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联储的诞生 / (美) 罗杰·洛温斯坦著 ; 习辉,

姜晓芳译.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America’s Bank

ISBN 978-7-308-17500-5

Ⅰ. ①美⋯ Ⅱ. ①罗⋯ ②习⋯ ③姜⋯ Ⅲ. ①美国联

邦储备系统－研究 Ⅳ. ①F83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7144号

Copyright © 2015 by Roger Low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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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1-2017-312

美联储的诞生

[美]罗杰·洛温斯坦 著

习辉 姜晓芳 译

策划编辑　 赵 贺 黄迪音

责任编辑　 李玲如

责任校对　 魏钊凌

封面设计　 陈艳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990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23千

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500-5

定　　价　 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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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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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序

引 言

上篇 通往杰基尔岛之路

第一章 禁词

第二章 特权银行家，白手起家的参议员

第三章 华尔街悸动

第四章 金融恐慌

第五章 穿越

第六章 进步主义

第七章 杰基尔岛

下篇 立法竞技场

第八章 严峻的考验

第九章 伟大的竞选

第十章 伍德罗奇迹

第十一章 普林斯顿车站

第十二章 布赖恩主义之垢

第十三章 不可能之事发生

第十四章 尾 声

注 释

致 谢

致  永远的朱迪

我们并不认为人们成立中央银行的呼吁或者唤醒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是合理的。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

译者序

随着中美政府、商务、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对美联储的分析和报道越来越多，信息不畅时期蒙在美联储上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揭开，一些阴谋论也得以澄清。但这些分析和报道经常是碎片化的、强调时效性的，可供全景地进行观察研究之用的历史性文献仍然比较稀缺。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热衷于研究美联储，对美联储的历史了如指掌，2015年10月他的著作《美联储的诞生》首次出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洛温斯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财经记者，负责《华尔街听闻》和《固有价值》的股票专栏。他也是红杉基金董事，2016年加入莱斯利大学董事会。他的父亲，已故的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是名律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经常写书著文批评美国金融业。洛温斯坦在父亲的影响下，已经出版了六本书，其中《拯救华尔街》《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等均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与常见的分析美联储近二三十年货币政策或是简述美联储历史的书籍不同，《美联储的诞生》以美联储创建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对美联储从酝酿到最终诞生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从1858年开始到1913年圣诞节前夕达五十余年, 时间跨度之久、历史资料之丰富、人物言论之鲜活，在已有的研究美联储的文献中极为罕见，非常珍贵。

一个世纪前，美国金融体系陈旧杂乱，几乎人人都想改革金融体系，但很难达成一致。最早的先驱是麦金利时代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在高关税政策导致关税收入增加、同时因国内经济蒸蒸日上造成财政部大量财富盈余的情况下，他决定将财政部储备投入流通领域，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来缓解秋季货币短缺的季节性周期问题。外来移民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清楚地看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他于1907年1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并阐明了美国经济对中央银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英国不再为美国的繁荣融资，导致1907年秋开始的美国大萧条。之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欧洲大陆考察之旅让他转变了自己的思想，从现行银行体系的支持者变成了改革者，1910年他策划安排了杰基尔岛的秘密会议，计划对银行体系进行彻底变革，会议最终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奥尔德里奇计划。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银行家们将改革的接力棒交到了政治家们的手中。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位学者出身、思想先进的民主党候选人，更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威尔逊191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的推动下，雄心勃勃的南部国会议员弗吉尼亚·卡特·格拉斯（Virginian Carter Glass）提出的格拉斯-欧文方案最终得以公布，在经过多方博弈和妥协下，在格拉斯-欧文方案的基础上，1913年12月23日，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最终得以成立，弥补了美国银行体系与欧洲发达的银行体系之间的差距，美国得以成为金融强国。美联储成立背后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史，由此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贯穿美联储成立始终的，是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杰克逊的思想影响广泛而持久。如何与这种思想对抗以改变美国银行业的落后状态？书中的沃伯格、奥尔德里奇、威尔逊以及格拉斯们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最后形成的联邦储备体系也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当下我们看起来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一些政策，历史上往往都经历过漫长地探索和反复。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中央银行中享有盛名。早在美联储成立之初，《联邦储备法案》就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美联储相对于政府的政策独立性。但在实际的演进和探索中，迫于某些历史时期政府、国会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的独立性都曾受到过严重挑战，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困扰美国的“滞胀”，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联储过度迎合政府、试图同时追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造成的恶果。

尽管涉及的文献、主题浩繁，但洛温斯坦的观点和线索却极其简单、清晰。今天，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大众与华尔街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一个世纪后，联邦政府的反对者，仍然充满反对美联储的情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联储向最大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时，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又卷土重来，并在全美蔓延。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领导的更迭与情势的变迁，仍有可能让中央银行重回窠臼。就这个意义上讲，百年联储的变革仍任重道远。

总体说来，洛温斯坦的著作为我们研究美联储及其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多新鲜、客观的观察视角。它提示我们，美联储的诞生都有着哪些历史的背景，可以帮我们避免生搬硬套的谬误，以及避免遗漏和忽视的风险。特别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工具创新也层出不穷，如何去评价这些创新的作用与价值，可能还需要借助更长的历史视野，而本书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参考。

借由这部译著的付梓，寄望我国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研究随着日益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成果更加丰硕。本书所涉及的文献资料浩繁，囿于译者水平，疏漏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

习辉

2017年10月于北京

引 言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
(1)

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今天的美国人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联储的世界。美联储作为美国中央银行，发行我们称为“钱”的美联储票据；美联储设定短期利率，该利率影响抵押贷款市场、汽车贷款市场和企业债务市场，甚至影响股票市场的水平；美联储管理信贷供给，尽管其管理方式时好时坏，信贷水平却影响着商业盛衰；美联储还监督（或者说，它应该监督）美国的银行。作为美国人，至今仍会不由自主地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景，当信贷关闭时，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向银行提供贷款以避免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枯竭。

一个世纪以前，美联储并不存在。尽管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有这样一个中央银行来监督银行体系以保障金融稳定，但美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可称之为体系的话——是陈旧杂乱、充满缺陷的。美国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幅员辽阔，铁路网络四通八达，电话线路纵横交错，城市里工厂林立，熔炉中钢铁搅动。然而，仿佛历史错过了一个转折点，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银行之间却互不相干、彼此孤立，任其兴衰凋敝，仅能依靠各家机构自身的储备能力予以应对。正如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我们故事的主角之一——以其标志性的敏锐眼光所观察到的，美国的银行不像是一支由统一指挥部指挥的正规军，而更像是一个早期的、相互脱节的、散乱的步兵团。因此，随后的事态发展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整个19世纪后半期以及20世纪初期，工业化国家中仅有美国遭受了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银行挤兑和资金短缺，并且，整个国家陷入大萧条。

本书讲述了美联储如何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13年的圣诞节前夕得以成立的故事。美联储诞生之路曲折而漫长。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人，尤其是农民而言，设立中央银行的前景威胁了小政府
(2)

下舒适的杰斐逊主义原则。对他们来说，地方自治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银行与更强大的联邦政府相结合，这个设想让他们深感不安。中央权威的反对者已经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训练了民兵，建立美联储的战役如同第二次美国革命——一场金融的革命。

当然，美国建国初期也曾尝试过建立中央银行。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陷入一场金融灾难，政府债务缠身。是时，美国签署宪法，国家政治统一有了宪法框架，而在金融领域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议参照英格兰银行
(3)

模式成立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为美国政府服务，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他的众多追随者对此强烈反对。[1]尽管如此，汉密尔顿还是说服了华盛顿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员，合众国银行于1791年开业，总部设在费城。

在现代人眼里，这家银行是一头怪兽，它20％的股份归政府，80％属于私人投资者。[2]它被授权持有政府存款，却同时明确它并非国家的货币管家，也不行使中央银行的其他职能。不过合众国银行已经开始扮演中央银行这个角色，特别是提升了联邦政府在过去一直伪劣不堪的信用。在合众国银行特许证有效期的20年里，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从政府那里得到特许证的私人银行数量从5个猛增到100多个。

但随着遍布于白宫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4)

的党羽和国会的反联邦主义者的崛起，合众国银行最终走向灭亡。[3]1811年，合众国银行特许证到期，国会在一次投票中拒绝予以延期。于是，美国重新回到货币的自然状态，或者说自由放任状态，即货币发行再次成为各家银行自身的业务，他们根据自身能力独立发行票据。通货膨胀随之而至，并且当政府信用因1812年的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而不堪重负时，银行全都暂停运营，麦迪逊不得不重新思考成立中央银行这件事。1816年，美国国会在麦迪逊的支持下，特许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第二银行）。

尽管第二银行被赋予更多资本，它却更像是第一家银行的复制品。第二银行成功抑制了美国的银行发行过多的票据，从而努力遏制了通货膨胀；它还致力缓和商业周期过度波动。同时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作为通用货币被广泛接受，这对一个在未开化大陆上扩张的民族而言非同小可。但与第一家银行相比，第二银行依然时运不济。尽管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特许证，其优势却不足以对抗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一票否决权——1836年，国家银行第二次被废除。美国再次陷入通货膨胀，这一次还伴随接踵而至的严重衰退。1841年，国会特许成立了第三家银行。但约翰·泰勒总统（John Tyler），一个对国家权力孜孜以求的南方人，又一次将之废除。随后70余年，再没有人重提成立国家银行之事。

有记录表明：这两家国家银行总体而言还是运转有效的（当然各自也存在部分失灵的情况）。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这样仓促地废除国家银行？因为国家银行虽有成功之处，但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国家银行抱有浓厚的怀疑态度。杰克逊时代曾游历美国的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旅行中发现美国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社会，他注意到一对貌似冲突的事实：一方面，第二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流通全国，“纸币在边远地区的价值与银行所在地费城完全相同”，这表明了人们对其信用的看好；与此同时，第二银行却已然成为人们心中“被强烈憎恨的对象”。[4]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人的心中显然被一个巨大的恐惧所占据”，这是对暴政或者说“集权”的恐惧。[5]对此托克维尔显然很难理解。对他及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法国银行就像是国民政府发展的自然产物，对法国人民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凡尔赛宫。但美国人却不这样看待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概念唤醒了美国人的原始焦虑——一种曾经作为殖民地居民的恐惧，他们担心来之不易的自由会被一个遥远的国王粉碎。

即便独立之后，在这种边界不断向美国西部推进的移民方式下，总会有“外来人”对东部尤其是东北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反感，奋力抵制。像其他事情一样，对设立中央银行的反对一直是地域上的问题。[6]众议院对第一家银行进行投票时，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只有三名投赞成票；而来自北部的只有一个投反对票。废除第二银行的“印第安人杀手”杰克逊是第一任来自东海岸之外地区的总统，这绝非偶然。

许多早期的美国人不仅不相信国家银行，他们甚至对所有的大银行都抱以怀疑的态度，那种若隐若现的偏见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对商家和城市居民而言，银行是一种恩赐，而农民和债务人（通常是同一群人）却非常反感被银行特别是大都市的银行所绑架。美国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农村：杰克逊当选总统时，15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7]

虽然欧洲也有农耕传统，欧洲农民也住在乡村，但他们毗邻而居，习惯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美国，农民是分散和孤立的。他们很少依靠劳力（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而是更多地依靠资本，也就是依靠银行。[8]有种风趣的说法，是认为美国农民痛恨银行是因为他们需要贷款。杰克逊特别憎恨金融，他认为银行业是一个有道德污点的行业。[9]值得一提的是，杰克逊18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城镇。他也不喜欢金融家。他废除第二银行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银行是东部精英的工具。

杰克逊的思想影响非常持久。甚至几代人之后，寻求建立美联储的改革者都不能承认偏好“中央银行”一词——这一特有词汇成为了禁语。罗德岛参议员尼尔逊·W. 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20世纪第一位起草了国家银行法案的立法者——他感到自己不仅仅在与当代民粹主义者和反对银行的煽动者战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似乎还在与“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作战。

国会在能够考虑立法之前，必须说服公众或至少让公众了解建立一家统一金融机构的想法。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银行家和其他人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赢得企业、大学和媒体里有影响力的公民的支持。改革者鱼龙混杂——有经济学家、银行家、一心寻求现代化的理想主义者，也有野心勃勃的华尔街金融家，后者的目的更为自私，他们亟须提高利润。

纽约的银行家们想要一个中央银行，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9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工业强国，但在金融方面却很落后。美元是一个二流货币[10]，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用美元报价的货币市场竟然少于相对更弱的意大利里拉或奥地利先令报价的货币市场。在货币方面，美国紧跟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经常使华尔街陷入衰退。美国金融独立需要一种更有弹性的货币，其货币供应调控应在美国本土进行，而不是在伦敦或巴黎。

但是，什么样的银行能够发行这种货币？货币发行应该遵循什么规则？自内战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美国人。他们不停地争论，货币供应到底是否应与国家的黄金储备、白银储备，或者一些其他标准相挂钩。镀金时代的银行家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担心通货膨胀，然而，对于被绑架的农民来说，货币供应则长期不足。农民、商人、银行家、消费者和工人，各方面都存在利益冲突。1907年的灾难性恐慌之后，银行账面现金已枯竭，让每家银行仅靠自己储备金过活的现行金融体系基本停摆。

初到美国的德国侨民保罗·沃伯格对美国金融系统的不足了如指掌。他对美国银行业的原始状况感到震惊，不遗余力地游说金融家们拥护以欧洲中央银行为蓝本的改革。沃伯格融入了美国，认识到培育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他成为彻底的共和党人，并为其事业选择了有权有势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

然而，奥尔德里奇对重塑美国政治的进步潮流毫无思想准备。彼时，社会活动呈日益上升趋势，那时的美国人不满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铁路大亨和工业富豪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是贫富差距活生生的例子。进步运动努力对这种情况进行平衡。进步主义者希望一切都要现代化，他们理应赞同中央银行的建议，但他们对银行家抱有天生的警惕心，即使是对有改革意识的银行家也不例外。而且他们极其不信任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后者已经在与垄断者的幕后交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奥尔德里奇在失势之后，与华尔街顾问一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重新秘密起草国家的银行法。奥尔德里奇远赴乔治亚岛的秘密行动，比小说更奇幻，这也使美联储的成立成为了阴谋论者永恒的话柄，他们对此发挥了最疯狂的想象。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沃伯格的提议被精心纳入立法后，银行家把接力棒交给政治家。这一进程直到1912年国会议员中有民主党人当选才开始启动。虽然民主党人敌视中央银行，但毕竟他们是安德鲁·杰克逊的政党。此外，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当然担心中央银行会增强纽约大银行的力量。但民主党无法忽视席卷全国的改革带来的压力。另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比小政府主义的前辈们思想更为先进。尽管算不上一个新政风格的活动家，威尔逊更愿意对个人自由、国家团结以及社会和谐予以平衡。因此，在中央银行这一具体问题上，威尔逊——一个美国政府的追随者——更倾向于支持。

协调银行改革与政党权力传统的任务，难以置信地落到南部国会议员弗吉尼亚·卡特·格拉斯（Virginian Carter Glass）的肩头。格拉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度过了童年，他骨子里富有反叛精神，雄心勃勃地看到现代化的银行可以成为他的一张王牌，足以使他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但他也不得不为此设计一个程序，以使他的雄心与他所属政党的偏见互不冲突。

在威尔逊的推动以及沃伯格和华尔街银行家的施压之下，格拉斯模仿联邦制的宪政实践经验，提出了一项法案：不同于欧洲的中央银行（它们均是单一的银行），美联储将由12家银行组成，以达成中心和外围、联邦政府和私人银行之间的权力制衡。美联储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国社会方向从自由放任向政府控制转变，但不得不说，此时的美联储仍然是一个折中的产物。

格拉斯的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包括调和地方政府和联邦当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农民和商人，以及小城镇、大都市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他力争按照集体安全原则，汇聚国家银行的储备以应对危机，而无须创建一个强大的怪物，以致违反美国传统，引发对大型银行的普遍敌对情绪。然而他和其他创始人未曾预料的是，这一紧张局势将持续很久。事实上，即使是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美联储法案能否通过仍令人怀疑。一个世纪后，联邦政府的反对者，比如共和党右翼阵营的茶党
(5)

，一如既往地充满反对美联储的情绪。1913年，格拉斯必须克服中央银行成为华尔街工具的恐惧；2008年危机之后，当美联储和财政部向最大银行提供紧急援助或信贷，这种恐惧在全美蔓延。而且，正如美联储的反对者抗议的那样，当代美联储持续贯彻的近零利率的利率政策引发了批评。批评者警告说，危险的通货膨胀日益逼近。至今，美国仍在疗愈着金融危机的伤口，中央银行和著名的私人银行都成为被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1913年，关于美联储的争论正预示着我们今天的分歧。

上篇   通往杰基尔岛之路

第一章   禁词

我赞成国家银行。[1]

——亚伯拉罕·林肯，1832年

1858年，卡特·格拉斯出生时，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其银行体系却依然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停留在尚待开发的时代。随着国家建造工厂、铺设铁路的进展，陈旧的金融系统和繁荣的城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并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话题，但无论人们多么不满意现状，由于当时盛行的偏见，任何倾向于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被提上议程。

美国成为一个货币巴别塔（Babel）
(6)

，有数千种货币；每个州负责监督各州自己的银行，它们共同组成国家货币发行体系。据官方统计，美国经济建立在硬通货基础上，但黄金流通量并不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写道，“携带满足长途旅行开支所需的金属硬币”对旅客而言是不切实际的。[2]如果他旅行时携带除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最大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发行的货币，他的钱很可能被拒收，或被大打折扣。而如果他随身携带黄金，那么，“无论在酒店，在车厢还是在轮船上”，他都会得到纸币兑换服务，用一位西方银行家的话说，这些纸币包括“缅因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各州
(7)

，密歇根州、佐治亚州、加拿大、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弗吉尼亚州，以及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发行的常常毫无价值的纸币”。[3]

理论上，这些纸币可兑换成黄金或国债，但西部各州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不可靠。[4]从发行者的角度来说，银行家想尽办法让他们发行的纸币流通至遥远的地方，这不足为奇。这样一来，纸币可能永远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流转回来，银行也因此避开了债务赎回的恼人细节。没有机构监管发行纸币的质量或数量，而在各州采取所谓的自由银行制
(8)

后，发行人只需一台印刷机就可以开店铺了。1853年，印第安纳州州长感叹道：“投机者来到印第安纳州，一手拿着钞票，另一手是股票，24小时内就可以揣着由他自己命名发行的法定货币，去往联邦某个较远地方使用了，而这是经过印第安纳州的立法机关批准的。”[5]这一体系确实民主，几乎所有人都能发行“货币”，但这必将导致信贷泡沫，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

据费城一位金融家杰伊·库克（Jay Cooke）所言，一些银行发行的货币量是其资本的25倍，“除了靠机构自身的诚信外，货币信用没有其他任何安全保障”。[6]然而，这种诚信往往是短命的，因此，“混乱……是那个时代的秩序”。内战时，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统计，美国有1395家银行，每家发行各种面额的货币——总共达8370种。[7]即使是小心谨慎的银行柜员，要审查这样泛滥成灾的货币也几乎无望。因此除了银行倒闭，美国还充斥着骗子，他们伪造的假币可能一钱不值。假币如此猖獗，以致“假币探测器”这样的指南得以出版并广为流传。[8]

对19世纪后期的改革者而言，这种货币混乱所形成的画面，是理解格拉斯那代人对货币看法的关键。货币——通常指黄金或白银——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物质。而流通的纸币，虽被用作交换媒介，却仅仅只是个符号，是对实物的一种承诺，其货币价值会根据人们对承诺可能不被兑现的担心程度而打折扣。

某种程度上，内战期间的立法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由于政府急需信贷，林肯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 Chase）别无选择，只能提出并经国会批准建立了国家特许银行新体系，允许以国民银行票据的形式发行流通纸币。这将是一种新的统一货币，一面是标准印刷，另一面是发行银行的名称。

然而，货币发行被严格控制。[9]能够发行货币的国民银行必须持有储备并提交联邦银行审查。此外，为发行货币，他们还必须投资一定比例的政府债券，并存入财政部作为抵押。这一要求扩大了对政府证券的需求，这当然也是蔡斯的目的之一。通过激励银行投资于政府债券，美国发明了为战争融资的一种新手段。国民银行体系快速形成，许多州银行转为联邦特许的国民银行，这样他们就有资格发行货币
(9)

。

新货币与原来相比确有进步，但发行仍存在随意性。流通中货币的数量由国债的投资水平决定，而与贸易需求没关系。由于资本总是追逐更高的利润，当商业活动扩张时，银行可以找到比国债更好的投资，因此货币流通量常常刚性下降，而此时实体经济却正需要更多的资金周转。令人担忧的是，纸币供应量缺乏弹性——金融危机时银行持有债券，没有新货币发行。现代这种中央银行可在需要时提供额外流动性的概念，那时根本不存在。

不过我们也很难对蔡斯过于苛责，因为正如他所言，他的目标是“首先保证战争对货币资金的巨大需求”。[10]蔡斯不仅规范了货币，还削弱了银行发行无价值纸币、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这使得他备受赞许。威廉·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是一位耶鲁大学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对此深表欣慰：“这个货币体系已经杜绝了银行家们玩通胀通缩的老把戏。”[11]而经济在增长，货币发行量须随之增加，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与此同时，被忽视的还包括《国民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ing Act）中对国家储备那种岌岌可危的管理方式。在英国或法国，储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而在美国，《国民银行法案》却引入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银行储备金层层存放的管理体系。

该法案将银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最底层的银行，所谓乡镇银行，必须将储备金存放在本行的库房中，或将部分储备金存放在中间层的城市银行里。而城市银行，则要么将储备金存在本行库房，要么将部分储备金存在最高层的银行，即在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这种“中央储备城市”里的银行。实际上，由于银行不想让资金闲置，便令储备金流入纽约。而纽约的银行也不想闲置资金，于是又将闲钱借给股市。因此，美国的银行体系建立在一个投机性的金字塔上。每当信贷供应不足时，整个链条反向循环，乡镇银行通过加急电报向存放他们储备金的城市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后者再向纽约的银行收回贷款。这可能会引发股市的恐慌性抛售。格拉斯写道，该系统“助长了恐慌”，国家的闲置资金“纯为投机的目的涌入货币中心”。[12]

这一问题很快变得明显起来。1873年，新时代开幕还不到10年，杰伊·库克的公司，就因在铁路债券上的过激投机行为而倒闭，并引发了一场历时六年的大萧条。作为体系缺陷的一个警示信号，流通中货币量急剧下降。[13]甚至当经济恢复后，美国又出现了周期性的现金短缺，或称“通货紧缩”，利率飙升至100％。这一问题到秋季更加严重，因为这时农民进行农作物的收割需要现金，用于雇人、喂马、操作机器和采购运输。农业经济发展随季节周期变化，对货币的需求也受季节扰动，收割时节需要成捆的现金。城市和农村对货币需求的相对不平衡，导致周期性的现金短缺，却并没有一个中央银行的资金池来消除这个季节性问题。总之，该体系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始终不能产生足够的货币来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增加货币供给，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应由谁来供给货币，应供给什么样的货币？”尽管新的国民银行票据可作为通用货币，但实际上美国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七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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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交换媒介，流通数量各不相同。在格拉斯的早年生活（南北战争后的头几十年）中，各地的美国人就如何在这种金融混乱中建立秩序进行了激烈争辩。尤其是，货币供给除黄金外，是否还应通过一些其他类型的货币予以补充？包括“绿钞”——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通俗名称。因为缺乏金属或有形资产支撑，银行阶层普遍对绿钞感到厌恶。它们不过是张纸，一种“法令货币（正是今天的流通货币）”，对19世纪的银行家们而言，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决定，绿钞可兑换黄金，而想要加入货币交换行列中的人们改变了基调，建议货币供应量可通过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来提升，白银产量比黄金更加丰富。但金本位的支持者认为，白银也是一样，只会让货币贬值；人们会从道义上反感，在经济上排斥。

金本位的捍卫者往往是债权人——资本家。他们不希望货币贬值，因为他们不希望收债时收回的是更便宜的金属货币。黄金比白银稀缺，因此更有价值。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和英国一样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同意用黄金支撑他们的货币）。1879年，美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但国会试图安抚农民游说者，因此指示财政部按白银对黄金16﹕1的历史比例，铸造数量有限的银元。由于金银价格的差异，银制“美元”明显贬值，银行家们和共和党人都把白银看成为一种对价值的亵渎和稀释。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称为“黄金民主党”总统，他于1884年当选，又于1892年再次当选，他代表华尔街和意见领袖发言时指出，如果美国实行了银本位，“我们就再也不能以一流国家自称”。[14]

实际上，银行家们是正确的，金银复本位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人们会用较便宜的金属（此情形下是白银）来换取更贵的金属。但金本位也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问题。简而言之，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货币供应。

货币短缺对不同的美国人影响不均，这造成了极大的分歧。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农民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更像小商贩，他们贷款购买种子和设备。[15]当价格下跌时，则无法偿债。信贷在农场社区极其稀缺。《国民银行法案》明文禁止房地产贷款，这削弱了国民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实用性。现金甚至比信贷更稀缺，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所发行钞票的总额比康涅狄格州的东海岸发行的钞票还要少。[16]

这种痛苦和明显的不公平，催生了政治觉醒——一种对公平的渴求。人们纷纷指责是华尔街或英国的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伦敦金融中心）造成货币稀缺。卡特·格拉斯也是其中之一。[17]艰苦的童年时代滋养了他的这种委屈和辛酸。南北战争前三年，格拉斯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出生，母亲在他只有两岁时去世，父亲梅吉·格拉斯（Major Glass）是一位大出版商，战争期间遭遇巨大损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报纸。战后，政府向父亲提供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拒绝为联邦政府工作，虽然他也有政治野心，但这都因战后重建南方而遭受挫败。对儿子格拉斯来说，父亲的挫折与联邦军队占领弗吉尼亚的场景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痛苦。然而格拉斯是个有决心的小伙子。他身体虚弱，皮肤蜡黄，嘴唇很薄，因为消化系统问题而体弱多病，只有五英尺四英寸（约162.5厘米）高，由于性格固执、脾气火暴而以“勇猛”著称。格拉斯14岁时就被迫辍学，不过他在晚上继续学习，在煤油灯下阅读了父亲收藏的柏拉图、伯克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虽然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但因为1873年的萧条，格拉斯的前途一片暗淡。格拉斯对这一灾难的看法可由他对北部银行的敌意看出端倪。[18]正当他试图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时，美国正处于连续六年货币市场不断缩水的局面。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格拉斯相信是黄金把它们吸走了。纽约和伦敦都站在黄金这一边。他认为金融家的恶毒阴谋是罪魁祸首。因为不信任权力，他不想有更多的权力。他不想要中央银行。

1880年，格拉斯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工作——他成为报社记者。10年之内格拉斯晋升为出版商，在这期间他不断发表社论倡导银本位。“为什么金币可以无限量地自由铸造，而银币却不能？”他在《林奇堡新闻报》（Lynchburg News）上怒喝。格拉斯的讨伐更多是一种情绪的演绎。“我承认，就我所读过的货币问题两面性的材料而论，我对此了解极少。”他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但是，当我看到一边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无情力量，而另一边是辛苦劳作的大众时，我只能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19]

银币的倡导者常常被描述成情绪化的、无知的。但他们的忧虑是真实的。30多年间，从卡特·格拉斯还是个孩子开始，美国物价稳步下降。大萧条之后诞生的美国人甚至从未经历过连续两年的通缩，但令人惊讶的是，1867年至1897年，物价无情地跌出历史低点，整体下跌了50％以上。[20]1867年，当这位未来的国会议员九岁时，一蒲式耳（约35.238升）冬小麦售价为2.84美元；30年后它的售价仅为90美分。[21]

商品价格在下降，换一种更有启示性的说法，货币价格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源于预期到的原因——货币是稀缺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瑟夫·西布利（Joseph Sibley）指出，黄金是唯一价格不断上升的商品。“你不想要一种诚实的美元，”他斥责克利夫兰总统说，“你只想要一种稀缺的美元。”[22]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国内各阶层分歧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能够利用资本，制造业企业受到关税保护。高关税和强势美元的体系非常适合东北部，但它使农民和债务人仍旧陷于贫困。

然而，可能从货币改革中获益最大的人对改革也最为抵触。建立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虽然在其他国家很常见，却激起了美国人根深蒂固地对垄断的恐惧，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农民提倡采取一个较为粗糙的解决方式：多印绿钞。当讨伐停息，提倡者把精力转移到白银上。对农民而言，关键是要印更多的钱——任何种类的钱都可以。

1890年，迫于压力，美国国会要求财政部白银的月购买量达到450万盎司（是原来的两倍）。由于政府同时也用黄金支撑纸币，问题出现了。如同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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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期的那样，矿工和其他人用廉价的白银按面值换取了黄金，黄金就从流通中消失了。黄金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外国投资者担心美国将被迫放弃黄金，因此争先恐后抛售美国证券。

这场黄金崩溃带来了银行业的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乡镇银行拼命要求从城市银行收回他们存放的储备金。体系过于脆弱，根本无法处理货币的运送。一位评论员指出：“金银根本无法在一天之内从纽约运到丹佛，48小时的延迟可能很轻易就决定了西部机构的命运。”[23]

毫无疑问，1893年的大恐慌，暴露了该体系的问题，同时其地域上的不对称性也显现出来。[24]在倒闭的360家银行中，除了十七家之外，都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或者南部的银行。罗伯特·莱瑟姆·欧文（Robert Latham Owen）是俄克拉何马的马斯科吉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他发现半数存款在几天之内便流失殆尽。这位格拉斯未来的立法合作伙伴从此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克利夫兰总统说服国会废除白银购买法案，但白银的游说者不停施加压力要求恢复法案，投资者一直争论不休。政府不断借来黄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失。货币审计署审计长巴顿·赫本（A. Barton Hepburn），这样写道：“对银本位的恐惧占了上风，尤其是国外，每艘快船都带来美国证券，同时带走黄金。”[25]随着黄金供应量日渐减少，1895年，总统迫于压力与摩根（J. P. Morgan）携手，摩根接受用三十年政府债券（他联合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换取黄金来摆脱国库的困境。[26]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华盛顿向华尔街屈从的例子。谈判的私人性质和摩根从这个联合组织获利的事实引发了阴谋论的指控。[27]虽然缺少证据，但格拉斯认为，银行家们如摩根之流煽动黄金短缺，以便从随后的债券销售中牟利。[28]虽然与摩根的这笔交易很可能是克利夫兰所做的交易当中最好的一笔，但使他的政党出现严重分歧。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至少在所有格拉斯的党羽中，建议政府换掉摩根，培养自己的银行家。虽然中央银行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流通货币，但仅仅是关于它的建议就激起对杰克逊时代名誉扫地的第二银行的质疑。这就足以宣判其死刑了。克利夫兰否决了一项制造银币的措施后，格拉斯因为华尔街敦促否决权而怒气冲天。“这就是金钱权力，第二银行曾用它来影响政府的财政状况。”他在《林奇堡新闻报》发表社论，“如果不是杰克逊将军以其权力废除了第二银行，这种金钱影响力将持续到今天”。[29]

1894年，反对杰克逊主义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并提议改革。“中央银行”这个词被刻意回避。然而，对与会人员来说，很明显内战时的银行架构已失去意义。恐慌已经演变成彻底的萧条。铁路成沓倒闭，成千上万的工厂关闭，失业率飙升。在农村地区，农民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弗吉尼亚州的农民被债务毁了：40%的人被迫成为租户。[30]

尽管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次大萧条，克利夫兰并未因此提供联邦救济。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克利夫兰肥胖而实诚，他坚持人民应该支持而非反对政府。[31]这是民主党自由放任的信条。但格拉斯极力将这一理念与美国农民的困境相调和。

那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粹主义者鼓动收入税、电价改革、铁路监管和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原来参议员是由立法机构选择）。工人时常爆发罢工，有时非常暴力，其中著名的1894年普尔曼罢工使美国大部分轨道交通陷入瘫痪，并导致骚乱和破坏行为，最终被联邦军队镇压。

对货币体系不满是导致这些不同叛乱的共同原因。普尔曼罢工同一年，一名俄亥俄州商人雅各布·考克斯（Jacob Coxey），率领一支失业大军前往华盛顿。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要求增加货币流通——这是第一个关于货币体系的民众抗议。与此同时，美国山谷的乡村里，人们在油灯下埋头细读威廉·哈维（William H. Harvey）迷人的寓言故事——《硬币的金融学校》（Coin's Financial School）。该书出版于1894年，作者哈维是个失败的银矿工，后来华丽转身，成为银本位的推动者。他的这本书卖出了几十万册。

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上，白银成为压倒性的问题。随着美国陷入萧条，增加货币供应量被视为一剂补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小心翼翼地防止与白银势力疏远，但党魁坚持说他站在黄金这一边。[32]

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卡特·格拉斯作为政纲草拟委员会成员，坐火车连夜赶往处在情绪高度亢奋状态的中西部地区，他六周前刚刚埋葬了自己的父亲。他已经认真思考过梅吉·格拉斯出席的上一次大会——1860年的民主党大会，会上民主党曾就奴隶制进行辩论。这次大会似乎同样意义重大，但格拉斯预感到他将在这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尽管世事艰难，格拉斯很享受自己越发重要的地位，他已收购了林奇堡的三家报社，并拥有美国速度最快的印刷机。弗吉尼亚州最上流的圈子每天都在阅读他鼓吹白银自由铸造的社论。[33]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接踵而至，譬如劳动改革和垄断，但不管是格拉斯还是大部分民主党人，都没有做好对这些问题的准备。格拉斯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警惕着任何可能分裂民主党和削弱坚实南方的举措。南方的民主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他在社论中恳求对该体系予以支持。对格拉斯而言，任何类型的联邦干预（诸如中央银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威胁到白人至上的理念并使其终结。

民主党因此团结在银本位之下，将银本位当成针砭美国时弊的一种万能解决方案，也作为一种安全、统一的咒语应对代表们的各种不满。一种本土化、杰克逊式的对英国同仇敌忾的气氛在代表中弥漫，对他们来说，黄金代表被英国奴役的政策。民主党以银本位为主的政纲猛烈抨击“伦敦的金融奴役”和“银行财团的非法交易”。这是一次农民的大会，浸淫着农民关心的问题，并从一个曾在农场长大的、狂热的杰克逊主义者的儿子那里找到了灵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年仅36岁，曾经做过律师，担任过编辑，并作为内布拉斯加州代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的许多观点有先见之明（他赞成所得税和竞选捐款公开披露），但布赖恩主要靠演讲天赋在公众视野中崭露头角。对于问题，布赖恩主要是凭借感觉而很少分析。[34]当东部地区的人们判断他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时，布赖恩正憧憬着未来。他因为一种对小城镇、对宗教和自由放任的保守怀旧之情而感到振奋。他的早期竞选资助者是白酒获利者，后者很高兴能找到反对禁酒令的非饮酒者。现在，他由白银的受益者资助。

在1896年7月9日温暖的午后举办的会议上，布赖恩谈到，他承认白银阵营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虽然他的某些说辞已经在以前的演讲中使用过，但是他的演讲从未如此富有诗意，如此令人兴奋。他对代表们慷慨陈词，这也相当于对整个国家演讲，因为实际上超过60%的美国人是农民和农村居民。他称呼农民为“那些苦命的开拓者”，赞美农民“敢于冒着荒野所有的危险，使沙漠像玫瑰一样绽放了花朵”。事实上，布赖恩是代表“我们”农村演讲，而不是代表“你们”城市，他将白银和黄金，穷人和富人，甚至善和恶都与二元对立法联系起来。他向杰斐逊和杰克逊致敬，他宣称为“生产群众”“商贩利益”“劳动利益”和“所有劳苦大众”代言——只有华尔街被排除在外。对银行家和货币系统的捍卫者，他流露出《圣经》里提到的愤怒。“你们不能给劳动者戴上荆棘王冠。”他怒吼道，“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35]

据目击者报告，布赖恩讲完，听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发出巨大欢呼声，他们站在椅子上，做着夸张的手势，在大厅里游行——有些人还把布赖恩架在他们的肩膀上。格拉斯感到自己激情澎湃，也加入了人群。当狂热爆发时，他匆匆挂了个电话给报社，报告说布赖恩已获得提名。

那年秋天的竞选异常艰苦。麦金利在华尔街筹措竞选资金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某些民主党人都对布赖恩的大受欢迎感到震惊，大家竟然会支持一个小派别的候选人。在那些支持黄金民主党（而不是布赖恩）的人当中，有一位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36]

将近80%有选举资格的成年人参与了投票，投票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布赖恩仅差4%输掉了普选——考虑到他的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银矿，他的表现不算糟糕。拉到了650万张选票的布赖恩已是政治运动的无冕之王。并非巧合的是，这次选举的前两周，企业家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讨论对货币体系做出变革。会议组织者看到现有金融体系已经过时，更确切地说，他们害怕主张自由铸造银币者会操纵公开辩论。他们希望在布赖恩逼他们改革之前先行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

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大会即将发布的这份600页的报告是对“中央银行”单一、随性的参考。代表们正在朝另一方向推进——他们希望政府与银行脱钩，不与金融高层勾结。摩根与财政部的黄金交易已是前车之鉴。

按照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报告的提议，各家银行应基于向农民、商人和工厂发放的贷款，而非政府债券来发行货币。[37]这样，货币发行的数量将随着普通商业活动的兴衰而波动。当银行基于棉花货运发放信贷时，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当棉花货运商偿还债务时，货币量则会减少。

提供给棉花货运商的这种贷款被称为“真实票据”，与供应到股市交易商的投机性信贷区分开来。根据真实票据理论，这种贷款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它们是由有形资产——棉花支撑的。

真实票据理论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把货币供应量的决策权从个人手中解放出来。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是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长，他认为发行票据“不是财政部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门的通常职能”，这个任务太艰巨了[38]。相反，卡莱尔说，汇率应“完全根据人们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律予以调节”。卡莱尔援引19世纪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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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按照自然顺序，货币数量会自我调整。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 Laughlin）是真实票据理论（又称“商业贷款理论”）的引导者。劳克林是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按他的说法，当贸易水平变化导致银行贷款变化时，一种资产货币（基于每家银行各自的贷款）将“自动及时地自我调整”以满足商业需求。[39]

劳克林和其他理论家显然过于乐观——货币管理过于复杂而无法“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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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迫使美国财政部远离他们如此珍视的自由放任原则。事实上，各任财政部长都开始尝试将政府储备贷给银行。这正是中央银行的职能。麦金利手下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口头上宣扬不干涉，但在实践中，他开始像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先驱一样行动了。

盖奇在纽约州北部出生并接受教育，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前总裁，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主张让政府与银行脱钩的热情的支持者。[40]然而，麦金利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会增强盖奇的权力。高关税意味着政府可以投入更多收入到货币市场中。盖奇部长可能并不希望建立一家政府银行，但是随着关税收入不断涌进财政部，他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家政府银行。

是年，美国国内小麦作物获得丰收，一系列的金矿被发现（包括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克朗代克区域），这些喜讯更进一步增强了财政部的影响力，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41]小麦销售量飙升，黄金储备更加丰富，货币数量猛增，紧缩终于结束了。某种意义上，布赖恩的话得到了印证：更多的货币确实促进了繁荣。只是布赖恩运气不佳，这次增加的不是白银，而是黄金。

盖奇现在面临他的前辈们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财政部的盈余？他意识到，存放在财政部金库的金条被闲置，这并不能刺激贸易增长。他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国民银行的存款。换句话说，他开始尝试成为一个中央银行行长。

1898年，麦金利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这进一步提高了财政部的地位（战争不可避免地使政府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为了资助美西战争中最重要的圣胡安山战役，盖奇发行了2亿美元的债券，引发了公众的认购狂潮。战争支出点燃了真正的热潮。1899年，股票经纪人亚瑟·豪斯曼（Arthur Housman）乘坐火车环游全国，在向J. P. 摩根提交的一篇报告中展现了一种美好的时光。6月，豪斯曼报告中写道：“全国各地货币储备充足，在最小的城镇，货币按5%的利率自由供给。”[42]火车轰隆隆穿越草原，豪斯曼满意地观察到农民正在建造新的栅栏和谷仓，农场主正在改善牧牛的品种。

然而，麦金利式的繁荣无法掩盖银行体系的潜在问题。到了秋天，乡镇银行需要现金用于秋收，于是纷纷取回了自己的存款。货币流动性在纽约突然蒸发。城市的银行将他们的储备金降到法定的最低点，现在，他们很少放贷，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法放贷。律师和投资者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说：“到处都在要钱，更多的钱。”[43]

并没有做太长时间的思考，盖奇就已决定了财政部储备的用途。他把财政部的储备借给了银行。又一次，盖奇拿定主意将财政部资金投入流通领域。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一做法将有可能降低政府的形象，但正如他在1899年的报告中警觉地观察到的那样，“我们正常的商业生活被严重地破坏”[44]。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秋季货币短缺的“周期性规律”让他烦恼不已。货币缺乏稳定性，对货币弹性的需求，都说明了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

到1900年，盖奇已将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人的钱存在400家不同的银行。国会愤然，开始着手调查。议员们对盖奇在各家银行存款的不成比例，尤其偏向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深表愤慨。[45]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这种温和友好引发了旧有的对银行家阴谋的恐惧。M.W.沃尔伯特（M. W. Walbert）在其发表的一篇民粹主义短文“即将到来的战斗”（The Coming Battle）中警告说，货币交易商已经形成“一个巨型联盟”，将威胁到人民的利益。

财政部长对这种批评无动于衷，依然积极向前推进他的措施。在沃尔伯特对银行大肆攻击的同年，盖奇反对称：“认为银行直接用现金进行交易是常识性的错误。”盖奇解释说，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进行信用交易，银行日收入中只有不超过10％是现金形式。其余主要是支票或者记账货币——盖奇将其定义为“从一人向另一人转移银行信贷的指令”[46]。

这90％的信贷网络正是问题发生的原因。[47]在经济繁荣、黄金储备上升时，信贷可能枯竭干涸，这点尤为令人不安。盖奇注意到，问题症状一出现，银行就会受“自我保护原则”指导，暂停或大幅降低贷款。[48]此时，货物和证券的所有者都被迫不计成本地出售货物和证券。“深思熟虑选择的企业都被放弃，未来交付货物的订单被废除。”最后，本应有序的收缩演变成“无序下跌，非理性恐慌”。

盖奇担心发生这种恐慌，于1901年春着手干预市场，其时正逢一场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份的袭击搅乱股市，9月，麦金利总统遭到暗杀后又一次掀起波澜。[49]1902年初，因不习惯新上司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爱管闲事的风格，盖奇决定辞职。他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可看作对这古老国民银行体系的临别赠言。五年任期满后，他得出结论：现有的国民银行体系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但“仅适用于温和的天气，而不适应风暴天”。他感叹道，每家银行都是“孤立和分离的，相互间缺乏配合”。他还感叹说，没有“在经济环境不好或萧条时起共同保护或防御作用”的联盟存在。事实上，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从未有过一个财政部长像盖奇一样离中央银行的需求这么近。

盖奇甚至谈到了禁词。他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成立“一家有多个分支机构的大型中央银行”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必然会激起民众反对。但如果是一家较为低调的机构，用宪政风格的检查方式来予以约束，时机已经成熟。他心目中的这种银行，由私人拥有，有权将储备从信贷富余的地区贷到信贷匮乏的地区。他满怀希望地说，如果对这样一家银行的权力进行适当限制，那么它将具备“完美的公信力”。“我们毫不夸张地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它赋予了乡镇自由和独立，给各州带来了有限主权。”盖奇反问道，“每家银行作为独立单元，保持其在当地关系中行为的独立性，虽可能被统一到巨大的中央机构之下，但这难道违反联邦原则吗？”[50]

第二章   特权银行家，白手起家的参议员

根据我们拙劣的法律，当货币需求……最少时，货币供给常常是最多的。[1]

——亚历山大·D．诺伊斯（Alexander D. Noyes）

研究货币问题是导致疯狂的主要原因之一。[2]

——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

1902年，当德国银行家保罗·莫里茨·沃伯格刚移民至纽约时，一场金融风暴正在华尔街爆发。纽约人对此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这位初来乍到的新人，却从中发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市场萧条越来越普遍。从1887年开始，大约每隔三年，美国就会出现一次严重的金融动荡。[3]最近一次于1902年初开始，当时股市突然崩溃。通过市场与银行之间脆弱的连接，焦虑已经转移到信贷市场。利率飙升，纽约的银行储备暴跌至法律规定的最低点。沃伯格吃惊地看着信贷快速蒸发。

最后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艾奥瓦州银行家莱斯利·肖（Leslie Shaw）化解了这场危机，他向国民银行提供政府资金，并协助银行采用更多的创新服务方式。评论家对肖是否有权干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沃伯格从移民者的角度看，认为这种争论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关键是由于美国银行业的原始粗陋，肖才被迫采取这样的临时战术。事实证明体系本身才是问题。他后来说：“我已经有三周时间对周围的事情都心不在焉，我试图向自己解释清楚这种邪恶的根源。”[5]

沃伯格在德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中接受教育，年轻的他在关于美国国家银行的陈词滥调中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思想，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所急需的。在美国，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更好地理解欧洲央行的运作，以及它们与美国（他的第二故乡）体系的对比。

保罗·沃伯格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三，他们兄弟是汉堡的银行公司M. M. 沃伯格（M. M. Warburg）的继承人，该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沃伯格腼腆、内省、忧郁，蓄着浓密的胡子，人们自然认为他性格“悲观”。这五兄弟各有特色：弟弟菲利克斯（Felix）和弗里茨（Fritz），耽于享乐，讲究饮食；二哥马科斯（Max）是一个任性的银行家；保罗则有一个诗人的灵魂，并像最年长的兄弟奥比（Aby）一样追求知识，后者最后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在这个家庭的传记中指出，保罗似乎只是去赚钱，但并不真正关心赚钱。[6]然而，他所受的特别训练却使他成为国际金融方面的权威。

沃伯格18岁从欧洲的一所高中毕业后进入家族银行工作。他在伦敦待了两年时间，尝试了各种工作，随后移居巴黎，在一家专事外贸的银行工作。在汉堡待了一年之后，年轻的银行家被安排去游学世界，他先坐火车到了热那亚，在那里他登上了去苏伊士的蒸汽帆船，随后乘着英国豪华邮轮抵达印度。在新加坡和日本，以及越南西贡和中国香港等地逗留之后，他通过温哥华转道美国回到家中。这次行程使他从此认同中央银行保证市场稳定的作用。他的实地考察总共历时七年。[7]

1895年，年仅27岁的沃伯格基本上已在实际运行该家族银行。[8]同一年，他娶了尼娜·勒布（Nina Loeb）——一位美国金融家的女儿。像保罗一样，尼娜也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银行家家庭，这样的家庭更关注子女的教育，通过音乐培训、文化启蒙使孩子为未来富足的生活做好准备。同样，尼娜也曾遭受打击，因为一场意外，她从车上摔了下来，一条腿受伤，芭蕾舞生涯的梦想也因此而破碎。这对夫妻在汉堡定居，夏天待在美国，但尼娜的父母身体欠佳，渴望女儿住得离他们更近一些，1902年，34岁的保罗迫于形势，举家迁往纽约，在那里他加入了姻亲的公司——库恩-勒布公司（Kuhn，Loeb & Company）。

美国金融的原始性让沃伯格感到震惊。[9]他认为，德国银行的运作近乎军事化，非常有凝聚力，而美国银行却因为极端个人主义而难以发展。由于信贷收紧，各家银行收回贷款，信贷匮乏因此加剧。1903年，华尔街股市暴跌后，沃伯格告诉他的连襟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他撰写了一些文字，内容是关于美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的一些思考。沃伯格认为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央储备。实际上，美国大约有15,000家银行，每家都常备不懈地看守着自己的黄金，而这些黄金本可以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储备。[10]另一个问题是，银行承兑汇票缺乏可实现其流动性的交易市场。在欧洲，银行可能将这些票据出售，或“打折”卖给中央银行，释放储备从而发放更多贷款；相比之下，在美国这种贷款流动性不足，缺乏活跃性，最终将导致货币缺乏弹性。沃伯格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种单一补救措施来解决，即像他的祖国德国一样设立中央银行。

尽管英语听力不好，沃伯格的写作却异常清晰有力。写作似乎解放了他，让他从一名谦虚、认真的绅士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和说服力的倡导者。希夫读了沃伯格的文章并认同其要点。但希夫认为，沃伯格误读了美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从不接受任何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他警告他的朋友不要与他人分享这篇文章。

希夫比沃伯格年长整整一代，他在南北战争后移民美国，成为美国铁路金融家领袖之一。毫无疑问，他担心沃伯格向本地银行家讲授金融体系的缺点会使本地银行家疏远该体系。但是，作为向其门生提供的教学练习，在保密的基础上，他主动向两位德高望重的朋友展示了这篇文章。其中一位是铁路大亨爱德华·H. 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也是希夫某段时间的业务伙伴；另一位是城市国家银行总裁詹姆斯·A. 斯蒂尔曼（James A. Stillman），纽约卓越的银行家之一。哈里曼读了沃伯格的文章后，轻蔑地告诉希夫，在美国无法复制这种旧世界的机构（中央银行）。

一两天后，沃伯格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突然发现斯蒂尔曼正注视着他。传闻斯蒂尔曼言谈简洁，非常古怪。现在，他保持沉默，用半开半闭、忧郁的眼睛看着沃伯格。终于，他用一种温和而嘲讽的语气开口了：“这名伟大的国际金融家怎么了？”他带着防御性的口吻补充道：“沃伯格，你不觉得国家城市银行的表现相当出色？”[11]

沃伯格表示同意，赞成国家城市银行的表现确实很好。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保持这样呢？”

沃伯格犹豫了一下，大着胆子回复道：“斯蒂尔曼先生，您的银行如此强大，但当下次恐慌来临时，您会希望您的银行小一点，责任少一点。”

斯蒂尔曼顿时变了脸，友好的表情荡然无存，并吓唬沃伯格说他完全错了——美国的银行体系，虽然远远不如欧洲的银行体系，但实际上已经有所改进。事实上，杰克逊时代美国不就已经尝试过中央银行并最终丢弃了它吗？

沃伯格把自己的文章束之高阁。目前，他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去做，比如学习铁路融资和公司兼并的方方面面。

其他许多银行家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精神的继承者，他们继续斗争，争取改革。但与沃伯格不同，他们赞成设立一种资产货币，这是一种建立在每家银行自身贷款基础上的去中心化架构。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福勒（Charles Fowler）依据银行家的喜好提出一项法案，不过最后立法流产。一方面是因为这对罗斯福总统来讲过于技术化，罗斯福更愿意把精力都投入到社会问题中去，这样他才可能成为民族的道德领袖；另一方面，参议院里有人坚决捍卫现有的国民银行体系，对改革施以顽强的阻挠。

世纪之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尼尔森·W. 奥尔德里奇可以说成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共和党霸权的时代，他的话几乎无可动摇，以致报纸把他称作“美国的总经理”。奥尔德里奇对商业利益有着强烈的认同，对行业监管、铁路管制以及劳工保护予以抵制。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来，工业革命使美国发生很大变化，奥尔德里奇认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美国商业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在银行和其他领域，他本能地为现状辩护。然而，晚年的奥尔德里奇将经历一个惊人转变：他站到了沃伯格那一边，成为权力中心第一位中央银行的热心拥护者。

与沃伯格不同，奥尔德里奇出身卑微。1841年，他出生在罗德岛（Rhode Island）福斯特小镇的一间农舍里，但他志存高远，又顽强务实。[12]南北战争期间，他并不贪图富贵，更别提用性命去冒险。在被分配守卫华盛顿期间，他被国会迷住了——特别是“它那辉煌的白色大理石楼梯”[13]，但他却染上热病，所幸很快就出院了。奥尔德里奇并非缺乏野心，相反，他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为了实现其野心。从罗德岛的历史上可以了解到，奥尔德里奇的父亲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师，经常饮酒狂欢，职业生涯发展因此受阻。[14]不同于卡特·格拉斯，奥尔德里奇敏锐地感受到父亲的失败，从心底深处渴望成功。[15]作为年轻人，他恋爱了，爱上一个独立的女人阿比盖尔·P. T. 查普曼（Abigail P. T. Chapman），却被拒绝了。被爱人拒绝使得奥尔德里奇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虽然后来还是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仍然急切地渴望着出人头地。他对年轻的妻子写道：“成为像‘愚蠢的被驱使的牲口’一样的男人们中的一员——这种想法使我感到由衷地厌恶。”[16]

经过不懈努力，奥尔德里奇的地位很快提升，从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罗德岛州的首府）一家杂货批发店的店员摇身一变，成为初级合伙人。[17]他在当地演讲厅激烈地辩论，辩论主题范围从关税到货币，那个时代这种公共演讲厅在美国城镇非常常见。虽然并不富有，但他认同有产阶级和令人垂涎的旧世界的艺术品，仿佛他是天生的贵族。还很年轻时，他就已开始在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收购土地，这是美国贵族家庭传统的度假胜地，在那里他自己有朝一日也将建有一座拥有99间客房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三面临海，庄严巍峨。

妻子阿比盖尔试图缓和他的野心。在他们结婚初期，她仿佛有预感似的，表示她“最真切和珍惜的”愿望就是她的丈夫可以留下“一个清白的记录，没有一丁点儿瑕疵”。[18]内心的煎熬使奥尔德里奇的事业差点儿脱离了既定的轨道。1872年，奥尔德里奇备受失眠、胃疼和精神疲惫之苦，他开始漫游欧洲。[19]虽然最近刚失去一个孩子，他的抑郁似乎更多来源于心底更深处、更个人化的心灵上的疾病。他从法国南部来到那不勒斯和罗马，在那里他凝视着斗兽场。如杰罗姆·L. 斯特斯坦（Jerome L. Sternstein，有关奥尔德里奇早年生活的未公开发表传记的作者）所言，就在绘画和宫殿中，他重新发现了生活的目标，这是“他追求世俗成功的基础”。[20]他写信给阿比盖尔：“如果说人类生活的渺小和无足轻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样也感觉到在这转瞬即逝的一生中一个人可以成就多么伟大的事业。”[21]五个月的旅程结束后，他回到家中，决心安抚觉得被遗弃而伤感的妻子，并且把这件事排在男人事务中的重要位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

19世纪70年代，奥尔德里奇当选普罗维登斯市议会的议员，因为与当地商人关系密切，他还成为一家小银行的董事。同时，他的政治地位也得以提升，先到州议会，再到众议院。奥尔德里奇不喜欢高谈阔论。他不接受采访，更不像林肯一样擅长讲故事，听到笑话时，他只是微笑，从不笑出声来。[22]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精英身份，对群众表示反感；政客常见的表示亲切的身体接触不是他的风格。虽然缺乏个人魅力或亲和力，但是他冷静的分析能力弥补了这一点。他身高六英尺（约1.83米），蓄着胡子，穿着精心定制的西服，打着黑色领结，是一个有智慧的男人。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辩论，[23]衣帽间和后面走廊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完成工作的地方。《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记者注意到，他“络腮胡子贴脸修剪”，“与人们交谈时，他用闪亮的黑眼睛紧紧盯着对方”。[24]另一名记者则用更为简洁的词形容其为“看透伪装的人”。[25]奥尔德里奇抓住问题本质，深入细节的能力，比对手们都强得多。

1881年，罗德岛立法机构的领导将奥尔德里奇提拔到美国参议院。[26]现年40岁的奥尔德里奇已在参议院拥有一个席位，实际上受到的民主挑战却很少。罗德岛限制业主及本土出生公民的选举权。甚至当选举权范围扩大时，立法机构也受到操纵，更偏向于共和党的小城镇，这使奥尔德里奇与日益庞大的支持民主党的移民们隔离开来。

当他进入参议院时，关税是热点问题。[27]现代美国人几乎无法理解在整个19世纪关税是一个多么有争议性的话题。南北战争结束后，商人们说服国会建立一个复杂的任务表：保护纺织品、工业品、机床、糖等各类商品不受进口冲击。美国仍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企业效率更低。即使美国的竞争劣势使其不必再维持高关税，北部的制造商们仍然带着恐惧和贪婪，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支持高关税。而作为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农业州的居民却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关税与白银一样存在地域问题，农业地区强烈憎恨关税，认为这是有损他们利益的东部共和党的政策。

奥尔德里奇沉浸在对这一主题的集中阅读中，170卷书被运到他在华盛顿的家中（他喜好的书大部分是干巴巴的大部头）。[28]他对关税的不同理论均进行了阅读，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在19世纪后期阐述的经典观点，即“自由贸易”增加了社会的平均财富。[29]这种美好的理论并未让奥尔德里奇动摇，他在基层观察到，关税对罗德岛是件好事，在美国的所有州中，罗德岛的工业集中度最高。[30]这位新参议员的想法总是注重实际，他判断关税不仅对制造商至关重要，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家庭舒适”和“物质丰富”也甚为重要。换言之，他在关税中看到19世纪版本的涓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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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老板因受保护，没有遭受到海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攫取了更高的利润，并支付了丰厚的工资。奥尔德里奇并不是被迫绑架来听取他的商业委托人的意见，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他们的建议，真正信赖他们的专业知识。他特别与当时垄断了制糖业的糖业信托公司建立起密切关系。奥尔德里奇的朋友西奥多·哈夫迈耶（Theodore Havemeyer）是运营糖信托公司的富豪家庭的成员，也是罗德岛纽波特（Newport）一栋豪宅的所有者。[31]奥尔德里奇的立法完全符合糖业信托公司的利益，有时甚至能分毫不差地保证达到哈夫迈耶要求的关税税率。

在货币问题上，奥尔德里奇站在反对白银的阵营里，1896年他说服威廉·麦金利运行一个黄金平台。[32]然而，在参议院的头20年里，奥尔德里奇只是断断续续地参与银行业务。20世纪初的资金短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市场崩溃之后，这也吸引了沃伯格的关注，银行家不顾一切地想要中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持续紧缩，他们呼吁奥尔德里奇去推动某种新型货币来扩大总流通，缓解压力。[33]奥尔德里奇扎根于保守主义的时代，他不想涉足这种货币。他担心如果提供一种新型货币，将增加货币供给总量，可能会导致通胀。前审计长，时任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巴顿·赫本敦促他支持改革，对此奥尔德里奇回应说：“我们的货币和黄金一样好。为什么还要改革呢？”[34]赫本反驳说，货币既有黄金的优点，也同样有黄金的缺点，就是“相当缺乏弹性”。

要评估奥尔德里奇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必须先认识到：他不仅在参议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影响极大。虽然两人在反垄断、就业改革、铁路等热点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罗斯福重视奥尔德里奇的智慧和卓越的金融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不得不面对奥尔德里奇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罗斯福向敢于冲锋陷阵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承认：“奥尔德里奇对我而言是个伟大人物，我并不是指他本人，而是指他参议院领袖的身份。他是我游戏中的国王，我当然得向奥尔德里奇低头……我只是一个总统，而他已经见识过许多位总统。”[35]

总统确实已向奥尔德里奇低头。罗斯福背地里答应赫本，如果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提交资产货币法案，罗斯福“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予以采用”。[36]以往当一个法案提交时，他从未如此做过。当赫本为此寻求解释时，硬汉罗斯福承认，他已与奥尔德里奇及众议院议长乔·加农（Joe Cannon）达成协议，在此协议下，立法者“让”总统以他的方式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很可能包括铁路运价管制，而货币和关税还保持不变。然而1904年罗斯福正忙于另一件事，货币改革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保罗·沃伯格继续研究奥尔德里奇所坚决捍卫的银行制度，他对它的批判也在深化。沃伯格发现了该体系的问题，尤其是在对银行储备的严格规定上。国家银行法要求纽约银行的储备金为自身存款的25%，并将其锁在保险库里，同时还规定了适用于其他银行的一些类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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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格总结道，这个“愚蠢的条件”，[37]把国家资产固定下来，就像要求一支军队把驻地部队分散在数以千计的营地，却不允许将部队转移到前线，或在最需要的地方将部队集中起来。“对一个在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下训练有素的人来说，”他写道，“这样的要求看上去令人困惑和奇怪。”[38]

沃伯格通过各种方式的调研，得出结论：美国的这个体系对农业社会来说也许已经足够，但已不适应20世纪初快速成长的工业和商业经济。在欧洲，银行持有的短期贷款可以在流动的二级市场上出售（无论是前文提及的银行发行的交易汇票，还是商家及其他企业发行本票的商业票据都是如此）。因此，欧洲的信贷市场类似于股市，具有可替代性和高流动性。在美国，持有此类票据的银行因为固定资产的要求受限，缺乏交易只能成为企业的拖累。沃伯格写道，美国需要一个银行体系，用来处理“活跃频繁的日交易”。[39]随着业务的增长，体系的缺陷注定要浮出水面。

支票结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家银行都有大量的办事员处理支票以及与其他银行的交流事宜，这一过程非常笨拙低效。其突出特点是缺乏协调性，特别是在不同城市和跨州的银行之间。以将支票转发到原签发银行为例，一位当代作者证明了这一体系造成的浪费，他跟踪一张支票的整个结算路径，一趟下来需要花费43.56美元。这张伍德沃德兄弟签发的支票，通过当地皮科尼克银行（Peconic Bank）的账户支付给东部长岛纽约萨格港（Sag Harbor）的百货商店贝瑞和位于新泽西州霍博肯市（Hoboken）的批发杂货店洛曼-拉什。该支票存在霍博肯第二国民银行（Second National Bank of Hoboken），第二国民银行又将它发到一家纽约银行。这家纽约银行在萨格港没有正规代理行，因此把这张支票与其他支票一起发送到他们在波士顿的代理银行。而波士顿这家代理银行莫名其妙地将它转到靠近尼亚加拉瀑布的纽约托纳万达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Tonawanda）。托纳万达第一国民银行意识到支票已经偏离航线，又将它运到奥尔巴尼（Albany）的一家银行，奥尔巴尼银行努力想让它离家更近一些，将其转到杰斐逊港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Port Jefferson），这使它离签发地只有60英里。然而这张支票又走了另一个弯路，先转给远罗卡韦银行（Far Rockaway Bank），再到大通国民银行，这张疲倦的支票已经是第二次访问纽约市了。经过多个站点之后，它终于回到皮科尼克，可以休息了。这位作家总结道：“一旦开始旅程，这张可怜的支票就被一站接一站地往前运送。”[40]

在一个工业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种过时的方法非常可笑。在其他任何领域，联合和规模经济都已成为口号。产业正在迅速形成信托（超过两百家信托于1898年至1904年间创立[41]），工人被快速招募至全国工会。整个国家铁路网四通八达，电报线纵横交错，电气化发展迅速。

只有银行业仍然分崩离析。即使按人口规模来做调整，美国拥有的银行数量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42]大部分银行都很小且仅处理农村事务，三分之二的银行是各州特许的，而非华盛顿政府特许的。这种州银行，不受国家银行法制约，自然也不能发行国家银行票据。这意味着“国家”货币只能由少数国民银行发行。对这一混乱局面，沃伯格总结为“有多少个州，就有多少个互不关联的银行体系”[43]。美国的大城市确实有清算所（向银行提供支票结算和应急流动性等服务的地方协会），但清算所并不普及，能力也很有限，一旦超出市级范围，这种为银行服务的基础设施就不再存在。

库恩-勒布摩天大楼是金融区里一座22层高的标志性现代建筑，在一起走向这座崭新的大楼时，沃伯格会经常向希夫倾诉心事。[44]希夫一再坚持，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央银行。沃伯格开始适应了他的新国家，因此他开始理解这种政治障碍。渐渐地，他的郁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有权进行立法改革。他就是奥尔德里奇参议员。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安抚银行家，奥尔德里奇抛出了自己的汇率法案，但这与其说是一项改革措施，还不如说是对现状的一种肯定。事实上，目前的安排对他很适合。高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奥尔德里奇决定的）充实了国库，并可在需要时用国库资金支持银行。对奥尔德里奇来说，关税、金本位和国民银行构成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最好保持不动。他的一项创新是建议铁路债券成为国民银行里政府存款的可接受的抵押品。[45]这激怒了进步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阴谋，意图是抬高铁路证券的价值，进而使联邦银行的政策屈从于公司利益。

对于企业和政府的联姻，奥尔德里奇并未感到丝毫不适。像镀金时代的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真诚地相信由有钱人来指定当选者会让整个社会受益。作为J. P. 摩根的同盟，他认为自己没有发财是上天的错误，应该予以纠正。[46]1890年初，他曾开玩笑说要离开参议院，然而，罗德岛的商业大亨马斯登·J. 佩里（Marsden J. Perry）向他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仍旧留在国会，却能让奥尔德里奇和他的八个孩子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佩里计划合并美国的电车行业并推动其电气化，所需要的数百万资金由糖业信托公司提供，而奥尔德里奇将成为这个计划的合伙人。奥尔德里奇很快就拥有了数以百万的个人财富，他因此可以专心投入立法工作，没有了任何物质上的顾虑。

奥尔德里奇并不认为在制糖行业拥有这种方便的合作关系存在什么问题，在这一行业，他权力极大。他会说他支持糖关税投的是良心票。1901年，他的女儿艾比与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结婚，他与商界精英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60年后在一份有见地的哈佛高级论文中，参议员的曾孙迈克尔·洛克菲勒（Michael Rockefeller）这样写道：“将立法首先看成是与经济贵族的协商，其次是个人权威的体现，这对奥尔德里奇来说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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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德里奇选择忽视公众的批评，他认为罗德岛的政治机器会保护他免遭政治变迁的荼毒。但他对自己的名誉如此漫不经心，这点极其愚蠢。美国公众愈加对丑闻感兴趣，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正在撰写文章，深刻揭露政治腐败，暴露商业无良行为。美国的杂志此前都是迎合文学大众的需求，如今丑闻却越卖越好，而且随着技术革新，如可用木浆制造出有光纸，降低了出版商的成本，杂志得以大幅降价，从而能接触到大量读者。许多文章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平上，它们更多关注出租屋里贫穷肮脏的生活，而非超级富豪纸醉金迷的生活。[48]

因此，不出所料，奥尔德里奇成了一个靶子。1905年，《时尚》杂志（Cosmopolitan）的所有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委托知名小说家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撰写了系列揭露文章，次年以“参议院的叛逆”这样夸张的标题发表。在第二部分“奥尔德里奇，罪魁祸首”中，他将奥尔德里奇丑化成一个“美国人民的头号剥削者”。[49]菲利普斯的文章太过含沙射影和夸大其词，罗斯福总统对此颇为反感。他将菲利普斯比喻成英国长篇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神秘的污秽收藏家，“眼睛盯着地下，手里拿着粪耙”。[50]舆论也认为对奥尔德里奇的攻击是不公平的[51]，然而很难判断读者大众是否有如此鉴别能力。但菲利普斯关于“以奥尔德里奇为代表的美国国会与企业利益过从甚密而与大众关系疏远”的观点是正确的。

“叛逆”系列文章削弱了奥尔德里奇的政治基础，激起了要求参议员普选的呼声。这些文章写作的背景更值得人探究。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是在与农民对话，“黑幕”揭发者则更多是与城市选区中的选民建立密切联系，这些选民被布赖恩所敷衍，却对美国社会表面上的不公平感到不安。这些改革者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者，他们往往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城市居民，如律师或教育工作者。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已经出现了交叉，不过进步主义更偏重于工人而非农民，更依靠政府而较少迷恋于自由放任。进步主义者把握住了美国人对工业、移民和技术变革造成的快速变换所感受到的不安。在这些改变中，汽车是其中一种，教育是另外一种，从南北战争到1900年，美国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从几百增加到6000。与之前的美国相比，那时更多人在城市居住，在工厂工作，在海外出生。财富也从未如此极端集中过：以前百万富翁是闻所未闻，当时，美国却有3800名百万富翁。[52]其中最新的改变就是巨型工业组合取代了本地企业。如果说社会仲裁者一度曾是一个小城镇的律师或银行家，那么当时则是一家大型公司或信托。

西奥多·罗斯福虽然很富裕，但他拥护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同时又绝不会与一群农民打成一片。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吸引了民主政治圈的关注，他分享了许多相同的理想。

进步主义者应该依靠哪种方式推行银行改革，这一问题错综复杂。进步主义者赞同使用社会科学的工具解决当代问题。沃伯格对银行体系的精细剖析与此如出一辙。另一方面，进步主义者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持怀疑态度。他们不信任银行，尤其是大银行，他们也不相信参议员奥尔德里奇。

第三章   华尔街悸动

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华尔街也能找到真正的爱国主义。[1]

——弗兰克·A. 范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

随着国会陷入停滞状态，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们远未承诺改革，华尔街开始鼓吹中央银行的概念。这是由雅各布·希夫的预言引发的，他是沃伯格年长的合作伙伴，一位受人尊敬的华尔街智者。

早在1906年，希夫就向纽约商会发出警告。“我不喜欢扮演卡珊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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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他严肃地说，“但如果不对金融体系马上进行改革，这个国家将会发生恐慌，之前的恐慌与之相比形同儿戏。”

希夫担心，美国的繁荣会因其摇摇欲坠的银行系统及弱小的货币市场而遭受威胁。[2]财政部长莱斯利·肖曾试图通过灵活挪动资金掩盖这些赤字，但大家显然还记得去年秋天肖已经从商业银行拿出1亿美元，将其投入政府的巴拿马运河项目。在华尔街，短期利率从10%飙升至让人无法忍受的125%，仿佛纽约市是某些经济停滞的穷乡僻壤似的。在一个更成熟的体系下，这种波动是无法想象的。纽约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新地铁线路，以及可与巴黎的豪华酒店相提并论的华丽酒店，却不得不忍受从南北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金融体系，这使希夫烦恼难耐。“要我说，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耻辱。”希夫这样说道。

商会对此深感震惊，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美国饱受诟病的货币。值得注意的是，撰写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工作交给了弗兰克·A.范德利普，他是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却并不像他的前辈们一样执着于墨守成规的国家银行体系。[3]他的背景更加多样化，在华盛顿、中西部以及华尔街都工作过。他好学爱问，雄心勃勃，是保罗·沃伯格一直看好的对改革感兴趣的银行家。

范德利普在伊利诺伊的一个农场长大，职业生涯刚开始时，他是一名记者，专门从事金融新闻。[4]他是一名有进取心的新闻记者，一直在培养高层的信息来源，1897年，他被调到财政部担任部长莱曼·盖奇的助理。在华盛顿，他与西奥多·罗斯福以及美国海军助理秘书经常接触，在他看来罗斯福是一个自私的战争贩子。美西战争爆发时，范德利普安排了战争债券的出售，并对许多银行家熟悉起来，包括詹姆斯·斯蒂尔曼，他非常成功但深居简出，是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就是前文中描述过的那位绅士，他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沃伯格关于中央银行的备忘录）。

范德利普的行事果断让斯蒂尔曼印象深刻，1901年，他把副总裁的位置给了范德利普，随即开始培养他作为接班人。斯蒂尔曼对工作人员专横霸道，每天早晨，在他东七十二街的房子里，仆人们手托装着四个鸡蛋的托盘走上楼来，焦急地像在等待主人的审判。但他对范德利普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5]他们周日一起驾车出行，分享商业秘密，这是斯蒂尔曼通过开发一系列有价值的客户名单建立起来的，这份客户名单包括标准石油的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和其他一些巨头。通过将传统商业贷款与承销相结合，斯蒂尔曼使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从态度上的一丝不苟到穿着上的无可挑剔，他竭尽所能，将范德利普塑造成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继承人，还为他提供一栋位于哈德逊的家具配备齐全（英式风格）的豪宅，并赞助他成为右翼共和党俱乐部的会员。

尽管与斯蒂尔曼关系亲密，范德利普并未像他导师那样对货币改革心怀敌意。斯蒂尔曼将金融恐慌视为自然和有价值的仪式，清理了市场上的过激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他所刻意回避的（国民城市银行被誉为“斯蒂尔曼的金钱陷阱”，这是一种对他的谨慎表达敬意的说法）。而近20年来一直是他手下的范德利普，看法则更加务实。范德利普判断美国将因为缺乏最后贷款人而使其发展遭受不必要的阻碍。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银行资本占全球的40%，但在国际金融上它却仍是一个小弟。[6]让范德利普深感无奈的是，国家银行甚至并未得到授权来运营国外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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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于商人对美国市场缺乏信心，美国短期利率比英国的更高，更易波动。国际收支结算中也没有使用美元。让范德利普和希夫这些金融家们颜面尽失的是，费城商人在中国或南美购买货物，却不得不在巴黎、伦敦或柏林进行交易结算。华尔街对这种“朝贡”感到厌倦。只要美国出现周期性的恐慌和货币紧缩，美元就极少有机会能超越英镑成为国际货币。[7]

当范德利普开始撰写商会报告时，他41岁，安静而英俊，薄薄镜片后有着一双狭长的眼睛，他毫不怀疑如果政府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状况就能够得以改观。他的报告中充满了一个都市银行家的无奈，虽对高端金融拥有远大抱负，却被乡村单调乏味的需求所制约。他抱怨说，农作物的收成和销售使银行感到压力，银行“无法利用他们的信贷，却有义务从储备中拿出合法的钱并送到收获的田野上”。[8]

范德利普像沃伯格一样对罪魁祸首——国民银行法的硬性要求予以指责，特别是它阻碍了货币流通。这部法案强加给农村地区特殊的负担。在城市里，人们有银行账户，并且习惯于开个人支票，这是一种不受管制的货币形式；而在农村地区，人们依赖于银行发行的钞票，而钞票供应高度受限。范德利普的目的是使货币供应量更灵活——不是总体上货币数量更多，而是不管经济兴衰货币供应数量弹性更大。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发行货币”（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只与银行打交道；它将由董事会控制，至少部分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这是对最终的联邦储备法案的一个直接的描述。

但范德利普没有预料到他的失败。虽然为以防万一，他已将较为宽松的改革包含进来，但他天真地假定对于纽约银行家的合理建议，美国其他人都会欣然同意。在与银行家内部交流后，范德利普相信“美国的大多数银行家认识到货币体系中变化和弹性因素的必要性，衷心希望与纽约的银行家们合作”[9]。这种敏感性的缺乏令人瞠目结舌。更天真的是，他还称赞说，他想象这一天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当“秋季来临时，金融中心银行的合法货币储备将不会在秋天耗尽，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和达科他州进行秋收的人们可能会领到他们的工资”。

如果连这位曾经的农村男孩都很难同情在达科他州进行秋收的劳动人民，那么说明华尔街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甚至与其他银行家之间越来越疏远。美国工业界一般采取公司形式，许多公司在纽约成立总部，并为公司发展向银行寻求资金。城市中领先的金融机构正逐步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兜售证券、交易国债，并涉足外汇交易。这是一个重大的演变，预示着对普通美国人完全陌生的一种金融文化的形成。《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托马斯·F. 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观察到“纽约的银行家们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股票市场的投资业务中，股票代码吸引了他们大量的注意力”。[10]

当范德利普于1906年11月再次向商会提出建议报告时，因对哈得孙河（Hudso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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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的态度敏感，希夫试图使这一建议变得更委婉些。“如果你离开纽约城，再讨论中央银行这一话题。”希夫开始说，重复了他给沃伯格的警告，“如果你穿越三千英里，一路上与全国各地的人们讨论中央银行，你会发现人们普遍对它极其不信任。”[11]他解释说，美国人在安德鲁·杰克逊的时代就不希望权力集中，今天更是如此。他们不希望增强政府的权力……他们不希望有这种大规模的存款，这样政府将不得不把这存在银行，从而被少数人控制。他们害怕它形成的政治权力和造成的后果。

同一天商会批准了范德利普的报告（还是原来的报告，没有按希夫所建议的变得更委婉些）。该集团的大胆可能是因为紧急事件的刺激。那一年，货币市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动荡，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更是加剧了这种动荡，地震在旧金山造成3000人死亡，并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这次地震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黄金转移运动，使国际市场动荡不安。在那个时代，黄金的实际转移掩盖了金融灾难。外资保险公司必须按旧金山的政策要求支付索赔，而银行资本在国内难以获得，不得不依赖进口。运送黄金是提供银行资本最实用的手段。地震后九天，即4月27日，范德利普向斯蒂尔曼报告称：“地震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大量黄金被转移到旧金山。”[12]

正如保罗·沃伯格所预测的那样，在没有政府银行的情况下，国民城市银行的卓越地位使它承担了应对灾难的大部分责任。那时，斯蒂尔曼的金钱陷阱是能够胜任工作的。一周后，范德利普让他的导师放心，并发送了电报：

加利福尼亚运送来的黄金耗尽向我们显示了结束的迹象。运送已在两三天前停止。加利福尼亚银行从纽约和其他金融中心提取的资金总额将远远超过3000万美元……我们已安排了250万美元的黄金进口，在我给您电传的这一刻，城市银行的进口总额最多将达到3100万美元。[13]

但货币市场持续动荡。就在那一年，4月有一次，后来又有三次，纽约银行的储备开始不足。[14]依照法律规定，这使他们无法发放新的贷款。银行需要其他渠道提供额外储备。

莱斯利·肖竭尽全力推动黄金进口，包括向国民城市银行提供1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15]这位财政部长夸口说，由于他的努力，超过六车皮黄金“以金条的形式”从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进口到美国。此外，在战略性的时刻他拓宽了对政府资金的存款和提款。以下是肖对1906年慵懒夏日的回忆：

粮仓和仓库空空如也，铁路货车停在旁轨上，商人在山涧里捕鱼，或在度假胜地休息。与此同时，银行资金充裕，利率较低。一切显得那么安详……除了那些意识到在这一纬度农作物是在秋季成熟的人们。[16]

为防备起见，肖从国民银行取出6000万美元，以防被人用作炒股的火种，并暂时“锁定它”。然后，夜晚变得越来越凉爽，秋天来了。

商人回到自己的办公桌重新熟悉更加紧张的活动。作物开始成熟，粮仓和仓库开始装满，货车开始投入使用，开出的支票和汇票在数量和金额上都成倍增长，人们随身携带的现金比在其他季节都要多。资金压力无可避免地开始了。银行收回他们的贷款……[17]

信贷现在已经供不应求，肖将先前取出的部分资金又还了回去。“这将对国家的商业利益大有裨益。”他如是判断。[18]

肖并不是想要增加货币存量，他只是为了缓和季节性波动，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适度的目标。[19]他所掌握的资金总额也很有限。但他的所作所为被同行们视为激进的行为。政府银行存款余额的11%都存在国民城市银行一家银行里，这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20]。一名芝加哥的银行家，对肖与国民城市银行（这也是标准石油的银行）的密切关系义愤填膺，他气冲冲地说公众“已经开始闻到肖衣柜里的煤油气味”。[21]《民族周刊》（The Nation）指控肖帮助“一拨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投机者”。[22]18世纪90年代，类似的指控曾被加之于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也遭受了类似的指控。资本主义的真理是，如果货币被投放到体系中，无论是出于什么意图，某些资金最终仍会惠及人脉关系良好的金融家。至少肖曾尝试根据需求在全国各地分散存款——波士顿、路易斯维尔、堪萨斯城、新奥尔良、明尼阿波利斯、布法罗、奥马哈和其他城市，但这些钱最终都流入利率最高的地方——纽约。他悲哀地发现，“钱几乎和水一样流动，很快就能发现价值洼地”。[23]

这种对偏袒的指控只是一个插曲。更根本的批评是哲学层面的：肖干预了货币市场，人们仍认为这不是政府所应关心的问题。《民族周刊》对此感到担忧，如果财政部可以干预信贷市场，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某些未来的“独裁者”干预股市？[24]在一个更全面的批判中，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助理教授A. 皮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指控肖用各种方式绕开了法律，并断然宣称，“黄金进口不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但对这一点，没有一家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会表示同意。

安德鲁把他最激烈的批判留在最后。他想知道，在这位财政部长当政期间，为什么纽约的银行会更加频繁地陷入资金匮乏？“以前，”他说，“从未有过财政部长宣布，财政部可以在恐慌时从外部插手银行的业务。”他推测，显然，一旦银行知道财政部已做好准备、渴望伸出援手时，就会觉得保持自己的储备没有太多必要。这在21世纪初，演化成“道德风险”观点，以此反对紧急财政援助。“来自企业外部的救济，就像户外的慈善机构，”安德鲁得出结论，“很容易降低人们节约的动力。”[25]安德鲁并没有轻视美国体系的缺陷，或者忽略改革的需要，但他拒绝接受一个“国会对其缺乏控制”的官员的“非法的任意解释”。

几乎人人都想改革银行体系，但在解决方案上没有任何两家机构能达成一致。华尔街并不太担心中央银行可能会偏好有影响力的银行家。纽约的银行家认为美国在金融上的领导地位将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也有助于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既有无私的，也有投机的，虽然对自己的动机不可能进行如此仔细的检查。他们只是感觉有一个更强大的信用体系将会很好。

为了挫败华尔街，肖毫不谦虚地提议赋予自己沙皇式的权力，他说，这能让他避免在未来发生任何恐慌。[26]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称赞了这一想法，他认为这会使现有的货币升值，并匆匆抛出一项提高财政部长的权威的法案。

然而奥尔德里奇和肖在另一个选区遭到反对，反对者是芝加哥的银行家们，他们集中在拉萨尔街。芝加哥的银行家们不喜欢肖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一位活跃的财政部长将会名正言顺地与纽约的银行密切合作。出于同样狭隘的原因，拉萨尔街反对中央银行。

芝加哥的银行家很重要，因为他们掌控了除纽约以外最强大的行业话语权，他们也主导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理事会。在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总裁詹姆斯·福根（James Forgan）的带领下，美国银行家协会支持一个法案，即通过让大城市的银行运营分支机构来增加货币发行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发行自己的票据。[27]

但银行分支机构的前景吓坏了另一个集团——小城镇的银行家。他们估计，如果城市银行可以在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乡镇银行的地盘将会被侵占。[28]乡镇银行家们在国会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很多国会议员是乡镇银行家）。随着银行业变得分崩离析，而罗斯福又不敢打破僵局，改革陷入了停滞。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说：“银行家之间仍存有分歧，大学者们意见分歧时，谁来判定孰是孰非？”[29]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在对德国的一次访问中被威廉二世接见，他承认美国的金融领域缺乏领导。威廉二世询问是谁在管理混乱的美国金融业务。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巴特勒回答说，这个体系是由“上帝”在管理。[30]

沃伯格认为美国人的病症在于恐惧，担心任何改革将会导致政府或华尔街获取控制权，这是让每个市民闻之色变的结果。沃伯格这样写道：“对于权力的深恶痛绝，已成为近乎狂热的信念，使得美国人赞成实行完全的去中心化。”[31]

迄今为止，沃伯格听从希夫的建议，保持自己的看法不为公众所知。然而，1906年底，他与一群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家中共进晚餐，当时饭桌上的话题转向金融的前景，许多人认为前景不妙。沃伯格以他标志性的远见卓识，有理有据地对为什么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如此不堪一击进行了分析。宴会主人听得入了迷。

“你应该写出来。你应该发表。”塞利格曼说。[32]

“不可能。我不能用英语写作，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能写文章发表的地步。”

塞利格曼却依然坚持。诉诸沃伯格对美国日益增长的眷恋，他补充说：“把你的想法展现给这个国家，这是你的责任。”

沃伯格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酝酿出这篇文章。1907年1月6日，《纽约时报》的读者刚刚醒来就读到了沃伯格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文章——《我们银行体系的缺陷和需求》。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沃伯格以这句话开始。他毫不讳言，将美国的体系比喻成“梅第奇家族时代”
(20)

欧洲的体系，也就是15世纪的欧洲体系。

沃伯格强调，中央银行是发展更深层次、更具流动性的信贷市场所必须的。尽管使用的是第二语言，沃伯格仍然充满诗意地描述了欧洲的集中式体系，在那里“举国的信用，即农民、商人，以及制造商的信用……都可以用作交换的手段”。沃伯格希望美国人看到他们的体系缺乏一致性的弱点。他生动将银行比喻成混乱步兵排中的步兵。“我们不是派一支军队去作战，”他警告说，“我们是派单个士兵孤军作战。”

到沃伯格的文章发表时，纽约的银行家已经变得非常焦躁不安。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依赖信贷，许多人认为信贷过度扩张，就像在一个聚会中纵酒狂欢。没有国内当局会拿走酒杯，实施紧缩政策，因此美国对欧洲央行尤其是英格兰银行的决定高度敏感。

英国的观点是，美国的狂热经济可能需要一些冷却。贷款快速增长，信贷金字塔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否是一个泡沫？英格兰银行只知道，它将不再负责为美国的扩张融资，特别是美国的繁荣已耗尽英格兰的黄金。正如范德利普向斯蒂尔曼所报告的，“英格兰银行对黄金出口的话题非常紧张”。[33]

1906年秋，英格兰银行开始拿走酒杯，伦敦将利率从3.5％上调至6％。[34]柏林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也同样上调了利率。由于国际资本不断流入利率最高的地方，这些举措必然使投资者将横跨大西洋的黄金再运回来。英格兰银行为了使英国与过热的美国经济隔离，指导英国的银行清算他们向美国公司提供的金融票据，即短期贷款，从而紧缩信贷。[35]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之后，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兼知名财经作家奥利弗·斯普拉格（Oliver Sprague）判断这是一个转折点。80年后，理查德·T. 麦卡利（Richard T. McCulley）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英格兰银行扭转了黄金流动的方向时，麦卡利写道：“华尔街的繁荣像肥皂泡一样容易刺破。”[36]

华尔街试图用国内信贷来替代英国的贷款，[37]但美国的银行先前发展得太过迅猛，已现强弩之末的疲态。是年年底，股市崩盘。国民城市银行已做好了最坏准备，收紧贷款。范德利普对此表示抗议，但斯蒂尔曼已经嗅到严重经济衰退的气息。“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一段时间了，”他在1907年初写道，“下一次恐慌和紧接着的低利率将会揭示银行业近年来的很多问题。”[38]自1893年恐慌之后，斯蒂尔曼的银行比竞争对手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他预计，审慎将再次占据上风。他乐观地告诉他变乖了的下属，“我认为，到明年秋季，经济会不可思议地强劲增长，且流动性充足。”

进入四月份后，经济持续反弹，金融中心的情绪“非常乐观”——摩根公司的乔治·W. 帕金斯（George W. Perkins）向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家J. P. 摩根这样报告。[39]但帕金斯指出，华尔街的看法则比较消极。

随后，银行家发现令人沮丧的是，银行拒绝贷款。拥有非流动性资产的企业正变得十分焦虑。正如帕金斯五月份给摩根的报告中写道：“大量的人、房屋与资产非常紧密地绑在一起，这些资产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用以长期借款）。”[40]接下来帕金斯的报告几乎让人绝望。“至于钱，”帕金斯写道，“所有人还是对提供贷款明显不感兴趣，无论是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41]

肖已经令财政部束手无策，其实财政部的能力一直比他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更遭受限制。更糟糕的是来自媒体的冲击。他在三月份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他是罗斯福的政治顾问和亲密伙伴，生性胆小保守。

奥尔德里奇参议员感到回旋余地有限，虽然他操纵国会通过了他的货币法案，但这个货币法案已经是一个妥协的版本。法案于3月3日颁布时，《纽约时报》感激地长出了一口气，将奥尔德里奇法案描述为“部分实现了改善我们货币体系的希望，这一希望长期以来饱受金融界的愚弄”[4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该法案签署后，股市再次崩溃，这次是大幅下滑。许多铁路股与本月之前相比下跌了50％；作为领头羊，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的股价单日暴跌25%。5月份，商业开始收缩。1907年的经济衰退，虽然开始时还可以控制，但到了5月底，帕金斯向他尊敬的摩根这样吐露：“似乎没有人有信心，对什么都没信心……收不回钱，也无法借贷。”长期资金更为稀缺，庄稼还在地里。看到日历上无情的收割日，帕金斯愁眉苦脸地总结道：“大家都有所察觉，明年秋季我们可能会有一段相当困难的日子。”[43]

第四章   金融恐慌

恐惧心理助长了金融恐慌。[1]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

谁将成为摩根先生的继任者？[2]

——艾达·塔贝尔

1907年秋，美国遭受了国民银行体系历史上最严重的崩溃。一夜之间，银行储备用尽，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大萧条。人们只想要现金或与之等价的黄金，且由于人们竭尽全力确保现金安全，现金从流通中消失。没有一家政府机构能够阻止恐慌。新任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对自己相对温和的缓解危机的努力，他写道：“该部门目前的领导不愿意承担义务，并乐得通过适当的立法来减轻至少部分义务。”[3]

“恐慌”（panic）一词，来源于神话中的荒野之神潘（Pan）。他被描绘成一个长着山羊的角、腿和尾巴的男人，他演奏排箫，能引起森林中孤独的旅行者心中的恐惧。1907年的大恐慌，据弗兰克·范德利普所说，引发了“突然的、不合理的、压倒性的恐惧”，恐惧席卷“所有人”。危机重重时，范德利普遇到一个潜在客户，一位名叫朱利安·斯特里特（Julian Street）的年轻作家。他手里有五万美元的钞票——他妻子继承的遗产。此前，斯特里特一直把钱存在一家信托机构。他去信托取钱，信托人员试图劝阻他，与他争辩并哄骗他。“这是为你自己好，斯特里特先生。”信托人员哀号着，恳求他把钱留下。“现金！”作家怒吼道，“我要现金！”信托人员回答说：“请别这么大声，斯特里特先生。”[4]但斯特里特的呼喊声回荡在整个城市，继而回荡在整个国家。

经过了长达10年的繁荣之后，美国人开始认为繁荣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稳健的。电气化快速发展，新技术开始用于大规模生产，人口飙升至8000万，这一切使美国成为工业强国。商人们相信美国不可能再出现1893年那样的恐慌。除了少数纽约的金融家仍旧主张改革外，银行业改革的动力已经不足。大多数美国人对改革不感兴趣，他们满足于陈旧的、分散的国民银行体系，但1907年的恐慌一夜之间粉碎了他们的自满。

甚至连华尔街都感到措手不及。这种危机到来时总是让人震惊，甚至对那些已经敲响警钟的人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工业生产水平较低，但还远未及预警线。摩根的合作伙伴乔治·帕金斯写信给摩根，提到“总体商业活动有少许减缓”。[5]秋季，纽约货币市场收紧，但银行家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6]10月份，西奥多·罗斯福感到轻松够了，他已经远离宪法赋予他的总统职责，花了两周在路易斯安那州长满野生藤丛的乡间狩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8月中旬已从欧洲返回的J. P. 摩根，又一次离开了华尔街。这位银行家，每当不在工作或者不获取艺术品时，就把宗教当作他最大的慰藉。在收到帕金斯的信时，他正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参加圣公会的大会。他语气舒缓地回信安慰帕金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告的”。[7]10月12日，帕金斯的信里满是寒暄，他写道：“我们都非常好，天气晴朗，希望你也这么幸运。”[8]

故事的发生常始于不起眼的小事。这次恐慌也不例外，它开始于华尔街偏远地区的一次拙劣的炒作。一个臭名昭著的蒙大拿州铜业巨头设法控制了纽约一家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商业国家银行。然后，他从这家银行融资，试图操纵一家铜矿开采公司的股票。[9]10月份，股票操纵失败，商业国家银行被置于危险境地。储户们强烈要求取出存款，商业国家银行无奈转而向纽约清算所寻求帮助。纽约清算所负责成员银行之间的轧差清算，也可向成员银行提供紧急贷款。纽约清算所同意援助，前提是商业国家银行任性的总裁必须辞职。

如此一来，骚乱本可以平息。然而，由于信托的兴起，纽约的银行又被特别地暴露在风险中。因为利率较高，银行资产在过去10年间不断膨胀。一开始，信托仅仅是信托基金和信托地产的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托开始效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他们还投资于比银行风险高的资产，如房地产。信托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国民银行的监管生态体系之外。这其实与后来所用的特殊工具帮助商业银行规避监管规则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百年后的恐慌出于类似原因，也是从一家非银行机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开始的。1907年，纽约的所有存款中超过40％都放在信托，这是金融体系的外围。当国家银行的1美元平均由钱柜里的25美分现金作为储备支撑时，信托的1美元仅有6美分的储备支撑。[10]这意味着，信托远未做到未雨绸缪。

信托之间是由董事会联结起来，或者可以说是由信誉连接在一起的。商业国家银行的崩溃使得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它的另一个董事，查尔斯·W. 莫尔斯（Charles W. Morse），他拥有至少六家地方银行的董事头衔，还实际控制了其中的三家。莫尔斯是一个手段阴暗的商人，奥利弗·斯普拉格曾婉转地指出，他做生意的方式，“一直是极端的”。[11]

现在，随着不安的蔓延，在莫尔斯所任职银行中，有两个被迫寻求纽约清算所的救助。[12]《纽约时报》如释重负地报道称，作为回应，莫尔斯辞去了他的职务，这也算一大进展。然而，莫尔斯似乎已经出卖了他的一个同伴，查尔斯·T. 巴尼（Charles T. Barney），[13]他是开发纽约地铁的核心人物，也是大型机构尼克博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的总裁。巴尼和令人厌恶的莫尔斯进行了许多不同的交易，他们的联盟使尼克博克的储户烦躁不安。[14]因此，劣币不断地传递下去。到了10月19日，当70多岁的老摩根登上私人火车返回纽约时，他警觉危机正在扩散。[15]

第二天，摩根组建了一个包括他自己、詹姆斯·斯蒂尔曼和乔治·贝克（George F. Baker）在内的指挥团队，贝克30年来一直是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这个受人尊敬的三人组合任命了一个由更年轻的银行家们组成的小团队，来评估陷入困境的银行的价值，并确定哪些银行可能值得帮助。该团队由贝克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副总裁亨利·P.戴维森（Henry P. Davison）指挥。戴维森马上就面临着尼克博克的危机，因为尼克博克是信托公司，并非清算所成员，被认为没有资格接受救助。[16]换言之，纽约结算所以一种狭隘的视角看待它自身所担负的使命，但其他的救助机构也没有更广泛的授权。巴尼辞职了，而且时间紧迫，戴维森只好派出了他的得意门生——34岁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来审查破产信托公司的账簿。

尼克博克坐落在第34街第五大道，在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设计的华丽的、有着科林斯圆柱的庙宇里面。前面的人行道被一群储户团团围住，一些人带着背包希望能装走现金。[17]在银行里面，“成堆的绿色钞票，打包成几千美元的份额，堆放在出纳员旁边的柜台上”，《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这样报道。[18]

当斯特朗在银行后台检查账簿时，他能听到储户在绿色大理石的公共区域叫嚣着要取回自己的钱。[19]他后来写道：“排着队的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慌失措的表情，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20]

到10月22日周二午后，尼克博克已经被挤兑800万美元，它只好再次暂停运营。斯特朗报告说他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担保尼克博克的偿债能力，因此摩根决定不予干预。摩根知道，如果允许尼克博克破产，就会导致这所城市里所有其他的信托公司出现疯狂的挤兑。由此产生的恐慌，就像希夫曾预言的那样，使之前的恐慌与之相比确实如同小儿科。

财政部部长科特柳乘坐下午的火车匆忙赶到纽约。《纽约时报》报道称，当晚他“在摩根先生的主持下”会见了一群银行家。[21]在以后的时代，没有私人银行家会认为可以这样接待监督他们的联邦官员。尽管摩根的银行只是一家私人银行，远小于大型商业银行，但皮尔庞特·摩根的威望却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美国银行家。他占据能够号召其他银行开展救援合作行动的最佳机会，他就是大家可以依靠的人选。

第二天，全市第二大的美国信托公司发生了愤怒的踩踏事件，其他信托公司也同样如此。斯特朗再次被派去审查账簿。当他回到摩根在华尔街23号的办公室时，他发现摩根与斯蒂尔曼、贝克、帕金斯以及戴维森在一起。他告诉工作组，尽管美国信托公司已经没有盈余，但它仍然保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摩根平静地说：“这一点是终结恐慌的关键。”[22]

摩根之前与斯特朗并不相熟。他是因为戴维森也这样说所以才对斯特朗有信心，戴维森的镇定自若和稳定沉着使这位优秀的银行家感到放心。亨利·戴维森一直在宾夕法尼亚的特洛伊长大，是一名农具推销员的儿子。[23]他很早就成为孤儿，在一家小银行工作，在那里他辛苦地抄写皮革装订书上的数字。戴维森是雄心勃勃的奋斗者，但他平易近人且充满魅力，这些素质使他很快从小城镇的银行到达金融界的顶峰。

戴维森和斯特朗交好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也曾历经艰辛。斯特朗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但因为父亲遭遇财务困境，斯特朗被迫放弃念大学本科[24]——这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他进入信托领域后，引起了戴维森的关注。戴维森是比他高五届的前辈，也是他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近郊小镇的邻居。通过戴维森，斯特朗加入了崭露头角的美国信孚银行，似乎即将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到了1905年，斯特朗的妻子却变得抑郁起来，有一天，趁丈夫上班时，她用一把买来对付窃贼的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戴维森想起自己孤独的童年，对斯特朗深表同情，还收养了斯特朗的孩子们。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到斯特朗向摩根报告时，美国信托公司在钱柜里的钱还不到20万美元。摩根批准了一项紧急贷款，条件是借款人提供足够的抵押品。困境中的信托公司员工把成箱的证券运到华尔街23号，斯特朗和摩根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评估它们的价值。“当我们在一起时，”斯特朗回忆说，“摩根先生面前有一个小本子用来记录数字。”[25]当摩根对抵押品的价值满意时，他会通知隔壁房间的斯蒂尔曼。然后，斯蒂尔曼打电话通知他在城市国家银行的部下，及时提供必要的现金与贷款。

但恐慌并没有消退。10月24日，周四，受惊的信托公司从股票市场拿回自己的贷款，暴露出美国信用市场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脆弱性。绝望的股票经纪人愿意为赎回贷款支付125％的利息（短期贷款是随时可赎回的）。数十家券商处在崩溃的边缘，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威胁要关闭市场。摩根认为，关闭市场将是一个错误。他将银行行长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在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内获得2350万美元的承诺用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城市国家银行承诺的份额最大，为800万美元。斯蒂尔曼渐渐发现沃伯格的预言其实是正确的——他的银行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力量，使得在危机时，原本不需要承担的责任也被强加给它。第二天，连续第五次的恐慌发生了。股票市场隔夜贷款的拆借利率飙升至150％，而摩根集团不得不再次承诺1000万美元的救助资金。[26]

那时，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纽约市出现现金荒。[27]摩根召集贝克和斯蒂尔曼到他的私人图书馆，在这座宫殿般的建筑里，银行家们又一次安排了紧急贷款，以保证市政府正常的资金周转。

当然，摩根并不是唯一提供援助的人。在为期4天的关键时间里，科特柳在纽约的银行存入3500万美元。不过这时，美国财政部的盈余已经消耗殆尽。[28]

现在，摩根的存在已不可或缺。他填补了央行银行家的空缺，晚上在他的图书馆召开理事会，图书馆里收藏着大量波斯挂毯，有古老的《圣经》和罕见的中世纪手稿。他经常会见贝克、斯蒂尔曼，还有镇定自若的戴维森，他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天晚上，当这个团队正在讨论救援的好处时，弗兰克·范德利普也出席了会议。摩根抽着雪茄，他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卷起雪茄，使雪茄外端形成一个凸起。过了一会儿，范德利普注意到，拿雪茄的手在桌上松弛下来，摩根的头也垂了下来。范德利普这样写道：“我们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摩根先生的呼吸声。”[29]

摩根的地位太过重要，以至于当他得了轻微感冒，人们就会担忧不已，并责怪夜晚的空气让他着凉。简而言之，这个喜欢独处的人广受赞誉，是整个城市的敬酒对象。证券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员发出阵阵欢呼，对他的努力致以热烈的感意。感谢赞美信纷至沓来，在华尔街23号川流不息，其中不乏来自很远地方的记者的信。[30]这些信件，将摩根奉为救世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在将来是否可以依靠。雅各布·希夫直言不讳地称：“你将金融混乱阻挡在我们之外。”孟菲斯的一名银行家在一封亲笔便函中称，普遍这样认为，“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福利几乎完全取决于你”。

但摩根已临近退休，斯蒂尔曼和贝克也是如此。他们不会永远在那里。而且尽管竭尽全力，摩根的努力还是不够。纽约的信托失去了总存款的48％，这是灾难性的打击。[31]更糟的是，10月底，纽约清算所最终被迫授权银行相互用货币的纸质替代品，而不是现金来进行结算。目前的恐慌已到了百年难遇的境地。清算所的“贷款凭证”由成员银行的贷款支持。它们是欠条，承诺等有现金时支付现金。这是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

随着恐慌的进一步扩散，许多其他城市的清算所和银行协会都制造他们各自版本的清算所凭证。[32]有些是精心制造的，外观就和正常货币一样。这些凭证仅用于银行间清算，这样就能把更多的现金留给普通储户。这种创造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增加了货币的供给，这将成为日后美联储的一项职能。然而，有20多家城市银行不得不对普通储户也发放贷款凭证。[33]

许多铁路、矿业公司和店主都转而用银行支票而非现金向工人支付工资，而那些别无选择的就只能暂停运营。[34]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银行将其收银员签名的支票分发给本地雇主，面额为1美元，雇主再用这个支票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商品零售场所普遍接受这样的支票，因为这已经是很多客户仅有的凭证了。

到11月中旬，据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较大城市中大约有一半用贷款凭证“或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合法货币”，这项调查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皮亚特·安德鲁（Piatt Andrew）在恐慌之后着手进行的。[35]在以前的恐慌中也使用过贷款凭证，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使用过。在一些没有清算所的小城镇，当地的银行家们就在前面的门廊上，搭建一个临时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银行家试图安抚民众，指出凭证是由“核准证券”支撑的。有些银行家还辅之以有趣的细节。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清算所夸口说，银行已经存有这样的票据，它们是由“小麦、谷物、鱼罐头、木材等适销对路的产品”所支撑的。货币交换正在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

安德鲁估计有5亿美元的现金替代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流通。[36]在人口为25,000以上的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里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暂停取款。[37]例如，在艾奥瓦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每个客户限额10美元；在亚特兰大，一天限额为50美元，一周限额100美元。[38]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银行，采取了一种“自由裁量权”的便利政策，就取款进行逐个审查。虽然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多少法律依据，但官员们不仅假装没有看见这些行为，相反，在许多州，他们还鼓励银行遏制柜员操作以保护自己。[39]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假，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假一直持续到12月。难怪这被安德鲁称为是自南北战争以来“范围最大、时间最长的信用体系的崩溃”。[40]

尽管清算所凭证提供了一种缓和的方式，但一般只有自己城市签发的凭证才被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一位纽约银行家感慨地说，“费城、波士顿和其他银行送来的汇票正在被退回，因为暂时不可能汇往纽约交易所。每个城市都发行自己的清算所凭证……建起了一座与其他中心隔离的墙”。[41]自11月起的近两个月时间后，美国的国家货币体系又回到了19世纪初的那种分崩离析的货币巴别塔状态，流动商贩在不同的州和地盘上用不同的货币做生意。

事实上，货币是以溢价进行交易的。那些需要现金的人，不得不开出超出他们所需金额一倍的支票。货币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常的、可互换的特征——它在一个地方比在另一个地方更有价值。经纪人登广告提供溢价买卖货币的服务，规模不断增加。城外的货币交易更是稀缺，经常是无论付出多高的价格也得不到。

甚至连银行都缺乏现金的信号吓坏了储户，许多人在他们还可以取钱的时候撤出资金。[42]在纽约，大家都抢着租用安全存放现金的保险箱。[43]从全国范围来看，银行存款下降了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藏匿在卧室梳妆台和厨房抽屉中。[44]

然而，个人囤积并没有像银行囤积一样造成太大的危害。[45]正如科特柳指出：“有人说，我们很多人都囤积资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许多银行也如此做。”[46]乡镇银行从存放储备金的城市银行提取存款，而这些中间层的城市银行又从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银行拼命提取存款。乡镇银行家们采取预防措施并非没有道理。一些银行家发现自己在城市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被暂时冻结。得州坦普尔一家银行的总裁詹姆斯·E. 弗格森（James E. Ferguson）从他的储备城市银行收到一份电报，宣布他将不允许提取货币，因为储备银行的资金，相应的已被纽约冻结。正如弗格森后来告诉一名国会议员的，“虽然钱袋里满满的，但我们破产了”。[47]小城镇的银行家们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开始囤积货币。

圣安东尼奥、印第安纳波利斯、威奇托和波特兰的银行把他们的储备金比例提高到存款的35％，远高于规定的25％。[48]加尔维斯顿和得克萨斯的银行更是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9％，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冗余。一家印第安纳州银行吹嘘它的现金储备有67％，范德利普心中不免酸酸地推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纽约金库拉回来的。[49]如此高的储备金比例对银行体系来说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与此相反，纽约银行试图通过承担破产信托公司的贷款以提供流动性——在他们这样做时，其储备金比例已远远低于法定最低限度。[50]

诉讼和反诉讼案子满天飞，[51]责任的问题无法解决。难道真像范德利普所认为的，乡镇银行家们囤积储备是毫无必要的？还是纽约的冒险举动使乡镇银行暴露于风险中？每种指控都是正确的。虽然许多乡镇银行只想着填充他们的金库，但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机构。

问题是，这一体系引发了储备金竞赛，从而使美国大部分地区总量可观的银行业资本从未投入使用。[52]银行与银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储备金都是分开的，这使它们无法发挥作用。沃伯格将该体系比作一个没有消防部门的小镇，镇里的每家每户都在自己家里存一桶水以备灭火之用。[53]

现在，美国与欧洲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英国的体系中，英格兰银行采取“顺风策略”，也就是说，当资金即将匮乏时进行贷款。并非巧合的是，从拿破仑战争时代起，英国就没有经历过银行停牌。[54]在短时间内，美国除了20多个较小的恐慌，更经历了五次严重的银行业危机。[55]正如作家理查德·廷伯莱克（Richard Timberlake）所说的那样：“所有机构必须顺应大势，但不能被大势裹挟。”[56]

紧随恐慌之后，经济萎缩加剧。[57]随着银行储备金的减少，银行被迫削减贷款。股市暴跌近40％。铁和钢的产量大大降低。由于没钱支付工资，许多工厂关门或仅营业半日。这次萧条的严重性让商人们震惊不已，尤其是它发生在一个繁荣时期——铁路已经实现盈利，农民非常富有。

繁荣期间的这种混乱强有力地证明，至少对像沃伯格这样的银行家而言，这一体系必须重新设计。尽管摩根非常厉害，但美国的金融状况太过复杂，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银行家。斯特朗在尼克博克外目睹的事实，让他和其他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一样强烈赞同改革。

摩根不愿意加入改革行列，然而斯蒂尔曼却因负有支撑濒临破产银行的责任，看法已经发生改变。恐慌发生的几周后，他大胆地来到距离不远的库恩-勒布公司的办公室。没有事先约定，他见到了移民银行家沃伯格。他发现沃伯格还在那里，和四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一样。

“沃伯格，”他吼道，“你的论文在哪里？”

“现在太晚了，斯蒂尔曼先生，”沃伯格黯然答道，“应该去做的事不能急于去做。如果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需要多年的教育工作。”[58]

这次会面后不久，沃伯格因为一封致《纽约时报》的信再次引发公众辩论，他认为，只有“现代中央银行”才能治愈美国的顽疾。[59]这里的“现代”指的是“欧洲”，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由私人银行家管理。沃伯格不信任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以他那种井然有序的日耳曼风格来衡量太过大众化（或民粹主义）了。他担心银行会处于政治家的掌控之中，因此提出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由“我们最训练有素的企业家”管理。而另一方面，进步主义者则把银行看作是公众的信任。对农民、西部人以及其他人来说，恐慌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华尔街和整个商业不配得到这样的信任。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即使在救援行动中，摩根和其他银行家们仍在追求利润。离哈得孙河越远，他们的动机看上去越不良善。

一个特别的小插曲让华尔街公众的情绪进一步恶化。[60]11月初，股市最出名的券商摩尔-施莱公司（Moore & Schley），突然濒临破产的威胁。由于摩尔-施莱公司拖欠了整个东海岸很多银行的贷款，摩根有理由担心它的破产会引发恐慌的新浪潮。他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剥离摩尔-施莱公司的一项重大资产，即它在田纳西州煤、铁与铁路公司（Tennessee Coal，Iron & Railroad）的持股。麻烦在于，为田纳西州股票寻找顺理成章的买家，摩根所求助的是巨型的美国钢铁公司。摩根对美国钢铁公司怀有私人感情，因为它由他在1901年组建，合并（有人说是垄断）了钢铁行业。虽然田纳西的出售实现了他的目标，避免了一家大券商的破产，但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像摩根其他的救助行为那样公正无私。此外，美国钢铁公司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加快获得了个人承诺，保证收购不会因反垄断的理由遭受阻碍。因此，这笔交易也散发出政治偏袒、徇私舞弊的臭味。

最公平的结论是，私人企业家不应被委以像摩根一样的巨大权力（考虑到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缺乏其他买家，交易本身倒可能是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然而，摩根对公众的立场饱受攻击。一些评论家称，是摩根造成了整个恐慌。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是一名威斯康星的进步主义者，也是公司权力的反对者，他指责“一群截留和分配财富的金融家，为了自身的目的，故意带来了后期的恐慌”。[61]总统尊重摩根，不以为然地写信给他的连襟，说明公众已经“过了盲目冲动的信任和乐观期，发展到丧失理智的不信任和悲观期”。[62]（今天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周期。）人们为不断出现的丑闻和“高层的不诚实”深感震惊，罗斯福写道：“他们已经开始担忧各家银行是否真的隐藏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从杰克逊的时代开始，对银行家的反对一直是一种可预见的对金融风暴的美国式反应。华尔街经常被描绘成诡计多端和惯搞阴谋，而事实上，也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阿尔弗雷德·欧文·克罗泽（Alfred Owen Crozier）是一位卓越的俄亥俄州律师和华尔街的批评家，他在恐慌还未结束时写了《磁铁》（The Magnet）这本小说，将华尔街“机器”描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服务于“它的隐形主人，且从来不会被人发现”。[63]克罗泽后来被更知名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超越，后者在1908年的小说《钱商》（The Money Changers）中刻画了一个摩根式的人物，他刻意制造了恐慌。这种把摩根作为危机煽动者的观点严重误解了这个男人。摩根的标志性项目，如合并破产铁路和组织信托，一直出自使商业生活更有次序的目的。这使得他做交易决策时，毫无疑问地倾向于用更绅士的合作替代恶性竞争，同时这也能增加利润。摩根的商业部署建立在他对稳定性深层次的偏好和对资本主义经常性混乱的厌恶之上。1907年，摩根已经尽其所能来防止混乱，然而他所做的还是不够。

另一个微妙的分析是针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威尔逊曾是一位经济学讲师，这位大学校长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因为华尔街的风险承担和权力集中而心神不宁。他坚持认为，银行家应该是“政治家”——是社会中的领导，而不是单纯的奸商。[64]威尔逊对于企业的贪婪和不道德行为感到失望，但他承认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禁止通过商业“积累”财富。恐慌后不久，在《时代》杂志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调和人的贪婪和公众福利之间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把社会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威尔逊与众多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商业和金融人士中，他愿意承认道德，或至少承认公民的宗旨。尽管高尚的教授普遍看不起华尔街混战，他仍旧敬佩摩根。“我很高兴地看到，”威尔逊说，“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邪恶的混乱当中，摩根先生的名字尚未列入之中。他似乎仍保持双手干净，名誉免遭耻辱。”[65]但即使是威尔逊也认为单靠思想道德本身无法取得成功。货币改革迟迟未来，他说：“欧洲货币体系远比我们的更好。”

改革突然风靡一时。各种提案涌入国会。1907年至1908年冬天，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系列著名银行家的讲座，这些银行家包括范德利普、帕金斯和巴顿·赫本。[66]座谈会由埃德温·塞利格曼主办，就是曾促使沃伯格发表文章的教授，现在则劝说沃伯格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沃伯格理直气壮地提出，美国的体系不如欧洲的。[67]事实上，他说，这个体系还不如古巴比伦人的。沃伯格对此区分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欧洲的银行被自身和中央银行的结余“充分保护”，可以在危机时自由放贷；而与此相比，美国最近发生的恐慌，仿佛处在某个颠倒的世界中，“银行，不是发放现金，而是开始积聚货币，或者说囤积货币”。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讲座随后结集出版，将集中化的观点介绍给更为广泛的公众。[68]

不过，沃伯格观点只被少数人接受。大部分的银行家仍迷恋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的提议，即根据各家银行的自身贷款发行货币。这将进一步让国家的资金链断裂，与沃伯格希望达成的目标恰恰相反。他发现现在的政治气候对完全重新建构这一体系是反对的，因此，他耍了一个手段，将他最新的计划调整为一家“改良的”中央银行。[69]他的“改良”银行试图进行折中——这是一个由清算所组成的伞状结构，可以发行货币，并对银行提供统一的支持，即使它远远不是一家完整的中央银行。[70]他因害怕激起大众反对而走向联邦制，这也正是日后美联储所采用的模式。

虽然沃伯格的观点吸引了一些记者和教授，但在国会他没有信众，而这才是他应该依靠的地方。作为德国移民，沃伯格在国会山没有入场许可，在这里资产货币的概念正大行其道。因为被忽略而受挫，沃伯格对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特别不满，后者掌握着参议院的实权，而且按照沃伯格的理解，奥尔德里奇绝对不会允许体系真正发生改变。[71]

现年66岁的奥尔德里奇，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维护货币、关税和铁路监管的现状。[72]他倾向于国民银行货币体系的安全由政府债券保障，他对改革这一主题的一贯贡献就是建议印发更多的钞票。他对体系的脆弱性缺乏理解，更预见不到他最近的麻烦。他每年去欧洲逗留，1907年春天也同样如此，7月份，他回到建在纳拉甘西特湾的宏伟庄园，监督兰花温室的安装。他这种对劳动乐趣的享受却因为银行体系的突然崩溃而被打断了。这次恐慌的幅度让他深受震动。奥尔德里奇已经意识到，即使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立法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进行改革，共和党就无法在1908年面对选民。他也开始萌生了好奇心，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随着银行的情况恢复正常，在12月下旬的某一天，参议员在华尔街上打听，寻找通往库恩-勒布公司的路。表面上他的目的很单纯：他想要就一部德国政府的债券法规向雅各布·希夫咨询。希夫叫进来一位同事，他说这位同事对此比他更了解，这位同事就是保罗·沃伯格。沃伯格第一次凝眸注视奥尔德里奇，就被他尖尖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浓密深色的眉毛和胡子，以及“强壮而干净的额头、宽阔肩膀上高高昂起的头颅”所打动。[73]尽管心怀怨恨，但沃伯格不由自主地被参议员所吸引。谈话主题变宽，沃伯格冒险进到集中化的禁地，开始谈论这一话题。也许，为使沃伯格这座暗流涌动的火山恢复平静，奥尔德里奇说，沃伯格可以给他一些材料以便其进一步阅读。当奥尔德里奇离开时，沃伯格喃喃自语：“货币改革即将开始。”

希夫认为，写信给奥尔德里奇将是一个严重错误。[74]沃伯格不理他。第二天，沃伯格发给参议员自己的“改良版的中央银行计划”副本。四天后，他又写信给参议院。[75]现在，这座火山是不封顶的，没有任何限制。“难道上次的恐慌不是表明我们正在遭受银行体系太过分散化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无法保障银行协同利用储备金所带来的痛苦？”银行家问。[76]他不断地抨击，呼吁银行体系应具有秩序性、连贯性和中心化——而这些特质正是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的银行体系所缺乏的。

然而，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没有回答。

第五章   穿越

这种中央储备，或者不管我们如何对其命名，它必须是一家神圣的机构，是为公众福利而设立。[1]

——保罗·沃伯格

适时改革，就可避免革命。[2]

——西奥多·罗斯福

1907年恐慌发生后，美国国会立法予以回应，[3]但这份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令人失望。它没有对恐慌进行研究，而是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然而，国会的确向前推动此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率领一支美国代表团对整个欧洲大陆进行考察，目的是为了理解欧洲大陆与美国的银行究竟有何不同。奥尔德里奇本人对改革的态度起了明显变化。从伦敦的旧书店到巴黎华丽的酒店，就在欧洲大陆上考察时，参议员头一次受到欧洲古典模式的启发。他的转变着实令人吃惊。在奥尔德里奇思想转变之后，保罗·沃伯格开始认为，进行重大的货币改革也许是可能的。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对在新世界的使命着了迷时，沃伯格踏出了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性一步。

但对改革者来说，1908年的开端并不顺利。[4]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不同的议案争论不休，奥尔德里奇是参议院版本的作者，而查尔斯·福勒议员，是资产货币的拥护者，他在众议院起引导作用。没有一项议案具有雄心和眼界，能应对像1907年恐慌这样的危机。沃伯格将他的“改良版”中央银行计划送交给一名国会议员，希望福勒能够采纳它。但这一招没有奏效。中央银行是一个难于处理的烫手山芋，即便有成员对此青睐有加，可大部分成员都不赞同。

奥尔德里奇在议案中建议，银行将其在铁路债券上的投资作为所发行纸币的支撑，[5]这一点引发了争议。这个送给铁路的礼物（类似于奥尔德里奇早期的一项议案）泄露了他的特殊技巧，激起了民意对他的反对。铁路债券引起了广泛不满，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大亨在纽波特避暑的奢华豪宅，另一方面是其涉嫌不公平。西部参议员不会赞同一项有利于铁路大亨的议案，这项条款遭受抨击。这使国会仍处于分裂状态。既然奥尔德里奇无法因铁路议案得到称心如意的职位，他乐得赞成保持现状，即货币仍由政府债券支撑。众议院议案规定货币由各家银行的贷款支持，这正是拉萨尔街一直以来所要求的。5月下旬，乔治·珀金斯向正在伦敦的J. P. 摩根报告这项议案的“最终失败”，并声称：“我们都对华盛顿的这种情况深恶痛绝。”[6]

但最终国会达成某种妥协，妥协结果为《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法案于5月底通过，授权银行成立本币协会，并经财政部长批准，紧急情况下可发行额外的国家银行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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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公众对它都没有丝毫热情。[7]沃伯格担心《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会使真正的改革失去支持，因为它一点儿也没有体现他所看重的中央储备的想法。总之，有它可能比没它更糟。唯一的好处是，法案将于1914年到期。因此，这仅是一项权宜之计，而非解决方案。为了强调这一点，法案规定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由18名国会议员组成，研究美国银行体系的缺陷，并为此提供持久的补救措施。法案为这种迂回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奥尔德里奇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很多人猜想他会利用这一位置将改革彻底埋葬。然而，在参议院，他无意中说出更为大胆的提议，好像预见到他可能在职业生涯的黄昏时期留下一项遗产。“学经济史的人思维缜密，”奥尔德里奇向沃伯格传达了一个明确的暗示，“他们被其他商业国家的经验和实践引导……赞成关于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的计划。”[8]尽管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些政治掩护，奥尔德里奇仍然说美国对此还尚未做好准备，但他表达了一种信念，即美国最终会采纳这样的计划。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奥尔德里奇安排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因此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范围涵盖了世界各国的货币历史和实践。[9]这对金融史的模糊地带来说是一个福音，正如金融历史学家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所指出，其中的几卷书，比如奥利弗·斯普拉格的《国家银行体系下的危机历史》（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如果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最终将被束之高阁，那么奥尔德里奇感觉到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需要适当的基础，如有影响力的著书目录，并且需要以必要的严肃性来对待它。

从一开始，奥尔德里奇就不把他在委员会的同事当回事。委员会里极少有人具有银行的经验或议会的影响力。奥尔德里奇控制会议议程和新闻声明，刻意保持低调，旨在使委员会不出现在大选年的新闻中。其实他并非不寻求外部的帮助，只是不从其他委员那里寻求而已。[10]在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建议下，奥尔德里奇聘请经济学教授皮亚特·安德鲁作为他的助手和内部专家。奥尔德里奇还寻求J. P. 摩根的建议，摩根敦促奥尔德里奇赢得银行家亨利·戴维森的支持。

摩根对恐慌期间戴维森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在一次与第一国民银行负责人乔治·贝克气氛友好的晚宴上，经贝克允许，他邀请戴维森加盟摩根公司。[11]虽然戴维森直到1908年底才真正加盟，但奥尔德里奇完全明白货币委员会正在雇用一名顾问，他向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汇报。当然，奥尔德里奇认为政府和企业联手不存在任何问题。帕金斯给他的老板摩根发了封电报：“我们都清楚，戴维森是代表着我们的观点的，他将尤其亲近参议员奥尔德里奇。”[12]

这份通话记录如果公之于众，会在委员会还未启动之前就将改革毁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摩根的一名助手（戴维森）与奥尔德里奇联手时，另一名助手（帕金斯）则在拼命游说国会削弱反垄断法，恳求政府对摩根的客户采取温和的监管方式，[13]并对铁路高管与竞争对手串通合谋抬高运价的行为予以监督。让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参与公共委员会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巨头们的行事方式。与政府安静地结盟总是好过嘈杂地对抗。

虽然货币委员会同时获得两党支持，但奥尔德里奇知道，它是否可能产生影响，取决于共和党能否保持在白宫的控制权。6月份，共和党提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为总统候选人，他是陆军部长和总统的密友（49岁的罗斯福已自愿选择退休）。塔夫脱公开支持该委员会，并发给奥尔德里奇一封表扬信，表达了他希望与“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的渴望。[14]

三周后，民主党提名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布赖恩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但作为候选人，他已经连续两次选举失败，他对奥尔德里奇运作的货币委员会没有帮助。无论如何，民主党支持与此完全不同的银行改革——存款保险制度。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个新加入美国联邦的州，出于防止银行挤兑的目的，它已经在去年12月份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这种解决方案让正统的银行家们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存款保险会使银行更加不谨慎。如果储户没有必要寻求管理良好的银行，那么靠什么来激励银行家管好他们的贷款？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劳克林，像许多专家一样，对此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态度傲慢地反对。劳克林说，存款保险是妄图“用法律使人们变好。这纯粹是民粹主义或社会主义”。[15]他说，储户不应依靠存款保险制度，而应依靠银行的“技能、诚信”和“良好的管理”。

就在恐慌发生后不久，劳克林对银行家敬业精神的召唤听起来就像一个世纪之后听起来那样，可笑而幼稚。存款保险制度在选民中大受欢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得克萨斯州采纳了该制度，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在其他州被逐渐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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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谴责俄克拉何马州的计划，但考虑到总统竞选正在进行，他明智地避而不谈此事。[16]共和党人需要自己的货币策略；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奥尔德里奇宽阔的肩膀上。

奥尔德里奇告诉记者，他的目标只是对《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做适当修改优化。[17]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几周来，他正在计划组织代表团前往欧洲进行详尽的调查。在纽约新开业的广场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委员会正式表态支持他的计划。八名成员将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

奥尔德里奇预订了德国造的茜茜里公主号（Kronprinzessin Cecillie）的船票，轮船将于8月4日离开纽约前往英格兰，奥尔德里奇为妻子艾比及自己预订了260美元的套房，为他们的女仆预订了82.50美元的下铺[18]（戴维森已经坐船先行一步，在摩根的引荐下安排与欧洲银行家们的会面[19]）。奥尔德里奇为这次调查做好了周密准备。[20]他从日常政治的繁琐中解放出来，陶醉在这次实践治国方略的机会中，把它当成一项纯粹的智力挑战。这位参议员非常渴望提高这一调查工作的可信度，因此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他的信誉，包括坚持让他在伦敦的成年子女不住在他的酒店里，以免被人指控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家庭开支。[21]

按照奥尔德里奇的建议，安德鲁教授为这次远航准备了大量银行业的专业书籍，教导奥尔德里奇在委员会的同事们。[22]几乎再也找不到比安德鲁更好的老师了。他来自印第安纳州拉波特（La Porte），[23]父亲是一名南北战争时的老兵，后来成为当地的银行家，且拥有一项值得骄傲的纪录，即从来没被没收过抵押品。安德鲁已经完全吸取了父亲保守的银行作风。即使不能说是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很精辟，他的名字在学术界曾经闪闪发光，对有影响力和有特权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在普林斯顿，他师从伍德罗·威尔逊，[24]而在哈佛，他是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老师，与他一起去学校周围骑马。[25]

镀金时代的经济非常自由开明，而不像后来那样变成了可怕的数学迷宫。[26]安德鲁将银行业看成一项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与他在哈佛参加演出的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的歌剧，以及喜欢北极探险的中尉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富有启发性的演讲一样，在对智力的要求上不相上下。他是一名户外活动爱好者，在哈蒙德池塘上滑冰，参与跑步和游泳这些剧烈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哈佛毕业生西奥多·罗斯福的榜样。他爱自己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海面上的家，并发现难以离开哈佛。这位35岁的单身汉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这些秋日时光如此可爱——温暖而芳香。”这是他日记的典型开头。欧洲冒险的前景使他激动不已。此外，银行业理论只是理论而已，而在这里有机会一边拿着政府3000美元的丰厚工资，一边把一些想法转化为行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欧洲的中央银行始于瑞典中央银行，创立于1668年，用于向瑞典国王贷款。1694年，差不多一代以后，私人资本家创建了英格兰银行，也用于向英国王室贷款，此时英国因与法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已陷入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银行具备了一些其他功能，如发行纸币，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人，确定利率，保护国家的黄金储备和英镑的价值，并承认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隐含义务。[27]这一成为公共机构的过程是渐进的，以现代的标准判断，也是不完整的。1908年英格兰银行仍然是私有的，它为国家服务，但不是国家的仆人。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承认了这一需要，即在危机时期，抵制每名银行家收紧信贷的自然本能。当其他所有人都在囤积资金时，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开放的龙头。沃尔特·白哲特有句名言——中央银行“必须借钱给商人，小银行家则借给‘这个人或那个人’”。[28]英格兰银行将始终坚持优质抵押物，但毫无疑问，它将“自由放贷”。

许多中央银行（在20世纪初，总共约有20家[29]）是为了应对一场战争或通胀而成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作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金融风暴的解毒剂，于1800年特许成立。美国的早期经历与此类似。创建美国第一银行是为了清理革命战争的债务，而第二银行是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它们改善了美国的信用，但所享受的特权激起了怨恨，尤其是来自安德鲁·杰克逊的怨恨。有鉴于此，公司经常被授予特殊权限。议会批准英格兰银行流通票据的专属权利，就像它授予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权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责任与特权逐渐相匹配。美国各家银行将从主要追求利润的机构演变成以公众义务为首的私人机构。

奥尔德里奇把重点放在三大欧洲银行上——英格兰银行、德国国家银行和法国中央银行。[30]每一家中央银行都由私营股东拥有，拥有国家储备，但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相同。法国中央银行拥有更多的黄金——事实上，比其他两家银行加在一起还多。此外，法国中央银行是由国家控制的，而英格兰银行是公然独立的。令人惊讶的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富有的商人，而不是银行家。在德国，管理权则在像沃伯格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手中。[31]德国总理拥有对德国国家银行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很少使用这一权力。

1908年8月10日，奥尔德里奇的代表团来到英国普利茅斯，摩根在伦敦的家中举行了欢迎晚宴，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也出席了晚宴。摩根不失时机地向奥尔德里奇请求帮助，对他抱怨艺术品进口关税干扰了他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献欧洲珍品的计划。[32]对英格兰银行的访谈一开始进展缓慢。[33]委员会整体表现得非常笨拙，美国人的幼稚和毫无准备令人大为震惊。[34]几天后，两名委员会成员回了家，另有几个自谋生路后，情形得到了改善。[35]从那时起，奥尔德里奇与包括安德鲁和戴维森在内的核心团队一起工作。奥尔德里奇感觉可能会需要西部银行家的支持，于是他也邀请了乔治·雷诺兹（George Reynolds），他是前艾奥瓦一家商店的店主，现任的芝加哥大陆国民银行的行长，现已提前结束了意大利的度假来参与他们的工作（当时芝加哥仍被看作“西部”）。[36]戴维森在与外国银行家的访谈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并凭借其顽皮和机智来活跃会议气氛。[37]

英国银行业的应变能力给奥尔德里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商业银行只保留很少的现金[38]——他们并没有觉得需要保留现金。即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相对较少，但人们对该机构的信任使它不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量。[39]美国的货币情况恰好相反：美国有更多的黄金，但英国对国家货币的信心却更强。此外，作为一名在墨西哥和非洲都有投资的商人，奥尔德里奇赞赏英国商人贸易融资的便利。访谈会议结束后，奥尔德里奇和安德鲁在伦敦的各家书店里翻箱倒柜，奥尔德里奇大方地为他规划的华威（Warwick）图书馆购买经济学书籍。[40]他还找到一张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印刷像（皮尔爵士是负责制定1844年《皮尔银行法案》的英国首相，这部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发行票据的专有权）。为什么奥尔德里奇想要皮尔爵士的相片呢？安德鲁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位参议员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想成为美国的罗伯特·皮尔。

8月底，代表团来到柏林，在那里安德鲁和戴维森洗了土耳其浴，安德鲁还去了施特劳斯写作歌剧《莎乐美》的地方，在那里进行了更多的访谈。[41]然后他们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奥尔德里奇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拿破仑写的一封急件，[42]那时刚刚经过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总司令在信中说，对共和国而言，法国中央银行与他在战场上的胜利一样关键。奥尔德里奇的代表团与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共进晚餐，斯蒂尔曼建议奥尔德里奇召集华威市一些值得信赖的银行家来秘密制订一个计划。[43]第二天，安德鲁和戴维森开车去了美国大使的乡间别墅。[44]

在每家中央银行，美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是原始体系的代表，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仅比蔑视稍好一些。他们对所听所闻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在德国和法国的访谈是在一名翻译的协助下进行的）。欧洲人将自己的机构描绘成一个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私人利益的地方；他们的政策似乎被普遍接受。当然，访谈时正处于战前欧洲社会和谐的最顶峰。[45]如果奥尔德里奇在20世纪20年代去欧洲（更不用说30年代了），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也不会如此和谐。

戴维森和奥尔德里奇在储备金问题上追问：谁持有这些储备金？对此作何要求？关于持有现金又有什么规定？[46]尽管措辞方式千变万化，但欧洲人回答的内容一致，出于集中式体系的信心，他们无须像美国银行那样做刚性规定。伦敦银行家们无法理解美国人对“弹性”的迷恋。于是，美国人很好奇，英国央行是否调节货币供应量以满足需求？一位银行官员，说这会“自动”发生（他的意思是指，这是因为贸易票据贴现——也就是说，英国银行接受用它换取银行票据，银行票据进入流通）。在德国国家银行，贴现机制被详细审查。用银行贷款换取德国国家银行票据是一个关键功能，一名官员解释道：“我们无法阻止它。”在形式上，一旦成立了中央银行，其他银行在适应后也会变得依赖于中央银行。德国人继续说：“如果我们阻止它，将会引发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大的恐慌。”

在法国，访问者真正表现出了谦卑。戴维森解释道，在美国，“保持手中现金和负债之间适当的比例被认为非常重要”。他问，法国的规定怎样，多大比例的存款是由现金储备支撑的？

法国央行行长帕兰（M. Pallain）摇了摇头，疲惫地叹息道：“我觉得你们更注重储备的数量而非质量。”

“但法国肯定还是有法律、法规或一些规定来控制适当的比例？”

“没有。”帕兰回答说，美国非常看重准备金要求，但这在法国无关紧要，“因为在危机时，法国中央银行会提供措施进行快速转换，将组合资产转换为现金。”

美国人坚持说，他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量的波动。帕兰对此感到绝望，他无法向这群顽固的扬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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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清楚中央储备的力量，他开始用哲学的语言来描述。“是太阳决定的，”他说，“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是交替变换的四季决定的。”

奥尔德里奇来欧洲调研的问题，在欧洲似乎并不存在。综观与央行官员以及与外交官、编辑和当地金融家的58次会议，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欧洲银行体系运行的内在一致性。[47]最起码，欧洲是在利用自己的储备，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自己的储备。一位芝加哥银行家称奥尔德里奇是在柏林阿德隆酒店的豪华大堂里的沙发上，想法开始“转变”到中央银行上去的。[48]无论如何，10月20日，在离开纽约整整11周后，当他乘坐的船停靠在纽约港时，奥尔德里奇完全变了个人。

11月的选举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总统竞选中，塔夫脱击败布赖恩，因为布赖恩只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州有吸引力。即将离任的罗斯福还宣布，他将离开，专程去非洲游猎，把聚光灯留给他的继任者。[49]同样重要的是，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绝对多数票。奥尔德里奇的时机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那年秋天，货币委员会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举行听证会，这给了奥尔德里奇一个展示自己计划的绝佳机会。选举和就职之间的过渡期一般都是用来展示新理念的时期。但是奥尔德里奇并未有任何表露。保罗·沃伯格应邀出席介绍自己的想法，他注意到，其他一些委员看上去彻头彻尾地昏昏欲睡，几乎处于昏迷状态。但会议结束后，奥尔德里奇叫来了他。

“沃伯格先生，”他开始说，“我喜欢你的想法。我只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

沃伯格瞬间惊呆了，询问这是什么问题。

奥尔德里奇拍了拍他的背：“你太胆小了。你说我们不能有一家中央银行，我说我们能。”[50]

正如沃伯格所回顾的，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鲜活。“虽然很容易想象，但难以描述这句话带给我的那种复杂的感情，喜悦与困惑相交织，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角色倒了个。”[51]以前是银行家对说服奥尔德里奇相信中央银行深感绝望，现在却是他担心奥尔德里奇会因过于雄心勃勃而危及这一项目。沃伯格解释说，由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像欧洲那样具有广泛权力的银行，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反对联邦权力。他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没有结果。尽管与奥尔德里奇仍有分歧，沃伯格离开时还是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第一次觉得很有信心，认为真正的银行改革掌握在美国手里。”

沃伯格带着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加入这一行列。[52]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欧洲贴现体系撰写了一篇文章，还阅读了美国经济学会之前关于中央银行的一篇论文，并加入了纽约商人协会的货币委员会。恐慌肆虐破坏了贸易，因此企业界开始对货币改革产生兴趣。尽管商人协会并不偏向中央银行，沃伯格成了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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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其他成员灌输他的思想。“许多个下午和晚上，我坐在他们中间，”沃伯格这样写道，“努力争取使他们对中央储备的优点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奥尔德里奇告诉朋友们，他不会参加1910年的又一次竞选，他会将办公室余下的时间都集中在货币改革上。他构想使中央银行成为他职业生涯里最伟大的作品，成为他在参议院几十年岁月的纪念碑。[53]实际上他决定退休的真相更为复杂。自从“参议院的叛逆”发表在《时尚》杂志上，他饱受诋毁，公众形象被玷污，变得越来越厌倦分裂的斗争。丑陋的政治漫画（漫画上公司的钱流到他的口袋里）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位有洞察力的记者观察到，尽管奥尔德里奇树立了一个无情的形象，但“他不喜欢被当成‘特别利益’的代表，在报纸和漫画中不断地被嘲弄”。[54]

奥尔德里奇计划整整投入两年，起草一项议案。[55]他想在一个远离政治的安全环境中工作，把银行业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或技术主题进行学习。当然该委员会有很多事要做：[56]它必须聘请作家，收集各种事实和数据，范围涵盖46个州的银行和海外银行的业务和资金。这些信息很难获取，纽约的银行部门甚至没有各州银行法的备用副本。

尽管如此，奥尔德里奇仍然步履轻快。政治永远是抓住时机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可以从容不迫地立法，但他误判了进步人士积聚起来的力量，他们推动各种改革，如所得税、参议员直接选举、劳工保护、企业监管，以及（死死盯住奥尔德里奇）降低关税。这些力量对奥尔德里奇在参议院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并重新定义了国家议程。尽管奥尔德里奇视这项草案为自己未来的最高成就，但他仍下意识地忽略了公众参与的需要。当他刚从欧洲回来不久，在密尔沃基中途停留时，他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十分简短：“真的，先生们，我没有什么要说的。”[57]

奥尔德里奇的冷漠进一步削弱他正在被侵蚀的政治力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穆雷·巴特勒（Murray Butler）举行了一次晚宴，奥尔德里奇将在晚宴上讨论他的进展。考虑到人们对此兴趣很大，巴特勒询问奥尔德里奇，如果有一到两名记者出席晚宴，他是否会介意。这位参议员回答说，他将非常介意。[58]于是另一次机会又被浪费了。

在民主党内部，奥尔德里奇已经被看成是毒瘤，人们对他避而远之。伍德罗·威尔逊拒绝了由范德利普与雷夫尔斯托克（Revelstoke）主办的晚宴邀请，[59]仅仅因为奥尔德里奇也在客人名单里。理论上，民主党人在接下来的两年，也许是四年里，落后于时代潮流。但货币改革需要共和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和党的凝聚力正受到进步主义势力的威胁。

即将离任的罗斯福已经更强烈地偏向进步阵营——比塔夫脱更甚。这让人们对共和党的凝聚力产生了一些怀疑。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还要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们都在本杰明·哈里森内阁中任职。随着两人之间几十封亲密的信件往来，以及塔夫脱在罗斯福内阁中一如既往坚定的服务（包括担任障碍重重的菲律宾总督职位），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然而，他们的脾气并不相同。塔夫脱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政治家庭，不是受公众欢迎的类型，他喜欢无休止地引用，也没有罗斯福的魅力。塔夫脱的野心是成为一名法官——在安静的法庭上主持。他没有罗斯福领导军队的亲和力。“我急于要做的，”在宣誓就职不久前塔夫脱指出，“是一些实事，而不是发表一个宣言。”[60]虽然塔夫脱表示渴望推行罗斯福的议程，但他拒绝保留在罗斯福内阁中的成员位置，这伤害了罗斯福的自尊。[61]3月3日就职前夜，塔夫脱待在白宫里时，晚餐时的谈话气氛很紧张。[62]甚至在就职日前五周，范德利普这样写道：“总统与即将就任的总统之间有一道明显的裂缝，这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63]这对共和党的凝聚力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而言，都是不祥的预兆。

第六章   进步主义

过去的政治偏见和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都将无法阻拦。[1]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

金融问题令人费解且难以捉摸。[2]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塔夫脱当政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着手进行的货币改革工作受到了关税的制约。关税始终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它使政治斗争更加白热化，也让奥尔德里奇的许多对手更加亢奋，包括党内的对手。就在奥尔德里奇提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份严肃的银行业改革议案的当口，他也置自己于边缘化的风险当中。

共和党一直支持高关税，但到了1909年，大家都有同感，税收实在太高了。在党内的进步主义分子看来，贸易税太重，税收对依靠货物出口的农民也不公平。关税造成经济竞争的不平衡，部分受重视的行业受益，而对消费者而言，则意味着物价上涨，这是自由主义民主党派最为痛恨的。塔夫脱是一个有原则但缺乏政治手腕的领导人，他呼吁国会大幅削减关税。这使奥尔德里奇处于一种颇为微妙的境地：他要么立法来反对他生意伙伴的利益，要么对抗党内的进步主义者。在银行改革问题上，赢得谁的支持是关键。

人们只要对奥尔德里奇的邮件略微瞥上一眼，就会发现关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奥尔德里奇在参议院的巨大影响力。奥尔德里奇受到来自各家企业的轮番轰炸，这些企业把贸易保护看成理所当然的应得权利。[3]美国钢铁厂在钢铁税上游说他；国家饼干厂则在饼干税上寻求帮助。奥尔德里奇不断收到来自钢铁、香草醛、平板玻璃、玻璃瓶、皮革、铅笔、新闻纸、墙纸、珠宝、胶水和雨伞架等生产商的信件，特别是来自新英格兰纺织商的，他们一直享受着他的特别保护。各类关税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罗德岛波塔基特皇家编织公司的代理人，就是一个给奥尔德里奇施压的典型代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想确认的是，我们所在的行业是否受到了保护。”

针对这些信件，奥尔德里奇不得不尽力平衡各方利益，至少也得考虑一下蜂拥而至的外国使馆的请求。[4]古巴希望菠萝出口免税，巴西希望咖啡出口免税，大不列颠则是“熏青鱼罐头”。法国希望降低丝绸薄纱的出口壁垒，挪威关注沙丁鱼，土耳其则是葡萄干、无花果、枣和“粗制鸦片”。

关税战展示了奥尔德里奇高超的立法技能。立法的复杂性充分发挥了他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奥尔德里奇一直习惯于轻松自在的幕后工作，他与众议院的领导秘密磋商，有时会偷偷溜去华盛顿的岩溪公园花很长时间开车兜风。[5]与此同时，当最重要的政治家缺席时，保罗·沃伯格对货币改革的进展深感绝望。“我每天祈祷，”他写给皮亚特·安德鲁，“希望关于关税的争论能尽快结束，这样才可以在货币问题上有所作为。”[6]安德鲁维持着货币委员会的运行，负责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他与经济学家交流，并与政客们关系密切。[7]安德鲁一直沉浸在“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想法中。他是一位目标宏伟的经济学家，他只休过一天假，离开委员会，开车前往葛底斯堡；那一天，他去观看了奥维尔·莱特的“飞机”试飞。

关税工作促使奥尔德里奇和塔夫脱待在一起，两人之间产生了友谊，[8]这种友谊对奥尔德里奇颇有用处，但对总统而言却有政治上的风险。参议员成了白宫的常客。在温暖的夜间，两人一起在白宫的门廊上制定税收日程表。塔夫脱催促奥尔德里奇降低关税，但这位和蔼可亲的总统发现参议员很难对付。他也对参议员越来越钦佩。

塔夫脱在所得税修正案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9]这些问题相互关联，进步主义者希望，所得税将取代关税成为政府的收入来源。塞利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累进税可能是一种工具，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消除关税造成的不平等。

奥尔德里奇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塔夫脱对所得税修正案决议的呼吁（现在批准需要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关同意）。[10]但在更核心的降低关税问题上，他不愿辜负他的生意伙伴的信任。尽管党内许多人都不赞成，尽管总统也对此恳求，但奥尔德里奇仍然制定了对纺织品和整个行业非常有利的关税制度。在关税斗争中，塔夫脱确实赢了某些回合，但缺乏实质性的改革。这在全国制造业协会对奥尔德里奇的赞扬中可见一斑。协会主席比尔幸灾乐祸地说该议案“得到本协会制造商代表的充分认可”。[11]总体上讲，《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参议院的支持者是纽约的塞里诺·佩恩（Sereno E. Payne），他是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略微降低了税收，但并没有触动保护主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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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德里奇已经把捍卫改革的机会拱手相让并将其扼杀。他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实际上，《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标志着共和党内部战争的开始。塔夫脱被打上了不能支持奥尔德里奇的标签——他并不是进步主义的敌人，但对他们的事业不再有帮助。参议员本人才是敌人。奥尔德里奇一直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悄悄制定货币改革的细节。但他现在成了被激烈抨击的对象。

艾奥瓦州参议员乔纳森·多利弗（Jonathan Dolliver）在参议院大厅里对奥尔德里奇大吼大叫，说他将不得不接受关税，特别是棉花关税的“道德后果”。[12]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和其他进步人士不再在关税问题上攻击奥尔德里奇，转而对他可能在银行改革中会做的事进行激烈抨击。[13]艾奥瓦州的另一位参议员阿尔伯特·B. 康明斯（Albert B. Cummins）告诉芝加哥的一位记者，他怀疑奥尔德里奇可能的补救措施会是“一家中央银行”，这个“计划”将令人无法忍受，它将把货币发行权交到几个自私的人手中，并将最终“奴役金融世界”。[14]康明斯对银行业并不了解，但他能猜测到奥尔德里奇的弱点。

一位有见地的记者写道，共和党把货币改革的希望都寄托在奥尔德里奇身上，但他现在是“不受信任，不被喜欢，甚至被人讨厌和诋毁的。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遭受到像他这样的憎恨和诋毁”。[15]然而，对奥尔德里奇的描述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这位记者赞叹他的立法技巧，事实上，他称赞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参议院里最能干的人”。但一道鸿沟把奥尔德里奇与公众隔开。对大众而言，他既冷漠又遥远，无法吸引人们的“情感”，他的头发变得稀疏，现在出现一绺花白，他几乎不被大众所知。这让评论家感叹道：“没有人真正能够向我们近距离地展现他的特质。”

似乎是为了躲避敌对的政治气氛，1909年8月，奥尔德里奇和安德鲁踏上了第二次欧洲考察之旅。[16]在英国他们会见了英国政界的精英们，包括英国贸易部年轻的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奥尔德里奇可能是希望在他缺席的情况，国内的政治环境会有所改善。他圈子里的银行家们对奥尔德里奇的不慌不忙感到沮丧，试图推动事情发展。[17]现在属于摩根的上层梯队的哈利·戴维森，安排了奥尔德里奇回来后的晚宴和演讲。去年夏天一直和货币委员会一起的乔治·雷纳德萌生出一个想法，即让参议员在西部进行巡回演讲，修复他的政治立场。[18]沃伯格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这些银行家顾问虽属于年轻的一代，但已经开始担负责任，减轻了老一代的负担。在戴维森和奥尔德里奇的关系中，年龄的差异使他们彼此间产生兴趣并结下友谊。

在经济上，戴维森也对奥尔德里奇予以照顾。当戴维森创立的银行家信托出售公共股时，戴维森按照远低于市场价值40,000美元的价格给了奥尔德里奇100股。“我特别高兴让你拥有这只股票，因为我相信它非常有潜力，”戴维森热心地写道，“今天，这只股票的卖出价是每股500美元多一点。但是，我希望，你会发现它适合长期持有，因为它的价值将不断攀升。”[19]戴维森并不认为这件礼物是不合乎道德的。摩根的公司已经习惯于照顾它的朋友，这符合它作为一家慈善机构的形象。事实上，摩根的公司让一名政治家从中获利并非一种利他主义的行为，因为这名政治家负责改革银行法，而改革银行法非常符合摩根的经济利益。

当然，奥尔德里奇也已习惯利用自己的位置谋求私利。这个夏天，他的一些“私人利益”（很可能是橡胶）因墨西哥法院的一场诉讼而受到威胁，于是他写信给墨西哥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要求他出面进行干预。[20]奥尔德里奇现在非常富有，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自己的事情上，如对自己在华威的房屋进行重建、证券交易和购买游艇。[21]

9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央银行的文章，人们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银行业。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对此开始感兴趣。[22]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院长向货币委员会咨询；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第一国家银行的出纳勃兰特（T. R. Brandt），匿名向奥尔德里奇提交建议，建议信落款署名为“一个商人”。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版，其中包括雷文斯克罗夫特（D. W. Ravenscroft）的《钱和货币》（Money and Currency），他谦虚地自称，与奥尔德里奇相比，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货币问题一直激发着人们的想象，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则围绕中央银行的话题进行头脑风暴。最有趣的提议来自铁路律师维克托·莫拉韦茨（Victor Morawetz），他认为美国太大，领土辽阔，一家中央银行远远不够。因此，莫拉韦茨提出应建立一个由各独立的区域银行组成的中央银行体系。[23]

塔夫脱总统仅仅在表面上参与设立中央银行一事，尽管他偶尔也会表示支持设立中央银行。1909年秋，虽然政治资本已在日益减少，但他仍在奥尔德里奇身上做了一些投资，并相信不管委员会提出什么建议，都不会受“华尔街的影响”。[24]这正成为货币改革的试金石——任何新机构，既不受华尔街影响，也不受华盛顿的污染。11月初，奥尔德里奇进入了杰克逊的领土——从芝加哥到底特律的九个中西部城市。[25]

考虑到这一带的人们对中央银行计划并不友好，奥尔德里奇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助手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包括与当地名流的午餐以及晚上的系列讲座。他强调，无论在哪里，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都至关重要。“我们的体系，”他对圣路易斯的商业俱乐部说，“必须能够满足新英格兰的厂商、密西西比河谷的农家、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海岸的矿工，以及所有地区的商人的需求。”[26]他鼓励农民们支持他，理由是农民也是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精心的准备，往往在他到来之后，当地对他的报道比他来之前更有利。[27]密尔沃基的一家报纸惊喜地称：“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一点也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操纵参议院的沙皇式人物。”

然而，几乎在每个城市，奥尔德里奇也都遭到恶意的批评。影响力很大的杂志《堪萨斯城市之星》（Kansas City Star）发表了针对奥尔德里奇的犀利的讽刺性“问题”，如“当你不再竞选参议员时，你在做什么？你仅凭外貌就能够知道哪些参议员会背叛吗？你见过任何一位选民吗？他长什么样？”[28]更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批评者认真思考他传递的信息，或对中央银行的优点进行仔细的评估。

在读了足够多关于委员会的历史后，奥尔德里奇意识到有关中央银行的讲话触发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对联邦政府（或华尔街）统治的担忧。他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幽灵作战，按他的说法是，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29]虽然沃伯格和他很少接触，两人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使用了惊人相似的短语。[30]

沃伯格现在已深谙美国政治传统，事实上，他的论文里有一段从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的日记中摘出的煽情的片段。霍恩曾经任纽约市长，他写道，1845年，杰克逊逝世之际，“全美国都在哀悼。条纹，黑色……使报纸的专栏都变得暗淡无光……而现在，我的想法是，美国更应该在他出生之日而不是在他死亡之时表示哀痛”。[31]沃伯格不会说出这样无礼的想法，虽然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他认为，杰克逊主义并非不治之症。沃伯格相信，如果美国人接触到关于中央银行的争论，在他无可辩驳的逻辑的碾压之下，他们的恐惧将会融化（在他看来）。[32]至于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普遍对立情绪，他坚持认为，这是由于民众的“无知”而不是因为“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

奥尔德里奇同样认为，在他提出法案之前，必须对公众进行教育。1909年11月底，当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成员们急于起草一项法案，但奥尔德里奇宣布，下一阶段将要对整个国家的公众进行教育。[33]在西部转了一圈之后，奥尔德里奇不想再面对公众，虽然他仍旧愿意在自认是安全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月底，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在该市的阿提托酒店举行的盛大晚宴，就是他所认为的安全的论坛，戴维森、J.P.摩根和安德鲁在贵宾席上赞许地看着奥尔德里奇在台上演讲。奥尔德里奇的演讲体现了他受沃伯格的影响之深。[34]他吹捧中央储备的想法，即银行可以利用中央储备，就像“从一个大水库里取水”一样，这是一个清晰的沃伯格式的概念。而奥尔德里奇对欧洲中央银行良好的印象也显而易见，他详细介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特点。他强调，欧洲的商业银行只拥有薄薄一层“零星现金”的防护层，很少超过存款总数的百分之三或四。他指出，他们对保持这么少的现金有信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中央银行的信贷比在自己手中的现金更好、更安全”。纽约人对1907年的恐慌依然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想法。

银行业改革和进步主义运动都在不断往前推进，像两辆独立的列车逐渐接近命运的交会点。当进步主义对各主要政党越来越有吸引力时，共和党阵营内的进步主义者却越来越叛逆，他们反对党内的领导。1910年初，弗兰克·范德利普警告詹姆斯·斯蒂尔曼：“叛乱分子的力量越来越强，而总统的力量越来越弱。”[35]塔夫脱-奥尔德里奇阵营节节败退。

对于怎样应付进步主义者，奥尔德里奇没有做好准备。他并未完全明白，进步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和铁路票价的法律法规。进步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态度的转变，社会变得更仁慈，更能代表民意；它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穷人的生活状况，并给予人数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更大的发言权，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36]它的指导精神是教育和实验研究可以促进科学的、无党派的改革，即使取得的成就很小。事实上进步主义是无党派的。它的影响覆盖面很广：安置房、工人养老金、初选选举、企业制度与公立学校的增长。

从报纸的销售量来判断，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对这些问题也了解得更清楚。[37]但奥尔德里奇并不习惯于拉拢舆论（他是由立法机关选拔的，而不是由罗德岛民选出来的）。他在财富积累上的成功使他更加不能容忍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38]他对大部分人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有信心，对自己视野以外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兴趣——例如农民，或者农民对银行业的想法和感受。确实，大部分政治对话中传递的关于银行业的论述是简单的、蛊惑人心的，并且常常出错。但奥尔德里奇没有尝试与这些其他意见交战，甚至也没有在参议院与他的对手辩论。尽管他拥有私下里完成事情的能力，他打心里不赞同民主的妥协。随着他在议院里权威的削弱，他的兴趣也日减。此外，1910年冬季的大部分时间，他因为一场讨厌的感冒而终日卧床休息。[39]能够给予他慰藉，让他充满灼热野心的，就是国家银行体系改革。

沃伯格不断地刺激和鼓励奥尔德里奇。当一些银行家们回应，他们有条件地支持中央银行时，沃伯格写信给参议员：“忍不住感到信心十足。”[40]但他小心翼翼地控制推进速度，以免疏远奥尔德里奇，因为他知道，参议员还没有准备好对中央银行公开做出承诺。

沃伯格也发表了两次演讲，并显示了他对美国人性格的敏锐洞察。1910年3月，在纽约基督教青年会，他发表了名为“联合储备银行”的演讲，其中对其早年提出的“改良版中央银行”做出一些改变。首先，他不使用“中央银行”这个词，而是用新称谓“联合银行”来代替，建议按照联邦政府本身的模式，使其结构更加一体化。为了消除人们对它会变成第二国民银行（很久以前被安德鲁·杰克逊废除）的担心，沃伯格构想了由分散在美国的20家储备银行构建的网络。他并不轻视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所以使这个构想听上去很熟悉，让它不同于美国人脑海里不幸的思潮，而更多是美国独特的元素，对其应尊重包容。因此，沃伯格方案的适应性很强：“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国家和政府形式的特有情况的产物。它承认美国领土面积的辽阔，利益的多样化和差异性，甚至承认那些传统的、地域的和党派的偏见。”[41]

虽然沃伯格提出的方案建立在莫拉韦茨所说的区域银行概念的基础上，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别。莫拉韦茨提议银行之间互不关联；而沃伯格却要求银行之间相互关联。“这些区域储备银行，”他强调，“最后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42]为了避免重蹈1907年灾难的覆辙，当各个城市或地区的银行必须自谋生路时，沃伯格的“联合银行”的各分支储备将成为一个更大的统一储备的一部分。尽管名字听上去很诱人，沃伯格最终设想的其实就是“一家大银行”。

1910年，沃伯格在政治科学学院前做了第二次演讲，他试图在中央银行和美国的边疆传统之间建立联系。[43]他提出，中央储备对乡镇银行来说是有利的，这使他们无须依赖华尔街。事实上，他认为，“中央银行不是寡头机构，而是民主机构”。这颠覆了杰克逊主义。

“联合储备银行”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沃伯格一直以来有条不紊地游说的组织——美国商会，突然放弃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转而支持中央银行。[44]这也证实了沃伯格的想法，他认为商人们思想不稳定，会屈服于他的努力劝说。他大胆地利用了他与美国商会的联盟，说服它分发了三万份他的演讲稿。到1910年春末，沃伯格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几乎就在那段时间，西奥多·罗斯福已经从狩猎远征的非洲来到苏丹喀土穆（Kharto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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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社会，听到关于塔夫脱总统在关税问题上的妥协和总统其他的异端学说的新闻。随后两人进行了一场不安的通信。6月，在造访了一系列欧洲首府之后，罗斯福在纽约上岸，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群簇拥到码头迎接他。[45]沿着他的路线，人们列队五英里欢迎前总统。出于对塔夫脱的尊重，罗斯福承诺60天内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但四天后，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很快，他来到塔夫脱在马萨诸塞州贝弗利的避暑山庄拜访他。两人礼貌地寒暄，展示了高尚的情操，但是彼此的友谊已经结束了。

虽然还未准备公开决裂，但罗斯福私下里指责塔夫脱因与奥尔德里奇的联盟而变得堕落。罗斯福写信给朋友——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说：“我们自1908年选举日以来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心目中，塔夫脱完全与奥尔德里奇……以及和公司联系在一起。”[46]罗斯福选择性地忽略了自己当总统时与奥尔德里奇建立的工作上的联系，以及自己面对关税改革时的怯懦。[47]事实上，他忽略了一年前自己也同样写信给这位参议员，其中他这样写道：“我和奥尔德里奇的交往使我对他的评价不断提高。”[48]但他认为奥尔德里奇已成为政治上定时炸弹的判断是正确的。

随着进步主义者不断争夺党派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将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的耻辱作为武器攻击塔夫脱和党内忠诚分子。[49]奥尔德里奇现在与其说是党内的领导，还不如说是党内最大的负累。盛夏，参议员约瑟夫·布里斯托（Joseph L. Bristow）——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指责奥尔德里奇没有对橡胶征收关税，并因此提高了他个人在洲际橡胶公司持股的价值。堪萨斯共和党人正处在一场邪恶的大选中，奥尔德里奇成为一个有用的目标。叛乱分子轻而易举地获得这场选举的胜利，赢得八个竞争席位中的六个。碰巧，布里斯托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已提高橡胶制品的关税，但洲际公司专门卖掉了天然橡胶部门。因为没有国内供应的原材料，关税变得无关紧要。由于指控的严重性，奥尔德里奇打破了他拒绝发表评论的习惯，发表了冗长的演说予以否认，他在演讲中说：“按照参议员的说法，我因为关税的变化而牟取了金钱利益，这是彻底荒谬错误的。”布里斯托并没有试图证实他的指控。然而，奥尔德里奇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随着《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在选民心中分量的加重，罗斯福乘坐私家车开始对16个州进行访问，[50]这次访问进一步证实了进步主义的力量。罗斯福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小镇，在每一处他都像治愈人们信仰的治疗师一样受到欢迎。范德利普报告称：“罗斯福在整个西部取得胜利后凯旋……他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叹不已。”[51]罗斯福提出了比他做总统时所追求的更为激进的政策，如陡峭的累进税、工人补偿和童工保护，“社区”为大众利益而限制私有财产的权利。[52]他呼吁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系，他呼吁人们的“道德觉醒”，以及一个更活跃的联邦政府。

如果换一个时间，奥尔德里奇提出的中央银行的计划可能与这一政策相适应。奥尔德里奇设想的中央银行可以作为应对个人主义横行的解药。这是一个“进步主义”式的开明想法，但在那时，他提出的任何提议都不会被党内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当谈到银行业时，西部所谓的进步主义者是退步的，他们更倾向于阴谋论。罗斯福是一个东部式的进步主义者，他不是银行家的敌人，但没有耐心去研究任何有深度的问题。尽管他支持金融改革的概念，但这仅限于一个模糊的概念。[53]

奥尔德里奇打算等待1910年中期选举结束，这样当他1911年从参议院退休后，可以继续待在货币委员会，草拟一个法案。[54]但他周围的银行家们对此很担心。随着共和党人的力量因内部斗争而削弱，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有效立法还是个疑问。10月，帕金斯焦急地写信给海外的摩根说：“这里的政治锅炉沸腾了。”[55]

奥尔德里奇改变了战术，决定离开华盛顿，仅由他信任的几个盟友陪同，在远离大众的环境中制订一个银行改革计划。遭受如此众多的批评使他深受打击；银行家希望他展现可以看到的成果，这也使他备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去气候更加温暖的地方，来一次工作之旅的想法对他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10月下旬，他的计划再次被推迟。奥尔德里奇刚从一辆有轨电车上下来，他站在纽约第六十街和麦迪逊大道路口开始往西走，准备去他儿子温思罗普的公寓，但他意识到温思罗普的公寓是在帕克街，实际上应该向东走。于是这位再过两周就要过69岁生日的参议员，转过头来开始向帕克街走去，却没有注意到一辆正在向南行驶的电车。电车将他撞出几英尺远，他被撞得不省人事。[56]他醒来时意识仍然不清，似乎是受了“轻微的脑震荡”。塔夫脱仍然忠于他的朋友，他立即打电报来：“听说你出了车祸，我非常难过，真诚希望你只是受了点轻伤。只有这样，我才放心。”

选举当天，塔夫脱和共和党人惨败。[57]16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在众议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民主党还赢得参议院12个席位，与共和党“叛变分子”加起来，足以有效地控制参议院。因此，整个国会立刻向进步主义的方向倾斜。民主党人还担任了很多州的州长，包括新泽西的伍德罗·威尔逊。选民的“左倾”倾向似乎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更普遍的动荡。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次月的评论中所说：“几乎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国家在美洲的诞生。”[58]这个国家人数超过9000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他们大部分是东部和南部的欧洲人，在这些人当中有800万属于工会。过去在罗德岛小镇上建造政治据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保守的年代，奥尔德里奇一直是一位领袖，但现在却处境尴尬，他不得不向他几乎不承认的国会呼吁，希望能达成政治共识，而事实上，他已被国会排除在外。他唯一的希望是委员会的计划在成形后能够得到公正的评判。“我们将吸引这个国家有思想的人。”[59]在阿提托酒店，他对着700位听众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银行家。但新国会还在狂热的激情中，奥尔德里奇肯定知道，指望它对自己的政绩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只是白日梦而已。他对共和党选举中所遭受的失败感到沮丧，并看到了传统政治没有希望。从车祸事故中恢复过来后，他重启了他的工作之旅的计划。这一计划非常秘密，当货币委员会在选举后举行会议时，奥尔德里奇甚至没有提过这个计划。[60]

两年前，斯蒂尔曼曾建议奥尔德里奇在华威召集私人银行家们，但11月份的季节并不适合待在罗德岛。因此，奥尔德里奇把集会地点选在了位于佐治亚州海岸附近温暖水域中的杰基尔岛（Jekyl Island）。在漫长的休息充电之后，他匆匆召集了他的银行家们。

第七章   杰基尔岛

银行家经营别人的钱生钱；一旦他用自己的钱盈利，他就只是资本家而已。[1]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公共银行真正的服务对象是公共事业，而不是私人利润。[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肩负去杰基尔岛使命的人们罕见地隐居起来，这在今天着实无法办到，简直是一门已经失传的艺术。而在1910年，一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和几个华尔街的领袖人物却能够从他们的社交网络中彻底消失，去策划一场银行体系的彻底变革。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坚持要绝对保密，他知道，任何计划一旦可以追溯到华尔街，注定将会夭折。[3]他精心挑选了职位足够高的银行家们，这些人一旦得到通知，可以随时离开工作或取消约会。奥尔德里奇自认为与亨利·戴维森关系密切，而且戴维森还能帮助联系参会者，因此自然而然把他也拉了进来。11月15日，戴维森找到保罗·沃伯格，问他能否抽出一两周时间，三天后去一个不确定的地方旅行。戴维森肯定对这次旅行目的说了些什么，但也明确向沃伯格说明，不能告诉他的合伙人或其他人自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

奥尔德里奇还邀请了城市国家银行的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和皮亚特·安德鲁教授。[4]安德鲁教授现任财政部长助理，他也必须保证不向他的老板——财政部长泄露他们的使命，即使财政部长是内阁成员，这次秘密行动也要对他保密。最后加入的是亚瑟·谢尔顿，他是奥尔德里奇的私人秘书。这六位密谋者，包括三名银行家，一位参议员及其秘书，以及一位高级财政官员，在遥远的佐治亚南部的松树和棕榈树林里，承担起了起草新的银行改革草案的任务。[5]

戴维森安排这个团队待在杰基尔岛上的一家专属俱乐部，[6]J. P. 摩根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对外宣称一起去猎鸭。沃伯格觉得有些荒唐，他拿到了一杆猎枪和子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夜，这几个形单影只、隐姓埋名的旅行者来到了横跨哈得孙河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铁轨上，连在一部南行列车尾部后面的奥尔德里奇私人专列正等着他们。窗帘拉上了，琥珀色的灯光映出了窗框。车厢里装饰着抛光的黄铜、桃花心木和天鹅绒。沃伯格发现范德利普已经来了，戴维森也很快到了。这三人代表着美国银行中的佼佼者——库恩-勒布、摩根和国家城市银行——但没有一个是典型华尔街系的。戴维森在宾夕法尼亚经历了狄更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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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范德利普在农场长大，从媒体和政府转到银行业；而沃伯格虽然是家族银行的继承人，却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局外人，可以看到整个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发动机突突突的轰鸣声，大家准备出发了，范德利普愉快地问沃伯格：“不过，我们这次到底去做什么差事呢[7]？”

沃伯格的回答令人诧异：“我们这次可不是去猎鸭，我们可能要去追野鹅（going duck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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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徒劳无功，也或许将成为你我所能做出的最伟大的事情。结果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您和在座诸位所展现出来的勇气。”

对于设立中央银行，沃伯格可谓蓄谋已久，甚至有些急于求成。他对这个小团队能否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深表疑虑——尤其是对银行机构充满怀疑。他怀疑范德利普的城市国家银行作为规模最大，也是实力最强的银行，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改革，因为改革后它惊人的储备将从自己的金库里转移到可能被创造出的新机构中。“当考验来临时，您是会因循守旧，还是会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拥抱变革呢？”沃伯格问道。

奥尔德里奇巧妙地定下了基调，在嘎嘎作响的车厢里用早餐时，在杯碟的碰撞声中，他召开了团队任务启动会。[8]火车向南飞驰，他们仍挤在桌边，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仅在一些准备工作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他们相互间都直呼其名。范德利普要求写下任何他们达成一致的意见，从而保存一份笔录来记录工作进展。奥尔德里奇无疑是这个组的组长，沃伯格在货币问题上最为博学（也最自以为是），而范德利普则是一个快速学习者。戴维森的作用是缓和人际关系——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中注入快乐的音符，保持和谐的气氛。

赶了一天路，他们来到佐治亚州的布伦瑞克港，计划从那里登上杰基尔岛。他们一边炫耀着他们的来复枪，一边大声谈论着狩猎，车站站长截住了他们。“先生们，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干得很漂亮，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谁，而记者们正在外面等着。”[9]他说。这帮旅行者垂头丧气：难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戴维森拉住站长的胳膊，温和地抚摸着说：“出来，老头儿，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两人离开车站，在站外漫步。没过多久他回来了，眼里闪烁着光芒，他让大家别担心：“放心吧，他们不会出卖我们。”后来戴维森一直没有透露他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接下来的八天里，这些旅行者与世隔绝，甚至没给家里拍个电报或打个电话。[10]

杰基尔岛俱乐部成立于1885年，被《蒙西》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富有、最高级、门槛最高”的俱乐部。[11]俱乐部成员包括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他们经常开着游艇出入，但俱乐部所在地与其说是豪华，不如说以舒适著称。人们来这里是为了享受自然景观——这里占地有240英亩，沿着海岸，拥有沼泽和树林，林中有各种动物，如鸭子、山鸡、野猪、火鸡和鹿。俱乐部成员在这里狩猎、打高尔夫，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别墅里。到了冬天，俱乐部就是一个繁忙的、自给自足的社区，有几百位客人和员工生活、工作在这里。然而这次遵照摩根的指示，没有安排任何其他客人。参议员的会议室被安排在主屋，屋子是凌乱的、散漫的维多利亚式结构，屋里铺着木地板，还有一个带有木制门廊的散步通道。

戴维森和安德鲁一般天一亮就起床，出去兜风或是游泳，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停下来欣赏巨大的橡树，橡树表面长满了寄生藤。用过用人准备的早餐后，密谋策划者们——他们对工作人员掩盖了自己的身份——聚在会议室的壁炉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工作得太努力了，所以吃得也多，”范德利普回忆道，“我们不停地打猎，餐桌上不断出现鹿肉、火鸡肉和鹌鹑肉，还有几盘刚刚焙烧出来不到一小时的牡蛎。”[12]

晚餐后，他们会换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来点开胃酒和雪茄，戴维森总是坐最舒适的椅子。他们工作得很好，一直干到夜里，奥尔德里奇设定工作的节奏，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13]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就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他在大量细节的基础上制订计划。显然，他偏爱中央银行，但对于如何构建中央银行，他的想法还没有成形，[14]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谁会把资本投入并拥有这家银行？谁会运行它？如何选择运行者？

为了向公众保证华尔街将不会操控中央银行，沃伯格比奥尔德里奇更喜欢强政府的角色。[15]沃伯格也喜欢联邦制架构，他的“联合储备银行”计划里采用的就是这个架构，这也是为了安抚公众。然而，奥尔德里奇一心一意地想要一家中央银行，如同他在欧洲所看到的中央银行那样。

在漫长的工作日之后，这两个最有意志力的人——沃伯格和奥尔德里奇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6]参议员不喜欢沃伯格的固执，沃伯格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奥尔德里奇经常半途打断沃伯格的话，尽管他迟早会回到沃伯格的思路上，把他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沃伯格对于改革的话题充满热情，在被打断时，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两人在储备金结构问题上陷入僵局，而这正是搭建他们正在创造的体系的基石。[17]这点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容不得有丝毫闪失，因为新中央银行的整座大厦将取决于如何定义储备金。如果一家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这一存款将被计入储备金——关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但假设说，这家银行用一笔贷款来购买这家新的中央机构发行的票据，那这些存在银行自己金库里的票据还能算储备金吗？

沃伯格坚持认为这应该算储备金（事实上，现代联邦储备承认这一点）。毕竟，这些票据代表了中央银行的承诺，它和存款一样是一项资产。对沃伯格来说，这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完整性。奥尔德里奇不同意这点，他认为，沃伯格的想法将会引发危险的通货膨胀，因为一家银行拥有的储备越多，它可以发放的贷款就越多。

在之前所有的计划中，沃伯格一直在非常认真地思考通货膨胀问题。由于中央银行票据会作为货币流通，很明显这将会存在过度流通的风险。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规则，规定什么样的纸币会有资格交换央行票据。简而言之，他提出只有最可靠的短期票据（如商业票据）才可以用于交换央行票据，这些短期票据通常是银行背书的贷款。他认为这个参照德国央行构建的体系将创造出一种弹性货币，同时也能防止货币超发。尽管如此，在储备金问题上，他却不能说服奥尔德里奇或其他任何人。沃伯格和奥尔德里奇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几乎要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会议延期的那天晚上，戴维森领着沃伯格在黑暗中的岛上散步，沃伯格呆呆地重复道：“央行票据应该计入储备金。”“保罗，”戴维森插话说，“你不能强迫尼尔森先生（奥尔德里奇）。如果这样做，你将会失去他。暂时放下这件事，以后再看看是否能继续。”[18]虽然在货币问题上戴维森不是专家，但他平和的心态和对人性的理解证明了他的价值。

这周末刚好是感恩节，小组成员尽情享用了野生火鸡和生蚝肉的盛宴。[19]至少从目前来看，改革计划的基本要点已经敲定，他们决定休息一天去猎鸭子。[20]大家划着一条船，戴维森穿着卡其色狩猎服装和皮鞋，看上去很滑稽。大家兴致盎然，却没有发现鸭子。

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他们的口头讨论落到纸上，形成书面计划。[21]沃伯格拒绝了这项绘制蓝图的工作，他担心自己的风格和文字如果被人认出来，这份计划就会被视为华尔街炮制的并将遭受谴责。这项任务落到了范德利普的头上，他用一位新闻记者时兴的风格撰写了这份计划，观点与沃伯格接近。

奥尔德里奇在储备问题上占了上风，但计划的总体框架忠实于沃伯格的联邦制架构的思想。[22]虽然名称改为“联邦储备联合协会”，但在许多方面，这份后来众所周知的奥尔德里奇计划类似于沃伯格的“联合储备银行”。该计划本质上是把储备金汇聚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性货币，即储备联合票据，由黄金储备支撑，并取代旧的国家银行票据。

奥尔德里奇和银行家们都认识到了他们创造的这一体系有被视为一家中央银行的危险，因此倾尽全力来回避那可怕的称呼。这意味着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以防被政府或华尔街所控制。为了安抚那些害怕计划会过于激进的人，奥尔德里奇将这一体系建立在人们所熟悉的地方清算所的基础上，对其形式进行统一规范，并将其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组织。

每一家参与银行都属于一个地方协会，[23]这将作为清算所的一种更稳定的形式。地方协会将轮流派代表去一个地区分支机构——全国共有15家分支机构。华盛顿的储备协会位于金字塔的塔尖。

协会采取严格的民主治理方式，每个级别（地方、地区和国家）的董事会都是由成员选举产生。[24]虽然越大的银行将拥有越多的股份（会员费被设为资本的20％），总体方案却是平等的。一家银行只能投一票的机制占了上风，因此，即使是最大的银行也无法保持控制权。对于大型纽约银行，唯一的好处就是监管将被放开，国内银行可以做海外业务。对于贪婪地盯着国际扩张的范德利普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

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根据美国的传统特别量身定制的，它采用民主治理和联邦架构，但并非像欧洲的中央银行那样。正如沃伯格所写：“这完全是一家银行家的银行。”[25]

为了避免人们形成该机构是深具威胁性的巨无霸的印象，地区分支机构将作为运营单位，持有成员银行的储备金，并通过被称为“贴现”的程序发行新货币。与原来的货币总量取决于政府债券投资的专制机制相反，现在，货币流通将会与银行的日常活动有机结合。简而言之，成员银行会去各自的分支机构，用短期贷款，如适当背书的商业票据，来交换储备票据，也就是新的纸币。分支机构也将具备支票结算处理这样的常规功能。

华盛顿的储备协会负责制定并解释政策，并监督分支机构（包括当一个地区需要另一个地区支援紧急储备时）。在概念层面，在社会外界看来，这将是一家有十五个运营分支机构的单一银行。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储备协会将设定全国统一利率。沃伯格一直希望每个地区都能设定自己的利率，但奥尔德里奇却不理会他的提议，他认为一个统一的利率会更公平。

为避免如偏袒政治派系或其朋友的质疑，储备协会将由银行家而不是政府来控制，总统将从董事提名中选择储备协会理事。[26]然而，45名董事中有39位要么是银行家，要么是由银行家选出的行业代表，只有六名政府官员（这还是政治敏感的沃伯格迫使奥尔德里奇勉强让步的）。

虽然奥尔德里奇也承认民众在银行业有切身利益，但他坚持认为，储备协会需要避免可能的政治影响，在他看来，这是杰克逊时代的第二国民银行的关键弱点。他将货币政策塑造成一个单纯的银行业问题，以使对民众的排斥合理化。“这些都是商业问题，”他说，“而不是政治问题。”[27]为了进一步防止杰克逊的幽灵靠近，储备协会将只具备有限的权力。它可以在公开市场买卖证券（这点很像最终的美联储），但它不能同时成为一个对社会开放的银行，如允许存款。它将为银行服务，而不是与银行竞争。它甚至不能强迫银行成为会员（是否入会由银行自愿选择，这反映了起草者的自由放任主义倾向）。

储备协会将受到保护，既不允许政治家们诉诸权力争夺，也不会受到银行的盘剥——至少起草者这样认为。协会支付给会员银行的股息上限为百分之五，部分利润直接上缴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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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行家们虽然控制着协会，但他们不能指望得到超出合理范围的回报。

该计划是有创造性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德里奇过去一直执着于政府债券基础上的旧货币，这次却转而支持一种以私人贷款为基础的新货币，也着实展示了足够的勇气。计划的主要缺点是它看上去又倒退回了私人银行家时代。起草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到了20世纪，进步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运动将坚持由政府控制金融机构。

离开小岛时，这些密谋者决定寻求华尔街保守派的支持。奥尔德里奇将与J. P. 摩根及乔治·贝克协商，范德利普则是与詹姆斯·斯蒂尔曼协商。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说服银行家们从东部沿海地区分散到其他地区。

沃伯格建议他们也组织一个商人联盟来推进改革。[28]奥尔德里奇认为这是荒谬的。“如果你能做得到就去做吧，愿上帝保佑你！”奥尔德里奇嘲讽地说。其他人都会心一笑。沃伯格再次被激怒了。但尽管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但这周以来他对奥尔德里奇更为尊重了，因为奥尔德里奇为推动改革议题而付出了艰苦努力和大量精力。

团队静悄悄地解散了。[29]尽管还存在许多冲突，但他们已就未来蓝图达成一致。范德利普认为这段经历是他生命中的巅峰。第二天，他违反了他的保密誓言，给斯蒂尔曼写信道：“我刚从杰基尔岛回来，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自打我记事以来最有趣的时光。”[30]

考虑到国会现已彻底改头换面，倾向于进步主义，范德利普对计划的近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他预测，最终“沿袭这条总路线的政策必将实施”。范德利普补充说：“Zivil（指奥尔德里奇，这是斯蒂尔曼和范德利普为他创建的代号）对会议结果很满意，并希望大家一直保持联系。”[31]

除了一些模糊的暗示外，杰基尔岛的密谋者在后来的通信中从不提及杰基尔岛之旅。[32]尽管他们还将一起继续工作，这次旅行本身已全然销声匿迹。六年后，即1916年，记者B.C.福布斯（他后来创建了《福布斯》杂志）在《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上直截了当地提到这次旅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这篇文章，这个秘密也就基本上被保守下来。甚至到了20年代末，沃伯格在写一份关于联邦储备起源的报告时也只是说，他“应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要求，受邀加入一个小团队，和他一起开了几天的会，讨论新的银行票据应该采取的形式”。他在一个脚注中补充说：“虽然距今已经18年了，但因为参议员奥尔德里奇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发誓保守秘密，我还是不能对这个最有趣的会议进行描述。”

然而最终在1930年，一本奥尔德里奇授权的传记里透露了一些相关细节。由于它的秘密性和参与者的鼎鼎大名，杰基尔岛之旅引发了大量的阴谋论说。对黄金投资者、反联邦储备的狂热分子以及思想奇怪的人来说，1910年的这一幕具有神话般的意义。几十年来，它的可疑性似乎有增无减。1952年，纳粹屠杀的否定者、阴谋论家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将“这次国际银行家间的秘密会议”[33]描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会议，前至汉密尔顿，后与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约瑟夫·斯坦利，都联系在了一起。穆林斯在一次去医院探视法西斯同情者埃兹拉·庞德时，被激发起探究中央银行的热情，并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疯狂的反美联储和反犹太人的谩骂中。数十年后，G.爱德华·格里芬（G. Edward Griffin）将这些偏执的理论转变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1994年，这位前约翰·伯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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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写了一本《美联储传》（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这本书成为销量稳定的畅销书，书中说，1910年，银行家们之所以来到杰基尔岛，是为了建立一个卡特尔，目的是抑制银行竞争并没收人民的财富。[34]格里芬曾为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写作，还写过一本鼓吹一种神奇的癌症治愈法的书。

对这些作家来说，杰基尔岛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隐喻，据称这是一个在债务中埋葬文明的国际阴谋。因为中央银行票据是一种债务，按他们的说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每发行一美元，英国银行每铸造一英镑，都意味着奴役增加一分。这种说法的主旨是，债务本身是有害的，事实上在美国，对贷款的恐惧直到今天还存在。2010年，当纪念奥尔德里奇杰基尔岛之行一百周年时，在杰基尔岛举行了会议，现代的反对派声称，美联储只是一场信心的游戏。[35]这些反对金钱和信贷的论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甚至是狂热的支持。不过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金融灾难都伴随着债务失败的浪潮。

信贷经常被滥用或过度使用，但很难想象一个已经超越最原始阶段的社会，资金富裕方和资金需求方之间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进行资金交换。这样一来，钱就只会待在富人们的金库里。人们可以直接向富人借钱，但大多数人都是凭借个人信用，甚至大多数公司的信用也仅限于一个相对小的熟人圈子。银行填补了这一空白。正如范德利普对卡特·格拉斯所说的那样，“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用自己的信誉去换取客户的信用”。[36]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用它的信用来补充其他每家机构的信用。

几位去杰基尔岛的银行家们还没有垄断的概念。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37]他们信奉更大范围的合作，但这是为了集体安全，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诸如固定利率。他们也确实认为奥尔德里奇的“储备协会”将增加自己的机构的利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信心。更具体地说，范德利普的信件很清楚地表明他渴望城市国家银行在海外扩张，而有一家中央银行将会促进这种努力。[38]范德利普作为一位前财政部官员，认为把美国政府当作跨国银行的潜在合作伙伴，就如同美国中部的大农场主可能会希望时不时地拜访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不切实际。然而，奥尔德里奇身边的银行家们并未设想或希望这是一家政府的中央银行。他们通常秉持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私人信贷比政府债务更可靠，因此，“钱”应该是私人票据而不是政府票据。他们对银行自治体系感兴趣。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将银行准备金集中化或至少区域化的框架，因为他们认为，这无疑将有利于更广大的群众。

在岛上与世隔绝时，银行家们对像逃犯一样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份苦不堪言。[39]客观地说，他们确实是真心尝试去实现一个有价值的公共改革。他们是密谋者，却是爱国的密谋者。

回来后，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40]奥尔德里奇与西部的主要银行家们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沃伯格则巧妙地参与到各种商业组织对货币改革进行讨论的活动中。这需要高超的手腕才能引导这些组织，使其立场与奥尔德里奇计划一致——沃伯格当然不能透露他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为此，他焦虑地等待奥尔德里奇将计划公布于世。

回家刚过一周，在参议员准备最后草案时，沃伯格写了整整七页的建议，向奥尔德里奇提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41]他也写信给安德鲁表达了他的不耐烦（安德鲁是沃伯格常用来与奥尔德里奇交流的备用渠道）。沃伯格一直领导着纽约商会货币委员会（the 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s Monetary Committee），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他特别渴望奥尔德里奇能向外透露自己的计划，这样沃伯格就可向委员会公开推荐该计划。“你是否能从尼尔森先生（奥尔德里奇）那里了解到他要我做什么，他自己又打算做什么吗？”[42]沃伯格问安德鲁，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目前，我还没有召集我的委员会，但我也不能耽搁太久。”沃伯格采用了其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他大声说：“我不能每天无所事事，又提供不出人们需要中央银行的证据。”

奥尔德里奇向同事们介绍了货币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对杰基尔岛之旅只字未提。不过好消息流传开来。12月份，沃伯格被引荐给塔夫脱。“沃伯格，”这位矮胖的总统和颜悦色地说，“我听说了奥尔德里奇参议员正在做的所有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43]每每在这样的时候，沃伯格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外国血统。他一边含糊其词地回复总统，一边不由得怀疑起美国政治体制奇怪的运行方式，居然迫使国家元首不得不向一个外人询问自己党内发生的事情。

奥尔德里奇也出现在费城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他在那里暗示了自己即将发布的计划的性质，并承诺了“为期不远”的利益。[44]沃伯格和其他密谋者都等待着计划发布，但随着假期的临近，奥尔德里奇的回应只是沉默。沃伯格怀疑计划推迟是由于参议员倾向于拖延，但到了1911年，很明显，不管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奥尔德里奇的健康状况都每况愈下。

虽然奥尔德里奇的家人试图掩饰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关于他的新闻报道越来越令人担忧。[45]“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病倒了；朋友们对关于他咽喉病的报告深表担心。”《纽约时报》在1911年1月6日这样报道。一周后，报社收回了关于咽喉病的报道，透露现在奥尔德里奇“在家病得厉害”。文章最后险恶地加上一句：“他整日卧床不起，甚至连秘书也见不到他。”

很显然，奥尔德里奇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忧郁症，他年轻时就得过这种病——总之，他崩溃了。他的杰基尔岛同伴婉转地把他的病归因于从事货币改革工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46]她夫人的日记也表明奥尔德里奇“感觉很紧张”，而且复发性失眠。但也有人认为奥尔德里奇的病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艰苦的工作。奥尔德里奇最终完成了饱含他三年深入研究的中央银行设立蓝图，这是一份他认为融合了银行业高度智慧的文件。但他的任期将于3月结束，而新的国会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他的这件巅峰之作却可能遭受被丢到垃圾堆里的命运，这可能才是把他推到抑郁症边缘的真正原因。医生除了建议他休息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参议员的私人医生建议他避免所有的“兴奋”的情绪。

奥尔德里奇因病无法参与，这使沃伯格深感棘手。沃伯格已成功获得三个商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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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对一份改革计划的联合背书，这份改革计划与仍在保密的奥尔德里奇计划非常相似。1月18日，这几个组织将在华盛顿召开由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办的会议。沃伯格认为奥尔德里奇的计划必须在此日期前公之于众，这样贸易委员会才可以为其提供背书。

但奥尔德里奇卧病在床，只能由安德鲁尝试着把计划向前推进。安德鲁和戴维森等人在新年里都待在长岛，然后周末再回来参加一个干系重大的会议，他们试图说服芝加哥银行家们的领袖——詹姆斯·福根。1月6日，星期五，安德鲁邀请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劳夫林共进午餐。星期六晚上，他们一起在白宫共进晚餐，第二天会见了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安德鲁没能很快说服福根。当和劳夫林坐上回芝加哥的火车时，福根嘲弄地哈哈大笑：“劳夫林，你见过这样一团糟的银行提案吗？”[48]

与此同时，沃伯格正在应付来自华尔街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提出的令人讨厌的建议，他想要保证像自己的小公司（高盛）这样的私人银行，将被允许直接与新的中央银行做生意（高盛是一家投资银行，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设想的是与国家银行或商业银行合作）。沃伯格对此只是回避，但他比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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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一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与像高盛等机构关系密切是不明智的。沃伯格回答：“对于中央银行会过分偏袒私人利益的批评，我个人的观点是从根源上予以避免。”[49]

1月15日，计划仍未向外公布，除奥尔德里奇之外，杰基尔岛的密谋者重新聚在安德鲁离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遥的单间公寓里。[50]两天前，安德鲁曾去奥尔德里奇那里吃饭，参议员要求随这份计划准备一封信。团队为此工作了一整天，范德利普起草了这封信。然后，戴维森把信带给奥尔德里奇，奥尔德里奇用铅笔标注了一些修改并签了名。

两天后，奥尔德里奇计划以个人工作的名义发布。信则是写给他在货币委员会的同事们。信里煞费苦心地将储备协会描绘成一个更适合美国的需要的机构，而不是“中央银行”。其目的是带来三项影响深远的变化：一个更统一的银行体系，一个更合理的货币基础，以及银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这使流动的资金贷给企业而不是股票市场交易员。

为了消减无法避免的批评，参议员的信中确认了该计划已提交给委员会和美国人民并“接受他们的批评和行动，而不是说在这个主题上的讨论已经结束”。[51]奥尔德里奇本人缺席。[52]他的医生要求他立即去南方。即便是这个计划正在制造新闻，他还是回到了杰基尔岛进行强制性休息。

《纽约时报》施惠于奥尔德里奇，广为宣传“奥尔德里奇的货币计划避免了中央银行的产生”。随即，自由派的前财政部长莱斯利·肖反驳说，储备协会就是一家中央银行，只不过经过了伪装。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争论就此定调：不是针对它的优缺点，而是对术语的争辩，也即它到底是不是一家中央银行。[53]

不友好的政治气氛使得在当时试图实施该计划变得不可能。由于历史的捉弄，在公众心目中，货币改革已经与它真正所属的进步主义无关，而是与奥尔德里奇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相关。奥尔德里奇的同事们的策略是激起舆论，希望反对派在排山倒海的宣传下被软化。[54]沃伯格以其一贯的精力充沛首先发起行动。在他的第二故乡，他培养出了一种惊人狡黠的政治手腕。他设法让媒体引用他的话，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计划，却不提及他是它的一个主要起草人。他作为这项计划的热情支持者，代表商会和其他两个商业机构出现在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伪装，他赢得了梦寐以求的贸易委员会的背书。这一切还不够，沃伯格又说服委员会采纳他的决议，组建一个“商业人士的货币改革联盟”，这有利于对外进行宣传。沃伯格考虑周到，将新联盟总部设在芝加哥，以免人们联想到新联盟受华尔街的影响。

事实证明，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未来联邦储备法的第一稿，它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长期被否定，又经过经年累月的辩论之后，即使它不能算是一项完善的计划，也是一项真正被提上桌面的计划。它标志着银行家们领导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55]既然现在计划已经公开，接力棒便在犹犹豫豫中传给了政治家们。

下篇   立法竞技场

第八章   严峻的考验

我们希望所有人的观点都能经受历史熔炉中的严峻考验。[1]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

保罗·沃伯格已经通过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与银行家们审查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计划现在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且更艰难的挑战。过去仅在理论层面的讨论，现已进入实践政治学领域；过去只是金融人士争论的话题，现在将面临新闻界和公众的检验。改革需要进行多次迭代，特别是随着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激进，对银行家也越来越敌视。因此，奥尔德里奇的团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是在后台，沃伯格仍将保持重要的影响，但改革的直接责任已转移到国会立法者身上，他们自身都不是金融专家。不可避免地，立法者们诉诸广泛的争论和讨价还价，甚至还包括刻薄的指责和纯粹的谣言。作为当选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着无比艰巨的挑战，需要调和沃伯格中心化的论点和公众对大型金融机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之间的矛盾。

如果国会没有召开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听证会，也许就没有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些听证会虽然没有切中货币改革的要害，却使公众对立法的理念更感兴趣。此外，即使当一项法案已被提出，有改革意识的银行家们也会发现它在某些方面还不被承认，也令人难以接受。银行家们经受传统货币理论的教育，认为货币须以黄金或银行资产为支撑。20世纪初，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等民粹主义者开始倡导以前被认为是歪理邪说的“法定货币”，那是由政府一时兴起发行的货币。更大的分歧则是在于应该由谁来控制金融体系。华尔街保持自由放任的传统，大多时候能够自行运转。但1913年，当伍德罗·威尔逊试图通过国会引导改革时，他将面临这样的要求——银行业受公众控制。这也是时代的象征。

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立法者是卡特·格拉斯，他算是唯一谨慎的改革者。这位弗吉尼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对银行家们毕恭毕敬，担心公众对集权的恐惧，害怕引起各选区之间的对抗。但他也野心勃勃，意识到自己在金融领域的局限性，同时完全致力于实质性的改革，这点着实令人敬佩。

在奥尔德里奇计划起草时，民主党人才刚刚赢得对国会的控制权，但格拉斯还是默默无闻。虽然共和党人仍旧把持着白宫，但其势力看起来越来越摇摇欲坠，奥尔德里奇的团队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严峻的政治困境，于是推出了一项立法策略。首先要获得美国银行家协会（ABA）的珍贵背书以及商业界的支持，并以此为契机使公众接受。然后，作为一项获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提案，奥尔德里奇计划就可以在国会正式出台。奥尔德里奇还在杰基尔岛时，他的同事就强调改革需要得到行业的支持，并获得了詹姆斯·福根和乔治·雷诺兹这两位杰出的芝加哥银行家的认可。[2]参议员的盟友们希望利用他们的势头，邀请20位左右精心挑选出的银行家到大西洋城封闭讨论。大家担心打扰奥尔德里奇的休息，但又需要得到他的批准。因此，亨利·戴维森代表弗兰克·范德利普、沃伯格和他自己，小心翼翼地打电报给奥尔德里奇：“很抱歉打扰您，但弗兰克·保罗和我相信，这是邀请全国各地区的杰出银行家召开会议讨论您提出的计划的合适时间。我可以让亚瑟（谢尔顿）以您的名义邀请他们吗？”[3]奥尔德里奇在三天后予以肯定答复，但强调他无法参与任何准备工作。

1911年2月，这次封闭讨论会整整开了三天，由除奥尔德里奇以外的整个杰基尔岛团队主持。[4]银行家们很快就同意了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整个框架，可能因为它符合他们自由放任的口味。但银行家们的同意是有条件的，他们希望不仅是国有银行，州银行也有资格加入储备协会。他们想要更宽松的票据贴现政策，这样银行家们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贷款交换储备协会票据（这样就可以将这些贷款转成货币）。更过分的是，银行家们要求在储备协会支付给会员银行5%股息上限的基础上加息。最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反对即使是最基本的政治控制，而这在原草案中已达成一致。

皮亚特·安德鲁抗议说，要得到银行家支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使计划变得特别偏向产业界，而这是公众无法接受的。然而，无论奥尔德里奇何时从杰基尔岛返回，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共同基础向ABA做演示并推进行动。

奥尔德里奇发现难以从这个行动中抽身，但他别无选择。“每次当我尝试工作或认真思考任何问题时，”他写信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我的失眠就又犯了。”总统亲切地回信说：“我期待您回来。我觉得您就像斯考特对罗德里克·杜的描述，‘你吹响的号角抵得上千军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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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塔夫脱心存一线希望，他补充说，根据奥尔德里奇的医生的说法，奥尔德里奇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只需要休息“以便从自己正在崩溃的想法中摆脱出来”。

经过1月和2月初，奥尔德里奇仍处在一种高度焦虑状态。夜里他饱受失眠之苦，这也给他的家人带来重负。“我恢复得太过缓慢，我觉得必须避免所有新问题引发的兴奋。”[6]他给戴维森打电报说。他的家人无微不至地关注并悉心照料他。2月12日，参议员已经“连续两晚睡眠良好”，他夫人甚至认为这一喜讯值得记录在日记中。当体力恢复时，奥尔德里奇在佐治亚海滩上散步。他在绿松石色的天空下钓鳟鱼，晚上打桥牌。到了月底，他的胃口恢复了，开始打高尔夫球。在3月的第一周，绝望解除，云开雾散，奥尔德里奇回到罗德岛。

奥尔德里奇现在是位退休的参议员。然而，他将于3月底与福根就大西洋城的银行家们的修改要求进行严肃的商业谈判，福根代表ABA的货币委员会。奥尔德里奇几乎在每点上都让步了。特别是，他同意削弱总统对储备协会的领导权。在杰基尔岛形成的草案中，由总统来选择协会的主管和两名副主管，并可以随意撤他们的职。福根要求，赋予总统以下权力：在银行家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里只能提名主管，但可以撤除三名官员的职务。奥尔德里奇也表示同意，但他为了自己的声誉，拒绝向提高股息红利的上限让步。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储备协会在实质不变的情况下，完全成为银行业的工具。[7]福根还有一个有用的营销建议，将其名称改成国家储备协会，这样听上去更加冠冕堂皇。最后，福根坚持会员银行可将他们在金库储备里的协会票据算作储备金，从而解决了曾一度在杰基尔岛爆发的争端，这是沃伯格所倾向的。奥尔德里奇不再关注这个细节，对此并不反对。他现在拥有有效的对储备协会的背书，他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获得整个ABA的批准上。ABA将于本年度秋季在新奥尔良召开会议。

沃伯格一边收获在储备问题上胜利的果实，一边忙着为新商业人士组织——促进健全银行体系全国公民联盟打基础。[8]成立公民联盟的目的是吸引商人进入这项事业，用更有效的、可持续的信贷前景来引诱他们。它的目的是显示，大资本家与华尔街一样，对银行改革充满热情。为了打造成一个中心的形象，联盟的高管专门从中西部招募了它的主席，约翰·V.法韦尔（John V. Farwell），他是一名芝加哥干货批发商。董事会则由芝加哥商业机构的精英组成，包括西尔斯零售的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万国收割机的罗巴克（Roebuck）和小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 Jr.）。

经济学家詹姆斯·劳克林（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也被挖过去当行政主管。劳克林从芝加哥大学离开后，全职为联盟工作。他巧妙地告诉记者，联盟不是“银行家组织”，它代表的不是贷方而是借款人。[9]这种描述远非全部的真相。沃伯格后来重新统计过，银行家们是联盟最慷慨的贡献者。此外，沃伯格是组委会主席，负责建立在纽约的分支和其他分支机构，他全身心投入到组织的规划中。

为了吸引对中央银行异常警惕的美国人，公民联盟的宣传也同样包裹着糖衣。[10]它不断重申其主张：“合作，而非中央集权”。事实上，只要政治程序允许，支持联盟的沃伯格等人更喜欢尽可能的中央集权。尽管如此，官员们试图把联盟描绘成由地方组织自发建立的一个金融版的四健会（4-H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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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纽约以外的观众交流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撇清自己与“华尔街”的关系。做出这种与纽约无关的姿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如沃伯格后来所承认的，“这样一个组织如果是从纽约推出的，那将会是致命的”。

联盟的战略也引起争议。[11]从形式上讲，它将支持与奥尔德里奇计划非常相似的原则和目标，但并未对计划本身做出具体承诺。劳克林认为，为了确立其不偏不倚的名声，联盟应该是超越党派的。奥尔德里奇却担心这会制造混乱。他认为，既然公民联盟的使命是推动奥尔德里奇计划，那为什么不直接这样说呢？

但劳克林生性暴躁易怒、刚愎自用。[12]他听到的各方意见都认为，要兜售改革（特别是向在众议院的民主党），与奥尔德里奇撇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以前的两个学生，记者帕克·威利斯（H. Parker Willis）和西奥多·罗斯福本人，都坚决认为，奥尔德里奇在政治上毒性太强。因此，劳克林开始考虑提交属于他自己的计划。[13]这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将如同釜底抽薪。

1911年夏，奥尔德里奇开始认为，公民联盟是第五纵队，从内部摧毁他的创造，因而深感沮丧。[14]劳克林和联盟纽约分会之间的分歧公开了。[15]联盟纽约分会是属于沃伯格的阵线，因此他很不喜欢劳克林教授。

当劳克林决定奥尔德里奇应该从改革中退出时，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紧张。[16]他向参议员表达了这个敏感的观点，戴维森和沃伯格是见证者。为了对奥尔德里奇施压，劳克林将奥尔德里奇退出改革的可能性爆料到《时代周刊》。《时代周刊》看到了此事的现实意义，语气谄媚地写道：“奥尔德里奇先生的功劳和成就不会实现了，他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让作者的骄傲阻碍其作品被采纳的人。”[17]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奥尔德里奇不会考虑退出。他在纽约的盟友向劳克林施压，要求其团结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周围。[18]劳克林试图达成妥协，在奥尔德里奇的游艇上与安德鲁、戴维森、沃伯格以及本·斯特朗等人谈判。[19]（斯特朗是一名银行家，曾在1907年危机时帮助J.P.摩根分辨优劣银行。）让这些纽约人烦恼的是，公民联盟继续坚持它的独立。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内部非常动荡，但无论是奥尔德里奇计划和公民联盟都呈稳步上升势头。到了深秋，联盟在30多个州都有分支机构，双月刊《时事通讯》发行量达到20,000册，还制作了银行改革手册。[20]劳克林在扩大支持改革的选区范围方面也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在南方，他振振有词地强调，如果棉花装运票据可转换为储备协会票据，将会有利于农民。[21]他还试图使改革不只是一党参与，他认为“此时正是民主党参与的时机”。

同时，背书机构在不断增加。至少有29家州银行业协会签字同意；[22]看起来奥尔德里奇计划现在势不可挡。塔夫脱总统再次表示他同意批准，那是他能支持的最大限度。财政部部长麦克维较难攻克，[23]麦克维承认，奥尔德里奇计划将削弱财政部在货币问题上的作用；他还因自己的下属安德鲁和奥尔德里奇在一起而表示不满，因为他与奥尔德里奇的关系很冷淡。然而，最后麦克维认输，转而支持计划。

奥尔德里奇的复出为改革提供了动力。[24]在他的领导下，货币委员会更加接地气，采用公开听证会的方式，意在拉拢农民和工人代表。奥尔德里奇在西部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呼吁人们先去学习、研究这个计划，而不是不假思索就立即否定它，或因政治偏见而拒绝它。[25]作为一位迟到的改革者，他可以感受到这项成就的潜力，这比他没完没了地修改关税更持久。他坚持不懈地把ABA的观点纳入修订草案。在东部，他也受到支持的媒体的响应。《商业杂志》赞许地评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下，华尔街的控制将是“不可能的”。[26]

但国内仍然还存在对华尔街操纵的担忧。对中西部的进步主义者而言，奥尔德里奇计划是纽约银行家的工具，这点是不言自明的。他们认为它是“信贷托拉斯”的掩护，这是普通美国人所理解的一种模糊的表达，指的是华尔街阴谋集团，据说他们操纵国家财政杠杆。

1911年中期，信贷托拉斯被推到风口浪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6月，已有迹象表明麻烦将至，范德利普的国家城市银行披露了一个名为国家城市公司的新附属机构计划。[27]该附属公司将拥有与国家城市银行相同的股东和人员，却具有独立的企业身份。简单来说，这是在避开法律管制。正如范德利普在给银行股东的通告中所坦言，该联盟的目的是“做投资和处理其他业务，虽然这些业务往往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但并不在一个国家银行的公司权力范围内”。其中一个目的是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附属公司一成立，它就收购了15家竞争对手的股票，包括纽约几家小银行的控股权。

披露这一信息掀起了一场风暴。对临时观察者来说，国家城市银行像一个潜在的垄断者。一家大型银行购买规模较小的银行的股票就好像洛克菲勒收购一系列炼油厂。纽约的银行业已经非常排外，其中摩根、贝克、斯蒂尔曼和范德利普默认在划好的业务边界线下限制竞争，并且公然相互勾结。[28]

真正敲响警钟的是国家城市附属公司和奥尔德里奇计划之间的联系。很容易想象，如果奥尔德里奇计划被采纳，像国家城市银行这样的持股公司所共同拥有的一系列银行，可能会获得国家储备协会的表决控制权。公民联盟感到震惊，[29]因为这一工具可能会破坏它将奥尔德里奇计划作为民主改革进行营销的策略。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只要一个国家银行，可以通过持股来控制其他二十、五十，或上百个国家银行，那么敦促人民接受奥尔德里奇计划就是一种浪费口舌的行为。”

事实上，国家城市银行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控制储备协会。美国拥有超过两万家各种类型的银行——尽管存在华尔街合谋的倾向，银行业仍远远比石油、钢铁、食糖，或任何由传统信托控制的行业更具竞争力。如果建立储备协会的话，它的资产将会使任何一家银行的资产相形见绌，甚至国家城市银行也不例外。沃伯格试图安抚公民联盟忧心忡忡的官员，但他又一次没有忍住自己喜欢讥讽挖苦的个性。在给联盟主席的信中，他为达到幽默效果而一本正经地说，接管储备协会“对于国民城市银行的管理者就像北极一样遥远”。[30]

劳克林并不感到好笑。即使是纽约也不欣赏国家城市公司造成的破坏。他责备地回复沃伯格，这个消息“出现得太不是时机了”。[31]

劳克林是正确的：国家城市公司控制该国最大的银行，其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得公众对其动机的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范德利普本人对此已有预见。6月20日，就在范德利普向股东发布公告的一周前，他在给斯蒂尔曼的一封信中提出政府可能会对大银行提起反垄断诉讼的可能性警告。最近几周，最高法院已下令解散标准石油和烟草托拉斯，所以范德利普对司法部特别紧张。“我的直觉是，将会有大量关于银行合并与金融权力集中的讨论，”他预言道，“这些讨论部分会来自煽风点火的政客们，但不仅仅局限于他们。”[32]

范德利普创建的新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预言成真。范德利普急于扩大国家城市公司的特许证范围，并为国家银行争取州银行所享有的一些监管自由。他因改革步伐的缓慢而深感受挫，并犯下大错。

华盛顿反应迅速。总检察长乔治·威克沙姆（George Wickersham）得出结论，国家城市公司违反了银行法的精神。然而，由于财政部长麦克维对此并不同意，塔夫脱命令把文件寄给他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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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决定都会激怒进步人士和银行家，总统犹豫不决。11月，范德利普通过收回附属公司的投资明智地化解这一难题，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的错误。[33]

然而，政治抗议并没有平息。威克沙姆正在发起一项政府调查，来自明尼苏达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奥古斯特·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 Lindbergh）呼吁国会调查资金信托。林德伯格是一个从瑞典逃亡的银行贪污犯的儿子，也是一名未来飞行员的父亲。他是一位严肃、博学的律师，也是明尼苏达小瀑布第一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像许多中西部的进步主义者一样，他担心东海岸的金融家合谋劫持美国经济，国家城市银行投资附属公司的曝光刺激了他。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中，林德伯格看到一个并行的阴谋手段，他说从社区拿走的地方资金无疑应该留在这些社区。[34]他对调查的呼吁在进步主义者的高层里支持率激增，在很短的时间内收效巨大。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现在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需要否认自己是信贷托拉斯的代理。

这些人当中，首先罢工的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位伟大的民主党领袖私下承认，改革是必要的，但因为奥尔德里奇计划中存在集中化和银行家控制这两个显著特征而被排斥。布赖恩则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把银行划分成地区协会，每个协会都可从政府处自由借贷。在某些方面，这比奥尔德里奇计划更接近最终联邦储备法案。然而，布赖恩的计划没有任何进展，他也没有把这些优点纳入奥尔德里奇计划。[35]布赖恩不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他总是选择简化问题。他继续攻击奥尔德里奇计划，甚至露骨地宣称该计划只会导致“绝对的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奴役”。[36]尽管布赖恩在总统竞选中三次败北，他仍然是最受尊敬的民主党人，他的反对颇有影响力。

更为有害的是，随着叛乱分子对塔夫脱的日益不满，共和党内部不断传出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反对声音。1911年中期，参议员拉福莱特公开宣布次年将对总统发起挑战。这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因其蓬巴杜发型和战斗精神而闻名，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任麦迪逊律师时曾备受称赞。他声称一位党领导向他行贿被其拒绝，这一幕使他相信共和党人已背叛了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渊源。拉福莱特因而开始拥护诸如参议员直选（后来改为通过国会选举）、选民初选、最低工资、累进税与公司监管这样的热门事业。在1901年到1906年任州长期间，他认为政府政策应该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并促进了议会和威斯康星大学之间工作关系的提升。拉福莱特非常认真，沃伯格与这位参议员的银行问题顾问花了一个晚上讨论，奠定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应有的优势。[37]

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拉福莱特赞成“改革”银行，但他担心任何由银行家运行的强大机构将从中西部的小社区那里吸收资本并获取影响力。他特别担心国家协会会受大都市银行家们的支配，但这种想法并非不合理。虽然奥尔德里奇计划有真正的民主保障，但因为拉福莱特对奥尔德里奇本人的尖刻看法，使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评价也受到影响。而且，与奥尔德里奇所代表的共和党主流保持距离可以给他带来政治利益。和布赖恩一样，他没有试图就奥尔德里奇计划的细节进行辩论；相反，他宣称该计划仅仅是个阴谋，把“人民的钱”攫取到垄断和托拉斯集团手中。[38]事实上，他在当年年底宣布该计划是“目前对自由竞争最大的威胁”。

不仅拉福莱特对塔夫脱进行挑战，西奥多·罗斯福也宣称要从他前朋友的手中收回白宫。[39]作为对他在哈佛的老教授劳克林的恩惠，罗斯福同意不公开批评奥尔德里奇计划。然而，罗斯福代表了一种对共和党内部团结的强大威胁，这本身就使奥尔德里奇计划陷入严重的麻烦。

在范德利普给巴黎记者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对1911年的政治动荡进行了评论，他在信中的笔触变得越来越灰暗。[40]范德利普一封接一封的信透露了很多信息：塔夫脱的机会似乎消失了，进步主义者的想法表现出非凡的执着；新泽西州长威尔逊的好运似乎在上升；奥尔德里奇搞砸了他提出法案的机会；等等。

10月下旬，当塔夫脱的司法部对美国钢铁——这家由摩根创建的、一直受罗斯福庇护的钢铁托拉斯集团——提起反垄断诉讼时，政坛就像炸开了锅。诉讼指控美国钢铁收购田纳西煤矿、钢铁和铁路是非法的。这项收购是罗斯福在1907年恐慌时期批准的，诉讼暗示罗斯福上当了，这位前总统认为这是对自己名誉的冒犯。[41]现在他与塔夫脱的决裂已不可逆转。

摩根多年来一直困扰于调查的收集速度。他与奥尔德里奇、贝克和戴维森一起聚在佛蒙特州，用一个周末来盘点美国钢铁诉讼案的影响。[42]摩根和奥尔德里奇都很悲观，不光是对诉讼案本身，还包括整个政治的进步主义走向。范德利普说，奥尔德里奇“感觉在政治上切断了所有旧的联系，前景堪忧，情况可能愈加恶化”。[43]

11月，因为ABA大会的召开，奥尔德里奇团队又聚到新奥尔良。[44]沃伯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观察到在欧洲实际上贷款比现金更有用，并且他判断，奥尔德里奇计划一旦通过，美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奥尔德里奇才是会议上的焦点。为吸引南部的银行家们，他指出，美国去年出口棉花达6.5亿美元，但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利物浦、伦敦、巴黎或是柏林。他恳求听众，让美国“摆脱这种无助的依赖他国的状态”难道不值得吗？奥尔德里奇再次坚持他的计划是超越党派的，纯粹在处理“商业问题”，它所构想的不是一家银行，而是所有银行的合作联盟。他向大会呼吁：“我们有权期待我们计划的优点可以得到公平的考虑。我们不认为那些承认自己尚未读过这项计划的人可以发出‘这是一家中央银行’的惊呼，或是召唤安德鲁·杰克逊的鬼魂。这有失公平。”

ABA的领导层压制了乡村银行家们的反对意见，该计划未经讨论就被批准。按照原草案，储备协会将是银行家的自律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华尔街欢迎更大限度的中央集权；而芝加哥批准的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基本被排除在外。发放给银行的牌照权利更大，如房地产贷款的权利。[45]但计划的缺陷在于，因为参与是自愿的，所以准备金可能仍旧分散在当地银行。

奥尔德里奇的讲话得到听众长达五分钟的起立鼓掌，[46]但他知道在离开新奥尔良前，他还将面对残酷的阻力。拉福莱特正在反对奥尔德里奇，这是他的叛乱的关键。[47]一天中午，拉福莱特在俄亥俄州哈密尔顿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进步主义者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们明白奥尔德里奇想为他代表的那些利益集团做什么”。[48]总的来说，批评的重点不是计划，而是计划背后的人。《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发表了一个可怕的评论，但也许是准确的：“奥尔德里奇货币计划唯一让国家觉得肯定的是，它是由现行关税政策的制定者设计的。”

奥尔德里奇和他的同伴遭受指责，部分原因是他们忽略了进步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宗旨——对公众的责任。虽然按照其创建者的说法，储备协会是具有“半公共”职能的机构，[49]包括担任美国政府的首席财政代理，但它几乎完全没有把公众考虑在内。在这点上，奥尔德里奇和他的战友们严重误判了时代的特征。

12月，林德伯格代表正式介绍资金信托的调查决议。[50]同时，货币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准备将奥尔德里奇计划提交给越来越不友好的国会。[51]表面上看，委员会进一步削弱了华尔街的影响。已完成的文件中规定，拥有20%国家银行资本的纽约的银行，在39名代表的储备协会董事会中只能占据不超过3个席位——数量极少，不成比例。[52]

奥尔德里奇向塔夫脱承诺，一旦该计划实施，他将很乐意从公众生活中隐退。[53]尽管总统是他的盟友，他重新当选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但这实际上帮了奥尔德里奇。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很可能不得不在白宫里培养其他靠山，一种可能性是罗斯福。安德鲁送给这位前总统一套完整的货币委员会刊物，约35册。[54]罗斯福对此欣然接受，但别指望他提供任何想法——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他的喜好。

另一种可能性是伍德罗·威尔逊。到1911年底，这位州长在几名民主党候选人（也许也是白宫候选人）的竞争中领先。[55]范德利普报告说：“民意非常强烈地偏向伍德罗·威尔逊。”[56]威尔逊是否会对奥尔德里奇计划持积极态度，这个问题引起诸多猜测。

虽然威尔逊不是金融专家，但他对开国元勋们早期在中央银行会议上的冲突一清二楚。威尔逊从小受到自由放任的教育，但他的职业培训引导他走上中央集权制的道路。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出生在弗吉尼亚，在南部不同的社区长大，之后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期间他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全面研究。涉足法律后，他选择了学术界的职业生涯，并撰写了一篇广受好评的博士论文《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在文中，他强烈批评国会在行政机构中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威尔逊对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价值深信不疑。他说他到普林斯顿之后，“自从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以来，我就是一个联邦制拥护者”。[57]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科学家，他高度赞扬美国第一银行之父汉密尔顿，将他贴上“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标签。[58]而对于银行的仇敌杰斐逊，他的态度则冷淡得多，将其称为“一个伟大的男人，而非一个伟大的美国人”。1902年，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发表了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其中某些段落明显是反杰克逊的：“第二银行的支持者称对“政府建立”的自身目的而不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59]根据威尔逊的说法，第二银行不仅显示了潜力，它还“证明了自己是家伟大的指挥银行”。[60]对一个美国政府的学生来说，这是很强烈的措辞。值得注意的是，在竞选公职大约八年前，威尔逊向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透露：“我天生就是个政治家，必须进行历史写作的任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训练。”[61]

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读过威尔逊的学术著作，但对他的深邃思想皆有耳闻。众所周知，1896年他拒绝支持布赖恩的白银运动。[62]《哈珀周刊》（Harper）的一个保守的杂志编辑乔治·哈维（George Harvey）曾经鼓励威尔逊进入政坛，[63]他的目标是培养一个潜在的民主党领袖，而不是像布赖恩那样的民粹主义者。在普林斯顿，威尔逊连续六年当选学生投票选出的最受欢迎教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关于他的第一本严肃的传记指出，自从进入政界，威尔逊的目标就是白宫。[64]他的崛起异常迅速。

然而，银行家们也注意到，自从当选州长后，威尔逊变成了“左倾”主义者，他的言论已经开始反对华尔街。在国会里，他是坚定的进步主义者，扩大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范围，授予它控制公用事业费率的权限，建立自由工人的补偿计划，并成功地推动初选。显而易见，他努力打破了政治领袖的权力（包括带头提名他的政治领袖）。奥尔德里奇试图推广他的计划，而威尔逊对银行家的评论则越来越刻薄。1911年6月，在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威尔逊告诉欢呼的人群，“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垄断是货币垄断”。他补充说：“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65]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威尔逊告诉一位采访者说，一项以奥尔德里奇的名字命名的银行业举措“肯定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办公室制定的，这几个人在目前的集中资本体系中操控着国家的银行业和工业活动”。

自然，这种评论刺痛了华尔街。有种夸张的说法是：“运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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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每个人都疯狂地反对威尔逊。”[66]当然，J. P. 摩根鄙视他。纽约人感到一丝背叛，因为威尔逊已经疏远了他曾经的拥护者哈维编辑，他现在把哈维以前对他的支持看作一种耻辱。《时代周刊》发表社论：“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州长允许自己以一种不适合其性格、立场和志向的方式对外发表演说。”

保守派感到威尔逊的潜力，愿意相信威尔逊并没有真正抛弃他们。而威尔逊至少承认银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在哈里斯堡说:“银行改革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研究。”这是一种避免明确立场的方法。银行家们仍然对威尔逊抱着希望，主要因为他的智力明显是一流的。

1911年秋，安得鲁将货币委员会藏书送给威尔逊。[67]借着自己曾在普林斯顿跟随威尔逊学习经济学，他恳求州长与他保持联系，借用他“巨大的影响力”改变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命运。威尔逊很热情，但没有与他见面。一个公民联盟的代表也试图得到威尔逊的认可。显然，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追随者都把威尔逊看作对改革持开放态度的总统候选人。

这其中走得最远的代表是威廉·加勒特·布朗（William Garrett Brown），他是《哈珀周刊》的一名捐助者，来自北卡罗来纳民主党，致力于金融改革，而且认为威尔逊比任何其他民主党人对这项事业更有帮助。[68]那时布朗正因病住在一家疗养院，有大把的时间写信，他恳求威尔逊认真研究奥尔德里奇计划，并克制对它的批评。威尔逊似乎同意了。

然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威尔逊开始收到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的请求，[69]这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且爱管闲事的人，有着漫画人物的特点，绰号“上校”（虽然他不是一名上校）。豪斯1858年生于休斯敦，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棉花种植园主的儿子，他在东部学校上学，学成还乡后负责打理家族产业。他还写了一部乌托邦政治小说，并有目的地成为得克萨斯民主党的政治工作者。此后他移居到纽约，在那里他胸怀政治抱负，特别关注威尔逊，认为他将成为总统。如果豪斯的信再甜得让人发腻一点，威尔逊就可能已经拒绝他了，但豪斯正好马屁拍对了；好像从他的第一封信开始，他们就是同盟者和朋友。

1911年11月18日，当威尔逊收到豪斯发来的消息“很高兴地告诉您，早上我和布赖恩先生相处得很好，我想您会得到他的支持的”时，[70]他肯定很高兴。威尔逊知道如果没有布赖恩，他不会有机会获得提名。但这个要求似乎很离谱。过去威尔逊曾对布赖恩做过不利的评论，当然在1896年也没有投票给他（虽然他在1900年和1908年都投了他的票[71]）。自从成为州长后，威尔逊便试图改善他们俩的关系。去年春天，当威尔逊的妻子艾伦得知布赖恩将在普林斯顿发表演讲，她机灵地打电话给她已经出城的丈夫，让他赶回去。布赖恩过来吃饭，态度亲切，[72]威尔逊发现他很“迷人”，具有比他预想中更加坚定的信念。如果说这是两人之间关系解冻的开始，那么爱豪斯的信更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关系的全面缓和。几天后威尔逊第一次与豪斯见面。

到了12月，豪斯已在指导威尔逊如何对待奥尔德里奇计划。威廉·加勒特·布朗一直要求威尔逊支持该计划，或者至少不带偏见地考虑它。而豪斯因为了解布赖恩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感受，敦促威尔逊不要这样做。他应该只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73]

威尔逊对这个建议深表感激。豪斯的友谊很快成为威尔逊情感和政治支持的源泉；威尔逊开始称呼他为“我亲爱的朋友”。[74]威尔逊不容易交男性朋友（他有一个亲密的女性朋友），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对自己权威的挑战，而豪斯的恭敬使得这不可能发生。威尔逊应该这样说过：“他就像另一个我。”[75]

豪斯把证明威尔逊被看作对华尔街怀有敌意的文章发给布赖恩，以寻求布赖恩的支持。[76]这一策略成功地引起了布赖恩的兴趣，但他还需要能证明威尔逊转变得更确定的证据。12月30日，竞选季临近之时，豪斯转交给威尔逊一封信，这实际上是来自布赖恩的支持。它以布赖恩给豪斯的信件的方式出现。“如果他被提名，那一定是进步主义民主党人提名他，而且越进步越好。”布赖恩在信中这样写道。布赖恩开始对自己作为一个国王拥立者的角色热心起来，建议威尔逊在1月8日党内年度杰克逊晚宴上宣布他的观点，这将“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公开反对托拉斯和奥尔德里奇货币计划的机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赖恩支持威尔逊需要的代价，几乎就是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全盘否认。

第九章   伟大的竞选

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绝对不适合制订任何法案。[1]

——保罗·沃伯格

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没有一套利益安排可以安全地支配这个国家。[2]

——伍德罗·威尔逊

随着1912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开展，候选人们想方设法地讨好进步主义者，而进步主义者对银行改革仍然抱有深刻的怀疑。奥尔德里奇派的改革者一下子被推到这样的防御地位，只能被迫根据谁将成为竞选赢家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时机真是糟糕透了。

新年第一周，皮亚特·安德鲁教授和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可以向国会提交国家货币委员会报告，即奥尔德里奇计划，1月8日是报告提交的最后截止期。由于国会闭会，关于报告应如何“归档”出现混乱。在截止时间前几小时，安德鲁开车把签了字的复印件送到代表参议院的副总统官邸和众议院议长处。他充满骄傲地写信给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同事：“我开着车在雨雪交加的华盛顿来回奔跑。”[3]终于完成了长期的工作，这位年轻的教授兴高采烈，将他们的报告夸张地描述为“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意义最深远的、最科学的立法提案，至少从美国早期到现在”。报告提交后，货币委员会停止了工作。

巧的是，正当安德鲁越过首都潮湿的街道时，伍德罗·威尔逊也在华盛顿，他在杰克逊纪念日晚宴上呼吁让公众来监督银行。这位州长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要求，对奥尔德里奇计划予以谴责，但并不提及它的名字。“这个国家，”威尔逊说，“绝不容许有将控制权集中在银行家手中的计划存在……银行家们可能有最为高尚和纯洁的目的，但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没有一套利益安排就可以安全地支配这个国家。”[4]

在记者面前，布赖恩伸出一只手搂住威尔逊，暗示州长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然而，威尔逊的提名要面对三个竞争对手，[5]其中最强大的是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他是众议院发言人，有进步主义倾向，得到了赫斯特报业连锁集团和许多民主党组织的支持。另一个竞争者奥斯卡·安德伍德（Oscar Underwood）则是阿拉巴马州的代表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他从南部获取了很多支持，而那里正是支持威尔逊的天然大本营。威尔逊需要布赖恩，因为布赖恩会让大家知道，他会偏向最反对“掠夺性财富”的候选人，[6]这个词后来被称为“那1%”。

然而，威尔逊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谴责并不是绝对的。的确，他反对银行家的控制，但他不像布赖恩，对中央集权他并没有说什么，而这是计划的核心思想。事实上，有小道消息暗示，这位政府机器的终生追随者，对改革机构的前景感到好奇。杰克逊晚宴后不久，保罗·沃伯格从一位关系过硬的记者那里了解到：

在今早百老汇96号与威尔逊州长的经纪人威廉·麦库姆斯（William F. McCombs）先生谈话时，他告诉我，州长同情奥尔德里奇计划，对此“不要报道”。控制权和董事会的问题在他心中仍悬而未决。[7]

虽然威尔逊对银行业问题的态度仍然是个谜，1月底沃伯格却找到了一个机会游说西奥多·罗斯福。他和安德鲁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希望》（Outlook）杂志主办的午宴，[8]其中罗斯福是该杂志的特约编辑。前总统还未对奥尔德里奇计划表态，便向沃伯格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沃伯格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提出地区银行观点的维克托·莫拉韦茨当时也在场，他抗议说，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要管理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的。罗斯福跳了起来：“为什么不让沃伯格先生做这份工作呢？他是金融家，而我是政治家，我们可以一起治理这个国家！”[9]虽然罗斯福正在萌发的激进主义让银行家们吓了一跳，但沃伯格认为，至少这位硬汉对中央银行是持开放态度的。

2月份，罗斯福正式宣布参选总统。[10]尽管对此早有预料，但塔夫脱还是很难接受。几年前，他的妻子内莉曾警告他不要指望罗斯福的忠诚。但她患了毁灭性的中风，塔夫脱进入一场艰苦的个人战斗，同时再也得不到他最亲密同伴的全力支持。

罗斯福的挑战有效地阻碍了塔夫脱向前推进立法。银行改革被竞选活动绑架了。共和党人对奥尔德里奇计划感到尴尬，民主党人则有义务反对它。该法案作为一项正式法案在参议院里介绍过，却没有委员会审议或讨论。银行改革立法活动再次被逼到墙角，奥尔德里奇的盟友们开始拖延以争取时间。他们集中游说各方，要求至少在他们的施政纲领中不要出现以后会阻碍立法的用语。[11]

与此同时，美国被反华尔街和反银行热所困扰。在一本专门针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新书《美国国家货币与公司货币》（U.S. Money vs. Corporation Currency）中，阿尔弗雷德·欧文·克罗泽假定控制货币体系将是政治竞选中的“秘密问题”。克罗泽倡导布赖恩的鲜明理念：只有政府发行的货币可以信任，而银行纸币（奥尔德里奇认可的货币）仅仅是银行家致富的一种手段。

无论对私人货币还是政府货币，都可以进行合理的论证，但克罗泽，这个废奴主义牧师的儿子，却并没有这样做。他更感兴趣的是所谓隐藏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中的邪恶，在书中它被描绘成一条盘绕的眼镜蛇，准备把毒药注入人们的血液。克罗泽的方法是假设动机邪恶，并寻找有罪的一方。他轻率地推断，金融家们对制造恐慌有兴趣，因此必须造成恐慌。“为什么华尔街不应该时不时地发生恐慌呢？”[12]克罗泽沉思道，“如果普罗维登斯（美国罗德岛州的首府）没有发生恐慌，而制造恐慌又是如此方便有用并有利可图时，为什么不制造一个呢？”克罗泽进一步断言1907年的恐慌是资本家造成的，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它将留下奥尔德里奇计划这笔遗产，克罗泽将其称为“一个巨大的私人金融托拉斯，垄断并永远控制着整个美国的公共货币”。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恐慌，欧洲考察之旅，奥尔德里奇的转变——直到每个细节。

克罗泽属于众多美国阴谋论者行列中的一员。他们之间的共同处在于，他们在历史上看到不可预测的曲折离奇之处，将其转变为精心策划的脚本。没有什么不幸会随机发生；每个事件都必须有个罪魁祸首。这些论调有力地控制了美国的心脏地带，进一步影响了公众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情绪。

因为彻底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本人悄然退场。他拒绝了所有的演讲邀请，[13]虽然他希望塔夫脱能够再度当选，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然后通过他的计划。同时，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自己的股票和豪宅上，这座豪宅现已竣工，引人注目的是入口大厅处的大理石楼梯，外表是“结实陡峭的花岗岩和板岩”，[14]他的后代这样写道，似乎这样设计就是准备承受“围攻”。

公众对华尔街是如此愤怒，这再次增加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代表提议对金融托拉斯进行调查审讯的紧迫性。站在党派的立场上，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反对林德伯格，但他们需要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替代品——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银行项目，而不是仅仅表示反对。因此金融托拉斯听证会将是他们的回应。

民主党内部讨论了听证会的范围大小。[15]罗伯特·亨利（Robert L. Henry）是得克萨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民粹主义主席，在他的支持下，布赖恩赞成听证会的覆盖面应该广泛。而保守的民主党人对此予以抵制，担心听证会变得像马戏团一样乱哄哄，使得“布赖恩主义”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最后布赖恩基本胜利了。众议院批准了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对银行业集权进行调查，通过传票传唤证人强制做证。然而，听证会被交给银行和货币委员会负责，它的主席是路易斯安那的阿尔塞纳·普若（Arsène Pujo），他缺乏亨利那样的煽动性。普若是家小银行的行长，曾在货币委员会为奥尔德里奇工作。由于普若缺乏魄力，很多事情都要依赖他选出的委员会顾问。

银行家对可能出庭做证无比恐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隐藏着秘密。而且银行家们不习惯被追究责任。在现代，这样的听证会已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形式；但在1912年，摩根、贝克和范德利普都不曾面对公众提问。摩根二世继承了父亲的生意，他写信给戴维森说：“对于在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做出能够给我们带来荣誉的回答。”[16]

然而，范德利普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好处。他认为，听证会上不会发生像“大多数人似乎都有的狂野的想象”[17]中那样糟糕的事情。不管委员会揭露了什么，都会重新点燃公众对改革的兴趣。事实上，他自信地预言，调查将“为明年秋天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做适当的考虑打好基础”。

3月，银行委员会做出了一个看似对改革者有利的决定。[18]当普若指导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进行金融托拉斯调查时，另一个单独的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补救性立法。委员会被分成多个小组委员会，希望立法工作与听证会的高级政治剧场绝缘。

立法委员会主席是卡特·格拉斯，他才刚刚接触货币论战，就突然被推上了领导的位置。尽管在众议院待了十多年，这位54岁的弗吉尼亚人却鲜为人知。他性格好斗，脾气暴躁，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带有个人偏见，但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格拉斯是一个布赖恩式和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个成功的报纸出版商，对信贷的价值非常敏感。[19]他与所在地区的小商人和农民打成一片（但必须是白种人）。在经历过1896年激动人心的民主党大会后，他更积极地投身政坛，在1901年到1902年间，作为一个代表重写弗吉尼亚宪法，其目的专为剥夺有色人种的选举权，并厚颜无耻地称他们为“误入歧途的黑人”。[20]由于民主党对弗吉尼亚政治的控制是建立在严格的种族歧视的基础上，因此他不久就入选国会。对于格拉斯来说，每一个政治问题都是戴上它对白人霸权的潜在影响的有色眼镜来解释的。任何可能促使南方银行家投入共和党怀抱、对种族歧视体系产生威胁的立场，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当格拉斯到华盛顿时，他被分到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对这个领域他一无所知。然而，他并没有妄自尊大，而是开始不断自学提高。[21]到1910年民主党成为多数党时，格拉斯已经在众议院待了八年了。他已经读了100多本关于银行业的书，并与无数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充分讨论过这个体系的缺陷，但他几乎并没有表现出来。

格拉斯担任小组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步是聘请一位立法助理，他聘请了曾研究过银行业的专家帕克·威利斯。威利斯曾跟着劳克林学习，后来又反过来在华盛顿与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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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格拉斯的两个儿子经济学。威利斯的固定工作——为在纽约的商业杂志写作关于银行业的内容——显然与他的立法工作相冲突，但无论是格拉斯还是他的报纸对此都毫不在乎。

对格拉斯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37岁的威利斯，一个他已经物色到的熟悉改革突出思想的技术人员。由于威利斯接近劳克林，[22]最近在公民联盟手册上与他有过合作，因此他也很熟悉奥尔德里奇计划。虽然威利斯没有在公共场合支持此计划，但由于民主党人承担了积极的角色，负责起草法案的人至少对杰基尔岛中央集权的概念抱有开放态度，这点很重要。沃伯格对民主党人不信任，紧紧抓住这一点来保护他的计划。[23]“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他对劳克林抱怨说，“绝对不适合制订任何法案，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4]沃伯格冷嘲热讽地建议说，唯一的选择是由劳克林控制威利斯，再由威利斯管理小组委员会。

作为一个南方人，格拉斯怀疑联邦权力，对集权抱有敌对的倾向；[25]他本能地反对把全国各地无关联的地区银行组织起来。然而，在沃伯格对劳克林的督促以及劳克林对威利斯的指导下，威利斯开始采取措施缓和国会议员的对抗。[26]6月，劳克林写了封信给威利斯，建议他们暗中密谋改变格拉斯的观点：

从最近的消息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与上次我看到你时相比，格拉斯先生愿意走得更远。也就是说，我认为你已达到了引导他前进的目标，他很可能会愿意采取进一步措施，让组织比大量独立机构构成的形式更统一。[27]

对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公开模仿奥尔德里奇计划。然而，奥尔德里奇计划显然有很多优点，不能视而不见。据威利斯后来回忆，小组委员会这样拿捏这个微妙的问题，他们同意如果在任何其他计划中发现了“想要的功能”，“应该采纳它而不是妨碍它”。[28]这是威利斯的方式，用以证明从奥尔德里奇计划中采纳一些有意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决定，这种方式让人备受折磨。

那年春天，威利斯亲自草拟了法案的开头。[29]格拉斯鼓励他，但他这个夏天在林奇堡面临初选的挑战，将暂不参加立法工作。威利斯继续与劳克林就新银行法案应该什么样子进行磋商。

同时，在另一个众议院银行业小组委员会，普若提名一名叫塞缪尔·安特梅尔（Samuel Untermyer）的强势的公司律师，[30]负责金融托拉斯的调查。选择安特梅尔做顾问让银行家们吓得发抖。安特梅尔通过组建金融集团和公司组合起家，到了职业生涯中期，他成了对托拉斯及华尔街直言不讳的批评家。银行家们怀疑他的转变是出于政治动机。安特梅尔终其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曾经谋求过美国参议院席位但最终失败，据说他对此耿耿于怀；同时他也被一些不道德的商界惯例的窃窃私语的阴影所笼罩。

让银行家们感到害怕的是，安特梅尔，这位在闲暇时参与了丰厚的股票交易和兰花种植的投资者，[31]知道华尔街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杰克·摩根（Jack Morgan）打电报给他的父亲说，他预计调查将会令人“不快”。[32]刚开始时，安特梅尔对沃伯格和范德利普表现出安静的姿态，努力保证他是出于高尚的目的，[33]但银行家们肯定把安特梅尔看作一个政治老手，对待他要小心谨慎。

格拉斯对安特梅尔也很担心。这名国会议员得到警告，他应该迅速占领立法的位置——尽管大家都同意将委员会划分开来——否则安特梅尔将会侵占他的地盘。[34]巧合的是，安特梅尔也出生于林奇堡，[35]比格拉斯出生刚好晚两个月。安特梅尔也是一个南方联盟士兵的儿子，但他在战争结束后迁居到北部，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24岁就成为一家纽约公司的合伙人。

事实上，安特梅尔确实对法案草案有所企图，这是他希望从听证会收获的果实。他感觉到了有机会改写银行法的荣耀，并将成为对格拉斯的严重威胁。也许，他觉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就可以让格拉斯靠边站了。5月，安特梅尔开始从华尔街的银行处收集信息，然后他开始传唤证人。听证会将在6月政治活动期间休会，但安特梅尔正在为选举后的一系列爆炸性的盘问打好基础。

这次选举是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它的特色在于两党激烈的竞选，十几个州的初选，以及女性选民在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投票。此外，威尔逊、罗斯福和拉福莱特都在争夺政党的提名，美国会转向一个全新方向的可能性出现了。当候选人们在拉选票时，女权主义者在纽约游行，国会通过了第十七项修正案；一旦批准的州达到所需数目，未来奥尔德里奇没有民众投票就无法进入参议院。

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观看棒球的汹涌人潮中，这项运动在报上被称作全民娱乐活动。棒球开幕式上，看台上挂满了旗帜和彩旗；包括位于波士顿的芬威在内的三座全新的钢筋混凝土体育馆首次亮相。“本赛季棒球球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乐观。”[36]《时代》如此报道。塔夫脱创立了一项抛第一个球的传统，将这项运动的地位提升至统一的美国仪式的规格。

从这项运动中民主党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内战以来他们只赢得了两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一个由南方白种人、西部农民和城市居民拼凑起来的群体。尽管威尔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父亲曾拥有奴隶，伍德罗反对不同种族间的“社会关系”[37]），但他是党内最能团结的候选人，对进步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的吸引力最大。他也是唯一一个不局限于杰克逊主义的老调重弹，对中央银行有自己独特看法的民主党人，虽然他的看法还未确定。被视为领跑者的查普·克拉克没有参与竞选活动，倒是威尔逊在国内四处发表演讲，表明他对民主政治成效的信念。

但初选对威尔逊来说并不顺利。在那个时代，美国人特别崇尚演讲，这位州长是个大师级的演说家，但是他的传记作家亚瑟·林克（Arthur Link）观察到，他的理想主义的布道“吸引的主要是人们的头脑”，[38]而不能唤起他们的“激情”。他在一系列初选中落后于克拉克，包括伊利诺伊州、内布拉斯加州（布赖恩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初选。

与此同时，布赖恩恳求威尔逊在银行业改革问题上明白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39]威尔逊无疑把布赖恩的话放在心上，他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对一个听众说：“我听说很多人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反对。”这背离了他先前的言论，反映了他的绝望多于信念。事实上，似乎为了弥补自己的话，威尔逊迅速补充说：“但在美国我们有其他机构，比中央银行更强大。”他又一次向所谓的华尔街权力开火，而不是攻击政府集权。不管真诚与否，在佐治亚州的这番言辞帮助他挽救了竞选。豪斯上校得到布赖恩的声明，他将考虑提名威尔逊或克拉克作为总统候选人。[40]威尔逊也从有影响力的报纸那里获得认可，包括《堪萨斯城市之星》和《罗利新闻与观察》（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他从富有的朋友们那里拿到很多竞选资金。当竞选主赛季结束时，威尔逊终于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共和党的竞选充满了人身攻击，让人痛苦。拉福莱特的竞选资金不足，缺乏组织性，[41]他怨恨罗斯福抢了他的风头，但与在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之间上演的莎士比亚剧相比，他与罗斯福之间的敌意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罗斯福和塔夫脱这两个老朋友反目为仇，互相伤害对方，只有密友至交才能这样相互伤害。塔夫脱称罗斯福是“危险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讨好人民的马屁精”，罗斯福称塔夫脱为“傻瓜”和“伪君子”——对这样一位坦率的人民公仆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指控。

很少有人提到银行改革——塔夫脱不想强调他支持奥尔德里奇计划，而罗斯福对此则不是那么感兴趣——但这场竞争根本不是关于银行改革的：它是关于罗斯福并不想让他的继任继续执政。罗斯福说他参选的原因是因为塔夫脱背叛了他的理想——[42]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因为他培养了对像奥尔德里奇这样的党魁的支持（这是真实的，尽管罗斯福曾经培养过同一位党魁）。在罗斯福当总统时做得很不错的事情上，塔夫脱总体表现也都不错。在环境保护方面，他和他的前任一样，活跃于保护公共用地防止滥用方面。在反垄断上，塔夫脱提起了更多的诉讼案，[43]超出罗斯福认为的必要数量。塔夫脱还成立了劳工部，并签署法案，强制实行合同劳工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他还推动所得税修正案。但在1912年，相比他此前所倡导的，罗斯福主张更加强硬的进步主义。他远比塔夫脱更希望政府追求社会公正与再分配。为与“人民”共进退，罗斯福提出了一个病态的想法，允许选民推翻法官的决定，[44]而作为一个法学家，塔夫脱认为这个想法很恐怖。由于他们主要是在气质或程度上有差异，华尔街多数人都认为罗斯福是个机会主义者。“这些年来，他是做过一些出色的事情，”摩根的高级顾问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这样评价这名前总统，“但对他最近几个月竞选表现的研究让我不禁相信，他现在的主要目标仅仅是为了重新掌权。”[45]

塔夫脱控制着党的组织；罗斯福唯一的机会是在初选中点一把火。4月初，他先在伊利诺伊后在宾夕法尼亚击败了总统塔夫脱。两天后，帮助塔夫脱竞选的皮亚特·安德鲁，在华盛顿的威拉德酒店与沃伯格共进晚餐，在那里他们无疑讨论了不容乐观的选举新闻和改革的前景。[46]晚饭后，他们听到一些真正可怕的消息：在与冰山碰撞之后，游轮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北大西洋。死者当中有一个是总统的军事助手——阿尔奇·巴特（Archie Butt），[47]塔夫脱几乎视他为家庭的一分子（巴特也曾真诚地为罗斯福服务）。总统和整个国家都陷入伤感中。范德利普试图对业务上的短暂停顿做出解释，他对斯蒂尔曼说：“这件事带来的恐惧已经影响了每个人。”[48]塔夫脱取消了他的日程安排，也不去参加棒球开幕式。这位总统几乎诸事不顺。

4月19日，在两轮初选中塔夫脱又被击败。在那个时代总统不用参与竞选，但塔夫脱觉得必须通过巡回演说对罗斯福予以反击。[49]他进入马萨诸塞州，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伍斯特（Worcester）和许多较小的城镇做短暂停留，在那里他反驳罗斯福的指控，说前总统所说的是对他履历的歪曲。塔夫脱从他平日的麻木中觉醒了，他充满活力地声讨罗斯福，否认自己曾经不忠，指责自己的导师追求一种激起“阶级仇恨”的分裂策略。然而，他对这场与“亲爱的老朋友”的斗争并不津津乐道。在某处停留时，他声称：“这让我的灵魂感到痛苦。”在波士顿拥挤的舞台上，塔夫脱结束一天的发言后说，他的挑战者罗斯福因为个人野心而不适合执掌政坛。在发表了这番激烈的长篇大论后，一名记者遇到总统正坐火车回家，他瘫倒在休息室。“罗斯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塔夫脱说，然后开始哭泣。

当竞选活动白热化时，公民联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宣传战。无论谁被提名，詹姆斯·劳克林都致力于确保政策纲领对改革有利。先是共和党聚在芝加哥，后是民主党聚在巴尔的摩，联盟增加支出以创造大会的改革风潮。[50]甚至在他和沃伯格继续争夺政策和预算时，劳克林还组织了一场巧妙的竞选活动[51]。全国各地都在预约发言人；[52]人们在不断地讨好媒体。联盟的公报被发给每个华盛顿的记者，记者再接二连三地发回新闻报道。根据一份内部的联盟备忘录，“联盟所倡导的许多银行业改革的基本面，已成为编辑室的常识”。劳克林意识到，正如范德利普所预言的，对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唤醒了对银行的兴趣；联盟现在的工作，正像在另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说的，仅仅是“将舆论导向明确的渠道”。[53]一个典范是6月4日（共和党大会召开二周前），刊登在《莱克星顿（肯塔基）报道》（Lexington[Kentucky]Herald）上的一篇社论，它虽然可能不准确，却肯定地将奥尔德里奇计划说成是一项保护美国不受金融托拉斯影响的法案。

劳克林希望商人们来召集当地社区的代表。[54]在阿肯色州（公民联盟活跃的40个州之一），商家收到鼓动，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并把联盟描绘成为争取更合理的货币而与假想的华尔街敌人作战的一场战役。在大会之前，这些工作与对阿肯州色社论作家的游说工作相互配合，精心协调。

现在证明劳克林早些时候坚持联盟无党派性的策略非常聪明，因为这样他能同时向两个政党献殷勤。[55由于芝加哥就在附近，他希望共和党人会彻底支持奥尔德里奇计划。而对民主党的期望则更有节制，劳克林认为在巴尔的摩，支持性语言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将促进格拉斯和威利斯的立法工作。在南方各州，劳克林游说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敦促他们在各自州的大会上采取支持改革的政策。[56]他的听众们是否理解了银行业的要点并不重要，正如劳克林在一封写给沃伯格的信中所强调的，“得克萨斯的民主党政策先是诅咒奥尔德里奇，然后实际在改革提案上又使用了我们的原话”，信中散发着讽刺气息。

劳克林还写信给布赖恩，希望借此唤起他对过去的回忆，并恳求他缓解抵抗。劳克林知道布赖恩将主导在巴尔的摩的政纲讨论，因此他暗示，在银行问题上采取适度的语言将有助于民主党解决它一连串的失败：

在当前的竞选活动中，在一项影响我们信用机构的伟大而崭新的建设性措施上，这个国家将学习观察民主党是否值得信任。在吸引相应阶级拉选票时，它应该不能被操纵偏离位置……对你这么一个公众人物来说，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能让你在大会开始前几天里赢得好感。[57]

在芝加哥，安德鲁计划引导共和党政策向奥尔德里奇计划靠拢。[58]在安德鲁离开华盛顿前，安德鲁的老板——财政部长麦克维，拒绝了他的请假要求。这表明，麦克维对安德鲁改革工作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它还表明，塔夫脱政府在与罗斯福的斗争中，没有把政治资本放在银行上。

尽管如此，安德鲁还是很不明智地前往芝加哥。他很快发现，对那些违抗政治赞助者的人，华盛顿毫不留情。他刚一回到首都，麦克维就要求他辞职。安德鲁直接请求与他社会关系不错的塔夫脱总统进行干预，并在言辞中泄露了他的不满，这导致他们之间出现了公开的分歧。塔夫脱简略地告诉他：“我认为你故意违抗麦克维先生的直接命令是不明智的。”安德鲁出局了。[59]

在芝加哥大会上，安德鲁甚至效率更低。[60]芝加哥是一派政治残杀的场面，在芝加哥体育馆，塔夫脱和罗斯福各自的忠实拥护者们参与了争斗。虽然在初选中塔夫脱被打败，甚至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也是这样，但对政党机器的控制让他在代表中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他在州大会上也击败了罗斯福。但罗斯福提出质疑，认为近四分之一的代表的选择是被误导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不得不出面解决这些纠纷。罗伯特·拉福莱特控制了重要的摇摆不定的代表，塔夫脱没法伤害这位威斯康星参议员。不出所料，政策委员会故意忽略安德鲁，也避而不谈奥尔德里奇计划，还批准了一条平淡无意义的政纲条目——“现行的银行安排模式须做进一步修订，以防货币恐慌和金融动荡的再度发生”。这一表达虚弱无力，且并没有提到国会委员会已经做出这样的“修订”，并已被现任总统批准。作为一个独立的建议，奥尔德里奇计划在会议厅已经流产。共和党内的团结也同样不复存在。

安德鲁清楚地目睹了在资质问题上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投票，那种“发烧一样的兴奋”，[61]他把所有这些都记在日记里。会议开始前的那天晚上，他看见罗斯福对座无虚席的礼堂里的支持者们说：“我们现在站在末日战场，为主而战！”[62]粗鲁的骑手现在是白衣骑士，是救世主，当无法获胜时，他宣称自己上当受骗了，率领人马离开体育馆，并退出党内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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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以微弱多数被重新提名。伍德罗·威尔逊对一个朋友说：“共和党人已经经过内部交锋，并且做出了最差的表现。”[63]

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银行改革的共和党人，没能保留下什么来继续支持这一事业。如果罗斯福继续他的第三方挑战计划，塔夫脱在秋天获胜的机会将被严重削弱，这甚至是致命的。改革者对民主党人进行了必要的较长时间观察。

劳克林、威利斯和安德鲁齐聚巴尔的摩，[64]他们知道，布赖恩正在这里准备民主党大会。大会代表们从火车上鱼贯而出，加入狂欢节的气氛中。铜管乐队在街上游行；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好像都竖立着候选人的照片。威尔逊待在州长的避暑别墅里，这座别墅位于新泽西西格特，离海岸线几小时远，很方便追踪进展。在与家人一起等待投票开始前，他找时间写了张便条给他亲密的朋友玛丽·艾伦·赫尔伯特·派克（Mary Allen Hulbert Peck）：“天是灰色的，灰暗的。我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壁炉里点燃炉火取暖，并让精神振作起来。”[65]威尔逊也给布赖恩送了一张讨好的便条，同意布赖恩的观点，即巴尔的摩必须是“一场进步主义者的大会”。[66]威尔逊在代表票数上仍然落后于克拉克，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

第十章   伍德罗奇迹

一个民主国家拥有的天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因为民主国家让天才的才华得以释放。[1]

——伍德罗·威尔逊

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正确率达60%∼70%。[2]

——伍德罗·威尔逊于1912年竞选期间的私人谈话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自己起草了民主党的大部分政治纲领，它像另一把匕首，插入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心脏。不管詹姆斯·劳克林如何请求他保持克制，这位伟大的民主党人还是直言不讳：“我们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计划，也反对成立中央银行。”[3]巴尔的摩会议上批准的继续支持“对银行法案进行系统修改”政策，使整个国家从恐慌与萧条中摆脱出来。卡特·格拉斯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他几乎有权制订任何法案，只要这项法案不代表奥尔德里奇计划或成立“一家中央银行”。但是，该政策还强调每个州的权利，主张农民的信用“与货币改革问题同等重要”，因为农民一直是布赖恩的首要支持者。

这张为银行业改革开出的乱七八糟的处方展现出一个更大的真相：民主党正处于转型期。该政策是进步主义的，强调更强硬的反托拉斯法，禁止企业为竞选捐款及收取所得税。然而，民主党仍过于传统，无法接受妇女选举权或最低工资，因为接受其中任何一项都会触怒它的南方大本营。民主党是强调城市进步主义运动，还是强调农村对华盛顿的不信任，将取决于他们选择的领导人。

从一开始，布赖恩就使大会陷入骚动不安中，[4]因为他提议拒绝提名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何人：接受过J.P.摩根的恩惠，或是两个公认是他盟友的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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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惠，或受过“其他追逐特权的成员和寻求照顾的阶级”的恩惠。事实上摩根并没有远程控制民主党大会，因此布赖恩的提议纯属无中生有，但它到处传播。关于布赖恩正在寻求提升自己候选人资格的谣言传遍了民主党大会；更有可能的是，他希望建立自己作为权力经纪人的诚信。由于布拉斯加州初选结果在第一次投票中的判定，布赖恩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都流向了查普·克拉克。这名密苏里代表以440.5的票数相对威尔逊的324票差额胜出。但威尔逊也有优势，他的支持者们更狂热，更忠诚，这抵消了他票数上的劣势。

当投票开始时，威尔逊在西格特焦急地读着电报公告。[5]只有艾伦和女儿们陪着他，没有别的访客。他一直满足于学术研究所特有的孤独，整整一天都沉浸在一本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一位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也因其演说、宗教和自由主义观点而出名——的传记里。为了等待消息，午夜过后威尔逊仍然没有睡。

第二天，6月29日星期六，纽约代表团转而投票给克拉克，使这位议长拥有多数票。艾伦泪流满面，威尔逊似乎即将落败。然而，民主党要求三分之二多数票。在第14轮投票中，布赖恩宣布因为纽约集团被腐败的坦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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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所控制，因同情华尔街而抛弃了克拉克这边，他自己将转而支持威尔逊。从那以后，总统竞选的投票就像是一场消耗战，双方不相上下。到第30轮投票，领先的地位终于发生了变化。直到7月2日第46轮投票时，威尔逊最终取胜。他写信给玛丽·佩克，“我成为最终提名人是一种政治奇迹”。[6]

伍德罗·威尔逊55岁，深棕色的头发正在变成铁灰色，一张方下巴引人注目。他是个南方人，但最近30年都待在北方，从一位保守的英国议会统治的崇拜者，转变为一个进步主义者。历史学家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威尔逊改变了他的立场。当他在普林斯顿任校长期间与特权阶级斗争时，机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相比人们所了解的，实际这种变化更符合他不断发展的思想。[7]威尔逊相信自由主义，他相信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并虔诚地相信竞争的力量可以缓和商业周期不利的过度波动。这是纯粹杰斐逊式的民主。他从部长父亲那里继承了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再加上自己的理想主义，使他相信商业领袖会为公民利益工作。然而，当他离开普林斯顿时，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相信商业周期能够自我调节。但他从不怀疑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威尔逊希望联邦政府介入，尤其在反托拉斯上，这可以铲平公平竞争的障碍。

对威尔逊来说，美国民主的神来之笔在于它不断自下而上重塑自己的力量。在肯塔基的巡回演说中，他说“每一个民族都从这些无名者的行列中获得新生”。他确实对巨型托拉斯的出现以及现代工业的巨大规模和没有人情味感到震惊。他害怕个人会被“淹没”。在一句唤起人们对近代回忆的印象深刻的话中，威尔逊提到他担心“我们被称为‘繁荣’的过程，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8]

与被草草形成的进步主义党提名的罗斯福相比，威尔逊可能被认为比较保守。罗斯福认为大型托拉斯是有效的经济主体，是繁荣所必需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废除托拉斯，而是规范它们。威尔逊嘲笑这是“专家建立的政府”。[9]罗斯福的怪诞而冠冕堂皇的“新民族主义”提出大企业和政府成为合作伙伴；而威尔逊想在必要时，让政府与托拉斯分离，恢复杰斐逊式的平衡。

威尔逊的哲学在两方面引导他走向银行业改革。首先，他对联邦权威很少抱有疑虑，[10]即使他有时会效仿南方人对各州的权利表示关注。他的学术工作本质上是对在民主国家运用权力以及如何才能让中央政府最有效的长篇论述。早期，他崇拜英国的体制，因为他认为它比美国式的权力分离更有效。事实上，他曾说过，他宁愿活在1776年做个保守党人，也不愿看这个国家分裂成13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领地。

同时，威尔逊把银行业的问题看成垄断问题的一部分。他担心，金融巨头联合会限制个人和小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在西格特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时，他将金融托拉斯与其他托拉斯混为一谈，谴责“银行、铁路、快递公司、保险公司、制造业、矿业企业……以及其他所有的大型联盟”。虽然不是非法的，但他说，这样的联盟“可以控制信用和企业，如果他们想的话”。

威尔逊的经济分析太过单纯，没有针对具体的银行问题。垄断并不是个人信贷缺乏的单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他忽略了保罗·沃伯格发现的更大的问题，即对储备资金池的需要，以确保贷款持续的流动性。然而，威尔逊相当坦率地承认他对于这个问题——他称之为“我们银行业和货币法案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缺乏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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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承认，“我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被教条化了”。[11]

一个较为公正的解读是对垄断的厌恶促使威尔逊着手解决他认为在银行业存在的类似问题。即使问题不严格相似，却允许他主张对其他问题进行认真的修订，并允许他进行银行改革，最终成为一项进步主义的事业。

竞选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即便其结果没有太多悬念。罗斯福在东北部和上中西部的力量都很强，但他和塔夫脱不可避免地各自拉选票。与此同时，威尔逊在南部和西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包括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内的这四个人之间的相互角力，迫使主要政党进行调整。民主党变得比共和党还要“左倾”，并且这种模式将持续长久。竞选中没有单一的议题占主导地位，候选人之间的分歧也并非特别尖锐，但人们感受到这次选举昭示着一个新的方向。

威尔逊从强调关税改革开始，他对关税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贸易中非自然的扭曲，但关税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锋芒。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他凭借对政府调控商业的坚定拥护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咨询过布兰代斯之后，威尔逊转向一个更有力的主题：拆分垄断集团。即便那样，他的夸夸其谈也有让他失去听众的倾向。当威尔逊宣称“我支持大企业，但我反对托拉斯”时[12]，台下的听众大多数都挠挠脑袋，不知所云。

罗斯福的策略是对威尔逊进行攻击，说他是个伪装的保守党。他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13]单纯的反托拉斯活动并不能为那些吵着要求工会组织权或更高工资的工人们提供公平的竞技场。威尔逊也支持劳工，[14]但他对它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相比之下，罗斯福，这位富有而平易近人的纽约人，与工厂工人及其他城市劳工的联系更为紧密。

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一样四分五裂。[15]以前在摩根公司的乔治·珀金斯，现在是罗斯福竞选团队的领导，这使他与之前所在的公司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J. P. 摩根和安德鲁·卡耐基都支持塔夫脱——这位最重视商业部门的候选人。但许多金融家，包括保罗·沃伯格和雅各布·希夫在内的典型共和党人，则向威尔逊捐款支持他。华尔街金融家认为威尔逊既没有罗斯福那么邪恶，又比塔夫脱更有可能当选。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律师安特梅尔，因为自身的原因送给威尔逊一万美元（他正在密谋操纵委员会的立法任务，并希望威尔逊成为他的盟友）。注意到犹太银行家们正在支持威尔逊，弗兰克·范德利普攻击道，“希伯来元素”正在公开支持假定的赢家。“希伯来元素”是一种蔑称，这反映了那个年代普遍存在于银行家中的一种反犹偏见。

威尔逊当选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大，银行家倾向于更清楚地表明民主党的议程。在公开场合，威尔逊拒绝被人牵制。他告诉一位社论作者，他不想使这个国家的注意力从大的原则转向细枝末节。[16]他关于银行业的竞选讲话是陈词滥调。[17]

然而，在私底下，威尔逊准备放弃民主党反对中央银行的传统。在一个关键支持者的家中，他与范德利普进行了商谈，他称赞了范德利普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同时巧妙地把话题引向范德利普对自己在公众场合的沉默所做的批评。“你不明白政治，”威尔逊指责范德利普说，[18]“这与我认为该做的没什么关系。我首先得当选。”威尔逊更进一步与亨利·摩根索会面，这位在民主党中表现突出的房地产投资者，曾于1912年9月到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家进行拜访。摩根索向纽约银行家们报告，说威尔逊认为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正确率是60%∼70%。[19]威尔逊补充说，他们必须用另一个名字再起草一个法案，但在新起草法案完成之前，他们会将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正确率提高到80%。

但即使在向银行家们发出希望信号的同时，威尔逊还是继续对布赖恩示好。[20]在内布拉斯加停留期间，威尔逊与布赖恩待在一起，两人一直聊到深夜。布赖恩也曾大力为竞选拉票，这提高了他在威尔逊政府有影响力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内阁职位。

罗斯福给竞选提供了最为戏剧性的一幕。10月，正当他在密尔沃基演讲时，一个离他很近的人拔出手枪开火。子弹穿透了这位候选人的肋骨，他的胸膛鲜血直流。罗斯福抑制不住好奇，问这个精神错乱的袭击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拒绝了一名医生要他马上进行治疗的命令，直接来到大礼堂。现在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这位曾经的战士和猎巨兽的猎人对人群说：“我刚刚被人枪击，但杀死一名进步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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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他整整讲了50分钟才去医院。但他的英雄精神来得太晚了。

威尔逊赢得了40个州，比罗斯福的选票差不多多了一半（630万票对410万票，塔夫脱尾随其后，得到350万票）。虽然威尔逊只获得了42%以下的直接选票，但他的胜利是决定性的。20年来参议院首次转向民主党，同时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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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为胜利而激动，却因竞选而疲惫，他计划去百慕大群岛休假。在出发远航之前，三个准银行改革派对他纠缠不休。在这些追随者中威尔逊如何选择，将对改革命运的决定大有帮助。

在这些请求者中，詹姆斯·劳克林是唯一具有银行专业知识的。[21]他对公民联盟（现在已经偃旗息鼓）没有撰写自己的改革计划感到遗憾，并渴望得到认可。劳克林不明智地致电总统，要求在他旅行前和他进行“简短的会谈”。但威尔逊拒绝了。

在威尔逊获胜后的那天，塞缪尔·安特梅尔联系了他，声称自己有急事，要求占用威尔逊“整个一天中最好的部分”，这其实更多是虚张声势。[22]威尔逊巧妙地把他打发了。

威尔逊也接到卡特·格拉斯的信，信中说他和他的助理帕克·威利斯，“已经初步制订了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替代品”。[23]这显然夸大了他们取得的成果，但格拉斯对他们的目的说得很准确。“我认为如果没有你提供一些建议，委员会将难以为继。”威尔逊以比对安特梅尔更温暖的态度回复道，他希望尽快与格拉斯“交流沟通”。

威尔逊所说的“短假”实际上是四周左右的逗留。[24]在威尔逊缺席期间各方使出各种花招，竞争异常激烈。开始时是安特梅尔策划的与威利斯的会议。[25]表面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安特梅尔要威利斯对资金托拉斯听证会给予好评，资金托拉斯听证会预计在11月底恢复，威利斯的日常工作仍在《商业日报》。不过，安特梅尔也透露，尽管大家都同意对银行委员会的职责进行划分，他本人“正计划今年冬天让资金托拉斯小组委员会出台立法”。换句话说，他一心想篡夺格拉斯的权力。

第二天，威利斯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转告了格拉斯。正如威利斯所总结的，“安特梅尔设想了一个总体的竞选活动，其目的在于把所有委托给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职能都放在自己名下”。[26]

同样令格拉斯不安的是，安特梅尔似乎在与一些金融家结盟，或至少与他们达成协议，听证会上将对这些金融家们的运作进行探究。据威利斯报道，那傲慢的律师坚持认为，对格拉斯来说，任何包含“中央储备协会”的银行法案听起来都太像中央银行。事实上，安特梅尔是明确立法要保留“奥尔德里奇法案的主要思想”。[27]

格拉斯与安特梅尔的个人竞争现在表现在改革方面。格拉斯感到愤怒，并意识到他领导改革的位置岌岌可危，他写信给委员会主席阿尔塞纳·普若，谴责安特梅尔“不恰当的活动”[28]并寻求普若的安慰。普若也重申格拉斯在货币立法上的权威，但格拉斯很难指望安特梅尔很容易就此让步。普若将在这一轮会期结束时退休，以及安特梅尔会影响下一届主席选举的可能性把格拉斯逼得近乎绝望。

根据劳克林的说法，格拉斯指责安特梅尔的政治阴谋，并归咎于犹太金融家们，说是他们“促使”他从幕后走上舞台的。劳克林自己也忍不住对这些银行家所谓的邪恶进行攻击。他写信给威利斯：“在道德方面，不要信任希伯来人。”[29]非犹太的当权派视犹太人为篡位者，欢迎他们进入金融业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在他们举止谨慎的条件下。安特梅尔毫无疑问是个狡猾的家伙，但劳克林也遭到了整个行业的质疑（在他这种情况下，芝加哥的主要银行家们对他提出了质疑），他相信中央储备。也许更关键的是，来自安特梅尔的威胁将进程向前推进，因为它促使散漫的威利斯及格拉斯开始行动。在秋季竞选期间，威利斯和格拉斯甚至没有接触过。而威利斯，虽然他说自己“忙于银行业问题的各个阶段”，[30]他却没完成任何文字或草案。现在，格拉斯和威利斯忙了起来。

11月中旬，格拉斯在洛丽酒店接待了劳克林，[31]这是他在华盛顿的住所，并要求劳克林帮助威利斯草拟法案。据劳克林说，关于“特别条款”，格拉斯一条建议也没有提。他唯一担心的是，草案无法与民主党政纲“抗衡”。事实上，格拉斯手里有政纲的复件，强调他忠于党派的教义。劳克林温和地提示他们可能会超出政纲允许的范围，对此格拉斯没有回答。双方同意这个问题只能让威尔逊来解决。

事实上，格拉斯还在努力理解银行业的准则。[32]他和威利斯大量地寻求建议——然而正如学者罗伯特·克雷格·韦斯特（Robert Craig West）所指出的，等到需要共享信用时，他们就表现得粗野无礼。这国会议员是一位慎重的“学生”，但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他将为之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也许是因为不确定自己的立场，他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格拉斯往往从阴谋论的角度看待世界，怀疑与他观点相左的人们是出于邪恶的利益驱使。格拉斯也承认自己“疑心太重了”。[33]在努力让银行业支持他的过程中，这点对他造成了损害。格拉斯知道他需要这个行业的支持，但他拒绝把银行家们当作他的知心人。因此，大多数银行家们只听到格拉斯和威利斯要搞什么小动作的传闻。“格拉斯先生很少允许把事情公之于众或根本都不对外公开。”失意的沃伯格述说道。[34]

虽然培养格拉斯的努力受挫，但沃伯格使得新当选总统的圈子逐渐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威尔逊的亲密朋友豪斯渴望听到沃伯格的观点，沃伯格巧妙地向他游说众议院相信中央银行的好处。摩根索是另一个威尔逊的顾问，他要求沃伯格准备一个计划，来弥合民主党政纲和“健康的银行业”准则之间的差距。[35]威尔逊还读了提倡区域银行网络的铁路律师维克托·莫拉韦茨的一篇文章。通过这些渠道，这样威尔逊回来后，将了解华尔街的想法，他们普遍重申他自己的信念。虽然这位新当选总统没有确定的议程，总的来说，他更倾向于某种形式的集权，他对华尔街的敌意比布赖恩和普通民主党员少。

当在一次华盛顿晚宴上被介绍给豪斯时，格拉斯才开始对众议院民主党（大多效忠于布赖恩）和萌芽期的白宫之间的鸿沟略窥一二。威尔逊神秘的朋友把格拉斯拉到一边，私下里说中央储备的种种优点。格拉斯立刻予以反对，说民主党党纲“不允许”他的委员会提出这种补救办法。豪斯直截了当地说：“格拉斯先生，我恐怕您太重视党纲了。”[36]这次交流当然让格拉斯烦恼，但也提升了他的地位，因为豪斯意识到下定了决心的格拉斯可能是个有用的合作伙伴。他写信给威尔逊：“我想你越快见到他越好。你会发现他愿意与你最大限度地合作。”
(44)

[37]

12月，安特梅尔将资金托拉斯的聚光灯对准了华尔街的领袖们。[38]普若听证会（尽管听证会因普若主席而得名，但实际上由安特梅尔控制）不直接承担立法改革的任务。然而，通过曝光华尔街银行家们之间臭名昭著的相互勾结，他们帮忙塑造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银行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系列气氛高度紧张的盘问之后，安特梅尔试图证明，银行信贷和公司承销掌握在以75岁的摩根为中心的一小撮华尔街银行家组成的阴谋集团手中。安特梅尔的风格是富有侵略性并引起争议的。他通过提出带刺的，甚至是尖酸刻薄的问题来得到他想寻求的答案，对这些问题证人的发问往往难以回避。他甚至拒绝让证人律师介入。

摩根本人是这一系列盘问的见证人。他仍然是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家，虽然在哈利·戴维森帮他打理银行时，他把自己的大半时间都花在了欧洲。摩根认为公开听证会让人作呕，不适合私人银行家。[39]为了做证，摩根乘坐专列去了华盛顿。“列车上有六位纽约最杰出的律师，摩根的几个合作伙伴，还有许多女性亲属，”范德利普报告说，“报纸上说他在威拉德有20个房间，出门通常都像一位加冕的君主那样。”[40]

站在证人席上，摩根说出了一句将载入史册的话。当安特梅尔询问发放信贷是否主要基于借款人的资产。摩根说：“不，先生，首要的是品格。”[41]这是对19世纪银行业的讨人喜欢的描述。问题是（后来的证人会证明[42]）它已不复存在。在与20世纪的垄断更相关的问题上，安特梅尔让摩根承认他看不出互为竞争对手的银行家们彼此合作有什么问题。绅士之间并不竞争，或者即使有，竞争也并不残酷。

安特梅尔：你主张合并与合作，反对竞争，对吗？

摩根：是的，我更喜欢合作。

安特梅尔：那合并和反对竞争呢？

摩根：我也不反对竞争。我喜欢有一点竞争。[43]

安特梅尔故意瞄准铁路，[44]这是那个时代的主导产业，摩根通过大量并购及发行证券重塑产业格局。铁路是有利可图的华尔街的客户，安特梅尔抛出一个辛辣的问题，即专与摩根做生意的铁路是否会在竞争承销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服务。难以置信的是，摩根承认他们会。同时，安特梅尔指责银行与其公认的银行业竞争对手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包括乔治·贝克的第一国民银行。摩根承认他和贝克是“许多年的……至少从1873年起”就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那如果第一国民银行想要参与一宗摩根的交易呢？

摩根坦率地回答：“我总是给他们提供我所拥有的一切。”

对公众来说，摩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物，但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范德利普沮丧地发现，他的表现有时很“浮躁”。[45]这似乎也证实了摩根不再因他在1907年恐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气概而被人依靠，需要一些新式的保护人。这个听证会，一直持续到1913年，报纸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许并非巧合，改革的提案成功了。12月，劳克林向威利斯提交了三份连续的草案。大体上，劳克林提出货币政策由地区协会负责，类似奥尔德里奇计划中的区域分支机构，并由中央委员会进行协调，该中央委员会由银行家和总统任命人员共同组成。[46]沃伯格也匆匆完成了一份14页的建议[47]，他转交给摩根索，最终提交给威尔逊。这个最新的沃伯格模型展示了一个有20家分支机构的华盛顿的中央银行。这些计划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联邦化特色；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拥有的控制权应到什么程度。正是这种争论使格拉斯感到不安。尽管他可能没有马上看到沃伯格的计划，他很清楚银行家们给中央集权带来的压力。格拉斯还会见了皮埃特·安德鲁，[48]此时安德鲁已经重新开始定位奥尔德里奇法案。此外，格拉斯抱怨说，他已经“淹没在提出各式各样货币计划的人们的来信中”。[49]

格拉斯所有的本能都在试图控制这一过程。[50]他阻止了安特梅尔挖墙脚的企图，并在年底获得将接替普若出任委员会主席的保证
(45)

。格拉斯还决定在明年年初举行听证会。他可能希望从还在进行中的安特梅尔听证会那里获得关注，但格拉斯的主要目的是使公众总体上对奥尔德里奇计划与中央银行的负面意见得到进一步巩固。格拉斯和威利斯花了很多时间审查潜在的证人清单——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把中央银行的支持者们筛选出去。威利斯显然是为了事先做好准备，他建议他们邀请E. D. 赫尔伯特（E. D. Hulbert）——芝加哥商人贷款和托拉斯公司的副总裁，并指出：“赫尔伯特先生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批评非常尖锐，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极具破坏性。”[51]格拉斯也开始远离劳克林。这位曾与威利斯密切合作过的教授，显然希望加入起草法案的内部圈子——他甚至问是否能将他的名字列入立法者的名单！格拉斯推迟了对他的拜访。[52]敏感的劳克林对此震惊又自怜，“我感到相当吃惊”，他写信给威利斯。[53]

格拉斯唯一想要的观众是威尔逊。[54]他于12月14日再次写信给威尔逊，对给威尔逊增加“负担”表示歉意，谦卑地表示希望安排自己与威利斯的会面。两天后，在经过了40小时的大西洋航行后，新当选总统抵达纽约，他晒得微微发黑，看上去很得体。报纸报道威尔逊欣然给同行乘客签名。回到普林斯顿，他最紧迫的任务是组建内阁。他还确定了立法的重点，包括银行业改革，这仍然是一个与竞争对手争抢的赌注。回家才一天，威尔逊就开始下注。他邀请来自林奇堡的国会议员和其助手来到州议会大厦。

第十一章   普林斯顿车站

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白天在我面前徘徊，夜晚则在我的沙发上作祟。[1]

——卡特·格拉斯

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它，但只要你集中控制权，它终将会成为一个中央银行。[2]

——菲斯特斯·J. 韦德（Festus J. Wade），

于国会银行小组委员会之证词

卡特·格拉斯与伍德罗·威尔逊的会面定于1912年12月26日下午两点半，在特伦顿市的州长办公室。格拉斯急于在此之前先见到帕克·威利斯，他担心这将需要他在圣诞节当天离开弗吉尼亚州林奇堡。[3]但是话说回来，格拉斯生性多虑，来自鼓动集中化方案的银行家们的压力让他异常不安，[4]他还担心银行家们已经投靠了威尔逊（当然这怀疑完全正确）。就在他准备离开家时，他收到一封威尔逊的加急电报：“寒潮来袭，把我困住了，你能来普林斯顿吗？”[5]突然来电让他更加焦虑。计划发生了变动，使这两个人转而来到威尔逊家会面，这让格拉斯心神不宁。他只见过新当选总统一两次面，担心病中的威尔逊是否会真正周到用心。让格拉斯更加不安的是，他的火车晚点了，为此他打电报给威利斯说午夜过后才能到达普林斯顿。

坐车北上时，格拉斯思考着如何才能获得这位学者总统的信任。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威尔逊也是南方人，而且比格拉斯早出生不到一年。南方人对拥有州独立权利充满热忱，以绝对压倒性优势支持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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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威尔逊曾经说过：“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清楚一切事情的地方。”[6]

虽然如此，但格拉斯却有理由怀疑威尔逊与南方的联系比不上自己的。格拉斯家族自1648年起就生活在弗吉尼亚，[7]而威尔逊家族只有一代是南方人。在新泽西度过的岁月将威尔逊的南方口音洗刷得干干净净，[8]他也不再受南北战争以来南方人骨子里的怨恨的影响。新当选总统曾经说过他爱南方，但对南方战败也感到高兴。作为一个投降士兵的儿子，卡特·格拉斯对此不能理解。这标志着两个人性格特点上更为根本的分歧。身材矮小的格拉斯成天杞人忧天、自我折磨；而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约1.80米）的威尔逊则异常自信，他坚信自己成年之后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正如一个传记作者所说：“他对此丝毫没有怀疑过。”[9]

那天，普林斯顿寒冷至极，整个城市被冰雪覆盖。[10]格拉斯和威利斯坐着轧轧轰鸣的火车，跟在一辆马拉的犁形铲雪机之后来到目的地。到了普林斯顿车站，他们乘坐马车来到位于克利夫兰道的那座半木结构的房子。管家带他们经过一个烧得很旺的火炉，来到威尔逊的卧室，新当选总统靠在枕头上，看起来很憔悴，明显是得了严重的感冒。在两位大学教授面前，格拉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正式教育，[11]但威尔逊蓬头垢面的样子让格拉斯安定下来，他仅仅身着一件简单的长袍，这似乎又让格拉斯心理平衡了。

格拉斯随身携带了几页纸，在上面他潦草地记了些笔记——对于草案来说不必正式。[12]他开始焦虑地勾勒方案的蓝图，希望威利斯来丰富细节。

格拉斯和威利斯所提出的方案是一系列分布于全国的储备银行，数量在15∼20个。[13]普通银行可以认购离它最近的储备银行的股份，这样，储备银行将被私有化
(47)

。

储备银行有几项职责。他们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作为货币形式，以取代现有的基于政府债券的国家银行纸币。这种新型货币将发放给银行作为资产的回报。换句话说，持有贷款（例如，当地商家的贷款）的银行，可以将其换成新的储备纸币，将非流动资产转成货币。这样，需要贷款时银行将有更多现金；在恐慌面前，银行体系将不再那么脆弱。

储备银行也将持有政府存款，包括黄金，为这种货币提供后盾。格拉斯还提出，储备银行须保证银行存款，这个想法遭到了银行家们，尤其是大都市银行家们的反对。因为格拉斯计划并不具备将区域性银行聚合在一起的功能，所以它的集中化程度不如奥尔德里奇计划的高。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确远不及最终的美联储那样集中化。

格拉斯和威利斯列出了许多条目作为谈话要点，用以测试威尔逊愿意将这个银行体系推动到什么程度。例如，威尔逊是否会强迫银行违反自己的意志加入新体系，抑或这个体系是否应是自愿加入的，就像命运多舛的奥尔德里奇计划一样？

这个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也是格拉斯和威利斯都明确的，就是银行体系应该按照区域层次来组织。[14]那样，就可以强迫银行将他们的储备金存放在储备银行的金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在纽约的大银行或者华盛顿里。正如威利斯所写，目的是想为本地基金提供一个“本地的场地”。换言之，他们希望取代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托拉斯，在全国范围内分散信贷点。

格拉斯所提出的计划接近自由放任的理想：每个区域由一家银行代表，这家银行就在自己的领地，自治、私有，其规模大小按照适合19世纪的比例进行充分定制。

威尔逊专心地听着。计划中的某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思考。他直截了当地问：“关于集中化，你做过些什么吗？”[15]

格拉斯愣在那里。他回答说，他的储备银行会向货币管理局汇报，那是1863年成立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对威尔逊来说，这样粗略的检查是不够的。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建议，虽然从政治上说中央银行不可行，但从经济上是可取的。[16]有些地方必须做出妥协。最后，威尔逊等于下达了一个命令。

他开口说，“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了很远”，[17]但这个计划还需要“一个拱顶石”。威尔逊解释，这是指位于储备银行之上华盛顿的中央委员会。威尔逊当然会提前听取汇报；他关于“拱顶石”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保罗·沃伯格的启发（沃伯格最近向豪斯提供了他的计划）
(48)

。无论如何，“拱顶石”的建议反映了威尔逊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因为他告诉格拉斯自己希望银行体系能够反映美国政府自身的联邦制设计。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格拉斯被吓坏了。当他离开时，他试图安慰自己，威尔逊只是想要一个监管性的“拱顶石”，但他担心威尔逊脑子里想的是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激进的、操作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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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在威尔逊生日那天，在弗吉尼亚州斯坦顿（这是他的出生地），新总统受到隆重的列队欢迎和接待。格拉斯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希望“或许能和威尔逊先生在货币问题上进行一小时左右的探讨”。[18]这反映了格拉斯的目光着实短浅。对货币问题，新总统根本没有心情，所以格拉斯写信给他要求再开一个后续会议。虽然格拉斯意在使人安心，但他的一张签名便条泄露了他对不确定性的焦虑——“我想我理解你的建议，我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拱顶石”。[19]他笨拙地这样写信给威尔逊。当格拉斯将自己的想法写给威利斯时，他表现得更为坦率。他以一种阴谋论的语气开篇：“对我来说，很清楚，那些人已经给威尔逊先生写过信，也与他交谈过。他们正在试图掩盖奥尔德里奇计划并向我们提供危险的集中化。但我们现在必须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20]接下来，格拉斯试图低调处理“新总统所表达的试探性观点”——尽管威尔逊根本不是试探性的——并且建议威利斯最好准备一个拱顶石以备“紧急情况”。换句话说，他希望这是一个不会实现的功能。格拉斯补充说：“说到我自己，我很高兴和新总统就某些中央监督控制机构达成一致，如果这样的机构没有中央银行的实际属性。依我的判断，”他继续说，“这就是危险所在。”不是分歧所在，而是“危险”所在。几天后，格拉斯担心他已让步太多。虽然他承认他们应该早就准备好这一“机制”，但他写信给威利斯说，“在我们需要拱顶石这点上，我还没被完全说服”[21]。

威利斯立即着手修订计划，将“拱顶石”包括进去，同时把在普林斯顿讨论的其他要点也反映在内。他和格拉斯发起了一场活动，目的是赢得银行家们的支持。两人并未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而是放到了支配美国银行家协会（ABA）理事会的银行家们（主要是中西部的）上，他们通过理事会控制了在全国拥有影响力的小城镇的银行家们。一个主要目标是巴顿·赫本，他是大通国家银行的主席和前董事长。虽然赫本主管的是一家纽约机构，但出生于农场的他是ABA的货币委员会主席，在格拉斯认为其提供的支持非常关键的银行家们当中颇有分量，这些银行家包括芝加哥的乔治·雷诺兹和詹姆斯·福根，以及圣路易斯的银行家菲斯特斯·J. 韦德。

芝加哥的银行家们热衷于中央银行的想法，但对任何纽约占主导地位的计划仍然不信任。尽管这样，他们对区域性的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也逐渐欣赏沃伯格的集中化的论据。威利斯与赫本之间的谈话就像在跳一个小步舞曲，威利斯想试探赫本和他的同事们能容忍多少分权化，而赫本巧妙地回绝了。芝加哥派的领导人物福根特别坚持控制必须集中化。[22]

格拉斯用他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来说服行业，最好的、很可能是唯一的改革希望就是支持他。威利斯后来把听证会称作一个“测试民意”的练习，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了使听证会不会提出批评意见，格拉斯和威利斯甚至没有透露已经草拟了一份草案。[23]相反，他们分阶段管理诉讼程序以引导舆论的正确导向。早在1912年12月31日，威利斯就向格拉斯保证说，赫本和沃伯格都“对听证会感觉良好”，并且愿意“通过提供适度和合理的证词来予以帮助”。[24]

赫本起带头作用，虽然他承认更倾向于奥尔德里奇计划，他也慷慨地承诺“没有人会声称，奥尔德里奇法案是最具智慧的标杆”。[25]这是格拉斯看准可以利用的“合理的”中间地带。银行家们有理由拒绝欧洲式的中央银行，即与普通客户做生意的欧洲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家们害怕来自中央银行的竞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稳重的商业银行家们可能听起来更像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

然而，银行家们同样也拒绝了政府法定货币或联邦存款担保的布赖恩替代方案。布赖恩的方法代表了一种相反的哲学：与其要一个强大的私人银行网络，不如要一只强大的政府之手。银行家担心布赖恩的补救办法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的犹豫不决对格拉斯是有利的，因为他避开了两种极端，同时又需要加筹码来抵制忠于布赖恩的委员会成员。

那个没按套路出牌的证人是沃伯格。他走得太远以致现在已抛弃了自己的信念。沃伯格做证说，一个区域性的体系将会延续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缺陷。他向小组委员会生动地描述了1902年他首次抵达纽约时对缺钱的恐惧。现在作为美国公民，他斗胆指责自己移居的国家忽略了在他国银行业里行之有效的东西。他说，美国最迫切的需求是集中储备，因为如果没有它，货币将永远不会具备真正的弹性。“弹性货币”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流行语。沃伯格知道它能产生共鸣，所以使用它并更进一步地用生动的措辞来定义它。他指出，7500家国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都必须冻结他们四分之一的资金，“把它们放入一个保管箱里却无法起任何作用”，美国已经被这种“愚蠢的条件”所绑架。

格拉斯试图将沃伯格当作一个绝对论者。

主席：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成立中央储备局，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也不做吗？[26]

沃伯格拒绝接受格拉斯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表述，但他指出，在一个有多家储备银行的体系中，纽约和芝加哥的银行肯定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格拉斯想要避开的。沃伯格质疑区域性银行是否会再像票据交换所在1907年那样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不过，他试图为小组委员会保全脸面而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坚称不用建立“中央银行”的正式的用语也可以实现中央化储备。

主席：这就是你想实现的中央化储备？

沃伯格：主席先生，不是我想要达成这个。而是据我所知——我对此已经非常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多年研究这是唯一的、基本的方式，世界上每个其他国家都在使用这种方式处理。

维克托·莫拉韦茨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区域储备例子，向沃伯格提供了一个权衡方式。据推测，区域性银行将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当地的信贷条件，特别在那个物理距离的影响非常大的时代。正如莫拉韦茨所指出的，单个的银行以后总是可以合并的。

格拉斯又一次抛出了民主党政纲的限制，[27]他说这是小组委员会“面对”的障碍，并“阻止”它采用中央银行的形式。他提到了该党对中央银行的“传统敌意”，好像它是一个可能令人遗憾但无法挣脱的锁链。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论调，在那里他还提到了对废除了第二银行的杰克逊的回忆，这是一个一直“徘徊”“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幽灵。因为格拉斯的这些论据没有触及实质，他们不禁质疑格拉斯为什么如此恐惧中央银行。虽然他与布赖恩一样，对大公司表现出一种隐约的厌恶，但很难否认格拉斯的主要关注点还是政治。

无论如何，他们的效率很高。正如沃伯格所说，听证会说服了银行家们，“对任何不支持区域性储蓄银行原则的计划，格拉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不会认真考虑的”。[28]著名银行家如赫本和韦德，甚至包括福根在内，都同意支持一个区域性框架，即使他们想要继续推动各部分相互衔接、紧密结合。[29]

沃伯格重写了最新计划，使其包括四个相互负责的区域性银行，这比格拉斯的计划少得多。[30]他将这个版本交给了亨利·摩根索，还有与格拉斯持相同论调的威利斯。沃伯格的观点是，体系中过多的银行将使其缺乏协调，而在协调性较弱的地区则会造成资本的缺乏
(50)

。但四个紧密结合的银行可以保持集体安全的原则。[31]沃伯格提出，重点是如何统一体系以保持储备的流动性。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各个银行足够的独立性，“否则它们将只不过是一个所谓‘安全储蓄’的保险库”。[32]尽管沃伯格的意见具有建设性，但格拉斯并不像信任其他银行家那样信任他，[33]也许是因为太难令完美主义者沃伯格满意了；他怀疑沃伯格的真正目的是重启奥尔德里奇计划。沃伯格也予以回击，认为格拉斯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没有奥尔德里奇那样的商业头脑。[34]

威尔逊渴望在3月4日就职时能有一个法案。[35]威利斯在1月15日完成了草案。听证会进行过程中，他还在不断修改草案，并仍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来进行保密。[36]在一系列信中，威利斯苦苦地询问格拉斯，应允许多少人看到草案，并纠结于是否将仍在为他提供建议的詹姆斯·劳克林排除在外。最终他建议只向参与秘密会议的一小部分人展示草案，并在那之后“回收所有的副本”。采用这种方式，格拉斯和威利斯像杰基尔岛上的银行家们那样秘密谋划。劳克林迫切想要得到一份副本，但现在格拉斯已得到威尔逊的关注，不再需要劳克林了。1月底，格拉斯向威尔逊提交了正式草案，这次是在特伦顿的州长办公室。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对格拉斯区域性的基本设计表示赞同。劳克林痛苦地得出结论，他已经被“挡在了墙外”。[37]

格拉斯带到新泽西州的文件已经被做过一些温和处理以抚慰银行家们。[38]储备银行不再有存款担保，它仅能接受银行存款而不接受普通公民存款。可以说特伦顿草案构想了一个“银行家的银行”。然而，储备银行却被允许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如购买债券，这后来成为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最有用的工具。与银行家希望的刚好相反，储备银行成员资格是强制性的，而且格拉斯轻易就忽视了沃伯格关于减少储备银行数量的警告，规定其“不少于15个”。

在其他方面，特伦顿草案与被废弃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惊人地相似。[39]两者都提出了一种由银行资产和黄金储备支撑的新货币，并且都设想了一家或多家新的机构持有银行储备，由当地的银行家委员会和华盛顿的最高委员会管理。格拉斯是想要十五家或更多的银行，奥尔德里奇则设想了15家分支机构。尽管奥尔德里奇计划频频遭到指责，说它是精英主义，但这两个法案在提供民主治理和地方代表性方面是类似的。

法案的范围也差不多。[40]它们都提议成立一家新机构作为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门，建立一个银行监察和支票结算体系。威利斯甚至模仿了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措辞。

当然，两者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奥尔德里奇和沃伯格设想了分布于全国的服从于中央机构的“分支机构”。[41]格拉斯则提议具有更大的地方独立性的区域性“银行”。不过这可以说只是程度问题。另一个区别是，《格拉斯-威利斯法案》迫使银行将其储备转移到新的储备银行，使得储备在农村-城市-纽约的危险“金字塔”不复存在。而奥尔德里奇由于并不想冒犯他的银行家同事们，在这个关键点上保持了沉默。

随着格拉斯法案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与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明显差异。威利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辩称，“联邦储备法案”是作者们从众多法案和想法中加以选择、修订和筛选的产物。[42]的确，法案中很少有凭空产生的变革性想法。尽管如此，威利斯还是声称该法案“并非来源于或模仿目前提出的其他法案或建议，甚至没有受到它们些许影响”。[43]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格拉斯法案直接参考了奥尔德里奇计划，这一点很容易识别。但是出于政治原因，以及希望强调自己的作用，格拉斯和威利斯都不得不否认与奥尔德里奇的关联。

随着就职典礼日的临近，威尔逊纠结于是否要给布赖恩提供一个内阁的位置。[44]最终，他认为还是让布赖恩入阁麻烦会较少些。布赖恩被安排在了众议院——这让银行家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最大的噩梦就是在财政部看到布赖恩。对选举影响力极大的豪斯上校，阻止了另一个公司批评家路易斯·布兰德斯进入内阁，可能是因为威尔逊对布兰德斯表现出明显的赞赏，让豪斯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威胁。威尔逊很不情愿地默许了。豪斯也委婉地拒绝了给自己的内阁职位，他更喜欢做幕后参谋。

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财政部。根据豪斯的建议，威尔逊选择了商人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45]他也是威尔逊竞选的经理人之一。这一选择鼓舞人心。威尔逊的内阁中超过一半是南方人，麦卡杜也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佐治亚州，在内战期间陷入“痛苦的穷困”[46]中。他们一家搬到了田纳西州，麦卡杜在那里学习法律，并开始用微薄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就是诺克斯维尔的有轨电车线路的投资（就是这个产业让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积累了财富）。当风险投资失败后，他搬到了纽约。由于没有多少资源，又有六个孩子需要抚养，他试图重启一个废弃项目，即在哈得孙河下开挖连接新泽西和曼哈顿的铁路隧道。该项目面临着工程和财务方面很大的障碍。不可思议的是麦卡杜竟然成功了（这个隧道在今天仍为通往纽约中城和市中心非常繁忙的铁路交通服务）。

尽管摩根提供了资金，但麦卡杜并不是华尔街内部人士，[47]他与银行家的斗争使他对金融世界心存偏见。他自认为是一个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执行人员，他的座右铭是“让公众愉悦”（The public be pleased），这是对铁路大亨威廉·范德比尔特臭名昭著的“诅咒公众”（The public be damned）说法的聪明的反对。麦卡杜的口号肯定经过精心策划，以便进一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但他也确实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他运营的汽车窗明几净，设立了客户投诉箱，并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寻常的。

麦卡杜是一个企业改革者，又是一个将要被提携的南方人，这对威尔逊来说简直太完美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共和党统治，企业界对未来民主党可能会当政感到不安。[48]而麦卡杜则是一个企业界可以接纳的民主党人，同时他也清楚地与进步主义理念保持一致。他坚信，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应交给政府，而不是把它交给那些他曾经与之交锋过的大亨。麦卡杜肤色黝黑、戴德比帽、着黑色西装，他动作敏捷、富有活力，与新总统不同，他更喜欢行动而不是理论。

威尔逊决定从关税开始他的立法攻击战，因为关税问题比银行改革更简单。在他上任前不久，京通过了关于征收所得税的第十六修正案。这为削减关税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因为威尔逊现在可以用所得税代替削减的关税收入。然而，削减关税是有党派性的，南方人喜欢它，但被看成反商业的。威尔逊不想被人看作一个“南方的”总统。他在自己的议程中加入了进步主义的色彩，1月份，在对纽约南方学会的讲话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拒绝分裂。[49]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主党人渴望银行改革，[50]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不管它们在南方还是北方。威尔逊认为格拉斯法案有利于银行客户，而不仅限于银行这一狭窄领域。他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新的信用中心来放开经营。[51]威尔逊也在憧憬能迫使华尔街屈服的前景。他认为，如果格拉斯法案得以通过，新的储备银行将对纽约金融管理局的影响予以平衡。据即将成为威尔逊白宫秘书的约瑟夫·图姆尔蒂所言，新总统说，他希望“从某些金融利益集团那里收回权力，在历次总统选举中他们行使这些权力‘欺负’了民主党”。[52]

似乎还缺另一个理由，于是在就职典礼前几天，塞缪尔·安特梅尔提交了金融托拉斯调查的最终报告。这是对主宰美国金融的“老男孩联盟”的激烈控诉。[53]安特梅尔无情的盘问和引人注目的图表已经证明了交织在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之间的连锁董事网。弗兰克·范德利普做证说，令他尴尬的是，他在35家公司担任董事。安特梅尔确凿地证明，所谓证券的竞争只是一场闹剧。提供关键证词的不是别人，正是摩根的朋友乔治·贝克。

安特梅尔：在过去五年里，你曾与摩根集团竞争过任何证券吗？

贝克：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过竞争。

安特梅尔：你们和他们瓜分证券市场，不是吗？你们的证券会分一部分给他们？

贝克：我们往往是这样。

安特梅尔：如果他们有一只证券，他们也会给你们一部分，是吗？

贝克：是的。[54]

安特梅尔确定金融托拉斯的确存在——他在报告被引用最多的部分写道，这个词被认为是用来指代“少数金融业领导之间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共同体……这导致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权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55]安特梅尔将J.P.摩根、詹姆斯·斯蒂尔曼和乔治·贝克划为“核心圈”。值得称赞的是，他承认，没有发现没有价格垄断或密谋。但这足以说明，存在金融托拉斯——威尔逊和民主党人肯定地认为即使只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后果也是严重的。

公众对此几乎都非常反感，[56]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勉强承认，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华尔街。听证会说服进步人士，必须立即着手进行银行改革。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布兰代斯用主题为“打破金融托拉斯”
(51)

的系列文章进一步激起了公众舆论。就在国会辩论格拉斯法案期间，该系列文章在《哈珀周刊》上连载。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相对普通银行而言，安特梅尔对托拉斯的描述更适用于证券。毕竟，美国只有25,000家银行，其中大约一半是1900年后成立的。[57]这个行业也不算特别有利可图，国家银行的净收益总额仅为1.61亿美元（换算成现在的金额大约是38亿美元），资产回报率低于2%。[58]此外，1912年纽约市的银行在全国银行资源中所占的份额比1900年的少。在纽约，资产比以前更为集中，而那些最大的银行的董事会确实很舒适。但总的来说，传统银行并没有表现出华尔街的卡特尔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托拉斯”只是一个用来向公众推销改革的方便的标签而已。

当安特梅尔抨击金融危机中收集储备的权力分配不平衡时，他的说法更站得住脚。他曾就1907年的市场动荡向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总裁R. H. 托马斯提问：

安特梅尔：当摩根先生发号施令时，这是否会改变恐慌的情况？

托马斯：当然，这对缓解局势有着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安特梅尔：那就是这只取决于一个人，由他决定恐慌是应该继续还是结束，是吗？[59]

在安特梅尔的鼓动下，记者艾达·塔贝尔将其中一个最薄弱环节归咎于纽约结算所。塔贝尔称，这个私人银行家俱乐部正在“行使已经逐渐收拢到自己手中的权力”。[60]它没有能力提供安全性。它的权威只是城市级的，而非国家级的；甚至在纽约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它任意分配自身权力。“如果国会……给我们提供了任何好的、健全的货币立法，就像世界上其他商业国家所做的那样，”回想起在上次恐慌中的绝望，塔贝尔近乎呐喊地说道，“签发结算所证书永远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样的论点引起了国会的注意。

1913年3月4日，伍德罗·威尔逊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起驾车到国会大厦。[61]塔夫脱虽然在竞选中落败，但依然风度翩翩。士兵们把人群往后推，但他们离演讲台很远，观众几乎听不到发言。威尔逊叫一个助手指示人们可以靠前，就像进步主义执政向前一样。传记作家约翰·米尔顿·库珀（John Milton Cooper）指出，威尔逊是最后一个自己写演讲稿的国家总统。他的发言尽管很简短，但充满了火药味。他猛烈抨击了商业大亨的残酷无情，咆哮道：“我们为自己所取得的工业成就感到自豪，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认真地计算人力成本。”[62]他补充说，“在我们急于获得成功和伟大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粗暴、无情和冷酷。”但谈及他的施政纲领时，新总统温和得令人放心。他不希望发生严重的动荡，而只是“冷静地重新思考”。令银行家特别安慰的是，他宣布说：“我们应该逐步复苏经济，而不是走向毁灭。我们应按照现状或可能对它进行修改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好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开始。”

威尔逊是第一位（也是截至本书写作时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总统。他带着周密的计划和对总统权力确定无疑的把握入主白宫。第62届国会任期已过，他选择在4月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关税问题；银行改革的时机已经到了
(52)

。差不多就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一周前，墨西哥总统被逮捕并紧接着被杀，[63]这使他多少受到些冲击。整个1913年，边境以南的暴力革命始终困扰着他，他试图把注意力聚焦在国内事务上。对边境以南暴力革命的关注成为他以后把精力投入到外交事务特别是与欧洲的外交事务的预兆。然而，3月份，威尔逊把墨西哥放在了一边，接见了格拉斯和麦卡杜，并敦促格拉斯迅速交付法案。接见之后格拉斯非常兴奋，他向威利斯报告说：“我预计总统、麦卡杜先生和我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会经常讨论协商，我希望能够详细了解我们法案的所有细节。”[64]

随后，格拉斯敦促正在修改草案的威利斯抓紧工作。[65]对格拉斯来说，立法会议之间的间隙是件好事。他不需要咨询其他成员（他的委员会尚未重组），可以专注于体系工作的机制建设。他与美国铸币局的董事通信，[66]对方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建议，敦促私人银行通过用自身储备的黄金交换储备票据来融入新体系，并成了格拉斯在政府内部的盟友。

像往常一样，格拉斯和威利斯忙着解决潜在的威胁。威利斯警告格拉斯，麦卡杜在建设哈得孙河隧道时收到过库恩-勒布公司（沃伯格的公司）的投资，据说是沃伯格支付的。[67]但并没有证据证实。安特梅尔则是一个更大的过去的威胁。这名律师曾试图重启有关金融托拉斯的调查；[68]失败后，安特梅尔试图通过培养与豪斯的关系来接近威尔逊，因为豪斯和他都惯用阴谋、臭味相投。安特梅尔向豪斯暗示，格拉斯法案不能解决信贷集中这一问题——而自然地，只有安特梅尔脑子里的法案可以解决。

豪斯对银行法案很感兴趣，[69]他在日记中提到多次会谈，会谈对象不仅包括安特梅尔，还包括华尔街银行家如杰克·摩根、沃伯格和范德利普等多人。他还在和格拉斯一起坐车时讨论立法。[70]所有人都渴望见到豪斯上校，因为他与威尔逊的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
(53)

。但是亲近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总统有影响力。在白宫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豪斯上校与威尔逊分享着鱼、牛肉片、米饭、豌豆、土豆和冰激凌，他看似随意地暗示他和麦卡杜“使格拉斯法案最终成形”。[71]但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威尔逊赞同这个想法。豪斯还转达了钢铁大亨亨利·弗里克的一个请求，希望管理层低调地解决政府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威尔逊直接拒绝了这个明显偏向企业的请求，并回答说美国钢铁公司应该得到“与任何其他企业一样的对待，不多也不少”。[72]总统很信任豪斯，依赖他的情感支持，但在银行和其他财务事项上，麦卡杜则重要得多。[73]

因为与塔夫脱的友好关系而被宠坏了的华尔街银行家们，感到他们在白宫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范德利普抱怨说，他与威尔逊的“友谊”似乎并不算多。[74]杰克·摩根选择出售他公司在国家城市银行的大部分股份，以防止公众的批评。这种迹象表明，在新的行政管理下，银行的监管链更短，特别是在他们可能被怀疑有不当影响的事项上。正如摩根说的：“我们都觉得理应或多或少地关注公众感受。”[75]

老摩根在国会露面后淡出了公众视线，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去埃及旅行，他正在那里资助考古寻宝。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及家人和摩根乘坐同一艘船离开。[76]奥尔德里奇的大女儿露西说：“从离开纽约起，我们实际上与摩根的人已经是一个团队了，我们一起经历和见证了那些残破的格局。”奥尔德里奇一直爱好古董，这种爱好在他暮年时更为强烈。在开罗，参议员、皮尔庞特与苏丹的征服者——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一起共进午餐。这些家族是镀金时代闪闪发光的遗迹，他们乘坐两艘私人蒸汽船在尼罗河上游玩，并“停泊在同一地点”。然而，摩根感到疲劳和抑郁。3月份，他们都到了罗马。奥尔德里奇买了一对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和两个波斯碗，然后前往蒙特卡罗。从他的艺术经销商那里，除了他的艺术品包装的细节外，他还得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留在罗马大酒店的摩根病得很重。3月31日，在向奥尔德里奇说明情况时，经销商补充说：“很遗憾，摩根先生身体一点儿也不好，各种谣言满天飞。”摩根就在那天过世了。

摩根的过世象征着仅靠单个金融家就可能挽救银行体系的时代的结束。威尔逊新任命的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恩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马上发现，“如果做出明智的修订，那么修正后的货币和银行法律将阻止任何其他这样的情况出现”。[77]佩奇准确评判道：一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不适合美国的生活或商业模式”。范德利普也预感到了摩根的逝世将意味着什么。他写信给斯蒂尔曼：“国王死了，没有人喊‘国王万岁’，因为普遍的看法似乎是，将不再会有其他国王；摩根先生，在他生存时代的特殊人物，却没有继任者，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时代。”[78]

第十二章   布赖恩主义之垢

该法案的根本原则显示出对银行和银行家的不信任。[1]

——《纽约时报》，1913年6月20日

银行可以是商业工具，但不可以不是主人。[2]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6月23日，国会联席会议之前

上次美国拥有一家中央银行时，是在1836年（老J. P. 摩根先生出生的前一年），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金融稚子。它的信用是从欧洲借用的，股票市场几乎都不存在，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马匹。然而到1913年，美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3]不毛之地均得以开发，工业化已是既成事实。福特T型车的年产量为17万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超过300家，公司新闻通过玻璃穹顶下的股票价格收报机传播。银行业也获得了爆发式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更强的储蓄意愿。

然而，对遭到大肆淘汰的产业工人来说，金融的巨大进步却是个未履行的承诺。资本在其初始形成阶段并不民主。工人的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储蓄实际上并不存在。休闲时光是富人们才能享有的特权。美国的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银行的存在是为商业服务的。卡特·格拉斯和保罗·沃伯格都无法理解“消费信贷”一词。国家城市银行可以为贸易贷款，但不能为购买汽车贷款。当然，银行也向奥尔德里奇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其他这样的家族提供信托服务，分配红利，当他们在纽波特或伦敦时为其平衡账面。抵押贷款，主要是农村抵押贷款，是最大的例外，这也是银行家为更广泛的公众服务的一个方面。这些农村抵押贷款是冲突的根源，也是银行业践行诺言的开始。国家银行没有发行房地产贷款，州银行的信贷投放也永远不充足，农民到了要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边缘。

对美国农村和劳动人民而言，银行属于特权阶层。如果银行业要改革，人们希望能够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可以使信贷投放的覆盖面更广。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将改革看成一个技术难题，其解决方案可以由专家设计。而卡特·格拉斯则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他的任务是把两边团结起来，一边是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另一边是保守派和商人，他希望改革派银行家能够成为他的盟友。但银行家们对民主党越来越不信任，[4]银行家对合作也设定了很高的门槛要争取他们的支持，需要满足他们提出的很多附加条件。当布赖恩民主党人提出自己的条件时，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三个问题分化了改革者：应该由谁来发行新货币？体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化？应该是由银行家还是政治家拥有控制权？其中，第一个就是“货币问题”，这对现代读者来说似乎最令人费解。今天的美国人提起“货币”会认为只是政府造的纸币，但并不总是如此。一个世纪前，货币，即“钞票”，仍然保持着他们与信用的古老联系。钞票被允诺兑换成黄金或可靠证券，但谁能比银行拥有更多支持兑换的资本，至少对于受到监管的银行而言，政府只有征税权，而征税权被民众认为是不可靠的。一本1910年的小册子指出：“货币应基于有真实价值支撑的信用，而不是基于任何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信用。”[5]1898年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大会的报告则更进一步将政府货币贴上欺诈的标签，因为它“教育民众用虚假概念使用货币”。[6]他们认为纸币“开始创造并逐渐具备货币内在的优点”。

反对者经常挑战正统观点，但从来没有从权力的角度这样做。然而，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成了国务卿后，他在国会两院都拥有很多忠实粉丝。特别是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主席，俄克拉何马州的罗伯特·欧文（他以前曾帮布赖恩的银行挺过了挤兑危机），是一个布赖恩信徒。欧文和布赖恩一样，认为应由政府而不是银行来控制货币流通。这种观点在保守派中是非常异类的，保守派把政府的钱等同于无限制的发行和通货膨胀。

唯一有望调和这种分歧的人是威尔逊。民主党选出了114个第一次当选的国会议员，因此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影响立法。因为有这么多新来者，威尔逊确有能力主宰局势。[7]

4月初，威尔逊开启了他的施政日程，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就关税发表讲话。在典型激昂的高谈阔论中，他要求立法者对“包括表面形式上的特权或任何人为的优势”[8]予以废除。威尔逊出现在众议院的讲台上，改写了美国总统从不在国会出现的百年传统（因为杰斐逊认为它不民主，会让人联想到英国王室），威尔逊甚至被指控模仿皇室。[9]事实上，他此次访问有一个战略目的：他想提高总统的个人权威。[10]在当月晚些时候，威尔逊发现了一个象征性的方式来证明他的影响力，就是当他坐在华盛顿的办公桌前，他打开了位于纽约的新伍尔沃思大厦的灯。这座当时世界上最高的57层楼的哥特式摩天大楼增加了加速改革的气氛。5月，威尔逊宣布税收政策取得实质性进展，众议院通过了自内战以来最大的关税削减政策。要求直接选举参议员（早期的布赖恩思想得到实现）的“第十七修正案”得到批准，更是强化了这种改革加速的意识。

与此同时，银行改革在另一条较不引人注目的轨道上并行推进。为避开华盛顿的炎炎夏日，国会渴望休会，但威尔逊坚持让议员们留在城里解决银行改革问题。[11]总统将行政工作交给他的财政部长。麦卡杜迅速行动起来，将全国按区域进行划分，试图确定储备中心的位置，使得任何银行与现金供应地之间的距离都不会超过火车一夜的行程。[12]他与正在修订最新草案的威利斯密切合作。两人于一个周日在麦卡杜家开会，从威利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麦卡杜的建议基本上看成命令。为了吸引农场主州的投票，麦卡杜在中央委员会中安排农业部长代替了无事可做的律政司长。他还改进了法案的命名，将“国家储备银行”改为“联邦储备银行”。

然而，麦卡杜对格拉斯和威利斯的秘密行事方式感到沮丧，不过这并不让麦卡杜对让人头痛的威利斯产生强烈不满。[13]来自麦卡杜和其他人的压力迫使格拉斯和威利斯不得不传阅草案。4月中旬，麦卡杜要求格拉斯把这份法案的副本带到华盛顿的一个晚宴上，让每个被邀嘉宾传阅。[14]两人迅速卷进了一场关于此事的激烈争论中。晚宴结束时，在场的豪斯问他是否可以拿走法案。格拉斯拒绝了，说这是他唯一的副本。几天后，威尔逊命令格拉斯准备一份法案的“摘要”，威利斯照做了。这是格拉斯和威利斯关系的神秘面纱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缝。

豪斯后来将威利斯的法案摘要转给保罗·沃伯格，并要求银行家在24小时内提供分析结果。沃伯格再次利用了这个赢得影响力的机会。他疯狂地工作，最后提供了13页的尖锐建议。[15]和过去一样，他敦促，如有必要，减少在更偏远的地区拥有分支机构的储备银行数量（威利斯摘要规定为20个）。他提出“大量水龙头”[16]和少数贮水库的原则。在与货币的物理距离远近至关重要的年代，沃伯格理解建立多个分支的需要，但他坚持认为集中储备对于增进体系的力量至关重要。沃伯格还强烈要求允许州授权银行加入，这样新体系将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为了防止银行从这个体系中榨取好处，他建议对股息设定上限。沃伯格还建议减少储备金要求。

沃伯格4月22日的分析文章并没有署名，[17]但威利斯立即认出了作者。当时，威利斯已基本完成他的第二稿，他被这个百科全书式的批评所激怒了。在对其进行仔细研究时，威利斯告诉格拉斯，沃伯格的论文是“可怕的”，也是“极端的”。[18]这样的言论只能归因于威利斯巨大的不安全感。尽管他很敏感，他还是采纳了沃伯格的大部分观点
(54)

。沃伯格的批评就像水中的有用刺激物。以前，即使是在华盛顿官方，人们也知之甚少，可以用来对该法案进行讨论，但现在则有沃伯格的分析来反复咀嚼。这个德国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激起了争论和辩论。

正当麦卡杜和威利斯正在审查沃伯格的文件时，豪斯来到麦卡杜的公寓，这位“上校”永远不会错过搅浑水的机会。豪斯神神秘秘地把麦卡杜带到另一个房间私下交谈。这下着实惹恼了威利斯，他几乎立即怀疑他们有阴谋。大约15分钟后，豪斯重新出现，拿着沃伯格的文章，给了一个他还没有读它的可疑借口，就离开了。[19]

只要对法案保密，这个过程就容易受到阴谋和个性相互作用的影响。在麦卡杜的公寓碰面两天后，5月4日，豪斯被邀请到格雷斯通[20]——安特梅尔在纽约市北部的房产。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欧文参议员也在那里过了一夜。豪斯大概地讨论了他所了解的格拉斯法案，以及沃伯格对法案的评论。这两条对欧文来说都是新闻。部分是由于与格拉斯的分歧，部分也是因为被排除在外的恼羞成怒，这时欧文决定撰写自己的法案。美联储法案的共同协作者现在开始相互竞争。

巧的是，欧文比格拉斯早两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出生地与格拉斯只隔一个街区。[21]欧文长着一个政治家的模样：身材高大、肤色黝黑、黑发黑眼，他的母亲有部分切诺基印第安人血统。与格拉斯不同，欧文从小生长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父亲是铁路局长，但父亲的早逝，加上1873年的恐慌使他家陷入贫困。好在欧文是个有天赋的学生，拿着奖学金上了华盛顿与李大学，而且作为那届的毕业生代表，发表了毕业演讲。1879年，他搬到印第安区（今俄克拉何马州），在那里他在切诺基孤儿学校教书，并进入管理层，专门负责印第安人权益。他每周简要地编辑《印度酋长报》（Indian Chieftain），1885年，他被任命为马斯科吉的印第安代理，这是一个联邦职位。

先驱者常常十分博学，欧文培育了多元化的商业利益模式，包括畜牧业和房地产。正如他后来在竞选信中指出的，他常常为了这个或那个骑在马上走遍了“整个俄克拉何马州”。作为一个商人，欧文在马斯科吉见识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货币体系。[22]马斯科吉人口为1200，包括白种人、黑种人和红种人。在马斯科吉，需要购买必需品的农民和牧场主，会带上一只动物到镇上，当作交易的信用基础。如果农夫或养猪者在购物后还有盈余，商人就会给他一张票据，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这是最原始的银行业。

1890年，欧文和其他居民组建了马斯科吉第一国家银行。当地强盗肆虐，武装守卫因此不断巡查。但欧文发现，其实更让银行担心的是自己的客户。在1893年的恐慌中，受惊的储户们取出了一半的资金，[23]银行差点因此倒闭。

被差点倒闭吓怕的欧文成了银行业的学生。[24]他参加了1896年的民主党大会，看到了光环笼罩下的布赖恩，并提出了一项措施以使美国将来免遭恐慌，但没有成功。1898年，他前往欧洲各国首都学习中央银行业务，10年后，奥尔德里奇开始了同样的任务。1907年当俄克拉何马加入联邦时，欧文当选为其参议员之一。他在参议院的第一次讲话就是攻击奥尔德里奇。欧文是一个比格拉斯更加激进的杰斐逊民主党人。南方的种族政治使格拉斯服从传统，相比之下，促进印第安人的权益则养成了欧文对改革的偏好。他支持参议院的直接选举、妇女选举权以及征收所得税。由于亲身经历了银行恐慌，欧文又回归到布赖恩的观点，即政府应该发行货币以确保货币不会短缺。而倾向于银行货币的格拉斯对此强烈反对。 对与格拉斯公开作对的安特梅尔而言，[25]通过格拉斯在参议院的对立者来影响立法的机会简直是天赐良机。在由华尔街内部人士和牧场民粹主义者组成的奇怪联盟中，安特梅尔提出带银行家们到格雷斯通，给欧文做一个快速介绍。欧文被快速地轮流介绍给范德利普、沃伯格和赫本，其中范德利普和沃伯格在未来将与他进行广泛的交流。欧文还通过这些联系人与皮亚特·安德鲁教授取得了联系。[26]

欧文是由奥尔德里奇的前同事们指导的，所以他的法案除了两个关键点外却几乎是格拉斯法案的措辞松散的版本。[27]欧文认为新机构的纸币应该由联邦政府发行，而格拉斯当然喜欢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并由其成员的资产支持。简而言之，欧文想要政府的钱，而格拉斯想要私人银行纸币。此外，欧文希望整个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由总统任命，而格拉斯认为一些董事应该由银行家选择。换句话说，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格拉斯法案更接近银行家的角度，忠实于心目中英雄布赖恩的欧文则希望政府负责。格拉斯代表了自由放任的维多利亚时代，而欧文倾向于20世纪的激进主义，其信条是，即便是高端金融也应受政府管制。二者必有一个做出让步。

在5月的某个时候，欧文提醒布赖恩，威尔逊当局支持的格拉斯法案歪曲了他们共同的原则。像变色龙一样的安特梅尔邀请布赖恩吃午饭，并发出了类似的警示。[28]现任总统发现在他内阁深处存在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5月11日，豪斯提醒威尔逊，布赖恩“正在意识到提出的法案不合自己的意愿，且并没有提供对政府问题直接的解决方案”。[29]

四天后，豪斯向总统重申：“我今天看到了普拉米斯（他们为布赖恩取的代号），并与他交谈了很久。他提出了货币问题，我非常担心他的观点与您的见解相去甚远。”[30]因为无法看到法案通过而沮丧的布赖恩，现在请格拉斯带他过一遍法案。豪斯建议，作为备选，威尔逊应该与布赖恩见一次面，但总统感到这样的会面可能是灾难性的。

任务被交到麦卡杜手里。[31]起初，布赖恩对选择麦卡杜做财政部长不满意，怀疑他是华尔街的爪牙，但在内阁里，这两人很快成了朋友。然而，当他们会面讨论银行法案时，麦卡杜毫不让步。布赖恩的自我形象，以及他的广泛的追随者，根植于他代表“人民”的立场，与银行对立。公众控制银行体系是一个高度原则性的问题。

5月20日，与布赖恩不成功的会面后的第二天，麦卡杜谱写了这场设立中央银行的马拉松运动中更为离奇的篇章。麦卡杜坚信格拉斯法案既不会得到一直反对的银行家们的承认，也不会得到布赖恩的支持。[32]他索性起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他在给豪斯的便函中对它进行了勾勒。他的想法是理清像马蜂窝一样的相互冲突的要求：

我们与部分银行家的大量偏见做斗争，特别是对任何不符合他们先入为主和既定观念的计划的偏见。我认为，我们必须完全摒弃以前讨论中所有的迷雾和阴霾，并提出一些新的、简单和直接的东西。[33]

麦卡杜计划的实质是一个在财政部管辖之下，为政府所拥有的中央银行。[34]他精心打造了这一计划，旨在让双方都感到满意。布赖恩将得到政府控制，华尔街则获得集中化和规范化。储备中心的个数将只有四到五个，所有的政府纸币和银行纸币将被财政部发行的单一货币所取代。

麦卡杜计划是谁起草的并不确定；[35]麦卡杜必然参与其中，还有他的助理秘书——华尔街的大敌约翰·斯克尔顿·威廉姆斯。该计划还显示出无处不在的安特梅尔的痕迹。

豪斯立刻把想法转告了威尔逊，敦促他采取措施“沿着安特梅尔先生建议的路线，普拉米斯（布赖恩）和参议员欧文可能会接受”。[36]豪斯正在兴头上，他说麦卡杜计划，除了政府发行货币的规定，“与我们心中所想的（格拉斯法案）并无两样”。他还认为麦卡杜计划将会得到银行家们的青睐。

豪斯在这两点上都错了。此外，他竟然不切实际地认为威尔逊将会抛弃一个他从去年12月以来一直共事的委员会主席。豪斯显然被安特梅尔所诱惑，他认为安特梅尔具有不可思议的说服力。他建议威尔逊偷偷将安特梅尔带进白宫，以使麦卡杜计划付诸行动：“皮西厄斯（麦卡杜）或欧文可以让他到华盛顿，当他到那里时，你可以安排和他在晚上见一小时面，很可能没有人会知道。”[37]

豪斯将这个可疑的情节改编后写入他匿名出版的小说中。在给威尔逊写信的第二天，仿佛承认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豪斯乘坐莫里塔利亚号去英国，[38]那是海上最快的航班，白色的外壳，四个黑色烟囱。让彼此都感到惊喜的是，豪斯在同一艘船上遇到了沃伯格，沃伯格正要去瑞士阿尔卑斯山。沃伯格听到正在发生的这么多事，于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指出欧文法案和麦卡杜计划让政府对银行业的权力过大。最终信被送到白宫。

沃伯格的缺席使他的影响力降低，而同时麦卡杜正在加速向前推进立法。财政部长把格拉斯召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语出惊人，说他正在推进一家政府的银行，而不是推进格拉斯法案。

“你是认真的吗？”格拉斯说。

“是的。”麦卡杜回答。[39]

麦卡杜似乎抓住了所有改革参与者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可以写出一个比在现有要优越的法案。几年后，他声称他曾提出了一个政府银行，他说是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联邦储备银行注定是……公共财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0]

格拉斯说当他离开财政部时非常“震惊”（当别人与他立场相反时，格拉斯经常感到震惊）。[41]他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将被丢进垃圾桶。在绝望中，格拉斯指示威利斯从银行家那里收集对麦卡杜计划的负面反馈——这是他们之前使用过的一种策略。

威尔逊现在处境尴尬。在他桌上有三份法案——比他想要的多两份。他不能忽视自己内阁里一位重要成员的建议；另一方面，他打算在国会的民主党中维持稳固的阵线。他想要一个两院领导都支持的法案，这样他随后就可以批准其作为“行政法案”。[42]

5月底，麦卡杜会见了欧文和格拉斯，希望制订一些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43]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6月，当国会银行委员会正式重组时，现任主席的格拉斯向威利斯抱怨说：“我感觉悬在半空中，不知该对委员会的成员说些什么。”[44]

然而，6月6日，格拉斯受到总统接见。[45]他带来了银行家们发来的电报，其中陈述了他们对麦卡杜计划的反对意见。格拉斯朗读了一封乔治·雷诺兹的信，信中特别强调了他对麦卡杜计划的反对。威尔逊似乎很惊讶，他当场对财政部长的计划失去了兴趣。威尔逊说：“我恐怕麦卡杜被骗了，但幸运的是这事还没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格拉斯对威尔逊的支持感到放心，他向自己信任的一个银行家赫本吐露说：“现在主要的危险似乎来自我们顽固不化的朋友参议员欧文。”[46]格拉斯的话表明他已将银行家们当作自己的盟友，来与党内的激进派抗衡。与威尔逊会见后三天，格拉斯与欧文见了面。他发现参议员抱着一种和解的态度，愿意赞同格拉斯法案的大部分。[47]然而，他们在联邦储备银行由谁控制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格拉斯愿意支持这样的七人委员会，其中占多数的四名由总统任命，另外三个由银行家提名。而欧文则坚持认为，七名委员都要代表公众。

当立法者试图达成协议时，华尔街出大事了。[48]在5月下旬和6月初，股票暴跌，达到了之前恐慌的水平。信贷市场严重收紧。交易者意识到小麦丰收的前景将使现金库存消耗殆尽，对于秋季信贷紧缩的前景感到焦虑。在1907年的可怕回忆中，欧洲的高利率诱使黄金流出美国。范德利普向巴黎报道说：“恐怕到秋天我们将非常需要黄金。”[49]他随后补充道：“华尔街这边情绪极度悲观。”

麦卡杜怀疑这可能是华尔街的设计来搅乱立法。[50]这虽然不大可能，但他宣布准备发行紧急货币（根据1908年的《奥尔德里奇-弗雷兰德法案》，这是在1907年恐慌之后匆忙颁布的），以稳定局势。市场确实迅速平静下来。无论银行家们如何恳切地鼓吹自由放任的好处，在动荡时刻，市场还是期望华盛顿能提供稳定性。事实上，《奥尔德里奇-弗雷兰德法案》永远只是一个紧急援助方案，而且被设定为1914年到期。该法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华尔街日报》认为，“应该迅速推动货币立法”。[51]

布赖恩是不言而喻的障碍，威尔逊因此将他召到白宫。在过去一年里，总统努力修补他们过去的分歧，现在他希望得到布赖恩的支持。布赖恩虽然很想保持忠诚，但当威尔逊确认了法案的内容后，布赖恩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反对。[52]他相当随意地引用了杰斐逊和杰克逊的遗言说，他不能违背民主党对政府发行货币的长期承诺。此外，布赖恩反对委员会中有银行家。他“深表遗憾”，并主动提出对此不发表评论，甚至准备辞职。

威尔逊现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他幽默地对他的秘书图马蒂说：“看起来布赖恩和我在货币法案的路上好像已经分道扬镳了。”[53]两人讨论了国务卿万一辞职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布赖恩的积极支持，银行改革肯定会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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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很幸运，他刚获得关税法案的胜利。最近几周，公司的说客（以前曾与奥尔德里奇高效地合作）在参议院进行公关，旨在破坏众议院的措施。看起来好像历史将会重演，即在众议院提出的关税改革，却在参议院秘密撤回。但威尔逊在引导公众愤怒、制造政治影响上很有一手。他确实异常气愤，勃然大怒于华盛顿的保护主义游说者竟然如此众多，以致“一块砖头扔出去，肯定会击中他们中的一个”。[54]成功地引发公众的注意后，他采取策略操纵民主党在其中只占极少数的参议院，对许多参议员的利益冲突进行调查。6月的第一周，公众看到一个奇观，参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个人投资因为自己投票批准的对个人所得税的保护而得到利益。[55]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内森·布赖恩（Nathan Bryan）承认其在橘子园的个人利益；马里兰州的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则是木材厂的部分所有者；而罗德岛的亨利·F.里皮特（Henry F. Lippitt）拥有棉花的股份。这些信息的披露让人非常尴尬。虽然共和党人继续采取拖延战术，但现在他们丑闻缠身，无法投票反对改革。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欢欣鼓舞地说：“国家要感谢威尔逊总统揭开了国会大厅的遮羞布。”威尔逊已经表明他可以迫使商业向后撤，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威尔逊下决心对银行家们采取同样强硬的方式。然而，银行业更具挑战性。当他透过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组成的迷宫进行仔细审查时，他将路易斯·布兰迪斯召到白宫，咨询后者的意见。布兰迪斯不是政府成员，在他的法律生涯中，他专注于铁路和公用事业，而不是银行业。但威尔逊对他非常尊重，因为他在竞选期间提供了有效的建议。按照威尔逊的要求，6月11日，布兰迪斯与总统会面，之后，他立即用信件记下了他的想法，其中一些话证明了布兰迪斯对金融界寻求承担公共角色的蔑视。虽然他承认银行家是自己行业的专家，但他提醒总统：“即使在技术上是他们自己的领域，但听从他们的建议也是非常危险的。”[56]据布兰迪斯所说，金融家的建议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自身的利益，政府的目标和银行家的需要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对银行家的让步将是“徒劳无益的”。他建议威尔逊坚持对货币实行公共控制，将银行家严格限制为顾问角色。

威尔逊肯定已经预料到热情的布兰迪斯会给出这种激烈回应。这也巩固了总统自己的看法。6月17日晚，即布兰迪斯来访后的第6天，在白宫的内阁房间里，威尔逊与格拉斯、欧文以及麦卡杜举行了会谈，并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接受格拉斯的一部分建议，“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排除所有的银行代表”。[57]委员会将由三名内阁官员（财政部长、货币局长和农业部长）和四名总统任命人员组成。麦卡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同意政府应该“处于控制地位”。[58]欧文当然也同意。只有格拉斯强烈反对。这个实际上站在银行家立场的弗吉尼亚人，因担心银行家会放弃法案而抗议说，否认设立资本的银行家们在新机构里发声的权利，是“不公正”的。[59]格拉斯采用惯用的策略，争辩说威尔逊的立场将增加政治障碍，特别是对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辩论持续了两个小时，但总统并不想放弃。他不仅选择了一个完全政治性的委员会，并且在布赖恩的坚持下，严词拒绝了银行家们的关键要求，即：政府在转型期间充分保护他们免受持有政府债券损失的影响。（在当时的体系下，发行国家银行票据需要这些债券，所以人为地提高了对这些债券的需求；而在新体系下，它们的价值将会下降。）

当格拉斯回到罗利酒店时，他遇到了一个银行委员会成员——俄亥俄民主党人罗伯特·布利克（Robert Bulkley），并和他一起讨论威尔逊的决定直到凌晨一点。格拉斯此时仍然无法入睡，于是用罗利酒店的纸写下一张纸条，送到威利斯那里，告诉他总统决定让委员会“完全政府化”。[60]早上，仍处在绝望中的格拉斯给威尔逊送了一封信，恳求他重新考虑国会议员认为的“严重的错误”。格拉斯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威尔逊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根本不会改变主意。

威利斯认为，威尔逊的决定预示着一种变化，即“银行业放弃自由放任的古典教义，赞成公众参与和引导的想法”。[61]威尔逊的其他任何决定，都不能更好地表明社会向更大的联邦实体的转变。民主党将不再是小政府杰斐逊派的政党。

威尔逊立即在白宫召见格拉斯，在那里他又给了格拉斯当头一棒：联邦储备货币将是“美国的债务”，正如布赖恩所要求的那样。政府货币对格拉斯来说像是异端邪说。然而，威尔逊阐明了政府的批准基本上只是走个流程。新的纸币仍将由联邦储备银行发放给成员银行，以换取安全的短期银行贷款，条件是储备银行在金库中的黄金储备量为发行纸币额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就像格拉斯所要求的，储备货币仍然是银行货币，并由实物支持，但还附加一层政府的认可（也许这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让其他人去追随事物的影子，”威尔逊机灵地说，“如果这样能保留我们的法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62]

格拉斯感觉到自己毕竟还是赢了，于是他立刻被说服了。布赖恩现在也同意支持这个法案。这意味着欧文也会一样。有人认为布赖恩没有意识到这些货币会保留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大部分特征，[63]实际上他已经被耍了。也有可能布赖恩已经感觉到，一旦纸币被宣布为是美国的债务，即使只在表面上，人们就会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货币。政府美元（像今天流通的一样）将不受任何银行资产或实物的限制，20世纪的征途正向这个方向迈进。威尔逊的妥协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向法定货币迈出的一步。

6月20日，该法案的条文（包括威尔逊下令要求的更改）终于公布，并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报纸评论对此反应苛刻而严厉。对保守的出版商来说，联邦政府控制大型私营企业的概念是全新的，同时令人非常震惊。意见领袖作者认为，该法案代表了对布赖恩哲学的妥协。华尔街的一个机构《纽约太阳报》说，这项措施“被布赖恩主义之垢所覆盖”。[64]如果是这样，那么德国国民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也是由国家任命董事和总监，也应覆盖着同样的布赖恩主义之垢，而这一点却被太阳报所忽视。《纽约时报》更加冷静，它承认，格拉斯法案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然而，报纸称其为“激进的”措施，并判断它出自银行所憎恶的民粹主义者之手，但几乎没有提到卡特·格拉斯。《华盛顿邮报》对由政治任命者运营银行体系的前景感到失望，他们警告说，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现任美国联邦总统的权力还要大”。[65]

威尔逊顺利地躲过了批评。记者注意到批评者将该法案称为“布赖恩风格的法案”，对此总统反驳道：“不用在意那些。在他们接受它之前，它将会有各种称谓。”[66]

比起报纸评论的吹毛求疵，政府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国会银行委员会成员意识到，法案在没有他们意见的情况下就已经准备好了，情绪愤怒而抵触。在格拉斯的敦促下，威尔逊邀请委员会民主党人到白宫，并恳求他们支持法案（布赖恩的公开支持使他的任务变简单了）。[67]然而，总统向他的朋友玛丽·派克吐露，他专注于银行法案——“我一直想着它，一刻也停不下来。”[68]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议题：

银行法案不像关税。关于关税问题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的共识，而对银行法案，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要制订一个统一的计划，形成单一目标，这个任务似乎既多变又虚幻，难保心脏不出什么问题。

威尔逊再次打破传统，提出立法。6月23日，总统起床后，穿上正式的黑色长袍、灰色长裤，打上黑色领带，回到国会大厦。[69]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坐在总统的座位旁。国会发言人查普·克拉克（威尔逊在民主党大会上击败过他）敲响了木槌，在特勤部人员的陪同下，威尔逊从后面的门走了进来。所有人都起立，他走上主席台，克拉克宣布了美国总统就任。威尔逊宣读了他的演讲稿，偶尔读到某些话时点头表示强调。整个宣读只花了9分钟。他适时强调，在这样一个闷热的下午，在“炎热的季节”工作的困难不能作为延误的借口。“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他着重强调，“无论我们自己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威尔逊将银行改革法案描述为关税削减法案的同伴，虽然关税法案仍然悬而未决。这两项措施加在一起，将使企业摆脱征税随心所欲和信贷不足的双重束缚。他列举了银行改革的三个原则：一个已经是老调重弹，即货币应该是“弹性的”，这意味着货币发行数量灵活，以满足需求的起伏变化。另一个与沃伯格的相呼应，威尔逊说是“我们的银行法必须把储备调动起来”。他认为，这将实现第三个目的——废除货币资源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威尔逊总结说银行应该是商业的工具，而不是主人。

美国银行家协会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顺便举行了一次会面，准备反击。中西部银行家们包括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行长詹姆斯·福根，他们对此的态度是强烈否定。虽然银行家们多年来一直强烈要求改革；[70]但现在看来，改革可能引入联邦控制，他们就没那么乐意了。

银行家普遍对独立的储备银行予以赞赏，威利斯将其设计为由银行拥有并由银行家运营，即所谓银行家的银行。然而，中央委员会（一家公共机构）令拉萨尔街很不舒服，拉萨尔街对格拉斯法案中授权华盛顿来决定各地区的关键利率即贴现率也深感不安。[71]

许多银行家也反对强制转移储备。这样村镇银行将失去他们在城市银行存款的收益，城市银行也将失去对资金的控制权。当然，打破这种依赖关系就是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立法目标是建立集体储备，以替代各银行独立储备的传统模式。[72]在实际中，很多银行家已经依赖保险库中的储备成瘾，尽管理论上是有害的，却不可能放弃。劳克林有理由相信，银行关心他们的“自私的私人利益”胜过改革。同时许多银行家也确实害怕被迫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做生意的方式。

威尔逊在国会山露面后两天，仍然感到对这个行业有保护责任的格拉斯带着一批银行家一起面见总统，这些银行家包括圣路易斯的韦德，芝加哥的雷诺兹，来自新奥尔良的索尔·维克斯勒等所有美国银行家协会货币委员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们。麦卡杜和欧文也在场，但这是格拉斯的舞台。在向银行家们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时，国会议员处境尴尬，因为银行家们正在游说要更改自己的法案。咄咄逼人的韦德打小就从爱尔兰移民，孩童时期在工地工作，然后成为银行家。威尔逊的办公室里则陈列着一排又一排皮面装订的书籍，他与韦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韦德发言，强有力地反对威尔逊的完全政治化的委员会。[73]总统回击道：“绅士们，你们谁能告诉我，地球上有哪个文明的国家，拥有重要的政府治理委员会却代表私人利益的？”之后是一阵痛苦的沉默。

在这一轮中银行家们输了，但他们赢得了一些重大的让步。[74]首先，贴现率将由各储备银行设定，只须经由华盛顿批准。（考虑到银行将在储备银行层面有更多的控制，银行家们急于将权力从中央转移）其次，有问题的政府债券将被再融资，以此消除银行过渡到新体系时可能损失的威胁。最后，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银行可以根据储备委员会的判断，将其储备的一部分留存在下游银行，就像以前一样。威尔逊和格拉斯愚蠢地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这影响了整个体系的完整性。作为回报，格拉斯相信他已经赢得银行家们支持他的承诺。

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格拉斯和欧文在各自的议院介绍了相同的法案。《格拉斯-欧文法案》远远不是一份激进的宣言，而是阐明了一个合理的中间立场，即在中心和区域之间分享权力，以及在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共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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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除了对布赖恩的让步，法案中提议的储备体系基本上与如沃伯格这样中央银行的拥护者一直宣扬的一致。因此，对储备金的要求被削减，储备银行的数量被减少到了“不少于十二个”[76]（虽然对沃伯格而言仍然太多）。也许最为显著的是，鉴于民主党对集中化的敌意，威尔逊无辜的“拱顶石”已经演变成某种类似于占主导地位的中央机关，这是华尔街一直渴望的。就像现在建议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有义务要求一家储备银行借款给另一家储备银行，监督每家储备银行的票据发行，检查他们的账簿，并可以选择是否开除他们的高管。最让华尔街喜欢的是，《格拉斯-欧文法案》允许储备银行向进出口贸易融资。

在1913年，没有人可以预言，有朝一日，美联储最广为人知的职责是设定利率。当时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储备金，以更好地避免危机发生，并使银行体系现代化。它的重点是储备银行如何向银行提供流动性——购买它们的短期贷款。[77]然而，其中一个条款颇为有趣，利率的调整“应该从适应国家商业和促进价格稳定的视角出发”。[78]这一条款所暗示的，就是美联储的双重任务——促增长和降通胀，这在随后通过的国会法案中予以明确。

格拉斯误以为，既然大多数银行已被说服，布赖恩也被安抚住，那么他的左右翼都被搞定了。[79]事实上，他们都没被搞定。与银行的关系首先破裂。在白宫，格拉斯认为银行家们承诺坚定不移的支持法案。实际上，尽管华盛顿总体上支持法案，但银行家们仍然决心争取对法案进行改进。在与同事们交流之后，他们意识到行业中大部分人仍然反对法案。村镇银行发现对他们在当地储备银行认购股票的要求过于烦琐。芝加哥害怕失去存款，希望对储备金条款进行更多修改。华尔街非常抗拒联邦控制。正在瑞士阿尔卑斯的锡尔斯-玛利亚小镇避暑的沃伯格，[80]终于拿到了这份法案的副本，虽然他对大部分条款都感到满意，但对向布赖恩所做出的让步感到震惊。他发电报给豪斯：“在货币方面我可以做什么吗？在我看来，他们做得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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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奥尔德里奇阵营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激怒了。戴维森请求与奥尔德里奇见面，一起商量一个对策。[81]安德鲁就该法案写了一份令人沮丧的评论，称其被“布赖恩化”了。[82]

美国银行家协会也很关键，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愿意为一丁点儿利益讨价还价。[83]雷诺和韦德预计将支持法案，但希望先看到对法案的改进。在芝加哥最亲近摩根财团的福根对此完全反对。61岁的福根比美国银行家协会的其他领袖更为年长，留着宽鬓角和山羊胡子，还固守着19世纪的传统。福根向国会银行委员会成员分发了一份小册子，声称该法案会给美国带来危险。[84]《纽约时报》复述称，福根以及纽约的银行家都高调宣称银行家们的反对意见使得法案按照它目前的形式，已经“死了，完蛋了”。[85]当葛底斯堡退伍军人聚在华盛顿以纪念内战五十周年时，银行业上形成的脆弱共识似乎正在炎炎夏日中融化。

对银行家们曾经无数次伸出援手的格拉斯非常生气，[86]他认为银行家们提出的新要求是放弃他们的“协议”。突然，他决定不再信任他的银行家盟友们，而是切换到威利斯描述的一种“战争”状态。格拉斯撤回他的妥协提议，重新要求强制银行将其储备从城市转移到更安全的联邦储备银行中，只将部分保留在自己的金库里。尽管他是在愤怒中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但这是个明智之举，使法案的基本目的得以复活。

7月初，格拉斯和麦卡杜再次尝试缓和与银行家的关系。政府2%的债券神秘地以低价交易，这可能使持有这些债券约7亿美元的银行蒙受严重损失。[88]银行已经购买了这些债券，根据《国家银行法》，他们有权流通银行发行的纸币。麦卡杜和格拉斯对银行深表同情，他们认为既然政府改变了规则，债券持有人应该受到保护。从债券的级联价格来判断，最近对法案的变更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短期内，该法案被进一步修订，似乎保证了债券的价值。

然而，债券继续暴跌。[89]麦卡杜觉得事出蹊跷，这位曾经的隧道金融家，对华尔街从来都不太相信，他强烈指责纽约的银行家合谋，人为地降价来吓唬村镇银行，以使他们反对法案。

这种合谋倒不太可能，但华尔街和当局之间的敌意不是那么容易修复的。在一封公开信中，范德利普威胁说，如果立法中还保留有联邦控制的毒素，该国的7500家国家银行将自由选择重新成为州银行（成员是自愿的），并把他们的110亿美元资产从国家银行体系中撤出。[90]在新联邦储备被创造出来之前就要抛弃它的威胁，就像一把指着脑袋的枪。但如果范德利普认为麦卡杜或格拉斯可能会因此退缩，他就大错特错了。范德利普提出的撤资举措，在对这个体系形成破坏威胁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傲慢的贵族式胁迫，他坚持只有商人而非公职人员才应该被委以重任，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事实上，必须存在一个中央银行，这正是所提议的措施创造的，”范德利普简略地说，“但并不是反对授予权力，而是反对权力授予的对象。”[91]

虽然麦卡杜和格拉斯还在与银行争论不休，众议院民主党人却已开始指责法案对银行家们太客气。起初，威尔逊低估了这一威胁。然而，7月中旬，他向刚成为第一夫人的艾伦吐露，“在众议院，我们要处理银行和货币委员会，这相当棘手”。[92]实际情况比这更糟。来自西南部的农村民主党国会议员，以“农民议员”著称，就像19世纪的民粹主义激进分子。最新的民粹主义者希望直接向仍占美国人口30%的农民提供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不是用银行持有的货币来提高商品价格。[93]虽然《格拉斯-欧文法案》特意涵盖了银行对农业的贷款有资格获得联邦储备局的贴现，[94]但是农民议员们对将这一过程留给银行家来处理非常担心。他们还担心，新的中央银行将对成员银行过于宽松，甚至在紧急情况下保护银行免受损失（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这种担心很有预见性）。然而，农民议员并不反对政府保护——他们只是希望它能扩展到对农民而不是对银行。

农民议员的精神领袖是罗伯特·亨利，这个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主席。[95]亨利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健谈的人，他靠自己的声誉来接近布赖恩，并命令银行委员会对穷乡僻壤的成员们保持忠诚。亨利坚持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应该包括真正的农场工人和劳工组织的代表。对银行家们来说，这比政客组成的委员会更糟。更令当局担心的是，亨利挑战了新联邦储备银行货币的基础。亨利不信任银行家，不喜欢任何基于银行资产的货币。他希望修改法案，使农业资产（如仓单）成为货币的基础。这种新的货币将以慷慨的条件借给农民。

7月23日，银行委员会的农民议员发生了公开骚乱，他们提出了一项有争议的修正案，禁止相互交织的董事会（阻止一人任多家国家银行的董事）。这项修正案与货币改革无关，尽管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在《格拉斯-欧文法案》的背景下，这显然偏离主道。格拉斯知道它会彻底消除银行家中仍然存在的支持，所以表示反对。但尽管他反对，修正案还是通过了。他的委员会和法案都处在危机中，紧接着一系列事件像烟花一样爆发了。亨利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盟友詹姆斯·拉格斯代尔（James Ragsdale）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96]从根本上改变了法案。最引人注目的是指示储备银行发行价值7亿美元的贷款，分为三类新的联邦货币（每一类给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3亿美元用于普通商业贷款，2亿美元用于州项目，如桥梁和道路，2亿美元给种植玉米、棉花和小麦的农民。换句话说，银行信贷将由美国国会分配。银行家们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自然对此惊愕不已。这些修正案，显然是受到了亨利的启发，感到震惊的《时代》编辑称其“完全超出了讨论范围”。[97]亨利是否得到布赖恩的支持，这点仍不得而知，不过布赖恩似乎正在考虑。但是，很明显格拉斯已经失去了对银行委员会的控制。威尔逊需要再次介入。

第十三章   不可能之事发生

逃离了华尔街的罪恶和一个私人垄断机构，我们向前狂奔，却仓皇落入一个巨型公共垄断机构的控制。[1]

——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 W. Hardwick），

谈格拉斯-欧文法案

这岂不是很美妙？[2]

——伍德罗·威尔逊致艾伦·威尔逊，

1913年9月19日，豪斯走后第二天

从7月下旬到8月，威尔逊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如他的传记作者亚瑟·林克所说：“在1913年那个划时代的夏天，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们刚度过一个危机，又遭遇下一个危机。”[3]墨西哥革命失控，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夺取独裁权力，各式各样的反对派进行武装袭击。边境线上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对美国公民和商业利益的威胁，使总统陷入了他在任以来的第一次国际危机。夏天，他召回美国大使，任命了新特使，并发表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次演说，宣告了南方的动乱，他说：“这些情况几乎触动了我们。”[4]与此同时，威尔逊努力推动参议院对关税改革法案的投票表决，这是该法案通过前的最后一轮投票。该法案还包括所得税——这是和平时期以来的第一次。

在《格拉斯-欧文法案》上，总统忙于两个层面的工作：摆脱来自银行家的威胁，并处理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叛乱。后者尤其使他心烦意乱。党内冲突是一个毒瘤，造成了塔夫脱的失败，威尔逊决心不给党派之争任何可乘之机。他与卡特·格拉斯密切合作。格拉斯向他提供了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九个麻烦的委员会成员，要求威尔逊给他们打电话，这位总统照做了，还在每个名字旁边做了检查标记。[5]威尔逊还公开坚持，将不对《格拉斯-欧文法案》做任何重大变更就予以批准。[6]虽然新闻报道往往很悲观，但总统安慰他的妻子艾伦：“你不能完全相信报纸上的东西，这都是要打折扣的。”[7]他接着解释道，“很不幸的是，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几乎所有男人实际上都可能被人反对过或遇到过麻烦。委员会正在处理此事。一旦事情脱离了他们的控制，我相信我们会处理得更好。”

在罗伯特·亨利的领导下，重农派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法案。要对付他们，威尔逊的领导至关重要。总统把几个议员叫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连哄带骗、威逼利诱他们同意他的意见。他对于议会程序了如指掌，盘算着在整个众议院层面比仅在银行委员会层面进行立法更好。因此格拉斯把它移到众议院民主党的决策委员会，这样可能更会被接受。一旦决策委员会批准这项法案，它将对众议院里每个民主党产生约束。在威尔逊的推动下，格拉斯获得了禁言令，[8]堵上了他委员会里难以驾驭的成员们的嘴。

然而，原本预计只有几天的决策委员会审议，拖了很长时间，8月的大半时间都过去了。[9]亨利不是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但在决策委员会里，他可以为所欲为。亨利指控这项法案是对1910年的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改头换面（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这样），它违背了杰克逊的精神。[10]更重要的是，他引用了布赖恩当时在国会反对那时的总统克利夫兰的演讲。这非常强烈地表明，布赖恩也站在亨利这边，反对现任总统。由于亨利的主要诉求——用一种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替换现有货币，禁止互锁董事会——都是布赖恩在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里所支持的，因此这种威胁完全可信。

虽然决策委员会的争论大多都很肤浅，但它也提出了历史上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的问题：什么是合适的货币基础？在现代，美联储通过买卖国债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在1913年，会员银行通过质押多种形式的抵押品（如向客户发放的贷款），也可从当地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窗口借钱。然而，仅仅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使用贴现窗口，主要是当银行需要流动资金来弥补亏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正如保罗·沃伯格所设想的，银行通过抵押商业票据和其他资产，从联邦储蓄银行处获得贷款；但另一方面，常用的渠道也已发展起来，银行通过这一渠道获取成堆的美元贷给客户。总的来说，银行从他们的储备银行申请货币，联邦储蓄银行则借记各家银行在它那里的账户。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事后，联邦储蓄银行又一次利用了一条临时途径来创造流动性，即直接购买资产，如国债和某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些举动是有争议的；至少，决定什么样的纸可以被转成“货币”仍然是一个判断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随意的。

《格拉斯-欧文法案》的原则是这种判断将依靠新的联邦储备银行做出，由它决定对哪些银行贷款进行“贴现”，或换取储备纸币，即货币。法案的指导原则对商业有利。例如，储备银行被授权可对商业票据和基于进出口的贸易票据贴现。

亨利反对说，立法“应对农民公平，应根据相同条款，允许他们拥有以其资产为基础的货币”。[11]这点可并不容易。人们拥有各种金融资产，如提单、商人白条等。那些可转成货币的资产显然处于特权地位。虽然立法允许银行将农业贷款转成储备纸币，亨利继续坚持粮仓收据等农场资产应可直接转为货币。他的提议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然而，需要知道的是，货币安排都是人为的，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保罗·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美联储主席，他试图通过计算货币流通总量来实施货币政策，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被称为“货币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对货币的有用定义。

《格拉斯-欧文法案》只是当时一个较好的方法。将银行贷款转为货币的机制对银行家来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似乎使新的中央银行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只有银行用可接受的商业票据提出需求时，美联储才能发行储备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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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哪些票据是“可以接受的”，[12]在这点上，有足够的争论空间。而且，立法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一方面，它通过制定那些银行资产可兑换票据的规则，为储备银行设置了可发行纸币量的实际限制；另一方面，法案要求储备银行限制流通中的纸币，要与其黄金储备量成固定比例（还可在需要时，用其发行的纸币赎回黄金）。这建立了另一套货币制动器。实际上，立法对货币流通设定了两个限制，而这两者并非总是一致的。

当然，威尔逊并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他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一种更“有弹性”的货币，通过将银行业纳入一个统一整体，使信贷系统更具弹性。而总统提到的其他目标，让银行业更“民主化”，则不过是说说而已。

当法案提交到决策委员会时，布赖恩要求威尔逊增加条款以安抚重农派。[13]格拉斯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已添加了很多惠及农民的条款。”[14]不过，他允许加上一条，即明确指出，该法案并不禁止银行对“以主要农产品或其他货物、仓储或商品为抵押担保的票据进行贴现”。[15]这条是否改变了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值得怀疑的。亨利对此当然并不满意，他继续推动激进的变革。

立法的困难进一步增加。参议员罗伯特·欧文，因为货币评论家和反对者给他留下过度深刻的印象，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不再主张区域储备制度——而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这是法案的本质所在，法案也以此命名。”欧文很有可能被众议院中正在萌芽的反叛势力所影响。不管怎样，8月20日（欧文发表评论那天），威尔逊将欧文召到白宫，把他拉回自己的阵营。尽管欧文的背叛很快中止，[16]但由于他与布赖恩的亲密关系，这令人震惊。格拉斯认为只有布赖恩能使议案失败。很快，一个机会出现了。

8月22日，亨利在众议院决策委员会发表讲话，要求它对禁止互锁董事会予以支持。格拉斯对此已做好准备。这位短小精悍的主席带着戏剧性的夸张，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他瞥了一眼亨利，说这是国务卿写给他的信。格拉斯开始读信。[17]在信中，布赖恩指出，他早就主张禁止互锁董事，不过，他还说：“必须小心不要让修正案使一个很好的法案超负荷，虽然这些修订本身可能挺好。”布赖恩继续以这种政治家的风度说道，他断言在少数几个要点上，法案是正确的。至于其余的，他授权格拉斯说，他完全站在总统一边——“我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支持总统”。

目击者称民主党爆发出欢呼。格拉斯从来不是仁慈的胜利者，他为后代记录下亨利“因为愤怒而脸色发白”。[18]无论如何，亨利被打败了。威尔逊答应在随后的反垄断措施中解决银行董事的问题
(59)

。虽然会议又等了一周，但最后它以压倒多数通过《格拉斯-欧文法案》，只对其做了非常小的变动。[19]

正当决策委员会的审议达到高潮时，美国银行家协会的货币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会谈，一致建议增加一套苛刻的修正案——如果没有这个修正案，他们强烈暗示，他们将不支持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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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主谋是詹姆斯·福根，他称《格拉斯-欧文法案》“不可行”，并指责格拉斯个人“不称职”，这点已经越界。这一措辞太过强烈，福根被迫道歉。更重要的是，ABA的侵略战术事与愿违。它所谓的“一致”投票，是通过强迫200位银行家提出并且压制异议来保证的。[21]以乔治·雷诺兹为首的很多银行家，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与政府谈判，并采取更加和解的姿态。[22]一条更大的鸿沟出现在掌控程序的芝加哥大银行与较小的村镇银行之间。例如，ABA要求银行家就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表看法；村镇银行家们，害怕他们在城市中的同行，宁愿受到政府的监督。[23]尽管ABA主张单一的中央银行，乡村银行家们却喜欢区域性银行网络的想法。

行业的内部分裂消息被捅到了威尔逊政府那里。正如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向豪斯吐露的：“银行在芝加哥的行动，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致的，却远远没有反映这次会议参会者的真实情绪。据我所知，半数在场的人心中都赞成这一法案。”[24]麦卡杜进一步通过证据表明，在银行界之外，《格拉斯-欧文法案》越来越受欢迎。[25]有影响力的《夏洛特观察家日报》（Charlotte Daily Observer）的出版商认为，《格拉斯-欧文法案》一旦颁布，将使“整个美国的资金分配更平等”。[26]在北卡罗来纳，麦卡杜赞许地预测，它将使棉花厂主再也不用去纽约借钱。美国商会在密苏里河西部的11个州进行了实地调查，报告了部分商人对国会实施法案的“强烈愿望”。[27]基于这些报告，以及自己与银行家们和其他人的接触，麦卡杜觉得有足够信心拒绝芝加哥宣言。[28]帕克·威利斯同样敦促格拉斯忽略ABA，他判断ABA的会议将是“惨败”。

在9月的第二周，格拉斯将法案带到众议院。因感到成员仍对创建一个强大的联邦机构的前景不舒服，格拉斯极力淡化立法的影响。[29]他坚持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法案只会重新分配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早已行使的权力。他建议，储备委员会将作为一个“利他主义者”机构[30]，其权力没有人敢滥用。这太天真了。弗兰克·蒙代尔（Frank Mondell）是一名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人，在对法案里程碑式的特性上，他的理解更敏锐，或者说更坦诚。“它的权力、权威和控制是巨大的，”他对未来的美联储提出警告，“而且它还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即在实际运行中，它的权力往往会增加，其控制更为集中化。”[31]

查尔斯·林德伯格是另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共和党对手，[32]他对法案进行猛烈抨击，其原因包括授权美联储在海外开展业务支持外贸。林德伯格的本土化观点很奇怪，因为他在明尼苏达的选民主要依靠出口，而且他自己也是移民。但从建国初期开始，仇外心理已经成为早期货币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标志。它不会轻易死去。一代人以后，当美国面临纳粹德国的致命威胁时，林德伯格的飞行员儿子就极力主张美国不插手“外国”的战争。

由于民主党占多数，众议院的辩论时间很短。[33]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提议支持金本位的修正案（法案本身未受触动）来搅浑众议院。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些民主党人因为提及共和党的金属而警醒起来，想用“硬币”包括白银来代替“黄金”。格拉斯害怕暴风雨降临，于是叫来了布赖恩。布赖恩对老调重弹不感兴趣，他的建议是白银“与此无关”。9月18日，金本位的修正案获批。几小时后，《格拉斯-欧文法案》以285﹕85的巨大优势投票通过。除三人外，所有民主党人都投票赞成。

没有布赖恩，格拉斯不可能完成这件事，而布赖恩当然是最不可能支持中央银行的人，他之所以合作只是因为威尔逊不断的示好和谨慎的妥协。威利斯将成绩“几乎完全归功于总统坚定的决心”。[34]威尔逊兴高采烈。他写信给他亲爱的艾伦，说他欣喜若狂，因为看到法案以“多数票”如此顺利地通过。[35]

然而，法案在参议院的未来很有问题。[36]参议院不关心地方控制，许多参议员赞成ABA，认为12家储备银行太多。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集中化的方法，另外两个民主党，内布拉斯加州的吉尔伯特·希区柯克（Gilbert Hitchcock）和纽约的詹姆斯·欧达梦（James O’Gorman）也是这样。还有一位民主党，密苏里的杰姆斯·里德（James Reed），是一个煽动者和本能的对立者。除掉这三个人，原来民主党在委员会占多数，为7﹕5，就将萎缩到4﹕8，变成少数。

与众议院简单干脆的诉讼不同，参议院委员会安排了广泛的听证会，证人名单中都是挑剔的银行家。福根是主要的证人；[37]他因单一的银行制而坚持要国会抛弃格拉斯-欧文法案。费斯特斯·韦德甚至更严厉，他反对法案的强制性特征。“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这项法案是排斥的，我承认我是其中一个。”银行家这样表示。由于这些意见已经众所周知，听证会的目的不是告知，而是搬弄是非，并且造成拖延。

欧文不是一位有效率的主席，他试图缩短程序，但民主党的顽固分子和少数派互相勾结，使得听证会拖延。证人中还包括一名德卢斯的五金商品主管，一位明尼阿波利斯的木材商人，一些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和律师，以及许多银行家。喜好争辩的参议员公然引导这些证人，试图引起负面的评论。尽管有他们的努力，仍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参议员希区柯克和托马斯·麦克雷（Thomas McRae）进行了交流。麦克雷来自阿肯色州普雷斯科特的村镇银行，这家小机构吹嘘其资本金和盈余达15万美元，他像阿肯色其他银行家一样，习惯将自己银行的储备分别放在纽约、圣路易斯和小石城的银行。但在《格拉斯-欧文法案》下，他将不得不将储备转到最近的联邦储备银行。希区柯克强调法案的强制性，试图刺激麦克雷谴责它。麦克雷并没有上钩。

希区柯克：你有能力控制它。但难道你想要全部丢掉控制能力，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当你需要货币时无法保证你的票据将被贴现？

麦克雷：你的问题是基于“我现在能提出货币需求的地方，将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我的需求”的这一假设。在1907年，这个假设并不成立。[38]

麦克雷做证说，考虑到迫在眉睫的恐慌的威胁，出于审慎的角度，他需要在运营时有多余的现金。普雷斯科特的棉农从3月份开始借款，一直到夏季；当贷款季达到顶峰时，麦克雷通常把两万美元放在保险箱中，只是为了随时可用。换句话说，这笔钱被闲置着。“这项法案的目的，”麦克雷自告奋勇地向参议员讲授，“是要求美国的公共资金保持流通。”

但村镇银行家们对处于中央控制下的银行业带有根深蒂固的怀疑，[39]他们不满意把资本投资到联邦储备，因为股息上限为5%，低于他们通常能获得的贷款利息。他们还担心，在新体系下，繁杂的清算检查程序将被彻底整顿，业务将被理顺，而他们曾利用其赚取了相当大的利润。

华尔街对法案的看法模棱两可。[40]银行家们发表了少许关键性的批评，但对法案集中储备的指导原则表示赞成。在私下里，他们往往并不反对。[41]沃伯格就是一个典型，他为政治家们的民粹主义者言论所震惊，坚决反对把银行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在从瑞士回来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伯格怒斥：“在我们国家，只要有未经训练的业余选手成为任何政府职位的候选人……政治管理都将会是致命的。”[42]但正在欧洲山上休假的沃伯格，通过豪斯转达了自己的建议，他一直想要完善《格拉斯-欧文法案》，而不是预先阻止它。改革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他仍是一个改革的狂热支持者。

如果说沃伯格的观点是可预见的双刃剑，弗兰克·范德利普的不一致则令人头疼。[43]在盛夏，即将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收获季节时，这位美国最大银行的领导公开警告格拉斯，该法案的弱点太多，最好是不要有这个法案；到了秋季，货币市场状况缓解，他的心情也随之而改善。9月下旬，范德利普向詹姆斯·斯蒂尔曼承认：“我对货币法案考虑得越多，我越倾向于相信我们不必害怕它。”

随着银行家们意见的分散和转移，[44]银行业几乎无法打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僵局。责任不可避免地默认为是总统的。艾伦·威尔逊一直在康沃尔，从夏天待到10月。在那个时代，长途电话是一种奢侈，甚至第一家庭都通过信件沟通。威尔逊试图安抚他烦躁的妻子，请她不必担心法案以及它对自己的影响——“请不要为我担心。”[45]这是他给她的信中常见的话。而艾伦则经常很沮丧，她不理会他的话，还是不断询问像洪水一样泛滥、令人担忧的新闻故事。对他的朋友玛丽·派克，威尔逊则更为坦诚，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在9月下旬，“斗争在这里没有停歇。很难说为什么它应该是一场斗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因为委员会拒绝行动而深感受挫，他想知道为什么“公众人物”要将“整个国家已经很清楚”的事情作为责任。

再一次，他先转移到关税上。总统在参议院十分谨慎，[46]参议院批准了比众议院更严厉的削减措施，这实在是引人注目。10月3日，威尔逊使用两支金笔签署了《1913年税收法案》，与奥尔德里奇1909年制定的关税相比，关税税率大幅降低。该法案还对4000美元以上收入征收了1%的所得税，对于更高的收入，征收的税率更高。农业部长戴维·休斯敦对此几乎不敢相信。“一个渐进的所得税！”他惊讶地说，“我没想到在我们活着时会亲眼看到这些东西。”范德利普做出了有偏见却准确的预言，说所得税将“非常恼人。负责收税的机关将和税本身一样不受欢迎”。[47]

作为进步主义议程的基石，所得税是未来大政府时代的一个预兆。然而，当时的美国人，很少有人达到了征税门槛，关税削减似乎更有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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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一直认为，关税是普通公民的负担，让北部的制造商得到利益，这项立法实现了他长期的梦想。然而，他认为，在国会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之前，这项改革不会完成。甚至在白宫签约仪式上，总统仍然关注这项没完成的事。“我觉得，”他说得很诗意，“今晚就像一个人很愉快地在旅程半路的客栈里投宿。”[48]

威尔逊意在瓦解对银行委员会的打击，于是他制订了计划，延长与艾伦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假期，推迟对巴拿马的访问。[49]在那里，美国修建的巴拿马运河快要完工了。他坚持说，在参议院处理《格拉斯-欧文法案》之前，他不会允许国会休会。国会还处在春天就已开始的“特别会议”中。定期会议将于12月1日开始。威尔逊坚持让参议院在此日期前向他提供一个适当的银行法案，以便他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反垄断改革上。[50]但反对派不干了。

10月8日，ABA在波士顿召开年度大会时，约2000名代表在芝加哥起草的批评书上签名，[51]谴责《格拉斯-欧文法案》。退休后一直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也站了出来，猛烈抨击法案是“布赖恩主义的胜利”。[52]威尔逊可以忽略奥尔德里奇，但他对ABA感到愤怒。他急切地向来访者展示了不断增加的，都对立法表示大力支持的信件。早在10月，纽约的商人协会和美国商会就表示支持格拉斯·欧文，这暗示商业界已经加入这一阵营。威尔逊认为，银行试图“破坏”本来良好的氛围。尽管他的怀疑有真实的一面，但实际上银行业既不团结也不谨慎。美国有25,000多家不同层次的银行——一些银行反对《格拉斯-欧文法案》，[53]一些银行则对它进行批评，希望能达成更好的法案，还有一些支持它。

威尔逊进一步威胁要把法案交给党内决策委员会，[54]本质是为了迫使参议院的民主党接受法案，就像他在众议院所做的一样。然而，鉴于民主党参议员强烈的敌对情绪，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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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将引发每个共和党人心中的敌意。因此总统就像移动测风气球一样，提出通过直接在那些被拒绝移民的参议员的所在州开展竞选来排挤他们的可能性。但他意识到不能疏远参议院。他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抗议，抗议声有点过大：“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与我的思想和性格都是相悖的。”

威尔逊政府陷于暂时性的慌乱之中，财政部长麦卡杜邀请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欧文上了一艘缉私船，这是财政部用来强制收取关税的一艘武装船只。两天来，他们停靠在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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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战略。[55]10月16日，财政部长和总统威尔逊重新做过部署后，威尔逊采取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56]单独邀请欧达梦、里德和希区柯克到白宫举行秘密会议。

这三个顽固分子，都是处于首个任期的参议员，有着明显藐视总统的理由。[57]希区柯克是布赖恩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对手，也是有影响力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Herald）的出版商。他极端独立，抛弃了也曾是美国参议员的父亲所在的共和党。他不是一个向总统低头的人。作为内布拉斯加州几家银行的董事，希区柯克真正希望的是一家中央银行，而不是《格拉斯-欧文法案》中的12家储备银行。欧达梦与总统的对抗是个政治问题。作为纽约前任法官，欧达梦是坦慕尼协会的支持者，他急于向俱乐部提供联邦任命的份额。威尔逊似乎轻视他赞助的需要，并对该协会表示轻蔑，这使得欧达梦反对他。堪萨斯城前市长里德则从另一个政治极端的角度反对《格拉斯-欧文法案》，他坚持杰克逊式的传统，反对任何形式的银行业联合。里德能言善辩，同时也是个酒鬼，他鄙视威尔逊的自以为是。他标榜自己是个特立独行者，但这本身存在争议，亨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像里德这样的人，他的声望无法通过他的成功，只能通过他的斗争来衡量。”[58]

当这三位不同政见者离开白宫后，里德对记者说，《格拉斯-欧文法案》要赢得委员会的支持，必须要进行大的变革。[59]然而，这位反对者的语气已经软化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和欧达梦每个人都发表了更鼓舞人心的言论，希区柯克仍不为所动。[60]威尔逊抛出了一个橄榄枝，暗示他可能愿意通过适度减少储备银行的数量，与中央银行的支持者达成妥协。[61]

但还不到一小时，这一更有希望的氛围就被粉碎了。10月23日，范德利普，这名冲动的国民城市银行管家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这无异于抛出一枚炸弹。

范德利普提案早在10月初就在委员会露面了。[62]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份证词中，虽然他发现法案的各种技术细节都存在问题，例如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定义不清，整体上他是支持法案的。他做证说，法案会使目前股票市场上的百万美元不动用资金进入普通商业领域；此外，他说新的储备银行有能力操纵利率，会提供美国新的力量防止黄金流失。私下里，他的表达更加坦率有力，他毫不脸红地写信给斯蒂尔曼，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展望，使国民城市银行可以将大部分不动用的资本解放出来，从而进行积极扩张。[63]

虽然范德利普在公开场合的证词显得更加谨慎，但仍然使部分成员受到震动，开始对立法进行反思。在一次富于启发性的交流中，堪萨斯的进步主义者约瑟夫·布里斯托（Joseph Bristow），问他是否会建议修改《格拉斯-欧文法案》，使农场抵押贷款可贴现储备纸币。范德利普回答说，肯定不会。他解释说，认为银行只是债权人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银行是国家的大债务人”。[64]为了保证存款人的满意度，他们的资产必须具有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法案规定90天的商业贷款符合贴现条件。抵押贷款，是流动性最小的票据，不能轻易兑换成现金。

范德利普的观点在近一个世纪后得到了验证：现代投资银行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将抵押贷款转换成可流通的和号称有流动性的证券，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些奇才发现抵押贷款并不像他们想象的流动性那么好。在1913年，委员会成员可能还不了解这些，但范德利普高超的见解让他们眼花缭乱。

听证会后，欧达梦和希区柯克带着一个萌芽中的想法找到范德利普：他是否会考虑起草一个新的计划，由政府拥有单一的中央银行？[65]该计划的要点是，它同时对两个政坛极端势力具有吸引力。如果控制权掌握在公众手中，民主党、进步主义者和其他传统的中央银行的反对者可能容忍这样的机构；如果美国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看齐的集中化的机构，银行家们可能愿意屈服在其控制之下。

范德利普最初对此的反应是怀疑——他不认为信用应该留给政府来决定。然而，他同意考虑它。在考虑了几天后，他由衷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似乎已被撰写银行改革的前景所诱惑，让虚荣蒙蔽了他的判断。不管怎样，10月10日，他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斯蒂尔曼：“我现在对这一思路很自信，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对法案予以完善，城市银行将第一次开始因为它的巨大资本而真正受益。”[66]

范德利普又找来哈利·戴维森，在杰基尔岛上，这位投机的银行家已被证明非常有用（而沃伯格，即将登上班轮从汉堡回家，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他还找来了本·斯特朗，这也是本行业中比较犀利的思想家之一。很快，带着重新同谋的暗示，这三人开始工作。范德利普向斯蒂尔曼汇报：

他们来到我在广场饭店的房间，我们推掉了所有的会议或电话。最后的成果是我们创建了一个计划，在我们看来，这个计划非常有价值；这是一个符合每条经济学原理，可以被银行家们接受的计划，就我们所关心的控制而言，计划仍然具有充分的独创性，能满足民主党的原则和今天的政治形势。[67]

范德利普的乐观是错误的。[68]民主党政纲当然禁止成立一家中央银行。此外，该计划取消了储备银行，就是取消一个原本由银行家们运行的组织层，这种改变不太可能对行业具有吸引力。

然而，范德利普现在正陶醉于自己的使命，他拖着两个同伴急切地赶去华盛顿。他们住在陆军和海军俱乐部，这是参议员欧达梦住的地方。范德利普拦住欧达梦，说自己已经有他要求的计划。然而，欧梦达否认曾要求制订计划。据推测，他重新考虑了是否应如此公开地与总统对质。他建议范德利普说目前的计划是范德利普自己提出来的。[69]

所以，国民城市银行主席在首次露面两周后，回到了委员会办公室。他现在提出建立一家有12个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由联邦政府完全控制，同时它的股票由公众持有（为了吸引进步主义者）。[70]给银行家们的诱饵是这个计划包含较少的强制功能，当然，它也更为集中化。范德利普最明智的想法是储备委员会将不再设3名内阁官员，届时委员会将由7名成员组成，成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成员期限为14年而不是8年。这些变化会减少总统的控制，政治色彩更淡，更加专业化。

共和党和民主党3个不同政见者立即同意他的计划。委员会里似乎没人注意到，范德利普提出的计划与他之前对政府控制强烈谴责的态度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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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范德利普计划突然得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8票，而《格拉斯-欧文法案》只有4票。

现在，范德利普写信给威尔逊，他毫不谦虚地说，他的计划“完全符合你的想法”。[71]他希望和总统以及戴维森、斯特朗会面，“以便能更充分地解释它”。

威尔逊目瞪口呆。他知道，众议院不可能支持中央银行。民主党仍然是杰克逊党。而且，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修订，这个过程太漫长了。总统对大银行完全失去了耐心，他的答复很简短：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想到你昨天向委员会提出的银行计划是“沿着我的思想路线”。迄今为止，在这件事上，它是离我的思想最远的。对我而言，与你和戴维森先生以及斯特朗先生讨论将是徒劳无益的。[72]

威尔逊重申支持《格拉斯-欧文法案》的一切要领，他召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到白宫。他给出的信息很简洁：他不会让银行家们制定政策。[73]这已不是第一次，范德利普玩得有些过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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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委员会不愿意违背总统的意愿提出中央银行的报告，委员们每天开会，测试提案，看是否有什么卡住它。[74]共和党人在一个街区投票，持异见的民主党人充当摇摆选票。欧文尝试将其整合、凑成多数，威尔逊与参议院领袖协调，[75]但显然他们处于守势。10月底，委员会将储备银行的数量缩减到4家（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时，遭到了失败。这是向中央银行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但这是让威尔逊或众议院的民主党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剥夺其联邦制的特性。同样，尽管有欧文和威尔逊的反对，委员会仍偏向范德利普的想法，向公众而不是向银行提供储备银行的股票。[76]

威尔逊同意从联邦储备委员会撤销农业部长和货币监理，但仍然坚持保留财政部长。[77]这反映了总统希望联邦储备的运行由麦卡杜监督。麦卡杜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知心朋友（他正在追求威尔逊最小的女儿，她比他小了25岁）。

总统认为这次竞选是一场权力斗争，退让将是灾难性的。在之前学者的职业生涯中，他欣赏英国议会领导人控制党内忠诚的方式；他认为，美国总统有权要求同样的忠诚。他倾向于亲自回应分歧，并已下定决心，把民主党的不和视为不忠。[78]

在国会大厅之外，该行政法案的支持率继续上升。[79]许多银行家因担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混乱可能会让美国的改革无法进行，又主张回到《格拉斯-欧文法案》。圣路易斯的银行家韦德，9月时还声称该法案令人“恶心”，现在则完全反过来了。他写信给威尔逊，肯定地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单一中央银行。[80]《格拉斯-欧文法案》是唯一的出路。不久之后，格拉斯与范德利普在纽约阿提托酒店辩论，这是一场1100人参与的“时尚与美丽的”盛会[81]。格拉斯似乎占了上风。范德利普抛弃了这一法案，对总统拒绝见他心怀不满；格拉斯对区域体系的辩护引起了高级阶层的共鸣，其中许多人都是银行家。

威尔逊和格拉斯在选举日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助力[82]：民主党在新泽西、马里兰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胜利被视为对当选一年总统的认可。同样重要的是，坦慕尼派亲自挑选的纽约市民主党候选人被打得一败涂地。这使参议员欧达梦的基础被削弱，也降低了他挑战总统的意愿。事实上，在委员会中，欧达梦马上站到政府这边投票。里德也开始动摇。林克暗示，如果欧达梦被进一步的反对吓倒，里德对他感到满意。他悄悄放弃了战斗。11月4日的投票表决才过了几天，该委员会就在一位共和党人的帮助下扭转了以前的行动，减少了储备银行数量。

只有希区柯克继续坚持。这位议员不满威尔逊对委员会的干预，拒绝被说服或被逼迫。[83]希区柯克不可调和的立场让委员会11月中旬一直僵持在6票对6票。[84]专家组破裂，两个派系现在各开各的会。

范德利普继续巡回演讲，[85]他大胆预测1914年前不会立法，他希望那时会达成支持他计划的共识。虽然他与格拉斯-欧文阵营保持着距离，刚从欧洲回来的沃伯格，却热切地投身于委员会的工作。他的精力放在减少储备银行数量上，以使《格拉斯-欧文法案》更为集中化。沃伯格不断发展的关注反映了他对美国城市间距离的理解，在商用航空出现之前，这让美国城市之间远远分开。他设想12家储备银行将会不好协调，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资本不足（所有国家银行的总资本仅为1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东北部[86]）。而且，华盛顿本身是一个省会，不是商业中心。沃伯格更希望在几个主要城市建立银行业的支柱，而不是把这个体系交给用他称为“一帮不了解村镇日常业务，坐镇华盛顿”的人。[87]

与范德利普不同，在公开场合，沃伯格保持支持法案的立场，他试图从内部修改法案。刚巧，他和欧文乘坐同一列火车从华盛顿去纽约，[88]这让沃伯格有机会游说参议员。他试图纠正欧文关于银行业的“宠物理论”，这一理论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怀疑。欧文坚持他的立场，但等他回到华盛顿，他开始就草案的修改向沃伯格咨询。沃伯格还被叫去在委员会的两个交战派系之间进行调停。虽然调停以失败告终，但随后双方成员都寻求他的建议。沃伯格也把来自欧洲银行家们赞同他解决方案的大量信件转发给麦卡杜、豪斯和各位参议员。[89]

沃伯格不屈不挠的游说似乎初见成效，11月20日，欧文阵营将储备银行数削减为8个，[90]这是威尔逊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沃伯格还说服欧文对贴现部分进行修改，[91]这是沃伯格最感兴趣的技术领域。与此同时，希区柯克在范德利普和斯特朗的帮助下准备了一份单独的法案，[92]只有4家储备银行，进行公开股票认购。甚至这4家银行也将由华盛顿控制，这是一份集中化程度极高的方案。

虽然不愿意投票支持欧文的法案（这是参议院的对应法案，众议院法案已获通过），[93]但是希区柯克至少默许了立法的策略，允许改革摆脱委员会的控制。由于专家组无权批准法案，它只是提到了两个法案，对两者都不做推荐。然后，威尔逊下令参议院民主党召开决策委员会会议，使民主党一致支持欧文法案。[94]虽然希区柯克坚持他不会服从决策委员会的决议，[95]但威尔逊已经表示，他认为欧文法案是对忠诚的考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12月，常规会议一开始，银行改革终于在参议院落地。在12月2日对国会的年度指示中，威尔逊敦促参议院迅速行动。[96]他强调该计划对农民的好处。总统对参议院施加了压力，把他的圣诞休假计划放在一边，根据情况待定。[97]他还指示参议院的民主党在假期休会期间制订计划——在那个成员们几乎无法坐飞机回家过周末的年代，这不是一件小事。在威尔逊的压力下，参议院领导们强制推行非常紧张的日程安排，不分昼夜地开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范德利普甚至都承认，总统正变得异常有力。这位银行家非常不满，他嚷道：“威尔逊似乎拥有太多的权力，我从没见过任何政府拥有这么多权力。”[98]

参议院进行的第一项事宜是在欧文法案和希区柯克法案之间做出选择。随着辩论的展开，欧文处于微弱的领先地位。[99]但参议院被卷进了一场至关重要的通货膨胀问题之中，[100]在此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反常地待在后台，没有浮出水面。尽管所有相互竞争的法案都重申了美国对金本位的承诺，但对新机构创建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创建该机构是为了促进获得信贷，最终结束货币贬值。参议员激烈辩论储备纸币本身是否应该是“法定货币”，或者只是可以赎回黄金的纸张。区别主要是理论上的，因为绝大多数市民会选择携带储备纸币而不是硬币。尽管如此，但参议院的法币标准似乎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这使货币纯粹主义者感到恐慌，因为如果它占了上风，新储备银行将铸造“货币”，而不只是票据。

与众议院的法案相比，欧文的法案更有利于刺激信贷（信贷是货币的基础，信贷越多，流通中的美元越多），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担忧。例如，在沃伯格的敦促下，参议院降低了存款准备金要求。[101]低于众议院对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多贷款，再创造更多的钱。参议院法案中最具争议的是一项存款担保条款。作为一种防范银行挤兑的手段，存款保险的概念自1907年出现以来已处在辩论的边缘，当然，它深受布赖恩的青睐。它被认为是激进的一步，将鼓励不谨慎的银行业。

尽管如此，华尔街却希望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储备，以此促进信贷并支持美国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因此参议院的《格拉斯-欧文法案》是首选。参议院不允许国家银行开设国外分支机构，但明确允许新储备银行可以“在国内外”进行证券交易，[102]更忠实于格拉斯最初的普林斯顿版本，相比众议院版本更为谨慎。例如，参议院的法案措辞强硬有力，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权要求一家储备银行贷款给另一家储备银行。这很重要，因为它能让委员会想方设法使体系各部分形成一个整体运行。[103]众议院法案的措辞局限性更大。

迫于农场州参议员们的压力，[104]欧文法案对农民也较为宽容，将农业票据有资格贴现的时间延长到6个月，而不是短短90天，实际上，这意味着一家村镇银行借钱给农民的时间可以覆盖整个农作物生长季节，并在当地的联邦储备银行赎回贷款。欧文的法案也第一次允许国家银行基于农产品发放抵押贷款。自白银鼎盛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银行业提案对农村信贷这样放开。银行业的传统卫道士们，特别是在东部的那些，被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吓坏了。

12月13日，当来自纽约州的资深参议员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演说，攻击欧文法案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威胁时，这种担忧达到了顶点。共和党人鲁特是一位著名人物，他是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国务卿（他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一名成功的公司律师。在参议院大厅里，他指控纸币的“普遍规律”是增加流通的趋势。通货膨胀是人性的产物，“渐渐地，因为钱来得容易，业务不断扩大……银行家们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他们也是人。同样，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地区银行家们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105]

鲁特提供的事实和数据证明货币存量在增加；他声称根据立法提案，流通中的货币将无限制地增加。事实上，如果任何国家违抗通货膨胀的“普遍规律”，它就是过去40年的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到麦金利时代，物价持续下跌。[106]自1896以来，这种趋势有所逆转，但1913年的价格水平并不比内战后高，可能还更低。鲁特考虑流通货币的新机构是否可能导致货币贬值，这是相当正确的，但他低估了法案的巨大保障作用。虽然两院法案中没有明确写明货币发行上限，但储备银行只能换取合格的银行票据时发行纸币。此外，储备银行将不得不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纸币发行。该法案包括一条特别的保护措施，即授权储备银行只有20年期限。这与命运不济的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一样，它们也只有有限授权。（后在1927年，这条定期废止美联储的条款将被废除。）

当参议院正试图弄明白通货膨胀时，总统处于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威尔逊的健康状况一直还不错，但因为墨西哥不断升级的动乱以及他自己强加给银行的最后期限，他一直处于压力之下。自从一个大风天参加了陆军和海军演习之后，他的身体就没好过，先得了感冒，等稍微康复些，他又没穿大衣就在风中行走，结果又染上了病。[107]他对玛丽·派克承认，他觉得自己“又愚蠢又沮丧”。他的病情在白宫引起关注。威尔逊的医生嘱咐他卧床休息，禁止会客。医生还坚持让总统在南部温暖的气候下休养，不管有否银行法案。威尔逊留在原地坚持着，却不合时宜地保持沉默。

对威尔逊来说，幸运的是公众对行政法案的支持在不断增加，[108]特别是普通的银行家，相比希区柯克的提案，他们更喜欢欧文版的法案。他也得到了沃伯格的支持，因为沃伯格捍卫立法且反对通胀。即使最后期限临近，沃伯格仍不断向参议员欧文提出改善法案的建议。[109]他还与企业高管通信，试图激励他们进一步进行游说。[110]圣路易斯银行家韦德声称自己对法案目前的状态很满意，而沃伯格仍在推动一项集中储备银行的计划，指责韦德“被吓倒了。”[111]这时离圣诞节只有10天了。

格拉斯以前谨慎地与沃伯格保持距离，但当立法达到高潮时，这两名制宪者的关系——一个是自学成才的南方人，另一个是老成世故的欧洲人——也变得相当友好。[112]沃伯格让格拉斯密切关注他与参议员的讨论，[113]格拉斯无疑对此表示赞赏。在格拉斯的酒店，两人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聊天，这位弗吉尼亚人让沃伯格惊呆了，他力劝沃伯格考虑未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职位。[114]作为一名渴望被接受的新近入籍公民，沃伯格深受感动。

12月17日，经过80个小时的辩论，参议院民主党人对演讲时间加以限制，并安排在两天后进行投票。[115]作为预防措施，他们默许了鲁特的需求，将支撑美联储发行纸币的黄金储备从33%上调为40%。现在威尔逊的身体已经恢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入。生病没有对他造成不良影响，他和医生一起乘坐一辆封闭的汽车去兜风，再次拒绝让国会考虑休会。[116]19日，一个星期五，参议院审议希区柯克法案，以43﹕41票否决了它。欧文法案以微弱优势胜出。希区柯克宣布，他的工作使欧文法案得到改善，因此他将加入。六名共和党人加一名民主党人，以54﹕34票完全投票通过。

沃伯格匆匆写了封祝贺信给欧文。[117]他向一位欧洲同伴透露他对参议院，包括对欧文的真实感受，他抱怨说：“要影响这上百个固执和无知的人，是件非常累人的事。”[118]沃伯格并不是已经厌倦了它。尽管相比众议院的法案，他更倾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沃伯格对此仍不满意，希望后面还有“最好的工作”。他难以克制自己的焦虑，恳请美国商会的主席继续就会议委员会的最后变更进行游说。

众议院法案和参议院法案的差异非常大。在储备银行数量、准备金要求、存款保险、储备委员会的构成，以及其他几十个要点上，这两项法案都不相同。格拉斯直到最后都很担心，他看到“没有希望立即达成一致”。[119]

与会者以惊人的速度开展工作。[120]参议院在大多数主要问题上获胜。将在“不少于8个且不超过12个的城市”（众议院曾表示至少有12个）中建立储备银行。确切的数字和地点将由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组织委员会确定。参议院对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幅削减也被保留（今天的准备金率甚至低于1913年，反映了现代对于促进银行放贷的强调，虽然是以谨慎作为代价，且这代价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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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委员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使开给银行一些“糖丸”，今天这些修改仍在生效：首先，每家银行对储备系统的贡献减少到其资本和盈余的6%，容易管理，此外，根据参议院法案，成员银行将收取的股息也被提高到6%。

然而，在格拉斯的领导下，众议院与会者不会对“法定货币”让步。[121]严格来说，直到1933年国会法案生效之前，美联储发行的纸币都不是合法的货币，虽然在实际意义上，从一开始它们就被视为货币。格拉斯非常担心通货膨胀，因此大会取消了印发1美元和2美元钞票的权限，最小的面额是5美元，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威胁。法案要求内战时期的国家银行纸币逐步退出流通，但美国的各种其他货币——银证、金币、美钞等——仍然可以流通。货币的统一还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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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储备纸币上印有独特的图案来代表特定的发行城市。

12月21日星期日，与会者正在一场马拉松会议中着手解决真正棘手的问题。[122]在第11个小时，出于对通胀的担心，格拉斯拒绝让银行把金库里的储备纸币当作“储备”——这让沃伯格感到苦涩失望，虽然后来他转变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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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存款担保领域。银行家们反对它，认为这会引入胆大妄为的银行。虽然存款保险的想法在众议院得到了支持，但是格拉斯认为，参议院的版本结构不完善。周一凌晨一点三十分，存款担保遭受重创。（尽管当格拉斯还在参议院时，在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最终还是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已经太晚了，不能避免萧条时期的银行挤兑。）

只有委员会的组成仍然悬而未决。[123]参议院的法案呼吁除财政部长外还要任命六名人员。而众议院把委员会看成不过是白宫的附属物，包括三名行政人员。会议只确定了两个位置——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官。麦卡杜与谈判代表频繁接触，似乎在支持财政部长的职权上已经成功。[124]委员会的权力被放大；其成员（后来被称为理事）的期限增加到10年，采用交叉任命，这样，就没有一位总统能够提名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现在是凌晨四点十分，天还没亮。

豪斯来到麦卡杜家吃早餐，发现财政部长身着睡衣，几乎彻夜未眠。[125]周一整整一天，他们都在等待国会大厦的消息；直到两院都批准通过会议报告，法案才会正式成为法律。晚上，豪斯去了白宫，在那里他单独与威尔逊共进晚餐。这两个朋友心情很好，重大消息即将公布的当口，他们开始思考其他历史性的时刻。豪斯问总统，他如何评价葛底斯堡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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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晚餐后，他们用火把照明引路，来到楼上的一间起居室。虽然威尔逊想把讨论引向迫在眉睫的立法上去，但艾伦正处在一种激动不安之中，她反复把话题引到他们夫妇俩的财政问题上。这位将在今年内去世的第一夫人，建议威尔逊离任时可以靠写作赚取收入，就像罗斯福一样。威尔逊说，他写的那类书不畅销。豪斯提供了一些投资建议。

最后，他们对威尔逊的研究进行了纠正。豪斯给总统提供了一份储备委员会潜在提名人选的名单——肯定包括沃伯格——他们对此已讨论了很久。在聊天过程中，威尔逊收到在国会大厦进展情况的定期更新。豪斯评论威尔逊在任第一年的成功。但威尔逊回忆起在普林斯顿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回忆说，直到他突然被卷入与校友和受托人的争议中。豪斯对那天晚上是这样记录的：“他似乎很害怕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再次发生。”

当天晚上，在众议院，格拉斯提出了会议报告，这是一份妥协的法案。[126]他详细阐述了会议的变更，并允许对此进行辩论。这位主席发现有必要对弗兰克·范德利普的观点进行驳斥。范德利普认为新纸币缺乏安全性，只是一种法定货币。格拉斯很高兴地指出，保罗·沃伯格，他“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国际银行家”，不仅不同意范德利普的观点，而且一直在华盛顿抗议对纸币的安全要求其实太苛刻。众议院对此讨论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进行投票，最后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会议报告。

参议院的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下午，12月23日。它采纳了报告几乎三分之二的内容。六点之前，威尔逊和家人、国会议员们以及其他人聚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平顶红木书桌上放着一份印在羊皮纸上的法案，最后一页折叠起来，预备让总统在上面签名。威尔逊的脸颊已恢复血色。“我会先做这件事，”他说，“然后我有话要说。”[127]总统问格拉斯，后者一直藏在人群中，而欧文则站在他的书桌边，比较显眼。欧文看上去很忧郁，格拉斯则喜气洋洋。下午六点零二分，威尔逊灵活地换用着四支金笔，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他表达了对能签署这项法案的“深深的满足感”。他回忆道，过去的银行法从南北战争以来就已经实行了。对其做必要的“调整”花费了超过一代的时间。20年来，人们一直在积极讨论货币改革。总统赞扬了格拉斯和欧文的“技巧和耐心”。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党派性的主张，即民主党长久以来不受信任，现在是展示其执政能力的时候了。他补充道，《美联储法案》并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代表的是对商业的敌意，恰恰相反，它对商业是“友好和有用的”。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发表太长的演讲了，天已经黑了，圣诞节也马上到了。这家人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他们准备去密西西比州过圣诞节，在那里，威尔逊一家和总统的医生，将在一间小屋里俯瞰着海湾海岸宜人的海水度过假期。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一家人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从害怕中央集权的格拉斯到普林斯顿拜访新当选总统那时起，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在短短的12个月里，威尔逊已经使这样一个政党除了对中央银行的恐惧，该政党原先一直沉浸在对安德鲁·杰克逊的忠诚中，保留着最原始的反银行的老套思想。农业部长戴维·休斯敦在日记中写道：“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128]休斯敦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人很清爽正直、不偏不倚。他指出，国会已通过该法案，“国会由民主党人主导，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一直搞不清楚货币问题”，[129]大多数共和党人对此同样弄不明白。

前瞻性地来看，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是用一系列中央直接管辖的储备银行替代过时的相互独立的银行存款准备金体系，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它们会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该法案还将创建更具弹性的货币，对美国摇摇欲坠的银行加强组织和进行监督。这将使华盛顿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更突出（有时成为纽约大银行的合伙人），这点毋庸置疑。林德伯格代表不悦地说，新法律正式认可了金融托拉斯。[130]新机构还被指控将受制于布赖恩的宽松货币理论。但公众厌倦了辩论，准备给联邦储备体系一次机会。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对新机构有利的。《纽约论坛报》认为新体系将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一个伟大的进步”[131]。《时代》虽然表达更加缓和，但也感谢舆论力量使这项法案得到了改善；它说立法的历史提供了惊人的证据证明了“代表机构们的效率”。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勉强承认，最后的法案比“商业界所敢于期望”得更好。[132]银行也很高兴。虽然范德利普酸溜溜地暗示国民城市银行将放弃其许可证以示抗议，[133]但大多数国家银行迅速申请了美联储的会员资格，有些在法律颁布之日就申请了。

就在同一天，沃伯格送了张苦乐参半的便条给格拉斯：“虽然我的心因为法案中已有的和被其所遗漏的条款而流血，但是我也为法律终将包括的许多好的特征而感到高兴。”[134]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改革者，即使在胜利当天，沃伯格也忍不住简述了后续修改法案的一些想法。但他至少放纵了片刻，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工作了这么多年而取得的胜利”感到自豪。

如果说杰克逊反对假想的中央集权的邪恶，沃伯格则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独立银行业的弱点所在，因此以进行改革来克服杰克逊的偏见。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偏见、一种狭隘性，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看得更清楚。长期为其魅力所折服的豪斯，在元旦发了封信给他：“你，刚才值得你们同胞的感谢，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他们，你是如何为他们服务的。”[135]

美联储的创建弥补了美国的银行和奥尔德里奇所看到的欧洲发达的银行体系之间的差距，并使美国为金融领导地位做好准备。它也填补了美国历史上的空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对中央权威的抵触情绪一直盘踞在美国文化中；它是1776年的殖民者和后来多疑的民粹主义者所使用的精神之剑。但地方自治有其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未能帮助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美国开始了对联邦制的妥协。只有美国的银行被抛在后头。当对象是金钱时，中央权威历来是个禁忌，它是使人惊恐的恶魔。因为对这恶魔的恐惧，75年来，美国的金融一直没能进行有效的组织。而现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终于被杀死了。

第十四章   尾 声

这部法律本身是许多人长期工作的成果。[1]

——农业部长戴维·休斯敦

威尔逊先生对我一直有信心。[2]

——卡特·格拉斯

卡特·格拉斯不是这项法案的主要作者……主要荣誉也不能归于他。[3]

——塞缪尔·安特梅尔

格拉斯先生自己不可能创造这样的法案。[4]

——詹姆斯·劳克林

亵渎历史。[5]

——卡特·格拉斯

这不是一份“原创提案”……相反，它是对欧洲银行的经验进行精心研究并消化吸收后的产物，适应美国的情况和要求。[6]

——帕克·威利斯

格拉斯和威利斯伪造了记录……[7]

——保罗·沃伯格

沃伯格先生从未就该法案的作者发表过任何声明。[8]

——帕克·威利斯

国会应该认识到美联储体系是两党共同创造的，是双方的共同财产。[9]

——保罗·沃伯格

这部法律与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基本上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10]

——帕克·威利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这部法律的感觉就像对我的孩子一样。[11]

——保罗·沃伯格

虽然联邦储备体系的创建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只是休战而非结束。1902年到1903年间的纷争很少得到平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大众与华尔街、制造通胀的印钞机和会计室的谨慎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国会内部对美联储应该有多大权力争论不休，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持续的冲突，部分是由于制宪者们不想争论太多，故意制造模糊而造成的。正如《联储法案》通过那周，弗兰克·范德利普所写的：“这部法律充满了间接和隐含的力量。”[12]由谁来控制体系这一紧迫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那时威廉·麦卡杜几乎将美联储作为财政部的一个分局来运行。20世纪20年代，当白宫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委员会时，争议再次出现，那时华盛顿的委员会与芝加哥储备银行争夺贴现率的控制权，后来又出现在杜鲁门时代。再后来，理查德·尼克松恐吓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要他在总统竞选连任前采取通胀刺激政策。

而华尔街施加影响的问题也未被解决，哪怕原来的法案创建了假定地位平等的12家银行。纽约注定要处于主导地位，在劳尔德·贝兰克梵和杰米·戴蒙时代，它的影响力受人痛恨，与1913年如出一辙。

一个世纪前制定的基本联邦结构仍在发挥作用，它的本质目的也是如此。和现在一样，那时美联储作为其他银行的银行以及它们储备金的保管人。除了设置短期利率和监督银行体系，美联储还负责国家的货币政策。同样，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特别是金融危机时，银行可以为国家提供足够的信贷。

但制宪者创造的不是一台静止的机器，而是一家有机的机构，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总统、经济周期以及国会反复修订的影响和冲击。其宪章——“提供一种弹性货币”，同时通过金本位机制捍卫美元——之间相互矛盾（真实票据的想法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在真实票据的概念下，应只为实际商业活动印发储备纸币）。这些争端的解决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连续的范围，这注定是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失败很难证明伊莱休·鲁特这位思想传统的纽约参议员，对通胀风险的估计是错误的，只是他忽略了另一个方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当美联储超发货币摧毁了美元时，证明了鲁特是正确的。

同样，因为存在过分自由或过于严格的风险，哪些类型的银行票据可以贴现也引起了制宪者的争论。一个世纪之后，本·伯南克重新点燃了这场辩论，他疯狂收购抵押证券、国债以及保罗·沃伯格特别迷恋的商业票据。甚至被华尔街控制的必要性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正如范德利普喜欢说的，华尔街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爱国；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提高利率抑制两位数的通胀，引发经济衰退。国会抗议沃尔克是华尔街的工具。代表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ález，一名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就像1913年的农业领袖一样）威胁要弹劾他。沃尔克其实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1998年，当纽约联储银行对一个与各家大银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对冲基金施行援助时，它的干预是这种影响的延续，也带有深深的华尔街的影响。届时，国会已修改了美联储宪章，更明确地规定美联储的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美联储的发展过程既不稳定，又充满曲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它发展的力量很明确：权力更为集中，对其宪章的解释更为宽泛，不局限于狭义的货币政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卡特·格拉斯或保罗·沃伯格对此会赞成吗？这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美联储的创建者们再回到华盛顿，几乎都认不出马瑞纳·伊寇斯（Marriner S. Eccles）美联储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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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然大物。有一点很肯定，也就是美联储创建时代的老兵们，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会发现他们的不同观点都得到了验证。对林德伯格来说，美联储在2008年对银行和AIG的救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华尔街之间的友好，将证明他对金融托拉斯的恐惧是对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会鼓掌欢迎，当严重的经济衰退到来时，美国有最后贷款人可以提供弹性（所有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样银行就不用自己被迫拼命囤积储备，危机也就不会大范围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对美联储的争论是1913年争论的重演。

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会让创始人震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货币并不仅是单纯的纸张。相比其他任何措施，脱离金本位（这是逐步进行的，最终在尼克松时代完成）扩大了美联储宪章，使该机构成为货币供应的最高仲裁者。与1918年相比，这是一项重大变革。然而原旨主义不是一个论据，虽然这可能是一种信仰。那种美联储可以保持威尔逊时代特征不变的观点，看上去无可救药的天真。事实上，美联储被迫开始适应这一天的到来，到创始一代谢幕之时，组织已有了明显的发展。

1914年，花了一些时间筹备后，美联储开始运作。[13]虽然法律规定储备银行数为8∼12家，但是麦卡杜从来没有想过储备银行数少于12家，可能因为银行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回报。他和农业部长休斯敦一起环游全国，历程一万六千公里，途中听取了几十个城市关于储备体系成立的宣传。麦卡杜还委托开展了民意调查，了解银行家们希望储备银行设在哪座城市。据说政治偏袒影响了储备银行所在城市的选择，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麦卡杜的选择与对银行家们民意调查的结果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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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为了促使银行加入新的体系——银行确实无法抵抗地这样做了。甚至从一开始，纽约储备银行就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储备银行，拥有亚特兰大储备银行四倍的资本。

威尔逊通过提名沃伯格来保证联储委员会里有华尔街的一席之地。他的任命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引起争议，他们对沃伯格与库恩-勒布公司的关系感到紧张。在参议员们的纠缠下，沃伯格承诺与公司脱离关系（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投资银行不是联邦储备体系的一部分）。直到1914年11月，储备体系——银行和委员会，包括沃伯格——才正常运行。

那时，欧洲战争正在肆虐。联储的创建者几乎无法预料到战争以及它对新体系的影响。这个机构是为当时那个世界所设计的，而现在从许多方面来看，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在美国，8月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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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14]美联储还没有运行，麦卡杜就授权银行发行紧急货币。他强令纽约股票交易所关闭（防止欧洲交战国出售美国证券并赎回黄金）。它一直关闭到12月份。

甚至当美联储开始运行时，它仍处于财政部控制之下。[15]由于战争的爆发，麦卡杜行使独裁者的权力，他不断与沃伯格发生冲突。沃伯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并试图说服委员会从国会处寻求更大的权力。权力斗争中，纽约储备银行作为第三方出现了。本杰明·斯特朗负责经营纽约储备银行，他既是华尔街内部人士，又与杰基尔岛密谋者们关系密切。因为法案没有明确权力归属，因此在美联储第一年运行时，储备银行、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权力的角逐。

美联储创始一代的各位成员都做过斗争，以确保该法案符合他们的设计。格拉斯小心翼翼地通过国会对美联储实施监督，[16]像帕克·威利斯一样，他与沃伯格经常发生争执，威利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17]关于美联储是不是所谓的中央银行的争论，是对贴现率（基准利率）控制权多次争论的重演。根据该法令，每家储备银行都有权在辖区内设定利率，但接受委员会的“审查和决定”。这种模糊的表述引发了很多争议。格拉斯在两边都很活跃。作为一名国会监督者，格拉斯更倾向于外围而不是中心。接着，1918年，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他禁止储备银行提高利率时，表现出无形的汉密尔顿主义冲动。而到1927年，格拉斯在参议院时，他回归为杰弗逊派，抗议专横的委员会的表现非常像一家“中央银行”，用他的话来说。

美国参战后，麦卡杜依靠委员会保持低利率，美联储对此非常尽职。储备银行通过购买国库券和债券支撑的银行信贷进一步协助战争融资。他们还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证券。不言而喻，这悄悄改变了美联储预定的操作方法。随着储备银行与战争金融的步伐相一致，它们的资产就集中到政府债券上，[18]而不是制宪者投入了如此多精力的银行票据上。

然而，如果说战争暂时让美联储处于从属地位，战争另一方面也拓宽了美联储的作用范围。许多人曾设想除紧急情况外，该机构将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法案所说，仅仅“贴现票据、汇票和实际商业交易而产生的汇票”。[19]奥利弗·斯普拉格预言了一种极端的被动程度，就在法案颁布前，他做证说，“该机构运行10到15年之后，基本上会自行运转”[20]，这很快就会显得很可笑。平心而论，像沃伯格这种主张集中化的人总希望机构更有活力。在美联储成立的一年内，委员会也同样如此。在首次年度报告中，委员会表示其倾向于积极主动。它断言，它的职责“不是等待紧急情况发生，而是通过预期去做自己能做的来阻止它们发生”[21]。

正如华尔街所愿，美联储的出现，再加上战争，奠定了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领导地位。[22]通过保护英国和法国免于经济危机，美国，这个长期的债务国，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债权国。作为食品、武器和其他物资出口的回报，黄金大量涌入美国港口。美国参战后，国会同意了沃伯格长期以来的要求，修改法案以扩大委员会的权力。[23]该修正案大大提升了美联储发行纸币的能力，货币流通量在几个月内翻倍。通过发行更多的纸币，储备银行能够吸收大量的金条，这些原来都藏在人们的口袋和会员银行的金库里。美联储扩大和统一黄金储备提高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然而，战争使沃伯格陷入尴尬的境地。鉴于他有两个银行家兄弟仍在汉堡——其中一个担任德国政府的顾问——沃伯格很容易就成了国际阴谋论者和秘密的反犹太主义攻击的目标，这些组织在未来也将对美联储进行围攻。1918年5月，为使威尔逊免遭失去再次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机会的尴尬，沃伯格递交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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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他强调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表示如果总统希望的话，他将留下来继续服务。无疑，沃伯格希望威尔逊坚持他留下。他的忠诚毫无问题，银行家们都支持他的事业。但与麦卡杜的争斗破坏了他在管理层的地位，他面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反对，特别是善变的主席罗伯特·欧文。等待了几个月之后，8月份威尔逊接受了他的辞呈。对沃伯格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覆水难收的损失。

在接下来10年里，美联储最有效的领导人（也是最后一位与美联储创始一代有联系的）是本杰明·斯特朗。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因为物价在战争后暴涨。在与财政部斗争后，斯特朗提高了贴现率，造成了一个严重但短暂的萧条。[25]银行倒闭急剧增长。[26]然而，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和流动性危机。1913的机制起作用了。

20世纪20年代，储备银行把重点从向各会员银行贴现贷款转向所谓的公开市场干预。[27]储备银行的交易创建了一个短期国债的流动性市场。这种干预成为银行影响利率和信贷条件的主要工具——不仅局限于紧急情况下，还可对经济持续进行控制。[28]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储备银行成立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尝试在协调的基础上执行货币政策。尽管那时的美联储离后来的官僚巨头还很远，但如此协调一致的举动促使它越来越像一家中央银行。然而，委员会和储备银行各自行使权力所造成的混乱一直持续下去。这种不确定性将造成严重的危害，使美联储在大萧条中失效。

美联储的制宪者们认为新机构将与其他中央银行一样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世界中，汇率和资本流动受国际黄金运动的调节，保持合理的稳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被债务所困（德国要进行赔款），这个体系崩溃了。欧洲的破产使美国面临严峻的压力。

斯特朗试图领导美联储在动荡的货币海洋中航行，但1928年他的死亡使美联储再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舵手。第二年，沃伯格像一个焦虑的父母一样对美联储实施监督，他批评美联储领导层的削弱让股票市场运营商抢占了创造货币的权力。他警告说，如果允许他们“无节制的投机狂欢”[29]传播开来，也就是说，如果信贷继续传导到股市和其他投机资产上，将导致整个国家的大萧条。三年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64岁的沃伯格在纽约去世。美联储将面对狂风暴雨般的20世纪30年代，创始一代的精英们都相继离开，却没有其他同等能力的生力军顶上来。

杰基尔岛的其他旅行者也都一一谢幕。哈利·戴维森，一直是摩根的主要合作伙伴，但战后他把焦点转移到慈善事业上，进行重建与救济。[30]1922年，他因致死性脑瘤离开人世，这丝毫无损他的慈悲。战争期间，皮亚特·安德鲁去了欧洲，他组织了一个美国野外服务救护中队，在前线为法国分部服务。他被授予法国的军工十字章。1920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他在那里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敌人，但教授在银行业不再有影响力。弗兰克·范德利普，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国际金融家，利用联邦储备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贷款办事处网络。[31]但他与詹姆斯·斯蒂尔曼闹翻了，后者不赞成国家城市的扩张，特别是当俄国革命造成损失时。战争结束后，范德利普对欧洲的复苏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引起了银行董事的不满，让斯蒂尔曼的儿子取代了他的位置。1937年他去世，去世前两年，范德利普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中，他将在杰基尔岛的那一周称为“我所经历过的智慧觉醒的制高点”。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仍沉浸在痛苦之中，因为不是自己的法案，而是格拉斯的法案被公众接受并通过国会成为法律。他坚持认为银行应由银行家来管理，而不是受到政府监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他希望共和党复兴和制定新的立法时，1915年4月，他去世了，留下价值约1600万美元的遗产。[32]奥尔德里奇的继承人，仿佛被先人声誉玷污的阴影所笼罩，变成更加自觉的贵族。他的女儿，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是一位著名收藏家。与父亲相比，她更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帮助建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她的儿子罗伊·尼尔森，一位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成为纽约州长，也是联合国副主席；参议员的另一个孙子，大卫·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属于典型的战后一代银行家，那时在全世界穿梭往来的银行家们都愿意也必须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

1914年春，威廉·麦卡杜按白宫仪式娶了威尔逊的女儿埃利诺。威尔逊指望麦卡杜塑造美联储，他因此拒绝了女婿提出的辞呈。战后，雄心勃勃的麦卡杜离开政府，竞选总统未果。

1918年，豪斯陪同威尔逊去巴黎，代表美国在凡尔赛进行和平谈判。他渴望接受法国和意大利的要求，那时威尔逊正在生病，两人因此产生了裂痕。从此，他们再也不是朋友了。[33]

历史学家们认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任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总统任期，而联邦储备法案则是其成就的巅峰。威尔逊担心早期的成功将跟随着争议，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1916年，丧妻后又幸福再婚的威尔逊再次当选，他的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在他第二任任期一个月后，美国开始参战。充满战后理想的威尔逊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并积极寻求参议院的批准。然后他得了中风，身体非常虚弱。在联邦储备立法期间被威尔逊击败的参议员詹姆斯·里德，阻挠了他关于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的梦想，威尔逊感到苦涩而失望。他于1924年逝世。

当卡特·格拉斯还是资历较浅的代表时，他常在夜里在酒店房间里研究银行业，现已成为参议院金融业的权威。他发起了一项修正案，用以创建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不是已经提出的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部分。于是，他在20世纪的三大重要金融改革举措——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议院，他负责《1935年银行法》，该法案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小“拱顶石”曾经让他感到震惊。1935年银行法使委员会不再是行政部门，从董事表中撤销了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任期延长为14年（所有这些正如范德利普在1913年所提出的）。而格拉斯是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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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顽固的荆棘。他仍然致力于争取各州权利，帮助阻止联邦提高人头税的努力。他于1946去世，是最后一个出生于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国会成员。《纽约时报》称颂道：“他是公认的联邦储备法之父。”[34]

只要制宪者还活着，他们就对这种评估进行激烈的争辩。八名创始元老纷纷就美联储的创建过程撰写回忆录或报告。欧文和格拉斯身陷肮脏的泥潭，即法案的通过让谁享有最大份额的信贷。[35]在1919年的一本小册子里，欧文先遭到媒体的挞伐。他后来谴责美联储，说它已成为大银行的工具。[36]与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相比，格拉斯不太在乎欧文，前者是耶鲁大学教授，他得到了豪斯的档案，他根据这编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豪斯的亲笔文章》（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夸大了豪斯在美联储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格拉斯自己的回忆录《建设性金融冒险》，于1927年出版，其中有近50页对西摩进行驳斥，他将后者的书称为“一本有趣的小说”，事实上这本书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

格拉斯的叙述非常自私，他假惺惺地赞美威尔逊为一贯正确的舵手，并毫不犹豫地将实现威尔逊计划的荣誉归于自己。通过夸大威尔逊的作用，格拉斯能够忽略威尔逊之前的人，也即自己之前的人的贡献。帕克·威利斯写了1750页详尽的有关法案的历史，他采取的方法更为广阔，虽然内容也集中在他和格拉斯开始起草法案后的那段时期。不管是格拉斯还是威利斯都没提到维克多·莫拉韦茨——这是一个让人刺痛的遗漏，因为是莫拉韦茨第一个提出区域银行计划的。更不近人情的是，威利斯几乎忽略了他以前的教授詹姆斯·劳克林，1912年他草拟计划时，曾急切地向其寻求过建议。当威利斯和格拉斯准备去见威尔逊时，劳克林曾帮助提供了一份计划，威利斯对这份计划的评论非常苛刻无情。他冷冷地告诉后人：“格拉斯先生收到这份草案后，与许多其他法案一起提交……草案被送到委员会并得到了同等的考虑。”[37]

威利斯保留了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和其智慧的作者沃伯格最大的敌意。他不像格拉斯一样，后者尽管与沃伯格存在分歧，但欣赏这位德国出生的银行家，威利斯对沃伯格的声誉卓著心怀怨恨，并游说将他赶出储备委员会。[38]在书中，威利斯无礼地将沃伯格的角色定义成“简直就是一个批评家，而且还是一个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批评家”[39]——这个评价极其狭隘，具有高度误导性。威利斯还声称，在美国联邦储备法参考的所有前法案中，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威利斯设法做出这个颠倒的断言，即使他承认在起草法案时，他曾经“使用奥尔德里奇法案中那些被认为可取的方面，甚至在各个地方的行文中借鉴或仿造奥尔德里奇法案的语言”。 换句话说，他抄袭了它。

威利斯的书没有引起回应，至少没有立即引起回应，但是格拉斯的书却马上引起了回应。与格拉斯一直有过节的塞缪尔·安特梅尔，用他那种固有的尖酸刻薄的口吻对《建设性金融冒险》的摘录做出了迅速回应，称之为“有趣的想象作品”[40]。安特梅尔说，格拉斯忽视了欧文做出的贡献（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自己曾在1913年春与欧文一起工作过）。此外，安特梅尔声称储备法案是“普若调查委员会披露了集中货币和信用控制的危险性的直接产物”——当然安特梅尔已经对此提出过劝告。换言之，是安特梅尔的调查最终成就了联邦储备法。

沃伯格声称，是格拉斯的书启发他写出了关于美联储成立和早期历史的两卷著作——《美国联邦储备体系》（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1]可能不管怎样沃伯格都会写这本书，但沃伯格私下里称之为“恶毒的”格拉斯的书，给沃伯格提供了写作的参考：他想增加历史的角度，并对格拉斯叙述的民主党国会越过共和党人和好战的银行家的意志进行立法的说法予以平衡。沃伯格看到该法案——虽然是民主党的工作——但却是建立在以前的许多提案的基础上，包括共和党和银行家们自己提出的提案。他希望美联储被视为美国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像欧洲古老的大教堂”[42]——对它的保护需要国家的和共同的承诺。20世纪20年代末，当沃伯格正在写这本书时，美联储在美国刚刚诞生不到20年。如果这个机构要生存下去——当时没有办法保证，也许今天也不行——他写道，它势必要得到两党的支持，因此，它被视为“不仅是单个政党的工作”[43]，而是跨越各个层次的人们多年的工作成果。

为了驳斥金融家一直反对改革的观念，沃伯格强调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44]他们曾策动1907年大恐慌引发的改革讨论。他正确地指出，即使在1913年，银行家也基本不像格拉斯所说的那样，是一致反对改革的游说者，尽管ABA遭到了野蛮的批评。最重要的是，沃伯格想为奥尔德里奇计划确立一个特别的位置（荣誉之地）。格拉斯认为奥尔德里奇计划是反对改革的，它打算使金融托拉斯制度化，并阻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沃伯格却把它作为一个进步之举，与公民联盟的宣传活动相结合，让公众为最终的立法做好准备。

沃伯格的书中也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描述，他的讥讽出卖了他对威利斯和格拉斯的不喜欢。然而，他将奥尔德里奇法案和储备法案对照着进行有条不紊的阐述，也许只有他才能做到这点。这种“并列的文本”包括解释性评论在内超过了200页，证明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是格拉斯-欧文法案最近的祖先，甚至格拉斯的崇拜者都不得不承认。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称这两份法案“在很多细节上雷同”，“总体结构非常相似”。[45]如果没有威尔逊的领导或者格拉斯的坚韧，《联邦储备法案》不可能通过。但如果没有奥尔德里奇法案，它看起来会完全不同，奥尔德里奇法案本身就来自国会的想法，即创建一个委员会，对改革进行研究。奥尔德里奇的欧洲之行至关重要，因为中央银行的模式来源于欧洲。沃伯格则提供了逻辑上的严谨性。他将美国银行业的失败追溯到整个国家对集权的恐惧症，须不断努力地去治愈它。沃伯格是一个反杰克逊主义者。但正如沃伯格承认的，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许多理论家和贡献者。有一次被问到关于美联储“之父”的身份时，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但从要求享有这一称号的人的数量来判断，“它的母亲肯定是一个最不道德的女人”[46]。

就像这个笑话所暗示的，美联储的出身非常混杂。它借鉴了美国的两大传统——汉密尔顿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有人说银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实际上，金融托拉斯赢了。但他们没有得到联邦委员会的控制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听命于华盛顿，在这么多详细情况和监管细节中，比它以往任何时候做的都要多。对控制权进行了分享——除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还有私人或准私人银行。同样，该组织是分开的——联邦在上，区域在下。货币的性质也是一个妥协。基本的协议是尊重美国政治的联邦特点，并克服它对集中化的激烈抵抗。

就像建立国会没法保证良好的法律一样，《美联储法案》也没法保证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将成为当权者的负担——这在当代和在1913年一样，纷争不断。然而，该法案统一了银行体系，这无疑使它更强。它创建了一个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机构，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对于无法依赖黄金开采的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这却是必要的。它提供了灵活应对金融冲击和经济阻力的解决方法，从而使系统更具弹性。它并不完美，然而，经过了10年的争论、分裂、恐慌、研究、阴谋、政党纲领、选举和立法工作，它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成就。

注  释

引  言

1. 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4），347.

2. Nine Economic Policy Disaster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45. Grossman’s third chapter，“Establish，Disestablish，Repeat，”is an elegant summary of the purposes of central banking internationally and of America’s first two aborted experiments.

3. Ibid.，45.

4.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1835；repr.，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2004），448.

5. Ibid.，443.

6. Grossman，Wrong，43.

7. 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 Knopf，1991），69.

8. Robert Kuttner，Debtors Prison: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vs. Possibility（New York: Knopf，2013），183–185.

9. 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 Knopf，1991），36.

10. Ed Conway，The Summit: Bretton Woods，1944，J. M. Keynes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 Pegasus，2015），39，citing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32.

第一章

1. Illinois Ancestors，speech available at www .illinoisancestors.org/lincoln/firstspeech.html. Accounts of the speech differ，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during the 1840s Lincoln frequently advocated a national bank.

2. Andrew McFarland Davis，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The Origin of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12–13.

3. Ibid.，13–14，quoting John Jay Knox，“By a Western Banker，”Hunt’s Merchants’ Magazine，January 1863. Knox was later U.S.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4. Ibid.，12–14.

5. Ibid.，20–21.

6. Ibid.，19，quoting Cooke’s memoirs.

7. Ibid.，25，quoting Chicago Tribune，February 13，1863.

8. Ibid.，23，24.

9. Alexander Dana Noyes，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History of the National-Bank Currency，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10–14，18；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1–23.

10. Davis，The Origin of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103.

11.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5.

12.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61–62.

13.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1–23；and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31–32.

14. Richard H. Timberlake Jr.，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158–159.

15.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1835；repr.，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2004），644.

16.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8，19–20.

17. For details on Robert Glass，as well as on Carter Glass，see Harry Edward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 The Pre-Congressional Career of Carter Glass，”Ph.D. 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1966，37–38. See also Rixey Smith and Norman Beasley，Carter Glass（New York: Longmans，Green and Co.，1939），3–36；James E. Palmer Jr.，Carter Glass: Unreconstructed Rebel（Roanoke: Institute of American Biography，1938），12–33；and Matthew Fink，“The Unlikely Reformer: CarterGlass’s Approach to Financial Legislation”（unpublished manuscript），4.

18.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137.

19. Ibid.，224，183.

20. 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24，41，and 91.

21. George Frederick Warren，Crop Yields and Prices，and Our Future Food Supply（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14），196.

22. Timberlake，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61–162.

23. Alexander D. 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no. 1（March 1894），17.

24. Ibid.，especially 16–18，24；and Robert L. Owen，The Federal Reserve Act（New York: Century，1919），2–3.

25. Barton Hepburn，A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Macmillan，1924），349–350.

26. James Grant，Money of the Mind: Borrowing and Lending in America from the Civil War to Michael Milke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2），74.

27. Vincent P. Carosso，The Morgans: 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1913（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339.

28.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177.

29. Ibid.，206–207.

30. Ibid.，125.

31. The precise Cleveland quote，widely cited，is“Though the people support the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upport the people.”

32. 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59. Technically，McKinley promised to support a bimetallic system（gold and silver）if other nations did as well. Because most of Europe had no intention of switching，practically speaking，this meant that the Republicans were the party of gold.

33.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15，204，224，and 234.

34. 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 Knopf，1991）；see especially 188–191.

35. Robert A. Degen，The American Monetary System: A Concise Survey of Its Evolution Since 1896（Lexington，Mass: D.C. Heath，1987），95；and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246–247.

36. 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73.

37. “Report of the Monetary Com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dianapolis Monetary Convention”（1897），available at openLibrary.org. See especially p. 37，discussing the phasing ou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depositing government bonds，and p. 43.

38.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896，lxxiii.

39. “Report of the Monetary Commission，”4.

40.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897，lxxiv–lxxvi；and Timberlake，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72.

41.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56–57.

42. Arthur A. Housman to J. P. Morgan，June 14，1899，J. P. Morgan Jr. Papers.

43. Henry Morgenthau，All in a Life-Time（New York: Doubleday，1922），73.

44.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899，xc，xcii，xciv，and xcv.

45. A. Piatt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1，no. 4（August 1907），528–259，567.

46.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1899，xci；and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901，74.

47. 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35–136，139.

48.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1901，76.

49. 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42.

50.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1901，73-74，77.

第二章

1. Alexander D. 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no. 1（March 1894）.

2. Henry Dunning MacLeod，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An Address by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November 29，1909，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26.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rk Williams.

4. A. Piatt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1，no. 4（August 1907），519–568；see especially 530–538 and 540–542. See also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102.

5. Harold Kellock，“Warburg，the Revolutionist，”The Century Magazine 90（n.s. 68—May to October 1915）.

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Twentie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40.

7. Kellock，“Warburg，the Revolutionist.”

8. Chernow，The Warburgs，69.

9.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14–16.

10. “Changes i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Banks inthe United States，1834–1931，Material Prepar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y the Federal Reserve Committee on Branch，Group，and Chain Banking，”3，available at http://fraser.stlouisfed.org/docs/historical/federal20reserve20history/frcom_br_gp_ch_banking/changes_in_banks_1834_1931.pdf. This report gives a figure of 13，925 banks in 1900；by 1903 the total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15，000. The report was written for a Fed committee appointed in 1930，J. H. Riddle，executive secretary and director of research.

11. This anecdote is from Warburg，Federal Reserve System，1:18–19，except for the detail on Edward Harriman，which is from the research notes collected by Jeannette Paddock Nichols and Nathaniel W. Stephenson for the latter’s biography found in the 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61.（These researchnotes are found in various reels of the Aldrich Papers and all are hereinafter cited as“Biographer’s notes.”）

12. Jerome L.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 The Makingof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United States，’ 1841–1886，”A.B. thesis，Brooklyn College，1959，199–200.

13.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A Leader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cribner’s，1930），11–12.

14.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8.

15.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9.

16. Ibid.，38–41；the letter to Abby is on p. 32.

17. Biographical details on Senator Aldrich generally come from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The impression that Aldrich felt entitled to membership in the aristocracy is informed by Nelson W. Aldrich Jr.，Old Money: The Mythology of Wealth in America（1988；repr.，New York: Allworth Press，1996），in particular p. 14；this is also the source for the objects（p. 26）and the land acquisition（p. 27）. Details about the château come from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8；Aldrich，Old Money，26；and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192.

18.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150–151.

19. Ibid.，84–100.

20. Ibid.，105.

21. Quoted in ibid.，105–106.

22.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8. See also Aldrich，Old Money，13–21.

23.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9.

24.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44.

25.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159.

26.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52–53；and Aldrich，Old Money，15–16.

27. Author’s correspondence with Douglas A. Irwin.

28.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8.

29.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30.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194.

31. There is a rich literature on Aldrich’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gar Trust；see especially Jerome L. Sternstein，“Corruption in the Guilded Age Senate: Nelson W. Aldrich and the Sugar Trust，”Capitol Studies: A Journal of the Capitol and Congress 6，no. 1（Spring 1978），as well as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9；and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236. Other detail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191，198–201，236，248，255–256，260，and 262.

32.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9.

33.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6.

34. Barton Hepburn，A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Macmillan，1924），v–xvi.

35. Sternstein，“Nelson W. Aldrich，”4.

36. Hepburn，History of Currency，v–xvi.

37.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Plan of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and Reporting Constructive Legislation Thereof，62nd Cong.，3rd s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nuary 7，191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77，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c0q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3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7.

39. Ibid.，1:14–15.

40. James G. Cannon and David Kinley，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Clearing Houses and Credit Instrument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1），6:70–73.

41.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New York: Vintage，1955），168–169，232.

42. Kellock，“Warburg，the Revolutionist.”

43.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

44. “Aldrich Becomes Converted to Idea of a Central Bank，May–October，1908，”Aldrich Papers，Reel 61（from Warburg Papers）.

45. “What Congress Left Undone，”The Outlook 73，no. 11（March 14，1903），available at www.unz.org/Pub/Outlook-1903mar14-00597a02. See also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210；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hicago: Elephant，1989），64；and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04–105.

46. Jerome L. Sternstein，“King Leopold II，Senator Nelson W. Aldrich，and the Strang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the Congo，”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no. 2（1969）.

47.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50.

48. Arthur Weinberg and Lila Weinberg，eds.，The Muckrakers: The Era in Journalism That Moved America to Reform—The Most Significant Magazine Articles of 1902–1912（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65），xiv，xv，and xix.

49. David Graham Phillips，“The Treason of the Senate，”Cosmopolitan，March 1906. The previous year，Aldrich had been the focus of another broadside: Lincoln Steffens，“Rhode Island: A State for Sale，”McClure’s Magazine 24，no. 4（February 1905）.

50. Weinberg and Weinberg，The Muckrakers，xvii.

51. Ibid.，xvi–xvii，70.

52. Ibid.，xiii，xiv.

第三章

1. Vanderlip to Woodrow Wilson，October 29，1912，telegram，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4.

2. Cyrus Adler，Jacob H. Schiff: His Life and Letters（1928；repr.，Grosse Pointe，Mich.: Scholarly Press，1968），1:277–279. The $100 million figure comes from A. Piatt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1，no. 4（August 1907），542–543.

3. Biographer’s notes，Nelson A. Aldrich Papers，Reel 61，which makes reference to the“hard-boiled”loyalty shown by Americanbankers toward the National Banking Act.

4. Biographical details in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 come from Frank A. Vanderlip with Boyden Sparkes，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1935）；the opinion of Roosevelt is found on 80–82.

5. Anna Robeson Burr，James Stillman: The Portrait of a Banker（New York: Duffield，1927），185.

6.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486. The 40 percent figure was given during the 1913 Senate debate on the Federal Reserve Act；in 1906，the percentage most likely was less，but it was still impressively high.

7. J. Lawrence Broz first proposed the thesis that American bankers lobbying for a central bank were motivated，at least in part，by their private interest in seeing the dollar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ee Broz’s“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Solutions to the Free-Rider Probl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 2（Spring 1998），231–268，as well as his“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Domestic Free-Rider Probl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no. 1（Winter 1999），39–70. See also Adler，Jacob H. Schiff，280–281

8. “The Currency，”report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New York State，submitted October 4，1906，and adopted November 1，1906，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org/stream/currencyreport00newyrich/currencyreport00newyrich_djvu.txt.

9. Ibid.

10.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89–90.

11. Adler，Jacob H. Schiff，284–285.

12.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pril 27，1906，Vanderlip Papers，Box 1-2. Details on Stillman’s mansion from Burr，James Stillman，248，275. See also Kerry A. Odell and Marc D. Weidenmier，“Real Shock，Monetary Aftershock: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and the Panic of 190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no. 4（December 2004）.

13.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y 4，1906，Vanderlip Papers，Box 1-2.

14.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543.

15. Ibid.，545.

16.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906，39，41.

17. Ibid.，41–42.

18. Ibid.，39，42.

19. Richard H. Timberlake Jr.，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220–221.

20. Harold van B. Cleveland and Thomas F. Huertas，Citibank: 1812–1970（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49.

21.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23.

22. Timberlake，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79.

23.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1906，42–43.

24. Timberlake，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79.

25.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544，559，561，and 565.

26. Shaw specifically claimed that if he was given $100 million to be deposited with or withdrawn from banks at his pleasure，and was permitted to set reserve requirements，he could avert any panic that threatened either the UnitedStates or Europe: see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1906，46，49.

27.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92–93；and 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hicago: Elephant，1989），63–64.

28.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92，95–97，124，and 133；and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vi，x，and xi.

29.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65.

30. Henry F. Pringl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39），2:716.

31.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12.

32. Harold Kellock，“Warburg，the Revolutionist，”The Century Magazine 90（n.s. 68—May to October 1915）.

33.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rch 22，1907，Vanderlip Papers，Box 1-2.

34.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548（also the source for Reichsbank）.

35. O. M. W. Sprague，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241.

36.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25.

37. Ibid.，119；and Sprague，History of Crises，241.

38. Cleveland and Huertas，Citibank，51–52.

39. Perkins to J. P. Morgan，April 30，1907，George W. Perkins Sr. Papers，Box 9.

40. Perkins to J. P. Morgan，May 31，1907，ibid.

41. Perkins to J. P. Morgan，June 19，1907，ibid.

42. “Currency Outlook Under Aldrich Law，”The New York Times，March 4，1907.

43. Perkins to J. P. Morgan，May 27，1907，Perkins Papers，Box 9.

第四章

1. Walter Bagehot，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London，1873），20.

2. Ida Tarbell，“The Hunt for a Money Trust，III. The Clearing House，”American Magazine，July 1913，42.

3. Richard H. Timberlake Jr.，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184.

4. Frank A. Vanderlip with Boyden Sparkes，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1935），165–167.

5. Perkins to J. P. Morgan，July 12，1907，George W. Perkins Sr. Papers，Box 9.

6. Jon Moen and Ellis W. Tallman，“The Bank Panic of 1907: The Role of Trust Compani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no. 3（September 1992），617.

7. Perkins to J. P. Morgan，October 3，1907，Perkins Papers，Box 9.

8. Perkins to J. P. Morgan，October 12，1907，ibid.

9. The speculator，whose name I omitted to avoid deluging the reader with an abundance of characters，was Frederick Augustus Heinze，one of the three so-called copper kings of Butte，Montana. The mining stock was that of United Copper Company. This account is largely based on O. M. W. Sprague，“The American Crisis of 1907，”The Economic Journal 18，no. 71（September 1908）.

10. Jon R. Moen and Ellis W. Tallman，“Why Didn’t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a Central Bank Until After the Panic of 1907?”（unpublished manuscript，September 2007），27，table 3；the figures are for New York Cityonly.

11. Sprague，“The American Crisis of 1907，”357.

12. Ibid.，358.

13. “Knickerbocker Will Be Aide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1907. ”

14. Robert F. Bruner and Sean D. Carr，The Panic of 1907: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ket’s Perfect Storm（Hoboken，N.J.: John Wiley and Sons，2007），75–76. Bruner and Carr also maintain that growing rumors of the two men’s connections both contributed to Barney’s downfall and“gained credence”when Barney was forced to resign.

15. Vincent P. Carosso，The Morgans: 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 1913（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536.

16. New York Clearing House，Minutes，October21，1907，cited in Moen and Tallman，“Why Didn’t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a Central Bank，”12.

17. “Pays Out $8，000，000 and Then Suspend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3，1907.

18. Quoted in Bruner and Carr，The Panic of 1907，78.

19. Ibid.

20. Lester V. Chandler，Benjamin Strong，Central Banker（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28.

21. “Knickerbocker Will Not Ope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3，1907.

22. Thomas W. Lamont，Henry P. Davison: The Record of a Useful Life（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33），76.

23. Ibid.，especially 15.

24. Background on Strong from Chandler，Benjamin Strong；see also“Mrs. Strong Kills Herself，”The New York Times，May 11，1905；and Lamont，Henry P. Davison，59–62.

25. Carosso，The Morgans，539–540.

26. Ibid.，540–541；and Jea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 Random House，1999），579.

27. Carosso，The Morgans，542.

28.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907，53–54. Cortelyou said his hands were“virtually tied.”

29.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174–175.

30. The letters of appreciation to Morgan can be found in the Pierpont Morgan Papers，Box 7，book 12. See also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New York: Grove Press，1990），125；“J. P. Morgan Has a Col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07；and“Lord Rothschild’s Tribute to Morga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07.

31. Author interview with Ellis W. Tallman，who cited call reports of the New York Superintendent of Banking. According to Tallman，from August 22 to December 19，1907，deposits in New York City trusts fell 47.8 percent. The figure was inflated by the shuttering of the Knickerbocker，but even if the Knickerbocker is omitted from the calculation，deposits fell a hefty 33.7 percent.

32. A. Piatt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2，no. 4（August 1908），509.

33. O. M. W. Sprague，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290.

34.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510–513.

35. Ibid.，501；the exact figures in the survey were 71 of 145 cities. In addition，Sprague，History of Crises，reports that 60 of 110 established clearinghouses made use，specifically，of loan certificates（p. 290）. Quotations and other detail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especially 497，504，and 507–508.

36.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515.

37. Ibid.，501–502.

38. Ibid.，502A. For banks’ discretion，see also Sprague，History of Crises，287.

39.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498–500；and Sprague，History of Crises.

40. Andrew，“Substitutes for Cash in the Panic of 1907，”497.

41. “Bankers Discuss Causes of Flurry，”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3，1907.

42. Sprague，History of Crises，276. Sprague succinctly observed:“Suspension increases enormously the propensity to hoard money.”

43. A. Piatt Andrew，“Hoarding in the Panic of 190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2，no. 2（February 1908），293–295.

44. Sprague，“The American Crisis of 1907，”367. In“Hoarding in the Panic of 1907”（p. 293），Andrew suggests the far smaller figure of $230 million of currency that“passed out of the banks and disappeared from sight between August and December.”

45. Elmus Wicker，The Great Debate on Banking Reform: Nelson Aldric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ed（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39.

46.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1907，53.

47.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Plan of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and Reporting Constructive Legislation Thereof，62nd Cong.，3rd s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uary 7，191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262，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c0q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48. Andrew，“Hoarding in the Panic of 1907，”296–297（for San Antonio，Indianapolis，Wichita，Portland，and Galveston）.

49.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171.

50. Myron T. Herrick，“The Panic of 1907 and Some of Its Lesson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1（March 1，1908），9. The cumulative reserve deficit of the national banks in New York City was $54 million，the largest ever.

51. See，for instance，Sprague，“The American Crisis of 1907，”367.

52. Sprague，History of Crises，304.

53.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2:125.

54. Andrew，“Hoarding in the Panic of 1907，”290.

55. J. Lawrence Broz，“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Domestic Free-Rider Probl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no. 1（Winter 1999），44. The five severe crises occurred in 1873，1884，1890，1893，and 1907.

56. Timberlake，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83–184.

57. Sprague，“The American Crisis of 1907，”368；and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156. From December 1906to November 1907，the Dow Industrials fell 40.9 percent.

5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8–19.

59. “Mr. Warburg Urges Government Bank，”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1907.

60.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582–588.

61. Ibid.，589.

62. Ibid.（italics added）.

63. Lucy D. Chen，“Banking Reform in a Hostile Climate: Paul M. Warburg and the National Citizens’ League”（working paper，April 2010），available at www.fas.harvard.edu/~histecon/crisis-next/1907/docs/Chen-Warburg_Final_Paper.pdf.

64. William Diamond，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3），78–79.

65. “Dr. Wilson Defines Material Issue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1907.

66. The title page of The Currency Problem and the Present Financial Situation，a book reproducing the Columbia lectures，can be found in the Nelson W. Aldrich Papers.

67. Paul M. Warburg，“American and European Banking Methods and Bank Legislation Compared，”February 3，1908，reprin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43，48，and 54.

68. Wicker，The Great Debate on Banking Reform，38.

69. Warburg’s plan was published as a letter to the Times on November 14，1907，under the headline“Mr. Warburg Urges Government Bank.”War-burg，in his later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essay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29–36），recycled a version of this plan under the more memorable title“A Plan for a ModifiedCentral Bank”；he said it had been published on November 12.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dates is unexplained.

70. Warburg，“A Plan for a Modified Central Bank，”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34–35.

7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1.

72. The biographical details on Aldrich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12–13.

73. Notes found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 See also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1–32.

74. Notes found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

75.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2.

76. Paul Warburg to Aldrich，December 31，1907，Aldrich Papers，Reel 61；reprin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55–557.

第五章

1.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Plan of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and Reporting Constructive Legislation Thereof，62nd Cong.，3rd s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nuary 7，191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69，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c0q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2. Theodore Roosevelt to Everett Colby，October 3，1913；George W. Perkins Sr. Papers，Box 13.

3. Harold Kellock，“Warburg，the Revolutionist，”The Century Magazine 90（n.s. 68—May to October 1915）.

4. Paul Warburg to Hon. Theodore E. Burton，April 30，1908，in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553–554.

5. See various items in 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61，including“Aldrich Becomes Converted to Idea of a Central Bank，May–October 1908”；as well as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18–19；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45–46；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152–154.

6. Perkins to J. P. Morgan，May 22，1908，Perkins Papers，Box 9.

7.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53–154.

8. Speech of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on S. Bill No. 3023，February 10，1908，quo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2.

9. James Grant，Money of the Mind: Borrowing and Lending in America from the Civil War to Michael Milke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2），122–123. Tallies of the number of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volumes differ. Andrew cites thirty-five volumes；see Andrew to Woodrow Wilson，November23，1911，A. Piatt Andrews Papers，Box 22，folder 7；however，Andrew L. Gray，Andrew’s grandnephew，cites twenty-three volumes in“Who Killed the Aldrich Plan?”The Bankers Magazine 54（Summer 1971），62–74.

10. “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1908–1911”and“Chronology on Monetary Commission Work of Senator Aldrich，”both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 Regarding the recommendation of Davison，see Perkins to J. P. Morgan，July 14，1908，Perkins Papers，Box 9.

11. Jea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 Random House，1999），602.

12. Perkins to J. P. Morgan，July 23，1908，telegram，Perkins Papers，Box 9.

13. Correspondence in the Perkins Papers（Box 9）documents efforts for antitrust relief，both in general and specifically for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and U.S. Steel，each the fruit of Morgan-orchestrated mergers. See also 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hicago: Elephant，1989），46–47. On rate fixing，Perkins’s April 21，1908，letter to Morgan（also in Perkins Papers，Box 9）contains this gem。

14. William Howard Taft to Aldrich，June 27，1908，Aldrich Papers，Reel 61.

15.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160.

16. Ibid.，159–161.

17. “Aldrich Satisfied with Currency Law，”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1908.

18. North German Lloyd Steamship Co. to Arthur P. Shelton，July 23，1908，Aldrich Papers，Reel 27.

19. Perkins to Morgan，July 23，1908，George W. Perkins Sr. Papers.

20.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A Leader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cribner，1930），335–336.

21. Ibid.，336；and Aldrich Papers，Reel 61.

22. Aldrich Papers，Reel 27；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28；and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5.

23. Typed“Family History，”A. Piatt Andrew Papers，Box 43，folder 8.

24. Andrew to W. G. Brown，December 5，1911，ibid.，Box 22，folder 7.

25. “Family History.”Andrew’s social outings with FDR are mentioned in his 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

26. Andrew，Diary；for Andrew’s government salary，see Aldrich Papers，Reel 58.

27. Walter Bagehot，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London，1873）. Bagehot stresses that the duty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was merely tacit，not written down or“acknowledged”—see especially pp. 25，71.

28. Bagehot，Lombard Street，19，21；see also ibid.，66-67，78.

29. Forrest Capie，Charles Goodhart，and Norbert Schnadt，“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Banking”（1994），available at http://eprints.lse.ac.uk/39606/1 /The_development_of_central_banking_28LSERO29.pdf. Specifically，its table 1.2，“The Number of Central Banks 1900–1990”（p. 6），states there were eighteen in 1900 and twenty in 1910. Background on central bank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J. Lawrence Broz’s trenchant“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Solutions to the Free-RiderProblem，”delivered at the 1996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nd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 2（Spring 1998），231–268.

30. Bagehot，Lombard Street，16，28，and 84–85.

31.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Interviews on the Banking and Currency Systems of England，Scotland，France，Germany，Switzerland，and Italy，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336.

32.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6.

33.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61.

34.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5.

35. “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

36.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5；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32.

37.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61；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28.

38. Bagehot，Lombard Street，11–13.

39. J. Lawrence Broz，“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The Gold Standard，”in Contested Social Order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ed. David Skidmore（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7），53–91.

40.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61；and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7–338.

41. Andrew，Diary；and“Chronology on Monetary Commission Work of Senator Aldrich.”

42.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An Address by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November 29，1909，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28.

43. Frank A. Vanderlip with Boyden Sparkes，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1935），211.

44. Andrew，Diary.

45.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61；and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Interviews.

46.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Interviews；quotes come from pp. 31–32，356，201–202，and 212，respectively.

47.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23；and Aldrich Papers，Reel 29.

48.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39.

49. Discussion of Roosevelt’s pending trip was public within weeks of the election: see，for example，“Explorers See Roosevelt，”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1908.

50. This anecdote is drawn fro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6，and from“Aldrich Becomes Converted to Idea of a Central Bank，May–October 1908，”Aldrich Papers，Reel 61.

5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6–57.

52. Paul Warburg to Piatt Andrew，December 14，1908，Aldrich Papers，Reel 28；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3–34，57.

53. “Money Commission Meet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3，1908.

54. “Aldrich Weary of Senate，”ibid.，November 2，1908.

55. “Senator Aldrich Tells of His Trip，”ibid.，November 19，1908.

56.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correspondence，Aldrich Papers，Reel 27. For New York State，see a banking department letter to Arthur Shelton，July 23，1909，ibid.

57.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31–32，quoting the Milwaukee Journal.

58. Nicholas Murray Butler to Aldrich，January 25，1909，Aldrich Papers，Reel 29；Aldrich’s reply is in ibid.

59. “Chronology on Monetary Commission Work of Senator Aldrich”；Frank Vanderlip to Aldrich，December 1，1908，Aldrich Papers，Reel 28；and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1.

60. Henry F. Pringl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39），1:382（italics added）.

61. Ibid.，384，387–288.

62. Ibid.，392.

63. Vanderlip to Lord Revelstoke（Edward Charles Baring），January 27，1909，Vanderlip Papers，Box 1–3. For a full and compelling account of the Taft-Roosevelt relationship，see Doris Kearns Goodwin’s 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Roosevelt，William Howard Taft，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3）.

第六章

1. Nelson W. Aldrich，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An Address by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November 29，1909，61st Cong.，2d ses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27.

2. Taft quoted in“Taft Advocates Currency Reform，”The New York Times，June 23，1911.

3. Letters from U.S. Steel（April 6，1909）and National Biscuit（April 19，1909）to Aldrich are in 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31；letter from Royal Weaving’s Joseph Ott to Aldrich（May 6，1909）is in ibid.，Reel 32.

4. 93Ibid.，Reels 31–33；see especially Reel 33，which contains Secretary of State Philander C. Knox to Aldrich，May 26，1909，enclosing translation of a note from the Turkish embassy.

5.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A Leader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cribner’s，1930），351.

6. Paul Warburg to A. Piatt Andrew，July 26，1909，Aldrich Papers，Reel 35.

7.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entries for June 29，1909（Wright），and April 27，1910（Gettysburg）.

8. For the Taft-Aldrich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tariff legislation，see Henry F. Pringl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39），1:411–415；and Doris Kearns Goodwin，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William Howard Taft，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3），593–594，597. The source for the White House portico is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51. Taft’s letter to Aldrich of July 29，1909（Aldrich Papers，Reel 35）

9. Walter Nugent，Progressiv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84.

10. See the fascinating recollection“Notes on an Interview with A. Piatt Andrew，”February 1，1934，on mimeograph in the A. Piatt Andrew Papers. The interviewer，Andrew L. Gray，wrote that“Aldrich told me in personal conversations that his own inclination would have been to liberalize[reduce the duties]considerably but that he could not do so without letting down his old associations who had stuck by hi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11. James W. Van Cleav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to Aldrich，May 19，1909，Aldrich Papers，Reel 33. For appraisals of the Payne-Aldrich tariff，see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1:425；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hicago: Elephant，1989），95；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357–358；and Arthur S. Link，Wilson，vol. 2，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178.

12. Goodwin，The Bully Pulpit，593.

13.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26.

14. “Cummins Will Give No Quarter in Fight，”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7，1909.

15. “Aldrich the Master of Details，”Current Literature 47（August 1909），145–147.

16. “Chronology on Monetary Commission Work of Senator Aldrich，”Aldrich Papers，Reel 61. For the meeting with Churchill，see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34–35；and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62.

17. Various correspondence in Aldrich Papers，Reels 35–37.

18.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63.

19. Henry Davison to Aldrich，August 6，1909，Aldrich Papers，Reel 35.

20. Aldrich to Porfírio Diaz，August 28，1909，ibid.，Reel 36.

21.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67；Carrere and Hastings（architects）to Aldrich，July 15，1910，Aldrich Papers，Reel 42；and Senator Boies Penrose to Aldrich，March 25，1910，ibid.，Reel 41. Reel 61 of ibid. is replete with stock transactions，many of them substantial.

22. Various correspondence，Aldrich Papers，Reels 30，37.

23. Victor Morawetz，The Banking and Currency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North American Review Publishing，1909）；see especially 45–46，84–86.

24. “Taft with Aldrich for a Cent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1909.

25. “Chronology on Monetary Commission Work of Senator Aldrich.”

26.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35，54.

27.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probably A. Piatt Andrew）to Paul Warburg，November 19，1909，and unidentified Milwaukee newspaper clipping，both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

28. Quoted in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74.

29. An Address by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30.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57.

31. 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Folder 91.

32.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160.

33. “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1908–1911，”Aldrich Papers，Reel 61.

34. An Address by Senator Nelson W. Aldri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quotes on 17，19.

35.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January 21，1910，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3；see also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February 11，1910，ibid.

36. Nugent’s Progressivism is a worthy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37.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Press Reference（www.pressreference.com/Sw-Ur/United-States.html），the number of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t a peak in 1910，at 2，600.

38.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1:413.

39. Vanderlip to Stillman，January 21，1910.

40. Warburg to Nelson Aldrich，December 24，1909，Warburg Papers.

4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5–46，2:118.

42. Ibid.，1:85–86，2:160–61.

43. Ibid.，1:42–48；quote on 45–46.

44. Ibid.，36–37.

45. “Million Join in Welcome to Roosevelt，”The New York Times，June 19，1910；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1:538–55，especially 551 and 553–54；and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40–641.

46.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Cabot Lodge，August 17，1910，quoted in James Chace，1912: Wilson，Roosevelt，Taft and Debs—The Election That Changed the Count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4），56.

47.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91；and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1:420.

48. Notes（quoting Roosevelt letter to Lodge，September 10，1909），Aldrich Papers，Reel 61.

49.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5. Reel 42 in the Aldrich Papers contains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and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 Bristow charge. See also“Rubber，Aldrich and the Tariff，”The New York Times，July 28，1910；“Bristow Makes New Charge，”The New York Times，July 26，1910；“Insurgents Gained Four，”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4，1910；and“Senator Bristow and Senator Aldrich，”The Outlook，August 27，1910.

50.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43.

51.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September 2 and September 9，1910，Vanderlip Papers，Box 1-3.

52. Chace，1912，56. In his famous“New Nationalism”speech，delivered in Osawatomie，Kansas，on August 31，1910，Roosevelt said，“Every man holds his property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ight of the community to regulate its use to whatever degree the public welfare may require it.”He also called for a“moral awakening.”

53. In his speech at Osawatomie，Roosevelt said:“It is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hould be promptly investigated，and so thoroughly and effectively revised as to make it certain that hereafter our currency will no longer fail at critical times to meet our needs.”

54. Aldrich’s correspondence（in the Aldrich Papers）documents that he was closely，and anxiously，monitoring the 1910 campaign.

55. Perkins to J. P. Morgan，October 11，1910，George W. Perkins Sr. Papers.

56. “Aldrich Not Badly Hurt，”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1910；William H. Taft to Aldrich，October 21，1910，Aldrich Papers.

57. Results in Nugent，Progressivism，89.

58.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6，no. 2，217–233. Turner had delivered the essay to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Indianapolis on December 28，1910.

59. “Keep Politics Out of Finance—Aldrich，”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10. The occasion was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New York.

60. “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

第七章

1. Walter Bagehot，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London，1873），9. Apparently，the words up to the semicolon are Ricardo’s and the rest is a paraphrasing or interpretation from Bagehot.

2.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ubject of a National Bank，”rea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December 15，1790.

3. Narrations of Jekyl trip sourced to the Warburg Papers，“Jekyl Island Conference，Nov. 18-26，1910”and“Jekyl Island Conference Nov.18，1910，”are in 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61（hereinafter Warburg Narration 1 and 2，respectively）. The narrations are in the third person，but were written by eitherWarburg or someone with close access to him.

4. Warburg Narration 1；and“Notes on an Interview with A. Piatt Andrew，”February 1，1934，A. Piatt Andrew Papers.

5. Vanderlip’s 1935 memoir，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

6. Warburg Narration 1；and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3–214. Some accounts say Warburg purchased a gun，but his son James said he“borrowed a lethal weapon”as camouflage: James Warburg，The Long Road Hom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64），29.

7. Warburg Narrations 1 and 2 are the source for the entire train encounter between Warburg and Vanderlip.

8. Warburg Narration 2；and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5. Disappointingly，Andrew’s diary contains no entries for the several months leading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Jekyl trip.

9. Warburg Narration 1.

10.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November 29，1910，Frank A.Vanderlip Papers，Box 1-3；and Vanderlip，Farm Boy to Financier，215.

11. Description of club history and setting from my visit to Jekyll Island（as a footnote later in the chapter explains，the spelling of the island’s name was changed years later）；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Hunter，director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Jekyll Island Authority；and displays at Jekyll Island Museum，January 18，2013. For Morgan arranging that there were no other guests，see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35.

12.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6. Vanderlip’s memoir recounts that Davison and Strong went swimming and riding. For reasons stated in endnote for page 108（on Notes pages 293–294），it is unlikely Strong was there，and since Andrew was an indefatigable athlete—in particular a swimmer and rider—and close to Davison，it is likely he meant Davison and Andrew.

13. Warburg Narration 1；and“The Drafting of the Aldrich Plan: Meeting of the Statesmen at Jekyl Island，”Aldrich Papers，Reel 61（hereinafter WarburgNarration 3）.

14. Vanderlip to Stillman，November 29，1910.

15. Warburg Narrations 1 and 3；and Michael A. Whitehouse，“Paul Warburg’s Crusade to Establish a Central Bank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egion（publication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May 1989.

16. Warburg Narration 1；and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6.

17. Warburg Narrations 1 and 3；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6；and Thomas W. Lamont，Henry P. Davison: The Record of a Useful Life（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33），98–100，101.

18. Warburg Narration 1.

19.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6.

20. Warburg Narration 1；and Lamont，Henry P. Davison，100.

21. Warburg Narration 1.

22. Ibid.

23.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ldrich Plan in this passage comes from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especially39–45；“Aldrich Money Plan Avoids Cent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1910；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58–62；Elmus Wicker，The Great Debate on Banking Reform: Nelson Aldric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ed（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67–69；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34–240.

24.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41；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36，237；and“Aldrich Money Plan Avoids Central Bank.”

25.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9–60.

26.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34.

27.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44–45.

28. “Introducing 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Aldrich Papers，Reel 61. See also Warburg Narration 1；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8.

29. Vanderlip，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217.

30. Vanderlip to Stillman，November 29，1910.

31. Ibid.

32. As discussed in an earlier note，the article byB. C. Forbes，“Men Who Are Making America，”appeared in Leslie’s Weekly on October 19，1916. It is probable that either Forbes or his source had been at the train depot inBrunswick，Georgia，to greet the unlikely“duck hunters.”See also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8，60.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was Stephenson’s Nelson W. Aldrich.

33.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1952；repr.，n.p.: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3）.

34.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 Second Look at the Federal Reserve，3rd ed.（Westlake Village，Calif.: American Media，1998）.

35. Mark Thornton of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resented a paper at the“Birth and Death of the Fed”conference on Jekyll Island，February 26–27，2010. Ron Paul was one of the conferees. Ben Bernanke，the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appeared as part of a subsequent conference，on November 4–6，2010，co-sponsored by the Atlanta Federal Reserve Bank and Rutgers University.

36. Frank Vanderlip to Glass，July 24，1913，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16.

37. For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bankers’ motives，see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29–332.

38.”Vanderlip to Aldrich，November 28，1910，can be found in both Aldrich Papers，Reel 43，and Vanderlip Papers，Box 1-3.

39. Warburg Narration 1.

40. “Introducing 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58，59–60. The western bankers included Forgan and Reynolds in Chicago and Festus J. Wade in St. Louis.

41. Paul Warburg to Aldrich，December 6，1910，Aldrich Papers，Reel 43.

42. Paul Warburg to Andrew，December 18，1910，Andrew Papers，Box 22，folder 7.

43. Warburg Narration 1.

44. “Senator Aldrich Would Weld Greater Banking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11；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2.

45. “Senator Aldrich Ill，”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6，1911；and“Aldrich Is Ill in Bed，”ibid.，January 13，1911.

46. “Introducing 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2. Mrs. Aldrich’s diary entry is quoted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 The advice of Aldrich’s doctor comes from Aldrich to Henry Davison，January 26，1911，telegram，Aldrich Papers，Reel 44.

47. “Introducing 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1–62.

48.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 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and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6–17.

49. Warburg to Samuel Sachs，January 12，1911，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Box 1，folder 1.

50. Andrew，Diary；“Notes on an Interview with A. Piatt Andrew”；and“Introducing 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51. A copy of Aldrich’s letter to commission vice chair Edward B. Vreeland，typed and edited in Aldrich’s hand，dated January 16，1911，is inthe Aldrich Papers，Reel 44. See also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45.

52. Aldrich’s telegram of January 16，1911，to James Forganstates，“My doctors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me to go South at once”（Aldrich Papers，Reel 44）；he apparently left that day. See also Andrew’s note of the same date to Forgan，in ibid.，Reel 61；and“Aldrich Goes to Georgia，”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7，1911.

53. “Aldrich Money Plan Avoids Cent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1911；and“Shaw Denounces the Plan，”ibid.，January 19，1911.

54. “Bankers Here Approve Plan: Paul M. Warburg Declares ItIs Well Adapted to Conditions in This Country，”ibid.，January 18，1911；“Introducingthe Aldrich Plan to the Ban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2–63，567–571；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3–64.

55. Warburg made this observation，retrospectively，i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0–61.

第八章

1.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46.

2. Ibid.，61.

3. Henry Davison to Aldrich，January 23，1911，telegram，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44.

4. Shelton invitation to bankers，January 23，1911，ibid.，Reel 44；“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1908–1911，”ibid.，Reel 61；and Biographer’s notes，ibid. See also James Forgan to Andrew，January 17，1911，A. Piatt Andrew Papers，Box 22，folder 7；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1；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42–244.

5. Quoted in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A Leader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cribner’s，1930），383–385.

6. Aldrich to Henry Davison，January 26，1911，telegram，Aldrich Papers，Reel 44. For details of Aldrich’s recuperation，see the diary of Abby Aldrich excerpted in ibid.，Reel 61.

7. Loose notes，ibid.，Reel 61；Forgan to Andrew，January 17，1911；A. Piatt Andrew to Warburg，March 30，1911，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2；and 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84. For brevity，the account in the text omitted a step. After the ABA currency committee approved the Aldrich Plan in March，the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committee，meeting in early May in Nashville，ratified that decision.

8. Laughlin to Paul Warburg，June 8，1911，James Laurence Laughlin Papers，Box 4，Paul M. Warburg folder.

9. “Currency Reform: Its Popular Side，”The New York Times，July 26，1911. Warburg’s account is in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69–70，which more generally discusses his involvement in organizing the National Citizens’ League. See also Lucy D. Chen，“Banking Reform in a Hostile Climate: Paul M. War-burg and the National Citizens’ League”（working paper，April 2010），12，available at http://www.fas.harvard.edu/~histecon/crisis-next/1907/docs/Chen-Warburg_Final_Paper.pdf；Laughlin to Warburg，June 8，1911，as well as other correspondence inLaughlin Papers，Box 4，Paul M. Warburg folder；and Warburg’s correspondence in the Aldrich Papers，Reel 61.

10.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2，68；and Chen，“Banking Reform in a Hostile Climate，”15.

1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31；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6；and Chen，“Banking Reform in a Hostile Climate.”

12. The view of Willis，Roosevelt，and others that Laughlin should distance the league from Aldrich comes from James L.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38，43，and 78. See also the untitled essay on the Citizens’ League in the Aldrich Papers，Reel 61.

13. “Notes for Mrs. Nichols in Life of Aldrich”（accompanies letter to Jeannette P. Nichols，February 7，1927），Laughlin Papers，Box 2，Nelson W. Aldrich folder；see also notes from Warburg Papers in Aldrich Papers，Reel 61；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51；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6，89.

14. “Notes for Mrs. Nichols in Life of Aldrich.”

15.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44–48；and 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188. For Warburg’s dislike of Laughlin，see Biographer’s notes，Aldrich Papers，Reel 58.

16. James Laughlin to James Forgan，August 13，1911，Aldrich Papers，Reel 61；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44–48；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395；and“Notes for Mrs. Nichols in Life of Aldrich.”

17. “To Rid Money Plan of Aldrich’s Name，”The New York Times，July 6，1911；the editorial，“A Campaign for Monetary Reform，”appeared in the Times the next day，July 7.

18.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44. Forgan was among those who pressured Laughlin to cooperate with Aldrich.

19. Lester V. Chandler，Benjamin Strong，Central Banker（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32，recounts that Strong，who was increasingly engaged with the topic of central banking，discussed the Aldrich Plan“at length”with Aldrich on the senator’s yacht in August 1911. See also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which records five days in July and August on which he met with Aldrich，often with other parties，on his yacht，usually to discuss the Aldrich Plan.

20.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6.

21.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64，74–75，80–81，and 93. See also，for Laughlin’s publicity campaign，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44–245. Laughlin says the league’s periodical was bimonthly，but various others，including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3），say it appeared biweekly.

22. Numerous telegrams and letters from individual state associations，Aldrich Papers，Reel 45；Andrew to William H. Taft，August 28，1911，Andrew Papers，Folder 7；George Reynolds to Laughlin，July 14，1911，Laughlin Papers，Box 4，G. M Reynolds folder；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6.

23. “Taft Advocates Currency Reform，”The New York Times，June 23，1911；“MacVeagh Indorses Aldrich Bank Plan，”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11；“Memorandum Concerning Public Aspects of Mr. MacVeagh’s Administration，”Andrew Papers，Box 22，folder 4；Andrew to Senator W.Murray Crane，June 29，1912，ibid.，Box 20，folder 24；and“Notes on an Interview withA. Piatt Andrew，Feb. 1，1934，”ibid.，Box 2，folder 10，which states，“Senator Aldrich had little regard for Secretary MacVeagh.”See also Andrew Gray，“Who Killed the Aldrich Plan?”The Bankers Magazine 54（Summer 1971），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RAB3ynybv0UC&lpg=PA216&dq=andrew+gray+who+killed+the+aldrich+plan&source=bl&ots=eNjeHvf9IF&sig=D8DUQr5tcU2CcjUPBEjVqYD9NX4&hl=en&sa=X&ei=UtEDU5rfFu3I0gHmgoDYCA&output=reader&pg=GBS.PA216.）

24. The public hearings are documented in Arthur Shelton to C. H. Huttig（president of the Third National Bank，St. Louis），October 13，1911，Aldrich Papers，Reel 46；“Minutes of Meetings of Monetary Commission”；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5.

25. Paul Warburg to Aldrich，October 15，1911，Aldrich Papers，Reel46（for Aldrich speeches in Indiana on October 26 and Chicago on November 11）；and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65，which notes that Aldrich also spoke in Kansas City and（in the East）in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In addition，he addressed the ABA in New Orleans in November.

26. “Money Trust Could Not Buy Control，”Journal of Commerce，October 23，1911；a clipping was found in Warburg Papers，Folder 91.

27. The National City episode is largely drawn from the splendid account in Harold van B. Cleveland and Thomas F. Huertas，Citibank: 1812– 1970（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62–68. The National Cityletter was dated June 28，1911；it is quoted in“Giving Up Control of Outside Bank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4，1911.

28. One notorious example of collusion concerned the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the second-largest bank in New York. Morgan，Baker，and Still-man all owned slices of the bank and jointly directed its management and board. When National City conceived of its investment affiliate，the affiliate acquired Vanderlip’s share of the Bank of Commerce，so that National City now became a partner with two other Wall Street titans—Morgan and Baker.

29. John Farwell to Paul Warburg，July 20，1911，Aldrich Papers，Reel 61（from Warburg Papers）. The Times quote comes from“The National City Company，”November 4，1911. See also“Giving Up Control of Outside Banks.”

30. Paul Warburg to John Farwell，July 24，1911，Laughlin Papers，Box 4，Paul M. Warburg folder.

31.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45.

32. Vanderlip to Stillman，June 20，1911，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4.

33. “The National City Company”；“Giving Up Control of Outside Banks”；Cleveland and Huertas，Citibank，66；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59；and Henry F. Pringl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2:676.

34. “Wants a Bank Inquiry，”The New York Times，July 9，1911.

35.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55–156.

36. Bryan quoted in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79.

37. Paul Warburg to Andrew，December 14，1911，Andrew Papers，Folder 7.

38. ”La Follette Invades Taft’s Home Stat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8，1911.

39. James Neal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1989），chapter 2，“Banking Reform，1907–1913”；available at www.stlouisfed.org/foregone/chapter_two.cfm.

40. Numerous letters of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 are in Vanderlip Papers，Box 1-4；see，for instance，April 6，April 15，June 20，July 21，and September 29，1911.

41. In William Howard Taft，Pringle writes that previously“there was an outside chance that harmony，of a sort，might be achieved again. But it was not possible after the steel suit”（2:673）. See also Doris Kearns Goodwin，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William Howard Taft，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3），667–668.

42. J. P. Morgan Jr. to Henry Davison，June 5，1911，J. P. Morgan Jr. Papers，Box 5，book 8.

43.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October 17，1911，Vanderlip Papers，Box 1–4.

44.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LBgaAQAAIAAJ&pg=PA340&lpg=PA340&dq=american+bankers+association，+proceedings+of+the+37th+annual+convention&source=bl&ots=dMH2bntf6H&sig=kT-uZ68Z3jQYHwsBaXmmcgtsm4E&hl=en&sa=X&ei=ldsQU6y2HuLFgG714DoDw&ved=CCcQ6AEwAAv=onepage&q=american20bankers20association2C20proceedings20of20the2037th20annual20convention&f=false].

45.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35–240.

46. “Bankers Indorse Aldrich Money Plan.”

47.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79. For La Follette’s Hamilton speech，see“LaFollette serves notice on Aldrich Plan，Dec. 30，1911，Phil. N.Am. Dec. 31，”Aldrich Papers，Reel 61.

48. A newspaper clipping found in Aldrich Papers，dated December 7，1911（the name of the paper is clipped off）states matter-of-factly thatthe“chief purpose”of the Aldrich plan was“to concentrate financial power in the hands of a very few men.”For the Rocky Mountain News quote，see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76.

49.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Transmitting，Pursuant to Law，the Report of theCommission，62d Cong.，2d sess.，January 9，1912（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2），14.

50.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57.

51.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83.

52.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13. That they could elect three of thirty-nine representatives is my analysis，based on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12–13.

53. “Aldrich Sees Taft，”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4，1911. In the spring of 1911，Vanderlip was already writing Stillman，“It may interest you to know that Taft has practically abandoned hope of re-election to a second term”（Vanderlip to Stillman，April 15，1911）.

54. Theodore Roosevelt to Andrew，December 2，1911，Andrew Papers，Folder 23；for thirty-five volumes，see Andrew to Woodrow Wilson，November 23，1911，ibid.，Folder 7.

55.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11.

56. Vanderlip to Stillman，July 21，1911.

57. 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28.

58. Woodrow Wilson，“An Historical Essay，September 15，1893: A Calendar of Great Americans，”in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8:368–380.

59. Woodrow Wils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vol. 7，Critical Changes and Civil War（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06），45–46.

60. Ibid，47.

61. Wilson’s letter to Turner is quoted in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 Brief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1963），28–29.

62. House to Woodrow Wilson，October 16，1911，Edward M. House Papers，Box 119a. In this letter，Colonel House relates gossip about Wilson’s non-support of Bryan in 1896. See also the confirming response of a Wilson aide，October 17，1911，ibid.

63. Cooper，Woodrow Wilson，91，106，and 120.

64. Ibid.，64；Link，Woodrow Wilson: A Brief Biography，47–49.

65. Paolo 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2:128；and“Gov. Wilson and the Aldrich Plan，”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911（citing Wilson’s August 26 interview with The Outlook）.

66. Edward House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December 6，1911，Aldrich Papers，Reel 61. For Wilson’s distancing himself from Harvey，see Cooper，Woodrow Wilson，141；and James Chace，1912: Wilson，Roosevelt，Taft and Debs— The Election That Changed the Count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4），132–35.

67. Andrew to Woodrow Wilson，November 23，1911，Andrew Papers，Folder 7；Woodrow Wilson to Andrew，November 27，1911，ibid.；and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76–177.

68. William Garrett Brown to Andrew，December 4，1911，Andrew Papers，Folder 7；Andrew to Brown，December 5，1911，ibid.；and Andrew and Brown letters，Aldrich Papers，Reel 61（from Andrew Collection）. See also House to Woodrow Wilson，December 15，1911，House Papers，Box 119a.

69. Cooper，Woodrow Wilson，182–183. Further biographical details of House can be found in Louis Gould，“Wilson’s Man in Pari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7–18，2015.

70. House to Woodrow Wilson，November 18，1911，House Papers，Box 119a；and Chace，1912，139.

71.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44.

72. Cooper，Woodrow Wilson，141–142.

73. House to Wilson，December 15，1911.

74. Woodrow Wilson to House，December 22，1911，House Papers，Box 119a.

75. Cooper，Woodrow Wilson，192.

76.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35–38；and Colonel House’s assistant to Wilson，December 30，1911，House Papers，Box 119a.

第九章

1. Warburg to James Laughlin，April 22，1912，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Folder 3. I have slightly shortened the quote；the passage in its entirety reads，“The Democratic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leaving aside Pujo，are absolutely unfit to ever produce anything；they simply have not got the knowledge.”

2. “Wilson’s reference to Aldrich Plan（Phil. Press，Jan.9，1912），”January 8，1912，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61.

3. “Filing of Report of Monetary Commission，Jan. 8，1912（from Andrew Coll.，Gloucester），”ibid.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formally expired in March.

4. “Wilson’s reference to Aldrich Plan.”

5.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11–12: and John J.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 A Passion for Change，1863–1917（Port Washington，N.Y.: Kennikat Press，1973），48–50

6. “Attitude of Wilson，Daniels，Kern and Bryan toward Aldrich Plan，Jan. 11，1912，”Aldrich Papers，Reel 61（from Warburg Papers）.

7. “Attitude of Wilson toward Aldrich plan，Jan.，1912: A memo to Mr. Warburg，from Mr. Dinwiddie，Jan. 26，1912，”ibid.（from Warburg Papers）.

8. “Monetary Plan and Roosevelt，1912，”ibid.（from Andrew Papers）. This document quotes Andrew’s letter to his parents of January 26，1912，which described the luncheon.

9.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77–78.

10. Doris Kearns Goodwin，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William Howard Taft，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3），580–582，678，and 681；James Chace，1912: Wilson，Roosevelt，Taft and Debs—The Election That Changed the Count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4），31，107，and 108；and Henry F. Pringl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39），1:318，327，and 329，and 2:562，749，768，and 769.

1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7.

12. Alfred Owen Crozier，U.S. Money vs. Corporation Currency:“Aldrich Plan”（Cincinnati: Magnet，1912），9，205.

13. Aldrich to James Forgan，January 31，1912，telegram，Aldrich Papers，Reel 47；and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Nelson W. Aldrich: A Leader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cribner’s，1930），405. For Aldrich’s stock portfolio，see correspondence in Aldrich Papers，Reel 47.

14. Nelson W. Aldrich Jr.，Old Money: The Mythology of Wealth in America（1988；repr.，New York: Allworth Press，1996），26.

15. For the origins of the Pujo hearings，see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60–64.

16. J. P. Morgan Jr. to Henry Davison，April 26，1912，J. P. Morgan Jr. Papers，Book 9.

17.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July 28，1911，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4.

18. “To Split Money Inquirie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6，1912. The next month，Laughlin made the point to Warburg that a separate legislative process was preferable. Referring to Samuel Untermyer，named as counsel to lead the Money Trust inquiry，Laughlin wrote，“Whatever Mr. Untermyer’s pyrotechnics，the Sub-Committee on the bill will continue its quiet work”（James Laughlin to Warburg，April 25，1912，Warburg Papers，Box 1，folder 3）.

19.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Glass’s early career，which documents the central role of racial politics for Glass and his Virginia contemporaries，see Harry Edward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 The Pre-Congressional Career of Carter Glass，”Ph.D. 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1966.

20. Rixey Smith and Norman Beasley，Carter Glass（New York: Longmans，Green and Co.，1939），49.

21. James E. Palmer Jr.，Carter Glass: Unreconstructed Rebel（Roanoke: Institute of American Biography，1938），54.

22.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92.

23. Andrew to Paul Warburg，March 25，1912，A. Piatt Andrew Papers，Box 22，folder 7.

24. Warburg to James Laughlin，April 22，1912，War-burg Papers，Box 1，folder 3.

25. For evidence that Glass，early in 1912，was infact hostile to centralization，see H. Parker Willis to Laughlin，March 30，1912，James Laurence Laughlin Papers，Box 2.

26. Warburg to Laughlin，April 22，1912；in this letter，Warburg warns Laughlin，“I am worried about[Willis’s]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He writes against centralization of reserves.”See also Lucy D. Chen，“Banking Reform in a Hostile Climate: Paul M. Warburg and the National Citizens’ League”（working paper，April 2010），19，available at www.fas.harvard.edu/~histecon/crisis-next/1907/docs/Chen-Warburg_Final_Paper.pdf.

27.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June 14，1912，Henry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7.

28.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133–134.No notes from the subcommittee work in 1912 survive.

29. Willis to James Laughlin，June 17，1912，Willis Papers，Box 7；and“Glass Wins Again in Sixth District，”Richmond Times Dispatch，August 9，1912.

30.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y 4，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Morgan Jr. to Davison，April 26，1912；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65–266；and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pril 23，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The whole thing runs back to Unterrmyer’s ambition to go to the Senate”）. For background on Untermyer，see McCulley as well as 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220.

31.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y 17，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this letter observes of a deal to sell a big block of Seaboard Company stock that“business as well as politics make strange bed fellows and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will beSamuel Untermyer for $1，000，000.”

32. Jean Strouse，Morgan: 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 Random House，1999），9.

33. Vanderlip to Stillman，April 27，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and Warburg to Samuel Untermyer（replying to Untermyer’s luncheon invitation），May 29，1912，Warburg Papers，Box 1，folder 3.

34.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May 5，1912，Willis Papers，Box 7，advising Willis that Glass should occupy the field“in order to anticipate Untermyer.”Willis certainly relayed this information to Glass.

35. The family was not long tenured in the South. Untermyer’s parents were German Jews who emigrated from Bavaria. When his father died，shortly after the Civil War，the rest of the family moved to New York.

36. “Major Leagues’ Clubs Ready for Long Battl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7，1912. The other new stadiums were in Detroit and Cincinnati.

37. Chace，1912，214. For the early state of the race，see Wilson to Josephus Daniels，January 18，1912，in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24:64–65；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151–53；and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52–53.

38. Arthur S. Link，Wilson，vol. 2，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149.

39.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o Wilson，April 1，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4:273；and“Southwest Georgia Greets Gov. Wilson with Big Reception，”press clipping of April 18，in ibid.，24:344.

40. Paolo 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2:44. For newspaper endorsements，see Cooper，Woodrow Wilson，151，154.

41.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70，673–674. For Taft and Roosevelt name-calling，see Chace，1912，111–112.

42. “Roosevelt Denies Taft Is Progressiv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4，1912；see also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772–773，776–777.

43.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27；and Walter Nugent，Progressiv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89–90.

44.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768；and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79. For background on Taft’s attitude on labor，see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619–625. Wall Street’s relationship with Roosevelt was complicated by his support for such Morgan-sponsored trusts as U.S. Steel. As Chace（1912，204）andVanderlip（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October 20，1910，Vanderlip Papers，Box 1-3）document，the House of Morgan had turned against Roosevelt by 1912. Perkins was the exception. However，many financiers were also dismayed by Taft，due to his vigorous antitrust policy.

45. Lamont to W. J. Oliver，September 3，1912，Thomas W. Lamont Papers，Box 123-6.

46.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 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entries for April 27，29，and 30，1912；for the dinner with Warburg，see ibid.，entry for April 15.

47.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90–692，571.

48.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pril 22，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

49. Goodwin，The Bully Pulpit，693–694；and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774，781–782，Taft’s quo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Taft Opens Fire on Roosevelt，”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6，1912.

50.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65–67.

51. Laughlin to W. J. Lauck，May 25，1912，Laughlin Papers，Box 3，W. J. Lauck folder；and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54，65–67.

52. Speakers Bureau Reports for weeks ending June 8 and June 15，1912，Warburg Papers，Box 8，folder 108；and Publicity Report for week ending June 8，1912，ibid.，pp. 4–5.

53. Publicity Report for week ending June 15，1912，ibid. The Herald article can also be found in Warburg Papers.

54. For examples of the Citizens’ League’s outreach to both businessmen and editorial writers in Arkansas，as well as information on membership fees and a directory of the forty states with league offices，see Warburg Papers，Box 8，folder 108. This folder contains a flyer titled“attention! $$$ for you—it’s your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letter to editorial writers from the Arkansas Division，addressed to“Editorial Writer，”May 11，1912.

55. Publicity Report for week ending June 8，1912（“Following the national conventions，which，it is confidently expected，will both declare for a non-partisan revision of the banking and currency laws”）；and Publicity Report for week ending June 15，1912（“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publican plank will be a frank endorsement of the plan of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56. See“Work of National Citizens League to get safe state Dem. Planks in 1912，along Aldrich bill lines，although ostensibly denouncing said bill，May 1912，”Aldrich Papers，Reel 61（from Warburg Papers）. This document quotes from several of Laughlin’s letters to Warburg in the spring of 1912.

57. Laughlin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June 3，1912，LaughlinPapers，W. J. Bryan folder.

58. Andrew，Diary，entries for June and July 1912；Franklin MacVeagh to Andrew（undated），Andrew Papers，Box 22，folder 1；Franklin MacVeagh to Andrew，April 23，1912，ibid.，folder 3；and Andrew to Franklin MacVeagh，May 10，1912，ibid.，Box 20，folder 20.

59. William H. Taft to Andrew，July 2，1912，ibid.，Box 22，folder 7. See also Franklin MacVeagh to Andrew，June 24，June 28，June 29，and July 2，1912，and Andrew to Franklin MacVeagh，June 28，1912，all in ibid.，folder 3；and Andrew to Nelson Aldrich，June 26，1912，ibid.，Box 20，folder 23. Various correspondence in the Andrew Papers documents that Andrew made public a letter airing his complaints withMacVeagh.

60. Nugent，Progressivism，91；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804–805；Goodwin，Bully Pulpit，705–706；and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59. The Republican platform is available from American Presidency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633.

61. Andrew，Diary，entry of June 19，1912.

62. Pringle，William Howard Taft，2:803，809.

63. Wilson to Mary Allen Hulbert Peck，June 23，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4:495.

64. For Laughlin，see typed material on Citizens’ League，Warburg Papers，Box 8，folder 108；for Willis，see Willis to James Laughlin，June 17，1912，Willis Papers，Box 7；and for Andrew，see Andrew，Diary，entry for June 1912. The description of Baltimore comes from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57.

65. Wilson to Mary Allen Hulbert Peck，June 17，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4:481–482.

66. Wilson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June 22，1912，in ibid.，493.

第十章

1. Speech in Frankfort，Kentucky，February 9，1912，in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24:141–146.

2.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September 20，1912，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4；and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139–140. The two sources give generally consistent though not identical accounts of Wilson’s remark.

3. The Democratic platform is available from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90. For Bryan’s authorship of the platform，see Paolo 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2:62；and Michael Kazin，A Godly Hero: The Life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New York: Knopf，2006），188.

4. Convention details from John J.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 A Passion for Change，1863–1917（Port Washington，N.Y.: Kennikat Press，1973），58–60；James Chace，1912: Wilson，Roosevelt，Taft and Debs—The Election That Changed the Count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4），150；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59–64，and William Gibbs McAdoo，Crowded Years: 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G. McAdoo（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31），145. Michael Kazin，a Bryan biographer，says that even though Bryan’s wife was eager for him to launch a fourth campaign in 1912，Bryan was sincere in his expressed desire not to run（A Godly Hero，184）.

5. “Wilson Serene as Voting Goes On，”The New York Times，June 29，1912.

6. Wilson to Mary Allen Hulbert Peck，July 6，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4:541. Convention details come from“Murphy and Bryan in a Deadlock，”The New York Times，June 20，1912；“Break to Wilson Seems at Hand as Convention Adjourns Till Today；He Leads on the 42nd Ballot，”The New York Times，July 2，1912；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61–62；Chace，1912，154；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156；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13；and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 Brief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1963），54.

7.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20，stresses that Wilson remained a Jeffersonian. For Wilson’s idealistic view of businessmen，see William Diamond’s insightful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3），51–55；Diamond curtly dismisses the question of Wilson’s leftward evolution，observing tartly（p. 87），“Precisely why Wilson underwent this change is a problem for his biographer.”Cooper’s very good biography，Woodrow Wilson，cites opportunism as a partial answer but does not attempt a definitive answer，noting（p. 106），“When，how and why Woodrow Wilson became a progressive would become hotly debated questions after he entered politics.”

8. Speech in Frankfort，Kentucky，February 9，1912，141–146；and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 Knopf，1955），225.

9. Chace，1912，203. For background on Wilson’s and Roosevelt’s views on the trusts，see ibid.，166，194–203；Cooper，Woodrow Wilson，163；Diamond，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63–65；Hofstadter，Age of Reform，223–228；Doris Kearns Goodwin，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William Howard Taft，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3），667–670；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209；and Alpheus Thomas Mason，Brandeis: A Free Man’s Life（New York: Viking，1956），377.

10. See Cooper，Woodrow Wilson，10. Elsewhere Cooper notes that Wilson“had never been able to swallow the legacies of state rights and limited government”that Democrats inherited from Jefferson（p. 143）. For Wilson’s“Tory”remark，see Diamond，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42. Even as early as Wilson’s graduate thesis，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1885），he deplored the sectionalism in Congress as frustrating the purpos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These petty barons，some of them not a little powerful，but none of them within reach[of]the full powers of rule，may at will exercise an almost despotic sway within their own shires，and may sometimes threaten to convulse even the realm itself ”（p. 30）.

11. Acceptance speech，August 7，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12，14.

12. Speech in Sioux City，Iowa，September 17，1912，in ibid.，152. Wilson meant that while he was against monopolization he had no trouble with a business growing large by lawful means—but this was a distinction surely beyond the average voter. Wilson also said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of August 7，“Power in the hands of great business men does not make me apprehensive，unless it springs out of advantages which they have not created for themselves”（ibid，p. 11）. On Brandeis’s influence on the campaign，see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66；Cooper，Woodrow Wilson，162–167；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208–209；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20–21；and Mason，Brandeis，377–380.

13. Chace，1912，206.

14. Diamond，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54–55，70；and Link，Woodrow Wilson: A Brief Biography，53.

15. Due to Perkins’s role in the Roosevelt campaign，the Morgan-sponsored U.S. Steel was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with Perkins’s presence on its board. Jack Morgan asked Perkins—at least three times—to resign；Perkins refused: see J. P. Morgan Sr. to Perkins，August 18 and September 3，1912，and Perkins’s memorandum of September 4 documenting Morgan’s telephone call that day，all in GeorgeW. Perkins Sr. Papers，Box 12. For Morgan and Carnegie’s support of Taft and Schiff’s support of Wilson，see Chace，1912，204. The senior Morgan aide Thomas Lamont also supported Taft: Lamont to W. J. Oliver，September 3，1912，Thomas W. Lamont Papers，Box 123-6. For Warburg’s support of Wilson，see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Twentie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140. Kolko’s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211，notes other prominent Jews supporting Wilson，including Henry Morgenthau Jr. and Bernard Baruch. For Untermyer’s gift and Vanderlip’s response，see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September 27，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

16.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70–271. Aside from bankers，Citizens’ League members also contacted Wilson: see Paul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79；and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13–114.

17. See，for example，Wilson’s speech in Columbus on September20，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203，in which his principal recommendation for currency reform was“You’ve got to make it elastic.”

18. Frank A. Vanderlip with Boyden Sparkes，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1935），225–226.

19. Vanderlip to Stillman，September 20，1912；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39–140.

20. Cooper，Woodrow Wilson，168；and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81.

21.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77–179.

22. Samuel Untermyer to Wilson，November 6，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528–529；Wilson’s response，dated November 12，is in ibid.，542.

23. Carter Glass to Wilson，November 7，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530–31；Wilson’s response，dated November 14，is in ibid.，547.

24. 1Wilson to Ira Remsen，November 14，1912，ibid.

25. H. Parker Willis to Glass，November 7，1912，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The conference had occurred the day before，November 6，which itself was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26. Ibid.

27. Ibid.

28. Glass to Arsène Pujo，November 8，1912；Glass to Arsène Pujo，November 12，1912；and Arsène Pujo to Glass，November 11，1912，telegram，all in ibid.，Box 64. See also“Laughlin’s untitled and undated retrospective memorandum”（typed），James Laurence Laughlin Papers，Glass bill folder.

29.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November 21，1912，H.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7.

30. Willis to Glass，November 7，1912.

31. Laughlin to Willis，November 21，1912；“Laughlin’s untitled and undated retrospective memorandum”；and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15，117–119，and 120–121.

32. Colonel House recorded that Glass admitted his lack of expertise: see Edward House to Wilson，November 28，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564. Glass’s lack of expertise was also on display in a December14，1912，letter to Willis:“As I said to you last night，qui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present themselves to my mind”（Willis Papers，Box 1）. Furthermore，Laughlin later wrote that Glass was“slow in taking in the banking principles，”although once he grasped them he was“firm in his position and was a good fighter for what he believed”（“Laughlin’s untitled and undated retrospective memorandum”）. See also 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863–1923（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94.

33.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9，1912，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34.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1.

35. Ibid.，81–82. For the Morawetz article，see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95.

36.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32–37.

37. Edward House to Wilson，November 28，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563–564.

38. “Five Men Control $368，000，000 Her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1，1912.

39. See，for example，Jea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 Random House，1999），5.

40.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December 20，1912，Vanderlip Papers，Box 1-4.

41.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Pursuant to House Resolutions 429 and 504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rol of Money and Credit，62d Cong.，3d sess.，submitted February 28，191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136；available at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docs/historical/house/money_trust/montru_report.pdf.（Hereinafter cited as Pujo Report.）

42. See，for example，the testimony of George F. Baker，ibid.，1503.

43. Ibid.，1050.

44. Ibid.，1019，1034，and 1035.

45. Vanderlip to Stillman，December 20，1912.

46. Laughlin Papers，Plan D folder.

47. Warburg to Henry Morgenthau，December7，1912，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Box 1，folder 3. Warburg’s plan was，characteristically，elaborated in great detail. He proposed to Morgenthau that Congress enact two pieces of legislation，one for a bank with branches，another providing for a nationalclearinghouse. Warburg’s letter to Colonel House of December 19，1912（Edward M.House Papers，Box 114a）documents that the plan was conveyed to House，which surelymeans that Wilson was advised of it.

48.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entry for December 14，1912. Apparently at their breakfast meeting，Glass advised Andrew of his continuing worries about securing the Banking Committee chairmanship. Three days later，Aldrich wrote Andrew（A. Piatt Andrew Papers，Box 3，folder 17），offering to help Glass gain the chairmanship，presumably by putting in a word with his friends inCongress. This suggests that Aldrich，by then of course retired，was held in higher esteem by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than their public utterances suggested. Lastly，in another example of pressure for a central bank，the economist Charles Conant urged Glass to endorse a“concentration”of reserves（Glass to Willis，December 9，1912）.

49.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14，1912，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50.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December 21，1912，Willis Papers，Box 7. On Glass’s irritation over the attention Untermyer received from newspapers，see，for example，Glass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3，1912，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For Glass’s efforts to screen witnesses，see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97–100.

51. Willis to Carter Glass，December 14，1912，Willis Papers，Box 1.

52. Laughlin’s query regarding authorship is missing；Willis’sreply of December 18，1912（Laughlin Papers，Glass bill file）says:“As to authorship of the forthcoming measure，custom dictates that the Chairman’s name shall be given to any bill that may be reported.”Laughlin had proposed to Willis on December 2 thatthey and Glass meet promptly in Baltimore to discuss Laughlin’s progress. On December 6，when Laughlin received word from Willis that Glass wanted to put off a meeting until January，Laughlin realized his role would be strictly consultative. He immediately wired Glass，“Telegram received much disappointed at postponement.”More expressions of hurt followed. Notwithstanding his bruised feelings，Laughlin continued to revise his plan for Willis and Glass’s benefit，and succeeded in meeting Glass at his hotel on December 21.（See Laughlin correspondence of December 6，7，and 21，1912，inWillis Papers，Box 7.）

53. Laughlin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7，1912，Laughlin Papers，Glass bill file.

54. Carter Glass to Wilson，December 14，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588–589；Carter Glass to Wilson，December 18，1912，in ibid.，608；and“The President-Elect Back from Bermuda，”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1912.

第十一章

1.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110–111.

2.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u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Plan of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and Reporting Constructive Legislation Thereof，62d Cong.，3rd s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nuary 14，1913，233；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c0q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3. Carter Glass to Willis，December 23，1912，Henry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1；and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19，1912，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4. See，for example，Willis to Carter Glass，December21，1912，Willis Papers，Box 20，in which Willis warned Glass to expect a“sharp fight”from bankers lobbying for a central bank. Such missives inevitably distressed Glass.

5. James E. Palmer Jr.，Carter Glass: Unreconstructed Rebel（Roanoke: Institute of American Biography，1938），76. Glass’s telegram about his arrival is in Willis Papers，Box 1.

6. William Diamond，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3），16.

7. Harry Edward Poindexter，“From Copy Desk to Congress: The Pre-Congressional Career of Carter Glass，”Ph.D. 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1966，4.

8. 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23；for Wilson’s feelings about the Civil War，see ibid.，34.

9. Diamond，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15.

10.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81–82；and Rixey Smith and Norman Beasley，Carter Glass（New York: Longmans，Green and Co.，1939），90–92.

11.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December 29，1912，Glass Collection，Box 25/26.

12. Smith and Beasley，Carter Glass，90.

13.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ource for what was presented at Princeton is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141–147. See also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27–128；and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81–85. Warburg gives his interpretation in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82.

14. For Willis and Glass’s intent，see Willis to Glass，December 19，1912，which states，“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will be to strengthenthe reserve banks very greatly as against the large national banks of New York and other central reserve cities.”For“local field，”see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5.

15.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1.

16. Whether Wilson definitively affirmed that a central bank would be superior is unknowable，but it seems likely. All we have is the account of Willis，who averred that the president-elect“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such an organization was politically impossible even if economically desirable”（ibid.，146）.

17. Wilson to Carter Glass，December 31，1912，in Arthur S. Link，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25:650；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81–82；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6，147.

18. Glass to Willis，December 29，1912.

19. Carter Glass to Wilson，December 29，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641–42.

20. Glass to Willis，December 29，1912.

21. Carter Glass to Willis，January 3，1913，Willis Papers，Box 1.

22.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January 10，1913，ibid.，Box 7.

23. 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225–226；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863–1923（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113–115；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1.

24. Willis to Carter Glass，December 31，1912，Willis Papers，Box 20.

25. 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4.

26. The quoted portions of Warburg testimony come from ibid.，77，67，69，and 73. Warburg was not at all candid about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Aldrich Plan（he referred sympathetically to the“framers”of the Plan，without divulging that he himself was one of them）.

27. Glass was upfront about his political motivations. In his cross-examination of Festus Wade，the chairman observed，“The situation，frankly，has its political aspects.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anybody is proposing to mix politics withthe reformation of the currency；but understand that the majority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are confronted by the platform decla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gainst the so-called Aldrich Plan”（ibid.，206）.

2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

29. Willis to Carter Glass，January 18，January 20，and January 23，1912，all in Willis Papers，Box 20；and James Neal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St.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1989），chapter 2，“Banking Reform 1907–1913”；available at www.stlouisfed.org/foregone/chapter_two.cfm.

30.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90；see also Willis to Glass，January 20，1913.

3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70.

32. This is my construction from two separate quotations:“tantalizing puzzle”is from ibid.；the longer part of the quotation is from the same volume，（p. 85），and in the same context—i.e.，evaluating Glass’s regional plan—but was used there by Warburg in evaluating Morawetz’s plan back in1909.

33.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see also Arthur S. Link，Wilson，vol. 2，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205.

34.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8.

35. Woodrow Wilson to Glass，January 9，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For the January 15 date of the draft，see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7.

36. Willis to Carter Glass，January 21，1913，Willis Papers，Box 20；Willis to Glass，January 23，1913，Willis Papers，Box 20；and James Laughlin to Willis，January 21，1913，ibid.，Box 7（Laughlin all but begs，“I hope some way can bedevised by which we can have a chance to know what the committee bill will be”）. See also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2.

37.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36. The Trenton meeting was held on January 30.

38. The Trenton draft was reprinted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31–1553. Willis says the draft included a“limited”guaranty（ibid.，147）；however，it consisted only of a plan for partial payment to depositors of failed banks and only up to the banks’ estimated asset values—that is，what depositors would receive without such a plan. For open market operations，see ibid.，1543；for compulsory membership and“not less than 15，”see ibid.，1532.

39. The gold provision of the Trenton draft—among other criteria，reserve banks would be required to hold gold equal to 50 percent of their outstanding note circulation—is in ibid.，1548.

40.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06，noted the bills’ organizational similarity. See also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43–1544，for the agency’s functioning as the government’s fiscal arm；and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08，for similar systems.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26–527.

41.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10；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44–1547.

42.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23–25. See also“Aldrich Bill Compared[by Willis]with Federal Reserve Act，”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61，which states，“It was not drawn，even largely，from any single source，but is the product of comparison，selection，and refinement upon the various materials，ideas，and data rendered available throughout a long course of study and agitation.”

43.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23. In 1916，Glass similarly asserted that the Aldrich bill and his own“differ[ed]in principle，in purpose and in processes”（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07）. On the other hand，a neutral observer，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12），says that“the bills are very similar.”This topic is treated at greater length in the epilogue.

44. House diary entry，December 19，1912，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5:614；House to Woodrow Wilson，January 9，January 29，and February 5，1913，all in Edward M. House Papers，Box 119a；and Cooper，Woodrow Wilson，189. House was not the only naysayer on Brandeis，but he was the most decisive—see，for instance，House to Wilson，November 22，1912，House Papers，Box 119a；and House diary entry，February 26，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137. Although House’s November 22 letter bore ugly，anti-Semitic overtones，impugning Brandeis’s“Hebrew traits of mind，”House probably feared Brandeis’s influence rather than his ethnicity. See also Cooper，Woodrow Wilson，183，185，and 190. Wilson’s acquiescence is from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30. House declined Wilson’s offer of a cabinet post in his letter of January 9，House Papers，Box 119a.

45. Cooper，Woodrow Wilson，181，205.

46. A Passion for Change，1863–1917（Port Washington，N.Y.: Kennikat Press，1973），4. For background on McAdoo prior to his entry into politics，see ibid，especially 4–31；William Gibbs McAdoo，Crowded Years: 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G. McAdoo（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31）；Cooper，Woodrow Wilson，145–146；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93–294.

47.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24，78，and 123. He recounts that Kuhn，Loeb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 tunnel entity in 1913.

48. 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hicago: Elephant，1989），125–26；for McAdoo’s view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ole，see，for instance，McAdoo，Crowded Years，61.

49. Cooper，Woodrow Wilson，185.

50. “Draft of Currency Bill，”Glass Collection，Box 16. This document is undated and unsigned although it appears to be from early 1913. Containing notes，probably by either Willis or Glass，it argues for fast action on currency reform as an“offset to tariff criticism，because it would essentially appeal to businessmen.”See also Willis to Representative Charles A. Korbly，February 8，1913，WillisPapers，Box 20.

51. See，for instance，Link，The New Freedom，203.

52. Joseph P. Tumulty，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Garden City，N.Y.: Doubleday，Page，1921），170.

53. Untermyer was quite sarcastic in questioning Vanderlip，viz，“Of how many corporations are you a director Mr. Vanderlip；can you remember?”: PujoReport.

54. Ibid.，1542.

55. Ibid.，129.

56. James Grant，Money of the Mind: Borrowing and Lending in America from the Civil War to Michael Milke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2），125.

57. This figure was widely used，including in the Pujo Report，251. According to Robert A. Degen，The American Monetary System: A Concise Survey of Its Evolution Since 1896（Lexington，Mass.: D.C. Heath and Company，1987），10，the total of banks in 1914 was twenty-eight thousand，a doubling from 1900. The minority report within the Pujo Report（also p. 251），says the resources of New York banks amounted to 23.2 percent of those nationally in 1900 and 18.9 percent of the total in 1912. The main body of the Pujo Report（p. 55）says the twenty largest banks in New York City held approximately 43 percent of the resources of banks in the city in 1911，up from 35 percent in 1901.

58. “160，980，084 Earned by National Bank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9，1913.

59. Pujo Report，360.

60. Ida Tarbell，“The Hunt for a Money Trust，III. The Clearing House，”American Magazine，July 1913.

61. “Wilson Goes to Meet Taft，”The New York Times，March 5，1913；“How Wilson Was Sworn In，”The New York Times，March 5，1913；and Cooper，Woodrow Wilson，198，201.

62. Inaugural Address，March 4，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151.

63. Francisco I. Madero was overthrown in a coup on February18，1913，and executed four days later.

64. Carter Glass to Willis，March. 20，1913，Willis Papers，Box 1.

65. Carter Glass to Willis，March 10，March 13，and March 20，1913，all in ibid. Glass，in his memoir，recalled it was a“distinct advantage”that Congress was out of session and that the Banking Committee was not yet constituted，as itstripped him of the obligation to confer（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93–94）.

66. George Evan Roberts to Glass，March 13，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4；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9.

67. Willis to Carter Glass，March 13，1913，Willis Papers，Box 20.

68. Samuel Untermyer to House，March 13，1913，House Papers，Box 112；House to Samuel Untermyer，March 17，1913，ibid.；and Samuel Untermyer to House，March 31，1913，ibid.

69. Charles 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Arranged as a Narrative by Charles Seymour（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8），161，citing House diary entries of March 13（re Vanderlip）and March 27，1913（re Morgan）. Warburg wrote frequently to House: see his letters of January 6，January 16，and February 18，1913，in House Papers，Box 114a.

70. House diary entry of March 25，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227.

71. Ibid.

72. House diary entries of March 22 and March 24，1913，in ibid.，215，223.

73. Cooper，Woodrow Wilson，193.

74.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pril. 26，1913，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5.

75. J. P. Morgan Jr. to James Stillman，March 12，1913，J. P. Morgan Jr. Papers，Book 11.

76. “European trip，1913. The Morgans. Lucy Aldrich to Lucy Greene，”Aldrich Papers，Reel 61. For Aldrich art purchases，see A. Imbert to Aldrich，March 21，March 25，and March 31，1913，ibid.，Reel 47.

77. Page is quoted is Vincent P. Carosso，The Morgans: 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1913（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646.

78.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pril 4，1913，Vanderlip Papers，Box b1-5.

第十二章

1. “Banking Under Federal Control，”The New York Times，June 20，1913.

2.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48.

3. Data on Model Ts available at www.mtfca.com/encyclo/fdprod.htm；for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see Lance F. Davis，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63. The rising propensity of people to deposit money in banks is a persistent theme of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see，for instance，15，56–68，122，and 164. Andrew Frame，Elastic Currency（Philadelphia: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08），12，states that individual deposits tripled from 1890 to 1908，to nearly $18 billion. By 1914，total deposits topped $21 billion—se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1914–1941，”17，a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fraser.stlouisfed.org/docs/publications/bms/1914-1941/BMS14-41_complete.pdf.

4.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y 12，1913，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5.

5. William P. Goodwin，Money，Credit Currency，and a Currency Plan（Providence，R.I.，1910），11.

6. “Report of the Monetary Com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dianapolis Monetary Convention”（1897），40；available at openLibrary.org.

7.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35.

8. “Congress Cheers Greet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April 9，1913. For the reversal of custom，see 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214；and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 Brief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1963），180. An index of joint sessions of Congress documents that（outside of inauguration days）Wils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since John Adams to appear in joint session: http://history.house.gov/Institution/Joint-Sessions/60-79.

9. Cooper，Woodrow Wilson，214.

10. “Congress Greets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April 9，1913.

11.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35；“Wilson Preparing for Business Boom，”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9，1913；and“Federal Control of Interest Rat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30，1913.

12.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April 11，1913，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47. That Willis and McAdoo met on Sunday，April 13，is from Willis to Carter Glass，April 16，1913，Henry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20；they would also have a work session at McAdoo’s home on Saturday，May 3. For the bill’s new nomenclature，see Willis to Carter Glass，May 5，1913，ibid.

13. John J.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 A Passion for Change，1863–1917（Port Washington，N.Y.: Kennikat Press，1973），100，95.

14.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52–53；and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169.

15.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48–49；and Paul M.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91–92. Warburg’s analysis appears in his appendix，ibid.，613–625.

16.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13–614；a synopsis of his points follows in ibid.，614–625. The figure of twenty reserve banks can be found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1.

17.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2.

18. Willis to Carter Glass，April 29，1913，Willis Papers，Box 1；and Willis to Carter Glass，April 28，1913，ibid.，Box 20.

19. Willis to Carter Glass，May 2，1913，ibid.

20. Samuel Untermyer to House，May 3，1913，Edward M. House Papers，Box 112.

21. For biographical details on Senator Owen，see Kenny L. Brown，“A Progressive from Oklahoma: Senator Robert Latham Owen，Jr.，”The Chronicles of Oklahoma 62（Fall 1984）；Wyatt W. Belcher，“Political Leadership of Robert L. Owen，”The Chronicles of Oklahoma 31（Winter 1953–1954）；and Oklahoma Historical Society，“Oklahoma’s First Senator Dies，”Chronicles of Oklahoma 25，p. 178，available at http://digital.library.okstate.edu/Chronicles/contents.html.

22.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Robert Latham Owen by th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of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uskogee，Ok.，”September 26，1947，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Coll. no. 1931.001），McFarlin Library，University of Tulsa，Tulsa，Oklahoma；and Robert Owen to L. M.Nichols，March 5，1912，L. M. Nichols Papers，Western History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Oklahoma Libraries，Norman，Oklahoma，Box N-11，folder 4.

23. Robert L. Owen，The Federal Reserve Act（New York: Century，1919），2–3.

24. For the 1896 Democratic convention and Owen’s European trip，see ibid.，5–9. For his speech in Congress，see“Characters in Congress—Senator Robert Latham Owen of Oklahoma，”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1908. See also press clippings in L. M. Nichols Papers，Western History Collections，Box N-11，folder 4.

25. Samuel Untermyer to Glass，April 16，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5/16；enclosed with this letter is one from R. C. Williken advising Untermyer that Glass“has done everything he could to discredit the great and important work performed by you[Untermyer]on the ‘Money Trust’ committee.”Untermyer，of course，had been trying to poach on Glass’s turf for nearly a year. For Owen and Untermyer，see Untermyer’s self-published Who Is Entitled to the Credit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An Answer to Senator Carter Glass（New York，1927），10，reproducing a letter from Owen to Untermyer of May 14，1927，which states:“At your home you madevarious engagements for me to meet severally Frank A. Vanderlip，A. Barton Hepburn，Paul Warburg and others whose intimate views I desired in framing the Federal Reserve Act.”See also Vanderlip to Robert Owen，May 31，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War-burg and Owen corresponded numerous times，but not until that fall.

26.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entries for May 19 through May 23，and also May 30.

27.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40.

28. Untermyer，Who Is Entitled to the Credit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12，15.

29. House diary entry of May 11，1913，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27:413.

30. House to Wilson，May 15，1913，in ibid.，436. See also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45.

31.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78，97.

32.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95.

33. McAdoo to House，May 20，1913，House Papers，Box 73.

34.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6；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95；and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01.

35. According to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80，Williams harbored a“pathological”dislike of Wall Street. On Williams’s role，see also ibid.，104，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195.

36. House to Wilson，May 20，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458. A copy of this letter can also be found in Glass Collection，Box 14.

37. House to Wilson，May 20，1913. Years later，in response to then Senator Glass’s published account of this affair，Untermyer denied any involvement，tartly adding，“Glass is either dreaming or senile”（SamuelUntermyer to Robert Owen，May 10，1927，Glass Collection，Box 24）.

3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7–98.

39.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00–101；and William Gibbs McAdoo，Crowded Years: 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G. McAdoo（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31），243–244.

40. McAdoo，Crowded Years，222.

41.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01. For collecting negative reactions，see Willis to Carter Glass，June 5，1913，Willis Papers，Box 20.

42. Willis to Carter Glass，May 27，1913，Willis Papers，Box 1；see also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41.

43.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May 24，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44. Carter Glass to Willis，June 6，1913，Willis Papers，Box 1.

45. Glass to Woodrow Wilson，June 7，1913，Glass Collection，Box 64；Glass to A. Barton Hepburn，June 7，1913，ibid.；and Glass to Willis，June 6，1913. Among those who provided letters were Hepburn，Reynolds，and the Chicago bankerE. D. Hulbert. Some letters were delivered to Wils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Wilson quote（“I feel Mac is deceived”）is recounted by Glass in 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07–109. See also Rixey Smith and Norman Beasley，Carter Glass（New York: Longmans，Green and Co.，1939），106，citing a“flood”of protests from bankers and economists.

46. Glass to Hepburn，June 7，1913.

47. Glass to H. Parker Willis，June 9，1913，Glass Collection，Box 47. Glass’s letter said Owen was in agreement on the“essential principles，”but since they continued to differ on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vs. banker control，this was incorrect. For specifics on their negotiations，see Owen，The Federal Reserve Act，74–75.

48.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s traded as low as 57 in late 1907. By May 1909 they were back in the low 90s，approximately their level before the Panic.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hey traded mostly in the 80s and 90s. On March 4，Wilson’s inauguration，the average closed at 80. After the May–June swoon，it stood（on June 10）at 72.

49. Vanderlip to Stillman，May 24，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his follow-up letter is dated June 6，1913，ibid.，and see also a further letter to Stillman of June 13，also in ibid. See also various market reports in the first week of June，such as“Stocks Lowest in Five Years，”The New York Times，June 5，1913，and“Review and Outlook，”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9，1913.

50. William McAdoo to House，June 18，1913，House Papers，Box 73；and“Financial Markets，”The New York Times，June 13，1913.

51. “Review and Outlook.”

52. Paolo 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2:130–31；Joseph P. Tumulty，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Garden City，N.Y.: Doubleday，Page，1921），178；and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Mary Baird Bryan，The Memoirs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New York: Haskell House，1971），369–370. These three books give consistent accounts of the Wilson-Bryan meeting，though none supply a date.“Deep regret”is from Bryan and Bryan. Asevidence of Bryan’s desire to be supportive，he had told his brother to hold back articles on banking reform in The Commoner，the family periodical，until Wilson’s position became known.

53. Tumulty，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178.

54. “Wilson Denounces Tariff Lobbyists，”The New York Times，May 27，1913.

55. For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tariff debate，see Cooper，Woodrow Wilson，216–218；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36–42；and Link，Wilson，vol 2，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177–194（La Follette quote on p. 190）.

56. Louis Brandeis to Wilson，June 14，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520；see also Alpheus Thomas Mason，Brandeis: A Free Man’s Life（New York: Viking，1956），397–399.

57. Glass’s account of this meeting is from Carter Glass to Willis，June 17，1913，Willis Papers，Box 1，and from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12–114.

58. William G. McAdoo to House，June 18，1913，House Papers，Box 73.

59. Owen，The Federal Reserve Act，74；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50. See also“Find Many Flaws in Bill: Democrats Divided on Currency Measure，”The New York Times，June 21，1913. For Wilson’s choosing a fully political board，see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10–111. Owen’s description of the meeting appears in his The Federal Reserve Act，74–76.

60. Glass to Willis，June 17，1913；and Glass to Woodrow Wilson，June 18，1913，Glass Collection，Box 8.

61.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56，258.

62.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23–125.

63. James Neal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1989），chapter 2，“Banking Reform，1907–1913”；available at www.stlouisfed.org/foregone/chapter_two.cfm. For Bryan’s reaction to Wilson’s compromise solution，se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132.

64. New York Sun quoted in Link，The New Freedom，216. For the New York Times’s reaction，see“The President’s Views on Banking，”The New York Times，June 24，1913，and“A Radical Banking Measure，”ibid.，June 21，1913.

65. “Vast Scope of the New Currency Bill，”Washington Post，June 22，1913.

66. Press conference，June 26，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8.

67.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27–128，130；William McAdoo to Wilson，June 18，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7:536；and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133. See also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08–10.

68. Wilson’s letter to Peck of June 22，1913，is quoted in both Link，The New Freedom，213–214，and Cooper，Woodrow Wilson，220.

69. Link，The New Freedom，214；and“Money Reform Now，Is Wilson’s Demand，”The New York Times，June 24，1913. Wilson’s speech appears in Cong. Rec. S2132–33（June 23，1913）.

70. “Forgan Denounces Bill，”The New York Times，June 24，1913；and“Bankers Clear Up the Currency Plan，”ibid.

71.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56–267. In deference to the banks，Willis scotched proposals to let individuals either do businesswith the Reserve Banks or own stock in them.

72. Willis to Carter Glass，May 26，1913，Willis Papers，Box 1；“Financial Markets，”The New York Times，June 20，1913；“Bankers Clear Up the Currency Plan”；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73–274，394–395；and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41–142，146–148（quote on 148）.

73.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12–116. See also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and“Money Bill Goes In；No Voice for Banks，”The New York Times，June 27，1913.

74. Amended provisions to the bill reprinted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05，1608，and 1609. See also ibid.，394–395；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49；“Money Bill Goes In；No Voice for Banks”；and Link，Wilson: The New Freedom，217.

75.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130. It is my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bill was essentially faithful to what Warburg’s camp wished. Furthermore，i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01），Warburg describes the bill，aside from the“harmful changes”made to accommodate Bryan，as，“in the main，sound and highly commendable.”Similarly，Vanderlip’s first reaction to the published bill，even more favorable，was that it didn’t contain“any serious financial heresies”（Vanderlip to M. J. M.Smith，June 19，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76.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596. The version of the bill submitted June 26 cut reserve requirements to 20，20，and 15 percent for central reserve，reserve city，and country banks，respectively（ibid.，1609–10），down from the previous standard of 25，25，and 15 percent. For powers of the reserve board: see ibid.，1603；for its import and export provisions，ibid.，1604.

77.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297.

78.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05. The“dual mandate”was enacted in the Federal Reserve Reform Act of 1977.

79. See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18–121. For Chicago’s terror，see George Reynolds to Glass，July 7，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6:“The more I study the matter，the mor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drastic and revolutionary requirement that all of the bank reserves of the country should betaken away from existing banks and placed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s，would have a much more far-reaching，detrimental effect upon business than any of you people have contemplated.”

80.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01；Paul Warburg to House，July 1913，telegram，House Papers，Box 114a.

81. Henry Davison to Aldrich，July 3，18，and 23，1913，Nelson W. Aldrich Papers，Reel 47.

82. A. Piatt Andrew，“The Bryanized Banking Bill，”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June 25，1913.

83. See Festus Wade to Glass，July 1，1913，Glass Collection，Box 28；and Festus Wade to Glass，July 3，1913，ibid.，Box 37（both moderate in tone）. See also George Reynolds to Glass，July 7，1913，ibid.，Box 16，in which Reynolds，though diffident，professes not to be“hostile”toward the legislation.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131，215，adds texture on the variation of banker opinions. See also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18，120–121；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232–234；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395.

84.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76.

85. “Amend or Abandon，”The New York Times，June 29，1913.

86. Glass to Solomon Wexler，July 3，1913，Glass Collection，Box 27；in this letter，Glass accused Wexler of reneging on their understanding. See also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18，120–121；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395 and（“warfare”）396；and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46.

87. Paul Warburg to House，July 22，1913，House Papers，Box 114a.

88. “The Government and Its Bonds，”The New York Times，July 14，1913.

89. “Drop in 2s a Bank Plot，Says McAdoo，”The New York Times，July 29，1913；see also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09–110.

90. “160，980，084 Earned by National Bank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9，1913；the precise numbers were 7，514 national banks and $11.186 billion in assets.

91. Frank Vanderlip to Glass，July 24，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6.

92. Wilson to Ellen Axson Wilson，July 20，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44–45.

93. “Growing a Nation: The Story of American Agriculture，”available at www.agclassroom.org/gan/timeline/farmers_land.htm.

94. See section 13，“Rediscounts，”of the bill draft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03–4. On the fears of agrarians，see，for instance，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234，citing the belief of Representative Joe Eagle（D-Tx.）that the proposed Fed would adopt a“paternalistic relationship”toward its member banks.

95. On Henry and the radical rebellion，see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31–134；Link，The New Freedom，219–221；and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234.

96. The radical amendments proposed in the House Banking Committee were covered extensively in the press；for example，these articles appeared that week in The New York Times:“Put Reserve Notes on a Gold Basis”（July 22，1913），“Radicals Propose New Currency Bill”（July 23），“Tangle over Money Bill”（July 24），and“Urge Cotton，Wheat and Corn Currency”（July 25）.

97. “Farmers’ Money，”ibid.，July 26，1913.

第十三章

1. 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117–118.

2. Wilson to Ellen Axson Wilson，September 19，1913，in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9），28:301.

3. Arthur S. 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4），50.

4. “Wilson Message；Gamboa’s Reply，”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8，1913；see also“Wilson Suggests Plan to Mexico，”ibid.，August 5，1913；and John Milto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New York: Knopf，2009），239–240.

5. Joseph Patrick Tumulty memorandum to Wilson，July 28，1913（with adjoining editor’s note），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90.

6. Wilson press conferences of July 28 and August 14，1913，in ibid.，89–90，151.

7. Wilson to Ellen Axson Wilson，July 27，1913，in ibid.，84–85.

8. “Wilson Plan Is Adopted，”The New York Times，July 29，1913.

9. The Glass-Owen bill was taken up by the Democratic caucus on August 11 and not approved until August 28.

10. For Representative Henry’s references to Jackson，see James Neal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1989），chapter 2，“Banking Reform，1907–1913”；available at www.stlouisfed.org/foregone/chapter_two.cfm. For Henry’s reference to Aldrich Plan and his reading of Bryan，see“Money Bill Faces Crisis in Caucus，”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8，1913.

11. “Money Bill Faces Crisis in Caucus.”

12. Even Willis，who had drafted the bill，admitted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framing a definition of acceptable commercial paper: see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on H.R. 7837（S. 2639），U.S. Senate，63rd Cong.，1st sess.，vol. 3，available at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publication/?pid=429.

13.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o Wilson，August 6，1913，in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121；Paolo E.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2:134；and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50.

14. “Banks as Public Utilities，”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6，1913.

15.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1624–1625.

16. Owen’s defection and return to the fold was registered in a pair of embarrassing New York Times headlines，the first of which，“Owen Turns Critic of Currency Bill，”appeared on August 20，1913，followed，the next day，by“Owen Still Loyal to Currency Bill.”

17.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131–139，especially 139；William Jennings Bryan to Glass，August22，1913，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67；and“Bryan Letter Routs Currency Radicals，”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3，1913.

18.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39；and“Bryan Letter Routs Currency Radicals.”

19. One change was paring reserve requirements for country banks，from 15 percent of deposits to 12: see“Caucus Adopts Currency Bill，”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9，1913. Another alteration was the wording on farm credit.

20. “Bankers Want Only One Fede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4，1913. Forgan’s“unworkable”and“incompetent”come from“Bankers Optimistic on Currency Law，”ibid.，August 23，1913. Forgan’s apology came in his letter to Glass of August 25（Henry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20），in which he humbly pronounced，“I have to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way in which I referred to you in my speech before the Bankers Conference here last Friday.”See also，on the bankers conference，Robert H.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Chicago: Elephant，1989），131– 135；and Richard T. McCulley，Bank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897–1913（New York: Garland，1992），298.

21.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testimony of H. A.Moehlenpah，vol. 2，1539–1565. Moehlenpah，president of the Wisconsin Bankers Association，testified that when he tried to dissent，Reynolds objected，“We must go to the men at Washington，to the Administration，with a solid front，and if you have any objection . . . make it personally.”When Hepburn closed off debate with his gavel，another banker exclaimed，“God，this steam roller is working fine.”For the number of bankers present，see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August 29，1913，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5.

22. “Bankers Optimistic on Currency Law”；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and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133–34.

23. H. A. Moehlenpah testified（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2:1539–1565），“If it is a choice between the control of this new systemby the Government[or]the bankers，you will get a very large majority of them who willsay let the Government keep control of it.”

24. William McAdoo to House，August 27，1913，Edward M. House Papers，Box 73.

25. McAdoo to House，August 5，1913，ibid.，referring to the many letters McAdoo has received on the legislation，and concluding，“It has gone well.”

26. D. A. Tompkins，publisher of the Daily Observer，quoted in Arthur S. Link，Wilson，vol. 2，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223.

27. Harry Wheeler to Carter Glass，August 13，1913，reprinted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17–421. For evidence of support among businesspeople for the bill，see Glass’s mail from correspondents in varied commercial fields in various boxes of the Glass Collection，in particular Box 19；Link，The New Freedom，223；and 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133–134.

28. See，for instance，“Coast Bankers See McAdoo，”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5，1913. For McAdoo’s rejection of the Chicago demands，see“Wilson Stands Firm on Currency Bill，”ibid.，August 26，1913，in which McAdoo said“constructive criticism”would be“carefully considered”—a polite way of saying he did not regard this manifesto as constructive. For“fiasco，”see H. Parker Willis to Glass，August 25，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9. See also Link，The New Freedom，227.

29. Lester V. Chandler，Benjamin Strong，Central Banker（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11. 30. Richard H. Timberlake Jr.，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192.

31.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18.

32.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364–372.

33. Ibid.，125. For the gold standard debate，see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53；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135；and Link，The New Freedom，227. See also“Money Bill Passes House，285 to 85，”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1913.

34.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38.

35. Wilson to Ellen Axson Wilson，September 19，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301.

36. For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Senate，and of its Banking Committee，see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30–131；“Bankers Find Clash over Currency Bill，”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1913；and Link，The New Freedom，228.

37. Forgan appeared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September 2，followed the next day by Wade；their testimony appears in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1:25，126.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hearings and its effect on delaying the bill were widely reported: see，for instance，all in The New York Times，“Moves Delay in Senate”（September 5，1913），“Wilson Aims to Win Senate Support”（September 20），“MayReduce Reserve Banks”（September 26），and“Test for Currency Bill”（September 28）.See also Cooper，Woodrow Wilson，223.

38. Thomas McRae’s September 29 testimony and his cross-examination by Hitchcock appear in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2:1275–1288.

39. See for instance the August 2，1913，letter from W. S. Fant，president of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Weatherford，Texas，to Glass，arguing that as“money[interest rates]is always high，”bankers had better outlets for their capital（Glass Collection，Box 19）. For check clearing，see“Bankers Want Only One Fede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4，1913.

40. Warburg later commented，i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s Origin and Growth—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105，“The bill，at ever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represented a great triumph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which banking reformers had striven namely，concentr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reserves combined with an elastic note issue.”

41.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

42. “Money Bill as Bad，Good，Partly Good，”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8，1913，quoting Warburg’s article in the October 1913 issue of North American Review. See also 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4（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especially 235–236；Kolko’s thesis is that banker“opposition”was essentially a ruse.

43. Frank Vanderlip to Glass，July 24，1913，Glass Collection，Box 16；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September 27，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Also，Vanderlip took a middle ground in an August 29 letter to Still-man（ibid.）.

44.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

45. Wilson to Ellen Axson Wilson，July 27，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84–85. For Ellen’s disregarding her husband，see for instance her letter of September 4（ibid.，257），in which she asks him，“Is there fresh trouble about the currency bill—as the papers report?”Two days later（ibid.，260），she frets，“I am so concerned at the reports about the currency bill. They say you are fighting desperately with your back to the wall.”Wilson tries to soothe her nerves，replying on September 9（ibid.，267），“I am perfectly well. . . . The Senate is tired，some of the members of its committee are irritable and will have to be indulged.”For Wilson’s September 28 letter to Peck，see ibid.，336–337；he also confesses to his old friend that he was fearful he might“lose his patience and suffer the weakness of exasperation.”An editor’s note in ibid.（257）emphasizes that by early September，Republican and some Democratic senators were making clear that they intended to hold“lengthy hearings”on the currency bill.

46. Cooper，Woodrow Wilson，217–218；for the Revenue Act of 1913，see Link，The New Freedom，194（Link also quotes David Houston’s letter to W. H. Pageof September 12，1913）. The detail of signing the law with two gold pens comes from“Wilson Signs New Tariff Law，”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4，1913.

47.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September 12，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48. “Wilson Signs New Tariff Law.”

49. “Foes of Money Bill Get Together，”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913. For Wilson’s timetable，see“Money Bill Fight May Take a Month，”ibid.，October 14，1913. At his October 6 press conference（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364–365），Wilson publicly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the bill would pass in the special session.

50. “Altered Money Bill May Satisfy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13.

51. For the ABA trashing of the bill as well as Wilson’s reaction，see press conference of October 9，1913，as well a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to Ralph Pulitzer on October 9 and to Senator John Sharp Williams on October 11，all 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378–389；“2，000 Bankers Hit Money Bill Har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9，1913；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03；Link，The New Freedom，229；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51；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93；and Richard J. Ellis，ed.，Speaking to the People；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8），170. See also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s Bankers Association，available at http://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njp.32101066788769；view=1up；seq=11.

52. Aldrich’s address was delivered on October 15 at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see Michael Clark Rockefeller，“Nelson W. Aldrich and Banking Reform: A Conservative Lead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A.B.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0，89；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and“Aldrich Sees Bryan Back of Money Bill，”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1913. Interestingly，Andrew said the Aldrich speech was“too denunciating”—one of the few times he ever criticized his former boss: A. Piatt Andrew，Diary of Abram Piatt Andrew，1902– 1914，ed. E. Parker Hayden Jr. and Andrew L. Gray（Princeton，N.J.，1986），entry of October 15，1913. For Wilson’s mail on the bill，see“Money Bill Delay Stirs Up Presi-dent，”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7，1913. For the endorsements from the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and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see Link，The New Freedom，235.

53. “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1914–1941，”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16；available at http://fraser.stlouisfed.org/docs/publications/bms/1914-1941/BMS14-41_complete.pdf.

54. For Wilson’s threats to take his fight either to the people or to a Democratic caucus，see these four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 Times，all from the fall of 1913:“Wilson May Stump for Currency Bill”（October 3），“Money Bill Delay Stirs Up President”（October 7），“To Urge Money Bill as a Party Measure”（October 8），and“Bankers Views in Senate”（October 10）. See also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51；Link，The New Freedom，230；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and，most especially，Ellis，Speaking to the People，170，which includes Wilson’s comment to the Washington Post.

55.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13.

56. “Altered Money Bill May Satisfy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13；Cooper，Woodrow Wilson，223；and Link，The New Freedom，231.

57. For background on the three renegade senators，see Cooper，Woodrow Wilson，223，225，and 623；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and Link，The New Freedom，228. On Hitchcock，in particular，see Thomas W. Ryley，Gilbert Hitchcock of Nebraska: Wilson’s Floor Leader in the Fight for the Versailles Treaty（L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1998），especially 58–62. For“O’Gorman’s resistance，”see Kenneth E. Miller，From Progressive to New Dealer: Frederic C. Howe and American Liberalism（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205–6.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O’Gorman’s efforts to secure patronage in the spring of 1913 documents that Wilson ignored O’Gorman on his first significant local appointment，for U.S. Attorney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and was set to ignore him again，for collector of customs—but then reversed course and appointed O’Gorman’s man: see“Marshall Named for Wise’s Plac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6，1913；“Test for O’Gorman on Collectorship，”ibid.，April 18，1913；“Polk Out of Race；O’Gorman’s Victory，”ibid.，April 30，1913；and“Mitchel Nominated for Port Collector，”ibid.，May 8，1913. On Reed，see Daniel McCarthy，“Show Me a Statesman，”The University Bookman 46，no. 3（Fall 2008），a review of Lee Meriwether’s Jim Reed，Senatorial Immortal）that is available at www.kirkcenter.org/index.php/bookman/article/show-me-a-statesman/.

58. H. L. Mencken，“James A. Reed of Missouri，”American Mercury，April 1929；available at http://truthbasedlogic.com/ownman.htm.

59.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369–370；and“Altered Money Bill May Satisfy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13.

60. Wilson to James O’Gorman，October 21，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421；and Wilson to James Reed，October 23，1913，in ibid.，425.

61. “Wilson Won’t Fight Money Bill Change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1 1913. According to Link，Wilson: The New Freedom，231，the President seemed on the verge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O’Gorman and Reed.

62. See Vanderlip testimony in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3:1933–2037 and 2052–2069，October 8，1913. In a September 24，1913，letter to James Stillman（Vanderlip Papers，Box b1-5），Vanderlip noted that he first met with O’Gorman and Reed in White Sulfur，West Virginia，in mid-September；the two senators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bill and encouraged him to appear before the committee. See also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October 10，1913，ibid.

63. Vanderlip to Stillman，October 10，1913.

64.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3:2056，October 8，1913.

65. Vanderlip to Stillman，October 10，1913；and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October 27，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66. Vanderlip to Stillman，October 10，1913.

67. Vanderlip to Stillman，October 27，1913.

68. Predictably，Glass did cite the Baltimore platform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Vanderlip plan: see“Wilson Upholds Glass Money Bill，”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5，1913.

69. Vanderlip to Stillman，October 27，1913.

70. For accounts of Vanderlip’s second appearance before the committee and its reaction，see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3:2911–2967，October 23，1913；and“Currency Outlook Suddenly Change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1913.

71. Frank Vanderlip to Wilson，October 23，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428.

72. Wilson to Frank Vanderlip，October 24，1913，in ibid.，430.

73. Link，Wilson: The New Freedom，233–234；and Cooper，Woodrow Wilson，224.

74. “Strong Support for Central Bank，”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9，1913.

75. Link，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49. The debate in the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reserve banks was covered extensively in The New York Times: see，for instance，“Split on Regional Banks”（October 31，1913）and“Cut Regional Banks to Four at Start”（November 1，1913）.

76. “Would Curb Banks in Regional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913.

77. “Split on Regional Banks”；“Wilson Is Blamed for Currency Halt，”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13.

78. Ryley，Gilbert Hitchcock of Nebraska，59，63.

79. Link，Wilson: The New Freedom，235；and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

80. Festus J. Wade to Wilson，October 25，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444.

81.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168–174；and Primm，A Foregone Conclusion，chapter 2. Owen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which was sponsored by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see“Wall Street Defended to Owen and Glas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13.

82. “Fusion Mayoral Candidate Thrashes Tam-many，”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5，1913；and“Wilson Is Cheered by Party Triumphs，”ibid.，November 6，1913. For O’Gorman’s and Reed’s shifts，see“Yield to Wilson on Regional Banks，”ibid.，November 8，1913. Link’s suggestion is in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51. Although Reed’s and O’Gorman’s resistance had seemed to weaken even before the election（see“Strong Support for Central Bank”），their support for Glass-Owen didn’t gel until November. See also Ryley，Gilbert Hitchcock of Nebraska，64. For a longer and satirical account of the effect of the election on the holdouts，especially O’Gorman，see“Revolt Against President Wilson Ends in a Fiasco，”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6，1913.

83. Ryley，Gilbert Hitchcock of Nebraska，59；and“Wilson Is Blamed for Currency Halt.”

84.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November 15，1913，Vanderlip Papers，Box b1-5；and“Brighter Outlook for Currency Bill，”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1913.

85. Vanderlip to Stillman，November 1，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and Vanderlip to Stillman，November 15，1913.

86. “160，980，084 Earned by National Bank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9，1913. More precisely，the figure was $1.068 billion.

87. Warburg to Robert Owen，November 10，1913，Paul Moritz Warburg Papers，Folder 12.

8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0–121；the train ride occurred on November 10，1913.

89. The Warburg Papers are rife with correspondence（in English，German，and French）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with bankers from Great Britain and numerous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 Many sources attest to Warburg’s lobbying: for instance，see Paul Warburg to House，November 14，1913，and November 28，1913，House Papers，Box 114a；Warburg to Robert Owen，October 30，1913，Warburg Papers，Folder 7；Warburg to Owen，November 10（including a schematic diagram by Warburg illustrating a preferred arrangement of reserve banks）；most especially，Warburg to Robert Owen，November 24，1913（seeking final copies of the two bills referred by the committee to the Senate），Warburg Papers，Folder 106；Warburg to William McAdoo，November 6，1913，ci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14；and Warburg to William McAdoo，November 20，1913，cited in ibid.，124. Warburg and Jacob Schiffalso paid a visit to Colonel House on November 17—see Charles 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Arranged as a Narrative by Charles Seymour（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8），165.

90.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71；and“Senate to Tackle Three Money Bill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1913. The headline’s reference to“three”bills was misleading if technically accurate: the count included the Glass-Owen bill as passed by the House，which had no support in the Senate and was referred as a formality；only the version of Glass-Owen as modified in the Senate committee and the Hitchcock bill were referred with any hope of consideration.

91.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13–114.

92. Vanderlip to J. P. Morgan Jr.，November 18，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 See also“Senate to Tackle Three Money Bills.”

93. Ryley，Gilbert Hitchcock of Nebraska，64；see also“Brighter Outlook for Currency Bill，”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1913. On the legislative maneuver see Link，The New Freedom，233–234；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68；and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67–168.

94.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67–168；and“Party Conference to Push Money Bill，”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6，1913.

95. “Caucus Vote to Be Binding，”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9，1913；and Coletta，William Jennings Bryan，2:137.

96. “Wilson Triumphs with Messag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3，1913；see also“A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December 2，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9:5.

97. Press conference of December 1，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8:600；“To Push Money Bill at Night Session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7，1913；and“Adopt Long Hours to Pass Money Bill，”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7，1913.

98. Vanderlip to. J. P. Morgan Jr.，November 18，1913.

99. “Money Bill Faces Close Senate Vot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1913.

100. Timberlake，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201–2，notes that the inflation debate surfaced only in December. For contemporaneous discussion on whether reserves should be legal tender，see，for example，the New York Times’s outraged editorial of November 16，1913，“Bryanizing the Money Bill，”as well as Vanderlip’s second appearance before the Senate，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vol. 3. See also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56–457，467–468.

101.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10.

102.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54；the House language（ibid.，1626）was less explicit. However，the House version also permitted national banks to open overseas branches.

103. The two versions can be compared in ibid: Senate，1651；House，1623. See also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212.

104. The Senate bill permitted farm mortgages for five years. The House bill also permitted such mortgages，but only for durations of one year. See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633–1634，1664.

105. “Root Sees Peril in Money Bill，”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4，1913.

106. Although calculations of inflation before 1913 are necessarily estimates，various indices of wholesale prices did exis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prepared by the Census Bureau（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231–232，shows a general wholesale index falling from 127 in1865，the year the Civil War ended，to 100 in 1873. It hit bottom at 71 in 1896，and recovered to 100 in 1912，where it remained in 1913. The index was a composite of various subindices，including ones for commodities，farm products，hides，and leather..

107. See the following entries in volume 29 of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ilson to Mary Allen Hulbert Peck，December 8，1913（p. 23）；diary entries of House，December 12（pp. 32–33），December 14（p. 34），and December 16（p. 36）. See also William McAdoo to House，December 7，1913，House Papers，Box 73.

108. George Reynolds to Glass，December 18，1913，telegram，Glass Collection，Box 42；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07–508；Link，The New Freedom，235；and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241.

109. Warburg to Robert Owen，December 4，1913，War-burg Papers，Folder 11；and Warburg to Robert Owen，December 15，1913，ibid.，Folder12. See also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1.

110. H. A. Wheeler to Warburg，December 13，1913，Warburg Papers，Folder 12；Solomon Wexler to Warburg，December 15，1913，telegram，ibid.；Warburg to H. E. Hammond，December 17，1913，ibid.；and Charles D. Norton to Warburg，December 17，1913，ibid. See also various Warburg correspondence in the Warburg Papers with officials of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and the 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

111. Festus J. Wade to Warburg，December 10，1913，ibid.，Folder11；and Festus J. Wade to Warburg，December 15，1913，ibid，Folder 12. On Warburg’s latest plan，see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2–124，as well as numerous items of correspondence toward the end of 1913 in the Warburg Papers.

112.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15；and Glass to Paul Warburg，November 22，1913，Glass Collection，Box 8.

113.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09. See also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15–117，reproducing two letters attesting to their frequent contact. On December 15，1913，Warburg wrote to Glass on a favorite technical subject，rediscounting. Three days later he anxiously followed up，“Ihave not heard from you concerning the rediscount clause.”

114.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5. See also Glass to Paul Warburg，December 24，1913，Glass Collection，Box 8，in which Glass repeated the suggestion that Warburg consider a Federal Reserve Board post.

115.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03；and“Democrats Heed Root’s Warning，”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8，1913.

116. “President Takes a Driv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8，1913；and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169. For the votes on December 19，see“Currency Bill Passes Senat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13；one Progressive also voted in favor.

117. Warburg to Robert Owen，December 19，1913，Warburg Papers，Folder 12.

118. Warburg to Arthur Spitzer，December 19，1913，ibid.，Folder 11. See also Warburg’s letter of December 19 to Harry A. Wheeler，president of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in ibid.，Folder 12；and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1.

119. Timberlake，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202.

120. The House-Senate conference dealt with dozens of individual items. The conference changes are detailed in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11–19；and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12–19；in addition，high（and low）points are trea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6–129. See also Glass’s speech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December 22，1913，in Glass Collection，Box 22，as well as“Money Bill May Be Law To-day，”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1913，and“Money Bill Goes to Wilson To-day，”“Currency Bill Conference Report，”and“Changes Made in the Bill，”all from ibid.，December 23. For a more detailed comparison，in his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Willis reprinted the House bill（p. 1614），as well as the Senate bill（p. 1637），and those versions may be contrasted with the final Federal Reserve Act（p. 1667）.

121.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56–57，467–68；for $1 and $2 bills，see“Changes Made in the Bill”；for distinctive engravings，see“Currency Bill Conference Report.”

122. “Money Bill May Be Law To-day”；and“Money Bill Goes to Wilson To-day.”For Warburg’s bitter disappointment，see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1–23，128–29.

123. “Money Bill May Be Law To-day”；and“Money Bill Goes to Wilson To-day.”For analysis of this issue，see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32–33.

124.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8；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139；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15；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18. For amplifying the power of the board，see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18.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15，is the source for 4:10 a.m. Terms of board members in the House bill were to have been eight years；in the Senate bill，six years.

125. 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139. For House’s evening at the White House，see House diary，December 22，1913，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29:55.

126. Glass’s December 22，1913，speech is in Glass Collection，Box 22；see also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11；and“Money Bill Goes to Wilson To-day.”The House vote was 298–260.

127. “Wilson Signs the Currency Bill；Promises Friendly Aid to Busines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4，1913. Wilson asking Glass and Owen to come closer is from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27. For the President’s departure，see these New York Times articles:“Wilson’s Vacation Plans”（December 21，1913），“President Off for a Rest”（December 24），and“President Wilson Spends Happy Day”（December 26）.

128.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29.

129. Ibid.

130. Link，The New Freedom，239.

131. The New York Tribune’s opinion was quoted in“Result Will Be Good，Is Opinion of Press，”a compendium of editorial reactions from other newspaper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4，1913；the Times’s own editorial，“An Important Omission，”appeared on December 25. For other editorial commentary，in the mainpositive，see the December 22 issues of Philadelphia Bulletin，Cincinnati Enquirer，Chicago Post，and New York Mail（all of which were excerpted in the Times compendium），as well as the Boston Daily Globe（December 22），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4），and the Lawrence（Mass.）Journal-World（December 24）.

132. “Review and Outlook，”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9，1913，which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banks were pleased. See also“Owen Bill Is Liked，”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1913.

133.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December 29，1913，Vanderlip Papers，Box 1-5；this letter includes“I feel firmly that I would rather take my chances under the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 . . than und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 far as banking charter rights are concerned.”For the applications for membership，see“Banks Eager to Enter，”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3，1913，as well as an untitled item in ibid.，December 24，1913.

134. Paul Warburg to Glass，December 23，1913，Glass Collection，Box 7.

135. House to Paul Warburg，January 1，1914，House Papers，Box 114a.

第十四章

1. Houston’s diary entry of December 23，1913，cit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Its Origin and Growth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30），1:129.

2. Carter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27），36.

3. Samuel Untermyer，Who Is Entitled to the Credit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New York，1927），foreword.

4. James L.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Act: Its Origin and Problems（New York: Macmillan，1933），136–37.

5. Glass，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20，commenting on Charles Seymour’s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6. Henry Parker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1923），523.

7. Paul Warburg to Laughlin，June 27，1929，James Laurence Laughlin Papers，Paul M. Warburg folder.

8.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30.

9. Warburg to Laughlin，June 27，1929.

10.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23.

11. Warburg quoted in“Our First Line of Financial Defense，”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8，1918.

12. Vanderlip to James Stillman，December 29，1913，Frank A. Vanderlip Papers，Box 1-5.

13. Roger T. Johnson，Historical Beginnings . . . The Federal Reserv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2010），chapter 3，“Making the System Work，”available at https://www.bostonfed.org/about/pubs/begin.pdf；and Sarah Binder and Mark Spindel，“Monetary Politics: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7，no. 1（April 2013），1–13.

14. William L. Silber，When Washington Shut Down Wall Street: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of 1914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Monetary Supremac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see especially chapter 4. The emergency currency was issued under the 1908 Aldrich-Vreeland Ac which had been set to expire in1914 but，providentially，had been extended for a year by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15. 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208–9，215；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Twentie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187；John J.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 A Passion for Change，1863– 1917（Port Washington，N.Y.: Kennikat Press，1973），115–16；and Silber，When Washington Shut Down Wall Street.

16. Willis to Carter Glass，August 18，1914，Henry Parker Willis Papers，Box 1；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93，495–496.

17.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219，222.

18. See ibid.，186–87，190，215，and 218；and Broesamle，William Gibbs McAdoo，115–16.

19. Lester V. Chandler，Benjamin Strong，Central Banker（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14，notes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bill suggested a passive approach. West makes a similar point in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202，205，and 192.

20. For Sprague’s testimony，see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on H.R. 7837（S. 2639），U.S. Senate，63rd Cong.，1st sess.，1:362，Septermber 6，1913，available at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publication/?pid=429.

21.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82.

22. Ibid.，178.

23.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37–177（chapter 7）. Warburg began his campaign for remedial legislation as soon as the ink on the original Act was dry. In January 1914，he made（in elegant cursive）a list of items entitled“Points where changes may be made”（Warburg Papers，Folder 107）. Also found in his files（Folder 104），apparently from a year or two later，is a typed list entitled“Amendments to Federal Reserve Act which are to be pushed.”See also his eleven-page letter to Glass recommending amendments in 1916，reproduced in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707. For the Fed soaking up much of the bullion，see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76–77；Robert L. Owen，The Federal Reserve Act（New York: Century，1919），95–97；and Warburg，1:149–57. In particular，Warburg states，“The im-portance of this new legislation can scarcely be overstated，for it was the amendment relating to reserves which enabled the Reserve System to corral and mobilize the country’s gold and thereby to finance，as well as it did，the unparalleled demands of the war”（p. 157）. For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e 1917 amendments and its effects，including a chart documenting the increased note circulation，see Raymond P. H. Fishe，“The Federal Reserve Amendments of 1917: The Beginning of a Seasonal Note Issue Policy，”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 23，no. 3（August 1991），part I.

24. Chernow，The Warburgs，187–89，captures the painful saga of Warburg’s departure，including Owen’s opposition to his renomination. For his support from bankers，see“Want Warburg to Stay，”The New York Times，July 23，1918. Although Owen and Warburg collaborated on the legislation，Owen never seems to have overcome his suspicion of Warburg as an international banker. Late in 1913，Owen offhandedly referred to Warburg’s firm，Kuhn，Loeb，as“representatives of the Rothschilds”—close to a blood libel，given that the claim（wholly unfounded）was used by anti-Semites to impugn Kuhn，Loeb’s loyalty. See Banking and Currency: Hearings，2:1867. For more on the tension between Owen and Warburg，see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98.

25. Gary Gorton and Andrew Metrick，“The Federal Reserv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working paper，August 2013），and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405–6，both credit the Fed with averting a panic. See also West，The Federal Reserve and Banking Reform，193–94.

26.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235.

27. Gorton and Metrick，“Federal Reserv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and West，The Federal Reserve and Banking Reform，187–88，190，and 219. Gorton and Metrick make the point that in 1913，the founders had no notion that active intervention in markets would weigh so heavily in the Fed’s activities.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76）tacitly admitted the point in acknowledging that“the importance of a definite open-market policy . . . is better understood todaythan it was when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was written.”

28. See West，The Federal Reserve and Banking Reform，224；an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Federal Reserve History: The Fed’s Formative Years，”available at http://www.federalreservehistory.org/Events/DetailView/60.

29. “Warburg Assails Federal Reserv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8，1929.

30. Priscilla Roberts，“World War I as Catalyst and Epiphany: The Case of Henry P. Davison，”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8，no. 2（June 2007），315–50.

31. Priscilla Roberts，“Frank A. Vanderlip and the National City Bank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Essays in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20，no. 2（2002），8；Vanderlip’s memoir，written with Boyden Sparkes，is 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1935）.

32. Nelson W. Aldrich Jr.，Old Money: The Mythology of Wealth in America（1988；repr.，New York: Allworth Press，1996），22. The figure of $16 million is an estimate.

33. Lewis Gould，“Wilson’s Man in Pari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7–18，2015.

34. “Carter Glass，”The New York Times，May 29，1946.

35. See the Federal Reserve profile of Owen available at www.federalreservehistory.org/People/DetailView/92. Owen’s 1919 memoir was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36. See Owen’s foreword to Gertrude M. Coogan’s populist tract，Money Creators: Who Creates Money? Who Should Create It?（Chicago: Sound Money Press，1935），a distillation of paranoid theories of the day，which Owen warmly endorsed.

37. Laughlin，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33.

38. H. Parker Willis to Glass，December 25，1913，Carter Glass Collection，Box 42.

39. Willis，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526，530；the quo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paragraph is from 526–27. Willis’s book is full of backhanded swipes at Warburg. His statement（p. 439）that the Reserve System“was eventually placed for operation very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persons who had antagonized the adoption of the measure”can only be read as a derogatory comment on Warburg’s elevation to the board. Willis’s assertion（p. 528）that the Aldrich bill was“based upon German experience，”whereas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was（supposedly）modeled after the Bank of England，was an attempt to use Warburg’s origins to taint the legacy of the Aldrich bill.

40. Untermyer，Who Is Entitled to the Credit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foreword；the quotation later in the paragraph is from ibid.

41. Warburg to Laughlin，June 27，1929.

42. Warburg，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10.

43. Ibid.，7.

44. Ibid.，133.

45. 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71. Robert C. West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in his detailed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112. The Glass“admirer”is James E. Palmer Jr.，author of the sycophantic Carter Glass: Unreconstructed Rebel（Roanoke: Institute of American Biography，1938）: see p. 71.

46. James Warburg，The Long Road Hom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64），29.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很多人曾给予我大力支持。我要感谢莎拉·宾德尔（Sarah Binder）、迈克尔·波尔多（Michael D. Bordo）、J.劳伦斯·布罗兹（J. Lawrence Broz）、加里·戈顿（Gary Gorton）、理查德·S.格罗斯曼（Richard S. Grossman）、道格拉斯·A.欧文（Douglas A. Irwin）、威廉·L.西尔伯（William L. Silber）和埃利斯·托尔曼（Ellis Tallman）——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感谢他们一直以来慷慨和持续的鼓励与帮助。也感谢约翰·亨特（John Hunter），他带我游览了震撼人心的杰基尔博物馆和历史古迹。感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助理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A. Smith）和萨拉·墨西拿（Sara Messina）帮我梳理当代央行运作的一些细节。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何塞·索托（José Souto）为我在华尔街上跑腿搜集信息。亚历克斯·比姆（Alex Beam）、尼尔·巴斯基（Neil Barsky）、罗恩·彻诺（Ron Chernow）和大卫·莫斯（David Moss）——这四位好朋友，其中有三位是作家兼历史学家，另一个是记者兼导演。他们不仅提出很多写作建议，帮我答疑解惑，还像同事一样鼓励我。如果问对谁的赶感激更多，那当属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杰弗里·刘易斯（Geoffrey Lewis）、马修·洛温斯坦（Matthew Lowenstein）、米奇·鲁宾（Mitch Rubin）、杰弗里·坦南鲍姆（Jeffrey Tannenbaum）和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这五名朋友和一位亲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认真阅读。因为你们每个人，接编辑的电话我是心甘情愿，即使这意味着直截了当的指导。对于一个正在写作的作者来说，这简直再好不过了。我的姐姐简·鲁思·梅尔斯（Jane Ruth Mairs）会在我需要时，用她那敏锐的编辑的眼光帮我审阅文章。感谢她的父母珍妮特和吉尔·斯罗文（Jane and Gil Slovin），以及我的母亲海伦·洛温斯坦（Helen Lowenstein），他们阅读和了解了许多银行家、民粹主义者以及本世纪初的政治家，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你们每个人都不假装中立，感谢你们代表我的党派。

除了书中的叙述之外，我想讲一下从开始写作到出版之日发生的故事，每一位作者可能都经历过。2012年夏天，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感谢无数的家人和朋友在那段时候对我的支持，包括我的表兄弟迈克尔·洛温斯坦（Michael Lowenstein）、卡罗尔·洛温斯坦（Carol Lowenstein）、温迪·桑德勒（Wendy Sandler）和尼尔·桑德勒（Neil Sandler）。当我在研究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几乎陷于停顿时，温瑞妮·希尔拉德（Virany Hillard）医生——我女儿在威彻斯特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与她的同事和员工一起，把我从每天的噩梦中拯救出来。我还必须感谢丽莎·贝克威（Lisa Berkower）和米奇·贝克威（Mitch Berkower）——正是在他们温暖的家里，在抛光的核桃木餐桌上，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下一次，我保证会使用杯垫。

患难之中见真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代理人梅兰妮·杰克森（Melanie Jackson）和编辑安·高朵芙（Ann Godoff）。他们的言行表明了他们对我的友谊远远超出生意场上一般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同时对梅兰妮的专业精神和忠诚表示感谢。此外，感谢安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让本书的每一页都格外生动；感谢她自始至终都相信我能将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银行故事生动地讲述出来，跃然纸上。我还要感谢在企鹅出版社的全体人员，与他们一起共事，出版成为一种艺术和合作。最后，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朱迪，她无数次地阅读和评价这本书。她随时随地都在读这本书，无论是在汽车上、飞机上还是在火车上，甚至上下楼时都在读；无论是在晴朗的天气，还是现在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季，她始终坚持阅读。她的贡献显而易见，她的文学造诣也同样让我敬佩。朱迪一开始就说，她是一个读者。对我而言，她也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和评论家。在此，发自肺腑地向我的妻子表示感谢，感谢她的慷慨、才华以及对我的爱。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

2015年3月于波士顿

(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美联储，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12月23日成立的。——译者注

(2)
小政府所代表的主要是指由民间提供政府所无法提供的事物与服务，政府在其思想与政策下，尽可能让行政规模与权限限制在某个小范围内。——译者注

(3)
英国中央银行，成立于1694年，成立之初充当英格兰政府的银行，后逐步承担中央银行职责。——译者注

(4)
詹姆斯·麦迪逊，美利坚合众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他认为合众国银行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设计的，只有商人能从中受益，而农民、自耕农将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译者注

(5)
茶党（Tea Party）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茶党运动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发端于1773年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译者注

(6)
巴别塔，宗教传说中的高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宣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此处指美国货币种类之多。——译者注

(7)
新英格兰，是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的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译者注

(8)
自由银行制可理解为不需要美国立法机构特许就可进入州银行业的一种银行制度。1837—1863年就是自由银行制时期——州自由银行制时期。以密歇根州、纽约州先后于1837年和1838年颁布的《自由银行法案》（Free Banking Act）及其他州的纷纷效仿为标志，美国进入了州自由银行制时代。这些法案规定，任何一个能够筹集到一定最小额度资本金的人，并且符合其他要求，就能够开办一家银行；立法机构没有逐个为银行颁发执照。——译者注

(9)
1863年和1864年出台的《国民银行法案》遗留的一个影响，就是在美国各个城市中的银行通常被称为“第一国民”“第二国民”等，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最近。——作者注

(10)
这七种国家货币是：国家银行票据、金币、金币证书、银元、银元证书、绿钞和国库券。——作者注

(11)
通俗的说法是“劣币驱逐良币”。——作者注

(12)
自然法，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译者注

(13)
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提出一个用以调节货币供应的仲裁者——“一台电脑”。——作者注

(14)
指一个体制中给予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的人。——译者注

(15)
村镇银行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其存款准备金率必须保持在15%，其中五分之三可以有息存款的方式存在“储备城市”的银行（中间层），其余以现金或黄金的形式存在自己的保险库里。同样，在近50个储备城市的银行必须保持25%的储备金，其中一半可以存入最高级别的银行，即三个“中央储备城市”（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剩余部分存入自己的保险库中。——作者注

(16)
在发表此论文一年后，年仅23岁的迈克尔·洛克菲勒在新几内亚进行原始艺术品收集时，不幸失踪了。——作者注

(17)
“卡珊德拉”，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出自希腊神话中有着悲剧人生的名为卡珊德拉的公主。她承诺嫁给阿波罗，于是被给予了预言未来的能力。但后来公主反悔拒绝嫁给阿波罗，被惹怒的阿波罗给她的语言能力附加了一个条件：“虽然能正确地预言未来，但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当公主预言特洛伊会被希腊人的木马攻陷的时候，她的话被当作一句戏言，没人相信，最后特洛伊灭亡了。卡珊德拉成为阿伽门农的妾室后和阿伽门农一起被他的王妃杀死。——译者注

(18)
有些私人银行，不属于国家银行法的管辖范围，在海外做业务。其中包括J.P.摩根公司，这是一个非法人的合伙企业，活跃在商业和投资银行领域。——作者注

(19)
哈得孙河是美国纽约州的一条河流，长507千米，是纽约州的经济命脉。——译者注

(20)
梅第奇家族，Medicis，是13世纪到17世纪时期拥有强大势力的佛罗伦萨家族。在这个家族里产生了三位教皇和众多的佛罗伦萨统治者，并且成为法国皇族的最新成员。——译者注

(21)
紧急货币将首先由银行在政府证券的投资支持，这是奥尔德里奇的首选；然后通过其持有的商业票据或短期贷款支持。这是美国第一个以有限形式进行的关于资产货币的实验。——作者注

(22)
1920年，当农产品价格暴跌时，州保险计划也崩溃或停止运作。但成立于1933年的联邦存款保险，尽管一开始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对，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作者注

(23)
指美国人。美国独立战争以前，人们把服役于美国殖民地军队里的新英格兰人称为“扬基”。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在康科德战役中首次击败英国人，并开始自豪地称自己为“扬基”。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南方人把去南部的北方人，不管是政客、商人，还是军人、律师，一律统称为“扬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派兵赴欧参战，欧洲用“扬基”统称所有的美国人，即“美国佬”之意。——译者注

(24)
第五纵队，即内奸，来自西班牙语quinta columna，源于西班牙内战期间叛将莫拉将军率领四个纵队进攻马德里时称城内有里应外合的内奸“第五纵队”，现在泛指隐藏在我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译者注

(25)
奥尔德里奇也悄悄地帮助摩根增加一个附带条件，减免原创艺术作品至少20年的关税。——作者注

(26)
苏丹首都。——作者注

(27)
指本来是贵族出身的儿童，落到坏人手中，几乎学坏了，但是他的本性是高贵的，经过各种危难，最后回到贵族家庭，又变成了一个高尚、文雅、有地位的选民。这是狄更斯最喜欢写的一类故事。——译者注

(28)
英文俗语，指（根据错误信息进行的）徒劳寻找、白费力气的追逐。——作者注

(29)
此项功能将在最终的联邦储备法实现；每家储备银行将获得收入，并支付固定股息给会员银行，剩余利润上缴财政部。——作者注

(30)
美国一个保守的右翼团体。——作者注

(31)
这三个商业组织分别是纽约商会、纽约商人协会和农产品交易所。——作者注

(32)
高盛集团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33)
罗德里克·杜是沃特·斯考特爵士的一首叙事诗《湖上夫人》中的主角。——作者注

(34)
四健会（4-H Club）是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合作推广体系所管理的一个非营利性青少年组织，创立于1902年的美国。4H是英文head，heart，hands，health四个词的首字母。该组织的使命是“让年轻人在青春时期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潜力”，目标是通过大量实践学习项目来发展年轻人的品德、领导能力的生存技能。在美国有约90,000个俱乐部，会员从5岁到19岁，约650万人。——译者注

(35)
麦克维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很多其他银行也成立附属公司，虽然没有像国家城市银行那么大。他担心如果这个判例无效的话，会对银行业形成整体的破坏。——作者注

(36)
运河街（Canal Street）是纽约市的一条重要街道，建造于1820年，也是曼哈顿唐人街的主要干道。——译者注

(37)
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始建于1749年，为美国第九古老的大学。坐落于弗吉尼亚州的莱克星敦的小镇上。该校曾因财政危机而得到乔治·华盛顿的资助。华盛顿与李大学非常具有南方文化的风范。——译者注

(38)
罗斯福显然是初选中共和党普通党员的选择。但是，按照当时由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批准的规则，该党选择代表的方法是在国家委员会中集中权力。这个委员会由塔夫脱的人占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它做出的一些不公平的决定也似乎很清楚。一个完全谨慎和与政治无关的流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是否会一下子让足够的代表选择罗斯福从而改变结果还不清楚。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天字第一号讲坛》（第700页）中提到，它可能阻止塔夫脱在第一轮投票中取胜，在这之后“一切皆有可能”。——作者注

(39)
托马斯·福琼·赖恩（Thomas Fortune Ryan），一名投资纽约地铁的烟草大王，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代表；投资家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是一名来自纽约的代表。——作者注

(40)
19世纪中期，再也没有比纽约城的坦慕尼派更腐败、更强权的政治机器了。在南北战争期间，坦慕尼派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盟，并进而控制了纽约市民主党，随后控制了纽约市。通过控制纽约的市政资源，用政府的工作机会来换取选票，用政府的合同换取贿赂的方法，明目张胆地实行“权钱交易”。坦慕尼派无耻地操纵选举，掌握着几千个涌入纽约港的欧洲移民的命运。曾经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坦慕尼派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瓦解了，留给纽约城的遗产是腐败和因此永远改变了的政治前景。——译者注

(41)
即使到1912年，问题已经集中到银行业上，人们还在谈论“货币”问题。——作者注

(42)
进步党（Bull Moose）是美国原来的一个政党，由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总统选举期间建立，其徽章是一幅公麋的图画。——作者注

(43)
虽然宪法中没有要求，一些州已经在大选中选择了参议员。——作者注

(44)
豪斯试图说服威尔逊，中央银行是被允许的，豪斯错误地将民主党政纲引述为禁止了“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设立中央银行”，众议院因此认为，该政纲容忍其他的中央银行计划。实际政纲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或中央银行的建立”。——作者注

(45)
足智多谋的安特梅尔并未停止努力。12月，他试图合并两个银行业小组委员会从而能担任整个小组的顾问。格拉斯小组委员会拒绝了他。——作者注

(46)
威尔逊唯一赢得民众多数票的几个州都是南方联盟。——作者注

(47)
与格拉斯的设想一致，今天的联邦储备银行在一定意义上是私有的，他们的股票由营利性银行拥有，他们按照法律规定向这些银行支付固定股息。然而，股票不能转让，所有的剩余利润上缴到财政部，银行受到联邦机构——华盛顿董事会的监督。——作者注

(48)
根据格拉斯的回忆录，威尔逊还告诉格拉斯他们的计划应该提供给海外银行。这是华尔街长期孜孜以求的。威尔逊自己几乎不会想到这样的细节。——作者注

(49)
豪斯在普林斯顿会议后不久的日记中说：威尔逊说，这个计划“就像建造一座四层楼的房子的三层，期望人们还想知道最后四分之一的故事”。这表明威尔逊真的希望这个拱顶石最终会演变成一个中央银行。——作者注

(50)
这是沃伯格的先见之明；储备银行之间缺乏协调导致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起作用。——作者注

(51)
1914年以书籍的方式出版，书名为《其他人的钱以及银行家如何使用它》（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它成了一首进步主义的赞美诗。——作者注

(52)
这时举行国会会议是不合规范的。通常在总统就职后，国会在下一年12月之前不会举行任何会议。——作者注

(53)
例如，威利斯对此的印象是豪斯“显然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作者注

(54)
例如，允许各州认购，股息有上限，同时储备金要求被削减。——作者注

(55)
威利斯称，由于布赖恩派在众议院没有承诺改革，因此“人们认为要获得他们支持的唯一途径就是获得布赖恩先生本人的直接帮助”。——作者注。

(56)
6月26日之后，即将成为“联邦储备法”的法案通常被称为“格拉斯-欧文”法案或“欧文-格拉斯”法案。为了一致性，本书将使用“格拉斯-欧文”法案。——作者注

(57)
山里清凉的空气没有降低沃伯格的火气。到7月底，他向豪斯发火说，如果《格拉斯-欧文法案》在当前状态下颁布，“历史将会写下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总统，而布赖恩将再次毁了民主党的机遇”。——作者注

(58)
这是第1章讨论的真实票据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伯特·克雷格·韦斯特（Robert Craig West）的《银行改革和联邦储备》（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特别是第153和第172到173页。——作者注

(59)
1914年，威尔逊签署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董事在超过一家的银行董事会中服务，只要这些银行的资本、盈余和存款总额超过500万美元。——作者注

(60)
在这些要求中，银行家们希望是一家央行或最多几个储备银行，而不是《格拉斯-欧文法案》中的12个；他们想要三个由银行家选择的委员会委员；他们想让银行可以继续将一些储备存在私人银行；他们希望新体系的会员是自愿加入的。——作者注

(61)
关税削减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一年之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扰乱了世界贸易。战争结束后，等共和党人回到办公室，关税又提高了。——作者注

(62)
法律上，立法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内决策委员会，参议员希区柯克明确表示他会这样做。——作者注

(63)
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译者注

(64)
这种不一致没有逃过格拉斯的眼睛，他讽刺地问道：“如果这些东西在7月构成‘不健全的银行’，为什么他们在11月不是‘不健全的银行’？”（格拉斯：《建设性金融冒险》（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ve Finance），第194页）——作者注

(65)
范德利普依然对他的建议充满希望。11月15日，他对斯蒂尔曼夸口说：“毫无疑问，我提交委员会的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最有智慧的人的批准。”——作者注

(66)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村镇银行为12%，中间层银行为15%，中央储备城市的银行为18%。而以前的标准分别为15%、25%和25%。今天，对145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准备金要求为零，1亿36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准备金率为3%，其后为10%。——作者注

(67)
今天，美联储发行的纸币占流通中货币的比例超过99%，美国纸币（美元）、国家银行券和银证仍然存在。它们均为法定货币。——作者注

(68)
这是沃伯格和奥尔德里奇在杰基尔岛上争论的同一个问题，但由于随后的修正案，沃伯格占了上风。因此，今天，在银行金库中的美联储发行的纸币被视为储备。——作者注

(69)
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举行的国家公墓献礼上做的简短演说。——译者注

(70)
马瑞纳·伊寇斯，1934年至1948年任美联储主席，被认为是在格林斯潘之前美联储历任主席中得分最高的一位。在美联储华盛顿总部的两座大楼中，有一座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伊寇斯协助罗斯福带领美国人度过大萧条时期。他准确地看出，货币政策不可能在真空中实施，遂向罗斯福政府提议，为摆脱大萧条的阴影，除积极的货币调节之外，财政刺激，即超出税收的开支，也是必要的。——译者注

(71)
储备银行设在纽约、波士顿、费城、里士满、亚特兰大、克利夫兰、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达拉斯和旧金山。除了克利夫兰，麦卡杜用它替换了辛辛那提其他11个城市在银行家们投票中也是排名靠前的。——作者注

(72)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时代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结束。——译者注

(73)
最初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任期长短不一，沃伯格的任期当年届满。

(74)
罗斯福新政是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有时也被称为三R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订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着影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