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昨天的云

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王鼎钧　著

三联书店

目录

兰陵及附近有关地图

本书中所述及的兰陵（1941年）

小 序

第一章 吾乡

第二章 吾家

第三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

第四章 荆石老师千古

第五章 血和火的洗礼

第六章 战神指路（一）

第七章 战神指路（二）

第八章 战争的教训

第九章 折腰大地

第十章 田园喧哗

第十一章 摇到外婆桥

第十二章 热血未流

第十三章 插柳学诗

第十四章 母亲的信仰

兰陵及附近有关地图

本书中所述及的兰陵（1941年）

小 序

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从前乾隆皇帝站在黄鹤楼上，望江心帆船往来，问左右“船上装的是什么东西”，一臣子回奏：“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名，一样是利。”

这个有名的答案并不周全，船上载运的东西乃是四种，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一样是情、一样是义。

乾隆皇帝雄才大略，希望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以名利为饵，对世人之争名攘利当然乐见乐闻，所以那个臣子的答案是做官的标准答案，不是做人的标准答案。

倘若只有名利，这“最后一本书”就不必写了，至少我不必写。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

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

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

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或以为大人物才写回忆录。但人物如果太“大”，反而没法留下许多自述，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最大的人物连个遗嘱也没有准备妥当。

或以为只有小人物才可以从心所欲写回忆录，其实真正的“小”人物没有声音，苍生默默，余欲无言。

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台下看见的台上看不见，两者需要互补。大人物的传记是给小人物看的，小人物的传记是给大人物看的。这世界的缺憾之一是，小人物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大人物也不看。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史诗。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长篇小说。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连续剧。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

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

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

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

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

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

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因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

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加说谎俱乐部。

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

“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

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

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第一章　吾乡

一九四三，对日抗战第六年，我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读流亡中学。一天，教本国地理的姚蜀江先生讲完最后一课，合上书本，提出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们已经读完本国地理，你们对整个中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你们最喜欢哪座山哪条河？你们最喜欢哪一省哪一县？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

当时，我举手发言，我说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

姚老师问我的故乡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山东省临沂县的兰陵镇。

姚老师想了一想，欣然点头：“你们那个地方的确不错。”

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

这骆驼身上有两条黑线。一条线由肩到口，几乎是水平的，那就是胶济铁路；一条线由背至膝，越过前身，几乎是垂直的，那就是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夹住了绵亘三百里的山岭冈峦，地理书上称之为三角山地，写书的人把山东境内的津浦路看成“勾”，把胶济路看成“股”，把骆驼颔下的海岸线看成“弦”。

三角山地又分好几个山区，它的西南角叫沂蒙山区。沂河由此发源，向南部平原流去，到山势已尽，这出山泉水映带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临沂。

兰陵是临沂西南边境的一个大镇。兰陵北望，那些海拔一千多公尺的主峰都沉到地平线下，外围次要的山峰也只是地平线上稀薄透明的一抹。兰陵四面都是肥美的平原，东面到海，西面到河南，南面到淮河。清明踏青，或者农闲的日子探望亲戚，一路上眺望这么好的土壤，是一大享受。尤其是春末夏初麦熟的季节，原野放射着神奇的光芒，浴在那光芒里的人，自以为看见了人间的奇花异卉。唉，必须田里有庄稼，必须有成熟的庄稼，那大地才是锦绣大地。

兰陵附近仅有的一座山，名叫横山。我读小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集体远足，目的地就是横山。十一二岁的孩子征服了那山，可以想见那山是如何小巧玲珑。在我梦中，那里并没有山，太初，诸峰向三角山地集中，路经兰陵东郊，在相互拥挤中遗落了一座盆景。

兰陵出过很多名人。查记载中国古代名人年表的专书，找出汉代三人，晋代一人，前五代二十八人，隋唐十三人。其中三十九个人姓萧，占百分之八十七。

历史上还有一个南兰陵。南兰陵是晋室南渡以后在江苏武进附近所置，称为“侨置”。东晋侨置了南徐州、南兰陵、南瑯琊，把北方的地名拿到南方来用，表示不忘故土。南宋也有“侨置”，欧洲移民到了美洲也有“侨置”，用意大致相同。南兰陵出了十八个名人，清一色姓萧，其中有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梁朝的皇帝萧衍。

由萧家的昌显，使人想起门第背景的作用，族人互相援引，“向阳花木易逢春”。可是唐代以后，不论南兰陵、北兰陵，都不跟名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依太史公司马迁创下的体例，中国历史以名人传记为龙骨。传记的格式，第一句是传主的姓名，第二句就是他的籍贯，例如，“萧望之，东海兰陵人。”“疏广，东海兰陵人。”由于“兰陵人”一词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以致，当年，“我是兰陵人”这样平常的一句话，被人家赋予特别的意义。祖居兰陵的光绪戊戌进士王思衍先生，也就刻了一方大印，在中堂或楹联大件作品中使用，文曰“王思衍东海兰陵人”，以表示他的自我期许。

现在，兰陵人有一大意外收获，那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本来被人视为“低俗”的“淫书”，若干年来身价蒸蒸日上，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自然主义小说，了不起；又有人说，它的妙谛在文字之外，禅境高深。一部小说禁得起批评家用写实和象征两个不同的角度钻研探讨，当然不是凡品，兰陵人的乡贤祠中，也只有对它的作者虚席以待了。

细数历代乡贤，以疏广对我影响最大。

疏老先生是汉朝人，宣帝时官至太傅。他的侄子疏受也在朝为官，位至少傅。太傅是三公之一，少傅是三孤之一，都是很高的爵位。

疏广遇上了好皇帝，宦途顺利。可是疏老先生对他的侄子说，“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咱们提前退休吧。

叔侄二人称病告归，皇帝赐给他俩许多黄金。二疏回到家乡，把黄金分给亲族故旧宾客。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留给子孙，疏广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时传为名言。

兰陵在历史上一度辖区甚广，有过兰陵郡的时代，有过兰陵县的时代，可称之为大兰陵。近代的兰陵是一个乡镇，本来属于临沂，后来成立了苍山县，划归苍山，这是小兰陵。

二疏的故居在兰陵镇之西，离镇约二十华里。萧望之墓在兰陵镇北若干里，乡人讹称萧王墓。他们显然都是大兰陵人。

在小兰陵的时代，二疏故居在峄县境内，也可以说是峄县人。现在峄县废县为城，属枣庄市，二疏又可以说是枣庄人了。

《金瓶梅》作者的原籍，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小时候，我到过二疏的故居。

对日抗战期间，兰陵由日军占领，我家迁往乡间居住，有道是“大乱住乡，小乱住城”。

有一段时间住在兰陵之西。某月某日父亲带我回兰陵一行，他老人家特地绕个弯儿从二疏故居之旁经过。

二疏是汉代人，他的故居也不知经过后世几度重修，如今只见空旷之地四围高墙，造墙用土，在景观上与乡野调和，倒不失二疏敦亲睦邻的心意。

乡人称此处为二疏城，用“城”来表示对先贤的尊敬。又在当年散金之处筑台，以纪念二疏的义行。

我似乎并未看见高台，二疏城的围墙也残破了。从墙外看墙内，只见一棵枝叶参天的银杏，在西风残照中为古人作证。

父亲讲述了二疏辞官散金的故事，我大受感动。回到家，我翻查从上海经纬书局邮购得来的《中国历代名人传》，找出二疏的合传。这本精装巨著只是把正史中的传记挨个儿重排一次，不分段落，没有标点，和线装书一模一样，也许比线装书多几个错字。

我那时读文言文不求甚解，所幸二疏的传记并不古奥，篇幅也简短。我用毛笔写正楷，把二疏的传记抄下来，贴在座右，幻想古人的音容笑貌，进退举止。多年以后，我在外模仿他们轻财尚义，也曾把他们的事迹写成广播剧本。

荀卿也是兰陵人吗？

战国时，兰陵属于楚国，春申君当政，任用赵人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辞官，在兰陵安家落户，晚年潜心著述，后人辑成《荀子》一书。

《荀子》是一部重要的经典。兰陵为晚年的荀卿提供了著述的环境，是这个小镇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兰陵也沾了这位大儒的光，在战国之世就光耀史册，垂名千古。

研究荀子的人说，兰陵人很爱荀卿，喜欢用“卿”做自己的名字。兰陵人爱荀卿应该没有问题，否则荀卿不会把自己的著述自己的子孙都交给兰陵。至于兰陵人以卿为名，似乎无迹可寻。

荀卿死后葬在兰陵，兰陵镇东门外约三华里处，有荀子墓，乡人讹称舜子卿。

荀墓封土为立方体，平顶，造型安详谦和，但体积甚大，我小时候爬上去翻过跟斗。后来看资料，这座古墓长三十公尺，宽二十公尺，高六公尺，相当于一座房子。

荀卿的官位不过是兰陵令，萧望之是太傅，萧墓却不像荀墓那么出名，也没有荀墓“好看”。

我幼时也曾从萧望之墓旁经过，印象中外形是传统的土馒头式样，但高大异常，看上去近似圆锥体。墓不止一座，呈品字形排列，我以为造墓时布置了疑冢，疑冢是为盗墓贼而设，使其不知从何处下手。后来看资料，才知道“余为诸子葬处”。萧望之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的，但他的墓仍有富贵骄人之处。

兰陵似乎没出过荀学专家，满眼是孔孟的信徒。我在家塾读书时曾要求一窥荀子，老师正色曰：“他不是圣人！”

后来，我仍然受了荀子一些影响，那是我四十多岁以后了。

兰陵人雅俗共赏津津乐道的，是他们酿造的酒。他们说，兰陵是杜康造酒的地方。

当年李太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行经山东，喝了兰陵出产的美酒，作了一首七言绝句。诗云：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在李白的作品里面，这是很寻常的一首七绝，但是李白不是寻常人物。此诗一出，中国文学马上增加了几个典故：兰陵酒，兰陵一醉，兰陵郁金，兰陵琥珀。兰陵也兴起了一种工业：酿酒。李太白一句话，兰陵人发了财。

据说，兰陵美酒有几项特点。

第一，据说，酒怕过江，本来是满满的一瓶酒，由北岸运到南岸，自然减少三分之一。兰陵美酒没有这种损耗。

第二，据说，兰陵美酒的香气特别馥郁。在中国，“酒为百药之长”，酒里总有一股药味，兰陵美酒是少有的例外。饮普通烧酒，入口时香醇可口，回味却败坏嗅觉，只有兰陵美酒，“连酒嗝都不难闻”。

第三，嗜酒足以致病，但是兰陵父老相信，饮他们酿造的美酒比较安全。明代的汪颖在《食物本草》中说，“兰陵酒清香远达，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其他水，邻邑造之俱不然。”

对酒，兰陵人有他主观的信念。入兰陵而不喜欢兰陵酿造的烧酒，那是可以默许的；入兰陵而褒贬兰陵美酒，那就超出了容忍的限度，视同极大的恶意。

我想，每个地区的人民都会在当地找出几件事物来寄托他们的集体自尊，基于无伤大雅的原则，你最好接受他们的价值标准。

很久以前，在兰陵，我就该学会这一点。

可想而知，兰陵有许多酒坊酒店。清末民初，兰陵酿造业的全盛时代，十八家字号欣欣向荣，百里内外分支机构处处。

酿酒是工业，有一定的法则和程序。但是，同一个师傅、使用同样的原料，未必能每次都酿出同样的酒。就像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反复写了好几次，只有第一次写出来的最好。所以，酿酒又是艺术。

有时候，全体工人在酒师傅的指导下，该做的事都做了，最后却涓滴皆无，或者流出来气味刺鼻的恶水。这种状况真是糟糕透顶，店主损失了资本，酒师傅损失了声誉。既然尽人事不能保证结果，那就加上乞求天命。所以，酿酒又是宗教。

美酒有它独特的配方，主要的原料是黍。酒要埋在地下一年，等惊蛰闻雷时开窖取出。

实际上，在我幼时，“遵古炮制”的美酒已难在酒店里买到，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

一般而论，兰陵人的运气不错。

兰陵镇的地势是一个方形的高台，极适合建屋筑城。我在《碎琉璃》中曾借用此一形象。想当初汉族漫行黄河下游觅地求生，先民忽然发现这天造地设的家园，必定欣喜若狂。

由于地势高，风湿和疥疮都是稀有的疾病，安葬死者，事后也很少发觉棺材泡在水里。土匪来了，乡人居高临下，防守占尽优势。

春秋时，先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据说，因为兰陵的水质好，所以能造出好酒。后来，专家告诉他们，要酒好也得土质好，长出好的庄稼来。后来，专家又说，要出好酒还得有好的空气。兰陵人看兰陵，越看好处越多。

北伐前后，土匪以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抢遍了鲁南的乡镇，兰陵也不例外。但是，到兰陵来的土匪不杀人，不奸淫妇女，只要财物。这股土匪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相信做土匪等于做生意，将本求利，“本金”就是自己的生命。干吗要流血？血又不能当钱使用！强奸？何苦来，明天上阵第一个挨枪子儿！

兰陵当然也有地主，而且有大地主，清算起来，个个俯首认罪。不过“样板”地主——《白毛女》里那样的地主，倒还没有。

近代的兰陵很闭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浦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

兰陵的城墙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宽可驰马，是我小时候散步的地方。四面城门都有名家题字，东门是“东海镜清”，北门是“文峰映秀”，南门为“衢通淮徐”，西门是“逵达邹鲁”。虽是小镇，气派不小。

范筑先做过临沂县的县长，是兰陵人的父母官。能在这样一个好官的治理之下为民，也是风水有灵，三生有幸。

范县长的第一个优点是不要钱。对身为行政首长的人来说，贪为万恶之源，廉为百善之媒。

他的第二个优点是不怕死，“仁者必有勇”。

那年头临沂的土匪多，军队纪律也不好，时人称为“兵害”、“匪患”。向来做县长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认真，唯恐兵匪以暴力报复。

范县长不怕。那时允许民间有自卫枪械，大户人家甚至长年维持一支小小的民兵。范县长把这些乡勇组织起来，施以军事训练，又把各村的武力联络起来，建立指挥系统，一村有警，各村来救，同时以正规军队作后盾，土匪遂不敢轻举妄动。

兵害比较难除。幸而那时国民政府也知道兵害严重，不得不扬汤止沸，下令规定县长一律兼任军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军法官有权判处死刑。范县长拿起这个尚方宝剑，挥舞叱咤，有效地震慑了兵痞兵氓。

临沂城内的驻军，军官往往告诫士兵：“我饶得了你，只怕范大牙饶不了你。”范县长的门牙特大，有这么一个绰号。

范在临沂的任期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后来他调到聊城去升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对日抗战发生，日军进攻聊城。范专员曾在北洋军中做过旅长，原是一员虎将。他守土不去，激战中阵亡，吾乡尊长王言诚先生浴血参与此役，突围得免。

岳飞曾强调“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范筑先先生一身兼具这两个条件，超过岳武穆所悬的标准。料想成仁之日，精忠岳飞在天堂门口迎接他的灵魂。

范筑先为政的另一个特点是“勤”。据说他整天工作，几乎没有私生活。

他奉命进行的几项大政，如土地测量，如严禁鸦片，如寓兵于农，都很容易以权谋私，因陋聚敛，但是范县长贯彻执行，没有苛扰。

一九三五年夏天，黄河决口，山东水灾严重，大批难民涌到，范县长顺顺当当漂漂亮亮地办好救灾。

当年的地方行政，有人称之为“绅权政治”，由各地士绅做政府的经纪人，做官的人只要得到士绅的配合就算圆满成功。

士绅和一般农工商学的利益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因此有些良法美意不免遭士绅封杀。这个缺点，当时的制度无法补救，只有靠“贤臣”走出那分层负责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以个人魅力个人意志冲破士绅架构的长城，出入那“天苍苍，野茫茫”的世界。这样，“贤臣”必须勤苦耐劳。

范筑先先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做了那样的人、那样的事。

有两件事，我对范氏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一共只有两次机会看见他。

第一次，他巡视兰陵，顺便看看我们读书的小学。我们停课，大扫除，奉命要穿干净衣服，洗脸洗到脖子，洗手要剪短指甲。当天在校门内操场上排开队伍，队伍临时经过特别编组，把白白胖胖讨人喜欢的孩子摆在前列。

县长出现，大家一齐拍手，照事先的演练。原以为他要训话，他没有，只是从我们面前走过，从排头走到排尾，仔细看我们。他的个子高，面容瘦，目光凌厉，门牙特别长，手指像练过鹰爪功。然而他并不可怕。他每走几步就伸出手来摸一个孩子的头顶，大家都希望被他选中。

他没有摸我。他的手曾经朝着我伸过来，从我的肩膀上伸过去。他的目标在我左后方。天地良心，那个同学的长相没有我这么体面。也许正因为他比我黑，比我憔悴。受他抚摩的，多半不是饱满娇嫩的中国洋娃娃，换言之，位置多半在后面一排，以及排尾。

第二次能够看见他，是因为他要离开临沂了，去聊城赴任之前，他到临沂县的每一区辞别。兰陵是第八区。

在欢送的场面里，我们小学生是必不可少的点缀。主体是大街两旁长长的两列一望无尽的香案，香案后面站着地方士绅、基层官吏。这些人物背后墙上高挂着红布条制成的大字标语，感激德政，祝贺新职。标语连接，灰扑扑的兰陵好像化了妆，容光焕发。那年月，标语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兰陵很有几位写家，这一次都动员上场，不啻一场大规模的书法展览。

香案上并不烧香，摆着清水一碗，镜子一面，豆腐一块，青葱几棵，用以象征范县长的“清似水、明似镜”，“一清二白”。还有清酒两杯，主人的名片一张，表示饯别。只见县长在许多人簇拥下一路行来，——区长、镇长、警察局长、小学校长，少不了还有随从护卫，——鞭炮震天，硝烟满地。这一次他没有多看我们，一径来到香案之前。

香案上有两杯酒。范氏站立桌前，端起右面的一杯，——右面是宾位，——洒酒于地。就这样，一桌又一桌。兰陵本来就满街酒香，这天更是熏人欲醉。随员取出范氏的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把主人摆在桌上的名片取回来，放进手中的拜盒。就这样，鞭炮声中，范氏一桌挨一桌受礼，临之以庄，一丝不苟。

范氏的路线是进北门，出西门。西门内外，香案还在不断增加。四乡农民，闻风而至，带着他们刚刚摘下的新鲜果菜。来到兰陵，才发现需要桌子，需要酒杯，就向临街的住户商借。我家共借出方桌两张，酒杯六只。有些远道而来的扶老携幼，阖第光临。

据说，根据传统，卸任的官吏必须在鞭炮声中离去，最忌冷场。所谓辞别，通常是在前面十几二十桌前行礼如仪，自此以下，俗套概免，以免时间拖延太久。范县长那天打破惯例，即使是临时增添的那些桌子，那些没有铺桌布、没有摆名片的桌子，他也平等对待。那天，兰陵镇虽然准备了很多鞭炮，还是不够。这种长串的百子鞭，得到县城去采购，临时无法补充。范县长并不在意，他的诚意丝毫不减。

范氏出外，一向不接受招待，这一次更是在午饭后到在晚饭前离去。等他坐上汽车，已是夕阳西下。他还没吃晚饭，我也没有，我们的队伍这时才解散，所有的香案也在这时开始撤除。那时，我觉得好饿！我想，他也一定饿了。

毫无疑问，这个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　吾家

兰陵王氏自丙沂公传至十三世思字辈，有思兆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兆公再传，和字辈，是我的祖父翔和先生。祖父有五子五女，我父亲行二，讳毓瑶，是毓字辈。

当年，人事资料要记载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每个人都要记自己的“三代”，否则就是大笑话，倘若求职，写不出“三代”的人一定落选。

那时，有一个人出外求职，忘了曾祖父的名字，情势断不容许回家查问，就临时替曾祖父取名“曾杰”，意思是，我的曾祖父是位人杰。管人事的跟他有点交往，好心提醒他：“名字哪有用破音字的？”他急忙在“曾”字旁边添了个土字旁，成为“增杰”。

他得到这个职位。后来他查出曾祖父的本名，他请管人事的喝酒，要求悄悄地把记录更正过来。管人事的想起破音字加土字旁的往事，笑而言曰：“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啦，你也别再轻举妄动啦！”

这“入土为安”和“轻举妄动”两个成语，成了嘲笑他的典故，被他的好朋友沿用了很多年。

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

我的伯父毓琪先生，和我的父亲是一母所生，老弟兄俩的名讳隐含“琪花瑶草”之意。

可是这两位老人家并未生长在仙境，他们要面对尘世间的一切磨炼。

后来祖母去世了，由继祖母持家。继祖母生育了四叔毓珩先生，五叔毓珍先生，七叔毓莹先生。

我记得，伯父是个胖子，走路时呼吸有风箱声，性情随和，像一个商人。四叔比伯父稍稍清秀些，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五叔那时是一热血青年，眉宇间有英气，关心国事，批评社会。七叔瘦小灵活，和他的四位哥哥不同。

传统的大家庭内部照例有许多矛盾，我家不幸未能例外。传统的大家庭也都注重观瞻，不断修饰自己的形象，我家也力求纳入此一规范。

小时候，我主要的玩伴是一只狸猫。猫爱清洁，但是自己无法洗澡，唯一可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舌头。它拿舌头当刷子，把身上的每一根毛舐干净。多亏它有个柔软的身体，能运用各种姿势、从各个角度清理身体的许多部位。

看它那样辛苦，那样勤奋，使我十分痛惜。不错，它的外表是干净了，可是所有的污秽都吞进肚里。

看到猫，常常使我想起家庭，传统的大家庭。

猫有能力把肚子里的污秽排泄出去，大家庭也有吗？

猫，如果身上太脏，它就自暴自弃，任其自然，大家庭也会吗？

余生也晚，从未见过祖父。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个卓越的商人。具有当时一般商人没有的世界观。他开设了一家酒厂、两家酒店，字号是“德源涌”和“德昌”，除了批发以外，在临沂和峄县县城都有门市部。历来谈兰陵美酒的文章，点名举例，必有“德源涌”的名字，它是兰陵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北京设有分销单位。

一九一五年，祖父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以兰陵美酒公司的名义，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出国参展之前，一九一四年，兰陵酒先在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夺得第一名。这段史实，由王玉久先生从当年出版的《申报》和“中国参加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中发掘出来，至今犹是中国对外贸易反复引述的资料。我纳闷的是，在玉久先生的文章里，我祖父的名字是王祥和。但是，我从小受教育，熟读勤写祖上三代的名讳，祖父的名字分明是王翔和。

他老人家要伯父管理产销，伯父正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要四叔管家，四叔为人小心谨慎，又深得继祖母信任。他老人家的这些举措，堪称知人善任。

可是，他老人家送我父亲到济南去读法政专门学校，却是一步失着。在那年代，“法政”的意思是政治经济，法政专门学校培养的是官场人物。我父亲不能做官，尤其不能在军阀混战天下未定的时候做官。

等到我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祖父早已去世，生意早已结束，酒厂空余平地上一棵梧桐，酒店的门面租给人家卖酒。伯父和我父亲也早已奉继祖母之命分出去独立生活，酒厂的空地的一半，酒店的门面，以及相连的一所四合院，由我们这个小家庭居住使用。

我八九岁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搜索”了我父亲的书房。据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做过类似的事。我找到父亲的同学录，一部善本的《荀子》，一部石印的金批《水浒》，一枚图章。母亲告诉我，图章上刻了四个字：“德源长涌”。每个字的笔画都长长地向下垂着，有瀑布的趣味。这一方印章，也许是祖父一生事业的仅存的遗迹吧。

也许，这偌大的祖宅，才是祖父的事业的遗迹。

这所住宅，由大街口向南至小街口，由小街口向西至槐树底，成为一个方块。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尺。这种住宅的结构，是用一个一个四合院连接而成。一个四合院称为一“进”。估计它大约共有十进，外加一片厂房。

我在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出生、长大。房顶很高，没有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构，那是一种匀称的精巧的悬在空中的手工，用三角形的木梁支撑着。自从有了空气调节以后，很难再看见这么高的屋顶了。

老式的建筑方法不用水泥，用三合土。三合土是把细沙、石灰混入土内调制而成。那时，兰陵的房子几乎都是用三合土砌砖为墙，这种砖墙内外两层单砖，中间再用三合土填满，每隔五尺处加铺一条青石板，再在石板上继续加高。

那年代，小偷这一行里面有人专在土墙上挖洞出入事主之家，叫“挖窟子”，文言的说法是“穿窬”。我记得当年轰动兰陵的一大新闻，有人夜半听见不寻常的声音，知道“挖窟子”的来了，就抄起菜刀，蹲在墙边等候，等小偷从洞里伸手进来，狠狠一刀砍下去。这件事发生在天寒欲雪的冬夜，更使人觉得十分凄惨。

大户人家用“夹心砖墙”盖屋，用意在防盗，冬天也防寒保暖。同样的理由，我出生的房间只向天井开窗，临街的一面乃是单调的严峻的“高垒”。室内的光线很弱，据说最暗处与祖宗在天之灵相通。

据说，所有的婴儿都应该在这一角黑影里呱呱坠地。

四合院四面是房，依方位称为东屋、西屋、南屋。北面的一排房子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堂屋。堂屋是这一组房子的主房。

堂屋的中间是客厅，两旁是卧室，称为“一明两暗”。客厅正中有门，门左右有窗，门窗正对天井，光线确实是明亮。

这种房子选材施工都很考究，兴家立业的人为后世费尽苦心。鸠工建造之初不但要请专家选日期、定方位，还要请全体工人吃酒席，并且特别送工头一个大红包。否则，据说，工人有许多“坏招儿”，使你败家。

据说，有人发了财盖房子，房子盖好之后家运开始衰落。这家主人心知有异，重金礼聘一位专家前来察看。

专家劝他拆房子。

一排新盖的堂屋拆掉了，墙根的基石也挖起来，专家从下面找到一个黑盒子，盒子里放着三粒骰子。

骰子的点数是幺二三。

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掷出幺二三的人准是输家，建筑工人把这样一个邪祟之物埋伏在墙壁下面，诅咒这个新兴的家庭。

那专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地、慢慢地把骰子翻转过来，幺二三不见了，露出来四五六。

四五六是王牌，庄家如果掷出四五六来，立刻通吃。

黑盒子仍然放回去，房子再盖起来。从此，门迎喜气，户纳春风，三代康宁，六亲和睦，百事顺遂。

这故事，也许是建筑工人编造出来、用以提高专业地位的吧？盖房子的人宁可信其有。任何一种神话，一种谎言，只要可能对子孙有利，他们一概接受。

也许，建筑工人在我出生的这座房屋下面埋藏了“幺二三”吧，我家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

我记得，我家后院，梧桐树附近，曾经有一个敞棚，棚下有长方形的石槽，槽上拴着两头骡子。小时候，大人一再告诫我不可接近骡子，使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骡子最大的功用是驾车。想来那时我家有车，那种木制的铁轮大车，用薄薄的棉褥和油布围成车厢。车厢形如轿子，称为轿车。这种车早已淘汰了，名字却留下来，归新式汽车使用。

既有车，想必也有驾车的人吧。我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人，也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车。我只记得确实有骡子，傲慢倔犟的骡子。

然后，我仿佛记得，骡子不见了，石槽旁边拴着两头黄牛。

为什么是牛？我家号称耕读传家，却不直接种田。回想起来答案可能是，那时候，常有佃农感到劳力不足，要求东家养牛供耕种使用。

记得冬天，我常在寒夜中被父亲叫起，他提着草料，我掌着马灯，冒着雨丝雪片，一同走到后院。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把草料倒进槽内，拿起一根顶端分叉的木棒搅拌。夜很静，草料在搅拌中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颇似我后来在爵士乐中听到的沙锤。

想必也是应佃户之请，牛棚旁边有了堆肥。人畜的粪便不能直接用于施肥，必须混入稻草、炉灰、树叶、泥土，经过发酵。把堆肥放在我家后院，是防止有人偷窃。

我记得，老牛怎样用它的舌、把刚刚生下来的小牛收拾干净。我记得，小牛本来俯在地上，四肢无力，忽然一阵风吹过，小牛拉长了脖子，头往前一伸，就站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天，母牛除去缰绳，离开石槽，在后院里陪伴小牛，算是它的产假。

后来，不知怎么，牛已不见了，只剩下一头驴子。

家乡的主食叫“煎饼”，乡音近似“肩明”。煎饼是用石磨把小麦黄豆磨成稠糊，再放在铁鏊子上烙成，所以推磨是人生大事。我家没有劳力，必须用驴拉磨，这驴子遂成为我家一颗明星。

我记得那是一头公驴，俗称“叫驴”，仰天长啸是公驴的特长。那驴毛色光洁，身躯高大，颇有桀骜不驯之气，普通妇人童子来牵曳它，它往往置之不理。

驴子喜欢在地上打滚，俗语说驴打滚儿天要下雨，多半灵验，也许是空气里的湿度使它发痒，它没有搔抓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摩擦。可是，那突然而来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又代表什么？抗议吗？求偶吗？或者如幽默家所说，“驴子喜自闻其鸣声”，自我欣赏吗？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驴子的鸣声很惊人，音量极大，音质粗劣，而且抑扬转折连绵不歇，一口气很长，有时它突然在你身旁发声，使你魂飞魄散，耳鼓麻木。

乡人常说，世间有三样声音最难听：锉锯刮锅黑驴叫。我家的驴正是黑驴。口技专家似乎还没有人能模仿黑驴的叫声，那是独一无二的特别警报，黔驴大叫一声吓退了老虎。

大概是我家渐渐容不下这种自命不凡的驴，就换了一头牝的，乡人称牝驴为“草驴”。草驴沉默、柔顺，比较配合我家的环境。

抗战发生，兰陵一度是两军攻守之地，我们全家逃难，驴子跟着我们颠沛流离，忍辱负重。

最后，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家已没有驴子。

我常常回忆、简直可以说是纪念我家最后一个使女。

我不知道她在我家工作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的年纪，只记得她个子矮，丰满，比我的姐姐胖得多，——那时还有姐姐在世——天足，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前额梳着刘海，后头扎着大辫子。

那时，衡量中产之家的境况，要看他有没有“天棚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肥狗与胖丫头并举，显然出于极落伍的思想，屡受革命家和妇女运动家的呵斥。但在那时，这句话是存在的。在那时，这四者我家都有，——曾经都有。

我和这位使女的关系并不融洽，她有一个任务是照管我，我总是不跟她合作。例如，她催我吃饭，或者想给我加一件衣服，或者从街上叫我回家，总是惹得她不愉快。

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中，她帮助我的母亲料理家务，由我还在吃奶到我断奶。为了断奶，母亲在奶头上涂了黄连水。我初尝苦果时，她还站在旁边，一脸笑容。

由我穿开裆裤到穿合裆裤。换装之后，一时不能适应，常常尿湿裤子，由她帮我把湿裤子换下来。

由我可以随地小便，到我必须在后院的粪堆上撒尿。

由我可以跟女孩子一同游戏，到我跟她们划清界限。

由我必须请她替我摘石榴，到我自己可以摘到石榴。

有一天，我看见她坐在客厅的地上哭泣，母亲找出几件首饰给她，她一再把母亲的手推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中年妇女，乡下大婶的模样，想把她拉起来，可是不容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大婶是有备而来。她出去了几分钟再回来，就有两个壮男跟进，两个男子抓住那使女的两臂，把她硬拖出去，脚不沾地。

她号啕大哭。可是，出了大门，她就停止了挣扎，一切认命。

后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家里替她安排了她极不满意的婚姻。

我们那唯一的、最后的使女走后，母亲的工作陡然繁重，她自己烙煎饼。

烙煎饼用的“鏊子”，是一块圆形的铁板，怕有砖头那么厚，直径嘛，我想起饭馆里的小圆桌，也就是供五六个人围坐的那种桌面。

鏊子的中央微微隆起，略似龟背。下面有三条短腿，撑住地面。烙煎饼的人席地而坐，把柴草徐徐推进鏊子底下燃烧，使这块铁板产生高温。烙煎饼的人左手舀一勺粮食磨成的糊，放在铁板中央，右手拿一根薄薄的木片，把“糊”摊开，布满，看准火候迅速揭起。

煎饼就是这样一张又一张的东西。

刚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其薄如纸，其脆如酥，香甜满口，可说是一道美味，蒲松龄为此作了一篇“煎饼赋”。

如果在煎饼将熟未熟之际打上一个鸡蛋，蛋里拌入切碎的葱花辣椒，那就应了山东人的一句话：“辣椒煎鸡蛋，辣死不投降。”

还有简便的办法：在煎饼里卷一根大葱。山东大葱晶莹如玉，爽脆如梨，章回小说形容女孩子“出落得像水葱儿似的”，这棵葱必须是山东大葱！

有个笑话，挖苦山东人的，说是两个山东人在吵架，你不必劝，你只要在地上丢几棵葱，他们就不吵了，为什么？他们抢大葱去了！

烙煎饼是在高温中工作，满身大汗，满脸通红，头发贴在脸上、脖子上如斧劈皴，汗水滴在鏊子上吱吱啦啦响。乡人说，天下有四热：铁匠炉、鏊子窝、耪豆垄子拉秫棵。其中鏊子窝就是烙煎饼的地方。

年年夏天有人在鏊子窝昏倒。

可怜复可恨，每逢母亲烙煎饼的时候，也就是我兴高采烈的时候，我能吃到我最爱吃的东西。

吃饱了，我就吹我用葱叶做成的哨子。

我家曾遭土匪洗劫，不但财物一空，还筹措了一笔钱赎肉票。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全不记得。

有一年大旱，我记得全家不能洗脸，饮水从多少里外的河里运来。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大家以收尸的心情去收拾残余。阳光实在毒辣，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急急忙忙像逃难。

求雨的场面惊人，几百壮男赤身露体在锣鼓声中跳商羊舞，受烈日烧烤，前胸红肿，后背的皮肤干裂，嘴唇变形，喝水张不开口。

然后是蝗灾。头顶上蝗阵成幕，日影暗淡，好像遇蚀的日子。不久，蝗虫把天空交还给我们，却沿着屋顶的瓦沟水一般流泻而下，占领了院子，还有街道，还有田野。

蝗虫是害虫，炒蝗虫却令人馋涎欲滴。平时想炒一盘蝗虫，要到野外去奔波半日，手足并用，劳形伤神。现在只要朝院子里抓一把。每一只蝗虫都很肥，而且雌虫正待产卵，是厨师眼中的上品。

几盘炒蝗虫的代价极大，田里的庄稼被它吃光了。

还有一次火灾。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四合院的南屋突然起火。那是学屋，父亲请了老师在屋中设塾，教我读书。

主要的学生是我，二姐。照惯例，亲邻的孩子可以加入，免费。学生一度增加到六七人。

开学仪式却只通知我一个人出席。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客厅里的光线还黯淡。迎门正中墙壁上贴一张红纸条子，端端正正写着“至圣先师之神位”。老师站在左边，我父亲站在右边，兼任司仪。我对着神位磕了头。本来还该给老师磕头，老师坚辞，说是已经拜过师了。

然后到南屋上课。这位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留着八字胡，不凶。

好像没多久，南屋就起了火。四邻八舍都来救火，可是最近的水源是五百公尺外的护城河，救火的人沿街排列，用水桶挑水提水接力传送，快步如飞。

那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杯水车薪”。工夫不大，南屋烧光了，火势自然停止。大家都说幸亏当天没有风。

灾后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席，请参加救火的人来一醉，幸好没有人“焦头烂额”。南屋没能再盖起来，索性四面墙拆掉三面，改成院墙。

我改到别家的学屋里去念“人之初”。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大姐二姐相继去世。

兰陵这个小地方，偶然有陌生人闯进来，定要引起观众议论。即使来了个从未见过的乞丐，也是新闻。

这天，大家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没人认识他们，他们倒是不客气，拿大刷子蘸石灰水，在我家对门围墙上刷字。写的是：反对共产共妻。艺术体，有棱有角，整整齐齐。

我家临街的门面租给人家开酒店了，那地方闲人多，口舌不少。口舌出口才，口才也生口舌。

有个人，议论风生出了名，他年纪大，辈分长，论人论事有特殊角度，语惊四座，是吾乡吾族滑稽列传中人物。但保守派人物认为他口德不修，称之为“坏爷”。小酒馆里他常来，不为喝酒，为了找听众。

“坏爷，这共产，我们听说过了，可是共妻是怎么一回事？”

坏爷一向问一答十。“这共产党，想尽了办法跟有钱的人作对。你不是有钱吗，把你关在黑屋子里，饿上三天，给你一根打狗棒，自己讨饭去。”

“可是共妻？”

坏爷一眼看见我。“小孩子不能听，回家去！”

不听怎么可能，我躲到店外去偷听。

只听见坏爷滔滔不绝。“共产共妻，妻子儿女都是产，他要共，你敢怎么样？”

“天下哪有这种事！我偏不信！”说这话的人是胡三。

“不信？你自己到江西去看看！”

“没王法了？”

“他们有他们的王法。”

“那倒好，”胡三话锋一转，“反正我胡三没老婆。”

男掌柜的说：“胡三，你喝醉了。”

胡三的确喝了不少。“共妻就共妻，你决你的定，我通你的过！”

“胡三，你给我赶快回家，今天不要你的酒钱。”男掌柜的下了逐客令。

良久。没料到下面还有精彩可听的。

“这些穿中山装的人真糊涂，什么不好写？何必写共妻？”

“胡三今夜一定睡不着。”

“何止一个胡三？你有黄脸婆，难道不想趁机会换一个？”

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我的弟弟和妹妹次第出生。

我对妹妹最早的记忆是，替她摘石榴。

我家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还有一棵也是石榴。——我写在作文簿里的句子。老师眉批：很好，可惜并非自出心裁。

两棵石榴，并排长在堂屋门侧窗下。不知何故，树姿像丛生的灌木，开花的时候，红蓬蓬两团落霞。总是树顶的石榴先熟，一熟了就裂开，展示那一掬晶莹的红宝石，光芒四射。那高度，我也得站在板凳上才够得着。可是我的上身向前突出太多，板凳歪倒，我扑在树上，四肢悬空，一时魂飞天外，连喊叫都没了声音。

幸亏那是一丛“灌木”，它撑住我的身体，我抱住零乱的树枝，下身悬在空中。就这样，我像抱住木板的溺者那样煎熬着，直到有人来救援。而妹妹安静地等待，并不知道发生了变故。

峄县石榴天下驰名。兰陵距峄县县城五十华里，一度属峄县管辖，兰陵石榴就是峄县石榴。我家这两棵属于红皮石榴，结成的石榴大如饭碗，粒子肥大，甜美多汁，亲友邻舍哪个不想尝鲜？每年这石榴的分配，是母亲的一大难题。

仿佛记得，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简直不能出门。

我问肚子怎么了，她说，生病。

我绝未料到那“症状”和弟弟有关。我对弟弟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忽然奉命到别人家中去玩一天。我去了，到底是谁家，已经忘记，只记得也是四合院，客厅里空无一人。在这个家庭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闲得无聊，可是他们不让我走出客厅一步。

晚上，有人来接我回家，在天井里听见内室有婴儿的哭声。

“谁哭？”我问。

“你的兄弟。”

“我哪来的兄弟？”

那人向上指了一指。“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仰面看天，又惊又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得了！那么高，又怎么上去的呢？

我家最后一个小高潮，是有一位县长登门造访。

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临沂的县长，还是峄县的县长。他是济南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的，上任以后，想起这里有他一位老同学。

那年代，家乡还没讲究“童权”，贵宾临门，孩子一律赶上大街。那县长也没问：“你的孩子呢，叫过来我看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模糊。

有时我会这么想：他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机会可以使一个相当敏感的孩子记得他的声色笑貌，进而注意他的嘉言懿行，在五十几年以后为他“树碑立传”。

那天父亲请厨子来做菜，宴开三桌，一桌摆在客厅里，招待县长，两桌摆在天井里，招待县长的随从。

满天井太太小孩“偷看”县长，我也混在里面。只听见有人低声惊叹：“县长吃馒头是揭了皮儿的！”

县长拿起馒头揭皮的时候，同席的人也连忙效法追随，每人面前隆起一个白色的小丘。

县长是戴着黑手套进来的，饭后，又马上把手套戴好。回想起来准是意大利上等皮货，又软又薄，紧紧贴在皮肤上，与手合而为一。院子里，迟到的观众低声问早来一步的：“他又不做粗活，为什么手这样黑？”

以后个把月，我出门玩耍，走到大街口，准有人买包子给我吃。大街口就有卖包子的固定摊位。

那时候，父老有个习惯，到大街口去，找个阴凉蹲着，看人来人往，互相交换新闻。

那时候，孩子们受到严格的教导，在外面接受了人家的吃食或玩具，马上回家报告父母。

父亲不许我到大街口玩耍。

个把月后，没人再请我吃包子了，因为，有许多人来央求父亲到县长那里说情，父亲一概拒绝。

现在由黑色的手套说到黑色的燕子。

我家的客厅，地上铺着方砖，方砖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八仙桌和后墙之间，是又窄又长的“条几”。八仙桌上摆茶壶茶杯，条几上摆文房四宝，花瓶，以及把成轴的字画插在里面存放的瓷筒子。

瓷器至少是道光年间的制品，桌椅准是紫檀木做的。柴檀很黑，微微泛着紫色，威严深沉，能配合大家庭的环境气氛。柴檀的颜色天然生成，从木材内部渗出来，这正是玉石之所谓“润”，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这种自内而外的色泽，认为它象征有内在修养的君子。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由条几垂直向上，紧贴着屋顶的内部，有一个燕巢。燕子利用屋顶的斜度，把春泥塑在纵横的椽间，春来秋去，在里面传宗接代。

总有需要关门加锁的时候。所以，客厅的门框上面，门楣下面，预留一条五寸宽的空缝，供燕子出入，称为“燕路”。每年春天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燕路，把防风避寒的材料取出来，不敢慢待来寻旧垒的远客。人人相信燕子有某种灵性，专找交好运有福气的人家托身，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说燕子舍弃了衰败，寻求新的机运。因此，倘若谁家的燕子一去不回，可要引人费尽议论猜测了。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我家的燕子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可是有一天，突然啪嗒一声，燕巢掉下来一半，碎屑四溅，刚刚孵出来的雏，还未能完全离开蛋壳，光着身子张着嫩红的大嘴，在八仙桌上哭起来。它们的父母满屋乱飞，像没头的蝙蝠。

母亲立刻给雏燕布置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条几上。老燕多次冒险低飞，在雏燕面前盘旋，不论它们的孩子怎样挣扎号叫，它们始终没敢在条几上停下来。

父亲找人把燕巢补好，把雏燕送回巢内，可是它们的父母再没有回来。巢，一旦有了人的指纹，燕子立刻弃之不顾。

第二年，我们也有了覆巢之痛。

第三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进小学似乎是从中间插班读起的。

插班要经过学力测验，那时测验学力不考算术只考国文，多半是写一篇自传，视文字表达能力为国文程度之最后总和。

我考插班连自传也免了，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的情绪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问“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也会唱这首歌，但从未见过歌词，只能照自己的领会回答。我说：“很悲痛地看一看东北三省。”

校长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答对，可是插班批准，他没有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糊里糊涂过了关，心里一直纳闷。后来知道，校长认为我错得很有道理。

那时为求歌声雄壮，《满江红》用齐步走的唱法，第一个字占一拍，激昂高亢，这个字应该很有感情，使音义相得益彰。我听音辨字，不选“北”而选“悲”，校长认为我在语文和声韵方面有些慧根。

好险，校长如果多问几个问题，一定发现我的根器极浅。吴佩孚的这首得意之作被我们唱得铿锵有力，我们并不明白他到底说些什么。

入学后看到歌词。“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这两句听得懂。“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吉江辽沈？听不清楚。“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这两句勉强可以听懂。“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听不懂。“甲午役，土地削”，可以懂。“甲辰役，主权夺”，不大懂。“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这两句很响亮，深入人心。

最后还有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山东半岛上有座蓬莱山，山上有庙，可以出家，我们懂。可是一想到吴大帅突然变成和尚，忍不住有滑稽之感。加以“念弥陀”的“陀”字人人唱成轻声，在舌尖上打滚儿，增加了我们的轻佻，露出揶揄的笑容。

这最后两句，我们能看懂字面，不懂它的境界。如果这首《满江红》在前面唤起了人们的慷慨悲壮之情，到最后恐怕也抵消了。

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晨昏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大帅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

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想，那做大官的全不知道后果，又把这首私人的言志之作推广到全国。

也幸亏有这首歌，我才记得我是怎么入学的。

有些事真的记不清楚了，我入小学，又好像是从一年级读起的。

我确实读过“大狗叫，小猫跳”。猫字笔画多，想写得好，比养一只猫还难。

这开学第一课的课文，被那些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抽作样品，反复攻击，责怪学校不教圣人之言，净学禽兽说话。我印象深刻，没有忘记。

上“习字”课时，我也曾反复摹写：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氏

一直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潘子皋老师给了我一个解释：

至高至大的人物，

只有孔夫子一人，

他教化了三千弟子，

其中有七十二个贤人。

这也是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音乐老师教唱“葡萄仙子”的时候我也在场，一面唱，一面高低俯仰做些温柔的姿势，不化妆，并不知道在反串小女孩。

还有一项铁证说来不甚雅驯，我在放学回家途中尿湿了裤子。

那时我还不很习惯连裆的密封式的裤子，沿途又绝对没有公共厕所。回到家中，母亲一面替我擦洗，一面给我如下的训练：

一、出门之前，先上厕所。

二、小孩子，尿急了，可以在没盖房子的空地上小便。

这些记忆，跟插班口试是冲突的，看来这中间有许多脱漏。脱漏的部分可能很重要，可能很有趣，也可能很苍茫或者很苍白。

我已永远不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他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依靠别人做他的史官，那人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关心他的人。慈母贤妻良师益友，也下过都是尽责称职的史官罢了。人生得一史官，可以无恨。

小时候，望着天上的白云，只幻想自己的未来，不“考证”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在老师命题下作文，写过多少次“我的志愿”，从未写过“七岁以前的我”。

就这样，飞奔而前，把历史，把史官，都抛在身后脑后，无暇兼顾了。

故乡的小学历经“三代”：私立的时代，区立的时代，到我入学读书的时候，是县立的时代。

私立小学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那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年。十几年后，我入学的时候，到处有人还在说“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反对新式教育，回头想想，一九一九年兴学也就很难得，很及时了。

在小城小镇办学，校址本来是个难题，可是天从人愿，故乡有三座庙连在一起，一座叫三皇庙，一座叫插花娘娘庙，还有一座圣庙，也就是孔庙。庙不但有房屋可以做教室，有空地可以做操场，还有庙产可以做经费。

于是，跟我曾祖父同辈的王思玷先生，跟我父亲同辈的王毓琳先生，自告奋勇拆除神像。他们没好意思动孔夫子，让他还是温良恭俭让站在原处，对配享的颜曾思孟可就一点也没客气。孔像虽在，大殿的空间足可以做学生集会的大礼堂。

到我做学生的时候，乡人还是很迷信。例如说，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例如说，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脏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例如说，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为之，常常照相的人会速死。

我做学生的时候，镇上架设了电话线。电话为什么能和远方的人对谈呢？乡人说，你看，每根电线杆上端都有一个小瓷壶，电线绕着壶颈架起来，每个小瓷壶里有一个小纸人，电话是由这些小纸人一个一个传出去，传回来。所以，千万不要得罪外国人，外国人会把你的灵魂变成小纸人，囚在瓷壶里，一生一世做传话的奴隶。

回想起来，在我出生以前，那些长辈们决定拆庙兴学，确有过人的胆识。据说他们动手拆除神像的时候，消息轰动而场面冷清，没有谁敢看热闹，唯恐看着看着天神下凡杀人来了。神像拆除之后，多少人等着看后果，而庙中风和日丽，弦歌不辍……

私立学校的教师，有璞公（王思璞，字荆石）、玷公（王思玷，璞公之弟），还有跟我祖父同辈的松爷（王松和，字伯孚）。这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不但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

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学毕业生仍然很金贵，名字记载在地方志上，一官半职有得混。在我出生以前，这些受完高等教育的人能不慕纷华，献身自己的理想，回头想一想，大仁大勇也许就是如此了。

我入学以后，孔像还立在那里帮助学校教化我们，学生犯了过失，要面对孔像罚站。

可是，不久，县政府来了命令，孔像必须拆除。执行命令的是王者诗校长，他借来耕牛和绳索。牛只当是耕田拉车，向前一用力，哗啦啦神像倒坍。我记得，孔子的脸破成好几片，还在地上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

小学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姓王，好像是王氏子弟学校。同学彼此之间以“宗人”之道相处，例如，选班长要选个辈分高的，由辈分高的管那辈分低的。

敝族班辈尊卑按“绍、庸、思、和、毓、才、葆、善”排列，那时绍字辈俱已作古，庸字辈硕果仅存，思字辈和字辈是栋梁精英，我是才字辈，辈分很低，平常受那些叔叔爷爷们指挥，不在话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早期毕业的学长里面有一位靳先生，家境清寒，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破家之后，前来投靠亲友。

这位姓靳的学长天资优秀，刻苦自勤，以极高的分数毕业，顺利考入师范。我读高小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

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这是一件大事，家长和老师一再引述称道，勉励我们上进。可是，当这位姓靳的学长申请回母校教书的时候，学校却不愿意接纳。由这件事可以看出那几位少爷同学的影响力。

当靳先生申请回校的消息传来，班上的几位叔叔对我们下达了指示。靳某既不姓王，又不是本地人，他是外乡来的难民，在我们眼里没有地位，这人怎么可以来做我们的老师？尊卑之分怎么可以颠倒？结论是，大家一致反对。

理由本来不能成立，可是校长宋理堂先生是个有行政经验的人，他认为那几个“骄子”的意见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家长的心态，“为政不得罪巨室”，他不愿接受这位高才生的回馈。

小学自改为县立，三任校长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校长对本地本族的人很尊重。记得有一次，我犯了校规，照例该打屁股，那时，校长是王者诗先生，他对训导处说，最好请姓王的老师执行。王者诗，字轩，和我们同姓，没有宗亲关系。王者诗，这个名字真好，后来读诗经，知道典出大雅。这么好的名字，竟没见有人和他同名。他一张红脸膛，一身结实的肌肉，嗓音洪亮，是个行动型的人，也有心思周密处。几经斟酌，孙立晨老师接受了委托。孙是我的表叔，物望甚隆，与潘西池、魏藩三并称兰陵三杰，被认为是适当人选。他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棍子，我就叫起来，他也收手不打了。

主持靳案的宋校长是车辋镇人，他也是大户人家，宋王杨赵是鲁南的四大家族。宋校长白净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另是一种风格。他认为王家的问题仍由王家的人解决，找璞公荆石老师商量。

荆石老师辈分高，学问好，创校有功，人人尊为大老师，是本族的圣贤。自学校改为县立，他老人家除了上课不多说话，若是备咨询、做顾问，就像孔子那样“小叩之则小鸣，大叩之则大鸣，不叩则不鸣”。他对校长说：本校的学生，学成回母校服务，学的又是师范，有什么理由不用他？

校长估量荆石老师压得住，就把靳请进来，先安置在教务处办公，叔叔们的指示又下来了：只能给他叫靳先生，不准给他叫靳老师。

回想起来，那时候，敝族的精英分子已经僵化了，他们看不清时势，也不了解自身的处境。一年以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八年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革命，靳先生蛟龙得雨，腾云而上，所谓乔木世家却在惊涛骇浪中浮沉以没，无缘渡到彼岸了。

受害最大的是一位苏老师，提起这件事来我有无限歉疚。

苏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方面大耳，下巴比一般人宽些，稍稍超前，是所谓蛤蟆嘴。他的前额有一条直立的皱纹，形如三角钉，据说相书上称之为“杀子剑”。但他的脸自有一种吸引力，使人觉得亲切和蔼。

回想起来，他那时大概二十几岁，来教我们国文，也许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吧，他对教学真是可以用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来形容呢。也许就因为如此，他才一碰到挫折就受了重伤吧。

教国文的老师喜欢作文好的学生，那是当然的。于是，我们几个多得密圈的孩子，得到他特别关注。时间久了，那在班上目空一切的少爷们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没有面子，那似乎也是当然的。再加上我，常常提出问题向老师请益，在国文课堂上不时有老师放下书本和我对谈的场面，足以增加某些人对国文课的反感，这恐怕也是当然的吧。

有一次，那是对我最重要的一次，苏老师讲文章作法，他说，同样一件东西，同样一片风景，张三看见了产生一种感情，李四看见了产生另一种感情。他举的例子是，同样是风，“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一种感情，“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另一种感情。

我对这两个例证起了疑虑。我说，春风和秋风不是一样的风，是两种不同的风，人对春风的感觉和对秋风当然不同。苏老师一听，微笑点头，他说：“我们另外找例子。我们不要一句春风一句秋风，要两句都是春风，或者两句都是秋风。”

下课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来交给我，封面上两个大字：“文心”。这是夏丏尊先生专为中学生写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它，苏老师举的例子，是从这本书中取材。虽然书中偶尔有不甚精密的地方，但我非常喜欢它，它给我的影响极大，大到我也希望能写这样的书，大到我暗想我将来也做个夏丏尊吧。

蓄积已久的暗潮终于澎湃了。国文考卷发下来，有人拍着桌子大喊不公平，另外一些人挥手顿足，随声附和，俨然雏形的学潮。教务处劝苏老师休息一两天，不要上课，苏老师马上辞职了。我真难过。我非常非常难过。

苏老师离校前找我单独谈话，很安静地问我究竟是哪几个人领着头儿闹，我只是哭。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没有回答他。若说是怕事，我那时没有那么赖，若说希望他学吕蒙正、不要知道仇人的名字，我那时也没有那番见识。我只是在心里反复默念：“苏老师，我要报答你。”

他很失望。也许我应该把心里的那句话说出来，沉默是金，然而并非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金子。

几个月后，我忽然遇见他，他不教书了，改行经商。那么热爱教学的一个人，居然放弃了他的志业，可见那件事让他太伤心了。我曾经是他最爱的学生，可是他那天没理我，一张脸冷冷淡淡。

我更说不出话来了，可是在我心底，我不住地默念，苏老师，我一定报答你！

在这苦闷的日子里，五姑忽然插班进来。那年，五姑也许有十七八岁了吧，大大超过了读小学的年龄。她以少女的灿烂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确乎是鹤立鸡群。

继祖母持家有方，但也做过几件令人不解的事。她老人家最喜欢五叔，五叔早年丧偶，离家投入黄埔军校，留下儿子骥才由祖母抚育，骥才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子，可是她老人家不让骥才进学校读书。

在五位姑姑中间，继祖母最爱五姑。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环境里，五姑固然不曾读书升学，在那“女大不中留”的时代，五姑也迟迟不曾订亲，继祖母拒绝了所有的媒妁。

五姑忽然加入了女学生的行列，在当时当地是一大新闻。

回想起来，五姑不但漂亮，也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每当我受人歧视的时候，她坐在最后一排，总看得见。她会大声叫着那人的名字说：“王×× ，不要当着我的面欺负人，我不高兴。”

姐姐训斥弟弟，弟弟不应该反抗，而且，他们也还不知道怎么跟一个身材和口才都超过自己的女生吵架。这些人的行为慢慢收敛了些。

五姑在音乐和体育方面很有天赋。那时，学校里只有简谱和风琴，人声就特别重要。她的年龄，足以把人声的优美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歌曲是她唱成名曲的，——我是说在我家那个小地方。

这里有一首歌，我不会忘记：

春深如海，春山如黛，

春水绿如苔。

白云快飞开，

让那红球现出来，

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

风小心一点吹，

不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

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齐开，

桃花红，红艳艳；

李花白，白皑皑。

谁也不能采，

蜂飞来，蝶飞来，将花儿采，

常常惹动诗人爱。

如今写下来才发现歌词很长，当年从不觉得。五姑唱这支歌的时候，正值她生命中的春天，歌声中有她的自画像，凡是经过教室门外的人都驻足倾听。那年代，女孩子唱歌有节制，只可在音乐教室里唱，只要一步走出室外，就得“重新做人”。所以，我猜，五姑的天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她主持公道的时候，有人敢怒而不敢言，当她唱歌时，所有的人都是臣服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她的附庸，别人的歌声只有一个用处：把她的音质音色之美衬托出来、彰显出来。我相信，那是母校的一种绝响。

唉，该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在我“剥极必复”的时候，学校收到了省府发给的一套“万有文库”。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是王氏早年对出版界教育界的重大贡献。那时有人说，王云五一生事业是“四”、“百”、“万”，即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

各地小学能有这一套书，是省主席韩复榘接受了教育厅长王寿彭的建议，以公款购置发给。韩复榘不读书，王寿彭不读新书，两人居然有此善举，也是异数。

我不记得这套书一共多少本。总之，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书。学校为它盖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图书馆，派我在课外管理图书。为了工作，我可以不上体育和劳作。从此我有了避难所，下课以后，我就离开教室，坐在图书馆里。那些人从未到图书馆里来过。

文库里面的童话和神话，开了我的眼界。我不记得有小说。文库也给了我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那时，在同侪中我相当博学。

不久，我又多出一件工作来。校长宣布，他要把这座小学当做一个县来演练实行地方自治。当然，他是奉了上级的指示。

本来，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校方公布的规章，我只瞄了一眼，全校学生投票选出一位县长，我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可是“县政府”成立，我被委派为第五科科长，主管教育，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

那时全国文盲很多，政府推行扫盲。学究办事，先就“文盲”的定义辩论一阵。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算文盲。中国人重视祖先姓氏，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认得自家的姓，岂不是国中并无文盲？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得，仍是文盲，那么打开《康熙字典》看看，岂非全国皆盲？何况《康熙字典》也没把国字收全。

扫盲是教育科的工作。“县政府”成立了许多识字班，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去教人识字，称为“小先生制”。我每天晚上去巡回观察教学的情形，撰写工作报告。当然，所有的工作由老师在幕后策划推动。

一个小镇也有“中央”和“边陲”吗，不识字的大都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识字班也多半设在那里。五姑任教的那一班，简直就在荒野里。那时没有路灯，手电筒也很稀罕，逢到阴天下雨，一路上确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五姑热心勇敢，从不缺课。

开班以后，临沂城来了一位督学，说是要视察实施的情形。那天晚上校长陪着他出动，由我带路。识字班的班址很分散，他走了三家，站在五姑教学的地方旁听了一会儿，就对校长点点头：“回去吧，下面不必再看了。”

他们回去，我和五姑一同回家。第二天，全校传遍了督学的话，督学说，他看见一个优秀的小先生，发音准确，仪态大方，精神贯注全场，顶难得的是懂得教学法。有这么一个人，足为视察报告生色，其余一笔带过就可以了。他说的就是五姑。可是五姑说，她那时十分紧张，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小先生制”给了我信心和愉快，从头到尾没受到什么干扰，这等事，有“干扰癖”的叔们爷们绝对不插手。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那时就定了型：逃避干扰，只能有个狭小的天地。

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

虽然历史老师王印和（心斋）先生痛述近百年国耻纪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仍然打不破那一片昏沉。

虽然日本军阀出兵攻占了东北三省，“流亡三部曲”遍地哀吟，仍然觉得云里雾里。

虽然日本在华北不断搞小动作，要华北自治，要国军撤出华北，几百名大学生卧在铁轨上要求政府和日本作战，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

印和大爷心广体胖但个子不高，大脸盘永远不见怒容，一尊活生生的弥勒佛，可是那天在国文课堂上发了脾气。

谁也没料到他会发脾气，昨天这时候，他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块糖呢，上课有糖吃，大家直乐。

他带糖来有原因，那一课的课文是：

台湾糖，甜津津，

甜在嘴里痛在心。

甲午一战清军败，

从此台湾归日本！

…………

他由“宰相有权能割地”讲到“孤臣无力可回天”，糖不再甜，变酸。

“明天考你们，这一课的课文一定要会背，谁背不出来谁挨板子。”他很认真，同学们不当真，谁料第二天他老人家带着板子来了……

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

唉，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那天校长的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他说，对着全校师生握着拳头说，小日本儿贪得无厌，把台湾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拿东北；东北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来拿华北。小日本儿他是要亡咱们的国灭咱们的种！这一回咱们一定跟它拼跟它干！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到处有人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到处有人念“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学生昂然从老师用的粉笔盒里拿起粉笔，来到街上，朝那黑色砖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

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战争给我带来了好几个第一。

校长从大城市里买来一架“飞歌”牌收音机，小小的木盒子，有嘴有眼睛，蚕吃桑叶似的沙沙响，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跳出来，喊着“XGOA”。我第一次知道那叫广播，无线电广播。

晚上，老师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记下来，连夜写好蜡版，印成小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派学生挨户散发，我参加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做报”。

我还第一次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

还有，我第一次慰劳伤兵。

战局自北向南发展，韩复榘不守黄河天险，不守沂蒙山区，日军一下子打到临沂。伤兵源源南下，从西门外公路上经过。

这天镇公所得到通知，大队伤兵取道本镇，中午在镇上休息打尖。

镇公所立即动员民众烧开水、煮稀饭，把学生集合起来，每人发一把蒲扇，等到躺在牛车上、担架上的伤兵停在街心，用蒲扇给他们赶苍蝇。

那天烈日当空。那天苍蝇真多，苍蝇也有广播和报纸吗？怎么好像是从四乡八镇闻风而来？它们才不管谁是烈士谁是英雄，它们不问谁已复苏谁在昏迷，只要是血，不管什么样的血，即使是绷带上晒干了的血，紫色的硬如铁片的血。

我们站在担架旁边，挥动蒲扇，跟苍蝇作战。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用双手。女生闭着眼睛攻击，不敢看浴血的人。女生的母亲来了，给女儿壮胆。有些母亲，包括我的母亲，发现仅仅雪蒲扇还不够，端一盆水来给伤兵洗手擦脸。那手那脸真脏，把半盆水染黑了。那手那脸任你擦，任你洗，原来闭着的眼睛睁开，表示他知道。母亲用湿手巾像画一样像塑一样使那张脸的轮廓清清楚楚显示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

我们曾经恨兵，我们曾经讨厌兵。可是那天，我们觉得兵是如此可爱。我们觉得那样脏的绷带，用门板竹竿网绳做成的那样简陋的担架，实在配不上他们的身份。那天我们最恨苍蝇，可是，头上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侦察机，我们又希望全省全国的苍蝇都来，组成防空网，把地上的一切盖住。

那时的防空常识说，你只要原地不动，飞机上的敌人看不见你。蒲扇马上停下来。那时，流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名言：天上的乌鸦不是比敌人的飞机更多吗？乌鸦拉屎可曾掉在你身上？我们一致默诵那首诗：“铁鸟来，我不怕，乌鸦拉薄屎，我没摊一下。”

侦察机来了，去了，然后，是我遭受的第一次空袭……

由“七七”日军在卢沟桥起衅到日本空军轰炸兰陵，其间相距半年。这半年没有上课。

我们不上课，我们听广播，广播里有沙沙的杂音，轻时如蚕食桑叶，重时如雨打芭蕉，但我们只听见新闻，听不见杂音。那时新闻中尽是伤亡与撤退，我们非但没有沮丧的感觉，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不管眼前是胜是败，中国动手打鬼子了，到底打起来了。

那时，收音机是新奇玩意儿，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见识一番，校长宋理堂先生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动手摸弄，我就坐在办公桌旁等候老师开机。那时收音机的体积大，有木制的外壳，正面分布着三个钮，一条标示波长的尺，还有送音的喇叭，它的构图常常使我想起人脸。开机后，那一声女高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 XGOA”，使人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广播真是个神秘的行业，不料十三年后我也成为这一行的从业人员。

稍后，在靳耀南老师主持下，我们分组到四乡募集铜铁，供给兵工厂制造子弹。我参加的那一组负责兰陵北郊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北郊的田园人家。我们天天出动，记得曾有一位少爷同行，有一天，他进了村庄把任务交给村长，我们坐在村长家里喝茶，工夫不大，一阵乒乒乓乓装满了一辆独轮车。回想起来，这一番举动的效用乃是在教育和宣传，借着募捐深入而普遍地宣扬了“抗战人人有责”和“抗战人人有用”。

为“唤起民众”，学校的老师们演了一天戏，这件事最是轰动四方。学校的大礼堂原是孔庙正殿，殿前有一座高台，宽大平整，想是当年祭孔的地方，而今是现成的舞台。国文老师田雪峰先生，临沂城人，长于皮黄，荆石老师和靳耀南老师博通话剧，戏码不难安排。

演员就地取材，台上台下都有趣事。戏里有日本兵有汉奸，演汉奸的那个小伙子有天分，第一次上台就引得台下唉声叹气骂他坏。他老娘在台下顾不得看戏，人丛中挤来挤去找熟人，找到熟人就再三表明他儿子孝顺、诚实、也爱国，是个好人。

大轴是新编的京戏，剧情是日军侵略，人民流离失所。田雪峰老师演老生，靳耀南老师反串老旦，这两大主角事先请了说戏的师傅来研究身段，又吊了个把月的嗓子，郑重其事，演出时感动了许多人。

老旦的戏本已赚人热泪，结尾时老生又有一段碰板：

难民跪流平尊一声列位先生仔细听独只为我们的家乡遭了兵逃难来到兰陵城可怜我举目无亲腰内空腹内无食活不成但愿得兰陵镇上有救星发发慈悲给我煎饼热汤热水救救残生救人一命胜似念经

演到此处，台下观众纷纷掏出铜元来往台上丢撒，（那时买盐打油还使用“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全剧遂在主角道谢配角捡钱中落幕。

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课，我们仍然天天到校，也看见每一位老师都在学校里。每个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这期间，县政府的视察来过，走马观花，夸奖我们新编的壁报。

后来，老师渐渐减少，他们打游击去了。

然后，同学也渐渐减少，每个人的心都野了，散了，不能收其放心了。

然后，就是那次击碎现实的轰炸。

第四章　荆石老师千古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已经被民主主义者批倒斗臭了，不过，小时候，我对这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我以为领导民主运动的人，也属于“作之君，作之师”一类。

人，虽然都是圆颅方趾，都属灵长类、二手类，怎么有一种人天生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怎么有一种人，你和他一见面就觉得他影响了你，……

后来懂一点美术，知道线条颜色怎样左右你的情感，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肌肉骨骼模样轮廓恰好符合了美术上的某种要求吧。

后来懂一点音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能造成什么样的气氛、产生什么样的幻觉，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谈吐言笑、音质音色，有某种魅力吧。

为什么只有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呢，那秘密的力量，一定藏在生公的容貌体态声调里。

后来又知道，人的内在学养形之于外成为气质，气质可以有吸引力亲和力。种种如此，这人就不是寻常一人了，他就是造物有私、得天独厚了。

也许，我只能如此解释璞公荆石老师对兰陵人发生的影响。

荆石老师排行居长，人称“大老师”，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叫王思玷，人称“二老师”，三弟叫王思瑕，人称“三老师”。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

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兰陵千门万户，如此取名字的仅此一家。

大老师首先影响了他的二弟，使二老师成为小说作家和革命斗士；接着影响了他的三弟，使三老师成为自学有成的经济学者。同时，他影响我们的父兄，并且办学校影响我们。

我没见过他青年时期的照片，等我有幸“亲炙”的时候，他已过中年，头发半白，手背上鼓起青筋，加上身材瘦小，名副其实地唤起“荆”和“石”的意象。但是，你绝不认为他是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感觉到尊严、权威，然而并不可怕。

那时，我们开始发展少年期的顽皮，但是，在他老人家上课的时候，我们是鸦雀无声的。

那时，我们逐渐有了拖拉逃避的恶习，但是，他老人家规定的作业，我们是准时呈交的。

他老人家从未大声呵斥任何人，从未威吓警告任何人，从未用体罚或记过对付任何人。可是我们总是用心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去做，唯恐自己太笨，又唯恐他对我们的期望太低。

那时，我们小孩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仰着脸听高谈阔论，时时可以发觉大老师是家乡的“意见领袖”。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有一位长辈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见空中出现了宫殿街道与人群。他以为南天门开了，他以为看见了门内的天堂，连忙跪下祈求神灵让他儿子做官。

第二天，消息轰动全镇，但是大老师说，那不是南天门，那是光线折射造成的海市蜃楼，那根本是某地一座大庙的幻影。哦，原来如此！“南天门震撼”立刻消失。

那年月，中共在江西成立苏维埃组织，斗争地主，乡人皱着脑袋瓜儿想，想这是什么道理。“有人问过大老师吗？”据说有人问过，据说大老师面无表情，口无答语。据说大老师向某人说了八个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众家乡人只好暗自猜这是个什么理，这是怎么一回事。……

敝族在明末清初昌盛起来，有清一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民国肇造，新学勃兴，我们家乡是个小地方，骤然跟新时代新潮流脱了节，幸亏还有青年子弟剪了辫子出去受教育，璞公玷公是其中之佼佼者。

这兄弟俩本来是学铁路的，那时都相信“建设之要首在交通”，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是那时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那时军阀混战，政局不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做官的随时准备另找职业。这兄弟俩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

那时，家乡有四位有实力有声望的少壮精英支持办学，愿意跟大老师共同担任校董，他们的名讳是王思澄、王思庆、王思敬、王思璜。在他们的支持下，二老师亲自率众拆掉庙里的神像，改建教室。

私立兰陵小学成立，大老师以校董主持行政，同时教国文，教历史，教美术，除了音乐以外，他都能教，是一位全能的教师。他和二老师自称义务教员，不支薪水，后来，与我祖父同辈的王松和来做过校长，松爷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他也没拿过一文报酬。

通过教学，大老师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

他引进注音符号，时间在国民政府通令正式以注音符号列入教材之前。拼音时，他先把前两个字母拼成一音，再用这个音去拼最后的韵母，可说是两段拼法，与各地流行的一次拼法不同。他似乎吸收了“反切”来推行拼音，这个两段拼法一直使用到“县立时代”，成为母校教学的一项特征。

他引进话剧，不仅剧本，还有道具服装布景效果一整套东西。他编写的《正义的话》，自己导演，演出一个纯朴的乌托邦，国王和农夫在阡陌间对谈，上下之间没有隔阂和压迫。

他引进木刻。他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就把木刻列入美术课程。他要求学校供应木版和刻刀，只收成本费。学生把他刻成的作品拓下来，贴在木版上，描红一样照着刻。为了替学校筹款，他刻了一张很大的海报，画面主体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头上悬着一枚制钱，下面一行大字：“就差这把火！”这种“诉诸群众”的方式，也是他第一个在家乡使用。

他引进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 Q 正传》。他也引进了许地山。他本来不主张背诵，他以补充教材讲授《阿 Q 正传》的时候，偶然赞叹“这样精炼的白话文，应该背诵，值得背诵”。于是他老人家最喜爱的一些学生展开了背诵竞赛，几天以后，这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竟有好几个人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这些先进学长也背诵了荷马的《奥德赛》。

还有，我必须记下来，他老人家引进了马克思。……

朱子说，有个朱晦庵，天地间就多了些子；没有朱晦庵，天地间就少了些子。大老师之于吾乡，也许就是如此了！

大老师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仅见之于还家不仕，拆庙兴学，还有很多行谊。

例如，他的书法。

吾乡吾族以书法家衍公（王思衍）为荣，习字皆以衍公的楷书为范本。那时习字用毛边纸铺在范本上摹写，称之为“仿”，这底下的范本叫做“仿影”。

衍公的墨宝并不易得，外人慕名求字，多半由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本家侄子）王松和以行草应付，颇能乱真，不过，若是本家子孙向老人家要一张“仿影”，几天内一定可以拿到真迹，不论远房近房，富家穷家，有求必应。

所以家家有衍公写的“仿影”。收到仿影的人，多半以“双钩”描出轮廓，用墨填满，保存原件，使用副本；也有人并不那么讲究，直接使用真迹，墨透纸背，渐渐把仿影弄脏了。没关系，等到仿影脏到不能使用时再去要一张来。

衍公写出来的仿影，近颜似柳，端正厚重，均匀整齐而又雍容大方，正是清代士子必习的馆阁体。族人在这一字体的熏陶中成长，写出来的字差不多同一面目，外人戏称“兰陵体”。

那时，过年家家贴春联。旧年最后一天，家家都把春联贴好了，这时有一个非正式的节目，三三两两到街上散步，左顾右盼，欣赏春联。林林总总，春联上的字天分有高低，功力有深浅，但同源共本，确有所谓“兰陵体”。

大老师不学兰陵体，他写汉隶，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要写得不同。

还有，他主持的别开生面的婚礼。

他的公子王纶和先生结婚，是吾乡一大盛事，世家联姻，郎才女貌，大老师又改革了婚礼。

大老师的故居在兰陵西南隅，与我家祖宅为邻，门前有一行槐树，乡人称他家为“槐树底”。我们两家门外有广场相连，平坦洁净，供收割庄稼使用，乡人管这种广场叫“场”，阳平，读如“常”，他家和我家一带地区统称“西南场”。大婚之日，“场”中肩并肩腿碰腿挤满了观众。

我是那次婚礼上的小观众，并且努力挤进了大门，眼见拜天地废除了叩首，改用鞠躬。新娘似乎未用红巾蒙头，即使有，也老早揭掉了，新娘新郎当时就站在院子里照相，大老师挤在观众当中着急，认为新郎的表情生硬，需要改进。他老人家也许认为这张照片应该像他在南京上海所见、一双璧人露着幸福的笑容吧。

大老师“欲回天地入扁舟”，他老人家毕竟是“思想的人”，二老师才是“行动的人”，思想的人与入室弟子坐谈论道，行动的人提着头颅走向战场。大老师成为先进，二老师成为先烈。从二老师的实践看出大老师的观念。

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大老师如乳，二老师如酒；大老师如杜甫，二老师如李白；大老师如诸葛，二老师如周郎；大老师如史，二老师如诗。

大老师三读资本论，赞成社会主义，欢迎共产党。我没听他亲口说，只听他的得意高足这么说，“槐树底”的子弟也这么说，人证凿凿，要怀疑也难。

我只知道大老师同情——甚至尊重——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

有一个人，算来和大老师同辈，半夜起来磨豆腐，天明上街卖豆腐，他儿子在小学读书，成绩极优。当他的太太沿街叫卖热豆腐的时候，那些大户人家深以辱没了王家姓氏为憾，唯有大老师，若在街头相遇，必定上前喊一声三嫂子。这一声三嫂子出自大老师之口，给他们全家的安慰激励是无法形容的。

有一次，全县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参加。为了选拔代表，各班先举行班内比赛，选拔好手，各班好手再举行校内比赛，产生本校的代表。比赛由大老师主持其事，他特别识拔一个叫管文奎的同学。管文奎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做女佣抚养子女，是真正的贫户。大老师认为文奎的演讲有“擒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声音也响亮动听。文奎果然不负厚望，赢得这次比赛的亚军。

那时，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只知道这些，别的全不知道，余生也晚，及门受教时学校已改县立，国共已分裂，江西剿共已进行，大老师思不出位，言谈绝不涉及国文以外。但是我想，他老人家那些“入室”弟子也许仍然有些“异闻”吧？

其实，那时候，某种思想已经写入政府编印的国文课本，例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例如：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这一类课文，与最早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固然反其道而行，跟稍后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也大异其趣。关心民瘼的大老师，对此也许不能“予欲无言”吧。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七七事变发生，兰陵人奋起抗战，国共竞赛，各显神通，大老师最欣赏最器重最用心调教的学生全在红旗下排了队，他们的大名是：王言诚（田兵），靳耀南（荣照），魏洁（玉华），杨冷（文田），王川（生杰），王秋岩（思菊），孙立晨，陈桂馨（德吾），孙缙云，王立勋，管文奎。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国”的良工巧匠，其中王言诚，王川，靳耀南，更是劳苦功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言诚先生说，大老师接受社会主义，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他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他老人家认为儒家释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产党能够付诸实行。所以，就让共产党来干吧。

或者，大老师好比《新约》里的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许，大老师不像施洗约翰，他未必了解“那后之来者比我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不配”。

回想起来，我并非大老师的好学生。那时，人人称赞我的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

那时我们爱写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有来由的愁苦怅惘，不免时时坠入伤春悲秋的滥调。那是当时的文艺流行病，我们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严重。

那时，我已经觉察国家危难，家境衰落，青年没有出路，时时“悲从中来”，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词易工”，我那时偶有佳作，受人称道，只有大老师告诉我们，这样写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说，文章不是坐在屋子里挖空心思产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听，从天地间找文章。

天下这么多人你不看，这么多声音你不听，一个人穷思冥索，想来想去都是别人的文章，只能拼凑别人的文句成为自己的文章，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对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调”，例如写月夜：“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照着我孤独的影子。”例如写春天：“光阴似流水般地逝去，一转眼间，桃花开了，桃花又谢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当时，这种腔调充斥在模范作文或作文描写词典之类的书里。他不准我们看这些书。

他老人家说，说书人有一种反复使用的“套子”，死学活用。说书说到官宦之家，大门什么样子，二门什么样子，客厅里挂着什么字画，摆着什么家具，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这一套可以用在张员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员外家；可以用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用在另一部书里。作文一定要抛弃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学文言文和学白话文，方法大有分别。学文言是学另外一套语言，那套语言只存在于书本里，在别人的文章里。你必须熟读那些文章，背诵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语言。你写文言文的时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够背诵的那些句子，把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搬过来使用。你写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编联而成，颇似旧诗的集句。

那时去古未远，大家对学习文言的过程记忆犹新，自然拿来用它学习白话文学。可是大老师认为这是歧途，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在生活里，在你每天说的话里，不仅如此，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回想起来，大老师这番教导出于正统的写实主义，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对我们期望殷切，溢于言表。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别的同学也没有听懂。

回想起来，这段话，也许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遍数当年全班同学，再没有像我这样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他说，文笔一定要简洁。

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个字干净利落，用不着多说。

他老人家的这番训诲，我倒觉得不难。我把这种写法首先用在日记上。我记下，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四周都是哭红了的眼睛”，大老师给我密圈。我记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满地，鸦雀无声”，大老师又给我密圈。

通常，学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写得长些。有一次，大老师出题目要我们比赛谁写得又好又短。题目是“我家的猫”。我写的是——

我家的猫是一只灰色的狸猫，是三岁的母猫，是会捉自己的尾巴不会捉老鼠的猫，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它在你脚前打滚儿、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在厨房里偷嘴的猫，是一只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的猫。你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猫？

据说，大老师看到我的作文时微微一笑：“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师们手上传来传去，有人认为“的猫”两个字太多了，删掉比较好；也有人主张“的猫”很有趣，而且扣题，题目就是“我家的猫”嘛！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对作文又爱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的检验。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地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地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地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地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二老师玷公完全实践了他大哥的文学理论。

玷公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二六年响应北伐起事战死，得年三十一岁。他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也就是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之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小说，被茅盾惊为彗星。

这七篇小说经王善民、靖一民两先生合编为《午夜彗星》一书，它们是：

《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

《刘并》——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

《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

《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

《一粒子弹》—— 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的下场。

《几封用 S 署名的信》—— 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七篇小说都是很完整的艺术品。一如大老师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小说的题材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朴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作者玷公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了贫农下农的痛苦，这想必更是大老师所乐见的吧。

二老师提笔创作的时候，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二老师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居然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惋惜他的天不假年！

《小说月报》是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他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样人，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他又把七篇中的三篇选入《新文学大系》，入选比率为百分之四十。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玷公占了一千多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时领导文坛的人，对于有潜力有发展而又符合意识取向的作家，是多么勤于发掘、乐于揄扬！深耕易耨，无怪乎有后来的遍野丰收！

那时白话文尚未成熟，二老师受时代限制，小说语言有生糙处（不是生硬）。方今白话文精雕细镂，熟极而流，又有故作生糙以示返璞的趋势，二老师的小说今日读来，反而别有风味。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并》《几封用 S 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种种迹象，他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他老人家三十一岁就因为响应北伐起义成仁了。

第五章　血和火的洗礼

战史记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

日本军阀打算灭亡中国，战局逐步扩大。中国军队的训练和装备远不及敌人，但作战英勇，伤兵源源南下，过兰陵，转台儿庄，送入徐州的医院。

小酒馆里塞满了谈论战局的人，大家无心工作，甚至无心饮酒。

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阵亡，大大震撼了父老们的神经。他们一生只见师长旅长生杀予夺，从未反过来设想过。

金星熠熠佩剑锵锵的巨人应该不容易死。即使是该死如韩复榘，乡人也编造谣传是用暗杀的方式行刑的。小酒馆里的父老们实在无法想象，把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大员押赴刑场如此这般，和一个乡愚的结局相同。

不容易死的人接二连三死去，可见天下大势十分十分严重。老天爷决定要减少世上的人口，小百姓要背乡离井，惶惶然去寻找自己的葬身之地了。

在小酒馆里，我那些可敬可爱的父老，以如此淳朴的头脑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战史遗漏了一些事情。

这天中午，来了满街的伤兵，也来了一架侦察机，在兰陵镇上空转了两圈，低飞，机翼下面清清楚楚地贴着红膏药。那时制空权在敌人手中，侦察机走了，好像无数个血红的斑点还贴在天上，密密地贴了两圈。

下午，轰炸机临空，想必是根据侦察机的报告而来。伤兵早已走了，飞机依然充满自信、肆无忌惮地飞临上空，等因奉此丢下几颗炸弹。

我那时在我们大家宅的前门口游玩。前门有门楼，门楼下面两侧都有青石制成的石凳，石面可能有一尺厚，光滑清凉，坐上去十分舒服。门外是大树和广场。

我家奉命住在大家宅的后面临街的部分，我们无故不到前面来，那天不知怎么我来了。

我坐在门楼下左侧的石凳上。不知怎么继祖母也出来了，七叔陪着，她老人家望望广场里的阳光抽一口旱烟袋，在右侧的石凳上坐下。

就在这时，敌机临空，天朗气清，我抬头看它，如看两只专心觅食的大鸟。据说一共来了五架轰炸机，可是我只看见两架。

忽然我一阵眩晕。恍惚间我看见祖母哭了，念着菩萨的名号，鼻涕流出来，浑身发抖。七叔连忙上去抱住她。

那时，所有的人都说，敌机投弹之前先要俯冲，俯冲时螺旋桨的声音改变，好像蜜蜂掉进玻璃瓶里。但是我那天看得清清楚楚，飞机踱着方步一如故常，声音、高度、姿势都没有变化，漫不经心，好像这地方它不屑一炸。

说老实话，我也没看见垂直下落的炸弹。

轰炸的时间很短，等我觉得恐惧时，恐惧已成过去。

虽然我们祖孙一同度过大劫，她老人家在起身离去时却是反而又藐视又憎恶地瞧了我一眼。她在七叔搀扶下蹒跚入内，我仍然坐在原处仔细回味方才的光景。

我想起我听到的种种传说，回想以前一些模糊的回忆。我常想，如果轰炸的时候我们不在一处，或者她老人家临去没有看我，那有多好！那有多好！

这次轰炸，炸倒了一些房子，炸死了五个人。

敌机临空，伤兵早已走了，可是原来停留伤兵的那条街正好有人办丧事，满街的亲友吊客，不是穿着孝服就是戴着孝帽子。也许，轰炸员以为这些幢幢白影就是伤兵。

可是敌人投弹不准，弹落点偏离目标，否则，我家的情况不堪设想，因为“伤兵”就在我家墙外。

我家平安无事。由我家向东，距离大概三个家庭，天井里炸了一个大坑，是离我家最近的弹着点。

那家的主人也是吾族的一位长辈。小学停课以后，他成立了家馆，有二十几个同学到他家读《论语》，我是其中之一。万幸！挨炸那天学屋里没人。

这一炸，家馆当然办不成了，我去取回我的书本和文具。

炸弹在四合房天井的中心炸出一个深坑，我站在坑沿向下看，那深度，如果我跳下去，一定爬不上来。

炸弹尽管炸出一个深坑，却没有把四面的房屋炸倒。好像是，炸弹在天井中央爆开的时候，四面的房屋恰巧都在死角之内。日光之下竟有此事，即使出于计算和设计，也未必能控制得如此精确。邻人虽然惊魂未定，也都来看这战时的奇景。

当然，炸弹的震撼力很大，房屋的结构恐怕会受到伤害，糊在窗棂上的纸成为碎门，檐瓦大半脱落下来，屋子里一步一个脚印，老屋百年积藏的灰尘被迫降落，掩埋了掉在地上的书本文具。

老师面无人色，他说飞机临空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炸弹一响，他赶紧钻到床底下去。感谢祖先，当初房子盖得这么结实……

家家户户连夜外逃，逃难起初像搬家，甚至东西都想带着，后来慢慢学习割舍。那时我弟弟尚在学步，妹妹也太小，不能多走路，局势对我家非常不利，可是仍比有产妇的人家要“幸运”一些。母亲告诉我，《圣经》提到末日灾难时说过：“怀孕的人有祸了。”

幸亏魏家两兄弟来挑担推车。那时我家的田产已经不多，全由魏家耕种。

魏家老大身形魁梧，满脸麻点，人称魏麻子。母亲严厉嘱咐，不可管他叫麻子，只能叫老魏。但是母亲又不叫他老魏，只叫麻子。后来我明白，女人之中，叫老魏是魏太太的专利。

我对老魏很崇拜，他力气大胆子也大，能做许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模糊认为，他如果去投军，可以做将军。

要丢掉一个家却也不易。母亲要把家里的鸡全都杀死，一共四只。这件事以前做过无数次，这一次有了困难。母亲一手持刀，一手把鸡脖子弯过来，可是割不破鸡的喉管。

只好把老魏请过来。老魏杀鸡的方法很特别，他把鸡头按在地上，手起刀落把脖子砍断。没有头的鸡站起来逃走，在五步以后倒下，想飞，只能用翅膀扫地，飞不起来。

四只鸡费了他四刀，真是游刃有余。四只鸡的身体向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逃去，都逃不多远。一路留下血渍，像被一条血索牵着。

敌机投弹的时候，这四只鸡大声啼叫，而且忽然恢复了飞翔的能力，一同腾空而起，然后跌下来，伏在地上喘息。敌机走后，四只鸡全变了样子，有惊惶的眼、抖动的头。所谓“鸟惊心”，大约就是如此了。

有一只是大公鸡，红色的羽毛带着金光。平时谁家杀鸡，如果杀的是公鸡，总是围上来一群孩子讨那从尾部拔下来的长长羽毛。这一次没有，大公鸡死得寂寞。

母亲做了一锅红烧鸡，但全家人已丧失食欲和味觉，为了连夜赶路，又必须吃些东西，这一餐很痛苦。最后，所有的鸡肉都送给魏家。

从那天起，我不能正确地判断鸡肉的滋味。那时我尚未了解，从灾难中走过来的人会对许多东西丧失品鉴欣赏的能力。

第一站，南桥，兰陵之东，外祖母家。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是我的上古史。

我从未见过大舅父。据说，他因为没有考中秀才，而他之所以落第又由于考场舞弊，于是愧愤交加，一病不起。——有人说他上吊自杀。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大舅母从二十二岁开始守寡，并无儿女。她并不和外祖母住在一起，也从未邀请我们去她家作客。

大舅父留给我的回忆是书房里重重叠叠的线装书，大舅母留给我的回忆是南桥村外一座贞节牌坊。旌表由国民政府批准，一位姓蒋的内政部长署名。

贞节牌坊有一定的式样，中间最高处照例雕出一个长方形的平面，上面有两个大字：“圣旨”。轮到大舅母，这圣旨两个字换成国民政府的大印，甚为怪异。

依照通例，寡妇必须累积了许多艰苦的岁月，耗尽青春，再无恋爱或改嫁的可能，才可以得到旌表。所以，我推测，这时大舅母一定不年轻了。

通常，受旌表的节妇多半身兼贤母，也就是说她辛苦抚养的儿子做了官或者发了财，官署和亲族看子敬母。大舅母在门衰祚薄之家，这一点封建虚荣得来不易。

我那时对人生的痛苦了解不多。在我的想象中，大舅母以坚强的性格过着神秘的生活，自己有特殊的人生哲学。她一生清心寡欲，血肉尽成冰雪，临终将轻如蝉蜕。

外婆家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人物是我的小舅，他排行第六，叫任富才。

小舅身材瘦小，一副“小弟”模样。可是他不安于“小”，日本军队在河北一动手，他就着手组织游击队，自封为“大队长”。

我这位六舅似乎并没有领袖的魅力，也缺少领导才能，他的号召来自“财散则人聚”，肯花钱。他自己闹穷，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变卖外祖母的田产。那时候，外祖母已是风烛之年，六舅是唯一的继承人，置产者和六舅立下契约，六舅收下一笔钱，某一块田地算是人家的了，但正式手续等外祖母死后再办。

那时，像外祖母家这样的家庭很多，用“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买卖田产不是新闻。当时有三句话描写这种败家子弟的心情，说他“恨天不冷，恨人不穷，恨爹娘不死”。恨天不冷，因为他有皮袄；恨人不穷，因为别人有一天买尽他的家业。至于第三句，我想用不着解释。

六舅有一条腿伸不直，是个跛子，经常骑驴代步。邻人笑问跛子怎能打游击，他很自负地说，历史上从此出现第一个跛腿的游击司令。我想，如果他真个百战成雄，名垂竹帛，他这句豪言壮语也就流传众口、廉顽立懦了，可惜这事认不得真，一撮人捧着他使枪耍刀，和捧着他斗鸡走狗并没有区别，也趁机做点别的事，那些事比斗鸡走狗更坏。

六舅打游击的笑话不少。有一次，他们行军，大伙儿走着走着回头一看，他们的头头儿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驴子心不在焉地跟在后面。平时六舅上下坐骑必须有人搀扶，断无中途独自下马之理，不用说是从驴背上摔下来了。大家急忙回头寻找，见他躺在一块新耕的农田里，头枕着大块坷垃对天抽烟呢！这样精彩的掌故，发生在与草木同腐的六舅身上，入不了渔樵闲话，成不了名人轶事，这一摔太可惜、太冤枉了！

那时六舅是个大忙人，对外甥、外甥女从来没有工夫正眼瞧一下。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我认为我了解他，他是外祖母家的堂吉诃德。

我那五姨嫁给卞庄的王家，卞庄在兰陵之北五十华里，附近有苍山，据说是安期生得道的地方。卞庄王氏大都是王览的后人，兰陵王氏与瑯琊王氏叙了谱，同出一源，不通婚媾。日军的攻击路线是自北而南，卞庄比兰陵更接近战场，所以五姨丈也把五姨和他们的女儿送到南桥来，以减少内顾之忧。

外祖母有三个女儿，以五姨最是聪明漂亮，五姨把这两大优点都遗传给女儿，他们的独子兆之表兄一样也没捞着。

我和五姨见过几次面，和她的女公子是初会。母亲问五姨：“他们俩谁大？”意思是要确定称谓。五姨不考虑我们的出生年月，立刻对我说：“叫姐。”我喊了声二表姐。五姨又说：“一表三千里，也别表来表去了。”我连忙更正为“二姐”。五姨大喜，一再地夸奖我。

回想起来，五姨是“防微杜渐”。古来许多恋爱悲剧生于中表，这表哥表妹之亲的字样往往引人遐想，产生不良的暗示，同胞姊弟以下事上，恭敬严肃，教她老人家比较放心。五姨之敏捷周密，可见一斑。

我管她的儿子叫表哥，她倒没有任何意见。

我常想，“暮气沉沉”一语，准是为外祖母家这样的庭院创用的。青砖灰瓦盖成的高屋高楼四面围住灰色方砖铺好的天井，整天难得晒到阳光，白昼也给人黄昏的感觉。房屋的设计毫未考虑到采光，偶然得到一些明亮又被紫檀木做的家具吮吸了。建造这样的家宅好像只是为了制造一片阴影，让自己在阴影中苍白地枯萎下去。

那时，外祖母家的房子已经很老旧了，砖墙有风化的现象，转角处线条已不甚垂直。造墙用的青砖本来颠扑不破，现在用两掌夹住一节高粱秆，像钻木取火那样往墙上钻，可以弄出一个个小圆洞来。好像这些用泥土烧成的青砖即将分解还原，好像一夜狂风就可以把这片房屋扬起，撒落在护城河里，在田塍上的牛蹄印里，在外祖母的眉毛和头发里。

而这时，来了云雀般的二姐。

一切马上不同了，好像这家宅凝固成坚厚的城堡。从窗外看，只要二姐站在窗里，那窗口就不再是一个黑洞，满窗亮着柔和的光。

每一间屋子都苏醒了，都恢复了对人世的感应，都有一组复杂的神经，而神经中枢就是二姐的卧房。

随着这神经一同悸动的，首先是风，后来是鸽子，满院鸽子从伤古悼今的凄怆中解脱出来，化为蓝天下的片片白云。

回想起来，年轻的生命对一个家庭是何等重要。

推而广之，对一个社团，对一座军营，对整个世界。

我的活动范围在西厢房，本是大舅父的书房，有满架的线装书，好一片大舅父科场奋战折戟沉沙的景象。我翻看那些没有图画的书，暗想，古人怎能读这样枯燥艰涩的东西终其一生！

有一天，我发现书桌上有一本不同的书，一本用白话写成的长篇小说，苏雪林的早期作品《棘心》。这本小说的故事并不曲折惊险，可是它写女子对抗大家庭的专制，淋漓痛快，看得我废寝忘餐。

大舅父命中注定看不到这本书，不知我的母亲看过没有，我要留着，有一天拿给母亲看。

两天以后，我的书桌上出现了《沈从文自传》。书很薄，读的时间短，想的时间长，依书中自序和编者的介绍，沈氏生长于偏僻贫瘠的农村，投军为文书上士，凭勤苦自修成为有名的作家，最后做了大学教授。这个先例，给笼中的我、黑暗贴在眼珠上的我很大的鼓舞。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人可能有各种发展。恨大舅命中注定也看不到这本书。

又过了几天，二姐交给我巴金的《家》，我恍然大悟，《棘心》和《沈从文自传》也都是她送来的。她对新文学作品涉猎甚广，我崇拜她的渊博。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新文学。

此后，二姐借给我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以及郁达夫、赵景深等人的文集。

巴金的《家》，在当时和后来都极受推重，但我并不爱读这部有“现代红楼梦”之称的杰作，一如我那时不爱读《红楼梦》。在传统社会和大家庭压力下粉身碎骨的大舅父，当然没看到这本为他们鸣不平的书，也许他无须，他自己就在书中。

二姐提供的读物之中，有一本小说甚为奇特，它的作者虽非名家，我至今还觉得醍醐灌顶。

故事大意是，一个人矢志复仇。由于复仇是人生唯一的意义，生活不过是复仇的准备。他时时侦察敌人的举动，为了对付敌人而随时改变职业、嗜好、住所、朋友和生活习惯，完全失去自己。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家和健康。他耗尽一生，终于宿愿得偿，可是他也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老人，心性邪恶，气质鄙劣，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这本书何以进入二姐的书单，是一个谜。回想起来，那时的流行思想是“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斗争才有进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酷”，忠恕之道难以成为文学主题，那本小说能够出版，堪称奇迹。它在我眼底昙花一现之后再无踪迹，想已速朽，我常以悼念的心情想起：夭折并不等于没有生存价值。

我开始梦想有一天做作家。

有一天，我问二姐：“要怎样才会成为一个作家？”

二姐说：“我得回去问我的老师。”她带来的书都是那位老师借给她的。

可是她不能回去，即使回去也找不到那位老师了，所以，我一直没能得到答案。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先在幻想中干起来。我梦见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在《中学生》杂志上登出来了。

我告诉读者，少年爱上一个女孩，那女孩的智慧比少年高，高出很多。智力悬殊的人是难以相爱的，可是那聪明的女孩想，得到一个男孩的崇拜迷恋也不坏，她给他希望也给他失望，总是不让他绝望。他迷惑了，他觉得她太难了解了，他到野外去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走，胸膛里滚来滚去只是同一个问题：女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忽然来到河边，他目不转睛看那波浪旋涡，他想起曹雪芹的名言：“女孩是水做的。”是了，是了，他脱掉衣服，向急湍中跳去。

我好快乐好快乐，没有人知道作者是我。

我梦见我的书出版了。我对读者说，少年辞别了母亲，独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一面走一面忍不住回头看母亲。母亲渐渐远了，少年快要望不见母亲了，母亲赶快登上高处，让少年继续看得见。就这样，母亲越爬越高，少年越走越远……

我好快乐好快乐，没有人知道作者是我。

我昼夜经营这不见天日的文章，脸色苍白，神思恍惚。一天，在饭桌上，外祖母注视着我，好久。

“把这两个孩子隔开，”外祖母对着空气说，“七岁寝不同席，八岁食不同器。”

母亲和五姨只是笑。

然后，二姐就像个仙女，转瞬失去踪影。

我这才去注意那一排垂柳。

外婆家靠近护城河，在村中的位置最西，护城河两岸都是柳树。

兰陵人爱种槐，过年贴对联总有“三槐世泽长”，跟北宋的王佑王旦拉关系。南桥人爱种柳，没人高攀陶渊明，只是图柳树长得快，长得漂亮。

水边的柳树，没几年就绿叶成阴、亭亭如盖了。所谓“十年树木风烟长”，也只有柳树当得起。

我在南桥住到那贫血的柳枝柔柔软软的好像能滴下翠来，一面吐叶一面抽长，开出淡紫的花穗。树是那么高大，柳条却那么细密，细叶小花像编辫子一样一路到底，旷放和纤巧都有了。凭你怎么看，百看不厌。

奇怪的是柳枝弯成穹顶，四周越垂越低，对大地流水一副情有独钟的样子，使你看了不知怎样感谢当初种树的人才好。

所有的树梢都向上拉拢关节，只知道世界上有个太阳，垂柳却深深眷顾着我，给我触手可及的嫩绿，使我觉得我的世界如此温柔。

即使是在雨天，我也从未觉得垂柳是“哭泣的树”。我只觉得它是“爱之伞”。

有一天，看见雨，我到柳下静坐，全身湿透，为的是永不忘记这些树。“爱之伞”往往并不能抵挡风雨，它只是使我们在风雨中的经验不朽。

柳树也有高峰手臂趋炎附势的，可是书本上说，那叫“杨”，下垂的才是柳。南桥西头护城河岸全是柳，全是朝着清流微波深情款款的垂柳。

我没能住到柳树结出那带着绒毛的果实来，我知道，那些果实会靠着风力漂泊游走，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形成另一种景观。那时，老柳将非常无奈也非常无情地望着孩子们聚成盲流。偏是柳絮飞也不远，总是牵牵绊绊黏黏缠缠地流连，使老柳心硬心疼。

尽管柳絮年年飞到漫天满地，我可没听说更没看见哪颗种子落地发芽。好形象好品德好到某种程度，大概就不能遗传。

我见过乡人怎样繁殖柳树，他们用插枝法。据他们说，要得到垂柳，你得把柳枝倒过来插进地里。这么说，垂柳无种，靠后天环境扭曲。我一直想推翻这个说法，可是一直没办到。

从那时起，以后好多年，我每逢走到一个没有垂柳的地方，我就觉得那地方好空虚好寂寞。

那时，我还不知吾家已破，直到父亲带着魏家全家匆匆到来。

第六章　战神指路（一）

战史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破临城、枣庄，东指峄县、向城、爱曲，志在临沂。同时，坂垣师团由胶州湾登陆，向西推进，与矶谷师团相呼应。

这是台儿庄会战的一部分。日军为了徐州，必须攻台儿庄，为了占领台儿庄，必须攻临沂。

当时临沂由庞炳勋驻守，张自忠率部增援，后来在安徽阜阳收容流亡学生的李仙洲参加了此役。两军血战，伤亡难计，国军部队的连长几乎都换了人。

连为战斗单位，连长纷纷伤亡，可见战斗之激烈。近在咫尺、有名有姓，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在张自忠将军部下担任班长，一个冲锋下来，连长阵亡，排长升为连长，这位班长奉命担任排长。又一个冲锋下来，新任连长阵亡，这位刚刚升上来的排长奉命代理连长。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再一个冲锋，他也壮烈牺牲了，这回不用再派人当连长当排长了，全连官兵没剩下几个人。

我未能立刻记下、永远记住这位乡亲的名字，我没有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那时，政府也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最爱说“无名英雄”。

那时，日本有世界第一流的陆军，坂垣师团又是日本陆军的精锐，却在这场战役中一再败退。

在那以步枪为主要武器的战场上，一个训练良好的步兵装子弹，举枪，瞄准，扣扳机，击发，子弹射中目标，一共需要十秒钟，而在这十秒钟内，对方另一个训练良好的士兵可以跃进五十公尺。

这就是说，如果在五十公尺以内，有两个敌兵同时向你冲过来，你只能射死其中一个，另一个冲上来，你只有和他拼刺刀。

可是，同时有十个敌兵冲过来，你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就应该知道，“人海战术”是有用的。

大批难民拥到南桥，空气紧张起来。五姨丈全家到齐，父亲从兰陵匆匆赶到，带着魏家一家人。一连几天几夜谁也不敢上床睡觉，所有的人集合在客厅里倚着行李假寐，连鞋带都系好。静夜听自己的脉搏，感觉到前方在流血。

难民，在他第一天当难民的时候，一点也不像难民。仅仅换上一身旧衣服而已，依然很自信，幽默感也没有丧失。他们从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来，有许多崭新的见闻，公众凝神倾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这时候，他们简直就是明星。

他们说，日本兵喜欢杀人。他们说，日本军队进了村子先控制水井，来到井口向下一看，井里藏着一个人。日本兵就毫不迟疑地朝井里放了两枪，那一井水全不要了。

日本兵为什么处处杀人，是一个他们解不开的谜。有人说，日本兵信一种邪教，要在生前杀多少人，阵亡以后才可以魂归故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死，所以急急忙忙杀人凑数。

有一次，一队日兵进入村庄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个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纸红纸剪贴了一面日本国旗，朝日本兵挥来挥去。

日本兵毫不客气，给了他一颗子弹，望着他倒下去。

下面一个动作就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那日本兵走到尸体旁边，从地上拾起那面简陋粗糙的太阳旗，恭恭敬敬地折叠起来。

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在河北有个亲戚，糊里糊涂送了命。那人正在田里工作，抬头一看，前方远处公路上有一小队日军经过。本来谁也不碍谁的事，偏有一个日兵走出行列，朝着他跪下。

你可以想象他是如何惊愕，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一跪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从未听说过跪姿射击。只听得“八勾”一声，——当然，没法确定他到底听见了没有。

还有，日本兵对中国妇女的暴行。

日军在鲁南一带的作风似乎是，杀男人，不杀女人，对女人只是强奸。

在那还没看见日军的地方，流行着这样无可奈何的幽默：“日本日本，到哪里‘日’到哪里！”

通常是，兽性大发的日本兵堵住房门，朝屋子里随意放一枪，这一枪纵然没把屋子震倒，却把屋子里妇道人家的胆震碎了。就在这女子丧失自主能力的时候，他们进入。

那时候，在鲁南战地，日本兵似乎并不搜劫财物，他们以奸杀见长。据说，他们如果私自藏有金银饰物，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杀人显然奉命行事，奸淫则是出于默许，劫财却悬为厉禁，奇怪的纪律。

那时，中国的新闻记者指控，日本兵连七十多岁的老妪都不饶，消息传到大后方，读者摇头晃脑。

写新闻的人太懒，没有交代清楚。鲁南小城小镇，日本军队还没到，居民闻风先逃光了，尤其是壮汉和年轻妇女，走得最早。

往往只剩下老年的妇女。她们体力不济，难以远行。她们穷苦，穷人胆子大。她们可能还有一个想法，你们家境比较好的人不是逃走了吗，你们家现在门户洞开，任人出入，你们只能带走必需的用品和一些细软，那剩下的家当只有任凭我挑肥拣瘦了。

这勾当，叫做“拾二水”。日本兵来了，“拾二水”的老太太自是首当其冲。

也许，报纸顾到穷苦妇女的尊严，把这一段删去了。

妇女逃难，偶尔也有脱不了身的时候，日本人有骑兵。

日军一向沿着交通线推进，行军时，为了军队的安全，常常派骑兵向两侧搜索。骑兵速度快，无意中追上难民。

这群难民总有好几百人，沿途拉成一条黑色的蜈蚣，一声“骑兵来了”，人人夺路，队形缩短扩大，人挤人结成疙瘩。

奔马飞沙走石，一分为二，对难民群两路包抄，截住去路。等到最前面的骑兵回转马头，切入人群，难民已是东倒西歪，妻离子散。

只见那比马低级的动物骑在马上，那比马高级的万物之灵匍匐在马蹄之间。

马横冲直撞。马向哪个家庭冲过去，哪个家庭就互不相顾了，然后，马向哪个女子冲过去，哪个女子就倒地瘫痪了。

然后，日本兵下马，昂昂然走来。……

就像这也是战场上的军事动作一样，没有失误，没有迟疑，没有浪费，在一瞬间准确完成。

就在这受蹂躏的人替他们争取来的一瞬间，其他难民逃得无影无踪。

这种事，报纸也没登过。好像是，嫌难民太窝囊太没有种了，不提也罢。

那一小撮日本骑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中国难民的人数超过他们十倍，他们竟敢当众卸装。

他们是在战备行军之中，何以竟敢放弃警戒，多作无益？他们哪来的这份自信和从容？

不对？不该如此顺利，不会如此简单，这教人太不甘心。

有一个传说比较圆满。一个小媳妇，当她被日本骑兵掀翻在地的时候，她仰脸望见湛湛青天，皇皇白日，忽然觉得羞愧难当。

本来日兵应该羞愧，可是日兵不知道羞愧，反而是她羞愧。

本来苍天应该羞愧，可是苍天不知道羞愧，反而是她羞愧。

她的羞愧也许是由于苟活瓦全、不能抵死拒贼吧？总之，她不能以这样的姿势坦然对天。

她伸手摸起身旁的一把伞，一把红色的阳伞。

她撑开伞，举高，遮脸。

那侵犯中国的日兵，当他决意在中国土地上侵犯一个中国女子的时候，先把马缰拴在自己的小腿上，这样可以放手行事，马也不至于任意游走。

那在日光下突然撑开的红伞惊了那匹马。受惊的马狂奔不停，把它的主人在阡陌间活活拖死。

你蹂躏中国的土地，现在土地反扑。

你仗着你的马横行，现在你的马背叛。

你看那女子，她突然无恙站起来，顶天立地。

这件事，报纸立刻登出来了，而且这一家登完另一家还要登，明年后年还有人引用。

整个情节令人战栗。尤其是，想那土地是怎样凶狠的、快意的、一丝一丝撕下敌人的肌肉，一口一口吮吸他的血，一寸一寸拆开他的骨骼。

想他的颈骨断了，一个分不出脸颊和后脑的圆球在地上滚来滚去。

那夜，我梦见那十几名骑兵都把缰绳拴在小腿上，他们的马又同时受惊逃逸了，我竟然也被一匹马拖着跑。大哭而醒，不敢说梦。

中国也有骑兵。一位退伍的老兵说，哪有这种事，这是外行人的空想，骑兵不需要把马拴在自己的腿肚子上，他的马训练有素，人马一致。他还说，即使需要找个地方拴马，那也拴在小媳妇的脖子上。

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某些人并未受到应得的处罚。

我们终于听到炮声。

炮声在西，我们立刻往东逃。炮声像号令一样，把这一方百姓全变成难民。满地是人，路太窄，踏着麦苗走。空中无月，还嫌前途不够黑，恨那几点星。

炮在后面“扑通扑通”响，不回头也感受到炮口的火光。每个人向自己心中的神祷告。 母亲常常诵念耶稣的一句话：“祈求上帝，教你们逃难的时候不要遇上冬天。”而现在是阳历三月。

那时候，人们常说：“日本鬼子一条线，中央军一团乱，八路军一大片。”日本军队只沿着交通线推进，要躲开他们倒也容易，所以难民在炮声中仍然沉着。中央军重点防守，常常依战局变化仓促部署，人仰马翻。八路军则深入基层，组织民众。我们在战场边缘游走，中央军八路军都没碰着。

走着走着，满地黑压压的颜色淡了，不唯天光渐亮，人也越走越稀。各人有各人的判断，各人投奔各人的亲友，大地真大，悄悄地吸纳了这多出来的人口，不露声色。日出前但见一天云块向地平线外急奔，络绎不断，一如逃避追杀，而地面不见有风，景象诡异，令人好不忐忑。

我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小溪前行，两岸桃林，正值花季。我那时已读过《桃花源记》，比附的念头油然而兴。几棵桃花看起来很单薄，几十亩桃花就有声有势，俨然要改变世界。一直走进去，好像深入红云，越走越高，战乱忧患再也跟不进去。

林尽，果然有屋舍桑竹鸡犬，果然有男男女女问长问短，消息不少，倒不怎么惊慌。你们看见过鬼子没有？当然没有，不然，还有命？你们家房子给烧掉没有？谁知道，也许正在烧着呢。听说鬼子兵也有高个子，个子越高越凶恶，当真？问得津津有味。

村上的人都说，他们位置偏僻，这“耳朵眼儿胳肢窝儿”的地方，日本军队不来。一老者拿出一本地图给我们看，日本军队专用的地图，不知怎么有一本遗落了。老者说你们快走，日本人已经把这个村子画在地图上，他们早就算计在内了。

我抢过地图，打开一看，兰陵当然画在图上，兰陵四面的卫星村庄也画上，兰陵镇西的丘陵、镇南的小河沟也标出来。至于这个“耳朵眼儿胳肢窝儿”里的小村庄也赫然俱在，连这一座桃林也没漏掉，我从没见过这样详细的地图。

我越看越慌张，顿时觉得内衣内裤袜子鞋子全被人脱下来看过。传说前几年那些卖仁丹的郎中、卖东洋花布的货郎、牵着骆驼游走行医的蒙古大夫全是日本派出来的测绘员。这可怎么办。老者说，咱们这种小地方，十里以外就没人知道，这种地方是不能上地图的，如果小地方的地名也登在报上，也画在地图上，这地方就要遭殃了。这种小地方永远只能在“胳肢窝儿耳朵眼儿”里，是上不得台面的啊。

那是戴着毡帽、撕一段布束腰的老者，衣领衣袖全是油垢、牙齿熏黄的老者，叼着旱烟袋、吐着唾沫的老者。言之谆谆面对听者藐藐的老者。

青天四垂，虽然不见敌机，却好像上面有日本人的眼睛。桃林茂密，挡不断遮不住什么。

村子虽小，却有干干净净的礼拜堂。这教会的主持者跟兰陵教会有往还，跟南桥任家也沾些亲故。凭这层关系，我们才到这个村子上来。

教会给我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就下起雨来，五姨说：“逃难时固然不要遇见冬天，也最好别遇见雨天。”她庆幸这时我们不在路上。

第三天是作礼拜的日子，我们参加本村的聚会。他们请五姨主讲，五姨有布道的天才，在台上满面荣光，成了另外一个人。

五姨引用的经文都与逃难有关。依照《圣经》，耶稣再来之日，基督徒在世上的一切灾难都要结束，耶稣把他的信徒提升到宝座旁边，共享永久的幸福，但是，在这个好日子的前夕，却是灾难最多最重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灾难都把握最后的机会倾巢而至，好像灾难也知道来日无多，孤注一掷。

所以，灾难来了，不要怕，灾难不过是幸福的预告，灾难是一种喜讯，是耶稣提供的一项保证，灾难越严重，基督徒的胆子越大，和上帝的距离越近。那天，坐在这个小小的礼拜堂里的人似乎都很兴奋，我敢说他们有几分志得意满。

我本来就不觉得我在逃难。由兰陵到南桥，那是“摇到外婆桥”。由南桥东行，我家还能维持一辆“二把手”，那是一种木制的独轮车，由魏家弟兄前后驾驶，车轮特大，把车座分成左右两个，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左边，妹妹坐在右边，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准备沿途食用。

我们还有一头驴子。

还有这一溪桃花，一种太平岁月温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两瓣来贴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唤你。

红玉拼成的花。红云剪成的花。少年气盛嫉妒心极重的花，自成千红，排斥万紫。从没见过也没听说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药。

桃花林外只是一望无际的麦苗，以它的青青作画布，来承受、衬托由天上倾下来的大批颜料。

从没听见有人把遍野桃花和漫天烽火联系起来。

直到第五天，雨歇。

连宵风雨，几乎洗尽铅华，这倾城倾国，也抵不过风云一变。

父亲和姨丈天天出去打听消息。姨丈决定往东走，因为南方就是台儿庄，父亲却要往南走，走到台儿庄以南去，因为陆军可能在连云港登陆。谁也不敢劝对方改变心意，各行其是。

外祖母和四姨也在这里。大舅母信赖她的娘家，六舅筹划打游击，都没有同行。现在决定五姨带着外祖母，我家带着四姨。

在患难中和我家相伴的，除了魏家，还有顾家，顾娘和我母亲是教会中结交的好友，他们穷苦，可是他们有个壮健的儿子，必须躲避。

现在是真正逃难，不宜再坐在车上，车子会给盗匪某种暗示和鼓励。于是在出发前卖掉那辆“二把手”，售价很低，也算是对东道主的一种答谢。车上的行李由魏家老二挑着，粮食则放在驴背上。

清晨，在礼拜堂里作了祷告，分手上路。人数少了一半，顿时觉得孤单。走到中午，忽然有大批难民来和我们合流，似乎可以证明南行是对的，内心宽慰不少。可是，傍晚投宿又只剩下我们三家，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很忧郁，觉得他们遗弃了我们。

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截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地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奋勇前进。

那时，弟弟的年龄是，指着地上的蚂蚁，满脸惊异，嘴里含着模糊不清的句子，等我答复。他一次大约只能走一里路。

但是，弟弟挣扎着不让老魏抱他。老魏对他不友善，他感觉得出来。小孩子不管多么小，都能分辨人的善意恶意，据说，连胎儿都能感应母亲的喜怒哀乐。这次逃难，一览无遗地暴露了我家的没落，根据当时的惯例，魏家不能不来帮助东家，但是，他如果开始考虑对我们是否值得这样做，也是人情之常。

于是，大部分时间由父亲抱着弟弟。父亲的体力并不强，沿途流汗喘气，露出另一种窘态。

妹妹的年龄是，刚刚可以和我吵架，走起路来不会输给我，但是常常坐在路旁喊累了。我的任务是专门盯住她，平心而论，我对她走走停停并没有反感，可以趁机会也休息一下，但魏老大就不免啧有烦言了。

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一天中午，大地静得连飞鸟也没。只走得腿越来越软，屁股越来越重，只想坐下，尤其是，到了村头上，连驴子也表示应该歇歇。可是老魏说，不对，这村子好像是空的？

南方，忽然，机关枪响，回想起来是重机枪。重机枪是正规军才有的武器，通常用以射击远距离的目标，怎么在这地方这时候有人使用？父亲辛苦打听来的消息和他谨慎小心所作的决定都错了？

枪声好像向我们屁股上踢了一脚。转个弯，踉跄西行，一口气走到太阳偏西。这时又出现了大队人流，我们跟着大伙儿，人多了胆子壮，叫“群胆”。没人说话，个个低着头。

想攀谈几句也不可能。冷漠，但是有吸引力，我们像铁屑粘附在磁石上，脚不点地。可是在大队右侧，北方，又响了一枪，这一枪清脆轻细，回想起来是手枪。大队人马的呼吸急促起来，没人抬头看，也没人快跑。这才想到，难民群平时的速度就是它的最快速度了。

又是一枪。一个人飞奔而至，插进我们的队伍。这人一定不是难民，只见他一顶呢帽，一身短打，新袄新裤新鞋新袜，袖子卷上来，露白。回想起来，他就是某人枪击的目标，借难民隐蔽自己。

他看中了我们的驴子，小毛驴很瘦，很脏，一副不中用的样子，然而它是纵目所及唯一的驴子。他说：“老乡，驴子借给我骑一骑。”老魏一拳打在驴屁股上，喝道：“你看这驴，快要趴下了。”老魏的拳头又大又重，打得小毛驴后腿猛烈弯曲，真个几乎趴倒。

那人叹口气。“老乡，你何苦，一头驴子又能值多少钱！”回想起来，有恫吓的意味。不过他惊魂未定，语气软弱，无意坚持，匆匆忙忙向前赶去。

这件事，使父亲到了窑湾以后决定卖驴。

第七章　战神指路（二）

“一二三，到窑湾”，一首童谣使窑湾这小地方出了大名。

窑湾在江苏新沂，近前一看，也是一个寻常乡镇，没看见湾，也没看见窑。

虽然是漫天烽火，窑湾依然很安静，各人慢吞吞地过日子。所有的复杂来到这里都简化了，没人准备逃难。

这才像个桃源，可是没有桃林。

父亲带着我们来投奔他的老同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始终没见到他本人，只记得他家房子很多，庭院深深，虽然一下子涌进来许多兵荒马乱，也不过涟漪荡漾，无碍那波平如镜。

主人把我们安置在客厅旁的东屋和南房里，单独给我在客厅里铺了一张床。客厅朝天井的那个墙用木棂代替了，透过那些格子往外看，院子里的景观像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凑成的，于是生出幻想来，那些格子可不可以拆开重拼呢，下面一丛青竹，顶着许多茶花……

这地方，好像我来过，我在这里隔着棂格看分割了的世界，却不知棂格的影子落在我身上，把我也分割了。不是现在，是很久以前，以前……

为我铺设的那张床，用剖开的藤条编成床面，藤下还有一层用棕绳织成的网托着，叫做“反棕铺藤”。

褥子，再加一条天蓝色的床单，四周绕着云纹。枕头，带荷叶边的枕头套子，里头装满了冲泡过又晒干了的茶叶。

客厅门外走廊尽头挂着一只竹篮，泡茶之前，先把茶壶里色香味俱已失去的茶叶倒在篮子里。用废茶装成枕头，据说可以醒脑清火。这是殷实的世家才办得到的事情，唯有他们才消耗这么多茶叶。

枕头、褥子、床单，散发出淡淡的香气，一种由清洁和干燥而生的香味，一种没有汗水没有油垢而生的清香。

这气味，我也很熟悉，我觉得既恍惚又真实。

然后，我躺在床上，云里絮里一般的床上。我听见燕子细碎的殷勤的童音，斜阳在对面屋脊上涂抹余晖，如梦如幻，如前生来世。然后，燕子飞进来，站在梁上，挺着肚皮。然后尾巴一翘，白色的粪便在屋梁上画下漏痕。

空梁落燕屎！

我想起来了，种种光景正是我从前的家。那时候，我或者尚在襁褓之中吧，旧家的浮光掠影还残存在我的某处。当我第一次读到名句“空梁落燕泥”时，我模模糊糊地想过，实情实景似乎不然，应该是“空梁落燕屎”。

恍惚间，无意中，我回到那已失去的家里。

我们在窑湾休息了好几天，同行的顾娘天天出去讨饭。自出发逃难以来，我母亲筹办全体的伙食，顾娘和他儿子一起吃大锅饭。可是顾娘说：“我是难民，难民讨饭不丢人。”她的用意是为我们节省开支。

我在一旁怦怦心动，暗想：“我能去吗？我也去好不好？”

那年代，我见过很多少年乞丐，从很远的地方来，向很远的地方漂去，并不惧怕，好像也没有忧愁。有些乞丐叫“响丐”，吹着乐器游走，有一种自得的神色。

那年代，人心也还柔软，老太太们还有一星半点从儿子身上剩余的慈爱。少年乞丐的生活并不艰难，似乎还很浪漫，千山万水收藏秘密也留下秘密，使我们羡慕和好奇。

每逢过年，母亲必定特别蒸一笼特别的馒头，用它打发乞丐。这种馒头用白面做成，外面包一层高粱面，看来粗糙，可是一口咬下去便不同。

千真万确，长辈们对乞丐的脸色比对我们的脸色要好看一些。外面的天地也比四合院里的天井要宽阔些、光明些。

那时不知有多少篇小说描写青年是如何苦闷，左冲右突之后终于一走了之。这些小说即使写得不好，最后一走总是教人悠然神往，他走了，八成是做乞丐去了！

那时，“反对共产共妻”的大字标语出现不久，跟着一句“反对共产党诱骗青年脱离家庭”。诱骗青年脱离家庭？有这种事？为什么从来没有碰见？

像《我的志愿》这样的题目，永远永远也不会在作文课堂上绝迹的吧，可是，在那年代，这个题目还真教人难以落笔呢。有人写他要做文天祥，有人写他要做戚继光，有人写他要做齐天大圣。

有一个人写他要做乞丐！

这还了得！

那时，陶行知等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主张盛行，编选国语课本的人颇受影响，选了一些讴歌劳动的文章。有一天，我在家中温习功课，高声朗诵：

早打铁，晚打铁，

打把镰刀送哥哥。

哥哥留我歇一歇，

嫂嫂留我歇一歇，

我不歇，

我要回家去打铁。

凑巧一位亲族中的长辈来串门子，他对我厉声喝道：“有那么多的事情你不干，偏偏要打铁！你太没有出息了！”

打铁都不行，还想做乞丐？

那位教作文的老师自认为了解儿童心理，倒是给那篇文章许多双圈，每一排圈圈是一场风波，一阵口舌。

现在，我真要做乞丐去了，父亲母亲都不反对，日本鬼子给了我特准行乞的执照。

乞丐也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做的，他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根打狗棒，乡人称之为要饭棍；一个随身包，乡人称之为要饭包。

乞丐的随身包，多半用旧席改造而成，也叫席篓子。如果乞丐把篓子点着了烤火，那是只贪享用不计后果，这就是“烧包”一词的内涵。

我的打狗棒不是一根光溜溜的棍子。顾娘特地砍下一棵荆棘，修理成伞形的防御武器。我这个小乞丐，除了衣着不符，手持的独门兵刃也很怪异。

大家一同出发。窑湾真可爱，家家的大门都虚掩着，一推就开。我先把荆棘伞伸进去。狗狂叫，跳得很高。

走出来一个小伙子。“什么人？”

回答是：“要饭的！”

他转身入内，叫喊：“爹，他说他是要饭的！”

他爹出来了，打量我，向厨房走去。

他拿了一张热腾腾的煎饼出来。毫无疑问，刚从鏊子上揭下来，折成四开。厨房里正在烙煎饼，用小麦、黄豆、玉蜀黍混合磨糊。

这是很大方的施舍。通常打发乞丐，只给一小片冷煎饼，两三天前的剩余。我没有要饭包，只好捧着这张煎饼急步回家。我知道掺了玉蜀黍的煎饼最好趁热吃，现在它最香最酥，冷了以后就满口渣滓。

我急忙献上我的所得。我此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报效家庭。

我认为现在可以吃了。我只想着吃玉蜀黍煎饼必须趁热。可是父亲说：“等一等，出去把你的弟弟妹妹找回来。”

等三个人聚齐了，煎饼还没冷。父亲下令弟弟妹妹先动手，然后三人一同大嚼。

父亲不吃，他只说话。他说：“也许有一天，你得带着弟弟妹妹讨饭。那时，你要记住，若是讨到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俩先吃。”

第二天，顾娘趁着人家都在吃早饭的时候出发，她说人在吃早饭的时候心肠最软。她不肯再带我同行。昨天晚上，魏家老大对她表示，我去讨饭，他的自尊心很受打击。

没关系，我自己也可以去。

我碰上一只恶犬，缠斗了很久还不见主人出来。今天的运气没有昨天好。我年纪小，又没有经验，可是狼牙伞真管用，到底人为万物之灵。

背后有人说：“你闪开。”我侧身后退一步，让一个真正的乞丐出面。只见那人把手中一根东歪西扭骨节倔犟的枣枝伸出去，一直伸到狗前面，朝地上点了两下，那狗就低低地呜咽一声，低着头向后退去。

那乞丐很脏，做乞丐哪能不脏？可是他露了这一手，我马上觉得他不脏了。他大约有五十岁了吧，那年代，五十岁的人算是老人，可是他露了这一手，我马上觉得他不老。

我问：你教我好不好？

他不答，腋下夹起打狗棒就走，我在后头跟着。

你想学？

当然。

你得拜我做师父。

当然。

做了我的徒弟，就得跟着我走。

这个当然不行。我只是想学会了你的打狗法，每天可以多讨些吃的，带回家去。

他笑了，想学本事，哪有这么容易？

一个有本事的人怎么会做乞丐？

他说，世上有一种人，他做乞丐，正因为他有本事。他说，他的师祖，本来在皇宫里保护皇帝，顺便教导一批太监习武。自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老皇帝驾崩，他们奉遗命效忠小皇帝，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说，小皇帝毕竟太小了，朝中奸臣乱政，叛贼夺权，发生惊天动地的政变。一场大火焚毁了宫殿，幼主下落不明。他的师祖带着那批学武的太监逃出宫外，师祖说，改朝换代是无法挽回的了，但是，咱们谁也不投降。师祖说，既然连当朝皇帝都不配做我们的老板，世上还有谁能做我们的老板？从今以后我们不侍候任何人，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不接受任何人的俸禄，我们不服王法，我们的名字不在户口。

那么，我们做乞丐吧。

我们一面做乞丐，一面舒散亡国之痛吧。

我们一面流浪行乞，一面挨家挨户寻找幼主吧。

我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乞丐的故事。我怎么爱上这个故事了呢？

这是一些消沉遁世的人，我怎么反而景仰那些人呢？

这时候，如果有人拿《我的志愿》做题目，要我作文，我写的也是《做乞丐》。

我比现在年纪更小的时候，曾经拉住长辈的衣襟问：“为什么有人做乞丐呢？”

那长辈仰着脸回答：“有人天生是做乞丐的命。”

我也是做乞丐的命吗？要不，怎么搞的呢！

父亲说，该卖驴啦。母亲说，不能卖给屠户。

经纪来了，左看右看。主人有两个马棚，里头拴着骡马，也有驴子。我们这头驴禁不起同类异类踢咬，单独拴在棚外。

我们这头驴真瘦，背脊上的毛快磨光了，肚子上的毛比较长，就胡乱打结。

经纪说，年头不平静，买牲口的人家比较少，还是卖给屠户吧。

如果卖给屠户，这头驴就要变成酱肉。母亲说，只要不是屠户，由你出价。

经纪说，卖给屠户，这驴值五块钱，卖给种田的只值四块。

四块就四块，有个盐贩子要买。驴驮盐，农种园，世上最辛苦的两件事。母亲心疼起来，要求再换主顾，情愿减价。

经纪有些不耐烦，不过到底是生意人，又带了个卖面粉的来。驴进了面粉店一定昼夜拉磨，活儿也不轻。经纪说，人家买驴当然是为了要驴出力，哪有买个驴子养着玩儿的？

说得也是。

我们这头驴子真听使唤，是一头老老实实的驴。驴也有玩世不恭的，也有趋炎附势的，你在前头牵它，它后退，你到后面赶它，它一路小跑害得你气喘吁吁地追。你要它驮东西，它躺在地上打滚。

你若气极了，拿藤条抽它的屁股，它立刻连屎带尿一大堆，又骚又臭，好像，你对我不客气，我也对你不客气。

俗语说某人属驴，不打不屙屎。

卖给磨面的了，三块钱。

驴子一点精神也没有，自离家逃难以来，它没好好地吃过一顿草料。它的嘴唇极薄，据说注定命苦。眼睛很大，可是没眼神，几乎像个瞎子。腿也太细了，真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哪条腿会断成两截。

它实在是一头温驯的驴。可是，单凭温驯就能安身吗？

它也没把握，跟在新主人后面走，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回顾，母亲的眼泪掉下来一大串。

主人的儿子真体面，前卫中锋的身材，大一大二的年龄，四月五月的脸。

瞧他这身装扮：白色球鞋、机器织的线袜子、西装裤、哔叽夹袍，襟上插一支金星钢笔。衣服都是新的，居家亦如作客。

客厅右侧一道墙，中间开了个月门，其实并没设门板，一个正圆形的洞，周围用砖砌了花边。

这家的少主人跨过月门，来到客厅前的天井里，正要往外走。一双脚，穿着天蓝色缎面的鞋子，鞋面上绣花，从里面追出来。

“喂！喂！”女郎压低了嗓子。

就这么把他喊回去，两人站在月门里头靠近一丛青竹说话。竹子是栽在一个很大的瓷缸里，那种又粗糙又结实的陶器，也许不该叫瓷。

在自家院子里植竹，都得用这种缸，要不，竹笋跑得快，不知什么时候从邻家院子里冒出来，或者从自家花圃里往上钻，一大片，很麻烦。

现在，竹子旺盛的生机郁结在大瓷缸里。男女两个人都用一只手扶着缸沿，一个在缸的左边，一个站在缸的右边，缸很大，可是有缸沿做红线，一头一个牵着。

顾娘说，女郎手上戴着刚订婚的钻石戒指。

顾娘说，少主人是女郎的未婚夫。

虽然已经订婚，而且显然受新式教育，女郎仍有些“奴为出来难”的样子。见这么一面好像不是很寻常的事。

顾娘说：“娇生惯养的，好漂亮哟！”

女郎拭泪。果然不寻常。可是家里没有人走过来问问瞧瞧，这不寻常的事又好像在意料之中，而且乐于任其发展。

顾娘说，男孩要去从军抗战，女孩跑来劝阻，劝了两三天了。

两个人就在委屈求活的竹丛旁边站着，手扶着冰冷坚硬的缸沿，很久。

好像劝不醒。

这里仍然不是世外桃源。

为了以后的行程，昨晚有一阵小小的辩论。

父亲决定继续南行，可是魏家老大说，往南是徐州府地面了，徐州哪能不打仗？

老魏认为应该往北走，“日本鬼子一条线，”躲着这条线走，走到兰陵附近看动静，兰陵是故土，离兰陵不能太远太久。

无奈我们这一家，三个孩子，一个缠足的妇女，一个书生，零零落落，没有快速行动的能力，不够资格跟日军捉迷藏，只有找一个地方住下，藏起来。那时日本军队不侵犯外国教会，宿迁有个大教堂，是美国长老会的财产，可以容身。

老魏认为他一家人不需要教会保护，而且教会也不一定安全。

彼此商量了，魏家老二挑着行李送我们南下，只限必需的东西，那带不完的由老大挑着回家保存。

愿意到宿迁去的人，除了我家，还有四姨和顾娘，都是基督徒。大家祷告，上路，人数少了一半，有些冷清孤单。

窑湾和宿迁之间隔着骆马湖——我一度以为是“落马湖”。虽说是湖，并没有水，只见天地茫茫方圆一百五十里的一片大洼。

一百五十里的圆周，其直径约为五十里。不幸骆马湖形如一条南北竖立的番薯，我们的路线是自北而南穿过，湖中无处打尖投宿，这天我们只有拼命地走。

魏家老二挑着行李，走在前面。挑东西要用扁担，扁担有弹性，上下忽闪忽闪地飞。这一上一下的功夫，挑担的人迈出一步，两者节奏必须互相配合，他不能慢，慢不了。他只有走一段歇一段，等我们赶上。

这一次，母亲展示了小脚的痛苦。凡小脚都是脚背弓起，脚趾压断、折叠，只剩大趾伸在前面。小脚的人走路只能用脚跟着地，平时重心后移，摇摇摆摆，现在母亲拄着竹杖，弯腰探身，一如面对七级强风。

在故乡，母亲是天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曾经遍告亲友，古今多少缠足的女子在逃难途中遭人掳去，因为她逃不快。她说，逃难的时候，别人可以踏着冰过河，小脚女子会踩出冰窟窿来，陷下去。别人可以拖泥带水过沼泽，小脚女子会两腿插在水里泥里，动弹不得。即使路上没有泥水，小脚也会把脚脖子走断了。亲友的反应是掩口暗笑：为什么不想些称心如意的事，偏要假设自己逃难？这些亲友，此刻不知哪里去了？

骆马湖，上帝用他特大的汤匙，朝地表轻轻舀走一勺。他舀去了村庄、树林、岩石，连麻雀、野兔也没留下。

方向感完全失去，头顶上有太阳，靠太阳指路。

地表在这里偷偷地凹下去，走路的人并不觉得倾斜。可是走到中午，地平线近了，天空小了，好像有人收紧袋口的绳子。

想起碗里的苍蝇。苍蝇喜欢饭碗，即使是洗干净了的碗，苍蝇也爱落下来散散步。它只在碗口边沿爬行，从不深入碗底。有时候，苍蝇也想探险，爬到离开碗口一寸左右的地方，立刻飞出碗外。它要躲避想象中的灾难。凹度使它恐惧。

在骆马湖里，我们也有这种恐惧，身陷绝境的恐惧。

妹妹哭了，说她走不动了，我从背后推着她走一段，顾娘抱着她走一段。

我问宿迁还有多远，魏家老二说：“快了！快了！”

父亲一直抱着弟弟，我见他嘴歪了，帽子掉了，衣襟开了，鼻孔流出清水来，他把弟弟放在地上，喘气。

弟弟看见母亲，迎上去，想扑在母亲身上，可是母亲不能改变姿势，不能改变步伐，不能改变她脸上拉直了的肌肉，像个忍受酷刑的人一样不能有别的感觉。她目不转瞬往前走，那一刻，我十分十分担心她的脚脖子。

我又问什么时候才走到宿迁，魏家老二说：“快了！快了！”

后来，我也走不动了。回想起来，我们一家那时开始有连根拔起的憔悴。

宿迁还远。那时，我就该知道，“快了快了”就是“很久很久”的另一说法。

走着走着，地势渐高，太阳偏西，我们的影子很长很长，使我忽然以为我们是迎神赛会踩着高跷的巨灵。我从未料到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知道这是骆马湖显现的奇迹，在村落参差分布的地带，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影子。

我们本来累极了，一个累极了的人，会忽然不累了，精力不知从哪里涌进来，生命在反扑。首先是母亲忽然昂扬，顺利走完全程，事后，她说，这是主赐给她力量。

终于，我们看见鸦阵了。

我们看见树木了。

然后有房屋市街。

终于，我听见一群孩子高唱：“一二三，到宿迁。”

宿迁长老会关着大门，门板很厚，用手掌拍打几乎发不出声音。

门开了，弟弟跨不进去，这才发现门限很高。

执事登记了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安置在教堂旁的屋子里。教会的建筑大概都是：巍峨严肃的教堂，旁边一排谦卑的小屋，外缘是高高的围墙。

啊呀一声，个个倒在地上，没有伸腿弯腿的力气。这才知道刚才“忽然不累”正是最累的时候。

只有弟弟不累，一心想到院子里玩。我们很恐慌，生怕他走出小屋之后就不见了。

父亲最紧张，春暖的天气，全身出汗湿透了夹袍，因为累，也因为怕。他说，在骆马湖里，只要一个强盗，他手里有一支枪，我们全体束手无策。

父亲一向想得多，他把我叫到身旁。

“我们在逃难，日本鬼子在追我们。”这个，我知道。

父亲讲邓攸逃难的故事。

晋代的邓伯道和邓伯俭，是亲兄弟。两人都只有一个儿子，他们的儿子都很小。

石勒造反，邓伯道带着儿子和侄子逃难，途中，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伯道说，我背着侄子逃吧，把自己的孩子丢弃了吧，我以后还可以再生一个。如果把侄子丢掉，哥哥一支就绝后了。

父亲问：“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只有你，你带着两个孩子逃难，一个是弟弟，一个是你自己的儿子。你只能抱着一个孩子逃，那时，你抱哪一个？”

他把我问糊涂了，两个念头在我的头脑纠缠不清：第一，我怎么会有儿子？第二，如果我有儿子，弟弟一定长成大人了，怎么还会要我抱着走路？

我只顾做这道算术题，答不出话来。父亲又气又急，认为我的沉默就是对弟弟不负责任，他劈脸给了我一耳光。

恰巧教会执事一步跨进来，他愕然。

“你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怎么打孩子？”

这一问，非常严重，倘若他认为我们假冒，就要拒绝收容。

因此，对我的责任问题，父亲没有追究下去。

第八章　战争的教训

我不记得在宿迁住了多久。宿迁宿迁，到底几宿而后迁？

只记得进了宿迁教会之后倒地便睡，足足睡了两天，偶然起来喝点水。

这两天，简直是神仙了，不用再支持自己的体重，不再抵抗地心引力，由颈部到脚趾的肌肉关节都放了假，这几尺干净土，就是大同世界、人间天上。难怪俗语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想那庄稼汉在一天胼手胝足之后，突然躺下来庆祝释放，才发明了那两句格言吧。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今转了个弯儿，让我知道。

这是头两天。

母亲最爱《马太福音》，说《马太福音》是四福音里的压卷之作。

她对我说：“来，你是住在神的家里，要天天读一段《圣经》。”她教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忽然，警报，空袭警报中的预备警报，日本飞机要来。

那时，小地方发布空袭警报是派人沿街敲锣，大地方如宿迁城，是由臂力强健的人摇一个类似辘轳的东西，“辘轳”转动达到某一速度，发出电来，警报器就呜呜地响起来。

除了入耳惊心的警报器，还有触目惊心的警报球，一个球代表预备警报，两个球代表紧急警报，三个球代表解除警报。

听见预备警报响，我跑到大门外向天空张望，没看见球，只见大人怒气冲冲把我拖进去。

教会有许多人口，大家慌忙进了教堂，他们是把这个高大宽敞的建筑当做防空洞了。可是防空洞应该在地下。“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大教堂的目标太暴露太突出了。城造在山上不一定就好。

躲警报的人进了教堂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敌人的飞机并没有来，空袭警报也没有响。大家再祷告。天空依然很安静，有些人就回家去了。

大教堂讲坛后面有一个夹层，颇似戏院的后台，有梯子可以爬高。我没回家，偷偷地往上爬，从玻璃窗看见了屋顶。想不到，大教堂的屋顶是洋铁皮铺成的，他们用整个屋顶漆了一面美国国旗，日光直射之下很鲜艳。距离太近了，几乎盖到我脸上，花花绿绿，令我眩晕。

这面国旗想必是给日本飞机的轰炸员看的，他一定看得见。城还是可以造在山上。

这是第三天。

第四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这天下午，一队中学生沿街募捐，穿着明盔亮甲的制服，洋号洋鼓，是一支小小的乐队。他们进了教会，列出队形，惊天动地吹打起来。

许多人跑出来看，别人看乐队，执事看捐款箱，一个很大的木箱，要两个学生抬着走。箱口郑重地加了锁，贴了封条，还有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执事的样子有些为难。

他说：“我们这里是教会。”那时候，教会在表面上中立。他说这句话，脸先红了，我在旁边也有些羞愧。

领队的是个女生，面圆腰肥，但是很机灵，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了解，她马上指一指观众：“我来找他们。”

“可是这里是教会。”执事又说。

“我们只唱一支歌。”女生说着，做出指挥的姿势。那时抗战歌曲不多，他们唱的是：

只有铁，只有血，

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

还我山河誓把倭奴灭，

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

风凄凄，雨切切，

洪水祸东南，猛兽噬东北，

忍不住心头火，

抵不住心头热。

起兮！起兮！

大家团结，努力杀贼！

这歌在当时流行，乐队一开头，院子里的人都跟着唱起来。唱完，乐队指挥趁势喊道：“各位，抗战的，爱国的，相信天理的，都到大门外来捐钱！”

她的手向大门一挥，满院子男女老少像秋风扫叶一样拥到大门外去，然后乐队抬着捐款箱退出，在巷子里用洋箫洋号吹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洋鼓打着拍子。在教会门外，大家纷纷掏出钱来，朝大木箱的小孔里投下去。

包括那位执事在内。

然后，乐队整队，领队三指并拢向大家行了童子军礼。乐队改奏进行曲，抬着捐款箱离开。没有收据，那时街头游募多半没有收据，仿佛那箱子就是国家。

《马太福音》第六章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鸟贵重得多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是第五天，我读经的时候心不在焉，忘不了昨天的乐队，踩着进行曲，从这个幽静的巷子里像神仙一样走出去。

我一向生长在乡下，宿迁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城市。它的人口比兰陵多十几倍。这些人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呢，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么多的人家里是不是藏着一些乡下没有的事物呢。

虽然有禁令，我仍然忍不住想跑出去看看。教会的大门整天从里面闩着，如果有人开门出去，得有另一个跟在后面替他把门闩好。有时候，出门的人找不到这样一个助手，大门就在他走后虚掩着，这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我出了门，朝昨天乐队游募的方向走去，一直走，不转弯，我不能转弯，一转弯就迷路了。只要直着向前走，自然可以直着走回来。

走过无数阴暗寂静的住宅，忽然看见阳光明亮的街道，满街都是军人。战场边缘，他们都不佩阶级符号，分不清官兵，老百姓一律称之为“老总”。老总是清末千总把总的简称，泛指下级军官。用以称呼士兵，自是“礼多人不怪”了。

看样子，这些“老总”是出来逛街的。也许他们刚从别的地方开到宿迁来，像我一样，对这个城市有些好奇。他们刚刚换上短袖的单衣，左袖外缘绣着“扬开”两个字。新军服的布料很好，字也绣得端正工整。

他们也许不是出来逛街，而是忙里偷闲买一点日用品吧。我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外看他们，一位老总进店买肥皂，他东摸摸，西看看，最后满把抓起几块肥皂朝着一扬：“我给过钱了！”

我看见他并没有给钱。店东的儿子想纠正他，可是店东点了点头。

老总还不放心，郑重加强语气：“给过钱了！”那时军纪森严，无故拿走老百姓的东西是要枪毙的，必须货主明确地表示认可。

店东说：“好，没错。”老总这才把肥皂塞进裤袋里，心满意足地走出去。

小店东一脸的不服气，他的父亲开导他：“你没听说过吗，当兵的人死了还没埋，挖煤的人埋了还没死。他今天还在，明天就难保。中国人正在跟日本的坦克大炮拼，台儿庄一天死一千两千。你这几块肥皂算什么，你到他坟上烧一刀纸也比肥皂钱多。”

在宿迁的第六天，母亲教我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进入地狱。

我悄悄地溜出来。这次我换了个方向，背着太阳，我想是向东。胆子练大了，敢不停地走。

终于找到乡下没有的东西，一间小小的戏院。叫它戏院未免太小，叫说书的场子又太大了。门口没人收票，尽管走，走进去，坐下，小女孩来倒茶，这才收钱。小孩子不占座位，站在后头没人管。军人进去，坐下，不花钱，也没人来倒茶。

舞台很小，坐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操一把胡琴。后台有几个女孩子，她们轮流出来唱京戏，一段一段地唱，不化妆，也没做工。这些女孩子个个穿旗袍，领子高，低头鞠躬都困难，却又没有袖子，整条胳臂露出来。下摆扫到脚面，似乎很保守，两旁偏偏开衩开到腰部，盖不住大腿。在那时，这是很性感的服装。

回想起来，我对她们唱的戏全没留下印象。最令我难忘的是，军人和老百姓自然分座，这一边喝茶，吃瓜子，用热毛巾擦脸，那一边枯坐静听，目不斜视。碰上哪个女孩子唱得中听，顾客可以特别开赏，女侍捧起盘子在旁边接着，当啷一块银元丢进去，吓人一跳。女郎唱完了，走下台来，站在那出手赏钱的人身边，低声说一句谢谢，再回后台。出钱的人很神气，坐在他周围的人都好像沾了光。这一幕总算是个小小的高潮，可是那半壁军人个个如老僧入定，无动于衷。

这个小戏院也总算是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了吧，我为什么心里觉得不安呢？而且非常之惴惴。是怕警报忽然响起来吗？是怕因私自外出而受到父亲的责罚吗？

我匆匆赶回，一路平安，家中也没有异状。可是仍然怀着不祥的预感。想了好久才理出头绪来，小戏院里的情景刺激了我。一个剧场，两种人生，这一半如何能面对那一半呢，他们怎么可以一同看戏呢？他们怎么一点也不怕呢？

据说，这是第六天。

以后的日子很模糊。也许是第七天吧，没有读经的功课，我整天都在打算怎么溜出去。毫无目的。总有些名胜古迹吧，也不知道去寻找。

如果这天下午我在外游荡，后事如何就很难想象了，幸而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

午后，警报响了。我们都进了大教堂，教堂里的长凳子钉在水泥地上，搬不开，我们只好趴在凳子下面。

这回真的听见了俯冲投弹的声音，飞机忽然变了调，受了伤似地嚎叫，接着地动山摇。大教堂像个小舢板，尾巴往上一翘。

也听见高射炮声。炮弹和炸弹不同，地面不会震动。

那时，一架轰炸机在翅膀底下挂两颗炸弹，炸弹用黄色炸药制造，威力小，要摧毁一个城市，得出动好多批飞机，一拨一拨轮番轰炸。我们在教堂里，听见飞机来了，走了，炸弹轰轰地响，附近的房子稀里哗啦，沉寂了，可是轰炸没有完，还有下一拨。

两拨轰炸之间，那一段平静才教人觳觫。你只知道逃过一劫，不知道是否逃得过下一劫。一根细丝把宝剑吊在你头顶上。我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

警报解除，走出教堂，看见日色金黄。这次轰炸由午饭后炸到晚饭前，够狠。

这一炸，我是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走出大门一步。以后几年，我只要听见汽车马达声，立刻魂飞魄散。

大轰炸后，日子过得浑沌，对日出日落全没有印象。

不能忘记的，是断断续续传进来的一些消息。

有些人失踪。一个警察说，空袭时，他正在街头值勤，敌机业已临空，犹见一人行走。依照规定，空袭警报发出后，行人一律就地止步，但是，如果行人存心取巧，对拦阻他的民防人员撒个谎，伸手向前随便一指，说“我的家就在前面”，可以越过封锁。

在那种情形下，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在街上行走？不知道。那时代，人喜欢卖弄自己的小聪明犯规。

警察说，他无法制止那个行人，他自己业已卧倒隐蔽，只能注视那人，为他着急。只见地面裂开，射出火和尘土来，那行人从此踪影不见了。

那警察简直以为自己白昼见鬼。

有很多家庭要办丧事，丧家到处找棺材，找墓地。有人四出找一条人腿，他爸爸的腿。他爸爸死于轰炸，一条腿不见了，孝子希望找回来再入殓。

轰炸时，有两个棋迷正在下棋。房子左右都落了炸弹了，棋子飞走了，棋盘也飞走了，两个棋迷还望着歪斜了的桌子发呆。

警报解除后，两个棋迷又拾起棋子棋盘，回忆那盘没下完的棋，把残局摆好，一决胜负。谁料在这个时候房子忽然塌了！好像老天跟他们开玩笑。

这次宿迁炸死许多人。那死亡经过平淡无奇的，在死者家属吞声时就湮灭无闻了，能够传到教堂院子里来的，都有些曲折耸动。然后，再经过众人过滤，百中取一，进入街谈巷议，然后，千中取一，进入渔樵闲话。最后成为故事。

故事的存在和流传，已不是根据受难者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抗战的需要，而是根据听众的兴会。不能仔细想，仔细想就会发现残酷。我在这里很残酷地记下几则故事，可以在茶余酒后流传的故事，而遗漏了千千万万摧心裂肺的家庭。

魏家老大忽然来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惊喜。

魏家和我们一同逃难，中途因意见不同分手。魏家两兄弟，老二送我们南下，老大带家人北上。我家的行李也因此分成两担，其中一担由老大挑着走，暂时保管。

老魏突然出现，使人感到劫后重逢的情味。他对于我们带着他的弟弟到宿迁来挨炸有些抱怨。他说，由他暂时保管的那一担行李，半路上被强盗劫走了，有一番惊险。虽然他的脸色沉重，他仍然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客人。

老魏也带来两个好消息：台儿庄会战结束，兰陵成为后方，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魏家将择定吉期，为老二成婚。

动身离开宿迁，我才看见轰炸造成的瓦砾。每一片瓦砾，原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碎瓦片是真正的废物，什么用处也没有，垃圾不如。经过了几天清理之后，瓦砾下不会再有尸体，也许有血，我看见狗在上面用鼻子探测。

一个一个家庭，不招谁，不惹谁，就这样毁了。飞行员大概从来没有机会看见他留下的弹坑，难怪他英俊潇洒，一尘不染。

瓦砾场并不是很多。大轰炸时，简直以为全世界都毁灭了，其实不然，宿迁只是像一张床单上洒了些墨水。我真希望能指给飞行员看，使他明白他的伎俩不过如此。

日上三竿，阳光逐渐强壮。宿迁，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它是我面对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使我看见人生多么复杂。

阳光下，一个一个宿迁人和我交臂而过，一脸前仆后继的悍然。

回程完全照老魏的意见行事，出宿迁，经东海，转赴郯城，到南桥。

这些地名从小就熟识，古时的东海郡，后来的海州，现在的江苏东海县。古时的郯国，郯子故里，曾子讲学处，“感天动地窦娥冤”的故事产地，现在的山东郯城县。

老魏带我们走小路，东海和郯城的县城全没看见。我只记得满眼的小麦。投宿是在小村庄的街巷露宿，大人轮流值夜，一路所到之处非常寂静，真空一般的寂静，若不是庄稼长得那么好，你真以为没有人烟。

归程十分从容，魏家兄弟俩轮流挑着行李走，不挑担子的那个就抱着弟弟。一路不断休息，母亲能赶得上大家。看来光景美好，只是大战后的寂静还有压力。

沿途休息的时候，老魏谈说家乡最近发生的事，他提到临沂的教会。

从三月十三日开始，国军和日军在临沂附近打了五十天，最后围城，攻城，巷战，双方抱在地上打滚。伤兵运不出去，全送进美国教会，临沂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跟了去。日本兵进了城，见人就杀。他们沿街敲门，趁里头的人开门的时候用刺刀刺死，大街两旁，几乎家家门框门限上有血。他们要教会把伤兵交出来，教会没答应。那些伤兵总不能老是在里头躲着呀，怎么个了局呢？

老魏也谈到峄县的教会。峄县县城在兰陵之西，只有五十里路。对兰陵影响重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峄县，另一个才是临沂。

日军先到峄县，后到兰陵。峄县南关的教会收容了很多难民。有一个日本兵喝了酒，带着刺刀，来敲教会的大门。大门里头院子里坐满了难民，有个人站起来把门打开。日兵一刀把开门的人杀了，冲进去又杀死一个老头儿。他大喊“花姑娘的有”，意思是要找妓女。院子里的人慌成一团；不敢回话，那日兵又顺手杀死一个老太太。那一院子难民里头当然有许多壮丁。他们看那日本兵杀了一个又一个，眼也红了，就到厨房里一人拿一根木柴，一拥而上，把那个小日本鬼儿乱棍打死。

这可不得了，日本人能罢休吗？

日本人到教会去调查过，最后承认是他们自己的错。

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老魏说：

教会只有巴掌大，能藏几个人，还得中国人不怕死，跟他拼，跟他干！

对于回家，我缺少心理准备。

兰陵城外有许多松柏，参天并立，排成方阵，远望很有几分森严。兰陵王氏在明末清初发迹，开始经营祖宗陵墓，这些松柏，就是古人的伞盖，这些松林，也象征祖宗的余荫。

战后归来，那些松柏全不见了，每一棵树都在齐腰的高度锯断，剩下一根一根木桩。锯树的人为了省力省事，没有坐在地上朝根下锯。战争来了，又走了，四乡的穷哥们儿紧紧踩着战争的背影，抢伐抢运，一夜之间就光景全非了。

松柏不流血，你杀了它它冒出来的是香气，事隔多日，还有松香附在尘土上逐人。

这种树林叫“老林”，老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俗语说谁动了谁家老林的土，那表示谁对谁有不可解的怨恨。唉，唉，这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

回到家，大门，二门，房门，所有的门框门板门限都没有了，窗也没有了，桌椅家具当然更没有了，总之，所有的木制品荡然无存，出入畅通，毫无关防，完全不像私人住宅，完全不像。

那时的房屋，门窗上端有一块横木，叫“楣”。照例使用极好的木料。起朱楼盖华屋叫“光大门楣”，人的气运衰败叫“倒楣”，可见“楣”之重要。现在，我家的每一处“楣”都没有了！看样子，有膂力强的人来，使用十字镐一类的工具，硬生生地破墙取去，所以，每一个门窗都成了一个大洞，四周围着犬齿形的砖块。

还有，院子。

院子里本来有一棵枣树，我曾在树下念诵：“我家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也曾透过萧瑟的固执的枣枝仰望奇怪而高的秋空。

院子里本来有两棵石榴，我曾在树旁学会了“五月榴花照眼明”，数一数几朵雄蕊几朵雌蕊，计算能结多少石榴。

战后归来，枣树没有了，石榴树也没有了，院子里的土被什么人翻过，好像准备在这里种菜。

那些人从四乡来，闯入有钱的人或者曾经有钱的人家中，检查室内室外每一寸土地。他们用一根木棒撞击地面，听那响声，如果有共鸣，咚咚似鼓，地下一定埋着一缸细软，马上动手挖。

通常，埋在室外院子里的东西体积很小，例如玻璃瓶里装几件首饰，得用另外一个方法检查，那就是学农夫翻土，翻到埋东西的地方，土的颜色不一样。如果院子很大，就把耕田用的牛和犁使上，小东西埋得浅，说不定犁刀过处它就跳出来。

我家的院子就像犁过的一样。我联想到成语“犁庭扫穴”……

那时，我就应该想到，阶级斗争完全是可能的。

当天早晨弟弟听说要回家，很兴奋。他虽小，对旧家必定也有些记忆吧，站在院子里，他一再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家？”

母亲望着我：“这一回，咱家可是穷了！”

然后，她奋然说：“魏家老二结婚，我一定送一笔厚礼，厚得教别人没有话说！”

第九章　折腰大地

我家有五位姑姑。当我离家时，五姑还在家中，前面四位姑娘都已出嫁。

我对二姑三姑四姑没有任何印象。我不记得她们到我家来过，我也从未到她们家去过。她们也从未给我一块糖果或一个铜元。我根本不记得她们的长相，料想她们也不记得我。

只有大姑，留给我许多许多回忆。我们落荒逃难，在她家住过。

在我的老家兰陵之西，大约二十五华里，有一个村子叫楚头林——或作褚头林，或作锄头林，我不知道官方文书是怎么写法。大姑嫁给那里的赵家。

一九三八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我们回乡察看了劫后的残破，就在大姑家暂住。那时兰陵的秩序尚未恢复，日军在兰陵之北的卞庄安了据点，逐步向南发展，控制由潍县到台儿庄的公路。

当时楚头林的情势是“三管三不管”。三不管，是说日本人不管、共产党不管、国民党也不管；三管，是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管，国民党来了国民党管，日本人来了日本人管。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都没来过。这个地方仍然有人管，由赵家的二伯，也就是大姑丈的哥哥管。赵家是那里的首富，赵家的住宅是全村的精华，这位二表伯又是赵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二表伯的长相和他弟弟——我的姑父——不同，姑父胖、脸圆、皮肤白净，说起话来客客气气。二表伯黑脸膛，眼睛经常放射着戒备的光，看春花秋月阴晴雨雪都是一副不屑的神气。从那时起，我就发觉黑脸的人比较刚强。

二表伯常常独自坐在客厅里，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以凌厉的目光望着天井，忽然咳嗽一声，声音非常响亮，屋瓦屋椽跟着嗡嗡地响，这有个名堂，叫“客屋音”。他在咳嗽的时候，早把一口痰含在口中，用舌头玩弄一番，选定适当的时机，朝天井中吐出去，声音十分雄壮。回想起来，那距离怕有四五公尺，全部的痰和唾液化为一道白光，没有一星一点落在客厅里。

他是一个标准的乡村领袖，具有一切必备的修养，包括长射程地吐痰。像他这样一个人物，客厅里并不经常准备痰盂，如果椅子旁边摆着痰盂，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气血衰败，家道恐怕要随之中落。

二表伯独坐时，你老远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时谁也不愿意穿过天井，只有我不懂得，冒冒失失闯进客厅。他指一指八仙桌另一边、也就是左首的太师椅说：“坐！”我不得不坐。他吩咐听差的：“给客倒茶！”原来我是客。茶来了，赶快喝，喝了赶快走，不喝怕他生气，喝了不走也怕他生气。

除了二表伯以外，另一个活跃的人物，是二伯的独子，我叫他表哥。回想起来，表哥那时不会超过二十岁，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

我几乎没有见过表嫂，但是熟悉她的哭声。表哥表嫂的卧室和我们借住的屋子相连。半夜里，他们的孩子哭，拍也不行，摇也不行，奶头塞嘴也不行。以表哥的年纪，他正需要酣眠，实在受不了这样的骚扰，于是他捶床大骂。

孩子哭得更厉害，他就打。巴掌响过以后，小母亲和孩子一起哭，表哥命令她们滚出去。既而一想，她们无处可去，就改口说：“你们都死了吧！”

孩子一哭，我母亲就醒了。等到表嫂哭泣，母亲披衣而起，她也知道不能做什么，就坐在床上看自己的女儿。妹妹和弟弟睡得很熟，什么也不知道。

有时，母亲以极低的声音说：“太早了！都太早了！都还是孩子！”虽然是气音，夜里听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去上学呢？现在要是他们都在学校里受教育，那有多好呢！”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是说给我听：“结婚太早了，太早了！一生都葬送了！”

表哥在白天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令人沮丧的感觉，他是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少爷。他的父亲轻易不出大门，他完全相反，整天村里村外走走看看，不知他要做什么，他的样子既像游荡又像巡逻。只要他说：“来，跟着我！”我就跟在他后面走，他有些行动能吸引我。

有一次，一只狗远远跟着我们。他站定了，对我说：“家里正在蒸包子，你去拿几个来。”包子拿来，他才解释：“我想起一句话：肉包子打狗。”他对准那狗投过去一个包子。狗似乎知道那不是石头，并不躲开，反倒跳起来迎接。狗也有预感吗，怎么刹那间来了五六只，又争又抢，摆出自相残杀的决心。表哥把所有的包子都投过去也没能使它们缓和下来，你死我活的真吓人。

表哥以新实验推翻旧定理的那种得意对我说：“看见了没有？肉包子打狗，狗咬狗。”

又一次，他说“跟着我”。一块儿来到池塘旁边，青蛙正鼓噪得厉害。我想起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那作者告诉我，帝俄时代的贵族到庄园消夏，因蛙鼓喧闹不能安眠，命令佃户连夜守在池塘周围驱逐青蛙。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哥，他说：“俄国人真笨，为什么不朝水里撒麦糠？”他向附近农户要了半筐麦糠，抓几把撒在池水里，青蛙咕噜几声，果然从此就沉默了。

表哥说，青蛙如果喊叫，麦糠就会刺它的喉咙。

我想这办法很有趣，只是不忍心教这么多青蛙喉咙痛。

那时，他的确是个孩子，一个有妻有子的孩子。

我已经失学很久很久了。

那年代，在家乡，官立的小学逐步淘汰了私人的学塾。战争发生了，小学停办了，私塾又东一个西一个成立起来。“塾”是大门里面两侧的房屋，俗称“耳房”，犹如人之两耳，是四合房建筑最不重要的部分，学而称“塾”，自有“小规模”、“非正式”的意思。

私塾授课，教的是《老残游记》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外加写毛笔字，高年级学长则攻读四书五经和唐诗。那时家乡父老对洋学堂里的“大狗叫、小猫跳”素不满意，认为能教孩子“补习”一些旧学也是补偏救弊。

楚头林正有这么一家私塾，又称学屋或家馆，有一位赵老先生在村中设馆授徒，是赵家的长辈。

父亲把我送进学屋，走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听人家说，他去打游击。

私塾老师都是不苟言笑的人，不过赵老先生对我很和善，一则我是“客”，再则我的作文比别人好一些。学屋里大约有二十个学生，由念“人之初”到念“关关雎鸠”的都有。我念《孟子》，算是中年级，若是编排之乎者也，我立刻显得很杰出。

念“人之初”的几个学弟常常挨打，他们总是背不出课文来。他们爱自己编的课文，“人之初，盖小屋，盖不上，急得哭。”“人之初，出门站，新兴近，向城远。”新兴、向城都是附近的地名。那时我就想，也许课文应该照“盖小屋”那么编。“人之初，性本善”，我未入小学之前就读过，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小学毕业了，依然不懂。

念《论语》的同学，每天背诵都能过关，那是因为老师没仔细听。如果老师知道他把“何莫由斯道也”念成“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一定勃然大怒。

说来功课不重，我们读四书，一天只读两百字，上午受课（当地叫领书），下午背给老师听，等于考试。一天除了写大字小楷，中午回家吃饭，整天念那两百字，一齐大声念，拖着长腔念，老远听得见，这就是“琅琅书声”。

按照正常的进度，老师对读《论语》的学生讲解课文内容，谓之开讲，学生上午听讲，下午讲一遍给老师审听，谓之回讲，如果回讲时讲不出来，老师重新讲解一次，第二天再回讲。倘若回讲一再失败，老师就对这个学生停讲，这个学生仍然天天领书，有板有眼地念那些有音无义的句子，乡人称之为“念书歌子”。

为了使“书歌子”容易背诵，学生常常自己在乱声诵读中“发明”它的意义。所以，书上写的是“何莫由斯道也”，他心中想的是“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书上写的是“皇驳其马”，他心中想的是“王八骑马”。

学生挨打多半是为了背书。背诵时，学生离开座位，站在老师的教桌旁边，转过身去，面向同学，这时全体学生一齐高声朗读，以为掩护，说也奇怪，这种伎俩从未被老师制止过。

从赵老师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出恭入敬”的牌子。这是一面木牌，约有巴掌大小，一面写着“出恭”，一面写着“入敬”。牌子放在老师的教桌上，“入敬”的一面向上，如果有人要上厕所，他得先向老师报告，得到许可以后把牌子翻过来，露出“出恭”，事毕回屋，再把牌子翻回“入敬”。这是防止学生借尿遁屎遁逃课的一个办法，以致“出恭”变成了“大便”的代号。

我还从赵老师这里知道“戒尺”本名“戒耻”，意思是说，你如果被这个板子打了，那是你的羞耻，希望你知耻。又好像说，这个板子可以改正你的某些可耻的行为。“戒耻”的意义比较丰富，我很喜欢。

老师为我开了一门特别的课程。兰陵是个小地方，古代显赫过，后世文人留下一些诗篇，老师下工夫搜集了，他教我念这些诗。

首先是李白的《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客中行》入选《千家诗》，而《千家诗》是清代的儿童教科书，所以此诗几乎是无人不知。其实它不过是太白一时即兴之作，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刘长卿到过兰陵附近的芙蓉山，有一首《逢雪宿芙蓉山》：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这种诗中的小品，读来也是不过瘾的。

清代的邵士途经兰陵，写过一首七律：

兰陵古道一天晴，山色青青马首迎。

美酒临觞怀李白，雄文佩笔访荀卿。

村村鸡犬同豳国，户户弦歌近武城。

停辔观风民物好，与农闲话劝春耕。

只有开头两句好，也只有前两句我一直记得。后来费了许多工夫查出全文，才知道我为什么老早就把它忘记了：粉饰太平，平直无趣。感谢上帝！我们不喜欢的事物，我们总是先予忘记。

明代的张和有一首《兰陵秋夕》：

碧树鸣秋叶，芳塘敛夕波。

漏长稀箭刻，楼迥逼星河。

候雁迎霜早，啼螀傍日多。

……

不抄下去了，诗中景象合乎黄河下游任何地方的秋夕，跟兰陵没有特别关系。有一段日子我很喜欢堆砌对仗，所以这些句子至今还能上口。

傅尔德的一首《兰陵晚眺》，有点意思：

鲁中云物自荒荒，欲抚平原道路长。

朔气能连野火白，童山不待夕阳黄。

地分南楚怀丰沛，水灌西泇避吕梁。

历落异乡难日暮，秋风崩岸散牛羊。

想来想去还是李太白刘长卿写得好，“不知何处是他乡”、“风雪夜归人”何等耐人咀嚼！ 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

老师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有未了之愿，打算游遍天下为小地方写诗，“纵然写得不怎么好，人家还是忘不了你”。

俗语说：“五月田家无绣女。”因为要忙着收麦。

五月田家也没有读书写字的男孩子，学屋在“麦口”放假。“麦口”是收麦的季节。“麦口”的“口”，跟张家口、古北口的“口”相似，说麦收是一大关口。如果麦子收成好，这一年吃的用的都有了，秋收就是“余沥”了。麦收的紧张忙迫，也简直就是闯关呢。

阴历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有名称，五月初的“芒种”，是割麦的时候，也是插稻的时候。麦和稻都有芒，“芒”可以概指这两种作物。

麦子成熟了，田野一片金黄，大地如一张刚刚由热鏊子上揭下来的香酥煎饼，使人馋涎欲滴。这时最怕下大雨，一场大雨，麦子倒在地上，泡汤发芽，收不起来了。所以全家老小都要看着天色拼老命，叫做“龙口夺食”。龙是司雨的神灵。

由冬至第二天算起，每九天称为一“九”，“九九再整九，麦子能着口”，那时，我们就有假期可以享受了。

冬至那天，老师在窗户上贴一张新纸，纸上用双钩描出九个字，每一个字九画，合为九九。老师天天用毛笔在双钩笔画的空白处中填入黑色，每天一画，等九个字填好，冬至就完全过去了。这九个双钩字叫做“九九消寒图”。

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消寒图，心满意足地望着黑色怎样蚕食白色。我们等待轰轰烈烈的麦假。许多同学，认为念那不知所云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不如到农田干活儿有趣。他们的家长也确实太忙，需要孩子做帮手。

那年月，真正的农夫难得理发。据说，当他们埋头在田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储草的房子里休息的时候，草的种子落在他们头上。然后，这些风打头雨打脸的人，让种子在头发里发了芽。在麦收的季节，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头上长草，不必意外。

每天，我遇见有人从田里回来，我必专心看他的头发。

赵家割麦，我去拾麦。拾麦是跟在割麦的工人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圣经》里有个女子叫路德，她因拾穗而不朽。

每天黎明时分，我跟着赵家的长工短工一同出发，他们是割麦的能手和熟手。

割麦的姿势很辛苦。麦是一垄一垄、也就是一行一行站在田里，割麦的人迎着麦子的行列迈开虎步，前实后虚，弯下腰去。他左手朝着麦秆向前一推，右手用镰刀揽住麦秆向后一拉，握个满把；然后，右手的镰刀向下贴近麦根，刀背触地，刀刃和地面成十五度角，握紧刀柄向后一拉，满把的麦子割了下来。

割麦的秘诀是“把大路子长”。十几个工人一字儿排开，人的姿势比麦子还低，远望不见人身，只见麦田的颜色一尺一寸地改变。

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割麦，是不会让麦穗掉在地上的。但是，麦子在生长的时候，有些长得密、长得壮，对另一些麦苗连挤带压，使它们不见天日，这少数弱者为了接收阳光，就睡在地上，像藤蔓爬行，终于弯弯曲曲探出头来，结一个奶水不足的穗。这种麦子躲在镰刀的死角之下，侥幸瓦全。拾麦的人跟在工人后面，把这些发育不良的麦子拔起来，合法地持有。田野处处有拾麦的孩子、妇女，也有老太太。一个拾麦的健者，每季可以“收获”一百多斤小麦，许多大闺女小媳妇的私房钱就是这样存起来的。

拾麦的人绝对不能“偷”工人割下来的麦子。虽然她偶然也唱：“拾麦的、三只手，不偷不拿哪里有？”但是她绝对不能偷。“偷”来的麦穗硕大饱满，金裹银浆，人人看得出来。麦穗变成麦粒，有一套公开的程序，一点也不能掩藏。拾麦的人一旦有了“前科”，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难以走进正在割麦的麦田。

拾麦也很辛苦，到中午，我简直觉得脊梁骨断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越割越猛。我连裤子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捧起瓦罐来喝凉水，喉管膨胀，咕咚咕咚响，然后一弯身，汗珠成串，像是瓦罐里的水直接喷洒出来。我跟在后面拾麦，可以看见地上的汗痕，尽管土地是那么干燥。

我想，郑板桥也许没仔细看一看割麦。割麦流的汗比锄草要多。

傍晚收工，我几乎要瘫痪了，这才万分佩服、甚至羡慕那些长工短工，他们巍巍如历劫不磨的金刚，今天如是，明天后天如是，下一季麦收依然如是，我不知何年何月才修炼得他们这副身子骨。

晚上背着拾来的麦回家，满身满脸都是麦芒。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了，用水把麦芒冲掉。麦芒经过汗水浸润，使我身上到处红肿痒痛，好像什么毒虫爬过螫过。母亲说：“弯着腰的工作难做，老天保佑，你，还有你的弟弟妹妹，将来都能直着腰做事。”

我想来想去，麦田里没有谁是直着腰的。

中午地头上那顿饭……

本来主食是煎饼。做煎饼要先把麦子磨成糊，费工费时来不及，改成单饼。烙饼用面粉，面粉可以一袋一袋从市上买回来。

割麦的人埋头赶工，倘若偷闲东张西望，就会被人讥诮。他们从不抬头看看太阳走到哪儿了，可是，倘若他们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往天上一眯，这时必定日正当中；再顺便扭头往村头上一望，送饭的人挑着担子，正向你步步走来。他们心里有时钟。放心，中午这顿饭从不误时。

烙单饼的鏊子案子都架在院子里，一个人擀，一个人烙，烙饼的人同时使用左右两盘鏊子。如果田里人多，那就两个人擀，两个人烙，同时四盘鏊子。单饼必须趁热送到地头上，冷了咬不动。

单饼很薄，大约有一张十英寸唱片那么大。所以，烙单饼用的鏊子也小。烙好了的饼一张一张叠起来，不计算有多少张，用筷子量有多高。那时家乡的竹筷比城里用的乌木筷象牙筷稍短一些，比日本人用的免洗竹筷（用后即丢）稍长一些。通常，两个割麦的工人需要三根筷子高的单饼。

跟单饼一同送来的还有绿豆稀饭，稀饭是老早就熬好了，抬到地头上来的时候还没有凉，不能凉，凉了，喝下去会发酸；也不能热，热了会烫嘴出汗，拉长午饭的时间。

自然还有菜，通常是凉拌三丝、韭菜炒蛋、辣椒炒小鱼……

烙单饼是细活儿，首先，每一张单饼必须同样大小、同样的圆也同样的薄。擀饼的人全凭经验技术，并没有天平圆规帮助她。饼铺在热鏊子上必定鼓起许多小泡泡，这些泡泡必须都近似手指肚大小，必须分布得很均匀，饼一定不能穿洞，小泡泡也一定不能烧焦。这样，烙出来的饼才熟透，才有香味。

从前，新媳妇进门，三日入厨，问婆婆爱吃什么，婆婆若是厉害，就说想吃单饼。这就是婆婆对媳妇的考试，从她烙出来的单饼，评估她在娘家所受的调教。

割麦的短工，今年受张家雇用，明年受李家雇用，轮流吃各家的单饼，对每家厨房的作业水准都打了分数。如果谁家供应的单饼一边厚、一边薄，或者有鸡蛋大的泡，或者日正当中还送不出饼来，或者……那么割麦的心里有数，准是这大门里头修身齐家有问题！

拾麦的节奏跟着割麦的节奏，的确如火如荼。这一阵子把我累得弯着腰走路。赵家那位大表哥，每天歪戴着草帽游游荡荡的小青年，毫不客气地问我：“怎么啦？肾亏？”

有人对母亲说，我的脊骨比较软，不耐劳苦，这样的身子只合做文人。

在地头上，他们笑我食量小，人家吃饼吃一筷子两筷子那么高，我吃饼只能吃一根小指那么高，胃小肚肠细，这种人也是天生的文人。

文人胃小肠细脊椎软？这样的人好做还是难做？我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了想象。

古人批评文人不知稼穑艰难，说他们“不辨黍稷”。黍和稷相似，我能分辨。黍的颗粒大些，颜色高贵些，稷稍黑一些，表皮坚硬些。若是煮熟了，黍比较黏些。

有些字典说黍是小米，据我所知，小米是从“谷子”穗上收下来的，谷子的长相近似狗尾草。黍很神秘，据说天下所有的黍粒都同样圆、同样轻重、同样大小，所以古人定一百粒黍的长度为寸、一百粒黍的重量为铢。它不是小米。

稷，字典上说是高粱，和我所知道的不同。高粱米的形体、颜色、气味、滋味都和黍有极大的分别，除非是白痴，绝不致混淆不清。

大约是由“不辨黍稷”引申而来，小学课本有这么一课：

城里少爷跑下乡，

认不得稗子认不得秧，

错把禾秧当稗子，

错把稗子当禾秧。

稗、秧确实相似，但是我也学会辨认了：稗子猥猥琐琐，一副没有自信心的样子，秧显然有好的教养、好的遗传。

那表哥虽然也是个少爷，稗子和秧倒分得清。

“你到田里去拔三棵稗子回来，看看里头有几棵稗子，几棵庄稼。”他考我。

我照着做了，三棵全是稗子。

“好！不错！聪明！”

我们又回到学屋。

老师有些郁郁不乐的样子，吸着他的长烟袋，望着地，一天没叫我们背书。

第二天，来了个胖子，大概是老师的好朋友，常来串门儿。

有客人来，我们照例大声念书，表示老师教学成功，声音越大客人越高兴。可是他们俩怎么谈话呢？难道“读唇”吗？

一直是胖子在说，老师拉长了脸在听。忽然，老师大声呵斥道：“汉奸！他是汉奸！”

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唉！父子到底是父子。”胖子说。

“我没有当汉奸的儿子！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再也没有人念书，学生都瞪着眼听，他俩也不介意。

胖子缓缓地说：“他以前冷落了你，是因为没混好。现在，刚刚混得好一点了，想尽孝道。至于这汉奸不汉奸，可就难说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到底是汉奸、还是曹奸？日本鬼子打进来，政府百万大军挡不住，教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都上山？老百姓都去大后方？老百姓都在坦克车上一头撞死？你老哥也知道办不到，老百姓还得活在这里，老百姓总得有人照顾。鬼子当然不照顾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自己照顾自己吧！自己有个人出头跟鬼子打交道，哄着瞒着防着也算计着，鬼子也少造点儿孽。老哥，你说，为什么不行？”

老师依然怒容满面，用长烟袋频频撞地，反复地说：“汉奸就是汉奸！姓赵的出了个汉奸，这是家门不幸，你不要再说了！”

胖子不再说话，也没告辞，坐在那里慢慢地吐烟圈儿，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们自动地警觉地大声念起书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

放学回家，我对母亲说，老师义正辞严令人感动。母亲马上叮嘱：“你千万不要说什么，人家父子终归是父子。”

那胖子也这么说，可是，看老师的神情，他要大义灭亲。

第二天，老师依然脸色沉重，不讲书、也不回讲。我们自由自在地嚷嚷了一天。

第三天，学屋关门，老师辞了馆。

好不怅然。可是，听说老师是被他那个当警察局长的儿子接了去享福，当地商绅排了队请他吃鱼翅席，要吃两个月才吃得完。

我附和过老师的意见吗？没有，幸亏没有。

学屋关闭了，时间全是表哥的。

表哥对女孩子有一手，只要他一把抓住她，她就直挺挺地站着，动弹不得。表哥向她的耳朵里吹送热气，烤得她红到脖子。她没处躲，也不喊叫。表哥松手，她就低着头走开，也不跑。

他常常表演这一手，我越看越纳闷，莫非他有巫术？

回想起来，他大概会一点简单的擒拿术。女孩子知道不能喊叫，一喊叫，事情就闹大了，表哥必定挨他父亲一顿痛打，她家和赵家就不好相处了，而且故事任人编造，害她找不到好婆家。事后不逃跑也可以如此解释，逃跑是反常的举动，引人注意。

我相信这是乡间的家教，做父母的这样叮咛过女儿。当然也要看事态发展，表哥只是朝她的耳朵吹气，没有别的。

表哥说：“真是无聊，咱们去逮个偷瓜贼玩玩。”偷瓜贼最没人缘，挨了打没人同情。瓜农为了看瓜，在瓜田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表哥忽然有灵感，带着我从屋后绕到屋前，一脚踢倒用瓜藤编的门。

屋子里果然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地上抱着打滚儿，他们偷的不是瓜。

他们都没穿裤子，所以我首先看见赤条条的腿，有男腿也有女腿，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肌肉是世上最容易分辨的东西。男孩惊惶地站起来，那光秃秃直挺挺的玩意儿举得老高，要藏也没处藏，逗得我想笑。

男孩连忙跪下，女孩跟着跪在背后，这样才把应该掩饰的地方都遮挡了。表哥忽然长大了许多。“奶奶的，”这句三字经并不是骂人，“六狗子，你把咱村上最俊的小妞儿干了！”

六狗子直磕头。

“你还不快拿花轿娶她？”

“她爹不答应。”

“×× 这个糊涂蛋！你去给他讲明白，你早已把他女儿怎么样了。”

女孩连忙说：“我爹会打死我！”

表哥的胸脯朝前一挺：“他打你，你就朝我家里跑！”

我唯恐有人来，提醒一句：“教他们穿裤子吧。”

表哥回身走，打鼓退堂的架势。走过瓜田，他顺手摘了个翡翠西瓜。“大白天，看见男人女人干事儿，会倒霉。”他来到路上。“有个办法可以破解，我教给你。”

西瓜朝空中使劲儿一丢，丈把两丈高，扑通落地，摔成四块八瓣儿，红瓤飞溅如血。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路站住。

“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我心里想的不能告诉他。我在想：要是六狗子拿花轿把那小妞抬进家，岂不也是两个孩子？

第十章　田园喧哗

日军派了大约一个排的兵力占据兰陵，自称“大日本警备队”。这时，日军在杀人放火之后想到治民。

日军把兰陵镇大地主权爷“请”出来做区长，号召散落在外的兰陵人回家。王权和跟我祖父同辈，他太有钱，我们跟他没有交往。他当汉奸出于万不得已，全家上上下下四十多口，靠收租维持生活，如果长期流亡在外做难民，不但收租困难，也一定招人绑票勒索。他是一个君子，无力为善却也不肯为恶，由他来占区长的位子，大家比较放心些。

我家要不要搬回兰陵呢？那时，兰陵的另一些长辈，王松和、王成和、王贤和，合伙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我父亲也参加了。父亲认为游击队员的家属绝不可住在日本警备队的围墙之内，将来游击队难免对兰陵动手动脚，家属将成为日军报复的对象，将来日军有什么情报泄露了，游击队员的家属是头号嫌疑犯。

回想起来，日本人的统治技术十分粗疏。“大日本警备队”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忍人之心，捕人、杀人、出兵扫荡一丝不苟，但是他始终没有为难过游击队的家人。我觉得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些人。但是我父亲虑患唯恐不周，我们搬到了兰陵南郊的一个小村子，黄墩。

黄墩离兰陵只有两三华里，站在村头可以望见乌鸦从兰陵南门里的高树上起飞降落，住在这里可以就近观察兰陵的变化，也就近照顾仅有的几亩薄田。唯一的顾虑是，倘若日军出动南下扫荡，黄墩首当其冲。黄墩的人早已有了对策，日军若有行动，必定先通知他控制的保安大队集合，日军自己也要备马、牵炮，有一番张罗。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之事，黄墩可以立刻得到情报，东面的横山、北面的北王家庄、西面的插柳口也都可以得到情报。

日军伪军只要走出南门一步，黄墩村头的监视哨立刻发出警报，村中的妇女、青年、士绅，立刻出村往南逃避。那一带土地平坦肥沃，村庄密布，只要逃出两三里路，树林房屋就会把日军的视线挡住。日军到了黄墩，照例要搜索警戒一番再前进，村民就逃得更远了。

游击队的耳目比老百姓更灵通，行动更有计划，自以为有备无患，没有人觉得打游击是“兵凶战危”。

回想起来，日本“皇军”当然是训练之师，但是他们中规中矩有源有本的一套做法，恰恰成了游击队的活靶。他们哪里来的信心、哪里来的胆量，想凭三十个人控制兰陵地区的两万中国人，想凭几十万占领军征服中国的五亿人！

黄墩，也许从前是由姓黄的人家开发建村的吧，可是我们来时，黄家早已没有什么遗迹。我们住在陈茂松先生家，彼此是亲戚。

陈先生中年无子，夫人又颇有擒拿，不敢讨小，所以热心行善助人，寄望于“为善必昌”。我家投奔前来，他非常欢迎，把他家又宽又大的别院让出来。

陈先生是一个标准的乡绅，清秀而不文弱，饱读诗书而清谈度日，对佃户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他的眼珠有些微偏斜，——后来知道那叫“弱视”，——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男子。他那因闲暇安逸培养出来的幽默感在黄墩是独一无二的，他言谈中透露出来的同情心，在黄墩也是少有的。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

这年夏天，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子，用一头小毛驴驮着一个女孩，路过黄墩，在陈府打尖休息，他跟陈府好像也是亲戚。

女孩由内眷接待，陈茂松陪着老头儿在大门口树阴下凉快。这老头脸型狭长，眉毛压着眼角，中部生鼻子的部分忽然凹下去，皮肤是无法改善的那种肮脏，我一见就讨厌他。

我马上知道，这人年老无子，花钱从外乡买了这个女孩回家做小。虽然交易已经完成，他还是再三提出问题：“你看她的屁股，她的奶子，像不像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

陈告诉他，生儿育女要尽人事听天命。他说：“你带回去的这个人，别的我不敢说，她一定不会给你家添口舌是非，她会老老实实跟你过日子。大小自古不和，不是大欺小，就是小欺大。你带回去的这个人，绝不会欺负大嫂。你可要照顾她哟！”

老者点头称是。

这老者归心似箭，催促起程，只见女眷们簇拥着那女孩走出来。她忽然不肯上驴。劝她，她哭。

老头儿黑了脸，大喝一声：“拿鞭子来！”陈立刻靠近他耳边叮嘱：“女人要哄，女人要哄。”

那女孩，可能有过挨鞭子的经验吧？这一声恫吓竟使她慑伏了。她登上驴背的时候我才看清楚，她年轻，白嫩，相当丰满，看不出物质上有十分匮乏的样子。她怎会被人当做货品出售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母亲远远看到了这一幕，事后回到自己住的屋子里，连声叹气。

她对我说：“这女孩，大概是无父无母吧，她的父母断断不会把她卖了。”

她又说：“她大概没有哥哥姐姐吧？她的哥哥断不会让人家把妹妹卖了。”

她还想再说什么。可是她终于没说。

我呢，我当时想的是，陈茂松这人真厚道，上天必定给他儿子。

我有一个堂哥，是伯父的独子，才字排辈，学名叫王佐才。很喜欢他的名字，姓，名，班辈，三字成词，浑成自然，而又典雅可敬，恨不能比他早出生些时，先取了这个名字。事实是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倍以上，他的儿子（也是独子）身高体重都和我相似，叔侄宛如弟兄。

我这侄子叫王葆光，葆字排辈，乳名叫小宝。“葆光”典出《庄子》，而“葆宝”两字可以通用，可见取名字的人学问不小。

虽说在大家族里有三岁的爷爷、三十岁的孙子，我和我的这位侄子甚少交往，因为年纪太接近了，彼此都觉得不自然。可是佐才哥一家也想到黄墩来住，陈家别院里还有空房。他搬进来之后，我和小宝就密切了。

佐才哥所以要住在乡下，是为了赶集做生意。集，颇有日中为市的遗意，定期在大村镇旁边的野地里交易，临时摆摊搭棚架灶，午后解散。做生意的人今天赶集到甲地，明天赶集到乙地，黎明即起，挑担推车出门，住在兰陵不方便，例如，你要上路，人家城门还没开呢？

王佐才，多么好的名字！可是他没缘分遇见文王，每天赶集摆摊，招人来推牌九。佐才哥可说身怀绝技，能从背面认牌，又能控制骰子的点数，这两个本事加起来，他要你拿几点你拿几点，他要赢你多少钱就赢你多少钱。

这不是郎中吗，却又不然，好几次有郎中来劝他同游江湖，他都拒绝了，他只赶集赢几个零钱买菜。他不准小孩子入局，他也不让大人输光。太阳偏西，他提醒对方：“不早了，玩过这一把儿回家吧。”这一把儿总是人家赢。

这一行最招闲杂人等。有时候，一叠铜元重重地落在台面上，表示要赌一把。佐才哥抬头端详，给那人看相算命，慢慢从布袋里掏出一叠铜元，堆在那人下的注旁边，一般高，或者稍矮一些，告诉他：“你赢了。”来人把两叠铜元抓起来，一言不发便走。他也可能不走，伸出手来把两叠铜元朝前一推，表示再来一次。这时，佐才哥就拉长了脸，问他是吃哪一行的，用言语挤兑他，使他知难而退。

回想起来，佐才哥是在社会地位的急速下坠中努力维持不太难堪的姿势，我可能受到他些微影响。他的眼睛有毛病，见风流泪，一年到头擦不完的眼屎，却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冬天拂晓，朔风正寒，他挑着那张能折叠的长桌乒乒乓乓出门，一双病眼怎么受。这时，母亲就会说，佐才虽然没有王佐之才，倘若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定可以做一番事业。可是，他没那个机会！

母亲会说：“重要啊！受教育是多重要啊！”

父亲若是听见了，就会叹气。

有些事，小宝是先进，例如，我跟他学挑水。那时村村有井，大村大镇有好几口井，居民向井中打水挑回家食用。乡人不食雨水，认为雨水有腥气。雨腥来自龙腥，龙负责行雨。

挑水的工具是一根扁担，一根井绳。水罐是灰色的瓦器，很薄，不上釉子，禁不起碰撞，所以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在乡下，院子里难免有鸡屎狗粪，大人的痰小孩的尿，这些脏东西经常沾在水罐底部，当人们用井绳吊着瓦罐向井中汲水的时候，脏东西就留在水里了。所以说，“井水是千家的茅厕”。

“瓦罐不离井上破”，“井水是千家的茅厕”，这两句话原该是对现状的批判吧？可是，千年以来，取水的工具并无改进，瓦罐的卫生也未加检讨。这两句话并未引起人们对现状的反省，反而使用它肯定现状，成为现状无须改善的判决书。

水罐有大号、中号、小号，我们用中号。小宝挑着一担水，走得飞快，我不行，扁担滑，肩痛，总得中途休息两次。村人说，得多挑重担，趁年轻骨头软，把骨头压平了，扁担贴在肩上，才是一个及格的挑夫。

有一次，我的动作太慢，母亲出来找我，她说：“我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本是一句戏言，谁知有一天成真了。原来，汲水的时候，人站在井口，弯着腰，手里提着绳子，空瓦罐轻飘飘的，容易控制。等到把水提上来，提到井口，汲水的人必须直起腰来。这时候最容易碰破瓦罐。而我用力太猛，失去重心，一脚踏空，扑通一声下了井。

小宝大喊救命。幸而我是头上脚下直着掉下去，如果倒栽葱，那就严重了。当然还是喝了一肚子水。

这件事在黄墩是一大丑闻，大家相信人一旦落井，会在井里急出大小便来。父亲连夜寻找专家淘井。母亲奖了小宝，又打听是谁把我从井里捞上来，登门道谢了。淘井是把井底污泥挖上来，井水越淘越清，所以“井要淘，人要熬”。大家相信井淘过就没有问题了。

两个月后还有人当面数落我：“我们都喝过你的洗澡水。”母亲谈了些小媳妇投井自杀的事，乡下人自杀大概只能上吊和跳井，上吊容易被人发现解救，解救下来还得挨打，投井一定可以淹死，所以投井的比上吊的人多。

母亲说，谁家媳妇投井自杀，全村的人都骂死者，怪她弄脏了饮水，不骂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媳妇的公婆也很愤怒，除了办丧事，还得淘井，处处花钱。丧事不是哭着办，是骂着办。女子不受教育，不能自立，境遇总是悲惨。母亲在这方面很敏感。

小宝带我去打高粱叶子。高粱是长得最高最粗最壮的农作物，一节一节长上来，分节的地方招展着翠带一般的叶子。

高粱开花的时候，必得把高粱秆下半截的叶摘掉，大概是为了流通空气、节省养料水分。摘叶时手心向下、朝着叶根突然一拍，等叶子一声脆响断了，趁势抓住，这个动作称之为“打”。

打高粱叶子是一年最热的时候，高粱田一望无际，密不通风，打叶子的人可能中暑昏倒，所以一定要许多人结伴前往。工作的时候，男人把全身的衣服脱光，女人也赤露上身，为了凉快，也免得汗水“煮”坏了衣裳，所以“男区”“女区”严格分开，绝对不相往来。

女子不可单独进入高粱田，还有一个理由：保护自己的贞操。高粱田是现代的蛮荒，里面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一个男子，如果在高粱田里猝然遇见一个陌生的女子，他会认为女人在那里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权利。那年代，如果一个女子单独背着一捆高粱叶子回来，村人将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想象她与男人幽会的情景。

高粱叶子必须在若干天之内打完，种高粱的人欢迎任何人来动手摘取，高粱田完全开放。高粱叶有许多用途，喂牛、编垫子，晒干了作燃料。我们拿来燃火做饭，节省柴钱。我们跟在几个壮健的农夫后面。他们先把衣服脱掉，我们也只好照办，我们为自己的皮肤太白而觉得惭愧。

他们的动作极快，手臂上下挥动有如机器，没有半点耽搁与浪费。叶子和母体分离时发出的响声像下了一场雨，汗水一直往下流，流到脚跟，也像雨。

其中一人，用他那不竭的精力，唱起小曲。词意很露骨地说，一个男子怎样把一个女子拖进高粱地里，两人是男攻女守，但是女子故意在防线上留下缺口。最后，女子用手掌拼命掩住下部，手指却是分开的。我觉得唱曲的人在想象中隔墙有耳，以为歌声可以传到“女区”。歌声中，每一个壮汉的命根子都高高举直，怒不可遏的样子。他们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农夫有许多更重要的工作，不能每天打叶子，我们找不到伴就自己行动。我们决定不脱衣服。我们决定深入这绿色的丛林，如果它有尽头的话，就走到尽头。我们去探险，晚上日落才回家。

确实像是探险。有一次，我们误闯女区，被一群浑身肌肉甩动的老太太笑着骂着挥动镰刀赶出来。有一次我们“摸”到一个陌生的村庄，村人以为我们是游击队的小鬼，请我们喝冷开水，我们的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又一次，渴极了，小宝偷了一个瓜来，不幸是苦的。第二次轮到我去，引来一只黑狗，我们扳倒高粱列成红缨枪阵，纵横抵挡。

小宝说：种庄稼没意思，我以后不要做庄稼人。——你长大了做什么？

我长大了做什么？在楚头林拾麦，在黄墩挑水，真正的农夫鉴定了我，我胃小肠细，肩骨峻嶒，不够资格做农夫。我究竟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打了一季高粱叶，长了一身痱子，右眼也肿了。乍看成绩不错，堆得像座小山，天天晒，天天缩小。抓一把干叶塞进灶下，亮一下，连余烬也没。一季的高粱叶烧不了一个月。

高粱叶打完了，准备拾豆子。豆子经霜才熟，收割时，豆叶都枯黄凋落了。豆子熟透了，豆荚会炸开，把豆粒弹出来，种豆的人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割豆也和割麦一样，急如燃眉。他们虽然爱惜满地的豆叶，只能草草收拾一下，剩下的，秋风吹得满地乱滚，就是无主财物了。拾豆子所得寥寥，重要的是搂豆叶。

搂，读平声，伸开五指把东西聚拢过来，凑到一块儿。搂豆叶当然不靠手指头，它有专用的工具，把竹子劈成细条，一端成钩，作扇面形排列，叫 Par。我从《国音字典》上查出耙、筢、钯，看注都不能搂豆叶。使用时，绳子套在肩膀上，满地拉着走。这时田野荒凉，秋风凄冷，回味拾麦、打高粱叶子、拾豆子的景况，颇有繁华成空的滋味。

残存的豆叶多半已经过一场秋雨，往往薄如蝉翼形如破絮，如何用绳子把它捆起来带回家中，也有诀窍。小宝能把它收拾成一堵墙的形状，两面整齐如刀切，一路顶着风挑回家中，豆叶也不散失。我始终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我的豆叶随风飘零，到家时，每一捆豆叶都瘦了一圈。

花一整天工夫搂来的豆叶只能烧一顿晚饭。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高粱的根很深、很深，离地两寸的秆上生出须根，紧紧抓住大地。砍倒高粱好比杀树，树根难挖，得等它干枯了、有些腐烂了。出土的高粱根如一座小小宝塔，土名“秫秫疙瘩”，火力很强，燃烧的时间长。这样好的东西，物主是不会放弃的，我们拾柴的人咽着唾沫看他们一担一担把秫秫疙瘩挑走，眼巴巴希望从他们的担子上掉下几个来。幸而拾到了，回家守着灶门，看它燃烧，看它火熄之后还通体辉煌，须眉俱全，美丽庄严。这时，满心希望能有一车“疙瘩”堆在院子里。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我能用新鲜的高粱叶给妹妹编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清凉清凉的，有点重量，感觉如满头珠翠。我能从她手腕上端咬一口，咬出一个红色圆圈来说：“我送你一个手表。”我能用一个制钱、一根火柴棒做个陀螺给弟弟，教他利用火柴头着地旋转，吱啦一声燃着了，可是马上又灭了。我教弟弟用黏土和泥，成弹丸，打偷嘴的野猫。

我只能做些无用的事情。

排水的时候，搂豆叶的时候，我们远远看见游击队像一条苍龙蠕动。为什么要走来走去呢？后来才知道，他们要练习行军，宣传抗战，以及提高知名度。

那时，最火辣辣轰隆隆的消息，是平地一声雷，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兰陵沦陷了，各方豪杰不愿从太阳下经过，绕个弯儿到黄墩休息，由陈府招待午餐。这些客人都是新闻人物，所以陈府主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抗日救国的情绪高涨，连土匪都自动变成游击队。鲁南的土匪一向有他们的哲学，理直气壮。可是日本人打进来，他们觉得再当土匪就丢人了。

游击队浩浩荡荡，在东方，西方，南方，隐隐现现，田野做他们的脚凳。北方隔着兰陵，看不见。他们，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左右双方都在拉他。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小宝是拾豆的时候开始动心的。收豆子事实上等于抢割，百姓千家一起动手，田野里布满了人。豆田的面积逐渐缩小，藏身其中的野兔惊惶起来。

本来野兔的毛色和土色几乎相同，它如果伏地不动，找个空隙悄悄溜开，那些忙碌的农人也许不会发觉。无奈野兔跑得极快，纵身一跳可以跳出两公尺以外，它大概是以此自傲并且屡操胜算吧，立刻施展所长，如箭一般射出。大概这就是兔脱。

野兔的过度反应惊动了田野的农人。人人直起腰来，以近乎操练的声音吆喝，使兔子觉得四面都是生命威胁。依照过去的经验，脱离威胁的不二法门是快跑。它并不了解大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知此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更不明白人类正尽目力之所及，看它以失效的经验作绝望的特技表演。

秋天野兔正肥，是“打围”的时候。打围，本来要带着几十个人，在旷野中一字排开，拉着一根长绳缓缓推进，目的就要惊起野兔再纵放鹰犬捕捉，割豆的日子岂非天赐良机？打围的人正在阡陌间巡逻，野兔现身，鹰腾空而起，猎狗也飞奔而至。

资深的农夫们重温他们百看不厌的表演。他们知道兔子虽然腿快，还是很容易被鹰赶上。他们知道，鹰会俯冲而下，以左爪抓住野兔的臀部。野兔慌忙回头，鹰趁势以右爪抓住它的头部，两爪向中间用力收拢，“咔嚓”一声把兔颈扭断。

野兔中的英雄豪杰也有它的绝招，它在恶鹰罩顶的时候翻身仰卧以四爪出击，攻打鹰的眼睛。这时，猎狗扑上去，把野兔咬死。所以打围必得有鹰有犬，陆空配合。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有时候，兔子实在跑不动了，它竟然缓缓地向着一个割豆的农夫走来，它是那样安闲，无猜，如同回家。它走到农夫脚前，放心地躺下，如同那农夫饲养的一只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无路可走的野兔是怎样打算的呢，这里面一定有造物者安排的秘密，我百思不解。这时，农夫就会轻轻松松地把兔子的后腿提起来往地上摔，再用镰刀柄敲它的头，直到它昏死。

这也是造物主的意思吗？

小宝说：“要是打日本就像打兔子……”

我终于面对面看见游击队。

那天我很苦闷，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门旁有一条银色的细线贴在墙上隐隐发光，看见这条线就知道蜗牛从这里爬过。我打开日记本写上：“蜗牛有路，指南针有方向，唯我独自彷徨。”

词穷，心中郁闷未解，就再写一遍。一连写了七八遍。这时听见外面有雄壮的歌声，许多人引吭高歌，黄墩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声势。

我跑出去看。狭窄的街道上两旁是人，平坦的打麦场上满场是人，拿着枪，短衣外面扎着子弹袋。街旁的人随意坐在地上，没有一个人站着，打麦场上的人规规矩矩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坐下。打麦场上的汉子唱“中国不会亡”，歌颂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支歌，听一遍就会了，是一首容易普及的好歌。

陈茂松先生接待游击队的领袖，看见我父亲在家，就邀去作陪。谈话中间，陈先生对那领袖说，我父亲有个聪明的儿子，小小年纪能写文章。那人听了大感兴趣，一定要和我见面。

陈先生走过来叫我，连我的日记本也拿去。我很窘，不敢看那人的脸，那人问了我几句话，就翻看我的日记。

“你很消沉，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他一面看一面批评我。“你平时读什么书？《离骚》？《红楼梦》？不要看这种东西，世界上好书很多！”

他对我父亲说：“令郎该出来参加抗敌救亡的工作，和我们一起磨炼磨炼。”

父亲连忙说：“他还小，再过一两年吧。”

“你说他小？你来看看少年人的志气。”他站起来，主人也连忙站起来。“他们的父母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受教育，进步要趁早。”

他往外走，我们很有礼貌地跟着。我这才仔细看他，他很瘦，语音和婉，像文人。外面坐在街旁的人散开了，有一些人忙忙碌碌挑水，穿梭般各家出出进进，洒了一地泥泞。

我们跟他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他带来的游击队员往水缸里倒水，转眼溢出缸外，每倒进一罐水，站在水缸旁边的老太太念一声佛。

院子里坐着一堆少年兵，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教他们识字。首领对老太太说：“老大娘，别当他们是兵，就拿他们当你家的孩子。”老太太蓦然醒悟了似的，进屋把床上的席子揭下来：“别坐在地上，地上潮湿，来，铺上席子。”

我们听见歌声，循着歌声走进另一家。这家院子里也有一堆少年兵，他们站着，有人正在指挥他们唱歌。院子另一角，两个队员一前一后，唱着歌推磨。他们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这家的小媳妇正在推磨，他们立刻接手。

这家的老太太正为不速之客做饭。首领对她说：“老大娘，别当他们是兵，就拿他们当你自己的孩子。”老太太一听，立刻泪眼婆娑，伸手把藏在麦糠里的鸡蛋摸出来。

他们挑水推磨的我很感动，恋恋不舍看他们唱歌，流汗，一盆一盆粮食磨成糨糊。

挑水太辛苦，那年头珍惜用水，一家人打一盆水轮流洗脸，口中连连说：“只有人把水弄脏，水不会把人弄脏。”为了惜水创造神话，人这一生浪费了多少水，死后阎王罚他一口一口喝完。

推磨比挑水更辛苦，樱桃好吃树难栽，白面好吃磨难挨，我和小宝都有亲身体验。我们两家都借陈府的驴子拉磨，有时候粮食没有磨完，驴子下田的时间到了，或者赶集的时间到了，眼睁睁看人家把牲口牵走，由我和小宝接力。

北方家用的石磨，不是磨豆浆磨麻油的那种小磨，是沉重的大磨。如果有人要打你，你跑到磨后面，隔着磨，他的棍子够不着你。磨，每家都有，围绕着它发生了多少故事。仇家登门报复，双方大战多少回合，有一个人自知不敌，退到磨道里打游击，两人围着磨团团转，最后有一个死在磨后面。乱兵进宅，闺女媳妇无处逃，逃到磨后，被人家按倒在磨道里。

在从前的家庭里，磨道是全宅最卑贱的位置，推磨的工作必定转嫁到最不得宠最受排挤的人身上。李三娘推磨，走得慢了婆婆要打，走得快了婆婆也要打，走得不快不慢婆婆还是要打。她在推磨时产子，在磨道里自己用牙齿咬断脐带，孩子的名字叫咬脐郎。女人的痛苦有首歌，其中提到“抱磨棍，磨大襟，挑水路远井又深”。常挑水，肩头的衣服先破；常推磨，胸前的衣服先破。

所以说“有钱买得鬼推磨”。鬼精灵，鬼聪明，磨道的事本来沾不到他身上，可是为了钱，他也干。

我们推磨时小宝总是不开心，他一直觉得我用力比他少，而且推不了几十圈我就心跳气喘，必须张着大口坐在磨道里休息，样子令人扫兴。那时并不知道我的“二间半”瓣膜有问题。

挑水，推磨，把这支游击队的名声扬开了。陈茂松先生不住地赞叹“王者之师！王者之师！”他说这支游击队的首领叫石涛。我想了半天，认为他太瘦了，叫石涛的人应该是个胖子。

他说，父亲和石涛达成了协议，等母亲替我做几件内衣，就送我去跟石涛抗战。

小宝没看见这些新鲜的场面，他到兰陵去了。我眼巴巴地等他回来听我的报告。

小宝愕然，他说：“打游击就是打游击，怎么还挑水推磨？”是啊，一语惊醒梦中人，挑水推磨，我哪儿行？

小宝说，他要打游击，但是绝不推磨挑水。他已经用幻想“打造”了一支新式机枪，八支枪管成扇面排列，仿佛搂豆叶的“耙”。他的子弹射出可以转弯杀人，所以日本兵无可幸免。机枪架在装了轮子的钢板上，他一个人以卧姿在钢板后驾驶和射击，全体游击队员跟在后面收拾日军的枪械和尸体。

一连几天，我们热烈讨论那支机枪，和种种可行的战术。之后，我看见母亲替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裹。

“拿着！”父亲吩咐，我照办了。“外婆想你了，我送你去住几天。”这才发现父亲已是穿戴整齐。

这样，我糊里糊涂离开了黄墩。

第十一章　摇到外婆桥

我来到北桥。北桥在南桥旁边，是南桥的卫星。祖母根据“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古训，搬到北桥赵家居住，我来和她老人家做伴。赵家已经没有空房安置我，我就在“草屋”里寄身。

所谓“草屋”，是放“草”的房子，这个“草”，指的是麦秸。在农村，麦秸是珍贵的东西，所以草屋的建造也很牢固，和家宅居室没有多大区别。草屋里，麦秸堆到屋梁那么高，扒个洞钻进去就可以睡觉，既舒服又暖和，干燥的麦秸在暗夜里放光，散发着香味，使这穴居一般的生活很尊贵。

回想起来，俗语说外面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这草窝二字，居然写实。

北桥，我不记得有寨有桥，我只记得平川无垠，两条车辙直冲进来，把两旁的房屋冲得歪歪斜斜，稀稀落落。田野坦坦荡荡，风悠闲地吹过来，把人和土地连在一起，房子小，院子小，却没有压挤的感觉。

我在北桥时正是初春，农人个个摩拳擦掌着手他们的一年之计，两个月前用泥土密封起来的堆肥，现在剖开，热烘烘地散发着生殖力的气味。堆肥经过发酵、杀虫，气质变化，可亲可近，农夫用双手捧起碎块来掰、捏、揉、搓，制成碎末，撒在地里，这时才有“泥土的芳香”。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没有这种诱人的气味。

所以人畜的粪便是好东西，春天，几乎人人背着用藤条编成的、拾粪用的“箕”，随时随地收拾做堆肥用的材料。在农村，“吃自己的饭，到别人的田地里拉屎”是愚蠢的行为。“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恐怕纯是诗人的幻想，农夫经过的地方不会有牛屎留下，即使他没带粪箕，也要脱下小褂来把它包回去。

乡人尝说，做农夫有三个条件，第一，睡在草窝里不痒；第二，捧着狗屎不臭。据说，某农夫带着儿子进城，爷儿俩经过饭馆门口，正值门内蒸气腾腾、门外酒肉香气四溢，做儿子的忍不住翘着鼻翅儿闻个不停。他爸爸说：“闻什么！哪有咱们的堆肥好！”

第三个条件是见了庄稼就像见了孩子。我自己还是孩子，还不能体会那种心情。在北桥，对着麦田，我有过感动。数九寒天，寸草不生，独有这小麦在冰天雪地中孕育，利用这一段天地闭塞的时间生长，早早给我们第一季收成。

住在北桥的那一段日子，我曾经想，我也做一个农夫吧？回想起来，那时，我是把种田和陶渊明搅在一起了。我忘了陶渊明自己并不下田。

“你教我种地好不好？”我问一同住在草屋里的小李哥，他是赵家的长工。

“种地不好，要受气。庄稼好种气难吃。”

受气？受谁的气？他笑笑，没回答。不久我就想通了，那时最脱离现实的口号就是“农工商学兵”，其实正好颠倒，农人在地狱的最低一层。做庄稼人还得增加一个条件：能忍气吞声。

在我搬进草屋之前，里面已经先有一位住客，就是赵家的长工小李哥。“小李哥”这个称呼，是长辈替我定的，回想起来，他们很费了一番心思。我和他同住草房，需要他照应，理当尊他为兄，然而他到底是赵家的长工，所以又加上一个“小”，以求“铢两悉称”。

小李哥下巴瘦长，皮肤白细，模样很清秀，不像个做粗活的人，其实他小小年纪，田里屋里样样拿得起来。那时春耕开始，他每天一早就赶牛拖犁出门，晚饭前回来，从从容容，一副功力深厚的样子。我们一同相处的时间只有晚上，那时我们都不懂社交，不知道找些话题来交谈，除了沉默，就是听他唱小调。他一躺下就唱，好像唱歌就是跟我谈天。

姐儿房中哟，摘菜心儿啦咦呀海，

甩手掉了个金戒指儿，

一钱零五分儿啊！

我知道，这种小调叫“姐儿讴”，每一首都用“姐儿房中”开始，讲述一段故事或诉说一种心情。

哪家的，大娘啊，拾了去啊，

奴家认你个干闺女儿，

还我的金戒指儿啊！

我知道，下面一段一段向村中的各色人等喊话，招寻失物，最后是一位“大哥”拾物不昧，结果两个人成了亲。可是小李哥有他的版本，姐儿丢掉的这枚戒指被八路军拾去了，八路军又给她送回来了，她也就参加了八路，一同抗战去了。

“你改的？”我觉得新奇。

“不是。”

“谁改的？”

“不知道，现在大家都这么唱。”

他的歌喉不错，由他唱，听了不会烦腻。何况他的歌里有新词。

奴在房中闷沉沉，

忽听得门外来调军，

不知道调哪军。

咦儿呀儿喂儿喂，

不知调哪军。

好啊，齐步走的调子。

南军北军都不调，

单单调我八路军，

上前打日本。

咦儿呀儿喂儿喂，

上前打日本。

原来的版本是：“南军北军都调到，又来调我的常胜军，上前打敌人。”那时候，抗战还没发生呢，“打敌人”，也不知道打谁。

有一组小调叫“思嫁”，以大姑娘的口吻表白对结婚的渴望，调子同一个，词句有变化。没听见哪家女孩子唱过，男孩唱，女孩听也不敢听，要听也是偷偷地听。

一恨二爹娘，爹娘无主张，男大女大这么相当呀，怎不打嫁妆？怎不打嫁妆？

二恨二公婆，公婆无奈何，郎才女貌多么相合呀，怎不来娶我？怎不来娶我？

下面恨媒人不来提亲，恨妹妹先出嫁，恨哥恨嫂，恨僧恨道，最后恨起自己的命来。小李哥唱起来就不同了，这思嫁的女孩，恨着恨着八路军来了，她跟八路军抗战去，兴高采烈，什么也不恨了。

小李哥一支一支地唱，他唱出来的小调全变成八路军的军歌。

慢慢的，我发现，全村的人都这么唱。新版只在要紧的地方改几个字，或者添几句词儿，一听就会，用不着学习。这些歌，唱得我好痒，从心里痒。

我猜，小李哥一定也痒，要不，他怎会百唱不厌？

小李哥出去耕田的时候，我跟着。

他说：“我教你耕田。从前皇帝也会耕田，每年春天带着文武大臣出来耕三圈，正宫娘娘给他送饭。”

田是一块一块长方，很长很长。小李哥吆喝着牛，扶着犁，在一块田的中央先耕出一条直线来，这条线叫做“商沟”，商沟把一块田分成相等的两半，以它为基准，从它两侧一刀一刀把田里的土切开、翻转过来。

耕田用的犁，分犁托、犁刀、犁把三部分，犁把高耸，和犁托犁刀成三角态势。耕田的时候，手扶着犁把，眼望犁托伸出去的头，犁头的作用像步枪的准星，紧贴着商沟。如果一不小心，犁托歪斜，就会留下没有耕开的死土，造成以后作业的困难。

所以耶稣说，人不可扶着犁把向后看，这时我才明白。

总之，每一寸土都要翻开，下一步才好用耙。“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一尺长的钢钉。这些钢钉把翻开的泥土咬碎荡平，波浪形的泥土变得像春水微皱，才好下种。用犁的时候，人是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用耙的时候就不同了，人站在耙上，乘风破浪似的得意，挥鞭四顾的有，昂首高歌的也有。慢慢地我也感染了这份意气风发，站在耙上俨然以为改造了世界。

耕牛都受过训练，你得会喊口令，这口令俗称“吆牛号子”，听来像是“喝喝油”，喊到“油”字高亢尖锐，使用假嗓，耕牛听到“号子”就努力前进。左转弯的口令是“咦，咦，咦”，右转弯的口令是“哦，哦，哦”，有特殊的腔调韵味，必得在南亩北垄实际工作中才培养得出来。要测验一个人是不是够格的农夫，最简单的方法是请他表演“吆牛号子”。

还有一样重要的工具是耕田时用的鞭子，鞭梢很长，因为耕田时牛和人的距离很长。使用时，单凭左手握鞭向前乘势一送，鞭身展开，鞭梢在牛身旁炸个花儿，不需要打在牛身上。这当然也要经过一番训练。

我喜欢看地里长出东西来，各种植物不停地变换土地的颜色，远近高低，深深浅浅。我开始能闻到植物的香味，连阴晴雨雪都有香味。

我开始喜欢家畜，即使是猪，脸上也有耐人寻味的皱纹。各种狗都漂亮，只要别在它吃屎的时候看见它。牛的特点在它的眼，又大又圆，又没有警戒的意思。耕田的时候，小犊依傍在母牛旁边，摩摩擦擦。中午休息，老牛却忙着舐小牛的脖子，难解难分。没事的时候，牛陷入孤独的沉思，我如果有琴，一定弹给它听。

渐渐的，我也分享了北桥儿童的乐趣，看蚂蚁上树，看斗鸡，看人在村首的大槐树下理发。北桥没有理发店，有游走四方的理发匠挑着担子来，那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设备。他用热的那一头烧水，冷的那一头磨刀。要理发，到树下来，先用热水洗头，水太热了，烫得你嘴歪眼斜，五官换了位置。然后是剃，刀钝，头发长，剥皮似的痛，有人喊娘，有人掉泪。小孩子没有别的娱乐，就围在旁边看那丰富的表情。

我们也看那叫做屎壳郎的褐色甲虫，成双成对，一前一后，用它们的长爪推着粪球走，夫妻俩克勤克俭地过日子。“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定来到”，令人眼花缭乱。“云向东，一阵风；风向西，披蓑衣；云向南，雨涟涟；云向北，一阵黑。”结果只顾看云。

“干冬湿年”，“夜晴无好天”，“久旱必涝、久涝必旱”，“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我也依着这套循环论，跟他们一同度过大兵凶年吧？

可是小李哥又唱了，痒痒地唱：

送郎送到大门外，

伸手抓住武装带，

问郎早晚来？

哎哎哟，问郎早晚来？

赶集也是一种娱乐。

“集”是刺激消费的地方，使人忍不住想花钱，所以乡人的座右铭是“勤拾粪，少赶集，阴天下雨走亲戚”。抗战发生以后，集上多了一批关心国事的人，他们来找熟人打听消息。几个谈得来的人不约而同见了面，买一斤花生堆在地上，大家蹲下来围成一圈，一面吃花生一面交换新闻。谁下水当汉奸了，谁被谁绑了票，谁吃掉了谁多少枪支，以及国军和日军正在哪一省打仗，诸如此类。赶一趟集，顿时耳聪目明，心里敞亮了不少。

小孩子没钱花，赶来看人家花钱，听银元铜元叮当响，悠然神往。这里人人有钱，到处是钱，小孩子哪见过这么多钱？真是大开眼界。数目最大的交易在牲口市，买牛的人和卖牛的人呼呼地抽烟，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操纵手指头打出密码来，讨价还价。例如，一个手指头代表一，三个手指头捏在一起就代表七，食指弯一弯代表九，“扭七别八钩子九”。就这么纹风不动地称金论银，牛牵过去，一卷花花绿绿的票子递过来，纸是最上等的纸，乡下人做衣服的布比不上它，然而纸到底是纸，怎么人人相信那纸片等于金子银子，真是不可思议。

集上也有你平时难以见到的行业。有相面的，平地挂起一块白布，布上画着好大张脸，脸上密密麻麻的黑痣，相士唾沫横飞，说得老太太呜呜哭泣。有治牙痛的，病人张开大口流着口水尽他看，看着看着掏出一条虫来。

钱可爱，有人爱钱就有人抢钱。抢钱也是专门行业，有师承，有组织，不许任意客串，只听得一声尖叫，熙来攘往的人忽然个个引领望远，紧接着是擂鼓似的脚步声。然后全集的人都能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跑，三四个人在后面追，追上了，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追不上，垂头丧气地回来。不要花钱买票，老天爷导演节目给穷孩子看。

还有，教我怎么说呢，难道这也是节目吗，一群穿军服的、拿着枪的，牵着一个老百姓、大男人，牵牲口一样牵到集上来了。他们要把这个老百姓吊在树上，他的媳妇儿跪在地上磕头磕了一脸的泥，这才把倒剪双手的吊法改成两臂上举的吊法，喝一声打就从商贩手里夺过一根扁担，他的老母又跪在地上磕头磕了一鼻子血，这才把扁担改成棍子。然后就是无可赦免地打将起来，那嚎叫，尽管吊得高，上天也是听不见。据说挨打的是个村长呢，唉，打狗看主人，怎不怕伤了这一村百姓的心呢！

我不常看见打人，也不常看见抢钱，倒是常听说书。一个中年人敲着小鼓说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好长好长，一本连一本，由老令公开始子子孙孙出英雄，够他说一辈子。有人迷上杨家将，想把这个家族的故事听到底，听得倾家荡产也没个完。先人的恩怨可以像遗传一样由后人承接，而且世世代代突变渐变变生不测，生也有涯血海无涯，我觉得可怕。不过，如果只听一个段落，情节有它的迷人之处。

说书人生意不大好，有一次，我环顾左右，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可是他不停止，他的眼睛只看本子不看人，说说唱唱两颊通红，比我还兴奋。我是不出钱的，一人独享未免问心有愧，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走，走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坐在地上七上八下。

散集了，我吹着用柳枝做成的哨子（有时是高粱叶做成的哨子，有时是葱叶做成的哨子）回来，利用赶集得到的材料编织无尽无休的幻想。在幻想中，我把那几个吊打百姓的官兵全杀了，既而一想，还是由他们打鬼子将功折罪吧。幻想才是我的基本娱乐。

草房的后面是街道，稍远有个石碾，庞然大物，用一个石轮和一道石槽组合起来，石轮在槽里滚过来、滚过去，把黄豆压扁成豆钱，谷粒去糠成小米。这一道活儿总是由大姑娘小媳妇来做，她们笑语殷殷，坐在草屋里听得见。

有时，她们结伴用碾，我站在旁边看，也算一种娱乐。有一个头上梳髻伶牙俐齿的损我：“别看啦，回家教你娘给你娶媳妇儿去吧。”我一怔，众女子嘻嘻哈哈。只有一个姑娘端端正正地做事，不跟别人一起闹。有时，我跟小李哥走过碾旁，众女子都看他，这个姑娘也不看。姑娘梳一条大辫子，个子不高，脸太圆了，这种脸形，在富贵之家叫银盆脸，在乡下就叫柿饼脸。人家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世上哪有这么俊的柿饼！可是小李哥也不看她。

田耕完了，小李哥在草屋里歇着，他不抽烟，当然也不看书，这就显得日长似年，心神不定。中午，四姨来喊我去吃饭，他一把拉住我：“帮个忙，吃了午饭别回来。”我不求甚解，心不在焉地答应了。

午饭后，我也心不在焉地把它忘了。冒着汗，披着小褂，做梦一样朝小屋走。也没想想屋门怎么关起来，做梦一样伸手去推。门里面用棍子顶着，顶得不牢，这一推，推得门倒退了一尺，正好看见小李哥从麦秸堆里跳出来，喝问一声谁，大把大把扯下麦秸来埋一个人。我懵懵懂懂也没看见他埋什么。

小李哥很平静，没生我的气，也许他看见我反而放了心。他很镇静，慢慢穿好裤子。我居然走进草屋，居然在麦秸堆旁边坐下。空气不好，终于看见辫子。

我这才一下子弄明白我错了，赶紧往外跑，跑到大槐树后面躲起来，也不知要躲什么。

躲藏的人总要千方百计往外看。我看见那圆脸的女孩从草屋的方向走过来，走得慢，一身酸软寸步难移的样子。她大大方方回头察看，我又看见辫子，辫子上粘着麦秸，咳，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大意，百密一疏！

这不苟言笑的女孩！对小李哥望也不望一眼的女孩！

我倚树而坐，没法再和他们见面，蚂蚁一只一只往我脸上爬。忽然听见：“回去吃晚饭吧！”是小李哥。我动也不动，他就在我旁边坐下。

我还没有学会道歉，闭紧嘴巴，心里吃惊。想来想去总得有句话表示我跟他站在一条线上，就说：“你们快结婚了吧。”

“她得去嫁有房子有地的人。”口吻平平静静，各安天命。

“那怎么行？”我抗议。

“我有个表舅，娶不到媳妇，一辈子都是跟娘儿们相好，为相好挨过打，坐过牢，给家乡的人赶出去，又给外乡人赶回来。”

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没法子插嘴。

“我想当兵去。”

“八路军？”我想起他最爱唱的那些小调。

“不当八路军，也不当中央军，找个杂牌部队，好歹混个一官半职，活人的财死人的财发几笔，回来买几十亩地，盖个四合房。”

我马上想起几件事情。

军队驻进来，军官带着士兵找财主，敲门之前还仰脸端详这一家的楼。进了院子，刀枪剑戟摆开，军官升堂入室，对着那一家之主。

“老乡，你的楼太高了，妨碍我们炮兵射击，得拆掉一半。”

那财主一听，连忙满面堆笑，打躬作揖：“官长，您行个方便，把您的炮移一移，移一移……”

“移一移？那得另修炮兵阵地，上头不肯再给经费。”

“经费？我拿出来，我拿出来，您看，得多少？”

…………

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另一台人物演另一段情节。

军官对乡绅打开一张地图，指指点点。“我们奉命在这里挖一道战壕。”乡绅一看，我的天！这不是要挖我的祖坟吗！但是他见过一些场面，能保持镇定。让座，奉茶，点烟。

“官长，拜托您行个好，把这道线改一改，把我家祖坟让出来，您看要怎么样才做得通？”

军官很干练。“说好办也好办，说难办也难办，你得相信我。”

“我的家外强中干，长官您得高抬贵手。”

“你现在能拿多少出来，你就拿吧。”军官脸不红，气不喘，茶也不喝。

…………

那时，我们恨死那些“当兵的”。可是，我哪里想得到，他们非得这样娶不到老婆呢。

家乡人过日子省俭，惹得外人编故事。

比方说，山东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亡洗一次。这是瞎话，我们夏天也是人人洗澡，靠河住的人几乎天天下河。省俭末，不盖浴室，妇女选一个无星无月的夜，等家人邻人都睡了，站在院子里往身上浇水。冬天你得烧热水，成本高，就马虎了，只用湿巾擦一擦。

比如说，山东人平时不吃肉，买一块肉挂起来，想吃肉的时候看一眼。

买了肉不吃，当摆设？那块肉后来怎样了？烂了丢掉？一听就知道是瞎话。过年，买块肉挂在房门上，滴水成冰的天气，肉一时坏不了，可能多挂几天。不是不吃，是心里总在想，也许明天有客来，明天再炒再烧煮吧。省俭末！外人看见肉挂在那里，就寻咱们的开心。

且说赶集，三朋四友围在一起吃花生，吃完了，地上一堆花生壳儿。大家并不罢手，一齐伸手“淘”那堆花生壳儿，寻第二度享受，说也奇怪，吃花生是一个一个剥开、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偏偏壳儿堆里有没剥的花生和遗落的花生米。省俭末，一定吃得干干净净才甘心。花生米淘净了，人散了，自有人来收拾那堆碎壳儿，一片一片都捡起来，带回家引火烧饭，烧成了灰还要撒在堆肥上头。

为了省柴火，煮一锅饺子一共掀几次锅盖，都有讲究，因为“掀一掀，烧半天”。最后看准火候，“捂一捂”，等到落了滚儿再起锅。如果随便掀锅盖，主败家。

那时乡人抽旱烟袋，长长的烟杆一端有个白铁制的小烟锅，有人点火还用火镰火石，敲敲打打挺麻烦，于是发明了“对火”，方法是，正在吸烟的人把烟锅扣在需要点火的烟锅上，施者吹气，受者吸气，借个火。可是，等受者点着了烟，施者的一锅烟也消耗净尽了，所以“对火”算个交情，一锅烟也不轻看。

庄稼人相信“兴家好比针挑土”，嘴里念着世代祖传的格言：“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他们“耕地看犁拖，吃饭看饭锅”，为什么看锅？那是要看看锅里还有多少饭，算一算有几个人吃，自己碗里少盛一点。至于吃菜，“一根豆芽咬三段”，最能看出节制的功夫。那一点家当，就是这样辛辛苦苦积存下来。

抗战发生，军队深入农村，而且有了游击队，这些流水似的兵并没有铁打的营房，再小的村庄也有一套班底负责接待过境的人马。有时候，队伍住在邻近的村庄，派人通知各村送饭，谓之“要给养”。一个“吃饭看饭锅”的家庭，“针挑土”积攒的东西，只好慢慢地消耗掉。庄稼人也有幽默感，说是“老鼠替猫攒着”。

好处是再也没有土匪，土匪全变成游击队。当年土匪横行，做土匪的小头目也曾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大都记得：

要嫁嫁个当家的，

吃香的，喝辣的，

盒子枪，夸夸的，

腰里银元哗哗的。

可以想见当年的绿林也有文宣，颇成气候。当年为了防土匪，打土匪，安抚土匪，流血流汗流银子，家家在数难逃，那时候哪有今天心安理得！

确确实实，乡巴佬都赞成抗战到底。

午间好睡，在歌声中悠悠而醒。

我翻身坐起，知道八路军来北桥小休。小李哥刚刚传给我三句话：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

这得解释一下。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战场不断扩大，兵力分散，只有尽量抽调沦陷区的占领军使用。占领军不但数目减少，而且多半新兵抵充，战斗力弱，锐气尽失，每天在据点内闭关自守，像母鸡抱窝孵蛋一样。

所谓国民党吃喝，当然是指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部分部队，一般印象，这些人比较注意伙食。有些景象太突出了，例如，一群人到你家里来抓鸡，鸡疾走，高飞，大叫，抓鸡的人跟着横冲直撞。最后安静下来，地上剩下零落的羽毛和踢翻打碎的盆盆罐罐。还有，一群人上刺刀，把狗围在中间劈刺，这就更恐怖。狗肚子破了洞，肚肠流出来，钻到你床底下躲死，再拖出来，到处鲜血淋漓。

烤熟一只狗要多少葱，多少蒜，多少姜，要烧多少木柴，这对“一天省一口”的农人又是多大的刺激。农人闻香味，流眼泪，收拾狗骨头和灰烬，永远永远追忆他和那只狗的友谊。

八路军的特征是唱歌，像原始民族一样爱唱，像传教士一样热心教人家唱，到处留下歌声。

我不爱唱歌，喜欢看人家唱歌，人在唱歌的时候总是和悦婉转，坦然无猜。我走出草屋察看。

屋后路旁，石碾周围，大姑娘小媳妇有站有坐，目不转睛地望着站在他们面前的女兵，这位女同志斜背着枪，挥舞着双臂。想必是，她们没见过如此奇怪的装束吧？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哧哧笑，不久，也都溶化在歌里了。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

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

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逞霸强，

一心要把中国亡。

不难学，马上学会了。

那边，槐树下，男生教男生，也有六七岁的小丫丫黏在哥哥身边。他们发现我，马上把我拉过去。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这支歌太有名了，都说它挑起了西安事变，我可从来没听人唱过，也没读过整首歌词，一时有相见恨晚之感，也就心甘情愿地跟着学起来。

勇敢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

我们绝不再自煎自熬，

唱到这里，忽然觉得眼前的日子真是难煎难熬，我是像空心菜一样生长着。

歌已学会，别处走走看看，被一个人迎面挡住。一个游击队里的人，他的记性太好，我的记性太坏，觉得他很面善，忘记在哪里见过。

“原来你在这里！”他一开口，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石涛？游击队的领袖，在黄墩见过一面。

“还没参加抗战？你知道不知道日本鬼子在做什么？”

日本鬼子在做什么，以前知道，现在真的不知道。战争只剩下一个影子了，现在是“日本人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我是一棵空心菜，日子在煎熬我。

石涛的队伍走后，我写信回家，说我要参加抗战。父亲匆匆赶来，见过外祖母，教我收拾衣物。我问到哪里去。

父亲说：“带你去抗战啊。”

第十二章　热血未流

“九一八”事变以后，某年某月某日，吾乡的那些公子少爷一个个剪成光头、换上布鞋，陡然有穷苦的模样。他们又举止仓皇，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平时的自信。然后，只见他们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在那烈日之下，广场之上，横看成列，竖看成行，立正稍息地操练起来。

原来那时日本军阀蓄意亡华，国民政府定下“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各乡镇成立“乡农学校”，集训当地的青年精英，以备非常。那还是“好人不当兵”的时代呢，这些养尊处优的名门子弟，个个只有应召入伍。

那时，吾乡缙绅，没有几个人料到这是时代大变革、地方大变化的征兆，只是心疼孩子受苦，单是“黎明即起”谈何容易！孩子还有刚结婚的呢，还有抽大烟的呢。也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好小米稀饭，蒸好猪肉包子，看着他吃饱了出门。

那时候，大家只是盼望这三个月集训快马加鞭，早完早了。

没有谁了解军事训练是什么样的训练，例如“为什么”以及“怎样”。受了训好打仗，这个道理好懂，可是那个立正姿势是个什么玩意儿？站着，永远站着，站到万念俱灰，难道也凭这一套上战场？站就站吧，可是你那教官、为什么偷偷绕到我背后、用脚猛踹我的腿弯子？可叹我双膝点地，朝着别人的屁股叩首，还得站起来再挨你的拳头？“坏爷”就以观察家的姿态发表评论：“你把蒋介石叫来，让他立正站好，我在背后踹他两脚，看他还能原地不动？”

偏偏上头派来的这位教官是兰陵人，是兰陵的穷人，出去闯荡几年，在这方面成了先进。旁观者清，事后则明，如果那时培训教官选拔种子能考虑得周详一些……

结果这些大少爷的敏感作了怪：这小子，莫非花钱活动上头派他回兰陵？莫非他仗着现官不如现管，故意羞辱咱们？莫非他要把兰陵王踩在脚底下，他好称王称霸？

军队有军队的规矩，教官是有板有眼地把这一套规矩搬过来，对他讲话要立正站好，进他的房门要先喊报告，之类等等。好吧，咱们鱼死网破，大伙儿一商量，半夜把教官从床上拉起来，一顿拳打脚踢。

事情是闹大了，他们自有父祖。上面的看法是，倘若在操场课堂对教官动粗，那要军法审判，“操场如战场”。星期天在私室争执，又当别论。这看法对少爷们有利。

教官当然要换一个。不管原来的教官有多优秀，既然地方上有这么多人反对他，那就是“人地不宜”。新教官是个好好先生，和兰陵素无瓜葛，彼此没有心病。

乡农学校毕业的那天，上头派人来检阅如仪。之后，春梦无痕，每个人又恢复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可是对日抗战发生，军事训练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受过军训的人能愤怒，而且愤怒较能持久，而且可以化为行动。这些姓王的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兰陵王氏组织的游击队，番号是第十二支队。父亲带我进队的时候，它已经很有规模。十二支队，没听说上头有总队，也没听说谁是第一到第十一支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已经忘了那些村庄的名字。一路上只见拾柴的，拾粪的，搓麻绳的，抽旱烟晒太阳的（天已冷了）。没见打游击的。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全是游击队员。

村中有些鸡鸣狗吠，人声不多。后来知道三分之二的人正在睡觉，他们昨夜都没睡。

十二支队的绰号叫王团，支队的地位等于团。司令王松和先生，也有人管他叫团长。副司令王成和先生，兼第一大队长。自此以下，王毓英先生，王毓肇先生，还有王贤和先生，全是重要人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并不是他们。我在第二大队的队部里遇见一个奇怪的人，他坐在过道里一直喝酒，酒是劣酒，有辛辣的臭味。也许在这样的地方只能买到这样的酒罢，他是“善饮者不择酒”吗，那么他的酒瘾一定大极了。

虽然颠沛造次，还是有一点排场，过道里为他摆上一张方桌、一条板凳。桌上放着一把锡酒壶，听差在旁不停地斟酒、点烟。旱烟袋的竹竿很长，自己不便点火，没有那么长的胳膊。

“过道”是四合院内外交通的孔道，他的桌子凳子稍稍有一点妨碍交通，他不管，嘴里含着烟嘴，眼睛望着空气，但是眼球不停地左右转动，神态并不安详。

父亲要我叫他“二老爷”，我叫了，他没答理。后来我知道他整天不说话，只喝酒。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正纳闷，忽然听见有人发问：“他那么好的家世，为什么要做汉奸？”急忙回头看，贤和七爷正陪着两个都市青年模样的来宾参观。问得坦率，也不怕喝酒的人听见。

七爷修长白皙，无尘土烟火气，固一佳公子也。他回答：“他们家老太爷最佩服曾国藩，他想学曾国藩成立乡团、保护地方百姓。”

“你们是怎么逮住他的？”七爷顿了一顿，斟酌了一下，“他是投诚反正的。”

一个起义的大汉奸？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有这样苍白文弱的大汉奸？有把脑袋浸在酒缸里的起义英雄？

他叫什么名字？我悄悄地问父亲。父亲说，这人叫王意和，外号二秃子，住在插柳口，是进士衍公的儿子。

他是秃子？我急忙到过道里仔细察看。他并不秃，头发比一般人稀少而已。还好，衍公的儿子不能是个秃子。

然而，据说他是个酒疯子，人称“疯爷”。衍公的儿子可不可以天天醉酒？好像可以。

衍公的儿子当然不可以做汉奸。地方上，如果谁上了日本人的船，马上名扬四方，大汉奸？我不记得有个王意和。

他说：“疯爷跟兰陵的日本鬼子有来往，松和大爷半夜把他捉过来。贤和七爷说他反正投诚，那是心存忠厚。懂不懂？人要厚道些。”

是，人要厚道些。何况这人对我很重要，他后来教我读唐诗。

司令部设在一间茅屋里。这间房子很大，猜不出原来做什么用的。乡下村庄的房子都很小，但游击队常有大间房屋可用，好像军队开进来把房子撑大了。

司令部用的这间房子，一半面积铺满了麦秸，做司令官等人和衣而卧的地铺，另一半面积，当门摆上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把太师椅，松爷——我是说司令官就在这里会客、议事、运筹帷幄。司令官的这点子排场，又比疯爷喝酒的局面大得多，那桌子椅子，简直像是松爷从他家里搬来的。

看见我，松爷很高兴，他正计划办一张油印的刊物，需要人手。他交给我的任务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找些可以报道的材料。我暗想，我这不是要做记者了吗，马上恨不得雀跃三尺。

决定先去赶集，我在集上见过惊心动魄的事情。这天天气晴朗，风小，赶集的人多。我顺着大路走，走出十二支队的防区，也不知是哪家的山头，只见许多农人用独轮车推着粮食，在我身旁吱呀吱呀响，如果我作文，也许会说车轮在唱歌，今年收成好，田家赶集卖了粮食准备过冬，今年的冬天很温暖，等等。

走着走着，车子走不得了，成排的独轮车停在路旁，扛着枪的人来检查。不是检查，是路心摆个大箩筐，收鞋袜费。来人扛着步枪，披着子弹带，小袄的扣子不扣，毛线打成的帽子，标准的游击队打扮。冬天到了，弟兄们还穿着破袜子破鞋，大家有钱出钱，支持抗战。掏出票子往箩筐里一丢，光天化日，大公无私。推车的人说现在没有钱，卖了粮食回头再交吧，那可不行，交不出鞋袜费的人不能过关。那么，我不去赶集了，原车原路回家，那也不行，一车粮食扣在路上，你回家去拿钱。

热闹一阵，冷清了，零零落落有人赎车，车，人，渐渐稀少。

这才急急忙忙来了个庄稼汉，交了钱，问：“我的车呢，我的车呢？”在原先停车的地方团团转。扛枪的人也慌了，光知道扣车收钱，没料到有人投机发国难财。有一个人，这里本来没有他的车，他不是卖粮食的，临时见财起意，交了一笔钱，把一车粮食轻轻松松地推走了。这可怎么给人家出钱抗战的人交代。

只好报告长官。长官来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大模大样地问了三言两语，大喝：“刁民！你想讹诈！”手指头几乎戳到人家眼珠子。人家喊冤，长官就喊打，打完了收押，等他的村长来保。

不赶集了，回司令部告诉松爷去，一面说，一面上气不接下气。松爷很认真地听，听完了，忽然微微一笑。他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好吧。第二天我到第一大队，他们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大队长，也就是副司令，也就是爷，不知到哪里去了，带着警备队。警备队的配备全是好枪，包括十二支队仅有的一挺轻机枪。

他这一走，第一大队松垮垮的，队员正在聚赌。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松爷一定会说“这种材料不能用”，看了白看。

我去找村长，村长伸手一指说，东边有个村子，你可以去看看。到了东边的村子，那村长又伸手一指，他说那边的村子里有堵墙，招人看。

我找到那堵墙。日本兵曾经在这堵墙下杀死七个人，某一支游击队的队长经过此处，用刺刀在墙上刻下一行大字：“我必杀死七个鬼子。”

这一支队伍走了，另一支队伍来了，队长也来看这面墙，教人把原来的字刮去，自己另外刻上：“我必杀死七十个鬼子。”这面墙成了名胜古迹，每有游击队过境必来参观，队长必用刺刀刻字，刻新字必先刮掉旧字。墙上的数字由七十人到七百人，由七百人到七千人。我来时，土墙已削成薄片，上面的笔画也似有若无了。

我猜，若有人再来刻字，墙必立刻在地上跌碎。

回到司令部，向松爷报告发现。他老人家聚精会神，听完了嘴角一动，似有笑意。

我心知不妙。果然，他又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在司令部的那个“地铺”上，并排睡着六七个人。第一个睡在外沿的，是松爷的贴身勤务兵，第二个，紧挨着勤务兵的，是松爷，然后是贤和七爷，然后，我忘记是谁了，只记得他的脸又瘦又长。

副司令成爷和他的队伍住在另一个村子上，他抽大烟，而且带着姨太太刘姐烧烟伺候，必须有单独的房屋。他的排场又超过松爷。

这些首脑人物常在深夜议事，会场就在“地铺”旁边，椅子只有两把，地铺上的人睡熟了，军事会议就在别人的鼻息声中进行。

有时候，靠墙而卧的我并未入梦，也要装做睡熟了，即使便急，也不能起床。在这装睡未睡的时候，听到了不少。

那时候，各个游击队之间貌合神离，常有“摩擦”。发明“摩擦”一词的人是个天才，用它来形容游击队的互动关系，传神之至。

有一次，某“友军”派人到十二队的“地盘”里来要给养，也就是指派老百姓送饭给他们吃。依当时的规定，他们不该越区征集，十二支队如果不制止，防区里的老百姓就有双重负担，这些老百姓就瞧不起十二支队。“友军”的这种行为就叫“制造摩擦”。

对付“越区征集”，向来是把闯入“我方”防区的人缴械扣押，通知对方领回。对方可能拒绝领人，趁机“俘虏”我方几个战士以示报复，对方也可能说对不起，我们弟兄不是故意的，上面没有教他们这样做。等你把人把枪放回去，他们又马上恶声相向，说你用土枪调换了他们的好枪，你扣下了他们的子弹，要求赔偿。这叫“发生摩擦”。

“摩擦”是可能生电的，是可能起火的，双方都全神贯注，心无二用，因为摩擦常常是“兼并”的序曲。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不以摩擦对摩擦，他以疏解对摩擦。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非亲即友，脸红脖子粗已是下乘，更何堪杀人流血？

那时，游击队有的归国民党领导，有的归共产党领导，共同抗战。以国民党内部术语，沦陷区大势三分为“敌伪匪”，而共产党内部术语则称之为“敌伪顽”，双方的敌意很明显，“摩擦起火”的危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绝对不打中国人，不但不打“匪军”，也不打伪军，理由仍然是“非亲即友”，他要打的是“鬼子”。“谁也别打谁，谁也别杀谁，到抗战胜利那天，大家亲朋好友一块儿庆祝。”

松爷的这番主张，成爷似乎并不赞成。我听见他说：“我们请大哥出来领导，当然听大哥的。不过——”说着说着总是有个“不过”。

老哥儿俩从没有抬过杠。回想起来，他们如果好好地辩论几次，反而好些。

那时一般游击队所到之处首先推行的大建设就是布置一间牢房，备有老虎凳、杠子之类的刑具。这个有特殊设备的房间，是为“威镇四乡”准备的，半夜三更少不了鬼哭神嚎。十二支队没有这一套东西。

有时候，对松爷的理想，我也有些怀疑。

不过？

松爷兵符在握，敦亲睦邻，但是他夜探插柳口进士第，生擒了“大汉奸王意和”，这人现在天天在他眼皮底下喝白干吐口水。

意和老爷是进士衍公唯一在世的儿子，每天昏饮，心中醉时胜醒。日本人想利用他，游击队想吃掉他，他还不知道处境危险。松爷呢，是衍公的侄子也是学生，现在领导兰陵王氏打游击，他不能看着衍公的哲嗣毁了。他带着衍公的嫡孙毓肇叔夜探插柳口，插柳口守夜打更的人一看是他们爷儿俩，就开了寨门。

疯爷醉眼蒙眬，措手不及，但也别小看了他。进士第房子多，他在枪兵监视下走过一个门又一个门，冷不防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抢到一支步枪，一个箭步进了屋子。

谁也没想到他往屋子里头跑。屋子里有一张很大的方桌，他跑到方桌后头，枪口对着房门，哗啦一声子弹上膛，这才知道他也会使枪。这间房子呈长方形，疯爷雄踞一角，以方桌为防御工事，枪口对准门口。疯爷有了据点，开始大骂他的侄子，他们叔侄一向不合。松爷、成爷、瑛叔，轮流隔着窗子劝，再好的口才也没有用。疯爷不疯，他知道只要撑到天亮，他就胜利了。

双方相持到鸡叫，松爷知道不能再拖。插柳口离兰陵镇只有三里路，村中难保没有日本人的眼线，一旦消息走漏，日本军来个拂晓攻击，恐怕大家难以脱身。于是松爷——谁教他是大哥呢，谁教他是司令官呢？——挺身进屋，走到方桌对面，肚子抵住枪口。两个人眼睛对眼睛。松爷说：“劝你劝了半夜，你都听见了，现在只有两句话，要就是你开枪，要就是你跟着我们走。”

子弹在枪膛里。疯爷的手指头在扳机上。如果他真是个酒疯子，如果他的食指再弯一弯……枪是新式的中正式，子弹每一颗都光洁无锈，一定不会哑火，那就难以收拾了、难以收拾了！

疯爷对着松爷看了又看，慢慢地松了手，他把步枪轻轻地放在桌上，颓然坐下，叫着听差的名字，大喊：“拿酒来！”

好说歹说，他还是坐在那里喝了一壶酒。

残月三星，疯爷束装就道，进士第的自卫武力也大半跟着去了，这些人枪当然归疯爷的侄子调度。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嚎啕大哭，她不懂政治，度量着侄子串通某些人夺财。原来进士衍公有个哥哥，中过秀才，没有子嗣，遗产也归疯爷继承。疯爷是衍公在京做官时和侍妾所生，衍公辞官，把小星打发了，只带着儿子回家。疯爷的背景如此，不免受些歧视。二奶奶把问题放进这个框框里看，也没个人能开导。

第二天，兰陵的日本驻军开到插柳口，有人有马。那小队长问长问短，村人只好说是夜来土匪绑票。小队长说，他可以负责筹措赎款，又建议二奶奶带着孩子搬到兰陵暂住，由他保护。村人不免虚与委蛇一番。

松爷“破”插柳口，用心在保全衍公的后裔，而且未发一弹，符合他的一贯哲学，疯爷后来也能体会。

不过……

后来疯爷回到进士第，不见宾客，有个瘦长脸的老头儿，来陪他喝过酒。这人当初在十二支队司令部和我们睡“通铺”，知道一些内幕。他告诉疯爷，十二支队申报战功，公文上写的是攻破日军据点插柳口，逮捕“汉奸领袖”王意和。这人用恭维的语气说：“你是福大命大，这顶汉奸领袖的大帽子，岂是平常人顶得住的？要是上头来一道命令，教十二队把这个汉奸领袖就地正法，那怎么办？或者上头说，你把这汉奸领袖押解到这里来审判，那又怎么办？还好，吉人天相，阿弥陀佛！”

疯爷一听，眼珠子鼓出来，眼球上有粒红斑发亮。他默然痛饮，等到有了七分醉意，忽然拍桌大骂王松和。

那人吓坏了，一溜烟告辞，没敢再来。

十二支队经常南北游动，北方活动空间大，到过山区。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正副司令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副司令回师归队的时候，途中碰上小股日军，互相射击一番，虽然没有斩获，到底是跟敌人打了一仗，可以列为光荣纪录。

副司令成爷颇有凯旋而归的声势，留在司令松爷身边的官兵，全体整队行军到五里以外接应，只有司令一人未去，整个村子好像空了一般，很静。我看松爷一人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方桌上，像等着照相。他好孤单，我决定留下陪他。

回想起来，他是应该去接成爷的，成爷好歹是打了仗回来，松爷熟读经史，当然知道皇帝如何礼遇凯旋的将军，可是他老人家竟然没去。至于我不去，那就更没有道理了，简直莫名其妙。

那天我悄悄地看了松爷的脸。人家都说松爷的相有福有贵，因为他脸圆肉厚，面黑带润，口鼻周正，可惜眼睛小，脖子短，不能十全。我仔细核对他的脸，别人说的一点也不差。

松爷坐在那里，倒有“不动如山”的将风。他是读书人，不识干戈，使我想起中国历史上文官带兵的传统。我那时已熟读《论语》，读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时候心中暗想怎么可能，两种矛盾的气质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兼备而且调和，那天从松爷身上发现可能，一定可能。

成爷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司令部，和松爷谈了几分钟，急忙赶回自己的驻地去喷云吐雾。夜晚，他老人家过足烟瘾，再来跟松爷诸人细说一切，说着说着声音高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侧身面壁，听得见，看不见，也不敢看。

好像是，他们在谈过年发饷的事，游击队没有固定薪金，中秋节每人发了两块银元，眼看要过年了，弟兄们等着。

可是成爷说，中秋节并没有发饷，大哥记错了。

松爷说，每人两块钱，已经开支了，难道是我喝兵血？

成爷说，大哥事情多，大哥忘了。

十二支队虽然受政府节制指挥，政府没有一文钱一颗子弹给它，钱是兰陵王氏大户人家凑出来的。松爷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含糊，就朝着贤和七爷问：“老七，你说，过中秋是不是每人发了两块大头？”

七爷说，是发了两块大头。

不料这句话惹出极大的风波，我听见精致的机件摩擦、互撞的声音，犹如裂帛。我知道那是自来得手枪子弹上膛。这种手枪装在木盒子里，可以连发，俗称盒子炮。成爷有几把新得发蓝的盒子炮，性能极佳，人所共知。

“你想跟我作对？”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从愤怒的声音想象表情和手势。

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种紧张的寂静。我在等松爷说话，可是他一个字也没说。最后还是七爷的声音：“我得罪了大哥，我给大哥磕头。”这个“大哥”是指成爷。七爷可能磕了头，但是他并未推翻自己的证词。

我紧紧贴在墙上，恨不得把自己嵌入墙里。还好，成爷没有继续进逼。可是他已经伤了许多人的心，包括我父亲。

第二天，七爷对松爷说，他这次离家日久，有些牵挂，打算回去看看。他说得平平淡淡，松爷也平平淡淡接下去：“你早去早回吧，这里少不了你。”我们都知道七爷是不会回来了。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队上，跟弟兄们同吃同住，他说：“你先在这里住几天。”我知道，我再也不能睡司令部的大地铺了。松爷支开我，是怕我发现“不能用”的材料，可是这样一来，我连能用的材料也无法得到了。

在队上，我的顶头上司是毓肇叔，他说：“别的事不要你干，你在村子里到处走走看看，看到什么事情马上告诉我。”

村子里还能有什么事情？这村庄已经是游击队的了，老百姓不过是布景和附件。

还是看到一些事。大早晨，一个老太太，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一罐清水，瓦罐很小很小。早晨是家家户户挑水的时候，老太太没力气，只能站在井口央求别人顺便替她提上小小一罐水来，瓦罐太小，看上去好像老太太在打油。

虽然瓦罐很小，老太太的步履仍然有些艰难，我就上前一步把水接过来替她提着。她端详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八路军吧？”

不知怎么，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内心震动。连这么一件小事也得八路军才做得出来，十二支队还能混得下去吗？

我闷闷不乐，送老太太到家，又看见另一件事情。

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游击队每天两餐，第一餐大约在上午十点，由防区内的居民把饭做好送来。来送给养的都是妇女和老翁，穿着布满补丁和污渍的棉衣，挑着瓦罐，呵着蒸气，景象有些凄惨。

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由我一个叔字辈的人检查。他先从排头到排尾扫瞄了，然后从排尾到排头一个一个把瓦罐踢翻，热腾腾的高粱地瓜稀饭流了一地。

他认为，“送给养”送来这样粗粝的食物，是对十二支队的侮辱。他把那一排低头缩颈的人大骂一顿，再抓过一支步枪，用枪托把瓦罐一个一个捣破。

他严厉地吩咐，限中午把新的给养送到。他走了，我站在原地继续看，看那一群垂头丧气的人把地上的地瓜捡起来，用瓦罐的破片盛好，郑重其事地端着回家。

我觉得我有许多话要说。我对毓肇叔说，老百姓很穷、很苦。我说，有些游击队帮老百姓挑水推磨呢。毓肇叔是个短小精悍的人，脸形窄长，于是，我觉得他像一把刀对我迎面劈来。他指着我：“小八路！你这个小八路！你不去当八路，在我们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他愤愤而去。不久，副司令成爷的护兵来找我。

成爷侧卧在一张方形的土炕上，面对着一盏烟灯，烟灯是放在烟盘上，烟盘旁边摆一把瓷制的茶壶。刘姐隔着烟灯，和成爷相向而卧，手执烟签，从烟缸里挑起烟膏，在灯火上烧烟。

烟灯，烟盘，烟签，以及吸烟用的烟枪，质料和制作有种种考究，烧烟更是专门的技术。烟膏平时是硬的，用灯火烧烤时它是软的，甚至是可以流动可以燃烧的，所以烧烟讲究火候。不用说，刘姐是此中妙手。

刘姐把烤成枣核形的烟膏插在烟壶上，双手把烟枪送到成爷嘴边，成爷把烟膏对准灯火，呼呼呼风生云起，异香满室，一口气吸个干净。然后抓起茶壶，来一口酽酽的龙井，然后仰天而卧，四肢舒展，吐气如呵。

然后，他和我说话。抽大烟的人非到这一套程序完成是不肯兼顾另外一件事的。

“大孙子，”他叫我，“《古文观止》里有一篇《辨奸论》，你读过没有？”

我读过。

“《辨奸论》里有一句话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句话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那就好。你想，当兵的怎么去给老百姓推磨呢？怎么去给老百姓挑水呢？这不近人情！不近人情！”

他又喝了一口茶。

“大孙子，你别以为这些老百姓真穷，他们不是穷，是省！是省俭的省！他们不是穷人，咱爷们才是穷人，咱们是卖地的，他们是买地的，咱们的田地最后都卖到他们手里！”

说着，姨太太已把第二口烟烧好，副司令侧身过去再狂吸一阵。喝过茶，他忽然坐起来。

这可吓我一跳，抽大烟的人轻易不坐起来跟别人交谈，而我是晚他两辈的小孩子。他一坐起来，整张脸浴在从门口射进来的天光里了，他一向营养好而又少运动，所以这张脸很大，很肥，惨白，他那有名的一对眼睛，大，圆，凸出，乡人说是鱼眼露睛的，也特别明显了。

我几乎要哀求他躺下去。

“说到扰民，还不是为了抗战？抗战还能不扰民？蒋委员长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句话就是教我们扰民。十二支队的这些枪，这些子弹，都是咱姓王的爷们自己买的，咱们是卖了房子卖了田地来打游击的，要说扰民，咱们先把自己扰够了。咱们十二支队，不过一天吃老百姓两顿高粱煎饼罢了！”

他说到最后一句，用巴掌猛拍一下大腿。

他该吸第三口烟了。

童谣儿歌有时能激起大风大浪，例如：

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

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踢蹬”的意思是作践、糟蹋，“庄户孙”就是种庄稼的人，“孙”指地位低下，一切听从“爷爷”。

十二支队的那些爷爷叔叔研究了半天：这歌谣是什么人做出来的？那时八路军主领文宣，这歌谣显然不是出于他们之手，它把所有的游击队都骂了，没说烂筐子里有一个好桃。

要人多，韩志隆。要打仗，孙业洪。

要吃馒头李子瀛。八路军，捣蛋的。

十二支队逃难的，××支队讨饭的。

这回是点着名评论，只肯定了一个孙业洪。这歌谣又是谁做的呢？是孙的幕僚呢，还是恰值孙业洪刚刚跟鬼子打过一仗，适时左右了作者的心情呢？

司令官沉默了很久。对第一首歌谣，他一笑置之，对这第二首，他觉得难堪。十二支队逃难的，天地间竟没个人了解他的苦心！尤其是，这歌谣传诵了几天之后，出现了新版本，第四句改成“八路军，抗战的”，以后再无变化，从此定稿。下面连接着第五句“十二支队逃难的”，对照十分强烈。十二支队的叔叔爷爷们都受了些刺激，只有“汉奸领袖”疯爷坐在司令部大门底下饮酒如旧，坦然展览自己。

拼一场，必须跟鬼子轰轰烈烈拼一场，十二支队才抬得起头来。爷爷叔叔们如是说。

我们从司令官的勤务兵口中听到许多消息。勤务兵经常到队上来聊天，他在司令部没有说话的份儿，很需要听众。

沸腾一腔热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着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烧得好，焦土抗战么！可是司令官说不好，他要找这么一个地方做战场：打完了仗，日军没法拿老百姓出气。于是选择作战地点是第一个难题。

即使找到了合乎理想的战场，十二支队能不能开到那里去作战呢？广大的乡村早已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人家当然要想一想，你到底是来打鬼子，还是来抢地盘？人家防你，你也防人家，十二支队也得想一想，一仗打下来，筋疲力尽，别人会不会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呢？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啊。

最后，据说，地点找到了。当然，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只见一瓶一瓶的生发油发下来，人人擦枪擦子弹，盒子炮的子弹绰号花生米，所有的花生米不但擦出令人馋涎欲滴的色泽，还一颗一颗用戥子称，把重量不合标准的子弹淘汰下来。

还有，据说，司令官写了遗书，用他那得到衍公真传的行书，写好了，交给我父亲保管，遗书说什么，我父亲自然不能偷看。副司令得到了消息，也急忙赶到司令部来，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华池，我多年不提笔了，你替我写吧，就说我幼承祖荫，耕读传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父亲自然也不肯告诉别人。

那些弟兄，那些小队分队，都有人摩拳擦掌，复诵他们代代承传的战争哲学：“该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

然后是行军，朝南走，宿过几个村子。

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

最后宿营的这个村子，地势高，副司令看了很喜欢，但村东村北一片平川，他皱了一下眉头。

他派出哨兵。然后，他整夜抽大烟，疯爷整夜喝酒，司令官中宵独坐沉思，一切如常。

当然也派出谍报员出入日军的据点，和潜伏在汉奸部队里的谍报员联络，打听日军有没有出动的迹象。

保安大队没有接到准备出动的命令。日军营地静悄悄的，没有多余的声音，也没有多余的灯火。

真令人料想不到，十二支队宿营的村子里，却有一只猫头鹰咯咯地笑起来，把夜笑得更白。全村的狗随之狂吠。

疯爷听见这凶恶怪异的声音，立刻命人取一副骨牌来。他推开酒壶洗牌，骨牌的背面向上，整副牌看列成乌龟的形状，再按照规定的程序一张一张地翻开。

这是占卜的一种方式。他一连推演三次，三次都顺利过关，于是推开骨牌，继续喝酒。

副司令和疯爷同时听见枭啼，他的反应是立刻加派了一组游动哨，在村北村东警戒。然后，他继续抽烟。

司令官已经睡了，闻声披衣而起，到户外走了一趟，回来正襟危坐，临危不乱的样子。

这时，我敢说，十二支队每一个人都醒了，他们在枕上听见村东村北同时打响的枪声。我敢说，他们不是被枪声惊醒，是被枭声惊醒，所以，他们多得到一分半分时间。

十二支队这时慌成一团。还好，都还扎紧了子弹袋、握紧了枪，都还知道等待命令。枪声中，副司令大摇大摆走过来。他老人家太胖了，用八字脚走路，肚皮前挺，上身后仰，两臂只能当翅膀用，想不摇摆也不行。

他对司令官说：“大哥，你先走，我有马。”

他转身伸手向西一指：“一二三队警备队，拔好枪，止！”

十二支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一大队都有一部分新枪、快枪，也有一部分旧枪、土枪。警备队没有土枪，但是有一部分短枪，短枪只能近战，不算“好枪”。这四队武力中的“好枪”有一个特别的编组，准备一旦情况紧急集中火力战斗，所谓“拔好枪”，就是动员这个特别的编组。至于“止”，它是当时游击队用的术语，意思就是制止敌人前进。

旋即听见十二支队唯一的一挺中正式轻机枪突突点放。

情况和日军的假想不同。日军是训练之师，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盲进，指挥官需要一点时间重估敌情。这点时间足够十二支队撤退之用，他们向南急走，日军不敢追击，追击不在作战计划之内。

当人人南奔的时候，独有疯爷吩咐跟班向北。跟班的大惊，问主人何往，疯爷轻轻松松地说：“咱们回家！”叨天之幸，十二支队全师而退，唯一的损失是走脱了一位有“汉奸领袖”之称的高级俘虏。

若说还有损失，那就是，副司令忘了收拾他那一套名贵的烟具。

不，损失不只这些。经此一役，司令官主动打鬼子的计划向后推延，直到十二支队北调入山，司令官辞职隐居，没能付诸实行。

第十三章　插柳学诗

日本以杀人盈野得土，不能以杀人盈城治民，笨手笨脚地做了些“宣抚”的工作，例如巡回放映电影，定期作医疗服务，平时日兵外出不再佩带刺刀，对在外酗酒闹事的日兵加以处罚等等。如此，兰陵又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大镇。

逃难才发现我家亲戚真多，处处有地方落脚。但是抗战长夜漫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望着兰陵游牧，渐渐撑不下去。游击队互相碰撞，咬啃，由拔毛到摩踵，十二支队无声无臭解体消失。那些爷们叔们黯然还里，抗战必胜的信念依然在，但是只能先作顺民，且盼且等。

我们回家以后，插柳口的疯爷派人来请父亲一谈。疯爷管理进士第，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来客，你若交给看家的护院的去接待，对方会觉得受到藐视；如果疯爷亲自出面，又可能缺少转圜的余地。他希望我父亲能在中间缓冲一下，父亲和疯爷血缘甚远，但外人看来总是疯爷的侄子，代表性大一些。

疯爷有两位女公子，都是正该读书的年龄，疯爷不愿意送她们进兰陵小学，议定由父亲教她们论孟。父亲在进士第正式的职称该是家教，也就是“西宾”。

那时我已失学日久，父亲对我的教育问题甚为忧愁。他老人家认为我不受教育就没有谋生的能力，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就无法接棒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能在父母力所不及之时用来强自宽解。所以父亲立刻答应疯爷的邀约，待遇厚薄在所不计，但是他希望疯爷也花费工夫教我一些功课。

“我只能教他唐诗。”疯爷说，“教他住到我家里来，我早晚空闲的时候指点指点他。”

父亲有一独到的见解，认为疯爷根本不疯。疯爷之沉湎于酒，胡言乱语，乃是身处乱世、效古人佯狂避祸。疯爷或不能继承家学，可是郑康成家的牛识字，张天师的狗能腾云驾雾，疯爷是进士衍公的爱子，受衍公亲口调教，肚子里一定有些东西。

至于那个“汉奸领袖”的头衔是怎么回事？那是日军入据兰陵的第一年，看见高粱越长越高，就下令把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所有的高粱一律砍掉。吾乡那时每两年有三季收成，同一块田，先种小麦再种黄豆，收两次，可是年来就只能种一次高粱、收一次，砍掉高粱，许多田家全年的收益就落空了。那时兰陵的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乡人苦无管道可以请命，怂恿疯爷出面。这位二少爷世故阅历究竟不深，慨然亲赴“大日本警备队”陈说一番，要求把命令改成明年不许在公路两旁种植高粱。日本正要网罗士绅，对疯爷颇为客气，高粱可以不砍，但是要疯爷负责护路。疯爷在形式上组织了护路队，暗中派人向各路抗日人马游说，请他们务必高抬贵手，一切军事行动延至高粱收成以后。

幸而平安无事，但功过难有定论。有人劝疯爷：抗战不惜焦土，几棵高粱又算什么。疯爷反问：焦土以后，谁给游击队送给养？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在一片焦土上能活多久？高粱收成时，有人到进士第放鞭炮，也有人扬言到进士第丢个炸弹，眼看出头的椽子要烂。十二支队这才夜袭插柳口，釜底抽薪。

疯爷重来，日军已把当地的行政组织和保安系统建立完成，疯爷这才以无用之身摆脱日人的纠缠。“大日本警备队”的翻译官告诉他，在日人的档案里，他是“游击队领袖”。疯爷啼笑皆非。游击队说他是汉奸领袖，日本人又说他是游击队领袖，他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若是把“汉奸”和“游击队”存而不论，剩下两个“领袖”，又未尝不可以自我陶醉一番。

我觉得疯爷此人有些可爱，欣然跟着父亲去见他。

兰陵西郊有一道高垄，志书称之为温岭，据说兰陵因此得名。

进士第建造在温岭北面的大平原上，温岭的地势未尽，潜入地下，伏脉百里，再起山峦，据说风水极好。进士公和他的哥哥秀才公在此建造宅第，自是经过一番选择。这地方原有几户人家，两条道路，俗名岔路口。进士第遍植垂柳，改名插柳口。插柳成阴，其中应该也有寓意。

建造进士第所用的青砖，据说是特别订制的，整齐坚固。动工前两年先买下木材，等它充分干燥，不致弯曲变形。整个建筑追求朴实谦和，含蓄谨慎，让人看了心定气平。

但是，这一切深谋远虑都无法面对战争。日本军队来了，未到插柳口之前，先朝进士第开了一炮，进驻插柳口之后，在老进士书房喂马，临走放一把野火，留下半片废墟，把进士公气得撒手西归。

我来进士第时，先走过一座小桥，再来到一片广场，广场之南是一个大水塘，乡人管这种水塘叫“汪”。汪的四周全是柳树，长条摆来拂去，和进士第南北相对。

进士第的金匾仍在，但大门已用砖封死，大门左边加盖了一片草房，辟有侧门，由此出入。里面是一进又一进四合房。主房正厅叫“拙笑轩”，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断砖破瓦中还能看见“拙笑”两个大字。衍公治印的房间叫“木石居”，屋顶烧毁，残灰犹在，不见一木一石。疯爷的书房叫“壮回堂”，连个残迹也找不到。

当年造屋，屋顶全凭木材架构，转眼可以烧光，承受屋顶的四面墙却依然棱角整齐，墙面粉刷的泥灰也不脱落，这是建屋工料考究，为子孙后代立业。虽然有一半的房屋焚毁了，但是这些墙壁作成的框架屹立，使人仍然能感觉到进士第的气派，尤其夜静月明，我几乎产生时代错觉，以为进士第犹在当年鸠工建造之中，天晓以后，有大批工匠来，为这些未完成的房屋继续施工。

自乾隆以下，兰陵王氏出了五位进士，衍公在光绪戊戌科得中“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第一名，是兰陵最后一位进士。衍公奉任命在吏部做官，发现了政风的败坏。庚子之役，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衍公没有追随慈禧一同逃难，趁此机会带着庶出的疯爷返回故里隐居，从此绝意仕进。

光绪戊戌是一八九八年，衍公中进士，庚子之变是一九○○年，衍公还里，疯爷是在这两三年间出生。我一九四一年来插柳口受教，疯爷大概四十岁。

我到他家里来念唐诗。在这四围荒乱破败中，疯爷撒下手里的种子。

居家的疯爷和在十二支队的疯爷判若两人，他反应很快，很坦率。

他说：“你写几个大字给我看看。”

我写了“柳絮因风起”五个字。他告诉父亲：“教他写九成宫吧。”

他想了一想，“除了写欧，还可以写写八分。”他断定我的楷书难以出色，习八分以为救济，将来有人找我写字，可以用八分应付。“八分接近楷书，比楷书容易藏拙。”

习字，他老人家规定要悬肘、用中锋，而且握管要牢，别人无法从你手里把笔抽去。这个姿势很苦，几天下来，手指麻木，肩臂后颈都酸痛。我很纳闷，疯爷处处不拘小节，何以有“坐科”、“穿小鞋”式的书法教育。后来他说，中锋和悬肘始能训练出大书法家来，他的老太爷就是这样教他的。

习字的课程既定，接着选诗。最流行的本子《唐诗三百首》为他老人家所不取，他指定念《古唐诗合解》。诗必盛唐，不必费辞，与古诗合读是明其源流大势。《合解》和《三百首》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元微之的《悼亡》、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没有选，倒是“应制”、“奉和”的作品收了不少。疯爷是性情中人，授诗却如此之有欠“浪漫”，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他说，感伤、纤巧难成大器，他家老太爷也是这么教他的。

课程安排妥当，疯爷对我父亲说，最好的老师当然是他家老太爷，他自问不够资格，无奈别人比他更差劲儿。这孩子（指我）也只有认命了！——依当时乡人的清议，这话就是疯话。

那时物力艰难，我们拿搓绳子用的苘麻扎成刷子，再修剪成笔，蘸了清水，在方砖上写大字，斗大的字，上午写三百个，下午再写三百个。疯爷强调大字重要，大字写得好，小字才会好。我用毛边纸写手掌大的字，写一张又一张，在字里行间写小字，由龙眼到蝇头，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教会请我用大楷恭录经文，供主日礼拜时全场朗诵之用，经文用白话译成。疯爷看见了，立刻有意见，他说练字必须写文言文，而且要极好的文言文，习字才会进步。若是他发现我有一丁点儿进步，就特准我使用他的宣纸，以示鼓励，那时，在家乡，宣纸是珍贵的东西。他说，毛笔字要写在宣纸上才好看。

那时，在进士第，只能以客厅一角做我的书房，有时疯爷一面会客一面监察我的功课，每见我习字出现败笔，就从旁提醒：“用中锋，用中锋！”有一次，一位客人为我缓颊，从旁说：“苏东坡写字不用中锋。”疯爷立刻说：“苏东坡怎么能学！”又一次，客人指出黄山谷写字不悬肘，疯爷也急忙说：“黄山谷怎么能学！”

虽然疯爷看出我天资平庸，对我仍然一片培植之心。那时吾乡，写春联是一年大事，疯爷居然要我写进士第全部春联。我吓慌了。他亲自指导我，完成以后，我自己觉得长大了不少。回想起来，他是要我增加阅历，提高信心。疯爷果然不疯。

学书，黄山谷不能学，苏东坡不能学；学诗，袁子才不能学，吴梅村也不能学。那时我迷上吴梅村，王渔洋，黄仲则，苏曼殊，从外面带些“杂书”回来偷看，有一天给疯爷逮住了。他拉长了脸说：“这个不行的，大大的不行的。”这句话是日式华语，当时占领华北的日人挂在嘴边，中国人学来当笑话。他老人家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冲淡语气中的严厉。

疯爷所立的原则高峻之至，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当马虎。读诗，有些句子不懂怎么办？他说看小注，看了小注仍然不懂呢？那就由他去！有一次，我不懂“座无尼父为师少，家有元方作弟难”，请他解释，他说：“这还用解释吗，尼父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元方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哥哥！”后来他虽然补充了几句，告诉我尼父是孔子，元方是陈元方，但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

说他不求甚解吧，他又把一句诗分析得十分精微。我背诵杜甫咏昭君的一首七律，恰巧被他听见。我说，“千山万壑赴荆门”，他说，“不对，你会把杜甫气死。”我急忙打开书本查看，书上印的是“群山万壑”。你想想吧，所谓群山，不过十座山八座山，十座山而有万壑，平均一山千壑，可见山是大山、高山、深山，很有气势。倘若是千山万壑，一山只有十壑，山就小了，零碎了，气势就不同了。

他老人家解诗，总是把深奥的诗句弄得很简明，又把浅显的句子弄得很复杂。“行去已无沽酒店，宿处多傍钓鱼船”，这两句诗并不难懂，已无沽酒店，表示没有商店市集，多傍钓鱼船，表示没有房屋人家，一番荒凉景象。可是他老人家说，“行去已无沽酒店”是无计忘忧，“宿处多傍钓鱼船”是到处有费尽心机争功攘利的人。那么诗人旅途上的实际景况如何？到底有没有沽酒店、钓鱼船？他说，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写的是实景，不是勉强编造出来。他说杜甫回到残破的家乡，见“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也是实景，也写出另外的东西，画棋局，表示老一辈将世事看淡看破，作钓钩，表示年轻人的心态正好相反。

还有一次，我念“花近高楼伤客心”，他走过来听见了，问：“花近高楼为什么伤客心？”我瞠目不知所对。他教我念下一句，下一句是“万方多难此登临”，他忽然兴奋，连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说，若按常理陈述，乃是“万方多难伤客心，花近高楼此登临”，老杜调动了一下。

为什么要调动？是不是为了平仄？“平仄算什么！”抽完一锅烟，经过一番沉吟，他指出，“花近高楼此登临”全句是实，为小境界，“万方多难伤客心”全句是虚，为大境界，一句太重，一句太轻。调重之后，每一句都半实半虚，两句诗彼此互相呼应，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气势，这才是诗。

疯爷常指名批评同时代的诗人，说某人只能算个“韵人”，韵人是押韵的人，那种人做出来的诗只能称之为“韵语”。等而下之，某人做出来的东西只是“签语”，那种人也自称诗人，其实是庙里管抽签的道士。当然，被他批评的人会说，“他又发酒疯了！”

疯爷事先说过，他不照课程表授课，他只即兴指点，而他来去飘忽，每每留下奇想妙语。例如，我念“僧言佛壁古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他正好走过来，插入一句：“他是近视眼！”我念“欲回天地入扁舟”，只听得笑声中一句：“他晕船！”我念“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他说，这两句诗极好，可惜用了个“残”字，很刺眼，受了这个字的连累，不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风行。

疯爷兴致勃勃地教我作诗，等我记熟了“平平仄仄平仄平”，等我能分辨一东二冬，等我知道“天对地、雨对风”，就开始试作。

我的第一首作业并不是律绝，而是仿照古风的写法，把插柳口进士第描写了一番：

绿柳千条不见鸦，春江水暖燕子斜。小桥过后有人家。

西垄地脉迤逦来，华堂广厦倚势开。熏风阵阵拂长阶。

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垂柳如帘掩映间……

疯爷仔细看了，表示“华堂广厦倚势开”一句不好，他尤其不喜那个“势”字。进士第高耸沃野之中，麦田一望无际，“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本是实际情形，可是疯爷不喜欢这个比喻，连问：“你怎么想到海船？”他更指出不该用“卷”字。

回想起来，言为心声，我反映了对生活对前途的不安定感，而疯爷的品位倾向“云霞出海曙”，排斥“海日生残夜”。不过那时疯爷只是淡淡地说：“你现在写古风，太早了。”

进士第后面种了很多柿树，秋天树叶变红，引人心惊，我常在林中胡思乱想。有一天要交作业，就拿来写了：

不种松林种柿林，秋来先有岁寒心。

律绝限制多，像赤足在碎石路上行走，处处都是障碍，我只得两句，下面再也做不出来。这两句，疯爷也不以为然。冬天还远，柿树就用红叶发出警报，见机很早，然而还是站在那里把叶子掉光了。这一点“诗思”，疯爷毫不客气地指出“太薄”、“无福”。

我这才知道，作诗之难，并不仅仅是声律问题。

一天，我写了一幅字，自己觉得不错，就贴在桌旁壁上，这幅字写的是一首唐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疯爷本来不注意，客人提醒他，如果日本人来了，看见这样一首诗贴在这里，可能曲解为宣传反日。这种话有人说出来，疯爷当然宁可信其有，命我立刻撕下来烧掉。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诗的政治禁忌。

接着我读到戴名世的《南山集》，当然要瞒着疯爷。这本书用新式的铅字印刷，书前有人写序，细述戴名世怎样因文字死于大狱，我才悚然知道文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风险。

等我知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足以抄家灭门时，我学诗的念头一度完全消沉下去了。

兰陵有位潘子皋先生，是疯爷的诗友。潘太太朱凤瑞女士在兰陵小学教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对潘先生也事以师礼。

潘氏夫妇原籍山东济宁，因争取婚姻自由出走。据说他央松爷（王松和）介绍，把自己写的字寄给衍公看，由衍公通信指点。后来，潘要求拜衍公为师，穿短衣、背书箱来插柳口，见到衍公，立即跪下行了大礼。

潘先生由是在兰陵定居。回想起来，潘氏很懂得怎样在异乡生存，他攀上当地一位大老，该地的少壮精英全成了平辈，“人离乡贵”，的确是一着高棋。潘太太矮矮胖胖，和和气气，外表憨厚而内心精明，更是具备了做异乡人的条件，给丈夫很大的帮助。

潘先生在吾乡算是“生有异相”，他的脸形瘦长，宽额，尖下巴，鼻梁挺直，皮肤在白润中隐隐泛青，加上身高臂长，露筋露骨，一见之下，可以判定他不是农人，不是商人，也不是军人。还有，他不是本地人。他，也许是天生的文人、诗人、艺人吧？他，也许正合做一个清客。

潘老师的见识高，他尊衍公而习唐隶，示不同流俗。他出入高明之家而挂牌作中医，示不寄食。他在最热闹的“大街口”有两间门面，整日镇坐，客人比病人多，写字比处方多，当时局势复杂，敌伪匪顽都向他伸出触角。他不动声色，写核桃大的行草养气，一张纸比桌布还大，信手挥洒密密麻麻。仔细看，主张抗战的人来了他就写“干城同抱寸心赤”，主张和平的人来了他就把纸张换一个角落，写汪精卫的“经霜乔木百年心”，鬼子兵来东张西望，他也即兴写“武运长久”，等鬼子兵走了再撕下来点火。

我在疯爷和潘师之间做“诗使”，往返传递稿件。当兰陵附近的树木被乱兵砍光的时候，潘先生写了一首《伤伐林》，末四句我还记得是：

可怜栋梁材，竟委灶炉中。

不闻风萧瑟，但见月朦胧。

我很爱读。潘先生写诗，不过是凑疯爷的兴致，并不认真，没什么佳作。有一次他倒也有动乎中，自发了一首七律：

年来奔走半天涯，子夜扪心每自嗟。

何地安身迷净土，感时游子易怜家。

春营旧窟忻归燕，暮宿荒林栖惫鸦。

凝盼岱宗惆怅久，阳光一线透窗纱。

潘子皋先生对我的习作从未表示过意见，也许他认为，我既由疯爷教导，他最好别再插嘴，否则，他提出的意见和疯爷相左，岂不妨碍二人的感情？但我总有一个感觉，潘先生认为我学诗是“不伦不类”，那时代，在吾乡，若以文字谋生，应该念《左传》、《东莱博议》、《战国策》、《秋水轩尺牍》，学着写八行书、寿序、诉状、陈情表，他看不出诗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来学诗，引发了疯爷的诗兴，这段时间他经常有诗。他是才子型的诗人，成诗很快，看到潘子皋的感怀七律以后，略一沉吟提笔就写：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说酸辛。

穷通夭寿随他去，诗酒琴棋自我亲。

恣肆一生传李白，纵横半世笑苏秦。

数来多少兴亡憾，若个能教日日春。

写好了，命我马上给潘先生送去。我一路上念他这首诗，越念越觉得他这第一句奇怪，疯爷的门第，家世，生活环境，怎么能算“天涯沦落人”？王氏住在兰陵至少已经五百年了啊！

有时候，灯下，他坐在我对面喝酒，喝着喝着就提起笔来，把他年幼时候作的诗写给我看。他十四岁时写有一首七律：

雨后崇朝天气新，欣欣万物自三春。

鱼依荷叶为华盖，虾傍青萍作比邻。

鱼池的景观还记得，诗已忘了一半。十五岁时，他会喝酒了，五律里开始有酒：

一醉阴阳混，觉来日已沉。

披衣偶得句，信口自长吟。

残雪催诗兴，鸣鸡报夜深。

□□□□□，何处找知音。

很惭愧，我把第七句忘掉了。第八句疯爷说原来他写的是“何处觅知音”，衍公把“觅”字圈掉，改成“找”，为了音节响亮些。

他写出这些“少作”给我看，大概是期望我“见贤思齐”吧，年龄相近的人互相观摩，写作容易进步。后来，他又把“心情微近中年”的吟哦写给我，我读了并不了解，也许正因为我浑沌未凿，他才放怀一吐为快吧？

很惭愧，第一句我是不记得了：

□□□□□□□，辱辱荣荣渐欲忘。

尚有清狂左传癖，未登神妙右军堂。

曲生自愿糈无路，泸水岂能清务光。

潦倒年年何所赚，闲中赚得太憨郎。

中国诗人“题壁”的豪情，疯爷也有。在墙上写字，由于工具不同，姿势不同，心情也不同，能写出超乎平时的精神面貌来。他老人家的书法宜大不宜小，宜草宜隶不宜楷，本是才子的字，题壁时把一切成规抛弃了，创意很强。

有一首诗，是我从墙上读到的：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音以外更无求。

浪游略似长安少，豪放拟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万劫千年忆赵州。

一般来说，疯爷的诗很有节制，他童年时期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委屈，他对日军暴政的愤慨，都不曾借诗来表达。我看到两次例外，两次都是在烛光下，醉意中，他写诗给我看。我相信，我是那两首诗唯一的读者。可惜，我能记住的不多，太少。

其中一首，他说“且自闲情吟得得，任他虎豹视眈眈”。疯爷对时局家运自身处境很有了解。

另一首，他说“尚有闲情教孺子，更无本事学耕田”。诗中的“孺子”指我，耕田的慨叹，应该是在土改声中无可奈何地感到家世之累。

他又说：“忌我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英雄。”

回想起来，“风雨危舟”的感受，疯爷也有！他只是不愿意别人再用语言文字加深他的忧念。他在逃避。

疯爷的诗自己不留底稿，他写给我看，是有意还是偶然呢？吾乡没有人收集他的诗，今日天地之间，有谁能够为疯爷的感情和心血作证？除了我，谁还能记下这断简残篇？

我非常希望能读到衍公的诗，可是残破的进士第竟无衍公片纸只字。衍公以篆刻名家，进士第也找不到一方印章。衍公留下的文物，只有一橱八股文，虽是木版线装，在康乾时代精印，却人人不屑一顾。我倒常常取来阅读，发现“八股”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衍公的诗，疯爷脑中总该有几首吧？不错，有，并不多。

疯爷记得，衍公注释《老子》，九易其稿，费时十年。定稿之日，他老人家写了一首五绝：“十分三万日，九变五千言。自笑无为役，人称不动尊。”

疯爷还记得衍公一首七古：

人睡我起起我寐，一日常得强半睡。

醒来羞随国举狂，醉后不愿人称瑞。

妻孥本自是空花，诗画偶尔真富贵。

但愿如此了一生，何为郁郁味无味。

这首诗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东村有位孙先生，“有田六亩，室六间，食指六人”，自号“六六居”，跟衍公有些来往，衍公为他的六六居作了六首绝句，写成屏条，诗风之洒脱自然，在衍公的诗集里是少有的。例如：

绳床矮几是田家，草草编篱掩掩花。

待我来时休劝酒，骄儿五尺自煎茶。

还有“何不开轩面敞圃，东西南面好风多”，都很可爱。

疯爷只能提供这么几首，他说，“这几首我喜欢，记得，不喜欢的都忘记了。”

衍公的哥哥秀才公，倒有些小品为疯爷乐于传诵。他口授一首七律，相当迷人：

唐代离宫隋代堤，朝阳红到夕阳西。

流云成阵留难住，芳草黏天唤欲迷。

忽托好音呼梦里，有何春恨尽情啼。

□□□□□□□，剩有心头一点犀。

秀才公还有这么一首小词：

又是一年，熏风也似春风少。

秋风来了，离离潇潇都是悲凉调。

如何好？

离却烦恼，除上仙人岛。

秀才公的代表作，我想是“兰溪仙坛序”。

兰溪是指兰陵，仙坛是扶乩请仙的地方。从前士子喜爱扶乩，与仙人赋诗唱和，秀才公就是这样。

扶乩的工具是，八仙桌上铺一层细沙或小米，制面粉用的旧罗一个，罗中心插一根竹筷。扶乩请仙时，用两个童子站在八仙桌两旁，旧罗悬空，童子伸手扶住，焚香如仪，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

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童于似乎无法操纵筷子，最多只能阻滞罗动。

这件事有些奇怪。

不过，筷子画沙作字的时候，是不能离开桌面的，笔画相连，极难辨认，称为“乩字”。扶乩时，必须有专家在场解读，同一乩字可能有两种三种读法，解读人有“以意为之”的余地。因此，众口传诵的乩诗，大半都是神人合作的产品。

秀才公为兰溪仙坛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序文，甚为清雅，原序是：

三千浩劫，不自我后我前。五百兴亡，奚知其时其数？乱离暮矣，治安未也。夫戴辽东之帽，管幼庵辗转篱床；披富春之裘，严子陵优游桐濑。固肥隐之盛节，高蹈之遗轨也。无如白袷宜人，淄尘迷目，青山碍我，黑眚惊心，六合茫茫，焉是濯足之地乎？

顾念生既不辰，世将焉避，守一尺干净土，哪管兔走鹘飞？结几个烟霞交，莫问人间天上。恍兮忽兮，是耶非耶？慕注经于函谷，关尹乐道祖之传；探畸事于漆园，米愿补太仓之数。

由秀才公所制的小令小序中，也可看出现实压力之难以抗拒，生活方式之难以改变，未来变数之难以掌握，因而渴望逃遁，寻求麻醉。疯爷所以喜欢这些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心态的认同吧？

秀才公的诗文比较能够呈现性灵，反映时代，文笔也较为秀巧宜人，但吾乡也没有谁收集他的作品。他的锦心绣口，归于尘土。文章一石，九斗速朽，我在这里略记所闻，聊尽后辈的一点心意罢了。

疯爷给我安排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节目。他老人家认为，我既然到进士第来做小学生，总得看到进士衍公的手迹。他家在兵燹之余，文物荡然，但是族中巨室都有收藏。疯爷写信给他们，希望准许我到他们家中观赏书法。

那时我们不会照相，更不知有影印的技术，唯一摹留的办法是双钩，但双钩既花费时间又可能弄脏原件，收藏者多半不许。疯爷口授秘诀，教我把字挂在墙上，用心细看，一直看到那字像用刀子刻在你脑子上。他说，现在用眼睛看进去的，将来会在腕底流露出来。

世上到处有聪明人，这种人认为疯爷派我来窥探他的家珍，下一步便是借词索取，连忙一口回绝，说是连一个字也没有了。幸而还有忠厚人家，高高兴兴地把衍公写的对联、中堂、小屏、横幅挂满了客厅，由我玩索抄录。

我最感激的，是开馆教我读《论语》的那位长辈，我只记得日本飞机轰炸兰陵的时候，在他家天井中央炸了个深坑，很惭愧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家东西多，我一连去了三天，见识了衍公的八分书和铁线篆。

衍公的八分十分俊美，和我后来见过的任何法帖不同，这八分应该算是他老人家书法的特色，可是世人只称道他的篆书，他有时用极细的笔画写很大的篆字，比李阳冰更细也更遒劲，涵韵聚气，疏中见密，乡人称为铁线篆。更能显现“铁线”风格的是，字的结体略瘦，长条垂垂，令人联想邓石如，但邓的线条流动似水。据疯爷说，衍公作铁线篆，笔杆在指间左右旋转，一笔到底，墨色不变，对水和墨的控制已到极致。

我还要感激杨本学先生。他受进士第雇用，本来是衍公的书僮，做些牵纸磨墨的事。衍公认为书僮应有些书卷处，亲自教他写字，还教他刻图章。衍公写字，有时自己不满意，吩咐本学拿去焚毁，本学“阳奉阴违”，悄悄带回家去。所以本学家中“收藏”极丰，大部分没落款，但绝对是真迹，我从他手中借到许多许多。

衍公晚年送给本学兄几件要紧的东西。他老人家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对《老子》的注释，题名《老子盲说》，一部是对《说文》的研究，名叫《文字盲说》，据说是一生学问的结晶。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他老人家亲手抄录了几份，送给他认为适当的人，本学兄有幸入选。我想，衍公以手抄著述见赠，或许隐然有付托之意？可见他老人家并没把本学兄当“下人”看待。

这两件抄本，我都从本学兄处见到。宋版线装书的款式，双行的小注写得那么小！——疯爷笑着说，衍公用的毛笔只有一根毛——而字的气势格局不减。

很不幸，我没看懂衍公说些什么。对《说文》，他老人家似乎是选出一部分字来讨论。对《老子》，他老人家是借注释作论述，多所发挥。那时，老子有一段话受人诟病，说是“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因而主张愚民。我特别找这一段，看看衍公怎么说。衍公的意思似乎是，所谓愚民，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使民众想法齐一，唯命是从，治术自古如此。衍公问：“今有人创革命流血之说，驱无数青年而就死地，其所以智之耶？抑所以愚之耶？”难脱遗老本色。我只记得这么几句。

为了找衍公留下的字，我到四郊去看碑。那时大户人家为先人立碑，有一套隆重的仪式，不但题字的书法家落款，连刻石的石匠都留下名字。有几位石匠最能保有书家的原貌原神，远近知名，工资很高，但据说他们都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据说，石匠若能读能写，对别人写的字就有喜恶有褒贬，他刻字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加入自己的风格，不能忠于原稿的形神。我奔波多日，对墓碑墓园有许多认识，衍公的字却是少见，大概请他老人家写碑很难。总算找到两处，和本学兄一同去偷偷地拓下来。——那时，拓碑是对墓园的侵犯。

有一天，疯爷把我叫进他独自喝酒的小屋里询问所见，他听完了我的报告，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老太爷的字太规矩了，太规矩总是不好。”他说话一向很快，嗓门又高，这次却是低沉缓慢，但是，给我的震撼却像是惊蛰的雷声。就在我惊魂未定之际，只听见他老人家又徐徐地说：“伺候皇帝，在皇帝身边写字，当然要规规矩矩，可是民国了，不做官了，何苦还那么规矩呢！”这几句话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主词。

毫无疑问，这几句话，疯爷是当做秘传，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我觉得，他这几句话按捺在心里很久很久了。在吾乡，没有人敢说衍公的字不好，如今却由他的儿子口中道出！我不敢把这话告诉任何人。

那是一个“危行言孙”的时代，可是疯爷常常语惊四座，奋不顾身。他说，孟子“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这嚣嚣二字就是大声说话，说很多话。朱子注解“嚣嚣”为无欲自得之貌，疯爷认为是曲解，是捏造。

疯爷的“嚣嚣”外面一定会知道，那年代，隐恶扬善、说话成全别人等等已成禁忌，“闻过则喜”更是奇谈。你说出来的话自有人替你传扬，替你拿本子记着，如果这是“佯狂”，其结果一定无法“避祸”。而疯爷我行我素，不以为意。

疯爷之疯，除了使酒骂座，还有歌哭无常。夏日静夜，繁星临空，疯爷独立中庭，仰天引吭。他老人家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我相信整个插柳口都能听见。

他老人家爱诵李白的《蜀道难》，说是“牙齿爬山，过瘾”！

他也爱诵《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这是一篇长诗，疯爷抑扬顿挫，上天入地，余音不止绕梁。

令他特别在朗读中激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一段自述，他往往为之涕泪横流，悲愤超过文姬胡笳。

我很纳闷，依疯爷的诗学，他不致对《桃花扇》崇拜到如此地步。

疯爷在礼教管制下长大，没有任何韵事绯闻，对于前人发抒绮思幽恨的呻吟评价甚低，何以一反戒约，对琵琶女激情奔放、泪尽而后已？

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从未听到有人谈论，即使是潘子皋先生也未加注意。反正他是个酒疯子，见怪不怪。可是，天晓得，疯爷不疯。终于，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当年衍公在吏部服官，夫人并未随同赴任，在京物色了一位侍妾照料他的生活。这位如夫人为衍公生下一子，就是疯爷。庚子之变发生，衍公决定还乡隐居，就遣走小星，带着儿子离京。衍公这样做，引起乡人的揣测，认为那位如夫人来自欢场，不能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不易见容于保守的王氏家族。

疯爷回家以后，家人见他头发稀疏，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京秃子，实际上他并不秃，这个绰号过分夸张他的缺点，通常这是表示歧视。乡人相传，疯爷幼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怀，嫡母的爱并不等于生母的爱。

我想，疯爷一定非常思念他的生母。他长大以后，成为进士第的唯一继承人，对于亲生母亲不能共享安乐，觉得非常痛苦。他可能有时觉得他本来不该属于进士第，他是辞枝失根，身不由己。所以，他写给潘子皋的诗，才有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于生母，疯爷大概也听到种种传说吧，他对生母的命运大概也有种种揣测吧，他有亲不能养，一定因为“不可说”而加倍痛苦吧。甚至，我认为，他可能不爱进士第，他恨进士第，恨这么大的宅第不能容纳一个女人，恨自己的安富尊荣都是永远与生母隔绝换来。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进士第的家声并不珍惜，有时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对进士衍公的书画、诗文、篆刻、学术著作，完全没有注意保存。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孔尚任的李香君和白居易的琵琶女刻骨铭心。

夏夜中庭，他那呐喊式的朗诵，那呕肝裂肺的朗诵，正是对母亲的呼叫，而不幸，别人说他是疯子！

疯爷说“任他虎豹视眈眈”，虎豹没来，来了狼。

这天，疯爷在家宴请兰陵的保安大队长。那时，在“大日本警备队”之下，保安大队长最有权势，日军有军事行动，总是带着保安大队一同出发。那时“皇军”已知道端架子，在外面杀个人，放把火，多半授意保安大队出手。每次“凯旋”，保安大队照例拿绳子拴住一串老百姓回去拷打审问，等人来活动关说。

保安大队长多半由外乡人担任，作恶要远离本土，免得结下子孙债。眼前这个大队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单身到任，地方人士赶快凑钱给他娶了个漂亮太太，——也不知是他第几个太太——说是为了安民，意思是省得他侵犯妇女。这天他来赴宴，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单是他的卫士就坐了三桌。

可是，日本人的翻译官突然不速而至，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举座震惊。在我们那小地方，翻译官是日军和华人之间唯一的沟通管道，权势又在保安大队长之上，何况“皇军”亲临，很不寻常。那“皇军”还是孩子，顶大不过十八岁，佩上校领章的保安大队长立刻趋前行礼，小日本不理他，他连忙改为九十度鞠躬，小日本还是不理。疯爷连忙请翻译官入席，大队长连忙让出首座。翻译官面对疯爷昂然不动，以凛不可犯的声调说：“我是来办公事的！”

这个翻译官到任不过个把月，疯爷还没有跟他攀上关系，动作是慢了一点儿。前任翻译官却是插柳口的常客，进士第曾布置香闺一间，供他瞒着太太藏娇。可是那人走了，香闺当然也撤销了。新任翻译官铁面无情，令人棘手。

这翻译官高个子，方面大耳，中国话的发言极为标准，所以，当他对日本兵卑躬屈膝胁肩谄笑时，使人特别为中国伤心。他说前任翻译官盗用了公家的枪械，现在查明枪械藏在插柳口，他奉皇军之命前来取回。

那前任翻译官在职的时候，常来插柳口宿夜，他送了疯爷两支步枪，一则表示酬谢，一则加强自己外宿时的安全。现在面对查案大员，疯爷爽爽快快地一口承认，吩咐左右把那有问题的两支步枪缴回。翻译官冷漠沉默，验看了两支步枪以后毫不客气地说：“还有八支手枪。”

这一来就麻烦了。

酒席照开，人人食不甘味。翻译官下令收缴插柳口所有的自卫枪支，扬长而去。我还以为保安大队长可以从中说个人情呢，没有，他噤若寒蝉，未置一词。

这一夜，插柳口成为不设防地带，疯爷全家迁入兰陵镇暂避，同时奔走疏解。策士们设计了一套说辞：疯爷好酒，日常事务由他的侄子——我的父亲——料理，赠枪之事，疯爷并不知情。他们保证由我父亲受两天象征性的拘禁，即可化小化无。

我父亲一生谨慎，谁也没把握敢说他会答应，而他老人家毫不迟疑承担下来。疯爷大为感动，保证宁可倾家荡产也不使我父亲受刑。总算父亲运气好，总算疯爷肯花钱，总算潘子皋先生门路宽本领大，人释放，枪发还。不过所有的枪都只能算是进士第向日军借用的，日军随时可以收回，这就为日后的勒索留下了伏笔。

父亲在插柳口与各种恶势力周旋，常替疯爷捏一把汗，所有的建议，疯爷一概不听，插柳口早晚定要出事。父亲正想辞职，翻译官收枪来了，这时候他认为非但不能辞，还要共同赴难。官司解决了，这时候又哪能马上求去？那不成了端架子、抬身价？

父亲决意不在插柳口做一枚“死棋”，问题是时机。他预料疯爷还有灾难，他希望下一次置身事外。这时疯爷不理内忧外患，也不过问我的功课，天天摔东西骂人，逼迫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同意他纳妾，父亲就先打发我回家。

我在插柳口与众不同的学习经历就这样结束了。临行，我呈给疯爷最后一次作业：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斤鼎，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

第十四章　母亲的信仰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准。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才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做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著。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皈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噩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告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地再吞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二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都是妇女）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须舔个干净、吞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哪个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地告诉她：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告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分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哪个是真的？教我们信哪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

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只要信。

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专制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在这期间，母亲认识了万美利女士。

万美利原籍德国，抱独身主义立志不嫁，本来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工作之余也下乡传道。

那时有弃婴之风，被丢弃的多半是女孩。有一天，她在医院门外拾到一个女婴，动了不忍之心，就回到美国募集了一笔捐款，在峄县设立孤儿院。

她的孤儿院规模不小，能收容三百名弃婴，为了支持孤儿院，她又兴办了牧场、酱园和纺织厂，以外围企业的收入作孤儿院的经费。孤儿长大了，可以进纺织厂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由她送进教会办的职业学校。

万护士后来声望日隆，众人尊万老姑。一个女子，不必坠入男人的掌握和大家庭的牢笼，另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使母亲非常惊讶感动。就拿孤儿院收容的女孩来说，虽不幸而为弃婴，但日后有专长，有收入，对婚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家庭中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可能比那些由父母和丈夫主宰命运的女子要幸运些。

万老姑的生活方式显然给母亲很大的震撼。我以今日的理解力猜想当日的母亲，她一定立刻想到她那唯一的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但她回家以后绝口不提这些，她谈的全是反面教材。

当我和她老人家单独相对的时候，她没有引言，不加预告，自说自话一般讲述某些女孩子的故事。某一个女孩何等温婉，何等有慧心，可惜一顶花轿把她抬给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男孩，男孩哪里懂得夫妇爱情，而婆婆寡居，也还年轻，对这等事又太敏感了。“钟鼓乐之，乾坤定矣”的后续发展竟是母子联手虐待这个可爱的小鸟。那日子怎么过？日起日落，令人心裂。——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有一个媳妇，产后坐月子，丈夫在千里外混差使，婆婆不准产房里生火。那气候滴水成冰，媳妇住的是南屋，寒气森森，俗语说西屋、南房、不孝的儿郎！好狠，儿孙可是自家的骨肉哪。一冬下来，产妇冻坏了一条腿，孩子咳嗽，咳嗽，咳嗽了几年还是没保住一条命。媳妇连哭也得小心翼翼，哭多了是对婆婆抗议，哭少了证明自己冷血，都是罪，难赎难救。——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母亲说这些事，多半在她做针线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她和面，一大团湿面，放在瓷盆里用拳头捣，再放在案上用手揉。那团面好像自己有主意，想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忽而这边翘上去，忽而那边涨出来。母亲不停地揉，还加上摔，终于，面团柔软了，弹性恰好，不大也不小，周身润滑光亮，很乖，饺子面条由你。母亲这才抬起头来：——

打倒的媳妇搋倒的面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里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

这一次，母亲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定是她心中最重要的几句话：

“等你妹妹长大，我不慌慌张张地把她嫁了，我要撑到她师范毕业，或者是护校。你可要跟我一块撑呀！”

我含糊答应，实在没弄清楚撑什么，怎么撑。

供教会使用的这几间房屋砖墙瓦顶，门窗严密，冬天足可抵挡寒风。院子平坦宽大，院中又有两棵老槐遮阴，夏天正好乘凉。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听道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记得，夏天证道的时间以日影为准，浓阴满院的时候，牧师说：“上帝告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树阴退走了，证道也就结束。奇怪的是，这两棵槐树上似乎没有蝉，从来没受过蝉声的干扰。有时候，讲道的人语重心长，恨不得把肺腑掏出来，有些听道的人正双目微合，口涎拉成有弹性的细线缓缓垂下，那情态，你不知道可笑还是可爱。

翟牧师说：“不要推她，她的灵魂听得见。”农家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哪有工夫午睡，能让她打个盹儿，就是天国。

张继圣先生不这么想，他把他的演讲分成几个段落，在两段之间领导大家唱一首歌。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张继圣先生的歌喉很好。那时，他大概有四十岁了吧，从歌声里听不出他的年龄，只觉得嘹亮充沛。他可能有一副男高音的声带。可惜没有机会学习声乐。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曲，唱那呼唤浪子回家的歌曲，常使女教友泪流满面。午睡？当然忘了。

我们唱诗的本子叫《赞神圣诗》，由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主持编定。这个本子的特色是，曲谱采用西方的名曲而以中文填词。多年后，我接触西方音乐，才发现有许多调子是我早就熟悉的。但是这个本子通行的范围很小，我离开鲁南以后再也没见有哪座教堂采用。

在那座简陋的小教堂里，日子随着唱诗和祈祷流逝。每周一次，牧师来为我们梳理麻乱的人生，我顺着他的思路过日子，觉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一切也简简单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可以等待解决。

我们的座位是长条的木凳，坚硬，没有靠背，然而那是很舒服的地方，这就是牧师的魅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了美国教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连万老姑也进了集中营。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天寒风凛冽，忽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而教堂里只有宗师母和我，我们觉得不寻常，倒也不敢惊慌，好在他徒手而来，未带刀枪。我们都不会说日语，用起身让座表示了礼貌，他大概也不会说中国话，没答理。

这日本兵响着靴声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站在教堂中央点着了一根烟。他那傲慢的样子引起我们极端的厌恶。

他向宗师母要纸笔，写了几个字给我看：

密侦的有

密侦就是侦探、间谍，必须坚决否认。在这时刻，我认为不妨卖弄一点小聪明，就在纸上写下：

带刀

一面用手势向腰间比画，那是佩带刺刀的位置。

他摇摇头，脸色和缓下来，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

日兵走后，宗师母说：“我看他最多十八岁，看他走路的样子！拖不动那一双皮靴。这么小就出来了，教他爹娘怎么放心！”

那时，日军已经感到兵源不足，连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也征到中国来做占领军，腾出老兵来上前线，这些娃娃兵容易对付。

没几天，有个小青年来听道，他人小名气大，是保安大队长的干儿子，一张脸干净秀气，谁见了都想疼他，可惜他在落座时先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来放在大腿旁边，吓得没人敢挨着他坐，让他一人坐那么长那么长的板凳。

带枪的小青年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最后盯住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那小青年，也许是有任务的吧，他现在只记得小姑娘了。

以后他常来，听说也常到小姑娘家烤火，两人隔着火盆坐，在火盆上空捏她的手，她父母急得在卧室里流汗。

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了，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都抓回来。有一个人挨了五花大绑，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圣经》。

风声紧，倒也不怎么怕，还敢营救被捕的教友，至少也派个人去探监。我的同学张宝来在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没他陪着我还进不了牢门。被捕的教友鼻青脸肿，还连声说“我很好”，比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他的确很好。

我和宝来都还不懂事，谁也没带礼物打点守卫，也没人提醒我们，没几次，守卫不耐烦了：“张上士，你进进出出真方便，像是你的家一样！”终于，有一天，我们受到很不客气的拒绝。

长老们开始为教会的前途忧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教会都要关闭，所有的牧师都要改业，《圣经》唱诗都要烧掉。也许有一天，基督教要像回教一样，父承子继，单口秘传，对外绝不谈论。也许像禅宗那样，相会于心，不著一字。

那时有一种说法，信教的人都亲美，都不爱国，如果中美两国作战，信教的人都会通敌投降。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信教的人反日，为中国流血汗，个个是嫌疑犯。那时，我想，这两种下判断的人最好一块儿琢磨琢磨，再作结论。

很不幸，这两种人是从不坐在一起开会的。

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如果扎着皮带，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不使用有铜环的那一头。

大牢是个有设备的地方，花样很多，使你无法祈祷。最常用的是“压杠子”，刑具不过一根扁担，一根杠子，几块砖头，虽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的方法却有赖天才发明家。先把犯人的衣服脱光，把他的两臂平伸拉直，绑在一根扁担上，上身维持十字架上的姿势，双膝却是跪在砖上，杠子穿过腿弯，杠子两端站人，以扁担作扶手。这样，犯人丝毫动弹不得，着力处全在砖上的膝盖。如果犯人很强壮，杠子两端可以由两个人增加为四个人，叫做四人担，再增为六个人，称为六人担，也许膝盖从此压碎了，终身残废。

还有一种经典之作叫“灌凉水”，把赤条条的犯人固定在门板上，朝天平放，开始灌水，等到肚皮高高地胀起来，再派几个汉子抬着木杠放在肚子上滚来压去，这时候，水从口中射出来，灌进去的是清水，射出来的是血块屎浆。这一套程序可以重复施行，周而复始。

这是“大件”，至于“小件”，在屁股上割一道血口，填进去一点石灰之类，行刑的人可以即兴发明。这才是被捕最可怕的地方。可怜那些乡巴佬，一向以三代没进过官府衙门为荣，忽然捉将牢里，教他们怎么办？

遇这等事，信众就在教堂里哀告上帝。单单哀告是不够的，母亲就回到家里发呆。发呆是不够的，我就到大队部门口逡巡张望。张望有用吗？有用吗？

无巧不成神迹，这天恰值大队长送客到门外。那客人五短身材，加上马裤的裤管左右膨胀，看背影像日本人。大队长比他高，就算鞠躬的时候也比他高些。看大队长那客气劲儿，他是日本人无疑。可是一转身，我认得他，他是日军的翻译官，中国人。

这翻译官跟插柳口进士第有来往，我在进士第跟他同席吃过一次饭，他瞒着太太在进士第藏了个女人。也许是这个缘，他对在进士第读书的我另眼看待。他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想来探监。那人跟你什么关系？对呀，什么关系？只能说是朋友。他犯了什么事？有没有杀人？是不是抗日分子？我说都不是。

大队长在旁边听看，没有马上走开。翻译官说，大队长，这小兄弟教我为难，我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说个人情。大队长说，翻译官，大队部的事，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问我，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说他叫田老憨，住在田家村。大队长吩咐他身旁的一个军官：那田老憨，教他家里来个人，把他领回去。他又加上一句：这事今天一定要办好。声音很高，是希望翻译官能听清楚。

翻译官说，大队长，谢了。他对我说，这里不是你常来的地方，下次不要再来。他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希望大队长听见。

我在教会上一下子出了名。可是任何人都料得到，我不能再创造第二次奇迹，翻译官已经把他开的路随手堵死。有人病急了信偏方，提着老母鸡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再试一次，管它死马活马。我母亲也急了，急中生智，想起大队长的干儿子。

提起这位干儿子，教会上没人敢理他，只有宗长老跟他说过两句话，表示欢迎他来听道。我母亲走的也是步险棋，好在我家没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小青年，坐在长板凳上也是怪寂寞的，母亲跟他一谈，他居然大为兴奋。他说：“你们等着。”起身就走，聚会未散，他就把一个半百老汉带回来，这老汉有几处皮肉淤血，走路带点儿跛，此外能吃能喝，能说能笑。大家又是唱诗，又是祷告，感动得如醉如痴。

倒也没什么后遗症。慢慢的，小青年在教会里也有了朋友。几个月后，小青年托朋友来我家说，想借些粮食拿到市上变钱应急，母亲欣然答应。小青年带着工人来扛粮食的时候，一直面红耳赤，于是母亲高高兴兴地告诉人家，这孩子很纯洁，心地不坏。

空中好像真的有神，但空中也有铅块罩着压着，令人心情沉重。以后这段日子，大家特别爱唱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尤其是最后一段：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安逸人的讥诮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已到极处

已到极处

美国长老会在峄县投下大量资金，对各支会并没有多少资助，但这些支会总是美国教会的支流。

远在抗战发生以前，中国教会即要求脱离外国人的支配，改以中国的长老牧师为主导。当然，中国人若要自己当家做主，必须不再依赖美国捐款。后来这观念凝聚成六字真言，那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美国教会默察形势，顺应潮流，宣称逐步退出中国教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分期减少经济援助，喻之为“断奶”。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粗暴地拔掉了教会的奶嘴，教会立即展开宣导，要求信众养成捐献的习惯。

信徒捐款维持教会，《圣经》中有此主张，中国教会一直避讳不谈，初期的教会甚至以“散财”为招徕的手段，信教可以收到种种“救济品”，被国人目为“吃洋教的”。教会迁入我家时，这种现象已成过去，教会逐渐成为信众的共同负担。

时势造英雄，那时有几位全国知名的牧师鼓动了信徒捐献的风气。宋尚节牧师绰号“送钱包”，他到哪个教会讲道，哪个教会的财务困难立刻解除。还有一位赵世光牧师，绰号“赵开荒”，也能化无为有。

乡村教会的开支很少。房舍有了，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日常费用不过是晚间聚会的灯油，星期天聚会的茶水，每周一次例行的乐捐足够。后来有了驻会的传道员，教会要付薪水给他，这笔钱全靠捐款，母亲每年三季都派人扛着口袋往教会里送粮食。

虽然有了全职的传道员，各地布道人员的交流并未中断。翟牧师、侯牧师，他们仍然常来主持礼拜，晚间把礼拜堂里的长凳子拼并起来当床铺，草草一宵。他们不要酬劳，但是这一日两餐必得由教友轮流供应。那年头，人对人轻易不肯留饭，为了把客人在饭前赶走，民间故事里不知有多少笑话。何况还有农忙、冬天太冷、住处太远等等困难。我家和教堂只隔一个院子，母亲总是说：“由我做饭送来吧。”地利人和理当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还有问题。

那几年，我是说家乡成为“沦陷区”的那段日子，常常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手持一本《圣经》走进教会，自称布道人。他是谁，大家不认识；高姓大名，从没听见过；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法子查证。根据《圣经》，耶稣生前设计过这种模式，云游布道，不带盘缠，没有多余的行李，望门投止，由信主的人随地接待，接待这等人等于是接待了耶稣。

这等人何以应运而生，想来有些奇怪。依宗长老的主张，一律不予接待。有一天晚上，这样一个人进入教堂，要求投宿，宗长老表示只能请他喝一杯茶。那人立刻在地上跺脚，然后退出。这也于经有据，耶稣说过，如果有人不肯接待你，你赶快离开他，连脚上的尘土也给他留下。这时我母亲也在座，两人望着那为夜色吞没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周济了他。

终于，母亲说服了宗长老。

这件事间接改变了我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们接待了一个人。我至今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甚至不能描述他的容貌。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必须继续为他守密。

我只能说，他穿着长袍，拿着《圣经》，是那种个子不高的山东人。他大概三十多岁，脸上风霜之色并未完全掩盖了读书人的气质。

他和我父亲谈得来，不觉多住了两天。他到附近的支会讲道，又回到兰陵。这期间，他对我的家庭了解不少。

那时，日人推行怀柔政策，命令每一区公所保送两个学生进临沂五中，所有费用由区公所拨款。区长跟“大老师”璞公商量之后，提了我和管文奎的名。

五中是山东的名校之一，若在平时，我们未必考得进，即使录取，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现在家乡沦陷，五中是所谓伪校，这怎生是好？

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八区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

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父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进城去亲眼看看再说。”他老人家披星戴月地去了，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他对五中的事一字未提，从此不提，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些，那云游客看在眼里。他在辞别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悄悄话。

他的话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件事，我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令郎知道，他的口风不紧。”

他走后，父亲还是把他的话告诉了我，父亲说：“我要你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云游客，他从安徽阜阳来。阜阳有一座中学，管吃管穿，专门收容沦陷区的青年。校长是山东人，叫李仙洲，一员名将。云游客主张我赶快到那里去读书。

云游客说，到了阜阳，提一下他的名字，入学没有问题。可是，令郎……“我跟那边的关系绝对不要泄露出去。”

云游客匆匆上路，他给的资料太少，还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这时五姨来了，她告诉我们，二表姐已经在阜阳进了高中。

那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据五姨介绍，那是按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办的学校，加上军事训练。男生女生一律穿军服，佩手枪，上午上课，下午打靶，晚上演戏，将来是个文武全才。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升学由政府保送，你想就业由政府分发，到那时候，当然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打跑了，你站在山头上看吧，东西南北全是出路。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我们明白五姨也没有钱。

简直十全十美！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学校？怎么会？

父亲说，就算打个折扣，只有七成，也该教孩子到那里去。

母亲说，就算打个对折，只有五成，我也主张孩子快点动身。

我呢，我是信任二姐的，她去的地方一定值得去，应该去。

五姨问我：你想不想去？

我说不出话来，我早已醉在浪漫的想象里，如果一觉醒来好梦可以成真，我连这一觉也嫌太长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到后方去“流学”的，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准备。

所谓准备，在我不过是和早已在后方的二姐通信，在母亲则是给我缝几件衣服，一床棉被。身在沦陷区，做这等事未免心惊胆怕，表面上竭力掩饰，不敢真正准备什么。

可是，外人恐怕已看出我们神色有异，也许发现我们的生活秩序大乱，因而有了揣测，而那揣测又接近事实。我家的房子大部分租给一位本家开点心铺子，连客厅也和他共用，如果他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和母亲一同进来，必定连忙起身躲避，意思是不妨碍你们的机密。

亲友的反应使人不安。我们尽其在我，一直紧紧地瞒着，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始终没得到半句消息，他们年纪太小，可能成为某种“导体”。我连啃教科书都怕人看见，有疑难也闷在肚子里，幸而入学并不举行甄试，否则一定名落孙山。

父亲设计了离家的方式：黎明，城门刚刚打开，趁着行人稀少。空着手上路，不惹人注意，行李另外补送。第一站峄县南关教会，由杨成新牧师安排，找同路做伴的人。

半夜，妹妹弟弟睡熟了，父母把我叫进客厅。“你再想一想，后方的生活很苦，也许还有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很坚决。

父亲转向母亲。“你再想一想，他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抗战胜利遥遥无期，就算胜利了，他也未必能马上回家。这些话，我早先都对你说过。”

母亲点头。

“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哟！”

这时母亲泪流满面，但是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父亲像完成了重要的程序，长吁一口气，放松了表情。他抽了一支烟，捻熄烟蒂，对我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斗，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给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苦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然后，父亲要母亲交代我几句话。母亲这才擦干眼泪，教我在外面勤读《新约》。她老人家还重复了平时的一些教训，《新约》里未必会有：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告。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王鼎钧作品系列（第一辑）

碎琉璃（自传体散文）

这部散文集以温柔的口吻，娓娓叙说故乡的亲人、师友以及少年经历，自传色彩浓郁。

蔡文甫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碎琉璃》的序文中说：“我相信在鼎钧兄已有的创作里面，《碎琉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如果有志于名山事业，《碎琉璃》是能够传下去的一本。世事沧桑，文心千古，琉璃易碎，艺事不朽。

山里山外（自传体散文）

初版于 1984 年，是《碎琉璃》姊妹篇，关于抗日流亡学生的自传体散文。

描绘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旅程：走过大江南北，人生百态，山川悠远，风俗醇美；呈现大时代之中一个流亡学生的感怀、梦想和抱负。

左心房旋涡（散文集）

这本书写的是乡愁。集中书写了乡愁这“一个复杂而美丽的结”，全书四部三十四篇，皆用“我”对“你”的呼唤、寻觅、对话写成，包含着“后世”对“前生”的呼唤、游子对故土的寻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话……

1988 年这部散文集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台湾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并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

千手捕蝶（散文集）

初版于 1999 年。

作者的一部极富禅意的寓言式散文集，六十余篇小品式的哲理文字耐人寻味，是一部愈读愈耐读的书。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这是四部曲的第一部，出版于 1992 年，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初版于 1995 年，记录了作者 1942 年至 1945 年作为流亡学生辗转阜阳、宛西、陕西汉阴等地的逃难经历。

在这一场颠沛流离中，作者作为一颗小小的棋子，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虽有血泪炮火，却也有人情之美；虽则苦难尝尽，却也有活泼泼的生命展开。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出版于 2005 年，作者以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各色生民遭遇，更以实际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国民党败退和共产党胜利背后的种种因由，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2009 年出版，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

作者记录、反省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从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2016.7重印）

ISBN 978 - 7 - 108 - 04220 - 0

Ⅰ. ①昨…　Ⅱ. 王…　Ⅲ.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426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字　　数　197 千字

怒目少年

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王鼎钧　著

三联书店

目录

由兰陵至阜阳路线示意图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第一图）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第二图）

与生命对话（代序）

第一部

1 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2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第二部

1 我，一个伪造的人

2 要皇宫，还是要难民营？

3 撒豆成兵，聚沙成塔

4 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

5 我一定能带好你们几千个娃娃

6 “入鲁”并未认真实行？

7 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

8 师友，在光阴里

9 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

10 将门子弟品尝抗战滋味

11 这样那样，渐渐长大

12 都是生物惹的祸

13 小说女主角会见记

14 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

15 五叔毓珍

16 一百块钱欠了四十年

17 群众的愤怒转向了

18 那天，战争几乎吞噬我

19 我不敢感谢上帝

第三部

1 跟着摩西过红海

2 梦中，文峰塔上的歌声

3 从流亡三部曲中醒来

4 把好酒留到末日

5 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6 黄土平原上一行脚印

7 宛西，我闻我见我思

8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9 一个读庄子的人谈论政局

第四部

1 如果……这里就是江南

2 最好的哲学老师

3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

4 从军文告引发澎湃的热情

5 悲壮与荒谬：无可评论

6 牛老师，戏剧与人生

7 新师表如此如此

8 孤雁不堪愁里听

9 爱情，苦闷的象征？

10 千里万里，爱情的网罗里

11 打日本，我过足瘾了！

12 总得让我想一想

13 抗战胜利，别有一番滋味

14 形象是日渐磨损的币面

15 迟到的歌声：散了吧

16 王吉林：死有锐于利刃

17 兴安日报，文学之路第一步

第五部

大结局

附录

难忘的岁月

由兰陵至阜阳路线示意图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第一图）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第二图）
（根据李之勤学长西迁路线图修订）

与生命对话（代序）

王鼎钧

1

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2

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3

我还需要阅读。我读战史、方志、名人的回忆录，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说过，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处死角。说来伤感，打开那些书，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发现一大批刊物，是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这些刊物在各省各县政协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们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做成记录。这一批刊物对我帮了大忙。

以我涉猎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很难找到信史。但《文史资料》记邻里乡党之事，影响甚小，上级不甚指导，执笔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朴实无华，他们大概还没听说“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正是要我们掩饰事实”，或者听说过，还不能领会，他们居然不偏不倚地写出许多真相来。——我自己身历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

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我找到日期、地点、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我需要的正是这些，难遇难求的也正是这些。本书出版以后，凡是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峄县、阜阳、南阳、内乡、汉阴、安康，我都会寄书给它的政协、文史办公室，附一封我的感谢信。一如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出版以后，我曾寄书到苍山、峄县、郯城、宿迁。将来第三本回忆录出版，我也寄书到宝鸡、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宝坻。

根据《文史资料》中的线索，我在大陆上买了一些书。隔洋买书，我的办法是“不管有鱼没鱼、先撒一网”。看见书名，猜想它的内容，买来再说，网中也许空空，那么再撒下去。幸而大陆上出版的书，书名和书的性质大致符合，不像台湾，书名往往脱离书本单独供人欣赏。感谢大陆亲友，他们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与人还不能和睦对待的地方办事，忍受公车司机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践踏、书店职员的白眼、邮局柜台的颐指气使，寄来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那些书多半以内战四年为背景，演说历史巨变。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到了我写下一部回忆录，成了无形的助力。感谢这些著述者。

4

在《昨天的云》里那样年纪，我们思想单纯，七窍混沌，受父母庇护，无须面对挑战，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气看。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在《怒目少年》那样的年纪，开始窗隙窥月，雾里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没有天使指引、先知预告，自以为是，坎坎坷坷。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

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三年内战。那三年我又大了几岁，“摄影机”的性能提高，并且知道世事有远因近果，有表象内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诚伪装。重要的是学会了作出决定并面对后果，在惊骇、抗拒、疑惑、悲痛中认识人性，长大真好。

长大了，由窗隙窥月、中庭步月进入“高台玩月”，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种种昨日，作成了一个人，这人凭天赐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几卷书，这一生算是“还诸大地”。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忆“在我大量阅读有关史料之后”是望远和显微。

克莉斯蒂说“回忆是老年的补偿”，我的回忆“在我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是生命的对话。

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

有些事情我还得仔细想。生命不留驻，似光；不停止，似风。山川大地尽你看，“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浮云。”实际上也带不走，连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携带，只有遗留或遗失，这是生命的特征。

现在，电视、报纸天天有人谈论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未了少年事，又有少年人。

上帝在天上，他们都会长大。

5

《怒目少年》本来由我自己出版，老友黄力智兄督印，吴氏图书公司吴登川先生发行。现在加以修改增订，请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出版，修订的缘由，卷末《难忘的岁月》一文作了交代。

《怒目少年》的写作和发表，得到多位编辑人的支持，他们是：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应平书女士，《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梅新先生，新生报副刊主编刘静娟女士，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田新彬女士，《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杨泽先生。

第一部

1　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安徽阜阳。一九四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

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

那是中国对日抗战第六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照欧美人的说法）第三个年头。那年中日两军在浙赣路会战，在太行山会战，在湖北宜昌会战，在湖南长沙第三次会战。这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与苏联苦战。

那时，山东省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腹地重要的城镇，都驻扎日军，我们称为沦陷区。但日军以线制面的构想完全失败，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由两种武力分治，那就是：国民政府派出的正规军，老百姓称为中央军，加上亲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他们的地盘称为游击区；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老百姓通称之为八路军，开辟了解放区。今日话当年事，这些名称先要交代一番。

那时，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先用暴力侵略，后用怀柔安抚。但是，民族主义是无法融化的冰。中国人对暴力造成的伤害不忘记，对怀柔施与的恩惠不感激，想加减换算，没那么便宜，大家指天为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年轻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骂“日本鬼子”，唱《中国的青年遍地怒号》。

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战胜利，叫到对日和约签订，叫到一九七几年，我在台北进电视公司当编审组长，政府官员以电话指示，电视剧对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换成“日军”或“日本军阀”，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口。

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大使馆，抗战时期的愤怒青年虽然渐渐老大，胸中怒气未消，每逢行经馆外，总要对着太阳旗骂句脏话。日本在台北举办第一次商展，开幕之日，群众一拥齐上，把日本馆的太阳旗扯下来。

且说华北的“沦陷区”里，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的活动。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拒绝这样的教育，大批失学的青年另寻出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他们。在日本的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心里窝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名字，成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都说那个时代是洪炉，说这话的人自命是铁匠，他要把人百炼成钢。现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个中国给日本占了，国仇家恨。铁匠以高明的技术使我们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时候，我身体孱弱，家乡话有个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师家长从来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嘱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婆家，一连几天没上学，等我回学校上课，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师同学见了面，有人问我：“好了吧？”他们以为我又病了。我家虽住在乡下，但世代重视子女教育，做流亡学生纵然千辛万苦，父母终于下了决心，我已十七岁，实在不能再拖延了。

这一年，鲁籍名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学”（不久改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阳离我家五百华里，那时交通不便，人们又安土重迁，我的家乡兰陵镇一带没人去过阜阳，没人听说过这个地名。只因为李仙洲是山东长清人，山东老百姓相信他；只因为我的二表姐已经早走一步，入学读书；只因为那时基督教掩护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这年夏天也到了阜阳，从此天涯海角，再无归路，山东，临沂，兰陵，永远只能在地图上寻找。

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一个青年对他的母亲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应该留在家里，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八路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三年以后，这个青年的弟弟对母亲说：“我也十八岁了，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中央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可怜的老百姓，可爱的青年，他们怎能预料，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

那时，有人到大后方（后来叫做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当时也叫共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二中的老同学屡次受到严厉的责问：你当年为什么不投奔解放区？被问的人哑口无言，因为它实在没有答案。

一九八零年，中国对外开放，内战期间逃出来的人回乡探亲，回首三十多年，家乡的亲人少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历劫余生悲愤怨恨，责问归人：你当年为什么投奔国统区？这一问，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有答案。

李仙洲氏办这所学校，网罗了山东的许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干部和党工为主，没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干而论，战后有人做济南市长，做青岛市民政局长，做省干训团教育长，做国大代表，做行政督察专员，穷则办学，达则做官，教育理念和专业热忱有局限，似乎谈不到春风化雨。

那时国立一中与六中与我们声气相通，校长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风是自由开放，而那时，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触角不及于省会，遑论欧风美雨。那时所谓自由开放，只能表现在阅读左倾书刊、包容中共地下组织、资助学生投奔延安等几件事情上。这和二十二中可说是大异其趣了。

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以联合抗战为号召，热血青年同仇敌忾但各有因缘，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庆，不管进二十二中还是进一中六中，应该说大家都对。不幸后来有了内战，内战后又有政治运动，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陆上受尽政治运动煎熬的那些同学，颇有人恨自己“走错一步”。然而那一中和六中的进步青年，后来也多是伤心人。

抗战胜利后，李仙洲将军再度入鲁，兵败被俘。从台湾的角度看，他是降将，我在台湾是降将的学生，常常被人多看几眼。总之，不论在大陆，在台湾，李仙洲的学生都有历史问题。司马桑敦的长篇小说《野马传》，主角是一个绰号“野马”的女人，国民政府要捉她，因为她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也要捉她，因为她对党不能绝对服从。一位韩国小说家写《呜呼朝鲜》，南北朝鲜交战，他从北朝鲜逃到南朝鲜，南朝鲜认为他是北朝鲜间谍，连忙逃回北朝鲜，又被认为是南朝鲜间谍。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论，我当初入二十二中读书，并没有错；像我这样的人，中共要计较阶级成分，他也没错；台湾操危虑深，处处防患于未然，更没有错。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这一场大悲剧，竟以“谁都没错”酿成，真是诡异极了！

2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据说，这句话是列宁留下来的。列宁哪会知道他的嘉言给我们壮了胆，那年代兵凶战危，人人冒险过日子，于是，在我的家乡，这句话大为流行。

中国对日抗战中期，敌我对峙，日军在两军交界的边沿，设置长长的封锁线，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在那关卡隘口，多少中国人被捕，被殴打，被狼狗咬！多少妇女被脱衣搜查！青年穿过封锁线到大后方加入抗战的行列，至亲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们断然上路，自己告诉自己：不要怕，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如果我们祷告，也是祈求列宁这句话成真。

事情似乎很简单，只要走出兰陵镇的西门，沿公路西行五十华里，到峄县县城南关基督教会，找杨成新牧师。杨牧师安排同行的伙伴，向警察局申办探亲证明，代买火车票，把我们送上火车，那时，峄县有铁路和津浦线连接。杨牧师办来驾轻就熟，可是担当多少风险！

杨牧师家中常有年轻人或他们的父母来访，商量怎样到后方去念书。

有一个峄县中学的学生对我说，他早就想到后方去，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直到日本兵一个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个苍白少年，穿得整整齐齐，头上还戴着靛青缎子做的“帽壳儿”（瓜皮小帽的一种），天天来央求杨牧师。他父亲开绸布店，要他站柜台学生意，又要给他娶媳妇。他说，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里，早晚给气死。杨牧师说，到大后方抗战是好事，不过你年纪还小，我得先问问你父亲。他一听到“父亲”，转身就跑，可是并没有回家。后来有人在河南流亡学生接待站里看见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晒黑了。

这天是星期天，礼拜之后，留下了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漆黑的头发像盔一样盖在头上，前额梳着小帘似的刘海，一张脸皓白，那时女学生不化妆，最难得眼眉唇线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身上是小凤仙式的夹袄长裤，没有腰身，脚上机器织的线袜，平底圆头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现之前，她的故事先流传过来。她家乡的警察局长想娶她 ，托人提亲。她反对，也就罢了，她多说了一句话，“我要到大后方去找对象，不在家乡结婚。”到大后方？不是有封锁线吗，封锁线上不是有日本军用的狼犬吗？她说：“宁愿让狼狗咬，也不嫁给汉奸。”咳，她就是多了这句话。那年代常说沉默是小代数，语言是大代数，语言引起的问题比较麻烦，难解。有人把这句话传过去，当警察局长还怕没人通风报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话来：“好吧，有一天我让她尝尝狼狗的滋味，也让狼狗尝尝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杨牧师赶快把女儿送走。

办探亲证明有个插曲。峄县警察局有个巡官是基督徒，他带我进警察局。进去一看，满屋子制服笔挺，佩件全新，简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乡的警察，没这个气派。那巡官的年纪三十出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看他站在那里两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过严格训练。汉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根本不像嘛！

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之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看来汪精卫还是发生了作用，使做汉奸的人有个道德立场，对人对己，有个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听到对汪精卫的评论，我没有办法转告给他，只能事后写在这本书里。

那时，我对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杨牧师则有精密的计划。依照计划，我们在峄县上火车，江苏宿县下火车。宿县教会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代雇手推的太平车，车夫一半运行李，一半作向导。阜阳的位置在宿县西南，尹宝玺同学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对那一段路有准确的记述。由宿县到蒙城，一百三十华里，中间有个叫芦沟集的地方，是日军伪军最后一道盘查哨，也就是封锁线。过了封锁线，经过所谓无人地带，也就是双方都不设防的缓冲区，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桥集，是国军的最前线。蒙城到阜阳，还有一百八十华里。

带我同行的是两个女学生，她们到重庆去读大学。依照计划，我和她们过涡河以后分手，她们向西，我向南。

女学生是一个变数，我惴惴不安。当年，女学生这个名词的含义，今人很难体会。

那年代，在我们家乡，“女学生”一词的含义比现在复杂。读小学读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学生。带职进修或退休后再读大学的白发女学士从来没有，至少是没人见过。所谓“女学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学，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那时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里有钱，家长的思想也开明，有这种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时读大学同时是一种享受，有音乐、有体育、有社交，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爱。那时候，“女学生”一词中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想见。

所以，那年代，女学生在眼前出现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窥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运。那年代，某一支游击队攻打日军防守的城池，指挥官发明了一句口号：“打进××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每个人都知道绝对不会这么办，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气。眼前的这两位女学生敢闯封锁线，敢闯大后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险恶，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图个安全，与女学生同行，岂不等于伴着两枚炸弹？

既而一想，此行本来就是冒险嘛！怕什么？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拂晓时分，杨牧师送我们上火车，增添了一个男生，名叫杨大维，年纪比我小一些。郑重约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满厢乘客里，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跟谁说话，万一有谁被鬼子识破，谁也不管他死活。听最后一句我打了个寒噤，马上又处之泰然。

火车慢慢开行，似乎步履艰难。用家乡话来说，我做的事情叫“连根拔”，即使动力万钧的火车头，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车经过徐州，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没敢向这个四战之区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伤心地，抗战胜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再坐火车经过徐州，火车也是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时，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难，暂时在徐州落脚，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满车乘员之中，不敢下车一步。我有几个伤心地：徐州、沈阳、上海……

好容易在宿县下车。我看见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枪有弹，他们对面四只狼犬一字排开，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见日兵踢打小贩，用刺刀划破小贩背负的布袋。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已经通过检查，日本兵喝令他回来，他一面走回来，一面全身发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疟疾。

检查行李由中国人动手，日兵监看。检查员一面翻箱倒柜，一面偷看日兵的脸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马虎一点。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国助手打开箱子，提起箱盖，把东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览无余。然后，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枪托捣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舍弃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几个日兵绝不离开那一排四只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觉得安全。日军信任这种畜生，任凭它揪出抗日分子，据说狼狗能察言观色，有谁做贼心虚，它就扑上来，别人不肯带我同行，就是怕我没见过场面，在这节骨眼儿上惊慌失措，连累了他。我从狼狗鼻子前面走过，不敢看同行的女学生，头皮发麻，她们使问题复杂，也更危险。焉知她们不同样估量我！当地受日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当时称为伪军）有一位军官，他受教会托付，来车站暗中协助我们，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没有半句发言权。

我要慎重地记下来，最后越过封锁线的时候，全靠女学生的机智和勇气，化险为夷。详细经过我写进小说体的《山里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检查哨所的伪军早就识破我们的行藏，等到行人过尽，夕阳西下，由一个上校来亲自处理，我猜检查哨的勤务由他指挥。我们编好的谎话，他摇头不听，我们提出的探亲证明，他摆手不看，一定要我们实话实说，才肯放行。可是，说了实话真能过关吗？万一结果相反呢？当时的情况危险极了，可是也简单极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女学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

后来，女学生说，反正那句话别人听不见，只有“他”听见，如果“他”翻脸，我就赖。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他真的听到实话就放行，他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支持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

现在我追忆前尘，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们进了哪家大学，是否顺利完成学业，后来天下大乱，她们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现在我知道，由山东临沂到安徽阜阳有铁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峄县已废县改市，铁路已拆除，南关教会的建筑，只是被革命群众打坏了几块玻璃。至于杨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严禁宗教活动，峄县教会与美国的渊源深，杨牧师的身份敏感，他又坚持奔走各乡，广传福音，在当时是严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许多惩罚，下落不明。我再三打听，也没人能提供他最后的行踪，他是牧师，上帝会接待他的灵魂，保佑他的儿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几位汉奸，他们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说家费心描写？后来知道，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要员，大都和重庆的国民政府通气，重庆派到上海南京的情报人员，竟然能把无线电台设在高官的家里。并吞异族太难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驯顺，背后用加倍的反叛来平衡，他们是沙子，使你盲肠永远发炎。从征服者的角度看，异族都忘恩负义，反复善变，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正义。咳，天下本无事，侵略者自扰之！

第二部

1　我，一个伪造的人

我从阜阳之北来，抄近路，从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关。回想起来，抗战期间后方的社会治安真好，我直奔阜阳，一路上也没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学校西迁，我只身横跨中原，也没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抢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见堤外浩荡的洪流，颍水的支流泉河。我还在堤上看见城里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垫得很高，灰头土脸的颜色，一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的模样，然后，出水芙蕖一般，高高地飘扬着几面鲜明的国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许久。我大约有五年没看见这面耀眼生辉的旗了。泪眼把那一面一面分布罗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红雾。那片刻时光里，我觉得我把阜阳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见了，后来，梦中的阜阳就是灰暗的空中几抹水汽氤氲的霞色。

通往西关的路上另是一番景况，道路两旁都是简陋的野店，它们的顾客就是吱吱扭扭络绎而过的独轮车。然后是高粱田，比高粱还矮的茅屋，与茅屋相望的“乱葬”坟场。这种坟场是没有章法、无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队在这里枪决人犯，有时，子弹穿破头颅，半个头颅的尸体倒在农家门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设在西关外的打蛋厂，我入学这天，不巧碰上警备司令部“出红差”，学校围墙的墙头站着一排学生引领而望，“以昭炯戒”的布告贴在墙上。那时，我已知道，这是战争，战争轻视人命。而且，我知道，战争不仅看轻敌人的生命。抗战是血写历史，这血，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

我动身离家以后，在高中部读书的二表姐赶紧到西关打蛋厂去替我报了名，先占住一个名额。我到达打蛋厂时，二表姐算准行程，早已在那里等候。

第一步手续是到教务处报到，承办人问我：有没有伪政府发的良民证？有没有日本人开给的通行证？本来有一张峄县警察局发给的证件，可是在宿州车站又被收回去了。那么火车票呢，车票也可以当证明文件。我当然连火车票也拿不出来，心情非常紧张。想不到承办人说：“我给你写证件遗失。”这才松一口气。

有人真聪明，他在宿县下火车，把票根藏起来，谎报遗失，申请补票，来到阜阳，凭票根入学。我也并非一点凭据都没有，兰陵小学开给我一张结业证明书，我还记得校长署名是王九三。问答之间，我完全忘记这张文件，等到入学手续办好才想起来。

流亡学校采证太宽松了，办学的人处处替你设想，你从敌伪占领区来，经过重重盘查，任何一封信，一张字条，一个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么把那种官样文章带出来？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见这样体恤下情的当权派。

承办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结论：“你来读初中，年龄太大了，我只能给你写十四岁。记住了，你今年十四。”紧接着奇峰突起：“生日是哪一天？”

这一问，我无地自容。依故乡风俗，忘记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生日面，没收过生日红包，从来没人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马上替我解围：

“不知道，我给你写四月四日，记住了，四月四日，男儿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个名字？”这一问，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来他处理过许多同样的案例，他一一帮助那些孩子渡过难关。学生想改名换字，他无条件赞成，以为这样日本鬼子就找不着这个孩子了。好吧，我也换个新名字。说起来他也还是个大孩子，刚刚离开大学，一脸童子军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艰难复杂，所以办起事来这么果断，这么有担当。他后来离开学校，到西安去做公务员，我还和他通信。很惭愧，我终于还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时想起他，也不知官场把他磨圆了没有。

报到的手续办完了，旁边有一位老师，光头、圆脸，身材矮胖，操着难以听懂的胶东口音，朝我们开了一炮：“任何学校都要防止学生作弊，唯有咱们这个学校，想尽办法帮助学生作弊。这真是教育界的奇谈！”

霎时间我几乎魂不附体。我真怕他这一番话否定了我的入学资格。还好，没人理他，他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权威，虽然他的话有理。

十四岁，四月四日生，还有……离开教务处，我不是原来的我，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捏造出来的人，一个谣言。

那以后，我随波逐流，又被捏造几次。随机变化个人历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后来发现，有人连家乡的地址也是假的，他离家前夕，父母反复叮咛几件事，其中包括一个另外捏造的永久通信处。中国老百姓经历的患难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别人看不见、找不着。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出中国大陆，学校解散，许多学生满地奔走，再换一个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难，不过，只要你记得他的老家在哪一县、哪一乡，只要写信到他的老家去打听，还是能找到他们的下落。我后来作文章，写出这么一段话：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乡。任你在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太湖里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听到你的消息。有一个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迁移了，流离了，村中换尽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家，这些后来的住户竟能说出原有住户的行踪，原有的住户尽管到了天涯海角，尽管和昔日的历史斩断了关联，也像有什么灵异祟着他、附着他、驱使着他，非向原来生长的地方挂个号、留句话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头、地下的蝼蛄也会对着来此寻亲访友的人自动呼叫起来。

我们这些乘着大撤退的狂风落到台湾的人，也有人思来想去、觉得再改个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没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遇人往坏处假设，三番两次改名字总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险，对别人危险也就是对自己危险。你看，一代一代从灾难中学到的小聪明有什么用，危险的事情有时并不简单。

2　要皇宫，还是要难民营？

进了流亡学校，我得重新学习怎样生活。

除却婴儿时期不算，我一生有三次大学习，大适应。第一次，做流亡学生，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第二次，退出军伍，投身民间的新闻工作，过自由生活。第三次，移民出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

三次都是大撞击，大蜕变，大思考。每一次是一个大故事，其中包孕许多许多小故事。

二分校设在打蛋厂，这是一个英国女子设置的工厂，专门把鸡蛋打破，把蛋清蛋黄分开，取出蛋清供工业之用，没听说怎样处理蛋黄。既是工厂，房屋比一般民舍高大敞亮，最难得每一座房屋都是用机器打磨过的水泥地，可以防潮。

班长把我领进宿舍，只见水泥地上画好了长方形的格子，六十公分一格，每一个格子里睡一个人。这六十公分正好是一个人两肩的宽度。放下棉被，左顾右盼，同学们大半出去了，右邻一个叫刘子豪的长脸大牙的小伙子爽直，热心，问我从哪里来，读几年级。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忽然号兵吹号，窗外人群朝一个方向急跑。我问为什么吹号，我们该怎么办，子豪说：“开饭了，跟我走！”他生疥疮，走路难，迈开铁拐李的步伐，倒也不落人后。大众直奔操场。操场就是饭厅，菜饭碗筷都摆在地上，群星万点，整整齐齐。

我没带碗，用刷牙漱口的搪瓷缸盛饭，那时规矩大，盛好了饭，先放在菜盆周围，人站好，等教官一声“开动”，才开始蹲下吞咽。缸深饭热，一缸还没吃完，供饭的柳条大筐里只剩下可以数得清的几粒米。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位同学说：“你这个样子不行，准挨饿，人饿了容易想家。”天津口音。“有钱吧？我带你去买碗。”国字脸盘，几粒雀斑，两腮带肉，很有亲和力。碗是有气孔的粗陶，外面一层黑釉，大小深浅有统一规定。盛饭有口诀：“一半二平三溜尖”，第一碗盛半碗，散热快，早些吃完去装第二碗。第二碗饭装到碗口，这时饭已不会烫嘴，可以狼吞虎咽。如果还有机会装第三碗，那就尽量多取，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拿着碗，一面讲解一面比画。指粗掌厚，好像很有魄力。

他还告诉我吃菜的口诀是“准、稳、忍、紧”。不过这一招平时用不着，菜盆里“三峡星河影动摇”，半盆热水几滴油。

米是糙米，糙米也算细粮，不幸有几分霉坏，而且混合着稗子、小石子、稻壳、老鼠屎、蟑螂腿一类的杂物，人称“抗战八宝饭”。那时没人知道霉米可能致癌，只担忧稗子制造盲肠炎，吃得战战兢兢。古人说“国无三年粮则饥”，政府规定公仓要储存三年的用量，尤其是军粮，士兵吃的是三年前的粮食。仓库没有现代化设备，所以……奇怪，这层缘由，直到抗战胜利，从没有人解说。陪我买碗的同学常识丰富，他也不知道这一曲折。

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同学，名字叫蔡景明。

我首先要学的，就是集体一致同时行动，同时起床，同时上床。同时端碗，同时洗碗。同时运动，同时休息。同时呼叫，同时闭口。同时娱乐，同时严肃。……甚至，同时大便，同时小便。

早来一步的同学，已经生了一身疥疮。疥是一种顽强的皮肤病，周身蔓延，极易传染。那时治疥没有特效药，“疥药方，一大筐”。别说疥癣之疾何足忧哉，严重的疥疾也能置人于死，“疥上了脸，用席卷”（把尸体卷在席子里草草掩埋）。我紧挨着这样一个病号睡觉，在数难逃。不过我那时毫不恐惧，颇有“从容就义”的心情。

同学们发现多了一个新生，纷纷围过来探视。他们既不是祝贺我越过了封锁线，也不是欢迎我入学，他们是来欣赏我的光亮平滑、没有坑洞脓痂的皮肤。由于人人生疥，他们都已“失去了”这样的皮肤。有人啧嗟叹息，仿佛凭吊自己的旧梦胜迹。“三个月后，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了。”疥疮的别名叫抗战病。

这时想起，到阜阳第一天，走近第二十二中学的大门，遇见好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兵，旧军服披在肩上，袖子空荡荡垂着，两臂伸出去做合抱的姿势，指头张开，形状奇怪。第二天，我知道他们的手指、腋下、腿弯、鼠蹊都生了疥疮，都是教官准了半休的病号，操场里，宿舍里，常常有人保持这样的形象。

第二件事，我要学习怎样对付疥疮。

入学这天还有一件大事：领一套棉军服。

那时，一个学生的主食、副食、服装、医药费、埋葬费都比照一个上等兵。但上等兵有薪水，我们没有。上等兵还有套单衣，我们只有一套棉衣。

棉衣倒是新的。所谓“新”，也只是从未穿过而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布，手摇着纺车“拉”成的线，忽粗忽细，手足并用的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很厚，但是透光，像百叶窗。颜色深深浅浅，风风雨雨，像农夫的汗渍、小儿的尿痕。有人说，黄泥和野草一锅煮，煮出来的颜料。这是一种土布，那时沿海都被敌人封锁，内陆努力自给自足。

最大的问题是，这套军服的棉花并非平均铺在里子布上，而是“沉淀”在四周，一件衣服像装了半袋棉絮的布袋。这衣服不但奇形怪状，而且不能挡风。这样的衣服非改造不可，于是一种叫做“缝穷”的工作应时而来。

领到棉衣的这几天，如果天气好，操场四周坐着一圈白发皤皤的老太太，小脚向前伸出来，怀里抱着个圆圆的针线筐，俨如为某种特别仪式而来的乐队。她为你把棉衣拆开，把棉絮铺匀了，再密密缝好。我记得她们只收很少的钱。如果有哪个学生，尤其是女生，向她们诉说连那样少的钱也付不出，会有人慨然免费。这真是“缝穷”，为穷而缝，越缝越穷。

这是说冬天。到夏季，“缝穷”的人来把你的棉衣拆开，把白布“里子”改成一件短裤一件汗衫，把黄色的“面子”缝成一套单军服。报酬是：她取走棉絮和残余的碎布。士兵是缴回棉衣换领单衣，我们的棉衣不用交回。这套衣服是蝉的蜕，蛇的皮，褪一层皮，又长大一些。

虽然军服多半又脏又旧，那年代人人爱穿军服，无论别人穿什么料子什么式样，你都不会自卑。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你不须再与任何时装比高。我们是披上袈裟的和尚，也是穿着缊袍的子路。

缝穷，由李广恩同学领着我做。他是鲁西曹州一带人氏，一双大眼睛，很诚恳。这是我认识的第三位同学。

这样一套衣服，还是靠老校长李仙洲、以总司令的权势想尽办法。一九四四年学校迁往陕南，冬天，新校长只能让我们挨冻。

我得学习怎样适应这套衣服。

衣服这般质料，穿起来够褴褛了，尤其第二年，衣服破旧之后。当地士绅有如下的对话传来：

“流亡学校简直就是难民营，不像话。”

“你愿意要皇宫一样的赌场，还是要难民营一样的学校？”

多年以后，我见过皇宫一样的赌场，非常漂亮，致命的漂亮。我也有几次进入山地和渔村，参观十分简陋的小学。我多次想起阜阳那位绅士的话。赌场，学校，只要想想两者的后果！古人说，“为善莫大于兴学”，而开赌场，总是万恶的最后一恶吧。

3　撒豆成兵，聚沙成塔

最高级最难修的课程，要从军训说起。

应该说，是军训教官首先触及新生的灵魂。抗战时，文学校也实施军事管理，在教室里是学生，到操场上就是大兵。学生穿军衣，吃军粮，练习军事动作，没有军人那么专业化，所以，军人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军人的动作新鲜特别。例如，依照每个家庭历代相传的规矩，子弟不可瞪着眼睛看长辈的脸。现在，教官的命令，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睁大，不许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凶恶地看着他，让他满意。

依照传统的教养，在户外对长辈说话，要轻轻走到他身边，用很低的声音陈述。现在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报告”！声音像吵架。

一般来说，家庭训练要我们稳重，从容，举手投足画出的虚线是弧形。军事动作直来直去，有棱有角，避免一切迂回浪费。当你依照制式伸手去接受一样东西时，看上去似乎很不耐烦。

我记得，当我被教官训练得有模有样、到基督教内地会去做礼拜的时候，许多人用惊异的眼神看我。流亡学生来参加聚会的，只有我一个。他们纳闷：人的举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等到他们了解我背景之后，他们恍然：“这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在外面受的刺激太多了！”

还有立正呢。立正时，两眼平视，下巴与地面呈九十度，挺胸，收小腹，两腿直立，两臂自然下垂，手掌贴于大腿外侧，中指贴于裤缝，脚跟靠拢，脚尖分开，成等边三角形，重心在三角形中间……

据说，这姿势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可以一直站到地老天荒，不移不动。

还有体罚呢，挨打本是耻辱，现在却似乎是……新兵屁股上有疤痕，就像老兵身上有弹孔，自己觉得充实，上级也认为你出类拔萃。兵，越打越皮厚，越皮厚越服从，越服从越勇敢……

有一个小男生哭着告诉同班的大哥：“日本鬼子也没这样打过我。”

“大哥”安慰他：“你长大了打鬼子，捞回来。”

我们除了上课，日常生活和外出活动都听军训教官的命令，军号一响，立刻撒豆成兵。

在阜阳，我前后经历三位军训教官，最杰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叫李人杰。这人的确杰出，所以名字记得牢。他壮气如山，有所向披靡的架势，排球发球时好像盘古抛石头打虎。有时他穿上黄呢军服披上武装带，挂着“校长蒋中正赠”的佩剑，再配上一双马靴，真个人要衣裳，我们认为他多大的官都能当，师长军长总司令都行。那时李校长是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我们的想象力也只到总司令为止。

李教官的工作得心应手，他有某种气质，对跟他打交道的人有不能抗拒的压力。他爱紧急集合、爱训话、爱跑步，受他调理的那一年日子颇不寂寞。他在训话的时候常常骂人，他骂戴近视眼镜的学生“废物，不能当空军”。他骂有些驼背的学生“不中用，没办法打敌人的飞机”。他骂麻子：“简直残废，不能当外交官。”他也骂过秃子，这个天造地设的军人！他恨不得“军管”天地造化。他骂人而人不恨。

李教官人高马大，不仅木马单杠虎虎生风，撑竿跳亦矫如游龙。他的太太似是青岛人，娇小玲珑，真是阳刚阴柔，相得益彰，她常来操场看丈夫表演机械操，一面看，一面啧啧出声，一脸倾倒的表情。

李教官的口头禅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神志昂扬，好像刚刚受过蒋主席的耳提面命。当然，他的意思是，他怎样服从了他的校长，我们也要照样服从他，这是一种神圣的传承。

以前那位教官也强调服从，会用“河伯娶妇”的掌故和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支持他的主张。“如果军队抗议为什么派我去冲锋，为什么不派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李教官的理论比较周密，他说政府办事，由动机到结果，过程曲折复杂，一般人无从体会，只有政府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以拼图为例，这地方需要三角形，你就做三角形，整个图形才拼得成。

他说，那时英德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老谋深算，唯恐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的工业，故意派飞机去炸德国的首都柏林。希特勒大怒，没昼没夜地猛炸伦敦，誓言要把伦敦炸平，反而把英国的工厂码头都忽略了。而德机来炸伦敦时，丘吉尔把英国的飞机藏起来，并不保护首都，后来希特勒想渡过海峡攻打英国，想想英国还有空军，就不敢动手，结果保全了英伦三岛——可是丘翁那时挨了多少骂！

所以你不可有异议，服从始能保证计划的完美。

李教官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炮兵指挥官命令一个炮手轰击前方一座家屋，炮手只发了一炮，就把目标消灭了，可是也流下泪来。长官问他为什么哭，他这才说，那幢房子就是他的家。今天想起来，这个故事颇能引起“悚栗感”，那时候只觉得这个炮手了不起。

多年后我看电影导演拍戏，他找一个演员来，给他一支道具枪，教他居高临下放了一枪，回家。那演员不知道为什么放这一枪，他没看见剧本，后来电影放映，才知道那地方是一幕高潮。那时我想起李教官的“服从哲学”。

为这样的导演拍戏，只有祈祷那是一位好导演，他拍出来的戏一定精彩。如果他指挥你在污泥里打几个滚身，那一场戏是败笔，或者整部影片的水准不入流，那又怎好？可是在那年代，我们没人想这个问题。

李教官常引蒋百里的名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国家始能强盛，战争始能胜利。

李教官是有备而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刁斗”。它是古代的行军锅，用铜打造，可以煮一斗米。到了夜晚，巡更的哨兵敲着它巡逻。刁斗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战斗的工具，这就是两者条件一致。

宋太祖命曹彬准备南伐，曹彬先派了一个人冒充和尚，在南京采石矶江岸盖庙，主要的建材是石头，石块的大小厚薄都经过计算。后来宋兵要渡江攻击，拆了庙正好可以修一座桥。这个故事也是李教官讲的。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人人迷上这句话。那时大家所见只有陆军士兵，拿破仑说“匮乏与困苦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于是以为降低生活条件就是提高战斗条件，挨冻受饿而意气昂扬。我们并不尊敬美军，听说他们在碉堡里铺着毛毯睡觉，他们夜间放哨也用不着口令，身上散发着牙膏香皂的气味，老远可以闻到。美军顾问团的人员天天饮酒食肉，由中国供给，有一次，中国厨师特地为他们烹调了乌骨鸡。乌骨鸡是补品，价钱比普通的家鸡贵一些，但美军人员看了肉色认为鸡有病毒，自己不吃，也不准别人吃，在野外挖个大坑，把所有的乌鸡大餐掩埋了，不听任何解释。我们认为这样的军人不是训练之师。

我们也瞧不起日军。日军的形象猥琐，望之不似英雄。我们也瞧不起墨索里尼，他是希特勒门下不及格的学生。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虽然他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的爱他的国家。一列德国兵在阳台上齐步走，走到尽头纷纷摔下去，因为他们的官长没有喊“立定”。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多么无懈可击！我们是一寸一寸被改造了！我们并不知道纳粹的种种下流勾当，例如他用煤气毒死几百万犹太人，先用“洗澡”骗犹太人脱光衣服，搜刮衣袋里的财物，又从尸体上拔下金牙。我们也不知道希特勒侵占各国博物馆里的名画，不知道他每天吃大量的水果，吃世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免体重增加。

专制始能救中国，我读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写在课本上。还记得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申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

李教官进一步发扬，他说，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专制的神威来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服从政府，干部服从领袖。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保留的。

他伸出手掌：“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当然是五根。

“不对，我说是四根。你们现在看见几根手指头？”

“四根！”大家齐声回答。

“不对，我说是六根。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六根！”

他很满意。“对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

我艰难地学习着，远望阜阳市郊的一座高塔，想象聚沙成塔的格言。

过了二十几年，我在台湾看到一部影片，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片中正有这么一场戏，审判官刑讯被告，问他看见几根手指头。这时候，台湾高唱自由民主，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改变了思想路线，台湾的年轻人看那一场戏，只当是一个笑话。

那时候，我们很认真。放暑假了，我的同班同学李孔思回山东老家探亲，他告诉父母，学校怎样管理学生。他的父亲怎么说？那位了不起的父亲告诉儿子：“无论如何，他们是教你念书，他们要你坐着念，你就坐着念，他们要你站着念，你就站着念；他们要你跪着念，你就跪着念。”

李孔思果然一心向学，学科术科，都是成绩第一。

4　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

李仙洲驻军阜阳，本是准备到山东敌后指挥游击战，怎么会忽然办学？郭剑青和卢兴两位校友，都曾在一九八五年到济南探访李仙洲先生，两人事后都写了文章。这年老校长九十五岁，担任山东省政协常委。依文章记述，老校长告诉他们，从山东逃出来许多青年学生，来到阜阳，向九十二军军部求助，他指示军部暂时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闻风而来。李氏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既不能使他们正式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应该有个长久之计”。经过反复思考，又和当地士绅一再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创办了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学”。依胥平学长主编的《同学录》后记所述，时为一九四二年春天。

学校成立，山东的国军和游击队首先得到消息，纷纷传扬，帮助有志者成行。各地家长也纷纷寻觅管道，把孩子送出去。学生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校方在距离阜阳县城三十五华里的柴集设校本部（高中部），在离柴集八华里的后湖设一分校（初中部），在县城西关打蛋厂设二分校（初中部），在离柴集三华里的三王寨设三分校（师范部）。学校一面发展，一面向重庆申请改为国立。

本来中等教育由省县办理，国立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一切经费、包括学生的基本生活，都由教育部负责。一九四二年春，成城中学改制成功，定名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二分校教务主任夏岷山先生向我们宣布，教育部核定全校共四十四班，每班四十人，四四不断，我记得很清楚。教育部核发经费，以这个人数为准。

紧接着，校方宣布停收新生，但是后来各班人数都超过了，李仙洲校长想尽办法教养超收的部分。现在，有些同学为校史编委会提供回忆文章，他们班上有五十多人。

有资料说，二十二中成立时，收容学生两千二百人，教职员四十二人，学生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沦陷区，百分之八十五是山东人。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说，二十二中毕业生的总数是一千七百一十七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校友程明光也到济南探望老校长李仙洲先生，事后发表访问记，谈到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的经过。老校长对他说，成城中学改国立，国民政府蒋主席——黄埔军校的老校长没有兴趣，认为既是爱国青年，可以编入军队。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

据程明光记述，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的党国要人丁淮汾、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世往今来，管钱的人坏了多少事，丧失过多少人心，对首长最忠心的是他，可是对首长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弃之不顾的也是他。还是教育部有行政经验，把公费改成“贷金”，钱不是送给学生，是借给学生，将来学生毕了业，能赚钱，再把钱还给政府，或者由政府一个月一个月从他的薪水里零零碎碎扣回去。管钱的人听得懂借方和贷方，这才不再留难。

七十年代，我在台北听立夫先生演讲，谈到战时教育。他说他一向主张收容教育陷区青年，当年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部队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极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也就是陷区）青年的方案，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五万多名中等学校的学生赖以完成学业，大专学生还没有计算在内。

校友傅维宁，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他在《贷款念书》一文中说，他的毕业文凭注明欠交贷金四万八千四百零二元九角三分。这笔钱并未扣回分文。

法币四万八千究竟是多少钱？查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价格史》，一九四三年，这笔钱大约是一个中学教员六十一个月的薪水，到一九四五年，依上海市价，只可以买九百六十个鸡蛋。一九四八年八月币制改革，政府废除老法币，发行金圆券，以旧币三百万元兑换新币一元，八万四千元还不到一角钱！扣还与否，已无意义。在通货膨胀的痛苦煎熬中，流亡学生占了大便宜。

李仙洲懂“社会角色”，常常对二十二中的主持者说：咱们是办文学校，不是办武学校。他以二十二中校长的身份出现时，对地方士绅谦逊，对教师礼遇。学生管他叫总司令，他用更正的语气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不是总司令。”学生聚众起哄时，他表现了忍耐宽容。据二分校同学石磊写的文章说，他们集会要求改善伙食，李仙洲亲自和他们谈话。李说：“你们太让我伤心，我就要到山东去了，你们还闹事，让我放心不下。我对你们，就像两手捧个刺猬，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今天我读这段话，不免凄然动容。

当然，他不可能使师生如坐春风，不能拿他跟胡适之、张伯苓比，你得拿他跟同时代的总司令比。那年月，沦陷区青年抗战热情高涨，迫不及待地四出投效，那年月，邻近陷区的各省都设立了接待站，学生说要抗战，接待人员就把他们送进军队，军队成立学生队或学兵连训练他们。那年月，部队长对能看报会写字的士兵有戒心，但是“疑人要用”，来者不拒。部队长又派人打进他们的圈子侦听伺察，谓之“用人要疑”，处理可疑的分子，原则上又是“宁枉勿纵”。可怜那些大孩子小孩子怎懂得忧谗避嫌，今天这一个，明天那一个，学生队也就是他们今生最后一站了。

且休说抗战时期琐琐碎碎的悲惨了，一九四九年有一桩大惨案，昭昭在人耳目。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你会知道李仙洲这个人难得。

那是内战末期，八千山东青年流亡到广州，山东父老为他们寻找出路，想起李仙洲将军。李仙洲那样尽心照顾山东的流亡青年，同乡的乡情也是一道保障，就把这群大孩子交给另一个山东籍的将领，人家管他叫“小李仙洲”。大家以为大李能做到的、小李也能做到。

估计完全错误！“小李仙洲”把这群孩子接到台湾的澎湖，以铁腕强迫他们当兵，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暗杀和冤狱。戒严军管之下，流落到台湾的山东父老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只能感念抗战时期那个大李仙洲。这件事和我有间接关系，等我在下一本自述中再加细说。

李仙洲校长在阜阳准备入鲁的那两年，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要办个中学，也就办成了，要改国立，也就改成了。可是他入鲁失败了，老校长一生功业镜花水月，唯有“偶然”办了这么一个学校，遗泽绵绵，去思悠悠。我辈何幸，好像他到阜阳来专门为了办这个中学似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消失”第五十一年，老校长逝世第三年，两岸三地的老校友，“从灰烬下觅永恒”，以西安校友会为中心，编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史。善哉善哉！

5　我一定能带好你们几千个娃娃

进了学校，安顿下来，打听什么时候可以看见校长。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第一次东征、北伐，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的国共之战，皆有战功。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九月，日军由河北西进，志在太原，中国调集大军截堵，中共的第十八集团军编入战斗序列，著名的平型关之战、娘子关之战、忻口之战次第发生。李仙洲以二十一师师长在忻口布防，忻口是太原北方的门户，两山相夹，滹沱河流经其中。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欣然，因此名叫忻口。

忻口之战十分激烈，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挺珍、姜玉贞战死，李仙洲弹穿左肺，身负重伤。国军此役战果辉煌，日军约三万人葬身山谷。李仙洲深以此役为荣，我到阜阳时，九十二军的代号就叫“忻口部队”。

一九三八年，李升任九十二军军长，参加了武汉会战、襄樊会战、鄂西会战。一九四一年驻阜阳。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九十二军之长。李氏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一向追求秩序，服从权威，处事开明公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标准军人。

平时，李仙洲只是偶然到打蛋厂来，每次来，号兵吹立正号，听见号音，知道他来了。机缘不巧，我们正在上课，或是正在野外种菜，或是……总之，看不见他。他也多半到老师办公室看看谈谈，又策马而去。

正式见面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全校在柴集校本部大集合。

这年中英美三国领袖在埃及开罗就处理战后问题发表共同宣言。这年蒋中正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出任中共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宣传提纲”，张道藩发表“我国需要的文艺政策”。这年中日两军在鄂西、湘北作战，德军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盟军在北非大胜，在意大利登陆，美军在南太平洋与日军苦战。岁末，中日常德会战。

这年，私立成城中学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柴集校本部的房舍，本是当地一所小学，地方政府不但迁让了，还在校门外划出一大片田地，供校本部修建操场。我们的大集合，接着上场的运动会，都在这片操场上举行。

九十二军的工兵，为校本部修建操场，还草创了一座大门，门左门右有一副对联：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横额四个大字：众志成城。

这次大集合是当做庆典办理的，除了训话，聚餐，还有运动会，教学展览，晚会。汤恩伯，何柱国，于学忠，几位著名的将领都登台致辞。李仙洲不但登台训话，还检阅了我们队伍。为了这次检阅，我们受踢正步的训练，直踢得腰疼腿酸，夜不成眠。但是，我们很兴奋。

那时，他除了担任国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是九十二军军长，兼鲁西挺进军总指挥，正准备“入鲁”接替于学忠，总揽山东的军政大权。他在阜阳创办的中央军校驻鲁干部训练班，随时可以升格为中央军校的分校。当然，他还创办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站在台上的李仙洲面露微笑，但毫无骄矜之色，忠诚刚毅的气质比平时更明显。

李校长的讲话造成高潮。他说他创办成城中学，用意在纠合爱国青年众志成城，他是以武训的精神化缘办学。接着他宣布成城中学已由教育部核准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感谢山东父老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能带十万大军，也一定能带好你们这些娃娃”。此语一出，掌声雷动，李氏几次举手示意，掌声并不停止，许多同学是一面流泪一面鼓掌的。

我们两千人整整齐齐，站成方阵，走成长蛇，那蜿蜒的队形一眼看不到排尾，确实像是“血肉长城”。我从未和这么多人站在一起，从未参加这么大的组织，未和这么多人有密切的横向关系，在这么大的阵势里，觉得自己也大了，和这方阵同大，方阵里每一人都是我的一部分，又觉得自己渺小，小到长城的一块砖，大厦的一粒沙。或大或小，都使我们兴奋。

这天我们军容焕然，我们的立正姿势不再像木偶，踢正步走分列式声音不再像下饺子，趾高气扬在幻想中合成一个巨人，一个行动呆板排山倒海的机器人，那时宣传家爱说一个人是一枚螺丝钉（装配机器），一个泡沫（凝聚海浪），其实不然，螺丝钉没有荣誉感，我们有。

我想，那时的军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在我们身上成功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人不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人是交响乐团里的团员。团员一定服从指导，但他离开乐团仍然是音乐家。而螺丝钉，若从机器上脱落，就成了垃圾。当然，这其间世事发生了大变化。

这天的晚餐特别丰盛，仍然八人一组，菜增加为两盆，盆里的确有菜，一盆是豆腐炖鱼，一盆猪肉萝卜。这天的馒头也提升为一等白面，而且每人不限一个，尽量吃，也无妨连吃带拿。那些流行唱罗家伦的“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天的晚餐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人在群众之中容易迷失自己，产生幻觉。（所以母亲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让我实实在在记下来，那天我觉得我正是一粒沙，正在等着混合在水泥里做成混凝土。在世界的战场上，中国是一座沙盘，李仙洲是沙盘上的一面小旗，我是旗底下一粒沙。即使是一粒沙，飞起来也眯人眼，落下去也孕一颗珠。每一粒沙都能支撑百丈高楼，千尺长桥。那情怀既自卑又自负，既伟大又渺小。

我仔细看了老校长的脸。传说他的校长受曾国藩影响，常以相法和统驭学配合，看他貌似关羽，可以重用。多少年来我读有关的书刊，很注意他的照片，常常翻看相书，两相印证，思索人的命运怎会写在脸上。关公是个红脸，李仙洲是个黑脸，据说他的校长对他宠爱，有时候叫他“李黑子”。曾国藩把“好脸”分为“同、田、贯、日”四大类，老校长是“同”字脸，脸部肌肉厚实，肤色黑里透红，眼神庄严，目光威猛，忠义的天性淋漓，确有观春秋的那一股气。

后来到底是哪里不对？看相的人说他眼长而清，主官；额阔而长，主寿；面方背厚，主安全。他的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五年以后，一九四七年，麾下这名爱将也夜走麦城。

6　“入鲁”并未认真实行？

这年，李仙洲“入鲁”。

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统辖第九十二军的第一四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以及由汤恩伯拨给的第五十六师。另兼鲁西挺进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当地的游击队。大军出安徽涡阳，在江苏萧县附近越过陇海路进入鲁西，移师东指，越津浦路北进，前锋到达滕县山地。

在我们的想象中，“入鲁”应该像李愬入蔡州那样，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切入目的地，怎么大军还没有行动，街谈巷议已喧腾众口，而且日本飞机来到阜阳上空投下传单，投下炸弹，对李仙洲提出警告。我那时军事知识有限，也觉得情势对入鲁太不利了！

那时国军共军已由同床异梦演变为兄弟阋墙。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西谚说：“当敌人在你前面，你当然希望朋友在你后面。”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当他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

一九四三年春天本是入鲁最好的时机。一九四二年中秋节后，日军停止进攻，从各线抽调兵力到山东来“扫荡”，山东的国军共军都有很大的损失。

文史资料说，那时，日军自称他使用的是“蚕茧战术”。大军突然包围一小块地方。把这块地方孤立了，像拉网一样把包围圈缩小了，把敌人消灭在“蚕茧”里。日军控制据点以后，掘壕筑垒，一步一步扩大布置，这个战术使共军的基地减少了也缩小了，基地的面积“一枪可以打透”。

日军“扫荡”之后，从各线抽调来的军队纷纷离开山东，把蚕食的成果交给汉奸看守，那时鲁南有敌伪的据点四百多处，平均每十二个村子有一个据点。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用壕沟联络，壕沟大约一丈宽，两丈深，交叉路口都筑了碉堡式的高楼，派兵驻守，碉堡和碉堡之间守望相助。就这样，日军把鲁南分割成许多小块，使游击队的生存空间狭小，给养输送困难。不过据估计，伪军的这些布置不能抵抗国军。

校长率军入鲁，二十二中的学生十分兴奋激动，大家把这次军事行动看做是总反攻的预演。谁没念过“西望王师又一年”？谁没念过“何日真有六军来”？似乎远在天边，忽然近在眼前。

大军出动后，我们最爱谈的话题不再是功课或女生，而是起劲地交换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有人身受，如挨了日军的耳光；有人眼见，如日本兵用光芒刺眼的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头；有的仅仅看到后果，某某得了个慢性疾病、肚子痛，日本兵用穿着牛皮硬靴的脚踢了他的小腹；有人光着屁股沿街跑，日本兵教唆狼狗扯破了他的裤子；有人携幼扶老变成难民投奔亲友，日本兵放火烧了他住的村子。

那几年，日军在山东多次举行大扫荡，一路杀人放火，搜捕壮丁，前后把四百多万人押送到日本的矿场工场做苦工，压榨折磨，任其大批大批地死亡。同时日军也抢夺民间的粮食，并把用具烧毁或砸坏。如此如此，使人热血沸腾，后方的流亡学生里面，多少受难者的子女或近亲，衔哀带愤过日子，而今入鲁，何等大快人心！

为了入鲁，李仙洲在阜阳办了个“鲁干班”，全名是中央军校驻鲁干部训练班。有一个杨什么，他进鲁干班，不进二十二中。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武学校，他立时呼吸急促，面孔涨红，低声说：“我去学杀人！”他随军入鲁去了，真令人悠然神往。

那日子，军队作战，我们做梦。

我梦见站在城头，城下遍布日军。冲锋令下，我从城墙垛口一跃而下，然后，垛口还有一个我，跳下来，还有一个我……无穷无尽，也不知哪一个是真我。蓦回首，背后并没有一个城，再向前看，前面也没有半个敌人，大地荒荒茫茫，只有一个我，一个真我，只觉得四野非常恐怖，比面对敌人还要恐怖。

和我比肩而眠的刘子豪也做梦，他梦见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去刺日军汽车的轮胎，刺不透，干着急。日本兵没看见他干什么，狼狗倒看见了，只好拼命地逃，拼命地逃，一条大河拦路，他一跳就过去了，可是狼狗也紧跟着跳过来，再一跳，越过了一座山，狼狗正好在山的那一边等着，子豪醒了，喘得像风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只有李广恩笑嘻嘻，他在战壕里射击，用步枪，打着打着变机枪，再打下去变炮，最后变飞刀。

还有别的幻想。九十二军都战死了，二十二中的师生也战死了，死人太多，惊动了上帝。上帝说他们不应该死，为了入鲁何必死这么多人。他一伸手，所有的死者又活了，从地上爬起来，站得笔直，个个胸前挂着勋章，耳朵里听见安灵号。

入鲁的战况报纸上有一点，老师口中有一点，后来的文史资料里有一点。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困兽之斗，未可轻敌，共军新败之后，卷土重来，依然攻坚挫锐。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

入鲁最痛苦的挫折，在峄县滕县一带、共军称为“峄滕边联”的地方发生，杨成武大军由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令人更难接受的是，于学忠的大军也在这时撤出山东，来到阜阳一带，山东境内的抗日武力，已经没有国军。于总司令的总部设在郭寨，“郭”和“锅”同音，对鱼不利，他把“郭寨”的名字改成“水寨”，如鱼得水，图个吉祥。

当时，山东父老的反应是非常失望，大骂蒋介石放弃山东。多年以后，我读到山东史学家李恩涵教授的著作，他研究山东问题，渊博专精。他说，李仙洲入鲁之议，“中央并未认真实行”。

李仙洲总算瞧得起我们这群娃娃，他亲自向师生报告入鲁经过。这一次没有全校大集合，简简单单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二分校，讲话的声音很低，内容简要，点到为止。

有消息陆续由九十二军传来，这次战役的确是硬仗，战线拉开，十几个村子对着打，昼夜冲锋不停，李仙洲的指挥部里满地是未爆的土制手榴弹，事后数了数有三百多个。

现在，校本部学长郑纯阳写了《回忆母校的点点滴滴》一文，难得他还记得，李仙洲在校本部讲话的时候，说出人员折损的数字，共计死亡校官三十六名，尉官三百六十名，士兵八千多人。李氏神情哀伤，师生为之黯然。

入鲁，是李校长一生事功转为平淡的分界线，也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黄金岁月的休止符。九十二军军长换了侯镜如，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长换了郑仲平，入鲁干部训练班撤销。我们认为这是对李仙洲的惩罚。

入鲁是李仙洲的梦，他活在别人的梦里，我们又活在他的梦里，我们自己也会做梦。一个人多高多大，要看他的梦能包容多少个别人的梦。入鲁失败，多少人都得重新编梦。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7　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

一天下午，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那人戎装整齐，戴少校领章，不认识。

彼此一交谈，我想起来了，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接待过一位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劝我到阜阳来读书，正是眼前这位少校，那时他穿的是长衫，怎么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说他在九十二军工作，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看我，他什么也没问，他是尽知内情的人，一切不必问，俗套概免。他说：“我请你吃晚饭。”

我们进城去，拣一家小馆子。他叫了一大盘炒鸡蛋，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吃蛋，三十年后我见到一块田黄石的时候曾经想起那盘蛋。

主食是阜阳的名产“婆婆馍”。这种特制馒头重十斤以上，用风快的大刀切片出售，意气甚豪。制作时把和好的面放在大木杠底下压紧，放在大锅里文火慢烤，锅底抹油，可能要烤一夜，燃料是麦糠。整个馒头洁白如玉，带着金黄色的底座，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又酥，又松软又有韧性。据说当年宋军在此抗金，一位姓王的婆婆昼夜制馍劳军，尽瘁而死，这才得了“婆婆馍”之名。

他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传教士是假扮冒充的。九十二军准备入鲁，派了许多人到鲁南察看山川形势阴阳虚实，这些人穿着长衫，从事医卜星相各业，别称“大褂子客”，他实在是一个大褂子客。

我绝未想到“对不起”。我觉得他这个“大褂子客”处境危险，令我捏汗。

我有问题，迫不及待。

大军为何不能保密？他说，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不知道是枉来阜阳。他说阜阳是桂系的地盘，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桂系的人常说：“国民党是蓝的，共产党是红的，我们广西是紫的。”李仙洲的行动瞒不住安徽省政府，省府一旦知道，天下人都会知道。

“入鲁”并不是军事反攻，而是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做孙悟空，为何不打游击战，打起阵地战来？

他说这个一言难尽，九十二军是劲旅，但是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国军的训练和装备都不是为了游击战。步骑炮工辎，一板一眼，行军宿营，师部离团部多远，团部离连部多远，有萝卜有坑，老虎不能爬树，大象不能跳高，打游击反而累赘。

保密做不到，游击不能打，“入鲁”岂不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他说你别急：“我是为入鲁来的，入鲁失败，我要到重庆去另谋发展，我要找门路上万言书，请中央训练新军，轻装备，轻武器，能聚能散，能打能跑，以创造发明的精神求战求胜，打破一切陈套成规。只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才可以跟中共争长争短。”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隐瞒他的姓名、籍贯和以后的行止出处。我听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偃武修文，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某地隐居，“圣朝无隐者”，相信那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他都躬逢其盛吧？那一次一次的检讨坦白他一定呕肝交心了吧？可是，他是否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隐瞒了一点什么，居然始终未被发觉呢……

他曾经是传教士，他读过《圣经》。他很健谈，不像一般牧师“以贫乏的教条，对丰盛的生命”。恰好我对宗教信仰也有一些问题。

那时有个名词叫“唯物侵略”。在这里，“唯物”和中共无关，它指那些船坚炮利财大气粗的国家，言必称飞机多少架、军舰多少吨、石油多少、电力多少，极其重视物质力量，强调必须物质力量优胜，战争才会胜利。中国当时在这方面处处不如日本，民心所受的压力很大，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即在“唯物”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只可与日本为友，不可与日本为敌”。所谓唯物侵略，即是指这种思潮。中国的理论家当然有防堵还击，他们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偏偏忘了宗教。

“唯物侵略者”坚持无神，我问这位客串传教士，他读《圣经》，住教会，与信徒交往，他心里到底认为有神没有。他正襟危坐，吓我一跳。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就消失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不需要神，没有神他更快乐。试想，如有人说他不需要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他更快乐，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朋友，没有朋友他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听了会怎样估量这个人？我们怎能承认他是个健全的有境界的万物之灵？我们岂不怀疑他的心灵有某种残疾？

他笑着说，他是冒牌的传教士。这回轮到我认真，我站起来敬了礼，称许他是真正的布道家，他的说辞实在比专业的牧师证道容易接受。他高兴极了，听到这样的评语，他的内疚大大地减轻了。他说：这个传道士是假的，可是他传布的福音是真的。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依我们简单的想法，李仙洲既然进不去，于学忠应该留在里面，中央应该给他更多的补给、更多的责任，为什么要把他调出来？他为什么不等李仙洲接防就先撤出据点？于学忠住在诸城、日照的部队，行军横贯山东全省，由鲁东经过鲁西再到阜阳，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过了两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又和他见了面，他才提出答案。他说，于学忠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和中共结下生死交情，于部在山东和八路军容易相处，撤退时沿途都有八路军护送。他说蒋先生不相信于学忠，从山东敌后来的报告都说于学忠不稳，中央命令他撤到阜阳，有忠贞测验的意思。于学忠也知道自己受怀疑，他不能等第二道金牌。

年轻时发现秘密，年长后破解秘密。战争制造秘密，和平暴露秘密。现在我读李恩涵教授的著作，和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百年大事记，知道于学忠部在山东一再出事。说来难以想象，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扣押副军长林炳珊。旅长徐焕彩逮捕旅长万毅。师长常恩多投共。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和他下面的一个旅长荣子恒先后投降日本。把这样一支军队留在敌后，也确实难以放心。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国军完全撤出山东以后，紧靠国府的这条边骤然缩短，由国民政府成立的游击武力，陷入恶劣的境遇。国共双方都有专书叙述山东抗日的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差别不过是说明战争责任在彼面不在己。

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完全失败。

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后，国军似乎有意把山东夺回来，三番两次集结大军，想和山东共军的主力决战，每一次都损兵折将，创巨痛深，连带把我们的老校长李仙洲也赔进去。

这些年思来想去，我认为一九四三年李仙洲入鲁失败的时候，国民政府蒋先生就应该知道，他的军队无法打败共军。可惜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无法自拔。

8　师友，在光阴里

教化学的滕清芳老师，那时大概刚刚大学毕业，短发齐耳，天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两者之间有冰肌玉肤。这色彩，我们叫青天白日。

她走路极快，还有女学生的活泼。上课号响了，她人还在门外，朝气先一拥而入。教书倒又老练，语气坚定，态度从容，进度浓淡均匀。

这门课我没学好，现在只记得她三句话，都是题外之言。

那时推行阳历，阳历的月份忽大忽小。我们从小学过一种识别的方法，左手握拳，使手指和手掌之间的关节隆起，用右手从头到尾去数这些关节，来回数两遍，高处是大月，凹处是小月。

滕老师教给我们一个简明的口诀：“七前单大，八后双大”。七月以前，单数是大月，七月以后，双数是大月，至于七八两个月则全是大月。有了这条口诀，大月小月只消略一沉吟就可以知道。它立刻淘汰了握拳头数关节的办法。

我怀疑这是滕老师的发明。以前，我从未听人说过，以后，我认识的人也都闻所未闻。我是尽了推广的力量，口头，文字，屡次介绍宣扬。我对这条口诀的普及似乎颇有贡献。

另外一句话是：她讲到镭，讲到居里夫人，讲到居里被镭的放射线“杀”死。我说：“要是她没发现镭，有多好？”

滕老师说：“那不是有一天照样会死吗？”

一点不错。人皆有死，发现了镭，死了，有镭留下，千秋万世。没有镭，有一天也得死，上寿不过百年。

家乡人常说“吊在这棵树上是死，吊在那棵树上也是死”。于是我们来选树。

有一天，滕老师谈到化学元素互相化合成为种种物质，说了一句：“难怪有人说，‘哲学研究神的意思，科学研究神的方法。’”

这句话轰隆一声，五雷劈顶，把整个化学炸光。我一直在想，神造世界就像庙门口捏面人儿的，把各种颜色的油面揉来搓去，变化不拘。神说要有水，天使用两个氢元素加一个氧元素，就有了水。神指挥百万天使，照方程式配制万物，一声令下，很可能在六天之内完工。

这句话调和了科学和神学的冲突。现在单是菊科的植物就有几千品名，当然不全出于神造，神在太初只造了一种菊，然后菊分布、演化。神造论和进化论也未必一定要你死我活。

那时，这两句话既维系了我对基督的信仰，也强化了我对科学的尊敬。星期天进城作礼拜，我赶快把这两句话告诉了牧师（也许是长老），他像铜墙铁壁，告诉我：“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神的意思，但是不能全知；至于神的方法，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想，如果我把这两句话告诉家乡的翟牧师、杨牧师，他们的反应一定比较有深度。橄榄到了嘴里，总要含一含、嚼一嚼。我觉得，佛教有些中间人物，如济公，如孙悟空，有些中间理论，颇能在僧俗之间摆渡，对佛教的发展有助。基督教则完全排斥这桥梁。

我的化学成绩很差。我和同桌的王文堂，能信口背诵七十几种化学元素（那时好像只有七十几种）的名称、重量和质量，把“神的方法”弄得清清楚楚。考试时，十道题目我只能做四个，想朝文堂的卷子偷窥，遭到严密的防守，我一怒之下离座交卷，不待终场而去。

这一下子后患无穷。后来发生学生罢考事件，滕老师坚持是我主谋，理由是，我已交过一次白卷。我从未料及我在她眼中是这番成色，她也没想到她在我心中的分量。人与人之间，了解实在难。

教数学的何功惠也是女老师。二分校的老师多是胶东人，何老师是武昌人，自有特色。她的丈夫张某，江苏人，个子比她高，高很多，两人若是边走边谈，一个尽量低头，一个努力仰着脖子，很好玩。

何老师的丈夫在阜阳城内开寄卖行，不知怎样“拐”了高中部的一个女生，跑得无影无踪。何老师的肚子越来越大，越站越直，一脸杀气，对负心人焉得不恨。她教书倒是完全不受影响，一面写黑板一面讲解，看侧面像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b，——她个子矮，女子不高多半因为腿短。那时我们学了一堆英文单字难免卖弄，“李圣人”李孔思推测何老师要生双胞胎，因为 baby 有两个 b。

一个单身女子，在这战时，抱着一对吃奶的婴孩，好生使人替她发愁。但是何老师面对生活，毫无惧色。

谁也想不到，这位数学老师点化了我，使我能写论说文。我到了后方才知道，任何一种考试的作文都限定论说，我那点子吟风弄月伤春悲秋的本事并不入时合制。但我从未受过论说训练，直到何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A 大于 B，

B 大于 C，

那么 A 一定大于 C。

她顺口说了一句：“你们作文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一堂课我定了神，只想作文。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其思想骨架就是：

上帝的国大于个人生命，

个人生命大于衣食，

上帝的国大于衣食。

《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看也是同样的模式，推演过程比较复杂一些。

我曾经把代数的许多习题拿来架构论说文，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逻辑。

这年阜阳城内发现时疫。李校长轻车简从来到二分校，先看厨房，后看厕所。那时有一个惯例，大员视察一定特别注意这两个地方，要求厨房整洁，厕所没有恶臭。谈到环境卫生，大家在这两个地方费尽力气。抗战胜利，这个惯例无形中废除了，开始讲求布置礼堂和“接待室”，风气变易，见微知著。

操场旁边、接近教室的地方有几口水缸，炊事班每天烧些开水倒在里面，供学生饮用。每天早操后、晚自习前，同学们拿着搪瓷漱口杯叮叮当当抢开水。这天李校长吩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开水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此语一出，开水用之不竭，脚气疥疮都烫得舒舒服服。木柴消耗激增，事务处大伤脑筋。

这天傍晚，我和徐秉文蹲在水缸旁边，一人一只碗，想象茶馆。我们连喝五大碗，痛快淋漓。喝足开水果然百病不生，喉痛、眼角发炎、大便干结，小毛病一一不药而愈。奇怪的是喝了那么多的水，一夜也不必起来小便。

这时，滕老师陪着何老师出来散步，孕妇需要散步。滕在说话，何在静听。夜色已浓，人影模糊，根本看不清也听不见，我们凭感觉。“感觉”这东西有时不可思议。

我们趣味盎然地看着她们。那时我们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注意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了解这喜怒哀乐的背后。少年十五二十时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人到中年就喜欢窥探要人的世界，采集政坛内幕官邸秘闻，及其老也，努力窥探上帝的世界，思索天道命运等等。

我们望着分校主任张秀峰老师和她们交会走过。张主任瘦高苍白，“秀”诚有之，“峰”则未能。他是胶东人，但“官话”说得不错，“精神讲话”句句深入人心。

徐秉文说，滕老师望着张主任，“用眼睛笑”。

我不信。眼睛怎么会笑，再说，你又怎能看得见。

“月亮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球反光。我看见光在她的眼球上如何跳动。”

秉文比我小一岁，可是这些地方比我先进。一年后，学校迁陕西汉阴，早熟的秉文首先出了状况，用今天的病名来形容，大概是患了忧郁症。

两年后，张秀峰主任、滕清芳老师两人结婚。那时我已离开学校，远远听到消息，心中也曾暗暗祝福他们。

四年后，我有机会学习文学写作，受“观察”训练，时常想起秉文。操场夜晚星光下，他见人听未见，正是观察的功夫。

9　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

在冬天和春天交界的地方，密密的排列着无数文人雅士，他们歌颂风的温度、水的声音、树枝的颜色，陶醉在温馨的感觉里。我猜，这些人都没生过疥疮。

依我们生疥的人来说，“腊尽春回”是烦恼尴尬的日子，夜半，梦中，“下意识”指挥你抓那些疥疤，抓到醒，抓到出血，“越抓越痒，越痒越抓”，这就是春的消息。

疥虫也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它们在你的皮肤里穿凿隧道，造成奇痒。你伸手去抓，这就上了它的当，它布下陷阱，等你的指甲帮助它扩充地盘。虽然你十分明白后果，你还是把那些透明凸起的、粟粒一样的小泡抓破了，黏液流出来，溃烂开始。可以说，疥疮是由疥虫设计，由你自己施工。可是，我怎么能不抓呢？有知识，没有毅力，结果知识没有用处。“恶性循环”这个词语就是那时学到的。我像那些赌徒，明知必输还要下注。我像一个暴君，明知道“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还是要镇压。我像一个吸毒的人，明知道将来身败名裂还是无法戒绝。午夜梦回，我觉得（当然，基督教早就这样告诉我了。）人生在世真是可怜。这就是我们的迎春曲。

我的疥疮在学长们的密切注视下发展，他们每星期都查问我的病情，常言道“能跟生大麻疯的同床，不跟生疥的邻墙”。我们这些生疥的人彼此之间冬天只隔一床被子，夏天就肉袒相撞，无从防御，也不能隐讳。疥疮是我们的烙印，我们的刺青。任何一种共同点（无法避免的共同）都能生出“大我”的感情，即使是某种隐疾。

疥在我身上所走的路，和那些学长的经验完全相同。“疥是一条龙，先在手背上行，腰里转三圈，腿弯儿里扎老营。”学长们对我的亦步亦趋似乎颇为满意。疥疮由红肿的硬块转为白色，在发烧中柔软，奇痒难熬，然后化为一泡脓血，再逐渐结疤。这是“纯种”的疥疮。学长们以“鉴定”和“认可”的态度告诉我，每天穿衣之前要在衬衣里垫纸，如果让脓血黏住了衬衣，晚上就难脱下来。最严重的时候，仿佛全身有一层硬壳，可以归入螃蟹族类。同班同学刘宗元，脓血从裤管下面流出来，漫过脚面。昼夜痛痒，神魂不安，咬着牙上课，家乡来人叫他回家，他一口拒绝。

慢慢地，我也有了后进。这才明白，看别人在我修好的路架好的桥上通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欲望。任何一种痛苦的生活，即使是监狱和妓寮，只要有新人跟进，资深者所受的折磨都可以化为成就感。支持人们熬下去、熬出来的力量似乎是：向前看有光亮，回头后继有人，所以，“最后一个太监”就他个人而论，实在不胜其悲哀。

训育主任杨善庭老师为灭疥出力最多，他主持过几次大规模的行动。他弄到一批臭烘烘的化合物，名叫硫酐，又以军用征收价格买了许多高粱秆，学生以班为单位，在院子的一角，靠大礼堂和围墙遮蔽，燃起一堆营火，生疥的男同学脱光衣服围着火焰烤身体，一面烤一面擦药。几堆通天大火四周围满了赤裸裸的男丁，又笑又叫，身体扭动出各种姿势，火光闪闪，印在墙上的影子活像一群原始野人跳舞。

每逢星期天早晨，他带队，医官备药，我们浩浩荡荡直奔阜阳城内的澡堂——荣华池或是龙泉池。这一天，澡堂敬谢普通浴客。澡堂子能治鸡眼、脚刺、趾甲横生，能治闪腰、落枕甚至接骨，可惜不会治疥。我们自己把疥烫软了，揭去疮疤，冲洗脓血，然后涂上药膏，算是完成了一个疗程。

人生在世，什么权利都有人放弃，什么好路都有人懒得走，如果你命好，旁边会有个人喊着你、推着你，把权利硬塞进你的怀里。通常这个人是老师，所以失学是一种不幸。想那星期天洗澡的机会得来不易，杨主任带着公文，惊官动府，才以“劳军”的名义争取到手。不料集合出发的时候偏有人赖在床上不动心。杨主任亲自到各宿舍察看，逼迫所有的人参加，他说健康重要，能保持一分算一分。

我全身有疥，唯独那男子最紧要的地方始终完好，使同寝室的某一位先进深表遗憾。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在澡堂里，他玩弄着他的隐私，喟然而叹：“如果这地方留下了疤，我怎么让我的老婆相信我没生花柳病？”他结过婚。

他想到一个办法，向我说：“你要给我写一张证明，证明我这里确实生疥。”

似乎义不容辞。我想到医官，他面无表情，用鼻子说话，不好商量。想到护士，她高头大马，豪迈如男，可是如此这般的事我们到底不好意思。我的证明有效吗？我不是医生啊。

证明云云，那同学没有再提，想必他那地方没有结疤。

灭疥运动是“男人的事”。营火疗法仅限男生使用，理由显而易见。那时没有女子浴室，公共澡堂不接待女客，也无法保持女子的隐私。这等事如果女生沾边，好事之徒会哄传酿造成一大丑闻，舆论攻击、教育部彻查、势将接踵而至，那时的风气尺度如此。惊世骇俗的事也要有人做，那是革命家社会运动家的事，不是教育家的事。

那时候，我们没听人说过“性别歧视”，校里校外也没人谈过“女权”。那时为了支援抗战，人的一切权利都在压缩冻结，三八妇女节特刊也只谈牺牲奉献。历史上的夫人城，娘子军，当时的杨惠敏，黄八妹，形象高举，也是为了激励男人，其意若曰：“岂不愧煞须眉？”没有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社会上减少许多问题——表面上问题少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多些。有了女权运动、人权运动，表面上问题多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少些。

治疥也像读书，不能全靠“上课”，还得殷勤“自修”。同学们来自东西南北，东西南北的治疥单方都汇集在打蛋厂里。

对日抗战那几年，在山东安徽河南一带，最时髦的儿童玩具是子弹的空壳。手枪的弹壳可以当坠子，步枪的弹壳可以做哨子，迫击炮的弹壳可以做笔筒，倘若偶然得到大口径的炮弹空壳，——这时不叫弹壳，尊之为炮筒——，那时连他们的父兄都忍不住加以没收，断然把道光年制的瓷瓶挪开，郑重的安放在客厅里，插上些月季花，听亲友啧啧叹赏。

到了我们，以我们的年龄和生活环境，我们需要真正的子弹，未经发射的子弹。我们需要用里面的火药治病。用火药治疥，治痢疾，治疟疾，治消化不良。火药可以杀病菌，可以驱病鬼，“医者意也”，这意思，也许是由战时对火药的崇拜而来吧。那时阜阳“村村皆营，户户皆兵”，弄几颗子弹容易。

那时有医无药。举个例子：在学校的预算里，我们每人有一块钱的医药费，可是一粒奎宁丸的售价是一百元。墙根下，向阳处，只见排列着由嘴唇到小腿抖个不停的病号，直到抗战胜利，我没见过奎宁。

幸而有火药。火药火药，不是一样有个“药”字吗。火药有不同的形状，漂亮得无可形容，多年以后，我才找到恰当的比喻，有的像黑色大理石的石粉，有的像碎钻。子弹的造型也迷人，我们一面念英文，一面放在手中摩挲，那尖头的，像天主教教堂的塔顶，由此直上，是十字架，是九霄天听。郊外文峰塔是阜阳一胜，塔那有子弹好看。到处有文峰塔，怎么没有武峰塔，武峰塔该照子弹的模样也造几座。

“我们都是神枪手，一枪一个打死日本狗”。这么哼着，把子弹放在饭袋里。到了星期天，第一件大事就是从子弹里取出火药，拌在凡士林或是猪油里，去“轰炸”可能致命的疥癣之疾。那时，我们已念过牛顿，并且知道爱因斯坦，可是在医药方面我们活在“巫医”的时代。那火药，不过是我们的符咒。我们糟蹋了许多子弹，幸而无人中毒死亡。

有人说，他家乡治疥是喝生蝌蚪。有一阵子宿舍教室的窗台上摆满了饭碗，留些蝌蚪在里面游泳，天天换水。三天以后，这些小黑虫的肠胃（如果它们有肠胃的话）都冲洗干净了，我们捧起碗来一饮而尽，事先加一点醋，预防呕吐。据说蝌蚪性寒，疥虫性热，以寒祛热，符合医理。喝下去，凉飕飕，滑溜溜，像喝切碎的凉粉。

“水银擦疥有疗效”，说的人说过也就忘了，听的人也不认真，反正没地方弄到水银。但是竟然出了两位实行家，立即写了家信，不久，回信来了，拆封时不小心，水银从牛皮纸信封中漏出来，四周马上围了一圈艳羡的人。俗语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过仍然可以把沾了水银的泥土挖起来当做药用。现在想想，这也是一件极危险的举动。

疥药的药方最多。这是因为：若不提高卫生水准，疥疮无药可医，人对“绝症”偏偏又抓紧治疗，连“庸医”也勇于一试。治疗是一种奋斗，也是一种安慰，一个个药方轮流用，日子好过一些。我们总算体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10　将门子弟品尝抗战滋味

阜阳大军云集，高级军官很多，地利人和，纷纷把子女送进二十二中读书，我们这批“叫花子学生”竟有许多同学是权贵子弟。

我入学后第一学期和蔡景明同桌，他父亲是九十二军的军务处长。景明兄的脸形圆而近方，有一双诚恳明亮的大眼睛，口大唇薄，辩才无碍，为人敦厚热情而又敏捷，助人无数。只是身材中等，脸上又有几粒雀斑，未能成为“大哥”。

第二学期重排座位，我跟聂锡珊同桌，他的叔父聂松溪是一位师长。锡珊瘦高清秀而烟瘾颇大，看他青枝绿叶往上长，一身烟味，我们叫他“烟叶”。

有一天，我出入校门，看见张秀峰主任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来者是一位姓柴的师长，亲送他的儿子柴国垣入学。又有一天，李仙洲校长来二分校视察，他走进行列注视每一个学生，张主任紧跟在后面。他们走到王孝敏面前，张主任特别介绍：“这就是王××先生的女儿，”李校长停下脚步，露出微笑。她的父亲也是高官。

那时有个牛锡龄，一身肌肉丰满，弹性极好，我们还不知道那就是“性感”，戏称他“女孩子的坟墓”。他每天睡眼惺忪，睡眠严重不足，因为晚间约会太多了。他的哥哥是师长。有一个同学病了，躺在宿舍里发烧，也不知哪一军哪一师的参谋长来看他，送他进医院。听他们交谈，参谋长居然是他本家的侄子。

那时阜阳警备司令叫李鸿慈，他的小弟弟叫李鸿志，瘦小伶仃，沉默寡言。常有杀人的布告贴在校门旁边的围墙上，由李鸿慈署名，你怎么也没法和鸿志联想在一起。有个女孩，据说是李仙洲的孙女，或者并非嫡亲，但是她的方脸，厚唇，黑皮肤，长相颇有继承之处，教人一看见她就想起她的祖父。

最出色的一个，当推于学忠上将的侄女于允兰，身材高挑，有古典美，是众家男生心魂所系。那年代，漂亮女孩子多半不用功，而于允兰功课很好；功课好的女孩子多半脾气大，目中无人，而于允兰屡次帮助陷入困境的同学。

除了抽烟，将门子弟还有几项特征，例如，他们不捉虱子。

星期天，我们捉虱子。

虱子的形象似乎不坏，一位亡国之君说“形似琵琶”，我说似芝麻，似皮囊，尖牙利口插进衣缝里，白胖饱满的肚子留在外面，似一粒上品的白米。它们脚上有钩子，想把它拉出来还真不容易，性急的人就用牙齿咬衣缝，咬炸了它们的肚子，爆竹似的连声响，嘴角一抹血痕。

那时我们穿军服，人民手中线，丘九身上衣。把军衣翻过来看里子，衣缝宽，针脚大，正是理想的虱子窝。这个星期天清场，下星期天又满座。

在一个产生虱子的环境里，虱子是捉不完的，这层道理，我们那时倒也懂得。虱子不但前仆后继，而且把幼虫和卵藏在棉絮里，如果你把虱子消灭得干干净净，也就没有棉衣可穿了。所以，捉虱子也像日本人扫荡游击队，或是警备司令部取缔奸商那样，不求甚解，明其道不计其功。

有些将军把家眷安置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每天走读，不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这些人身上可能没有虱子。有些将军在任所带眷，子女住校，这些同学周末回家，洗热水澡，换内衣，母亲替他们捉虱子，每个月换一套新军服，这些人身上偶然有虱子，不足为患。

没虱子的人对满身虱子的人观感如何？他们从来没有抛下白眼或皱几下眉头，也没有故意躲闪隔离。回想起来他们都有严格的家教。

星期天，我们写家信。当然，“他们”不写。

说实话，那年龄，并不懂得想家。但是家信依然想写，非常想写，想用家信来确定我已离家，来“享受”我已离家。想象家里没有你，家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读你的信，来证明自己长大。

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好多好多土地。政府撤退的时候，吩咐邮局留下，日本人来了，也仍然让邮局原有的员工照常工作。日本占领区（沦陷区）和国府统治区（后方）继续通信，只是断了汇兑。想必这是经过万国邮联的安排。

日本军队只知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它的统治技术却非常粗劣，法网恢恢，疏而多漏。占领军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家庭从未举行调查登记。邮检制度当然有，我们也畏忌，生病的虎狼依然是虎狼，家长希望收到孩子的信，却又叮嘱孩子不要写信；我们爱写家信，却又忍着，戒烟似的犹疑不决，发誓这是抗战胜利前最后一封，但是第二天……

总得有个地方让家长回信。当然不能写二十二中学。可以写打蛋厂，可是这么多信向打蛋厂集中，万一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呢。有些同学就自立门户，例如我，捏造了一个“德茂茶庄”，信来了，阜阳邮局一看，并没有这个茶庄，就知道是我们搞鬼。

家长经过的忧患多，写信更小心。有个同学收到信，地名不相干，笔迹没见过，拆开看，白纸一页，包着大钞一张。这同学一看就明白了，父子连心，无须言传。大钞代信，既安全又实惠，这就是“万金家书”。

阜阳是非之地，“邪门歪道”多多。有人告诉我，用明矾水写信，看不见字迹，经过烟熏火烤，笔画才显露出来。有人说用阿司匹林的溶液写信，依然白纸一张，对方拿蘸了酒精的棉花一擦，文句清清楚楚。还有人主张用尿液写信。我觉得用这个办法到小学去表演魔术倒是很讨好。不过我从来没有试验过。

那时寄封平信也得到邮局，偌大西关并没有一个邮筒。我们的家信是托星期一进城买菜的同学行个方便，邮费交给他，他没有买些邮票存在手边的习惯。有一次，笑话发生了，某一位受托的采买同学把所有的邮费集中起来，好好地吃了一顿阜阳有名的刘家烧饼，动机很“雅”：他从国文老师那里听到殷洪乔为人寄信的故事。（洪乔把所有的信丢进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发觉，教育的“结果”未必就是施教者预期的“效果”。

那时我们生虱子，喂蚊子，蹲在风沙中吃抗战八宝饭，敲开护城河的冰层洗脸，我们对这些“系出名门”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期待，我们都不知道选择前景开阔的人曲意结交，他们也没有结合成小集团制造影响。那时，我们在长大，但是年纪还小，还不够大。

11　 这样那样，渐渐长大

国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的主任张秀峰是胶东人，他延揽推荐的三大主任都是胶东人，重要的教职员也多半是胶东人。外人说，二分校是“胶东帮”。

各分校和校本部的人事有地域特色，鲁西鲁北鲁南都有。外人说，李仙洲办这个学校，心里想的是整个山东，鲁东鲁西鲁南鲁北的人都用，他的声望和亲和力也就及于山东省的每一角落，这也是出主山东的预备工作。

教务主任夏岷山老师兼教英文。他平时说话，胶东口音很重，夷本银（日本人）、夷本狗子（日本狗子）、乖家（国家），乍听实在难懂，可是英文发音纯正，教学时特别注意发音。那时没有录音机，学发音教发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时一般教材枯燥，英文课是沙漠绿洲，潘多拉提着箱子下嫁人间，小气的老太婆变成啄木鸟，太阳和狂风抢着脱一个人的大衣，都好比夏天的瓜果，秋季的枣梨。

那时没人想出国，但是念英文自成风气，天没明，起床号没响，校外田野里，一片人影书声。大家相信念英文必须高声朗诵，用听觉帮助记忆，也训练口舌肌肉，这就得到野外散开。

念英文的表情声调该是二分校一景。握拳挥舞的，喊着 Win or die，仰脸向天的，喊着 God Knows，东指西指怒目而视的，喊着 You dont say so，以足顿地的，喊着 Thats enough。一遍又一遍，重复也是学习的秘诀。那腔调可就复杂了，有鲁东英文、鲁西英文、鲁南鲁北的英文。

《怒目少年》出版两年后，中国大陆出现“疯狂英语教学法”，念英语要大声呼喊，用肢体动作配合。倡道者说，这样学进步快，那时，中国各地学英语的热情高涨，疯狂教学法能宣泄、满足这种热情，立即风行。我想，这位良师的创意，莫非和《怒目少年》有些因缘？

再过两年，我从电视中看见疯狂教学的画面，教师站在高台上示范，台下广场千百人同气同声、追随响应，仿佛“文革”盛期群众手挥小红书喊万岁的情景。看来“法不孤起”，群众运动变质不变量，也许才是疯狂教学的父亲，《怒目少年》只是母亲。但愿人人有志竟成，果然学通了英语。

我们念着念着，有时走了神，忘记自己在干什么。李孔思翻来覆去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拍他一掌：“这不是英文。”他愕然，“罗兰夫人是法国人，当然不说英文。”

眼睛从来不看脚下，难免踩坏庄稼。等到庄稼长高，就会把我们逼到河堤和乱葬岗子上去，踢着白骨，草鞋底夹缠着死人头发。

英文使我们有新的想象，而想象是我们的娱乐。有人说英语的语言是从中国传去的，Book 就是中国的“簿”，这个说法非常好玩。赵景琛把“银河”译成“牛奶路”很受讥笑，可是我们认为“牛奶路”新鲜有趣。再没有别的功课能这般讨好我们，即使国文也不行。

就算是英文课，也并非永远柔和，我们读到“斯巴达的训练”。

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全民皆兵，政府绝对控制人民的生活，人人克禁欲望，勇敢尚武，为达成国家的目标以生以死。小孩子如果怕黑，父母就把他关在黑屋子里，直到他不怕为止。孩子长大了，随军出征，父母的临别致辞乃是：若不能胜利凯旋，那就战死沙场！

这个样子的斯巴达，烈火一样烘得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日本人写的一篇小说传到中国，题目是《支那妇人》。这篇小说写一支日军奉命出征，车站上送行的场面热火朝天，这些官兵的家属个个兴奋激昂，唯有一个老妇拉着幼子的手哭泣，群众对这老妇的表现非常不满，指责她是“支那妇人”。（只有中国女人才这样自私软弱！）老妇对公众说，我一共有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在圣战中捐躯，我引以为荣，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现在轮到我的幼子，我勉励他拿两个哥哥做榜样。可惜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我不是为他哭，我哭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可以献给国家！群众前倨后恭，高呼大和之母万岁。

我们渐渐长大，这篇小说使我们又羞又怒，在斯巴达精神之前，我们又只好承认比日本落后。中国人必须比日本人更“斯巴达”，才可能救亡图存。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文化发达、政治民主的雅典抵挡不住蛮族征服，“像一只精美的水晶瓶撞在岩石上”。至于斯巴达，当然是不会灭亡的，我读“斯巴达训练”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个国家还在希腊半岛上称雄。那时候，并没人告诉我们斯巴达不久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倒是雅典文化遗泽百世。

那时有位同学叫宋捷军，也是胶东人，练过功夫，打过游击，书包里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风“大马流星”，也就是粗线条，不拘小节。他有一些特别的资讯，他告诉我，在战场上，英美的红十字会人员来救德国的伤兵，那伤兵开枪把医生护士打死了！他不要敌人怜悯。他说美军的伤兵满地乱摸，摸到了电话线就掏出小刀来割断，这时，通信兵必定立刻出动查线，那伤兵就躺在电线旁边等人来发现他。这怎么行！电话不通，岂不要贻误戎机！

那时我一直点头称是。

就在这时发生了常德会战，算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抗战战史，我读到王平《抗战八年》，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话》，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这些书对某一战役的记述互有详略，可以互相补充。

常德在湖南西部，号称“荆湖唇齿，黔滇要隘”。和去年的宜昌会战一样，日军希望能继续西进，压迫重庆。会战从十一月二日揭开，十二月十三日结束，国军以四十二个师投入战场，山东籍的将领王耀武、李玉堂都参加了战斗。

起初，战事在常德外围进行，我们没十分注意。那时我们能看到的报纸，只有阜阳出版的《淮上日报》，四开一张，电讯很少。后来日军直接攻打常德，大炮、催泪弹、轰炸机一齐上阵，守城的师长余程万率部死战，吴培申老师天天讲述战况，我们才知道常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余程万将军在常德打了二十一天，其中八天是巷战，一度撤出城外，由第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协力收复。守军弹药用尽，以木柄铁矛守城拒敌，把阵亡官兵的衣服脱下来穿在稻草人上，迷惑敌人的空中侦察。十二月十三日，国军把日军完全击败，城内只剩下余程万和三百残兵，满脸血痕。余部的三个师长都阵亡了。

吴培申先生真是个政训天才，他温良恭俭让，说话没有埋伏擒拿，却是让你服服帖帖，刻骨铭心。他是二十二中的完人，没有一个学生对他有半句遗憾之词。我至今不能分析他怎么办得到。

会战中，余程万一度撤出常德，丢弃了满地的伤兵。蒋主席对这件事情大为不满，在军事会议上点名申斥余程万“不配做长官”。余军长为此心情十分紧张，在座的将领都深受影响。下一步，方先觉守衡阳，守了四十七天，直到日军杀进他的指挥部，他始终不敢离开。

这一件事始终没人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总是这样，告诉你一半，留下一半。

常德会战之前，青年远征军来二分校招兵，走了一批同学，人数不多。会战后，空军学校和海军学校都来招生，学生的反应就热烈了。那时中国的空中武力依靠美国志愿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自己的一些运输机像地面居民一样，听到空袭警报得赶快逃开。那时的海岸线、港口全在敌人手里，中国已没有战舰，海军总司令部设在群山之中。“这种地方需要我”，许多人挺身报了名。

那一阵子我们忙着给从军的同学题字留念，最流行的句子是“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作者佚名），还有“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罗家伦）。我写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勇者乐迅雷风烈”，只能算是集句，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倒也传诵一时。

那一阵子我们有些豪气，吃“抗战八宝饭”的时候没工夫想“吃得快了得盲肠炎，吃得慢了得胃溃疡”。往时，菜盆里偶然有几片肉，其薄如纸，面积如纽扣，浮沉如游鱼，惹你的眼睛睁得比肉片还大。那一阵子还真没人在乎那几片肥肉。

我们是长大了。

这里牵涉一本书，《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著。

那时，《生活的艺术》分成上下两册，我们弄到一本下册，辗转传阅。印刷用的土纸经不起磨损，书像一块冰一样开始融化。

没人见过上册，也说不出这下册是哪里来的。书是稀有之物，连教科书都不齐全。没人教我们利用图书馆，我们也还没学会逛书店。后来发觉只有左派热心“课外阅读指导”，我们的老师不来这一套，因为课外书大半跟中共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这样保护了我们，也局限了我们。那时中共在淮北的工作大有成就，杂志不知办了多少。一九五零年我在台北卖文惹祸，被保安司令部叫去“了解”，跟我谈话的人对当年淮北情况熟悉，把左派刊物的名字一本一本举出来，我实在闻所未闻，连中共当年全力传布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著），我连封面也没见过。

因为耳目闭塞，《生活的艺术》上册没看过，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们非常喜欢林氏的文笔，可是谈到生活，他那致命的精致实在教吃“抗战八宝饭”的人受不了。例如他推许明代文人屠隆的生活；焚香时“慢火隔纱、使不见烟”，香薰透衾枕，“和以肌香，甜艳非常”。那种生活似乎很“可怕”。常听会战发生，我们一个个变成斯巴达人，有人跑了七千里路弄到“上册”，问我要不要看，我竟摆一摆手，算了。

我这个轻率的决定大错特错。多年后读到“上册”，才知道和下册不同，下册谈的是技术细节，上册谈的是人生哲学，在斯巴达之外，人对生活对社会还可以有另一种态度，实在是我老早应该知道的。斯巴达式的人生观可以用于战时，不能用于平时，可用于工作，不能用于闲暇，可用于青壮，不能用于终生，而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环境改变，这苦头可就吃足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都是“只读一本书长大的”，而这“一本书”，又只读到一半。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人该融会各种不同的学说，欣赏不同流派的艺术，承认不同地域的风俗，容纳各种不同的个性，读各种政治立场的报纸。这些，没有人教给我们。

而这半本《生活的艺术》，我自己要负责任，却是怨不得别人。

12　都是生物惹的祸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们埋头准备考试，忽然眼前发黑，起初以为是营养不良的例行现象，接着听见空中有奇异的响声，如崖下怒涛，如天外闷雷。就在这时，教室里飞进来许多蝗虫，窗外檐前，蝗虫像瀑布一样滚滚而下。

没法子估计究竟有多少蝗虫。它们由微山湖一带出发，越黄泛区，奔河南，波及淮上。它们飞行的队伍像肮脏有毒的云层，无边无际，遮没了地平，太阳只剩下惨白的影子。你出门，它们钻进你的脖子袖子，你做饭，它们拥入你的锅中灶底。它们压断树枝，压塌草棚。当然，更教人痛苦的是吃光了庄稼。

蝗虫有一张宽阔的嘴，上下两排刚锐的牙齿，落地以后齐头并进，且走且吃，从来不停，好像从来不饱。所到之处，消灭一切绿色，留一个灰溜溜的荒原，农夫的春耕夏耨，忽然成空，徒然手上磨起了一层茧，背上晒脱了一层皮。它们且吃且走，顺便产卵，为来年留下祸根。虽然它们不吃毛茸茸的叶片，农家还可以收成少许豆类，但来年无可避免有一个悲惨的春荒。

农民怎样对付蝗虫？他们用的是相沿千年的老办法。白天，在田亩的一端挖沟，另一端两侧站人扯起一条绳子，两人摇动绳子把田里的蝗虫赶进沟中，填土把它们活埋了。夜间，在地头上堆柴生火，利用“飞蛾投火”的习性烧死它们。连老妇和幼童也上阵，拿着用树枝扎成的武器拍打，咬牙切齿，满地都是蝗尸。他们昼夜战斗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蝗虫太多了！太多了！

还有一个办法。飞蝗虽然成万成亿，却不是一盘散沙，它们有队形，有方向，行动一致。它们不掉队，不打内战，也不各行其是、另立山头。它们可以一日之间铺天盖地，一夜之内无影无踪。这太奇怪了，于是农人相信它们有领袖，有纪律。蝗的最高领袖叫“虫王”，据说比一只鸡还大，脸形像马，是一尊虫形的神。农人在阡陌间摆下香案，全家汗泪交流，叩头无数，祈求虫王慈悲。蝗虫终于离境，可是它们也把农人赖以活命的禾苗收拾得干干净净。

蝗虫过境的那天，我为农人心酸。明知必败，仍然战斗；明知无灵，还要祈求。就这样，他们在绝望中奋斗了几千年。这次飞蝗北来，想必鲁南家乡也是灾区，千郭万家，或许也要对着冥冥长跪不起，一任成堆的蝗族淹没了他的双腿。

蝗是排了卵才飞走的。卵一窝一窝产下来，每一窝几十个，来春孵化了，蝗增加了多少倍？那时将有多少人口多大面积受害？我太忧愁了，不能祷告。

那时有一门课，叫做“博物”，内容包括初级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遍地蝗虫之时，我们听老师讲授“飞蝗”。

他说，我知道你们恨蝗虫，怕蝗虫。现在暂且把你的恨你的怕放在一旁，现在用你的冷静、你的客观来观察研究，放弃个人的感情和成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他说，飞蝗的害处太大，一定会被人类消灭，先进国家早已灭蝗成功，学动物学的人只能看图画，看标本。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你们是最后一代看见活蝗虫的人。蝗虫是灾害，也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学习。

一席话说得我们有了意兴。在他的指示下，我们每人抓了一个蝗虫来反复谛视，看它为什么属于直翅类，看它的口器构造，看它的复眼和单眼。这才看清楚它的触角像两条鞭子，身上有黄、褐、黑三种颜色，飞行时前后翅摩擦，有嗤嗤啷啷的杂音。我特别注意它的前胸，前胸很高，有一条笔直的脊线，露出高傲自信的神态。我想，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骄傲，你这罪大恶极的害虫，不久就要断子绝孙。我又想，高等动物才有这样的神态，蝗虫虽是昆虫，却也进化了百万春秋，才体会到生命的庄严，怎么误入歧途，以作践人类的庄稼为生，也实在太可惜了。

说到产卵繁殖，老师说蝗的幼虫叫蝻，蝻有天敌，明年春天“蝻”孵化成形的时候，会被一种黑色的小虫咬死，所以，阜阳明年应该没有蝗灾。天意灭蝻，农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给这种黑色的小虫叫“气不忿”，意思是看不过去，要打抱不平。蝗虫把老百姓欺负得太惨了，我看不惯，忍不住，要插手管一管，“气不忿”这个名字包含着农夫的感激与幽默。

“博物”这门课很枯燥，全靠死背硬记，难得他旁征博引。他告诉我们：“枭食母”是捏造，“羊羔跪乳”是附会，“腐草化萤”是误会。

讲到白杨树，他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是白杨木做的，西方人说白杨树有罪恶感，树叶没有风也瑟瑟地抖。这也是西方人的附会，事实上因为它的叶柄半截方，半截圆，这方圆交界处极弱，为了支撑树叶又得硬挺着，由于力学上的理由，叶片不能稳定，白杨在耶稣降生以前就是如此。打蛋厂外白杨成行，他派几位同学出去采集落叶，当堂人手一片，仔细观察。这片叶子我夹在笔记本里保存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我们处境急变，废书不读……

狐狸狡猾倒是不假。他说，狐狸会清除身上的跳蚤，它衔着一根树枝下水，在水里把树枝高高举起来。跳蚤怕水，朝没有水的地方跳，最后集中到干燥的树枝上，狐狸把树枝丢在河里，自己游上岸去，这一手连猴子都不会。

整本博物最后一节讲的是“人”，他能引用马克思：“人是动物学最后一个名词”，他很“博”，还能继续说，“人”除了动物学里的人，还有伦理学里的人，还有社会学里的人，“人不仅是动物学的最后一个名词”。

这样的老师何可多得？但求全责备，他不是教育家，由衷藐视我们这些“破烂青年”，有几位同学在城里大街上遇见他，听到的是如下的责骂：“看你们这个模样，简直是叫花子！你们怎么有脸进城？”

那时我们军服已脏已破，因营养不良已瘦，因在烈日下暴晒已黑，生疥的脸已数日不洗，流脓的腿弯已难以支持体重，我们的外形确实如他所说，但我们不能原谅他。

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感激，刚刚学会忌恨。

他太喜欢说话。我入学报到的那天，发言责备教务处帮我作弊的人，就是他。报到的事本来与他无涉，可是他喜欢“信口雌黄”，有一天终于出了状况。

学校弄来一块地，鼓励学生种菜，校方指派教我们种菜的人当然是这位教师，因为他学农。

那时全国中等学校的校训都是“礼义廉耻”，称为共同校训，蒋委员长亲笔写了这四个字，教育部颁布规格，命令制成漆黑描金的大匾，挂在每一所中学里。我们学校一切因陋就简，唯有这块匾堂皇精致，有“黉宫”的气势。

我们没有大礼堂，我们在操场里集合，司令台面对着一堵围墙，这块匾只好挂在围墙上，师生触目可见。有一天博物老师带我们去菜园，一行经过校训的金匾之下，这位老师指指点点说了一句：“太喜欢写字了，四个字写错了三个！”

那时蒋主席威望正隆，学生听见这话，个个怒形于色。今日回想，这位老师的评语也太严太苛了，国字除了正写俗写之外，还有碑帖的写法，还有书法家基于美学的理由而擅创的写法……

那博物老师并未发觉多言多败，还在能言善道。有一天，在菜园里，话题转到校长李仙洲身上，他说：“李仙洲每次来，我们每次都得立正，他凭什么？这是军阀作风！”那时李校长是我们的另一尊神，他这句话真正犯了众怒。

离开菜园以后，几位高年级的同学有所计议，也和另外班级的同学沟通了，决定对教博物的老师来一次“精神枪毙”。学校每天集合全校学生升旗降旗，升旗比较隆重，分校主任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参加，降旗多半由军训教官一人主持。这天降旗之后，解散之前，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对教官说，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向同学们宣布几件事情。

现在说到我们的第三位教官，其人文质彬彬，说话无阳刚之气，处事也没有决断力，他完全是在抗战的形势下身不由己做了军人。他也不问一问学生要登上台去说些什么，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演讲冠军彭利时首先登台，同时有七八个同学出列站在讲台两侧。彭利时显出他的口才，几句话就把全场的情绪鼓动起来。他说我们都是失学的青年，总司令为我们办了这个学校，我们父母做不到的事，校长做到了，我们感激他，我们爱戴他，如今竟然有人侮辱他，藐视他，我们应该怎么办？台下大声齐呼“把他赶出去！”面临这种失控的情况，教官固然手足无措，分校主任和训育主任也闻声走出办公室，暂时站在远处观望。

就在这时候，“立正号”响了，这表示李仙洲校长进了校门。李氏虎虎然大步直奔讲台，置军训教官的敬礼于不顾，遥指台上，大吼一声“叫他下来！”声音果然吓人。彭利时跑步下台，向他敬礼，他也没有正眼瞧一下。

李氏站在台上，气呼呼地追问缘由，一手掏出怀表，限三分钟答复。当时李子俊挺身而出，把博物老师在菜园里说的话重述一遍。李说：“我不信！还有谁听见了？”七八个同学一齐举手。李氏说：“好！好样的！”吩咐卫兵把这几个人带走，他拉长脸训了几句话，警告大家要用功读书。

这一夜，我们很惊恐。我们都知道一个总司令的权有多大，也有“杀鸡吓猴”一类的常识。尤其是我，从小见过草菅人命。那时国军共军在各地冲突不断，规模很大，国民政府已开始“防共、限共、溶共”，策士们建议用霹雳手段，“向敌人学习”。这一夜，我胡思乱想：那两位学长莫非真的是……要不然，哪来这先烈一般的勇气？

还好，第二天，他们回来了。据说李仙洲把他们交给参谋长，参谋长追问闹事的原因，告诉他们：“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然后，参谋长把他们交给警卫营长，营长教他们跟士兵一同吃晚饭，到禁闭室睡觉。

彭利时没有回来。据说，参谋长发现彭利时有一张利嘴，能煽动群众，留在二十二中是个“病”，发给他一笔路费，教他转学。我们从此没有他的消息，文章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想了一阵子，“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时代”，也不知他的利嘴是祸是福。

李仙洲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咬牙切齿、与日本殊死决战的年代，同时也在国民党防共溶共、唯恐不及的年代，那时军权至上、乱世重典，那时思维粗糙、行事鲁莽，他处理二十二中历次风潮，还算心平气和，宽容开明。他始终没用政治构陷对付学生领袖，虽然学校有人放话出来，怀疑学生受中共操纵，却从未出自李仙洲本人之口。他还对二分校的老师们撂下这么两句话：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弟，子弟走偏了，要把他拉过来，不要把他推出去。一九四五年，校本部学生对第二任校长发起抗争，李仙洲几乎是站在学生这一边，就更难得了。

一九四九年，台北街头，我突然遇见那位教博物的老师。老师到底是老师，他自动留下办公室的地址。以后又见过两次面，他沉默寡言，和以前像是两个人。怎么变了？教人关心。不久，台湾发生盗伐森林的罪案，法院传他以专门技术人才的身份作证。他在法庭上尽量不说话，法官问他：树被伐倒盗走以后，观察留下的树根，能不能推想这棵树是多久以前砍伐的？他急忙说“不能”。法官说：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大树伐倒以后，残根往往发出新枝来，看新枝长了多粗多高，可不可以推想伐树的时间？他又急忙说“可以”。旁听席上大笑，第二天，报上刊出花边新闻。

唉，老师，老师，过犹不及嘛！我真怀念你在二十二中的老样子呢！

13　小说女主角会见记

有些人，曾经对你很有意义，而今音容笑貌宛然，可是，你把他的名字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要写，我怎么知道了她的名字又忘了她的名字。那时（我是说一九四四年），我们辗转传阅一本小说——也许不能算是小说，其中人物真名真姓，而且行文平铺直叙。书中的事件大意说，在上海某某大学，一个女生爱上一个男生，两人有了很亲密的关系，可是那女子负心别恋，可把那男子害惨了。写书的人就是那个“受害”的男生。

所谓亲密关系也不过拥抱接吻。两人进过旅馆，那男生还算良心不坏，只写两人轮流洗了个热水澡——各洗各的。这种情节，今天看来并不足以撞击人心，然而那是一九四四年，在风气保守的内地，一个女子，和男人有了只有夫妻才有的接触，而又不嫁给他，就会成为道德的被告。所以，这本书虽然文笔平常，对那女子仍然有杀伤力。

那时我们还不能分辨有益的书和无益的书，或者说，我们还不能抗拒无益而有吸引力的书。我们对大都市、大学生一心向往，乐于搜集一切有关的道听途说。尤其是，众人言之凿凿，指证书中的女主角是我们一分校的某一位国文老师，这就陡然提高了这本书的“可读性”。我至今想不透在那交通困难图书缺乏的战时，这样一本毫无文学价值的书何以能流传到我们手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难道真的成了传播的定律？

我和这位受谤的女老师有一面之缘。我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饱受争议的人物，印象至今深刻。那本书已速朽，她的名字已失传，我们会面的经过也许能稍稍久远一些，因为其中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且说这个星期天中午，从一分校来了两个女生，她们进了二分校的大门指名找我，一路问到教室里。那时男女同学极少往还，我们不知道怎样和异性相处，教育并不包括为女子做点小事情、献些小殷勤、女生微笑表示接受你的礼貌和善意。至于男女可以互相搀扶可以低声耳语，对女子可以如对长姐如对弱妹，更是不可想象的事。那时有男生偷偷摸摸给女生写信，开头是“某某学姐妆次”女生悄悄地回信，结尾是“小女子某某敛衽再拜”。

我想，有些事情不该任其湮没。我们二分校的校舍原是一座工厂，所谓女生宿舍也是一排厂房，并没有围墙关锁，男生若在女生宿舍附近逗留张望，学校马上开除你！这是极其可耻的罪名。那时女生有了难题多半找教英文的老师吴惠波，有一夜，吴老师出来到女生宿舍走走，撞见了靠在墙上的一条黑影，那孩子魂不附体，咕咚一声直挺挺地跪下了。吴老师说：“你快走，我没看见你。”……后来那孩子对人说，“那一刻，我觉得她简直是我亲娘！”

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那两位女生走过来，我听见“轰”的一声，热血往头顶急流。她们之中较胖的一个说，外传我的作文成绩很好，她们的国文老师想和我见个面。我挺着脖子坐在那里，目不斜视。她在一张纸上写下那位老师的名字，也写下了她们学校的名称。我看见名字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那位老师正是那一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她俩正是一分校的学生。

她俩走后，我才觉察同堂自习的男生女生低着头，屏住呼吸，没有谁的眼睛盯在书本上。我不知道他们听见了什么，回忆只有一片白茫茫。小说的女主角下凡了，我下个星期天去看她。她是那样一个人，据说有那样的恋爱经历，现在隐藏在我们中间，这次见面有窥探的乐趣。我马上想到这不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可是我又想到，她在一分校教书而能关怀二分校的学生，无疑是一位良师，《插柳学诗》时，（拙作《昨天的云》中的一章。）线装书灌输我感激知遇的观念，我又觉得能和她见面是美好的经验。

我竭力回忆两位女同学的模样，好久，好久，才廓清云雾，显影定形。仿佛是，一个高些瘦些，一个胖些矮些。仿佛是，比较瘦高的一位始终没有说话，也许她在用她的大眼睛说话，她的胖同学，脸庞比她大，眼睛却比她小。那时男女同学一律穿麻袋似的军服，女同学多半贴着衣领缝一块白布，外面露出两厘米宽的一条白边，她们爱美的天性，整洁的习惯，也只能在这些小地方流露出来，那大眼睛的女同学别出心裁，她在衣领边缘镶了一条阴丹士林蓝，特别清丽。这条蓝边明明白白，确凿无疑。

下一个星期天，我前往阜阳城南的后湖，一分校设在那里，有一位“爱情通缉犯”藏在那里。我一路揣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眼角眉梢吊得很高，说话的声音不由口腔出、由鼻腔出，跷起二郎腿可以踢死苍蝇，喷出来的烟圈成串，每分钟换三次表情……

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国文教员？

袁世凯当权的时代，安徽出了一位督军，他爱置产盖屋，一分校的校舍，就是借用他的庄园。现有的记录指控他横征暴敛，他留下的几个庄园就是证物。若非督军留下这个证物，一分校又向何处寄身呢，当年这位督军是否想过，他只是给自己留下污点，却让后世非亲非故的人一面骂他一面享用他的遗业？

倪家庄园没有围墙，却留下又深又宽的“护城河”，深宅大院，一路行来，记得有竹林，杨柳，鸟声。藤萝茂盛，秋千仍在。那女老师住在一所宽敞的瓦房里，独自一人，把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只是窗外树叶浓密，她无法驱走室内的阴暗。也许微近中年了吧，两腮的肌肉开始松弛，稳重和蔼的带鱼尾纹的眼睛如柔和烛光。一开口说话形象就更清楚完整了，缓和的宽厚的女中音，温热近乎母爱。我的推想完全错误。

落座不久，那天到二分校传话的两位女同学来了，仍然转动大眼睛，仍然露出蓝色的衬领。她们悄悄地旁听。一开始，我们稍稍谈了一下我的故乡。她没到过山东，听人说山东十分穷苦，露出关切的神色。那时代，人以地域歧视为乐，她竟然并不轻视我的故乡。我说平地人还过得去，山地日子难过。她说那还好，山东山地不知有多少矿藏，终有一天要勘探，要开采，山地人早晚要发大财。将来中国没有穷山恶水，穷山可以开矿，恶水可以发电，“河边出财主”这句俗谚也许要改成“山坳里出财主”。

后来谈到作文。那时风气还不免重文轻白，我的丝毫文名正是由调动之乎者也得来。她说，以后不要写文言文了，以后的中国文学是白话文学。白话一样可以写得“掷地作金石声”，一样可以“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以后的作家要用白话去“起八代之衰”，去“管领风骚五百年”。这才是中国文学的香火传人。

当时，她的话，我想是真的，却不知如何去相信它，因为我欠缺某些基本知识。只能对她的敬意又加了一番。我断定用她的名字编造爱情谣言的那男人是个恶棍。那人绝不可能比她更善良、更有教养。如果她有过情人，如果她们破裂，应该由那个男子负责。人在还没有弄清是非之前就决定袒护“自己人”，所以绍兴师爷有“救亲不救疏”的定理，我有点动了义愤。

那天我们谈到两本书。

罗家伦的《新人生观》正在风行，内地买书不方便，竟有油印本和手抄本。这本书中说，“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能有更伟大的创造。”他问，“磐石之安”有什么意思？磐石是麻木的，没有知觉的。他说，如果安逸享乐是理想的生活，那么最理想的人生是做军阀的姨太太。很显然，这论调是那个时代的强音，在我们的学校里荡漾着回声。

不过，书中有些不同的说法我一时不能调和，他说“弱是罪恶”，弱者连累他人，要他人照顾他，把许多有为向上的人拉下来。可是，它又主张同情和悲悯。墨家的执法人将自己儿子处刑，拒绝国王的赦令，大义灭亲，得到罗氏的肯定，可是，罗氏也教人亲亲仁民，敦亲睦族。书中高举理智、苦行、勇猛，却又说，“小红低唱我吹箫”也很好。

那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她笑了一笑，这是因为罗先生少写了一句话，那些热心介绍这本书的人又没有替他补上。她的解释好极了：罗先生的理想，是把青年造就成“完备的人”，这种人，肉体精神，理想现实，公德个性，专业嗜好，都能有发展。这种人既能“磨刀入谷追穷寇”，又能“泣涕循城觅弃孩”，既能“横眉冷对千夫指”，又能“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能“躬耕草庐”又能“统师六出”，既能留下拿破仑法典，又能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这种人可大可小，能刚能柔，这才可贵、难得。她的解释好极了！

我暗暗思想：有完备的人就有偏执的人，到底谁是“偏人”？念头闪过，下面谈到《爱的教育》。她提起，有人批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太软，太感情用事，偏到一边去了，于是又有一个意大利人写了一本《续爱的教育》，他让主角安利珂生了肺病，到乡下去休养，由他的舅舅照料，舅舅教他劳动，教他凭意志过日子。他又偏到另一边来。

《爱的教育》太软？像《少年鼓手》、《少年侦探》，多么尚武，多么爱国，难道还不够吗？哦，现在我们谈到重要的地方。爱国少年爬到树上去瞭望，他发现了敌人，敌人也发现了他，开枪射他，他中了弹，跌下来，亚米契斯居然没写伤口，没写流血，连衣服被树枝刮破了没有也懒得一提。然后，大军从他尸体旁边经过，向他致敬，军官把佩剑抛在他身上，将军把勋章抛在他身上，士兵把无数鲜花抛过去，聚成一座花塚。你想，画面多么漂亮！情感多么强烈！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软化了。可是，在前线指挥作战，将军怎会佩戴勋章？战备行军，士兵不许离开行列，何处采到这么多鲜花？这是用浪漫的手法，经营虚幻的气氛，给少年人甜甜蜜蜜的麻醉。少年人不会由这等文章得到面对现实的毅力。

到了必须告辞的时候，我只好走。我以最标准的姿势向她行了军礼，并把姿势维持到一分钟以上，以表示我的满意。那戴蓝衬领的女生始终没说一句话，我也就没向她告别。此行收获很大，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还遗漏了重要的东西，还有事情该做没做。归途中，一阵子兴高采烈，一阵子又垂头丧气。

回到二分校，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要烧掉那本谤书。这得先查明这本书为谁所有。我按照辗转传阅的线索逆向追问，竟找不出原始持有人，没有谁说“这是我的书”，也没有谁承认此书是由他自外引进。既是无主之物，那就更好办了，厨房里，每一个灶都像一座土高炉，灶底正奔腾着熊熊烈火。

那时，烧一本书是豪举。在机关学校的表册里，书是财产，销毁一本书要办种种手续，俨如卖掉一座房子。这本书是我手头上唯一的一本铅印的东西，我断然朝灶底一丢，看着那一卷黑幻化为一片红，全身霎时轻了好几斤，又好像重了好几斤。火过无痕，不会留下她的名字。

在空旷的操场里，我把事情从头想到尾。那女老师大概有过破碎的爱情，她的住所才那样冷清，态度才那样沉默，横看侧看，总是她受了伤，不是她伤害别人，至今没有温暖的家庭，却有我烧不完的谤书。谤书可以传万里，不能传百年，立意恶毒的作品会被时间淘汰，心伤也唯有时间可以治疗。情海险恶，破釜沉舟也未必能凯旋，真是可怕。

痛痛快快地把书烧了，怎么还不知足，还不快乐，难道还有什么遗憾？问题在那蓝色的衬领。那项链似的一环似乎是蓝的，又似乎是绿的，我后悔没看清楚。

14　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

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我问“阜”在哪里。国文老师李仲廉先生说，“阜”在百里之外，阜之阳确曾有过城市，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既来水边，难免淹水，所以阜阳人说这块地方“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阜阳人爱谈泥鳅上街、青蛙入户的经验，用麻布作成网兜，在自家门口捞虾的乐趣，还有，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还有，著名的安徽第四临时中学四周筑堤，堤外大水汪洋，堤内弦歌不辍。

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商人一马当先。水运可以促进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商人站稳了，自有谋生的人来依附，爱拼不会穷，水里火里，再接再厉。有了钱，盖楼，囤粮，备舟，没有钱的人学游泳，水来了有命，水退了求财。

阜阳迁到水边来，恐怕也有军事上的考虑罢？《阜阳市志》记载，阜阳附近有十五条河，比较著名的是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在阜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在阜阳东南，河渠纵横形成了江南风味的沼泽地带，易守难攻。抗战发生，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沿津浦路南下，对陇海以南津浦以西的这块肘腋之地却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阜阳以它的赫赫巨掌，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源源送入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于是，天地君亲师在上，我在阜阳天天声光化电，的呢阿吗，刀来米伐，厄比西迪，开始了我自己的人生。

阜阳八县，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一九四三年秋季的水灾，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旱灾，秋天的水灾，我们亲眼看见。我在《山里山外》透过一个号兵的视点，描写灾民的苦况，就是以阜阳灾情为底本。《阜阳史话》说，西关打蛋厂招募女工，收入虽然菲薄，战时也断绝了，工厂关门，厂房做了二分校的教室。

抗战时期，阜阳地区的负担很重，据文史资料，单单是山东省，就在那里设立中学两所，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一所，小学一所，政治学院一所。后来山东省政府也撤到阜阳，除了一班文官，还带着保安部队。当然，还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江苏省政府也搬来了。

更大的负担是供应军队。依阜阳县志和阜阳文史资料记载，长期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二军，五十一军，八十五军，十二军，暂编第九军，骑兵第二军，十一路军的五十六师。临时过境的部队，有刘汝明、何柱国、莫德惠……

地方对军队要供应眷属住宅，营房，柴草，马料，差夫，慰劳伤患，修防御工事……

军粮多半是就地征购，政府发钱在当地买粮。“购”字上面既然有一个“征”字，有半强迫的性质，民间必须接受交易，粮价往往比市价低很多。

除了征购，还有“征借”，把你明年该缴的粮食先拿出来，寅吃卯粮。借了明年的再借后年的，据说已预借到五年以后了。

我在这里敬谨记下阜阳父老的厚惠。

阜阳为抗战使尽力气，过年贴门神，连门神都穿着军服，背着步枪，效钟馗并伸两指，指着踩在黑皮靴底下的黄衣小儿。还记得一首顺口溜。战时征兵，所以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安徽是桂系地盘，李品仙做主席，广西干部纷纷和当地女子通婚，所以说“生了女儿是老广的”，征粮购粮都由保长承办，保长的权很大，所以说“打了粮食是保长的”。

中共在淮河北岸也发展得很好，皖北人“生了儿子”也可能是“老毛的”，他们的粮食也得找保长帮忙。唱的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其实是老百姓送上前。他们长于结合群众，住在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在阜阳，并不知道对阜阳感激。那时国军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大字标语说“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

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朦胧中还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后来到陕西，到东北，到台湾，越是忠贞之士、这种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

回想起来，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

举例来说，我们目睹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

一九四三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

我们曾经参加阜阳各校的联合球赛，参加各校合办的联合晚会，收场都不愉快。

我们曾经有一次助割。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听说校方“希望”我们替农家割麦，没有正式宣告，没有发起人，没有编组，也没有和地方保甲联络。

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做这件事。刘宗元同学告诉我，他走进麦田，说明来意，那正在割麦的汉子直起腰来，把镰刀往地上一丢，斜眼看他：“你会割麦？”接着，一位农妇尖锐地声明：“我们可不管午饭哟！”

宗元是揣着粗面馒头出门的，他觉得无趣，一腔热忱化为乌有。他在田野间游荡了很久，后来发现一位太太正和一小块麦田奋战，他才找到用武之地。

那时，我们的形象一定很骄傲，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还有，我是总司令的学生，……

那靠异乡支持的学校，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怎样和异乡人相处，例如，在路上碰见了他们老年人要微笑，遇见了少女少妇要低头；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即使你认为那是陋习；称赞他们的食物，即使你觉得难以下咽。

人是骄傲的动物，人人都必须骄傲才活得成，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共同骄傲。我们和阜阳人没找到这个交会点。

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样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还好，在阜阳，我们知道自己是学生，应该有教养。阜阳离家乡近，也还能得到一些接济，容易守规矩。真正的大兵没有家庭，没有亲友，没有故乡，他每月领到的薪饷只够买卫生纸。他可以不买卫生纸，用报纸代替，但有时得买信封信纸。他可以不刷牙，但总得买肥皂。冬天，他可以洗冷水澡，出外办事总得喝杯热茶。他一天两餐吃得饱，但有时还想水果鸡蛋。怎么办，自己动手，见了就拿，或者利用公务之便，乘机需索，对民家的骚扰很严重。如果他抽烟，就更麻烦了，我常见大兵在阜阳城内的大街上拣烟头，那只是老实守分的大兵。

那时我们都还懵懂，不能把麦粒看成农夫的汗珠泪痕，听说过“最后一根草压断了骆驼的脊梁”，骑在骆驼背上，庆幸自己不是那根草。后来（一九四四年）淮上发生战事，日军迫近阜阳东郊，二分校师生夤夜撤出打蛋厂，向南方丘陵隐蔽，当地村民以为来了乱兵，连夜弃家逃走，我们并不懂得歉疚，心里想的是“我们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威风！”年轻人都残忍，他的七情尚未成熟。

必须注明，九十二军的纪律算是最好的。

大兵扰民，我在《昨天的云》里面写了不少，本书后面还要再写。我十分痛恨这种行为，常常设想怎样制止、怎样惩罚。后来我也枉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一天想通了，大兵的待遇那么低，政府只养了他一半，他靠老百姓养他另一半，他因此养成了各种坏习惯，战后待遇提高了，老毛病仍然改不掉。我会记下他们后来吞食的恶果，能惩罚世人的，只有因果律。

15　五叔毓珍

五叔是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名重乡里，不过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很少，我只记得他曾到我们小学的球场里打篮球，我站在场边观看，我的眼睛只盯住球，他的眼睛也只盯住球。

四叔、五叔、七叔是继祖母所生，都和我家不相往来。祖父留下的那一大片房产，南半部面临广场，由继祖母等各户居住，北半部面临大街，由伯父家和我家居住。南北之间是废弃了拆除了的酒厂，颇似军事上的无人地带，形象化了这个大家庭的分裂和隔阂。

五叔健谈，继祖母的客厅里经常众声喧闹，烟雾腾腾。我们这边临街的房子租给人家开酒店，是个公共的场所，论客辩士发言盈庭，父亲有时也参加。这南北两个论坛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颇不一致，当面有耳，隔墙有嘴，把两面之词传来传去，是人类的一大嗜好。

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一定因“反封建”而鄙薄家庭，那时，大家庭制度的积弊（有时简直可以说是罪恶）也确实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奇怪的是，对大家庭制度的声讨和咒诅，往往来自受益最多的人，五叔就是以吾家的骄子精英，愤然大呼“家是宝盖底下一窝猪”！

巴金写在《家》里的这句话，当年俨然金科玉律，天下有口皆传，基督教会号称“神的家”，因受不了这句话的压力，连忙自己造出一个专用的新字来：宝盖底下一个“佳”。这话传过来，我父亲倒不紧张，他不慌不忙：“宝盖底下这只猪代表家畜，饲养家畜是‘家’的特征。”

话又传过去，五叔笑了：“我只看见他家养孩子，没见他家养猪。”

那时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抗日”。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一步比一步紧，对中国人的刺激太多太深，热血青年实在忍不住，一想起这件事来就废寝忘食，一谈起这件事来就声嘶力竭。他们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政府的态度却是尽量拖延，青年们气极了，出来游行请愿，政府倒用警棍、消防水龙头来对付，说不定还准备了监狱。咳，耳光打在脸上，也就一时分不清谁亲谁仇了。

依那时五叔看来，打日本容易，咱们人多，拿一百人拼他一个！这话传到酒店里，众人问我父亲的看法，父亲说：“咱们拿一百人拼他一个人，中国得有一百亿人口才行。”众人惊问缘故，父亲说：“日本的人口是九千万，号称一亿。”

那怎么办呢？父亲说，国家兴亡不可意气用事，要忍辱负重，想想看，越王勾践吃过吴王夫差的大便！当然，这话马上又传到“那边”去了，五叔默然有顷，扬起下巴来说：“来，咱们就公推他老哥，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天早晨去伺候日本人上厕所吧。”

一九四二年我到安徽阜阳读书，给五叔去了一封信，那时他是国军第五军炮兵营长，驻在云南呈贡。

五叔离家以后，继祖母封锁了他的一切消息。我还记得，有一次，邮差把五叔写来的家信送到我家，母亲吩咐我立刻送给祖母，祖母脸色大变，亲自到邮政代办所，再三查问此信在什么时间送到我家，从时间上确定我家没有私自拆开这封信，才为之释然。她老人家又仔细叮嘱了那全镇唯一的邮差，以后务必把信送到“南边的大门”，切勿再送到“北边的大门”，这才放心回家。

祖母肯把五叔的通信地址说出来，这是她老人家的宽大，据说，她估量我在外面也许能有些出息，这才假以颜色。那时给五叔写信，要寄到“云南呈贡、羊落堡、储开甲先生转交。”呈贡在昆明之南，靠近滇池，储先生是当地大户，五叔的朋友。那时，我觉得云南远在天外，能够往那么远的地方写信，很值得自豪。

可是，信发出之后，久久没有回音。倒也有几分意料之中，毕竟是那么多的芥蒂，那么久的猜防。这两个家庭第一次正式沟通失败了。谁知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老人家的信忽然来到。而且是挂号信。而且有一张法币三千元的汇票。而且回信头两句是“忽接来信，不禁热泪潸潸”。在他老人家想象之中，我这次穿越封锁线、来到大后方，定是九死一生吧。

为什么没有立刻回信呢，原来五叔到缅甸打仗去了。战史记载，这年三月，日军由泰国进窥缅甸，攻占了缅甸南境的名城仰光。防守缅甸的英军战力不足，要求中国派兵增援。那时中国沿海全遭日军封锁，对外运输依靠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当然希望把日军赶出去，立即派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由云南入缅，第一场大战在仰光以北的同古发生，称为同古会战，五叔参加了这场战役。

同古会战之后，国军部署第二次会战，不料此时另一路日军忽然攻占了腊戍，畹町、八莫也相继沦陷，入缅国军的后路被敌人切断，有陷入袋形包围圈的危险。如此局面，英军要负最大的责任。英军战力很弱，常常不顾全局、任意撤退以求自保，战地记者讥笑他们，说是“看见英国人的背和手，却看见中国人的胸膛。”背，指转身退却；手，指举手投降。

战局恶化，指挥中英联军的美国将领史迪威急忙逃往印度，国军则往缅北疾走。第五军撤退途中，九十六师担任后卫和右翼掩护，五叔那个炮兵营就配属在九十六师。

关于滇缅战役的专述，我读到两位将军的回忆录：赵学渊和杜聿明。我在图书馆读到一本《缅甸战争》，记事详细，但是后来再去找，没有找到。《国民革命战史》滇缅战争的部分，执笔者史才很高，全局中兼顾细节，充实而生动，它是我主要的倚仗。

缅甸撤退应该是抗战史上最有毅力的撤退，也是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撤退途中二百师师长戴安澜遇伏受伤不治，两团长失踪。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失踪，后来发现死于仰光狱中。骑兵团长黄行宪，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都阵亡了。基层官兵的损失难以确计，九十六师沿途死亡两千人，失踪八百人，五叔这一路上所受的“天磨”也就简直自顶及踵了。

《国民革命战史》记载，缅甸的地形南北狭长，山脉河流多是南北走向，而峻岭激湍，十分险恶。国军由缅南北撤，在缅北东去印度，西入云南，挥山刀开路，骑独木过河，在毒蛇、猛兽、疟蚊、蚂蟥的攻击中，与猴子争野果，与死人争卧地，与蚂蚁争饮水，随处有人饿死、病死、自杀而死。在这个人类难以生存的环境中，国军与日军昼夜竞走，国军急于走出敌人的口袋，日军则急于想拉紧袋口的绳子。“我能往，寇亦能往，寇能往，我亦能往！”有时候，国军披荆斩棘，攀山越岭，隔着密不通风的原始林，听见敌人在“隔壁”讲日本话！

缅北有一座野人山，是这次撤退最后最严厉的考验。野人山号称鬼门关，意思是人入此山不能复出。此山纵深四百里，高度平均八千尺，峻岭丛林，瘴气烈日。九十六师在山中绝粮，杀蟒猎虎为食，终于越过此山。三千里绝地，六个月胜负，无一人降，无一人叛，抱病扶伤攀高黎贡山进入云南。在一个叫剑川的地方早有千万出征官兵家属麇集盼望，五婶也在那里等候。死生交会，哭声动野，大雨忽然滂沱而下，为他们洗泪。五叔接到我的信，想他老人家心中那一团郁结，一点酸楚，那对鬼神的感激，对袍泽的悼念，俱在心中，俱来眼底，这才“热泪潸潸”的吧。

我把五叔的信转给父亲看。父亲写信给五叔，认为“此或吾家将兴之兆”，并且说，自己“一事无成，使父母失望”，深感愧悔。五叔也写了长信给他。看来这个裂痕纵横的大家庭，有了我这一丁点儿黏合剂可用。

无如万般是命。不久，命运铸九州之铁为错，敲破了家，敲破了国，任何人无力补天。

这几年，我常思量，五叔在一九四三年寄给我的法币三千元，到底是多大一笔钱。

翻查了价格史货币史一类的书。中国面积大，这个地区的物价跟另一地区的物价不同。物价的数量单位也不一致，同是白米，有时用斤，有时用斗，安徽阜阳地区的物价没有查到。

倒是查到了一条：一九四三年，中等学校教员的薪水是七百八十六元，看来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位教师四个月的薪水，数目似乎不小。不过，我又查出在地主家做长工，平均每个月可以赚到两千元，是中学教师的两倍以上。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个长工一个半月的收入。战前有一个故事讽刺教书先生，说他的束脩和长工的工资相等，只有在吃饭排座位的时候高出长工。抗战五年，教师的经济地位竟远落于长工之后，可见“世变”之一斑。

依《民国价格史》所示，一九四三年食盐每斤大约是三十五元（西安），猪肉每斤大约五十三元（桂林），火柴大约每盒四元，白米每市斗大约二一○元（四川）。由此可以想象，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难以维持生活，各校势必要自己想办法补救。县政府总可以从公粮里弄些斤两出来分给县立中学的教师，国立中学只有在学生的主食项下制造“结余”。伙食管理无法弊绝风清，这该是一个原因。

一九四三年是抗战以来物价最高的一年，我们开始“捉襟见肘”。我曾写信给二姐，问她能否给我做一条内裤，她回信说不能，她自己正没钱买布。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到邮局领取汇款，立时就地汇了一千块钱给她。男生可以缺钱，女生必须有钱，这是我当时的信念。

回想起来，我没能好好利用这笔钱，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学会怎样用钱。我买了布鞋、内衣、肥皂、牙粉。中午，拉李孔思出去吃了一顿客饭。那时我们用桐油点灯，以棉絮捻成灯芯，燃烧时浓烟弥漫，既费油，又不明亮，我买了一大把灯芯草分给全班同学。那时副食有名无实，同学们多半弄一撮盐撒在饭上佐餐，有道是“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盐好”。我买了阜阳名产大升酱园的咸菜，请同席吃饭的八位同学共享。

全是不急之务。我竟没有买过一本书！这似乎注定了我今生不能做一个读书人。

16　一百块钱欠了四十年

当年在阜阳读书，一分校幸而有督军留下的庄园，二分校幸而有英国妇人留下的工厂，等到成立师范部，把年纪稍大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抽调出来，另立门户，就感受到居大不易。

设在三王寨的师范部，离校本部柴集三华里。据尹宝玺同学记述，三王寨分老寨新寨和小寨，也是督军家的庄园。但房舍不敷师范部使用，师范部的同学只好自己“拓坯”，再雇匠人来盖屋。在某一段时间内，三王寨一望全是赤膊的男生，手足并用，把稀泥碎草填进木框里，晒干了、垒墙。男生在烈日下操作，女生送茶水，开饭的时候把省下的半个馒头送过去，想到出力干活的人食量大。这一授一受，两个人的脸都红上好一阵子，此后见了面反而不说话了！第二天只是傻干。有位同学说，他在湿坯中心印下自己的手印，祝祷砌墙以后，他的手印正好挨着某一个女生的书桌或是枕头。

听人家说，那位督军本来还要盖很多房子，可是袁世凯死了，他垮了台，新政府追查他，把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没收了。秦始皇修了长城才死，隋炀帝通了运河才死，督军怎不多折腾几天，替师范部盖好校舍。天生恶人，就是要他为后世的好人开一条路，那样的路，好人自己开不出来。

师范部的同学告诉我，他们那时整天拓坯，浑身骨节酸痛，夜里梦很甜蜜，那甜蜜专属于汗如雨下的人。他们卧在草地上，眼望督军骑栗色骏马，披挂闪亮的官服，东指西顾，工匠如蚁。他们也看见，在督军背后，革命军蹲满了整座树林。

既在梦中，景象当然恍惚，就像风吹皱了池水、碎乱了水中的倒影那样，一阵手忙脚乱，督军就无影无踪了。可是房子依然在，每一间都完好，大伙儿理所当然地走进来，坐下去，——或者躺下去。心底有一份甜，一块永远消化不尽的糖。

那是梦。现在青天湛湛，白日朗朗，学师范的人坐在三王寨简陋的茅屋里，念着“士志于道，不耻恶衣恶食”，想颜回，想范仲淹，偶然也怀念满脸油墨的督军，天下没有不垮的军阀，但天道总是太快或太慢，命运之神总是太忙或太闲，无法恰到好处。

师范部有人来，我问：“是不是有个凌老师教你们国文？”答话的声音里有得意：“当然！”

又问了几个人，答案的内容具体了，知道凌老师国学修养深，又能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是师范部的一宝，一分校二分校还有高中部都想“挖”他，他要就近照应在师范部念书的长子，不肯他就。

父亲来信嘱咐我去拜访这位凌仲高先生，他打听出来凌老师是临沂人，有家人留在临沂乡下，似乎可以转个弯儿带点钱给我。办法是，我家和凌家都在沦陷区，可以把伪币交给凌家，再由凌老师折合法币给我。家中已经知道，这学校并非什么都有，而是“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得给我一点钱。

凌老师既然带着公子，想必也带着师母，那么，可以吃到一顿水饺吧？也可以听到类似母亲说话的声音吧？去三王寨的路上，我没想到钱，只闻见水饺煮熟了的热香。饱餐以后，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师母面前，听她“拉”家常，也算是回了一趟故乡。

我走过粗枝大叶的树林。我走过连绵无尽的野蔷薇丛。我看见一条谦卑的小河，滋润着凸凹起伏的草地，牧童山歌世世代代，老师宿儒第一次在此藏身。

我找到凌老师，没看见师母。他的骨架大，田字脸上有承受压力的肉和遒劲的纹。山东的饱学之士，往往这样把五车之书顶在头上、驮在背上，压不断脊梁，压硬了肌肉。我认识了他的公子鹏举，他没有翅膀，有扬起来的眉。我没看见师母。

凌老师为人豪爽，谈到钱，他立刻拿出一张面额百元的钞票给我。他说，国立中学待遇低，比不上私立中学也比不上县立中学，加上一九四三年物价飞涨，他实在没有钱可以寄回老家。“一百块钱你拿去用，不要告诉令尊。你想，万一令尊把这一百法币折成伪币送到我家，我老家的人岂不要笑死？”他的意思是钱数太少了。

仍然没有看见师母。

我们说话，鹏举兄坐在一隅的小方桌上做功课，自己割据一个小世界。那是摆在灶王爷面前上供用的小桌，上面放着鹏举兄的作文簿，我忍不住要翻开看。天哪，他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很奔放，很活泼，也很细致，以我们的年龄和环境来说，他恐怕达到了最高水准。

我泪眼模糊地合起他的作文簿。我读到的是一篇追念亡母的至情至性之文。

我是不会看到师母了。

凌府的家具简单，除了一张太小的方桌，就是两条太长太宽的凳子，乡下人夏天可以躺在上面乘凉。这奇异的比例，在我心中一直不曾磨灭。

凌老师说要做点东西给我吃，他亲手在那张小方桌上和面，我则坐在长凳上东张西望。一位饱学之士的住所，墙上没有一张字画，室内也没有一个书架，即使是很小的书架。那时的读书人似乎还不知道可以用几块砖头两片木板搭成搁板放书，这置备书架乃是一件大事和难事。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书。

凌府——我是说他的老家——原有许多书本。他住在临沂附近的戴家村，日军扫荡，看见他的藏书，第二天立刻派人送来一张聘书，要他出山做官，动作很快。凌老师的动作更快，他连夜搬家逃走。他手边无书，腹内有书，人家说他能背诵春秋三传，全部史记，全部古文辞类纂，全部经史百家杂钞，大部分全唐诗和全宋词。阜阳城内城外，有谁找不到某个故事的出处，想不起某一句话的原文，都来找他。那天我向他求证，问他是不是能背诵那么多古籍，他说：“谁知道？又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背过一遍。”

那年代，唯心唯物的争论激烈，说得明白一点，唯物论者对唯心论者的攻击随时随地发生，他们并且说，要想文章写得好必须有理论修养。如此说来，要想文章写得好，必须解决唯心唯物的归属。我拿这个问题问凌老师，他说：“何必一定要‘唯’呢？咱们作文立论，既不必唯心，也不必唯物，咱们有孔孟，有儒家哲学。”

那时，我的感觉是，他的指示也像他做出来的点心一样，出乎意料的简单。那天，他用盐水和面，赶成薄皮，放在热锅里烤到微微发黄，我们一面喝白开水，一面吃将起来。细嚼慢咽，倒也香甜满口，可是我原来巴望的是一顿水饺啊！

吃完点心，凌老师见我不曾质疑请益，似乎不甚放心，又加了一句“儒家哲学像家常便饭，平淡，延年益寿。”唉，那时我哪里懂什么唯心，什么唯物，哪里懂儒家哲学。直到今日，我嚼着从超级市场买来的一种健康食品，用粗面做成薄片，烤干了，不会增加胆固醇。我这才想起当年那顿点心，和他老人家的语录。

“我欠他一百块钱。”每逢有人提起凌老师，我总是这么想。听者愕然，他问：“你和他什么关系？”这才发现新经验：欠债也可以招摇。新经验使人快乐（或者沉思，或者惊愕，或者敏捷），人生因它丰富起来。

那是我们大量增加新经验的时候。譬如，我在云南做炮兵营长的五叔忽然寄给我三千块钱，有了三千块钱可以做许多事情，欠凌老师的一百块钱早该归还。这天，我恭恭敬敬写了一封信，附上百元大钞一张，趁李孔思赴三王寨之便，托他带上。后来我知道这样做还是简慢了，应该亲自跑一趟，大钞之外，最好还带点水果。可是，那时我和孔思的人生经验究竟贫乏，我只知道借债必还，孔思只知道忠人所托。

结果出了意外，孔思走到三王寨附近。遇见两个大兵，一个“倒剪”了孔思的双臂，另一个就动手搜他的口袋。孔思失款，气急败坏，要求凌老师带他报案，他记得某一个“强盗”的面孔，也看见他们进了某一个村子。可是凌老师说：不行。

不报案就不报案吧，可是孔思愤愤然，一定拉着我去见凌老师。他力主报案，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清白，我也从未假设他有某种嫌疑，我们那时只对女生“有猜”。孔思是因为有一张黑脸，要一伸“路见不平”之气。凌老师说：“不能报案，绝对不能报案。”

人生经验也是一门学问。凌老师问：“如果你们去告发，去指认，军方今天抓到了这两个人，明天就会枪毙他们。为了一百块钱断送两条命，你们难道能永远不后悔？”

他又问：“现在军队里有很多阜阳人。我们头顶阜阳的天，脚踏阜阳的地，喝阜阳的水，吃阜阳的粮。如果抢犯是阜阳人，如果为了一百块钱杀死两个阜阳青年，岂不伤了阜阳父老的心？”

他再问：“这一百块钱本是还我，现在就算已经还过了，他们抢走了我的钱，我不要追究。这样行不行？”

问到我们无话可说，这才提起秦穆公。穆公出门，他心爱的一匹名马受惊狂奔，他亲自带着卫队追赶寻找，找到山后，看见一群汉子正在煮马肉，地上铺着带血的马皮，他们杀了穆公的爱马！可是穆公派人送给那群汉子一坛酒，告诉那些人吃马肉的时候一定要喝酒，否则会伤害身体。

这才提起王献之。半夜里，王献之躺在床上，听见声响，看见人影，知道来了小偷。献之不慌不忙地说：“对不起，我家实在很穷，只有一床青毡还可以典当几文，你拿去吧。”

这才提到陈寔。他看见小偷躲在屋顶下的横梁上，就不动声色，把全家子弟都叫到屋梁底下来听他训话。他说，人一定要勉励自己上进，那堕落的人本来也是好人，可惜不能抵抗世俗污染。说到此处伸手向上一指：“就像屋梁上这位老兄一样。”小偷吓坏了，跳下来俯伏在地，陈寔安慰他几句，送了他一些钱……

凌老师为“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作了注脚。我本来并未坚持报案。我心里悬念的是，怎样把这一百块钱还给他。他当然不肯再要，也许，孔思带去的钱他也没打算接受。

四十年后，我才等到回报的机会。师范部校友凌鹏举是凌老师的长公子，住在四川省岳池县，通过他，我和住在西安市的凌老师凌师母通信，寄去一点钱和一卷录音带。我和他老人家长谈，汇报四十年来的漂流成长，我缕述他留给我的身教言教，很恳切地告诉他，我也教过书，凡是他做过的，我都做不到，他是今世难逢的良师。对老年人，最重要的是肯定他的过去，据说凌老师一生坚忍，老年寂寞，这卷录音带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至于凌鹏举，我们的师兄，我一直没忘记他的作文，揣想他做了作家，担忧他受文字狱牵连。还好，他后来做的是工厂管理，躲过若干敏感风波。

17　群众的愤怒转向了

世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预兆？有人微笑点头，心里却并不坚持；有人说：“那是迷信”，声音很低，唯恐鬼神听见。

我们的厄运是从二分校主任张秀峰跌破了眼镜开始的。他有深度近视，他的眼镜是玻璃镜片，金边，那时镜片都用玻璃，怕摔。

这年春天，我们照例到柴集，全校师生在校本部团聚，过阴历年，庆祝校庆，参观运动会。我们午后出发，晚上住在后湖一分校的校舍里。这天大家很饿，很累，对晚饭的期望很高，因为这两天照例加菜。这天一分校的晚餐热腾腾，香喷喷，馒头也破例废除两手捧着的草鞋底，改成恰可盈握的水蒸梨。我们越看越馋，可是谁也想不到，我们没饭吃！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发生，我想（今天回想）军训教官和事务处都有责任。二分校有个炊事班，炊事班有班长，也就是伙头军，有炊事兵，也就是伙夫，他们竟然都没有来！那时学校是军事管理，到柴集去算是行军，住在后湖算是宿营，宿营要先安排厨房厕所，载在教范，教官是念过的，他没照本子办事！

不过，军训教官从来不管伙食，伙食关乎钱粮出入，甚为“敏感”，教官避免涉及，炊事班的头顶上司是事务处。这天事务处全体员工躬逢其盛，自己吃个红口白牙，忘记了所以有个事务处、是因为有学校，所以有学校、是因为有学生。

那时二分校的事务主任跟学生没有缘，学生朝他敬礼，他看空气，于是学生也就拿他当空气看。后来，也许他愿意还礼，可是学生不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就使他更厌恶学生。“国难期间”，那时我们总是吃不饱，吃完了、还蹲在那里望着空盆空碗发呆，听见教官的呵斥才站起来，动作太快，总有几分钟眼黑头晕，摇摇如在舟中。阴历年加上校庆，一年只有这么几顿能把肚皮撑圆，只要这几顿饭别让他们失望，他们就能在流言飞语中信任你一年。可是，……

等到暮色苍茫，望见同学三五成组自柴集的方向急奔而来，他们“征用”了农家的木板车，送来冰冷的“抗战八宝饭”，这些饭，还是同学们等“老百姓”吃过晚饭，借了挨家挨户的小锅小灶，一锅一锅煮出来。

由于失望，觉得这些饭特别硬，特别冷，特别粗糙，嚼在口中，有莫名的伤感。一个黑脸膛的高年级同学愤然说：“我们不吃，我们全体到校本部去找张秀峰讲理！”他操鲁北口音。

群声响应。这时，张主任还戴着他的金边眼镜，在柴集校本部跟新校长郑仲平谈天，李仙洲已不是校长。

这天二分校张主任夜宿校本部，睡前，他的眼镜忽然掉下来，在地上摔坏了，左边的镜片破裂，右边的镜片脱落。他端详空洞的框架，悬念老家，难以成眠。

夜半，二分校的一个学生飞奔而至，把张主任从床上喊起来，报告情况。二分校的四百学生因为没有晚饭可吃，连夜从后湖宿处朝校本部急行军而来，要向主任兴师问罪。十人之中，必有忠义，张主任在二分校有许多子弟兵，此时只能通风报信，不能左右大局。

没有眼镜，张主任减损许多风采，所幸还有框架可以戴上，他喊醒郑仲平校长，动员校本部的炊事班立即做饭，然后，他朝操场走去。突然失去镜片的帮助，他深一步浅一步，好像地面崎岖不平，所幸他步上讲台之时，操场里还没个人影。学生的计划正是先在操场里集合，再请主任出来“训话”，大家走进操场，看见主任已经占据了那样有利的位置，不觉锐气一挫。

气氛仍然紧张，嘈杂中有人怒骂。张主任站在讲台上，以非常和缓的语气讲了话，他首先承认自己没有关心大家的生活，对下面主管人员的工作疏于检查，以致今天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他说：“我心中十分不安，这是我的过错，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失职。”接着，他保证大家能够及早吃饭，今夜就在校本部休息，“在大家没有吃饱睡好以前，我绝不离开大家一步”。

二分校的学生一向敬爱他们的主任，平时主任对全体师生讲话，连病号也挣扎着来听。这次挨饿，似乎是事务处的责任嘛，听他引咎自责，反而于心不忍。这心意，学生中无人能作完整妥当的表达，只是吼着要把事务主任撤职。张主任当即声明：事务主任经校务会议通过，上级批准，他没有权力撤换。下面齐声哄喊，不肯罢休，气氛又紧张起来。不料此时张主任声色俱厉、斩钉截铁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这种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我决不接受！”学生受此冲击，不知所措，台下竟鸦雀无声。

张主任与学生对赌，以平素累积的威望孤注一掷，赢尽所有的筹码。他不看观众，只想角色，角色扮演成功，观众自然入彀。结局是，他趁学生慑服的那一刹那又说了一些话，对学生的灵魂加以温婉的抚摩。饭菜上场，以食为天，一页历史掀过。

张主任是个人才，但是那副眼镜框架也是极重要的道具，戴惯眼镜的人一旦把眼镜摘除，会显得五官丑陋、不似人君，学生倘若觉得今晚的张主任和平时的张主任有某种悬殊，定会生出许多枝节。张主任是在夜色掩护下演出一出小小空城计，他除了巧妙地平息了（或者说预防了）一次学潮，还证明：人的行为变化有其限度，一个大的事件可以演化出许多类似的小事件来。

我们二分校“年纪最小的男同学”陈培业告诉我，学校有过几次“绝粮”。

一次是迟迟不能开饭，最后由厨房抬出来煮熟了的麦粒。这因为存粮吃光了，老校长李仙洲四处募粮，募来的小麦来不及磨成面粉。麦粒极费咬嚼，吃饭的人又不敢怠慢，两餐下来，两颊和牙根奇痛难忍，通宵辗转不能成眠。那一次，教职员大约不会跟学生一同吞小麦吧？可是学生没有半句怨言。

又一次，天气已凉，又断了粮，学校募到一批黄豆，也磨成了粉。黄豆粉做成的馒头，黄澄澄，香喷喷，有些人不觉流下口水。老师叮嘱，豆面只能吃六成饱，我现在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百分之几的人听从了老师的警告，那时，我们的“常识”是，大众短视，需要先知，大众自私，需要强制。照那天吃了豆面馒头以后的情形看，大家都吃滑了舌头，收拢不住嘴，多少人肚子胀痛，多少人下泻，多少人整夜发射连珠炮似的响屁，——屁声从各处响起，像互相讽刺，又像互相竞赛，夹杂在呻吟声和笑声里，是奇闻奇观。——所有的屁声呻吟声都像是在支持“专政”的理论。那天，教职员大概不吃黄豆吧，学生也没放在心上。

培业说，有一天，菜盆里忽然出现红烧猪肉，大米饭的成色也合乎“标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此时，立正号响，只见老校长披挂整齐，靴声橐橐，将星熠熠，走进开饭的大操场，他后面跟着一群长袍马褂的黑胡子白胡子，再后面是二分校的张主任和教职员。这一干人在饭场里走来走去，有个白胡子老者再三叹息：“这些孩子受苦了！”学生一听，怔住了：今天还算苦？几天以后，运粮的独轮车一辆接一辆满载而来，一连运了几天才停止。原来老校长那天把阜阳的富商巨绅请来参观，当场募粮，有个大商人提笔就写了三万斤！

那日子才艰难，可是没半句吵闹争执，大家一面受苦一面津津有味、沾沾自喜。为什么改了国立、有了粮源、饱暖无忧，反而容易生出事端？历来治理众人之事，困难不在“否极”之际，而在“泰来”之初，动乱多半发生在情况开始改善的时候，我想，那天晚上，张主任他看见了历史。

据说，那天晚上，张主任萌了去志。我们一点也没看出来，他是那么全心全意照料我们。那餐饭，也许我们太饿，也许饭里杂质太多，也许夜太静，只听见一片“咬牙切齿”之声，张主任就在这一片杂音里陪着我们，直到鸡啼。

张主任是个“吐半口儿血”的文士，瘦得像黄河岸边的灾民，白得像京戏舞台上的小生，等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睡下，他也快要昏倒了。今天，我想，如果那有领导力的同学站出来说几句感谢的话，大家一致鼓掌送张主任离场，或者，派几位高年级的男女同学送张主任回到他的住所，场面温馨一些，有多好！无如那时的群众场面只表现浮躁和狂暴的一面，总是一副恨恨不已的表情，“先知先觉”立下这样的模式，“后知后觉”也就随波逐流了。

事后回想，还是张主任聪明，郑校长对校长这个职位兴趣太大，后来受到许多伤害。

四十几年以后，二分校程明光同学道经济南，拜望了身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的李仙洲，李氏透露，当年二十二中校长一职，山东耆宿原来有意请山东省第一联中校长张敏之担任，但郑仲平朝里有人。李氏对郑之“善为自谋”似乎不满，其实郑氏之“得”，同时是他之“失”。

张敏之是能吏、烈士、教育家的混合型人物，在山东教育界声望甚高，他的个性和治事方法与郑仲平不同。后来，乱世酷吏把他锻炼成现代的左光斗，恨我无缘成为他的史可法，他的事迹有待大手笔写成大文章。我常想，当年张先生如果真的做了二十二中校长，他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不知又是什么样式。命运只是一张略具轮廓的画稿，因不同的人着色而成不同的画。

李氏离手、郑氏就位，二十二中的格局已定，二分校的一次小小风波，显出这格局的轮廓。学生和学校当局在经济问题上对立，校园内唯一可以争议的经济措施就是伙食的管理，学生不断有意见，而表达意见的方式则为“纠众滋事”，因为他们从未受过民主训练。到抗战胜利我离校为止，二十二中只有“胃”的斗争，没有“脑”的斗争。学校当局一次又一次贴布告开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领袖，有一次，这布告后面被谁批上四个字：“鸟为食亡”。

那时，大家恨管钱管粮的人，学生瞧不起管钱管粮的人，战时筹粮也是舌敝唇焦，汗流浃背，可是学生没有感应。那些人也只知管钱粮，不知道办教育，他们看学生，也只看见一些永远填不满的嗷嗷众口，露着没刷干净的牙垢和没拔掉的蛀牙。他们没有看后院的小鸡小狗、前院的小草小花那一份喜悦。除名离校的学生跺着脚说，有一天、长大了，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了某一个人，定要狠狠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一九四六年，这类事果然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旅舍中。

二十二中的学生，前后有一百多人转学到六中，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怒气。抗战胜利后，二十二中某一部分的负责人前往重庆，中途在四川绵阳的旅社中投宿，被二十二中的转学生发现，一群学生冲进去，狠狠地羞辱了他。据说，学生动手殴打他，践踏他掉在地上的呢帽和眼镜，逼他连声自供：我是贪官污吏，我对不起青年，我对不起国家。学生把他那副破碎了的眼镜收拾起来，装在信封里，托便带到二十二中，供同学大伙儿传观，使人想起杨贵妃死后、当地人轮流观赏她的一只袜子。

六十年代，台北，鲁籍政要李文斋家有喜事，前往赴宴的校友，与他们立誓要报复的对象同席。几个校友也曾秘密耳语一番，商量散席后如何如何。可是，时隔二十年，那人实在已经太老，太衰弱，太孤苦可怜，这几个学生终于不忍下手。后来，一位参与密谋的同学对我说，宽恕是美德，可惜有负当年对老同学的诺言。

今天回想，陷区青年切齿痛恨日军侵略，才到后方去读书救国，不到三年，大家的怒火不约而同转移了对象。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固然猜不透、想不通，恐怕连李仙洲将军、张秀峰主任也始料未及。

18　那天，战争几乎吞噬我

一九四四年算是个丰年。这一年，苏联把列宁格勒的德军击溃了。克里米亚和罗马尼亚也相继解放。这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罗马、巴黎光复，在南斯拉夫、爱沙尼亚、希腊各地大胜。太平洋方面，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在塞班岛，关岛，菲律宾，在摩鹿加群岛，和日军进行惨烈的战斗，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这一年，中国军队在缅甸和英军并肩驱逐侵入的日军，攻克孟关，在胡康河谷会师；占领孟拱、密芝那、芒市、八莫，巩固滇缅边境；把侵入滇西的日军逐出，光复龙陵、腾冲，不许他们进窥长江上游。

可是，这年四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用兵河南，许多名城要邑不能固守，报上说，“三十七天内连失三十八城”，（书上说，四十四天内连失四十五城。）虽说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这空间太大，换来的时间未免太短了。

六亲不同运，命运像化学课堂上的试纸那样，遇见弱者就变恶。小小的日本国，原打算由南洋入缅甸，由缅甸入印度，由印度入中东，和德军会师，压迫英国求和；同时由太平洋直取中美洲，封锁巴拿马运河，压迫美国求和。等到东西两面都碰上铁板，这才缩小范围，经营第二个交通圈，他要由日本经朝鲜，越满洲，贯穿北宁、平汉粤汉三大干线，转广西，以越南暹罗为跳板，和新加坡连接，使陆上海洋的派遣军首尾呼应，脉络贯通。他这才沿陇海路西进，平汉路南下，来打河南。这就像山后有人打围，野兽都跑到山前来张牙舞爪。薄处先破，脆处先断，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这一战严重威胁阜阳。平汉路有失，将阜阳和大后方的连体切割，阜阳成为“敌后”，而且，日军为了策应河南的战事，从蚌埠出兵、沿淮河北进、企图占领阜阳。两路日军打算在郑州会师，席卷河南全境。警讯频传，我们这些大孩子虽也心跳气促，但绝不是害怕。那年代，哪个地方要是没打过仗，那个地方就好像有几分不如人。而我们这一带已经好几年太平无事了。

颇有游击经验的曹湘源握着拳头、望着前方说：“让李校长带着我们打一仗吧！”

四月底，日军迫近我们居住的阜阳，我们唯恐他拂晓来一个闪电攻击，夜夜躲在阜阳南部的丘陵地里，随时一个急转弯可以进入大别山。这时，弦歌不辍就难了，我们最喜欢把带队的老师围在中间，听他谈打游击的经验。

我记得他说，小日本儿，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呢，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从古到今，想用武力征服世界的人都失败了，他们三朋四友怎么能成功？他怎么不想想，你有国家观念，别人也有；你有民族精神，人家也有；你敢死，别人也敢死；你会杀人，别人也会杀！

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忽然阴沉。你们知道我杀过多少人？——啊，我们受了惊。——我杀日本鬼子，杀八路，杀汉奸。对付敌人和坏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我现在是放下屠刀拿起鞭子（教鞭）！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杀过俄国人，如果要我写“我的志愿”，我的志愿就是：捉几个俄国大鼻子，一天杀一个！

虽然是在夜间，我也似乎看得见他的脸上有一团杀气。大部分男同学都鼓了掌，只有在七年血战之中才会有这样的掌声。也许是掌声的鼓励吧，他说，小日本儿的年纪越来越小，枪比人高，裤管比腿长。夜间做梦，想家，偷偷地哭，早晨班长伸手一摸，枕头是湿的，马上好一顿拳打脚踢，怪你给皇军出丑丢人。依照政府规定，捉到了小日本儿要送到大后方，可是山长水远，一路经过日军占领区、八路占领区、土匪占领区，哪里行得通？还不是就地挖个坑儿埋了。那小日本儿哪，他哭，他磕头，他并不是怕死，他哀求你一枪把他毙了。只有中弹而死才是军人之死，灵魂才可以轮回再生。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

这一段话，他另是一种语调，很平静，几乎带一点感伤。万籁无声中，某种气氛包围了我，使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为杀人者鼓掌。可是，你怎样面对亡国的危机呢？你怎样面对水火涂炭中的生灵呢？你怎样面对无定河边骨和深闺梦里人呢？皇天在上，人生在世，战时有战时的选择，平时有平时的选择，我们无法统一。

这时，有人问他，杀人有什么感觉。他睁大了眼睛、亦庄亦谐。感觉很好！像大便畅通！他有一等一的口才，先使我们惊，后使我们怒，末了，我们大笑。也只有七年血战中才有这样的笑声。

战火蔓延，我们停课下乡，准备和日军捉迷藏，饱学的宿儒隐退，通三教九流的教职员当令，这些人很健谈，于是，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话听见了，后来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

我们到这一队听听，再到那一队听听，自称“游学”。听到醉心，忘了归队，于是，某一队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的带队老师干脆向他一拱手：老兄，你多偏劳了吧。

这位“老兄”引人入胜之处，是他背后有一张神秘的幕。他说：“我是来防范异党活动的，我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望着那低垂的幕，我们肃然起敬了。不过那时我有一个疑问，一个负有如此重责大任的人，岂不应该深藏不露、运作于冥冥之中吗，为什么这样招摇呢？

他实在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伸手到那无形的大幕之后，不时取出一样令人惊喜的东西。他说，汤恩伯的军纪太坏了，河南人“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汤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是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指挥五个集团军，声望实力都超过司令长官蒋鼎文。

这位老师认为，日本人想并吞中国，征服世界，信心未免太大了，汤军在郑州只守五天，在许昌只守六天，叶县是他的大本营，日军还没到叶县，他先退到伏牛山里，他的信心又未免太小了。信心太大是狂人，信心太小是病人，河南战役是狂人对病人的战争。

一个惊愕连着一个惊愕。他似乎决心要使我们永远记得他。有些话怎么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以不变应万变？”那是低能。“以空间换时间？”那是败家。他告诉我们，后方正在流行两句话：“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沦陷区正流行两句话：“抗日、抗早了，当汉奸、当晚了。”他的解释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些人立即毁家纾难，现在撑不下去，只好变节投敌，眼看着抗战胜利近在眼前，他这个汉奸罪名怎逃得掉？有人先干汉奸，搜刮压榨，浑水摸鱼。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等到日军大势已去，他来个改邪归正，照样升官发财。

这个人，我一辈子忘不了，借着战火的余光，他展示了一本禁书，一本书外之书。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给我们启这个蒙、开这个窍？他是来防范异党、查察青年思想的啊，他究竟希望他的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他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许多年后，我听到一个名词：“鸟媒”，猎人把鸟制的标本放在树林里招引它的同类， 而猎人在旁张网以待。又过了若干年，我听到更生动更恰当的比喻，“引蛇出洞”。这位防范异党活动、查察青年思想的老师，或许是玩着同样的把戏。

年轻多梦，我常常梦见他变瘦变高变黑，长袍束腰，头上缠着白布，对着山洞吹那尖巧灵活的笛音。他的音乐确能引蛇，也能使蛇繁殖得多、生长得快。后来他疲倦了，没有气力了，不吹魔笛，蛇照样成群结队爬出来，他只好赶快起身逃走。天下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这一回，他做了因果的主宰，也做了因果的奴隶。

19　我不敢感谢上帝

阜阳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病了。

日机轰炸阜阳，北面日军攻到七十华里的太和，东面日军攻到四十里铺。我突发高烧，不能起床。

发病的这一夜，同学们半夜起床，出发疏散，因为不准点灯，谁也没发觉漏掉了一个人。我也不能说一句话，或者翻几个身，来引起别人注意。

阜阳城的居民已完全疏散，有一支小小的巡逻队四处查看疏散的情形，他们来到打蛋厂，帮了我一个大忙，那就是，从厨房里舀来两碗冷水。一个发高烧的人是如何需要饮水！这种情况下哪里有开水，也只有不忌生冷了。

这一次阜阳的疏散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没有战地任务的人一律出城，家家锁好大门，贴上封条，军警在每一个路口守卫、每一条街巷巡逻，战后还家，全城百姓没有任何损失。

次日中午，同学们回来，李孔思赶快替我请来医官，医官马上开了药方。那时西药是稀有之物，幸亏我们有一位老师在城里开了一家委托行，每年暑假依靠返乡探亲的同学带些“走私”的货品，他的指点加上孔思的奔走，校医这才为我注射。

有几天，我颗粒不能下咽。每天，校医来打针，孔思为我准备一排十碗开水，打蛋厂又变成一个空壳。只有我，躺在这里，只有老鼠，从屋梁上溜下来，到我的碗里来喝水。连老鼠喝过的水我也一饮而尽，只有在喝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生命。

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清醒时并不恐惧，只是空虚，很想坚持什么，悬念什么，可是心念涣散无法集中。如果我能为别人忧，就可以解自己的苦。国太大，家太远，阜阳太陌生。我必须能不想自己。

游丝一样，我的思路挂在一只鸟笼上。每逢主日崇拜，教堂里的风琴响，它就婉转地唱起来。这时，牧师说：“感谢主，鸟也来和我们一同赞美上帝。”这时，我们微笑。这鸟，是一个定时显现的神迹。在这大疏散的日子，逃难的人会提着鸟笼吗？它大概还挂在那里吧？那笼子里，是否还有它的米、它的水？

这是一只朴素的鸟，形状像燕子，苍白色的外衣上有斑点，挂着黑色的项圈。看来它相当强健，能忍受匮乏。可是，那里还有一只猫，披着虎皮、戴盖圆形笑脸的猫。鸟叫的时候，它就跑到笼下方，猫仰脸张望。它一会儿望鸟，一会儿望人。生物课本上说猫有尖牙利爪，生性凶残，行走无声。可是它能跳多高？现在，教会里只有它和一只鸟，它也许不必张望了，可是它到底能跳多高？

想到鸟，我慢慢有了精力。我为它忧虑，为它设想，用我的幻想来帮助它，这鸟的命运有一百种可能。“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没有天父的意思，一个也不落在地上。”……

后来，恍惚中，我听见教堂里的风琴响，睁开眼，一团漆黑，鼻尖上空飞着一只蚊子。……恍惚中，又听见风琴，还有鸟声，睁开眼，青天白日，老师在教务处拉胡琴，他们都回来了。

国军以骑八师为主力，击败了沿淮河北犯的敌人。骑八师来自甘肃，师长马彪，西北马家军主力之一，经此一役，三千人埋骨淮上，由阜阳出发的劳军团和前线将士对泣，大酒大肉无人下咽。

今天重提旧事，我查看了战史。八年抗战，大战役二十一个，小战役一千一百一十七个，加上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淮上一战规模小，一般抗日战史或只字未提，或寥寥几行，倒是《阜阳市志》有详细记载。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徽的日军伪军一万多人，在空军掩护之下，沿沙河向颍上阜阳进犯。国军将领廖运泽指挥抵抗，李鸿慈的暂编十四师，廖运升的第十七师，马彪的骑兵第八师，徐长熙的骑兵第三师，还有阜阳县的三个自卫队参加作战。骑八师正面迎敌，作战勇猛，副师长卢广伟、政治部罗主任壮烈牺牲，日军第十三师团参谋长亦战死。

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日军前锋到达十八里铺，离阜阳城只有十八里路，而我正昏昏沉沉躺在西关打蛋厂二分校的教室里。

平汉线上，日军迅速攻下许昌，自许昌南下，一星期内攻下郾城漯河。同时，平汉线南端的日军北进，遂平、西平失陷，两路日军在确山会师。日军从东南沿淮河进攻阜阳，原是为了策应平汉线的战事，平汉路既已打通，也就暂时罢手。

这么说，我能由死入生，（阜阳能转危为安）全靠淮上的将士死了那么多人、平汉线上的将士丢了那么多地方。二者缺一，我命休矣。有些基督徒以自我为宇宙中心，说是“万事互相效力，教信主的人得益处”，如果我拿来解释这一次瓦全，那真可耻。这一次，我只能感谢李孔思，不敢感谢上帝。

我那场病算是重病，孔思是唯一来看顾我的人，我和他并没有特别的关系，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交朋友，我的朋友是上帝派遣的。

结交这位“圣人”不容易，他不爱谈天，我请他吃了一次“婆婆谟”，再请，他拒绝。平素沉默寡言，行走坐卧不离功课，上课记笔记最专心，最完整，最清楚明白，人人称赞。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后来也突然丢掉他的笔记本，跟我们一同远走。

一九四七年底内战惨烈，他在西安，我总算有机会替他做了一件事，但是还不能说偿清我欠的人情，详细经过写在我的下一本自述里。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我费尽心思找李孔思，只找到“最后看见李孔思的人”。

河南这一仗，汤恩伯受尽指责，全靠国民政府蒋主席挺身而出，他对国民参政会说“责任在我”。据说，战事由军令部直接指挥，中央并没有命令汤恩伯在某地死守，汤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位置应该和前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超过规定。看来汤所受到的“圣眷”，真是“优渥有加”。

但是河南人不能原谅他。虽然说是“宁愿日军烧杀”，一旦日本人真的来了，他们还是希望汤军能守住阵地。他们只是说些负气的话督促你检肃军纪而已，你怎么……怎么就真的真的让日军……烧杀来了！

说到烧杀，日军自一九三七年侵入中国以来，有一套行为模式，一九四四年在河南，日军仍然照这套模式进行，既无“改进”，也无反省。

日军对焚毁村庄有极大的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着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那时乡镇建筑多半以茅覆顶，或者是以木材为主的百年祖居，一旦起火，转眼可以烧光，那画面，大概是非常之“赏心悦目”吧。

至于“杀”，仍随手点染“即兴”取人性命，似乎颇为自己的“潇洒”得意。例如，一个农夫在过桥的时候和日本兵相遇，他不敢返身折回，只有硬着头皮小心翼翼靠边走，日兵飞起一脚，把他踢到河里去。……

倘若事故特殊，例如在地上发现了国军遗落的几粒子弹，就要郑重其事，来个“机关枪点名”，把几十名老百姓排列起来，用机枪扫射，据说，一枪一个，立时毙命，小日本儿训练精良，弹无虚发，自鸣得意。

还是“宁愿汤军驻扎”，还是赶紧往有汤军的地方逃。……战役过后，重返家园，且喜老屋犹在。不料掀开锅盖一看，锅里有一摊大便；打开面缸一看，面粉里有一泡小便。……

没多久，消息从上头传下来，学校要离开安徽，前往陕西汉阴。

第三部

1　跟着摩西过红海

一九四四年暑假，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分批西迁，预定在河南驻马店附近越过平汉路，经南阳、内乡、湖北的老河口，沿汉江入陕南设校。

这么远的路啊！有些同学一看地图，就收拾行李，回山东老家去了。有些人回家拿路费，父母再也不让他出来。某一个礼拜天，我随牧师查经，查到摩西过红海，海水左右分开，让出路来，摩西一步走过，海水就在他身后合起来，把陆地淹没了。我思前想后，没有回去的路，我是站在红海里的以色列人。

秦岭南部这块狭长的平原，是老校长李仙洲选中的迦南。这地方粮价便宜，据说，比陕南更容易吃饱的地方，那时只有甘肃天水。我们的迦南靠近汉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将来抗战胜利，我们可以由汉江坐船直达武汉，再由武汉坐火车迁回山东，交通很方便。我们的迦南北有秦岭，东有伏牛山、武当山，南有大巴山、米仓山，“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儿郎”。小日本打不进来，二十二中定不会像一中、六中或东北中学那样再迁三迁。

那时西迁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走过平汉路。那时敌伪已在路侧挖好深壕宽沟，人跳下去爬不上来。沿沟修筑碉堡，断绝人行，并派出装甲车在铁路上巡逻。一条铁路就是一条封锁线。

第二，河南的南阳、镇平、内乡，号称宛西自治区，当地民团对国军颇有敌意，曾经对某些国军部队、流亡学生包围抵制。我们如何顺利通过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得费些心思。

第三，就是盛暑之中，跋山涉水，每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我们都明白，路上若是生了病，谁也救不了你，而我们能够准备的救急消毒药，只有大蒜。

不论如何，只有极少的人想到退缩。那时年轻，不知道害怕，这是年轻的特征。后来我想，谁能驱使年轻人去做他自己不敢去做的事，谁必定成功。陕南的确遥远，一如童年的摇篮，同时群山护卫，它也像个碉堡。仗还要打很久很久，直打到日本官兵心跳太快，血压太高，头皮下再青青，杀人无力，晚景凄凉。他们出征，无家，只有军妓为伴，他们制造孤儿，自己没有儿女。而我们长大了，我们大步走回去，看他们蜷曲在我们脚下，一如秋收时豆田里无处可逃的兔子。

大计既定，老校长李仙洲亲自带着参谋，坐着汽车，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遭。原则上，这条路线是“走小路，住大城”，离公路远一点儿，躲开日本的骑兵和汽车；奔波了若干天之后，需要休整，有些东西必须到大城里才买得到，有些人必须到大城里才找得着。这一路上在什么地方喝水，什么地方打尖，什么地方住宿，参谋都画成地图，后来这地图复制了，每个小队都领到一张。

老校长还做了一些事情。大队学生在伪军的碉堡之下越过铁路，必须得到伪车谅解，老校长为此派人去找确山的帮会老大。老校长在内乡请客，把宛西自治区的头头儿都请到了，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席间有一个主要的客人说，学生进了宛西，最好自称是“李仙洲的学生”，不要用二十二中的番号，因为宛西人对二十一中的印象不好，以防混淆不清。这番话，后来也向下传达了。

老校长把校本部设在汉阴县的涧池铺，二分校设在汉阴的蒲溪镇，师范部设在汉阴县的平梁铺，一分校则设在安康县的新城。涧池、蒲溪、平梁，是汉阴最大的三镇，二十二中可以说是把一县的精华区全占了，当地人本来有些不愿意，老校长对士绅们说：你们的房子空着，不办学，难免要驻兵，办学总比驻兵好；陕南学校少，升学难，二十二中来可以兼收当地的青年入学。地方人士这才欣然接纳，汉阴县长王寿如从中帮了大忙。

经过老校长的这番身教，我才知道什么叫有计划，什么叫负责任。家乡是小地方，要办的事都很简单，而且日光之下无新事，有百年故例可循，只要问老年人就可以，所以我从未见过“计划”。西迁以后，后来我长大了，自己办事，总愿像老校长一样，把事情办得周密一些，恳切一些。

那时，高中部一年级有位同学，名叫高国武，对西迁“过路”作出重要贡献，堪称无名英雄。如今《校史资料汇编》出版，才正式公布真相。

二十二中的师生，要想平安穿越平汉铁路，必须“瞒敌不瞒伪”，绝对不能让日军知道，但是绝对要得到伪军的谅解。高国武同学家在驻马店，“过路”正要经过驻马店南郊，学校当局和高国武商量，希望他能回乡布置。

高家在当地有声望，高家的长子、高国武的哥哥，又是一支游击队的领袖，凭借地利人和，作了最佳配合。其中高潮是——高国武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单身进入驻马店城区，拜访汉奸领袖维持会会长。

真是英雄出少年，高国武拿出二十二中以校长李仙洲名义发给的证件进行谈判，维持会答应提供日军行动的情报，在最安全的日子派出人员，接送校本部“过路”的队伍。任务圆满达成，维持会长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和甥女随队同行，教两个少年人到汉中投亲，脱离沦陷区。

西迁前夕，老校长又对全校各部巡回讲话，他举出几位坚苦卓绝的民族英雄勉励我们，他说长途行军能增强体力和毅力，他要求我们一个也不掉队、一个也不生病、一个也不退却，准时到达目的地接受他的检阅。那时，抗战的局势和他个人的前景都暗淡，铜像的姿势表情不因风雨而改变，他站在我们面前依然可以制造梦境，散发信心。

我们传诵伊藤博文的一首诗，他勉励日本青年不要贪恋家园，半是洒脱，半是伤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当年日本的国策是对外扩张侵略，希望国人对新地异土有憧憬向往，当局者着意推广了这首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却不料这诗在中国也风行起来。我在会念“床前明月光”的时候就会念它了，那时我以为“青山”是风景。不错，人间到处有风景可看。

一个在“满洲国”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在满洲，子女离家远行的前夕，父母多半拿这首诗来加强临别的叮咛。中国的父母嫌“青山埋骨”这样的话不吉利，即使心里有这意念，也不会说出来，同侪送别可就没有顾忌了。许多人能从家乡带走的，是这一份“生死以之”的悲壮。

日本人以这诗句、这人生观来聚训侵略的尖兵，中国青年却也因这诗句挣脱“安土重迁”的传统，走向反侵略的前线。这真是：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是的，“人间到处有青山”！我们的心也“横”下来了。

2　梦中，文峰塔上的歌声

我常常想念阜阳，阜阳养育我，锻炼我，给我机会、给我能力去追求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经历，必有一魂二魄留在那里。

除了阜阳，我也想念上海，想念沈阳，想念台北，当然还有山东的故乡。不过，意义不同。

不同的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六十年代特别想家乡，七十年代特别想阜阳，八十年代特别想上海沈阳，九十年代特别想台北。但我走的是单行道，再也没回到这些地方。

五十年代哪里也不想，头脑虚无而心情沉重。我以后再记述那段特殊的岁月。

想阜阳，先想城外的文峰塔，挺拔端正，高出一切房屋树木。它是阜阳市的地标，依我的回忆，它是阜阳的中心，像伞柄直竖，撑开阜阳平原。人在远处，未见阜阳，先看见阜阳的神佛，抖落仆仆风尘，一脚踏进宝地，吉祥平安。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离开阜阳，行前登上文峰塔，和阜阳的城郭人家山河岁月道别。

阜阳城那时是全国最小的城区，高塔恰如一座瞭望台。我多次登塔看这一片美丽的土地，麦收季节，在塔上看见那遍地金光照亮浮云。阜阳八景犹有挂漏，我们特地杜撰了“平野麦秀”一景来补充，麦田向东延伸，伸入颍河泉河的蒙蒙水汽，向南碰触蜿蜒起伏的卧牛山，为这个大谷仓找到间隔。冬天，塔上看卧牛山，岭头雪和岭头云联手补天映地，才知道为什么“卧牛积雪”是八景之一。

人常常因为位置高低不同，看见世界不同的面貌，人必须登高，地必须有高可登。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塔，我必定去看塔登塔，每次登上高楼，也总有登塔的心情。

我们给阜阳找新八景，有一景是“高塔寻诗”。文峰塔是个空壳子，塔室连门也没有，室内墙上密密麻麻是游人留下的手迹。题壁者或有骚人墨客之作，有人用沙里淘金的态度去读它，或者挟怨泄愤之作，有人用窥探隐秘的态度去读它，或有幼稚学步之作，有人用批改作文的态度去读它，读到技痒，自己也挤上几行。

总会有许多淫秽的文句，我还记得，有人写出阜阳城内一个女子的姓名，说她的左乳乳头有黑痣一颗，叮咛南北君子幸勿错过。是失恋男子的报复手段？是妓院变相的小广告？宝塔来自佛门，造型像天线、象征天人交感，如此清净庄严之地，何以产生厕所文学？

幸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像“你我是前生夫妻、今世冤家、来生父女”。依佛家的说法，如果一个男孩爱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不爱他，那么来生这女孩要做那男子的女儿。反过来如果一个女孩爱一个男孩，这男孩不爱她，那么来生这男孩要做那女孩的儿子。

在塔里，我也留下几句话，表示了对阜阳的依依不舍。我写的是：

阜阳一粒粟，

壮士万金躯。

临歧不忍去，

来作登高呼。

若问我呼喊什么，我想大概是“阜阳再见”吧。想说再见，没个人听。

很遗憾，我在阜阳没有朋友。那时年纪小，不懂得交朋友，我在上海沈阳也没有朋友。没有交到朋友，你不能算是真正住过那个地方。

没有朋友也就没有恩怨，没有得失，对那地方的好感不易变质，时间越久思念越深。

为了阜阳，为了文峰塔，我求亲托友买来阜阳的地方志。一九八几年，难得很呢，买这样冷门的书，怀疑你是搜集情报。

《阜阳市志》说，文峰塔在城东南两华里处，一七九六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建造，全砖结构，七层八边，砖上雕有长寿鹿、灵芝草、太极图、鲤鱼跳龙门等图形。通高三十一点八公尺，有旋转梯通塔顶。

以后许多年，常常梦见塔，梦见阜阳的文峰塔。二十二中二分校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人，用他的灵魂，带着文峰塔走南闯北？年级最小的男生陈培业，到了退休之年，还对我说起他的故事。

一九四四年，陕西汉阴的蒲溪镇，培业老弟情窦初开，暗恋二分校歌咏队里的一个女生。他说，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塔上传出那女孩的歌声。他爬上第一层，听见歌声在第二层，他爬上第二层，歌声在第三层。一层一层往上爬，手足并用，汗流浃背，爬到最高，他发现顶层的塔室空空，墙上挂满了步枪钢盔，甜脆嘹亮的歌声在塔外天空云端。

多少柔情诗意！汉阴县的蒲溪镇并没有塔，培业把阜阳的文峰塔带入汉阴的梦中。

我的梦没那么浪漫，我梦中登塔，想到第七层寻我旧时的手迹。爬到第七层，上面还有一层，爬上第八层，上面还有一层。文峰塔像竹笋一般生长，它已插入云端，高到可怕的程度。梦中记得旧约里有个巴别塔，越盖越高，惹得老天生了气。

梦中爬上许多层级以后，我停下来想，是否还要继续攀登，就在这时，我醒了，很怅惘。

也许不该停下来想，可是，同样的梦一再重复，身不由己。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包围上海，我在上海做梦，梦中倾盆大雨，我站在文峰塔里，低头看洪水泛滥，冷气袭人。

那时战局严重，人心不安，许多人喜欢算命看相，一半认真，一半游戏。我去找人圆梦，那人毫不迟疑地断定：“塔者，场也，你的靠山要垮了。”

再问前程，他说，“你会到一个四面环水的地方去，但是，塔者，他也，一生为人作嫁，因人成事”。

可不是？四面环水，台湾。

文峰塔在我们的梦中老而弥坚，八十年代有人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它就变成一堆瓦砾，内战双方都使用高塔瞭望敌情，双方也都容不得它存在。后来天下定于一，政府修复古迹，文峰塔出落得很漂亮。它真的会重新成长。

自从知道文峰塔轮回新生，我就做与塔有关的梦。培业的梦里，也许仍然歌声缭绕。

3　从流亡三部曲中醒来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的路线是，离阜阳入河南，经过沁阳、唐县、潮阳、镇平、内乡、浙川六县，进入湖北。由湖北入陕西，大部分师生走山路，沿汉江江岸穿越武当山脉，经郧阳、白河、洵阳、安康到汉阴。少数师生走水路，从老河口坐船溯汉江而上，经均县、郧阳、白河、洵阳、安康到汉阴。

全线的路程多少华里呢，当时的说法是两千里。现在校友李之勤写“国立二十二中西迁路线”一文，列出他当年走过的城镇，并注明两地之间的距离。他真是一位有心而又多情的人。就他的里程表作一统计，得两千华里，其中山路占八百华里。里程表还有三处没有里数，只注明“一天”，想是爬上一座山再走下来，三角形的两条斜边很长，底部的横线却短，究竟算是多少里，也就难说了。

西迁动身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期无从考证，可以推算。九月十七日，一分校师生在西迁途中遇难，死了十位同学。九月十七，这个日子错不了，第二天是“九一八”，容易记。全校师生分四批上路，上一批和下一批中间隔十天左右，一分校是第三批，据此推算，第一批约在八月底动身。校友王廷玉有长文记述西迁，他说八月中旬首途。

西迁上路，二十二中才是真正的流亡学校，我们才是真正的流亡学生！队伍梯次的区分并不严格，学校当局也知道，此去千山万水，学生需要互相扶持，情感比“建制”要紧，因此，对离队插队的要求一律批准。二分校有些同学到校本部去了，有些同学到师范部去了。校方把所有的女生编成女生大队随校本部出发，二分校的女同学并没有全部参加，有些人喜欢留在原来的队伍里。

父亲从老家来信，希望我到校本部和二表姐同队，我如命奔往柴集，第一批出发。这是一件糊涂事，没人告诉我，子在外，父命有所不受。我的朋友都在二分校，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和他们同甘共苦结下更深的友谊，多少人的喜怒哀乐真性至情也看不见了。我的历史在二分校，离开了它，这一路上我的成长和它的成长失去了关联，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它的美，它的丑，它的奋斗，都不能成为我的回忆，一向的积累，酝酿，忽然中断了！此刻，我要写下：不可中断自己的历史，除非你能真正进入别人的历史。

我在校本部住了一宿，总算跟柴集结了缘。校本部也是溪水围绕，教人曲曲折折地走。见识了高中三年级学生的气概，他们迈开的步伐大，伸出来的手掌大，脸盘大，嗓门也大，校本部的小桥流水怎么载得动。虽然都是二十二中的学生，跟我们初中生比，他们另一个样子。“抗日靠山”，我那时对山的形象熟悉，我们是山，他们是大山，当然还有更大的山。那天晚上我寻思，有句成语不妨改一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还记得晚上很热，学生都到镇上去喝茶，二分校没这个场面。我也坐了两个小时的茶馆，听他们谈天说地，听得入迷。同样一杯茶，他有他的滋味，我有我的滋味。心中暗想：再过三年四年……想象力给我明天的征程注满了勇气。不料一年以后我放弃学业，永远未能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谈女生肆无忌惮，男女同学之间，他们已经有“手提金缕鞋”的情节，二分校只做到“眼波才动被人猜”。有人忽然提到二表姐的名字，我听了如雷贯耳，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彼此忽然产生非常紧张的关系。他们说，二表姐有很多优点，这样那样，津津乐道。我很开心，精神放松了，接着又愤愤：你们懂什么！二表姐的好处只有我知道，我偏不说，你们不配听。

第二天，上了路，队伍走得飞快。人人心里有三个“怕”字，怕日军扫荡，怕盘缠用光，怕中途生病。行期必须尽量缩短。我们一些被“流亡三部曲”宠坏了的孩子，这一下子醒悟了，流亡是逃命，是拼命，是乩童跳灰过火。流亡不是东张西望，看山看水。流亡不是前仰后合地唱歌，看见一块草地就坐下来。流亡甚至不是中夜辗转，想家，掉几滴清泪。流亡者没有那份闲心。

“过路”，应该好好记上一笔。队伍在夜间进入平汉路西侧的一个村庄，藏身休息，不准外出。这个村庄的名字有好几种说法，依多数人的记述，它叫官庄。

第二天天黑以后，队伍离开官庄西进，预定取道确山之北、驻马店之南穿过铁路。日军在此处设下隘口，路旁有砖造的高楼堡垒，由伪军把守。教官不断用耳语接力传令：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发出火光，水壶带好、不准掉在地上，后面的人跟紧前面的人、不准拉大距离。我们都在军训课受过夜间教育，现在严格遵守规定，切成薄片的肥皂早就塞在独轮车的车轴旁边，防它吱吱作响。这回是玩真的，每个人都很紧张。

教官事先选好地形，带着我们“摸”过去，屏息卧倒，静等敌人的装甲车驶过。我悄悄抬起头来，看见高堡耸峙，窗口露出灯光。不久，胸膛下地壳震动，耳朵贴近地面，隐隐听见远处的隆隆。装甲车来了！呼啸一声，探照灯的灯光从我们背上扫过，刹那又归于黑暗，过了路以后觉得背疼。装甲车只在它将到未到之时骇人，及至眼前，匆匆几秒钟，我们都明白它什么也没看见。

装甲车去后，高堡的窗子忽然黑了，这是约定的暗号。耳语传令，起身急行，跑到堡垒的射击孔旁边，却又轻手轻脚，以免把碉堡里面的人“惊醒”。人人知道他们没睡，他们正在睁大了眼睛朝外看。人是骄傲的动物，你得给他们面子。

铁路的路基很高，像一道堤防，登上去，两条铁轨很明亮。一步跨过，两旁站着几位高年级的学长，趁势拉你一把，像照顾病人。多年后，读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名言：这是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我想起西迁过路的这一步。

过了路，又是一阵小跑，再卧倒，听下一辆愚蠢冥顽的装甲车驶过。

然后，走上二十二中的不归路。

天明，我越走越慢。二姐不时回头催促：

“你这不是行军，是散步。”

散步！我真希望能散步。“慢慢走，欣赏啊！”把祖国的大地河山当做一个风景区。这条路，也许我们只能走一次，“慢慢走，珍惜啊！”

“快点走，我是女生，不能掉队。”

二姐又说。

不错，女生不能掉队。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学的女生被日军冲散，有几个女生落入土豪劣绅手中，起初当然也反抗，后来，就像张爱玲写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语做母亲。

对二姐的处境充满同情，也不能使我走得快一些。二姐终于说：“你自己慢慢走吧，太阳往哪里落，你就往哪里走。”

现在知道，我掉队的那个地方叫“蚁蜂店”。

我骤然轻松起来，这时太阳正在我头顶上，我就找个树荫坐下，等它偏西。我慢慢换上一双草鞋。西迁前夕，我们故意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曲解为好好打几双舒适的、坚固的草鞋，我自己心里明白，解释还可以引申。人的脚掌内侧应该凹进去，你若光脚直立，脚掌下面应该能钻进去一只小龟，而我的脚掌几乎是两张平板。这不是“千里之行”的脚。所以，散步。

还有，我的腿。据说，男人两手左右平伸、由左手尖到右手尖、它的长度，应该和“由头顶到脚底”的长度相等。“由头顶到脚底”，它的二分之一处，应该正是生殖器的位置，我的下肢稍长，和标准不合，同时骨盆也太小，这样，用脚来移动身体的位置，就特别费力。

公元一八九六年，有一个法国医生发现了一种先天的缺陷，这种缺陷由许多症候合成，计有下肢特长，两上肢平伸长度超过身高，扁平足，脊柱微微弯曲，胸部微微凹陷，近视，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还有一项：用大拇指和小指去握另一个手腕，大拇指和小指能够重叠，这表示其人的手指特别长。他说具有这种症候群的人体能有限，不能承受严格的训练。医界以那位法国医生的名字作为病名，那位医生的名字可以音译为“麻烦”，于是中国医生就诙谐地把这种缺陷叫做“麻烦症候群”。

“麻烦症候群”的症状我大部分都有，所以后来麻烦不少。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总算凭勇气和信心克服了困难。我到蒲溪，看那先到一步的同学，觉得彼此就像是从童话和格言里走出来的一样。

天生我材必有用，散步！

我决定以散步的方式走完全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我得先看看太阳从哪里落。

4　把好酒留到末日

一分校走后，二分校跟进。我虽然没有随他们一同西迁，对他们一路苦乐却很关心，毕竟二分校才是我的“母校”。

二分校西迁，两千里山川道路，成就了分校主任张秀峰。这话怎么说？

我在《群众的愤怒转向了》那一篇写过，柴集之夜，二分校学生为了一餐晚饭聚众吵闹，伤了张主任的自尊。二十二中老学长今日谈当年学运，把那件事当做二十二中日后学潮的开始。

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认为张主任一向自视甚高，对“群众的愤怒转向”引以为耻，西迁是他雪耻的机会，他要创造光荣。

一分校过平汉路，不幸遇上日军，十人死难，二十多人受伤。消息传来，张主任“受命于危难之间”，他虽然病躯支离，却毫无难色。

二分校出发前，张秀峰抱病演讲，慷慨如送子出征，叮咛如遣女出嫁，人人说他讲得好，比李仙洲好，比汤恩伯好，可惜我随校本部先走一步，没听见。

据陈嘉枢校友记述，二分校在打蛋厂张贴壁报，发表“告阜阳父老兄弟姊妹书”，才整队动身。这是二分校独有的安排。谈起壁报，我怦然心动，我爱搞那玩意儿。可是，无缘参与制作。

二分校行军，第一天只走十八里，第二天走二十五里，第三天走八十里，很像运动竞赛前的热身。三天以后，师生能适应长途奔波，潜力发挥出来，再规定一天疾走一百多里。张主任的设想十分周到。

以上三件事是二分校的特色，很遗憾，我只能想象身临其境。

还有几幅画图，算是小陪衬，到底也是我错过的风景。

动身那天早晨，所有的教室宿舍都空了。那时学校已有些建设，我们睡上了大通铺的木板床，床减轻了我们的疥疮，却带来无数的臭虫。跟臭虫作战比跟虱子作战更艰难，它们披甲戴盔藏在木头缝里。那天队伍还没走就有工人来拆床了，几十把铁锤铁斧一齐敲木榫，灰尘从门口窗口冒出来，教人疑心那是浓烟。臭虫受不了这样大的震动，离开木缝逃走，又不知何处可以存身，密麻麻爬了个满地，浩浩荡荡爬出室外，一大片一大片彷徨在那里。没有人去赶尽杀绝，学生和臭虫的战斗已结束，虽然它们的肚子里还装着自己的血，也无心追讨清算。这场面我也没看见。

整个女生宿舍现在是一艘弃船，又没有人去搜索占领，空荡荡地停在那里。现在男生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了，某些曾经在夜晚远远望着窗口灯光发呆的男生，现在可以快快乐乐地站在窗里了。最留恋这房屋的人，也许并不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某些男生，钦差大臣似的巡视了每一个角落，据说，竟有一个男生，站在某一间宿舍当中，当众拉开裤子解了一泡小便呢！这等事，我也没有机会看见。

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我想，他们把我忘记了，在人人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也许只有你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还能记得你，所以，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永远在人生中占特殊的位置。那时有一种论调，说是由于社会进化变迁，传统的伦理关系逐步崩解，最后，人和人只剩下一种关系，就是“同志”。呸，我们来嗤之以鼻。

二分校过路，吸收了一分校的前车之鉴，每天派出斥候，侦看五十里以内有没有敌人的踪迹。他们分别在韩庄、王岗宿夜。他们在韩庄郊外的星光下，祭吊了一分校死难的同学。王岗有两个：新王岗和旧王岗，咫尺相对，都是安静的村庄。

二分校越过铁路以后，听见枪声，队伍又迸裂四散。枪声自大路之北的村庄中发出，同学们向大路之南逃避，黑夜中，张主任离开大路，沿着路南的村落一路呼唤：“孩子们！到我这里集合！”他说，我们人多，对方不知虚实，我们保持队形前进，他们一定不敢妄动。他非常镇静地带着他的学生、渡过第二个险滩。

西迁路上，张主任每夜都要到学生住宿的地方巡视一周，看他们睡好了没有。这是只有母亲才做得到的事情。学生到了内乡休整，学校经费中断，他取出自己的皮袍来卖掉，权充菜金，这是只有父亲才做得到的事情。可惜“彩云易散琉璃碎”，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一遍又一遍打定主意：他是要走的！他会走得很突然！

《新约》故事：耶稣在某处参加一个婚礼，主人准备的酒不够，而客人兴味正浓。耶稣把五缸清水变成了酒，客人喝了清水变成的酒叫嚷起来，他们说，人家请客，都是给客人先喝好酒，等客人半醉，就拿出次等的酒来，你怎么和别人不同，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

“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张主任是深明此中三昧的。

张主任在写自己的历史。凡是聪明人都懂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历史容易歪曲，为防止歪曲就不要留下空隙。没人能说他没把二分校办好，没人能说学生闹风潮把他轰走，他要创造一个形势，学生喜欢他，佩服他，感念他，然后，他要你们留也留不住，留也无从留。于是，他就成为你们忆往话旧的一个题目，流芳百世。

迁校后突起的奇峰，我现在先预告一声。

学校迁到陕南，二分校在蒲溪镇安顿下来，张主任变成一个温和的教育家，对我们，他在物质上不能增添，精神上却送来温暖。他很少再出面指挥什么，规定什么，我们感觉得到，他不言而教，不行而动。那时我写出一段话来，我说，不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巧妇能用很少的米熬出香喷喷的稀饭，拙妇常把一锅饭烧焦。这几句话，我一直说到现在。

“过路”的这一夜，张主任坐在“滑竿”上，和大队一同行进。“滑竿”是一种简便的竹轿，外形像一把躺椅，前后两个人抬着，把张主任高高地举起来，下面人头滚滚，像前浪后浪中的一只小船。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他会想起柴集之夜吗？他也许想到“随波逐流，急流勇退”，或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罢？

走着走着，学生忽然又鼓噪起来，大家反对教职员走在前面，这种意见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张主任毫不迟疑，立即调整了过路的次序，学生优先，他和教职员殿后！

其实，学生并不是最先，前面还有一支小小的军队；教职员也不在最后，后面还有一些商旅。越走越近，眼看铁路就在眼前，走在前面的军队忽然退回来，喊着“铁甲车来了”！大家急忙回头就跑，转眼间抬滑竿的人不见了，推太平车的车夫不见了，有些同学只求跑得快，把背包解下来丢掉。（咳，但使军训教官李人杰仍在，何致如此！）遍野丧家之犬，只有张主任没跑，他拄着拐杖，颇有“独立三边静”的架势，滕清芳老师跟在他旁边。他跑不动，他也知道铁甲车根本没来。

当张主任眼看人群散尽、孤立无助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呢？我猜，他除了在心里重复他的求去之意，大概增加了与滕老师的患难与共之感吧。

当大家弄清楚那是一场虚惊、陆续回来的时候，有些同学发现他的背包不见了，有些行商发现他车上的货物不见了，有些老师发现他的行李不见了。那一支部队却抢先过路，消失在黑暗里。大家判断，所有的失物都已被某些军人取去。所谓“铁甲车来了”，那些军人早就知道并没有什么铁甲车。

国军那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本为保护师生过路而来。他们制造恐怖，趁机掠夺，这一夜，多少老师破产了，他忽然老了，他的孩子慢慢地瘦了。多少学生，仅有的一床棉被不见了，棉被事小，里面包着他的笔记本。没有教科书，老师吸着粉笔灰，满满的一黑板两黑板写出来的笔记，学生在如豆的桐油灯下，吸着污浊的油烟，一笔一画整理出来的笔记，要靠它毕业，靠它升学，靠它闯出一条生路的笔记。

人到陕南，进入冬季，没有棉被也没有笔记本的学生，既难安眠，也无法温习功课。过路的那一夜，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灯下露着大牙，不光是冷，还有恨。

我也学会了恨，恨这样的军队，思索怎样整饬军纪。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也不是最后一次。

跨过铁轨，又轮到张主任走在最前面了，同学们发现前面站着几个男子，身份不明，不敢前进。一左一右，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搀扶着张主任，来到路西，他举起手杖指着那几个男子，喝一声“干什么的？走开”！那几个人一言不发，匆匆离去。

张主任成为二十二中形象最好的行政人员，但是，不久，二分校学生又闹起来，虽然不是针对他，他是分校主任，情感上一样沉重。

闹事的学生领袖好像不上课也不睡觉。一天夜里，他们忽然得到消息：张主任辞职了，明天一早离开蒲溪。学生们大吃一惊，立刻分头到宿舍大喊小叫，聚集了一百多人，把张主任住的农舍远远围住，准备犯驾挽留。

那夜我也在场。大家听过鸡叫，看见曙色，渐渐日上三竿，不见动静。找房东查问才知道张主任两天前就走了！闯进房间察看，果然床上的枕头被褥早已收拾干净。糟糕！有人当场哭出声音来。

有消息说，张主任在汉阴城里养病。学生派代表进城查访，哪里找得到？细数二十二中，他是离职时唯一受到学生挽留的行政负责人。

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他大概看出我们浮动盲从，看出我们不感动、不感恩，看出我们苛责别人、放纵自己。他也许能够预料，随着政风败坏，学风将日益败坏。

二分校柴集之夜，他固然得胜了，但是他拼尽全力，学生不过是锋芒初露。聪明的他，也许能够预见后来的全国学潮。处理学潮，当局拿出来的法宝只能用一次，学生每天败一次就进步一次，学潮就升高一次。当局的招数，终于被学生破尽。

他一走了之，并且从此退出教育界。

至此，二分校的“好酒”已经饮完。

5　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我跟不上西迁的大队，必须一人独行。我没有慌张，没有抱怨，立刻想起一个小故事。我仿佛亲眼看见音乐家在台上拉提琴，琴上的 A 弦忽然断了，他立刻换了一个曲子继续拉下去，那个曲子不用 A 弦。他仍然演奏了一个完整的节目，于是台下掌声雷动。

小故事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意外仓促发生，我需要思索一下，这个故事莫之至而至，有若天启。我的 A 弦断了，没关系，我换一支曲子。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个启示应时而至，我“来不及”恐惧。

据说“中国人害怕旅行”。仔细想想，旅途愉快的故事的确难得，拦路打闷棍，黑店谋财害命，溺死鬼找替身，好像离家一步，危机一触即发。闹鬼遇妖的场景多半安排在异地中途，到处立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给行人壮胆。大山尤其令人望而生畏，每一尊岩石每一座森林都可以化为灵怪，连皇帝也“祷于山”。十几岁的孩子落了单，终点在千里外，我胸脯一挺，好吧，我换个方式，全程走完。

我第一次全无遮掩、全无依傍、完全暴露。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每一种后果都要自己承担。前面的村子里传来枪声，我必须想一想这是国军的中正式还是日军的三八式，射手是不是瞄准了我。中午打尖，绿豆稀饭里翻出来苍蝇，我必须决定喝还是不喝。晚上实在疲倦，有些事不能等到明天。烧热水烫脚，把脚上的水泡血泡刺破，咬紧牙关，用食盐水杀死伤口的细菌。事情是痛苦又无聊，我逼迫自己，毫不姑息，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严厉，人生在世最忌顾影自怜。

从那时起，我常由作曲和演奏的关系联想神与人的关系。有人说，万事由天定，那么人又何必辛苦努力？我想上帝只是作曲，而演奏在人。我略知乐事，深深赞叹作曲家如何规范了演奏家也提升了演奏家，演奏家又如何彰显了作曲家也完成了作曲家。作曲为演奏之本，但演奏者仍有自己的责任。

开始爬山。当初选这个地方“过路”，也是看中了这些山。伏牛山和桐柏山延伸的部分，在确山西部和南部形成海拔八百米的山地。山在大平原上开门迎宾、闭门拒寇。日军轻易不进山，进了山也好对付。

山和平地一样，也是草木土石，只因竖立起来，重重叠叠，分外好看。我爬第一座山的时候，第二座山就在前面对着我展示自己，表示值得爬，不枉你费一番力气。抗战时期，我们对“山”有特殊的感情，从心里觉得山很亲切，很可靠，山外有山，有这么多的山，使人自豪。天佑我华，山是上帝预先筑成的防御工事。爬着爬着兴奋起来，恨不得在每一棵大树底下坐坐，每一块岩石旁边靠靠，每一道涧溪里洗洗。恨不能化身千百，一个身体不够。

爬上一座山，你会觉得真有成就。小日本兵爬不上来，山不让他们爬上来，山有灵，知道谁爱它，谁来践踏它。想想侵略者的辛苦，自己的辛苦变快乐。“三山六水一分田”，为了占领一分的田，就得再化十倍、百倍力气占领三分的山，注定了的赔本生意。我明白什么是“人间到处有青山”了，山，侵略者的最后一站。坐在这一座山的山头，和另一座山对话，如同幸遇饱经沧桑的哲学家。山有脸，有时整座山就是一位巨灵的脸，因智慧太多而沉默。山是人生中的自然，也是自然中的人一生。

那时我没有什么审美训练，看山不是山。现在如果再去，一定可以看得清楚些，领会多一些。但是，五十年后看山，不可能还有抗战时期的感性，只不过看山是山罢了。也许可以搬一块石头作纪念，当年我曾捡起一块小石头，路远，还是太重了，带不动，又丢掉，换一片树叶子夹在笔记簿里，连笔记本也嫌累赘。咳，那是个没有纪念品的时代。

山中有个小镇叫牛蹄铺，走进去，看见当地小学一个女老师正带着学童教“唱游”。这里也有小学。人家不多，行商不少，有战时的畸形繁荣。看见“人”，才想起这地方真穷，大街上，孩子和老妪都瘦，大人的衣服前后上下许多补丁，小孩索性赤身露体。有肉店，可是没有一块新鲜肉。路旁小摊卖板栗粉做成的窝窝头，看上去像秤砣一样硬，也一样黑。

唉，壮丽的河山，憔悴的人民，丰润的草木，凋敝的民生，使我惘然怅然。

进入泌阳县境，这才觉得真正置身河南，我是说天阔地广的河南，坦荡舒展的河南，古意泱泱的河南，不知为什么，我一步步走在河南的土地上觉得这是真正的中国，直到今日，在我的回味中，仍有踩在黄色绒毯上的那种感觉。

这种精神上的富贵没有道理，那时，每个人的路费都很拮据。出发前，同学们互相警告“一文钱困死英雄汉”，有人就说，那算什么英雄汉？真正的英雄汉一文不名照样走过江南江北。他的意思很明显，不是一身军装吗，必要时，尽管白吃白拿。

我一向痛恨军人的某些不名誉的行为。西迁路上，我想起一位古人来，他在异地做官，每天吃的粮食都从自己家乡运来，他只喝当地的水。我想也这么办。我们一向不吃早餐，中午打尖时，我多买一份大饼或馒头带着。夜晚投宿，寻到保长，第一句话先告诉他“吃过了”。我只需要开水。

那时老百姓负担重，对一个人的一餐饭也很计较，保长听见我不要他“派饭”，表情立刻轻松愉快。他有说有笑地替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我的“东道主”为我烧开水时也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他们实在被各式各样的“英雄汉”吃怕了。

都说保长是大户的爪牙，我这一段路上没看见有大户。保长多半是一个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儿，弯腰撅屁股走路，挺可怜。

就这样，西迁路上，我一文、一文花光了我的钱。

这天，我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那保长好像没听见，吩咐保丁：“去弄两个菜来，招待学兵。”

我说，我不吃饭，我只需要开水。那保长好像忽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喊保丁回来，加上一句：“再弄一壶酒。”

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莫非是个聋子？酒菜来了，我拒绝入座，只顾喝我的开水，他也毫无愧色，自斟自饮起来。

我断定这酒这菜都是向住户征用而来，他借口招待我，供奉自己。我厌恶这种行为，却也无可奈何。

他一面喝酒一面叹气，忽然停杯。

“你见过多大的官？最大的官有多大？”他问我。

我见过的官，以汤恩伯最是位尊权大，他曾经到我们学校演讲，我们到两里路以外排队迎接，看见他的汽车来了就拼命拍手。

他摇摇头。

又问：“你们到了大后方，能见到蒋委员长不？”

没想到有此一问，慌忙中倒也有答案。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那时的教育是说，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属于领袖，恍惚间，我们和领袖有某种神秘的直接的联系。要我对一个保长承认见不着委员长，我是不甘心的。

我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老百姓太苦了，摊派太多了！完粮纳税那是理所当然，可是天天有摊派，有时候，一天摊派两次，今天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你告诉他，如果他还要老百姓，就得禁止摊派。”

我忽然站起来。我想指着他的头皮质问，你现在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这岂不是今天的第三次摊派，你是不是要我也对蒋委员长说出来！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份资料，它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每一个“保”每年要负担法币一万两千五百元。当然，“招待学兵”之类还不在内。

保长是因执行摊派获得权力的人，是利用摊派乘机自肥的人，连他都忍不住了，教摊派重压下的老百姓怎么忍得住！

连我也忍不住。

另一个村子，另一个保长，利用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我引到一座茅屋前，指一指门口，表示那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外加一句：“好店不过一宿。”

迎门是一张供桌，桌上插着白纸做成的灵牌，上书“亡夫马百成之神位”。我问保长这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五月间河南打仗，国军把这人拉去做“夫子”，枪子儿没长眼，把他打死了。

既然如此，也算死于抗日作战，就走上前鞠了一个躬，保长趁这机会赶紧抽身走开。

什么是“夫”？夫，又叫夫子，是民间向军队免费提供的劳力，什么叫“抓夫子”？那是军队不经过征用的程序，任意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不但没有酬劳，还常常带着夫子远走，不放他回家。如果军队是开到前线去作战，可能把夫子当新兵使用，临时教他放枪。

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看注释，当年罗马统治犹太，罗马军队常常抓夫子，统治者特别订下一条法律加以约束：军人临时抓夫输送物资，距离以一里以内为限。犹太人在异族的高压之下还有这么一份保障，中国人居然没有！

保长希望我睡在供桌前面吊客站着行礼的地方。这地方比我在学校宿舍分到的铺位稍稍宽些，睡下去不成问题，夜里不关大门，倒也凉快，只是得有一张席子或一把柴草才好，还有，我非常需要开水。

灵位左边的房间里传出孩子的哭声，接着是抽抽噎噎的吸奶，房门紧紧关闭，想必是遗孀遗孤住在里面。灵位的右边也有一间房，里面哼哼唧唧，一听就知道是两头猪！还好，主人收拾得勤，不怎么臭。

我对着灵牌发了一阵子呆，不明白保长为什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灵牌上写的是“亡夫”而不是“先夫”，乡下人识字少，忌讳那个“先”字，“先夫”？多难听呀，难道说以前嫁过人？难道说早已准备再嫁个后夫？

灵牌上的字数也不对。我们家乡一向讲究老规矩，我早知道字数必须凑成单数，用那个“之”字作调节，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六个字，就加上“之”变成七个。“亡夫马百成神位”正好七个字，再加“之”字，错了！

灵牌上那一手字也太坏，小学生的水准。我想，死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现在没什么人可以保障他的妻子。那保长大概是想利用我来“骚扰”这个寡妇吧？他一定希望我给她要席子，把她叫起来烧开水，让她认识一下保长的权力。

我偏不。席子不要，铺草也不要，就在潮湿的地方打开被子，“好店不过一宿”，开水必不可少，我想我自己可以烧。——等我把水瓢伸进缸里，刮响了缸底，这才惊慌失措：寡妇人家缺乏人力，家里没水。天到这般时候，不论是我，是她，都不可能去取水。想找保长，谁知他在哪里？这下子算是击中要害了。

只有恨那保长，想日后真的当个老总，路过本村，把那保长好好地惩治一下。——不行，我不是竭力主张检肃军纪的吗？那样不行。——可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中国人（或者说，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报应，大半要靠恶人和恶人之间自相残害，所以恶人必须辈出不穷，并且维持相当的数目。除此以外，正义怎样在这样的保长身上彰显，我那时确实不知道，我所认识的人也都不知道。

6　黄土平原上一行脚印

由泌阳奔南阳，经过唐河县境，我发现一位女保长，一个乡下大脚板的老大娘。不知怎么，我一看见她，哭了，她目不转睛看我，看着看着也流下眼泪。

她煮了两碗面汤，让我舒舒服服地享受了随身携带的大饼。她半是祷告半是叮嘱地说，路上千万别遇见抓兵的，她看见过抓兵的抓当兵的，连人家掉队的病号也不嫌弃，抓过来换上符号，就算自家的人。一个连长到她这个村子来抓走了几个小伙子，这些小伙子的父母老婆孩子跪了一地，磕头求情，那连长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们。

她教了我一些聪明，例如，若是迷了路，千万不要向人问路，只管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走，好像这一带你很熟，你们老营就在前边不远。倘若逢人便问，人家就知道你是落了单的孤雁，说不定引出来个打雁的人。她说，人哪，有一百个心眼儿，九十九个好心眼儿，一个坏心眼儿，为人处事要把那个坏心眼儿放在前面。

想到军纪，问她“能教日军烧杀，不要汤军驻扎”这话可是真的？她说，汤恩伯的军队很多，纪律有好有坏，最坏要数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这是地方武力，中央不发粮饷，一切用度都在河南当地想办法，这些人胡作非为，的确有人说过他们比日本人还要坏！而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故事可以说三天三夜，挺进纵队的什么人想捉一只鸡，鸡在前头跑，他在后头追，一直追进人家的内室，看见墙角里站着个大姑娘。他转身出来就托联保主任做媒，硬要娶人家做媳妇。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什么人，看中了一座四合房，就命令房主在七天之内搬家，让给他住。他住进去以后又嫌不方便，找了匠人来东拆西补，也不给匠人工钱。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可狠呢，抓了个八路，问不出口供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那个八路插在坑里，慢慢地填土，一边填土一边告诉他，不说是死，说出来是活。先是怎么也不肯说，等土埋到肚子，上气不接下气，不说是不行了，那就干脆说吧。既然人家都说出来了，就该饶人一命啊，可是填土填得更快，到底还是活埋了人家。

老大娘说，你们穿的草鞋是稻草打的，挺进纵队的人打草鞋不用稻草，用老百姓的被单。他们从老百姓的床上把被单揭起来，当场撕成布条，几个人围成一圈打草鞋，有说有笑。你在路上可曾看见有人穿布条打成的草鞋？颜色不光是白的，有蓝的，也有花花绿绿的。那个穿鞋的人就是挺进队员。

我赶紧偷看我的背包。在我背包上挂了一双备用的草鞋，也是用布条打成的，那可不是用人家的床单，是用我自己的破小褂！听老大娘这一席话，那双草鞋是不能穿了，要是河南老乡以鞋取人，也许狠狠地揍我一顿，这种事，在河南是一再发生过的。

很累，可是睡不着，捧着肚皮生气，国家竟有这个样子的部队。翻来覆去没办法，只好做个梦，梦见化身成大剑客，伸手一指就把那什么队的什么长弄瞎弄跛了，由他凄凄凉凉地后悔去。我承认，那时候，我的境界不高。

游击队走路有一种走法叫“踩坷垃”，远离道路村庄，在村与村的间隙中穿过。“踩坷垃”防范敌人的袭击，夜间行军多半这样走。

我偶然动了“踩坷垃”的念头，就在耕作过的田亩上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不料没走多远看见了两具尸体。我急忙转弯寻找大路，坷垃地里比大路还要凶险难测。

一面走路一面回想刚才所见的光景，倒不惊慌。两颗头颅的脑壳都裂开了，似乎是被人用大刀乱砍而死，或者是用步枪近距离射中头骨。

他们大概是跪着受死的，加上双手被人从背后反绑了，所以倒下去的姿势堪称“东倒西歪”。面对面杀人不容易，必须先让对方跪下，业余的刽子手才可以行刑。站着的人藐视跪着的人，这才认为有资格消灭对方的生命，姿势居然能产生这样奇怪的作用。

两个人都赤着脚。我知道，鞋子照例由刽子手取去，算是他的报酬，如果刽子手放弃，参观者可以上前动手脱鞋。死者的上衣染了血，仍然由他穿着，至于裤子，从来没听说有人扒死者的裤子，那时人还没有那么穷、那么下流。

两个人为什么死在这里？太没道理。无论如何，杀两个人是大事，就算草菅人命，也得大城镇大衙门大职位才有资格，应该把死刑犯押解上交才是。结果死在这里，会不会是暗杀？

我把当时所有的常识全用上了。我忽然发觉我太冷静，居然不骇怕，不哀伤，只愤慨，我用两条腿行路来排遣愤慨。战争是残忍的，战争是一种社会教育，所以战时的人比平时冷酷。我想我逃不出这条定律。

宁枉勿纵。治乱世用重典。“如果多杀一个人能救中国，这人即使冤死，又有何不可？”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可是我似乎失去了反驳的能力。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指着这两具尸体发出质问：“这两个人分明是含冤而死，你觉得我们的国家从此得救了吗？”

进入唐河县境以后，我知道我该改变方向了。朝北走，找公路，找大街，找到了！一打听，这地方叫赊旗镇。

尽情欣赏了这一段路上的标语，用石灰水刷在墙上，字很大，很醒目。

那时国府有国府的口号，中共有中共的口号。国府说抗日，中共说抗敌；国府说救国，中共说救亡；国府标举国家，中共标举人民；国府标举法治，中共标举民主。见了陌生人，听他开口说话，就知道来路。抗战胜利以后，“抗日、救国”鼓舞起来的民心薪尽火熄，“抗敌、救亡”激发出来的士气还有余脉千里。这究竟是事有凑巧，还是毛主席老谋深算？有谁知道？

我在阜阳还能看见“抗敌”“救亡”，现在全是“抗日”和“救国”了，这表示我们确已深深投入国府的怀抱，不过还能遇见满口“人民”“救亡”的人，而且都很能干，很热诚，这表示左派的精英分子很努力，很活跃。有一位老师说过，抗战以来，他阅人多矣，凡是反应快、思虑周密、能掌握对方心理的人，十有八九是共产党人，言下不胜嗟叹之至。

也许标语可以作证，例如“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这是把百年俗谚“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反过来说。乡下人用的钉子由铁匠打造，一根钉子钉进了木头就不能再作别用，以后钉子慢慢生锈，慢慢腐烂，不能回炉铸造，“好铁不打钉”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岂是文字上玩一点小花样可以推翻？可见制作标语的人敷衍了事。

我认为当年最好的标语乃是：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这是说个人。后来又有四句，扩大到群体：

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

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

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

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这标语，从《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演化出来，真是唯精唯一。可是这样的标语对乡下的“愚夫愚妇”能起什么作用呢？

7　宛西，我闻我见我思

由赊旗镇转西，到南阳，正巧和二分校的大队会合。这一路上人人晒红了脸，甩粗了臂膀，颇有兵强马壮的样子。在南阳只停留一天，有些同学还是忙里偷闲到城西南去看卧龙岗，任你说这个卧龙岗是假的，也止不住。

南阳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汉水和汉水的支流白河流经此地，古时称“宛”，因此南阳以西直到镇平、内乡称为宛西。内乡是西行最重要的一站，全校师生在此集中。

我对宛西慕名已久，从小就知道别廷芳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文讲到地方自治，列举全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三个模范区，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广西，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宛西。我们对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别廷芳说话算话，中央管不了他。

宛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我第一眼就爱上那里的公路。那时的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以我所见，只有宛西的公路符合这个标准，汽车昼夜往来、路面没有轧痕，两行大树成荫、路面没有落叶。他们护路用心，公路分区分段，由沿路各村的居民负责，平时天天扫路，大雨之后立刻补好坑洞，撒上细砂。至于说铁轮的牛车在公路上行走，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这一带有几条河，都从伏牛山发源，自北而南流去，我们看见河里的石坝，两岸的草滩，田间的沟渠，他们兴修水利，治河增田。我们也看见河岸两行柳树，这些树并不垂直挺立，每一棵都微微向外倾斜，放眼望去，河床如同鸟背，柳枝如同鸟翅，这就是有名的雁翅柳。

看那些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团浓绿，家家种桑，不留空隙。有桑而后有蚕，有蚕而后有丝，他们聘请专家来指导养蚕产丝，有丝也就有钱。所以宛西的农家都很殷实。

宛西的民团驰名全国。以内乡来说，每个村庄都纳入军队的编制，每个服役年龄的男子都有武器，平时各安本业，定期训练，一旦有事鸣枪为号，半天之内可以出现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在这个小社会里，不但土匪无法存在，即使是过境的国军，如果滋事扰民，也马上被民团包围。随便拉伕，随便抓丁，随便摊派，根本行不通。

二十二中西迁，宛西是必经之地。我们老早就奉到警告，到了宛西必须谨言慎行，不可随意进入民家，不可与小贩争吵。二十一中迁校经过宛西时，曾经受到宛西民众抵制，买不到食物，也没有房子住。我们住在内乡的大王营，村头有大片柿林，金红色的柿子在日光下生辉耀眼，非常漂亮。常说道“兵多无瓜果”，可是我们远远躲开以避“李下”之嫌。我对宛西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柿子，它代表农民的尊严，老百姓财产的保障，国泰民安的梦。

全校在内乡停留，军语叫“休整”，虽说照常上课，实际上非常散漫，我们这些逃课的学生，喜欢去听父老聊天。宛西人爱谈别司令，犹如东北人爱谈张大帅。

由南阳到内乡是一片丘陵地。内乡背后是林木苍苍的高山，统治宛西的别廷芳，就出生在那深山之中一个叫“别营”的地方。

等我来到内乡，别廷芳虽然死了，治绩仍在，他的掌故逸闻依然说得他栩栩如生。追慕别氏，想了解这个人，我搜求内乡的地方志书和文史资料。别廷芳本是一名猎户，他打猎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结交了一些强健勇猛的猎人。有一天，他外出为老母买药，途中遇见土匪，仅有的一点钱全被抢去。别廷芳痛思如何除匪，当年一同打猎的人，都成了出山创业的伙伴。

我这次深入河南农村，沿途没看见派出所，没看见邮政代办所，没看见卫生所，没看见小学，甚至没看见布告和标语，更没有经过规划的公共建设。“天生赤壁，不过周郎一战，苏子两游！”一九四三年飞蝗成灾，政府事先没有防治，事后没有赈济，还给老百姓开了个小玩笑：为了鼓励灭蝗，宣称每十斤蝗尸可以换两斤粮食。事后才知道这是模仿曹孟德的“望梅止渴”。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遂令别廷芳成名。

别廷芳是我少年时期的英雄传奇，现在我想多写一些他的事迹。找资料容易，网上有陈景涛的《别廷芳传》，文史资料，百度百科，都有专篇，连姜克夫的《民国军事史》这样的大书也有他一章。《李宗仁回忆录》也提了他一笔。大概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吧，负面的材料都冒出来了。

有关别廷芳的故事很多，他在乱世成长，有英雄思想，自律甚严，嫉恶如仇，立志造福家乡，但是没有政治手腕。当他初露头角时，他的岳父批评他，声言有一天要除掉他，他就先下手为强。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岳父杀死女婿是可能的，那么女婿杀死岳父也是可能的，大家都是“无毒不丈夫”的信徒。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别廷芳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历程。他从刀山血海走过来，归结到服务桑梓修成“正果”。

别廷芳杀人立威。他曾仿效庞统清理积案，一日之间使拥挤的监狱成为空屋，他把大部分囚犯处决了。那时司法程序并不健全，可是别廷芳仍然认为迂阔，他指责法律为保护土匪而设，制定法律的人都是土匪的“徒子徒孙”。这种思想是当时的流行病，执掌生杀大权的人都有这种症状，别氏有政绩支持，更是振振有词。

别廷芳是一头嗜血的猛虎，但深受宛西民众拥戴，因为他“无苛政”。我在内乡深深体味“孔子过泰山侧”的那个小故事，恍如置身其中。

二十二中各路人马在内乡大团圆，军语叫做“休整”。消息串通，这才全校都知道韩庄惨案。我迟到一步，老校长李仙洲集合全校师生讲话的时候，我还在宛西漂亮的公路上东张西望。事后听说，老校长对全校师生宣称，迁校成功，他费了多少心血。他指名道姓地说，郑仲平没这个本事。……郑校长就站在他旁边！我大吃一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对郑校长的公然侮辱。他忘了自己说过：我们办的是文学校，不是武学校。他忘了他说过：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你对郑仲平纵然有心结，也不可以把武将训斥部下的那一套拿来对付知识分子，那一瞬，李仙洲终于按捺不住，失去修养。

我相信郑校长受了伤害，他心中不能无恨。我以今日之心度当年郑校长之腹，他用作官的心态对学生，或者是对李仙洲的报复。李太关心这批青年了，郑不能去爱李仙洲所爱的人。

我们在内乡住了一个多月，据说是汉阴的校舍费安排，地方人士有意见，李仙洲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摆平，郑仲平倒也确实没这个本事。停留的时间那么长，我在内乡是怎么生活的，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全校不再维持大一统的集体作息，我住在什么地方，每天怎么开伙吃饭，学校停课还是继续上课，跟哪些同学有交往，有没有写过家信，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竟然都是一片空白。

内乡一个多月，正是秋高气爽，奈何回忆中没有晴朗的阳光，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仿佛柿林中挂着成熟了的柿子，仿佛有过中秋节，仿佛野外跳着秋后的蚂蚱，仿佛有一口水井，井口用黄土垫得很高。仿佛内乡的光阴是一个漫长的月夜。

今天回想，那时候，我的精神出了毛病，疲乏，贪睡，长期头痛，肌肉酸软，胸口胀闷，食欲减退了，以前吃不饱，现在吃不完。心情充满悲愤和绝望，爱孤独，常发呆，思想很迟钝。我们哪有心理辅导，哪有健康检查，治感冒只能喝开水的日子，拔牙没有止痛药的日子，谁管什么忧郁症。如果说压力，压力是奋斗的理由，不是生病的理由，谁出现了这般症状，旁观者只会论断他不长进，没出息。

回想离家远走的幕前幕后，回想我在《昨天的云》一书之末记下的因果，我怎么可以不长进！不长进，为什么要离家流亡！不长进，怎样负起命运交下来的责任！很不幸，这般症状忽轻忽重，缠绕我很多年。以后，汉阴、沈阳、天津、上海，一直到台湾，几十年后才走出它的煎熬，它没能压垮我，我也没能消灭它，漫长的散步演变出漫长的战争。

8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论西迁大事，除了“过路”，应该还有“入山”。在河南省过平汉路只消“一步”，由宛西到陕南，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翻山越岭，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

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男生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迷了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又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由黎明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大家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脚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的生命一定被山淘汰，被西迁淘汰，被“麻烦症候群”淘汰。

内乡一个多月，我竟然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忽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性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无名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未婚夫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她来就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我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争中一度陷于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能够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如果在市内，我只看见老河口的拘谨，码头则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羁。水面开阔，完全不像为横渡而设，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张了帆的船和裸着桅的船交臂而过，样子很悠闲，文人雅士遥瞻目送所体会到的悠闲。那时我已知道人在这里流血流汗求生斗死，这里藏着人生的许多秘密，除非你仔细看，认真看，你将视而不见。

虽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记，一座水旱码头的复杂与嘈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我不了解那个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

来到老河口，看出岁月是在拼拼打打中过，这里才是洪炉，是战场，才有大会战的威势。工商业的节奏操纵我的心跳。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不容分说地上了船。

我们的船小，也老旧，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进爬出。空间虽然局促，还是要维持男女有别，一条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舱分成两半。押船的江老师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卧。不用多问，我只有把背包放在江老师的枕头旁边。一分校有个女生也来同船，理所当然，她去挤江师母和孩子。江老师是个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说话有气无力。他不抽烟，在那年代，抽烟与否往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健康证明。我看他来押船也是个名义，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当然还有撑船的老大。这些人个个沉默寡言，气氛沉闷，好像给这条骨节响动的老船添了许多载重。后来知道了：江老师早已养成习惯，所有的气力都留着讲课的时候用；江师母害偏头痛，怕音响震动；船老大的陕西话很难懂，懒得和我们纠缠；那位女同学则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气很好，风向对我们有利，船老大扬起帆来，我说了一句“一帆风顺”。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气地说：“呸，呸！”又摇着手说：“没那事！没那事！”我又惊又窘，江老师觉得他不能不说话了：“你犯了他们的忌讳，他要破解。”

船上都有哪些禁忌？江老师说，这问题不能在船上答复，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时候到岸上去答复。“从现在起，你暂时忍一忍，别说话。”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师破例为我补了半节课。他说，人到新环境，要紧的是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也不许说“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岛，捣乱，级任导师，都不能说。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饭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觉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也朝他们“呸，呸”，结果教徒们群起而攻，指着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赶他们下船。

一条船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它有它的“文化”，似乎也创造了一套语言，而船老大有无上的权威。我们不属于那文化，所以东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制造沉默，也可以说对付禁忌的办法是“不作为”。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寿辰，合家老少都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鸡鸣狗吠，正是因为这时节禁忌特别多。我后来也受过威权专断统治，积累更多的经验。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空间里，似乎也没有理由非说话不可。

9　一个读庄子的人谈论政局

江老师沉默寡言，总是捧着一本《庄子》，好像永远读不完。我逗他说话，想起庄子有《秋水篇》，我们又在秋天乘船，得到一句上联：

江来江上读秋水

写给他看。他一看，夹在书里，问我从哪里来。

峄县。峄县有人问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我乘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连声说汪精卫太糊涂。汪投奔日本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七年，溥仪到满洲国去做皇帝，已经六年，日本怎样耍弄溥仪、虐待溥仪，他应该清楚明白。他怎么还敢去跳这个火坑？

溥仪的处境如何，我并不知道，抗日宣传没有强调。原来溥仪不能批公文，不能见部下，不能升降官吏，不能决定跟谁结婚，不能选择继承人，不能调动军队，不能有自己的卫兵。

满洲国的大小政事由日本人操持，用溥仪的名义。日本人净做坏事。比方说，农家每年的收成都要“上交”，老百姓再向政府领配给粮维持一日三餐，私藏粮食的人是经济犯，刑罚极重。日本在满洲国推行一种政策，把住户少的村落合并成一村镇，叫做“集家”。他订下期限要你搬到指定的地方去，期限一到，他来放火烧你的老家。日本办这等事，都用满洲国的名义出布告。不能反对，还要常常亲口广播歌颂日本。

日本成立满洲国，打的是种族的旗子，要溥仪去做皇帝，也因为他是满族的龙种。谁知溥仪进了圈套以后，日本改了调子，指使溥仪到东京晋见天皇，与天皇结为兄弟，溥仪不能祭拜自己的祖先，改奉日本的天照大神，“同文同种”的意思变成日本文、日本种。这真令人羞死、气死。

汪精卫太不自量了，他以为他是什么人？在日本人眼里，他的利用价值还不如溥仪。他太聪明，聪明人一向占尽便宜，处处得意，不知道临事而惧，最后往往一败涂地。

江老师说，汪精卫很难漂白。人生在世，什么都可以做，汉奸万万不能做。做土匪强盗还可以落一部《水浒传》，做汉奸只有骂名，哪管你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船近郧阳，在一个名叫乌池口（？）的地方停船，大家上岸，点了香烛，朝着江心遥拜，江老师还洒了些清泪。这里曾经淹死过许多流亡的师生和眷属，包括江老师的侄女和师范部何方平同学的姑姑，——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近亲。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教育部为收容山东流亡学生，在河南成立山东联合中学，由杨鹏飞（展云）担任校长。该校因战火蔓延而内迁湖北郧阳，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他们也是雇了几条船溯汉江而上，走到郧阳附近，上游有一条载运木柴的船断了缆，这船顺流旋转而下，重重地撞在湖北中学雇用的船上。不幸中之大不幸，船上全是女生和教职员眷属，当时有三十四个人落水，只救起五个人。有一位老师率全家大小乘船，这位老师“仅以身免”。校长杨展云引咎辞职，山东教育界都说他犯了地名，“郧阳”就是“殡杨”。

江老师说杨校长是他的老朋友，其人行政能力很强，历来能力强的人私心重，杨校长不然，所有的本事都用在办教育上。能者多劳，湖北中学这一趟差事把他累垮了。杨去，由宋还吾继任。宋校长有学问，讲原则，不畏权势，当年在山东曲阜办师范，学生演出林语堂的剧本《子见南子》，惹了极大风波，他和教育厅对抗的公文，已成为不朽的文献。湖北中学入川，改称国立六中，宋校长感染伤寒，一病不起，校长这个差事把他累死了。

提起宋还吾校长，我家堪称久仰。五叔毓珍先生本想教书，战前考进了曲阜师范，正是宋校长的学生。五叔是进步青年，积极参与了《子见南子》一剧的演出。林语堂的这个剧本，把孔子写成喜剧人物，曲阜孔家认为侮祖谤圣，向政府控诉。宋校长抗争不屈，全国教育文化界热烈支持。事关意识形态，治安机关捕人，五叔也列在黑名单，学校通知他逃学回家，他的生命才出现了转折。

事后回想，江老师这样极力称颂杨鹏飞和宋还吾，寓意深长。一路行来，他应该看出二十二中的弱点和危机，他也许想念真正的教育家，既有行政的长才，又有殉道的毅力热情。

跟江老师一家同船的女同学，经历过缠足放足的痛苦过程，右脚的小趾永远压在脚板下面，她也不能爬山。

行船的时候，这位女同学总是坐在舱外看水，看到发呆出神。江水值得看，但也用不着花那么多工夫去看。船老大首先起了疑心，她莫非打算投水自杀？

她很懂事，主动来消除我们的惴惴不安。她说，她喜欢幻想，每到一个地方，她总要想，如果必须逃走，用什么办法？人在船上，船在江心，除了跳水游泳，怎样脱身上岸？这里面有数学解题一样的乐趣。

这夜，江师母跟那女生谈心，两人都掉泪。那女生好几次被人关在黑屋子里，出嫁那天，连洞房都从外面上锁。她骗开门，翻过墙头，可想而知，墙外有个男生。

他俩一同进了一分校。一分校过平汉路撞上了日本鬼，机枪一响，她缠过足，跑不快，他并没有为她减低速度，自个儿一溜烟不见了。她心一酸，眼一闭，死了也罢，任凭鬼子的刺刀明晃晃插过来，不料倒地流血的竟是身旁姓宋的同学。两人劫后重逢，虽然也悲喜交集，她总觉得这个“他”不是原来那个人。

不管生死祸福，茫茫长路照样天天往前走。这男生，对女生的世界倒熟悉。她说，是他告诉我，有些女生年纪小，在家没拿过针，从没进过陌生人家的大门，半夜蒙着被子哭，旁人惊醒了也没力气劝她，第二天都不说破，有泪的脸挂上无泪的面具。我是女生，女生的事他知道，我不知道。某男生拿出路费来要求某女生替他带着，女生心细，不会遗失，女生人品好，不会有人偷偷地掏摸同学的口袋。这男生把钱交过去，再也不提，再也不问，还似乎尽量避免见面。后来女生来找男生，断然说“我不能再替你保管路费”，男生不肯把钱收回来，他居然有办法打消她的提议。终于，有一天，女生很惭愧地表示，自己的路费早就用光了，万不得已“挪借”了他的钱。男生早就等着这句话，他终于很欣慰地说，“你尽管用，我路上用不着”。立刻，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女生的新闻他倒比我灵通，这怎么行！某某老师一家没有男丁，走远路不方便，从高年级找一名爱徒来沿途照料，这位高才生一向勤于走动，老师、师母早不把他当做外人。夜晚住宿，他们借一个大房间，搬开杂物，打扫干净，八口人在地上睡成一个辐射圆，头近圆心，脚登圆周。半夜，高才生抓起左边女生的手，在手心上写个“出”字，左边这个人转身不理；他又抓起右边女生的手，在她手心上写“出”，右边这个人甩开手，表示拒绝。高才生心中烦恼，到外面舒散一下，哈哈，两个女生都来了！哈哈，都来了！——你怎么会知道？你说，谁告诉你的？一定是有女生告诉他，那个女生一定跟他很亲密。他只是笑。

后来的事他不说我也知道。树底下，女生掏出眼药瓶来向他招手，他替她点好了眼药，她还坐在那里扬着脸眯着眼等，噘着小嘴等着。一天好累！挨到晚上，那女生烧半盆热水烫脚，他也把脚伸进去，女生不但没恼，还说健走的人脚底板上有直纹，真的？擦干了脚，你也擦根火柴，我也擦根火柴，互看对方的脚心。

人到内乡，她——现在哭在江师母怀里的这个人——就不理他了。再出发分了水旱，一个爬山，一个坐船，他不是更自由了？这几天，她在舱前舱后朝思暮想的，就是怎么逃出情网，和他断绝，条条路都想过，偏偏没想过自杀。

秋江夜冷，传音特别清楚，那边一夜窃窃私语，这边跟着失眠。

江师母的意思是，流亡学生好像朝不保夕，但是要有久远的打算，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十七岁，也许有七十岁。现在只是为将来做准备，现在天大的事，将来回头一看，都是小事。想想你的未来，想想你的父母，你要顶天立地站起来，站给辜负你的打击你的那个人看。

还有，流亡学生的机会不多，首先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吗，得到了爱情以后呢？是结婚吗，再以后呢？生儿养女吗？一个流亡学生最重要的是读书，是追求知识，造就自己，这是主要目的，其他是次要目的，不要教次要目的妨碍了主要目的。你经过南阳，如果去游览了诸葛庐，很好，如果没有去，也没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江师母说，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

江师母很会劝说别人，我偷偷地听，受益不少。

第四部

1　如果……这里就是江南

汉江水程，最后一站是陕西省的安康，西风里，又见平畴沃野。

大家下了船，挥挥手，落叶一般散开，离心力清清楚楚，又好像我们中间有个弹簧。同船的日子彼此那么亲近，好像全是一时的不得已。

人走散，木船也冉冉消失，在船上学会了怎样蹲在船尾大便而不致掉进江心里去，学会了怎样在激流中舀起一碗水来，也全是一时的不得已，当时全神贯注，而今而后全不放在心上。

难得江老师还记得“江来江上读秋水”，他临走留下一句话：“有了下联，写信告诉我。”西风很大，独自在江岸上立脚不稳。

我曾经对出下联，现在忘记了。

我还得往西走，去找我的蒲溪。还是那一副散步的架势。安康、蒲溪之间有个小镇叫恒口，走到恒口我觉得饿了也觉得累了。回头一看，后面有个“我辈中人”赶上来大摇大摆，两袖冷风，——没带行李。那不是五级的程明光吗！

我们俩吃了，喝了，坐在当地小学的大门底下合计前面的路程，嗯，这光景有几分像西迁了。他也是个病号，坐另一条船，我们交换了一些坐船的经验，以我们的眼光批评了异地风物，这七分像西迁了。今天恐怕赶不到蒲溪，索性在小学教室里歇宿一晚，于是我们一同去找校长，这八分像西迁了。

校长的长相简直可以冒充程明光的哥哥，白白的，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他待我们不错，教人在地上撒开几把干草。这几把草很重要，自从离开打蛋厂就没遇见水泥地，我这床被子半铺半盖，有一把草垫在身子底下，才可以摊开整个棉被与明光共享。一夜没怎么睡，听明光谈未来，背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嗯，这九分像西迁了。

第二天没人催我们起床。我听见早操的哨子，赶紧爬起来向校长辞行，脸也没来得及洗。校长笑着说：“慢慢走啊。”我发了呆，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只好再补一句“慢慢走啊”。你看，那时候，我们哪里懂得待人接物！

恒口向西，明光唱《我是太阳》，我曾经说那支歌简直就是我们的校歌。他的歌喉好，是合唱团团员，听他唱，才知道我有许多地方唱错了，于是我一句一句唱，他一处一处订正。——这又不像是西迁。

大半是为了这首歌，我在八十年代和他通信叙旧。他在湖北黄陂落户，一直教书，“文革”中划归“反动学术权威”，说明他在这一行是佼佼者。他对二十二中的钟情和恋念，超过我，也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堪称是我们最执著的校友。

蒲溪当然有溪，我抄起溪水洗脸，耳听对岸。有人问，衡阳已经丢了，鬼子想打桂林，如果又要迁校怎么办。另一个人回答：“如果有那一天，那大概是国家快要灭亡了。”

抬头一看，答话的人是五级的迟绍春。

迟绍春原籍山东文登，二分校五年级学生，有活跃分子之名。他后来和王孝敏同学都考入西北医学院，随校迁往台湾，并入国防医学院。

那是五十年代，台湾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迟和王两人一同涉入共谍案，迟绍春处死，王孝敏判七年。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的书刊论述五十年代的权威统治，一再把王孝敏的档案照片登出来，当做受害人的样板，可能因为她长得动人，能增加文字的感性。

王孝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落大起，后来成为国际学者。我们不知道故事细节，如果她自己认真写一本书，可以鼓励跌倒在地的人站起来。

重读战史，这时，一九四四年秋末，英军美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菲律宾海面，美日两国海军交战，日本损失航空母舰四艘，主力舰三艘，其他军舰十九艘，日本海军从此不能影响战局。可是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沿湘桂路攻击，以三个师团兵力直指桂林，桂林失陷，第一三一师师长关维雍阵亡。日本加强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派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代替畑俊六。日军由桂林北进贵州，威胁重庆。

然而蒲溪是安静的。看历史，宋朝的金兵，明末的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同治年间的太平军，都在这里打过仗。然而蒲溪是安静的，抗战后期，这里的居民才看见汽车、飞机、美国人。美国空军开着吉普车匆匆经过，B—29 轰炸机飞往安康机场降落，只要木筏竹筏永远沿着月河漂下去，就好像外来的新生的事物都是暂时，都是偶然。

华北各省的村庄，住户房屋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村庄是一个相互拥挤的小集团，对外保持着警戒。蒲溪，除了那个小小的寨子以外，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山坡上，稻田里，竹林旁。我们上课、住宿、吃饭，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踩着田间小径走来走去，恍如置身江南。杨奇英老师说了一句：可惜蒲溪太穷，如果稍稍富足一些，这里就是江南。

蒲溪铺南有清溪，北有月河，可称水乡。河侧溪旁是一个小小的寨子，寨外溪河交汇处有一所小学，正是二分校的校址。站在二分校的校门口向西展望，只见右面秦岭，左面凤凰山，中间一条谷形的平地。月河由凤凰山发源，流入汉江，二十二中的四大部门，就在这狭长的天地定点立足。

蒲溪的动脉不是溪，是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东西走向，叫安石公路，它的东端起自安康（一分校所在），经蒲溪铺（二分校所在），涧池铺（校本部所在），汉阴城（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平梁铺（师范部所在），到石泉。由石泉西行，是西乡、城固、汉中。二十二中从东端出现，三年半后再度迁徙，自西端隐没。果如迟绍春的戏言，三迁之后，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这条路，诸葛亮当年走过吗，他曾经管辖这一带地方，他“平天下”的战略计划，正是以汉中和荆州为转轴，北图中原，这条路是他和荆州之间的一条神经。现在老校长李仙洲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他说，一旦抗战胜利，二十二中师生可以沿着来路走回，从安康坐船，沿汉江到武汉，由武汉换火车回山东。他想象二十二中永远设在济南。

我仍在“病”中，所以，蒲溪的景物我也只有模糊的感受，像一张泼墨山水。为了满足回忆，我和几位老同学反复通信，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定居北京的陈嘉枢，定居美国的袁自立，都尽力帮助了我。四川的周玉清女士，替我买来汉阴县志。她是红学家，写过一部《红楼新续》。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汉阴县志，有两条记述涉及我们那所流亡中学：

第一，我们那所学校由安徽迁入陕西汉阴时，带来一辆木轮的车子。这种车在山东很普遍，汉阴人眼里倒新鲜，就由良工巧匠大量仿造，充作当地的运输工具。虽然这种车有缺点，不久就被汉阴人加以改良，赋以新型，但编纂县志的委员们还是慷慨地记述始末，算是我们这群异乡人对汉阴本土的一点贡献。

第二，当年汉阴的医疗事业很落后，当地人生了病求诊不易，县志特别记载：我们那个学校的两位校医留在汉阴开设了诊所。县志记下两位医生的名字：朱秀建和张希华。在那只有教会医院和县立卫生所的地方，忽然多了两个诊所，患者是方便得多了。这也算是我们那个学校留在汉阴的一点去思。

县志是一县民众的共同记忆。你看，只要你有一丁点儿成绩、一丁点儿良好的影响，大众都会记住你。我流浪各地，见庙参庙，见碑读碑，发现同胞百姓随时等着把那为地方立德立功的人永远留在记忆里。树碑建庙，编小曲大鼓，都是他们使用的形式。当然还有地方志书。一个小小的诊所算什么，一辆木轮车算什么（况且还是无心插柳），然而他们表示：“毋以善小而不为。”

汉阴现在有公路三十九条，有铁路上接汉中、下通老河口。汉阴境内医院、卫生院、合作医疗站、妇幼卫生保健站密布，医疗水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情势如此，县志的编纂委员们抚今忆昔，不肯抹煞当初我们有幸参与的筚路蓝缕。这就使人遗憾惭愧，贡献何其太少。我不免要想：除了两个诊所一辆车，若能多留下点东西，有多好！

可是，那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学。那时汉阴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共有一百六十九个学生，而我们全校有一千七百人。中学毕业生在地方上有特殊地位，可以参加祭孔典礼。谁家的孩子应届毕业，有专人从城里到家中报喜，喜讯写在一大张红纸上，毛笔大字，有一定的款式，大意是某府某某老太爷之令郎某某，蒙省主席某县长某批准在汉阴中学毕业，特此捷报鸿喜。毕业生的家长要开大门，放鞭炮，给报喜的人红包，亲朋邻居都来道贺。然后，那一大张“捷报”高高贴在门楣之上的墙壁上。这还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排场。

汉阴人受教育不容易，二十二中如能广收当地青年，最是上策。老校长李仙洲为二十二中寻找校址，对汉阴父老许下诺言：你们的子女也可以进来念书。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教育部说，汉阴不是沦陷区，当地人可以入学，但是必须自费。殊不知汉阴教育所以不发达，正因为家长没有钱。非常遗憾，二十二中在当地只收了两个学生，实在太少。

汉阴青年缺少读书的机会，而我们糟蹋机会。汉阴一年，学生的成绩都退步了，不过仍有少数同学以宗教徒那样的热诚和执著潜心向学，管他青年从军，日本投降，管他拉肚子、打摆子，管他“浩浩荡荡的学潮、甜甜蜜蜜的恋爱”以及后来的“男生去延安、女生嫁军官”，他们不识不知、念兹在兹，流亡三千里、考卷一百分。“书中自有黄金屋”，捧起书本忘了冷，“书中自有千钟粟”，打开笔记本忘了饿。

若要在我们二分校选一位苦学的模范，我认为日照县来的女生丁青润应推第一。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到广西桂林寻找她们的父亲，不幸赶上黔桂大撤退。这是抗战史上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日军由湖南下桂林，又从桂林攻入贵州，百万难民沿着铁路线逃走，一路上多少人冻死、病死、被土匪打死、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人流从名将张发奎眼底经过的时候，这位铁汉潸然泪下。就这样，丁青润在贵州境内失去了她的父母。

这年丁青润的小弟弟十一岁，大弟弟十二岁，她自己可能十七岁。她在同乡指引下回到陕西，进了二十二中，一面读书一面教弟弟念书，她的成绩全校第一。她夜间为弟弟洗衣服，补衣服，改作业，她的成绩仍然全校第一。有一次，两个弟弟都病了，她白天上课，夜晚护理，常常彻夜不眠，到学期终了，她的总平均分数仍然最高。后来他们姊弟三人全受完大学教育，这是一个奇女子。

论男生，像陈嘉枢那样的学生也不可多得。他是山东烟台人，到安徽阜阳时十五岁。他创下的奇迹是，初中毕业已经把高中的立体几何和三角自修完毕。平时，除了上课，我们看不见他，他总是向厨房支领了他应得的一个馒头，到山上林间躲起来用功。夜晚，隔着窗子，总可以看见他那盏红豆似的灯火最后熄灭，甚至彻夜并不熄灭。

他创下的另一个奇迹是，在一个暑假之内，“自修”读完五经中的四经（易经除外）。他每天到十八里以外的山村去见一位老先生，提出他弄不懂的地方。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度曾经是于右老的业师，想必饱学，有个年轻人从东海之滨前来请益，他也视为奇缘。

据我耳目所及，二分校的刘宗元、宋钊、尹相墉、申淑贞、王学美、陈培业、司志国，也都在汉阴打下结实的基础，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从此以后，我常告诉人家：没有好的家世（不要紧），只要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学校（不要紧），只要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不要紧），只要有上进的志气！

2　最好的哲学老师

李仙洲办学的信条是“众志成城”，可是到了汉阴，你得用人心涣散来形容。解释原因，可以从少少中知道多多。

百年树人，师表是园艺家，阜阳盛世，多半是良师营造。或者应该换个说法，阜阳师生的缘分深，西迁时，那些老师大半没跟着一齐来，学生的失落感很严重。以我来说，没有吴培申，没有李仲廉，没有李人杰，我好像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好像睡在没有四壁的亭子里，既凄凉，又恐慌。

怎么办？十几岁的孩子，只有像企鹅一样拥抱在一起，这就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圈子、小团体，跟学校当局有对立的情绪，然后大家又互相闹对立。这就为日后学校的乱局制造了条件。

在陕南请教员也真难，不过，却有最好的哲学老师：冷和饿。

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有人爱他吗？大概没有。

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能爱别人吗？大概不能。

汉阴一年，留下切肤刻骨的回忆。那年冬天棉军服迟迟不见，降雪的日子我们还穿着单衣。那年夏天行军，人人只带来极必要的东西，可是夏天的“必要”和冬天的“必要”相差这么远！雪花疏疏淡淡，从窗外朝我们身上洒，把人冻得像一张 X 光底片。咬着牙握着拳挺着胸生活，等到天晴了，温暖的太阳出来了，肌肉一放松，牙床、指关节、脊柱开始酸痛，手背脚踵的冻疮也钻心的痒。

太冷了，有人索性旷课，有人裹着棉被听课。夜晚，有被子的人和没被子的人挤一个被窝，棉被窄小，两人紧紧搂着。教生理卫生的老师说，学生没有棉衣，一次流行性感冒可以把他们全屠杀了。军训教官说，锻炼胜过营养，健康胜过医药，他们顶得住。教地理的老师说，秦岭东西八百里，主峰三千七百六十七公尺高，在北边挡着呢，汉阴的最低温度是摄氏一度，冻不死人。教博物的老师说，你们种过小麦没有？麦苗一定要挨冻，小麦才丰收。如果冬天暖和，麦苗长得茂盛，来年春天就不结穗了，这叫“麦无二旺”。这些话本是私下的闲言闲语，可是“隔墙有嘴”，陆续传了出来，大家一听，忽然有几分钟热烘烘，因为心里太气愤了。

冻不死，只生冻疮，脚趾肿得像紫萝卜。军训、室外的操课全免，早晨升旗，各班派一个代表，代表没来，值日生胡乱拉上旗杆了事。陈培业校友说，生冻疮的滋味使他想起林冲发配，公差虐待林冲，用滚开水烫伤他的脚，再给他穿上新草鞋。

有一天来了两个流亡学生，手里拿着介绍信，要进我们学校念书，凑巧我看见了那封信，信笺是雪白的宣纸，印着朱红的衔名，颜体字墨色鲜亮，对照出我们的枯槁褴褛。介绍信由顾锡九署名，他是一个军长，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这两个人只勉强住了一夜，其中一个说，这哪里是学校，简直是叫化子营！另外一个说，我们穿棉军服、棉大衣，他们还穿着单衣，教我们怎么好意思跟他们一起生活！

经他们提醒，我们才“看见”这里也有穿棉军服棉大衣的学生。学校西迁，“将门子弟”几乎都没跟来，教职员却是带着家小，为人父母怎么忍心眼看着自己的骨肉单衣单裤迎雪迎风，既然还有办法弄到一套棉军服，怎能不给自己的孩子先穿上，可是这又无可避免的使单衣族群通体发热，忘记寒冷。

我常想，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如果我是教员职员，如果我的孩子也在那学校里读书，我该怎么做才最妥当？……我想不出来。

还有，饿。

一向吃不饱，现在更严重，一路行来，把我们的食量弄大了，把当初从家里带出来的皮下脂肪耗完了。离沦陷区远了，抗日的激情淡了，个人欲望蠢动，羡慕饱食终日。“出头鸟”先叫：怎么会吃不饱，政府国家怎会让我们挨饿，还不是奸商贪官剥削！学生觉得长大了，自己该有个主张，开了会，推选了伙食委员，要求接管每天的食米和菜金。原来以为学校不会答应，打算好好闹它几天。不料张主任好爽快，连说了两个“可以”。

伙食权争到手，同学们洋溢着喜色，可是仍然吃不饱。伙食改革的第一项是把糙米送到民间的作坊，除去硬壳、碎石、鼠粪，这就减少了斤两。那时以从仓库里领出来的糙米为一百，精米为六十，中间依成色分八十斤米、七十斤米几个等级，我们吃八十斤米，每一百斤损失二十斤，煮出来的饭比以前香得多，可是盛到碗里的饭也少了。

伙食的第二项改革，是每月省下一点钱来分给同学们做零用钱，称为“米尾”。那时沦陷区的家断了音讯，后方有亲友接济的人不多，“米尾”可说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每到月尾大家对“米尾”形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盼望，伙食委员必须予以满足。于是，为了制造“米尾”，只好平时撙节，这就更委屈了肠胃。

我们在改革以后比改革以前更饿，用山东话来说叫做“饿得恍”，这个“恍”字可以进修辞学，恍恍惚惚神不守舍，老师的话记不住，只记得午夜梦回，听见蒲溪街上做包子的师傅用擀面的短棍敲案板，抑扬顿挫，好像有个乐谱。

多位同学来信谈起当年饥不择食的情形。生吃香椿叶下饭，叶子粗大坚硬，没有烹调。

我们吃槐花、榆叶、田螺、麻雀、鳝鱼、野蚕的蛹。我们到田里“偷吃”农家的花生、红苕、向日葵、玉蜀黍。我们吃野蒜，细如韭菜，多半长在坟上，别名“死人头发”。谢天谢地，全国都有蚂蚱和牛蛙。这里也有春天，也有我们在山东吃过的野菜，也有能烹调野菜的宋钊。胆子小，始终没敢吃蛇。漫山是竹，但竹笋极苦，只好望竹兴叹。晚上，没找到可吃的东西。睡不着，看“牛奶路”，想牛奶。

这个译名也不坏。

食物中缺少维他命，这个那个得了夜盲症。我还记得，牵着某人某人的手，到野外出恭。食盐缺碘，某人某人的甲状腺开始肿大，大家心事重重，互相替对方量脖子，看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变粗了没有。还记得，治夜盲要吃羊肝，价钱不贵，只是缺货，我天天黎明到屠户家碰运气。治甲状腺肿大要吃海带，买海带你得进中药房，药名叫“昆布”，分量多少，掌柜的用戥子称，严肃郑重，我觉得可笑。

蒲溪铺郊外，处处竹林，竹身茂盛强壮，碗口一般粗，可以做建材盖房子。河中漂来浮去尽是竹筏，市上有竹器竹椅，家家有竹篱笆。寒夜起床到屋外撒尿也是苦事，有些同学用竹筒制成长长的尿路，由睡铺旁通往室外。幸亏住在蒲溪，才可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胡开瑞、程明光、乔振鸣、张焕臣、陈培云、吴德元、张仲孔号称竹林七贤，二分校学生没辜负满山遍野君子之风。如果竹笋能吃，还可以产生苏东坡，可惜它的滋味酸苦，万难入口。竹林是用苦笋保护它的后代。

蒲溪人爱竹，他们说，若遇荒年，凤凰山每一棵青竹都会长出米穗来，汉阴人不会饿死。明知这是传说，仍然望着竹林出神，希望它也为我们显现神迹。心生抱怨，问它为什么漠视外来流亡的青年。

别看汉阴一带人的手指粗糙，却出产上等的丝绸。汉阴城内开了很多绸缎店，据说，女人戴汉阴制造的头帕，可以去头火、防伤风。很好，缫丝必先养蚕，养蚕必先植桑，蒲溪桑树很多，当然，看不见遍身罗绮者。桑葚尽管吃，不算扰民，那是我们的水果，唯一吃过的水果。

那时候，世人爱我们吗？大概不爱。我们能爱世人吗？大概不能。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自爱，自爱，终能突破困境，那就可爱了，也就能够爱别人了。

我深深忏悔，我没能做到。

有一句话比锣声更响，比炸弹更叫人东倒西歪：伙食委员贪污！纵然饿得昏昏欲睡，也马上睁大了眼睛。伙委在厨房里吃饭，围着一盆红烧肉。汉阴产丝绸，某某伙委曾感伤地吟诵“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现在他送给女朋友一方丝巾。同学们惶惶不安，满地疾走，选出一批监委去监督伙委，可是月底发米尾的时候，有人进城看见监委伙委一同下馆子……

大家束手。我们的智慧不足以产生“监委的监委”。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开始安排出马担任下一届伙委或监委，去接管那一盆红烧肉。

陕南各县的人喜欢吃猪肉，年节馈赠以猪肉为厚礼，平时估量价值，也以能买多少斤猪肉为准，几乎家家养猪，猪肉也不甚贵。干一个月伙委，吃一个月红烧肉，也该想吃青菜了吧？“不幸”他们这时忽然下台，换上一批辘辘饥肠，从头填起。唉，选举有何意义呢？为什么要选举呢？

我这两个疑问，一个来自冷，一个来自饿。

我带着这两个疑问，走西北、东北、华北、江南，直到台湾。

3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

这年冬天在汉阴安顿下来，男生没钱买针线，衣服破了，用浆糊粘贴，女生没钱买肥皂，星期天拿竹筐到民家去，把人家灶里的青灰掏出来，用青灰滤水洗头，水里有硷，个个洗成黄毛丫头。为了救穷，工友出缺不补，由学生端茶送水，打扫清洁，整理环境，分享工友的薪金。学校包了一座山，雇些专业工人把大树变成片片木柴，堆在山上，再雇些妇女儿童把木柴运到学校里来，学校发动学生入山运柴，去赚这一份工资。我在“插柳学诗”的时候苦练过一年小楷，承事务处的毕文圃先生好意，安排我抄写各种名册，每个月发一点缮写费。天气寒冷，冻僵了的手指不能握管，毕先生为我在教务处的墙角安了个位子，那里有个火盆。

这是我第一次坐办公室，我在工作中有三项收获，第一，我能看到大公报。虽然到手的是多日以前的旧报，然而“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不管那些事在什么时候发生，我由此养成了看报的习惯。第二，我能听见老师们闲谈，他们围着火盆坐，我在他们背后。分校主任张秀峰，训育主任杨善庭，教务主任夏岷山，他们三个爱谈政治，训导处和教务处的职员爱谈掌故，我一面工作，一面增长见识。第三，才是每月有一笔小小的收入。

他们交谈的时候，我手不停，头不抬，身体不移动，努力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知道，倘若我在他们说笑话的时候笑出声来，我就再也不能坐在这里了。这里是后台，“闲人免进”，而我，毕竟是个后排的观众！

众所周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这个人是一堆笑话，例如：他批评新生活运动：“走路要靠左边走”，右边岂不是没人走了吗？例如，他主持会议，问：“都到齐了没？没到的人举手！”例如，他对来宾道谢，说“我十分感冒”。例如，他对学生训话，说“你们是学校里出来的，我是枪管子里出来的。”

我们事务处和教务处的教职员熟悉省情，他们说，以上有关韩复榘的笑话都是谣言。韩在山东有治绩，虽然思想和作风落伍，也还有西北军的那一套章法，要不，国民政府怎会教他做一省之长？

谣言从哪里来呢？说来话长。韩复榘为了改革地方行政，把一批县长调到训练班里受训，另外派了一批代理县长。这批县长认为“调训”不过是变个戏法罢了他们的官，牢骚很大，哪肯好好学习，主持训练班的人不敢得罪他们，任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些县太爷聚在一起编笑话消遣老韩，把他的言行扭曲夸大，把别人的笑话拿来换上他的名字，他们经之营之，给韩复榘塑造了这么一个形象。

韩在山东用重刑禁止吸毒贩毒，动不动杀人，《大公报》有个记者不知怎么扯上了这个罪名，被韩逮捕。报社奔走营救，中央以蒋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韩，要把嫌疑犯提到南京审判，韩看了电报立刻把那记者枪决，硬说南京的电报来晚了，这就得罪了大公报。大公报派人搜集韩的笑话，每天登一条，老韩这才全国知名，家喻户晓。

抗战军兴，日军打到山东。外侮当前，军人的最大善行是克敌制胜，一善足以蔽百丑；军人最大的恶行是抗令弃守，一恶足以障百美。韩复榘不战而退，由军事委员会交付军法审判，定罪处死，他这副小丑的面具也就永远拿不下来了。……莎士比亚说：“结局好的事就是好事。”我附会一句：“结局好的人才是好人。”

我们到汉阴不久，汪精卫死了，我听见他们谈汪。沦陷区盛传汪是个假汉奸，他到南京来和重庆唱双簧，戏弄日本。所以，我竖起耳朵听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汉奸只有是或不是，哪有真假？汪精卫成立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出动军队特务杀害那么多抗日工作者，不是汉奸也是汉奸。

春秋时吴越争雄，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她迷惑吴王，败坏吴国的军政，是一个立了大功的“假汉奸”。后来越王勾践破吴，有人说西施跟着越国的谋臣范蠡泛舟五湖去了，说得很美。事实很残酷，越军的特遣小组首先冲进吴宫，把西施装进皮口袋里，丢进了江心。不论是泛舟而去或沉江而死，都表示这个“假汉奸”不能再面对越国人民，否则等于跛腿的桌子摆不平，桌上的瓶瓶罐罐都稀里哗啦掉在地上摔破。

他们说，假汉奸、唱双簧的说法离奇，就算真有这种设计也轮不到汪，汪这个人太聪明，政治野心太大，人得有几分傻，有几分愚忠，有几分宗教情操，才肯做这么大的牺牲。依汪精卫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判断，他是争权，是投机。政客联甲倒乙、联乙倒甲都可以，万万不可私通敌国，老汪这次是“天夺其魄”。

我想，他们说得对，可以和汉江舟中江老师的一番说法相互印证，可惜峄县警察局的那位巡官也无缘听见。

下一步，消息传来，汪的遗体准备葬在中山陵园的梅花山，又引起一阵谈论。中山陵园面积很大，给后来的名人志士规划了空间，江苏都督韩恢、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陆军上将范鸿仙已经葬在那里。汪精卫本来有希望去占一抔土，然而事到如今，中山先生的卧榻之旁岂容他酣睡？

他们说，汪死前应该看清了局势，日本必败。他应该留下遗嘱，墓地选在荒山野岭之下，那地方不会修路，不会开矿，不会建工厂大楼，既没有名胜古迹，也不是风水佳城，这样才可以入土为安、长眠地下，永远供子孙岁时祭吊。而且坟墓的外观要朴实平淡，抛却国府主席的架势，不向别人的政治意识挑战。你为何等人做了何等事！不管汉奸真假，中国人断断难以容忍你死后还想“日月同光，山河并寿”。可是汪没有这样的反省能力，陈璧君更没这个见识。

他们说，谁说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为害一乡，本乡没有你的葬身之地，你为害一省，全省没有你的葬身之地。你为害一国，全国没有你的葬身之地！（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前，汪墓被人炸开，尸体送入火葬场，骨灰下落不明。）

有一天，他们谈到中共。

共军在退守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万人，抗战八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而且在农村、工厂、学校有无数的地下组织，实在非同小可。

国民政府曾经订出办法，要“限共、防共、溶共”，字面很漂亮，实际没有成效，因为共产党的密度大。在物理上，油的密度大，不溶于水，水银的密度大，泻地无孔不入。就人事现象而论，一般人民团体的密度比不上军队和帮会，所以政团很难抵抗军团，商会很难抵抗帮会。

共产党既要在苏联主导下改造中国，岂能留下任何一片土做“资产阶级的租界”，所以一定要全面夺权。国民政府基于英美外交背景和儒家思想背景，一定要反共防共，两者不可能真正合作，最后难免有一场恶战。那时苏联帮中共，英美帮国民政府，可能由中国的内战演变成世界第三次大战。倘若如此，今天坐在这屋子里的人当然没命，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知道要做哪一国的奴隶。

这几位先生们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把日本的海空军打光了，日本准备必要时放弃本土，坚守中国的东北。美国希望苏联从西伯利亚出兵攻占东北，让战争早日结束。看样子苏联迟早会出兵，小日本儿一定挡不住美军苏军两面夹攻，可是苏联撤退的时候会把东北交给中共。中共会在东北生聚教训，和苏共表里呼应。

最后，我记得，张秀峰主任说，中国的社会应该改变，但是要由中国人来改变，不能由俄国人来改变。

4　从军文告引发澎湃的热情

到汉阴后，西迁造成的心理浮动还没平静，战讯的刺激接踵而来。日军发动了一个钳形攻势：一面由广东沿西江而上，一面由衡阳南下，目标都是桂林、柳州。这一仗，史称桂柳会战。

由广州到柳州、由衡阳到桂林，是两条很长的交通线，但是他们进展很快，各地一片沦陷之声。每次看到“沦陷”心里都要扑通掉下去一次。守零陵的军长王甲本力战阵亡，零陵也只守了两天。守梧州的军长陈牧农擅自撤退，被判死刑，梧州只守了四天。广西境内著名的黄沙河防线只守了一天。在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虽然版面很小，因陋就简，重要的新闻电讯倒也不缺，起初，我每天早晨巴望报纸赶快来到，后来看报竟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年十月二十四日前夜，事务处派人把我从熟睡中唤醒，交给我一张铅印的文件。那时盛行油印石印，看到铅印，肃然起敬。

果然是国家大事，蒋委员长——现在是蒋主席——发表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文告，号召大家踊跃从军。我们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当天的报纸，负责宣传的机构只有提前把文告印好，以十万火急的速度下达，让我们在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和日报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同时接受文告的内容。

外面下着细雪。我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先把文告读了一遍，有一段话是“……在我亲自统率之下来做我的部下。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我读到这里大哭起来。然后，我决定投笔从戎。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挤到布告栏前阅读文告，只有前排少数人能看清，我这才想到我应该用大字写，写成壁报，使大家同时看到。或者我多抄写几份，东墙西墙都贴上，把同学们分散开。我没有经验，指挥我工作的人也没交代，弄得场面很拥挤，很小家子气。

这天早晨，那些读完文告的人一转身，都变了新的面容，好像换了一身筋骨，聚在训导处门口，要求立即报名，虽然训导处说报名的日期还没有到，人还是越聚越多。为了安慰这些人，训导处只好摆下桌子和签名纸。我第一个签了名。刘宗元紧跟在后。无数人一挤而上，挤倒了桌子。签了名的人个个心满意足，好像在签下名字的这一刻，这人已经从芸芸众生中分类。

得把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一个人才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父母由日本人管着，谁也不能对他们说真话，“编谎”就是那时学会的。有人马上动身到一分校或师范部去找女朋友。也有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偏不通知“她”，表示大割大舍，“我”在报名的那一刻已是马革裹尸。

我写一封信给五叔吧，今年我还没接到过他的信呢。国军反攻缅甸，他大概又打仗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看到我的信。在缅甸打仗的国军叫青年远征军，那是第一代青年军，我们现在算是第二代，五叔看了我的信，也许又要“热泪潸潸”一次。

我在外面走了许久，也看了许久，头上冒着蒸气回到教室。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一心只有数理化，两耳不听风雨雷。这两个男同学，一个是宋钊，一个是尹相墉，三个女生中间有一个叫申淑贞，一个叫王学美。我愕然僵立，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天以后，全校师生在涧池铺校本部集合，当众朗读了蒋主席的文告。老校长李仙洲讲话不多，他说今天可以看出来谁爱国谁不爱国，他指着台下宣布“爱国的人现在签名”。轰隆一声学生大伙儿朝前冲，而他们前面只有两张桌子，两支笔，两大张签名纸。布置会场的人竟和我一样没有见识。大部分学生只好退回行列，摩拳擦掌。

在重庆，蒋主席为知识青年从军连续讲过三次话，有一次说了重话，他说谁对这个运动不努力发动，谁不配做本党的干部。从军者的体格检查也放得很宽：身高一五二公分以上，体重满四十六公斤，五官四肢和肺部正常，沙眼不重。对女青年从军者笼统一句：“体格健全。”我觉得中央事先低估了青年从军的意愿，唯恐十万人不能足额，不料各校都掀起狂潮，听说有一个工学院几乎为之一空。这才体格检查从严，大量淘汰，最后还是有十二万人入伍。

体格检查的“初检”由团管区派医官到学校里来办理，我们怕瘦，喝足开水再上磅秤。聪明人先观察，发现受检时只脱上衣、不脱长裤，就捡些鹅卵石放在裤袋里。有人死盯住视力检查表，记清 A B C D 的位置，凭“背诵”过关。在中华民国的兵役史上，壮丁为了能够入伍而作弊，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团管区完全没有防备。

我第一个受检，第一个刷下来，因为视力太差。以后陆续有人与我同病，大概晚自习时昏黄的桐油灯损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太失望，也就太爱听谣言，据说老校长看了报名的人数，心里舍不得。有人说，新军只有十万人的装备，现在有二十万人报名，国家供养不起。还有个说法，青年军将来要复员，要安排就业就学，现在多一个人从军，将来就多一份负担。——可是，这十万新军只要打几次硬仗，只要参加像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那样的战役，将来还能剩下多少？复员还不是轻而易举。

据校友朱兴义记述，二十二中从军入伍的学生大约三百名。学校把符合标准的学生编了队，另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单独开伙，等师管区派大卡车来接他们上路，这一等竟等到十二月。这期间，日军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北上攻入贵州，独山陷落。日军的目标可能是北取重庆，或者南下昆明。那时，重庆是中央政府所在，战时的陪都，昆明是中国最重要的补给站，中国为了这条补给线在缅甸血战两年。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那时美国建议中国二次迁都，蒋主席断然拒绝。美国准备撤退侨民，富商大贾计划逃往天水，甚至有些高官要求魏德迈协助他们往美国避难，魏是美国将领，正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受战局刺激，决定反抗团管区的体格检查。在我们眼里，团管区一点也不值得尊重，他们把那些连走路都要跌倒的所谓壮丁送进部队，却藐视我们的一腔热血。我们决定和从军的同学一齐去汉中向二○六师入伍。为表示决心，有些人搬到从军青年的宿舍里去了，眼往西看，“风萧萧兮”的神情。

我的改变不大。听课的时候心猿意马，在教务处缮写名册的时候呼吸比以前浊重，听觉特别灵敏，因为教职员谈话总是围绕着青年从军。

那时征兵不征在校读书的学生，名为“缓征”，实际上是免除了兵役，所以一般士兵识字有限。仗打到四十年代，武器装备有很多改进，士兵必须能认识 A B C D，1 2 3 4，略懂分母分子直角圆周，对十分之一秒和一万公尺有概念，才可以接受新式训练。这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背景。

新军的兵源在例行的征兵管道之外另辟蹊径，因为征兵制度已是黑幕重重，成为对热血的侮辱，办理征兵的人已使入伍当兵成为人生的大失败。我听见有人说，将来海晏河清，这一代人以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那些曾经在兵役机构工作的人将羞于说出自己的履历。这次知识青年从军的盛况说明蒋主席威望之隆，他深受知识青年崇拜，读他的文告读到“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个个心跳气促，感激奋发。可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外，还有三百多万士兵，如果他们有人识字，如果他们也读了这文告，他们作何感想？何年何月才视他们如子弟、爱他们如手足？

他们说，这青年新军一定要去打最大的战役，最险恶的战役，一定去创造“全胜”或“全体壮烈成仁”的纪录，他们已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但是政府也一定会有计划的保全一些人，拔擢一些人，让他们做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活口，下一代知识青年的铜像。这些人将在战后执军政文教各界的牛耳，究竟谁是幸运儿，要看每个人的才干性格，也要看他们的命运风水。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标语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两句话一直受千万人称赞，可是，在教务处的火盆旁边，它得到的分数并不高。有人说，古人的诗句有“一寸山河一寸灰”，现在改了一个字，怎么连这个都是二手货？有人说，“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修辞有问题，它的本意大概是“十万本来可以缓征的知识青年，现在都志愿加入了军队”。可是字面未能表达这样的内涵，好像在说这十万青年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教人看了别扭。不过他们也说，文宣词令已无关宏旨，青年一定会踊跃报名。

那时候，知识分子谈问题一定会想到中共。有人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磅礴堂皇，热力自地心上涌，比中共的参军运动“漂亮”。有人说，这十万新军必定是中共的一个目标，中共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这新军也被中共渗透、受中共影响……

有位老师一直冷冷地看，静静地听，说话少，说出来的话可能很重要。他说：“应该赶快把志愿从军的学生送走，越快越好。”

时间表并不在学校手里。学校只能一面和团管区联系，一面办理从军学生的福利，像政府的安家费，地方政府的劳军款，都由学校转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学校把他们未来六个月的主副食费折合现金，发给他们，据说这是教育部默许的通案。老校长那时还在汉阴，他也筹到一笔奖金，从军的学生每人分到法币一万元，大约是一个教员十五个月的薪水。

学校主办了一场送行的晚会。这场晚会是二分校的大事，也是蒲溪铺的大事。我心情低沉，没有去看，我应该去看，单单为了杨老师，也该去看。人人告诉我节目精彩，尤其是于允兰和武幼贞合演的歌舞剧。全部节目由杨奇英老师策划导演，他说服于允兰参加演出。他已另有高就，为了晚会，特别把行期延后。

蒲溪铺东郊有一座戏台，与二分校隔溪相对。那时各地大村小镇，多半在郊外建造永久性的戏台，供演戏庆祝或酬神之用，号称万年台。据县志记述，抗战改变了民俗，它列举很多事例，像夜游，踏青，重九登高，水陆道场，露天的大宴会，夏夜演戏说书，集体提灯或放灯，战时都有种种不便、种种顾虑，停止举行。可以推知，自抗战军兴以来，蒲溪铺、或者说汉阴县，第一次使用万年台公演，观众翻山越岭而来，台下一片人海。节目演完了，人群不肯散去，二分校高年级全体男生出动，硬辟一条通道，演员才回到宿舍。

这一批从军的学生真幸运，他们还在受训，日本就宣布投降。从军成了他们既漂亮又实用的经历，即使在中共治下，也是一桩极轻的罪名，因为他们毕竟是献身抵御外侮。战后，国民政府把青年军复员办得周全，在各行各业中扶植他们领先发展。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以后，特别注意人的背景，“青年军”三个字就是忠诚的保证，是当局拔擢人才的一项识别。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国政府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考察政局，新闻记者问他对青年军复员工作的看法。他说，中国艰苦抗战，农民的牺牲最大，学生并没有什么贡献，战后政府对农民的照顾太少，对知识青年的照顾太多了。那一次，魏德迈专说逆耳之言。

唉，那时国民党认为，革命建国有三大要素：领袖，干部，群众，而“干部决定一切”。农民人数虽多，牺牲最大，不过是“被决定”的而已，青年军复员是培养干部啊！

5　悲壮与荒谬：无可评论

送别晚会的余音消歇，志愿从军的队伍仍在原地滞留，他们开始用行为向我们显示，除了爱国，他们还有别的情感。蒲溪铺的农家，三户五户，成簇成点，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山旁水涯，由一条一条小径连接，师生常在小径上相遇。平素都是学生礼让先生，这一次，从军的学生把一位老师推到水沟里去了。从军的学生不上课，手头也宽裕，理当青春结伴进城消费一下。这天在街市中心遇见事务处的一个职员，学生拦住他，问他某一件事情办好了没有。他说还没办、太忙了，学生上前给他一个耳光。

各地的从军学生都有情绪需要发泄。某地，他们离校以前敲烂了校内的玻璃窗，拔掉花圃里的植物。某地，他们打了饭馆的老板，砸碎了所有的杯盘。某地，他们打了火车站的站长，捣毁站长的办公室。由离校到入营，他们沿途制造新闻，地方治安机关不敢究办，唯恐背上打压“天子门生”的罪名。

今天我能体会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可是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是羊，喊不出“狼来了”。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他们发现绝对服从某一个人就可以攘臂弹腿反抗某一些人。时不我与，他们只有由学校到营房这一丁点子回旋之地。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这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风声所被，欲罢不能，本校的学生也想有点举动，消一消胸中的块垒。

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可惜了，从军使人尊贵，尊贵的人不该自暴自弃，他们表达思想感情，应该还有更好的方式。

刘道元先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有《抗战期间教育厅资送山东青年前往后方》一文，谈到从军青年沿途的纪律：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应。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成什么话，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当年习俗，枪决要犯先游街示众，罪犯在这最后一刻有特权。走到酒店门口，可以命令店小二送酒。走到饭店门前，他可以命令跑堂的上菜。走到鞋店门前，他可以换一双新鞋。从军青年放弃个人的生涯规划，到日军的坦克大炮前构筑血肉长城，有赴死的心情。他们绝对没有料到，他们的训练还没结束，日本就投降了。没有壮烈牺牲作掩盖，国人久久不能谅解他们的放纵。

从军学生横行各地，报上有简短的新闻，标题也很小，似乎未见严词批评。媒体放过你，老百姓不放过你，战后社会上流行一首顺口溜，说社会上有四大害：

青年从

军官总

国大代

新闻记

顺口溜用谜语的“脱靴格”制成，省略最后一个字，补足了，也就是青年从军，军官总队，国大代表，新闻记者。

从军的知识青年以大专学生居多，他们沿途的浪漫表现令国人惊愕。他们对政治不满，没听说联名上万百书力陈时弊。他们满腔激情，没听说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他们已把世俗的毁誉得失看破放下，没听说把领到的安家费、劳军费、从军奖金捐给慈善机构。他们中间也没有出现林觉民，留下一封绝命书。他们既然不爱惜自己，也就不能爱惜别人。他们已不爱惜肉体，也就不爱惜精神。

他们向下找出口。毫无疑问，他们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精英，他们的这番表现恐怕是国民党精神层次降低的征候，再沉沦一步，就是胜利后对沦陷区的接收了。

从军学生在校园里吹起飓风。今天有人称他们“造反派”。我们那“把好酒留到末日”的分校主任就是这个时候“突然不见”的。代主任很能干，立即宣布他也从军了。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从军要经过特许，他的申请书已经送到重庆。他说他要把从军的学生亲自送进营房，并且和他们同甘共苦。

“造反派”拒绝他的安抚，这些人扬言，代主任想从军，到别处去入营，休想和我们在一起。从军学生的队长反复劝说，强调代主任平时的爱心，现在的热心，学生骂他是保皇党，把他罢免了。“保皇党”三个字有威力，从军同学内部从此没有不同的声音，代主任也取消了从军之行。现在玩味“保皇党”一词，它之所以能慑服众人，是因为支持官方立场已经变成不名誉的行为。念我们当初逃出沦陷区时，心中岂有丝毫这样的想法？前后时间不过三年，不料竟出现了这样的态势。

后来，真的出现了“保皇党”。二分校的学生大半来自胶东，胶东的学生大半和主任、代主任有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并非一顶帽子能够分化。“保皇党”又怎样，笑骂由你，决胜负咱们比拳头。这些人很优秀，仪表、成绩、战斗精神都在中上之列。学校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双方不断放出狠话，他们时时戒备，连上厕所都“人不离群”。

我算是二分校的半个职员，从男生宿舍搬出来，睡在事务处堆放杂物的小楼上，校园里的一举一动都看得见。某天夜里，忽闻“金戈铁马之声”，凭窗而望，但见星光下一片灰衣白头，左冲右突，原来是“造反派”把军帽反过来戴，用作夜间行动的识别证。他们和“保皇党”混战一阵，呼痛喊妈，此起彼落，可笑也可怕。后来他们把宋捷军同学逼在墙下，宋有国术训练，借一棵树上了屋顶。“造反派”包围了屋子，朝上丢石头，宋大喝一声，飞身而下，众“小将”惊呆了，动弹不得，任他突围而出。

第二天，我发觉代主任也不见了！二分校陷入无政府状态，成为一个危险的游乐场。例如，从军同学中的造反派忽然发觉有一个“保皇党”潜伏在他们的队伍里，他们决定审问这人，可是这人藏起来了。“造反派”到处搜查都不见踪影，最后找到女职员宿舍门口，被戚护士挡住。大家诺诺而退，每个人都被戚护士安慰过，治疗过，关心过，此时只有她是大家敬重的人了。

又例如，某天夜里，造反派通知从军学生紧急集合，说是“保皇党”马上要来夜袭。他们在学校里布置阵地，站岗放哨，对“敌人”的战术作了假设，对自己的战术定了设计。训育处的两位干事赶来劝解，其中一位陈先生很年轻，有书卷气，言谈微中，终于说服“造反派”收兵。“保皇党”诸人也从此不见了！

十二月，侵入贵州的日军匆匆撤退，来得疾去得也快，中国军队乘机追击，战局转危为安。据说国军欺敌，在贵州北部征集粮秣，搜购军事用品，使用了十个军的番号。日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无法过冬，此时分析情报，误以为国军在前面布置袋形阵地，连忙全线撤退，国军追击，失地次第收复。就在此时，团管区的大卡车来到蒲溪，接走了从军的同学，预兆极佳，象征青年军日后在升平中复员。这时我知道二○六师对志愿从军者还要进行复检，复检严格，专业化，难容侥幸。我度德量力，没有上车。

我永远记得那时教师的仓皇，从军学生的愤慨，以及保皇党的忠肝义胆。但是，最难磨灭的印象，还是某几位同学在腾腾杀气中守着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当年管宁、华歆同席读书，门外有人车喧闹，管宁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华歆却丢下书跑出去看。他们好比管宁，我就是那个华歆了。

6　牛老师，戏剧与人生

十二月某日，新的分校主任来了。

新主任需要立即选聘一位训育主任，恢复和学生之间的对话，他选中了我们的国文老师牛锡嘏，胶东人。二分校是“胶东帮”的天下，请一位胶东人来担任重要的位置，可以安抚、收编、运用既存的势力，而牛先生为人忠厚正直，有所不为，是“胶东帮”的清流，新主任倚重他，也可以使平素对胶东帮啧有烦言的人有一新耳目之感。新主任这第一着棋可谓出手不凡。

牛老师对新主任提出两个条件。他说，如果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而学生反对，或者，学生对学校的要求是合理的而学校拒绝，他都马上辞职。这个“条件”的背景是：那时学生和学校之间已失去共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学生不肯参加早晨的升旗典礼，不交作业，体育课只剩下十几个篮球队员。另一方面，女生队长刘忻然重病，学生要求送到安康医院治疗，校方断然拒绝，结果，刘忻然死亡。

牛老师爱皮黄，善操琴，也工老生，我听过他一句“骂殿”。他这次“扮”训育主任，姿态高，人家胡琴调门儿更高。学校在山中买了许多木柴，新主任说，应该发动学生入山运柴，这是锻炼，也是教育。国立一中、国立六中的木柴都由学生搬运，这是战时，一粥一饭，来处不易，请同学们共体时艰。这话听来合理，无可驳难。可是学生坐在教室里文风不动，任教官吹哨子，工友摇铃，也没人出来结队上山。

为这件事，牛老师频频召集各班班长开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生义务劳动，学校省了运费，没人相信校方能正正当当用那省下来的钱。最后还是新主任出场，他把学生集合在操场里，由各班导师轮流讲话，每人五分钟。他宣布全体教职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和学生共甘苦，一同运柴。这一天，牛老师的心情大概很难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学生上前代他背柴，他坚决拒绝。他的家境不错，冬天穿呢料的中山装，烫出棱棱褶褶来，白色的衬领耀眼。凭这套打扮，他背着八十磅木柴，默默走毕全程。

每个人以搬运八十磅木柴为准。一个步兵的全副装备是八十磅。山上当然没磅秤，差不多就好。主任也许背了六十磅，几位女老师也许每人四十磅，他们刚要起步，身强力壮的学生马上把木柴接过来，这才叫懂事。懂事的学生可能负重一百磅，雄赳赳气昂昂，路上一根树枝也没短少，忠诚果然激发潜力，能人之所不能。一般同学，我也在内，半路上心跳气促，头晕眼花，一面走，一面抽出木柴来丢掉，遗痕零零落落，不便回首。在这里，我必须记下，有些同学弯着腰，拭着汗，呵着蒸气，手里却是拿着书本，嘴里却是在喃喃诵读呢！

仿佛压在他背上的不是木柴，而是书籍。此情此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从空气里，从白色的墙壁上、从天边那一抹云端，看见他们迤逦而过呢！

牛老师履行他的诺言，提出辞职，新主任坚决不肯。你看，动员学生运柴并未失败，咱们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从此，牛老师说话再没有那么铮铮，经常在主任和学生领袖之间奔走传达，没个果断。好像是，新主任借着运柴一事收伏了“老牛”。新主任是行政人才，照常例，帽子里应该有几套戏法。

紧接着，是寒假前的大考。这要说到我对牛老师的感激。

在汉阴，老师在课堂里但求尽心，不再过问学习的情形，只有教化学的滕清芳老师还像阜阳时代一样严格，她是好老师，可是引起了许多学生的反感。

那时我们进入三年级，即所谓最高年级。初中三年，每一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心态：一年级自知处处不如人，最“乖”；二年级对各门学科兴趣最浓厚，肯用功；三年级自命老资格，环境熟悉了，朋党也结合成功，“儿大不由爷”。何况也知道马上要离开这里，要超越这里，原来忍让的不必再忍让，该发泄的现在可以发泄。所以三年级的学生不稳定。“教学不难，不得罪最高年级”，而且要笼络其中有影响力的人。滕老师涉世未深，不知道运用之妙。

这天早上考化学。教室门口听到耳语：大家交白卷。滕老师来发考卷，交代大家：“现在把题目看一遍，如果有疑问，十分钟以内提出来。”人人不看考卷，挺起胸膛看老师，老师始而惊讶，继而慌张，正待说什么，只听到轰隆一声，人人推开座位，涌向讲台。滕老师赶快走开，她进了教务处放声大哭，立时请了病假。

滕老师在教务处点了我的名，她说交白卷由我发动，因为我“在阜阳已经交过一次白卷”。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的素行记录如此重要，“前科”足以使人含冤莫白。身兼训育主任的牛老师召我查问，我当然否认。我说，我在阜阳考化学，会做的题目都做了，不会做的题目只有空着，只恨我会做的题目太少。同桌的王文堂不让我看他的答案，我跟他赌气，不等下课就交卷出场，那并不是一张白卷。

新主任把这个问题交给校务会议决定。张乃晨老师说，交白卷是对滕老师“精神枪毙”，学校对首谋不可宽贷。又有人说，必须趁此机会整饬纪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滕是良师，大家支持她。老张主任并未失踪，藏在汉阴城里养病，靠滕老师照料，看在老主任面上，也得让滕平下这口气。这是我今生遇上的第一桩冤案。

牛老师是我遇见的第一位清官。他对我说：“你自己去向滕老师解释一下。”滕住在一个农家的茅屋里，门窗紧闭，拒绝接见。天气突然变坏，我在门外“立雪”甚久，喷嚏连天，涕泗横流。我本可以对着窗口大声陈情，她一定听得见，可是我那时没有这份聪明，怏怏而返。牛主任见我鼻红脸青，瑟缩有甚于寒鸡，颇动恻悯。他在校务会议上反对“借人头”，结果是化学举行补考，白卷不再追究。

后来我知道“白卷”由五人主谋，他们以牛刀小试的心情制造恶作剧的乐趣，写下誓词，盖了手印。他们认为我替事务处抄写名册，跟教职员接触太多，决定让我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把那份誓词拿到我眼底下晃了一下，擦根火柴烧掉。这是我第一次受互相敌对的双方同时怀疑。

照相士的说法，牛锡嘏老师确有几分“牛”相，例如头大，肩宽，前胸后背积肉很厚，颧骨高，唇形稍稍向前延伸，说话中音低沉，慢条斯理。这样的长相使人觉得可亲可靠，但是并不可爱，是好朋友、好邻居、好上司，然而不是好玩伴。

可是错了，牛府本来有钱，牛老师有世家子弟的气质，能“与人乐乐”。他长于皮黄，拉一手好胡琴，京戏里的琴师都能成人之美、分享别人的成功，否则他万难出色当行。从牛老师身上可以看出，操琴虽是小技，却与“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大道相通。

这年二十二中招生，有个在老河口坐科学戏的潘雪亭来到二分校。牛老师大喜，他结合爱唱京戏的师生，正式成立平剧社，高中部的杨其铣同学也是出名的琴手，应邀前来参加策划。武生潘雪亭，老生丛淑滋，花旦曲季涛，青衣张秋实，花脸傅绥生，都一度是陕南山区民众的偶像。他们曾演出“贺后骂殿”，牛老师饰赵匡义，我对牛老师心存感激，特别捧场去听。

牛老师扮成皇帝，他那有过仆从、见过高官、登临过名山大川的生活背景都显出来了。那五段唱词，对贺后攻心为上，有擒有纵，写得极好，在皮黄里并不多见。

那天散戏以后，我在漆黑归途中默想历史。宋代第一任皇帝是赵匡胤，事母至孝，可是这位皇太后不懂政治偏要瞎指挥，她认为年幼的人不宜接任，皇帝应该把政权交给弟弟，若干年后，再由弟弟传回去还给侄子。这样，每一位皇帝都年富力强，可以长治久安。这老太太哪里知道，她这么一吩咐，如果皇帝不肯把帝位传给弟弟，他只有把两个弟弟都杀了！如果弟弟接位，不愿意传给侄子，他只有把几个侄子都杀了！这老太太真糊涂，可以当选天下第一个糊涂母亲。

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赵匡胤很听话，一心培植他弟弟赵匡义，匡义似乎等不及，有逼死匡胤的嫌疑，即所谓“斧声烛影”一案。匡胤死，贺后看见匡义，哀呼“官家！我母子性命俱在官家之手！”自知不妙。匡义登基后和宰相赵普谈论将来传位的问题，赵普知道这个问题本来用不着讨论，居然提出来，可见皇帝动了传子的念头，这念头是不可抑制的，于是说，“先皇已经一误，陛下不可再误。”因为这句话，赵普在戏台上赚了个奸白脸。匡义部署传子，逼死一个侄子，陷害另一个侄子，把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消灭了。

平剧的情节不是这个样子。在舞台上，赵匡胤的妻子贺后能够指着赵匡义开骂，“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可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挨了骂的赵匡义走下龙椅，为自己有一番辩解。然后，他给贺后以“太后”的徽号，赐她上方宝剑，由她管理三宫六院。又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一勤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正王，五德王，六廷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赐给赵德芳洼面金锏一副，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

赵匡胤孝悌忠信而结局悲惨，太说不过去。京戏“骂殿”予以“重新来过”。赵匡义登基，传子，无法否定，但细部作业尽可能填海补天。京剧唱词堆砌稀奇古怪的官衔，渲染荒唐不经的特权，来调理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消积化气，知足乐天。它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愿望，它也是对已往历史的批判，未来历史（历史发展）的规划。倘若历史可以修改，可以规划，——可惜不能！这就显出戏剧的迷人之处：它可以修改，可以重新排演，甚至可以更换演员。

内战后期，我在山东巧遇牛老师。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后，我寻访过他的公子。有情的众生，无尽的后话。

7　新师表如此如此

学校从皖北迁陕南，有些老师没来。分校主任易人，“胶东帮”又走了两位。

外国史一直没人教，这天来了个大胖子，站在台上能挡住半块黑板。开口先谈史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改变了，社会也随着改变。他只讲了一堂课，不知他是从哪里来，也不知他又到何处去。

然后出现了瘦子，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他说历史要用革命来推动，“改良主义”一定失败。谁是改良主义呢？他提出一个名字：孙科！这人也只来了这么一次。

在陕南请教员似乎很难，隔了很久才又请到一位女士。她总算言之有物，讲了些“两河文化”。可是“惊鸿一瞥”，以后杳无消息。

据说那胖子讲的是唯物史观，瘦子讲的是阶级斗争，那位女士呢，她在黑板上写简体字！所以，这三个人，二分校全都不敢领教！

难道这三人是中共的文化干部？那可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了。且说那胖子一点亲和力也没有，身体好像还在膨胀，要把你的空间全占了去。瘦子手足无措，没个站像，随时想抓痒、随时又忍住的样子，讲西洋史讲出个孙科来，匪夷所思！

依我猜想，这三位人士大概属于“左倾幼稚病”之流，嘴上时髦，腹内空虚，游食各地，没有组织背景。这才一端上来就露了馅儿，一露馅儿就撤下去。

我有时想起，在蒲溪之北，越过重重叠叠的秦岭，是历史上兴起了十四个朝代、埋葬了七十二个帝王的渭河流域。渭河之北，再越过许多巉巉的山，就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那里也有许多许多“立志出乡关”的男儿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割大舍、过着千辛万苦的日子。但是他们别立门户，庭院深深，实在神秘。

打开一条缝，让我们窗隙望月的，是这位新来的主任。

新主任常来讲课，他没说这门课叫什么名称，内容多半是批评共产主义。现在猜想，大概教育部规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思想训练，他只有自己上阵。

新主任的人缘不怎么好，学问倒不差，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确有研究。讲课时中英语并用，我们乘机认识了一些单字，这些字在日常生活里并无用处，却至今没有忘记。有个朋友问过我：“你的英文，打油买醋未必说得清楚，怎么会认识许多怪字？”

射击的人要先竖起靶来，批判共产主义要先介绍马列恩史怎么说。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认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我听了心中大震，“暴力革命”且不管它，人家说出来的可是警句呀！

共产党处处讲“阶级”，主任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这个说法吓人一跳，阶级好比楼梯，下面的一层还可以伸出头来透口气，阶层简直是水成岩，上面盖得严丝合缝，不见天日。想用阶层代替阶级，弄巧成拙啊！

既然反对阶级，当然反对“阶级感情”，他说感情没有阶级，天下父母都爱他们的子女。我听了莫名其妙，这如何能证明感情没有阶级？富豪和乞丐都爱自己的子女，可是他们同样爱对方的子女吗？你老人家走来走去挂着一张包青天的脸，到底能爱我们多少？古人“贵易交，富易妻”。含含糊糊，半藏半露，现在，“阶级”！人家多坦白、多透彻啊！

从新主任口中知道，共产党把革命分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任说，这是“两步革命论”，我们主张把革命一次完成，“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迷惑：两步革命？这不是说共产党也在革命？这不是说我们和中共在做一样的事？那么……

共产党说“历史是螺旋形上升，波浪式前进”，我们听了好喜欢。共产党说“否定之否定，不等于原肯定”，我们听了……也喜欢。共产党说“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拉拢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我们听了……好刺激！好害怕！好好玩！这些话，若不是他老人家来批判共产主义，我们是听不到看不见的啊！

我说过，教育的结果，未必和施教的预期吻合。新主任讲授的“共产主义批判”引动了许多学生的好奇心。他也许并未撒下种子，他至少耕松了土地。一九四八年学校中出现了陕北热，那些学生互相引述他们的主任说过的话。虽然出于无心，他总算对共产党有些贡献。他后来舍陕南、去川北，一九四九年共军入川，没有捉到他。

新主任请来的各色教员里面，有一位河北人最受欢迎。姑隐其名，称他为新老师吧。他很和气，谈吐很客观，对学生也关心。例如，他有时到学生宿舍走走看看，能记得谁没有棉被。他虽然不能给你棉被，但是他给了你温暖。这等事，新主任从来没有做过。

我从未见过新主任的笑容，他永远有一副戒备、挑战的神气。起初，大家以为他这张脸色是给“胶东帮”看的，新官上任，通常都不苟言笑，跟同人一律保持距离，以便放三把火，开几刀。后来胶东大将陆续散去，他的表情还是绷得很紧。他请来的物理教员授课颇能深入浅出，两个月后突然辞职，我们一再请求他留下来，他感动得流泪。他还是走了，他对我们说他不能再看主任的那张脸，那是殡仪馆化妆师的脸。他说，如果他办学，他想授意某一个教员辞职，他就每天摆出这样的脸色来。

这就显出新老师的可贵，他能坐在操场边上，对围在他四周的学生谈天说地，引得大家前仰后合。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谈预兆，他走过来参加，那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以世界的轴心自居，日文报纸简称为“日独伊”。他说，你们看，“日独伊”就是日本孤独的剩下他一个，轴心国注定失败。像这个样子的“与民同乐”，也是别的教师做不到的。

不仅如此，这位新老师还懂得用偏方治病。那时我们的处境是“梁靠墙，田靠天，病靠命”，因为没有药。有一个同学跑进医务室喊肚子痛，医官爱莫能助，禁不住他的再三恳求，只好说：“我在你肚子上涂一点红药水吧。”新老师的办法多，他教我们用辣椒煮水洗冻疮，吃生萝卜治感冒，韭菜捣烂去淤血，擦明矾末治牙疼。我们在阜阳一直跟疥疮奋斗，新教师有个方子：蟾酥、铁锈、马齿苋、明矾加上清油调和，放在瓦片上烘干，研成粉末，搽在疥疮上，这个办法还真有效。医生的望闻问切最能使一个人觉得他被关怀和看重，而关怀和看重，正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东西。

他很爽朗，因爽朗而对我们说出一个姓什么的女人指挥昆明重庆之间的走私，连最有权势的特务首长戴笠也不能办她。据他说，某一个我们最尊敬的人，当年以“开小差”的方式离开日本士官学校。他又说，某一个我们最崇拜的人，太太的指甲在他的脸上抓出两道血痕，因为他有了外遇。还有，他说，多少省主席、多少总司令，都在重庆有个年轻漂亮的姨太太，我们生平不二色的老校长到重庆开会，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心中非常愤慨，他正准备自己也来一个，以示抗议。

不用说，这些讯息，那时对我们的撞击有多大了。那时的教育，并没有准备让我们承受（或者化解，或者逃避）这种压力。现在老同学通信，有人告诉我，这位老师当年如何影响了他，使他逐渐“左”转。真奇怪，人家在黑板上写简体字就得另请高就，“他”怎么能够稳坐钓船，而且后来还做了训育主任。

我猜，这位新老师，大概也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吧？这种人根深柢固，别人没法把他拔起来。他有他的指挥系统，校方不便干涉。轻轻地主张一点民主，悄悄地表示一点反动，搅动一池春水，看水底能泛起什么样的沉淀物来，似乎是一种制式的工作技巧。

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钓鱼，先在水里养鱼苗。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行医，先在食物上布菌。世上每种专业都有秘诀。可是我说过，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一人撒米，千人跟在后面拾米，也未必拾得干净。这样太辛苦、太辛苦了！

8　孤雁不堪愁里听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们这一群流亡学生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年一月，中英联军和中美联军在缅甸大获全胜，打通了由云南昆明到印度雷多的公路，恢复了西南的国际补给线。三月，美军攻占吕宋和琉璜岛，苏联攻占华沙和匈京。但是在中国境内，日军一再发动攻势，我们也一再显出战力薄弱，民众组训虚有其表，想把日军完全逐出国境似乎非常非常困难。

这年一月，日军打通了粤汉路的南段，把粤汉路和平汉路连接起来，称为“大陆走廊”。那时美军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中美联手北进，日军打通大陆走廊，准备在华南华北进行决战。日本可能在必要时放弃本土，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长期抵抗。

来汉阴后，没有人再为我们解说时事分析世局，只有自己看报。人生忧患自读报始，报上说，日军在南太平洋逐岛作战，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弹，决不投降，他们在美军占领该地几个月之后，还躲在地洞里、大树上、丛林中狙击美军军官。尤其是琉璜岛之役，日军在子弹打光之后端着刺刀冲向美军阵地，最后防守该岛的栗林中将带着司令部的全体军官、挥着武士刀冲向美军的机枪火网。美军的炮火改变了琉璜岛的地形，不能消灭日军的战斗意志。半壁中国等于多少个琉璜岛！也许得再打八年！

这年三月，日军发动豫西会战，占南阳，向镇平、内乡推进，正是我们入陕的原路。然后日军取浙川，占西峡口，企图沿丹凤、商县、蓝田、绕过潼关攻略西安。为了策应豫西的战事，湖北的日军进攻襄樊，占领老河口，也许要沿安康、汉阴一线攻取汉中，进窥重庆。这又使我们这个喘息未定的流亡学校颇受威胁。

报上说，国军早在汉阴一带修好了阵地，准备有一天用得着。安康、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一条阳关大道，可以调兵遣将，两侧山陵连绵，正好居高临下，控制敌人行动。耳语是一种“两只脚的报纸”，据说，只要日军进了紫荆关，本校马上迁往甘肃天水。这个消息也给我们无限的愁。

国军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坚守潼关、朱阳关、紫荆关和西峡口，并以大军围困老河口，日军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左冲右突，未能得逞。国军反攻，收复失地，稳住了局势。托前方将士的福，我们总算免了一劫。

豫西战役使另一所流亡中学仓皇内迁——国立一中。

“七七事变”发生后，河北的学生分头逃亡，最后在豫西集中，设校本部于浙川，后来由教育部改为国立，排名第一。他们没有一个李仙洲，迁校不易，稍一犹豫，已是西峡口沦陷前夕。敌前撤退，有人在梦中惊逃，有人藏在山中再伺机出走，有人病死沦陷区，连小孙子也送给人家。

一中迁移，沿商南、丹凤、商县、蓝田、而至西安，这些地方皆在敌人作战计划之中，由于国军截堵成功，他们这才安然由西安而至宝鸡，南下到汉中，再西行到城固设校，做了我们的邻居。他们没有李仙洲，但是他们有郝仲青、杨玉如、王国光、吴治民、杨绳武。这些人以精神补物质之不足，以爱心补权力之不足，以想象补现实之不足，带着二十一个班级绝处逢生。

一中和二十二中不一样，他们的校长在大操场里和学生一同吃饭，教师给生病的学生煎药送水，高年级学生辅导照顾低年级学生，晚会、野营、登山活动多，入山运柴进城运米视为当然。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四十年后犹有人津津乐道。一中能做到，二十二中做不到，因为一中有教育家，教育家有道德使命；也有中共的工作者，这些人有政治使命，这两种人在一中是“天作之合”。而二十二中，这两种人都没有。

二十二中到了汉阴，师生几乎只剩下课堂里五十分钟的缘分，此外可说是陌路，至今我还记得某些老师眼观鼻、鼻观心的模样，对学生从不开眼开颜。学生都穷，而且随时可能生病，何苦跟这种人建立私人关系？想发财的人必须放弃他的穷亲戚，这是中国人的秘密箴言。如果你关怀学生，如果你让学生扑上身来，如果一群学生在课外还把你围绕在中心，这对你没有好处，你既不是为自己，那么你是为谁？

你也许是为了中共？这种推论，到了台湾还在使用。战时是危疑猜忌的时期，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使人了解你的动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老婆孩子的幸福，为了私人恩怨，即使做点坏事别人也理解。若说为国为民，为教育为青年，为正义为公理，即使做好事也有人不放心。二十二中之冷漠疏离，是明哲之士洞明世事自求多福的结果，也是国府有效控制的充分证明。

一中到了城固以后，师生公演京戏筹措经费，阻挡无票的军人入场，有一个军官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一个学生。这一枪，把唱“盗玉马”的打成演“棠棣之花”的，把看《三国演义》的打成看“大众哲学”的，把到西安兰州升学的打成到延安升学的。如此这般，某些权威批评家倒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你看，一中果然有问题！

我们也有问题，有另一种问题！

由重庆传来的消息教人颓废。据说，在重庆，“轰炸东京”只是一道菜，“前方将士的血”只是红葡萄酒，“收复香港”是治疗脚气（脚气病一名香港脚），“反攻南京”是捉臭虫（臭虫一名南京虫）。抗战挂在嘴皮子上，到处贴标签，名不副实。

据说奸商囤积。据说美援的盘尼西林不在伤兵医院里，在西药房里，每一支盘尼西林值一石白米。据说高官生活奢侈，每星期六晚上都跳舞，舞会中的女子穿长筒丝袜、高跟鞋，侍女托着银盘子。据说某夫人天天用牛奶洗澡，天天换真丝床单。据说某某人花了十万银元跟某某女明星隔着玻璃窗接吻。重庆最有名的人物不是蒋委员长，而是邓大少爷，孔二小姐，龙三公子，他们的传奇流传到英国美国。

牛奶洗澡，隔着玻璃窗接吻，今天一望而知其为谣言，因为无此必要。“反攻南京”可视为战时幽默，幽默有益，至少无害。重庆是陪都（第二国都），美军顾问和外交使节云集，舞会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主人待客以礼，也是为了得道多助。可是我们那时没见过世面，缺少现代知识，政府的宣传和教育，把超出我们现时生活水准的一切现象看成罪恶，没有留下弹性。

这些年，看人家记述抗战往事，都说以上这些消息来自中共的宣传部门。如果这是事实，中共拥有第一流的宣传天才，推出来的作品符合一般农民的趣味，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农民会偏爱这种传说，抗拒一切解释和辩驳。重庆已被渲染成旧约里的所多玛城。日军曾千方百计进攻重庆，也曾正面溯江而上，打到宜昌，也曾侧面取道贵州，打到独山，也曾别出心裁，从缅甸攻入云南，打算由金沙江顺流而下。有个同学愤愤地说：“下一次，由他打到重庆，放一把野火罢！”

9　爱情，苦闷的象征？

那时，都说越接近胜利越艰苦，没说越接近胜利越苦闷；都说越接近黎明越黑暗，没说越接近黎明越疲倦。“意见领袖”总是这样，意见只说出一半。

抗战打到第八年，很多人累了，也急了。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

我们那些同学，早慧的，早熟的，也都有了“性的觉醒”。我们可爱的小老弟陈培业告诉我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有了爱慕的对象，他俩参加演讲比赛，她得第一，他得第二，大家笑他们“天生一对”。他俩参加合唱团，他是男高音，她是女高音，大家笑他们“夫唱妇随”。这戏谑的言词好像在背后猛踢一脚，使他身不由己坠入爱河。在歌咏队里，发声之前，他有时全身发抖。从那时起，他常常梦见塔里的歌声。

那时，壁报上出现这样的诗：

在菡萏待放的季节

我离开了第二故乡

胸怀凌云壮志

张开了翱翔的翅膀

希望的种子萌芽了

散出芝兰的幽香

一颗闪亮的心

温暖着另一个心房

后来知道这首诗是程明光向他所爱的人致意。那时二分校有三文三武，明光是“三文”之一，前面提到的宋捷军是三武之一。明光追求某美女前后写了四十万字的情书，女方的回报也有二十万字。

恋爱结婚，都是苦闷的象征，这一诗一梦，开始了二分校的“厚地高天情不尽，痴男怨女债难酬”。

那时二分校有美男，也有美女。

女生眼中理想的男生应具备三个条件：篮球队的身材，外交家的口齿，飞行员的气质，如郭剑青、迟绍春，都常有女生往他手里塞字条。老郭有烟瘾，买烟一次只能买一支，某次他刚走近烟摊，一只“玉手”抢先替他买了一包骆驼牌。每年春天，女生排队等着给老迟拆洗毛线背心，后来他觉得还是一位刘小姐打成的毛衣特别温暖。

那时我不知道女生的心何等细密，她们时时刻刻观察你，衡量你，在你们中间挑来拣去，比训导主任比间谍还要用心。平剧社的肇造者潘雪亭同学饰演黄天霸，台下秀洁、台上勇武，一时成为白马王子。傅绥生唱黑头，有雄风，卸妆后“照人脸似秦时月”，也是青春偶像。女生并非完全以貌取人，宋钊胖、矮、微黑，但温良敦厚，读书用功，语音低沉有磁性，使女生觉得稳妥可靠，也成为另一型爱情戏的主角。

说到美女，于允兰、王孝敏两人是众望所归，如果今日再选一次，她俩仍然可得全票。于修长端重，王娇小活泼；于有古典韵律，王有现代朝气；于似畏友，王似胞妹。于不苟言笑，但常常主动资助贫病交迫的同学，王对人亲切，但是保持恰当的距离。我们那时对女性美的领会以脸部为限，“领如蝤蛴”也曾念过，食而不化，遑论三围。二十年后从报上看见一个女明星的意见，她说女人最性感部位是小腿，这才大吃一惊。

表演事业能培养审美能力、启迪性别吸引，古今中外皆然。于建立不朽的形象，是经过欢送知识青年从军的晚会，那时，她担纲演出歌舞剧《我爱中华》。于本来不答应，碍于音乐老师杨奇英的大面子，知识青年从军的大题目，终于登台。于扮演剧中的“母亲”，象征灿烂的文化和壮丽的山河，武幼贞扮演“女儿”，和另外一个男生共同代表炎黄子孙。于除了身段歌喉，那时已知道用眼睛表情。

美女中的第三人可就众说纷纭。有一位吴国帧同学呼声甚高，娇嫩红艳，天真无猜，——年纪最小。还有一个赵珍荣，绰号“八十分”，可以想见多数同学的观感。至今犹被同学们常常提及的夏幼芬，大方潇洒，有口才，演讲比赛得过亚军，前程似锦，可惜五十年代死于肺结核。看相算命她实在不像薄命红颜，也许上帝当初并未打算要她热量不足、蛋白质缺乏、饮含有寄生虫的水。上帝不能改变她的环境，只好改变她的“相”来迁就现实。我时常想象她后来变成什么模样了。

眼望着这一波恋爱潮，我远远地躲着，没有卷入。原因不在功名未就，也不在匈奴未灭。恋爱需要勇气，勇气需要哲学。我缺少哲学。

不过我并不认为爱情是黑洞洞的陷阱，我看爱情是亮丽短暂的火花。我对生死相许的人同情，有时觉得悲壮。神父以不结婚为高，但他仍然能衷心为新郎新娘祈福，我欣赏这种态度。我喜欢如下一个故事：某某老人，他的职业是每夜晚去点亮公园里柱子顶端的灯，那时还没有电。倘若他发现柱旁的长凳上坐着情侣，他就越过那盏灯，让那地方有一片黑暗，以免惊扰甜蜜的沉醉。

我多次帮助为情所苦的同学。有人想自杀，我陪他彻夜散步，黎明前坐在竹林旁边沉思，望见幼笋突然冒出地面。竹笋不是蹑手蹑脚长出来，是奋身跳出来，白白胖胖，像个人参果。我们走进竹林察看，东西南北如有十面埋伏齐出，想那新生代骤然漫山遍野，惊喜交集。

有一位同学，静听我长篇大论，面无表情，最后撂下一句：你很会劝人。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很难琢磨。我说得出，做不到，常为别人打算，忘了为自己打算。

我常常去看虹，浪费多少光阴。蒲溪虹多，我联想故乡的虹，外婆家的虹，不能不看。一座虹桥能让多远的人看见？今天出版爆炸，可有一本书专门谈虹？虹是织女的梭子织出来的锦绣。虹是桥，连接仙境尘世，仙女可以走下来，人不能走上去。我们只看见侧面的虹，可有人见过正面的虹？为什么不能？我猜，虹脚指地，地下埋着珠宝。我猜，虹下有村，村中诞生伟人，虹是他的光环。虹是美，虹是谜，虹是诱惑，虹也是当头棒喝。登山者走入虹中，迎面有巨人，蟒袍玉带，青面獠牙。

以后许多年，我梦中有虹，彩色的虹。谁说梦境只能是黑白照片？梦中，我牵着虹，举起虹，拥抱虹。八十年代，人垂垂老，一切的梦都遥远，我由纽约去旧金山，喷射机追赶落日，忽然，虹进入机舱，忽然，虹扑入怀抱，忽然，虹在我指缝间游走。当然，紧接着，虹消失了。

10　千里万里，爱情的网罗里

流亡学生失恋发疯，张三李四，这里那里都有。叨天之幸，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悲剧的情节轻微，像徐秉文，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

他是我的同班好友。他说，他反复做梦，梦见走在又泥泞又崎岖的山路上，手里捧着一缸金鱼。玻璃缸很薄，很脆，像肥皂泡，金鱼红过一山野花，而他的脚步如醉舞。金鱼缸美丽易碎，一碎即不可收拾，辛苦艰难，每次醒来都一身大汗，筋骨酸痛。

秉文在恋爱。我不知道他的意中人是谁，只听说她在宿舍窗下种花。我不知道他们进展如何，只知道秉文相信心电感应，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想到心灵枯竭，想到精诚所至，即使水远山长，她一定会知道，也会感动。我不知道秉文的痛有多深，只听他说“追求，会自卑；放弃，会自伤”。我也不知道她的模样，有人说，漂亮，可是千万别让人看见鼻孔。

秉文是一天天委靡，看样子，他有一天会枯干。我想有三种状况可以救他：学校恢复阜阳时代的朝气，或者伊人来床边俯身一吻，或者抗战胜利。三者都不可知，不可能，只剩下我的空话。恋爱要有行动，可是秉文怕羞。我对他说，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赤脚赶路，脚掌被利石割破，得了破伤风，死了，他始终没告诉京娘，京娘根本不知道他的死因。

咳，你真不知道你种的因会结什么果。秉文听了我的话，写下这么一首诗：

这一笔写下去

心血就交给了谁

墨水变血

染了满地凤尾

我也像一座灯塔

几番雨雨风风

日日夜夜

守望我们的爱情

诗送出去，又退回来，对方十分粗暴地改了几个字，变成：

这一笔写下去

心血就交给了狗

墨水变屎

染了一身花柳

你像一座灯塔

几番雨雨风风

日日夜夜

守望别人的爱情

不得了，诗是落在情敌的手里了。秉文顿时身轻似燕，命薄如纸。我想人在此时需要宗教。我忽然觉得基督教无能为力。我想起在阜阳听到的说法：一个人，若是拼命爱一个女子，而那个女子不爱他，等到来生，那女子要做他的女儿。我把这段话转述给他听。咳，你真不知道你种的因会结出什么样的果，秉文若有所悟，他说：“我离开这里，转学到国立六中，等候来生吧。”

故事的结尾是另一种风格。

秉文转学入川，要经过汉中、广元、剑门、江油，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必须有一点路费。那时我们已是“最高年级”，遇事能拿出自己的主张，并且出现了领导人物，叫曹湘源。湘源身材细长，露筋露骨，但能打能斗，是二分校的“三武”之一。

湘源消息灵通，他说秉文在学期中间离校，教育部要到暑假才删去他这个名字，也就是说，秉文走后，学校仍然可以领到他的这一份公费，直到学期终了。“秉文，向他们要这笔钱。”

秉文央我替他写报告。我父亲办理公文的经验很丰富，我常常旁听，大致懂得起承转合。我和秉文彼此“同是天涯”，将心比心，措词也很恳切。湘源主张直截了当地说破财源，使新主任无法拒绝，我则认为每个学期都有人请假、转学、甚至死亡，这笔公费余额是校方的“不名誉收入”，公开说出来太难为情，秉文要钱，他们心里应该有数，最好彼此心照不宣。我特别在报告结尾处写上“级任导师黄转呈主任张”，由黄自安老师从中美言。

黄自安老师是鲁西人，个子矮，大脸盘，算是“生有异相”，性格是标准的山东汉，耿直热情。秉文的报告批下来，他大叫“岂有此理”，因为批语是“向无此例，碍难照准”。这个糊涂主任不但没找秉文谈谈，反而对黄老师说，秉文有手淫的恶习，当务之急是戒除，并非转学。湘源听了立即爆发，提起拳头要揍人。

我知道办公文有一道手续叫“申复”，即再度说明理由，就拖住湘源，从长计议。我替秉文写第二份报告，这一次我把心一横，指明要秉文名下的剩余公费。黄老师看了，慷慨代转，毫无难色，并且在报告后面签注意见，力主“酌予济助”。我们自鸣得意，认为新主任无法搪塞，湘源用象棋术语说：“这一次，将死他！”

我们当然不是新主任的对手，看他怎么批示：“……公款公用，不得徇私。但本人爱护学生，岂可后人，因此……”他发起教职员大家捐钱助秉文上路，自己先写下两百块钱。黄老师一看，也只有跟着捐两百元。文件回到秉文手上，已有十个人签过名，我们面面相觑，惭愧连累了众人。那时法币虽然贬值，两百元仍然是个数目，因为大家待遇低。新主任回马一枪，不但使出头的黄老师破财，也可能使所有的同人怪他多事，至于新主任自己认捐的那一笔，事务处自然设法出账，不会扣他的薪水。这就叫“姜是老的辣”。

秉文动身，我们“童子六七人”送了一程，在长满菖蒲的溪水旁洒泪而别，那时我们还不会握手。返身回校，冥冥中如见新主任那张“棺材盖”也似的脸浮在空中。

后来知道，秉文入川并不顺利。蜀道难，他又体弱，有一辆军用大卡车停下来，要他上车。那时没有客运，军车常常私载百姓，按里程收费，称他们为“黄鱼”。秉文说，我是流亡学生，没有钱。司机说，没有关系，我同情你，帮你一个忙。

秉文信以为真，谁知入川以后，司机逼他把钱拿出来，五六个司机围住他，简直就是硬抢。他未到六中，已是一文不名。

不止此也，他进了六中，仍然不能专心读书，功课常常不及格，高中难以毕业，又拖着衰弱的身体离开学校。

秉文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令人非常难过。看来秉文也有什么忧郁症，我和他气味相投，其实是同病相怜。他的病情比我严重，我还有文学和宗教可以排遣，他完全没有。

我在二○○一年修改本书，怀念秉文，不禁要说，秉文受的苦并不是“她”给的，是时代给的。今天，至少台湾香港，没有谁再为爱情那样痛苦，爱情是抽象名词，年轻人对抽象名词不再认真。人间事有它的游戏规则，恋爱也是一局游戏，今天，他们中间大概难再产生罗密欧或少年维特，也不会产生徐秉文。

我想，当年还有一个秘方，可以治秉文的病，就是加入中共的地下党。秉文丧失了人生观，中共可以给他一个新的；秉文让一个女孩的背影塞住生命的通道，中共可以替他挪开；秉文觉得天下无事可为，其实天下还有他从未见过、从未想过的事，中共会向他展示，帮助他学习。

然后，浴血内战，生死恩仇，还有什么郁结不能一泄而尽？

国立第六中学有中共的秘密组织，曹湘源转学到六中，生命也大转弯，秉文何以没有机遇？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发生九九八十一难，曹是能人，曲曲折折逆流而上，秉文，可就难说了！

11　打日本，我过足瘾了！

五叔年轻时说，他的志愿是在战场上跟侵入中国的日军厮杀，结果，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跟日军作战，五叔都参加了。

为五叔，我勤读战史，访问退隐美国的军界前辈。第一次入缅战事失利，国军一部分退入云南，一部分退入印度，于是有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日军不但占领缅甸，还攻入云南，在腾冲、龙陵、松山一带建立阵地，和国军隔着怒江对峙。那时打的是世界大战，缅甸属于印缅战区，云南属于中国战区，由印度的雷多到云南的昆明，有一条公路横贯缅甸北部，把两个战区连接起来，盟国以作战物资援助中国，这条公路是陆上唯一的补给线。缅甸沦陷，中国太痛苦、太痛苦了。

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开参谋会议，决定印缅战区和中国战区同时反攻，打通中印公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中国驻印远征军东进。一九四四年春，国军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渡怒江西进，五月，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继之。五叔率领的山炮营此时配属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在腾冲以北怒江西岸牵制敌人。五月，预二师编入第二十集团军序列，由五十四军指挥（军长方天），参加腾冲之役。十一月，编入第十一集团军序列，由第六军指挥（军长史宏烈）参加龙陵之役，并进入缅甸，在克复芒市、畹町时卓有战绩。

在滇西打仗好艰难。滇西多山，横断山系自西康南下，“峰峦错综，道路稀少”，两峰相望，由这个山头下来，攻上对面的山头，动辄几十华里。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国军翻山越岭攻下敌人的阵地。两山之间，必有大河，怒江一泻千里，流速每秒钟五公尺，对岸的高黎贡山由日军据守，国军在江岸排开千只木船，奋勇强渡，把近岸的敌军赶上高山。高黎贡山南北一百七十英里，路高一万英尺，山下气候炎热，山上冰雪交加，“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人迹罕到之处，鸟兽到，鸟兽罕到之处，战争到。国军把日军的阵地一一攻克，迫使日军退回腾冲。

腾冲高山环绕，城墙两丈多高，墙外有护城河，日军盘踞两年，精心修筑工事，知道自己胜不了，没打算逃，也没打算降。国军以六个师强攻，预二师在内，阵亡八千六百七十一人，伤一万多人，将腾冲收复。来凤山和飞凤山是城外最重要的据点，由预二师攻占，切断了城里城外的补给线，战史用字何等简练！写下一句“预二师作战极为艰苦”，骨山血海，如在目前。九月，城破，敌方守军两千六百人只剩下十个活口。

这年十月，预二师归还建制，由十一集团军第六军指挥。十一月，十一集团军攻克松山，此役经九次激战，最后挖坑道用三千公斤黄色炸药把敌人的主阵地夷平。日军的确战至最后一人，而且是一手一眼的人。据说战后数十年，每当阴云四合，山风怒号，附近的居民还听见遍山杀声。

十一月，国军收复龙陵、芒市、畹町，预二师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战，战史称为“苦战”。畹町之敌，向缅境退却，国军乘胜追击，预二师攻核心山、黑山门。由畹町指向芒友，预二师战于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来的驻印远征军和东进南下的国军在芒友会师，第二天，中美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缅北之战，前后两年，光耀史策，扬名世界。五叔从未夸耀过他的战绩，只对他的朋友说过一句话：“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五叔打日本有瘾，今天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一心“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蚕食鲸吞，一步比一步紧。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蓄意灭亡中国，五叔七岁。民国十七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残杀我同胞万人，“剐死”我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五叔二十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东北，五叔二十三岁。次年日本强袭上海，炮击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五叔二十四岁。青年在这般连续的强烈的刺激下成长，又有谁能心平气和？

日本把中国青年逼成俾斯麦的信徒，“我有血，请给我铁”。各大城市里，青年不断罢课，游行，演说，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学生卧轨、绝食等待政府答复。政府阻止北方的学生南下请愿，火车司机都藏起来，交通大学的学生自己做驾驶。那时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抵御外侮，连国民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骨干都签了名，不签名，那是自绝于同人，就算是为党工作吧，也得能够在原来的圈子里维持沟通。

谋国者的想法看法和年轻小伙子不同。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倘若现在对日宣战，三个月可以亡国，这句话里的“三个月”后来被人家改成“三日”，称为“三日亡华论”。中国需要练兵，需要生产建设，还需要“剿共”，“安内而后攘外”。那时的共产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那时他们听第三国际指挥，奉苏联为无产阶级的祖国，依照俄共的方法重组社会，另立价值标准，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成立的政权也叫苏维埃。这就和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民党极不相容。

可是中共主张抗日。红军人数虽少，有战斗力，很多人寄予厚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家听得进。章太炎说：“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情愿赤化。”中国历史上“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故事无数，有人相信中共能在抗战的旗帜下修成正果。中央政府所受的压力天天加重，到民国二十五年出现了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叔二十五岁。这年年底冯玉祥在张家口策动抗日，通电激烈，众望所归，他的老部下吉鸿昌组军出战。冯氏部下有多员猛将，分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吉鸿昌是后五虎之一，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齐名。五叔投奔吉鸿昌帐下，吉部在察哈尔先战沽源，后攻多伦，颇有战果。但吉鸿昌的鸣声与中央的制谱不合，政略战略搅乱了，而且吉氏已秘密参加共产党，动机复杂。中央派大军包围吉部，将吉氏逮捕。

五叔，这二十五岁的青年想到，打日本不能凭血气之勇，个人要有战斗技术，部队要有训练装备，于是到南京去考中央军校，进了炮科第十一期。毕业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四二年调云南，升至山炮营长。

山炮是一种轻便的小炮，配合步兵山地使用。战史记载，缅甸之战，靠炮兵补空军之不足，炮弹的消耗超出其他战役。据战史，在滇西缅北的战场上，炮兵射击十分准确，弹落如“插秧掘土”，有时敌我对决，相距只有几十公尺，炮弹也不会落到自己人脚前。因此日军在步战时吃了大亏，在我军阵地前移动也非常困难。

五叔先后配属第五军，第六军，第二军，正面攻坚，迂回包抄，从来没有机会做防守军或预备队。抗战时期国军扩充，原有的部队番号之外，有暂编师，新编师，预备师，这些部队的编制和任务都和原有的“正规军”相同，五叔所属的“预备第二师”，孙立人指挥的“新编第三十八师”，都是如此，五叔从不夸耀战功，只是淡淡地说过一句：“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云南作战，没工夫。远在天边的事，当地报纸篇幅小，我没注意新闻。

五月，滇西战争发生，报上应该有，可是这时我夹在淮上战争和中原会战的中间，夜间像游击队，白天像难民，阅报栏没人张贴报纸，自己也没心情。

然后西迁，一路上与世隔绝。十月到汉阴，才知道腾冲、龙陵激战，字里行间张望，不见五叔，只见硝烟。一九四五年一月，滇西之战结束，三月，缅北之战结束，五叔仍无消息，我写挂号信寄到云南呈贡羊洛堡问储开甲先生，他是五叔的朋友，没有回音。一九四五是抗战胜利年，也是我们心情最苦闷的一年，遇事容易往坏处设想，把朝曦看成晚霞，我担忧五叔也许真的裹在马革里了，经常失眠。

战役结束，军队番号和将军的姓名从报纸的要闻版隐没，新话题是抢修中印公路。第二次缅战是由中国驻印远征军“东征”开始，一路旗开得胜，修路的工程队紧跟在部队后面，工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工作，打通一段修一段，把弹痕累累、血迹未干的旧路翻修成新路。这条路有时穿过原始山林，有时跨越一道又一道河谷，有时洪水豪雨肆虐，把快要完工的路基完全破坏了。英国的丘吉尔认为这条全长一千八百二十五英里、越过十三座大山的公路不可能修成，可是在战役结束之时它也随即通车了。

这条路通称中印公路，又叫滇缅路。它以印度的雷多镇为起点，所以也叫雷多公路。可是通车之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史迪威公路！史迪威是美国马歇尔元帅的爱将，美国罗斯福总统培植他，推荐他做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人个性固执，态度傲慢，和中国政府不能合作。他指挥第一次入缅之战，把中国军队当印第安人，在战局逆转时脱离军队逃往印度，弃大军如敝屣。这个人对中印公路并无尺寸之功！五叔如果健在，不知对这个名字作何感想！

史迪威头脑不清楚，可是美国政府支持他，中国看在美援份上，只有隐忍迁就。史迪威不懂政治艺术，不知察看火候、拿捏分寸，有一天弊大于利，中国只好请他走路。这就得罪了罗斯福和马歇尔。最后把中印公路叫做史迪威公路，是东方式的统驭术，“先打一巴掌，再朝嘴里塞一颗甜枣”。美国不懂个中奥妙，罗斯福、马歇尔并未由此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成见。五叔有知，他作何感想！

可是五叔健在！五叔都知道！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首先想到五叔，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信。他老人家活到一九八四年才在云南省南华县去世，那些年，想不通猜不透消化不了的事情更多了。据说，他老人家的绝笔遗墨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正是吉鸿昌被国府处死前留下的句子。

我想过，他老人家能来台湾有多好！现在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台湾清查人的历史问题，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和吉鸿昌的那一段如何能交代清楚？岂不后患无穷？唉，五叔这人，由于一心一意打日本，到头来竟是中国之大没有容身之地了！

我和五叔，以后还有千言万语，其中多是酸甜苦辣，并无悲欢离合。

12　总得让我想一想

蒲溪的生活清静松散，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起初，只有“不成文的想法”，脑子里意识到，不能有系统地说出来。等到一年一年长大，终于形成“成文的想法”。

那时国民党一党专政，标榜“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意思是，我专制，可是我专做好事，专心专力为国家造福。历来成大功立大业，要有卓越的领袖和坚强严密的团体，那游方和尚、行吟诗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名士，不能创建公共勋业。中国人救亡图存心切，想试一试这一条看来急功近利的捷径。

可是我们看见专制，也看见腐败。

那时兵役是专制的，也是腐败的。蒋委员长刚刚下令枪决了姓程的兵役署长（考其时应为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公路旁看团管区押送壮丁，他们用绳子把壮丁一个一个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同时大便，同时小便，当然也同时睡觉，同时起床。当然吃不饱，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瘦，当然不盥洗，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脏。谁生了病当然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那天适逢其会，我发现他们正在干这个勾当。

我大吃一惊，急忙跑回学校，大喊大叫，不能控制自己，惊动了“学生领袖”曹湘源。湘源呼啸一声，立时有三十多人相从，大家把带队押运的军官痛殴一顿，把奄奄一息的“壮丁”从坑洞里抬出来，救回校内。

我写《山里山外》的时候使用过这个情节，此处不必细表，现在要说的是，这一下子触怒了团管区，他们派出军队，对准学校大门架好一挺机枪。来者不善，他们打算“抓”走一些学生，当做壮丁押送出去。我们的学校是普通中学，老校长李仙洲为了各分校办事方便，给每一位分校主任弄了个“上校参议”的名义。那一套军服平时就挂在我们分校主任的办公室里。新来的主任虽是文人，倒也见过武场，他立即披挂整齐，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门。军队是个“人要衣装”的地方，团管区的带队官看见出来了一个长官，十分意外，只好近前敬礼。我们的主任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训斥一番。主任攻心有术，抬出老校长压他，又举出那名正典刑的兵役署长来吓他，他果然恭恭敬敬地收兵。

新主任处置有方，果然老辣，可是那个押送壮丁的中尉也有才干，他率领班长一人、枪兵五人、执行任务，当我们一拥而上朝着他拳打脚踢时，他命令部下原地不动，他的部下也就肃立一旁，听任事态发展。他本人直挺挺地站好，既不招架，也不躲避，任凭我们扯破了他的军服，在他脸上弄出紫色的淤血和许多细碎的伤口。他的苦肉计效果极好，警备司令部认为他上了十字架，对他同情，不但活埋壮丁一事免予究问，还来了一纸公文对我们学校加以斥责。

三十五年后，我写《山里山外》写到这一段，巧逢台湾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示威的群众攻击警察，徒手的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将示威运动的领袖们置于理屈词穷之境，几乎是我们“救壮丁”那一幕重演。我唯恐人家说我抄袭时事，只好略去这一段情节。这件事是我们的亲身见闻，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当初不得不删，现在不得不补。我想那中尉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优秀军官，只可惜担任了这份窝囊的差使。

参与抗战生活的人都说那时很苦，都说自己吃的苦比别人多，除非他极不懂事，才会夸耀自己在战时活得多舒服。抗战真是了不起，一度改变了中国人讳贫夸富的习惯。

“苦”代表奉献，所以“以苦为荣”。但是，拿苦当歌来唱还是浅薄，因别人吃苦而满足未免下流。故意制造别人的痛苦则是残忍。

壮丁为什么要吃这种苦？这个样子的吃苦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那时所谓“壮丁营”只是在地上铺一层薄薄的柴草——陈旧的柴草，碎断的柴草，发出臭气的柴草，视察人员在铺草上走了几步，就两腿爬满了虱子跳蚤。日本飞机来了，押送壮丁的官兵急忙把壮丁锁在屋子里，自己跑出去“躲警报”，结果壮丁全被炸死了。还有，有一个新兵不堪虐待，看见地上有一堆沙，就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吞沙自杀了。抗战何尝需要他们吃这种苦？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疑，不能批评，不能拒绝？

要一个人绝对服从、完全忘我，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领导者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他本人确已以身作则、彻底奉献给大家共同服膺的抽象理念。基督教的对象是神，问题较少，至于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的政治人物？上帝并未创造这样的人类，群众若以此期待领袖，乃是逆天行事。事实是，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权自肥。所以要求“绝对服从”，政府与人民可以虑始，难与乐成，聪明人阳奉阴违，纯洁的人就愤世嫉俗了。

服从！服从！代价何其沉重！抗战救国要每个人付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可惜由于专制，可以任意挥霍，不肯精打细算。有多少人，“抗战”不需要他们死，他们死了，不需要他们残，他们残了，不需要他们破家，他们赤贫了。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为了抗战应该人人吃苦，于是不再关怀别人的苦，甚至安心制造别人的苦。所以，我说过，“抗战！抗战！你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隐痛。”

“绝对服从”的理论终于破产，在二十二中，因西迁而破产，在全国，因胜利接收而破产。奉行最彻底的人幻灭最大，他们恨长官训示，恨报纸社论，恨小说诗歌，认为一生受他们欺骗，党政文宣好像都是问心有愧的职业。

可是，危急存亡之秋，你不说服从又说什么呢？急诊室里当然相信医生，房子起火当然依赖消防队。我们战时的奉献，也许不必说是受到欺骗，无妨说它是同意透支，“绝对服从”是一张紧急提款证明。战争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政府无法善后，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遗忘需要时间，任何国家在大战以后都该“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留出时间产生遗忘，所谓与民更始，就是双方回到未透支不欠债的关系。

要多少时间才遗忘呢，大概三十年罢。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国家社会对他的种种亏欠没有人知道，或者虽然知道认为事不干己，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对下一世人透支。所以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于破产。

抗战八年，国民党只有一件事诚实无欺：十二万知识青年的从军和复员。政府每一句诺言都兑现了，战后还增加了项目：本来只有就业，增加了辅导创业；本来只有就学，增加了派出国外深造。后来国防部办理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宣传资料上说，一切条件和第一期相同，蓄意透支第一期知识青年从军存入的资本，再欠新债。所以，政府从未用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做宣传。

13　抗战胜利，别有一番滋味

秉文走后，我思来想去。诬赖秉文手淫太恶毒了，说他应该振作倒没有错。我把秉文当做我自己检讨一番。

我思索离家的初衷，想起私塾老师怎样讲解“困而学之”和“勉强而行之”。生活里尽是“喜欢做、但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喜欢做、但是应该做的事情”。没奈何，教育，训练，强迫你选边站，站在不喜欢的一边，久而久之，勉强成自然。

我想起当年同窗的那班蒙童，他们何尝愿意读书，老师的办法是强迫他们大声朗诵，默读可以装假偷懒，心不在焉，朗诵则不能。声音把杂念摒除了，课本的内容强制灌进耳朵里，只要声音不断，你就没法不学。

后山处处有竹林，我钻进去大声念书，不但国文英文要念，连数学物理学也念。竹林里清静凉爽，也很干净。用绝望的声音念，用无可奈何的声音念，念到口干舌苦。后来就念得圆溜，泛出一丝甜味，念到头脑清凉，念出意义，再念出乐趣。读书也像存钱一样，存钱不易，起初，辛辛苦苦存一丁点儿钱，好像得不偿失，只要存存存，存到相当的数目，快乐就悄悄地分泌出来，自此以后，存入一文钱的意义、等于全部储蓄的意义。

没人关心我在干什么，我也不邀任何人做伴，读书也像存钱，最好悄悄地干。有一次，念着念着，忽然一颗脑袋伸进来，他是本镇的农夫，也许以为我疯狂了。他退出竹林时，我跟着钻出竹林看他，他赶一头牛往上走，奇怪，他的牛会爬坡。是了，蒲溪是山地，需要能爬坡的牛，适者生存嘛！要把这句话告诉秉文才好。

学生总要读书，总要把书读进去才活得实在，总要书读得好才活得有精神，书中自有兴奋剂，书中也自有忘忧草。有一天，正读到忘我，大雨忽然劈头浇下来，想赶快跑回宿舍，宿舍又那么远，索性把衣服全脱了，伸展四肢，仰脸向天。我们都有一个书包，它本是步兵的干粮袋，防水，不怕打湿笔记本。这肉身就由他淋个够，抚摩的感觉，解剖的感觉，献祭的感觉。再无隐私，再无顾惜，此身若不化为流液，就还我一个大丈夫。那冷冷的瀑，使我恍如初洗的婴儿。

那场雨好像是个洗礼，把我还原成一个学生，功课天天进步，心情也开朗许多。我向往设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虽然是中学，却有大学的风味。好好读书吧，我计划转学。

可是，就在此时，霹雳一声，日本投降了。

八月六日，盟军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七万人当场死亡，十三万人陆续死亡，以后年年有人因后遗症不治而死。二○○五年（战后六十年）这一年还有许多后死者。

八月九日，盟军以第二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长崎，七万人当场死亡。也就在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进兵攻入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北部。

八月十日，日本公开求降。

谈起日本投降，走过抗战的人无不眉飞色舞。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也曾砍下竹竿，灌满桐油，制成火炬，编成游行的火龙，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蒲溪太小，我们漫山遍野地走，走到破晓。然而一夕兴奋激昂，冲不开日后四合的阴霾。

我们也参加了蒲溪铺举办的庆祝大会，一位乡绅站在万年戏台上呼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

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成了抢手货。现在，校友郭令吾有《陕南生活日记摘抄》一文发表，抗战胜利那年，他是涧池铺校本部高六级的学生。安康离涧池铺九十华里，《兴安日报》邮寄到达时，天已昏黑，他们每天晚上在邮局门口等候，报纸到手，立即飞奔回校。众同学围绕下，一人掌起昏黄的油灯，一人朗诵新闻，大伙儿一面听、一面大喊小叫。

《兴安日报》报道了盟军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之后，刊出一篇大约三千字的《原子弹臆说》。作者是安康人，他声明手头没有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材料，仅根据物理学知识推断。这是一篇及时而来的好文章。

我们那时的教科书还在说“原子”是物质最小最基本的单位，读《臆说》，才知道原子由电子、中子、质子组成，因此原子可以分裂。原子分裂时产生极大的能量，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所谓原子弹，来历大概如此。

事后证明他没说错。《兴安日报》能在仓促之间“拉”到这篇文章，显见编辑部的人很努力。多年来，我一直想象《臆说》的作者是何等样人。他大概是“出外读书、回家隐居”一流人物，像荆石老师或我的父亲。

兴奋是短暂的。

日本虽然投降，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攻势并未停顿，直到占领东北全境，连非军事区也没放过。他把日本的七十万关东军俘虏了，把无可计数的物资接收了，把各大城的工业机械拆走了。不仅此也，苏军的纪律简直比日军更坏，到处强奸妇女，抢老百姓的东西。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威望很高，苏军无情地拆穿了这个神话。东北沦陷十四年，东北人现在是战胜国的国民，还要受这番糟蹋，令人十分悲愤。

八月十一日，解放军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连下七道命令，从各地调集人马，分派任务。他要接收东北，他要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阻止国军接收，他要在华北各地接受日军投降，把日军撤走以后的地区划为解放区。

国府这一边，蒋介石主席命令共军原地待命，严令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调兵遣将，向沦陷区挺进。

国共双方展现这般全面的、公开的军事对抗，看样子要拼命，我站在阅报栏前心跳头晕。我家本是沦陷区，不久势将成为战场，父亲，一个鬓发苍苍的书生，母亲，一个裹了小脚的主妇，弟弟妹妹，两个弱小儿童，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被刀兵摧毁，怎能再面临一场战争。

我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可是天苍苍，野茫茫，我仍是孤零零一枚棋子，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和他们连成一气。

何况我横跨四省，眼见百姓必须休养生息。蒲溪镇的乡绅呐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这句话别人听不懂，我听得懂，战时负担太重了！太重了！他们祈求和平。

我又被击溃了！失眠，内乡症候群加重，在幻想中与许多人为敌，功课成绩急速下滑。那个主任，他喜欢猜想学生手淫，大概正用同样的眼光看我。

突然，有一个人，从我的家乡来到蒲溪。

这个人，我在家乡见过他，他是个传教士。我在安徽见到他，他是个少校。现在，我在陕西，他从山东来，经过我的老家，是个商人。

他莫非看出来我饿，一见面就带我到蒲溪铺上去吃包子。在这个小镇上，王老头的包子铺是个名店，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人瘦，可是气质敦厚。每天破晓时分，我们躺在床上远远听见他用擀面棍敲打他的擀面板，声音清脆得像一种乐器，听得我们失魂落魄。

我一面吃包子，一面听这位家乡来的人讲话。我说过，我不能写出他的名字。

陕南人喜欢吃猪肉，尤其喜欢肥肉，一口包子咬下去，左右嘴角流油。

王老头的包子真香。

“令尊托我带口信来，教你不要回家。”

我停下来望他，包子在食道里卡住。

“令尊本来要写信。一路上情况复杂，白纸黑字有顾忌，只能口传。他教你别回家，这句话对我说过三次。”

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地想一想。现在先吃包子，吃饱了再想。

他不吃，把他面前的一碟包子推给我。我大口吞咽，希望赶快吃完了，离开这里，去反复思索父亲的那句话。

两盘包子一个也没剩下，可是好像都堆积在食道里。我们来到镇外的那条小河，他说了许多话。多少年来，我反复咀嚼他的话，至今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鲁南十四县，除了津浦路上四个据点，其余的地方都解放了，包括临沂、峄县和兰陵。

他说，山东的局势是中日对抗、国共对抗，所以游击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日军，一个“友军”。以前有中央军，咱们的游击队“大树底下好遮阴”，中央军撤走了，国共白刃相接，杀来杀去杀不过人家，有些处于险境的孤军就和汉奸通声气，和日军建立默契，一些小部队就驻在日军据点附近，但求减少压力、继续生存。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第二天小据点的日军向大据点集中，汉奸跟着走，有些游击队也跟着走。

——为什么跟他们走？怎么可以跟他们走？

这几年，在山东各地，国共已到不共戴天的地步。现在日本军队走了，政府来不及接收，八路军是近水楼台。 山东除了铁路沿线，广大的山区、平原、海滨都是解放区。令尊大人说得对，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

这是骄傲的结束。这是幻想的破灭。这是惶惑的开始。我呆呆地望着他挥手离开，简直不能思想、没有知觉。这是欢欣和忧愁的轮流捉弄。这是希望和绝望交替逗引。这是灵魂的疟疾、精神上的食物中毒。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得马上做一件事来解脱目前的困境。这件事非做不可，不能逃避——

我对着河水没命地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继之以黏液、鼻涕、泪水。

这就是我对抗战胜利最深刻的回忆。

14　形象是日渐磨损的币面

史家评论中国政局，常说抗战胜利的时候，国民政府蒋主席的声望升到最高点，如果那时蒋主席退出政坛，可以成为世界伟人。

他是否应该交出权位，是另一回事，若说他那时声望最高，却是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不符。我们所知道的是，抗战突然胜利，他的声望急速下滑。

第一个挫折是朱德公开抗命。

八月十三日，朱德发表打给蒋主席的电报，反抗“驻防待命”，认为驻防待命“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八月十七日朱德再公开第二封电报，坚持在“解放区军队的作战范围内”，有权接受日军的投降。他对蒋主席说“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又说“你和你的政府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人民的武装力量”。

朱德的电文里还有一个长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是非常有利于敌人。”

我问王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因为蒋主席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对日本有感情。

抗战八年，蒋委员长一向壁立千仞，言出必行，以此赢得拥护尊敬。朱德以石破天惊之势，向他挑战，他似乎完全不能反应。他想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执，原则是对的，可是争执越演越烈，他的形象严重受损。

第二个挫折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依条约规定，外蒙独立，东北的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由两国共管。中国损失重大，新闻界称这个条约对中国“割去一块肉，抽掉两根筋”。“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这条约令人心碎。我们都受过军训，见过战争，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前进五十公尺要付出多大代价，而蒙古是那么大、那么大，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等于把中国的领土割去十分之一，也等于南北朝鲜日本越南再加缅甸的总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条约的名字居然叫“友好”！新闻报道说，宋子文不愿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他辞去了外交部长。在战时，以至战后，宋子文并不是一个受公共尊敬的人物，可是这件事，他对这个条约的态度，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不签条约，中国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今后完全陷于孤立。签了条约，我们的情感没法宣泄，意见无法表达，只有对宋子文一鞠躬来维持起码的是非标准。

第三件事，他发表“以德报怨”的文告，要求全国同胞对已经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宽大对待，他引用了新约的“爱仇敌”和论语的“以德报怨”。

这是一份引起争议的历史文件，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学校里，也曾有人不以为然。但稍经辩论，下面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中国，他们当然担心“降卒”的命运，蒋主席及时作了这样的宣告，日军就不会逃亡或反叛，听候中国政府安排。还有，日军侵华，对中国人屠杀、炮击、轰炸、纵火以及逮捕拷打太多太多了，八年来的抗日宣传，也都是“血债血偿”之类。现在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沦陷区的民众趁机对日本军人或侨民加以报复，日人挺而自卫，岂不难以收拾？蒋主席的宣告，不失为防患于未然。

还有一层看法。这日军日侨，总数超过两百万人，杀也杀不完，留也留不下，他们回到日本以后，你希望他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冤家？这就更为深谋远虑了。

至于“以德报怨”四个字，我们那时并未发觉不妥。抗战八年零三十九天，军民血泪未干，尸体未寒，这时要劝国人宽容，寻常格言并没有说服力，好在耶稣有一句“爱仇敌”，警辟激烈，发人猛省。但中国元首的文告得在“舶来”之外再配上“国产”才合身份，要找一句成语与“爱仇敌”心同理同东西呼应，当然是“以德报怨”。至于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那倒问题不大，胜利文告并非阐扬孔子学说的论文。

他转弯太急太快，大家跟不上，只觉得这个委员长已经不是那个委员长了。

如果国共能就受降问题达成协议，避免演变成内战，他的声望可以恢复。如果蒙古真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不为苏联变相并吞，他受的伤害可以痊愈。如果国民政府能在战后复兴经济，使饱受战祸摧残的人民得到补偿，大众可以忘记对日本的慷慨。可是这三个“如果”永远只是如果。

再下去，是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弄成“劫搜”。

再下去，是一场糊涂的行宪。他的声望跌至谷底。

15　迟到的歌声：散了吧

一九九七年，我身在纽约，打开电视机，听到台湾歌星林志炫：

散了吧！算了吧！

人真傻，情真假，

别回想，别留下，

认了吧！散了吧！

蓦然一惊，这是一九九七年的歌，怎么唱出我们一九四五年的心声！

电视画面是逆光拍摄的，林志炫的青春身段，站在远处的悬崖上，张开双臂，朝着大海，反复呼喊。散了吧！散了吧！歌声亢急迫切，带着绝望不甘，短句回环往复，不能尽言而情溢于言，正是我们一九四五年秋天的心境。

八年抗战，大体上是日军自东向西进攻，国军且战且走，无数机关团体一同西撤。国军固守从北到南一条长线，用黎东方教授的说法，这条线“起自黄河由北向南的一段，连接伏牛山脉，汉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长江在岳阳与汉口由西向东的一段，与洞庭湖、湘江、大庾岭”。

今天查地图，在这一条线上有许多大山，国军利用山地作战，拖住日军。这条线上有山西的吕梁山、中条山，河南的伏牛山，湖北的鄂西山地，湖南的湘东山地，广东的大庾岭和云开大山，广西的南岭和十万大山。中国的山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山是老天预设的防御阵地，人挡不住的、山来挡，后来有句话，说是“抗日靠山”。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又有三年内战，共军破坏陆上交通，国军主要由海上运输支援，因而出现了下一句话“反共靠水”，此是后话。

那时有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军压缩到黎东方所说的长线之西。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这些人总有同舟共济的心情，说个比喻，大家像在寒夜围着一堆火，利害相同，心念相近。

可是这些人原本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有智有愚，一声胜利复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立刻表面化，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复员就是复原”。复员使人人脸朝东看，这就不像烤火而像是看电影，虽然座位挨着座位，心与心之间却互不相谋，彼此中间等于筑起高墙。

举个例子。我们校中的将军之女，平时和大家守望相助，一声复员，马上有了孤芳自赏的架势。她坐飞机去徐州，住在司令的官邸里，临行虽然留下地址，可是谁也没再接到回信。那个和她秘密交换了三年情书的男生，专程奔赴徐州，登门求见，吃了一碗冰冷坚硬的闭门羹，造成他终身的抑郁沮丧。

所谓人生经验是什么？和将门之女谈情，他预先知道不会有结果，他得有五十岁。她动身登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四十岁。当女生不肯回信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三十岁。可是那时他们十六十七岁，还要去敲官邸的大门，摘下苦果。

这几千万人都想赶快越过这条纵线，向东涌去，情势仿佛大江溃堤，奔流向海。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千辛万苦，所有的欲望也都用一条线封锁起来，这条线就是“等抗战胜利再说吧”。现在抗战突然胜利了，人欲的堤防也突然溃决，于是出现了“劫搜”和“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这也是后话。

我们滞留在鄂西山地之西，秦岭之南，汉水上游，教育部除了发给经费和学生贷金，别的事也管不了许多，学校一向由创校人李仙洲将军出力照顾。李将军是当时有名的“山东三李”之一，这时他非常失意，虽然一心想把学校迁到山东，“把山东子弟还给山东父老”，实际上没有力量做到。

复员声中，学校里的教职员心念浮动，本事大的想“接收”，本事小的想衣锦还乡，学校算是个跳板，学生完全成了累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生了麻风病，住在疗养院里，有病人，某些人才有职业，得到了职业，病人又实在讨厌。

今天看地图，重认那些崎岖闭塞的山区，想起希腊神话里潘多拉陪嫁的箱子。抗战胜利好比把箱子打开了，飞出无穷“后话”来。我们一群刚刚成丁的流亡学生，有幸（或不幸）躬逢其盛。

我们听到一个新故事。据说，美军的一个大兵向长官请假，以便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长官责问他：“你爱国家还是爱妻子？”这个大兵回答：“国家有一亿七千万人爱她，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当时美国人口为一亿七千万。）

据说，长官立刻批准这个大兵的要求。

这是从潘多拉的箱子里飞出来的新观念，我听惯了“牺牲小我”的教训，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是讽刺。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讲到“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故意停顿一下，察看反应。听故事的人都点点头，说一声“对呀”！没有人批判他、驳斥他。

那时，在思想上、我们很迷惑。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我们的模范，只有学习他们才可以救中国，他们怎么会彻底失败？美国人私心很重，贪图安逸，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怎么反而把日本和德国打败？人人为自己，谁为我们？我们又为谁？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传言特别多，有消息说，流亡学生的资金本是战时措施，也是暂时措施，现在战争结束了，政府要把资金取消。如果没有资金，我们不只无法读书，也无法生活。

现在我读《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心中还有当年的彷徨震动。

如果吴培申老师跟我谈一次话，我会振作起来，可是他留在山东省政府，没来汉阴。如果杨奇英老师跟我谈两次话，我会安定下来，可是他去了成都。如果我能和五叔通信，他会告诉我怎么办，可是他进入缅甸作战以后，断了音讯。如果张秀峰老师还做二分校主任，而且身体健康……

我已一无依傍，我只能自己作决定，然后承担后果。

后来我知道，能作出决定并承担后果，人开始成熟。

对着溪水，我告诉自己，你绝对不能、也不该继续受学校的教育，你的生命属于家庭。你也必须走出这一重又一重高山，寻找一个立足点，支持你的父母。

在山东，我家是“没落地主”，人口虽然不多，父亲、母亲太老，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又太小。经过土匪洗劫绑票，农村经济破产，再加上这一次战争摧残，已经要为衣食发愁。我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一方面是不愿进日本人办的学校，尽忠；一方面是为家庭杀一条出路，尽孝。我是长子，在那个时代，长子是不能独善其身的。

一个初中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本来还可以拖延一些日子再负起家庭责任，可是抗战突然胜利，使我提前面对不可能的任务。

家乡，日军撤出，共军立即进占。中共要用激烈的手段全面改变社会，家人逃亡，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必须立刻想办法赚钱，哪怕是极少的钱。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

赚钱必须有职业，我能做什么呢。记得当初决定离家，五姨非常乐观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你们登高一看，东西南北全是出路。而今现实情况是，东西南北全是烽火，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月内，国军共军为了接收，在北中国十一个省处处开打。

我和我的家，都得马上在烽火的闪光中找路，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也好。我打游击的时候，曾在大雨和雷电之夜爬过山。

我现在离家人两千多里，即使是大雨和雷电之夜，也得从这万仞山丛爬出去，这一步棋我倒看得清楚。我在年轻时没有别的方向感，大家庭牵引着我的灵魂。

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为什么有许多空房子，基督教会怎样把礼拜堂设在我的家里，我家怎样以食宿接待南来北往的基督徒。

回想起来，我家接待的过客很复杂。父亲有一个习惯，他陪来客吃过晚饭，问他们的职业，然后指着我提出要求，请他把自己的专长教我一手。客人奔波多是步行，明天还有遥远的路要走，但是在接受款待之后不便推辞，只好答应。有时候，客人一面教我一面打哈欠。

我跟着这些“一日为师”的人，学过很多玩意儿：认五线谱，拉胡琴，画素描，看相，剪纸，打拳，还学过一套简易的魔术。第二天，父亲照例问我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兴趣，我那时才读小学，又不是神童，一两个小时之内能学到什么？至于兴趣，一律没有。

《昨天的云》里有一章《插柳学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顺便学过占卦、看相和刻图章。没有兴趣，略知大意而止。父亲的愿望是多么炽烈，他希望能发掘我的才能，及早训练我觅得谋生的技术，分担家计。我约略知道世上有很多很多种职业，不知道世上有很多种学问，不知道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上升为学问，每种学问都可以落实为职业。也幸亏不知道，少了痛苦挣扎。散了吧，落得慷慨潇洒。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舆论，你尽管不信，仍然免不了受它影响。我爱读课外的闲杂文章，当时流行的论调是文凭无用，学校教育完全失败。他们冷讽热嘲，指责学校把学生的大脑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块装数学一块装物理……有人把大学（University）这个英文字音译为“由你玩四年”。一九四九年，我把这个诙谐的译名带进台湾。

林语堂先生的主张，帮助我作了最后的决定。他说读书贵在兴趣，今天的学校不准学生凭个人兴趣读书，强迫学生为考试为文凭读书，以致“学校是令学生看书成为非法的地方”。他讥讽学生在学校里“所读非书，无书可读，不许读书，书读不好”。他的文句又警辟又痛快，我们一群成绩不佳心事重重的学生争相传诵。

如此这般，我跟那一条路完成学业、从无二心的同窗，也就渐渐话不投机了。

散了吧！

16　王吉林：死有锐于利刃

在这里我要记述一个人，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老家在鲁西，却取了个名字叫王吉林。这人瘦弱沉默、平常不大引人注意，谁能料到，就是他，把我们这些风筝的线割断，以致我们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他在我们面前死去，死亡的冲激永远是最有力的。

那时我们睡大统铺，也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人排列在一起睡眠，王吉林睡在门口，和我的位置隔着三个人，我早晚出入经常看见他，夜晚也常听见他的鼻息。有一天，他忽然不能起床了，我们轮流送饭给他吃。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吃饭了，我们轮流送水给他喝。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喝水，而且昏迷不醒，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从王吉林不能吃饭那天起，我们天天去见分校主任，请他想办法治病。唉，他冷淡地把王吉林的命运推给事务主任，事务主任，那个油腔滑调的人，教我们去请中医。蒲溪当地的医生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到五十里外的汉阴县城去请名医。名医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送病人到九十里外的安康县城进医院。办住院、必须学校派教职员拿着公文出面交涉，我们以王吉林命在旦夕，再三恳求校方施恩，主任坚决拒绝，他最后说，即使是我的儿子得病快要死了，我也不答应。

我们极其愤怒。所谓我们，是指王吉林的鲁西同乡李蕴玉、李广恩、袁自立、毕德厚、程佩瑞，这些鲁西同学的龙头崔昆，还有与我来往密切的李孔思、徐秉文，还有我们的班长、颇有领导能力的曹湘源。我们觉得王吉林好像被谋杀，而我们奉命在旁参观全部过程，这是一种愤怒。那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都是我们瞧不起的人，被迫向你瞧不起的人求告，又遭到冷酷的拒绝，这是另一种愤怒。

我替王吉林煎过两次药，那明知无效还要虔诚郑重对待的草汁。中国人说“自古书香药更香”，可是我觉得药的气味又酸又苦。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母亲也是在那浓烈的酸苦中无救的，煎药的气味一直祟着我，直到今天，我经过中药店门口，闻见那气味，仍然痛感中国人的无助。

有一天，黎明时分，李广恩把我摇醒，他就睡在王吉林旁边，他说有奇怪的臭味从王吉林身上散发出来，这表示病人快要死了，他在家乡有经验。一个濒死的病人不能再躺在大宿舍里，必须和团体隔离。

我们在附近农家找到一间空屋，确实是空屋，屋子里一根干草也没有，好像早已收拾妥当，准备收留异乡人的尸体。我们弄到许多干草，在地上铺成临时的病床，空屋“空”到连门板也不见了，几个同学轮流守卫，替病人抵挡猫狗的侵扰。

夜间守卫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生死。奔波千里的尽头是死，不早不晚，恰恰是抗战胜利，好像一个人用全部钱财参加抽奖，却在开奖之日遗失了奖券。

王吉林“骨细肉薄，步轻脚浮”，没有寿者之相，上帝为什么给他这样一副相貌？为什么要他的父母这样失去他们的儿子？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到底有什么必要？依照中国人的说法，造化是个顽皮的孩子，世人都活在他的恶作剧里，这和《圣经》的启示相差太远，为什么反而比较贴近事实？我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疑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我的宗教观才重新建构起来。

在这间小屋里，我看见由人变成尸体的全部过程，气味次第改变，表情次第改变，颜色次第改变，层次分明，每况愈下，仿佛日落时的云霞景色。然后他吐出大量白色的泡沫，满腮像圣诞老人的白胡须，然后喉头格格作响，据说这是文豪雨果断气时的声音。最后，王吉林死亡，用一位美国诗人的名句来形容，“他为将军和虱子所弃”。

鲁西同学邀我一同整理王吉林的遗物，大家围成圆圈，看我蹲在地上打开包袱。崭新的枕头套，用乱针绣出一盏灯、一只雄鸡，代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崭新的小褂，衣襟里面绣一行小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想必都是慈母手中线！望着遗物，我的脑血管膨胀，鼻腔呼呼有声。

十个字，一针一针，仿佛绣在我的心上。这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对文字的敏感，以后终身为文字所苦，也终身被它牢牢吸住。

怨天必定尤人。王吉林的生命，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有极大的价值，可是这个价值被管理学校的人藐视了，一个母亲对儿女的苦心痴爱，被践踏了。我想起在校每一个同学和他们的母亲。死的不止王吉林，我们都死了，我们的母亲都受到侮辱。我们竟是这样的微贱吗，竟是这样无能无用吗，刹那间，我们一跃而起，俨然成了还魂的僵尸，立志要给人间添一点祸害，出一口恶气。

西迁一年以来，我们眼见四个同学病亡，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分校主任没有到病床旁边站一分钟，也没在丧事前后叹一口气，这不是“战时物力艰难”一句话可以遮盖的。女生学生队的队长，男生尊为刘大姐，她替衣服破了的人缝补，为想家哭泣的小男生擦眼泪，她死得很苦，事务主任抹黑她，掩饰自己的残忍，散布流言，说她死于堕胎，言外之意是，她自取灭亡，不值得同情。他伤害死者，也伤害了未死者，未死者还有知觉，还能反应，因死者不能反应而过度反应。

情势酝酿，条件成熟，于是出现领袖，这个人是我们的班长曹湘源。

曹湘源是行动派，要带几个同学去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殴一顿，他当场征求敢死队。实在冰冻三尺，积怨很深，说到一个打字，个个摩拳擦掌。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比他们多一点见解。打人，我力言不可，我说，学校里的风波只能“闹”、不能“打”，闹是教育问题，打就是法律问题了。他们说不过我，暂时作罢，不过他们是不甘心的，是不甘休的。两个月后，我们辍学离校，曹湘源还想打人，没打着。直到今天，老同学说少年事，还有人批评我稳健误事，害他们生命中少一件响叮当的回忆。

曹湘源也许是天生的领袖，他知道怎样用人。他问我，除了打人，还有什么妙计？我主张谈判，好，你出的主意你执行，他派我去找分校主任摊牌。

每一次，都是我硬着头皮走进办公室，那时我清清楚楚告诉自己，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只有自己赴汤蹈火。湘源带领大队人马包围前门后窗，每逢听到分校主任口气硬，大家一致喊打，活像拉拉队。分校主任很镇静，江湖风波见过许多，他那一脸永不改变的猪肝色，也帮忙掩护了他。不过他最后还是一一妥协，到底他输不起，我们输得起。

我出头，分校主任非常生气，据说他在内部点名批评：“他是可以读书成器的青年，为什么和败类混在一起！”奇怪，他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训导工作不是有个别谈话吗？只要有人劝我一句话，我立刻可以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我并非坏分子，我是苦闷的分子，只想放一挂炮仗，表示自己还有作为。

老实说，在我们心目中，王吉林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努力放大了他，以彰显我们的行动合乎正义。把主观的利害客观化，原是政客的把戏，我不懂，湘源懂。依中国民情，死亡可使弱者突然变大，活人总是理屈三分。我们倒是都懂，都抓住了机会。闹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总觉得欠王吉林一点什么。也许我们利用他多于同情他。后来我知道，学潮无论多么波澜壮阔，大抵不出这样的框架。

中国人最忌“撕破脸”，整人用阴功，表面照常君君臣臣，一旦公开决裂，难以善了。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们就自暴自弃了，山东有句俗语：“一个牛也是牵，两个牛也是放”，意思和“一不做、二不休”相当。一旦越过这个门槛，我们就是浪子。管理学校的人冷冷地（或者说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往前走，没打算拦阻我们，该说的都没说，该做的都没做。

借着治丧，我们和校方大闹，以鲁西同学为骨干，吸引了二十几个人参加响应，一时成群结队，横行校园。学校给王吉林准备的棺木太薄，我们大闹。起灵时，分校主任不肯到灵前致祭，我们大闹。我们“规定”全体教职员送葬到墓地，校方拒绝，我们大闹。曹湘源有斗争经验，他提出威胁，要抬起王吉林的尸体，送到分校长家中停放，校方的态度只好软化。

曹湘源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事务处为王吉林搜购柏木寿材，用水泥青砖砌墓，备妥长明灯、招魂幡、倒头饭，请四个和尚来通宵念经、超度亡魂。那事务主任悄悄对我说，你们要用这样好的棺材，实际上是害了他，我看盗墓贼不会放过这口棺材，不出三个月，一定有人把坟墓挖开。我很厌恶他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到底影响了我。

鲁西的几位同学说，王吉林留下的新衣服、新床单，都可以放入棺中陪葬。我想起事务主任的话，想起盗墓贼。一个人说的话（即使内容令人厌烦）怎样影响另一个人，生出意料之外的事故，我亲身体验到了，我说死者已矣，班上有一位同学正在生病，满脸蜡黄，不如拿衣服被单卖钱，救那位同学的急。大家没有异议，就这样办了。

亡人入土为安，生者余怒未息。今天想，我们对校方的要求，多半存心无理取闹，可是全校同学们一致鼓掌叫好，“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们也就戮力演出，不能下台，而且所有的“无理”都是表象，深层都藏有“至理”。可以说，这是战后学潮的基本结构。

两个月后，我们再闹一场，然后集体离校，颇似战场上佯攻急退。分校主任额手称庆，他说坏分子都走了，学校去了心腹之患，从此可以风调雨顺。却不料“坏分子”生生不已，学潮也是前浪后浪，一波又起，而且后浪总比前浪高，闹到他下台，也闹到国民政府垮台。正是由于里层依然，表象也就继续。

一年以后，全国才进入学潮期，想不到我们在最闭塞的地方，糊里糊涂做了前卫。二十二中以后几次学潮，都和中共的学运没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学运人物细说革命功劳，二十二中无份。

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照样有学潮，学潮由国民党自己制造。

17　兴安日报，文学之路第一步

依照校方规定，我们每年办两次壁报，由训育处评定优劣。我们这一班，壁报一向由我主编。我对这件工作极有兴趣，每一次都得到最高的分数。

可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这一期壁报，训育处另外指派了负责人，我仍然算是编辑委员，开编辑会议的时候，他们并不通知我。我为了王吉林的死出头闹事，当然失去学校的信任，由他去，我不在意。

他们不该约我写稿子。或者，对他们的邀约，我应该推脱了事。可是，他们约我写，我也真的写了，文章的题目是《悼王吉林同学！》他们没有采用，使我勃然。

为发表这篇文章，我穷一夜之力，独自制作了一张壁报，另外加写了短诗、短文、格言集锦做衬托。我的壁报，篇幅和他们一样大，我的文章，尽我所能谴责了或是讽刺了学校迁校以来的作风，比他们的文章有看头。作者为了适应你的园地，本来用含蓄委婉的文句批评你，你关门拒绝，他去使用另外一个园地，就放肆了，编刊物的应该引为殷鉴。第二天早晨，我把壁报贴出来，立刻轰动各班，连分校长和训育主任都来了，从头到尾细看一遍。五十年后，我找到陈培业同学在南京浦口的地址，和他通信，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谈起这张壁报，说是记忆犹新。他画出二分校校舍的平面图，标出我当年贴壁报的那面墙。

壁报叫座，我意犹未尽，又把《悼王吉林同学！》寄到安康，在《兴安日报》副刊发表。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赌气。几十年后，我才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看到一句话：人生什么都可以赌，不可赌气。

《兴安日报》只有对开一大张，分四个版面，第四版是副刊，由万钧先生主编。我在他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评红豆村人诗稿》。“红豆村人”是清代诗人袁子才的弟弟，诗稿列为随园六种之一，我在“插柳学诗”时爱读此书，疯爷老师颇不以为然。《评红豆村人诗稿》一文，多半记述疯爷的意见，编辑部的评价很好，所以第二篇文稿《悼王吉林同学！》很快见报。严格地说，第二篇文章才真正是我的作品。它出自肺腑，没有依傍。个人色彩浓厚，写作时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坦然流露了我的思想性情。

两篇文章顺利发表，引起我的幻想。写稿是有报酬的，报社表示财务困难，稿费要拖欠一些时候。我读当时名作家的文章，知道战前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在我看来相当优厚，战时物价高、物资少，作家很苦，但仍有许多人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将来我也许能以写作为职业，以我当时所知，没有高等学历而又不受文化界排斥的，只有作家。回想起来，我在家对医卜星相一律不爱，在校对声光化电一律不爱，是因为我已爱上文学。

我想起沈从文，他做作家和在军队里做文书上士同步。依我当时所知，你可以一面从事卑微的职业，一面拿出高水准的创作，现实对作家的一切亏欠，作家都可以从文学取得报偿。我方寸已乱，不能读书，为什么还要守着学校互相憎恨、暗中悲伤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呵，自己顾自己吧。”找个工作做，余暇读自己爱读的书，写自己爱写的文章，那就对家庭对自己都有了安排。

《兴安日报》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新版的《安康县志》说，它是国民党创办的报纸，依县志所述，它的诞生出于偶然。“二战”后期，美国要中国政府在安康修一个新式的飞机场，供长程轰炸机 B—29 起飞，轰炸日军的大后方。中国政府把施工的责任交给安康的行政专员许卓修，并且责成地方筹一笔款配合。飞机场修好以后，地方的配合款还有结余，许专员说，那就办一份报吧。他是个清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督修的县志，并未埋没他的操守。倘若他造一篇假账，把这笔公款吞没，那就没有《兴安日报》，也就没有我这个作家了。

我和《兴安日报》进一步结缘，是同班一位女同学的功德，我的“一人壁报”引起她的注意，她叫申淑贞，湖北老河口人。老河口本为国军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度失守，三天后又夺回。这三天沦陷，使申淑贞及时以陷区青年的资格进本校读书，倘若老河口没有那三日之失，申淑贞进不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兴安日报》对我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我的影响，就很浅很淡了。

申小姐沉默寡言，我们都不知道她外面人脉甚广，她的未婚夫戴子腾在一分校教历史，跟《兴安日报》副刊主编万钧是好朋友。她在校外介绍我和两位先生认识，以后又见过两次面，通了几封信，使我觉得人海也有风和日丽、波平如镜的景象。万钧是湖南耒阳人，戴子腾是江苏邳县人，都很年轻，都很温和稳重，都对文学有很深很广的认识。那时候，能够认识他们，是我的一大幸事。

但是时间短促，不久，我辍学就业，远离他们。行前，我到安康的报社里向万钧先生辞行，戴先生也来相会。安康和流亡学生因缘多，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的流亡青年，送入四川，成立国立四中。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我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安康，安康，她又是我文学之路起步的地方。

报社是一座小小的两层建筑，楼下印刷厂和排字房，楼上是编辑、主笔和经理办公的地方。我径自上楼，闻到油墨的气味，很浓，很悠久，像古刹中百年不散的香气。我立刻醉了，怎样天天受这气味的熏染才好！曾经有一个驾驶兵说，他如何如何爱闻汽油的气味，他才去学开车。汽油几乎伴他一生，油墨也几乎伴我一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楼上除了几张办公桌，到处有报纸高高堆起，显得很拥挤。万钧和戴子腾两位早已等着我。他们对我的选择没有一句询问、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句勉励，和以往的谈吐不同。他们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看样子，他想给我在报社里安排职位，如果他开口，我想我几乎会留下。他终于没说，唉，也幸亏他没说。

总主笔大概是安康的一位名士，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翻起两寸，手拿一把折扇，藏青色的布鞋，鞋底露出一圈白边，头上的呢帽进了屋子也不摘下来。日后猜想，那篇《原子弹臆说》也许是他写的。总编辑在楼下排字房办公发稿，万先生特地下楼把他请上来，他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深色中山装，怕袖子磨损、外面套一层黑色的袖罩，近视眼镜的度数很深了，前额后脑围一圈布，像今天示威群众的打扮，那时是为了节省脑力，防止疲劳，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健脑器”。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那时送大本书算是厚礼，不过，我读了这本书，没有得到什么点化。

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家报馆，不但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也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本是多么平凡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经过铅字印刷，好像就进入古典。报纸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目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何等可羡可敬！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采用了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我们都穷苦，他是穷苦中的穷苦。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以后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意义重大，给了患难中人，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

两年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国军后勤单位工作，生活比较安定，有怀念这份报纸的心情，我写信到安康，要求报社赠阅一星期。我想他们一定忘了我是谁，想不到报纸还是寄来，而且是一天寄一份，不是七份一次寄。

虽然胜利已经两年，《兴安日报》还是用当地制造的土纸。那时都是活字排版，铅字好像也没有更新，笔画磨损严重，印出来的字往往缺边折角。早上印出来的报纸，下午报纸起毛，有些字往往失踪。顶重要的是副刊取消了，一定是为了省人省钱。我好难过了一阵子，本来想给他们写几篇文章，不要稿费，表示回报，也只得黯然罢休。

安康县志说，这张报纸维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野史记载，国军的一个单位接收了报社，把机器拆下来，连同铅字，私下变卖了。那时国府败亡已成定局，绝望的人做绝望的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换个角度看，“官员变邪，由国败也”，都不堪闻问。十一月，解放军进入陕南，十一月二十七日，安康自卫队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

其后地北天南，我对万钧先生思念最多。有一年，台北的“中央日报”出现“本报驻英特派员万钧”，我急忙写信去问是否同为一人，料想不是，果然不是。戴先生有一个笔名叫“申抒真”，很见巧思，台湾也有一个申抒真，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对台湾这位申抒真一直充满好感。

一九四九到一九八零，台湾和中国大陆绝对隔绝，我曾称之为真空包装。一九八零年后，我自称“寻找前生”，从美国写信到中国各省，查访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费尽辗转。戴子腾在老河口，他和申淑贞结婚的时候，内战还没打完。我补奉一份厚礼，遂了埋藏已久的心愿。戴先生告诉我，万钧现居原籍湖南耒阳，但是没说出详细地址。我写了一封信，请戴转交，我后来又写一信拜托耒阳侨办代为联络，都没见回音。第二年，耒阳侨办忽来一信，为救济水灾募款，他们知道我的地址，必然是收到了我的请托，也必然把我的请托转告了万先生，必然是，万先生置之不理。

我在台湾晓事渐多，一度瞎猜申、戴、万三人也许是中共的工作人员，只有中共派到国统区的文化干部，才肯接近处于困境的青年，当然是有选择地接近。可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戴子腾做出版社编辑，万钧做中学教员，他们得到的职位，在国民政府时代也能得到，并没有革命功勋可以改变社会阶级。万先生不肯来信，显然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像那些老干部，对海外统战有使命感。戴先生的反应，起初也是惊疑不定，距离“有所恃而无恐”的境界很远很远，我只好再三交代自己的工作历史，家庭状况，寻人的动机。看来他们当年也只是普通的文化人，仅仅是思想左倾，他们帮助我，大概是本诸当时所谓“左派的良知”。这就实在难得了。

五十年后，定居四川的校友郭剑青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完全忘记这位某某是谁，肯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的人，今世稀有难觅，他为何不肯来封信，续个缘，令人纳闷。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我不禁惘然。唉。五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够了。

第五部

大结局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离开陕西汉阴，到沈阳天津上海一带漂流，侥幸度过内战的岁月，那是另一本书。不过，母校二十二中的结局，我得提前记在这里。

抗战胜利，二十二中未能迁回山东，反而再迁汉中，三迁城固，在陕西山地打转、消失。后来知道，早期毕业的校友虽然遍布海内海外，各有成就，但最后在校的学生，大部分散落在陕西和四川，只有几十个人回到山东。你可以说，事实粉碎了每一个人的梦想。

说来令人慨叹，胜利后主持山东军政，国府发表了王耀武，王耀武也是鲁籍名将，但是和李仙洲不睦，二十二中得不到省府的积极支持，迁校根本不可能。稍一拖延，国共军事冲突升高扩大，国军处处失利，华北的交通干线经常被共军切断，迁校的时机丧失。一九四七年二月，李仙洲率两个军、一个师进入沂蒙山区与解放军作战，在莱芜以北叫做吐丝口的地方被俘，二十二中也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后期，二十二中的名气，学生的成就感，已不是建立在知识学问上，而是因学潮广受社会注意。据石磊、孟海风、邵纪远、张君藻各位校友记述，校本部的同学们在涧池铺发动了一次澎湃的学潮，学生成立自治会，把当时的校长、也就是第二任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向教育部检举贪污。那时教育部还在重庆，先后派了三位督学到汉阴处理，老校长李仙洲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也趁回老河口驻地之便到汉阴疏解，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新华日报》有详细报道，誉之为后方四大学潮之一。

李仙洲比较同情学生，他一面释放校长，责备学潮，一面要校长交出职务，听候处理。督学支持校长，他说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受教育部管辖，校长任免由教育部决定。

查账起于学生吃不饱，这一查，又查出校方吃空缺，还克扣了教育部发给学生的西迁费。查账人员发现，学校替每一个学生刻了图章，盖在各种报销的名册上，而学生无人知情。学生认为这一麻袋图章是最有力的物证。

如果那时我是校本部学生，也许能使大家的情绪缓和一些。学生都是完美主义者，容不得缺点，我对那一麻袋图章，倒是见怪不怪。二分校设在打蛋厂的时候，就在阜阳城里特约了一个刻字匠，专刻学生图章，我对篆刻颇有兴趣，曾经在他的刻字摊旁边参观良久。

这种集体报销用的名章有几个特点：印材一律用黄杨木，价钱便宜；印面一律为一点五公分见方，造册用的十行纸，每行的宽度是一点五公分，每一个名字占一行，印章就盖在名字下面；印文一律用朱文楷体，使上级机关的审核人员容易辨认。还有，一般名章上的文字，照例在姓名之末还有个“印”字或“章”字，集体报销用的名章省掉最末这个字，省字就是省钱。

我以后闯南走北，见过许多文武团体，他们都用这样的办法造报销，都有大袋小袋的图章，他们不可能让几百个、一千个学生或工人都来排队盖章，这是当时的文化。教育部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国立中学的校长也是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应酬他必须参加，有许多来往宾客，尤其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必须招待。那时，师生每月的食米，先由学校向教育部报价，再由教育部拨款给学校，学校派人在当地买粮。那时通货膨胀很快，这个月申报米价，要请县政府写一张公文，预先估算下个月的米价涨了多少，依当时政风，学校对县政府有关人员必须打点。这种种开支，校长要在正常的经费之外另想办法，虚报和克扣就出现了。当时的官场认为，因公而取，为公而用，取不伤廉。这种行为，叫做“舞弊而不营私”。督学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那时国立一中、国立六中、国立七中都和二十二中声气相通，财务上通权达变的行为都不能尽免，为什么别的学校没有风波呢？答案是，一中和六中的校长都以教书为专业，能和学生共患难，大家同样辛苦，同样憔悴，母鸡带小鸡，许多问题消弭于无形。二十二中的这位校长来自官场，没有劳动的习惯，衣食有一定的水准，他是羊群里的一匹马。他也没有和学生沟通的才能，你瞪着眼看我，我瞪着眼看你，越看对方越不顺眼。关系恶化，校长不能收拾，向治安机关报案，说中共的职业学生控制了学校，请来驻军荷枪实弹威吓压制。战后办学无异跳火坑，校长下险棋，出下策，山东父老都能谅解。谅解是一回事，至于尊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教育重师表，“师”是里子，“表”是面子，失去面子也就失去化育的功能，即使他学贯中西、人品洁白如雪，也得走开。一九四六年秋天，二十二中终于换了校长，是为第三任校长，这位校长的声望能力，又在第二任之下。此后学校风潮连绵，校本部大闹、各分校小闹，元气大伤，声誉暴跌，汉阴父老侧目而视。几个月后，李仙洲在莱芜兵败被俘，对学校更是沉重的打击。第三位校长履“新”，实际上是艰难看守又破又旧的摊子。

那时我人在河北，不时接到老同学来信，他们告诉我，老师的水准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国文老师把冰心念成“水心”，固然课文印刷模糊不清，怪的是、他显然不知有冰心其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突然受伤死亡，引发全国学潮。于子三是国立二十二中高二级毕业生，二十二中在校学生起而响应，有几个学生想到浙江参加追悼大会，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学校发给路费。学生的报告层层上转，居然有一行签批：“是（誓）死不能同意”。当然不能同意，无奈签批不成体统，况且还有别字。

后续的消息说，学生的心乱了，老师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往往只有三个五个人。男生女生不但自由恋爱，而且有人公然同居。从抗战胜利那天起，学校不再收容新生，学生年年减少，那勇于自谋出路的、前后走了几批，小夫妻把空桌空椅搬回家去，劈成木柴烧火做饭。某某人某某人公然生了孩子。郭剑青校友说，他看过一份资料，当年国立中学的升学率，以二十二中最低。

最难做人的永远是女人。后来学校已不能保护学生，女生进城常常被军官调戏，军官常常在女生后面尾随不舍，一直追到学校门口，他可以一连几天在学校门口“站岗”吓得所有的女生都不敢出门。“有志竟成”这句话也永远有市场，老天居然也成全了几对姻缘，“女生嫁军官、男生上延安”这两句描述由此而来。女生也得有个归属才清净安全，某女生被人家贴了满街标语，尽情侮辱，因为追求未遂。某女生宿舍门外有两批男生群殴，呼爹骂娘，因为争风吃醋。那时风气究竟比现在朴实，女生一旦跟定了一个男人，别人也就罢手。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中又起大风潮，牛锡嘏老师告诉我，汉阴父老看不惯，一再问二十二中的校长：抗战胜利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学生领袖当家做主，再迁汉中附近之黄家坡。侯朝宪老师说，学生想靠近汉中银行，以便直接领取教育部的汇款。教育部派督学到汉中处理学潮，第三任校长进了监狱。鲁弓长在《生命余晖》一书中谈到这件事，直言这位校长也是为“舞弊不营私”所累。侯朝宪老师说，那个督学想做二十二中校长，和汉中的专员公署合作，把现任校长弄垮。

记得一九四四年，学校由安徽迁陕西，我到达终点蒲溪。隔溪遥闻迟绍春同学与人对谈，一个问，如果陕南也打起仗来，学校下一次迁到哪里。一个答，如果有那一天，中华民国大概就要亡了，学校也不必再迁了。真是“昔日戏言身后事，而今都到眼前来”，二十二中再迁黄家坡，三迁汉中附近的城固，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九四八年八月，教育部发表山东范县侯朝宪为第四任校长，那位浑水摸鱼的督学白费心机。那时国军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节节败退，川陕民心不稳，情势悲观，这个校长也实在难做，侯先生在大残局中前往收拾小残局。他到任以后，锦州失守，济南失守。十月，长春国军投降，辽西兵团溃散。十一月，沈阳失守。然后天津失守，北京和平解放，徐埠会战失利，国军精锐丧尽，蒋介石总统引退。南京中央已顾不了教育，更顾不了遗留西北日渐凋零的战时中学。

以后的日子，综合侯校长和周铭新、魏广瑗、张永昌多位校友记述，教育部拨款中断，师生无法举火为炊，侯校长代表三校去南京请命，银行汇兑不通，带回一箱大钞，回程又交通阻塞，三个月后到汉中，钞票等于废纸，这就是那时名闻世界的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政府撤出南京。万不得已，三校校长到西安谒见西北军政最高长官胡宗南，请求借粮。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表示，三校学生应该全部从军。会谈无结果而散。

借粮失败以后，二十二中学生组成募捐队，手持油印的说帖，沿户乞讨，自称讨饭队，这一招、可能是从上海学生运动学来。募得的钱粮吃光以后，教育部拨款仍然未到，许多同学为饥饿所迫，参加了胡宗南以西北绥靖公署名义设立的干部训练团。侯校长仆仆风尘，奔波西安重庆各地，寻求山东大老支持学校，照顾学子，仅能受到“有礼貌的接待”。

一九四九年五月，胡宗南也撤出西安，七月失宝鸡，退守汉中，西北绥靖公署改成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教育部命令，一中、七中、二十二中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校址设在城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名义消失。屈指计算，二十二中“享寿”约七年，加上前身成城中学，后世汉中临时中学，合计约八年。

十月，教育部终于把汉中临时中学交给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接收，胡宗南派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翟文凤担任总校长。既然有个“总”字，应该不只一个学校。据侯朝宪先生回忆，翟文凤接收了汉中一带所有的中等学校，立即发给每个学生一双胶鞋，带他们入川。以后的大事是，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克重庆，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克成都。流亡学生的下落成了小事一桩。

我在一本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报道，作者说，西北绥靖公署退出西安，沿宝鸡、汉中一线收容了很多学生。他没有提到学校的名称，其中显然包括汉中中学，也不只汉中临时中学。报道中说，绥靖公署把学生编成三队：男生队，女生队，特别把年纪小的男生女生挑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少年队，三个队由军方派人分别管理。那时战局压缩，追兵四合，三队随军急走，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故：少年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大哥大姐也不见了，哭哭啼啼中解放军来到。几天以后，女生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男生也不见了，惊惶失措中解放军来到。军方丢弃累赘，带着大男生去西康，一路零零落落，撒兵成豆。如今川陕腹地，康藏边境，都有若干二十二中的学生。

老校长李仙洲是疼惜这些孩子的，但是，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同学去探望他，他一再说，他创办的驻鲁干部训练班出了多少少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出了多少教授和大学校长，事到如今，别的，他都“放下”了。每一位学生家长多少牵肠挂肚，多少痛哭流涕，多少伤心绝望，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也只有“放下”。

日本作家高桥和己有一篇小说，我读到黄玉燕女士的译文。

它说，秋天，季候风吹起，一大群鸟从西伯利亚高原上起飞。飞过荒野，有些鸟受了伤，掉下去。飞过森林草原，多少鸟做了苍鹰的食物。飞到海上，遇见暴风雨，多少鸟成了波浪上的浮尸。还有多少鸟，一批又一批奔向光明，却撞在灯塔的玻璃窗上，立刻气绝身亡。

它说，鸟群飞到日本的海面，奔向一座小岛，岛上的树林和草地是它们的第二故乡，秋天，它们顺着季候风往这里飞，明年春天，季候风改变了，它们再顺着风向飞回去。岛上漫山红叶，夕照中如霞光灿烂，掩藏着极大的捕网，整个网用极细的绢丝织成，绢丝反光，完全不漏形迹。

乌云似的鸟群，对着家园发出鸣声。出于捕鸟人的布置，它们听见山腹间霞色里同类的叫唤，它们太兴奋了，一齐同声响应，冲进网里。

读了这篇小说，我很久很久不能平静。候鸟为什么要飞？书上说，季候风吹到它们身上，它们体内产生一种分泌，受这种分泌的刺激，它们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死。经验是学不完的，结局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代又一代，谜是要猜的，钢索是要走的，飞是必须的。

天生万物，万物之中见天心，天心何忍？苍苍者天，最后放得下吗？

附录

难忘的岁月

年初读到《难忘的岁月》第一集，彻底失眠；年尾读到《难忘的岁月》第二集，又是彻底失眠。

《难忘的岁月》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流亡学生的文集，篇篇是难忘的文章。尼采说，“一切文章，余最爱以血书者。”二十二中学的老学长、老校长历尽劫波，夜深忽梦少年事，发为文章，以血书，以汗书，以泪书，以脑髓书。汗、泪、脑髓都是血的化身。

二十二中学的多位学兄学姊，以西安校友会为中心，发愿编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史。主其事者为孙桓、孔丁、王九龄、王廷玉、刘本基、石磊、田明、胥平、凌鹏举。又有文暖根、杜为、张务清、李之勤、宋华芳、陈嘉枢、李慧生、阚韵清、魏广瑗参与襄助。首先倡议者，听说是台湾校友李春序，隔洋响应者，则有美国西岸之高国武，美国东岸之傅维宁。三地同宁。三地同心，众志成城，改革开放后之美事，又添一桩。

现代著史，重视脚料。国立二十二中校史编辑委员会，向现存校友广发征稿信，鼓励人人举其所知，道其所经。委员们将各方来稿编印成册，命名《难忘的岁月》，普遍寄赠每一校友，要求就各自所知所经订正补充。《难忘的岁月》已出版两集，第三集已付印，第四集同时筹编，编委会从中比对、互补、筛选、搭配，使校史的建构有坚固的基础、丰富的材料、完整的外形。这是非常正典的做法，气魄宏大，方法正确，态度严肃，令人钦佩。

现代中国，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发生，北地青年南逃。国立二十二中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由鲁籍名将李仙洲先生创办，收容造就流亡青年三千人，我有幸厕身行列。李仙洲可风可传，青年可泣可歌，我不忍这座学校被时间湮没，曾以个人回忆录的形式写《怒目少年》一书，描叙自己所知所经，算是留下一个侧影。现在正史即将诞生，中心十分感动，高举双手赞成，对主持及参与其事的学长们，遥致真诚的敬意。

鄙人有幸，活到今天，捧读收在《难忘的岁月》里面的“难忘的好文章”，老眼昏花，老泪纵横，老态龙钟，老兴勃发，体会它放射出多方面的意义，不知老之已至。

首先，这里写的是我们读书的日子。我也曾经是“文凭无用论”的信徒，也曾经向往革命比读书更光荣的生活，但千里万里走遍，十年百年过去，无论什么制度，什么社会，就人的“市价”来说，中学毕业生优于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又优于初中毕业，依此类推，大学优于中学，博士优于学士。当年大家由二十二中起修，一级级修成正果，中间虽有八十一难，一旦到达彼岸，种种昨日，功不唐捐。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后次，那是我们受苦的日子。为什么受苦？因为战争。战争是什么？是离别，是劳碌，是疾病，是饥饿，是欺骗，是殴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战争又是什么？是忍耐，是锻炼，是担当，是觉悟，是热情，是理想。战争给我们一枚金币，以上云云，是金币的两面，有了这一面、必有那一面，失去那一面、也没有这一面。以我来说，如果没有二十二中，我不能熬过内战，也不适应初期的移民生活。“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遥想各位学兄学姊，当年困守牛棚，置身干校，恐怕也得到“西迁”的加持吧。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再次，“早岁哪知世事艰”，一心以为可以改造社会，唤起人群，激浊扬清，去丑存美，在这方面，我们人人有志未伸。这胸中块垒，无剑可削，有酒难浇，老去编史，挥笔可写。史者，所以寓褒贬、别善恶，所以惩前毖后，廉顽立懦，此孔夫子、太史公之志业也。我辈何幸，继踵圣贤，二十二中良师益友何幸，得照汗青。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修史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说到我自己，早知今日有人修史，我那本《怒目少年》，也许就不写了，即使写，也不必写成那个样子。我以自己为中心，反映二十二中的存在，好比是一粒石子激起层层浪，离中心越远越模糊，传闻异辞也越多。读《难忘的岁月》，才发现我的书中有多处错误，尤其是人名地名和年月。这本书出版后，前三年销路很好，赠送出去的书也不少，二十二中的校友多少人看过！难得只有王金昌学长指出韩庄惨案必须修改。好，我决定修改，而且要大修大改，许多事要补叙前因后缘。

我写《怒目少年》的时候，也曾尽力之所能及，周咨博访，情商校友补我之不足，赐教者隆情高谊，山东有仲蓬、张力一，黑龙江有胥平，新疆有刘宗元，甘肃有王学美，四川有郭剑青、凌鹏举、潘剑琴、李光禄、曹湘源，湖北有申淑贞、程明光，陕西有刘子豪、李方坤、靳方亮，北京有陈嘉枢，南京有陈培业，美国有袁自立、袁良、赵圣符。通信两百多封，历时两年。天翻地覆之后，寻找各地校友谈何容易，全亏胥平学长首倡，各地学长一点一滴搜集，编印了同学录。

有几位校友近在眼前，我也曾登门请教，答案多半是忘了、不记得了！我很惊讶，这般刻骨铭心的经验怎会忘记？对方反问：还记那些干什么？在他，二十二中是他们婴儿时代的鞋子，是用后即丢的纸杯。还有更奇怪的人，他专记大人物，他记得李品仙的小舅子，不记得他的级任导师。李品仙和他的小舅子与我们的成长有何关系？只因李品仙是高级将领，是安徽省主席，将来也许用得着他的小舅子帮个什么忙。现在难忘的文章记难忘的岁月，执笔人写半世纪旧事历历如绘，连韩庄死难的十个同学，也都能一一写出他们的姓名籍贯。他们的记性这么好，是因为他们有情，人若有情天不老。写文章读文章都是有情人的事，敬祝校史早成，供天下有情人一读为快。

《难忘的岁月》中难忘的文章，是我们的生命之酒，青春之火。是文学，是史料，还不是史书。它使我重温往事，心潮起伏，或恍然大悟，或喟然长叹，或哑然失笑，或悠然神往。往事如烟，烟已成风景；往事如云，云已化甘霖；往事如水，水利生万物；往事如风，风制造气候。常言道文如其人，读其文、想象其人，那些作者或豪放，或谨细，或洒脱，或谦和。或如松柏，或如修竹，或如芍药，或如芙蕖。一路读来，竟如参加了全校同学的园游会。只是我在《怒目少年》中忆念不已的同班同学李孔思，永远没有音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王鼎钧作品系列（第一辑）

碎琉璃（自传体散文）

这部散文集以温柔的口吻，娓娓叙说故乡的亲人、师友以及少年经历，自传色彩浓郁。

蔡文甫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碎琉璃》的序文中说：“我相信在鼎钧兄已有的创作里面，《碎琉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如果有志于名山事业，《碎琉璃》是能够传下去的一本。世事沧桑，文心千古，琉璃易碎，艺事不朽。

山里山外（自传体散文）

初版于 1984 年，是《碎琉璃》姊妹篇，关于抗日流亡学生的自传体散文。

描绘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旅程：走过大江南北，人生百态，山川悠远，风俗醇美；呈现大时代之中一个流亡学生的感怀、梦想和抱负。

左心房旋涡（散文集）

这本书写的是乡愁。集中书写了乡愁这“一个复杂而美丽的结”，全书四部三十四篇，皆用“我”对“你”的呼唤、寻觅、对话写成，包含着“后世”对“前生”的呼唤、游子对故土的寻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话……

1988 年这部散文集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台湾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并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

千手捕蝶（散文集）

初版于 1999 年。

作者的一部极富禅意的寓言式散文集，六十余篇小品式的哲理文字耐人寻味，是一部愈读愈耐读的书。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这是四部曲的第一部，出版于 1992 年，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初版于 1995 年，记录了作者 1942 年至 1945 年作为流亡学生辗转阜阳、宛西、陕西汉阴等地的逃难经历。

在这一场颠沛流离中，作者作为一颗小小的棋子，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虽有血泪炮火，却也有人情之美；虽则苦难尝尽，却也有活泼泼的生命展开。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出版于 2005 年，作者以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各色生民遭遇，更以实际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国民党败退和共产党胜利背后的种种因由，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2009 年出版，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

作者记录、反省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从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ISBN 978 - 7 - 108 - 04228 - 6

Ⅰ. ①怒…　Ⅱ. 王…　Ⅲ.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418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字　　数　198 千字

关山夺路

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王鼎钧　著

三联书店

目录

王鼎钧关山夺路略图

名词带来的迷惑和清醒（代序）

第一部

1 竹林里的决定，离开汉阴

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3 参加学潮，反思学潮

4 最难走的路，穿越秦岭

5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上）

6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下）

7 两位排长怎样庇护我

8 南京印象——一叠报纸

9 南京印象——一群难民

10 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

11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第二部

1 沈阳市的马前马后

2 宪兵的学科训练

3 宪兵的勤务训练

4 我第一天的差事

5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6 我从文学的窗口进来

7 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8 小兵立大功幻想破灭

9 我的名字王鹤霄

10 贪污哲学智仁勇

11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

12 由学运英雄于子三看学潮

13 满纸荒唐见人心

14 山东——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15 山东——天敌之下的九条命

16 东北，那些难忘的人

17 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第三部

1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2 为一只眼睛奋斗

3 胶济路上的人间奇遇

4 上海市生死传奇（上）

5 山东青年的艰苦流亡

6 上海市生死传奇（下）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参考资料

王鼎钧关山夺路略图

名词带来的迷惑和清醒（代序）

时下台湾青少年的新生语言，称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生的人为“五年级生”，称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生的人为“六年级生”。我生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算是个“一年级生”吧，正在述说“三年级”的故事。

在学校里，二年级的学生看不懂七年级、八年级的功课，需要解说；人生往往相反，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没见过四年级的功课，好奇，陌生，隔阂。

“天地一舞台，人生一戏剧”，演戏的人都知道舞台分成六个区，每个区都有名称。“四年级”的时候，中国这个大舞台也分成好几个区，每个区也有名称，那些名词曾经天天见报，天天在生活中使用，到今天，那些新闻名词已成为历史名词，许多人看了觉得迷惑。

我经历过那些名词，当新闻名词变成历史名词的时候，我反而清醒过来。

今天述说那时的故事，那些名词都需要注释：

国军：指中华民国政府统率的军队。

共军：指中国共产党统率的军队。

战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派大军侵入中国，引起长期战争，称为八年抗战，实际上打了八年一个月零八天。那时管正在打仗的地方叫战区。

沦陷区：抗战发生后，大体上是日军从东往西攻，占领中国大片土地，把中国从北到南割成两片。日军控制的区域，中国人称之为沦陷区。

国统区：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土地上从南到北形成一条很长很长的战线，长线以西、由中央政府有效治理的这一半，当时被称为“国统区”，也叫大后方。

解放区：战争期间，日军只能占据城市，控制铁路公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和山地组训民众，发展游击武力，建立地方政权，称为解放区。

游击区：中央政府也在沦陷区发展游击武力、建立地方政权，称为游击区。

收复区：日本战败投降，沦陷区由中国接收，称为收复区。

此外还有几个热门名词。

军事冲突：对中国人来说，抗战是突然胜利的，谁也没料到日本断然求降，如何把半个中国接收过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那些年，中共在华北各地发展很快，“解放区”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中央遥控的“游击区”，正规的国军都隔着千山万水。日军从小据点撤退，向大城市集中，准备缴械回国，共军立即就近填补空隙，扩充地盘，把星星点点的解放区连接成大片大片。中央政府禁止中共这样做，派出国军接收，把共军赶出去，共军抵抗，再打回来，于是这里那里都有枪声炮声。依官方的解释，这不是战争，两个国家之间打仗、而且经过宣战，才叫战争；这也不算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尚未以两个交战实体兵戎相见，双方因争夺接收而发生的局部战斗，官方称之为军事冲突。

流亡学生：抗战发生后，沦陷区的爱国青年离开家乡，逃往大后方，称为流亡学生。政府成立学校收容他们，不收费用，还以“贷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学校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徙不定，称为流亡学校。

复员：一声抗战胜利，报上最常见的名词是“复员”，正确的解释是“国家由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但是当时盛传“复员就是复原”，局促在偏僻地带、降低了生活水准的党政军人员，一个个回到富庶地区，位居要津，追慕浮华。

从名词的解释，可以看出时代怎样产生了这些名词，名词的背后有种种不测的风涛，人与人之间多少难罢干休的纠葛，白纸上的黑字，俱是命运的幢幢阴影。如果“词条”增加，列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再列入内战、和谈、土改、参军，再列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那就沧桑兴亡，生死祸福，一一跃然纸上。难怪后来韩少功能用编辞典的方式写长篇小说，书名就叫《马桥辞典》。

四年级还有许多名词，最后一个名词是“迁台”，国民党主控的政权完全退出中国大陆，迁到台湾。

五十年后，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群热心的读友在讨论我的作品。有位细心的女士说，许多文选都收了我的《一方阳光》，我在《一方阳光》里用心描写老家的一只猫，猫在呼吸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家乡父老相传，猫反复地说“许送、不送，许送、不送”。

我解释，依家乡传说，世上本来没有猫，只有老鼠，老鼠太多，人类无法安居。齐天大圣孙悟空动了恻隐之心，他把玉皇大帝座下的御猫带到下界“度假”，丢下不管，御猫找不到归路，只好留在人间克制老鼠，子孙后代永远记得孙悟空没有实践诺言。有人问：这段情节可有什么象征意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写《一方阳光》的时候，正患着严重的怀乡病，我想起当中央政府“迁台”的时候，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可是终其一生，他没有做到。

说到这里，居然有一位读者发问：这个“最有权势的人”是谁?我为之愕然。

连“最有权势的人”竟然也有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个时代是远去了!但是，“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时代”，都会留下独特的东西，“四年级”也有一些独特的迷离，独特的激动，独特的觉悟，应该留在人间。

那时，我“主修”过几门功课，得到许多纪念品。我收藏、谛视、摩挲，最后，我要公开。珍珠不该是蚌的私财。

第一部

1　竹林里的决定，离开汉阴

父亲曾经告诉我，民国元年，他剪掉辫子，那年他二十岁。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五十四岁。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他老人家要小四岁。我的年龄也不准确，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户口资料都错了、乱了。

当年中国大陆户政不上轨道，多少人没有身份证明，内战中逃到台湾，台湾地方政府特准他们自行申报有关资料，申报人可能说错，台湾的户籍管理员的汉文程度不高，可能写错，户籍员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惊，资料一经入档，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证件”。大家领到身份证，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里没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贯是中国地理没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认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乡。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蒋介石总统的文胆，新闻界称他为“头号公民”，他为了更正他父亲的名字“两把刀打到底”，奋斗了许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没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刚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我是个流亡学生，我们的学校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山东名将李仙洲创办。学校原来设在安徽北部的阜阳，后来迁往陕西南部的汉阴，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抗战时期，山区比平地安全，老校长李仙洲寻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戏称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险箱”。

我们天天盼望胜利，歌颂胜利，想不到胜利并非战争结束，而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为了回忆那一段慌乱迷惑的日子，我复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编的大事记，日本一声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共军抢先一步进入东北，占领沈阳，成立东北局。国民政府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飞往长春接收，受到苏联的阻挠。美国军舰替国民政府运兵，把五十二军、五十三军运到河北省秦皇岛，准备出关。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东北和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

我的注意力放在华北，尤其是山东。那时，共军攻打山东滕县、博山、黄县、曲阜、巨野、禹城、无棣，新四军占领我的家乡临沂。河北方面，共军攻长垣、衡水、磁县、迁安。山西方面，共军攻屯留、长子、长治。河南方面，共军攻开封、新乡、安阳、修武。江苏方面，共军攻淮安、高邮。由八月半到十月底，仅仅两个多月，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意外，给我们这些流亡青年造成极大震撼。

为了营造和平，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泽东飞到重庆，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会谈，留下一份《会谈纪要》，中共称为“双十协定”，但协而未定，局势并未改善，各地的军事冲突继续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别阅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卷首有三幅地图，第一幅地图显示，一九四○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中共根据地大约占鲁南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日军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国军大约占百分之二十，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争逐，来去飘忽。第二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之后，共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军控制的面积扩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之后，日军收缩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国军全无踪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全成解放区。

我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本由日军占领，属于沦陷区。抗战胜利，日军撤往枣庄集中，共军接管兰陵，成为解放区。国军由江苏徐州北上接收，进占鲁南各地，兰陵又成为收复区。国军只能留下小部队据守，共军又回来把他们赶出去。兰陵一带忽而收复，忽而解放，当时叫做“拉锯”的地区。国军来了，亲共的居民要逃走，共军来了，地主、知识分子要逃走。“军事冲突”产生新的战区，“拉锯”制造新的难民，“复员”可能使我们无书可读，无家可归，政府一再告诫“复员不是复原”，我们的痛苦却是“复员不能复原”。

“复员不能复原”，家中没有信来，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们也不敢写信回家。父亲曾经托一位“传教士”带了个口信给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写一个字，父亲为人十分谨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无法知道详情，只能猜想。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东没有国军，受国民政府摇控的游击队，多半被共军兼并或歼灭，鲁南各地驻留的日军向枣庄集中，故乡兰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读书，她的母亲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个优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证道，姨丈精通中医。表姐告诉我，她们全家逃到外地，分成两半谋生，姨母带着小表妹云游布道，姨丈带着大表哥到徐州乡下挂牌行医。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须流亡，我家当然无法安居。

汉阴多竹，竹竿比碗口粗，乡下人盖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里阴凉、干净、隐秘，我常常躲在里面思索未来。那时候，国军云集徐州，准备北进收复山东，兰陵是兵家必“经”之地。我特别为母亲忧虑，她裹着小脚，有严重的胃病，怎么能再出来逃一次难？我父亲五十四岁了，他是一个守旧的乡绅，没有应变的弹性。我的妹妹十二岁，弟弟十岁（也许只有九岁），都还没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辞家的那一幕涌上心头，父亲母亲都要我接替他们负起责任，我是长子，在那年代，这是长子的命运。

我还能在这里继续读书吗？对我来说，坐在课堂里为七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已是一种罪恶。流亡读书本来很苦，睡在跳蚤窝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落在脸上，围着破棉被发抖，米饭冰冷，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时候来到，我忽然觉得这样已是非分享受，我怎么还能幻想去读大学？乡中父老常说，人要大学毕业才算是读书人，文凭即阶级，大学毕业后的职位待遇，都比中学毕业生高出很多，人事环境、社会关系和发展的机会，也都在另一个层次上。可是，等我读完大学，父母可能饥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沦落，那时我捧着大学的文凭，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从前的人家为父母办丧事，以“讣闻”通知亲友，照例说做儿子的“罪不自殒、祸延显考”，这样的文句受尽新文学家的耻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陈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了解，“罪不自殒”就是自己不肯牺牲，“祸延显考”就是反而牺牲了父母。

我需要职业，我要赚钱贴补家用，我得离开陕西到山东周边的地带谋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缩短距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难民，在山东周边地区打转。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怎样离开陕西呢？老校长李仙洲没有参加山东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庆受训，他既然丧失了权位，二十二中怎能迁回山东？那时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东人在安徽还有七所学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学校，谁能迁回去，谁不能迁回去，也成了战后分配政治利益的一个项目。

学校不能迁回去，我必须自己回去。那时我离山东三千华里。抗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治下有三千万人迁往内地，仅学校和训练机构就有两百零八个单位，教职员两万五千人，学生三十万人。人人都想东归，八年蓄积的人力一泻而东，新闻报道，百万人等候上路。那时交通非常困难，交通部特派员到芷江等飞机，他要到收复区去接收，商人、美国人都有位子，他没有，他和空运机构争执，交通部反而撤销了他的差事。公务机关包一条船走长江水路，军人强征轮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属赶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强盗劫掠一空。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罢课，要求迁回南京，结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那时，“人生观”是个时髦的名词，主流思想强调“革命的人生观”，轻视私情。我常常觉得“家”就是“枷”，耶稣说，天国里不嫁不娶，那时我的解释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独身。后来我的“独身主义”不断加强，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时局势混乱，我们短期的流亡可能变成长期的漂泊，细心的女同学开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对象，我也曾接触一些温柔的目光，我从来不看她们。那时有一种说法，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尽我们的生命。上帝设局骗人，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能力，就循序渐进去伤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里独自作成重要的决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几件大事，打游击、做流亡学生，父母决定；西迁陕西，老校长李仙洲决定；放弃学业，我第一次对人生作出选择并负责面对后果。

我想，我能走出这一步，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大致相同的梦，总是我在空中飞行，飞得很远，但是怎么也飞不高，一次又一次几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维持起码的高度，飞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坠在地上，我醒了！满身是汗。

同样的梦境常常出现，不管怎样，我还是飞。

现在，我读诗人向明评诗的文章，他称赞“一只鸟在思考方向”。真的没错，我在竹林里看见鸟，鸟站在树上，头部侧向左边又侧向右边，好像想飞、又拿不定主意飞到哪里去。看见我从竹林里走出来，它飞了，不管朝哪里飞，它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

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第二分校设在汉阴县的蒲溪镇，这里也是世局的一个小舞台。抗战胜利了，新戏码带来新演员，第一个登场的是个“骗子”。

这个人姓吴，是宪兵第十四团的一个连长，那时宪兵十四团驻在陕西，派人出来招兵。这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出现了这么一张东西：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

许多同学围着它看。这张通告只有几十个字，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大家仰着脸在那里幻想。军人的专业教育，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名气很大，论层次都在黄埔军校之上，“宪兵学校”这四个字排列在那里，和他们等量齐观，十分诱人。校中有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不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还是宪兵学校，都不是初中学生能够投考的。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中说，报名地点在本校教务处，考试日期是随到随考，通告由吴连长以招考委员具名，他盖了个私人名章。校中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这样的通告应该由宪兵学校校长署名，应该加盖宪兵学校的大印。

这算什么人师！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能够原谅他们的苦衷。

陕西汉阴地区四面环山，资讯缺乏，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把这张不负责任的通告，当做遥远的、光亮的一线天空。只听得集合号响，全校学生到大操场听吴连长演讲。分校主任陪着他走上演讲台，那时候叫司令台，讲台后面竖着旗杆，旗杆顶上升着国旗。那天天气很好，吴连长就在青天白日下面，在青天白日的国旗下面告诉我们，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

他说，宪兵上等兵的待遇比照普通部队的少尉。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他说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他很懂群众心理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当年吴连长发表煽动性的演说，由分校主任陪同登台，这位主任不但先讲话介绍，并始终在场静听。他的态度，使我们误以为他对老吴的话完全认可，用今天流行的词汇，叫做“背书”。以这位主任的经验阅历，当然知道宪兵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地方，吴连长只是招兵，并不是代表什么宪兵学校招考学生。他当然知道宪兵也只是一个兵，学制兵制，对他们没有任何另眼相看之处。可是他没露半句口风，他是分校主任，有责任保护学生，怎么简直像一个共犯？我也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体谅他。

后来我知道了，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

回想起来，吴连长是个优秀的军人，身材高挺，威武中有文雅，扎武装带，佩短剑，足蹬长筒马靴，彬彬有礼。他带着一个班长同来，两人都穿黄呢军服，这种衣料有个别名叫“将校呢”，这种服装被人称为“黄马褂”。黄马褂是清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服装，代表某些特权，平民见了满心敬畏，吴连长说，现在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宪兵一律穿这种军服。战胜国的宪兵，世界四强之一的宪兵，就要衣锦荣归。那时我们哪里知道，即便是他，一个连长，也是为了出来招兵，团部破格特许他穿这套军服。

他说宪兵十四团就要离开陕西空运到北平接收，宪兵队的旁边，就是北大清华。老吴的预言博得更热烈的掌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那一代对大都市有无限的向往，俗话说，“到北京放个屁，也给祖宗争口气！”什刹海、天安门、北京大学、全聚德烤鸭，全在名家的作品里再三向我们闪耀着。那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天宫，如今我们却要去做主人。

吴连长的演讲成功，大家一窝蜂报名，李孔思，我至今思念的难友，袁自立，五十年来缠绕在一条激流里的浮萍，都上了榜。你若问人生怎么开始，乡中父老说过一句话：小孩子是骗大的。李仙洲没骗我们，所以我们还没长大，李仙洲失势了，没法再照顾我们，我们在山坳里等着挨骗。

许多年后，我百劫千难寄身纽约，美国有一家汽水公司大做广告，消费者可以拿他家的汽水瓶的瓶盖换奖品，谁能拿出三万个瓶盖，可以换一架飞机。真有一个人借了许多债，买了三万瓶汽水，交出三万个瓶盖，汽水公司没有飞机给他，他一状告到法院。大家都判断他一定赢，谁料法官的判决是：瓶盖换飞机，“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法官反而怪原告不能欣赏汽水广告的“幽默”。我立刻想起老吴的幽默来，他说了那么多“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不懂欣赏，信以为真。

四十年后，我有幸和几位旧友通信，大家慨叹自己当年无知。骗局总是针对着人的贪念作出设计，我们妄想占尽天下便宜，活该报应，可是政府行骗，政府纵容默许行骗，总不成体统。可怜我们懂得什么，书本教我们相信政府，相信长官，相信现有的制度。我们还没学会怀疑。多年后，我从英文教科书里看见一句话“Too good to believe”（说得太好不可相信）。林语堂并没有把这句话收进他编的教本，我们没有读过。罗兰夫人说：“没有诱惑，生活是没有眼睛的。”我们有诱惑，没眼睛。

据黎东方教授写的《蒋介石序传》，当年蒋氏由广东出师北伐，对官兵提出承诺，北伐胜利全国统一之后，凡是参与北伐的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黎东方很委婉地说，北伐成功以后，蒋氏左右的幕僚忘记提醒他们的领袖，以致授田并未实行。换言之，授田乃是虚诺。

后来才知道，抗战八年，军事第一，国民政府开出多少空头支票！各地军政当局从未因为欺骗人民受到处罚，即使是严重的陷害。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受害，也正因为太幸运，不知道防范。抗战虽然胜利了，国民政府还得准备内战，罗网依然张开。如何使骗术得逞，考验吴连长的才能，也关乎他的荣辱穷通。他的快乐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共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的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得到你。”这是定律，政府也得受它支配。所以公务员、军人、青年学子受害最大。政府只好打击拥护它的人，削弱它的基础，饥不择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牲。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War Trash）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后的劫余人物，哈金对我说，他喜欢人家把这本小说的名字译成《战废品》。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

那年代，这里那里，高尚的理想都短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格言”正在中国大陆十二亿人民中间流行。

我算是个“思而后行”的人，也还算有一点理想，那时吴连长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我特别去见他，问他：宪兵十四团以河北为驻地，是否已经定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精锐部队驻精华之区，十四团团部当然驻在北平，宪兵在全国各地的防区图早已画好，领袖已经核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下达，三个月内就要开拔。

我一向痛恨官兵欺压良民，屡次幻想自己变成剑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问他：宪兵是否真能够整肃军纪？老吴（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老吴）拿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上面写着：宪兵是国家“法治之兵种”，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司法警察。宪兵是“民众之保，军伍之师”。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他说，政府马上要实行宪政，推行法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兵这个“法治之兵种”负责兴利除弊，伸张正义。他张开双臂说，他代表国家政府号召有理想有胆识的青年。

他用简要有力的言辞批评了军纪，他说，抗战把军纪抗坏了。军纪关乎民心，民心关乎国运，谁来力挽狂澜？宪兵！宪兵由领袖亲自指挥，国运在领袖手中，也在宪兵手中，这番话一片救国救民的情怀，把我感动了！军人欺压百姓太多了！太过分了！我见过，我恨过，我做过多少除暴安良的梦，现在我想，机会来了！

我一直想做作家，那一年，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采用了我几篇文章，加强了我的野心。那时流行的文学理论说，作家第一个条件是丰富的、深刻的生活经验，所谓“生活”，那时指接触、了解、扶助劳苦担重担的，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宪兵举足军民之间，哪里有弱者到哪里去，见人所未见，经人所未经，岂不是进了写作素材的宝山？

那时，我想，高尚的作家和低微的职务常常并存，薪水加上稿费，双倍收入，也就足以和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比美了吧？那时听说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鲁迅是大师，每千字稿费五元，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那时我读到谢冰莹女士一篇文章，她说，有一次她需要用钱，找某某书店想办法，书店查账，她的版税早已都领去了。谈话之间，一群学生来逛书店，有几个学生买了她的书，书店立时把版税结算给她。这一类故事我觉得很迷人。

我决定离开学校，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念过“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以后世事茫茫，我的盘算落了空，天不绝人，只有文学未曾负我。

3　参加学潮，反思学潮

依中国传统，人在别离的时候要给对方留下好感，让他以后想念你，谓之“去思”。可是，我们没能这样做。（也许大家都做不到，公共厕所才会那么脏。）

现在我要记述另一个重要“演员”，他是我们那一班的班长，名字叫曹湘源。这个“湘”字与湖南无关，他的原籍是山东日照。

湘源瘦高个子，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功课勉强及格，篮球打得很好，得体育老师和军训教官欢心。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在山东打过游击，有领导能力，那时我们快要毕业了，毕业班的学生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对校方没那么顺从，曹湘源遇事肯出头，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领袖。

老吴来招兵，湘源也报了名，我们少数有意无意带动了多数，总共约有五十个人参加。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心志浮动，讨厌“读死书”；都怀乡心切，希望离开陕西，回到山东的周边地区；都对二分校的那个黑脸主任有强烈的反应，很想出一口气；都向往学潮，那时校本部（也就是高中部）的学生正在造反，他们把当时的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轰动了大后方。校本部造反之前，重庆、昆明的大学生有了集体的政治活动，响应中共的主张。

湘源对大家说，咱们不能无声无息走了，总得再闹一场才甘心。他说“再闹”，是因为我们为了王吉林同学的医疗和丧葬，已经闹过一次，上一部自传《怒目少年》有记述。他这么说，多数人赞成，现在不怕学校开除，士气高昂。回想起来，那时有人因为“走”，所以敢“闹”，有人根本是为了“闹”，才决心“走”。多年后，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写的回忆录《西潮》，他说学生闹风潮好像小孩吃糖，越吃越多，越吃越想吃。我现在接下他的话头继续说，学生闹风潮好像男女接吻，有头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就想有以后许多次，就想升高、扩大、再进一步。

我对湘源说，咱们已经是宪兵团的人，吴连长还没走，咱们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咱们大闹天宫，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湘源立刻说：“走，咱们找他谈谈。”

我猜宪兵是个讲纪律的部队，大概反对我们的行为，谁知老吴表示完全同情，他说人应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原则，宪兵团没有任何意见。他的态度这样开明，我和湘源都很兴奋，现在我理解，老吴要利用这件事观察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思想、个性和能力。我们和学校的关系越恶劣，也对他越有利，我们自己断了归路，没有回来读书的可能，只能死心塌地做一名宪兵。不管湘源多精明，我有多谨慎，又怎能敌这个老狐狸？

湘源颇有统御的才能，第一招他先树立共同目标，使人人争其所必争，把大家凝聚为一体。他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时候，他们有路费，有安家费，还有一笔慰劳金，我们也应该有。可想而知，大家个个点头称善，乐观其成，于是曹湘源应天顺人，发号施令。

我想出四大理由，写成一纸请愿书。我们在校园里遇见分校主任，不等我们开口，他先说知识青年从军是中央发动，一切优待都有法令依据，你们想比照办理，钱从哪里来？曹湘源上前一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贪赃枉法是老手，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分校主任一听，掉头就走，曹湘源举起拳头追赶，我从后面把他抱住。湘源爱打斗，总想揍那个分校主任，每次都是我拦住。我主张谈判争取，说话不妨客气一点，目标决不放弃。湘源是领袖人才，他马上说：听你的！你去做谈判的代表好了！我事事出头，那个主任因此有点恨我，他只知道我是个坏学生，他永远不会知道，没有我，他要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们那一伙里头有个同学姓崔，鲁西菏泽人，心眼多，他出了许多点子。我们从不集合在一起开会，由徐秉文同学奔走串联，轮到应该说话的时候，数我能言善道，可以说个起承转合。同学们说，那次胡闹是靠徐秉文的“腿”，我的“嘴”，曹湘源的“拳头”和崔某某的“鬼”。我应该把细节写出来吗？算了吧，回想起来，那时心情绝望，自暴自弃，白天兴高采烈，夜间寂寞空虚。

吴连长“批准”我们胡闹以后，就离开蒲溪小镇到汉阴城暂住，留下那位班长做观察员。我们耀武扬威地闹了几天，安家费和路费弄到手，也领到毕业文凭。湘源对我说，咱们最后来个高潮，为全校同学争一点权利。什么样的高潮呢，湘源拿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

要民主（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取消对学生的高压手段）。

要和平（停止内战，使师生能顺利还乡）。

湘源絮絮地说如何如何，我心里想，这不是中共的口号吗？湘源好像在说，写一份文件逼分校主任签字，再写一份文件，请全体同学照文件内容发表声明。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话，心中一直想，这是中共的口号啊，民主，和平，延安才说出口，重庆和昆明的学生立刻响应，昆明、重庆、延安，远在天边，曹湘源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到口号，想起中共，由中共想到家乡，由家乡想起父母。离家时，父母的叮嘱是读书，自己的抱负是读书，李仙洲办这所学校收容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书可读。可是我决定不读书了，以后也永远与学校无缘了，过去，梦是这样短促，未来，偏离目标是如此之远，我不觉流下眼泪。

我说，算了吧，这篇文章我做不出来。

为了“怎样闹”，我和湘源有过多次争辩，可是这一次，他静静地收起字条，一句话也没说。他找不出第二个人替他做文章，只有放弃他的最后高潮。

跟后来大专院校沸腾全国的学潮来比，我们是茶壶里的风波，不过由模型可以看大厦。领导学潮的人总是提出理想，例如反内战，要和平，再带领大家谋现实利益，例如争“公费”，争菜金，然后两者统一，例如停止内战，国库省下钱来增加老师们的薪水，免除学生的学费，改善学生的伙食。哪个学生能反对增加公费、反对改善伙食、反对替清寒学生募助学金？尤其是，助学发展成开舞会，反内战发展成罢课：坏学生欢迎罢课，逃避功课的压力，逍遥自在，好学生也由他罢课，减少竞争的对手，自己躲起来用功，凭成绩出类拔萃。所以拥护政府的“忠贞学生”苍白无力。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仑。这般情境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搏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人性。

湘源未能尽兴挥洒，颇感遗憾。事后回想，我那一时的软弱，也许正是命运的怜惜。后来知道，我们入营以后，宪兵团查考我们在校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群新兵特别侦防，唯恐中共分子渗透。倘若真的照曹湘源的意思做了，以后在宪兵营里，这一段记录势必成为杯弓蛇影，我们的脑子里好像装着延安的指令，宪兵团非得像敲破核桃一样取出核桃仁来看清楚不可。我们要受到加倍的猜防，加倍的打压，加倍的嫉恨。后果更不堪设想。

曹湘源也许不会这样想，那时他对我言听计从，文稿是我写的，他也许以为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后来知道，湘源并非中共分子，他从来不谈政治，我们那个学校历次闹事，都跟中共没有关系，风行草偃，我们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湘源后来脱离宪兵十四团，到四川进国立第六中学，六中一位体育教师介绍他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始终留在四川。他总算有本事，历史问题一大堆，却也熬过层层叠叠的政治运动，干到四川省德阳县人大常委，不过我那次拒绝合作，到底使他少了一笔政治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西安、北京的校友编校史，认为我们的胡闹没有进步的意义，不肯写下一笔。

秋风萧萧，很想无牵无挂走掉算了，但是忍不住还是写了几封信。一封给五叔，他是一位山炮营长，自从入缅甸作战就断了音讯，信笺上有我的眼泪。一封给校本部读书的二表姐，说明我的去向。一封给师范部的凌仲高老师，谢谢他指引我到二十二中来读书。还有一封给训育处，告诉他们怎样处置我以后的信件，我本来写的是请他们把来信一律退回，不知怎么又撕掉重写，信件由二表姐代收。这个决定对二表姐的影响大极了，说得夸张些，这件事改变了她的生命，一如她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出于无心，唯其无心，才使我惊悚人世祸福之难测。

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我们离开汉阴，到宝鸡入伍，二姐也高中毕业，考进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几个月后，二姐突然来到新兵连，拿出五叔汇给我的老法币三万元。五叔好意资助我求学，可是我已经当了兵，这笔钱还是退回去罢！二姐沉默不语。我既而一想，如果五叔的本意是栽培一个上进的青年，二姐比我更有资格接受，我何不建议五叔把这笔钱送给她？她凭衣食不周的公费读大学，实在艰苦得很啊。

二姐仍然把钱分两份，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候尽管法币贬值，对我们而言，三万元仍是一笔大钱，二姐拿去的那一半，充分发挥了助学的效用。我的那一半呢？ ……我希望能找到我的父亲、弟弟和妹妹，一直找不到，通货天天膨胀……我的那一半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

再想一想，我该向两个人当面辞行，一位是国文老师牛锡嘏先生，一位是事务员毕础基先生。我和牛老师的因缘，《怒目少年》有记述，以后还要提到他。我和毕先生的关系是，我替学校抄缮名册文件赚零用钱，他在他的职位上照顾我。我向他辞行，拿出用手工做的纪念册请他题字。他想也没想，提笔就写。好像他早已想好了句子，正等着我。他写的是：

冰山有泪逢春瘦

雏雁无家入网栖

我一向爱读律诗，长于记诵对仗，这两句话很像是律诗中的一联，后来常念诵，常思想，陆陆续续有了解读。

“冰山”应该是指国民党，我们的靠山。国共两立，互为消长，抗战八年，共军壮大，在日军占领区到处建立根据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到处发展地下组织。那时世界思潮向左，中共在国际间到处有声望，有支援，趁着日本突然投降的机会，在华北和东北出面接收，国民党正像开始融化的冰山，暗暗缩小。

“雏雁”当然是指我们这些流亡的孩子。抗战已经胜利，流亡学生的身份还能维持多久？故乡成了解放区，又如何回老家？小鸟不能永远在空中飞翔，总要有个落脚之处，慌不择路，一头撞进网里，还以为那是个鸟窝呢！

毕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他的经验多，阅历广，世事如棋，他能看出下一步、再下一步。后事正如他所说，我们落入了捕鸟人的网罗。由他写下的两句话，可以体会他对我们的同情。往大处看，多少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很清醒。

我们这一群迷途羔羊离开蒲溪镇往西走，曹湘源是头羊，吴连长是牧人，宪兵十四团是饲主。第一站先到汉阴县城，老吴在那里等着我们。下午出发，昏黑到达，住在城南一个小村庄里。农家没有大房子，我们草草分成几组，各自找个宿处。我们住的地方，湘源没来看，湘源和他左右一批人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显然已经分化。

湘源放下行李，立即带着亲信人马，连夜急行军奔回蒲溪，蒋梦麟说的那块糖他没吃够，他非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打一顿，二十二中这一章难画句号。依他设想，蒲溪是个偏僻的小镇，简陋的农舍散布各处，一伙人蒙上脸，半夜三更闯进去又打又砸，呼啸而去，结果必定不了了之。这件大动作他完全瞒着我去干。

曹湘源一再说过，我们是“益者三友”：学友，难友，盟友。他说一同度过艰难困苦的人，彼此必定终生结交，同舟共济的情义，到老犹在。可是湘源以后的行为显示，盟友是可以随便抛弃的，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将相之间的事，也可以发生在平民身上。江湖行第一步，我就领受了深刻的教训。

那一夜，湘源扑了个空。对方都是老江湖，料到曹湘源有此一着，他们藏起来了。

第二天，听说老校长李仙洲将军在汉阴，我提议大家去向他辞行，他以无限爱心创校，我说“即使咱们给他磕一个头也应该”。我和湘源一同到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洽商，老校长拒绝接见。

这才知道，学校迁到陕西以后，不断有学生投军，老校长召见过知识青年从军的三百人，考取军校第一分校的二百人，除此以外，参加炮兵第十二团的，参加海军的，参加兰州特训班的，还有我们这批投入宪兵的，他一律不见。褒贬臧否，他心中向有一架天平。

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还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我和湘源最后一次合作。

4　最难走的路，穿越秦岭

那几天，吴连长很得意，招兵能一网捞上来五十多个“知识青年”，他立了大功。他料定我们是煮熟的鸭子，丢在汉阴城外不理，他带着班长和曹湘源住在城里，每天陪着他吃喝游逛，他认为掌握了湘源可以掌握我们全体。

谁晓得事有不然。

这一夜，我又在做那个梦，梦里一心想飞。我终于飞起来，飞得很勉强，费尽力气拉高，还是往下坠。哎呀，我的肚皮几乎要擦着屋顶了！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候，有人把我一把拉上来。

一个姓于的同学拉我起床，把我引到另一农家、另一间屋子，满屋子大约有三十个人，都是我们投入宪兵十四团的同学，众同学中间坐着一个军官，宪兵中尉。

中尉望着我点点头，不说话，同学们个个眼睛朝地上看，也不说话，他们正陷于重大的疑难之中。终于拉我起床的于同学打破沉默，他向我介绍，那位军官是宪兵第六团的郑排长，他引述郑排长的消息，开到北平去服勤务的并不是十四团而是六团，十四团留在陕西不动，吴连长欺骗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商量怎么办。

我冲口而出：“既然六团驻北平，我改投六团。”

郑排长微微一笑，他这才开口对我说话，一口陕西腔。他说他是本地人，做事要对得起当地父老，绝不说半句假话骗人，尤其不能欺骗纯洁的青年。他说十四团不可能驻北平（北京），司令部要他们留在陕西，派到北平去接收的是他们第六团，六团在西安一带的勤务已经移交给十四团了，正等候飞机空运北上。

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表态，影响了犹豫不决的同学们。大家释然，郑排长欣然。那时六团驻在西安附近的宝鸡整训，郑排长也是来招兵，也看准了流亡学生是个兵源，他也想到一分校和师范部去演讲，碰了软钉子，于是追到汉阴来挖墙角。他是怎样及时找到这些同学，这些同学又怎样想到把我拉进来，至今是个谜。

满屋子学生，没有一个想留在陕西，空运北上多神气啊，更加上要发泄对老吴的不满，立即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一次分裂把我和李孔思分开了，我曾在病中蒙他照顾，他于我有恩，可是他为人落落寡合，平时很难倾心吐胆。唉，反正以后的遭际祸福难料，也只有各人去碰各人的运气了！袁自立想了半天，也没通知他的好友陈培业，我们都有遗憾。

郑排长也带了一个班长来，姓张，他的老家就在邻村。我们连夜迁到那个村子去住，在张班长家过中秋节，张班长的母亲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气氛很温暖。第二天夜里，张班长带我们再换一个村子，经过“三迁”之后，我们从此和老吴、还有老吴带走的那些同学断了音讯，四十年后，一九八六年，我才找到其中几个人，但是一直到今天，始终没找到李孔思。

张班长说，我们“失踪”以后，吴连长酒气熏天，提着马灯满村搜寻，逢人便照，曹湘源望着空屋大哭一场。四十年后我写信告诉湘源，你如果每天有两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郑排长无从乘隙而入，湘源回信承认错误。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改投六团，我非常需要离开陕西。

由汉阴到宝鸡要经过汉中北上，沿途全是十四团的勤务区。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有，那要从安康穿秦岭到西安，十分辛苦。我坚持要走辛苦的山路，躲开十四团的势力范围，以免被他们扣留。郑排长说，他是本地人，强龙不敌地头蛇，老吴斗不过他。我说，扣留我们的未必是老吴。他说，六团团部会向十四团团部施压力，我说，我们突然脱离了十四团，是我们理亏，团部出面交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同学们都认为我的见解正确，大家讨论时，郑排长非常注意地看着我。

最后决定走山路，六团有个医官回团部，由他带队。秋风黄叶，上路的心情凄凉。好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冤家。第一站去安康，走的是回头路，半路要经过蒲溪。后来越想越发觉郑排长会办事，由汉阴到蒲溪五十华里，由蒲溪到安康九十华里，二分校就在蒲溪大道旁边，郑排长极不愿意我们走这条路，他得防止我们回到学校里面看看，进了学校和老同学叙旧，也许改变主意又留下读书。许多人从军出于一时冲动，求学读书是永恒的愿望，他必须使我们远离诱惑，以防功败垂成。

他设法弄来一辆大卡车运送我们，当年汉阴汽车极少，想必他费尽了力气。老吴不能把我们立刻带走，也是因为交涉车辆。车过蒲溪时特别加快速度，努力甩掉我们的旧梦。也是老天帮他的忙，学校门外的公路上有一个老者采樵归来，弯着腰挑着一担木柴，汽车与他擦身而过，吓得他踉跄跌倒，车轮卷起的飞尘埋葬他，露出一颗白苍苍的头颅，显出他在挣扎。我们在车上大笑，这一笑，我们忘记了二分校，确保了郑排长兵运的成果。这一笑，也笑出军心和民心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

安康和流亡学生有缘，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青年，送入四川。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一分校设在安康，我由老河口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如今抗战胜利，走来时路，说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心中却只有惶惑。

仅有的喜悦是匆匆拜访《安康日报》，《安康日报》副刊第一个把我的文稿用铅字印刷出来，它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报社是一座两层的小楼，编辑部设在楼上，副刊主编万钧先生和一分校的戴子腾老师早已等着我。我结识万主编出于戴先生介绍，我来向他俩告别。他们对我投入宪兵，没有一句询问、一句安慰、一句勉励，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万钧先生从楼下排字房请来一位王先生，好像是编辑部的负责人，他显然十分忙碌，握个手，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

这是我今生看见的第一家报馆，虽然简陋，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好像文字一经铅印，便入“古典”。它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手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岂是常人。这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登过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连忙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而且生了慢性疾病，今天回想，也许是黄疸。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给了他，我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难怪我一生不能聚财。

两年以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有了落脚之地，特地写信给《安康日报》，我说我是当年流亡学生中的忠实读者，我要求他们寄几份报纸给我看看。真难得，他们果然照办，而且是逐日付邮，连续一个星期。还是那样粗糙的土纸，还是那样缺边少框的铅字，一切并未因抗战胜利而改进。我本来想给他们的副刊再写几篇文章，这回我不要他们的稿酬，我要用文字酬答他们，可是他们的副刊已经取消了！我把报纸拿在手上抚摩久之，也惘然久之。

四十年后，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学长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想如果他肯来封信，开个头，从此温故知新，彼此都可以添制许多美好的回忆。可是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唉，四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难得了。

写到这里，又得加几行注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一九五○年，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国共双方隔着海峡，严厉隔绝一切联系，大家“两世为人”。一九八○年左右，国共都改变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和美国都可以自由交流，我开始设法寻找大陆亲友，自称“望乡台上看前生”。戴子腾住在湖北老河口，我寄去一份厚礼，他和我通信多次，但时存戒心，万钧住在湖南耒阳，根本拒绝和我联系，我完全没有机会对他表示回馈。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很轻，不能对称。

在安康，郑排长安排我们住在安康警备司令部控有的一座房子里，我们一步踏进大门，恰逢几个大兵烤狗肉下酒，他们用广东大兵特有的方法，如我在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里所记。我们闻见香气，听见他们猜拳行令，也听见如此议论我们：“这就是那批闹学潮的学生。”我才知道风潮也是成名的捷径，难怪诱惑多少“英雄”入彀。这是我对安康最后的记忆，回想起来并不舒服。

以后的路程是由安康北行。还记得在安康城北渡汉水，初觉风寒衣单，迎面漫山红叶，血光火色，联想国共两军正在东北华北作战。我们此去正是走向杀声重围，山尖峻峭，山脊像刀剑阵势，不知怎能穿得过去。想起“上帝不能造两座山中间不留空隙”，人从山缝里找路，人也在山缝里耕种，生儿育女。

穿越秦岭山区到西安，中间要经过镇安、柞水。在我们之前，一九四五年，日军进攻河南西部的时候，李永刚教授由河南走避敌锋，奔陕西安康，再由安康穿越秦岭到西安，他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他事后著《虎口余生记》，沿途经过的村庄城镇，他都记下名字和里程，我把书中记述的里程加起来，由安康到西安一共是五百七十华里。

这一段路，他携家带眷走了十天，我们轻装赶路，作息不同，他记下的那些地名，除了几个重要的城镇，我都不知道。各有因缘，大概我们留宿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我走路很慢，而且容易疲劳，大家迁就我，在山中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我听说李孔思和陈培业脱离十四团，再回学校读书，也走过这条山路，他们晨昏疾行，只用三天。分校主任本来拒绝收容他们，经过全体教师说情，级任导师担保，他们以悔过待罪之身，勉强读完最后的课程。

记得第一站在东镇街投宿，镇安县境。这是一个依坡而建的小镇，层层石级穿街而过，见妇女挑着两桶水挣扎而上，心中恻然，那时只听说自来水，没见过，暗想山中人哪一年有这个福气。想起全家逃难时我在外乡自己挑水的经验，念现在有谁替我家挑水。

那一夜，我们投宿山家，郑排长忽然出现，他一直远远地尾随我们。他为什么不辞辛苦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后来知道，他唯恐我们有人反悔，特意在后面拦截。中秋刚刚过去，月亮反而更团皎洁。他带来一瓶酒，托山家做了两样菜，说是陪我们赏月。我们坐在山村的小院里，夜色中四围皆黑，我们先看见光，后看见山，最后看见月。月光下看重重叠叠山，世界如同废墟，人和月的关系反而亲切，忘了月球也是废墟。有几位同学轮流向我劝酒，静悄悄望着我的脸让我一个人说话，我醺醺然，忘了我是谁，恍惚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文明毁灭，唯我幸存。又以为自己是李太白，笑傲江湖，五岳看山不辞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原来劝酒出于郑排长安排，趁我没注意，他离座走进屋去检查我的书包，取走我的毕业文凭。他以为我没有文凭就没有其他出路，也就没有脱队的动机，我的态度可能左右其他同学。经他导演，这些同学都做了称职的演员。我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后来我到台湾，又遇见美酒当前唯我独尊的场面，一伙平时自视甚高的人忽然谦虚和蔼，我就料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郑排长虽不光明，仍然磊落，我们接受新兵训练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忽然来到营房探访我们，他只说来看看大家，没有一句八股，然后他掏出那张文凭当众还给我，说明他为什么扣下我的文凭。

还记得镇安县城很小，站在市中心可以望见城墙，墙高刚刚超过人的身长。县政府的规模大约三房一厅，石墙瓦顶，算是全城最好的建筑，衙门大开，门外没有卫兵，黑黝黝空荡荡的大堂中间摆一张方桌，铺着红布，非常安静，桌上没摆文房四宝，古人称道的“花落讼庭闲”，也许就是这般模样。但愿不是这般模样，因为这并不代表民间没有争执，更不表示所有的争执都已公平解决。

还记得有个地方叫火地塘，那里的小旅店，依我们抗战流亡时的标准看，也太简陋肮脏。此去东北也是赴汤蹈火，所以记住了这个地名。彻夜山风呼啸，默诵“我是太阳，我是永远不灭的火”，这支歌一向使我热血沸腾，火地塘之夜却不能增加体温。一度唱到“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柔情，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流下清泪，因为我已一无所有，也就一无可舍，也就没有那份能舍的悲壮，这才体会到“舍”也是福气。

一路投宿，多在山家，石板盖的小屋，立在石块铺成的小径旁。没有院子，屋子里湿气很重。叠石为灶，大石当床，小石当枕头，只差石头不能当被子盖在身上。原来石头有香味，还有一种石头夜间发光。一宿无话，好像睡在石头缝里，山静似太古，我恍惚觉得是一个长生的人猿，从史前活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山中人腿短，个子细小，像山上的苦竹，他们爬山太多，脚趾抓着鞋子生长。男女都穿自己染色的粗布，黑如铁片。七岁八岁的孩子光着屁股，但是眉清目秀，看了觉得“疼”爱。他们沉默，不问山外事，我们喧哗，不问山中事，彼此面对面，中间隔着无形的山。

书上说，秦岭以南的人吃米，秦岭以北的人吃面。我们在秦岭，吃的是水煮玉米屑、加入白萝卜、用酱油搅拌成团。滋味不坏，一面吃一面算计缺少哪些维他命。我们能买到的菜只有豆腐，想零食，只能两元法币买一斤胡桃。两块钱算什么呢，安康的猪肉二十几块钱一斤，这里胡桃满山是，他们收两元法币还觉得卖了好价钱。

每天夜晚我都要想一想：人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住在山里？为什么不离开？“路是人走出来的”啊！那时候，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是格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走，一定要走出去，山路崎岖，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冰冷，一天之内好几个寒来暑往，由脚掌到足踝都磨出高温，如炙如烤。走啊走，推开群山万壑，人要走路，山挡不住。一路都是晴朗的天气，风云变幻都在山外，偶然夜间有一阵小雨。夜宿农家，枕上听雨打蕉叶，早晨一看，门外并没有芭蕉，怎么回事，想了很久。

越走山势越高，登上最高峰，有一片平地，没长树也没长草，居然有座庙，庙门居然加了一把大锁。山风如海啸，逼得我们不能走，在地上爬。这地方没有鸟，山坡挡风，树木才有机会歪着插在石缝里。我大喊一声，声音被风裹去，连我自己也听不见。高山比较接近太阳，反而比平地冷，书本上说，高处水气少，热量散发也快。不敢想象高寒最处，四顾无路，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来到这里。天空大了几圈，下望群山罗列在云中，一望无尽，云无尽山也无尽，看山尖把云海戳破，冒出头来，想象海上仙山。我并不指望遇见神仙，只盼出来个和尚，可是没有。

越过这座最高的山峰之后，山路忽然平坦了！后来研习小说戏剧，情节冲突到达最高潮以后结束，跟秦岭山势吻合。多年后，我的秦岭经验帮助我领悟什么是“法自然”。到此山势尽，衣服不再每天湿透，汗水流完，心中一喜。路渐渐平坦，两旁巨岩有如拱门，大概就是谷口。谷形南北狭长，据说这是清军追击白莲教的战场，清军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打一个大胜仗，来一次大屠杀。这地方怎么能打仗！纵是深山最深处，兵家也有理由必争。

看见瓦房骡马，看见举世闻名的窑洞，陕西土质有黏性，气候又干燥，陕西人借山坡或土丘挖洞居住。窑洞名气大，里面住过王宝钏、毛泽东。看见以一排窑洞做校舍的中学，学生进进出出，活泼可爱。有些窑洞分两层，如同楼上楼下。洞门长圆，一团漆黑，很神秘，想起陕北的无产阶级革命。再往前走，踏上公路，看见中央军官学校七分校的学生，人字呢军服，宽皮带，英挺鲜亮。没想到日后大对决，大崩溃。

匆匆过西安，夕阳西下，人也实在累了，不能欣赏城门城墙的古意，只嫌灰暗没落。看见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满街跑，身旁坐着中国少女，长发，涂很浓的口红。没想到日后北平出现“沈崇事件”，国民政府大伤元气。看见一片妓寮，屋内有人拉胡琴唱戏，屋外电灯光下冷冷清清，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毛衣拉客。经过一处路旁，停着一具棺材，几个学生在材头烧香，上前探问，知道是某大学的一个女生死了，想起流亡学校郊外的累累新坟。后来读圣奥古斯汀自传，他第一次进巴黎时经过巴黎最肮脏落后的地段，以致终生对巴黎没有好感，我跟西安的因缘不幸也是如此。

俱往矣！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报道说，西安至安康间铁路业已修成，全长二百六十七点八公里。这条铁路号称隧道最长，桥梁最多，建造车站最困难。秦岭隧道长十八公里，中国最长，亚洲第二，世界第六，最长的有一千六百米。还是今天的人有福气，他们穿越秦岭再也没有我们的艰苦经验。

然后新闻报道说，西安到安康一线，要修双线电气化铁路，正在用岩石掘进机挖掘世界上最长的隧道。秦岭深处被人发现“秀才村”，平均每四户人家有一个大专学生。还有一条消息说，日本人小椋英勇到秦岭捉蝴蝶，违反中国法律。秦岭和大专学生，电气化铁路，还有蝴蝶等名词一同出现，我有说不出理由来的轻松。

当年我们徒步穿越秦岭，发挥了抗战时期锻炼而成的毅力，但是结局很可笑。我们在西安钻进火车，那时火车一路震动颠簸，座椅用木条制作，屁股像挨了板子一样痛。夜间行车，无从领略秦川风光。西安到宝鸡，一七三公里。宝鸡下车，鱼贯而入一个大院，四面有围墙。我们还没坐定，大门口已布下双岗卫兵，我想出门寄一封信，竟不可能。实在没想到，出了李仙洲的保险箱，关进宪兵团的保险箱，第一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日军隔绝，后来第二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社会隔绝。

5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上）

我们在宝鸡城内略事休息，开到一个叫做马营的小镇去接受新兵训练。今天看地图，马营在宝鸡城东南，隔着渭河，我不记得有河，因为受训形同囚禁，根本不准外出。

马营没有寨墙，出操的时候，操场和田野连在一起，但是班长们好像能使用巫术，他们在操场四周建起无形的高墙，我们能望见田间的小径，却不能走上去，我也从来不想走上去，我的心思意念到操场的边缘为止。即便是野外教练，我们的“阵地”也选在马营镇的东南，马营的房屋隔断视线，我们看不见那河，更看不见宝鸡县城，他们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

马营的营房本是一座庙，那时乡镇庙宇都有大院子，容纳信众朝拜，都有很高的围墙，阻挡外面的红尘，正适合做管理新兵的地方。“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流水已把庙内的任何痕迹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在鲁南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从不住庙，如果万不得已要住，官兵不入正殿，荤腥不入庙门。国民政府的军队是鲁莽的，流亡期间见过几座庙宇，正殿神像所穿的锦缎袍服都不见了，据说是被军官的太太扒下来使用了。我能想象，马营这座宗教信仰的中心如何一步步遭受破坏。

我们各地来的新兵编成一个连，叫做补充连。那时宪兵连的编制是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个人。编队时，每排第一班都尽量挑选长相好、反应快的兵摆出来，排横队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最前面，好比一本书的封面，上级长官来训话的时候，可以看见最好的阵容，那时候，上级长官会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来，伸手一指，要一个兵回答，他总是随意从第一班挑人，列兵能答上来，连长才有面子。我们流亡学生分散在三个排里，却又大部分集中在每排的第一班里，这种安排显出我们是补充连新兵中的精英。

我编入第一排第一班，全连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全连的前面，尤其是面子中的面子。我的个子高，站在第一班的排头。“排头兵”也是个荣誉，他是本班的标兵，操演班队形变换的时候，排头兵要立刻了解口令的意旨，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指定的地点站好，全班列兵跟进，如果排头兵错了，全班的行动都错，如果排头兵慢了，全班的行动都慢。据说在火线上如果正副班长同时阵亡，排头兵立刻暂时代理班长。

我们立刻知道宪兵根本不能保送升学，我们的薪饷服装和步兵完全相同，宪六团服勤的地区并非北平而是沈阳。真奇怪，也不知消息从哪里来，立刻人心浮动。班长不动声色，他们有经验，知道怎样走下一步棋。

那时练兵，操课作业全在户外，营房只是睡觉的地方。倘若老天下雨，大家可以窝在地铺上，钉纽扣，写家信，伸懒腰，十分舒适。所以雨天是军中四喜之一，军中流传一首四喜诗：“早操逢阴雨，病号盖被子，安寝无岗夜，月底加菜时。”第二句需要解释一下，早晨起床以后，人人把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整天不碰不摸，晚上睡觉才准许打开。若是生了病，准了全休的病假，就可以盖上被子休息，滋味十分甘美。

可是福兮祸所依，“暗账”也可能在下雨天欠下。

下雨天也是擦枪的时候。那时，上面发给我们一支步枪，“汉阳造”，即使在游击队里，这种旧枪也是姥姥不疼，奶奶不爱，可是现在我们得好好地伺候它。军中对擦枪要求很高，规定很琐碎，那没上过战场的人不能领会“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只觉得这玩意儿既麻烦、又无聊。那位于同学，汉阴之夜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的那个人，协助郑排长挖人，功在六团，他在擦枪时想起读书的日子，他说了几句愤慨的话，“那些和我们竞争的人正在物理！化学！我们在这里玩弄一块废铁！”停了一会儿，他居然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尽头（意思是前程远大），他们已看见我们的尽头（意思是从此完蛋）。”他越说越气，举起手中的步枪往地铺上一丢。“老子不甘心！”

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于同学放言无忌，小报告到了班长的耳朵里。

全连官兵紧急集合，站成戏剧舞台所谓“三面墙”的队形，当时的“军语”——称之为讲话队形。连长先作了简短的训话，他说于某某严重破坏纪律，不可饶恕。接着两名班长把于同学架出来，按倒在队形缺口处的地上，打屁股。他们朝这人的口中塞一块软木，防他因疼痛咬断舌头，又在他小腹底下垫一个枕头，防他疼痛时挤破睾丸。最后一个步骤是，两名班长拉紧他的裤子，否则棍子打下去，裤子的褶皱会像刀刃一般纵横割裂他的皮肉，使他久久不易复元。

本班的班长负责行刑，用乡下人挑东西的“扁担”代替军棍。我不敢看，闭上眼睛，听声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个人不同的表情，真个是感同身受！听觉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说包括）视觉和触觉，四年后我进广播电台写广播稿，这番体验帮助了我。

打完了，队伍解散，班长立刻架起挨打的人，协助他艰难地踱步。班长知道要走满多少步，才可以把他领进禁闭室，把他平放在门板上。班长立刻褪下他的裤子，双手蘸满烧酒，为他推拿。他们还有一个偏方，把旧鞋的鞋底烧成灰，敷在打破了皮的地方，帮助伤口提前愈合。这是一套制式作业，唯有如此，挨打的人才不会留下后遗症，成为连队的弃材。

新兵的抱怨立刻无声，窃窃私语也消失了，人人对班长的眼神反应灵敏，自己的面部表情却逐渐麻木，然后随着操场上基本教练的进度，每个人的肢体动作机械化了。人人随着班长的大呼小叫惊魂不定，同时又中规中矩，全部生活没有余地可以躲避，没有余暇可以喘息，以前，生活是悠然神往和忐忑不安合成的，现在只有麻木。

我们在马营受训六个月，前三个月高潮多，每月都有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大刑伺候，另外两个是陕西青年。班长们也实在能干，他一天花多大精神监视我们，教育我们，打骂我们，连半分钟休闲也没有。他好像永不疲倦，我们的一切过失，他都能立刻发觉。

他们每一次举起扁担来的时候，我都闭着眼睛，坚持不看。我心里一直想，他们行刑的动作怎么这样熟练，默契怎么这样好，他们究竟干过多少次了？尤其是受刑者嘴里的那块软木，每个班长行囊里都备有一块，一定是经过多次试验改进，定出规格，代代相传。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传统是花了多少时间形成的？在此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咬断了舌头、挤破了睾丸？

在第一次大刑的震慑之后，各班班长面目一变，整天不说，不笑，只发口令，打人。他们管打耳光叫烧饼，管拳头叫面包，管脚踢叫火腿。那年代，我们没有人见过面包，也吃不到火腿，班长们使用这些代称，显示他们的幽默。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

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人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

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亲亲热热叫声老大娘老大爷：“八路军把鬼子打退了，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

以我亲身体会，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到老百姓支持。一九四九年，那时国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湾卖文为生，下笔东拉西扯，不知轻重。我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后来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谓“法准”。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想起来，毛骨悚然。

班长们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多谢那些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据说，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挨过板子的人，左手手心肿得像托着一个包子，他用一只手吃饭，咬着牙。有位同学帮他穿衣服，流下眼泪，班长发现了，也挨了几拳。班长认为流泪是一种批判，一面打他，一面追问：“班长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说！你说！”

有一个新兵，唉，我也别说他的姓名了，相貌骨架都好，如果有心培养，将来是个人才。可惜他有个坏习惯，话多。也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宪兵学校快要撤销了，由中央军校设一个宪兵科，训练宪兵军官。

倘若这样，宪兵与步兵炮兵同列，丧失了自许的特殊性，很难再宣传自己是“法治之兵种”，做不成“革命的内层保障”，也不再是“领袖的近卫军”。虚幻的荣宠丧失了，对宪兵是难以容忍的毁谤。班长们叫这个同学站在院子里，一床棉被蒙在他的头上，几个班长把他围在中间，轮流加以拳打脚踢。这有个名堂，叫“八国联军”。如果在三伏天，烈日下，蒙在被子里的人又痛又热，惩罚的效果最大，我们冬天受训，“联军”的战果稍稍减色。

这个阵式像排球选手练球，“八国”原则上稳站不动，把你打得东倒西歪，你歪到哪一“国”的手下脚旁，哪一国踢你捣你，用一拳一腿之力把你送给另一“国”。他们边打边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受处分？起初当然不知道，这是执迷不悟，该打，后来回答知道了，好，罪有应得，继续打。

“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我正坐在第三排杨排长的卧房里，他召我个别谈话。他听见窗外“八国联军”的杀伐之声，沉默下来，他好像考虑要不要介入。依照训练时期的不成文法，排长不能干涉班长的教育手段，为的是保持班长的权威性，班长是抟捏新兵人格的工匠。但是他好像认为够了，再打下去太过分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连长的声音，他出来结束了列强的“侵略”。连长名叫朱腾，从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我在公元二○○二年追述公元一九四五年的新兵训练，阅读相关资料，发现军中有些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军淮军，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经过北伐抗战，一直留传到国民党的台湾时代。

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两句格言在军中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训练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炼之中，磨炼也就可以冒充训练，磨炼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为乐趣的心态，也就百年不绝。

班长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们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臂拗不过大腿”，胳臂又细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壮，是强者，恃强可以凌弱，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后来知道，这些话也是不朽的经典。

排长们说话和行为比较文雅，对班长的这一套采旁观的态度，不管怎样，班长把我们“打碎了、和成泥、再捏一个”，他乐观其成。我们的张排长提醒我们“义不掌财，慈不带兵”。言外之意，一切小心。后来有位姓何的来当过几天排长，他没那么含蓄，他告诉我们军中流行两句话：“连长打死人，团长杀死人。”也就是，连长可以把一个兵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兵的伤养不好，死掉了，连长可以报这个兵病死，上面不会追究。作战的时候，团长可以用抗命或作战不力的罪名就地枪毙士兵，上级也不会调查。他豪情万丈，自己甘愿先吃兔子后喂狮子，也就是“我先杀你，上级再杀我，我看见你死，你看不见我死”。

我对这种训练非常失望，他们要把我们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他们要我们对暴力屈服，承认一切现状合理，这哪里像是训练“民众之保、军伍之师”？这样训练出来的机械人，又怎能担任“革命的内层保障、领袖的近卫军”！班长常常反复训示：你可以折断一根筷子，你不能折断一把筷子。他只是要把我们变成筷子。

班长们联手营造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入骨髓的恐怖气氛。他们确实精力过人，料事如神，我们的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全在他们的掌中。他们永远不休息，似乎也永远不睡觉。半夜，人人熟睡的时候，一个新兵起来上厕所，班长立即跟踪而至。偶然，两个同学趁左右无人，说几句悄悄话，转脸一看魂飞魄散，班长不知何时从天而降，逼你把对话重排一次，再罚二十个卧倒起立。

两个月以后，我们同学之间断绝了一切沟通，如果还有谁找你攀谈，那人准是班长派出来的线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裸体，都好像透明，班长不戴手套，爱摸我们哪里就摸哪里。夜晚熄灯以后，我倒在枕头上，努力使呼吸均匀，唯恐有人数算我呼吸的次数。我合上眼再也不睁开，唯恐看见班长的眼睛正在上方注视，看我是真睡还是假睡。据说，在电影院里，如果一个男孩目不转睛地看前排的一个女孩，那女孩的后脑勺就会觉得有压力。我每夜总是带着这种压力。

新兵训练和流亡学校的新生训练确乎不同，两者的区别，并非仅仅是严格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设立学校是教学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别人生存，新兵训练却是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归于尽，依军中通用的语言，这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这是“必死不死，幸生不生”。这是最特殊的一种训练，也是最反常的一种训练。

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对大兵没有退伍后的照顾，没人设想他活到七老八十。五十年代，国民党退守台湾，知耻知病，痛改前非，尊称老兵为荣誉国民，负责养老送终。八十年代，台湾“解严”，人民可以自由游行请愿，老兵也为自己的利益走上街头。竟有做过大官的人不以为然，依这位退休特任官的意见，老兵当年在营，作战不力，这个战役也没成仁，那个战役也没取义，一路败退到台湾，依赖政府养活直到耋耄之年，他们还有什么资格争长争短？他的意见能代表某一些人。

我后来逐渐明白，军队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业不同，因之，军人所受的训练，“老百姓”很难了解。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

新兵训练是一种轮回，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如此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当然不会爱民，一个人格破碎的人很难有爱，更难有大爱，除非后来从宗教情操得到救赎。如此这般成长的人又怎会威武不屈？如果班长是他们的教士，“胳臂拗不过大腿”、“别想拿鸡蛋碰石头”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圣经，后来内战的战场上，处处有“四十万人齐解甲”的大场面，也就事出有因了。

那时，跟我们隔着秦川平原生聚教训的中共，可不是这样练兵的！我得承认，自大清朝廷、北洋政府、国民革命军是一套文化，中共的解放军另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当年宪兵团的苦修也使我受到什么造就，……一九四九年，我逃到台湾。台湾成为反共基地，出现了所谓白色恐怖。我凭着马营的学习心得，可以料到他们做什么、怎样做，我能理解、能忍受、能躲闪、能坦然相对。我把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减到最小，可是也萎缩成一棵从未盛开的花。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宪兵上等兵都是高中毕业，打骂教育完全废除。服役时有成就感，三年退伍，转业渠道也多，当宪兵是青年的一条好出路，可惜我早生了几十年。

6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下）

有这么一个故事：法国文豪雨果出国旅行，到了某国边境，接受检查登记，他和值勤的宪兵有一番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雨果。”

“你靠什么谋生？”

“笔杆子。”

于是，宪兵在登记簿上写道：

姓名：雨果。

职业：贩卖笔杆。

我现在记述的那个年代，中国一般宪兵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如此吧？《中华民国建军史》说，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成立宪兵，明文规定要小学毕业才可以报名，事实上当时国民教育不发达，学童入学率很低，招兵时降低水平，只要识字就行。

说到识字，当年文化界曾经辩论“文盲”的定义。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识，就算文盲，翻开《康熙字典》看，我们有多少字不认识，我们都成了文盲？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是文盲，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强烈，无论如何都认识自己的姓，中国没有文盲？这一次，宪六团吸收了很多陕西乡村和山区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到底算不算文盲？

这一次，吴连长到汉阴招兵，从二十二中一口气吸走五十多个中学生，算是破了宪兵历史上的纪录。

新兵训练掌握在班长手里。各宪兵团选拔优秀的上等兵，保送进宪兵学校军士队受训，结业后成为班长。所谓优秀，是指木马跳得高，单杠耍得转，打野外跑得快，立正姿势站得久，并不重视他们的学科。

我们新兵连有九个班长，三个副班长，我们很快发现他们除单杠、木马和立正稍息之外，严重缺乏必须的知识，只有一位郭班长，名叫郭伟，高中毕业，学冠群僚。当年马营有难同当的陈百融同学帮助我回忆，写出九个班长的姓名籍贯，他们多半来自陕西省的乡村，我今天隐恶扬善，也不必都写在这里了。

我们那一连新兵的程度悬殊。招兵除了“只要识字就行”，还有意外收获。那时抗战突然胜利，时局激烈变动，出现了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临时有饭就吃。有一个人姓马，模样瘦、高、黑，果然长了一副狭长的脸。战干团出身，业已做到步兵连长，却突然变成和我们一同入伍的新兵。他对班长们十分恭顺，并且从不和我们任何新兵交谈，很懂得适应环境，班长也从不难为他。还有一位姓崔，身材矮胖，脸上有白麻子，第二十八集团军军官训练班毕业。还有一位，据说是黄埔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大家将信将疑，六团到沈阳，他果然做了某军的炮兵连长。新兵赵静佚，他的姐姐是国民政府驻美外交官，我们经过上海时，这位姐姐曾来探望弟弟。国府要人魏道明有个外甥，流落陕西，也进了招兵人员的网罗。熊允颐军长的儿子与继母不和，离家出走投军，更是宪兵连的“特殊材料”。凤翔先修班的流亡学生也来了十来个，他们是高中程度，连同我们从十四团改投六团的这三十个初中毕业生，人数超过全连三分之一。据说自宪兵成立以来，新兵的成色从来没有这样十足可观。不久六团开往东北，经过南京，南京当地的宪兵开了个欢迎会，六团沙团长致词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连有五十个中学毕业生”，赢得热烈掌声。

这一批新兵给那些班长很大的压力。有人说笑话，军训教官懂一二三四，音乐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学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现在是只懂一二三四的人当权，管理教导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人，班长们有自卑感，他们必须打人维持尊严。他们知识不足以服人，道德不足以感人，气质不足以诱人，但膂力过人，打人最方便，最占优势，收效也最快。多年后，我读某一位俄国作家写的故事，他说他母亲一向用体罚管教孩子，母亲常说，“打一次比不打两次更有效。”班长们一定完全同意。

班长在训话的时候说过多少次：“你们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蹲着。”以驯兽师自况，有优越感也有危机意识。这是没知识的人打有知识的人，这是行骗的人打被骗的人，也是吃饱了的人打吃不饱的人（新兵连的伙食很坏）。

每天晚点名后，班长有一段单独训话的时间，每一排三位班长轮流值星，值星班长可以对全排训话，我有机会领教三位班长的言论，他们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个班长很得意地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推”。你们不长进，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说，一面做出推动的手势。

有一次，某班长表示他也懂平面几何，喊过“向右看齐”的口令之后，嫌队形不够整齐，大吼一声：“两点之间可以成直线，你们有这么多点，为什么还不直？”他不知道，点越多，线越不直。

班长训话到段落处，照例高声问我们：“听见了没有？”依照我们所受的训练，全班必须喊破喉咙，齐声回答：

“听见了！”

再问：“听懂了没有？”

再答：“听懂了！”

三问：“记住了没有？”

三答：“记住了！”

回答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雄壮，我们觉得可笑，无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经。

有一个班长说，部下必须相信长官，信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张钞票明明是一张纸，大家相信它是一块钱，它就是一块钱。这话没有经济学常识，我们仍然齐声高呼：听见了！听懂了！记住了！

确实记住了，我直到今天没有忘记。

几个月后，我们开到沈阳，赶马车的人沿街喊着：“一张票！一张票！”（一张一元的钞票。）意思是，市内车费由一块钱起价。不久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赶马车的人照样喊叫“一张票”，这张票已经是十元的钞票了，虽然大家比以前更希望那张纸是一块钱，又有什么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金圆券出笼，当时币信很高，多少人把黄金美钞送进银行换那张纸。几个月后，币值惨跌，老百姓用钞票糊墙，焦头烂额的我还草草想过：那位班长现在怎么样了？他怎么修改他的训词？

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班长们常在训话时诵念四首劝学诗，那是四首七律，作者吴澄，陕西的一位进士，陕西籍的班长们以他为荣。班长念诗，囫囵吞枣，我始终听不清全文，我也怀疑班长了解全文。我还记得有一联是：

人不修习何异兽，

蛇能变化亦成龙。

意思不错。四首律诗的最末两句都是：

拳拳相勉无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功。

班长如此反复叮咛，实在教我伤心。我们那时不到二十岁，“三十年前好用功”，无异责备我们轻易放弃了学业，浪费最宝贵的光阴。学者说，三十岁以后，人多半是重复、加强他三十岁以前学到的东西，三十岁以前奠定广度，三十岁以后只能堆积厚度，老进士的话可以如此解读。可是你们把我们从学校里骗出来以后，怎么可以再对我们念诵这样的教条！他们迫切需要材料使用，却不知此时劝学，失言失人，他们但充面子，不计后果，也可能不知后果。

每天晚点名的时候，照例要唱宪兵学校校歌，这是我们跟宪兵学校唯一的关联。我们是被他们用宪兵学校的名义骗来的，校歌声中有绵绵的新愁旧恨，对别的新兵，校歌连这一点感应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试看歌词：

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

充尔德性，肃尔威仪，大仁大勇，独立不移。

克励尔学，务博尔知，唯勤唯敏，唯职之宜。

军有纪律，国有纲维，孰为之率，唯尔是资。

完成革命，奠固邦基，匪异人任，念兹在兹。

歌词的体例仿照中华民国国歌。国歌源于党歌，党歌歌词本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那时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国歌，没有考量十三年后文化风尚和社会需要，只求在文献形式上延续传统，就歌词论歌词，已是一失。宪兵学校校歌继承了国歌歌词所有的缺点：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国歌歌词押的是 ong 韵，离暮气太近，离昂扬的朝气太远。宪兵学校的校歌不见前鉴，押司，资，兹，声音从牙缝里出来，押施师，知，基，有“气”无力。而文字艰深又超过国歌。

黄埔军校校歌押 wu，同样不顾声韵，使人想起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形容的“其声呜呜然”，可见当年南京重庆主持文宣大计的人，如何忽略了听觉。他们只想到继承已往的五千年，没设想开创未来的五千年。后来这种模仿繁衍成派，陆军后勤学校校歌，陆军化学兵学校校歌，工兵学校校歌，都学黄埔，不避 wu 韵。国防管理学院校歌，中山理工学院校歌，都学国歌，四言一句，不避 ong 韵。这些歌词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

宪兵学校校歌的曲谱倒是容易唱，听来也雄壮，里面有一段掌故。当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用孙中山先生的一段遗训作词，公开征求曲谱。负责决审的大人先生，采用了一首庄严肃穆的黄钟大吕之音（程懋筠作曲），另一首较为轻快活泼的进行曲，列为第二名（于镜涛作曲）拍板决审的大员但知满足自己的庙堂趣味，脱离大众国民。中华民国国歌的曲子，起初太强调字的单音，像祭孔的音乐，后来由低音到高音，差距太大，要受过声乐训练才唱得完。普通常见的情形是，开始大家一齐唱，以后调子越来越高，唱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七零八落，溃不成声。有人说，这是象征国祚不永。

宪兵学校成立，处处想表示宪兵的特殊和不凡，不但采用了这首几乎成为国歌的曲谱，也模仿国歌作词，全体宪兵都唱这支歌，事实上成为宪兵的军歌，那年代，也是一首大多数宪兵唱不清、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的歌。

也就在这时候，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农村出身的中共干部，喜气洋洋地传播他们炮制的顺口溜：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愚夫愚妇、男童女童朗朗上口。

每天晚点名之后，全连官兵一同朗诵军人读训，制作文本的人简直拿大兵开心！例如：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

第十条：诚心修身，笃守信义，不容有卑劣诈伪之行为。

招兵时“卑劣诈伪”，练兵时“倨傲粗暴”，带领“只要识字就可以”的“老百姓”，念模糊不清的咒语。班长训话，从来不敢引用这些条文。晚点名时，班长入列，我个子高，做排头第一名列兵，三位班长就站在我旁边，我听得见他们随众朗诵，咬音不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几个什么字，有时候，他把第九条的（亵荡浪漫）和第十条的（卑劣诈伪）掉了包。

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班长也有教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他们的立正姿势很标准。他们上单杠、跳木马轻快如同游戏。他们卧倒、起立、踢正步漂亮迷人。他们只有把心思都花费在“术课”上，他们也的确是很好的教练。

我们为了把立正站好，冤枉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时间。对于立正，步兵操典冗长琐碎的规定，每一个班长都背得烂熟，到了排长，能把立正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挂钩。我们站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站成木雕泥塑，死灰槁木。这是一桩永远修不完也修不好的把式。我不相信这样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不相信一位大将“独立三边静”的时候，“两腿并立，两臂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我相信这样可以产生很好看的卫兵和仪队。

踢正步的经验也痛苦不堪，我也怀疑有任何价值。尤其是训练踢正步，先要“拔慢步”，腿抬起来，手臂伸出去，做出正步走的姿势，却站在原地不动，简直是一种苦刑，弄得人人夜里睡不好，白天站不直。那时规定，齐步走每步七十五公分，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脚尖向左十五度；正步走又要脚尖向右，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后来我读到蒋介石主席一段训词，他说，“可以先求内容、后求形式，也可以先求形式、后求内容。先有形式、后求内容，易；先有内容、后求形式，难。”是了，他想先有形式、后求内容，他想由徒具形式的教员、训练出精神内涵充实饱满的学生。

现在知道，当我们恨不得个个站成植物人的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正在苦修另一门功课：战士怎样背着炸药包，挨近碉堡，悄悄坐下，背上的炸药包紧紧靠在碉堡上，自己断然引爆。他牺牲了，可是碉堡也炸出缺口来，被后继者一举攻下。他们完全不需要什么立正姿势。解放军从来不问全班士兵的鼻尖是否在一条线上，全班的棉被是否折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他们卧倒，起立，也不必像天桥的把式一样好看。

现在知道，我们那些班长，每天在操场上呼天抢地，不过是为了“齐步走”——全排士兵的脚掌同时落地，为了“枪放下”——全班士兵的枪托同时落地。那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干部，正在训练他们的战士如何对付国军的坦克，他们轻轻松松，以各种姿态，各种腔调，对坦克发出讥讽：

一怕天黑看不见。二怕步兵被切断。三怕飞雷和炸弹。四怕集束手榴弹。五怕战防枪。六怕战防炮。七怕火箭炮。八怕黑头穿甲弹。九怕有沟过不去。十怕白灰烟幕弹。十一特等射手打它的瞭望眼。十二英雄上车塞进手榴弹。

班长常常问我们：世界上有物理博士，有化学博士，你们可听说有军事家博士？没有，确实没有。班长又问：为什么军事家没有博士呢？他说，因为军事学问太高深，单说立正姿势已是神妙莫测，谁也没有资格评定他的成绩。班长侃侃而谈，洋洋得意，虽然对列兵讲话，也站出一个漂漂亮亮的立正来，仿佛他就是军事家。那时我已知道，因为大学没有军事家学位，所以世上没有军事家博士。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军事学校开始设置硕士学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专家指出，踢正步有碍健康，减损战力，“踢正步的过程中，脚后跟经常猛烈着地，在医学上确实有伤及脑部之虞。世界上踢正步的国家早已不多，美、英部队不踢正步，军力一样强大。国军踢正步应系沿袭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陆军，日本则学步自德国普鲁士军人。战后的德国已不踢正步了。”老天爷！专家的发现往往是生活经验和常识的学术化，我怀疑，除了踢正步以外，训练立正姿势也“有碍健康、减损战力”，我们有许多人“立正”时昏倒在操场里。而且我怀疑，后来内战正式开打，国军坐困孤城，死而后已，正是“立正”训练的长远影响。

7　两位排长怎样庇护我

马营的打骂有教无类，我却没挨过打。新兵训练分“术课”和“学课”两大门类，传统偏重术课，像单杠、木马、跳远、拳术等。我有相当程度的“麻烦症候群”，不能承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回忆录第二册《怒目少年》有详细记述），马营新兵连六个月，我的术科成绩落后，挨打的机会很多，本该每天小打一次，每星期痛打一次，可是居然没有。

这是奇迹，我有奇遇。多年以后，我写出两句众人引述的话来：“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马营如果是地狱，我有幸遇见天使。

马营第一天，我们鱼贯进入营房，一个军官站在大门以内的走道旁注目看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新兵连第三排的杨书质排长，那天他是全连的值星官，他要观察我们。由这件事情可以推论他是一位既优秀又尽责的排长，他这么一看，发生了我和他今世来生的“殊胜因缘”。

新兵连的三位排长是：第一排排长张志华，陕西临潼人；第二排排长姓黄，广东人；第三排排长杨书质，河北沧州人。杨先生有“书生气质”，使我联想“下马草檄，上马杀贼”。开训一个星期，我的弱点完全暴露了，杨排长庇护我。后来知道，杨排长对连长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位列四强之一，军队的素质逐渐提高，如果宪兵的知识水准比他们低，就很难执行勤务。杨排长说，文武全才难得，只有取人之长，兼收并蓄，量材施用。训练新兵，他主张要给体质比较文弱而文化资质优秀的青年留下一席之地。当时在六团、甚至在宪兵司令部，这都是相当“前卫”的看法，感谢朱腾连长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时，在新兵连的三位排长之中，杨排长年纪最轻，今天推算，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学识丰富，据说，他在宪兵学校受训的那两年，每逢星期假日，人家坐茶馆，进戏院，三朋四友打麻将，他去听名人演讲，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那时宪兵学校有学员队和学生队之分，学员队招收军校毕业生，施以一年的专业训练，使他具有宪兵军官的资格；学生队则是宪兵军官的“科班”，受完整的宪兵军官教育，是宪兵的嫡系正统。杨排长出身学生队，年轻有为，说句很俗气的话，行情高，面子大，他也说服了第一排的张志华排长。

马营受训六个月，连上对我的术课没有严格要求。训练进行到后期，每月举行全连术科大竞赛，评审官给每个新兵打分数，给每个班算出平均分数，给全连九个班排定名次，如果名次低，班长的考绩也低。第一排第一班赵班长提出异议，认为我的分数会把第一班的名次拉下来，对他不公平。杨排长从中运作，连长同意，把我调到第二班，评审官核算第二班的成绩，把我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全班十名新兵，只拿九个人的分数来平均。

当时我们每一分钟都控制在班长手中，班长绝对不许我们有“私密”的空间和时间。杨排长为我制造喘息的机会，他做值星官，一定找我个别谈话。连上有一挺轻机枪，按规定由第一排排头扛着出操，我调到第二班以后，顿时轻松许多。西北风里学筑城，挖战壕，指导员看杨排长的面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写墙报，免除劳役。第二排黄排长以值星官身份训话的时候，强调术课重要，然后叫着我的名字说：“他的腿太长了！”表示原谅。如此这般，给人的印象是全连长官都护着我。

回想起来，他们那时都是时代青年。杨排长年纪最小，个子也不高，但望之有威。朱连长比他大几岁，态度光明磊落，治兵大处着眼。张排长年龄最大，当年三十五岁，阅历丰富，有苦口婆心。三人风格不同，借用宪兵训练的口号来形容，张排长稳重，“钢胆沉着”，杨排长朝气蓬勃，“热心慧敏”，朱连长慷慨有大志，“向前向上”。这样三个人，他们带我去北平我就去北平，带我去沈阳我就去沈阳。

军事训练一切讲话都有标准说词，千口一腔，辗转重复，十分乏味，但杨排长常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以值星官身份对全连士兵讲话，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受军事训练？我们说为了报国，我们又说这是一种义务，他都装做没有听见。他的答案是：军事训练可以使青年人养成终身使用的良好习惯，像整洁、勤劳、勇气、效率、合群等等。他的角度不同，他从青年的利益看问题，答案新鲜。二十年后，我看到美国海军的招兵广告：“你想免费周游世界吗？”我又想到当年杨排长的见解多么“前卫”！

杨排长常常找我个别谈话，他有一间小小的卧房，除了床铺，只容得下一张书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在操课时间，他是一个不动而威的长官，个别谈话的时候，他像一个温和的教授。我能有一段时间完全脱离班长的掌握，已是一种幸福，何况又能分享人生道路上先行者的智慧。他虽然年轻，分寸拿捏得准，他暗中庇护我，但从未直接告诉我。他也从来没有一句话谈到政治（那该是指导员的工作），只谈青年人立身处世。还记得他引用成语，解释什么叫“有为有守”，他指出，我的性格偏向有守，远离了有为。那时候，他看出我的沮丧和萎缩。

我必须记下来，他屡次问我有什么计划，他叮嘱我：如果想做什么事，务必先和他商量。我心中暗想，事到如今，个人的一切权利已遭剥夺，个人的一切发展已遭堵塞，我还能有什么计划？我只希望六团带我走出关中，走回华北地区，寻找我的父母、妹妹和弟弟。我并没有把这个意念说出来，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也许增加另一种猜疑。我心里的事情，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多少年来，我十分思念杨排长，有一天恍然大悟：亲爱的杨老师啊，你是担心我自杀吧，你是用“防范自杀”才说服朱连长的吧，士兵自杀，连长要记过调职的呢！

了不起的排长，你难道料事如神，那时我的心里的确常常冒出自杀的念头来。那时士兵自杀也是军中常事，奇怪，我们是新兵，不知怎么都听说了自杀的方法：你不是有一支步枪吗，你侧卧在床上，盖好棉被，被窝里抱住步枪，弹舱里装上子弹。你悄悄用脚趾拉开扳机，推子弹上膛，枪口抵住喉部，再用脚趾去扣扳机，惊天动地，一了百了，蚂蚁也有十分钟的轰轰烈烈。班长降级，排长记过，连长调去坐冷板凳，一个个灰头土脸，教你知道我的厉害。

纵然班长有天眼通，连长有天耳通，你们也不知道我悄悄地演习过一次，当然用空枪。你看不起脚趾，没想过一发能动全局，枪机咔嚓一响，全身震动，若有所失，若有所得，赤条条来去，滋味很迷人呢。可是我几乎弄假成真，我不知道弹舱里真有子弹。

必须解释一下：“汉阳造”步枪是把子弹装在薄铜片做成的弹夹里，再把弹夹装进弹舱，满夹有五发子弹，最后一颗子弹上膛，空弹夹自动跳出舱外，叫做“漏夹”。平时弹舱里不该有子弹，我没有事先检查，幸亏只有一颗子弹，我用脚趾把子弹推进枪膛，听见空弹夹当啷一声落下，好家伙，枪在警告我。幸亏是汉阳造，幸亏没有第二颗子弹，险哪！

我怎么能自杀，父母家人挂在心上，我得活着。我只是研究自杀，排练自杀，宁可百日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我既然掌握了自杀的方法，随时可以实施，反而好像吃了定心丸。亲爱的杨排长，我一直活着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二表姐突然来到马营，引起一阵轰动。她已在二十二中毕业，考进西北农学院，成为当时的明星级人物，女大学生。大学生有向上级控诉的能力，他们只好让我们见面，连长特别让出他的办公室，供我会客。我那当炮兵营长的五叔，音讯断绝已久，现在忽然汇给我法币三万元。二表姐是我指定的代理收信人，学校训导处把信转给她，她把钱领出来送给我。我很感伤，我说我已辍学，不配再花用这笔钱，咱们退回去吧。二表姐比较理智，主张收下，我这才想起，我有机会进二十二中，多亏二表姐导引成全，流亡学生的生活十分困苦，她现在考上大学，正是需要金钱支持的时候，我就用五叔这笔钱补报了她这份人情吧！五叔能够为家乡培养一个人才，也是一桩善举。

但是二表姐坚持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对我们来说，一万五千元是很大一笔钱，有了这笔“基金”，加上半工半读，二表姐读完大学。我突然有了这笔钱，一时手足无措，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可以收藏它。二表姐走后，我急忙报告班长，班长教我报告连长，连长教我存放在排长那里。我拿着厚厚一叠钞票去找杨排长。杨排长没说话，他只是找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又找一根线捆扎了。他替我保管这笔钱，分文没有短少。

我承办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抗战胜利，政府对士兵颁发“参加抗战证明书”，对尉级和校级军官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附有一张证明。新兵补充连收到一百多张空白的证明书，由我用毛笔填写番号和姓名，我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连部有一位准尉司书，可是连部的官长都指定由我填写他们的名字，他们认为我的书法比较好，“插柳学诗”下的工夫还在身上。不过我心里有意见，士兵只是“参加”了抗战，尉官校官才值得“纪念”，将官不论他做过什么，一律颁发“抗战胜利奖章”。一个人对抗战的贡献有多大，竟完全由官阶决定！还有，证明书的纸张柔软，容易起毛，不耐久藏，难道要士兵装成镜框背在背上？

我的“学科”成绩毕竟不错。杨排长为我们讲解步兵操典，张排长为我们讲授作战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这三门功课合起来简称“典范令”，十分重要。张排长年资深，已经训练过好几批新兵，不管新兵程度有多低，他都要照上面制定的课程表对牛弹琴，心中一定无可奈何。这一次面对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他算是遇到知音，尤其是我，对他的讲授时时心领神会。他似乎想知道杨排长有没有看错人，讲课时随机拿一些问题考问我，例如背诵步兵操典第一条，背诵立正姿势的要领等等。还好，我都能答得上来。

我甚至超出他们的期望。杨排长讲操典讲到步兵冲锋，操典规定，冲锋前要子弹上膛，关好保险。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关保险，依我揣想，士兵跳出阵地，平端步枪，冲向敌人，子弹既已上膛，当然要在双方刺刀尚未碰触之前射出这颗子弹，杀伤敌人，操典要我们关上保险，不知留下这颗子弹做什么用？杨排长听了大为惊奇。

野外演习有个项目叫“步测距离”，测量的公式是两步算一复步，人人背诵公式“复步加复步乘二分之一、等于公尺数”。这个“复步乘二分之一”是什么玩意儿，难倒了多少新兵，也难为了多少班长。有一次，在操场里，张排长当众要我背诵这个公式，我脱口而出的是“复步加复步的一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答错了，既而一想，满面堆下笑来，可不是？“复步的一半”多好懂，多好计算，要“复步乘二分之一”干什么！

据说，这两桩公案都写进了新兵训练的例行报告，由连部贡献给团部；据说，团部汇报材料时加入这两条，上达宪兵司令部；据说……

有一次，张排长突然问我：假使你守在阵地里，你抬头一看，敌人的炮兵就在眼前，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作战时，步兵在第一线推进，炮兵在第二线支持，怎会先出现敌人的炮兵？我凭直觉反问：“他的步兵在哪里？”张排长一笑：“算你答对了！”

那时，我和他怎么也没料到，一年以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两年以后，共军有了炮兵。司令员料定国军缩守据点，不敢出击，就把炮兵调到第一线攻城。有时候，守军的确可以抬头看见共军的炮兵，若问怎么办，正确的答案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张排长讲课旁征博引，他讲到子弹的速度，也讲到声音的速度，我发现子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有一天他问我们：听见枪声害怕不害怕？大家齐声高呼不怕。再问为什么不怕，一片鸦雀无声。我想起一个答案，我说子弹先到，声音后到，听见枪声，子弹已经飞过去了。这个答案传遍全团。

二十年后，我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五百字小品专栏，使用了这个答案，表示人生有些恐惧是多余的。台湾最前线金门岛上的驻军打电话来，他们需要这篇文章做士兵的教材，并且问我另外还有没有这一类的文章。

我的术科也并非一无是处。训练后期，步枪实弹打靶，每人射击两发子弹，每一枪的满分是十二环。我一枪打十一环，一枪打十二环，杨班长初露笑脸，张排长提高嗓门说我“太慌张了！”他认为瞄准时沉着一点，两枪都可以打十二环，我听了，体会出什么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论射击成绩，全连新兵仅此一人，我到底参加过游击队，见过准星尖。就凭这点虚名，后来有人想调我去执行罪犯的死刑，也就是做刽子手，我当然拒绝，那是六团开到沈阳以后的事了。国共内战，我只放过这两枪，这是我的幸运。

靶场规则也有悠久传统。事先划定范围，通知村长乡长，临事派出哨兵，阻止行人通过，以防误伤百姓。列兵进入靶场以后一律卧倒，不准起立，步枪一律与身体平行，不准“出枪”（把枪管伸出去），枪机一律拉开，暴露空空的弹舱，没有子弹在内，以防误伤官兵。列兵就射击位置，班长跪在他的身旁，指导监看每一步动作，射击手打完子弹，归回原位，班长还要检查枪内有没有多余的子弹。如此谨慎周密，使我动心，影响了、或者加强了我以后行事的风格，或者还及于行文的风格。

“团教练”野外演习，我又有一次精彩的表现。有一个项目是指挥官下达行军宿营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分中、前、右、左、后五个部分。演习完毕，全连成讲话队形听连长讲评，朱连长首先点了我的名，要我复诵演习时听到的命令。命令的内容看似复杂，其实次序井然，流亡学校也有军事训练，也有野外演习，军训教官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喜欢条理分明的东西，印象很深。朱连长临场抽考，我拼凑前后记忆，不足之处再稍加编造，居然一气呵成，很像那么一回事。等我复诵完毕，朱连长大声问全连新兵“听到了没有”，连问两次，十分高兴。

这一连串考验使杨排长很有面子，各班班长对我另眼相看，似乎再也没有人非议我的特权。

杨排长的大动作是改革新兵连的伙食。那时新兵穿不暖也吃不饱，高级军官常引用拿破仑一句话：“困苦与匮乏，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作战的时候，挨冻受饿很寻常，平时不预习怎么行？可是怎么不想一想，平时养得壮，上了战场才挺得住啊！

连上有专人管经费办伙食，官名很奇怪，叫做“特务长”。它本是特别勤务的意思，出操上课行军宿营是一般正常勤务，被服装具柴米油盐就是特别勤务了。后来我到联勤补给机构工作，有两位同事的职衔是特务员。这些特务长、特务员都和情报间谍没有关系，可是共产党虽然知彼知己，也还没精细到这般程度，后来特务长、特务员做了俘虏，还真受到些特别审问。

那时军官、军士和大兵各有进餐的地方，菜饭成色有别，军中办伙食的准则是：“官长要吃得好，班长要吃得饱，兵有多少吃多少。”结果是，新兵半饥半饱。那时士兵腰间都扎一根皮带，开饭的时候并不解开，吃过饭以后，肚皮胀大，用手指插进皮带测试，如果插不进两根手指，算是吃饱。有一次，某班班长问列兵吃饱了没有，别人不敢回答，有个胆大的坦白说没吃饱。班长要他自己测验，看到了测验的结果，吩咐他“把皮带扎紧一点”。我们天天唱“太阳空气水，蒋委员长说它是三宝”，从来不提淀粉和脂肪。有时连开水也短缺，我们照以赛亚书所说，“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

写到这里，我应该谈到我们的待遇。招兵的人说，宪兵上等兵的薪饷比照步兵少尉，当然没那回事，到底比少尉差多少呢？我找到军政部当年编制的“陆军官兵待遇比较表”，那时少尉薪俸每月法币四十二元，战时加给三十元，生活补助费二百五十元，合计法币三百二十二元。二等兵饷金每月法币二十元，草鞋费六元，合计法币二十六元。少尉薪资是二等兵的十二点三倍。二等兵拿到的二十六元又是多少钱呢，我还记得当时阳春面每碗二元，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可以用十三碗阳春面的价格，想象当年二等兵的购买力，“国家”给的伙食吃不饱，他没有资财自己补充。

我们每天活蹦乱跳，攀高举重，热量消耗很大，杨排长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全连伙食虽由特务长负责主办，却又由三位排长轮流监督，每人“任期”一个月。战时菜金少，物价高，人所共知，没有什么可说的。抗战突然胜利，菜肉的价钱降下来，杨排长认为新兵可以吃得好一些，就在轮到他“值月”的时候提议改善。

这是对特务长的挑战，也微妙地碰触连长的威信和利益，另外两位排长知道不妥，但是谁也没有反对。以前，每天早晨，新兵推举出来的采买，带着炊事班长，向特务长领当天的菜金。杨排长的改革方案是，每月一日把上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到十六日再把下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统筹支配，货币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杨排长的设想没有错，然而特务长岂是好惹的？他欺杨排长不知世道险恶。一号那天，杨排长派人来领钱开伙，特务长把全月的菜金都给了他，却不告诉他全月一次付讫；而杨排长以为只支取了半数，另外还有一半到十六号再领。他用全月的菜金办半个月的伙食，当然有明显的改善，可是他十六号再去找特务长，才知道本月份已无钱可用，这一下子麻烦大了。

杨排长必须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下半月的菜金如何筹措；第二，下半月的菜比上半月差得多，他如何向全连士兵解释。张排长、黄排长都为他分忧，各自对本排士兵说明委屈，他们谁也没怀疑杨排长贪污。我不知道杨排长如何渡过难关，即使在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从未提过半句。他才二十四岁呐，这么有担当。

不久，团部要把杨排长调到另一个连去做排长。团部没有发表书面的人事命令，只由主管业务的人打了个电话，并且指定前往报到的日期。杨排长认为团部作业程序违反规定，提出异议，但是团部置之不理。于是杨排长集合全连士兵告别。

记得正是黄昏，地面晦暗，天空明亮。记得杨排长别出心裁，教我们蹲下。记得他说舍不得分离。记得他提高了声音说，团部把我调来调去，从来没有人事命令，我好像是一条狗。暮色渐浓，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他举起手帕拭泪，只听见他说：“他们拿人当狗！”这句话触动了每个新兵的伤心处，全场同声大哭。

团部慌了手脚也发了脾气，一个排长居然跟新兵建立这样深的感情，这还了得！这种反应我了解，大地主雇个奶妈照顾小孩，就慎防孩子爱他的奶妈。杨排长暂时留下来，六团开往沈阳的日子近了，稳定新兵的情绪要紧，这笔账秋后再算。通过杨排长，我仿佛看见宪兵团的黑暗面。该看见的、总有一天会看见，但是现在未免太早。

8　南京印象——一叠报纸

六团不去北京，大家颇为失望，大概团部为了安抚军心，颁下一套说辞，各位班长异口同声告诉我们，六团此行由西京长安出发，先到南京，再到以前满洲国的新京长春，一共是三个京城，北京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

陕西本土生长的新兵，偷偷地问我西京到新京有多远。我说不知道。今天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翻查资料，掌握了一些里程数字，我们由陕西宝鸡出发，由宝鸡到西安，一七三公里。由西安到徐州，八六○公里。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里。由南京到上海，三○九公里。然后海军把我们运送到葫芦岛，一三八四公里（七四七海里）。由葫芦岛到沈阳，二九三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里。

那时，我们渴望和平。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看报，队伍入城，我沿街向卖报的报童买了几份日报，没想到买报这么方便！进了营房，全身披挂未卸，站在窗下打开报纸，恍如与世界重逢，心情激动。那时东北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报上说，国军收复沈阳之北的重镇四平街，考其时为五月十九日。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长春，那是五月二十二日。这一段时间，史家称为东北国军的巅峰期。二十三日，国民政府蒋主席飞沈阳视察，那时我有个可笑的想法：你怎么不等我们到了沈阳再去视察？我们是你的禁卫军、是你的内层保障啊！六月六日，蒋氏对东北国军下达停战令，我们已在上海。我们在南京逗留的时间，大致可以推算出来。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苏军撤退时把东北移交给共军，国军接收东北，事实上就是与共军作战。我关心东北，那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我关心山东，那是我的故乡。抗战胜利，日军退走，山东百分之九十的面积、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一九四三年，蒋氏判断错误，下令撤回驻在山东敌后的国军，实际上放弃了山东，他并未料到一年以后日本投降。国军接收东北，陆路难通，必须聚集在北越的海防等美国军舰接运，有人怪他从温暖的昆明调军到严寒的东北作战，两地气候差别太大，官兵难以适应，可是他有什么选择？运兵的航线绕过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也就是经过南海、东海、黄海入渤海湾，路程到底有多远，我一时没法计算。若不是盟军指定中国接收北越，给了这么一个出海口，国军也许闷死在崇山峻岭里。可是共军由山东半岛出渤海到营口，二一七海里（四○二公里），到大连，八十九海里（一六五公里），共军坐帆船接收东北，抢在国军前头。

我从报纸上看见蒋氏决心纠正他的过失，他以徐州为中心，部署大军四十六万人，准备向北、向东逐步压缩，打通山东境内的津浦路段。他先派李延年接收，后派王耀武去统领山东军政（老校长李仙洲在哪里呢？）准备以济南为中心向东推进，青岛的守军向西推进，协力打通胶济铁路。战云密布，只待一声霹雳。

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的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著和热情。他们坦率大胆，指着鼻子骂人，抗战八年，几时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言论，简直让我慌了手脚，即使是汪精卫政府指责重庆政府，也比这些文章客气三分。（两年半以后，李宗仁主政，向共产党求和，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并未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

想出现和平，需要双方罢手，想双方罢手，需要有人调停，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已在中国辛苦工作了半年。马营听训，朱连长几次提到“马帅”，这马帅是个“吗帅？”（什么帅）他没细说。人到南京，耳聪目明，马帅者，马歇尔元帅也，他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大战中担任陆军参谋长，有运用组织和谈判的才能，长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化不可能为可能”，增加胜算。他又是一位战略家，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倚为左右手。盟国对他的尊敬，美国民众对他的信赖，都可以用“极高”来形容。所以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做特使，调停国共冲突。

半年来，马帅的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他压迫国民党让步，换取中共的信任，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他。他又执行美国的政策，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占领过的沦陷区，所以共产党人也不喜欢他。自古“调人”总是两面招怨，马歇尔正陷入窘境。他首先要促成“停战”，停战先要“停火”，他希望国军共军都在原地按兵不动，谁也别惹谁，等待谈判的结果。可是“冲突”仍然天天有，国共双方抢先告状，都说对方开火进攻，“停战小组”派人调查，哪能查出真相来？何况战线那么长，发生冲突的地点那么多，停战小组的人员那么少。

那时我暗中纳闷：“停火”怎么会那么难？如果派出几批人马，把国共两军第一线的驻地画成地图，如果发生冲突，调查小组拿着地图到出事地点去核对，是非曲直岂不立刻可以判明？这样简单有效的办法，停战小组怎会想不出来？这个问题我一直闷在心里。

那时南京是首善之区，“名牌”报纸杂志很多，《大公报》是一般读者的首选，报道比较中立，新闻常有独家。当然要看《中央日报》，抗战八年，家乡与后方隔绝，《中央日报》就是中央“公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各地抗日游击队等待上级指示，某地官员拿出一份《中央日报》给游击队领袖看，上面写的是游击队就地解散，那些打游击的庄稼汉就消失了。“龚大炮”办的《救国日报》反苏反共，常以通栏破格的大字标题批评政府，耸动四方。《文汇报》格调近似《大公报》，但激昂慷慨有过之，雍容大方则不及，境界低一级，形象小一圈。也看《扫荡报》（《和平日报》），我和它南京结缘，三年后觅食台北，竟有幸进了这家报馆。

我也看《新民报》、《南京晚报》，觉得亲切，后来知道他们是当地的民营报纸，力求贴近市民。我也看上海来的《申报》、《新闻报》，曾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屡次看到两报的大名，有崇拜的心情。还有……我什么报都看，唯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我不敢看，班长们对我整天看报已经侧目而视，他们一向认为读书看报的兵不可靠，如果我再看中共的机关报，他们将无法忍耐，我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

各家报纸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新奇。在后方，我只知道一个观点，一种长短，对天下事只有一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应该仅是家务小事，至于国家大事，应该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应该由政府宣示。借用今天流行的词语，南京上海的报纸“颠覆”了、“解构”了我受的教育，那时我的确受到震撼。自此以后，我一直留在聚讼纷纭的社会中，没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讨生活。

八十年代，中共建立的共和国开放对美留学，我在纽约认识一位北京来的留学生，他看到纽约新闻文化界“一件事情、十种说词”，深感苦恼，他又偏要自寻烦恼，到图书馆借出《明报月刊》十年来的合订本，《七十年代》十年来的合订本，挑灯夜读，深入察看，直看得面黄肌瘦，意乱情迷。我是过来人，我把当年的心路历程向他剖析一番，他说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南京逗留，只是为了一件事：“谒陵”，登上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参观致敬。那时复员的机构、来往的官员、过境的部队都要“谒陵”表示对党国的忠诚，事关意识形态，绝不可缺，大家挂号排队，争先恐后，管理陵园的官员也就有绝大的支配权，管你什么人物，谁敢站在中山陵园的门口放一个屁，个个只有小心说话，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守护汉文帝陵墓的小军官，如何侮慢李广将军。宪兵团一向自视甚高，想不到团部的公文无效，要宪兵司令部才行，少校团附拿了司令部的公文去交涉，人家不理，中校副团长出面，也不够看，最后还是团长亲自一行。那时流行一句话：“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物换星移天不变，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话已经改成：“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然后不断有人增添，例如到了东北，才知道胆小，到了什么地方才知道肾脏不好，等等。

逗留南京，我以为宪兵司令可能来校阅，或者什么人可能来训话，结果没有。我打过游击，见过中共练兵，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有人讲述当地的民情风俗，定下官兵遵守的事项，宪兵并没这样做（我们进驻东北以后，知道开进东北的五个军都没这样做）。中央大员忙着接收，营连官长忙着带队游览，我忙着看报。每天晚上，他们谈论秦淮河、雨花台、玄武湖，我独自咀嚼读报的滋味。我脱队读报，没人干涉，我把看过的报纸放在墙角，堆成厚厚一叠，今天回忆南京，马上想到一叠报纸，这一叠报纸放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去翻动一下。

离开南京，到了上海，我“嗜报”到达高潮。从那时起，我养成看报的习惯，每天早晨没有报纸在手，怅怅然若有所失。后来到台北，我干脆进了报馆，职业与兴趣结合，实在是一大幸事。我曾追述我在上海读报的经验，写成一篇散文：《旧时天气，今日心情》。我一直认为，当你伸手买一份报纸的时候，你已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公司正在推销百科全书，广告说，你只要花六分钱就可以买一条知识。我立时想起，报纸读者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买六条资讯。我在劝人读报的时候说，“一天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报纸。”

尽管我读报那么专心，尽管我读了那么多报纸，仍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我难以想象，故乡兰陵成为中共的重要据点，临时设置了兰陵县。我知道国军沿苏北运河向北布防，并不知道他们攻入兰陵。我不知道中共从游击队手中夺取临沂县城，史家说，中共从此停止乡村游击战，开始正面进攻城市。我也不知道，中共在临沂设置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山东军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陈毅在临沂严肃地批评了中共干部的“天下太平思想”，他反对“解甲归田”，宣称“自古只有打出来的江山”。我看报只知道中共呼吁和平，高音盖过一切。

我完全不知道母亲已经一病不起，时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那时日军投降撤走，中共的老五团过境，中共地方党政干部进驻，管制工作开始，斗争尚未着手。她老人家素有肠胃痼疾，最后病发时，兰陵一带只有中医，没有中药，医师开出来的药方，药店无法配齐。我也不知道，父亲本来决心留在家乡做顺民，他知道逃到外地无法生活，可是他是没落的地主，他读过专科学校，他曾经是孙传芳的幕僚，他参加过国民政府遥控的抗日游击队，他有一个儿子当宪兵，他有一个弟弟是炮兵上校，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

起初，工作人员对我家还算宽容，称赞我母亲同情穷人，经常施舍，干部组织群众扫街，也因为我家没有劳动力，予以豁免。后来了解，这是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一个月后，他们突然拘捕父亲，解往兰陵镇北的卞庄镇关押。他已升高为主要敌人。

父亲羁押期间，任何人不得探视，堂弟东才几番送去衣服食物，也没到父亲手中。干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父亲的素行展开细密的调查，乡人都说他没有劣迹，只好放他回家，这是中共的民主作风。后来了解，中共的调查其实是对群众的教育，劝说乡亲依靠人民，鼓励他们站稳立场，大义灭亲，为下次的拘捕审讯做准备，这是中共的专政原则。父亲细密谨慎，他在多次疲劳审讯的问话中窥见中共的鸿图远略。

父亲回到家中衰弱疲惫，说话用气音，别人慰问，他只摇摇手，想象中他吃了苦。母亲逝世，父亲又遭拘押，十岁的弟弟和十二岁的妹妹由邻家勉强照料，也受了很多苦。说到受苦，这并非开始，也不是结束，以后许多年，家人聚居台北，每个人的苦自己藏在心里，谁也没说，谁也没问。当年母亲卧病的日子，我在异乡，十二岁的妹妹侍奉汤药，清洗秽物，还要每天做两顿饭，十指粗肿，后来见面，她没叫一声苦。多年来我们形成共识，不让家人复述痛苦的遭遇，我们能想象，能体会，但是未必能互相承担，每一个人所以受苦，对方多少是个因素，家庭是个奇怪的组织，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灾难，我是长子，我知道自己要负最大责任。

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共军退出兰陵，国军进入兰陵。然后，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国军又退出兰陵。那天天气炎热，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到大门外路旁边乘凉，看见国军大队出行，好像撤退的样子。他上前向一位“老总”求证，那时国军保密训练不足，“老总”对他说了实话，父亲当机立断，左手拉起他的小儿子，右手牵着他的小女儿，紧紧跟在国军的队伍走出去，他老人家一生谨慎周密，唯恐国军前脚走出，共军后脚进来，中间不留空隙，他也唯恐国军出城以后，中共地下人员紧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里去多拿一件衣服。这时候，母亲已经逝世了，当父亲被捕的时候，母亲就已经离开人间，她没受到种种试炼，上帝释放了她，她释放了丈夫和儿女。

这一老两小徒步来到徐州，夜色昏黑，想到继祖母处落脚，五叔给继祖母租了房子，留下生活费用。继祖母总算让他们进门，并不问他们吃过晚饭没有，教他们睡在客厅的泥土地上。父亲一夜未曾合眼，继祖母在隔壁卧房里也一夜没有住口，她抽着旱烟，数落父亲没有出息。好不容易天亮了，这一老两小仓皇辞出，流浪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也遇见天使。那时徐州乡下有一个地主，托人找私塾老师教他儿子读书，塾师住在他的家里，由他供给三餐，没有现金报酬。父亲前往面谈，要求子女同来，那地主勉强同意只带一个女儿。无可奈何，父亲另想办法安置儿子，那时常有难民夫妇双亡，教会收容遗下的孤儿，父亲带着弟弟前往，执事人员认为孩子还有父亲，条件不合，后来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破例答应。我母亲支持兰陵教会，接待四方传道人无数，结下善缘。弟弟在收容所里常常挨饿挨骂，夜间睡在地上，老鼠咬他的耳朵和脚指头。这一段生活经验，弟弟很久很久无法忘记。

依情理推想，父亲终于断然出走，想是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儿子吧！对于他老人家，我仅是空中的一根游丝，却也是他的一线希望，这根游丝也许能变成一根绳索，或者一个救生圈。也许真有心电感应，这根游丝由西北山区飘起，朝着他老人家飘来，稍一偏差，飘向东南沿海，在南京上空飘荡，在上海上空飘荡，又转一个大弯儿，飘到沈阳。飘来飘去，还只是一根游丝。

9　南京印象——一群难民

回忆南京，另一个主要画面是一群难民。

我们临时住在空置不用的库房里，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库房，一排一排，占了相当大的面积。这么大一座仓库，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资，我们来时，库房干干净净，可以说寸草不留，屋顶下孤零零拉着一根电线，稀落落挂着几个安置电灯的螺旋窝，没有灯泡。那时距日本投降十个月，“接收”还是热门新闻，接收人员常常侵吞盗卖敌伪物资，这些人有后台，胆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仓库搬空，因此京沪报纸把“接收”写成“劫搜”。面对空空的库房，我对这个新词有深刻的体会。

第一件事情是买灯泡。特务长从没见过灯泡，好歹找到电料行，店员问他“几度”，他怔住了。幸亏店员懂得怎样做生意，问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场所，替他作了主张。我还记得，一个灯泡的价钱是法币两百元，很贵。

各排领到灯泡，都不知道怎样安装，李戬排长料到我们有困难，前来察看，他在重庆读宪兵学校，接触过都市文明。他亲手把灯泡装上去，仓库的屋顶高，他的身材又矮，我们出去到处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咐我们不要去碰那些灯泡，“触了电，就像天打雷劈！”他的声调很夸张。以后一连多天，电灯昼夜亮着，没人知道怎样把它关上，连长和值星排长偶然来过，都没有对电灯表示任何意见。

我们在南京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去上海，整队出发时，有些灯泡已经烧坏了，玻璃球上蒙着一层黑雾，有些灯泡没坏，还迎着太阳发光。特务长带着勤务兵，搬来椅子，不分好坏，把灯泡一个一个取下来（他现在学会了），装进面粉口袋，郑重其事。烧坏了的灯泡还有什么用？我觉得奇怪。后来知道，那时灯泡也算财产，凭废品报销，机关部队迁移时，照例把灯泡取下来带走。你的新营房、新办公地点一定没有灯泡，你得交出废品，添购新品。

闲言带过，按下不表。且说库房连着库房，我们的邻居是苏北逃来的难民，苏北有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了。我对这些难民发生极大的关切，他们为什么要逃出来？中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苏北鲁南，地理环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张把它们合并了，单独设置一个行省）。社会结构相同，战后的情势相同，中共在苏北怎样做，也会在鲁南怎样做，了解苏北，也就间接了解鲁南。

我去访问这些难民，我担心，像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排斥我。我走进他们群居的库房，表白来意，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热情接待，好像一直等着我。他们齐声诉苦，日本虽然投降，政府并未接收苏北，害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递过三次陈情书，请求政府派大军北进，赶走共军，没有回应，索性派出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警卫部队把他们轰回来。

他们误会了，看我穿着军服，以为我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来找材料写文章。他们的热情并未冷却，他们说，中共在苏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把《中央日报》的记者请来长谈，一五一十告诉他，可是《中央日报》一个字也没登。《文汇报》登他们的消息，说他们这些难民是家乡的恶势力，家乡人不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在家乡不能立足。“《文汇报》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写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们在南京的感觉是不见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支笔为他们拨开阴霾。他们问：“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报》登出来吗？”我说能登出来。“你的文章能在《文汇报》登出来吗？”我也说能登出来。无可奈何，我欺骗了他们。

大家争先发言，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请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人先说。他透露的讯息是，抗战时期，中共“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大家相处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据地开会筹款，邀请住在城市里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参加，他们瞒着日本占领军前往，要粮出粮，要钱出钱，中共对他们亲切友善，而且满口赞许。抗战胜利，日军撤走，共军前来接防，都变了。这位长者说，他百思难解，昨天共同抗战，今天怎么就反目成仇？

老者说，中共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想攀交情，讲斤两，但是那些人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人杀了，家产也抄了，日军占领期间，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为国民党设置的江苏省政府效力，那些人说他既是汉奸，又是国民党特务。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现在拉出一个来祭刀，其他的人都吓坏了。再加上那些人虽不杀你，却派人到处调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贴贴，不敢大声喘气，那些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也就一呼百诺了。

一个中年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地主，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账。又成立“儿童团”，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谈心，引孩子说出父母的言谈行为和交往，训练孩子放哨、站岗、监视出入行人。妇女、儿童都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他完全陷于孤立。那些人又把佃农组织起来，教佃农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大家要觉悟，要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财产夺回来。这位小地主一听，大事不好，趁着妻子将信将疑，趁着儿女对父母还有几分依恋，也趁着佃农对他还有几分温情，连忙带着妻子儿女逃出来。

座中有一个中学教员，他的经验又与别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当过汉奸，自己认为可以留在家乡活着。可是他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婴请过一个奶妈，中共来了，这位奶妈一跃而为妇女干部，开斗争大会，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中学教员俯首认错，原以为可以过关，夜晚，有位家长偷偷地通知他，第二天还要继续开会，奶妈将提出新的控诉，不但中学教员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学教员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骚扰，甚至可以解释为逼奸。教师一听，这样如何担当得起，也急忙连夜逃出来了。

斗争大会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透过一个难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这人是地主，是国民党员，他的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他是反动分子家属，干部选定他教育群众。这人有个习惯，常到树林里散步，干部给他设定了一个罪名，借树林掩护，跟国民党特务联络，传送情报。怎么发现的呢，干部鼓励大义灭亲，由他的弟弟检举，他跟这个弟弟同父异母，小时候，弟弟受他欺压，怀恨在心。如果拒绝检举，哥哥株连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登上斗争台，表现得很积极，不仅免罪，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弟弟知道怎样选择。

大会开始，被斗争的对象捆绑上台，干部派人沿街敲锣呐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全村集合，称为人民公审。干部对群众平时有训练，临事有布置。那年代，国军盛行“抓壮丁”，抓走了村中一个青年，从此没有消息，父母伤痛，不必细表。经过干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壮丁的父母登台控诉，多年的悲愤喷射出来，干部布置的“积极分子”抓住时机，高呼口号，狂热反复回增感染，许多人轮流上台揭发国军官兵的罪行，一时之间，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连长的罪行，某连长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罪行。全场唯有干部和核心工作人员是冷静的，他们暗中记下谁没有呼口号，谁呼口号的声音太小。如果有人奋身忘我，自动冲上台去，给那连长的爸爸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吐两口唾沫，那才是干部们最满意的镜头。高潮迭起之后，干部上台，请“人民”决定罪刑，群众高呼“枪毙他！活埋他！”斗争大会才算圆满成功。

如果群众的反应迟疑敷衍呢？这是“群众的觉悟不够”，事情缓一缓，先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再开会斗争公审，决不勉强。禁止包办，禁止代替群众决定。“形势比人强”，价值标准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运动的需要，自动献身配合，参与者互相竞赛，热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义正词严揭发别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发自己。五十年代台湾盛行反共文学，很多小说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我曾告诉他们，中共不是这副模样，干部在“运动”中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句话说得太早了，他们听了目瞪口呆，第二天“线民”找上门来。

中共究竟派来多少枪、多少兵、多少干部呢？它怎么能把你们控制得这样严密呢？他们说，军队并不插手，军队只是创造一个环境。外来的干部寥寥数人，他们就地取材，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人，没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这些人心里有无限委屈。大户人家瞧不起这些人，可是又怕这些人，大户人家的尊严，也不过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好歹别戳破了”。干部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手里就有了“硬”的，这些人敢作敢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破坏旧秩序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干部用他们打前锋。地主士绅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样人，一旦被这些冲锋陷阵的人拉下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干部的“教育”站出来，表示自己的觉悟。这些人虽然觉悟了，可是过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下一次轮到他上台挨斗，再演一出墙倒众人推，戏码重复，演员循环。

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南京的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干部并非拿着一把秤一个一个称你，他拿着一把大扫帚“一塌瓜子”扫你。

以后几年，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湾以后，进“中国广播公司”工作，“中共问题专家”某人来电台演讲，嘲笑“人民民主专政”不通，认为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不合逻辑。那时电台的编撰部门由王健民教授主领，他对我说，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专政”，“民主专政”有它实际的内容。

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南京这些难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难民的遭遇。我和苏北的难民共处，时时产生类比推理：有一个老翁，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子，小孙子时常吵闹哭泣，我想起我的父亲。有一个旧式读书人，幸而学过中医，他每天在马路旁边摆摊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个教员，每天到夫子庙打鼓说书，他的太太帮场子，他的女儿向听众收钱，我想起潘子皋老师。有一个乡绅，虽然做了难民，仍然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说要跳进长江自尽，我想起教我唐诗的“疯爷”。后来事实证明，后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一个南京人对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后来革命“深化”，那些故事，“国统区”的人民简直连听也懒得。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教人很难接受。大战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军说，美国善待俘虏，集中营里吃牛排，洗热水澡，还有俱乐部，可以看电影、打桥牌。美国之音报道的是实情，但是德军听了完全不信，因为德国对待俘虏很残酷，新资讯和旧经验很难融合。后来美国之音只好修改讲稿，把俘虏的待遇说得坏一些。

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杀死妻子，妻子在被杀的时候反复分辩：“哈利！我是纯洁的！”哈利是她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当然无人听见，可是行凶现场有一只鹦鹉，后来鹦鹉辗转易主，所到之处它总是喊着“哈利！我是纯洁的！”当然无人理会。家乡人就像小说中的鹦鹉，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广州，逃到台湾，一路上诉说“我是纯洁的”，没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什么。

真奇怪，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左派亲共的报纸不登倒也罢了，国民党办的报纸，国民政府影响力所及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马歇尔发表谈话，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宣传仇恨猜忌，那时我从未读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还记得有一次《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小”消息，说是有一些作家决定以中共的“行为”为题材，创作诗歌小说。这条消息“小”到只有“题文一”，也就是连题目带内文只占一栏，一栏的高度是十个小字，长度也总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这条消息能够登出来，那些作家显然费了些力气，至于他们的作品，直到大陆撤守，我没有读到任何后续报道。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蒋氏爱将、官拜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的蒋校长曾对中共代表董必武讲“絜矩之道”，意思和“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相同。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战争，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国民党“痛改前非”，这才放手推出“仇恨猜忌”的文宣来。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晋京请愿，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苏北难民冲上去，见人就打，把团长马叙伦打了，把女代表雷洁琼也打了，连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一个女子也挨了打。此时我们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读各报的新闻报道，一点也没觉得意外。打人当然是大错，这是评论，若要客观分析，那些难民怨气冲天，情绪极易冲动，“和平请愿代表团”的言论倒向一边，措词又十分激烈，并不能增加难民的理性。我相信难民到下关车站阻挠请愿，出于自发，我也不怀疑特务人员混杂其中，煽风点火，国人口诛笔伐至今未息，国民党应该完全承受。但是，我还要说，“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高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智慧，南京请愿一行，他们也的确没有好好地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上海，前往沈阳，那时沈阳是一个没有难民的地方，新锣新戏，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报，偶然看到苏北逃往南京的难民增加了，偶然看见上海也有苏北的难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见苏北的难民冻死了几个。咳，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10　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们逗留上海，等海军派船开往东北。解放区当道，关山难越，我们要走海路。

我们住十六铺码头，靠近苏州河和黄浦江，过河可到上海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步行稍北，就是有名的外滩。十六铺码头罗列着非常大的仓库，库房一栋连一栋，一律平顶，团长训话，拿这一片房顶代替操场。好大的仓库！好大的上海！我们在库房里搭地铺，工程师把江水引到门前，我站在库房门口可以看见工人卸货。什么地方装了扩音喇叭，呼喝号令，指挥工人，清闲的日子转播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常常听见周璇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踏进上海，没忘记南京，南京是古城，上海是洋场，南京看古迹，上海看百货，南京官大，上海楼高。南京上海都有柏油路，都有自来水。上海是左翼作家集中射击的箭靶，闸北的工厂，外滩的银行，四马路的妓院，罪恶丛生，黑幕重重。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子夜》，也读过一些短篇小说，反抗封建家庭的青年流落上海，跳进黄浦江自杀。抗战时期上海号称孤岛，做流亡学生的时候唱过《孤岛天堂》：“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尽是贬词。我一脚踏进上海，觉得上海宽敞清洁，好像不是可怕的地方，马路上人来人往，衣服干干净净，嘴唇红润，眼睛明亮，比华北的乡下人活得有精神。

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我干过挑水的活儿，曾经掉进井里。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八路军收揽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大上海神通大，你只消伸出三个指头，轻轻转动龙头的旋钮，清水就哗啦哗啦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听那哗哗的水声真有些心疼，几乎流下眼泪。

我爱柏油路，平坦宽阔，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牛屎马粪。一眼望不到尽头，房屋和树木都排列两旁，不来阻挡。下雨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哪像家乡的泥巴路，一脚踏下去，泥深淹没到脚脖子，泥水脱掉你的鞋子，脱掉你的袜子，脚上免不了留下伤口，泥水里藏着铁钉子碎玻璃。晴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太阳光的热度藏在柏油路里，柏油路软软的，隔着你的鞋底轻轻地烫你的脚底板，像针灸一样，某种舒适贯满四肢，哪像河南的黄土路，飞沙扬尘，几乎要活埋几个人。忙里偷闲，柏油路上走走，真觉得到了外国。

我对自己说，假如可能，我愿意今生永远住在有柏油路和自来水的地方。只要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大概也会有医院、市场、车站、邮局，也会有报摊、书店、学校、教堂……没有医院车站、没有书店学校的地方绝不会更好。

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须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寄居上海，读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发现文艺可以凝聚意识，推动思潮，国民党这才有文艺政策，有文艺运动。这件事影响千万人，后来我也是其中一个。

必须记下夏丏尊，他写过许多文章指导青年写作，我深受影响，后来他一度是我摹仿的人物。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夏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六十三岁。我到上海读到纪念他的文字，有一则轶事说，每逢闪电打雷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床底下。他随大人一同看戏，台上演出石秀杀嫂的场面，他低下头去等它演完。他去世早，也去得及时，如果长寿，他怎么面对以后现实世界的震撼和杀戮。

对了，别忘记张爱玲。我在上海读到有关张爱玲的消息，抗战胜利，政府审判汉奸，其中一项叫文化汉奸，张爱玲受到牵连。那年代，左翼批评家把张爱玲的小说贬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流行故事，大家并不怎么看重她的作品，我那时喜欢看与法律有关的新闻，欣赏张爱玲为自己辩护的经过，基于法律观点，我支持她，一直没忘记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早已跃居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压倒茅盾、老舍、巴金。她的语言风格和观察人生的角度，引导许多作家摹仿，形成风气，多少人写文章记述她、讨论她，怎么也读不完。我也写过一篇《如此江山待才人》，其中有几句话，当时与众不同，事后各家袭用。

我们到京沪时，日俘日侨犹未遣送完毕，京沪已嗅不到战争气氛，看不到中国受害的痕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有争议，大屠杀确有其事（纳粹德国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数字也有争议，大屠杀也是事实）。总得留个万人坑给我们看看，竖个纪念碑给我们读读，怎么会没有。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廿八日，日军借口一个和尚被殴伤，攻击上海闸北天通庵驻军，打了四十多天，史称“一·二八”战役。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日抗战正式开打，八月十三日，国军五十万将士在上海布成血肉长城，与日军对决，死伤近半，史称淞沪战役，总得有个古战场给我们凭吊一番，怎么也没有。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难以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想想日本的做法：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造成空前的破坏与死亡，战后美国协助日本复兴，重建广岛，日本政府精确地记录了广岛受害的程度，特别留下一些废墟和树林残骸，让国人、也让世人触目惊心，没听说因此妨碍了日本和美国的邦交。

那时京沪人士歌舞升平，我们是潮流中的泡沫，浪花怎样、泡沫也怎样。以我而论，南京时只关心大局，到了上海，注意力就分散了，音乐家大力挞伐“黄色歌曲”，引起我的兴趣。

那时歌曲分“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曲的含义不言而喻。甲方说，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乱世之征其词淫”，“亡国之音哀以思”，要不得。乙方说，“悲喜由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心悲苦，故闻乐而悲。”并非亡国之音造成亡国，乃是国家快要亡了，亡国之音出现。丙方说，流行歌曲对上海人没问题，对“内地人”才有问题，所以问题不在歌，在听歌的人。丁方说，歌曲未唱之前，无所谓黄不黄，只有唱出来才有分别，任何一首歌都可能唱成黄色歌曲，即使国歌也在内。那一场争论真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使我“民智大开”。

战时歌曲音调雄壮，唱法朴拙，伴奏简单，歌词内容偏重国家利益、个人责任，它是密封个人欲念的一把锁，而婉转缠绵的抒情歌曲，正是开锁的钥匙。禁欲主义的苦行训练，把热情的哀愁的曲调、华丽的音乐一律视为危险品，我们对黄色歌曲闻名已久，怀有戒心。

我们进南京的那天，路旁商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曲，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节目报告员介绍，中央广播电台，XGOA，刚才是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为这就是黄色歌曲，其实中央广播电台那时不播流行歌曲，郎毓秀的节目是艺术歌曲。我坐在十六铺的库房里看报，外面扩音器源源转播民营广播电台的歌唱节目，那才是真正的流行歌曲，我的肌肉为之放松，心情为之柔和，感官为之舒适，享受欲念也为之上升。那时我们对流行歌曲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同伍的新兵听了一怔：“她说的是什么？”另一个新兵回答：“她说的是钱。”依我们的感受，所谓靡靡之音，白光应坐第一把金交椅，也许可以说只有她当之无愧，她一声“何必呢”教人如何不酥软，一个新兵直叫：“受不了！我像梦遗。”

卢沟桥事变发生，我的家乡有了第一架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国民党经营的中央广播电台，正播送《义勇军进行曲》，呼号 XGOA，女声，响亮清脆。八年零十一个月以后我到南京，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呼号 XGOA，仍是女声，响亮清脆。这里面有什么象征意义吗？时代把平时生活变成战时生活，转了一个大弯儿，又把战时生活变回平时生活，人如何在平时生活中仍然保有战时生活的优点？战后的大上海，除了有人辩论是否限制流行歌曲，还有人辩论是否禁止跳舞，是否劝阻妇女化妆，无非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已。上海人认为这些辩论真可笑，有人问：“女人不要化妆？难道房子不要粉刷？”一个商人告诉一个军人：“我必须跳舞，正如你必须出操上课。”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争论永不停止，“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两句诗简直是一排永远射不完的子弹。一九四九年，台北又对“跳舞”发生辩论，那时党营的广播事业迁到台湾，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呼号改成 BED，我总觉得没有旧呼号动听。我考进节目部做资料员，奉命就跳舞问题写一篇对话稿供节目使用。我有从上海学到的辩才和“辩材”，充分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戛然而止，不作结论，留给听众去裁判。这种写法在当时颇有新意，层峰赏识，把我调到编撰科去写稿，正式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前后因缘，容后细说。

人人各有所爱，我爱柏油路和自来水，别人爱什么？倘若能够知道，一定十分有趣，可惜当时不懂民意调查。回想当初，应该有人教导我们怎样承受大都会文明的撞击，可惜完全没有。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后，中共的解放军进占上海，指导员事先告诉士兵，上海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手里收回来，交还给人民，部队入城以后，看见花花世界，内心的困扰可以减轻。共军既入南京，指导员带士兵游雨花台，指指点点告诉大家，这里曾经是刑场，国民党在这里杀害了无数的革命烈士，雨花石上的红颜色，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指导员在那儿作诗，他也有所本，上级发给他材料。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他们的上级在做什么，我们的上级又在做什么！

我们连上有两个新兵都姓周，一个比较胖，人称“大周”，一个瘦小，大家管他叫“小周”，他俩并非兄弟，但彼此互相扶持。有一天，我和小周一同上街，他指着头顶上的高楼大厦说：“你看这楼多高多大，那么多窗户。唉，我只要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窗户是我的！……”走过几条街，经过银行门外，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爱的是钱。

大周另有所爱，他爱站在百货公司、茶楼戏院门口看女人。唉，我和大周小周都从关中来，初到上海，我遇见女人抬不起头来。关中女子剪裁衣服，一心遮盖曲线，上海女子剪裁衣服，一心暴露曲线，初来乍见，怎么她好像没穿衣服！关中女子的衣服颜色简单，多半全黑、全灰、全蓝，上海女子的衣服多半花花绿绿，几种颜色设计配搭，日光之下全身发亮。上海女子穿高跟鞋，身体的重心后移，前胸张开挺出，走起路来脚步快，腰肢敢扭敢摆，一身丝绸衣料如同春水，细波轻浪，起伏不定。那年代还没听人说过“肉感”，大周说他已经“感”觉到“肉”。

关中人论美女，标准是“细皮白肉”。上海女子如张爱玲形容：“肥白如代乳粉的广告。”董桥形容：“睡过午觉洗过澡的女人，仿佛刚蒸出来的春桃包子，红红的胭脂和白白的香粉，都敷上一层汗气。”那时上海流行旗袍，短袖玉臂，衣衩加长提高，露出全部小腿。好莱坞影星珍哈露说，小腿是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大周比我早熟。她们结拜姐妹，成群结队，衣饰化妆争新斗艳，大周敢看，他看了个够。

咳，大周不知足，他说，“这样的女人脱光了，搂着睡一夜，第二天枪毙了也甘心。”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悄悄告诉我今天看到多少女人，他一个一个记下数目。他说美女川流不息，一个人瞄一眼，只瞄到她一部分，今天瞄了多少眼，带回来多少个“部分”，再慢慢拼凑成几个完整的女人。他爱的是女人。

那年代，左翼作家耳提面命，教人敢爱敢恨。爱和恨都得付出代价，大周小周都为此丧失生命。那时我们都站在岔路口，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先写在这里：我们到了东北，驻在沈阳，大周小周又看见许多繁华，也看见多少人贪污发财。一九四八年，沈阳外围据点尽失，城内粮价一天一夜涨七十倍，粮店卖黄豆面，路边摊卖豆饼，买黑市米要用黄金。大周动了“捞一票”的念头，说服小周合作。

他们交了个坏朋友，辎汽十七团的一个班长，区区班长居然租房子包女人，他们羡慕得不得了。这个班长告诉他们：“如果现在还不能发财，命中注定一辈子穷到底。”发财很容易，他可以提供卡车，宪兵可以提供身份，他们伪造沈阳防守司令部的公文，夜间查封粮栈，没收存粮，以低价卖给另一家粮栈。这个大眼球的大孩子当夜就分到一笔巨款，当夜就抱着漂亮的女人睡了一夜，他说过“死了也甘心”，第三天他就死了。

宪六团有四个宪兵参加作案，三人归案，一人漏网，辎汽十七团二人，全案五人，沈阳防守司令部速审速决，立即行刑。死刑犯游街示众，特意经过六团团部门口，扫尽宪兵的颜面。沙团长拍电报到南京自请处分，没人回电，那时大人物已没有心思处理这等小事，再过四个月，沈阳守军投降，东北的战事就结束了。

且说那个漏网的小鱼，姓李，大约十六岁吧，相貌文秀，说话轻声细语，怎么看也不像个明火执仗的人。一九四八年，他大约十八岁吧，暗恋一个守着摊位卖香烟的女孩，天天去买香烟，香烟一再涨价，到后来他一个月的薪饷只能买一包两包香烟，必须开辟财源。他入伙作案，只是想多买几包香烟而已，并无大志。他们“抢”了粮店之后，他越想越怕，仓皇摆脱伙伴，悄悄躲起来了。

他往哪里躲？他常常买香烟，卖烟的女孩明白他的来意，沉默以对。有一天，女孩流下眼泪，对他说抽那么多香烟伤身体，劝他戒烟。其实他买了烟自己不抽，拿去分送给伤兵了，这就跟那些伤兵有了交情。那些伤兵把他也打扮成伤兵，藏在伤兵医院里，躲过缉拿。直到四个月后，共军接管了沈阳。可是以后？以后呢？

“由西京到南京有多远”？他们的问题犹在我耳边，我已经知道答案。“由沈阳到天堂地狱有多远”，谁能答复？那时一个大兵，即便是宪兵，也没人照顾他们的灵魂，没人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没人来教他们念经祷告，没人来陪他们唱歌下棋，没人告诉他们怎样一步一步上进，他们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来抵抗罪恶的污染？他们又有几条命来偿付天地不仁？再过一年，全国解放，通信的障碍拆除了，他们的父母天天等待游子的消息，“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

11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可怕的日本人”！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他们借小报一角，谈日本军人在硫磺岛上的壮烈，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谈“自杀飞机”在空中的壮烈。我今天重读关于“神风特攻队”的记述，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志愿献身，他们驾着特制的小飞机，带着重磅炸弹，全速冲向美国军舰，粉身碎骨。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军舰。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马上可以补充损失，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亡国的命运注定，神风战术不能挽回。最后，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他留下遗书，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

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入戏”，“入乎其中”而无法“出乎其外”，跟着假戏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无论如何，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

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从中国人家里抢来的、我们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

东北人性情刚烈，属于“北方之强”，那时他们远在“化外”，没听见“以德报怨”的广播，“恩仇不报非君子”，动手杀死许多日俘。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被老百姓杀死，衣服被人扒光冻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是一死，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筛选，最后大难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书中有许多见证，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

天皇下诏投降，教他们“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怜天皇哪里知道个中隐痛辛酸。“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南京大屠杀”一笔账，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他是第六师团长，一九四五年进占南京。中国法庭审判他，他十分庄重地说，他不知道有大屠杀，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他有责任，他愿意负起责任。声调沉稳，要言不烦。中国法庭杀了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体上说，盟国法庭杀战犯，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幽魂早在日本复活。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日本打造国魂，“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兰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说，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血洒疆场，英灵不泯。

我们到了沈阳，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奸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单说对待俘虏，斯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饥寒交迫，劳动量很大，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也杀了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年，苏联把“在中国犯罪”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关东军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日军投降时，中共力主严惩战犯，一朝战犯在手，个个从轻发落。中共只是杀了他们的灵魂。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听到许多。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在关内工作，因业务需要，经常往来沈阳，为起居方便，他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后还有故事可讲。

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门当户对。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监以后，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从，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里，他们轮流纵欲，使她悔不当初。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

据说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刚，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第二部

1　沈阳市的马前马后

上级通知我们更换装备，离开上海的日子到了。

我们换了新枪，闻名已久的中正式步枪运到，连装箱的木料都崭新。打开木箱，但见油纸密封，揭破油纸，新步枪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排列，凡士林涂满枪身，灌满枪管，我们费了整整一天工夫擦枪，用不完的凡士林油大桶废弃。想起困居大后方的日子，弄一点凡士林调芥药多么珍贵，一声抗战胜利，物资又这么充裕，我觉得很奢侈。枪身木部纹理清晰，铁部一层晶晶的蓝，新得像个新娘子。枪管比较短，想起蒋委员长的身材。据《中国抗战时期的武器和装备》一书，它比汉阳造短 6.13 英寸，轻 0.06 公斤，携带比较方便。我常常觉得对日本兵来说，三八式步枪是太长了，冲锋枪对美国兵来说，又太短了。

中正式步枪的弹舱是“暗舱”，藏在枪身里面，不露出来，枪身平坦，“枪上肩”就舒服多了。它用的弹夹叫“桥夹”，像一座桥把五发子弹托住，枪兵用拇指往下一按，子弹鱼贯下桥，进入弹舱。这个改变关系重大，我们用汉阳造步枪训练装子弹，学到的技术完全作废，新枪到手，行色匆匆，竟未经过充分操练。事后回想，倘若我们在海上或者在登陆的时候需要战斗，大部分人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我也只能装一颗子弹射击一次，好像游击队员使用“单打一”，——它是土造的步枪，没有弹舱。幸而这样的状况没有发生。

中正式步枪名气大，抗战还没发生的时候，民间盛传国军设计了制式的步枪，将来全国军队都用一种步枪，它是采用捷克斯拉夫的蓝图加上某些改进，民间俗名叫捷克式。这枪稀罕，游击队里偶然有几支，大家都很景仰，蚂蚁也有虚荣心，扛着这样一支枪出关有精神。三十五年后，我在美国听说有个世界武器博物馆，中国只有中正式步枪陈列在里面，认为它是中国研发出来的武器。我很想去看一看旧物，一直不知道博物馆坐落在哪里。

接着换新军服，大家排队进仓库领军服，哇！管理人员一个一个打量我们的身材，发给相应的型号，太棒了！我领到的衣服不会再像紧身马甲，小周的衣服也不会再像睡袍了。哇！居然是“人字呢”，它是一种高档的布料，美国织造，纤维重叠成“人”字形，坚固美观，那时中国没有这么好的布料，所以尊称为“呢”。第一批人字呢进中国，它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中国士兵的礼物，报纸称为“罗斯福呢”，后来中国用美援款项继续购买，可是多少军队南来北往，几曾在士兵身上见过？回到十六铺仓库，打开衣包，哇！原来是长裤，我们都穿短裤，下面打绑腿连接，我的裤子太短，一到冬天膝盖露在外面。马营冬天的气温通常是摄氏一度，我得了风湿病，青年壮年挺得住，老年变成了痼疾。

我们也领到宪兵上等兵的领章和正式的符号。那时陆军各兵科的名称，依照顺序是步、骑、炮、工、辎，各兵科领章的底色，依照顺序是红、黄、蓝、白、黑。宪兵并未单独成科，领章也是红色，为表示地位特殊，又和步兵略有区别，官文书上说是“暗红色”，怎么给我们那个“暗”字！宪兵自己改称是粉红色，沙团长训话说是荷花的颜色，勉励我们出污泥而不染。说到这里，我慨叹那时参谋本部作业没学问，抗战时期，国军炮兵养了一些壮汉，以人力拖拉炮车，代替马匹，这些壮汉也是军人，他们在花名册上叫做“代马输卒”，轻贱侮慢，离纸三寸！作家张拓芜干过这份差使，他的自传叫做《代马输卒手记》。抗战胜利了，沦陷区里有汉奸武力，有国民政府遥控的游击武力，有自发自动、自生自灭的地方武力，国民政府订了个处理办法，竟笼统称之为“汉奸游杂部队”！当年抗战发生，政府派员游走华北，鼓励地方人士共赴国难，拿出空白的委任状当面加委，这个是司令，那个是总队长。这些人卖田买枪，艰难抗日，九死一生之余，最后国府说出实话，这些抗日武力的身份既游且杂，地位竟在汉奸之下，真是情何以堪！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国的气象，台湾同胞以当时的爱国一念，也能接受甚至欣赏这样的“王师”。可惜……

抗战胜利，还我河山，收复山东是小事，收复台湾和东北才是大事。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母校兰陵小学紧急集合的钟声，师生仓皇的表情，校长激昂的语调，犹在眼前。我在年年纪念“九·一八”国耻中长大，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点也没有地理隔阂，对东北的感觉一向亲切，一步踏上登陆艇，我就觉得是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非常痛快，松花江上好像真有我一个家。

海军派来一艘登陆舰，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船”，它的形状与“船”不同，尾部有一堵方形的铁墙，整面墙打开，里面是个大统舱，汽车坦克车都能开进去。我们又学会了一件事，登上甲板时、向后甲板升起的国旗敬礼，国旗的位置选在后甲板，因为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战死在那里，中国建军处处师法外国，创造难！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鱼贯入舱，码头上喇叭里传来歌声，正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再来是三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三月，紧接着“五月的风，吹在花心上。……”

海上浪花美丽，但即生即灭，一连三日（？）都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查陈年旧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正是阴历的五月底。我也曾拂晓爬上甲板，银灰色的浓云密布，海景昏沉，没看见日出。海大得令人绝望，天下地上、你能看见的只有水，其中有一切的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水”，没有风浪，水依然动荡，不是水在地球上动荡，而是地球在水里动荡。海水变幻，我们没人能控制它，没人能了解它，也就几乎没办法适应它。海！一张很大的面具，底下白骨成山，难测难防。

航行中我不断思索，海到底有多大，要这么大的海做什么。我现在知道，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数学的答案：海洋面积是大约一三九下面加六个零、平方英里。中国成语“三山六水一分田”，没有科学知识的祖先居然猜个差不多。生物学家说，海是人类的故乡，可是事到如今，故乡难依难恋，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爬行，人在水中，心里想着“异乡”，暗自估量：现在走到苏北了，也许对岸就是徐州，现在走到鲁南了，也许对岸就是临沂，我们该进渤海了，也许对岸就是青岛。辽东半岛好像东北伸出来一只手，准备接引我们。我哪里知道，中国大地也像海一样，变化诡异，吞噬生灵，人的有情对大地的无情，当代滴几滴眼泪，后世一场笑谈。

海水连天，人如浮在太虚之中，我是基督徒，这时应该想到神，可是我想到的只是：大水汪洋，船怎能躲开礁石，找到航道。一位海军军官告诉我，那时没有人造卫星导航，高级船舰上用“声呐”探测，我们坐的登陆艇没有那样的配备。海上自然有路，船长能找得到，船长白天看罗盘，晚上看星宿，当然还有经验，而经验来自学习和勇气。好一个“海上自然有路！”后来我到了台湾，一九五六年，台湾修建横贯公路，由西部到东部，穿过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我参加新闻采访团前往参观，总工程师胡美璜接待，我问他如何能在群山万壑找出路来，他指着山峰说：“你看，每座山都有路，如果没有路，水如何能流下来？”

今天回想，我在海上进入了我的“无神论时代”。也许人人都有个无神论时代。少年时期，宗教是诗，老年，宗教是哲学，我的诗花已谢，哲学之树还没成林。我七尺血肉，跨步不过七十五公分，举重不过一百二十磅，投掷不过五十公尺，很想顶天立地。我是矛盾的，一天中午，我登上甲板，海水正蓝，有如温柔的眠床。我忽然想到自杀，大海实在是自杀最理想的场地，只要纵身一跳，身段潇洒，葬礼豪华，不远处有一条鱼，像一头牛那么大、那么壮、也那么不慌不忙，也许是等着观礼吧。那年代，讴歌死亡的文章多，讴歌生活的文章少，作者以各种不同的动机礼赞各种不同的结束，我赶紧下舱，躲避死神的诱惑。有一天，我也许会自杀，然而不是现在，绝对不是现在。

登陆的地点不是旅顺，不是大连，而是葫芦岛。受苏联的阻挠，心仪已久的“旅大”无缘一见，葫芦岛成为军事运输的咽喉，它一向躲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胳膊弯里，知名度突然大增。我们舍舟登陆，五十多年后，张力教授说：“那批老船还在近海效命，堪称中华民国海军最长寿的舰只了。”暮色苍茫，扑面有风，只觉得风的温度不同，力度不同，风里传递的无字天书也不同。关外的风无情，南方来的游子怅然有所失，凛然有所惧。想起读过的两句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后来知道这是清人徐兰的出征诗，他吟咏的是嘉峪关。

休说回头，我们整队直奔火车站。我对葫芦岛车站唯一的印象是：许多民众站在铁路旁边看兵，露着一排亮晶晶的眼睛，回想起来，其中应该有几只中共的情报眼。第二天早晨，列车在某站停靠，有一位中年农妇，左手提着一只大壶，右手拿着两个大碗，靠近车厢，问谁要喝茶。我问多少钱一碗，她很爽快地说不要钱，这是我仅见的一次壶浆迎军。我没有喝她的茶，她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好像没人喝茶，坐在火车里长途奔驰，解小便麻烦，那时我们年轻，能忍饥耐渴。回想起来，也许有没有人喝茶无所谓，烧茶的也许是个共产党员。但是那时我们谁也没有这样想过。

宪兵勤务每省一个团，东北九省只派一个团，近乎点缀。那时有人说，内战是火，东北是火头头，增兵出关是火上浇油，第六团这一滴油作用不大。后来有人说，出兵东北是“蒋介石的孤注一掷”，第六团只是一个很小的筹码。今日论东北战事，各家著作摆满了书架，几乎没人提到六团，即使是大骂国民党扰民，也只是数说警察的罪恶，宪兵连作陪的份儿也没有。千名关中子弟，投入江湖，留芳遗臭都沾不上边，究竟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

沈阳南站下车，好像是走过一段阴暗的地下道、再登上石阶“钻”出来，站前广场空旷，阳光明亮。后来一位东北青年告诉我，他是满洲国军队的成员，曾在这片广场上列队欢迎苏联红军，指挥官向红军部队长举起指挥刀，准备行“撇刀礼”，他在举刀时露出腕上的手表。那个老毛子军官一眼瞥见手表，立即抓住对方的手，把手表摘下来，装进口袋里，后面的官兵有样学样，纷纷动手，把仪队每个成员的手表抢走。

广场中心竖着苏联红军炫耀战功的建筑物，那时报纸称为红军的胜利纪念碑（沈阳市志说，现在改称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不管名字叫什么，且看碑的造型，碑身像一根柱子拔地而起，高耸触天（现在知道全部高度二十七公尺），碑顶上“挑起”一座跃进式的坦克（现在知道坦克四公尺半高），南站是交通枢纽，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从苏式坦克的阴影下走过，也就是苏式坦克每天从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上碾过，建筑也是一种语言，苏联临行放话，何其粗暴！何其傲慢！沈阳留下苏联红军的胜利纪念碑，云南留下史迪威公路，台北留下罗斯福大街，都是出于政治谋略，藐视人民心理反应。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

跨进沈阳，迎头撞上“盗卖大豆案”。这是“黄金万两”的大案，东北的军政领导人、东北的经济最高主管、中央粮食部派到东北的钦差大臣、一干人等都受牵连。打开报纸，读到正在流行的顺口溜：“小宴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形容接收人员的快乐生活。然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万四千个”接收变劫搜的故事，报纸社论“问孝陵松柏几多存？年年少！”贪污的种子不择土壤，而东北土地肥沃，“一根筷子插下去也能发芽。”只见眼前一干人等，马前也是桃花，马后也是桃花。咳！也不过三年光景罢了，“争春不肯让分毫，转眼西风一阵。”

2　宪兵的学科训练

我们在南京上海耽误了许多时间，到了沈阳，立即开始“学科”的课程，时间也是六个月。术科是军事训练，学科是司法训练，有人说“宪兵以毫无司法常识之人兼任司法警察”颇失公允。各门课程由军官讲授，班长“靠边站”，军官们循循善诱，宪兵连这才有那么一点“学校”的气氛。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投入宪兵勤务，很像文学校清寒学生的半工半读。

读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法律课程，我最喜欢的也是法律课程。杨排长讲法学通论，讲刑法总则，我听得入神。法学通论先谈天地宇宙的大法，几乎提升到宗教层次，天地宇宙的一切秩序都是“法”，法律是人世的秩序。我后来能领悟什么是“天人合一”，这段话是起了作用的。《通论》又说，“法”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明的”，也就是事实如此；还有一种是“规范的”，也就是应当如此，两者并不经常相等。那年代，万事宣传先行，宣传家常把“应然”当做“实然”来叙述，这是一种欺骗，人凭语言文字认识世界，语文训练又往往不足，容易落入陷阱，幸亏我先打了“防疫针”。后来我参加新闻工作，“新闻不是意见”，后来学写小说，小说也不是意见，我都老早开了窍。

法律文字简练周密，千锤百炼。刑法总则说，直系亲属是“己身所出或己身所从出”，多一个“从”字，分开尊卑，真是悬之国门、不能增减。它又说“能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要负法律责任，不得了，一句之中，“作为”重复三次，依然字斟句酌。刑法规定刑期，常说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俱连本数计算”，七年以上和七年以下都包括“七年”在内，不留漏洞。这些文句，我看一遍就能背诵，也了解为什么这样写，它们影响了我的文字风格。

杨排长说，法律条文后面都有法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错，若论法理，可分“绝对有效说”，“绝对无效说”，“相对有效说”。上级下达命令，下级绝对服从，如果命令违法，由上级负完全责任，这是一说。命令能够生效，由于下级执行，而执行视为同意，命令如果违法，同意者要负共同责任，这是一说。如果命令违法，它根本没有效力，下级当然不必执行，上级不得处罚，这又是一说。我一听，这可新鲜！这“三说”长在我心，后来我到台湾，听胡适之高谈人民对政府“合法的反抗”，同侪哗然，我心恍然。

我正式投入社会组织以后，总是遇到大有谋略的上级，他总是希望部下勇敢地去破禁忌、试法网、创业绩。政府机关降罪，他顶住，若是顶不住，他牺牲你，弃车保帅。大家都硬着头皮照老板的意思做，他们不知道“三说”，好在多半平安没事。可是我心中有“三说”，我总是拒绝“同意”，我在法理上站得住，我在老板的阶下站不住，所以人家升官总是比我快。我虽然有些坎坷，老板宽大，倒也没让我挨冻受饿，文章写到此处，我遥向老板们在天之灵致谢。

我还记得《服务规程》中有三句话：宪兵维持社会治安，要“防患于未然，遏难于将发，惩戒于事后”。我喜欢这样的句法，也喜欢这样的思想，相形之下，“谨小慎微”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大风起于萍末”玄虚抽象、难以落实。我终身奉行这三句话，我常告诉朋友，我们都是弱者，将来有了难处，我不能替你担当，现在没有难处，我可以替你规划预防。我那时劝亲戚朋友，后来劝国家社会，法律条文使我思虑周密，言辞果决。

沈阳时代，张志华排长调到团部办公，后来升了连长，他来给我们讲过几堂课。还记得他时时提出有趣的问题来，鼓励大家讨论，他说，“现行犯”的定义是“犯罪在进行中”，如果我骂你一句，马上闭嘴，算不算现行犯？他问，法律有“损毁国币罪”，我撕碎我自己的钞票，对别人有什么害处？为什么要定罪？有一次，他引用历史故事，皇帝出巡，看见一个老百姓随身带刀，立刻吩咐“拿下”，理由是他有凶器，可以杀人。随行的一位大臣指着路旁的一个男人，要求皇帝拿下，理由是他有阳具，可以奸淫。皇帝大笑，放了带刀的百姓。张排长要我们表示意见，大家踊跃发言，笑声一再哄堂，引得连长走过来察看。法律用词精准，对我启示良多。

母亲曾经希望我做医生，父亲曾经猜想过各种职业，沈阳时代，我发现我最适合的职业是做法官，我喜欢咬文嚼字，斟酌权衡，坚持条条框框，忘记生死祸福。未能做医生，母亲的遗憾，未能做法官，我的遗憾。父亲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是正当职业，能分担家庭责任。我后来总算勉强做到。

资深班长也有课，他们讲服勤务的经验，几乎没有例外，他们真心崇拜谷正伦。谷将军号称宪兵之父，其实他是第二任司令，在他手里，宪兵正规化和扩大发展，由八个团到二十三个团，由南京到各省，由军事警察到行政、司法。成立宪兵学校，蒋公介石兼任校长，他任教育长。抗战八年，宪兵扩充为四十个团（独立营），外加通信营，特务营。谷正伦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创造了宪兵的父权时代，宪兵“见官大一级”，和黄埔军校学生、空军飞行员并列为最受女学生注目的军人。谷氏后来官拜贵州省主席，粮食部长，他是贵州人，风水先生说，贵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气泄尽，难以产生大人物，但是贵州不但有何应钦、张道藩，还有谷正鼎、谷正纲、谷正伦，“一门三部长”。都说贵州安顺的谷家老太太有福气，生了三个好儿子，比美广东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个好女儿。

宪兵勤务基本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要有技巧，也要看天时地利。那时宪兵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听老班长传经说法，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谷正伦，铁口直断，一锤定音。但谷正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快要过去了，潮流冲击，宪兵需要蜕变，身上那一层硬壳脱不下来，只有一再收缩，减少时潮的冲击面，这是国民党丧失创造力的征候之一。我赶上中国宪兵衰落的时代，大体上说，宪兵在东北未尝为恶，也不能为善。

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是当过中华民国宪兵的人，当然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中央颁布公安六条，宪兵上等兵也定性为反革命，这就太抬举宪兵了。我们受训一年，从未学到能阻遏中共发展的东西，没喊一句反共口号，没读一页反共教材，没人讲解放区实况，没人讲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案例。“国父遗教”、“领袖言行”，也都是退到台湾以后的新课程，我们都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复杂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该有，简单的思想如忠党爱国，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紧的是服装整齐，姿势正确，站卫兵，摆仪队。哪能赶得上人家八路军，除了“人人都是战斗员”以外，还要“人人都是情报员，人人都是宣传员”。

为了写回忆录，我苦读东北有关的文史资料，从沈阳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古城风云录》中得知，那时中共的地下工作条件匮乏而态度十分积极，他们推拉板车谋生，情报藏在轮胎里；他们摆摊卖菜为生，情报藏在挖空了的红辣椒里；他们贩卖豆油，情报就塞在瓶口里。他们把线装的皇历拆开，情报写在空白的边缘，再装订起来。我们几乎天天跟菜摊、板车擦身而过，“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从未起过疑心。

我在宪兵队的那些日子，沈阳发生学潮，西区宪兵队奉命押送几个“共产党”到团部，这时二连换了连长，新连长是老资格，沉稳含蓄，他出来一看也忍不住说：“都是些孩子嘛！”口吻表情仿佛慈禧怜惜汪精卫。以后各地学潮越来越多，警备机关抓人也越来越多，事过境迁看资料，似乎从未抓到策动指挥学潮的共产党干部，抓到的都是“孩子”，年龄上的孩子或心智上的孩子。国民党到中共内部做情报工作太难了，简直雪里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国民党像个大蜂窝，处处可以潜伏，共产党人找一个洞蹲下，四邻不能发觉，即使事败被捕，好歹也还有条活路。了解背景，才可以了解国民党据守台湾以后的“过犹不及”。

后来知道，宪兵团里面有个“特高组”，他们才是特务，他们的工作和人事，宪兵团长不能过问，宪兵司令部有独立的特务训练班，不属于宪兵学校。正确的说法是，宪兵里头藏着特务。一般人并不知道，国家排除危害，有警察、警备、作战三种手段，警备司令部可以指挥警察和军队执行任务，因此宪兵也常常出面调查和逮捕，他们的工作是在警备范围。

一般宪兵离特务很远很远，究竟多远，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曾任宪兵第五团团长的赵良佐，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他一九四九年出任团长，想和中共的地下党接洽归顺，费尽心机，始终没接上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起义，他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是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军法官。

有两件事情，老班长们津津乐道，引为宪兵的无上光荣。

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吸收南京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供给情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协调不够，长江中游还停留着日本船舰七十艘，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国民政府计划击沉船只，堵塞水道，把日本的这些武力完全歼灭。黄浚对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泄露机密，江中的日军船舰连夜逃入大海。这个案子是谷正伦指挥宪兵侦破的，黄浚和南造云子都被捕，黄浚处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诗文俱佳，陈寅恪有诗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学史上，而留在间谍史上，令人嗟叹。

七七事变发生前三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日本驻华使馆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调军舰溯江而上，声言派陆战队自行搜寻，又说要撤退在华日侨，一时情势十分紧张。依照日本政府的计划，藏本先失踪，后自杀，制造借口，向中国兴师问罪，但藏本贪生，迟疑不决，也是谷正伦派人找到了他，消弭了一场危机。

宪兵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如此了吧？自此以后，由抗战到内战，特高组似乎没有重大贡献。我绝对不想当特务，但是从此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发生兴趣，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发展成我唯一的秘密癖好。

那时沙团长提倡读书，规定军官交读书报告，军官们常常找我执笔代撰，我因此读了一些“课外读物”。

我替何排长读《孙子兵法》，他一度在本连当排长，挺着个大肚子，时常宣告“我的命令绝对有效”，是个有趣的人物，他调到第一连，仍然和我有联系。那时政坛论客常引孙子一句话：“民与上同意。”军队作战要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共军做到了，国军没做到。我打开《孙子兵法》找这句话，发现原文是“令民与上同意”，还有一个动词：“令”。动词前面应该还有主词，中文惯例，主词可以省略，倘若补足，全句应该是“中共令民与上同意”，并非“民与上同意”，更非“上与民同意”。奈何有些论客将错就错，有些论客人云亦云！我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何排长大而化之，他教我写了直接寄到团部，他连看也没看。

我还有一些意见，当时没有写出来。孙子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你一旦出兵作战，你就是一个“不能输的人”。他一再批判道德观念，除非以道德行诈谋利。我念惯了“王者之师”、“仁者无敌”，对孙子的说法不能接受。后来阅历增长，我也得承认“兵不厌诈”、“兵不厌狠”往往是打胜仗的关键，我退一步想，倘若孙子兵法是“真理”，也只是战场上的真理，不能用于做人做事。这些念头一直萦绕心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写了一篇《兵法与人生》。

我替连长读《比较宪法》。那时国民政府定出时间表，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也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宪法”一字一句关系重大，学者咬文嚼字，争议不休。我代读的这本比较宪法，评介欧美多国的宪法，指陈得失，烘云托月，显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最好。依五权宪法，总统的权力很大，凌驾立法、司法、监察之上，民主人士予以负面的批评，我一时也没个主意。那时人人心里有数，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必定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主席，我想连长只能肯定五权宪法，只能赞成总统有权，于是我把这本书大大称赞一番。后来宪法通过，采取权力制衡，向欧美的两院制倾斜，但是“开卷有益”，这本比较宪法学术包装的部分，给我许多客观的知识，以后很有用处。

指导员没教我替他读书，他教我替他做文章，上级常常出“策论题”考他，他需要助手。有一次，他拿出一个题目来：《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要我提供意见，我想了两天，交了白卷。然后我继续在想，继续在看，越看越多，看出一个广度来，越想越透，想出一个高度来，最后，我把心得写进《随缘破密》那本书里，副产品还有一篇短评。

我代读了十几本书，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全连上下，没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鸡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个少尉读兵法，为什么要一个上尉读宪法，最后这些书轮到一个上等兵来读，更是可笑。不过“开卷有益”，我获益匪浅。

3　宪兵的勤务训练

一九四六年八月，宪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成立“沈阳市西区宪兵队”，负责沈阳市铁西区的勤务，兵力为两个排，以连长朱腾为队长。队部设在一栋日式小洋楼里，后院宽敞，门前临街，过街有一片年轻的树林，它本是日人的产业，日本投降后由“敌产管理处”接收，分配给宪兵使用。那时沈阳市区本身有居民一百万人，铁西区占百分之二十二，是个大区。

说起铁西区，如雷贯耳，当时的热门话题是“工业救国”，谈工业必定谈东北，谈东北工业必定谈到铁西区。铁西区的街道名称：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一片“舍我其谁”的雄心。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报站名，声音响亮，中气充足，兴工劝工，如呼口号。数据显示，铁西区原有工厂二八八家。五月间，国民政府蒋主席视察沈阳，特别到铁西看那  一片烟囱，虽然大部分工厂因接收而停工，仓库变成军方的马厩，那些不冒烟的烟囱他也看了又看。四年以后，中共毛主席也曾站在天安门上指点北京，宣示“以后这里全是烟囱”，可见国家领导人醉心工业之情。那时他们都未曾预料，烟囱有一天会成为环保的敌人，都市的杀手，国家落后的标记。

沈阳市有七个宪兵队，我们这些新手，先到各队跟老大哥学习，得以遍览各区风光。那时有个“北市区”，妓院和餐馆林立，那里的人巴结司法警察，算是一等管区。那时有个城中区，党政军高级官员的活动范围，戒备严，责任大，有机会与贵人结缘，算是二等管区。还有个北陵区，古迹多，风景好，环境单纯，没有疑难案件，算是三等管区。铁西区本是工业区，接收后工厂停工，空屋闲置，容易窝藏盗匪。铁西区又是个多事的地方，“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日本投降，苏联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国军接收东北，也是由铁西攻入沈阳。人到铁西，“开门时人在门内，关门时人在门外”，没有归属感，可算是四等管区。

铁西区既是“四战之区”，又是“不毛之地”，我们怎么会“沦落”到铁西呢？这得郑重介绍六团的副团长，他讨厌我们的朱连长，经常当众指责，而他的指责往往不成理由，长官指责部属，必须“不成理由”才显出权势。朱连长个性强，两次当众顶撞，违反军中（尤其是重视纪律的宪兵）伦理。分配勤务管区，副团长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把二连“置之死地”犹未满足，不久他找到机会，朱连长落了个撤职查办。

那时朱连长毫无警觉，他仗着自己“走得稳、坐得正”，他忘了中国历史许多记载，清官往往死在“清”上，忠臣往往死在“忠”上。我不懂官场的阴阳八卦，只是一个念头掠过：日式房屋怎么能做宪兵队部呢？进屋脱皮靴，出门穿皮靴，一旦紧急集合怎么来得及！瞧那木板墙，一脚可以踢出一个窟窿，怎么大门正对着一片树林，夜晚卫兵怎么警戒，林中漆黑，纵有十个二十个人藏在里面你也看不见。我只是打过游击，我能想到，难道团部没想到？……还好，后来调整勤务，宪兵放弃了那栋洋房，也完全撤出铁西。

上级规定，宪兵人人写日记，我们都领到统一颁发的日记本，布面硬皮活页装订，团部随时一通电话要查验，队部随时收集日记本上缴。队部每天向团部提出日报表，每十天提出旬报表，队部要讯问违反军风纪的人员，作成笔录，队部要接受民众投诉，作成记录，专案转报团部和警备司令部。种种作业，需要专人承办，连长指定中士班长郭伟负责，郭班长要求派我和李蕴玉两人做他的助手。这位郭班长像个白面书生，他高中毕业，本连九位班长，他的学历最高。或许由于“知识差距”，各位班长都和他很疏远，我们三人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各班班长经过门外，侧目而视。

小小办公室开始使用，我问郭班长：西区宪兵队的管区多大？能不能弄一张地图挂在墙上？他一怔，说没有。我说咱们得制一张表，罗列管区内保甲长的姓名住址，他又一怔，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些，我说我打过游击嘛。这一图一表，我们始终没能得到，我每次出外执勤，不知天地之大，常常若有所失，尤其是夜晚，沈阳市应该有路灯，可是许多街道黑不见底，真有无依无助、大海孤航之感。

工作展开，整天难得有事可做，出关的部队军纪那么好！出乎意外。每天出动四班巡查，难得遇见帽子没有戴正的军人，难得遇见风纪扣没有扣好的军人，难得遇见符号肮脏、字迹模糊的军人。整天也没个居民上门告状，说军人怎样欺负了他。没有这些材料，我写“日报”难以下笔，“日报”不能一日不报，郭班长授意可以伪造，我只好乱编违纪人的姓名，人名是假的，部队番号是真的，今天回想，对那些部队长十分抱歉。

铁西区环境单纯，我没染上什么坏嗜好、坏习惯，有自己可用的时间，我记私人日记，读文学书籍，拼命向报社投稿。今天回想副团长“整”朱连长，我倒是个受益人，但是当时我不能原谅他。关于私人日记，我多年后写过一篇《鸳鸯绣就凭君看》，这里不再多说。

军纪好，第一个原因是素质高。想那伞兵、青年军、新一军、新六军，士兵有高中以上学历，出过国门，英军美军并肩，“见贤思齐”。第二个原因是打胜仗，打胜仗的军人有自尊心。第三个原因是待遇提高了，衣食足知荣辱。后来我常想，如果派这样的部队去接收台湾，军民关系一定搞得好，也许给“二二八”事变打了防疫针。

关于那时军人的待遇，我有过一个“诉诸印象”的说明。抗战前夕，军人追求“五皮”，皮鞋、皮带、皮夹、皮手套、皮背心。抗战期间，生活艰苦，但“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仍有许多军人可以混到“五金”，五金者，金牙、金表、金戒指、金烟嘴、金边眼镜是也。五金代替了五皮。

抗战胜利，出现“五子”，即窑子、馆子、骰子（赌场）、落子（戏院）、澡堂（塘）子。“五金”尚有储蓄的意愿，“五子”就完全是靡费享乐了。——此为一般军人的五子，与接收大员的五子有别。接收时，“五子”有不同的版本，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上海，看见上海各报刊载的是车子、房子、条子（金条）、女子、面子。我相信这是正本原典。后来到台北，读到赵丽莲教授编印的英语教材，其中有篇文章谈到中文英译的困难，曾举“五子登科”为例，他的“五子”也是车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很显然，后五子由前五子衍生而来，前五子由五金脱胎，五金又与五皮有递承关系。然则五皮又从何而来？我猜五皮源自民间的“五洋财神”，北伐前后，洋货涌至，商店改售洋烟、洋火（火柴）、洋布、洋皂（肥皂）、洋油（煤油），土货几乎全被淘汰。洋货种类极多，何以必举其五？这是因为中国向有“五路财神”也。陈陈相因，因时制宜，难怪有人说，所有的名言都是“长了胡子”的。

我还记得，人到沈阳，宪兵上等兵每月的饷金，加上边远地区的勤务加给，总数是东北流通券四十元，折合法币五百二十元，跟关内的上等兵比较，高出百分之五十，跟马营时代的二等兵比较，高出二十倍。沈阳公车票、电车三毛钱一张票，军人半价，宪兵免费。那时有流动的马车载客，同一区内不分远近，一人一元。宪兵偶然也坐马车，人人自动付钱，没有纠纷。宪兵有了外务，也就有了朋友应酬，常常不回连部吃饭，尤其是班长，往往只有一个值星班长在家，粥多僧少，饭菜吃不完，再也没有伙食问题。

新问题是，宪兵的程度不齐，西区宪兵队两个排，约有三分之一不能写“宪兵日记”，什么刑法民法违警罚法，对他都是白说。漫画书上说，新兵出操，不能分辨左脚右脚。二连真有这么一个人，齐步走，总是踩别人的脚后跟；“枪在肩”的时候，左转右转搞错方向。他的步枪碰别人的步枪，稀里哗啦。他乐天知命，笑口常开，班长想打他，无法下手。陕西招兵难，有时需要人头勉强充数，他是宪兵的稻草人。后来“天崩地裂”，我很为他担心，文章写到这里，不免停下笔来费一番猜想。

宪兵执勤，常常查看军人的“差假证”。我们检验证明文件的真伪，靠关防大印的尺寸，每人有一本“手册”，末页边缘印着米达尺。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但是限于宪兵的素质，那时只能如此。我们熟记：永久性的机构用方形大印，临时性机构用长方形关防，可怜我们怎知哪个机构永久、哪个机构临时呢！我们熟记：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中将，他的关防宽 6 公分、长 8.8 公分，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少将，他的关防宽 5.8 公分、长 8.5 公分，我们又怎知哪个机构的首长是少将、哪个机构的首长是中将呢？再说，伪造印信的人总是要找个真迹来摹刻，长宽尺寸一定符合，你量来量去有什么用呢。鉴别印信要知道当时的编制官位，要懂一点篆刻，能从刀法、线条、结体寻踪迹，我读过私塾，对篆刻稍稍有一知半解，那时你怎能求之于人呢！

语言的隔阂很严重，陕西人的口音和东北人的口音差别大，常常把对方的意思弄错了，加上“同物异名”，“同音异字”，有时根本不能交通。很奇怪，上级却从未顾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在我们的“学科教育”里加一门课程，介绍“东北话”和东北风俗。中共的优势之一，就是当地人办当地事，无须向当地学习，国军的劣势之一，就是外地人来办本地事，又不肯向当地学习。作战部队飘忽不定，今天还在山东，明天也许空运到广东，无法学遍各地方言，宪兵长期驻扎，又和民众密切接触，为何要留下这个缺口？

后来想想，我们那一票人，也都没有多少心思用在勤务上。宪兵极难升迁，一盆清水孵豆芽，谁也长不大。想到宪兵就想到天主教的结构，一批人有上进的阶梯，当神父，当主教，当总主教，当红衣大主教，红衣大主教有资格被选为教皇。另一批人有奉献的热忱，当修女，当修士，照顾病患、孤儿、残疾，伟大如德雷莎，也还是修女。依政府设计，宪兵是修女，但是宪兵缺乏奉献的精神，因为政府不是上帝。误入网罗的流亡学生马上投入补习班，苦修英文数学，待机脱离牢笼。

我们得慢慢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过马路，我们得学着相信红绿灯，我们都不会关电灯，李戬排长夜晚来替我们关灯，我们不会用抽水马桶，李排长到商店借了一副马桶来做“教学道具”，教大家如何操作。有人找我带他到邮局买邮票寄家信，他一直怀疑那枚邮票管用。银行，我只知道里头有很多很多钱，严防歹徒抢劫，有时从门外经过，不敢转脸住里头看。

我们闹了一些笑话。那时军用电话是“手摇式”，宪兵外出巡查，看见地摊上有几具“转盘式”电话机，以为是电报发报机，就没收了。有人走进电梯，门突然关上，无法打开，他以为被歹人劫持了，手枪子弹上膛，对准自动门，差一点弄出命案。有人奉命去看守一栋华宅，他对许多物件有好奇心，这里动一动，那里摸一摸，哗啦一声，自来水龙头打开，他心慌意乱，悄悄把门关好，悄悄走开，装做平安无事的样子。自来水流个不停，溢出盆外，满室地毯泡在水里。有人坐火车，他只有坐汽车的经验，火车缓缓离站，他想起了什么，大叫停车，列车长见他是宪兵，火车居然停下来。他又大叫退回去！退回去！火车居然又退回车站月台。那时东北同胞尊敬宪兵，路上相逢，常对出巡的宪兵鞠躬。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不久，西区宪兵队分兵皇姑屯，成立皇姑屯宪兵队。当地有一个富商选女婿，选中了宪兵队的一位班长，结婚典礼相当铺张，邀请西区宪兵队全体官兵吃喜酒。结婚以后，这位班长白天穿着军服当值，晚上在家丝质棉袄，白底便鞋，俨然是个土财主。西区宪兵队再分兵四平街，成立四平街宪兵队，带队的排长喜欢洗澡，天天泡澡堂子，浴池公会的主席为他设立单独的房间，提供按摩女伺候。依沙团长的尺度，这是不能原谅的腐化，朝里有人好做官，副团长庇护他。

以后，西区宪兵队就撤销了。

我们那一票人大都出身农家，崇拜肥沃的土地，久仰东北的黑土层，我们一直在铺满水泥或木板的都市里走来走去，未能亲近原野。有一天，同连的一个列兵出差回来，黑土填平了他的靴底，他把皮靴脱下来给我们看，我用大头针把靴底沟槽里的黑土挖出来，大家轮流欣赏，欣赏中国人发誓要收复的地方。咳，那时候，我们的心念何其单纯！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上刊载北京水利部的报告，由于人为的原因，东北的黑土层年年流失，每一年损失一厘米，生成这一厘米的黑土层，需要两百年到四百年，预计五十年后，黑土层流失净尽，寸草不生。哀哉，不肯爱护土地的人何其多！何其多！

我很怀念铁西。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的 Gramercy Theatre 放映“铁西区”的纪录片，中国大陆导演王兵制作，我特地跑去看了。电影显示，“沈阳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区，解放后发展为中国面积最大、生产品种最多样化的工业重镇，可是到一九九○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破产倒闭或转型迁移，‘文革’年代有如天之骄子的工人，在被逼下岗后生活困顿、前景未卜。王兵顺着铁路来往于工厂及工人住宅区，记录下灰冷荒芜间的日子。”铁西区外观尽改，奈何命运却有如循环！

4　我第一天的差事

我们终须与现实接触，我的差事来了，管区内发生车祸，郭班长命我前去“看看”。

那时汽车少，车祸不多。队部没有汽车，我们坐公共汽车出外执勤，车祸早上七点钟发生，我九点才赶到出事地点。那时十字路口有个圆形建筑叫“圆环”，汽车绕过圆盘，谓之大转弯，不绕过圆盘，谓之小转弯，一辆军用卡车在应该大转弯的时候小转弯，撞上了商人用的小车，车头损毁，车里的人也受了重伤，伤者已送进医院，警察保留现场等我出现。

肇事车辆的单位来了一位中尉军官，他把我拉到旁边，低声说：“咱们都是军人，胳臂弯儿往里拐，您上天言好事。”不等说完，捏着一沓钞票往我口袋里塞，我突然热血上冲，头昏脑涨，举手给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倒退一步。我马上后悔了，我怎么可以打人，尤其是对方是一位军官。完全是反射作用，也许谷正伦阴魂附体，身不由己。那军官指着我说：“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匆匆钻进他的吉普车。

回到队部写“日报”，我直言军车违反交通规则，除了文字说明，我还画了一张图。团部打电话来称赞，日报有图有文，这还是第一次。后来伤者死亡，肇事的单位希望和解，传话恐吓死者家属，“东北人胆大”，家属不屈，坚持告状。法庭传我作证，我实话实说，死者的子女当庭给我磕头。

从车祸现场回来，路上遇见一件很特别的案子。那时国民政府战后裁军，“编余”了很多军官，这些人流落四方，找不到职业。有一位编余的少校营长，跑到铁西区，他在闹市的马路旁边铺下一幅白布，上面写着：他是黄埔军校哪一期毕业，参加过哪几个战役，负过伤，得过奖状、奖章，现在政府把他裁下来，他无家可归，陷于绝境，乞求仁人君子施舍。白布四周摆着他得到的奖章、奖状、“抗战胜利纪念章”、军校毕业生的文凭、佩剑，剑柄两面刻字，一面刻“成功成仁”，一面刻“蒋中正赠”。他这一手，北方人叫做“告地状”。

宪兵以三种方式处理违纪：告诫放行，纠正放行，带队处理。我只有请这位老前辈到队部和连长谈谈，他朝我一挥手：“教你们连长自己来！”我回到队部报告，朱连长果然亲自去了，三言两语，原来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气氛立刻活泼起来。编余军官干净利落，他卷起白布：“你看我该怎么处置？”朱连长针锋相对：“请到我的办公室喝茶。”

他俩谈话，连长命我随侍在侧。编余的少校姓庄，他说出生时投错了胎，人人叫他庄营长，他是一个“假装”的营长，现在露了真身。他说抗战八年，都说为了收复东北和台湾，现在东北收复了，我这个东北人裁掉了，东北是我老家，我在老家门口讨饭，你们外路人凭什么管？想饿死我？我若饿死了，我的列祖列宗从坟墓里钻出来，抓你一把，咬你一口！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会爱国，现在国家把你一脚踢开，不稀罕你爱，还能做什么？他说“抗战胜利纪念章”是伤心章，毕业证书是牛马证明书。

朱连长说，宪兵有宪兵的职责，你老兄一清二楚，你一定要在这里摆摊，我这个宪兵连长只有辞职，可是辞职没那么容易！裁掉了有裁掉的委屈，辞职辞不掉有辞不掉的委屈。你给我一个面子，离开我的管区。庄营长立刻站起来：没问题，一言为定！朱连长掏出几张钞票送他，他冷笑一声拒绝：你们宪兵清苦，自己留着用吧，你如果发了接收财，这点钱我嫌少呢！

我送他出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告地状是发牢骚、开玩笑，“我会留在沈阳继续奋斗，咱们后会有期！”果然，我跟他“恶业”未了。我先补述一下抗战胜利后的裁军。

日军投降以后，国府着手整编军队，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团以下酌量合并。究竟裁掉多少人，各家的记述不同，我不做研究，只抄台北“中央研究院”编撰的大事记，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防部提出报告，“裁汰”军官十四万人，“汰”字非常刺眼。抗战八年，只有师扩编为军，军扩编为集团军，只有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突然反过来，军官在心理上很难适应。不仅如此，有些军官“编余”之时降了级，本来是中校，到头来只是上尉，从军时是少尉，一直升到上尉，抗战胜利编余，又回到少尉。为什么会这样呢？依照政府规定，中尉排长升上尉连长，要经过“任职”和“任官”两道手续。任职，确定你是连长，任官，确定你是上尉。战时戎马倥偬，全凭师长军长下个条子走马上任，人事部门没有替他办任官任职，他自己也不懂，国防部根据人事档案办编余、核官阶，很多汗牛血马白白出生入死。

军人没有恒产，一旦失去军职，生活陷入困境。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团长被裁掉了，他的太太上街头卖茶，羞愧难当，勉强支持了一天，晚上回家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一个军官，跟他的女朋友以“初夜”庆祝抗战胜利，兴奋甜蜜，不幸裁军的第一刀就把这个军官切下来，他因此无法结婚，……后来带着她去打胎。这两个故事，开始都有很好的情节，我无法想出快乐的结局。

“解甲归田”本是美谈，可是编余军官有三个原因不能回老家：其一，老家已成解放区，不能回去。其二，老家可以回去，但是苛政太多，官吏太腐败，军队纪律太坏，“什么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做老百姓。”第三，亲友的轻蔑。马营和我们一同入伍的那位马连长，本是为了回北京探母，才和我们同路，他到了沈阳，并未照原计划行事。他说，他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回到老家，亲友把他围在中间，朝他身上吐唾沫。他说，有一个编余军官回到东北老家，冬夜严寒，国军派出来的侦察兵到他家取暖，硬把一家老小赶下热炕。老母冻得整夜咳嗽，一口气没上来，也许心脏病发，归天去了，亲友都来责难这个军官，问他在外边怎么混的。

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十二个军官总队收容编余军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军官都觉得受领袖和政府欺骗，他们自己求公平，办法是集体扰乱社会，欺压官民，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他们居心伤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流行一句话：“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饭锅。”我听见有人说，蒋委员长曾对他们演讲：“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人说，“现在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业前途还能有多久！”

军官总队的本领大概如此。近人论裁军之失，多半说编余军官纷纷投共，国共军力因此消长。当年确有一种说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也曾出现传单：“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武汉领路费，延安去报到。”究其实际，可有资料证明，共军的哪一桩成就，有编余军官参与？共军的哪一次胜利，得了编余军官之力？可有数据记载，编余军官有多少校官，多少尉官“延安报到”？如是我闻：中共要枪不要人，要兵不要官，除非军官率领武装部队起义。国军军官秘密接洽个人投诚，中共的工作人员总是劝他：留在国民党里奋斗，等你能掌握部队了，挑个好日子再来。

有人经过上海，看见“告地状”的编余军官，也曾问可曾考虑投共。他扬起眉毛：“笑话！我又没帮他放过一枪！”

这次裁军，裁掉上将十五人，中将两百一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官阶越高，挫折感越大。南京有个军官总队，收容的尽是将官，这些将官到中山陵“哭陵”，发泄心中的愤懑，国民政府蒋主席听到报告，怒斥这些哭陵的人不识大体。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党国元老陈立夫曾经指着蒋先生的画像说：“他是活着的上帝。”

国府裁军，原则上裁官不裁兵，但老兵、弱兵、病兵一概不留。裁掉的兵比裁掉的官处境更艰难，但是编余将校只替自己说话，没人替士兵说话。我曾经集古人的诗句，代抒他们的心声，而今记忆残缺不全，还可以略见梗概：

问：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

答：少年十五二十时

问：你上过战场吗

答：一身转战三千里

问：有没有遭到危险

答：战士军前半死生

问：你为什么还不回老家

答：古来征战几人回

问：你老家还有什么人

答：旧业都随征战尽

问：抗战胜利了，高兴吗

答：空见葡萄入汉家

问：你的老长官怎么不照顾你

答：将军百战身名裂

问：你的那些同事呢

答：可怜无定河边骨

问：你看时局怎么样

答：百年世事不胜悲

问：你以后怎么办呢

答：生男埋没随百草

…………

此文一出，立刻产生许多变体，问答的形式依旧，作家依自己的感想，设计新的问话，填入自己喜欢的诗句。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那时文网尚未周密，还在台北的报纸上看见一篇姊妹作，可见社会对裁军的广泛关怀。

宪兵勤务，有一项取缔“非军人穿着军服”。关东军遗落了大批军服，充斥旧衣市场，沈阳街头常见市民穿着日本军服，团部命令限期禁绝。各区宪兵队加班加点，把这些穿军服的人带到宪兵队门口，门外放着一桶桐油，衣服涂上桐油，就不能再穿了。这是他们从陕西带来的土法，陕西出产桐油。我对郭班长说，这些人穿日本旧军服，多半因为穷，他们身上的军服也是花钱买来的，如果把涂桐油改成涂颜料，他们回去拆洗了，送进染房，染成别的颜色，布料还可以使用。郭班长立即采纳，并且吩咐我写入日报，向全团建议。

“非军人穿着军服”视同冒充军人，而冒充军人视同利用军人身份掩护犯罪，这是“高高举起”。“非军人”没受过军事训练，没有军人的仪态，非军人穿着军服，妨害军人的形象，这是“轻轻放下”。我离开军伍以后对军服有恐怖感，老年移居美国，看见穿着军服的“非军人”很多，报上说，美国陆军的军服用特殊的衣料制成，既能防雨，也可透风，我大为心动，到专卖军用服装的商店去买了一件上装。我问售货员：“我不是军人，是否可以穿这件衣服？”店员用保证的语气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穿！他一面替我包装货物，一面把我的问题告诉柜台的收银员，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发生了有趣的新闻。

我有文书专长，一度豁免例行勤务，不久，两位老班长很有意见，于是特权取消，照常轮值夜间卫兵和昼间巡查。那时电影院是宪兵巡查的绿洲，里面设置“宪警弹压席”，备有清茶、糖果、瓜子、香烟，可以歇脚，我不抽烟，值勤时也不喝茶、不吃糖，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也从不带朋友进场看白戏。戏院经理看见我，总是露出害怕的神情，好像我是来者不善，使我非常纳闷。后来他明白我没有恶意，只不过初出茅庐，内方有欠外圆。他的态度由戒备改为亲热，不过有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地干哟！”我至今猜不透他什么意思。

“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居然也有好处，离开电影院以后，找个清静地方，推测以后的情节发展。我决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写手，第二天，我再去看那部电影的后半部，拿我编想的情节和电影比照，训练我的想象力。《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这个时候看到的，我从电影编导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又看过一部电影，主角是个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有钱的时候装穷，等到真的没钱了，他又突然装阔，大出我意料之外，世人多半穷的时候哭穷，富的时候炫富，编导反其道而行，产生新意。“反其道而行”！这一部片子只能列为次等制作，许多次等制作也能给我一等的启发。

我非常害怕再遇见行贿的场面，我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行贿的方法，又从行贿的方法悟出拒贿的方法。如果对方把钞票塞进你的口袋，抽身离开，你就没有办法退回贿款，即使你掏出来丢在地上，他也不会回头捡起来，任它随风吹去，你依然不清不白，所以绝对不可让对方贴近身旁，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对方也可能利用握手的机会输送贿款，握手时用拇指按住手心里的钞票，手掌倾斜，手背掩护手心，趁两掌贴合时抽出拇指，钞票就到了对方的掌心里，人人都会不假思索握住已经到手的东西，这是本性使然，等到“既而一想”，已经难办了，所以绝不可与对方握手。如此这般，防患未然，哪里用得着打人耳光？豁然开朗，中心畅快，只苦没有机会马上建议全团，甚至建议全国。但是若干年后我有机会提醒所有的作家，读者亲近文学，有时是为了寻找方法解决难题。

铁西区似乎没有妓院，我从未巡查过妓院。旅馆很多，规模简陋，尤其是“大车店”，大屋通铺，男女老幼一排一排睡在铺了草的地上。抗战流亡时，我也住过类似的店，没想到东北光复，老百姓还要过这样的生活。屋子里没装电灯，我得用手电筒照射他们的脸，光线微弱，面孔灰暗沮丧，不忍多看。我不信他们造反搞破坏。

“正式”的旅馆当然有房间有床铺。那时规定，军警检查旅馆时，住宿的人都要站在房门口，手里拿着身份证明，等待检查人员过目，我有很好的机会观察各色人等。说来惭愧，我并未从治安的角度观察他们（坦白地说，这种方法也根本查不出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来，即使屋角里有机关枪，我也看不见）。我从写作的角度观察，我观察的能力幼稚薄弱，所见甚少，想得很多，回去写在私人的日记本上。

对我来说，这样见多识广，当然比足不出户伏案办公好得多，老班长抵制郭班长，取消我的特权，焉知非福！我有材料可写，开始投稿，饷金之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

服外勤还有最大最意外的收获，我因此遇上另外一位天使，当然，中间经过一些曲折。

5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事出偶然，我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

这要从初到沈阳说起。我们进行学科训练，使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宿舍做教室，日本在东北经营的铁路以“满铁”为总管，财产庞大，房屋很多，我们奉命在某个范围内自己挑选。砖墙平顶的三层楼房，式样整齐划一，全是空屋，经年无人打扫，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来（据说是搜寻隐藏的浮财），未曾修复。后来找到一栋，不但完整可用，三楼还摆着许多图书。那时接收人员不要档案文卷，只要物资，《大公报》曾以社论责问《谁是今日之萧何》（刘邦破秦，先入咸阳，萧何不取财宝，一心搜集图籍记录）。日军侵入中国，大量掠夺，并未放过中国图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聿均，都写下专门论文。

这些书苟全一时，虽是精装，尽是日文。连部找来一辆大卡车，停在窗下，书从三楼窗口掷下来，灰飞烟灭之前，先堕指裂肤。我发现其中有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的选集，也许有十大本，收录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导读、注解、作家小传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这等事！我急忙抢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装稀罕，家中只有《圣经》和《辞源》，我从邮购买过一部精装的《全国青年代表作》，视同珍品。文艺书平装钉装，连穿线装都很少。一本书祖传父，父传子，哥哥姊姊传给妹妹弟弟，封面破了、用牛皮纸糊起来，书页散了、用针线缝起来。那年月做母亲的除了补褂子、补袜子，还会修补破损的书。人在翻书的时候手指不离书口，书口是一本书最容易弄脏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边的书，书口没有切过，等书翻旧了、弄脏了，爱书人自己动手切齐，书口清洁如新，旧书好像恢复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册精装书，觉得发了接收财。

翻看目录，六册文选收的是小说和散文，普通文选只收短篇，它这里长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当时的思潮，几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时连队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这么厚一叠书无处存放，最好也别让连队长官知道我看鲁迅巴金的东西。队部附近有一家中药铺，房屋宽敞，老板善与人交，我借用他的店号对外通信，逃避指导员检查。我把六册文选寄放在他那儿，抽空到他店里看书，中药铺里读到鲁迅的小说《药》，感受特别深刻，我觉得“人血馒头”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灵也会赞成，可惜它只会传染疾病。读到祥子夜半求医，没有钱预付诊费，遭医生拒绝，恻然久之。多年后我写了一篇《骆驼祥子后事》，收进《活到老，真好》一书，我能理解那医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军官来买药。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军医院专为军人治病，一切免费，怎会有这些人依赖中医？而且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样子。老板说，他有祖传秘方配制的壮阳补品，远近驰名，军政人员接收东北，无非酒色财气。我听了大吃一惊，若是我的长官也来买药，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他恼羞成怒，忌恨在心，我还有好日子可过？我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册文选，另找地方。

到哪里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里？跳上一辆马车，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门整天敞开，使我想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见到一位执事，说明来意，我俩有一番对话，大略如下：

“你这些书是什么书？”

“都是文学。”

“你是基督徒吗？”

我硬着头皮说是。

“基督徒应该读《圣经》，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你到教堂只能读《圣经》。”

说得也是，可惜脸孔拉得太长，我想起“天堂的门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踯躅街头，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想起坐落在城内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们有个同学，自幼随母亲信佛，常随母亲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阳，发现沈阳也有地藏庵，非常高兴，常常去拜菩萨，吃素斋，也带我们不信佛的人去游玩。庵中三位女师父，一位年纪最长，接近六十岁，想是当家的住持，另外两位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女，一位法号“本参”，一位法号“本寅”，凭法号班辈，也许有人能知道她们的门派源流。两位说话都是沈阳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体型适中，为什么会出家，想必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对我们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们那里看书。

都说佛门清静，难得她们容纳我这个俗人。厢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师父给我倒一杯茶，老师父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什么话也没说，她把佛经放在特制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污毁经页。佛经采折叠式，经上放一支竹签，小师父介绍读经的方法，手持竹签一页一页翻开，避免手指触摸。我每个星期天都去读书，放在我手边的经书常常更换，依靠联想作用，我还记得几部经的名称：《金刚经》联想到金刚钻，《八大人觉经》想到八大山人，《无量寿经》想到成语功德无量，还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联想到地藏庵。这些经我一页未读，我只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赐传》。

我凭六册文选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知道山东出了王统照、李广田，台湾出了许地山。我喜欢曹聚仁、萧乾，他俩和报馆渊源深，作品带报道文学风格，也许暗示我和新闻有缘。我喜欢丽尼，也许伏下我对“现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名作《边城》，写一个老人和一个孙女相依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带着幼女流亡，难以终卷，那时我很难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接受文学。我也喜欢朱自清、周作人、赵景深，还有丁玲，他们展示广阔的生活经验。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范本。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现代诗人杨泽说，鲁迅是“恨世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说，鲁迅刻薄寡恩，他们展示多元的看法，先获我心。瞿秋白和鲁迅同世为人，他说鲁迅是狼族，有狼性。罗马神话：莱漠斯出生后吃狼奶长大，不离狼群。这话我到八十年代才读到，相见不恨晚。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我在说我学习的过程，并非搞文学评论。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史坦培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培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但评论家却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结合，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九○年代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于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 Q 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 Q 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 Q 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于梨华尖声说：“你万幸！”巴金晚年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比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可见他深晓葫芦里的春秋，我想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劳比他更大。

我疏离上帝以后，我的心灵并未从文学中找到依傍，这些文豪，我在没有读到他们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怀想了很久，可是读了他们的代表作，我这个文学小青年仿佛是一叶扁舟，在许多码头旁边漂来漂去，不能驶入，即使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也觉得找不到船坞、防波堤或是领航员。我曾经喜欢唐诗宋词，可是那时对我而言，唐诗宋词是废弃的码头，是仅供凭吊的古迹风景。

我当然也有收获，六册文选读完，我眼界大开，立刻觉得长大了，比起同侪，我算是见多识广。白话文学在我血管里流来流去，所有的方块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装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万里长走。每一篇作品后面都有附录，介绍作品背景，作家生平，虽然用日文撰写，其中夹用的中文名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小说月报、晨报副刊，还有每个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称，都对我传递大量的讯息。我想，写文章除了赚稿费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大部头的选集里挤进一个名字。

即使是你反对的事情，你也会受它影响。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那时如果我听几句佛法，也许可以得些调剂，然而我心中只有一部《圣经》，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也多半是“恨世者”，革命理论和基督教义的纠结，常使我头脑混乱。

我后来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强者合作，脾气急躁，反应每每过当，我猜想肇因这些作品灌输的意识。感谢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资料中加添麻辣。有一次，我为了弱者的利益和强者争辩，那强者问我：“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做共产党，跑到台湾来做什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发觉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那时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主张写小人物，关注人间的穷苦、灾难、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现象，他们强调生活经验，主张以调查、观察、访问搜集写作材料，反对泛滥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时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们给我创作的勇气，也可能强化了我的弱点。那时写实主义的诠释者和鼓吹者，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阶级说话，要看揭露的是什么、控诉的是什么。照原料打分数，不照成品打分数，对创作风气的影响是鼓励粗制滥造，助长傲慢自大，对我的影响是：几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湾倡行“现代主义”，诠释者和鼓吹者纠正了我。

感谢沈阳的地藏庵给我阅读、思考和空间，它是那样安静，我坐在那里，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诗句：“鸟鸣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惭愧，我从未捐过香火钱，也不读她们预备的佛经，她们从未因此慢待我。我写这篇文章追记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后，其间天翻地覆，不知她们怎样适应，她们的来生当然没有问题，我忧虑的是今生，只要来生没有问题，今生也就不必太忧虑了吧？老师父应已圆寂，两位小师父呢？希望她们度一切苦厄，也许此刻尚在某处讲经说法。她们是否知道，我终于读了她们最后给我预备的一本经：《父母恩深难报经》，我决定离开沈阳，生命进入另一次大转折。她们是否料到，五十年后，我终于把她们放在我手边的佛经一一读完。

6　我从文学的窗口进来

我喜欢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年代，一家报纸要有文学副刊才算是一张大报。副刊展露报人的心胸识见，他除了理性，还有美感；除了算盘，还有胡琴；除了店面，还有花园；除了现实，还有想象；除了功利，还有性情。

一步踏进沈阳，我就打听哪一家报办得好。有人推崇《中苏日报》，那时中苏订立友好条约，随着这个条约产生了中苏友好协会、中苏联谊社，我没法喜欢那个条约，也就没法喜欢那些戴着“中苏”帽子的招牌。我买到《新报》、《和平日报》，以非常勉强的心情顺手也买了一份《中苏日报》，没想到它的社论十分出色，虽有官方背景，却勇于批评官方的缺失。《新报》偏重本市新闻，活泼亲切，类似今天的社区报，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晃动，它在本市拥有大量读者。《和平日报》只有一大张，副刊和文艺周刊齐全，令我感动。不久，《中苏日报》停刊，中苏友好协会销声匿迹，象征中苏蜜月结束，沈阳《中央日报》继之出现，重视副刊一向是《中央日报》的传统。

我开始投稿，决定以字海战术向三报猛攻。各报都有征文启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纸”。我在陕西投稿，文章写在白纸上，每行没有一定的字数，每页没有一定的行数，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稿纸。我连跑几家书店，他们拿出来的是“原稿纸”，我以为原稿纸不是稿纸，而且每张只能写四百字，跟征稿启事的规定不合，没敢买。我在书店里看见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站在书架前面读了十几页，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笼统解释社会关系，痛快淋漓。起初我以为这本书是游戏笔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学》，继而一想，艾思奇也许是个俄国人？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是立国的大经大法。我又看见书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开一看，里面是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装订错误，并未发觉是中共宣传品瞒人耳目。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定五百字稿纸，若说计算字数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也是一样。我用复写纸自己制作五百字稿纸，那时连队没有油印机，我并未想到编辑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纸，就知道你是毫无经验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涩幼稚，懒得再花工夫审阅。多年后我看见第一次投稿的人先印自己的专用稿纸，俨然名家，他们比我聪明。

字海攻势并不顺利。我把“出潼关”的经过写成散文，投给《中苏日报》，文章还没登出来，《中苏日报》就停刊了。我写南京令我失望，小学教科书告诉我，浦口过江到南京有“轮渡”，人可以坐在火车上不动，我们还是下车换船。老师说，中山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我们看见的是仰卧的石像，腿部的裤管粗直僵硬，相当“难看”。我把文章投给沈阳《中央日报》，我并不知道报纸有立场背景，《中央日报》岂能任你非议首都？我也写出我对上海的印象投给《和平日报》，两篇文章都如石沉大海。那时似乎各报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报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报，文章像箭一样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紧造箭。

经过一番观摩和琢磨，我发现关外的报纸爱登关外的事情，关内似乎太遥远了。后来知道报纸的内容讲求“邻近性”，我那时无师自通，心诚则灵，立刻改换题材，写我最熟悉的铁西区。我说雪降沈阳，铁西区的空气冰冷如铁，因为区内遍布停了工的工厂，房屋空洞高大，外墙坚硬，入夜以后相当恐怖。我说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来逐站呼告站名，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唤醒国人重视工业，现在怎么保持沉默、寂然无声？《新报》采用了这篇文章。

我满心兴奋，立刻再写一篇，我写铁西区的戏院。这时候，沈阳的军纪渐渐变坏了，军人看白戏，塞满了电影院，一般观众裹足不前。依照规定，军人要买半票，他们硬要无票入场。戏院老板有幽默感，他说这些军人也有票，第一是摇头票，你向他收票，他摇摇头，进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进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进去了。那时军人几乎个个抽烟，剧场中香火鼎盛，数不清缕缕青烟袅袅上升，熄灯后，黑暗中，只见星星点点无数暗红色的烟蒂摇晃，舞台旁边竖着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两个朱红大字“禁烟”，烟雾太浓，两个字也模糊了。于是咳嗽声起起落落，吐痰的声音也相继不绝。这篇文章《新报》也采用了。

但是稿费无踪无影。我投稿全用笔名，而且写一篇文章换一个笔名，避免以宪兵身份现形，久等心焦，没奈何，只得到报社查询。这才知道副刊主编是报社的客卿，并不按时上班，经人指点去找另一个部门。这才知道报社并没有“稿费通知单”一类玩意儿，作者要带着剪报上门申请，报社把采用外稿照“交货、验收、付款”总务三部曲办理。我没带剪报，承办人见我穿着军服，特别通融，自己打开存报找我的文章。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的文章登在新闻版，新闻是没稿费的。”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把我当成各机关的新闻发布员了。五年以后，我知道新闻版的特写、边栏仍然有稿费，若是外稿，报社里可能有人把稿费吃掉，通常以新闻版的编辑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湾也有吃稿费的主编，那时大家都穷。

我没有灰心的权利，我继续写。经一事、长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郑重写明副刊编辑室。后来我知道，你若只写某某报社，你的稿子八成进了社长室，你若只写编辑部，你的稿子八成摆在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先失地利，后失人和，结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须交到副刊主编手上，无论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欢《中央日报》的副刊，向她投稿，连续五次都告失败。有一天，我经过沈阳市的万泉公园，看见满池白色的荷花，我们常常把荷花莲花混为一谈，传说菩萨坐在莲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萨，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难。那时中共锐意经营松花江北，它在鲁南苏北怎样做，也在东北怎样做。我“不点名”地写了苏北难民的处境，居然登出来了！我在南京欺骗苏北难民，答应为他们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算是有了补救。到底《中央日报》有规模，我第一次看见稿费通知单，辗转把玩，终身难忘。

我迟迟未能进入《和平日报》的“和平花园”，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国军青年军二○七师，那时这一师人马驻在沈阳附近的抚顺。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我们有些同学编入二○七师，抗战胜利，青年军复员，二○七师全体官兵志愿留营，所以这些老同学也都来到东北。他们都升了官，军官有军官的样子，不过也还有许多人到连队探望我们。我把这些人从军的悲壮、留营的慷慨写成文章，投给沈阳《和平日报》副刊，顺利刊出，也领到稿费。现在回想，《和平日报》前身是军报，我写军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编爱屋及乌。文章的命运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没及早参透这个道理。

“该来的终于要来”，沈阳外围作战连连失利，市区也出现了难民。电影院里，难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观众兜售香烟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的妹妹。她把货品摆在箩筐里，穿一根布条挂在脖子上，两手把箩筐端平了，仿佛流亡学生使用写字板的样子。电影放映时，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间的通道上慢慢后退，眼睛左右扫瞄观众的脸色，整天吸浓浓的二手烟，寻求顾主。座上全是军人，而且大半是伤兵，他们并非为了看戏，他们来享受冷气或暖气，戏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养性。那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饬，一面安排各戏院星期天办理免费劳军，一面通令各部队，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可是有什么用？戏院的宪警弹压席渐渐变成令我良心不安的地方，“该来的终于要来”，有一天，卖烟的小女孩向我哭诉，常有一只手伸过来突然抓走她的香烟瓜子，看不清是谁的手，只看见军服的袖子。那时电影院里光线极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黑，一个女孩子不能和一个男孩子去看电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马上要嫁给他。我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小女孩的投诉，只能朝她的箩筐里放一张钞票，她拒绝我的安慰，擦着眼泪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写成文章。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稿费，我记得每千字东北流通券五元，可谓聊胜于无。我不嫌少，我写一千字很容易，无论如何比“卖香烟的女孩”赚钱容易，对我父亲来说，一块钱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赚钱更容易的方法。那时枪决犯人大多由宪兵执行，有一位班长告诉我，现在团部人手不够，我打靶的成绩很好，足可胜任。他说每次出任务都有出差费，也都收到额外的红包。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反射：我反对死刑。“为什么反对？”我说法律常常改变，人死不能复生。“干吗还要他复生？”我说复生才能悔改。他睁大眼睛看我，像看一件从未见过的东西。事后我也奇怪，这反应对我没经过大脑，好像别人抢着替我回答，也许有些东西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忽然跳出来作怪。

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非常伤心，原来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如此，这就是别人预测我将来要走的路。我很久很久不能释然，我太难过了，这个题材我无法处理。它的后续发展是，我以后真的反对死刑，我勤读有关的新闻和论文。以后，今天枪毙银元贩子，明天准许银元流通，昨天枪毙“通匪”的人，今天鼓励交流访问，我的感慨比人家深。

有一个故事一直盘桓胸中。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华北，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迟迟不能出嫁，她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优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汉奸，就是去当八路，都不能付托终身，我要等到抗战胜利再为你择婚，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好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女儿每天在闺房里刺绣，准备嫁衣。

果然，抗战胜利了，女孩子也长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国军里当连长，抗战英雄，蒋委员长的学生，深受沦陷区人民的敬重。这位连长随部队出关，打过几场硬仗，他忽然厌恶内战，想回老家，但是“无钱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把妻子卖给沈阳妓院的老鸨，筹措还乡的资金，他老家还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写信向宪兵队求救，同时也写信给父亲，请父亲带钱来赎身。连长派我通知老鸨，在女子的父亲来到沈阳以前，不可强迫她接客，可是鸨母还是和她秘密订下最后期限。

她的父亲必须卖掉田地筹钱，农民都等着中共土改分田，没有买主。后来国军进攻，占领了那一片土地，私产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脱手，可是时间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亲的匆匆赶到沈阳，首先问女儿失身了没有，女儿说情势不允许无限期拖下去，她业已真正堕落风尘。事已至此，这个父亲认为不值得再花这么大一笔钱，他竟带着赎金独自回家，据说他回到家乡，买回田地，可是国军忽然放弃那一片城乡，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入沈阳，他一家也在其中。据说他身无分文，依赖那没有赎回的女儿维持生存。

这个题材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处理。

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写成文章，许多材料留下来，我等待深度思考、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沈阳时代，我写作的心态还没完全离开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编是国文老师，文章登出来是传阅给全班同学看。那时候，我把写文章当做学习一门技能，也把个人的阅历用文字传达出来，社会需要这一个行业。那时文坛先进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开发，不要向内冥想，现实生活的惊险、曲折、诡异，绝对超过所谓天才作家的虚构。也好，我也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学的动力，也不能以文学做感情的结晶。

以今日之我观昨日之我，报纸副刊只是文学的窗口，“从窗口爬进来的是贼”，我不是贼，也不是科班嫡传。他们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没有上锁，我很感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主编是谁，我知道《和平日报》社长是阎奉璋，《中苏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社长都是余纪忠。余先生到台湾创办《中国时报》，我有幸投入成为麾下一员，但我从未向他提到这一线因缘，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我搜集资料，找到《中苏日报》长春特派员袁笑星写的《长春三害》，有警察没有宪兵，我很安慰。后来余先生到台北办报，袁笑星做过一任总编辑。文史资料记述沈阳学潮，也提到余先生在内部会议中反对军队镇压，力主劝导化解，那还是训政时期，东北是战地，他的身份是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难得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解！由沈阳到台北，看来他对国事有一贯理念，我对他应该有更完整的认识。

7　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

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为我？

为你，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为我？

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

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

第四个原因是国军常打败仗。

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

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

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

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

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

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

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

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

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

郭班长工作认真勤奋，那时处理过军人违纪，沿用谷正伦时代的老模式，侦讯，制作笔录，或者违纪者写悔过书，盖手印。然后郭班长问他：你愿意送回原部队处理呢，还是愿意打五个手心？大多数人立刻把手伸出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长下手不留情，他双手抡起，重重落下。他用这个板子打过二十几个校官，不计其数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脑子里有个小谷正伦。但是总觉得狂澜已倒，自己立脚不稳。

夜晚，有人报案，他说一个军官尾随他太太进入客厅，坐下不走。郭班长带着我前往处理，进门一看，还是个少校呢，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长问他：“谁请你进来的？”他说主人的太太请他来的，太太坚决否认。“你怎知道太太请你进来？她对你怎么说？”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太太好几次回头看他，他受到鼓励，一路跟进了客厅。

郭班长听了，脸色一沉，吩咐我“出枪！”我把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退后一步，子弹上膛，班长同时取出手铐。他一脸茫然，反复分辩“她还给我倒茶呢！”我差一点笑出来。

原告被告一同带回队部，连夜侦讯。要少校写悔过书，他说不会写。要他在口供上写名字、盖指纹，他用拿铅笔的方法拿毛笔。侦讯完毕，原告回家，郭班长对那被告说：“你私闯民宅，意图调戏良家妇女，我送你到警备司令部。”他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

班长说：“你不愿意？那么换一种处分，我打你五个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这么着，他跪着，班长站起来，居高临下，打了几下，他的手掌肿高，面无人色。

工作完毕，夜静无声。郭班长颓然坐下，他说太累了！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他对我说，这种人也当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们得给我个少将。

后来回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有去志。

8　小兵立大功幻想破灭

在我们眼里，朱腾连长的形象很完美，但是，如果副团长一直想整垮他，早晚会逮住机会。

说起来我有罪。我们的营房兼西区宪兵队，设在一栋日本式的小楼里，纸门隔间，“榻榻米”铺地，房间里整面墙装设壁橱。我那时天天觉得睡眠不足，需要“昼寝”（用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衡量，也许是患了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吧）。营房里规矩严，我不能公然躺在榻榻米上，就钻进壁橱，拉上木板门。有一次我睡过了头，值星班长连问许多人，都说没看见我，他报告值星排长，两人往坏处想，以为中共地下人员绑架了我，他们正在惊疑不安，我揉着睡眼从壁橱里走出来。

咳，我是一个不祥的动物吗，他们对这个营房本来不满意，潜伏在内心的疑惧因我而浮上台面。这么多壁橱都是视线的死角，倘若“歹徒”藏在里面，突然跳出来杀人，我们岂不要全军覆没？一道又一道纸门也是行动的障碍，“榻榻米”有优点，但是进屋要脱鞋，美式军靴穿上脱下都很费事，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行动！

我不知道决策的过程，只听见朱连长下令“拆”！拆掉壁橱、拆掉纸门、拆除榻榻米，改成一览无余的大通铺，拆下来的木材当柴烧，省下来的煤卖掉做全连官兵的福利金。糟糕，营房怎任你胡乱装修，物资怎可擅自变卖，副团长在二连培养了一个卧底的排长，该排长又培养了一个卧底的班长，该班长向团部提出检举，团部一声令下，把朱连长拘押起来，说是要军法审判。

那时离抗战时代未远，大家都缺乏法治观念，部队长拆东补西，不增加公家负担而能改善生活、提高士气，毋宁是可以欣赏的事。我们认为这是副团长以法律之名迫害忠良，他为了逞快一时，不惜给宪兵很大的伤害。

毁坏营房、盗卖物资已是严重的罪名，副团长又指控朱连长私吞军火，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在马营仓促成连，每个列兵领到一条子弹带，里面应该有一百发子弹，但是有些子弹带里面的子弹数目不足，连部只有设法弥缝。我们打靶，按规定每人射击三发，连部呈报团部，也是每人射击了三发，实际上每人只用了两发子弹，用另外一颗弥补亏空。这等事真个“提起千斤、放下四两”，他们简直想要朱连长这条命！

二连的士兵都气愤不平，郭班长发起全连官兵上书为朱连长陈情，他指导我执笔写陈情书，全连官兵签名，据说那向团部告密的人也只好从众。陈情书第一段是“操守论”，连长操守很好，没有烟酒嫖赌等等嗜好，从不和商人结交，还没结婚，也还没有女朋友，生活非常俭朴，一心尽忠职守，他绝对没贪污，请长官珍惜他这个人才，给他继续效命的机会。第二段是“动机论”，朱连长热爱宪兵，以二连为家，他看见官兵生活清苦，想到自己应该想办法照顾大家，他发现有一个办法，既不增加长官的困难，又可解决士兵的困难，二连官兵感激长官，感激政府，更愿意肝胆热心，报效国家，朱连长因立功心切而触犯禁令，功过可以相抵。第三段可称为“影响论”，大意说沙团长治军严明，全军畏服，全国称颂，本来就没人敢贪污，朱连长尤其不会贪污。现在朱连长以贪污获罪，事出有因，他一人得失事小，下级官兵觉得长官用法过严，对下情的了解和体恤未足。

呈文定稿，郭班长先拿给朱连长看，连长读后很感动，他要求这份原稿给他留着，事后送给他做纪念。据说陈情书送到团部，多人传阅，追问这是谁的手笔，嗟叹二连怎会有这样的兵，怎会有这样的班长。据说他们一度想把我调到团部工作，后来知道我写日记、写文章，“写文章的人思想复杂”，于是作罢。

沙靖团长总算英明，朱连长一案“事出有因”，他不愿重办，但“查有实据”，无法不办，他把“撤职查办”改成免职，朱连长失去军职，也免了牢狱之灾。朱连长恢复自由，回连部惜别，他站在院子里，我们围着他，他说我们都还年轻，大家好自为之吧，态度从容，表情诚恳，没有抱怨，没有辩白，余音袅袅，常在我心。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朱连长诚然顶撞了副团长，但副团长先恶意羞辱他！我认为武官是死士，统驭者对他应该不计小节，而且你给他的训练是威武不屈，养天地正气。

随着朱连长去职，二连的人事大调动，三个排长“全都换”。第一排张志华排长旧学根柢好，是宪兵连知识水准的象征，他又回到团部办公去了，接替他的李排长改了主意，认为野战部队一刀一枪才像个军人，他调职走了。第三排杨排长最受新兵爱戴，他的眼睛是我们心里的光，他调到北大营训练新兵去了。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第二排的黄排长，可是一年新兵训练，他和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常言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们也希望他留下来，他也调走了。二连好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很多人都消失了，我们内心沮丧，大受挫折。

杨排长一直受团部打压。担任新兵训练的排长向来都是最优秀的军官，他们是种子，来做榜样。训练新兵是辛苦的差事，全部时间精力拿来观察新兵，了解新兵，关怀新兵，征服新兵。每天聚精会神，挺胸抬头，像对着照相机。东北的冬天，练兵更要在冰天雪地中做硬汉，耐天磨。依照惯例，他在完成二连的训练之后，应该去服勤务，或者坐办公室，调剂劳逸，现在中箭不下马，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明明“整人”。他有什么过错呢？无非因为他爱护新兵，替我们争到两餐饱饭而已！“慈不带兵”，这个“慈”字的对面应该是“严”，不应该是残忍冷酷。我们觉得对他有亏欠，宪兵自命神圣部队，居然也有世俗的黑幕。

宪兵要求严格，升迁很难，又不参加第一线战斗，没人阵亡，所以后来继任的连长排长都接近中年，经验丰富，人情练达，我们觉得到底欠缺热力。新连长姓田，上任以后诸事也不顺心，团部打电话给他，教他逮捕刚刚上任的某排长押送团部，那时连队刚刚装上转盘式拨号电话机，他在三楼，一具分机装在二楼。事有凑巧，某排长在二楼和连长同时拿起电话，听到电话的内容，他悄悄放下电话，走出大门，从此不见踪影，简直就像电影情节。

我们看见了田连长的沉稳老辣。事件的原委大概是，一连几天，巡查宪兵都发现某步兵团的士兵违纪，这些违纪官兵的姓名职级照例要呈报上去，由于违纪事件密集发生，团长营长受到上级申斥。他们的副团长带了一个排的兵力来找田连长评理，他教士兵在队部门前的树林里散开，面向宪兵队部，一挺轻机枪冲着队部的大门架好。副团长登上三楼，进入连长室，不久就听见他们大声争吵。那时排长外出，郭班长立刻关好大门，卫兵撤回门内监视“敌人”，把二连仅有的一架轻机枪取出来，请一位资深班长就射击位置，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加派武装警卫，他自己带着手枪站在三楼的楼梯上，随时可上可下，如果连长室发生异常的情况，他随时准备冲进去。我想排长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他的确是十位班长中的佼佼者。那天田连长坚持立场，寸步不让，最后连长告诉那位副团长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连长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请他们派人来处理，其二，“你到窗口喊话，命令你的部队回营，你留在这里喝茶，喝完了茶再走。”副团长思前想后，只能接受第二个条件，我们胜利了！可是这事代表作战部队对宪兵的轻蔑，为后日的一再冲突显示预兆。

大环境也打击我们。蒋先生开始实践他的诺言，“抗战胜利之日，训政结束之时”。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三十八种，修正了若干种，公布宪法草案。十一月，政府为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你若拦住他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来给你看宪法草案：人民有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社会上空气弥漫，宪政就是人民向政府争权，宪兵警察都是民主宪政的障碍，公权力遭人奚落，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第一营长对全营官兵训话的时候说，以后军队国家化，我们不能再说宪兵是领袖的近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那么宪兵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此公糊涂，徒乱人意，但也显示时潮如何冲刷他的思维。

战争时期，政府需要扩张权力。推行宪政，政府应该缩小权力，那时东北既是战时又是平时，我们处于夹缝之中。我看到命令，宪警执行勤务，搜查必须有搜索票，逮捕必须有拘票，搜索票、拘票由地方法院检察官发给，宪警事先陈述理由向法院申请。我也读到治安机关的陈情书，司法人员侦查犯罪，一要保密，二要迅速，反对事先申请，我还记得原句：“摘奸发伏，时机稍纵即逝。”法院一度发给我们空白的搜索票，盖好印章，由宪兵队自己填写使用，不久，上级又下令收回，可以想象两种权力拉锯，其中之一得到最后胜利。

宪兵的金身一层一层剥落。那时国民政府受国际限制，只能派保安部队出关维持地方秩序，所以东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叫保安司令部。起初，保安司令部行文所有的军事单位，军人违纪必须服从宪兵取缔，我们很高兴。后来保安司令部突然下令，说是宪兵归他指挥，我们一向轻视“保安”两个字，心里很不舒服，怎么宪兵团和保安团成了一丘之貉？然后又出现意外，联勤总部突然来文，宣称宪兵划归联勤，他连大印都替你刻好了，印模随命令颁示，印文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印”。紧接着宪兵司令部的公文来到：“本部仍由国防部直辖”。那时国军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形势严峻，中央犹在钩心斗角，高峰似乎玩弄权谋。我实在纳闷，联勤管的是补给，他要军事警察权做什么？那时军纪荡然，宪兵在国防部的光环照耀之下，尚且无力整饬，联勤何德何能回天？

当宪兵越来越难，外出执勤，有人被成群的大兵包围辱骂，夺走手枪。南京地区的一位宪兵不甘受辱，他的脑子里大概也有一个谷正伦，愤而开枪射击，把滋事的大兵打死了两个，军中和社会舆论都一面倒，大家责难“宪兵杀人”  。依照我们受训时背诵的条文，当“遭遇暴行胁迫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你可以开枪，但语意笼统模糊，标准难以认定。南京卫戍司令部匆匆审判，赶快把开枪的宪兵枪毙了！报纸记载这个“伏法”的宪兵很年轻，判决执行时，军法官照例允许被告作最后陈述，这个年轻的宪兵很激动地说，现在军人的风纪太坏了，时时刻刻扰民害民，动摇国本，他要求政府拿出决心和办法来。各地宪兵读到这条消息，真个是“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宪兵进一步收缩自己，出外值勤一律佩带空枪，不准携带子弹，只有卫兵例外。料想这是宪兵司令部的统一规定，预防各地血气方刚的宪兵重演南京事件，也预防大兵夺枪后射杀宪兵。除此以外，听任反抗宪兵勤务的行为越来越多，没听说有什么对策。空枪出勤该是宪兵的业务机密，怎么外面立时传遍了？我们出街巡查，常遭路旁的大兵讥笑：“喂，老乡，又拿空枪出来吓唬老百姓啊？”聚在一起叼着烟卷游荡的大兵也常对我们提出挑战：“枪里有子弹没有？拉开枪膛看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大兵像唱小曲似的：“枪里没弹，好比鸡巴没有卵，多难为情！”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连上的长官从来没有教导，他们装做不知道，我只有装做没发生。后来我在天津被解放军俘去，接受管训，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分组开会，彼此交换经验，改进缺点，解决疑难。这才想到，当初沈阳市内市外，到处可能有看不到的解放军，这种检讨会也是每晚都在举行的吧，他们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国府在东北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去享乐，正是：“台下卧薪台上舞，可怜俱是不眠人。”

我不喜欢被人看透料中，你们以为我的枪是空枪，我偏偏装上子弹。我决不让他们夺走武器，必要时，我也打算开火。这种想法简直莫名其妙，根本破坏我的大计划，我应该苟全性命，争财不争气，和家人一同度过艰难岁月。一时负气，舍弃干线追逐支线，回想起来，那也是我最危险的时候。

一天晚上，出外巡查的宪兵打来电话，他们遭一群大兵包围，困在一家饭馆里，难以脱身。郭班长带着我赶去处理，他徒手，我佩枪。现场群众对我们嬉笑怒骂，郭班长昂然说，宪兵在遇有暴行胁迫时可以使用武器。他们哈哈大笑，“你的枪是个哑巴，有没有子弹！”郭班长向我伸手，我把自来得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交给他，他拉开枪机，一颗子弹跳出来，啪嗒一声落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枪里不但有子弹，而且子弹上膛！郭班长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是空枪，拿出来虚张声势。出来巡查的三个宪兵心领神会，也都把枪拿出来装模作样，那一群大兵立刻气短。“南京事件”固然教训了我们，同时也教训了他们，其中有人较为老成，带头说“今天放他们一马”。

我们外表沉着，内心慌乱，匆匆脱离现场，忘了那颗子弹。第二天，郭班长教我回头去找，哪里找得着？那时枪械子弹管理严格，枪弹短少，上级要追究流向，尤其是手枪子弹，可能涉及暗杀，十分敏感，等到“大检查”那天，我怎么交代？如果把实情说出来，恐怕连郭班长都要受处分。最好能找到一颗子弹补上，可是哪里去找？

那天晚上总算撑过去了，但是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四周的据点都丢了，沈阳是孤城也是围城，败兵入城，散乱错落，有人没戴帽子，有人不扣扣子，三五成群叼着香烟街头游荡，进馆子吃饭不付账。他们和巡查宪兵对抗，他们的长官开着吉普车来增援，车上有人开了冲锋枪，一名宪兵当场死亡。地点在第六连管区，沈阳市南站广场，也就是苏联红军留下纪念碑的地方。

这时我和郭班长都已离开沈阳，我听说宪六团在沈阳市的南京戏院开追悼会，我认为追悼会应该由警备司令部主办，至少，东北军政首长应该有人出席演说支持宪兵，可是没有，好像这是宪六团的内部事务。沙团长发表激昂的演说，宣示宪兵的使命和决心，可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小！气势不够。

东北保安司令部改为东北剿匪总部，沈阳警备司令部改为防守司令部，沈阳由“警备”进入“作战”，野战军一把抓，成立军宪警联合纠察队，维持治安，城防司令部派员担任队长。他们的兴趣是抓赌，依照规定，抓赌只能没收赌桌上的现金，他们对赌客脱衣搜查，不分男女，连口袋里的钱也拿去。他们的兴趣是查妓院，命令姑娘们在屋子里排队，听候问话，嫖客站在院子排队，登记姓名职业。他们的兴趣是检查戏院，命令戏院中途停演，打开所有的灯光，辨认“逃犯”。他们的兴趣是检查货运，十辆二十辆大卡车停在路旁，一天两天不许开行，商人急得四处找门路。沙团长能做的是，命令宪兵退出联合纠察队，宪兵在东北名存实亡。人家不容分说，联合纠察队的全衔仍然冠以“军宪警”，沙团长无可奈何，“军宪警”也就晋入“十大害”的名单。

9　我的名字王鹤霄

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你看，天天看报有好处，报上说，联勤嘉奖办理东北补给有功的军官，其中有一位上校，名叫王润和，山东临沂人。临沂是我的故乡，“王润和”这个名字，很像是我族的长辈。那时全国划分了好几个补给区，东北排名第六，我到补给区司令部去找他。如果我没猜错，我从他那里不但可以得到一颗子弹，还可能得到父母家人的消息。

我一直找到人事处的李处长，寻找“失散多年的爷爷”。他很疑惑：“你今年几岁？”我解释，我们是大家族，有“三岁的祖父，八十岁的孙子”。他教我留下姓名、职业、住址和父亲的名字，回去等消息。两个月后，这位王润和先生来一便条，约我到秋町十三号一谈。“秋町”是日本人留下的名称，国府更始以后，地方还在沿用。

他是一个胖子，没有高级军官的英武，却有家族尊长的和蔼。他说他认识我的父亲，也认识我的五叔，他和五叔是黄埔军校炮科的同学。他的工作忙碌，经常关内关外飞来飞去，为了住宿方便，所以在沈阳买下这栋日式房子，交给一个副官留守。他问我工作情形如何，可有什么困难，我说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他莞尔一笑，话到此处，来了客人，他不再细问，教我“下星期你来找赵副官”。

重到秋町，没见到上校爷爷，赵副官拉开抽屉给我看，里面手枪子弹成堆，我一颗在手，如释重负。赵副官劝我多拿几颗，我摇头，这玩意儿短少了是麻烦，多出来也是“湿手抓面”。第三次到秋町见这位爷爷，专诚探问家乡的变化，他拿出厚厚一叠信来，异乡的族人纷纷写信给他，其中有五叔，也有我的父亲。一眼看到信封上父亲留下的通信处，悲喜如劫后重逢。

总算能够和父亲通信了，我赶紧把所有的钱寄给他，可恨通货膨胀，我手中的钱已严重缩水。能够和父亲通信，我应该兴奋，但是我十分胆怯，他的颠沛流离，我能想象，写出来，他痛苦，读一遍，我痛苦，我没问，他也没说。我“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他也能想象，写一遍，我痛苦，读一遍，他痛苦，他没问，我也没说。我们的通信简单扼要，毫不流露感情。

父亲十分穷苦，但他从没有主动催我汇钱。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也瞒着。他每一封都传达母亲一句话：“你娘说，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你娘说，你夜晚要把棉被盖好。”“要读马太福音，你娘说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个口袋掏干净。”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说，好像有意制造错觉，后来知道，他在传达母亲的遗言，他尽可能维护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直到五姨母来了一封信，她说，母亲重病时，姨母曾到兰陵探望，母亲有话托姨母设法转告：第一，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第二，读《圣经》。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盖好。姨母说，母亲去世时神态安详，弥留之际，兰陵教会的长老宗茂山，传道人张继圣，带领许多信友来到我家，整夜唱诗祈祷。老天爷！我早就有些怀疑了，我跟父亲中间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勇气戳破。姨母还说，……我的天！她说的和父亲来信所说的一样，可是父亲省略了“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一条。也许父亲知道我没有能力做到，也许父亲认为抚养子女毕竟是他的责任，也许他知道即使不说，我也会竭尽所能。

五姨以后不再来信，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母亲去世，她好像认为和我家尘缘已了。她这封信不带感情，简洁客观。我读了她的信热血上涌，夺门而出，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痛哭，我在马路上乱闯，哭不出来。我闯到地藏庵，小师父照例送来一杯茶，一部经，封面上写着《父母恩深难报经》。我推案而起，我来不及哭，我暗想，我离开宪兵的时候到了！整饬军纪根本没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义，通货膨胀太快，宪兵待遇太低，稿费收入又不稳定，我得变个法儿活。日本企业家松下说，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我的第一个纽扣已经扣错，现在得扣第二个。我浑身发烧，脑子像一块布幕，左右两股力量拉扯，越拉越紧，中间忽然裂开，露出后面一团漆黑。我悚然一惊，知道不能再想下去。

那时一同出关的同学纷纷设法离开六团。跟我一同协助郭班长办案的李蕴玉，精细深沉，千方百计找到东北宿将万福麟写信，他一个初中毕业生进了杜聿明创办的中正大学。调到团部跟张志华排长一同工作的梁肇钦、陈百融，考进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往四川成都受训。还有几个人考进长白师范学院……皇姑屯宪兵队，那位入赘当地富翁之家为婿的班长，作了最后的选择，老老实实当一名老百姓，几个受过军官养成教育的人都进五十三军，各就各位，回归本行。还有那位马连长，一路循规蹈矩演好二等兵的角色，功德圆满，恭恭敬敬跟班长排长握手道别。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有位上尉军官到二连来找上等兵黄岳忠，黄的哥哥当师长，也调到东北，驻守沈阳。以后，我没再看见黄岳忠。

现在轮到我了，蜻蜓要在吃完自己的尾巴之前找到食物。我决意另找职业。我去见上校爷爷，他毫不惊讶，毫不推诿，“好，我来想办法。”他了解我家的困境，似乎正等我找他，他的态度使我非常感激。

我有一份新工作，地点：秦皇岛，机构：联勤补给的一个单位。

秦皇岛在河北省东北部，紧靠渤海湾，离山海关只有十七公里。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小的半岛，据说秦始皇曾经来到这里“鞭石入海”，所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结束，共军抢先进入东北，国军由秦皇岛登陆攻打山海关，取锦州沈阳，再北上长春。联勤的运输补给使用辽宁省的葫芦岛，葫芦岛离沈阳近一些，港口冬季结冰，因此又使用秦皇岛，路程远一些，冬天不结冰，有时结一层薄冰，也很容易用破冰船冲开。国军补给东北，以秦皇岛为冬港，以葫芦岛为夏港，特别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礼中将担任司令，统一指挥，经由这两个港口，满足东北四十万国军的需求，当地联勤的运补单位，可以说责任重大。论补给系统，秦皇岛属于关外，论地域区分，秦皇岛属于关内，这是我当时能够得到的因缘。

仰赖“上校爷爷”的安排，我向秦皇岛的一个补给单位报到。那时该单位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由我来顶替他的名字，我必须记住：官兵薪饷名册里的那个王鹤霄，就是我。那时“冒名顶替”的现象普遍，我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八年死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发出恤金三万一千人，其中又有若干恤金无人具领，这个数字有争议，但是足以说明问题：许多阵亡的士兵其实还活着，不敢出头，这种怪现象正是“冒名顶替”造成。

为什么不办任免手续呢？其一，如果办公文报上去，说王鹤霄辞职了，上尉军需出缺了，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空降”一个人下来，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资历不合，上级也是不准。一个风调雨顺的单位，往往多年不任、不免、不奖、不惩，主办人事业务的官员是最清闲的人。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整军经武，每一个军人都有“军籍”，根绝冒名顶替，有人像演戏一样从大陆演到台湾，无法下台卸妆。三十年后两岸恢复交通，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找到一个假儿子。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这人得向法院自首，承认犯了伪造文书罪，法官认为情有可原，判个缓刑，当事人拿着判决书去更改户籍，再去做儿子、做丈夫。

同事说我运气好，改了名字没改姓氏。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我完全没有意见，我知道，我若不来乞食，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我还记得我是月半到差，第一次领到饷袋时，里面装着法币一千多元，据此推算，全月饷金约两千多元，折合东北流通券，收入增加了五倍多，尽管通货膨胀厉害，数字本身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应该感激他，山重水复，好歹找到一条路，总得纪念修路的人。

做了军官还可以领到眷粮，依规定，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为防虚报冒领，要附全家照片，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演员”，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

我勉强照办，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觉，忽而充满了罪恶感。我又能怎样呢，以前政府骗我，我无法选择，现在我们集体欺骗政府，政府也无法选择。为了防备点名检查，我时时默念我叫王鹤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东面天津，南面石家庄。太行山有一条河自西北流向东南，经过县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产是黄瓜和老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徐水的新产品是好酒，假故乡和真故乡毕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是酒乡。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许，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跟随联勤单位以王鹤霄的名字入境台湾，离营后申报户籍，恢复为王鼎钧。不久，台湾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写的一篇故事新编，传去问话，教我当面写一篇自传，我立即把两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联勤补给单位冒名顶替王鹤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为中共的俘虏。自此以后，我为这两件事填过各机关寄来的调查表，我实在怕人见到王鹤霄三个字，好像找到这三个字就找到我的真赃实犯。多年以后，我又常常挂念真正的王鹤霄那个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笔名写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来，不知他奉谁的名活着、活了多久。

我从未遇见名册里的王鹤霄，却忽然和我照片上的妻子重逢。我穿过台北市新公园的时候遇见那位许小姐，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好像想跟我说话，我低下头来躲开。事后自问为什么要躲？应该问一问她是怎么来台湾的，她的机缘也许比我更曲折艰难，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故事癖的人都不会斩断这条线索，而我那时正在学写小说。比起真正的小说作家，我显然缺乏好奇心，也没有勇气正视人生。

我在秦皇岛服务的这个单位分设好几个部门，经理室、会计室、参谋室、押运室、译电室、书记室、副官室、军医室。经理室是“心腹”，掌理金钱物资的机要作业，押运室是“股肱”，负责把军用物资收进来、运出去，其他各室聊备一格，像参谋室，仅有参谋一人，副官室，仅有副官一人。书记室负责收文、发文，缮写文件表册，管理一般档案，书生无用，受人轻视。医官是个四川人，非常健谈，他本来学兽医，战时应付紧急需要，把他改造成一般医生，大家爱听他谈笑，不找他看病。

我到差时，书记室仅有我一个“司书”，各室拟办的公文都送到我那里缮正，这就给我机会大致了解全部业务。各单位为了争权利、推责任，公文往返，钩心斗角，或者报销遗失短缺的军品，巧用法规缝隙，我觉得妙趣横生。例如某一军品是由四个小件合成，遗失了一百“套”，要追究责任，遗失了四百“个”，可以注销。

我马上学会了中文打字。当年中文打字机有一个字盘，还保留着“活字版”的模样，字盘中间排列常用字，两旁排列“间用字”，另外有个备用的字盘叫“罕用字”，一般公文语言简单，用字重复，打字速度很快。我们的单身寝室和办公室相连，我除了理发、洗澡、寄信，轻易不出大门，出门一步就要花钱。那时“压力”这个名字还未流行，我只觉得紧张疲倦，可是夜晚又要失眠，我拿林肯说过的一句话做药方：“只有工作是抵抗烦恼的工具。”我每天把所有的公文打好才上床，常常自动工作到深夜，秦皇岛附近有很多名胜，我从小就向往山海关上的那块匾，爱听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今兴味索然。听说有个地方叫“无颜城”，据说吴三桂在那里跪迎清兵，我是个无地自容的人，看到这个地名动了心，想去看看，可是也没有实行。

这就给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我那么喜欢留守在办公室里，他们就物尽其用，派我做“收发”。公文的来源很多，远方的机构从邮局寄来，当地的机构派专差送来，异地的押运员随身带来，必须随到随收，十分烦琐，他们发现了我，问题立刻解决。上海来的押运员，常在中午休息时间或傍晚下班以后匆匆赶到，他们阶级比我高，见了我又鞠躬又作揖，感谢我为他们加班，朝我抽屉里一包又一包塞前门牌香烟。我不抽烟，常有本单位的同事拉开我的抽屉顺手拿去。

依照规定，收发公文的人只能读公文前面的“摘由”，按照摘由所说的业务，送交主管人员办理，不可以阅读全文，没人告诉我有这样的规定，我总是把每一件公文从头到底读完。那时国防部已完成军中的公文改革，废除传统的框架、腔调和“套语”，采用白话一条一条写出来，倘有图表或大量叙述，列为附件。国防部把公文分成几个等级，某一级公文遍发给某一个层级的单位，不再一层一层转下去，我们可以直接收到国防部或联勤总部的宣示，铅印精美，套着红色大印，上下距离骤然拉近了许多。

我们的老板是上校，我们那个单位的编制是少将编阶，这叫“上校占少将缺”，凡是发到少将层级的公文，我们也有一份。上级常寄来一些与补给业务无关的讯息，既奇怪又复杂，老板对这一类公文置之不理，我却读来津津有味。我还记得，某单位来一公文，转述什么团体的意见：依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该团体认为“左上角”不妥，应该改为“另一意识形态”，转知我们参考。还有某单位来文说，国军的帽徽本是国民党党徽，现在实行宪政，党国有别，新帽徽在党徽四周围一个红边，以国徽代替党徽。这太可笑了，抗战发生后，我在沦陷区生活了四年，看见汪精卫政权统率的军队，他们用青天白日帽徽，表示遵奉正统，却又在周围加上红边，表示和重庆有分别，国军如果要换帽徽，自己应该有创造力，怎么照抄“汉奸”的构想？

许多年后，二十世纪已经结束了，我在纽约《世界日报》读到一则掌故，作者说，中华民国行宪以后，军队国家化，国军的帽徽不再用国民党的党徽，而是在党徽四周围个红圈，算是国徽。这是一个不幸的预兆，以后国共激战，国军的据点一一陷入共军的重重包围，成为死城，最后全部失守。可是我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份公文，没领到这样的帽徽，联勤制发的军服并未更换帽徽，海军一向以国民党党旗为军旗，也始终一仍其旧。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费人疑猜。

那时部队调动频繁，由秦皇岛过境的部队，也由我们这个单位补给。依照规定，部队未到之前，联勤总部先从南京发电报通知我们，部队既到，军需人员拿着收据来领粮领弹，经理室根据电令核实。起初我大吃一惊，这教军队调动如何保密？既而一想，也只能这样办，否则，我们这些人视线不出办公室的四壁，可能把军品发给叛军，也可能发给敌军。史学教授黎东方，名记者陆铿，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责怪补给单位，军队转战千里，竟然不发给他们子弹和棉衣，他们对联勤的补给作业太隔膜了。过境部队倘若缺粮，还可以发一天两天主食，再拍电报向南京请示，倘若要子弹棉衣，那是任他怎样吵闹辱骂也不能答应，必须等联勤总部回电，一点也怪他不得。

运补东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粮食。国军以大米为主食，米由上海装船启运，上海到秦皇岛六五七公里（一二一七海里），秦皇岛出山海关经锦州到沈阳，三八九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全程一三九九公里，补给线太长。由山海关到长春这六九四公里，地形狭长，易入难出，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挂形阵地”，国军的形势不利。

联勤运补用火车，后来火车不通，改用汽车。共军的确是打游击的天才，他们征集农家耕种用的“耙”摆在公路上，“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钢打的长钉，它本来的功用是划破土块以便播种，几百个“耙”翻过来，钉尖向上，公路就变成刀山，军用卡车不能前进，几十辆卡车编成的车队，一时又怎么后退？只有任凭他们把粮弹搬运一空。这个“钉板阵”，小说家莫言有生动的描写，他把背景放在山东对日抗战的时候，据我所知，抗战时期，至少在山东，共军从未使用这个奇特的战术。

押运员送粮送弹，不分昼夜，不论雨雪，人人满脸风霜。和谈期间，沿途常遭共军射击，和谈破裂，共军改为袭击，押运员受伤、被俘不是新闻。联勤总部因应时局，派人到许多小据点设立堆积所，就地储存粮弹，供国军固守，用小据点拱卫大城。这些小据点一个一个失守，兵站派出去的库员纷纷下落不明，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后来东北的国军全面崩溃，第六补给区司令刘云翼告诉人家，东北国军从未因弹药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话大概可靠，今天读中共出版的战史，他们在攻占名城之后，记述俘虏了多少官兵，缴获了多少武器弹药，数量都很可观。据赵勤轩《沈阳，一九四八》一书记载，国军在沈阳遗留的弹药，可以装六百节火车车皮。张骏主编的《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说，共军解放济南，缴获炮弹二十二万多发，子弹一千一百多万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上海，遗留子弹将近一亿发，国军还把大量军火埋藏地下，现在一处一处都被上海民众挖掘出来。

我在秦皇岛的日子，每天胸口郁闷，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难，只要辛苦工作，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暂时消失。我想劳累只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脏病，情况应该相反，我决定不去看医生。后来，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工作，会产生紧张饱满，一步步造成高潮，这时候非常快乐，跟性经验相同（那时我还没有性生活，我又“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了）。我一度怀疑，许多快乐（赛球、登山、看电影、赌博）都是性经验的模拟。

老板发现我没有娱乐嗜好，没有交际应酬，沉默寡言，没有口舌是非，认为我可以进一步吸收使用，这是严重的误会。他想把我调到会计室，学习记账、打算盘、处理单据报销，  把我训练成一个亲信，我断然拒绝。老板大出意料之外，他的会计主任也不愿意增加新手，趁机向老板进言：“流亡学生多半有精神病。”我虽然是个边缘人，终于也发现这里每一种业务都在营私舞弊，依法办事乃是为了违法图利。我的心里有斗争，我不能在这样的机构里寻尺寸前程，早晚总得走出去。

一夕之间，我由宠儿变成弃婴，老板不再理我，宦海多风涛，几个月后，他也翻了船。他是读书人，走得很潇洒。新老板来自上海，侩气僚气流气都有几分，都不十足，他带来几个人，当天更换粮仓的管理员，显示他是一个内行，不问江山问钱包。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无所谓，一转眼国军丧失了全部东北，放弃了秦葫两港。

10　贪污哲学智仁勇

国共内战期间，联勤运补东北国军，开支庞大，据说占全国军费的百分之四十。无数物资由上海运出，由秦皇岛葫芦岛两个港口运入，后来陆路交通断绝，仰赖空运，仍然由葫芦岛运往锦州，由秦皇岛运往天津，再由两地空军转接。

军粮运补的工作最繁重，《孙子兵法》：“军无粮则亡。”但我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道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语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支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有时候，船上运来的是面粉，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种待遇。除了船舱漏水产生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本单位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我们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据说这个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支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一时怠忽，没有卸装就胡乱走动，算是让我看到一个旁证。

每年一次或两次，本单位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生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做“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同乡同学同宗。

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了“九千斤废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标”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我们不眠不休，动员配合，完成表面作业。当年这叫“集体贪污”，今天称为“共犯结构”，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当时政府筹粮，多管齐下，公文中有采购、派购、摊购、配购、抢购、搜购等等字眼，可见筹粮之辛苦积极，也可见民力负荷之重，运补单位并未受到感动。政府对运补的损耗设想种种可能，也算十分体贴，运补人员反而受到鼓励，浑水摸鱼。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国小说家茨威格所说，由军粮处出发，有一条金线似的捷径，直伸到银行家和放高利贷的人。民间也有顺口溜：“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每年约有十艘万吨级轮船前来卸粮，当局没有丝毫检讨改进，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时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有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间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有一天，他办公桌上放了一堆旧子弹，他一个个用力擦拭。我问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押运重机枪子弹，账目上短少一千发，上级催讨，他还不出来，现在弄到几百颗废品，擦亮了，搪塞一下。这未免太荒唐了，子弹怎么可以短少一千发，一旦短少，上级机关应该追查原因，怎么可以要他赔，粮食可以赔，服装可以赔，子弹教他怎么赔！他的对策也奇怪，怎么可以用废品充数，接收的人难道是瞎子。我对唐老已经有感情，这些念头都不在话下，冲口而出的是替他担忧，我说，如果这些子弹发到某个连队手中，如果他们作战时不能射击，阵地因此失守，如果事后检讨战败的原因，追究这批子弹的来源，唐老如何担当得起？他说：“确实担当不起，我现在是瞎子碰上小数点，一筹莫展。”唐老提出一个办法，要我到军械库去找一位孙押运员，请他借给唐老一千颗子弹。是了，我有个“上校爷爷”主管军械补给，唐老看上我这个背景。后来回想，他故意擦废弹给我看，他是有心人。

一千发子弹，而且是重机枪子弹，说是借，根本没法还，我认为孙押运员没有这么大的弹性，关说一定无成。谁知这个短小精悍的中尉一口答应，不过他说要我们那个主管军械的何上尉出借据。我想，何上尉为什么要欠这笔账？他必然拒绝，岂知何上尉欣欣然对唐老说：“咱们两人给他写个条子。”结果是唐老以借方签字，何上尉以证明人签字，我做双方的信使，子弹如数到手。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子弹！他哪里来的子弹！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唐老忽然变了脸，不理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在他眼里我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利用价值，难道我像一颗子弹，只能使用一次。这颗心正没安顿处，消息传来，孙押运员向我的“上校爷爷”讨好，说是冲着我的面子借出去一千颗子弹，这些子弹是账外余物，绝对与库存无关。我以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力，“上校爷爷”认为我多管闲事。“上校爷爷”那里我留下坏印象，唐老那里我没留下交情，孙押运员那里反而欠了债。他们有心我无心，无心却被有心恼。

这一段烦恼我久久不能忘记。并不是动机好就能把事情办好，一颗好心可以受到各式各样的利用。唐老从此紧闭双唇，但是他说过的话收不回去，他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至今令我拍案叫好。受他启发，我长期思考贪污问题，贪污的确需要勇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现在贪官污吏勇者不惧，我就是这么干，看你一个字能赚多少稿费！偶有贪官撤职，我都想送一副对联：“三德智仁勇，一官归去来。”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

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蒋介石本人是清廉的军政领袖，但是“一二人心之所向”不能转移社会风气。那时国民政府治下，贪污的现象严重而普遍，政府则表现了惊人的宽容，由蒋主席到蒋总统，发表多少文告训词，似乎从未针对惩治贪污宣示决心，贪污大案发生了，他可曾“干涉司法”，指示彻查重判？他这一阶段执政的特色是，未因操守问题杀一贪官，那时多少人骂他独裁，看来他像是《红楼梦》里的晴雯，枉担了虚名。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也许得等到他的日记全部公开了，历史学者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他退守台湾以后十分注意官员的操守，他整饬联勤的采购业务，他的第一家庭中有一位至亲涉案，他强迫那人自杀，他的决心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无二人。这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

毫无问题，秦葫港口司令何世礼操守高洁，他的父亲是香港富豪，财产多，他本人的生活俭朴刻苦，花钱少。他因血统关系生有异相，小孩子看见他，叫喊“洋人来了”，虽然对方是孩子，他总是用中国话郑重纠正：“我是中国人，不是洋人。”他的爱国心也不成问题。这人无论作战还是办补给都很认真，唯有对贪污问题漠然视之，他是坐汽车的大官，心中仿佛有个汽车哲学，做官如坐车，车是你的，开车坐车是我的事，修车换新车不是我的事。他虽然在英国美国受军事教育，却跟所谓正统嫡系没有矛盾，他在孙立人之外显示另一种可能。

那时代贪官的风险很小，可以说，“有所不为”的风险比“无所不为”的风险还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长官形成共识，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若是一个贪官倒下去、揭开来，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为如此，贪污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这是第一道防线。

还有第二道防线。万一官司上身，推给部下承担，只要部下说一句“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级顺水推舟，贪官金蝉脱壳。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朴实率真，讲忠讲义，没有才能见异思迁，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首长就拔擢这个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图报，火中取栗。如果首长该坐牢，他也该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我有时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我好像正是这样一块材料，所以对进退出处特别谨慎。

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平时首长必须在维持尊严和安抚不驯之间取得平衡，这就增加了统驭的难度。倘若“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法网恢恢，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没什么了不起！抗战时期，国府本有《惩治贪污条例》，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不合时代潮流，予以彻底修正，贪官失去权位，仍可以保有财富。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我们这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么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正在狱中服刑。

我永远不能忘记通货膨胀的噩梦，著名的“金圆券”，就在我挣扎觅食的那段年月出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一般军公人员都不能靠本薪过活，物价像鞭子，驱使人人向法纪的反面拥挤，贪官反而成了救星。什么是通货膨胀？外电报道有生动的注解，战前法币一元可以买到一只牛犊，战后一元法币只能买到一根油条。有位老太太，战前把积蓄存进银行，战后再去提出来，回到家里她疯了。换个角度说，如果某人居住京沪地区，拥有“中储券”一百万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兑成法币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废法币，只能兑到金圆券六角。他的钱哪里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里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货发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货膨胀是一个骗局，而且全面行骗，天天行骗，悍然违反了林肯的告诫：“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金圆券”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连续剧，金圆券把它推向更高的高潮。金圆券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笼，规定银元二元或美金四元换金圆券一元，黄金每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民间的黄金白银都要送进银行。政府强力推行，今天枪杀粮商，明天逮捕金店老板，天天高呼打倒奸商豪门。据国府财政官员朱偰和黄元彬写的文章，八个月后，一九四九年四月，银元一元兑换金圆券三百六十万元！此时我在上海，看见面额一百万元的大钞，也看见臭水沟里都是百元千元一张的金圆券，上面印着蒋介石的侧面肖像，面对五百元一千元的数字。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丢弃钞票的人有意污损咒诅某一个人，这个人能有多大福分、禁得起这样折损？有一个人用金圆券当壁纸，糊满四壁，他邀我去参观，他说要在这间屋子里照一张相片传家，教后世儿孙知道他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到这般田地，军公人员除了抱紧不法手段和不法所得，教他怎么活？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政府再改币制，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券，竟规定金圆券五亿元换银圆券一元！财经大员的勇气了得，可是智在哪里？仁在哪里？

我每个月按时把钱寄给父亲。这时国军在山东连打败仗，乡人族人纷纷南下，父亲有我那一丁点儿接济，得以离开徐州，暂住浦口。百善孝为先，可是这一善究竟能抵消多少罪孽？当年山东土匪多，好汉们平时在远方打家劫舍，过年回家先给老娘磕响头，到了末日，基督怎样审判他？

11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

“当你写不出文章来的时候，你就该阅读或旅行。”那几年我南船北马，心中渴求安定，旅行二字，味同嚼蜡。那时我读文艺小说义愤填膺（主流文艺作家爱写现实人世的愁苦不平，鼓励抗争），读爱情小说愁肠百结，几乎没力气揭开书本，没奈何，我找上武侠。

那年代，文学界极力贬低武侠小说，认为写武侠的不是小说家，读武侠的不是文学人口，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武侠是“禁书”。我以“反抗期”的心情走进小说出租的商店，挑选了王度庐的《宝剑金钗》，这是我第一次仔细阅读武侠小说，没想到，他写得很好嘛！休要再说武侠小说有叙事而无抒情，《宝剑金钗》的爱情笔到情到，笔不到的地方情也到，而且常在情何以堪时调门突然拔高，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人际关系像瓷器，一旦出现裂缝，无论怎样修补也不能完整如初。他写的是武侠，总有一股柔情灌注其间，感动我，又不使我像雪人一样溶掉，我对武侠的看法立即改变。

王度庐真正把我引进武侠的大门，接着我读了他的《鹤惊昆仑》、《卧虎藏龙》，这样的小说为何有人口诛笔伐？我左看右看找不出理由。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导演李安在好莱坞把《卧虎藏龙》拍成电影，夺得奥斯卡金像奖，王度庐再度受人注意。听说还珠楼主是承先启后的大师，我喜欢他的《青城十九侠》，他创作丰富，虽然多半结构有缺点，他笔下的脸谱、身段、场景、奇功异能，给后来的武侠小说建立了许多原型。我也看了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们文笔简练遒劲，句句到位，我觉得顺心可口。

文章写到这里停笔寻思，世上确有一些恶行，道德不能防止，法律不能制裁，人们盼望武侠手段能够救济。“侠”是“人间天理”，信侠和信神有相通之处，“武侠和神话”，可有人拿这个题目做论文？初期的侠士好像没有私生活，他们是理想化的人物，可称“神格武侠”，后来武侠也有自己的社会，那个社会里也有种种不公平，侠士彼此之间也有斗争，侠士也可能受欺凌陷害，有些武侠中人也做坏事，他们是“人格武侠”。神格武侠只须关心弱者的痛苦，而人格武侠，读者也得关心他们的痛苦。人格武侠比较好看，是武侠小说的进步，似乎同时也是对武侠人物的解构。

我想，武侠小说算是一种“情节小说”，情节挂帅，情节密集，以情节之优劣定作品之优劣。严格而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有一个情节：老渔夫出海，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回航途中，大鱼的肉被鲨鱼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若是武侠，中文三万字总得写出十几个情节来，情节密集，把自然风景、人物心理、哲理思考、美感经验挤出去，全力诉诸好奇心的满足，所以武侠小说能使人废寝忘餐，堪称“杀时间”的利器。后来我到台北，听说台湾大学一位名教授不幸丧女，教授和夫人整天看武侠小说度过最悲痛的日子，他们把当时能找到的武侠小说统统读完了。

那时代的武侠小说也许禁不起严格的文学检验，但是左翼阵营彻底否定武侠，我仍然觉得很难理解。武侠浪迹江湖，“江湖”向来与“庙堂”相悖，武侠除暴安良，济弱扶倾，又和“社会主义良心”可以挂钩，毛泽东能从《红楼梦》中看出阶级斗争，为何忽视了武侠小说中的“阶级意识”？左翼文坛欣赏《血溅鸳鸯楼》，推荐《打渔杀家》，怎能比武侠刀山血海、快意恩仇？中共宣传革命，利用一切“民族形式”，唯独放过武侠小说，真想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考量的。武侠小说是没有受“红粉沾染”的文学门类。

由武侠切入，我找到侦探，它也是一种“情节小说”。福尔摩斯是这一门类的魁首，必然要瞻仰，我一本一本看完他的“大全集”。我看了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后来知道她是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开创者之一。我看过《侠盗亚森罗宾》，法国作家的作品，他的全名里也有一个“莫里哀”。

我认为还是福尔摩斯最迷人。原来一只脚印，一个烟斗，一张看来随手乱画的便条，都可以是险谷入口，高峡栈道。原来人生的重峦叠嶂经不起这样单刀直入。原来我们的行为都会留下证据，而证据就在受人忽视的日常琐事之中。读福尔摩斯探案和读《圣经启示录》差不多，都能产生因果恐惧，只是福尔摩斯比耶稣曲折有趣。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国古典，当然要拜读。这些奇案虽然知名度很高，一拿来跟福尔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样武断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话和巧合，过程简单粗糙，也是一种可怕。包公、彭公的确破了许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冤案，也许还会制造冤案！写小说的人为才情功力所限，只能预设破案的结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为，为了目的正义、牺牲程序正义。我后来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长了中国人论断是非的态度：经验主义优于证据主义。军中流行一句话，凡是干过三年军需的人一律可以枪毙，保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福尔摩斯若是听到这句话，一定嗤之以鼻。

我也读到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他模仿福尔摩斯，还有孙了红的《鲁平奇案》，他模仿亚森罗宾（鲁平、罗宾，连名字都近似）。我后来知道，就文学创作而言，模仿低于原创，但是这两位民国作家毕竟使用了较为严谨的推理，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胜过《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多多，但“三公”是朝廷命官，民间向往公正廉能、不畏权势的好官，所以爱听三公断案。后来《包公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故事重新设计，原有的缺点完全改正过来，收视率自始至终居高不下。

我觉得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有共同点，两者都是“侠”，一个武侠一个文侠（我到台湾后一度鼓吹文侠）。也可以说，武侠是体制外的侦探，侦探是体制内的武侠，两者都情节密集，都必须设计情节与情节间的钩连纠结，需要紧密的结构。我后来知道了结构和逻辑的关系，逻辑观念发达的社会才产生福尔摩斯。

胡适博士说《红楼梦》不好看，因为没有 plot，《基度山恩仇记》才好看。武侠和侦探都很注重 plot，侦探小说发展为推理小说，我也逐渐定型为理性的读者。我也读二流的、速朽的武侠和侦探。那时有人说，武侠诉诸人们的报复心，侦探诉诸人们的好奇心，报复和好奇都不是人类高尚的情操，所以……又过了好多年，我知道武侠也罢，侦探也罢，都是作品的题材，作家的艺术是把题材处理成某种高级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蝼蚁，作品不以他的叙写分大小，而以它的隐藏分大小。那时候武侠侦探没人做到，我怀疑他们也没人知道，直到金庸出现……

基于模仿冲动，我也编过几个情节挂帅的故事。

我们奉命闯入建在深山里的一座迷宫，任务是把躲藏在里头的人全部杀死，不许留一个活口。那夜是中秋节，月光照得见每个人的眉毛，但迷宫是黑暗的。我们冒险点亮所有的火把，没想到里面的人业已逃走，没留下半丝半缕线索，连桌椅床铺茶杯草纸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们希望地上有脚印，门把上有指纹，也都落了空。看样子他们知道首领要下毒手。

首领非常愤怒，他下达严厉的指令，必须追杀所有的逃犯。这几乎是一桩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根本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谁，首领没有任何具体指示。我们重回迷宫搜查，只见一片虚空死寂，唯一的动态是迷宫里面有一道流泉溢出宫外，形成一条小溪，躲在里面的人无须出来取水，行踪就更为隐秘，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更为困难。

我们住在迷宫里研究案情，早晨到溪旁捧起水来洗脸，水明如镜，照见每个人的影子，我们听一位巫师说过，每一个拿流水当镜子的人，他的面相永远留在水里，如同照相机的底片感光，高明的巫术能使隐没的人影显现。

千方百计找到那巫师，带他到溪旁察看，他说水中人影都戴着面具，只有一人例外。我们教他把那人的相貌画出来，真令人惊骇莫名，那人就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立刻杀死了巫师，有人发抖，他知道首领必定杀死我们，我们决定分头逃亡，终身戴着面具，即使和情妇上床也不取下来。我们永远不用溪流洗脸，我们都立志使自己永远消失，使自己消失比使别人消失更难，你得杀死一个自己，再长成一个自己。

我们约定，三十年后的中秋节，再到别墅后面的小溪旁聚晤，取下面具洗脸，那时首领应该已经死了。小溪依然清澈，可是没想到首领突然出现，不消说他一直侦察搜寻我们的行踪，虽然他已老态龙钟，我们还是魂飞魄散。可是……大家重逢以后，情节怎么发展呢？我没有能力把故事完成。

我还设计过一个故事，作家在摊开的稿纸前面坐了很久，他想写一个故事，心中空空，不能落笔。忽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纸上自动显出字来，速度很快，立刻连成一行，马上占满一页两页。那并不是他要写的文章，但是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预料有许多人爱读，一个作家很难抵抗这样的诱惑，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然后应该发生惊人的事件，对吧？我也不能把它完成。

算是开卷有益吧，侦探小说给我许多逻辑训练。那时社会普遍缺乏逻辑思考，用意识形态论事。他们口中笔下的事实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诠释。事实的发展永远是合乎逻辑的，事实的“诠释”却往往违反逻辑，这里那里都是意识形态正确、逻辑错误的顽童或玩童。

举例来说，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共军一面说，一面攻打国军，国军也还击反攻或主动攻击。这一方说，国军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国人，另一方说，共军是苏联的爪牙，不是中国人。事实上都是中国人，一经诠释都成了外国人。当初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时我的同侪都不能发现其中的谬误。

三民主义有句话：“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于是有人宣传，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的同侪竟不能发觉，民生主义只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部分是共产主义，并不等于全部是共产主义，原典的意思是，三民主义可以包含共产主义，并非共产主义可以包含三民主义。何况下面紧接着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国民党要实行的仍是民生主义。我的同侪几乎都不能这样条分缕析。国民党败退台湾，痛定思痛了二十年后，党国元老梁寒操还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发出惊人之论，他说国民党反中共，反俄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因为总理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老人家还是三民主义理论家呢！全场愕然，后台“把场”的蒋经国气得面无人色。

那时有人批评知难行易，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根据他的知识，而是根据他取得利益的方法。他也举出许多例证，其中一个是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而发，人人知道“囤积”使市面上物资短缺，使通货的流通量增加，使货币贬价的速度更快，但是人人都急忙把手中的钱抛出去，买更多的柴米油盐回来。报纸以半版的地位刊出这人写的论文，可见他并非等闲之辈。但是我不服气，古往今来，分明有多少人为了抽象目标自动抛弃了现实利益！照他的说法，这些人为名，而名也是利，这就混淆了“名”和“利”两个名词的界限，他说道德满足也是利，他又混淆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他对“利益”一词没有严格的定义，他的大前提也就模糊不清。

我闷在心里有口难开。我想尽办法找《中央日报》看，希望有人反驳澄清，似乎没有。我不自量力，自己写文章寄去，当然也没登出来。我到台湾以后认真读了几本讲述逻辑的书，我本来沉默寡言，我的逻辑癖把我变成一个喜欢辩论的人。

另一方面，武侠使人果断，侦探使人冷酷，对我的写作大概有负面影响。至少写小说不能快刀斩乱麻，马上把结论提出来。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常常要纠缠不清，浑沌不明，叙述的过程即是风景，过程比目的更重要，“感觉”比理解更重要，这些并不能从那时我读的武侠或侦探中学到。那个租书店的东墙摆武侠侦探，西墙摆着秦瘦鹃的《秋海棠》，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那时徐和张爱玲受委屈，他们的小说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时不看东墙看西墙，把那半墙社会言情、鸳鸯蝴蝶一气读完，我又会怎么样？

12　由学运英雄于子三看学潮

秦皇岛环境安定，工作简单，适合写作，但是我写不出文章来。我常常面对稿纸踌躇，同事好奇，有人跑过来问我看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屡次在梦中画钞票，一面画、一面惴惴不安，唯恐人家发现是伪钞。从生活经验到文学创作，应该有“转化”的过程，这才是“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在理论上一切经验都对作家有用，难言之隐，“无可如何之遇”，都能升华为极好的作品，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机缘听到或者读到这般指点。

山重水复疑无路，忽然想到，报纸文章常常跟着新闻走，我何不一试？生活经验有限，新闻生灭无穷，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没有食物？回想起来，我后来为日报工作，配合新闻，写了三十年的小专栏，正是这一念种下的因。

那时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游行，军警弹压，发生流血冲突，是新闻也不是新闻。有一天，我在浙江学潮的新闻中看见“于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动：于子三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同学，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为人个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领导能力，是一颗明星。那时国民党约束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嫌二十二中封闭保守，远走重庆，高中并未读完，以“特殊方法”进入浙江大学农学院，那时浙江大学设在贵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浙大年底复员，迁回杭州。他领导学潮，被警察逮捕，死于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对学潮有感伤，感伤自己失学，于子三给我强烈的写作动机，我借学潮酒杯，浇自己块垒。我以母亲的口吻写了一篇对爱子的呼唤，我说求学的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我引用当时教育部发表的统计资料，民国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十二万人，仅占全国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时华北各省有水灾，有旱灾，有战祸，饿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难民卖儿卖女，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罢课就是自己制造失学啊！你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只有母亲揪着一颗心，怕你们掉下来。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孩子的体重增加一磅，母亲的寿命减少一年”，我会加上“儿行千里，母担万里忧”。我的母亲对我说过：“这是乱世，我不指望你伟大，只盼望你安全。”当年为劝阻学潮，浙大教务长张绍忠发表公开信：“纵诸同学不惜以身牺牲，如何对父母师长？”什么时候天下子女才知道体贴他们的母亲？

于子三，浙江大学为他出了特刊，杭州文史资料为他出了专辑。据钟伯熙《于子三运动回忆片断》，曲言训《青山不老，英名长存》，他是山东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时二十三岁，正读四年级毕业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亲做小学教员，家境十分艰苦。他的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就要毕业，大概总希望儿子找一份工作，给这个家庭添几担柴、几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选择又何其不同！但是于子三因缘际会成为英雄，英雄只要伟大，不要安全，他虽然不能给父母面包，却能给父母光荣。他葬在西子湖畔，与岳飞、秋瑾同列，墓园一派烈士气象，入选浙江大学创校以来的“百年人物”，俨然不朽。然而卷入学潮的青年无数，几人能感天动地？单说因于子三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学潮，全国二十九座学校、十五万多学生游行支援，持续四个多月，挨打被捕流血丧命的人轻如鸿毛，于子三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运动。

那时候我的文章内容单薄，如果现在写，我会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战地服务团，于子三入团为前方官兵服务，他在团内常受特务“骚扰”，心中愤愤不平，没人告诉他捐血之前先要验血。他的手掌温软，凡是和他握过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记，国民党埋没他的才华，左派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学潮。于子三是龙，左派是水，学潮是惊涛骇浪，龙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学生拥立他做浙大学生自治会长，那是他自信心最强的时候，也是对学校的权力最藐视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人生如戏，演员入戏，张翼德真以为自己喝断了当阳桥。

如果文章现在写，我会说，“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中共与学潮之间曲曲折折的线，明明暗暗的人，闪闪烁烁的话，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只会逼上梁山。我会说，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这是未来反抗现在，你的儿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护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难心平。情治机关很难捕到真正组织策动学潮的共产党员，以浙江大学而论，现在知道，真正指挥学潮的地下党负责人姓吕，事发之后，“安全转移”，他是牧人，于子三是引路的“头羊”，他们背后还有“东家”。中共开国以后，各路英雄写史料，夸功绩，直言不讳。那时各界都说学潮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都说爱国学生被构陷栽赃，中共对学潮发出那么多文告指示，后来辑成那么厚一本书，当年“各界”有谁读过一行一字。中共对学潮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当年“各界”有谁知道。学生争民主，要和平，他们怎知道学潮是“解放战争的第二阵线”，于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无非“策应苏北解放军的战斗”。

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浙大校长竺可桢带校医同往探看，竺校长在日记中说，校医认为是“他杀”。这位医生说，割喉自杀应该鲜血喷射而出，玻璃片上应该染满血迹，于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只有尖端染血，而血迹又和伤口的大小相符，不合医学常识。于是各校学生的激烈抗议燎原而起，连远在陕西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参加追悼。

我想写文章，材料不够，我用三个办法无话找话。第一个办法是“乱问”：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会杀死于子三？于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什么好处？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钓到这条大鱼，一定要慢慢审问，慢慢引诱，直到掏空所有的情报，于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极大的损失。

于子三是自杀而死吗？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贵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技术上并不容易，他关进去才五天，情势并未山穷水尽。

我的第二个办法是“乱想”，由校医想到法医，校医仅是到场察看，法医验尸才是权威。报上没有验尸报告的内容，没有法医的谈话，民间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验尸想到指纹，于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应该经过化验，上面也许有别人的指纹？那时法医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我由法医沉默联想到省主席沉默，负实际责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汹涌。我认为高层治安单位应该立即展开专案调查，让社会有个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静。

于子三怎么死的，我的第三个办法是“乱猜”。那时流行电刑逼供，很可能，他们朝于子三身上“通电”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于子三停止呼吸，他们要向社会交代，“畏罪自杀”是唯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业已出版，书中逐天记载于子三案件的发展，客观详尽。看守所告诉竺校长，于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医察看尸体之后，认为于子三已经死了六天。这三天“差额”，大概是急救、请示、开会商讨和布置现场的时间，于子三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于子三死于学潮，触动我失学的伤感，这才文思泉涌，今天回想，还觉得满腔有话。且说当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于子三事件之后，北平又发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学李蕴玉置身其中。李蕴玉是个男生，我们一同随二十二中迁到陕西，一同从军开到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恭祝蒋校长六十寿辰”，策划成立中正大学，蕴玉得贵人之助，由初中毕业生一跃而为大学新鲜人。他曾写信告诉我：“社会正在改变，能吃苦爱工作的年轻人会受到重视。”我一看这般语气，知道他“进步”了。

内战打到一九四七年底，东北败局无可挽回，南京教育部决定把沈阳的大学生迁到华北。左派学生发起运动，反对迁移，国民政府的“忠贞学生”不眠不休，艰苦战斗，总算把对方的气焰压下去。这些学校迁到北平，政府并没有给他们适当的照顾，许多学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教育部虎头蛇尾，难以自圆其说。蕴玉写信诉苦，他说天气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买了一床棉被寄给他。这么多“流亡学生”，难免三五成群，游荡街头，北平参议会有位参议员看不顺眼，提案要求“处置东北学生”，认为这些学生都应该从军。那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从军”可不是什么好字好词，流言飞语，“从军”提案乃是出于南京中央授意，东北学生引为奇耻大辱，力主迁校的“忠贞学生”哑口无言，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东北流亡学生集体走上北平街头，军警布成人墙拦截，学生不退，军警开枪，学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蕴玉来信历述惊险，他说幸亏受过军事训练。那时我们比别人多些常识，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涡，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伤，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践踏丧命。商家住户看见学生游行请愿，连忙关紧大门，门板和墙壁相比，毕竟凹下去几寸，这几寸空间也能避难，身体紧紧贴在门板上，比随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离门太远，挤不过去，那就抱住电线杆。我在文章里公布了蕴玉的救命秘笈。

明知蕴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写信劝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句话出于母亲的耳提面命，我用这句话做题目写了一篇文章，母亲说过，“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她的话有道理。我还记得日本兵打到家乡，大家逃难，当前敌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条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险。这叫“群胆”，好像大家互相担保，一同负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湾还一再引述。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涂”，我已读过许多研究群众心理的文章，但我宁愿引用母亲这句家常话。我已知道个人一旦融入群众，往往陷于催眠状态，思考力、判断力很弱，据说智商只有十四岁，盲从妄动，跟大伙儿一齐叫、一齐冲。日本人常说“红灯大家一齐闯就安全”，其实“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晓得”。这时候群众会像磁石一样，把旁观的人吸过去、卷进来。当年军警镇暴，也往往把看热闹的人打一顿，或者把中途经过现场的青年铐起来。

“七五事件”也越闹越大，起爆点在军警的枪击，当时军警能够控制现场秩序，为何还要杀人？军警方面说，群众有人先开枪，这话本来不通，你并没有看见开枪的人，居然举枪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个人，又认定这个人就是开枪的人，天下岂有此理？可是那时许多人接受这个理由。余波荡漾，有人说，共产党员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引诱军警、制造血案，以便扩大事态，耸动中外。有人说，便衣军警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制造镇压的借口。也有人说，学生队伍里根本没人开枪，军警编造谎言，掩饰错误，推卸责任。真相难明，而死者不可复生！后来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众先向军警开枪”，军警胡乱镇压一番，这等事居然也有样板。

我对学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读大陆校友所编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初稿》，不谈敦品励学，不谈变化气质，大幅渲染一场受到《新华日报》称赞的学潮，我不能终卷。那时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发表许多文告，劝学生专心读书，似乎毫无作用，《蒋主席告全国青年书》，要求青年不要对现实期望过高，老生常谈对初生之犊，学生当做笑话。官员文告的说服力赶不上北洋政府时代的蔡元培，而学生的斗争技术超过五四，起初，学生是胆怯的，零乱的，当局略施小技可以对付过去，但是根本问题犹在。学生回去想一想，心里不服，还要再来，这一次他们比上一次能干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点子老练，那点子机变，那点子尔虞我诈，学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许有几个高招，但每一招式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学生就知道怎样破解。你纵有可敬的品德，可爱的风范，可羡慕的学问，拿来掩护现实的缺憾，抵挡潮流的冲刷，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以有限对无限，终究要赤手空拳。

文章写来容易，发表却很困难。秦皇岛当地没有报纸，天津北平的报纸档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针对学潮写的几篇短文，寄给沈阳的《中央日报》、天津的《民国日报》，他们居然采用了！我收到稿费，没看到报纸，秦皇岛看报不方便，那时文章发表后，报馆不兴把当天的报纸寄给作者。回想那年代谁敢批评学潮！胡适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欢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劝告学生“要救社会，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四处回声，都说胡适脱离青年、不配做青年领袖了。我算老几？怎会有我的发言权？思来想去，一定是和声太多，“另类”太少，编辑台上降格以求吧？

我经常“紧追新闻记者的马车，呼吸它扬起的灰尘”，为报纸“在豆腐干上刻字”，豆腐干卖不掉，丢进垃圾桶，不在话下，我跟同侪一同度过那个时代，记忆力比他们好得多，因为我读过、想过、写过。

13　满纸荒唐见人心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14　山东——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国共内战，由三大战役改朝换代，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和淮海会战（徐蚌会战）。不应忘记还有一个战场，交战时间久，战斗次数多，战祸损害大，关系国共力量的盈虚消长，那就是山东。

概括地说，抗战胜利到大陆撤守，为时四年，山东战场的形势是：第一年，共军采取攻势，第二年和第三年，国军采取攻势，最后一年，共军又采取攻势。那时山东境内有两条铁路，胶济铁路自东而西，津浦铁路由北到南，好比两根扇骨夹出一个扇面，中间一大片山地，好比画在扇面上的山水，大小战役无数，双方争夺的就是两条扇骨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山东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俱在中共控制之下，国军锐意夺回，不断交战。往事如麻，我现在参考刘统著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还有丁永隆、孙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崩溃始末》，加上族叔玉读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军由济南东进，青岛西进，打通胶济路。九月，国军沿津浦路北进。双方激战两个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进攻鲁南，进展顺利。马励武败于此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三十一万人，分南北两线进攻沂蒙山区。李仙洲败于此役（二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军在华北各战区皆取守势，独向山东进攻，调动二十四个整编师，分三路指向沂蒙山区，同时企图打通山东境内之津浦铁路。张灵甫败于此役（五月）。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以二十五个旅再攻沂蒙山区，南麻战斗即在此役（七月）。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五个整编师进入鲁西南，与共军鏖战。

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国军六个整编师攻入胶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划分二十个绥靖区，山东占了四个：第二绥靖区设在济南，第九绥靖区设在临沂，第十绥靖区兖州，第十一绥靖区青岛。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共军攻，先取胶济路中段，再取津浦路中段，济南、青岛、临沂成为孤城。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失守，王耀武逃至中途被俘。

一九四八年十月，临沂弃守，菏泽、烟台全失。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军撤出山东最后一个据点，青岛。

看了以上的记述可以知道，蒋介石总统并不想放弃山东，至少在军事上他把山东看得非常重要。国军也并非只知道固守据点，大规模的攻势也曾再接再厉。可以说，国军作战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攻击，第二个阶段是以攻为守，第三个阶段才是“以孤城为最后碉堡”，死守守死。

国军困于共军的“卷边战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始终没有办法破解。“卷边战术”一词费解，王健民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里称为“对进战术”，并加上注解：“你到我家里来，我到你家里去。”举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打通北宁铁路，共军乘虚攻吉林、新立屯、黑山，占领朝阳、农安、德惠。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以十个整编师追击刘邓，豫西、陕西、陕南一带空虚，共军进占洛阳和潼关之间陇海铁路。一九四八年四月，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企图收复开封，汉水流域空虚，共军趁机袭取襄阳、樊城。山东战场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指向蒙阴、新泰、莱芜，共军趁机南下，攻入鲁西南。

《孙子兵法》说战争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率军出师的人有两个选项，但是战地的民众只有一个选项，山东苦矣，山东苦矣。

“对进战术”产生“拉锯战”，忽而国军来赶走共军，忽而共军来赶走国军，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化作木屑，纷纷飞扬坠地。故乡兰陵是个小地方，平时媒体不值一提，基于“战争使小人物成名，使小地方出名”的原理，竟也在当时的报纸和事后的专门著述里频频出现。兰陵苦矣，兰陵苦矣。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由苏北沿运河布防，一度进入兰陵。

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鹏举起义投共，由苏北入鲁南，经过兰陵。郝的部下还以为是和共军作战，把兰陵的中共干部抓起来。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在兰陵病死，军长陈毅到兰陵主持后事，安葬在兰陵东北的凤草山上。

一九四六年秋，国军进攻山东峄县（峄城）、台儿庄，一八○旅旅部设在兰陵。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撤出兰陵、峄县（峄城）、枣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军进攻占领峄、枣，兰陵收复，次年一月又失去。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共军战于向城、卞庄、兰陵。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北攻沂蒙山区，沿途收临沂、峄县（峄城）、兰陵、枣庄、滕县、费县。

一九四七年六月，两军在苍山（卞庄）、峄县一带作战，共军退向滨海区。七月，国军进出沂蒙山区，兰陵再失再得。

一九四七年十月，共军取兰陵。

一九四八年三月，共军取兰陵（在此之前想必有一次失兰陵）。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儿庄国军出动，收复兰陵，得而复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军因徐蚌战役（淮海战役）放弃临沂，故乡“拉锯战”结束。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我要写下一段文字纪念李仙洲将军。抗战后期，他创办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在那所学校里读到初中毕业，那是我的最高学历。那时政府对学生采行军事管理，严厉刻苦，李仙洲爱护学生，居各位“将军创校人”之首，我们至今感念。

老校长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三李”之一，另外两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东还出了一位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年级比较低，但升迁比较快，军中常说“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纯粹军人，王耀武有政治手腕。他们的蒋校长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东，学历较低的人做一把手，学历较高的人做二把手。学历低的人如何指挥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如何服从年纪轻的人，向来是个难题。据说，蒋校长故意如此配搭，利用矛盾是蒋氏一贯的统驭之术。

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军入鲁，遭到共军的激烈抵抗，黯然折回，从此失去兵权。据说他常静静地站在山东省地图前面，设想如何攻守制敌，希望有一天统领十万之众，完成未竟之业。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出徐州，由台儿庄、郯城北上；出济南，由明水、淄川南下，想和共军陈毅决战，他自动请缨。他只看山东地图，没看全国地图，更没看世界全图。王耀武给他两个军、一个师，再加一个旅，共五万多人，向共军老根据地莱芜、新泰进攻，计划与南路欧震兵团会师，十天以后兵败被俘。

他怎会这么快就做了俘虏呢？山东父老爱护他，为他编造了传奇。据说他骑在马上进入莱芜县城，牵马的“马童”是共谍，马童带他进入一所宅子，共军早在宅子下面挖好地道，在他床底下留了个出口。半夜时分，李仙洲睡在床上，怎么也没想到床底下突然钻出敌人的敢死队来。这个故事编得好，符合李仙洲鲁直憨厚的性格，夸张解放军舍正用奇的战术，给老校长留下几分面子。

今天知道，老校长被俘并不在莱芜城内，而在莱芜城之北、吐丝口镇外的郊野，并不是马童出卖他，而是他指挥之下的一个军长出卖他。吐丝口吐丝不吐人，他且战且走，左腿中枪，跌下马来，失血昏倒。这一枪保全了老校长的颜面，与那个传说无关。

莱芜兵败，南京国防部作了深刻的检讨，多年以后，参与此役的人也写了文章。国军沿公路向北突围，没有遵守战地行军安全六要：侦查、掩护、警戒、搜索、联络、通信。那时许多指挥官都不遵守“六要”，常为敌人所算，纸上谈兵的杨杰愤愤地说过，凡是被俘的、被袭击的、误入敌人陷阱的指挥官都该枪决！还有，莱芜之役大军撤退不能保密，难民和军队同时出城，拥挤混杂，以致大军行动迟缓，部队与部队间联系困难。老校长是山东人，无法用激烈手段排除难民造成的障碍，“鲁人治鲁”也有坏处。当年岳飞勒马敌前，等义民完全撤走才班师，因此费了秦桧的十二道金牌，老校长学岳飞，画虎不成。名布道家殷颖牧师参与此役，被俘脱险，他当时是政工小青年。

老校长的上级也犯了错误。据说由莱芜、新泰南下是一条险路，胜算最小，南京参谋本部偏偏选了这一条路线。参谋本部认为北线没有共军主力，催促他急进，其实共军已布好口袋。他的部下也犯了错误，沿途乱丢辎重，明语喊话，听见枪响乱成一团。更不说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中共的内应！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度流行所谓“莫非定律”，其中有一条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里，“每一个人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一个科员做得很好，于是升科长，他做科长也很好，于是升副处长，如果他做副处长很平庸，也只有继续让他当副处长，既不能升他处长，也不能把他降回科长。老校长李仙洲和他的上级，大概也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了吧！老校长苦矣，老校长苦矣。

莱芜之败有代表性，它提供了一张切片，使我们看见为何共军能够一再得胜。李仙洲指挥两个军长作战，其中一个是中共间谍，这还了得！李仙洲召开会议决定撤退，会后这位军长不见了，他和躲在城里的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一同开会去了，国军怎样做，人家全知道，人家做什么，国军全不知道。几乎各战场都是如此。

台北的《传记文学》出了一本专书，记述各个高级将帅的身边都有中共间谍，个个深受宠信。中共地下工作者渗透国军上下内部，潜伏了不知多少年，担任了多少重要的工作，情报部门始终没有发觉。参谋本部“一人之下”的运筹者竟是老共产党员，胡宗南挥军攻取延安，竟然找共产党人熊向晖草拟作战计划。每一战役的作战计划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同样也摆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南京电讯局设置“军话专用台”，专门转接国民政府总统、国防部长，以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电话，工作人员九人，其中七人是中共间谍。许多人把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首脑形容为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可是“耳目所及尚如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很多，我总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主要的原因，由于情报失败，金鱼缸撞保险箱，即使战后不裁军，即使没有马歇尔调停，恐怕也是这个结局。

莱芜之役，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战死，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据说王耀武对着他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五万多头猪，也不会在三天以内全给人家捉去！”狼奔豕突，的确很难对付，然而李仙洲率领的不是猪，是人，人为万物之灵，看风向，识时务，趋吉避凶。济南守军十万，王耀武也只守了八天，天津守军十三万，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辽沈战役最后决战，廖兵团一夜瓦解。人啊人！

莱芜既败，蒋介石总统亲自飞到济南，在绥靖区司令部召见王耀武，那时山东籍的名记者王潜石在济南采访新闻，据他得到的消息，蒋劈头就责备王耀武：“你把李大牛送出去……死特啦！”蒋氏称李仙洲为大牛，可见他对李的喜爱，也可见他知道李的局限。据说王耀武低声分辩了几句，蒋举起手杖就打。

在台湾，李仙洲是“蜡像馆里溶掉的蜡像”，有时听到他的名字，心中难过，他不是一个灵活的人，如何适应中共的换魂改造？中共对地主、商人、教员、国民党工、中下级军官十分严厉，没想到对中将、上将、当朝一品、封疆大吏反而宽松，八十年代，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问世，公布了许多秘辛，那些超级俘虏既未遭受公审清算，也未经过痛哭认罪，没有强迫劳动，也无须天天背诵八股教条，大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闲来无事，相互夸耀过去腐化糜烂的生活。

沈醉提到李仙洲的名字，他说老校长沉默寡言，从不参加别人的吹牛聊天小组。中共动员超级俘虏对台湾广播，劝国军官兵起义归顺，别人都公事公办，李仙洲总是婉言推辞，他说我打了败仗，做了俘虏，有什么颜面劝以前的同事部下投降？中共倒也不勉强他。天下事因果难测，《战犯改造所见闻》传到台湾，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大家推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解放了，中共算账，也是官做得越大罚得越轻，“特任官住的牢房比简任官舒服，简任官住的牢房又比委任官舒服。”今天赶快力争上游吧！于是“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加强了党政团队的向心力。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革命成功，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华盛顿。国民政府蒋主席引用这句话，他说中国抗战建国，要有千千万万个蒋中正。中共毛主席接着说，他只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国共内战究竟有多少“大蒋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见正式的统计数字，只知道中共关押国内战犯九二六人，军中系统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将七十二人，少将三百二十三人。一九五九年国庆，特赦三十三人。一九六○年又特赦五十人，李仙洲在内。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赦完毕，未杀一人。老校长受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济南，享年九十五岁，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友百余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我还要提出另一张切片，从另一角度看内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由徐州大举北上，次年二月初，整编廿六师师长马励武中将，下辖李良荣的快速纵队，一夜覆没，战场就在我的故乡。整编廿六师为美式装备，快速纵队是装甲战车，再加上炮五团，工兵总队，辎汽廿四团，共约五万之众，堪称精锐之师，先头部队由兰陵向北延伸，指挥部及后勤支援部队设在峄城。

兰陵之北一片平原，适合装甲部队行动，但是那里有五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土质松软，晴天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天下雨立即成为烂泥塘，当地人称为“漏汁糊”。马励武枉为名将，趾高气扬，他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不知道有个“漏汁糊”，没人告诉他有个“漏汁糊”。据《苍山县志》和《临沂百年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雨雪交加，廿六师官兵躲在装甲车旁的帐篷里忍受恶劣的天气，马励武接受官绅邀请，进城过年。共军自百华里之外的山区，强行军扑向峄城及兰陵以北地区，向马励武部队截击，国军所信任的地方民众，配合共军展开突袭行动，各地区指挥中心皆为共干控制，强大的精锐国军在一夜之间溃散不存。各路共军向快速纵队合围，装甲战车且战且走，大部分陷入“漏汁糊”中被共军炸毁，仅七辆坦克、九百步兵突围逃往峄城。

九日晚间，共军围攻峄城，马励武把坦克摆在城墙上，当做防御炮使用，后来想突围，坦克没法从城墙上开下来，他真是“升到他不能胜任的位子上为止”了。十一日共军攻入城内，马励武投降，族叔毓白看见他高举双手，呼喊“不要打了”。

徐州有百万山东“难民”，他们都坚决反共，国军出兵之时，山东难民推派代表到军部陈情，愿意担任向导，军部高官拒绝接见。国军进入鲁南，从共军手中夺回许多乡镇，各乡镇都没有倾向中央的居民，当地中共干部以民众身份出面欢迎，提供协助。徐州的反共难民返回乡里发觉不妥，大家又推派代表向当地的部队长反应实际情形，部队长认为这是地方派系贪功争宠，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好坏，结果这些部队长全被中共的工作者蒙蔽包围。

那时国军从不结合民众，他们不读史，不知一个农夫关系战争胜负、大军安危。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杨正民教授的回忆录《大地儿女》记述，他的老家在山东定陶，抗战胜利，国军开到，竟把村民都集中看管才放心宿营，国军真的进入了“无人之境”，没有人真心向着他。

今天回想，许多故事血迹未干。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某将军召集村民训话：“我军的行动，你们马上告诉敌人，你们若不通风报信，敌人会活埋你；可是敌人的行动，你们从来不告诉我，你们料定我不会活埋你。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我也会活埋人！”说到此处，将军向民众伸手一指，士兵跑过去，拖出来一个小伙子；将军再一指，士兵拖出来一个老头儿，地上早就挖好了两个坑，等人下土。一时哀声动天，妻子爷娘满地打滚。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有时听败军之将谈作战经验，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

当年国军心高气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谓地方武力，概指抗战八年残留的游击队，所谓残留，因为这些游击队跟共军势不两立，双方经过无数战斗，大部分已被共军消灭，这些地方武力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长处，他们身经百战，了解共军的战术，他们深入民间，情报灵通。国军把他们看成多余，实在是天下第一糊涂虫。

那时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都是山东著名的游击领袖，他们想晋见一个团长都鹄候多时，官兵白眼相看，拿他当无知乡愚。共军围攻临沂外围王洪九的据点，有所谓“百日激战”，国军汤恩伯兵团入鲁北上，从临沂境外经过，先头部队陈大庆驻守百华里左右的滕县，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一再发电向汤恩伯求救，只见飞机来了，空投一批宣传文件了事，听其溃散。陈毅围攻“鲁南反共军”王继美，国军在苏北运河沿线布防，坐观战事进行，王继美全军覆没，举枪自杀。黄伯韬以临沂地方武力为“死子”，掩护自己撤退，他自己到了苏北，过运河不派工兵架桥，难逃中共重击，依然损失惨重。国军的行止从来不通知乡公所，共军一再伪装国军占领乡公所，消灭各乡镇的反共力量。如果中央军嫡系部队消耗非嫡系，那么非嫡系也在消耗地方武力，山东精英肝脑涂地，只当做是脚底下的泥。

那年月我并不在山东，但是我回忆过去，无法对故乡变故避而不谈。有人说，一九四二年国军撤出山东，负了山东，有人说，一九四六年国军攻入山东，害了山东，立场不同，见解不同，总而言之，古体诗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新体诗人说，战争像洗衣板，反复揉搓一件旧衣服。最新的诗人没见过洗衣板，他说战争是绞肉机。两个比喻都有用，一个像八年抗战，一个像四年（？）内战。我落叶飘零，有负故乡，山东之痛，触及灵魂，我是山东的一部分，山东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我负了文学。

15　山东——天敌之下的九条命

对日抗战发生前，山东没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间相传，中共“七支钢笔进山东”。那时中共只能秘密工作，称为地下党，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由地下转到地上，公开活动，所以国民党人一再说，西安事变救了中共，他们恨张学良、杨虎城。抗战发生，中共党员可以深入农村，招兵征粮，募款买枪。山东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山东，可以向山东军政首长讨一张证明文件，回乡发展抗战的游击武力。人马多了，地盘大了，就要设立党部，委派乡长村长，于是有了解放区。据《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说，抗战发生时，全国有七十个解放区，抗战胜利时，全国有两百个解放区。

山东土匪多，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枪自卫，抗战发生时，山东民间自卫存枪越过三十万支。抗战发生，地方以自卫武力为基础，发展抗日游击队，一度超过一百万支枪。中共赤手空拳，从头做起，竟能把这百万人马吃掉十分之九，累累战果，对中共的成长极有帮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忽略了中共并吞了山东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机会均等，而中共后来居上，并不能完全用西安事变和日军侵华来解释。

中共发展壮大的经纬，到现在还没人写出一部《资治通鉴》。以我个人的感受，中共制胜，由于它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我是说“行为”，不包括动机和结果，“动机”口说无凭，“结果”木已成舟，“行为”才举足轻重。国共“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可以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天敌”，国民党虽有种种反共制共的方案，其实挡不住，纵然高呼“向敌人学习”，其实学不来。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说到改革社会，那时主要的表现是“土改”。山东省农村多、地主多，山东人对土改的感受特别深刻。农人一生离不开土地，农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块田，多少农民终生流汗难以达到目的，而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拥有那么多田产！“一家饱暖千家怨”，佃农对地主有心结。共产党来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因为“这块田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农民非常激动。然后中共又说，你们必须把地主彻底打倒，斩草除根，防他死灰复燃，夺回田产。充满了危机感的农民，用中共发明的方式，把地主斗倒、斗伤、斗死，这就和地主阶级结下血海冤仇。走到这一步，农民无路可退，无处可躲，只有紧紧依靠中共，从军支前，献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护人国民党回来算账。

山东土改惨烈，“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是土改的“东岳”。文学作品写土改，《芙蓉镇》是扮家家酒，《白鹿原》比较深刻，其中有些细节，例如某长工最恨他的雇主，那人走路老是挺直腰杆，所以长工在土改时专门打断雇主的腰，让他到死直不起腰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一皋指出，农民“并非只想改善些子（一点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经常梦想一下子翻飞到最高”。据我所知，土改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幻想，农民可以用铡草的大刀把地主“铡”死，可以往地主头上浇开水把他烫死。斗争大会高潮迭起，地主不堪其苦，恰好会场旁边有一口井，他赶快跳进井里淹死。今天斗争熬过，明天斗争难熬，夫妇二人头上顶着“光前裕后”的门楣，面对面吊死。考验愈来愈严酷，刀尖向内，儿子清算老子，妻子检举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最多的秘密，也最有资格置你于死地。于今大学教授在他的论文里举重若轻，“尽管清算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是由于这些法令条文都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行的严密性，而且随着运动深入，政策也随着变动，简单化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外祖母是个寡居多年的老妇，家中田产早被舅舅卖光，她的身份仍然是地主。土改无情，她老人家按照规定“扫地出门”，不留田产，不给住所，不问生活。她死在村头的一个席棚里。我那个骑驴打游击的舅舅，乡人告诉我“他没能老死”，我千方百计找到舅舅留下的两个儿子。

那时中共下达了一些文件，纠正运动中“过火”的行为。今天这些文件已经公开，从中可以知道，当年各地群众普遍打死人、逼死人。纠正过火是在过火的行为普遍发生以后，障碍已经清除，社会已经净化。

且说那时候，“逃亡地主”的子弟组成还乡团，尾随国军进入新解放区。国军应该使用这些人安抚乡亲，笼络人心，可是国军发给他们枪械子弹，教他们去杀人报仇！这些子弟本是民间拥枪自卫的骨干，大多数打过游击，或者有跟共军交手的经验，看人流血并不手软。国共对进，共军走了，国军暂不进驻，预留短暂的真空时间，默许还乡团先去“惩罚奸民，铲除障碍”。还乡团杀掉为中共工作的人，杀掉分了他家田地的人，杀掉斗争会上活埋他父母的人，那些人也曾是他们的邻居、佃户或仆从。还乡团杀人不经过任何程序，路上遇见路上杀，田里遇见田里杀，家中捉到家中杀，那时农民耕田经常耕出尸体来。国军犯过许多大错，这是其中一错。还乡团杀人，逼得那些老百姓跟中共同命一体，今生今世再无反顾。

兰陵王族是鲁南的一座“封建堡垒”，土改将之彻底摧毁，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几个还乡团的杰出团员。我有一个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区的九里山做难民，还在九里山野地里枪杀了他家的长工。他逃难逃到上海的时候，还藏着那把手枪。他看见上海市这么大，这么复杂，人和人又这么陌生疏远，以为可以藏身其中，苟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统治能力。兰陵公安局派了一个人到上海南京寻找有血债的地主（认乡队？）把他揪出来押回兰陵，在镇中心的大街口枪决。

那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造匪”。陶行知在《申报》发表《论剿匪与造匪》，他说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大。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若说“造匪”，源远流长，国民党始则联俄容共，继而团结抗战，千千万万人都和中共沾上关系，国民党的政策可以任意改变，这些人的历史不能随手涂抹，只因与“匪”偶然结缘，在国民党的档案中一世难解，这些人到了台湾，处境尤其艰难。而且陶公只读半部水浒，他只记得高俅逼林冲上山，忘了宋江也逼卢俊义上山，既有林冲又有卢俊义，《水浒传》这才丰富深刻。中共土改、学潮固无论矣，国军常常半夜出城到卫星村落去抓壮丁，乡村年轻人不敢在家睡觉，逃到离城很远的野地露宿，中共提供招待所管吃管住，只消三天两天，已在他们身上烙下印记，国军把他们列入通匪的黑名单，他们回家再也难以安居，只有离家正式“投匪”。

中国人常说“人多了乱”，所以国民党害怕群众、疏离群众。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烧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群性和公共运动掩盖一切，人人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如此，万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为“铁板一块”。北京大学教授刘一皋教授用他的学术语言这样包装起来：“新的编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了政权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基本上完全改变了过去相对松散的行政结构。在乡村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武委会和民兵治保员等机构，职权包括生产、自卫、治安、财政、文教、调解、贸易、合作社等，涵盖了全部农村社会生活。同时农村中还普遍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互助组等群众组织，传统的血缘、地缘组织被取消或改造，每个村民都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加入数目不等的各种组织，农村社会被置于有机的严密的组织网络之中。”

中共的组织能力反映到沂蒙山区的战场上，出现了军民一体，高度合作。国共对进，飘忽无定，共军部队未到、宣传队先到，老大娘老大爷叫得亲亲热热，解释我们为什么来；部队先走，宣传队后走，解释我们为什么走，告诉村民我们还要再来。宣传队挨家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有没有打破了碗没赔。我在秦皇岛的时候，五叔常和上校爷爷通信，一再谈到共军在山东山地坚壁清野之彻底。他当年透露的讯息，后来文史资料有更生动的描述，乡野有史，使无名英雄泣鬼神之事未曾淹没。战守期间，民众协助共军冒险争先，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止国军前进。民众砸锅卖铁，拆屋喂马，支援共军作战。民众以树为家，树与树之间拉绳通信，草木皆兵。民家把家当丢进山谷里，国军所到之处，望谷兴叹，没有一根草可以喂马，没有一样生活必需品可用。七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刺探国军行动，偷辎重，放火烧汽车。据有关的研究报告说，青少年容易受暴力和枪支诱惑，他们的人生经验一片空白，容易培养出绝对的忠贞，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十分勇敢。

那时候，山东的解放区、也就是山区和农村都非常穷苦，但民众竭尽所有供应前方共军的军需。一九四七年一月有所谓“鲁南战役”，国共交战十八天，据苍山文史资料，仅我的家乡苍山一个小县，供给解放军毛线袜四万双，干菜两万斤，花生米五千斤，公粮一百二十万斤。家家把枕头套拿出来当口袋，参军一万人，家庭主妇蒸馒头，烙煎饼，九天九夜不休息，许多人累昏了，衣袖着火还不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共军攻打济南，单单我的家乡兰陵和我的外婆家南桥，两个乡镇昼夜赶工，磨出七万八千斤面粉，提供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块门板做担架。一九四八年山东春旱，饥民两百万，鲁南为重灾区，战史讴歌淮海战役民众“支前”，山东出动民工两百万人，食油三十五万公斤，食盐三十六万公斤，肉四十三万公斤。单是兰陵一个镇，要负责前方一个师的补给和担架。各地民众推着小车，把这些补给品送到前方，车队千里，昼夜络绎不断。伟哉壮哉！神乎魔乎？

国军穷竭民力，并没有弄到这个程度，它也无法做到这个程度，国民党编神话，也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中共说过，农民自私保守，不可能自动放弃财产，必须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如何”才做到“国民党吃鸡自己抓，共产党吃鸡送到家”？答案可以从“人民民主专政”六字真言中探索。学者既要维护学术尊严，不能说谎，又要符合当前政策，不能实话直说，发展出一套模棱两可、点到为止的说法：“许多工作都是依靠部分积极分子，特别是少数干部强力推行才得以完成的。”……“运动本身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但大规模的带有激烈阶级斗争性质的运动，运作过程恰恰是经常违反民主原则的。”伟哉壮哉！神乎魔乎？自私保守的农民纷纷自动放弃财产，他们“划掉了自己”。

那时许多人说，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文史资料说，中共经略东北，二十二个中央委员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论资格，统统下乡，国民党员几乎不能想象。据段彩华为黄伯韬写的传记说，国军在山东打了败仗，中央追究责任，怪黄伯韬作战不力，黄氏登台辩解，历述山东作战的艰困，其中一项是没有可靠、详细的地图，他们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多处和实际地形地物不符。我后来读国军将领廖明哲写的《了了人生》，这是他的自传，他曾多次参加国共战役，经验丰富，书中也谈到国军作战的缺点，“无图上实地的侦察”。国民政府统治山东，即使从“九·一八”算起，那时也有十五年了，为何没有测绘五万分之一的新图？一位曾在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走出去实地测量。国军脱离民众支持，已严重到这般程度。

中国人一向“离乡作恶，回乡为善”。平时，当地人碍于情面，不能兴利除弊，战时，国军来去如流水，没有责任心，到处作践百姓。我还记得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办理“土地陈报”，命令乡镇政府确实调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据以征税，使税负公平。那时地主普遍逃税，短报他的田产，所以偌大兰陵没有任何人肯承办这个工作。镇长（也是族长）找上我的父亲，费了许多唇舌，逼我父亲答应，父亲素有正直之名，不会为任何人弄虚作假，众人信服，办起事来阻力较少。那时中国人不在老家当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税捐处长，这些工作都会留子孙债，结来世怨。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干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风不同，他把原籍兰陵的党员派回兰陵地区工作，鲁南专区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会”会长，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兰陵公安局长、武工队长、公安股长，都是兰陵小学的同学。此外还有我的族人。这些人面无表情，没有公事不跟你说话，路上碰见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挥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们熟知兰陵每一家屋顶上有多少风雨阴晴，屋顶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们也熟悉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知识程度、成长背景、人际脉络，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隐私，他们来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应手！他们断然六亲不认，他们并非包龙图，他们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来制造更多的新人。

那些脱离民众的国军将领不仅屡战屡败，战败以后也无法逃走。据名记者龚选舞的回忆录说，济南失守，王耀武带着一个副官，假扮商人出城，走到寿光县境，王耀武上厕所，副官站在厕所门旁伺候，“事毕”，王耀武伸出一只手来，副官赶紧把雪白的卫生纸放在他的手上，被人看出破绽。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逃出皇宫，在煤山上吊自杀，他怎么会打结？谁替他打结？临沂专员王洪九一向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兵溃以后，他往北走，化装成牛贩子，再赶牛南下，一路卖牛做盘缠。他最后逃到徐州脱险。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住在纽约，我说住在纽约的人得有九条命，一条命给儿女，一条命给老板，一条命给国税局，一条命给盗贼，一条命给艾滋病，……

如果是教徒，留一条命给上帝，给活佛。

如果是华侨，留一条命给中国。一条命也许还不够，人祸能把你的一条命气死，天灾能把你的一条命急死。

做人太苦，太累，太要命，拿人命当儿戏的事情太多，拆东补西，哪还有命给上帝（当然成了无神论），哪还有命给非洲苦人（当然成为自了汉）！

猫有九条命。料想有许多人是猫。如果只有一条命，今天我断乎不能坐在这里写文章。我的家乡旧侣，一条命给了黄河，一条命给了抗战，一条命给了内战，一条命给了土改或“文革”，一条命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我们都还活着，隔海相看。

16　东北，那些难忘的人

思念沈阳，有几个人物，我得为他们记上一段。

先说熊式辉，他是东北行辕主任，“行辕”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也就是蒋介石主席在东北的办公厅，行辕主任等于说是蒋氏在东北的代表人，也就是东北九省军政总管。这么个大人物，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

宪六团派宪兵秦毓庆做熊式辉的随身保安人员。秦毓庆告诉我们，熊氏的工作很辛苦，白天要接见许多人，要开会，半夜还在办公室批公文，熊氏没有下班回家，他也得全副武装伺候着。

他说了一件轶闻。熊在办公室外有个人专用的厕所，每天下班后厕所锁起来，第二天上班时把门打开。这天晚上熊去上厕所，宪兵秦毓庆站在厕所门口等着，这时忽然停电，电灯都灭了，秦毓庆想起办公室的门敞着，急忙回去关门，就在这个时候，专门负责打扫这间厕所的清洁工走过，他发现专用厕所的门还没有上锁，就随手锁好。熊氏打不开门，不好意思叫喊，秦毓庆在厕所门外恭候，不敢催促，害得这位儒将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熊氏大度包容，没有申斥处分任何人。

沈阳各界庆祝东北光复周年，请京戏“四小名旦”之一毛世来公演，只演一场，轰动东北。进场看戏的人皆非等闲，无异是特权阶级大展览，六团负责安全，抽调宪兵严密作业，我的位置恰在戏院门侧，望见熊式辉进场。他的气概威仪可说是东北第一，可惜走路时两脚高低不平，竟是一个轻微的跛子，难免减色，我大感意外。后来知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辽宁省主席徐箴，也都不良于行，更觉诧异。蒋主席用人一向讲求相法和预感，接收东北怎会摆出一个步履艰难的画面？

东北人对熊氏很有意见，认为这位儒将“儒”的成分多、“将”的成分少。熊氏长于折冲调和，东北人盼的是披荆斩棘之才。东北方言，“熊”是懦弱无能的意思，民间俗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行辕主任是上将职位，如何“熊”得？他们管熊式辉叫“熊十回”。蒋氏用人注意面相，但是他不懂东北方言，这也算是千虑一失吧？

熊氏也有英明果断的一面，四平街第二次战役，守将陈明仁置之死地而后生，援军苦战解围。熊式辉争取在第一时间慰问将士，立即飞往四平，再坐汽车驰入市区，当时战场尚未清扫，沿途布满阵亡官兵的尸体，座车从死者身上碾过，熊氏面不改色。那时大家都称赞熊有帅风，可是我们这些上等兵的感受别是一番滋味。

名将孙立人也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宪六团派出一个加强班到东北行辕站卫兵，大家对这位英雄十分崇敬，但是宪兵向他敬礼的时候他从不还礼。本来也没有什么，后来看电影，美国的巴顿将军也不还礼，不过人所共知，孙将军蔑视蒋氏的嫡系，他以爱兵著称，独薄宪兵，难免令人想得多一些。孙氏有军事天才，但口形倔强，好像随时准备吵架的样子，出入行辕，总是带着怒容。

我在秋町十三号听见高级军官们谈论他，认为他既不能与上级合作，又不能与同僚合作，得民而不能得君，将兵而不知将将。他们说孙将军总认为和黄埔嫡系推挤才有他的空间，其实他也是嫡系，至少他也可以成为嫡系。不错，他战功显赫，认为战功高于一切那是中下级军官心态，“兵骄必败”，不仅是被敌人打败，也包括被自己人打败。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好，他不能取代所有的人，到了极不相容的时候，只有调整少数，维护多数，这是“经济”原则。有位军官本是孙氏部属，他千方百计调出来，他说良禽择木而栖，孙立人这棵树有危险。

沈阳岁月，孙氏常有怨言，他的新一军负荷太重，折损太多。我们无力分析每一战役，不能指出指挥上的错误，一般而论，对付劲敌的时候当然要动用劲旅，最优秀的军人常在最艰苦的任务中牺牲，这是战争的“反淘汰”现象，从古如斯，为之奈何！

孙将军有抱负，但东北战局并非他能扭转，塞翁失马，到台湾训练新兵，脱离了东北这一劫，本是幸事。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卷入“兵变”冤案，幽居终身，亲信部属遭到无情的整肃，千古痛惜。《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失，蒋先生君道有亏，都付出惨痛代价。

我们最喜欢的将领是赵家骧，他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主持沈阳各部队的大会操，每星期一早晨举行一次。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操场大得出奇，东北真个地大物博。我们二连驻地邻近操场，代表六团参加，赵家骧将军声音洪亮，措词简洁生动，善于掌握群众心理，使人精神大振。

那时军政要人训话，宪兵参加陪听，只见他总是拿出稿子照念，这是抗战时期从未见过的事情。稿子由秘书撰写，秘书长于写挽联、寿序、八行书、工作报告，不懂听众心理，未受过口语化训练，演讲者咬字不准，没有节奏感，大部分听不懂，小部分听懂了，也沉闷无趣。蒋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透露，她在陈列馆看见罗斯福总统的讲稿，有时一篇稿子经过十二次修改，眼前这些长官幕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修改。我只遇上两位不念稿子的人，除了赵家骥，还有陈诚，陈氏中气不足，浙江乡音极重，音质粗糙刺耳，我要第二天看报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赵将军便不同了，那时听演讲不兴鼓掌，每次听他讲话我都有鼓掌的冲动。

大会操时，我的位置紧接伞兵的排尾，他们全是二十来岁的精壮青年，脸色放出光来，全套美式装备，草绿色尼龙军服，上装翻领，拉链半敞，没有扣纽扣的麻烦，一律佩带卡宾枪，短小轻便而又火力强大，从步枪轻机枪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风动袖管裤脚，若不是脚上一双沉重的长筒皮靴，简直飘飘欲仙，对那些扛着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来说，也就是天兵天将了。绝未料到中共能吃掉国民政府派出来的四十万大军。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沈阳不守，东北军事最高负责人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赵家骧坐飞机离开沈阳。后来一再有人写文章称赞赵家骧有智谋，当时东塔机场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满地男女老幼箱笼行李，人群朝着卫立煌的座机一拥齐上，卫士把住机门，一脚一个踢下去，嫩江省主席逃到沈阳，挤不上飞机，挨了这么一脚。许多人的箱子摔破了、挤破了，满地美钞飘散没人捡，有人高呼“卫总司令我是某某”，有人大喊“我是国民党四十年的老党员，忠党爱国，给我一条生路”。这些人堵住跑道，飞机无法起飞，赵家骧出面宣布卫总司令有安排，后面还有四架飞机马上就到，请大家遵守秩序排队等候。他说话有公信力，大家安静下来，目送卫立煌的专机升空，等来等去四架飞机没出现，解放军倒冲进来了。赵家骧用“望梅止渴”之计排除障碍，大材小用，可惜了他的智谋！

我还得记述一位东北耆宿冯庸。他原籍辽宁海城，在军界、工业界、教育界乃至慈善事业都是名人，他和张学良、莫德惠同为东北的象征。政府委派他做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监察处长，主持“东北军法执行部”，表示对东北人的信任尊重。他在“南七条”办公，每个星期一开周会，宪兵第二连全连参加，论人数算是捧场最热心的一个单位。

东北军纪越来越坏，他没有多大作为，情有可原。执行军法非他所长，周会训话言之无物，好在这是国民政府笼络东北的一个形式，大家也能理解。可是有件事很奇怪，冯氏掌理军法，宪兵是他可用的力量，他对宪兵从来没有好言好语，还经常找麻烦。有一次周会结束，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向冯敬礼，冯指着宪兵连大声斥责：“看！还有军官不向长官注目，你懂军人礼节吗？”他的指头正指着我的排长李戬。李排长高声回应：根据陆军礼节，由值星官发立正口令向受礼者敬礼，其他的人一律立正，立正的要领是抬头、挺胸、两眼向前平视，我没有错。冯当时很难下台。

那是国民党人充满幻想的时代，每个人自己对着镜子替自己看相，只往好处看。他们个个面庞宽阔，肌肉厚实，步履稳健，个个都能死守据点。他们对外演讲无数，对内训话无数，没有一句“嘉言”流传。但是有两句话也许能在街谈巷议中保存百年：第一句，接收之后，蒋介石主席和夫人宋美龄女士一同到东北视察，沈阳市民特别为蒋夫人举行欢迎大会，万众云集，某大员登上讲台昭告群众：“东北收复，你们常说回到母亲的怀抱，现在母亲来了！”台下有许多白胡子老头儿，我不知夫人听了感受如何。下一句：东北溃败，四十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新六军潘军长逃到葫芦岛，新闻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愤愤地说：“我们这一场战役简直是共产党指挥的！”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次长和处长都是共谍。军长一言透露消息，中央对东北战事的决策和指挥犯了许多错误。

沈阳不守，宪兵第六团团长沙靖指示官兵自行“突围”，他发给每人一笔路费，指定到安徽省安庆市报到，六团是溃散，没有起义也没有投降，距离一九四六年六月出关，为时两年零六个月。

沙靖绰号“沙和尚”，因为他有异相，“豹头环眼”，近似少数民族，也因为他廉洁严肃，清心寡欲。乱局之中，公财公物缺乏有效管理，遣散费是一笔大钱，他没有私人吞没，十分难得。他治军极严，抗战时期屡开杀戒，出纳亏空少数公款，部下军官与民间女子发生婚姻纠纷，都论罪处死，但他在东北未杀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罗织一人（“特高组”做的事不该由他负责）。眼看大局崩坏，他对从陕西带出来的质朴子弟似有怜惜之心。他本人变装离城，参加葫芦岛的最后撤退，辗转入川。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破成都，没留他这个活口（张学良、龙云起事，都先杀宪兵团长）。我们说朱连长是好人，没有用，得副团长说他好才行；我们说沙团长是好人，也没有用，得中国共产党说他好才行。共产党也不是唯一的裁判，在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最后发言权。

我非常关心杨书质排长和张志华排长，他俩个性不同，际遇有异。一九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九八四年，我从纽约向国内写信寻找杨排长，唯一的线索是先向陕西临潼找张排长。当时军中传说，临潼人做不了大官，蒋介石主席非常讨厌“临潼”这两个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派兵到临潼拘捕蒋氏，实行兵谏，这是蒋氏一生最严重的挫折，他从此陷入国共相争的泥沼，步履艰难。蒋氏创巨痛深，对临潼产生过敏症候。幸亏有这个传说，我始终记住张排长的籍贯，也幸亏有临潼这条线索，我于分别四十二年以后，先在临潼乡下找到张排长，承他提供线索，又在沧州乡下找到杨排长。

寻人谈何容易，惊动了共和国的驻美大使馆、侨办、侨联和统战部，最后蒙沧州市委交统战部办理，赖承办人王建国先生热心，发现杨老在沧州市河西陶庄子务农。一九八九年开始通信，这年杨老六十八岁，张老七十七岁。张老三代同堂，生活正常，杨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离开沈阳，回到天津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镇反，他判了十二年劳改，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提前释放，回沧州老家种田，这年杨老三十八岁。“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劳改期间，杨太太跟他离婚，划清界限，幼子幼女无人抚养，离散失联。“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国民党旧人的家属无论多么痛苦，并不怪中共的政策，只是同声责难一家之长害了全家。

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的下落。我也帮张老买洗衣机、修理房子。杨老反对“平反”，反对我在回忆录里写出他的名字，本书初版只称杨排长而不名，二十一年后本书改版，才把“书质”两个字补上。他拒绝回忆当年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对现在和未来完全绝望，也完全厌恶自己的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他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军官，他原是一个安分守己苟全性命的小市民！可是这几个角色命运一律不准他扮演。

杨老接到我的信当然很激动，但是他在第一封信里写了一段他跟统战部官员的对话，他对官员说明跟我的关系，声明决不为任何搜集情报的人服务。虽然改革开放了，革命政党还是革命政党，我跟杨老张老通信得十分小心。后来我从《新新闻》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大陆时，情报机构曾在各地布置人员，继续敌后工作。一九八○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台湾的情报机构确曾派出人员，寻找当年的“布建”，看他们是否健在，还能否为台湾做什么，据报道，这个方案叫“踩雷计划”。这就难怪了！人生在世，你总是知道得越多，抱怨越少。

我和杨老张老通信也有过虚惊。“六四”以后，美国华人寄给中国大陆亲友的信常常夹带反共传单，寄信人并不知情，收信人十分困扰，究竟何方高人有这般能耐，颇费疑猜。我把情况告诉张老和杨老，我说：“我有政治主张，没有政治活动，决不会自己夹带传单。”张老拿信给一个什么人看，那人判断这是我的伏笔，以后信中必有传单出现。经验发现，他们总是太聪明，冰雪聪明，玻璃片似的聪明，剃刀边缘似的聪明，使你无地自容。他的判断当然落空，可是害得张老好不担忧。

郭班长也是我心中的牵挂，他是陕西人，他也念过那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未成名誓不还”。他入潼关，出山海关，一路慷慨。到了沈阳不写家信，若是收到家乡来信，他在信封上批注“此人已死，原件退回”。

我曾经把我的困境告诉他：父母已老，弟弟妹妹尚幼，全家已成难民。他把他的计划告诉我：离开宪兵，到陆军求发展，他认为他起码也是个连长，很快就升成营长，他见过多少差劲的连长营长，才具仪表都在他之下，他要带着我一同奋斗。他告诉我，世上最势利的人不在外乡，在自己家里，你要回去，坐着小包车回去，你这个样子回去是步死棋，你去陪他们讨饭也没人感激你。人要升官发财再顾家，咱们留在东北奋斗，混出名堂来回去光宗耀祖，那时候你只要九牛一毛，他们就歌功颂德。我没有听他的，我的困难不能用他的方法解决。

古来征战几人还，可是天下大乱也出奇迹，不知道郭班长是否“坐着小包车回去”。他山穷水尽找路走，形象突出，可以代表许多人。他看人情世故透彻，说出预言，大家心比天高，身似土贱，“有国有家终是梦，为龙为虎总成空。”他说得对，我做不到。他一直盘桓在我的心中，我很久很久不能放下。我也曾请求陕西省侨办找他，拜托张排长找他，没有结果。

提到当年结伴出关的同学，我也得为他们写上一笔。我还在沈阳的时候，同学之间忽然兴起互相题字之风，为什么要题字呢？“说不出原因来，好像觉得我们随时可能分手。”我给他们写：“时代如酒，健儿易醉。”或者是：“墨比血浓，写不成一个归字。”有人一直保存着他的纪念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拿出来影印给我看。袁自立同学也到了台北，也到了美国，他多次念给我听。八十年代，他到山东老家探亲，回美后对我说：“归字到底写成了，不过是个简体字。”

我和李孔思同学还有一段后话。陕南分手，他留在宪兵十四团，我改投宪兵六团，东北西北，云里雾里。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在秦皇岛，孔思突来一信，他说到西安考大学，不幸落榜，流落街头，没有出路。我欠他一笔人情，一九四三年我在阜阳病倒，正值日军策应中原战争，由蚌埠出兵北攻，阜阳进入紧急状态，幸亏他帮忙延医买药，治好了我的病，我应该回报他。无奈这时物价飞涨，我每月都把所有的钱汇给父亲，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读了孔思的信非常羞愧。同事中有一位富上尉，本是一位江南佳公子，不知何种因缘也在我们这个单位落脚，他在西安有亲戚，那人干过师长，辞职后隐居。我借支薪水做电报费，央富上尉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这位退职的师长，请他为孔思找个职业，一封发给孔思，嘱他依照地址前去拜访。

孔思又来一信，他要回宪兵十四团去了！我大吃一惊，以后断了音信，我只能闷在心里。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找到定居浦口的陈培业，向他打听，得到一个很好的故事。孔思在十四团受训，学科术科都是第一名，而且性情憨直，十四团赵团长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孔思流落西安，赵团长派人找他，亲自接见面谈，要他重回十四团，并且立即派他做新兵连的训练班长，免除了军士队受训的过程。这是宪兵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赵团长行事风格不俗，很得我们的赞美。

后事又如何呢？我希望找到孔思，我有能力回报他了。培业说，西北解放时，孔思驻川北广元服勤，随国军撤入成都，在成都起义，参加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宪兵起义日），以后不知下落。他是孔思的好朋友，应该熟知实际经过。

女同学孟繁英另有说法，据她所知，孔思回到二十二中，随校迁往汉中，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汉中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入川受训，名列二十三期第三总队步兵科。十二月起义，进入解放军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一九五○年九月复员，然后失去联络。她言之凿凿，似乎也可信。孔思字希圣，单看名号，可知他出身书香人家，背负着父母很大的期望。可是道路如此曲折，他只能破格做人，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掀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国军“入出”东北，惹人议论至今。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苏联占领东北，阻挠国军接收，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领魏德迈，反对国军接收东北，他建议把东北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国府派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吏，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蒋著《苏俄在中国》书中也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违约背信，中国也决定停止接收，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们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大错误。于是“如果不出兵接收东北，那就会如何如何”，一度是个热门的话题。

历史只有“曾经”，没有“如果”。但是现在有“虚拟历史”出现，引用杨豫译介尼尔·弗格森的说法：作者以一种否定性假设的命题来挑战历史决定论观点，同时企图重新解释现代史。“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大革命，英国持续统治美国，今日的北美洲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如果英国没有克伦威尔，那么英国光荣革命会出现吗？”“如果德国在‘二战’打败苏联，德国可能持续统治欧洲吗？”“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垮台吗？”饶富趣味的命题带领我们另类思考历史，沉思事件之间的因果意义是否那么线性逻辑与必然。

我想联合国“监护”东北，中共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可以借用，它在东北的发展可能更顺利。东北物产丰富，北邻苏联，南邻朝鲜，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有这么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华北岂有宁日？国民政府官吏怠惰，军事系统又全为共谍渗透，所谓“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所谓“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看来也都不会成功。我实在不敢相信“那样可以全力巩固华北、华中和华南，国民政府可以保住政权”。

东北人常说，倘若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就好了！这话感情丰富，表现了对少帅的疼惜敬爱，我们有共鸣。无奈先人遗泽和同袍道义很难遏阻中共发展，战后东北的局面，有形而上的问题，有形而下的问题，幽居十年的少帅究竟能了解多少？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想象，抗战时期，如果少帅带兵“打鬼子”，他极可能是另一个张自忠，抗战胜利，如果派他主持东北军政，他也许是另一个傅作义。

17　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民众十四万人。屈指算来，国军从秦皇岛攻出山海关，又由葫芦岛撤往秦皇岛，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陈嘉骥《白山黑水的悲歌》），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资料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东北决战应该居“三大战役”之首，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著《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虽在关内的补给单位供职，补给地区却在关外，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此时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有必要，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我青年时代的老板，《中国时报》的余董事长，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年他在纽约，他和报社驻美人员聊天的时候透露，当初国军出关，攻下四平，国民政府蒋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杜聿明坚持拿下长春，蒋氏派白崇禧到东北处理。他们在火车上开会，白对杜说，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长春，你可以去打，我负责任；如果长春拿不下来，你自己负责任。杜一举攻入长春，这才有后来的大围城，大饥饿。有人抱怨国军没有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真的深入北满，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 ……当年我们的副团长要“整”我们的连长，最好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连到长春，可是官场斗争之道是把你最麻烦的部下留在身边，副团长也像杜聿明毛泽东，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道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象，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加强已有的防御设施，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跋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码头伸入海中长约百米，面积约一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竟在现代史上有这么大的担当。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免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情。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度过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栾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为太鲁莽了！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王海城《把红旗插在秦皇岛码头上》，国军撤出市区后，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是空城，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我去探望栾大夫的时候，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炮声，国军军舰发炮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炮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炮弹，而且射击之后，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后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里（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后，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后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记得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进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么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后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于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后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时，我第一次为做过的事后悔不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后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么可以一年没有收入？父亲断了接济，怎么支撑？不料通货膨胀那么快，平津的局面又维持得那么短。

我硬着头皮北上，领到本月所得，直奔银行。我在天津只领到一次钱，然后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为这笔钱赴汤蹈火。后来父子重逢，父亲说他看到汇款通知，没有去领这笔钱，那点钱只能买几粒花生米，那时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买。我奋不顾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叠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链，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链上紧发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旦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登出来。变相为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复，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道说，陈长捷唯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傅作义，还说出怨言。

天津防守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我们躺在地下室里还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我很纳闷：你这是做什么！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我应该照着他的样子做，可是我没有那个智慧。然后，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叨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以后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又折回来，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洼洼，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后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后面。他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事后证明他做对了。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么适应。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着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你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的何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多么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说时迟那时快，当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何军械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唯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是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没有这件大衣我怎么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头！我多么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第三部

1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人，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炮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为什么？）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八年，内战四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五十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三十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韩战发生，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濛濛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为眼睛担忧，作家可以没有手，没有脚，必须有眼睛。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古的沙尘，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现在“沙尘暴”过境的时候，人取消户外活动，飞机停飞，沙尘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没法耕种，人民没法安居。专家总是往坏处想，他们忧虑多少年后，东北华北一半变成沙漠。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国共两党兴兵百万，血流成河，争的就是这几粒沙。

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哪会想这许多，我只担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似乎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为抗拒或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为是虚伪，引起他们的戒备怀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冷风吹拂，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标。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二十四岁，对中共多少有用处。

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我必须奔向南京。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左眼越来越痛，“难友”朱少校帮助我，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我到附近农家讨盐，一位太太说，她家的盐用光了，还没有补充，她让我进厨房察看，柴米油盐一无所有，锅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进另一农家，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但是必须班长许可。我又到处去找班长。

讨到了盐，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护士。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好一个慈悲的班长，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六英尺左右跟着，他沉默无声，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我有机会看到“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怎么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怎么没有老翁抽着旱烟袋聊天，怎么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秸高粱秆。安静，清静，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当初“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而今“人民不留一针一线”，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六十万俘虏参军，第二年，七十万俘虏参军。济南十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中共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为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中共这一着高明！国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量丰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做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句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我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跟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共产党人完全不同，前者比较阴沉。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好，胜过连指营指。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不敢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解放军说话算数，第二天路条到手，我打开一看，有效期间只有两天，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明天路条就成废纸，以后的路怎么走？路条的效期是两天，路费也是两天的伙食钱，他们好像假定我两天以后就可以到南京到广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导员申述困难？正在犹豫不决，有个小伙子在我身旁急得团团转，他反复自问：“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来，我们进村子那天，人人把财物掏出来，一起放在大箩筐里，交给解放军保管，当时指导员明确交代，受训期满之日发还。这时候，有一个人，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人，现在我才下笔写到这个人，他也是个俘虏，看样子是个中年人，是个病人，每天闭目打坐不说话，如果夜晚我们上了床不睡觉，如果我们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他才喝一声：“赶快睡觉！不要扰乱别人！”倒还有几分精气神。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在院子里闲谈几句，他也要站在门口呵斥：“走开走开！”声调毫不客气。他真有先见之明，总是我们听从他的呵斥之后，班长就像猎犬一样跑过来，察言观色一番。当那小伙子满口戒指手表追问不舍的时候，那个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声：“你这个混蛋！还不快滚！”人间确有当头棒喝，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哪个是你的？怎么发还？当初解放军收集俘虏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一人一个封套包装起来写上名字，可见压根儿就没打算发还，那还啰唆什么？难道想留下不走？我们大彻大悟，四大皆空，万缘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写到这里我思念他，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无奈人心不足，我时常想起某某公司设计的一张海报：美女当前，含情望着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诺：某月某日这位女郎全身脱光”。人人记住这个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报，海报换新，女郎果然全裸，海滩辽阔，她只是个遥远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远信守承诺”。

2　为一只眼睛奋斗

没人愿意待在俘虏营里，可是我走出俘虏营以后，忽然觉得非常空虚，我不属于共产党，我也不再属于国民党，我也不是一个老百姓，大地茫茫，顿觉失去重心，飘浮在大气之中。我那时的感觉正如今天一位诗人所说：天空是没有彼岸的。

人，有时候我觉得像演傀儡戏，总得有根线牵着你走，如果所有的线都剪断了，他会瘫痪下来。我们单位有位姜参谋，秦皇岛撤退，他回老家，平津不守，他带着家眷走出解放区，奔到国军控制的青岛，眼看青岛不能久守，他又带着妻小回头走，走回老家，因为他全身的线都剪断了！咳，这一去再也没有音讯！他是个老好人。

我身上还有一根线没断，我有一个大家庭，我家老父、弱妹、幼弟都在“国统区”漂泊，母亲临终时托姨母带话，要我负起长子的责任。母亲晚年受尽辛苦，我没能还家给她一个笑脸，甚至没能亲亲热热给她写一封信，若说报答于万一，也只有照着她的心意全力以赴了。这是我今后生存的意义，我还得继续向前，今天回想，当时本来无路可走，凭此一念，我终于走了出来，虽然后来国事家事双重折磨，但若比起土改、反右、“文革”，又算得了什么？我不应有恨，不应有悔。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坻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唯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省略它，越过它，只因为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烟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为解放军的炮火打瞎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众多“难友”们三三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炮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众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我一心记挂留在天津的行李。我们被俘的时候，解放军的军官说过，“东西放在这里，你们受完了训回来拿。”我身无分文，半丝半缕对我都很重要，解放后的天津市很安静，路上也没人盘查，房东仍然和气。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当天就被解放军取走了！料想如是，果然如是，总要到了黄河才死心。

天津不能停留，朱少校问我下一步怎么走。我必须设法保全我的左眼，想起秦皇岛那位好心的眼科医生、栾福铜大夫，我断然作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回头两百八十六公里，深入解放区，独自再去秦皇岛。

由天津车站登上火车，没人向我要票，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秦皇岛下车，没人多看我一眼，来到海阳路，街宽海风大，没灰尘，也没什么车马行人。我向瞎子学习，一只手扶着墙，低下头慢慢走，门巷依然，墙上的标语全换了，据说解放军第一天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刷掉旧标语写上新的，他们看重意识形态。重写标语表示要重写一切，标语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开始，我一向看轻了标语，现在才发现它关系重大。

听见锣鼓秧歌队迎面而来，交臂而过。有什么东西劈脸扇我一个耳光，急忙抬头，秧歌队的排头人物撑着两面大红旗纵横飞舞，旗角扫到我的右颊，没碰眼睛。我用右眼看清楚了，左上角镰刀斧头，竟是苏联的国旗。后来才知道当时并没看清楚，那是苏联的党旗，比国旗多一颗星。那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旗都跟苏共一模一样，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

栾大夫的诊所容易找，海阳路上，以前我们办公室旁边。我进门第一句话是：“栾大夫，我求你看眼来了！”他急忙起立，把我安置在就诊的位子上，按部就班检查了，用药水洗眼，点上眼药。我问病情，他这才说出第一句话来：“你多祷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他劝人祷告已成习惯，可是我顿觉凶多吉少。

栾大夫的眼科诊所和一位李大夫的牙科诊所共用一个大门，进了门，中间是两家诊所共用的候诊室。李大夫原籍哈尔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东北华北一统，李大夫好不容易有返乡探亲的机会，只留下他的学徒看守诊所。栾大夫安排我跟这位青年一同吃饭，晚上睡在候诊室里。我遵照当局规定去申报临时户口，窗口里面军人当家，我把路条送进去，他瞄了一眼丢出来：“准你住半个月”！快刀切梨，好不爽快。

栾大夫每天为我洗眼两次，我按时点眼药，病人稀少，我可以坐在候诊室里闭上眼睛背诵唐诗。我绝不出门，但是我已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个小青年天天来东拉西扯，我在补给单位工作的那些日子早就认识他，他好像没有工作，但是营养良好，笑口常开，形象高出游手好闲的小混混，那时对他难猜难度。等到华北一统，他的生活方式未改，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我对他的动机也就无须再猜再度。我知道我必须给他情报，否则他为了交差，一定胡编乱造，非常可怕，我提供情报时选择内容，也就控制了影响。我从来没有机会两利取其重，只懂得两害取其轻。

我告诉他，解放军作战英勇无敌，我很佩服。我抄袭团政委说的话：国军退到哪里，解放军会追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我把对连指导员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我是该死没死的人，感激中共宽大，我对国民党毫无幻想，但是我必须到南京一带去寻找我家的老小三口，照顾他们，即使回山东老家种田，我也得带他们一同回去。

我知道我也必须有一点牢骚，对他们有几句批评，才可以减少他们的猜疑。我说我只是一个出门找饭吃的人，别说我反革命，我什么都不反，只反饿肚子。我说我也承认地主制度不合理，但是对付地主的手段太过分，弄得我在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我说我是小人物，随波逐流，有奶便是娘，哪能跟共产党员一样？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国民党的饭他们不要吃，国民党的官他们也不要做。

这些话，小青年听得津津有味。

我偶尔聪明，常常糊涂。星期天，栾大夫带我到教会，那时信徒还可以聚集，但是没人讲道，牧师知道神的意思，不知道人的意思，这时候人比神大。教友人人带着《圣经》，但是没人打开，那时候，当局允许整本《圣经》存在，《圣经》里的话未必句句可以存在，他们唯恐读错了章节。取消聚会，唯恐得罪神，参加聚会，又唯恐得罪“人”，个个像缠足的小媳妇，我这个“伤兵”突然出现，更增加了几分戒备的气氛，大家静坐，默祷，散会，彼此几乎没有寒暄。

栾大夫安排我跟教会管理人面谈，对方认识我。这一次我犯了糊涂，他对我说“你要感谢神”，我说世上只有人，没有神。他立刻对我严阵以待。他说“你心里有魔鬼”，我说世上也没有魔鬼，只有人。他厉声说：“上帝已经降下刑罚，世人要知道悔改。”我说共产党创造历史，世界照着共产党的意思改变，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改变。依照逻辑，他只有说共产党执行神的旨意，神借着共产党行使权能，可是他说不出口，他还没有进步到那种程度。直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有限。

我们不欢而散。今天回想，他希望听见“我是罪人”，求神垂怜。他希望我能提供神迹，例如我在天津市的地下室里祷告，手榴弹滚到我的身旁，天使出现了，手榴弹没有爆炸。栾大夫带我去聚会，也许是想替我争取一丁点儿关怀，可怜我身处绝境还不知道取悦于人，我跟在栾大夫后面一路走回，他一句话也没说，今天回想，他的沉默就是批判。

我在秦皇岛住了一个星期，慢慢看见我给栾大夫带来的压力。他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终于他对我说，明天有一班火车可以把我送到山东，机会难得。至于我的眼睛，他说没有问题，我带着眼药水上路，每天点三次。他问我有没有盘缠，我哪有一文钱，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对好人需求太多伤天害理，我咬紧牙关说“有”。

这夜我做梦，又梦见驾着一架小飞机漫天飞，没有目标，也飞不高，急得出汗。拂晓时分，栾大夫带我从火车站贵宾室特别入口到月台，他做过铁路医院院长，有人脉。

栾福铜医师是河北清苑人，心存慈悲，助人无数。四十年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辗转找到他的大公子，这才知道老太爷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还有老太太健在，我说明缘由，献上感谢。栾医师敬畏上帝，一生热心救人。人生自古谁无死，怎么说他不该死于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仅十几秒钟时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二十四万人死亡，十六万人重伤，没有办法给死者个别营造坟墓，只能找许多地点集体掩埋。天心难测，难怪无神论者振振有词；所幸他的两位公子、一位女公子也都成了名医，驰誉国际，有神论者也还能找到支点。

火车离开秦皇岛直奔天津，把这两百八十六公里再走一遍。车上人多，汗流浃背，不能转身。没看见女人小孩，个个男子汉都穿着深色的便服，只听见呼吸声。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小站不靠，大站也没全停。天津站有人下车，我们沿津浦线南下，奔驰三百六十五公里到济南，一路上没见随车服务的铁路员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我到底是托了什么人的福。

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到沧州，站务人员减少客车车厢，加挂一串平台车，继续南行。车入山东境内，我知道要经过黄河，我也知道离黄河最近的车站，南有滦口，北有鹊山，中间是有名的黄河大铁桥。我很想下车步行，到河岸的草棚底下喝一碗鱼羹，到河中的浅滩上印几个脚印。

我也料到火车可能不在滦口或鹊山停靠，我走出客车，坐在平台车上，等候看河。乘客坐在平台车上违反铁路局的安全规定，幸而没人干涉。车到鹊山，我扯下眼罩丢掉，火车果然直上铁桥，河水安静，火车匆匆，冬天的黄河水少，沙地枯草多，像缺水的湖，不像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河，也不像是多少母亲投水自尽的河。一九四六年出潼关，入河南，我有机会远望五月的黄河，一九四九年过山东，我远望二月的黄河，缘分比冬天的河水还浅。河宽桥长，奈何火车飞快。没有兴奋，没有伤感，烟景稍纵即逝，我只是像尽义务一样用心看，用力看，对中国工程界引以为傲的铁桥，对小学老师满口赞扬的铁桥，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黄河留在我的血管里，四十年后我六十三岁，它忽然沸腾，倾泻出一本《左心房旋涡》。

一九四六年远望黄河，排长提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九四九年远望黄河，我想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行走在外，多少人问我这个山东人，这两句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猜第一句嘛，黄河之水天上来，它的长度，古人无法绕过，它的宽度，古人很难越过，它的深度，古人无法涉过，到了黄河就是到了尽头，到了绝路，只好放弃一切妄想。第二句嘛，人生在世要注意避嫌，一旦蒙受某种误解，可能永远无法剖白，纵然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也无法洗净他的污垢。

那天过黄河，我忽然另有一番领悟。黄河水多，但是非常混浊，书上，说这条河一年有十六亿吨泥沙，世界第一，每立方米河水含沙三十四公斤到九十公斤，龙门段的泥沙达到百分之九十，出海口的海滩每年延伸一百公尺。“黄河洗澡一身黄，黄河烧茶一锅汤。”河边居民用水，必须先用明矾把泥沙沉淀下去。所谓“跳进黄河洗不清”，应该是说，你已经跳进了黄河，还想洗清？你跳进了黄河，“所以”洗不清。是了！那时候我走出沈阳，天津被俘，正是跳进了黄河。

眼药水用完，左眼算是康复了，但视力未能完全恢复，也比较容易疲劳。后来经常看医生，医生说心理作用大，“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我喜欢眼科医生，轻柔如一阵和风。医生叮嘱注意保养，我看书写稿一小时就闭上眼睛休息，常有人以为我在祷告。不喝酒，不抽烟，后来又加上不喝咖啡，不吃辣椒。常读有关眼疾的资料，偶尔难免紧张过度，自以为出现什么症候，这样那样检查，浪费医生的时间精力。医生说，《疾病大辞典》之类最好别看，看见什么病就好像得了什么病。没错，“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

3　胶济路上的人间奇遇

我在济南车站下车，没有立即沿胶济铁路东行，这是山东首府故乡的大门，我得上街走走。

久闻济南马路用石块铺成，可是我没见“家家流水、户户垂杨”，路旁有垃圾，有斗象棋的摊子，也有游手好闲身份不明的人。也许是快要“白日依山尽”的缘故吧，色调灰暗，气象萧条，解放五个多月了，还带着战后的病容。

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南看，若要回老家，就从这里一直走。我已来到离临沂兰陵最近的地方，死火山忽然复活，我心潮汹涌，由拂晓离家的蒙昧，到流亡学校的热血，仓促投军的懊丧，不甘堕落的煎熬，生命归零的恐惧，瞬息之间重演一遍。我的心里装着一具指南针，泰安、曲阜、兖州、滕县、峄城、枣庄，这些地名都是磁石，我努力把身体钉在地上，这才明白为什么《旧约》里面的罗德之妻要化成盐柱，只有那样她才可以牢牢站定。

我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我没有还乡的权利，只有漂泊的命运。我不是盐柱，我是无头苍蝇，凭本能横冲直撞。天色不早，费了一番力气转过身来回到车站，这才发现坐车必须买票，车站对客运管理已经有效执行。我扬起下巴看天，今晚无风无雨，决定沿胶济公路步行，抗战后期，流亡学校西迁，我曾一个人步行横跨河南全省。

夜行省得宿店，而且走路可以取暖，第二天肚子饿了，就到路旁村子里去乞食。我有过乞食的历练，抗战发生后，日军打到家乡，父亲带我们逃到苏北避难，那时沿途难民也是无头苍蝇，成群结队，一家人常被日军的骑兵冲散。父亲一生谨慎，他设想了一种情况，万一孩子脱离了大人的掌握，没有饭吃，要懂得怎样乞讨，我曾奉命实习。他老人家万万没料到他的训练如此这般有了用处！

胶济路乞食的经验很难堪。那时我穿着国军的军服，村头百姓大声嘲问：“老总，我家还有一只老母鸡，你要不要吃？”那时乡人跟国军士兵叫“老总”，国军纪律坏，老百姓家养的鸡捉来就杀，一个连长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在山东行军作战的时候，炊事班长每天早上向他请示，问连长今天想吃什么菜，他眉头一皱：“来盘鸡心！”炊事班就挨家捉鸡，剖腹取心，炒一盘鸡心奉上，鸡肉丢进行军专用的大铁锅清炖，全连士兵享用。有时候他吃鸡肝，有时候他吃鸡脑。现在老百姓要出气，我只有装聋作哑。有人特别注意我的眼睛：“你的左眼怎么啦？是不是解放军的炮火打伤的？怎么没把你的两只眼睛都打瞎呢？”咳！我把心一横，挺胸昂首走过。

心软的人肯施舍，然而他们穷苦，有人掀开锅盖，双手捧出地瓜叶豆饼混成的食物给我，他们自己也吃这种东西，我来增加他们的负担，心中另有一种羞愧。我双手接过食物，立刻上路，边走边吃，我是不祥之物，唯恐给“施主”添麻烦。

有时候，我必须站在厨房里喝一碗开水。虽然我总是在村头村尾乞食，村干总会立刻出现，村中显然有高效率的通报系统。村干不跟我交谈，他站在厨房里盯着我把水喝完，那一碗水特别烫嘴。我在村干目送下离开村庄，担心他会责备那个施舍的家庭，咳，我成了那条路上的一害。

那年山东半岛冬暖，走到中午，就像童话书所说“太阳劝人脱掉大衣”。我穿的是寒冷地区作战的美式装备，老天不会把我冻死，由济南到青岛三百多公里，乡亲也不会让我饿死。困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一觉。

心神不安，我总是突然睁开了眼，好像出现了危机。真奇怪，一只猪的大脸逼近，我在熟睡中感受到它的压力。猪于人无害，我从容看它，距离近，它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我从来不知道猪的脸这样好看，许多年后，有人发表他的审美观念：“远看女人近看猪。”闻者失笑，我没有笑。又过了许多年，台湾的摄影家黎汉龙以猪为题材，多次得到国外大奖，别人觉得奇怪，我不诧异。

另外一次，我突然醒来，看见一只狗，它的嘴巴离我的脸大约只有一英尺。这还了得！它想干什么！父老相传，战场附近家犬多半吃过人的尸体，从此有了狼性，爱吃人，它即使不敢吃大人也敢吃小孩，不敢吃站着的人也敢吃躺着的人。胶济沿线正是国共两军多次激战的地方，我确实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不动，还好，它看见我睁开眼睛，掉头走开。它还是一只善良的狗。

我遭到解放军人的搜查，我说“解放军人”　，因为我料定是他个人的行为。他独自徒手站在十字路口，只对穿国军军服的人有兴趣，他不看路条，不搜口袋，仔细摸我们衣服下摆的边缘，那时候流行把金戒指缝在那里，他大概尝到过甜头。任何人都能判断，这不是依照规范执行勤务的方式，我的衣服货色好，档次高，但是搜不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他观察我的脸，流露出怀疑的神气。

盘查总以避免为上，我离开公路沿着铁轨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尤其是夜间，远处的人看不见我，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到路基下面卧倒隐蔽，不让车里面的人发现。沿途有几处简易的桥梁，铁轨悬空架设，人走在上面没法躲避火车，我使用打游击学来的方法，过桥之前，先用耳朵贴在铁轨旁听一听，如果远处有火车驶来，可以听见地壳震动的声音，我躲一躲，先让火车通过。后来回想，我的做法包藏着好几种危险。

自作聪明的人总要受到惩罚。记得那天我进入潍县境内，庆幸全程已走过一半，仍然是夜间，仍然走在铁轨上，黑暗中突然听见哗啦一声子弹上膛，同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我站好，双手举高，说明自己的身份，对方命令：“你拍着巴掌走过来。”真好笑，我打游击的时候听到故事，敌人教他拍巴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他左手打自己耳光，右手握紧手枪，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没听说过。

解放军在站外布哨，我进入警戒网，这又是以西各站没有的措施，可以看出中共对占领区的管理正在一步一步加强。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据点枯坐，天亮以后接受军官审问。

受审时我呈上路条，他说你的路条早已过期作废了，我默然。他说你离开路条上的路线私自行动，违反规定，我又默然。我的天！他把路条撕了，他说我在河北山东逗留究竟有什么目的，他要调查，调查期间我到连队学习。

班长拿来一套土布做的棉军服，换走我的美式装备。抗战期间我穿过那种土布军服，纤维疏松，粗细不匀，很像装米的麻袋，棉花薄，后背的棉絮沉淀到下摆去了，简直是一件夹衣，他们自己已经不穿这种衣服了，也许他们准备报废的东西，故意发给我这个可以报废的人。他们有棉大衣，也没给我，换装以后，立刻寒气逼人。没有路条，我不能行动，没有那套防寒的衣服，我怎么度过春寒？我是跌入谷底了！

我加入连队以后，并没有人教我这样那样，他们几乎都不理我。有一天，我信步外出，试一试有多少自由，没人阻止盘问或跟踪。我看见一家中药铺，产生灵感，我对掌柜的说我想写一封家信，请他们借笔砚一用。

果然人要衣装，掌柜的把我当成解放军战士，十分客气，立时端出文房四宝，还摆上茶烟。我仿效当年八路军的作风，一口茶没喝，一只烟没动，我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把那张纸取出来，那张我在俘虏营的书本上偷偷撕下来的纸，上面印着“东北军政大会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室”的图章。我用那张纸写了一张路条，然后我按照当年八路军的传统，向掌柜的敬礼道谢。

没人防止我逃走，他们也许盼望我逃走，看样子他们只对我的一身冬装有兴趣。我不必再回连队了，沿着胶济公路一直往东走。

没错，人要衣装。走着走着，一辆汽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民间商用的货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跳下来，问我要不要搭顺风车，他们的目的地是胶县。太好了！我又遇见天使，那时中共治下火车通到胶县为止，胶县以东是国军防守区，坐汽车去胶县简直一步登天。后来有人替我分析，也许车上有私货，他们要借你这一身老虎皮挡一下，我可不愿意那样想。

胶县和城阳县相望，城阳是青岛的外围据点，国军尚在驻守，两者中间有一道“无人地带”。我路上遇见六七个“难友”结伙前行，国军哨兵制止，我们到哨所接受盘问，填表登记，交出证明文件，我就凭自己伪造的路条申请国军收容。

那时代总统李宗仁派“颜邵章江”四老北上，正与中共商谈和平，考其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底。那时国军征兵，把南方征集的新兵送到北方，防止他们逃亡，这些人想家，盼望和平。我对国军防地第一个印象是，守在碉堡外面和桥头的国军士兵都在翻看地图，看他的家乡在哪里，有一个小青年从未使用过地图，他请我教他怎样在图上找他的家乡，教他怎样估量离家乡有多远，他是江西赣县人，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后来我在台北听到青岛撤退的消息，还想起那个小兵，不知道他回到家乡了没有，咳！那年代，世界上最难到的地方就是老家。

我在秦皇岛工作的时候，参与收容东北溃散的国军，发棉衣，发路费，车辆早已备妥，立即送往后方安置。我以为驻守青岛的国军也会这样办，我忘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辽沈战役结束时，平津的局面尚能维持，淮海战役还没开打，国军当局办事还有旧谱。平津既失，徐蚌又败，加上统帅引退，危局之中，就没有心情再谈大计顾后果了。我一路行来，发现中共乱中求治，天天改进，两相对照，看见国军阵营的“失败主义”。

我们奉命住在城阳县城周边的村庄里，每天每人发给主食大米，没有菜金倒也罢了，没有燃料，生米如何煮成熟饭？那时青岛地区由山东名将刘安祺驻守，保境安民、抚慰流亡都是他的职责，将在外，国防部必须尊重他的意见，有些事情只要他认为重要，他可以弥补、挽回、便宜行事。我们这批残兵都从他眼皮底下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打算要我们怎么活？四十二年以后，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口述历史，书中细说青岛勋绩，娓娓动人，只是对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这些到了黄河不死心的“余数”，只字未提。

我们每十个人编成一班，生活各自料理。起初，我们卖掉一部分食米换钱买柴，马上发现食米的斤两本来不足，拿米换柴之后更吃不饱。我们两人一组轮番打柴，说是打柴，谁也不敢离村一里，一里之外都是解放区的天。村头村尾大树不少，我们没有工具，没有技术，没办法爬上去锯几枝下来。我们只能朝农家种的果树下手，果树枝丫多，姿势低，木质松脆，举手之劳喀嚓一声，“桃李杏春风一家”，桃李杏一同遭殃。我们的锅灶变热了，农家的脸和心变冷了。

农民总有上诉的管道，我们奉指示（也不知谁的指示）保护果树。好吧，果树当然应该保护，我们又岂能“冻死不拆屋”？那时铁路两侧有很多碉堡，下面用木材支撑，上面堆土，时局演变到这一步，那些碉堡已经没有机会使用，里面的木材也干透了。三年前，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要求拆除胶济铁路沿线的碉堡，国民政府坚决拒绝，停火谈判因此一度破裂，现在轮到我们动手。破坏碉堡是死罪，每座碉堡前面都挂着牌示，大家摸黑动工，我的后脑勺阵阵发凉，随时可能背后一声不许动！回身只见枪口，第二天就死在法场上。但是轮到干活的时候就得干，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饭来张口。幸亏边防巡查的部队贪睡怕苦，打牌喝酒，留给我们一线生机。哀哀父母，你们说过一千遍：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行为）不做。哀哀天地，你们普降下民做匪做盗，终于轮到我作恶。我至今痛恨自己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人生完全失败了！我也责怪刘安祺，他本来可以使我们不必做这些事情。

解放军发给我的棉军服，增添了许多写文章的材料。“只看衣裳不看人”，别人总以为我是参加了解放军再逃回来。他们推想，参军之前要做积极分子，坑害一同被俘的人，参军之后多多少少对着国军放过几枪，他们如何能容纳这样的败类？我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用白眼看我，没人跟我讲话，分配工作的时候，多数人拒绝跟我联手，他们之间若是必须提到我，就说“那个匪兵”。那时国军还没有推行整肃清洗，他们对我只能止于歧视，我把心一横，不屑寻求谅解。（我错了吗？）

这套军服褴褛不堪，抗战时期，我们称之为“麻袋装”，没想到抗战胜利四年以后，还有这种衣服，没想到年光倒流，我又穿上这件衣服。我困在城阳大约一个星期，查万年历，阴历节令大约元宵节后，“六九”和“七九”之间，冬天还在当令。那年冬暖，白天好过，胶东半岛海风大，夜晚难熬，我仅这样一身衣服，加上食物的热量不足，单凭一句“春天还会远吗”实在挺不住。我们寄宿的农舍也是没门没窗，他们垄断铺草，占据“避风港”，我的位置正对房门，风吹进来正面泼在我身上，真个“一寒凉到骨”！我的胸腔腹腔好像成了冰箱，放出来的屁都成一股寒流，我夜夜咬紧牙关，白天满口牙根都痛。寒气由地下冒上来，我根本没法躺下去，幸亏还有一面破鼓没人要，我可以坐在鼓上，幸亏有一只猫没人发现，它悄悄挨过来，我把猫抱在怀里，贴近胸口，它像输血一样把温度输进我的心脏里，我趁此机会打个盹儿。

事后回想，那又是我的“最危险的时候”，只要一场大雪，或者害一场重感冒，我就得劳动他们到乱葬岗挖一个坑，听他们一面挖一面咒骂。

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城，千幸万幸，当局说过也就算了，并未严格执行，竟有人跑到青岛市逛了一圈儿。我夜间身体缩成一团，白天天气好，也想出去舒展一下。我走到县立中学门外站住，学校永远是使我沉吟的地方。它立在大路旁边，围墙很高很长，大门两侧靠路的这面墙，石灰粉刷，平坦洁白，上面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行人的留言：

祖宗保佑青岛见面不见不散

城阳不能待我带孩子先走了

但愿你能看到我留下的这行字谢天谢地

围墙上密密麻麻。我明白，这些题壁留言的人，城阳是他们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第一站，很显然，他们和亲人分头行动，或者途中和亲人离散，他们盼望亲人随后来到，读了放心，他们盼望彼此之间的某些约定能够实行。那是一个连一根游丝也要抓住的时代，他们在空中留下游丝。

这时，学校大门里走出一个胖子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居然是我中学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训育主任。他是胶东人，我在《怒目少年》里仔细写过他，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可是谈到训导管理，我是他的一个麻烦，加减乘除，他是宽大的。我上前敬礼，他的表情很难解读，好像说，怎么这样不争气，瞧你这副德性！他没有多讲话，把家中的地址告诉了我，（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呢！）晚上我到他家，吃到一顿饱饭，听他如何立志教育家乡子弟。他目前正是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他说他可以安排学校雇用我，他知道我能用毛笔写整整齐齐的小楷，（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共军的制服呢！）听到我的婉谢，他掏出一块银圆给我，难得啊难得，他当天下午才领到薪水呢！我本想跟他要一套旧衣服，消除“匪兵”的形象，只是未免得寸进尺，我把心一横，没有开口。（我错了吗？）

他的大名叫牛锡嘏，牛老师给的这块“大头”，后来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八六年我向中国大陆寻觅前生，知道牛老师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他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抗拒从严”，他受的折磨比别人多，他一向那样整洁，连抗战流亡都衣冠楚楚，奉命下放养猪，跟猪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像千千万万个故事一样，牛师母也和他离了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牛老师也好容易熬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可是没多久就去世了！得青岛校友张力一之助，我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国共和谈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南京的国民政府为了向中共表示谋和的诚意，决定就地遣散“来归官兵”，（又来这一套！）我们面前出现了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此人形貌猥琐，大约是挂名吃闲饭的人物，想起国军多少窝囊“豆瓣酱”，难免有人不顺气。少将的护卫从农家借来一张桌子，少将站在桌子上对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抗战八年，剿共四年，父母妻子倚门而望，现在国防部发路费，你们回家吧！听他一席话，大家怒火上升，有人立刻怒斥“放屁”，接着有人喊叫“揍他”！许多人一拥齐上，掀翻了桌子，少将跌倒在地，他带来的护卫一面挡住众人，一面把他拉起来。

总有老成持重的人出面讲理，他才知道我们都有回家的路条，解放军也发了路费，若是愿意回家，根本不来城阳。少将毕竟是少将，他戴上帽子，整整衣服，扈从摆好方桌，他重新登台致词。他说我亲眼看见诸位反共爱国的精神，国家正需要这样的精神。他说回到青岛马上打电报告国防部，国防部一定会派船接人。

没几天，我们登上卡车，驶向青岛码头。当时口耳相传，轮船送我们到上海，大家高兴，后来知道此乃一句假话。青岛擦边过，只记得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齐清洁。只记得招商局的轮船有粗大的烟囱，分三段漆成三种颜色。我在甲板上遇见沈阳时期的指导员，他打扮成有钱的商人，棉袍和皮鞋（还有他的脸色）都发亮。我到底替他捉刀写过文章，我如果开口借钱，他很难拒绝，我把心一横，算了！他对我总得应付一下，急忙写了一个纸片给我：“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匆匆退入客舱。到了上海，我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团团转，找不到门牌，却遇见了一位天使，绝处逢生。不错，“生活”没有眼睛，“欺骗”是它的导盲犬。幸亏有这个假地址！

好了，我已实现壮志，走完胶济全程，沿途大小车站五十个，三百四十四公里，大约等于台北到台南。大演奏照例有个尾声，“来归官兵”坐在货舱的舱底，同路人早已坐满了，我想找“立锥之地”很难，我挨近谁谁就教我滚开，在他们眼里，我是仇敌。我只有坐在由货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依照规定，楼梯不能坐人，船员来赶我，我赖住不动，他无可奈何。

最后有个小高潮。我坐在楼梯上打盹，一头栽下来跌到人丛中去了，他们按住我一顿打。这身军服给了我一些方便，也招来无妄之灾，祸福相倚也是一种拉锯战，寒来暑往如同患了一场疟疾。

4　上海市生死传奇（上）

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彷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烟，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为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饥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华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我是歹命，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就绝处逢生。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委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销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东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铝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为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佛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道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划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斯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地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 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 0”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为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为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折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有拼命印大钞，小钞成捆，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 0.22217 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炮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为上校炮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吗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为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惭愧，我虽然混到五十多岁，仍然没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当年汇给我的三万老法币究竟是多少钱？中国人常以黄金衡量币值，我查出抗战胜利那年，依中央银行的牌价，黄金每市两恰是老法币三万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时候，黄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两，大约八钱多重，算来每市两黄金大约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后人以大弟弟最为困窘，以小妹妹照顾五叔最多，还有五姑，她在患难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当时十两黄金的售价回馈他们。

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彻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处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我尊敬五叔的为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为“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作，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盘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炮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为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为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

5　山东青年的艰苦流亡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上节节胜利，占领区不断扩大。那时中共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对原有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伦理结构完全颠覆，而且手段极端激烈，原有的中上层阶级难以继续生存，所以每逢国军败退的时候，照例有大批难民跟随逃亡。这些难民原以为国军可以收复失地，他们可以重整家园，可是失地越来越多，他们却没有能力越逃越远。

在他们逃亡的时候，许多学校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出山东，成为流亡学校，孩子们离开父母，另外去过集体生活，他们的父母家庭坐地认命等候解放，他们的学校还能奔向天涯海角。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即使剿家灭门，只要有一个孩子逃出去，这个家庭就有一条根留下来，对祖先有个交代。于是难民家庭纷纷把孩子送进流亡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山东有那么多流亡学生。

依王志信、陶英惠两位先生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那时山东省政府在江南一带成立了三十二所学校，收容学生三万多人。其后辗转迁移，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继任者徐轶千，主任秘书李梅生，加上全体督学，他们千辛万苦，各校校长更是历尽艰险。

父亲住在徐州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乡下农家去教家教，也就是私塾。父亲知道资讯重要，每逢星期天进城打听新闻，他听说山东省政府在江苏宜兴成立“海岱中学”，收容鲁南鲁西的流亡学生，决定把弟弟妹妹送进去读书。那时妹妹和弟弟都没读过中学，资格不合，父亲步行北上到峄县，拜访峄县中学校长宋东甫，请他证明弟弟妹妹都是峄县中学的学生。徐州到峄县大约七十公里，父亲从这条路逃出家乡，现在又走回去，一路上只见尸体，不见行人，村庄里有枪声，没有炊烟，共军国军或还乡团都可能杀死他。他老人家一向行为谨慎，为了子女，这是他平生最大的冒险。

父亲是个守旧的乡绅，严厉而沉默，平时和儿女没有什么沟通，更不相信　“以鼓励代替责难”之类的诫条，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他有许多缺点。但是他的道德勇气也是从旧环境旧人生观培养出来，他在激湍中坚定地撑着一艘又小又破的船，没有帮手，只有载重，他有高度的毅力和责任心，临难应变，大勇大怯，能屈能伸。

宋校长慨然答应父亲的请求，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教育家，相信年轻人“读书便佳”。他不久就率领峄县中学师生南迁，行前扩大招生，带出来一千多名家乡子弟，那时山东是全国流亡学生最多的一省，峄县则是山东全省流亡学生最多的一县。宋校长和他的学生加入济南第四联合中学，共军渡江，情况紧急，他带领师生经湖南广州到台湾，学校带出来一部“万有文库”，连一本也没丢掉，他治校的能力可见一斑，学生至今对他感念不忘。

海岱中学校长先为马观海，后为刘洪九。校本部设在江苏常州，第二分校设在宜兴，上海、宜兴两地不远，中间隔着苏州。这些地方都在长江南岸，著名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就在江北一大片土地上进行，那时父亲住在长江北岸的浦口，国军失利，京沪一带的秩序已经乱了，十五岁的妹妹孤身一人，穿过一群一群散兵和难民，把六十二岁的父亲从浦口接到宜兴。妹妹去见校长，要求学校暂时收留父亲，妹妹还去见宜兴县长，要求县政府给父亲安插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堂弟东才随军械补给库撤退到上海，妹妹跟他联络，要求他暂时照顾父亲。这位堂弟答应了，所以父亲到了上海，住在江湾。

读《山东流亡学校史》，据刘朝贤、祁国祥撰文记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流亡学校并没有完善的应变计划，仓促之间，有些学校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圈，无路可逃，有些学校的师生认为走到这一步，流亡学校的人事已尽，今后只有各凭天命。海岱中学校长出差还没回来，校中无人定夺大计，出走的时机稍纵即逝，海岱中学校本部教务主任单一之对学生振臂一呼：“谁愿意走？跟着我！”八十几个人站到他的身边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其中，第三分校训导主任王逊卿来了，他决定走，学生两百人紧随不舍。人在这个时候是孤独的，十几岁的孩子只有自己作出决定，自己负担后果。

这时南京不守，上海保卫战开始，由宜兴到上海的路断了。他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上海在他们东边，他们不向东走，向南走，经过五昼夜奔波，到达杭州。海岱中学原有师生两千七百人，杭州集合只剩下六百多人，这时杭州已是空城。

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再一次追问：大家谁愿意继续往前走？有些学生意志动摇，有些学生实在走不动，他们离开杭州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名男女学生一同上路，我的弟弟妹妹仍在其中。他们绕道萧山、绍兴、余姚、宁波，冒险前进，炮声中进入上海市。一路快跑慢跑都在“真空地带”，他们经过村庄，国军刚刚退走，他们离开村庄，共军跟着进来，这才明白什么叫“势如破竹”，用刀劈竹子，刀刃未到，竹已裂开，解放军未到，村镇城市已经解放了。那年弟弟十三岁，妹妹十五岁，年龄那么小，他们怎么能走过来，他们饿了吃什么，渴了喝什么，累了怎么休息，夜里怎么睡，万一病了怎么办，他们怎么能不掉队，掉了队落了单怎么还能找到路，我不敢想也不敢问，他们对这一段经历永远永远不能忘记。

海岱中学师生两百多人五月八日到上海，当天晚上，弟弟妹妹来江湾见面。那时我逃到上海大约四十天，通货膨胀的压力沉重，我和父亲度日十分拮据，口袋里的钱只能请他们在路边摊喝开水吃烧饼。弟弟和妹妹长大了，还不够大，需要有人布置环境供他们顺利成长，共军渡江，流亡学生星散，他们能通过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奋勇出线，也许在心理上、在下意识里，上海还有一个哥哥做了无形的牵引吧，但是我能做什么，“与君一世为兄弟，只是相逢在道旁！”

我是流亡学生过来人，知道弟弟妹妹多么需要零用钱。我穿着解放军士兵的“麻袋装”到江湾，连一根皮带也没有，腰里捆着绳子，上海难民区有兰陵王族二十多家，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军情紧急，上海随时可以失陷，银行已停止贷款，商家已拒收期票，我如何能向同事借钱？我任他们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我虽然麻木了，仍然觉得羞愧，比我在青岛外围收容所里偷鸡摸狗更羞愧。我只能暗中思想，以后，如果还有以后，我再努力补偿。

短短十六年，中国出现三代流亡学生，短短十二年，我家出现两代流亡学生。我以第二代流亡学生看第三代流亡学生，弟弟出生对我十分重要，父亲一生唯谨慎，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才敢放走第一个儿子。他老人家的规划没有错，只可恨从第一个儿子流亡到第二个儿子流亡，命运给的时间太短了，我想我们是在张皇失措中挫伤了心灵，以后许多年，我们都不懂得怎样使别人快乐，也不懂得怎样使自己快乐。

单、王两位老师求见指挥上海战役的汤恩伯，汤将军马上接见，也马上给他们调度船位。五月十九日，他们在机枪声中驶入大海，前往台湾，这时是上海失守前七天，普通人等乘船已不可能。抗战时期，汤恩伯办过流亡学校，他有观念，知道学生重要，“任何一层地狱里都有天使！”可是这些流亡学生到了广州，想去台湾，坐镇台湾的陈诚就另是一副面孔了。

放眼看山东流亡学校的大流，烟台联合中学才是高潮。山东学生离乡流亡有两个出口，一条路南下到江苏徐州，一条路东进到青岛，青岛是山东全境最后的孤岛，青岛撤退前，省政府把流亡学生两千多人送往上海，成立烟台联合中学。

烟台联合中学由五所学校合成，其中两位校长争着做总校长，相持不下，教育厅决定另外请一位更有声望、更有能力的教育家出山摆平，以免组织的裂缝扩大，他们想到张敏之。

据《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先生年谱，他是山东牟平人，复旦大学毕业。他从二十六岁起即担任教育工作，三十一岁出任山东第六联合中学校长，有率领千余师生迁出战地的经验。李仙洲将军成立流亡学校（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聘他为教务主任，他三十五岁。山东省政府成立流亡学校（山东第一临时中学），聘他担任校长，他三十六岁。抗战胜利，共军扩充解放区，张敏之又率领第一临时中学师生走避徐州，希望迁回山东。他在战争威胁下一面流动一面推行正常教育，校风和教学成绩都是一等一。

抗战时期，风闻山东省教育界有一“共识”，抗战胜利，第一临时中学当然就是山东省立山东中学，校址当然设在济南。可是爆竹一声胜利了，收复区发生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连学校的校址也成为筹码，张敏之到了徐州，才知道“省立山东中学”已在济南成立，他一怒辞职，跑到青岛市政府去做参事。

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李梅生乡长对我谈起张敏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为烟台联中物色校长，唯恐张敏之心中尚有“前嫌”，不肯答应。李梅生认为张敏之是个肯做事的人，青岛市政府的那个参事是个闲差，他不会恋栈，如果他知道这里有两千多名山东子弟需要他，他的使命感会超过一切。

可不是？电报打过去，人立刻飞过来。他十一月十五日带队出发，半个月后，也就是次年一月，烟台联中在湖南开学，这时张校长四十二岁。

张校长真的跳了火坑，国军守不住江南，他把学生带到台湾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到澎湖者约八千人，澎湖军方硬把五千多男生编入野战部队，各校推张敏之为总代表，为学生受教育的权益力争，澎湖军方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烟台联中匪谍组织”，置他和分校长邹鉴等七人于死地。而今而后，谈教育史必定谈到流亡学生，谈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山东，谈山东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张敏之、邹鉴，谈张、邹两位校长必定谈到烟台联合中学，先烈之血，教育之花。我常想，如果他留在青岛做他的参事，七个月后青岛也撤退了，他到台湾弄个中学校长干谅也不难，那些年，在台湾当中学校长是很舒服的差事。可是“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老天这样对待他！难怪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张敏之校长就职四个半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路流亡学生仓皇向广州集中，“地经七省，跋涉万里”（陈子雷语），三万流亡青年经过疾病的筛检，恐惧的筛检，饥饿的筛检，怀乡病的筛检，多少人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那也是一种筛检。最后还有大约一万人奔到广州，那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已经失守。

那时山穷水尽，中国大陆势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在国民政府眼中，这些人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余数”，如果国民政府还有价值标准的话，这些人应该是千挑万选的精金美玉。各校校长天天开会，天天奔走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全体师生接到台湾，居然很难，很难。

那时台湾由陈诚当家，他禁止学生入境，除非学生先当兵。政治大学和国民党渊源极深，陈诚拒绝他们的申请，他们只好退到四川。教育部青年辅导委员会要在台湾设立台湾办事处，竟然也办不到。我手边有长白师范学院学生杨道淮的《流亡学生日记》，海军擅自把他们由海南岛送到澎湖，陈诚大发雷霆，他们的院长奔走交涉，受尽委屈，最后还是必须把学生送进青年训练团。

内战发生前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的口号和行动几乎都是配合中共的斗争路线，学潮成了中共的战术工具。国民政府处理学潮焦头烂额，既丧失颜面又消耗元气，多少军政要人对学生的看法情绪化了，陈诚不但把学生当做祸水，就他拒绝教育部的青年辅导委员会设立办事处来看，简直把教育看成乱源，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代表，他“虐待”现在看得见的学生，当做是惩罚以前闹学潮的学生。后来澎湖军方对山东流亡学生打压摧残，特务和军队联手构陷，手段毒辣，恐怕也都同样出于“情绪失常”。

那时秦德纯来到广州，他是军界前辈，以国防部次长兼山东省主席，他和陈诚对话，打开了流亡学校的申诉之门。聪明人想出一条妙计：山东的流亡学生不入台湾本岛，只到澎湖，而澎湖岛事实上是台湾的一部分。澎湖防卫司令部负责收容这些学生，十七岁以上的男生文武兼修，半天受战斗兵训练，半天受中学教育，如果解放军打过来，这些青年拿起枪杆进战壕，如果太平无事，这些青年将来拿着文凭去考大学，这批流亡学生既是兵也还是学生。另外军方成立“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供女生和十七岁以下的男生读书，陈诚的意志贯彻了，山东人的要求也没落空。

无论如何这是把学生送进军队，军队怎样对待学生，老师们平素都有所见所闻，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时一个幻觉出现了，日暮穷途的人靠幻觉支持。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也是山东人，而且他的另一个名字也叫李仙洲，山东人称为“小李仙洲”。抗战时期，“大李仙洲”收容山东的流亡青年，教育的目标也曾以文武合一为名，实际上却是偃武修文，“大李仙洲”虽是军人，他对流亡学生的培育呵护俨然有大学校长之风，那个叫大李仙洲的山东人可靠，这个叫小李仙洲的山东人也应该可靠，于是大家由无可奈何变成心安理得，登上轮船。山东流亡学生原有三万多人，广州集结一万多人，登船去澎湖者八千多人。

大难来时各自飞，怎么飞也飞不出苦难的网罗。那年代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澎湖防卫司令部把五千多名学生强迫编入步兵团，“文武兼修”根本是个骗局，骗局！学生抗议，他们暗杀学生，校长抗议，他们枪毙校长，这个“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在台湾发生，我的下一本回忆录写台湾岁月，势必有个下回分解。大李仙洲做梦也没想到，他留下信用，小李仙洲的干部拿去恶性倒闭，“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天下事谁能先知，善因常结恶果，休怪我也有过无神论时代。

这一群流亡学生虽然再经过销磨折损，还是出了许多人才。张敏之校长夫人王培五女士在特务监管、亲友疏离、生活贫困之中，把儿女教养成国际知名的学人，她并且在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里，缕述山东流亡学生日后的成就，计有：

将级军官近百人，佼佼者如“国防部”副部长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陆军总司令”李祯林。

文教界多人，佼佼者如政大校长欧阳勋，“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陶英惠、吕实强、张存武，“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国民党党史会主委李云汉。台大文学院长朱炎，台大教授孙同勋、韩复智。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杨懋春、徐炳宪、姜占魁，花莲师范学院校长鲍家聪，师大视听教育馆长陈永昭。

政界学界两栖人物，佼佼者如台大校长、“国防部”部长孙震，台大教授、考试院秘书长王曾才，“内政部”主任秘书庄惠鼎。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署长颜世锡，“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刘蓬春，警务处长于春艳，“营建署”署长潘礼门。

艺文界人士也极多，众人熟知者有编剧家张永祥、赵琦彬，画家于兆漪。

科学方面有核子专家莫玮，昆虫学家程显华，太空医学中心主任王文景，三军总医院副院长杜方等多人。

这么长的一串名字，证明当初禁止流亡学生入台，决策人犯了大错。不仅如此，这一串名单也提醒我们，人在压抑之下、忧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进。澎湖的生活一言难尽，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罚，冒着强劲的海风翻山越岭，修路筑碉，时时准备横尸海滩，保卫台湾，正如某政论家所说，政府对他们“待之不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他们依然立志，依然进修，决不自暴自弃，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这群流亡学生无论成就大小，知名度高低，都成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都发生了正面的作用，这“八千子弟”是八千个证人，证明咱们受中华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这般韧性，青年朋友可以从中寻找大勉励、大启发。谁来从青年成长的角度写山东第二代流亡学生的历史？恨我不能。

事后回想，我替“小李仙洲”可惜。一九四九年，澎湖，如果他能培养这批青年，上面这一张耀眼的名单，都是他的学生，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成就都是他的成就，这一群人对他的感念，足可使他的晚年享到天国的幸福。这张名单上，如果有任何一人不朽，足以使他不朽。在这方面，他的机会比“大李仙洲”好。他无须不择手段维持军权，可惜他没有智慧，无计两全。

6　上海市生死传奇（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哪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为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时人有云：蒋介石把门交给李宗仁，自己带走钥匙。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二十三日国军放弃南京，流民趁机抢粮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军队抢汽车汽油。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啊）、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

我回想“插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拒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秘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重来上海，沦为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

南京失守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汉。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    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卫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为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炮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支气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气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首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饥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众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众人怔怔地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移。“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炮声震动码头，看见炮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炮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炮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可是看众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为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丈。更何况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钩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为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为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沈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中共军队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为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对话。他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个什么劲呢！我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要为社会为读者写东西吗？他说，现代人写回忆录时兴别人替你执笔啊，我说，我是厨子，请客当然亲手做菜。你已写过很多了！是的，我已经写过不少，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好，总希望写出更好的来。你现在写得够好吗？我不知道，我听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炼。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付出什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今天拿出来的第三本回忆录《关山夺路》，写我经历的国共内战。这一段时间大环境变化多，挑战强，我也进入青年时代，领受的能力也大，感应特别特别丰富。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太厚了，删存二十四万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国共内战，依照国民政府的说法，打了三年。依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打了四年。内战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们的说法不同。内战有三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中两个：辽沈，平津，我劫数难逃，最后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触及灵魂。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彩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什么叫“精彩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彩。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后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彩。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彩，叼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彩！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今天想起来很精彩。后来由于一次精彩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彩。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

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这边有这边的口径，那边有那边的样板，海峡两岸都时兴“长官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我不愿意符合他们的标准，我很想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而且我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办不到，我不写。

我以前从未拿这一段遭遇写文章。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所以隐地说，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这四年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我办不到我也不写。

五十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文革”结束后大陆的伤痕文学，都太执著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很精彩。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申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很谦虚，他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得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了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进一步了解老人家。这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内战，由内战认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我有时在《世界日报》上写一些小文章，《世界日报》的魏碧洲先生告诉我，那些小文章里面往往藏着很大的东西，这是他给我技术检定及格证明书，我的四本回忆录都要秉持同一个旨趣。

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着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彩”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沙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哪粒沙是精彩的沙，哪朵花是精彩的花。本来我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于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见仁见智，如果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别人不完全相同，有许多现象，别人没写下来，有许多看法，以前没人提示过，有些内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完全一样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曾经报告我的牧师，请他包容我，一个作家，他说话如果跟别人完全相同，这个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说跟牧师一样的话。说跟教友一样的话。作家不然，他说话常跟蒋先生不一样，常跟毛先生不一样。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为什么还要勉强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我的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说的话应该跟你不一样，你说的话也应该跟我不一样。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一个人说话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雇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以前有人问我，他想看一本关于国共内战的书，只看一本，他应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我推荐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解放战争，有角度就有局限，但是他的角度很大，角度越大面积也越大，局限也越小。我现在要说，只看一本书无论如何不够，因为我们的角度再大、也不能超过一百八十度，还得再加上一本，加上我的一百八十度，我从国军的角度看内战，角度也极大，也跳出个人遭遇政治环境的局限。也许我们都是瞎子摸象，但是，我们都确实摸到了象，而且不止摸到一条腿。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剩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  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万语，欲休还说。我是后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意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后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出书以前，照例先在刊物上亮相，把样品“秀”给大家看，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除了长篇小说也不能全都登出来，总得留下一部分买了书才看得见，这样新书才有点新鲜。《关山夺路》共计三十六篇，出书以前发表了二十篇，我特别喜欢副刊，文章先投给副刊，各位副刊主编也鼓励我，《青年日报》（李宜涯）、《中央日报》（林黛嫚）、《中华日报》（吴涵碧），还有《联合报》副刊（陈义芝）、《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刘克襄）、《自由时报》副刊（蔡素芬），还有纽约的《世界日报》（田新彬）、《彼岸》月刊（宣树铮）。各位女士先生的名字我常记在心里。

每一篇文章都有许多反应，有些反应从中国大陆的网站发出来，大陆的网站转贴了这些文章，网页的设计，读者可以在文章后面“跟帖”，把读后感贴上去。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有他们的语言风格，给我很多启发。我一面写、一面得到读者和编者的鼓励，鼓励使我文气奔放，鼓励使我胸襟开阔，所以这一本写得比前两本好。

亲爱的读者，请听我一句话：表演事业需要鼓励，作家写作也是一种表演，他和演员、音乐家一样需要掌声，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作家、演员、歌手都是小孩子。亲爱的读者，你是有影响力的人，请妥善运用你的影响。如果买书像买香烟一样，有多好！也许吸烟的人戒了烟买书，如果买书像投票一样，有多好！你投票才会有你喜欢的市长州长，你买书才会有你喜欢的诗人小说家。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参考资料

铭谢各地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留下珍贵记述，兹永志各位方志史家芳名于此：

名称

期别

出版日期

有关作者

阜阳史话

第 3 辑

1984 年 4 月

刘奕云

阜阳史话

第 5 辑

1985 年 8 月

张树山/梅良材/岳镇/王登山

阜阳史话

第 6 辑

1986 年 5 月

廖运泽/周世忠

枣庄名胜古迹

1991 年 12 月

王广才主编

枣庄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90 年 9 月

邵剑秋/童邱龙

临沂文史资料

第 2 辑

魏宾/陈常进/王澎/吴仲贤/李泽钧/沈林甫

临沂文史资料

第 3 辑

田玉峰/顾相贞

临沂文史资料

第 4 辑

唐士文/田玉峰/郑慎

临沂文史资料

第 5 辑

1986 年 4 月

唐毓光/唐士文

苍山文史资料

第 1 辑

1983 年 4 月

党史办公室/张文明/刘廷尧/郭怀钦/李学忠/王善才

苍山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83 年 12 月

王伯华/靳耀南/秦泽甫/魏玉华/周志诚/田兵/戎相见

苍山文史资料

第 3 辑

1984 年 11 月

王子通/张文强

苍山文史资料

第 4 辑

1985 年 11 月

王玉璞/狄井芗/王庆祥

苍山文史资料

第 7 辑

1991 年 2 月

田兵/靳耀南/王玉久/异石河南

文史资料

第 25 辑

1988 年 2 月

杨廷贞/王国谟

河南文史资料

第 33 辑

1990 年 2 月

王凌云/陈浴春/别炳坤峄

城文史资料

第 1 辑

1989 年 10 月

孙业林/席德本峄

城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90 年 9 月

杨传珍峄

城文史资料

第 3 辑

1991 年 4 月

董益锡/苑畔岩

南京文史集粹

1986 年 7 月

袁辟璋

南京文史集粹

第 3 辑

1991 年 5 月

曹艺

古城风云录

1988 年 3 月

宋黎/郑诚/史香涛/孙海澜/赵略/佟理/李达一苍山县志

阜阳市志

阜阳县志

安康县志

汉阴县志

沈阳市志

南京市志

上海市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王鼎钧作品系列（第一辑）

碎琉璃（自传体散文）

这部散文集以温柔的口吻，娓娓叙说故乡的亲人、师友以及少年经历，自传色彩浓郁。

蔡文甫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碎琉璃》的序文中说：“我相信在鼎钧兄已有的创作里面，《碎琉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如果有志于名山事业，《碎琉璃》是能够传下去的一本。世事沧桑，文心千古，琉璃易碎，艺事不朽。

山里山外（自传体散文）

初版于 1984 年，是《碎琉璃》姊妹篇，关于抗日流亡学生的自传体散文。

描绘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旅程：走过大江南北，人生百态，山川悠远，风俗醇美；呈现大时代之中一个流亡学生的感怀、梦想和抱负。

左心房旋涡（散文集）

这本书写的是乡愁。集中书写了乡愁这“一个复杂而美丽的结”，全书四部三十四篇，皆用“我”对“你”的呼唤、寻觅、对话写成，包含着“后世”对“前生”的呼唤、游子对故土的寻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话……

1988 年这部散文集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台湾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并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

千手捕蝶（散文集）

初版于 1999 年。

作者的一部极富禅意的寓言式散文集，六十余篇小品式的哲理文字耐人寻味，是一部愈读愈耐读的书。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这是四部曲的第一部，出版于 1992 年，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初版于 1995 年，记录了作者 1942 年至 1945 年作为流亡学生辗转阜阳、宛西、陕西汉阴等地的逃难经历。

在这一场颠沛流离中，作者作为一颗小小的棋子，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虽有血泪炮火，却也有人情之美；虽则苦难尝尽，却也有活泼泼的生命展开。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出版于 2005 年，作者以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各色生民遭遇，更以实际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国民党败退和共产党胜利背后的种种因由，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2009 年出版，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

作者记录、反省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从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ISBN 978 - 7 - 108 - 04229 - 3

Ⅰ. ①关…　Ⅱ. 王…　Ⅲ.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431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字　　数　293 千字

文学江湖

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王鼎钧　著

三联书店

目录

代自序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十年灯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我从瞭望哨看见什么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小说组的讲座们

胡适从我心头走过

广播文学先行一步

反共文学观潮记

特务的显性骚扰

我与《公论报》的一段因缘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走进广播事业的鼎盛繁荣

十年乱花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斗士

方块文章 画地为牢

艺术洗礼 现代文学的潮流

霓虹灯下的读者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特务的隐性困扰

省籍情结拆 不完的篱笆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线天

你死我活办电视

乡土文学的旋涡

与特务共舞

我和军营的再生缘

我与学校的已了缘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上）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王鼎钧台湾时期文学生活大事记

代自序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敬答“九九读书会”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忆录一度打算名叫《文学红尘》，最后改成《文学江湖》，通常书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学江湖》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文学也是红尘的一个样相，所以我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取名《文学红尘》。后来知道这个书名早被好几位作家用过，就放弃了。

“红尘”是今日的观照，“江湖”是当日的情景，依我个人感受，文学在江湖之中。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我每次读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至今犹有余悸。

你把自己的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这个布局是“橫断”的，可是每一时段的历史经验又记述始末，采取纵贯的写法，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自然形成的，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岁不再见面（抗战流亡），十八岁以后交的朋友，到二十一岁断了联系（内战流徙），二十一岁交的朋友，到五十二岁又大半缘尽了（移民出国），所以“我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这是我的不幸。

当然我也知道藕断丝连，但细若游丝，怎载得动许多因果流转，既然“四世为人”，我的回忆录分成四个段落，写起来也是节省篇幅的一个办法。

你把十八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也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

确实很费踌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经放大和照明，我也只能再写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这两个前提似乎冲突，最后我决定只写文学生活，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文学江湖》。

敬答名作家姚嘉为女士

您的回忆录不但记录了您个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还不时回到现在的时空环境。书中许多细节，让人如临其境，请问这些资料是如何来的？（靠记忆？当年写的日记？买书？到图书馆收集资料？海外找这些资料困难吗？）

五十年代我在台湾，多次奉命写自传，由七岁写到“现在”，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做什么事，读过哪些书报杂志，都要写明白。为什么要一写再写呢，他们要前后核对，如果你今年写的和五年前写的内容有差异，其中必有一次是说谎，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诵自己的经历，比我祷告的次数还要多。

至于台湾的这一部分，本来想回去找资料，因健康问题久未成行。后来一看，也用不着了，我抗战八年一本书，内战四年一本书，台湾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书而已，材料哪里用得完？我自己记忆犹新，也有一点笔记，一点剪报，也可以在纽约就地查找，各大图书馆之外，还可以上网搜索。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当代文学史料”网站尤其详尽可靠。

还有，我舍得买书，前后买了五六百本，看见书名就邮购，隔皮猜瓜，寻找跟我有关的人和事，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查对年月人名地名，有时一本书中只有三行五行对我有用，有些书白买了。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写是苦还是乐？是享受吗？不写时是什么感觉？写不下去时，怎么办？

写作是“若苦能甘”，这四个字出于鹿桥的《人子》，我曾央人刻过一方图章。写作是提供别人享受，自己下厨，别人吃菜，“巧为拙者奴”。我做别的事情内心都有矛盾，像陶渊明“冰炭满怀抱”，只有写作时五行相生，五味调和，年轻时也屡次有机会向别的方向发展，都放弃了。我是付过“重价”的，现在如果不写，对天地君亲师都难交代。

咱们华人有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活到百岁，据说常在祈祷的时候问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为您做什么？”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如果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我写文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追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说个比喻，我写作像电动刮胡刀的刀片，不必取下来磨，它一面工作一面自己保持锋利。当然，现在不行了，动脉硬化，头脑昏沉，有些文章“应该”写，可是写不出来，那也就算了。

敬答评论家蒋行之先生

写回忆录，要怎么样才不会折损回忆，或者尽量省着用？NABOKOV 说他最珍惜的回忆轻易不敢写的，写到小说里就用掉了，以后想起来好像别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于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总不可能一晚开足的，势必一次次回顾，特别是那么久远的回忆。如何在写作时保持回忆的新鲜？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说出来就解脱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读者大众告解。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

用画油画作比喻吧，颜料一点一点涂上去，一面画一面修改，一幅画是否“新鲜”，这不是因素。

还有，怎么样才能正心诚意？我丝毫不怀疑先生的真诚，这正是先生作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总是要作态，被自己感动了，希望自己能换个样子——写作时如何扬弃这些人之常情？面对年轻的自己而不宠溺，不见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想以当年的我表现当年，那样我写少年得有少年的视角，少年的情怀，少年的口吻，写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许伟大的小说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这就有了“后设”的成分。

“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紧的是真有那个“小姑娘”。至于“打扮”，你总不能让她光着身子亮相，事实总要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诠，便和真谛有了距离。我们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养、品位、识见还有“居心”，而生喜悦或厌恶，小姑娘总是无罪的。

当时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凑的过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从拼凑历史的所得汲取养分而又不磨灭、干扰原先的认知？

您所说的“重新拼凑的过程”，就是我说的“一面画一面修改”。我在《关山夺路》中已显示许多“原先的认知”大受干扰。坦白地说，内战结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

敬答纽约华文文学欣赏会会友

你跟同时代别人出版的回忆文学如何保持区隔？

有句老话：“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我们好比共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又可分为客厅和寝室，或同或异，大约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谈台湾旧事，早有意见领袖定下口径，有人缺少亲身经验，或者有亲身经验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着说。我倒是立志在他们之外，我广泛参考他们的书，只取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我必须能写他们没看到的、没想到的、没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别人的说法，我一定使读者知道那些话另有来源。

说到这里趁机会补充一句：有些话我在台北说过写过，有些事我出国以后写过说过，这些材料早有人辗转使用，不加引号。我深深了解某些写作的人像干燥的海绵吸收水珠一样对待别人的警句、创意、秘辛，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使用它，本来就是我的。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里也有几篇“回忆文学”，那些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说，你写回忆录一定实话实说，那时你用感慨的语气设问：“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谎呢，是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写远事、说实话易，写近事、说实话难，台湾生活环境复杂，忌讳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台湾的事确实难写，这得有点儿不计毁誉的精神才成。

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秘密，我写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的共同经历，只是有些事情别人遗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现在由我说出来，反倒像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可能引起争议。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剪裁”，并非说谎。《文学江湖》顾名思义，我只写出我的文学生活，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写出我认为有流传价值、对读者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一是超过预定的篇幅，实在容纳不下，还有我叙述一件事情，总要赋予某种形式。内容选择形式，形式也选择内容，倒也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碟子只有那么大，里面的菜又要摆出个样子来，有些东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东西也都对我个人很有意义，无奈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是不是？

可以说，我的回忆录并非画图，也非塑像，我的这本书好比浮雕，该露的能露的都露出来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

最后我说个笑话助兴吧，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结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两口谈心，老先生对老太太说，“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现在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可以谈谈了。”什么事呢，他问老太太：“你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有男孩子追过你吧？”老太太脸上飞起一朵红云，柔声细语：“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还到学校门口等我，要请我吃冰。”老先生一听，伸手就给老太太一个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里还记着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而去，儿媳妇孙媳妇围上来给老太太擦眼泪，连声问这是怎么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说啊！不能说啊！不能说的事到死都不能说啊！”

十年灯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这么一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国军部队，近已完成保卫任务，一部撤退来台。

这里记载的“一部”，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我这“一粟”由此倾入台湾这个大米仓。

这年我二十四岁。

我本来在上海军械总库当差，国共内战，争夺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五月二十四日，我带着父亲寻路，夜间挤上一条船，只见甲板上坐满了军人，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天空灰白色的云层很厚，不见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没下雨，风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见右方有水气饱满的绿色山丘，前面有颜色单调的陈旧仓库，船停在水中等待进港，有人摇着舢板来卖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的水果，说我们听不懂的话，使用我们没见过的钱。

这是台湾！这是基隆！原来这条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依当时局势，它可能开往广州或者海南岛，这两个地方已是朝不保夕，所有撤出华东华南的人都渴求奔向台湾，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

这才知道船上载满军火，台湾欢迎军火，我们是沾了光。这才发现“上校爷爷”住在舱里，他是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这才发现我们兰陵王氏家族落难的子弟（总有二十几个人吧？）也挤在甲板上人堆里，论辈分，兄弟叔伯爷爷都有。他们从家乡辗转逃到上海，上校爷爷安插他们在军械库当兵吃粮，最后关头又通知他们上船。

这些族中子弟都是大地主之家的少爷，奉父母之命早婚，中共搞土改清除地主，大家纷纷逃亡，有人带着太太孩子。由一九四五逃到一九四九，离开上海是最后一步，他必须和眷属分手，这一去何年重逢？有人叮嘱妻子“你等我两年”，意思可能是两年以后我一定回来，也可能是两年以后你可以另外嫁人，妻子断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候认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料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没有人通知或者暗示我可以上船，我能脱身是个奇迹。那时我受到的打击太多，感觉近乎麻木，对上校爷爷的差别对待没有什么反应。多年后回想当初，天津失守，我做了共军的俘虏，一个多月以后逃到上海，我还穿着解放军的破军服，给人多大想象的空间！在那种情况下，上校爷爷还安排我到分库去占一个上尉的缺额，那是多大的担当（上校爷爷万岁！），最后上海也得撤退，那时国军已经知道中共的间谍厉害，倘若我带着一颗自杀炸弹上船，与满船军火同归于尽，那还了得。上校爷爷作了他该作的考量。

好了，俱往矣！由沈阳经秦皇岛到上海，上校爷爷是我的福星，我感激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一九海里（七七六公里），台湾海峡的宽度一三○公里，幸亏世上还有这个台湾！

基隆多雨，我们上岸那天是好日子，军方在码头上摆好一行办公桌，为这批官兵办理入境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级职都写在十行纸上。我趁机会向他们讨了几张十行纸，他们一张一张地给，我一张一张地讨。登记后有人把队伍带走，惟有我们军械库的人仍然留在码头上，据解释，这是因为船上军火还没交卸。

人群散尽，我回头一看，码头的另一端，竟然站着我的妹妹。

多少人读过《关山夺路》之后问我，“你和妹妹弟弟分散后又怎样团聚的？”他们听见基隆码头这一幕，无不啧啧称奇。妹妹和弟弟原在流亡中学读书，共军渡江东南溃败时，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带领他们奔到上海（单一之、王逊卿万岁！），防守上海的汤恩伯将军安排他们登上开往台湾的船（汤恩伯万岁！），他们比我早五天离开上海，船到基隆停留，准备开往澎湖。他们在基隆的那几天，妹妹天天到军用码头守候，盼望我和父亲也能撤到基隆。多年后，我回想那不可能的重逢，心情激动，可是我当时神经麻木，相对默然，只能旁听她和父亲絮絮对谈。

有一件事情必须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基隆码头很清静，我随身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办理入境登记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来的几张十行纸，正好派上用场。我完全不能写抒情文，喜怒哀乐心如刀绞，我必须把它当做病灶，密封死裹。我也不能写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我看风景人物都模糊飘动，好像眼晕瞳花。我整天近乎眩晕，基隆那些日子每天上午晴朗，午后阵雨，怎么我看亚热带五月的阳光是灰色的，而且带着寒气。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病人，可是我居然写出来到台湾以后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记写了些什么，写完，随手化了个笔名，去找邮局，那时邮局有个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一瓶浆糊。我用十行纸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写的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进去，像个小偷一样逃出来。

过了几天，这篇文章登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好了，台湾“四季如春”，冻不死人，我能“煮字疗饥”，饿不死人，苟全性命，与人无争，气不死人。后来我打听谁是中央副刊的主编，有人告诉我他叫耿修业（耿修业万岁！）。

一九五○年八月参加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耿先生来演讲，我们问他怎样选稿，他说处理来稿有两大原则，“快登或者快退”。他说每天大约收到一百篇文章，由三个人审阅，当天晚上选出优先采用的文章立刻发排，第三天就可以见报，再选出几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列为备用，以备适应版面的需要。第二天又会收到大约一百篇文章，头一天剩下的稿子已经没有机会，助理人员马上退回，作者早日收到退稿可以早日另作安排。

后来知道，协助耿主编看稿的两个人是孙如陵和李荆荪，他们三位新闻从业的资历很深，学问和道德修业很高，这样三位高水准的人经营副刊，那年代再无第二家报纸可以做到。后来我做了新闻界的新兵，跟他们又结了许多因缘。

为了投稿，我得想一想我对台湾了解多少。历史老师讲甲午战争讲得很详细，国文老师教“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教得很认真，这些材料人人知道，副刊主编大概没兴趣。

山东乡贤王培荀在他的《乡园忆旧录》里说，台湾玉山的山顶上全是白玉，那些玉是裸露的，并不藏在石头里，山中有恶溪、毒兽、生番，人不能近，没法开采。这又说得太离谱了，主编会朝字纸篓里丢。

《随园诗话》引咏台湾诗：“少寒多暖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诗虽然平常，人家说台湾四季如春，他说台湾四季皆夏，有点新鲜，可以入眼。

中国大陆有一首民谣：“台湾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惹得多少台湾人怒容满面，“外省人歧视台湾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我说，这首民谣并未在民间流行，它是李鸿章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甲午战败，割让台湾，李鸿章很难过，慈禧心里的滋味又岂能好受？所以李鸿章故意贬低台湾的价值，君王专制时代臣子如此进言，乃是尽忠，大家也谅解他言不由衷。我装做很博学的样子提出假设，这首民谣恐怕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的吧？怎么没从别处看到同样的记载呢？我料定主编不会去查考，果然，文章在中华副刊登出来了。

二表姊常常笑我“一肚子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有用了，可以换钱。

上海军械总库撤销，我一度到台北军械总库就食，那时台北军械总库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一段，离台北宾馆很近。后来库址迁移，原地盖了大楼，《青年日报》就在那座大楼里。

台北总库出了一个名人，他在总库做经理组长，后来因渎职下狱，国防部军法局长包启黄冤杀了他，他的太太在百龄桥上拦住蒋介石总统的座车告状，蒋氏枪决了包启黄。包是中将，又是红人，这样一位将领既未通敌谋叛，也非临阵退却，仅因操守问题处死，前所未有，轰动社会。后来知道包启黄的罪名是贪污，而贪污仅是表面文章，其中另有隐情，生出许多内幕报道。

台北总库也产生（或几乎产生）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王曰元，那时他的阶级是上尉，仪表英俊。宝岛姑娘陈素卿和外省青年张白帆殉情，各报以巨大篇幅追踪报道，《中央日报》以全版刊登读者投书，王曰元写了一篇大约三千字的文章，题目很长：“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生！”《中央日报》连文带题处理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边栏，十分醒目，读过的人都叫好。我和他因此有共同语言。

总库长于敬濂少将，我和他有一面之缘。当局下令裁汰老弱病残及“不适任”官兵，我在不适任之列，人事部门通知我去领遣散证明书，我趁机会申请正名，希望把我的本名王鼎钧写在证明书上，这样我就可以再也不必冒充王鹤霄。承办人教我去请示总库长。

于敬濂将军很谦和，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证明书共有两联，承办人在发给我的那一联填写王鼎钧，在存根联填写王鹤霄，又在存根旁边写了三个小字：王鼎钧，加上括弧，好在遣散证明书没有“籍贯”一栏，省去许多斟酌。我凭遣散证明书领到国民身份证。

那时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对待离营士兵简直就是驱逐，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发给老台币五百六十元（依名作家罗兰记述，彼时炒米粉一客老台币七百元）。那时撤退来台的军队多半席地而卧，士兵离营时可以把席子卷起来背着，那一张席子使我心酸，异乡人倒毙路旁，好心人收尸，就是用一张草席把尸体裹起来。

我是军中的文官，又不是台北总库编制以内的人员，除了一张证明书，什么也没有。我一点也不介意，只觉得一身轻松，有了这张证明书我可以办国民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那时候，妹妹和弟弟度过“山东流亡学生澎湖冤案”的恐怖，可以安心读书，父亲蒙兰陵另一位族长王一然先生援引，到台中县政府就食，全家“草草粗定”。一然先生也是祖父级人物，做过河北完县最后一任县长，我们称他为“县长爷爷”，背后笑他犯了地名，“完县”，真的玩完了！他很有族长的威严和责任感，凭他一点残余的人事关系，处处照顾本乡本族落难的人。

上校爷爷，县长爷爷，兰陵宗法社会的完美典型，兰陵王氏族谱应该有他俩的“大传”。

我在台北专心投稿。我到衡阳路成都路几家书店文具店买稿纸，店员瞠目以对，可见当时投稿的人很少。那时候台北各报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来自翻译的“罗曼史”和中国历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满，称翻译为“抄外国书”，称历史掌故为“抄中国书”。

当台湾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国杂志上的“小幽默”最受欢迎，多产者为陈澄之，他是“华北新闻”著名的翻译快手，在资讯闭塞的年代，他能看到多种外文报刊。台大文学院院长钱歌川，也曾以“味橄”为笔名，经常客串。

那时“小幽默”偶尔还有种族歧视的意味，例如说，一个犹太人到纽约市中央火车站买票，他对售票员说“春田城”。美国有好多个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员问他哪一个春田城？犹太人忽然反问：“哪一个最便宜？”

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说，东欧某共产国家有一个老百姓养了一只鹦鹉，“鹦鹉能言”，常常学他说话。有一天这只鹦鹉不见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备案：“本人今日走失鹦鹉一头，以后该鹦鹉在外一切言论，本人概不负责任。”

我很喜欢这些小幽默，年轻时的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补课。

古人留下的掌故轶闻很多，这种材料取之不尽，那时许多读者的趣味保守，贪恋“温故”，即使以前看过了，再看一遍也无妨。我不能“抄外国书”，可以“抄中国书”，每天坐在省立图书馆东翻西检，图书馆设在新公园里，门前一条大马路就叫馆前街，直通台北火车站，旁边就是中央日报社。现在听说新公园改称二二八公园，省立图书馆也搬走了，唉！《中央日报》也停刊了。

那时别人“抄中国书”，大都是从书中选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释评点，我能把好几件相似或相连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后来居上。例如以“太阳”为主题，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野人献曝，日近长安远，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遗言：“打开门板，多放些阳光进来！”中西兼顾，很丰富也很灵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并不呆板拥挤。

我还能配合新闻。胡适的一句话也成新闻，他说当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对联，上联是“胡适胡适”，下联是“方还方还”，方还是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我立刻来一篇“小谈人名对”，我说有人用“徐来徐来”对“胡适胡适”，徐来是电影女明星，比“方还”有趣。我说还有人用“胡适之”对“孙行者”，用“马星野”对“牛天文”。我还能继续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绂是“九龙山人”，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宋人郑侠别号“一拂居士”。

一九五一年“联合版”创刊，《联合报》的前身。副刊编辑牟力非为我写的掌故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饮苦茶斋笔记”，斋名出自张恨水的诗：“爱抟黄土种名花，也爱当垆煮苦茶。”中华副刊也给我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切豆腐干室随笔”。那时两报副刊和我通信都用“副刊编辑室”署名，没有私人联系。

一九四九年，台北各报副刊的稿费都是每千字新台币十元，拿当时的物价比量，这个标准很高，据《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陈国祥、祝萍合著），日报每月订费新台币七元五角。我到中华路吃一个山东大馒头，喝一碗稀饭，配一小碟咸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凭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买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杨道淮《流亡学生日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书中记载副食费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币三角二分。周啸虹《三十功名尘与土》（尔雅），提到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湾省通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公教人员调整待遇，雇员每月新台币五十元。我不厌其烦记下当年的物价和待遇，为的是证明各报在流离动荡之秋，财政拮据之中，依然这样重视副刊。

我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前后化用了五十几个笔名（鲁迅用过一百三十几个笔名），如果同一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太多，就会有人误会主编搞小圈子。我从未拜访任何一位主编，主编也像新闻版编辑一样，选稿，发稿，不对外连络。报馆也没办过作家联谊会，那时台湾还没这个风气。

作家的笔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笔名潘人木，吴引漱笔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笔名澎湃，用谐音法，他是海军出身。骆仁逸笔名依洛，他跟哥哥来台湾，嫂嫂对他很照顾，长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里有个“洛”字。王林渡笔名姜贵，“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黄守诚先叫归人，当然是怀乡，后叫犁芹，自己说要像老牛一样在台湾耕种（第一个皈依本土的外省作家？），王庆麟笔名痖弦，我偶然发现出处，某一本诗话里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痖”，最好的诗你说不出好在哪里。我的笔名里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脱，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写在这里。

笔名产生文坛趣谈。耿修业笔名茹茵，读者以为是女作家，他是用笔名“纪念一个亲人”，背后或有回肠荡气的故事。冯放民笔名凤兮，也有人以为是女作家，其实出自“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一片阳刚。孙如陵笔名仲父，据说是“中副”的谐音；父亲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读他的文章还得比他矮一辈。姚朋笔名彭歌，林海音敏感，认为是“朋哥”的谐音；王世正笔名石振歌，专栏作家应未迟（袁暌九）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谐音，女作家提起两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认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专用的称呼”。至于鲁迅，人皆不知涵义，有人开了个玩笑，认为应该是“俄国人”Russian。

那时台北街头很难找到零售报纸的地方，各报在热闹的地方竖立阅报栏，张贴当天报纸。西门町圆环的阅报栏阵容浩大，《新生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民族报》、《全民日报》一一在列，偶然看见《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仅有四开一张。那个年代，台北市民真爱看报，也真舍不得买报，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挤满了人。我总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时候副刊上留下一个方形的黑洞，我总是到火车站前的阅报栏查证，看是谁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励。

刚刚创刊的《民族报》版面比较简陋，想是财力不足，但是新闻和言论都向前冲刺，朝气蓬勃。我读来过瘾，不觉技痒，写了一篇文章指陈军法的缺点，两千多字，对我来说，那篇文章太长了，应该很难见报，谁知《民族报》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边栏，那个位置本来属于政论家的重要评述，怎么轮到我！这个鼓励对我太大了。后来知道《民族报》的总编辑是叶楚英，那篇文章也许是他发下去的吧？我那时不懂事，没有抓住机会去拜识他。

不止如此，那时上校爷爷罢官，我到集集镇去探望他，先坐纵贯铁路火车到二水，改乘运输木材的小火车，入山渐深，森林如绿色隧道，密云之下霏霏有湿意，想起“山色空濛雨亦奇”。集集车站用木材建造，别出心裁。下车后宪兵盘查，发现我没有差假证，带我到办公室接受队长询问。队长辞色严厉，命令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他一一检视，其中有一张《中央日报》副刊的稿费单。“稿子是你写的吗？”我说是。“里面写的是什么事情？”我照实回答。他依稿费单上的日期找到报纸，仔细阅读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松，语气和善。“你记住，以后出门一定要带差假证！”让我过关。他好像认为“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的人不会变坏”？那时《中央日报》受读者大众信任，可以想见。想不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央日报》已经因为“没有销路没有广告”停刊了！

且说那时，密集的鼓励更坚定了我要做作家的决心。今天回想，并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个不会赌博的年轻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气顺极了，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资深的旁观者点头嗟叹：赌神菩萨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后，这个年轻人就要迷上牌九，无怨无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贵有贱，有逸有劳，有穷有达，每一行都有传人，千年万年，连绵不绝，都有这样类似的接榫。

一九四九这一年，耿修业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孙陵主编《民族报》副刊，凤兮（冯放民）接编《新生报》副刊，稍后又有徐蔚忱接编《中华日报》副刊，大将就位，副刊左右文学发展的态势形成。各副刊的内容风格逐渐蜕变，出现女作家的绵绵情思和反共文学的金鼓杀伐，彼此轮唱。那一年，这些副刊养活我，补助我一家。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内战开打，山东成为战场，国军共军进行“拉锯战”，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国军节节溃败，大局土崩瓦解，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汴桥”作笔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

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

那时候，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继续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

我是后知后觉，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学生，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如同亲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因为“假”，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因为“真”，所以“读者”坠入其中不觉得假。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虽有家属的申诉状，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一概置之不顾，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别有会心，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完全没有“绕室彷徨、掷笔三叹”的必要。

多年以后，我偶然结识一个从火烧岛放出来的受难者，从他手中看见军法机关发给他的文书，他的姓名性别年龄位置之下，赫然有一个项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仅是一个名词而已！实在太“幽默”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那时逃到台湾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长年对抗的经验，多半反对国共合作、国共和谈，多半对国民党的党务和政绩有一肚子批评责难，他们甚至怀疑“领袖”是否英明。这些人来到台湾以忠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烟台联中冤案重挫这些外省人的气焰，他们从此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俯首贴耳。流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受审时，也曾慷慨陈述自己对“党国”的贡献表明心迹，办案人员反问：像程潜和张治中那样的党国元老都投共了，你这一点前程算什么？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他们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们当时以杀人为策略，真相大白、局势大好时应该接着以平反为策略，他们又没有这般魄力智慧，坚决拒绝还受害人清白。说到平反，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最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个“自下而上”的办案方式，军法当局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祸延”任何跟他作对的人。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还是执行了，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也给最后迟来作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范巽绿慷慨参与，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广阔，推己及人。在这几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我从瞭望哨看见什么

“瞭望哨”是《扫荡报》副刊的名称，《扫荡报》是国军创办的日报。抗战时期以报道战地新闻创造巅峰，抗战胜利改名《和平日报》，台湾成立分社。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总社迁台北，七月恢复《扫荡报》原名。我经常写一些散文向“瞭望哨”投稿，自己觉得很受欢迎。

一九五○年一月某日，我有一篇文章在“瞭望哨”发表，使用笔名“黄皋”。文章刊出时末尾多了一行小字，加上括号，写的是“黄皋兄请来编辑部一谈”。幸亏我看副刊一向仔细，没有错过这一条重要的讯息。

《扫荡报》编辑部设在昆明街，楼上办公室，楼下排字房。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瞭望哨”的主编萧铁先生，他心直口快，他说他想建议报社增加一名人手，专门校对副刊，同时参与副刊编务，做他的助手；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推荐。乍听之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萧老编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细，那年代“匪谍就在你身边”，他竟敢拉拔我进报馆。那时我漂流失业，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我没有工作经验，他很轻松地说：“你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

说来像传奇的情节，就这样，萧老编把我带进新闻界（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抗战时期就跟熊佛西手下编文学杂志了）。这年我二十五岁，我的人生开始有了轨道。《扫荡报》是军报，一般报社的任职文件用聘书，《扫荡报》用“派令”，总社长萧赞育将军署名。派令记载，我的上班日期为二月一日，月薪新台币每月一百六十元。《扫荡报》是穷报，但我没有“待遇菲薄”的感觉，那时物价也低，记得“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惊奇”墨水一瓶，两元五角，笔记簿一本，八角。五月十七日舟山撤退，蒋公犒赏官兵，每人五元。长白师范学院结束，每人发给膳食费，每天一元六角。弟弟妹妹在澎湖读书，我寄零用钱给他们，每月每人二十元。夜晚睡在编辑部的地板上，没有房租开支，还可以看守公家的文具财物，大受欢迎。

果如萧老编所说，校对使用的那几个符号，我马上学会了；然后他教我怎样发稿，什么几号字、几分条、几批、几行、边栏、头题……他告诉我，编副刊，技术并不重要，构想才重要，构想来自思想，思想最重要。

那时各报副刊的“桌面”很小，端出来两种“主菜”，一种是西洋幽默小品，一种是中国历史掌故。“瞭望哨”不登这两种文章，萧主编说，“这不是文学”。他认为大报一定要有文学副刊，文学副刊要反映当时人的意念心灵，一道一道菜都是热炒，不上卤味和罐头，即使有少数文章水准差一点，也算是对文学人才的培养。皇天在上，天生他一对眼睛，简直是为了发现我，“瞭望哨”以军中一般官兵为主要读者，当时作家以军中生活做题材的文章，大都以高姿态俯视士兵，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憨态可掬，或愚忠可怜，那种近乎开心的笔调，你说是幽默，大兵们看来是歧视，我从来不犯这种毛病。

进了《扫荡报》，才知道副刊严重缺稿，邮差每天送来几封信，徒劳你望穿秋水；发稿计算字数，常常需要我临时赶写一千字或五百字凑足，我总能在排字房等待中完成，同事们大为惊奇，我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

还记得当年“瞭望哨”发稿，我跟萧铁主编有如下的对话。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这篇文章是抄来的！”那作者当然没一个字一个字照抄，那时逃难，谁也没带着藏书，这位投稿的人读过一些文章，记得大致内容，自己重写一遍，他以为渡海出来的人少，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断裂，别人很难发觉。既然是抄来的，副刊还登不登呢？主编最后裁决：“咱们缺稿，登他一次。”

有时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骗子！他来骗稿费！”那些文章总是称赞自己的仁风义举，或者夸耀在工作岗位上有了不起的贡献，或者如何受到某一位大人物的礼遇而沾沾自喜。怎么知道它说谎呢？“千万不要欺骗读者，读者有第六感。”既然如此，副刊还登不登呢？“咱们缺稿，让他骗一次。”

有时候，萧主编也拿出一些文章，先称赞一番再交给我，罗兰的散文，尹雪曼、骆仁逸（依洛）的小说，他都评为“上品”，他的语气总是十分夸张，或是精华，或是垃圾。那时候还有王聿均、符节合、余西兰、高莫野、傅漫飞、蓝婉秋，都受到萧老编的称赞。

进了《扫荡报》，这才认识《新生报》副刊主编冯放民（凤兮），《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并且有机缘听到他们谈话。那时各副刊都闹稿荒，那些有名的作家，从大陆逃到台湾，惊魂未定，惟恐中共马上解放台湾，清算斗争，多写一篇文章就多一个罪状，竭力避免曝光。

恰巧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五○年五月，“中国文艺协会”开成立大会，张道藩主持，事先发函邀请文坛名宿梁实秋、钱歌川，两人没有回音。那时前辈小说家王平陵协助张道公筹备会务，他仗着道公和梁实秋、钱歌川都是朋友，就替他们在签到簿上签名，增加大会的光彩，采访记者根据签到簿写新闻，都把梁和钱两人的大名放在前面。第二天，这两位名教授看到报纸，马上写信给报馆郑重声明：“本人并非文协会员，从未参加该会。”报馆“来函照登”，作家们笑谈文协开张没查黄历。

一九五一年一月，国民党办理党员总登记，资料显示，那时台湾地区共有党员二十五万多人，前来登记者只有两万多人，低于十分之一。前辈报人雷啸岑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那时很多名人逃到香港，国民党在香港办了一份报纸《香港时报》，国民党赠送《香港时报》给这些名人看，有两个人拒不接受，报社派人再送一次，说明是赠阅不是推销，对方依然拒收，雷公说，这两个人以前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现在惟恐再跟“中央”沾边儿。

几位老编也谈到本省作家是文坛将来的希望，但是现在，《扫荡报》是军报，从未接到本省作家的稿子，《中华日报》是党报，也跟本省作家结缘不多，《新生报》是省报，跟本省作家有历史渊源，承他们不弃，但很少采用。冯老编说，文章上副刊，总要“辞气顺畅、内容生动”，否则怎么发得下去？我问：“是否可以开一个周刊，专门做本省作家的园地？”冯老编毫不客气：“那怎么行？你拿他们当中学生？”

那时台湾推行汉字教育未久，报社找排字工人很难，《扫荡报》排字房的人马是从大陆上带来的“忠贞之士”，都是宝贝，也都是大爷，他们给校对立下规矩。

那时校对工作的程序是这样：排字房先把文章一篇一篇拣成铅字，印一张初校“小样”送给我校对，我用红笔把错字挑出来，错字改正以后，再印一张“二校”的小样，我再校一遍。排字房通知我，校对应该在“初校”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错字，“二校”时，校样上应该只有工厂“漏改”的字，不能有“漏校”的字。两校之后，工厂拼版，印出“大样”，校对看大样的时候，只看文章转接有无错位，应该不再修改任何一个字。

我完全照办，可是有一天，改正错字的工友来找我，把我校过的二校校样往办公桌上一摔，“你改得太多。”我告诉他，初校的校样没仔细改，留下这么多错字，他说，“二校还有这么多错字，我们工厂来不及做，影响出报的时间，谁负责任！”他的意思是由我“吃下”那些错字。排字房的习气如此，所以《扫荡报》各版错字特别多，编辑部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我见习期满，独立作业，排字房又通知我，他们只对原稿负责，原稿如有错误，由编辑负责，编辑发稿之后，不能临时修改原稿，即使改一个字，他们也断然拒绝。

第一天，我多发了一篇五百字的短稿，我希望这篇短稿拣字以后存在排字房里，准备拼版时机动使用。拣字的工友擅作主张，把这篇五百字的短文抽出来丢掉，拼版的时候我到处寻找，哪里还找得到？

有一天，拼版的工友站在楼梯口大叫：“副刊的稿子发多了，版面没法拼起来！”我赶紧下楼，多出多少字呢？多出一行！那就删掉一行吧，时间紧迫，匆匆忙忙删了一句，第二天看报，删断了文气。从此以后，我发稿时一个字一个字计算清楚，十个字一行，每一篇文章要排几行，拼版时要在第几行转折，我用米达尺在报纸上画线，务要做到一行不多、一行也不少。

我在《扫荡报》副刊工作的时候，接连发生重大新闻，参谋次长吴石伏法，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吴石官拜中将，在参谋本部主管作战，握有军事的最高机密，这样一个人居然是中共卧底的高级间谍。这条新闻占了各报头版的头条，《扫荡报》号称军方的报纸，居然单独把它漏掉了！原来跑军事新闻的那位记者根本不知道吴石被捕，没有盯住案情的发展。那位记者严重失职，依然每天高视阔步，屹立不摇。

《扫荡报》漏了吴石伏法，“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漏了韩战爆发，新闻界的两大轶闻，都要从萧铁说起。那时我跟广播还没有任何关系，萧主编在台湾台新闻科兼差，偶尔带些印象回来。韩战爆发，他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写了一条新闻，把稿子交给新闻科长，那科长是台湾本位论者，他说：“韩国打仗，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拿起新闻稿揉成纸团，丢进字纸篓。他下班走后，萧老编把纸团捡回来装在口袋里，第二天节目部开会追究责任，萧从口袋里掏出纸团，满座哗然。不久那位新闻科长另外找到工作。三十五年以后我在美国遇见他，他居然还没离开新闻媒体。现在我从网上查台湾省文献汇编的台湾大事记，也没查到韩战发生这一条。

排字工友对编辑部怀有“集体的敌意”，彼此常有龃龉。排字房设在楼下，黝暗闷热，到处都是铅锈，工友像在矿坑里挖煤的工人，脱光上衣，满手满脸黑灰。排字房跟楼上编辑部是两个世界，他们的情感或者可以用“阶级对立”来解释？有一位工友考上师范，对我忽然表示善意，把我弄糊涂了。事后回想，他将来要做“知识分子”了，他要上“我们”这条船了，他开始在“我们”中间建立人事关系，他改变了立场。

他离职前找我聊天，告诉我，如果拼版时多出一行两行，不必删稿，只要“抽条”。那时活字版用六号铅字排文章，工友在两行铅字之间嵌进两片薄薄的铅条，每一片的厚度是六号铅字的八分之一，这两片铅条可以抽掉一片，抽掉八片就可以多出一行空间。有时候，拼版也会缺少一行两行，出现空白，这时可以“加条”，也就是把两行铅字之间的铅条增加一片，每增加八片就填满一行。

他说，副刊编辑要准备一些极短的补白稿，每篇只有五行十行，一篇一篇预先拣字校对打印小样，拼版的时候紧急使用。那时排字房有一项规矩，编辑当天发稿的字数不能超过当天的需要，如果超出了，他们退回来，或者干脆丢掉，我怎么能预先储存？他笑了一笑说：“从明天起，你带一包香烟进排字房，你把香烟往拼版台上一丢，什么话也不用说。”

这番指点真是暗夜明灯，那时候，“新乐园”牌香烟两元一包，每天一包香烟，每月要支出六十元，我在《扫荡报》的薪水才一百六十元。没关系，我还有稿费收入可以支持，为了对得起萧老编，我决心把工作做好。可惜那位排字工友离职以后《扫荡报》就停刊了。我没有福气享受改变后的工作环境，排字房也没有福气每天抽一包免费的香烟。

后来知道，《扫荡报》的后台是黄埔同学会，停刊前，报社托人向同学会会长陈诚进言：“《扫荡报》有十八年历史，停掉了可惜。”据说陈诚的回答很轻松：“中国大陆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不是也丢掉了吗！”

最后关头，报社有人提出救亡之道，大量发展社会新闻，也就是犯罪新闻，其中以男女风化事件占最大比例，后来称为黄色新闻。犯罪新闻可以争取读者，增加销路，也就可以吸引广告，开辟财源。

《扫荡报》同仁何以有此先见之明？这得再提一次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

起初，新闻报道说，外省青年张白帆和本省少女陈素卿热恋，女方家长因省籍偏见反对他们结合，两人约定殉情，结果男主角自杀未遂，女主角死了，留下一封缠绵悱恻的绝命书，报纸披露案情，发表遗书，引起社会极大的同情。台大校长傅斯年发起为女主角铸立铜像，表彰他们坚贞的爱情，各方纷纷响应。

很不幸，后来警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浪漫的佳话破灭，男主角进了监狱，傅斯年校长大呼“上当了！上当了！”妇女界怒斥男主角负心，社会大众等待法院审判的结果。

这年四月一日，《扫荡报》发了一条愚人节新闻，殉情案男主角已遭法院判死，今日中午公开执行。这条新闻很短，也没有标题，夹在“本市简讯”一组新闻当中，居然引得台北市民聚集在刑场“马场町”旁边等着看热闹。撰发这条新闻的副社长说，他想试试《扫荡报》究竟有没有读者，结果发现犯罪新闻的巨大潜力。怎奈《扫荡报》董事会都是有为有守之人（或者昔日能够有为、今日只能有守之人），尊重传统价值，拒绝走向低俗。菊花抱香死，报业史可能留下一缕芬芳？

后来许多报纸在困境中挣扎，大都以黄色新闻做开路机拓建坦途。当初渲染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正值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日渐加深，各界希望殉情案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那样，感天动地，化解仇恨，所以连傅斯年这样的大贤都肯出面。后来报刊刻意发展社会新闻，动机就复杂了。

《扫荡报》的另一契机是，当年王惕吾要办联合版，曾邀《扫荡报》参加，不知何故，《扫荡报》选择了一九五○年七月停刊。惕老的回忆录和几种报业史没提这一笔，当时董事会会议的议程交给我用钢版誊写，“讨论事项”中有这一条，应是确有其事。一九五一年九月，《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的联合版出现，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报，《扫荡报》旧人见了面都嗟叹不已。

《扫荡报》停刊后，报社使用原有的设备开办印刷厂，一再亏累，改成“扫荡出版社”，更难存续。最后，副社长程晓华念一副对联给我听，上联“扫地出门”，下联“荡然无存”，横批“消而化之”（总社长萧赞育将军字化之）。据说对联的作者是总主笔许君武。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他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不能处罚。

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佣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座、东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惟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惟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一九五一年三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那时录音机的机件复杂而笨重，用钢针把声音刻在蜡片上，一次一张。后来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员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沉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一九二八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记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了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 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 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 OK 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 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那时“中广”公司董事长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文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那时兰陵王氏子弟多人从上海随上校爷爷撤退来台，分散在联勤各单位当兵，放假的日子，他们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没钱买车票，没钱吃午饭，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个把月，他们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我追慕上校爷爷县长爷爷的风范，不计前嫌，他们来找我，我奉上新台币二十元，天热可以吃红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饿了可以吃山东大馒头。那几年，我怎么也存不下一块钱。

台湾电台的外观优雅，看资料，这栋建筑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设计，采用日本三十年代流行的“帝国冠帽式建筑”，想当初是一栋漂亮的建筑。它位于公园一角，那占地七百一十五亩的绿地热带树林、露天音乐台、拱桥池塘（后来又有满园杜鹃花），仿佛是它的庭院。我们在楼上写稿，那时办公室尚未禁烟，同事作家骆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弹”掉烟灰，他说“我拿整座公园当烟灰缸”。日本把电台、法院、银行、外交宾馆都设在总督府周围，据说是表示对广播十分重视，电台虽在闹市中心，有了公园，也就闹中取静，躲掉多少尘嚣。“陈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这家广播电台的编辑，殉情案发生后，女主角在感人至深的“遗书”中说，她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长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们读了遗书，也曾结伴来到新公园，坐在陈素卿坐过的地方瞻望这座小楼，那时我曾设想，谁能在这座小楼里办公真是一种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内部的诡谲骚动与外观的宁静幽雅恰成反比。

我听到老前辈讲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广”公司接收了这座电台，可是没办好产权转移。有人提醒经办人：现在实行宪政，有一天国民党不再执政，若是产权有问题，你就不能再使用这座房子了！那人听了大笑，他说怎么会有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本土意识高涨，还没等到政党轮替，房产就还给市政府了。

我由资料员调成编撰，座位靠近玻璃窗，凭窗下望，可以看见一条水泥小径由“总统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园的出入口，看见少男少女一对对恋人手牵手走过，看见新婚夫妇抱着小孩相互扶持走过，看见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离、孩子跟在后面走过。日复一日，听见仪仗队在“总统府”前奏乐降旗，年复一年，双十“国庆”，听见蒋公在“总统府”前、公园旁边的广场阅兵。“双十节”本来放假，“中广”伺候“总统”的阅兵实况和“国庆”文告，节目工程的骨干人员照样上班，而且精神特别紧张。阅兵的时段内，公司大门外站着宪兵，楼上办公室站着穿中山装的内卫，玻璃窗关紧，我们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楼顶平台上由防空部队据守，架好高射机关枪。新奇之中隐隐有一丝恐惧。

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脱去一层皮，换上一张脸，小心谨慎做个新人。

一九五一年我调任“编撰”以后，“中国广播公司”尽力做政治宣传，当时的说法是“巩固领导中心”，“唤起同舟一命的危机感”，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节目内容时时宣扬蒋公的伟大英明，国民党的历史光荣，时时抨击共产党革命谋略之诡异，统治手法之狠辣。一九五三年，“中广”秉承“中央党部”旨意，负责制作全国电台联播节目，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播出（星期天延长到九点），“中广”发音，二十一家公营和民营电台同时转播，加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传节目的收听率很低，制作节目的人没有社会声望，节目的内容敏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言丧身，一字倾家，制作节目的风险很高，工作当前，人人缩手。他们欺我年轻新进，把这样重要的使命交给我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时还有大头兵思想，任务分派下来，冒险犯难要去完成，听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后没有大官，左右没有帮派，袋中没有文凭，脑子里没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态横冲直撞，跻入节目部的“三张王牌”，与王玫、王大空并列。

这个工作我做了许多年，积累了许多“没有用的经验”，但是经验可以转化，我的写作倒也因此有些长进。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时年轻，不甘墨守成规，竟以在“小说组”修习所得，认为节目的宗旨不能变、技术可以变，主体不能变、角度可以变，内容不能变、修辞可以变。我拿政治节目做我的练习簿，小心实验。蒋公“河山并寿日月同光”不能改变，“万寿无疆”不敢更换，每年此日我看会场和大街，看这四个字的大标语，它们的字体和颜色也年年照旧，远洋轮船沿着人家走过的航道行驶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改，逢到植树节、青年节、体育节，我更可以放手放胆。我本来食古不化，小说组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鼎公”，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大约是主办政治宣传的缘故，我常常看到“限阅”的文件。限阅是机密和公开之间的一个分类，这些文件可以给许多人看，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书难寻，报道评论千篇一律，这些文件别有洞天，对我的进境也有帮助。一九五二年十月我读到一篇“奇文”，蒋公主张用“爱”反共，他的训词里面有这样的警句：“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也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他说：“我们今日要召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提振我们爱的精神，以伦理为出发点，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邻里乡土之情，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高国民对国对家对人对己的责任。”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

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二年，正是蒋公“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时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时候，正是“仇匪恨匪”渐成军中教育主轴的时候，蒋公他老人家居然还有这个境界，这表示蒋公心中确有基督信仰（当然他并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广播杂志”催我写稿，我马上写了一篇《爱的宣传》表示响应，并加诠释。我说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数干部受裹胁驱策的痛苦联在一起，想办法一齐解除，这就是爱，这就是悲天悯人”。我二十几岁能有这般见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总编辑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顷，他把训词原件要去查验了，然后发排。十一月六日杂志出版，我打开一看，我的“回声”居然放在第一页社论的位置。

我觉得蒋公这篇训词非常重要，今天国民党力倡台湾和大陆和解共生，当年“爱”的训词更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基础。可是这篇训词当时无人转载，无人响应，后来无人引用，各种版本的蒋公言论集都没有收入，“爱的训词”究竟何时何地对何等人所发？我问过研究蒋公思想言行的专家，他也说不出话来。这篇训词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还有一些“无用的经验”终归无用，而今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也算是“无用之用”了。

五十年代（还可以加上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十月：十月十日，“国庆”。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蒋公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十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十月一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十月一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必然影响节目中的真诚。

局促于大陆十一庆典的阴影之下，台湾媒体十月的禁忌特别多，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坍、孤岛漂流、王朝覆灭、大家庭的专制腐化等等题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蒋公诞辰这天，副刊的连载小说必须重新审视，删去一切可供穿凿附会的意象、形容词或局部情节，如果事关小说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无法删除，那就“续稿未到暂停一天”。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交叉，据说因为它好像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有圆脸光头的人像，据说因为可能是毛泽东的造型。

每年“双十节”，蒋公发表“国庆”文告，“中广”公司照例要现场录音并向全台全球播出。有一年录音效果不佳，两个小段落听不清楚，上下大为紧张。检讨原因，五十年代初期，麦克风的性能没有现在这样好，录音人员限于安全规定，必须和“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时调整麦克风的角度。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状况，“中广”特地引进一种新型麦克风，你可以称它为伏地式麦克风，一根长长的管子，下面装了脚架，麦克风可以穿越障碍，伸到离“总统”最近的地方，录音人员虽然站在较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操控。工程部到现场装设摆放这些器材，当然经过安全人员的检查和许可，但是蒋公望见了，他很不高兴，责问“这是什么东西”！他大概觉得这玩意儿太像一挺轻机枪吧，于是侍卫立即走过来拆除没收，事后再由总经理魏景蒙出面派人领回来。

一九六○年，蒋公做满两任，他事先公开表示不再竞选连任。那时陈诚是“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还兼任“行政院长”，似乎是当然的接班人，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纷纷站在陈诚一边，胡适还公开说：“陈先生可以做‘总统’”，陈诚也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谁知蒋氏仍然做了第三任“总统”，他也仍然提名陈诚做“副总统”。选举揭晓的那天，“总统”照例发表演说由“中广”转播，“副总统”照例对“中广”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播出之前，有关工作人员照例试听录音，陈诚第一句话竟是“今天本人当选‘中华民国第三届总统’”，中间少说了一个“副”字。从心理学角度看，陈诚的口误非常有趣，可是那天我们工作人员傻了眼，这怎么办！你必须播出“副总统”的谈话，可是绝对不能要求他再录一次。还是“中广”的名记者洪缙曾和资深工程师黄式贤本事大，两人闭门工作了两个小时，反复试验，好歹把错误掩饰过去。

有一年，某某电台报道“国民大会”开会的消息，有一句话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句子太长，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惊扰。那时我代理编撰科长，一向注意长句之害，这一次更叮嘱撰稿同仁：“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可是报馆的同业未能吸取教训，新闻稿说“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那时还是活字平版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拣错，加上校对疏忽，结果印成“踢着‘总统’走”……

我在二○○七年写这篇文章，想到“经验总是没有用的”，因为走出去的脚步不会退回来，以前种种以后不再发生。谢天谢地，大江东去，经验如果还有用处，那就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我由上海乘船，基隆登岸，台北居住，虽然踏上土地，我的感受却像是上了另一条船，这条船漏水，罗盘失灵，四周都是惊涛骇浪。

那时我读到一个故事，汪洋大海中，一艘轮船快要沉没了，船上有一位科学家，他远洋航行作调查研究，他赶紧把此行研究的结论封在“海漂”专用的瓶子里，丢进海中。船沉以后可能无人生还，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一条船，他希望天涯海角有人捞起瓶子，享有他的成果。

受文学潮流影响，那时我们都崇拜小说，尤其是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字数多，讯息量大，反映大时代需要这种“大块文章”。那时批评家说，如果你看见一条河，你把它写下来，你要使读到文字的人真的看到那条河，跟你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创作者说，小说家不忍他的经历被“时间的流沙”掩埋，他要使那景象永远受后人谛视。如此这般正是我的愿望，我的野心，我在崩盘幻灭之中能够抓住的人生意义。

可是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呢？那时我没听见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从未看到传授小说写作技巧的书，甚至没看过一篇自述创作心得的散文。那时前辈作家把“方法”当做不传之秘，“江湖一点诀，休与旁人说。”我开始读小说，常言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只看见热闹，没看见门道。

天无绝人之路，“中国文艺协会”开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招考学员，我赶快报名。小说组的大学长程盘铭每天写日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记忆，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文协对报名参加小说组的人举行笔试，试场设在南海路国语实验小学，共一二○人应考。我记得应考人要写一篇自传，还要“列举小说名著十篇并略述其艺术价值”（出手与众不同，没教我们略述思想主题）。我记得还有一道题目也很特殊，测验考生的听写能力，考试委员念了朱自清的一段《背影》，我跟着记录下来。

依程盘铭日记，笔试录取五十六人，二月二十五日进行口试，试场借用“中广”公司台湾电台会客室和发音室，每一个应试者经过两位考试委员问话。轮到我，先是蒋碧薇，张道公的爱人，我只记得她的神态娴雅柔和。世事难料，她后来和张道藩分手，口述《我与道藩》一书爆料，态度相当强悍。后是李辰冬，他问我：“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写几个人物，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给每一个人物？”我的回答是不能，那时当然不能，那是利用小说口诛笔伐的时代，我读到的小说没有几本做得到冤亲平等。

三月一日放榜，正取三十名，我总算挤了进去。小说组借用公园路台北市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上课，李辰冬为教务主任，赵友培为总务主任，他俩都是台湾师范学院教授，抗战时期追随张道公做文化运动工作，直到台湾，张氏创办小说组，李、赵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三月十二日、星期一报到，同学们互相自我介绍，推举张云家为班长，程盘铭为副班长（正式名称好像是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三月十五日在台湾电台会议室举行开学典礼，张道藩主持，记得来宾很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低调处理”。

开课典礼没有多少事可以记述，倒是开课之前、三月十二日那天，开课前的预备集会，赵友培出场讲话，有“新生训练”的意味。他首先说，小说组的正式名称是“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创作研习部小说组”，全名太长，简称“小说组”。他用声明的语气说，小说组不是文协的附属组织，前来参加研习创作的人可以不是文协会员，结业以后也不必参加文协做会员，为什么要用文协的名义办呢，他说因为经费是以“中国文艺协会”的名义筹措的。“文艺创作研习部”的架构很大，“小说组”仅是其中一个门类，以后可能继续办戏剧组、诗歌组、绘画组。他这番话澄清了某一些人的疑虑。

既是“文艺创作研习部”，当然强调“创作”。他说，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听，发讲义，记笔记，参加学习的人得到很多文学知识，对创作的帮助很小。现在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按时交出作品给大家看，欢迎批评，不怕修改。这一套做法，当时确是创举，许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夏济安教授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归来，对我们演说“国际写作班”办理的情形，恰和小说组心同理同，大家才认可小说组的做法。

赵公还有警句，他说小说组教大家怎样写小说，并非要大家一定写反共小说，“不管你提倡什么小说，都得先有小说！”我那时还不了解他的话，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有人想把千秋大业交给我们。只听得他说，“每一堂课，我们要求讲座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我们希望大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我立时通体舒泰，耳聪目明，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给大家定位，站着授课的人叫讲座，坐着听课的人叫学员，学员交出作品，讲座指导改进，学员质疑问难，讲座教学相长，同学间切磋启发，互为师友，“学员皆讲座，讲座亦学员。”这番话说得非常中听。

关于小说组的课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组课程概要”，学长程盘铭的日记里也逐日记下受教的情形。课程分成五个单元，“中外小说名著研究”取法前贤，“人生哲学及文艺思潮”探源求本，“创作心理和创作经验”反身观照，“基本训练”规矩方圆，“艺术欣赏指导”触类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讨论座谈”脑力激荡，“分组指导”师生交流。授课时间共二百五十个小时，其中“基本训练”、“讨论座谈”占去一百六十小时，那时，这是小说组的创意和特色。

讲座阵容“极一时之选”，国民党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罗家伦、张其昀、陶希圣、罗刚、陈雪屏固然承先启后，一向居高临下俯视国民党文化活动的“北斗”，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齐如山、梁实秋、沈刚伯也有教无类。今天拿“本组课程概要”和程盘铭的日记两相对比，只有任卓宣没来讲课。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先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论家任卓宣为“宣传部”副部长，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我结识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诉我，任先生倡议国民党要走群众路线，提出方案，要把文艺作家组织起来。这位老部下愤愤不平地说：“谁料这个工作给张道藩抢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历经沧桑，国民党的事应该看个清楚明白，从一九三九年起，张道藩就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专业领导人，他怎么会抢你的工作，党中央又怎会把组织文艺作家的工作交给你做。

今天检点旧时课程，并未邀请当时的小说作家前来传灯。我猜，设计课程的人拉高了层次，只给我们“第一手”的东西。那时台湾当令的小说作家穆穆、王蓝、孟瑶、魏希文，应该列为“二手”，这些人都是文协要角，李辰冬、赵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间破除了情面。那时新的文学传统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陈映真还没有“出头天”，钟肇政、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彭歌也“初试啼声”。三年后，张爱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后，姜贵才拿出《旋风》。青黄不接，我们似乎是承接传统的种子，倘若如此，我们应该惭愧。

正式上课以后，发现政大教授王梦鸥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学术声望高，张道藩特别请他出山，补李赵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栅，来往奔波，“基本训练”循循善诱，“分组指导”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课程。那时我们称张道藩为“道公”，称李辰冬为“李公”，称赵友培为“赵公”，称王梦鸥为“梦老”，今天重温最初的称谓，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四位作了区分。那年梦老四十五岁，李公四十六岁，赵公三十八岁，即便是道公，也不过五十五岁，他们有精力有热情，小说组六个月的教育，他们十分投入，每逢上课开讲，李公赵公一定在座细听，随手笔记。以后小说组又办第二期，上课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参与，赵公李公和梦老也未能与他们朝夕相伴。

不消说，我用心听讲，勤苦学习。梦老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如何“发现”了我，他说他讲课的时候，看见后排有一个剃光头的大脑袋，两眼发直，皱着眉头倾听，不停地写笔记，他借故把笔记要来看，既抓住要点也顾到特殊的细节。这个“剃光头的大脑袋”就是我！朋辈之间传为笑谈，我则觉得很温暖。结业以后，梦老继续对我有很多照顾。

小说组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其中一次以“小说中的口语”为主题，同学们推我草拟大纲。恰巧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讨论会由道公主持，他当场对赵公说：“以后每一次讨论会都要有这样一份大纲。”他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青年，以后发展出一些因缘。现在我手中还有一份“大纲”的原件。

我也曾连续缺课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开除。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室上班，公司没有单身宿舍，特准我夜晚睡在办公桌上。节目部，小说组上课的女师附小，“总统府”，三个地方距离很近，有一天，大批军警从天而降，封锁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起来。这地段是台北市闹区，入网的人很多，当年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抓到罪犯。军方对抓来的人略加讯问，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证，或者由他们的家人送来身份证，立时释放，青年壮丁下落不明，这就是有名的“抓壮丁”。半夜查户口，由家中抓出来的叫“家丁”；顺手牵羊，把正在田里耕种抓来的叫“田丁”；突击包抄，从路上抓来的叫“路丁”，我们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就这样“失踪”了！多亏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门径，他拿着“中广”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关押的处所一一寻找，终于把这位同事保出来。

我那时心中还有许多“余悸”，三年怕草绳，不敢出门。节目部有大锅伙食，吃饭没有问题；胡子头发只有任它生长，行径怪异，招惹治安机关调查，有些同事以为我家中出了重大变故。等我冷静下来，恢复学习，出门第一件事是理发，那理发师悄悄问我“有什么冤屈”，他以为我是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小说组的同学也用离心离德的眼神看我，那时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没请假，事后无说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断。以讹传讹，小道消息在空气中荡漾很久。

这件事，耽误学习事小，它影响我的思想，我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有人说，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马路上遇见强盗遭受洗劫，他会马上变成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无缘无故挨了警察一棍，他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后来我读甘地传，甘地在火车上挨了英国人一个耳光，从此发愤推行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说法也许太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过我当时的心情确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说组举行结业考试，考试成绩有三个第一名：廖清秀“写作”第一名，他在结业前提出长篇小说《恩仇血泪记》；贾玉环“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里外的杨梅中学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台北听课，没有请过一天假，从未迟到早退；我是“笔记”第一名。

依程盘铭日记，小说组的结业典礼延迟到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张道公主持。我记得张道公越来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时间。那天来宾官式发言，无甚可记，倒是“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大家尊称纪老）几句话余音袅袅，他的意思是：

文学创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达终点的人少。有些人，文学是他的洋娃娃，长大了就丢。有些人，文学是他的绣花枕头，起床了就推开。有些作家是候鸟，文学好比大户人家的屋梁，做个窝过春天，文学好比长满芦苇的池塘，歇歇脚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游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学史上。不必羡慕他们，不必批评他们，问题不在他们是什么，而在我们自己是什么。

小说组第一期录取学员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开课后要求“插队”研究者三人，结业时参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湾省籍的同学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学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学在结业前完成一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成为我们的明星。这位男同学就是廖清秀。

廖清秀面庞清秀，平时很少和别人交谈，座谈会上也没听见他发言，长篇出手，一鸣惊人。小说的名字叫《恩仇血泪记》，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恶法苛政为背景，反映台湾同胞的困苦岁月，今天看资料，都说它是台湾作家用国语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誉为“台湾小说家中文创作的开路先锋”，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恩仇血泪记》经赵友培推荐，得到中华文艺奖金小说奖，当时为了避“师生”之嫌，商请葛贤宁写推荐理由，审查会上赵教授未发一言，顺利通过。依“文奖会”作业惯例，得奖小说要出版成书，《恩仇血泪记》却一直存在文奖会的档案里。后来我请赵公催促，赵说他早跟张道公谈过，道公的反应是：“咳，这个人麻烦。”我说廖清秀为人一如其名，哪会给人添麻烦？赵公说，“廖清秀无论有多麻烦，他又岂能麻烦到道公头上？分明是有人进谗！”文奖会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听小话”的习惯，“小话”使一桩美事虎头蛇尾，直到文奖会结束了，廖清秀这才取回原稿，自费印行。

今天谈论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方家们没人提到骆仁逸，他也参加了小说组，后来用笔名“依洛”完成长篇《归队》，写国军官兵在反共战斗中的挫折，描述国军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区回到国军阵营的故事。当时小说家处理正面反共的主题，似乎只有他做到如此真实细致，贴近人心。他也得到中华文艺奖小说奖。

想起骆仁逸说来话长。我和他差不多同时来到台湾，都有一段时间流浪台北街头，我俩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发表，偶然在新公园那棵伞盖形的大树下相识。我劝他给《扫荡报》副刊写稿，介绍他和副刊主编萧铁见面，不久《扫荡报》停刊，员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厂，有时候我俩就睡在排字房的拼版台上。后来萧老编把我和老骆都介绍进“中广”公司，一先一后紧紧衔接。

那时“中广”公司节目部的新闻组、编审组合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中间用甘蔗板隔开。我和骆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还没有什么夜生活，下班以后守在昏黄的电灯光里看书。骆仁逸把《归队》的原稿交给我看，我读了放声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后又逃出来的军官，读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从中来。这一哭惊动了坐在甘蔗板后面的一位老者，他走过来慰问察看，他因此也读了那部小说。后来知道他在节目部担任安全工作，负责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两个小青年结伴而来，他当然很关心，在他的考量下，我这一把眼泪暂时保证了我和骆仁逸的忠贞。

那时编审组长由王健民担任，他读过《归队》，认为它的语言浅白生动，娓娓动听，就广播编审的观点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说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说选播”节目中播出，时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国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说，你可以称它是第一部专为广播而创作的小说。在它之前，“中广”播出钮先钟翻译的《一九八四年》，应是中国第一部专为广播而翻译的小说。

一九五三年，《归队》由拔提书店出版单行本，那时出书的机会极少，证明骆仁逸已有相当的人脉。他赠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本书有你这样一个读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后写了三篇书评送报刊发表，并非所有的反共小说都能走红，即使写得相当好，《归队》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施鲁生，笔名师范，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没走完的路》，叙述一个年轻人自学校到社会的冲击和适应，小说组的同学们纷称他为“施兄”（师兄）。

师范与金文、鲁钝、辛鱼、黄杨五位作家合资创办《野风》半月刊，位列《野风》五君子之首。《野风》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创刊，由创刊号到第四十一期，可称为“师范时期”，那时内战未歇，政论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湾政局，文艺多愤怒慷慨之词，批评家以“逼迫热辣”形容当时文风。《野风》独能“着重内心抒发、个人情感及生活经验”，如暑热中一阵清风，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在文学杂志中销路第一，今日研讨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论著纷纷高举《野风》，叹为难能可贵。

师范之外要数吴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长篇小说《紫色的爱》，以内战时期上海的学潮为背景。那时大学生有人向往共产党，有人拥护国民党，两派人马剑拔弩张，所谓紫色的爱，就是共产党信徒和国民党信徒在斗争中产生了爱情，红蓝溶合成紫色。

包乔龄、陈玉川、程盘铭也都发表过小说，程盘铭、陈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说组的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小说，程盘铭的作品叫《结婚费》，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声音表情、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介乎相声和戏剧之间，大受老师们赞赏。

王复古同学以“烟酒上人”笔名写武侠小说，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时武侠小说盛行，人民大众的口头禅：“先看武侠小，后看世界大。”无武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侠才拉得到订户，名将周至柔有两大轶事，下围棋和读武侠，上行下效，围棋难学，武侠易读。那时我们把武侠小说看得轻，我笑王复古是小说组的“窑变”。

后来武侠小说价值提高，批评家叶洪生谈侠论剑，称王复古为“诗情画意派”的王牌，他说王复古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饱富生命力与人情味，擅长以对话推动故事情节，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正规文艺教育的痕迹。

小说组结业后，同学们有几次集体创作。最早的一次由包乔龄发动，他约几位同学喝茶，记得有褚绪、张炳华、罗德湛、骆仁逸在座。他提议大家分工合作写一本“理想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反攻胜利了，大陆光复了，中国社会出现哪些变化，海峡两岸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崇尚写实，大家斤斤计较已经发生的事，不顾可能发生的事，何况不会发生的事？老包的构想冲破了条条框框。

这种题材脱离生活经验，或者说过分延伸生活经验，我们根本拿不动，可是消息上了报纸，“七青年作家写理想小说”，蒋经国看到新闻，约我们七人到“总统府”见面。那时八字还没一撇，老包召开紧急会议，问计于我，我建议他提出“写作计划”，每人写一个短篇，每篇小说一个主题，分工合作，表现中国大陆的破坏和重建。当时议定七个主题是：军事、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题是司法。

那时“介寿馆”人迹罕到，墙外行人汽车不准逗留，不准站在马路上对着大门观望照相。堂奥深深，连汗毛都会竖起来，入馆手续多，所幸没有搜身。蒋经国态度谦和，他说人生必须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丧失了理想，文学作品能帮助人建立理想，我们要写“理想小说”引起他的注意，“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现了组织才能，后来小说组办第二期，李公赵公退居二线，老包担纲。那次写作我们失败了（当然我们得到磨练），技巧幼稚，见解也陈腐，例如司法，我还猜想国民政府采取报复主义，我不知道报复主义使社会动荡，如果国民政府有机会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几年以后，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光复大陆以后土地由现耕农继续拥有，不再归还原来的地主，那些费尽心思保存着土地所有权状的难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王梦鸥教授带动了最大的一次集体写作，他建议《畅流》半月刊的主编吴裕民开了一个专栏，刊载用唐宋传奇改写而成的新式白话小说，每月一篇，一年为期，这十二个执笔人竟然都是我们小说组的同学！我已经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单，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师范（施鲁生）、水束文（吴引漱）、罗盘（罗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学员有蔡文甫、刘非烈、舒畅。那时我们没见过影印机，买书借书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从梦老的藏书里剪下来用，我们用过之后再贴回去。梦老提示我们怎样写，再指导我们怎样修改，我们对小说素材的发育、扩充、放大、照明，这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改写那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梦老分给我碾玉的崔宁，现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玉匠崔宁看似鲁钝，其实别有一番专注与执著，他在他愿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梦老说，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宁之处，对崔宁这个人物的了解体会应该比别人深刻，适合写这个故事。梦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随机施教。但我那时刚刚走出军队，军队教人的时候总是耳提面命，棒喝锥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换一个故事，结果我写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后，名导演李行把崔宁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看了李行诠释的崔宁，想起梦鸥老师诠释的崔宁，有感于他老人家的深心厚爱，潸然泪下。我写了一篇极其抒情的影评，我的“变体”影评，比我的变体杜子春写得好。

那年代，侨务委员会为了推行海外华侨的文教工作，常找赵友培做事，赵公建议他们出一套小册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向侨胞说明某些事实的真相。制作这一套小册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写文字稿的人要用画面思考，必须特别约稿，他从小说组内选出十个作者来。侨委会欣然同意，委员长还郑重其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工作上没有横的联系，我现在对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只清楚记得有李鑫矩。毫无疑问，“用画面思考”是对我们的新启示、新训练。后来侨委会人事变动，也不知这套书出版了没有。

有几位同学不再创作，仍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程盘铭提倡侦探推理小说，那时这是小说的新品种，他耕松了土壤。他后来研究福尔摩斯，有专门著述和长久影响。罗德湛（罗盘）起初写当代小说批评，后来兴趣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在话下，并顺利进入“红学”之林。程扶（楚茹）翻译英美的小说，杨思谌转入儿童文学。

小说组第一期学员还有多位才俊，他们在学界、军界、外交界发展，跻入一时名流。他们多半另有大志，只是初到台湾，进小说组停停看看，然后“袖手”。我跟他们没有交往，他们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打麻将的人”。第二期小说组的学员本来生疏，其中有几位志趣相投，职业接近，像舒畅、刘非烈、蔡文甫，后来反倒成了朋友。

小说组的讲座们

小说组聘当时许多位“权威级”的人物授课，今天旧事重提，我首先想起“立法委员”胡秋原。

胡秋公了解共产党，了解俄国文学，行文如长江大河，可读性又甚高，我们靠他来纠正对“立法委员”的刻板印象。他那天的讲题是“共产党人心理分析”。

五十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的热门人物，我们学习小说写作，当然想了解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那时，胡秋原是论说这个议题的第一人，受他启发，我后来花费多年工夫研讨小说中共党干部的造型。

胡秋原说共产党人有“宗教心理”，遵守教条，排斥自由，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感作用。

他说共产党人有“会党心理”，尊奉老头子，党同伐异，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有自己制定的纪律。

他说共产党人有“军队心理”，有组织纲领，有间谍特务，散播谣言，搜集情报，制造分化。

综合起来，他称共产党人的心理是“变态心理”。

我一听，马上明白了，可是紧接着也糊涂了，国民党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虽然使用的名词不同，究其实际，也在灌输发扬胡秋原所说的三种心理，我们塑造人物的时候，如何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加以区分呢？我举手发问，那时候，我的言词一定不够清楚周到，似乎引起他的误会（他也许把我当做故意挑衅的职业学生了吧），只见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神情十分戒备：“依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赶紧表明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只是正在追求知识。他把手臂放下来，语气依然凌厉：“我下面的话不代表任何人，连我的老婆也不代表，我只代表我自己。反共，一切要和共产党相反，处处学共产党，一定斗不过共产党。”

我依然糊涂，但是不敢再问。后来知道，他的这番议论和自由主义相同，但是他反对人家把他列入自由主义一伙，他大概也知道（或者预料）当局对自由主义者猜防甚深，只可独来独往，切忌呼朋引类。

后来我花了一些工夫探讨“中共干部的造型”，大约五年后，我有些心得，吕天行来为《自由青年》半月刊约稿，我写出来请他发表。这件事我也算是起了个大早，可是无人注意。再过几年，我修改了，补充了，请吴东权在他主编的《新文艺》月刊上再刊一次。“断岸千尺，水流无声。”我没听到任何回响。台湾把反共定为文艺政策，怎么文艺界这样懒得思考问题？我觉得奇怪。

后来我知道胡氏使用“中性”的分析，他指出行为的特征，抽去价值判断。如此，不论哪一国的国旗都是“图腾”，不论哪一党的党纲都是“教条”。如此，海盗首领和海军上将并没有多大分别。后来成名的反共小说，如《旋风》，如《秧歌》，如《尹县长》，都采取近乎中性的写法，以致某些国民党人读了，以为是对共产党的颂扬。

三民主义理论大师张铁君来给我们讲“辩证法”，他分析了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两者的差异。

那时，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派别分歧，有所谓唯物论的三民主义，唯心论的三民主义，唯生论的三民主义，心物合一论的三民主义。张铁君教授用儒家观点看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发展，独得蒋介石总统欣赏，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他的革命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一贯道统，蒋氏以继承这个道统自命。

张铁君讲辩证法，你当然不能请他“就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我听了，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吸收”。听唯物辩证法，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小说家左倾。

依唯物辩证法，人和人之间有矛盾（共产党员说，没有矛盾也可以制造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人有斗争历史才有进步，所以共产党人反对妥协。拿这一套来构思小说，制造矛盾就有了情节，双方拒绝妥协，情节就可以继续发展。

依唯物辩证法，人和人的矛盾会一步一步扩大，双方的冲突一步一步升高，即使有暂时的缓和，因为根本矛盾仍在，也只是酿造下一次更大的冲突。最后量变质变，到达“临界点”，所有的矛盾同时爆发，同时解决。拿这一套来构思小说，自然有高潮、最高潮。

人间的矛盾冲突在哪里？在“阶级”，“阶级斗争”凿开浑沌，发现题材，茅盾、巴金提供范本。我后来知道，大多数作家或“准作家”，他们最大最优先的考虑是，作品如何写得成，如何写得好，其他都是次要，人人都是本位主义，作家并不例外。我们一向接受的那些思想，“巧为拙者奴”只宜写散文，“万物静观皆自得”只宜写诗，“温柔敦厚”怎样产生小说？尤其是波澜壮阔、摇荡心旌的长篇小说。难怪当年小说作家纷纷靠左，他们多半是原则依附技术，形式决定内容，更何况遵守这一条路线写作，作品容易发表，发表后有人叫好。这条路走下去，以后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空口无凭，天外飞来旁证，葛贤宁来讲小说，治安机关接到密报，他在小说组宣传唯物辩证法。国民党领教过中共群众运动的厉害，最怕集会结社，小说组是党国要人张道藩创办，而且由赵友培、李辰冬这样可靠的人经手，学员只有三十来个人，多年后得知，情报机构仍然派人参加学习，而且不止一个机构插手。“告密”引来调查，赵友培应付有方，遮挡过去，葛贤宁愤怒痛苦，形诸文字，他和赵友培的关系出现裂痕，对小说组的同学也有了分别心。

那时我发现，评论家对别人的作品指出缺点的时候，要能同时替作家提出更好的设计，空谈作品“不应该”怎样怎样，只有增加写作的困难，引起作家反感。你提出来的设计，名作家可能拒绝接受，正在成长的新作家一定乐意吸收，你只能在表现方法上帮助新作家一直成长，希望他将来不会离你的愿望太远。后来文协办了一份刊物，叫做《笔汇》，我在上面对批评家提出建议，周弃子写了一篇文章，把我大大地嘲笑一番。周是诗人，旧体诗写得极好，他应该知道我的想法在古人的《诗话》中早有先例。

我也知道当时没有人能够采行我的建议，幸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后来现代主义帮助作家跳出唯物辩证的怪圈。不过“否定之否定不等于原肯定”，现代小说对反共、对鼓励民心士气并无贡献。

一九五一年，张道藩虽然还没做“立法院长”，早已是个大忙人，他形容自己的生活除了忙，还有“乱”。难得他来小说组讲过两堂课，参加过两次座谈，还带着小说组的学员游阳明山，那时阳明山还是禁区，没有开放游览。

道公讲课难免有党腔官话，可是他在某次座谈的时候，显示他对艺术有高深的了解。那天小说家王平陵发言，他说学习写作不可摹仿大师经典，“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怎样“得乎上”呢，他说要“取法乎下”。

什么是“取法乎下”？他没有说，那时以我的了解能力，“下”就是民谣小调，神话传说，野叟的笑谈，儿童的直觉，甚至包括幼稚的新手所写未入流的廉价读物，作家可以从其中得到新意。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说，文学有生老病死，生于民间，死于文士之手。道公起立发言，他的说法不同，他说如果取法乎下，这个“下”就是人生和自然。人生和自然怎么会是“下”呢，那时的说法，作家从人生和自然取材，那是未经加工的粗坯，还没烧成瓷器。

他这句话费我思索，由“下”到“上”，由粗坯到瓷器，中间怎样连接起来？许多年后，我忽然把道公的“取法乎下”和古人的“师造化、法自然”合成一个系统，所谓自然，并非仅仅风景写生，所谓人生，并非仅仅悲欢离合，人生和自然之上、之后，有创作的大意匠、总法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家艺术家从天地万物的形式美中体会艺术的奥秘，这才是古人标示的诗外、物外、象外。作家跟那些经典大师比肩创造，他不是望门投止，而是升堂入室；他不再因人成事，而是自立门户；他不戴前人的面具，而有自己的貌相，这才是“上”。

我把“取法人生自然”拉高到宗教的层次，作过几次演讲，在演讲中不断整理补充，七十岁后才写成正式的论述。对文学，我只有想法，没有研究，用佛家的说法，有顿悟而无渐修，许多“灵感”被人久借不还，我对道公“取法乎下”的发挥却未见知音。

国学大师、红学大师潘重规来跟我们讲《红楼梦》，我们听说过他在黄季刚门下受教的故事，慕名已久。他讲话乡音很重，段落长，节奏平，听讲的人容易疲劳。他这一席话材料多，格局大，热情高，如同一桶水往瓶子里倒，瓶子满了还是尽情倾泻。

他的“红学”应该属于索隐派，他说《红楼梦》是用隐语写成的一部隐书，借儿女之情暗寓亡国的隐痛，贾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夺宝玉，代表明清争夺政权，最后林输了，薛赢了，也就是明亡清兴，改朝换代。

我受胡适之考证派影响，对索隐派并不相信，可是那天我被潘重规搜罗的“证据”吓倒，他说《红楼梦》里有人称贾宝玉为“宝皇帝”，梦中鬼神也怕贾宝玉，说什么“天下官管天下民”，他说刘姥姥游大观园，指着“省亲别墅”牌坊，竟说那四个大字是玉皇宝殿。

《红楼梦》的作者自己承认他使用隐语写书，像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言（假语村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三春去后诸芳尽（三女子探春、迎春、惜春）。潘重规说，这些隐语摆在明处，为的是指示我们还有许多隐语藏在暗处，等待研究《红楼梦》的人找出来。他除了内证还有“外证”，他举中共文宣为例，国共内战末期，福建还在国军手中，某一家戏院上演京戏，贴出海报，四出戏是“女起解，捉放，黄金台，汾河湾”，戏码中暗藏解放军的标语“解放台湾”。

我耳朵听《红楼梦》，心中想文字狱，专政下的文人都该读索隐派的红学。难怪皇帝以为“维止”是砍掉雍正的脑袋，“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污辱大清王朝，也许那个主考官、那个诗人真有那种机心。姜贵的长篇小说《重阳》，结尾处出现两个共产党人，“一个矮胖女人紧靠着一个细高的男人走，远远看去很像个英文的 d 字。”姜贵告诉我，他这样安排为的是暗示两人走上死路，die。这多么像是索隐派手法！

一九五一年前后，台湾治安机关患了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好像仓颉造字的时候就通共附匪了。他们太聪明，写作的人也不可迟钝，你得训练自己和他一样聪明。那几年，我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然后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歧义一一杀死，反复肃清，这才放心交稿。那时，我认为处处反抗政府和处处附和政府都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作家无须闯了大祸才是第一流，“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到底比“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低一档。

梁实秋教授讲“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名角大戏，无人缺课。梁先生沉稳中有潇洒，可以想见当年“秋郎”丰神。

听了这堂课，我对莎士比亚有如下的认识：莎翁能为剧中每一个人物设想，每一个人物都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充分发挥，所以他的戏“好看”。李辰冬主持口试的时候，提到作者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给作品中的各个人物，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第二天，我开始读朱生豪译的莎剧，一个月内读完全集，眼界大开。

梁教授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时代舞台条件简陋，表演受各种限制。想必是这个缘故，许多事得由演员说个明白。莎翁台词冗长，剧中人表白动机，补述因果，描写风景，辩论思想，这些在现代戏剧中都是大忌，却是学习小说散文的奇遇，我喜欢莎剧台词中的比喻，曾经把全集所有的比喻摘抄出来，反复揣摩，功力大进。

正因为莎士比亚能为剧中每一个人设想，所以剧中人说的话未必代表莎翁本人的思想，我们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而注明“莎士比亚说”，恐怕是错了，莎剧中的名言警句都可以作如是观。我们写小说也可以这样办，林黛玉尚性灵，薛宝钗重实际，两人各说各话，都不替曹雪芹代言，写散文就另当别论。我学写小说无成，专心散文，但小说的残梦未醒，常常在散文中行使小说家的这项特权。

师大教授李辰冬，他是一位忠厚的读书人，也许因为忠厚，他的口才平常。他担任小说组的教务主任，天天跟那些大牌讲座周旋，那时家庭电话稀少，彼此沟通要写信或是拜访，写信要起承转合，拜访要挤公共汽车，工作挺辛苦。

那时（一九五一）谈到青年文艺教育，人人要问：“拿什么做教材？”当年谈文学必称鲁迅，谈小说必称巴金、茅盾、老舍，国民政府撤到台湾以后，把这些人的书都禁了，家中有一本《子夜》都是犯罪，你怎么教？张道藩筹办小说创作研究组，先和李辰冬、赵友培商量这个问题，李公主张“学西洋”，他说三十年代的作家当年学西洋，我们今天可以直接学西洋，我们不跟徒弟学，我们跟师傅学，徒弟能学到的，我们应该都能学到，他们没学到的，我们也能学到。他这一番话成为小说组的课程标准，并且影响国民党当时的文化政策。

小说组开课以后，这里那里有人写文章质疑：作家是可以训练而成的吗？我当时觉得奇怪，办小说组增加文学人口，文艺界人士应该乐观其成才是。文协无人回应外界的批评，李公胸无城府，有话直说，他表示文艺创作是可以学习的，莫泊桑就是福楼拜的学生，“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即使是李白也有个模仿的阶段。六个月后，小说组结业，小说作家兼专栏作家凤兮讥诮我们：“三十个莫泊桑出炉了，福楼拜在哪里？”他这篇文章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他的女朋友也是小说组学员，是我们的五个女同学之一。凤兮主编新生副刊，常常照顾青年作家，他一出手，我们做人好不为难。

作家也需要训练吗？小说作家黎中天曾当面问我，那时他为“自由中国之声”对大陆广播写稿，也在“中广”公司节目部上班。我问他，音乐绘画舞蹈戏剧都要经过一个训练的阶段，为什么你单单对文学怀疑？那时，中央副刊的孙如陵主编私下说了一句公道话：“教育是提供一种可能，而非制造必然。”后来，这个问题跟大学的文学课程挂钩，争论了二十年，最后出现高潮，即所谓大学文学教育论战。

李辰冬有两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发酵。谈到文学的定义，他说文学是“意象用文字来表现”，他把“意象”放在前面，甚为独特。谈到文学的思想主题，他引用了一句话：“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这两句话在我心中合而为一。

什么是意象？那时没听到明晰的界说，有人只用一个“象”字，有人不用意象而用“形相”。我长年琢磨，“意象”应该不等于“象”，它是“意”加上“象”：意在内，象在外；意抽象，象具体；意是感受，象是表现方式。诗人的感受是：打击虽然严酷，人格依然坚持，诗人写出来的却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也就是“意”隐藏在“象”里。有一年看电影《梵谷传》，梵谷自述创作心路，他说“我拆掉了感觉和表现之间的高墙”，一语道破，豁然大悟，感觉就是“意”，表现就是“象”，梵谷说拆掉高墙，我称之为“象中见意，寓意于象”。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

不过这个“隐藏”那时也的确难倒了我。

政大教授王梦鸥，他教我们写小说的各种技巧，单是景物描写就花了十个小时，包括实习。那时我勉强有议论叙述的能力，完全没有描写的能力，我必须越过这个门槛，才算迈进文学的大门。依梦老指示，描写风景要用几分诗心诗才，我因此重温唐诗宋词，首先学会的，就是诗词中组合实物的方法，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例如“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梦老称之为“布景法”。

梦老另一重任是主持分组指导，我正好分在他那一组，记得同组者有程盘铭、施鲁生、罗德湛……人数少，议题集中，注意力也集中，留下很多亲切的回忆。我的追求偏重表现技巧，梦老在抗战时期曾经参加戏剧工作，戏剧极其重视效果，没有“得失寸心知”那回事，因之戏剧集表现技巧之大成，没有“行云流水”那回事，梦老所掌握者丰矣厚矣。梦老常说，戏剧用霸道的方法，小说用王道的方法。我的理解是，戏剧技巧丰富，写小说用不完，也不需要那么多，只消搬来一部分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我勤读剧本，我工作的地方（中国广播公司资料室）藏有许多许多剧本，大半是三十年代的作品、五十年代的禁书，我得到了益处。

梦老把梅里美的小说《可仑巴》译成中文，正中书局出版。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卷首两句题词：“恩仇不报非君子，生死无惭有女儿”，对仗工稳，应是出于梦老手笔。这本小说有谨严的戏剧结构，情节集中，高潮迭起，堪称为小说和戏剧的美妙结合，梦老选译这本小说，大概也是有心吧。我喜欢这样“王霸互济”的小说，甚于喜欢那种江河横流、首尾不相顾的小说，我反复研读《可仑巴》超过十遍，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写出这样的小说……

一九六四年，帕米尔书店出版王梦鸥的《文学概论》，读这本书，我得以把我对文学的认识作一整合，也看到了艺术的高度。我常常提着两瓶“屈臣氏桔子水”到木栅拜访梦老，掏出书本，提出看不懂的地方，他总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厌其烦。梦老曾说，这本书的名字一度定为文学原理。没错，他是把“原理”拿来“概论”了一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来我觉得文学艺术也像宗教一样，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所不在，无迹可求。再到后来，天国的至美，上帝的至善，永不可及，永远是我们内心秘密的安慰。一九九五年《文学概论》的增订本由“时报”重新印行，书名改成《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仍然很谦和。

师大教授赵友培是小说组的总务主任，我们背后尊为赵公。他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反应敏捷，办事井井有条。他的朋友虞君质当面笑他：“如果国民党万世一系，你的长才一定前途无量。”

他多年从事青年文艺工作，循循善诱，使我想起夏丏尊。我感念夏老，没见过夏老，我觉得赵公很像夏老，他指导文艺写作更精到完整。那时我立志做另一个夏丏尊，赵友培证明世上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夏丏尊。那时指导青年写作的书难找，艾芜的《文学手册》只有一些简明的常识，夏丏尊的《文心》启发性大，全书程度忽高忽低，力行颇为坎坷。赵友培把创作活动分成六个要素，把这团乱麻整理出头绪来，既利初学，又助深造，由入门到入室不离这门功夫，我在好几个地方介绍他的理论，帮助了许多人。

创作活动的六大要素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最后加上“表现”。我曾把这六要比做佛家的“六度”，画家的六法，任何宗派都列为必修。赵公教我们用各种方法训练观察和想象的能力，我一一照办，随时东瞧西看，掏出日记本或小卡片记录，因此曾引起特务的注意，一路跟踪到“中广”办公室。对于“选择”，我常常默想老子出关为什么骑牛，而且是青牛，他为什么不骑马。丁公归来为什么化鹤，他为什么不化鹰。庄周为何梦见化“蝶”，东坡为什么幻想乘“风”。传说李白捉月淹死，杜甫饥饿中撑死，两人的死因为何不能调换过来。没有这六要，文学写作要靠“生而知之”，有了这六要，文学写作就可以“困而学之”。

那时反共小说刚刚“上市”，货色幼稚粗糙，难以指望发生社会效应。有一次座谈会上，我问怎样写出很好的反共小说，赵公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写反共小说写不好，“将来”由大陆上的作家来写，他们才写得好。满场学生没人能听懂这句话，共产党统治下的作家怎么能写反共小说？我们没有历史眼光。后来“反共”在台湾已成笑谈，“反思”则是中共治下严肃的主题，文学史虚席以待，我们佩服赵公的先见之明。

胡适从我心头走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到台北，共军夺得大陆江山。“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急于探索答案，那时你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听到人人有个“假使”：假使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庆杀掉毛泽东，假使马歇尔不来调停国共冲突，假使不裁编军队，假使不行宪选举，假使不发行金圆券……

许多人借着“假使”推卸责任，归咎别人：舆论取悦中共，学潮幼稚疯狂，奸商兴风作浪，官吏贪污无能，军队骄悍愚昧，党部与民众脱节，一一发掘出来，万象杂陈。有人喟然叹曰：“中国大陆‘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万万五千万条，每个中国人一条。”（那时号称中国人口为四万万五千万人。）

这些琐碎的谈论汇合成两个庞大的议题，各据一方，针锋相对。这一边说，中共能够席卷天下，因为他彻底控制了人民，今后反共，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于是出现一个口号：“向敌人学习”。

另一边说法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做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今后反共，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一场言论大战吸收了所有的假设，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执。那时中共“血洗台湾”的口号震天动地，如何保全这最后一片土地，人人煞费思量，情急之下，选边插队，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时我是一个喜欢思想的青年，又在传播思想的媒体工作，成为双方忠实的读者。

我常想，为什么要“向敌人学习”？为什么要那么狠、那么诈、那么残暴专横？因为要打败共产党。为什么要打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阴狠横暴”。听起来好像天下的坏事只有国民党可以做，共产党不可以做，国民党好像和共产党争做坏事的特权。他们的理论有缺点，我急于知道另一边怎么说。

一九五二年，胡适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万人瞩目，他在台北公开演讲，开宗明义解释什么是自由，他说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没几天报上出现严厉的驳难，质问他：“官吏由自，谁不贪污？学生由自，谁肯考试？军人由自，谁肯打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论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战应该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之后，在此之前，略有零星接触：一九五○年，《扫荡报》主笔许君武曾向台大教授殷海光挑战，稍后，《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曾向台大校长傅斯年挑战，直接间接都是为了自由主义。

胡适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他从未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他的伙伴们树立了这样的旗号，而他俨然成了领袖。比起《独立评论》时代，他上场的时候不多，但是正如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雷震所说，别人写的文章都会记在胡适的账上。

我开始用心阅读《自由中国》半月刊，它每一期给我的感受都像探险。我是训政时期长大的青年，我们被一再告知：自由诚可贵，纪律价更高。依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杰出的领袖要有一群杰出的人物跟随他，这一部分人交出个人的自由，各尽所能配合他，创造环境，成就一番事业。拥有个人自由的大众，只能享用成果，因此个人自由是一个比较低的人生境界。

《自由中国》完全“颠覆”了这个观念，它灌输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组织和纪律只能给你低级的人生，甚至是可耻的人生。在我看来，《自由中国》的杀伤力并非批评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我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如此这般固然可以融化“铁板一块”的共产党，可是国民党的同舟一命、万众一心也就成了笑柄。

那时我正在思想上寻求出路，胡适和他的伙伴们一言一行，都曾在我心中千回百转，我读《自由中国》受益良多，但是我必须说，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只能修身齐家（也可以办大学），不能治国平天下。他们从未谈到，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国的大计而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郑学稼质问：“如果老百姓一直做奴隶，为什么要一个打败仗的做主人？”问得好厉害！可是如果打胜仗可以不做奴隶，又如何始能打胜？富兰克林说：“为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两者皆空”，精彩！可是为自由而牺牲安全的人呢？

想那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实行宪政，有意推举胡适做第一任“总统”，据说胡先生动了心，跟他的一位朋友商量，朋友问他，当了总统能否指挥军队，胡氏废然作罢。我认为胡适是否出任总统，问题不在能否指挥军队，而在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如果他做总统，照例要向三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训话，他难道还能说“自由就是由自”？他照例要在国庆日发表文告，他岂能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造成的”？他要说什么样的话鼓励敌后的工作人员？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安慰殉职警察的家属？英美是我们心目中民主自由的圣地，大战时期，丘吉尔也得告诉英国人，与其个别受刑，宁可全体受刑（与其在敌人占领下任凭宰割，不如团结牺牲击退敌人）。冷战时期，甘乃迪也得告诉美国人，与其戴着奴隶的枷锁，不如背起士兵的背包。

胡适和他的伙伴们，既然没有给军队、情报、警察留下生存的意义，这就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军方为了照顾士气，对他的官兵要有个说法，于是出现所谓围剿。当时虽然金鼓齐鸣，但出手的媒体不多，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剿”则有之，“围”则未能。

我也细读了那些文章。批胡者使用毛式语言，毛泽东创一代文风，语言有霸气。批胡者引述胡适的话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以自己的议论混杂其中，常常把他对胡适意见的了解当做胡适的意见，把假设将要出现的情况当做已经发生的情况，东拉西扯，迂回包抄，以量代质，小鱼吃大鱼。这些文章锁定以基层官兵为对象，想必是作者迁就读者的水准，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驷对上驷。也许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诸葛亮要骂死王朗。胡适大概从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这样使用。

胡适从未公开反驳台湾军方的指控，好像也从未在私下对朋友说过什么。有人认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适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将没有时间再做任何事情。倒是军方的记者好奇，利用采访之便私下提问，想知道胡适对“我们”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据转述，胡适的答复是，“你们”批评我的时候，应该同时把我的文章登出来，让读者看看我究竟说什么。可见军方批胡文章他还是看了！还是看了！胡适常说自己有严重的心脏病，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拒绝为这样的病人保险，不管他怎样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会使他延年益寿。

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心脏病猝发逝世，发病时正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会议上演讲，也提到有人骂了他四十年。在场采访的记者看见发生了大新闻，赶紧发稿，惟有“中广”公司派去的一位刘小姐没有回声，新闻组的同仁好生纳闷。后来知道，胡先生倒地以后，台大医院院长立刻上前救护，发现心脉业已停止，刘小姐悲从中来，躲到外面痛哭，她向公司同仁解释：“这么好的人都死了，哪还有心情发稿！”那时盛行由女记者跑文教新闻，胡氏跟每一个女记者都相处得很好，惹得好几位女士引为知己。后来新闻系教授讲新闻采访要冷静客观，常引这段轶话作反面教材。

世人都说蒋介石专制极权，气死胡适、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来，蒋介石总统使用“两手”策略，他也许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我不是评断谁是谁非，我只是指出因果。

胡适也觉得雷震越过了警戒线，写信劝他，信中引用了“杀君马者道旁儿”，雷震不听。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同仁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殷海光写文章公开反驳。你既然给“自由”下了那样的定义，怎能怪人家“由自”？雷震动手组织反对党，计划到全省各地举行地方自治座谈会，结合本土人士，自南而北串联，这已经不仅是言论，这是行动，那时连我这样一个青年都知道，蒋氏对言论（尤其是有国际背景支持的言论）可以给予最大的容忍，对行动（尤其是有国际背景支持的行动），必定保持最高的警戒。目前只宜坐而言，切忌起而行，雷公居然操切从事，命耶？数耶？

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出版二○六期之后，雷震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公无渡河！公竟渡河！逮捕在夜间秘密执行，总有人知道消息，国民党中央两位主持文化宣传的要人同乘一车，停在雷宅门外暗处，“欣赏”特务人员把雷震押进囚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国民党伤害之大，双方积怨之深，可见一斑。

《自由中国》横扫千军，无人敢挡，最后由蒋介石总统裁定法办，新闻圈盛传，蒋氏问左右：这本杂志办了这么久，登了这么多危害党国的文章，何以无人及时处置？谁该管这件事？左右有人说，依照出版法规定由台湾省新闻处长负责取缔。蒋氏问处长是谁？回答是王道。蒋氏说了一句：这样的人怎么能做新闻处长？于是王道立刻辞职。

我们都知道，每一期《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新闻处都立即作出审查意见以最速件报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中央从无答复，最后把责任推给王道，王道不能申辩，这就是官场文化。王处长形貌伟岸，声音洪亮，言词恳切，深得作家好感，他曾举行茶会劝外省作家发掘本土题材，新闻处愿提供各种协助，包括交通食宿参观访问体验生活阅读文献等等，一再声明对作家没有任何要求，可惜作家无人响应，以致后来惹本土作家多少责难，外省人只爱泰山不爱阿里山。

看雷氏入狱出狱，可知他并无坐牢的心理准备，他不是烈士。《自由中国》诸贤何以要“呷紧弄破碗”，费我半生思量。看后来的世界大势，他们也许知道美国的底牌，美国一定保护台湾，制止中共的武力统一，国民党的战争心理是多余的，台湾因准备战争而牺牲民主自由，根本是无谓的浪费。他们也许并不知道美国的底牌，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那时美国是国民党政权的救星，美国政府是台湾的民主运动安全可靠的保护伞，蒋介石必须为他们留有余地，因而低估了蒋氏的决心。

雷案发生后，当局没有展开对孙立人那样的清洗，我们那些在民营报刊舞文弄墨的人也没有觉得“风紧”。毕竟枪杆子重，笔杆子轻，蒋氏可以继续玩他的“两手”。

五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我撕裂，还好，《自由中国》教人独立思考，也训练我对人生世相的穿透力，有这一番长进，我得以从两者之间全身而退，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够格的作家。有一些人抱着押宝的心情，你玩两手，我押一门。有人押大，服从集权，有人押小，争取民主，不但本省人普遍押小，外省人也越来越多，押小的人赢了。

今天后见之明，押小一定赢。长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权也像人一样，不能永远握紧拳头，必须放开。人性“落水思命，得命思财”，大略言之，五十年代是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十年代进入“思财”，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算盘。历史俱在，政府常用强悍手段营救社会，社会得救后再转过头来清算强悍手段，两者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蒋经国上台执政，他好像有新的领悟，民主自由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自由中国》横跨五十年代，在世十年九个月，出刊二六○期。我觉得它前一段时间平淡，后一段时间偏颇，“中段”声望最高，十年阅读，他们在我心头留下深刻的脚印。任何一个作家都向往民主自由，单凭民主自由似乎又难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答案，还是靠《自由中国》给了我一个“解释”，我读到这么两句话：“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方法。”

就这样，台湾破船多载，摇摇摆摆行驶于左右暗礁之间，皇天后土！最后总算到达彼岸。

广播文学先行一步

《扫荡报》停刊以后，我转入“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工作，负责搜集资料供应节目使用。资料科是个“人才转运站”，卜幼夫的夫人（小说家无名氏的弟妹），李春陔（党务专家），还有一位莫太太，当时著名的反共作家，《毛泽东杀死了我的丈夫》一书的作者，还有一位经济学者（忘了名字），都曾来资料科短暂共事。

那时“中广”总经理董显光经常出国，副总经理曾虚白坐镇当家，他觉得节目播出的文稿语句生硬艰深，大众难以接受，主张建立“广播文学”。那时“编辑组”主管节目稿件，寇世远做组长，他奉命草拟大纲呈阅，曾副总对空泛的理论没有兴趣，他从每天修改广播稿入手，稿件播出以前送到他那里审阅，他亲笔批改再交给执笔人。这就惹怒了一位编撰，他本是湖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逃难入台，同乡照顾他到电台为一个叫做“自由谈”的节目主稿。他说：“这年头君择臣、臣亦择君，曾虚白不能拿我做小学生！”立即拂袖而去，节目出现空档。

这时所谓白色恐怖已经弥漫，寇世远因案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的布道家）。王健民接任科长（他是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他对我的文章有印象，命我赶写一篇十分钟的“说话稿”紧急填补，他要我以“车祸”为题，配合台湾省政府推动的交通安全。我的文章大意是，台湾本来汽车很少，市民对车祸没有戒心，现在汽车增加了很多，司机又喜欢超速，以致常在十字路口伤人。我说而今而后，市民必须记得汽车是“市虎”，司机也必须记得他操纵的是杀人凶器。行人在马路上是弱者，汽车是强者，政府的天职是压制强者、保护弱者，对闯下大祸的司机定要追究责任，严厉惩罚。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为我以后二十年写时事评论定下调子，中庸温和，责备强者，希望政府维持社会的公平。二十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想法迂阔，在这方面我是后知后觉。

紧接着我奉命写一篇二十分钟的“对话稿”，讨论台湾是否可以跳舞，交“民间夜话”节目使用。今天看来，跳舞不成问题，但是自我有记忆以来，跳舞是个大问题，它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引人嫉恨，它和政府耳提面命的战时要求违反，激发群众的制裁心，但是跳舞也一直在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存在。一九四六年我道经上海，各报正热烈辩论跳舞存废，我既温习了反对的理由，也吸收了赞成的理由，成竹在胸，一挥而就。既是对话就得布置冲突，我那时已熟读若干剧本，略窥门径，节目中男女交谈，一个赞成跳舞，一个反对跳舞，双方各执一词，畅所欲言，执笔人没有预存立场。最后暗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跳舞的害处既没有乙方所说的那样大，跳舞的益处也没有甲方所说的那样多，听众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编撰科长王健民，编审组长匡文炳，节目部主任邱楠，这几位层峰上宪对我的写作能力满意，我能根据命题作文，能写流畅的白话文，能写对话，内容直指现实而又不流于偏激，写作的速度也够快，正是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我立刻由资料科调到编撰科，接替那位参议员的工作。曾虚白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可是我总以为我是在他倡导广播文学的时候应运而出，我有责任研究、实践、宣扬他的主张。

紧接着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了，台湾庆祝“蒋总统复行视事”周年，电台制作大型的特别节目，节目内容要先写成文字稿，上级指定由我执笔。论年龄我是后进，论资历我是新进，这样重要这样敏感的工作，正是节目部放在我面前的一块试金石。

“蒋‘总统’复行视事”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得解释一下。

国共内战有所谓三大战役，国军在这三次战役中都打了败仗，几乎可以说全军覆没，国内国外都认为蒋介石总统无法收拾大局，副总统李宗仁又自信可以争取美援进行和谈，一九四九年一月，蒋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依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总统“因故不能视事”，由副总统代行职权，如果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位。蒋氏引用的是前一条文，他仍是总统，只是目前不能处理政务。

李代总统争取美援失败，和谈也破裂，共军渡江，国民政府迁台北，李氏飞美养病。一九五○年三月，蒋总统认为“不能视事”的原因消失，宣布“复行视事”，报纸标题为了减少字数，称为“总统视事”，广播跟着报纸走，也用“总统视事”。我一看这四个字就觉得怪怪的，仔细一想，“总统视事”和“总理逝世”根本听不出分别来，这还了得，文字狱就在你身边！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字形，忽略字音，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留下这样一个瑕疵。

我立刻去见节目部主任邱楠，说明顾虑，他立刻拿起电话报告中央党部第四组，从前的宣传部。四组不敢怠慢，当天以“最速件”行文各报社电台改用“总统复职”。自此以后，所有的公开文件都不用“视事”，只见“复职”，虽然违背宪法也顾不得了。

进了广播这一行，才知道同音字是一大患。那时称赞人才，常说他是某一行业的“奇葩”，这两个字难听，经我“揭发”，广播予以淘汰，报纸杂志继之。菲政府很像“匪政府”，改成菲律宾政府就清楚了，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听来好像是“伪中华民国”，改成“是中华民国……”就安全了。台中有一家农民广播电台，农民节那天，电台为了显示专业特色，整天呼喊“各位农胞”，听来像“脓包”。

由同音字容易出错，我进一步发现双声叠韵也容易听错，像七点半／七点吧，甜豆浆／咸豆浆，王明东口头报名，登记下来的名字是王明登，老师呼喊李瑞兰，跑过来的是李瑞莲。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是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常常口头传送电码，“一”和“七”容易相混，“零”和“六”容易相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们改变字音，读“一”为“么”，读七为“拐”，读“零”为“洞”，读“六”为“路”，造成明显的区别。

再进一步，我发现广播稿听不懂或听不清楚的地方，大半由文言的词汇或句法造成，文言求简，尽量使用单音词，同音混淆的情形严重。文言还有一些词汇，声音模糊不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写广播稿要遵守多少清规戒律，最简易的办法是对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话靠近，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天天改进说话的方式，早已把一切容易听错难以听懂的词语淘汰干净了。

“人民大众”早已把辛弃疾换成辛稼轩，把读物换成读本，把出租计车换成计程车。早已把“如”换成如果，把“但”换成但是，把“虽”换成虽然。在他们口头，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饭桶、听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不在乎多一个字，他们叫爸爸、妈妈、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们说“老”鼠，石“头”，桌“子”，尾“巴”。……

再进一步，我发现句子太长也使听众穷于应付，时间不停留，后浪前浪，印象残缺不全。那时流行长句。执笔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译为一句白话，泥泞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该是受“欧化”影响，英文句法繁复绵密，听觉来不及破解。我这里还有中央通讯社译的新闻稿，每条新闻的第一句总是很长很长，堪称欧化长句的典范：

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权威学者参加的国际防癌会议

美国国务院否认外传美国空车喷射机进驻苏俄刚刚从摩洛哥撤出的空军基地

行政院院长今天下午三点钟在立法院第二十六会期第三次会议中答复立法委员周雍能张其彭牛践初鲁荡平就施政报告提出的询问

广播记者争相仿效，于是在实况转播中可以听到：

“步下飞机的朴总统夫人穿的是苹果（停顿换气然后）绿的旗袍”

某太太听到这里，很纳闷她为什么“不”下飞机，然后，是了，她还没穿好衣服。

“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然后）的肖像”

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来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人民大众”口头沟通没有这样的句子，国语专家何容说，通常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因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

一九五二年这一年，我在“全国各公民营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杂志》（周刊）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门讨论广播语言，九篇连带讨论广播语言。我也在台北市记者公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播音员和广播编辑的专业角色。台湾报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概以这一组文章最早。

那时，“大众传播”一词尚未在台湾出现，新闻学家还没把广播列为正式的门类。当然现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论文，四海已无闲田。

那时政工干校首先重视广播，然后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他们以职业训练的观点重视我的建议。正声广播电台创办人夏晓华，致力提高民营电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纳我的观点。“中广”招训新播音员，增加一门课程，叫做“怎样写广播稿”，约我担任讲员。

各广播电台渐渐重视文稿，“讲话节目”的重要超过音乐，写稿好手知名度渐增，警察电台有罗兰、卢毓恒，正声电台有夏晓华、李廉、赖光临，“中广”公司有纽先钟、郝肇嘉、赵淑敏、万杰卿、骆仁逸，我跟他们颇有渊源。军中播音另成系统，大作家朱西宁、管管、吴东权、痖弦早年都曾是节目部过客。军中康乐人才无数，他们有演话剧说相声的经验，语言能力强。政工干校教授祝振华是语言传播的专家，他也成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广”出版《空中杂志》半月刊，“热门音乐”主持人刘恕主编，他约我写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广播写作》。在台湾，这是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门著作。“中广”救我于穷途之中，这本书算是我的回报。

有人以资深作家为对象，作一系列的访问，冠之以“奠基者”。我对这位热心人说，我处处都是“后学”，只有当年在广播文学肇造的时代，算是放下一两块石头。

当然，以上仅是广播文学的语言问题，除此以外，我在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方面也说了很多话，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人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的经验是“用然后知不足”，我总是还没有学，就要用，一面用，一面学。

进广播电台做了专业撰稿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点，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时候，我是说一九五一年，别人写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立志要做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

国民政府虽在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党营的广播事业仍有训政思维，人站在麦克风前说话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讲天经地义，当然可以用直率的、热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输给对方，排闼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条鞭，接受宣传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一个人是否可以救药，要看他对“总统”文告、《中央日报》社论的态度。那时杂志、报纸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面无表情。

那时台湾的宣传颇有悲剧气氛，中共在大陆各地展开清算斗争，余悸犹在，大难将临。茅蕉对秦王说过：“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媒体发出“死亡”的警报。田单守即墨，“将帅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黄宗羲说：“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气在郁结激荡，宣传品反应最直接，因此最快显示出来，它们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预察毁灭将临，起来奔走呼号。

那时大家的口头禅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糖衣”两个字后面紧跟着“毒药”，真理总是带着压力，趣味是为了熊掌而必须舍弃的鱼，人应该自动接近有益的经验教训，不可等待它向你讨好献媚。广播教忠教孝，说仁说义，可以提升人的品质，如果有人不爱听，他应该检讨自己的人品，不是检讨宣传的内容。偶然有听众投书“中广”，批评讲话节目硬性说教难以接受，“中广”节目部有人怀疑投书者决非忠贞军民，主张把来信交给警备司令部参考。

那时台湾收音机稀罕，为广播节目写稿的人难得听见自己的节目，更难得听见别人谈论自己的节目，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机关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广播杂志》还得开个专栏，告诉大家怎样使用收音机。一九五三年“中广”公司成立业务所，使用美国进口的器材装配收音机，每架售价新台币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机显然难以普及。

“中广”公司节目部设在新公园一角，隔着公园和省立博物馆相望，博物馆后面新公园里有一个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宫灯式”的建筑物，底座很高，顶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棂，窗棂里面装着播音喇叭，地下有电线和节目部发音室连接，坐在花架下面可以听到广播节目。这是日本治理台湾留下的设备，外形美观，声音轻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军国主义时代也有这样温暖的设计。

夜晚无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长椅上听自己写的讲话节目，琢磨语文方面应该改进的地方。夏天总是满座，他们大概都是家中没有收音机的人吧，后来认识编剧家朱白水，他说他也经常是座上听众。也许是因为那里灯光并不明亮，我们没有在那里相遇。

我观察他们的举动，寻找文稿的得失，终于发现“趣味”重要，如果有人听到一半，起身离去，多半因为语言无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着拐杖，经过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写的节目，他恰巧听见一句有趣的话，居然站在那里听完下面“无趣”的部分。正如朱白水所说，编剧要坐在台下看演出，才知道剧本应该怎样修改，我也从文稿变成声音以后，寻找听众的好恶，发现稿本潜在的、隐藏的、习焉不察的瑕疵。

一年又一年，公园里的喇叭不再发声，据说是因为收音机逐渐普及了，“中广”切断线路。一年又一年，据说因为台湾风气日趋浮华，人民生活和时代任务脱钩，为了唤起“平时如战时”的意识，军方在台北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园的办公室里都能听见，火车站里鹄立买票引领候车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来焦躁，声音暴力增加他们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间，那时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月色惨白，长街寂无人声，惟有这高分贝音波来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墙上又泼回来，顿觉气氛恐怖。日本人装设的喇叭那样轻声细语，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鲁。

再过一些时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据说美国政要费吴生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夜间被迫接受这无法拒绝的喧哗，难以安眠。她写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诉，中央高层这才进行检讨，发现台北市的“中央车站”关系国际视听，为免目中无人，决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后，我发觉宣传风格逐渐改变，以前像注射一样“自外打进”的做法从各方面步步退缩，军方提供这个喇叭可以当做符号，它是战时与和平时宣传的分水岭。

我的觉悟比较早，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我连年寻找趣味，学习怎样使听众“欣然接受”，不必倚仗外力强制，我怕有一天“外力”无能为力，我希望那一天不受淘汰。我想起夏丏尊曾在杂志中开设“文章病院”，“中广”没有病院，我只有自病自医。我相信趣味是可以“发现”的，“发现”是角度问题，是态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训练学习，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五位数和五位数相加，那是上帝的事，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一位数和两位数相加，那是教师的事。

教师在哪里？“中广”撤出南京，带来许多剧本，我为了研究小说的结构，一一阅读，发现了丁西林、李健吾、莎士比亚的幽默，他们显示语言的新功能，人生的新样相，简直是个发明家。丁西林含蓄从容，有绅士风度；李健吾比较尖刻，能把法国喜剧完全用中国话写出来，使我这个依赖译本的人惊为奇遇；莎士比亚的机智和哲理又在两人之上。我反复熟读他们的剧本，并且把莎氏喜剧中有趣的句子全部摘抄在笔记本上，时时温习。资料室书架上也有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我读了，算是个反面教材吧，他的语言风格正是我要挣脱的罗网。

小说方面，我读到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都德的《小东西》，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传》，还有钱锺书的《围城》，批评家称道这些作品有多方面的成就，我管不了那么多，只吸收其中的喜趣。散文方面我读到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我喜欢他们甚于鲁迅，梁氏散文有时装腔作势，使我想象喜剧演员的身段，林语堂以白话稀释中国典故和成语，似正似反，若即若离，用他的方法调和广播和文言的关系，效果极好。

天缘凑巧，“中广”开办了一批新节目，其中有个“电影介绍”，由我执笔，我每天都要去看一部电影，工作压力很大，常常在电影院里睡着了。那年代，美国好莱坞倾尽全力征服第三世界的观众，台湾电影院大量放映美国影片，我非常喜欢喜剧明星鲍勃霍伯和大卫尼文。即使是西部片和爱情片，也都有笑料穿插陪衬。记得有一部间谍片，情节紧张，甲方的间谍请乙方的间谍抽烟，香烟在嘴里爆炸了，乙方间谍倒地不起，甲方间谍把手中的空盒丢在他身上，扬长而去，这时镜头推近盒上的一行字显示出来：“吸烟有害健康”，顺手点染，无意得之，最适合广播取法。

修这一门功课，大概费了我十年工夫。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等于要我脱胎换骨。人生在世岂能脱胎换骨？最多也只有变化气质吧，我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吞食一切有趣的东西，没有中毒。我在大刺激大震荡之后一度陷入昏沉麻痺，了无生趣，职业训练使我慢慢醒过来，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面。

节目部设在二楼，整层楼用甘蔗板隔间，记者、编审、播音员分间办公。这年三月，节目部主任邱楠到任，他把隔间拆除，各组在一个大厅之内共处，一人说话大家都听得见，我的生命中出现了王大空。

那时王大空已是有名的广播记者，仪表俊雅，音质清亮。那时人才缺乏，他能编、能译、能采访、能播音，十分难得。我曾在《美丽的谜面》一文中记述他在新闻采访方面的杰出表现。现在要补述他的另一方面。他谈吐诙谐，是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在新闻组说话常常引得各组同事哄堂大笑。他有时也捧着一杯热茶在各组间走来走去，涉口成趣，临场效果超过谈笑风生。我佩服他，他是当时语言沙漠中的绿洲，对我有启蒙之功。我对他说，我要把他的妙语隽言记下来编一本书，叫做“空言集成”，使当代后世欣赏钦佩他的才华。

“空言集成”徒托空言，我现在把他的代表作记下来几条，表示对他的追思。

那时大家初到台湾，前途茫茫。王大空遇见老朋友，对方问他“近来好吗”？他的回答是“我比将来好”！听者始而愕然，继而失笑。这句话击中了大家的潜意识，立刻成为经典名句。

那时台湾标榜战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许多动人的口号犹在人心，反共文宣再度拿出来使用。例如丘吉尔号召英国人“流血、流泪、流汗”，王大空在底下紧接一句“流精”，四者都是生命的消耗而已，严肃立即化为轻松，而轻松中另有严肃。

各界如有新闻发布，照例“招待记者”，王大空桌上的请柬越来越多，佛教也未能免俗。王大空对我们说，“和尚吃十方，新闻记者吃十一方，和尚也要招待记者。”有人戏言这句话可以上新闻学校招生的海报。

“中央党部”定了个“读训周”，台北市党营文化事业的人员，齐集“实践堂”读蒋公的训词，“中广”播音员白银上台朗读，我们大家在台下“听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八点举行，不许占用办公时间。王大空拒绝参加，事后要我告诉他读训心得，我叹了一口气说：“他讲的话都很对，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话去做，我混不下去。”王大空马上接口：“那当然，他如果也照自己说的话去做，他也混不下去。”语气干脆爽利，办公室里的人听见了笑不可仰。我的天！那年头，这一笑的代价可是超过千金哪！

“中国广播公司”的前身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二十年后，初创时期的职员都升为一级主管，掌理人事、会计、总务、工程（后来又有安全），这些单位属于“管理部门”，节目（后来又有广告）属于“业务部门”，广播电台应该为业务而设，业务挂帅，“中广”公司的情形相反，管理挂帅，电台好像为管理而设。管理部门的几位领袖人物在位甚久，用人如蜘蛛结网，各据领域，节目部杨仲揆称之为“四大家族”。

“中广”按年资付薪水，业务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几乎都是新进，待遇普遍偏低。论工作，做节目要每天产生新内容，奔波操劳，超过总务会计甚多。那时“中广”难以罗致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这是主要的原因。

“中广”有单身宿舍和眷属宿舍，分配权操在管理部门手中。我有一段时间睡在办公桌上，而“四大家族”的某子弟考取军校，他在单身宿舍的铺位空在那里，以备放假时偶然小住，一直保留到他军校毕业。王大空是节目部第一红人，他为了奉养岳母，想由一房一厅的宿舍换到两房一厅，节目部为他争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顺位还得排在总务部一个文书抄写之后。公司本部眷属宿舍集中的地方有两个厕所，其中一个开放公用，一个加锁，由某几个家庭专用。

王大空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说，“他们”是革命先烈投胎，国民党前生欠他们一笔债，他们今生来讨债，来报复，他们要拖垮“中广”。“我们”是军阀转世，当年迫害革命党，现在活该给他们“垫底儿”，受欺压剥削。他那年也许三十岁，绝对没跟佛教结缘，他的表述是文学表述，不是宗教表述，他流露的不是信仰，是幽默感。

都说五十年代是台湾的恐怖时期，王大空口没遮拦，面不改色，直到一九六○年作风依旧。这年六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王大空到机场采访，赶回公司抢发新闻，他匆匆走进大办公室，先说一句“救星的救星来了”！反共文宣说蒋介石是民族救星，事实上台湾靠美国政府协防保护，艾森豪威尔以超强大国的元首访问台湾小岛，国民党人可谓久旱逢甘霖，而王大空以“救星的救星”表述之，特务细胞在旁听了，怒形于色。但是王大空由记者升新闻科长，“科”升格为“组”，他也升为新闻组长，节目部主任邱楠调新闻局，副主任李荆荪升主任，王大空升副主任，李荆荪升副总经理，王大空升主任，一帆风顺。

王大空并没有特殊背景，“中广”总经理魏景蒙用人惟才，不拘细节，魏氏有特殊背景，安全部门无法阻挡。但是账单摆在那里，你终有一天要签字支付，等到魏景蒙去，黎世芬来，副总经理出缺，王大空想层楼更上，就障碍重重了。

王大空面不改色，蒋公七十大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善颂善祷，提出一句口号：“人生七十才开始”。王大空看到新闻报道，立刻接了一句：“开始生病”。

有一个笑话，据说是王大空的创作。猫为了捕鼠，在洞口学狗叫，老鼠认为很安全，走出洞外探看。猫扑上去，捉住了。老鼠纳闷：我刚才明明听见的是狗叫啊！猫对他说：“你现在知道了吧，学外国话很重要！”

那些年，王大空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每逢吃喜酒的时候，我总千方百计和他同桌，或者坐在他的邻席。像他这样的人是稀有的，八十年代我上网找资料，发现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也叫王大空，此人也擅长搞笑，受人欢迎。同名同姓，时隔三十年，遥遥相应。细想起来，大陆上有许多事情都比台湾晚出三十年。

王大空绝顶聪明，但是不能抑制天性中的幽默，即使别人看来那是小小的愚蠢。一位同事对我说：王大空不断犯错误，所以他很可爱。后来张继高做新闻部主任，他与王大空同为“中广”双璧。张的一言一行恰到好处，“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可敬不可爱，两人同为红尘中的奇观。《世说新语》说顾恺之才与痴各半，也许王大空的幽默癖是一种“痴”，痴中有才。后来幽默大师林语堂回到台湾，几场演讲平淡无奇，“中广”同仁十分诧异，“他还不如王大空嘛！”

能与王大空先生共事是我的奇遇，他处处从眼前景、身边事取材，启发性超过丁西林、李健吾、鲍勃霍伯、大卫尼文，那时我的世界一片浑沌，他无情的犀利冷隽像雷电一样，穿透浓雾，显示丘壑。有时候他太狠了，这个“狠”字是总经理魏景蒙对他的一字褒贬，先贤说治重病要用猛药。今天回想，当年大背景一片肃杀，王大空的声音是“沙漠中的驼铃”，每逢听见有人以两岸的“恐怖时期”相提并论，我心中暗想毕竟有些分别，这一边，五十年代有个王大空，那一边要八十年代才有。

反共文学观潮记

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那时我拿不动这样大的题材，没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军失上海，我随军撤到台北。六月失青岛，八月失福州，美国发表白皮书，声明放弃台湾。九月失平潭岛，十月失广州，失厦门，逼近台湾门户。共军乘胜攻金门，国军大捷，仍然震撼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小诸葛白崇禧、反共长城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双方中间仅隔一道大约九十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宣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

逃难来台的人喘息未定，顿觉呼吸急促。

民国以来，直系、奉系、皖系、什么系轮流收税，人民社会组织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价值标准不变，老百姓容易适应。共产党的革命别有大志，他们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寻常改朝换代，中国人从未有过那样彻底的境况。可是外面的人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仍然当做“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正是如此，八百万居民面临巨变，他们心理上毫无准备。

这年年底，台北《民族报》聘请孙陵主编副刊，“孙大炮”出语惊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共军咄咄逼近，台湾已成前线，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闲。那时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独秀，抒写一门之内的身边琐事，小喜小悲，温柔婉转，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孙指责她们的作品脱离现实，比拟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当时文坛传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读了孙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孙陵曾当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后，炮声依然隆隆不绝。

冯放民（凤兮）也在此时接编《新生报》副刊，他开门见山要求作家写战斗性的作品，他的主张比蒋介石总统的“战斗文学”早了好几年。当时副刊注重趣味，凤兮强调战斗，如果鱼熊不能兼得，为了战斗宁可牺牲趣味。许多“外省流亡作家”对他的说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烧眉毛，“趣味”又算什么！

多年后凤兮谈起此事，他说他跟孙陵并没有事先商量过，他们各行其是，不谋而合。他说那时中央政府瘫痪，中央党部空转，达官贵人哪里顾得了文学？再说《新生报》由省政府经营，《民族报》由报人自己经营，中央若要发动什么，怎会他们出头叫喊、党营的媒体反而沉默观望？

凤兮说，当时副刊稿源枯竭，没有生气，他看准大陆流亡来台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动机写作，可以使副刊活起来。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人应该知道“心的伤害”，知道“无沙不成珠”、“鲜血变墨水”，知道“骨鲠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逃出来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们的亲身经验。

有些文化人逃到台湾，谨守本业，深居简出，远避政治气味，以备中共解放台湾以后给一线生存空间，国民党对这些人听其自然。也有人认为逃到台湾来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绝望亦不可束手待毙，国民党百事俱废，对这些人也无暇一顾。

惟一的安慰鼓励是这些作家促膝长谈。刘珍说：“就算是杀一只鸡，它也要挣命。”那时王聿均还没进“中央研究院”做学者，他是文学评论家，主编《公论报》副刊，主动支持反共文学，他说：“我现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说家杨念慈说，台湾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一定要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不写不说，太对不起台湾人。小说家田原说，我们在经历浩劫巨变之后，发现中共的“宣传如此迷人而事实如此骇人”，来台后却不肯向台湾人一一道破，将来台湾人会怎样批评我们？

流亡作家渴望诉说，他们以为本土生民应该聆听。那是斯大林时代，西伯利亚海滨有一个劳动营，万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来此，用简陋的工具开发森林，食物不足，医药缺乏，工作十分劳苦，每天有许多人死亡，也不断有大批新人补充。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有人趁着伐树的机会剥掉树皮，在树干上写字，写他们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没有笔墨，大家捐出鲜血。写好之后，他们把树干丢进大海，让海浪带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控诉，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当时有些大陆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蒋公于“引退”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宣布复职，“国王的人马”各就各位，动用一切力量巩固台湾，抗拒中共扩张，文艺成为其中一个项目。

且从我自己切身的事说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报》以“副刊编者作者联谊会”的名义发来的信，约我到中山堂参加联谊，今考其时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那时未改下级军官的生活习惯，提前十分钟到场，场中只有一个接待人员站在门内，西装整齐，和蔼可亲，后来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业主编。他引我入内，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时毫无社会经验，完全不知道会场的席次怎样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编很客气，他指的是上座，结果我坐在张道藩旁边，中间只隔一个人。他们真是宽宏大量，后来没有因此怪罪我。

联谊会并无轻松的联谊活动，反而很严肃地通过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团体，那天出席的编者作者都是发起人。可想而知，当时文坛大人物该到的都到了，我一个也不认得，只在报上见过张道藩的照片。我对别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记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间的人是个麻脸胖子，他用寒暄的语气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后来知道他是陈纪滢。只记得有个大汉起立发言，个子大声音也大，他谈文艺运动的领导，主张“我们还是自己领导自己吧！”惹得张道公立刻声明，他不在未来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接受任何名义，但保证全力支持。后来知道大汉是小说作家穆中南，他后来创办《文坛》月刊。

紧接着出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是两会的主持人，一连串工作展开，征求反共文学、反共歌曲、反共剧本，补助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

后来了解，国民党的文艺运动者最重视戏剧，剧场集中观众，有组织作用。其次是长篇小说，作家一面发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现实细节，有记录功能。长篇写作费时，短篇先行登场，爱听故事是人类天性。当时反共文艺活动，对戏剧的投资多，对小说少，今天对反共文艺的检讨责难，却是对戏剧少，对小说多。

鼓励作家写小说，你得有园地供他发表，文奖会特地创办了一个月刊。那时已有好几家文学期刊，作家办杂志，长于编辑，拙于发行，内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读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艺运动的人看上了报纸副刊这辆顺风车，报纸的销数超过文学期刊几十倍，反共文学上副刊，真叫做不胫而走。早期反共文学的质量都不高，给人的感觉却是声势浩大，可以说是副刊的功劳。以后现代文学除旧布新，乡土文学拉风造势，也都多亏了副刊加持。报纸副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难以估计。

事后了解，当时倡导反共文学，用“千金市骨”之计，国王爱马，以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于是四方争献宝驹上驷。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按照党部的规格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学作品，用“集体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为宜，现在打破惯例，整个版面刊登一篇长文，抢眼注目，然后一连几天刊出文学评论或读后感来称赞它，类似和声回音。这样做，预期给读者大众这样的感觉：排场声势如此，作品岂能等闲？

国民党对于拒绝响应反共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包围劝说，没有打压排斥，他只是不予奖励，任凭生灭。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写出反共作品”受到调查（因为他反共的“规格”与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准），并无作家因“没有反共作品”而遭约谈。那时“中国广播公司”刻意发展广播剧，姚加凌写了一个反共的剧本，演出中共公审大会的“虚伪残酷”，惹了一阵子麻烦。自此以后，“中广”的广播剧尽量避免再用这样的题材，赵之诚专写市井小民贪嗔爱痴，二十年天相吉人。国民党毕竟“封建”，“仕”还是“隐”？庙堂还是江湖？你的进退出处可以自由选择，当然，除了“造反”。

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

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

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

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最多，时间也最长久。

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

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最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

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

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

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

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

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最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

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

“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

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

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

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特务的显性骚扰

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生长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噩梦，我们做两种噩梦，我们的恐怖是双料的，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到底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还得保着他，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我们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湾不领这个情，我们劳碌一生，也许三面不是人。他听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

那时捕人并不公布案情，别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

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那时，下级军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场捡人家剥下来丢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由母亲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黄，因为“蛋黄的营养比较大”。那时有些孩子馋得烧蟑螂，吸进气味先呕吐出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见士兵赤脚上车下车，背着“传令袋”（传令兵可以免费乘车），后来我在一处军营里看见布告，禁止士兵赤脚入城。

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说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郑重介绍，它后来改组为警备司令部，再改为警备“总”司令部，今天谈恐怖时期，“警总”恶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组都有些改进，到了警总已经文明得多了。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然后他的兴趣转移到萧铁身上。萧先生介绍我进《扫荡报》，《扫荡报》停刊，他又介绍我进“中广”公司。这位保安官问我萧铁对时下局势的看法。我说最近王云五创办华国出版社，出版萧铁的剧本《黄河楼边》，萧不肯卖断版权，他要抽版税，因为版税可以终身享有，看来他对台湾的前途有信心。他问萧铁近来读什么书，跟哪些人交游，我说我从未到他家去过，他下了班就回家，没看见他约朋友喝茶看电影。保安官对我的答复不满意，叮嘱我用心了解萧铁，随时向他报告。后来知道，萧老编介绍我进“中广”，我向萧老编推荐一同写稿的骆仁逸，萧又推荐骆进“中广”，我调编撰，骆仁逸介绍他的同乡赵汉明补我的缺。保安司令部对这样援引串联起了疑心，正好我的文章触犯时忌，他们就从我切入，了解情况，瓦解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话题一转，保安官问我对邱楠和姚善辉有什么看法。我的天！他们一个是节目主任，一个是工程主任，我只是个新进的小职员，刚刚试用期满，我能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两眼一瞪：你从哪里弄到他们的书！我告诉他，这是公司的参考书，公开摆在资料科的图书室里。几个月后，公司里突然出现保安人员，没收了这批文艺作品，紧接着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各县市旧书摊，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来都是我惹的祸。

好不容易，保安官说：“你回去吧！”来时有车接你，去时没车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郁闷。回到“中广”节目部，公园里已有暮色，节目部主任邱楠、资料组组长蒋颐都坐在办公室里守候。他们知道保安司令部效率奇高，如果我已被留置讯问，保安官随时可能打电话来问长问短，或者派人来调阅我写的文稿。后来知道，那天节目部气氛紧张，无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块浮冰还是冰山一角。

节目部有位老者，只身在台，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个小小的办公室，小到没有窗户，为了流通空气，经常开着房门。他对我很关心，我不由得走进他的小房间，向他诉说保安司令部约谈的经过。我告诉他，要我为政府宣传，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觉，我无法在怀疑监视下工作，我想辞职。他很严肃地说：“别处也是一样，这里还有几个人了解你，别处就未必。”我说保安官员要我每星期去报到一次，向他报告萧铁、骆仁逸、赵汉明的言行交游，甚至还有姚善辉和邱楠，我怎么能去！他说，“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

老者的话我听从了一半，没辞职，也没定时到保安司令部打小报告，我想等他们来催促责备我再去也不迟。他们再也没有动静，我也慢慢松懈了。可是老者的话终于应验，他们果然从我们中间另外找了一个人，那人知道怎样规划自己的前途，后来进“革命实践研究院”木栅分院受训，步步高升，我做了他的垫脚石。

我很感激那老者，对他很尊敬，经常到他的小房间倾心吐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他。有一天，他和我讨论一条新闻，莽汉怀疑妻有外遇，动刀杀人，完全捕风捉影。老者说，莽汉未经调查，没有证据，犯下大错，一门之内尚且如此，可见“安全工作”对国家如何重要。又有一次读《三国演义》，谈到曹操“梦中杀人”，他认为曹操“幼稚”，冤杀许多好人；现代国家有调查机构，可以帮助当局作出正确判断，所以安全工作名副其实，可以使大家更安全。我这才知道他在节目部他做什么，不禁脱口而出：“我忠党爱国，但是不做特务！”他变色不语，从此不再理我。

我还得罪了另外的人。萧铁是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有一个同期同队的校友干特务，此人服务的那个单位有人发起戒烟，需要写一篇《戒烟公约》，他们找萧老编执笔，萧推荐我。我想搞这玩意儿得用文言，最好四六句法，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盖闻修身慎微，古之明训，崇俭务实，今有定则，小恶不为，众好必察，此君子其九思之，贤者所三省也。况复生逢斯世，目蒿时艰，我等或投班笔，或奋祖鞭，群怀殷忧，共当大难。礼不云乎？居敬行简，易不云乎？夕惕朝乾，正宜朝食减享以起兮，夜甲积冰而铿然！”

以下说到吸烟的害处，戒烟的决心，违背誓约的罚则，四六到底，一气呵成。他们那个单位的主管看了大为欣赏，听说我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兼擅白话与文言，有意吸收我去栽培一番。他的算盘是，我替他写演讲稿应酬信，我做“师爷”的工作，可是仅能支“小弟”的待遇，他伸出来的诱饵则是保送受训和未来升迁。

萧老编的那同学屡次和我接触，他打电话约我到新公园里见面，从不进“中广”大门。经过一番观察试验和调查之后，有一天，在新公园那棵伞盖一样的大树底下，他正式劝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当场辞谢，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们只有跟着国民党走，与其留在外围，不如进入核心，这样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赶快告诉他想做作家，他很纳闷：“作家算什么？社会根本没给作家排座位，我请你屋子里坐，你为什么要站在院子里？”

他放弃了我，他们也从此“发现”了我，不断发生一连串事情。办公桌抽屉上的锁被人撬掉了，我不声张，也不修理，留下破坏的痕迹任人参观。几天以后，事务组忍不住了，自动派工匠来换锁，我把新锁和钥匙都放在抽屉里不再使用。中国文艺协会发给我的证件不见了，可想而知，小细胞发现这张盖了大印的文件，以为是什么罪证，拿去给他的小头目表功。我知道他们不会把原件归还原处，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倘若失而复得，失主就会恍然大悟。员工信件由专人统收分发，我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封口的浆糊未干，那当然是先拿到什么地方拆开看了。

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这些人懂什么！有能力复述我的言论吗！简直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见了上司表面很恭顺，实际上肆无忌惮。

那时还没设“安全室”，安全人员隐藏在人事室里，重要骨干是那个英俊高大的人。人事室在仁爱路三段办公，他每天照例到新公园节目部“看看”，如果我会客的时候恰巧他来了，他必到会客室观察我的客人，目光炯炯，吓得客人慌忙告辞。那位长驻节目部的老者尤其尽责，不管哪位同事会客，他都在室外逡巡，低着头，背着手，心无二用，即使大热天他也穿球鞋，脚步轻快无声。

星期天如果我逛书店或者看电影，总是遇见人事室的一个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从不看我。几次巧合以后，我决定做一个测验，我到公共汽车站候车，他也跟着排队，车来了、又去了，我不上车，他也不能上车，最后剩下我们俩，他十分窘迫，满面通红，狼狈而去，始终不和我交谈。

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他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他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最明显的是，耶稣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就回头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见他”，他就脱离了监视，看似“神迹”，其实“盯梢”一旦曝光就失败了，盯梢的人最怕“对象”突然回头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务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务并非“看不见他”，而是装做没看见他。这是我的独得之秘，解经家没有想到。

一九五六年，剧作家赵之诚来做编审组长。这年冬天，他约我一同去某处参加会议，讨论如何用广播剧宣传反共。那时节目部主任邱楠致力发展广播剧，赵之诚和我都是助手，有人重视这个新剧种，我乐见乐闻。会议的召集者是党部吗，不是，是新闻局吗，不是，还有谁管这档子事呢，他没说，奇怪。入座以后，与会者只有我和刘非烈，“中广”的台柱编剧刘枋、朱白水，当家导播崔小萍，还有经常供给剧本的丁衣、张永祥，并无一人在列，奇怪。大家坐定以后，里面走出来一个胖子，皮肤粗糙黧黑，脸上凸起一颗很大的痣，痣中心长出一根又粗又长又亮的毛，最大的特征是眼大有神，精光直射，使我想起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他不是文化人嘛，奇怪。他说话很少，会议时间也很短，自始至终由他身旁的人穿针引线，但未曾介绍主持人的身份。赵之诚陪着东拉西扯，也从未称呼主持人的衔名，顶奇怪的是并无一人一语涉及广播剧。

后来知道，那主持人竟是情报界声名显赫的纪元朴，谈剧本不需要他那样高层次的情治官员出马，那天只是他要观察我，陪我同去的都在演戏。他脸上那根长毛很出名，那双眼睛更出名，他生有异禀，他的目光“令人搜索自己有什么可以招供的没有”。幸亏赵之诚事先把我蒙在鼓里，我完全没有心理防线，他看到了我的无猜和幼稚，对我非常有利。

以前种种后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人生如戏，莎士比亚的台词有一句：“台上演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后什么都会说出来。”人有泄漏机密的天性，人到中年，会说出自己幼年的“龌龊”，人到老年，会说出自己中年的“龌龊”；因缘无常，效忠的手下随时可能脱离掌握，抖出内幕，死党很难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杀他灭口。龌龊的脑子、龌龊的手，都有一天会曝光。岁月无情，江山易改，最后“万岁”已成木乃伊，江山风化为散沙，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一个一个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国了，他出于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恶感，让我知道当年他手中怎样握住我的命运而没有伤害我。

其实他仍然伤害了我。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渐渐不进“中广”的大门，他们觉得气氛不对。一向亲近的几个同事渐渐疏远，因为有人要求他们侦察我的言行，久不通问的朋友忽然从台中来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为来了才可以交差。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里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带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时常疼痛，多次向胸腔专科名医星兆铎求诊，他只是说：“你的情形我了解”，不肯进一步检查。后来知道全是压力造成，那时没人谈减压或心理辅导。

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形容骑摩托车很危险：“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伤、小受伤、大小受伤。”我的处境和职业正是如此。每月惟一有意义的事情，好像领到薪水袋，到邮局给弟弟妹妹寄零用钱，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交代一句“我这样做了”。有时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虽然老早就知道这两句话，以前仅仅是认识那几个字罢了。

四年内战期间我味觉迟钝，到台湾后只有加重，这才了解什么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蜡”。大米饭囫囵吞咽，常常怀疑我到底吃过饭没有。口干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有时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没有糖没有奶精，“我苦故我在”。有时我到中华路喝两杯高粱酒，或者吃一条豆瓣鱼，“我辣故我在”。

尽管如此，日子照样像流水般过去，我想起抗战时期空军飞行员的太太们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她们的丈夫常在空战中殉职，她们因恐惧而不知恐惧，因耽忧而不觉耽忧。慢慢的，我也好像如此了。

那些年，我常常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看我究竟哪只眼睛哪只耳朵像特务，看我哪块肉哪根骨头可以做特务，为什么特务忽而吸收我忽而调查我。我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间谍传记发生很大的兴趣，常言道：“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读间谍小说看间谍电影，我渐渐明白怎样捉间谍，怎样做间谍，怎样做了间谍又让他捉不着。渐渐的我觉得我的谈吐像个间谍，渐渐的我自以为倘若我做间谍他们一定抓不着，如此这般我给自己制造一点乐趣，减少胸中的二氧化碳。

我与《公论报》的一段因缘

《公论报》是台湾大老李万居先生创办的日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创刊，那时台北市仅有《新生报》一家大报，新办报纸发展的空间很大，《公论报》得天时。李万居是台湾云林人，早年留学法国，学成后参加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既受政府重视，也得地方爱戴，《公论报》得人和。他以台湾人来台湾办一份地方性的报纸，“地利”更不成问题。创刊以后也曾受十方瞩目，赢得“台湾大公报”的美名。

《公论报》副刊名叫“日月潭”，创刊时由陈玉庆主编，副刊的名称是他取的，常刊登黎烈文、靳以、丰子恺、毕璞的文章，颇有一番盛况。后来他另有高就，文学评论家王聿均接编，也曾刊登胡适、陈其禄、施翠峰多位名家的文章，也曾主办文艺周刊，陈纪滢、赵友培、叶石涛、李辰冬、王集丛诸家云集。后来王聿均辞职专心研究史学，与文艺界渐行渐远，一九五二年萧铁接编“日月潭”，这时《中央日报》已迁来台北，《民族报》已创刊，《中华日报》已设北部版，联合报的前身《联合版》已出现，《公论报》需要和他们一争长短。

萧铁曾主编《扫荡报》副刊，《扫荡报》因经营不善停刊，他有挫折感，很想借《公论报》副刊一偿未了之愿。他约我为“日月潭”写那个名叫“小方块”的专栏，所谓“小方块”，是在副刊固定的位置、由固定的人执笔，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四面用直线围成方形，夹叙夹议，亦庄亦谐，评论眼前大家关心的事情。那时中央、新生两报副刊都有这种方块，很受欢迎，萧老编想急起直追。我不愿写这种惹是生非的文章，再三婉谢，萧老编说：“老弟！我四十岁了，不能再失败，你要帮我的忙！”他介绍我进《扫荡报》，又介绍我进台湾电台，他这句话对我有千钧之重，我只有勉为其难。

我决定写读书，写看戏，写中西格言，写风土文物，我避免评述当前人物的贤愚和施政得失，大体上我学周作人、培根、爱默生，不学鲁迅。我还没有摸到写方块的诀窍，总是在一篇短文里使用了太多的材料，三个月后渐渐力不从心，我腹中实在没有那么丰富的蕴藏，萧铁也在“中广”公司节目部工作，天天见面，压力很大，不能断稿，没奈何终于向当天的新闻找话题，新闻天天层出不穷，材料也就取之不竭，写小方块的人自来都是跟新闻，我不能例外。

还记得我曾批评高雄市长谢挣强，谢挣强在台中当面问李万居，你办的报纸怎么骂我？李社长愕然，原来他从来不看副刊。他回到台北找出那篇文章，对编辑部说了一句话：“这哪里是骂？”我这才知道李社长曾经有一份名单交给编辑部，榜上列名的人都不能骂，新闻中若有是是非非牵涉到他们，都要删除，这是李社长独一无二的作风，可以看出他为人坦诚厚道。我看到那份名单，其中没有谢挣强，也没有一个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据说那些人都是捐钱支持办报的乡亲，他们不搞政治活动，名字没有机会见报，除非什么绯闻之类。

一九五三年以前，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政府要人之中只有他支持《公论报》，我因写方块而勤读《公论报》，没有看到一篇捧吴的文章。有一天新闻报道吴氏的公开谈话，他劝公务员“向下看”，政府管理众人之事，众人都在下面，越往上看，看到的人越少，越往下看，看到的人越多，你做的事情越能满足众人的需要。这条新闻倒是《公论报》的独家，我读后大受感动，立即写了一篇短评发挥一番，《公论报》似乎只有这一篇文章捧了吴国桢。

我对李万居社长蓄积的敬意越来越多，可是《公论报》的景况越来越坏了，纸张油墨的品质低，染黑了读者的两只手，铅字不能每天更新，字迹难以清晰美观，新闻来源狭窄，副刊稿费先是降低，后是拖欠，最后根本不再寄出稿费通知单。萧铁顿足长叹：“完了完了！《公论报》走上了《扫荡报》的旧路！”他说报馆一旦闹穷，什么钱都不能欠，只能欠稿费，但是节流节到作家的柴米油盐，绝对不能挽救报纸刊物的危亡，他在新闻文化界看过一些兴衰，深深了解这是一条绝路。

萧铁病了！一九五三年四月住进台大医院，住院期间，他推荐我代编“日月潭”，报社同意。我立即停写方块文章，我对会计室说，月初发薪水的时候，请他们通知萧太太领款，我不要任何酬劳。那时台大医院是台北惟一的高水准医院，病床都控制在某些人手里，住院要讲关系，《公论报》的记者竟要不到病床，还是《中央日报》记者王康出面促成。台大医院号称“台湾人的医院”，居然如此蔑视台湾人办的报纸。入院以后，医生来问病情，顺便问到病人的职业，听到《公论报》的名字，居然问“你们的报纸在哪里出版”？台湾籍的医生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人办了这样一张报纸，萧老编对我发了一阵感慨。

萧铁住院治疗四个多月，出院后身体衰弱，勉强可以到“中广”新闻组值班发稿，不能到《公论报》编报，但是《公论报》的工作不能放弃，不仅要靠那一份薪水，他还住了报社的宿舍，“日月潭”仍由我继续代劳，我仍然不要任何报酬。

我与报社增加接触，知道了一些事情。李万居社长连任三届省议员，竞选需要花钱，他本身并无雄财，难免挪用报社经费，他为人清廉耿介，不肯利用职权敛财，挪用的款项无法归还，报社财务状况因之恶化，可见他对整个生涯缺少通盘久远的规划。

吴国桢做省主席的时候，也曾支持《公论报》的发展，他曾委托《公论报》代印“统一发票”。省政府防止商家漏税，规定每笔交易超过新台币十元者必须开发票，而发票由省府统一印发。可想而知，《公论报》揽到一笔大生意。不幸《公论报》的印刷工厂不能按时交货，害得全省商店没有发票使用，营业几乎停顿，这笔生意吹了。

吴国桢又委托《公论报》编台湾省年鉴，规定省府所属机构一律预约，这也是一笔长期生意，可是《公论报》收了各机构预交的费用，年鉴却编不出来，这笔生意也断了！

一年一度，省议会要对省政府进行“总质询”，每年此时，重量级的省议员李万居，必定针对省政缺失，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果然是言人之所不敢言，即使是对吴国桢也不客气。他的质询照例是《公论报》第一版头条新闻，这是李先生的风骨胆识，也是《公论报》的一个卖点。

吴国桢下台以后，俞鸿钧当主席，省政府的一位厅长答复李万居的质询，他指出，各民营报纸处理这样的新闻，照例把质询全文用大一号的字排在前面，官员的答复照例用小一号的字登在后面，而且质询一字不漏，答复语焉不详，他认为太不公平。李万居当即对他说，你看明天的《公论报》好了，保证你的答复登在前面，我的质询登在后面，用一样的字体，也一样详尽。

省议会在台省中部开会，采访记者要把新闻稿托付北上的火车带到台北，编辑部派人到台北火车站取稿，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公论报》没收到这份稿件，第二天《公论报》上也就没有这条新闻，李社长大失面子，虽然再过一天可以补登，但头条新闻竟是别家报纸的旧闻。

由以上几件事故看，《公论报》已失去竞争的能力。

近人惋惜《公论报》之困顿憔悴，大都强调政府的打压，忽略了李万居先生领导和经营上的缺点。打压当然是有的，最出色的记者，最重要的主笔，最得力的经理人员，先后因案入狱，不过《公论报》始终人才济济，表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那年代各报都在高压之下，《新生报》丧失的精英也很多，那些人的遭遇也更惨烈。今天回想，《公论报》仍有他的优势，依国民党的政策，他必须留下一份本省人办的报纸，予以较多的自由，对外装点民主门面，对内安抚本土人心，最好是留下两家本土报纸，使他们互相牵制，一如他留下外省人办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在这种政策之下，《公论报》应该享有优先名额，办报的人要能拿捏火候，得寸进尺，得尺退寸，常常摆出姿势引诱他容忍，乘隙冒进，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别人能，《公论报》不能。这也许是李万居社长可爱的地方，但“可爱”不能保证事业成功。

那些年，各军事单位、各县市的机关学校曾经接到公文，必须订阅“公营”的报纸，订费才可以报销。所谓公营，暗指党营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或省营的《新生报》。民营的《联合报》崛起，大家爱看，推销报纸的商人和订户合作，每天送来的是《联合报》，月底送来的收据是《中央日报》，可是《公论报》完全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各报的内容开始多元化，李社长仍然全神贯注社论和第一版的头条，不及其他，惊人的头条新闻只能偶尔有，惊人的社论可供外国通讯社摘要发出电讯，博得国际声誉，市场效用很小。《公论报》虽有最好的主笔如夏涛声、倪师坛、郑士镕、朱文伯、谢汉儒、李梅生，也都难以战术补救战略的错误。

至于广告，我在《公论报》初学乍练的那几年，工商业不发达，广告难得，各报倚赖“交际广告”和政府公告。交际广告是台湾特产，送行祝寿追悼都可以登广告表示，一大群亲友署名，注明“有志一同”，十分新奇。政府机关招生、放榜、招标、开标必须登报公告，这种公告只送给“公营”报纸刊登，“私营”报纸无份。后来台北市的九家“私营”报纸首先给自己正名为“民营报纸”，并成立“台北市民营报业联谊会”向政府力争。一九五二年，省政府规定，“每一份公告送三个单位刊登”，“台北市民营报业广告联营处”算一个单位，也就是九家民营报平分一份广告费，《公论报》也是联谊会成员，应该有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萧铁再度住院，三月十七日早晨六时，以胃溃疡兼肝硬化病逝，享年仅四十岁，结婚五周年，有二子一女。卧病期间，王康照料最多，逝世后友好治丧，王康出力最大，十四年后，王康在台北市记者公会出版的《采访集粹》中写怀旧文章，称萧铁为编辑采访和文艺写作的全才，为老友立下记录，却只字未提自己当年的义行。

萧铁湖南长沙人，本名萧挹湘，名字像诗人。抗战发生，投入《扫荡报》工作，报社保送入中央军校十四期深造，改名萧铁，表示军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毕业后回报社主编副刊，一生未脱离新闻文化界。一九四四年一月，熊佛西在桂林办《当代文艺》，萧铁担任编辑，桂林新文学杂志社出版新文学小说专号，萧铁主编。抗战胜利，担任南京《和平日报》记者、中央通讯社记者、“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辑、台湾《扫荡报》副刊主编、《公论报》副刊主编。作品以报道文学见长，也写小说和剧本，散文浅白亲切，堪称白话文学的示范，待人接物也坦诚平实，一如其文。他去世前夜梦见回湖南打游击，算是军校教育在他的灵魂上留下的烙印，令人泫然。

出殡那天，我由殡仪馆到火葬场含泪参与，“中广”总经理董显光、代总经理曾虚白，《扫荡报》社长萧赞育、副社长易家驭，都没有现身，也没送花圈表示悼念，王康大叹人情浇薄。《公论报》社长李万居也没来，他派主任秘书到场问我“由‘中广’公司带来多少治丧费”，我随口回答新台币六千元，他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填上六千元的数目，把支票交给萧太太，坐上三轮车扬长而去。天哪，事实上“中广”公司一文未出，那一丁点子丧葬费还得检具死亡证明书向中央党部申请，我带来的六千元乃是全体同仁的奠仪。那时没有保险制度，某一同仁有重大灾害，照例由众家同仁捐款支应，同仁死亡时，办理丧事的人立即提早募集奠仪，请会计室垫付，日后再从各同仁的薪水中扣还。我和那主任秘书都误解了对方的语意，天哪，那时《公论报》的财务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晚上印报用的纸张油墨下午才进货到门，六千元啊！我在“中广”公司的薪水每月三百元，一般同仁所送的奠仪不过五十元，仓促之间我呆了。萧铁在国民党旗下效命十六年，为《公论报》效力才两年，李万居社长显然是不要输给“中广”，受了我的误导一掷六千金。我望着主任秘书的背影，难过了一阵子。

萧铁既已仙逝，我即向编辑部交出代理的工作，后来报社又找我正式接编，这年我二十九岁。我那时还有虚荣心，总觉得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得到一份工作很有面子，可是我也得对作家负责，报社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主动说“稿费一定要发”。可是这句诺言并未兑现，我又没学会断然求去，立场十分艰难，我还没学会怎样处理这种艰难，只能一天一天熬过。

我在代编期间，已知“日月潭”严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写作逐渐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们也许念乡土之谊“捐”出几篇稿子。我从林海音女士处讨来一份名单，以萧铁的名义发出约稿信，只有廖清秀寄来散文和短篇小说，还寄来悼念萧铁的文章，非常难得！

我正式接手以后，有人替我筹画，那时香港的报刊不准在台湾行销，台湾的读者看不见香港发表的文章，报社可在香港请人剪报寄来使用。香港环境复杂，作者的背景难明，《自立晚报》副刊转载香港的文章出过严重错误，我没那个担当。

幸亏这时（一九五四）李辰冬教授创办文艺函授学校，约我批改作业，我心念一动，我是夏丏尊的信徒，愿意在文学路上做提灯人，正好拿他们写的文章登在“日月潭”上，无论如何，习作变成铅字，对他们是一大鼓励，他们也欣然同意。那时学习文学写作的风气大盛，参加函校的人很多，后来在诗歌、散文、小说各领域内都有人成为名家。李博士从未借学生的成就抬高自己，那些成了名的人也多半不提这段经历，我读名诗人痖弦的自述，高僧圣严法师的自传，他们写下当年初学的经过，不过我那时没有看到他的作业。

那时新诗再度革命，称为现代诗，副刊对尚在实验阶段的作品总是推拒，惟有“日月潭”可以说虚席以待，不仅每天都有一首诗，每星期还有一天全版是诗，号称新诗专页。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被我自己的“解释”弄砸了。有人问我为什么登那么多新诗，我应该说诗如何重要，现代诗的远景如何远大，那时我还没学会像写社论那样致辞，竟然用写杂文的口吻漫谈，我说《公论报》很穷，诗人不要稿费，我说《公论报》校对粗疏，错字很多，现代诗用字匪夷所思，即使排错了读者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那人是来摸底的，一下子把诗人都得罪了，四十年后，我把这一段掌故告诉诗人梅新，他说了两个字：糟糕！

确实糟糕，蓝星诗社直接和编辑部接洽，副刊每周减少一天，开辟新诗周刊。他们没和我连络。五十年后，诗人向明告诉我，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创刊。多年以后，现代诗人缕述创新声开风气的艰难，记下某报某刊经常采用新诗，列为知音功臣，无人提到“日月潭”的名字，我对《公论报》有愧了。

《公论报》名记者林克明对我有很多支持，他翻译了《安妮日记》交“日月潭”连载。安妮是犹太女孩，父母为逃避纳粹迫害，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城外一家工厂的密室内，安妮从那天起写日记。那年她十三岁，她写了两年，然后全家被人出卖，荷兰纳粹将他们送回德国集中营。安妮在大战结束前得了斑疹伤寒，不治身死，她的日记留下来，安妮死后三年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林克明是这本日记的第一个中文译者。

他还经常供给影评，文笔见解都很出色。那时电影生意发达，凡是热门的片子都有“五大”：大导演、大明星、大公司、大银幕，还有一项是大广告。影片商人肯花钱宣传，但是也常常挟广告影响报社的新闻和影评，《公论报》的广告少，受到的干扰也少，那些影评独立而独到，确是副刊版面上可以称述的一栏。后来知道影评出自林夫人婉如女士手笔。

编辑部还有黄己辛先生、林伊祝先生，文笔极好，也帮了我的忙。

我大概编到一九五五年，无力支持，提出辞呈，报社请刘枋女士接任，以后我卖文买米，逐水草而居，渐行渐远。刘枋晚年在“尔雅”出版文集《小蝴蝶与半袋面》，书中有她自己写的小传，其中竟然未列主编《公论报》副刊，可以想见她这一段工作经验的滋味。

一九五九年九月《公论报》忽传停刊，不久复刊，但所有权易人。据说李氏请人增资，有钱的大股东反客为主，李公退出舞台。一九六六年李万居先生逝世，我到灵堂鞠躬致敬，追忆旧缘，久久不能离去。李先生爱台湾，爱新闻事业，爱历代名贤风骨，但办报如操舟弄潮，怎一个爱字了得。许君武曾说，中国报业可以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书生办报、流氓办报、企业家办报。李先生的失败象征书生办报的时代真正结束了。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张道藩先生，台湾文艺界尊为道公，他是我文学路上的贵人，我一直想写他，一直没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忆录必须写他，时至今日已无法拖延。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做资料员，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上下隔着五个层级，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台北市新公园（今名二二八纪念公园）东南角有一座三层楼房，那时是台湾广播电台的台址，大门之内，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我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接待他。

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的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

后来我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他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见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数给我”。我说道公办私事向来不用公款，显然把这件事当做他的私事，诗人听了连声嗟叹。

他说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他从高雄出发的时候没有路费，拿着几本诗集到某机关求售，局长把他交给科长，当着局长的面，科长连声“是是！”可是科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叠卷宗来，说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头办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个机关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长，科长面南而坐，低头看报，听到卖书，立刻搬动藤椅，转向东方，他跑到东边去请求，科长又转向西方，脸孔始终包在报纸里，一言不发。

那时大家都穷，尤其是漂流来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裤子破洞不能出门。公车车票五角一张，司马中原在追悼刘非烈的文章里提到，刘非烈手里握着四毛钱，跟在公车后头赶路，呼吸车尾喷出来的黑烟。冯冯的自述，黄佑莉的《告别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灯下读书，灯泡昏黄，损害目力，马路狭窄，汽车飞沙走石，弄得满脸尘土。王蓝没有书桌，他伏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成长篇小说《蓝与黑》。

那时候谁瞧得起作家？也许只有张道公吧！向来党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个黑压压的画面，是一个统计数字，张道公心中的“作家”却是一个一个活人，他花许多时间阅读报纸杂志刊登的文艺作品，了解每个作家的专长和造诣。他到陋巷中访问钟雷，两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诵钟雷的新作，一时传为美谈。他带着蒋碧薇女士一同看台北举行的每一场画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出话剧，他们到后台去鼓励导演和演员，大家握手照相。

道公之于作家，可谓“尽心焉耳矣”，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时候并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写信向他抗议，他一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他支持评审，但是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贤宁代笔，但是道公一定阅读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道公认为作品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会坦率告诉那位作家。

党政要人的应酬文字号称“三不看”：第一是读者不看，官样文章，空洞虚伪，何必去看？第二是编者不看，文章到了报馆编辑手上，达官贵人说官话，内容绝对安全，编者毫无风险，何必再看？最妙的是“作者”不看，秘书把文章写好送给要人，这位秘书是称职的，是可靠的，要人用不着再花精神核阅，立即签字，这位名义上的作者根本没看他发表的文章。道公不然，他一定看，有时候还要修改。

那些年，作家出了新书多半要寄一本给他，不管作家的声望高低，他一定保存起来。另外有个人，地位在道公之下，大家也纷纷送书给他，有一年他搬进新居，书房很大，书架也摆好了，书在哪里？他的太太说，当做废纸送给造纸厂了！我忍不住说，夫人！为什么要让书架空着呢，那些书如果摆在这里，可以代表某公在文艺界的声望，代表作家们对某公的尊敬啊。他的太太听了很难为情。

道公在一九五○年五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之后，一九五二年三月出任“立法院长”之前，一定亲自接听作家的电话，即使是下班时间以后打到他的家中，他也不拒绝。依一般惯例，打电话给地位高的人，尤其是打到他的家中，接电话的人一定问清楚：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事情？你等一会儿！五分钟后再来回答：“他不在家！”打电话的人可以想象，他要找的人就在家中，一道门槛儿挡住了，心中好生难过。道公不用这种办法过滤作家的电话。

那些年，官场中也有别人高唱文艺作家如何重要，那些人总是站在作家大会的讲台上是一副面孔，走下讲台立即换一副面孔，他到作家家中是一种腔调，作家到他办公室里听见的是另一种腔调。道公对作家的态度很稳定，我没看见有这些变化。

道公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会里会外，千言万语，直到最后岁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遗著《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他批评“利用青年，收罗旗下，只论关系”，以致这些青年“张牙舞爪，胡作非为”。后面两句话好像说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误会，他并不是一个巧于辞令的人。

“青年重要”，他最后这么说，一九五○年他受命主持文艺运动，一开始也这么做。一九五○年八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十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五十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团队有无形的分工，关于青年文艺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赵友培分劳分忧，以上这些活动，赵友培参与的程度很深，叨天之幸，我赶上这班车，受惠无穷。此事还有许多后话。

道公特别对台湾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嘱咐他的工作团队多多留意，赵友培的态度最认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奖会推荐人选，他还惟恐自己涉猎不广，常常要我向他推荐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读“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过十几篇文章交上去。记得有一次赵公催我要答案，我说最近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那时我没有政策眼光。我还说文奖会一年的经费只有二十一万八千元，爱国奖券的第一特奖却有二十万元……

我惋惜“文奖会”经费太少，但辞不达意，他立刻打断我的话：“政府一年浪费多少钱！花这么一点钱鼓励作家，不要吝啬！”谈到文章好坏，他说：“现在写得不好，将来会好，即使将来仍然不好，我们尽了心。”他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得，近年读时贤的文章，他们论述五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谴责主其事者没有关怀台籍作家，我内心有秘密的惭愧。

青年小说家冯冯的成就，蒙张道公肯定而一举成名。冯冯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一百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副刊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二十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

一九六四年四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脸上有“结缘肉”，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公负责审查《微曦》，那时道公六十八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五千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应该是二十七岁。

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最近读到廖清秀在《文讯》发表的文章，记述他青年时期跟“文协”诸先进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经搂着他的肩膀，勉励他：“年轻人好好地干！”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单行本出版之前，邀请当时文艺界的“枢纽人物”，到“中广”公司的大发音室座谈，要求大家提出意见。他特别为年轻人留下两个“见习名额”，一个是廖清秀，一个是我。这年我二十九岁，廖清秀应是二十七岁。

记得接连举行了两次座谈，时间安排在上午，招待丰盛的午餐，然后散会。道公兴致很高，来宾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导演张英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以“三民主义”做“文艺”的冠号，道公微笑倾听，没有辩解。逢到冷场的时候，全仗虞君质起来制造话题，记得虞先生肯定“内容决定形式”，他说只因为中共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长期的禁忌，如今看见道公在《三民主义文艺论》里正式提出“内容决定形式”，大家如归故乡！短短几句话引起一片掌声。《三民主义文艺论》里引用了赵瓯北的“戏为六绝句”，有一位来宾指出“戏为六绝句”这个题目好像不通，他问是否漏排了什么字，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他后来写在《文坛往事见证》里。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殷扬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这个故事不但显示张道公爱惜青年，更令人发现中共党员也有人情味，可以列为内战期间难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国民党退到台湾“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谍”，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睁睁看着他的爱将虞君质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抗战时期，张道藩主持文化运动，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质、李辰冬、赵友培。抗战胜利，他带着这三个人到平津京沪接收，大陆不守，这三个人跟着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质曾为某一个申请进入台湾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个“匪谍案”牵连，一九五○年二月，治安当局连虞君质这个保证人也逮捕了。张道公有理说不清，专程上阳明山对蒋总统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这些事情你不懂？”什么意思？暗指当年纵放殷扬吗？这件事情早已记录在张道藩的档案里、蒋介石的脑子里吗？

虞案对张道藩的工作团队是个迎头而来的打击，虞君质本名虞文，出狱后改以字行，张道公无法为他安排工作，赵友培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质为总编辑，可是虞的名义仅能是总经理，另外虞君质也终身没做“中国文艺协会”的理事。

台湾在五十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二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

“……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艺重要的人，都能关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

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

“……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赵友培体会道公心意，默察当下需要，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见是，中国作家曾经以政府为敌，双方的关系极为不幸，他建议作家和政府彼此为友，做益友也做诤友。拳拳致意，语重心长。

赵公是“张道藩思想”热心的演绎者，他在“小说组”授课的时候说，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定反共，即使政治家不反共，他们也会反共，因为艺术的本质和中共俄共的思想行为相反。真正的艺术作品出自艺术家的良知，真正的艺术家以作品发扬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文艺表现夫妻之爱，手足之爱，亲子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恕互助，作家心里想的、手中做的都和清算斗争倾轧陷害相反。作家未必一定喊着口号反共，真正的文艺作品一定和极权制度互相排斥，一定削弱专制政权，有文学一定有反共文学，有小说一定有反共小说，小说戏剧故事发展的过程有冲突，而结局则是和谐，作品中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反共，作品中的温馨甜美喜趣也是反共，这是从根本上反共，这才是可大可久的反共文艺。

赵公在党部和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当着大人物的面一再进言，要求他们对文艺放心。后来“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升我做编撰科长，我把赵友培的“广义反共论”告诉节目部主任邱楠，一九五七年“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大革命，成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邱主任对董事会对中央党部说明理由，他用的就是“广义反共论”。

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对文艺贡献太少，他说：“如果我能有张晓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长张其昀。政界称张部长“无私无我，胆大妄为”，他藐视会计制度，都市计划，对外募款不避嫌疑，屡建赫赫之功，道公在位的时候曾经喟然叹曰：“他是‘教育部长’可以违法，我是‘立法院长’怎能违法？”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到头来竟有些“见贤思齐”了。我们不必拿他跟张晓峰比，我们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军中文艺运动，他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支持，张道藩望尘莫及，“震央”虽在军中，“震幅”及于整个文艺界，中华文奖会那一点子功业，无论是正面效用或负面影响，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从根本上说，张道藩的文艺运动和王昇的文艺运动有分歧，在道公看来，艺术是“体”，是根干，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采集文艺花果，必须好好地种树护林。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就是先文艺而后三民主义，“文艺”是三民主义文艺的源头活水，“三民主义文艺”是文艺江河里的一条鱼。他一再宣告：“文艺运动和文艺事业，都是为了文艺创作”，他所谓文艺创作，并未限定反共文艺或战斗文艺。

有几件事可以窥见道公对文艺的理念。文奖会奖助廖清秀、钟理和、李春荣，他和他的工作团队关怀现代诗和现代画，“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十周年，颁发第一届文艺奖章，这年我三十五岁，四个得奖人，杨念慈和我反共，张秀亚和施翠峰“与反共无关”，道公对现代主义，对乡土文学，对军中文艺运动，都未发一言。从军事观点看，这样的文艺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旷费时日，贻误戎机，主其事者甚至有“假政治以济文艺”的嫌疑。我总觉得两位蒋“总统”对张道藩的工作并不满意，道公撒的种子，至今也没几个人记得。

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后来连他做的这一点点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他在文艺界留下的空隙无人填补。他坚持政府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然而以后的党政长官呢？文艺团体集会，长官莅临致辞，台上空话连篇，台下作家耳语：“听着恶心，想起来伤心，摆在那里放心”，放心他不会因为重视文艺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灭。依政论家郑学稼的说法，“他们拿作家文人当婊子，需要了，叫过来，使用一下，给几个钱，不需要的时候，一看见你就讨厌。”

一九五三年夏天，张道公忽然约我谈话，希望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他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来工作，我依照他的电话指示到“中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恭候，他每月津贴我新台币两百元，“供给你的弟弟妹妹读书”。这时他已出任“立法院长”，还在兼任“中广”公司董事长，这件事立刻“震撼”了公司上下。

我依照他的指示，先编“道藩先生年谱”，又写成“我与中国国民党”一章。“立法院院长”难做，他渐渐患了失眠症，星期天我到他家中作记录，那时他住在温州街，靠近罗斯福路，日式房屋，后院很大。虽然是星期天，他还是有那么多电话，“立法院”还是有那么多事情来请示。他向“立法院”请假住台大医院治疗，我一度到他的病房工作，探病的党政要人川流不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客人来了，我到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守候，客人走了，我再回去。来来去去折腾到深夜，他无法休息，我也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段落。

那时我在“中广”的“编撰”工作很多，供稿量、审稿量都是节目部第一，上级还常常指派临时的额外“公差”，依我的大头兵思想，我伺候道公也是本职之外的又一额外服务而已，不能拒绝，也无须特别殷勤。也许是天公作梗，萧铁病了，他介绍我进新闻界，我替他编《公论报》副刊报答他。这时虽然我年轻力壮，我也难撑难熬，我写广播影评每天看一场电影，开始在电影院里打瞌睡了，道公在病房里会客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打瞌睡了。无论如何，我把维持萧铁的职业摆在第一位，道公的差遣摆在最末，三十年后跟一位老同事话旧，他告诉我：“你把优先次序弄颠倒了！”他用讥笑的口吻说：“那时我们替你着急，每天看见你犯错误，每天也看见你义薄云天！”

疲于奔命之余，小特务对我加紧骚扰，我推断，道公身边出现新进，他们不放心。我的基本愿望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情势的发展恰恰相反，再加上道公缺少文采，他口述的往事枯燥无味，我渐渐意兴索然。向道公交稿的日期拉长了，我猜道公一定不满意。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的记录工作停顿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中广”管理眷属宿舍的那个委员会赶紧拨给我一个居住单位，我能到台中去迎养父亲，定居台北。

后来发觉道公搞口述自传别有用意，这件事我没替他做好，对他，对我，都是莫大遗憾。此中情由容后再表。

走进广播事业的鼎盛繁荣

韩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成立“联合国之音”电台，向中国进行心战广播，要求台北派遣专才支援，“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台节目负责人翁炳荣率领菁英五人前往。

“中广”的节目部门与工程部门长期失和，一九五一年三月，邱楠自香港来台北就任“节目总编导”，公司赋予他比翁炳荣更大的权责。接着成立“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委员会”，以总经理为主任委员，邱楠和台湾台台长姚善辉同为副主任委员，两人的地位由隶属变成平行，邱的排名且在姚之前。这年六月，台湾台名义撤销，邱楠调“中广”公司节目部主任，姚善辉调“中广”公司工程部主任，即使在形式上节目也不再受姚的监督。“中广”这一连串更张，彻底结束了工程师挂帅的历史传统，邱姚两人也因此藏着很深的心结。

一九五二年，“中国广播公司”人事大变动，总经理董显光去做“驻日大使”，董事长张道藩去做“立法院长”，副总经理曾虚白代行总经理职权。邱楠入主节目部，出于曾虚白援引，曾总当权期间，邱并没强势作为，他稳重从容，由改进“中广”的广播剧切入。

“中广”在“南京时代”（一九三五，那时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有戏剧广播的节目，张道藩曾亲自写了一个剧本叫《笙箫缘》加以提倡，“中广”资料室藏有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广播周报》，留下一些草创期的史料。《笙箫缘》原剧失传，从剧名看，这时已有意发挥广播的特性，诱使听众依赖听觉扩大想象，但当年的节目人员没有好好发展。

五十年代，台湾戏剧运动沉寂，舞台剧没落，电影还不普遍，电视更没出现。看电影要离家出门，坐车买票，既费时间，又花金钱，广播剧送到府上，可以说是免费的。（那时虽有收音机登记费，可以收听任何一个节目，并非专对广播剧而设。）经过邱楠的努力，坐在家里欣赏这个借对话展现人生冲突的艺术形式，成为流行的家庭娱乐。

广播剧的制作完全适合那个“克难”的时代，话剧演出要租场地，舞台要有布景，演员要有服装，演出前还要贴海报、登广告、花钱宣传，大家玩不起。广播剧这些开支都免了，它凭听觉创造世界，雨伞张开旋转，撒豆成声，听来就是万马奔腾，撕下香烟盒外面的玻璃纸，靠近麦克风，放在手心中轻抟，可以听见烈火焚烧中房屋倒坍，一文不费，却有电影中金元堆砌造成的气氛。

邱楠在宣告他的“戏剧理论”之前，他先为“广播剧”定名，表示广播并非仅是传送的工具，而是一种表现形式。他开始征集专用的剧本，那时戏剧界有所谓剧本中心论，导演中心论，演员中心论；广播剧以剧本为中心，剧本是全剧的灵魂，诚如贡敏所说，它是“一剧之本”。那是一九五一年，戏剧界轻视广播，邱楠提高剧本的稿酬，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广播剧的剧本费是四百元，刘非烈是最早投入“中广”的剧作家，他那时失业，一个剧本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如果剧本是“里”，那么演员是“表”，有里无表如锦衣夜行。广播具有演艺的性质，广播员天生有表演才能，他们资深的带领新进，演得有模有样。一九五二年，邱楠聘崔小萍为导演，崔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她把广播剧的演出提升到专业层次。“中广”对外招考广播剧演员，向由崔小萍主持，她训练了许多新人，都是“中广”的后起之秀，或者成了各公民营电台开办广播剧的骨干。

邱主任为稳定稿源，特约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刘枋四人为基本编剧，这在当时是一件受人羡慕的事情。这么小一件事也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有一次节目部退了刘非烈的稿子，非烈讲话爽直，他对邱主任说，台湾只有“中广”一家需要广播剧本，“中广”退稿，这个剧本白写了，写一个剧本花多少精力时间！

又过了一些时候，小说家刘枋女士拿了董事长张道藩的名片来见邱楠，她先到编撰科找我，名片上写的是：“兹介绍作家刘枋女士前来，请予接谈为要。”刘枋的来意是希望进节目部工作，邱楠一见名片上“为要”二字，郑重接待，当面聘请她作广播剧团的基本编剧，每月供应一个剧本，编写之前先把故事大纲送给他看，“中广”保证不退稿，作家愿意接受“中广”的修改意见，直到剧本合用为止。邱主任受刘非烈启发，这个主意在他心中酝酿，刘枋之来形同催生。

一九五三年，“中广”成立广播剧团，邱楠以节目部主任身份兼团长，节目部副主任匡文炳任副团长，音乐组长潘英杰任总干事，分设国语演播组（组长张忠枢），方言演播组（组长陈小潭），聘刘枋、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姚加凌为编导（姚加凌也是国立剧专的毕业生，当时在节目部任职），崔小萍为导演。这一年，台湾的公营民营广播电台推出联播节目，“中广”负责节目制作，邱楠把每周一次的广播剧列入全国联播，每逢星期天播出，我担任全国联播节目的编审，配合作业。那时的制度，编审负政治责任，导演负艺术责任。

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扩大演员的阵容，又邀请戏剧界人士座谈，宣传造势，邱楠也曾亲自编写剧本《人兽之间》作为示范，这个剧本证明他确有戏剧修养。一个月可能有五个星期，基本编剧刘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一九六三），剧本需要扩大稿源，广播剧团邀请戏剧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记得丁衣、宋项如、申江、赵琦彬、高前、姚凤磬、徐薏蓝都曾助阵。赵之诚在戏剧圈人脉广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关系。大家但开风气，广播剧几乎成为戏剧界的一个运动，一个电台，好像要开辟了这个节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势，赵之诚、崔小萍同为左右功臣。

“中广”公司广播剧的制作水准，可于一则轶事见之。节目部同事姚加凌写了一个剧本，以当时的中国大陆为背景，其中有一场戏演出中共的公审大会。播出后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说这场戏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党部第四组（以前的宣传部）提出纠正，认为这场戏扰乱了台湾的民心，治安机关也派员调查。单凭声音能造成这样的戏剧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那一段日子我记录张道藩董事长的口述历史，他在休息的时候问我，“姚加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姚加凌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学生，戏剧修养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声，命我恢复工作，以后再也没提过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对我的答案不满意，可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终于明白，官位一旦居高临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开屏一样把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他不必再听人的优点和贡献，他希望能知道遮盖了些什么，粉饰了些什么，道公贤者，未能免俗。这件事我从未告诉姚加凌，即使告诉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报告隐善扬恶，千篇一律。

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虚白辞职，六月，蒋介石批准张道藩、董显光的辞呈，派梁寒操来做董事长，魏景蒙来做总经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进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国，他这才大展鸿图。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弃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风，他对人、对组织、对内外矛盾都摸清了，节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势也造成了，这才放手有为。我也羡慕曾虚老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责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十一月，邱楠宣布广播节目的革命，他提出综合节目明星制。

所谓综合节目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单元式”，例如我写电影介绍，播音员单声读稿，我写一种对话稿，讨论新闻事件，播音员男女双声读稿，我写新书介绍，我搜集编辑世界趣闻，这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节目，自成单元。现在要做一个新型节目，时间长，内容丰富，把以上各个单元都包罗进去，电影介绍还加上电影插曲，新书介绍还加上作家访问，各个小单元之间用音乐歌曲区隔，加上“片头”音乐和“片尾”音乐，整个节目被乐韵歌声充满。

所谓明星制的意思是这样：每个节目由一位播音员主持，他由头到尾提领全局，他在各个小单元之间穿针引线、呼前唤后。他随机发言，不再依赖编审的稿子，所有的小单元都在他的光环照耀之下，他的气质性情形成节目的风格，以个人魅力吸引听众，他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也是“中广”公司的代表。

主持人的背后有一个制作人，他企划内容，物色作家，安排访问对象，编列预算，办理报销，联络媒体扩大明星的声望。明星不需要以本色面目示人，明星需要“化妆”，电影明星是化妆、灯光、布景、剧本、镜头运用、配角烘托的综合效果，这是制作人的工作，他使节目主持人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扩大他的优点。邱主任说，成功的传播机构都尽力搜求培养各种各类直接表达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事业的主体，其他各种服务居于配合乃至从属的地位。他用京戏的“班子”作比喻，他说节目主持人是前台的“角儿”，制作人是后台管事的，他强调“角儿”才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饭”。他自己以身作则，我手头存有几本“中广”节目的宣传画册，上面没有他的照片。

但是有一条：制作人要对节目内容负政治责任。

邱楠的“综合节目明星制”堪称中国广播事业史上之巨变，那年代治安当局时时来找麻烦，播音员又没有独立发言的训练，在我看来风险很大。我建议先召集播音员讲习，或者先选一个节目试办，邱主任未置可否，他骤然宣布在国语广播部分推出六个新节目，接着又在闽南语广播部分推出两个新节目，一鼓作气，先声夺人，那些军营电台、省营电台、商营电台大吃一惊，急起直追，收音机内全面变声。

我这才想到，倘若“中广”先搞讲习或试办，各地“友台”一定闻风抢先，尽管他们的急就章潦草简陋，到底在节目形态上占了先机，那样“中广”的试办和讲习毫无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综合节目明星制”本是节目形态的革命，做得好不如做得早。

邱楠的新形节目赶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推出，公司宣称这是给蒋公祝寿的贺礼。正声广播公司总经理夏晓华另有比拟，他说这是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按，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 送入太空，围绕地球运行，震惊西方世界，美国火速加紧太空发展，这种竞争既和平又有潜在的敌意，恰可形容“中广”公司和民营电台的微妙关系。后来中共为促进生产推行“大跃进”，也使用了“放卫星”一词。

邱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包括潘启元主持“早晨的公园”，王玫主持“空中杂志”，白茜如主持“午餐俱乐部”，白银主持“快乐儿童”，丁秉燧主持“猜谜晚会”，单看节目名称，可知节目走向由战时转入平时。其中“空中杂志”以家庭妇女为对象，每天上午播出，每次两小时，节目构想和素材的消耗量极大。邱主任派我兼任制作人，筹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节目未经彩排、未经试听，火急上档，播出时我已两夜未曾睡眠。王玫是广播奇才，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而又有润泽，在那艰难的时代，听来头脑清醒、精神振作。那时国际新闻以中央社译稿为主，译稿忠于英文原句的结构，往往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连成一句，而且长句子里套着小句子，播报时难度很高。惟有王玫能借抑扬顿挫予以分解，听来清楚明白。王玫播报新闻冷静客观，不带个人情感，若是新闻性质不同，语调也有严肃、活泼、沉重等细微的分别，达到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我写文章公开称道她的天才，引起播音组某几位同仁的不满，她们当面问我：“照你这样说，好像只有王玫一个人才配播报新闻！”

王玫缺少阅读的习惯，知解的范围狭窄，节目主持人面对各种程度、各种背景、各种性格的人说话，应该做到博洽通达，趣味广泛，我在幕后尽量帮助她。我替她写每次节目的开场白和结束词，访问来宾的介绍词，在节目内设计了许多小零碎，很短的对话，很短的电话访问，很短的评论，很短的小故事，还有用对话的方式“演出”的小笑话（邱楠称之为立体笑话）。这些小零件只有三分钟，可以说，开“短小轻薄”之先河，主持人于“三言两语”中显示识见境界，于仰摘俯拾中见组织能力和拥有的社会资源。

这些做法立即为各电台参照使用，我必须不断产生构想，维持新意。公司聘请程光蘅的夫人来做她的助理，贡献很多，一度举办“电脑择偶”造成高潮（那时并未引进电脑，只是在卡纸上打洞，手工操作）。节目推出后，王玫的社会声望更高，这里那里有人请她开会演讲，那些日子，听众来信也以她的节目最多。

那时候，几个新形节目都贴近大众生活，着重卫生保健、生活趣味、交通安全，鼓励善行，安慰受挫折的人。潘启元且不避繁琐，每天早晨提醒出门上班的人检点眼镜、钥匙、钱包、车票，若遇阴雨，还叮嘱带伞，那时并非每一个家庭都有钟表，潘启元每十分钟报时一次，这些似乎言不及义，却大受听众称道。节目内容生活化、私人化，广播节目由治国平天下缩小为修身齐家，播音员由传声筒上升为社会工作者。

不久，“中广”又在第一广播推出三个国语节目，第二广播推出四个闽南语节目（第二颗人造卫星？），回想起来，邱楠这位改革家有胆有识。

先说有识。他看清楚“形式”的改变最能引发社会效应，旗袍永远是旗袍，高衩低衩，有袖无袖，仕女们热心追逐。听众对一人写稿一人宣读这种僵化的模式厌倦了，对许许多多的制式规格都厌倦了，“变”可以像酒一样引起兴奋。至于播音员的素质，他比谁都清楚，他只从外面延聘了一个丁秉燧，他任凭某人去谈《红楼梦》不知道有个高鹗，某人谈《子夜》不知道有个零时，某人把“七日的第一日”解释为星期一。他留美考察一年，大概听说那句话：“你把孩子丢进水里，他自己会游泳。”他一定听说美国人怎样诠释杜威的实验主义，你带小偷半夜溜进住宅，把他藏在箱子里，然后大声喊醒事主，逼那小偷自己想办法脱困。形势逼人，人站在台上比坐在台下容易进步，节目主持人一时的语塞（吃螺丝）或用错成语，听众反觉得他亲切可爱。也许我们都喜欢常常犯错的人，他唤起我们的优越感。

再说有胆。邱楠推动改革之前，播音员必须照着稿子说话，而稿子必须有主管审阅签字。还记得有一次，警察广播电台台长段承愈打电话来，他说某处大火，消防栓的水压太低，消防车喷水救火，水柱无力升高，他希望各电台临时插播，呼吁住户暂时关好龙头停止用水。值班播音员接到电话立即到编审组找人写稿，编审都已下班回家，恰巧我从公园里漫步归来，好歹我是个副组长，稿子写好也没有再找人审核，及时播送出去。邱主任未经酝酿过渡，断然把“话语权”释出下放，确实担着老大的干系。

那时广播电台是特务们发展想象力的好地方，据说大战期间，女明星前线劳军，弹琴唱歌，间谍把密码编成曲谱，借广播电台输送给敌人，我看过这个故事拍成的电影。日军偷袭珍珠港，利用广播电台的气象报告传达作战命令。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的时候，群众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号召起义，指挥行动，这才立成燎原之势。到了六十年代，越南、寮国政变，起事者先控制广播。

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的职员于非，曾在台湾台讲“实用心理学”，后来当局发现他为中共工作，把他的广播稿拿去寻找犯罪证据。崔小萍被捕后，当局也把她所导所演所写的广播剧检查一遍，下令封存。“中广”开办阿拉伯语节目对中东广播，据说那时台北只有回教的一位阿訇可以胜任，“中广”请他自写自播，根本无法审查内容，只好每次节目都录音制成胶片存档，以备治安机关检视。我曾看见那堆满半个房间的唱片。

我一直纳闷，一个文人，一个节目部主任，他怎么敢解除传统的管制？当然他得到总经理魏景蒙全部的支持，我在节目中开办“电话访问”，王玫和对方的通话立即同步播出，有人向魏总进言：“如果有人在电话中喊一声毛泽东万岁，那怎么办！”魏公勃然回答：“那就杀我的头！”魏公真是好长官，我听到这一段内幕倒是吓得住了手。倘若真的发生了那样的意外，恐怕我的头和邱主任的头先要落地。总之，成功必须冒险。也许他们了解敌我情势，认为台湾这时（一九五八）已经稳住了，可以放松了，讨论台湾言论尺度的人莫要放过这些迹象。

照“中广”公司的职员名录推算，邱楠自美国取经归来的这年（一九五七），国语广播员白茜如二十八岁，徐谦二十六岁，白银二十六岁，赵雅君二十三岁，赵刚三十三岁，宏毅三十一岁，乐林二十七岁，他们的“领班组长”张忠枢也还三十五岁。闽南语广播员刘美丽二十岁，杨曼华二十六岁，曾淑娟三十一岁，黄文柱二十九岁，他们的“领班组长”陈小潭也还三十三岁。（节目部主任邱楠四十岁，总经理魏景蒙也不过五十一岁。）我这年三十二岁。

节目部年轻化，一群活力充沛的人造成蓬勃的朝气、轻快的节奏、层出不穷的创意。难免有人画小圈圈，偶然也有人制造摩擦，或明或暗总会有人突显忠贞，检举别人犯了政治性的错误，这些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检举者后来也遭人检举，业海茫茫，真叫我悲喜两难。天下事都在恩怨纠结、是非混沌中做成，要紧的是事情做成了。最难得的是魏先生邱先生从来没搞过虚虚实实的统御之术，从未使用安全记录胁迫部下就范或惩罚向他挑战权威的人（虽然魏总跟情报首脑有密切的往还）。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天大的运气。

那时管理部门观念保守，法规陈旧，他们在上，节目部门在下，“下院”的决议要“上院”通过才可以执行。这就像孩子发育快，衣服总是窄小，经常挣掉纽扣。有一次公司的稽核组长约我谈话，他说节目费的报支有弊端，我告诉他没有弊端，至少我不知道弊端。他摊开报表，指出某些开支有悖常理，我告诉他，会计室知道应该付给木匠水泥工一天多少钱，并不清楚应该付给节目表演人员半小时多少钱。

恰巧那天有一条新闻，我抓起报纸指给他看。那时好莱坞大明星马龙白兰度秘密订婚，未婚妻是法国某处一个渔家的女儿，全世界的电影人口都希望看看这位灰姑娘是何等样人，媒体千方百计搜索，美国某大电视公司得到授权，灰姑娘对着镜头朝观众说一声哈啰，时间十秒钟，收费十万美元。……他一听发了呆，一九五八年的十万美元，那可是个天价哪！

那些年，我们披着紧身马甲，趿拉着小鞋，一路向前。

那时一架收音机大约新台币三百元，相当一个少尉全月的薪水，一个中学教员大半个月的薪水。明星制节目掀起热潮，大家节衣缩食听广播，台湾收音机的数目激增，依《重修台湾省通志》资料，一九五八年（明星制推出的这年）台湾人口超过一千万人（号称一千二百万人）。依曹建“六年来广播业务督导概述”，一九五九年（明星制推出的第二年），全省收音机登记的数目四十四万四千八百四十九架，估计还有十万架没去登记。一千多万人，五十多万架收音机，平均大约每二十个人有一架收音机。

中央党部的老党工批评“中广”公司是“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当党性使群众流失的时候，“中广”向群众的一端倾斜。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是家庭中的独宠，一架收音机全家听，邻居也来听，夏天晚上，全家门外乘凉，收音机摆出来，附近没买收音机的住户提着小板凳凑过来，大家排排坐，好像一个小戏院，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台湾有“收听广播长大的一代”。然后是“看报长大的一代”、“看电视长大的一代”、“上网长大的一代”、“一代一代塑出个别的人格特征”。

那时，广播怎样深入家庭，怎样为青少年所喜爱，我曾以汐止中学的学生为抽样作了一次问卷调查，然后写成报道，登在《广播杂志》上。

我和王玫合作的时间不长，潘启元进了台湾电视公司，宏毅接“早晨的公园”，我做过他的制作人。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发生，“中广”的节目再涂上战时色彩，开办新节目“营地笙歌”，由徐谦主持，白茜如的“午餐俱乐部”改名“九三俱乐部”，乐林的“彩虹岛”改名“复兴岛”，我做过“复兴岛”的制作人。我最后一任制作人是赵雅君主持的“松柏村”，节目的对象是退除役的老兵，尊称荣民。后来这几任制作人都是主持人主动作为，我被动配合，因为他们驾轻就熟，独立性提高了。

我们托魏公邱公的鸿福，这样一直走出三峡，走入“波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六十年代，岁岁有惊无险。一九六八年，广播剧团导演崔小萍被捕，一九七○年，副总经理李荆荪被捕，两案都和节目没有关系。“球在谁的手里谁进球”，所有的节目主持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大报副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出现讨论广播剧的论文，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开课讲授广播剧，中山文艺奖的戏剧奖增加“广播剧本”，广播剧成为独立的剧种，邱主任的心愿实现。

一九六一年，邱楠去做新闻局的主任秘书，后来升了副局长，一九六六年，魏总去做行政院新闻局长，那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我执行邱楠的政策，自动写了无数的文章，夸述节目主持人的优点和成就，大大提高了明星们的知名度。那年代，我对职业最忠诚，对命令最服从，对同事最配合，五十年后，我缕述他们的成就，纪念我的鸿濛岁月。

用今天的语言叙述，我是邱楠工作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完成了极其重要的任务。南京时代，党营的广播事业是汪洋中的一艘舰，迁台之初，它是一尾涸辙之鱼，魏景蒙临危受命，党中央要他“中广企业化”，说白了就是“中广”公司要做广告自己赚钱。厂商做广告要看收听率，邱楠创造了“中广”的收听率，魏总这才以他通天彻地的本领广辟财源，这才为“中广”打下以后数十年的基础。

邱楠经历了企业界人才的三个阶段。他到差之初，很多人打听“谁是邱楠？”后来他创造巅峰，很多大老说“我要是有个邱楠就好了！”然而俱往矣！坏壁无复见旧题，提起他，又听见“谁是邱楠？”你得告诉对方“邱楠就是言曦”，他用笔名“言曦”写了几本散文，这才留下名字。刘枋、刘非烈能留下名字，靠他们写了许多小说，赵之诚、朱白水留下名字，因为他们写了许多话剧剧本。广播仍然没有受到它应得的重视，台湾，推而广之中国，需要《广播节目史》。

十年乱花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做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写作的人提起胡适，首先想到文学。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众声喧哗的诱惑，抵抗新闻记者的挖掘。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余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一九五二年，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于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地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台湾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爱玲了。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后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

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这番话倒没引起任何争议，不过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我倒是暗中纳闷，当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识形态，帮助中共发展，结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样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讲话，他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课的时候，走下讲台，亲手关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学着凉。

当时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桩，举此一例说明人没有尊严，他也太轻视劳动服务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样为什么不说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后，胡适有一次讲话，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鲁迅和周作人创作有成就，他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一九五九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做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一九五九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着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后节目部主任邱楠带着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惟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记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后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瑞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惟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地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难为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彩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后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衷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划，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 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 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 plot？字典上说 plot 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于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 plot 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后来知道 plot 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 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 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于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后《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选择版本是编审大事，选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瞩目，白茜如和徐谦都是头牌青衣，互不相让，我认为白茜如声音宽厚，可以反映薛宝钗的性情气质，徐谦声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选。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选票印在《中广通讯》上，这是节目部的宣传刊物，对外发行。名角各有群众，刊物抢购一空，统计两人票数，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谦演薛宝钗。“粉丝”投票，各为其主，艺术的考虑当然抛在一旁，至于五大顾问，会也开过了，照片也拍过了，新闻也发过了，也就顾而不问了。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摆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地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现在手边还有作家、名记者杨蔚的结婚启事，画家、小说家王蓝为他家老太太举行追思礼拜的通知，作家刘枋、朱白水主催联谊活动的公告，都是白话文。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给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信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后的阵地，白话文何时能攻陷这座堡垒，才算竟其全功。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后来丁进“中广”公司主持猜谜晚会，才成为大明星。胡适的演讲录音大部分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斗士

一九五二年，“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去做“驻日大使”，董事长张道藩去做“立法院长”，他们照例请求辞去“中广”的职务，蒋介石总裁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才批准。这年我二十九岁，任“中国广播公司”专业作家，职称编撰。

国民政府行宪以后，停止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改为每月一次的动员月会。董事长张道藩在动员月会告诉大家，他当初上任时曾和董显光约定，董何时离开“中广”，他也同时离开。

众所周知，党营事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定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派系。张道藩受陈果夫培植任用，属于所谓 C.C．，董显光受蒋夫人信任，属于所谓官邸派。抗战时期，董显光主管国际宣传，常常怪罪 C.C.掌握的广播电台不肯配合，董是个老实人，他把当年的嫌隙写在回忆录里。国民党迁到台湾，C.C.失势，董显光“占领”“中广”，张道藩对他非常尊重，两人没有坠入“权力斗争”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总经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长。梁氏党国先进，长期追随孙科，声望很高。魏是董显光的老部下，两人“情同父子”，他和蒋经国也非常接近，常常参与机密，他的年龄和人事关系正好承先启后，接过老人的棒子，为新生代做开路先锋。梁魏之来，象征党营广播事业的“C.C.时代”结束了。

“中国广播公司”实行“总经理制”，魏景蒙当家负责，他面临许多难题，第一，他必须提高员工待遇，可是“中广”没有钱。

待遇低，士气也低。前任总经理用他生涩的中国话慢吞吞地说过：“前线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长是诗人、书法家、三民主义理论家，他无力筹款，只能手书旧作《驴德颂》展示“中广”同仁：

“木讷无言貌肃庄，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耻言酬计短长。任意人怜情耿介，献身世用志坚强，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时大家更愿意阅读的是，台湾省政府发行爱国奖券开奖，各报刊登中奖号码，同仁眷属常常省下菜钱，买个梦想，梦想连续破灭，我看见一位同仁的太太拿着一叠花花绿绿的废纸，一面检视一面拭泪。播音员王玫上签呈借支薪水，会计室签注意见，说是至少要两个同仁担保，王玫向董显光申诉，董氏在签呈上批示：可以由“我的”薪水中扣还，这样王玫才舒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个问题是，“中广”设备老旧，发射电力不足，理论上收听范围的半径多少公里，实际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听的范围内也声音微弱，杂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释，那是因为收音机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线没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厂干扰。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时候，台湾地区已有多家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八点钟各台有个联播节目，大台北地区收听节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里的声音好。有一年，美国空军交响乐团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挥过的乐团，名气很大，“中广”参加联播，北部地区的听众多半把波段转到空军广播电台，那里的声音好。

有一天，“行政院长”陈诚开了个大玩笑，他说“中国广播公司”在搞什么？我家都听不到声音！魏总经理立刻“严肃对待”，他带着工程师，工程师带着工程员，工程员带着电波测试器和架设天线的材料，一行人赶到陈公馆去忙了半天，又把陈公馆的收音机带回来修护。陈府清廉，他家的收音机该报废了，还在勉强使用。“中广”不敢送他一架新机，只好把旧机里面的线路和真空管全换了，再送回去。

那时对外远距离广播用短波，对内广播用长波（后来改中波）。长波沿地面传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湾山地有多处死角，各地分台转播台北总台的节目也很困难。依传播理论，国家有责任把广播节目送入每一户家庭，依当时情势，这是“中广”的责任。

还有更紧急的情况。中共重视广播宣传，许多波段对台湾定向发射，台湾各地可以清晰收听。国民政府对暗中收听中共广播立法重罚，常常听说有人因此坐牢，不幸中共电台的那些波段和台湾电台的波段紧挨在一起，听众收音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实在不胜困扰。“中广”公司工程部曾经派人环岛测试，我看见他们绘制的图表，红线代表中共的广播，蓝线代表台湾的广播，线长线短代表电力强弱，只见蓝线又少又短，红线又多又长，红线简直把蓝线密密围困了。

依专家的意见，最好的办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湾也有多少波段，一个对一个，同一时间在同一频道上播音，这样台湾的听众只能听见台湾的节目，听不到或听不清中共的节目，“中广”公司必须增加工程设备和节目人才。

“财政为庶政之母”，魏总经理必须开辟财源。“中广”公司组织庞大，分为“对国内广播”、“对大陆广播”和“对海外广播”三大部门，魏总接任时“对大陆广播”刚刚独立，尚有两大部门百废待兴。对国内（也就是对国民政府治理的地区）又分国语广播、方言广播，对海外又以十余种语言对华侨广播，对外国人士广播，任务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像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雏。那时党营事业的董事长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员工共患难，员工也不能和他共安乐，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才是四处奔波觅食的母鸡。

起初，我们对魏景蒙这个名字等闲视之。听说他英文极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说“黄色笑话”，不失雅趣，满座哄堂。听说他酒量好，整个晚上和美国记者拼酒，进退自如。听说他善与人交，尤其擅长赢得红粉知己。这些都是过人之处，但是凭这些条件来领导文化工作，并且要振衰起敝，怎么够？我们在大陆上都见过许多只有人事背景并无学养能力的首长，料想今日亦复如是？

他上任后我立刻发现不然。那时台湾各电台联合办了一份杂志为广播节目宣传，匡文炳总编辑派我访问魏总，向广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绍，我发现魏总中国文化的底子很厚，见解很高。例如他说：

教育不仅是办学校，教育是增进人类的生活。

文艺是“国风”，也就是国家的风仪风度。

三十年来，“中广”生于忧患，所经历的不是战争就是国难，她能长得这样大，不知度过多少难关，尝过多少辛酸，以前历任负责人的辛劳可以想见。

我一看，他为人好像挺忠厚嘛，谈话诚恳朴实，既没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没有新闻记者的油腔滑调。我当时就思索，他这番话还有谁能说得出来。

他坐上了那个位子，总会有人请他演讲写文章，他极其忙碌，能够推辞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新上任的“国立艺校”校长邓昌国找他，要他出席“音乐教育”座谈会，他没有空，但是必须有一份书面意见，嘱我笔记下来派人送去。这是一个热门话题，那时中乐西乐门户之见很深，“中广”节目部有个音乐组，下分国乐科和西乐科，彼此互不相容，西乐指挥王沛纶戏称之为“中西大药房”。魏总说：

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的分野，不在乐器而在音乐的内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国音乐，用胡琴拉出《蓝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乐（他用商量的语气说），中乐西乐都是宝贵的艺术，今后在音乐教育方面，是否可以强化两者互通共济之处、淡化两者的历史分歧？

后来邓校长对我十分称赞魏先生的高见。限于师资和教材，邓校长那时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后回头看中国音乐的发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愿望。

魏总有一份自办的英文报纸，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以后，同时具有报人和广播事业主持人两种身份，出国开会或考察的时间更多。有人说他开会是个借口，实际上借机会替政府办一些外交部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他遍访世界各大博物馆，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异卉，涉猎有关著作，他的知识可以和专家对话。

新闻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办旅游杂志，一定要他写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游记，也是由我笔记而成。德国在希特勒当政的时候，据说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以色列立国以后，特地为死难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纪念馆，以色列接待外宾，必定引导大家参观这座纪念馆。我永难忘记魏总怎样描述他的所见所感。

纪念馆的位置在大卫王的陵墓之旁，仿佛“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纪念馆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馆内光线幽暗，阴气森森，你可以看见百万以上死者的照片，没留下照片的有遗物：眼镜、鞋子、日记本，没留下遗物的有纪录片，堆积的裸尸，饥饿寒冷的集中营。馆内还有用犹太人皮做成的鼓，犹太妇女的头发编织的手工艺品，当然还有集体杀人的毒气设备。高潮是参观者环立在受难者的公墓四周，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西式坟墓，墓面平铺，大家俯首致哀，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朗读祭文。魏总说，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声调节奏里充分感受到那种不可化解的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总作此描述的时候，他的语气充满了悲悯，我不觉为之肃然。

最后魏总很恳切地告诉我，以色列立国未久，需要镕铸国魂，他们要让每个犹太人牢牢记住民族的仇恨，记住仇恨才会坚忍不拔，奋发图强。但是！

亡国之痛不可忘记，亡国之恨不可永记。

他对我清清楚楚连说两遍，好像惟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嘱以色列的执政者似的。他这两句话有智慧，我对魏公的认识又深一层。以后多年我一再引用诠释他的这两句话，至今无人反对，可是也未见有人赞同。

据说魏景蒙精通沪语，又有口才。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国广播公司”的新职，还得到一枚勋章，授勋一事，他要求政府不发新闻，他也从未拿出勋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后，我们才知道他曾经得到这一份荣誉。

抗战时期，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齐集重庆，他们的新闻报道常常损害中国的国际印象。魏景蒙接待他们，替他们服务，常常和他们混在一起，适时提供资讯影响他们报道新闻的角度。他要适应这些洋记者的生活习惯，陪他们吃喝玩乐，台北《自立晚报》因此说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实际上魏景蒙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为工作而生活的人，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使他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东西，工作改变了，那些附加的东西可以去掉。以蒋介石考核干部之密之严，应该知道魏景蒙有这一份修养，战后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国记者，大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可以帮助发展台湾的对美关系，也有利于“中广”公司争取美援，蒋氏更该了然于胸。后来魏总奋斗十年，成绩斐然，蒋总统还是知人善任的。

魏总上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和“行政院”有一张合约，“中广”为政府做宣传工作，“行政院”每年付给“中广”一笔钱。魏总一面计算服务的成本，要求“行政院”增加补助，一面开办商业广告，把“中广”当做民间企业来经营。这两件事都很棘手，要政府出钱，“立法院”审查预算这一关是火焰山，许多“立法委员”有虐待狂，以折磨机关首长为乐。要做广告，二十几家民营广播电台联合反对，民营电台电力小，播音时间少，节目内容大半简陋，他们担心客户被“中广”抢走，无法生存。

那时，有些民营电台以一间发音室、一个播音员开播，有一家电台的天线临时装在门外的电线杆上。但是创办人都大有来历，这些老板当年在党、政、军、特，某一方面是个人物，他们来到台湾，退出公职，下了台仍是一条龙。那时台湾需要有许多小电台分布各地，抵制中共的广播，“中广”公司没有力量办到。那时广播是敏感事业，必须由“自己人”经营，政府准许甚至鼓励这些忠贞之士投入广播，既满足政策上的需要，也算是对老干部的照顾。虽说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应该以党营的广播事业为重，那也得以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为前提，他们斗志昂扬，他们的联合阵地后有依托，前有射界，火力凶猛。

攻守双方都印了一本小册子，这一边说明你为什么不能做广告，那一边说明我为什么可以做广告。那时法令规定，只有民营的广播电台可以经营商业广告，民营电台抓住这一条，力言“中广”的身份是公营，“中广”则说，国民政府行宪以后，“中广”以民营公司登记，执照上载明可以经营商业广告。这一边指出，“中广”的经费列入政府预算，“中广”的员工也都参加了公务员保险，那一边说，“中广”和“行政院”的关系是依照合约为政府服务，政府依照合约付给报酬。我仔细看了双方的白皮书，我想这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能够作出定论的是交通部，它是广播事业的主管官署，但是最后本案呈请蒋介石总统裁夺，那年代，什么事情都要蒋公拍板，所以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十年之中三次请示，蒋氏的批示前后不同，可见战况之激烈。

魏景蒙屈以求伸，坚百忍以图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起初，他从美国引进“公共关系”一词，创立“公共关系学会”，反复说“中广”是替工商界做公共关系，与商业广告有别。继而他说，“中广”只替公营事业做广告，只替外国公司做广告，民营同业的业务范围向来只限于本地民营的工商业，彼此并无利害冲突。最后一个阶段赤膊相见，岛内岛外公营民营概无禁忌，台湾经济起飞，广告资源充沛，“中广”绝处逢生，日益壮大，各民营电台的发展倒也未受影响。然而十年辛苦不寻常，魏公虽然一向被人看做是生龙活虎，到底累了！

还记得有一天我接到魏总从外面打来的电话，叫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东西要写。我等到下班以后还不见他的影子，这才知道“立法院”审查“中广”的经费预算，他和梁董事长都去列席答复委员的询问。这是他“最长的一日”，终于他回来了，他的神情可用风尘仆仆行色匆匆来形容。坐定以后，他先朝我放出一炮：

鼎钧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事，做事就是受气，受他妈的有本领的人的气！

我愕然不知所对，静候下文，谁料他没有下文了。

后来承警察广播电台记者卢毓恒兄见告，“立法院”审查预算的时候，有几位“立委”跟民营电台关系深厚，这几个人发言刁钻刻薄，处处给魏景蒙穿小鞋。魏氏表现了惊人的韧性和圆融，也显示有恃无恐，背后确有一座泰山，他站在那里抵挡流矢暗箭，大勇若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继而董事长梁寒操上台，梁寒老曾是训政时期“立法院”的秘书长，委员中有许多朋友和后辈，大家给了他一个老面子，场中再无杂音。梁公神色自若，举重若轻，确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老帅出马，一战定江山，他为“中广”公司的财务奠下基石，以后二十几年，“中广”与“行政院”多次换约，都在这个蓝本上斟酌损益，顺利进行。

做事就是受气，受他妈的有本领的人的气！后来回味这句话，他绝不是对我发牢骚，他有牢骚又怎肯对着我发出来？我肯做事，不能受气，所谓任劳不任怨，在领导人看来是很大的缺点，魏公一时感触，大概是对我有所教诲吧？可是我怎么想？做事怎么这样难！怪不得世上有隐士。魏公啊，你用尽力气从日本美国拉来许多广告，他们从来没在台湾的广播电台做过广告，你从国营、省营、党营的事业公司拉来许多广告，他们都是独家生意，根本不必做广告，你这是金刚化缘、软中带硬啊，张道公、董显公根本不肯做，要做也做不到。“中广”增强电力，改善转播，推广收音机，提高员工待遇和节目水准，花钱如流水，你可是一文佣金也没赚啊！你为你自己办的英文《中国日报》没向他们拉过一个广告啊！你住的房子室内墙壁的水泥剥落，你也不让总务部装修，你这是何必呢？何必呢？……我那时三十岁出头，依然冥顽不灵，有负他的深心厚爱了！

除了外部矛盾以外，“中广”还有“内部矛盾”，工程部和节目部长期失和。

设立电台，首要条件当然是能够把声波电波发射出去，这时工程第一，这个条件具备之后，工程就要为节目所用，设立电台毕竟是为了传播新闻、灌输知识、提供娱乐、宣达政令，尤其到了战争时期，节目部必然变成电台的首席。今天有个名词叫“磨合”，“新兴”和“固有”相遇，总要经过磨合，那年代，“中广”老店内部磨而未合，这边说，没有工程，你们的节目怎么送得出去，那边说，没有节目，要你们的工程做什么！双方在人事上摩擦，在工作上摩擦，在经费分配上摩擦。

想当初工程人员创业艰难，机件笨重，工地雨淋日晒，同样十年寒窗，做的却是粗工。翻山越岭，架线设站，羊肠小道，断桥激流，气候恶劣，食物饮水匮乏，远离家人，过非常的生活。抗战时期，战局天天变化，机器驮在驴背上，随时架起天线播音，随时拆下来辗转迁移。日本空军对重庆“疲劳轰炸”，重庆整天整月不能解除警报，日本对外宣传“连重庆的青蛙都炸死了”，重庆国际电台的广播照常发音。在他们看来，台北这些节目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动笔动口，出去在马路上跑几圈，居然成了社会名流，名字照片登在报纸上，邮差经常送来饭馆的请帖。工程员还得伺候他们！

“中国广播公司”由陈果夫创办，张道藩也由陈氏识拔培养，用外面流行的说法，大家都属于 C.C.一系。张道藩拍板定案的时代，他也作了一些对节目部有利的决定，工程部有感受，能接受。董事长换了梁寒操，总经理换了魏景蒙，人事变动象征 C.C.完全退出这块老地盘，中央对梁是酬庸，对魏却是责成他中兴，新任总经理上了第一线。魏景蒙是新闻出身，工程人员把他看做是节目人员的代表，他作出一些决定，工程人员有感受，未必愿意接受。魏总和工程部主任姚善辉时有龃龉，办公室耳语频传。

面对企业化，广告客户计较收听率，单是节目改革远远不够。资深工程师出国考察提出计划，魏景蒙奔走筹款订购机器，工程人员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双手老茧，一个月两个月不能回家，结果还是有些地方难以向中央交代，总经理和工程部的关系紧张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工程部主任姚善辉把魏总批过的公文“批回”总经理室，要魏总“多了解本公司业务少打官腔”，他们都用原子笔，魏总最后用毛笔写下“愿共勉之”四个大字，再交收发送到工程部。我见过那份公文，才发现他写一手很好的褚遂良。

魏总请了一位“外专”来做他的工程顾问，这人身材强壮，有中国血统，好像不通华语。他是一个高级义工，不支薪水也没有车马费，参与几项重要的建设，工程部的人背后叫他洋鬼子。

据说这人认为“中广”工程部暮气已深，他建议“中广”设置奖学金，保送优秀青年到美国去专攻广播工程，学成归来为“中广”所用。他说四年以后，“中广”工程部开始注入新血，八年以后，工程部水准提升，旧习气也逐渐革除。魏总十一年后才离开“中广”，没有使用这个“赶尽杀绝”之计。记得有一次谈到过年贴春联，他低声吟诵“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他描述这样的对联如何贴在满布铜钉的大门上，语调充满感情，仿佛从“陈腔滥调”中找到新意。

魏总自己到美国考察的时候，曾经问人家“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人家告诉他，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魏总回来，出席动员月会，报告考察心得，特别说到这一段，他说此行收获很大，带去的问题都找到答案，惟有这一项“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他空手而归。他慨叹咱们到底是后进国家！人所共知，魏总跟特务首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他从不把这种阴影罩在部下的头上，所以没人怕他。

工程节目之间还有一次重大的争执。“中广”公司本来有两位副总经理，一位吴道一，统领工程部门，一位罗学濂，统领管理部门。董事会通过再增加一位副总经理主管节目部门，论人选当然是现任节目部主任邱楠，他推行综合节目明星制，使“中广”节目成为听众的首选。但是工程部坚决反对邱楠升迁，邱到任以后节目部门连续扩权，他不是一个手腕圆滑的行政人才，工程部深受刺激，那种情势，那种环境，恐怕圆滑也没有用，第三副总经理因此长期悬缺。魏总安排邱楠到“行政院”新闻局做主任秘书，不久升任副局长，既酬邱楠节目之功，又对工程让了一子。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接任“中广”总经理，立即调升节目部主任李荆荪为副总经理，大势所趋，节目人员出任副总经理的时代终难无限迟延。

当然，工程部仍然有建树，魏总离职的时候，董事会历数他的贡献，在他任内，发射机由十三座增加到五十八座，电力由二百四十千瓦增加到七百五十八千瓦，增设新竹、苗栗、宜兰三座电台，板桥、民雄、八里三座机室，建成全省超短波转播网。硬体建设才是成就的代表，节目部黯然失色。看这张成绩单，知道那时政府还是很重视广播，想当年抗日战争形势恶劣的时候，蒋委员长在重庆说过，只要重庆有一座广播电台他就能继续指挥抗战，……而今“中广”怎样了？青史成灰，“中广”旧人当齐声一诵“世间有为法，如露亦如电”。

魏总对“中广”公司功同再造，可是突然传谕免职，事先没有预警，事后没有安排，公司上下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他免职前还蒙蒋公钦点，担任台湾电视公司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代替“书生”陶希圣，证明“圣眷正隆”，免职后依然负责筹备台视成立，好像“圣眷未衰”？可是就这么突然“罢黜”，冷藏起来，十五个月以后又突然起用他担任新闻局长，怎么回事？始终连个“谣言”也没听见，也许只好说是天威难测罢。

魏公筹备成立台视，请“中广”工程部的姚善辉兼任工程顾问，台视开播以后继续借重。“中广”一度准备办电视，派姚主任到美国进修考察，为期一年，成为台湾的一颗电视种子，但那时“中广”没有土壤。魏公不念旧恶，使公款培养的人才用之于公，姚善辉曾经对人表示“意外”。确实意外，细数广播电视界人物，没有第二个做得出来。

“中广”同仁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向魏总惜别，会中吴道一副总经理代表同仁向魏总赠送“感谢状”，演出一连串的娱乐节目，但会场气氛低沉，可以用“强颜欢笑”形容。最后白银独唱《阳关三叠》，高音激昂，洋溢不甘与无奈，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但闻满座啜泣之声，魏公自己也流下眼泪。这样的惜别晚会在“中广”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以后我和魏公还有一次谈话，他问“你在‘中广’的情形怎么样？”节目部曾经要我做这个长那个长，我都没答应，趁此机会作个解释吧，我说，“我只能做作家，因为我没有能力指挥别人工作。”他停顿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再说什么。我本来想说，文学创作有风险，需要贵人庇护，请魏公做我的贵人。可是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方块文章　画地为牢

谈论战后台湾情事，以十年大致为一段落，如此区分也许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征信新闻》给了我一张聘书，约我以撰述委员的名义写“小方块”，此事象征我的五十年代结束，六十年代开始。

“小方块”实际上是一种小专栏（报纸另有大专栏登在新闻版上）。言曦（邱楠）写方块的时候就力主改称“短论专栏”，不称专栏而称小方块，当然有轻视的意思。当年报界流行两句话：“社论是报纸的眉毛，副刊是报纸的屁股”，社论只是装点门面，难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报纸最后一版，读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见。我说这两句话得改一改，“社论是报纸的客厅，副刊是报纸的花园。”多年以后，邱氏的“专栏说”和我的“花园说”成立，改变了原来的用词。

我也知道，历史家认为“现在”之中含有过去，由过去到现在，他们不说连续，别立一名，称为“赓续”。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于萧铁老编的人情压力，曾在台北《公论报》副刊写过几个月小方块，算是台湾资历很早的方块作者之一。据说《征信新闻》社社长余纪忠先生读过那些文章，记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征信新闻》扩版为一大张半，成为台湾的大报之一，锐意经营，破格用人，他的“人间副刊”也开辟小方块，由徐蔚忱老编出面约我和寒爵（韩道诚）共同撰写，第二年正式聘用，这年我二十七岁。我并不喜欢投入这个“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当，好不容易摆脱了《公论报》，为何四年之后又到“征信”来入列就位呢？

长话短说，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门充当写手六年多了，对于“广播作家”实在厌倦了，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写作，取材范围有限制，修辞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制，篇幅长短有限制，形式结构有限制。广播的特性形成这些限制，我为了彰显媒体之长，必须安于文学之短，我在这方面是先驱，但是无法再有进步，很想罢手。我把身体力行的心得写成一系列文章，先在刘恕主编的《空中杂志》发表（一九六三），后由“中广”出版，书名叫做《广播写作》，算是对“中广”作出交代，打算歇手。当年有关广播的一切理论都自外国引进，惟有如何用中文写广播稿只有反求诸己，这一门类的专著当时仅此一本。

我提出辞职，魏景蒙总经理说：“我不能放你离开中广公司。”我说“中广”的工作我不想再做了，他说，“不想做少做一点，想做就多做一点，现在不想做，有一天你会想做。”我没听懂他是什么意思。节目部的邱楠主任找同事张瑞玉探听我为什么想辞职，我趁机诉苦，我说政风日渐败坏，实在失去了摇旗呐喊的热情。第二天邱主任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要自求多福。”只有这一句，我也没听懂他的意思。

辞职不成，外面报纸有个兼职也好，我究竟是文字工作者，报纸才是文字工作者的夜总会。那时《征信新闻》还很简陋，我对他们的余纪忠社长是崇拜的，一九四六年我在沈阳的时候，余氏以三十六岁的俊年，担任东北保安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官拜中将，他身材秀挺高拔，英风奕奕，领袖的气质如一颗巨大的磁石。从某个角度看他的脸，使我们联想到希特勒，正是我们那一群投笔从戎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典型（大战期间，中国媒体称希特勒为四大伟人之一，与蒋介石齐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国军中间还保有英雄形象）。在那个把接收写成“劫搜”的年代，他是清廉的，在那个杀气冲天的年代，他是主张和平解决学潮的，他在沈阳创办《中苏日报》，我也是忠实的读者。他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台北见面，他虽然换穿西装，依然骨骼岳峙，线条分明，一脸坚定自信，足以使任何倒在地上的人重新挺立，我一杯咖啡只喝了一口就成了他的俘虏。

不过我从未提过沈阳的因缘，我知道当年他受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猜忌，处境危急，幸而朝中有人，中央直接下令调动了他的职务，他临走也没向陈诚辞行。陈诚大怒，放话指责他“擅离职守”，一时成为东北的大新闻。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他也不知道我曾是在沈阳屡屡向他倾心注目的一个小兵。

“小方块”的性质和“中广”的节目大不相同，它的精神是批判，它的眼睛看缺点，可以说那时候它是站在“中广”节目的对立面，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平衡。

我在“中广”那六年，感觉台湾如同一望无边的荆棘丛，我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六年以后，好像这一片荆棘比较稀疏了，人人急于摸索自己能有多大空间，这些人活动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我决心参加探险，从此我这条小鱼离开了张道公的龙门，游向江湖。

六十年代是台湾民营报纸成长壮大的时代，也是“小方块”深入人心的时代，新闻版有不署名的方块，副刊有具署名的方块，针砭社会病态，监督官吏作风，表扬十室忠信。幼时在家，母亲常引《论语》上的两句话教导我：“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把这两句话约化为“鼓励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当做我个人写作的信条，同时“言在此而意在彼”，对另一些人的谴责批判寓于其中。那年代，每一个“逃”到台湾来的人可以说都是失败的人，其中小士兵、小青年、小地主、小商人的景况“比失败更失败”，情绪郁结，生活艰苦，有人自杀，有人杀人，社会上充满戾气，动魄惊心。我尤其愿意和这些人谈心，费了许多笔墨。

不约而同，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生存环境，“草多可缚象，滴水竟穿石”，十年众声喧哗，声动山河。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每天伏案写方块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可以“想象”自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有时想到周作人一段话：写文章时时担心踩着老虎的尾巴。有一天忽然发觉，那个方框也许是自己画地为牢，不过当面喊万岁也未必高枕无忧，保密防谍的专家硬是心眼多，认为你用忠贞掩盖什么，我想既然一样如履薄冰，还是为社会大众说话比较值得。

那时台北各报副刊写方块的人，《中央日报》有言曦（邱楠）、仲父（孙如陵），《新生报》有凤兮（冯放民），《联合报》有何凡（夏承楹）。《中华日报》的副刊主编南郭（林适存）别出心裁，他的副刊方块只有固定的栏名“笔阵”，没有固定的作者，登坛招贤，广纳四方，我也经常参加。一九六四年十月，夏晓华创办《台湾日报》，我在他的副刊上写过半年方块。李荆荪在他创办的《大华晚报》新闻版有个不署名的方块，报社主办选拔“中国小姐”，他这个董事长太忙了，约我替他写过两个月。

六十年代方块阵营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李敖，一位柏杨（郭衣洞）。

李敖博学雄辩，报纸副刊本来载不动他的大块文章，他的阵地在杂志，可是夏晓华本事大，拉他在《台湾日报》副刊上写小专栏（一九六五），方块跟他有缘。李敖的文章像胡适，视野广阔，布阵从容，他也像鲁迅一样有凌厉的攻击性。他学过逻辑，学过史学方法，学过语意学，装备一新，武器比任何人多，忌讳比任何人少，训练之师，奇正互用而奇多于正，所以屡建赫赫之功，他比传统多走出一步。那时在台湾，你读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想起他背后有另一个人，你读李敖就没有这种感觉，这也许是年轻的好处。

柏杨受《自立晚报》殊遇（一九六○），字数篇数没有限制，他的文章排成“边栏”，一个题目可以连载几个月，气势雄浑，“江河万里，挟泥沙以俱下。”他本是小说家，首创以长篇小说的手笔写杂文，塑造中心人物，组织边缘情节，使“乱臣贼子惧”而有娱乐效果，他也比传统多走出一步，六年之中，名满天下。他的专栏登在副刊上，方块中人向他“攀缘”，后来“立法委员”吴延环客串方块，联合方块作家成立“方社”（一九六五），也曾邀请柏杨参加。

吴委员和大部分方块作者甚少接触，成立方社他委托钟鼎文出面操办。钟氏为国大代表，《自立晚报》总主笔，《联合报》“黑白集”的执笔人之一，他也是一位诗人。当时若论文艺界人士的肆应之才，钟代表可推第一，大家都说他是“总统府”总务局长最佳人选，可惜怀才不遇。他找凤兮和我两人发起，理由是，我的笔名叫方以直，凤兮的本名叫冯放民，两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方”字，当然，这是客气，我们都辞谢了。

谈到“方社”名称的含义，我以为是“子贡方人”的意思。他强调这个“方”是方城之戏，也是吃饭的八仙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一顿，饭后打麻将的人开牌，不打麻将的人回家，他的这两点说明都在方社成立的新闻报道里登出来。那时方社中人最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若有呼应串联必受当局猜忌，他的定义具有智慧。后来方社的活动是大牌社员轮流做东，吃饭打牌，我以后很少参加。

吴延环是资深“立委”，清望很高，可见这时“小方块”已非职业文人“低就”之所，渐渐成为名家大匠隐形息影略施小技的“高招”。由于方社成立，我才知道除了李荆荪、耿修业、邱楠以外，吴延环、沈宗琳、胡健中、杨选堂、高阳、钟鼎文、杨乃藩、王洪钧、黎中天都染指成习，曹圣芬也写过不署名的方块（他没有参加方社）。

《中国时报》曾有一位“何可歌”，方块文章非常出色，只写三篇，戛然而止，空劳大家引颈以待。谁也不知“何可歌”是何方神圣，我怀疑是诗人余光中的化名，单说“何可歌”三个字对音韵的敏感，三个字字形对“口”部的敏感，此形此音合起来，隐然遍身是口也难畅所欲言，如此才情闲情，除了“他”还有谁！多年以后，我见那三篇文章果然编入余氏的文集，他何以只写三篇，或有内情，只有留待知者述说。

那时台湾杂文处处有中国大陆三十年代之流风遗韵，鲁迅是大宗师，虽然鲁迅连名字都是违禁品，他的风格和思想却有继承者大量繁殖，禁书无用，多少论客遗漏了这个有力的证据。周作人、陈西滢、梁实秋另成一类，我在他们这一边排队，加上追慕培根、蒙田和爱默生。文风不同，取材的角度也不同，抑扬褒贬常有分歧，所以当年这两种文风大陆上互相排斥，来到台湾却相忘于江湖。

小方块太“小”了，容不下复杂庞大的题材，常常像玻璃杯中一杯淡酒，透明中浮起一粒鲜红的樱桃，读者在樱桃的吸引之下喝完这杯水酒。写小方块像胡宗南说过的一句名言：“集中兵力于一点而发挥之”，据说这句话出自胡将军在黄埔军校提出的学习心得，蒋校长大为欣赏，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在“中广”写稿时，常以胡氏兵法为作文方法，政治宣传多用演绎法，宗教宣传也是，例如“耶稣是救主”，预先设定，无须验证，不可动摇，宣教士千言万语把这个观点散入万事，排除一切例外。我把“集中兵力于一点而发挥之”当做演绎的过程来写方块，才想起演绎的过程可以千变万化，“水无常形”。

那时我经过“中广”六年的工作磨炼，语体文上得了台面，我幼时由私塾发蒙，后来略读唐宋大家，喜欢清诗，成语典故文言句法也能自由运用。到台湾以后，涉猎西洋文学的中文译本，也十分留心异邦的语风。说个比喻，我以白话为淀粉，文言为钙质，欧化为维他命，长养我的写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练习簿。我固然为了要发表某种意见而写，也为了要实验某种技巧而写，也常常为了练习某一布局、某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种旁敲侧击抑扬顿挫而写。来写方块才可以充分追求“文无定法”，“情欲信辞欲巧”，“文学的语言高出日常生活的语言”。

那时报社规约，社论谈大事，方块谈小事。大抵省政府以下为小事，“行政院”以上为大事，政务是大事，事务是小事，决策是大事，执行是小事。军队不要碰，特务不要碰，蒋介石和他的第一家庭不要碰。这种区分其实很模糊，批评地方有时就是批评中央，那时行政是“一条鞭”，批评执行有时就是批评决策，执行的流弊源自决策粗糙。

我“具体”评论小事，“抽象”评论大事，超出报社的规范。我不能谈特务，但是可以谈人权，特务不在乎，他们认为自己并未侵害人权。大官和高级将领的子弟耍流氓、充太保，我不能指名批判，但是可以谈家风世泽，谈“使父母不辱”，陈词更为慷慨痛切。我不能批评独裁，但是可以宣扬民主自由。新闻事件当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读者自可把具体事件“代入”我的抽象论述，对号找人，自作批判。抽象论述建立的是观念，观念一旦树立，读者可以“自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无待我一一实指。

由于性之所近，我不知不觉谈论文学，鼓励作家，尤其是本省作家。我更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升斗小民的需要，尤其是学生、农人、小职员和一般市民。我借各种小事反复申说大义，强者对待弱者要公平，能公始能平，能平社会始能祥和，人心始能团结，台湾始能长治久安，当年中国大陆“人心思平”，所以人心思变，终于“变天”，执政当局要有高度的反省。没有人来干扰抽象议论，所有不点名的批判他们好像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但是读者会从他们中间对号寻找关系人。

台湾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平民切身的痛苦已非来自高官，而是来自基层公务员，当局有图治之心，但良法美意出门变质。我提出一个说法：“大官办小事，小官办大事。”大官不过签字、演说、剪彩、出席酒会而已，小事一桩，小官的执行决定行政成败，关系重大，我主张监督基层行政人员，不许他们“以技术害原则”。我要求执政者“为大于微、图难于易”，不断掘发技术性的小事主张改进，我的呼求常常立即生效，方块作家的一支笔，对这些人还可以劝善惩恶，激浊扬清。在这方面我和读者互动，和官府互动，和社会工作者互动，我有许多资料，等到着手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篇幅可以容纳。

那时陈诚在台湾统揽军政大权，威风凛凛。他那时气量狭窄，有军人性格，无政治家风度，迹象显示他并未忘记余将军是怎样离开沈阳的。余氏立于危岩之下，胆大心细，使《征信新闻》具有民营报纸的一切特色。他是有能耐的人，全力支持方块，斜风细雨他都遮挡了，从来不让作者知道他承受的压力。他也从未鼓励我们勇往直前，他洞悉人性，只要一直平安无事，作者自然越写越大胆。

民营报纸靠广告，拉广告要凭销路，开拓销路就要争取多数人。县长只订一份报，县民也许能订十万份报，你得站在十万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你得对那十万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报纸用什么方式向这十万人表态呢？小方块！那年代小方块对民营报纸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民营报纸竞争激烈，各地分社都派出推销员挨家访问，你为什么订我们的报？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或者你为什么订另外一家报纸？它有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一项一项作成记录回去统计，民营报纸争取读者，要靠小方块和社会新闻。

那时政府对小方块开始放手，五十年代的五花大绑慢慢松开，“反攻无望”已成定论，国民党中央为了让民心在台湾扎根，他必须把战时当做平时看。一九六○年蒋公三度连任，他当选以后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承诺台湾将要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在他所说的“更多”之中，包括民营报纸勃兴，有这番因缘，小方块始能在言论界算个角色。政府的善意也得到回报，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一向“大官负责而不做事，小官做事而不负责”，所以基层官吏作风败坏，中央鞭长莫及。小方块照射死角，唤起小官的责任心，使他们检束收敛，知所畏惧，帮了政府一个大忙。

说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新闻界有一段掌故可传。蒋总统作此宣示的时候，没有新闻记者在场，散会时记者涌入，围在胡适身旁打听消息，胡适笑眯眯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事后一群记者到“中央研究院”找胡适聊天，胡院长转述蒋公的宣告，责备记者失职，“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们居然漏掉了！”记者反过来怪胡适，那天国民大会散会的时候，我们也曾向胡先生请教，胡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胡适说，我又不是国民大会的发言人，你们在会场采访我怎么能发布新闻，你们应该到我家里去问我啊！彼此大笑。

可想而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第二天上了各报的头版头条，可想而知，各报社论一致拥护，合唱了一首赞美诗。蒋氏勉强三度连任，声望稍稍下跌，现在又上扬许多。这是大事，我的小方块没写，如果要写，也只能说胡适在替蒋氏制造压力，如果蒋氏只有六分诚意，此时也变成八分，这是典型的胡适模式，也是他和雷震的分野。蒋公还算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据说他的重要文告发表之前，必定由幕僚作最后检查，看看和以前的文告有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公开曝光，他的声望提高，同时自制力也增加，权力无形缩小。此时雷震已经入狱，胡适并未成为“垂头丧气百无一用的老秀才”。当然，我这些话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说。

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逐渐落实，我们写方块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点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个“更”字，民营报纸步步拆篱笆，踩红线，挖墙根，搀沙子，岁岁平安，民主墙如活动屏风，当官的一夜醒来，发现又得让他三尺。一九七○年雷震出狱，他看了几份报纸杂志，惊叹“我这十年牢白做了！”咳，他怎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告诉朋友，他这一句话让蒋介石占了上风，蒋的做法也许正是要证明“孔明枉做了英雄汉”。我总觉得雷先生的台词应该是“我这十年牢没有白坐！”这也是方块思考，可是当时仍是“你嘴里说的、最好不要写下来”。

那时台北还有一种人物向小方块源源释出话题，他们的共名是“民意代表”，若是加以区分，一票人叫中央民意代表，一票人叫地方民意代表，他们有权监督政府，“权力使人腐化”，言行多有可议可讥之处。尤其是中央级民意代表，政府为维持宪政门面，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的任期无限延长，没有改选的压力，多半既懒惰又骄傲。其中一部分人本来是社会精英，大家还能接受，另外一部分人是政府在战火中匆匆行宪宁滥勿缺的“数字”，多半观念陈旧，素质很差，来到台湾又不知守分藏拙。有人形容他们：“世界上再无一个时代，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握有这么大的权力而又不负责任！”那时谁能够对他们劝善规过呢，除了方社二三君子，连前后两位蒋总统都未置一词。代表们的材料精彩，方块文章跟着也喧腾众口。

我曾劝那些老代表不要动不动骂人“为共匪铺路”，你们反对节制生育，反对白话文，反对冤狱赔偿法，反对民主自由，反对简体字，你们反对民之所好，那才是“为共匪铺路”。你们争福利，争宿舍，争补助费，人之常情，吃相不要那么难看，饭店发酒疯，居然拔出手枪射天花板，警察破获了摄制春宫电影的组织，居然打电话到报馆要求封锁新闻，这类事尤其是大忌！我也曾劝那些代表善用他们的影响力，保护养女，担任孤儿院的董事，为机能残障的人募捐，发起救济水灾灾民，提倡读书。要把台湾民众当做你的选民，考虑他们的观感。退一步说，在家种花养鸟，写写毛笔字，打打太极拳，总胜无益之事。我的饶舌惹来无穷讥骂，并且伏下多年后一连串小动作，不胜困扰。

两位蒋总统相继死亡，李登辉执政，台北民众游行抗议“万年国会”，骂这些中央民意代表是“老贼”，把他们赶下政治舞台，他们这才如梦初醒。咳，固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他们当年那一部分人正确对待讽谏，后来散席的时候又何至于全体如此难堪，连那些有重要贡献的代表也黯无颜色，甚至整个“外省人”都分担羞辱！

方块文章画地为牢，倒也没有人因此坐牢，一九六八年柏杨被捕，一九七○年李荆荪被捕，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那“牢”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自己画成的。后来我教过书，编过杂志和副刊，进过电视公司，业余一直没停止小方块的写作，写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告一段落，算来是二十一年。方块给了我自由也给了我局限，我因此被人称为“方块作家”，显然含有讥讽之意，“画地为牢”一词对我倒也别有意义。出国难，“出牢”更难，我虽然立志退出江湖，专心走纯文学的路，却又在纽约《世界日报》的框框里钻进钻出，为时七年（一九九九—二○○五），一直写到八十岁，前后合计为二十八年。

艺术洗礼　现代文学的潮流

台湾的“现代文学”由五十年代发端，到六十年代蔚为大观，这件事对我有重要意义。

台北是大城市，我又在新闻媒体工作，及时接触到这个新潮流。依我个人的感受，画家似乎是开路先锋，一批被我们笼统称之为“抽象画”的作品陆续展现，我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画家也不肯解释他在画什么。

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几十年，如今出现反叛，当时我的周围一片迷惑惊诧的表情。我倒接受这样的画，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幼年时期留下的一些记忆帮助了我。

抗战中期，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一度住在家乡的“进士第”里读书，进士第的房屋大半被日军焚毁，残存的墙壁上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进士第的继承人，一位饮酒赋诗的名士，曾经指着残垣对宾客说，“你们说有人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我看是有人在我家墙上画了莲花。”一位来宾即席得句：“广厦经焚留断壁，等闲指点绘莲花。”

我老早就知道医生对病人有“墨迹测验”，他把墨水滴在纸上，把纸折叠起来，压平了、再打开，他问病人墨迹的形状像什么东西，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到台湾以后，“中国广播公司”的创办人陈果夫住在台中养病，他患了肺结核，退出一切活动。他写过一篇短文《抹布画》，他说每次用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抹布留下的水痕油渍都是一幅画。

对我而言，这是欣赏现代画的基础教育。

然后是现代诗。

都说诗人纪弦是台湾现代诗的先驱，诚然，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就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三年后又组成“现代诗社”。对我而言，他的诗论驳杂浮泛，他主张追求诗的纯粹性，要求每一诗行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纯粹“诗的”而非“散文的”，他自己未能充分示范。他在文艺集会中跳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文坛惊为佳话，他有一些名句我们是笑着读的。

他的确是春天第一只燕子，只是许多人还听不惯他的鸣声。

然后痖弦、管管、大荒、杨牧、余光中的诗大量出现，这时正是五十年代的末尾。前后左右，多少人皱起眉头，抱怨现代诗“搞什么玩意儿”。我倒能有限度地涵泳其中，早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喜欢《旧约》里面一段经文：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

（旧约《传道书》国语和合本译文）

这段经文组织了许多意象，每个意象都很鲜明，可是合成以后究竟传达什么讯息，连牧师也不清楚，查经或证道时有意无意避开这些章节。我不求甚解，反复诵读，如同进入未知之境探险，尽管表象割裂，深层却有一种完整的浑然，我喜欢那种感觉。

我也想起小时候学过的儿歌：

剁一剁二两三拐／蚰子不吃蚂蚱奶／蚂蚱不吃蚰子肉／不多不少整十六

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烧酒辣买黄蜡／黄蜡苦买豆腐／豆腐薄买菱角／菱角尖尖上天／天又高好打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青好点灯／灯又亮好算账／一算算到大天亮／桌上坐个大和尚

我们在生活经验中从未见过这些事物连结在一起，按理说我们应该早已把它丢弃了，为何能够代代相传、人人上口？它在我们童年的生活中留下欢乐，长大后留下回味，它再造了世界秩序，扩大我们的想象。

那时，人们对现代画的责难，集中在“堆砌色彩线条而无物形”，大家对现代诗的责难，集中在“上一句和下一句没有连结的意义”，因而拒绝接受。写小方块哗众取宠，我也曾说现代诗像打翻了的铅字架（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征信新闻报》副刊），戏言无益，我必须学习。

那时口出怨言的人大半受过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以后就停止学习，新生事物使他们由先进变成后学，他们很难适应。我则是个边做边学的流浪青年，三人行“皆是”我师，我对现代文学作出自己的回应。

了解这些作品，要从读它们的理论入手。那时候没见过有系统的著述，大学也还没有博士班、硕士班的研究生写论文，也不知道可以到艺术系旁听。多亏了几位先觉者启蒙，他们是张隆延，虞君质，顾献梁，于还素，他们热心为现代画辩护，作出许多解说。也许是诗画同源吧，他们的画论也成了我了解现代诗的钥匙。

我感觉现代艺术的理论和它产生的作品同样晦涩，尤其是张隆延教授笔下，有人形容为“每一个字都认得，每一句话都不懂”。我戏言对他的文章要“先懂后看”，读他文章不是入门修行，而是得道后反身观照，只有他的及门弟子可以当面质疑请益，得到他的真传，有人说他像亚里士多德。

这时洛夫、覃子豪、余光中都是新诗的发言人，对我而言，余光中长于启蒙，他能把诗论用优美的散文表达出来，流畅显豁，情趣盎然，有人说他像罗素。由他挂帅的现代诗论战，议论纵横，大破大立，从中国古典文学引来内力，化入西洋的外家功夫，试图建立现代诗的正统地位。洛夫说诗也很雄辩，只是（那时候）晦涩一些。他们的诗论又是我接受现代小说的基础。

现代艺术能在台湾开花结果，这几位先驱者功劳很大。

那时，现代艺术最难忍受的窘境，还不是一般受众排斥，而是情报治安单位心有疑猜，大大压缩他们的空间。如所周知，中共一向以文艺为宣传车，为笔队伍，国民党内有一批人把文艺当做“敌情”来研究，他们对文字图画保持高度的警觉。现代诗和现代画兴起，那些主管意识形态、审查文艺作品的人看在眼里，这种诗、这种画都是神秘的符码，创作者究竟要传达什么讯息？必须追究。在主管政治文宣的人看来，文艺界的这种风气，等于取消了文艺作品奋发精神齐一心志的作用，政府拿什么来鼓舞民心士气？这些作家画家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时治安机关采取“有罪推定”，情势顿觉严重。

画家站在受逼迫的第一线，由于现代画家拒绝解释他的作品，也由于画坛内部有老少新旧的派系之争，情势迅速恶化。那时“老画家”几乎等于传统的国画家和以写实为主的西画家，他们大多跟国民政府有历史渊源，新画派兴起，影响他们的主导地位。治安机关对新画有重大疑问，又从新画家那里得不到答案，转而向老画家请教，他们中间有人未能美言。现代画“什么都不像”，同时又“什么都像”，有一位前辈看出秦松的画中有“打倒蒋介石”的暗码。名医胡鑫麟诊所外墙，顽皮青少年随意涂鸿，情报员也看出“台独”的标志。

说来也是风声鹤唳，台湾研究“敌情”的专家看大陆画家的作品，从中找出“打倒毛泽东”五个字来，治安机关复制了、放大了这幅画四处展示，那是一幅政策宣传画，地平线上一行劳动者（向工地）快步前进，地平线下散落满地稻草，稻草有宽有窄，颜色有深有浅，把形状相近者组织起来，那五个简体字宛然在目。

海的那一边也有异人别具只眼，他们把一张新台币放大六十倍，找出“央匪”两个字，这两个字隐藏在中山先生肖像的纽扣上，钞票上的图案都是用极细的线条密密编成，线条有浓淡疏密，放大以后就显出特殊的“笔画”来。香港《大公报》刊出图片，流入台北，我在“中广”公司的记者手中从旁看了一眼。

听说某画家辞去美术系的系主任下乡隐居了，学生去看他，他挥手赶出去。听说美国邀请某画家短期访问，这位画家抓住机会自我放逐了，再也不肯回来。听说在最紧张的日子里，雕塑家杨英风夫妇每夜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等候逮捕。

那时张道藩虽然等于脱离了文艺运动，仍然对赵友培表示他的忧虑。友老说，现在流行讲求“公共关系”，也就是争取别人了解，以利自身发展，他建议“文协”出面为诗人和画家做些公共关系。于是道公首肯，友老主持，总干事朱白水操办，“文协”连开几场座谈会，分别邀请余光中、林亨泰、席德进、虞君质、顾献梁、刘国松，多位名家出席说法。我记得顾献梁先生首先发言，情词恳切，他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墨竹说，抗战发生以前，南京“中国文艺社”的墙上挂着这样的画，今天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墙上仍然挂着这样的画！他扼要介绍了当前的画风画派和画学思想。

这些来宾从各个角度提出解释，这样的诗、这样的画出于世界潮流，有它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台湾这些诗人和画家只是追求艺术的创新，没有政治目的。资料显示，座谈会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开始，我记得每两周举行一次，好像一共七次，不发新闻，不作宣传。

事后“文协”把记录整理出来，寄给“中央党部”、“教育部”、“新闻局”，还有“警备总部”，“敬供参考”。“文协”提出的这份记录很有分量，等于是国民党元老、文艺运动领导人张道藩，为现代艺术家的辩护状作了背书，后来当局对“现代”逐渐宽松，这份记录是起了作用的。

依我自己感受熏染的顺序来说，然后就是现代小说了。

在我阅览的范围内，现代画和现代诗都是先看见作品后看见论述，现代小说却是先看见许多评介。起初有人介绍法国的“反小说”，接着有人介绍日本的“新潮小说”，同时有人提出新小说、变体小说或意识流小说，归纳起来，大家说的是同一事物。最后余光中统一命名为现代小说，然后又衍生出“现代散文”，“现代”一词从此成了气候。

那些对现代小说初期的介绍很零碎，一鳞半爪散见于作家自己凑钱创办的杂志，大学的校园刊物，《中央日报》的副刊登过一些，算是很难得的了。那些杂志多半寿命短促，作者的名字也很难记住，现在已无从列举。

依照那时的说法，牛顿的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上若干了不起的科技发明，使人类以为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秩序和大自然的法则，产生了极高的自信，这才产生唯物思想、专制政权和写实主义小说，小说才有那样精确的描写，那样严谨的结构，那样合理的情节，人物有那样明显的性格，作家们又自许如何如何冷静客观。

可是他们说，后来发现世事是荒谬的，漂亮的抽象名词空无一物，人性是浑沌的，言行常受潜意识支配，生活是混乱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是前人一厢情愿，所以小说的伏线高潮全是人为捏造，什么有头有尾有冲突有解决，也难再表现人生启发读者。所以现代小说的结构呈现一种经过设计的混乱。

新内容需要新形式，新形式需要新语言，五四以来那种文从字顺、清楚明白的“国语”不够用了，写实主义冷静、准确、沉实的语言不合用了，常情常理常态既然逊位，语言中约定俗成的文法修辞岂容恋栈？诡异、暧昧、飘忽都成为选项，形式和内容这才可能浑然合一。

我有对现代画、现代诗的初步了解，容易接受这种小说，再从这种小说对诗画产生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同出一源，互为姊妹。我也悚然憬悟，自己经历了战争，战争确实使人生混乱无序、孤立无依，那处境实非言语所能诉说，严重威胁我的宗教信仰。然后经历了台湾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工商业兴起，价值观改变，人际关系以昨日之非为今日之是，我时常要把人生理想和圣贤训诲颠倒过来迎接，不管你想什么，反向思考就行了！我听到沙特、乔埃斯的名字，见过卡缪、福克纳和卡夫卡的中文译本，大概知道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三十年后我有一次文学大补，遍读这几位大师的中文译本）。我“四十而惑”，没想到一时变局乃是出于普世主流，我受的教育遭遇无情的挑战。

后来陆续读到胡品清、杨耐冬、何欣、颜元叔各位教授对现代小说的论述，也读到陈绍鹏、李英豪、叶维廉对现代诗的论述，他们的论文渊博严谨，也比较难吸收，但是我从报刊零星得到的概念和启发，都可以在各家宏论中找到根据。

如果这是现代文学的基要信仰，那时我觉得罗门和洛夫的诗，七等生、聂华苓、隐地的小说，张晓风、张菱舲、林怀民的散文，都是它的化身。我主编《征信新闻报》的“人间”副刊两年半，曾在报馆当局不以为然的气氛中刊出七等生六个短篇，在“大报”副刊之中密度最高。隐地的现代感强烈，年纪虽轻，“感觉”和“表现”之间极少隔阂，他的几个短篇深受文坛注目。我现在认为他写出冷战时期青年的苦闷，很有代表性，目前研究台湾文学的人似乎把“冷战”这个大环境忽略了。隐地多才，除了短篇小说，七十年代写散文，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长篇，创作生命悠长。

那年代，国民党在香港发行《香港时报》，收容流亡的报人和政论家，进行反共宣传。由于国内国外口径不同，这份报纸不能内销台湾，国民政府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的机构参考，我服务的“中国广播公司”分到一份。这份报纸的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它的副刊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园地，记得小说家刘以鬯常常发表一些今天可以称之为“极短篇”的东西，我们一新耳目，后来的“荒谬”、“变形”，刘氏已露端倪。

大部分小说似乎没有基要派标榜的那样孤绝，我记得水晶、大荒、季季有限度使用新手法，白先勇、蔡文甫、李乔、舒畅局部使用新手法，等到台大教授颜元叔以实验的态度写了一篇《夏树是鸟的庄园》，王文兴出版代表作《家变》，已是一九七三年。

台湾的现代小说好像是沿着“中道”发展的，台大教授夏济安竖起《文学杂志》的大纛，想把我们度到彼岸，他以彭歌的《落月》为第一艘船。余光中眼中的现代小说，不仅包罗陈映真、黄春明、白先勇，也延请写实主义大家朱西宁、司马中原入座。后来“现代小说的知音”齐邦媛教授更是表现了大爱，她的《千年之泪》一书遍览一百五十八本创作，西西、李昂、东方白、王祯和、施叔青、陈若曦、张系国、萧丽虹、苏伟贞一一相许。这几位批评家（尤其是齐教授）使“现代小说”离开基要派的窄门险径，汇聚为高峰大潮。

我有一个说法：台湾的文学在五十年代是党部挂帅，六十年代是学院挂帅（七十年代乡土挂帅，八十年代市场挂帅），现代文学既出，党部惊愕观望，大学教授拍板定调，尤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尤其是英美大学的教授。夏济安、夏志清这弟兄俩，一语褒贬定作家荣辱，我有机会见证理论可以领导创作。两位夏教授都大量阅读台湾出版的文学书刊，称扬被众人忽略了的好作品，鼓励有潜力的新作家，他们为姜贵和张爱玲定下文学地位，助台大外文系涌出现代小说的主流。

那时作家和读者喜新厌旧的风气形成，你只要说某人某篇文章写得很“新”，作者就非常高兴，读者就要找来看看，至于“新”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他们并不深究。文学刊物向以“名家”为号召，这时许多读者打开杂志先看目录，如果看到陌生的名字，他才掏出钱来。五十年代追随政府的忠贞老将次第“淡出”，文学期刊、报纸副刊都汲汲发掘新人，当然多半没有成功，“成功”者向来属于少数。

写实主义主题先行，思想挂帅，“现代主义”以技巧为第一，后来周芬伶教授称之为奇技淫巧。写实主义者追求预期的社会效应，“一切艺术都是宣传”，现代主义的手法却是隐喻、多义、不求甚解，“篇终接混茫”。在台湾，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结束了三十年代的写实主义，国民党一向追求文艺要走出三十年代的左翼阴影，现在实现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阴影之外的土地虽广，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却无法耕种。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艺的工具性和战斗力依然潜在，这些性能只有在强力的组织之中可以发挥，于是军中文艺运动大兴。

现代文学理论细致，直指文心。我在“小说组”受教的时候，听见过“文学是用文字表现意象”，听见过“艺术最大的奥秘是隐藏”，听见有人用玩笑的口吻说，“文艺技巧不够的地方用口号补充”，听见有人激昂地说，世上有“只有形式没有思想”的艺术，没有“只有思想没有形式”的艺术。我听见了，但是没弄明白。

受现代主义启发，我才“发现”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但不能决定形式美，形式也决定内容，或者说选择内容、组合内容。这才明白现代小说为什么是一则“寓言”，艺术岂止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它是圆形的魔镜。读者可以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发现不同的内涵，是了是了，敬谨受教。我后来请人刻了一方图章“学万言禅”，小说也是一种禅，不过它千言万语。

中国文学史写到一九五○年，不幸变成文学迫害史，文学创作几乎中断，台湾以现代主义延续香火，很像中国的秦朝，“诗既亡”，文脉和南方的楚辞连接。这是五十年代决定“学西洋”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文学的传统延长，文化的遗产增加，从长远看得大于失。可以说，我这才知道究竟怎样做个作家。

再以后，就是现代散文了。五十年代我是作家中的“写手”，小说、剧本、评论、杂感都有雇主，但是我的志趣在文学性的散文。那时散文的艺术性似乎很低，没有人专门研究散文，书店里有小说做法、新诗做法，找不到散文做法，文学史对散文也没专列一章。“散文学是失败的诗，未完成的小说”？真的是这样吗？也好，有诗就有想象有节奏，有小说就有事件有象征，偶尔加上一点戏剧性，就有张力有奇峰，三者可以增加散文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如果这是“废墟”，我就用满地散落的弃材做出一点什么来。

如果“诗”是最“现代”的文体，那么“散文”最“不”现代，要写现代散文，最好以诗之长济散文之短，这个心愿使我成为现代诗的忠实读者。我曾对余光中和痖弦说，“写散文要向你们诗人取经。”我编《征信新闻报》副刊的时候，央请现代诗人提供散文，诗人愕然，以为这是对“诗”的轻侮。我赶紧解释，社长吩咐“不登新诗”，为了使副刊读者也能受到现代诗的熏染，我不得已而求其次，读诗人的散文说不定就是读诗的先修班。

我得到余光中教授最大的支持，他以美国讲学的生活经验写出一系列散文，交给“人间副刊”发表。他的语言，把欧化（翻译）古化（文言）土化（方言）三者镕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管管写诗，往往连行如散文，我可以当做散文刊出，他也源源供稿，毫不迟疑。他的散文诗处处有奇思妙想，兼有童话神话和“科幻”的趣味，篇幅“小而美”，天然与副刊的需要配合。洛夫写过一篇，深沉如冬夜无月，别有意境。

后世应该有人记得余氏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建树，他讥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是“清汤挂面”，他要“下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辫子”。他和“国语派”开过一次笔战。依我个人的感觉，余氏的主张符合时代精神，语言革命，应天顺人。五十年代，有一个笔名“爱德乐佛”的作家，早就使用“古怪”的语言写了一本小说，后来我们的朋友吴引漱（笔名水束文），他写了一本小说，修辞方法自创一格。两个人都受到文坛大老的严厉抨击，作品销声匿迹。他们失败了，革新的要求也许更强烈，余氏的实验起初也有坎坷，有些人看来，“星空非常希腊”也是古怪。他终于成功了，成功，因为有很多人模仿，失败，因为无人模仿，“多数模仿”是检验“少数创造”的标准。台湾的文学语言至余光中而一变，经张爱玲而再变，他们都很成功。

那时，张菱舲也给“人间副刊”写了不少散文，既现代又唯美，堪称“别裁”。那时余光中的语言影响很多青年作家，她是其中之一，她的第一本作品《紫浪》中常见“余派”风格，但也非余派二字所能局限，她有敏感女子才有的触觉。她喜欢音乐，试看她的名字，菱舲、玲玲、粼粼，声效显著，她的散文有节奏感，不断在回环往返中变化，她写的《下午的书房》，顿挫分明，恍如一首敲打乐。

现在我读到张瑞芬教授做文章，她评论张菱舲后期的作品，说她“长篇诗情散文，兼而有小说的趣味”。“迷宫的布局，‘意象’文字高度重叠，形成了呓语般循环往复，如回旋曲一样的特殊结构。”“溯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小溪而上，造成和弦、重唱的节奏律动效果。”是了是了！回想“现代”当年，万里伏脉，多少才人。

受现代文学洗礼，我写散文逐渐由杂感、议论偏向咏叹和隐喻，痖弦首先发觉异状，他说：“你的散文中有‘事件’，写下去！也许写出新东西。”也有人提出质疑：“你写的究竟是诗还是散文？”我自知不足，一律称之为散文，就像毛姆称自己的小说是故事。多年以来，有些作品编进各地出版的短篇小说选，有些作品登上“散文诗”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九歌编文学大系，“散文卷”和“小说卷”看中了我同一篇作品，彼此“争夺”（小说卷序文中的用词）。诗人翱翱对我说过：“分类的问题，就让那些文体专家去伤脑筋吧。”

当年，现在，我都时常思索画家高更的四句话：“为艺术而艺术，为什么不？为人生而艺术，为什么不？为快乐而艺术，为什么不？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艺术！”

霓虹灯下的读者

一九五七年某日，台北市马路旁边出现一座大型的霓虹广告，商家在中华路旁边进入“西门町”的地方架设了一面“墙”，布满各色灯管，中华路是一条大街，“西门町”是商业中心，夜晚雨后，灯光把满街照成彩霞。对我而言，这也许是台湾第一个商用的户外霓虹灯吧？乍见之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得耗费多少瓦电！那时一般家庭每个房间只有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每个开关旁边都贴着“随手关灯”。

对我而言，这一片霓虹是一个划时代的讯号。想那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第二天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以“协防”名义使“台湾海峡中立化”。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和谈成功，两岸长期对峙之局已成。一九五三年九月，台湾开始第一个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回台北述职，他在三军球场对三千听众演说：“这个国家曾经由军人管理，由学人管理，都没有管好，现在让商人试试吧。”建设台湾优于收复大陆，政策大转弯，“总统”、“行政院长”、“经济部长”都没露过口风，蒋大使算是替他们升起“重商”的灯球。国民党抛弃计划经济，比“彼岸”提前三十年。

一九五七年，台湾的第二期经济建设计划正在进行，经济每年以平均百分之十七的速度增长，市面一年比一年增添视觉变化。台湾别称绿岛，四季常青，植物以绿色为主，喜欢摄影的人都说颜色单调，美中不足。市政府沿路安全岛上种植红色杜鹃花。进入六十年代，连人行道也铺红砖，夏天走在上面，体验红尘滚滚，地砖印满外圆内方的图形，步步生钱，为后来的“台湾钱淹脚目”设下伏笔。

露出朽木模样的电线杆，次第换成钢筋水泥浇灌，高大英挺，上面的灯型也设计一新，光茫雪白，改造了夜景。

再到后来，新建的公寓安装朱红大门，大饭店采宫殿式红椽碧瓦，“压力克”出现，商店的招牌用工业技术制作，一眼望去，长街俨如悬灯结彩，加上红色计程车满街流动，布成一片灿烂。

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是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经济起飞”的口号也是此时提出来的。社会进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脸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然产生美女，台北街头多丽人，艳阳天，柏油路，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比她们的姐姐姑姑当年漂亮，布料纺织染色进步，人要衣装，家庭讲究营养，饮食造人，只见血色艳丽，明眸皓齿，玉腿修长，上面再也没有蚊虫叮咬的创痕，“红豆冰棒”一词从此消失。

以前常见老翁坐地修理木屐，现在妙龄女郎摆设摊位修补玻璃丝袜，不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后座妙龄女郎的长发随风扬起。“随手关灯”的字样不见，商家推行“分期付款”，劝人“先享受”，报纸刊出学者的新说：“节俭是落后地区的道德”。

社会繁荣也反映在服务业上。小吃店的厕所改称洗手间，再改称化妆室，门墙油漆得光洁悦目。商店晋级为百货公司，理发店晋级为理发厅，中南部农村的少女一批一批涌进大城谋职，她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做，她们做店员，你买东西方便多了，她们做理发师，你理发也舒服多了。想当年洗头的时候，水温忽冷忽热，如同得了疟疾，刮脸之前，热毛巾突然蒙住口鼻，烫得你几乎窒息，如果顾客有心脏病，这就是谋杀。说时迟、那时快，好像一夕之间这些俱成陈迹，处处给你新的待遇。

我初到台湾的时候很难看到冷气，曾几何时，没装冷气的计程车无人乘坐，没有冷气的商店无人光顾，饭店一定有冷气，吃饭喝茶不再汗流浃背，还可以听到音乐，高级饭店还聘请歌女现场驻唱，给你下酒。

想那些我蹉跎的岁月！青天白日下，国旗鲜艳，永不褪色，大礼堂内国父遗像脸上却爬满小虫。我身高一米八五，人家端详我，不再说“你可以当排头兵，扛机枪”，而是说“你这身材不会跳舞，简直暴殄天物”。青年战斗训练变成娱乐，防空洞供男女幽会，逃家的孩子也在此藏身。年轻的小说家隐地，曾租住加以装修的防空洞，成为有史以来别出心裁的书房，文坛一景。“国货公司”充斥法国酒、美国烟、英国衣料，漫画家问“这是哪国的货？”“中广”公司打破创建以来的传统，播送流行歌曲，节目部储备广播剧的音效资料，从军中录来各种号音，希望我能一一注明用途，我已大半不能分辨。

长话短说，台湾十年生聚，大众开始追求舒适，社会也急急忙忙提供舒适。那时所谓舒适，不过是“人生的意义就是甩掉皮靴躺在床上”，那么枕戈待旦就免谈了，“麻将不离手，小吃不离口”，也没有多大罪恶，那么卧薪尝胆去他的吧！读者大众面对文学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进戏院的心理，不是进课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礼服的心理，是准备约会情人，不是准备拜访教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也都是大势所趋，潮流比人强，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埋在线装书里吧！

读者的口味发生无情的改变，我们曾经信奉古典主义时期一位大师的主张，文学要“给读者以知识，给读者以教训，给读者以娱乐”，现在他们只要娱乐。他们不再愿意“听战败的故事，作战胜的梦”，分担历史的压力，也不欣赏那些半醉不醒的喃喃呓语，颠倒常情，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人生确实如此，他们也要逃避。

小说组的学长张云家，为了办文艺函授学校，向政府申请登记，公文批下来，把文艺列入“娱乐事业”，我们大惊称怪。查问之后，得知这是美国的职业分类，台湾搬过来照用。我们顿时有一落千丈之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原是一个马戏团（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上有几家报纸，干脆把文学副刊附加在娱乐版之内了）！

以前，中国的小说人人懂，大家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懂”，现代主义“基要派”的小说难懂，你读了，全懂或者全不懂，你得照着批评家的规格去懂，大家所“懂”者相同。这样，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家就站在文学金字塔的尖端，成了少数，他们很自负地、很愉快地脱离了大众。

文评家和文学史家特别看重这些人，文学艺术永远需要创新，创新不惜冒进，别人跟不上来。创新“可能”失败，但守旧“必然”失败，创新失败还可以给后人留下启发，留下借镜，成为文学园地的绿肥，所以有远见的人都会站在他们一边。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只有对现在的作家有意义，或者对将来的读者有意义了。

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人数稍稍多一些，他们本来也有那种锐敏，也有那种才气，现代主义大潮涌现时，他们也曾初试啼声，受人器重，他们左手牵住的是白日飞升的仙人，右手握紧的是贪恋凡尘的众生，究竟跟大多数文学人口难割难舍，进两步退一步，终于松开了左手。这些作家居于金字塔的中层，他们从两边得到一些，也都从两边失去一些，文评家希望这些中坚分子“先普及文学、后提高读者”，看来普及有功，提高有限。

还有一些作家，明快果决，竖起通俗文学的旗帜。“但愿文章中天下”，通俗就是通俗，“俗”而能“通”，也非泛泛可以做到。我爱文学，我爱销路，我爱群众，有何不可？那些把文学标尺磨成一把利刃向我割席示威的人，恐怕是因为没吃到葡萄，那一束叫做文艺批评的鲜花算什么，那几行叫做文学史的墓志铭算什么，这是什么年头了，君不闻“钱在说话人在听！”六十年代，这些作品是文学人口的速食，报纸杂志争相延揽，书市场为之一片火红，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这才对“文学”一词有些新的印象，这是金字塔的基层。

我不举例，我并非在写文学史，我想说，文学人口的割裂分化，从那时就开始了，六十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边站。我是在中间插队落户的，我一直紧紧拉住两边，直到双手酸麻，同时放开。市场机制一旦自动执行，也许只有“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但当代并无那样的作家，或者时代已不复出现那样的作家，于是狭义的文学属于小众，山高月小（我首先使用“小众”一词，后来学者又由日本引进“分众”）。广义的文学民有民享，江河日下。到了“后现代”，“文学作品”对读者大众的神经还有多大交感互动？也幸亏大众还有电视剧可看，有网路可读，文学因缘藕断丝连，文学史家睁大眼睛等待转机。

大众由求舒适进而求逸乐，求生理刺激，色情读物也昌盛一时。色情读物一称黄色书刊，“黄色”一词来自西风，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

据我耳目所及，五十年代有一位贵妇人小试出版事业，她从美国的冷战经费中拿到一笔钱，办了一份周刊，参与反共宣传。这份周刊篇幅不多，没有封面，也不装订，外形仿佛一份小报，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消费式的读物，锁定争取一般小市民。贵妇人对这等事不甚了了，信任她在香港物色的主编，主编引进香港的“一毫子小说”（花一毛港币可以在地摊上买到的小册子），每期刊载一个短篇做头条文章。

这个短篇不算很短，占据四分之三的篇幅，一次刊完。故事情节公式化，中共的女间谍以色相引诱国民党的男间谍，几番风雨，男性英雄以床上功夫征服了女性敌手，于是女间谍交出工作机密，中共的情报网瓦解。别小看了这个模式，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李安拍出来的电影《色戒》，无非如此，张爱玲写得含蓄，李安拍得精致，贵妇人那份周刊哪里能比？那些作者文笔粗劣，情节丑恶，即使《十日谈》、《洛丽泰》、《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一一复生，也无法为他辩护。那些作者对情报工作也毫无认识，所谓“任务”，幼稚简单，“反共宣传”徒然诱引低级原始的欲念，恐怕还只限于对低级的原始人。

贵妇人兴趣广泛，她的周刊匆匆收场，市场的潜力仍在。那时有十几家内幕杂志，以报道政坛内幕为号召，政坛当然有内幕，可是他们怎能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敢公布，所谓内幕只有一个耸动的标题，真正的生存之道还是要继续开采“黄矿”，当作“卖点”。这些杂志每期都有黄色故事，写的是升斗小民淫乱荒唐。这些作者比较用功，能把《素女经》、《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类的性典译成白话，拿来描写人物的动作，发表以后，陆续印成小册子，交给报摊半公开发售。那时大家称这些东西为黄色读物，没得玷辱了“小说”二字。

黄色读物渐渐渗入青少年的阅读范围，进入学校。未经报道的消息说，有一天，某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突然集合学生检查书包，发现半数学生是带着那种小册子来上课的，这件事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忧虑。

那几年下班以后，我常独自坐在新公园的长椅上冥想，远处有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女生走进，四顾无人，坐下来看书，看完了，四顾无人，随手丢进路边的垃圾筒里。她走后我悄悄去捡起书本察看，不出所料，正是那种小册子。

那时没有民意调查，只能如此如此，略见一斑。

那个“恶名昭彰”的文化清洁运动“除三害”，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现的。某天早晨，我打开《中央日报》，赫然有“中国文艺协会”的宣言，说是文化界有“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必须扫除。宣言由全体会员署名，我也在内，事实上“文协”总干事照名册抄录，没有通知我们。

当时我想，中共办这等事，也要开个大会举手表决，有个形式，走个过场，想不到“文协”看得透、做得出，干脆都省了。我当时想，以后也许还有个什么样的运动，我也不知不觉成了发起人，心中立时发生反感，怪不得当年梁实秋、钱歌川拒绝参加“文协”！虽然我也认为黄色有害，却始终未写一字，未发一言。

事后知道，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幕后主动，“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都无须解释，所谓“黑色的罪”，指的是某些“文化人”以揭发阴私勒索钱财。其时“赤色”全被警备司令部压制，“黑色”代表性很小，主要目标是对付黄色，“文协”作业时并称三害，借重历史人物的光环引人注目。

依中央党部作业人员估量，“黄色”确已成为社会大患，除害符合大众意愿，“赤色”、“黄色”相提并论，出自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那年代蒋介石说话也是一句抵八千句。想不到运动出门，舆论界齐声反对，《自由中国》杂志一字千金，《联合报》也有它的权威地位，“中广”公司是党营事业，节目部主任邱楠也公开说，除三害运动没有法律根据，报刊可以向法院提出控诉。舆论一片叫停，演出顿失精彩。

反对的理由是维护言论自由。我当时很难理解，民营大报为何要把色情书写的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批评时政的自由绑在一起，后来弄明白了，民营报纸正发展“社会新闻”，开拓销路，社会新闻采登社会上发生的犯罪案件和色情事故，前者如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后者如通奸、乱伦、婚变、恋爱纠纷，在在和读者的七情六欲相应。军国大事的消息平板空洞，好像与自己并不相干。社会新闻的记者大都有文学天才，擅长捕捉细节，也擅长加入想象把事件放大。“文协”扫黄，等于向社会新闻的正当性挑战。

“文协”的领导人张道藩支持除三害，他对新闻界发表公开谈话，其中有这样几句：“假如有一天，不幸报纸也成为黄色新闻的大本营，人手一份，甚至我们将来有了电视，更变成黄色文化的放映机，深入每一个家庭，这个问题就不堪设想了！”这话打击面太大了，简直把报纸列为假想敌嘛，道公到底是书生，不知道“拉拢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结果引起报界更大的疑虑。

当时新闻界给这个运动定了性，今天的研究论文据以给这个运动定了罪。

在我看来，这个运动失败了，依旧依旧，黄肥蓝瘦。主持《自由青年》半月刊的吕天行是杂志界的名人，他借用三个人的名字说明情况，这三个人跟杂志报纸没有关系，吕天行把名字抽离本尊，仅仅使用文字表面的意思，牵强附会，聊博一笑。第一位台大知名的教授黄得时（黄色得天时，杂志内容色情当令）。第二位台北市长黄启瑞（杂志创刊靠黄色一炮而红，打开销路）。第三位曾任军法局长的新闻人物包启黄（打开杂志看，包你是黄色的！）。由于三位黄先生的知名度很高，吕天行的妙语成了当时文化界热门的谈话资料。

经此一役，党中央看清张道藩对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力，“文协”不堪大用，据我记忆，自此以后，道公专心做他的“立法院长”，对文化工作再也没有声音，“文协”也“躲进小楼成一统”去了（后来连“小一统”的局面也出现严重危机）。

除三害旨在贯彻蒋公的意志，却任由“文协”孤军深入，片甲无回，哪像新闻界反对出版法修正案，陈诚放话摆平、“立法院”反对电力加价，党团运作摆平？这又是为什么？

天威难测，予忖度之，种种迹象显示，蒋公高下在心，政府画下了红线，领袖的英明伟大，第一家庭的尊严，反共国策的道德基础，军队特务的“圣雄”形象，绝对禁止碰触，同时也让出空间，允许官吏有些贪污，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为富不仁，舆论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叶，这样可以给人民的精神苦闷留下出路，所以天不灭黄。

现代小说作家要释放潜意识，选用题材有“性解放”的倾向，卡缪写的《异乡人》，男主角听到他的母亲死了，他的反应是去和女朋友做爱，一时奉为经典。某一天，我和几位小说作家聊天，有这样一段话：

——内战期间，华北某地的一个小伙子被国军抓去当兵，辗转来到台湾，当年他十几岁，现在三十多岁了。如果有一天他回到故乡探望老母，老人家的双眼已经瞎了，他们母子怎样相见？

——盲聋作家海伦凯勒拜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她用手仔细摸了艾森豪威尔的脸。

——好！就让母亲用触觉认识儿子，这个题材要怎样处理才算“现代”？

——她摸遍儿子全身，如果连生殖器也摸了，那就很现代！

于是引发一场大笑。

那时，小说对“性”仍是点到为止，我问一位小说作家，现代小说是文学中的异味，你们为什么没把“性”当做大菜端上来？他说黄色读物泛滥，我们不蹚这浑水。

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到了弥赛亚应该出生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城的婴儿都杀了，也抵挡不住。一九六二年九月，著名的女作家郭良蕙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心锁》，书中对性爱的描写“自五四以来最露骨大胆”。一九六三年一月，“内政部”下令查禁，四月，“中国文艺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开除她的会籍，郭良蕙的声望陡增，《心锁》盗印本的销路也一倍又一倍增加，禁书无用，这又是一个例证。

《心锁》的写作技巧并无多少突破，取材却非常前卫。据我所知，《心锁》先由《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副刊连载，老编徐蔚忱已对原稿略作删节，书店出版时，郭女士又在剪报的文本上有几处割爱，可是出版后仍然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她创作时领先的程度。

“文协”开除郭良蕙，由前辈大作家谢冰莹在理事会上提出。“文协”未设理事长，会务由常务理事轮值，那天晚上轮到赵友培主持会议，他非常谨慎，依照议事规则处理这个提案，自己完全中立。提案人认为郭良蕙长得漂亮，服装款式新颖，注重化妆，长发垂到腰部，在社交圈内活跃，既跳舞又演电影，引起流言蜚语。当时社会纯朴，她以这样一个形象，写出这样一本小说，社会观感很坏，人人戴上有色眼镜看男女作家，严重妨害“文协”的声誉，应该把她排除到会外。谢老前辈言词激烈，态度坚定，说服了其他理事，通过提案。那时张道藩常常不能到“文协”开会，他定下口头公约，缺席的理事对会议通过的议案，事后只能同意，不得反对。他和陈纪滢都觉得对郭良蕙无须这样激烈，但也都在“公约”的约束下默认了。

青年写作协会开除郭良蕙，出于凤兮坚持。他说青少年看内幕杂志，老师可以没收，可以处罚，《心锁》出版后，它是文学，学生书包里有“文学”老师不知怎么办。青少年看内幕杂志，偷偷摸摸，怕人发现，“文学”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男生可以大大方方把它介绍给女生，少男少女无异服下催情剂，一切过程都缩短了，此风绝不可长，青年写作协会的宗旨是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能有这样的会员。

开除定案，各报登出消息。那时大家认为“文协”、“青协”都是代表官方，无论做什么事大家都冷淡对待。强烈的反弹来自香港，大部分刊物禁止入境，所见二三，持论不外是创作自由之类。独有一家《七彩画报》（中外画刊？）在文艺版刊出一篇文章，它说文艺社团不去保护作家，反而顺从政府的好恶打压会员，这是“世上最无耻的行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我把这篇文章拿给赵友培先生看，他默然无语。

后来友老告诉我，他已向道藩先生进言，“文协”和政府的关系，可以由相辅相成调整为“相异相生”，“文协”专门协助作家创作发表，给作家营造有利的环境，作家被捕，“文协”作保，作家坐牢，“文协”送饭，作家挨骂，“文协”劝架，作家遭谤，“文协”调查真相后澄清。政府的愿望无非是文艺步步向前向上，“文协”也是，彼此着力点不同，效果却能相加，道公听了十分赞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表示，文协唱“红脸”，警总唱“黑脸”，殊途可以同归，不过他已没有机会实行。

想当年国民党还有“迷信”，以为风气风俗可以由一二人转移，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错错错！莫莫莫！文艺工作逆水行舟的事，党部好像从此不做了！

郭良蕙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据说她十分沮丧，“冷对千夫指”毕竟很难，八十年代《心锁》解禁，新闻记者造访，她才正式说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编《征信新闻》人间副刊，刊载她心锁事件后的第一个长篇《青草青青》，内容很“清洁”，我去信赞许她写得好，一面心中暗想，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在文学发展中的角色。

台湾文艺界曾经有人讨论，作家创作究竟应该“做得早”、还是“做得好”？做得早、开风气，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龙椅上的皇上，马背上到底风险大，风霜多。《心锁》一出，台湾的“色情读物”晋级为“色情文学”，八十年代，色情文学又晋级为“情色文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驱，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小说当然可以写“性”，小说表现人生，“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写性，究竟是出于商业动机、还是艺术要求？如果两者都有，孰轻孰重？社会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世上有些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决，最后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这个“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那时色情大军之中没有一兵一卒是台湾人。曾经读到陈秀美教授的论文摘要，他说色情文学是“外省作家的第二个出身”。那么第一个出身是什么？反共文学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汗颜。

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八十年代前后，本省作家后生可畏，艺高与胆大成正比，写“性”更细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声誉，学者改称“情色小说”，一字颠倒，亮出艺术护照，作品介绍见之于《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英百科全书写入每年一本的“别册”，天下地上，再无贬词。这也是“外省播种本省丰收”吗？不知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业？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一九五二年，赵友培教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我有了为中学生效劳的机会。

既然有了“中国文艺协会”（一九五○），为什么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呢？“文协”成立时，赵友培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并连续多届担任常务理事。“文协”是综合性“全国性”的组织，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动机、不同行为风格的文艺名流，张道藩又不亲会务，缺乏强势领导，个人空有理想，很难有所作为。

赵友培教授认为语文教育是文艺事业的根本，无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欣赏，都得先有某种程度的语文修养，推行语文教育的主场在中小学校，中小学校可视为文艺事业的外郭，他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语文”，“阅读教学就是把文字还原为生活，写作教学就是把生活改换为文字”，这就把国语国文的功课和文学作品接通了源头。从外郭播种扎根，既可为文艺的发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计，也避开“文协”的人事派系困扰。

赵教授进一步扩大其说：国文也是历史地理的根本，语文程度若是低于标准，怎么能看得懂记得住史地课文，而且那时考试有“发挥题”，要用叙述或议论写出答案。语文程度甚至也是学好数学的重要条件，数学有“应用题”，学生根据文字叙述的情况进行演算。友老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教书，他的理念得到当时师范学院刘真院长的支持，刘院长有个口号：“师范第一，国语文为先。”于是师范学院成为“中国语文学会”的推手，“中国语文学会”又是《中国语文月刊》的摇篮。

那时台湾的汉语汉文水准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写着“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译）。我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常见空车驶过，车窗上写着“车内无人”（英文直译），候车的人顿足大骂，既然车内无人，为何不停车载客。市政府对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行文，把“娱乐”写成“误乐”。政府推行“勿忘在莒”运动，用战国时期田单收复失地的故事，勉励上下一心争取反共胜利，公文辗转下达到乡镇，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许多乡镇长不知出典，到里民大会去宣扬“勿忘在营”，劝青年踊跃从军。

曾经听一个学生家长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儿读初中，每星期要写一篇周记，有一天女儿不听话，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儿在周记中写了一句：“今天父亲对我非礼。”级任导师批语：“家丑不可外扬！”这位家长发现了，冲进学校向校长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们都狗屁不通！”他扬言要向教育厅投诉，校长一面敬烟点火，一面劝他：“不可外扬！不可外扬！”

那时刘真院长讲过一则轶闻：学生作文把“落伍”写成“落五”，老师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于是“学生落伍一半，老师全部落伍”！一位教师说，他以“我的母亲”为题，全班学生作文只有一个学生写得通顺，他以这篇作文为例，对全班学生讲述作文方法，然后让全班学生再写一次“我的母亲”。那篇用作为范例的作文开头说：“我的妈妈姓刘”，班上有一半学生开头也写“我的妈妈姓刘”。我的妹妹在师范学院读书，晚上到私立中学的初中夜间部兼课，发现新生之中有十几个学生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已经小学毕业。）

于是有一个故事流传：县政府的督学到某中学视察，他问一个学生：“阿房宫是谁烧掉的？”这个学生连忙回答：“不是我！”督学把他测试的结果告诉校长，校长连忙说：“本校一向注重学生的品德，他们不说谎话。”督学回去写报告，强调文史教育重要，县长批示：“阿房宫既然重要，可以拨款给他们另盖一个。”

这个小故事用文学手法反映两个现象，除了国文程度低落，还有人口增加，政府对教育大量投资，学校纷纷盖教室、盖实验室、盖图书室、盖大礼堂。敝族尊长一然先生做过几任小学校长，他曾经很幽默地说：“做三年立法委员可以当律师，做三年校长可以当土木工程师，因为他会盖房子。”一然先生办学认真，多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学校盖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体形魁梧，气宇轩昂，驻军侵占学校的操场，被他威风凛凛地赶走。他从来不向教育科长送礼，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学，他常说：“他们随时可以赶我走，我无所谓，那是台湾的损失。”

“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以后，按照会章定期开理事会和会员大会，每次会议都有许多提案，所有的提案、决议和建议，分送“教育部”、“教育厅”、“侨务委员会”参考，内容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他们马上采纳。以我的感觉，每年会员大会以后，政府在教育方面总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讨一两件大事情。

《中国语文月刊》创刊以后按时出版，从未脱期，内容针对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的需要作出设计，并且表扬优秀的老师，培养学生文艺欣赏的能力，提供中学生发表的园地，成立“中国语文通讯研究部”解答语文教师的疑难，出版活页文选，满足特别喜爱文学的青年。

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担任月刊主编，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财务困难，一度由张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编，不支薪水。我针对中学生的需要设计了十个专栏，也用本名和笔名写了无数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泼版面，增加趣味，引发议题，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靠学会和月刊的因缘，我亲近多位专家学者：何容、毛子水、梁实秋、程发轫、丁治磐、刘真、王星舟、齐铁恨、王寿康、张希文、朱介凡、叶溯中。这些宿儒都参与月刊和学会的工作，谈吐之间，只字片语，都是经师。

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为中学生写了一本书，推广赵友培教授的创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我相信他们接受了这一套方法，定能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作文”成为他们喜欢的课程，由作文有趣发现人生可爱。那时考试，作文成绩占国文成绩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对他们的升学考试也加一把劲儿。

为了读者容易接受，我决定仿照《爱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观察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从中发现素材，我也需要他们参加我的实验，充实或改进我所作的设计。那时候，我对作文教学的想法几乎是一种革命，受正统的国文教学排斥，感谢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给我空间和时间。这一系列文章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之后，由何本良的益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在这段时间，《自由青年》杂志主编吕天行找我，要我写文章给青年朋友谈读书、谈写封面作。我说当初我在大陆上读书的时候，这一类文章都是朱光潜、叶圣陶、夏丏尊、茅盾撰写，今天怎么会轮到我？他说出一番道理来。

他说，大师级的学者只能初一十五请过来膜拜一下，杂志的内容不能长期依靠他们，他们只肯教自己的学生，有些老教授还把学生分成“磕头的弟子”和“没磕头的弟子”，两者差别对待，他们不能照顾社会青年。

他说，编杂志要规划内容，约稿时免不了要定题目、定内容、定字数、定交稿的时间，大师级的学者没法配合。大师的“学术语言”有一定风格，没有受过治学训练的人很难吸收消化。《自由青年》是社会刊物，没有他们做文章不行，他们的文章多了也不行。

吕大主编决定从青年作家里面找“大师的学生”写文章，这等人既然是作家，语言风格通俗晓畅，能够适应编辑台上技术性的要求。既然是大师的学生，总会泄漏、复述、引证平时所学，对大师的学问见解作第二手传播，如此这般正合他的需要。那时《自由青年》从旬刊改成半月刊，对外扩大发行，他把目标锁定了我。

《自由青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组创办的刊物，本为旬刊（一九五○），后改半月刊（一九五一），聘吕天行为副社长兼主编。吕和主其事者并无渊源，只因他独力创办的《当年青年》杂志风格清新，得第五组主任张宝树赏识延揽。他到任后力争编辑自主权，杂志由封面到封底毫无党的“气味”，举例来说，每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蒋公照例发表文告，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刊出，党办的《自由青年》杂志却一字不见，杂志对文告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文章诠释响应，“道一风同”的年代，吕天行创造了奇迹。他的态度很明确，“我随时可以辞职不干”，他的顶头上司张宝树有道家风度，宰相器量，一直包容吕天行的“文人习气”，吕天行也不负所托，把《自由青年》办成当时青年喜爱的刊物，替国民党争取了不少好感。

他对我的期望既然是做大师和青年的中介，我建议制作一连串人物访问，他欣然同意。他开出受访人名单，台湾大学文学院长沈刚伯顺序第一，沈教授的声望似乎高过校长，他的头发硬挺如翅，不肯伏贴在头上，号称台大校园一景。他不肯接受访问，仍然在家中接待了我们。他很恳切地对吕天行说，你写一个人，无论文章写得多么用心，被写的人看了总是觉得没写好，如果别人写你，你也一定不满意。他望了我一眼：“所以我向来不愿意被人家写，也从来不写别人。”访问虽然无成，他的这几句话却是我宝贵的收获。

后来我和沈先生还有多次接触，我的弟弟成了他晚年十分喜欢的学生。一九六五年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也是沈老师一句话，于梨华慷慨拿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以后陆续访问了多位名教授，记得有陈大齐、曾约农、沙学浚、熊公哲、王云五各位先生。我小时候读过曾国藩家书，管理过商务版的百科全书，照着中国舆图学社的地图学习地理，对各位前辈大师仰慕多年，蒙他们接谈，引为大幸。

后来知道，吕天行在要求对方接受访问时告诉他们，我是执笔替张道藩写回忆录的人，这正是我极力避讳的说法，心中大起反感。还有我那时好高骛远，希望我的访问记写出他们最新的见解最近的研究，他们多半拿出旧日的著作来叫我摘抄，影响我的工作热情，以致访问没有继续下去。

王云老自学成功，他是我们失学青年的神话，也是国民政府留给我们的精神出口。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在访问记里大大地赞美他，句句出自肺腑。他也很勉励我，他向我透露早晨起床很早，六点钟出门散步，特许我在六点以前可以打电话给他，我从电话里得到他许多教诲。

云老经营台北的商务印书馆，半夜三更亲自带着警察到郊区抓盗印现行犯，我从报上看见消息大吃一惊，连忙到商务去看他，他是多大的年纪多大的官啊！怎么可以亲身冒险。他淡淡地说，“我是出版家，出版事业千秋，政府职位一时。”

我接编人间副刊之初，希望能得到他一篇文章，他很恳切地告诉我，编刊物不能靠老人，要靠年轻人和职业作家。他说他愿意为人间副刊写一篇文章，但是不要限定时间，也不必催他。后来人间副刊的性质风格和当初的构想有异，幸亏他的文章始终没来。

论青年偶像，首选应该是胡适和罗家伦，吕天行没有把这两个人规划在内，察言观色，中央党部似乎在降低这两个人对青年的影响。

吕天行是那个年代有名的编辑，论专业精神、工作热情，文化界人士每每拿他和“文星”的萧孟能相提并论。我和他合作甚久，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的自信心增加，写作更勤。后来他到政大教书去了，我在写了许多许多人物访问、读书报告、写作技巧、生活杂感之后，对《自由青年》有些兴尽而止了。

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多为应时之作，我在吕大主编任内做了一件比较“永恒”的事情。也许是科举时代“策论”的遗风，那时升学考试的作文题都是议论，对大部分中学生来说，议论比记事抒情困难，有些考生只能在考卷上写下一句话。我把这一句话找来细看，这一句话写出事实，说出感觉，没有作成“判断”。我把问题找出来了，我想老师教他们写议论文，可以从改善这一句话入手，这一句话不再是记叙或描绘，而是表示“意见”。我们看抒情看真假深浅，看议论看是非对错，有一个“判断”的句子，议论文就有了“核”，经过培养，它可以长出枝叶花果，这个过程可以分阶训练，就像数学训练一样。

为了实验我想出来的学习程序，我特别到台北汐止中学教了一年国文。我使学生终于找到“意见”，能够产生“意见”是一次跃升，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开了窍，然后再教他们发挥意见。实验期间我在《自由青年》开了一个专栏叫做“讲理”，体例仿照夏丏尊的《文心》，专讲议论文的写法，这是我和夏老最贴近的一次。后来出版单行本（一九六三），居然畅销一时。

我在这本书里加入了社会背景。它的影响大，数不清的反映由各校国文教师而来，都说他们的学生打通了思路。在我的心目中，《文路》培养感性，《讲理》培养理性，那时台湾渐渐显出它是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我很耽忧，我列举社会上流行的偏见，一一列为作文的大忌，我自己期许，《讲理》并非仅仅教人作文而已。

一九五七年，刘真院长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他本是“立法委员”，“立委”和国大代表、“监察委员”都是“国会议员”，国府撤退到台湾无法改选，他们一直连任，民间称为“万年国会”。他们养尊处优，享有特任官的待遇和福利，刘真先生舍弃“金饭碗”，甘愿担任待遇菲薄、任期无定、上级管束、民代掣肘的教育行政，当然有他的抱负，他作了多项划时代的兴革，为了辅助语文教学，他大大地使用了“中国语文学会”。

刘厅长仿照美国政府的做法，教育厅和民间学术团体签约，政府出经费，民间出人才，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使全省的中学小学加入“中国语文学会”做团体会员，交纳会费，享受各项服务，包括赠阅月刊，学会有了固定的财源。他又补助学会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学会用这笔钱买了一栋房子，有了固定的会所。月刊这才走出筚路蓝缕的阶段，大有作为。赵友培教授实际主持会务，他勇于任事，果然不负刘厅长所托，履行合约，事事落实。拿“中国语文学会”和“中国文艺协会”比较，学会是“春秋谨严”，协会是“左氏浮夸”。有了“中国语文学会”，有了刘真，赵友培这才尽其所能，如其所愿，他并且改换了治学范围，成为一位文字学家。

那时，许多人说现代人没有时间看冗长的东西了，长篇小说是“看守仓库的人所读的书”。青年朋友都想写短篇，从技巧方面说，短篇比长篇更难，我虽然没写出“好看”的小说，但是阅读甚勤，揣摩甚久，我和小说的关系，近似鉴赏家和美术的关系，琴师和“角儿”的关系。我在《中国语文月刊》上写了一连串“短篇小说解析”，每期转载一个短篇，逐段加上注解，说明作者的匠心所在和读者的趣味所系。短篇小说的形式变化无穷，探究起来也趣味无穷，读者反应热烈，可是因为版权问题，没能成书。

“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期间，学会接受委托，辅导中学小学的国语国文教学。这是一件劳苦繁重的工作，先是由王寿康、赵友培两位教授担任，他们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教育厅督学的陪同下，看遍全省所有的中等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和一部分小学，王教授中途病倒，何容教授接替。他们旁听教师讲课，看学生的作文簿，读学生办的壁报，对师生演说。重头戏是邀集国语文教师座谈，讨论怎样改进教学，解答教学时遭遇到的难题。他们等于是一座活动的国语文教师进修班。

环岛辅导行程漫长，节目紧凑，往往夜晚下榻旅社，第二天早晨投入工作，沿途不但车马劳顿，而且有时在山路和泥路上步行。那时许多学校没有冷气，座谈时问答热烈，挥汗如雨。许多学校没有扩音器，或者扩音器突然损坏，演讲要凭自己一股中气、一副好嗓子。旧日的同事、学生还有慕名者接踵探访，晚上也难好好地休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黎明，王寿康教授忽然不能说话，经医生诊治恢复，这大概就是“小中风”，也叫假中风，这是“中风”的前奏或警告，他提前结束辅导，回台北休养，“真中风”还是接着来了！一病卧床十六年。

王寿康先生是一个谈吐幽默的大汉，那时台北街头常有基督徒劝行人信教，寿老告诉他们“我信国语教”！他一生提倡标准语音，是台北《国语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常常勤奋工作，忘了休息，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有兴趣的事不累，没兴趣的事不做！”他曾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学生怕老师，我做老师的时候，老师怕学生。我当儿子的时候，儿子怕老子，我做老子的时候，老子怕儿子。我做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怕军人，我做军人的时候，军人怕老百姓。”几件具体的小事透露世局变迁，富有喜剧趣味。我们都爱听他谈天，疾病到底是什么东西？竟叫一位益人益世的演说家从此失去语言能力！我反复玩味成语，“天道难知”！

一九六二年，刘真厅长辞职，任期五年有余。文教界一片诧异之声，他的政绩何其多，而任期何其短也？依我体察，他下台早正因为做事太多，那年代国民党确实励精图治，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谁做事太多谁倒楣（与此平行的现象是，哪一首歌太流行哪一首查禁）。例证甚多，不便列举。这个有趣的现象，有待熟悉帝王心理、统驭艺术的人为我们钩沉照明。后来刘先生常用两句话勉励我写作：“文章千古事，做官一阵风！”此中语意或许我们不能尽解。

就教育史的角度看，刘真厅长是个振衰起弊的人物，曰衰曰弊，要从内战溃败大陆不守说起。想当年多少党政人士，冒死追随政府来到台湾，总得有个地方吃一碗饭，仓促之间尽量向教育界安插，你是外省人，总可以教国文吧！教科书里的文章你都念过。你做过机构的首长，去做小学校长吧！校长无须签到签退，“至少还有个工友打洗脸水”，勉强维持“首长”的生活方式。政治忠贞并非专业优秀，加上政府财政困难，待遇很低，对教师“待之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凤兮的话）积习积弊，层层叠叠。刘厅长夙兴夜寐，仆仆于台中台北之间，一步一步造势解结，我读他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口述历史，只见到荦荦大者，像环岛辅导国语文教育，他就只字未提。

厅长换新，“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的项目一一期满，《中国语文月刊》的经费逐渐捉襟见肘。赵友培是创办人，面临历史断续的压力，他是发行人，面临刊物品质和风格的压力，他是社长，面临“一天开门七件事”的压力。他用尽心力，没有停止对教师服务的项目，没有克扣作者的稿费，没有减少月刊的页数期数，每期出版后照样寄给全省中学小学。他的两颊更瘦，两眼也更明亮，也许这就是“燃烧自己”的形象吧？他的工作团队也无一人退出。

一九六一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六九年，台湾第二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七一年，第三家电视公司开播，台湾进入电视时代，教育除了“语言思考”又增加“映象思考”的要求。“中国语文学会”一向“推广儿童文学”，奖励过多位作家，顺应时代向外开展，联合文艺或教育团体，每年举办新时代儿童创作展览，参展作品以图画和作文共同呈现内容，低年级看图作文，高年级看文作图。学会财力拮据，没有高额的奖金，以评审委员的成就声望和隆重的颁奖典礼提高那一张奖状的分量，“奖”毕竟以物质意义为轻，学校和学生都以得奖为极大的光荣，我出国的时候（一九七八）办到第九届。

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全程参与学会和月刊的工作团队，这样切切实实“为大于微”的人民团体很少很少，秉持初衷不沾红尘的私营刊物，也只有这一家能持久。一九九二年赵友培出国依亲养病，把学会和月刊都交给“守护神”刘真，赖刘先生的声望永续，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语文月刊》已出版了六百期，迈入第五十一年。

特务的隐性困扰

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时期，特务用“老鹰扑小鸡”的方式工作。后来说不清由哪一年开始，就算是六十年代吧，特务改为“鸭子划水”，虽然仍在戒严的威权之下，气氛轻松了许多，应该说这是一大改进。

以我的感受而论，那些识字很少的工友司机，每天只看黄色新闻和武侠小说的办事员，大嗓门的转业老兵，好像都停止活动。很好很好，他们十年辛苦不寻常，也该休息了，靠他们做眼线，都是老花眼，近视眼，青光眼。咱们这些釜底游鱼不怕看，只怕你看走了眼，不怕听，只怕你听错了调子。

我说过，“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他们十年不眠不休，该掌握的资料，该了解的情况，该布建的网络，应该都有了成就。一位特务仁兄对我说过，“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很好很好，骨骼的数目和位置不会改变，以后还要再摸再数吗，你们去多摸几圈麻将吧。

六十年代，我仍是“中国广播公司”的职员，我的工作中心却转移到《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前身），我在台北市大理街那一排暑气蒸腾的台式老屋里游走的时间多，坐在公园路装了冷气的那栋小洋房里的时间少。发行人兼社长余纪忠先生显现强人的风格，报社里当然有安全人员，但是没有“安全室”的牌子，更没有听说谁接到安全室的条子：“请来本室一谈”，搜抽屉拆信件盘问来客，绝对没有发生过。据说余先生坚持新闻文化工作要排除情治人员的公开活动，他坚持要用另一种方式，他居然说服了那些治安首脑。在这方面，他的报社算是一片干净土（眼不见为净）。在余老板的父权阴影下，每天员工上班无声走进，埋头工作，下班悄悄离开，气氛清冷，没有人高谈阔论，没有口舌是非，没有朋党圈子，也没有特务发酵所需要的温度。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看注解，“小人”指的是老百姓，特务一客气，人民大众就有些“放肆”。朋友见面彼此相戏，把“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改成“间谍就在你身边！”一字之差，指涉换位，彼此大笑。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亲友久别重逢问候一番，“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市井流言：“台北市十个女人中有一个娼妓，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特务。”五人一同喝茶，一人指着自己说：“我知道我不是特务，那么你们四人中间必有一个特务。”（事实上其中还真有特务呢！）特别胆大的人扮演五分钟的英雄，当着众人对单位里的安全人员说：“老兄，别让我们不安全！”

眼见小细胞的锋芒尽掩，反应迟钝，看上去很像白金汉宫大门口的卫兵，姿势笔挺，色彩鲜明，任由顽童戏弄。当然，你说过什么，他们会记下来、报上去，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我们这些在副刊上写“小方块”的人也就忘其所以，见缝插针。

其实“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并没有整天睡觉，阳刚阴柔，二气同源，你在做，我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未到。”他们培养细菌（制造瘟疫？），我们玩世不恭（以身试法？），双方都是在冒险。

迹象显示，一切调查工作仍然在暗中进行，只是深藏不露。我在文星书店出版《人生观察》，校对时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样寄回去，书店一直没有收到。史学教授黎东方对我说，他演讲的时候使用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讲演中有没有引用“总统蒋公”说的话，引用了几次，听众中间都有人记录。

“中广”为退役军人开办了一个节目，派我担任制作人。我读书发现左轮手枪是一个退役军人发明的，第一把左轮是用木头刻成的。对退役军人来说，这岂非很好的话题？节目播出后，“警备总部”马上派员访问节目主持人，把播稿拿回去研究。中山堂公演京戏，招待国民大会的代表，警察出动管制交通，有一行人问警察为什么不许通行，回答是“代表要看戏”，那个人立刻反问：“看戏怎么还要别人代表？我们自己可以看啊！”我觉得此人有趣，写进我的小专栏，立刻有人检举我“煽惑群众直接行动”。这一切都不声不响夹在档案里，像驾驶执照违规记点那样慢慢累积，有一天会恶贯满盈。

士兵，战斗结束后才感到恐惧，但是无法停止下一次战斗。恐惧暗中沉淀，累积，腐蚀心灵，结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两全，许多人跟我一样。

我接编“人间”副刊，家中装了电话，有人告诉我一些常识。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的声音突然低下去，那表示有人正在窃听，他们打开了录音机。又有一个人告诉我，夜间零时左右，如果你的电话“叮”的响了一声，那表示他们对你进行长期监听，每二十四小时更换录音带。如此说来，对我、对“他们”，电话都是一种方便，同时也都添了麻烦，他们的麻烦比我的麻烦要多一些。

一九九○年，我已经出国在外了，有一次为了构想故事情节，我写信到台北问一位朋友，尸体埋葬以后先从哪个部位腐烂，五十年后大概还能剩下什么样的残骸，他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没有回信，居然有人去问那位朋友，某某人是否写了一封信给你，内容如何如何，那位朋友说，国外来信我从不放在心上，从来也不保存，我不记得有这样一封信。

恐惧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诱发。我读卡夫卡的《审判》觉得恐惧，他说“被告所犯法条”铸在铁板上、烙在被告的身上，字迹模糊，无人可以辨识，可是铁板贴上皮肤，被告自己明白。恐怖啊！这种恐怖，看见老鼠就叫起来的人怎能理解。我读痖弦的诗：“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齿而笑”，恐怖啊，我看见刽子手的牙齿。《路加福音》十七章：“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我看见恐怖的大逮捕之夜！

我几乎不能真正欣赏一首诗。“飞来双鹭落寒汀，秋水无痕玉镜清。疏寥黄芦宜掩映，河边危立太分明。”是啊，别让特务看见你。“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合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是啊，别让特务听见你。“余悸”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高僧如印顺大师，他曾经受过调查，到了晚年，他在回忆录里还没有“放下”。

一九六八年，“中国广播公司”王牌导播崔小萍被捕判刑，出狱后发表《狱中日记》，她说审判官授意她把“中广”节目部要员王大空、赵之诚拖下水，对曾任节目部主任的邱楠也有很多疑问，她断然拒绝合作。（好样儿的！）看样子冥冥之中“他们”正在结构大狱，如果王大空、赵之诚被捕，向上发展就轮到已经调升新闻局副局长的邱楠，王、赵、崔三人都是邱楠一路拔擢的得力干部，四人合起来可以做一篇文章，情治部门有重要人士讨厌邱楠。呜呼噫嘻，邱先生还在那里尽忠报国，一心想回“中广”公司当总经理。

继崔小萍被捕之后，“中广”的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捕了！“中广”自寇世远、王玫、胡阆仙先后涉案，十余年欲雨还阴，崔案李案连声霹雳，我近在咫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治安当局对崔李两案没有正式公布详情，于是流言四窜，情节离奇。崔小萍的《狱中日记》说，官方主要的“证据”是：情报人员弄到一张中共戏剧工作人员的名单，上面有个“崔小萍”，虽然未载年龄、籍贯、出生日期，办案人员却认定是她。《日记》中载有名律师替她写的一张辩护状，一一推翻了起诉书上的假设，从法律观点看，她确实冤枉。一张辩护状收费十万元，崔小萍认为太高，我倒觉得完全值得。

《联合报》曾以极大篇幅摘要发表她的《狱中日记》，同时以一角之地刊出记者的独家报道，它说有一年崔小萍到菲律宾讲学，无意中与留在大陆上的一个亲人相见，那年代大陆居民出国难如登天，此人或许有官方身份，崔回到台北没有向政府报告，依大法官解释视同“通匪”。很奇怪，当局起诉的罪状中没有这“最重要”的一条。

社会大众（或者治安当局？）为崔小萍编造间谍故事，把“中广”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赵刚设定为男主角，并且说崔案侦破，得力于赵刚“卧底”。我和赵刚共事多年，他和崔是很好的朋友，没错，可是正因为如此也受到牵连，崔案发生，他既为悠悠众口所苦，也受到严格的调查，“中广”公司要他提前退休，台湾电视公司本来要请他工作，也断了线索。他一度拍摄纪录片为业，后来完全退出媒体，也离开了台北，息交绝游，七十年代的种种热闹，他只能暗中旁观。他实在也是一个受害人。

李荆荪案更是一言难尽。一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早晨，调查局派员驾临李府，客客气气请李先生到办公室一谈，据说李氏神态从容，说了一句“你们终于来了”，他似乎早有预感。

李荆荪被捕一事，美联社从台北发出电讯，新闻导言第一句是：“文质彬彬，语言温和坚定，在新闻界备受尊敬的李荆荪。”我对李荆公的认识也是如此，他对我一向偏爱，我在心情苦闷的时候常到他的办公室里闲谈，据说他被捕的时候，调查人员从他的桌子上取走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吕是持唯物观点的历史家，可以当做李荆荪思想污染的证据。那一套上下两册《中国通史》，就是他叫我去找来的。

他被捕之前，我有一次奇遇。

是日也晴日高照，暖风习习，我和一位作家到南京东路“摩天大楼”的顶层吃蒙古烤肉。归来途中，天气很好，新社区新拓宽的人行道也清洁安静，两人安步当车，边走边谈，纵论古今小说。他忽然止步停留，问我：“李荆荪被捕了是吧？”说完了，睁大眼睛盯住我的脸。

我觉得太滑稽了，笑出声来：“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被捕的是崔小萍，李荆荪怎么会被捕？”

第二天，李副总没来上班，第三天依然找不到他，第四天早晨，“中广”总经理黎世芬预料李荆荪难以全身而退，隐瞒无益，透过左右亲信间接公布。据转述，黎总连声长叹，“这个人完了！一个人才，可惜了！”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左右深为黎总的情义所动。

我听到消息失声大哭，跑到新闻局去找“冯大爷”询问，冯氏曾任“中广”公司公共关系部主任，他是李的好朋友。冯大爷对我说：“不要打听他的事情，不要谈论他的事情，不要到他家里去，不要打电话给李太太。”语气凌厉，显示案情十分严重。

李被捕后，马星野、周至柔、黄少谷各位大老愿意联名作保，商之于新闻局长魏景蒙，魏表示“等一等”。第二天“行政院”开院会，“副院长”蒋经国主持，会后魏局长上前低声报告：“昨天调查局逮捕了李荆荪。”魏局长当然知道蒋经国用不着他来报告，他只是要看看院长的反应，据说蒋“面无表情，口无答语”，好像没有听见。魏氏回到新闻局，立即打电话通知各位大老，告诉他们不能作保。

我纳闷的是，跟我一同吃烤肉的那位作家，怎么能在前一天向我提出预告？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奇怪？我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是特务，他奉命刺探我和李荆公“同心”到何种程度，看我当时是否惊惶失措，归来后是否举止失常。天可见怜，他攻我个措手不及，我反而因此心中无猜，做出幼稚坦率的回应，轻轻松松过了这一关。

没过多久，调查局沈之岳局长约我谈话。他的手法细致，第一步，他约了新闻界十几位中坚分子见面沟通，我也应邀而往。那天沈局长谈笑风生，解释外界对调查局的误解，他说调查局不是死牢，绝不用刑逼供，调查局也不是黑店，进来工作的人可以辞职脱离。那天沟通的效果很好。第二步，他约我和“新闻联络室”的人一同谈话，“调查局是否可以对社会大众宣传自己的业务？”他说调查局没这么做过，人人觉得这地方很神秘，他考虑如何向社会展示这个机构，改变大众固定的印象。

第三步，就是约我单独对谈了。他主动提起李荆荪，单刀直入：“你看‘中广’公司内部还有没有问题？”我的回答是：“李荆荪先生是上司，是党国培养出来的领导人，只有他考察我，我没办法考察他，只有他怀疑我，我不能怀疑他，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他沉吟一下，又问我：“你看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赶紧说，这是非常专门的工作，外人不能随便说长道短。他说“好”，起身送客。我也不知道应对是否得体，沈先生门槛高，不容易一步越过，还有后续发展。

当局处理李荆荪案手法翻新，四处搜集新闻文化界的反应，重视批评。五十年代捕捉杂音是为了打尽同党，李案倾听异议，动机似乎不同，大家都说对李荆荪要公开审判（以前都是秘密审判），后来审判果然公开。开庭那天，有位老作家表示关心，约我同去旁听，我断然拒绝，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是特务。

这位老作家大大有名，我钦佩他，时常约他吃饭喝茶。有一年他向我诉苦，他说现在受人陷害，他是反共的，那么陷害他的一定是共产党，他要向特务机构求助。我提醒他：“你知道特务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如果到他的伞底下避雨，你就得一辈子为他打伞。”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某某机构接受了他的投诉，愿意进行调查。我默然无语，从此对他敬而远之。

公审之后，那老作家向我转述旁听时所见所闻。他说李荆荪的“精气神”都好，反应敏捷，坚决否认有罪。他说最后有一个例行的节目，李太太上台补充辩护，她言词流畅，声音响亮，表情诚恳，真是一位贤内助。他透露，“听说”李荆荪供出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小有功劳，判刑可能从轻。他一面说一面看我的脸，我知道他真的“打伞”去了！天下的特务都一样，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有第三只眼。

谁是特务，都是这样慢慢发现的。不过也有弄错的时候。

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我立即告诉他，台湾前途光明，蒋公必能光复大陆。后来局面变化，冷战结束，美苏和解，台北和北京终于两岸交流，“统一”的论说出现。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我说我还以为你是特务呢，如果我是特务，一定换一个答案，趁此机会引你入罪，怎会轻饶了你？

公审尽管公审，李荆公还是落了个无期徒刑，论轻重标准，一九七一年的无期徒刑，等于一九五几年的死刑，幸而无期徒刑有机会大赦减刑，后来改成十五年。案情逐渐明朗，我渐渐知道调查局先逮捕了一位报人，搜出一张几人合拍的照片，其中有李荆荪。被捕的人为了自救，供出这是他们在福建工作的时候所拍，照片中的某人某人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依照台湾那时的法律，凡是在大陆上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政府办理“自清”，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李荆荪隐瞒了这段往还。办案人员大喜过望，他们早就奉命查办李氏，苦于无从下手，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就有了突破的缺口。

李荆荪治事刚正，新闻界有许多轶闻流传。一九四八年《中央日报》迁至台北，李氏担任总编辑，情报机关为了跟布建在大陆上的工作人员联络，打算在《中央日报》开辟“家庭版”，由情报人员主编，文稿中暗藏密码，李荆荪极力反对。后来情报机关提出要求，他们派到海外的工作人员，用《中央日报》特派员的名义掩护，李荆荪又极力反对。两案都在《中央日报》内部未能通过。

一九六八年前后，“中国广播事业协会”发出公文，转达警察广播电台建议，要求各电台每天播送警察学校校歌。李荆荪突然发了脾气，他只是副总经理，居然作了如下的批示：“中华民国并非警察国家，该台此一要求可称狂妄……俟台湾成为警察国家时再议！”语气果断，开头并没有个“拟”字，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跃然纸上。

李荆荪使蒋经国“怒不可遏”的文章，也许是他在《大华晚报》“星期专栏”中的寥寥数行，他批评刚刚上任的经济部次长，他说此人本是省政府三级机构的主管，怎么可以一跃而为中央部会的首长，这一下子他所有的上司都变成了部下，行政伦理何在！那时蒋经国求治心切，破格用人，只是这位新贵次长的夫人是浙江小同乡，做得一手家乡小菜，蒋经国是个没有家庭温暖的人，难免时常应邀前往吃个午饭，听听乡音，人民大众不喜欢简单的故事，难免添加情节，《大华晚报》公开质疑，无异添薪助燃。那正是蒋经国爱惜羽毛培养声望的时候！

以我感受，李荆公并非有美国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有中共思想的左倾报人，他只是完全接受了新闻教父马星野从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带回来的那一套，又未能像马老师那般圆熟。在荆公看来，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不因美国而存在，不因台湾而消失。只是我觉得他对蒋经国和情报机构的憎恶，超过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需的程度。

台湾夏天雷雨多，常常殛死在田里工作的农人。当局派人研究，发现他们戴的斗笠由边缘向中心编成，最后用一根铁丝锁住尖顶，外表看不出来，电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发生了。也有人在穿裤子的时候“中招”，裤口拉链是金属做的。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英国还有两位女子，胸罩内衬有钢丝，因而一死一伤。

那年代，我们这些由中国大陆奔向台湾的人，“斗笠”里都有一根铁丝，雷电在我们头顶上反复搜索，李荆公在福建拍的那张照片就是他的“钢丝”。依当时警备总部发布的案例，一个女子被中共干部强奸了，都算是“与匪接触”，都要登记自首，我们这些经过抗战和内战的人，都从鱼龙混杂中走来，哪个能冰清玉洁？每当警总雷厉风行，雷声隆隆，我都觉得头皮发麻。

我也戴着斗笠下田，笠顶也藏着钢丝。譬如说，一九四九年华北战役，我做过解放军的俘虏，很好的题目，他们随时可以做文章。

还有一件事。幼狮广播电台台长物色写作高手，邀请某一位作家进电台工作，但是台长说，“你找人写一封介绍信。”找谁呢？“随便谁都可以。”王鼎钧行不行？“行。”这位作家朋友来找我，我很诧异，那时给幼狮写介绍信要有一张大脸，我的脸小，何况跟这位台长也没有交情。可是我跟这位作家是朋友，顺水人情，我又怎么推辞？信是写了，人也到差了，有一天忽然爆料，这位作家在家乡参加过中共的儿童团，虽然那时他只有十岁，也终于怏怏离开幼狮。我知道治安当局会调阅他的人事档案，看到那封介绍信，这也是我的一根钢丝。

五十年代之末，台湾出现霍乱。当时台湾省卫生处长许子秋主持防治，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发现病例立刻公开发布新闻，患者送入医院，与外界隔绝，家属就医检查，看有没有受到传染，住宅内外消毒，多少天内禁止外人进入。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馆子吃过饭，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馆子，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旅馆看过朋友，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旅馆。卫生人员进入患者的四邻检查厕所，也检查附近的公厕。如果发现有人咳嗽发烧，也要强制送进医院检查。如此这般追踪过滤，“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患者死亡，家人不能领尸，卫生局办理火化。“世卫”宣布台湾是疫区，警报解除以前，台湾的水果不能出口，台湾的游客也不受欢迎。

那一次我深刻领悟，中国大陆是警总眼中的“疫区”，我们都是由疫区来的“带菌人”，必须密切控管。在警总眼中，每捉到一个“匪谍”，就是发现了一宗霍乱病例，他的朋友同学亲戚甚至家人都可能是带菌人，或者就是下一个病号。就像卫生局对付霍乱一样，他们也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由局部推全面，由表面推内层，由一时推历史。对疑似病例，也要宁枉勿纵。卫生局对霍乱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为期十四天，警总对我们从“政治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一生，而且及于子女。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致命伤叫“五人联保”，每个人都得去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也就是说，其中如有一人涉案被捕，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其余四人，而这四个人又各有自己的“五人联保”，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十六人。到底牵连多少人，全看他们的“需要”。理论上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就在下一个小时、下一个星期五，或者下一个月，“落得一身罪衣罪裙”。

所以尘埃尚未落地。有一天，董事长梁寒操先生找我谈话，他指出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观点谬误，我唯唯。他忽然说，荆荪嘛，我们都觉得他不错，可惜他没有自首。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快去自首啊！自首就没事了。他说广东官话，我装做没有听懂。必须交代，梁公一向对我很好，我结婚，他是证婚人，我得到“中山文艺奖”，有他一票，公司一度要调我去做台南广播电台台长，他很支持（我推辞了）。他一向不食人间烟火，何以忽然这样深入下界？何等人对他说了何等事？我只知道，我的江湖扁舟已是到此为止，应该做退休的打算了。

省籍情结拆　不完的篱笆

名词越来越精致，“省籍情结”本来叫“地域观念”，当然后胜于前。

我到台湾以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在当地交朋友，这是我多年流浪之后、反躬自省之时得到的“智慧”。

可是在技术上我是无能的，只有在文章里面做一些不着边际的努力。

那时台湾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节日（多半在七月中元节），家家大摆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面子，有时候连第一次见面的初交也邀过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摆在门外路旁，真有“千里搭长棚”的气势。

那时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对吃拜拜，认为那是异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总是劝他们，主耶稣常常在贪官污吏家中吃饭，你只要举行谢饭祷告，食物就洁净了。他们说，牧师不是这样讲的。我说牧师只要教友，不要朋友，我们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师高风亮节，信徒捐钱供养，我们深入浊世，自己辛苦谋生，需要合作关系，同事来请你，你打了他的左脸，难道以后他会再让你打右脸？教会收到钞票，牧师岂能保证上面从来没沾恶人的指纹？只要进了教会的捐款箱，祝谢了，也就洁净了。

非教徒另有理由。一个同事对前来邀请的人说：“你们的菜很难吃！”可想而知，对方的脸色难看，多年以后，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他，他永远不肯原谅。那时台湾的烹饪水准低于“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类的“高级技术”难得一见，但是从“中原文化”里出来的人，无论上馆子还是下厨房，岂能永远没有蒸煮的东西？大家都是稀饭馒头养大的！本地人请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难吃，我们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报纸迁就台湾同胞的阅读能力，发展漫画，一部分作品向台湾社会取材。漫画家为台湾妇女造型，大脸盘，两腮横肉，门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着脚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长，高高翘起。那时“上班族”进了办公室先喝茶看报，“外省人”欣赏这些漫画，又说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写信到报刊建议改善，可是漫画仍然是那个样子。我的收获是因此结识报界的资深编辑童常。

说着说着来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编《新生报》副刊，经常定出专题征稿，用心鼓励“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朴素而生活经验真切，他可以说是最早提倡“全民书写”的人，《新生报》因此增加了许多订户。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语传播他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书写”也成了罪状，也有人找我问长问短。当初看漫画管闲事，后来居然有这样的发展，使我想起那四只著名的猴子：不说、不听、不问、不看。

有一次，我和小说家王蓝闲谈（那时他还不是“果老”）。我说咱们“外省作家”写的散文小说常常提到台湾的“下女”，也就是女佣，在作家笔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懒，别家多出一点钱她马上跳槽，原来的雇主对她很好也没用，她说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下女”难道没一个正面人物？王蓝一言未发，后来写了一个短篇，里面的“下女”有同情心，能为雇主设想，不计自身得失。大家手笔，从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见，仅此一篇。

“下女为什么对雇主没有感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怀想大陆时代的忠仆，终身跟定一个主人。我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间接回答，以我理解，当年大陆上有很多人家没有饭吃，这批人可以称为“饥饿群”，他们依傍殷商富户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饥饿群”，女人的自主权比较大，所以计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则去，她们有独立精神。

王蓝的小说和我的杂感都没有发生影响，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听不看”的。

话到此处，我想起当年台北市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也就是随车售票的服务员。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重建，她们是弯过腰流过汗的。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沙的女儿们》，记载当年女性职场的奋斗精神，作者忘记写“女车掌”，我该在这里补上一笔。

我在未到台湾之前（一九四七），就对台北市的“女车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报》登过一篇通讯介绍她们。那位记者描述，每天早晨，这些十几岁的女孩，穿着制服，挂着售票袋，挺着胸膛，红着面颊，大步走上工作岗位。这个形象终于新鲜活跃地显现在眼前。

《大公报》说，台湾女子职业发达，“车掌”全是女孩，她们每到一站大声报告这一站的名称，声音清脆悦耳。有一个男孩考取了这个工作，第一天出动，第一次呼报站名，满车乘客听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开口，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等我来到台湾（一九四九），车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们已不报站名，她们已经和乘客有了对立的情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拥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开始流行的。

资料显示，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六百一十万，一九五○年激增为七百四十五万，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称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转移为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后，新住民继续增加，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到处搭木板屋，摆地摊，也到处挤公共汽车。

那时台湾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蒋梦麟说“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方豪神父写过一篇杂文，把“同舟共济”改成同舟共“挤”。六十年代结束时，台湾的总人口到达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时台北市的公车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车子到站，大家一拥齐上，犹如“抢滩”。上车以后，男女挤在一起，马路坑洞多，车身颠簸，乘客身体抖动，称为“挤舞”。公车的设备差，车门坏了还没有装好，暂且用一根铁链拦住门口，照常出勤，乘客挤得车掌没有容身之地，她一只脚踏在车门之内，一只脚悬空在车门之外，身体倚在那根铁链上随车飞行，远望好像是杂技表演。

那时规定，车子到站载客时，车掌要先下车，站在地上收票，最后尾随乘客上车。有一次乘客爆满，把车掌的位置占据了，把司机的视线也挡住了，车掌无法上车而乘客催促开车，把车掌甩在车后追赶喊叫。

那时有人用台湾话形容一般新住民，说他们“只有路、没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离失所，没有恒产恒业，也就没有“根”。我看那时多少新住民风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没有活路也没有死路。公车班次少，没有候车亭，烈日煎熬加上风尘扑面，这些乘客的心情怎么好得了。

学者说，你把动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关在一起，这些动物就会彼此仇视，互相攻击，那时公车管理处每天重复做着同样的试验，车掌是首要受害人。

话虽这么说，新住民到底是寻活路来的，那就该凭修养过日子，广结善缘。可是他们却经常和车掌发生争吵，态度凶狠丑恶，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见小姑娘的脸上挂着泪痕。“适者生存”嘛，小姑娘总不能永远天真烂漫，经过历练，她们也发明了一些伎俩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语骂外乡人，也会长出尖牙利齿。我曾遇见如下有代表性的场面：一个胖太太，一面和车掌对骂一面下车，她一只脚已经落地，一只脚踩在车上，就那么停住了，她使车子不能开动，延长作战的时间。这一方用台语，那一方用“官话”，双方显然都能听懂对手说什么，所以你来我去没个完。

依公车处规定，车中发生重大争执时，司机要把车停在路边等待解决。这时车上的“新住民”责备车掌耽误大家的时间，他们从没想过主持公道或排难解纷。

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车下车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体，小姑娘剪票收票，两手忙碌，无暇防卫，《中央日报》在一条新闻里说，车掌小姐应该披挂“铜盔铁甲”。下车的时候车掌要收票根，无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绿豆大的纸团放在手心中间，小姑娘伸手来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让她抓不起来，一而再、再而三，让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机会塞一张小纸条给她，上面写一句调戏的话。

有一个男乘客没在争吵中占到上风，下车后越想越气，他拦了一部出租汽车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车掌一个耳光。

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车管理处训练车掌“示范服务”，还要求她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九六七年春节假期，警察消防人员医生和护士格外辛勤，舆论赞美慰问，我在文章里提醒一句：莫忘了还有车掌，她们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发财声中，只有她们还有机会听到“她妈的”。

我今天费这一片笔墨重提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也重提我几篇“被遗忘的文章”。

那时许多文章讥讽车掌有“晚娘面孔”，要求车掌在服务时面带微笑，我立即反问：你到税务局、区公所、电话公司办事的时候，他们可曾对你微笑？你的董事长、总经理可曾对你微笑？车掌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公车处长、台北市长、行政院长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他们都不笑，车掌为什么一定要笑？车掌板起面孔尚且遭到调戏，倘若微笑那还得了？

我又说，台湾女子就业的比例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车掌工作很辛苦，她们都有敬业的精神，外来的人应该体认这是优点，应该想到外来的人家产荡尽，子女都要投入职场，要欣赏怜惜这些车掌，她们和你我的子女同类。

我又说，她们的年纪都还小，随车服务可能是她的第一个工作，社会应该善待她们，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国破家亡负伤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乐不能控制调节，对公车的不满、对时势的不满转嫁到小女孩的头上，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们的心受了伤害，怎样为外省人塑造形象？将来为人妇为人母，怎样影响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我们的子孙在他们的子孙面前怎样立足？

那些经验“遍身是口也说不完”，然而这只是一半经验，还有另外一半。

我说过，我曾经希望和本省的小说家廖清秀做朋友，我们一同参加“文协”小说组（一九五一）。廖在小说组结束以后，很少再和同学师长来往，偶尔聚餐，他从未参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里，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单位转交。

廖清秀和陈火泉、钟理和、钟肇政、施翠峰、李荣春合办的《文友通讯》，提出作品切磋砥砺，我很向慕，很想向他借来一读，我想写篇文章称赞他们。两次情商，他都没有答应，后来我受挫折感支配说错了话，我对他说，《文友通讯》的模式很好，可以公开展示出来给许多青年作家做榜样，何必怕别人看见？警备总部如果想弄一份，他们很容易办到，不如干脆按期寄一份给他们，也寄到“文协”、“作协”、“妇协”。我想我失言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听说《文友通讯》自动停止了！不禁为之愕然。

后来有评论家说，廖清秀结识了几个外省人，得到协助和援引，所以能在文坛立足，其中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应该替他剖白，我对廖清秀毫无帮助，恰恰相反，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再退他的稿子。那时老板要求人情味和趣味性，清秀兄走的是严肃文学的路子，我处理稿件压力很大，弹性很小。他为人厚道，从未因此责怪我。我退稿时必定附一短信，说明缘由，后来有人亮出一叠信件，证明外省编辑打压本省作家，他没有。

廖清秀有他的立场。台湾庆祝光复十周年的时候，“中广”公司要做一连串访问节目，请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现身，文学方面预定是廖清秀。我问他：你到“中广”来接受访问好不好？他说好啊，什么时候？我说光复节那天播出，他一脸愕然：“为什么在这一天？”我也怔住了：“为什么不能在这一天？”不待对方回应，他马上知道我的答案，我也马上知道他的答案（台湾本土人士管“光复节”叫“降伏节”，光复、降伏两词在台语中同音）。彼此互相报之以默然。他为人厚道，至今写文章公开感念他和赵友培、葛贤宁的因缘，但是也请“台湾意识”挂帅的人了解，他并未丧失立场。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编《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尽可能采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记。

我说过，《中央副刊》高速度处理来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还，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编副刊也照着做。我退稿时写一短信，说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读到名作家蔡诗萍的谈话，他回忆早年的投稿经验，称赞我的回信。

一样米养百样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来，我以为助理遗漏了，亲手再退，谁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时写了信，来稿别无只字片语，我知道这叫反弹。思量许久，我把这篇文章替他转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报纸的老板不管副刊的事，主编取稿比较宽松。后来知道，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编当做热番薯抛给我的。

那时“人间副刊”版面小，方块专栏、长篇连载、名画家沈铠画的插图和他设计的“刊头”，都是固定的内容，我每天只能发一篇两千五百字的“头题”。有一位本省作家常从国外寄文章来，写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这多出来的五百字怎么办，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续登，文章断了气。为了容纳他的文章，我有时砍掉他五百字，有时抽下自己写的方块。我不断写信请他别再超出两千五百字，他照样寄三千字的稿子来，不作任何讨论，我们这样一直遥遥相对到“最后”。

顺便提一件七十年代发生的事。名诗人痖弦去美国进修，我到幼狮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临走在《幼狮月刊》策划了一个专辑，回顾台湾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他请一位本省籍的学者写台湾的平剧。我一看稿子，他对军中剧团一字未提。就史料来说，国军文艺运动推展平剧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来说，青年救国团办的刊物怎可“掩没”总政治部的贡献？我请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发，原稿再寄回来。你猜我怎么办？

我十分佩服黄春明的小说，他写实，但是有灵气。他曾在“中广”公司台南电台工作，虽然难得见面，总算是同事，有时在明星咖啡馆不期而遇，还可以交谈几分钟，不像某某人见了我们一脸戒备之色。

有一天晚上，我和黄春明一同从某处出来，两人都愿意步行。我们走了很久也谈了很久，马路很静，只有我俩的声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谈到文学创作和杂文有别，创作自有天地，无须和国民党争空间。我说你写诗写小说是飞鸟，我写杂文是爬虫，我的处境比你艰难。我说坐牢对作家的声望可能有帮助，对提高作品的境界并无帮助，反而可能污染作家的心灵。我认为国民政府对本省人比较宽松，对外省人比较严厉，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统计，台湾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几。

能作中夜长谈，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谈，他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回响，没有交流，没有质疑，又好像谈不上交情。无论如何这是良好的开始，可是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

我向他邀稿，他寄来一篇寓言体的小说，一群无头苍蝇聚在一起开会。那时正值国民大会的会期，每天都有大幅新闻报道，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改选“总统”，这时候我如果刊出“无头苍蝇”的故事，对我会怎样？对黄春明会怎样？对《征信新闻报》又会怎样？我跟黄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说压下来，两三个月以后国大新闻冷却了再登，他说那就算了吧！国大会期未完，“无头苍蝇”在另一家副刊出现，人家不怕，登出来以后也平安无事，人家那位主编是蒋经国的人，能担当。可是黄春明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难了，思想起来，好不憾煞人也。

我很佩服钟肇政的小说，以音乐作比喻，我觉得钟肇政似巴哈，黄春明似莫扎特。钟肇政表示只写长篇，不写短篇。“人间副刊”的长篇连载和方块专栏都由余社长亲自安排，谈到长篇，他那时心目中只有“四大名旦”：张爱玲、聂华玲、于梨华、琼瑶。我请张爱玲写稿，久久无成，他很失望，我对长篇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

我也曾想来一次擅权专断，先把钟肇政的长篇推出来再说，又恐怕这个连载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斩”。那时做老板创业艰难，他处处想在员工前头，事事做在员工前头，我们跟在后面大跑小跑，上气不接下气。他英明果断，朝令夕改，突然来个急刹车，大家人仰马翻。我接编之前他连斩五个长篇，包括天王星赵滋藩在内，有人形容前任老编面如土色。

我只连载了黄娟写的《爱莎岗的女孩》，那是一个中篇，大约一个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我只有邀请小说家写短篇，姜贵的许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后来应凤凰编入《姜贵短篇小说集》。我大胆采用了七等生的六个短篇，他的语言个人特色强烈，号称“有字天书”，意象繁复，造境诡奇，我很佩服。后来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记载，不知为什么漏列了“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的名字。

我登过李乔、季季、叶荣钟、林怀民、林献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约来。那时“人间副刊”的公信力还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经有了挑剔媒体的实力。我请本土资深作家叶荣钟赐稿，他慷慨大方，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写散文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其中总有认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识形态阴影未散，后来他的稿子就断了。

我很怀念钟铁民，他是台湾现代“文圣”钟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时他年轻，一见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动。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态泰然，完全没有自卑感，也没有利用缺点制造优势，很文静，文章细致，有些放不开，和我相同。他后来好像退出了文坛。

我是否可以说“台湾人”的个性倔强？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如此。我参观李茂宗的陶艺后写过感想，我说杨达的玫瑰压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炼钢铁，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质功能发挥到极高。他又超脱陶土的“殊相”，赋予生命力不屈不挠无惧无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现了普遍的台湾性格。

在台湾交朋友很难。还记得我到《公论报》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他是李万居社长的朋友，居然有兴致找我聊天，他讲的话我闻所未闻。

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我说我是大家庭的长子，必须工作赚钱。他说：“中国的孝道埋没了很多年轻人。”他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上帝，地球上有个台湾。“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十四岁受洗，现在信仰并不虔诚。他点点头：“有适当的距离比较好。”

最后我问他怎样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气：“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他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拿了枪站在门口，不准我们出去，我们一分钟也难熬。”

他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这些年，我越想这位侨领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说出这些话来，那时候，他（他们？）就把我（我们？）看“衰”了？

到了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见到哭哭啼啼要钱，只听到对反革命家属和海外关系的怨恨。还乡的人一生血汗，倾囊也不足以弥补。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与人交著称，他听到“旧住民”的朋友讥讽：你们不是整天怀乡吗，你们不是念念要寻根吗，现在滋味如何？他说这哪里像朋友？朋友怎会等着看你的笑话？他说他在台湾三十年很失败，并没有交到朋友。

我结交的“旧住民”很少，吴氏图书公司的创办人吴登川很够朋友，那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时，张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迹的时候，从《文讯》月刊上读到一位年轻学者的文章，他说张道藩的文艺工作受到军方抵制（大意如此）。从来没人谈过这些是是非非，他怎么会知道？

国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迁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领导文艺工作，配合国策，反共抗俄。

那时台湾守军面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一九五一年，国军展开“克难运动”，激励士气，各军以竞赛的方式选拔“克难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扬。

政府接待克难英雄，规格很高，蒋介石亲自召见，“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款待，“总政治部”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连多天都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中国文艺协会”没有赶上形势。

“总政治部”通知“中国文艺协会”，前线官兵爱读文学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请知名的作家都参加欢宴，“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那时候谁是前线官兵的文学偶像呢？“总政治部”没说，可是我们都知道，张秀亚、徐钟佩、潘琦君、钟梅音，还有罗兰，都是女性作家。

张道藩亲自出席了这次宴会，赵友培还作一首《克难英雄颂》当场朗诵。可是在“总政治部”看来，“文协”会员怎么来的这么少？女作家尤其“该来的都没来！”“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构想大为逊色。何况作家向来不守时，“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齐”，距离军中的期待太远了。“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场主持，他发了脾气，说话很重，完全没给张道藩留一点面子。

“文协”会员的行动跟军队的期待有距离，政工长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协”的期待有距离，“文协”对总干事没有深入动员作了检讨，“总政治部”呢？有没有对这位副主任的作风提出纠正？如果有，我不会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后某些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几个月后，“总政治部”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会长，他把“中国文艺协会”美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拉过去，我看到这个会自己编印的会史，坦然承认“中国美术协会原为中国文艺协会下之美术委员会，一九五一年扩大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委员会可以发展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音乐委员会也可以发展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学电影舞蹈都可以比照办理，“文协”的结局岂不是五马分尸？

在“文协”诸公看来，“文协”随时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只消总裁一句话。党的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张道藩担任首长，总裁指示交出去，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现在总裁连咳嗽一声也没有啊。于是发生了一件“意外”，蒋介石召见“文协”五位常务理事，垂询工作情形，“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当场提出问题：“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他要求蒋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个遵循。蒋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

据说陈纪老这一问，出乎张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总政治部”会怎样评估？这一问，问出来三分天下，“中国文协会”管社会，“青年救国团”管学校，“总政治部”管军中。“青年写作协会”因此成立，国军文艺运动也由此伏脉。

也许因为有此一问，蒋经国终身不沾文艺活动，他执政以后，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进监狱慰问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艺大会现身说话？直到一九七八年，陈若曦得到“吴三连文艺奖”，他去颁奖，为的是招引陈若曦回台湾。

还有更“引人入胜”的佳话轶闻，金门国军选拔战斗英雄，女性政工干部二人入选，新闻界称之为花木兰。总政治部安排两位女英雄到台北“渡假”，邀请张道藩也邀请蒋碧薇参加宴会。蒋碧薇本来嫁给大画家徐悲鸿，后来离婚，来台后和张道藩赋同居之爱，两人从来不曾“成双”出外应酬，但是“总政治部”给两人单独发了请柬。

据《中华日报》的独家报道说，酒席筵前，两位花木兰和蒋碧薇甚是投缘，气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对蒋碧薇说：“你没有女儿，收她俩做干女儿吧。”两位花木兰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头叫干爸干妈。新闻报道说，张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干爸干妈带着干女儿吃馆子、买见面礼。

这是张道藩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新闻报道说他和“夫人”一同看画展，他总要依管道向报社表示纠正。有一次，他和蒋碧薇一同走出“中广”，有一个记者迎面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张指着那位记者大声喝问：“他是哪家报社的？告诉他不要发表！不要发表！”

一九五五年又发生“民族舞蹈”一案，有人检举，“文协”主办的舞蹈节目中演出苏俄舞蹈。这一疑案直接造成张道藩主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停办，间接造成“反共文学”的工作中断。

“总政治部”策划的文艺活动，道公未再参加，他派赵友培代表出席。他的工作团队逐渐瓦解，虞君质曾受“匪谍”牵连，政治上有瑕疵，李辰冬到新加坡去教书，王蓝的名气够，但是资历浅，算来算去，只有把赵友培推上前线。既是代表张道藩而来，主人必须高规格接待，“文协”对军中文艺运动也极力配合，精英尽出，但友老并非身段柔软处世圆融的肆应之才，很难完全弥补道公缺席的遗憾，也未能给自己增长善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公出殡，“十九个文艺团体”联合公祭，祭文中提到道公亲自写反共歌曲。唉，这件事不说也罢！算来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了，他刚刚做了“立法院长”，有一次，他召集“小说组”学员茶叙，邀请罗家伦讲话。道公表示，现在需要反共歌曲，他要亲自动手倡导，他已经改编了明人的一首民谣。他站起来大声朗诵：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瞎

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的共匪为何不垮

大陆同胞活活的饿煞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

孩子们我虽然年纪大

耳还没有聋眼也没有瞎

我还看得见人听得见话

那杀人放火的不会永享荣华

那善良的人们不会完全饿煞

孩子们瞧着吧万恶的共匪一定垮

罗家伦马上说，明朝的那首民歌原是咒诅崇祯皇帝的，无形中同情李自成造反，天下后世已经把“老天爷”和“皇帝”并而为一，对道公隐然有劝阻之意。我很接受罗先生的看法，但是道公说，他用改写后的歌词反映大陆同胞的痛苦和悲愤，反共的情绪强烈，他希望大家“照着我的理解来理解”。

道公把歌词寄到美国，请赵元任作曲，久久没有回音。他没想到“没有回音”可能是某种讯号，就近改请刘韵章作曲，“中广”公司台湾台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播出。

谁料这个新版本并未流行，“原版本”却趁此机会“出土”：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人心微妙，好像在“老天爷”和“老总统”之间有了联想，于是警总下令查禁，我看见新闻局汇编出版的查禁歌曲目录，其中有一首《老天爷》，作者的名字赫然写着“张道藩”。

再说下去，就要说到我混饭吃的“中国广播公司”。

一九四九年，“中广”奉令加强对中国大陆播音，使用“自由中国之声”名义。

一九五○年，“自由中国之声”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督导。

一九五一年，情报机构建议使用“中央广播电台”名义播音，这是训政时期党营广播的名称，据说“大陆同胞十分怀念”。

这年在“中广”节目部内成立大陆广播组，由中央党部第六组派员主持，作家钟雷、黎中天、吴引漱参加撰稿。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部成立，由新公园迁往仁爱路三段“中广”大楼办公，陈建中以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之尊兼领，对内称大陆广播部，以“中广”名义争取美援、接受政府补助、使用“中广”办公大楼，对外称为“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民党节制，纳入情报系统。尽人皆知，情报系统的首脑是蒋经国，他的公开职务就是总政治部主任。

名义上的大陆广播部，实际上独立为“中央广播电台”，“中广”须将大批人员、土地和工程设备移交，包括大安发音室，民雄新发射机，沿途微波站，郊区收音台。这么多的财产移转，乃是公司一等一的大事，必须由董事会通过。那时张道藩还是董事长，开会担任主席，那时总经理董显光任“驻日大使”，曾虚白代总经理，他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中广”的对大陆广播，已在东西双方“冷战”的战场上成为劲旅，董事长张道藩、总经理董显光费尽心血，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公司资产，增加公司资产，怎么能把这么大一笔资产拱手让人！他的理由无可辩驳。

可是第二天，“中广”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中央电台独立”，有关财产全部移交。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央台”正式成立。之前两个月，曾虚白辞职，之后一个月，梁寒操继任董事长，魏景蒙继任总经理。

曾先生是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委员，兼第四组主任，一颗跃升的政治明星，离开“中广”以后也离开了仕途，终身著述教学。有人喟然叹曰：曾虚白他老人家怎么看不开，那时悠悠众口，把天下为公添足而成“天下为公子”，把青年归主添足而成“青年归主任”，整个国家在人家手上，区区大陆广播何足道哉，还不是爱放进哪个口袋就放进哪个口袋！

“中广”开董事会的时候，张道藩遵守会议规范，完全中立。情报人员的字典没有“中立”一词，他们经常引用耶稣的话：“不与我聚敛的，就是与我分散的。”

“中央电台”庆祝开播“半”周年，典礼盛大铺张，政要云集。电台邀请张道藩这位“贵宾”第一个上台致词，他历数他和董显光怎样创始、怎样扩充、怎样发展了对大陆广播，反客为主，没让一尺一寸，中央六组大员准备的演讲稿无法使用。当然，第二天看报，六组的说法字字句句，开天辟地，道公说的话一笔带过。有人喟然叹曰：道公怎么没读乔治奥威尔的话：“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将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下午一点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伤头部，神志昏迷，医师来家诊治，建议立刻住院。那时国际知名的脑外科专家施纯仁医师在三军总医院挂牌，“非军人”住三军总医院必须由“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批准，那天是星期六，有权核批的人不在办公室里，幕僚到处联络，错过了“黄金时间”。

施医师对病情悲观，他说简直没有痊愈的可能。下午九时开刀，手术完成以后，道公没有再清醒过来。

听说道公生病，我赶到医院探望，当时没弄清楚病房号码，进门先问柜台，他竟不知道张道藩是谁。医生禁止亲友探访，护士在病房门口准备了签名簿，我们只能签名。我天天去打听消息，只看见签名的人天天减少，推测道公凶多吉少。

六月十五日，治丧会在“立法院”交谊厅开会，治丧委员八百四十三人，我也有一个名字，出席人数大约一半，会议由严家淦“副总统”主持，一切都有成规可循，会议进行顺利。“立法委员”许绍棣突然提案：“筹措遗属生活教育费”，他强调道公清廉，家无余财。方治立即上台发言，语调悲愤，他说道公一生尽瘁党国，党国应该照顾他的家属，治丧会倘若发起捐款，那是党国的耻辱，也是对张道公的侮辱！这两个人对道公未能立即住进贵族医院“中心诊所”急救似乎耿耿于怀，募捐云云大概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吧。

“立法委员”吴延环出面打消了许绍棣的提案，他是张道藩的妹夫，带领道公法国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独生女丽莲小姐，胞弟张宣泽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谢，声明生活费教育费都没有问题。随后“立法委员”程沧波提议，推举蒋经国、谷正纲、谷凤翔、徐柏园、胡健中五人筹划“如何纪念道藩先生对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圆滑收场。这也仅仅止于提案而已，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实行。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散会时我站在门里，仔细看那些大老鱼贯出场，我要看国民党即将离散的繁华。我一时出神，忘了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乱，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张道公长寿，王云五活到九十一岁，张宝树活到八十七岁，梁寒操活到七十六岁，郑彦棻活到八十八岁，谷凤翔一九八八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长”九年，经常在派系倾轧中、在领袖的意志和委员的意气夹缝中工作，主持院会七五一次，通过议案五九四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夜失眠，医药无效。他能把最不喜欢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九年内辞职十五次，蒋公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弃最后防线。蒋公知人善任，知道他有“死而后已”的天性，任其油尽灯干，几乎可以说，道公的遭际和陈布雷相同。

文坛诸君子都说，道公和吴稚晖、胡适之一样，死得其时。倘若久病在床，他没有钱可以应付那么大的花费，国民党中央委员到期改选，他势必失去常务委员的职衔，也就失去党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蒋公也老了，准备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关系并非很融洽，长此下去，他怎样维持个人的尊严？万一变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设想了！大家相顾嗟叹一番。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道公的丧礼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殡仪馆大厅站满了人，蒋经国没有出现，王昇名在治丧委员前列，他只送来挽轴挽联。致祭的单位川流不息，没有军中文艺运动委员会，“文协”设了一个项目：“十九个全国性文艺团体联合公祭”，并未列出这十九个团体的名称，勉强掩饰过去。军方办的报纸也只当做一般新闻处理，没有以社论或专论表示悼念。

蒋介石总统亲临致祭，我第一次站得离他这么近。他在例行的仪式之后，注视遗像，叹了一口气。当时张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礼，张夫人在帷幕后守灵，蒋公跟张府的女公子握手，转身离去，法国籍的张夫人经人提醒，从帷幕后面追到大门口蒋公座车之旁，见了一面。

几辆大客车把一部分人载到阳明山墓地，墓碑刻着“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焚香行礼，诵启灵文，“清城郁郁，白草芊芊，扬辉六月，永照牛眠。”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后剩下罗学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这时三人开始流泪，邢光祖下泪最多。

诸事完毕，张夫人离开台湾，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结婚证书交给“文协”。是的，这个文件对她没有用处了！证书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文句简单，道公用中文签名，夫人用法文签名，后面两位证人，记得其中一人是谢寿康。婚书自创一格，想见二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维新气概。

毕竟是“文艺”协会，最后还得来个高潮。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日月如梭，说着说着来到一九七七年，我出国的前一年。

这年“文协”大会改选理事，小说组学长张云家投入竞选，开会之前，他请我们十几个同学饮茶，商讨如何组织拉票。军中作家罗盘后到，他听了云家的计划之后透露上级指示，凡是有“文协”会员身份的军中作家一律出席大会，中南部的会员由公家包租游览车北上，大家依照上级规划的名单选举理事，彻底改变“文协”的结构。

我想起一九五一年之事，“总政治部”挖走“文协”的美术委员会，另立“中国美术协会”，陈纪滢当面问蒋公文艺运动由谁领导，“文协”得以瓦全。二十六年后，老皇驾崩，新皇万岁，军方用心，伏脉千里。我当场劝云家兄放弃竞选，并且表示我不去开会。

“文协”开会会员出席的人数一向低于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愿也低，军中作家有备而来，立即掌握了选举。陈纪滢、赵友培这两个老理事根深蒂固，还是当选了，“文协”自成立以来，延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艺术家进入理事会，这些人不过问会务，也不常参加活动，他们象征“文协”的广阔包罗，这一次都落选了。

“文协”的灵魂人物是常务理事，他们轮流主持会务，没有理事长。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军中作家，未来的常务理事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军权代替党权，“全国性文艺团体”的假象也消失了。会后陈纪滢、王蓝一同晋见“总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将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既然当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办了。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仪出面劝说，军中作家纷纷退让，“文协”再把落选的老前辈补上。

回忆录最好如周弃子的诗：“我论时贤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但议论成习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难，我认为道公做“立法院长”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败，借用莎士比亚的譬喻：“驮了黄金的驴子”。他领导文艺运动是失败的，但失败也就是成功，他不过是一名文艺斗士而已，斗士独善其身，倘若“文协”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许出现文艺沙皇。

道公的宏志大愿是办一座文艺大学，后来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艺图书馆。有人提醒他，要办就趁着做“立法院长”的时候办，他说那样岂不成了利用职权？他要等卸任以后再办。那人说，卸任以后恐怕就办不成了，道公认为某人某人都答应到了时候支持他，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长”辞掉，再去找这些人旧话重提，这些人都一个一个顾而言他，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张道公和夫人团聚，和情人分手，蒋碧薇出版回忆录《我与道藩》，公布两人当年的恋情，毁坏了这位志士端正严肃的形象，有人说，这本书把张道藩气死了，这话过甚其词。道公当然不希望蒋碧薇“爆料”，曾经托人劝阻，那人对蒋说，张道藩的寿命也来日无多了，你等他身后再出书吧。蒋碧薇的回答是：“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眼见蒋碧薇箭在弦上，张道藩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据说蒋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听了，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山回来，脸色好看多了。

蒋碧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文坛后学尊称她为蒋老师，她手上握有张道公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数量很多，“蒋老师”把那些情书严密收藏起来，不让道公看见。那些信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的，道公已是党国闻达之士，居然还有这样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那时也是“国难当头”，他怎会有这番闲心？我有一个感觉，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赵友培老师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张先生好好相处，也要跟蒋老师好好相处。”但是“蒋老师”岂是容易“好好相处”的人？说不尽的惭愧，我根本没有那个本事。

蒋碧薇出版《我与道藩》，可以说是张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峡两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蒋碧薇的爱情佳话！他当年讳莫如深，而今却由名记者潘宁东编成广播剧，在他领导过的“中广”公司制作播出，然后写成小说，畅销两岸三地，还可能拍成电影。他也曾竭尽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闲视之，有人还做了负面的解释。

《我与道藩》由章君谷执笔，他是小说家，长于“代言”，文笔精彩，可读性高，张蒋之爱受人称道，章君谷功劳很大。章君谷说，他也没看见那些情书，两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蒋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见蒋用心之深。

道公晚年病中，赵友培教授长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资料，写成《文坛先进张道公》一稿，交《中华日报》连载。出版时，《中华日报》的楚崧秋社长认为，“道公”只是一时一地的称谓，一本有价值的书流传久远，异时异地的读者就觉得隔阂，依照他的主张，书名改成《文坛先进张道藩》。这本书在序文中声明：“不谈政治，不谈爱情”，只谈道公的文艺工作，内容专精，可以稍补道公的遗憾。

前不久接到台南国家文学馆游淑静副馆长（已离职，现任职文建会）来信，她说文史家张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张道藩自传的手抄原稿（局部），问我是否能说出此稿来历。据闻蒋碧薇过世的时候，家中东西没人收拾，书籍文件形同弃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从地上捡到的。那么道公当年写的情书而今安在？怎么一直没听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五册日记也不知去向。日记放在他在阳明山的研究室，一位“与道公关系亲近的某委员”，带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向张夫人讨取研究室的钥匙。“日记”莫非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又要这个做什么？某委员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会有一番交代吧。

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我想我得了忧郁症。

六十年代，我家的艰难已经度过，弟弟考取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妹妹师范学院毕业，应聘到名校教书，她婚前婚后一直细心照顾父亲，妹丈也处处周到，真是应了家乡代代相传的老话：“有好儿子不如有好媳妇，有好女儿不如有好女婿。”我兼差，写稿，略有虚名，可以知足惜福，曾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台湾省教育厅长的刘真，每次在公共集会中相遇，他总要说一句“你了不起！”

可是我的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非常疲倦，早晨本是一个人精神最好的时候，可是我从起床那一刻就筋骨酸软。前额的皮肤慢慢变成黑色，像一片乌云遮下来，依照相书上的说法，我交了“华盖运”，冥冥之中小鬼替我打伞。也就在这时候，我读到王国维的那首诗，“出门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恨不得那就是我的作品。

然后是头痛，医生说这是肌肉紧张引起的，他开了药方，我吃了无效。另一个医生告诉我，头痛的原因有几百种，没有办法一一检查，他给我开镇静剂。我并不需要药物帮助我入睡，我的睡眠时间很长，军营中培养的好习惯——早起完全抛弃了，星期天的时间多半消耗在乱梦里。我眼皮沉重，依然头痛。

我非常容易感冒，感冒治好了，扁桃腺继续发炎，扁桃腺消炎了，咽喉里还有一块咽不下去的东西。一位医生劝我把扁桃腺割掉，另一位劝我不要割。扁桃腺是个累赘，脑袋也是个累赘，我身上的每一件器官都是累赘，但是一个也不能少，要命的重担我必须挑起来。

后来增加了胸痛，带来最大的困扰，症状很像狭心症，左臂发麻，呼吸困难，“发病”常在夜半，睡眠中喘不出气来，自己把自己憋醒了。狭心症可怕，赶快跑到医院急诊，医生看了心电图说“你回家吧”。第二天看门诊，医生劝我每天喝一小杯白兰地，我试过，慢慢啜一小口，心脏就剧烈地跳起来，加上头晕。渐渐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而廉”的咖啡本是我的最爱，我也戒绝了。渐渐的，茶也不敢喝了。

遍求名医，台大医院心脏科陈炯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姜必宁，胸腔科星兆铎，中心诊所脑神经科施纯仁，台湾省立医院内科熊丸，他们受朝野上下一致信赖，可是他们甚至对我的便秘都束手无策。星兆铎医师没有药方给我，他只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奇怪啊，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什么呢？

厌恶公共集会和社交活动，我工作很忙，容易找到借口缺席。我厌恶和别人沟通协调，认为那是虚伪敷衍，我从未好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广”公司节目部教我做科长、组长，我坚决拒绝，我把行政工作看成“驮黄金的驴子”。王健民教授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怕麻烦，他的事业前途就会受到限制。”（谢谢他这个好心人！）我是点不醒的，哈哈，事业前途！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活下去，那就埋头爬格子吧，今日有文章今日写，那时有一首歌曲流行：“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要提起明朝！”

一度住进台大医院的精神病科仔细检查，主治医师写了很长的病历，却没有提到忧郁症，是否那时候（六十年代）还没有这个病名？我在精神病科也有收获，我看到关在铁栏杆后面的病人痛骂医生和护士，辱及祖先，而被骂的人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见，照常工作。那时台大医院以服务态度粗暴闻名，病人形容医生护士像刑警，那时台湾凶杀案很多，我担心有一天退伍军人会闯进来丢个手榴弹，第二天图文血腥占满各报社会新闻版，接连炒作几天，成为“本周卖点”。来到精神病科，刑警都变成菩萨，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心胸。

骆仁逸对我说：“这么多名医说你没有病，你就是没有病。”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司马桑敦告诉我：“心理上的病，常借生理的状态显现。”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吴心柳介绍什么人的一句话给我：“越是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是了！也许是了！

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那是冷战的年代，多少人的心理有某种病态。

一位收费高昂的名医说，他的病人都是达官显要，五十年代，人心郁闷，工作忙碌，求诊者大都患了胃溃疡，六十年代，酒食应酬频繁，求诊者多半患了糖尿病。他也没提到忧郁症。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分成两个集团，一个以英美为首，一个以苏联为首，双方在经济、外交、文化和政治宣传方面对抗、冲突和竞争，称为冷战（Cold War）。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多次发生激烈冲突，随时可能演变成全面热战（世界大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之为“战争边缘”。这个说法，后来衍化出《中国时报》的“法律边缘”，民进党人的“暴力边缘”。法律边缘是报人作家喻舲居六十年代对时报采访政策的描述，据说余老板听到小报告的时候双眉一皱，七十年代，这四个字就成了余老板亲口说出的工作指示。

美苏双方都有核子武器，“战争边缘”也就是同归于尽的边缘，长期的紧张恐惧改变了人的生活，外电报道，英国人的胖子年年增加，许多人吃零食舒解压力，美国妇女的性行为更放纵，她们想做女人何必太规矩，也不知道哪一天苏联军队打进来把她们都强奸了！英国哲人罗素甚至发动请愿，宁可受苏联的专政统治，反对发展核子武器。

台湾是冷战的前方，人在台湾，忧虑更大。西洋人说国共战争是“美苏两国代理人的战争”（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勉强，此处按下不表）。国共战争停滞对峙的一瞬，犹如电影的停格，围棋的长考。下一步怎么走？有人指出，台湾政局出现了三种矛盾：平时与战时的矛盾，临时与永久的矛盾，均权与集权的矛盾。有人指出，台湾社会出现五种差距：年龄的差距，知识的差距，财富的差距，地位的差距，历史记忆的差距。环境如此，人心不安，人群不和，人性也慢慢异化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原子试爆，据说那一夜，蒋介石整夜没有合眼，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脸朝着西方。也许就在那一夜，他决定以“光复大陆”代替反攻大陆，也许就在那一夜，“建设台湾”从手段改为目的，也许就在第二天早晨，一向高歌“我们明年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者解放军押解回去。

建设台湾，即使把台湾建设得尽善尽美，那又怎样！史家形容古希腊的灭亡，“水晶瓶撞在岩石上”，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有一天早晨，我陪一位乡长穿过新公园，看见一群中老年人打太极拳，个个面色红润，身手灵活。老乡长喟然叹曰：“这些人怕死！”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也许留到中共的劳改营去烧大灶。”

“建设台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呢？

“国富则多贪”，经济成长，贪官小偷娼妓也跟着成长。以我的感受而论，那时大官极少大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小贪），小官则多半小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大贪）。人到台湾，在蒋介石殿下为臣，升官和发财是两条频道，求富求贵两种人在他的阶下排成两个队伍，“政策性贪污”很少。可是每天执行政策的是小官，老百姓每天面对他们，等待他们高抬贵手，“技术性贪污”却很普遍。

以某些申请案为例，当年标榜“万能政府”，负责管、教、养、卫，事事需要政府批准，申请人多半要在申请表下面附一个信封，里面装好大钞，承办人看完申请表，顺手掀开，如果没有那个信封，他可能把文件向前一推，告诉你“手续不全”。有些承办人面前排着长龙，他的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是打开的，轮到你上前对话的时候，你站在他的旁边，悄悄朝抽屉里丢一个红包，彼此不动声色，保证风调雨顺。

有一次，“中国文艺协会”开理事会，管财务的人报告收支，特别说明有四百块钱不能入账，也没有收据，那笔钱送给管区警员了。“文协”在大门旁边设置了一个铁架，会员可以把脚踏车锁在上面防范小偷，这件事必须警员合作才行。新台币四百元是多少钱呢，那年上等香烟十元一包，警员说，他要买四条烟交给主管，主管会把香烟放在办公室里大家吸，他得时常带些“小零碎”回去才有面子，他要求“文协”谅解。“文协”的当家人是“立法院长”，二把手是资深“立法委员”，总干事持有出入警备总部的长期通行证，警察毫无顾忌，“文协”办事的人也遵守游戏规则，众理事皆无异词。

小贪官创造了许多小故事，对文学创作大有贡献，可惜没引起小说家注意。某机关招聘汽车司机，最后一关是交一篇自传，那个考试成绩最好的人不能报到，承办人说自传的内容是假的。这位司机找我商量，我带他去向一位刀笔老吏请教，老吏哈哈大笑：“谁的传记是真的？蒋介石的传记是真的吗？”他说阴历年马上来到，你穿上西装到那承办人家里拜年，左边的口袋里装三个红包，每个五百元，右边的口袋里装两个红包，每个一千元，如果他家有两个孩子，你掏右边的口袋，如果他家有三个孩子，你掏左边的口袋。照你将来的待遇衡量，你该送他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少了没有用，多了不合算。我一听，他分明是在愤世嫉俗么！一个月后我在人行道上步行，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我没想到那司机居然依计而行，结果是关节豁然贯通。他坚持用他长官的座车送我一程。

说到拜年的红包，我想起一位科长，他有资格在建筑案件上盖章，求他帮忙的人很多。他没有孩子，特地从孤儿院领来一个小养女，科长太太并没有爱心，平时常常打骂，惟有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她把小养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放在客厅里，拜年的人来了，掏出红包往“女儿”的口袋里塞。这个小养女是她家的“扑满”，那些奔走营求的人大呼“方便”。到了年初三，科长太太就把养女的新衣服换下来，“弄脏了难洗，明年还得穿。”

我又想起一个人来，他在主管农产品外销的机构做事，贪污受贿，判了七年徒刑。他带着一台录音机欣然入狱，每天听录音带修习英文，他太太整天坐在牌桌上，有时向牌友夸耀：“我们三代也吃不完用不完！”七年专修英语，囚徒服刑期满，带着全家到美国做寓公去了。

抗战时期，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判刑一经确定，“家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一律没收。”抗战胜利，政府检讨战时法令，认为这一条文承袭君主时代的抄家，予以废除。监察院陶百川委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一个中级公务员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钱，一个贪污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价”又是多少钱，这么一比对，贪赃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会的不公不义完全凸显出来。我现在找不到这篇文章。

杂文短评跟着新闻走，千遍万遍，我问这样下去怎样立国。那时不准危言耸听，我只好说，生而为中国老百姓只有忍耐，“小不忍”害处更大。我只好劝贪官自己有节制，给子孙留余荫。

那时杂文的风尚是尖酸刻薄，我并不喜欢，可是出于职业压力，有时也得表示“我也办得到”。

我说过，到机关办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国父孙中山先生出面，一定成功。钞票上面印着孙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钱。红包送进去，他们的笑脸就露出来了，我说他们都是卖笑的。那时有个“便民运动”，意思是给老百姓方便，我说为了便民，每个承办人的桌上设置一块牌子，写明承办人的姓名住址籍贯学历，便于奔走请托。我又说邮政有快信，坐火车坐飞机有头等舱，医院看病有“提前号”，收费高、服务的品质也提高，政府赶快增设“特快申请”的窗口，规费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数归公，半数归私，红包化暗为明。

社会缺少公义，平民百姓感受深切，买火车票电影票，看病挂号，申办户籍誊本，还有修围墙，装电话，尤其是涉及司法、税务、人事上的考绩升迁，处处有特权的影子。记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赌博，警察可以闯入民宅突击抓赌，四个人同桌打牌，抓走三个，留下一个，三人当场质问：“你为什么不抓他？”带头抓赌的小组长立即反问：“你为什么不是他？”台词精彩，立刻传遍台北，这位小组长一夜成名。

积弊而后积怨，积怨而后积愤，于是社会不断出现暴力凶杀。

凶杀案照例是社会新闻版的头条，而社会新闻版是民营报纸的“头版”，每天读者拿起报纸，先翻出这一版来看，各报锐意经营，开拓销路，社会新闻的采访记者都是民营报社的王牌，读者贪得无厌，同行竞争激烈，他们工作压力很大。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位名记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从外面败兴回来，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他无处着墨。有一天他愤然自语：“我去杀一个人，回来写新闻，他们谁也写不过我。”

我长年写“小方块”，大半从社会新闻取材，常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寻找可依、可疑、可议、“可异”之处，堪称最尽心的读者，年长月久，从微观中可以略窥宏观。

起初，心有怨愤的人纷纷写信向高层投诉检举，那时国民政府检讨为何失去大陆，誓言今后一定要兴利除弊，为民服务，他们相信了。这种投诉信大概到主任秘书或办公厅主任为止，主其事者依官场旧习，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的官员，要他“办理呈复”，若是下级检举上级，百姓检举警察，检举人的经验可就深刻惨痛了。我是国民党员，一度在当地参加小组会议，有人提出镇长勾结流氓，列入会议记录，呈报上级，这份记录竟辗转交到流氓手里。有一天，那位发言的同志遭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顿。这样一来，哪个检举人还敢写出自己的名字？没有真实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诉之路就这样断了。

附记一笔：到了七十年代，此风未绝。我一度兼任某大书局的编审，这家书局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每年年终，中央党部照例派出工作组检查业务。新上任的总编审本是军人，耿直爽快，他告诉工作组，书局里有很多人不尽责或不称职，工作很难进一步开展，工作组教他补写一份书面意见，他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中央党部收到意见书，以正式公文下达书局总经理，谁料这位总经理竟然把“书面意见”贴在布告栏里，书局同仁群情哗然，受到点名指责的人结合起来要找总编审算账，弄得这位退役转任的儒将天天带枪上班。

投诉之风既息，自杀之风继起，我有理由推论，有些人对政府的革新绝望，因之对自己的未来也绝望了。军中士兵自杀，报纸不敢披露，若是死在营房以外荒山野岭，记者忍不住含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没有家属认尸，没有警察调查，新闻没有后续发展，读者可以猜测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杀，记者照例炒作几天，死者往往留下遗书，一字一句都是新闻采访的线索，追追追，追到一丝不挂，等于为社会的病例写下诊断书。

自杀案发生了，新闻追追追，评论跟跟跟，话题源源而来，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们好像成为受益人，有时候我会想起鲁迅的“人血馒头”。那时评论家的主旋律是责备死者逃避现实，甚至有人骂他是懦夫。我想起当年中国大陆左翼作家对自杀正是这个看法，田汉定的调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了台湾，前面四个字没有了，只剩下后面四个字，形同鞭尸。左翼所谓“争”，暗指革命，到了台湾又怎么个“争”法？他们的投诉就是争啊，我忍不住说，他山穷水尽，他放弃了一切，他把整个世界让给“你们”，他是多么善良啊！他选择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总要给他一条路走啊！

紧接着，凶杀案件增多了，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依我个人心证，痛不欲生的受了“舆论”的鞭策，由懦夫变成暴徒。有几件血案匪夷所思，冲击力最大。

例如台北市郊区有一所私立中学，体育教员和校长发生财务上的争执，校长把教员解聘了。这位教员有作战经验，家中藏着一把手枪，据说能在十公尺之内射中牛眼。他杀机一动，回到学校，杀死校长，杀死校长太太，杀死校长专用的三轮车夫，杀死校长信任的职员，连杀七人才罢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见！据流传，这个行凶的教员说，人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别把任何人看扁了。这话也算醒世警钟了吧，可惜有人还是不在乎。

例如一个青年囚徒，他在出狱前三天杀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过三天他就恢复自由了，他还年轻，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居然宁愿“拼上一身剐，皇帝拉下马！”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使他忍无可忍同归于尽？这就揭开了监狱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句话：“监狱是个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堕落到底之必然与无救。”这句话算是为他而写的吧。

某一天，台北市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离开轨道，乱撞行人，一时街头大乱，有死有伤，幸亏这辆车撞上水泥桩，抛了锚，警车才追上来。这个司机名叫何明忠，警察问他动机，他痛陈公共汽车管理处考绩不公，那些年年成绩甲等的都是有钱行贿或者高官关照，他说“气难受，屎难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后，越想做人越没有意思，但是临死之前总要先出这口鸟气。

凶杀新闻之后，又是一阵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连杀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现场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问她行凶的动机，她说世上有一种“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只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济。记得片中有人叫着女主角的名字说：“紫英，我无话可说，你做的事是否正当，我不知道。”“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当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令人后悔莫及！我引用这部影片，要求强者多一点自制，也要求司法多一点勇气。

凶手犯了“法律能够处罚的罪”，死刑在前面等着他，吓阻了许多继起的行为。但是你常常可以听见有人说：“你除良安暴，我改正归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当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惨剧，《五瓣之椿》的观念，也对官僚构成潜在的威胁，脚底下的泥虽然很软，但是脚步仍然要放轻，或者绕道而行，避免践踏。这些死者也算是社会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发生这样的喜剧，他们的工友忽然在办公室里磨刀，首长大惊，马上派人陪伴这位工友出去游山玩水，一切花费用公款开支。

清朝后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愤，群众自力救济，烧教堂，杀传教士。有一条民谚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写出“权势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权势”，三者之间平衡，危险地平衡。

台湾以外的大环境也令人沮丧，那时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湾息息相关，“白宫打喷嚏，台北伤风”，“北京睡眠，台北做梦”。

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人员，一九五五年整肃文艺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经济上的三年灾害，一九五七年全面“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已经够了！谁料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我无法用简要的文句勾画这场大疯狂的轮廓，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确是“十年浩劫”！

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战，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强脱身，整个六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国民道德败坏，学生罢课占领校园，青年逃学、逃家、逃避兵役、集体流浪、吸毒杂交。这样的美国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美国有，台湾一定也会有”，但是档次照例低一级，美国的“嬉痞”还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湾的太保太妹只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国的黑社会也有他们的规范，像强奸少女这种事他们不屑为之，台湾的太保却结伙侵犯夜校的女学生，报纸称为强暴和轮暴，学者称为强制性交和“多人强制性交”，校园、公园、车站、新拓宽的马路、未完工的大楼，都是极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声，警察多半是侦破抢劫、重伤害等“大案”时附带发现这一类罪行。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太保横行台北郊区某大学的校园，伺机向女生下手，如果发现她已失童贞，立即重重地打一顿耳光：“你这个贱货，老子白费劲了！”原来他们预先立下目标要破坏多少个处女膜。

太保中间有许多官家子弟，警察面对“某某人之子”只有从轻发落，即使捉进拘留所，做母亲的也很容易营救，而且瞒着父亲，即使做父亲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败。我知道有位将军统兵在外，难得回家，他倒很尽责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访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儿子的记录，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他一面打一面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驻地，下次再来，再打，再哭。多少年来我一直挂念这个家庭，盼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尾。

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少年，德行如此败坏，岂非气数已尽？社会上普遍有个说法，戏称当今文武百官为“一代完人”。

我年轻的时候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冷战的年代，美国推销一种理念，只要实行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就能解决，我又盼望实行资本主义，看美国经验，他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新的什么主义了！

国民党枉称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传道解惑的能力。

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饮食、穿着、交通、娱乐各方面不断提高水准，许多人丧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说家徐到台北小住，我问他对台北的观感，他说：“台北是肉体的天堂，灵魂的地狱！”

我实在厌倦了一切。台湾每年选拔“十大杰出青年”，其中有一个名额给文艺人才，先由五人小组提名，只提一人。一九六四这一年我四十岁，“文协”的当家人陈纪老对我说，今年提名小组的五位委员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纪老打算推荐我，他必须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赶紧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国文艺协会”的文艺奖以后，论作品并没有多大进步，论社会地位没有什么远景，愧对“杰出”二字，一旦当选，必须力求杰出的表现，我实在不能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如果说总会有一个，他也许就是黎中天。

黎中天，湖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小说家。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办对中国大陆广播，聘他写稿，借用“中广”节目部办公，我和他朝夕相处。在此之前，他是军事新闻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这家通讯社是军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员的发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惯军中的某些作风，发了“骡子”脾气，宁愿失业，甩手不干了！

他好像是一九五○年失业的，那时工作机会极少，他写一个短篇小说要费两个月工夫，不能靠稿费生活，极度困窘时曾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卖血，那时医院血源缺乏，允许病家出钱购买，卖血一度是合法的职业，称为“血牛”。黎中天客串血牛，面无悔意，口无怨言，昂首阔步，一如平时，散文作家归人有文章称道他。

那时对大陆广播是敏感工作，黎中天能得到一席之地，可见党中央对他还是信任的。我那时刚刚离开“简单明了”的军中，初入“盘根错节”的社会，讨厌那些吞吞吐吐字斟句酌的人，并不知那说话的方式是他们几十年的修为。黎中天心直口快，对文学艺术又很有见地，我和他常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引人侧目。

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问我一句话：“文艺创作要有天才，你觉得自己有天才没有？”我问：“你看呢？”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做作家，他用了一个比喻，“做作家如果失败了，那就像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掉，连垃圾也没剩下。”我心中一惊，但是并未动摇，我本来就是大火烧过的残垣断壁！几十年来，这句话时常冒出来鞭策我，我感激他说过这句话，跟他结下二十多年缘分。

我们共事期间，黎中天写了一个短篇寄给《自由中国》，也就是雷震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的那份刊物，它的文艺版篇幅有限，取稿甚严。《自由中国》采用了他的作品，分两期刊出，这件事对黎中天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可是他的奇特个性又冒出来创造纪录。小说的上篇登出来，他发现编辑修改了他的语言，他立即写信去抗议，要求照原稿重新登一次，否则下篇不得刊出，上篇的稿费他也拒绝接受。我劝他，古人写文言文千锤百炼，号称“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咱们写白话文哪有这么严重？他愤然说，我的白话文也是“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的啊！他坚持不让，人家又碍难照办，结果小说只有“腰斩”了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组”升格为部，迁地办公，黎中天不在新编组之内，这种“御用文人”谅他做不久。他一去神龙不见尾，一回头又是高潮。一九五九年唐纵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有意推动文艺工作，物色干部人选，有人向他推荐黎中天。看工作经历都很纯正，看籍贯是湖南同乡，论政治关系独行侠一名，不沾任何派系，唐纵觉得很满意。

唐纵做了八年秘书长，黎中天如能追随效命，只要略有建树，最后会有一把舒适的椅子，人人以为他会很巴结这个差使。中央党部的使者拜访黎中天，转述唐秘书长借重之意，黎中天没问职位，没问待遇，他问的是：“秘书长对文艺是外行，我是内行，将来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来人一听这话傻了眼，也不知他是怎样回去复命的，当然从此没了下文。

我至今不知道唐秘书长要一名文艺干部做什么，他后来想到了我，这一次他改变做法，他的亲信打电话给我说，秘书长请吃晚饭。那时政商首长常常大摆筵席，跟新闻界联络感情，我以为是那种闹哄哄的群众场面，不料只有一桌，而且没有坐满。记得文艺界人士有诗人钟雷，小说家穆中南，新闻界人士有《民族晚报》总主笔关洁民，还有两位从未见过面，也许是秘书长左右的工作人员吧。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拘谨，幸亏关总主笔健谈，没出现冷场。座中两位作家一再把话题抛给我，提示我谈一谈文艺方面的事情，显然把我当做主要的目标，怎奈我毫无心理准备，只有踌躇。事后他们才告诉我，秘书长想在文艺方面做几件事情，我赶紧说，我没有搞运动的才能，我这支笔也只能自己抒情记事，不足以做大人物的幕后写手。我说钟雷、穆中南都是“一等一”的人才，秘书长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唉，我这番话毫无志气，比起黎中天来差远了。

再过一段时间，中央党部通知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好像是一位专门委员，也许是总干事，座中寥寥数人，记得有画坛大老姚梦谷，文艺批评家尹雪曼，这样的组合令我好生奇怪。

开宗明义，主持人说要推动“三民主义文艺”，我心里又响了一声奇怪，三民主义文艺是何等大事，怎么由层级这么低的党工出面，再说他乃是一个事务人员，只见官架子，不见文艺气质，文艺运动由首长亲理急降到基层敷衍，变化也未免太有戏剧性了吧。尹雪曼一再怂恿我提意见，宛如秘书长赐宴的情势重演，那正是我意志消沉的六十年代，他们如果找张道藩号召，我基于历史渊源，总得马前马后转几圈，现在就让他们对我死了心吧。

我说历史上有浪漫主义运动，写实主义运动，都很成功，有人以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也可以成功，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有表现方法，例如舞台剧有写实主义的布景，写实主义的灯光，写实主义的人物造型，写实主义的导演手法，三民主义文艺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一套表现方法，那就不能给作家解决问题，只能给作家增加负担，这样的文艺运动恐怕不会成功。

我又说，前贤认为文艺作品能制造重大事件，改变社会现实，恐怕是高估了文艺的效用。近人考证，一首马赛曲掀起法国大革命，一本《黑奴吁天录》造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牵强附会。以我修习所得，如果作品水准太低，读者无动于衷，没有宣传效果；如果作品水准高，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凭自己的立场各取所需，我们所输送的未必就是读者所收到的，宣传效果也许相反。文学作品成本高，报酬低，还是口号标语海报立竿见影。

最后我吐了一口苦水，我说文学作品是可以曲解的，是可能误解的，搞文艺风险很大。我引了拜伦一句话：“女人，你为她死容易，跟她共同生活却难！”我是大兵出身，给我一支步枪，冲锋号吹起来，壮士一去不复还，容易！为党国搞文艺运动，太难了！

想起黎中天，我和他都种下恶因。我后来竭力自制，他还是一派本色。那时各县都有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他们销路少，财务紧，为了节省开支，五家报纸联合起来请黎中天做共同的主笔，一篇社论五家登，他们的读者并不重叠，五家报馆都付给他稿酬，黎中天的生活大大改善。

黎中天继续创造文坛轶话，那时台北有一份刊物名叫《人间世》，封面摹仿林语堂当年创办的杂志，里面登载的也多是嬉笑怒骂的文章，黎中天为他们写了一篇杂文，讨论台湾文艺的发展，台湾的文学为什么既难普及又难升高？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只读过一本书，就是《步兵操典》！惊人之论一出，当局马上出手，五家民营报纸停了他的社论，他的文章投到任何地方都遭退稿。

《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知道了，吩咐家庭版主编为黎中天安排了一个四百字的小专栏，这个安排很巧妙，使我想起某一新闻人物逃避采访，住进医院的小儿科病房。黎中天取了个笔名叫“杨柳青青”，颇有一元复始之意，他也展现了柳条式的身段，只谈家常闲话，身边琐事，口吻娓娓闲闲，没有一点火气，以致有人误以为执笔人是女作家。我和他又成了同事，他对人谦和，讲话的声调也低了。有一天我在报社大门口遇见他，不禁执手而言：“什么时候我才修得到你这个火候”。

黎中天和《中国时报》没有渊源，那些年，常有作家因治安机关封锁受社会歧视，幸而得到余董的援助，黎中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至于黎中天风格和气质的变化，应该是因为他和一位很年轻的小姐结婚了，夫人是美丽而温柔的，可想而知，飘泊半生的黎中天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感化”。

不过黎中天有他的底线。那些年，常有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勇敢地嫁给她仰慕的男作家，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极大。年轻的作家太太见了余董事长叫余爷爷，妻者齐也，并不年轻的作家丈夫也跟着叫余爷爷，尽管“爷爷”比他大不了几岁。余董看这些藐视王法的名士狂士如此驯服，心中想必有甜甜的滋味吧？那些作家出版了新书，照例寄一册给余董，扉页题款“余爷爷赐正”。这些邮件进不了董事长的书房，一律由资料室收件拆封，送上书架，我们都有机会看见。黎中天从未叫过一声爷爷，也从未送书给余爷爷。

说着说着，大家把黎中天这个典型忘记了，我还记在心里。后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写小专栏，陈水扁削减海外华侨文教的预算，关闭图书馆，取消艺术品的展出，我撰文批评，引用了黎中天的那句名言。陈水扁本是律师，我说当今“总统”恐怕也只读一本书，那就是《六法全书》！这篇短文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同时发表，文字因缘，不可思议，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只见陈水扁百忙之中气喘吁吁授勋给台湾的五位老作家，其中一位是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邦媛，我们在文学的长途跋涉中，齐教授是那“渴了就给他水喝”的人，她得此荣誉，大家特别高兴。

到了六十年代，我和小说家姜贵的交往比较多。姜贵本名王林渡，原籍山东诸城，距离我的家乡临沂很近，诸城王氏和临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辈的人颇有往还，他的名著《旋风》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我的父亲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当年和我父亲都在济南。姜贵长我十岁，因为有这些渊源，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

我对这位小说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健壮，果然一名山东好汉，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时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检察官认为他疏于照顾，打算控他遗弃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点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济，姜贵北上求援，十位走红的小说家陪他去见司法院长王宠惠。

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编“人间副刊”，开始和他交往。他经商失败，恢复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卖文。他以长篇小说《旋风》一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是这一门学问的权威，一经品题，国际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欢迎姜贵“归队”。我请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付给最高稿费。香港来的小说家南郭主编《中华日报》副刊，推出他的《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经我安排，他的《湖海扬尘录》上了《征信新闻报》的综合版，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连载之后随即出版单行本。写长篇连载的收入很好，那时的说法是：“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写长篇可以养家。”

这位文坛先进的生活方式很特殊，他住在旅社里，每天到饭馆进餐。那时博爱路有家旅社叫“成功湖”，房间不大，照样有冷气、有热水浴、有“席梦思”床，他在里面住了很久。由“中广”节目部到“成功湖”，步行五分钟穿过公园就到，我常去找他谈天，旅社左右大小饭馆一家连一家，我中午也常约他一同小吃。

他开支很大，一直闹穷，连载谈妥以后立即要求借支稿费，给编辑很大压力，以致有些人不敢向他约稿，他对各报很有意见。他曾写信向“中广”公司的梁寒操董事长求职，寒老交办下来，节目部主任邱楠无法安插，写信转介给“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龚总聘他为编审委员，地位崇高，工作清闲，每月却只有车马费新台币两千元（依当时汇率，折合美金五十元）。徒然“礼聘”，并无“重金”。他也常向“中影”借钱，龚总请他写剧本，那时“中影”的行情是，剧本费四万元，先支一半（相当于美金五百元），影片开拍时再付一半。他前后写了三个剧本，都没有拍成影片，他对龚总也非常不满。他的性格也特殊。

他对职业的看法也出人意表。起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人安排他去做中学教员，他断然拒绝，认为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后来他的知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联合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薛光前，写信给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氏派人面访姜贵，商量开课，我这位乡贤只愿意做那领高薪不上课的“研究教授”，据说张其昀说了一句：“那要鲁迅来了才可以。”夏志清、薛光前两个人的面子大，张氏仍然安排“国际关系研究所”聘姜贵做研究员，不过聘期只有两年，倒是根本无公可办，无事可做。人所共知，这个研究所是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养了许多贤才和“闲才”。

姜贵为他的失业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旋风》写得太好，反共的力量太大，所以共产党要迫害他，他认为法院、报刊、学校、党部、政府各部门都有共产党员潜伏作怪，这些人打算饿死他，他常常慨叹他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达官贵人打麻将“和”一把牌。我劝他节省开支，搬到郊区租房子住，他说住旅馆有人换床单，洗衣服，若是去租房子，连做饭都得自己动手，那样的日子没法过。

混熟了，我有时候也能劝他几句。我说报刊有报刊的经验，他们请人写稿，预付了稿费，可是作家爽约，他们怕了，你想一个编辑又能有多大担当？我说“中央电影公司”对你很好，他请你写剧本，根本没打算拍摄，他把这半个剧本费当做对你的额外津贴，这已经算是另眼相看了。我说中学教员有薪水，有福利，有寒暑假，钟肇政和七等生都是教员，照样受文坛尊敬，中央党部岂是职业介绍所？他们能为你操这份心，还真难得。至于受共产党迫害，我表示怀疑，我说：“咱们没有那样重要！”在他听来，为了走过矮檐，先矮化自己，这成什么话！他修养好，没发脾气。

另外有些话他倒听进去了，有一天谈起他的两位公子，我说现在爱国爱党爱台湾都成了某些人的专利，你我这一腔热血只能为了孩子，我们既然心有挂碍，岂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只有放下身段，为贫而仕。我说你的夫人去世了，令郎没有妈妈，你只有格外操心，子女成材就是你的胜利。我引用柏杨一句话：“总统把万里江山给他的儿子，老板把万贯家财给他的儿子，你我都得想一想能给子女留下什么。”他听了颇为动容。

有一天谈文论艺，他认为夏志清不懂小说，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夏志清只知道捧《旋风》。我对他说：“彭歌、高阳、郭嗣汾都认为《旋风》是你的代表作，他们都是小说家，难道都看错了？我也认为有了《旋风》，你一定可以名垂青史。好的长篇小说里面总有可爱的人物，《旋风》有，《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没有。”我接着补充：“所谓可爱是指艺术上的可爱，不是洋娃娃那种可爱。”他到底是行家，立刻接口：“那当然！阿 Q 也可爱，焦大也可爱。”有一天他和小说家亮轩见面，两人谈起我的近况，姜贵告诉他：“王鼎钧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我也觉得“姜贵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他的小说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佩服一切会写小说的人。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那正是姜贵最失意的时候，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有一次我约姜贵到一家新落成的大饭店喝茶，大楼和饭店都是台湾本省的资本家投资，服务的员工也都是本省人。我俩离开那座大楼，回头看见党国元老于右任写的招牌，姜贵对我说，“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中华民国就像这座大楼一样，一切属于台湾，只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笔。”那年一九六九，台北市规模一新，这个小朝廷，小锦绣，也有我一针一线，一砖一瓦，花不认识花农，花农认识花，难免想一想花落谁家。

有一天，我俩从蒋介石的铜像旁边经过，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意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那时机关学校大门以内都有蒋氏铜像一座，多半是前胸和两肩托住的头像，中国人看了，觉得他满脸苦笑，肢体不全，主其事者居然以为这是提高领袖威望，实在一脑子糊涂。

我和他常常一同看电影，有一次，散场以后，夜阑人静，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舞台演宋美龄如演慈禧太后，演蒋介石如演张宗昌。”

他常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那时我四十岁，他五十岁。他总是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说，抗战时期他曾经为国军搜集军事情报，有某些经验，这样谈话不会遭人录音。

有一天他郑重告诉我：“有一天，台湾话是国语，教你的孩子好好地学台湾话。”他对我的做事和作文从无一句指教，这是他对我惟一的一句忠告。

姜贵先生何等了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政治“本土化”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虚有其表。台湾话列为“十四种国语”之一，为独尊台语做好准备。蒋介石千座铜像，民间任意弃置，政客任意侮辱，求为回炉原料而不可得。本土政论家取得历史的诠释权，历史人物换服装道具脸谱。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业已去世（一九八○），有些事他看见了，有些事他没看见，我依然耳未聋、眼未瞎，也不知道将来还会看见什么。

姜贵“喜欢”算命（他未必相信算命），台北市有哪些“命理学家”，他一个一个说得出真名真姓。有人居室高雅，门外常常停着晶亮的黑色轿车，有人藏身陋巷，主顾大半是满脸倦容脂粉斑驳的酒女舞女，姜贵都去请教过。我在十六七岁“插柳学诗”的时候，我的老师擅长占卦算命，曾经给过我一些熏陶，《渊海子平》这样的书我也摸过翻过，姜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谈命的对象，我俩的关系又拉近了许多。

这位乡贤常说：“人生由命，可惜没人能算得准。”

“算命的”里面确有异人，我从姜贵口中得知，有一位“算命的”行走江湖，阅人多矣，他总结经验，发现“好人多半坏命，坏人多半好命”。人的道德品质能从生辰八字看出来吗，他说“一定”。有没有例外呢，“偶然有”，他若是发现一个好人有好命，或者一个坏人有坏命，他会高兴好多天，可是他明白这并非天地间的常态。

我回到“中国广播公司”，把这一则“世说”告诉了副总经理李荆荪，他忽然说：“你把我的生日拿去找他替我算一算。”我大感意外，那年代出人意表的事特别多。我得替荆公保密，把生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湮灭了他的笔迹。

姜贵带着我去找那个“算命的”，那人并没有什么仙风道骨，我微感失望。他指出：“你的这位朋友是子时出生，子时横跨在两日之间，前半个时辰算是前一天，后半个时辰算是第二天，他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出生？”我不知道，恐怕李副总自己也未必知道。

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请他大致说一说前半夜出生的人如何，他说了几句，完全沾不上边儿。他再说后半夜出生的人，“这人很有才干，但是瞧不起别人，常常和人争吵。”这倒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请他继续推算下去，他“哎呀”一声，他说“这人没有气了！”没有气？什么意思？他说可能死亡也可能坐牢。算命算出这样一个结果，我怎样交代呢？罢了！罢了！

我请姜贵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央他替“算命的”为李荆公写一段批语，我说久病知医，你对算命这一套十分了解，捉刀轻而易举，他默然。我说“算命的”铁口直断，咱们不能照写，可是也不能凭空编谎骗人，请你用“文学语言”来处理吧！他又默然。

两天后走访姜贵，他拿出一张字条来，大意说，照“贵造”看，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处处因人成事，但时局动荡，努力往往半途而废，风格高雅，处处留下很好的名声。最后一句是：“五十岁后归隐田园，老境弥甘。”我把字条拿给李荆公看，他淡淡地说：“教我退休。”

几个月后，李荆荪突然被捕，判了重刑。（一九七○）这年他五十三岁，十五年后出狱，又三年病逝。他被捕后第二天，我找出他的八字，约了姜贵（也许我不该约他），再去请算命先生看看，这一步好像叫做“复合”，也许能“合”出什么希望来。他只给我几句敷衍，却也没有再收费用。辞出后，姜贵毕竟是老江湖，他低声问我：“这是李荆荪的八字吧？”

姜贵常说“思想即命运”，他也许没想到，这句话对他对我对黎中天都适用，我们都被自己的想法决定了行动，又被行动决定了境遇遭际，蹭蹬一生。眼看有些人顺着形势思想，跟着长官思想，或者只有才能没有思想，一个个“沉舟侧畔千帆过”，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们仨”绑在一起写进回忆录里。

十年一线天

你死我活办电视

一九六二年十月，台湾电视公司开播。

起初，电视机售价昂贵，没有彩色节目，每天只播出几个小时，节目制作也相当粗糙，但是它能让我们“看见”：看见“总统”检阅陆军海军，看见电影明星上台亲手接过亚洲影展的大奖小奖，看见联合国开会，看见毛公鼎、罗浮宫、英国国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动，可以看见山前山后，江头江尾。

于是无线电广播的优势立刻结束，台北广播事业公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广播年鉴》记载了官方的统计数字，照这些数字演算，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是台湾广播的黄金时代，台湾的收音机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以后，一九六八年“中国电视公司”开播之前，这六年之间电视机增加了七十三倍！

“中广”公司有一个“业务所”装备收音机出售，资深经理姚善炯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往事，他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以后，收音机的销路不断下降，业务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问津”形容最低潮。

“中广”公司也曾认真研究怎样和电视竞争，最后的结论是，“中广”必须增设电视部，电视和广播双轨经营，相辅相成。我想起韩战发生后，美军喷气机出动参战，台湾飞行员面对这个先进机种瞠目结舌，军方也曾认真研究怎样用螺旋桨战机和喷气机作战，结论是必须购买喷气机。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我们事先听到消息，也曾有过一番争议。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学前身）的杰出校友，李荆荪的同学，但是他脱离新闻界进入了情报界，借用居浩然对这一行的描述，“背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中广”盛极而衰，他会怎样振衰起弊呢？

黎总到任，立即个别约见各部门主管，了解情况，咨询意见，决定着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广”仁爱路本部的办公室扩建为三层楼，配合业务发展；第二，给员工加薪，提高士气；第三，办电视。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难。

黎总的行政才干似乎超过魏总，“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先把容易办的事办好，威望建立了，士气提高了，于是派工程人员出国考察采购设备，派节目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技能，运用党政关系向银行贷款盖十层大厦。他力排众议，决定办彩色电视，后来居上。

最初的构想是“中广”公司成立“电视部”。电视多娇，英雄折腰，那时台湾有二十八家民营电台，他们也面临生存危机，决定联合起来办一家电视，扩大生存空间。社会上还有所谓“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递出申请书。那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台湾面积小，人口少，广告资源也有限，最多只能有两家商业电视，政府当局决定由所有申请人合办这第二家电视，于是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都到“中广”来开筹备会议，展开激烈冗长的争吵。

那时二十八家民营电台的创办人皆非等闲人物，联手进攻，声势浩大，连于斌总主教这号人物也代表益世广播电台披挂上阵。“中央”授意，未来的“中国电视公司”属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党股要占多数，经营的实际权力要握在党的手中。但党“中央”对民营电台的联合阵线没有约束力，全靠黎世芬通过协商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很高，几乎就是与虎谋皮。

如何分食这一块电视大饼，历经十八次协调会议，对方人多口杂，有时发言的品质粗劣不堪。想当年“中广”公司要做广告，民营电台群起反对，双方只是隔空交火，这一次却是坐在会议室里鼻子碰鼻子。据参与会议的人描述，黎总是基督教的布道家，可以忍辱负重，他也是情报界杰出的上层人物，能够翻云覆雨。党部派出的筹备委员实际上只是观察员，漫长的十八次协调会议是十八次战役，黎世芬亲冒矢石，伤痕累累。

“中广”的副总经理李荆荪也是筹备委员，他有时实在看不过去，起而发言，声色俱厉。有一次，某台长站起来摆出江湖老大的威势，议事无法进行，李荆荪立刻发出警告：“这是台北，不是上海码头！你在上海的事我们都知道，从明天起，请你连续看一个月的《大华晚报》！”（李是《大华晚报》董事长）这位台长才安静下来。

李荆荪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颜面和风度，协调结果也符合“党的利益”，李因此也成为民营电台的公敌。实际上“中央”并未规划李荆荪进入“中视”，李也没有这个意向，他甚至并不喜欢黎世芬这位老同学，马老师（马星野）劝他留下来。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国电视公司”在“中广”主导下开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视”大厦启用，十一月，李荆公遭调查局逮捕，黎总经理听到消息，流下眼泪。

还有更大的难题。“中国电视公司”奉准成立时，“国防部总政战部”表示很大的兴趣，王昇上将永远在提高官兵的忠诚、士气和知识水准，他对电视这样的利器钟情已久。他希望军方对“中视”的经营也有发言权，“中视”能在节目方面分出相当多的时间，由“总政战部”全权使用（负担全部节目制作费用）。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权分立，总裁既然没有指示，“国防部”也没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党部反对军方以“技术层面”在“中视”的节目内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挡。那年代王上将心想事成，黎总赤手搓方成圆，所受的“内伤”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电视公司”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开始试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开播。万事俱备，黎总向股东会提出报告，有人突然发难，质问购买机器的回扣到哪里去了。黎总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说，股东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难言，可是偏偏穷追不舍，董事长木雕泥塑，作声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这就把黎总推挤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泼墨涂鸦，那一刻，恐怕是黎总一生最痛苦的时候。这是把黎世芬的廉洁当做他的弱点来伤害他，然后由他自己伤害自己。

李荆荪既非党股代表，亦非董事监事，没有出席会议。节目部副主任杨仲揆要求以列席员工的身份发言，他非常沉痛地说，“中视公司”现有资产用“亿”计算，“中央”没拿出一文钱来，黎总“赤手空拳，为党造产”，现在大会没有一句话肯定他，没有一句话安慰他，还要为难他，消息一旦传出去，全“中广”全“中视”的员工都要心灰意冷，这怎么能维护发展党的电视事业！他这一番话正气凛然，这才打破僵局，转移话题。

“中视”开播时，我对杨仲揆说，黎总艰难创业，“党中央”该给他奖章，董事会应该通过慰问嘉勉的提案，否则无以策励来兹。杨仲揆福至心灵，把那番话用上了，黎总大为感动，后来他把杨仲揆调回“中广”，历任节目部经理和海外部经理，最后还想举荐为副总经理，未能成功。

“中视”筹备期间，我参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播，副总经理张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视”节目部以副经理名义兼任编审组长，我说电视是个争大名夺大利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问没有能力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所建树，还是留在“中广”公司吧。那时广播、戏剧和新闻三界多少英才志在“中视”，纷纷央党政要人写信推荐，黎总没有时间细看，人事室把它们简化了，造成一份名册，名册的格式很特别，第一栏先写推荐人，第二栏才是被推荐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荐人的学历、经历、希望担任什么职位。黎总披阅时，先考量推荐人对公司前途的影响力，然后才是想来谋职的那个人是否适任。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还能想到调用我，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这时我的虚荣心所余无多。

后来编审组长由副经理杨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杨仲揆找我，他说工作实在太忙，很希望我去为他分劳。我初入“中广”担任编撰时，他是编撰科长，他的学养很好，我曾经说他“言忠信而行笃敬，明理论而通实务”。那天我们的谈话值得一记。

我说“中视”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比“中广”更甚，长于权谋的黎总经理行事风格，只有更加“兵无常法、水无长形”，我和他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善始难以善终。他说《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才是统驭大师，你在“中时”多年，看见过沧海，怎么还会怕水？我说《中国时报》是余董的私人事业，私人事业的老板握有绝对的权力，说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总会五六不离七。“中视”公司不同，黎总只有相对权力，人事制度、会计制度、长官意志、党政传统处处设限，他说得到做不到，为了推动工作，只有伸出马鞭对空虚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较难伺候。

杨仲公知我甚深，他话题一转，谈到我怎样开始做影评人，谈到影评人老沙、萧铜、汪榴照，谈到新闻局拍纪录片我写过几个剧本，他说我对杂志、报纸、广播、电影都有工作经验，倘若再加上电视，那就经历完整成为媒体写作的全才了！写作是我最后的执著，他这句话击中要害。

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中华日报》销路下跌，广告减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从第四组主任的高位请下来，担任《中华日报》的社长，高层认为只有他能够把《中华日报》的形势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他用蓝色铅笔写着：“鼎钧同志，请来《中华日报》一谈。”字体大，笔画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时我也认识几个大官，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姿态，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见你，但是无论你说什么，休想我答应。

后来我知道，蒋公喜欢用一种高档的进口铅笔批公文下条子，那种铅笔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剥开。蒋公的“身边人”外放独当一面，喜欢仿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组写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错过他的美意。

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这年头人心不古！

这年头没有是非！

这年头好人难做！

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

是台湾国语啦！

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删去。

有一位制作人送来一套连续剧的剧本，故事以大陆逃亡来台的一个家庭为主线，剧中人一家离散了，二十年后，一个儿子长大了做警察，一个儿子长大了做流氓，女儿长大了沦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认识，他的流氓儿子白嫖了他的女儿，他的警察儿子枪伤了他的流氓儿子，这个家长的名字居然叫“钟正”，影射“中正”！编审居然通过了这个连续剧的企划书和故事大纲！我扣住剧本，要求修改剧情，改换“家长”的名字，弄得节目延期播出，惊动层层上级，董事长、总经理，节目部主任态度冷淡，并没有斥责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表示支持。

这就怪了！

我开始了解，节目制作先要找到广告支持，他把节目企划书拿给厂商看，厂商有能力研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果厂商表示悲观，制作人就得改变企划。“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票房，你必须“越雷池一步”，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闻局手中的电视节目规范。

如何面对新闻局的干预呢？新闻局当然也会吹哨子，那么电视公司就退后半步，下一次，以这半步为起点，再向前越线一小步，由隐而显，由少而多，持续又断。新闻局小题不能大做，等到小题累积变大，那又只好大题小做。这就把新闻局承办的科员科长弄成温水青蛙。

还有，电视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进“中视”的时候，制作组有两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两家的节目，我离“中视”以后，台湾增加了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组也增加一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三家的节目，观摩比较，目不转睛，一家违规，两家跟进。电视公司的老板都是蒋氏父子身边的红人、眼中的能臣，编审组以下级监督上级，以外围监督核心，又能济得甚事？

电视公司的老板，熟读党员守则、总裁言行，也进过革命实践研究院，于今受领袖付托，掌国之利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任何人来“中视”当家都不能赔钱，电视是花大钱的事业，营运成本极高，政府赔不起，谁赔钱谁的忠诚、才干、革命历史尽付流水，他只能鼓励部下赚钱，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赚钱。好官不过三年五载，但求任内平安，万一为赚钱闯祸，由他承担，一根稻草压不垮他。如果责任沉重，他承受不起，还有制作人和编审组长可以承担。如果制作人通“三务”中的第三务，那就把一务也不通的编审组长压死！

空口无凭，郑学稼为证。这位著名的政论家曾担任“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组长，后来辞职，他有一篇长文说，“对上级指示无论执行与否，都会受处分。”他任职期间，台湾文艺界发起运动，“肃清黄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级指示这条新闻对中国大陆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闻攻击台湾法西斯化，上级追究责任，尽管你是执行命令，但“新闻组长应有知识不发布可被敌人利用的新闻”，依然要负责任。

我在“中视”服务九个月，审阅剧本三百多本，综艺节目脚本两百多件，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外引进的节目，尽窥当时一流编剧家的看家本领，了解制作过程，参观导播台和摄影棚工作情形，掌握电视特性，该学的都学到了。我引进分场、分镜、画面，思考继续改进我的写作，深知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如何适应各种媒体的特性，发现作品的构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个性，也要在受众的心理上落实。我写了一本《文艺与传播》，公开了早期的心得，那时台湾的新闻学者和文艺批评家都还没有照见这个角落。

我申请结束“借调”，重回“中广”，副总经理董彭年先生执手挽留，但是我势不可留。人在江湖，为国牺牲的机会小，为权术谋略、为利害夹缝、为代罪替死牺牲的机会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只小老虎做什么？天天与虎为伴，有何乐趣？“胆小没有将军做”，我看那些胆大的人也没做成将军，何况我要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将军。

离职当天晚上，“中视”节目部有两个聪明人，他们知道临别赠言往往很有价值，两人一前一后，找我一谈。

一位是《中视周刊》的主编，这份周刊专为“中视”的节目做宣传，铜版纸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视”的周刊竞争，主编正为怎样出奇制胜发愁，悄悄问计于我。我说台湾中部南部的农民现在收入很好，农村妇女开始讲究穿着化妆，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现有的妇女节目偏重育婴烹饪等等“妇德”，已经不能满足那些观众。你可建议公司开一个新节目，专教“妇容”，专家主持，明星来做模特儿，化妆品公司服装公司提供广告，你把那些彩色画面登在杂志上，事先向中南部发行，她们对着周刊看节目，必定人手一册。我叹了一口气说，电视改变了社会风气，台湾的农村逐渐丧失原有的淳朴，你这个节目开出来，农村妇女更要追逐浮华。可是形势逼人，咱们头顶上的“党国”干部以为自己没有那个责任，你也只有顾不得了！这位主编依计而行，果然销路大增，声名大噪。

另一位是节目制作人，电视是个大量消耗构想的地方，他问我有没有构想留给他，由他来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说我的构想都不能卖钱，你的那些构想以后也不能卖钱，“中华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开播了，电视生态面临剧变。我告诉他，“中视”的筹备委员会排斥政战势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电视公司，“中央”为他修改决策，把“以两家为限”改成“以三家为限”，就凭他这份能耐，“华视”在他的保护伞下出手抢夺广告资源，要想后来居上，必然凌厉向前，新闻局必定无法阻挡，“中视”“台视”必定紧紧跟随，那时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放射才华。节目违规和业务成长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恶念”，那时都是“善策”，你要马上储存一切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奸盗邪淫，怪力乱神，以备临危受命，出奇制胜。他听了一言不发，猛抽香烟。后来我们没有再见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馆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没有说话。

后来的学者管国民党的想法做法叫“党文化”，管大众的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党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渗入、变造党文化，商业电视的勃兴推动这一演变。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加速这一演变。

那时蒋经国先生已是一个慈悲老人，难得他看了三天电视，召见三台总经理，责备他们“祸国殃民”。三台连忙开检讨会，签订公约，要怎样怎样做。我私下议论，引用了一则新闻：美国某大学的女生发起“不与男生接吻运动”，开会、签名、发表声明，样样做到，可是不久发现许多女生和男生幽会拥抱，运动的领导人也在内，运动完全失败。我说三台的公约只能是走一个过场，结局和“不与男生接吻运动”相同。

结果传媒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瘫痪了政府对社会的运作。

蒋经国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也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只见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工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当然他们并不是预先知道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乡土文学的旋涡

“乡土文学论战”是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版图的地标，我决心不沾锅，可是仍然卷入旋涡。

对乡土文学，我的感受是本省籍同胞要说话，他们壮大了，多年来蓄积了许多意见要自己说出来，本土政论家还没有成熟，小说家出类拔萃了，于是先用小说代言。

在我看来，王拓、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祯和、郑清文、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这些人的小说都写得很好，“本土意识”高涨是可以接受的，面对当下疾苦，他们心中没有“此善于彼”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格言，也是可以谅解的。

台湾在“平时和战时的矛盾”里出现许多新的文学题材，需要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从“乡土文学”中可以看见本省籍作家的角度和视野，他们当然和外省籍作家有差别，就文学论文学，这些差别应该是受欢迎的。身为小说读者，我更期待外省作家也有作品提出他们对现况的反映。

可是“一代正宗才力薄”，那些众人瞩目的小说家大都改了行，放弃了创作，或者指指点点希望别人照着他们的是非标准来创作，说个比喻，他们由工人升格为监工或包商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何能由别人代替？这种现象我曾在作家的小型集会里提出批评。

会后有一个人约我见面，这人号称文坛的“新当权派”，有一番抱负，他说他要约一些作家深入农村渔村，搜集写作资料，推出“我们的乡土文学”。他对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绩有信心，生产线上的劳苦大众并不像某些乡土小说写得那样阴沉绝望。我告诉他，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经常邀请作家写“省政文学”，出版丛书，你先把过去的成果找来看看。我说你对政绩有信心，我对作家没有信心，有人批评某些作家不爱台湾，错了，他们一直爱台湾，可是已经不爱文学。

后来听说果然有一组作家下乡去了，也听说他们回来了，可是没有听说他们交出什么样的作品。

“乡土小说”对负面现象有兴趣，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七十年代文网松弛，大家对小说尤其漫不经心。一九六三年，联合副刊因为“一艘船在大海里漂了很久很久，最后漂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生活陷于困境之中”，形成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七十年代，江彤晞写了一篇小说，背景也放在海岛上，他写海岛现代化以后，一个痴呆的老渔夫（他也曾经是一个船长）和他的船都成为历史的残件遗迹，列为观光客“参观”的一个项目，他本人在地层下陷的预感中凄凉死去。我却没听见有人对这篇小说有过一句闲言，“政治正确”的文坛名流符兆祥总结那段时期的小说成就，编了一套选集，他把这篇小说收进去，使人眼界一宽。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中国时报》地方版写不具名的小方块，要求公务人员“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的意思是先苦后甜，先耕耘后收获。《中国时报》的一位主笔看中了这八个字，他在社论中告诉党政核心分子：“现在最应该牺牲享受的是你们，因为将来最有资格享受牺牲的也是你们。”蒋经国的幕僚也看中了这八个字，写进文告当做口号，以蒋氏的地位，他的调子应该拔高，他把“享受牺牲”解释为“牺牲”的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快乐。没过多久，台大的颜元叔教授发表文章，他以犀利无比的文笔把蒋氏版本的“享受牺牲”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差一点没说出来这是骗局。他写了，报纸也登了，这可是踩虎尾捋虎须哪，可是“老虎”没有任何反应。那时蒋经国说一句话抵七千句，他的嘉言照例有人引用复述，惟有这八个字却从此消失了。

乡土文学的小说明星升起以后，随着出现理论诠释，我读了几篇，开始觉得不安，他们怎么不谈小说艺术，怎么专谈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病态，他们怎么采取马列主义的观点，检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时还使用中共的词汇。冷战二十年，美国动员学术界的力量破解“共产符咒”，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落伍”，对资本主义的出路重新作出设计，乡土文学的理论家怎么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乡土文学何苦往三十年代的阴影里钻。小说这玩意儿，在很大的程度上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把乡土文学说成什么玩意了？

自一九五○年以来，情报治安机关致力消灭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处处设防，时时消毒，自以为台湾是“世间惟一的干净土”，乡土文学的理论使他们大吃一惊，怎么“人间犹有未烧书”！

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国民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年年增加，中国大陆的人民大众则陷入严重的贫困，隔海比赛，国民党人自认为是赢家。乡土文学的理论一出，二十年努力全是负数，我听见一位党官自叹：“在‘他们’眼里，‘我们’原来是这副德行！”

一九七七年八月，小说作家、新闻学者彭歌发表论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对乡土文学提出批驳，代表了相反的看法。紧接着诗人、文学教授余光中发表杂文《狼来了》，反映了外省籍反共人士的惊慌。在我看来，这两人都是文坛清流，一向与“八股”切割，他们的代表性是很自然的。后来知道，这两篇文章并无官方授意，他们是在一位作家请客的席上谈论现象，引起动机，请客的主人原是“本土”作家！

这两篇文章点燃了一桶火药，乡土文学得到了切入点，迅速扩大战场。彭歌本来是个“单干户”，军方欣赏他的“义举”，打算顺应形势，添风助火。政战系统对“工农兵”文学深有戒心，以乡土文学小说家的才能，如果挑战军人天职，揭露军中矛盾，扩大厌战心理，军中推行的政战教育可能前功尽弃。乡土文学的理论家矢言他们从未以“工农兵文学”为标题，确实没有，奈何有人提过乡土文学的题材可以扩大到“社会其他方面”，引起某些人的戒备。

我那时还是《中国时报》主笔，那时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的负责人痖弦出国进修，我去替他守摊子，照顾救国团创办的四个杂志，别人认为我总还有点用处。终于有一位资深作家来找我，他和军方关系密切，军方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加（王昇日日升），他也成了文坛人士口中的新当权派，他在笑谈中也说自己是“台湾一霸”。

他问我对乡土文学论争的看法，我说自政府迁台以来，本省外省之间从未发生这样大的争执，此事非同小可。我说经国先生尊崇本土，倾听台籍人士发言，拉拢弥缝惟恐不及，乡土论战可能加深地域鸿沟，有一天政府追究责任，谁也承受不起，你老兄有什么免死金牌，亮出来给兄弟看看。他矢言大家都是自发自动。我说既然自发自动，我就不发不动，我是老牛破车，引擎熄火。

他怫然不悦，还是耐着性子提出“大义”来号召，我说这等事自发自动就是轻举妄动，时报的事你要找董事长余纪忠，幼狮的事你要找救国团的执行长宋时选，他们点头我才好办。“为何不在职务以外，自己以作家的身份独立发言呢？”那也要当局发布一个宣言，或者主持一次座谈，堂堂正正宣布政策，我再响应。他未赞一词，起身告辞。

几天以后，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某某杂志邀请作家开会，我依约前往，那地方不像会议室，台上有讲桌，台下一排一排座位，像是上课的地方。“新当权派”的那一霸也来了，他安排我坐在第一排，他自己去坐最后一排，第一排只坐了我一个人，后面第二排起全是空位，大约七八排以后才坐了二十几个人，我坐在那里周身都不舒服。

然后台上来了一位军人，他穿着军便服，没戴符号领章，看不出军种和官阶。然后有一个作家上来说话，讲了一些什么福利之类，他也没介绍旁边站立的军人是谁，就下台去了。那位军人自动站到台中央讲话，他只说了一句：“乡土文学的事情你们注意一下。”注意和谐？注意压制？语焉不详，径自扬长而去，会议就散了，全部过程大概十分钟。“新当权派”走过来问我：“你听见了吧？”我问他：“听见了什么？”再无交集，各走各的路回家。

我很反感，但是我仍然得郑重报告老板，我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救国团宋执行长恂恂如牧师，他的回应是：“大家骂来骂去，没什么意思！”理性的讨论才有意思？还是根本不必参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宋先生已内定要做台湾省党部主任，他要的是人和，我据以作出解读。

《中国时报》编辑部在一层大楼内联合作业，各部门之间没有隔间，余董事长来编辑部的时候总是站着走来走去，举手投足都是指示，“眼波才动被人猜”，他听了我的报告，向我挥了一下手，走开了。算了吧，别理他？你看着办好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余老板行事风格特殊，蒋经国是他惟一的后台，他却十分轻视政战人马（所有跟政工系统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余先生圣眷日隆，事业蒸蒸日上）。何况以这样层级的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传递这样的讯息，他不屑理会，我也作出自己的解读。

我自己能否在职位之外，以作家的身份参战呢，我到中央党部谒见一位副秘书长探听口气，他说“现在只能团结，不能分裂”。我该怎样解读这句话呢，如果乡土文学是在搞分裂，批判它就是维持团结，如果批判乡土文学足以造成分裂，隐忍包容就是维持团结。我察言观色，斟酌再四，不论党团显然都对新当权派的活动没有兴趣。

依不成文的“伙计守则”，我不能抬出老板来做挡箭牌，我只能把一切藏在心里，自己承担“新当权派”的压力，如果发生后果，我也得自己为自己的解读负责。这件事我想我是得罪了他们。

论战期间，双方都举行座谈会鼓潮造势，双方都广发英雄帖，我不参加，我坐在办公室里仔细读他们的新闻。批判乡土的座谈会未见“乡土作家”出席，支持乡土的座谈会，彭歌和王文兴都到场，新闻报道说，彭歌、王文兴发言的时候，听众喧哗鼓噪，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乡土派人士抓住麦克风长篇演说，然后把麦克风直接传给自己人，封杀反面的意见，彭歌愤而退席。我那时尚未听说“不对称战争”，我惋惜这种作风难成大器。后来“立法委员”朱高正大闹“立法院”，他跳上议事桌，踢掉麦克风，以少胜多，转弱为强，也许是跟这里一脉相承，发扬光大。

我的定力有限，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短文，我说乡土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如果对政治有异议、有抱负，还是去办政论杂志吧，去竞选县市长县市议员吧，大鸣大放说个痛快。这是一个互相猜疑的时代，何况国民党“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政治上的异议通过文学创作的手法来图解，容易升高当局对所有文艺作品的敏感，增加作家处境的艰难。今天看有关论述，没见有人提到我这篇短文，言语造作必有业果，我总怀疑有几句话印在某几个人的心上，他们撤出文学阵地，投入美丽岛事件。

我定力有限，还是在茶余酒后别人议论纷纭的时候难以缄默。记得旧金山州立大学名教授许芥昱访问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创办人名作家林海音设宴招待，我有机会见识到许氏那一把有名的山羊胡子。席间无可避免地触及这个热门话题，我说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民怨，现在党政机构作风腐化，民怨很深。我说一九七七年的国民党和一九五○年不同，那时他们念念“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今天他们都在阳明山买好了墓地，当年中央改造委员谦恭下士，今天一个干事目中无人。我说民怨的发泄不会到此为止，今天我们觉得王拓太过分，将来有一天会说还是王拓不错。主人有些着急了，高声问怎么办，我说我只有祷告，大家一笑而罢。远来的贵宾掏出刚刚收到的一叠名片，翻看我的名字。

论战期间，乡土作家都面色严肃，望之俨然，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怎样把意见传给他们，“传话”是人的天性。我惋惜乡土文学的理论没有自己的语言，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全套语言，国民党的理论家有半套语言，乡土文学理论家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语言不是自动步枪，谁都可以拿来用，语言好比制服，“他们”穿了，“咱们”不能再穿。我说论战发生前，乡土文学理论如此诠释自己人的作品，倒很像是警备总部的构陷，小说家们居然没有人立即郑重否认，以致理论和作品绑在一起。（后来胡秋原、徐复观、尉天聪几位大家出面辩解，对他们很有帮助，但是这时双方攻守互有奇正。恩怨纠结已深，难以刹住战车。）

我说文学作品的价值还是要看它含有多大的艺术成分，单单强调意识如何正确，题材如何真实，无法说服读者大众，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殷鉴不远。我说艺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映真、黄春明自有千秋，如果完全依附一时政策，政策成功了，作品固然报废，政策失败了，作品也殉葬。国民党人和本土作家都宣示热爱台湾，我完全相信，可是谁热爱文学？我觉得十分悲凉。

我也有一些话传给批判者，我说乡土文学是国民政府三十年语文教育的成果，可以列入政绩。我说教数学，你教大代数他学到大代数，你教微积分他会微积分，教文学，你教写实主义他学会浪漫主义，你教三民主义他学会存在主义，可是没有教育，你什么也没有！“要是被敌人利用了怎么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些诗都曾被政治利用，“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也曾被政治利用，你难道从此开除白居易、杜甫、郑板桥和耶稣？国民党也利用过陈胜、吴广、洪秀全啊。

我说话太多，七十年代我染上饶舌的坏习惯，我想不沾锅，实际上每一面锅都沾了，沾一下掉一块皮，我把每一边都得罪了，你选边站才有朋友。

一九七八年一月，王昇上将在国军文艺大会发表演说，正式对乡土文学拍板定性，那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盛会，九月我就出国了。他的演说很精彩，他说“纯正的乡土文学没什么不对”，爱乡土是人的自然感情，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民族之爱，“我们基本上应该团结乡土”。散会时我特地朝“新当权派”望了一眼，他眼皮沉沉下垂，好像打了通宵麻将没有和牌。

那年代，蒋经国说话一句抵七千句，王大将说话一句抵六千句，他说“团结乡土”，批判的文章立刻绝迹，乡土文学的支持者认为得胜了，其实王昇对乡土文学仅仅作了有条件的支持，当时乡土文学的主流样板并不符合他的条件。我揣度他们高层内部有过讨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能团结不能分裂！”王大将的演说使我想起新约里的彼拉多：“我在众人面前洗手，使这罪不归于我。”

《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以“发展报道文学”为宗旨，刊出许多文章，不啻是乡土文学的异军。这一招，联合报不能使用，高信疆在战术上绝对正确，余老板是九段高手，他支持高信疆，挡住警总的压力，向本土布下一颗棋子，亦有其战略上的意义。

论战平息后，王大将座前有一次座谈，座中有人批判副刊中的分离主义倾向，隐有所指。座谈是按次序一个个发言，谁也不能缄默，轮到我，我决心表明态度，以免裹入那种上纲上线的论述。我说今天政策决定了传播工具商业化，我们在报刊工作都是政策的动物，老板只对销路有兴趣，他的声望地位前途都建筑在销路的数字上。我说如果报纸每天行销一百万份，报老板随时可以和化公见面，如果哗啦一声，报纸的销路掉下三十万份，他要见化公就得预约排队。如果哗啦一声，再掉下三十万份，他也许只能见到化公的代表。我们的心里只能有销路，不可能有别的，报纸的市场在台湾，我们的心里只能有台湾，不可能有别处。副刊上登些本土文学，也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路而已。我没忘记郑重加上一句：“除非情治单位另有资料！”最后我说，现在到了认真检讨“传播工具商业化”的时候了。

出乎意料之外，王大将说了一句“你讲得很好”。

与特务共舞

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十一天后，沈之岳局长约我见面。他很客气，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二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分子的困扰之中，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

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系人。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我有“假设癖”，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证，“无解”就是大幸。

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李副总“进去”以后，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样，思想怎样，交游和言行怎样。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许多人“压在阴山背后”。谁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荆公偏爱，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当时沈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吸纳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许想测验我的“底细”。

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大约一个月之后，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馆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隔断杂音。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依然惶恐逊让。

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广播圈里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带来一瓶洋酒，我只好请他吃饭，时间地点都约好了。当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希望我同意，我只有欢迎。进了馆子，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分子，他们抢先付了账，提出建议，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轮流做东，这一次算他们发起，下一次轮到我，我只有答应。

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里找到一个什么厅，面积宽大，中午生意冷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上菜以后，连服务生也不见了。他们非常客气，点菜一定要我点头，我说话的时候，大家一致静听。下一次约会定在什么时候？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他们延期，即使一延再延，也耐心等候。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远大，哪一个都比我强，怎么会这样迁就我？这叫做“不寻常的事”。

果然不寻常，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墙，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工程师说，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但是你们可以“违章”，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你们得先使他“没看见”。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去找警员商量，大家惟恐碰钉子，里长回来报告“他收下了”，人人笑逐颜开，一排围墙立刻兴工完成。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提起贪污咬牙切齿，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行贿是一种乐趣，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特种酒家”发挥反对党的功能，你在那里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欲，可以改变许多事情。……哪晓得几个星期以后，里长挨家拜访，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上面来调查围墙的事了，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

蒋经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雨中的宁静》，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一对知更鸟在里面做窝，几只小鸟也孵出来了，瀑布看似凶险，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哪有中兴气象，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前言”，那是何等气势！说到这里，我顺口“秀”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

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

你看这段话里有多少“大”，真是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多有信心，当年的大鹏现在怎么变成了知更鸟！没过多久，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他要“开大门，走大路，当大任，成大事”。

我一看，这是怎么了，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停止“引蛇出洞”，开始吹箫引凤，言者无罪，集天下之智为己智，可能吗？我已骑虎难下，每次聚会，五架“窃听器”当面打开，我必须表示坦诚。我想了又想，多年来一支笔在手，总希望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能影响当道，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么小的德，提醒他们，少造一粒沙那么大的业，因果微妙，难测寸心，怎知得失！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

我决心继续探险。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覆鼎金”，金鼎象征江山政权，上面怎可加上一个“覆”字？不久，蒋经国南巡，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轻描淡写提了一句，覆金鼎可以改成“金鼎”。

我说红包象征吉祥，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最好在官方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让它象征罪恶或耻辱。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红包要改称“臭包”。

谈到买房子，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如果八年以后中共占领台湾，你留着那些钱干什么？给中共接收？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向欧美看齐，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划，外商投资来盖大楼，合作计划说五十年以后怎样，七十年以后怎样，媒体报道要从这些地方着眼，大楼开工、施工、竣工、启用，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我出国前，这两件事都实现了，我出国后，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明天会更好”。

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系也继续发展，沈局长对我说，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秘，中共利用这种神秘的感觉把调查局妖魔化，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除了工作机密，没有不可告人之处，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希望我从旁襄助。

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布的新闻稿之类，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我说局本部发布的文稿不能太“文学”，文学修辞容易造成误解，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二手传播”一词于焉产生。

后来联络官说，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对外报道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由训练的内容延伸，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他们要报效国家，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沈局长希望我能担任“编剧”。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看过新闻局拍制的纪录片，其中有我参与。

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他文质彬彬，敏捷而含蓄，有学士学位，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为了编写脚本，我和他多次见面，得到许多指教。拍片期间，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这次经验很特殊。

地点在某处的制片厂，凡是制片厂，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条街我从未到过，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两旁都是台式楼房，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手里拿着无线电话，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房子很破。里面有银幕、有座位：像小型剧场。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等了一会。灯光熄，一个黑影走进来，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他是沈局长，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他是一位调查员，然后是放映影片。

片子拍得很好，一流的专业水准，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似乎太长。节奏也稍欠灵活。后来导演向我解释，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舍。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没有用心细看。放映完毕，灯光未亮，沈局长起身离去，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局长下楼以后，全场恢复照明，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坐原车回家，一路上暗想：“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

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在调查员训练班，这是一页教学。在局本，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在各地调查站，这是一件文宣，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处处沾光，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

那时美国推行“双语教育”，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承联邦政府委托，成立“双语教程发展中心”，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小说家、画家王蓝介绍了我。王蓝字果之，此时已尊为“果老”。

那时流行的说法，“人生有三恨”：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二恨胜利复员没到过北京，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我已三恨有其二，很想有一点弥补，我动了心。

人生果然如戏剧，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我也去。他邀人不多，大半是探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会场也没有什么形式。沈局长闲话家常，谈笑风生，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他用“漫谈”的方式而自有重点，他强调（现在）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刑求”（用刑逼供），科学办案，一切讲证据，根本用不着刑求。他也一再说，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黑店”，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这些人大错特错，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

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布了消息。我并不是探访新闻的记者，他也要我亲耳听见，必有用意。

又过了几个月，新闻联络室主任打电话来，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

他已经问过我三次了。我久闻沈局长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必须品行端正，教养良好，志趣高，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新希望，有缘一见也是眼福，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没有考虑，随口答应。

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这一趟结业旅行为什么邀我参加？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秘密任务，我何必去看见他们，结业旅行由沈局长率领，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这些念头一一闪过，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难以反悔，还是说了一声“好”。

第三次再问，我的想法就复杂了，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要问我三次？他们岂是健忘之人？我想起修女出家，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三诺之后百年定，再想退，就是叛教。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那时出境条件严苛，手续繁琐，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老牛过窗棂，全仗一身干净，倘若再结尘缘，又是飞絮沾泥，我立刻婉转辞谢了。

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争取他们的了解，这时，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在我们那个餐桌上，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我已决心孤注一掷，神色泰然，笼中鸟要唱歌，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我的话似褒似贬，由他们领受，得马失马，靠我的运气。

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总而言之，特务好比外科医生，手中有刀，手术台上没有细菌，没人喜欢外科医生，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外科医生，手有鲜血，面无表情，眼科有多好，端庄斯文，轻巧细致，心脏科有多好，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我想最好的答案是，人类需要外科医生，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

我不客气地说，当年特务素质很低，社会的观感是：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这些人好比庸医，医疗失误罄竹难书，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

我不客气地说，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几番死去活来，多少人被中共追捕，三九寒天，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留下终身痼疾，多少人的父亲被枪杀，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这是什么样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五十年代，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他们如果发疯了，那可怎么办，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领袖”身教言教，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发指，可是总体来看，他们还算有节制，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

三十年后浪前浪，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他们干哪一行都会出色，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像我这样一块料，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斗智毫无胜算，我的生理构造有“麻烦症候群”，体能很弱，斗力是输家，别说是去当特务了，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也害他们浪费光阴，我实在不能为恶，不足为害，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常常觉得不耐烦，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失去可塑性，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

这样谈下去，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我忍不住说，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他们哪里是造反？哪里就动摇了国本？土地是老百姓的，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跳一跳，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当然，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游行示威之前，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这时可以通过中间人谈条件，游行示威由你，规矩范围由我，彼此约法三章，先小人后君子，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几个人能赴汤蹈火？

我忍不住说，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就看见“咱们国民党”犯了一个错误，拿群众当敌人，双方断绝一切管道，静等着拉弓放箭。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没受过镇暴训练，以作战的方式镇暴，反应过当，破坏太大。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重新训练治安部队，赶上时代（后来新闻报道说，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

这样谈下去，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送进医院，经过长期疗养，精神渐渐恢复，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终于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看见医生进门，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医生急忙躲闪，药瓶在门上撞碎了。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复，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

国民党人总是说，蒋氏父子治理台湾，尽心尽力，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即使是浙江省，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这种想法太陈旧了。人性复杂幽深，因果关系岂是如此简单，何况现在已非“崇功报德”的时代，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反复无常，政治家为而不有，随时可以被遗忘，被曲解，被替代，他要从政就得“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悲天悯人，为苍生作奉献，老天爷给他的报偿，只是海明威笔下那一副鱼骨头，也就是一页青史。

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咳，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可惜我们都老了，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咳，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政治信念不能遗传。我说“服食求长生，多为药所误”，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咱们望尘莫及，最后王朝倾覆，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咳，我狠狠地说了一句：“咱们也没那个种”！

回想起来，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但是他们爱听，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长年漫漫，独立、联俄、两岸谈判、一一见肺见肝。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你得准备一些“说法”填塞时间，我不能缺席，不能沉默，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等待出境许可，如果拿不到出境证，前功尽弃，拿到了出境证，那才是画龙点睛，我如果托任何人关说疏通，那就是“着相”，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么一块石头，看我怎样搬开。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招供”，讨好他们的上司，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

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看样子我若想走开，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黄汤下肚，舌片微麻，好，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吐出“酒后真言”。那时盛传“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因为人民会厌倦，从头算起，祖父在位三十二年，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孙辈是难以为继了！

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民间笑谈。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第二任总统于右任（我又来担任），第三任总统吴三连（吾第三次连任），第四任总统赵丽莲（照例连任），第五任总统任百年（做总统一直做到死）。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称蒋公为“国兄”，称蒋经国总统为“国侄”，称蒋孝武为“国孙”，讽嘲之情溢于言表，第三代接班？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吴国桢、陈诚、孙立人、周至柔，谁也都要差他一截。我甚至说，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那时数当代人物，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我想是安全的，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自创新局，他提出“大有为”的口号，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印文全是“大有为”，联合开了一次展览（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一身是胆终非虎，万里无云欲化龙。”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但是我说，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他可以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谁能断言他是假？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全看经国先生怎么做，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国父的理想终于实现，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

我说了一个小时，没人反问，没人打岔，没人咳嗽，没人动筷子，大厅内静如广播电台的发音室，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右手插进西装里抚摩左胸，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我想他是操作衣袋里的袖珍录音机。我说完了，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一句回应，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一时茫然。

时间近了，我也辞穷了，我对他们说，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党国左手来右手去，以不足奉有余，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纵然台下一条虫，我也是益虫，不做害虫，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我这算是彻底交心了，你们饶了我吧！）

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我领到出境证。

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他问我来做什么，我举起手中那张纸：“我来领贞节牌坊。”一时又是喜悦，又是辛酸，好像很充实，又像很空虚，台湾混了三十年，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也太没出息了。

回到家，我拿起电话，几乎想告诉果老，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

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飞那天清早，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精致雅洁。我们在那里坐定，他举起茶杯对我说：“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你可以出国。”好像出境证还不算数似的。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立刻想起《三国演义》“闻雷失箸”，我说：“怎么冒出来一个本单位，你吓了我一跳！”

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她曾把我的《开放的人生》译成点字当做教材，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彩，人已经坐在飞机里，又被广播器叫下来，没收了出境证和护照，治安人员欲擒故纵，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证以后的一言一行。

飞机平稳滑行，忽然窗框歪斜，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机身转弯，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有如米芾的画。我觉得肚脐好痛，像是拉断了脐带，然后就是云天万里。“你可以出国”，那位朋友没骗我，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我想他们帮了忙，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他老成谋国大开大阖。

愿上帝赐福给他们！

我和军营的再生缘

我到台湾以后，发愿跟军营绝缘，没料到有个声势浩大的军中文艺运动。

“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虽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并没有关心，直到“总政治作战部”成立国军文艺运动会，文艺界大点兵，我才躲不过去（一九六五）。我曾当面告诉主办人田原上校不想参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发，我没有照开会通知的规定报到，他派人把报到时应该领取的一切文件和赠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说家，也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学长，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体会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届“国军文艺大会”开幕，军中作家、社会作家加上“总政战部”的作业人员，共六百多人出席，蒋介石总统亲自颁布十二条纲要，宣示对文艺的战时要求。大会之后成立“国军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会”，聘请“社会文艺工作名流”八十三人为委员，我列名在内。选拔军中作家两百多人，成立九个小组，我参与散文组的活动。总司令部以下设辅导分会和地区联谊会，推动工作。设置“国军文艺金像奖”，辅以一般奖状奖章及补助金，鼓励官兵创作。定期邀请辅导委员到军中演讲座谈，讲授写作经验。委托文艺函授学校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军中的有志者学习。“总政战部”并规定各单位所需开支列入年度预算，办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绩。

蒋介石总统一直把台湾当做战时社会，他对文艺有战时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发出“战斗文艺”的号召，希望社会配合军中的需要，“中国文艺协会”没有基层组织，无法落实。现在他的理想纳入军中的行政系统来实行，希望由军中影响社会。这时蒋经国升任“国防部长”，王昇以“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正是蛟龙得云雨的时候，更难得实际主持此一运动的王大将不辞劳瘁，礼贤下士，一一攻破了“社会人士”对政工的心防。

还记得王大将第一次宴请辅导委员，每桌都有三两位政工官员作陪，他起立致词，他说辅导委员都是“我们”的老师，而“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我听了十分惊愕，这是克劳维兹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虽然王大将在政工系统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员听了还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赵友培教授旁边，当时也曾轻声进言，劝赵公以副主任委员身份说几句谦逊的话，他说这番话应该由“文协”的当家人陈纪滢来讲，纪老是第一顺位的副主任委员，可是纪老坐在第一席，传话很不方便，稍一迟疑，失去了时机。我想那天政工官员对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坏，将来会有后果（此是后话休提）。

那时“文协”的领导班子，王蓝长于辞令，他已重拾画笔，经常带着画家出国展览。事后公开报告经过，他总是当着大官的面说，这次展览某厅某部帮了忙，某长某老解决了困难，到了外国，某部某局某会的驻外机构给了多少支持，当地侨胞对台湾有多么大的向心力，国际友人对台湾又有多么大的好感，所以画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大官听了开心，以后看到文艺二字也就放开眉头。那时政府万能，什么都管，要想推动文艺工作，你得涂一些滑润剂才行。果老年龄比较轻，容易放下身段，“文协”在走出“道公”的庇荫之后，多赖果老调和军政关系，可是那天他也没机会讲话。

那时候，蒋经国也挺客气。有一次他来讲话，他是“国防部长”，有上将官衔，他穿着便服，军乐队仍然演奏礼乐，全体肃立迎接。他上台以后立刻说，今天的仪式是为军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会的先生”在座，很不适合。我记得他晚上才来，军中干部自然全员就座，“社会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数人临时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们是怎么选择的。蒋经国那天说些什么，我都忘记了，总之和文艺没有关系，事先也没有准备讲稿，好像东拉西扯，言不及义。他的口才很差，不过态度诚恳，很能赢得一般人的好感。

论演讲，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选，每一届“国军文艺大会”闭幕之前，他照例发表长篇演说，或批中共，或批台独，或批存在主义，他不看讲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转合，辞充气沛。我有大兵习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热闹，又会看门道，我曾对一同开会的朋友说，化公是天才运动家，听完他的演讲，一个小时之内，你如果给我一把手枪，教我干什么我去干什么，可是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行了。他听了哈哈大笑，反问一句：“你到底是捧他还是骂他？”

在“总政战部”的调度之下，我参加了许多次演讲座谈，接受访问，担任金像奖征文的评审。文学写作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什么，一个是怎么写，依“总政战部”的设计，他们决定写什么，我们只管怎么写，如果沿用中共的说法，也就是“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我是从这条道上熬出来的职业作家，虽然已经洗手，老把戏都还记得，在这个层次上可以使一把劲儿。

近人著作，对军中文艺运动多有负面的评论，我想起“平时与战时的矛盾”。那时世界的大局势是，冷战随时可能变成热战，海峡的小局势是，中共等待时机解放台湾，台湾经济繁荣，老百姓追求“生民之乐”，可说是战时如平时，军队枕戈待旦，又可以说平时如战时。军队好比是“鱼”，社会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鱼需要的养分，“总政战部”无法全面改造水质，退一步打算造一个鱼缸，自己订做饲料，外面流进来的水要过滤。王大将曾一再对我们朗读梁启超的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声音十分恳切。他们需要几十个几百个现代的“陆游”，他们的做法源于他们的战略思想，我无法提出更好的战略思想，也就无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军营中写作的风气本来就普遍，以前士兵写作只能忙里偷闲，躲躲闪闪，国军文艺运动正式展开以后，写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只要稍有成绩（比方说，作品在军营内部的报刊上发表了），长官特许不站卫兵，不出公差，不服劳役，期许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倘若能在高级司令部主办的征文中抱个大奖回来，那就成了一时的宠儿。记得除了“总政战部”设立金像奖以外，海军有金锚奖，空军有金鹰奖，陆军有金狮奖，联勤有金驼奖，警备总部有金环奖（有人称之为手铐奖）。我多次担任评审，有缘遍读军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说。

我觉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读性更高，里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于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发现这些原材，这些新鲜粗糙的东西尚未经过作家们的因袭和复制，十分可贵，他们万事俱备，只欠表现技巧。每读这些作品，如闻深海遗珠，如见乱山璞玉，心中欢喜，但是也实在没有生花妙笔可以送给他们。每次随作家访问团深入军营，不免想起这些人来，或者只见过文稿、没见过名字，或者只记得面孔、不记得姓名，或者只记得笔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们以后会怎样：半途而废？怀才不遇？还是有志竟成？

“总政战部”多次安排辅导委员和社会作家到军营访问，我随访问团两次到金门，一次到马祖，两次访问海军基地。访问团由当地最高长官接待，接风、送行、简报、欣赏晚会，都到场主持，一座将星煜煜。海军最讲究礼仪，请我们看操枪表演，接受仪队致敬，总司令宋长志上将甚至来听我的演讲。访问马祖的时候，恰巧“总政战部”主任蒋坚忍到马祖视察，他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受到的礼遇更是水涨船高。

看“总政战部”的安排，这些访问活动好像是酬谢作家的贡献，或者也希望社会作家了解军人任务，增长战时意识，所以“联谊”高于一切。临别时我们都得到许多纪念品和当地土产，回台北后还收到他们拍下的照片，记得马祖寄来的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名戳，刻着“俞允平摄”，后来俞先生调回台北编《文艺月刊》，大家对他一见如故。

我们去金门马祖，都要在飞机上或军舰上办出境入境的手续，虽然只是“总政战部”和出入境管理处双方官员一句对话，免除一切形式，我还是觉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来多少浪漫与哀愁！金马风景很好，但是谁也无心观赏，金马前哨离中国大陆很近，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后来写《左心房旋涡》的远因。我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还能站在太武山上怅望千秋，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种“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兴味都在士兵，特别是那些驻地偏僻、苦修勤练的人，文学是他对生命的思索，对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时代。虽然军队的一切都进步了，有些气味、有些声音、有些线条颜色还是熟悉的，有些默契还是存在的，一步走进营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军营还有这样一段未了之缘！

在最前线，我看见战士利用碉堡上的积土种植花草，碉堡门前用铁丝搭成的对空伪装网，也交错编织出各种图案，他们又种一些茑萝或牵牛花，使它攀附着铁丝网生长，季节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许就倚在锋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里，我看见痖弦的诗集，赵友培的《答文艺爱好者》。

金门马祖都有战士们用双手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车开进去四通八达，将士在里面运筹帷幄。坑道里，岩壁一望无尽，每一寸都是斧凿的痕迹，坑道潮湿，有些地方坑顶向下滴水，战士们也生了疥疮。坑道里储藏汽油和军米，他们永远先吃受潮发霉的米，新米存起来，等它发了霉再吃。

厨子不能和客人同时入席，服务业者不能和游客同时度假，即便是南飞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时候派出守卫，担任警戒，所以军人……这是社会组织的遗憾，但是最大的遗憾是人们因此藐视军人。

虹影在她的小说里描写“三年灾害”，那时家家挨饿，家长总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饭”固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来给别人吃令人感动敬拜，两者并没有矛盾，任何国家社会都得维持这个价值观。那年代，前线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们整齐的队形，严格的纪律，特殊的装备，艰难的任务，都象征荣誉，角声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壮烈如疾雷闪电。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要看这些对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军中文艺另有一段奇缘。

中央副刊的老编孙如陵，众人称为孙公，他编辑台上作业周到，但很少主动跟作家联系。有一天他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有一个笔名叫孤影？”我说没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谁的笔名？”我不知道。几天以后，中央副刊开始连载“孤影”的一篇长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考其时为一九七二年四月。连载期间，承办军中文艺运动业务的田原上校打电话问我：《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是你写的吗？我说不是。你可知道是谁写的？我不知道。

我这才细读这篇长文。孤影文笔明朗生动，博学鸿词，我所不及，为什么会和我联想在一起呢？我在《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写了十几年方块文章，围绕着几个大主题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随着新闻发展，扫描社会的不安浮动，要求有守者容忍现状，珍惜未来，有为者投入体制，从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则”。这个论点，“小市民”吸收了。我随手假设，断续举例，“小市民”也大体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几处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并未附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和通信地址，只因文章写得好，决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面读，一面怀疑是中央党部炮制的文宣，但立即断定党部没有这样的智慧。王昇上将赞赏这篇文章，联系《中央日报》出版抽印本，以“总政战部”的力量普遍推广，据说总量有一百万册，我若在此时出面“考证”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风头，那样也就败人兴味，形同搅局。我保持沉默，后来孤影出面，他把版税完全捐给台大同学会的福利组织，如此这般，可说是一切圆满。

我自己并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见，当时那样做文章，出于权宜之计。我们写的那种小专栏，惹是生非，蜚短流长，处处得罪有权有势的人，为了使他们还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秘诀，例如说，一连几天你的文章都让他惹气，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让他顺气，或者你昨天对某人发出恶声，今天最好对某人的上司来几句美言，他也就不便发作。在我的整体设计里，这些段落是安全瓣，类似一种零件，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如同幼芽萌发，它们有机会植入园林，长成粗枝大叶，给台湾社会增加清凉，那也是一桩美事。

我接到王耀华上校的电话，王昇上将约见。我准时到他的办公室，孤影也来了，化公离座，亲手取出两件“荣誉状”，一份给我，一份给孤影，内文都说酬谢对军中文艺的贡献，都由“国防部参谋总长”署名，纸张印刷和款式比一般奖状考究。“荣誉状”发给孤影，当然因为他写了《小市民的心声》，为什么也发给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时领受，再无第三者并列，大概王化公也终于听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贡献吧？……那次接触距离很近，我看见化公两颊深陷，嘴唇干燥，跟当时的京华冠盖相比，简直“面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将”。他自奉甚俭，工作时间太长，每天早上读书一小时，有时一个上午到五个地方去听简报。

化公亲自主持过几次座谈，规模越来越小，每次总会通知我参加。他多次邀文艺作家餐叙，人数不多，也没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请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个人，我叨陪末座，他谈笑自如，没有冷场。席间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后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转过脸去，朝着空气放松一下神经，我的角度正好看见他一脸疲倦和不耐烦，他好像唰的一声换了一副表情，唰的一声再换回来。三军军官俱乐部大厅宽广，灯光没有全开，衬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为之悚然，想起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事。吴起统兵作战，有一个大兵生疮化脓，十分痛苦，吴起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消息传遍前方，也传到后方。有人向大兵的母亲道贺，他的儿子遇见好长官，做母亲的一听马上哭了，她说我的儿子没有命了，将军这样待他，他一定奋勇作战，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果然没有回来。

王化公是何等样人，他费这么大的精神，纡尊降贵跟我们应酬，像我这样一个人，究竟能为他做什么，他究竟要怎样使用我，我得怎样报答他，……我开始跟政战系统疏远，最后我出国，也没敢向他辞行。

王昇上将主导的军中文艺运动是空前绝后的一件“学案”，内涵外延，丰满久远，并非一句“官方意识”可以了之，它确实造就了许多作家艺术家，但愿有人能罗列评点，开出完备的名单。它散播技术，有教无类，播种之功，无人可比。大军“偃武修文”（诗人钟鼎文这么说），大量增加阅读的人口，促进文学出版事业的繁荣。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艺工具化，但“事实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得到文学技术的人几个成为政治工具？李杜韩白岂甘终身写试帖诗？即使是陆游，他诗集中的孤愤和无奈才是强音。军中培养出来的诗人画家，一个一个“现代化”了，军中培养出来的音乐家戏剧家，一个一个“商业化”了，逯耀东教授称这种情形为“兵变”。

推动台湾文艺发展的人，并非只有张道藩、林海音、夏济安、齐邦媛、痖弦、叶石涛，还得加上一个王昇，他是照着革命模式成长的军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能缺少这样的型范。他想凝铸军魂，越界耕作文艺这块田地，也许犯了错误，可是并没有白费力气。历史总是呈现多轨或双轨的样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之外还有以女作家为主的私生活文学、人情味文学，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之外还有军中文艺运动，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之外还有后现代，看似相反，最后都“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与学校的已了缘

我想写一本书诠释赵友培教授的写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读者对象锁定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了内容贴近中学生的经验，我想先找一个学校作一番实验。那时升学竞争激烈，教学内容扣紧考试，“名校”不会让我来搞这种不急之务，有些学校学生不以升学为目的，只以毕业为目的，他们才肯和我合作。

我找到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现在“育达”已是国际名校，那时（一九六一）育达的学生还没有洗净“五流学生”的污名，上学放学的路上，有些学生把书包反过来，不让路人看见育达二字。学生老师都无须面对大学入学考试的压力，患得患失之心甚小，学校当局主张“宽收慈教”，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可以有较大的弹性。期末考试，教务处婉转劝说授课的教师，最好给学生暗示出题的范围，教师觉得这样也好，如果大部分学生只有三十分、四十分，学校固然难以交代，教师又何以自处？

育达学生很多，相形之下，教室很小，上课的时候，我和学生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我一开口讲话，他们立即谈天，教室犹如茶馆，如果我停下来，他们也立刻没有声音了。教师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有人站在讲桌后面盯住书本，神情不慌不忙，声音不高不低，他听不见学生说什么，学生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可是很奇怪，倘若他讲课的时候说出“马、吗、麻”，女生立刻一齐大声答应“哎！”表示自己升格为“妈”；如果教师说出“八、拔、罢”，男生立刻大声答应“嗯！嗯！”表示自己升格为“爸”，他们还是听得见，只是不听功课而已。老师必须保持警觉，以防落入陷阱，否则那就要看他的修养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对我构成挑战，怎样使他们“听得见”我讲课呢，如果我现在讲话无法引起学生的注意，将来我写的书对他们怎会有吸引力？我要找出办法来。我下了一番工夫，每次上课之前，我把我要讲的话好好结构一下，我把课文分解了，大约每隔三分钟，在他们对我厌倦之前，穿插一些小幽默小掌故，维系他们的注意力，再采用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正言若反种种手段，引他们追逐捕捉，流连忘返。他们总算发觉我讲的话比他们自己同学讲的话更好听，教室的秩序大为改善。

当然，这样讲课十分辛苦，那时年轻，也没去想养生之道。幸而我设计的作文方法有效，愿意合作的学生不断增加，我心中大快，疲劳一扫而空。按照计划，我利用一学年的作文课把实验做完，提出辞职，然后我写出我的第一本书《文路》。王广亚校长办学有大志，那时求职的人多，工作机会少，他不能选择学生，可以选择教员，对汰换坏教员、延聘好教员很有办法，然而我不是能够和他一同筚路蓝缕的人。我感谢他给了我一方实验田，我也感谢那些可爱的学生，他们提供了许多实例。后来这本书一度成为中学生的最爱，也算是报偿了他们的美意。

王广亚校长最初办了一家补习班，最后办了一座大学。最初他申请参加职业学校联合招生，遭主办者白眼拒绝，后来当选为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他由某些人眼中的学店老板，成为传记作家笔下教育界的巨人。

五十年代，捐产兴学的事时有所闻。后来政府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登记为财团法人，学校财产由董事会管理，捐产兴学的人拉一些朋友担任董事，后来董事中有人暗中运作，大家投票把捐产的人排出去，他算是扫地出门了，这样的事也时有所闻。王校长恂恂然如可欺以其方，尽管家大业大，越来越复杂，但是始终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不起。

由王广亚成功，我想到那些在党政体制内一生尽瘁的人。（以我亲见者而论）像张道藩、黎世芬、刘真、龚弘，也许还可以加上姚朋，都是由升弧走到降弧，没有很好的落点，只有魏景蒙算是善始善终。成功的人生属于私人事业的经营者，王惕吾，余纪忠，成舍我，世代尊荣，流芳久远，即使是张其昀，也幸亏他有中国文化大学。平鑫涛如果留在台肥六厂做会计主任，一定可以升为厂长或总经理，可是那又怎样？六十年代年轻人看到了这一点，纷纷走出去自己创业，士别三日，掏出来的名片是某某公司董事长，电话簿中的中小企业本来薄薄一叠，后来单独印成厚厚一册。这恐怕也是台湾社会解组（或重组）的一个现象吧？

《文路》的体例仿照《爱的教育》，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的写法。我想再写一本书，体例模仿夏丏尊的《文心》，内容专门讨论议论文。那时教育机关承袭“策论”遗风，升学考试的作文题全是议论，遇见抒情记叙，考生凭着“生活”多少可以写几句，你教他们议论，那得平素受过一点训练才可以过关。

我想换一个地方做实验，这一次，我到台北县立汐止中学，“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在那里做教务主任，他替我作了安排。汐止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想升学，他们很用功，常常问我“升学的时候考不考这个”，我此行正是针对升学考试而来，但是他们心中疑惑。我把实验区限定在作文时间之内，我在正式上国文课的时候，完全和别的老师一样，抓紧字词解释、文言译白话、课文内容问答、作者生平介绍等等，直到他们能够背诵默写。作文便就不同了，我设计了一套教程，由简入繁，从造句到谋篇，专教议论。

这本书叫做《讲理》，书写完，我也离开了汐止。

那时候（一九六二），汐止还是穷乡，常有学生赤足涉水而来，进校门才穿上鞋子。午餐时分，常有学生躲在一旁独自打开饭盒，因为他只有番薯没有菜。学生纯朴，家长尊师，偶尔也有英才，校友中出了几位名人。

我到汐止教书的时候，蔡长本校长已连任十年，他一手带领这所学校的扩充与提高。他本是名将薛岳的幕僚，大陆撤退，只身来到台北，由政府安插进教育界，算是台湾战后的“政治校长”。他为“政治校长”争光露脸，展现办学所需要的各种德性，只是格局小。也正因为格局小，所以清廉耿介，小处从不随便。他以校为家，以学生为子弟。他在办公室的一端隔出小小房间，放下一床一几，那是他的寝室，办公室的墙上密密麻麻贴着毕业生的登记照，经常站在墙前浏览端详，思念他们的来影去踪，那是他的娱乐。他从不请客送礼，作茧自保。后来“政治校长”一一汰换出局，当局还派他去创办三芝中学，在校长任内退休。

如果王广亚是奇迹，蔡长本是另一奇迹。

也算“善有善报”罢，我在汐止中学认识内子王棣华女士，那时她是事务处的职员。我本来立志独身，不意对她一见钟情，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结婚，这年我三十九岁。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汉，婚姻对我发生的影响何等巨大！家事如麻，此处不能细表。

一九六二年，台北“国立艺术学校”成立夜间部，设广播科，急需找一个人去教广播剧，他们想到我。

那时住在台湾的人非常注意子女教育。国共内战发生以后陆续迁到台湾来的人（所谓外省人），丧失一切所有，他们深知他们能给子女留下的荫庇，只有教育。原来就居住在台湾的人（所谓本省人），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无法再以田产传家，教育也就成了下一代惟一的出路。大专学校扩充太快，很难请到教师，洋博士洋硕士还没回来，土（本土）博士土硕士还没培养。到了二○○八年，一所小学，五十六位教师，有四名准博士，十名硕士，十八名准硕士，当年谁也没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我知道台大有一位教授到处兼课，由台北兼到高雄，分身乏术，他的秘诀是轮流请假，他常在下课的时候告诉助教：“我下个星期感冒”，一时传为笑谈。这是我能到大专学校兼课的大背景。

那时兼课的收入很低，我每周三晚间到“艺校”上课，每次两小时，坐三轮车往返，中间在外面吃一顿宵夜，两节课的钟点费就花光了。学校实在穷，他必须照顾专任教员的基本生活，多多少少把兼任教师当做义工，前来兼课的人看系主任的面子，也多多少少能够“以义为利”。有一段时间，公私立大专学校都大量增聘兼课教师，减少财务负担，我有两个“本职”，待遇都很好，我又一心想为青年学生做点什么，这是我能到“艺校”兼课的小背景。

上课以后，才知道学生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年轻，他们多半早已投入职场，业余进修，他们省吃俭用披星戴月而来，当然都有上进心，可是他们也实在不在乎究竟学到多少东西，要紧的是拿到那张文凭。台湾是越来越重视文凭了，你能否得到你想要的职位，要看你有没有文凭，你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要看你有什么样的文凭。这也是大专增校增班的另一个原因。

毕竟是“社会人士”了，上课的时候很安静，我从“育达式”的战役中脱身，顿觉轻松自在。他们有人伏案疾书（一定不是作笔记），有人手执一卷（一定不是读广播剧本），我认同他们的做法，自己不听，也不妨碍别人听，他们都是君子。难免有人迟到，多半是美丽的女士，高跟鞋噔噔响，入座以后，啪的一声打开皮包，啪的一声关上皮包，手里多了一把小折扇，哗啦一声打开，摇将起来。

多年以后，我在职场中遇见一个人，他很有成就了，他说他在那段时间从夜间部毕业，从来没去听课，他花钱雇了一个年纪相仿的人替他对号入座，那人租了武侠小说，安安静静，心无二用，看来很老实很用功的样子。教务处派人点名，照例是拿着座次表，站在教室门口，察看有没有空位而已。考试之前，他把同学的笔记借来通宵苦读，也能及格。

“把同学的笔记借来！”他这一句话我听得最清楚，认真读书的学生还是有，夜间部为他存在，我也为他存在。后来艺校各科都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第二学年开始前，艺校人事室写信来，要我提供专业著作和学历经历证件，他们要呈报“教育部”，完成人事作业。我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置之不理，他们停止续聘也就是了。教务处有一位职员来找我，他说没有学历只有著作也能教书，“教育部”对著作的认定宽松，稿子写好了没有出版，可以用原稿送审。他透露他经手的业务秘辛，某女士送审的著作是从图书馆里抄来的，手续完成以后，他从“教育部”的档案里把“著作”抽回来还给那位女士，以免后人发现。我一听这可新鲜，想起司马懿在“空城计”里的台词：“你是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是不进去了！”

“社会只允许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这句话好像有道理。一九六四年，世界新闻学校广播科也找我兼课，这时“中广”刚刚出版了我的《广播写作》，它是台湾第一本针对广播特性讨论写作技巧的专书，不过这本书对世界新闻学校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未要我提出资料送审，据说因为“世新”是私立学校，教育部还没有给他们上紧发条。我去教书，出于代理科主任姚大中降格宠邀，形式上比艺校隆重，他是“中广”的资深同事，对我偏爱。

“世新”后来升格为学院，再升格为大学，英才遍天下，若论对新闻界的影响力，可以与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鼎足而三。我去教书的时候，“世新”尚在草创阶段，我得坐长途公车到木栅镇沟子口站下车，穿越公路，钻出一条隧道，进入校区，别人都说仿佛武陵人发现桃源，我倒觉得重温了抗战时期打游击的经验。上课的时候，“育达式的战役”重演，加上教室隔音不好，噪音交流，我简直声嘶力竭，真的成了“叫兽”。我仍使用育达战术，专科的学生程度比较高，我准备材料经营布局也得多费心思，“拥抱青年”原来这样痛苦！

天无绝人之路，班长听出兴趣来，这位“老大”有权威，他主动站起大喝一声，大约能维持十分钟的安静，十分钟后，他先发制人，听到哪个角落窃窃私语，他走过去制止。他是我在“世新”遇到的天使，我那时还不甚懂事，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交个朋友。

我那时督课很严，期终考试有六个学生不及格，重修再考。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诉苦，他家住台中，景况清寒，父母希望他早日毕业谋职赚钱，现在为了这一门课，他得再到台北租房子，增加全家的困难。“分数难道是老师从大陆上带来的吗？多给几分又有何妨？”我看了悚然一惊。还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巧妙地“通知”我，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言外之意显然。

我除了写作以外，对别的事没有恒心，姚大中走了，那位班长也毕业了，我也到此为止吧。可是“聚有时散有时”，一九七○年，世新的“广播科”早已扩充为“广播电视科”了，科主任钱江潮请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罗兰女士任教，罗兰很忙，希望我能暂时代她上课，我答应了，谁知“世新”给我们两人都发了聘书，都排了课程，这就叫“搞行政”。我又教了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出了两道“发挥题”，以问答的方式要考生表示意见，只要别留下空白，我都从宽给分，所有的考生统统及格。

另外我曾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兼课一学期（一九六四），在台北东吴大学夜间部兼课一学期（一九七六）。我教得最久的地方是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系主任是“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党营的“中影”公司换了多少总经理，一直赔钱，龚总兼具魄力和创意，拍出来的片子既叫好又叫座，他有为有守，为每一部片子付出极大的心力，是我钦佩的人。我教了三年（一九六四— 一九六六），不想再教，六九年他又把我聘回去，这时放洋留学的博士硕士纷纷回国，本土培养的硕士博士也年年增加，我能再度应聘，自己也很意外，这样教到一九七二年，前后七年。

龚总给我开的课程叫“报道写作”，我提出的教案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种媒体各有特性，它们对作品各有不同的要求，文章适合于甲者未必适合于乙，媒体的特性有殊，作品的题材、结构、修辞技巧也各异。那时在台湾，这个观念好像是我第一个提出来，我一身兼具四种媒体的经验，我的教材放在“一种原料四种成品”上。那时台湾的新闻学重理论轻技术，一时还没有精细到这种程度，听讲的人未必领会，但是学界到底有不择土壤的泰山，他们把学生的笔记要去参阅，其中有些说法，像“小众传播”，像广播的“可听性”，电视的“可视性”，逐渐流行。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名叫《文艺与传播》，总算为这门学问添了几行注脚。

龚弘任“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九年，以“健康写实”为经，制作影片三十五部，对当时僵化中的党营电影事业振衰起弊，对以后党营电影事业的活泼发展继往开来。那时“中影”公司内部小圈子很多，大家为既得利益墨守成规，龚总只有事必躬亲，打破层层包围，贯彻自己的意志，九年下来，“健康写实”的制片路线成功，他自己的健康却毁坏了，他辞去一切烦劳的职务，专心养病，我也兴尽而止。

我决心把书教好，可惜未能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我工作时精神亢奋，闲暇时身心涣散，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对大专学生的美好回忆来自救国团的暑期活动。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以后（一九五二），利用暑假组训在学青年，起初叫做“暑期青年战斗训练”，后来改称“暑期青年活动战斗文艺营”，再改为“复兴文艺营”，把“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这块招牌上的“反共”两个字也删掉了，政治气候的偷换，可以从这等小事略见痕迹。

一九六九年，诗人痖弦接任《幼狮文艺》月刊主编（后来升任期刊部总编辑，仍兼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是救国团对外的文艺窗口，痖弦成为暑假文艺活动的主办人，在他手中，《幼狮文艺》月刊洗尽党团色彩，内贯传统，外接新潮，俨然成为海外学人和域内青年的黏合剂。“复兴文艺营”也以焕发青年朝气、泯除偏见隔阂为特色，在反共文学和军中文艺运动之外别开生面，清楚地呈现了当局的新思维，也放射了痖弦的识见才华。

谢谢痖弦的慧眼，他年年安排我前往讲课，别处只请我讲散文，他也请我讲小说，有一次还要我担任戏剧组的组长，他承认我在小说和戏剧方面用过功。他长于标题命名，新诗组叫“李白组”，散文组叫“韩愈组”，戏剧组叫“关汉卿组”。文艺营使我思考整理既有的观念，认清诗、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一脉相生，连体互通，从此对文学有完整的领会。

复兴文艺营的营址轮流借用各大专学校，这时台湾的高等教育已具一流水准，置身校园之中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生一同捕捉云霄羽毛，念及我那一代青少年蹉跌憔悴，真是对他们又惊又羡，又怜又爱。那一段岁月正是我思念子女前途的时候，为青年写“人生三书”的构想成形。

痖弦多才，未尽其才。然而“工作成绩都是怀才不遇的人做出来的”，他一九六一年到复兴岗艺术学院讲授美学，而后历经《幼狮文艺》月刊主编，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总编辑，复兴文艺营主任，联合副刊主编，《联合文学》月刊总编辑，直到二○○○年退休，担任文学的守门人、领航员凡四十年。他本身是前卫诗人，但是他了解一国文学风尚不能排斥一人的创作才能，一人的创作才能也不能专擅一国文学的成就，气度甚为宽宏。他不仅是报社的一个职员而已，他是刊物的灵魂，文学的傧相，作家的守护神，双方缔结永久的关系。每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编辑，他成全了、保护了许多作家，台湾的文学终于呈现国际水准和自己的特色，超越了三十年代的典范，他的贡献很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一九七七年美国西东大学远东研究院寄来聘函，请“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王果老代收（果老是介绍人）。“文协”宋总干事把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权，半年以后，远东研究院杨觉勇院长打电话催促，原信这才出土。果老由总干事扣压信件，回想“文协”创办人张道公当年为作家服务的精神，慨叹“文协”之堕落。

这一年倒成就了我和《明道文艺》月刊的因缘。

明道中学汪广平校长创办《明道文艺》月刊，常到台北向文艺界借火取经。他胸怀大志，学校越办越好，也越办越赚钱，他的建校蓝图也楼宇连苑，扩大提高。第一步，他创办了《明道文艺》月刊，内容针对明道师生的需要，刊物对外发行，同时满足所有青年学生的需要，己立立人，超出了一位私立中学校长的思考。他接着兴办“全国学生文学奖”，设立现代文学馆，创立明道管理学院，都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汪广平校长做过国民党河北省唐山市县党部主任委员，我在秦皇岛听到他的政声。内战溃退期间，他带领河北的流亡学生，由湖南到广州，走过绝地、险地、苦地，最后在广州上船，仿佛和山东流亡学校同命。我来台湾两世为人，这些都是“前生”的事，忽然见面，彼此似有“夙缘”。谈起文艺界，别人对他吞吞吐吐，我有话直说，别人提意见包藏私人目的，我完全替刊物替学校设想，彼此相处十分愉快。他对我也古道热肠，情意深远。

细数台湾文艺刊物，《明道文艺》月刊是后出转精，由一九七六年创刊到今天，多次自我蜕变提升，完全超出当年台北文艺界的预期。三十多年以来，编辑大政一直由作家陈宪仁具体执掌，他既有才情，又有责任心，能独立发挥，也能上下配合，两任汪校长知人善任，而后人尽其才，当今之世，也堪称难得、难遇、难成、难忘。二○○八年八月起，陈宪仁改换跑道，放下自创刊号编至三八八期的《明道文艺》，改往明道大学中文系执教，从文坛到杏坛，陈宪仁又有新的空间可以发挥。

我早年失学，对校园自有一番迷恋。一九五四年，“教育部长”张其昀推出一项大胆的决定，那时大陆各省都有大专学生以个人身份流亡来台，“教育部”公布办法，准许这些人进台湾的大专学校“借读”。“教育部”对“最后一年”（一九四九）大专学生的肄业生没有名册存档，对学生自己提出来的证件又从宽认定，一时方便之门大开。

有一位年轻朋友，他是大陆时代某某独立学院的学生，他的院长带着大印逃到台湾，他去向院长申请肄业证明，顺便也替我弄了一张，劝我趁此机会一圆大学之梦，我在“中广”公司的工作刚刚稳定下来，读书和职业难以两全，我的父亲已老，弟弟妹妹还小，都不能赚钱。某一天夜间，父亲在“中广”公司大安宿舍门外的篮球场边召开家庭会议，那夜月色皎洁，父亲向弟弟妹妹宣布我的最后决定，我取出那张肄业证明书撕碎了。

二十多年以来，情不自已，时时和学校结缘，无非是一个“过屠门而大嚼”的手势。学校不是我能安身立命的地方，剩下的光阴有限，我该醒悟了！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上）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这年我五十一岁。

依“中广”公司规定，年满六十五岁必须退休，服务满二十五年可以申请退休，我已符合后一项规定，无意久留。

公司当局想留下我来撰写“中广”的历史，新近成立的广播语文研究会，也希望我继续推动工作，建立节目的语文风格。这一手在情报界叫“榨柠檬”，挤干了再丢。他以含混的语气向我提起李荆荪的案子，仿佛认为这是我的弱点，更引起我的反感。

总稽核陈本苞提醒我，退休以后很难再找到第二职业，我说我以文学为职业，不再去找别的工作了。“你在‘中广’也可以写稿子呀”，我得摆脱广播，追求进一步的成就，广播稿结构简单，语言浅白，题材庸俗，没法独立思考，个人也很难有完整的精神面貌。

“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中央党部突然规定员工的退休金打七折发给。这是台湾富裕的时候，也是党库充裕的时候，依国民党的论述，台湾的繁荣进步都是国民党的功劳，倘若如此，其中当然有党工的苦劳，这时军政各界都提高了职工的待遇和福利，惟有中央党部相反。

退休金的给付本来有一次付给和按月付给两种方式，这时中央附加规定，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脏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可以按月支领，中央期待他再领几年就死亡了事，否则一次了断，减轻日后的财务负担。

接近退休年资的人都打个寒噤。管钱的人一向“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但是没想到刻薄到这般程度，大家说“简直是谋财害命嘛！”当年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济、同体共生”的领袖，居然也批准了这个缺德的办法。

中央这种“弃老”的心态早就有了，“中广”来到台湾以后，跟“行政院”签下合约，“中广”负责政府的内外宣传，“行政院”支持“中广”的营运发展，根据合约，“中广”的员工都参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员医疗健康保险，简称“公保”。不久中央党部开办党营事业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险，命令“中广”纳入范围，保费按月在薪水内扣除，简称“党保”，我们有了两个保险。起初，中央党部收款多，付款少，后来投保人老化，老人多病，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来，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财务人员一拨算盘，立刻命令我们一律退出党保，专享公保。

党营事业的人事室主任齐集中央党部，恳切陈情，新的财务政策害了一辈子受党驱策的老牛老马，严重打击党工的忠心，还谈什么“党员以党为家”，谈什么“立千万年不朽之根基”。“中广”人事室主任袁暌九（应未迟）更直言中央失信于党员，而“民无信不立”。无奈当时“中央财务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委员的眼光只是一个“账房”，账面盈亏近在眼前，党国兴亡远在天边，他怎管得了那许多？

财务委员会为富不仁，党产累积超过新台币一千亿元（当时美元换台币一比四○），用意在为国民党厚植根基，延续命脉。二○○○年，国民党大选失利，民进党出而执政，以清算的方式追究党产的“不当所得”，我难免想起我们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中央党部吐出许多产业归公，新任的账房“不算经济账、只算人情账”，投资稳赔不赚的事业，贱卖地产，贵买房产，作风浪漫，动辄新台币几亿、十几亿元拱手让人，国民党自己闭门清查，发现党产实际上只剩下新台币五十亿元（美金约十六亿元），当年魏景蒙拼命中兴的“中国广播公司”，黎世芬“流泪播种”的“中国电视公司”，龚弘积劳成疾的“中央电影公司”，也都迫于形势，草草脱手。呜呼，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中央党部的预告：“党营事业归零”，也就是全部脱手，这大概就是“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了。

闲话休提，我神闲气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国大陆称离职为“下岗”，我确实享受到卫兵交班的轻松。古人说辞职是恢复“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凭此一念，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回家闭门思过，我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

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余老板说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报刊写文章，晚上写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没有“高栏”需要越过，久而久之，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贪图急功近利，热衷短线操作，这种写作的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写大文章的风格）。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你只是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读者已经看过新闻，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过瘾”。职业的荣誉是很大的压力，令人身不由己，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后来革除这种坏习惯，我花了更久的时间。

六十年代，副刊上的杂文专栏写出最多的过激之词（在此之前，作者拘谨，在此之后，作者高雅）。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有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例如说，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林语堂），医生的听筒是骗人的东西（郭沫若），学医无用，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鲁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当遗臭万年（桓温），这些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来丢进字纸篓里。莎士比亚：“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这句话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剧。我为何要诱人这样思考呢，但是有时候球在脚边，不能不踢，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我何堪再以此为业？更何堪以此名家？

《中国时报》的员工折旧率很快，虽说服务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对《时报》意见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说我“有正直之名”。余董事长统驭有术，他知道不可把我这样的人推出门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门外也许肆无忌惮，兴风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贡献才能，消磨英年。我这个“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浅，熬到曲未终而人将散，我还是不能离开，江湖洗手，谈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长，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国时报》这顶保护伞。没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国的机会，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台湾，我可以离开《中国时报》了，我是辞职，不是退休。

人过中年，精力有限，难再维持广泛的兴趣，说得好是“由博返约”，说得不好就像飞机超载，必须一件一件往下丢行李。我首先放弃的是电影，接着放弃了文学理论，然后是放弃戏剧和音乐，终于我得放弃新闻评论，甚至放弃对新闻的关心。我就像艺坛大老马寿华所说，写秦篆、写汉隶、写钟鼎石鼓，最后能把行书写好就不错了。

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经济压力轻一点，风檐展书读、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了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

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己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

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

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张春荣是如此热爱“台湾时期”的新文学，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分类妥帖，点评中肯，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白话是粗布。他并非仅是“统统有奖”而已，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无党无我，惟精惟一，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睐。

蔡倩如读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

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中国时报》为高信疆，《联合报》为痖弦，《中华日报》为蔡文甫，《青年战士报》为吴东权……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后无可避免，我们分离，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

感谢我的母亲，她很会说故事。感谢基督教会，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圣经》。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感谢赵友培先生，他是启蒙导师，感谢王梦鸥先生、李辰冬先生，帮助我成长。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我感谢“中国广播公司”，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我栖身。我感谢“中国电视公司”，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语更能中的，选材更能宜时。呜呼，“前人地，后人收，还有后人在后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

我感谢《中国时报》，“江湖满地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无穷计谋，无限精力，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人杰形象，长在我心。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而是一座八阵图，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呜呼，死去原知万事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时报》集团“一包袱”签约出售了！

我感谢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证明“字义并不在字典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作家写作是交心，你交心给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还有一颗心，再交出一颗心、也还有一颗心，如此这般，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把意识变现成文学，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呜呼，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

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感谢古代、现在、中国、外国，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读者和我同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关于增助之缘，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缘未了，文章未完。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台湾步入“读者养活作家”的时代，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趣味纯正”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大体上还没有“劣币驱逐良币”，只是“零钱驱逐大钞”，通论不如漫谈，体系不如语录，大餐不如零食，后来有人归纳为“轻薄短小”。

法令规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我很想自写、自印、自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幼年时期，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我心目中还有写《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我也没忘记郑板桥，他画竹画兰，“不使人间造孽钱”。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的时候，本土的成年人读日文，读古典汉文，没有读“的呢啊吗”的习惯，青少年还在国音注音符号的帮助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苦哉”。没有接受文学作品的能力，外来的“徙入者”压力大，心情坏，饱受现实煎熬，还是一叠白纸对他用处比较大。

再说大家也穷，没有余钱，我手边还有几本旧书，使我想起当年做一个读者也难。施翠峰译《哈里我是纯洁的》，九十四页，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五元，可以买五个山东大馒头，全家一饱。张爱玲《秧歌》，二一○页，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七元，夫妇二人一家两天的菜钱。我还藏有一本当年的禁书，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开明书局出版，二八五页，我从旧书摊偷偷摸摸买到，售价二十元，人人说“你真舍得”。

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台湾的第四个“四年经济计划”完成了，民众的收入年年增加，一九七七年（我退休生效的这一年），每户平均所得新台币十二万元，邮政局的储蓄存款共计五百亿元，存户都是基层公教和小康人家。孩子们口袋里有了足够的零用钱，每逢星期天书店里挤满了男女学生。

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九月，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毕业生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初中，从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省政府增设一百七十一所初中，七千六百九十八个班。到一九七○年，台湾已有一千万人受过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出现“全民阅读”的盛况。我们曾经应邀参观成衣加工出口，偌大的厂房里望不尽的缝纫机，缝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缝纫机上摆着一本书，一个纽扣钉好以后，下一个纽扣对准针眼之前，她朝书本瞄上一眼，她看的那本书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

有一个名词叫“版税屋”，作家可以用版税买房子。有没有人管小说家高阳的汽车叫“版税车”？他是第一个驾车送稿的作家。

出书既然有利可图，马上有人以盗印为业，照相制版的技术降低了盗印的成本，也缩短了他们作业的时间。读者反对盗印，却以买盗版书为乐，因为它便宜，这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矛盾。一本书如果畅销，它在发行后一个月之内就被盗印本逐出市场，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为盗印犯做马前卒，长此以往，台湾文学的发展必然因之迟缓，也许萎缩。

第一个炮打盗印业的英雄是小说家王蓝，他为了保卫长篇小说《蓝与黑》的版权挺身出战，我参加了他这一役。他在法院里头打官司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法院之外，他游说国民党部、“内政部”、“立法院”和新闻媒体，呼吁保护所有文艺作家的权益，他把主观的利益客观化。他是“制宪国大”的代表，口袋里装着“中华民国宪法”，那时公私集会大半邀请他发言，他当着台上大官大老的面，向会众诵读有关保护著作权的条文。他集新闻记者、抗日英雄、民意代表、小说作家、政党骨干于一身，熟悉运作技巧，加上口才和仪表出众，把这个冷问题炒热了。

说来好笑，那时候政府官员都忘了版权应该受到保护，中央党部居然有人表示，保护版权助长文学作品商业化，正确的办法是多设文艺奖，提高奖金，引导创作的方向。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盗印者对簿公庭，承办检察官认为翻印好书乃是一桩功德，予以“不起诉处分”，于是盗印者拿着法院的文书四处宣传，自称“合法翻印”。万事起头难，难在改变大家的观念，王蓝在这方面是个先锋。

许多作家，包括我在内，也让自己的权利“睡眠”了，文章发表后拿到稿费，好像这就是全部的收益，出版单行本如果还有钱，那就是“外快”，有时候书已上市，“外快”没有踪影，也可以“安之”而已，王蓝为版权奋斗，多少人笑他自我宣传。

我配合战役写了好几篇文章，出席有关会议助势，案件开庭审判，我到法院旁听，发现被告神态恐惧，知道事有可为。这一役的战果是，法院之内王蓝胜诉，法院之外，“内政部”答应修改著作权法，加重对盗印的处罚，中央党部允诺从中协调，早日完成立法手续，大家从“权利睡眠”中醒来，一个面团团和气生财的出版商，也辣手把盗印者送进监狱，连党国大老王云五都亲自率领警察去逮捕现行犯，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作家巡查大小书店，搜罗盗版。我和隐地也曾远征桃园莺歌等地，追究出售盗版书的书商。

那时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权，先要经过政府审查认可，大家纷纷向“内政部”申请登记，这才发现手续诸多不便，要求仿照英美各国改为登记生效，这些愿望现在一一实现，其间又经过许多人持续努力，记得作家林海音、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

春江水暖，形成文学市场的黄金十年，白银十年。有一位朋友劝我退休以后搞出版，他说，“你的书白纸印上黑字就是钱”，一部稿子送到工厂排印，你开出两个月兑现的支票，你再把新书出版征求预约的广告送到报社，开给他一个月以后兑现的支票，广告登出来，读者四面八方向你的账户里汇钱，这笔钱够你付广告费，书印出来，你批给中盘商，再用他的钱付印刷费。“你看，这简直是无本生意嘛！”

在此之前，出版社给我出过八本书，手里握着自己的书，那种温软的感觉，像母亲的手掌抚摩你微微发烫的前额，我喜欢那种感觉。据说某些人手中握着钞票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发财；有些人手中握着大印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升官；有些人握着手枪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从军作战；或者成为将军，或者成为枯骨。如果你握着书本有这样的感觉，那也就注定了你的命运。

以前那八本书销路很差，看相的人说，我得五十岁才会“成功”。我绝对无意提倡命相之学，生命中有此“插话”，聊资谈助而已。我告诉自己，岁月惊心，再不可有一日空过。

如果我开一家出版社……？我犹豫过。那年代作家和出版社的关系犹如怨偶，书难销，害出版人白费力气，作家总怀疑出版社的账目弄虚作假。出版社赚钱也真难，某人骑着脚踏车，沿街向书报摊收账，摆摊的退役军人扯住他的领带要打，恰巧我碰见了，走上前抬出警备总部压住他，我知道警总有人负责仲裁退役军人和一般民众的纠纷，怕退役军人受歧视，也防止退役军人欺负平民。出版赚钱这样辛苦，想要他和作家共安乐，恐怕也是希望他作圣贤。玩票写书，种种流言可以付之一笑，写书谋生就要另当别论。自己经营自己的书，一切自作自受，心安理得，倒也能断却许多烦恼，如果连连打出王牌，奠定基础，还可以给朋友尽一点心意，那有多好。

我想自己先为赚钱出几本书，安定生活，再清心寡欲写那未必净赚钱的书。《开放的人生》完稿，有九家出版社争取出版，小说家隐地创办的“尔雅”着了先鞭，我的事慢慢来，他退伍创业，应该优先。我的《碎琉璃》完成，小说组同学蔡文甫的“九歌”列为第一批新书，我得给他壮胆，他手中有了“老盖仙”夏元瑜，台大教授叶庆炳，加上我，才投下资本。好吧，我还有明天。

顺便记下出版界的一则小掌故。某一出版社的老板 S，对《碎琉璃》很有兴趣，我告诉他，这本书只能给“九歌”。文甫兄打算把这本书摆在第一批书的第一本，S 告诉文甫，《碎琉璃》三个字不吉利，于是夏老的《万马奔腾》调上来，这年的生肖恰好是马。广告刊出后，S 又来找我，认为《碎琉璃》没有得到重视，屈居第二，他预约我的下一本书，许以“好好的安排”。我说，如果有下一本，我要自己出版了。

“下一本”是《人生试金石》，我决定自己出版，试试水温。

《中国时报》的编译主任阎愈政经营“四季出版社”，愿意代销我的作品，他是创报元勋，编译高手，业务天才，也有行政能力。他的个性很强，《中国时报》湮没了淘汰了多少英雄豪杰的个性，惟有这位“阎老西”不改本色，余老板长期倚重，三十年不衰。他在业余搞出版，也是帮一个朋友的忙，顺便也帮了我的忙。后来他的朋友递补了“国大代表”，弃市肆而入庙堂，他们俩都退出了“四季”。

阎主任给我一些指导，我这个新手就上了路。

这时印刷术起了变革。本来印刷用铅字排版，打成纸型，灌以金属，称为凸凹版；新方法改用化学处理，做成一张很大的“底片”，称为平板，卷筒印刷，速度较快。我要出书，马上有好几个朋友介绍印刷厂，这才知道台北市新近增加了许多家小型的工厂，多半是一间房子，一部机器，一个师傅，一个学徒，一个老板，这种“五一工厂”设在僻巷之内，昼夜开工。那时平版印刷若是超过四千份，字迹逐渐模糊，我得同时制三块底板，找三家工厂，同步赶印，以免新书脱市。我得昼夜监工督印，如果坐在家里等候出货，他就把我的底板取下来，装上别家的，因为别家催得紧。还有封面，还有装订，也都得步步盯紧。

我深夜出入僻巷，常与流氓、醉汉、娼妓、毒贩擦肩而过，看到台北市的另一样相。有一次我碰上两人争斗，亮出明晃晃的刀子，硬要我做见证，无奈我听不懂台语，扫了他们的兴，好像没斗起来。我当时暗想，希望你们的孩子也读我的书。这些“五一工厂”寿命很短，往往一次承印之后就关闭了，往来账目倒是清清楚楚。品质比较粗糙，读者不甚计较。后来他们中间有人做大生意，台湾经济起飞，常有这样的创业史。

到了七十年代，“徙入者”（一九四九年之后迁来的外省人）少者已长，长者已老，老者已死，“读史难知今日事，听歌不似少年声”。我常想起古代神话：穆王南征不归，一军尽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我想猿鹤虫沙都有后代，猿鹤的后代也许是虫沙，虫沙的后代也许是猿鹤，上一代只有抱紧教育。《开放的人生》这样的读物，总也不无小补吧。

我写《开放的人生》这年（一九七五），长子风扬十岁，女儿诗雅六岁，次子又扬一岁。“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这一经不能是三字经，世路难行，我得写点什么留给他们。台湾人口大量增加，我看到满街满巷的孩子，我又想到这些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是合作的伙伴，竞争的对手，我的孩子既然生存在他们中间，我当然希望他们都善良、都有教养，我要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爱所有的孩子，于是我把我写下来的东西公开给他们看，有一天，我希望这几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回馈那里的年轻人。

书能畅销，一方面由于主持者经营有方，另一方面也要作者对读者有爱心，作者的爱心读者有感应，能体会。我们只能偶尔吃馆子的菜，我们愿意永远吃母亲和妻子做的菜，无他，母亲和妻子爱你，馆子里的大师傅不爱你，他“打发”你。某作家对我说：“读者真可怜，我写什么他看什么。”没过多久，情势逆转，他写什么读者“不”看什么。

当然，还有技巧。我出入广播和电视，领会了如何引起阅读的动机，满足读者的兴味，多年操练，语言文字的运用也得心应手了。美国有位音乐家倡议“不高也不低”的创作路线，是的，“不高也不低”。卑无高论，有人问我出版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一张纸的价值大于一张纸”，我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出来。如此这般，赚钱没有问题，写作却大受影响，看样子搞出版就得放弃创作，大才如歌德，如米尔顿，未能同时兼顾从政与创作，如巴尔札克，如杰克伦敦，未能同时兼顾经商与创作，我岂能同时做好这两件性质相反的工作，我没那样的本领。思来想去，我为文学已经付出那么多代价，好比由小沙弥到老和尚，即使西天无佛，也得修行到底。

好罢，我放弃开一家出版社的计划，“人生三书”的收入足以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够了，少赚一点钱，多留一点写作的时间。过河卒子不能后退，但是可以左右横行，我和隐地相识多年、心意相通，他诚笃忠厚，有古人的风义。我以文学生命作赌注，请尔雅做我和读者之间的管道，一念既决，万事底定。

隐地兄出名甚早，《自由青年》半月刊为读者介绍文学名著，魏子云，我，隐地都参与了。现代主义风行的时候，他写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投入编辑工作，先在《青溪杂志》初露才华，然后主编《书评书目》，《新文艺月刊》大展身手。他爱书，爱出版，爱作家，他后来成为一个出版家，此时已显现性向和风格。

隐地的经营理念很特别。市场挂帅的时代，出版人以作家为制造商，以读者为消费者，隐地始终以作家为朋友，以读者为知音。你本来和他不是朋友，你请他出书，彼此就变成朋友了，换一个地方，也许恰恰相反，本来是朋友，出书以后变成另一种关系。他身为出版人，却长期倡导维护作家的版权，他给作家签约，舍弃相沿已久的旧版本，另拟新条文。旧版本来自上海的出版商，据说还是三十年代的产物，许多条文对作家既藐视又苛刻，版权要永久让出，作家要找保证人，书没有人买，作家要赔偿损失。当年“左翼”批评出版商剥削，曾举此为证。隐地能为作家的利益缩小自己的空间，或者说他能把出版者的利益和著作人的利益视为一体，确有过人之处。

痖弦和田原，都曾和隐地一同推广新合约，然而结局不同。痖弦的上司发现出版合约的有效期只有十年，大吃一惊，十年以后，我们岂不是一本书也没有了？通知作者换约。田原负责出了一套“作家自选集”，田原去后，我收到出版者一封通函，要求作者签字放弃版税，并承认著作权为出版者所有。

细数往事，没有四个“四年经济计划”，没有九年一贯义务教育，没有保护著作权运动，可能没有隐地的尔雅出版社。没有隐地，就没有《左心房旋涡》、《黑暗圣经》、《关山夺路》，更没有最后这本《文学江湖》。如果这几本书能对社会有些许贡献，都要归功于种种因缘，而“近因”比“远因”更有决定性。

多年以来，尔雅约稿出书，结算版税，一直由他给每一个作家亲笔写信，他尊重作家的权益，一个诚字，一个信字，一点一画都不少。尔雅规模不大，崇尚“小而美”，始终使人觉得很亲切，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作品市场萎缩，他的出版社面不改色，一派文化人的细致从容。

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委托“吴氏图书公司”总经销，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吴登川，原在尔雅负责经理部门，经常见面，他自己创业，专搞发行。他是一位“君子商人”，果然“信义为立业之本”，迅速打下根基，树立名声，我出国以后，人走了，他的一杯茶还是热的。这也是尔雅因缘的延续。

《开放的人生》出版以后，一连十年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列名。我略知市场规则，我该一本又一本写成“励志系列”，把读者的胃口填满，把可赚的钱都赚到手，直到读者懒得再买再看，使别人一时难以为继。电视连续剧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开出来的路，自己走到尽头，然后封死，不给别家电视留下空隙。我不愿意这样做，只写了三本，我用这三本书赚来的钱支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另有所图。

我自己觉得我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碎琉璃》，我一向勇于学习，评论家魏子云曾笑我“写什么像什么”，《碎琉璃》一出，我有了自己的风格，如果一直留在台北，我想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把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写出来。

励志小品偏重内容，内容被人辗转袭用，终有一天被掏空，《碎琉璃》的文学性比较高，写下去还可以再高，别人可以把素材拿去使用，“形式美”却是搬不走的“没奈何”。

没想到后来有机会出国，没想到全家移民，一去三万里、心肠非故时，生活况味由“深巷明朝卖杏花”变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文章一转为《左心房旋涡》的秋声，再转为四部回忆录的涛音。

国外的生活安定以后，我结束自己的出版工作，没想到收摊子比摆摊子还要难，该收的钱收不回来，该付的钱必须支出，处理退书存书都是十分劳神的事情。隐地兄和登川兄为我办理一切善后，没有让我做一件事，付一分钱，此情未了，此缘未了，“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一九七二年六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他的次子蒋孝武出面创设“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职衔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担任理事，从旁辅佐烘托，我是其中之一。此一任命由资深作家尹雪曼打电话通知，事先没有酝酿咨商，这个团体也是自上而下组织的，此时还没有会员，理事来自官派，而非出于选举。

尹雪曼当时担任“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参事，依当时的说法，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是蒋经国政治资本的蓄水库，也是替官邸办差的“内务府”，蒋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这个委员会安排。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单位，都以“欣欣”作冠号，当时称退役军人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欣欣向荣，这些单位都是为荣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军人共荣。蒋孝武领导的这个新单位命名“华欣”，略示区隔，另开系统，显然是费了心思的。

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团体，会员资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军人，这样对社会上已有的文艺团体不致构成压力。十位作家理事也“应该”都是退除役军人，他们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只记得小说家邓文来、司马中原，还有诗人彭邦桢。今天我特地买了尹雪曼的三大册回忆录，也没查到这十个人的名单，他对晚年的这一殊遇语焉不详。我是“退除役”系统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选，至今没找到答案。

我们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邓文来两位近水楼台，别人都没和蒋孝武见过面，我甚至没见过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这位“少主”，倒像是经过设计，“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会议。我一九四九年离开军中的时候，退除役制度尚未建立，我并没有退除役军人的身份，临时填表纳入建制。与会代表由世界各地云集，场面壮。其中多有国际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见二十年来深耕广植，成树成林。在会场里，我见到了蒋孝武。

那时他应该是二十七岁，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静，并无蹈厉奋发之气。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亲厚重，他皮肤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说里怎样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从他的哥哥孝文长年卧病以来，他是蒋家事实上的“长孙”，父祖对他期望很高，道路传言，蒋经国培养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里像是治国的才器？再说父亲祖父年事已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斩蛇起义，竟由我们这样十个人做从龙之臣，我心中闪过一丝凄凉。

我第一次接触“退除役文化”，极不喜欢会场的气氛和议事方式，我坐在会场里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孙口含权力的魔戒出生，坠地并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独尊”，一定很难伺候。“近王则多争”，他周围又岂能众缘和谐，有人爱画小圈子，分派系，倾轧排挤是一定上演的戏码，兴也要斗，亡也要斗，不斗不亡，可是不斗也不兴，以蒋孝武之阅历秉赋，他又哪里知道如何维持平衡，如何保护善良，如何分辨忠谗？我想起谁留下的一句话：“所有的孩子都是贵族，所有的贵族都是孩子。”

另一个顾虑是，特务机构对蒋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关心，特务的一双眼睛，我一想起来就体温下降，血压升高。当年他祖父的亲信都得加入特务组织，保持纯度，这个传统恐怕也要继续绵延的吧，我已四十七岁，人生中一切奇迹都已不会发生，我生命中应该出现的人都已出现，所有应该付出的热情幻想都已付讫，这时候来了一个蒋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上班，辅导会开会期间，我早晨六点钟赶到办公室处理急件，八点再去开会。每天黎明时分，新闻部派专人到几家大报去取刚出炉的报纸，我打开《中央日报》一看，有一条消息说，蒋经国“今天”上午召见十位作家，再看名单，正是我们十名理事，这件事情事先没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当机立断，你既然不通知，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父亲住在南投女儿家，肠胃不适，我要探病去。我放下报纸，写了一张便条放在节目部主任杨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说明，转身离开“中广”，直奔火车站。

当天我再坐夜车赶回台北，第二天杨仲揆对我说：“昨天上午邓文来开车来接你，我说你到南投去了，他连呼糟糕。”华欣那边有人向我解释，蒋经国接见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没有头一天通知我，为什么单单对我保密？如果需要区分间隔，那又何必一并召见？我懒得把其中情由告诉蒋孝武争取他的谅解，我想的是《红楼梦》里什么人说过的话，这块宝玉也好，石头也好，我不要了，你们拿去玩吧！

退除役官兵的辅导会议开过，“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我去开会如仪。接着开第二次会议，订立组织章程，蒋孝武多次点名要我提供意见，尤其是讨论“理事是否可以兼任总干事”的时候，蒋孝武一定要我表态，别人只是冷冷地看我，他们似乎一切早有默契，只有我蒙在鼓里。我惟恐总干事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不再参加会议，有一次邓文来特别打电话来，强调蒋主任催促出席，我仍然托词坚辞。

联谊会办了一份文艺杂志，邓文来主编，我以作者的身份仍和他们时常联系。联谊会的办公室很小，分内外两间，我在“外间”常有机会碰见“蒋主任”，他很客气，有时邀我到“内间”小坐，谈论杂志的内容，谈吐不俗。他抽烟，我看见他亲手把落在办公桌上的烟灰收拾干净。他曾捐出薪水救助贫病作家，他也曾替作家向政府争取稿费免征所得税，他的应酬尽量排在中午，晚上回家陪母亲吃饭。我觉得他的教养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坏。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我淡出华欣是做对了。

他请来一位名教授做副主任，然后出国开会，这位新到差的副主任代拆代行，下条子把退役军人出身的工作人员都开除了，另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补上来，其中多半是他的学生。失去工作的人哗然，联名向“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赵聚钰告状请愿，一个新上任的副主管怎可如此轻举妄动，恐怕是经过蒋孝武的授意或同意吧，赵聚钰不便处理，拖到蒋孝武回来。

蒋孝武支持副主任的决定，同时安抚“原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几位支薪办事的退役军人虽然颇有文名，所受的正式教育并不完整，如果蒋孝武决定换血重整，他应该亲自处理，何以自己躲开？而副主任受此重托，态度何以如此鲁莽，手法何以如此粗糙？基础未固，新人未旧，何以急着出重手整肃？实在令人百思不解。蒋孝武顶着退除役辅导委员会的招牌出山，如此鄙薄退役军人，他对他父亲的方略完全漠然。还有蒋孝武这样做，显然没有向赵聚钰“请示”，六十二岁糖尿病缠身的父亲，把二十七岁不通世故的儿子，交给五十九岁的心腹，种种心情意愿他完全没有领会，如此不知分寸，难怪后来“江南命案”把他牵连在内（一九八四），他那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行走，大概也没有事事请示一把手汪老将军，那是他父亲托孤寄命的大臣。这年孝武三十九岁，再过四年他就没有父亲了。

后来“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升格为“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十理事功未成身先退，新班底新业务新办公厅，拉到许多值钱的广告，包制政府部门高成本的宣传节目，很像是一般商营的传播公司。我很纳闷，蒋家培养子弟，如何可以让他与民争利起家？如果希望他做一番事业，应该给他一个基金会，让他帮助别人，累积声望，看来他的老太爷也糊涂一时。

“华欣”的生意火红，他的一位亲信兴致冲冲地告诉我，他们打算把“标准教科书”的印刷生意抢过来，这是一只生金蛋的母鸡。那时中小学教科书有四门功课由“国立编译馆”统编，由九家书店包印，所有中小学一律采用，的确是一宗稳赚不赔的大生意。不知怎么我听了有点心疼孝武，我冲口说，这种家喻户晓的钱蒋孝武不能赚，将来每个学生家长给孩子买书，人人想起每一本书蒋孝武抽走了几元几角几分钱，蒋孝武在全民心目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形象？那人像是很忠心，他表示“我今天就去告诉孝武”，他用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开玩笑的语气拖了个尾巴：“我要告诉他，这些话都是你说的！”他这句话使我发觉蒋孝武身旁并无诤友。

那年代，国民党内营求追逐的人以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况，他们称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搭头班车”，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抗战的人“搭二班车”，到了蒋经国时代已是“末班车”了，至于蒋孝武，大概是收班之前的“区间车”，并非由起点驶到终站，而是在全线之中行经其中一段。虽然这样说，蒋孝武依然热得烫人，改善现况的人要骑马找马，蒋孝武门前可以接近多少权贵，满足现况的人用心自保，公子在父亲前提起谁的名字，谁的吉凶祸福也许添了变数，官场中人到底不是乘客，他没有一定的终站，随时可以换车。

我对“华欣”的态度大概要引起某些人的猜度，没有谁跟我谈论蒋孝武，可是该来的总是要来，终于我听到一句话：“跟蒋孝武做事是一条绝路。”我立刻反击，“对我也许是绝路，对你老兄是金光大道。”他愕然，我说我拙于应付复杂的环境，总是弄得关系很僵硬，我“中广”失败可以到“时报”混一混，我在“时报”失败可以到“中国电视”混一混，如果我在蒋孝武那里失败了，那就是得罪了整个国民党系统，还有何处可以容身？你老兄精明干练，蒋孝武一定欣赏你提拔你，将来蒋孝武继大位掌大权，那就是你老兄蛟龙得云雨的时候。他听了半信半疑而去。

以后蒋孝武舍弃“华欣”，去主持对大陆广播，我和他的左右再无交集，只是每年还收到他的贺年片，固然是秘书作业，收件人的名单是他核定的。贺年片的尺寸不大，我曾看见某报的社长把它夹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偶然”露出来让别人看见。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台湾，“更隔蓬山一万重”，就算他是台湾上空一颗明星，我站在脚尖上也只见云雾了。

数算在台湾的那些日子，我的生命中还有一个余波。

诗人痖弦要到美国进修，当时他担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总编辑，统领三个杂志：《幼狮文艺》、《幼狮月刊》和《幼狮学报》，也编印文学丛书。

“幼狮”属于蒋经国手创的青年救国团，那时救国团的主任是李焕，执行长是宋时选，李焕因辅佐蒋经国执政而深入党务，宋时选成为救国团实际上的负责人。宋氏赞成痖弦进修，但是他要痖弦找一个代理人方可成行，痖弦连举两人，宋氏都予以否决，于是痖弦想到我，宋先生的反应是“他肯来吗？”

事后回想，救国团人才济济，何需外求，宋氏显然是借此机缘，扩大物色可用之人。我因为自己少年失学，总是鼓励别人多读一点书，痖弦资质，十倍于我，万事俱备，只欠一个高等学位，如今“只要我一点头，他就进了威斯康辛大学的校门”，成人之美，如此轻易，我一时忘其所以，竟答应去替他看守摊位，为期一年。

那时我承“中国文艺协会”值年常务理事王蓝介绍，已和美国西东大学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见面，他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聘我去编写中文教材，我完全没有设想，一年以后，如果痖弦延期回国，那怎么办，痖弦回来了，救国团不放我走，那又怎么办。

其实西东大学的聘函已经寄来了，比我的预期大大提前，聘函寄到“中国文艺协会”由“果老”王蓝转交，文协总干事把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权。半年以后，杨觉勇院长打电话催促，原信这才出土。果老由总干事扣压信件，回想“文协”创办人张道公当年为作家服务的精神，慨叹文协之堕落，可是痖弦留学成行，也由此“因缘具足”，痖弦到底是有福之人。

那时蒋介石总统已去世（一九七五），“副总统”严家淦继位，到一九七八年任满，蒋经国是下届“总统”惟一人选，他手创的救国团行情节节高涨，宋时选执行长是蒋家近亲，影响力大于一般近臣，我到“幼狮”上班，赢得许多人刮目相看，“文协”扣压信件的人也许后悔多此一举。

我在幼狮公司布达代理任命的当场直言无隐：“我来替痖弦站岗，只有一年。”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总要在会报中找机会重复这句话，遇上棘手的事情，我会推诿“等痖弦回来再说吧”。我处处刻意做成活扣。宋执行长在外面开会赴宴，有人找他谈文艺方面的事情，他总是告诉对方“王鼎钧到我们那里去了，这件事可以先找他谈谈”。他带我出席救国团的大小会议，当面向别人介绍：“我们对王先王虽无重金，却是礼聘”，好像是要打一个死结。今天回想，我好像和他斗心眼儿，实在对不起他。

那时我已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中广”黎世芬总经理因筹办“中国电视公司”得罪了王昇，正刻意向李焕倾斜，他教亲信请我吃饭，说是商量如何编写一本新的“中广”历史。我对来使说，我很了解黎先生的心思，他对“中广”的贡献很大，很想以“中广史”的名义留下详细的记述，无意和以前两任总经理并列，也就是“往事”从简，近事求详。“不幸”我以前伺候过董显光和魏景蒙，他们也有许多贡献，我不能把“中广”史写成黎总的功业史。“依你看谁来执笔才合适呢”，我说这件事要找黎先生栽培提拔的人来做，士为知己者死，他可以各为其主。来使知道黎总并不怎么照顾我，以为我有怨词，我赶紧声明：“黎总有为有守，我很敬佩，凡是对他不利的话我绝不说，凡是对他不利的事我绝不做，天鹅临死唱一支歌，乌鸦临死撒一泡屎，我做天鹅，不做乌鸦。”

为了让他放心，我重申“我是过客，不是归人”，幼狮的那把椅子只坐一年，决不流连。他认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一年以后很难脱身。我说常言道没有走不了的客人，他说救国团也没有留不住的客人，我们俩打赌，后来我赢了，随即匆匆出国，也没找他讨赌债。

那时我在《中国时报》已经边缘化，余老板突然约我进入他个人的小办公室内谈话，那时大理街的办公大楼已经很大，他这个办公室的空间却是极小，却也不厌其小，通常奉召入内的只是独自一人，私密的性质很高。他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然后说：“以后人间副刊可以跟幼狮文艺合办一些事情。”人间副刊由高信疆主编，我连算是一个作者都很勉强，此事何以单独交给我办？我与信疆的关系恐将因此紧张起来，我厌倦这样的游戏。二十年晓风残月，余先生的父权形象对我已无魅力，我也许早已进入第二反抗期，我坦率表明，我和幼狮约定只待一年，但求无过，他高声回应一句：“没有啊！”好像怪我说谎，我保持沉默，多言无益，最后他会知道我是诚实的。

这是我跟余先生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以余氏之英明，应该发现我不堪再用，我写出“鱼不能以饵维生，花不能以瓶为家”，也自知此地不宜再留。出国前夕，他送我五千美金做路费，我拜而受之，留下一句：“这笔钱就当做余先生发给我的退休金吧。”以后的事果然如此。

虽然信誓旦旦只有一年，我朝九晚五很少迟到，除非到外面开会，从不缺席，进了办公室埋头工作，不到别的单位去串门子联络感情，别人看来我哪里像个点水蜻蜓？要别人了解你很难，我是怕三大期刊有什么言差语错，担待不起。

那时《幼狮文艺》由朱荣智、黄武忠合编，《幼狮月刊》由沈谦、那思陆合编，《幼狮学报》由廖玉蕙主编，他们后来都成了名家。美术编辑黄力智诚恳笃实，可信可托，后来对我有长期协助，天赐良缘，他和期刊部的“秘书小姐”张泠成为佳偶。在幼狮的那段日子，他们都还年轻，虽说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松绑，还是外弛内强，鼓舞年轻人的冒险精神，驱使他们去踩地雷，这种事我鄙而不为，我愿陪伴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段尴尬岁月。他们编务自主，我先读原稿，后看清样，工作仍然繁重，幼狮一年，我的近视眼加深了五十度。

这三大期刊都预先锁定读者对象，《幼狮文艺》针对中学生，《幼狮月刊》针对大学生，《幼狮学报》是教授和学人的园地。我代班期间，宋执行长指示针对小学生出刊《幼狮少年》，这份刊物要彩色印刷，要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文章要活泼，要满足少年人的趣味，对幼狮来说，他的构想很“前卫”，很能“突破”。

为了办新刊物，公司聘周浩正做主编，孙小英做编辑，刘俐、詹宏志都还是学生，课外也来打工，他们改变“老青年”端庄朴素的形象，端出“新少年”活泼快乐的品牌，期刊部顿时五彩缤纷，“红杏枝头春意闹”，我得以分享更多的青春朝气。这时《幼狮月刊》像校园，《幼狮文艺》像花园，《幼狮少年》像乐园，大受学生欢迎，销数一路蹿升，幼狮公司上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沾光不少。

幼狮跟学校有密切关系，我也因此常常出入校园，我坐在万国戏院对面那间危楼上，窗外的风声雨声好像都是大群学生的笑声读书声。我一步踏进办公室，英气扑面而来。期刊部之外，经理部的李本轩副理，幼狮广播电台的吕令魁台长，幼狮通讯社的齐治平社长，救国团主办学生活动的叶荫总干事，也处处照顾我这个新人。执行长宋时选先生人称“宋公”，诚恳和蔼，他的风格很吸引我，拿他和李焕相比，李似军师，宋似牧师，李似中医，宋似西医，见李如读《三国演义》，见宋如读《镜花缘》，忆李如忆华山，忆宋如忆泰山。如果李实际主持一切，我不敢进幼狮，进来以后也许真的出不去，我和宋因此有缘，也因此缘分甚浅，我感谢也惭愧。

我这年五十一岁，见过多少老油条，老狐狸，老官僚，老江湖，那些人面目诡异，语言暧昧，使我苦于周旋，幼狮期刊部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宋执行长想留下我继续工作，我实在累了！他告诉我“社会需要我，总胜过我需要社会”，想要别人了解你千难万难，我怎能告诉他，我需要痖弦这个朋友，并不需要救国团，社会需要我好好地写文章，并不需要我围绕在大人物身旁猜谜斗牌消耗余年。水深江湖阔，我操舟弄潮，耗尽锐气，丧失自信，我对宋公说：“恨不早遇十年。”

感谢痖弦言而有信，一九七七年初夏他如期归来，我到飞机场去接他，热烈握手之后我对他说：“从今天起我就不到幼狮上班了。”感谢宋公宽宏大量，未予深究，如果他哼一声，我的出国梦还哪里做得成？他一念之仁，成全了我以后三十年的文学生活。

成行有日，我也没去向他面报行期。那时首长们有一惯例，你若出国辞行，他会送一张支票“以壮行色”，一般行情是美金三千元，这笔债无论如何不能再欠，我还债的能力太低，难道今生真能变牛变马？我除了向《中国时报》请假，其他那些结了缘的机关一概没去打扰。

幼狮之遇是我在台湾最后一首小词，调寄《如梦令》，小令短促，适可而止，以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宋公是君子，守常应变，想见一番辛苦。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也只有进教堂祈祷，闭上眼。只见水晶体如电视节目突然中断了的荧光幕。

王鼎钧台湾时期文学生活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

做过的事

◆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海撤守，随上海军械总库乘船到基隆

◆ 一九四九年

担任台北军械总库监护连文书

◆ 一九五○年二月一日

《大华晚报》创刊，耿修业任社长，电邀为副刊“淡水河”撰稿人

◆ 一九五○年二月

担任《扫荡报》校对、助理编辑（七月停刊）

◆ 一九五○年二月

《畅流半月刊》创刊，吴裕民主编，电邀为文艺版撰稿人

◆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出席各报副刊编者作者联谊会

◆ 一九五○年五月四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列名发起人

◆ 一九五○年五月

《自由青年》旬刊创刊，后改为月刊，吕天行主编，面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年八月

参加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两星期）

◆ 一九五○年九月

《大道半月刊》创刊，吴圣展主编，应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年九月

担任“中广”公司节目部资料管理员

◆ 一九五一年二月

担任“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编撰

◆ 一九五一年三月

参加“文协”小说创作研究组（六个月）

◆ 一九五一年八月

《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三报出“联合版”，为副刊写“饮苦茶斋”小专栏

◆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广播杂志》创刊，匡文炳主编，应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二年

萧铁主编《公论报》副刊，面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二年

撰写《公论报》副刊民间闲话专栏（一九五三年四月停）

◆ 一九五二年四月

《中国语文月刊》创刊，发行人赵友培，主编朱啸秋，应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三年五月

“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为创会会员之一

◆ 一九五三年八月

为道公口述资料作记录

◆ 一九五四年一月

《军中文摘》改名《军中文艺》，受聘为编辑委员

◆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

萧铁病逝，参加治丧

◆ 一九五四年四月

参加张道藩《三民主义文艺论》发表会

◆ 一九五四年四月

任《公论报》副刊主编（—一九五五年）

◆ 一九五四年八月

随“青年写作协会”访问金门

◆ 一九五五年九月

参加“小说写作研究讲座”听讲（二十二个月）

◆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

《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创刊，徐蔚忱主编，应邀为撰稿人

◆ 一九五六年七月

任《广播杂志》主编（—一九六四年）

◆ 一九五七年九月

出席海军总部举行之文学艺术作家座谈会

◆ 一九五八年

参观东西横贯公路施工情形

◆ 一九五八年一月

兼任《征信新闻》撰述委员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作家刘非烈逝世，参加治丧

◆ 一九五八年九月

“文协”办理文艺研习班，应邀讲课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兼任台北市德育商职国文教员（一年）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随“文协”访问团访问金门

◆ 一九五九年六月

随“文协”访问团往马祖访问

◆ 一九五九年十月

《亚洲文学》创刊，王临泰主编，应邀任编辑委员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参加“中宣会”举办之“制止盗印恶风”座谈

◆ 一九六○年五月四日

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

◆ 一九六○年六月

参观八七水灾重建工程

◆ 一九六○年十二月

“中国文艺协会”出版《文艺生活》杂志，与余光中同为编辑

◆  一九六一年二月

兼台北市育达商联国文教员（一年）

◆ 一九六一年八月

兼任《中国语文月刊》主编（—一九六三年）

◆ 一九六二年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夜间部兼任讲师（一学期）

◆ 一九六二年八月

台北县立汐止中学国文教员（一年）

◆ 一九六三年五月

参加“中国文协”金门访问团

◆ 一九六三年九月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兼任讲师（一学期）

◆ 一九六四年九月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兼任讲师（一学期）

◆ 一九六四年九月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兼任讲师（一学期）

◆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日报》创刊，受聘写方块专栏“长短调”（—一九六五年二月）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中国文化学院大众传播系兼任讲师（—一九六六年）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任“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创作研究班讲座

◆ 一九六五年二月

《征信新闻报》主笔（—一九八○年）兼人间副刊主编（—一九六七年十月）

◆ 一九六五年四月

参加第一届“国军文艺大会”，蒋介石总统出席大会并颁布十二条纲要

◆ 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

台湾省教育厅举办儿童文学写作班担任讲座

◆ 一九六五年八月

担任“国防部国军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国军文艺金像奖评审委员（—一九八○年）

◆ 一九六六年三月

“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组长

◆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设文艺奖，任文艺作品审查委员（—一九七八年）

◆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参加亚洲广播公会第三届年会

◆ 一九六七年五月

当选“中国文艺协会”理事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成立，列名发起人

◆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出席亚洲广播公会华语节目研讨会

◆ 一九六七年十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获中山文艺创作奖散文奖

◆ 一九六八年二月

担任“国立编译馆”国民小学国语教科书编辑委员

◆ 一九六八年四月

担任“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文艺促进会委员

◆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会谈”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六九年五月

当选“中国广播事业协会”研究组长

◆ 一九六九年八月

担任“救国团”举办之复兴文艺营讲座（—一九七七年）

◆ 一九六九年八月

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大众传播系兼任讲师（—一九七二年）

◆ 一九六九年八月

任“中国语文学会”语文研究中心新闻文学研究部主任

◆ 一九六九年十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担任新时代儿童创作展览评审（—一九七五年）

◆ 一九七○年四月

担任“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研究委员

◆ 一九七○年六月十六日

出席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

◆ 一九七○年九月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兼任讲师

◆ 一九七○年十二月

借调担任“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九个月）

◆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参与推动严惩盗印，出席文化局保障作家版权座谈会

◆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获“中国广播事业协会”奖状

◆ 一九七一年四月

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台北市分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委员

◆ 一九七一年六月

担任“教育厅”儿童文学写作班讲座

◆ 一九七一年七月

任“中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部”专门委员兼编审组长

◆ 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中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部”专门委员兼制作组长

◆ 一九七二年七月

任暑期复兴文艺营讲座（—一九七七年）

◆ 一九七三年二月

担任儿童文学创作研习会讲座（—一九七七年）

◆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成立，为十名理事之一

◆ 一九七三年三月

获“教育部”文化局社会建设服务奖

◆ 一九七三年三月

参加大专院校文艺教育问题论战（六个月）

◆ 一九七三年十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当选“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论评委员会主任

◆ 一九七四年八月

兼台北市教育局儿童文学教师研习会讲师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任“国家文艺基金会”审议委员（—一九七六年）

◆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明道文艺》月刊创刊，发行人汪广平，主编陈宪仁，应邀为撰稿人

◆ 一九七五年五月

兼任正中书局编审部评审委员（一年）

◆ 一九七五年五月

当选“中国文艺协会”理事

◆  一九七五年八月

任第三届儿童文学创作研习会讲座

◆ 一九七五年八月

任“救国团”复兴文艺营驻营讲座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七六年一月

自“中广”公司退休

◆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办文艺研究班，应邀演讲

◆ 一九七六年七月

获“国防部”荣誉纪念状

◆ 一九七六年八月

任台北市教育局儿童文学教师研习会讲师

◆ 一九七六年九月

代理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总编辑（一年）

◆  一九七七年七月

代暑期复兴文艺营主任

◆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参加第二次“全国文艺会谈”

◆ 一九七七年十月

“教育部”在各大专院校举办文艺讲座，应邀授课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吴三连先生文艺奖基金会成立，受聘为评审委员

◆ 一九七八年一月

当选“中国语文学会”理事

◆ 一九七八年五月

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委员

◆ 一九七八年五月

当选“中国文艺协会”理事

◆ 一九七八年七月

“教育部”委托“中国语文学会”办理儿童文学创作奖，担任评审

◆ 一九七八年七月

任吴三连先生文艺奖评审委员

◆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赴美担任西东大学双语教程中心中文主编

有影响的事件

◆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

《中华日报》发行北部版

◆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中国广播公司”离南京迁台北

◆ 一九四九年三月

《中央日报》发行台湾版，耿修业主编副刊

◆ 一九四九年

禁止收听大陆电台广播

◆ 一九四九年五月

《民族报》创刊

◆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台湾地区宣布戒严（共二十八年）

◆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新台币发行

◆ 一九四九年七月

台湾《扫荡报》出刊

◆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声明放弃台湾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共军占领福州

◆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成立

◆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共军占领平潭岛

◆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共军占领漳州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

共军占领广州

◆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共军占领厦门

◆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共军攻金门，国军大捷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孙陵主编《民族报》副刊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张道藩任“中广”公司董事长，董显光任总经理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华东局潜台间谍案，新闻记者五人判刑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国民政府迁台北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冯放民（凤兮）接编《新生报》副刊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烟台联中流亡学生澎湖冤案”成立，杀七人，牵连一百多人

◆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行政院”颁布反共保民总体战略纲要

◆ 一九五○年二月

美国出现麦卡锡反共运动（—一九五四年）

◆ 一九五○年二月

中共宣布全国解放

◆ 一九五○年二月

作家、教授虞君质被捕

◆ 一九五○年三月

蒋介石总统复行视事

◆ 一九五○年三月

公布“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制办法”

◆ 一九五○年三月十一日

台中工委会案，七人处死

◆ 一九五○年四月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结束）

◆ 一九五○年四月十日

“立法院”修订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

◆ 一九五○年四月三十日

共军占领海南岛

◆ 一九五○年五月

新台币出笼

◆ 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共军占领舟山

◆ 一九五○年六月

林效文叛乱案，牵涉名记者多人被捕

◆ 一九五○年六月十日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案，枪决六人

◆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

“行政院”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

◆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 一九五○年九月

徐蔚忱主编《中华副刊》

◆ 一九五○年九月六日

苏联间谍汪声和案公布，杀四人，囚十一人

◆ 一九五○年九月九日

基隆中学支部案判决，杀七人，囚十二人

◆ 一九五○年十月

《征信新闻》创刊

◆ 一九五○年十一月

《自立晚报》副刊主编吴一飞被捕

◆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潜台“匪谍”自首办法公布

◆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公布订定“台湾省戒严期间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管制办法”

◆ 一九五一年

作家寇世远被捕

◆ 一九五一年

作家叶石涛被捕

◆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人民导报”案，枪决一人

◆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行政院”公布“军事机关审判刑事案件补充办法”

◆ 一九五一年二月

台美换文成立联防互助协定

◆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

新闻记者李建章叛乱案，捕十五人

◆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国防部发表告文艺界人士书，倡导军中文艺运动

◆ 一九五一年五月

《文艺创作》月刊创刊（共出版六十八期）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破获“中共中央社会部潜台匪谍案”，逮捕一○六人（内有国立二十二中老同学迟绍春、王孝敏），处死十八人（迟判死刑，王判感化）

◆ 一九五一年

初经强烈台风

◆ 一九五一年七月

“中国美术协会”成立

◆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台湾省政府颁布管制书刊进口令

◆ 一九五一年九月

“国防部”公布“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检举“匪谍”奖励办法

◆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蒋介石总统召见“文协”五理事

◆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推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台湾省东北部强烈地震

◆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流落香港调景岭之反共人士集体入境居留台湾

◆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蒋总统发表文告，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

◆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中共推行“三反运动”及“五反运动”

◆ 一九五二年三月

张道藩任“立法院长”

◆ 一九五二年三月

“立法院”修正出版法

◆ 一九五二年四月

文星书店开张（—一九六八年四月结束）

◆ 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

公布施行“出版法”

◆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李友邦处死刑

◆ 一九五二年五月

“文协”两周年大会选举发生争执

◆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

文坛月刊创刊，发行人穆中南，主编朱啸秋

◆ 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

台湾与日本双边和约签订

◆ 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胡适回国之行

◆ 一九五三年

《公论报》记者陈其昌被捕

◆ 一九五三年一月

四年经济计划开始

◆ 一九五三年三月

史达林死亡

◆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

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俞鸿钧继任

◆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中华日报》记者熊琰光案，六人判死

◆ 一九五三年七月

韩战结束

◆ 一九五三年八月

“行政院”颁布检肃“匪谍”联保办法

◆ 一九五三年八月

国军入越部队自富国岛撤回台湾

◆ 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

青年写作协会成立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

“联合版”正名《联合报》，林海音主编副刊

◆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

蒋介石总统召见“中国文艺协会”理事赵友培与李辰冬

◆ 一九五三年十月

《自立晚报》记者田士林被捕

◆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内政部”制订“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

◆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出版

◆ 一九五四年

军中文艺奖金设立

◆ 一九五四年二月

胡适回国开国民大会

◆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公论报》记者高庆丰案，二人判死

◆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幼狮文艺》月刊创刊

◆ 一九五四年六月

梁寒操任“中广”董事长，魏景蒙任总经理

◆ 一九五四年八月

“文协”发起文化清洁运动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中共发起运动批判胡适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

“内政部”制订“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

◆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 一九五五年

国民党命令全体党员“自清”

◆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

共军攻占一江山岛

◆ 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大陈岛国军撤退

◆ 一九五五年五月

始订民族舞蹈节

◆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中共逮捕胡风，整肃胡风集团，两千多人受牵连

◆ 一九五五年六月

保安司令部制订“前在大陆被迫附匪分子办理登记办法”

◆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中华基金委员会”设置文艺奖金

◆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四日

“行政院”公布“动员时期无线电广播收音机管制办法”

◆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今年军中文艺奖金征稿办法

◆ 一九五六年五月

“教育部”决定大专院校联合招生

◆ 一九五六年七月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

◆ 一九五六年九月

《文学杂志》创刊，夏济安主编（四十八期）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匈牙利抗暴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台湾省政府”疏迁台中

◆ 一九五七年

第二期四年经济计划开始

◆ 一九五七年一月

“国防部”公告“戡乱时期台湾地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

◆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

《新生报》记者宋瑞临案，十八人被捕

◆ 一九五七年三月

新闻记者林振霆被捕，牵连记者五人入狱

◆ 一九五七年四月

《文友通讯》问世（共出版十六次）

◆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

◆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戡乱时期匪谍交付感化办法”公布

◆ 一九五七年六月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一书出版

◆ 一九五七年六月

“中华民国笔会”在台北复会（六八年受邀为会员）

◆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中共发动“反右”

◆ 一九五七年八月

周至柔任台湾省主席

◆ 一九五七年十月

中共展开“大跃进”运动

◆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公论报》总主笔倪师坛被捕，判刑七年

◆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文星杂志》创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停刊）

◆ 一九五八年

美国金赛博士出版《女性性行为》

◆ 一九五八年

《联合报》记者林震霆判刑二十五年

◆ 一九五八年四月

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一九五八年五月

“台湾省警备总部”成立

◆ 一九五八年六月

“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辞职，陈诚继任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政府公布实施修订后的出版法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蒋公公布实施出版法修正案

◆ 一九五八年八月

八二三金门炮战爆发

◆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中共中央正式推行人民公社

◆ 一九五八年十月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成立

◆ 一九五九年

中国大陆发生三年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

◆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

蒋梦麟发表“台湾的人口问题”呼吁推行节育

◆ 一九五九年八月

八七水灾发生

◆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中共发动“反右倾”

◆ 一九六○年

“国立艺术学校”改制为专科学校

◆ 一九六○年一月一日

《征信新闻》更名《征信新闻报》

◆ 一九六○年三月

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东北边境军事冲突

◆ 一九六○年五月

东西横贯公路通车（三四八公里又一○○公尺）

◆ 一九六○年六月

《大华晚报》首次举办中国小姐选举

◆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

◆ 一九六○年九月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被捕

◆ 一九六一年

第三期四年经济计划开始，“经济起飞”

◆ 一九六一年七月

朱啸秋创办《诗散文木刻》出版

◆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公论报》记者张建生被捕

◆ 一九六一年八月

第一次阳明山会谈举行

◆ 一九六一年九月

参加“中国文艺协会”海军访问团，访问海军基地三天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公论报》记者许一君被捕，下落不明

◆ 一九六二年

台湾发生霍乱

◆ 一九六二年二月

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胡适逝世

◆ 一九六二年三月

《新文艺》（革命文艺改版）创刊

◆ 一九六二年九月

郭良蕙长篇小说《心锁》出版

◆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为无疫区

◆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

台湾电视公司开播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黄杰出任“台湾省主席”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华文化研究所开学（一九六三年九月改称中华文化学院，并成立夜间部）

◆ 一九六三年三月

熊岭、梅逊创办大江出版社

◆ 一九六三年四月

骆学良（马各）接编联合副刊，林海音离职

◆ 一九六三年四月

“文协”开除郭良蕙会籍

◆ 一九六三年六月

平鑫涛主编联合副刊

◆ 一九六三年六月

嘉新文化基金会成立，设置文艺奖

◆ 一九六三年九月

台北市报业评议会成立，推行新闻自律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陈诚辞“行政院长”，严家淦继任

◆ 一九六四年四月

《台湾文艺杂志》创刊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

民航公司班机台中失事，五十七人罹难

◆ 一九六四年九月

台大教授彭明敏被捕

◆ 一九六四年十月

中共举行第一次原子爆炸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金门守军发起“勿忘在莒”运动

◆ 一九六五年

第四期四年经济计划开始

◆ 一九六五年一月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 一九六五年三月

美国派地面部队参加越南战争

◆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

陈诚逝世

◆ 一九六五年七月

黎世芬任“中广”总经理

◆ 一九六五年九月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成立

◆ 一九六六年

《新生报》记者沈源璋被捕，狱中自杀

◆ 一九六六年

《新生报》副总编辑单建周涉案坠楼死亡

◆ 一九六六年

新闻局设置出版物金鼎奖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结束）

◆ 一九六六年八月

水牛出版社成立

◆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青溪杂志》创刊（主编：魏子云）

◆ 一九六七年

《新生报》副刊主编童常（尚经）被捕，判死刑

◆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

作家柏杨被捕

◆ 一九六八年四月

隐地主编《青溪稚志》（—一九七二年三月）

◆ 一九六八年五月

台湾省正式推行家庭计划

◆ 一九六八年六月

作家陈映真被捕

◆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

制作人崔小萍被捕

◆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

张道藩逝世

◆ 一九六八年九月

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征信新闻报》更名《中国时报》

◆ 一九六九年三月

王庆麟（痖弦）接编《幼狮文艺》月刊

◆ 一九六九年六月

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

《文艺月刊》出版

◆ 一九六九年十月

“中国电视公司”开播

◆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行政院”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

◆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报人李荆荪被捕，判无期徒刑

◆ 一九七一年三月

“中央”决定电视公司以三家为限

◆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

李敖被捕

◆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道藩文艺图书馆”成立（重庆南路）

◆ 一九七一年六月

李荆荪被控起诉

◆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

蒋介石发表演说提出庄敬自强慎谋能断处变不惊

◆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

◆ 一九七一年十月

中华电视台开播

◆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

◆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

◆ 一九七二年四月

隐地主编《新文艺月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 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

《中央副刊》发表孤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

◆ 一九七二年六月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

◆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

英美法俄签柏林协定，冷战结束

◆ 一九七二年九月

隐地主编《书评书目》杂志（—一九七六年七月）

◆ 一九七三年一月

越战谈判停火

◆ 一九七三年二月

美国与中共发表联合公报互设办事处

◆ 一九七三年三月

美军退出越南

◆ 一九七三年四月

邓小平复出

◆ 一九七三年七月

蒋经国推动十项经济建设计划

◆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

“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 一九七五年四月

蒋中正逝世，严家淦继任

◆ 一九七五年四月

蒋经国当选国民党主席

◆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越共占领西贡，越南总统杨文明投降

◆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

隐地创办“尔雅出版社”

◆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美国《世界日报》创刊

◆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唐山大地震发生

◆ 一九七六年九月

《联合报》设立文学奖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逝世

◆ 一九七六年十月

中共“四人帮”被捕

◆ 一九七七年六月

《中国时报》设置文艺奖

◆ 一九七七年八月

乡土文学论战展开

◆ 一九七七年十月

王庆麟（痖弦）主编联合副刊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坜民众因选举发生暴动

◆ 一九七八年五月

蒋经国就任“总统”，谢东闵为“副总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王鼎钧作品系列（第一辑）

碎琉璃（自传体散文）

这部散文集以温柔的口吻，娓娓叙说故乡的亲人、师友以及少年经历，自传色彩浓郁。

蔡文甫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碎琉璃》的序文中说：“我相信在鼎钧兄已有的创作里面，《碎琉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如果有志于名山事业，《碎琉璃》是能够传下去的一本。世事沧桑，文心千古，琉璃易碎，艺事不朽。

山里山外（自传体散文）

初版于 1984 年，是《碎琉璃》姊妹篇，关于抗日流亡学生的自传体散文。

描绘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旅程：走过大江南北，人生百态，山川悠远，风俗醇美；呈现大时代之中一个流亡学生的感怀、梦想和抱负。

左心房旋涡（散文集）

这本书写的是乡愁。集中书写了乡愁这“一个复杂而美丽的结”，全书四部三十四篇，皆用“我”对“你”的呼唤、寻觅、对话写成，包含着“后世”对“前生”的呼唤、游子对故土的寻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话……

1988 年这部散文集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台湾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并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

千手捕蝶（散文集）

初版于 1999 年。

作者的一部极富禅意的寓言式散文集，六十余篇小品式的哲理文字耐人寻味，是一部愈读愈耐读的书。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这是四部曲的第一部，出版于 1992 年，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初版于 1995 年，记录了作者 1942 年至 1945 年作为流亡学生辗转阜阳、宛西、陕西汉阴等地的逃难经历。

在这一场颠沛流离中，作者作为一颗小小的棋子，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虽有血泪炮火，却也有人情之美；虽则苦难尝尽，却也有活泼泼的生命展开。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

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出版于 2005 年，作者以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各色生民遭遇，更以实际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揭示了国民党败退和共产党胜利背后的种种因由，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2009 年出版，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

作者记录、反省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从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ISBN 978 - 7 - 108 - 04219 - 4

Ⅰ. ①文…　Ⅱ. 王…　Ⅲ.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425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字　　数　305 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