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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博弈

作者：王伟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01

ISBN:97872211317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山河抗战

大国之殇

南北二元

稳自西北

贯穿数百年的死结

数百年积弊的总爆发

东北亚之谋

形胜之地

蚕食东北

"9·18"事变

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东北亚的“三角格局”

开辟北方抗战的根据地

北方“堡垒群”

沦陷之后

持久战的精髓

坐守关中，东出三晋

附章

中智取势，上智得人

以势论抗战

挺进华北

以心夺势

鱼盐之利化作战场之强

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

北方战场的中枢

货币战争

以全局视角来看抗战

苏联——远东战略的延续

美国——养虎噬人，反被虎伤

第二部分 地缘政治

漫谈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钓鱼岛——中日外交的“阻断器”

日本“3·11”——史上最“强”的地震

南海之局

聊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关于东南亚的几个问题

印度对外战略

印度的大国之梦

“佛陀的微笑”

棋局、棋手、棋子

印度工业的两个困局

“有合无统”导致工业化滞后

种姓制度导致无人可用

"1962年综合症”导致心浮气躁

中国航母

（第一）岛链与韩日台“铁三角”

航母的意义

航母大型化是未来方向

依旧重要的近海

第三部分 国际时政与世界经济

币缘战争

货币霸权的演变

战争背后的经济账

抗美援朝与“机会成本”

“海”“陆”双重思维

“大炮”、“黄油”并不矛盾

东西兼顾、海陆并举

高铁的价值

“国富”与“国强”

第四部分 中国的未来

闲谈大国复兴（一）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

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从战略对话到战略性接近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闲谈大国复兴（二）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前言

这本书自出版至今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或者您会觉得这里面的事都太“老”了。不过从一开始，笔者也并没有准备写一本时评出来，当然，根据近期的国际事件，本书依旧对内容做出了调整。正如本系列最开始的那句所说：“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往。”历史最有意思，抑或说是最有价值之处，并非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其中所隐藏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这个系列书籍中所涉及的所有事件，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案例分析”。

本次所做的修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增加了“山河抗战”这一章的内容。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由此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战争，再一次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在感动和缅怀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品味。和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一样，抗日战争同样蕴藏着众多地缘政治和经济原理。以这样一个更“技术化”的角度来观察，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那场战争本身。

第一部分　山河抗战

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大国之殇

对于一场已经过去了70年的战争，有什么是我们最该记住和最该思考的呢？“悲壮”、“顽强”、“视死如归”……仅仅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历史，终归需要一些“感动”以外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一门“技术”。

一个至少有两千多年居于世界顶峰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会一度被自己曾经的“学生”打得需要考虑亡国灭种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两个工具：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顺着时间线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从头来看；同时以上帝视角，俯视整个世界。

南北二元

日军侵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它并非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积弊的一次总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头来看的原因。

从地缘角度来说，对比世界其他几个主要的政治板块，中国的陆权环境可以说是最好的（国土一直延伸至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又有面积超过七成的山地、高原作为屏护），海权环境逊于美国但优于俄罗斯。但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地缘环境就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地形由南到北，可以由黄河和长江来划分。在大一统出现之前的商周时代，华夏文明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亚文明圈：即黄河文明和江淮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燕、韩、赵、魏、齐都可归于黄河文明，而南方的楚以及吴、越则属于江淮文明。

不同的地理特征赋予了南北两个亚文化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政治生态，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南北二元化的问题。

在历史上，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始终需要承受两个方面的重压。第一是水患，黄河流量大、流域广，且水害频繁，治水便是一个全流域的问题，靠任何一个单独的部族都无法完成，只能是把流域各段的治权统一起来。上古时代，大禹部族与嬴氏部族，一东一西彼此联合，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国体制下的大工程。而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个压力，则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从最早的林胡、东胡、北胡、戎狄，到后来的匈奴、突厥……游牧部族一次又一次南下对华夏农耕民族进行劫掠，这就决定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必须有一套高度集约化的社会组织体制。事实上从秦汉到隋唐，中国北方一直是兵民一体的社会体制（百姓在官府登记造册，农忙时在田中劳作，农闲时统一训练）。

在这两重压力的作用下，从有史可查的周朝开始，中国黄河流域寻求的就是一种大一统的格局。从周的天下共主，到秦统一六国。这并非仅仅是周王室和秦王室自己的野心，而是整个北方共同的利益所在。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最基本职能从未变过——抵御外敌和救灾。

再来说江淮文明。长江流域的土质比黄河流域的黄土更加密实，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其开垦难度要大得多，这就导致江淮地区的农耕文化比之黄河流域出现得要晚一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的诸侯国视南方的楚人为落后的蛮夷。

而另一方面，江淮流域的水热条件却又好于北方，且长江流域的水患相对于黄河而言要少很多。而在更靠南的区域，当地的百越之民，在社会组织性、悍勇程度上也都不如北方游牧部族。这种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南方地区相对松散的社会政治生态，对比北方，江淮文明圈更强调宗族封建。譬如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点接近于部族共和的产物——楚先亡于秦，后亡于汉，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此。

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结构，也就是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再往后，社会结构又会使得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式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有的经济关系。就这样，在千百年之后，那些始于洪荒时代的特质，依旧在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轨迹。

稳自西北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从北方五国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次政权的统一。而对楚而言，这其中还带有几分文明征服的味道。秦朝末年，最先出现大规模叛乱的地区便是楚地，而最终导致秦王朝灭亡的也是楚人。在汉帝国重新统一天下之后，离心倾向最强的依然是江淮地区的封国——吴。

由于地缘的原因，南北方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在农业时代，对这种差异你只能设法适应而难以改变。从大一统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中心必然在北方，而江南地区所扮演的则是一个更为微妙的角色。一方面，自宋明开始，南方良好的农业基础和商业氛围，决定了他是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而另一方面，江淮文明由来已久的宗族封建传统若立足北方，强调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在诉求上必会有所冲突。

从这个角度说，宋王朝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分界点。在宋之前，秦汉隋唐基本都维持着一种北重南轻，南北平衡的态势。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建都最多的地区是在关中盆地——周之镐京、秦之咸阳，汉、唐之长安。原因无他，这里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形胜之地（的确是“天下”，在世界其他地区你再难找到地缘环境如此完美的根据地）。

关中盆地外有层层山峦与黄河天险构成的地理屏障，内部则又是完完整整的一块平原，难以出现山高皇帝远、“地头蛇”割据的现象。而且这里的水、热、土壤资源俱佳，可以为定都在此的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经济及人力资源。另外，在整个中国版图上的位置，也比较接近中心点，这样就便于统辖全国。

历朝历代，只要是消灭了北方边患，西北地区稳固，则位于关中的皇权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对各地的领导也就有了底气，于是帝国也就容易形成合力。所谓汉唐盛世，说白了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反之，西北不稳，那么作为中央政权最核心的朝廷也就自身难保。中央帝国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地方势力并非是由于文化而是由于实力的差异，所以才会附于朝廷，这才使得国家统一得以维系。一旦朝廷自身难保，那么后面必然就是四分五裂、天下大乱。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一旦王朝的国都由西北地区迁出到看上去更为富庶，但是地缘上却无险可守的东部的时候，那么这个王朝后面必然会趋于衰落。譬如周由镐京迁入洛邑，之后是四百多年的春秋战国；西汉末年，长安被毁，刘秀重新定都洛阳，后东汉的中央集权能力远不如西汉，最终酿成了三国乱世；自唐朝，武则天把权力中心迁到洛阳，同时大肆杀戮关陇军事贵族，虽然减轻了底层平民的压力，但从地缘上来说却使得北方不稳，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贯穿数百年的死结

自唐朝末年开始，北方地区持续的战乱彻底终结了传统上中国北重南轻的格局。除了人的因素之外，此时随着气候变化，西北地区的水热资源开始大幅退化，关中盆地也再难继续承载王朝的政治中心。到了这一步，中国地缘环境的一个弱点也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事实上依然存在南北二元化的问题，原本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在失去了制衡因素之后，开始导致帝国内部的内耗加剧。

这个问题，又以明清两朝最为典型。地理、气候的差异，加上历次战乱中受摧残最重的多是北方地区，使得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状况明显要好于北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天下士子多出自江南”——在古代，教育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仅仅是说说而已，平民出身的士子虽然有但少之又少，在士大夫集团中占多数的，是拥有大量财富的江南士绅子弟。如此一来，官僚集团和江南大族之间构成了利益上的共生体，而与强调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则是渐行渐远。

以明朝中后期为例，当时北方连年干旱，自然灾害频发，而同一时期江南则非常富庶，特别是工商业异常发达。按理说，此时最明智的措施就是以南补北，将税收的重点由农业税转为商业税——这也是大一统王朝的优势所在。然而真实的历史却与此相去甚远。明末的所谓“东林党”，说白了就是江南绅宗大族出身的官僚士大夫集团纠集在一起，对抗皇帝的税政。外臣主导的互补干脆拒收商业税，只接收农业税（等于把国家税收全部压在了底层农民身上）。明末政治斗争的主线，其实就是东南士绅集团对抗中央皇权，这一斗争贯穿了万历、天启两朝，至崇祯一代，东林党集团完全占据了上风，而结果则是浙江一省茶税从20万两锐减至最少不过12两银子。

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崇祯不得不下令对北方的贫苦农民增税，最终导致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由此最终宣告灭亡。清朝立国之后，基本延续了明代的社会结构。在康、雍、乾三朝，皇权尚处于强势，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三代清帝数度下江南——此时的汉族官僚依旧多出自江南大族，皇帝要想有效节制南方地区，只能亲自跑过去监督。

在这种强力压制之下，南北二元制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北京的清廷依靠江淮地区的赋税，补贴西北贫瘠之地，进而保证了北方的防务安全。经过几轮征战，最终维系了新疆、蒙古一线的稳定。

这种平衡到乾隆晚年就开始难以为继，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再一次回到明朝后期的状态。至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清廷的权威性，以后李鸿章为首的江南士大夫集团，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了洋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主张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落于李鸿章，清廷对西部战略纵深的经营也就此半途而废。这之后，洋务运动虽然口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

洋务运动的所有工业成果都集中于缺乏战略纵深的东南沿海地区，与此同时东南士绅集团在引进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同时也和西方列强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集。这样一来，东南地区便有了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底气。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非但没有让国家强大，反倒进一步弱化了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在事实上已经逐步倒退回大封建、小专制的落后状态——即各地的地方势力成了自立的诸侯，北京的中央政府与他们不再是命令与被命令的关系，而是彼此商量着来；同时，国家权力只能管到县城，农村完全是乡绅之下的法外之地。此时的中国，事实上恐怕和战国时代的楚国差不多，看似庞大，可真正负责抵御外敌和救灾的中央政府，手里的资源非常有限，多数财富都分散在一众士大夫集团手中。清光绪二年到四年，连续两场大旱致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山西五省灾民死亡超千万（清末全国人口差不多是4亿人），面对饥荒朝廷除了到处凑银子，只能向地方的富商大贾来募集捐款，其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相反，明治维新终结掉了幕府时代诸侯林立的状况，借助天皇的权威，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通过“奉还籍册”运动，让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农村基层。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在国势上的对比也就一目了然了，一个走向了“分”，一个走向了“合”。

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的第一次交手，也是对两国数十年现代化运动的一次大考。结果则是中国的GDP是日本的4.2倍，却打输了，不但赔款3.65亿（依当时币值折合为日元，同期日本经济总量不过2.15亿日元），更丢了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而究其缘由，其实无非是因为日本这边是一个国家，而他们面对的则是一个个相互掣肘的派系。

甲午战败导致朝鲜半岛落入日本之手，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面临严重的地缘威胁。一个自身难保的朝廷，对于东南诸省也就再谈不上什么节制了。这之后的1900年庚子之难，东南几省不顾中央政府号令，单独和侵略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慈禧和光绪一路西逃至陕西，八国联军面对西北的地理屏障，最终只能放弃进一步的进攻，关中盆地又一次体现了它的价值。然后在洋务运动期间，国家所有的资源都已经集中于无险可守的东南，西北被荒废日久，此时的形胜之地除了让清皇室保命以外，再难有太多作为了。这之后，北京已再难号令东南各省，清王朝的覆灭，也就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

数百年积弊的总爆发

前面分析了一大串历史问题，这跟抗战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中国社会一切的弊端，其根源就在我们前面所述的中国历史当中。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正是这些历史问题不断沉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的时期。精明的日本人正是趁着中华民族最虚弱的时候给我们重重一击，这才有了后面中国十几年的苦难历史。

民国取代了清帝国，而民国跟清朝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从民国的产生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时期的国民政府，从历史传承而言依然是清朝时代东南士绅力量的延续。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南北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国民党政府本身就是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对整个中国的环境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所以整个中国依然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大封建、小专制的政治生态。

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状态。因为国家权力到不了基层，中央政府被高高地架在了空中，没有足够的财力。财富都到哪儿去了？绝大多数集中到了那些事实上掌控地方政权的人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奋发自强。可是两条路都不好走：挨完打要赔款，谁出呢？老百姓出，赔款多了老百姓就造反；奋发自强需要搞工业，依然需要钱，谁出呢？还是老百姓出，老百姓被压榨得受不了，最后还是造反。也就是说，不管选哪条路，最终都是死路一条。清朝如此，到了民国依然如此。因为这个死循环的问题，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工业化是弥合中国南北二元化最好的工具。当时同时期的苏联，便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除了为国家提供军事保障之外，同时也是未来强化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强化国家的大一统。后来在1949年建国之后，我国工业布局的思路，也与之类似，这是后话。在当时，要发展重化工业，政府没钱搞，而真正掌握国家财富的那些人，则没有心思去搞。

国民党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可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有富无强。东南沿海经济确实繁荣了，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当时有一些轻工业，比如面粉厂、缫丝厂，真正能够打仗的基础工业却找不出多少，以钢产量来论，黄金十年时尚比不过清末洋务运动期间。而有限的，像样的重工业，又都集中于两个地方——当时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和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都和黄金十年没有任何关系。究其原因，这些人的利益并非与国家挂钩，国家仅仅是其获利的工具之一，对他们来说，搞工业，让大量资本沉淀在一堆机器上，显然不如搞金融之类的东西来的合算。

而在整个产业布局上。民国时代依然延续了清朝时期的布局，国民政府的建设成果全集中在东南一线。难怪有人夸张地说，黄金十年就建了一个上海，而上海就建了一个闸北。

日本政府曾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它的本意并不是说能把中国人在三个月之内杀净，而是要打垮中国的经济基础。从这一点来讲，三个月灭亡中国并不是很夸张的，因为确实在几个月之内，沿海一线就统统丢光了，整个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也就丢掉了。

东北亚之谋

形胜之地

在《大国之殇》一篇中曾提到，抗日战争所面对的，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各种历史积弊的总爆发。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日本对中国的侵蚀，抑或说是中国自身危机的爆发，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

从地缘上来讲，日本的对华侵略其实应该是始于甲午战争，巩固于日俄战争，而1931年的“9·18”事变，则最终把日本侵华从前期布局推到了实质操作的一步。

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假设日本真的拿下了中国大陆地区，她的势力就可以凭借中国先天的地缘优势一路向西北扩张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这便是所谓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从地缘角度来讲，岛国对于大陆往往具有先天的劣势，那就是资源的不对等，这一点对日本来说同样不例外。要想完成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征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取得一个可靠的跳板——这个地方必须得有足够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以及人口，以保障后续战争的物资消耗；其次在地形上必须得有地理屏障用以依托，易守难攻才能保证自己能够长期立足；再次，这块区域内部的地形必须便于管理。在整个东亚地区，能够同时满足这三条的就只有中国的东北地区。

从地图上看东北地区，在整个中国大陆上，她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一块。大兴安岭加上大片的原始森林，使得东北地区具有非常好的封闭性。只要控制住锦州、山海关一线，内陆地区和东北三省就可以完全隔绝。

早在春秋战国末期，公元前226年秦国灭燕，秦军打下了燕国的都城蓟。而燕王喜的流亡政府在此之后竟又存活了四年时间，一直到南边的楚国被灭掉之后，秦人又重新调集兵力，才彻底灭掉了燕国。

当时燕国的国土已经延伸到了辽东地区——差不多是现在辽宁省的南部。燕王喜的流亡政府正是依托辽东的地形，才得以又挺了四年。

在此之后，中原王朝的历次更迭，都必定要首先平定东北地区。虽然当时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还未开发，尚属于荒蛮之地，但地形决定了这里关系到华北平原的安全，进而可以影响到山西高原。像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曾平定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两郡，进而稳固了整个辽东。明朝后期，前清同样是以东北地区为根据地，一路入关南下，统一了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说，东北地区有点类似西北部的关中盆地：外部的封闭性恰到好处，既可以做到易守难攻，也不至于由于过于封闭而使得自己难以走出去；而其内部则都是大平原，且资源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最适合大规模的工农业生产，譬如松辽平原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使用大规模联合机械作业的农业区之一；此外，这种内部一马平川的地形，也便于信息流通，不会像过去的山西、四川那样容易滋生出土皇帝，只要你自己不出问题，能让权力延伸到基层，那么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建立起由上至下、环环相扣的举国体制。

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把满洲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线，而是看成日本长期战略的“脚手架”——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认为当时日本占领东北主要因为资源贫瘠，觊觎东北的资源。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起码在石原的眼里，东北最大的价值是在于这里将是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张的第一个前进基地。

蚕食东北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夺取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就此拥有了进军东北的跳板，只是由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才最终满足于只控制朝鲜半岛（虽然直接干涉日本的是俄、德、法三国，但是一直支持日本的英国突然不再发声，这才是这一事件的关键之处）。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最终打败了沙俄。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费用和人员伤亡是甲午战争的好几倍，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和一寸土地（日俄战争之后，同样是由于英国人的暗中掣肘，使得日本再次吐出了东北）。但正是借助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最终在1910年正式在法律意义上吞并了朝鲜。

有了朝鲜这块根据地之后，日本就开始在东北逐步地进行渗透。面对事实上已经处于封建制下的中国，日本人已经无须再有太多顾忌，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和北边的俄国维系一种平衡状态。在1906年，日本在东三省设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这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随后日本内部将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日本军部则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20世纪初，在东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日本、苏联以及东北王张作霖控制着。张作霖与日本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借助日本保持了关内和关外的平衡，另一方面日本与张的关系，也保持了东北地区三足鼎立的平衡。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28年，日本人逐步意识到张作霖不可能成为甘于受人摆布的傀儡，于是便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奉系军阀一下子群龙无首，为了尽快稳住局面，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在法律意义上归附了南京的中央政府。

在皇姑屯事件后一个月，即1929年年初，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东北军针对苏联人的这次以弱击强，最终打破了最初三足鼎立的微妙平衡——前后两个事件，使得东北军同时与日、苏拉开了距离。

此时要建立新的平衡，唯一可以借助的只有南京中央政府。可与此同时，"4·12"政变刚刚结束，南京一方面忙着剿共，一方面忙着清党。不只是大量的共产党员被抓捕屠杀，国民党85%的基层组织也都被他们自己清理掉了。而1931年夏天江淮地区还发生了大面积洪灾，这又牵扯了南京的一大块精力。

而从主观动机上来讲，在南京国民政府眼中，各个地区的权重并不是依据地缘价值来定的，而是靠自己近的越亲近、越远的越疏离。江浙和上海对财阀集团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而北方的“诸侯”，假如能假手他人削弱乃至绝除，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同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元气大伤，在远东地区不断地进行收缩，无法再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那样，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阻断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而经历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精力则放在了加速自身工业化上，以及提防西部的德国上面。

可以说，此时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障碍了。

"9·18"事变

在昭和时代，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更接近于多头政治。文官集团、军方、天皇，形成了三大势力。在大正时期，财阀的权重日益膨胀，于是昭和天皇更多地选择了依仗军方势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军部的专权。

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性格有这样的描述：往往只存在两个极端，且两个极端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日本人有着极其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论资排辈、层层服从；可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还一直存在着“下克上”的传统。"9·18"事件，就是“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中的头一件。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计划由来已久，并且得到了驻朝鲜日军的支持，但军部上层则持反对意见。第一，他们不想出现被下级架空的局面；第二，日本上层担心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再次重演。

在“9·18”事变前夕，种种迹象已经让军部意识到关东军可能要自己动手了，于是派遣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赶赴东北，阻止石原。然而建川本来就是石原莞尔的支持者。他在去东北的时候，选了最慢的交通方式——坐船。从日本本土慢慢腾腾地坐到朝鲜，然后再走陆路到东北。之所以这样，其实就是为了给关东军留出时间。

东京的一行人抵达关东军总部那一天正好是9月17日。石原莞尔原来计划是要在9月28日动手，至此不得不提前到了18日。就像希特勒向波兰发兵前异常紧张一样，石原当时也是非常紧张——当时真正出动的日军不到700人，而北大营则有东北军驻军8000人，且轻重武器配套齐全。

北大营的背后就是沈阳，那里是东北军的神经中枢，如果打掉这里，整个东北将陷入一片混乱。以这样的力量去打东北军，会打成什么样子？这一点，石原心里恐怕是没有谱的。对于大环境，石原莞尔吃准的是：第一，苏联和欧美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会干涉；第二，南京的蒋介石不会给张学良实质上的支持。而唯一吃不准的，只有和日军正面交锋的东北军本身，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这将是一场豪赌。而最终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日本人的意料（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日军已经做好准备，接应可能溃败的关东军渡过鸭绿江），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给了石原莞尔一个大大的惊喜。

1931年9月18日夜，北大营接到了这样一份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曾说到“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东北军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退回了关内，在走之前，所有的枪械、装备统统入库锁起来。军官们揣着钥匙跑到了北平。

东北不战而降，等于送给日本一个战略级别的前进基地，整个东北亚形式随之大变——在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50%的钢铁是由东北制造出来的，1940年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这之后75%以上的钢铁都是由东北地区提供的。除了钢铁、兵工厂之外，东北还有大量的粮食、煤炭、木材，这些保证了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

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9·18"事变之后，对中国来讲这是一场浩劫的开始。而对石原莞尔来说，这既是他的战略设想的开始，也是其终点——恰恰是“9·18”事变，激起了日军下克上的风潮。

有这样一种说法：按照石原莞尔原本的战略构想，日军侵华的时间全面爆发应该是在1956年。可是在“9·18”之后，年轻军官们为了尽早挂上将星（"9·18"之后，石原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纷纷开始模仿，他们并没有石原的战略眼光，可是有着同样的野心和行动力。

1939年，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策划了诺门坎事件，之后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搞出来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便是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

由此开始，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有了一个具有讽刺味道的特点——只有战役计划，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军官们处处点火，迅速拉长了战线，常常出现孤军冒进的情况。然而即便是这种杂乱无章的打法，依旧能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1936年的11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高崇武曾在华北秘密地会见过石原莞尔。在谈话当中，高崇武感到非常吃惊。他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此时已经是”9·18事件”五年之后，国民党政府高官对石原竟然是一无所知。可以想象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敌情报工作已经是荒疏到了什么地步。

关于东北抗战，时下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说东北人平时“好勇斗狠”，日本人来了却甘心做亡国奴。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毫无常识，东北抗联的悲壮，这里无须多言。而众所周知，在战争后期抗联的确被压制住了。这其实恰恰体现出了东北的地缘优势——前面说过，所谓形胜之地，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内部便于治理。东北三省外部封闭，因此抗联和关内无法建立联系；内部平坦，使得抗联难有稳固的根据地，且东北军不战而走，国民政府又给了日本六年时间来经营东北，这种局面下抗联最终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完全由上层制造的灾难，却要归咎于老百姓，其荒唐与无耻已经难以言表。

东北亚的“三角格局”

审视抗战历史，仅仅把目光局限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之间是远远不够的。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抗击了日军，更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积弊。如今我们在各个场合都会提到“红利”，而中国的二战红利，在1945年以后其实很多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事实上都在逐步兑现这些红利。

以东北亚而言，二战期间，国民党的豫湘桂大溃败使得美国对中国失去了信心，美国政界意识到要想尽快接近远东地区的地面战，只能依靠苏联，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才有了在远东权益上对苏联的大量许诺。二战结束之后，根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驻扎在东北，并且控制着重要的铁路线和旅顺、大连两座海港城市，对中国而言，自己的主权和地缘安全环境事实上并未发生多少改变，所以所谓的二战红利此时仅仅是画饼。

"9·18"事变纪念碑

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民国时期的不平等条约，苏军开始逐步撤出东北，中国开始兑付红利。朝鲜战争爆发后，如果任由战争自行发展，最终中国将不得不和美国隔江而望，这种情况与甲午战败后同样没有什么区别。正是抗美援朝，又进一步兑付了红利，部分偿还了1894年的欠账……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战略布局：以日本为主要前进基地，韩国与台湾岛，守则为日本列岛屏障，攻则为第二级跳板。这种局面事实上和日本明治维新时与英国人所做的部署基本相同。时至今日，这个大框架依旧存在，中日、中韩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关系，都可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审视。

开辟北方抗战的根据地

北方“堡垒群”

从地缘角度来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是否能够立足，关键所在是能否真正控制中国北方。也可以这样说，能否稳固北方是中华民族能不能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北方失守，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改朝换代。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由西向东可以分为三个逐级降低的“阶梯”。而能不能稳固北方，其战略核心在于“第二阶梯”，具体而言就是山、陕两地。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陕西相当于是北方战场的神经中枢。山西则是位于陕西东部的“堡垒群”。在太行山以东位于“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乃至于华中、华南，则是这片“堡垒群”前面的“开阔地”。

如果拿一张山西省的地形图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上面这段话。山西省的地形南北长是680多公里，东西宽是380多公里，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大致看上去，山西的轮廓近似于一个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

黄河在第二个拐弯处由北向南将山、陕两省分开。接着抵达山西省最南端之后，黄河开始转向由西向东的流向，又将山西省和河南省分开，再往南，王屋山构成了山西东南部的地理屏障。而整个山西的东面则由太行山脉屏护——两座山、一条河，在地理上为山西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带。

由山西出入中原的战略通道只有两条，一沿大同盆地一路向北走，由河北省或内蒙古出山西。另一个比较便捷的路线就是由太原向东，走井陉关，直达河北石家庄。除了这两条通道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山峦和河流的包围之下。

在并不宽阔的山西大地上，由西向东分布着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以及南部的中条山。这些山脉把山西隔绝成了零零碎碎的几块盆地，大一点的盆地包括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临汾盆地，以及最南端的运城盆地。从地形图来看，这些盆地基本都是沿着南北方向的河流（汾河、新河、涑水河、三川河）形成的狭长河谷地带。山西的人口密集区基本上都集中于这几块盆地，因此彼此之间便显得相对独立。这样一来，如果不是长期在此经营的外部势力，即便打进来了，也难以真正实现有效控制（关中盆地则恰恰相反，一旦函谷关失守，则后面再无险可守）。

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在春秋时代造就了最后一个超级大诸侯国——晋。而同样是由于其地形各个谷底彼此相对独立的特质，导致了在春秋末期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而在民国时代，阎锡山可以关起门来做“山西王”，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得益于这里“表里山河”式的特质。

另一方面，山西的这种地形又决定了这里的农业基础并不是很好，这就造就了此处发达的商业。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国都大梁就已经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至明清时代，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晋商文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马上就把目光投向了山西。山西的战略价值一目了然，日本人肯定不愿意让自己一直待在这样一个天然堡垒前面的“开阔地”上。当时日本的目标，一是山西，二是在山西全境被占领之后继续向西占领西安。假如当时这一步战略目标达到，下一步日本就可以经宝鸡、陈仓南下进入四川盆地，届时居于重庆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必然将面临灭顶之灾。

沦陷之后

从1937年9月开始，日军分两路进攻山西——就是前面说到的出山西的两条路径。一路日军从北部先占领张家口，沿着同蒲铁路南下，9月9日首先占领了阳高县，这是山西第一个沦陷的县城，至13日占领了大同。另一路日军在10月10日占领了河北省的张家口，之后沿正太铁路向西，在10月26日最终攻占了娘子关。后者距离历史上韩信背水一战的井陉关非常近，其战略价值自然也就无须多言。

娘子关失守以后，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10月30日日军占领阳泉。八天后，即11月8号，太原沦陷。至此，南北向的同蒲铁路，东西向的正太铁路，山西一横一纵两条大动脉便都被侵略者所掌控，此后两条铁路沿线的各个县城便先后宣告沦陷。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日军基本都是沿铁路线行军，作战地域也都是在交通线两侧，很少会脱离交通线涉足深处的山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战争的高消耗导致军队对后勤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这一特性加上山西的特殊地貌，使得八路军在山西的敌后抗战有了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山西地区日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先前说到的几个盆地中，对于盆地之间的山区，日军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几经争夺之后，在1942年10月21日，山西省全境105个县城中有103县沦陷。理论上说，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山西省98.2%的面积。

但也仅仅是在理论上。事实是，日本人控制力只能到县——当时国民党政府自己搞得其实是事实上的胥吏制度，即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将乡村治理统统扔给了所谓的“绅宗”，国家权力只管到县一级，这其实就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所采取的柴明达尔制度的翻版。如此一来，作为外来侵略军的日本人就失去了接收原来的基层管理机构的可能，而日本人也没有亲力亲为的可能性，即便是在乡村招募到了汉奸做代理人，也无力给他们提供太多支援。这样一来，广大的农村地区就给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日本人对山西的统治事实上是一种有占而无治的状态。

打个比方，你仅仅控制了一个人的几条大动脉，可是分布于全身的毛细血管完全不由你控制，血液仅仅在大动脉流动却无法与各个组织产生物质交换——日本人在山西的境遇就是这样。

这其实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情况。只是由于山西特殊的地形，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此，在北方敌后战场上，山西的形势要比平原地区好很多。

持久战的精髓

如果从时间上来讲，当时八路军投入抗战其实有点仓促上阵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7月9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开始就红军的改编问题和蒋介石在南京进行谈判。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已经开始了全面侵华，可南京国民政府却依然不肯松口。

一直拖到一个月之后的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由于美、英并没有如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出面干涉日本。蒋之所以主动在淞沪与日军展开正面决战，就是考虑美、英在上海租界的利益一旦受损，就会出面干涉日本人，事实上从地形和对中方来说，淞沪绝不是一个适宜决战的地方，这种以投机心态来打战略的例子，古往今来也是不多见的。在淞沪战场上，面对火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国民党军投入战场的精锐损失殆尽，首都南京危如累卵，丢失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才开始有所松动，最后在红军的改编问题上扭扭捏捏地与共产党达成一致。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分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

说白了，当时蒋介石的心思其实是想把改编之后的八路军作为消耗日军的炮灰来用的。当时陕北的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蒋介石只给了3个师的编制。改编之后能投入到北方战场的红军总共是4.5万人，国民党170万军队被日军打得全线溃散，八路军的4万多人如果此时投入正面决战，会是什么后果不用想都知道。

事实上在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对于已经归附自己、但并不属于江浙沪集团的派系所辖军队，也就是所谓的杂牌军，一直是这个思路，抗战结束后蒋能够空前地强化自身的地位，也正是拜这个策略所赐。

还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在抗战初期有不少大战役，比如徐州的台儿庄、上海的淞沪……这些战役听起来很过瘾，但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只是迟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增大了对方的伤亡，而且这两个作用都并不明显。就大局而言，最大的价值其实只是给国民政府南撤争取了时间，撤走了文物和文化精英，可是东部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却几乎没动。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在八路军东渡黄河的时候，国民党军溃散的趋势已经难以挽回。对于抗战的作战方针，当时中共内部也曾产生过争议。在1937年8月22日到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最终提出了抗战的总方针——“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而当时，正是这个方针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议。

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战争都是要通过一次次战略决战的大战役，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胜利。可中国战场上最特殊的地方恰恰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那种看似轰轰烈烈的大战役其实反倒缺乏战略意义。

用传统的说法来解释，战之根本在于夺势而非杀敌。用现代的说法来解释，战争的本质是为了打赢，而不是杀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以及针对日本控制的交通线的小规模游击战，看似没有什么“存在感”，不像大战役那样提振人心、战果辉煌，但却是当时最正确的对策。

持久战的战略构想，可以这样归纳：第一，日本如果要占领全中国，首先必须得稳固北方。只有稳固了北方，才能够有效地利用北方的各种自然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如此才有余力一步步吃下整个中国。假如无法有效控制中国北方，后面几步也就无从谈起。

日本本土无论是人力，还是自然资源，都不富裕，尤其是自然资源。不管未来世界格局朝着哪个方向变化，不管美、苏是否会介入战争，只要日本在中国北方占领区始终是只进不出的纯消耗状态，那么最后她的结果只能被拖死，悬念无非是时间而已。

那怎么才能让日本人无法在中国北方立足呢？就是要让他无法在基层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统治。这就依赖于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根据地，根据地的存在将乡村和县城切割成了两个互不统属的世界，而当时中国主要的人口和资源恰恰都在农村，日军所占领的县城因此最终变成一个个的孤岛。广泛的、不间断的游击战，看起来仅仅是小规模的袭扰，可实际上会不断地增加日军的消耗，这就加剧了日本人的困局。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共提出的持久战的核心所在。

无独有偶，当时国民党也提出以拖待变的所谓的持久战，但与中共的持久战方针截然不同。蒋介石也说过以空间换时间，最终是要等美国人参与到战争中，即等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这其实也是时下很多人眼中抗战胜利的原因。

1937年南京失守后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可是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却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因为这才是国民政府要等的“变”。

坐守关中，东出三晋

1937年9月，改编之后的八路军3个师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

如前面所说，按照最初的计划，八路军还是抱着传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路进行对日作战。东渡黄河之后，原计划是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河北省、察哈尔省、山西省和绥远四省交界地区集结，之后开始阻击日军。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后，前期打的几场战役都是以这个思路来进行的，即与国民党进行协同作战，在正面战场尽可能阻击日军，比如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阳明堡。这些战役在心理上给了当时社会舆论很大的信心，但代价也非常巨大。在当时，由于装备和人员军事素养上均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军队每歼灭一个日军，自身就要付出几倍、甚至十倍的伤亡，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军和八路军都是一样的。

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已经在山西的朱德、任弼时。电报原文是：“你以百十五师（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百二十师（120师）位于晋西北，以冠城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这样一来，原先把三个师集中起来，最大限度阻止日军南下的战略部署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当时日军正一路沿同蒲线南下，一路沿正太线西进。如果把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最终肯定会被日军合围，以当时八路军的装备和数量，要面临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

按照新的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分别分散到了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这几块区域。这几个区域就是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几块根据地的主要支撑点。

当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所有的大城市和县城，只能一路溃退，大部分都撤到了晋南和晋西地区。

这个时候，毛泽东做出了如下指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红军（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当时，和国民党相比，中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军队的指挥上，共产党给出的更多是方针和政策，就是给出一个大原则，具体如何做是让一线的主官依据这个原则来自行决断；而国民党对下属部队给出的更多是命令。

乍一看，大家会觉得以明确的命令形式调动军队会更为正规一些。可是，实际情况则是抗日战争在当时的环境下，首先是各个部队与统帅部、指挥部之间，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没法做到及时、实时的联系；其次，各个部队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横向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更为困难。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依然机械地使用指令的形式，往往会造成一线部队行动迟缓呆板。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位于大后方的指挥人员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战场的态势变化，发出的命令往往是滞后的。有的时候由于道路、通讯的封锁，前线部队甚至根本接不到命令。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种所谓的正统指挥方式往往会导致部队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只能原地发呆，坐等着人家把自己干掉。对比之下，至少在北方的作战环境中，像中共军队这样给出明确的大方针，同时授予一线部队最大的指挥权限，其实是更为合适的。

我们再看电报的后半截，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前面在分析持久战方针的时候说到的问题。日本人控制的无非就是103座县城而已，县城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伪政府，都无法真正控制，所以八路军把作战重点放在了和日军争夺乡村地区上。一旦乡村地区全部成为游击根据地，103座县城无非就是103座孤岛而已。

当时毛泽东还做出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第115师一分为二，一部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地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也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第一块敌后根据地。该师的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创建了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以冠城山脉为中心，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29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山和太岳山脉，最终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三大主力就形成了四块区域，最终这个部署在1938年的2月份基本到位。

如此一来，从防守的角度上讲，这四个区域互为掎角之势。每一个区域都有着自己相应的自主性。同时，日军无论向哪个方向进攻，其他三个方向都必然要从侧翼和后方对其进行牵制。对外而言，山西省的四个根据地，又成了未来在华北、华南、华中地区逐步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最稳固的跳板。

附章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八路军在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家底到底有多少。知道了这个，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让八路军尽可能避开正面战场。3个师一共是4.5万人，第一批过黄河的差不多是3万人。这3万人一共只有1万多支步枪，每支步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3个士兵才能拿着一支枪，每个人只能摊上10发子弹。重武器上，八路军只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撤离的时候扔下的12门75毫米山炮。炮弹根本没有稳定来源，只能依靠四处收集以及缴获。除非是特别关键的战斗，轻易不敢使用。可八路军就是靠这12门炮组建了第一个炮兵团。

说到抗战，就避不开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果，有人喜欢说国军消灭了多少人，共产党消灭了多少人。公正评价的基础是要考虑到双方的战果是在什么样的物质基础之下取得的。

听老一辈的人讲过，在山西抗战的时候，吕梁地区的八路军用的最主要的重火器就是手榴弹。除了战场缴获之外，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兵工厂也能自己造一些。边区制造的手榴弹就跟现在网上流传的传言和小说是一样的，外面是铸铁壳，里头装填的并不是高能的黄色炸药，而是黑火药，其实就是大号的二踢脚而已。爆炸之后无法形成破片，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把铁壳一炸两半儿，根本崩不死人。

怎么办？只能是因陋就简，用一个一个的布袋，里面装满生石灰，把手榴弹插到布袋里头，用绳子系紧。拉弦之后在手里停两三秒，扔出去，保证手榴弹正好在空中爆炸。趁着满天都是石灰、鬼子睁不开眼，就可以冲上去抓俘虏了。

八路军还有很大一部分武器和辎重是来自于晋绥军。怎么来的呢？虽说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不怎么样，可是在对待物资上，国民党往往却是大手大脚，经常是一旦溃败，立刻就把带不走的东西就地丢弃——对正规军来说，为了避免辎重落入敌手，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销毁。

中智取势，上智得人

以势论抗战

中国地形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土由西向东可以非常明显地分成三个地势逐级降低的阶梯，山地和高原占了国土面积的七成以上，多数分布在第一、二阶梯，平原只占12%，丘陵不过10%，基本都集中于东部的“第三阶梯”上。

无论是在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地势平缓的地区往往都是最富庶的地方，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你将会得到更多的耕地、更便捷的交通，也更易于组织大规模成系统的工农业生产。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地缘战略思路，往往是取势于西，得财于东——平原地区除了富庶，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军事层面易攻难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对于北方敌后战场来说，平原地区成了整个战局的关键之处——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持久战”很快便成了其基本战略。而持久战的精要，则在于通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坚持敌后游击战使得日军无法有效利用占领区的资源，从而形成战时经济的正循环。显然，能否把敌后抗战延伸到富庶且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是实现持久战大战略的关键之处。

山西在整个中国战场上的价值相当于是一片堡垒群，而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则是处于堡垒“射界”内的开阔地，而八路军开进华北平原，则好比是向开阔地敌人射出去的子弹。在山西、河北等省相继沦陷之后，日军开始一路沿江淮地区急进，如此一来，背后的华北地区就开始变得相对空虚，此时已经在山西站稳脚跟的八路军，便利用整个窗口期，开始像华北敌后进军。

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央曾经有人提出继续坚持平原地区抗战难度太大，因为至此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面随时可能回师华北。而毛泽东的判断则是，日军会继续向中国西南方向进军，因此进军华北的窗口期尚未过去；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平原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敌后根据地，中共之前在延安和山西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

1944年，叶剑英在延安会见了美军的观察组。在这次会见中，叶剑英的一段话正好诠释了整个抗战形势：“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陕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这是对当时日本对华战略最简洁的概括。在这其中，华北平原在中日双方的棋局中都占据了极大的价值：只有抓牢华北，日本人才能有效控制北方的各类资源，为后续作战提供稳固的大后方。

北方敌后抗战的重心在华北，而华北地区重中之重则是冀中平原。冀中平原位于河北省中部，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黄河、海河和滦河三条河长期冲积形成的，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200多公里，8万多平方公里——并不算很大。

但是，冀中平原却是整个华北地区的交通咽喉所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基干铁路交会于此。同时，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地的各个县城，差不多19%都在种植棉花，是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要的棉花产地——战争期间，棉花与粮食、钢铁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

从地形上来说，冀中平原几乎找不到一点凸起的高地——平均海拔多数在50米以下，这样的地形很难给八路军提供有限的掩护；平原之上河汊纵横，大一些的河流有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等，再加上无数的支流，一起把平原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碎块，这会大大限制部队的机动性——当然，这一条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较之山西高原，这里的水源更为丰富，树木丛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形过于平缓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在平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依然远远难于在山地和高原。

在抗战相持阶段，从山西来的796团第三营——这个营是参加过奇袭明阳堡机场的功勋营，进入冀中平原来接新兵，在行进间与日军遭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没有山峦阻隔，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战场，而火力居于劣势的八路军却找不着任何遮蔽，最终被日军围在一个小村子里，全营只有796团的团政委带着司号员骑着马硬冲出去了。平原地区敌后抗战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社会层面来讲，由于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的辐射作用，冀中地区的民间文化水平对比北方其他地区要高出不少。借助这个优势，在冀中地区作战的八路，文化素质普遍不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八路军在军事训练和作战间隙，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组织士兵学文化。一些模范连，全连只能找出7个文盲来，甚至有中学生在基层担任班排级干部的例子——当时中国80%以上的老百姓都是文盲，高小毕业，就已经可以算是知识分子。

借助当时冀中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围，八路军部队在自己的中层吸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政治主官，这就使得整个军队在文化水平上反倒要比“正规化”的国军要高出一大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而社会层面的不利因素则在于，日本人在河北地区的根基远比山西、山东、河南等地要深。河北是除了东北三省以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的地方。19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东北三省很快便宣告沦陷，此后不久，日军便开始对察哈尔、热河、河北等省不断进行蚕食，1933年1月日军炮轰山海关入侵河北，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展开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这些抗日英雄便产生于这个背景之下。

全面抗战打了八年，但是对河北而言，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终点计算，河北人民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长达12年零8个月。在这12年当中，日本人没有一刻是闲着的，当时日军华北地区的特务机关就设在天津，冀中地区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区域——八路军曾在缴获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文件上惊讶地发现：日本情报机构对平津、冀中一带居民的风俗、人情、村庄、河川了如指掌，一些重要人物的住宅，甚至能精确到他们的房子有多大、能住几个人、屋内有几张炕，对这些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抗战开始以后，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就显得更为频繁。

由于日本人在河北地区一系列的情报工作，使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比八路还具有主动性，他们不仅能跟你打正规战，凭借着手里详尽的情报，日军还曾多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化装侦查和偷袭，化装成中国平民或是军人的日军敢和当地老百姓、甚至跟士兵面对面地交流，而对方根本没发觉他们是日本人。最夸张的例子，化妆成八路的日军甚至可以带着当地老百姓土改，县乡一级的干部根本就发现不了。

当时冀中这一带的社会结构也有其特殊之处，平原地形导致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大地主手里的农田，动辄可以达到几百乃至上千顷。这些大地主还身兼官、商两重角色，年景好时在村子里享福，年景不好，则凭借官员身份赴北平、天津等地经商，靠着囤积居奇，依然能大赚特赚。

此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因此河北地区找不出如阎锡山、李宗仁这样明显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也极少有江浙地区那种大财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冀中一带事实上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轴心，这样的社会结构也为敌后抗战提供了不小的便利。

这样一来，在战术层面河北地区特别是冀中平原的敌后抗战，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得非常惨烈。但从大势而言，日本人对华北的控制只能龟缩在铁路和公路沿线，以大城市为支撑点，这一点则对我方有利。

挺进华北

在国共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八路军115、129、120三个师东渡黄河，1937年11月，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115师一部挺进到富平，在那里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之后，1938年2月，徐州会战打响，日军在北方兵力空虚，八路军开始向平原地区迅速挺进。到后来，仅晋察冀一块根据地，在八年抗战期间就长期牵制着日军三分之一、最高的时候是二分之一的华北日军。

除此以外，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的带领之下进入太行山区，以山区为依托，在南部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后来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根据地，总面积占整个华北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四分之一。120师在贺龙的带领之下进军冀中地区平原地带，此外，在河北的东部后来又建立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这样一来由北到南，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囊括了整个河北全境。全国一共是19块抗日根据地，3块都在河北省。还有一块更重要的地方就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它不仅仅要参与到华北地区的抗战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在于要牵制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后来“8·15”日军战败以后，八路军进军东北的跳板也是这里。

再来说冀中抗战，对于整个抗战而言，冀中平原的价值在哪儿呢？冀中平原直接威逼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几大城市，津浦、北宁、平汉三条基干铁路全在这一边。抗战前期，武汉会战、徐州会战、晋东南会战时期，为了配合国军，八路军在河北地区的主要战场就是围绕着这三条交通干线。因为是平原地带，我们不好躲但日本人也不好防，八路军的正规军曾经一度打进保定的南关，还打进过天津的租界、北平南苑机场。

用数字来说话：当时八路军在冀中地区的日军交通线进行长期的破交战，平均每天破坏铁路6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一座半，炸毁卡车一辆。每7天炸毁一个日本人控制的火车站，每9天炸毁一个火车头。此外，冀中战场每天还会毁掉642根电线杆，切割3853市斤的电缆。光在1941年这一年，冀中平原一带被八路军游击队破坏的日军铁路，其累计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铁路，或一条半同蒲铁路，再或者是三条胶济铁路。

时下有人说八路军游击战是小打小闹，可正是这种经年累月的“小打小闹”，才使得在正面战场上挨打的国民党军不至于输得更加难看。近现代战争，一大半是在打后勤，试想一下，如果日军的后勤物资可以统统顺风顺水地运到前线，甚至把部分军工厂靠前设置，就近补给，结果会怎样？

以心夺势

一方面，冀中平原最大限度地支持了西南地区国民党的抗战，另一方面，对于北方山地的革命抗日根据地而言，冀中又是一个战略纵深。如果没有冀中平原，那么晋察冀的山峦地带就会被日军的交通线彻底割裂开，就成了一块一块的孤岛。如果这样的话，显然困守是守不住的。

与上述两点相比，敌后抗战最核心的任务则是粉碎日本以战养战的企图——敌后抗战迫使日军在8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地区需长期维持1.8万多兵力，多时要超过2万，每年消耗各种物资折合当时币值需2亿日元。与之对应的，在冀中地区日军大据点一共是180多个，平均算下来，每个据点一年能掠夺差不多10万上下的物资。180个加在一起也就是2000万。从数据就可以看到，每年只能拿到不到2000万的回报，而投入则是2亿，显然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这就是整个敌后抗战的精髓所在：不在于打死多少敌人，打了几场战役，更不在于被人家打死多少，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投入2亿，回报不过2000万的局面。无论有没有大的决战，无论给日军造成的人员伤亡是大是小。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收支状况下，长期来说，日本人肯定是消耗不下去的。

那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国民党军在当时其实也搞敌后游击战。在主力部队撤退前，有不少游击队潜伏了下来，可是这些国家游击队坚持不了几年，就被日本人彻底消灭了。

华北平原没有山峦、深谷，但是有1亿多的人口。正是这1亿多的老百姓，构成了八路军的“高山”“深谷”。是不是中国农民们天然就有这个觉悟，老百姓早就是同仇敌忾？很遗憾，并不是——汤恩伯部在河南对当地百姓大肆欺压，以至于当地有“水、旱、蝗、汤”四大灾的说法，最终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竟然帮着日本人打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侵害比日本人更厉害。

国共的区别，从口号上就可以看出来奥妙在哪里：国民党抗战的口号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人人皆为岳武穆”……听着一个个都很高大上，实际上并没有发动起多少老百姓。细品就会发现，这些口号都只是反复在喊老百姓有义务保国，却只字不说“国”对老百姓有什么义务。这恰恰是民国时期精英层的典型思路——当时文化主流常常批判李自成，而且核心观点就是“西北老百姓不知礼义廉耻，竟然为了自己不被饿死，就起来造反”……一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论你文化素养多高，显然都不可能发动起老百姓。

八路的口号又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自国以来，国民之间，利心互换，国予民利，民还国心。敌后抗战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基层的根本在于民心，而民心则于民生。

包括华北地区，八路军每到一处，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先去打鬼子，而是先解决了当地的民生问题——看病、识字、吃饭。所以，在反应敌后抗战的文艺作品里，识字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情节，白求恩也并不只给伤病员看病，还负责驻地的平民。

而由于河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八路军的土地政策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民生状况。此外，根据地还取消大量苛捐杂税。八路军来之前，冀中地区农村的税种通常是20多种，而且是提前收取。八路军来了之后，把税的种类减到了个位数，只留下必要的税种，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猪肉税，为什么要拿猪肉征税呢？因为那个年代并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的。能买得起肉的，通常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或者是富农，或者是地主。拿这个来征税，就等于是把征税的群体定位在整个社会收入当中中高层的阶层，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杀贫济富的问题。首先通过税制，公平了社会的财富分配。

再次，河北大地主多，所以雇工也就多，给地主家扛长工的，还有在县城里给作坊做工的。当时的冀中政府通过各种法令，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些雇工的权利。首先就是要给他加薪，不能劳而无得；其次，还给雇工大量的权益保障，比如像一年之中必须要保证有放假休息，必须给适当数量的布匹、鞋子；同时不能无理由地解雇雇工；有病呢，雇主必须得负责医疗。除了政府法令之外，当时还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有了雇工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这些都真正凝聚了当地老百姓的人心。

正是凭借着这些，在1938年以后的情报战上，八路军开始反过来占了上风，战场上的态势也随之大大改善。

鱼盐之利化作战场之强

以势而论，山东地区，连接海陆，贯通南北，地缘上兼得海陆之利，本身又物产丰盈。而在山东背后的整个中国北方，从资源和社会结构来说，又更适合于大规模的重化工业。这两个特质相互叠加，就意味着一个发达工业国的底子。自近代开始，帝国主义列强会长期觊觎这里，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先是晚晴时期德国强行在青岛设立租界，企图以此来制衡英国——历史上，英、美的在华利益多集中于东南，所以这里买办也多；一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削弱英国，拉拢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手给了日本，最终在中国激起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然而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们，在强调这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同时，却极少有人意识到这里的地缘价值；二战结束之后，美军也曾驻军青岛，试图借此将自己的利益扩张到北部中国——这样一来，美国与同时驻扎在旅顺大连的苏联人，在日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剧增，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日俄战争式的屈辱将再度重演……

换句话说，如果在自己手中善加经营，山东可以带动起大半个中国的繁荣，而不似东南沿海省份，只能富足一域；而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则无异于中国在胸腹部被插入一把钢刀。

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

从地形上说，山东半岛在华北地区可以视作是相当独立的一块区域——面对华北平原，山东显得格外的突兀。山东境内的地形复杂，中部为山地地形——最著名的就是泰山，西南和西北是地势较低的平原，东部面向大海的部分则是以平缓的丘陵及低矮的山地地形为主——比如青岛市周边的崂山。从比例上看，山东境内山地占15.5%，丘陵占13.2%，平原占55%，洼地占4.1%，此外还有4.4%的湖沼平原，比较著名的是聊城市的水泊梁山，还有微山湖，鲁南地区则是河汊密集。

自古以来，山东的地缘就决定了这里“易攻不易占”。战国后期，秦发动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在当时便选择了不战而降，秦末楚汉战争期间，汉使郦食其再一次说降了齐国贵族，而如果回顾整个战国时代，我们会发现齐国其实是最“安静”的一个诸侯国，灭国前的五十年时间几乎没发动过任何战事……之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一个“富”字上：

齐地东有大海的鱼、盐、海运之利；半数以上的国土面积是适宜耕种的平原，且受太平洋季风影响，水热资源充足，因此农业资源同样丰富；密布的湖泊、河网，为齐地提供了充足的淡水、渔业及内陆航运资源。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化都市——临淄。

富庶、闲逸的生活往往是消灭一个人斗志的最好武器。而山东的地形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问题，山东境内有15.5%的面积是山地，可是西部面向华北平原的一侧却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形。既不愿打，也不好打，于是便有了齐国倾向偏安的政治传统。

然而另一方面，要稳固山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降得快，往往叛得也快。富庶之地的上层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可以轻易投降，也同样可以为了保住富贵轻易背叛。秦末楚汉战争期间，齐地连续不断的叛乱牵制了项羽一大半精力，这一点在后来楚的败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韩信牺牲郦食其，以强攻的模式灭了本已“归降”的齐国，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齐人多变”；至隋末，为了抗拒朝廷对富庶地区加税，山东同样是叛乱的重灾区，最著名的便是山东的李密（我们历史教科书里有不少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实是贵族叛乱）……

而山东的地形，虽然难以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却非常适合内线作战，特别是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如前所说，这里中心地带多山，且水网密布，植被繁茂。秦末时期，齐人在正面战场溃败之后，就是借助复杂地形，以无休止的游击战不断打击楚军——同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历史往往会以同样的模式不断重演，就好比冀中平原，在秦代，秦军就以半地下的甬道来保障后勤补给，北宋时代，宋军就已经在以地道战的形式来抗击南下的辽国军队，而到了抗战时期，这里再一次展开了针对日军的大规模地道战。

山东也是同样的道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这里的敌后抗战，开始时间要晚于山西、河北等地，但形式却非常好。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山东省是中共唯一一个全面控制各战略要点的省份，此时解放区总面积已经达到12.5万平方公里，占山东全省总面积的92%，占全国解放区总面积的13%，人口则达2400万。除了像青岛、济南几座主要的大城市外，其余全在八路军手中。同时，山东解放区也是抗战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当中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

北方战场的中枢

从全国抗战的大势来讲，山东省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以经济而论，自古以来齐鲁都是富庶之地，因为背靠大海，有鱼盐之利，山东又是农业大省，同时又是海运的关键港口所在地。这其中，海盐又是关键性的经济资源——盐虽然不起眼，却是人类的各种生存要素，唯一一种不可或缺又没有替代品的东西，工业时代之前，其战略价值不亚于石油。

从地缘上来讲，山东省北接燕赵，南抵江淮。对于八路军而言，只有控制了山东，敌后战场才能南北贯通。而另一方面，山东濒临渤海、黄海，是日军从海上调运兵员和物资的后勤中转站，因此这里的破交战直接影响到华北、华中乃至西南的战局——这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后，即7月15日，当时中共的津南工委和鲁北特委，以抗日群众团体为基础发动了武装起义，在山东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除了当地的老百姓以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天津、北平的青年学生，以及国民党军被打散的散兵，这些力量被重新整编，便有了山东抗日武装的雏形。1937年10月，日军一路南下由陆路进攻，一路走海陆在青岛登陆，由此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时任山东省委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稍做抵抗便开始弃城南逃，而此时日军尚来不及占领山东全境。由此整个山东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把整个山东的社会秩序搅得一片混乱。

中共山东省委高举抗日救亡的义旗，抓住了这一个时间窗口——国民党军已经全部溃逃，日军则立足未稳。

1939年罗荣桓与陈光率领的八路军115师师部及部分主力开进山东境内。最初进山东的时候，八路军不足一万人，其中还包括大量的行政和政工人员，作战部队也就是一个团的规模。1943年的3月，八路军115师主力和原山东纵队进行了合编，成立新山东军区，山东地区的敌后抗战实现了统一指挥、统一调动，指挥效率大大提高。至1945年战争结束前夕，山东军区的部队已经从最早的1万人发展到了27万。当时八路军正规部队总数103万，山东军区就占了26%，与此同时，山东地区民兵发展了50万人，乡、村的自卫团更是达到150万。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得整个华北战场的形势从1939年之后开始迅速发生变化。

在当时的华北战场上，进入山东的115师一部相当于一支偏师，绕到华北日军的后面；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华北日军一下子陷入了前后被夹击的态势。而于我方而言，有了山东根据地贯通南北之后，河北、河南、江苏与山东几个地方的抗日根据地便相互形成掎角之势。

还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山东省是日军海运补给的重要通道，日本人必须把大量的兵力放在山东战场，在八年抗战期间，山东平均牵制的日军一般都在3万人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4.5万人，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同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牵制的伪军一般都在10万人左右，最多的时候能达到20万人。八年之中，山东八路军作战2.6万余次，歼敌51.4万人，占八路军歼敌总数的30%，缴获的各种枪支20余万支，炮900多门。

这个战果，一方面得益于山东优于华北的战场地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人的因素。八路军在初入山东时，这里的山区依然是被国民党顽固派掌握着，八路军主要还是在鲁南的平原地带进行作战，但最后八路军壮大了，国民党跑了，究其根源，靠的还是深入群众搞减租减息，搞三三制，改善民生，以民生赢得了民心。虽然在初期找不着山脉依托，但是老百姓就是八路军的靠山，譬如沂蒙红嫂的故事，就是当时鲁南地区军民关系的真实反映。

除了地缘之外，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周边几个敌后根据地的人才库。因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也最多，又地处中枢地带，肯定对周边地区的支援力度也是最大的，其中也包括人才的支援。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还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组建不久的山东纵队承担起了敌后抗战的重任。当时国民党军的石友三、高树勋部，由于日军进军太快，被扔在了敌后，困在了山东省，正是在山东纵队的援救之下，这些溃散在敌后的国民党军以及部分政府官员，才有了容身之地。

在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从侧翼牵制日军，同样是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44年初鲁中军区又发动了第三次“讨吴战役”，歼灭了伪军吴化文部6400多人，不仅极大地改善了鲁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同时也有效地解除了当时山东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压力。

货币战争

其实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值得一说的是那里的“货币战争”。这个可能跟我们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可以这么说，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当时经济战的领域来说，它的理念已经完全超越了那个历史时代。当时主持山东敌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薛暮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五千元用来购买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发行的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要优越得多。”

这段话的含义在哪呢？在二战爆发之前，各个国家若要发行货币的话，归根结底还是金本位，也就是说我手里有多少黄金，我才能对应地发行多少货币。一旦货币发行超量的话，这些货币无法按照原来的价格购买到相应的黄金，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货币信用就会崩溃，紧接着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危机。而共产党在山东解放区搞的“货币战争”，可以总结为物资本位论，其对应的就是通常情况下的金本位制。在八路军进入山东以后，对比红军时代已经开始逐步的正规化，可是一正规化，过去一些土办法很自然地也就被丢掉了。山东省最初主管经济的这些干部认为，发行货币必须得有黄金，或者要有足够的外汇作为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发行货币。可偏偏无论是外汇还是黄金，共产党手里都没有。怎么办？自己的货币推不出来市场就要被当时日本人发行的银联券所占领，和之前在华北地区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导致了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

除了相关人员比较呆板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1939年前后存在的，那时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一种说法叫“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就变成为统一、为统战而统战，这种让步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同时也是在经济上。一直到后来刘少奇在山东主持工作期间，才彻底扭转了这个局面。山东抗日军民在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捧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呢？共产党手里的确没有黄金、没有美钞，但是山东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海岸线长，海盐的产量特别大，而盐这种物资在人的生存方面是唯一一种不能被替代的东西，而它的生产就集中在那几个地方，很容易控制，八路军的几个抗日根据地恰恰都是主要的海盐产地，比如胶东地区，就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海盐产区。如果是药品盘尼西林，或者像枪炮弹药这些东西，这边买不到也许从其他地方还可以购买，但是盐不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在转变思路之后实行的就是食盐的统购统销，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购买食盐你必须得用共产党发行的北海币。

为什么说中共的货币思维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呢？同样的政策在30多年以后美国人也用过，在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的金本位制也就崩溃了，最初是每35美元购买一盎司黄金，但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不作数了。美国当时如何维持自己的美元货币信用呢？当时美国跟沙特签署了协议，由沙特说服其他的欧佩克产油国，用美元作为欧佩克唯一的石油结算货币。那时候欧佩克所控制的石油产出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就像盐对于人来讲是不可替代的一样，石油对现代工业来讲也是无法取代的，正是靠着对石油的定价权的垄断，美元在丧失了金本位之后，依然能够维持它的货币霸权，有了这个最基础的支撑点，当时70%的国际贸易全部要用美元来结算。即便是像伊朗、朝鲜这些反美的国家，如果它想维持自己正常的经济运行，也必须手里有足够的美元储备，而只要你有美元储备，就等于要给美国缴纳铸币税。什么意思呢？我手里收了1万美元，第二天美元贬值了，缩水的财富到哪去了？等于到了美国人手里，这个就叫铸币税。

倒退三十年，当时山东解放区已经在用类似这样一种货币战争的思路。最初是食盐统购统销，很快把花生也列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因为在北方地区花生是主要的油料作物，这种统购统销并不是以获利为目的，而是基于经济战、货币战，当时山东军分区称之为货币斗争，虽然说统购统销，但是价格非常合理，甚至比过去用法币和伪币还便宜，所以根据地的老百姓非常乐意接受，但是根据地以外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敌占区的商贩要想获得食用油和食盐，必须得从根据地进货，手里必须得有北海币，怎么获得北海币呢？这些商贩或是一些大商人，只能想方设法地把药品、钢铁，甚至是军工用的原材料倒腾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从八路军手里拿到北海币，才能买油买盐。

日本人发现这个问题后肯定要对根据地进行大力地封锁，但是无论你怎么加大力度都不好使，那时候在根据地与敌占区边界巡逻的主要力量靠少数日本人是不够的，只能靠伪军，伪军对这事通常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们也需要油和盐，也需要八路军的北海币。如此一来，原本在根据地的伪银联券差不多面值有几十亿，但最终从根据地被挤了出来，并迅速导致了日战区的通货膨胀，北海币也跟着到了敌占区，这样一来日本人反倒要给八路军交铸币税了。

几个回合下来，北海币在抗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完全在货币战场上控制了整个山东，周边的国统区、敌占区也开始储备北海币。1947年的时候，法币的信用彻底崩溃，北海币已经流通到了上海地区，当时陈毅元帅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有一句话，叫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一方面说明民心向背的问题，只有老百姓支持才会出现几十万人支援解放战争的情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山东的富庶，有强大的财政实力，这个实力正是靠货币斗争的胜利获得的。

1947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除了山东重要的地缘，另一个考虑比较多的因素就是为了打击中共当时的经济中枢。

以全局视角来看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20世纪初整个国际大变局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或许会让我们眼中的抗日战争变得更加完整。

苏联——远东战略的延续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苏联和沙皇俄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是她们的地缘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地缘不会因为人类的信仰、经济，或者是其他类似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因为它是由地理特质直接决定的。

无论是对沙俄还是苏联而言，俄国的远东部分作为它的战略根基和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而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在清朝末期，沙俄政府曾经从中国先后割走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不仅仅是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的问题，也让中国北部的地缘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使得苏俄政府无暇他顾。当时的北洋政府同样派兵加入到了外国武装干涉军的行列，试图借这个机会，收复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北方失地。最终，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问题所造成的。

从历史上说，苏联（俄国）、日本、中国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交集，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加上朝鲜半岛。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企图挟胜利之势，一鼓作气吞掉中国东北地区。而当时的德国、法国、沙俄三国随即发起了“三国联合干涉还辽”。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清朝已经行将就木。从维护自己远东国土安全的角度来讲，让清帝国与日本在东北地区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比让日本完全独占东北三省，显然更加有利。这是从远东安全角度而言。

另一方面，俄国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东进战略。自从克里米亚战败之后，沙皇俄国就把对东方的扩张作为地缘战略的主要方向。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纵深，为抵住来自西部的压力积攒更多的本钱；另一方面，随着俄国领土不断地向东南方向推移，俄国将很快获得自彼得大帝开始一直梦寐以求的温水不冻港。由于这两方面的战略需要，最终引爆了日俄战争。然而，日俄战争导致当时俄国内部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为后面的俄国十月革命埋下了第一枚定时炸弹。

清朝灭亡之后，中、俄、日三国在东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对中国而言极其屈辱但又极其无奈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一直到1931年“9·18”事变才被彻底打破，日本关东军的这次军事冒险把张学良的东北军逐出了东北地区，而与此同时，苏联的势力也正在向北收缩。此时西欧的局势已经趋于紧张，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是当时苏联唯一重要的事情，基于这样的战略，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苏联人并没有干涉日本的行动，而是很快开始向北收缩，日本人便放心地站稳了脚跟。当然，虽然说关东军面对东北军的时候飞扬跋扈，可是面对苏联，依然是比较收敛。

在“9·18”事变之后，日本的胃口逐渐大起来。等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开始以东北为根据地，向华北地区进军。在这个时候，欧美国家普遍对日本执行了绥靖政策。英法这些传统的西欧列强，由于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西欧地区，对远东采取的是一种能不管就不管的态度。美国基于自己的利益，则认为让日本清除掉东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国的影响，对她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于是，美国不但对日本的侵略也没有任何干涉，相反还成了日本最大的资源供应国。

与欧美国家的这种放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1937年8月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联在1937年当年开始先后对中国提供了总价值2.5亿美元的贷款，除了资金外，大量苏式的武器装备，乃至人员、工程师，都源源不断地由苏联运到了中国——事实上一直以来，国民政府接收了绝大部分的苏援，只不过这些援助同其他外援一样，由于给了错误的对象，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站在苏联的角度考虑：以当时日本人的势头，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的话，日军很可能会占领整个中国的北方，这不仅会让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对苏联而言也同样是一个灾难性的局面：日本会继续向西、向北方向扩张，最终将势力伸到蒙古高原，一旦拿下了蒙古国，苏联的远东部分国土将变得岌岌可危。

这是危言耸听的猜测吗？不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其实苏联的远东部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仅靠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沟通。在当初修建铁路的时候，为了减少工程量，铁路有很长一截几乎是贴着苏联与蒙古之间的国境线修的，这一点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听任日本人将势力毫无节制地扩展到整个中国北方，下一步必然会危及蒙古国的安全，那么苏联与远东之间这条脆弱的大动脉就可能被彻底截断。一旦如此，对于苏联而言，损失的可能就是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以及整个国家的战略根基。

基于这样的考虑和担忧，苏联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给予了中国非常可观的援助。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联援华航空队。从1937年的10月份开始，一直到1942年1月最后被迫撤出之前，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航空炸弹215万枚。这些战机多数是由苏联的志愿人员驾驶着飞上蓝天的。在对日作战的四年当中，苏联飞行员在四年中击毁、击落日机539架，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飞虎队”被屡屡拿出“纪念”的同时，中国人民也不该忘记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贡献和牺牲。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仅仅持续到1942年1月。当时苏联人认为，就中国战局而言，国民政府面对日军一败再败，北方国土已处于救无可救的局势。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来自当时欧洲西部的压力。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苏联高层已经意识到苏德之间的全面战争是早晚的问题，而且肯定已经是迫在眉睫。在这种时候，莫斯科必须把西部的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如果再和日本人纠缠不清的话，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基于这个原因，苏联政府和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签署了在战争中相互保证中立的协议。此后，苏联开始逐渐地减少直至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是否仅仅是因为绥靖政策呢？也不是。苏联之所以敢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凭着一纸协议就停掉了对中国的援助，另一个原因在于1939年所爆发的诺门罕战役。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欧洲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苏联的精力也全部集中到西部。这就让当时的日本军部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日本的势力进一步向亚洲的中央地带推进。相对于南下与美国人、英国人抢南太平洋地区的资源而言，日本人最初对于北上的路线其实更加看好。在这个背景下，辻政信一手策划了诺门罕战役。

可是，也就是在这场冲突中，日本人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机械化战争。虽然刚刚经历过大清洗的苏军损失了很多将领，可远东苏军重创了日军。这场惨重的失败，使得日本人在之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都不敢有向北进军的念头。也因为有了诺门罕战役胜利的底气，苏联才敢在1941年与日本签署这份中立协定。

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从苏联的角度讲，能战是能和的大前提。和平并非是无条件的，只有通过战胜对手，让对手对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有了清醒的认识，才能为和平创造出条件；其次，人方自助，才可以天助之、人助之。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并非在于外援，而在于如何让援助国能够对你建立起信心。无论是谁，都不会对一个怎么援助都扶不起来的受援者建立起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个援助也势必会最终消失。很快，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的这个战略举动的确是非常正确的。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当年的冬天，德军的部队兵锋直指莫斯科，整个苏维埃政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苏联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能够最终把整个天平逆转过来，除了众所周知的那场比平时早到了一个月的严寒冬季之外，另一个改变战场态势的因素就是从远东地区调来了一支生力军。

为了防范日本人，在远东地区苏联一直以来保持着数量庞大的驻军。在莫斯科保卫战爆发的时候，当时斯大林和朱可夫敢于将大量部队从远东地区抽走，正是基于1941年签署的《苏日中立协定》，以及最早在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的胜利。当然，即便有这样的底气，从远东抽调部队，苏联一直也是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仅仅靠一纸协定限制不住任何人。关东军虽然在1939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但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日军不会再冒出辻政信这样的疯子。所以，也只有在莫斯科保卫战这种关乎国家政权生死的情况下，苏联才会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

我们前面说到“人方自助，方天助之”。在1944年，这句话中国人应该是感受最深的。当时，日本在战场上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阶段，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国民党政府军与日军在豫湘桂地区的作战却打出了罕见的大溃败。当时日本人主要以新兵为主，老兵在太平洋战场已经打光了，后勤也难以为继。对于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制空权，那个时候已经掌握在了美国援华航空队的手里。可以说战场形势对中国是完全有利。偏偏就是在这种全面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却打出了豫湘桂大溃败。日军靠着缴获国民党的各种作战物资，不断地以战养战，在短短数十天之内，让中美联军丢掉了几十座机场。

由于这次大溃败，让当时的罗斯福意识到仅仅凭借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完成中国大陆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最后阶段的作战。要想最终解决掉日本在军事上真正的大本营伪满、也就是中国的东北三省，必须要依靠苏联的力量。因此，在豫湘桂大溃败之后，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联给予了极大的让步，通过承认蒙古国独立，获取苏联尽早向东方战场用兵。由此就为后来的历史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豫湘桂大溃败导致了蒙古国独立，而由此又导致了苏军进军东北三省，消灭了关东军。这一步到了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个时候中共已经重新整合了中国大陆，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逐步放弃苏联在东北地区已取得的地缘优势。如果最终苏军要撤出东北地区，作为替代手段，最好的地点就是朝鲜半岛。苏联为了挽回这种地缘上的失利局面，又开始放手支持朝鲜对半岛进行统一。这样一来就有了后面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又引发了中国的抗美援朝。历史，就是因果之间的循环作用。

美国——养虎噬人，反被虎伤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抗战的同时，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呢？当时美国在国力上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日本，如果从工业规模来讲，甚至比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都要强大。当时美国拥有的工业规模跟现在的中国一样，同样被人们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就国际地位而言，在整个世界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处于顶端的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美国与同时代的日本、德国、苏联处于同一层级，都在世界的第二阵营，是当时英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挑战者。

与高踞顶端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差距在两点：首先是货币。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能力，可是当时世界各国通行的货币是英镑，也就是说世界金融体系依然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第二个差距在地缘。美国地处北美大陆，从海权的角度讲，它可以同时控制大西洋与太平洋。但是，如果没有陆地上相应的着力点，没有一个立足点的话，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法影响到欧亚大陆。在欧洲地区，美国显然没有任何可以立足之处。在亚洲，美国真正掌握的就是菲律宾，这是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夺下来的。因为有了这个立足点，美国在东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力远远不及那个时候控制着南亚和东南亚的英国以及法国，日本由于自身地处东亚地区，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可能都要比美国人高。

因此，美国人在东亚地区的初期战略是一种更倾向于多极化的考虑，尽量与其他力量保持合作关系，让他们壮大，以这种方式削弱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是抱一种支持的态度。这和现在人们宣传的美国在抗战当中起到了很强的作用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至少在抗战前期是这样。

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那一年，当时美国对日出口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和钢材，这些都是在战争时期最基础的战略物资。当时日本的钢铁来源一共两个：一个是来自“9·18”之后占领的东北三省。1931年以后，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侵华战争提供了一半的钢材来源。另一半则是来自从美国进口的废钢铁。那个时候日本几乎成了美国钢铁最大的买家。在当时，美国厂商为了保证日本客户的需求，连纽约各地的废电梯都来不及拆解，就直接运到日本了。在侵华战争的前三年，日本军队所消耗的燃油，70%来自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是日本侵华过程中最大的帮凶。

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的伪政权在南京建立，美国在外交上完全站在日本人一边，逼迫蒋介石承认南京的汪精卫政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人的实力在迅速扩张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美国人自己达不到的，因为日本人当时打着反殖民的旗号，把远东地区英国、法国的势力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美国人非常乐于见到的。美国人在这件事上做的考虑远远比日本要深远得多。

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日关系更像是现在的恶意商业收购游戏。先通过某种方式诱导你不断地扩大投资，把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项目当中，让你手中的现金量急剧减少。当达到一个临界状态的时候，突然断掉你的贷款，制造危机，这种时候这个大庄家就会来收购你的公司。综合当时的情况，美国人玩的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由于美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导致日本在侵华战争的时候一直在肆无忌惮地扩大战场。从东北的局部，一直蔓延到华北，一路由北向南推进。淞沪抗战以后，还有一路就是由东向西。最后整个战线一直推进到了中国大陆东部一线，全数被日本占领。在1940年前后，日军的扩张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中国国内也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在中国战场上日本正好把整个中国东部完全占领。日本侵华的大本营在东北三省，向南的兵力已经达到海南岛。在这么漫长的战线上，日本的兵力和控制力都已经到了临界的状态。美国人恰恰选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禁运的商品就是钢铁、橡胶、石油。这些战略物资掐断以后，就像商业收购当中突然断掉了目标公司的贷款。这样一来，整个日本的战争机器就面临一种难以为继的状态。钢铁和煤炭还好一些，从东北三省可以解决。可是石油和橡胶这两个战略物资，如果美国人不供应的话，日本人眼下找不着新的来源。放眼日本势力可以到达的范围，只有东南亚可解燃眉之急，那个时候被称为南洋地区。

对于当时的日本军部来讲，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停止侵华战争，从众多的占领区域撤出。很显然，当时国民党政权一时半会儿是填不回来的，英国人的势力已经被清除干净了。等于日本人把菜做好上桌，自己一筷子没动，就交给美国人享用了。这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好战的军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第二种选择，硬着头皮跟美国人打一仗，彻底拿下东南亚。这恰恰也就是真实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在1941年的12月，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企图以一种赌博式的方式，在短时期之内逼美国人就范。可是日本人还是低估了对手，即便是能够一时得手，但是双方在整体实力上、在资源上的差距是无法弥合的。而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日本的“收购计划”也就跟着进入了收尾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给予中国国民政府大量的军事援助。这些军事援助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陆军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呈现战略胶着状态。这就保证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争夺战上，日本人抽不出多少兵力，使得美国在当地的作战变得相对轻松。打垮日本人，美国就可以顺势接手此前英国、荷兰、法国在东南亚所有的势力范围。

说到底，还是应了那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第二部分　地缘政治

有那么一句话：不考虑政治的经济是找死的经济，不考虑地缘的政治是愚蠢的政治。军事既然是政治的延伸，那么同样的，不考虑地缘的军事就是愚蠢的军事。

构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态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第一）岛链”。这首先意味着，从地缘政治角度说，现阶段中国最根本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如果没有美国这一因素的存在，那么中国在东面所面对的就只是一堆岛屿和半岛，而不是什么“岛链”。

漫谈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中日、中韩之间的海洋争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说是局部性的利益争夺。在这一系列“小问题”的背后，藏着的依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特大号问题”[1]。

先来说说中日之间的问题。所谓“纲举目张”，要说清楚中日之间的有关海洋的问题，就要先弄清楚中日关系的几个基本面。

从最最基本的层面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是海岛与大陆的关系。由于地盘小、资源少且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在生产、生活、文化这些方面，海岛天然的就必须依赖于大陆——历史上只要是经济发展良好一些的岛国基本都有大陆依托，孤悬大洋之上的岛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无一例外都还处于原始社会。[2]

这种“依赖”又可以以两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抢”，一个是合作乃至臣服。英国对欧洲大陆用“抢”的时候比较多，主动权在英国自己手里，所以，数百年以来英国人的日子过得算是很“爽”。欧洲大陆缺少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政权，这就给英国人留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相应的，日本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爽”不起来，因为自打中日有了接触，日本面对的就总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压根没空可钻，所以作为岛屿，日本要从中国大陆获得依托，多数时候就只能靠合作或是称臣，交往的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话说到这里，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侵华还有没有可能重演，或者说日本还有没有做类似打算的可能。应该说，这个问题日本说了是不算的——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日本能够一再在中国得手，其前提是当时中国内部处于一种一盘散沙、极度混乱的状态。

譬如甲午战争，与其说日本人是在和清廷统治下的中国打，不如说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打；[3]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名义上有个统一的国民政府，但事实上还是一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北方地区在蒋介石政府的绥靖政策下步步沦陷，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因为蒋介石首先把这些地区看作是北方军阀的本钱，而不是中国的国土。[4]

1949年以后，中国已经重归了大一统，再次被日本侵略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即便日本还有“狼子野心”，它也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机会——除非中国重新回到民国。

有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再说说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利益关系，具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是在地缘上。前面谈东亚“三角形格局”时已经具体提到过，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日本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最希望看到这些区域都维持一种长期分裂的状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或明或暗地插手台湾问题，为台独势力张目，便是出于这一考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台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显然，地缘上的问题是中日双方目前一个比较重要的矛盾点所在，但这不等于说这个问题必然要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中日之间的地缘矛盾的前提是什么呢？插手台湾问题和在朝鲜半岛搅局，日本都是为了在地理上获得一个屏障。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日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于日本被美国控制着的这个事实决定的。日本本土有大量的美军基地，会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威胁。无论日本主观上怎么想，如果中美之间交恶，日本就会被动地卷进中美之间的对抗当中。说了这么多，问题最终还是绕回到了美国身上。假设有朝一日美国在东亚地区不再保持如现在这样不正常的控制能力，那么中日之间在地缘战略上的矛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东亚地区就会比现在太平得多。

第二方面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说，目前中国跟日本合作的一面要大于对抗的一面。新中国对日本民间名义的访问始于1954年，与日本民间经贸代表团的秘密谈判比这更早——当时抗美援朝还在打着呢。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中日之间小批量的贸易往来一直存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之后，中日间的经济往来规模开始进一步扩大。

在战略层面来看，当时中国建立起了一南一北两条与西方往来的经济通道，南边的就是香港，北边的则是由上海、天津出海至日本。通过这两条通道，中国可以跟当时的西方国家建立起经济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可以穿越冷战铁幕的。两条对外通道牵涉的其实就是两套对外开放的布局以及思路。相互比较一下，应该说北边的发展潜力比南边的要更好一些。

香港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其本身面积有限，经济规模有限，借助这里搞对外开放解决一些局部区域的发展问题是可以的，但指望靠香港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就如同用小马拉大车；第二，香港除了早先有过一些加工业，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工业。不客气地说，港商脑子里压根就没有搞大工业的概念，因此也就没什么“先进经验”可供参照。

中国大陆东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也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比如说电力、铁路、公路等。不仅如此，从先天因素说，东南部地区人口密集且缺乏矿产资源——缺地、缺油、缺矿石，要搞重化工业必须把资源从西部不远万里调运过来，费效比首先就不高。这样一来，即便是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经香港引进到中国大陆，但因为缺乏配套的工业基础也很难有什么实际作为。即使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国的重化工业仍旧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一直到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以较为低端的加工业为主。这就是说，借助香港这个对外经济通道可以解决GDP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边的那一条经济通道。日本自不待言，有着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虽然“二战”时期日本部分城市遭受了重创（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穷二白），但工业基础基本完整，更重要的是技术工人、工程师都还在进行技术传承。经过朝鲜战争的“激活”，日本的再次工业化很快就进入了快车道。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前文曾经提过，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超过七成的重工业，剩下的那三成，大部分都分布在石家庄、太原等地，长江以南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只有上海。相对来说，当时中国北方的工业基础要好于南方。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日合作中中国所能获得的益处，而日本在其中所能获得的益处其实更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是田中角荣首相过来“串个门”就解决问题了，当时为了串成这个“门”，很多像日本丰田这样的重头日资企业都从韩国和台湾地区撤资了。[5]能让精于打小算盘的日本人下这么大本钱，那至少说明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日本所获得的并非只是两国贸易上的利润，而是更为长远的利益。

如前文所说，岛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大陆作为依托。现实一点说，中日形成合作关系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需条件。众所周知，如今的美日关系是不正常的——基本就是主仆关系，这导致日本这个国家也不正常——一遇到点什么问题总会第一个被美国人当成提款机[6]。

从政治上来说，日本如果能够在中美之间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等距离外交”，就可以相应地抵消掉一部分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影响；从经济方面说，日本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资源不足，二是需求不足，这两个问题使得日本始终有求于美国，而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起码可以部分平衡掉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对日本的良性影响都是可以量化的，中日关系往前每走哪怕是一小步，日美关系就能相应地平等一小步。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在对美问题上就能主动一点，反之则会完全陷于被动。

假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走得再顺利一点，而不是由于种种人为制造出的问题而严重滞后的话，如今两国所面对的也许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由日本输入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并不是转化为像做鞋子、衬衣这样的低端产业，而是可以直接注入机械制造、汽车、冶金等比较高端的工业上的话，那么中国整体的工业水平将会有一个很高的提升。对日本而言，由于本国人口和国土有限，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大规模搞产业和资本输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虽然说整体技术水平不算高，但工业体系非常完整，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假如中日最终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联盟的话，那么日本也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经济层面的战略大后方，其可靠性远要比后来日本人搞的“雁形阵列”要高。

对中日两个国家而言，双方保持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对自身都是有利的，但后面的历史发展却并不是这个样子。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事情日本自己是说了不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美国。

美国当然不希望中日建立过于紧密的经济往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中日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内循环体系，把美国从东亚的经济体系当中挤出去。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果真没有发展到很高的水平，9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的“平成战败[7]”，日本本身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直延续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海啸，使得整个日本及以日本为首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产业链彻底破碎，这对日本打击是非常大的。假如在90年代初期，中日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日本在面对美国的压力之下就不会显得那么被动，而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也能得到不小的实惠，这对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同样是有好处的。

关于中日合作，我们前面讲的一直是一个假设，不过这个“假设”到了今天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中日之间的基本面依然存在。中国和日本在产业的重合程度上事实上比中韩之间要小很多，这就意味着纯粹“在商言商”的话，其实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合作空间可能比韩国还大不少。而从地缘来看，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方向的潜在军事威胁最主要的还是驻日美军而不是日本本身，以制造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来平衡一个不稳定的日美关系，对中日而言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是既缺技术，又缺资金，那时我们对日本的需求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的高端产业技术，比如我们曾经向新日本制铁公司[8]引进过与钢铁相关的技术；第二部分是来自于日本的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曾经有大量的日资涌入中国。但是，如果日资比例过高的话，就相当于日本变相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为了降低日资的比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跟日本在经济上或者起码在技术水平上比较接近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由它们来平衡日资对华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韩国投资被引入中国。

近几年，中国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资本问题已经退居其次，但在技术方面，必须承认中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空白或是不足，通过技术引进加快技术提升的进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假以时日其实自己也早晚可以解决。同样，中国人口众多，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也可以降低日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我们在海外，比如说非洲、东南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可以借此来拓宽自己的海外能源贸易的通道。并且，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维护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对日本来说同样是有利的。

简单概括中日关系就是：合则两利，但是“合”的前提必须是两头一起使劲，不可能搞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合”不了，只能“斗”的话，却谈不上“斗则俱损”，因为两国的体量、战略纵深这些都是不成比例的，真“斗”起来最后吃亏的肯定不是中国。

这个问题，中日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起起伏伏的状态——除了美国政府的直接施压之外，日本国内也早已形成了和美国利益绑在一起的亲美利益集团，而这批人恰恰又是日本政坛的主流。例如，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中日关系一度跌到了谷底，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出在到底亚洲经济合作是由谁来主导，这在当时是一个未知数。日本自然是想争夺东亚经济的主导权，所以就形成了当时中日对抗的局面。

在小泉纯一郎卸任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慢慢回暖。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的GDP目前全世界排名第二，日本是第三。虽然说中日之间在经济上一时还拉不开很大距离，但从发展势头上来讲，尤其是在日本“3·11”地震之后，未来的东亚经济肯定是由中国主导的，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

既然东亚经济主导权已经没有任何悬念，那么日本再主动挑衅中国，这个意义就已经不大了。然而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中日关系最大的变数，在于日本对自己其实是“做不了主的”。

钓鱼岛——中日外交的“阻断器”

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的，而这种合作对双方而言，也都是有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就意味着将美国从东亚经济当中彻底排除出去，所以最不愿意中日关系升温的并不是两国内部，而首先是美国。

美国如果想左右日本的外交政策，有这么几个抓手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就是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我们回忆一下，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之前，日本国内就已经制造出很多针对中国的声音，都是不友好的，而这些声音的背后很多都是有美国背景的。

1972年访华以后，田中角荣在日本国内不断遭受打击，一直到以贪污罪被送上了法庭，整个事件背后一直是日本特搜部[9]在推动，而日本特搜部的背后是谁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日本的政治气候而言，没有所谓的“政治献金”的支持，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到政治当中来，这就意味着一点不腐败的政治家几乎是不存在的。经特搜部扳倒的政治家除了腐败以外，绝大多数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美国政府感觉非常不爽，譬如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等皆是如此。

除了利用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之外，另外一个抓手非常有英国特色[10]。美国精英阶层可以说是很好地继承了英国人的手段，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前夕，美国政府也玩了一次类似的把戏，在中日之间钉入了一个叫作“钓鱼岛问题”的“钉子”，而这个“钉子”至今仍然在发挥着美国人最初为其设定的作用。

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承认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没有任何异议，而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则以“托管”的名义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当时，钓鱼岛曾一度作为驻日美军的靶场来使用。

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岛屿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狂”一般的占有欲。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始觊觎钓鱼列岛。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勘探后宣布：钓鱼列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此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过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全部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列岛的8个岛屿即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规定了日本名字。但因为钓鱼岛依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日本虽然小动作不断，但终归不敢有实质性的举动。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人员仍曾几次登上过钓鱼列岛进行科学考察。

钓鱼岛真正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时，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开始日渐明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不久，美国突然宣布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把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任务交给了日本人，接着又发表声明，说“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有任何态度，希望各方和平解决……”。就这样，原本归属非常明确的钓鱼岛主权被美国人“模糊”化，既勾起了日本政客的野心，也激怒了中国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被美国人“成功”地制造了出来。

不仅仅是钓鱼岛，其实琉球群岛[11]也是美国在1972年将治权非法交给日本的——依照《开罗宣言》[12]及《波茨坦公告》[13]，在“二战”结束之后琉球理应同朝鲜、中国台湾一样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琉球进行托管，并无权单独决定其主权归属。所以可以说，至今日本对琉球的控制其实一直是缺乏合法依据的。

按理说，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有所做为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当局甚至没有向美国发出抗议——在台湾当局看来，日本其实是作为台湾的战略大后方存在的，那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糟糕一些对他们同样是有利的，所以台湾当局也乐于见到美国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钉进去这样一个“钉子”。如此，如今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清楚了，他们真正在乎的并非是钓鱼岛本身最终会归谁所有，而是在乎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小岛使得中日两国保持一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14]

就这样钓鱼岛被放在了中日之间，成了一个双方领导层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谁都不可能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置钓鱼岛问题于不顾，而去单纯谈经济往来，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钓鱼岛这颗棋子在1972年被制造出来之后，其实一直都在起着作用，每一次中日关系出现进一步走高态势的时候，钓鱼岛总会被人家重新拿出来说事。

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日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经济内循环体系，一度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时日本高层也在往这一方面努力，双方的最后成果，就是之后达成但现在已经名存实亡的中日货币互换协议。这个协议意味着双方都将以对方国家货币来进行计价，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不再依赖美元，就把美国从中日之间的贸易中剔除了。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某些政客把钓鱼岛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它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企图利用双方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再一次去破坏这种有利于中日关系缓和的局势。

日本“3·11”——史上最“强”的地震

其实经过最近这十年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之后，中日关系大趋势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可能把整个历史进程改变了，这件事就是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

为什么说“3·11”地震是史上最“强”的地震呢？所谓最强不仅仅是指地震的破坏力，关键在于这场地震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具体节奏。

"3·11"地震、海啸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给日本造成极重的打击。可以说，这次的连环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三连击”里的头两样完全是天灾，可核事故则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而且从目前来看，给日本造成损失最大的，也正是核事故。

之所以说“3·11”之后的核电站事故是“人祸”，不仅仅是因为震后日本政府救灾不力[15]。其实，日本核电的隐患由来已久，日本现有的55座民用核反应堆中有超过20座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则完成于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1945年的事情，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电[16]则是在1954年，可想而知日本人的这二十多座核电站的技术有多不成熟。

日本核电站长期以来是由私营企业来经营，作为运营商的日本东电集团出于成本考虑，一再让早该停止运转的反应堆超期服役而不愿更新换代——日本核电技术号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事实是先进的第三代反应堆在日本只有个位数的在运转，其他全都是老式的沸水堆[17]和压水堆[18]。在“3·11”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潜在危险被一次性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核污染一发不可收拾。

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并非毫无征兆。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之频繁和相关丑闻之多与它的技术水平一样——同样是世界领先的。1981年以来，不算“3·11”地震引发的这次核事故，日本仅重大核事故就有9次：燃料棒断裂导致300名工人受到辐射（1981年）、增殖型反应堆液态钠泄漏（1995年）、核燃料加工中由于违规操作导致临界事故致死两人（1999年）、东京电力公司为了掩盖安全壳裂缝而伪造检查记录，导致17座反应堆停产检修（2002年）、蒸汽爆炸致死五人（2004年）、地震导致含辐射的冷却水倾入日本海（2007年）……而这一连串的事故却并未让日本高层有所警觉，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3·11"地震后的核泄漏事故是日本核电系统种种隐患的一个总爆发，而这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之后，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将核电站收归国有，逐步更新设备，强化监管。但这样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日本的高层政客肯定是不会选择的。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一推六二五，为了“顺应民意”，索性直接把核电站停了，至于对经济运转是否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是顾不得考虑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便一路高歌，冲破了1美元兑80日元这个日本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这使得日本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3·11"地震之后，由于核电站纷纷停止运转所导致的电力缺口，对日本制造业又形成了一轮持续的打击。更加倒霉的是，2011年底泰国的洪水又严重打击了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汽车及数码产品部件的生产基地。

一直以来，日本经济面临两个长期的隐患，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内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二是在国际产业链上，日本制造业的上升空间已经非常小了，而背后则面临着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不断挤压。"3·11"地震之后，这些原本长期性的隐患一下子变得愈发明显了起来。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200%，而原本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靠国民认购国债来支持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中坚力量纷纷到了退休的年龄，过去的积蓄如今要变现过日子，自然不会再认购国债。加之地震对政府信誉的打击，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海外资本购买其国债，这就给了那些金融大鳄一个机会，如果被人家得手，那么就会搞成1998年金融风暴的翻版。2012年9月10日，也就是日本“收购钓鱼岛”闹剧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已经73岁的日本金融大臣，也是中日货币互换日方的主要推动者松下忠洋在家中自缢身亡，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人物，无论公开的解释是怎样的，这一事件总是耐人寻味的……

"3·11"地震除了重创日本经济之外，也对日本政治布局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譬如过去不怎么被人所注意的日本东西二元制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谈起。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全部在关西地区，颇有财力的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掌控着日本——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幕府统治时期，而关东地区土地贫瘠，以武士集团为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什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日本也同中国一样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大，但这种形势却给了关东地区的武士集团一个机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中国的说法，在西方通常将其称为明治复辟，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事实上处于傀儡的地位，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而维新之后的日本天皇是有实权的——很多观点认为天皇裕仁也应对日本政府“二战”时期的罪行负责，根据便在于此。

江户时代日本的国都在京都，而在明治维新以后，关东集团和明治天皇合谋，以巡视的名义让天皇来到了当时的江户，之后迅速地甩开关西的势力在那里定都，江户也至此改名为东京。

可见，在历史上，日本其实存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向相反的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关西地主阶层为主的势力，一个是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兴起的关东的新兴势力，而关东集团的老底子又是武士集团，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日本经济的一种军、民、商一体的军国主义模式。旧日本陆军也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产生的。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内部，官兵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区，就是因为日本的统治集团，或者说是旧日本的统治集团，其实都是各个地方的豪强势力，军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资本。所谓的日本皇军，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地方出一个师团，然后集结成了一支对外侵略的军队，这其实就有点儿类似于在搞“股份制”。

除此以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今，日本国内很多基础性的工业标准都存在两种制式并存的现象。比如说国家电网，关东和关西地区的频率完全不同，一个50赫兹一个60赫兹，如果你家的电器只能匹配一种制式，那么搬一次家很可能所有的家当就必须得统统淘汰了。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当初不同的派系为了从海外获得支持，在引进技术设备时一直避免和对方重样，你买欧系我就买美系。而这样彼此较劲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如今日本产的电器往往都可以匹配多种制式——这倒不是日本人对消费者多贴心，而是由于不这样这些产品在自己国家首先就玩不转。

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东与关西集团形成的这种对立局面中，关东始终是占优势的。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像早一些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直到日军侵华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日本的关东武士集团和他们的经济力量。

但是，从经济总量来看，关西地区的基础依然比较雄厚。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像大阪、神户及京都这些关西的地盘，都是美军轰炸的重点目标。明明挑事的是关东的新兴集团，可关西受到的打击反倒比关东系的东京这些城市还要大一些。这样就导致战后关西的经济进一步下滑，形成了关东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日本被美国全部占领之后，关东集团的上层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来自于关东集团。关西集团则寻求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海外战略，这就导致关西集团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应地更温和，或者说是对华更友好一些。这并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日本东西两大集团利益博弈的一个最终结果。任何偏关西利益的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去搞好中日关系，而偏关东的，也就是亲美的政治家，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利用各种机会去阻断中日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会出现日本首相访华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发生的情况。

"3·11"地震让原本稳定了近百年的日本政治格局一下子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数。东京经济圈在天灾人祸下遭受了重创，“关东系”的经济力量因此迅速下降，相应地，在政治上，关东和关西不平等的局面也被打破了。

事实上，在“3·11”地震之前，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了几十年之后，地位也开始动摇并被日本民主党所取代。这本身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力量发生逆转的一个前兆，而“3·11”地震把这个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在日本地震之后，当时处于关西地区的大阪就曾经被提出作为日本的第二首都，理由是东京已经被核辐射所污染。其真正的用意，就是要从关东集团手中分走一部分政治权利。政治中心迁移到哪里，相应的周围的经济就会被发展起来，周边的集团自然也是获利最多的。在“3·11”地震之后，关西集团看到了自己拿回自明治维新之后失去的权利的机会。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动

从关西集团的角度看，它是希望以发展对华关系来平衡关东的政治势力；而关东为了保住自己行将失去的权利，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搅局——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钓鱼岛问题被再次激化之后，当时来自民主党的首相野田佳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而正是这种姿态导致野田即没迎合到日本的民族主义（安倍晋三的言论远比他激进），也让自己过去的支持者不满。这最终导致野田佳彦下台，而民主党也随之再次沦为在野党（普天间基地问题扳倒了鸠山由纪夫，福岛核事故拿下了菅直人，钓鱼岛争端干掉了野田佳彦，至此民主党再也无人能挑这根大梁了），自民党因此得以再次上台，这就决定了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后必然会继续拿民族主义情绪做文章。此外，借助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对国内的军工生产迟早要松绑，如此就等于是送了几大工业财团一个硕大无比的蛋糕，这自然是大伙都乐见其成的……

而从更长远来讲，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当时把它制造出来，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非由于海洋权益；在某些时间，它重新又沉寂下来，同样并不是由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中日关系的大局来决定的。从未来看，假如有朝一日中日关系缓和，在诸如自由贸易区这类问题上又有了重大突破的话，那么钓鱼岛乃至于整个东海必然会淡出每天的新闻报道。因为，在一个共同的利益框架之下，什么都是好谈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有可能实现。

反之，如果日本最终无福消受中日合作这件好事，钓鱼岛问题必然会越来越热闹，这是由日本内政处于政治斗争的高峰期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由于自身势力的衰退，它对中日关系的把持能力较之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代也下降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会想方设法利用它在日本的势力把东海包括钓鱼岛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来，并且让它升温，通过给日本制造一个敌人，来再次强化对她的控制。

总而言之，中日之间的种种海洋争端，其实可以看作是日本内部政治斗争与美日博弈、中美博弈混在一起之后的一摊烂账，海洋主权问题被喊得震天响，其实当事者的关注点恰恰不在这里。只要这些政治斗争没有结束，那么中日海洋之争也就不会结束，而有朝一日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双方的海洋问题也极可能就不医而治了。

中日合作前景美好，但这是两家共同的事情，义务和权利都是一半对一半，谁也没有义务去过多地为对方的不智行为埋单——日本的问题最终只能靠日本人自己去解决。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显然不会主动破坏同日本的关系，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件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过多地去“迁就”日本政府。更何况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无法自己做主的国家，即便你勉强和它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又能维系多久呢？

南海之局

聊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回顾这几年越来越热的南海问题，我们会发现菲律宾、越南等国特别热衷于打法律牌、规则牌，中国国务院宣布设立三沙市之后，越南律师协会还曾公开“谴责”中国政府。这些国家之所以热衷于这种讼棍式的把戏，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实力使然。中国在南海动武不止一次，1988年”314海战”[19]中，越南方面被击沉运输舰两艘，重创大型登陆舰一艘（被重创的这一条在战后由于无法返航不得不在附近岛礁冲滩搁浅，之后燃起大火，最终在两天之后被烧成一堆废铁），人员伤亡300余人，另有9人被俘，而中方只有一名连长在登礁与越军对峙的过程中受轻伤。

时至今日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在国力、军力上的差距要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这些国家一方面在南海反复主动挑衅：政府官员、议员不断放狠话，用舰艇去骚扰、拦截中国渔船；另一方面却始终不和中方发生直接冲突，不去打“第一枪”，这种场面就像是鬣狗挑衅狮子一样。

二则是为了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譬如菲、越两国政府动辄就叫嚣要把南海争端提交国际机构仲裁。而所谓“国际仲裁”，说白了就是把欧美国家也拉进来，希望借此来平衡中国的国力优势。

说了这么多，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首先要问的是，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是不是霸权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

先来说说菲律宾、越南两国总拿来说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凡关于现代海洋争端的话题，这个公约一般是很难绕开的，可以说它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比较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于1982年通过，1994年开始实施。而在此之前，与之地位、作用类似的是1958年《公约》——准确地讲，主要包括《日内瓦公海公约》和《日内瓦领海和毗邻区公约》两份公约（除此之外，同时签订的还有《捕鱼和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以及《大陆架公约》）。

简单地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初产生的背景其实是第三世界国家试图以“法律的武器”来制衡国际霸权主义，但是最终该公约通过直至被推行，其中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了。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的强盛始于海洋，美国、英国等国家历来把海洋视作是自家的私人产物。二战结束之后，世界绝大多数海域的控制权都还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这一点反映到战后国际规则制定上，就是美国、英国等国极力主张3海里领海[20]宽度，而包括中国在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苏联等国多主张12海里[21]。原因很简单：当时，美国、英国等国拥有远强于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公海就等于是他们的“私海”，所以美国、英国主张尽量扩大公海的面积。而其他多数国家由于力量有限，所以主张尽可能地扩大领海面积——虽然战时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但至少在平时维护自身的权益时能够多一个说理的地方，为此秘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曾一度主张200海里领海宽度。

“战后”的国际政治，最初就是美国、苏联两家来主导的。苏联最早也主张12海里领海宽度，一方面这是因为苏联海军力量对比西方也处于下风；另一方面，这更重要的也是从政治上考虑，既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英国和众多国家都是对立的，那苏联自然不会放着这个现成的可以敲打西方的榔头不用。但是到了1957年，苏联的态度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当时苏联向16个国家散发了一份外交照会，建议召开新的国际海洋法会议，“讨论建立12海里领海事宜”。在这份照会中苏方宣称：其对有关利益和形势的理解已经改变，因此不再支持12海里领海宽度。

其实看一下时间，其中缘由也就很清楚了——当时正值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共领导层正在不切实际地谋求所谓美苏和平共治。说白了，赫的思路就是通过对西方进行让步来换得所谓的“共治”。而苏联的让步往往都是慷他人之慨，通过出卖友好国家的长远利益来换取自身的眼前利益，这也是后来中苏反目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2~4月，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并最终签署了前文所说的四份海洋公约。这四份公约其实就是美苏讨价还价出来的产物，参加会议的国家中亚非拉国家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在这四份公约里，领海宽度上没有明晰；关于岛屿和大陆架[22]的定义没有明晰；大陆架之外的区域管辖没有明晰……总之，凡是第三世界国家主张的权力，这里面统统都给糊弄过去了。后来在1960年3~4月，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坚持下，又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解决领海宽度的会议，即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但由于苏联、美国两国一起阻挠，这次会议最终毫无悬念地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事情到此远还没有结束。1967年第22届联大通过决议：设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和平利用委员会”，简称“海底委员会”，旨在为制定一项全新的海洋法公约进行筹备。这除了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的斗争外，另一个原因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对西方的政策开始转为强硬，再为了美国人的海洋霸权得罪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经过长达六年的准备之后，从1973年起，联合国正式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要逐一明确海洋权益。会议历时10年，总共召开了11期14次会议。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国际法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国际立法实践，会议最终的产物就是现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本质上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组织起来对抗美国海上霸权。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的1971年，中国刚刚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当时的对外战略，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联合数量和人口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来制衡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以此使得“冷战”格局从东西对峙变为了三足鼎立。在这个整体战略之下，从1973年起中国始终在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磋商和谈判，并且在事实上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一方的主导。

美国同样从头至尾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方便起见，后面简称为《公约》）的起草过程，这很容易理解，本来大伙弄这份东西就是冲他去的。也正因为此，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才会反复扯皮达十年之久。

《公约》在内容上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始的时候，正是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全面退缩的态势。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由于一系列原因，国际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三足鼎立的态势开始出现松动，直至最后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在这个背景之下，最终版本的《公约》实际就是第三世界和传统海洋霸权妥协之后的产物，比如《公约》中的第58条规定：所有国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都享有航行与飞越自由，这一条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就是美国。后来在”4·1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3]之后，美国就曾拿出这一条款，而可笑的是，美国并没有签署《公约》，所以按道理说根本没资格主张这一条。

更令人不齿的是，1983年美国政府又宣布：将接受除第十一部分之外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国际习惯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公约》第十一部分，核心内容概括一下就是公海资源归全人类所有，这是美国人所不愿意接受的。而《公约》其他条款经过十年的扯皮，已经从最初的反对霸权主义，变成了有利于美国，所以美国人笑纳了。一句话：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再来说中国南海的主权主张。中国人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在南海捕鱼、航海，在秦代时，现在的越南还曾经是中国的郡县。自唐代开始，中国已经明确把南海纳入中国版图，至明代，中国政府已经在这里有了实质性的行政管理。而至今在这些区域，并未发现过任何和菲律宾、越南等国有关的历史遗迹或是文献。

众所周知，到了近现代，我国对南海海域的权力主张是以“九段线”为界的，具体说就是北濒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东临菲律宾群岛，南以连接西南婆罗洲到苏门答腊的一线为界，西南从马来西亚到马泰边界再到越南南端和越南南部沿岸为界，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

1945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海军舰只对南海周边岛屿进行了勘测[24]，在勘测完成后画出了十一条断续的线，由此奠定了中国在南海的基本版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在地图上又将十一条断断续续的线改为了九条，这就是“九段线”的来历。

南海勘测划界完成之后，1946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就已在国际社会上公布过勘测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也公布了“九段线”。当时，无论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殖民当局还是后来这些国家独立后的政权都没有对此表示过任何异议。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南海周边国家基本都已经完成对自身领海、领土的主张，直到那时也没人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南海周边国家开始觊觎南海其实是始于1968年联合国有关资源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南海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此后，南海周边国家才纷纷提出所谓的“主权”主张，说到底这完全就是冲着夺占中国海洋资源来的。

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期，正是中国顶着压力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才使东南亚国家未受到第二轮冲击，恰恰是这一年，南海话题出奇的平静。2010年越南国内经济情况出现恶化，越南总理阮晋勇来华寻求经济援助，此时也未见越南政府想起要伸张“主权”。

这些道理姑且不论，单从法理上说，在南海问题上，前文已经说过，菲律宾、越南两国政府提得最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1994年生效，即便以周边国家批准《海洋法公约》的时间为标准，菲律宾议会批准这一公约也是1984年的事，越南国会干脆是在1994年批准的。简而言之，这就是说，先有“九段线”后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此，中国在和南海周边国家处理海洋争端的过程中，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可以视情况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必要的参考，但没必要将其奉若神明。再直白一点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不适用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南海的问题。这是符合一般法律原则——任何法律都只能约束它颁布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即便是以《海洋法公约》内具体条款为准，最终结果也同样如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中的第十五条，“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已经明确指出：“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原法条）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由此来说，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海洋利益争端而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更多的是适用于中国在东海和黄海与日本、韩国之间的主权争端上，而在南海问题上，则只需作为参考便足矣。我国宣称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无论从道理还是法理上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霸权主义”。

关于东南亚的几个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和中国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答：纯粹从国家利益角度说其实并不是太大，起码没有到必须死你我活的地步，以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只要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其实最终必然能做到共赢。在笔者看来，真正的问题恐怕来自菲律宾自身。

所谓“政治家”和“政客”，他们之间的一大显著区别在于：政治家往往是把一切分内之事都做好之后，再由军方去完成剩下的部分；而政客则必然是把一切都搞砸了以后，才把一个烂摊子丢给军人。对菲律宾来讲很不幸的是，菲总统阿基诺三世无疑是属于后者……

从纸面数字上说，菲律宾其实并不是一个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初的数据，越南人均GDP不过2171美元，而同期的菲律宾则是2951美元。这两组数字和这两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正好相反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后者的贫富差距远大于前者。

按照世界银行报告中的数据：占菲律宾人口20%的最富裕阶层开支是20%最贫穷人口开支的8倍；即便是菲官方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菲律宾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的菲律宾最富有家庭的年收入约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其中36%则由最富有的174万个家庭分享。而民调则显示50%的受访者自认属于贫困阶层。在菲首都马尼拉，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和贫民窟常常不过一街之隔。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相对于城市要更加严重……

其实所谓“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或者是“国际法问题”其实都是问题，真正让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原因在于前面那些数字——造成菲律宾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并非是中国，恰恰是菲律宾国内那些搅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层。事实上，菲律宾目前的情况可说是众多前殖民地国家中的一个糟糕的典型案例：自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开始，她的社会“进化”就被人为地终止了。无论是西班牙、美国还是二战期间的日本，殖民者们为了便于统治，往往都乐于与殖民地的各个地方势力合作，由他们去代为管理当地民众并负责征税，而殖民者则会给予这些代理人政治上甚至武力上的支持。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独立，但这种殖民地时代的国家管理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大家族形式存在的地主阶层掌握着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土地资源，这种经济层面的权力垄断使得任何民主选举都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至今菲律宾依旧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在几十年乃至一两个世纪前就已完成的土地改革。菲现总统阿基诺三世，他的家族便是大庄园主出身。阿基诺在2009年任国会参议员期间曾承诺土改，并一度拿自家庄园开刀，但很快不了了之。他抛出来的那个所谓“阿基诺家族庄园”，其实仅占整个阿基诺家族土地总量的不到2%。

既然不愿意改变这种极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结构，那没有什么比通过挑起争端把国家推到战争边缘更好的办法了。

而从历史上看，处于弱势的一方为了掩饰自己内政的无能而主动挑起争端的例子并不鲜见，譬如二战中的日本军部，又如马岛战争中的加尔铁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至于最终的结果，则毋庸多言。

南海一旦爆发战事会不会“一处起火，处处起火”？

答：2014年5月11日早上，东盟各国外长发出一项联合声明，对南海“目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在此之前，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在反复向中国挑衅，因此所谓“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其实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在拉偏架。这样就会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疑虑：一旦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和某一国矛盾激化，会不会导致东盟各国对华“群起而攻之”？

在理论上自然存在这种可能，但它很难发生，也并非无法应对。首先要明确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并非是一国邦交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途径之一。故而自古对于外交，我们的祖先有“伐交”之说。

所谓“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其实除了名字相近外，和欧盟没有丝毫可比性。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之下，存在“小异”，但主流是“大同”。几千年来欧洲所发生过的战争，小一些基本是争霸战争，大一些的肯定是统一战争。各国之间文化方面的差异和认同感，可能比中国各个省之间的大一点，但绝对远远小于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

这一点上，东南亚国家根本无法比拟：东盟诸国根本就不在同一文化圈子里面，历史上这些处于南海周边岛屿和中南半岛上的国家由于地理关系开发得都不算早，连“国”这个概念对很多地方来说都比较模糊，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远远没有欧洲诸国之间那样紧密，至近代除了泰国之外这些国家悉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进化也随之戛然而止。时至今日，虽然说政治上东南亚国家早已独立，但文化上却和当初没有什么分别，人们（那些非常西化地生活在城市的精英阶层除外）的认同感主要还集中于区域非常小的地方以及宗族圈子里，对国家的认识尚且要比我们弱一些。因此从人文上说“东盟”便缺乏根基。

从政治经济上说，对比中、美、俄这样的国家，西欧各国的个头虽然都不算大，但从国家实力上说，西欧存在两个明确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且拥有不弱的海外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资源来源（科索沃战争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德国，利比亚战争则是法国）。以法德两国为“发动机”，欧盟国家间在经济上存在着比较清楚的分工，如此一来大伙也就存在了共同利益，这是欧盟能够统一的根本基础所在。反观东盟诸国，没有任何一国是可以拉动其他国家的工业国。除了金融、航运、旅游之类的服务性行业之外，这些国家的主要产业都是资源类产品出口和低端出口加工业（也就是血汗工厂），各国产业模式同质化现象非常普遍，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竞争远多于合作。

而从实效上来说，统合程度远远强于东盟的欧盟在欧债危机、乌克兰内乱等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都尚不能做到意见统一，东盟又如何能做到“一致对外”——所谓“南海问题”本质上就是越南和菲律宾两国搞不定内政之后为转移国内视线制造出来的。

事实上1967年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及马来西亚五国建立东盟，最初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联盟，背后一直是美国在推动。从五国所处的位置和当时的冷战背景就不难看出，东盟最初是为了围堵谁的。时至今日，东亚的格局早已大不相同，这一点大家的心里都是清楚的。如此一个缺乏统一基础的地区组织，在面对一个和多数成员国都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问题时，究竟能有多少热情去干预是可以想象的。

至于应对，中国的老祖宗在2000年前就给出了经典案例——“连横”：不把对方看成一个整体，而是只看到他们是众多国家，有软有硬，有拉有打，区别对待。所谓邦交，关键之处并非“礼”与“理”，而是“利”与“力”。

泰国的“红黄之争”为什么没完没了？

答：所谓“红黄之争”，是指自2010年开始的此起彼伏的街头政治运动。支持原泰国总理英拉（更早一些时候是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主要由泰国北部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组成，相对应的“黄衫军”则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大企业主、泰国王室、贵族和军方。

2014年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因滥用职权指控看守总理英拉，下令让英拉下台，泰国国内随之迎来了又一轮政治动荡，这种情形在最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作为泰国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则深受其害——前些年就出现过黄衫军占领曼谷机场，把一大堆旅客凉在机场好多天回不了国。

红黄之争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被完全割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历次红黄之争基本都是一个套路：英拉、他信家族的支持者以底层民众为主（红衫军），显然在人数上他们就占优势，在一人一票制的选举中必然会赢得选举。而由白领、律师等成员组成的黄衫军因为人数上拼选票肯定拼不赢，于是便凭借手中资金的优势以及对舆论的垄断，通过街头政治不承认选举，于是在一通混乱之后一切推倒重来，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从经济上看，泰国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变成了小圈子的事情——地主和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加上数量不多的所谓“中产阶级”，除此之外，城市底层和广大农村都被排除了出去，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更谈不上受益了，而公共资源的分配，也只向黄衫军背后所代表的少数阶层倾斜。

2001年他信·西那瓦赢得了泰国大选，之后实施了一系列倾向于底层的改革措施，而这势必有损于传统的精英阶层的利益——一块蛋糕，多一个人分，原来的人就要少吃一份，道理就这么简单。这最终导致2006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他信被迫流亡海外，而他所在的泰爱泰党也一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然而决定一国政治的终归是大势而不是一个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使得社会底层的政治实力得以进一步壮大。而随着泰王普密蓬的逐渐衰老，泰国军方在面对红衫军所发动的街头政治时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人的寿命终究是有数的，有朝一日泰王去世，那么势必将导致王室对国家的控制力变弱。泰国军方和王室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旧日本时代军部和天皇的关系，即互为依托。一旦王室式微，那么泰国军方就有被清算的可能。时至今日，泰国军方虽然也会通过拉偏手的方式支持黄衫军打压红衫军，但终归不敢像前几年那样直接动手镇压。如此一来，黄衫军的“低烈度”斗争就成了应对红衫军的主要手段——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衫军中大量的白领可以不去上班跑街上游行示威去，因为对企业主而言，军方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只能靠中产们去搞街头政治。红黄之争于是便愈演愈烈。

事实上细想一下会发现，作为黄衫军主力的城市中产阶层在其中的位置是非常尴尬的。造成泰国目前社会完全割裂的根本是掌握着经济资源大头的上层，所谓中产说到底也还是打工的。他们有着比多数底层民众更体面的生活，日久天长这个阶层面对下层时便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这种日子能不能过下去最终取决于他们会不会在第二天被裁员。随着“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掌握着资源大头的企业主便把压力转移到了这些所谓的中产身上，而中产们则把愤怒转移到了社会底层身上……

是否可以通过开挖克拉地峡运河避开马六甲，并“惩罚”新加坡？

2014年3月份，一些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数家企业牵头的克拉地峡运河筹建小组已经开始运作”。消息是否属实不好说，但由此在国内着实又掀起了一次关注克拉地峡运河的热潮。

所谓克拉地峡，其实就是马来半岛的最窄处，宽度仅有56公里，位于泰国南部，从这里继续往南，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半岛以东是泰国湾，以西是安达曼海，它们分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

关于在克拉地峡开挖运河的提议，在400多年以前就已经由英国人提出来过，之后的四百年里，英、法两国曾几次动过这个脑子，然后最终都无果而终。国内开始关注克拉地峡是最近二十多年开始的。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兴趣，原因主要有这么两条：由于美国海军一直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因此大伙担心一旦中美之间爆发危机乃至战争，美军在马六甲海峡截断中国海上运输线；另一条则是为了“教训”新加坡，一直以来在国际事务上新加坡奉行的基本是对美一边倒的政策，在很多和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上，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关闭美军基地之后，新加坡主动提供了樟宜港供美军使用，此举极大地威胁了中国的海上安全。此外在2003年中国暴发非典疫情之后，很多国家的政要都对中国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却跳出来要联合其他国家“封杀”中国，这件事让很多国人至今记忆犹新。而前不久的马航MH370客机失踪事件中，马来西亚政府糟糕的表现也使得很多人对在克拉地峡开凿运河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马来西亚也是马六甲海峡航运的受益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设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克拉地峡属于泰国，所以这一工程是否可以上马首先要考虑泰国的利益损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运河可以给所在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还要看的是，运河的投资回报周期不是一眨眼的事情。克拉地峡所处的泰国南部多是热带雨林覆盖下的山地，东西两侧海岸的地质结构均为基岩构造，在这里开挖运河不会是个小工程。而相比于走马六甲海峡，在运河开通后可以少走1200千米左右，这差不多等于节省了2~5天的时间。而与此相比，苏伊士运河使得航运可以节省8000到10000千米的路程，这就使得克拉地峡运河的吸引力要减分不少——过运河不同于走海峡，是需要排队的。

除此以外，马六甲海峡之所以能养活得起新加坡，靠的不仅仅是“收过路费”那么简单，真正让新加坡赚到盆满钵满的，是基于海运的物流和金融。新加坡是目前亚洲最重要的中转港口——通常用一条大船运输货物要比用多艘小船经济得多，所以远程海运通常都是一艘大船承运多家货主的货物，等到达临近目的地的中转港后，大船再把货物卸下，用小船运到各个目的地。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都还算比较合适，且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可供超大型船舶停靠，加之华人在工作的细心程度等方面确实要强过马来人很多，因此新加坡成了物流中心，进而依托这个地位大作期货交易，成了金融中心。

要替代这两个作用，仅仅靠在克拉地峡挖条运河是不够的，新加坡真正的替代者其实是我国的上海——历史上上海最早就是作为东亚地区的物流和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随着崇明岛的开发，未来上海不适宜大型船舶停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完全有替代新加坡成为新的物流及金融中心的潜力。而这个和是否开挖克拉地峡运河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当然，有了确实更好。

除此以外，有两个问题是泰国政府肯定要考虑的。其一，在泰国特别是泰国南部，旅游业一直是其支柱产业，著名的普吉岛就在那边。开挖运河势必要改变当地的地貌，譬如为了保证航线安全你要铲平珊瑚礁，炸掉大量礁石……除了环保方面的舆论压力外，这些举动对当地旅游业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获益未必能马上兑现，但是受损却是眼前的事，这种情况下泰国政府面对当地民众恐怕是难以应对的。其二，泰国南部穆斯林聚居地一直有离心倾向，那里有不少武装力量，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潜在安全问题，同样会让泰国政府非常头疼。

因此，从泰国的角度看，是否上马克拉地峡运河工程，必然会慎之又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热情的话，可能反倒会招来当地老百姓的误解。比较稳妥的方式是先搞“陆桥”工程——在地峡东西两侧各建立海港，中间以铁路、公路、输油管道等来连接，同时围绕陆上物流建立仓、储和初加工设施。相对于开凿运河而言，“陆桥”的工程周期更短，对环境的破坏也相对有限，以这个开头，一来当地可以在短期内见到利益，二来也可以为未来埋下伏笔。

印度对外战略

印度的大国之梦

毫无疑问，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是印度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

早在取得独立之前，印度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已经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过去25年中，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以及解决所有我们与英国当局的冲突的过程中，我和许多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使得印度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谈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概念性的认识：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此外，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同样影响着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25]式的世界观。

英国政治家寇松（Curzon）曾对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有过这样的论述：“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指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甚至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

这段描述，正是英国殖民当局维护南亚次大陆利益安全的整体战略思路。而作为这一思想的产物，英国当局分别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尼泊尔、中国西藏（1904年前后，英国殖民冒险主义者突袭西藏，攻陷拉萨——也就是电影《红河谷》的原型，以及之后策动“西藏独立”，便是对这一思路的实践）、锡金和缅甸建立起了所谓的“缓冲国体系”（System of Buffer States），以此确保了原本由数百个土邦所组成的国家在战略上的一体性。

独立之后，如何维系从殖民当局手中接管的疆域的统一性，一直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印度政府在对外战略布局上，延续并强化了之前英国殖民者的战略思想，即将次大陆视作一个整体，并且排除外部强国对南亚事务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几乎就是“门罗主义”[26]的印度翻版。

尼赫鲁曾这样说过：“我们越是维护尼泊尔的独立，就越不能容许在尼泊尔犯任何错误或者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受到削弱，因为那将意味着拿我们自己的安全冒险。”——印度人认为：印度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理应成为这个地区的“天然霸主”，其他国家都应居于从属地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国伊始，印度政府便着手建立“喜马拉雅防御体系”：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迫使锡金签订《和平条约》，对其国防、外交、经济等进行直接控制；1949年8月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印度至此开始对不丹外交关系实施“指导”；1950年7月30日，印度利用尼泊尔拉纳家族对自身安全的严重担忧和恐惧心理，迫使其签订了《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双方政府约定，如与任何邻国发生任何严重摩擦或误会而可能损害双方政府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时，应相互通知”。通过这一条约，尼泊尔与印度建立了特殊的军事与防务关系，印度以提供军援和帮助训练为名，对尼军进行渗透和控制。1952年，印度政府进一步派遣“军事顾问团”进驻尼泊尔，1954年又在尼泊尔设立了“援助团”。印度军事顾问曾一度派遣尼泊尔的军队至营、连一级单位。当时尼泊尔绝大部分军官在印度受过训练，武器装备也主要依靠印度……

尼赫鲁与甘地

这条“喜马拉雅防御体系”在着力点的选择上其实基本上就是对“缓冲国体系”的延续，一直以来印度政府对西藏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及或明或暗地插手西藏问题，其思想根源便在此处；而现在其对缅甸的战略企图，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冷战结束之后，I.K.古杰拉尔总理提出了旨在发展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即印度的南亚政策不能只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应努力寻求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协同”。1997年1月3日，在孟买的一次讲话中，古杰拉尔宣称：“我们早已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将一条长长的友谊之手伸向世界各国。我认为，这一设想最好是从我们的邻国这里开始实施，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印度的外交关系在一系列的圆环中向外扩展。我们的直接邻国构成了第一环，我们将从这里重塑与它们每个国家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由五项原则来推动：第一，对邻国，像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诚和值得信任地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第二，任何南亚国家都不允许将其领土用来反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第四，所有南亚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最后，我们将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这五项原则的目的是营造一种紧密的、特殊的合作氛围。”

对比尼赫鲁时代，“古杰拉尔主义”从感观上讲，确实少了许多强硬的单边主义的霸道，然而，究其根本，其中所体现的实质，仍旧是印度版的“门罗主义”——这里，我们暂且称其为“印度主义”[27]。

基于“古杰拉尔主义”的外交思想，1998年12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1999年6月与孟加拉国达成了民间公交服务协定；1999年1月与尼泊尔重新修订了运输条约；此外，与尼泊尔、不丹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不仅仅限于陆地，“印度主义”同样也延伸到了海洋。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作是自己的“私产”。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一书中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以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近年来，印度外交、军事的战略重心都在南下。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印度对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战略又多了一层含义，即避免中国通过这两个国家在印度洋获得立足点。2000年起印度一改以往在印缅关系上所持的消极态度，采取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攻势：7月，印度陆军参谋长访问缅甸。此后相继又有内阁秘书、海军参谋长访问缅甸。11月，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访印。2001年2月，印度外长贾斯万持·辛格不顾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不与“军人政权”交往的“惯例”，对缅甸进行访问。辛格与缅甸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些共识。引人注目的是，辛格于13日出席了印缅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德穆-葛礼瓦-卡列密公路的开通仪式。这条公路最终连接印度东部各邦和缅甸首都仰光，公路设计全长273公里，它的开通对印度从陆地上进入东南亚十分重要。在公路开通仪式上，辛格称：“发展与缅甸的关系关乎印度的国家利益。”

同时，自20世纪末，印度已开始试图将触手伸过马六甲海峡，伸到南中国海地区乃至西太平洋：1998年8月24日，印度海军与新加坡海军讨论使双方联系制度化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10月24日，印度海军访问菲律宾，受到菲律宾国防秘书的接待；12月15日，印度与越南签署两国文化交流计划。2000年4月，印度国防部长访问越南，印度与越南签署了多项防御合作协定。2000年4月22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透露：印度和越南、波兰正在就联合生产军事装备问题进行谈判。同月，印度国防部长在一份声明中称印度将与越南、日本分别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2000年2月28日，印度与新加坡海军在安达曼海域进行为期11天的反潜艇作战演习；2001年1月，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越南、印尼进行访问。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印度“面向东方”外交迈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1月2日，中国台湾《联合报》“援引可靠消息来源”报道，中国台湾派出了校级军官担任驻印度武官，而印度空军高级将领也曾经到中国台湾访问，与中国台湾空军司令陈肇敏会晤。报道还补充说：中国台湾与印度的军事联系是在李登辉时代开始建立的。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在现阶段，这些区域，也是印度所经营的“城墙外面的斜坡”的一部分。

“佛陀的微笑”

1998年5月11日，是印度的佛教节日“佛陀满月节”。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那一天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电话中说：“佛陀又笑了”——24年前，即1974年的5月，差不多是同一天，那时的英迪拉·甘地总理也接到了一个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只是说：“佛陀笑了”。当天17时55分，总理瓦杰帕伊突然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宣布：“今天15时45分，我国成功地进行了3次地下核试验……”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之惊愕。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13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萨尔沙漠距印巴边境约100公里的博克兰地区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28]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得多的局面，甚至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以至于有关正常战争的相关文献，不得不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人民解放军如何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上来。而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正如许多国家建国初期的情形一样，最初，印度的决策层在心理上也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1955年2月25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说：“正如议会所知道的，在最近几年里印度采取和坚持的政策正为许多国家所欣赏。一些亚洲其他国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执行与我们类似的政策。那些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也开始重视我们的政策。我们执行这一政策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即使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执行，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议会知道，我们亚洲的好朋友，如缅甸、印尼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与我们类似的政策。”在尼赫鲁执政时期，主要基于不结盟战略思想以及发展优先的国策，印度认为其娴熟的外交很好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抬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尼赫鲁政府把军事力量的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当印度的第一任陆军总司令向尼赫鲁提交陆军的发展计划时，尼赫鲁表示，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军事威胁……警察就足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

1962年“耻辱的失败”，使得“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跌落到了谷底。印度国内舆论开始谴责尼赫鲁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策“太软弱”，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时至今日，印度精英阶层对尼赫鲁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的批评仍是随处可见：有的批评尼赫鲁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过于理想主义化和不切实际；有的则谴责尼赫鲁“以其个人的道义和伦理牺牲了现实的国家利益”。

1962年之后，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5年中迅速组建了旨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个中队，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虽然印度自1971年以后没有出现过战事，但其军事实力却始终处在一种似乎非理性的膨胀状态。

之所以说是“非理性”的，是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印度并没有那种“天然而来”的敌人，无论是克什米尔的不毛之地，还是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都并非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的矛盾，事实上1962年以来，中国政府已不止一次地向印度抛出橄榄枝。而在“非理性”之前冠之以“似乎”，是因为无论是军购还是印度本国的军工生产，其背后都包含着太多的家族及集团利益，在印度的政治生态下，这一因素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的。

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使得印军的装备发展始终都是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中进行，无论外购还是自行研发，都一味地求大求全。LCA战斗机、“阿琼”坦克和“戈尔什科夫”号航母所面临的尴尬局面，都是这种浮躁气氛下几乎必然的产物。

棋局、棋手、棋子

冷战时期，尽管印度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却彼此对立——“印度主义”和美国“处处插手”的全球战略是很难彼此包容的，两国外交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渐行渐远。

而东欧剧变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199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也迫切需要海外资本流入，这些都要求印度必须改善、加深与美国的合作。冷战结束后，印度政府和精英阶层开始高举“民主”牌，宣扬印美两国是“天然盟友”。1994年，印度总理拉奥一改冷战时期先访苏后访美的惯例，首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提出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回应，1995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访问印度时也强调：“冷战的结束开启了美印安全关系的新时代。妨碍两国合作的旧障碍为新的机遇所取代。美国很高兴有这些机会，并希望增加我们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联系。”——一方面，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后的红利，美国必然要插手南亚，这中间和印度保持某种“合作”关系是必然而为的事情；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曾一度处于一种混乱不清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对华敌视、遏制政策曾一度成为中美关系的主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前后，而这也正是美、印关系迅速加深的一个重要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印度都被众多力量视作是一个制衡中国的“点”，这种制衡，既体现在地缘上，也体现在全球经济结构上：中、印都是在此轮“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对”存在着的彼此替代的可能。

因此，可以这样说：冷战后印度广阔的外交空间，很大程度上正是拜中国的外交困局所赐。正是由于拥有了这样一个宽松的外交环境，印度才敢在沉寂了24年之后，突然迈过“核门槛”——在经历了短暂的“关系紧张”之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于1999年7月在新德里表示：“基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考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乐见一个安全的印度，一个经济更富活力的印度，当然还包括与美国发展更加友好关系的印度。核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但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冲突的因素。”此后，自1998年到2000年，美印双方开始了所谓的战略对话。

自1993年、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转入出口导向型模式，多年的打拼之后，全球低端制造业在2000年前后已集中于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已经难以撼动，中美关系由此开始由混乱走向清晰，由敌对走向对话乃至合作。到了2005年前后，在多年积累之后，中国制造业开始由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原有的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式随之开始转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随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当然，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随之也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而2005年也正是印美双边关系的分水岭。美国政府高官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相继访问印度，声称美国支持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的核心是印度决心成为全球大国，美国决定将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美方在印度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得到同样的利益和优势”。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双方签署《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美国将向印度输出核技术以及核燃料，并积极推动和鼓励印度成为世界强国。

而在我国的北面，缓慢复苏中的俄罗斯不止对美国保持着警惕，对中国的复兴同样抱有疑虑和不信任，由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中和”掉中国的影响，这同样是俄罗斯人所乐于见到的。2005年末，辛格总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决定帮助印度发展核能项目，为印度建立核反应堆，双方还决定今后将加强俄印联合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的力度，推动印俄两国走向“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成为两国“公认的优先考虑事项”。

反过来说，对印度而言，从获得外部空间而非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对中国报以适当的“敌意”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也就决定了印度人绝不会非常“认真”地去扮演“中国的敌人”这样一个角色。

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印度通过不结盟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建立的影响则迅速消退，而出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的考虑，印度也不再以“第三世界国家棋手”自居，与之对应的，通过经贸合作、整体输出低端产业体系，中国在亚非乃至拉美国家的影响则在迅速提升，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的经济圈已经隐约成形。由于制造业并非印度的强项，相反却是经济的一块“短板”，由此，则决定了中国在第三世界所取得的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印度所难以企及的。

印度工业的两个困局

2015年6月14日，印度海军从俄罗斯购买的“超日王”号航空母舰举行入列仪式，正式加入印度海军。仪式上，刚刚就任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登上航母并钻进俄制米格-29K战斗机的座舱，强调印度必须在国防装备上“自给自足”。

这并非是印度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这样说，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这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事实包括军工业在内，印度目前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并非是靠局部的、行业内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都有着一些宿命论的味道——现在的麻烦，在百年之前或许便已经成了定数……

“有合无统”导致工业化滞后

印度的历史与中国完全不同，她没有经历过大一统时代。从历史角度说“印度”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南亚次大陆上分布着众多的邦国，而大伙在文化上又比较接近（也仅仅是“比较”），仅此而已。即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中央”政权和各个土邦之间的关系也基本只是类似与中国商王朝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土邦领主都是世袭的，他们的合法性和“中央”政权没有必然联系，之所以宣布臣服是因为你的实力最强，有朝一日你弱了，那他就造反，如果造反以后还是打不过你，那就接着臣服……

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是伴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诞生的。东印度公司刚刚来到南亚时，处于末期的莫卧儿王室觉得这帮英国人很能打仗，于是就开始合作，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莫卧儿王室自17世纪中期开始沦为英国人的傀儡，至1858年在名义上彻底被废黜，英国人开始名正言顺地对印度实施殖民统治。

而印度疆界、货币、税制、外交、国防政策以及法律的统一，恰恰都是由英国人实现的。

换句话说，印度独立后，以国大党为主体的印度精英层继承的实际就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对比已经有两千多年大一统历史的中国来说，他们这个中央政府最初确实存在底气不足的问题。此外，在取得独立的具体方式上，甘地他们是采取只针对英国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获得独立的（事实上主要起作用的还是甘地在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二战英国最虚弱的时候，向其提出独立要求——否则就要考虑和日本人“合作”，战后又借助到了美苏两国的力量），因此也就没有机会把各个地方上的“地头蛇”一并解决掉。

正因为留了这么一个“尾巴”，1947年独立之后至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始终困扰着印度。建国初期，尼赫鲁政府选择了有利于强化中央权威的共和制国体，这主要是得益于建国初期甘地家族在整个印度的威望可以压制地方豪强势力。但尼赫鲁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国内行政区域划分上，建国之后，印度最初却是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所以现在印度卢比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的印着17种文字，这就意味着各个邦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子，它们的地方豪强实质上都拥有很大的权力，仅是比美国各州所拥有的自主权低一些。略带夸张地说，印度国体名为共和制，事实上其实仍旧是联邦制。

这样一个支强干弱的政治形态，在印度经济领域所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直到今天，印度也从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国家所掌握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左右。而在人均土地面积最少的比哈尔邦，占人口总数不过4.1%的地主却占有了全邦可耕地的25%。土地和人口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大量土地集中在地方豪强手里，无论是建厂还是修路、开矿，都将是寸步难行。甘地家族虽然强势，但其势力终归也只是区域性的。1947年之后，无论是强制推行有限土改，还是参照苏联五年计划模式搞工业化，真正做起来的都只是新德里周边甘地家族可以直接影响到的几个邦。而随着甘地家族影响力的逐渐减弱，连带着中央的权威性也开始减弱。穆迪所属的人民党其实本身就是印度国内支强干弱的产物——印度传统精英层的政治影响力在印度北部相对不是很强。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导致印度经济连带着遭受重创，中央政府权威性进一步下降。这迫使印度中央政府20世纪90年代初不得不进一步放权，国内邦的数量由建国时的16个增加到了现在的28个外加7个中央直辖区，而一国内部行省级别的行政单位数量是中央权威衰落的典型表现，某些锡克族聚居区事实上都已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税。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国内经济建设很难有一个科学、统一、有序的规划。譬如：中央政府最初计划建设100个经济开发区，而实际数量则是250多个。而这250多个经济开发区，搞得都是清一色的服务业、IT和金融行业这些来钱快的产业，踏踏实实做制造业的一个没有。如今印度GDP构成中：农业占22%，工业占22%，服务业则占56%——对于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这个比例是极不合理的。而军事工业则是现代工业体系中最高端的部分，没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持，要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是难以想象的。

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政府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收了几乎全部的工业设施，这其中就包括16座军工厂（也是英国所建军工厂的全部，巴基斯坦手中则一座也没有）。而早在1928年，当时的国联就把印度列入到了“八大工业国”的行列，独立之初的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式绝对属于“高富帅”的级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国钢铁产量不过16万吨，如果当时搞一个鸟巢体育场，那全年就连一把菜刀都再打不出来了。

这之后印度凭借她连接东西方的战略位置以及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在各个势力间左右逢源（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在中国几乎被东西方同时封锁的时候，印度则可以同时从苏联、英国、美国、联邦德国乃至日本获得技术和设备的支持。可是在这样的优越环境之下，当初那些家底到现在也仅仅是“增值”到39家国营军工厂、15个与生产军用物资有关的企业和8个国营军工企业，而它们的业绩我们也早已有目共睹的——几乎永远都是“即将完成”的LCA战斗机、“阿琼”坦克、至今还没有装上反应堆的“核潜艇”以及反复下水好几次的航母（因为工期一拖再拖，为了给别的民船项目腾船台，只能先下水，别的工程完工后再拖上船台）……

种姓制度导致无人可用

对于印度存在种姓制度，相信读者们都不会太陌生。简单地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也成为不可接触者。对此我们多数人都有所耳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每大种姓下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把它们一一列出绝对够弄出一本书来。

当然，从历史上看，类似种姓制的等级制并非印度所特有，只不过印度人把它宗教化、仪式化、极端化了。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划为七等，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差无几，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即祭司种姓，埃及的第一种姓也是祭司；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民种姓。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同样是壁垒森严、不可逾越，贵族、市民、农奴一样是泾渭分明。如今在日韩文化中，等级制也还有残余，这点从日语和韩语对人称谓的差别之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以色列，起源于祭祀阶层的正统犹太教徒至今都依然享有不纳税、不服兵役等特殊待遇。但这些国家等级制度终归还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淡化了。

然而印度却没有这个机会，英国人对她的殖民统治彻底打断了印度社会的自然发展，截止到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派驻的官员外加士兵总共不到八万人，而他们要统治3亿印度人。英国人的解决方案其实一点不新鲜，就是“包税制”——殖民政府把地方基层的治权“承包”给地主豪强，这些“承包者”在印地语中被称为“柴明达尔”。殖民政府允许柴明达尔在其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而他们则负责在领地内征税，然后和殖民者分账，柴明达尔这个头衔可以世袭，你手头缺钱时甚至可以转让和出卖……而要保证柴明达尔制可以顺利实施，那么势必就要把人天生分为三六九等。

印度人口规模发展现状

如前所言，印度自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对地方豪强就没什么办法，这样一来原本只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地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名义上柴明达尔制早已被废除，但实际上却一切如旧。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人口不足总人口的4%，却占有7成的司法职务和超过一半的国会席位。有一种说法是：印度其实最多也就只有一亿人口，因为剩下那11亿压根儿“不算人”（最新统计印度总人口为12.6亿）。印度海军的不少舰艇上除了军官和士兵之外，往往还有一群专门干粗活的杂役，官兵们都直呼他们为奴隶（slave），军舰上压根儿没为这些人准备任何生活设施，随便一个角落一条被单就解决了，这些人便是来自前面说的那11亿人当中。

权力与资源的极端不对等，带来的便是极度的贫富差距。全印度有4.4亿多人生活在绝对赤贫线之下，根据牛津大学“国际多维贫困指数”显示：印度8个邦的贫困人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穷的26个国家的穷人还多。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世界贫困人口的约1/3来自印度。8.28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占总人口的75.6%，仅2006年一年，由于贫穷，在印度平均每天有四个农民自杀或饿死。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印度巨富之一的阿班尼家族在孟买随随便便就可以耗资10亿美元给自家建栋27层的宅邸，在里面服务的仆人多达600人，而入住的主人不过一家五口人，这还仅是人家众多宅邸中的一套。顺便说明一点，印度到现在还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博拉，印度众多产业乃至战略产业，半壁江山都握在他们手里。

这个问题反映到教育上，则是明显“头重脚轻”——实话实说，印度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不差，从印度出去的工程师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她的基础教育搞得异常糟糕，印度的免费教育和她的免费医疗一样，架子确实有，可每年真正到位的经费少得可怜，基本属于聊胜于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年人文盲人口达2.87亿，占全球文盲人口的37%。

基础教育的不到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很难找到合格的产业工人，你工程师再厉害，画出的图纸工人根本看不明白，那么一切都还是无从谈起。当然，基础教育对于高种姓家庭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去读私立学校，但这些人根本不会选择去做技术工人，因为在印度的传统文化认识中，“手艺人”这个职业对他们来说是低贱不可接受的，在婆罗门的认识中，甚至任何流汗的活动都是不体面的，这其实也是印度在奥运会上罕有得金牌的原因——有钱人不屑于体育运动，穷人压根儿玩不起。

没有合格的一线工人，工业体系便失去了根基。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种姓的技术人员，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又严重不接地气，这就进一步使得少数可以自产的产品，质量控制也难以保证。长期以来，质量问题一直是困扰印度军工的顽疾。如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在得到法国达索公司以及俄罗斯苏霍伊几乎全程陪护式的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由他们组装或是大修过的幻影以及苏霍伊战斗机依然是无法保证质量，由他们改造过的“美洲虎”攻击机曾全部回厂返工。低劣的质量导致印空军事故不断，在“最疯狂”的2003年曾平均每周坠毁一架飞机。在2007年印度军方曾经统计，最近三年内共坠毁29架飞机，其中26架是由HAL组装或是大修过的。

类似的“脑体脱节”的问题在印军内部也同样普遍存在，印军的人才培养同样是重军官培养，轻士官培养，而军官培养又不重视基层实践，官与兵完全是两张皮。作战中印军士兵在合格的指挥官带领下战斗力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差，但一旦主官被击毙或是其他原因失去了指挥能力，那么这支队伍往往就会在一瞬间溃败——除了“服从命令”，他们几乎没有教给士兵任何东西。如今印军各个军兵种事故层出不穷，除了军工质量问题，一线部队操作不当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1962年综合症”导致心浮气躁

如上文所说，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人，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阶层，皆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战败的心理影响，最终波及到了印度的军事工业乃至整个重工业的发展。

印度军方自然是这种心理的最大受益者之一。1962年之后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5年中迅速组建了旨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个中队，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虽然印度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战事，但其军事实力却始终处在一种“非理性”的膨胀状态。

军方和很多政客都从1962年危机当中尝到了甜头，军方可以靠危机来获得地位和经费，政客则可以靠危机来掩盖自己拙劣的政绩，细心点我们会发现，中印边境“出问题”最多的时间是每年2、3月份，这是因为每年确定政府财政预算是在4月份。由此又带来一个硕大无比的武器装备采购的大蛋糕，无论是海外军购还是印度本国的军工生产，其背后都包含着太多的家族及集团利益。

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使得印度的对外军购更倾向于可以“立竿见影”地直接购买成品，大量技术最终没有为印度军工企业所吸收。而印度本国的装备研制同样始终笼罩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之中，一型装备在开发过程中，军方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根据当时国家上“最时髦”的概念来修改指标要求，而研制机构反正可以持续获得资金，也乐得一次次把设计方案推倒重来，拖到最后，往往会宣布“新型装备虽然还在研制，但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们只能停止它的研制，重新开发更好的装备……”

回到开头的那个新闻，在航母入列仪式结束后，莫迪办公室在推特上援引他的话说：“我们为何要进口国防装备？我们必须自给自足。”“为何我们不能向其他国家出口我们的国防装备？我们需要非常重视最新技术，这将对印度有帮助。”应该说这位总理对印度的军事工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现实或许不是那么乐观，穆迪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印度军工表面上的种种弊端，而是需要挖掉它们背后的两座大山。这能否实现，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中国航母

（第一）岛链与韩日台“铁三角”

有这么一句话：不考虑政治的经济是找死的经济，不考虑地缘的政治是愚蠢的政治。军事既然是政治的延伸，那么同样的，不考虑地缘的军事就是愚蠢的军事。

构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态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第一）岛链”[29]——这首先意味着，从地缘政治角度说，现阶段中国最根本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如果没有美国这一因素的存在，那么中国在东面所面对的就只是一堆岛屿和半岛，而不是什么“岛链”。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做任何与地缘战略有关的谋划时，我们的头脑里始终要明晰一点，影响中国周边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应是它与美国关系的好坏，其次才是与中国关系的好坏。

所谓“岛链”，并非是把一堆岛屿堆在一起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美国人则是建造它的工程师。

大致来看，岛链可以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由台湾岛把这两部分连接了起来。岛链的根基在于日本，这里有着完备的工业设施，凭此可以就近给予岛链上任何一点的军事行动以有力的支持，从而抵消美国本土面对东亚大陆地区在距离上的劣势。

北部岛链上，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共同组成了一个“铁三角”：进，日本是韩国、中国台湾的战略后方，通过这两个点，美国可以分别对中国的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形成潜在的军事威胁，而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传统的重工业、能源基地兼粮仓——管“命”，另一个是出口加工业的主要聚集地——管“钱”；退，则韩国、中国台湾又构成了日本面向中国大陆地区的战略屏护。当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对付朝鲜人民军，而是在战争爆发两天后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为何？假如台湾被收复，那么届时可能已经失去韩国屏护的日本将进一步面临被南北夹击的危险。两头比较，对美国人而言自然会先顾尚未“着火”的一头，稳住基本盘之后，再做后续打算。

这三个“角”，中国台湾失，则日本危险，进而韩国不保；换个方向，韩国失，日本同样危险，则中国台湾不保；而如果日本自身出了问题，则韩国、中国台湾一起不保。

再来说南部岛链。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1954年9月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再往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越南战争[30]了。

美国在东南亚所做的这一布局其实是它在东北亚地区思路的延续，即以日本为战略大后方，经过台湾，以菲律宾为前进基地，以此来支持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军事行动，从而最终维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届时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势力将与位于中国南海周边的菲律宾、新加坡等岛国形成一个与东北亚类似的互为依托的“掎角之势”。

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失败使得美国最终未能完成这一战略布局，相应的菲律宾等南部岛链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在苏联行将就木时，这一态势促成了美军在1991年全面撤离菲律宾（当年苏比克火山爆发更大程度上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仅在新加坡的樟宜留有一个基地以扼守马六甲海峡并保持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航母的意义

从2015年开始，关于中国国产航母的新闻开始不时见诸官方媒体，由此可以预期，自脱胎于苏联“瓦良格”号的“辽宁”号航母服役之后，中国的航母计划，很快将再一次给国人以惊喜。对中国海军乃至中国的海洋战略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量变，而意味着一次实实在在的质变已经呼之欲出：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军事力量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工具。一个国家对他的军队有怎样的利益诉求，最终将决定这支军事力量的具体形态。

现代国家的政治利益由低至高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政权的生存，这是一切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基础。第二个层面即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及独立。第三个层面即国家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国际威望，其中经济发展居于核心。第四个层面即取得并保持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进而获取超额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根据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同，现代海军可划分为“海防”型海军与“海权”型海军两大类，前者重在实现第一、二层面的国家利益，而后者则重在实现政治利益的第三、四层面。现在的中国海军正处在由“海防”型海军向“海权”型海军过渡的阶段。

当一个国家与潜在的敌对势力在力量对比上不占有优势时，国家对己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首先是保障基本安全，即政治利益的第一、二层面。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用以实现一个国家生存以及基本生产的工、农、商业及科教等基础设施，国民居住地、政府机构等一系列物质基础仍将主要建立于其陆上国土之上。这就决定了一支“海防”型海军的军事战略的核心必然在于陆权。“近海防御”也好，“远海防御”也罢（但永远不会出现“远洋防御”，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国力已足以建立一支远洋海军的时候，他对海洋的利益诉求也就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第一、二层面上），究其实质，“海防”型海军始终都只能是陆上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

美国的“里根”号航母，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航母：全舰长332.85米，飞行甲板宽78.34米，整个甲板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排水量为9.7万吨，水线以上有20层楼高，整船竖起来高度相当于纽约帝国大厦。全舰载各型战机85架，可容纳乘员6000人。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海军一直在扮演着我国陆上军事力量的配角角色，这与其说是所谓的“大陆军思想”在作怪，倒不如说是当时国家的利益诉求使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中国军队所要面对的首先是北方强敌对于我国国土陆权的军事高压，这便注定了当时的中国海军必然是一支以“陆权”为战略核心的典型的“海防”海军。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来自国土北部的军事压力开始逐渐减弱，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消失。相应的，国家对武装力量在基本安全上的利益诉求变得不再十分迫切，在此期间我国曾一度放缓国防建设的步伐，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国土防卫型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这些都保证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土陆权再受到大规模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将是微乎其微的。

正是因为处于上述的安全环境下，我国的国家战略重点才得以从保障国家基础安全转移至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即谋求第三层面的政治利益。

后工业时代是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模式，对资源的消耗量和对市场的需求量的绝对值是极为庞大的，仅仅凭借一个国家的陆上国土资源是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的。海洋对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价值，首先就是其为本国提供了一条性价比极高的连接外界的物流通道；其次，在这个各种陆上资源日渐稀少的时代，海洋又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庞大的新的资源来源。这两点决定了海洋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即便是在信息经济日益兴起的背景下，这一地位仍将长时间地保持。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我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逆转地在向海洋大范围延伸，我们的海洋战略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国际霸权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无法避免地要与传统大国发生正面冲撞，其表现就是后者不断地对前者的发展空间进行挤压。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遏制政策的强度还会不断加大，只有在我国可以与之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均势后，对方才有可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就要求我国海上军事力量对国家政治利益的保障范围由国家的基础安全延伸至国家的发展安全，具体地说就是上文所说政治利益的第三层面（这也是在本质上我国远洋海军与传统霸权主义海上力量的区别）。

就目前作为军事准备重点的台海、东海及南海问题来说，表面上，上述问题均是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对海洋资源与海上通道控制权的争夺，是为了给国家争取到一个可靠的经济发展基础。简单地说，中国海军的这一战略转变，主要标志就是由“海防”型海军转变为“海权”型海军。

“海权”型海军的战略核心在于对国家利益海域形成长期、相对有效的控制，建立这样的一支海洋控制力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这支海军力量可以在特定区域实现相对长期的军事存在，这需要海军保持较大的规模，拥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同时应尽可能地在海外取得若干可作为战略支撑点的军事基地。当所控制的海域远离大陆时，上述几点对“海权”型海军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海权”型海军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必须高度灵活且具有很好的可控制性——事实上，在实施海洋控制的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往往是威慑，如炫耀武力、对潜在敌方船只进行拦截、警告性射击、登船检查行为等。相对于传统上我们所说的军事手段，这些行动可称之为“亚军事手段”。“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潜艇面对美国海军拦截时所遭遇到的尴尬，正是由于缺乏此种“亚军事手段”所致。

第三，“海权”型海军对于国家利益的最大价值除了体现于“亚军事手段”上，还要在海战中给对手致命的打击。“海权”型海军必须具备较高的作战效能，这点非常好理解——任何威慑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同时，“海权”型海军需要具有比传统“海防”海军更高的效费比，就同一个国家而言，高层面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基础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其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所属层面越高，则军事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便越大（当然，其强度不会太大）。美、英等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对军事手段的使用表现得日益“轻率”，正是由于他们所谋求的是高于正常国家发展利益的“霸权利益”。

第四，从经济学角度看，正是由于传统霸权主义国家日益频繁地对外用兵，未来中国的海洋发展安全受到现实挑战的概率会远高于国家生存安全受到威胁的概率，未来中国海军被使用的可能性也必然远高于此前的“海防”海军，这就要求这支海军的使用“成本”不能过高，否则就可能损害到国家的“发展利益”。

上述条件中，除第一点外，其余几点均直接取决于装备建设的科学性。

作为一种海战兵器，航空母舰对海军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历时多年的“潜航之争”中，主张建造航母的一方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航空母舰可以在战时大幅扩展舰队的防御纵深，延伸攻击距离。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误，但只说明航母的战术价值所在，对于一支“海防”型海军特别是以近海作战为主的海上力量而言，航母力量的缺失的确可以以其他手段来弥补，对“海防”型海军而言，航空母舰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航母，更确切地说是航母战斗群的战略价值在于——对于“海权”型海军，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海洋控制手段。

就军事手段的灵活性而言，航母战斗群可实施的军事行为，可以从简单的炫耀武力一直过渡到战略核打击。在这一点上，航母要远强于另一种主要的海洋军事力量——潜艇。潜艇可以在你死我活的海上较量中对对手一击而杀之，但它在实施较为灵活的军事行为特别是“亚军事手段”时很难有所做为。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在街头出现游行示威活动，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首先要做的都是调动防暴警察，绝对不会是在暗中布置狙击手来维持秩序。同样在实施海洋控制时，手段上越灵活，意味着与敌对方的对抗强度越易于控制，就可以更好地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把国家拖入战争泥潭。

当然，仅凭这些还不可以说明航母在实施海洋控制中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事实上军事手段的灵活性是所有水面舰艇都具备的天然优势，毕竟在没有航母的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英国人依靠帆船同样实现了对海洋的统治。但要注意，恰恰是在风帆时代之后，才真正有人能够控制海洋，才有了“海权”型海军。究其原因，从风帆时代起，海上军事力量才开始具备了实施海洋控制所需的足够的机动能力。

仅从物质的角度考虑，任何一种作战系统——这里所说的系统既包括单独的一件武器装备，也包括各种规模的军事集群——它的效能均由五部分构成，即火力、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以及作战持续性。上述五部分对系统作战效能所起的作用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总会使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他部分，而得以超额发展的这部分则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军事系统作战效能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火药的发明最终埋葬了骑兵，火力一度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直到蒸汽机、飞机等被大规模地用于军事后，机动性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火力，获得更快的机动速度，更广的机动空间成了那一时期武器系统研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核武器发明后，火力被发展到了顶峰。理论上讲，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和作战持续性对军事系统作战效能的影响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现实中，核武器的拥有者绝非一个，它的破坏力也远超过人类可承受的极限，这意味着除非国家的生存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否则战略核武器就不可能被使用。至少在核国家之间，战略核武器对国家的政治利益保障只能涵盖政治利益最为基础的层面。这个技术之外的因素极大限制了火力在作战效能中所起的作用，在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只能通过对其他途径来改善军事系统。

一直以来，机动性对于海洋控制力量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海战的战术层面上，面对占地表面积71%且质地均衡的海洋，取得对它的控制权首先有赖于军事力量拥有足够的机动能力。

海洋军事系统的机动能力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飞跃：由风帆取代人力摇桨，由蒸汽机取代风帆，飞机与舰艇的结合，即航母的出现。

与第一次和二次的不同在于，海洋军事系统机动能力的第三次提升不是建立在新的船舶动力之上，而是得益于一种新的载具——飞机的出现，航母舰载机使海洋军事系统的机动能力得到了呈几何数量级的扩展，相应的航母战斗群的火力、防护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在其直接相关技术未发生质的提升的情况下，与传统水面舰艇力量相比得到了质的飞跃。

二战时期，日军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水面舰艇编队无论在单位时间的弹药投送量还是装甲防护水平上，都至少不输于美军的航母编队，但在系统整体机动能力上，二者则存在着天壤之别。无论是航空炸弹还是鱼雷，都可以从数百海里之外由舰载机从四面八方投下来，但其威力都远不及“大和”号的460毫米巨炮；日方战舰拥有最厚达数米的装甲，但它们要面对的是美军航母数百公里的防御纵深。正是系统机动能力的差距，使得战列舰最终让位于航空母舰，也使得“以空制海”取代了依靠传统水面舰艇的“以海制海”，成了最高效的海洋控制手段。

而导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水面舰艇与航母在系统机动能力上的差距，自1995年以来，以超量导弹化为技术核心的“武库舰”就曾一度受到国内外媒体的竞相吹捧，大有取代航母成为下一任海上霸主之势。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导弹在系统机动能力上对普通水面舰艇的弥补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在实施军事威慑时，导弹显然不具备舰载机的灵活性，而对于“海权”型海军，高度灵活的军事手段是必备的条件。“武库舰”在此后仅仅两年便无疾而终，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武库舰”的系统机动能力和军事手段灵活性都不及航母。

从效费比上说，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恰恰相反，建造航母是实现海洋特别是远洋控制最便宜的途径。超强的系统机动能力使得航母战斗群有效控制的海域面积远远大于同样技术条件下舰艇吨位、数量相同的非航母水面舰艇编队。也可以说，要控制同样面积的海洋，用普通水面舰艇所需的数量和吨位相较于航母战斗群必须呈几何数级增加，而所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将以相同的数量级增加。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航母建得起养不起”之说，如果连航母也“养不起”，那么建立一支效能相同的非航母海上力量岂不是更“养不起”了？

航母大型化是未来方向

笔者并非业内人士，对我国航空母舰的技术细节绝没有发言权，但敢肯定一点：大型化必然是国产航母的发展方向，至少会大于现役的“辽宁”号。

航母是由舰本身与舰载机所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一型航母的研制过程，可以看作是舰载机与航空母舰本身在各自技术和性能上相互“妥协”的产物，在技术和资金一定的情况下，舰载机的性能和航母的大小、技术复杂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里有个“极端”的例子——轻型航母加垂直或短距起降飞机：轻型航母的技术开发难度和费用在航母中都是“极端”的低，但它所搭载垂直或短距起降飞机的效费比同样也绝对是“极端”的差。垂直或短距起降技术简化了航母的舰机接口技术，但同时也降低了战机的飞行性能。即便是目前最先进的F-35B垂直短距起降飞机，其性能依然低于同一技术水平下的常规起降飞机。前面已经说过，航母能够称雄海上，所依靠的就是舰载机所带来的超强的系统机动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以牺牲舰载机性能来降低航母的建造成本完全是在舍本逐末。中国周边，韩国与澳大利亚之所以要搞可以搭载F-35B的轻型航母，主要还是受限于技术和财力，且他们并没太多的战略诉求；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展“日向”这样事实上的轻型航母，则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不得不故意“小步”突破周边国家对其的防备心理。

从经济上考虑，拿英法两国的4~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与大型航母相比较，由于搭载的都是常规起降飞机，在舰机接口技术方面，二者几乎不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相反由于排水量的关系，中型航母在减摇技术等方面要下的功夫比大型航母还要多一些，而技术设备在航母建造成本占的比例最大。如果作一个坐标图，由轻型航母到中型航母再到大型航母，其费用和排水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条不断上升但同时也不断变得“平缓”的曲线，而在作战效能与排水量之间同样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但这条“效能——排水量”曲线不会由于航母吨位的增加而趋于“平缓”。

未来中国海军的任务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任务海区肯定大于一艘排水量三四万吨的航母所能控制的面积。如果使用中型航母，为了弥补作战效能的不足，就必须增加建造数量，总的消耗只能比建造大型航母大，从经济上讲这绝对是不合算的。冷战结束后，面对军费的不断被削减，为保证作战能力不下降，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使战舰大型化，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以上这点。

依旧重要的近海

在近期公布的军事改革方案中，我们发现除了身处内陆的西部战区外，其余四大战区均配属有海军。由此来看，中国军方并未因远洋化而忽视了近海防御。

老实说，“纯海防”时代的中国海军航空兵与空军相比的确没多少“个性”。这也难怪，当时的海、空军本来就都是按照陆军的从属来设置的，其实质都是为了扩展陆上军事力量的作用空间，都是以争夺“陆权”作为自己的战略核心，以岸基为主的中国海军航空兵与沿海地区空军很大程度上有角色重叠之嫌。直到中国海军战略重心转向实现对周边海区实施有效的控制，也就是开始打造“海权”海军之后，海航的“海”味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海军建设的重心始终是放在对周边近海海域实现相对控制上，因此，我国建立的是一支“近海控制型海军”——从这点上说，中国海军应属于“海权”型海军中的“异类”。通常情况下，“海权”型海军应是远洋海军的代名词，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我国国家利益开始向海洋拓展之前，在周边近海地区已经存在了众多拥有一定实力的且不是十分友好的海洋势力，与之相比，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周边环境要“干净”得多，因此后者无须多少动作，就可以实现对周边近海的绝对控制。

未来我国必然需要建立一支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远洋力量，但这不等于说海军可以“一走了之”，把近海地区统统交给“海岸警卫队”这样的准军事部门。因为台湾尚未回归，日本、韩国这些邻国也不可能搬家。台湾海峡、东海乃至黄海面对现代的远程打击手段都显得过于狭窄，很难容得下大型航母编队，这些区域又都有爆发高烈度海空战的可能。因此，一支以常规动力潜艇、中小型水面舰艇及岸基作战飞机为主的“高配置”的近海作战队伍，仍旧应是维护我国近海区域主权的核心力量。

【注释】

[1] 概括说来，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的局面使得韩国、日本、台湾形成互为掎角的格局，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美国可以在东亚地区立足，进而美国又以日本为大本营，韩国和台湾为外围屏护，开始不断干涉东南亚事务，直至发动侵越战争。而现在南海周边的基本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

[2] 详见辅文。

[3]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大环境是清廷在列强的数次冲击之后在国内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而李鸿章在清廷皇室眼中有着两层让其不安的身份，其一李是汉族士绅的代表，其二李鸿章的上位不是朝廷提拔的，而是地方势力做大的产物——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政治人物能够得势，正是因为清廷无力压制太平天国起义，不得不让渡权力给地方势力，这其实几乎就是东汉末年诸侯借黄巾军做大的翻版。这两层身份使得清廷对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则要依赖他保自己的江山，二则又担心他日后羽翼丰满反噬自己。当然，这种担心也不能完全说是杞人忧天。庚子之役中慈禧携光绪出京西逃，之后众多官僚曾私下约定，假如慈禧和光绪在这场变乱中死了，就共推李鸿章作为政务主官来主持大局。而若干年后逼溥仪退位的袁世凯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迹轨迹，本质上其实和李鸿章是同一个模式。在北洋水师建立后，所谓数十年未添一舰、一炮以及慈禧挪用军费修颐和园等，并不能完全用短视来解释，这其实也是清廷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相对于外敌，统治者往往会更忌惮来自内部的可以动摇其权力的潜在威胁。

[4] 民国官场上常说一句话，“蒋总裁”最爱两种人——黄埔系和浙江人。蒋介石虽然名为一国元首，但其心态始终未脱离军阀的框子。在军阀豪强眼中，政治利益的边界不是拿国界、民族、阶级来分的，而是以自己为圆点画个圈，离自己越近则越维护，反之则不惜借外部势力来打压。说白了，这种人未必没有民族感情。但是，在只能二选其一的情况下，他们眼中往往是私利重于公义。在蒋介石的眼中，只有黄埔系和浙江人才是自己可以有效控制的，其他力量则都是自己地位潜在的威胁者，而他所能有效调动的也就只有自己小圈子内的力量，其他派系的地方诸侯也同样抱有类似的想法。当大规模军阀混战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央和“诸侯”之间的博弈却一刻未停，而且这种博弈的重要性是要排在抵御外敌之前的。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地位能够空前高涨，除了战争带来的威望以外，一个客观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北方国土较长时间的占领极大地削弱了北方军阀势力的根基，而美国的对华援助又统统通过宋氏家族掌握在了蒋介石的手里，“诸侯”们要想维持自己地盘的运转，就必须借助中央的支持，这就使之无力继续明目张胆地对抗南京政府。

[5] 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对日贸易原则”，日方称为“周恩来四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种者，不与之进行贸易：1.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侵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厂商；2.在台湾地区和韩国有大量投资的厂商；3.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4.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

[6]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立威之战，借助正常战争美国牢牢地控制住了中东地区，为日后占领伊拉克、威胁伊朗乃至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同时还再次树立了美军“不可战胜”的新神话，而这场让美国捞足好处的战争却没花美国人多少钱——不到70亿美元，战争费用的大头除了由科威特、沙特这两个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出之外，花的最多的是日本人的钱——共出资130亿美元。而战后科威特政府的感谢名单里却并没提日本。

[7] 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施压迫使日本政府被迫签署《广场协议》，从而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中高端产品出口因此遭受重创，实体经济一蹶不振，资本转而投入楼市进行炒作，使得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经济崩盘。由此，日本经济出现长达15年的大萧条，损失了相当于日本GDP三年的总量约1500万亿日元，更重要的是使日本社会心态的均衡基础发生了动揺。在此期间，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随之由“昭和”改为“平成”。故这段时期常被称为“平成战败”或是“平成萧条”。

[8] 新日本制铁公司是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强的钢铁企业之一，无论从企业的研发能力、管理水平，还是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方面来讲，都堪称钢铁界的一面旗帜。

[9] 从理论上说，日本特搜部是一个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部门，拥有独立的调查权限。

[10] 英国在殖民地即将失去控制前夕，通常会通过故意模糊一块领土的归属权，来给前殖民地国家制造一些争端出来，而英国人则可以利用这些争端来继续对前殖民地施加影响。譬如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制造了克什米尔问题，通过非法划定麦克马洪线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制造了藏南领土争端，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间爆发的战乱，至今仍有多一半要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而英国政府则借助这一场场的争端，在其国势早已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多方牟利。

[11] 即日本所称的冲绳县。

[12] 1943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露的时候，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2月1日在开罗发表宣言，宣示了协同对日作战的宗旨，承诺了处置日本侵略者的安排。这就是有名的《开罗宣言》。

[13] 即《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是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哈利·S·杜鲁门、蒋介石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联合发表的一份公告。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波茨坦公告》实质是二战后期美、英、中三国向日本劝降的一份公告。

[14] 钓鱼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开战的理由，但肯定不会是开战的目的，而从台湾的角度说，中日真的打起了并且使台湾被动地卷入战火，对台湾当局并没有什么好处。

[15] 福岛、女川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试图隐瞒事故真相，在救援中普遍存在部门间相互推诿，上下级间层层敷衍等问题，甚至出现过自卫队拒绝执行首相府下达的救灾命令，不得不由当地警察来实施救援，而最后出来组织救援的竟然是山口组（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因为日本的“社团组织”（理论上说，黑帮组织在日本是合法的）有不少资本投入到了日本东电集团。

[16] 1942年，以费米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在美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核反应堆”，首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铀核的可控自持链式裂变反应。核反应堆是使核能以可控方式释放的装置。人们建造核裂变反应堆的目的有二：（1）把它当作一个“中子源”，利用裂变产生的大量中子以生产军用与民用同位素，或开展科学研究及实验；（2）将它当作一个“热源”，利用核反应释放的热量以供热、发电或提供动力。当然，也有将上述目的集于一体的反应堆。1954年在库尔恰托夫的主持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斯克核电站。

[17] 反应堆产生的蒸汽直接推动涡轮发电机发电的方法，就是福岛那种，只有一个回路，蒸汽一泄露放射性就出来了。

[18] 反应堆产生的热量把内回路的水加热，内回路的水通过蒸汽发生器把外回路的水加热，再用外回路的水来推动涡轮机发电。

[19] 1988年3月中旬，中国海军为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南沙群岛，与越南海军展开了一场海上的生死较量。这是自中越海军西沙之战后两国海军的第二次交锋。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仅仅进行了不到28分钟，中国海军大获全胜。这场规模不大的中越海战，在当时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对今天的南沙诸岛之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 沿海国主权管辖下与其海岸或内水相邻的一定宽度的海域，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领海的上空、海床和底土，均属沿海国主权管辖。

[21] 1973年时主张12海里领海的共计有77个国家。

[22] 大陆架是大陆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通常被认为是陆地的一部分，是指环绕大陆的浅海地带，又叫“陆棚”或“大陆浅滩”。大陆架有丰富的矿藏和海洋资源，已发现的有石油、煤、天然气、铜、铁等20多种矿产；其中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是整个地球石油储量的1/3.在国际法上，大陆架指邻接一国海岸但在领海以外的一定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岸国有权为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对其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23] 事件发生于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执行侦查任务，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死亡，而美国的军机则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

[24]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指挥勘测的，就是后来在1949年4月23日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时任海防第2舰队司令的林遵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政府组织庞大的舰队，由林遵上校任总指挥，收复被日本侵占的中国南海和南海诸岛（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8年，林遵上校与中国共产党驻沪机构取得秘密联系，在1949年率部起义。

[25] 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种姓。婆罗门是祭司贵族，他们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群体。

[26] 此观点由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于第七次对国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表明美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门罗主义陈述了三个要点：第一，欧洲各国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为殖民地；第二，在外交政策上行使华盛顿方面的原则，即美国仅在本身利益受损的前提下介入欧洲事务；第三，美国视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图为对国家安全之威胁。不可否认的是，门罗主义本身包含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不断加以扩展，发展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幌子。以今天的国际文明标准来衡量，对它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谴责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这也正是不能对门罗主义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27] “印度主义”又称“英迪拉主义”，是印度总理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期（1980年以后）推行的，主要用于处理印度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主要内涵是：“印度不会干涉这一地区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被要求这么做，也不容忍外来大国有这种干涉行为；如果需要外部援助来应付内部危机，应首先从本地区内寻求援助。”这种政策表明印度强烈地反对地区外国家对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的介入，公开追求其在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以及合法性，极力维护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

[28]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

[29] 岛链是由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既有地理上的含义，又有政治与军事上的内容，其用途是围堵亚洲东岸，对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形成威慑之势。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在第一岛链的“封锁链条”中，最为关键的是台湾岛。它位于第一岛链的中间，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遏制东海与南海的咽喉战略通道。

[30] 简称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为越南共和国（南越）及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称越共）的一场战争。越战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

第三部分　国际时政与世界经济

只要美、欧币缘战争还在继续，只要中国的币缘优势可以保持，中国在中东就有活动空间。同样，在其他方向也就存有活动空间。我们所要做的核心是提升我们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完成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完成对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地区经济圈的整合。

币缘战争

货币霸权的演变

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在这里很难说明问题，因此我们索性把话题放开。涉及国际秩序，或者说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框架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霸权的现实存在。这里，我们需要将“霸权”视作是一个不含褒贬之意的中性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霸权，都会拥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经济形态作为依托，同时，这一经济形态也就成了讨论国际间所有框架的理论基础。

历史上的霸权，大致可以划分为几种形态。

一种是陆上霸权。陆上霸权主要依托农耕、游牧，也就是“物产经济”。它的霸权基本方式是占领，因为只有靠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完成这种占领的主要是帝国的步兵和骑兵，水军和海上军事力量的使用都要围绕着陆上作战进行，比如亚历山大东征时对舰艇的运用；马路、驿道是那时帝国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力扩张的幅度必须受到步兵、骑兵的行动方式和速度的限制，这种扩张的成本非常高，控制的效能随着距离的延伸会以很快的速度衰减，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这个帝国的面积显得过于巨大，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控制极限，这也是其无法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经典的陆上帝国——罗马帝国、玛雅帝国等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或美洲大陆的某个局部，都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这种陆上霸权形式大概维持了一两千年的时间。

第二种就是海洋霸权，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最终发展为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依靠物流经济，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大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崛起，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或者说军事力量使用的着眼点在于控制物流通道，从全球角度看，在克服大的地理障碍方面海军比陆军强，它依托于海洋这一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在马汉“海权理论”出现之后，是通过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再控制物流，因而这种帝国的成本要比陆上帝国更低，所以，在那时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这之间，殖民地作为物产经济向物流经济过渡不均衡的产物，一度成为国际霸权依附于其海洋霸权而存在的另一个特征。

战后由于各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也就是那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殖民地的维持成本变得异乎寻常地高，海洋霸权由于它昂贵的成本还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而新的世界商业体系业已形成，毛虽不存，皮之仍在。在斗争心理上，殖民国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严重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自20世纪中叶起，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力量与利益间的一个新的平衡。

目前，世界经济的主导模式正在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霸权，就应该是“货币霸权”。如果从霸权的暴力特性上看，这个霸权可以不用去占领，甚至连过去已经控制的要点也可以放弃——由于性价比不合算，美国就很利索地扔掉了南越，扔掉了苏比克湾，但它必须要掌握资本的流向，控制“资本流”才是“货币霸权”的基础特征。

先简单地说说“货币经济”。透过现在欧洲国家街头一轮又一轮的反战浪潮往前看，从历史上说，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各个民族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这片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大陆上孕育出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又将“统一欧洲大陆”这一理念推到了欧洲人心中非常重要的位置。拿破仑、德皇威廉、希特勒……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统一的梦想化作了遮蔽这片大陆的滚滚狼烟，而最终的结果则完全不如他们所愿。英、法间的反复争斗为新生于北美的阿美利加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空间；“一战”之后，“门罗主义”下的美国因战争获得了财富，同时也正式进入了世界框架的核心区域，世界的核心从欧洲变成了“欧美”。“二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成了“美欧”，至此，英帝国的王冠如人所愿地滑落了下来，最终戴在了美国的头上。

在遮天蔽日的B-29的地毯式轰炸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连同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同化为乌有。战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欧洲人、日本人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标明“Made in USA”——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美国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多亿美元，国民的现金储蓄达1290亿美元。到了1948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到了56.4%，英国则只占到11.7%，日本仅仅占1.5%；同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和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上……

要想恢复元气，恢复已经化为瓦砾的产业体系，只有从美国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那么，手中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的结算。于是美国的财长助理怀特出面提出了一个货币计划，1944年8月，45个“同盟国”财长或其代表聚集到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村，就前面提到的货币计划签署了最终协定。随后，1945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协定概括起来，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等于并可兑换1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1%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IMF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10%时也必须经过IMF的同意，否则IMF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与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在那时，称美元为“美金”并不过分。而在这份协定中，我们还能看到的是这份协定实际上非常缺乏弹性，这正好说明了当时美国对于自己经济的绝对自信，而后面所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份自信是超越现实的，也许是不长的历史和牛仔习气构成了美国并不深厚的文化积淀，这让这个民族在此后总是会时不时地产生类似的自信……这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通过贷款的形式到达了欧洲人的手中，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成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埋单，而同时也使得欧洲人和日本人手里被塞进了更多的美元。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金融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得糟糕，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国”。在苏联没有直接出兵，并动用了美1/3的陆军、1/5的空军、1/2的海军，而且纠集了16个仆从国，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做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

一场朝鲜战争，打掉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打出了共和国的尊严和延续至今的和平环境，也让全世界都明白了历史是不会只由一个国家来书写的。再往后是另一段我们所熟知的历史——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一道北纬17度线牢牢束缚住了美军的手脚，而究其缘由，正是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给美国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最终使得东南半岛上的这个小国成了一个吞噬美国国运的可怕“黑洞”。联想到时下关于朝鲜战争的种种奇谈怪论，笔者深感块垒于胸，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中华儿女在三千里江山上所洒下的每一滴鲜血，都是无比神圣的。

言归正题，在越南战争中，为了应对战争巨大的开支，美国同样采取了增印美元的融资手段。但是，与朝鲜战争时代不同，美元在20世纪60年末至70年代初期，已经由短缺变为过剩，整个60年代美国的短期流动负债都超过了其黄金储备额，这就使得美元的国际信用发生了动摇，而且美国的负债额逐年增加，只是美元在当时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所以，美国在那种情况下仍敢开足马力印钞票，然后再通过美元贬值将问题转嫁给它的“盟友”们。

美元过剩最终导致了与黄金固定汇率无法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协定》缺乏弹性的问题此时显现了出来。伦敦金融市场上由法国带头，出现了大量抛售美元套购美联储黄金的狂潮。仅1968年年初，美联储就损失黄金9300吨（2005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据称总共才8135吨），这直接终结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生命。到了1971年，头6个月内就有220亿美元的资产逃离美国，帝国大厦随之开始动摇，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等同于黄金的美元一下就变成了美国给别人开出的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白条”，这与赖账没有任何区别，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美国人彻底毁掉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越战”仅仅是一个“引子”，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这场战争，它只是将历史发展引入下一条必然轨道的一个偶然因素。事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是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金融只是一种衍生品，因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问题，还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一旦进入到这一时代，利润的增长空间实际就已经到头了。出于对利润近乎本能的追逐，资本便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脱离黄金，也就意味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也就是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3倍，也就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

用“外行话”来解释，就是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之前各国都大量持有它，而且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经济体拥有如美国那样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具有可以支持起一种世界货币所需的国家信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美国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只要印制美元，就可以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而美国支付的则是由美联储印制的平均成本4美分一张的绿纸片。只要美元宣布贬值，那么美元持有者的一部分财富便会立时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又放到美国玩“钱生钱”的游戏，这就使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物流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先是殖民地，后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货币经济时代，利用货币霸权，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工业国事实上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今只要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谁还会再去造实物商品？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截止到1999年，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自己的钱投入到了股市去做“钱生钱”的营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而安然公司，一家原本规模庞大且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在这种“钱生钱”游戏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也就是那场非常“著名”的腐败丑闻，到了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也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

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变化，也许政府可以进行微调，但总体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阻碍了资本家去追逐利润，才酿成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国王们”遭到了货真价实的“斩首行动”。正是这样，美国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目前的18%，美国目前的商品进口已相当于国内制造业产出的40%。

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但对不起，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因此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困境不仅没有改善，还在经济衰退中变本加厉地被打击。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又下降了0.6%。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公布的数字，在2002年12月美国新增101万失业人口，其中65万都是制造业工人。到2002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企业投资竟在七个季度连续下降，如此不顾本国物质产业生产部门的死活，国会与白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谁，显而易见了吧。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很快连微调也变得难以完成了。按格林斯潘的话说，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繁荣”，而这要从1995年前后说起。

两次浩劫，使得欧洲人对战争的态度趋于理性，但这不等于说降低了他们对欧洲统一市场的渴望。靠着一天几个土豆的报酬，西欧人在短短数年间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同时也再一次燃起了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的希望——从“煤铁协议”到“欧共体”，再到“欧盟”，到了1993年，欧洲一体化开始了一项实质性的举动——统一货币。1993~1995年的近3年来，各国为了达到统一货币的基本要求，财政紧缩的力度不断加大，这就引起了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1997年，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平均比重，已从1993年的6.4%降到2.4%。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国经济如果处于紧缩中本币应趋于坚挺，但实际上自1995年以来，除了游离于统一货币之外的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1997年末与1995年末相比，马克下跌了27%，并曾一度超过30%，法郎下跌了25%，有些欧盟国家本币贬值的幅度更大。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大部分欧盟国家的货币与马克挂钩，马克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都对美元贬值。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各国投资者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首批进入统一货币的11个国家经济发展层次拉开得太大，而直到1995年许多成员国包括德、法在内，与启动欧元所规定的4条标准仍有很大差距。出于对各国在启动欧元时难以同时达标的考虑，1995年5月，欧盟执委会公布了统一货币的《绿皮书》，允许成员国以“多速度”进入统一货币，实际上等于放松了统一的标准。而1995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各国不仅一致赞同《绿皮书》方案，还再次宣布了按时启动欧元的决心。这种前后矛盾、一波三折，再加上德、法两国关于欧元领导权的扯皮，就使许多人对欧元的前景心存疑虑，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于是大量的欧洲货币被兑换成美元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由此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向美国流动。

到底有多少欧洲金融财富转换成美元，这里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那时欧洲的金融财富有28万亿美元，如果按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平均贬值幅度大于25%计算，估计有7万~8万亿美元的欧洲财富流向美国。欧洲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与后来亚洲国家在金融风暴中贬值的幅度相比并未相差很多，之所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贬值的过程隐藏在欧洲国家主动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面。靠政府硬撑着——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体制完善程度是东南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而没有引起股市与楼价的大幅度下跌和恐慌情绪。

这最终引起了至少两起“链式反应”，其一是使得和美元挂钩的亚洲各国货币变相地升值，这颗定时炸弹最终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二，大量货币财富突然涌入美国，创造了美国经济奇迹——有人将这归结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结果，在其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时代这就是句笑话。所谓的高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最大贡献，体现在通过炒作新概念来让公司的股票升值，这使得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可以在黑板上骄傲地画一个大大的零出来——那一年联邦财政赤字为零，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正是这些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股脑儿地都扎进了美国的证券市场，美元因此严重背离了其实际价值，美国经济的通胀率虽然很低，但资产价值的膨胀率却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这种情况极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情形。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情况与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打击的5个危机国家相似，美元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背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199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0亿美元。

再拿“外行话”来解释一下，所谓泡沫，就是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间的不相符。严格地讲，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没有泡沫的。在物流经济时代，通过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可以使其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一旦失控，突然间的变化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而货币经济已经失去了实物商品为依托，其中产生的纯粹就是泡沫，其运作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一旦国家信用破产，丧失货币霸权，那么物质生产正在萎缩的美国立刻便会被“打回原形”。到此，美国的金融市场似乎和其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开始分道扬镳了，而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发展规律看这又是不可逆转的。

战争背后的经济账

来自欧洲的资产使得美国“钱生钱”的泡沫被吹得过于庞大，股市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持续注入，经济链条就要断掉。而如此庞大的泡沫，所要吸纳的资金是巨大的，以往是通过调整汇率，调整金融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慢变量方式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顶用了。国际证券交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人的耐心最多不会超过两周。”想叫它实现“软着陆”几乎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就在这个时候，确切地说是在1999年的1月，欧元在欧洲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出乎美国人意料地顺利发行了，欧元区整合了一个4亿多人口的、比美国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一种准世界货币出现了。很快，中东产油国表示出了以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的意向，铸币权开始向欧洲人手上滑去。一旦货币霸权破灭，美国人瞬间就会成为“第二世界人民”，欧元区经济规模实际与美国相当，从制造业规模讲，中国事实上也已经达到了它的40%。美国现在超额财富是建立在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泡沫的基础上的，现在军事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2亿美元一架的隐身战斗机、30多亿美元一艘的航空母舰……还有由这些所武装起来的那支横扫塔利班游击队、多次攻占乌木盖茨尔的“无敌军团”，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虚高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资本流入量不足，美国的国家信用破产，丧失铸币权，那么它的军事霸权很快也会成为一个笑话，也许其消失的速度会比后来萨达姆的失败来得还要快。

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南部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毗邻，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0%，其余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族人等。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科索沃的阿族人一直想讲求独立。1991年，阿族人曾举行了非法的“全民公决”，决定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于次年5月进行了非法的选举，选举了“总统”以及由10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

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战争。只有通过战争打击欧元信用才能把这个危机化解掉，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就是“转嫁危机”。很快机会来了，东欧剧变使得南联盟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成了欧洲的一个“破碎的边缘”，在急欲整合东欧各国市场、正在进行欧盟东扩的西欧国家眼里，这里显然成了一颗必须拔出的“钉子”。而此时欧洲的军事力量与这种急迫的心情很不相称，既然欧洲人只盯着南联盟这只“蝉”，那么美国的“无敌军团”便有机会作为“黄雀”开进了巴尔干半岛。1999年的3月27日，北约对前南（南斯拉夫）实施轰炸。效果十分显著——投资者的疑虑被欧洲腹地再次出现的战火以及贫铀炸弹又一次加重，新一轮的资本外逃开始了。到2000年3月，超过1万亿美元的欧洲财富赶鸭子般进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欧元对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当时的新闻您也许还记得——法、德连续几次要投入地面进攻，原因无他，就是想尽快结束战争，美国您老赶快走人，而最终欧盟显然未能如愿，轰炸不紧不慢地持续了78天。当时记得不少人士点评说：在目标选取上没有贯彻经典的“五环”理论，精确制导武器效果不理想……实际具体炸什么并不重要，什么都炸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只要炸弹投下去，欧元就进了美国的口袋里。

就这样，欧盟的铸币权生生地被美国的TNT炸没了。汲取了教训的欧盟开始忙不迭地加快军事力量的整合，就是为了在军事上不再有求于美国。

2006的朝鲜核危机[1]与此倒是有几分相似。朝鲜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同样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正是布什政府不怀好意的对朝政策，几乎点燃了这个东亚的火药桶，把半岛局势推向险境，东北亚地区整合经济圈的努力面临付之东流的危险。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舒缓的方式帮助朝鲜逐步稳定地融入东亚经济圈中才是上策。国内曾有一种声音，要“联美制朝”，以“消除中国身边的核威胁”。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没有读懂“科索沃战争”。同一个错误，第一个人犯了是短视，第二个人再犯就只能是愚蠢。

很显然，欧洲人并不愚蠢。随后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法、德联合俄罗斯对美国采取了非常“不配合”的政策。欧盟已经意识到了随着苏联的解体，基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二战后再一次显现出来了。这次不再是争夺市场或资源，而是争依托于货币经济的货币霸权，争谁的货币更能在国际结算中被认可，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欧元区国家。科索沃战争，实质就是美欧战争——美国与欧洲开战也许听着像是笑话，但战争确确实实已经在欧元的外围区域爆发了多次。与4年前的情形一样，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又一次使美国的货币霸权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于是这一届的布什政府又一次使出了战争这个“撒手锏”用以应急。

和前南一样，中东也是欧元区的一个“外围”。美国对中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却比别国要小得多。换句话说，美国“抢”那里的石油并不主要是为了拿来自己烧的，虚拟货币经济下，美国十余年间财富膨胀了数倍，而能耗增加还不到30%。但是欧洲仍还处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的阶段，能耗和经济增长仍然成正比关系。出于对俄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信任，中东又是其石油的主要来源，中东的战火和巴尔干的战火一样，最终还是会打压欧元，还是会把国际资本赶到纽约证交所去，只是这次所选的对手换成伊拉克这只已经死了一多半的病猫，比轰炸前南更容易掌握力道。

话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美国的货币霸权和二战结束以来其发动的几场战争关系密切，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融资，其直接目的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这便是所谓的“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会重合。我们总是说现在美国打仗是专捡“软柿子”捏，战场上的对手如何挑挑拣拣呢？奥秘就在这里。离现在较近的发生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那场冲突，从军事角度分析不出所以然来，什么时候见过这边兵凶战险，那边还不急不慢地在国会慢慢商量下一步推进到哪儿？说到底这场冲突在本质上还要归结为美、欧之间在外围区域进行的“币缘战争”。

抗美援朝与“机会成本”

简单说来，通过“算账”往往可以对欧美国家的对外用兵做出一些判断：面对小国，军事上能不能打得赢一般来说并非首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投入产出比”。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键要看打进来的“黄金”和打出去的“炮弹”比是否划算。西方式的战略，很多时候就是大量这样的“小账”加加减减之后合成的“大账”。

而除了这种算法以外，还有一种算“大帐”的模式，那就是算“机会成本”，“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这句话出自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章。这里所指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准确说应该称之为“会计成本”。

举个例子，比如说考研。你本科毕业以后去考研究生，中间花费的金钱，就是你的会计成本，而因为考研而放弃掉的潜在就业机会，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战争往往不是一件主动为之的事情——都是人家不断侵犯我们的利益之后，才把战与不战摆在你面前叫你选择。这个时候，再去算小账、算会计成本就不合适了，你需要算的是机会成本。就好比上面说的考研，相信任何人权衡的时候都是先去考虑个人的前途，而不是去算中间会花掉多少钱。个人如此，国家同样如此。

以爆发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来论。抗美援朝的三年中，按照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的说法，我方共计牺牲18万人，在高峰时期，由战争所产生的国防开支一度曾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43%……这些都属于会计成本。

而机会成本是什么呢？如果选择不战，第一，中国东北方向就会少400公里的防御纵深，鸭绿江会变成“三八线”，而当时的东北地区集中了全国75%的重工业设施；第二，为了平衡西方国家的军事压力，中国就不得不继续接受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国家主权将因此丧失，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东北地区不稳，则北京必然不稳。此外东北地区还可能如日俄战争时那样，再次成为别国战争的战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旦在朝鲜让美国人尝到甜头，那就会给各方势力产生心理上的激赏，在他们眼里，新中国的政府与此前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将没有任何区别，谁都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时刻，再有所动作。

两者比较，孰轻孰重，相信不难判断。过去是这样，将来同样如此，中国不会主动生事，这就决定了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我们不应以停几天工、损失多少钱来算小账，而应该去算大账，算机会成本。

“海”“陆”双重思维

最近的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学界对于“海洋思维”、“海洋文明”保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比较欧美在近代，都是以海洋国家的形象崛起的。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中国有其特殊的地缘环境，以地理环境而言，我们国家其实恰恰具备海洋和大陆的“双重属性”。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先拿出一张世界地形图看看：全世界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由亚、欧、非三大洲组成的“旧大陆”，这个旧大陆体系包括亚欧非主体以及部分外延岛屿，诸如澳大利亚、马来群岛等；南北美洲则可以视作是孤立于亚欧非大陆之外的超大号孤岛。美洲的地缘位置特点很像英国，都是海岛对大陆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格局有一个问题，海岛和大陆在地缘上是天然的不平等的，大陆没有岛屿有点麻烦，但是岛屿如果脱离了大陆就脱离了生存的根基。从文化和技术上来说，大陆毫无疑问拥有天然的优势，这是由于大陆在土地、人口方面先天就占有优势，而人口的优势就会导致交流的频繁，交流的频繁带来的就是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而岛屿由于地缘上的孤立，交流不畅，往往处于劣势。

英国的“大陆政策”在当时最主要的推行手段是它的海军，海洋对于他来讲不是地理屏障这么简单，而是用来影响各个国家海洋贸易的重要砝码，英国经常的举动是给予一些国家支持，让这些国家去对抗另外一些国家，通过这种长期的两边下注、拉拢弱小对抗强势的做法，使欧洲大陆始终维持在一个动荡分裂的状态，借着欧洲大陆的动荡分裂，英国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这奠定了英帝国的根基。

二战结束后英国衰落，继之崛起的美国把这套政策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美国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欧洲大陆，而是整个旧大陆，所以美国把英国这套大陆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放大，根本之处就是让整个亚欧非陆处于一种对抗状态，这样他就可从中牟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各设立一个自己的立足点，通过这两块跳板来影响整个大陆，欧洲的跳板就是衰落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在亚洲美国选择了二战中被其彻底驯服的日本为立足点，向外延伸到被其深度控制的韩国，以及中国台湾，这个布局等于掐住了亚欧大陆的两头，接下来就是捏住中间，这个“中间”就是中东地区。

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从未放弃过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除了石油这个原因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里是欧、亚、非三块大陆的交汇之地。一旦这里被美国人掌控，三块大陆彼此间就会被“物理隔绝”。但为什么美英都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海上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他们所处的位置要想影响大陆只能通过水路。

二、没有特别重的陆上防御压力。

英美两国的地理位置都是典型的孤悬海外，这种地理特征并不具备普遍性。比方说俄罗斯和德国：他们本身就在亚欧大陆之上，物流通道并不主要依靠海洋，又面临强大的陆上威胁，因此也就不可能走纯粹的海权道路，第一没有意义，英美的战略是通过海洋来影响欧亚大陆，而你自己本身就在欧亚大陆之上；第二如果搞了纯粹的海权战略，显然无非保障国土安全。

每个国家的战略都要以他的地缘特征为根本立足点来通盘考虑才行，战略的原则终归就那么几条，但战略本身，是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们拿俄罗斯来说，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面积非常大，但除了高加索山脉和乌拉尔山脉外就几乎再没有什么屏障了，这样的地形再加上周围的海域都是支离破碎的，他自己又拥有大量的战略资源，这一切都决定了俄罗斯是天然的陆战战场，却不是建立国家的好地方。

历史上欧洲大国对俄罗斯发起过两次大规模入侵：一次是拿破仑，另一次是希特勒。这两次入侵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入到了俄罗斯的腹地，从地图上的地形分布就可看出，俄罗斯从北德平原到东欧平原都是一马平川，正因为没有明显的地理遮挡，俄国人要做的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扩展防御纵深，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只能靠距离来获得安全。在军事战略上，从沙俄到苏联，这个国家都是以陆军为主，强调主动进攻，所以说地缘特征决定战略特质。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俄罗斯人对领土有异乎寻常的“狂热”，但实际上这种“狂热”不过是地缘特质在国家战略上的一种反应，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一个国家过分人格化，把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东西总结成“民族性格”，这对我们看清真正的战略大势其实并没有什么帮助。

回过头来看中国：首先，面对美国，特别是不时出现在我国周边的美国海军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是秦汉和隋唐时代面对草原游牧部族一样，光是依靠修长城和用大量的步兵去对抗这个是做不到的。唐朝打败突厥，西汉打败匈奴都是在国力鼎盛时期搞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把匈奴阻挡在了漠北，把突厥打到了西边。说到底，扩展战略纵深，把战场推到对方家里去才是解决威胁的最合适的办法。现在的中国同样如此，为了避免来自海上的威胁，首先中国海军的一大任务就是要给中国制造出足够的海洋战略纵深，通过海军远洋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从战略前沿变成新的战略大后方。

除去安全保障之外，我们的海外扩展还应该有一个更远期的目标，那就是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海运现在是大宗货物性价比最高的，为了保障航运安全，未来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我们海上通道的安全。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在印度洋，这里是我国和中东、欧洲的海上通道，我们最有意义的海运都集中在这附近。

所以中国海军现在在亚丁湾的护航其实就是开了这样一个“口子”，让我们有机会把影响力延伸进印度洋。但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首先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海洋上依旧是最强大的；其次是印度，虽然在前文里我们指出了她的种种问题，但她毕竟是一个地区大国，未来将拥有至少两艘航空母舰，同时还将装备核潜艇，我们在印度洋其实是没有太多立足点的。虽然在瓜达尔港项目上有了重大进展，但毕竟事关别国主权，民用可以，但军用就很难说了，更何况这里距离美国在红海的海外基地过近，对实力处于弱势的一方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陆路的重要性也就体现了出来。蒸汽机时代到来之后海权的价值其实就出现了一定的弱化，铁路在陆上建立了一种大重货物快速运输的手段，工业时代德国和俄国的崛起都是基于铁轨而不是基于海洋；这实际上为我们的政策思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第一，西部大开发；第二，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国务院李克强总理现在四处在推销高铁，这不仅仅意味着市场，只要有足够多的国家接纳了中国的高铁也就接纳了我们的技术标准，那么未来就可以有一个以中国为主导力量的跨亚欧非的铁路网，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被美国所控制的海洋。当然，强化海军，弥补短板，这个历史任务终归是躲不掉的。

“大炮”、“黄油”并不矛盾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但是国防力量不光是“烧钱”，更多时候其实是在“赚钱”：就拿前几年的利比亚战争来说，虽说我们一下子把人全撤出来了，但是我们在那边的投资是824亿美元，固定资产是撤不回来的。

更现实一些，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带，假如没有一支可以确保东部沿海安全的海军的话，那么你所有的经济成果最终都将建立在沙滩之上立不住脚，而且如果海上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一些重点工程，比如说水电，核电，这些东西在建立的时候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会前往内陆更深的地方甚至是不建，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变相的加大国家的花销，同时航母、战斗机这些不光是武器，还是工业产品，在它背后是大量的产业链，通过他可拉动矿产冶金、电子、石化、航空、航天等上百个门类，上万个产业链。

经营国家和做生意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相通之处的，你如果要做跨国集团，要把生意做大，那么必然要有大的投资，世界上没有一个富翁是靠省钱省出来的。花钱同样是门大学问，钱花得对，花得好，就可以以钱来买“势”，通过“势”来赚更大的“钱”。

东西兼顾、海陆并举

军事上我们要海陆并举，在经济上我们就要做到“东西兼顾”，就是更好的开发西部。对西部进行开发，这个事情我们在“一带一路”之前就有过一个更早的东西——西部大开发，所谓西部开发并不仅仅是把西部的资源挖出来卖到东部，对于开发西部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说，一是从中国国内的层面上，二是从世界范围的层面上。

从我们国家内部来讲，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前清开始到民国，主要集中在东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东部沿海地理上的优势，我们的经济总量大部分依旧是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还处于工业化的进行时，也就是说中国的重化工业没有达到可以去工业化，还不能考虑放弃什么产业，我们的工业化不但不能停，而且还必须一直高速地走下去，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重心和工业重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重叠在一起的，我们国家的重工业高速发展时代是建国之后，首推是东北三省，其次是华北，接着就是山西、陕西这一块，这几块构成了中国重化工业核心所在。

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资源分布又以整个西部为重，而现在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是，资本都集中在东部，其中又以东南为最重，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我们重化工业在发展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资本的补充，同时大量的资本也没有合适的产业进行吸纳，让它沉淀下来，只能转为短平快领域，比如说地产、金融，在这个资本外溢的过程当中，又造成了房价一直在上涨，而物价由于资本炒作曾经出现过各种上涨不稳，从最早炒君子兰到现在的炒普洱茶，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炒绿豆、炒蒜，这个都可以归结为一种资本外溢之后的现象。从发展重化工业的角度来讲，就是需要我们把经济重心往西部逐步地迁移，迁移的最终目标要国家完全地工业化，而不是为了把西部的资源和人口作为一种输出的形式放到东部来。更深入地讲，就是将各个地区依照自己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分工，西北会有两个重要的功效，就是资源的开采与深加工，而东部沿海地区除了传统资本优势外，还应该往偏技术方面比如生物、制药这个方向来发展。

这里要补充一点，虽然洋务运动最早是由江南牵头搞起来的，但东南部这一块区域并不适合发展重工业，从国防安全角度讲，这里大部分地区是在沿海，导致国家的经济重心始终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即便现在，虽然我们已经解决了国防的安全，但是从工业运行的角度来讲，东南并没有太多的资源，甚至连煤、电这些东西都是要依托西部来进行解决的，一个远离资源产地的地方发展重化工业肯定是不合适的，像医疗、制药、金融可能更适合东南地区。

高铁的价值

经济活动从物质角度来讲是由以下三大骨架构成。

第一信息流，我们会发现经济活动的运转频率是和经济活动信息的运转成正比的，从最早的飞鸽传书、人工送信，到电报、电话，现在经济发达的基础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在互联网普及的这个情况下信息流就不再是问题。

第二能源流，我们的所有经济活动必须有能源，这个又涉及石油和电力。

第三是物流，大工业一个极大的特征在于大分工，而大分工如果能够有效实现的话，其前提又是通过物流可以实现各个配件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迅速地汇集，比如像美国的波音飞机，部件来自上千家企业，遍布全美各个地方，最终它们会被汇集在一起，有一些甚至要从中国、欧洲一些国家运回来，然后组装起来。这要求物流必须得运力大，快捷便利。

这里可以看出高铁的价值不仅仅是把你从A地运到B地去过春节，随着整个国家经济运行速度的加快，高铁会降低整个国家的运行成本，咱们举个例子，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大伙尽量在城区买房，越靠市中心越贵，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会增加，而如果城际铁路出来以后，在稍远一些的地方买房子成本就下降了，下降的原因是物流加快。城际是这样，省际、国际、洲际的物流可以一次放大，那你想象一下高铁的价值有多大。现在高铁还处于一个中前期的发展阶段，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随着未来的产业越铺越大，成本必然会越摊越薄，一旦我们的高铁走向了世界，那么成本也就会跟着大幅度降低。

另外还有一层，就是我们现在在做C919大客机，从产业竞争的角度上讲，919客机和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是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中国其实并不占优势，我们是后来者，市场早已经被他们占了，还有一个更麻烦，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因为有了波音和空客所以他们可以制定FAA，你所有的部件不来自于我指定的厂家，不符合我某个要求，那么你这个大飞机没法取得认证，就没法飞国际航线。

我们反过来想，现在我们搞大客机就是一种防御战术，为了避免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垄断，而我们搞高铁就是百分之百纯的进攻战术，因为高铁中国是先行者，欧美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如果中国高铁未来在全世界占有优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搞一个铁路版的FAA，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来掌控的技术标准。一个是打防御战，一个是打进攻战，哪个更重要呢？

从全球的区位来考虑，我们的海军有两大价值，第一，保护东部沿海，提供足够的海洋防御纵深。第二，有限的保护印度洋海洋航线，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为我们未来的海洋资源开发提前作铺垫。如果中国的高铁铺好了会怎么样呢？首先，在高速物流之下，我们整个国土会“缩小”，那么国家的有效控制、管理、效率还有居民的生活成本都会降低。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西部经中亚一直到欧洲，或者是进北非，进入非洲，这样又可以提供一条不亚于海运的路上物流通道。海军的航空母舰关系的是海权的安全，高铁关系的是未来亚欧非一体化和我们国内西北稳定，这两点可以归结为陆权安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高铁和航母在战略价值上也是一样的呢？航母说到底是威慑，而高铁却实打实的是建设。我们总说是要兴王道于天下，王道不仅仅是要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来维持，在高铁这样从东往西延伸的过程当中，途中的中亚、南亚、西亚这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都将获得利益。

中国高铁四纵四横线路图

这样的局面把美国的霸权排除在外，却给了欧亚非大陆上的国家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选择。美国的霸权很讨厌，但是大家很难挣脱它带来的秩序，我们这个物流体系，一旦完成欧洲跟东亚接通，一直以来所面临的资源问题得到缓解，市场问题得到缓解，世界上的各个动乱地区也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平静。可以说现在国务院在全世界努力推销高铁，我们推销的不是商品，如果最终真的完成了“一带一路”，那么对周边所有的国家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国富”与“国强”

这里我们说说国富和国强的问题。

富国是什么概念？按照古代的说法，你有多少财富，以现在的说法，你的经济总量多少，GDP有多少，居民收入水平如何，这些都可作为富国的标准，但国强却是另外一回事，首先你必须得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一点物质基础没有你再剽悍也不过就是印第安人而已，有了物质基础之后，强国还至少应该具备两大条件，你得有一套行之较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就是说国家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转化为国家力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举国遍地黄金，但是打起仗来你收不上税，即便收得上来，这些东西变不成工厂、枪炮也不行；还有你必须得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

一战结束后的美国其经济总量已经成了指标数据上的世界头号强国，他的工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这点和我们很像，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刚打完一战的欧洲已经元气大伤，但是美国依旧没法拿到主导世界的话语权。巴黎和会上，拥有巨大经济优势的威尔逊到最后也没有占到便宜，国联是美国人建立的，建立之后因为英法的随心所欲，美国施加不了必要的影响，那怎么办呢，只能以退出国联这种特别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还不算完，过了几年以后，一战时候欧洲各个国家都欠了美国大量的债务，他们纷纷以无力偿还为借口把债给赖掉了，并不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有多仁义，那时他对欧洲这些国家处于一种无计可施的状态。

这实际上与美国的地理特征有关，美国的位置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在他弱小的时候这样的地理特征可以对他进行十分有效的庇护，别人很难对他构成有效的威胁，凡事兴一利必有一弊，当美国的国力起来以后，庇护就成了障碍，当它想越过太平洋、大西洋向欧亚大陆伸手的时候，距离实在太远，居然伸不上。当时英国是世界的老霸主，他依然控制着印度、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可以说世界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全部在英国手里，澳大利亚那时候还是英国的“死忠”，一战二战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军队都派去给英国打仗去了。非洲也一样，基本是被英法德几个国家给瓜分了，而英国在其中又占了很大一块，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能在国际政治中讨到好处呢？只要英法在各个节点给你找一些麻烦，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英法依然能够在国力大损的情况下以欧洲为中心对全世界施加影响力。美国以全球第一的经济总量推不出美元，世界的主要货币是英镑和法郎。

我们看现在的美日关系，日本被美国一直压着，但是在一战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美日就是竞争者的关系，美国对日本也没有形成地缘上的压制优势，当时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最好的一个战略立足点就是菲律宾，是美西战争之后从西班牙手里拿过来的，但是这块地方，向北受日本的牵制，南面马来半岛在荷兰人和英国人手里，中南半岛在法国人手里，所以这一块地方一直到夏威夷之间，菲律宾很不好办，而且日本在一战之后接手了德国的利益，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接手山东，日本从德国手里拿到的还有德国在南洋地区所有的群岛，岛屿殖民地。有了这些岛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在美国的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这些岛屿是被日本人控制的，也形成了一种遮断，正因为如此，在二战初期美国才吃了大亏，麦克阿瑟从菲律宾跑了出来，珍珠港被日本人炸了，虽然没有炸彻底，但是这个时候菲律宾已经成了一块孤地，所以美国人只能从菲律宾撤走，这时我们再从地图上看，美国丢掉的其实是半个太平洋。

要想实现自己的利益，美国当时选择了在西边支持德国，无论是魏玛时代还是在希特勒时代都是这样，在东边呢，跟日本必须是竞争者，也必须拉拢住日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就相当于你身上有脂肪但没有肌肉，你的营养物质无法转换为力量，而如果没有地缘上的优势，就相当于空有一身力气，双脚离地，双手够不着边，有劲没地方使，也就没有机会把你的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家力量。

我们说富是利，强是势，有了利就好比是有人买彩票中了五百万，有了这笔钱之后，如果把这笔钱吃喝嫖赌，挥霍掉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就废了，富就成了腐，有了钱之后又很快没了，在这么一个高落差之下，这个人的生活还不如以前。国家也是这样，富如果没有转化为强的话必然就会变为腐，如果拿到这五百万，我把它做为投资去置产业，通过这个办起了自己的生意，形成了一个财富的再生成机制，以利取势，再用势得利。

国家强而不富，也就是有势只是这个势暂时还没有变成利，这种情况下只会出现两种局面：第一种，这个国家由于国运大势或者是实在无利可取，所以就变成了一时之强，比如历史上的蒙古帝国、波斯帝国都是这样。另一种，穷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像先秦时代的秦国，她是战国七雄里最弱最穷的一个，商鞅变法之后给秦国带来了一套高度整合的社会机制，还有有军功农功构成的社会动员机制，这使得秦国拥有了七大战国之中最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强。到了秦惠文王嬴驷的时代，秦国彻底地把以前在东面的宿敌魏国给打了回去，取得了包括函谷关在内一系列的天险，这个就是地缘优势，当时以秦国的经济力量来看，对比山东六国并不是很富，尤其是对比齐国，秦国还是个叫花子，可是这个时候的秦国已经有了势。

到了这个份上，我强你富，以势压利你的富会变为我的，当时楚国富在她有辽阔的地域，齐国富有盐铁之利，魏国处于各国的交通要道，因为发达的商业而富庶，大梁在战国是最为富庶的都城，可是这些国家最后都被秦灭了。所以强国不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机制本身就是一下子的事情；另一种，比如秦国你不能小视它，因为他是占据了一个蓄势待发的制高点，国力一旦找到了合适的释放口，财富会源源不断进入囊中，所以从穷秦到强秦，最后一统天下。

数千年来，这一道理从未变过。

【注释】

[1] 朝鲜核危机是指朝鲜半岛因为朝鲜恢复核项目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朝鲜于197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签订《保障监督协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并多次接受其核查。由于朝鲜认为美韩的补偿措施未能到位，2006年10月9日悍然进行了核试验，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了危机，延续至今日。

第四部分　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不可能像坐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在很多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我们认真踏实地去走，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通的。

闲谈大国复兴（一）

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到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它们在经济体系或者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创新，而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的国际架构发生碰撞，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最终，德、奥、意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

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注定会发生了。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一切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最终确立了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成了战败国，战后，国家的工业体系遭到彻底地破坏，其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它们失败很好理解。而英、法两国，通过这场战争，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它们算是战胜国吗？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看：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战后被美苏所主导的新的格局取代了，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成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按此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中国面临的情况很危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依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须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通过这场战争，我们仅仅是解决了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了我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至今，美国仍居于世界的霸主地位，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当我们能清晰地描述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中美关系对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挈领性的作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挈领性的影响。对两国而言，影响国家走向的内政都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对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是一个国家最原始的驱动力，这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之上，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不需要太多自有资金就可以滚动起来，做成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地放大或缩小其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一个国家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它的市场容量和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是靠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此时距离它取得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地向美国聚集，黄金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一战”之后——确切地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地透支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它们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那时的市场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种危机都会迅速地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并且最终这一消长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当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

19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1]”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美国经济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处于一片萧瑟之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意味着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长”、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了各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首先，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的；其次，各国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年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2]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此后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多，高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地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就会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此时他们往往会忽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正是这样一种心态，美军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这种行为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信用被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伦敦交易所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使各国恢复了对美元的信心。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再次超额发行美元，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得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还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出现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投入到了这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地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中东的欧佩克组织趁机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进一步抬高了油价，从而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恶性循环连续打击着美国，国民心态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噩梦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与此同时，美苏冷战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3]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进入了反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它们的国内市场很快就饱和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成了拉动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期间出了多少问题，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这30年可以彪炳史册的功绩首先是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后超级大国都断了与中国交战的念想，也恢复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是以“两弹一星”[4]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地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一点是：政治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货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底线，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地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由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位置，角色演得好不好是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我们的后人也会以此来评价我们，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好与不好，不客气地说无异于刻舟求剑。

言归正传，回到新中国的头30年来看，我们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来。到了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加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至今，中国经济大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

1979年到1994年：这一阶段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一直是在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为实现经济“软着陆”，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说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其次是出口退税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为出口导向型。前文已经交代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正在搞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势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而且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其三，1979年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无债一身轻，这就使得我们后面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1993、19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那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向高逐次迅速地向中国集中。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可见前后的差距非常大。从产业体系上看，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3年、2004年、2005年3年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53年的总和，20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为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也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创造了优良条件，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的，其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仅靠人力成本也是没办法抵消的，比如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服装、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它们也仅仅能走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就很难接手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鼓吹中国崩溃论，这种预测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说是他们的白日梦更为贴切。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WTO.如何评价这件事呢？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加入WTO应该说是取得了大势——中国至此基本算是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这其中“入世”谈判的具体细节如今看的确有待商榷，但“入世”终归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局面，之后倘若操作不好，之前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但操作好了，就是一个契机。

总之，在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的确大大减少了。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做大，此后美国贸易经常项目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利，那么费时费力的实物生产自然会遭到抛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汽车贷款业务，就是这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它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高层的不少人都开始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这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加过薪，大量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失业，美国政府和国会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还有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多数美国人的生活。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来源国，你看看美国超市货架就明白了，上面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

从战略对话到战略性接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那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与此同时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了一个还未与之建交的国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共同利益逐渐地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两国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地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趋于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此时大家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10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初中美形成战略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你能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吧？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后来克林顿时期提出的“战略伙伴”说，布什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等，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5]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上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引子的确是“9·11”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那时美国GDP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消费，实物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经济的角度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中美交恶很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1993年、19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20世纪末，中国初具制造业大国的气象。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其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东南亚乃至日、韩等国的制造业杀得是哀鸿遍野。中国同样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中国所损失的只是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并未伤筋动骨。从长远看，由于大批竞争对手倒下反倒进一步把中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位置，提高了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舍小利换得中国政治影响得以重返东南亚，为日后中国“战胜”日本，取得东南亚经济整合主导权埋下了伏笔。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美国提供的休克疗法和低油价策略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庞大的泡沫破裂，其国内市场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是中美世贸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是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

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日益减少，冲突的烈度也下降了。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中美关系进入又一个战略拐点，也标志着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略拐点。

始于20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分量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虚拟资本主义”对它们来说也同样不可避免了。10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后来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争夺货币霸权，最终目标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储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比较均匀地分布，1993年、19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固有的优势和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整合东亚经济，亚洲金融风暴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变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有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使得它们很难结成紧密的同盟，只能被动地接受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他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被踢出“食物链”。西方人的美梦被中国人给打碎了。最初这种征兆美国也许有所察觉，20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都可以视为美国最初的手段，想打散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没怎么奏效，这个结果得益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当然还有中国政府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骂声，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维持着有些笨拙的隐忍政策，得到的回报是我们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胀——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及美国的国家信用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了欧盟内部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产业布局已趋于成型，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使得我们拥有了“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没被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主导权同样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4~1/3，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远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靠内外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储备货币之一。

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选择：其一，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其二，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其三，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在于：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的军事霸权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地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格局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其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糟糕，大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年代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仍需要我们通过主动争取才能得以解决。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20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朝鲜，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

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获得了国际币缘战略棋局棋手的资格，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还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恶劣举动，使得一些人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在中国之外也有，比如说：中国将在21世纪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甚至将此描述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美国当然不能容忍，动用了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免不了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在明确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对这种预言我们不做评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看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依据，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交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美国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影响消除之后，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掩盖这一矛盾了，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从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肯定会终结，这并非靠消灭谁就可以避免，美国的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对铸币权无节制地滥用：长期超额发行美元造成国际市场美元过剩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胀，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点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将在所难免。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它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地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依赖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胀，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美方的利益只能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6]，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中出人意料地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美方主动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要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积极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东亚净储蓄流动的主导权之外，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因素，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新的战略格局正在中美之间形成，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20世纪末，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要深化战略性接近，那么就得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价值只能一路贬值下去。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当时中国表示了强烈反对。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举动本身而言，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相应地，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不外乎是想做最后一搏。另一个原因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案为引子的政治斗争，民进党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才可以趁乱自保。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我国政府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10年后的1962年其GNP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国的位置，这不仅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国内上下信心空前膨胀；西方国家媒体也随着惊呼“日本人来了！”“联合舰队没做到的，由株式会社做到了。”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五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7]。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日本人手中的美国债券由于美元大幅贬值而大大地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炒作，金融市场价值出现严重虚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泡沫经济”[8]，最终在1991年，由于日本经济软着陆失败，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其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此后历任内阁纷纷效仿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而问题远不限于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元，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确保美元坚挺，美国绝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要面对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从桥本到小泉四任首相六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表象之下，是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致，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

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仅从经济上看，不难看出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是非常明显的。随着以后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得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当初抵制欧洲一体化时的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经常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以后这个特点会表现得越发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的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2001年之后，中美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却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得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后面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因为执着于局部细节，往往就会忽略全局。因此，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政府之前的种种劣行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但它的确成了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障碍，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而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日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以共赢为基础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完成对东亚经济的整合。当然，这个前景至今仍很不明朗。

最终，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先对前面提到的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经济角度说，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困难阶段，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周边地缘环境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而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驱动力，是币缘格局的改变，究其根本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崛起以及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然而，危机并未离我们远去，中外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暗战一刻也未曾停息过。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并未停止，显然这种唱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酸葡萄”心理。

伴随着中美战略对话，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公众对这种经济暗战也越来越多地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很好理解，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我们深厚，对方拥有着更为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就不存在任何意义。20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进而开始动摇美国的国本——货币霸权，而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份两步彻底摧毁了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作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是典型的弱政府——连日常政令下达都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难以做出果断的反应，特别是某些措施将使特定群体的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旦与国际市场割裂，将很难维系；从主观上说，危机不会单单因为金融游戏的停止而消失，它会转移到战场上，一旦美国大兵压境，要对东南亚国家“强制执行”，以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样无力抵挡。

前文中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我们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说，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我们的对手恰恰没得选。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能源，从这一点看，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的背后，恐怕都有深远的考虑；我们同样还要看到，地缘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我们不寻求美国式的货币霸权，但在中国本土与外资所进行的金融博弈中，需要军事力量作为最后一道战略威慑。由此而言，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不能再局限于考虑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币缘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

闲谈大国复兴（二）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核心，当时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地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1978年、1979年、19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19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20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一直很危险，我们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但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后来中央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削减国防建设项目这种做法虽然现在看来有点“短视”，当时也是迫不得已，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又一次恶化，我们的国防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牢记。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做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去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地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我们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较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没有民族、宗教冲突和各种“游击队”的袭扰，此外，中国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强势政权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直接的表达就是：国家在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有句名言“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我们的优势——掌握技术和自主创新是两条可行之路，但这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我们还不够条件。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优势，还有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产业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都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地投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90年代后期，我们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20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地做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信息及通信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地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2004年、2005年，这两年应该可以算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2004年时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须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的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是被算作外资公司，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20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2005年金属加工机床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地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11万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地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来发展经济已经是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的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地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2006年、20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作为上层建筑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转化成了实力，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又使得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一个良性循环，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胀的主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胀掩盖了4年的美元流通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1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后来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不能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际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达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制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地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惜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制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地去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元，总体看来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显而易见，这种游戏是不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元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地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整个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也有了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此前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10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3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进而会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而这有悖于美国利益，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美国必然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限”。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基本上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会面，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政府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在中国工业化道路走向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中国从中美合作中获益已经到达上限，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得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做用的成分逐步地提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争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它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得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定期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及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存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它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其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又会反过来恶化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地从道德角度来评判，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必然会存在。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率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地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实如此。

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这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得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也是非常高的，一旦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能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单独算作一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改善了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聚集使得中国成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为欧美国家提供大量低价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突破口。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以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地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的表现，为日后中国整合东盟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双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与第三世界国家“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比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来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此延长它们的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把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改变成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这就是在“授人以渔”，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所做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这种“双赢”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就业问题由第三产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它们走出“死循环”，就是为将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成为这些区域的流通货币——通胀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时，那么当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油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吨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2006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现在中国所扮演的实际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在20世纪的后50余年中，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其很多历史片断和我们有太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去回顾、审视日本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一穷二白，当时的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其原有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9]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10]开始正式启动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之后的很长时期，日本一直稳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年到1979年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以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垮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其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占据了世界市场的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的有38项，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元就获得了价值1500亿~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以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之后短短数年间，成了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想想当初他们的家底是多么丰厚。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驻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即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作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被日本人逼得开始鼓吹民族主义，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日美贸易争端一度达到白热化，争端之后的最终产物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但是美国人的打压是日本经济战败的唯一原因吗？事实绝对不会如此简单。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溯到1986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和限制垄断措施的出台，使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与此同时，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而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合作，它们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了，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着相似，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其失败根源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地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就很难想象了。

一直以来，日本以及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们忽视了源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不光是硬件问题，从软件上说，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是致命的，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中国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地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是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世界架构的，那样的话，混乱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它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主动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历史上，德国工业赶超英国是在化工领域，而并非研制出了更好的蒸汽机，美国赶超德国则是基于内燃机的发展，至于精细工业方面，至今德国的地位仍是无法撼动的。

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会发现近一段时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确实使拆毁旧的能源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在新一轮推倒重来的能源经济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仍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由此看来这种“颠覆”式的变局，曾经的优势反倒会变成包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变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只完成了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再进一步地说，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是建立于经济运行体系的创新之上的，荷兰人最先创造了股份公司，而英国则进一步在政治上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则创造了共和体制，而后来崛起的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可看作是英法两种模式的综合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性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一个大国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必然要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能为他人所接受的理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建立架构的过程中任何简单地照搬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不可能像坐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地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踏实地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通的。

【注释】

[1] 1929年，美国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长达4年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广泛的有力措施，历史上称为“罗斯福新政”。

[2] 又称东京湾事件，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1964年7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胡志明市旧称）海军执行所谓“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3日，美总统L.B.约翰逊宣布美国舰只将继续在北部湾“巡逻”。4日，美国声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而根据后来美方解密的文件，所谓的“袭击事件”其实完全是美国情报机构捏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为后面扩大越南战事找到一个能够说服国内民众的借口。

[3] 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战略防御计划，简称星球大战。1985年1月4日由美国政府立项开发，目的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计划于1994年开始部署。由于费用昂贵，技术难度大，以及苏联解体，美国在花费了近千亿美元后，于20世纪90年代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

[4]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5] 科索沃战争是由科索沃危机引发的，而科索沃危机则根源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后由黑山和塞尔维亚组成的南联盟共和国，反对科索沃独立，致使双方矛盾加剧。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干预下，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结果以南联盟战败而告终。

[6] “千舰海军”计划最早是在2005年一个国际海军研讨会上由马伦提出，即“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海军部队、海岸警卫队、航运业及执法部门联合组成的跨国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可是，其目的并非马伦表面上所说的那么单纯，该计划背后其实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中国海军指挥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一旦别国加入该计划，就必须与美方签署许多协议，其中包括港口准入协议、基地使用协议、后勤支援协定等。这样，美海军就可以打着反恐的旗号，使用他国的基地和港口。

[7]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1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8] 泡沫经济是指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宏观经济状态。泡沫经济经常由大量投机活动支撑，本质就是贪婪。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因此其资产犹如泡沫一般容易破裂，因此经济学上称之为“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常会由于支撑投机活动的市场预期或者神话的破灭，而导致资产价值迅速下跌，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泡沫破裂。

[9] 早在1945年日本还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美国在美苏冷战迅速激化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迅速扩张的压力下，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基地，以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所以在东京大审判尚未结束时，美国就做好了与日本合作的计划，开始准备战后扶持日本，这一系列经济扶持政策一般称为“道奇路线”。这一名词来自于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他曾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财政顾问，负责制定对日本的经济扶持计划。

[10] 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并以石油取代煤炭发电，因此大量原油从外地进口，大大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至此不仅完全从二次大战中复兴，而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1955至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神话般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