“十误”，最后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洋洋七万字，李秀成只用了九天时间，平均每天七千多字的速度，这对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人来说，相当不容易。曾国藩也感叹其记忆力超人、才华出众、处事精明、用兵神妙、忠心耿耿等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一时也生过爱才惜才之心。但曾国藩看到他的供词后，心中却害怕到了极点。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所述与曾国荃所汇报的有很多不同，与自己上奏给朝廷的也有诸多对不上口的地方。

如李秀成供述中称：“天京城里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本来天京未破之前，人们就在传说金陵被“长毛”建成了一个小天堂，里面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垂涎，很多人想夺攻城首功，也是为了这如山如海的财货。如今破城的是曾国荃的湘军，却报告说根本没有财货，这与李秀成所供完全不相符。这要是朝廷追问下来，或是哪个朝臣不服，提出来追查，都会惹来大祸，这可绝不能让李秀成说出去，曾国藩提笔删除了这句。

对于自己的被俘，李秀成供词说：“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写的是：“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倘若李秀成这几句供词让朝廷知道了，不仅萧孚泗的功劳没有了，自己也犯了欺骗朝廷、贪功为己的大罪！曾国藩将“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九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最让曾国藩惊心的是，李秀成竟然供说：“罪将谢中堂大人不杀厚恩，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怎么可能让朝廷知道？本来朝廷面对强大的湘军就已经防之不及，哪还受得了再加上太平军的数十万大军？曾国藩用剪刀狠狠地剪下来，放在灯火上烧了。

曾国藩仔细研究了李秀成的自述，凡对李秀成供述中不合适的句子或段落，全数删除或修改，达五千字之多。包括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如说曾国藩“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等；对于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句子以及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又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与此前自己上奏的事实相吻合，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决心要杀掉李秀成了。绝不能献俘，让李秀成进京。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及早将他就地正法，以便灭口。李秀成的供词中已有许多不能为朝廷所知的内容，如果押他进京面圣，不知道还会说出多少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甚至湘军不利的供状来，那岂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送入困境吗？

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了一堆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八月七日，不等朝廷颁旨，曾国藩匆匆在李秀成写完自供的当晚，就把李秀成押赴刑场斩首。

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李秀成到死也没有失却大将风度，而是怡然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没有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

曾国藩之所以要急匆匆地不等朝廷下令就擅杀李秀成，来了个“先斩后奏”，正是他一贯的小心谨慎的最好证明。

其实在他内心，对于李秀成进京极为担忧。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以及湘军的一些内幕，如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等，便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而且李秀成一旦进京，既是这么多年的死敌，谁知道他抱的什么心？如果他用计想要离间朝廷与曾国藩和湘军的关系，在当前这样一个本来他们兄弟和湘军就颇受朝廷注目、防之不及的时刻，哪怕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说，也会被朝廷当成真事来对待，一不小心，“莫须有”的罪名忽然降到自己头上也未可知，而这样的罪名很可能就是满门抄斩、毁家灭族的大罪！

这样的风险，曾国藩是绝不会冒的。为了免除这样的危险，他必须早作处理，防患于未然，尽早杀掉李秀成，才能心安。

3.懂得示弱，才能远离是非的旋涡

打下天京后，曾国藩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湘军也从朝廷的依靠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危险重重。

曾国藩仔细权衡之后，明白自己和湘军的处境相当危险，要想远离是非、避开祸患，全面自保，唯有低调，示弱，自剪羽翼，明明白白地告诉朝廷，自己和湘军的效忠之心，才能完全消除清政府的担忧，从而平安度过危机，得以善终。所以，曾国藩不顾湘军将领和众多亲信的反对，主动请奏，裁撤湘军！

要说清政府如临大敌一般地防范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也正当不过，而且作为统治者来说，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当时曾国藩和他领导下的湘军的势力强大得足以让任何人咋舌，甚至说旷古绝今也不为过。

当时湘军已经发展至三十多万人，和朝廷主力绿营兵的数量旗鼓相当，“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但如果论战斗力，则远胜于绿营。虽然这些军队并不全由曾国藩指挥，有的由左宗棠指挥，有的由李鸿章指挥，但左宗棠虽与曾国藩不和，却有旧谊，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这两支军队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朝廷。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精神领袖，振臂一呼，谁能保证左、李会不响应？

在政治上，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众多督抚，也大多出自湘军系，湘军集团势力之广、人数之多、权势之大，放眼当世都无可匹敌者。

根据当时的记载，同治三年时，湘军集团有二十三人担任督抚大帅，其中总督级别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载福等六人，而巡抚级别多达八人。在整个清政府版图上，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东和直隶等多个省份都被湘军集团控制，由他们的人担任着省内重要领导职务。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在东北、青海、西藏和新疆设立省，所以全国只有十八个省，而这十八省中有十三省是被湘军系的人控制。

试想一下，以曾国藩和湘军如此之大的势力，如果要逆势而起，反戈一击，清政府无疑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就会瓦解。对于身边雄踞着如此强大的一头雄狮，哪一个统治者敢掉以轻心呢？所以清政府是必先除之而后快的。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把这头雄狮打得趴下，是不可能罢休的。

曾国藩要想躲过这一难，只有两个选择：一、一口吞掉朝廷，独霸天下，就不用担心有人时时刻刻要除掉他了；二、让自己顺从、弱小起来，不让朝廷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威胁，从而放松戒心，能保自己安全。

想来想去，权衡来权衡去，曾国藩选择了后者。

曾国藩早就明白：“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于是他大刀阔斧地采用了三大措施：裁军、停饷、辞官，以自剪羽翼，削弱自己，远权避祸。

打败太平军后不久，曾国藩在天京就写好奏折，主动申请“定议裁撤湘军”。曾国藩说：“臣统领湘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开支。”湘军号称三十万，其实曾国藩能调动的只有十二万。其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除去左宗棠属下的四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三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五万人掌握在手中。

清政府此时正愁要以什么样的办法来治住势力强大的曾国藩，一看曾国藩主动裁军的奏折，正中下怀，立刻同意了曾国藩的申请，要求他从这十几万人中开始裁撤。按照筹划，曾国藩积极地将张诗日等人率领的一万人留在金陵驻防，其余的部队都被遣回到安徽做巡防军队，助攻天京的一万两千人也被裁撤。

不过，曾国荃所率领的五万嫡系部队和李鸿章的淮军在此次裁军中却丝毫未动，全部都保留了下来。但曾国荃的五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一日不得安宁，而曾国藩兄弟无疑就会日日处在危险之中。

于是，1864年，曾国藩再次奏请将曾国荃部的五万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二万五千人，分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守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也一并照准。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一万湘军裁去十二营，仅剩下两千余人镇守江宁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经过几次大裁员之后，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被遣散，曾国藩能调动的更是屈指可数，不再能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朝廷稍稍放心。曾国藩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为了真正全面地安全起来，让清政府对自己完全放心，不再视自己为威胁，曾国藩对于以前苦苦争到的厘金也全面奏请停止。先是停解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本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1862年，曾国藩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专赴广州办理饷金事务，广东厘金一直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但现在既然战事已停，湘军已裁，厘金自然也得停解，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准。

随后他又申请停解江西的半厘，并让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湘军归江西巡抚沈葆桢旗下，不再由曾国藩节制，江西的半厘军饷也就全部由沈葆桢支配。要知道江西的这半厘得之不易，曾国藩还曾因此与当时的巡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结仇积怨。但此时曾国藩却不再争夺，而是拱手相让。1865年，曾国藩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局厘金。

至此，湘军的军权、财政权，曾国藩自己已经几乎削尽。此时的曾国藩，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能被清廷完全掌控的疆吏而已，基本不再对朝廷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几大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在曾国藩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的过程中，朝廷看到了他的忠心不二，不再怀疑他有二心，因而也就打消了剪除他们兄弟的想法，而继续委以重任。

4.拒绝诱惑，就是远离祸患的明智之举

曾国藩的人生在湘军彻底攻占天京、剿灭太平天国后达到了顶峰，不仅威望如日中天，而且手握重兵，大权在身，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节制四省、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等职，还是湘军的总司令，是湘军事实上的精神领袖；不仅东南半壁几乎全由曾国藩节制，手下强将无数，而且湘军集团的人脉关系更是遍布全国，全国十八省的督抚之位有十三省竟然都出自湘军系。

这样强大的势力，不仅朝廷慌张，湘军内部很多将士，甚至高级将领也都开始蠢蠢欲动，还发生过湘军将领齐聚大厅拟为曾国藩“黄袍加身”的事情。

但是，曾国藩在这种诱惑面前，依然保持了理智和清醒，保持了他一贯的稳慎和小心，轻轻巧巧地翻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道坎，也轻轻松松地避开了人生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祸端！

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心怀坦荡、心口如一、忠诚可信的道德“完人”，更是一个善于远离困境、避祸躲灾的处世高手。他看时局看得准，想问题想得深，思虑周全，把一切祸患都挡在了发生之前，因而避免了自己陷入困境之中。这样的智慧，千古以来，实在少之又少！也只有这样大智的曾国藩，才能是永远的“不倒翁”，才能永远困不住！

其实，想要怂恿曾国藩自立称帝的想法，在湘军系中由来已久。早在安庆大捷之后，湘军将领就掀起过一轮“劝进”的热潮。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彭玉麟等，都曾明着暗着地劝过曾国藩问鼎自立。

当时安庆克复，正待庆功，却接廷寄惊闻咸丰帝晏驾热河行宫，六岁的皇长子继位，八位顾命大臣辅佐。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们都有一些恍然。然而，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郭嵩焘以及彭玉麟等这些识见开明的人早已洞悉这是一个湘军自立的绝佳时机，因而“劝进”之潮迭起。但都被曾国藩一一挡回。

据传最先试探的是彭玉麟。被曾国藩骂作“可恶”。

当时安庆克复，曾国藩从宿松到安庆。作为水师首领彭玉麟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彭玉麟先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下肚。

第二个挑明的是李元度。但被曾国藩斥回。安庆被攻克后，曾国藩入住陈玉成的英王府。将士们群情激昂，想大办宴会庆贺拿下安庆，毕竟经过这么久的出生入死才终于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因为咸丰帝刚刚殡天，于礼不合，曾国藩只许他们各以一联相贺。李元度最先撰成，其联却是“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大家一见都觉得心中一跳。只有曾国藩见后大怒，不仅立即将联语撕毁，并大声斥责了李元度“没规矩”。

后来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也贺一联，为“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极为赞赏，并把这一联拿出去给所有的将佐看。有人看了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没想到惹得曾国藩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

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按对联的要求来说，是相当工整的。但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不是工整与不工整的意思，而是这一联才真正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所谓“麟阁”，是指西汉的麒麟阁，是西汉时汉宣帝令人画包括霍光、苏武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图像，于未央宫麒麟阁内以示纪念和表彰。“破蔡州”，则是指的唐代宪宗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盘踞蔡州叛乱，名将李晟之子李愬雪夜破蔡州，行军深入七十里，生擒吴元济，凯旋而还。这一联把曾国藩比作是霍光、李愬一类的平息叛乱的有功之臣，这才是曾国藩所要表达的心声，因而传之诸将，也就是对诸将表明心迹。

随后又有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等先后试探曾国藩，以图劝进。但无一例外，全被曾国藩挡了回来。

据说左宗棠曾用鹤顶格写神鼎山一联，曰：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直接送给了曾国藩。

胡林翼到安庆时，不仅与曾国藩密谈国家情势，详细分析了天下大势和湘军的未来，并把左宗棠游神鼎山的这一联当面呈给曾国藩，说左宗棠请曾国藩指正。曾国藩打开一看，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读到“似可问焉”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还给胡林翼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个字。”胡林翼一看，内心苦笑，提笔在一旁再写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胡林翼又说，我也有一联也一并请你指点好了。拿出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其实还是希望曾国藩能进一步，用霹雳手段，改朝换代，这样才能真正救民于水火，显出真正的菩萨心肠来。但曾国藩装傻，不搭这个茬，只连赞此联高妙。胡林翼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却说：“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心病。”胡林翼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作罢。

后来湘江才子“衣貂举人”王闿运也来到安庆，再次向曾国藩劝进，被曾国藩连书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而挡住，王闿运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规模最大的一次劝进是在攻下天京之后。不仅湘军中诸人有力劝曾国藩自立的举动，甚至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比如，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曾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自立。

但一切试探、劝说、怂恿、撺掇、教唆或是直接煽动，曾国藩却从不为之心动，而是把忠于清廷的这一条路走到底，不管多少劝说、多少拥戴、多少支持甚至欲“黄袍加身”也不为所动，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稳慎，更是因为他把后路看得非常清楚，他比谁都明白，一旦自己跨出这一步，必将回头无路，从而把自己逼上绝境。

要是成功夺位也就罢了，若不成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比残酷的结局。但就他当时的情况而言，并无十足的把握能胜这一局。虽然自己的势力分布天下，自己任两江总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罗炳常任四川总督，李鸿章任江苏总督，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但真要造反，这些人真的能心甘情愿归自己控制吗？不说别人，就说那个从不甘于曾国藩后面的左宗棠，只怕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而且绿营兵和僧格林沁的蒙古兵都窥伺在旁，虎视眈眈，真正拉出反旗，只怕立时就会被剿灭，哪里会有多少胜算？思来想去，他还是要做忠臣，而不当叛贼。

其实，这样的选择从他开始进入宦海就已经决定了。以他终生对于理学的追求，终生以忠君爱国为操守，他绝不会做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他的智慧和稳慎，他也绝不会在并无十足把握之下就把自己、把兄弟、把家族、把整个湘军置于危险境地。所以，他绝不会越雷池半步，而是慎之又慎地走好每一步，清醒理智地避开一切有可能的祸患，绝不让自己陷入危境，更何况举反旗是绝境！

要摆脱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困境。未雨绸缪，预先防范，才能避开困境，不被困住。聪明机警如曾国藩，绝对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不管鼎轻鼎重，他都不会过问，而是安分守己，做好自己作为一个臣子的本分，从而保障自己和家族远离祸患，永葆安宁。

5.持盈保泰，最终全身而退

历史上功大于曾国藩者、德高于曾国藩者、言多于曾国藩者，都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曾国藩如此受人景仰、敬重、佩服甚至推崇呢？可能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做到了许多人都不曾做到的看似最容易、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一件事：功高于天却能全身而退！

攻破天京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立下了不世奇功。朝廷优荣无尽，曾国藩不仅是湘军总帅，更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曾国荃被封为一等威毅伯，世袭罔替，甚至曾家女眷也得封诰命夫人。曾氏家族一时成为天下第一家。

但表面的光彩下面，实际上却危机重重。历史的经验一再地证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几乎是功大勋高的功臣们的宿命！曾国藩和湘军立下如此大功，功高震主，而且手握大军，朝廷哪有不忌怕的道理？不剿灭太平军，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是清王朝最大的倚靠，一旦最大的敌人消灭后，强大的湘军集团无疑就会成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成为他们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熟读历史、看尽宦海风波的曾国藩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朝廷早就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朝廷在表面嘉奖的同时采取了排挤、压制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提高他们的地位，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如对左宗棠的迅速提拔，让左宗棠领楚军，任陕甘总督，利用曾、左不和制衡曾国藩；另一方面，则刻意去压制曾国藩的死党，如对曾国荃的严厉申饬等。

对于朝廷的担忧和用意，曾国藩心如明镜，明白得很。因而心中十分惶恐，一心想着如何避开功高招忌，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其一，他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在江南盖贡院，并将因战乱而停止的科举考试恢复，使那些热心功名的读书人有了考试致仕的机会，赢得了读书人的大力拥护。

其二，他不仅裁撤了四万多湘军，还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这样，江南驻兵就不仅仅是只有湘军了，从而让朝廷放心一些。

其三，他从自己开始，削弱自己的权力。他主动上奏请辞“节制四省”的军政大权，而只任“两江总督”。当时的曾国藩，可谓大权在握，无人比肩。一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员，还是协办大学士，并有太子少保衔，东南半壁，几乎全在自己手中。这样大的权力，曾国藩日日为之胆寒，很早就有心辞去一些。早在同治元年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要不是幕僚和曾国荃竭力反对，那时候就坚辞不受了。这一次，曾国藩再次请辞，只任两江总督，不能“节制四省”，这是李鸿章出的主意，说要是都辞的话，让清政府无法安置他，反倒不好。这一下，曾国藩一下子从一个“东南王”成为一方疆吏，至少从表面上不再具有登高一呼的能力了。清政府略略放心，曾国藩也才略略开心。

其四，曾国藩劝弟弟曾国荃也以生病为由告假开缺。这样才能真正保住性命，长承恩泽。其实曾国藩明白，清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曾国荃手上的那五万湘军，这支湘军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绝对是曾家兄弟的嫡系，这支军队能打败势力强大的太平军，那也足可以推翻本就不怎么牢固的清王朝，只要曾国荃一日不走，这支军队就还是姓曾。所以，清政府在攻破天京后不久，就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

与曾国藩的老练沉稳不同，曾国荃性格直率，因为并没有读多少书，做事非常鲁莽，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脾气火暴，急功近利，而且权欲很大。他可不会轻易舍弃手中的权力。而且因为急于邀功，他在上报攻破天京的奏折中称全部肃清，城内“长毛”全部举火自焚，但后来又发现幼天王已经在李秀成的保护下逃出城去，惹得朝廷严厉申饬，并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

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曾国藩深知朝廷用意，因而力劝弟弟干脆连巡抚也不做了，告病开缺，回家休养，以消朝廷嫌疑，以保身家安全。

在大功告成之日忽然抽身，让曾国荃很不能理解，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功绩足以换取总督的职位，清廷却只让他任浙江巡抚，未免有些委屈。

在曾国藩的眼中，平安远比富贵要来得重要。但曾国荃并不能理解曾国藩的做法，饯行宴上大肆地抱怨哥哥不为自己出头做主，令曾国藩非常尴尬。为了安慰他，曾国藩于弟弟四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亲笔撰写了十二首绝句，据说当曾国荃看到“刮骨箭瘀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忍不住放声大哭。曾国荃懂得了曾国藩的用心，带着满腹的委屈返回湖南荷叶塘休养，直到1865年才再次出山。

曾国藩的这一系列持盈保泰的举动逐渐打消了朝廷对曾国藩拥兵自重的猜忌，曾氏一门终于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曾国藩也不仅漂亮地避开了一场莫大的危机，而且全身而退，成为中国历史上殊为难得地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完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

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端坐三刻后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六十一岁的人生旅程。只留下了一篇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极一时哀荣。同治皇帝载淳专门送了两副挽联：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

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

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

终于肯定了他的耿耿忠心和无上功勋。也许直到这时候，朝廷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耿耿忠心和一片赤诚。正因为此，才有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美誉。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纵横官场几十年，不仅能够在战场上屡败屡战，攻克强敌，剿灭强大的太平天国军队，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又能够在“盛时作衰时想”，时刻惕励，自警自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功高震主、势力强大的情势下不骄不傲，自剪羽翼，持盈保泰，终于避开了封建历史上轮番上演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魔咒，最终得以善终，这才是曾国藩超越古今一切英雄、最受后人敬佩和感叹的地方！

目录

扳不倒的李鸿章
序 言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第二章 精明强干，能力是屹立不倒的资本
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5.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第三章 借力打力，巧借外力消解自己的压力
1.借用外力，才能在乱世中不被打倒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第四章 党同伐异，是让自己不倒的重要策略
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2.袒护部下，才能赢得部下的拥护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4.当机立断，才能永绝后患

5.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

6.力保侨胞，打造自己的“强国梦”

第五章 通达权变，主动躲开沟坎以防摔倒
1.李代桃僵，天津教案中的非常手段

2.活学活用，才能在政坛上所向披靡

3.拖，官场中保身的好办法

4.好马也吃回头草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第六章 深厚的根基是屹立不倒的关键
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2.联姻，打牢根基的捷径

3.铁杆部下是驰骋官场的强大后盾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第七章 深谙官场禁忌，才是官场不倒的秘诀
1.做事击中要害，才能稳保自己的地位

2.不染指他人之功，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3.与狼共舞，需要的不止是胆识

4.灵活权变，才能绕过官场上的坎儿

5.忍辱签约，输也要输得优雅

第八章 处变不惊，沉稳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执着，才能不被困难压倒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7.镇定，危机面前必备的素质

第九章 互为掎角，让别人离开自己的支撑就会倒
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着，就没人能让你倒下
1.不争一时短长，就不会轻易倒下

2.内心的强大，才是不倒的关键

3.做事持之以恒，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4.肩负重任，才更要在官场中风雨前行

5.官场上，勇气比权谋更重要。

6.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

版权信息

书名：扳不倒的李鸿章

作者：胡以贵

出版方：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4月 1日

ISBN：97875472179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扳不倒的李鸿章

序  言

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

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清末不平等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然后根据李鸿章在镇压清末农民起义中的表现，就把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起定义为“刽子手”。

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李鸿章就这样中了枪。

中枪，对李鸿章来讲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在朝廷中，他不断地中政敌的枪；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他中了日本人的枪……

从政四十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一次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旋涡中的李鸿章，却总能独立中流，屹立不倒。

“枪打出头鸟”， 李鸿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所以，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李鸿章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依然屹立清末政坛四十载而不倒，成就了一段政坛不倒翁的传奇。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但时运不济，年轻的李鸿章一直抑郁不得志。后得其师曾国藩之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青云直上，开始了其四十年政坛不倒的传奇经历。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等，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代名臣。

李鸿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办洋务，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李鸿章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李鸿章还排除重重阻力修铁路、办电报局……

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局限，李鸿章也是如此。由于局限，他不能对清王朝进行彻底的改变，对此，李鸿章很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山河残破，强敌窥伺，李鸿章独力难撑大清的危局。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真实感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无奈地倒下了，他是被岁月击倒的，而不是被政敌打倒的，他没有被列强吓倒，更没有被困难压倒。他，死不瞑目。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

有人曾经嘲讽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这妇人和孺子偏偏又不是一般人，孺子是皇帝，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妇人则是太后，而且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同样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还不和，经常明里暗里地互相掐。

一个人有两个相互掐架的老板，确实够难为人的。和稀泥，不行！因为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在关键的问题上必须要表明态度和立场。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行！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百出的朝廷上，正确的意见往往会遭到错误的反对。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官场中，令皇帝和太后对自己都很满意，以至于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李鸿章的成功之处。

李鸿章在满清为官有先天的不利条件：李鸿章是汉人。而汉人在满清的朝廷上是受到排挤的。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海军衙门本来是非李鸿章莫属的。但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对此肥差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也正是在这时，慈安忽于光绪七年（1881）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开始大权独揽。

李鸿章知道慈禧想要满人掌管海军，而且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既然知道自己无望掌管海军衙门，也知道朝廷已经内定了人选，李鸿章虽然哑巴吃黄连，还是抢先保举醇亲王奕。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

这个安排让亲贵皆大欢喜——慈禧太后也心满意足。而李鸿章也因极力推荐醇亲王而成为太后以及亲贵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只知道巴结和迎合慈禧，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站位的技巧在于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站位。

慈禧对颐和园有很深的情结，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她跟慈安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慈禧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但为恭亲王奕所阻。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亲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圆明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1894年，恰逢慈禧的六十岁万寿庆典，慈禧也以重修颐和园来考验朝野各界对自己的忠诚度。李鸿章跟翁同龢是死敌，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户部尚书翁同龢管理着国家金库的钥匙。而翁同龢又是皇帝最亲密的老师。

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户部翁同龢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为由，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该多买点吧？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李鸿章想要发展海军，需要高层的支持，显然，来自皇帝的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态度基本就是：“你所提倡的，就是我反对的。”而翁同龢直接决定了皇帝的态度。

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李鸿章要想继续维持他的洋务事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继续让北洋海军发展下去，只能取得慈禧的信任。

而重修颐和园，是李鸿章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来补缺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漏洞。也只有获得了最有权力的慈禧的认可，李鸿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朝廷中有形无形的重峦叠嶂。

李鸿章这步棋走得很无奈。因为他很明白，不管理想多么宏伟，没有当权者的支持，照样不能获得执行。

站好队，不仅是李鸿章办海军、做洋务所必需的，也是其在官场上生存的必需。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着一些维新人士。

这时，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慈禧想趁机敲打一下李鸿章，于是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想敲打李鸿章，没想到反而被李鸿章呛了回来。李鸿章其实比较含混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戊戌变法其实是帝后之争，而不是变法和不变法的争执。而慈禧太后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李鸿章也比较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站位：在政治上是跟慈禧一起的。

其实，李鸿章既不是维新派也不是顽固派，或者说既不是纯正的帝派，也不是纯正的后派，他在帝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也正是他这种周旋，不仅让自己不倒，也在艰难的时局中扶持着腐烂的王朝不倒。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人生譬如走路，要先确定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不论怎么走都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准方向，必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人生定位并不准确，那时的李鸿章是颇有点书生意气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847年，李鸿章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而李鸿章，虽然此时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渴望成为李太白，所以，他当时还在跟京城的一帮子知识青年诗文唱和，吟诗作赋，到处卖弄自己的文笔。

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李鸿章的失败，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曾国藩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的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目的只是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定位的错误，让他再次做出错误的决定。结果更加惨不忍睹。

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1858年冬，李鸿章决定去投奔老师曾国藩。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李鸿章虽然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他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府。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回到自己身边。

这次的出走与回归，让李鸿章彻底明白了两点：第一，曾国藩不是一个好老板，其他的老板更不靠谱；第二，连曾国藩都让自己不如意，那能让自己如意的，只有自己了。

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不过，李鸿章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正确定位，就是自己要有一番大作为，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机会还会来吗？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使者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些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

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上海，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

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那个挑肥拣瘦，只想跟着别人赚点小便宜的李鸿章了，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自立门户，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李鸿章。果然，后来的赫赫战功证明了李鸿章的定位是正确的。

此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一个意气书生，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栋梁——李鸿章。而准确定位之后的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十年屹立不倒。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当然，被人非议，只能说明做事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说明就会被打倒。李鸿章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打而不倒，这和李鸿章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

有感于时事的艰难，李鸿章曾经无奈地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是李鸿章对自己目标的准确表述：第一，他是改革者，总是想通过各种修修补补来让这个王朝焕发生机。所以，中兴，是李鸿章的追求。第二，与维新派相比，他思想保守；与保守派相比，他又太过激进。在主战派面前，他是彻底的投降派；在主和派面前，他又太不淡定。甚至，在帝后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显得格外超然。

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的立场都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坚定不移。尽管有时候这种立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不愿赴日本谈判，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去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卖国贼这个帽子他是戴定了。但在国内国外“只认李鸿章”的形势下，李鸿章还是出发了。在日本谈判结束后，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大清国时，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他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大清国。八月二十八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尽管光绪很生气，但他生气的只是合约，并不是生李鸿章的气。因为换别人去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深知，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他更知道，现在的时局，缺少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谁来处理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乱局呢？颇负众望的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

朝廷在七月三日和六日两次催促他立刻北上，接着在七月八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此时义和团闹得正凶，慈禧也被她身后的满清权贵集团端郡王、刚毅等人所挟持。李鸿章回电说，先定内乱，如有眉目，即行启程，言外之意是我去了也无能为力，那么各方为何一致认为乱局非李鸿章梳理不可呢？

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政府所有的外交折冲的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琉球冲突、中法之战、甲午之战，他柔软而不失原则、圆滑而务实的外交风格获得了西方政治家们的尊重。当时很多外国人，包括后来研究李鸿章的汉学家、史学家都评价李鸿章是当时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一位清朝大臣。

但李鸿章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始终处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夹击当中，却总是似倒而没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被各方势力攻击，是因为他的定位的问题，而他始终不倒，也是因为其定位的问题：他始终代表着大清国当时最广大的臣民的利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只是代表当时，而没有代表未来。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攻击，他始终不倒，即便数次被冷落，甚至遭免职，一旦大清国遇到无法收拾的危局的时候，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走到台前。

李鸿章本来不想做裱糊匠的，他要做改革者，但能怎么办呢？

李鸿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努力。他比满清权贵还关心那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他勇于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他倾尽心血建水师、搞实业、办洋务，他一生不知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织布厂，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炼钢厂，第一个矿务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第一支中国海军……李鸿章为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倾尽精力却饱受骂名。然而，这些东西对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李鸿章被绑在大清朝这只破船上随风漂流，为了船走得更远，作为“船夫”的他竭尽全力修修补补，却无力回天……

李鸿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始终将倒而不倒，他始终将自己与清王朝连在一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他不得不以公敌的姿态出现，在血雨腥风的晚清王朝，李鸿章始终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这既是他的幸，却也是他的不幸。梁启超曾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了。

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却也对对方心存戒备。李鸿章和慈禧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全力保全大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当然，要想大清朝不倒，就要保证李鸿章不倒。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绝不是池中之物，不会长久寄人篱下。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不欢而散，是在咸丰十年（1860）。当时李鸿章是寄居在曾国藩的屋檐下，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两个人在是否在祁门这个地方设置总督衙门，以及在处置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导致李鸿章愤然离开曾府。虽然后来李鸿章还是回到曾国藩身边，但这个事件至少表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不惜代价；第二，李鸿章想要单飞，只不过没有更合适的机会，所以才又回到曾国藩身边。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终究是“自己人”，所以，当上海出现权力空缺的时候，曾国藩还是推荐了李鸿章，并且支持他建立了淮军。

虽然淮军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但湘军是湘军，淮军是淮军，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淮军带有很强的地方军队的性质，而老大就是李鸿章，没有李鸿章发话，谁的话淮军都不听，这种独立性很快就让李鸿章尝到了甜头。

李鸿章自立门户之后，立刻表现出了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精明。

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去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曾国藩希望李鸿章接管上海之后，可以解决湘军军饷捉襟见肘的困境。但这时的李鸿章手下也有数万的淮军需要银子供养，尽管曾国藩天天催促送钱来，但李鸿章还是用“和稀泥”的办法，一边不断跟曾国藩诉苦，一边又想办法送些银子给湘军，好让曾国藩无话可说。

面对已经成为同僚的学生，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一方面他需要李鸿章的帮助，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厉害就在于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能取代得了他。

李鸿章这种跟曾国藩“亲师生，明算账”的做派，同样让他满足了自身利益。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而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的封号，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慈禧的这种不信任缘自太平天国消灭之后，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除了外国列强之外，在国内，就只有一个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曾国藩觉得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一旦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当时，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而最锋利的那把剑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了解李鸿章，如若自己安分守己，李鸿章就永远是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拥兵造反，李鸿章很可能与自己反目成仇。面对李鸿章，曾国藩没有把握全身而退，一旦兵败，自己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认清形势的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朝廷立即就答应了。其实，慈禧固然很重视曾、李两股势力，但是又怕两者实力过强。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慈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她一直采取抑曾扬李的策略。李鸿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曾、李分野，李鸿章的做法固然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但在曾国藩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不如让给学生。另外，这样也替曾国藩解了围，如果这时李鸿章看不清形势，继续跟曾国藩站在一起，那真就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了。

最重要的一点，李鸿章这次站队，直接给自己带来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也让自己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曾国藩对自己不利，朝廷会帮自己说话；如果朝廷对自己不利，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理。

关键时刻的划清界限，让李鸿章名利双收。

曾国藩裁减了湘军之后，很快成了“孤家寡人”。而这时候捻军兴起，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朝廷下令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灭捻，而李鸿章接替老师成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手中无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李鸿章的淮军，但淮军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曾国藩根本指挥不动，他甚至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令告诉李鸿章，通过李鸿章的嘴来调动淮军。并且，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河防战略也嗤之以鼻，竟然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等言语讥讽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想让自己的淮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送死，更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就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在用兵上，李鸿章遥控指挥，干扰曾国藩的战术，甚至指使淮军将领以生病为由拒绝出战，这让曾国藩十分光火。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会成功。好在曾国藩现在已经有功高盖主之嫌，这场功劳让给学生也并无不可，最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曾国藩则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给李鸿章当起了“后勤部长”。

和而不同，这让李鸿章从与曾国藩的博弈中获益良多。在朝堂之外，他有恩师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朝堂内，为了借其压制曾国藩，朝廷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有如此两处强援，李鸿章左依右靠，自然不会倒。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造反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封建社会，不仅造反的行为很危险，即便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也会遭到镇压。

晚清的政坛上，李鸿章一直受到重用，但是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慈禧的手段是狠辣的，一旦察觉臣子的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政治权力，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而扬扬自得时，慈禧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想不被收拾，就要老老实实做好“奴才”。

自组建淮军担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就一直手握重兵。无论是在胆略上，还是资历上，他都要比朝廷诸多权贵强很多，但李鸿章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和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很多好事者都做过这样的设想：在后曾国藩时代，作为清朝最有实力的李鸿章，假如他代清自立，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历史上，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大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如果此对话属实的话，说明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此时的李鸿章如日中天，如果要自立，这无疑是最佳的时机了。李鸿章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像曾国藩那样宽宏大量的人，李鸿章都不愿居于其下，自然更不愿屈居于“妇人孺子”之下，跟一帮满清权贵来回倾轧。

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这时李鸿章不愿自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那是不会成功的”，说明李鸿章对自己还有清朝的实力是有清晰的认识的。那些认为李鸿章代清自立轻而易举的人，是太轻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实力了。表面上看来，李鸿章呼风唤雨，好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推翻清政府是举手之劳，其实不然。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候发展到极致，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之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即使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第二章   精明强干，能力是屹立不倒的资本

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官场上，先见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李鸿章在看人看事方面，总是有先见之明，这种宝贵的能力，能让他大致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且在事前就做针对性的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时毫无准备而导致的仓促和忙乱。多一分从容，就少一分失误；多一分准备，自然多一分胜算。

李鸿章的这种精明，首先表现在他对日本的看法上。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相比清政府的其他官僚，是更有远见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朝鲜当时是独立国家，是中国的“藩属”。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上了奏折——《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在此折后面提及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他相信通商可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当时，在清政府眼中，日本就是个“蕞尔小国”而已，对日本，李鸿章虽然在心底里也有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他对日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的。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对于朝鲜，李鸿章在给朝鲜的一封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做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而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对于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

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进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六千五百人入台，并运去洋炮二十门。同年十月，清政府却接受英、法、美等国的调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承认琉球国是日本的属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聚，改革非易。”

此时的世界，海洋已经不是隔绝与世界联系的屏障，而是敌人来犯的重要通道。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李鸿章开始筹建海防。

所谓筹建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北洋海军，拥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了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

北洋水师的兴建，是一场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海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观之日本，六年中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天壤之别！

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大幅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不得不承认，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就已经判定。李鸿章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他终究努力了。

李鸿章的努力没有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取胜，但终究还是让日本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侵华的步伐。李鸿章的远见也没有让他避免在甲午海战后“靠边站”的官场命运，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倒。这场战争也让清政府明白了他的价值，虽然给了他一个闲职，却同时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立于风气之先的姿态，一定会让他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又让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坚强挺立。一正一反的平衡，让他始终立于旋涡却能够自立。

李鸿章，是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敢为天下先”是勇气，“敢为天下先”也是智慧，这种智慧至少让李鸿章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国在经历短暂的疼痛之后，并没有认识到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

直到二十多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掌握了权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才忽然发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但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所认为的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但李鸿章并不这样认为，李鸿章做洋务的起点比曾国藩要高。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用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这三所“洋炮局”，为之后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制造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的种种远见，并不为晚清贵族们所接受。但李鸿章的行为，却切切实实给大清国带来了实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顽固派们可以拒绝洋人的思想，但不能拒绝洋务运动带来的实惠。

虽然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李鸿章还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艰难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

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在做事的时候，多了一分老谋深算，少了一分冲动锐气。他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不能鲁莽，而要有十分的心计和耐心。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这种工于筹谋的本性一览无余。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其细致与耐心，如同一个老师在向小学生解释他们刚接触到的某个新事物。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等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可见李鸿章想让王公大臣们了解 “奇技”“淫巧”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此时的清王朝，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上，已经太成熟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制度和思维模式中的人，只会利用惯性的力量向前，任何试图改变这种惯性的力量，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会遭到激烈反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他们最体面的理由。

对“洋器”的介绍，并不是李鸿章最终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才是李鸿章的目的。

当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李鸿章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么简单，因为李鸿章已经发现，技术后面，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要想真正地实现技术上的进步，必须从思想上对国人进行改变。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

在政治上，李鸿章不是维新派，但在思想上，李鸿章绝对是改革的先驱。他始终代表着清朝最先进的“生产力”，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也因如此，李鸿章一直暗中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而以后孙文对其上书，以及其对孙文的出国安排，也显示了其“留待后人来解决”的明智。

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并不是哗众取宠。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实”也给了李鸿章立足的根基。

李鸿章的这种超前姿态，让他自身也获益良多，顽固派的反对，换来的是开明者的支持，而且经过李鸿章的培养和争取，开明者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他获得的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曾经有过暗杀李鸿章的打算，但后来了解了李鸿章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并把李鸿章作为极力争取的对象。

敢为天下先，这就是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而不倒的原因了。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辩论从实质上来讲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真正的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利益和手腕的较量。

真正的辩论家，是通过对形势的审视，或者通过在辩论之前巧妙的布局，抓住对方的痛处，掩盖自己的短处，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击而中。

所以，辩论不仅仅是口舌的技巧，而更是超凡的洞察力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李鸿章善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驳反对造船论。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于1868年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

紧接李鸿章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

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宋晋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国家财政困难，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

第二，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第三，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如果说第一条还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后面的理由就只能显示出清王朝自命不凡的当权者的无知和浅陋。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既不想得罪洋务派，也不想得罪那部分清流，于是发布了一道模棱两可的 “上谕”：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对宋晋的这种浅陋，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沈葆桢于五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六月下旬才复奏。

李鸿章的迟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另一方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表态，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剩下的，就只是发挥自己在辩论上的优势，对反对者进行慢条斯理，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辩驳了。

李鸿章在奏折中首先分析了清朝面临的形势，而这种大局观的缺乏，是反对派最致命的弱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清朝在技术上的落后。虽然“合约”已成，但仍然是强敌环伺，所以，清朝要自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不止如此，李鸿章还在奏折中对那些自视清流的士大夫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针对反对派“靡费太重”的抨击，李鸿章在全面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坦言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但认为“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更指出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李鸿章进一步详细说明船厂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从现实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李鸿章更是大方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然后以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为例，分析了战争中胜负的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要想战胜西方列强，就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投入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投入，更不是停止造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鸿章辩得高明。

当然，李鸿章明白树敌是不好的，所以又说，即便打不过外国，但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这些船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最高明之处在于抓住反对者的要害，为自己在艰难中进行的洋务运动造势。针对反对者反对造船的主要理由是财政经费紧张，李鸿章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办洋务。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

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此时，李鸿章恰好借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来说明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

清廷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三人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

通过这场辩论，李鸿章从被动转为主动，有理有据，在驳倒反对派的同时，为自己发展洋务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单纯是辩论家了，而应该被称作战略家。正是因为善辩，让李鸿章每每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通过有力的反击，把打击降到最小，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混迹草根的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总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出身淮上，当时的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那时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是戴上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杀人劫掠。

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也就是捻子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李鸿章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以铁血法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当中，在这种暴力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倾轧甚至打杀，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敌对和仇恨，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环境之下，对人心和人性的琢磨，相互之间的算计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自然从骨子里少了一分曾国藩的厚道，而多了一分曾国藩所不具有的精明。这是李鸿章少年经历所给予他的对于生存法则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体悟。

如果曾国藩想要重建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统，李鸿章要的，则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这是李鸿章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而这是李鸿章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用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是最直接的，在清末动荡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样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头脑之精明。

也正是在对人性了解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让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过人的精明。

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以及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英法军舰的参观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必定要付诸实践的人，表现之一是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并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把握趋势，逐步推进。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整个洋务的关键——人。

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枪炮的威力，他对于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李鸿章先是设厂仿造，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在设厂仿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也就是说要先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

李鸿章是实干家，既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 1865 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不久，李鸿章更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准确判断出事情的走向，并且推动着事情向前发展。

李鸿章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究实效，不仅仅是当下的实效，更注重未来的实效。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现实的利益最有说服力，所以，李鸿章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求强”的层次，而是在“求强”的同时开始“求富”。

李鸿章的精明，集中体现在其对待孙文的态度上。孙文给李鸿章上书，当时的孙文自然还稍显稚嫩，但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这就耐人寻味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推进幼童留学到保护革命的种子，从办洋务到建海军，李鸿章就像一个民族希望火苗的保护者。

李鸿章对当时的世界总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其浸淫官场多年的结果，也是其对事对人深入思考后的结论。

李鸿章过人的精明，让他做事的时候自然多了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又让李鸿章在与人的相处中油滑老练，主动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李鸿章比他周围的人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更多地经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对世界和人生，李鸿章总能站在高于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时代，就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让他在晚清政坛跌跌撞撞，但一直不倒。

5.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李鸿章是个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

李鸿章有才气，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折，大抵由他代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很快就攻下了安徽安庆。李鸿章在京城听到太平天国已经打到自己家乡这个消息，就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希望皇帝不要坐视不理。吕贤基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折。李鸿章很快就把奏折写好，吕贤基立马就上报给了朝廷。咸丰此时正在物色人选去安徽平乱，接到吕贤基的奏报后大喜，感觉奏报上的内容正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于是，立即派吕贤基去安徽平叛。

但吕贤基没想过领兵打仗的事，上疏不过是感一己之慨，没想到这次奏折把自己送到了前线。在心理不平衡之余，断然上疏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咸丰帝当然应允。就这样，李鸿章的一封奏折，一下子把他从翰林院带到了前线。

一封奏折改变了李鸿章和吕贤基的命运，即便这次是属于“无心插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鸿章在文笔上确实是不错的。

李鸿章的文笔真正发挥威力还是在他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认同。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写过几个好奏折，其中一封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在所有为曾国藩写过的奏折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被称为晚清第一奏折的《参翁同书片》。

《参翁同书片》写于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1862年2月上旬）。

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驻定远城。翁同书被参的一大罪名，是处理苗沛霖问题失当。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乱世中在家乡办团练，投机于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翁同书处理苗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这都影响到曾国藩湘军在皖的军事行动。曾火冒三丈，遂要参翁撒气。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江苏常熟人，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地位显赫。三个儿子除长子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外，次子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三子翁同龢（1830—1904）当时中状元入仕。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要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结果，时年三十九岁的李鸿章所拟的折子脱颖而出。

其实，李鸿章与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还是有一定渊源的。1847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当时李鸿章的房师叫孙锵鸣，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个人。孙锵鸣心中有些不悦。孙锵鸣的老师便是翁心存。孙锵鸣领着两个人去见翁心存，翁心存看了李鸿章，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又看沈葆桢，也赞道：“当为名臣！”

谁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开始得很美好，却因为一片折子，结束得很悲惨。

李鸿章这篇数百字的折片，从文字表述、说理方法、逻辑水平到实际效果，都可圈可点。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 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通过其兄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淮军。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在实践中，李鸿章洋务自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此后，李鸿章开办了一系列以“自强”、“民富”为目的的工厂。

在晚清的官场上，要做成一件事，不仅要对事本身进行全局性的精确安排，另外，还要在整个官场中精确布局，否则，不仅事情会做不好，自身也会受到事情的牵连而被打倒。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但清朝一向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蒙昧无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处处掣肘。这些顽固派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朝中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才能让这些士大夫闭嘴。李鸿章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

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但当时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以便集权于一身。1865 年 4月，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失势的奕自然非常需要帮助。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对其无比恭敬和支持，这就让他们两个结成了联盟。

李鸿章曾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

只有总理衙门的支持，力量还有点单薄，于是李鸿章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1864年10月，李鸿章致书陈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时机到来了，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

本来，朝廷的意思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对陈廷经的奏折商讨，但李鸿章借坡下驴，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

很显然，李鸿章在力劝陈廷经上奏的时候，已经预想到了结局，而陈廷经的奏折，是李鸿章早已布下的棋子，而这枚棋子，让本来应该商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既成事实。这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布局的巧妙。紧接着李鸿章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李鸿章得到朝廷的允许，很快创办了沪、宁两个机器制造局，1865年5月，清廷再命李鸿章派员赴津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以崇厚为主持。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时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举，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但1870 年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李鸿章既要全力抵抗着西方列强带来的洋枪洋炮，还得时刻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李鸿章只有及早安排，提前防范，才能避免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也只有提早安排，见缝插针，巧妙布局，才能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变不利为有利，最终促成有利的局面。

如果没有精确的布局以及超强的权术智慧，李鸿章或许早就在内外夹击中倒下了。

第三章   借力打力，巧借外力消解自己的压力

1.借用外力，才能在乱世中不被打倒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扶持自己，就得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其安全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威胁。所以，别人的危机，就会成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是个很懂得利用这样机遇的人。闻名遐迩的淮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时，上海被围，江南豪绅地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上海需要有人解围，但曾国藩这边在兵力上却捉襟见肘。曾国藩最初想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淮军的建立，上海富商出钱，曾国藩不仅亲自制定营规，还给了李鸿章一大批军官，帮助李鸿章训练队伍。李鸿章建立淮军，自己基本上没出多少力，完全是应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无私”帮助下建立的。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立的，但淮军最终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裁撤，相反，李鸿章借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同时，因为当时捻军横行北方，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不但没有裁撤淮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了淮军的实力。

可以说，正是曾国藩裁撤湘军，给了李鸿章的淮军第二次崛起的机会。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也是出于不得已。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原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英勇作战，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湘、淮军拱手相让。这对“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据《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和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将领们却不甘心，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而慈禧为了打击湘军的势力，更是极力提拔李鸿章。

自己的发展，一定要让别人感到舒服，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打压。李鸿章巧妙利用曾国藩跟朝廷的矛盾，不仅让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还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李鸿章后来建立北洋海军，同样也是巧妙利用了中外矛盾，尤其是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抱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被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文祥、沈葆桢等人的支持。朝廷最终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并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在以后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淮系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袁世凯曾是李鸿章这个集团里的一个核心成员，他在李鸿章逝世之后又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个北洋集团。而北洋集团不仅干掉了清政府，还一直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政治格局的走向。

“乱世出英雄”，在某些人看来的灾难，总是某些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有些人等待着被灭亡，有些人则借机崛起。

李鸿章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他也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成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而北洋海军的覆灭，让李鸿章也输掉了老本。这时的清政府跟李鸿章都已经没有了与外国列强抗衡的资本。

但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既然已经没有内力可恃，那就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在他看来，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不露痕迹地建立了与美国较为亲近的关系。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格兰特于七月四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七月十四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而且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

虽然格兰特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还是乐于帮助中国的。

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当时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欢迎你的来访！”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卢杰将军说李鸿章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博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在义和团运动中，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

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为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而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七月三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牒，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政府反目为仇，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李鸿章访美终于得到了回报，美国在大清国和李鸿章最艰难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让他们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没有倒下。

当强敌环伺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列强先斗起来。李鸿章是挑动列强争斗的好手，虽然他的策略屡屡遭到国内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破坏而大打折扣，但在那个敌强我弱甚至任人宰割的年代，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的道理，多数人都懂，但很少有人能用到李鸿章这样纯熟了。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晚清的政府如果是一块肥肉，列强就是饿狼，谁都想在清政府身上咬一口。清政府无还手之力，只有寄希望于列强之间能打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它们加在清政府身上的压力了。

甲午海战之后，这种形式更为明显，而为了夺取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更突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在华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列强的神经。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甲午海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日本战胜之后，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国也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联俄抗日，已经成为当时清政府多数人的想法。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唯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国干涉。

先是俄国公使库曼先后照会英、法、美、德、意、奥、比、葡、荷等国，就辽东半岛割让问题影响清帝国首都安全，进而影响各国在华利益为由发出抗议。

由于俄国拉拢了法国和德国，三国抱团后其强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抗衡它们。因此俄国的提议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列强国家的精神支持，英国虽然拒绝，但是选择了中立，因为英国实在不敢同时得罪三国。

这样一来，俄国取得了国际列强们的支持和默许，联合法国和德国一起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备忘录。

俄国的备忘录称：“俄国皇帝陛下之新政府，兹查阅由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安全，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海靖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法国公使则称“日本海军覆灭，法国远东舰队和俄国舰队可轻易在东京湾登陆。顾日本国没有拒绝让步的能力！”

三国政府公开干涉日本还辽后，李鸿章立即游走三国公使馆，表示如果三国政府肯出兵威慑帮助清帝国收回辽东半岛，军费由清政府负责。

三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过冬的军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远东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同时俄国调东西伯利亚的两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军舰也到朝鲜海峡附近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国，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国见德、法、俄三国抱团实力强大得要命，因此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处境很艰难。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初步协议。日本保留朝鲜归还辽东予中国，但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及李鸿章对三国，尤其是俄国有了很强的好感，发展对俄关系，以牵制日本，成为清政府及李鸿章下一步外交的重点。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代表光绪帝向尼古拉二世赠送的礼物是：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清廷颁发给外国王室的最高级别勋章）一座，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两千余年前之青铜古瓶一对，镶嵌宝石的珐琅瓶碟若干。沙皇以观赏和验收这些礼物的名义，邀请李鸿章三天后去冬宫再作会面。

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显然不是为了几件礼物，而是所谋更大。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二十年无事。当时，俄国人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的想法，这也是促使李鸿章联手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俄国人狼子野心，言而无信，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但总体来说，与俄国的结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所以，一个要成事的人，既要有等待的耐心，又要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

而机会往往不是在事情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大多时候，是出现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李鸿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一流的。

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反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

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托，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他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虽然此时郭嵩焘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其实，此时的郭嵩焘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当时自己班子内部的问题。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锡鸿“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嵩焘“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十月十二日更涨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要看政治效果。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

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从容不迫，他上折表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

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李鸿章的这个论点很明确，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议论招商局对错的标准上升到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升到对清政权维护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这样，反对者自然哑口无言。

虽然“官督商办”的模式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在当时，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既借用了民间的资本，同时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有效支持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发展。

办轮船招商局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李鸿章一生当中，都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之中。他必须以他过人的智慧，逐一破解这些困惑着官场与职场的永恒的资源不足的难题。

而他天生是一个调配资源的高手，通过对行政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不断创造新的机会，就这样，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登上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第四章   党同伐异，是让自己不倒的重要策略

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新举措的顺利实施，不论对错都需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

李鸿章深谙此理，因此，在办洋务尤其是在推进修铁路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与支持。至于他自己，该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坚决冲在前面，该幕后运作的时候，也绝不恋战，不管说服反对者，还是拉拢支持者，李鸿章都身先士卒。最终，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铁路终于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修建了起来。

回顾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铁路的提议，还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

1863年，正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以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联名的名义，向朝廷建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当然，修铁路的理由也很正当和充分，那就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但当时朝廷对这个建议根本就不予答复。

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就是淞沪铁路，铺设的铁轨全部从英国运来，通车之后每天往返六次，乘客满员，但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铁道边的看客，引起轩然大波。铁路建设之初，破坏风水，震动祖宗龙脉的流言，就让人心惶惶，如今又闹出了人命，地方乡绅于是便鼓动百姓阻止列车行驶。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以28.5万两白银从怡和洋行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这对一直倡导修铁路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情让李鸿章懂得了：铁路好修，但要让铁路真正运转，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没有臣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便铁路修成了，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想得到朝廷对修铁路的支持，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慈禧。而要想把慈禧拉到支持修铁路的阵营，李鸿章需要狠下功夫。

为此，李鸿章送给了慈禧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份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等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但慈禧的默许，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顺利利修成铁路了。李鸿章深知他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拦路虎和搅局者，要想顺利修建铁路，李鸿章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地位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会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情反而不好转圜了。

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而事实是，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这次，李鸿章又撺掇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慈禧对这份折子端详良久，终于做出了裁示，修铁路“系为自强起见”，令李鸿章等人“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得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喜过望，随即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与刘铭传的折子相互呼应，但是他的折子一递上去，顽固派便鼓噪而动，指责他和刘铭传“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这几乎等于说他们二人是汉奸。

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说，铁路有三大弊端：一是洋人可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二是百姓可能不愿意；三是白白浪费国家资金。李鸿章很快复奏朝廷，指出修建铁路有九个好处，并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

虽然李鸿章提出了九个修建铁路的好处，但顽固派的阻挠依旧，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刘锡鸿。如果说其他反对兴修铁路的顽固派因为不曾走出过国门、不知火车为何物，仅仅是徒发空论，危言耸听尚且情有可原，可那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国副使，与外国交往多年，更曾有过坐火车的经历。本该支持修建铁路的他却以知情者的身份上疏说，火车是西洋的玩意儿，中国万万不可仿照学习，修筑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条，无利者八条，有害者九条。

最后，清廷饬令刘铭传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做决定。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这次讨论以洋务派的失败而告终，这让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势力还无法对抗顽固派。

李鸿章一边暗中积蓄着力量，一边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失败的经验让李鸿章转而寻求朝中有力的支持，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这时，李鸿章觉得时机来了，于是重提修铁路之事。奕以前对修铁路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在这种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得以继续拓展他的铁路修筑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就在于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就退居幕后，该到台前的时候就到台前。并且，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拉拢意见一致的人，结成攻守同盟，这样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也让反对者知难而退，促成了自己的成功。

2.袒护部下，才能赢得部下的拥护

当部下出现过失的时候，是主动检举，还是帮其周旋遮掩？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做人，尤其是作为领导，不能太刻薄，也不能太死板。虽然一个人结党营私是不对的，但对部下尽应有的呵护，则是作为领导的责任。

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成为铁板一块，与李鸿章对部下的极尽袒护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这个特点就显露出来了。

湘军元老李元度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戴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

李元度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1854）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李鸿章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于是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拟，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此举，气量太小，寒了大家的心，所以愤然离曾国藩而去。

李鸿章替李元度出头，还有替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在处理鲍超与刘铭传的关系上，则是存在明显的偏袒了。

太平军失败以后，捻军重整旗鼓，日渐壮大。鲍超会同淮军刘铭传在湖北尹隆河（尹隆河战役）夹攻东捻军。

铭军追至京山下洋港，侦察到东捻军驻地，鲍超亦率霆军到达臼口镇。刘铭传致函鲍超相约次日兵分两路，霆军从臼口自西向东、铭军从下洋港由北向南，两面夹击以收全功。东捻军也探知清军动向，遵王赖文光便设计以箭射书于刘铭传：“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刘铭传得信大怒。

次日清晨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全军尽出，以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东捻军以少量步队正面迎战，刚一接战，又做不支而退之状，引敌来追，千余马队向北包抄袭击铭军后路。东捻军数万人，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率部拼力死战，直至短刀肉搏，身负重伤倒地为东捻军马队踩死，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二百余亲兵拼死保护着，欲在乱军中夺路而走，然而始终突不出去。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以为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退入废窑，坐以待毙。

此时，鲍超率霆军杀到。其实鲍超已按时到达战场外围，鲍超发觉淮军和东捻军已经开打，他对战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探马的不断回报中，得知铭军逐渐处于下风。鲍超发现铭军此刻是纷纷溃败，“辙乱旗靡，驼马满野”。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右营残部，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左、中营铭军，但中路捻军，渡河逐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

而此时赖文光一见霆军将近，随即不顾疲劳，不整军阵，兵分三路猛攻霆军。“万马潮涌，奔腾而上”。鲍超见状也兵分三路应战，但每路又分主攻和策应，以提督唐仁廉部为左路，提督邓训诰部为援军；提督谭胜达部为右路，总兵杨谦万部为援军；他自领提督宋国永部为中路，提督曾成武部为援军；而以总兵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东捻军的后路。

尹隆河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东捻军先胜铭军，后败于霆军，阵亡或溺死者几达万人，被俘者八千有余。清军方面，刘铭传部损失大半，战后李鸿章将树军剩余六营兵马尽数补充铭军，铭军修整达两月之久。

此次战役，因为刘铭传贪功心切，冒险突进而差点导致全军覆没。但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

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

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名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捡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

李鸿章因为鲍超羞辱淮军，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遂按刘铭传奏折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三十二营只留十四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是有义务罩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代表和维护自己部下的利益，那就只能让部下寒心，也换不来部下死心塌地的追随。

作为政治手段，李鸿章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李鸿章的这种有意偏袒，不仅为淮军保住了颜面，同时也保住了刘铭传，为自己保住了一条臂膀。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常人如此，更何况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底的人。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人组成的“常胜军”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为“磨难星”。他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后来，“常胜军”统帅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九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鸿章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愤愤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七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

八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一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

李鸿章在1863年八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唯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船，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

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十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

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前往投奔。

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至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齐文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很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他自然不会把白齐文交给美国人。

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迭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松林才“无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

李鸿章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白齐文的存在，对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上天既然赐予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好机会，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无毒不丈夫，要做就要做到底，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做事婆婆妈妈的人自然也不会在政坛上立住脚。

4.当机立断，才能永绝后患

赶尽杀绝，是李鸿章对待敌人的手段。李鸿章的这种赶尽杀绝在让他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也让他解除了内部带来的威胁，让自己处于更安全的地位。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争，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支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李秀成回到苏州，与清军打了几仗，发现郜永宽等将领军心已变，苏州必定落入敌手，为保全实力，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但谭绍光坚决不听从李秀成的建议，誓与苏州共存亡。在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挥泪作别苏州。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郜永宽等四大将军与谭绍光存在矛盾，无论在对待什么事上，一直不和，有时会发生争执。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十一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面对铜墙铁壁般的苏州城，李鸿章表现出了为难的脸色。而就在李鸿章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之际，“常胜军”指挥官手下的一名奸细探知了四大将与谭绍光不和的这一重要消息，更让戈登感到高兴的是，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

得到这一消息的戈登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

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

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大功告成后，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首先是郜永宽等降兵依然没有剃发；其次是二十多万兵卒中，有十万依然装备精锐，富有战争能力；再次是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宽等人的不诚意？随时在怀疑清廷对他的承诺，为自己回归太平天国留后路呢？

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几个月前在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不寒而栗，疑心越来越重，最后冒出了设计处死这八个降将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宽等人的再次叛变。

为了杀死以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来赴宴，并准备在宴席中将其杀死。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李合肥设下的是一场要自己性命的鸿门宴。

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拔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终于，李鸿章实施了他杀降的行动。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三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

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李鸿章杀降，虽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此时的当机立断，确实为其解决了无穷后患，有效地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

5.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

有政治，就有帮派。帮派是政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支持自己，跟随自己，就要能代表并实现别人的利益。只有利益的连接，才能形成最稳固的关系。一个人在政坛上如果没有人跟随和支持，那这个人在政治上将会无所作为。

晚清的政坛现状也催生了帮派的产生。因为中央政府的无力，权力开始向地方实力派集中，朝廷为了节制地方实力派，防止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害朝廷安全，所以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平衡战略，这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各个帮派的兴起。

在晚清的各派势力当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当仁不让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1864年，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当时朝廷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

在李鸿章青云直上的官场鸿运背后，随之不断扩大的是整个淮系集团的势力。因为李鸿章知道，在晚清的政坛上混，没有深厚的根基，就如同无根之树，很容易就在各种明枪暗箭中倒下。

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

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三十吧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根基，让李鸿章有了对付朝廷中政敌的资本。而李鸿章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

“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尽管受到如此的掣肘，尽管受到非议，但李鸿章还是在夹缝中穿行着。这得益于他庞大的根基。在晚清，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的势力范围。

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张权力之网，确实也成了他在官场的保护网，一直保护着他在晚清政坛中历尽磨难而不倒。

6.力保侨胞，打造自己的“强国梦”

李鸿章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要是面对外国人，不是割地就是赔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作卖国贼的原因。其实不然，李鸿章之所以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不是由于李鸿章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背后的大清国的软弱。

其实，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国人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坚决而且强硬的。这在他在处理秘鲁华工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把华工当成商品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各国开发资源的奴隶。当时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古巴都有大量的华工，尤其是秘鲁，是一个掳掠、虐待华工最猖獗的国家。

在秘鲁的华工，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华工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在工头的监督下，他们戴着脚镣干活，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到二十小时，每个苦力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到过秘鲁的西方记者震惊地说：“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由于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有八九死于非命”。

当时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多次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李鸿章看到求援禀文极为愤怒，急忙将此事禀报皇上，并提请皇上关注秘鲁虐待华工问题。

其实，清朝对于海外华工的问题，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康乾时期，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从上至下无不相同。虽然处于盛世，但当时的朝廷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己臣民在海外的利益不受损害，竟然可以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李鸿章认识到：多年来，大清未能庇佑留洋同胞，乃是被洋人耻笑和欺辱的重要起因。

秘鲁的华工问题让李鸿章非常生气。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在谈判桌前，李鸿章首先对秘鲁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对秘鲁的情况如此了解，慌忙中还碰翻了桌上的茶杯。但葛尔西耶还是极力否认。

李鸿章随即出示了种种证据，事实面前，葛尔西耶狡辩地说：那你们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啊！李鸿章抓住机会“将计就计”，马上表示：我们马上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

葛尔西耶一看中国真的要去调查，惊慌地说：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一事我还要向我国政府汇报，在未得到我国政府的许可前，不得前去。不过，我这次来谈判的内容并没有调查华工在秘鲁的情况一项。所以，调查一事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义正词严地回答：华工乃我中华之子民，其生存之状况是国家之大事，此等大事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其他事宜均不得先行。

1874年五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在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后，葛尔西耶多有收敛，还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些礼物。但是，谈判开始后，在李鸿章的伶牙俐齿前，葛尔西耶处处被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葛尔西耶只好同意先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再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

在谈判通商条约事宜中，秘鲁坚持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尔西耶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只好又伙同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妥协，并责令李鸿章让步。

李鸿章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便随即提出多项有利于秘鲁华工的要求，最后，在双方都有让步的基础上，中方同意将秘鲁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写入条款，在李鸿章的坚持下，秘鲁也同意将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写入条款。六月底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在与秘鲁使者签订条约后迅速指示驻美留学生监督容闳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一行到达秘鲁，对秘鲁幸存华工人数做了统计，“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并广泛询问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照实录下华工口供，并带回他们的呈状和陈情书阅。容闳还拍摄了二十多张有关华工的照片展示了华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伤痕。容闳使团的派出可视为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鸿章听到容闳的考察报告后非常气愤，摔掉了手中的茶壶。是时，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李鸿章痛斥秘鲁继续虐待华工的行为，“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并提出只有确保华工的利益才可换约的附加条件。

爱勒谟不知李鸿章的厉害，他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为由表示拒绝。李鸿章则态度强硬，陈述秘鲁虐待华工的种种事实。爱勒谟无言答对，只好拂袖而去。

一些列强驻华使节拿了爱勒谟的好处，来为其做说客，但被李鸿章一一斥退。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八月七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此次中秘交锋也震撼了其他国家，从此，不仅秘鲁华工的生存状况大为好转，其工作、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海外其他国家华工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李鸿章认为，近代中国外患有列强虎视眈眈，内忧有太平军、捻军、新疆分裂分子扰乱，甚至到了积贫积弱，大有亡国之险，但这不是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概不闻问”的借口，相反，只有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人的基本权益，才能体现国家的团结和坚强，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的声望。

在对待海外华人命运的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出和前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更多的海外华人看到了祖国是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爱国的情绪在海外华人中越来越浓。直到现在，在秘鲁的华侨后代提起李鸿章，无不交口称赞。

李鸿章保护海外华侨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比同时代的很多人更大的格局意识，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这一切又可以用来解释其为什么屡受打击，却一如既往地把“强国梦”进行到底的原因了。

第五章   通达权变，主动躲开沟坎以防摔倒

1.李代桃僵，天津教案中的非常手段

在外交方面，人们对李鸿章习惯性的认识是妥协与懦弱。

其实不然，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既灵活又不失原则。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李鸿章没有像后来他处理跟列强的关系那样里外受气。这次替他背起黑锅的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而李鸿章在夹缝中李代桃僵，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天津教案始于一个谣言。1870年5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多人，因此，天津的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

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首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各国领事纷纷抗议，清廷遭到各国政府的强烈抨击。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显然没有李鸿章油滑，在曾国藩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死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只要求和，不管答应外国什么条件，都会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而作为受害方的外国列强，一个个恃强凌弱，若公平处理，他们都会觉得吃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的形势，曾国藩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偿，最好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曾国藩处理之前，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悖于自己“待人以诚”的原则，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十五人、军流徒刑二十一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折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只好把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五人，军徒二十五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五十万两。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处理意见一出来，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当作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朝廷官员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致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应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

曾国藩办案不力，又引起公愤。李鸿章临时受命，接替曾国藩紧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国内、国外双方都满意，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鸿章可以。

李鸿章首先从一些细节入手，力求把清朝方面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李鸿章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白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抚恤银时，便提醒清政府：“唯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抚恤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抚恤银者。”

另外，清政府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命令各省将处理天津教案的告示到处张贴，晓谕城乡知道，李鸿章对此也不以为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地方官所能势迫刑驱，亦非各公使所能惬心，……何必逼令大张晓谕，徒启绅民之怨谤，追寻往日之衅瑕。”

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在满足列强要求的同时，李鸿章竭尽所能降低清朝方面的损失。

当时，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法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却并不要求抵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二十名减为十六名。

剩下的这十六名案犯怎么办呢？不杀，外国人那里说不过去，杀人，国人面前无法交代，在这件事情上，是最显现李鸿章手段的时候了。李鸿章也有办法。在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的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

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不仅让外国人满意，而且让中国人也满意。

当然，李鸿章是占了曾国藩的便宜，在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十分不满的时候，李鸿章只要将损失降低就会被奉作英雄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李鸿章先是拖延，让曾国藩把黑锅背结实了，然后抓住洋人的弱点，先是各个击破，然后大玩“痞子手段”，在各派势力挤压之下，变不利为有利，充分地反映了李鸿章灵活应变的能力。拥有了这样的手段，他能屹立清廷四十年也不足为怪了。

2.活学活用，才能在政坛上所向披靡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是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剿捻就上升为当时清政府对内最重要的任务。

在剿捻过程中，先是僧格林沁身死，接着曾国藩失败，最终还是李鸿章平定了捻军叛乱。

僧格林沁史称僧王，是从科尔沁草原走出的清军统帅。

咸丰十一年（1861），僧格林沁奉命在山东、河南、安徽镇压征剿捻军。捻军将领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出奇制胜。僧格林沁以轻骑追击，日行三百里。曾国藩得到消息后说：“轻骑追击为行军大忌，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假如对方使用弓箭可就糟了。快去追回僧王。”但为时已晚，僧格林沁兵败身死的消息已经传来。

僧格林沁虽然号称有勇有谋，但观其整个剿捻过程，明显是勇猛有余，谋略不足。

僧格林沁追击捻军的策略失败之后，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划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

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反而是清军常常被动挨打。

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曾国藩剿捻大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够灵活。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于是清廷决定让李鸿章来接替他。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李鸿章不仅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同时灵活地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的时间，李鸿章大败捻军。

李鸿章深知粮饷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接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台”，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这些将领都颇为得力。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以静制动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就采用的一种策略，但捻军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是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李鸿章同样以静制动，但相比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所划定的包围圈明显要小很多，这样就能集中兵力。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合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从 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李鸿章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从叛军角度看，东捻军进入运东，这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围之于绝地以良机。针对这种情况，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的策略，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但是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因此在部署倒守运河的同时，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想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目的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也指挥军士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共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

1868年5月，李鸿章主持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八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东捻军最终被李鸿章镇压下去。剿捻行动的成功表明了李鸿章战略指导的正确性。

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

李鸿章剿捻所用的策略，看起来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过。但这些策略，在李鸿章用起来，总感觉与别人有所不同。李鸿章也以静制动，但李鸿章的静更有针对性；李鸿章也对捻军紧追不放，但李鸿章追敌却让敌人无藏身之所。总体来看，李鸿章的成功，在于其各种战术的综合运用，以及在运用时对时机的把握，所以，同样的战术，到了李鸿章手里，就立马出现不同的效果。就是因为李鸿章借鉴但不拘泥，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才能毕全功于一役。

李鸿章在剿捻当中应用一系列策略说明其活学活用的本事，其在战场上的灵活同样被其用于政坛，让其在政坛上同样所向披靡。

3.拖，官场中保身的好办法

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拖，也是存身自保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明知是陷阱却不得不走下去的时候，拖是最聪明的解决方法，文雅地说就叫阳奉阴违。这样的手段，李鸿章是高手。

李鸿章第一次用拖字法，是帮曾国藩解围。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

鲍超号称湘军第一悍将，其在湘军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若派了鲍超去，这就等于将湘军的主力人马抽走，在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洪秀全就可能趁机反扑，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且，装备低劣的湘军，也绝无可能是使用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的对手。让鲍超前去，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那就等于对皇帝不忠，曾国藩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李鸿章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李鸿章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如果经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次阳奉阴违，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却把曾国藩害苦了。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而他来天津之后，最艰巨的工作已经由曾国藩完成了，恶人也由曾国藩当了，他来天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好人。

曾国藩是老实人，但他的原则适宜于治国，但处理具体事情，在时效上的确比李鸿章的手段要稍逊一筹。

拖，从贬义的层面上看，有不诚实的意味。但“兵不厌诈”，作为一种权术应用在政坛上，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拖，从心态上来讲，说明了一个人的淡定，从现实上来讲，可以静观局势的变化，为自己随形势应变赢得时间和空间。通过拖，让别人等，等得迫不及待却又无可奈何，等到局势出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个时候，自己再出场，一定能获得满堂彩。

李鸿章善于拖，善于等，更善于让别人等，所以，他总能把握住政坛上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或让自己避祸，或让自己名利双收。

4.好马也吃回头草

很多人只看到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合作，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伴随着斗争的。尤其是合作开始的时候。

李鸿章与曾国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还有点年轻气盛。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两个人之间经常因为不同意彼此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时候，有点不甘心，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离去。

可没想到，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受自己的约束，事先请来了圣旨，不允许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索性破罐子破摔，在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打作一团。

再后来，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但曾国藩说还是别去福建了，还是留在这里吧。

于是，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自己的幕府，帮助自己，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又处太平军攻击下，移营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这次的争吵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之后发生李元度事件导致李鸿章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李元度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进入曾府，参赞军务。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国藩的恩人。因此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

虽然李元度战功累累，但是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以申军纪。

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

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经过这次争吵，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离去非常痛心，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不是能成事之人。

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职位。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沈葆桢的意思很明确，意思无非就是说：“曾国藩那里都容不下你，我这里更不行。”

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处处碰壁，这年，李鸿章三十九岁，一事无成的李鸿章开始反思。虽然在曾国藩处有种种不如意，但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未来发展上来讲，曾国藩处确实是最合适最可靠的地方。

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早在宣战前夕的六月十六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现在摆在各地督抚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做清政府的陪葬、民族的罪人，要么违抗清政府。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满清朝廷玩火自焚之际，决定各尽所能，给民族的发展谋一条生路。他们决定要抗拒中央的命令，保住中华民族的最后一点生机和有生力量，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满清的折腾。一旦八国联军丢弃慈禧，他们就推举李鸿章做总统，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和和新兴之路。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宣怀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四十八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李鸿章在东南互保运动中的作用。

盛怀宣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宣怀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李鸿章又一次陷入两难之中，听诏，无疑是把整个国家拖入绝地，当时清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

但李鸿章从来都是大清帝国的忠臣，抗旨对他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思量再三，李鸿章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十二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

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把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此时，东南互保的雏形已经形成：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订“和平条约”。

东南互保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的战乱波及，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须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由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以及由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是东南互保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终于勉勉强强地稳定住了南方的局势，将民族从无休止的战乱中拉了回来。而李鸿章关键时候的装聋作哑，也救了他自己。

李鸿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从整个局势来看，李鸿章无疑是东南互保运动的总后台。李鸿章关键时刻的装聋作哑，不仅降低了国家的损失，也救了自己。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主战的官僚，被慈禧砍瓜切菜一样斩了头，而李鸿章则被封为“全权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的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油腔滑调是贬义词，为人太油滑总让人觉得靠不住。但做事如果不油滑一点，有时却难以成事。

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朝野内外的明枪暗箭攻击之下，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夹缝中生存，没有点油滑的本事，即便不被政敌击倒，也会被过大的压力给压倒。

李鸿章和其老师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在处事的原则上却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是“诚”，而李鸿章应对世界的原则是“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套是很不以为然的。早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经对李鸿章的这点提出过批评。

曾国藩为人严谨，而李鸿章则有点不拘小节。

刚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由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在安徽把团练办得一团糟，所以觉得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

曾国藩也深知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所以经常点拨他，并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天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好，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则有睡懒觉的习惯，曾国藩的习惯让李鸿章苦不堪言。

为了不参加这样的早会，李鸿章耍起了痞子腔。对人诳称头疼，不参加早会，可曾国藩却跟李鸿章较真了，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衣赶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

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来对自己的懒散和怀才不遇的开脱。但这看似不好的习惯却在日后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曾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置身事外，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直接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俩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曾国藩的老实使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朝廷不满，于是朝廷决定换人。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来到天津当然先要去拜会一下曾国藩，两个人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讲的原则，李鸿章是记住了，但做事的办法，李鸿章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国藩恪守诚的结果是让他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抱着“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在一年之后郁郁而终。而李鸿章以“痞子腔”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却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在国内也获得了一片赞誉。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并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

李鸿章也曾对人说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教育过他，“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 “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第六章   深厚的根基是屹立不倒的关键

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在战场上，自己往前冲的时候，自己的后背谁来掩护？当然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师徒关系，两个人当然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常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对方，而最经常的合作方式是：一人负责领兵，一人负责筹饷。

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解围上海，就是为了把上海变成湘军的后方粮饷基地。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李鸿章带兵入沪之后，不负众望，不仅在战争中成为湘军有力的援手，也确实源源不断地把饷银从上海运输给湘军。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冲突。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

但翅膀硬了之后的李鸿章，不但不想归还，连曾国藩借用一下，李鸿章都霸住不给了。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跟左宗棠抱怨：“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此事刚过不久，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最终也无计可施。

二人之间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这些矛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李鸿章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对于李鸿章的油滑，曾国藩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放心的人。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李两人在政坛上更是互为攻守。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而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

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并且叮嘱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后来，李鸿章又建议两人对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不让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们两人极其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争论，清廷无奈只能维持现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对“两江”的控制。

后来，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

于是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

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两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性。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所说的“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

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

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从很多事情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鸿章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与朝廷争夺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与曾国藩相互配合。

李鸿章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鸿章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不仅有启发提携之功，而且在官场上对李鸿章处处维护，在利益上对李鸿章处处迁就。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自己打头阵，让李鸿章殿后的同时，名利双收。李鸿章能成为政坛不倒翁，不管是在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在实际的人脉关系上，都与曾国藩给其打下的深厚根基有很大的关系。

2.联姻，打牢根基的捷径

通过联姻，形成庞大的关系网络，这是扩充实力的重要方法。

李鸿章自然知道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李鸿章家族的众多联姻对象中，既有其赖以发家的淮军铁杆哥们，也有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更有富甲一方的殷实大户。他们之间形成了你家有我，我家有你，代代相因，互相支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李鸿章起家靠的是淮军，最相信的当然也是淮军，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待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李鸿章十分重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姻亲关系加强了李鸿章对淮军的统治，维系了淮系集团内部的亲和力，同时也是淮军哥儿们依附李家的一种方式。

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

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这种绕口的裙带关系，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这个网络更加扩大了宗族。

除了在淮军内部联姻之外，李鸿章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以笼络。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

1845年，他按照家人安排与周氏联姻，直至1861年原配周氏去世。之后，李鸿章娶了安徽太湖一个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赵小莲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1796）的状元赵文楷。自赵文楷起，赵氏祖孙四代进士。赵小莲的父亲赵畇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赵小莲是赵畇的次女，赵小莲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

李鸿章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继室赵小莲。相传，赵小莲有“旺夫运”，从1863年到1892年，她嫁到李家的三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三十年：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

李鸿章兄弟六个，李鸿章排行老二。老大李瀚章，李鸿章之下，有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李鸿章发迹之后，首先捞到好处的自然是自己的兄弟们。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安庆城里的一个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大哥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

李鸿章自己孩子少，其他几个兄弟孩子却不少，尤其大哥李瀚章有11个儿子，这就为李鸿章通过联姻延伸自己实力提供了先决条件。

继李鸿章与赵家联姻之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李经义娶赵畇孙女，李经义之子国筠娶赵畇曾孙女。

联姻，是李鸿章迅速在地方扎根的重要方法。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

联姻，还是淮军将领解决宗族矛盾、联合本地势力的好办法。

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于是 “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淮军内部及与其他势力的联姻，都不仅仅是“门当户对”选择的结果，通过联姻，宗族之间发生横向联系，提高和巩固各自的地位，进而以姻亲形成更加庞大而坚固的宗族势力，在各类政治力量风云际会的晚清基层社会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地发展。

李鸿章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也十分重视通过与地方上的官僚家族联姻来巩固李氏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如大哥李瀚章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曾国藩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光绪帝皇妃的堂侄女……都和李家成了亲戚。他们在壮大了李氏家族的同时还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在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女儿菊耦名声颇为响亮，她与张佩纶的传奇婚姻，曾引起世人的关注。张佩纶结过两次婚，晚清有名的大炮筒子，当时已年近四旬，由于他在福建马尾海战中的错误指挥，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背上了罪臣的名声。

但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学，并没有嫌弃他，毅然决然要将最心爱的女儿嫁给这中年男子。据说当时赵氏夫人哭闹着不让最心爱的女儿过门，只因菊耦也十分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只好作罢。这位菊耦小姐的孙女便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

在政坛上，有背景很关键，有根基也很关键。而联姻，是打牢自己根基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联姻，李鸿章与朝廷的权贵和地方的实力派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又通过联姻，把淮军建成了地道的“李家军”。这张四面八方延伸的关系网，成为李鸿章屹立不倒最有力的支撑。

3.铁杆部下是驰骋官场的强大后盾

李鸿章一生当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自然非曾国藩莫属，而说起对他帮助最大的部下，当数刘铭传。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如果有几个跟随自己的铁杆部下，而且有勇有谋，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了，如果再唯自己马首是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刘铭传就是李鸿章的这样一个铁杆部下。

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起先却并无来往。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刘铭传看到“棋局渐分明”，太平天国必将失败，遂率众加入淮军，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刘铭传智勇过人，不同凡响，深受李鸿章欣赏。1862年5月，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井然有秩。刘铭传的“应变之才”给李鸿章以极深的印象，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两年时间，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并赏穿黄马褂。

刘铭传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九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十一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毕乃尔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六营，共十八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幕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李鸿章一生在军事上有两大成就，一是平太平军，二是剿捻。刘铭传为李鸿章平定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剿捻战争中，刘铭传更是功不可没。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

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三百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壕沟，每营负责三里宽的防御正面。捻军虽然一度突围，但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

刘铭传名士味甚重，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他把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知己，随时听候李鸿章差遣。

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

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忽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淮军信心暴涨，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李鸿章终于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也终于用胜利让自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李鸿章扩展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

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

当时的苏松太道杨昉、吴煦等和李鸿章关系很僵。当时，南京城下，湘军战事吃紧，曾国藩要李鸿章增兵南京，李鸿章叫白齐文带领四千人的洋枪队进攻南京，白齐文去向杨昉领饷银，杨昉把钱挪用了，拿不出来，白齐文就叫士兵把杨昉狠狠地打了一顿。殴打朝廷命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李鸿章上奏朝廷，革了白齐文的职，顺便参奏杨昉和薛焕在处理和洋人的关系上做得不好，解决了两个政敌。然后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两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同样也会让人在政坛上站住脚。实力，永远是让别人尊重的最大资本。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解散了湘军，此时，淮军就成了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李鸿章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经由同乡关系的连接，以及李鸿章的恩威并用，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也一直是清政府手中用来对付列强武力侵略的王牌。对现实的军事力量的把控，自然让任何想对李鸿章不利的人，都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第七章   深谙官场禁忌，才是官场不倒的秘诀

1.做事击中要害，才能稳保自己的地位

做事情，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遭到别人反对的时候，更不能火冒三丈，意气用事。只有找出事情的重点，抓住事情的要害，才能对反对者一击而中。

面对反对者死缠滥打的攻击，李鸿章的处理不能不称之为睿智。第一，抓住攻击者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第二，避重就轻，尽量不刺激反对者，将反对的力量降到最低。

在修建铁路上，李鸿章的这种睿智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既降低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风险，同时，也不断地推进着铁路的进程。

李鸿章知道，如果等到让所有的人都同意修铁路的时候再行动，一切就太迟了。关于修铁路的利弊，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而不是泛泛的讨论，于是，在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为避免朝廷非议，他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是以骡马拖载车皮前行，他相信只要铁轨在就有希望，只要火车在走，哪怕是骡马拖着，就有希望。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剪彩，意味深远。

唐胥铁路，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唐胥铁路虽然只是一条长约十公里的小铁路，但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开始，意义重大。修建唐胥铁路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平煤矿煤炭的外运，所以，一经通车便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由“萧瑟荒村”发展为“大市落”。

李鸿章对洋务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采取避重就轻、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

1887年春，由奕出面，以“为调兵运军火之用”为由， 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第二年竣工，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将铁路延长到天津，李鸿章一直以各种名义，避开敏感的话题，避开反对派的弹劾，低调但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铁路建设。

而此时，铁路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以及铁路的效益也显现出来。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一百三十公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顽固派本来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开始了。

这次李鸿章有醇亲王奕的支持，又有现实的铁路作为依据，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

针对反对派提出的责难，李鸿章一一加以辩驳。

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

同时，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

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这一次大争论，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的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上中法战争后奕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所以坚决支持修路。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终告结束。

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

李鸿章十分清楚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谈何容易！他认为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就在这时，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于是李鸿章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

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争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而李鸿章避重就轻，绕开障碍，抓住要害，避开非议，既避开矛盾，把阻力降到最小，又抓住要害，保住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事情前进。

2.不染指他人之功，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在取舍之间就决定了。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这时，朝廷命令李鸿章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南京的曾国荃部。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非常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南京，假如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

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非常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假如李鸿章要来合攻南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此时的金陵，已经是囊中之物，李鸿章到否，与南京是否会被攻克毫无关系。

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顺从朝廷的命令，会攻南京，或许会夺得头功，但会让曾国藩兄弟两人颜面无光，可能还会被朝廷怪罪，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必将彻底终结。如果自己不能得头功，劳神费力的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二，如果不会攻南京，会被朝廷责备，但不攻金陵，李鸿章可以有若干理由搪塞。

孰重孰轻，李鸿章自然明白。经过思量之后，李鸿章选择了拖延。

李鸿章之所以选择拖延，还有一个原因。

在1862年底，忠王李秀成回到南京以后，太平军和曾国荃之间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了。曾国荃感到他的力量不足，所以就给他哥哥曾国藩写信说，我原来的那个部下程学启现在给了李鸿章，能不能把他再调回给我，以解燃眉之急。曾国藩就给李鸿章写了信，叫李鸿章把程学启派到南京，帮助曾国荃。

当时程学启在李鸿章的手下非常受重用，而且程学启和曾国荃的关系又不好，所以程学启本人不愿意去，李鸿章也不愿意放掉这样一个得力的干将。尤其是刚刚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站住脚，他更不愿意失去这样的干将。

所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这事不太好办。然后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信，说程学启现在无法离开。

当时，李鸿章为了保证自己的实力，拼着与曾国藩撕破脸，拒不援助南京。当然，后来曾国藩原谅了李鸿章，但这件事毕竟让俩人心生芥蒂。这时，李鸿章如果贸然会攻南京，一旦处理不好，要么自己劳而无功，要么就是与曾国藩彻底决裂了，孰重孰轻，李鸿章心里自然清楚。

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命令后，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惫，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

李鸿章只好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二人成了一辈子冤家。

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南京，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南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

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南京。

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一万五千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成果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果断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南京城内的地道已经完工，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二十余丈，攻下南京。

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晋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李鸿章在这次拖延当中可谓名利双收了。

其实当时就实力而言，淮军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攻坚能力，都在湘军之上。但即便当时李鸿章抢得了头功，获得的封赏也不一定能超过他放弃的时候。

在小利面前懂得放手，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又一秘诀。

3.与狼共舞，需要的不止是胆识

一个团队讲究可控性，对人的利用同样讲究可控性。

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如果处理不好，尾大不掉就会被牵累，甚至被反控制。

所以，在利用的同时，要讲控制。

在利用洋人方面，用得好，是锦上添花，用得不好，是画蛇添足，如果尾大不掉，被其裹挟与控制，那就是引狼入室。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任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经过一番“谈判”，奕终于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次与洋人打交道，让奕认识到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外族入侵的不同：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利益，而不要清政府的土地与人民。也就是说，他们对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不感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奕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唯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

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最后，奕得出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既然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是根本政治利益的矛盾，而是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那清政府大可利用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技术优势，来解除内患。

于是，借师助剿的策略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早在1860年，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昉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李鸿章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

李鸿章开始在内心敲打自己的算盘：如果把“常胜军”收归己有，同时加以控制的话，那自己就是如虎添翼。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常胜军”虽然战斗力强悍，但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只是雇佣军的性质，换句话说，不过是从洋人那里买来的一杆枪。这杆枪认钱不认人，一旦失控，必然后患无穷。

李鸿章于是着手“常胜军”的改编工作。

对于“常胜军”，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昉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的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华尔身亡后，白齐文继任，这为李鸿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利用“常胜军”内乱，向朝廷参了一本，不仅解除了白齐文的职务，同时追究连带责任，让吴煦、杨昉一起靠边站了。

赶走了白齐文，参掉了吴煦、杨昉，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利接管“常胜军”了。

华尔和白齐文都是美国人，而英国人对美国人一直掌管“常胜军”非常不满，为了掌管“常胜军”，英国人很早就有意在其中安插自己人。所以，白齐文解职之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当然不是李鸿章希望看到的局面，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进行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

此协议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

第二，兵额问题，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最后商定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

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强大战斗力，但又“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 “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利用“常胜军”的战斗力，但又对其加以控制，如此一来，既让自己如虎添翼，又不至于被反噬。这样就让自己处于有利而安全的态势了。

4.灵活权变，才能绕过官场上的坎儿

李鸿章不是一个较真的人。

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大变革的年代，如果较真，很多事情就根本没法进行。这让李鸿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不成系统，但让李鸿章绕过很多障碍。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国家，皇家礼仪尤其严谨，在这场大变革中，东西方礼仪出现碰撞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东西方就在礼仪方面发生过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七百余人从英国来到中国。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对东西方两个大国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这次交流最终却因一场礼仪之争而破产。

马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不干了，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

当时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几十年后这一问题重新摆在了面前，不过这次，当年的“生番”已经“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当然要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早在1868年中英修约之前，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

但李鸿章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有理有据。

对于当时的局势，李鸿章是明白的。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

李鸿章先肯定那些坚持行跪拜礼的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

然后李鸿章又明确提示那些顽固的官僚，现在形势变了。

李鸿章指出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为不易。

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

关键的一点，李鸿章从事实出发，来证明那种故步自封带来的种种不便。

他说，从咸丰九年（1859）到现在十多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现在不是以往，强弱的形势变了，现在在礼仪这件事情上费这么多功夫，实在是不值得了。

认清形势，灵活权变，这是李鸿章的原则。李鸿章这点，比那些不看世界，只知道在圣贤书和历史掌故中找依据的人要高明多了。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也明显地知道孰轻孰重，与其去争跪拜礼仪的一点体面，当然不如绕过这个坎儿，与国际接轨，让国家富强，那才是真的体面。

遇到小障碍就绕过去，这是李鸿章处事灵活的一面，这样也使他不容易被挡住，也不容易被绊倒。

5.忍辱签约，输也要输得优雅

在晚清，对外国列强的战与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对于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讲，宁死不屈，跟外国列强拼个鱼死网破，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这种有点感情用事的想法，如果用来制定国策，就会有让整个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国策的制定，一定要理性。

李鸿章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作为晚清的柱石，他的行为决定着整个国家的走向。所以，他很慎重，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理性的思索及全局利害的衡量之上，尤其在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外国列强眼中的李鸿章跟大清眼中的李鸿章，以及历史上的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在外国列强那里，最先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当时，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当时不管战与和，受害的都是清政府，但李鸿章坚持：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

李鸿章充分发挥其在谈判桌上的能力，于1876年9月跟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当时占据优势的英国人很不满意：“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这个条约以其空洞无物让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的愿望落空了。应该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一系列活动中，李鸿章一直是“出头鸟”。

李鸿章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著名的，一个是中日《马关条约》，另一个是《辛丑条约》。

首先看《马关条约》。

李鸿章知道他去马关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面前，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国家利益。而在战与和之间，李鸿章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在协议的内容方面，李鸿章把清政府的损失降到了最小。

在马关的谈判中，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三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李鸿章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

而当时，日军已经逼近山海关，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马关议和，面缠绷带、血染袍服的李鸿章显得惨烈，而《辛丑条约》的谈判，一边谈判一边吐血的李鸿章，则显得悲壮了。

1900年6月12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十一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的，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假如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接下来就是赔款问题的谈判了。此时的李鸿章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十亿两白银降到四亿五千万两，是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欺侮”。李鸿章接受了这个欺侮。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

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理智的。他在精确地为这个王朝算计着得失。他既像一个商人，又像一个赌徒。在一场一定会输的赌局中，李鸿章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破罐子破摔，也没有像有些人只会做冲冠之怒，而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但所有的人还是希望他不要倒下去。因为有他在，就有办法。

第八章   处变不惊，沉稳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执着，才能不被困难压倒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不无批评地评价李鸿章：“少荃拼命做官。”

《马关条约》签订后，此时的李鸿章，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衷”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衷’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衷。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说李鸿章热衷做官的对错，如果仅从追求的层面上讲，李鸿章是没错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隐忍且执着，这应该也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切实际之处，李鸿章确实受到了冷落，但李鸿章没有辞职。李鸿章不可能辞职，他从来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

李鸿章“退居二线”，是朝廷的有意安排。1896年，在世界各国周游了一圈的李鸿章，于十月二下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二十四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三十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其实，早在1895年8月的时候，李鸿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京，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对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很快，光绪皇帝的圣旨也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

七十多岁的年龄，政治上已经靠边站，名声上更是全国的公敌。一般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对官场不会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李鸿章不。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清政府终究会有重新起用自己的一天。

从署理江苏巡抚以来，李鸿章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候，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

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常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

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的《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忍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的隐居，也让他躲过了晚清政坛的一场大是非。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李鸿章是同情维新派的，慈禧决定对他进行变相惩罚。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李鸿章接受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

直到八个月后，李鸿章奉命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忍耐与隐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李鸿章坚持住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李鸿章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成为官场“不倒翁”。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在官场上，李鸿章在处理那些不与当权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时，大开大合，而在一些当权者敏感的问题上，李鸿章则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的处境就很不妙，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这种敲打不得不让李鸿章警惕，他当时处在非常时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两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李鸿章知道维新运动牵扯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个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做法上倾力支持，这就是李鸿章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危机中自保的办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知他，意在要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中，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不致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在维新变法过程当中，李鸿章主要做幕后的工作。所以，李鸿章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游走在各派势力的边缘。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在政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李鸿章早就料到了维新的结果。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李鸿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鸿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维新的，但他却跟维新派坚决划清界限，因为他知道一点：维新派不会成功。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派主张的支持和对维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进去。在立场上的划线，在敏感问题上的谨小慎微，终于又让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政治上的一道难关。

慈禧曾经问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著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 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

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待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聪明，意气风发。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爱，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

到了暮年，李鸿章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深不可测。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做出自己独特的判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只要想做事，隐忍就是必需的。不懂得隐忍，就不能积蓄力量，以在最佳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不能隐忍，就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容易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隐忍，就不能摆平那些卑下、龌龊的人，就会在与他们无聊的纠缠中浪费掉自己宝贵的精力……隐忍的人，才能负重；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折断；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倒下。

7.镇定，危机面前必备的素质

面对危险的时候，最大的伤害有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带来的慌乱。

而面对危险时的镇定，则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条件。李鸿章从小就具有那种临危不乱的素质。

李鸿章小时候，有一天，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三弟李鹤章三人跑出去放风筝，不料突然刮起一阵风，风筝一下扎到了路边的池塘里。李鸿章想把风筝捞出来，可风筝挂在了池塘中央的一棵树上，情急之下，李鸿章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

李瀚章和李鹤章吓坏了，急忙跑到远处喊叫救人。乡人赶来，将李鸿章从池塘里捞出来，父亲李文安又急又气，搂住他骂道：你明明不会水，为什么要往池塘里跳呢？不想乡人说：不对，这孩子会点儿水，我们捞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水面上仰漂着，如果他不会水的话，早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李文安很惊讶，李鸿章说：“我在湖边的时候，听到渔民教他们家的孩子说，人落水中，只要不慌不乱，慢慢呼气，就能够漂起来。渔民还说，淹死折腾的，活着老实的。所以我跳到水里之后，就往后一仰，随意漂着，所以才没有淹到。”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很冒失；第二，李鸿章在危险面前有难得的镇定。

冒失的毛病，在李鸿章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基本改掉了，但镇定的优点，李鸿章却保留了下来。而这个优点，也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无数次地化险为夷。

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时，马关谈判第三轮结束过后，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

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它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做调兵姿态，让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如同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丧失了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定会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国内的政敌口诛笔伐，朝廷的翻脸无情，这一切都在等着李鸿章。

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闻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对于这些，李鸿章无暇理会，因为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即便后来，李鸿章被革职，他还在利用出访各国的机会，推进他“以夷制夷”的策略。

李鸿章在历史舞台上的绝唱是辛丑议和。而这一次，李鸿章彻底把他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和敢在刀尖上舞蹈的本事在世界面前演示了一把。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李鸿章在谈判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一个面临亡国的大臣的慌乱，而是从容地提出两个谈判纲领，甚至大喇喇地提出要与列强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两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受不了了，“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这时开始玩战术。他看准了八国联军的弱点，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于是，李鸿章各个击破。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以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越是危险的时候，李鸿章越是从容，越是艰难的时候，李鸿章越是淡定，这种超强的心理素质，让他一生履险如夷。

第九章   互为掎角，让别人离开自己的支撑就会倒

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的功业都为世人所称道。曾国藩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个学生，却唯独李鸿章一直为曾国藩所倚重，并且在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不朽功业。

要想为人倚重，需要三个因素：能力、能干事，最重要的还要共进退。在清末那个乱世当中，师徒想要自保，必须同进退，共担当。

对于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早就有所认识。早在京城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学习的时候，曾国藩就对李鸿章的哥哥说过：“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有才，曾国藩又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所以，李鸿章也总让曾国藩念念不忘。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别数年。曾国藩始筹团练并不顺利，所以更记挂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

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曾国藩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在湘军大营里的身份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主管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曾国藩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采极为赏识，因而李鸿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曾轰动一时的《参翁同书片》就是出自这段时间。

李鸿章反对曾国藩移师祁门，并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段冲突的后果就是李鸿章负气离开湘军大营。

李鸿章离去后局势的发展，让曾国藩更加见识到李鸿章的价值。首先，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预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其次，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文牍，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曾国藩于是想到让李鸿章回来，这时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意思是说，李鸿章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一飞冲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挡不住他飞黄腾达的脚步。既然如此，这个人情与其让别人做，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他早晚会飞黄腾达，我们帮助了他，好歹还落得个人情。可如果我们不肯帮他，等他发达之后，可能会怨恨我们，你说这是何苦？

李鸿章也并非真的要与曾国藩彻底决裂，当曾国藩把祁门大营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并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

曾国藩趁热打铁，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于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回归，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

此后，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李鸿章顺利当上了江苏巡抚，同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之所以极力推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去解上海之围，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国藩为自己日后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国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来解决湘军的粮饷问题。派李鸿章去，也是出于对李鸿章的信任。但实际的效果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十分体谅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信后，他决定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是因为曾国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军的准备。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借口是湘军“暮气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曾国藩知道军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意义，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军之前，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并在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因为“湘淮一家”，这其实是对湘军实力的变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对社会，而不是关上门一个人孤芳自赏。要被人需要，而不单纯需要别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一定要有“卖点”，卖点越突出，价值越大。李鸿章是一个“卖点”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卖点，为曾国藩所需要，让他成为曾国藩的臂膀，当然也自然让曾国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护和提拔的名单。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而曾国藩之所以不遗余力培养和支持李鸿章，无非就是看到李鸿章“青出于蓝”的潜力，而李鸿章在为曾国藩所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撑。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李鸿章死后十年，清王朝也倒塌了。这并不仅仅是偶然，李鸿章的倒下，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慈禧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主子，她不需要英年有为，也不需要开天辟地，她只不过是想维持清王朝的存在，最大化地满足她的权力和欲望。但慈禧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她需要的人是先奴后才。而这些，与李鸿章“裱糊匠”的定位是十分贴切的。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李鸿章一个“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慈禧太后丧权辱国时代又给了善于周旋的李鸿章一个“腾达”的机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既不动摇清廷祖制，又有利于清廷统治根基的苟延残喘：这自然符合慈禧的要求。

李鸿章最让慈禧倚重的，是出色的外交能力。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而一贯和平的主张，自然有利于其和洋人打交道。慈禧对李鸿章外交能力的倚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庚子事变。

因为久受列强欺压，慈禧对列强是心怀痛恨的。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曾经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法国大使馆派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遭到一些洋务派大臣和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后“以拳御洋”；而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 “剿拳和洋”。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

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此时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运动的危险。六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慈禧并未理会。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二十公里。到十九日，大清国固执地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同时不断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九月八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李鸿章每次走到台前，都是受命于危难。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只能依仗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

为了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才是这个帝国最后一点体面，也是这个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李鸿章要回北京了！北京城里的人高兴地私下相告。

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北京城里乱得一塌糊涂。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却有十分之七。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人能出来结束这场混乱，而能够结束这场混乱的，在大清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鸿章。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许多满人主张把仍在南方的李鸿章杀掉，以谢国人。《齐如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当时的情形：“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为慢，大家又怨恨。”“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是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都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来了一定有办法。”

所有的人开始庆幸中国有个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这天，外国使节纷纷来到总督衙门向他道贺。大家入座后，好长时间也不见李鸿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烦了，李鸿章才不紧不慢地踱入客厅，向各位使节打了个招呼，便招手让随从替他脱去外衣，另换一套。他一边同洋人说着话，一边慢腾腾地伸出胳膊，让随从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无人。边说还边比比画画，说到兴奋处，他手势不断，随从们只好在一边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换了半个多小时。各国使节没有办法，耐心地领受这位总督新的外交“规矩”。

李鸿章还定过一个规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总督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外国使节到来，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来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仅这一项开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几千两银子。到李鸿章做总督，等到酒果端上来，李鸿章当着公使们的面，挥了挥手，喝令“撤下”，并当场立下新规矩：今后凡外国公使初来本衙门，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来，则不必客气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其实，十九世纪是 “宰相的时代”。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李鸿章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对李鸿章来讲并不惊讶，因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有来自政敌的，也有来自洋务派内部的。面对这些攻击，李鸿章很淡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人面对各派势力的攻击仍岿然不动，当然这与他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分不开的。李鸿章从来不缺反对者，但也从来不缺支持者，这是其屹立官场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光绪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要求他们“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恼羞成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

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唯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唯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唯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虽然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一直是李鸿章想做但没有做到的，李鸿章虽然不赞成维新派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想法，则是双手赞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革命派中，对李鸿章寄予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并说“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首先想到李鸿章。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李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后来，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已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却成了各派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方便实用的桥梁。各个派别，谁得到了李鸿章，谁就在大清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维新派需要李鸿章明里暗里的维护和支持，革命派需要借李鸿章扯出自己的大旗。不过，现在最需要李鸿章的，其实是朝廷，在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北京那个烂摊子需要有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强有力的人去收拾，而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

其实，早在朝廷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慈禧就不断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要李鸿章北上，实际是无奈之下要为议和做准备之意。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由于有了奕这个强援，李鸿章每每在洋务运动推进艰难的时候，就躲在幕后，这样就可以少受很多攻击，既有利于推进洋务，也有利于政坛自保。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着，就没人能让你倒下

1.不争一时短长，就不会轻易倒下

当卖国贼是可耻的，但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而去当这个“卖国贼”，以至于为千夫所指，甚至遗臭青史，那这个人就有点伟大了。而伟大的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本能地拒绝了。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无奈的李鸿章只好请金伯利从中斡旋。

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慈禧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

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肯定会说风凉话，如果自己去和谈，必然把恶果归罪于自己，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肯就范：“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三月四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十四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此时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

马关，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

日本人对此次谈判早已成竹在胸，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大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

即使没有这些，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车返回驿馆途中。人群中忽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李鸿章清醒过来后，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七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之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但刺杀李鸿章的行为却无异于授人以柄。

李鸿章遇刺让日本朝野震惊，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伊藤、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日方同意中日停战。日方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四月十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十一日，李鸿章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遭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藤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藤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合约稍微缓和。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最后合约达成，即《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以及免除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的挺立不倒也在给日本人传达着一个信息：清廷虽然羸弱，虽然腐败，虽然已经如他一样经历着伤病，但绝不会自己倒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争到底。

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日本。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当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时，他有感而发，大书四个字：“伤心之地”。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感到如此不堪，而作为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李鸿章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能负重的人；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有足够韧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气用事。

一个能忍辱负重的人，即便在官场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倒下。

2.内心的强大，才是不倒的关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大清帝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六十五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中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沿途各国也无不鸣放礼炮，表达敬意。

这一年10月3日，李鸿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顺口，准备亲自验收“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这一次，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支铁甲舰队。

其实，貌似繁荣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危机，而貌似风光的李鸿章，背后更是经受着难言的悲苦。

站在洋务前沿的李鸿章，却没有站在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这必然让他成为有预谋和无预谋攻击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势力对付李鸿章的撒手锏。其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成功，让清朝权贵们坐享其成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理不平衡：他们担心李鸿章拥兵自重，担心他中饱私囊。于是，那些自诩“清流”的大臣，充分“发扬”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的姿态，对洋务派横加指责。

他们以无知无畏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姿态，对李鸿章死缠滥打，胡搅蛮缠。其中，以反对洋务著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

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 ：“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不放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坚持是需要理由的，让李鸿章在误解和反对声中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求得中国走向强大的变革。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实业的发展，以一己之力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之路。一个人不倒下最关键的力量是内心的坚持，而让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是伟大的责任感。李鸿章不愿倒下，不能倒下，因为他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3.做事持之以恒，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要想做成大事，必须要有恒心。

修铁路对清王朝是件大事。而要促成这件大事，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恒心和毅力。李鸿章是一个有恒心的人，在晚清政坛上，自立不倒的同时，还要做点大事，没有点恒心当然是不行的。

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李鸿章所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还有来自各方的阻碍。

但在这些事情中，唯有铁路最让李鸿章殚精竭虑，也唯有铁路这件事情，最能体现李鸿章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和毅力。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但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惊人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同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再次提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他甚至更进一步，向奕提出修津浦铁路。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难以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明白，群情反对之际，如果自己贸然上奏请建铁路，肯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便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李鸿章把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推到了台前。让刘铭传上奏，成与不成日后都还有转机。

1880年，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期间，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大陆大兴铁路。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铭传的折子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

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和反对修铁路的人形成两个阵营。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

于是，一场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展开了。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铭传的折子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在此折中，李鸿章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指出修建铁路的“九利”。

最后李鸿章又附上《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反驳。

但是此次辩论，迫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

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修建铁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李鸿章吸取了“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在修路问题上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着力说服他修建铁路。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醇亲王，又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仍旧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军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经过奕、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

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同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四十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成功有时如同掰腕子，不仅仅比的是实力，更比耐力。只要坚持住了，不倒下，就有翻盘的机会。

在官场上，李鸿章很少硬碰硬地去跟对方正面对抗，但只要被李鸿章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1865年第一次上书建议修铁路，到1888年，唐胥铁路建成，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其间种种阻力，让修建铁路成为李鸿章最耗精力的一件事。其间李鸿章所表现出来的韧性与智慧，是李鸿章屹立晚清官场始终不倒的生动说明。

4.肩负重任，才更要在官场中风雨前行

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人，最后却背起被后人唾骂的卖国骂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曾经这样形容李鸿章的境遇：“在李鸿章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大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鸿章运用他的驾驶技巧，不止一次地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多年来，鸿章用了大量的油漆与布料，把这艘船保持在外观上适于航海的状态，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向鸿章学习在图标未明的海洋上航行……他可以说是中国最好与最勇敢的舵手，他使这艘船三十年来保持着在龙旗下适于航海执行任务的状态。”

对于当时清王朝所处的局势，李鸿章是清醒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推行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

但受到历史的局限，李鸿章所谓的变法，又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政治文明排除在外。

李鸿章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他毕竟使封建体制产生了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李鸿章面临的另一个困局就是：既要做事，又要自保。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只要做事，就会遭到非议和弹劾，基本上是做得越多，错误就越多，遭到的非议和指责就越多。只有能自保才能做成事，但只要做事，就难自保。所以，没有足够的权谋智慧，没有足够的毅力支撑，是很难做到两全的。

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 “瓶颈效应”，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机制制约，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李鸿章也饱受诟病。但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着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一点点前进。

李鸿章在出访德国时，他问有“铁血宰相”之誉的俾斯麦：“在我们那里，朝廷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尤其在外交上，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的颜面，又要与国际接轨。

李鸿章以外交家之形象代言中国，游走于各国间，权倾一时，却也因为责任之大，承担了或许本不该由他一人来担负的千古骂名。

垂垂老矣的李鸿章，生命中最后一年，是在与八国列强的斡旋中度过的。

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这位老臣。“懂外交”曾让他权倾一时，但他的事业、名声，却也尽毁于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他曾评价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也曾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永远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法则，让李鸿章在一个人对抗所有列强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国内的种种责难。但面对列强，李鸿章始终保持着凛然的威严，据理力争，李鸿章能够做的，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少，而无法避免损失：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利用英、德制约法国，从而取得成效；在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竭力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在遭到日本浪人行刺之后，李鸿章更是拒绝手术，以生命要挟日本让步，推动谈判进程。

美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在李鸿章去世前一小时，俄国人还在他的病榻前，迫使他在条约上签字画押。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很多人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乱了阵脚，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

尽管受尽局势的窘迫，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也曾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始终在推动着这个民族艰难地向前滑行。

李鸿章竭尽全力地医疗着清廷这早已百病相缠的躯体和灵魂，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即使在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李鸿章还在惦记着清王朝的命运，留下绝命诗一首：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力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这就是李鸿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物，也是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可敬之人。

李鸿章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李鸿章更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李鸿章为清朝，乃至为整个民族背起了无数“黑锅”。李鸿章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他只是在默默地为后来人铺路，为未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不去计较世俗的纷扰，如此做事，反而更有功效，如此做官，反而不倒。

5.官场上，勇气比权谋更重要。

李鸿章在晚清的舞台上，唱了一场独角戏，没有人欣赏，但从不缺人喝倒彩。

李鸿章屹立舞台四十载，除了权谋，更需要勇气。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巧合的是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李鸿章也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面对积重难返的腐朽王朝，李鸿章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不囿于形式，有着独特的想法，无怪乎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赞叹地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

1865年，李鸿章四十二岁，时任两江总督。此时的李鸿章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撑起一片天空。

此时的清国已经被时代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清醒所带来的孤独。

当时，在朝廷的保守势力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李鸿章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行为的艰难：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他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另一个是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最适合毕生去研究生僻学问，可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朝政，掌握着舆论。

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李鸿章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也在讨论中说：假如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假如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竟然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积极地应对这种改变。

李鸿章的孤独，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权者人为制造的因素。而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李鸿章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始终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满人制衡李鸿章，慈禧还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将领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分化湘、淮军旧将，制造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尽管手握重权，却游走在核心权力之外；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怀疑，是李鸿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说明了他对改革所面临的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独，而一个忍受不了孤独的人，注定不会卓越。在朝廷的顽固派那里，李鸿章是孤独的；即便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也是孤独的，左宗棠曾经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独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打击和非议，毫不退缩，坚强地独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方法。

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的人，最终达到的目标似是而非，甚至会在中途停滞下来；只有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坚定地向目标前进的人，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前一种做法聪明，但没有成效；后一种做法需要负重前行，甚至有点傻，但一定会推动着事情向前。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有过人的能力，也有远大的抱负。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以及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时的中国土匪横行、盗抢频频、饿殍遍野，李鸿章立志改变。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匪患猖獗，原因在于“患贫”，因而，他提倡“自强”“求富”。他出任直隶总督后又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

李鸿章做洋务，从全局着眼，系统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意识到清朝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早在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就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都成为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首先视察了天津机器局，他发现这里人员涣散、环境脏乱，所造枪弹，质量糙劣。几日后，他就派人接管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反映出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开启了“官督商办”的序幕。其后，李鸿章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李鸿章所实施的政策，令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大为不满，他们的弹劾也使皇上产生动摇。面对清廷内部重重阻挠，李鸿章毫不退让：举办洋务是富国、强国的必由之路。李鸿章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策略，为中国的富国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

李鸿章面前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缺乏科学；尤其是朝廷大员身居要职，却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逢西方机器文明，以卵击石。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除了面对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之外，最大的阻碍就是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人才匮乏，李鸿章认识到，要办好洋务，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李鸿章解决人才瓶颈的办法就是开办新式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在当时，李鸿章几乎是孤身作战、单骑突进。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影响最深远的举措。

派留学生，是容闳建议的。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

李鸿章高瞻远瞩的计划，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地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去美国。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安排了自己的子弟。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

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举措，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三十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师、三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二十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苦心孤诣办洋务的目的是实现清朝的中兴，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甚至在一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些新气象。这自然归功于中流砥柱李鸿章，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虽然1895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但李鸿章通过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启蒙，以及对后世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都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努力地想办法，创造机会，创造空间，苦心经营，试图让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坚强与良苦用心虽不足以支撑整个民族的自立，但让他在晚清政坛上立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