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劳伦斯•布洛克 （著）
Date: 2008-08-15 07:19:36.292000+00:00
Keywords: 侦探·悬疑; 侦探小说; 马修·斯卡德; 劳伦斯·布洛克; 推理; 小说; 美国; 午夜文库; 侦探
Description: 纽约出现了一群绑架恶魔，他们也是残忍而手法多变的杀手，专门以那些做不法生意的商人家属为猎捕对象，因为这些人不会去向警察求助。马修•斯卡德接手调查。他并不喜欢现在需要他帮助的那些毒贩子，但他决心找出这些凶残的勒索者，不能让他们再用无辜的人来维持他们的魔鬼行当。 ======================================== “劳伦斯•布洛克是侦探小说界的大师；马修•斯卡德系列是本世纪最好的侦探小说。” ------乔纳森•凯勒曼 “侦探小说中的硬汉……这不是轻松的闲逛，但却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纽约时报书评》 “我阅读马修•斯卡德过程中，感觉像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那样，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 ------候孝贤 “好书！” ------斯蒂芬•金 “雷蒙•钱德勒和达希尔•哈米特仍然对悬疑小说流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有某个侦探小说作家能够与他们相媲美，那就是劳伦斯•布洛克。”------《旧金山纪事报》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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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死荫之地

[美]劳伦斯·布洛克
简介
纽约出现了一群绑架恶魔，他们也是残忍而手法多变的杀手，专门以那些做不法生意的商人家属为猎捕对象，因为这些人不会去向警察求助。

马修·斯卡德接手调查。他并不喜欢现在需要他帮助的毒贩子，但他决心找出这些凶残的勒索者，不能让他们再用无辜的人来维持他们的魔鬼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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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宝贝，淘气的宝贝

嘘！你这爱哭闹的东西

这会儿要安静，安静

否则波拿巴就会来这里

宝贝，宝贝，他是个大巨人

又黑又高，像蒙茅斯的塔顶

他的早餐，中餐，晚餐

都拿调皮捣蛋的人充饥

宝贝，宝贝，当他一蹦一跳地经过这里如果让他听见你

就会扯下你的小手小脚

就像猫咪扯烂小老鼠

然后他会打，打，打

把你打得稀巴烂再吃你，吃你，吃你吃得干干净净，喀喀喀！

——英国摇篮曲

第01章

那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弗朗辛·库利对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下，上街去买菜。

“开我的车吧，”他建议道，“我不出门。”

“你的车太大了，”她说：“每次开你的车都觉得好像在开船。”

“随你。”他说。

他那辆别克公园大道和她那辆丰田凯美瑞都停在他们家房子后面的车库里。房子位于布鲁克林湾脊区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间的殖民路上，是一幢仿都铎式的半木制结构建筑，外墙粉了灰泥。弗朗辛发动她那辆凯美瑞，倒车出库，按了遥控器的按钮，车库的门随之降下。接着她一路倒车，开到了街上。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她将一盘古典音乐录音带塞进播放机里，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在家里她听爵士乐，因为那是凯南最喜欢的，可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她总是放古典音乐。

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一十五磅，胸部丰满，蜂腰窄臀。卷曲而有光泽的黑发向后梳理，露出整个脸庞。黑眼睛，鹰钩鼻，嘴唇极其丰满。

照相的时候她总是紧闭嘴唇。据我所知她有两颗暴牙的，那两颗门牙比下排牙齿突出很多，因为对这项缺陷感到自卑，她很少露齿而笑。结婚照里的她春风满面，洋溢着幸福，但仍然没有露出牙齿。

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很容易晒黑。当时她已经有了夏天流行的古铜肤色，因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和凯南是在牙买加内格尔的海滩上度过的。以前她晒得更黑，可是现在凯南让她必须用防晒油，还限制她晒日光浴的时间。“对你不好，”他对她说，“太黑了就不好看了。一直躺在太阳下面会让一颗李子变成一粒梅干。”李子就这么好吗？她可真想知道。李子又熟又多汁，他对她说。

等她从家里的车道开出去，开了半条街左右，也就是到达第七十八街和殖民路交口的时候，一辆蓝色厢型货车的司机也跟着发动引擎。他先让她往前又开了半个街区，然后便从路边驶进路中间，跟在她后面。

她在湾脊大道上右转，开到第四大道再左转往北。到六十三街转角上的达戈斯蒂诺超级市场时，她减速向前滑行，接着把车停在离超市半条街远的一个停车位里。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经过她的凯美瑞时继续往前开，在附近绕了一圈，然后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边。

弗朗辛·库利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埃莱娜和我在东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厅吃了晚饭，然后赶到拉斐特街上的公共剧院看新改编演出的话剧《勇气母亲》。我们的位子很不好，有的演员讲话根本就听不清楚。本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员是埃莱娜邻居的男友，我们想等谢幕之后到后台去称赞他的演技，后来又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结果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真让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时我对埃莱娜说，“他在台上三个小时，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刚才我坐在他对面一个小时，也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我怀疑他是个哑巴。”

“那出戏没有三个小时，”她说，“大概也就两个半小时吧。”

“感觉像三个小时。”

“感觉像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们一起看了半小时CNN，广告时间聊了聊天。接着我们上床，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时她问我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说：“我没想吵醒你。”

“没关系。你睡不着？”

“是啊，我觉得好像透不过气，不知道为什么。”

“去客厅里看看书，或者把电视打开，不会吵到我的。”

“算了，”我说：“我觉得有点烦躁，步行回旅馆或许能让我平静点。”

埃莱娜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外面很冷，本来我想叫出租车，可是走一条街之后就不觉得冷了。

在一个街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中瞥见两栋高楼之间的月亮。几乎快月圆了，难怪，那个晚上就是有月圆的感觉，血管的血在奔腾，让我老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可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什么。

要是米克·巴卢在城里，或许我会去他的酒吧找他。可是他现在人在国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绪，进哪个酒吧都不安。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本书，挨到大约四点左右，才把灯关了，上床睡觉。

早上十点钟我已经坐在街角的火焰餐厅，吃了一份简单的早餐，顺便读读报纸，主要是看看社会版的犯罪新闻和体育版。全球版永远只报道危机，我无暇关心，除非国内或国外真的是大祸临头了，否则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太遥远了，我的心力拒绝为之烦忧。

上帝知道，我闲得很，每条新闻都可以细细读，再加上招聘栏和租售版。前一个星期，一家办公室设在熨斗大厦②里的规模颇大的侦探社给了我三天的工作，可是后来就没音讯了，而我最后一次靠自己关系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钱没有问题，所以并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经学会每天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月亮虽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并未因此沉寂。它还在那儿；血液在轻微地发烧，皮肤下说不上哪里在痒。可无论如何，你就是挠不到。

①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建于一九〇二年，当时是纽约最高的建筑。

弗朗辛·库利在达戈斯蒂诺超市里逛了半个钟头，装满一个购物车，付了现金。提物僮替她把三大袋物品装进购物车里，跟随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车的地方。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还停在消防栓前面。货车的后门敞开，两个男人下了车站人行道上，显然在研究其中一个人手上拿的记事板。领着提物僮的弗朗辛经过他们面前时，两人都朝她这边看。等她把她那辆凯美瑞的后车厢打开时，那两名男子已钻回货车，关上车门。

提物僮将购物袋放入后车厢，弗朗辛给了他两块钱小费，这是普通人出手的两倍，还有很多顾客连一个蹦子儿都不会给。凯南教她给小费要大方；不必过头，但要慷慨。“慷慨是谁都负担得起的。”他对她说。

提物僮把购物车推回超市，弗朗辛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沿着第四大道朝北驶去。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隔着半个街区的距离跟随着她。

我不能确定弗朗辛从达戈斯蒂诺超市到大西洋街上那家进口食品店走的路线。她可能沿着第四大道一直走，到达大西洋街；也可能上高恩努斯高速公路进入布鲁克林南区。我不可能知道，不过也不要紧；总之她驾着那辆凯美瑞到了大西洋街与克林登街的交叉口。西南边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莱波的叙利亚餐厅，它的隔壁，位于大西洋街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店。其实那是家大型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不过弗朗辛从来不用这个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儿买东西的人一样，她总是称它为“阿尤布的店”，阿尤布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圣地亚哥了。）弗朗辛把车停大西洋街北侧设有计时器的停车位上，几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正对面。她走到街角等绿灯，过了马路。等到她走进店里时，那辆蓝色厢型货车已经在阿莱波餐厅的卸货区停下，就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

她在店里待的时间不长，只买了几样东西，不需要人帮忙提。大约在十二点二十分时她走出店门。当时她身上穿着煤灰色长裤，上身穿了两件毛衣，外面是象牙白的粗毛线衣，里面是件巧克力色的套头毛衣，外套一件骆驼毛大衣；肩膀上挎着皮包，一手拎着塑料袋，另一只拿着车钥匙。

这时，货车的后门打开了，那两名先前钻出货车的男子又走到人行道上。弗朗辛一从店里出来，他们立刻一左一右走到她身边。同时，车里的另一名男子发动了引擎。

其中一名男子开口说：“库利太太吗？”她转过头去，他很快地把皮夹打开又合上，让她瞄到一个徽章，不过也可能什么都没看清楚。第二名男子说：“你得跟我们走。”

“你们是什么人？”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两名男子一人抓住她的一只手臂，在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已经将她扯着穿过人行道，一起钻进货车。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他们已经架着她进了货车，关上车门。货车随即驶离路边，淹没在繁忙的交通之中。

尽管当时是正午时分，尽管这起绑架案就发生在繁忙的商业街上，但没有一个人看清楚整个过程，仅有的几位目击者对于自己目睹的部分也不是很确定。整件事想必发生得极快。

如果弗朗辛在他们开始动手那一刹那往后退一步，大叫……但她没有这么做。在她恢复行动能力以前，已经上了货车，车门也已经关了。或许那时她开始叫喊、挣扎，或试图那样做，但已经太迟了。

我很确定当他们抓走她时我在做什么，我去参加法尔赛团体的中午聚会。聚会通常是在工作日的十二点三十分到一点三十分举行，地点在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那天我去得比较早，所以那两名男子架着弗朗辛穿过人行道钻进货车时，我肯定自己正坐在那儿喝咖啡。

我不记得那次聚会的细节了。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参加戒酒协会的聚会，频率之固定，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虽然现在去得不如刚开始戒酒时频繁，不过平均一个星期也总会去个五次。那次聚会应当是遵循那个团体的老规矩，前十五到二十分钟先让一位主讲者叙述个人经验，接下来一个钟头再进行团体讨论。我在讨论时间好像没发言；如果有，我应该会记得。我相信那天一定有人说了些有趣的话，每次聚会都没有。只是那次聚会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

聚会之后我去吃午餐，之后我打电话给埃莱娜。接电话的是应答机，表示她出门了，或者就是她有伴。埃莱娜是个应召女郎，陪伴客人是她的谋生之道。

我在两辈子前遇见埃莱娜，当时我是个口袋里揣着一枚簇新的金色警徽的酗酒警察，有一个住在长岛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我们俩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当时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是她工作上的好朋友，能够帮她避开麻烦，还有一次在接到电话传呼后立刻赶到，将一个死在她床上的客户运送到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她则是典型的梦中情人，美丽、聪明、风趣、专业技术高明；而且从头到尾都要求不多，令人愉悦。只有妓女才能如此完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离开家人与工作之后，埃莱娜和我便断了联系。直到有一个从我们共同的过去中钻出来的怪物露面了，并同时威胁到我们两人，才又让我们俩聚在一起。令人惊异的是，从此我们便一直没有再分开。

她有她的公寓，我有我的旅馆。一个星期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们会见面。那些夜晚到最后通常会以回她公寓为收场，并且我在那儿过夜的时候也比较多。我们偶尔一起出城一周，或过个周末。就算哪天不见面，也几乎都会通个电话，有时还不只打一次。

虽然我们从未谈到要放弃别的对象，但基本上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做了。我没和别人约会，她也一样——当然客户除外。隔一段时间她便会踩着高跟鞋走进某个旅馆房间，或是带某人回她的公寓。在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时我对这些事从不介意；老实说，也许这还是她的吸引力之一，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也不应该介意。

如果哪天我真的介意了，我随时都可以开口要她别做了。这些年来她赚了不少钱，大部分都存了起来，投资在收入不断增加的房地产上。即使停止此种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水准也不会受到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一直没有开口，或许因为我不想对自己或对她承认我介意吧，同时我也不愿意做出任何可能会改变我俩关系的举动。这份关系并没破裂，我也不想弥补什么。

但情况还是变了；这没有别的可能。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一直以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都避免用“爱”这个字，虽然爱无疑是我对她、她对我的感觉。我们避免讨论结婚或同居的可能，虽然我知道自己想过，显然她也想过，但我们就是没谈。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碰过的话题，除此之外，我们也从来不谈爱，或是她的职业。

当然，我们迟早得考虑这些事，得讨论、得处理。但现在我们过一天算一天；自从我消耗威士忌的速度不再比别人蒸馏威士忌快之后，我学会了以这种态度面对整个人生。有人说过，生意再大，不如过一天算一天，这世界不正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吗？

那个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差一刻，库利位于殖民路上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凯南·库利拿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嘿，库利，她一直没回家，是吧？”

“你是谁？”

“我是谁不干你屁事。你老婆，你的阿拉伯杂种在我们手里。你到底要不要她回去？”

“她人在哪里？让我跟她讲话。”

“嘿，库利，操你妈去吧！”那男人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库利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对着死一般寂静的电话筒大吼“喂”，努力地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跑到屋外，冲进车库，确定了自己的别克还在，而她的凯美瑞不在。接着他沿着车道跑到外面街上左右张望，再回到屋内，拿起电话。他听到拨号音，拼命想，却不知该打给谁。

“上帝啊！”他大叫，然后放下电话筒，又大吼，“弗朗辛！”

他冲到楼上的主卧室，嘴里还叫着她名字。她当然不在房里，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去看，他非把每个房间都看过一遍不可。那栋房子很大，他叫着她名字，在每个房间冲进冲出，对于自己的恐慌，他既是旁观者，也是当事人。最后他终于回到客厅，这才发现刚才没把电话挂好。太棒了，如果刚才他们想找他，一定打不通。他把电话挂好，用意志力命令它响，果真几乎就在同时，电话响了。

这次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比较平静，比较有修养。他说：“库利先生，我刚才一直打电话给你，但一直占线，你在跟谁通话？”

“没有，我电话没挂好。”

“我希望你没打电话报警。”

“我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库利说：“我以为我把电话挂了，结果发现话筒摆在旁边。我太太在哪里？让我跟我太太讲话。”

“你不应该不挂好电话，也不应该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没有。”

“尤其是不应该打电话报警。”

“你要什么？”

“我想帮你把太太找回来，如果你还要她回来的话。你要她回来吗？”

“老天，你到底……”

“回答我的问题，库利先生。”

“对，我要她回来。我当然要她回来。”

“我想帮你。别让你的电话占线，库利先生，我会再跟你联络。”

“喂？”他说，“喂？”

但电话挂了。

接下来十分钟里，他在房里踱步，等电话铃再响。然后一阵冰凉而平静的情绪慢慢浸透了他，他逐渐放松下来，不再踱步，走到电话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等电话铃响时他拿起听筒，却没吭声。

“库利？”是第一个男人，粗鄙的那个。

“你们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以为我要什么？操！”

他没有回答。

“钱！”隔了一会儿那男子说：“我们要钱。”

“多少？”

“操！你这个半黑不黑的黑鬼，有你问问题的份儿吗？你还有话说？”

他等着。

“一百万。如何，屁眼儿？”

“太荒谬了，”他说，“听着，我没办法跟你讲话，叫你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或许我可以跟他谈。”

“嘿，你这个贱杂种，你还想……”

这一次挂电话的是库利。

他觉得这似乎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游戏。

企图控制这样的局面会令人发狂，因为你根本办不到。王牌全在他们手上。

但你不能因此放弃争夺，至少你可以不必对他们唯命是从，不必像只保加利亚马戏团里随着音乐前后跳脚的熊。

他进厨房冲了一壶又浓又甜的咖啡，装在一把长柄铜壶里。等咖啡凉时，他从冰库里拿出伏特加，替自己倒了两盎司，一饮而尽，感觉那股冰凉而平静的情绪占据了他整个身体。然后他把咖啡端进另一个房间里，刚喝完，电话铃就响了。

是第二个男人，比较有修养的那个。“你惹火了我的朋友，库利先生，”他说，“他生起气来很难应付。”

“我想从现在开始最好都由你来打电话。”

“我不认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这件事，不必搞得这么戏剧化，”他说：“他提出一百万，这是不可能的。”

“难道你觉得她不值这个数？”

“她是无价的，”他说：“可是……”

“她的体重多少，库利先生？一百一十磅，一百二十磅？差不多吧。”

“我不懂……”

“差不多五十公斤，对不对？”

真俏皮！

“五十公斤，一公斤两千元。你何不替我算一算，库利先生？不正是一百万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库利先生，如果她是货，你就会付一百万买她。如果她是白粉，你也会付这个钱。难道因为她是血肉之躯，就不值得？”

“我没有，怎么付？”

“你有钱得很。”

“我没有一百万。”

“你有多少？”

刚才他有很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四十。”

“四十万。”

“对。”

“一半还不到。”

“我有四十万，”他说：“虽然没你们说的数目多，但也不算少了。我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你可以去筹啊。”

“我觉得不可能。我是可以答应你，然后打几个电话去求别人，凑点钱出来，可是绝不可能筹到那么多，而且至少要等个几天，甚至等上一个星期。”

“你认为我们很急？”

“我很急！”他说，“我要我太太回来，我要你们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这两件事，我急得很。”

“五十万。”

你瞧，毕竟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控制的。“不成，”他说，“我不跟你讨价还价，这关系到我太太的生命。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能付的最高价。四十！”

对方安静了一阵，接着是一声叹息。“好吧！我真傻，还以为能跟你们这种人谈生意不吃亏。你们玩这种游戏已经玩了不知几千年了，对不对？你们跟犹太人一样坏。”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没搭理。

“就四十吧，”那男人说，“要多久才能准备好？”

十五分钟，他心里想。“两小时。”他说。

“我们可以今晚交易。”

“好的。”

“把钱准备好。别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能打给谁？”

半个钟头之后他坐在厨房的桌子前面，瞪着四十万美元。他地下室有个保险箱，旧型莫斯勒牌，非常巨大，重达一吨，嵌在墙里，外面有松木木板作掩护，除了本身的锁，还加了一套防盗系统。所有钞票都是百元大钞，每五十张一捆，总共八十捆，每捆五千元。他一一数过，一次抓起三、四捆往弗朗辛拿来放脏衣服的塑胶编织篮里丢。

天哪，她哪需要自己洗衣服呢？她要请几个佣人都行，任何事都可以交给别人做；他告诉她多少遍了。可是她喜欢做家务事，她很传统，就是喜欢烧饭洗衣服，收拾屋子。

他拿起电话筒，但还没等手臂收回，又把话筒放了回去。别打电话给任何人，那男人说过。我能打给谁？他问。

谁会对他做这种事？布下陷阱，把老婆从他身边偷走。谁会做出这种事？

或许很多人都会吧。或许任何人都有可能，如果对方觉得他们能逃过制裁的话。

他又拿起电话。这部电话很安全，没有人窃听。其实这整栋房于里都没有窃听器。他装了两套设备，据称都是尖端科技；花了他这么多钱，应该名副其实。一套是电话窃听警报系统，装在电话线里。只要是电话线上的伏特数、电阻或传导体容量有任何变化，他一定会知道。另一套是追踪锁，能够自动扫描无线电光谱，寻找隐藏式麦克风。两套系统大约花了他五六千美元，不过只要能让他的私人谈话内容保持隐私，这个数目也是值得的。

他现在几乎觉得有点遗憾，过去两个小时没有警察能够窃听他的电话。没有警察能够追踪打电话的人，突袭绑架者，把弗朗辛送还给他……不！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警察只会把整件事搞得不可收拾。他有钱，他会照付。至于她能不能回来，就是他没办法控制的事了。有些事情你可以控制，有些事情你不能——他可以控制付钱，他也多少可以控制怎么付法，可是再后来的事，就在他控制范围之外了。

别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能打给谁？

他再一次拿起电话，拨了一个他想都不用想的号码，他哥哥在铃响第三声时接了。

他说：“彼得，我这里需要你。你坐出租车过来，车钱我付，不过你得立刻过来，你听清楚了没？”

静了一会儿。然后，“宝贝，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你也知道……”

“那就快坐出租车过来，大哥！”

“不……可是我绝不能跟你的生意扯上关系。我真的不能，宝贝。”

“这跟生意无关。”

“那是什么事？”

“是弗朗辛。”

“老天爷，怎么了？好啦，等我到了你再告诉我。你在家是吧？”

“没错，我在家里。”

“我叫出租车，马上过去。”

当彼得·库利在等一辆愿意载他去布鲁克林弟弟家的出租车时，我正在看ESPN电视台一的堆记者讨论限定运动员薪资上限的可能性。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倒不觉得和电视难分难舍。是米克·巴卢从爱尔兰梅奥郡的卡斯尔巴城打来的；音质清晰无比，简直跟他从葛洛根酒吧后面房间里打来没有两样。

“这里太棒了，”他说：“如果你觉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全是疯子的话，你应该来他们老家瞧瞧。街上每隔一家店就有一间酒吧，而且不到打烊时间，没人会离开。”

“他们打烊得很早，不是吗？”

“的确他妈的太早了，不过不是全部。在旅馆里，只要是登记了名字的客人要求，无论多晚都会送酒上来。不愧是文明国家，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

“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抽烟，永远都在点烟，拿包烟到处敬烟，这一点比法国人还糟糕。上一次我去法国探望我父亲那边的亲戚，他们还因为我不抽烟生我的气。我觉得美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头脑清楚，知道戒烟的人群。”

“你会发现美国抽烟的人还是不少，米克。”

“我祝他们好运，现在飞机上、电影院里、公共场所到处都禁烟，他们可有苦头吃了。”接着他讲了一个关于他前几天晚上遇见的一对男女的故事，很好笑，我俩都笑了。之后他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很好。“那此刻是不是也很好呢？”他说。

“或许有点焦躁吧。最近我闲得很，又碰到满月。”

“是吗？”他说，“这里也一样。”

“真是巧。”

“不过在爱尔兰永远都是满月，幸好老天总是下雨，你可以不必每天盯着满月瞧。马修，我有个主意。干脆跳上飞机飞过来算了。”

“什么？”

“我敢打赌你一定从没到过爱尔兰。”

“我从来没出过国，”我说，“等等，这话不对。我去过加拿大两次，去过一次墨西哥，不过……”

“你从没来过欧洲？”

“没有。”

“那么就看在耶稣份上，跳上飞机飞过来吧，可以带她一起来嘛——”指的是埃莱娜——“或是你自己来也好，都行。我跟罗森斯坦谈过，他让我最好还是暂时先别回国。他说他可以摆平一切，但是有他妈的联邦勤务组在前面，在还不确定所有障碍都已清除之前，他不要我踏上美国的领土。我很可能还得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困上一个月或者更久。你笑什么？”

“我还以为你爱那里咧，现在又变成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只要朋友不在身边，任何地方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快点来吧，老兄，怎么样？”

彼得·库利到达弟弟家时，凯南刚和比较温和的那位绑架者通过一次电话，不过这次那名男子似乎不那么温和了，尤其是讲到最后凯南要求他提出弗朗辛仍然好好活着的证据时。他们的对话大约是这样的：库利：我要跟我太太讲话。

绑架者：不可能。她待在一个安全地点，现在我在打公用电话。

库利：那我怎么知道她没事？

绑架者：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细心照顾她，你瞧她对我们而言值多少钱。

库利：老天，我怎么能确定她真的在你们手上呢？

绑架者：你对她的乳房应该很清楚吧？

库利：嗯？

绑架者：你应该认得其中一个吧？这个方法最简单。我把她的一个乳房切下来，放在你的前门口，这样就可以让你安心了吧。

库利：老天，别说这种话，提都不要提。

绑架者：那么我们就别再谈什么证据了，好吗？我们必须彼此信任，库利先生。相信我，这项交易只能靠诚信两个字。

事情就是这样了，凯南告诉彼得。他非信任他们不可，但怎么可能呢？他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我一直在想我可以打电话给谁呢？”他说，“只有同行了，哪一个可以帮我，支援我，结果我想到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就是绑架的人。我怎么能排除任何可能呢？这是有预谋的。”

“他们怎么能……”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出去买菜，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她开车出门，五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

“五个小时？”

“我不知道，大约吧。彼得，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应付这种鸟事我毫无经验。”

“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谈交易吗，宝贝？”

“毒品交易跟这完全是两码事，你安排一切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安全，考虑到每个人，这件事……”

“但每天还是有人因毒品交易送命。”

“没错，可是通常都有理由的。第一，跟你不认识的人交易，这最要命了。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结果却被坑。第二，或许应该说是第一点半吧，跟你以为你认识、其实你并不认识的人交易。还有一点，随便你说它是第几点都可以，很多人惹祸上身，是因为他们想要使诈。他们想做无本生意，以为下一次再照规矩来。脑筋一糊涂，这一次躲过了，下一次可不然。你知道这种情况十之八九都是因为那些人自己也在用自己的货，所以判断力全冲进马桶了。”

“不然就是每件事都按部就班，结果碰上六个牙买加人破门而入，开枪把每人都射死。”

“这种事也有，”凯南说：“而且不一定是牙买加人。前几天我在报上读到旧金山现在最凶悍的是老挝人，每个星期都会冒出来一个新种族威胁要宰你。”他摇摇头，“但重点是，只要是上规矩的毒品交易，一觉得不对劲，随时可以掉头走开。只要有钱，大可以到别处花；只要有货，大可以卖给别人。做一次交易算一次，可以替自己铺后援，沿线布置安全设备，一有动静，马上知道是不是可以信任对方。”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自己的拇指插在自己的屁眼里①，还有什么？我说我们会带钱去，你们带我太太来；他们说不。说这种交易不是这么干的。我能说什么，你留着我太太好了？你不喜欢我做生意的方式，把她卖给别人吗？我不能这么说啊。”

①thumb up in one‘s ass，意为“不作为，废物”。

“是不行！”

“只有一件事我能做。他说一百万，我说四十万。我说去你的，就是这么多！结果他买了。如果我说……”

这时电话铃响了。凯南讲了几分钟，在便笺纸上做了点记录。“我不是一个人，”谈话间他这么说，“我哥哥在这里，他会跟我去。这件事没得商量。”他听了一会儿，正要说话，电话“喀”的一声挂断了。

“得上路了，”他说：“他们要我把钱装在两个大塑胶袋里。这简单。但为什么要分两袋装呢？或许他们没看过四十万现金，不知道体积多大。”

“也许医生交代他们不可以提重物。”

“也许。我们得去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交叉口。”

“那里不是弗莱特布什区吗？”

“应该是吧。”

“当然是，法拉格特路，隔两个街区就是布鲁克林大学嘛。那儿有什么？”

“一个电话亭。”等钱分别装进两个垃圾袋之后，凯南递了一支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给彼得。“拿着，”他坚持，“我们不该手无寸铁地去。”

“我们根本不想去，带把枪够干什么？”

“不知道，反正带着就是了。”

出门的时候彼得一把抓住弟弟的臂膀。“你忘了启动警报系统。”他说。

“又怎样？弗朗辛被他们抓走了，钱揣在我们身上，家里还有什么可偷的？”

“既然装了警报器就用嘛。要说没用，带把枪还不是一样没用。”

“嗯，你说得有理，”凯南说罢便钻回屋里，回来时他说：“尖端科技的安全系统，你不能闯进我家、窃听我的电话或监听我的房子，只能架走我老婆，使唤我拎着两个装满百元大钞的垃圾袋在城里疲于奔命。”

“哪一条路好走，宝贝？我打算走湾脊公园大道，然后由金斯高速公路上海洋大道。”

“随便。有十几种走法，每种都差不多。你想开车吗，彼得？”

“你要我开吗？”

“嗯，最好让你开。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会去撞警车的屁股，或者辗死一个修女。”

本来他们应该在八点三十分的时候抵达法拉格特路上的电话亭，结果彼得的表显示他们早到了三分钟。彼得待在车里，凯南走到电话前站在那儿等电话铃响。之前彼得已经把那支枪塞进后腰，开车途中他一直感觉到那把枪的压力，后来又把它掏出来，放大腿上。

电话铃响了，凯南拿起电话。八点三十分，对方是在对时行动，还是在监视整个地区？此刻在对街的某一栋楼里，是否正有一个人坐在一扇窗户后面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凯南大步踱回车旁，斜倚车身。“韦特兰斯大道。”他说。

“从来没听说过。”

“在弗莱特兰茨区和米尔盆地中间那一带。他告诉我怎么走。法拉格特接弗莱特布什区，从弗莱特布什区上N大道，直走下去就会到韦特兰斯大道。”

“然后呢？”

“去另一个电话亭，韦特兰斯和东六十六街交口。”

“干嘛要这样跑来跑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想让我们发狂，想确定我们没找后援。我不知道，彼得，或许他们就是想整整我们。”

“这招很管用。”凯南绕到左边，上了车。彼得又说：“法拉格特接弗莱特布什，弗莱特布什接N大道，那应该在弗莱特布什区上右转，到了N大道再左转？”

“右！我是说没错①，到弗莱特布什区右转，N大道左转。”

①英语中的“右”和“正确”均为“right”一词。

“给我们多少时间？”

“他们没讲，我不记得他们提到时限。但他们说尽快。”

“那大概不能停下来喝杯咖啡了。”

“大概不行。”凯南说。

到了韦特兰斯大道和六十六街转角处，同样情况又演练一遍。彼得等在车里，凯南走到电话前面，电话铃几乎立刻就响了。

绑架者说：“非常好，动作很快。”

“现在怎么样？”

“钱在哪里？”

“摆在后座，用两个塑胶袋装着，都照你们说的。”

“很好。现在我要你和你哥哥沿着六十六街走到M大道上。”

“你要我们走路过去？”

“对。”

“带着钱？”

“不，钱留在原处。”

“留在车子后座。”

“对，车门别锁。”

“我们把钱留在没上锁的车里，然后走到一个街区以外……”

“实际上要走两个街区。”

“然后呢？”

“到了M大道转角处等五分钟，再回你们的车上，开车回家。”

“那我太太呢？”

“你太太很好。”

“我怎么……”

“她会在车上等你们。”

“最好是这样。”

“你说什么？”

“没什么。听着，有一件事我觉得很不妥当，就是把钱留在没上锁的车里，没人看着，万一别人抢先一步怎么办？”

“不用担心，”那男人说。“这个区很安全。”

他们没锁车，把钱留在车上，先走过一条短街，又走过一条长街，走到M大道街口，等了五分钟，然后回头，走回那辆别克的停车处。

我大概还没描述他们的长相吧？凯南和彼得外表看起来就是一对兄弟，凯南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比哥哥高一英寸，两人体型都像四肢瘦长的中量级拳击手，不过彼得的腰已经开始变粗了。两人都有橄榄色皮肤，黑色直发，偏分，整齐地往后梳。凯南三十三岁，发际已经开始后移，额头显得比较高；彼得虽然长两岁，却还没开始脱发。

他们都是英俊的男人，鼻子长而直，眉骨突出，下面是一对深陷的黑色眼睛。彼得留了个一副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凯南没留胡子。

如果你以貌取人，又看他们俩不顺眼，一定会先找上凯南。或至少试着去和他较劲。他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让人觉得他比较危险，反应会比较突然而且果断。

当时他们俩看起来就是那样，脚步迈得很快，但不是太快，走回凯南停车的地方。车还在原处，仍然没锁。后座的钱已不见踪影，弗朗辛·库利也不见踪影。

凯南说：“操，搞什么鸟事！”

“后车厢？”

他打开前座的置物箱，按下开启后车厢的开关，然后绕到车子后面，拉起车厢盖；除了备用轮胎和千斤顶，后车厢里什么都没有。他刚把后车厢盖上，十几码外的公用电话铃就响了。

他跑过去抓起电话。

“回家去，”那男人说：“或许她在你回去之前就已经到了。”

我依照惯例去我住的旅馆对街转角上的圣保罗教堂参加晚间聚会，可是在休息时间就提前离开了。回旅馆房间后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他我和米克的谈话内容。

“我觉得你应该去，”她说：“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

“我们一起去如何？”

“我不知道，马修。去的话我就要缺课了。”

她在亨特学院修了一门课，蒙古人统治下的印度艺术及建筑，每周四晚上上课，我打电话过去时她正好下课回家。“我们只去一星期或十天，”我说：“顶多只缺一堂课。”

“一堂课并不是很要紧。”

“就是啊……”

“那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其实我并不想去。我会变成累赘，对不对？我现在就可以想象你和米克在乡村里冲来撞去，教那些爱尔兰人怎么样才算胡闹。”

“了不起的想象！”

“我的意思是，那是男孩子的聚会，对不对？谁要个女孩跟着呢？真的，我不是很想去，我知道你最近有点烦，我觉得去对你会很好。你从来没去过欧洲？”

“从来没有。”

“米克出国多久了？一个月？”

“差不多。”

“我觉得你应该去。”

“或许吧，”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她不在。

整个房子都找遍了。凯南无法自制地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尽管他心里明白这样做毫无意义，她不可能在不触动或解除警报系统的情况下进到屋内。检查过每个房间之后，他走回厨房，彼得正在那儿煮咖啡。

他说：“彼得，真他妈的！”

“我知道，宝贝。”

“你在煮咖啡？我不想喝。如果我喝杯酒会不会影响你？”

“我喝一杯才会影响我，你喝没事。”

“我刚才只是想……算了，我其实根本不想喝。”

“我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宝贝。”

“大概吧，”他突然转身，“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彼得？他们说她会在车里，结果她不在。他们说她会在这里，结果她还是不在。到底搞什么鬼？”

“也许他们遇到堵车。”

“现在怎样？他妈的坐在这里干等是不是？我连我们在等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拿到钱了，我们拿到什么？狗屁，这就是我们唯一拿到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什么都他妈的不知道，还有……彼得，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她已经死了。”他说。

彼得沉默不语。

“为什么不呢？那些王八蛋！她可以指认他们，杀了她比放她回来安全。杀了她，埋掉，事情就结束了。结案！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这么做。”

“你不会的。”

“我说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但我不是！第一，我不会去绑架女人。一个无辜的好心的女人，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

“别激动，宝贝。”

他们一再陷入沉默，又重新拾起话头，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半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凯南一跃而起，拿起电话。“库利先生？”

“她人在哪里？！”

“我向你道歉。我们的计划稍微改变了一点。”

“她在哪里？！”

“就在你家出去的转角处，呃……第七十九街街口。我想应该是街南侧，街角算过去第三或第四幢房子。”

“什么？”

“消防栓前面违章停了一辆车，灰色的福特天霸。你太太就在里面。”

“她在车里？”

“在后车箱里。”

“你们把她放在后车箱里？”

“里面空气多得很，不过今天晚上很冷，你应该尽快把她弄出来。”

“有钥匙吗？我怎么……”

“锁坏了，你不需要钥匙。”

他顺着街道跑出去，冲过街角，对彼得说：“他是什么意思，锁坏了？如果后车箱没锁，她自己为什么不爬出来？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宝贝。”

“也许她被绑起来了，贴了胶布，上了手铐，所以不能动。”

“也许吧。”

“噢，老天，彼得……”

车子果然在那里，一辆年份已久的破烂的天霸，挡风玻璃呈放射状碎裂，副驾驶那一边的车门凹陷得很厉害。后车箱的锁已经整个不见了。凯南霍地把车盖掀起。

里面没人。只有一些包裹，一捆一捆的。不同大小，用黑色塑料袋裹住，用宽胶带绑得紧紧的。

“不！”凯南说。

他站在那儿，不断说“不！不！不！”过了一会儿，彼得把其中一个包裹从后车箱里拿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切开胶带。他把黑色大塑胶袋拉开——和他们装钱的垃圾袋差不多——从里面拉出一只人脚，自脚踝两寸以上的部位切下。三个脚指甲上涂着指甲油，另外两只脚趾不见了。凯南把头往后一仰，像只狗一般地嚎叫起来。

第02章

那天是星期四。礼拜一我吃完中餐回来，柜台给我一个口信，请打电话给彼得·咖喱①，对方留了电话号码，地区代码是七一八，表示是从布鲁克林或皇后区打来的。我不记得认识一个住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叫彼得·咖喱的人，也不记得有这么个地方，不过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给我也不是头一遭。我回到房间里拨了纸条上的号码，一个男人接的电话，我说：“咖喱先生吗？”

①英文中咖喱（Curry）与库利（Khoury）发音相近。

“哪一位？”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接到一个口信，让我打电话给你。”

“你接到口信，叫你打电话给我？”

“正是，上面说你是十二点十五分打来的。”

“对方说他姓什么？”我重复了一次。他说：“噢，等一下，你是那个侦探，对不对？是我哥打给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面说是彼得·咖喱。”

“等一下。”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声音来了，跟前一个很像，但比较低，也比较柔，“马修，我是彼得。”

“彼得，”我说：“我认识你吗？”

“嗯，我们认识，可是你不见得知道我的名字。我常去圣保罗教堂，有一次聚会还是我带领的，大概五六个星期以前吧。”

“彼得·咖喱。”我说。

“是库利，”他说：“我是黎巴嫩裔。让我想想该怎么描述我自己，我已经戒了差不多一年半了，住在五十一街很西边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一直在做快递和送货员，但本行是电影剪接，只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去做……”

“你的故事常提到毒品。”

“没错，可是到头来真正摆脱不掉的却是酒精。你现在记起我了？”

“嗯，你主讲的那天我去了，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么。”

“这会儿你知道了。”

“我能替你效劳吗，彼得？”

“我希望你可以过来跟我和我弟弟谈谈。你是私家侦探，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你。”

“你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是什么事情？”

“这个……”

“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最好不要，马修。是件调查工作，非常重要，而且你开价多少我们都愿意付。”

“这样啊，”我说，“其实我不确定我现在是不是有空接案子，彼得。我才刚刚计划好要出国度假，就这个周末去。”

“去哪里？”

“爱尔兰。”

“听起来很棒，”他说。“不过，马修，你能不能还是过来一趟，让我们把经过告诉你，你只要听，就算你决定不替我们工作，大家也不伤感情，我们会付你钟点费和来回出租车费。”这时在后面的弟弟说了些话，我听不太清楚，然后彼得说：“我会告诉他。马修，凯南说我们可以开车进城去接你，可是我们还是得回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坐出租车过来会比较快。”

我突然觉得一个干快递和送货员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出租车有点奇怪，而且他弟弟的名字听起来也很耳熟。我说：“你不只一个弟弟吧，彼得？”

“就一个。”

“我好像记得你演讲时提到过他，跟他的职业有关。”

一阵静默。然后，“马修，我只要求你过来听听。”

“你们在哪里？”

“你对布鲁克林熟不熟？”

“除非我死。”

“怎么说？”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就说出口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只有死者才熟悉布鲁克林’。以前我对那个区的某些地方还很熟的，你们在布鲁克林哪里？”

“湾脊区，殖民路。”

“那简单。”

他告诉我地址，我记了下来。

R线地铁，也就是大家说的BMT①百老汇街慢车，从牙买加区一百七十九街一直开到布鲁克林西南角，离韦拉扎诺桥几个街区的地方。我在五十七街和第七大道车站上车，坐到终点前两站下了车。

①指Brooklyn-Manhattan Transit，即布鲁克林-曼哈顿运输线。

很多人说一旦离开曼哈顿，就等于离开纽约市了。他们错了，你只是进入纽约的另一个部分罢了。无疑，其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闭上眼睛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活力的程度很不一样，空气里没有那种嗡嗡作响的紧迫感。

我沿着第四大道走了一条街，经过一家中国餐厅、一家韩国蔬果店、一家外场赛马赌博场和两家爱尔兰酒吧，接着走到殖民路上，找到凯南·库利的家。它座落在一群各自独立的独户住宅之中，所有建筑都墩墩实实的，看起来像是两次大战之间盖的。他家前院有块小草坪，一条四分之一层楼高的木头阶梯通往前门。我走上阶梯，按响了门铃。

彼得开门让我进去，领我去厨房。他介绍他弟弟给我，后者起身跟我握了个手，然后作个手势请我坐下，自己仍然站着，踱到炉子旁，转过身来看着我。

“很感激你能赶来，”他说，“在开始之前，你不介意我问几个问题吧，斯卡德先生？”

“当然不会。”

“要不要先喝点什么？都是不含酒精的东西，我知道你是在匿名戒酒协会里认识彼得的。我们这里有现成的咖啡，也有软饮料。咖啡是黎巴嫩式的，就是一般说的土耳其咖啡或亚美尼亚咖啡，非常浓。如果你都不喜欢，我还有一罐尤本①速溶咖啡。”

①Yuban，美国的一个咖啡品牌。

“黎巴嫩咖啡听起来很好。”

喝起来味道也很好。我啜了一口，他说：“你是私家侦探，对不对？”

“没执照的。”

“什么意思？”

“表示我没有正式的身份。偶尔我会接一些大介绍所安排给我按件计酬的案子，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借用他们的执照行动，除此之外，我做的工作完全属于私人性质，非正式的。”

“你以前是警察？”

“没错，很多年以前。”

“哦，是警员还是便衣？”

“我是刑警。”

“有个金色警徽，对不对？”

“没错。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干了几年，在那以前还在布鲁克林做了很短一段时间，在七十八街分局，分管公园坡地和它以北一小块的地方，就是大家称作博洛姆希尔的那个区。”

“嗯，我知道那里，我就是在七十八街那一带长大的。你知道伯根街吧？就在邦德街和内文斯街之间。”

“当然知道。”

“我和彼得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你会发现那里住了很多中东人，就在法院大道和大西洋街周围那几条街上，有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我太太就是巴勒斯坦人，她的家人住在亨利街旁的总统街上。那里应该算是布鲁克林南区，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管那里叫卡罗尔公园了。咖啡味道如何？”

“很棒。”

“如果你还要，尽管说。”他又开始讲别的事，然后突然转过头去对他哥哥说：“我不知道，大哥，”他说，“我不知道这行得通行不通。”

“把情况告诉他，宝贝。”

“我真的不知道。”他转过来看我，将一把椅子转了个方向，抱着椅背跨坐在上面。“事情是这样的，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吧？”我说可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不必担心你会告诉别人。我想我担心的是，你身上到底还残留着多少警察的成份？”

好问题，我自己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干警察很多年，离职之后，每过一年，我就变得更不像警察一点。你其实要问的是，你告诉我的事情是否能保密。就法律上来说，我并不是律师，你对我说的话并不具有豁免权；而我也不是法庭里的官员，所以我和任何一位公民一样，并没有义务对外报告我所知道的事。”

“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答案似乎总有各种可能。我不可能给你太多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我这么大老远赶来，是因为彼得说电话里讲不方便，现在到了这里你好像也什么都不愿意讲，也许我该回家了。”

“也许。”

“宝贝……”

“不，”他说着便站起来，“这个主意不错，大哥，可是行不通。我们自己会找到他们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百元大钞，抽出一张，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你的来回出租车费，还有占用你的时间，斯卡德先生。很抱歉老远把你拖过来，却没谈出个结果。”我没有伸手，他说：“或许你的钟点费比我想象得高。嗯，不伤感情吧？”他又加了一张，我还是没伸手去拿。

我把我的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你一毛钱也不欠我，”我说，“我不知道我的钟点费是多少，就算用咖啡交换吧。”

“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钱拿着好不好？出租车跑个单程至少也要二十五元。”

“我是乘地铁来的。”

他瞪着我。“你坐地铁来的？我哥哥不是叫你乘出租车来吗？你干嘛要省这些小钱，我不是说要付你钱吗？”

“把你的钱收起来，”我说：“我乘地铁，是因为这样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我怎么往返是我的事，库利先生，我怎么办案也是我的事。你不必教我怎样出城进城，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样卖快克可卡因①给小学生，明白吗？”

①价格相对便宜的强效纯可卡因，可直接服用。

“天哪。”他说。

我对彼得说：“很抱歉，我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谢谢你想到我。”他问我要不要送我进城，或至少送我去地铁车站。“不用了，”我说，“我想在湾脊区附近走走，好多年没回这里了。以前我办过一个案子，离这里只有几条街，也在殖民路上，不过要往北走一点，得穿过公园，那应该叫枭首公园吧。”

“离这里还有八到十个街区。”凯南·库利说。

“应该差不多。雇我的那个男人被控杀妻，我帮他洗脱了罪名。”

“他真的是无辜的？”

“不，是他杀的。”我说的时候，脑袋想起了整件事情。“本来我不知道，后来才发现。”

“可是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我当然可以，”我说：“他叫汤米·蒂勒里，我忘了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女朋友叫卡罗琳·奇塔姆。等到她死的时候，他就为此入狱了。”

“也是他杀的？”

“不，她是自杀的。但经过我安排之后，看起来就像是谋杀。而且我安排得就像他杀的。我替他开脱了一次，他并不值得，所以我觉得陷害他一次似乎正好扯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够久了。后来他死在监狱里，有人在他身上戳了一刀。”我叹了口气，“我想走回他家门前看看是否能唤回一些回忆，没想到回忆已经回来了。”

“让你觉得不自在吗？”

“回忆这件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做过很多更让我不自在的事。”我四下寻找我的大衣，这才想起我根本没穿大衣出来。外面是春天，是穿运动夹克的天气，不过听说今晚气温会降到华氏四十度。

我朝门口走去时他说：“等一下好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他。

“刚才我太不客气了，”他说，“我道歉。”

“你不必道歉。”

“应该道歉，是我失控了。其实这不算什么，今天早上我还摔烂了一个电话。我打一个电话，对方占线，我突然怒不可遏，抓起电话就往墙上敲，敲到外壳碎掉才住手。”他摇摇头，“我从来不这样子，可是最近我压力很大。”

“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嗯，大概吧。前几天有几个男人把我太太绑架了，然后把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塑料袋包着，放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里送回给我。或许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压力吧，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彼得说：“别激动，宝贝……”

“我没事，”凯南说，“马修，你先坐下，听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你，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现在就走出去。刚才我说的话都别记在心上，其实我并不担心你是不是会告诉别人，我只是不想大声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这会让它变得太真实。可是它本来就是真的，对吗？”

他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基本上就和我前面叙述的一样，有些细节是我调查之后加上去的，可库利兄弟已经自行挖掘出不少情报。周五他们在大西洋街上找到她停在那里的那辆丰田凯美瑞，由此找到阿拉伯美食店，又根据后车厢里的购物袋推断出她曾经去过达戈斯蒂诺超市。

他讲完后，我谢绝了另一杯咖啡，要了一杯苏打水。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你问。”

“你怎么是处理尸体的？”

兄弟俩先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彼得做了个让凯南说下去的手势。于是凯南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有个表兄是兽医，他在……我想在哪里并不重要，反正是个旧社区，他开了一家兽医院，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借用他的地方，处理一些私人事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在星期五下午打电话给他的，星期五晚上我就从他那儿拿到钥匙过去了。他有个煤气炉，应该可以说是个窑吧，用来焚化被他安眠后的宠物。我们把……呃……我们把……”

“放轻松，宝贝。”

他很不耐烦的摇摇头，“我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怎么说呢？我们把弗朗辛的碎块拿去焚化了。”

“你拆开了每一袋，呃……”

“没有，何必呢？胶带和塑料袋也会一起烧化的。”

“你确定那是她吗？”

“对，对，我们拆开了几袋，足以，呃，确定。”

“这些我都非问不可。”

“我了解。”

“重点是，现在尸体没有留下，对不对？”

他点点头，“只剩骨灰。骨灰和小碎骨头，就这么多了。说到焚化，你会以为最后除了粉末状的骨灰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就跟从火炉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辅助工具，可以把碎骨头压成粉状，看起来不会那么碍眼。”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洛的医院打过工。我本来不想提他名字，操！其实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认为这是很好的训练，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地方很熟，尤其是那些设备。”

“你表兄知道你为什么要借他的地方吗？”

“人们都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他反正不会认为我晚上溜进去是想给自己注射狂犬病疫苗就是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的煤气炉大小是给宠物用的，得分好几次烧，中间还得让炉子冷却。老天，让我谈这件事就好像要我死一样。”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洛知道我用过焚化炉吗？我想他一定知道。他很清楚我正在从事的行业。他大概以为我把一个竞争对手给宰了，得消灭证据吧。大家整天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狗屁情节，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而他并不反对？”

“他是亲人。他知道情况紧急，也知道这是不能明讲的事情。而且我给了他一些钱，虽然他不想拿，可是那家伙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他怎么能不拿呢？况且也不多。”

“多少？”

“两千。办个丧礼花两千元，预算够低了，是不是？我是说连买个棺材可能都不止这个数。”他摇摇头，“我把骨灰装进锡罐，放地下室的保险箱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完全不知道她会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老天，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小九岁，九岁差一个月。我们结婚刚两年。”

“没有孩子？”

“没有。我们本来打算再等一年，然后……噢，老天，太可怕了。我喝一杯你介意吗？”

“不。”

“彼得也这么说。操！我就是不喝！礼拜四下午我跟他们通过电话之后灌了一杯，然后就再没碰过了。我会有那种冲动，可是我还是把酒推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认为我做错了吗？我带她去洛的医院，把她给火化了？你认为这样做不对？”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法。”

“嗯。那方面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知道你不在意。你只是想做一件保住尊严的事，但同时你却毁灭了证据。尸体通常隐藏着很多信息，只要你懂得去找，但如果把一具尸体化成骨灰和碎骨头，所有的信息也跟着消失了。”

“这有关系吗？”

“这对于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或许有帮助。”

“我不在乎她是怎么死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

“这两件事情或许互有关联。”

“所以你认为我做错了。老天，我不能打电话报警，把满满一袋子肉块交给他们，说：‘这是我太太，请好好照顾她。’我从来没有找过警察，干我这一行不可能找警察。可是如果当时我打开那辆福特后车厢，看到的她是完完整整的。虽然死了，却是完整的，那么也许，也许，我会去报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了解。”

“但你还是认为我做错了。”

“当时你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彼得说。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说：“关于对与错，我知道的不多。或许换作我，如果我也有一个后院里有座焚化炉的表兄的话，也许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不过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现在木已成舟，问题是下面该怎么走？”

“走哪儿去？”

“这正是问题。”

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大部分都不止问一遍。我反覆询问他们两人故事中的细节，在我的记事本里作了很多笔记。在将事情的片段拼凑起来之后，我们发现似乎整件事情里唯一可以掌握的证据就是弗朗辛·库利，而她也已经化为一缕轻烟了。

我终于合上了记事本，库利兄弟坐在那里等着我吐出第一个字。“从表面上看来，”我说：“他们似乎很安全。他们全程排练过，执行得很彻底，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算有留下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也还看不见。或许在超市或大西洋街那家店里有人能够指认出其中一名歹徒，或碰巧瞄到一眼车牌号码，这很值得我们花力气去找出这位目击证人。不过目前这个证人只是我们假设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他所目击的东西可能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头绪。”

“你是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要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留下的这一点线索。起始点是他们拿着差不多五十万元逃之夭夭的事实，他们可能做两件事，两件事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凯南想了想。“花掉，”他说，“还有呢？”

“吹嘘。歹徒常常会自吹自擂，如果遇到值得夸耀的事情则更不得了，有时候他们会对那些很乐意转手出卖消息的人吹嘘，要诀在于你得把风声放出去，让大家知道买主是谁。”

“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的主意多得很，”我说老实话，“刚才你想知道我还保有多少警察的成分，我实在不知道，不过碰到这类问题，我的解决方式仍然和带警徽时一样，那就是反复琢磨，直到感觉可以掌握它为止。像这样的案子，我立刻会想到几条不同但都有可能性的调查途径，很可能到头来每一条都会走进死胡同，但仍值得一试。”

“所以你愿意试试看？”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笔记本，说：“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跟彼得提过了，这个周末我本来打算去爱尔兰的。”

“出差？”

“度假。今天早上我刚刚全部安排好。”

“你可以取消啊。”

“我是可以。”

“如果取消会让你在金钱上有任何损失，我一定会费用给予补偿。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不论我办出什么结果来，你会怎么处理？”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

“你不可能控告他们绑架或谋杀，因为没有犯罪证据，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失踪了。”

“没错。”

“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样问有什么意义？你真要我说出来吗？”

“但说无妨。”

“我要那些天杀的死！我要在现场，我要自己下手，我要看着他们死！”他说得很平静，很直率，声音里不带感情，“这就是我要的，”他说，“现在我想这件事想得发狂，其他的我一概不想要了，我无法想象自己还会想做任何别的事。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抓走一个无辜的女人，把她剁成肉块，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你还会在乎他们的下场吗？”

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太久。“不会。”我说。

“我跟我哥哥会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不必参与。”

“换句话说，我只是判他们死刑而已。”

他摇摇头，“是他们自己判自己死刑的，”他说，“就凭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是从旁协助运作而已。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

他说：“你还有疑问，对不对？有关我的职业。”

“那是因素之一。”我说。

“你说我卖可卡因给学生，我并不，呃，我没有在学校里交易。”

“我想你也没有。”

“更准确地说，我并不是卖货的人，我是所谓的贸易商；你知道其中的差别吧？”

“当然，”我说，“你是那条一直都能躲开鱼网的大鱼。”

他笑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大的那条。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中间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也最大。我做生意时以重量计，也就是说我要不就带大量的货进来，否则就向有货的人购买，转手给那些少量出售的人。我的顾客或许交易得比我多，因为他们永远都在买和卖，而我一年却只做两三笔生意。”

“不过你还是过得很不错。”

“我过得不错。吃这碗饭风险很大，你要担心法律，还要随时小心那些想坑你的人。通常如果风险大，利润就会高。而且生意就在那里，大家就是要那些货。”

“你所谓的货是可卡因？”

“其实我做可卡因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交易的都是海洛因，还有些大麻，不过这两年来差不多都是海洛因。听着，我老实对你说，我不会为此道歉。有人用它，上了瘾，他们会抢自己老妈的钱包，会闯进别人家去偷，会用因为药过量而死，死的时候手臂上还扎着针筒，他们会共用针筒，传染艾滋病，这些事我全都知道。还有人制造枪支，蒸馏烈酒，种烟草。每年死于酒精和尼古丁的人有多少？和死于毒品的人数比较起来又怎么样？”

“酒和烟是合法的。”

“有什么不同吗？”

“有一些差别，虽然我不确定有多大。”

“或许吧。就算有我也没看到。无论是哪一种，货本身都是肮脏的。它能够杀人，或是被人用来自杀或彼此杀戮。但有一点我至少比他们强，我不会去替我卖的东西作广告，不会派说客去国会，不会聘请公关去对大众鬼扯淡，说我卖的屎其实对他们有好处。哪一天人们不想要毒品了，就是我改行作别的买卖的时候了，我也不会到处去哭去嚎，要求政府发联邦补助金。”

彼得说：“但你卖的东西到底不是棒棒糖，宝贝。”

“确实不是。货本身是肮脏的，我从来没说过它不脏。可是我做的部分，是干干净净的去做，我不会去讹人，不会去杀人，我做的是童叟无欺的交易，而且我会谨慎地挑选交易对象。因为这样，我还活着，也是因为这样，我不在监狱里。”

“你曾经入过狱吗？”

“没有，我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如果你考虑的是这一点，怕说出去难听，说你替一个人尽皆知的毒贩做事……”

“这并不是我考量的因素。”

“从官方的观点来看，我不是人尽皆知的交易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缉毒小组或毒品管制署没人知道我，但我没有前科，据我所知，我也从来不是官方调查的对象。我的房子没被监听过，电话没被窃听过。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

“你坐一会儿，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镶在银框里的五乘七寸大小的彩色照片。“我们结婚那天照的，”他说，“两年前的事，还不到两年，五月才满。”

他身穿燕尾服，她一身白。他笑得很开心，而她则没有露齿，我先前提过原因。不过她容光焕发，你知道她是从心底里洋溢着快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说，“这是我不让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他们杀了她，像屠夫一样剁了她，对着她开了些下流的玩笑，所以我非采取行动不可。因为如果我不做，我就会死！如果我能自己可以，我一定会自己行动，事实上我和彼得已经试过了。可是我们不知从何下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谙步骤。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所要采取的途径，都让我见识到在这一方面我根本像个无头苍蝇，所以我要你帮我，再高的价钱我都会想办法付，钱不是问题，我有很多钱，只要有必要，我都愿意花。如果你说不，我要么就会去找别人，要么就自己再去试，否则我还能怎样呢？”他隔着桌子伸手把那张照片拿过去，看着它说：“老天，那是多么完美的一天，”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如此，但最后搞得一团糟！”他看着我，“没错，我是个毒品经销商，是个毒贩子，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没错，我就是打算宰了那几个天杀的人渣。一切都摆明了，你怎么说？是留下还是出去？”

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我想去爱尔兰跟他会合的人，是个职业罪犯。据闻，有天晚上他手提一个保龄球袋，大摇大摆地走过“地狱厨房”①的街道，然后从袋子拿出一颗人头。我虽不敢发誓真有其事，但不久前在马斯佩斯体育馆地下室，我就在他的身边，亲眼目睹他一刀斩下一名男子的一只手。当晚我的手里握了一把枪，而我也开了枪。

①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仍是个十足的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面，我已改变了不少。我早已吞下了骆驼，怎么会被蚊虫噎住？

“我留下。”我说。

第03章

过了九点，我才回到旅馆。我和凯南·库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他朋友、合伙人和亲属的名字。我到车库里去检查过那辆丰田汽车，找到播放机里那盘贝多芬音乐磁带。除此之外我在弗朗辛的车里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我没能有机会检查那辆运回她的尸块的灰色天霸车。由于绑架者违规停车，交通局的拖车在周末来把它给拖走了。我当然可以去追踪，但又有什么用呢？那肯定是专门为这次运尸块而偷来的车，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在被偷之前它就已经被废弃很久了。警方搜证小组或许能够根据在后车厢或车内发现的诸如污渍、纤维或印记之类的线索，展开一条值得追踪调查的路线，可是我没有那样的人力，我只能在布鲁克林到处乱转，找一辆不能告诉我任何秘密的烂车。

我们三个人坐着那辆别克开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沿着案发当天的路线，一路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上的阿拉伯美食店，然后往南开到海洋大道以及法拉格特大道交叉口的第一个电话亭，接着再往南到弗莱特布什区，之后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需要亲眼去看这些出事地点，盯着一部公用电话看其实搜集不到多少情报，但根据经验，去亲历一下现场，去走走那些人行道和楼梯，总是都能帮你掌握到那种真实感。

这样做同时可以让我从头再询问库利兄弟一遍。通常警方在做调查时，目击证人几乎都会抱怨他们总要不断地对不同的人重复叙述同一件事。对他们来说这样似乎毫无意义，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叙述的次数足够多，而且讲的对象又都不一样，或许你会想起以前忘记的事，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听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途中我们在弗莱特布什区一家叫阿波罗的咖啡店停下。三个都点了希腊圆饼夹肉，味道不错，可凯南几乎没碰他盘子里的东西。后来在车上他说：“我应该点个蛋或者别的什么，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对肉就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吃不下去，一看到就反胃。我相信这种感觉一定会过去的，不过现在我应该叫别的东西。简直莫名其妙，点的东西送来了，我却吃不下去。”

彼得开着那辆凯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绑架发生之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睡客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会打电话叫辆出租车。我搭地铁很自在，很少觉得不安全，可是口袋里揣着一万元现金还去坐地铁，似乎省得过头了。万一真碰到抢劫，肯定会觉得自己愚蠢之极。

那笔钱是付给我的定金，两捆百元大钞，每捆五十张；这两捆钱和拿去赎弗朗辛·库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样。对于应该收多少费用，我一向很头痛，但这一次我省了作决定的麻烦，凯南把那两捆钱丢在桌上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说：“我的钱多得是。他们没有榨干我，还差得远哪。”

“你付得出一百万吗？”

“要出国才行。我在凯曼斯群岛开了个户头，里面有五十万。下面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如果我打几个电话，其实应该可以在纽约凑到三十万。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么？”

“哦，只是胡思乱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万，他们会不会让她活着回来？或者说如果我在电话上的口气缓和一点，如果我礼貌一点，拍拍他们的马屁之类。”

“他们还是会杀她的。”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是我怎么能确定呢？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做。或者我一开始就来硬的，不确定她还活着，就一毛都不给。”

“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可能已经死了。”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可我不能确定。我一直在想，我本来一定可以做些什么，把她救回来。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错。”

我们从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海岸公园大道，然后由高恩努斯进隧道。当时交通并不拥挤，可是彼得开得很慢，时速很少超过四十英里。刚开始我们没怎么讲话，似乎静默似乎会一直持续似的。

“前两天可真是不好受。”他终于开口了。我问他是怎么撑下来的。“哦，我没事。”他说。

“近来你有没有参加聚会？”

“我去得还是比较规律的，”过了半晌他说，“可是这件鸟事发生之后一直没机会去，你也知道我很忙。”

“你要保持清醒，否则你对你弟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聚会，你不必大老远地进城。”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本想去的，可惜没赶上。”他用指头敲打着方向盘，“我本来以为今晚我们可以早点进城，去圣保罗教堂，可是又错过了。等我们到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休斯顿街上十点钟有个聚会。”

“哦，我不知道，”他说，“等我回房间，拿了东西……”

“万一你错过十点的，十二点还有一场，同样地点，休斯顿街，在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点。”

他的语气告诉我他不希望我再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去参加聚会。我会尽量赶十点那一场。至于午夜嘛，我不知道，我不想让凯南一个人独处太久。”

“也许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参加一个在布鲁克林举行的聚会。”

“也许吧。”

“那你的工作呢？也不去了？”

“就这一阵子。周五和今天我都打电话去请病假，就算他们想炒我鱿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样的工作并不难找。”

“什么样的工作？送快递？”

“其实是送午餐，替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上一家熟食店跑。”

“一定不好过，你干一份只能糊口的工，你弟弟却大把地捞钞票。”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分开，你知道吗？凯南要我替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做，随便你怎么说。可一旦进了那一行，我就不可能保持清醒。倒不是因为你整天和毒品在一起，真正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你跟货其实很少实际接触。而是整个态度的问题，我指心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至于聚会的事，你说得对。知道弗朗辛的事以后我一直很想喝酒。我是说从她被绑架开始，在他们还没做下那事以前。虽然还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过要不去想，很难。我把它推开，可它马上又回来了。”

“你有没有跟你的辅导员联络？”

“我其实并没有辅导员。刚开始戒的时候他们给我安排过一个临时的，开始我会按时打电话给他，可是后来好像慢慢就疏远了。他很难找。我应该去找个固定的辅导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去做这件事。”

“等哪一天……”

“我知道，你有辅导员吗？”

我点头，“我们昨晚才见面。通常每个礼拜天吃个饭，谈谈彼此一个星期以来的生活。”

“他会给你忠告吗？”

“有时候，”我说，“可是我还是我行我素。”

我回到旅馆房间，立刻就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刚才还跟别人提到你，”我告诉他，“那个家伙问我你有没有给我提过忠告，我说我都确实遵从你的建议。”

“没有当场被雷公霹死算你运气好。”

“我知道，可是我决定不去爱尔兰了。”

“是吗？昨晚你好像已经打定主意了嘛。睡了一觉就改变想法了？”

“不是，”我承认，“想法还是差不多，今天早上我还去旅行社弄到一张便宜机票，本来星期五晚上就要飞过去。”

“哦？”

“结果今天下午有个人给我一份差事，我答应了。你想不想去爱尔兰待三个星期？我的机票好像不能退。”

“你想好了？浪费这笔钱多可惜。”

“他们跟我说这是不能退的，而且我已经付了钱。没关系，这份工作让我可以捞一笔，损失两百块无所谓。不过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决定不去所多玛和贝哥拉①了。”

①《旧约》的《创世纪》中的古城，因居民罪恶沉重而被上帝焚毁。

“听起来像是你在设计陷害你自己，”他说，“所以我才担心。过去你和你的朋友在他的酒吧里泡，但却一直没有沾酒……”

“他一个人把我们两人的全喝了。”

“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起作用了。可是一旦到了海洋的另一边，你能找到的援助却在几千英里之外，加上你最近焦躁的情绪……”

“我知道。不过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虽然不是我的功劳。”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或许就是因为你。上帝的行事方法是很神秘的，他的奇迹无处不在。”

“对啊，”他说：“可不是！”

埃莱娜认为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爱尔兰很可惜。“把这份工作不能延一延吗？”她说。

“不行。”

“如果星期五以前你就把它办完呢？”

“可能星期五我才刚刚开始。”

“真可惜，不过你好像一点也不失望嘛。”

“一点也不。至少我还没打电话给米克说我会去，不必再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主意了。老实说，我很高兴得到这份差事。”

“可以让你集中精神做事。”

“没错。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度假。”

“是件好案子？”

我没把所有内容都告诉她。想了一会儿，说：“是件可怕的案子。”

“哦？”

“老天，现在的人竟会这样自相残杀！你大概以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我永远都不可能习惯。”

“你想谈谈吗？”

“等我们见面再谈吧，明天晚上还是照常？”

“除非你的工作让你没办法走开。”

“应该不会。我大概七点左右去接你，如果我要晚到，会先打电话给你。”

我泡了个热水澡，一夜好眠。早上我到银行，在保险箱的积蓄里又加了七十张百元大钞。我往支票帐户里存进了两千元，把剩下一千元塞进屁股口袋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急切地把钱送出去。以前我常会在空荡荡的教堂里花很长时间发呆，会乖乖地缴我的宗教税，把收到的现金拿出百分之十，不多不少，塞进经过的济贫箱里。戒酒之后，这种古怪的习惯就慢慢不见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了，也说不出以前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

我也可以把我那张爱尔兰机票塞某个济贫箱里，反正它对我也没什么用处。我去旅行社问了一下，确定机票果真不能退。“我建议你去找一位大夫帮你开张证明，说你因为医疗理由，必须取消行程，”旅行社的人说，“可是这个情形没有用，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航空公司，而是那种跟航空公司集体买票，然后再廉价卖出的私人公司。”他好心提议替我转卖，于是我把票留给他，步行去乘地铁。

我一整天都待在布鲁克林。昨晚离开殖民路那栋房子时我身上带着弗朗辛·库利的照片，我拿着它到第四大道的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阿拉伯美食店附近到处给人看。其实已经有点为时已晚，我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今天是星期二，绑架案发生在星期四——但也没办法了。假如彼得在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而不是等到周末过了才找我，情况就会好很多，可是，那时他们有别的事要做。

除了照片，我还给那些人看我在一家可靠的侦探社印的名片。我解释说我是为了一桩保险理赔案在进行调查。我的一个客户的车子被另一辆车擦撞，对方撞了就跑，没有停下来，若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客户索赔的过程将会加快很多。

我在达戈斯蒂诺超市和那儿的一位收银员谈过，她记得弗朗辛，因为她是常客，而且总是付现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可是一项值得铭记在心的特征，可这却是毒品交易世界里的习惯作法。“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女人说，“我敢说她一定很会做菜。”我的表情一定很困惑。于是那女人接着说：“她不买已经加工好的食物，不买冷冻食品，永远只买新鲜的材料。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下厨房的可不多喽，而且你绝不会在她的篮子里找到一包电视晚餐。”

提物僮也记得她，主动告诉我她每次都会给两块钱小费。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一辆货车，他记得一辆蓝色厢型货车停在前面，后来跟着她开走了。他没注意到车型及车牌号码，但对于颜色却颇为肯定，仿佛记得车身一侧漆有类似电视修理之类的字样。

大西洋街那边的人记得的事情比较多，因为能引人注意的事比较多。收银台后面的女人立刻认出照片里的人，告诉我弗朗辛那天买了什么——橄榄油、芝麻酱、福尔红豆，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玩意儿。但是绑架发生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正在招呼另外一位客人。不过她知道有怪事发生，因为有位客人走进来说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店里跑出去，跳进一辆货车后面。那位客人很担心，怕店里遭抢，那些人总是抢了就跑。

中午前我又找到几个人，和他们谈过，本来想到隔壁去吃个午餐，却记起自己曾向彼得·库利提出的忠告。周六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转眼就到了礼拜二，今晚我又会和埃莱娜在一起。我打电话到聚会办公室，得知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布鲁克林高地十二点半有聚会。那天的主讲人是位老太太，外表上看起来异常端庄，可是从她的故事里知道的她戒酒前的经历却恰恰相反。她以前是个流浪妇，睡在人家门口，从来不洗澡，不换衣服。她不断强调以前她有多肮脏，味道有多臭。听她的故事，实在很难跟坐在桌子前的本人联系在一起。

聚会之后，我回到大西洋街继续做没做完的事。我在一家熟食店里买了个三明治和一罐奶油苏打水，顺便询问了一下那里的老板。然后我站在店外头吃我的午餐，吃完了再去找街角的报摊伙计和一两位顾客谈谈。我走进阿莱波餐厅，跟他们的出纳和两位服务生谈过。然后又回到阿尤布的店——我也开始这么称呼那家阿拉伯美食店，因为和我谈话的那些人都这么叫。等我回去的时候，那女人想起那位怕店里遭抢顾客的名字。我在电话簿里查到那个人，打过去的时候却没人接电话。

到了大西洋街之后，我已放弃我编的那个保险理赔调查的故事，因为那跟他们看到的情形会有出入。不过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人觉得有像绑架或谋杀这样严重的事发生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作公民的有义务报警。我想出来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但随时会因我的谈话对象而稍做更动：我的雇主有个妹妹，正考虑跟一位想留在美国的非法居民办假结婚，男方有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的家人非常反对这桩婚事。这个女朋友有两个亲戚，都是男的，最近一直在骚扰我的雇主，想说服她叫她也帮着一起说服妹妹取消这桩婚事。她同情他们的立场，但实在不想卷入纠纷。

星期四他们一直跟着她来到阿尤布的店。等她从店里出来时，他们找了个借口架她上了货车，然后开车到处转，企图说服她。等他们放她下车时，她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为了挣脱那帮人，她不仅丢掉了她买的东西（橄榄油、芝麻酱等等），也把皮包给丢了，当时皮包里有一个价值颇高的手镯。她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们，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说不怎么通，但我也并没有想说服电视台替它拍个电视剧，只想拿来让一些基本上都满正派的市民安心，让他们觉得尽力帮忙是件既安全又高尚的行为。结果我得到很多免费的忠告，比如：“这种婚姻最靠不住了，叫她跟她妹妹讲，不值得的。”不过同时我也得到不少情报。

四点刚过，我决定下班，坐地铁回哥伦布圆环，恰好躲过高峰时段。柜台有我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广告。只因为依据目录向邮购公司订购了一样东西，现在我每个月都收到一打以上的目录。我住的房间很小，连摆目录的空间都没有，何况目录里介绍的我已经买了的东西。

上楼之后我把所有信件都丢掉，只留下电话帐单和两张留言，两张都写着“凯南·咖喱”打电话来，一次在两点半，另一次在三点三刻。我没有立刻回电话，我已经累坏了。

一天下来，我已经精力透支。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耗费体力的事，没有花八个小时去扛水泥包，可是跟这么多人谈话令我精疲力竭。你必须一直集中精神，如果你在编故事，就更加累人。除非你是个病态的说谎狂，否则讲假话比讲老实话辛苦多了；这就是测谎器的原理，根据我的经验，它很有道理。讲一整天的谎话、演一整天戏，很容易就榨干你的精力，更何况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站着的。

我冲了个澡，补刮了一下胡子，然后打开电视跷起脚闭上眼睛听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差不多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凯南·库利，告诉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报告，但仍有了些进展。他想知道他能做什么。

“现在还不用，”我说，“明天我会回大西洋街去看看还能不能搜集到更多的信息。等我那边的事办完了，会去你家。到时你会在家吗？”

“当然，”他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设定了闹钟，再一次闭上眼睛，闹钟在八点半把我从梦里惊醒。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去埃莱娜家。她替我倒了咖啡，能自己倒了杯矿泉水。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往上城走到亚洲协会，最近那儿在举办一个展览，以印度的泰姬陵为主题，和她在亨特学院修的那门课不谋而合。我们穿过三个展览室，跟着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折叠椅上听一位乐师演奏锡塔尔琴①。那位乐师是好是坏，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有人可能分辨得出来，甚至怀疑如果他的乐器走音了，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察觉出来。

①印度的一种弹拨乐器。

之后有一个只供应葡萄酒和奶酪的接待会。“我们不必待太久。”埃莱娜耳语。经过几分钟的微笑和寒暄之后，我们已经在街上了。

“你喜欢刚才的每一分钟。”她说。

“还行。”

“我的老天，”她说，“男人为了性，愿意作的牺牲可真大啊！”

“好了，”我说：“真的没有那么糟，印度餐厅放的都是这种音乐。”

“但是在餐厅里你可以不听。”

“谁听了？”

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喝意大利浓缩咖啡时我告诉她关于凯南·库利的事，还有他太太的遭遇。等我说完了，她坐在那儿好一会儿，只低着头盯着眼前的桌布，仿佛上面写了字似的。然后她慢慢抬起眼来看我。她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个很有忍耐力的女人，但在那一刻却看起来动人的脆弱。

“上帝啊！”她说。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什么都可以，是不是？没有限度，”她啜了口水，“那种残酷、彻底的虐待狂。为什么有人……算了，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

“我想一定是因为可以得到快感吧，”我说，“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很痛快，不只是杀人的时候，还有折磨他，耍得他团团转，告诉他她会在车上，等他去的时候又告诉他她会在家里，最后再让他在一辆废车的后车厢里找到被切成一块块的她。杀她不见得一定是虐待狂，因为他们可能想到留下一个可以指认他们的证人很不安全，可是像他们这样剜人痛处的做法，完全没有实际的好处。分尸是很麻烦的。对不起，这种话题在餐桌上谈真是棒透了，对不对？”

“若是当作床边故事来讲，那效果就更不能比了。”

“马上让你觉得很有性趣，嗯？”

“要让女人兴奋，什么都比不上这个。不过真的，我不介意。我是说我在乎，我当然会在乎，但我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的人。这件事很恶心，把人剁成一块块的，但这部分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部分，不是吗？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居然存在这样邪恶的东西，而且它随时随地会跳出来，毫无理由的一下弄死你。这才是恐怖的事，无论是空肚子或饱肚子听都一样难受。”

我们回她的公寓后，她放了一张我们俩都喜欢的锡达·沃尔顿①的钢琴独奏。我们坐沙发上，都没怎么说话。播放结束后她翻了一面，第二面演奏到一半时我们进了卧室，以一种奇异的强度做爱。结束之后好半天不说话，最后她说：“告诉你一件事，小子，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就会变得很棒。”

①Cedar W.Alton（1934-）美国着名爵士钢琴演奏家。

“你真的这样认为？”

“到时候我可不会觉得惊讶。马修？今晚在这儿过夜吧。”

我吻她。“我本来就有这打算。”

“嗯……这打算很好，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我也不想。

第04章

我留下来吃早餐，等我到大西洋街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在那儿待了五个钟头，大部分都在街上和商店里转，不过也有一部分时间花在当地的图书馆里和用来打电话。四点刚过，我步行两条街，然后乘公共汽车来到湾脊。

上一次见到面时，他的衣服是绉的，胡子没刮，可是此刻的凯南·库利却身着灰色华达呢长裤、暗色格子衬衫，看起来镇定沉着。我随他走进厨房，他告诉我他哥哥今天早上已经回曼哈顿上班了。“彼得说他愿意留在这里，说他不在乎那份工作，可是同样的话我们能讲几遍呢？我逼他开那辆丰田去，这样他来来去去也方便。你呢，马修？有没有什么进展？”

我说：“一两个身材跟我差不多的男人，在阿拉伯美食店前的街上将你太太挟持进一辆深蓝色的厢型货车或旅行车。另一辆很相似的货车，可能就是同一辆，从她离开达戈斯蒂诺超市之后就开始跟踪她。车身侧面有写字，根据一位目击者说是白色的字体。写的是电视销售及服务，公司名称的缩写没有人能确定。可能是B＆L，也可能是H＆M。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两个人记得上面的地址是皇后区，另一个却坚持说是在长岛。”

“真有那个公司吗？”

“他们的描述很含糊，与之相符的公司可能超过十家。两个字母缩写、电视销售、皇后区的地址。我打电话给六到八家公司，查不到一家用深蓝色货车或最近公务车遭窃的。我也并不认为能查得到。”

“为什么？”

“我觉得那辆货车不是偷来的。我推测他们星期四一整个早上都在监视你们家，等你太太一个人出门，然后再跟踪她。而且他们可能跟踪她不只一次，一直伺机行动，所以不可能每次都去偷辆车来，整天驾着一辆随时可能出现在警方赃车记录上的汽车在街上跑。”

“你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货车？”

“很有可能。我猜他们在车上漆了一个假的公司名称和地址，一旦绑架成功，立刻把旧名字涂掉，再漆个新的上去。那个时候很可能整个车身的颜色都换了，不再是蓝色的。”

“车牌呢？”

“案发当时可能就换过了，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也没人记得车牌号码。有一个证人以为他们三个人刚抢劫了美食店，是强盗，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冲进店里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另一个男人觉得事有蹊跷，特别看了车牌号码一眼，结果却只记得里面有个‘9’。”

“真有用。”

“嗯。那两个男人穿着相同，暗色长裤、工作衬衫，同样的蓝色风衣，像是制服。他们穿制服、驾公务车，看起来正正当当。很久以前我便学到一件事，只要手上拿着记事板，你几乎哪里都进得去，因为你看起来像在办公事。他们就给人那种感觉。两个不相干的人告诉我他们还以为是两个移民局的便衣从街上抓走一个非法移民，这也是没人插手管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事情发生得太快，还没人来得及反应，就已经结束了。”

“很利落嘛。”他说。

“穿着一致也是原因之一。他们变成隐形人了，因为大家都只看到他们的衣服，只记得两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我刚才有没有告诉你他们还戴了鸭舌帽？目击者可以描述出帽子、夹克，这些作案之后都可以一丢了之的东西。”

“所以我们等于没有线索。”

“也不尽然，”我说，“虽然没有可以直接指向他们的线索，但还是有线索的。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怎么做的；知道他们很有技巧，计划周详。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挑上你？”

他耸耸肩。“他们知道我是毒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让我变成了一个最好的靶子，他们知道我有钱，而且不会报警。”

“他们还知道你什么事？”

“我的种族背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男的骂了我一些话。”

“我记得你好像提过。”

“贱人、半黑不黑的黑鬼。这个不错哦，杂种！他忘了骂骑骆驼的，以前在圣伊格内修斯教堂常听那些意大利小鬼这样骂我。‘嘿，库利，骑骆驼的，操！’我他妈的看过唯一的一只骆驼还是在烟盒上。”

“你觉得你是阿拉伯人也是他们找上你的原因之一？”

“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歧视肯定是有的，可是平常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弗朗辛是巴勒斯坦人，我告诉过你了吗？”

“嗯。”

“他们更困难。我认识的很多巴勒斯坦人为了避免麻烦，干脆跟别人讲他们是黎巴嫩或叙利亚人。‘哦，你是巴勒斯坦人，那你一定是恐怖分子。’类似这种无知的话，还有很多人对阿拉伯人就是有偏见，”他翻了翻眼睛，“像我父亲。”

“你父亲？”

“我也不能说他是反阿拉伯分子，可是他有一套理论，说他并不真的是阿拉伯人。我们家是信基督教的。”

“我刚才就觉得奇怪，你去圣伊格内修斯教堂干嘛。”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属于马龙派教会。根据我老爸的说法，我们是腓尼基人，你听过腓尼基人吗？”

“《圣经》时代的人嘛。贸易商、探险家，对不对？”

“没错。航海技术一流，绕过整个非洲，统治过西班牙，可能还到过英国。他们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帝国，后来在英国还挖出很多迦太基币。他们是第一个发现北极星的民族，我是说他们发现那颗星位置永远固定，可以用来导航。他们还发明了一套字母，后来成为希腊字母的基础。”他突然住口，看起来有点难为情，“我老爸以前整天讲个不停，我看还是有点效果。”

“我同意。”

“他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到狂热的程度，可是他懂的很多。腓尼基人称他们自己为迦南人，我的名字应该念成‘迦南’，可是大家都叫惯了‘凯南’。”

“我昨天收到的电话口信上写成‘凯南·咖喱’。”

“对啊，常有的事。我常在电话上叫东西，送来的时候上面都写着‘鸡与咖喱’，好像是另一家中国餐馆似的。回到我刚才说的，总之根据我父亲的说法，腓尼基人跟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他们是迦南人，在阿尔伯特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阿拉伯人却是阿尔伯特拉罕的后代。”

“我还以为犹太人才是阿尔伯特拉罕的后代。”

“没错，是伊萨克那一支的，伊萨克是阿尔伯特拉罕和莎拉的嫡子，而阿拉伯人是伊什梅尔的儿子，伊什梅尔是阿尔伯特拉罕和夏甲的私生子。老天，我好久没去想这些事了。小的时候我父亲和狄恩街转角口的杂货铺老板结了仇，每次都叫他‘那个杂种伊什梅尔’。我的老天，他真是有意思。”

“他还健在？”

“不，三年前死了。一直有糖尿病，拖了很多年，对心脏很不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他是因为他这两个儿子伤心而死的。他本来希望一个当建筑师，一个当医生，结果一个成了酒鬼，一个成了毒贩。不过其实那并不是他的死因，是他的饮食习惯杀了他。他有糖尿病，体重还超重五十磅。我和彼得就算变成乔纳斯·索尔克①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②，也救不了他。”

①Jonas Salk（1914-1995），美国着名医生，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制者。

②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着名建筑设计师。

六点左右，我们两人确定了一个方法，于是凯南开始打一连串的电话。他先按了一组号码，等信号，然后又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接着便挂断了。“现在等吧。”他说。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大概不到五分钟，电话铃便响了。

他说：“嘿，菲尔，最近如何？太棒了。现在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我老婆，我们最近接到绑架恐吓，只好把她送到国外去。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一行有关，你懂吧？所以我就请了个家伙去帮我查查，他是职业的。我希望你能替我把话传开，因为我感觉这些家伙是在玩儿真的，而且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对啊，你说的没错，老兄，我们坐在这儿就跟活靶一样，家里有这么多现金，又不能去跟警方嚷嚷，不是最好的目标吗？闯进我们家、什么天杀的事都干得出来……对！所以我叫你要小心，知道吧，耳朵眼睛都要放尖。还有，你觉得有谁该提醒的，就把话传出去。如果真有什么鸟事发生，赶快打电话给我，老兄，知道了吧？好！”

他挂上电话，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他说，“他大概只觉得我老了，开始得妄想症了。‘你为什么送她出国，老兄？为什么不去买条狗，雇个保镖？’因为她已经死了，蠢人！可是我不想告诉他。如果风声传出去，一定会有麻烦。操！”

“怎么了？”

“我怎么跟弗朗辛的家人交待？每次电话铃一响，我就怕是她哪个表姐表妹打来的。她父母离婚了，母亲搬回约旦，可是她父亲还住在这个区，布鲁克林到处都有她的亲戚。我怎么跟他们讲？”

“我不知道。”

“迟早得告诉他们。现在我可以说她去坐游艇旅游去了之类的话。你猜他们会怎么想？”

“婚姻亮起红灯。”

“没错。我们才从内格尔回来，她干嘛又跑去坐游艇？一定是小夫妻吵架了。随便他们怎么想吧，其实我们两个从来没有恶语相向过，从来没有闹过一天别扭。老天！”他抓起电话，按了一个号码，等到讯号后再按下自己的号码。挂断后很不耐烦的在桌面上敲指头，一等电话铃响他便拿起来说：“嘿，老兄，近来如何？哦，真的吗？妈的！嘿，现在是这样……”

第05章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三十分的聚会，路上想到或许会在那儿遇到彼得·库利；但是他并没有出现。聚会结束后，我帮忙折椅子，然后跟一群人一起去火焰餐厅喝咖啡。不过我并没有待太久，十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西七十二街的普根酒吧，因为在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之间，通常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丹尼男孩·贝尔；他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其他时间呢，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在哪里。

他的另一个窝是在阿姆斯特丹街上一家名叫“鹅妈妈之家”的爵士俱乐部。普根比较近，所以我先去试试。丹尼男孩果然坐在吧台后面他的老位子上，很专心地和一个尖下巴、塌鼻子的暗色皮肤的黑人讲话。那人戴了一副贴紧脸皮的软边太阳眼镜，镜片从外面看像是镜子，身穿一套粉蓝色西装，肩膀上的垫肩就连上帝或金牌健身房也塑造不出来，头上歪戴一顶可可色小草帽，上面绑了条火烈鸟色的红帽带。

我在吧台边点了一杯可乐，等他和丹尼男孩谈完正事。五分钟之后，他从椅子上跳下来，抱了抱丹尼男孩的肩膀，开心地大笑，然后便往外走去。我转身在柜台上拿找我的零钱，再回头时，那人的位子已经被一位秃头、留着小髭须、衬衫紧紧绷在肚皮上的白人占了。刚才那个人我不认识，只是眼熟而已，但这一个我认得。他叫塞利格·沃尔夫，拥有几座停车场，也参加运动比赛赌博。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因为殴打伤害罪逮捕过他，可是原告后来决定撤销起诉。

等沃尔夫走了，我拿着我的可乐去那儿坐下。“今晚很忙嘛。”我说。

“我知道，”丹尼男孩说，“拿个号码坐下来等，简直跟算命的一样。看到你真好，马修。其实刚才我就看见你了，可是我得先忍受沃尔夫，你一定认得他吧。”

“当然认得，可我不认识另一个家伙。他是替联合黑人大学筹款的头头，对不对？”

“浪费脑筋是一种罪过，”他很严肃地说，“你居然以貌取人，浪费你的脑筋，真是可惜。那位男士身上穿的是裁缝界的经典作品，马修，名叫阻特装①。阻特装就是那样的，知道吗？燕尾、精致的褶子。我父亲的衣橱里就挂了一套，他风流年少时的纪念品。每隔一段时候他就会拿出来威胁说要穿它，然后我妈就会翻她的白眼。”

①zoot suit，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华丽男性服饰。上衣肩宽而长、裤口窄。

“翻得好。”

“他名叫尼科尔森·詹姆斯，”丹尼男孩说，“其实应该是詹姆斯·尼科尔森，可是几年前这个名字在所有法律文件上都被反过来，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有风格。你可以说这和他怀旧的穿着风格相得益彰。詹姆斯先生是位皮条客。”

“难怪，我怎么没想到呢？”

丹尼男孩替自己倒了点伏特加。他的穿着风格是低调优雅，手工的暗色西装和领带，色彩大胆的红黑花背心。他是个很瘦小的非洲裔美国人——叫他黑人会非常荒谬，因为他一点也不黑。他每天晚上都泡在酒吧里，喜欢灯光暗、噪音指数低的地方。他比吸血鬼德拉库拉伯爵更严守白天不出门的原则，天亮的时刻极少接电话或见客人。不过每个晚上都会在普根或鹅妈妈之家倾听别人讲话或跟他们诉说事情。

“埃莱娜没跟你在一起？”他说。

“今天晚上没有。”

“代我问候她。”

“我会的，”我说，“我带了东西给你，丹尼男孩。”

“哦？”

我贴着掌心塞给他两张百元大钞，他看了钞票一眼，神眼中没有兴奋，然后他扬起眉毛看着我。

“我有一个很富有的雇主，”我说，“他让我乘出租车。”

“你要我替你叫一辆吗？”

“不用，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钱散一点出去。你只要替他传个话便成。”

“什么话？”

我把对外编好的故事讲了一遍，但没有提凯南的名字。丹尼男孩听着，时不时因专心而蹙起眉头。等我说完之后，他拿出一根烟，看了一秒钟，又放回烟盒里。

“有一个问题。”他说。

“问吧。”

“你雇主的太太出国了，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危险，所以他认为那帮人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

“没错。”

“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很乐意遇到热心于公益的毒贩，像那些在奥勒冈种大麻，用匿名方式捐巨款给‘地球第一’、或‘为生态破坏’之类组织的家伙。我少年时期也很喜欢罗宾汉。可是就算那帮坏人把别人的宝贝儿抓走了，干你那位老兄什么事？坏人拿到赎金、只不过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现金周转更不方便而已。或者就算他们搞砸了，那就随他去嘛！只要自己的老婆不卷入其中……”

“老天爷，丹尼男孩，在我告诉你之前，这个故事听起来简直天衣无缝。”

“抱歉。”

“他老婆没能出国。他们绑走了她，把她杀了。”

“他不合作？没有付赎金？”

“他付了四十万，结果他们还是杀了她。”他睁大了眼睛。“这只是说给你听的，”我补充道，“他没报警，所以死了人这部分内容不能传到街上。”

“我了解。这样就比较能解释他的动机了。他想报复。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可是你认为他们还会下手？”

“手气顺的时候为什么要收手？”

“从来没听过。”他又替自己加了些伏特加。他常去的两个地方都用冰桶替他装伏特加。他喝的量极大，而且根本不经意，仿佛喝水似的。我不知道那些酒喝下去都放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是怎么处理的。

他说：“坏人有几个？”

“至少三个。”

“三个人分四十万。最近他们大概也常坐出租车吧，你说呢？”

“我也那么想。”

“所以说，如果有人最近到处散财，这个情报应该很有用喽。”

“应该是。”

“至于毒贩子，尤其是做大笔交易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被绑架的危险。那些人很可能会直接抓个毒贩子去，你觉得呢？不一定要女的。”

“这点我就不知道了。”

“怎么说？”

“他们享受杀人的过程，我觉得他们很过瘾。我猜他们先满足了性欲，虐待她，等新鲜感消失了，就杀了她。”

“尸体有被虐待的痕迹？”

“尸体送回来的时候分成了二三十块，分开包装。这个话也不能传到街上，我本来不打算讲的。”

“你不讲还好。说真的，马修，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还是这个世界真变得越来越邪门了？”

“好像从来没好过。”

“可不是嘛。你还记得‘和谐聚会’①吗？所有星球都像士兵一般排成直线？那不是‘新世纪’②开始的某种象征吗？”

①Harmonic Convergence，于1987年8月16日和17日举行的一场组织松散的活动。人们聚集在世界各处的圣地和“神秘”之地，宣告玛雅日历中的宇宙新时代的来临。

②New Age，1980年后一种流行于美国，结合心灵与自我觉醒的信仰。

“我可不会屏息等待。”

“人家都说黎明之前就是最黑暗的时刻。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如果说杀人是为了得到快感，而且他们还要搞强奸和虐待，肯定不会挑个有啤酒肚、屁股下垂的肥胖的毒贩下手。这些家伙不是同性恋？”

“不是。”

他想了一会儿。“他们一定还会下手，”他说。“赢得这么痛快，不可能就此罢手。不过我还是在想……”

“他们以前有没有做过？我也在想这件事。”

“结果呢？”

“他们很手脚利落，”我说，“我有个感觉，他们练习过。”

第二天早餐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步行去西五十四街的上城北区分局。乔·德金正好在自己的座位上，而且突然称赞起我的外表，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你最近穿衣服讲究多了，”他说，“一定是那个女人的功劳，她叫埃莱娜是不是？”

“没错。”

“嗯，我觉得她对你产生了好的影响。”

“我相信，”我说，“你到底在扯什么淡啊？”

“我是说那件外套很好看，没别的。”

“这件外套？至少十年了。”

“你以前从来没穿过。”

“我常常穿。”

“不然就是那条领带。”

“这条领带怎样？”

“天哪！”他说：“有没有人说过你他妈的很难缠？我说你看起来很帅，结果下一分钟就他妈的上了证人席了。我们重新来一遍怎样？‘哈罗，马修，看到你真高兴。你看起来像团屎，请坐。’好一点了吧？”

“好多了。”

“我很高兴。请坐吧，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突然有股冲动，想犯重罪。”

“我很清楚这种感觉，很少有哪一天我没有这种冲动的。想犯哪条特别的罪啊？”

“我在考虑一条D级重罪。”

“这个，我们多得很。非法持有伪造设备就是D级重罪，你可能每分钟都会触犯。你口袋里有没有笔啊？”

“两枝钢笔，一枝铅笔。”

“哇，那我念你的权利给你听，逮捕你，给你印指纹。不过我猜这大概不是你心里想的D级重罪。”

我摇摇头，“我想违反刑法第200·00条。”

“200·00。你是要我去查，对不对？”

“有何不可？”

他瞪了我一眼，伸手拿起一本黑色的活页夹，翻了翻。“这个号码很熟，”他说，“哦，在这儿。‘200.00。三级贿赂。触犯三级贿赂罪行者，为协商、或提议、或同意给予任一公职人员任何好处，明知该公职人员之投票、公民意见、判断行为及决定，或行使公职人员职责之辨别能力将因之受到影响者。三级贿赂为D级重罪。’”他继续默念了一阵子，然后说：“你确定你不想违反第200·03条？”

“那是什么？”

“二级贿赂，跟另一条一样，只不过属于C级重罪。要符合二级贿赂，你要从协商或同意的协议中获利，老天，你不觉得他们写这些东西用字很妙吗？从中获得的好处必须超过一万美元。”

“哦，”我说，“我想D级就已经是我的上限了。”

“我就怕这个。在你犯下D级重罪之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你干这行多久了？”

“好一阵子了。”

“那你怎么还会记得重罪等级，更别提号码了？”

“我的记性就那么好。”

“狗屁。他们每年都在修订这些号码，前一阵子还把半本书整个改过，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真想知道？”

“对。”

“刚才上来以前我在安德烈奥蒂的桌上查的。”

“就是想整我，对不对？”

“得让你保持警觉嘛。”

“都是为我好。”

“那当然，”我说。之前我就把一张钞票单独放在外套口袋里，这时我把钞票贴着掌心塞进他平时放香烟的口袋里，德金隔一阵子就会发一次誓要戒烟，那时他就去抽别人的。“去买套西装穿。”我对他说。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所以他把钞票拿出来检查。“这种行话得改改了。以前一顶帽子二十五块，一套西装一百。我不知道这年头一顶像样的帽子要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上一次买帽子是什么时候了。但我知道除非去廉价二手货店里找，否则一百块是买不到一套西装的。‘这里是一百块，带你老婆去吃顿晚餐。’这是干嘛？”

“帮我一个忙。”

“哦？”

“我读到过一个案子，”我说，“大概是六个月以前吧，也可能已经一年了。两个男人把一个女人从街上抓走，架着她上了一辆货车。几天之后她在公园里出现。”

“我猜已经死了。”

“死了。”

“‘警方怀疑是他杀。’我不太记得了。好像不是我办的案子吧？”

“根本不是曼哈顿的。我仿佛记得她是被丢在皇后区一个高尔夫球场里，不过也可能在布鲁克林。当时我没特别注意，只不过是在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偶然翻到的。”

“你现在想干什么呢？”

“我希望能恢复记忆。”

他盯着我。“你现在手头很松嘛。能去图书馆查的东西，为什么要捐给我当置装费？你可以去查《纽约时报》索引啊！”

“从哪里查起？我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发生，也不知道任何名字。我得把去年每一份报都溜一遍，而且我也不记得是在哪一家报纸上看到的。也许根本没上《纽约时报》。”

“如果我打两个电话就省事多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为什么不出去散散步？喝杯咖啡，到第八大道上的希腊餐厅占个位子，我大概半个钟头后会过去，喝杯咖啡，吃块丹麦酥饼。”

四十分钟后他来到第八大道和五十三街交叉口的那家餐厅，走到我的桌子前。“一年多前，”他说：“一个叫玛丽·戈特斯坎德的女人。这是个什么姓，上帝是仁慈的？”①①戈特斯坎德（Gotteskind）的发音与“上帝是仁慈的”（God is Kind）相近。

“我想它的意思是‘上帝的儿女’。”

“这样就好多了，因为上帝对玛丽一点都不仁慈。据报道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买东西时遭到挟持的。两个男人带着她开着一辆货车跑了，三天之后，几个小孩走路穿过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发现了她的尸体。性侵害、多处刀伤。一〇四区先拿到这个案子，等到辨认出尸体之后就丢还给一一二区，因为绑架案是在那里发生的。”

“他们有没有办出个头绪？”

他摇摇头，“我找的那个家伙对这件案子记忆犹新，一两个星期内，附近的人都心有余悸，一个正派的女人好端端在街上走，两个小丑就这样把她抓走了，跟被雷击到没什么两样，你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那任何人都有可能碰到，连在自己家里都不安全。居民害怕同样的事还会发生，被人抓到车子里轮奸，而且又是连环杀手。洛杉矶出的那件事叫什么来着，后来拍成迷你影集的？”

“我不知道。”

“两个意大利男人，好像是表兄弟。他们专找妓女，事后把她们丢在山上。‘山坡勒人狂魔’，对了！其实应该说是‘勒人狂魔们’。不过媒体在给那个案子取这么个恐怖的名字时，大概还不作案凶手不止一个人。”

“伍德海芬那个女的呢？”我说。

“哦，对。他们怕她会是连续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可是后来并没有人继续受害，所以大家也就放心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在办这件案子，可是一点眉目都没有。现在变成了一桩悬案，他们觉得唯一可能破案的方法，就是那些变态狂魔再次作案。他问我们有没有遇到相关的案子，是吗？”

“没有。那女人的丈夫是干什么的，你有没有注意？”

“她好像没有结婚，是个老师，为什么？”

“她一个人住？”

“有差别吗？”

“我很想看看那份档案，乔。”

“你想啊？那你为什么不坐车去一一二区叫他们拿给你看呢？”

“我看这行不通。”

“你觉得行不通？你是说这个城里还有不愿意违规帮助私家侦探的警察吗？老天，我真是太震惊了。”

“我会很感激的。”

“打一两个电话是一回事，”他说，“我不必明目张胆去破坏警察局的规矩，在皇后区上班的那个家伙也没这么做。现在你要我泄露机密文件，那份档案是不能离开他们办公室的。”

“不必离开嘛。他只要花五分钟传真一下就好了。”

“整个档案你都要？全部的刑事调查过程？档案至少有二三十张纸。”

“警察局应该付得起传真费。”

“我不知道，”他说：“市长一直跟大家说纽约市快破产了。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

“我不能讲。”

“老天爷！马修，你打算单向交流？”

“事关机密。”

“妈的！这事儿是机密，可是警察局的档案就是公开的，对不对？”他点了一根烟，开始咳嗽。然后说：“这件事应该跟你某位朋友没有关系吧？”

“我不明白。”

“你的死党，巴卢。这件事跟他有关吗？”

“当然没有。”

“你确定？”

“他现在不在国内，”我说，“他已经出国一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而且他从来没有强奸过女人，再把她们丢在大马路中间的嗜好。”

“我知道，他是个绅士，别人打高尔夫球挥杆打破的草皮，他都会去补好。他们想弄个组织犯罪的罪名整垮他，不过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我听到一些消息。”

“我希望他们成功，下面二十年让他在联邦监狱里蹲着，不过你大概不这么想。”

“他是我的朋友。”

“我也这么听说。”

“总而言之，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盯着我看。我说：“我有个雇主的老婆不见了，手法看起来跟伍德海芬那桩案子很类似。”

“她也被挟持了？”

“好像是。”

“他报案了？”

“没有。”

“为什么不报？”

“大概有他的理由吧。”

“这样说可不行，马修。”

“如果说他非法住在美国呢？”

“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都是非法居住。你以为我们接到绑架案会怎么处理，马上就把受害者交给移民局吗？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他拿不出绿卡，却有钱请私家侦探？我一听就觉得他有问题。”

“随便你怎么说。”

“随便我怎么说是吧？”他按熄香烟，朝我皱着眉头，“女人死了？”

“越来越像了。如果真是同一帮人……”

“对，但为什么会是同一帮人呢？其中关联在哪里，绑架的手法？”我什么都没说，他拿起帐单瞧了一眼，隔着桌子丢给我。“拿去，”他说，“你请客。你的号码没变吧？今天下午我会打电话给你。”

“谢了，乔。”

“别谢我。我得回去想想这件事会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如果我觉得不会，才会打电话给你，否则免谈。”

我去参加了费尔赛德中午的聚会，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德金没有下文，可是电话口信上说TJ找我：就这样——没有留电话号码，没有继续打来。于是我把口信条揉成一团扔了。

TJ是一年半前我在时代广场上遇见的一个十几岁的黑人男孩。那是他混迹街头的时候用的名字，倘若他还有别的名字，他可没告诉过别人。我觉得他很有活力、俏皮，且目中无人，在四十二街那个恶臭的沼泽里宛如一阵清风，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办一件和时代广场有关的案子时，我让他做些无关紧要的跑腿工作，从此他便不定期与我保持联络。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便会接到他打来的一个或一连串电话。他从来不留电话号码，我无法和他联络，他的口信只是告诉我他想到我了。如果他真的想找我，就会一直打，直到碰到我在家为止。

一旦他找到我了，我们经常会聊到他把零钱都花光了为止，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他的或我的附近见个面，请他吃顿饭。让他参与我办的那两件案子时，他似乎非常热衷，干得很开心，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付他的那一点小钱。

我进房间打电话给埃莱娜。“丹尼男孩向你说哈罗，”我说：“还有乔·德金说你对我产生了好的影响。”

“那是当然，”她说：“可是他怎么知道呢？”

“他说我自从和你交往之后比较懂得怎么穿衣服了。”

“我就跟你讲那套新西装好看。”

“我又没穿那一套。”

“哦。”

“我穿了我的便装外套，几百年前就有的那件。”

“不过还是很好看啊。配灰色裤子是不是？哪件衬衫，哪条领带呢？”我告诉她。她说：“那样搭配不错。”

“很普通嘛。昨晚我看到一套阻特装。”

“真的？”

“燕尾，精致的褶子；丹尼男孩说的。”

“丹尼男孩没穿阻特装吧！”

“不是，是他朋友，叫做……他叫什么并不重要。他还戴了一顶绑着粉红色帽带的草帽。如果我穿那样去德金的办公室——”

“那才会让他心服口服呢。或许是你的姿势，亲爱的，或许德金感觉到你的态度不同了。现在你穿衣服比较有权威感。”

“因为我的心是纯洁的。”

“肯定是。”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天晚上她有课，我们本来想等她上完课后见面，后来决定作罢。“明天比较好，”她说，“或许去看场电影如何？只不过我最讨厌周末上电影院，好看的全挤死人了。嗯，下午去看电影，然后晚上吃饭，就看你要不要工作。”我说这个主意很好。

挂断之后，楼下柜台打电话上来，告诉我刚才我和埃莱娜讲话的时候有另一个电话进来。自从我搬进西北旅馆之后，他们改了好几次电话系统。本来每一通电话都得经过接线总机，改了之后可以直拨，可是所有拨进来的电话还是会经过总机。现在我有一条可以直拨或接收的电话线，可是如果我在电话铃响第四声后仍然没接的话，那通电话就会转到楼下去。我自己的电话费付给NYNEX电信公司，旅馆并不多收费用，我却能免费享受电话留言服务。

那通电话是德金打来的，我马上打给他。“你有东西忘在这里了，”他说，“你是要过来拿呢，还是要我扔了？”

我说我立刻过去。

我进刑事组办公室时他正在通电话。他把椅子往后翘，嘴里抽一根烟，烟灰缸里还点着另一根。旁边的桌子前面坐了一位姓贝拉米的警官，正从眼镜上方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乔用手捂住话筒说：“那个信封好像是你的，上面写了你的名字。早上你过来的时候忘在这儿的。”

他没等我答复，又继续通他的电话。我伸手从他的肩膀上方拿起一个九乘十二大小、上面写下我名字的牛皮纸袋。贝拉米在我身后对电脑说：“唉，你他妈的根本没道理嘛。”

我没跟他争。

第06章

回房之后我在床上将卷成一卷的传真纸展开。显然他们把整个档案都传过来了，总共三十六张。有些页数上只有寥寥几行字，有些却挤得密密麻麻。

整理时，我突然想到这情况和我当警察的时候多么不同。那时我们没有打印机，更不要说传真机了。那时想看玛丽·戈特斯坎德的档案，唯一的法子便是自己到皇后区去，当场快速浏览一遍，肯定还有另一个毛毛躁躁的警察在你肩膀后面拼命催你。

现在你只需要把东西全往传真机里一放，它便会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在五或十里外的地方，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档案正本却从未离开存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未经授权溜进去偷瞄过，所以大家都不必为了安全疏忽罪而绷紧神经。

而我也有充裕的时间仔细阅读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这样最好，因为我本来并不知道我到底想找什么。从我离警察局之后，唯一没有改变的事实便是办案时的公文浩繁。不论当什么样的警察，真正做事的时间远比花在建立纸上记录、撰写报告的时间少得多。一部分原因是普遍存在的无聊的官僚制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大家都在打太极，到时候好方便推卸责任。不过大部分公文都是不可避免的，警方办案是一项群策群力的工作，最简单的调查也得由不同的人员分担，如果不把它全写下来，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我先整个看了一遍，之后再抽出几张重读一次。有一件事变得极为明显，那就是戈特斯坎德被的掳劫案和弗朗辛·库利在布鲁克林被绑架案出奇地相似。我将相似点列了出来：1、两个女人都在商业区街道上遭到挟持。

2、两个女人都是停车后在附近步行购物。

3、两人都被两名男子架走。

4、两次事件中，目击者均描述绑匪身高体重皆相似，且穿着一致。掳走戈特斯坎德的人都穿卡其布裤及深蓝色风衣。

5、两个女人都被货车载走。几位目击者描述伍德海芬那辆货车为淡蓝色厢型车。其中一位特别强调是福特牌，并提供了车牌号码中的几个数字，但该线索并没有导出任何结果。

6、几位目击者皆认为货车车身漆有某家电用品公司行号字样，有人说是PJ家电，有人说B＆J家电，还有其他说法。第二行写着“经销服务”。没有地址，但目击者声称有电话号码，但没有人能确定。经彻底调查后，确定与该区无数家家电用品经销及服务公司无关，结论显示车身上的公司名称与车牌号码皆系伪造。

7、玛丽·戈特斯坎德二十八岁，纽约市的小学代课老师。包括被挟持当天，共在里奇伍德小学担任了三天四年级的代课老师。她身高与弗朗辛·库利差不多，体重相差不过数磅。金发，淡色皮肤；而弗朗辛·库利则为黑发，橄榄色皮肤。档案里没有她的照片，只有在森林公园内拍到的现场照片，但根据认识她的人提供的证词，她看起来相当吸引人。

也有不同的地方。玛丽·戈特斯坎德未婚。她和上一次代课的学校里一位男老师约会过几次，但关系并未进一步发展，他在她死亡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

玛丽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曾是蒸汽机装配员，后来因公受伤，在家领取伤残抚恤金，并经营一家小型邮购公司。母亲帮忙经营，同时替邻近几家企业担任兼职记账员。玛丽本人及其父母看起来都和地下毒品世界毫无关联。他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或腓尼基人。

验尸部分当然非常详尽，报告上也记了很多细节。死因是胸部及下腹部多处刀伤，其中有数刀皆为致命伤。有被轮奸的迹象，肛门、阴道、口腔及一处刀伤内皆有男性精子采样。法医检验报告显示凶刀至少有两把，而且两把都可能是菜刀，其中一把的刀锋比较长，也较宽。精子化验分析显示至少有两名行凶者。

除了刀伤之外，裸露的尸体上还有多处瘀伤，显示受害者曾经遭受殴打。最后，有一件事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注意，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左手的拇指及食指遭到切除。两根指头后来找到了，食指在她阴道中，拇指在她直肠里。

天哪！

读那份档案令我麻木不仁，感觉迟钝，也许这正是我第一次读时错过拇指和食指细节的原因。那名女子的验尸报告以及它在我脑海中产生的她最后时刻情形想象，皆非正常人心智所愿意承受的。档案里的其他记录，如与她父母及同事的访谈，描绘出一幅玛丽·戈特斯坎德活着的时候的画面，而验尸报告却把这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曾经遭受了可怕摧残的死肉。

我坐在那儿，为刚才读过的东西感到精疲力竭，这时电话响了。接听之后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说：“怎么样，马修？”

“嘿，TJ。”

“你好不好？哇，你可真难找，永远不在家，到处跑，忙得很。”

“我收到你留的话了，可是你没留电话号码。”

“我没号码可留。我要是个毒贩，可能还有个寻呼机，那样你会比较高兴吗？”

“如果你是毒贩，你就会带手提电话了。”

“这还差不多。给我一辆长长的车，里面装有电话的，我就坐在里面想那些长长的想法，做些长长的事。大哥，说真的，你真难找！”

“你打了不只一次吧，TJ？我只收到一个口信。”

“这个嘛，我不太喜欢浪费二毛五的铜板。”

“怎么说？”

“你知道，我把你的电话摸清楚了。和应答机一样，响三四声就会自动接通的那种。柜台后面那只黑狗每次都在你的电话响四声后就插进来。你那里就一个房间大，响三声以前一定可以拿起电话，除非你在厕所。”

“所以你每次响三声就挂断。”

“这样还可以把我的铜板拿回来，除非我想留话。留一次就够了，干嘛再留？回家以后看到一大堆口信，你心里一定想：‘这个TJ，一定撬了停车计时收费器，身上太多铜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笑了。

“你有工作？”

“猜对了。”

“大项目的？”

“挺大的。”

“有没有TJ的份？”

“目前还没有。”

“大哥，你没有仔细看嘛！一定有我可以做的事，这样才可以把拼命打电话给你用掉的铜板补回来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没有跟黑手党干上吧？”

“恐怕没有。”

“我很高兴，因为那些家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看过《好家伙》①吧？大哥，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噢，讨厌，我的硬币用完了。”

①《好家伙》（Goodfellas），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该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描述了着名美国黑帮头子亨利·希尔30多年的江湖经历。

一个录音插进来，要求投币，每分钟五分钱。

我说：“把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

“就是你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不行，”他又说了一遍，“上面没有号码。他们把公用电话上的号码全部涂掉了，免得玩家靠它们联络。没问题，我有零钱。”他丢了一个硬币，电话又接通了，“毒贩子还是知道号码的，不管电话上面有没有，他们生意还是照做。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想打电话给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才会没办法。”

“这东西还真棒。”

“酷！我们还是在通话啊，对不对？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那只会逼我们变得更有办法。”

“再投一个硬币就是你的办法。”

“没错，马修。我就用我的办法，这就叫做‘有办法’。”

“明天你要去哪里，TJ？”

“去哪里？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乘协和超音速喷射客机飞去巴黎，现在没决定。”

我突然想到他可以用我的机票飞去爱尔兰，可是他大概没有护照。而且我看爱尔兰也许也不适合他，他也许还不适合爱尔兰。“我明天呢，”他很严肃的说，“会在他妈的杜斯①，大哥！我还能去哪里？”

①纽约的一个区域，有很多电影院、性用品商店、皮条客和毒品交易者。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

“什么时候？”

“都行，十二点，十二点半？”

“到底几点？”

“十二点半。”

“中午十二点半还是晚上十二点半？”

“中午，我们吃午饭。”

“中午、晚上，什么时候不能吃午饭啊？”他说，“你要我去你旅馆吗？”

“不必，”我说，“因为我很可能会取消，又没办法通知你，我不想放你鸽子。你在杜斯挑个地方，我要是不出现，咱们可以再约时间。”

“酷！”他说，“你知道那家录相器材大卖场吧？往上城去的那一边，离第八大道拐角两三家店的地方，有一家橱窗里放把瑞士军刀的商店，大哥，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关的——”

“他们还一套一套地卖呢。”

“对，而且他们还用它作智商测试。不能组合？回去重念小学一年级！你知道我在讲哪家店吧？”

“当然知道。”

“隔壁就是地铁入口，沿着楼梯往下走，但别一直走到底，旁边就是录相器材卖场大门。你知道我说的地方吧？”

“我应该可以找得到。”

“你说十二点半？”

“就这么定了，TJ！”

“嘿，”他说：“你知道吗？你有长进哦！”

和TJ讲完电话之后我感觉好多了，通常他对我都有这种效果。我把我们的午餐约会记下，然后再一次拿起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凶手是同一帮人。肯定是！两件案子做案手法相似之处太多，不可能是巧合。而拇指与食指的切除与插入，更像是他们对弗朗辛·库利进行的大规模屠宰的预演。

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又在做什么呢？躲起来冬眠吗？一年都不动声色？

看起来不太可能。与性暴力有关的案件——连续强奸、杀人——似乎都是一种瘾，就像一种强力毒品，能够暂时让你从自我的牢狱中得到解脱。杀死玛丽·戈特斯坎德的凶手干了一桩排练完美的掳人案，一年之后又重新上演一遍，只在细节上做了些小小的改变，当然还加上贪图暴利的动机。为什么等这么久？这期间他们在干什么？

是否还有其他的绑架案，却没有人把它们和戈特斯坎德案件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现在纽约市五个区的谋杀加起来每天超过七起，很多媒体都懒得多作报道。不过，如果敢在一大堆目击证人眼前在大街上将一个女人掳走，还是会上报的。只要警方悬案记录里有类似的案例，把两件案子联想在一起是必然的。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弗朗辛·库利也是当着大街上很多目击者前被掳走的，而报社和一一二区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半点风声。

或许他们真的一年都没有行动，或许其中一个人、甚至不只一个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或许强奸杀人的嗜好让他们犯下了更可怕的罪行，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

也可能他们一直都很活跃，却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现在我都可以确定我先前的一个疑点。他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就算不为图利，也为了快感。这么一来，找到他们的机率便提高了许多，但同时，这件事的危险性也提高很多。

因为他们还会再犯。

第07章

星期五早上我待在图书馆里，然后走到四十二街的录相器材大卖场和TJ见面。我们先一块儿观赏一个梳着马尾、留一道稀疏金黄小髭须的小鬼玩一个叫做“站住别动！！”的电动游戏，创下最高分记录。游戏的主题也和大部分电玩游戏一样——宇宙中隐藏着各种充满敌意的力量，随时可能忽然扑向你，意图伤害你。倘若你反应快，或许可以存活一时，但迟早你会被某种力量毁灭。这一点我不想争论。

男孩终于“死了”之后我们才离开。到了街上TJ告诉我那个小鬼叫“袜子”，因为他脚上的袜子永远不成对；这我倒没注意。TJ说袜子大概是杜斯一带玩游戏的第一高手，通常只靠一个铜板，就能玩上个把小时。当然还有比他更强的，但那些人都不太在江湖上露面了。一时之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画面——闻所未闻的连环谋杀案的动机：电动游戏高手一一遭到杜斯业主杀害，原因是后者因蚀本而萌生杀心。但其实这不是原因，TJ解释，一旦玩到某种境界，再也没办法进步，便会丧失兴趣。

我们去第九大道一家墨西哥餐厅吃午餐，他想听听我最近到底在办什么案子。虽然很多细节我都没提，但后来可能还是说了很多本来不打算告诉他的内情。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他说，“你需要我替你工作。”

“做什么？”

“任何事情！你总不想整个纽约市乱跑吧，看看这个，查查那个。你其实想派我去。你不认为我可以做调查工作？大哥，我每天在杜斯晃荡，就是在做调查工作，这个我拿手。”

“所以我就给他点事去做。”我告诉埃莱娜。我们约在第三大道的男爵戏院见面，赶一场四点钟的电影，然后去一家她听说有得卖英国下午茶、配牛油松糕加冻奶油的新地方。“之前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提醒我那也是有待调查的事项之一，所以我觉得雇用他去替我调查比较合适。”

“什么事？”

“公用电话，”我说：“凯南和他哥哥送赎金的时候，对方叫他们去公用电话亭等。他们在那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又叫他们去另一个电话亭等。到了那边，对方打电话来叫他们把钱留下，人离开。”

“我记得。”

“昨天TJ打电话给我，我们讲到他的硬币用完了，我本来想打给他，可是办不到，因为他打来的那个公用电话上没有号码。今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在路上转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的电话都没有号码。”

“你是说那条小纸片不见了？我虽然知道纽约市人什么玩意儿都偷，不过偷那个也太蠢了吧。”

“是电话公司把它们撕掉的，”我说，“目的是想阻止毒贩。毒贩都用公用电话打寻呼机彼此联络，这你也知道。现在他们不能这么做了。

“难怪现在毒贩都没生意做。”她说。

“从报上看似乎是这样。总之，我查查布鲁克林的那两个公用电话，看看它们的号码还在不在。”

“会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差一点点，或根本没差别，所以我才没自己跑去看。不过查到个结果也无妨，所以我给了TJ几块钱，派他去布鲁克林。”

“他认得布鲁克林的路吗？”

“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认得了。第一个公用电话离弗莱特布什IRT线①地铁最后一站只有几条街，应该很好找。至于他怎么去韦特兰斯大道，我就不知道了。大概得从弗莱特布什乘公车，再走一段很长的路吧。”

①指Lexington Avenue Line，列克星顿大道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我和库利兄弟开车经过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我没特别注意。基本上好像是个蓝领阶级白人区。怎么啦？”

“你是说像贝森赫斯特或霍华德海滩？TJ去那儿招摇过市了吗？”

“这我连想都没想过。”

“布鲁克林还有很多区域看到黑人小孩在街上走会有怪异的反应，即使这个黑人小孩打扮保守，只穿一对大高统球鞋和突击者队的夹克。我猜他还剪了个奇怪发型。”

“他脖子后面剃了一个几何图案。”

“我就知道。但愿他能活着回来。”

“他不会有事的。”

晚上她突然说：“马修，你只是想找点事给他做，对不对？我是说TJ。”

“不，他省了我跑一趟，否则迟早我得自己去，或叫库利兄弟开车送我去。”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用你以前当警察的那一招，从接线员嘴里套出来？或是去查对号电话簿？”

“你得先知道号码才能查对号电话簿。对号电话簿依照是号码顺序排列的，你找到一个号码，后面显示地址。”

“哦。”

“不过的确是有一本专门列出公用电话地址的电话簿。而且你说得没错，我是可以打电话找接线员，骗她说我是警官，叫她告诉我某个电话的号码。”

“所以你就是在照顾TJ嘛。”

“照顾？根据你之前的说法，我是在叫他去送死。不，我不只在照顾他而已。查电话簿和骗接线员都只能查出公用电话的号码，却不能告诉我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哦，”她说，过了几分钟后又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差别，可是绑匪知道怎么打到那些电话。如果电话上面都有号码，那就不稀奇了；可是如果上面没有号码，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骗接线员或是查对号电话簿嘛。”

“那就表示他们懂得怎么骗接线员，或是知道去哪里找公用电话的电话簿。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或许毫无意义。也许我之所以想查出这个答案，是因为关于电话，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一点。”

“怎么说？”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说，“我派TJ去查的事其实没有他帮忙也很容易查出来。昨晚我一整夜都睡不着，我突然想到唯一能和绑匪联络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那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的线索。绑架过程本身毫无漏洞。看到他们的人不少，看到他们在牙买加大道上绑走那位女老师的人更多，可是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定罪的痕迹。不过他们倒是打了几个电话。打到湾脊库利家的就有四五个。”

“你没办法查吧？电话线早就切了。”

“应该有办法查的，”我说：“昨天我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跟各大电话公司的服务代表谈，骗了不少关于电话的学问。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登记有案。”

“连本地电话也一样？”

“嗯，所以他们才知道你在每一个不同收费标准时段里，各使用了多少信号单位。收电话费不像抄煤气表，只要抄到用掉的总度数就可以了。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会被记录下来，算在你账上。”

“这些数据资料他们会保留多久？”

“六十天。”

“所以你可以去弄张清单——”

“列出从同一个电话号码打出去的电话，他们的清单是这样列的。比方说我是凯南·库利，我打电话去，说我想知道在某一天内，从我的电话打出了多少通电话，他们就能列印出一张单子，上面有日期，和我打的每一个电话的时间和长度。”

“可是这不是你要的资料。”

“对。我要的，是每一个打去给库利的电话资料。但他们不这样记录，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在你还没拿起话筒之前，就告诉你是谁打给你的，也可以在你的电话上装一个小液晶显示装置，显示对方电话号码，让你决定要不要接。”

“这种装置还没上市吧？”

“纽约还没有，争议性太大。或许这个装置可以减少很多骚扰电话，或是让那些专爱打骚扰电话的人去喝西北风，可是警方担心一旦通行，就没人敢打匿名电话通风报信了，因为会暴露自己。”

“如果现在就有这种装置，而且库利也装了——”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是从哪几个电话打来的。他们可能会用公用电话，因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很职业，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是从哪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

“这点很重要吗？”

“不知道，”我坦承，“我不知道什么情报才算重要。不过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也弄不到。我老觉得既然每个电话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就应该有法子依照接收的那部电话整理出一张清单。可是跟我谈过的人都说不可能。他们不是这样存档的，所以没办法这样调出来。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我也是，那玩意儿搞死人了。我跟他们谈，结果他们用的字眼儿我一半以上听不懂。”

“我懂你意思，”她说，“我们一起看足球时我就有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夜，早上趁着她上健身房时，我用了她不少电话费。我打给很多警员，撒了很多谎。

我多半时候自称是记者，正在替一家真实犯罪故事杂志整理一篇绑架案的报道。很多警察对我无话可说，或是忙得没时间说话，也有不少人乐意合作，但只想谈些八百年前的案子，或是一些绑匪特别蠢、或警方破得特别漂亮的案子。我想听的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听什么。我是在钓鱼。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钓到一条活的，某人曾遭到绑架，而且幸存下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晋升到谋杀的，如何试探、练习，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集体作案，不过却将受害者释放，或是受害者自己逃脱了。当然，假设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和真正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要想找到生还的证人，假装是自由记者并不怎么行得通。在保护强奸案受害者方面，咱们的司法系统还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辩方律师可以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再重新对她们施暴一遍。但此刻在电话中，没有任何人会透露受害者姓名。

于是我将目标转向性犯罪小组，身份又变回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某电影制作人，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绑架与强奸的周末电视剧集。争取到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目前我无权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对该角色进行深度研习，尤其想与真正有过类似不幸经历的女性面对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愿亲身遭遇之外，什么细节都想知道。愿意协助她的女性将依照其意愿，受聘担任技术顾问，或在影片前后列名感谢。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电话号码，也不会迳自主动联络。我希望该小组某位人员，如曾担任过这样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或许能够代为联络。我解释道，在我们的剧本里的受害者，遭到两名有虐待狂的强奸犯挟持，进入一辆货车，受到凌虐，并被威胁将受到极大的生理伤害，尤其是被切除肢体。当然，如果能找到和我们的虚构人物有同样经历的女性最为理想不过，而这位女性又愿意协助我们，同时借此过程为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经验的女性尽些微薄之力，或给予已经历经类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疗的机会，即请她出面指导我们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演出一个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这个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影摄影小组作业的城市，一提到电影工业，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只要对方有兴趣，请她打电话给我，”最后我把名字及电话号码留下，“她们不必提供真实姓名，整个过程都可以选择匿名参与。”

埃莱娜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结束和曼哈顿性犯罪小组一位女警员的谈话。她等我挂了电话之后说：“你怎么可能在旅馆接听这些电话？你从来不在那儿。”

“柜台会帮我留话。”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的话？这样，你干脆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们打来的时候，电话应答机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做你的助理，帮你筛选那些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

“当然。”

“那我太高兴了。我刚才打的是曼哈顿小组，之前还打过布朗克斯区。本来想把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留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绑匪在那一带活动过，我打算借着前面的练习把说不通的部分顺一顺。”

“现在全说得通了？我不是想多嘴，不过你觉得让我来打这些电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你的语气听起来的确够温和，也够有同情心，可是我总觉得只要是由男人来讨论强奸，他好像总避免不了借此过瘾的嫌疑。”

“我知道。”

“你看你只要一说‘周末电视剧集’，大家立刻联想到女性又要在另一部廉价煽情电影中受到蹂躏了。但若换成我来说，感觉马上就升华了，仿佛这整件事是全国妇女组织赞助的一般。”

“你说得对。但我也觉得由我来讲还可以，尤其是曼哈顿小组反应还不错，不过抗拒力还是很大。”

“你讲得好极了，亲爱的，不过让我来试试如何？”

我们先就前提沟通一遍，确定她都记下了，然后我拨通了皇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性犯罪小组，把话筒交给她。她在电话上大概讲了十分钟，语气既诚恳、干练，又具专业水准。当她挂上电话时，我真有鼓掌的冲动。

“你觉得如何？”她问：“会不会太诚恳了点？”

“我觉得完美极了。”

“真的？”

“嗯，看到你这样撒谎还面不改色，真是吓人。”

“我了解。每次我听你讲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这么诚实，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撒谎的？”

“我从来不认得哪个好警察不是说谎高手的，”我说，“你永远都在扮演角色，摆出一种适合对方的举止态度。这种技巧对私家侦探来说更重要，因为你查的情报永远都是你在法律上无权过问的。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很在行，那是因为这是工作要求之一。”

“我的情况也一样，”她说，“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演戏，那就是我的工作。”

“顺便提一下，昨晚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她瞪我一眼，“可是很累，对不对？我是指说谎这件事。”

“你想退出？”

“门儿都没有，我才刚刚热身哪。下一个打给谁，布鲁克林还是斯塔顿岛。”

“别去管斯塔顿岛。”

“为什么？难不成斯塔顿岛就没有性犯罪？”

“在斯塔顿岛上性就是犯罪！”

“哈哈！”

“真的，或许他们也有性犯罪小组吧，我不知道。可是那个区的事件跟其他四个区比起来，简直不算数。而且我实在无法想象三个男人驾着一辆货车飞车驶过韦拉扎诺大桥，就为了过去强奸和伤害。”

“也就是说我只剩下一个电话可打喽？”

“每个区警察分局也有自己的性犯罪小组，”我说，“而且通常每个分局都有强奸案专家。你可以请值勤的警员把你转给专案人员。我可以替你列张清单，不过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时间。”

她给我一个“过来吧”的眼神。“只要你有钱，亲爱的，”她戏谑地说，“我就有时间。”

“说实话，我没有理由不付钱给你，你也可以列入库利先生的支付薪资名单。”

“哦！”她说，“每次我一找到我喜欢做的事，就有人要塞钱给我。说真的，我并不想拿钱。等到这一切都成为回忆之后，你可以请我去吃一顿天价情调晚餐，如何？”

“都听你的。”

“然后呢，”她说，“你可以塞一百块钱给我当出租车费。”

第08章

我待了一会儿，听她把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一位职员迷得七荤八素，然后留下一张清单让她继续打。我走路去图书馆。不需要我在一旁监督了，她是个天生的好手。

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做前一天早上未完成的工作，透过放大镜筛选过去六个月来的《纽约时报》微缩胶卷。不是找绑架案，因为我并不期望看到这类的报道，但我认为他们一定曾经在没有人目击或报案的状况下从街上抓过人。我找的是那些丢弃在公园或街巷里的受害者，特别是曾经遭到强奸或肢解，尤其是被切断手足的人。

问题是，如果碰到那类情况，通常报纸上不会登出来。警方的一般政策都会保留肢解这类特殊细节，以避免各种形式的干扰，比如假自首、效仿作案手法的罪犯，或假目击证人等等。至于报社那方面，也想饶了读者，不把最鲜血淋淋的部分写出来。等读者看到新闻时，已经很难发现真相到底是什么。

几年前有个性罪犯在下城东区残杀小男孩，把他们诱拐到屋顶上，用刀杀死或者用绳索勒死他们，然后切除、劫走小男孩的阴茎。他做案的时间很长，长到警方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剁刀手查理”。

当然警方的记者也这么称呼他——不过不是在文章里。纽约没有一家报社可能让读者读到那么具体的细节，但一旦提了那个外号，就算不写，读者也可以猜出个八九分被查理剁掉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没有一家报纸使用任何外号，只报道说凶手曾将受害者肢解或毁容，从邪教仪式里的剖腹剜肠到给人剪个很丑的头发都用这两种说法包括。

或许这年头不时兴那么含蓄了。

一旦我摸到窍门，马上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浏览完一周的报纸。我不必整份都看，只须注意集中报道本地犯罪案件的大都会版部分就行了。最浪费时间的，其实是我一进就图书馆不得不努力抗拒的东西，跟我要查的资料无关，但却是比较有趣的东西。幸好时报没有漫画栏，否则要抵挡六个月的“杜斯别里”①还真不容易。

①《杜斯别里》（Doonesbury），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报纸上连载的漫画，内容以学生运动、越战、妇女解放等时事为主。

离开图书馆时，我的笔记本上已记下六件可能有关的案件。其中一件尤其有希望，受害者是布鲁克林学院会计系的学生，她在失踪后的第三天清晨，被一位赏鸟人在绿林墓园里发现。报上说她曾经遭受性侵害及与性有关的肢解，在我读来便是凶手用屠刀作案。现场采集的证据显示她是在别处遭到杀害，然后被弃尸在墓园内。玛丽·戈特斯坎德案里警方的结论也是说凶手将她丢弃在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之前，她就已经死了。

我六点左右回到旅馆，埃莱娜和库利兄弟都打了电话，另外三个口信告诉我TJ也打了。

我先打给埃莱娜，她报告说她把所有的电话都打完了。“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开始相信了，”她说，“我对我自己说，这可真好玩，不过我们如果真能把那部电影拍出来，那就更好玩了。当然，我们是不会拍电影的。”

“我觉得这类题材早就有人拍过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真的打电话给我。”

接着我联系上凯南·库利，他想知道现在进展如何。我告诉他我已开发出几条不同的调查线索，但并不指望很快就有结果。

“可是你认为我们有指望。”他说。

“当然。”

“那好，”他说，“听着，我打电话给你是要告诉你，我得出国两三天，做生意，去欧洲。明天从肯尼迪机场飞，星期四或星期五才会回来。有任何状况，尽管打电话找我大哥。你有他的号码吧？”

眼前的口信纸条上就写着了。挂了凯南的电话之后，我拨了那个号码，彼得接电话的声音听起来很混浊，我先为吵醒他而道歉。他说：“没关系，我很高兴你把我叫醒。我刚在看篮球赛，结果就在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最讨厌这种事，每次醒来脖子都是僵的。我打电话是想问你今晚想不想去参加聚会。”

“想啊。”

“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切尔西区有个地方每周六晚上都有聚会，我经常去的，人不多，挺好的，我们八点在十九街上的西班牙教堂见。”

“我好像没听说过。”

“有一点远，不过我刚戒的时候，是参加那全区附近一个诊所办的课程，所以那里就变成我星期六晚上固定聚会的地方。最近我去得比较少了，可是现在我有车，你知道嘛，弗朗辛的丰田在我这儿——”

“我知道。”

“那我就去你旅馆前面等你，差不多七点半，好不好？”

我答应了。七点半我走出旅馆时，他的车就停在前面，我正好乐得不必走路。那天下午开始断断续续地下毛毛雨，此刻雨势已经变大了。

去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聊运动。棒球队的春季训练营已经开始一个月了，不到一个月季赛即将开锣。今年春天不知为什么我提不起劲来，不过或许季赛一开始我也会跟着投入。目前的新闻大部分都跟合约谈判有关，有个球员整天使小性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止值年薪八千三百万美元！或许他真的值那么多钱吧，我不知道；或许那些运动员统统值那么多钱，可是就因为这一点，让我越来越难以关注究竟谁输谁赢了。

“我觉得达里尔好像终于进入情况了，”彼得说：“过去几个星期他棒棒开花。”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在纽约队了。”

“事情永远都是这样，嗯？我们花这么多年时间等待他完全发挥潜能，结果直到他穿上道奇制服才盼到。”

我们把车停在二十街上，步行穿过一条街去教堂。那天是圣灵降临节①，礼拜以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我们的聚会在地下室举行，大约有四十个人参加。我看到几个在城里其他聚会见过的熟面孔，彼得也和不少人打了招呼，其中有个女的说她好久没看到彼得，他告诉她他都去参加别处的聚会了。

①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每年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他们的形式在纽约很少见，一等主讲人说完他的故事后，大家便分成小组，每组七到十人，围着五张桌子坐下。一张桌子是新人，一张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一张讨论“第十二阶段”，另外两张我忘了是干什么的。彼得和我都到一般性讨论的桌旁坐下，大家似乎都在谈论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有如何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比起专门讨论一个题目，或是对我们这种活动进行哲学式的支持，通常这样的讨论形式能让我获益较多。

其中有个女的最近开始担任酗酒问题辅导员，她谈到每天工作八个小时都在应付同样的问题，聚会时很难维持参与的热情。“我实在很难把这两件事分开。”她说。另一个男的说他最近的体检报告证实他的HIV呈阳性反应，他是如何面对这件事的。我谈到我个人工作的循环特性，如果休息太久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可一旦工作来了，又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以前喝酒的时候要平衡自己的感觉比较容易，”我说，“但现在不行了，不过参加聚会对我很有帮助。”

轮到彼得时，他大部分只回应别人说的重点，很少谈到自己。

十点，我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手握着手一齐祷告。这时外面的雨势已小了许多。我们走到那辆凯美瑞旁，他问我饿不饿，我这才发觉自己还真饿了。我没吃晚餐，只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吃了一块比萨。

“你喜欢中东菜吗，马修？我说的不是那种卖肉串的小摊，而是道地的中东菜。格林威治村那儿有一家很棒。”我说听起来很好。“你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吗？我们可以去布鲁克林那儿转一转，除非你最近在大西洋街附近转太久，已经转烦了。”

“有点儿远吧？”

“嘿，我们有车，不是吗？既然有车，不如好好利用一番。”

经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我正在想那桥在雨中真美，他说：“我爱这座桥。前几天我才读到所有桥都在老化，我们不可以不管，一定要不断维修。纽约市的确在做维修工作，可是做得还不够。”

“没有钱嘛。”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纽约市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却整天哭穷。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原因吗？”

我摇摇头，“我觉得不只是纽约，好像每个地方都一样。”

“是吗？我只看得见纽约，我老觉得整个城市好像一点一点往下坍，你怎么说的，对，‘下层结构’，就这个词儿。”

“也许吧。”

“整个下层结构都在崩溃。上个月才又爆了一条大水管。到底怎么回事，系统太老旧，每样东西都不行了？十几二十年前，谁听过大水管爆裂吗？你记得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吗？”

“不记得，不过这并不表示它就真的没发生过。很多事情发生我都没注意到。”

“嗯，你说得有理。我也一样，很多事情仍然在发生，我却没注意到。”

他选的那家餐厅在和大西洋街隔一个街区的法院大道上。我听他的建议，点了菠菜派当开胃菜，他向我保证这和希腊咖啡店做的圆饼夹菠菜绝对不同。他没骗我。我的主菜是一道砂锅，里面有压碎的小麦和快炒碎肉及洋葱，也很棒，就是份量太多，吃不完。

“可以带回家嘛，”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时髦，可是东西好吃得没话说。”

“我真奇怪他们开到这么晚。”

“在礼拜六晚上？厨房会工作到午夜，甚至更晚。”他往椅背上一靠，“要让这顿饭完美，还有一样东西。你喝过一种叫作阿拉克烧酒的玩意儿没？”

“是不是跟乌首酒①很像？”

①希腊产的一种饭后酒。

“有点像乌首，但有差别，不过是有点像。你喜欢乌首酒吗？”

“谈不上喜欢。以前在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有一家希腊酒吧，叫做‘安塔尔与斯皮罗’——”

“真的，取那种名字？”

“——有的时候我在吉米·阿姆斯特朗的酒吧喝了一夜的波本威士忌之后，会去那儿喝一两杯乌首，当做睡前酒。”

“波本之后接乌首，嗯？”

“当胃药，”我说，“让你的胃好过些。”

“听起来像是让你的胃永远没感觉。”他对服务生使了个眼色，叫他再加咖啡。“前几天我真想喝酒。”他说。

“可是你没喝。”

“是的。”

“这一点最重要，彼得。想喝是很正常的，这不是你戒酒之后第一次想喝吧？”

“不是。”他说。这时服务生走过来替我们加满咖啡，等他走开之后，彼得说：“可是这是第一次我真的在考虑是喝还是不喝。”

“很认真在考虑？”

“嗯，应该很认真吧。我想是的。”

“可是你并没有喝。”

“没有，”他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但是我几乎就嗑了。”

“嗑药？”

他点点头。“海洛因，”他说，“你有没有试过海洛因？”

“没有。”

“连试都没试过？”

“连想都没想过。我喝酒时也从来不认得嗑药的人，当然那些我偶尔逮捕的家伙除外。”

“所以说海洛因是专给下层阶级的人用的喽。”

“至少我一向这么认为。”

他温柔地笑了笑，“或许你认识用它的人，只是他们没让你知道罢了。”

“有可能。”

“我一直很喜欢它，”他说，“我从来不注射，只吸。我很怕针头，这反而有好处，否则搞不好我现在早就因为艾滋病送命了。你知道吗，不注射也会上瘾的。”

“我听说过。”

“有一两次我嗑药后身体不对劲，吓坏了，后来靠喝酒戒了毒，然后呢，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我靠着自己戒了毒，却得进戒酒协会戒酒。所以说其实我是栽在酒精手里，不过在我心里，我既是酒鬼，也是毒虫。”

他啜了一口咖啡。“事实上，”他说，“当你透过毒虫的眼睛去看这个城市时，它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你虽然是个警察，上了街头也很机灵，不过如果我们两个一块儿在街上走，我看到的毒贩会比你看到的多得多。我会看到他们、他们也会看到我，彼此相认。我随便到纽约任何一个角落，不到五分钟就能碰到一个乐意卖一袋毒品给我的人。”

“那又怎样？我每天都经过酒吧，你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也许吧。海洛因最近行情看俏。”

“没有人说这事儿很容易，彼得。”

“本来挺容易的，现在不容易了。”

上了车他又叨叨着同样的话题。“我会想，干嘛呢？然后我去参加聚会，我就觉得，这些人是谁啊？他们都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每个人都在鬼话连篇，说什么把一切都交给上帝，生活就幸福美满了。你相信吗？”

“相信生活幸福美满？并不全然。”

“我看倒比较像团屎。不，我是说你相信上帝吗？”

“那要看你什么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现在，你相信上帝吗？”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接着说：“算了，我没有权利查探你的隐私，抱歉。”

“不，我只是在想怎么回答比较好。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不重要？”

“它会造成任何影响吗？不论他存在与否，我都得过日子，我都是个一喝酒就把持不住自己的酒鬼。有什么分别吗？”

“那些聚会都在讲上帝。”

“没错，但是不论有没有上帝，或我相不相信上帝，聚会都会继续办下去。”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意志力托付给一个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呢？”

“只要放手，别企图控制每一件事情。只要尽人事，然后听天命。”

“不论上帝是否存在。”

“对。”

他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他说，“小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我上的是教会学校，他们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我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等我戒酒了，他们说要信服上帝。好，没问题！可是等到那些狗狼养的把弗朗辛这样一块块地送回来时，大哥，是什么样的上帝才会让这种事发生呢？”

“坏事经常在发生。”

“你不认识她啊，老兄。她真的是个好女人，人好，又端庄，又纯洁。是个真正美丽的人，和她在一起连你都会想做个更好的人。而且，她会让你感觉你真的做得到。”他在红灯前踩了刹车，左右看看，往前冲了过去，“以前这样被开过一次罚单。三更半夜，我停了车，左右看去几英里都没看到一个鬼影子，只有白痴才会蹲在那儿等红灯嘛，结果他妈的一个警察把车灯熄了躲在半个街区外，开了我一张罚单。”

“看来这次我们逃掉了。”

“好像。凯南偶尔也会用海洛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也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吧，他会吸上一袋，或许没那么多。对他来说那是娱乐，去爵士乐俱乐部，先进男厕所吸一袋，让自己听音乐更加投入。问题是，他不让弗朗辛知道。他明白她肯定不喜欢的，而且他不愿意做任何可能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形象的事。”

“她知道他在做毒品交易吗？”

“那是两码事。那是他的生意，他的工作，而且他并不打算干一辈子。干几年就退出，那是他的计划。”

“每个人都这么计划的。”

“我懂你的意思。总之她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就是靠那行吃饭的，那是他的生意，是另一个世界，被撇到一边去了。不过他不让她知道他偶尔自己也会用。”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前几天他人都迟钝了，被我发现，他还否认。妈的，难道他想在嗑药这档子事上欺骗一条毒虫？那家伙显然已经上瘾了，还发誓说没有。我猜大概是因为我很镇定、很清醒，所以他不想把诱惑摆在我面前，可是你起码要尊重我的智商嘛，对不对？”

“他可以过毒瘾，而你不能，你介不介意？”

“我介不介意？妈的我当然介意。明天他要去欧洲了。”

“他告诉我了。”

“他好像想立刻做一笔，补现金。急着交易最容易被逮捕了，否则就是比被逮捕更惨。”

“你替他担心？”

“天啊，”他说，“我替我们所有人担心！”

在回曼哈顿时的桥上时，他说：“我小的时候很爱桥，搜集桥的图片，我老爸就觉得我长大了应该当建筑师。”

“你还来得及，你知道吗？”

他笑了。“什么啊，回学校去念书？算了！其实我从来没那个意愿，我只是喜欢欣赏桥而已。如果哪天我有冲动想一了百了，或许会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半路一定会改变主意，对不对？”

“我听过一个家伙在当主讲人时说，有一次他在一座桥上从醉得不省人事突然醒过来，好像就是这一座桥，就在栏杆外面，一只脚悬在空中。”

“真的？”

“他似乎不是在开玩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上去的，就这样！一只手抓着栏杆，一只脚悬空。后来他爬回桥上，回家去了。”

“大概多喝了一杯。”

“我想也是。可是你想想，万一他等五秒钟后才醒呢？”

“你是说等他另一只脚也跨出去以后？那感觉一定很可怕，对不对？唯一的好处就是受苦的时间不会太长。噢，他妈的，我应该开进那个车道里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多开几条街，反正我很喜欢这里。你常来这一带吗，马修？”

我们正经过南街码头一片靠近富顿街鱼市附近的新建地区。“去年夏天，”我说：“我和我女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个下午，在附近逛街，还在其中一家餐厅吃饭。”

“现在有点雅皮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但不是夏天。你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最棒吗？就是这样的晚上，又冷又空荡，天上飘着毛毛雨，这种时候这里真美。”然后他笑了，“喏，这就是一个十足毒虫在讲话了，”他说：“给他看伊甸园，他会说他希望那儿又暗又冷又凄凉，而且他只要一个人在里面。”

我的旅馆前，他说：“谢了，马修。”

“谢什么？我本来就打算去参加聚会的，是我应该谢你送我一程。”

“嗯，我是谢谢你陪我。在你进去以前，我有个问题憋了一整个晚上。你替凯南办的这件事，觉得可能查出什么结果吗？”

“我可不是走过场而已。”

“我知道你在尽你最大的努力，我只是想知道你觉得这样做会不会有结果。”

“有一线希望，”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希望到底多大，让我可以调查的头绪实在不多。”

“这我明白。在我看来，给你的头绪几乎等于零。当然你是从一个专业人员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你看到的肯定不一样。”

“很多事都得看我现在采取的几项行动是否会有进展，彼得。还有他们未来的行动也会是决定因素之一，而他们是我无法预测的。至于我是否乐观，那要看你在什么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跟你的上帝一样，嗯？问题是，即使到了下结论，肯定这事儿没指望的时候，也别忙着告诉我弟弟，好吧？再继续办个一两个星期，让他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我没吭声。

“我的意思是——”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问题是这种事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一向顽固得无可救药，一旦开始做一样事情，要我放手很难很难。老实告诉你，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能够破案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像条狗似的死咬着不放，非把事情扯出来不可。”

“事情迟早会扯出来，对不对？没有一个凶手能逃得了的。”

“以前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现在好像听不到了。有太多凶手都逃过了。”我下了车，又探头进去把那句话讲完。“那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没逃过。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会有报应的。”

第09章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我想睡，睡不着；想看书，看不下去。最后坐在黑暗的窗前，望着外面街灯下的雨丝。我坐在那儿想一些长长的思绪。“年少的思绪，是长长、长长的思绪。”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读到过这样一句，其实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有长长的思绪，如果你睡不着，而天又下着细雨的话。

十点多电话铃响时我还在床上。TJ说：“你有笔吗，大哥？你要情报吗，快记。”他一古脑儿的念出两个七位数的电话号码，“最好写下区号718，因为你得先拨这个号。”

“这会拨到哪里？”

“真奇怪，居然第一次打电话就遇到你在家。大哥，找你还真得碰运气！星期五下午打电话找你，星期五晚上打电话找你，昨天一整天、一整夜，直到午夜还在打电话找你。大哥你可真难找！”

“我出去了。”

“我用小指头想想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大哥，你派我去的任务可真不赖。老布鲁克林，走几天也走不完。”

“它的确很大。”我表示同意。

“大得让人受不了啊！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坐到最后一站下车，火车从地下钻到地上，可以看到一堆漂亮房子，像电影里的老镇，完全不像纽约。走到第一部公用电话，打给你，没人在家。又继续追第二部公用电话，大哥，那是什么鸟路，那么长！有几条街，我在街上走，那儿的人全瞪着我瞧。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虽然没一个人讲出来，但你不必很用力听，就可以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你没惹麻烦。”

“大哥，我从来不惹麻烦。我呢，是这么做的，我在麻烦看到我之前，就会先看到它。我找到第二部电话，再打给你，找不到你，因为你不让我找到。所以我就想啦，嘿，搞不好这附近就有地铁站，因为离我刚才下车的地方已经有八百英里了。我就走进一家糖果店，问吧：‘请问您，最近的地铁车站在哪里？’我就是这样讲的哦，你知道，就跟电视上报道新闻的人讲话一样。那位老兄又瞪我，‘地铁？’好像他这辈子没听过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好像让他脑筋转不过来哦。于是我干脆照原路走回去，大哥，一直走到弗莱特布什线的底站，因为至少我知道那条路怎么走。”

“那好像就是最近的地铁站。”

“你好像说对喽，因为后来我看了地铁地图，真的就是那一站最近。另一个留在曼哈顿的理由，大哥，就是你永远不会离地铁站太远。”

“我会铭记在心。”

“我真希望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我全设计好了，我念电话号码给你听，然后说，‘现在就打。’于是你拨那个号码，我接起来说：‘就是我。’现在告诉你感觉就不酷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真是等不及了。”

“你是说那些电话上都贴着号码吗？”

“哦，对了！我都忘记说了。第二部，就是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去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那部，路上每个人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那部上面有号码。可是另一部，在弗莱特布什大道和法拉格特路交叉口的那部，没有号码。”

“那你怎么知道号码的？”

“咦，我有办法啊，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说了不只一次。”

“我呢，就打电话给接线员，说：‘嘿，女孩，搞什么啊，这部电话上面没号码，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用哪个号码？’她跟我解释了一大堆，说什么她没办法告诉我号码啦，不能帮我的忙啦。”

“好像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他们有那么多仪器，你打电话去查号台，她们答得比你问得还快，怎么可能没办法告诉你自己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呢？然后我想啦，TJ，你是猪啊，他们把号码拿掉，就是为了对付那些毒贩，你还用那种毒贩的语气去问人家。于是我又拨了一次0，因为你可以整天打电话给接线员而不用花半毛钱，免费服务！而且每次接电话的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次是另一个妞儿跟我讲话，我把街头混混的腔调全部拿掉，说，‘小姐，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我现在在打公用电话，需要把电话号码留给公司，让他们打回来，可是有人用喷漆在电话外壳上乱涂，让我无法看清楚号码，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然后告诉我。’我还没讲完哦，她就把号码念给我听了。马修？噢，操！”

电话录音又插进来要钱。

“钱用完了，”他说，“我得再喂一个硬币进去。”

“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我现在不在布鲁克林，也没有骗到这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一声，他喂的硬币掉了下去。“好了，现在没问题了。怎么样，我拿到那个号码的方法很老练吧？你听得到吗？怎么不说话？”

“我太惊讶了，”我说，“我不知道你还能用这种语气讲话。”

“什么语气？你是说像普通人啊？当然可以。虽然我在街头混，但这并不表示我无知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大哥，现在，你是在跟一只双语猫讲话。”

“哇，真令我印象深刻。”

“真的吗？我猜我安全去到布鲁克林，又安全回来，大概会令你印象深刻。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

“目前还没事。”

“没有？总有我可以做的事吧。这一次我表现不错吧？”

“你很棒。”

“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学家，也能找得到路去布鲁克林再回来。可是从接线员那里拿到电话号码的那招就酷了，对不对？”

“绝对。”

“我很有办法的。”

“非常有办法。”

“可是你今天还是没工作给我做。”

“恐怕没有，”我说，“过一两天再打电话过来问我。”

“问你，”他说，“大哥，只要你说一句，我随时打电话问你都可以，问题是你根本不在那里让我问嘛。你知道谁才应该装个寻呼机吗？大哥，就是你！我可以传呼你，然后你心里就想，‘一定是TJ想找我，一定很重要。’什么事这么好笑？”

“没什么。”

“那你干嘛笑？我每天都打电话问你，大哥，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替你工作。别和我争论，阿伦！”

“嘿，我喜欢这个韵。”

“我就知道，”他说，“专门留给你的。”

星期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大部分时间我都待房间里。我打开电视，在网球赛、ESPN和高尔夫球赛之间转来转去。有的时候我可以专心看完一场网球比赛，但那一天不行。我从来没办法好好看高尔夫球赛，但高尔夫球赛的画面漂亮，解说通常也不像其他运动比赛中的那么唠叨，所以当我在想别的事情时，看看高尔夫球赛还不错。

下午过了一半，吉姆·费伯打电话来取消我们的晚餐约会。他太太的一个表亲去世了，得去露个面。“我们可以约在哪里喝个咖啡，”他说，“只可惜现在天气这么坏。”

结果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十分钟。我提到我担心彼得·库利，怕他会开始喝酒或嗑药。

“听他描述海洛因那个样子，”我说，“连我都想试试。”

“我注意到毒虫都有这种特点，”他说，“总是很渴望、很向往的样子，好像一个老头子在悲叹逝去的年少时光。你知道你是没办法帮他保持清醒的。”

“我知道。”

“你没在辅导他吧？”

“没有，不过他也没有别的辅导员。昨晚他把我当成辅导员了。”

“他最好不要正式要求你做他的辅导员。你跟他弟弟已经有一层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多少跟他也有点关系了。”

“我想到了这一点。”

“而且即使他真的开口要求了，也不表示他就是你的责任。你知道做一个成功辅导员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吗？就是自己保持清醒。”

“这话很耳熟。”

“大概是我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任何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辅导员，我帮你保持清醒了吗？”

“没有，”我说，“不论有没有你，我都一直保持清醒。”

“是不论有没有我，还是故意要跟我过不去？”

“或许两种因素都有一点吧。”

“彼得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不能喝一杯或打一针，就自怨自艾？”

“是用鼻子吸。”

“嗯？”

“他不敢用针筒。不过你说得对，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他还对上帝很不满。”

“操！谁不是啊？”

“因为什么样的上帝才会让那种事发生在像他弟妹那么好的人身上呢？”

“上帝经常做这种事。”

“我知道。”

“或许上帝有自己的理由，或许耶稣基督需要她去当一束阳光，你还记不记得那首歌？”

“好像没听过。”

“我祈祷你永远都不要从我嘴里听到，我不喝醉是唱不出来的。嘿，你看他是不是跟她有一腿？”

“谁跟谁有一腿？”

“还能有谁？彼得和他弟妹？”

“天哪，”我说，“我怎么会这么认为？你的思想真他妈肮脏，自己知不知道？”

“近墨者黑嘛。”

“肯定是。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只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他想喝酒又嗑药。我希望他不会真的去做，就是这样。”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晚餐时间有空了，可是她已经跟她朋友莫妮卡约好，请她去家里玩。她说她们打算叫中国菜，欢迎我加入，这样可以多叫几样菜。我说算了。

“你怕我们整晚都在聊女人的话题是不是？”她说，“你的顾虑大概是有道理的。”

我在看《六十分钟》①的时候，米克·巴卢打电话来。我们聊了一二十分钟。我告诉他本来我已经订好机票准备去爱尔兰了，后来又不得不取消行程。他为我不能去感到遗憾，但同时也为我找到事情做而高兴。

①美国电视新闻节目。

我跟他讲了一点点我现在的工作，但没告诉他我在替什么样的人工作。他对毒贩毫无同情心，偶尔还会闯入那种人家里拿点儿现钞，补贴补贴自己的收入。

他问纽约天气如何，我说已经下了一整天雨了。他说那边永远都在下雨，搞得他连太阳是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噢，还有，我听说了没？他们已经证实上帝是爱尔兰人了。

“真的？”

“真的，”他说，“你看看这些事实嘛。他一直到二十九岁还父母住在一起；明天就要死了，最后一个晚上还跟哥儿们出去喝酒：他相信他妈是处女，而他妈那个好女人呢，则认定他就是上帝。”

新的一周终于开始了。我卖力地查着库利案，先查出经手利拉·阿尔瓦雷斯谋杀案的警官是谁。利拉·阿尔瓦雷斯便是那个陈尸绿林墓园的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那个案子并不属于第七十二分局，而是由布鲁克林刑事组一位名叫约翰·凯利的刑警负责调查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他本人，也不想给人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星期一我和埃莱娜见面。她的电话并没有因为强奸案受害者纷纷来电而忙得不可开交，令她好不失望。我告诉她搞不好她一个电话都接不到，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得在水里丢下很多很多鱼饵，等上好久还不见一条鱼来咬。何况现在还早，我说。跟她在电话里聊过的人可能过了周末才会开始打电话。

“周末已经过啦。”她提醒我说。我说就算那些人打了电话，或许要等一阵子才会找到那些受害者，而且那些受害者可能还得考虑个一两天，才会决定打这个电话。

“或决定不打。”她说。

星期二，仍然没有电话进来，她更加沮丧。但等到星期三晚上我跟她通话的时候，她却非常兴奋。好消息是有三个女人打电话来；坏消息是没有一个听来跟绑架弗朗辛·库利那帮人有关系。

一个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被一名单独行动的攻击者袭击。他强奸了她，还抢了她的皮包。另一个女的让别人载她回家，因为她以为对方是同班同学；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后座，可是她逃脱了。

“他是个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单独行动，”埃莱娜说，“所以我觉得把他列入考虑似乎太牵强了。第三个打电话来的是约会强奸，或者叫泡马子强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称呼这种案例的。根据那女人的说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阳光岸一家酒吧里钓到两个男的，她们坐上男的车子出去兜风，然后她女朋友晕车，他们只好停车，让她下车呕吐。结果他们居然就开车跑了，把她丢在那里，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是不太体贴，”我说，“不过这样好像不叫强奸。”

“真是绝了。后来他们又兜了一阵子，然后他们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说门儿都没有，你们把我当作是什么女人，又说了些类似的话。最后她终于答应干其中一个，就是跟她配对的那个，另一个人可以在客厅里等。当然他没照做，他们俩正要开始时他就走进来看，这下子对浇熄他的欲火实在帮助不大，你也可以想象。”

“然后呢？”

“然后他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说不、不、不，最后她决定替他口交，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摆脱他的办法。”

“她跟你讲这些？”

“当然用字造句比较含蓄，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她去刷了牙，打电话叫警察。”

“说她被强奸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从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变成如果不让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认为这样已经符合强奸的标准了。”

“哦，那当然，如果他这样硬来的话。”

“不过听起来还是不像我们要找的家伙。”

“嗯，一点都不像。”

“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的话，我把她们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了，而且我跟她们讲只要制作人决定做，我们就会打电话跟她们联络，不过目前拍片计划有点问题。对不对？”

“一点没错。”

“所以说虽然我没得到有用的情报，接到三个电话还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说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电话。”

星期四来了一个电话，本来听起来还挺有希望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的在圣约翰大学修研究院的课，在校园里的停车场上正要打开自己车门的时候遭到三个男人用刀挟持。他们全挤进她的车里，开到坎宁安公园，在那里跟她口交及阴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断威胁她，恐吓她要切除她的身体各部分，而且真的割伤她的一条臂膀，不过可能是不小心割伤的。等他们都办完事了以后，他们把她丢在那里，驾着她的车跑了。到现在案发已经快七个月，那辆车还没找到。

“但不可能是他们，”埃莱娜说，“因为那三个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对不对？”

“对，所有目击证人都这么说。”

“嗯，这几个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问她这一点。她一定觉得我有种族歧视，或是我怀疑她有种族歧视，否则干嘛紧咬着强奸犯的肤色问个不停？当然对我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并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了，除非那帮人在去年八月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个法子改变肤色。”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我说：“那他们就绝对不只值四十万了。”

“你真好。总之，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不过我还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联络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听？她说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因为能讲出来对她帮助很大。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常常讲，也作了些心理辅导，可是她已经很久都没提这件事了，她觉得好过很多。”

“一定也让你觉得很好。”

“她还以为我是辅导人员，暗示能不能一周来我这儿一次作治疗，我跟她讲我是制片的助理，这两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样的。”

同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布鲁克林刑事组的约翰·凯利刑警。他还记得利拉·阿尔瓦雷斯案，说那实在很可怕。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又很听话又用功的学生。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弃尸的报道，问他尸体在被发现时有没有不异样之处。他说尸体曾遭肢解，我问他是否能说得详细些，他说还是不说的好。一方面是因为该案某些部分他们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顾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谅解。”他说。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策略，结果都是碰壁。我谢谢他，正打算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问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过班，他问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以前我认得一个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约翰·凯利，”我说，“不过我看你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了。”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自己也办案。曾经在七十八分局待过一阵，然后转到曼哈顿第六分局，在那里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现在变成作家了？我父亲常说要写一本书，不过他是光说不练。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现在在佛罗里达家中的后院里种葡萄柚。我认识很多警察都在写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不然就是说在计划中，不过你真的在写？”

是时候转变话题了。“不。”我说。

“什么？”

“刚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现在是私家侦探，离开警界后就开始做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尔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内情。”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体。”

一阵静默，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懊悔根本不该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区出了一个案子，”我说，“三个男人从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掳走一个女人，然后把她丢在森林公园一个高尔夫球场里。除了各种凌虐的痕迹，他们还切除了她两根指头，塞进她的，呃，身体开口处。”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

“没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凶手没有就此罢手。”

“皇后区那个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杀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连在一起，阿尔瓦雷斯案看起来很有可能，可是对于那件案子，我知道的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阿尔瓦雷斯的屁眼里塞了根指头。”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她前面还塞了一根。”

“在她的——”

“对。”

“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说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妈的，你去验尸化验室晃晃，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猥亵。我猜他们是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感觉吧。”

“也许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怜人，她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不就是在她们死后给她们一点点尊重。杀她们的人可一点都不尊重她们。”

“嗯。”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

“什么？”

“阿尔瓦雷斯。他们把她一边的乳房切掉了。根据流血的程度，他们说乳房被切除时她还活着。”

“上帝！”

“我真想抓住这些王八蛋，你知道吗？进了刑事组，你每一个都想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轻度谋杀，可是有些罪犯会让你觉得特别想出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查了她的行踪，跟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谈过。可是你也知道这种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凶手没有关系，案子本身又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线索，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场能采到的证据非常少，因为他们是在别处杀了她，然后才把她丢在墓园里。”

“那部分报纸上说了。”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

“对。”

“如果当初我知道戈特斯坎德案的话——你说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告诉他，“原来这件案子一直待在皇后区的档案柜里，我怎么会知道呢？两具尸体，手指都被，呃，切除，然后塞入，我却坐在这里用自己的大拇指塞自己的屁眼。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说的，老天。”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希望对我有帮助？你还有什么情报？”

“没有了。”

“如果你隐瞒——”

“戈特斯坎德案我所知道的部分，全都在她的档案里。阿尔瓦雷斯案呢，我知道的都是你告诉我的。”

“你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关系？”

“刚才我才告诉你——”

“不！不！不！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这一点必须保密。”

“保密个屁！你没有权利隐瞒事实。”

“我没有隐瞒事实。”

“那你说这叫什么，嗯？”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我对戈特斯坎德或阿尔瓦雷斯这两件刑事案都并不是特别清楚。一件我读了档案，另一件是你告诉我的，那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档案？”

“因为一则一年前的报纸新闻，然后我读到另一则新闻，又打电话给你，就这样。”

“你在包庇你的雇主。”

“就算我有雇主吧，他可绝不是凶手。他是谁，那是我个人的事。难道你不想自己去比较比较两件案子，看看是否能突破？”

“我当然会这么做，可是我真想知道你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那并不重要。”

“我可以传你来局里，或是差人去逮捕你，你想这样玩？”

“你是可以这么做，”我说，“可是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不过你也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他妈的胆子还真大，这点我服了你。”

“嘿，好了，”我说，“现在你也得到一些新的情报了，如果你想记一笔账在我头上，当然可以，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应该说什么呢？谢谢你？”我心里想，说一声你会少块肉啊，但没说出口。“算了算了，”他说，“不过你最好还是把地址跟电话号码留下，搞不好我会需要联络你。”

我犯的错就是一开始让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可以试试他到底是不是能干的警察，让他自己去曼哈顿电话簿里找，但又怎么样呢？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告诉他我为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感到抱歉，可是我必须对自己的雇主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我现在还是警察，碰上这种事一定气炸了，”我说，“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该做的我还是非做不可。”

“对，这一句词儿我听多了。嗯，或许干下这两件案子的真是同一伙人吧，或许经过比较之后，我真的能有所突破。那就好了。”

最后那一句已经是很接近“谢谢你”了，我也很乐意就此结束。我说那的确会很好，并祝他好运，然后请他代我向他父亲问好。

第10章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聚会，埃莱娜去上课，然后我们俩分别坐出租车赶去鹅妈妈之家见面，坐下来听音乐。丹尼男孩大约十一点半出现，过来加入我们。他身边带了一个女孩，非常高，非常瘦，非常黑，而且非常奇怪。介绍她的时候他说她叫卡利，当时她点了个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一言不发，而且好像也没听见任何人讲话似的，然后突然把身子往前一倾，直勾勾地盯着埃莱娜说：“你的灵气是暗蓝色的，非常纯，非常美。”

“谢谢你。”埃莱娜说。

“你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卡利说。那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显示她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最后一个征兆。

丹尼男孩能报告的事不多，于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听音乐，然后在乐师换场休息时闲扯淡。我们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在回她公寓的出租车上我说：“你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暗蓝色的灵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屁股。”

“她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埃莱娜说：“大部分的人都要等到第二次或第三次见面才会注意到我暗蓝色的灵气。”

“更别提你的老灵魂了。”

“其实别提我的老灵魂最好，至于我可爱的小屁股，那就随便你说喽。他上哪儿找来这些女人的？”

“不知道。”

“如果说她们清一色全是大脑少根筋的芭比娃娃，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他的女朋友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个叫卡利的，你看她在嗑什么？”

“不知道。”

“显然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游走。现在的人还用迷幻药吗？她大概吃了神奇蘑菇①，不然就是那种只能长在腐烂皮革上的会让人产生幻觉的菌类。告诉你一件事，她若是去当法师，肯定赚大钱。”

①产于北美洲西部的一种特殊蘑菇，含有一些特别的化学成份，能使食用者产生相当程度的幻觉。

“要是她的皮烂掉了就不行了，而且她必须能够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你懂我的意思嘛。她的外型和神情都很适合。你难道不能想见自己匍伏在她的脚下还乐在其中的德性吗？”

“不能。”

“唉，你啊，”她说，“你自己就是性变态的笨蛋法师。还记不记得我把你绑起来那次？”出租车司机显然在强忍住笑。

“你别说了。”我说。

“记不记得嘛？你睡着了。”

“这表示你给我多大的安全感，”我说，“拜托，请你不要再说了。”

“我会用我暗蓝色的灵气把自己包起来，”她说，“我会很安静，很安静。”

第二早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我她对强奸案受害者来电一事有极好的预感。“就是今天！”她说。

可是她错了，不论她是否有暗蓝色的灵气，那天一个电话都没打来。当天晚上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还有点生气。“我想就这么多了，”她说，“星期三来了三个，昨天一个，今天为零。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当大功臣，追踪到真正重要的消息呢。”

“百分之九十八的调查工作都毫无意义，”我说，“你只能把你能想到的事都做好，因为你不知道哪件事会有用。你在电话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反应其实算相当热烈了。没有必要觉得自己失败了，就因为你没能把那三个恶魔挖出来吗？你现在等于在大海里捞针，而且弄不好这片海里根本就没有针。”

“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从来没有留下任何活口。也许把蹂躏过的女人全宰了，所以你很可能是在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女人。”

“如果她真的不存在，”她说，“那我倒要说一声‘去你的’！”

TJ现在每天都打电话来找我，有时候一天不只一次。我给了他五十元，叫他去布鲁克林查那两部公用电话，那笔生意他赚不了多少钱，扣除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的钱之外，剩下的大概都用来打电话了。他去替赌场庄家收钱、去给街头乞丐当搭档，或者任何可以赚到钱的跑腿工作，都会比替我办事强，但他仍然不停骚扰我，要我给他工作做。

星期六我写了一张支票付我的房租，还有每月固定得付的账单——电话费、信用卡。我在看电话帐单时，又重新思考打给凯南·库利的那些电话。几天前我又给给各家电话公司打过电话，想找到一位能够想出提供我所要资料方法的职员。但是，仍然每个人都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

十点半TJ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再给我几部电话让我去查嘛，”他哀求道，“布朗克斯区，斯塔顿岛，随便哪里。”

“现在你可以替我做件事，”我说，“我给你一个号码，你告诉我都有谁打过它。”

“再说一遍？”

“唉，没什么。”

“不，你刚才说了，大哥，告诉我是什么事。”

“或许你真能办到，”我说，“记不记得你是怎么甜言蜜语，从接线员那儿套到法拉格特路那部公用电话的号码的？”

“你是指我模仿布鲁克斯兄弟讲话那一招？”

“没错。也许你可以用同样的语气，骗到某位电话公司的副总裁，请他想出如何列出打进湾脊同一部电话的不同电话号码的清单。”他又问了几个问题，我把我想查的资料，以及为什么查不到的原因解释给他听。

“等等，”他说，“你是说他们不肯给你？”

“他们根本没得给。他们能把每通电话都记录下来，却没办法这样分类。”

“操，”他说，“我打去的第一个接线员也跟我讲她没办法告诉我那部电话的号码。不能相信他们说的每句话啊，大哥。”

“不，我——”

“你什么，”他说，“每天都打电话给你，问你有什么事给TJ做，每次你都说没有。为什么以前你不告诉我这件事？你太蠢了，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不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怎么可能给你呢？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当时你在杜斯乱转，也不跟任何人讲话。我马上就对你说了，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帮你找到。”

“我记得。”

“那你干嘛还去跟什么电话公司搅和？明明就可以来找TJ嘛！”

“你是说你知道怎么去跟电话公司要这些号码？”

“我不知道，大哥。可是我知道怎么找到港家兄弟！”

“港家兄弟，”他说，“吉米和大卫。”

“他们是亲兄弟？”

“依我看是一点血亲关系都没有。吉米·洪是中国人，大卫·金是犹太人；至少他老爸是犹太人，他老妈好像是波多黎各人。”

“为什么叫他们港家兄弟呢？”

“吉米·洪和大卫·金？香港和金刚！①”

①原文中“港家兄弟”为Kongs，是洪（Hong）和金（King）的合称。而香港和金刚的英文分别为Hong Kong和 King Kong。

“哦！”

“加上以前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是‘大金刚’①。”

①Donkey Kong，任天堂的一款游戏，主角是一只体重八百磅的身强力壮的大猩猩。

“那是什么东西，电子游戏吗？”

他点点头，“好玩！”

那时我们坐在公共汽车总站的一个点心店里，他坚持要在那儿见面。我叫了一杯很难喝的咖啡，他吃一根热狗，就百事可乐。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在杜斯看到的那个家伙‘袜子’吧？在那里他是霸王，可是一站在港家兄弟旁边，就不行啦！你也知道玩家都拼命想跟机器保持同样的速度对不对，可是港家兄弟不必，他们永远都比机器快一步。”

“你带我来这里，就是要介绍两个弹子神童给我认识？”

“弹子机跟电子游戏差得远了，大哥！”

“也许吧，可是——”

“可是那中间的差别，比起电子游戏跟港家兄弟现在玩的东西，又差得远了。我告诉过你有些家伙在杜斯混久了，变得很棒，棒得没有对手了，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很无聊。”

“你是说过。”

“有些家伙就会迷上电脑。我听说港家兄弟从一开始就玩电脑，他们就是靠电脑比电子游戏机快一步的，在机器走下一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你下不下棋？”

“略知一二。”

“哪天我们俩来玩它一盘，看你到底行不行。你知道华盛顿广场上那些石头桌子吧？很多人带着钟、棋和书去，一边排队等下场，一边研究棋谱。有时候我就去那里下棋。”

“你一定很棒。”

他摇摇头。“有些家伙哦，”他说，“你跟他们玩，简直比在齐腰的水池里赛跑还难，简直寸步难行，因为他们的脑袋里永远都比你早走五六步。”

“有时候干我这行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啊？反正，电子游戏对港家兄弟来说就是这样，他们永远快五六步，所以他们就去玩电脑啦。你大概会说他们是‘骇客族’，知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听过这个词儿。”

“大哥，你想查电话公司的资料，何必打电话给接线员，也不必去跟什么副总裁哥哥纠缠，只要找港家兄弟就行了！他们能钻进电话里，在里面爬来爬去，电话公司就好像一个大怪物，他们能在怪物的血管里游泳。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叫什么，《神奇旅程》①的？他们是进入电话里漫游。”

①Fantastic Voyage，196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是第一部利用微缩科技深入人体拍摄的科幻片。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如果公司里的高级主管都不知如何叫出那些数据——”

“大哥，你怎么不听我说呢？”他叹了口气，然后含着吸管用力一吸，把他那杯百事可乐里的最后一滴吸光。“你想知道街头有什么新闻，巴里奥、哈莱姆或杜斯发生些什么事，你会去问谁？问他妈的纽约市长吗？”

“噢。”我说。

“懂我的意思了吧？他们就好像在电话公司的街头上混。你知道贝尔妈妈①吧？港家兄弟老早躲在她的裙子底下往上瞧了。”

①指电话的发明人贝尔。

“我们要去哪里找他们？去杜斯？”

“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们早就没兴趣了。他们偶尔会来瞧瞧有什么新花样，不过早就不在那里混了。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他们会来找我们。我跟他们讲我们会在这里。”

“你怎么跟他们联络上的？”

“你想呢？当然是传呼喽。港家兄弟永远都在电话附近游荡。你知道吗，这根热狗好吃。你以为这种鸟地方东西一定很难吃，可是他们的热狗还真不错。”

“是不是表示你还想再来一份？”

“顺便嘛。他们来这里需要一段时间，然后还得打量打量你，才决定要不要进来见你。要先确定你是一个人来的，万一他们怕你，马上就可以拔腿开溜。”

“他们为什么要怕我？”

“因为你很可能是替电话公司工作的警察啊？大哥，港家兄弟可是不法之徒！贝尔妈妈要是逮住他们，不拿鞭子抽他们的屁股才怪！”

“问题是，”吉米·洪说，“我们非得很小心不可。穿西装的那些人深信骇客族是自黄祸①之后对美国大企业最严重的威胁，媒体整天报道如果骇客族想胡作非为，将对整个系统造成多大多大的伤害。”

①即中国威胁论。

“破坏数据资料，”大卫·金接口道，“篡改记录，破坏电路。”

“听起来是非常吓人，问题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从来不会干那种事。他们以为我们想在铁轨上放炸药，其实我们只不过想搭个免费便车罢了。”

“哦，偶尔某个白痴会投入一个病毒——”

“但大部分都不是骇客族干的，都是些变态，对某公司不满啦，不然就是用盗版软件，结果搞进来一个小技术故障。”

“重点是，”大卫说，“吉米太老了，不能冒险。”

“上个月满十八了。”吉米·洪说。

“万一被抓到，会送他去成人法庭——如果他们依据年代记录年龄的话。不过如果他们考虑情绪成熟度——”

“那大卫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吉米说，“因为他还没到达理性时期。”

“理性时期是在石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之前。”

一旦他们信任你，想叫他们住嘴都不行。吉米·洪大约六英尺二，又细又长，黑色直发，一张沉默寡欢的脸，戴一副飞行员太阳眼镜，镜片是琥珀色的。我们一起坐下来一刻钟后，他便换上一副玳瑁框的圆边透明眼镜，使他的外型一变，从嬉皮变得书卷气十足。

大卫·金还不到五英尺七，圆脸，红发，满脸雀斑。两人都穿大都会棒球队热身夹克，丝光卡其布长裤和锐步球鞋，但穿着一致并没有让他们俩看起来像孪生兄弟。

不过你如果闭上眼睛，可能真的会这么以为。他们的声音很像，说话方式更像，而且还经常接对方的话茬，替对方把话讲完。

他们觉得在一件谋杀案的侦查里插上一脚很不错（我并没有告诉他们细节），也觉得我从各个电话公司那儿得到的反应非常有意思。“太美了，”吉米·洪说，“说这件事不可能做到，通常就表示他不懂怎么做。”

“这是他们的系统，”大卫·金说，“你还以为他们至少该懂吧！”

“其实他们不懂。”

“然后他们就迁怒于我们，因为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系统。”

“他们还以为我们会去破坏那个系统——”

“——其实我们爱那个系统还来下及呢。因为如果你想认真玩骇客族游戏的话，进NYNEX①就得了。”

①电话公司名称，即New Your Telephone and New England Telephone。

“那个系统挺好的！”

“复杂得无法想象。”

“环中有环。”

“迷阵中有迷阵。”

“是最极限电子游戏，是终级的《龙与地下城》①，所有的全部集合在一起。”

①Dungeons and Dragons，欧美最着名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曾被改编出版成400多种读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制作成电影剧。

“简直就是个宇宙。”

我说：“可以办得到？”

“办到什么？哦，那些号码啊？在某一天打给某一部电话的所有电话号码？”

“对。”

“有点问题。”大卫·金说。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很有趣。”

“对，非常有趣。当然是有答案的问题喽，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很棘手。”

“因为数据量的问题。”

“数据量很大很大，”吉米·洪说，“几亿几兆个数据。”

“他所谓的数据就是通话数。”

“几亿兆的通话数，加上几亿兆没有整理的通话数。”

“你必须去处理。”

“不过在你开始处理之前——”

“你得先进去。”

“以前是很容易啦。”

“容易得不得了。”

“他们根本就把大门敞开。”

“现在他们把门关上了。”

“锁得紧紧的，可以这么说。”

我说：“如果你们需要买特殊的器材——”

“哦，不用，不需要。”

“该有的我们都有了。”

“必要器材很简单。一部简单的笔记本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个声耦合器①——”

①一种可经电话传送数据而无须联接电路的装置。

“整套东西不会超过一千两百元。”

“除非你疯了，去买一个超级贵的笔记本电脑，但其实没有必要。”

“所以说你们可以办到？”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一起看着我。吉米·洪说：“我们当然可以办到。”

“其实很有意思。”

“非熬个通宵不可。”

“而且今天晚上不行。”

“不，今天晚上不行。什么时候呢？”

“这个嘛——”

“明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晚上你行不行，马修？”

“我没问题。”

“你呢，金先生？”

“我可以啊，洪先生。”

“TJ你呢？你会去吗？”

“明天是不是？”自从把我介绍给港家兄弟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让我看看哦，明天晚上——我明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呢？我得去格雷西大厦开记者会呢？还是去世界之窗跟基辛格吃晚餐呢？”他学哑剧演员翻约会簿的样子，然后抬起头，双眼发亮地说：“你们猜怎么的？我没啥事！”

吉米·洪说：“有开销的，马修。我们需要一个旅馆房间。”

“我就租了一间。”

“你是说你住的地方？”他们彼此作了个鬼脸，觉得我天真得可笑。“不，你要的地方是可以不用真名的。因为我们会潜进NYNEX里很久很久——”

“在怪兽的肚子里爬来爬去，可以这么说——”

“——我们可能会留下脚印。”

“也可能留下指纹，看你喜欢。”

“甚至声纹，当然这只是打比方。”

“所以你不能用任何一部可能被追踪到的电话。你要用假名订个旅馆房间，付现钱。”

“旅馆不能太差。”

“也不必六星级的。”

“只要有直拨电话就成。”

“现在大部分的旅馆都有直拨。还有，要按键式的，一定要按键式的。”

“老式转盘的不行。”

“那简单，”我说，“你们平常就这么做吗？去住旅馆？”

他们又交换了一个眼神。

“因为如果说有哪个旅馆是你们比较喜欢的——”

大卫说：“马修，当我们想玩骇客的时候，通常手上都不会有一百五十元让我们花，去住像样的旅馆。”

“就连住便宜旅店的七十五元也没有。”

“也没有住廉价旅馆的五十元。所以我们通常呢——”

“我们找一堆公用电话，附近交通流量很小的，像是中央火车站郊区线候车室——”

“——因为三更半夜发车的郊区线火车没几辆——”

“——或是办公大楼之类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没有接到邀请就进入一间办公室——”

“实在有点蠢，大哥，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我们进去只是想用电话。”

“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样跟条子讲吗？我们不是在窃盗，警官，我们只想借用一下电话。”

“那个经历是很刺激，但我可不想再尝试。问题是，你知道，我们很可能要花很多很多个小时做这件事——”

“你当然不希望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或是我们上机的时候有人想用电话。”

“没问题，”我说，“我们去住一个像样的旅馆。还有呢？”

“可乐。”

“或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比较好。”

“或是焦特可乐①。‘含糖，双倍咖啡因！’”

①美国一种号称能补充体能的软性饮料。

“或许再来点零食，比如玉米片。”

“买牧场口味的，不要买烤肉的。”

“薯片，奶酪球——”

“拜托，不要买奶酪球啦！”

“我喜欢奶酪球。”

“拜托，最差的零食莫过于奶酪球。我向你挑战，说出一个可以吃的东西，但是比奶酪球更差的。”

“品客薯片。”

“不公平！品客不是食物。马修，你来当裁判。你怎么说？品客算是食物吗？”

“这个——”

“不算！洪，你真病态！品客就是歪歪扭扭的小飞盘，其他什么也不是。它不是食物！”

凯南·库利没接电话，所以我打给他哥哥。彼得的声音睡意极浓，我为吵醒他道歉。

“我老是吵醒你，”我说，“对不起。”

“是我自己的错，下午睡什么午睡嘛。最近我的睡眠时间完全错乱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想找凯南。”

“还在欧洲。他昨晚打过电话给我。”

“哦。”

“星期一才回来。怎么，你有好消息要报告？”

“还没有。不过我得坐很多出租车。”

“嗯？”

“开销，”我说，“明天我大概有将近两千块的开支，我想得到他的同意。”

“嘿，没问题的。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他不是会负担你的额外开支吗？”

“对。”

“那就放心吧，他会还你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说，“我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今天是星期六。”

“你不能用自动提款机吗？”

“我存在保险柜里。也不能从支票账户里提，因为前几天我才付了一堆账单。”

“那就开张支票，星期一再兑现嘛。”

“这笔开销不能用支票付。”

“哦。”接下来是一阵静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马修。我大概只能凑个两百块钱，实在弄不到两千块。”

“凯南的保险箱里没钱吗？”

“或许不止这个数，可是我打不开。没有人会把自己保险箱号码告诉一个毒虫，就算是亲兄弟也不可能，除非你疯了。”

我什么都没说。

“我绝对没有怪他的意思，”他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我没有理由要知道他保险箱的号码。老实告诉你，我还真庆幸我不知道呢，我连我自己都信不过。”

“你现在很镇定、很清醒，彼得。多久了？有没有一年半？”

“我仍然是个酒鬼跟毒虫，老兄。你知道这两种人的分别在哪里吗？酒鬼会偷你的皮夹。”

“毒虫呢？”

“哦，毒虫也会偷你的皮夹，然后还会帮你去找。”

我差点想问彼得要不要再去参加切尔西的聚会，但不知为什么，我没开口。或许因为我记起我并不是他的辅导员，而且我也不想自告奋勇去担任这个角色。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问她手上现金多不多。“过来吧，”她说，“我满屋子里都是钱。”她手上有一千五百元，全是五十和一百面额的钞票，而且她说她还可以再去自动提款机上取，不过一天最多只能取五百元。我拿走一千两百元，还不至于让她破产。加上我皮夹里剩下的钱，和我可以从自动提款机里领出来的钱，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我告诉她我要那笔钱的用途，她觉得整件事非常吸引人。“可是，安不安全啊？”她想知道，“显然这么做是不合法的，但是到底到什么程度？”

“比行人违规严重。入侵电脑是一项重罪，篡改电脑也是，我感觉港家兄弟明天晚上大概两项罪都会犯。我会在一旁协助及教唆，而且我已经犯了贿赂罪。告诉你一件事，这年头你只要转个身，就不知触犯了多少条刑法。”

“可是你觉得这么做值得？”

“我想是的。”

“他们都只是小孩子，你不会让他们惹上麻烦吧？”

“我也不想让自己惹麻烦啊。而且他们每天都在冒这种险，这一次至少还有钱拿。”

“你打算付他们多少钱？”

“每人五百元。”

她吹了声口哨，“干一个晚上的活能赚到这个数不错嘛。”

“是啊，不过如果他们真能把数据资料调出来，那这个数就太少了。我问他们要多少，他们不知如何反应，所以我提议五百元，他们似乎觉得很合理。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小孩，所以我想不至于缺钱用。我还有个感觉，就算我想说服他们免费替我做，他们都会愿意。”

“借此引出他们‘性本善’的那一面。”

“还有他们想找刺激的欲望。不过我不想那么做。为什么他们就不该拿钱？如果我知道电话公司有谁可以贿赂，我愿意出的钱不止这个数，但我根本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承认我要的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所以为什么不把钱给港家兄弟呢？又不是我的钱，而且凯南·库利常说慷慨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

“万一他决定不给呢？”

“不太可能。”

“如果他过海关的时候被人家抓到背心里塞满了白粉。”

“我想这种事的确有可能发生，”我说，“那也只表示我得自掏腰包付不到两千元的开销，何况两个星期前我才从他那儿拿了一万块。时间过得真快，到星期一就满两个星期了。”

“怎么了？”

“这段时间我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好像真的——算了，我已经尽全力了。总之，重点就是，我甘冒拿不回来这笔钱的风险。”

“也许吧，”她皱皱眉，“你怎么会算成两千元？一百五住旅馆，一千元给港家兄弟。两个小孩子能喝多少可口可乐啊？”

“我也要喝可乐啊。而且别忘了TJ。”

“他喝很多可乐？”

“爱喝多少都可以。而且他也可以领到五百元。”

“因为他介绍港家兄弟给你认识。我都没想到这一点。”

“因为他介绍港家兄弟给我认识，也因为他想到了要介绍港家兄弟给我认识。他们才是从电话公司那儿套情报的最佳人选，换作我永远都想不到要去找那样的人。”

“嗯，我们常常听说电脑骇客族，”她说，“可是让我们上哪儿找？他们可没列在电话簿里。马修，TJ今年几岁啊？”

“我不知道。”

“你从来没问过他？”

“他从来没老实回答过。我想大概十五或十六吧，前后应该差不到一岁。”

“他住在街头？睡哪里啊？”

“他说他有个地方，从来没讲在哪里，或是跟谁住。在街头混久了，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别忙着把自己的私事告诉别人。”

“甚至包括你的名字。他知道他会拿到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我们还没讨论这件事。”

“他绝对不会想到会有那么多吧？”

“不会，不过为什么他就不该拿呢？”

“我不是不同意你的做法，我只是不知道他会用这五百块去做什么。”

“他爱做什么都可以啊。每次用两毛五分，他可以打两千个电话给我。”

“大概吧，”她说：“老天，每次我一想到我们认识的人——丹尼男孩、卡利、米克、TJ、港家兄弟——马修？我们永远都不要离开纽约，好不好？”

第11章

每个星期天吉姆·费伯和我通常都会到一家中国餐厅吃个晚饭，不过偶尔也会换地方。六点半我跟他在老地方见，七点刚过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要赶车。“因为在十五分钟内，你已经看了三次表了。”

“对不起，”我说，“我完全是不自觉的。”

“有什么事让你挂心吗？”

“嗯，待会儿我得做一件事，”我说，“不过时间还很充裕。八点半以前都没事。”

“我也要去参加一个八点半的聚会，不过我想那大概不是你要做的事吧。”

“不是。今天下午我已经去过聚会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没法儿参加。”

“你的这个约会，”他说，“不是因为要跟酒在一起，所以才这么紧张吧？”

“老天，不是的。那里不会有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东西，除非有人去买焦特。”

“那是最新的毒品？我没听说过的？”

“那是一种可乐，就跟可口可乐一样，只不过咖啡因多一倍。”

“我不确定你能受得了哦。”

“我大概根本不会去试。你想知道吃完饭我要上哪儿去吗？我要用假名住进一家旅馆，然后让三个年轻男孩进我的房间。”

“下面别再说了。”

“我不会说的。因为我不想让你预先知道一桩未犯下的重罪。”

“你打算跟这些小孩一起犯这桩重罪？”

“他们才是犯罪的人，我只会在旁边看。”

“你尝尝这条鲈鱼，”他说：“今天晚上烧得特别好吃。”

九点钟，我们四个人已经集合在弗龙特纳克伯爵旅馆一间每晚一百六十美元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那是一座有一千两百个房间的旅馆，几年前由日本人出资兴建，后来卖给一家荷兰联营企业，位于第七大道和五十三街交汇的角落，我们从二十八楼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到哈德孙河。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把窗帘拉上的话，就能看到。

橱柜上堆满了零食，包括奶酪球，但没有品客薯片。迷你冰箱里堆着三种不同口味的可口可乐，每种口味六罐。电话已从床头移到桌上，话筒上接着一个叫做声音耦合器的装置，话机后面则插了一个叫调制解调器的东西；桌上的另一样东西是港家兄弟的笔记本电脑。

我以约翰·J·贡德曼这个名字登记住房，地址填的是伊利诺州斯科奇，山尖大道。我付了现金，外加五十元押金，这是旅馆对想用电话及房内小酒吧、却付现金的客人的要求。我并不在乎什么小酒吧，但电话我们可是非用不可。那才是我们住进这个房间的理由。

吉米·洪坐在桌前，十根手指在电脑键盘上飞掠一阵，再到电话上去按号码。大卫·金拉了一把椅子过来，人却站在吉米背后俯看电脑屏幕。之前他企图向我解释如何利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将不同的电脑连线，可是这简直就像是对一头田鼠解释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就算我听得懂他用的那些字眼，但是他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港家兄弟穿西装，打了领带；只是为了通过旅馆大厅。此刻他们的西装外套和领带全扔在床上，两人都卷起袖子。TJ还是平常打扮，但柜台并没有刁难他。他是扮成送货僮，抱着两大袋杂货进来的。

吉米说：“我们进去了！”

“好！”

“我们还没进NYNEX，不过就好比要上旅馆四十层楼的房间，现在已经进了旅馆大厅。好，现在我们来试试这个。”

他的手指飞舞了一阵，屏幕上出现一个数字及字母的组合。过了一会儿他说：“王八蛋，老是换密码。你知道他们费了多大的力气，就是为了不让像我们这样的人进去吗？”

“好像真能奏效似的。”

“如果他们把那些精力拿去改善他们的系统——”

“笨。”

更多的字母，更多的数字。“妈的，”吉米说完便伸手去拿他的可乐，“你知道吗？”

“好像得运用我们的‘人性化’软件了。”大卫说。

“我也是这么想。你想磨练一些你的人性化沟通技巧吗？”

大卫点点头，拿起电话。“有人称之为‘社会工程’，”他对我说，“目标是NYNEX的时候最难，因为他们警告所有职员，一定要小心我们。幸好他们大部分的职员都有智障。”他按了一个号码，过了一会儿便说：“嗯，我是拉尔夫·威尔克斯，我在测试你的线路。最近你每次想进COSMOS系统都有问题，对不对？”

“他们永远都有问题，”吉米·洪在旁耳语，“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引起怀疑。”

“对，没错。”大卫说。接下来是一大串我听不懂的术语，然后他说：“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进入系统的？你的密码跟暗语是什么？哦，对，别告诉我，你不应该告诉我，安全措施对不对？”他翻了翻白眼，“了解，他们整天也在为同样的鸟事烦我们。这样好了，别跟我讲密码，你在你键盘上按就好了。”数字和字母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吉米的手指飞快依样输入。“很好，”大卫说：“现在再输入你进入COSMOS的暗语？别告诉我，只要在你的键盘上操作就可以了。”

“太美了。”数字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时吉米轻声这么说，然后跟着输入。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大卫告诉对方，“我想从现在开始你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他把电话挂了，发出长长一声叹息，“我想我们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别告诉我号码，只要输入就可以了。别告诉我，亲爱的，只要告诉我的电脑就可以了。’”

“酷！”吉米说。

“我们进去了？”

“我们进去了！”

“漂亮！”

“马修，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别打给我，”我说，“我不在家。”

“我又不想打给你，我只想查查你的线路。多少？算了，别告诉我，你以为我稀罕啊。‘斯卡德·马修。’五十七西街，对不对？这个看起来眼不眼熟？”

我看看屏幕。“那是我的电话号码。”我说。

“嗯哼，你喜不喜欢？想改吗？给你一个比较好记的号码？”

“如果你打电话叫电话公司改，”大卫说，“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才会通过层层关卡，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立刻做到。”

“我看我还是保留原来的号码好了。”我说。

“随便你。嗯，你的服务项目都很基本嘛，是不是？没有转移服务，也没有等候服务。你住在旅馆里，有个总机，所以你大概并不需要等候服务，不过你还是应该装转移服务。万一你去别人家过夜呢？你的电话就会自动转过去。”

“我可能不会常常用到，不知道装了值不值得。”

“又不花你半毛钱。”

“不是按月收费的吗？”

他咧嘴一笑，手指飞快地动了一阵。“对你免费！”他说，“因为你有极具影响力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有了转移服务，港家兄弟送你的。我们现在进入COSMOS系统了，那是我们入侵的一个专门系统，我会把你的帐户输入其中，帮你算账单的系统并不知道这个改动，所以你不用出半毛钱。”

“都听你的。”

“长途电话你用AT＆T，没有选斯普林特或MCI？”

“没有，我觉得不会打那么多，省下了几个钱。”

“这个嘛，我让你用斯普林特，”他说：“会替你省很多很多钱。”

“真的吗？”

“嗯，因为NYNEX会把你的长途电话全部转入斯普林特，问题是斯普林特并不知道。”

“所以你根本不会接到账单。”大卫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

“相信我。”

“哦，我并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不确定自己的想法。这可是窃盗罪。”

吉米瞪了我一眼。“我们现在讲的是电话公司。”他说。

“我知道。”

“你以为他们会在乎这笔钱？”

“不会，可是——”

“马修，你去打公用电话，电话接通了，硬币却掉了出来，你会怎么做？把钱放进口袋里，还是把它塞回退币孔？”

“或者是邮递寄还给人家。”大卫提议。

“我懂你的意思了。”我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公用电话吃了你的钱、电话却没通的时候下场会如何。面对现实吧，只要是跟贝尔妈妈对上了，没有人能占便宜的。”

“大概吧。”

“所以现在你的长途电话和转移服务都是免费的。启动转移的时候必须按一个号码，不过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说你把单子搞丢了，他们会告诉你。简单得很。TJ，你的电话是多少？”

“我没电话。”

“那你最喜欢的公用电话呢？”

“最喜欢的？不知道。那些电话的号码我统统不知道。”

“那就选一个，把地点告诉我。”

“港务局里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公用电话，我用得挺多的。”

“不行，那里电话太多，不可能确定我们讲的是同一部。给我一个在街角的如何？”

他耸耸肩。“第八大道和四十三街？”

“上城还是下城方向？”

“上城，街的东边。”

“好，我们只要……好了。你想把号码抄下来吗？”

“干脆改了算了。”大卫提议。

“好主意。选个好记的。TJ-54321如何？”

“就跟我自己的电话一样。嘿，我喜欢！”

“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码有没有人用哦……不成，有人用了。那何不朝相反方向走？TJ-56789。没问题，全是你的！订做的。”

“你可以这样改？”我实在很惊讶，“前面三个号码不是依地区固定的吗？”

“以前是这样的，而且还是可以交替使用的，不过那只是针对某一根电话线的号码而言，跟你按的号码完全无关。你按的号码，就像我刚才给TJ的那一个，就跟你去自动提款机提钱时输入的密码一样。其实只是个识别号码而已。”

“那是一个进入系统的号码，”大卫说，“只不过你进入的是一条电话线，而电话线则负责递送你打的电话。”

“我们来替你修改一下那部电话，TJ。那是公用付费电话，对不对？”

“对。”

“错了。本来是付费电话，现在变成免费电话了。”

“就这样？”

“就这样！过一两个星期后搞不好会有哪个白痴去打小报告，不过这段时间可以省好几个硬币。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假扮罗宾汉？”

“哦，好玩，”大卫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世贸中心打那里的公用电话，当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电话，改成免费的——”

“——否则我们岂不是整晚都得不停投硬币，那多荒谬——”

“——洪说公用电话应该是给公众免费享用的电话，就像地铁，也应该是免费的，他们应该把收费栅栏全部拆除——”

“——或是把它们变成不管投不投车票，栏杆都会转动，如果它们已经电脑化了，这可以改，可惜它们只是机器——”

“——很原始，其实想想机器都很原始——”

“——可是电话我们就可以改了，于是，我们大概花了两个钟头吧——”

“——只有一个半钟头吧——”

“——我们在COSMOS里跳来跳去，还是大熊座——”

“——不对，是COSMOS——”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改，解放它们，还它们自由——”

“——洪玩得极其投入，‘解放人民！’都喊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改了多少部公用电话。”他抬起头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可以了解NYNEX为什么想剥我们的皮。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简直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又怎样？”

“有时候你得替他们想想，没别的。”

“谁说的，”大卫·金说：“你才不应该替他们想咧。那不像是玩‘吃豆’①的时候同情里面的蓝色毒舌妖吗？”

①20世纪80年代最经典的电子游戏之一。

吉米·洪提出反驳，在他们两人你来我往之际，我新开了一罐可乐。等我回到战局之中，吉米说：“好了，我们进入布鲁克林电路了，再告诉我那个号码一次。”

我查了一下，把号码念出来，他输入电脑。更多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的数字及字母出现在屏幕上，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我雇主的名字及地址跟着显现出来。

“那就是你朋友？”吉米想确定，我说是的。“他现在没在电话上。”他说。

“你知道”

“当然。如果他在通电话，我们还可以听呢。你可以随时切进去听任何人讲电话。”

“只可惜非常无聊。”

“对，以前我们还会这么做，你以为可以听到热辣的，或是听到关于犯罪或间谍之类的，结果全是些琐碎至极的无聊对话。‘回家的时候顺便买盒牛奶，亲爱的。’真无聊。”

“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人口齿不清，结结巴巴不知道在讲什么，你真想跟他们讲，有屁快放，否则干脆闭嘴。”

“当然还有电话性交喽。”

“千万别提这事儿。”

“金的最爱。在家里打一分钟收费三块，可是如果打公用电话，你又教会那部电话不收钱的话，那就免费！”

“很怪异的。有一次我们偷听那种专线。”

“然后插进去发表评论，结果把一个男人吓坏了。他付钱跟这个女的一对一谈话，她的声音简直——”

“——不过脸大概长得像金刚，谁知道呢——”

“——然后金在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插进去，嘲笑他的性幻想。”

“那个女孩也吓坏了。”

“女孩？她搞不好已经当妈妈了。”

“她说：‘是谁？你在哪里？你怎么插进来的？’”

他们一边讲个不停，吉米·洪同时还在进行另一场对话，和电脑的对话。此刻他突然举起一只手叫大家安静，然后用另一只手按键盘。“好了，”他说：“把日期给我，是三月，对不对？”

“二十八号。”

“月，三。日期，二十八。我们要打给04-053904的电话。”

“不，他的号码是——”

“那是他电话线的号码，马修，你忘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了吗？哼，我就知道，数据资料无法确认。”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们买这么多食物很聪明。请哪一位把玉米饼递给我好吗？得花一点时间了。既然已经在这个系统里了，你对从那部电话打出去的电话感兴趣吗？不叫点东西出来好像太浪费了。”

“那就叫吧。”

“看看有什么。你瞧瞧，它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好，咱们来试试这个。哦，哦，好，现在——”

那个系统接着开始吐出一串电话资料，从午夜过后几分钟开始，依照时间顺序显示。凌晨一点前打了两个，直到八点四十七分都没有再打，那时候有一个打给212开头、长三十秒的电话。早上打了一个，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有好几个，然后在两点五十一分到五点十八分之间一个都没打。五点那个是打给他哥哥的，只讲了一分钟，我认得彼得·库利的电话号码。

然后那天晚上一个都没打出去。

“有没有你想抄的，马修？”

“没有。”

“好吧，”他说，“现在轮到困难的部分了。”

我无法告诉你们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十一点刚过，他们换了手，大卫坐下来，吉米则在一旁踱步，打呵欠伸懒腰，然后走进浴室，出来的时候将一盒女主人牌蛋糕一扫而光。十二点三十分，两人又换了一次手，大卫进浴室冲了个澡。这时TJ已倒在床上睡死了，他和衣躺在床罩外，连鞋子都没脱，紧紧抱着一个枕头，仿佛全世界都想抢他那个枕头似的。

一点三十分，吉米说：“他妈的，我就不相信进不了NPSN。”

“电话给我，”大卫说。他拨了一个号码，怒叱了一声，把电话切断，接着又拨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电话终于接通了。“哟，”他说，“我在跟谁讲话？太棒了。听着，丽塔，我是NICNAC中心的泰勒·菲尔丁，刚接到五号紧急状况的通知，我需要你进入NPSN的密码和暗语，免得事情搞大了，一路影响克里夫兰去。五号状况！听到了没有？”他很专心的听，然后伸出一只手到键盘上。“丽塔，”他说，“你真美。你救了我一命，真的。你相不相信刚才连续两个人不知道五号状况比所有情况都优先？对啊，那是因为你用心。听着，如果待会儿你受到静电干扰，我负全责。好，你也是，拜。”

“你负全责，”吉米说，“好词儿。”

“理所当然嘛。”

“到底什么是五号状况，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NICNAC中心又是什么呢？泰勒·费尔德曼是谁？”

“你说的是菲尔丁。”

“本来是费尔德曼，他改名了。我不知道，大哥，全是我瞎掰的，不过丽塔可觉得了不起得很。”

“你的语气听起来很紧急。”

“为什么不紧急呢？都凌晨一点半了，我们连NPSN都还没进去。”

“现在已经进去啦。”

“多么甜美的滋味！告诉你，洪，什么都打不过五号状况，马上在官僚迷阵里畅行无阻！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接到五号紧急状况通知，’老兄，把她的门都轰掉了！”

“丽塔，你真美！”

“老兄，刚才我好像恋爱了，我得承认。等我们讲完，就已经建立关系了，知不知道？”

“你还会再打电话给她？”

“我敢打赌我随时都可以从她那儿要到暗语，如果没有点她一下，她会把整间商店都送掉。下一次再打电话给她，我们绝对是老朋友了。”

“哪天打个电话给她，”我说，“而且别再跟她要什么暗语或密码了。”

“你是说打去跟她纯聊天？”

“是啊。或许给她点情报，但别再从她那儿挖东西。”

“绝对不会，”大卫说。

“然后慢慢的——”

“懂了，”吉米说，“马修，我不知道你的数位纯熟度或手脑协调度好不好，我只知道你对尖端科技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有骇客族的心和灵魂。”

据港家兄弟的陈述，事情要从他们进入NPSN之后才开始变得比较有趣，至于NPSN是什么，我并不想深究。“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才是真正吸引人的部分，”大卫解释道，“因为我们是在这里面尝试调出NYNEX那批人宣称调不出来的东西。他们这样说，只是想打发你，不过有些人说的是真话，至少他们以为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找。所以说我们等于在写自己的程式，输进他们的系统里，命令它整理出我们要的数据资料。”

“可是，”吉米说，“如果你的兴趣不在技术方面，那你肯定提不起劲儿来。”

这时已经醒来的TJ站在大卫的椅子后面，像被催眠了似的瞪着电脑屏幕看。吉米走到冰箱前面拿出一罐焦特可乐，我躺进一张安乐椅里。大卫说得对，我一点都提不劲儿来。我往软垫里靠，再恢复意识时，TJ正轻轻摇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

我睁开眼睛，“我一定是睡着了。”

“对，你是睡着了。还打呼噜呢。”

“现在几点了？”

“快四点。电话资料正在显示。”

“他们不能打印下来吗？”

TJ转过身去替我传话，港家兄弟开始吃吃地笑。大卫故作镇静，提醒我我们没带打印机进来。我几乎冲口而出“我的辅导员就是搞印刷的①”。但我只说：“当然没带，对不起，我还没完全醒。”

①printer，可指印刷业者，也可指打印机。

“你待在那儿别动，我们帮你抄下来。”

“我去帮你拿一罐焦特。”TJ好意的说。我叫他不要麻烦，不过他还是帮我拿了一罐。我尝了一口，实在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站起来舒展一下僵直的背部和肩膀，然后走到桌旁。此刻大卫·金在操作电脑，吉米·洪则将屏幕上的资料抄下来。“全在这里了。”我说。

它们全显示在屏幕上，从三点三十八分告诉凯南·库利他太太已经失踪的那一个电话开始，接着是间隔差不多都在二十分钟左右的三个电话，最后一个的记录为四点五十四分。凯南是在五点十八分打给他哥哥的，下一个打进来的电话在六点〇四分，想必是在彼得抵达殖民路之前。

然后第六个电话在八点〇一分打进来，应该是命令他们去法拉格特路的那一个，然后他们去那里接到电话，又命令他们奔去韦特兰斯大道。接着他们回家去，因为对方向他们保证已经把弗朗辛送回家了。然后他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一直等到十点〇四分，最后一个电话打进来，叫他们去街角看福特天霸后备箱里的包裹。

“哇，”大卫说，“真是上了最厉害的一课。因为我们锲而不舍，你知道吗？你需要某种资料，所以我们不能中途罢休。玩骇客的时候，你只能忍受一定量的乏味程序，然后就会想去做别的事。可是这一次我们非撑不去不可，直到我们破解所有的乏味程序，抵达彼岸。”

“结果是更多的乏味程序。”吉米说。

“可是你学到很多啊，真的，如果下次我们必须再来一遍——”

“乞求上帝千万不要。”

“没错，可是如果我们非做不可的话，只要一半时间就可以做到了。不过整个快速寻找档案可能会需要加倍时间，如果我们切入——”

接下来他讲的那堆话，对我更如对牛弹琴，但就算听得懂，我也不会听下去，因为那时吉米·洪已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列出三月二十八日所有打进库利家的电话资料。“我早应该告诉你的，”我说，“早一点的电话并不重要，只要从三点三十八分开始的那七个就可以了。”我研究那个名单。他把所有资料都抄了下来：打来的时间，对方的电话线路号码，你进入那条线路拨的号码，以及通话的时间。其实通话时间我也不需要，但我不必跟他们讲。

“七个电话，每个都是从不同的电话打来的，”我说，“不，我错了。有一部电话他们用了两次，第二个和第七个。”

“这是你要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它们能提供我什么线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很多，也可能一点点，这要等到我弄到对号电话簿，查出这几部电话的地点才知道。”

他们全瞪着我瞧。直到吉米·洪把眼镜摘下来对我猛眨眼睛时，我才会过意来。

“对号电话簿？有我们两个在这里，所有的资料都藏在NPSN系统某处，你还需要对号电话簿？”

“因为这是雕虫小技嘛，”大卫·金说罢便又在电脑键盘前坐下。“好了，”他说，“念第一个号码给我听。”

全是公用电话。

我就怕这个。绑匪从头到尾都显得十分职业化，我没有理由不假定在这方面他们也会考虑周全，只用那些无法追踪的公用电话。

但每次都打不同的公用电话？这就难懂了。不过港家兄弟研究出一个理论，也说得通。他们是在预防凯南·库利找人来监听电话，以确认打进来电话的位置。他们打的每个电话时间都很短，可以让他们在追踪电话的人到达前离开；因为从来不重复使用同一部电话，即使库利找人来监听电话，也不可能追踪到他们。

“因为现在追踪电话可以即时做到，”吉米告诉我，“如果你接了一套像我们这样的系统，你根本不必追踪，只要看屏幕一眼就可以读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严密的防备会在打最后一个电话时疏忽了呢？显然那时他们觉得已没有这个必要了。库利唯命是从，该做的都做了，也并未企图干扰他们拿取赎金，所以不值得再那么耗费精力去防备他。那时其实他们应该可以安心使用家里或公寓里的电话，如果他们那么做了，我现在就可以逮到那几个禽兽。如果当时开始下起雨来，或者发生什么事让他们非待在屋里不可。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心让另两个人守着赎金。

太可惜了。如果能转个运，让我幸运一次，那就好了。

不过换个角度，苦干了一整夜，加上那一千七百多块的开销，也绝对没有白费。我学了一些事，不仅仅是我想找到的那三个男人原来是三个老谋深算的变态强奸谋杀犯而已。

所有的地址都在布鲁克林，而且这几部电话的涵盖区域，比起整个库利案牵涉的范围小得多。绑架和交付赎金部分从湾脊开始，移到圆石丘的大西洋街，涵盖弗莱特布什、法拉格特，甚至远至韦特兰斯大道，然后运送尸体时又转回湾脊。这么一来把布鲁克林区一大块都划进去了，而他们之前的活动又包括布鲁克林及皇后两个区。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他们的基地。

可是这几部公用电话相距不远。我得拿张地图，坐下来仔仔细细把清单上的位置画出来，可是我现在就知道其实它们都在同一个区域，布鲁克林西边，库利湾脊那栋房子的北边，绿林墓园的南边。

也就是他们丢弃利拉·阿尔瓦雷斯的地方。

其中一部电话在六十街上，另一部在和四十一街交口的新乌特雷奇街上，所以说也不是光靠步行就可以走到的。他们是离开家，开了车去打这些电话的。从逻辑上讲，他们的基地应该就在附近，而且很可能就离他们重复使用了两次的那部电话不远。事情已经结束了，该做的事他们都做完了，剩下来就是再在凯南·库利的伤口上撒把盐，所以说，何必开车开到十条街外去打电话呢？没必要嘛。何不使用离家最近、最方便的那一部电话？

那一部正好在四十九与五十街中间的第五大道上。

这些事我并没有全跟男孩们讲，而且很多细节都是后来我自己反复琢磨出来的。我给港家兄弟每人五百元，告诉他们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坚持说其实这件差事很好玩，即使乏味的部分也很好玩。吉米说他头很痛，而且犯了严重“骇客腕病”，但很值得。

“你们两个先下去，”我说，“把你们的西装穿上领带打好，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前门。我要确定房间里没有留下痕迹，而且还得到柜台去跟他们结电话费。我付了五十元押金，可是我们用了七个多钟头的电话线，实在不知道会要我多少钱。”

“我的天！”大卫说，“他永远不懂。”

“真是不可思议。”吉米说。

“我不懂什么？”

“你什么费用都不用付，”吉米说，“上线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避开柜台。就算打去上海，柜台也不会有任何记录的。”他咧嘴笑。“不过你最好让他们保留那笔押金，因为金大概吃掉了小酒吧里价值三十元的夏威夷坚果。”

“我只吃了三十粒，不过一粒大概要一块钱。”大卫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吉米说，“我就会直接回家。”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付钱给TJ。他把我递给他的钞票展开像把扇子似扬着，看看我，又看看钞票，然后再看看我说：“这是给我的？”

“要是没有你，那还玩什么？球棒和棒球全是你带来的。”

“我还以为你会给我一百元，”他说，“我又没做什么，只是在旁边混着而已，不过你出手大方，所以我想你大概不会把我给忘了。我这里有多少？”

“五百。”我说。

“我就知道这行得通，”他说，“我和你。我喜欢这份侦探工作。我有办法，我又行，而且我喜欢。”

“平常不会这么好赚。”

“不差啦，大哥，还有什么样的行业能让我把我知道的屁事全发挥出来？”

“那你将来长大了也想当侦探喽，TJ？”

“才不想等那么久呢，”他说，“现在就当。此时此刻，马修。”

我告诉他，他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设法在不引起旅馆职员注意的情况下离开旅馆。“如果你打扮得跟港家兄弟一样，那就好办了，”我说，“看来我们只好因陋就简，一起出去吧。”

“像你这把年纪的白种男人和一个黑人男孩？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吧。”

“嗯，他们想把头摇掉都可以。可是如果让你一个人走出去，他们会觉得你是进来偷东西的，还可能不让你出去。”

“嗯，你说得对，”他说，“可是你没有看到各种可能性。房间费用都付清了，对不对？退房时间应该是中午吧。我看过你住的地方，我不是想让你难为情，可是你的房间实在没这间好。”

“那是当然，不过我也没有一个晚上付一百六十块房租。”

“嗯，这个房间不用我出一毛钱，大哥！所以我要进去洗个热水澡，用三条大毛巾擦身，然后钻到床上睡它六七个钟头，因为这个房间不只比你的房间好一点点而已，它可比我住的地方好上十倍。”

“哦。”

“所以我这就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出去，舒舒服服来个请勿打扰。等到中午了，我走出去，没人会看我第二眼，像我这样的有为青年，一定是替人送午餐的。嘿，马修？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打电话到楼下去，叫他们十一点半的时候给我个‘叫醒服务’？”

“完全可以。”我说。

第12章

我在百老汇街上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店停了一下。有人在卡座上留下一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于是我就着鸡蛋和咖啡读了起来，但报上的字都在眼前飞舞。我整个人反应迟钝，脑袋剩下唯一在运转的部分也围绕着日落公园的那六部公用电话徘徊不去，时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研究，仿佛在那几个电话的顺序和确切地点中藏着一个秘密的讯息，只要有钥匙，便能打开。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打电话过去，宣称这是五号紧急状况吗？“快给我你的密码，”我会这么命令道，“告诉我你的暗语！”

回到旅馆时，天空已因为黎明的来临而明亮了。我冲了个澡上床，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宣告放弃，起来把电视打开。我看了某个联播网的早新闻，国务卿刚从中东访问回来，新闻先访问他，接着请一位巴勒斯坦发言人评论中东地区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那使我想到我的雇主，当然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里。下一位受访人是一位奥斯卡金像奖的最新得主，在他接受访问时，我按了“静音”键，打电话给凯南·库利。

他没接电话，但我不死心，每隔半个钟头就打一次，直到十点半他拿起电话为止。“刚刚进门，”他说，“整个旅程最可怕的，就是刚才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回来那一段。出租车司机是个从加纳来的神经病，牙齿里镶了一颗钻石，两边脸颊上划满部落刀疤，开车活像是死于车祸肯定能上天堂似的，外带一张绿卡。”

“我好像也坐过他的车。”

“你？你从来不坐出租车的嘛，你不是偏爱地铁吗？”

“昨天晚上我坐了一整夜的出租车，”我说，“计程表跳了个天价。”

“哦？”

“比喻的说法。我找来两位电脑狂人，设法从电话公司找出电话公司宣称不存在的记录。”我很简短的向他报告我们做了什么事，还有我从其中知道的线索。“我找不到你，又不想等你答应，所以就先做了。”

他问我总共开销多少，我告诉他。“没问题，”他说，“你怎么付的？自己先垫吗？你应该找彼得拿的。”

“我并不介意先垫上，事实上我也问过你哥哥，因为周末我没办法提自己的钱出来，可是他也没有。”

“没有？”

“可是他说没问题，说你绝对不会要我等的。”

“那是没错。你什么时候跟他通话的？我一进门就打电话给他，可是没人接。”

“星期六，”我说，“星期六下午。”

“我在上飞机前也打过电话给他，因为我想叫他去接我，免得我受加纳人的迫害。可找不到他！后来你怎么办？暂时欠着？”

“我的一个朋友借给了我。”

“你要不要现在来拿钱？我累死了，上星期我坐飞机的时间比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还久，他也刚从中东回来，国务卿。”

“电视上刚才访问他。”

“我们在好几个机场一起进出，不过我们俩是没什么共同点的。不知道他怎么用他的旅行累积里程数，照理说我应该已经可以得到一张飞月球的机票了。你要不要过来？我虽然筋疲力尽，又有时差，不过现在肯定睡不着。”

“我应该可以过去，”我说，“不过我最好别去。我不太习惯熬夜干活儿，这是和我一起犯罪同伙的说法。他们一点都没问题，不过他们比我年轻好几岁。”

“年龄真的有差别。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时差，现在如果有人要发动全国大游行抗议这玩意儿，搞不好我还会去队伍前面扛大旗呢。我大概会设法睡一觉吧，或许吃颗安眠药。在日落公园，嗯？我来想想我认识谁住在那个区。”

“我估计你一定不认识他们。”

“你这样觉得？”

“他们以前就干过这种事，”我说，“不过都像业余玩儿票的。现在我对他们的了解比一个星期前多很多。”

“快接近破案了吗，马修？”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接近，”我说：“不过已经有点头绪了。”

我打电话到楼下跟雅各布说我暂时不想接电话。“我不希望被打扰，”我说，“跟所有打电话给我的人说五点钟以后再打来。”

我把闹钟拨到五点，上床睡觉。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布鲁克林的地图，在焦距尚未对准日落公园之前，我已经睡着了。

中途外面的车声将我吵醒，我告诉自己可以打开眼睛，查看一下几点了，结果却沉入一个复杂的梦境，跟时钟、电脑及电话有关，梦境的来源不难猜想。我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有人在外面擂门。梦里我走到门旁把门打开，外面什么人都没有，但擂门声仍继续响着，然后我就醒了，真的有人在外面擂门。

是雅各布，他说一位莫德尔小姐在电话上，说非常紧急。“我知道你想睡到五点，”他说，“我也跟她说了，可是她还是坚持要叫醒你，听她的口气好像真的很急。”

我把电话重新挂上，他下楼去帮我转电话，我则焦急的等待电话铃响。上一次她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事故时，一个决心要杀我们两个的男人出现了。电话铃一响我便抓起话筒，她说：“马修，我本来不想吵醒你，可是我不能等。”

“怎么回事？”

“原来大海里真有那一根针。我刚跟一个叫帕姆的女人通过电话，她马上就会过来。”

“又怎样？”

“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她见过那些男人，她跟他们一起上了货车。”

“而且活下来了？”

“半条命吧。有一个跟我谈过电影计划的辅导人员立刻就打电话找她，结果她花了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上跟她谈过后，就知道绝对不能让这个跑掉。我跟她讲只要她来，亲自叙述她的经历，我就保证付她一千块酬劳，这样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可是我没有现金。星期六我把我所有的现金都给你了。”

我看看手表。如果我动作快，还有时间去银行一趟。“我去提钱，”我告诉她，“然后立刻赶过去。”

第13章

“快进来，”埃莱娜说，“她已经到了。帕姆，这位是斯卡德先生，马修·斯卡德。马修，这是帕姆。”

她本来坐在沙发上，我们走近时站了起来，很苗条，差不多五英尺三英寸，黑色短发，湛蓝色的眼睛，穿一条深灰色裙子，上面罩着淡蓝色安哥拉羊毛上衣。口红、眼影、高跟鞋；我可以感觉她为这次会面精心打扮过，心里却又为自己的决定忐忑不安。

穿着便裤和丝质衬衫的埃莱娜看起来既沉着又干练，她说：“坐，马修，你坐椅子上吧。”她和帕姆一起坐沙发，说：“刚才我才跟帕姆讲，她被我拐来了，德布拉·温格不在这儿。”

“我问她这个角色会让谁来演，”帕姆说，“她说是德布拉·温格，我想，哇，德布拉·温格要演周末电视剧集吗？我还以为她不演电视。”然后她耸耸肩，“不过我猜这部片子大概根本拍不成，所以谁演还不都一样。”

“但那一千块是真的。”埃莱娜说。

“嗯，那好，”帕姆说，“因为我的确需要那笔钱。不过我不是为钱来的。”

“我了解，亲爱的。”

“不是只为了钱。”

钱在我身上，给她的一千元，还埃莱娜的一千两百块，还有一些自己用的跑路费，总共从我的保险箱里取出了三千块。

“她说你是侦探。”帕姆说。

“没错。”

“你想逮住那帮人。我已经跟好多个警察谈过了，至少有三四个不同的警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事情发生之后。”

“那是——”

“哦，我没想到你根本不知道。那件事是七月发生的，去年七月。”

“你报警了？”

“天哪，”她说，“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非进医院不可啊，医生一看，哦，谁把你搞成这样？我能说什么，说我自己摔的？还是自己割的？所以他们当然就找警察来了。就算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还是会找警察的。”

我打开我的笔记本，说：”帕姆，我好像还不知道你贵姓？”

“我没告诉你。刚才没这个必要，对不对？我姓卡西迪。”

“你今年多大？”

“二十四。”

“那件事发生时你二十三？”

“不，二十四。我的生日在五月底。”

“你从事什么行业，帕姆？”

“接待小姐，目前我没有工作，所以我才说我需要那笔钱。不过我想一千块对任何人都有用吧，尤其像现在，我在失业中。”

“你住哪里？”

“二十七街，第三大道和列克星顿大道之间。”

“事件发生时你也住在同样的地方吗？”

“事件，”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哦，是的，我住那里快满三年了，从搬来纽约之后一直住那里。”

“你家乡在哪里？”

“俄亥俄州的坎顿，如果你听过这个地名，我可以猜到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职业足球名人堂。”

“我差一点就去了，”我说，“有一次我去马西隆①出差。”

①坎顿和马西隆均为俄亥俄州的城市。

“马西隆！我以前常去，我有好多朋友都住在马西隆。”

“我可能一个都没见过，”我说，“帕姆，你在二十七街上的地址是？”

“五十一号。”

“那一带环境不错。”埃莱娜说。

“嗯，我挺喜欢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一区没有名字。它在基普斯湾西边，莫瑞希尔区南面，格拉莫西北面，切尔西东边。有些人干脆叫它咖喱丘，因为那里有很多家印度餐厅。”

“你单身吧，帕姆？”她点头，“一个人住？”

“还有我的狗。只是一只很小很小的狗，可是你只要养了狗，不论多小，很多人就不敢闯进来。那些人就是怕狗。”

“可不可以把经过情形告诉我，帕姆？”

“你是指那次事件？”

“对。”

“嗯，”她说，“好吧，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谈这件事，对不对？”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星期过了一半，她站在离她住地两个街区的地方，在公园大道和二十六街的街角上等红绿灯。一辆货车驶向路旁停下，一个男的招呼她过去问路，他想去的地方她并不知道。

他从货车上下来，解释说可能他也记错了，地名印在一张收据上。她跟着他走到货车后方，他把后车箱打开，车里还有另一个男的，两人都拿着刀。他们逼她上了货车，驾驶员回到车上，把货车开走。

这时我打断她的话，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听话，跟他们一起上车。难道周围没人？有没有人目击整个挟持过程？

“细节我已经有点模糊了。”她说。

“没关系。”

“事情发生得太快。”

埃莱娜说：“帕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站街的，对不对，亲爱的？”

我心里想，天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帕姆说。

“那天晚上你出去上班，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埃莱娜握住那女孩的手。“没关系，”她说，“没有人会伤害你，也没有人会批评你。没关系的。”

“可是你怎么——”

“那个地方很有名，南边那段公园大道，对不对？我早就知道了。亲爱的，我从来不在人行道上揽生意，不过我干这一行已经快二十年了。”

“不会吧！”

“真的，就在这间公寓里。我是在整幢房子变成合作公寓的时候买下它的。我学会称呼客人为客户，偶尔到广场上，我会说我是艺术史学家，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小心理财，但是我过的生活跟你一样，亲爱的。所以你可以把真正的经过情形告诉我们。”

“老天爷，”她说，“你知道吗？老实说这样反而让我松一口气，因为我并不想来这里跟你编故事，但我不知道其实我可以选择。”

“因为你以为我们会瞧不起你？”

“大概吧，而且我没跟警方讲实话。”

“警方不知道你在站街？”我问。

“不知道。”

“他们从来不觉得奇怪吗？掳人案就发生在站街地段上？”

“他们是皇后区的警察。”她说。

“为什么会轮到皇后区的警察办这件案子？”

“因为我后来被送进艾姆赫斯综合医院，在皇后区，所以才由那里的警察管。他们怎么会知道公园大道南段的事呢？”

“你为什么会去住艾姆赫斯综合医院？算了，待会儿你会讲到的。请你从头开始讲好不好？”

“当然可以。”她说。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星期过了一半，她站在离住地两个街区的地方，在公园大道和二十六街的街角上等别人上来搭讪。一辆货车驶向路旁停下，一个男的招呼她过去。她绕到另一边，坐上乘客座位，他开了一两条街后，转进路旁一条小巷子，停在消防栓前。

她以为只是口交，很快，他坐在驾驶座上，差不多五分钟就行了，可以赚个二十到二十五块。开车来的男人几乎都要口交，而且都会要求就在车里做，有时候还会要求车子在路上开的时候做，虽然她觉得简直是神经病，但是她能说不吗？走路来的男人通常喜欢上宾馆，二十六街和公园大道交叉口的艾尔顿宾馆既方便，价钱又合理。她当然可以用她自己的公寓，但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她从不带人上去，因为她觉得那很不安全。更何况，谁愿意在自己睡的床上做生意呢？一直等到货车停下来，她才看到后车箱的男人。她甚至不知道后面还有个人，直到他用手臂勒住她的脖子，用手掌捂住她的嘴巴。

他说：“意外吧，帕米！”

老天，她真是吓坏了。她整个人僵在那里，开车的那个却在旁边笑，一边把手伸进她的衬衫里，开始摸她的乳房。她的胸脯很大，而且她学会在站街的时候如何利用这项优点，穿一件小背心或低胸衬衫之类的，因为喜欢乳房的男人真的只看那个地方，所以何不把货色亮出来呢？那男人立刻找到乳头，开始用力捏，捏得很痛，她知道这笔生意会很难做。

“我们全到后面去，”驾车的说，“比较隐蔽，空间又大。既然来了，何不舒服点，对不对，帕米？”

她痛恨他们叫她名字的方式。她说她叫帕姆，不是帕米；而且他们的语气里充满嘲弄，非常狰狞。

等后面的男人放开堵住她嘴的手时，她说：“听着，别动粗，嗯？随便你们要什么，我都会让你们满足的，可是不能动粗，好吧？”

“你嗑药吗，帕米？”

她说不，因为她真的不嗑。她对毒品没多大兴趣。如果有人递给她一根大麻烟，或许她会抽，可卡因挺不错，不过她自己从来没买过。有些男的会替她装好，如果你一副没兴趣的样子，那些家伙会生气，何况她还真的不讨厌。或许他们觉得那玩意儿可以增加她的性欲吧，令她更进入状态。有些家伙还会在自己那话儿上撒点可卡因，仿佛在你口交时送你一道可口的点心尝尝，他就能得到特别好的服务似的。

“你是条毒虫吗，帕米？你怎么过瘾，用鼻子吸？放在脚指头中间？你认得大毒贩吗？或许你的男朋友是贩毒的，嗯？”

这些问题实在很蠢，那两个人没事儿干，好像光问问题就能痛快似的。至少那个驾车的是这样。一讲到毒品他就兴奋得不能自己了。另外一个比较喜欢对着她骂脏话。“你这个臭鸡巴！操你这条母狗！”诸如此类。如果你把这些话全都听进去，一定会倒尽胃口，不过其实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尤其是到了性亢奋的时刻。有一个家伙，她大概和他做过四五次吧，每次都在他的车里，每次事前事后他都非常有礼貌，很体贴，从来不动粗，可是每次情况都一样，她兜着他的重要部位，他快到达高潮了。“哦，你这个臭屄，臭屄，我希望你死！哦，我希望你死，我希望你死，你这个臭屄！”可怕，真是可怕。但他其实是个绅士，而且每次都给五十块，又不会搞很久。所以就算他嘴巴脏又怎么样呢？哪有十全十美的。

他们爬进货车后车箱，里面设备齐全，铺了床垫，其实还挺舒服的，当然，她太紧张了，没办法放松。跟那两个家伙在一起是不可能放松的，因为他们太怪异了，你怎么可能放松呢？

他们逼她把每样衣物都脱掉，每一样！很烦，但她早已学会别跟客人争。然后呢，他们干了她，轮流来，先是那个开车的，然后是另一个。那一部分很平常，除了他们有两个人之外。而且第二个在干她的时候，开车的那个一直在捏她的乳头。很痛，可是她早学会把嘴闭上，而且她明白他知道她很痛，所以才要捏她。

他们两人都上了她，而且两人都满足了，这一点颇令她宽心，因为万一那些男的满足不了，或是半途而废，那你可就危险了，他们会生你的气，仿佛是你的错。等到第二个男人一边呻吟，一边滚到旁边去时，她说：“嘿，刚才太爽了，你们两个都够猛。现在让我穿衣服吧？”

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亮刀了。

一把是弹簧刀，很大，看起来很凶恶。第二个男的，就是嘴巴很脏的那个，拿着一把长刀，他说：“你哪里都别想去，你这个臭鸡巴。”

雷接着说：“我们一块儿去一个地方，兜兜风，帕米。”

那个男的叫雷。因为另一个人叫他雷，所以她知道。另一个的名字就算她听过，也没记住，因为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开车的那个叫雷。

不过这时他们换手了，所以他不再是开车的。另一个男的爬到驾驶座上，雷跟她一起待在后面，他一直拿着刀子，而且他当然不准她把衣服穿上。

从这里开始，她的记忆变得很模糊。她在货车后面，那里很阴暗，她看不见车外，他们不停地开啊开，她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是往哪里去。雷又开始问她毒品的事，他真的特别喜欢那个话题。他跟她说毒虫都想找死，吸毒就是自杀，每个吸毒的人都应该如愿以偿，他们活该。

他叫她替他口交。这样好多了，因为这样他才会闭嘴，而且至少她有点事做。

然后他们又把车停下来，谁知道停在哪里，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性交。他们轮流上，每个把戏都玩了很久，她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就好像她其实并不完全在场。她颇能确定两个人都没有再满足过。第一次，在二十六街附近那一次，两个人都满足了，可是现在仿佛两个人都不想让自己满足，就好像满足了，派对便会结束似的。他们用她的地方，嗯，就是那几个地方，而且还把不属于他们身体的东西放进她身体里。她并不太确定他们到底用了些什么东西。有些放进去的时候很痛，有些不痛，反正都很可怕，非常可怕。然后她记起一件事情，那是她一直没想到的，于是就在那一刹那，她突然平静下来。

因为，她知道自己会死。当然她并不想死，她绝对不想死，可是这个念头闪入脑海之后，她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一切就会结束。她想，好吧，我可以面对。我可以忍受。当然这么想很荒谬，因为一旦死了，还有什么需要忍受的呢？

“好，我可以应付。”就这样，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她真的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她刚开始享受那种平静心情的时候，雷说：“你知道吗，帕米？你可以得到一个机会。我们会让你活下去。”

然后他们两人开始吵起来，因为另一个男的想杀她，可是雷说他们可以放她走，因为她是个婊子，没有人会在乎婊子的。

不过她不止是个婊子而已，他说。她还有整条街上最棒的一对乳房。他说：“你喜欢它们吗，帕米？你觉得自豪吗？”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快说嘛，伊呢——咪呢——哞呢——哞，挑一个吧，帕米。帕——米——”

——他胡乱唱着，像个促狭的小孩——“挑个奶奶，帕米。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他的手里还握着一个东西，有点像一圈钢丝，在微光下泛着黄铜色。“挑一个你想自己留着的，帕米。一个给你，一个给我，很公平，对不对，帕——米——？你自己可以留一个，另一个我带走，这是你的选择，帕——米——！你非挑不可，你这个小骚货，你非选一个不可。这是帕米的选择，你还记得《苏菲的抉择》吧。这个是咪咪，这个是奶奶，帕——米——，你最好选一个哦，否则我就两个都拿走喽。”

老天爷，他是真疯了，她能怎么办呢？她怎么可能选一个乳房？一定有法子可以赢得这场游戏，可她怎么也想不出来。

“你看，你看，我摸它们，奶头又硬了，就连害怕的时候、哭的时候，你也会兴奋，你这个小骚货。快挑一个，帕米。哪一个会入选呢？这一个？还是这一个？你还在等什么，帕米？你想拖延时间吗？你想惹我生气吗？快点嘛，帕米，快点。碰碰那个你想自己留下的。”

老天爷，她能怎么办？

“那一个？你确定，帕米？”

老天爷——

“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非常好的选择，所以那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我们说话算话哦，不可以反悔哦，帕——米——”

钢丝圈住她的乳房，钢丝的两头各有一个木头把柄，就好像装在绑包裹的绳索上、方便人家提的那种把柄。他握着两个把柄，双手往外拉，然后——她飞出了自己的身体，就这样，留下躯壳，飘浮出去，飘到货车外面的空气中，往下透视货车的车顶，看着，看着，看着那条钢丝切过她自己的血肉，仿佛切过液体一般，看着那个乳房慢慢滑离她的身体，看着血渗出来。

看着，直到血溢满她的视线，看着血慢慢变黑、变黑，直到整个世界变成漆黑一片。

第14章

凯利不在座位上。布鲁克林刑警大队接电话的那个男的表示如果有要事，可以呼叫他。我说有很重要的事。

电话铃响时是埃莱娜接的，她说“等一下。”然后点点头。我从她手上接过话筒，说声喂。

“我老爸记得你，”他说，“说你性子很烈。”

“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什么事那么重要，呼叫我，打断我吃饭？”

“我有一个关于利拉·阿尔瓦雷斯的问题。”

“一个问题！我还以为你有消息要告诉我呢。”

“是关于她接受的那项手术。”

“手术？你这样称呼的吗？”

“你知道他是用什么东西切除她乳房的？”

“知道，妈的一具断头台！为什么会突然想到问这个问题，斯卡德？”

“他可不可能用一段钢丝？比方说钢琴里的弦，用来当绞刑具？”

一阵很长的静默，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发音不标准，他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然后他的声音突然绷得很紧，说：“你他妈的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我等着讨论这件事等了十分钟，其中五分钟在等你回电话给我。”

“天杀的，你手上到底有什么情报，先生？”

“阿尔瓦雷斯并非他们唯一的受害者。”

“你早说过了，戈特斯坎德也是。那份档案我读了，我想你说得对，但你是怎么从戈特斯坎德的案子里瞧出钢琴弦来的？”

“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我说，“遭到强奸、虐待、一边乳房被切除。唯一的不同点是她还活着，我想你一定很想跟她谈谈吧。”

德鲁·卡普兰说：“Pro bono，嗯？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每个人都懂这两个拉丁字？跟布鲁克林的法律界打过交道之后，我学的拉丁文多得可以让我自己开家教班了。Res gestae，cor-pus juris，let talionis。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这些字，整天就只听到Pro bono这两个字。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Pro bono？”

“我相信你一定会告诉我。”

“完整的句子应该是Pro bono publico，为公众谋福利。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律公司会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为所谓‘公益’计划出来的那些少得不能再少的法律工作，目的是要拿来当小点心喂喂他们的良知，也难怪他们会良心不安，因为事实上他们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踩穷人的脸，每小时索费至少两百块。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这是我听过你一口气讲过最长的一段话。”

“是吗？卡西迪小姐，我担任你的律师，有责任警告你千万别跟任何像这位先生一样的人士有任何往来。马修，说真的，卡西迪小姐是曼哈顿的居民，也是九个月前发生在皇后区一桩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我则是一名在布鲁克林法院街拥有区区一小间办公室辛苦讨生活的律师。所以我请问你，我怎么可能跟这件事挂钩？”

我们坐在他区区的小办公室里，耍嘴皮子只是他打破僵局的方式，因为他事前已经知道为什么帕姆·卡西迪小姐会需要一名布鲁克林的律师替她护航，去接受布鲁克林刑警大队的审问。我在电话里已经颇为详细地对他叙述过整个情况。

“从现在开始我叫你帕姆，”他说，“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会。”

“还是你比较喜欢别人喊你帕米。”

“不，叫我帕姆很好。只要别叫我帕米就行。”

那个昵称的特殊意义卡普兰并不知道。他说：“那就叫帕姆喽。帕姆，在你和我一起去找凯利警官之前——他是警官吧，马修？还是刑警？”

“刑警，约翰·凯利。”

“在我们去见那位好好刑警先生之前，我们得先把事情说好。你是我的雇主，这表示当我不在你身旁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来问你问题。你了解吗？”

“当然。”

“这包括所有的人，警察、新闻界、把麦克风往你脸前戳的电视记者。‘你必须去跟我的律师谈。’讲一遍给我听。”

“你必须去跟我的律师谈。”

“好极了。有人打电话给你，问你外面天气如何，你怎么说？”

“你必须去跟我的律师谈。”

“我想她懂了。还有一件事，某人打电话给你，说你刚入选他们的促销活动奖项，可以免费去巴哈马群岛上的天堂岛度假。你怎么说？”

“你必须去跟我的律师谈。”

“不，那种人你可以直接叫他滚一边去，不过地球上所有其他的人，全得找你的律师谈。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细节，但一般说来，我都要求只有我在场时你才能回答问题，而且只能回答与侵犯你的这桩可怕犯罪事件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在该次事件发生之前，你的背景，你的生活，以及事件发生之后的生活，别人全部无权过问。如果有人问了我认为不该作答的问题，我就会插进来，阻止你回答。如果我没做声，但那个问题让你觉得不自在，你也不必回答，你就说你想私下跟你的律师商量。‘我想私下跟我的律师商量。’说一遍给我听。”

“我想私下跟我的律师商量。”

“好极了。重点是，你并没有任何犯罪嫌疑，也不会有人起诉你。所以你是在帮他们一个忙，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利。现在趁着马修在这里，我们再把背景讲一遍，然后你跟我就可以去见凯利刑警了。帕姆，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会请马修·斯卡德替你追踪挟持及攻击你的男人？”

在我打电话找约翰·凯利或德鲁·卡普兰之前，所有细节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帕姆需要编个故事，使她自己成为最早发动调査工作的人，让凯南·库利不必出面。经过她、埃莱娜和我三个人讨论之后，我们编出下面的说辞：案发九个月之后，帕姆努力想找回正常生活，但极为困难，因为她深怕会受到同一批人再度侵犯，甚至考虑离开纽约，永绝后患，但又怕即使她逃得再远，也逃不开心中的恐惧。

最近她和一位男士交往，她坦承失去一边乳房的经过。对方是有妇之夫，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为此感到极端震惊及同情，表示只要这两名男子一日不绳之以法，他一日便不得心安，而且相信就算找不到他们，只要她采取某种行动，尝试找寻及逮捕这两个人，至少会对治疗她精神上的创伤有所帮助。警方到目前虽有足够的时间办案，却显然毫无头绪，因此他提议由她聘请一位私家侦探，全力侦办此案，无须仰赖办案工作堆积如山的警方。

事实上他本人便认识一位足可信赖的私家侦探，因为这位无名氏以前曾雇用过我。他叫帕姆来找我，并同意支付所有费用及开支；条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对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

与帕姆谈过一两次话之后，我认为最有效的调査途径，即假设她并非那帮人的唯一受害者。的确，根据那两个人讨论要不要杀她的方式，他们显然曾经杀过人，因此我做了各种尝试，企图追踪出这两名将我的雇主弄成残废的男子，之前或之后所犯下的其他罪行的证据。

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我发现了两件可能有关联的案子，即玛丽·戈特斯坎德案与利拉·阿尔瓦雷斯案。戈特斯坎德案牵涉到用货车掳人，借着非正式渠道，我取得该案的档案，并证实该案果然也牵涉切割肢体的情况。阿尔瓦雷斯案看来是类似的掳人案，因为受害者也被丢弃在墓园里（帕姆被丢弃在皇后区的锡安山墓园）。周四我得知阿尔瓦雷斯被切割肢体这一报纸上并未披露的内情，便推断显然两件案子的嫌疑犯为同一帮人。

为什么当时我对凯利守口如瓶呢？因为我若未经雇主同意便说出来，不合乎职业道德。因此我花了一整个周末努力说服我的雇主去面对未来她必须面对的情况，除此之外，我还想看看我投入水里的其他鱼佴，有没有引诱鱼儿上钩。

其中一个饵便是拍摄周末电视剧集这一项，我请埃莱娜打电话给全纽约市性犯罪小组，希望借此发现其他幸存的受害者。有几个女人打来电话，但没有一个符合，但我还是想再等一个周末，才决定放弃。

有意思的是，帕姆自己也接到皇后区小组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建议她打电话给一位莫德尔小姐，也许会发现这么做很值得。当时她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办案手段之一，所以相当犹疑，不知该如何回复这位打电话给她的女士，后来经她叙述给我听，并发现所谓的电影制作人到底是谁之后，大家才一笑置之。

到了今天下午，也就是周一下午，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对警方隐瞒事实，因为这么做无疑将阻碍警方对另外两件重大谋杀案的调查，而且我也没有找到继续办案的可能途径，因此我分析给帕姆听，终于说服了她，不过她对再一次接受警方盘问仍然心有余悸，等我告诉她已聘请一位律师保护她的权益之后，她才变得比较乐观。

现在他们准备起程去见凯利，而我也可以停止追逐这两名好色的凶手。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说得通，”我对埃莱娜说，“我觉得每件事都可以交代清楚，包括我接到第一通电话以后从事的每一项活动，当然那些和库利有关的事情除外。我想，不管帕姆告诉警方什么，都不可能引他们来査证我在大西洋街上的侦査工作，或是昨晚港家兄弟玩的电脑游戏。帕姆对那些事情都一无所知，所以就算她有意泄露，也不可能。她从来没听过弗朗辛或凯南·库利的名字。现在想想，我猜她连我为什么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原因都不清楚，她大概只知道自己的那一套故事吧。”

“或许她根本就相信了。”

“等她讲给每个人听之后，她可能真的就会相信了。卡普兰觉得这个说法颇为合理。”

“你有没有把真正的故事告诉他？”

“没有，没有必要。他知道我们告诉他的版本并不完整，但他不会为此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可以保护她，让警方不要去围攻她，或是忙着来管我在这些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好好专心去抓凶手。”

“他们会努力破案吗？”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现在外面有一大堆的连环杀人凶手，持续作案都已经超过一年多，但纽约市警察局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不知道。让一个私家侦探来提供他们所有人错过的线索，一定会让很多人面子上挂不住。”

“所以他们会宰了消息人？”

“就算这么做，也不会是头一遭。事实上警方并没有遗漏任何显而易见的线索，连环谋杀案的识别通常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案发地点牵涉不同的分局及行政区，而各案彼此相关，又上不了新闻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他们仍可能会因为帕姆拆了他们台，所以决意要让她不好过，更何况她还是个妓女，而且以前又没把这件小事告诉他们。

“现在她准备讲了吗？”

“她现在会说以前她在手头紧的时候，偶尔会卖身。我们知道她是登记在案的，她曾经因为卖淫及怀有不法企图徘徊被抓过一两次。案发的时候他们没发现，因为她是受害者，警方不需要查证她是否有前科。”

“可是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査。”

“嗯，他们做事的确很马虎，”我说，“妓女永远是最佳目标，因为太容易了。他们应该査的，这应该是必经的程序。”

“不过她会跟他们说自从出院之后，她就不再卖身了，因为她害怕。”

我点点头。她停了一段时间，一想到要跟陌生人上车就怕得要死，可是积习难改，又下海了。起先她只干汽车约会，不愿冒险脱下衬衫，让男人感到失望或恶心，但后来她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男人并不介意她的畸形部分。有些人觉得那是个有趣的特点，少部分的人还为此特别亢奋，甚至因此成为常客。

但别人并不需要知道这些，所以她会说案发之后她找到一两个当服务员的工作，在住地附近当黑工，而且多少都靠着介绍她来找我的那位无名氏养着。

“那你呢？”埃莱娜想知道，“难道你不必去见凯利，做笔录？”

“应该要吧，不过不急。明天我再找他谈，看他需不需要我给他正式的东西，也许他不需要。其实我没什么东西可给，因为我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只是发现了这三桩案子之间的关联。”

“所以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的舰长？”

“看来是如此了。”

“我敢说你一定累坏了。想不想去另一个房间躺下？”

“我宁愿别睡，维持我的正常作息。”

“说得有理。你饿不饿？哦，我的老天，你从早餐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对不对？坐下，我做点东西，我们一起吃。”

我们吃了蔬菜沙拉，和一大碗用橄榄油及大蒜调味的蝴蝶形意大利面。我们在厨房桌上吃，吃完后她自己泡了茶，替我冲了咖啡，然后我们回客厅，一起坐在沙发里。谈话间她突然说了一句很粗俗的话，不太像平常的她；我大笑，她问我什么事那么好笑。

我说：“我最喜欢听你用混街头的语气讲话了。”

“你认为我是在装模作样，哼？你认为我是温室里的小花，对不对？”

“不，我认为你是哈莱姆区的玫瑰。”

“其实我不知道在街上我能不能混得下去，”她若有所思地说，“我很庆幸不必亲身去试。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等这件事完全结束之后，‘街头精明小姐’可要出大名了，到时候可以带着她剩下来那个奶奶，滚得离人行道远一点。”

“你打算收养她？”

“才不呢，而且我们也不会变成室友，替对方上发卷。不过我倒可以替她租个像样的房子，教她怎么样建立人名簿，在她的公寓里做生意。她如果聪明点，你知道她该怎么做吗？在《云雨》①杂志上登个广告，通知那些奶子幻想家，现在是付两个的价钱买一个。你又笑！这又是混街头的话了？”

①《云雨》（Screw），美国色情杂志，创刊于一九六八年。

“不是，就是好笑。”

“那我准你笑。我也不知道，或许我应该闪到一边，让她去过自己的日子。不过我喜欢她。”

“我也是。”

“我觉得她不应该沦落街头。”

“没有人应该，”我说，“或许她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他们逮住那两个家伙，进行审判，或许她可以一夜成名，红个十五分钟。而且她现在请的那位律师可不会让她不收半毛钱就奉送精彩故事。”

“或许真的会拍成电视电影。”

“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们最好别奢望由德布拉·温格饰演我们的朋友。”

“大概不会。哦，我想到了，看你觉得如何。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在真实生活里已经做过一边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演员来演，你说这个构想是不是很妙？你可以领会我们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了吧？”她眨眨眼睛，“那是我在演艺方面的才华。我敢说你一定比较欣赏我混街头的才华吧？”

“我说这是杂耍才华。”

“颇为中肯。马修，办一件这样的案子，到最后拱手交给警方，你会不会不高兴？”

“不会。”

“真的？”

“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死扣在自己手上又说不过去。纽约市警察局的资源和人力都是我比不上的，能査的我都已经査到了，至少在我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是如此。而且我还是会继续追踪昨晚那条关于日落公园的线索。”

“你不会把日落公园的事告诉警方？”

“我没办法告诉他们。”

“是啊。马修，我有个问题。”

“你问。”

“我不确定你想不想听，但我非问不可。你真的确定凶手是同一批人？”

“一定是。用钢丝切除一个乳房？一次是对付利拉·阿尔瓦雷斯，一次是对付帕姆·卡西迪？两位受害人都被丢弃在墓园里？你饶了我吧。”

“我同意强奸帕姆的人必定也是强奸阿尔瓦雷斯的人，还有在森林公园里的那个女老师。”

“玛丽·戈特斯坎德。”

“可是弗朗辛·库利呢？她并没有被丢在墓园里，也不见有一边乳房被切掉，而且，大家都说挟持她的男人有三个。帕姆虽然很多事记不清楚，却很确定对方只有两个人，雷和另一个。”

“掳走弗朗辛·库利的也可能只有两个人。”

“你是说——”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帕姆说他们从驾驶座钻到货车后面，又从后面钻回驾驶座。或许只是看起来像有三个人，如果你看到两个男人钻进货车后面，货车接着往前开，你很自然会觉得前面还有个开车的。”

“或许。”

“我们知道这两个家伙杀了戈特斯坎德。戈特斯坎德和阿尔瓦雷斯因为手指被切掉又塞入身体里，显然有关联，而阿尔瓦雷斯和卡西迪又因为一边乳房被切掉显得有关联，所以说——”

“这三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我明白了。”

“戈特斯坎德案的目击证人也说是三个男人干的，两人挟持，一人开车。那很可能是一种错觉。否则就是那天有三个人作案，掳走弗朗辛那天也有三个人，可是掳走帕姆那天晚上，其中一个得流行性感冒待在家里。”

“在家里手淫。”她说。

“随便。我们可以去问帕姆他们有没有提到第三个人。‘麦可一定会喜欢她的屁股’之类的。”

“或许他们把她的乳房拿回家送给麦可了。”

“‘嘿，麦可，你错过了今天逃脱的那一个真是可惜啊。’”

“饶了我吧。你觉得警方能不能从帕姆的口述里得知凶手的长相？”

“我可不能。”她说她记不得那两个男人长什么样子，当她回想时，总是看到两张完全模糊的脸，大概他们在头上罩了丝袜。所以当初查案时警方给她几本贴满性罪犯大头照让她指认，但根本没用，她不知道到底该找什么样的脸。他们也试过让她以拼图的方式拼出来，还是没用。

“帕姆在这里的时候，”她说，“我脑袋里一直想到雷·加林德斯。”他是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也是画家，具有惊人的天赋，善于和证人沟通，然后画出神似罪犯的画像。他有两张裱起来的速写此刻正挂在埃莱娜的浴室墙上。

“我也想到了，”我说，“不过我看他也不可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来。如果他是在事发一两天后跟她合作，或许还有指望，现在已经隔得太久了。”

“催眠如何？”

“或许可行。她一定是潜意识里忘了这段记忆，催眠师或许能让她重新记起来。这方面我了解不多，但陪审团不见得会相信这种事，我也不太相信。”

“为什么？”

“接受催眠的证人有时候会因为想取悦别人，自己创造出一些记忆。我就很怀疑在戒酒聚会听到的那些乱伦记忆的真实性，那些经过二三十年后，突然浮现的记忆。我相信很多一定是真的，可是大概也有不少是无中生有、只为了讨治疗师欢喜的想象。”

“有时候是真的。”

“毫无疑问。但有时候是假的。”

“或许吧。不过这的确是当今最热门的伤痕话题。我看再过不久，没有乱伦记忆的女人大概就要开始担心她们的老爸是不是觉得她们很丑。你想玩‘你是爹地，我是顽皮小女儿’的游戏吗？”

“我好像没兴趣。”

“你一点趣味都没有。那你想不想玩‘我是站街酷女郎，你驾车来’？”

“我是不是得去租一部车？”

“我们可以假装沙发就是车，不过这需要点想象力就是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关系保持刺激、火辣？我可以把你绑起来，可是我已经知道你的反应了，你会睡着。”

“尤其是今天晚上。”

“哦哦，我们可以假装你喜欢畸形的，我少了一个乳房。”

“别说这种话。”

“好吧，阿门！我无意beshrei，我妈以前常讲这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想这是意第绪语①里‘对神傲慢’的意思。‘千万别这么说，或许你会提醒上帝。’”

①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够了，别说了。”

“不说了。亲爱的，你要不要上床？”

“这还差不多。”

第15章

星期二我睡得很晚，醒来时埃莱娜已经出门了。留在厨房桌上的字条上说我爱待多久都没问题。我自己弄了早餐吃，看了一会儿CNN，然后出门散了一个钟头的步，正好赶上中午在花旗银行总公司大楼举行的聚会。聚会完了我去第三大道上看了一场电影，再步行到弗里克博物馆看了一会儿画展，然后乘公共汽车沿着列克星顿大道往下城走，去距中央车站一条街的地方参加五点半的聚会，看着下班赶车的人潮勇敢地在大公司包车中间穿梭。

那个聚会的主题是讲“第十一阶段”——如何借着祈祷与冥想探究上帝的旨意——大部分讨论内容都惊人地形而上。聚会结束后，我决定招待自己乘一次出租车。结果连着两辆车都从我身边疾驶而去，等到第三辆终于停下时，一位穿着定做套装、系一条飘逸的蝴蝶结领巾的女人用胳膊肘把我往旁边一顶，抢先我一步钻进车里。我既没有祈祷，也不用冥想，却不难探究上帝对此事的旨意：他要我乘地铁回家！

口信纸条叫我回电话给约翰·凯利，德鲁·卡普兰，还有凯南·库利。我突然想到这三个人的姓氏缩写都是K，真巧，要是港家兄弟再打给我，那就更妙了。第四个口信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了个号码。怪的是，我回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它。

我拨了那个号码，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电话铃响声，而是一个讯号。我想电话大概被切断了，于是挂上再重拨一遍，当那个讯号声再一次出现时，我按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断。五分钟不到，我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听筒，TJ说：“嘿，马修，大哥，怎么样？”

“你装了寻呼机？”

“吓你一跳，对不对？大哥，一次拿到五百块，你想我会去干吗，去买储蓄债券？他们现在大特价，买一个寻呼机，外加头三个月的服务费，才一百九十九。你要不要一个，我可以陪你去店里，叫他们好好招待你。”

“我看我再等一阵子吧。三个月以后呢？他们会把寻呼机收回去？”

“不，是我的了，大哥。不过我得付很多钱保持通信。不付钱，机器还是我的，只不过你打来的时候，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有它也没啥意思嘛。”

“可是街上很多黑鬼都有寻呼机。随时带在身上，可是从来没听到它们响，因为他们没有缴月费。”

“月费多少钱？”

“他们跟我讲过，忘了。不要紧。我是这样想的，等三个月到了，你一定会帮我缴月费，因为你要我随传随到！”

“我为什么要你随传随到？”

“因为我是不可或缺的，大哥！我是你行动小组里的重要资产。”

“因为你很有办法。”

“你看，你这不是懂了吗？”

我打电话给德鲁，但是他不在办公室里，我不想打到他家里吵他。我没有打给凯南·库利或约翰·凯利，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等。我到街角上买了一块比萨和一杯可乐，到圣保罗教堂参加那天的第三次聚会。我记不得上一次一天参加三场聚会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过肯定有好一阵了。

并不是因为我有想喝酒的感觉，想喝酒的念头从未真正远离过我的脑海。也不是因为我觉得问题很多很烦，决定不下。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我的感觉是一种精疲力竭的疲乏感。在弗龙特纳克旅馆熬了一整夜，现在结果终于出现，不过它的效果又因为两顿饱餐和九个小时未被打断的睡眠打了折扣；但我整个人仍深陷在那件案子里。我全力以赴了一段时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然，它并没有结束。凶手尚未被指认出来，更不要说逮捕。我所做的，是自认为无懈可击的侦探工作，而且也已有了重要斩获，但事件本身离结案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无论疲惫与否，我都还有承诺要履行，而且路还很漫长。

因此我去参加另一场聚会，去一个安全的、可供憩息的地方。休息时间我和吉姆·费伯聊了一会儿天，聚会结束后和他一起步出会场。他没有时间喝咖啡，我陪他几乎走回到他的公寓门前，结果我们俩站在街角又谈了几分钟，之后我才回家。但我还是没有打电话给凯南·库利，不过我打给了他哥哥。我在和吉姆谈话间提起他，两人都不记得上个星期曾在任何聚会中看过他，于是我拨了彼得的号码，但电话无人接听。我打给埃莱娜，聊了几分钟。她提到帕姆·卡西迪来电说她不会再打电话来了，因为德鲁告诉她这段时间最好别跟我或埃莱娜联络，她想通知埃莱娜一声，好叫她放心。

第二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德鲁，他说一切进展顺利，凯利虽然难缠，却不会蛮不讲理。“如果你想许愿的话，”他建议，“那就快祈祷那家伙钞票多多。”

“凯利？在刑事组钞票多不了的。收不到贿赂金。”

“不是凯利，老天。是雷！”

“谁？”

“那名凶手，”他说，“用钢丝的那个家伙啊，老天！难道你自己的雇主讲话你都不用心听吗？”

她并不是我的雇主，不过他并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希望雷钞票多多。

“这样我们才能叫他理赔。”

“我比较希望看到他这辈子都被关在牢里。”

“对，我也这么希望，”他说，“可是我们都明白刑事法庭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我他妈的可以保证，只要他们敢让那个狗娘养的无罪开释，我就可以送他上民事法庭，叫他把每一分钱都吐出来。不过他得有钱，这样做才有用。”

“很难讲。”我说。我知道住在日落公园区的百万富翁寥寥无几，但我并不想跟卡普兰提起日落公园，况且我并不能断定那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如果我们对付的其实有三个的话）全都住在日落公园区里。但谁知道呢，很可能雷在皮埃尔旅馆租了间套房也不一定。

“我真的很想找个人来告，”他说，“那两个禽兽可能用的是公务货车。要是能找到一个有资产的被告，就能替她弄到一笔像样的理赔金，经过那种事，她应该得到。”

“而且这么一来你的‘公益’行为也会符合‘成本效率’，对不对？”

“那又怎样？有错吗？老实说，这件案子里我真的不是最关心自己的利益。”

“知道了。”

“她真的是个好女孩，”他说，“坚强，有韧性，但又有一种纯真的本性，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了解。”

“那些禽兽可真是整死她了。她有没有给你看他们对她做的事？”

“她跟我讲了。”

“她也跟我讲了，而且还给我看了。你以为事前知道可以让你心理有个准备是不是？告诉你，视觉震撼还是吓死人。”

“真的，”我说，“她有没有把剩下的也一起给你看，好让你彻底了解她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你的思想实在很脏，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打电话去约翰·凯利的办公室，别人告诉我他去法庭了。我报上名字，接电话的警察说：“哦，他正想找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传呼他。”过了一会儿凯利便打来了，我们约在郡法院外面街角一个叫“诉讼案件记录”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似乎是曼哈顿下城典型的酒吧餐厅，顾客群从警察到律师不等，装潢总是用很多黄铜、皮革和暗色木头。

凯利和我从未谋面，这一点在约的时候两人都忘了，但其实半点都不难认，他长得就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我一辈子都在听这句话。”他说。

他从吧台上拿起啤酒，我们到后面拣了张桌子坐下。我们这桌的女服务员有个朝天鼻和极具感染力的幽默感，而且认得我的同伴。他问她今天的辣香肠如何，她说：“对你来说太瘦了，凯利。点个烤牛肉吧。”我们点了烤牛肉裸麦面包三明治，牛肉切得很薄，堆得老高，配菜是酥脆的炸薯条和一小碟山葵根酱，辣得你直掉眼泪。

“这地方好。”我说。

“没话讲。我都在这里吃。”

吃三明治的时候他又点了一瓶摩森啤酒，我点了一杯奶油苏打水，女服务员一听便摇摇头，于是我改点了可乐。我意识到凯利虽然没讲话，却注意到了。等女服务员把我们的饮料端来时，他还是说了：“你以前喝酒？”

“你父亲提过吧？我认识他的时候喝得还不算凶。”

“不是他告诉我的。我打几个电话，到处问了一下。我听说你喝了出麻烦，后来就戒了。”

“可以这么说。”

“我听说是去戒酒协会。那个组织很好，听到的都是好话。”

“它有它的优点，不过如果你想喝杯好酒的话，最好别去。”他隔了一秒钟才明白我是在说笑话。他笑了，然后说，“你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那位神秘男友。”

“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

“你不打算告诉我任何有关他的事？”

“对。”

“没关系，我不会在那件事上跟你过不去。你能劝她来，这一点我佩服你。证人跟她的律师手牵手一起来，我不是很喜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承认她这么做很聪明，而且卡普兰也不算太痞。若是上了法庭，他包准把你当猴儿耍，不过管他的呢，那是他的工作，他们全是一个样儿。你能怎么办，把全世界的律师都吊死？”

“有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主意不错。”

“这个房间里有一半的人都这么觉得，”他说，“另外一半就是律师自己。管他呢！卡普兰和我同意对媒体严格保密，他说你也会同意。”

“当然。”

“如果我们能把那两个变态狂的长相画出来就好了，可惜我安排她和一位画家聊了半天，唯一的成果就是他们两个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对耳朵她就不太肯定了，觉得他们都各有两片，可是又不能保证。现在我们手上有的，就是这三桩案子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已经正式把它们当做连环谋杀案件来处理，不过你说让它上《每日新闻》有什么好处？除了把老百姓吓得屁滚尿流之外，还能得到什么？”

中餐吃完，我们并没有久待。他两点得回法院去给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作证，这类公务令他的案牍永远堆积如山。“他们彼此杀来杀去，你实在很难去在意，”他说，“或是让你想拼了老命去破案逮凶手。我他妈的真希望他们赶快让这玩意儿合法化，而且我对耶稣发誓以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种话。”

“我从来没想到会听一个警察讲这种话。”

“这年头大家都这么讲。警察、地方检察官、每个人。只有毒品管制署的那些家伙还在唱老调：‘我们与毒品的战争，胜利在望。给我们必要的工具，我们就能完成使命。’我不知道。或许他们真的都这么相信吧，不过我宁愿相信牙仙①，至少牙仙可能会在你枕头下面摆个铜板。”

①Tooth Fairy，美国同名电影中的角色，他杀死小女孩，并带走她们的牙齿。

“你怎么能说服自己让快克可卡因合法化呢？”

“我知道，那玩意儿害死人。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天使之尘①，一个完全正常、爱好和平的人去嗑点天使之尘，立时完全丧失意识，开始产生暴力举动。几个小时后他醒了，旁边死了人，他却什么都记不得，他连自己在迷幻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都不知道。我愿意看到街角糖果店卖天使之尘吗？天哪，我当然不愿意，但是现在那些人在糖果店前的人行道上卖天使之尘，是不是真的因此就在糖果店里卖得少呢？”

①angel dust，一种幻觉剂，在致幻类药物中是效力强度最高的毒品。

“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其实现在天使之尘卖得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现在的人不嗑它了，而是快克可卡因侵占了天使之尘很大一部分市场，所以说毒品世界有好消息喽，各位运动迷，快克可卡因在帮助我们赢得毒品战争。”

我们各自付了自己的账，然后在人行道上握手道别。我同意如果发现任何他应该知道的新消息一定会联络他，他说一旦案子有突破性进展，也会通知我。“我可以告诉你这件案子一定会用上大批警力，”他说，“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想除掉的家伙。”

我告诉过凯南·库利那天下午我会出门，所以我便直接往他那个方向走。“诉讼案件记录”位于乔拉勒姆街上，布鲁克林高地就在那儿从圆石山丘突出来。我往东走到法院街，再沿着法院街往南走到大西洋街，经过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以及我与彼得·库利一起吃过饭的那家叙利亚餐厅。我再转上大西洋街，刚好经过阿尤布的店，想象掳人案发生当时的情景。本来想坐往南走的公共汽车，可是等我走到第四大道时，一辆车正好开走。那天是个和暖的春日，散步也很惬意。

我走了一两个小时。虽然我本无意一直走到湾脊区，但我还是走到了。起先我以为自己会走个八到十个街区，然后看见公共汽车经过就上去，可是等我走到第一条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街上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离绿林墓园才不过一英里，于是便穿过第五大道，走到墓园外，进到坟墓间转了十到十五分钟。草的翠绿，是那种只有在早春才见得到的，墓碑周围各种春花绽放，很多墓前还摆满了鲜花。

墓园占地极广，我不知道利拉·阿尔瓦雷斯是在哪个地方被丢下、又被找到的，或许新闻里曾经提过吧。就算提过，我也早忘了，即使我记得，又怎么样呢？我并不想在她曾经躺过的地方用心电感应去接收那片草地发出来的震波。我很愿意相信某些人能够做这种事，可以用柳木条找到遗失的物件及小孩，甚至看到我看不到的灵气(我实在不确定丹尼男孩最新一任女朋友是否真有这般法力)。但我不能。

不过，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或许真的能灵光乍现，让脑波里的线路突然接上。谁知道呢？

或许我去那里，是真的想和那位姓阿尔瓦雷斯的女孩做某种接触吧，也或许我只是想花个几分钟，在绿草地上走走，赏赏春花。

我是从二十五街进人墓园的，然后从向南半英里的三十四街穿出来。那时我已经穿过整个公园坡地区，抵达日落公园区的北界，离那个整个区以它为名的小日落公园仅有两个街口。

我走到公园外，再穿过公园。然后逐一经过那六部曾经被用来打到库利家的公用电话。从位于四十一街交叉口的新乌特雷奇街上的第一部开始。我最感兴趣的那一部在四十九街和五十街之间的第五大道上，就是他们用了两次的那一部，因此推测是离他们的行动基地最近的一部。不像其他电话都在街上，它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自助洗衣店的入口处。

店里有两个女人，都很胖。其中一人在折衣服，另一个坐在椅子上，翘起椅子的前腿靠在后面水泥墙上，正在读《人物》杂志。她们互不答理，也不管我。我在电话里投了一个硬币，打给埃莱娜。她接起电话时我说：“是不是每家自助洗衣店都有电话？很普遍吗，是不是在每家洗衣店里都可以找到公用电话？”

“你知道我等你问我这个问题等了多少年吗？”

“是不是？”

“你觉得我无事不知，真让我受宠若惊，可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有好多年都没跨进自助洗衣店一步了。其实我好像从没进过自助洗衣店。我们公寓地下室有洗衣机，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可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

“绑架案发生当晚有两个打到库利家的电话，都是从日落公园一家洗衣店里的公用电话打出去的。”

“你现在人就在那里，用那一部公用电话打给我？”

“对。”

“然后呢？别家洗衣店有没有公用电话有什么要紧？别告诉我，让我自己想。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想他们一定住得很近，才会想到用这部电话。你从街上是看不到它的，除非你就住在附近一两条街上，否则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它。除非，每家洗衣店里都有电话。”

“嗯，我对洗衣店不太了解。我们地下室的就没有电话。你怎么洗衣服的？”

“我？街角就有家洗衣店。”

“他们有没有电话？”

“我不知道。我早晨把衣服送去，晚上拿回来。他们什么都帮我弄好，送去的时候是脏衣服，回来的时候已经干净了。”

“我打赌他们一定不分颜色。”

“嗯？”

“算了。”

我从洗衣店里走出来，到街角的古巴午餐吧点了杯古巴咖啡。他用过那部电话，那个狗娘养的。我就离他这么近！

他肯定住在附近，不止是在这个区，而且就在洗衣店附近一两个街区内。要我开始相信从我坐的位置可以感受到他就在方圆几百码之内并不难。不过这是鬼话。我不用感应什么震波，只需分析逻辑，就可以猜出实际情况。

他们看到她出了家门，跟踪她到达戈斯蒂诺超市，躲在一旁等送货员送她上车，尾随她去大西洋街，然后在她走出阿尤布的店时把她挟持进货车后车箱，再载着她驶离现场。去哪里呢？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红钩区①的小巷里、某个仓库后的小走道、某个车库。

①RedHook，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

从绑架到第一个电话，间隔数小时，我猜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大概都在像对付帕姆·卡西迪一样对付她。等她死了，他们开车回家，把车停进他们自己的停车位（也可能一开始他们就在那里干他们的勾当）。目击者都说那辆货车车身上漆有皇后区电视修护公司的字样，这时可能需要化化妆，或许重新喷漆，或许他们用的是可洗塑胶漆，那样只需要洗掉就行了。倘若他们的车库里装备齐全，大可以将货车改头换面。

然后呢？初学者很快上一堂切肉课？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做的，也可能等到后来，那并不重要。

然后，到了三点三十八分，打第一个电话。四点〇一分，打第二个——也就是雷的第一个——是去自助洗衣店打的。接着是更多的电话联络，直到八点〇一分的第六个电话，命令库利兄弟出门送赎金。打完那个电话之后，雷或另一个男的应该就位，监视弗莱特布什及法拉格特路那两部电话，在库利兄弟接近时拨那两部的号码。

还是没那个必要？他们叫凯南八点半去那里，自己大可以从指定时间几分钟前开始，每隔一分钟打一次，不论凯南何时到达，接听电话，他都会觉得对方是看到他和哥哥开车过来时才打的电话。

这也不重要。总之他们打了电话，凯南接了电话后，开车去韦特兰斯大道，两个绑架者已经等在那里。另一个电话打进来，刚好就在库利兄弟抵达的那一刹那，这一次绑架者一定在现场占好位置，以便监视库利兄弟步行离开钱袋。

一等兄弟俩离开，确定现场没有人在看着车子，雷和他的朋友（不论是一位还是两位）立刻跳上前去抓了钱就跑。

不对。

至少有一个人留在现场，看着库利兄弟往车内察看，不见弗朗辛。然后公用电话响了，叫他们回家去，说她会在他们到家之前回去。等到库利兄弟真的回到殖民路上的家里时，绑架者也回到他们的基地，把货车停好，然后——不对，不对！那辆货车一直停在车库里。他们还没有把车子改装完成，而且弗朗辛·库利的尸体可能还放在后车箱里。他们是驾着另一辆车去韦特兰斯大道的。

是那辆专门为这次行动偷来的福特天霸吗？很有可能。或是第三辆，而那辆福特偷来后便藏起来，只为了一个目的——运送尸体。

太多太多的可能……

无论如何，他们把弗朗辛分尸后，将尸块装上那辆福特。先分尸，用塑料袋分别包裹每一块肉，再用胶带把每一个包裹绑好。把后车箱的锁撬坏，像装肉箱似的将它装满，同时开两辆车到殖民路上，开到街角的停车地点，停下福特。不论是谁开福特，此时他回到伙伴的车上，两人一起回家。

回到那四十万美金旁边，庆祝他们干了完美无瑕的一票。现在只剰下一件事没做，打一个电话叫库利去找停在街角的那辆福特。工作已经完成，你因为胜利而红光满面，可是你还想最后戳戳他的痛处。这时候用自己电话的诱惑多么大啊，就在桌上！库利没报警，没找别人支援，送钱又干脆，他怎么可能知道最后一通电话是从哪里打的呢？

管他的……

但不可以，等一等，到目前为止你每一步都走对了，表现得极具职业水准，为什么要功亏一篑？说得过去吗？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也不必神经紧张。你每次都用不同的电话，而且每部电话之间都至少隔六个街区，就是怕留下痕迹，怕他们派人监听那些电话。

但并没有人监听电话。现在你可以确定这一点，他们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所以不必过分谨慎。是应该用公用电话，这点没错，不过只要用距离最近、最方便的那部就可以了。那部是你的第一个选择，那就是你选择它打第一个电话的原因。

既然要出去打电话，干脆顺便洗个衣服算了。刚才干得鲜血淋漓，把衣服全弄脏了，现在干吗不全丢进洗衣机里去？

不，不可能的！尤其现在厨房桌上躺着四十万巨款。你不会洗那些衣服的，你会把它们全扔了，再买新的。

附近两个洗衣店我全走遍了，从第四到第六大道，到四十八及五十二街的范围之内。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若是看到车身上漆有字样的蓝色厢型货车，肯定会多看两眼。但我最主要的目的，只是想熟悉那一带，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我的视线。

那一区在经济及种族分布上都很不平衡，房舍从破败倾颓到新翻修成独幢高级住宅的都有。有几条街的房子一间间挨得很近，有些还装着早期旧式的铝框和沥青外墙板，有些街上的房子把旧外墙全拆了，新砌了砖。还有些街上是独立住宅，前面有小块车坪，有些草坪被用来停车，有些房子则盖有车道及车库。我一路上观赏到不少街头即景，带着小娃娃的妈妈，精力过剩的孩子，在清理自己车子或坐在门阶上就着小纸袋里的饮料喝起来的男人们。

等我走完那个区里的每一条街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但是我颇能确定一点——我经过了事件发生的那一幢房子。

稍后我站在另一幢曾经发生过谋杀案的凶宅前面。经过六十街及第五大道交会口那部位置最靠南的公用电话之后，我走到第四大道，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进入湾脊区。当我走到参议员街时，突然想到我离汤米·蒂勒里谋杀妻子的地方不到一两个街区。我不知道自己在事隔多年后还能不能找到它。起先我有点迷糊，在另一条街上转，不过等我发现自己走错之后，立刻便找到了它。

它比我记忆中的小，就像你的小学教室，不过除此之外，一点都没有变。我站在屋前，仰望三楼阁楼的窗户。蒂勒里就把他老婆藏在上面，然后把她弄下楼，宰了她，把现场布置得像是被潜进屋里的小偷杀的。

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我现在想起来了。可是汤米叫她佩姬。

他为了钱杀她。我总觉得这个杀人的理由很薄弱，也许是因为我太看轻钱、也太看重生命了吧。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为钱杀人总比为过瘾杀人好。

我就是因为那件案子认得德鲁·卡普兰的。汤米·蒂勒里第一次被控谋杀时，卡普兰是他的律师。后来他们放了他，又因为他涉嫌谋杀女友被逮捕，卡普兰鼓动他去找别的律师。

那幢房子看起来状况很好。不知道现在的主人是谁，是否知道这段历史。如果在这些年内这幢房子数度易主，目前的屋主很可能就不知情。不过这个区流动性并不大，大部分的人都是老邻居。

我在那儿伫立了数分钟，回想那段酗酒的日子，那些我认识的人，那种我过的日子。

很久以前了。也或许没那么久吧，全看你怎么想。

第16章

凯南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案子办到一半，结案了，交给警方。”

我开始重新解释一遍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决定。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警方比我能展开更多的调査途径，而且也比我更有效率，我设法把我知道的情报都提供给他们，同时也让我的雇主及他死去的妻子能够继续隐姓埋名。”

“不是，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办呢？那不是他们的职责吗？我只是没料到而已。我本来想象我们会查出他们在哪里，最后以一场飞车追逐或枪战收场，或许我在电视机前面坐得太久了吧。”

他看起来倒像是坐飞机坐得太久，在室内坐得太久，在后面的房间及厨房里坐得太久、喝了太多咖啡。他没刮胡子，头发凌乱，需要剪了。和我上次看到的他比起来，他变瘦了，肌肉也松了；英俊的脸显得阴沉，黑色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他穿了一条浅色便裤，铜黄色的丝质衬衫，懒人皮鞋，没穿袜子。若是平常的他做这身打扮，会给人沉静优雅之感，今天的他却看起来衣衫不整、面有菜色。

“假设警察逮住他们了，”他说，“然后呢？”

“这要看他们能以什么罪名控告他们。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搜集到很多能把不同谋杀罪连在一起的具体证据。如果搜集不到这样的证据，或许其中一个罪犯会作证控告另一名罪犯，以换取比较轻的刑罚。”

“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狗咬狗。”

“没错。”

“为什么让其中一个减刑？那个女孩不是证人吗？”

“她只是其中一项罪行的受害者，那项罪比谋杀罪轻。强奸与强迫鸡奸都是B级重罪，可能判到六到二十五年不等。如果你可以判他们个二级谋杀罪，那就是无期徒刑。”

“那切掉她乳房那件事呢？”

“那只能构成一级攻击罪，比强奸和鸡奸罪还轻。我想那样最多判十五年。”

“我觉得没道理，”他说，“我认为他们对她做的事比杀了她还糟。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或许是他控制不住，或许他有他的理由，可是为了好玩这样去伤害别人——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

“病态或邪恶的人，随你怎么说。”

“你知道什么事令我发狂吗？就是想象他们对弗朗辛做了什么事。”他没坐下，而是踱着方步，他走到房间另一头，往窗外看。然后背对着我说：“我试着不要去想。我试着告诉自己他们立刻就杀了她，她反抗，他们为了让她住口想打昏她，结果用力过猛，她就死了。就这样，死了！”他转过身来，两肩垮下来。“妈的，有什么分别呢？不管他们怎么整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她已经解脱了，走了，变成尘土了。没有变成尘土的部分也归上帝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或者她已经找到了平静，或转世了，变成一只鸟，或一朵花。或者就是不存在了。我不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嗯。”

“你常听他们瞎扯什么接近死亡的经验，穿过一个隧道，去和基督或者和你最喜欢的叔叔相聚，看到自己的一辈子一闪而过。或许真的就是那样吧，我不知道。或许只有接近死亡的经历才是那样，等到真死了就不一样了，谁知道呢？”

“我可不知道。”

“对，可是谁他妈的真在乎呢？我们在乎的是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强奸罪他们最多能判几年？你刚才说二十五年？”

“根据法律是这样的。”

“还有你说的鸡奸，在法律上那指的是什么，肛交？”

“肛交或口交。”

他皱起眉头。“我不能再谈下去了。我们说的每件事，都让我立刻联想到弗朗辛，我谈不下去，我会疯的。你去操一个女人的屁股，可以判二十五年，可是切掉她一个乳房，却最多只会判十五年。你说这中间是不是有问题。”

“要改变法律很难。”

“不，我只是想把罪过推给我们的系统罢了。不过二十五年还是不够的。无期徒刑也不够。他们是禽兽，操！他们该死！”

“法律没办法这么做。”

“对，”他说，“没错。法律只能负责找到他们，然后呢，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可能进监狱，要杀掉牢里的人并不难。牢里很多家伙都愿意替你办事。他们也可能在上法院途中逃掉了，或缴了保释金等待审判，被放出来，也很容易杀掉他们。”他摇摇头，“你听听我在讲什么？好像我是教父，往后一靠，命令别人去暗杀似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或许到时候我就没现在这么激动了，到那个时候或许我也会觉得二十五年也可以了。谁知道？”

我说：“也可能我们会走好运，在警方发现他们之前捷足先登。”

“怎么找？去日落公园乱走，连我们要找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利用警方发掘出来的线索。他们一定会把所有资料送去联邦调査局，调出连环杀人犯的记录。或许我们那位证人会想起她一直遗忘的部分，我就可以拿到一张图片，或至少知道一些外形特征。”

“所以说你想继续办这件案子。”

“当然。”

他思索了半晌，点了点头。“再告诉我一次我欠你多少钱。”

“我给那个女孩一千块，律师不会收她半毛钱。那几位弄到电话公司记录的电脑技术师一共拿了一千五百块，我们住的旅馆是一百六十块，加上我没拿回来的那五十块电话费押金。就算两千七百块的整数吧。”

“嗯。”

“我还有别的开销，不过我觉得那些应该由我自己出。这些是特别的开支，而且情况紧急，我不想耽搁，所以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擅自做了主。如果你觉得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愿意跟你讨论。”

“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觉得你好像很烦躁。”

他重重叹了口气。“你感觉到了？我飞回来那一天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我记得你说你问过我哥哥。”

“没错，他身上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去筹了。怎样？”

“是他没有，还是他要你等我同意？”

“他没有。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他很确定你一定会出那笔钱，可是他身上没有现金。”

“你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怎么了？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没说你可以拿我的钱？一句话都没说？”

“没有。事实上——”

“怎样？事实上怎样？”

“他说你家里一定有钱，可是他不可能拿得到。他还很讥讽地说没有人会把家里保险箱的号码告诉一条毒虫，即使是兄弟。”

“他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指你，”我说，“我觉得他是在说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把那种秘密告诉一个吸毒的人，因为那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所以他指的是一般人。”

“我是那么觉得。”

“他很可能是冲着我来的，”他说，“而且他说得对。我绝对不会把那么大一笔钱交给他管。我的大哥，虽然我会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但是一笔六位数字的现金？不，我不会那么做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

他说：“前几天我和彼得通了电话，本来他说要来这里，可是他一直没有出现。”

“哦。”

“还有别的。我离开那天是他送我去机场的，我给了他五千块，怕有紧急状况发生。所以当你向他要那两千七百块——”

“没这么多。我是星期六下午跟他通话的，那时我还不需要付一千块给姓卡西迪的女孩。我记不得我跟他提的数目是多少，最多一千五或两千吧。”

他摇摇头：“你能解释吗？我可没法解释。你星期六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星期一才会回来，不过没关系，你去做，把钱付了，回来的时候我会补你。他是不是这样说的？”

“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他是觉得我可能会反对，所以不愿意付钱，那我可以理解。他也不必拒绝你，好像故意在刁难，大可以说他没有。可是基本上他又替我答应了那笔开支，自己却守着钱不放。我说得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让他觉得你身上现钞很多？”

“没有。”

“如果他是因为觉得你可以先垫，那我可以理解。可是……马修，我实在不想说，可是我觉得很不妙。”

“我也觉得。”

“我觉得他在嗑药。”

“听起来像是。”

“他一直跟我保持距离，说要来，又不来。我打电话去，他不在家。听起来像什么？”

“我已经整整一周半没在任何聚会上看到他了。虽然我们不是每次都参加同样的聚会，可是——”

“可是你经常会碰到他。”

“对。”

“我给他五千块应付紧急状况，状况真的来了，他却说他没钱。他把那笔钱拿去干什么了？还是他在说谎，他想把它存下来做什么？两个问题，答案是同一个。我看就是吸毒，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解释。”

“我很愿意听。”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站在那儿专心听话筒里的铃响声，等铃响了约十声才放弃。”没人接，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以前他抱着酒瓶躲起来的时候，可以几天都不接电话。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话筒拿起来算了。他说这样我就知道他在家了。他实在讨厌，我那个大哥。”

“那是一种病。”

“你是说那种习惯。”

“通常我们都说那是一种病。我想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

“他戒毒了，你知道。他本来瘾很大，后来戒了，然后又开始酗酒。”

“他告诉过我。”

“他戒酒戒了多久？一年多？”

“一年半。”

“你以为他可以戒这么久，一定可以戒一辈子。”

“大部分的人都只能戒一天。”

“对，”他不耐烦地说，“一次一天。这些我都知道，每句口号我都听过了。彼得刚戒的时候老待在这里。弗朗辛和我会陪他坐着，给他咖啡喝，听他讲个不停。他去参加聚会，回来就把他听到的每件事情统统倒给我们听。我们并不介意，因为他振作起来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不能再整天跟我泡在一起了，因为会影响他。现在他抱着一袋毒品、一瓶酒，这样他妈的就没人可以影响他是不是？”

“你还不能确定，凯南。”

他转过身来面对我。“天哪，还能有别的吗？不然他拿五千元去干吗，买奖券？我根本就不应该给他这么多钱，诱惑太大了。不论他出了什么事，都是我的错。”

“不，”我说，“如果你给他一个装满海洛因的雪茄盒，然后对他说：‘帮我看着这个东西，等我回来。’那就是你的错。这样的诱惑谁都受不了。可是他已经戒了一年半了，他知道该怎么对自己负责。如果手头有钱让他紧张，那他可以把钱存进银行里，或是请协会里的人替他保管。也许他真的失去控制了，或许他没有，无论他做了什么事，都不是你叫他去做的。”

“是因为我才变得那么容易。”

“永远都不难的。我不知道现在一袋毒品多少钱，可是叫杯酒不过一两块钱而已，而一杯酒就够了。”

“不过一杯酒不能支持多久。而且五千块够他用一阵子了。喝酒能花多少钱，如果在家喝，一天不过二十块吧？如果去酒吧喝可能要花上两三倍。海洛因昂贵多了，不过一天也不可能注射超过一两百块钱，而且要恢复以前的用量也需要一段时间。就算他是头猪吧，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那五千块都花光。”

“他不用针筒。”

“他那样告诉你的？”

“难道不是真的？”

他摇摇头，“他总是这样跟别人讲，而且有一段时间他真的只用吸的，不过他也有只用针筒的时期。扯那个谎可以让他的习惯听起来不那么严重，再加上他怕那些知道他以前吸过毒的女人不跟他上床。也不是说他现在有多风流，不过你总不希望跟自己过不去吧。他觉得如果她们认为他曾经共用过针头，一定会认定他有艾滋病。”

“可是他并没有共用过针头？”

“他说他没有。或许他共用过，或许他从来没去做过艾滋病检验。关于那一部分他也可能在说谎。”

“那你呢？”

“我怎样？”

“你是用针筒？还是用吸的？”

“我又不是毒虫。”

“彼得告诉我说你大概一个月会吸掉一袋。”

“什么时候说的？在星期六的那个电话里？”

“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我们一起去参加聚会，然后吃了个饭，晃了一阵子。”

“然后他就跟你讲这个？”

“他说几天前他来你家，你正在过瘾。他说被他逮到了，可是你否认。”

他的眼睛向下望了一会儿，再说话的时候声音也低了。“对，是真的，”他说，“是被他逮到了，而且我的确否认了。我还以为他相信了。”

“他才没相信。”

“大概吧。我扯那个谎心里也很不安，不过吸毒我倒不觉得有什么。我绝不会在他面前吸，如果知道他要来，我不会吸的。我吸不会伤害任何人，尤其是我自己，我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

“随便你怎么说。”

“你说我每个月吸一次？老实告诉你，我觉得没那么多。我想一年吸个七八次吧，从来没超过那个数儿。我实在不应该骗他，我应该说：‘没错，我感觉窝囊透了，所以我吸了，怎样？’因为我可以一年吸它个几次，对我不会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稍微尝一点，他的老毛病立刻就回来了，然后他会在地铁里打瞌睡，他们会把他的鞋子都偷掉。他真的干过那种事，他在D线地铁上醒来，发觉脚上只剩下袜子了。”

“很多人都有那样的经历。”

“你也有过？”

“没有，这只是运气好。”

“你是个酒鬼，对不对？我在你来以前喝了一杯酒，如果你问我，我会承认，我不会扯谎。为什么我就会对我自己的哥哥说谎呢？”

“因为他是你哥哥。”

“对，那是原因之一。他妈的，我真是担心他。”

“现在你也不能做什么。”

“是啊，我能做什么，开车到街上去找他？我们一起去，你往左，去找那些杀我太太的禽兽，我往右，去找我大哥。这个计划如何？”他做了个鬼脸，“同时呢，我还欠你钱。我们刚才说是多少，两千七百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数出二十七张，剩下没几张。他把那叠钞票递给我，我找个地方放起来。他说：“现在呢？”

“我会继续査，”我说，“有些行动得取决于警方调査的结果，不过——”

“不，”他打断我，“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要做什么？你有晚餐约会吗？是不是要回曼哈顿办事？”

“哦，”我得想想，“我大概会回旅馆吧，我已经一整天没坐下了，我想冲个澡，换身衣服。”

“你想走回去？还是想去坐地铁？”

“哦，我是不会走路的。”

“我载你回去如何。”

“不用麻烦。”

他耸耸肩。“我需要找点事做。”他说。

在车上他问我那家有名的自助洗衣店在哪里，说他想去看看。等我们开到那边时，他把他那辆别克停在对街路边，熄了引擎。“我们现在是在留守监视喽，”他说，“这样讲对不对？还是只有电视上才有这种事？”

“留守监视通常得留守好几个小时，”我说，“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不是。”

“不，我只想在这里待几分钟。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开车经过这里多少次了，从来没想到要停下来打个电话。马修，你确定这些家伙就是杀那两个女人和切割那女孩的人？”

“我确定。”

“因为这一件案子是为利，而其他那几件纯粹是为了，怎么说呢？过瘾？休闲娱乐？”

“我知道。但其中相同之处太明显，而且太骇人。肯定是同一帮人。”

“为什么找上我？”

“怎么说？”

“我是说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毒贩是最理想的目标，有很多现钞，而且不愿意找警察，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了吗？而且其中一个人对毒品特别感兴趣，他一直问帕姆认不认识毒贩，吸不吸毒。显然对这个话题走火入魔了。”

“所以才找上毒贩，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找上我。”他往前靠，双臂环抱方向盘，“谁会知道我是毒贩？我从来没被逮捕过，名字也没上过报，我的电话没被窃听，房子里也没有窃听器，我很确定邻居们没一个知道我是怎么谋生的。毒品管制署在一年半以前曾经调査过我，后来也放弃了，因为毫无线索，至于纽约市警察局，我看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活着。就算你是个变态，喜欢杀女人，还想借着除掉一个毒贩发笔财，你怎样才能知道我的存在？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找上我？”

“我懂你的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靶子，整件事打一开头就有人想伤害我、除掉我。但根据你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是几个要靠强奸和谋杀才能满足的神经病，后来他们还想借此发财，然后才决定找毒贩，最后挑上我。所以说我不能去追査同行里我认识的人，那些认为我在某笔交易里坑了他，想借机报复的人。我并不是说干毒品交易的人里就没有神经病，可是——”

“我懂你的意思，而且你说得很对。你是意外成为靶子的。他们想找一个毒贩，正好知道你就是。”

“怎么知道的呢？”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想法。”

“说来听听。”

“我觉得好像说不太通。是不是我大哥在聚会里讲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每个人说他以前做什么事，为什么会染上酒瘾，或许顺便提到他弟弟是靠什么谋生的，我说得对不对？”

“我以前是知道彼得有个兄弟在贩毒，但我并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连彼得姓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其他的事想査还会难吗？‘我好像认识你兄弟，他是不是住在布什维克？’‘不，是湾脊。’‘哦，是吗？哪条街啊？’我不知道，也许是我乱猜的。”

“我觉得，”我说，“戒酒协会里的确是龙蛇混杂，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一个连环杀人犯走进去，很多有名的杀人犯就是酒鬼，而且都是在酒醉时犯的案，不过我可没听过哪一个曾经戒酒成功过。”

“但有可能？”

“大概吧。所有的事都有可能。而且，如果我们那几位朋友果真住在日落公园这一带，而彼得一向参加曼哈顿的聚会——”

“嗯，你说得有理。他们就住在离我不到一英里半的地方，我却想让他们到曼哈顿去打听我的事。当然了，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住在布鲁克林。”

“你说哪些话？”

他看我一眼，痛苦就刻在他额头上。“我说彼得应该闭住他的大嘴巴，别在聚会里广播我的生意，我还说或许他们就是这样知道我的，因此才会挑上弗朗辛。”他转头去看窗外的洗衣店，“我是在他开车送我去机场的时候说的，我一时失去控制，他不知道在讲我什么，我忘了，然后我就冲口而出了。好一阵子他一副我刚在他胃上踢了一脚的样子。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听了就会忘记的，不会当真，他知道我是一时动了肝火。”

他转动钥匙发动引擎。“去你妈的洗衣店，”他说，“我可没看到有谁在大排长龙等着打电话。咱们走吧，嗯？”

“好。”

开了一两个街区以后，他说：“假如他一直想这件事，放不开，钻牛角尖，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他很快瞥我一眼：“你想他会不会去找警察？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就会这么做。”

回到曼哈顿后他说：“我要去他住的地方，敲他的门。你要不要陪我去？”

那间分房出租建筑的前门锁坏了，凯南把门推开说：“安全措施真棒，整个地方都很棒。”我们进去，爬了两层楼，一路上都是老鼠和发霉床单的味道。凯南走到一扇门前面，侧耳听了一会儿，敲敲门，然后叫他哥哥的名字。没有反应。他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过程，结果还是一样。他试了试门锁，发觉是锁上的。

“我怕我会在里面看到什么，”他说，“但我又不愿意走开。”

我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已经过期的信用卡，伸进门锁橇了几下。凯南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新的敬意。

房间里没有人，一片狼藉。床单一半拖在地上，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张木椅上。我在橡木桌上瞄到一本《戒酒大全》和几张戒酒协会的传单。没看到酒瓶或吸毒用具，但床头茶几上摆了个大水杯，凯南把它拿起来嗅了嗅。

“我不能确定，”他说，“你觉得呢？”

杯子里面是干的，但我觉得仿佛可以闻到酒精味儿。不过也可能是心理作用。明明没有酒，我却闻到酒味儿，这可不是第一次。

“我不喜欢这样动他的私人东西，”凯南说，“他的东西再少，还是有他的隐私权。我就是怕看到他脸色发青，手臂上扎着针筒，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也有同感。”

“嗯。他毒品用完了，还可以把弗朗辛的车子卖掉。虽然他不是车主，但那辆车在旧车市场上至少值个八九千，所以黑市大概可以卖个几百块。根据毒虫的算盘，这样很划算了。”

我告诉他彼得跟我讲的那个关于酒鬼和毒虫的笑话。他们都会偷你的皮夹，可是毒虫还会帮你找。

第17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发生了好几件事。

我去了三趟日落公园区，有两次是独自去的，第三次是和TJ一起去的。有一天下午我很烦，便传呼他，他几乎是立刻就回了电话。我们在时代广场地铁站碰面，然后一起坐车去布鲁克林，先在一家熟食店吃了午餐，再去那家古巴店喝古巴咖啡，然后在那附近逛了一阵。我们聊了很久，结果我对他仍然知道不多，他倒是对我了解不少——如果他一直在听的话。

等待回曼哈顿的火车时，他说：“这样吧，今天你不必付我半毛钱，因为我屁事都没做。”

“你的时间应该也值钱吧。”

“工作了才算，今天只是在混，大哥，我混了一辈子，都没拿过钱。”

另一个晚上我正准备出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接到一通丹尼男孩打来的电话，害我忙不迭地冲到科罗娜一家意大利餐厅去，据说有三个突然变成暴发户的蠢货，要到那里去散财。虽然听起来不太实际，因为科罗娜位于皇后区北部，距离日落公园不知有几光年，但我还是去了。我坐在酒吧上猛喝桑·佩黎洛气泡矿泉水，等待三位穿着丝质西装的家伙进来天女散花。

那地方的电视开着，到了十点，五台的新闻播出三位涉嫌抢劫及殴打四十七街一家珠宝商而遭到逮捕的嫌犯照片。

酒保说：“嘿，你们快看！那几个屁眼连续三个晚上都在这里混，花钱像流水，我就觉得有鬼。”

“他们用的是最古老的赚钱办法，”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说，“偷。”

那里离希叶露天球场①只有几个街区，不过离大都会球队仍有数百里之遥，他们那天下午在瑞格里球场②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小熊队，洋基则主场迎战印第安人队。我走路去乘地铁回家。

①Shea Stadium，美国着名的露天体育场，位于纽约皇后区，是大都会球队的主场。

②Wrigley Field，小熊队的主场。

另一次是德鲁·卡普兰打电话来，说凯利和他在布鲁克林刑事组的同事要帕姆到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匡提科暴力犯罪分析中心走一趟。我问她什么时候动身。

“她不去。”他说。

“她拒绝去？”

“在她律师建议之下。”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公共关系部门向来都只讲门面，不过据我所知，那个部门做的连环杀人犯档案非常完整，我觉得她应该去。”

“嗯，”他说，“真可惜，你不是她的律师。我的责任是要保护她的权益，朋友，而且反正现在大山正向穆罕默德移来①，明天他们要派个人过来。”

①出自“If the mountain will not come to Mohammed，then Mohammed must go to the mountain。”字面意思为“如果山不向穆罕默德移去，那么穆罕默德只好向大山走去。”这句话出于穆罕默德向阿拉伯人传教的传说，比喻如果对方不肯按你的意志行事，你就只得迁就他。

“结果如何一定要让我知道，”我说，“当然是在和你雇主的权益不抵触的情况下。”

他笑了。“别在那儿酸溜溜的，马修。为什么她该老远跑去华盛顿？叫他们来嘛！”

和负责档案建立的人谈话之后，他又打电话告诉我那次经历实在够戗。“那人一副漫不经心的德行，”德鲁说，“仿佛那才杀了两个女人，切割了第三个的家伙，不值得他纡尊降贵似的。我看杀人越多的凶手，才越能博取他们的青睐。”

“说得通。”

“没错，不过对于后面的受害者可不是好消息。我想他们会宁愿警方早点将凶手缉拿归案，也不愿意让凶手有机会证实他有多么值得档案中心重视。他跟凯利说他们刚替西岸一个变态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身世档案，那家伙小时候搜集的邮票，几岁做的第一次刺青，他们统统可以如数家珍，可是到现在还没逮到人，目前受害人数已到第四十二号了，另外还有四位疑似受害者。”

“难怪雷和他朋友是小巫见大巫。”

“他对频率也毫无兴趣。他说连环杀人犯通常活动极为频繁，也就是说作案间隔不会超过数个月。他说要么雷他们还没真的玩顺手，要么就是很少来探访纽约市，真正杀人地点其实在外地。”

“不对，”我说，“他们对纽约市了如指掌，不可能是在外地。”

“你为什么这么说？”

“嗯？”

“你怎么知道他们对纽约市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让库利兄弟跑遍了布鲁克林，但我不能说。“他们使用两个外区墓园做弃尸地点，”我说，“还有森林公园。你说哪个外地人可能在列克星顿大道掳走一个女人，最后再把她丢在皇后区的墓园里？”

“任何人都可能，”他说，“只要那个女孩不是他想要的。让我想想他还说了些什么。他说这帮人可能刚过三十岁，可能小时候是受虐儿，还作了些非常空泛的描述，不过有一件事他说得我毛骨悚然。”

“什么事？”

“这个人在他那个部门里待了二十年，相当于部门元老，就要退休了。他说他很高兴。”

“因为他受够了？”

“不止是受够了。他说类似案件上升的频率简直骇人，而且根据统计曲线的走向，从现在到世纪末这段时间更有暴增的趋势。他称之为‘猎杀’，说现在这种事已经变成九十年代流行的休闲活动了。”

我刚戒的时候他们没这么做过，不过现在的戒酒协会的聚会通常都会邀请清醒日数少于九十天的新人来做自我介绍，报告天数。报天数时，大部分的聚会者都会给他们掌声。不过圣保罗的聚会却不然，因为以前有个会员连续两个月每天晚上都来参加，每次都说：“我叫凯文，我是个酒鬼，我恢复了一天了。昨晚我喝了酒，但今天我是清醒的！”大家对于为这句话鼓掌感到厌烦了，因此在接下来的正式会议中，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大家投票决定全面废除鼓掌一项。“我叫阿尔，”某人会说，“我恢复了十一天了。”“嘿，阿尔。”我们会说。

我从布鲁克林高地一路走到湾脊去跟凯南·库利拿开销费的那天是星期三，隔周的星期二我在八点半的聚会上听到房间后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叫彼得，我是个酒鬼，也是毒虫，我恢复了两天。”

“嘿，彼得。”大家说。

本来我想在休息时间找他，可是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跟我聊上了，等我转过头去找他时，他已经走了。聚会结束后我从旅馆里打电话找他，可是他没接电话，于是我打电话去他弟弟家。

“彼得是清醒的，”我说，“至少一个小时前是。我在聚会上看到他。”

“今天稍早的时候我跟他通过话，他说大部分的钱还在，而且车子也没事。我告诉他我一点都不在乎那笔钱或那辆车，我在乎的是他，他说他没事。你觉得他看起来如何？”

“我没看到他，只听到他发言，等我回头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只是想打电话告诉你他还活着。”

他说他很感谢我。隔了两个晚上，凯南打电话来说他就在楼下大厅。“我在旅馆前面双行停车①，”他说，“你吃了晚餐没有？下楼来吧，我们外头见。”

①指将车停于另一辆停靠在人行道边的车旁，常属违章停车。

上了车，他说：“你对曼哈顿比我熟，你想去哪里？挑个地方。”

我们去了第九大道上的巴黎绿餐厅。布赖斯直呼我的名字，给我们安排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加里也在吧台后面夸张地对我挥手。凯南点了一杯葡萄酒，我叫了一瓶皮埃尔矿泉水。

“好地方。”他说。

点了餐之后，他说：“我不知道，老兄，我没有理由进城。我上了车，到处转，发觉没地方可去。以前我也常常这样，开车到处兜风，为石油危机和空气污染尽一份心力。你会不会这样？哦，怎么可能，你没有车。如果你想出城度个周末，你怎么办？”

“租一辆啊。”

“哦，当然，”他说，“我没想到。你常常出城吗？”

“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我和我女朋友到纽约州北部，或去宾州玩。”

“哦，你有个女朋友啊？我正想问呢。你们俩在一起很久了吗？”

“不是很久。”

“她是做什么的，不介意我问吧？”

“她是搞艺术史的。”

“非常好，”他说，“一定很有意思。”

“似乎她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是说她一定很有意思，是个有意思的人。”

“非常有意思。”我说。

那天晚上他看起来好多了，理了头发，刮了胡子，不过仍有种疲惫的神情，还隐藏着一股焦躁。

他说：“我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我坐在家里，都快疯了。我太太死了，我哥哥不知道在干什么，生意一塌糊涂，自己也不知所措。”

“你的生意怎么了？”

“或许什么也没有，也或许是大麻烦。上次出国的时候我谈了一笔交易，下个星期货就应该到了。”

“或许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些。”

“你尝过鸦片大麻没有？如果以前你只酗酒，可能就没尝过。”

“没有。”

“我就在等那玩意儿，在土耳其种的，转经塞浦路斯进来，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应该抽身的。这笔交易里的人有些我根本不该信任，我介入的理由是最不应该的理由：我是因为没事干才去的。”

我说：“关于你太太的死，我可以替你工作，我可以不管你的谋生方式，甚至为你触犯几条法律。不过一旦牵涉到你的职业，我就不能替你工作了。”

“彼得说如果替我做事，会引诱他回去吸毒。这也是你拒绝的因素吗？”

“不是。”

“那个东西是你绝对不想碰的。”

“也许吧，是的。”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可以理解，”他说，“我也能尊重你的选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因为有你做后援，我可以放心。而且这种生意利润很高，你知道的。”

“当然。”

“可是很脏，对不对？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脏的行业。”

“那就别做了。”

“我正在考虑。我从来没打算把它当成终身职业，总是想再做个两年，再做它个几笔，在国外再多存点钱。老生常谈，对不对？我真希望他们赶快让毒品合法化，让大家都好过些。”

“前一阵子刚有个警察这么说过。”

“绝对不可能的。或许也有可能。告诉你一件事，我肯定很赞成。”

“然后你要干什么呢？”

“卖别的东西啊。”他笑笑，“上次出国碰到一个家伙，跟我一样是黎巴嫩人，在巴黎的时候我一直跟他和他太太混在一起。‘凯南啊，’他说，‘你最好赶快退出这一行，它会杀死你的灵魂。’他要我跟他合伙。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军火商，天啊！他是卖武器的。‘老兄，’我说，‘我的买主只会用货自杀，你的顾客还会去杀别人。’‘那不一样他坚持，‘我只跟像样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做交易。’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大堆他认识的重要人物，中央情报局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国防部的。所以说，或许我会退出毒品交易，摇身变成响当当的死亡商人。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

“难道那是你唯一的选择？”

“说真的吗？当然不是。我可以买卖任何东西，或许我老爸以前讲到腓尼基人做贸易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你不能否认，全世界都有做贸易的黎巴嫩人。大学退学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国旅行，去拜访各家亲戚。整个地球到处都有黎巴嫩人，老兄。我有个叔叔跟婶婶住在尤卡坦，中南美洲到处都有我的表亲。我还去了非洲，我妈那边的亲戚住在一个叫多哥的国家。去之前我从来没听过那个国家。我的亲戚在多哥的首都洛美做黑市货币交易。他们在洛美市中心一幢建筑里租了一大间办公室，大厅里没有招牌，还得爬一屋楼梯，可是还挺公开的。每天人流不断，都拿着钱进来换钱，换美金、英镑、法郎、旅行支票。金子，他们还买卖金子，先用秤称，然后就算价钱。

“一整天，钞票就在他们的那张长桌子上推来推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经手的钱有多少。那时候我还年轻，从来没看过大笔现钞，但那里的现钞是论吨的。每笔交易大概只赚个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可是交易量惊人！

“他们住在城市边界上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宅子里，因为仆人太多，所以房子一定要大。我只是个从伯根街出来的小鬼，从小就跟哥哥合用一个房间，我这位表亲居然家里每位成员都可以分到五个仆人，包括小孩。我没夸张。起先我觉得很不自在，觉得他们很浪费，后来他们解释给我听，如果你很富有，就有义务雇用很多人。你是在制造工作机会，为人民做点事。”

“‘留下来嘛。’他们对我说，想叫我加入。如果我不喜欢多哥，他们还有个姻亲在马里做同一行。‘不过多哥比较好。’他们说。”

“你现在还能去吗？”

“那是二十岁干的事，去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生活。”

“你现在多大，三十二？”

“三十三，现在入门有点老了。”

“或许你不必从跑腿的干起。”

他耸耸肩。“妙的是弗朗辛和我还讨论过这件事。她不愿意，因为她怕黑人。在一个黑人国家里当少数的几个白人，她觉得很可怕，她说，万一他们决定夺权怎么办？我说，亲爱的，什么叫做夺权？本来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人。不过一谈到这个话题，跟她就没理可讲。”他的声音突然变硬，“结果你看看带她上货车的是什么人，杀她的是什么人？白人！你怕一样东西怕了一辈子，结果却不小心栽在另一样东西手上。”他的眼睛盯住我的眼睛，“就好像他们不止杀了她而已，他们把她整个抹掉了，她不复存在。我看不见尸体，只看见身体各个部分、肉块。半夜三更我去我堂兄家的兽医院，把那堆肉块变成灰烬。她不见了，只留下我生活里的这个大洞，而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放进去。”

“别人都说时间能够治疗一切。”我说。

“我可以分点时间给他们，我的时间多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发现我居然会自言自语。还讲得很大声。”

“习惯有伴的人都会这么做，你会习惯的。”

“就算我不习惯，又怎样？就算我自言自语，又没有人会听到我讲话，对不对？”他从自己的水杯里啜了一口。“还有性，”他说，“我他妈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件事。我会有欲望，你知道吗？我还年轻，这是很自然的。”

“刚才你还说你太老了，不能去非洲开始新生活。”

“你懂我的意思。我有欲望，我不仅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觉得有欲望是不对的。不管我是不是跟女人上床了，我都觉得自己不忠实。就算我想跟女人上床，我又能跟谁上床？我能干吗？去酒吧跟女人甜言蜜语？还是去按摩院，付钱叫个斗鸡眼的韩国妹帮我手淫？还是去他妈的‘约会’啊？请女人去看电影，陪她聊天？我试着想象自己去干这种事，决定还是在家里自己手淫算了，只不过我连那也不能做，因为那样我也会觉得自己不忠实。”他突然往后靠，表情讪讪的。“真抱歉，”他说，“我没想倒这么多垃圾给你听。本来我并不想说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

回旅馆后我打电话给我的艺术史学家。那天晚上她有课，还没回家。我在她的应答机里留了话，不知道她会不会回。

几天前的晚上我们不欢而散。晚餐后我们租了一个她想看、我不想看的电影，或许我是在赌气吧，我不知道。总之我们俩之间就是不对劲。电影结束后，她说了一句带点色情意味的话，我建议她应该努力一点，讲话别老像个妓女。在平常的情况下，这个答复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当时我的语气很认真，她当时也回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我先道歉，她也道歉，我们说好不会在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等到该上床的时候，我们是在城市的东西两边各上的床。隔天谈话时，我们都没提那件事，到现在也没提，可是只要我们一开始讲话，它就一直梗在我们中间，即使我们不讲话，也是如此。

十一点半的时候她回电话给我。“我刚进门，”她说，“上完课后几个同学一起出去喝了一杯。你今天如何？”

“还好。”我说，然后我们聊了几分钟。然后我问她现在去她那里会不会太晚了点儿。

“哦，”她说，“我也很想见你。”

“可是太晚了。”

“我想是的，宝贝。我累坏了，只想快快冲个澡，上床倒下。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那明天再聊？”

“嗯，好好睡。”

我挂上电话说：“我爱你。”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听到那句话从四面墙上弹回来。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将那一句话逐出我们的谈话内容，现在我听见自己说出口，心里不知是真是假。

我有个特别的感觉，但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冲了个澡，走出来擦身时，望着盥洗盆上那面镜子里自己的脸，突然了解那是什么感觉了。

每天晚上都有两场午夜的聚会，最近的地方在西四十六街，我赶到的时候，聚会刚刚开始。我倒了杯咖啡坐下，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叫彼得，我是个酒鬼，也是毒虫。”很好，我心里想。“我恢复了一天。”他说。

不太好。星期二他清醒了两天，今天他清醒了一天。我知道那一定很痛苦，拼命想回到救生艇上，却怎么也够不着边。然后我就不再想彼得·库利了，因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参加聚会的。

我很专心地聆听主讲人的发言，不过却说不上来到底听到了什么，等主讲人讲完了，宣布聚会开始，我立刻举手。他们点了我，我说：“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我已经清醒了两年，从我踏进协会那一刻开始，我经历了不少事，有时候我会忘记其实我生活得很混乱。目前我与我女友的关系正面临一个困难的阶段，而且我一直没有自知之明，直到刚才。在我来这里以前，我觉得很不自在，必须站在莲蓬头下冲五分钟的澡，才终于搞清楚我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明白那是恐惧，我在害怕。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我感觉如果我放任自己的感情，就会发现其实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我都怕。我害怕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也害怕不跟她在一起。我害怕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会发现镜子里有个老头子在瞪我。我怕我会孤孤单单死在那个房间里，直到臭味漫出门外，才被人发现。

“所以我穿上衣服，赶来这里，因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有这种感觉，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样讲一通之后就会好过很多，不过它就是有帮助。谢谢各位。”

我想我讲话的口气大概像个神经病吧，不过我已学会别他妈的在意别人怎么想，我的确不在意。对我来说，在那个房间里那样掏心挖肺出奇的容易，因为除了彼得·库利之外，我不认识任何人。要是他真的只清醒了一天，大概也听不完整句话，更别提听完了还记得。

或者没那么糟吧。聚会结束时，大家站起来一起念平静祷告词，念完后，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一个男人过来要我的电话。我给他一张名片。“我常常不在家，”我说，“不过你可以留话。”

我们聊了一会儿，等我去找彼得·库利时，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是说完了马上就离开，还是等到聚会结束。总之，他已经离开了。

我有个感觉，他并不想见我，我可以了解。我还记得刚戒时的痛苦，熬个几天，喝了酒，然后再从头开始。他还处在另一种劣势里，因为他曾经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再一次失去控制，肯定觉得很羞辱。加上他目前的经历，要想重拾自尊，可能需要一段时日。

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是清醒的。虽然只有一天，但我们谁又不是这样呢？

周六下午我本来在看电视运动节目，后来决定休息一下，打了个电话给接线员。我告诉她我的卡掉了，不知该如何启动及解除转移服务。我想象她在查过记录之后，发现我从未订购该项服务，于是打电话给九一一，请巡逻车将整个旅馆包围。“把电话放下，斯卡德，把手举起来。”

我还没想象完，她已经接给电话录音，由电脑语音向我解释该怎么做，它讲得很快，我来不及全写下，所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重复整个过程。

我准备出门去埃莱娜家的时候，便按照指示，让所有的电话都自动转到她那部电话上，至少理论上会这样。不过我对整个程序并没有多大信心。

她买了票去看曼哈顿剧场俱乐部的演出，那出戏非常晦涩、阴郁，是个南斯拉夫剧作家写的。我感觉一定有很多东西因为翻译而损失了，不过整出戏的张力还是很具压迫感，带领我进入人类内心黑暗的甬道，完全没有灯光。

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没有安排中场休息时间，结果十点一刻结束时，我们觉得一分钟也没办法多待了，因为每一刻都让人窒息。最后演员谢幕，剧院里的灯光亮起，我们一个个像僵尸般挨出门。

“良药苦口啊。”我说。

“还是毒药？对不起，最近我挑的很卖座，对不对？先是那部你痛恨的电影，现在又是这个。”

“我并不讨厌这出戏，”我说，“我只是觉得我跟它打了十个回合，脸上挨了好几拳。”

“你觉得它想表达什么的信息？”

“或许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讲最淋漓尽致吧。信息啊？我不知道。也许它想说这个世界实在很糟糕吧。”

“要了解这一点何必去看戏，”她说，“读读每天的报纸就行了。”

“哦，”我说，“或许在南斯拉夫情况不同。”

我们在戏院附近吃了晚餐，那出戏的气氛缠着我们不放。

吃到一半，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为那天晚上的事道歉。”

“已经过去了，亲爱的。”

“我可不确定。最近我的情绪很怪，一部分是因为这件案子。有了一两个突破，我以为有进展了，现在又陷入困境，我感觉好像进退维谷。但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我们两人，你对我很重要，我们的关系也很重要。”

“对我也一样。”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感觉似乎慢慢对了，但那出戏的气氛仍然阴魂不散。然后我们回到她的公寓，我进洗手间的时候，她去查她的电话录音。等我出来时，她脸上有个很奇怪的表情。

她说：“谁是沃尔特？”

“沃尔特？”

“只想打个招呼，没什么要紧的事，想让你知道他还活着，或许待会儿再打给你。”

“哦，”我说，“是昨晚我在聚会里认识的一个男人。他最近才戒。”

“你把这部电话的号码给了他？”

“没有，”我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就觉得奇怪嘛。”

“哦，”这时我才想到，“八成真的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转移服务。我告诉过你港家兄弟玩电脑的时候给我装了转移的服务项目，今天下午我启动了。”

“所以说你的电话会转到这里。”

“没错。我本来不相信它真的管用，不过我错了。怎么了？”

“没什么。”

“你确定？”

“当然。你想听那个留言吗？我可以倒回去放给你听。”

“如果他只说那些就不必了。”

“那我可以把它洗掉了？”

“好。”

她洗掉录音，然后说：“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拨你的号码，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录音。”

“显然他并不认为拨错了号码，否则他不会留言。”

“他会觉得我是谁？”

“一个声音非常性感的神秘女郎。”

“他大概会认为我们住在一起，除非他知道你一个人住。”

“他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很清醒，而且很神经。”

“为什么很神经？”

“因为我在认识他的那个聚会里倒了一大堆垃圾。他可能会猜我是病人，你是牧师公馆里的管家。”

“这个游戏我们没试过，神甫和女管家。‘请赐福给我，神甫，因为我是个淘气的女孩，或许你该打我屁股。’”

“我一点都不惊讶。”

她咧嘴笑了，我伸手去抱她，电话居然在那个时候响了。“你去接，没准是沃尔特。”

我拿起电话，一个声音极为低沉的男人想找莫德尔小姐。我一句话都没说便把话筒递给她，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站在窗前，望着东河对岸的灯光。过了一两分钟，她走进来站在我身边。她没提那个电话的事，我也没问。十分钟之后电话铃又响了，她去接，结果是找我的。是沃尔特，依照协会里的建议，拼命打电话。我没跟他聊太久，挂断之后，我说：“抱歉，这是个馊主意。”

“嗯，你常在这里，应该想个办法让别人找得到你。”几分钟之后她说，“去把电话拿起来，今天晚上我们俩都不再接电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乔·德金，结果他和另外两位刑事组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了。我回到旅馆，查我的口信，发现一个都没有。我上楼挑了本书坐下，过了二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埃莱娜说：“你忘了解除转移服务。”

“哦，我的老天，”我说，“难怪没有我的口信。我刚到家，整个早上都在外面，完全忘了这回事。我本来想直接回来解除，可是我忘了。你一定快被逼疯了。”

“没有，可是——”

“你怎么打得过来呢？难道没有转回你那部电话，给你一个通话中的信号声？”

“我第一次打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打到楼下柜台，请他们转上去。”

“哦。”

“显然它不会把打到楼下总机的电话也转过来。”

“显然不会。”

“TJ稍早的时候打来，不过并不重要。马修，凯南·库利刚才打电话来，你得立刻回话，他说非常紧急。”

“是吗？”

“他说事关生死，可能是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的语气好像很严肃。”

我立刻打电话过去，凯南说：“马修，感谢上帝，你别走开，我跟我哥哥在另一条线上讲话。你现在在家，对不对？好，别挂断，我马上跟你谈。”咔的一声，等了一分钟，又是咔一声，他回来了。“他现在就过来，”他说，“他会去你旅馆，就停在门前。”

“他怎么回事？”

“彼得？彼得没事，他会载你去布莱顿海滩。今天谁也不准乘地铁慢慢晃。”

“布莱顿海滩那儿有什么？”

“有很多俄国人，”他说，“怎么说呢？其中一个俄国人刚打电话来说他遇到跟我同样的生意难题。”

那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但我仍想确定。

“他老婆？”

“比老婆更糟。我得出门了，我们在那里碰头。”

第18章

九月底埃莱娜和我曾在布莱顿海滩过了一个很有田园风情的下午。我们乘Q线地铁到终点站，沿着布莱顿海滩大道散步，逛特产市场、看商店橱窗，然后到大街旁的小巷子里去探险，欣赏那儿简朴的木制房子和迂回复杂的后街、小巷和小胡同。大部分的居民是俄国犹太人，很多都是新移民，使整个区域弥漫一种异国情调，同时又有说不出的纽约特质。我们在一家格鲁吉亚人的餐厅吃饭，沿着海滨的木板路一直走到科尼岛，看那些比我们勇敢的人在海里戏水。然后在水族馆里待了一个钟头，才打道回府。

如果那天在街上我们曾经和尤里·兰多擦肩而过，我想我们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他看上去就像在家时一样，想必多年前在基辅或敖德萨时，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厚胸膛，那张脸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颂扬劳动阶级壁画里的典范；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面庞棱角分明，加上一个突出的下巴。棕色的头发长而柔软，经常得往后扬头把脸上的头发甩开。

他快五十岁了，移民美国十年，来的时候带着太太和四岁的女儿卢德米拉。以前在苏联他便做过一些黑市交易，到布鲁克林之后很快接触各种边缘企业，不久便开始交易毒品。他做得很不错，不过干这行没有不赚不赔的人，要么送了命或进了监狱，要么就做得不错。

四年前他太太的卵巢癌已经转移，靠着化疗多活了两年半。本来她希望看到女儿初中毕业，可惜却在秋天过世了。卢德米拉（现在她自称露西卡）在春天毕了业，现在是一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名叫奇切斯特学院的私人女子高级中学的新生。那所学校学费很贵，要求也很严格，毕业生进入常长春藤联盟大学的比率极高，当然也包括像是布林莫尔或史密斯这类的着名女子大学。

当凯南开始打电话警告同行小心绑架的时候，他差点就决定不打给尤里·兰多。他们并不熟，几乎没有往来过，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凯南以为尤里不必担心，因为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没有想到他还有个女儿：不过他还是打了电话，尤里听了更觉得自己打从一开始送露西卡上学的方式就是明智之举。他不让她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安排了车辆接送服务，每天早上七点半来家里，然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再到奇切斯特校门口去接她。如果她想去朋友家，车子会送她去那儿，等她想回家时，她再打电话叫车子去接。如果她想到家的附近逛逛，通常一定会带着狗。那是一条非洲猎狗，性情其实非常温和，但看起来却凶猛、吓人。

那天中午刚过，奇切斯特学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位说话颇有教养的男士解释说他是兰多先生的助理，要求学校早半个钟头让露西卡离开，因为家里有急事。“我已经打电话跟车辆服务公司讲好了，”他向接电话的女士保证，“他们的车子两点十五分的时候会在校门口等，不过可能不是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司机和车子。”还有，他补充说，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打电话去兰多先生的家，可以直接找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后他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她并没有打到那个号码，因为这件事并不难办。她叫露西卡（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叫卢德米拉）来办公室，告诉她今天她得早点离开学校。两点十分，那位女士往窗外看，一辆墨绿色货车停在位于庞艾普街上的学校大门正前方。那辆车跟平常接送那位女孩的新型通用轿车很不一样，不过显然是来接她的。车辆服务公司的名称及地址清清楚楚漆在车身两侧，査维里姆租车服务，地址在海洋大道上。绕到货车另一边替露西卡开车门的司机，身穿蓝色便装外套，正是该公司的制服，而且他还戴了一顶规定的鸭舌帽。

露西卡毫不迟疑地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绕到另一边，上了驾驶座，开到柳树街的街角，这时办公室内的女士便转开视线了。

到了两点四十五分，大家都放学了。几分钟之后，平常的那位驾驶员开着那辆当天早晨送露西卡去上学的奥兹莫比轿车来了。他很耐心地在路边等候，因为他知道露西卡通常会迟十五分钟才出校门。他很可能会等那么久都不说一句话，但露西卡的一位同班同学认出他来，告诉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她早就离开了，”她说，“半个钟头前就有人来接她走了。”

“得了吧。”他说，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

“是真的！她爸爸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你们公司派了另一辆车来接她。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塞佛伦斯小姐。”

那位司机没有进去问塞佛伦斯小姐；如果他那么做了，塞佛伦斯小姐肯定会打电话到兰多公馆，甚至还可能会打电话报警。但司机只使用车上无线电话打给海洋大道公司里的配车员，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如果她早需要用车，”他说，“你还是可以叫我来啊。就算你联络不到我，也该通知我一声，让我别白跑一趟。”

配车员当然不知道司机在讲什么。等到她大概抓出个头绪，她想到一定只有一种可能，兰多不知为什么原因，打电话到另一家公司叫了车。本来她可以不管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线路都在忙，或许兰多有急事，或许他自己去接女儿了，忘了取消订车。不过显然她觉得事有蹊跷，她査了尤里的号码，打了个电话给他。

起先尤里觉得她在大惊小怪。显然查维里姆公司有人出了差错，派出两辆车去接同一个人，让第二位司机白跑一趟。为这种事打电话来找他干什么？但他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他仔仔细细问了配车员经过情形，说他很抱歉，造成他们的不便，然后把电话挂上。

他接着打电话给学校，等他和塞佛伦斯小姐通完电话，知道他自己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电话过去的事之后，心里已经明白了。某人已成功从学校里拐走了他的女儿，骗她上了一辆货车。她被绑架了！

这时塞佛伦斯小姐也想通了，但兰多说服她别打电话报警，说这件事最好私下处理。他边说边编故事：“她母亲那边的亲戚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一直不赞成我的做法，想让她别再上奇切斯特，而送她去公园区一所神经兮兮的犹太学校里念书。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她明天一定会回学校上学的。”

他挂上电话便开始发抖。

他们绑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要什么？他什么都愿意给，那些狗娘养的家伙，他愿意把所有家当都给他们。到底是谁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到底要什么？

不是几个星期以前才有人提到绑架的事吗？

他想起来了，马上打电话给凯南。凯南又打电话给我。

尤里·兰多的家在那幢十二层楼砖造建筑的布莱沃特华庭的顶楼。我们一进贴了瓷砖的公寓大厅，两名穿着斜呢西装外套、戴硬鸭舌帽的彪悍俄国青年便上前夹住我们。彼得没有理睬穿制服的门童，只对那两个人说他姓库利，兰多先生在等我们。其中一个人便陪同我们乘电梯上去。

我们抵达的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半，尤里刚接到绑架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还非常激动。“一百万，”他叫道，“我去哪儿弄一百万？是谁干的，凯南？是不是黑人？是不是那些牙买加来的疯子？”

“是白人。”凯南说。

“我的小露奇卡，”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一看到我们就崩溃了。“你是哥哥，”他对彼得说，“你是？”

“马修·斯卡德。”

“你是替凯南做事的。很好。谢谢你们两位赶过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就这样通行无阻吗？我派了两个人在大厅里守着，他们应该——”然后他看到陪我们上来的那个人。“原来你在这里，丹尼，好孩子。你回大厅去守着。”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才派保镖。马已经被偷走了，我才把谷仓锁起来。有屁用？他们还能偷走什么？上帝偷走了我太太，那个卑鄙的家伙，现在这些狗娘养的又偷走我的小露迪，我的露奇卡。”他转向凯南，“就算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就派保镖在楼下看着，又有什么用？他们从学校里绑走了她，当着大家的面把她偷走了。早知道跟你一样就好了，你送她出国了，对不对？”

凯南和我对看一眼。

“怎么了？你跟我讲你把你太太送出国去了。”

凯南说：“那是我们编的故事，尤里。”

“编故事？你为什么要编故事？发生了什么事？”

“她被绑架了。”

“你太太？”

“对。”

“他们要多少？”

“他们开价一百万。我跟他们谈，结果砍了价。”

“多少？”

“四十万。”

“结果你付了钱？你太太回来了？”

“我付了钱。”

“凯南，”他抓住他两个肩膀说，“求求你，告诉我，你太太回来了，对不对？”

“她死了。”凯南说。

“哦，不！”尤里整个人往后一转，仿佛遭到重击，他突然举起一只手臂，用手蒙住自己的脸。“不，”他说，“别告诉我这个。”

“兰多先生——”

他不理我，又抓住凯南的手臂。“可是你付钱了，”他说，“你没有少给？你没有想骗他们？”

“我付钱了，尤里。他们还是杀了她。”

他的肩膀往下垮。“为什么？”他质问道，不是在问我们，而是问那个偷走他太太的卑鄙的上帝，“为什么？”

我上前去说：“兰多先生，这帮人非常危险，邪恶，又难以预料。除了库利太太之外，他们至少还杀了两个女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毫无放你女儿活着回来的意思，很可能她已经死了。”

“不！”

“如果她还活着，我们尚有一线机会。但你必须当机立断，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什么意思？”

“你可以报警。”

“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找警察。”

“他们当然会这么说。”

“我最不希望的事，就是让警察来这里打探我的生活。我若筹到赎金，他们一定立刻要査钱是哪里来的。但只要能救回我的女儿……你认为呢？如果报警，希望是不是会比较大？”

“或许抓住绑走你女儿的人的希望会比较大。”

“去他妈的，那救回我女儿呢？”

她已经死了，我心里想；但又告诉自己我并不能确定，而且大可不必讲给他听。我说：“我认为现在让警方介入，并不能提高救回你女儿的概率，而且还可能造成反效果。倘若警方介入，让绑架者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撒手逃逸，而且绝不会让女孩活下来。”

“那就去他妈的警察。我们自己来，现在怎么做？”

“现在我必须打一个电话。”

“你快去打。等等，这部电话不能占线。他们刚才打来，我有一百万个问题想问他，他却挂我电话。‘别用电话，我们会再打给你。’去用我女儿的电话，就在那扇门后面。这些小孩子，整天打电话，你想打回家永远都打不通。以前我装了另一种服务，插拨服务，把每个人都快逼疯了。在你耳朵旁边喀喀喀响个不停，叫这个等一下，你得接另一个电话。可怕。后来我不要了，干脆帮她装一部新的，她爱打多久就让她打多久。上帝，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只要把她还给我！”

我打了TJ的寻呼机号码，然后按下兰多女儿那部史努比形状的电话的号码。从房间装饰看来，史努比和麦克尔·杰克逊这两个形象，似乎在她的个人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踱着方步，等我的电话，在白色珐琅梳妆台上看到一张全家福照片。尤里和一位黑发女人，以及一个小卷卷头发直泻肩头的黑发女孩。那张照片里的露西卡大约十岁。另一张是她的独照，长大了不少，应该是去年六月时的毕业照。这张照片里她的头发短了些，表情很严肃，也颇为早熟。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他说：“哟！谁找TJ？”

“是我，马修。”我说。

“嘿，大哥！怎么样？”

“正经事，”我说，“紧急情况，我需要你帮忙。”

“没问题。”

“你能不能找到港家兄弟？”

“你是说现在？他们有时候很难找。吉米·洪有寻呼机，但不一定随时带在身上。”

“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他，然后把这个号码给他。”

“好。就这样？”

“还有，”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去过的那家洗衣店？”

“当然记得。”

“你知道怎么去吗？”

“乘R线到五十五街，离第五大道一个街区，离洗衣店四五个街区。”

“我没想到你那么用心。”

“妈的，”他说，“大哥，我一直都很用心的。我是个用心的人。”

“不只有办法而已？”

“用心，又有办法。”

“你能不能现在立刻去？

“现在？还是先打电话给港家兄弟？”

“先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去。你就在地铁车站附近吗？”

“大哥，我永远都在地铁车站附近。我现在用的是港家兄弟解码后的电话，在四十三街和第八大道交口。”

“一到那里，马上打电话给我。”

“好，出大事了？”

“非常严重！”我说。

我把房门敞开回到客厅，免得待会儿电话铃响听不见。彼得·库利站在窗前眺望大海。一路上我们没说什么话，但他主动告诉我自从上次我们碰面的聚会之后，他没有喝酒，也没用药。“所以我清醒了五天。”他说。“那太好了。”

“这已经变成行话了，对不对？不论是一天还是二十年，你跟人家讲你戒的时间，每个人都会说那太好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清醒的。’我他妈的要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才怪！”

我走到凯南和尤里旁边跟他们讲话。卧室的电话没响，可是差不多一刻钟后，客厅那部响了，尤里过去接。他说：“对，我是兰多。”然后别具深意地看我一眼，再往后一甩，把落到眼睛上的头发甩开。“我要跟我女儿通话，”他说，“你必须让我跟我女儿通话。”

我走过去，他把电话递给我。我说：“我希望那女孩还活着。”

一阵静默，然后对方说：“操！你他妈的是谁？”

“我是你拿女孩换钱的最大希望。不过你最好别伤害她，不要耍花招，也不要找借口拖延。因为只有她活着，才会有交易。”

“操！”他说。沉默了一阵子，我本来以为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他挂断了。

我把对话内容报告给尤里和凯南听。尤里很烦躁，深怕我态度过于强硬，会坏了事。凯南告诉他我知道分寸；我自己倒没这么有把握，但还是很感谢他支持我。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让她活着，”我说，“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回不可能只听他们的，如果不亮出人质还活着的证据，就别想看到赎金，做成交易。”

“可是如果你把他们惹火了——”

“他们本来就是疯子。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杀她的理由，但他们不需要理由，他们一开始就打算杀她，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她活下去的理由。”

凯南支持我的观点。“我什么事都听他们的，”他说，“唯命是从。结果她——”他迟疑了，我在心里帮他把话说完，“还是被切成一块块送回来。”但他并没有告诉尤里那一部分，直到现在他还是没讲。“——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需要现金，”我说，“你有多少？能筹多少？”

“老天，我不知道，”他说，“我的现钞很少。那个杂种会要可卡因吗？我有十五公斤，距离这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他看看凯南：“你要不要买？随便你出多少。”

凯南摇摇头。“我会把我保险箱里的钱都借你，尤里。我现在也紧得很，正在等一笔大麻交易。我已经预付了一笔定金，八成是付错了。”

“什么样的大麻？”

“从土耳其来的，经过塞浦路斯。鸦片、大麻，有什么分别呢？反正不会见到货的。我保险箱里大概有十万吧，时间定了我就跑回家去拿来，你尽管拿去。”

“你知道我会还的。”

“别担心。”

兰多猛眨眼睛，把眼泪挤回去。等他开口想说话时，声音有些哽咽，讲得有点困难。他说：“你们听听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一个他妈的阿拉伯人，居然要给我十万块。”他张开双臂抱住凯南，开始啜泣。

这时露西卡房里的电话响了，我走过去接。

是TJ，从布鲁克林打来。“在洗衣店了，”他说，“要我干吗？等个白人恶棍进来用电话？”

“没错，他迟早会进来的。你可以到对街的餐厅坐下，注意看洗衣店的门口——”

“我有更好的法子，大哥。我就等在洗衣店里，假装是另一个等衣服洗好的猫。这附近各色人种都有，我看起来不会很奇怪。港家兄弟打电话给你了没有？”

“没有。你联络到他们了？”

“我打寻呼机，按了你给的那部电话的号码，不过吉米要是没带呼机在身上，那呼了也是白呼。”

“就像森林里的那棵树。”

“说什么？”

“没事儿。”

“我会再打过去。”他说。

下一个电话打来时，是尤里接的，他说：“等一下。”然后便把电话递给我。这一次是个不一样的声音，比较柔和，比较有教养。虽然语气中仍带着邪气，但不像前一个有那么明显的愤怒。

“我了解咱们的游戏里新加入了一个玩家，”他说，“好像我们还没经过介绍吧。”

“我是兰多先生的朋友。我的姓名并不重要。”

“我们总想知道对手是谁吧。”

“说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是同一边的，不是吗？我们都想做成这笔交易。”

“那你只要听我的指示就行了。”

“不，没那么简单。”

“当然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然后你们照做，如果你们还想看到女孩活着回去的话。”

“你得先让我相信女孩还活着。”

“我可以向你保证。”

“对不起。”我说。

“这样不够？”

“你把库利太太送回来的时候，信用就已经破产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真有意思。你没有俄国口音嘛，而且也没有布鲁克林腔。库利太太的情况比较特殊，她丈夫想讨价还价，这是他们那个种族的天性，所以我们才奉还——嗯，其他的你自己明白喽，是不是？”

那帕姆·卡西迪呢？我心里想。她又做了什么激怒你们的事？可是我只说：“我们不会讨价还价。”

“你们愿意付一百万。”

“交换女孩，要她安然无恙。”

“我保证她安然无恙。”

“你的保证不够。让她过来讲电话，让她父亲跟她讲话。”

“恐怕——”他正要开始说，NYNEX的录音插进来，要他继续投钱。“我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他说。

“钱用完了？把你那边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他笑笑，把电话挂了。

下一个电话打进来时，公寓里只剩下我和尤里。凯南、彼得跟楼下两名保镖中的一个先行离开，想办法去凑钱。尤里给他们一张清单，上面有些名字和电话号码，而且他们自己也认识些人。如果能用家里用的电话联络，事情会简单很多，但我们只有两条电话线，两条我都不能让他们用。

“你不是干这一行的，”尤里说，“你是警察，对不对？”

“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所以你是在替凯南办案。现在你替我办案，对不对？”

“我是在办案，但我不想跟谁要薪水，你是在讲这个吗？”他摆摆手不想谈。“这行生意很好做，”他说，“不过也有不好做的地方。你知道吧？”

“我想一定是。”

“我想退出，所以我才没有现钞。我赚很多钱，可是我从来不留现钞，也不要货。我买停车场，买餐厅，把钱分散，你知道吧？再过一阵子，我就完全退出毒品交易了。很多美国人都是从黑道起家的，后来不都变成合法的生意人，嗯？”

“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却一辈子待在黑道里。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那样，要不是为了杰沃拉，我早就退出了。”

“你太太？”

“医院账单，医生费用，我的天，真贵啊。没有保险。我们是新移民，哪知道什么蓝十字保险公司？没关系，要多少，我都付，我很乐意付。能让她再活久一点，我愿意付更多的钱。只要能让她再多拖一天，我连我嘴里的假牙都愿意卖。我付了十几万，医生尽全力维持了她的生命，她没有早走一天。那些日子真是苦啊，可怜的女人，她受的折磨！可是她真的想多活一点，你知道吗？”他用一只厚手掌抹抹前额，正想继续说时，电话铃响了。他无言地指指电话。我拿起话筒。

同一个男人说：“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恐怕女孩是不能来接电话了，这个要求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让我们证明她很好呢？”

我用手把话筒蒙住：“讲一个你女儿会知道的事。”

他耸耸肩：“狗的名字？”

我对着话筒说：“叫她告诉你——不行，等等。”我又把话筒蒙住，说，“他们很可能也会知道，他们跟踪她一个多星期了，知道她的作息时间，肯定也看过她带狗出去散步，听到她叫狗的名字。再想一个。”

“之前我们还养了另一条狗，”他说，“一条小的，黑白相间，后来被车撞了。养那条狗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娃娃。”

“可是她会记得？”

“怎么可能忘掉？她爱死那只狗了。”

“她那只狗的名字，”我对着话筒说，“还有以前养的那一条。叫她描述两条狗的样子，把狗的名字讲出来。”

他觉得很有趣：“一条狗还不够，非要两条不可。”

“对。”

“这样你才能得到双重保证。我就满足你吧，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他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这一点我很确定。他讲电话的时间不是很长，投的钱都还没用完，不过这一套做法无懈可击，现在他不可能改变做法。本来他在用公用电话，现在得设法查出两条狗的名字和长相，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假设这次他并没有用洗衣店的那部电话；假设他是开车出去，到离他家颇远的某条街上用那里的公用电话，现在他得开车回家，停车，进屋去问露西卡·兰多她那两只狗的名字。然后他得再开一段车，找到另一部公用电话，把那些情报再转告给我听。

我会不会这样做？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或许我会再花一个硬币，省点时间，也省得跑这一趟，直接打电话给留下来看守女孩的伙伴，叫他暂时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拿出来，问到答案。

如果现在港家兄弟在这里，该有多好。

这可不是我第一次那么想。如果能让吉米和大卫进驻露西卡的卧室，把他们的调制解调器接上她的史努比电话，把电脑放在她的梳妆台上，事情就会变得多么简单！他们可以用露西卡的电话监听她爸爸的电话，不论任何人打来，我们都可以立刻追踪到对方的位置。

如果雷打电话回家问狗的名字，而我们在这边监听电话，那么在他知道狗叫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藏匿女孩的地方在哪里了。在他再打电话给我之前，我们早已派车守住两个地点，等他一打电话就逮他，然后再去包抄他的房子。

但港家兄弟并不在这里。我只有TJ，呆坐在日落公园的一间洗衣店里，等着别人来用电话，倘若他没有明智地把一半财产浪费在买寻呼机上，我就连他这项资源都没有了。

“真要叫人发狂，”尤里说，“坐在这里盯着电话看，等它响。”

那电话可是慢条斯理的。显然雷——我一直是这么设想的，而且有一次几乎就要脱口直呼他名字了——显然他不知：为什么理由，并没有打电话回家。算他得开十分钟车回家吧，盘问女孩十分钟，再开车十分钟回来打电话给我们。要是他心急，应该会更快，但如果他中途停下来买包烟，那可能就要久些，或是她人事不省，他们得把她弄醒。

就算它半小时吧。或许长一点，或许短一点，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如果她死了，那可能就要更久了。假设她死了，假设他们一开始就杀了她，在打第一通电话给她父亲之前就杀了她。那显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没有逃跑的可能，不必担心她尖叫。如果她真的死了呢？

他们不可能承认。一承认就没有赎金了。他们不可能急需要钱，不到一个月前他们才从凯南手里拿到四十万，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想弄到更多的钱。钱这玩意儿，没有足够的，若非如此，他们不会打那第一个电话，也根本不会去绑架谁。如果你只是想找刺激，那么在街上随便挑个女人不是很容易吗？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猜他们大概会找个理由搪塞，说她人不清醒，说她被下了药，不能集中意识，没办法回答问题。不然就随便编个名字，硬说那是她讲的。

那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在扯谎，而露西卡已经死了。但人总是只相信我们想相信的，而我们愿意相信她还活着，即使只有一点点希望。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会付赎金，因为如果我们不付，就连那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把它抓起来，结果是个拨错号码的家伙。我打发了他，但三十秒钟后他又打来，我问他打几号，他讲的就是这里的电话，可是他原来想打到曼哈顿去。我提醒他得拨区域码。“噢，老天，”他说，“我老干这种事，真笨。”

“今天早上我也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尤里说，“打错号码的。真烦人。”

我点点头。万一我在应付那个白痴的时候，他正好打电话来呢？果真如此，他为什么不再试？现在线路已经不忙了，他妈的他还在等什么？

或许我犯了一个错误，不该跟他要证据。如果她早就死了，那我只是在逼他们摊牌而已。他可能决定不理我了，干脆取消整个行动，逃之夭夭。

那样一来，我岂不是要等上一辈子，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等到他们的电话了。

尤里说得对，这样子等真会叫人发狂，坐在这里盯着电话看，等它响。

但事实上没有我估计的半个钟头这么久，我们只等了十二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我伸手抓起话筒。

我说喂，雷说：“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角色。你一定是毒贩，做大宗的吗？”

“好像回答问题的人应该是你。”我提醒他。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他说，“搞不好我知道呢。”

“我也可能知道你的名字。”

他笑笑：“哦，我看不会吧。你急什么呢，我的朋友。你怕我会追踪你的电话？”

在我的脑海里，我听见他嘲弄帕姆说“挑一个嘛，帕——米——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挑哪一个，帕——米——。”

我说：“反正是你投的硬币。”

“说得也是，好吧。那只狗的名字是，嗯？让我想想，最老套的有哪些？费多、陶瑟、国王，罗夫，这个名字一向很热门，对不对？”

我心里想：妈的！她死了！

“那斑斑如何？‘快胞，斑斑，快跑！’给条非洲猎狮犬取这个名字不错吧。”

跟踪她几个星期，他应该知道。

“那只狗叫沃森。”

“沃森。”我说。

坐在房间另一边角落里的大狗移动了一下，竖起耳朵。尤里在点头。

“另一条狗呢？”

“你要求真多，”他说，“你到底要几条狗？”我等着。

“她说不上来以前那条是什么狗，狗死的时候她还小。她说他们得让它安乐死。好蠢的说法，你不觉得吗？你想杀一个东西，就应该有胆量承认。你怎么不说话，你还在听吗？”

“我还在这里。”

“我想那是只杂种狗。我们很多人都是杂种。狗的名字可有点儿问题。是个俄语名字，我可不定能读对。你的俄语怎么样，我的朋友？”

“不好。”

“洛斯提①这名字不错。或许它就叫洛斯提。你这个听众真难取悦，我的朋友，想逗你笑还真难。”

①斯卡德在说自己俄语“不好”时，用的词是rusty，绑架者就用了这个词作为狗的名字。

“我是个非常专心的听众。”我说。

“噢，真的吗？要不是现在情况特殊，否则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就你和我。好吧，改天吧。”

“我们再看。”

“说得一点都没错。可是你要听那只狗的名字，对不对？那只狗死了，我的朋友。他的名字有什么用呢？给一条狗取个死名字，给一条死狗取个坏名字——”

我等着。

“或许我的发音不太对。巴拉莱卡！”

“巴拉莱卡。”我说。

“她告诉我说这本来是一种乐器的名字。怎么样？是不是很耳熟啊？”

我看看尤里·兰多，他正在使劲点头。雷还在电话那一头不知啰唆些什么，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我觉得头很昏，如果不往厨房整理台上靠，仿佛就要倒下似的。

那女孩还活着！

第19章

我和雷的电话刚挂断，尤里便扑向我，用力将我抱在怀中。“巴拉莱卡，”他仿佛像在念咒语似的呼唤着那个名字，“她还活着，我的露奇卡还活着！”

前门打开时，我仍在他怀中。库利兄弟走进来，后面尾随着兰多的保镖丹尼。凯南提着一只有拉链的老式皮背包，彼得则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她还活着。”尤里告诉他们。

“你跟她讲话了？”

他摇摇头：“他们告诉我狗的名字。她记得巴拉莱卡。她还活着。”

我不知道库利兄弟听懂了没有。一待信号发出，他们便出去执行募款的任务；不过看来他们是抓住重点了。“现在你只需要一百万美元。”凯南告诉他。

“钱永远是可以赚的。”

“没错，”凯南说，“一般人都不理解，不过这可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他打开皮背包，开始从里面拿出一捆捆的钞票，排列在桃花木桌面上。“你的好朋友真不少，尤里。另外一件好事是他们都不信任银行。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有多大一部分在靠现金运作。一听到现金，你就想到毒品、赌博。”

“那是冰山的一角。”彼得说。

“那你就说对了。别光想到非法的生意，想想干洗店啊，理发厅啊，美容院啊，任何一个有大量现钞进出的地方，都会多准备一本账簿，把国税局剥削掉的那份再刮一半回来。”

“还有咖啡店，”彼得说，“尤里，你应该当希腊人的。”

“希腊人？为什么我应该当希腊人？”

“每个街角上都有一家咖啡店，对不对？大哥，我就在一家工作过，我轮的那个班有十个人一起干活儿，其中就有六个是黑工，付现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没上报的现金一大堆，进出得平衡嘛。假使他们每放一块钱进收银机里，报上去三角，那就算很多了。你知道蛋糕上的糖霜吧？法律规定营业税是百分之八点五，可是商家有百分之七十的营业额都没报，你总不能要求他们缴那么多税吧，嗯？所以都刮过的。那些全是免税利润，每一分钱都是净赚！”

“不只希腊人这样。”尤里说。

“对，可是他们这方面已经科学化了。你要是希腊人的话，只需要去找二十家咖啡店凑就可以了。保险柜里锁着、床垫里塞着、衣橱木板后面藏着，加起来，哪家没有藏上五万块？只要找二十家，你那一百万就凑到了。”

“可惜我不是希腊人。”尤里说。

凯南问他认不认得钻石商。“他们的现钞也很多。”他说。彼得说很多珠宝商都靠信用做生意，借据转来转去。凯南说但是还是有现金。尤里说那并不重要，因为反正他一个卖钻石的也不认识。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让他们去吵。

我想打电话找TJ。我把港家兄弟从电脑列出所有打给凯南那部电话通话记录的那张纸拿出来，找到洗衣店的号码，但我犹豫了。TJ知道要去接吗？如果店里很多人，是不是会让他露出马脚？万一拿起电话的是雷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然后我想起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可以传呼他，让他打给我。对于这项新科技，我似乎一直不习惯，总是想用最原始的老办法。

我在笔记本里找到他的寻呼机号码，还没拨号，电话铃先响了，是TJ。

“那家伙刚才来过，”他的语气似乎很兴奋，“就用这部电话。”

“一定是别人。”

“不可能。面相很恶！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看到魔鬼了。刚才跟他通电话的不是你吗？我接收到一个心电感应，告诉我马修大哥在跟那个魔鬼讲话哪。”

“是没错，可是我们在十分钟前就讲完了，可能有十五分钟了。”

“对，差不多。”

“我以为你会马上打来。”

“不能啊，大哥，我得去跟踪那位魔鬼。”

“你跟踪他？”

“不然怎么样？他一来就跑？我可没跟他手牵手一起出去，我让他先走一分钟，然后再溜出去跟在他后面。”

“太危险了，TJ，那个人是杀人犯。”

“大哥，这样我就要吓死了是不是？我每天都在杜斯混，在那附近走来走去，一天不碰到一个杀人犯才怪呢。”

“他往哪儿走了？”

“往左转，走到街角。”

“四十九街。”

“然后过街走到对面那家熟食店，进去待了一两分钟，又走出来。大概不是去买三明治，时间那么短。可能买了半打啤酒，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袋子差不多就那么大。”

“然后他去哪里了？”

“又走回原路，那白痴就经过我旁边，又穿过第五大道，然后又往洗衣店走。我心里想，操，现在不能再跟进去了，得在外面逛，等他打完电话。”

“他并没有再打来。”

“他根本没打电话，因为他没走进去，他上了车，开走了。等到他上车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开车来的。就停在洗衣店另一头，如果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根本看不见。”

“是轿车还是货车？”

“轿车，我本来想继续跟，但不行了。我离他有半条街远，因为他回洗衣店的时候不想跟得太紧，结果他一上车就开跑了，我跟不上啦。等我跑到街角上，他已经不见了。”

“可是你看清楚他了？”

“大哥，难道你不认得你老妈吗？这是什么鸟问题？那家伙五英尺十一英寸，一百七十磅，很淡的棕发，戴副棕色塑胶框的眼镜，穿那种系鞋带的高筒黑靴子，深蓝色长裤，蓝色带拉链的夹克，里面穿的那件衬衫我没有看过比它更蠢的，蓝白格子。我看清楚他了没有？大哥，如果我会画画，我就能把他画出来，你要是让我去跟你提过的那个画家讲，我们画出来的会比他的照片更像他。”

“我真是服了你。”

“真的？那辆车是喜美的，有点发蓝灰色，破破烂烂的。在他上车之前，我本来打算一直跟踪他回家的。他又抓了人，对不对？”

“对。”

“谁？”

“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

“操他妈的，”他说，“早告诉我，我就会跟他跟近一点，跑快一点。”

“你表现得很好。”

“我现在呢，就去査看一下附近这一带，也许可以看到他停车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你能认出来的话。”

“嗯，我记得车牌号码啊，虽然喜美的车子一大堆，有同样车牌号码的可不多吧。”

他把号码念给我听，我抄下来，然后开始告诉他我对他的表现有多满意。

他没让我说完。“大哥，”他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还要这样搞多久啊，每次我做对一件事情，你就欢喜得目瞪口呆？”

“我们需要几个小时凑钱，”对方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说，“他没这么多现金，一时凑齐有点困难。”

“你不想砍价吧？”

“不，但如果你拿到你要的数字，需要耐心。”

“你们现在有多少？”

“我还不清楚。”

“我一小时后再打来。”他说。

“你可以用那部电话，”我对尤里说，“接下来这个钟头他不会再打来。我们现在有多少了？”

“四十万多一点，”凯南说，“还不到一半。”

“不够。”

“我不知道，”他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还能把她卖给谁？如果你跟他讲我们就只有这么多，要不要随便他，他还能怎样？”

“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对，我老是忘记他是个疯子。”

“他需要一个杀那个女孩的理由。”我并不想在尤里面前强调这件事，但这话非说不可。“这是他们一开始的目的。他们就是喜欢杀人。她现在还活着，只要她是拿到钱的保证，他们就会继续让她活下去，他们一旦觉得安全了，或是已经没有拿到钱的希望了，马上就会杀她。我宁愿带着五十万去，骗他说那是一百万，祈祷他不要当面数钱，先救回那女孩再说。”

凯南想了一下。“问题是，”他说，“那个狗娘养的已经知道四十万看起来是多少了。”

“再去想办法看能不能多凑一点。”说完我就回去守着那部史努比电话了。

以前有一个可以打到车辆管理所的电话，你打去报上你的警徽号码，告诉他们你想追査的车牌，他们就会去查，把资料念给你听。我不记得那个电话号码了，而且我有个感觉，这个渠道大概早就被废除了。査了号码打过去，果然没人接听。

我打电话找德金，但他不在局里。凯利也不在座位上，传呼他也没有用，因为他距离太远，没办法帮我做我需要他帮忙的事。我记起去德金办公室拿戈特斯坎德档案时，旁边桌子上的贝拉米对着电脑自言自语的样子。

我打电话到中城北区分局找着他。“马修·斯卡德。”我说。

“哦，嘿，”他说，“你近来可好？乔现在恐怕不在。”

“没关系，”我说，“或许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刚才我跟我朋友在车上，一个开喜美的浑蛋擦了她挡泥板一下，居然就跑了。你见过这么过分的事没有？”

“妈的。当时你还在车上？那家伙是猪啊，敢这样离开肇事现场，八成不是喝醉了就是嗑药了。”

“我也是那么想，问题是——”

“你记下车牌号码了没有？我帮你查。”

“那就谢了。”

“嘿，小事情。我问电脑不就得了。等等。”

我等着。

“妈的。”他说。“哪里不对劲了？”

“他们把进入车辆管理所资料库的密码改了，我照着以前的方式做，结果电脑不让我进去，一直讲‘密码无效’。如果你明天再打电话来，我——”

“我想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免得他明天就清醒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哦，当然。我是很想帮你——”

“难道你就不能打电话去问谁吗？”

“对，”他若有所思地说，“管记录的那个母夜叉，可是她一定会告诉我说她不能给我，我每次都要听她说那堆废话。”

“告诉她这是五号紧急状况。”

“什么？”

“你就跟她讲这是五号紧急状况，”我说，“她最好快告诉你，免得事情搞大了，一路烧到克里夫兰去。”

他给我听等候录音。隔着房间，麦克尔·杰克逊正从他的白手后面偷瞄我。贝拉米又回到线上说：“妈的，还真管用。‘五号紧急状况。’什么废话都没说，就把密码告诉我了。我来试试。好极了。车牌号码是几号？”

我告诉他。

“让我们来瞧瞧。好，不会太久的。车型为八八年喜美双门轿车，颜色，白缎色……白铁色？拜托，讲灰色不就得了。不过你不会在乎这个的。车主为——你有铅笔吗？卡兰德·雷蒙·约瑟夫。”他把姓拼出来，“地址是佩内洛普大道三十四号，应该在皇后区，但是在皇后区哪里呢？你听过佩内洛普大道吗？”

“好像没听过。”

“我就住皇后区，但从来没听过这条街。等等，有邮递区号，一一三七九，在中村，不是吗？从来没听过什么佩内洛普大道。”

“我会找到的。”

“嗯，你的动机应该很强烈，对不对？车里的人都没受伤吧？”

“没有，就是车身擦坏了一点。”

“别放过他，这么不负责任。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报上去，你朋友的保险费率就会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他私下解决，你大概正有此意，是不是？”他咯咯笑了一阵。“五号，”他说。“大哥，这一招真有效，让她火烧屁股了，我欠你一次。”

“不客气。”

“不，我是说真的。我常常碰到这种问题，以后可以省下我不少麻烦。”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欠我的话——”

“说吧。”

“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记录，这位卡兰德先生。”

“这个容易查，不必用到五号紧急状况，因为我正好知道进入密码。等一下。没有！”

“什么都没有？”

“至少在纽约州内，他是个童子军。五号。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说它层次够高吧。”

“大概。”

“如果他们还找你麻烦，”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就说他们应该知道五号状况可以取代及撤销既有规定。”

“取代及撤销？”

“没错。”

“取代及撤销既有规定。”

“完全正确，不过一般状况可别用它。”

“当然不会，”他说，“用烂了多可惜。”

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住他了。现在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地址，可惜那地址不是我要的。他们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某处，而那个地址却在皇后区中村。

我打电话给皇后区查号台，然后拨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号码。电话发出一个他们新发展出来的讯号声，像是信号音，又像鸟在呱呱叫，然后电话语音告诉我那个号码已经退了。我又打电话给査号台，说明状况，接线员査过后告诉我那部电话是最近才退的，所以记录尚未取消。我说有没有留下新的号码，她说没有。我问她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何时退的，她说她不能讲。

我打电话给布鲁克林的查号台去査雷蒙·卡兰德，或R或R.J.卡兰德。接线员说同样的姓可能有很多种拼法，没想到她全替我査了。姓氏同样发音的，名字登记R的有两位，R.J的一位，可是地址都差了十万八千里，一个在绿角的麦瑟罗街，另一个更远在布劳斯维乐，离日落公园都很远。

令人发狂！不过其实这整件案子从头开始便令人发狂。我不断受到戏弄，以为有重大突破，结果却毫无头绪。找到帕姆·卡西迪便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无意中居然找出一个活的证人，但最后的结果只是让警方将三桩无头公案归在一类，变成一个悬案。

帕姆提供了一个名字，现在我有了姓，甚至教名，这都得感谢TJ与贝拉米的协助。我也有一个地址，不过在电话切断的同时，这个地址很可能就毫无用处了。

要找到他应该不会这么难，一旦知道对方是谁，就容易多了。现在我手头上的资料其实够多了，如果能让我等到天亮，或再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能找到他。但这样不令人满意；我非现在就找到他不可。

客厅里，凯南在打电话，彼得站在窗户旁，我没看到尤里。我走到彼得旁边，他告诉我尤里出去找钱了。

“我不能看到钱，”他说，“我会得焦虑症，心跳急促，手心冒汗，这是典型的征兆。”

“你怕什么？”

“怕？我不知道，就是想让我用毒品。现在你要是让我做联想测试，我给你的每一个答案都会是海洛因，每一个墨水渍图看起来都会像只想挣脱却徒劳的毒虫。”

“可是你现在并没有用毒品，彼得。”

“有什么分别吗，老兄？我知道我会用的，这是迟早的问题。外面真美，不是吗？”

“大海？”

他点点头：“只不过现在看不太清楚了。能住在水边一定很好。以前我有个迷占星术的女朋友，告诉我说水是我的元素，你相信那玩意儿吗？”

“我知道的不多。”

“她说得对，那的确是我的元素，其他的我都不太喜欢。空气，我从来不想飞，也不想被一把火烧光，或埋进土里。可是海洋，那是生命之母，大家都那么说，对不对？”

“大概吧。”

“外面那一片也是海洋，不是一条河或一个海湾而已。只有一望无际的水，只要看着它，我就觉得自己干净很多。”

我抱抱他的肩膀，让他继续看海。凯南挂上电话后，我走过去问他现在凑了多少钱。

“将近一半了，”他说，“我找遍了所有我认识的人，尤里也一样。老实告诉你，我看不可能有太大进展。”

“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人现在在爱尔兰。我只希望我们现有的看起来像一百万，只要在他们第一次仓促数钱时能蒙过去就可以了。”

“我们放点空气进去如何？如果每捆少放五张，十捆下来又多五千了。”

“好是好，万一他们随便拣一捆起来抽样点数呢？”

“有理，”他说，“猛一看，这堆钱会比我给他们的看起来多很多，因为我的全是百元大钞，这里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五都是五十块钞票。你知道还有一个法子可以让它看起来多一点。”

“用白纸夹在里面。”

“我是想用一元钞票。纸张对，颜色也对，除了面额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比方说一捆全是五十元面额的，总共是五千，你用一千块真的摆上面，再一千块真的摆下面，其中塞三十张一元纱票。这样其实你只摆了两千多，看起来却有五千。打开来瞧，反正全是绿的。”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除非他们没抽到一捆假的，拿起来仔细一看，发觉其中有诈，马上就明白了，没二话可说，就是想骗人嘛。如果你本来就是个疯子，一整个晚上都在等一个理由好让你下手杀人——”

“喀！把女孩宰了，一切都结束。”

“碰到这种凶神恶煞，万一我们做出一点好像要使诈的动作——”

“他们马上就会动怒。”他点点头，“或许他们不会数到底有几梱。你把五十和一百的都混在一起，一捆五千，其中有一半都是五十面额的，五十万应该会有几捆？如果都是一百的，应该有一百捆，所以应该有一百二到一百三十捆吧？”

“应该是。”

“我不知道，要是你，会不会去数？做毒品交易你是会数的，因为你有的是时间，你往后一靠，慢慢数钱，检査货色。那个情况不同，不过你知道大宗毒贩怎么数钱？那种每次成交量都在百万元以上的？”

“我知道银行有一种数钞机，数得比你翻得还快。”

“有时候他们会用那玩意儿，”他说，“不过大部分的时候都用秤称。你知道多少钱该有多少重量，好，全放到秤上去。”

“在多哥的家族企业是不是也这样做？”

他若有所思地笑笑。“不，那不一样，”他说，“他们每一张钞票都数，不过没有一个人在赶时间就是了。”

这时电话铃响起，我们对看了一眼。我接了起来，原来是尤里从他车上打来电话跟我们说他马上就回来。我挂上电话后，凯南说：“每次电话一响——”

“我知道，我也以为是他。你们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家伙连续打错了两次电话，他说他忘了拨曼哈顿的区域号码二一二。”

“妈的最烦人了，”他说，“小的时候我们的电话号码跟一家在远景大道和弗莱特布什大道交口上的比萨店只差一个数字，你可以想象拨错号码的人有多少。”

“你们一定觉得很烦。”

“我父母觉得，我和彼得才喜欢呢。我们照接订单，‘一半奶酪，一半意大利香肠？不加腌咸鱼？好的，我们马上去做。’然后呢，操，让他们饿死去算了。我们坏透了。”

“比萨店的家伙真倒霉。”

“对啊。现在我接到打错电话的很少了。你知道我哪一天才接到两个吗？就是弗朗辛被绑架的那一天。那天早上，就好像上帝要警告我一样。老天，我只要一想到弗朗辛受的罪，还有那个女孩现在正在受的罪。”

我说：“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凯南。”

“谁的名字？”

“那个打电话来的家伙，不是唱黑白脸里面的那个黑脸，是另一个，大部分都是他在发言的那个。”

“你告诉过我，叫雷。”

“雷蒙·卡兰德。我知道他以前在皇后区的地址，也知道他那辆喜美车的车牌号码。”

“他的车不是货车吗？”

“他还有一辆双门喜美。我们一定会逮到他的，凯南。或许不是今天晚上，但我们一定会逮到他。”

“那好，”他慢慢地说，“不过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之所以搅进来是因为我太太的缘故，所以我才会雇用你，才会来这里。不过现在那些事一点都不重要了，现在我觉得唯一要紧的就是那个孩子，露西卡，露奇卡·卢德米拉。她名字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叫哪一个，而且我们连面部没见过。但此刻我唯一在乎的事，就是要把她救回来。”

谢谢你，我心里想。

因为，就像他们在T恤上印的那句标语，一旦鳄鱼咬到屁股，你很可能就会忘记你是来开垦沼泽的。那两个人是否躲在日落公园某处，今晚、明晚，甚至永远我都查不出来，此刻一点都不重要。明天一到，我可以把我查到的所有东西都交给约翰·凯利，让他从那里开始。谁逮到卡兰德，他或是会被判十五年、二十五年，或是终身监禁，或在某条街上死在凯南或我的手里，甚至让他跑了，不管是拿到钱还是没拿到钱，这些全都不重要。或许明天那些事会显得很重要，或许不会，但在今晚，那些事都不重要。

突然之间，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其实一开始便应该如此。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救那个女孩，其他的，一点都不重要。

尤里和丹尼在八点还差几分的时候回来了，尤里一手提一只航空运货袋，上面都印着一家因为企业合并早已消失的航空公司的标记。丹尼则提着一只塑料袋。

“嘿，可以谈生意了。”凯南说，他哥哥则鼓起掌来。我虽然还没有拍手，但心中也一样兴奋。不知内情的人看到了，一定以为钱是给我们的。

尤里说：“凯南，过来一下，你瞧瞧。”

他打开一个航空袋，把里面的东西往外倒，全是一捆捆的百元大钞，每一捆扎绳上都印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钢印。

“太酷了，”他说，“你怎么弄来的，尤里，非经授权的提款吗？这么晚了，去哪里抢银行？”

尤里递给他一捆，凯南把扎绳拉掉，看看最上面一张，说：“不必叫我看吧？如果这玩意儿是真的，你不会问我，是假钞，对不对？”他凑近了看，用拇指抚摸，拉开第一张，继续看下一张。“是假钞，”他确定，“可是做得很好。连续号码每张都一样？不，这张不同。”

“有三个不同的号码。”尤里说。

“银行一定会査出来，”凯南说，“他们有扫描装置，光电的。除了这一点，我觉得它们很不错。”他将一张钞票揉皱，再抚平，对着灯光眯着眼看。“纸张很好，印刷看起来也不错。都是用过的纸张，肯定放在咖啡粉里泡过，然后用老式滚筒压过。没用漂白水，软纸剂没被洗掉。马修？”

我从皮夹里拿出一张真钞——至少我认为那是真钞——放在凯南递给我的假钞旁边。假钞上的富兰克林看起来似乎稍微有点不那么沉着，而是有一点点狡猾，不过换作平常的情况，我想我绝不会多看那张钞票一眼。

“非常好，”凯南说，“多少折扣？”

“总量的百分之六十，每一块钱付四角。”

“太贵了。”

“好东西哪有便宜的。”尤里说。

“没错。而且干这行也比毒品交易干净些，有谁会受伤害吗，你想想？”

“会降低货币价值。”彼得说。

“真的吗？这好比是九牛一毛，只要有一家货款银行倒闭，我看它降低货币价值的程度，比你印二十年伪钞的程度还严重。”

尤里说：“这是借的，如果我们原封不动还回去就不用付钱，否则就是我欠的，一块钱付四角。”

“够义气。”

“他是在帮我一个忙。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现？如果被他们发现——”

“他们不会发现的，”我说，“他们会在光线很差的地方随便看两眼，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伪钞。银行扎绳倒是个好主意，也是他印的？”

“对。”

“我们来重新捆一下，”我说，“用大通的扎绳，不过每一捆都抽六张出来，换上真钞，三张放上面，三张放下面。你这里有多少，尤里？”

“伪钞总共是二十五万，丹尼那里有六万多一点，四个不同的人帮我凑的。”

我算了算。“这样算起来我们有八十万左右，够了，我们可以谈生意了。”

“感谢上帝。”尤里说。

彼得把一捆伪钞的扎绳拉下，将钞票如扇面般打开，然后站在那儿边看边摇头。凯南拉来一把椅子，开始从每一捆里抽出六张。

这时电话铃响了。

第20章

“好累。”他说。

“我也觉得。”

“或许根本不值得这么麻烦。你知道，毒贩子多的是，大部分又都有老婆女儿。或许我们应该撕票跑了算了，或许下一位顾客会比你们更愿意合作。”

从尤里带着那两只装满伪钞的航空袋回来之后，这是我们第三次谈判。他每隔半个钟头打来一次，先讲他的交易办法，我每提出一个建议，他都设法找碴。

“尤其该让他听听我们在跑路之前是怎么撕票的，”他说，“我来把小露西卡切成刚好一口一块那么小好不好，我的朋友？然后明天再出去找新的猎物。”

“我很想合作。”我说。

“但你的表现却正好相反。”

“我们必须面对面，”我说，“让你有机会检査那笔钱，我们也有机会确定女孩真的没事。”

“然后你们的人一拥而上，把整个地方都包围住，谁知道你们会召集多少带家伙的人来啊，我们的人力却有限。”

“你还是能跟我们势均力敌，”我说，“因为女孩在你们手上。”

“在她脖子上架把刀子。”他说。

“可以啊。”

“刀锋就贴在她粉嫩嫩的皮肤上。”

“然后我们把钱交给你，”我继续说下去，“你们一个人架着女孩，另一个检査那笔钱。然后一个人拎着钱去你们的车上，另一个还是架着女孩。同时你还可以派第三个人躲在我们看不到的位置，用来复枪瞄准我们。”

“很可能有人会绕到他后面去。”

“怎么可能？”我质问他，“你们会先到那个地点，看着我们抵达，我们的人会一起到。你可以用枪瞄准，我们人再多也没有用。你那位拿枪的手下，可以在你们撤退的时候掩护你们，而且反正你已经安全了，因为那时候女孩已经回到我们这边，钱也被你的伙伴拿到车上了，我们不可能再碰那笔钱。”

“我不喜欢面对面那一招。”他说。

我心里想，而且他也不能指望第三名手下，那个能拿枪掩护他们撤退的人。因为我已经确定他们其实只有两个人，所以根本不会有第三个人。但我决定让他以为我们觉得他们有三个人，或许这样他会感觉比较安全。第三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真的能够担任掩护工作，却在于他让我们相信真有其人。

“我们可以离对方五十码，你把钱提到中点，转回你原来的地点，然后我们把女孩也带到中间，我们留一个人在那里，就跟你讲的一样，拿刀子架在她脖子上——”

是你讲的，我心里想。

“——另一个人带着钱撤退，然后我把女孩放了，她回到你们身边，我再退后。”

“不好。你拿到钱，女孩也在你手上，而我们却在另一头。”

话题绕来绕去，反复纠缠。接线员的录音又插进来要硬币，他一拍也不差地丢了一个下去。到这个地步，他不再担心电话追踪，通话时间愈来愈长。

我们如果能早点找到港家兄弟，现在就可以趁着他还在打电话的时候逮住他了。

我说：“这样吧，我们离对方五十码远，就照你说的。你会先到，看着我们抵达。你让我们看到女孩，确定你把她带来了。然后我提着钱朝你站的地方走过去。”

“就你一个人？”

“对，不带家伙。”

“你身上可以藏枪啊。”

“我一手提一个装满钱的箱子，藏把枪又有什么用？”

“继续讲啊。”

“你先检査钱，等你满意了，再把女孩放走。她回到她父亲和我们的人身边，你的手下把钱先拿走，你和我在原地等。然后你走路，我回家。”

“你可以一把抓住我。”

“我没带家伙，你手上有刀，还可以带枪，而且你的神枪手还躲在树后面用来复枪瞄准每个人。你占了绝对的优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会看到我的脸。”

“戴面具啊。”

“会影响视线。而且就算你没看清楚我的脸，你还是能描述我的样子。”

我心里想，操，咱们亮底牌碰运气吧。

我说：“我已经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雷。”

我听到他倒吸了一口气，然后是一阵沉默，有那么一分钟，我以为他离线了。

然后他说：“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的长相。我知道几个被你杀掉的女人，还认识一个差一点就被你杀掉的女人。”

“那个小妓女，”他说，“她听到我的名字。”

“我还知道你姓什么。”

“证明给我看。”

“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去査啊，就在‘日历’①上。”

①日历（calendar）与卡兰德在英文中发音相近。

“你到底是谁？”

“难道你猜不出来？”

“你的口气听起来像警察。”

“如果我是警察，为什么没有一大队蓝白相间的警车围在你家外面？”

“因为你不知道我家在哪里。”

“中村？佩内洛普大道。”

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放松了。

“我真佩服你。”他说。

“什么样的警察会这样玩，雷？”

“你是兰多的手下？”

“很接近。我们是一家人，是合伙人。我娶了他表妹。”

“难怪我们查不到——”

“查不到什么？”

“没什么。我应该现在就脱身，割了那小骚货的喉咙，逃之夭夭。”

“那你就死定了，”我说，“在几个小时内全国都会收到缉拿你的通缉令，加上戈特斯坎德和阿尔瓦雷斯那两件案子。你做成这笔交易，我就保证三缄其口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也许永远。”

“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想张扬出去，对不对？你可以到西部去另起炉灶，洛杉矶的毒贩多得很，漂亮女人也如过江之鲫，她们都喜欢坐全新的货车兜兜风的。”

他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你再把整个过程讲一遍，从我们抵达开始。”

我重复一遍。他时不时提出一个问题，我每个问题都答了。最后他说：“但愿我能信任你。”

“天哪，”我说，“我才需要信任你呢。我得一手提一箱钱，不带家伙，单枪匹马往你站的地方走过去。你只要决定不再信任我了，随时可以杀了我。”

“没错，我是可以。”他说。

“不过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笔交易如能依照计划顺利完成，对你我都有好处，我们俩都会是赢家。”

“你少了一百万。”

“或许那也在我的计划之内。”

“哦？”

“你自己去想吧。”我让他去费尽心思，猜测我不可告人的家族秘密，或者某种背叛我的合伙人的策略。

“有意思，”他说，“你想在哪里交换？”

我一直在等这个问题，在其他通电话里我已提出各种地点，却把这一个保留到最后。“绿林墓园。”我说。

“我应该知道在哪里。”

“你当然应该知道，那就是你丢弃利拉·阿尔瓦雷斯的地点。虽然距离中村有点远，不过以前你去那儿可不嫌麻烦。现在是九点二十分，墓园在第五大道上有两个入口，一个在二十五街转角，另一个得往南走十条街。你从二十五街入口进去，靠着围墙往南走差不多二十码，我们会从三十五街入口进去，从南边往北走，跟你会合。”

沙盘演练，我全替他做了，就像个战略玩家，重复葛底斯堡战役。“十点三十分，”我说，“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赶过去，现在交通不挤，应该没有问题。还是你需要更多时间？”他根本不需要一个小时，他就在日落公园，距离墓园开车只要五分钟。不过他并不需要知道我掌握了这一点。

“应该够了。”

“你还有时间布置人马。我们会在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从你南边十条街之外进入墓园，你会比我们早到十分钟，再加上我们往北走还需要十分钟。”

“其他人会留在五十码以外的地方。”他说。

“对。”

“剩下来的路你一个人过来，带着钱。”

“对。”

“我比较喜欢跟库利做交易，”他说，“我说‘青蛙’，他就跳。”

“不过这次也不坏啊，你拿到的钱多一倍。”

“没错，”他说，“利拉·阿尔瓦雷斯。好久没想到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像在梦呓，“她真的很好，上选。”

我没吭声。

“老天，她真是吓坏了，”他说，“可怜的小婊子，她是真的害怕。”

终于挂上电话之后，我必须立刻坐下。凯南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儿。

“你看起来不太对劲，”他说，“你看起来需要喝一杯，不过那大概是你最不想要的东西吧。”

“说对了。”

“尤里刚煮了些咖啡，我去帮你拿一杯。”他把咖啡端过来时，我说：“我没事，只不过跟那个混账王八蛋讲话让人精疲力竭。”

“我知道。”

“我摊了一些底牌，让他知道我了解一部分实情，因为我觉得那似乎是唯一让他罢手的办法。除非他能掌控全局，否则他不想动一步，我决定让他明白他并不如他想象中占这么大的优势。”

尤里说：“你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长相和车牌号码。”我把眼睛闭上一会儿，感觉他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存在，揣测他的思考方式。“我知道他是谁。”我说。

我向他们解释我和卡兰德同意的交易程序，一边开始画墓园内的地形图，这才发觉我们需要一张地图。尤里说家里应该有一张布鲁克林的市区街道图，但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凯南说弗朗辛那辆丰田的前座置物箱里有一张，彼得下楼去拿。

我们把桌上东西全清干净。所有为了隐藏伪钞而经过重新捆扎的钱，都已装进两只手提箱内。我将地图摊在桌上，手指循着开往墓园的路径，指出墓园西面的两个入口，说明该怎么做，如何布置人马，如何交易。

“让你走在最前面。”凯南注意到了。

“我不会有事的。”

“万一他耍花招——”

“我认为他不会。”

你随时可以杀我，我对他说。没错，我可以，他说。

“提箱子过去的应该是我。”尤里。

“箱子没那么重，”我说，“我提得动。”

“你还说笑话，我是认真的。是我的女儿，我应该在最前面。”

我摇摇头。倘若他真离卡兰德这么近，难保他不会失控扑上前去。但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可以说服他。“我要露西卡尽快跑到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去，她会想跟你待在一起。我要你站在这里，”我指着地图说，“好大声叫她。”

“你最好在皮带里塞把枪。”凯南说。

“可能吧，不过我觉得那也没什么用处。如果他真想耍诈，我来不及掏枪的，如果他照规矩来，我根本不需要用枪。我倒是很希望能有一件凯芙拉。”

“就是防弹背心对不对？我听说连刀子都挡不住。”

“有时候挡得住，有时候挡不住，而且也不是百分之百防弹，不过还是能多给你一线生机。”

“你知道我们能去哪里弄一件来吗？”

“这么晚了，不可能。算了，并不重要。”

“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

“我甚至不确定他们有枪。”

“你开玩笑啊？我不相信住在布鲁克林的人有谁没枪的。而且他们还有第三个人啊，那个躲在墓碑后面瞄准每个人的神枪手。不然你认为他会拿什么玩意掩护，他妈的弹弓啊？”

“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是我提起第三个人的，卡兰德很聪明，照着我的话说。”

“你认为他们只有两个人？”

“他们在公园大道上掳走那个女孩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我看他们不可能单单为了这次行动，跑出去召另一个帮手来。这是从淫欲杀人演变而成的图利勾当，并不是普通的职业犯罪行动，不可能随时召集一队人马。有些目击到前两次掳人案的证人说有三个歹徒，但他们很可能是认定还有一名司机，因为依照常理推断应该如此。可是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只有两个人，另一个人也可以充当司机，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不要管第三个人。”

“不，”我说，“那就是最麻烦的地方，我们必须假设他真的存在。”

我进厨房又倒了些咖啡，等我回来时，尤里问我需要多少人手。他说：“我们有你，我，凯南，彼得，丹尼和帕维尔。帕维尔现在在楼下，你进来的时候看到过他。我还有三个人在待命，随传随到。”

“我可以找到一打，”凯南说，“我去找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有没有钱借给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如果你们需要人手，尽管说一声，马上去。’”他趴在地图上说，“我们可以让他们占好位置，然后再叫十几个人分三四辆车，堵住两个入口，加上其他的人，这里还有这里。你在摇头，为什么？”

“我要让他们拿着钱跑掉。”

“你连试都不想试一下？等我们救回那个女孩以后嘛。”

“不。”

“为什么？”

“因为只有疯子才会想晚上在墓园里挑起枪战，或是绕着公园坡地区飞车射击。除非你能控制大局，否则这样的行动一点好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出差错。听着，我说服他，是因为我们双方谁也不占优势，我计划得的确很好。我们真的是平分秋色。我们救回女孩，他们拿到钱，每个人都活着回家。几分钟前这不是我们唯一的要求吗？难道现在大家改变主意了？”

尤里说没有，凯南说：“是没错，我只要求如此。我只是恨他们可以拍拍屁股走掉。”

“他们跑不掉的。卡兰德认为他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收拾行李，离开纽约。但他并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很快就会找到他。至于现在，哪儿需要多少人手？我想目前的人数绰绰有余了。我们开三辆车，丹尼和尤里开一辆，彼得和……楼下那位叫帕维尔吧？彼得和帕维尔开丰田，我坐凯南的别克。这样就够了，六个人。”

露西卡房内的电话响起，我接起来，是TJ，他在附近车道和路边寻找那辆喜美，无功而返，回到洗衣店打电话给我。

我回客厅说：“算七个。”

第21章

凯南在车上说：“我看走海岸公园大道和高恩努斯高速公路吧，你觉得如何？”我跟他讲他路应该比我熟。他说：“我们现在去接的这个小鬼，怎么会扯进来的？”

“他是贫民窟出生的小孩，常在时代广场混，天知道他住在哪里。大家都喊他TJ，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搞不好只是他在字母汤里舀出来的两个字。或许你不相信，不过他可帮了我大忙。他介绍我认识那两个电脑天才，今晚看到卡兰德和记下他车牌号码的也是他。”

“你认为他去墓园也能帮得上忙？”

“我希望他最好别想着帮忙，”我说，“我去接他，是因为我不想他在卡兰德和同伙回家的当儿还待在日落公园想他的办法，我不想让他有受到伤害的危险。”

“你说他是个小孩？”

我点点头：“十五六岁吧。”

“长大以后他想干什么？像你一样当侦探？”

“现在就想了，他不想等长大。我不怪他，太多人等不到了。”

“等不到什么？”

“长大。一个住在街头的黑人少年？他们的平均寿命还不如果蝇长。TJ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他能撑过去。”

“你真的不知道他姓什么？”

“不知道。”

“真是！从戒酒协会到街头，你认识的人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姓的还真不少。”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觉得丹尼这个人如何？他是尤里的亲戚吗？”

“不知道，你干吗这么问？”

“我只是在想，他们两个人开那辆林肯出去，后座摆了一百万元。我知道丹尼身上有带枪，万一他做了尤里，带钱跑了，我们连上哪里去找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穿了不合身夹克的俄国人。又是一个不知道姓什么的人，铁定是你的朋友，嗯？”

“我觉得尤里很信任他。”

“可能是亲戚，否则怎么会信任到这种程度？”

“况且，那还不到一百万。”

“八十万，才差他妈的二十万，你就要骂我是骗子？”

“而且几乎三分之一都是假钞。”

“你说得对，不值得偷。如果现在要去会合的这两个家伙愿意把它扛走，我们就应该偷笑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只好往地下室里搁，等下一次童子军捡废纸活动的时候再捐出去。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等你一手提一个箱子走过去时，可不可以问我们那位朋友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问他们他妈的为什么会挑上我，好不好？因为我到现在还在为这件事发狂。”

“噢，”我说，“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真的？”

“哦。我觉得他多少也参与毒品交易。”

“说得通，不过——”

“不过他自己并不做买卖，我几乎可确定这一点。我找了一个朋友帮我查，他并没有前科。”

“我也没有。”

“你是例外。”

“没错。尤里呢？”

“以前在苏联被逮捕过几次，但没坐过长时间的牢。在这里曾经被控收受赃货而遭到拘押，可是后来告诉被撤销了。”

“都没有牵涉到毒品。”

“对。”

“好，卡兰德的记录很干净，所以他并不是做毒品交易的，所以说——”

“不久前毒品管制署还想定你罪，不是吗？”

“没错，但他们査不出任何结果。”

“刚才我问过尤里，他说去年他谈一笔生意临时取消了，因为他感觉是特勤小组下的饵，想陷害他，他觉得那批人是联邦调査局派来的。”

他转过头来看我，然后逼自己往前看，猛转了一下方向盘，超了一辆车。“天哪，”他说，“难道这是最新的强制政策？因为没办法控告我们，所以就杀我们的老婆和女儿？”

“我觉得卡兰德可能在毒品管制署里做过事，”我说，“可能没待多久，而且肯定不是优秀的特派员。或许当过一两次线人，或许只是办公室里的职员。他不可能晋升，也不可能在署里待太久。”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他是疯子。或许他能进去是因为他恨毒贩入骨，在那个行业里这可是一大优点，不过要是恨过了头，那就不妙了。听着，这只是我的直觉，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说我是尤里的合伙人时，他说了一句话，仿佛在解释他们为什么没能套住尤里。”

“天哪。”

“明天或后天我就能证实这件事，我可以到毒品管制署去套个交情，看看卡兰德这个名字他们熟不熟，或是找我的电脑天才来，设法潜进他们的档案里。”

凯南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讲话不像警察。”

“是不像。”

“不过若真如你所描述的，他也不算是警察，对不对？”

“比较像外聘人员，是联邦调査局的外聘人员，而且专门针对毒品案件。”

“他知道一公斤可卡因的批发价格，”凯南说，“不过我不确定这真能证明什么，你那位朋友TJ搞不好就知道可卡因的批发价。”

“那我可一点也不惊讶。”

“露西卡上的那所女校的同班同学搞不好也知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如此。”

“你应该当医生的。”

“完成我老爸的愿望？不，我不觉得。或许我应该印伪钞，应付的人比较高级一点，至少他妈的毒品管制署不会来盯我的梢。”

“印伪钞？那情报局就会来了。”

“天哪，”他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就是那家洗衣店？右边那家？”我说是的，凯南把车开到路边，停在店门口，但并没有熄火。他说：“我们来得及吧，”说罢便看看表，再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没问题，还有点早。”

我盯着洗衣店看，但TJ却从第五大道上的另一个出口钻出来，过了街，钻进车子后座。我介绍他们俩认识，两人都宣称很高兴见到对方。然后TJ缩进椅背里，凯南换了挡。

他说：“他们十点三十分到，对不对？我们预定十分钟之后抵达，然后我们朝他们的方向走过去，是不是这样？”我说是。

“所以我们应该会在十一点差二十分的时候，在荒地上面对面，这是不是你的计划？”

“差不多。”

“交换和撤退会花多少时间？半个钟头？”

“只要不出差错，可能很快。要是出了状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对，所以我们赶快祈祷别出事吧。我只是有点担心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不过墓园大概不到午夜是不会锁门的。”

“锁门？”

“是啊，本来我以为关得更早，不过我想一定不会，否则你会挑别的地点。”

“老天爷！”

“怎么了？”

“我根本没想到这点，”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又怎样，你可以打电话找他改吗？”

“当然不能。我根本没想到墓园会关门，他们不是整夜开的吗？为什么要锁门？”

“不让人进去啊。”

“有这么多人喜欢进去吗？天哪，我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听过这个笑话了，‘墓园周围为什么要盖围墙？’”

“或许有人进去破坏坟墓吧，”凯南说，“小孩子进去扳倒墓碑啊，在花瓶里拉屎啊。”

“你觉得小孩子不会爬围墙？”

“嘿，老兄，”他说，“这又不是我规定的。如果我能做主，我一定让全纽约的墓园无限制开放，可以了吧？”

“我只是怕被我搞砸了，万一他们来的时候看到大门是锁上的——”

“怎样？他们会怎样，把她卖给阿根廷的白人奴隶贩子是不是？他们会跟我们一样，爬墙进去啊。而且墓园很可能要到午夜才锁门，有些人或许想下班后进去，看看死去的爱人。”

“晚上十一点去？”

他耸耸肩：”有些人工作到很晚嘛，他们去曼哈顿上班，下班后先去喝两杯，吃个饭，然后等地铁等上半个钟头，就像我认识的某人，小气鬼，舍不得坐出租车——”

“天哪。”我说。

“——等他们回到布鲁克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想：‘嘿，现在去绿林如何，看看他们把维克叔叔种在哪里，我以前从来不喜欢他，我看我去他墓上撒泡尿好了。”

“你是不是紧张，凯南？”

“我当然紧张，你认为呢？妈的。到时候不带家伙只带钱、走到那两个意识不清的凶手面前的可是你，我看你大概开始冒汗了吧。”

“或许有一点吧。慢一点，前面就是入口，好像门是开的。”

“嗯，看起来像是。即使他们应该锁门，搞不好也懒得锁。”

“可能。我们先开车在墓园周围绕一圈，好不好？然后想办法在靠近我们这边的入口处找个地方停车。”

我们在沉默中绕行墓园一周，街上根本没车，那夜的空气静得很，仿佛墓园里浓得化不开的死寂渗出了围墙，压迫了整个周边地带。

等我们快接近刚才的出口时，TJ说：“我们要进墓园吗？”凯南把头转开，不让我们看到他在咧着嘴笑。我说：“如果你不想进去，可以待在车上。”

“干吗？”

“也许这样你会比较自在些。”

“大哥，”他说，“我才不怕死人呢。原来你这样想？你以为我害怕？”

“是我错了。”

“你是错了！我不讨厌死人。”

我也不怎么讨厌死人，但让我担心的是某些活着的人。我们在三十五街的大门口会合，立刻溜进墓园里，因为不想引起街上的人和车的注意。此刻钱由尤里和帕维尔提着。我们一行七人，共有两只手电筒。凯南拿了一只，另一只在我手上，由我带路。

我并没有一直开着电筒，只在需要看路时很快打开又关上。大部分的时候并不需要开灯，我们头顶上有一弯新月，街上路灯的光线也漏进来不少。墓碑大多是白色大理石做的，一旦眼睛适应暗淡的光线之后，它们便显得极为明显。我在墓碑之间迂回前进，想着不知脚下躺的骨头属于谁。最近一年有家报纸登出一则连载报道，记录名人富豪在纽约五区内的埋葬地点，我没有仔细读，但仿佛记得有挺多出名的纽约客都埋在绿林墓园。

我读到有些狂热分子养成拜访墓园的习惯，有些人来拍照，有些人来拓下墓碑上的铭文。我想不出干这种事有什么意思，不过我做的事很多不是比他们更疯狂吗？那些人只在白天活动，不会在晚上来坟墓里跌跌撞撞，免得磕碰上一块块的花岗岩。

我挺直脊梁往前行，贴着围墙以便看街名，到了二十七街的时候，我放慢脚步，其他人往我这边靠过来，我打了手势，叫他们散开，但别再往北挺进。然后我转回雷蒙·卡兰德应该现身的方向，打开手电筒往我前面照，按照我们商定的暗号很快按了三下开关。

很长一段时间，我得到的回答仅是一片黑暗及沉寂。然后，三道闪光对着我眨了眨眼，就在我正前方偏右一点。据我估计，他们离我们一百码左右，或更远。对一个抱着足球飞奔的人来说，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现在却显得太遥远了。

“你们不要动，”我大叫，“我们会再往前走一点。”

“别走太近！”

“再走五十码，”我说，“我们说好了。”

我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凯南和尤里的保镖之一，其他的人也在后面不远处，我走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够近了！”其间卡兰德大叫过一次，但事实上并不够，所以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我们一定得靠得够近，进行交易时才能得到掩护。我们有一支来复枪，此刻在彼得手上，因为他在国家防卫队服过六个月的役，那时枪法很准。当然，那是在他染上毒瘾及酒瘾以前的事，隔了很久，不过他似乎仍是我们这一群人里的神枪手。他那把步枪很不错，有视镜仪，不过并没有红外线装置，所以得靠月光瞄准。我想设法把距离拉近，万一真需要开枪，希望他开的每一枪都有用。

不过那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分别。唯一需要他开枪的理由，便是对面的玩家来硬的，果真如此，我一定是在第一个回合首先倒下的人。倘若彼得开始还击，我也不会知道子弹飞到哪里了。

好个令人心安的想法。

等走到一半距离的地方，我对彼得做了个手势，他便往旁边移，选了个射击地点，把来复枪的枪管架在一个低矮的大理石坟地指标上。我开始搜寻雷和他的同伙，但只能看到人影，他们都躲进黑暗里去了。

我说：“出来，到我可以看清楚你的地方，然后让我看看那个女孩。”

他们走进我的视线范围。两个人形。等到眼睛习惯之后，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人形原来由两个人组成，一个男的把女孩架在他前方。我听见尤里倒抽冷气，祈祷他能保持镇静。

“我拿刀架在她脖子上了，”卡兰德大叫道，“万一我的手不小心滑一下——”

“你最好不要。”

“那你最好带钱过来，而且别想玩花样。”

我转身把手提箱提起来，检查了一下我们的人马。我没看到TJ，问凯南怎么回事。他说TJ可能回车上去了。“脚不听使唤，”他说，“我看他毕竟还是不喜欢晚上进墓园。”

“我也是。”

“听着，”他说，“你跟他们讲我们临时改变规则了，钱太重，一个人提不动，我跟你一起走过去。”

“不成。”

“非要逞英雄，嗯？”

我实在没有当英雄的感觉。两个手提箱的重量令我脚步沉重，一点都不昂然。看来其中一个手里带了枪，不是抱着女孩的那个，而且那把枪似乎正对准我，但我并不觉得有被射击的危险，除非我们的人乱了阵脚先开枪，那可要子弹满天飞了。就算他们想杀我，也会等到我把钱带过去之后。他们虽是疯子，却不是傻子。

“别想耍花招，”雷说，“我不知道你看得见看不见，不过刀就架在她脖子上。”

“我看得见。”

“够近了，把箱子放下。”

架住女孩、握着刀子的人是雷。我认得他的声音，即使他不讲话，我也可以借着TJ的描述认出他来，TJ描述得太像了。他的夹克拉链拉起来了，所以我看不见他那件衬衫，不过我相信TJ的话。

另一个男的比较高，乱糟糟的黑发，那对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下看起来简直像床单上烧了两个洞。他没穿夹克，只穿一件法兰绒衬衫和牛仔裤。我虽然看不清楚他的眼睛，却能感觉他射出的愤怒，真不知他哪里看我不顺眼，这么大的火气。我送一百万来给他，他却等不及要宰了我。

“打开箱子。”

“先把女孩放了。”

“不，先给我看钱。”

凯南坚持要我带的枪揣在我的后腰上，枪管就塞在我皮带里，枪身藏在我的运动夹克下。以我现在站的姿势，要拔枪并不容易，不过我现在两手空空，可以拔枪了。

但我并没有拔枪；我跪下去，把其中一只箱子皮扣松开，打开箱盖，让他们看到钞票，然后再站直。拿枪的那个人开始往前走，我伸出一只手掌。

“现在放她走，”我说，“然后你们就可以来检查钱。别在这个节骨眼改变规则，雷。”

“噢，甜蜜的露西，”他说，“我真不愿意看你走，孩子。”

他放开她。她一直被他身体的阴影挡住，直到这一刻我才有机会看清楚。即使在黑暗中，她仍显得苍白而畏缩，双手在手腕处被绑住，两只臂膀紧贴着身侧，肩膀往前缩，看起来像是想把自己缩到最小，别让世界看见她。

我说：“过来，到这里来，露西卡。”她没有移动。我说，“你爸爸就在那边，亲爱的。去找你爸爸。快去。”

她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停下。她的脚步看起来相当不稳，而且正用一只手紧紧握着另一只手。

“快啊，”卡兰德对她说，“快跑！”

她看看他，再看看我。很难说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她的视线完全没有对焦，异常的空洞。我真想一把抱起她，扛在我肩膀上，赶快跑到她父亲等待的地方。

或者用一只手扯开我夹克的一角，用另一只手掏出枪来，此时此刻就把那两个禽兽给毙了。但黑发男子正拿枪指着我，而且卡兰德现在也握着一把枪了，刚才拿的长刀也还在。

我对着尤里大叫，叫他呼唤女儿。“露奇卡！”他嘶吼着，“露奇卡，是爸爸。快到爸爸这里来！”

她认出那个声音了。她很专心皱起眉头，仿佛想辨认出那几个音节的意义。

我说：“用俄文讲，尤里！”

他回了一串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但显然露西卡听懂了。她松开双手，往前踏出一步，再一步。

我说：“她的手怎么回事？”

“没什么。”

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伸手出去握她的手。她很快挣脱开。她少了两根手指头。

我瞪着卡兰德，他一副几乎要道歉的表情：“是在我们谈好条件之前发生的。”这是他给我的解释。

尤里又爆出一连串俄语，这时她移动得比较快了，但仍然不算在跑，似乎她再尽力，也只能蹒跚地拖着脚步，我真怕她连走那几步都走不动。

但她撑过去了，一直往前走。我也没乱动，只盯着那两只枪管。黑发男子沉默地瞪着我，仍充满了愤怒，卡兰德则注意看那女孩。他想拿枪瞄准我，但却忍不住不断掉头去看她。我可以感觉出来他有多么想把枪口掉个头，转往她的方向。

“我喜欢她，”他说，“她很好。”

剩下来的就简单了。我先打开第二个手提箱，然后往后退几步。雷往前走，过来检査两只箱子的内容，他的同伙则继续拿枪指着我。他检査得非常粗略，只拿出五六捆从头到尾拨了一遍，但并没有数，也没认出其中杂有伪钞；老实讲，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分辨得出来。他把手提箱关起来，扣紧皮带扣，再把枪掏出来，让站在一旁的黑发男子上前来，嘿一声将两只箱子提起。这是他当着我的面发出来的第一个声音。

“一次提一个。”卡兰德说。

“又不重。”

“一次提一个。”

“别使唤我，雷。”他说，但仍然放下一个箱子，提着另一个走了。

他消失没多久。他不在场时雷和我也没有交谈。等他回来之后，提起第二个箱子，立刻说比刚才那个轻，仿佛我们有意欺诈他。

“那应该比较容易提，”卡兰德不耐烦地说，“快走吧。”

“我们应该毙了这个舔屁股的，雷。”

“来日方长。”

“卖毒品的警察，操！应该把他的头轰掉。”

等他走后，卡兰德说：“你答应给我们一个星期，你会守信用吧？”

“只要我有能力，还能拖更久。”

“关于那根指头，我很抱歉。”

“不止一根指头。”

“随便你说。他很难控制。”

我心里想，但是在帕姆身上用钢丝的却是你。

“很感激你给我们一个星期准备时间，”他继续说，“我觉得也该换换气候了，不过我觉得阿尔伯特一定不想跟我去。”

“你要把他留在纽约？”

“可以这么说。”

“你怎么找到他的？”

他对这个问题微微一笑：“哦，”他说，“是我们互相找到对方的。有特殊嗜好的人通常都能找到对方。”

那一刹那感觉非常诡异，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和面具底下的人交谈，难得的机缘为我开了一扇小窗。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为什么挑女人？”

“哦，老天，这得要心理医生来回答了，对不对？大概是埋藏在童年里的某种情结吧，他们的研究结果不都这么说吗？太早或太晚断奶？”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哦？”

“我不管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以为我有选择吗？”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嗯——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刺激、权力感、单纯的压迫——我觉得没词儿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不懂。”

“你有没有坐过过山车？我很讨厌坐过山车，好几年都没坐了，因为我会反胃。但如果我不讨厌，如果我很爱坐，那么这两件事的感觉就会是一样的。”他耸耸肩，“我说过了，没词儿了！”

“听你讲话不像个怪物。”

“为什么我讲话应该像怪物？”

“因为你做的事只有怪物才做得出来，可是听你讲话，你很人性化，你怎么能够——”

“怎样？”

“你怎么下得了手？

“哦，”他说，“她们都不真实。”

“什么？”

“她们都不真实，”他说，“那些女人，她们并不真实，只是玩具。当你在享受汉堡包的时候，难道会觉得自己在吃一条牛吗？当然不会，你是在吃汉堡包嘛。”他浅浅一笑，“走在街上，她是个女人，一旦进了货车，一切就都结束了。她只是一堆身体部位。”

我的后脊梁一阵发冷。我已经去世的姑妈佩姬以前常说，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是一只鹅踩过我的坟墓了。奇怪的说法，不知是哪里传来的。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呢？我想是的。并不是每次满月我不做就会发狂。我永远都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不做任何事，有时候我的确会作这样的选择，但有时候我会作另一个选择。

“所以说，这算什么选择呢？我可以拖延，但总有我不想再拖延的时候。拖延只会让那种感觉更美好，或许这就是我的理由。我曾经读过，所谓成熟度，就是在能即将得到满足感的时间往后延的能力，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不是我的情况。”

他仿佛想继续倾诉下去，但某种念头一闪而过，那扇难得的机缘之窗就此紧闭了。不论刚才和我交谈的那个真我是谁，此刻已经又钻回那层肉身保护壳里去了。“你为什么不害怕？”他突然暴躁地问，“我拿枪指着你，你却是一副当它是水枪的样子。”

“有一支高性能的步枪正对准你，你一步也别想逃。”

“对，但那对你有什么用呢？照理说你应该害怕的。你很勇敢是不是？”

“不。”

“嗯，反正我不会开枪的。钱让阿尔伯特独吞？不好！不过我看我该隐入阴影中的时间也到了。转过身去，开始朝你朋友那儿走回去。”

“好。”

“我们并没有拿来复枪的第三个人。你觉得有吗？”

“我不能确定。”

“你根本就知道。不过没关系，你们救回女孩，我们拿到钱，皆大欢喜。”

“对。”

“别企图跟踪我。”

“我不会的。”

“我知道你不会。”

他没再做声，我还以为他溜开了。我一直往前走，等我跨出十几步之后，他突然叫住我。

“关于手指头的事，很对不起，”他说，“是个意外。”

第22章

“你真安静。”TJ说。

我正开着凯南的车。当露西卡·兰多跑到她父亲身旁那一刹那，他立刻一把抱起她，往自己肩膀上一放，便亟亟奔回自己的车上，丹尼和帕维尔也跟着他跑了。“我叫他别等在那里，”凯南说，“那孩子需要看医生。他认识一个住在附近的家伙，他会去他们家里。”

因此我们四个人还有两辆车，等走到车边，凯南把他那辆别克的钥匙丢给我，说他想跟他哥哥坐一辆。“来湾脊，”他说，“我们叫个比萨或什么的，然后我再送你回家。”

是在等一个红灯的时候TJ说我很安静的，他说得没错。从我们上车之后，两个人都没开口。和卡兰德交谈之后的感觉仍挥之不去，我告诉TJ刚才那一连串行动令我觉得疲惫。

“不过你很酷，”他说，“站在那两个恶魔面前。”

“你去哪里了？我们还以为你回车上了。”

他摇摇头：“我绕到他们后面，想看看拿步枪的那第三个人。”

“没有第三个人。”

“有也是隐形的。我呢，绕了一大圈到他们后面，然后从他们进来的地方出去，找到了他们的车子。”

“你怎么找到的？”

“又不难，我看过，就是同一部喜美。然后我退到一根柱子后面，监视车子，然后有一个没穿夹克的恶魔急急忙忙从墓地里走出来，丢了一个手提箱在后车箱里，然后又跑进去了。”

“他要回去拿第二个箱子。”

“我知道，那时我心里想，趁着他去拿另一个箱子，我可以把头一个偷走。后车箱虽然上了锁，但我可以学他的样儿，打开前座置物箱按里面开后车箱的按钮，车子并没有锁。”

“我很高兴你没那么做。”

“我本来可以试试看的，可是等他回来，发现后车箱里的手提箱不见了，他会怎么做？回去射你一枪？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那个主意不酷。”

“聪明。”

“然后我又想，如果我们现在在拍电影，我就可以钻进车里，躲在后座和前座中间。他们会把钱放在后车箱，两个人都坐前座，没有人会往后看的。不管他们是回家，还是去别的地方，等我们到了，我再溜下车，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我在哪里。可是我又想，TJ啊，这不是电影，你太年轻，还不能死。”

“我很高兴你想到这一点。”

“何况你可能不会回那部电话那里去，那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只是等着，等他带着第二个手提箱回来，丢进后车箱，然后坐上前座。后来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的那一个，他也回来了，坐到驾驶座上。然后他们就开走了，我再溜进公墓，和其他人会合。公墓怪诡异的，大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要立个石头，告诉别人底下埋的是什么人，可是有些坟上盖了些小小的屋子，比活人住得还时髦。你会盖那样的东西吗？”

“不会。”

“我也不会。只要一个小石碑就好，什么都没说，只要写上TJ。”

“不写日期？也不写全名？”

他摇摇头：“只要写TJ两个字，”他说，“或许再加上我的寻呼机号码。”

回到殖民路，凯南开始打电话想找家这个时候还营业的比萨店，找不到。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没人肚子饿。

“我们应该庆祝的，”他说，“孩子回来了，她还活着。这算哪门子庆祝？”

“这回合算是平手，”彼得说，“平手的时候谁庆祝来着？没有人赢，就没有人放鞭炮。平手的球赛，比输球还叫人难受。”

“如果女孩死了我们会更难受。”凯南说。

“因为这不是足球赛，这是玩真的。但你还是不能庆祝，宝贝。坏人拿着钱跑了，你会想把帽子往空中丢吗？”

“他们并没有逃走，”我加了一句，“顶多一两天就够了，他们哪里也别想去。”

不过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毫无庆祝的心情。就像所有平手的比赛，这场也留下痛失良机的遗憾。TJ恨自己没有躲进后座，或想个办法跟踪那辆车子，彼得有不少次机会，可以在不危害到我或那女孩的情况下，毙了卡兰德，我呢，我可以有一打能够夺回钱的办法。我们都尽力了，但为什么就没有机会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我想打电话给尤里，”凯南说，“那孩子状况糟透了，走路都走不动，我看她不止少了两根指头而已。”

“恐怕你猜对了。”

“他们一定狠狠玩了她一通，”他边说边用力戳电话上的按键，“我不愿意往这方面想，因为我又会开始想到弗朗辛——”他突然提高声音说，“哦，喂，尤里在吗？对不起，我拨错号码了，真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他挂上电话叹了口气：“西班牙裔的女人，听起来好像睡得正香，被我吵醒了。老天，我真恨这种事。”

我说：“打错电话的。”

“嗯，我不知道是打错的人笨，还是接电话的人笨，这样去吵人家，觉得自己真他妈的是个屁眼。”

“你太太被绑架的那天你接到两个打错的电话？”

“对啊，就像是恶兆，只不过接到的时候并不觉得特别恶，只觉得讨厌。”

“今天早上尤里也接到两通打错的电话。”

“那又怎样？”他皱起眉头，然后点点头。“你觉得是他们？打来看看有没有人在家？可能吧，不过又怎样呢？”

“换作是你，会去打公用电话吗？”他们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如果你只想假装拨错号码，你不会多讲什么，也不会受到注意。你会愿意开车开个五六条街，花两毛五去打公用电话吗？还是会用家里的电话？。

“我大概会用家里的吧，不过——”

“我也会。”我说完便急忙掏出笔记本，找吉米·洪替我抄下打到库利家里所有的电话号码的单子。虽然我并不需要第一通要求赎金的电话之前的通话记录，但他仍从午夜开始抄起。今天早上我还带着那张单子，我想打电话给TJ，所以拿出来查那家洗衣店的号码，我把它放哪儿去了？

我找到了，将那张纸展开：“嗯，”我说，“两个，都不超过一分钟，一个是早上九点四十四分，另一个是下午两点三十分。对方号码，二四三七四三六。”

“老天，”凯南说，“我只记得有两个打错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可是你认得那个号码吗？”

“再念一遍。”他摇摇头，“没听过。我们干吗不打过去，看看在搞什么鬼。”

他伸手出去抓电话，我把手盖在他手上：“等等，”我说，“别给他们任何警告。”

“警告什么？”

“让他们知道我们弄清了他们的位置。”

“我们知道吗？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TJ说：“现在港家兄弟或许在家了，要我试试吗？”我摇摇头，“我想这一次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我拿起电话，拨了査号台，接线员接了之后，我说：“这里是警局，需要查一个号码。我是奥尔顿·希马克警官，警徽号码2491-1907，现在我手上有一个电话号码，我需要登记人姓名及地址。没错，二四三七四三六。好的，谢谢你。”

我用耳朵夹着话筒，赶紧将地址抄下。我说：“登记人为A·H·沃伦斯，是你的朋友吗？”凯南摇摇头。“A应该是阿尔伯特的缩写，卡兰德就是这么称呼他同党的。”我把抄下来的地址读出来，“四十一街六九二号。”

“日落公园。”凯南说。

“日落大道，离洗衣店只隔两三条街。”

“这一局平手，”凯南说，“咱们走。”

那是个木结构的房子，即使在月光下，也看得出来缺乏维护；护墙板需要粉刷，树篱杂乱。前门有一段四分之一层楼高的阶梯，通往一道全用纱窗围住的走廊，走廊中段明显往下陷。房子右边有一条车道，上面补了东一块西一块的柏油，通往一幢独立的双车库。往屋后走差不多一半处有一扇边门，屋后还有一扇后门。

我们只开一辆别克过来，这时停在第七大道的转角。每个人都拿了枪。凯南递一把枪给TJ时，我脸上想必露出了惊讶之色，因为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要跟来就得带枪，他当后援，让他跟吧。你知道怎么用吧，TJ？只要对准了扣扳机就行了，跟日本照相机一样。”

车库高大的门是锁着的，锁很坚固。旁边有道窄木门，也是锁着的，我用信用卡无法拨开。我正思索怎么打破玻璃才最安静，彼得却递给我一只手电筒，起先我还以为他要我用手电筒敲破玻璃，正觉得莫名其妙，然后才恍然大悟，拿手电筒头抵着窗户，打开开关。那辆喜美就停在里面，车牌号码我认得。另一边因为手电筒照射角度看得不十分清楚，是一辆深色货车。从我的位置看不清楚车牌号码，在那种光线下也无法判断颜色。不过这样就够了，我们来对地方了。

屋里灯火通明。各种迹象都显示这是一幢独户住宅一边门上只有一个门铃，通往走廊那扇门旁只有一个邮箱——所以他们可能待在房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慢慢绕着屋子巡视。到了后面，我双手手指交叉将凯南的脚往上一顶，他攀住窗沿，一寸寸慢慢把头往上伸，挂在那儿好一阵子，然后才落地。

“在厨房里，”他耳语，“金发的在里面数钱，他把每一捆都拆开数，在纸上记下数字。浪费时间。交易都做完了，还在乎拿到多少干吗？”

“另一个呢？”

“没看见。”

我们到另一扇窗口下重复刚才的动作，经过边门时又试了一次。边门是锁着的，不过即使是小孩子，也能把门踢开。通往厨房的那扇后门，看起来就结实多了。

但是我并不想破门而入，除非两个人的位置我都确定了。

彼得在前面冒着引起路人注意的危险，用小刀将走廊门的闩子往后拨开。从走廊通往屋子前面部分的那扇门上的锁就牢固多了，不过门上有一大块玻璃，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打破进入屋内。他并没有打破玻璃，只往里面瞄了一阵，确定阿尔伯特也不在客厅里。

他回来报告给我听，我确定阿尔伯特不是在楼上，就是出去喝杯啤酒了。我正计划该如何一声不响先杀了卡兰德，再进行第二阶段，一旁的TJ却弹了弹手指，吸引我的注意。我往他那个方向看，他正蹲在地下室的窗户边上。

我走过去，弯腰往里看。TJ拿着手电筒，对着宽敞的地下室东照西照。房间一个角落上有个大水槽，旁边摆着洗衣机和烘干机，对面角落是一张工作桌，堆着两架电动工具，工作桌上方的墙上有面挂钉板，吊着各式各样成打的工具。

靠近窗子这边摆了一个乒乓球桌，球网已经塌了。有一只手提箱摆在桌上，箱盖打开，里面是空的。身上还穿着去墓园那套衣服的阿尔伯特·沃伦斯，坐在乒乓球桌旁一张梯状椅背的椅子上，像是在数手提箱里的钱，只不过箱里并没有钱；而且在黑暗中数钱也是件怪事。除了TJ那只手电筒射出的光线，地下室里一片漆黑。

我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阿尔伯特的脖子上肯定有一段钢琴琴弦，而且很可能就是切除帕姆·卡西迪一边乳房，甚至利拉·阿尔瓦雷斯一边乳房的那一段琴弦。这一次它并没有切断什么，因为它碰到了骨头和软骨，不像以前，只是一块毫无抵御能力的血肉。不过，任务还是完成了。阿尔伯特的头肿得可怕，因为血只能往里流，却流不出去。他的脸像个月亮，已呈一片淤紫色，双眼凸出，吊在眼眶外面。以前我曾经看过被勒死的人，所以我立刻就确定了，不过这种事你永远无法作心理准备；那真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恐怖的景象。

不过这对我们倒很有利。

凯南又往厨房里看了一次，还是没看到枪，我感觉卡兰德一定把枪收起来了。在所知的掳人案中，从来没听人说他持枪，在墓园里他是带了枪，不过只是用来当做架在露西卡脖子上那把刀的后盾。他在与阿尔伯特解除合伙关系时，也没有选择用枪，而选择了钢丝。

现在的问题是，分别从各扇门到达卡兰德数钱地点的时间各是多少。如果从后门或边门进去，得奔上通往厨房的那段阶梯，如果从前面走廊进去，又得穿过前面，才能绕到后面。

凯南提议大伙儿静悄悄地从前面进去，这样就不会发出踩楼梯的噪声，而且前门距离他最远，他现在全神贯注数钱，或许不会听到打破玻璃的声响。

“用胶带粘住，”彼得说，“玻璃虽然破了，不会掉到地上，这样声音会小很多。”

“又是你当毒虫时学到的。”凯南说。

可惜我们没有胶带，附近卖胶带的店也早打烊了。TJ提醒我们地下室工具桌附近一定有合适的胶带，但我们还是得打破一扇窗子才能进去，所以这个方法也没用。彼得又跑到前面走廊上去了一趟，回来时说客厅地上铺了地毯。我们大伙互看了一眼。“管他的。”有人说。我把TJ往上顶，由他监视厨房，让彼得从前面敲破玻璃。从我们站的地方完全没听见，显然卡兰德也没听见。然后大伙儿全从前门进屋，小心避开地上的碎玻璃，走一步停一会儿，仔细听，静悄悄地穿过那幢死寂的房子。

走到厨房门口时，我领头，凯南站在我右侧，我们两人手上都有枪。雷·卡兰德坐的方向让我们能看到他的侧面，他一手拿着一沓钞票，一手拿了支铅笔，那可是精明的记账员手中的宝剑，不过比起枪或刀来，威胁性小多了。

我不知道我等了多久。可能不到十五或二十秒钟吧，不过感觉过了很久。我一直等到他的肩膀姿势稍稍变动了一下，让我们知道他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了。

我说：“是警察，别动。”

他并没有动，甚至没有将视线转向我，只是坐在那儿，度过他生命面临大转变的这个时刻。然后他才转过来看我，表情里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无限的失望。

“你说一个星期的，”他说，“你答应过的。”

钱似乎全在那儿。我们先装满一箱，另一个箱子在地下室里，没人想下去拿。“本来该叫TJ去的，”凯南说，“可是我知道他是怎么进墓园的，所以我看下去跟死人在一起他大概会受不了。”

“你就是想激我，要我下去。”

“对，”凯南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TJ翻了个白眼，然后就下去拿了。回来的时候他说：“大哥，下面臭死了，死人都这么臭吗？下次轮到我杀人的时候，提醒我要在远处下手。”

那个情况非常怪异。我们在卡兰德的周围工作，完全当他不存在，而他仿佛也有共识，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坐在那儿显得矮小、虚弱而无能。我知道他其实一点都不符合这些描述，但他彻底的被动却给人这种印象。

“全装进去了，”凯南把第二只手提箱的皮扣扣上，“可以直接送到尤里家。”

彼得说：“尤里只要求把女儿救回来就够了。”

“今晚是他的幸运之夜，钱他也可以拿回去。”

“他说他不在乎钱，”彼得像在说梦话似的，“说钱并不要紧。”

“彼得，你是不是话中有话？”

“他并不知道我们来这里。”

“对。”

“只是个想法而已。”

“不行。”

“很多钱，宝贝。而且最近你才大放血。那笔大麻的生意没指望了，不是吗？”

“又怎样？”

“上帝给你一个扯平的机会，你却要朝他的脸吐口水？”

“哦——哦，彼得，”凯南说，“难道你忘了老爸怎么跟我们讲的？”

“他跟我们讲了各种屁话，我们什么时候听进去了？”

“他说除非能偷到一百万，否则就别偷。彼得，不记得了？”

“现在正是机会啊。”

凯南摇摇头：“不，你错了。这里只有八十万，其中二十五万是假钞，还有十三万本来就是我的，减一减还剩多少？四十多，四十三万吧？”

“你正好可以扯平啦，宝贝。这个屁眼拿走你四十，加上你给马修的费用，加上他的开销，一共是多少？四十二？数目多接近啊。”

“我并不想扯平。”

“呃？”

他用力瞪他哥哥一眼：“我不想扯平，”他说，“我为弗朗辛付的赎金都是见血的钱，现在你还要我从尤里那儿偷见血的钱。大哥，你那种毒虫的心态——偷他的皮夹，然后再帮着他去找。”

“对，你说得对。”

“我是说，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彼得——”

“不，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

卡兰德说话了：“你们给我假钞？”

“你这个白痴，”凯南说，“我本来都忘了你了。你叫什么，还怕花钱的时候被逮是不是？告诉你一个新闻，这些钱没你花的份儿。”

“你就是那个阿拉伯人，那个丈夫。”

“怎样？”

“我只是在猜测而已。”

我说：“雷，你从库利先生那儿拿来的钱在哪里？那四十万。”

“我们分了。”

“钱呢？”

“我不知道阿尔伯特怎么处理他那一半，我只知道不在这个屋里。”

“你那一半呢？”

“保险箱。布鲁克林第一商业银行，新乌特雷奇大道和汉弥顿堡公园大道交叉口。我想明天早晨出城的时候去那里。”

凯南说：“你想，嗯？”

“我拿不定主意是开喜美好呢，还是开货车好。”他继续说。

“他的脑袋是不是在别的地方，马修？我想关于钱，他说的是真话。存进银行里的那一半我们可以不用想了，至于阿尔伯特的那一半呢，我不知道，即使我们把这幢房子翻遍了，大概也找不到，你说是不是？”

“可能。”

“他可能埋在院子里了，或是妈的就埋在那个墓园里。操，本来那些钱就不该是我的，我早就知道了。咱们快把该办的事办了，离开这里吧。”

我说：“你现在必须作个选择，凯南。”

“怎么说？”

“我可以把他交给警方。现在对他不利的证据相当多，他的同党死在地下室里，车库里的那辆货车上肯定到处是纤维和血迹，谁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玩意儿。帕姆·卡西迪可以指认出他就是致她伤残的人，其他证据可以把他和利拉·阿尔瓦雷斯和玛丽·戈特斯坎德两案连在一起，他至少会被判三个无期徒刑，而且外加二三十年有期徒刑做红利。”

“你可以保证他会终身监禁？”

“我不能，”我说，“说到司法系统，谁都不能作任何保证。我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送往马蒂万精神病罪犯州立医院，一旦进去，他永远不可能活着出来。不过，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你也知道。虽然我觉得他不可能逃过制裁，不过以前我也曾经这么预测过，却有一些人一天牢也没坐过。”

他考虑了一阵子。“回到我们当初的协议，”他说，“我们从来没说过要让你把他交给警方。”

“我知道，所以我才说你得作个选择。不过，如果你不选择我说的，那我得先走一步。”

“你不想留下。”

“不。”

“因为你不赞成？”

“我不赞成，也不反对。”

“但你自己绝不会做这种事？”

“不，”我说，“这绝不是原因，因为我已经做过这种事了，我曾经授权自己做过刽子手。我并不想养成习惯。”

“哦。”

“而且这件案子我也没有理由自己动手。我可以把他交给布鲁克林刑事组，晚上一样可以睡得着。”

他思索了一下。“我觉得我睡不着。”他说。

“所以我说你得作个选择。”

“嗯，我想我刚刚已经决定了，我得自己处理。”

“那么我就先走了。”

“好，你跟他们一起走，”他说，“我们这样吧。可惜我们只开一部车来。马修，你、TJ和彼得送钱去给尤里。”

“其中有一部分是你的，你想把你借给他的那笔先拿出来吗？”

“到他那边再分，好不好？我可不想拿到假钞。”

“假钞都用大通银行的扎绳绑着。”彼得说。

“对，可是被这个猪头一数，全搞乱了，所以最好还是在尤里那儿检查一下好吗？然后你们再来接我。我看去尤里那儿差不多要二十分钟，回来再开个二十分钟，在他家待二十分钟，就算一个小时吧。从现在算起，过一个小时一刻钟后，到转角上接我。”

“好。”

他抓起一个箱子：“走吧，”他说，“我们把它们放到车上去。马修，看着他，嗯？”

他们走了，TJ和我站着俯视雷·卡兰德。我们俩都拿着枪，不过此时此刻就算拿着苍蝇拍也能看守他。他仿佛不存在。

我看着他，记起我们在墓园里的对话，那一两分钟一个有人性的东西对我说的话。我想再跟他谈谈，看看这次他会说什么。

我说：“你本来打算就这样把阿尔伯特留下？”

“阿尔伯特？”他还得想一想。“不，”他终于说，“本来我想在走之前整理干净的。”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切开，分别包起来。橱柜里有很多垃圾袋。”

“然后呢？把他装在后车箱里，送给某人？”

“哦，”他这才想起来，“不，那是专门替阿拉伯人做的。

不过这很容易，只要把它们分开放，丢进垃圾场、垃圾桶里。没有人会注意的。把它们装在餐厅专用的垃圾袋里，人家还以为是碎肉哪。”

“以前你做过？”

“嗯，做过，”他说，“有很多女的你根本不知道。”他看看TJ，“我还记得有个黑女人，她跟你的肤色很像。”他长叹一口气，“我累了。”他说。

“不会太久的。”

“你要把我交给他，”他说，“然后他会杀我，那个阿拉伯人。”

是腓尼基人，我心里想。

“你和我，我们彼此了解，”他说，“我知道你骗我，我知道你食言，你非那么做不可。可是我们谈过话，你怎么能就这样让他杀我呢？”

嗷嗷叫，发牢骚。让我无法不联想到在以色列登岸时的艾希曼①。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对他？

①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德国纳粹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他逃亡后被以色列从阿根廷秘密运回公审处决。

我还想到我在墓园里问他的一个问题，然后我把他给我的那个妙答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他。

“你进了货车。”我说。

“我不懂。”

“一旦你进了货车，”我说，“你就只是一堆身体部位了。”

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我们如约到第八大道，阿尔伯特·沃伦斯房子旁的街角上那家珠宝店接凯南。他看到开车的是我，问我他哥哥去哪里了。我说几分钟前我们才在殖民路上把他放下，他本来想去开那辆丰田，后来又改变主意，说他想上床睡觉了。

“是吗？我，我亢奋得不得了，你得用根木槌才能把我敲昏。别动，马修，你来开。”他绕到车子另一边，看到四仰八叉坐在后座像个破布娃娃的TJ。“过了他的上床时间了，”他说，“那个飞行袋很眼熟嘛，不过希望这次里面装的不是假钞。”

“是你的十三万。我们尽量仔细检查过，应该没有假的混在里面。”

“就算有，也没啥大不了的，那玩意儿几乎可以乱真了。应该走高恩努斯高速公路最快，你知道怎么开回去吗？”

“应该知道。”

“然后再走桥或隧道，随便你。我哥哥有没有自告奋勇，想替我把钱拿进屋里看着？”

“我觉得亲自交给你是我的工作责任之一。”

“这是很具外交手腕的说法。我真希望我能收回刚才对他说的那句话，说他有毒虫心态。那句话太狠了。”

“他自己也同意。”

“这样才最糟糕，我们俩都知道这话是真的。尤里看到钱的时候很惊讶吧？”

“呆了。”

他笑笑：“肯定的。他的女儿怎样？”

“医生说她会没事的。”

“他们伤她伤得很重，对不对？”

“想把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创伤分开是很难的。他们反复强奸她，据我了解，除了失去两根手指头，她还有些内伤。现在当然打了镇静剂，而且我觉得医生也给尤里吃了点药。”

“他应该给我们每个人都开点药。”

“尤里也想这样，他其实想给我一点钱。”

“我希望你拿了。”

“没有。”

“为什么不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这可是实话。”

“以前在七十八分局，他们可不是这样教你的吧？”

“七十八分局绝没有这样教我。我跟他讲我已经有雇主了，他付了我全额。或许是你说这些是见血的钱，让我忘不了吧。”

“老兄，对你就不是了。你工作得这么辛苦，又有好结果，他想给你意思意思，你应该拿的。”

“无所谓，我跟他讲他可以给TJ一点。”

“他给他多少？”

“不知道。一两块吧。”

“两百。”TJ说。

“哦，你醒着啊，TJ？我以为你睡着了。”

“没有，只是闭上眼睛而已。”

“你跟着马修，我看他对你会有好影响。”

“他要是没有我就完了。”

“是吗，马修？你要是没有他就完了？”

“一点都不错，”我说，“我们全完了。”

我走布鲁克林一皇后区的高速公路，然后上桥。等到过了桥，到曼哈顿这一边，我问TJ他想在哪里下车。

“杜斯就可以了。”他说。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杜斯可没装大门！他们从来不锁门的。”

“你有地方睡觉吗？”

“嘿，我口袋里有钱，”他说，“也许我会去弗龙特纳克旅馆，叫他们把我的老房间给我，我去冲上三四个热水澡，打电话到楼下叫房间送餐服务。我有地方睡的，大哥，你不必替我担心。”

“反正你有的是办法。”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可是后来你知道了吧。”

“又很用心。”

“没错。”

我们在第八大道和四十二街交叉口把他放下，然后在四十四街碰上红灯。我朝两边看看，不见一个人影，不过我也没有急事儿，所以我一直等到绿灯亮。

我说：“我没想到你真的下得了手。”

“什么？卡兰德？”

我点头。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从来没杀过人；是曾经气得想杀人，一两次吧，可是愤怒总会过去的。”

“对。”

“他看起来简直一文不值，你知道吧。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我心里想，我怎么能杀这条蛆呢？可是我知道我非做不可，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引他讲话，”他说，“我问他几个问题，他先给我两个字的回答，我就继续问，他的话匣子终于开了。他告诉我他们怎么对尤里的孩子。”

“哦。”

“他们怎么对她，还有当时她多害怕。一旦话匣子打开了，他的兴致可真高，好像讲讲就可以重温旧梦似的。那种事不像打猎，射死一头鹿，你可以把鹿头标本挂在墙上。每次他做掉一个女人，留下的只有回忆而已，所以他很愿意把那些回忆搬出来，拍拍灰尘，看看她们有多美的腿。”

“他也讲到你太太了？”

“对，他讲了。对着我讲也让他很过瘾，就跟把她切成一块块还给我一样，让我多一层痛苦。我真想叫他闭嘴，我不想听，可是，操！她已经死了，我他妈的已经把她喂给火了！没有东西能再伤害她了。所以我就让他讲个高兴，然后我才可以做我必须做的事。”

“然后你就杀了他。”

“没有。”

我看他一眼。

“我从来没杀过人，我不是杀手。我看着他，心里想，你这个禽兽，我就不杀你。”

“然后呢？”

“我怎么能当杀手？我本来该做医生的，我告诉过你了，对不对？”

“是你父亲的主意。”

“我本来该当医生，彼得当建筑师，因为他是个梦想家，我比较实际，所以我应该做医生。”‘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这样告诉我。‘你替这个世界做好事，让自己生活也过得好。’他连我该做什么样的医生都想好了。‘当外科医生，’他告诉，‘那一行钱最多。’”然后他安静了一会儿。“好吧，”他说，“今天晚上我就来做外科医生，我来动手术。”

天开始下起雨来，但雨不大，我并没有启动雨刷。“我把他带到楼下，”凯南说，“地下室，跟他朋友在一起。

TJ说得对，下面真臭！大概那种死法会让你失禁吧。我本来以为我会吐，可是我没有，后来大概就习惯了。”

“我没有麻醉剂，不过无所谓，反正他一开始就昏过去了。我拿了他的刀，好大的家伙，刀锋有六英寸长，而且工作桌上什么工具都有，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不必告诉我，凯南。”

“不，”他说，“我最需要的就是讲给你听。如果你不想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非告诉你不可。”

“好吧。”

“我把他眼睛剜出来，”他说，“让他永远别去看另一个女人。然后我把他两只手切了，让他永远别再去碰另一个女人。我用了止血带，所以他没流太多血。我是用钢弦做止血带的。我用菜刀把他的手砍了，妈的那把邪恶的菜刀，我想他们大概就是用它，呃——”

他很用力地呼吸，吸进，吐出。

“分尸的，”他继续讲，“我把他裤子打开，我并不想碰他，可是我逼自己一定要做，然后我把他犯罪的家伙给切了，因为反正以后他也用不上。然后是他的脚，我把他的脚给砍了，操！因为他哪里也别想去。然后是他的耳朵，因为他什么也别想听。然后是他的舌头，一部分舌头，我割不了全部，我用钳子把它拉出了，能割掉多少就割多少，因为谁想再听他讲话，嗯？谁想听他讲那些鬼话？停车！”

我踩刹车，在路旁停下，他打开车门，到路旁水沟边上呕吐。我给他一条手帕，他抹了抹嘴，把手帕扔在街上。“抱歉，”他把车门关上，“我以为我已经吐光了，以为我的胃已经空了。”

“你没事吧，凯南？”

“嗯，我想我没事的。肯定没事。刚才我说我没杀他，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了。就算他没死，他又剩下多少？操！我他妈的简直就是屠宰了他。为什么我不干脆往他头上开一枪？砰！一切都结束了。”

“为什么你没那么做呢？”

“我不知道。或许我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吧。他把她切成一块块还给我，我就给他看看榜样。或许是这样吧，我不知道。”他耸耸肩。“操！反正事情已经做了。管他是活还是死，又怎样，反正已经结束了。”

我在我住的旅馆前面停车，我们俩都下了车，尴尬地站在路边。他看了那两个飞行袋一眼，问我想不想拿点钱。我说他付给我的费用绰绰有余。你确定？是的，我说，我确定。

“好吧，”他说，“如果你确定。哪天晚上给我个电话吧，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你会不会打给我？”

“当然会。”

“保重了，”他说，“回去睡觉吧。”

第23章

可是我睡不着。

我冲了个澡上床，却连一个可以躺十秒钟不动的姿势都找不出来。我太焦躁了，连试着睡都不可能。

我起来刮了胡子，换上干净衣服，打开电视，把每个频道都转一遍，然后又把电视关了。我走出去在附近转，找到一家可以进去喝咖啡的地方。整个晚上我甚至没想到酒，不过我还是很高兴酒吧都关了。

喝完咖啡，我又在外面走了一阵。我心里有很多事，一边走路，思路会比较顺畅些。最后我回到旅馆，然后在七点过后，乘出租车往下城走，去参加佩里街七点半的聚会。聚会八点半结束，我到格林尼治大道上一家希腊咖啡店吃了早餐，心里揣测那家店主会不会用彼得说的办法逃税。然后我坐出租车回旅馆。凯南现在一定会觉得很骄傲，我出入都乘出租车。

回房后我打电话给埃莱娜。是她的应答机接的，我留了话，然后坐下来等她回电话给我。等她打来时已经十点半了。

她说：“我正希望你打来，那一个电话之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事，”我说，“我想告诉你，我能不能过去？”

“现在？”

“如果你有别的安排——”

“我没事。”

我下了楼，坐上今天早上第三辆出租车。她开门让我进去时，用眼神搜寻我的脸，结果显然令她忧心。“快进来，”她说，“坐下，我去煮咖啡。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说，“只是昨晚一夜没睡。”

“又没睡觉？这不会变成一个习惯吧？”

“我想不会。”我说。

她端给我一杯咖啡，我们俩在她的客厅里坐下。她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我从昨天和凯南的第一次对话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送我回西北旅馆路上最后的对话。她没有打断一次，一直很专心听。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讲完，巨细靡遗，而且很多对话几乎都是一字不漏地说给她听。她也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

等我讲完了，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故事太——”

“只是另一个在布鲁克林度过的夜晚。”

“嗯。我很惊讶你居然全部都告诉我。”

“我也有点惊讶。但这并不是我来想告诉你的事。”

“哦？”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说，“因为我不想瞒你任何事，这才是我来这里想对你说的话。最近我参加了很多聚会，对着满堂陌生人讲我不让自己对你说的话，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觉得我开始害怕了。”

“害怕的不止你一个人。”

“你还要不要咖啡？我可以——”

“不要。今天早上我看着凯南开车走，我上了楼，上了床，可是整个脑袋里想的全是我没告诉你的话。你还以为我是因为凯南讲的那件事睡不着，其实我根本没去想它，空间不够，我满脑子都是和你的对话，只不过它们都是单向的，因为你并不在那里。”

“有时这样反而容易些，你可以替对方写每句词儿。”她蹙眉，“替他。替她。替我？”

“最好叫别人替你写，如果每句话都是你自己编的。老天爷！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出来。我不喜欢你现在的职业。”

“哦。”

“本来我不知道我在意，”我说，“以前大概真的没关系，我可能还觉得很剌激，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然后有一段时期我认为自己不在意，接下来就是虽然我知道我在意，却想骗自己我不在意。

“更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说话？当初我又不是不知情。你的职业是咱们约定的一部分，我有什么权利告诉你这个别改，那个要改？”

我走到她的窗前，眺望皇后区。皇后区是个充斥墓园的地方，漫山遍野，而布鲁克林只有绿林。

我转过身去面对她，说：“而且，我也很怕说任何话，或许会演变成最后通牒，只能选择一个，别再干了，否则我就走路。万一你不选我怎么办？

“或许你选了我，那我得作什么样的承诺？是不是你从此就有权利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不再和客人上床，是不是就表示我也不能再跟别的女人上床了？其实我们再碰面以后我就没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过，不过我老觉得我应该有那个权利。这事儿一直没发生，有一两次是我特意阻止的，但我并不觉得我在这方面作了承诺。即使我作了承诺，那也是个秘密，我并不想让你或我知道。

“我们的关系又会变成怎么样呢？是不是表示我们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结婚。以前我结过一次，我不是很喜欢，我也不是个好丈夫。

“是不是表示我们要住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想那样。离开安妮塔和孩子以后，我就没和别人住过，已经很久了。独居有很多我喜欢的好处，我不确定我愿意放弃那些好处。

“可是我就是难受，知道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知道那和爱没关系，我知道那只是性，我知道大部分时候按摩比做爱更多。但知道这些并没有用。

“而且它会造成隔阂。今天早晨我打电话给你，结果你过了一个钟头才打过来。我就会想你去哪里了，但我没问，因为你可能会说你和客人在一起。或者你不说，我就会猜你是不是在瞒我什么。”

“我去做头发了。”她说。

“哦，很好看。”

“变了个发型是不是？真的很好看。我刚才没注意。我永远都不会注意这种事，不过我喜欢。”

“谢谢你。”

“我不知道我会讲到哪里去，”我说，“可是我决定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感觉，还有我的生活。我爱你。我知道我们从来没用过那个字，有一个理由是我不太确定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反正那就是我对你的感觉。我们的关系对我非常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就是问题之一，因为我太害怕它会变质，变成我喜欢的样子，所以我才不敢让你知道我的感觉。”我停下来喘口气，“我想就是这样了。我没想到我会说那么多，也不确定我把意思说对了，不过大概就是这样。”

她盯着我看，让我想躲开她的视线。

“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哦，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你一点都不怕？我怕死了，我还没说话呢。”

“其实我很害怕。”

“那才叫勇敢，去做你害怕的事。在墓园里朝那两管枪走过去，跟这事儿一比，大概像是吃冰淇淋吧。”

“奇怪的是，”我说，“我在墓园里并不觉得害怕。我想到一件事，我活得已经够久了，不必再担心死得太早。”

“一定很让人感到欣慰。”

“真的，怪得很。我最大的恐惧是怕女孩出事，而且是我的错，是因为我走错了一步，或没有采取该采取的行动。等她回到她父亲身边，我就放松了。很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出事。”

“感谢上帝，你真的没事。”

“怎么了？”

“只是掉几滴眼泪罢了。”

“我并不想——”

“想怎样，想打动我？别道歉。”

“好。”

“我的眼线膏糊成一片了，那又怎样。”她用面纸按按眼睛，“噢，上帝，”她说，“真难为情，我觉得自己很蠢。”

“因为你掉了几滴眼泪？”

“不，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现在轮到我了，可以吗？”

“好。”

“不要插嘴，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自己觉得很蠢，也不知道从何讲起。好，我就直说吧。我不干了。”

“啊？”

“我不干了。我不再干这行了，好不好？我的老天，你看你那个表情。其他的男人，太傻了。我不干了。”

“你不一定要作决定，”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感觉，而且——”

“你说你不插嘴的。”

“对不起，可是——”

“我不是说我现在不干了，三个月以前我就不干了，可能是三个多月以前的事了。大概在年初之前吧，甚至好像是在圣诞节之前。不对，上次那个男的好像是圣诞节以后。我可以去査。

“不过这并不要紧。如果以后我想庆祝我的周年，就跟你庆祝喝最后一杯酒那天一样，或许我就会去査。我不知道。”

叫我不开口，真难。我有话要说，有问题想问，但我让她继续说下去。

“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过你，”她说，“几年前我领悟到当妓女救了我一命。我是说真的。我的童年，我那个疯子母亲，我后来经历的青少年阶段，这些都很可能让我去自杀，或找个人来杀我。结果我开始卖屁股，这件事开始让我意识到我作为人的价值。卖身毁了不少女孩，这的确不假，但却救了我。为什么会这样，你去想吧。

“我过的生活很不错，存了钱，拿去投资，买下这幢公寓。每件事都很顺利。

“可是到了去年夏末，我开始明白到这样行不通了，因为我们拥有的，你和我。我告诉我自己，这都是胡说八道，你和我拥有的是一回事，我为赚钱做的事情又是另一回事。可是要把这两件事完全分开越来越难。我觉得不忠实，很奇怪，我还觉得肮脏，以前我卖身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算有，也没意识到。

“所以我就想了，埃莱娜，你干这行已经比很多人久了，而且你也实在有点老了。现在外面这么多新的病，而且几年前你就开始减少接生意了，就算你不干了，你以为真会有多少高级主管为你跳楼吗？

“可是我不敢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怎么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呢？我觉得我应该保有选择的权利。然后，等我跟每一个常客都讲了，说我退休了，也把联络本扔了，除了改电话号码，什么都做了之后，我还是不敢跟你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许你从此就不要我了。或许我变得不再有趣了，只是一个到处选修大学课程的老姑娘。或许你会觉得被套住了，好像我在逼你结婚。或许你会想结婚，或是同居，我从来没结过婚，也从来都没想结婚。从我搬出我妈家之后，我一直一个人住，我过得很好，也很习惯。万一我们俩一个想结婚，一个不想，那怎么办？

“这就是我肮脏的小秘密，如果你想这样讲的话。我真希望上帝能让我不要哭了，因为我不想弄得太丑，不能容光焕发也就算了。我像不像只浣熊？”

“只有脸像。”

“噢，”她说，“还说呢，你才像头老熊，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告诉我了。”

“是真的。你是我的熊，我爱你。”

“我爱你。”

“这整件事他妈的太真善美了，不是吗？这么美的故事，我们能跟谁讲呢？”

“不可以告诉有糖尿病的人。”

“会让他们血糖升高而休克，对不对？”

“恐怕会。那每次你去赴那些神秘约会，都上哪儿去了？我都以为，你知道——”

“我去某个旅馆房间替男人口交。这个嘛，有时候我去做头发啊。”

“像今天早上。”

“对。有时候我去看我的心理医生，或是——”

“我不知道你在看心理医生。”

“嗯，从二月中旬开始，每星期两次。因为这些年我从事的职业，所以我有很多认同感都被捆缚起来了，现在突然变了，有好多无聊问题要解决。我想大概跟她讲话对我有帮助吧。”她耸耸肩，“而且我也去参加过几次戒酒协会的聚会。”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又没告诉你。我想他们大概可以教我一些对付你的诀窍，没想到他们的课程都在教我如何对付我自己。我说那就叫使诈。”

“没错，他们都很狡猾的。”

“总之，”她说，“我觉得不告诉你很蠢，可是干妓女干了这么多年，诚实可不是工作要求之一。”

“你是在影射干警察的。”

“没错。你这头可怜熊，整晚不睡觉，去布鲁克林跟那些疯子跑来跑去，想睡觉还不知道要等多少个小时呢。”

“哦？”

“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性发泄对象了，你可知道可能的后果？我很可能会变得不知餍足。”

“咱们走着瞧。”我说。

之后，她说：“我们在一起以后你真的没和别人在一起过？”

“真的。”

“以后你可能会。大部分男人都会。我可是以专家的身份下结论的。”

“也许，”我说，”不过不会是今天。”

“不，今天不会。不过就算你那样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只要知道回家就行了。”

“都听你的，亲爱的。”

“‘都听你的，亲爱的。’你就是想睡觉。听着，其他的事嘛，我们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也可以不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不结婚；可不可以结婚，然后不住在一起呢？”

“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当然可以。”

“你这样觉得？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一个波兰笑话。不过也许对我们来说行得通。你可以保留你那个破旅馆房间，一个星期来跟我过几个晚上，启动你的电话转移服务，然后我们就可以……你知道吗？”

“什么？”

“我想一切都得慢慢来，过一天算一天。”

“这句话好，”我说，“我会记着。”

第24章

差不多一天之后，布鲁克林七十二分局的警员接到匿名报告，前往调查阿尔伯特·沃伦斯自三年前他母亲去世后所继承的一幢房子，发现沃伦斯这个二十八岁，有性犯罪及轻度攻击罪前科的失业建筑工人已死在家中，脖子上勒了一段钢琴琴弦。在同一间地下室内，他们还发现一具看似被肢解过的男性尸体。但三十六岁的雷蒙·约瑟夫·卡兰德其实还活着，他的就业历史包括曾经替毒品管制署纽约办事处担任过七个月的平民干员。警方将他送往迈蒙尼德医疗中心之后，他恢复了神志，却无法与人沟通，只能发出简单的咿呀声，两天后死亡。

警方在沃伦斯房内及停在屋旁车库内的两辆车上，发现许多证据，强有力地证明这两名男性与布鲁克林刑事组最近正在调査的、由一人或一组连环杀人犯所犯下的数桩谋杀罪有关。关于死亡现场，警方作出几项推论，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项是，该小组仍有第三名成员，他将两名同伙杀死，然后逃亡。另一项推测，据亲眼目睹卡兰德及阅读其验伤报告的人推测，可能性较小，即卡兰德彻底丧失自制力，首先绞死他的同伴，之后再沉溺于狂乱的自我肢解冲动。不过若考虑他手、足、眼、耳及生殖器皆被切除的事实，“冲动”一词实难自圆其说。

德鲁·卡普兰代表帕姆自卡西迪与某家全国性小报达成协议。小报得以刊登她的故事——“日落公园之狼夺去我一个乳房”，并付给她和卡普兰所谓“五位数字的高价”。经过一次趁她的律师不在场时与她的谈话，我向帕姆保证阿尔伯特和雷的确就是挟持她的人，而且第三者并不存在。“你是说雷真的这样砍了他自己？”她不敢相信。于是埃莱娜告诉她，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卡兰德死后差不多一星期，也就是我们去墓园之后那个星期的周末，凯南·库利在旅馆楼下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旅馆前面双行停车，我可不可以下去跟他喝杯咖啡。

我们到转角上的火焰餐厅，在一张靠窗的桌旁坐下。“我正好到附近，”他说，“觉得我应该停下来打个招呼。看到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他气色很好，我跟他讲了。“嗯，我作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出国了。”

“哦？”

“正确地说，我要离开美国了。这几天来我解决了不少私人事务，我把房子卖了。”

“这么快？”

“当初我是买断的，现在卖给付得起现金的人。我卖得很便宜，新主人是韩国人，老头子跟两个儿子来签约，提了个装满钞票的塑料袋。记不记得彼得说真可惜尤里不是希腊人，否则凑钱就容易多了？老兄，他应该当韩国人的，他们做的生意哪知道什么支票、信用卡、账簿、缴税啊。所有生意全部现钞进出。我拿到现钞，他们拿到所有权证书，等到我教他们如何使用警报系统时，妈的他们就差没生小孩了。他们爱死了。尖端科技呢，老兄。他们应该爱的。”

“你要去哪里？”

“先去伯利兹看几个亲戚，然后去多哥。”

“加入家族企业？”

“看看吧。大概先做一阵子。看看我喜不喜欢，能不能住得下去。我是个布鲁克林人，你知道，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不知道离老街坊那么远，能不能混得下去。或许不到一个月，就会无聊得发疯。”

“也可能你会很喜欢。”

“除非自己去试一试，否则永远不可能知道，对不对？我随时都可以回来嘛。”

“那是当然。”

“其实现在离开不算个坏主意，”他说，“我跟你提过那笔大麻交易吧？”

“你说你没多大信心。”

“嗯，我临阵脱逃了。我已经投下去很多钱，但还是走人了。要是我没走人，现在你就得隔着铁窗跟我讲话了。”

“警方突击？”

“可不是！他们手上拿的请帖还印了我的名字哪。不过这样一来，即使被他们逮去的人招供了——我想他们肯定会招的——他们也没有控告我的证据。可是收到法院传票还是很烦人的，对不对？我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说，干吗不在仍保有处子之身的时候离开美国呢？”

“你什么时候走？”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还有六个小时吧。待会儿我从这里开车到洛可威大道上的别克经销店，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这辆车，我就拿多少。‘成交！’我会说，‘条件是你们得送我去机场。’离那里才五分钟嘛。除非你想要辆车，老兄。旧车商出多少，你只要出一半，也省得我麻烦。”

“我又用不上。”

“好吧，反正我试过了。我尽了力，想让你别整天坐地铁。如果送给你当礼物，你收不收？我是说真的。送我去肯尼迪机场，车子就是你的了。去你的，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也可以拿去旧车厂卖，赚个几个钱嘛。”

“我不会做那种事，你也知道。”

“你可以啊。你不要那辆车是不是？它是我唯一还没解决的事。这几天我见到不少弗朗辛的亲戚，多多少少跟他们讲了实话。我没把恐怖的细节告诉他们，可是不管你讲得多么婉转，大家还是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又美又温柔的好女人，就他妈无缘无故地死了。”他用两只手抱住头。“老天，”他说，“你还以为自己想开了，结果突然来那么一下，又掐着你喉咙不放。我跟她的家人说她死了，我说是恐怖分子干的，事情很突然，当时我们人在贝鲁特，跟政治有关，是一帮疯子干的。他们相信了，至少我觉得他们相信了。我跟他们讲，她死得很快，没有受苦，然后恐怖分子也被基督教民兵杀了，那次行动没有发布，因为整个事件必须保密。有些部分多少和事实相同，有些部分是我希望的事实，死得很快、没受苦那一部分。”

“也许真的很快，你又不知道。”

“后来的事我知道，马修，你不记得了吗？他告诉我他们怎么对她的。”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换个话题吧，”他说，“最近你有没有在聚会里看到我大哥？怎么了，这个话题太敏感？”

“可以这么说，”我说，“你知道，戒酒协会是个匿名参加的活动，传统之一就是不能跟非会员讲聚会里说了些什么话，或谁参加或没参加。以前我提过，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办案子，不过现在是一般情况，或许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那并不是一个问题。”他说。

“怎么说？”

“我大概只是想探探你的口风，看你知不知道。操！我怎么说呢！前天晚上警察打电话给我。因为那辆丰田登记的名字是我，他们还能打给谁呢？”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发现那辆车被丢弃在布鲁克林大桥中央。”

“哦，老天，凯南！”

“是啊。”

“我听了真难过。”

“我知道你会难过，马修。太悲哀了，是不是？”

“是啊。”

“他是个好人，真的。他虽然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操！”

“他们确定——”

“没有人真的看到他跳下去，而且他们也没打捞到尸体，可是他们说很可能尸体永远找不到。我希望永远别找到。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概知道吧。”

“嗯，我敢说你一定知道。他告诉过你他想海葬，对不对？”

“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水是他的元素，还有他不想火葬或土葬。他暗示得非常明显，而且他讲的那种口气，仿佛——”

“仿佛等不及似的。”

“对，”我说，“好像他很向往的样子。”

“哦，老天。他打过电话给我，在他做那件事的一两天之前吧。问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我能不能保证他用海葬。我说当然啦，彼得，我他妈的会包下纽约市游船的国宴厅，然后把你从舷窗里丢出去。我们俩都笑了，然后我挂了电话，完全忘了这回事。结果他们打电话来，说他们在桥上发现那辆车。他爱桥。”

“他跟我讲过。”

“是吗？他小的时候喜欢得要命，老是要老爸开车从桥上走，永远看不腻的，觉得桥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他跳下去的那一座，布鲁克林大桥，的确很美。”

“是啊。”

“不过流过桥底下的水还不是跟别的桥底下的一样。哎，他终于可以平静了，那可怜的家伙。其实这大概是他一直想要的。这辈子他唯一能得到安宁的时刻，就是把海洛因注射到静脉里的时刻。海洛因除了能够让你突然有快感之外，最美的事就是它的感觉跟死亡一模一样，当然，那只是暂时的，所以才会那么棒。或者你也可以说那是它的缺点吧，就看你怎么想了。”

一两天之后，我正准备上床，电话铃响了。是米克。

“你起那么大早啊？”我说。

“是吗？”

“你那里大概才早上六点吧，这边凌晨一点。”

“是吗，”他说，“我的表停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打电话给你就是希望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

“这个时间打电话不错，”我说，“线路完全没有杂音。”

“听得很清楚，对不对？”

“就好像你在隔壁一样。”

“我他妈的真希望如此，”他说，“就好像在葛洛根这儿一样是不是？罗森斯坦帮我把事情都摆平了，要不是我的飞机误点，几小时前就回来了。”

“我真高兴你回来了。”

“没有我高兴。在爱尔兰很过瘾，老国家了，不过你可不想住在那里。怎么样啊？柏克说最近很少见你来酒吧。”

“是啊，一次都没去过。”

“那你现在来吗？”

“好啊。”

“好兄弟，”他说，“我帮你煮壶咖啡，自己开一瓶詹森威士忌。我有一大堆故事要告诉你。”

“我也有几个。”

“哦，那要熬上一夜了，是不是？明天早上去参加‘屠夫弥撒’？”

“十有八九，”我说，“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引子
- 第01章
- 第02章
- 第03章
- 第04章
- 第05章
- 第06章
- 第07章
- 第08章
- 第09章
- 第10章
- 第11章
- 第12章
- 第13章
- 第14章
- 第15章
- 第16章
- 第17章
- 第18章
- 第19章
- 第20章
- 第21章
- 第22章
- 第23章
- 第2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