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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

作者：【瑞典】约纳斯·约纳松

译者：徐昕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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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第二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第三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第四章 1905年至1929年

第五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第六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至5月3日星期二

第七章 1929年至1939年

第八章 005年5月3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三

第九章 1939年至1945年

第十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第十一章 1945年至1947年

第十二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第十三章 1947年至1948年

第十四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第十五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第十六章 1948年至1953年

第十七章 2005年5月10日星期二

第十八章 1953年

第十九章 2005年5月11日星期三至5月25日星期三

第二十章 1953年至1968年

第二十一章 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

第二十二章 2005年5月25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四

第二十三章 1968年

第二十四章 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

第二十五章 2005年5月27日，星期五

第二十六章 1968年至1982年

第二十七章 2005年5月27日星期五至6月16日星期四

第二十八章 1982年至2005年

第二十九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尾声

鸣谢

译后记

在吸引听众方面，没有人比我外公更厉害了——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长凳上，拄着一根拐棍，身子微微前倾，嘴里塞满了鼻烟。

“呃，可是……这是真的吗，外公？”我们这些孙辈吃惊地问。

“那些只会说真话的人，他们的故事是不值得倾听的。”外公回答说。

谨以此书献给他。

——约纳斯·约纳松

第一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大家可能认为，他在这之前就应该下定了决心，然后非常爷们地，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周围的人。可是，阿朗·卡尔松对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过任何深思熟虑。

也就是说，直到他行动的那一刻，这个念头在老头的脑袋里才刚刚冒出来。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窗子——这是一个位于南曼兰省[1]马尔姆雪平市[2]老年公寓底层的房间——翻过窗台，爬了出去。

行动很是不易。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一天，正好是阿朗一百岁的生日。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他的生日宴会就要在老年公寓的大厅里举行了。市长会亲自来参加，还有本地的报纸，还有所有其他的老人。还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凶神恶煞的爱丽丝小姐。

唯一不打算出现的，是主角本人。

第二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阿朗·卡尔松站在老年公寓楼外面的三色堇花坛里犹豫了一会儿。他穿着棕色的外套，棕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屋里穿的棕色拖鞋。他可不是什么追求时尚的潮人，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是什么潮人。他逃离了自己的生日宴会，这个年纪的人，也很少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主要是因为，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岁数。

阿朗考虑了一番，有没有必要再从窗户爬回去，取他的帽子和鞋。不过当他发现，钱包好歹在衣服内袋里时，他就觉得够了。而且有好几次，爱丽丝小姐都表现出强烈的第六感（无论他把他的酒藏在什么地方，她都能把它找出来），没准此刻，她正在屋里走来走去，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

还是赶紧离开为好，阿朗心想。他抬起咯咯作响的膝盖，跨出了花坛。据他自己记得，他在钱包里存了几张一百克朗的钞票，这很好，因为要想逃离人群，肯定得要花钱。

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这幢老年公寓。就在刚才，他还以为这将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居所了。而现在，他对自己说，他也许可以下一次再死，换个地方去死。

百岁老人穿着他的“尿点拖鞋”上路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男人一上了年纪，撒尿的时候总是射不远，免不了滴在鞋子上）。他先是穿过一个公园，然后沿着一片开阔的广场往前，那里时不时会举行集市，给这座安静的小镇带来些热闹。走出两三百米后，阿朗来到了本地引以为骄傲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后面，在几块墓碑的旁边找了张长椅坐下来，好让他的膝盖休息休息。这个地区信教的人不多，所以阿朗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坐上一会儿。他发现，他跟一个叫汉宁·阿尔古特松的是同龄人，而他就躺在那块墓碑下，正对着阿朗现在坐的地方。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他俩的区别在于，汉宁在六十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阿朗是个八卦的人，他也许会想，汉宁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但阿朗不关心别人的事情，能不去管就尽量不去管。而大部分时候，他也确实可以置身事外。

而现在他想的却是，他在老年公寓的时候，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去死的想法也许是错的。因为无论身体多么痛苦，能够逃离爱丽丝小姐，总比安安静静躺在地下两米的地方要有意思、有意义得多。

寿星从那里站了起来，抚慰了一下令人苦恼的膝盖，跟汉宁·阿尔古特松说了再见，继续他那没有计划好的逃跑行动。

阿朗向南穿过教堂的墓地，直到一道用石头垒起来的篱笆墙挡住了他的去路。这道墙应该不会超过一米高，可是阿朗已经一百岁了，不是跳高健将。篱笆墙的另一头，是马尔姆雪平的游客咨询中心，老头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那虚弱得快要散架的双腿，是想把他带去那里。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了，阿朗曾经翻越过喜马拉雅山。那可真费劲啊。此刻，阿朗站在他跟游客中心之间最后的这道屏障面前，想起了当年的经历。他想得那么投入，以至于眼前的这道篱笆门也变小了，小到几乎什么都不是了。当他把它想象到最小的时候，阿朗爬了过去，尽管他已经一把年纪，膝盖也不利落了。

在马尔姆雪平，很少会有拥挤的时候，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也不例外。自打阿朗匆忙之中做出决定逃避自己的百岁生日宴会以来，他还没有遇上一个人。阿朗穿着拖鞋溜进去的时候，游客咨询中心的等待大厅里几乎一片荒芜。不过只是“几乎”。大厅的正中，有两排背靠背的长椅，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右边有两个办公柜台，其中一个关闭了，另一个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细瘦的男孩，戴着小小的、圆圆的眼镜，头发稀疏，梳成中分，穿着制服背心。阿朗进门的时候，这个男孩从电脑屏幕上抬起不耐烦的目光。也许他觉得这个下午特别忙碌。阿朗这才发现他不是大厅里唯一的游客。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年轻，一头金色的长发，油腻腻的，蓬乱的胡子，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3]”。

这个小伙子不知道是不是不识字，因为他站在那里，按着残疾人厕所的门把手，仿佛根本没有看到牌子上黄底黑字写着的“停用”二字。

他随即来到旁边的厕所门口，不过在那里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很显然，这个小伙子不愿跟他那硕大的、带轮子的灰色旅行箱分开，可是这间厕所太小了，没法把他和旅行箱都容下。阿朗认为，小伙子要么把他的旅行箱放在外面，自己进去方便，要么让旅行箱进去，自己待在外面。

可惜阿朗很难插手去管这个小伙子的烦恼。他迈着小碎步，走到柜台后那个男孩面前，努力地踮起脚，询问有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去往某个地方，哪里都行，要最近的，还有就是要花多少钱。

那个男孩看上去有点累。在听阿朗讲述的过程中，他肯定是中途在哪里掉线了，反应了几秒钟后，他说：

“先生您打算去哪里来着？”

阿朗又说了一遍，并提醒男孩，可以先不用管旅行的目的地以及出行方式，而是首先考虑：1）出发时间；2）费用。

男孩又沉默了几秒钟，低头看他的时间表，让阿朗的话沉淀一下。

“开往斯特兰奈斯[4]的202路公共汽车，三分钟后发车。可以吗？”

行，阿朗认为可以，并被告知，这班车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发车，最好是直接向司机买票。

阿朗暗暗想，既然不卖票，那这个男孩在办公柜台里做什么呢？不过他什么都没说。男孩坐在那里，或许也在想同样的问题。阿朗还是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试图举起帽子——可是出来得匆忙，他并没有戴帽子。

百岁老人在那两排空着的长椅上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独自想他的事情。老年公寓的庆典将在三点钟开始，现在离三点还有十二分钟。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敲响阿朗的房门，然后，一场马戏就将开演。

庆典的主角坐在那里暗自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他用眼角注意到，有人正朝他走来。是那个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的小年轻。他径直向阿朗走来，带着他那硕大的、带轮子的灰色旅行箱。阿朗感到了巨大的危机，他很可能得跟这个长发男说话了。不过这倒不是什么问题，这样一来，他也可以窥探一下，今天的年轻人是怎样看待事物和问题的。

就算不是那么深入，至少也会交谈几句。年轻人在距离阿朗几米的地方停住了，仿佛对这个老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喂。”

阿朗友好地回了下午好，然后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想让阿朗替他看一眼箱子，他自己好去厕所方便一下。他是这样说的：

“我要去大便。”

阿朗和善地说，他虽然年老体弱，但是他的视力还是完好无损的，看管一下这年轻人的箱子应该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不过阿朗告诉小伙子，方便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他在等一辆公共汽车。

年轻人没有听到最后这句话，因为他还没等阿朗说完，就已快步冲向了厕所。

百岁老人从来就不是爱对别人发怒的人，不管有没有理由。对这个年轻人这种粗鲁的方式，他也没有生气。不过，他对这个年轻人也没抱什么同情，这也导致了接下来那一幕的发生。

后来，就在年轻人关上厕所门之后仅仅几秒，202路汽车就开到了站台入口的外面。阿朗看看汽车，又看看箱子，再看看汽车，然后又看看箱子。

“它是有轮子的，”他自言自语道，“那里还有一根可以拖的带子。”

阿朗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毅然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决定。

公共汽车的司机很有礼貌，服务很周到。他帮老头把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搬上了汽车。

阿朗说了声谢谢，从外套内袋里掏出钱包。阿朗数了数自己的存下来的钱，司机问老先生是不是要坐到终点斯特兰奈斯。六百五十克朗纸币，外加几枚硬币。阿朗心想，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留一些硬币，于是他抽出一张五十克朗纸币，问：

“我想知道，这些钱可以坐多远？”

司机笑着说，他习惯了有人知道自己要坐到哪里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而这回却完全相反。随后他看了看票价表，告诉他，四十八克朗可以坐到比令厄[5]火车站。

阿朗觉得行。他买了票，找回两克朗。司机把他那只刚偷来的箱子放到驾驶座后面的行李架上，阿朗自己则坐到右边的第一排座位上。在那里，他可以透过车窗，看见游客咨询中心等待大厅里面的情况。巴士司机挂上了档，车启动了，而厕所的门依然关着。阿朗祝福那位年轻人在里面好好享受一会儿，很快，等待他的就将是失望。

这个下午，开往斯特兰奈斯的公共汽车一点也不挤。车厢倒数第二排坐着一个从弗伦[6]上车的中年女子；中部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放在婴儿车里，她好不容易从苏尔贝加[7]上了车；而在最前面，坐着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头，是从马尔姆雪平上来的。

最后说到的这个老头，此刻正坐在那里，思考他为什么会偷了这个带四个轮子的巨大的灰色旅行箱。也许是因为他正好可以得手？因为旅行箱的主人是一个无礼的年轻人？因为箱子里可能有一双鞋甚至一顶帽子？再或者，因为这个老头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了，所以就无所谓了？不，阿朗无法给自己一个回答。当生命过了钟点后，人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这样想着，在座位上挺直了身体。

时钟敲响了三点，汽车经过了比约丹门[8]。阿朗认为，这一天的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是挺让他满意的。于是他闭上了眼睛，准备睡一个午觉。

就在这一刻，爱丽丝小姐敲响了马尔姆雪平市老年公寓1号房间的门。她在门上敲了又敲。

“时间到了，别惹麻烦，阿朗。市长和所有人都到了。听到了吗？你该不会又偷酒喝了吧？阿朗？快出来，阿朗！阿朗？”

大约与此同时，马尔姆雪平的游客咨询中心里，那间唯一能用的厕所的门也被打开了，一个倍感轻松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朝等待大厅的中央走了几步，用一只手整了整他的皮带，另一只手则捋了捋头发。这时他站住了，盯着那两排空荡荡的长椅。他迅速地向左看看向右看看，随即大声喊道：

“该死的下地狱的不得好死的……”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

“你死定了，混蛋死老头。别让我逮到你。”

第三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5月2日下午三点一过，马尔姆雪平市的平静气氛就消失了，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都陷入了麻烦。老年公寓的爱丽丝小姐先是很生气，后来则变成了不安，她取来了万能钥匙。因为阿朗并没有掩饰他的逃跑路径，所以人们立刻就发现，这个老寿星是从窗户爬出去的。根据脚印判断，他在窗外站了一会儿，踩到了那些三色堇，随后就失踪了。

出于身在其位的责任感，市长觉得，他应该下达命令。他派出工作人员，两两一组进行搜寻。阿朗应该不会走得太远，搜寻队的焦点自然集中在附近。一组人员去公园，一组去酒类专卖店（爱丽丝小姐知道，阿朗有时候会去那里流连），一组去斯杜拉大街沿线的其他商店，还有一组去山上的居民小区。市长本人则待在老年公寓，看住那些还没有入土的老人们，并且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对搜寻人员说，他们要稍微谨慎一点，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在这场混乱中，市长不打算让本地报纸的文字和摄影记者插手去搜寻老人。

游客咨询中心并没有进入市长的法眼，成为首要考虑的搜寻范围。不过另一方面，那里已经有一个一人小组在活动了。它的组员是一个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并且极度生气的年轻人。他搜遍了车站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老头和旅行箱都不见了，于是他大步走向那个唯一开放的咨询窗口，希望从柜台上的男孩那里获得一些关于那老头旅行计划的信息。

那男孩虽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但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职业自豪感。所以他向这位高声喧哗的年轻人解释说，车站里旅客们的信息是不对外提供的，他还傲慢地补充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他都不会向这位年轻人提供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类信息。

年轻人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是在心里把这个男孩的话翻译成瑞典语。随后他向左边移动了五米，来到那扇强大无比的柜台门前。他才不管门是不是锁着呢。他助跑了一下，用右脚的靴子踹门，墙上的碎片哗哗哗地掉了下来。男孩抓起电话听筒想要报警求助，可是还没来得及把它举到耳边，就发现自己已经在半空中挣扎了。那个年轻人死死地抓住了他的两只耳朵，把他拎了起来。

“我不知道‘职业道德’[9]是个什么玩意，但我却是一个让人开口说话的魔鬼。”年轻人对男孩说道，然后松掉了他，男孩咚地一下落到了自己的转椅上。

年轻人接着说，如果男孩不按他的要求去做，他就会用锤子和钉子来伺候他的小鸡鸡。他说得那么真切，男孩听了，立刻决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也就是，那个老头应该坐上了开往斯特兰奈斯的公共汽车。至于老头当时有没有带什么旅行箱，男孩就说不上来了，他可不是爱侦察旅客行踪的人。

男孩说完了，观察起这个年轻人对他所说的是否满意。他立刻发现，他也许应该表现得更尽力一些，给他更详细的回答。于是他告诉对方，沿着马尔姆雪平到斯特兰奈斯的这条路上共有十二个车站，那个老头当然可能在其中的任何一个车站下车。有一个能知道情况的人就是司机，按照时刻表，他的车今晚将返回弗伦，于19：10经过马尔姆雪平。

年轻人在这个吓坏了的、耳朵很痛的男孩身边坐了下来。

“我得想想。”他说。

于是他想了起来。他觉得，他完全可以从这个男孩嘴里搞到巴士司机的手机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说那个老头的旅行箱其实是偷来的。但那样的话，自然会有风险，司机会跟警察联系，这可不是他希望发生的。此外，他也不是那么着急，因为那老头看上去那么老了，现在又有一个旅行箱要拖，如果他要从斯特兰奈斯车站继续去别的地方，肯定总是要坐火车、汽车或是出租车的。那样的话他又留下了新的足迹，总会有人忍受不了耳朵被拎起来的折磨，愿意把老头后续的行踪告诉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别人一定会把知道事情告诉他的。

年轻人想好了，决定等这辆公共汽车回来，去见那个司机，到时不必对他太过友好。

做出决定之后，他站了起来，告诉那男孩，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警察或是其他人的话，他和老婆、孩子、家人会发生什么。

男孩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不过他还是非常希望，能好好地保住他的耳朵和小鸡鸡。于是他以国家铁路公司员工的荣誉承诺，他不会跟别人吐露一个字。

后来，他把这个诺言一直坚守到了第二天。

那些被派出去的两人小组回到了老年公寓，报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所有的发现都毫无价值。出于本能，市长不想向警察局报案，他正思考着他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案哪一个最好，这时，本地报纸的记者大胆地问道：

“现在市长打算怎么做呢？”

市长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毫无疑问，当然是报警了。”

天哪，他真是恨死了这家独立媒体。

阿朗被司机轻轻地推了一下，醒了过来。司机告诉他，他们现在到达比令厄火车站了。司机随即忙着把那个旅行箱从车前门搬了出去，阿朗则跟在后面。

司机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现在能不能自己搞定这个箱子，阿朗说，不必担心。他对司机的帮助说声了谢谢，跟他挥手道别，汽车又沿着55号国道开了起来，继续驶向斯特兰奈斯。

午后的阳光被围绕在阿朗身边的高大杉树给遮挡住了，他穿着薄薄的外套和居家的拖鞋，开始感到有点冷，比令厄在哪里呢？还有它的火车站呢？三面都是森林、森林、森林，只有右边有一条小小的碎石路。

阿朗想，在这只他匆忙恶搞获得的箱子里，也许会有暖和的衣服。可是箱子上了锁，没有螺丝刀或其他工具的话，是没有希望把它打开的。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活动自己，因为他不能原地站在这条乡间公路上，等着被冻死。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挺得过去。

旅行箱的最上面有一条带子，拉住它，带小轮的箱子就会滑动起来。阿朗迈着短促的步子，沿着这条碎石路，一步一滑地走进森林。在他身后，箱子在碎石上左右跳动。

走出两三百米后，阿朗来到了那个他认为是比令厄火车站的建筑——一个废弃的站房面前，坐落在一条完全废弃了的铁路旁边。

他当然是百岁老人中极出色的样本，不过现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走了太多的路。阿朗坐到箱子上，整理一下思绪和体力。

在他的左前方，是那座破败的、黄色的两层楼站房，所有的窗户都开在一层，用没有刨过的木板重新钉上了。在他的斜右方，可以沿着这条废弃的铁路去往远方，直直地伸进阿朗现在所在的这片森林。大自然还没有把这条铁轨完全吞没，不过这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木制的站台看上去已经很不安全了，经不住人走在上面。最外面的那条木板上，仍然可以看见漆着这样的字：“请勿走上铁轨”。走上铁轨自然是很危险的，阿朗想。不过只要是意识清醒的人，谁会傻到站到那个站台上？

可是他不得不收回这个想法，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火车站站房那扇破旧的门被打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带着棒球帽、穿着格子衬衫和黑色皮背心、棕色眼睛、胡茬灰白、穿着结实靴子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很显然，他坚信站台上的木地板不会被压折，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盯在了面前的这个老头身上。

戴棒球帽的男人停在站台中央，看上去有些敌意。不过很快，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也许是因为他发现，闯进他地盘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年老体弱的人。

阿朗坐在刚偷的箱子上没有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没有力气说话。不过他直直地看着这个戴棒球帽的男人，等待他说出第一句话。那人很快就开口了，听起来不像一开始感觉的那样充满威胁，反倒是让人很有期待。

“你是谁？你在我的站台旁边做什么？”戴棒球帽的男人说。

阿朗没有回答，他无法确定他遇到的是朋友还是敌人。不过他想，聪明的做法，是不要跟这个视野之内唯一的人吵架，他也许会考虑让阿朗进屋暖和一下，直到夜晚的寒冷完全散去。因此他决定，跟他说实话。

阿朗告诉她，他叫阿朗，他刚好一百岁。虽在这把年纪，但是精神非常好，确切地说，是太好了，此刻他从老年公寓逃了出来，并且还从一个年轻人手里偷了一个旅行箱，这会儿，这个年轻人肯定非常不高兴。他还说，这会儿他的膝盖不在状态，他很希望能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阿朗交代完详细情况，停了下来，坐在箱子上，等待审判结果。

“是这样啊，”戴棒球帽的老头笑着说，“一个小偷！”

“一个很老的小偷，”阿朗闷闷不乐地答道。

戴棒球帽的男人从站台上轻盈地跳了下来，走到百岁老人面前，仿佛要凑近了仔细看一看。

“你真有一百岁了？”他问，“那你肯定很饿吧？”

阿朗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不过他确实饿了。于是他问，菜单上有些什么，还问，是否有可能来点酒。

戴棒球帽的男人伸出手来，介绍说自己叫尤里乌斯·延松。他拉着百岁老人站了起来，然后说，他会帮阿朗拿箱子，如果可以的话，会用烤鹿肉来招待他，当然还会有酒，既可以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也对他的膝盖有好处。

阿朗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到了站台上。疼痛让他知道，自己依然活着。

尤里乌斯·延松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跟人聊天了，所以能遇到这个带旅行箱的老头让他很高兴。他们先为他的一个膝盖喝了一杯，又为另一个膝盖喝了一杯，然后又喝了两杯，为了他的背和脖子，还有一杯是为了能有一个好胃口。几杯酒下肚，气氛就变得容易沟通起来。阿朗问尤里乌斯靠什么过活，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长篇大论的故事。

尤里乌斯出生在北方的斯特罗姆贝卡[10]，离胡迪克斯瓦尔[11]不远，是农民夫妇安德士和艾尔芬娜·延松唯一的孩子。他在家庭农场里当工人，每天都遭到父亲的责打，因为他觉得尤里乌斯什么都做不好。然而尤里乌斯二十五岁那年，先是他的母亲死于癌症，这让尤里乌斯非常悲痛，紧接着他的父亲在试图去救一头小母牛的时候，掉进了沼泽地。这件事也让尤里乌斯很悲痛，因为他非常喜欢那头小母牛。

年轻的尤里乌斯在务农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客观地说，他父亲是对的），他对这事也没什么兴趣。于是他卖掉了所有的土地，只留下几公顷的森林，他觉得等到老的时候，有片森林应该不错。

然后他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用两年的时间，就胡乱花光了所有的钱。于是他回到了他的森林。

怀着某种热情，尤里乌斯参与了一项向胡迪克斯瓦尔电网公司提供五千根电线杆的招标活动。因为尤里乌斯没有计较诸如工资税、营业税这样的细节，所以他赢得了这笔采购项目。在十几名匈牙利难民的帮助下，他得以按时地交付了电线杆，并因此获得了一笔大大超过他预计的钱。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后来人们发现，尤里乌斯做了一点手脚，因为尽管他交了货，但是这些树还没有完全成材，因此那些电线杆比预订的短了一米。要不是因为每一个农民都买了联合收割机，这件事多半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胡迪克斯瓦尔地区的电网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那些电线杆纵横交错地钉到了乡下的田野和草场上。收割的日子到了，在同一天上午，有二十六处电线，被二十二台不同型号但都是新买的收割机给扯断了。赫尔辛兰省乡下的这一片角落，停了一个星期的电，收割工作陷入了困境，挤奶器也停止工作了。农民们的愤怒，一开始是针对胡迪克斯瓦尔地区电网公司，没过多久，大家就把矛头转向了年轻的尤里乌斯。

“‘快乐的胡迪克’[12]这个名字可不是那个时候发明的，这个我可以保证。我不得不在松兹瓦尔的城市宾馆里躲了七个月，然后我的钱又花完了。我们再来一杯如何？”尤里乌斯问道。

阿朗觉得应该再喝一杯。烤鹿肉就着啤酒吞下了肚子，这会儿，阿朗感觉非常好，他甚至开始害怕死去了。

尤里乌斯继续说他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在松兹瓦尔市中心，他差一点被一辆拖拉机轧死（是一个农民开的，在光天化日下要谋杀他），他终于明白，就算再过几百年，乡下的人们也不会忘记他那小小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回到乡下的想法，来到了玛丽弗雷德[13]。他在那里小偷小摸了一阵子，直到他厌烦了城市生活，便用他某天夜里在格利普霍姆堡旅店的保险柜里偷到的两万五千克朗，成功地买到了比令厄这座废弃的站房。在这座车站里，他现在主要靠社会救助、去邻居的林地里非法打猎，靠私自酿酒获得有限的产出和销售，靠转卖他所偷盗的邻居的财物这些方式过活。尤里乌斯说，他在周围这一带不是那么受人欢迎。阿朗一边咀嚼一边说，这个他基本上能够想到。

当尤里乌斯建议再喝最后一杯作为“饭后甜点”的时候，阿朗回答说，他对这样的饭后甜点总是无力抗拒。不过他首先得找个厕所方便一下，如果这栋房子里有的话。尤里乌斯站了起来，打开天花板上的灯，因为天开始黑了。他指着门厅说，楼梯的右边有一个可以用的抽水马桶。他还说，等阿朗回来的时候，他会把酒倒上的。

阿朗按照尤里乌斯说的找到了厕所。他站在那里撒尿，跟平常一样，尿滴并没有完全撒进马桶里，有几滴软软地落到了他的“尿点拖鞋”上。

撒到一半的时候，阿朗听到有人正走上楼梯。他不得不承认，他一开始认为这可能是尤里乌斯，把他新偷的旅行箱带走了。不过这声音越来越响，有人正从楼梯走上来。

阿朗觉得，危险在一步步靠近，他感觉门外的脚步声，属于一个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的年轻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可就不好办了。

从斯特兰奈斯来的公共汽车比规定时间早了三分钟到达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车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位乘客。在离开上一站后，司机加大了点油门，好让他在继续赶往弗伦之前，能来得及抽一根烟。

可是司机还没来得及点上他的香烟，一个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的年轻人就跳到了他的面前。虽然说，这时司机看不见他背上的字，但它们终究还是在的。

“你是要坐车去弗伦吗？”他有点不确定地问，因为这个年轻男人的脸上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好像不对劲。

“我不去弗伦，你也不能去。”年轻人答道。

花四个小时等公共汽车回来，对于这个年轻人小小的耐心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等到一半的时候，他甚至想，如果他当初立刻截住一辆小车，他可能早在斯特兰奈斯之前就赶上那辆公共汽车了。

更糟的是，这会儿有很多警车开始在这个小镇巡逻。警察随时随刻都有可能闯进游客中心，讯问柜台上的那个男孩，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惊恐，还有他的那扇柜台门为什么会被撞得一片狼藉。

此外，这个年轻人也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外面做什么。他的Never Again公司老板选择马尔姆雪平作为交易的地点有三个原因：第一，离斯德哥尔摩近；第二，相对来看，交通比较方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高皇帝远。简言之就是，马尔姆雪平不存在警察。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里不应该有警察的，可是现在他们却到处都是！年轻人总共看见了两辆警车，四名协警，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已经算是“蜂拥而至”了。

年轻人起先以为外面的警察是来抓他的。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是，那个男孩向警方告了密，这一点他可以非常肯定地排除。在等待公共汽车回来的时间里，年轻人没别的事可做，只是看住那个男孩，把他的办公电话砸得粉碎，并且尽量将柜台的门封住。

汽车终于来了，年轻人发现，车上空荡荡的没有乘客，他立刻做出一个决定：劫持司机和巴士。

只花了二十秒钟，他就说服了司机，把车调头开回北方。这几乎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年轻人这样想着，坐到了公共汽车座位上——而这个座位，正是他所追寻的那个老头，当天早些时候坐的地方。

巴士司机因为害怕而浑身发抖，为了驱散恐惧，他点了一根压惊的香烟。车上当然有禁烟的规定，不过这会儿，司机唯一遵守的法律，就坐在他的斜后方，他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的字样。

路上，年轻人询问那个偷箱子的老贼去了哪里。司机说，老头在一个名叫比令厄火车站的车站下了车，为什么是在那里，应该纯属巧合。然后司机讲起了他之前买票的过程，老头拿着一张五十克朗的纸币，问可以坐多远。

关于比令厄火车站，司机了解得不多，实际上他只知道那个汽车站很少有人上下车。不过他认为，往森林里走一点，应该有一个废弃的火车站，所以汽车站才叫这个名字。另外比令厄村应该就在附近什么地方。那个老头估计走不了太远，司机猜想。老头很老了，而那个箱子又那么沉，哪怕是带轮子的。

年轻人一下子平静了许多。他放弃了打电话给老板的念头，因为他老板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让人感到害怕的人——比他自己还凶恶——哪怕仅仅只是听他说话。年轻人一想到如果老板知道箱子丢了会怎么说，他就不寒而栗。

最好还是先解决问题，然后再跟他说。现在，老头没有坐全程到斯特兰奈斯，并从那里继续去别的地方，这样的话，年轻人要把箱子找回身边，会比他一度担心的快很多。

“就是那里，”司机说，“这里是我们的‘比令厄火车站’站……”

司机松掉了油门，让车缓缓地靠边。他现在会死吗？

不，看起来应该不会。不过司机的手机很快就被判处了死刑，被踩在了年轻人的靴子下面。一长串的针对亲属的死亡威胁从年轻人的嘴里吧啦吧啦说出来，如果司机胆敢跟警察联系，而不是把车调回去，重新开去弗伦的话，那就等着瞧。

就这样，年轻人下了车，放司机和巴士跑了。这个可怜的司机，情绪激动到都不敢调头回去，而是把车继续开向了斯特兰奈斯，停靠在花园街的中央，惊魂未定地走进迪莉娅宾馆的酒吧，用很快的速度喝下了四杯威士忌。然后他在酒吧服务生惊恐的目光中大哭了起来。又喝了两杯威士忌之后，服务生借给他一部手机，看看他是不是觉得想要打给什么人。这下巴士司机又哭了起来——边哭便给他的女朋友家打了电话。

年轻人似乎在路面的碎石上看到了旅行箱轮子滚过的痕迹，很快就能搞定了。这很好，因为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了。

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更加有计划性一点。站在这片越来越暗的森林里，他有点害怕，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漆黑一片。那时他该怎么办？

当他第一眼看到一栋老旧的、上了闩的、黄色的房子时，这种疑虑便戛然而止。这栋房子就在年轻人经过的这个山头的下面。见有人点亮了二楼的灯，年轻人喃喃自语道：

“这下我逮到你了，老头。”

阿朗提前收住了小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厕所门，试着去听餐厅里发生了什么。很快他就确定，他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阿朗认得出那年轻人的声音，他正对着尤里乌斯·延松大吼，让他说出“另一个死老头”在哪里。

阿朗悄悄地走到餐厅门口，柔软的拖鞋没有发出一点响声。年轻人拎住了尤里乌斯的两只耳朵，就像他之前在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那个男孩身上练习的那样。他一边摇晃可怜的尤里乌斯，一边继续问他阿朗藏在哪里。阿朗本认为，只要找回了箱子，年轻人就应该满意了，而箱子就在地板中央。尤里乌斯的整张脸都痛苦地拧在了一起，然而他却没有打算回答。阿朗想，这个经营木材生意的老头还真是一条硬汉，于是他环顾了一下客厅，想寻找合适的武器。在一堆垃圾中，有寥寥几件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一根铁撬棍、一块长木板、一罐杀虫剂和一盒老鼠药。阿朗先是把目光定在老鼠药上面，但他想不出，该如何让那个年轻人吃上一两勺。至于铁撬棍，对于一个百岁来人来说，实在太重了，而杀虫剂……不，还是用长木板吧。

就这样，阿朗紧握着他的武器，用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不可思议的快速脚步，来到了敌人的背后。

年轻人可能已经察觉到阿朗在那里，因为就在老头打下去的那一瞬间，他松开了尤里乌斯·延松，转过头来。

他的额头正中遭了一记板子，站在那里，眼睛睁得老大，过了不到一秒钟，便往后倒了下去，脑袋撞到了餐桌的边上。

没有血，没有呻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躺在那里，这会儿眼睛是闭上的。

“打得好！”尤里乌斯说。

“谢谢，”阿朗说，“你承诺的饭后甜点在哪里？”

阿朗和尤里乌斯在餐桌旁坐了下来，那个长发年轻人就睡在他们的脚边。尤里乌斯往杯子里倒满了酒，把其中一杯递给阿朗，举起自己的杯子要跟他干杯。阿朗碰了碰他的杯子。

“好嘞！”尤里乌斯咽下酒，说道，“我猜那个人就是旅行箱的主人？”

他的问话更像是一种肯定。阿朗知道，是时候再介绍一些细节了。

不是因为要解释起来会很长，而是因为这一天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对于阿朗来说也很难理解。不过他还是重复了一遍自己从老年公寓里逃出来的过程，又说起他在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里，很偶然地起了念头，想要偷那个旅行箱，以及他脑袋里一直在担心，这个如今失去知觉躺在地板上的年轻人，会很快追上他。然后他很真诚地向尤里乌斯表达歉意，因为他的缘故，使得尤里乌斯现在坐在那儿，耳朵又红又疼。不过这时尤里乌斯变得有点生气，他说，阿朗根本没必要坐在那里道歉，因为这件事，终于让尤里乌斯·延松的生活有了一点亮色。

尤里乌斯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他认为，这会儿他俩应该看一看那旅行箱里有什么东西了。当阿朗提醒他，箱子是锁着的时候，尤里乌斯请他闭上嘴，不要说蠢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把锁就能阻挡住尤里乌斯·延松？”尤里乌斯·延松说。

“不过一切事情自有它们的时间，”他继续说，“首先得查看一下地板上的情况。如果这年轻人醒过来，重新变回他失去知觉前的样子，那就不好了。”

阿朗建议他们应该把他捆到站房外的树上，不过尤里乌斯表示反对：他醒过来的时候，如果在那里大喊大叫，那么村里的人就会听见。不远的地方，还住着为数不少的人家，他们所有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对尤里乌斯怀恨在心，只要一得到机会，他们肯定会站在年轻人这一边的。

尤里乌斯的主意更好一点。他在厨房里面有一个单独的冷藏室，里面贮藏着他偷猎来并且切碎的驼鹿肉。这会儿冷藏室里正好没有鹿肉，他把电源也关了。尤里乌斯不想毫无必要地开着冷气，因为这会耗费大量的电。尤里乌斯当然偷接了一些电，这些电费都是由住在森林木屋里的约斯塔来付的。不过偷电也得有所节制，这样才能长期用别人的电而不被发现。

阿朗仔细地察看了一下这个长方形的冷藏室，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关人的地方，没有任何让人舒适的东西。两米乘以三米的面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可能太奢侈了，不过当然也没有理由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

两个老头互相合作，把年轻人扔进了这个计划好的监牢里。当他们把他放到角落里一个反扣的箱子上、让他的身体靠在墙壁上的时候，年轻人呻吟了一下。他显然快醒了，他们最好赶紧出去，把门牢牢地锁好。

一切搞定。接下来尤里乌斯把旅行箱抬到了餐桌上，看了看锁，把他晚餐时刚刚用来吃烤鹿肉和土豆的叉子舔干净，只用了几秒钟就把锁给撬开了。然后他请阿朗走到前面来自己打开箱子，因为这毕竟是阿朗偷来的赃物。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阿朗说，“我们平分战利品，不过如果里面有一双鞋子，并且正好是我的尺码的话，那我先预定了。”

于是阿朗打开了盖子。

“这实在太操蛋了。”阿朗说。

“太操蛋了。”尤里乌斯说。

“放我出去！”冷藏室传来了声音。

第四章　1905年至1929年

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生于1905年5月2日。在这前一天，他的母亲参加了弗伦的“五一”游行示威队伍，要求获得女性选举权、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拥有的权利。游行活动本身进行得很顺利，这时疼痛来袭，午夜一过，她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儿子。接生是在于克斯霍尔特[14]的村舍里进行的，帮她接生的是一位邻居的老太婆。她作为产婆虽然不是特别有才干，但她还是有一点社会地位的，因为在她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对卡尔十四世约翰国王行了屈膝礼，而这位国王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朋友（姑且这么算吧）。据说，有了这位邻居老太婆的保护，她所接生的这个女人的孩子可以活到成年，而且可以活得非常久。

阿朗·卡尔松的父亲有着既体贴又愤怒的性格。体贴的一面是他对待家人的，愤怒的一面通常则是对待社会，以及可以被视作代表社会的所有人。而在那些体面的人当中，他也显得很不堪，尤其是自打那一次，他站在弗伦的广场上宣传避孕工具的好处之后。为此他交了十克朗的罚款，随之附带的后果是：他自己再也不需要为避孕这件事操心了——因为阿朗的母亲出于极度的羞耻，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场”的惩罚。那时阿朗已经七岁，足够懂事了，他让母亲给他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父亲的床突然之间就被搬到了厨房外的柴房里。可是他得到的回答却只是：如果他不想挨一顿揍的话，他就不该问这么多。由于阿朗跟所有时代的孩子一样，不想挨揍，所以他只好不去管它了。

从那一天起，阿郎的父亲在自己家中出现得越来越少。白天，他在铁路上干得还不错，晚上，他到处参加会议，讨论社会主义的话题。至于他后来是在哪里度过那些夜晚的，阿朗一直都没有搞清。

不过父亲还是承担了他的经济责任。每周，大部分的工资都交到了老婆的手里，直到有一天，父亲在对一位旅客实施了暴力之后，被炒了鱿鱼。这位旅客不经意地说起，他要去斯德哥尔摩，跟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道，去王宫花园拜见国王，向国王表明他们保卫祖国的意愿。

“还是先保护你自己吧！”阿朗的父亲说道，打出一记右拳，那个男人便倒在了地上。

由于立刻被炒了鱿鱼，阿朗的父亲无法再供养自己的家庭。那些他引来的谣言，说他是个暴力的人、是避孕工具的倡导者，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再去找其他工作。剩下来唯一可以做的是就是期待革命，或者说以极大的热情去促使革命发生，因为它来得太他妈慢了。当阿朗的父亲加入革命这一边的时候，他是很希望有一个结果的。瑞典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国际榜样。只有那样，一切才会加速，才能让批发商古斯塔夫松那样的人耳根发热、感到压力。

于是，阿朗的父亲打包好行囊，去了俄国，准备推翻沙皇统治。阿朗的母亲当然很怀念那份失去了的铁路公司的薪水，不过除此之外她倒是很满意，自己的丈夫不仅离开了这个地区，更离开了这个国家。

自打家庭支柱去了国外之后，阿朗母亲和不到十岁的阿朗，他们所要面临的命运就是，让家里的经济能够保持运转。母亲让人砍掉了院子里十四棵已经成材的桦树，然后她把它们劈成柴火去卖。而阿朗则在弗伦郊外硝酸甘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部门找到了一份薪水可怜的跑腿工作。

在定期从圣彼得堡（不久后改名为彼得格勒）寄来的信中，阿朗的母亲越来越惊讶地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后，阿朗的父亲对社会主义的美好信念开始动摇了。

在那些信中，阿朗的父亲常常提到他在彼得格勒政治机构里的朋友和熟人。被提到最多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的男人。这个名字不是特别俄国，阿朗觉得，就算父亲管他叫“法布”——至少在信中是这么叫的——也并没有显得更俄国一点。

阿朗的父亲有一个观点：民众通常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他们需要抓住某个人来依靠。因此，只要这个国家中受过教育、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们认为，专制制度还能够良好地运行，那么专制制度就优于民主。就讲一个例子，十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有七个都不识字，这一点就让法布嗤之以鼻。难道我们可以把权力交到一堆文盲手上吗？

不过在寄往于克斯霍尔特家里的信上，阿朗的父亲还是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不识字这一点做了辩护，因为家人只要看到俄文字母长成什么样子，就知道它有多难了。所以民众是文盲也不足为奇。

不过更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表现。他们很脏，成天喝伏特加酒，就像瑞典的挖土工人一样——那些工人在南曼兰省铺设纵横交错的铁轨。阿朗的父亲总是在想，这些工人喝了那么多酒，怎么可能把铁轨铺得那么直？每一次他都会有点怀疑，瑞典的铁轨是往一边倾斜的。

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无论如何，他们也同样糟糕。法布声称，社会主义的结果将是，所有人都试图干掉别人，直到世界上只留下一个可以决定一切的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投靠尼古拉沙皇，他是一个很好的、受过教育的人，拥有世界眼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法布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甚至还见过沙皇，而且不止一次。法布说，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很真诚、很好心的人。只是一直以来，沙皇遇到了太多的厄运，但他的运气不会永远都那么差吧？粮食歉收、布尔什维克起义导致他处境艰难。而这时德国人又开始吵吵，因为沙皇正在备战。而沙皇这么做只是出于维护和平的目的。在萨拉热窝刺杀大公[15]和他的夫人的，总不是沙皇吧？对不对？

法布清楚地推理了一遍，杀害斐迪南大公的凶手是谁，并在一定程度上把阿朗的父亲也带进了这场讨论。阿朗的父亲对沙皇的不幸感到同情，并且站到了他这一边。沙皇迟早会转运的，无论是对俄国沙皇来说，还是对弗伦地区朴实的普通民众来说，这都是好事。

父亲从未从俄国寄来过任何钱，不过两年后有一次，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颗珐琅做的复活节彩蛋，父亲说，那是他在一次丑角扑克游戏中，从他的俄国同志那里赢来的。这位老兄除了跟阿朗的父亲喝酒、讨论政治、打牌以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做这种彩蛋。

父亲把法布的复活节彩蛋送给他“亲爱的妻子”，可是她却非常生气，说这该死的蠢货至少可以寄一个真正的鸡蛋回来，好让家人能够吃上饭。就在母亲准备把这礼物扔出窗外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批发商古斯塔夫松或许会对它感兴趣，付上一枚硬币的。他总是试图与众不同，而阿朗的母亲觉得，这个彩蛋很符合他的要求。

你可以想象一下，两天后，当批发商古斯塔夫松提出用十八克朗来买法布的这个彩蛋的时候，母亲那种惊讶的表情。当然，古斯塔夫松采用的是撕掉几张借款收据的方式，不过这也是好的。

于是母亲就希望能收到更多的彩蛋，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她却得知，沙皇的将士放弃了他们的专制统治，沙皇只好退位。阿朗的父亲在信里咒骂了他那个制造彩蛋的朋友，此人由于这个原因搬去了瑞士。阿朗的父亲当然决定独自留下来，跟新兴贵族、如今掌权的人——他们管他叫列宁——作斗争。

对于阿朗的父亲来说，这整件事还有一个涉及他个人的方面，因为就在阿朗的父亲搞到一块十二平方米的土地准备种植瑞典草莓的第二天，列宁就禁止了一切土地私人所有的制度。“那块地的价格还不到四卢布，但是征用了我的草莓地，就要受到惩罚。”阿朗的父亲在他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他在信的结尾说：“现在战争开始了！”

事实上，战争一直在进行，几乎波及了整个世界，而且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在小阿朗得到那份为硝酸甘油股份有限公司跑腿的工作之后不久，战争就爆发了。阿朗一边往纸板箱里装炸药，一边听工人们评论正在进行的战争。他想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不过最让他感到惊讶的，还是成年人可以制造出那么多苦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随后，德国在一个下午攻下了卢森堡，然后又向法国宣战。于是英国向德国宣战，德国用向比利时宣战来回应。然后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塞尔维亚向德国宣战。

此后这一切还在继续。日本参战，美国也加入进来。英国人找了个借口占领了巴格达，然后是耶路撒冷。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开始互相打仗，然后就是俄国沙皇退位，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占领了大马士革……

“现在战争开始了”，这是父亲说的话。在这之后不久，列宁的一个助手处死了尼古拉沙皇和他的全家。阿朗确定，沙皇并没有转运。

又过了几周，瑞典驻彼得格勒使团发了一份电报到于克斯霍尔特，说阿朗的父亲死了。事实上，负责的官员并没有传达此事的义务，也许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了吧。

不管怎样，据那位官员所说，阿朗的父亲在一块十至十五平方米的土地上钉起了一圈木板，宣布这个范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阿朗的父亲把他的这个小国叫作“真正的俄罗斯”，后来有两个政府军士兵来这里要拆除木板，在一阵吵闹中，他死了。阿朗的父亲急切地想要保护自己国家的边界，于是他举起了紧握的拳头，这两位政府军士兵根本无法跟他对话。最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往阿朗父亲的眉心开了一枪，好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工作。

“你为什么连死都不能死得稍稍聪明一些？”阿朗的母亲对着使团发来的电报说。

她以前从没想过，丈夫有朝一日会回到家里，不过最近那段时间，她倒开始那么希望了，因为她那糟糕的肺，让她在砍柴的时候很难保持速度。阿朗的母亲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她的哀悼就结束了。她告诉阿朗，所有的事情一切照旧，至于将来，该怎么样肯定就会怎么样。说着，她和蔼地拨弄了一下儿子的头发，然后走出去，继续砍柴。

阿朗不明白母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知道，父亲死了，母亲咳血，战争结束了。他自己在十三岁的时候成了一个技术能手，他知道如何把硝酸甘油、硝酸纤维素、硝酸铵、硝酸钠、木粉、二硝基甲苯和其他东西混合在一起进行爆破。这个技术有朝一日可能会用得上，阿朗想着，走了出去，帮母亲一起砍柴。

两年后，阿朗的母亲不再咳嗽了，她升上了那个或许存在的天堂，去了父亲已经去往的地方。他家的门槛上，站着一位暴躁的批发商，他觉得母亲应该在她毫无征兆地死去之前，还清她新欠的八点四克朗借款。不过阿朗并不打算将古斯塔夫松喂肥，这毫无必要。

“关于这件事，批发商还是得跟我母亲去说，您想借一把铲子吗？”

这位批发商，当然是一位肥胖的商人[16]，不过跟十五岁的阿朗比起来，他还是有些瘦弱。阿朗正在从男孩变成男人。批发商古斯塔夫松心想，阿朗只需有他父亲一半那么疯狂，就能做得出任何事情。他还想再活一段时间来数他的钱呢。因此，那些债务再也没有被提上议程。

年轻的阿朗怎么也想不通，母亲居然攒下了几百克朗的存款。不过无论如何，钱就在那里，足够用来安葬母亲，并作为卡尔松炸药公司的启动资金。母亲去世的时候，阿朗才十五岁，可这个男孩已经在硝酸甘油股份有限公司里学到了他所需的东西。

他还在他家屋后的碎石坑里进行新的实验。有一次，他的实验太猛了，导致两公里外离他最近的那户邻居家的奶牛发生了小产。不过阿朗并不知道这个，因为那邻居就跟批发商古斯塔夫松一样，有点害怕疯狂的卡尔松的这个也许同样疯狂的儿子。

阿朗保留了他从学徒时期开始的兴趣，很关心在瑞典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每周至少一次，他会骑着自行车去弗伦城里的图书馆，更新最近的信息。在那里，他遇到了很多热衷于辩论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把阿朗吸引到某种政治运动中去。不过，就像阿朗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一样，他对自己参与并影响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

从纯粹政治的角度来说，阿朗的童年是相当茫然的。一方面，他属于工人阶级——对于一个九岁就辍学去工厂上班的人来说，他也只能算是工人阶级了。另一方面，他很尊重他对父亲的记忆。父亲在他过于短暂的生命中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开始是向左的，后来又拥护尼古拉二世沙皇，最后因为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土地纠纷而结束了生命。

而母亲这一边，她在咳嗽的间歇，诅咒从国王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所有人，其中包括亚尔马·布兰廷[17]、批发商古斯塔夫松，还有——尤其是——阿朗的父亲。

而阿朗本人绝对不是一个蠢货。虽然他只上过不到三年的学，但这足以让他学会了读、写和算数。硝酸甘油股份有限公司里那些很有政治觉悟的工友，也让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终真正决定小阿朗人生哲学的，却是母亲在得到他父亲死讯时说的话。当然，花了很长时间，这些话才融入了这个年轻人的灵魂，而在那之后，它就永远地在那里扎下了根。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怎么就怎么样。

这句话里包含不要去改变什么的意思，至少在你有理由改变什么的时候，不要去改变什么。就像父亲的死讯传到于克斯霍尔特小屋时的情景一样。根据他家的传统，阿朗做出的反应是砍柴，只是砍得更久一些、更沉默一些。或者就像后来，母亲也走上了这条路，被抬到屋外候着的运尸车上的时候一样。那时阿朗留在厨房里，透过一扇窗子，看着那个场景。他安静地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再见了，母亲。”

由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篇。

阿朗不知疲倦地经营着他的炸药公司，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里，他在南曼兰省一带建立起一个相当大的顾客圈子。星期六的晚上，当他的同龄人去谷仓参加舞会的时候，阿朗却坐在家里计算方程式，来改进炸药的质量。到了星期天，他就去碎石坑进行爆破试验。不过在11点到1点之间他会停下来，因为他最终答应了于克斯霍尔特的神父，好让他不再抱怨阿朗不去教堂做礼拜。

阿朗在自己的公司里干得不错，这很好，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单干。他没有加入工人运动，这一点让他受到了社会主义圈子的鄙视。而与此同时，他太像个工人了，并且作为他父亲的儿子，资产阶级的沙龙也没有给他预备位子。在那些沙龙里，也有批发商古斯塔夫松的身影。他这辈子都不希望跟卡尔松家的这个小子搅和在一起。就想想这件事吧：如果这家伙听说了古斯塔夫松从他母亲的手里赚到了多少钱——古斯塔夫松花了微乎其微的钱从阿朗母亲手里买回了那个彩蛋，然后转手卖给了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外交官。多亏了这笔生意，批发商古斯塔夫松骄傲地成为了这个地区的第三位汽车拥有者。

这件事是非常幸运的。可是现在，批发商古斯塔夫松的幸运却没有他自己希望的那么长久。1925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做完礼拜之后，他开着他的车来到路上，主要是为了显摆一下。很不幸地，他恰好选择了经过于克斯霍尔特阿朗·卡尔松家门口的那条路。在阿朗屋外的拐弯处，古斯塔夫松好像有点紧张（也许是上帝或某种天意决定了这件事），汽车的换档器发生了故障，这下子，古斯塔夫松和他的汽车径直开进了房子后面的碎石坑。对于古斯塔夫松来说，这肯定很糟糕，因为要踏上阿朗的地盘，就要跟他做一番辩解。然而更糟糕的却是，正当古斯塔夫松好不容易让冲进坑里的汽车停下来时，阿朗开始了他这个星期天的第一次爆破实验。

阿朗自己躲在茅房的后面，所以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直到他回到碎石坑里去评估爆炸结果的时候，才明白出事了。批发商的汽车碎片散落得遍地都是，盖满了半个碎石坑，而且这儿那儿到处都是批发商的身体碎块。

批发商的脑袋飞到了离房子最近的地方，软软地落在一块草坪上。它躺在那里，瞪着空洞的目光，看着这个混乱的场面。

“你在我的碎石坑里做什么？”阿朗问。

批发商没有回答。

接下来的四年里，阿朗有了大把的时间读书，来扩充自己在社会发展学方面的知识。他当即被关进了监狱，尽管他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后来，连阿朗的父亲，曾经的社会颠覆分子，也被卷进了这件事。因为这时，乌普萨拉大学种族生物学家本哈德·隆德伯里[18]门下一位年轻又饥渴的学生，决定利用阿朗来让自己往上爬。进过一番辗转之后，阿朗成了隆德伯里的猎物，随即他因为“优生和社会学的原因”，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也就是说，阿朗可能是落后的个体，他身上有太多他父亲的基因，使得国家不允许卡尔松家族继续繁衍下去。

绝育手术没有打扰到阿朗，他反而觉得他在隆德伯里教授的诊所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在那里，他时不时地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什么内容都有可能，比如，他把东西和人炸到空中，是出于何种需求；再比如，就他自己所知，他的身上是否有着黑人的血统。对此阿朗回答说，就引爆炸药的愉悦感而言，炸飞东西和炸飞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能够一下就把一块石头从正中炸开，感觉会很好。但如果这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个人的话，阿朗认为，完全可以请他让开一下。隆德伯里教授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但本哈德·隆德伯里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在匆忙之中跟自己的病人讨论哲学问题。他只是重复了一下关于黑人血统的问题。阿朗回答说，对于这个他不太清楚，不过他的父母都跟他一样都有着苍白的肤色，不知道教授对这样的回答满意不满意？阿朗还补充说，他非常愿意见一见真正的黑人是什么样的，如果教授的仓库里恰好有的话。

隆德伯里教授和他的助理没有回应阿朗的反问，而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什么，嘀咕了几句，然后就让阿朗走了，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去管他。在那些天里，阿朗把时间都尽可能地花在了阅读上。日报当然是要读的，另外还有医院图书馆的文学著作，那个图书馆的面积非常大。除此之外就是一日三餐、上厕所、在自己房里待着。阿朗觉得这种被强制看管的生活很不错。唯一的一次，气氛有点无聊，那是阿朗好奇地问隆德伯里教授，黑人和犹太人的血液里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危险？仅此一次，教授没有用沉默来回来，而是大吼道：卡尔松先生应该管好自己的事，而不该干涉别人的事。这情景，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次，阿朗的母亲要揍他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对阿朗进行询问的频率比以前低了很多。这时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针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下等种族”的绝育工作。调查报告下来，它要求隆德伯里教授改进工作，阿朗的床位突然就要换给别人了。因此在1929年的初夏，阿朗被宣布重返社会，被扔到了大街上，只得到一些零花钱，刚够坐火车到弗伦，到于克斯霍尔特的最后几十公里他就得步行了。不过阿朗觉得没关系，在牢房里待了四年之后，他也需要活动活动双腿了。

第五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本地报纸很快就在它的网页上放出了这位老人在自己百岁生日当天人间蒸发的消息。因为该报记者一向都很缺乏农村地区的重大新闻，所以她就顺手写了几句：不能排除绑架的可能。根据知情人透露，百岁老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应该不会迷路。

在自己百岁生日这天消失，确实有点特别。本地广播电台立刻抓住了本地报纸的这条报道。随即国家电台、瑞典通讯社、文传电讯社、全国性报纸的网络版、下午时段和晚间的电视新闻也跟进做了报道。

弗伦的警察局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把这件事上报给省警察厅，省厅派出了两辆无线电巡逻车，外加一位探长，名叫阿隆松，穿着便装。很快，各支报道组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把整个地区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而大量的媒体让省警察厅厅长有足够的理由亲自督阵，因为他可能随时被某台照相机拍到。

警察一开始的工作由两部分组成：无线电巡逻车搜遍镇上的每一条马路，探长则在老年公寓里询问有关人员。而市长却回了弗伦的家，关掉了所有的电话。他觉得，卷入一个毫不领情的老头的失踪事件，肯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同时警察也收到了几条零散的线索：有人说看见阿朗骑着自行车在卡特琳娜霍尔姆[19]，有人说他在尼雪平[20]的药店里排队，看起来有点不快，总之各种说法都有。不过这些线索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被采信，比如，他在马尔姆雪平老年公寓自己的屋子里吃午饭的时候（这是被证实的），是不可能出现在卡特琳娜霍尔姆的。

警察厅厅长负责组织搜索，他得到了当地上百名志愿者的帮助。可是搜索却毫无结果，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相当肯定地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因为痴呆而走失的案件，尽管来自证人的信息说，这个老头精神状态良好。

调查一开始让人无从下手，直到从埃斯基尔斯蒂纳[21]请来的警犬于当晚七点半左右赶到才有所转机。警犬在阿朗的扶手椅上嗅了一会儿，又在窗外三色堇花坛中踩出的脚印上嗅了一会儿，然后朝公园走去，从公园的另一边走了出去，穿过大街，走进了中世纪教堂的墓地，穿过石篱笆，一直来到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的等待大厅外面，这才站住了脚。

等待大厅的门锁住了。警察从南曼兰省交通公司在弗伦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每天晚上19：30，当马尔姆雪平的同事结束当天的工作后，游客中心就关门了。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补充道，如果警察真的不能等到第二天的话，他们也可以去马尔姆雪平他同事的家里拜访。那位同事名叫罗尼·霍尔特，可以从电话本中查到。

警察厅长面对老年公寓外的一堆摄像机，宣布他们需要大家的帮助，在夜间继续进行搜索，因为百岁老人衣着单薄，很可能迷路了。而这时，探长约然·阿隆松来到了罗尼·霍尔特家门口，按响了门铃。警犬已经明确指出，百岁老人进了游客中心的等待大厅，工作人员霍尔特应该能说出老人是不是真的坐上公共汽车离开了马尔姆雪平。

可是罗尼·霍尔特没有开门。他坐在自己的卧室里，拉下了百叶窗，正抚摸着他的猫。

“快走，”罗尼·霍尔特小声说，“快走，走开！”

最后探长真的走了。一来他觉得，他的上司也许已经得知，百岁老人就在附近闲逛；二来他想，如果老头真的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那他就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个罗尼·霍尔特此刻也许正在哪个娘儿们那里呢，很有可能。明天的头一件事就是去他单位找他，如果百岁老人到时还没有出现的话。

21：02，位于埃斯基尔斯蒂纳的省通讯中心接到了一个电话：

“呃，我叫贝提尔·卡尔格林，我打电话来……应该说我是替我老婆打电话来的。或者说，对……是的，我老婆，耶达·卡尔格林，她在弗伦待了几天，看望我们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小聚了一阵子……这么说吧，他们总有很多事要做。不过今天是回家的时候了，她，也就是耶达，耶达坐了下午较早的一班汽车回家，也就是今天，这趟车是经过马尔姆雪平的，我们住在斯特兰奈斯这儿……这可能没什么，我老婆没当回事，可我却在广播里听到了那个百岁老人失踪的事儿。你们也许已经找到他了吧？还没有？哦，我老婆说，在马尔姆雪平，有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男人上了车，他带着一个很大的旅行箱，好像要去长途旅行。我老婆坐在后排，那个老人坐在前排，所以她看得应该不是那么仔细，她没有听到那老人跟司机说了些什么。你说什么耶达？哦，耶达说，她也不是那种人，喜欢偷听别人讲话……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点奇怪……是的，很奇怪……呃……是的，那个老人在去到斯特兰奈斯的半路上就下了车，他带着他的大箱子，只坐了几十公里。他的年纪看上去非常大了，真的非常大。不，耶达不知道那个车站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一个森林里面……中途的某个地方。当然是从马尔姆雪平到斯特兰奈斯的半路上。”

这个电话被记录了下来，打印、传真给了那名探长所驻扎的位于马尔姆雪平的酒店。

第六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至5月3日星期二

旅行箱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一捆一捆五百克朗的纸币。尤里乌斯迅速估算了一下：横着十排，竖着五排，厚度是十五捆，每捆应该是五万……

“三千七百五十万，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尤里乌斯说。

“而且是钱啊。”阿朗说。

“放我出去，你们这两个混蛋！”年轻人在冷藏室里大喊道。

年轻人继续闹腾着，他大喊大叫，用脚踢门，然后又是大喊大叫。面对这令人震惊的事件，阿朗和尤里乌斯需要好好想一想，可是这嘈杂的声音让他们无法思考。最后阿朗认为，是时候让年轻人冷静一下了，于是他打开了冷藏室的冷气风扇。

没过几秒钟，年轻人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变糟了。他安静下来，试着把问题想想清楚。在通常情况下，要想把一个问题想清楚对他来说已非易事；更何况此刻，他还遭受着剧烈的头痛。

经过几分钟的深思之后，他认为，用威胁和踢门的方法是没法让自己出去的。剩下的唯有向外界求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给老板打电话。这个想法太可怕了。这个选项的结局看起来可能会更糟。

年轻人又犹豫了几分钟，冷气越来越重了。最后他还是掏出了手机。

没有信号。

黄昏过了是深夜，深夜过了是早晨。阿朗睁开眼睛，可是身体却毫无知觉。难道他在睡梦中死去了吗？

一个友善的男人的声音对他说早上好，并告诉他有两个消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阿朗希望先听哪个？

阿朗得先弄明白自己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里。膝盖很疼，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还活着。可是他难道没有……后来他没有拿……还有……他是叫尤里乌斯来着吧……？

记忆的碎片终于归位了，阿朗醒了。他躺在一张床垫上，在尤里乌斯卧室的地板上。尤里乌斯站在门口，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阿朗希望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阿朗说，“坏消息可以直接跳过。”

好吧，尤里乌斯说，告诉他好消息是早餐已经在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有咖啡、烤鹿肉三明治和邻居家偷来的鸡蛋。

想象一下，阿朗此生还能吃上一顿没有粥的早饭！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当他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态已经足够成熟了，可以听听那个坏消息是什么。

“那个坏消息，”尤里乌斯压低了一点嗓门，说道，“那个坏消息是，我们昨晚喝醉了，忘了关掉冷藏室的风扇。”

“然后呢？”阿朗说。

“然后……里面的那个人死了。”

阿朗不安地挠了挠脖子，然后决定，不让自己的错误扫了今天的兴。

“真糟糕，”他说，“不过我必须得说，你的鸡蛋做得不错，不老也不嫩。”

早晨八点，阿隆松探长醒了过来，他感到心情很糟。一个百岁老人走失了，可能有意也可能无意，这不应该是一个探长应该处理的案子。

阿隆松冲了澡，穿好衣服，下楼去普列文花园酒店的一层吃早餐。在路上，他遇到了前台服务员，前台服务员把昨晚前台下班后收到的那份传真件交给了他。

一个小时后，阿隆松探长对这个案子有了新的看法。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省通讯中心发来的那份传真有什么价值，不过当阿隆松在火车站的办公室见到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叫罗尼·霍尔特的人之后，没用几分钟，霍尔特就被攻破了，讲述了他的经历。

霍尔特刚一讲完，埃斯基尔斯蒂纳就有人打来电话，说位于弗伦的南曼兰省交通公司刚刚发现，他们从前一天晚上起少了一辆巴士。他们还让阿隆松打电话给一个叫杰西卡·比约克曼的人，她是巴士司机的女朋友，这位司机显然遭遇了绑架，而后又被人放了。

阿隆松探长回到普列文花园酒店，要了一杯咖啡，总结一下新获得的信息。他一边想，一边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了下来。

一个老头，阿朗·卡尔松，正当人们将在礼堂为他庆祝百岁生日的时候，从自己位于老年公寓的房间逃跑了。尽管年事已高，但卡尔松的精神状况良好（或者说，之前是这样的）。一开始，纯粹从身体层面来说，我们有一系列例子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是自己从窗户翻出去的，肯定没有得到内部人员的帮助，而后来的观察发现也表明，他是单独行动的。此外，护士长爱丽丝·安隆德也证明，“阿朗虽然很老，但他依然是个该死的笨蛋，他他妈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

根据警犬所做的标记，卡尔松在三色堇花坛里站了一会儿后，穿过马尔姆雪平的部分街区，然后走进了游客中心的等待大厅。在那里，根据罗尼·霍尔特的证词，他直接走向了霍尔特的柜台。他更像是一步一滑地走过去的，霍尔特注意到卡尔松短促的脚步——还有他穿着室内的拖鞋，而不是普通的鞋 子。

霍尔特进一步的证词指出，卡尔松在尚不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就上路了，他希望尽快离开马尔姆雪平，至于去哪个方向，用什么旅行方式都不重 要。

这件事也得到了巴士司机列纳特·罗姆尼的同居女友杰西卡·比约克曼的证实。巴士司机自己还不能说话，因为他吞下了太多的安眠药。不过比约克曼的证词显然是清楚明白的。卡尔松根据自己手头上有多少钱，从罗姆尼那里订了一张车票，目的地碰巧是比令厄火车站。只是碰巧而已。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认为，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那里等待卡尔 松。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细节。车站的售票员霍尔特虽然没有注意到卡尔松在上车去往比令厄之前有没有偷走一个旅行箱，但这件事他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一个疑似犯罪组织Never Again的成员对他实施了暴 力。

杰西卡·比约克曼从她那服了安眠药的男友那里没有听说旅行箱的事情，不过通讯中心发来的传真证实了卡尔松很可能——虽然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从Never Again的成员那里，偷了那个旅行 箱。

把比约克曼接下来讲述的内容，跟埃斯基尔斯蒂纳的传真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先是卡尔松，在15：20前后几分钟里，后是那名Never Again成员，在大约四小时后，分别在比令厄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去往了一个不明目的地。前者有一百岁了，拖着一个旅行箱；而后者大约比前者要年轻七十至七十五 岁。

阿隆松探长合上笔记本，喝干了最后一点咖啡。时间是10：25。

下一步去比令厄火车站。

吃早饭的时候，尤里乌斯向阿朗梳理了一遍早上他都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那时阿朗还在睡觉。

首先是冷藏室里的悲剧。当尤里乌斯想起，整个晚上，至少连续十个小时了，里面的温度都在零下的时候，他抓起一根铁撬棍，以备在需要的时候用作武器，打开了冷藏室的门。如果那个年轻人还活着，他应该连对抗尤里乌斯和他的铁撬棍所需的十分之一的清醒和警觉都没有了。

不过用铁撬棍来进行防卫的措施是多余的。年轻人蜷缩在他的空箱子里，身上覆满了冰晶，眼睛冷冷地睁着，眼神空洞。简言之，他就像一头切好的驼鹿，死了。

尤里乌斯觉得很遗憾，不过这也很好。这个鲁莽的家伙无论如何不会再跑出来了。尤里乌斯关上了冷气，让门开着。尽管这个年轻人已经死了，但是不需要将他冷冻起来。

尤里乌斯点燃了厨房的柴火炉，好保持屋子的暖和，然后清点起那些钱来。这可不是前一天晚上他匆忙估算出的三千七百五十万，这是整整五千万。

阿朗一边感兴趣地听着尤里乌斯的讲述，一边往嘴里塞着早饭，印象中，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好的胃口。直到尤里乌斯说到了钱数问题，他才开口说话：

“哦，五千万分成两份就比较容易了，可以平均分，很好。呃，劳驾能把盐递给我吗？”

尤里乌斯把盐递给了他，说，就算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他也是可以把它平分成两份的，不过他同意这个观点，五千万更容易分。随后尤里乌斯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坐到餐桌旁，正对着阿朗，说，现在也许是时候离开这座废弃的车站了。冷藏室里的年轻人是不会再伤害他们了，但谁知道他身后都招惹了谁，正在往这边赶呢？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出现十个新的年轻人，站在厨房里大喊大叫，每一个都跟那个已经闭了嘴的家伙一样愤怒。

阿朗表示同意，不过他提醒尤里乌斯，他岁数大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尤里乌斯保证，会尽量少走点路。不过他们必须离开这里。最好是带上冷藏室里的那个年轻人，如果大家在他们这里找到一个死人的话，对他俩来说都没什么好处。

早餐结束了，是时候动身了。尤里乌斯和阿朗互相帮助着将死者从冷藏室里抬了出来，抬进了厨房，把他放到椅子上，好歇口气进行下一步。

阿朗把年轻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道：

“这么大的人，脚好小啊。鞋子对他来说也许没什么用了吧？”

尤里乌斯回答说，这儿的早晨，外面虽然很冷，但是阿朗的脚趾头被冻坏的可能性要比这个年轻人来得大。如果阿朗认为这年轻人的鞋子合适他的话，那就穿上好了。年轻人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

这鞋对阿朗来说有点大，不过好歹是双像样的鞋子，穿在脚上走路比那双破旧的室内拖鞋要好多了。

下一步是要把年轻人弄到门厅里，然后把他从台阶上滚下去。当三个人全都来到站台上的时候——两个人站着，一个人躺着——阿朗想知道尤里乌斯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哪儿也别走开。”尤里乌斯对阿朗说。“还有你。”他对年轻人说，然后跳下站台，走进一个小屋。那个小屋坐落在车站唯一的一段死胡同铁轨旁。

没过一会儿，尤里乌斯就从小屋里出来了——拖着一辆巡道车。

“1954年的型号，”他说，“欢迎上车。”

尤里乌斯走在最前面，拖着小车，阿朗走在他的身后，让双腿跟上他的步伐，而那个死者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脑袋仰靠着一把扫帚的手柄，圆睁的眼睛上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眼镜。

这伙人上路的时候，时间是十点差五分。三分钟后，一辆深蓝色的沃尔沃来到了比令厄火车站这座废弃的站房前。从车里走下来的，是约然·阿隆松探长。

毫无疑问，这房子看起来已经废弃了，不过在他继续前往比令厄村挨家挨户敲门之前，走近了看一看总没什么坏处。

阿隆松小心翼翼地迈上站台，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稳固。他推开大门，喊道：“有人在家吗？”见没人回答，他又沿着楼梯走上了二层。哦，可以肯定，虽然这栋房子这么破旧，但还是有人住的。厨房里的柴火炉还亮着火星，桌上留着两个人的已经差不多吃完了的早餐。

而地板上，有一双破旧不堪的室内拖鞋。

Never Again的官方身份是摩托车俱乐部，不过它其实就是由一小伙罪行累累的年轻人组成的犯罪团体，它的领导人是一个更加罪行累累的中年男子。他们的目的是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这个团伙的头子叫佩尔—龚纳·耶丁，不过没有人敢这么叫他，大家都称呼他为“老板”，因为这是老板规定的。他差不多有两米高，体重大约一百三十公斤，如果有任何人或事物敢跟他作对的话，他喜欢挥舞大刀来解决。

老板在其犯罪生涯的一开始是很小心的。他跟一个同龄的伙伴一起，往瑞典进口水果和蔬菜。他总是把真实的原产国更改掉，好在税款方面欺骗政府，并且可以从消费者那里获取每公斤更高的价格。

老板的那个伙伴，唯一的错误就是良心还不够黑。老板希望继续进口更有分量的东西，比如往食品里掺入福尔马林。他听说在亚洲的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老板的想法是从菲律宾进口瑞典肉丸，通过便宜的轮船运输，因为加入大量的福尔马林后，肉丸可以保持三个月的新鲜，哪怕是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

进货的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后来都不需要把这肉丸子叫作“瑞典肉丸”来盈利了，叫它“丹麦肉丸”就可以了，老板认为。可是他的合作伙伴不愿意参加了，他认为，福尔马林是用来熏制尸体的，而不是用来保持肉丸子长久不坏的。

于是他俩便分道扬镳了，此后老板这边再也没打过福尔马林肉丸的主意。他转而想到，他可以往头上戴上面罩，去抢劫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斯德哥尔摩水果进口公司的门店。

凭着一把弯刀和一声怒吼，“把钱交过来，否则……”片刻之间，他就多了五万克朗，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几乎不用干任何活就能赚到这么多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地去搞什么进口呢？

于是他就走上了这条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干得很好，在将近二十年的“抢劫个体户”生涯中，仅发生过两三次被迫去监狱里“休假”的情况。

然而过了二十年后，老板觉得是时候考虑做大一点了。他弄来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帮手，给他们每个人起了个不温不火的别名（一个叫博尔特，另一个叫赫因肯），跟他们一起实施了两次成功的抢劫。

第三次抢劫以他进了“局子”而告终，因为总共三次抢劫，他被判了四年半。正是在监狱里，老板萌生了创建Never Again的主意，他有一个相当大的计划。第一阶段，这个俱乐部要有五十名成员，分成三个经营分支：抢劫、贩毒和诈骗。Never Again这个名字是出于老板的一种愿景：建立一个非常专业和滴水不漏的犯罪体系，使得他们永远不再跟监狱或精神病看守所之类的机构发生关系。Never Again将成为犯罪组织中的“皇家马德里”（这是老板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

他在监狱里的招募过程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然而这时，一封老板妈妈寄给他的信闯进了监狱。妈妈在信上说，他的小佩尔—龚纳要当心一点，千万别在监狱里跟坏朋友作伴，还要小心他那敏感的扁桃体，她盼着等他出狱后再跟他一起玩“寻宝游戏”。

在这之后，老板的威信受到重创。即使他在排队吃饭时差点用刀刺伤两个南斯拉夫人，在全体狱友中引起骚乱，也无法帮他挽回形象。已经招募到的三十个人有二十七个不干了，除了博尔特和赫因肯之外，还有一个叫约瑟·玛利亚·罗德里格斯的委内瑞拉人也留了下来。他留下来是因为暗恋上了老板，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敢向自己承认。

不管怎样，这个委内瑞拉人被分到了“加拉加斯”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国家的首都就叫加拉加斯。无论老板在监狱里怎样威逼、咒骂，都再也没能为他的俱乐部招到更多的成员。有一天，他和他的三个下属都被释放了。

一开始老板打算放弃Never Again的计划了，可加拉加斯恰好有一个哥伦比亚的朋友，人缘很好，有很多不三不四的朋友。当他们彼此之间转运货物的时候，瑞典，就成了这个哥伦比亚贩毒卡特尔[22]去往东欧的中转国。这种中转是通过Never Again进行的，他们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所以再也没有理由和人手去顾及“抢劫”和“诈骗”那两摊事了。

在斯德哥尔摩的老板把他的团队成员赫因肯和加拉加斯紧急召集起来。博尔特出事了，这个笨蛋被派去实施他们俱乐部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交易。上午，老板跟俄罗斯人联系过了，对方发誓说，他们收到了货——钱也付了。假如Never Again的差使此后自己带着箱子溜了，那可不是俄国人的问题。不过假如Never Again因为这事儿的缘故想邀请他们跳舞，俄国人也不拒绝。想怎么跳他们都可以奉陪，华尔兹或者玛祖卡舞都没问题。

到目前为止，老板只能认为俄国人说的是真的（另外，他很明白，要说“跳舞”，他们肯定比他厉害）。至于博尔特自己携款逃跑，这个他可以排除，因为博尔特太蠢了。或者说太聪明了，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说了。

现在只能派人去了解一下交易情况了，在马尔姆雪平伺机而动，或者等在博尔特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将他击倒，拿走箱子。

可是派谁去好呢？老板把这个问题抛给他的顾问团，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答。他一点也不惊讶，很久以前他就确信，他手下的三个人全都是蠢货。

不管怎样，他还是派赫因肯上了前线，因为老板认为，蠢货赫因肯至少还不像蠢货加拉加斯那么蠢。要找到蠢货博尔特和那箱子钱，蠢货赫因肯的条件要相对好一点。

“赫因肯，去马尔姆雪平，给我到处搜一下。还有，穿得整齐一点，因为今天那里会有很多警察。有一个百岁老人走丢了。”

尤里乌斯、阿朗和死者在南曼兰省的森林里慢慢穿行。在维德歇尔村这个地方，他们不幸撞见了一个尤里乌斯叫不出名字的村民。他们三人组坐着巡道车经过的时候，这个村民正在那里仔细检查他的庄稼。

“早上好。”尤里乌斯说。

“今天天气不错啊。”阿朗说。

死者和那个村民没有说话。不过那个村民却久久地盯着他们三个人看。

他们的小车距离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23]越近，尤里乌斯就越是担心起来。他本来打算在经过一处水渠的时候把死者扔进去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尤里乌斯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清楚，小车就开进了斯蒂克布鲁克的工业区。他赶紧拉起刹车，及时让机器停了下来。死者往前一冲，额头撞在了一个铁柄上。

“要在平时，这一下一定撞得很疼吧。”阿朗说。

“死亡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尤里乌斯说。

尤里乌斯下了车，站在一棵桦树后面，窥探工业区里面的情况。厂房的大门全都敞开着，可是整个地区却似乎荒芜了。尤里乌斯看了看表：12：10。现在是午饭时间，他正想着，这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集装箱。尤里乌斯说，他打算过去侦察一下。阿朗祝尤里乌斯好运，希望他别走丢。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从尤里乌斯到那个集装箱只有区区三十米远。他钻进集装箱，有那么一分钟，离开了阿朗的视线。随后他又出来了。回到小车上的时候，尤里乌斯告诉阿朗，他现在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死者了。

集装箱里有一半的地方装着某种圆柱形的管子，它的直径足有一米，长度至少有三米，每根管子都分别装在一个起保护作用的木箱里，一端有盖子。当年轻人那沉重的躯体终于躺进最里面的一根管子里的时候，阿朗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当他关上木箱盖子，看见上面的地址标签时，他又开始兴奋了起来。

亚的斯亚贝巴。

“如果他没闭上眼睛的话，还可以到世界各地看看。”

“快点，老家伙，”尤里乌斯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

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厂区的午休时间结束前，两个老头及时回到了桦树后面。他们坐在小车上休息，没过多久，整个厂区又复活了。一名卡车司机又往集装箱里装了一些管子，直到集装箱被装满为止，然后将它关好，又运来一个新的集装箱，继续装货。

阿朗想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制造什么东西的。据尤里乌斯所知，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厂，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为三十年战争[24]中想要更快消灭敌人的各方铸造和提供大炮。

阿朗觉得，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互相杀戮，这听起来实在很没必要。他们只需耐心地等一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今天，他们都会死的。尤里乌斯回答说，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死的。他接着说，现在休息结束了，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尤里乌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哥儿俩再往奥克什的市中心行进一小段，去那里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阿隆松探长对比令厄的这座旧站房进行了一番检查，除了一双可能是属于百岁老人的拖鞋之外，没有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他打算把它们带给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去看看。

嗯，通往冷藏室的厨房地板上还有水渍，冷藏室的门开着，冷气关掉了，但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线索。

阿隆松转而来到比令厄的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敲门。其中有三栋房子里有人在家，从这三户人家那里他得知，尤里乌斯·延松是个小偷，是骗子，没人愿意跟他来往，从昨晚到现在，没人听见或看见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要说尤里乌斯·延松卷进了什么丑闻，大家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

“把他抓进去吧。”邻居中最愤怒的那位请求道。

“可是因为什么呢？”探长疲惫地问。

“因为他晚上偷我鸡窝里的鸡蛋；因为他去年冬天偷了我新买的雪橇，还重新油漆了一遍，说那是他的；因为他用我的名字订了书，当书寄到的时候，他清空了我的信箱，让我来付账单；因为他试图向我十四岁的儿子卖他私酿的酒；因为他……”

“好，好，好，没问题。我会把他抓起来的，”探长说，“可我总得先找到他才行。”

阿隆松调转方向返回马尔姆雪平，大约行程过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通讯中心的同事打来的。一个来自维德歇尔名叫腾鲁斯的农民提供了一条有用的信息。当地一个人尽皆知的小偷一个小时前经过腾鲁斯家的田边，乘着一辆巡道车，行驶在比令厄与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之间那段废弃的铁路上。小车上还有一个老人、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带着墨镜的年轻人。据腾鲁斯说，这个年轻人好像是发号施令的，尽管他坐在那里，脚上穿着长筒袜，却没有穿鞋……

“我真他妈的弄不明白了。”阿隆松探长说着迅速调转了车头。因为速度太快，放在座位上的拖鞋也滚到了地板上。

走了两百米后，阿朗原本很慢的速度变得更慢了。他没有抱怨什么，但是尤里乌斯能看出他的膝盖犯病犯得很厉害。前面不远处右手边有一个小卖亭，尤里乌斯向阿朗承诺，如果他能坚持到那里，尤里乌斯会请他吃一根香肠，因为他请得起，然后他会搞定某种交通工具。阿朗回答说，他此生从来没有因为一点疼痛而抱怨过，他现在也不打算抱怨，不过能得到一个热狗，那还是不错的。

尤里乌斯加快了脚步，阿朗一步一滑地跟在后面。当阿朗来到小卖亭前的时候，尤里乌斯的热狗已经烤了一半。此外他还做了些别的。

“阿朗，”他说，“来，这是本尼。他是我们的新司机。”

本尼是小卖亭的老板，五十多岁，头发一点没掉，后面还留着个马尾辫。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尤里乌斯买了一个热狗、一瓶芬达，还买了本尼那辆银色的、1988年款的梅赛德斯，包括本尼，总共十万克朗。

阿朗看了看仍然站在柜台后面的小卖亭老板。

“我们是把你也买下了呢，还是仅仅只是租用了你？”他终于说道。

“你们买下了汽车，而司机是租用的，”本尼回答说，“先租十天，然后我们再商量。此外这个价格还包含一根香肠。我可以用维也纳香肠[25]吗？”

“不，不行。”如果可以的话，阿朗希望得到一根普通的烤香肠。还有，阿朗说，他认为，就算包含司机，十万克朗对于一辆这么旧的汽车来说也太多了，所以现在如果他还想来一杯巧克力奶，应该不算过分。

本尼立刻就答应了。此刻他就要离开他的小卖亭了，他觉得一杯Pucko巧克力奶还是没问题的。生意一直亏损，在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开小卖亭，从一开始就是个糟糕的主意。

事实上，本尼说，早在两位老先生适时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有了要去过另一种生活的打算，不过去做私人司机，这是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

考虑到小卖亭老板的话，阿朗建议说，本尼应该在行李中装上一整箱Pucko巧克力奶。另一边，尤里乌斯向本尼保证，如果他现在能把他的小卖亭工作帽摘掉的话，到时候将会得到一顶私人司机的棒球帽。他可以从小卖亭里出来了，因为出发的时间到了。

本尼认为，作为司机，不应该跟雇主争论什么，于是他便照做了。工作帽被扔进了垃圾桶，Pucko巧克力奶被装进了后备箱，同时还有几瓶芬达。不过那个旅行箱，尤里乌斯更愿意拿在自己身边，放在后排座位上。阿朗坐到了前排，在那里他可以舒服地把腿伸直。

随后，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迄今为止唯一的小卖亭老板坐到了方向盘的后面——这辆梅赛德斯，直到几分钟前还是他的，而现在则卖给了跟本尼同行的这两位先生。

“两位先生想去哪里？”本尼问。

“往北走如何？”尤里乌斯问。

“好的，不错，”阿朗说，“或者往南走也行。”

“那我们就往南。”尤里乌斯说。

“好，往南。”本尼说着，挂上了档。

十分钟后，阿隆松探长来到了奥克什。他沿着铁轨一路找过来，在厂区外发现了一辆老旧的巡道车。

但小车是空的，找不到什么线索。工厂后面的工人们正在往集装箱上装载某种管子，没有人看见巡道车是什么时候开到这里来的。倒是午饭过后，有两个老头从不远处的那条路上走过，其中一个拖着一个很大的旅行箱，另一个走在后面。他们朝加油站和小卖亭走去，不过后来他们去了哪里，这就没人知道了。

阿隆松想，真的只有两个人吗？难道不是三个人？可是工人们却没有看到那第三个人。

把车开向加油站和小卖亭的时候，阿隆松思考着这些新获得的信息，可这会儿他觉得思路比之前更乱了。

他先是在小卖亭前停了下来。他有点饿了，正好可以买根香肠。可是小卖亭自然已经关了。在这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小卖亭肯定开不下去，阿隆松想着，继续朝加油站开去。那里的人什么都没看到，也什么都没听到。不过他们倒是可以卖给阿隆松一根香肠，虽然它吃起来有股汽油的味道。

在吃完简便午餐之后，阿隆松继续前往伊卡商场[26]、花店和房产中介处。斯蒂克布鲁克街上只能见到寥寥几位市民，有的是出门遛狗的，有的是推着童车出来的，还有并肩行走的夫妇。他停下车，向他们打听情况。可是没有人见过两个或三个拖着旅行箱的男人。线索在厂区与国家石油公司加油站之间戛然而止。阿隆松探长决定，返回马尔姆雪平。他有一双拖鞋需要进行鉴定。

探长约然·阿隆松在车里给省警察厅厅长打了个电话，汇报了现在的状况。警察厅长很是感谢，因为下午两点，他将在普列文花园酒店举行一个记者会，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找到什么可说的。

警察厅长有点爱出风头，但凡有机会，他都不会甘居幕后。现在，阿隆松探长给了他一点小小的素材，他终于有东西可以发布了。

在阿隆松赶回马尔姆雪平阻止他之前（就算赶回来也阻止不了），警察厅长在记者会上做了一些添油加醋的扩展。警察厅长说，正如本地报纸的网络版在前一天所猜测的那样，阿朗·卡尔松的失踪事件现在发展成了一起疑似绑架案。另外警察还了解到，卡尔松还活着，不过落到了地下组织成员的手中。

记者们当然问了很多问题，好在警察厅长都能应付自如。他还添油加醋地说，卡尔松和疑似绑架他的劫匪，当天午饭时间曾在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小镇出现过。他鼓励警察的朋友——全体民众，如果发现什么线索，及时跟警方联系。

让警察厅长感到失望的是，电视报道组好像已经回家了，这都怪阿隆松这个懒鬼没能早点找出绑架者的信息。不过好在《快报》和《晚报》[27]的记者还在，本地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也在。在普列文花园酒店餐厅的最后一排还站着一个人，警察厅长之前一天没见过他，也许是瑞典通讯社的记者？

赫因肯不是瑞通社的，他是斯德哥尔摩的老板派来的。他开始确信，不管出了什么事，博尔特肯定是拿了那些钱。这下，他可死定了。

当阿隆松探长来到普列文花园酒店的时候，媒体记者们已经散了。半路上，阿隆松去老年公寓停了一下，证实了他找到的那双拖鞋是阿朗·卡尔松的。（爱丽丝小姐闻了闻拖鞋，一脸嫌恶地点了点头。）

阿隆松很不幸地在酒店的门厅里撞见了他的警察厅长，被告知了记者会的情况，并且得到一个任务：去演好这场戏，不能让事实跟警察厅长白天向记者们所介绍的出现任何逻辑上的冲突。

随后警察厅长就管自己走了，他还有一些事要处理，比如是时候联系检察官介入这个案子了。

阿隆松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在脑子里仔细地回顾最近去过的地方。在这些事件中，阿隆松把视线聚焦在乘坐巡道车的那三个人的内在关系上。腾鲁斯说，卡尔松和延松并没有受到巡道车上那名旅客的胁迫，如果他的判断是错的，那这就是一起人质事件。警察厅长刚刚在记者会上确立了这一点。可是这违背了一个理论——警察厅长的话很少是对的。此外，也有证人看见卡尔松和延松走在奥克什街头——带着一个旅行箱。难道是卡尔松和延松这俩老头制服了年轻健壮的Never Again成员，把他扔进了一条水沟里？

难以置信，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阿隆松决定再次把埃斯基尔斯蒂纳的警犬招来。对于警犬和它的训练员来说，这次得走很长的路，从农民腾鲁斯家的田地走到奥克什的厂区。那位Never Again的成员就是在两地之间的某处失踪的。

而卡尔松和延松本人则在厂区后门与国家石油公司加油站之间的某处人间蒸发了——这之间只有两百米的距离。他们消失在了地球的表面，没有一个活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段路上唯一存在之物是一家关了门的小卖亭。

阿隆松的手机响了。是通讯中心打来的，有一个新的信息。这一回，有人在米约尔比[28]见到了百岁老人，他坐在一辆梅赛德斯的前排座上，可能是被那个坐在方向盘后扎着马尾辫的中年男子绑架了。

“我们要去核实一下这条最新的信息吗？”他的同事问道。

“不用。”阿隆松叹了一口气道。

在这一行浸淫了很久，阿隆松学会了区分垃圾和真正有用的信息。尽管很多情况都还笼罩在迷雾中，但只要想到这一点，他还是深感慰藉。

本尼在米约尔比这个地方停车加油。尤里乌斯小心翼翼地打开旅行箱，抽出一张五百克朗钞票付了钱。

然后尤里乌斯说，他想活动一下腿脚，请阿朗留在车里照看箱子。辛苦了一天，阿朗很累了，他说他保证不会走开。

本尼加完油，坐到了方向盘后。尤里乌斯很快就回来了，告诉他下面该怎么走。梅赛德斯车继续驶向南方。

过了一会儿，尤里乌斯在后排座上沙沙沙地弄起了什么东西，他把一袋拆开的波利糖递给前排的阿朗和本尼。

“看看我偷来了什么。”他说。

阿朗扬了扬眉毛：

“箱子里有五千万，你还去偷糖果？”

“你们的箱子里有五千万克朗？”本尼说。

“耶！”阿朗说。

“确切地说没有这么多，”尤里乌斯说，“因为我们给了你十万克朗。”

“外加五百克朗油钱。”阿朗说。

本尼沉默了几秒钟。

“这么说，箱子里有四千九百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克朗？”

“你算得很快。”阿朗说。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尤里乌斯说，跟他们的私人司机解释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本尼听完之后想要终止它们之间的合同，也请自便。

对于本尼来说，最难理解的一段情节是，一个人就这样死了，然后被运出了国。不过这属于一起事故，是的，即使是酒精惹的祸。本尼自己是滴酒不沾的。

这位新上任的司机在脑子里把这个故事又重新回顾了一遍，他想，这五千万克朗肯定从一开始就落在了坏人手中，这些钱现在也许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另外，他也不希望在获得新工作的头一天就辞职不干。

于是本尼承诺，他将留守自己的岗位，并询问两位先生下一步有何打算。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打算问更多的问题，本尼认为，对于私人司机来说，好奇可不是什么优秀品质。不过现在他有点儿像是从犯了。

阿朗和尤里乌斯承认，他们没有任何计划。不过他们也许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直到走不下去为止。然后他们找个地方住下来，再仔仔细细地研究下面的计划。就这样吧。

“五千万克朗。”他给梅赛德斯车挂上了一挡，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笑容。

“是四千九百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克朗。”阿朗纠正道。

有了这笔钱，尤里乌斯保证他将不再为了偷东西而去偷东西。他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小偷，他不适合干别的。不过他还是做了保证。“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尤里乌斯，”尤里乌斯说，“他很少承诺什么事情，但如果他做出了承诺，就会信守承诺。”

旅行在继续，车厢里一片宁静。阿朗刚刚在他的前排座上睡着了，尤里乌斯又吃了一颗波利糖，而本尼则哼唱着一首他说不上名字的歌谣。

一个获得了故事线索的晚报记者，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不出几个小时，《快报》和《晚报》的记者就对整个事件有了比警察厅长下午在记者会上发布的更清晰的图景。这一回《快报》赢过了《晚报》，该报记者首先找到了售票员罗尼·霍尔特，来到他家，作为交换，承诺给他家那只孤单的母猫找一个男朋友，然后让他跟随《快报》的记者来到埃斯基尔斯蒂纳的一家酒店过夜，使得《晚报》的记者无法找到他。一开始霍尔特不敢讲什么，他还记得那个年轻人曾经威胁过他的话。不过记者向霍尔特保证，对他的采访将会做匿名处理；另外他还郑重表示，现在霍尔特不会有事的，那个摩托车俱乐部知道警方已经插手了这个案子。

不过《快报》并不满足于只采访到霍尔特，那个巴士司机也被抓进了这张网络，还有比令厄的村民、维德歇尔的那个农民，以及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镇上的各种人。所有这些采访构成了第二天见报的多篇极具戏剧性的报道。虽然这些文章充满了错误的假想，但无论如何，还是体现了这位记者良好的职业素质。

银色的梅赛德斯在公路上飞驰。慢慢地，尤里乌斯也在车里睡着了。阿朗在前排打着呼噜，尤里乌斯在后排靠着那个不太舒服的旅行箱当枕头。这个时候，本尼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了路线。

在米约尔比的时候，本尼决定离开欧洲4号高速公路，选择去往特拉诺斯[29]的三十二号国家公路。然而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却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南。进入克鲁努贝里省后不久，他又拐了个弯，开进了斯莫兰[30]茂密的森林中。他希望能在林中找到一处适合过夜的地方。

阿朗醒了过来，问是不是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汽车前排的说话声也吵醒了尤里乌斯。他环顾左右，到处都是森林，便问他们这是在哪儿。

本尼说，现在他们在韦克舍[31]以北几十公里处。就在两位先生睡觉的时候，他想了一些问题。

他想到的是，出于安全的原因，最好找一处稳妥的地方过夜。他们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在找他们，不过那个占有这箱五千万黑钱的人，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本尼避开了那条通往韦克舍的路，现在他们正在靠近一个不太显眼的村子鲁特奈[32]。本尼的意思是，看看在那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投宿的旅店。

“你想得很对，”尤里乌斯表扬道，“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

尤里乌斯说了他的想法。在鲁特奈也许能遇上一家一般人找不到的、小小的、破旧的旅店，可是如果一个晚上突然来了三位没有预订的先生，肯定会在村子里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是在林子的某处找个农庄或村舍，付点钱请求房主做点饭菜留宿比较好。

本尼承认尤里乌斯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他一看见前面有条不起眼的碎石路，便立刻拐了上去。

三个男人开过大约四公里弯弯曲曲的小路，看到了路边的一个信箱。这时黄昏已经降临了。信箱上写着“Sjötorp”（湖畔居），旁边有一个出口，似乎就是去往那里的路。没错，沿着这条蜿蜒小路开出一百米后，出现了一栋房子。这是一栋大红色的小屋，屋角是白色的，两层楼，旁边还有一间牛棚，不远处的湖边还有一间曾经用作工具棚的小屋。

从这一切来看，是有人住在这里的。本尼开着梅赛德斯，缓缓地滑行到住宅的大门口。这时出来了一个少妇，一头红色的鬈发，身上穿着一件更红的运动衫，脚边跟着一条阿尔萨斯犬。

几个人从梅赛德斯车里下来，走到少妇跟前。尤里乌斯斜眼看着那条狗，不过它似乎并不准备发起攻击。相反，它十分好奇，甚至相当友好地看着这些客人。

尤里乌斯这才敢把目光从狗的身上移开，转向少妇。他礼貌地问候了晚上好，诉说了他们想在这里过夜并得到一些食物的愿望。

女人看着她面前这个鱼龙混杂的组合：一个老头，一个半老头子，还有一个……嗯，她不得不承认，这是相当英俊的男人，而且正当年。还留着一根马尾辫！她在心里笑了笑，尤里乌斯以为她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没想到她却说：

“这儿可不是他妈的旅馆！”

唉，阿朗想，他真的想要一些吃的，还有一张床。他既然做了决定，打算继续活下去，生命就得要消耗体力。要说老年公寓有什么好的，那就是至少不会让他感到浑身疼痛。

尤里乌斯也很失望，他说他和他的朋友迷路了，现在感到很累，他们当然是会给钱的，只需在这里过个夜，哪怕不吃饭也行。

“如果你给我们一个地方睡觉，我们可以一人付你一千克朗。”尤里乌斯试探道。

“一千克朗？”女人说，“你们是逃犯吗？”

这女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尤里乌斯没有理会她的问题，而是再次解释说，他们走了很多路，对他自己来说，倒还能再坚持一段，可是这位阿朗的年纪却吃不消了。

“我昨天刚满一百岁。”阿朗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

“一百岁？”女人像是被吓倒了，“真是太操蛋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看起来像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好吧，操，”女人终于说，“那你们可以留下来。不过我可不要那几千块钱。我说了，我他妈的可不是开旅馆的。”

本尼赞赏地看着她。他还从来没听到过一个女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骂出这么多脏话。他觉得这听起来很迷人。

“美女，”他说，“我能摸一摸这条狗吗？”

“美女？”女人说，“你瞎了吗？不过摸吧，操。博思特很乖的。你们可以住在二楼，一人一间，这儿有的是地方。床单是干净的，不过要小心地板上的耗子药。一个小时后吃饭。”

女人从三个客人面前走过，朝牛棚走去，博思特忠诚地跟在她的右边。本尼喊了她一声，问美女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回头，只回答说她叫古妮拉，不过她觉得“美女”这个称呼听起来不错，所以“请继续这么叫吧，操”。本尼保证一定遵命。

“我觉得我爱上她了。”本尼说。

“我只知道我累了。”阿朗说。

就在这时，从牛棚里传来一声吼叫，这一叫，把累得半死的阿朗都被吓得睁大了眼睛。这叫声貌似是一头非常巨大的、可能受伤的动物发出来的。

“把嘴张开，宋娅，”美女说道，“他妈的我来了。”

第七章　1929年至1939年

于克斯霍尔特的那栋小屋一片破败景象。在阿朗被隆德伯里教授看管的岁月里，小屋已经杂草丛生。瓦片被风从屋顶上吹落，在地上摔得到处都是。茅房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坍塌了，厨房唯一的一扇窗户敞开着，被风撞得咣咣作响。

阿朗站在门外撒尿，他已经没有茅房可用了。撒完后，他走进落满灰尘的厨房，坐了下来，任凭窗户开着。他饿了，但却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去看食品柜里有些什么。他很清楚，那不会给他带来愉悦的。

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可是家，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让他觉得如此遥远。也许是时候跟过去一刀两断了，他应该离开了。是的，就这么定了。

阿朗找出他的炸弹，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往自行车筐里装满他觉得有用的细碎。1929年6月3日的黄昏，他走了，离开了于克斯霍尔特，离开了弗伦。炸药包按照计划在三十分钟后被精确地引爆了。于克斯霍尔特的那栋小屋被炸飞到空中，最近的那户邻居家的奶牛又一次流产了。

又过了一小时后，阿朗被带到了弗伦的警察局里，一边吃晚饭，一边听警察局长克鲁克的大声训斥。弗伦的警察局刚刚配备了警车，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把自家房子炸成碎片的男子。

这一回，被起诉的罪名更加明确了。

“进行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破坏活动。”警察局长克鲁克威严地说。

“你能把面包递给我吗？”阿朗问。

克鲁克没有那么做，相反，他开始大声训斥他面前这位可怜的伙计——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情愿从事违法活动，好让自己吃上一顿晚饭。克鲁克一直大声训斥着，直到阿朗吃完，被带到了跟上次进来时住的同一间牢房。

“你们没在这里放一份今天的报纸吗？”阿朗问，“我是说，我晚上要读的。”

警察局长克鲁克没有理他，而是熄掉了天花板上的灯，关上了门。第二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乌普萨拉的那座“疯人院”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把阿朗·卡尔松接走。

可是，本哈德·隆德伯里手下的人却不想再听了。卡尔松已经被处理过了，现在他们还有其他人要做阉割和分析，警察局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把这个国家从多少人手里拯救出来：犹太人、流浪汉、黑人、半黑人、白痴等等等等。卡尔松先生把自己的房子炸飞，这不够让他再次取得去往乌普萨拉的资格。对于自己的房子，我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警察局长难道不这么认为吗？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吗？

最后警察局长克鲁克放下了听筒，他搞不明白这些大城市的人是怎么想的。他很后悔前一天晚上没让卡尔松骑车离开这个辖区，他本来都已经要离开了……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上午经过一番成功的协商之后，阿朗·卡尔松重新骑上了他的自行车，后面拖着个车筐。这一回，他在包裹里带上了三天的食物，两床毛毯，以备天冷时拿出来盖。他向克鲁克警长挥手告别，可是克鲁克却没有向他挥手。阿朗骑着自行车向北出发，因为他觉得，向北骑跟往其他方向骑没有什么区别。

中午时分，这条路带他来到了海勒福士奈斯[33]。路还在往前延伸。阿朗在一块长满草的斜坡上坐了下来，铺上一张毯子，打开了装着食物的包裹。他一边就着德式香肠咀嚼一片糖浆面包，一边研究起恰巧出现在他眼前的这座工厂。工厂的外面，放着一堆铸铁炮筒。阿朗心想，这座工厂是生产大炮的，进行爆破的时候，也许需要有人来检查爆破是否成功。于是他觉得，离开于克斯霍尔特越远越好不是终极目的。海勒福士奈斯也许是个合适的落脚点，如果在这里能得到工作的话。

因为看到炮筒，便想到有人可能会需要他那种特殊的能力，阿朗的这种联想似乎有点天真。可尽管如此，事情却正如他所料。阿朗跟工厂厂长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谈，他略去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经历。随后，便得到了一份点火技术员的工作。

他肯定会适应这里的，阿朗觉得。

海勒福士奈斯铸造厂的大炮生产不温不火，订单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世界大战后[34]国防大臣佩尔·阿尔宾·汉松[35]削减了军费拨款，而此时古斯塔夫五世国王却在王宫里气得咬牙切齿。佩尔·阿尔宾是一个善于分析的人，他认为，以史为鉴，瑞典应该在战争开始前，而不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对军队进行更好的装备。不过他还认为，现在扩充军备没有必要，可以等到十年后再说。此外，现在有国际联盟[36]。

这给南曼兰省这家铸造厂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人们开始走一种更为和平的生产路线，另一方面，很多人失业了。

然而阿朗却没有失业，因为点火技术员是一种稀缺商品。只要阿朗在那里一天，厂长就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阿朗可以说是各种爆炸物的专家。在这之前，厂长必须完全信任他原来的那位点火技术员，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因为那是个外国人，几乎不会说瑞典语，他的头发是黑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是黑的，也不知道他是否值得信赖。尽管如此，厂长还是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

但阿朗从不以肤色来区分人，他一直认为隆德伯里教授的话有点奇怪。相反，他很好奇能见到此生中第一位黑人（或者黑女人，这都一样）。他满怀期待地读着报纸上的广告：约瑟芬·贝克[37]要去斯德哥尔摩了。不过能见到埃斯特班——他那位白里透黑的西班牙点火技术员同事，他已经很满意了。

阿朗和埃斯特班相处得很好，他们一同住在工厂旁边的一间小工棚里。埃斯特班跟他讲起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他在马德里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个姑娘，跟她偷偷地开始了一段纯真的关系。可是他不知道，她的父亲是首相米戈尔·普里·德里维拉[38]。这个人可没谁敢得罪。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统治着整个国家，国王成了他的跟屁虫，什么用都派不上。“首相”这个称呼只是“独裁者”的另一种好听的说法，埃斯特班说。可是他的女儿实在是太漂亮了！

埃斯特班的工人背景没能让他的“准岳父”感到满意，因此，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米戈尔·普里·德里维拉的见面中，埃斯特班被告知他有两个选项：一是从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滚得越远越好；二是立刻在脖子上吃一颗子弹。

就在普里·德里维拉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埃斯特班回答说，他刚刚决定，选第一个选项。他迅速地从那间屋子退了出去，没有把脖子暴露给拿枪的男人，也没有朝那个哭泣的姑娘站的方向看上一眼。

滚得越远越好，埃斯特班想，那就往北走，一直往北一直往北，直到看见冬天的湖泊结了冰，他想这应该够远了吧？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留在了这里。铸造厂的这份工作是三年前，他通过一位天主教神父的翻译而获得的。上帝会宽恕他的——他捏造了事实，说自己在西班牙是从事火药工作的，而实际上，他只是采摘西红柿的。

在那之后，埃斯特班学会了简单的瑞典语，并且变身为一名相当能干的点火技术员。而现在，有阿朗在身边，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专业人士。

阿朗在铸造厂的工棚里过得很好。在埃斯特班的教授下，一年后，他已经可以让他的西班牙语被人听懂了。两年后，他的西班牙语变得十分流利。不过，埃斯特班花了三年时间才放弃了努力，不再试图让阿朗去理解“国际社会主义”的西班牙版本。他尝试了所有办法，但阿朗就是不为所动。埃斯特班无法理解他最好的朋友在这方面的性格。阿朗并非对于这件事持相反的观点，并说出他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观点。也许，没有观点正是阿朗的观点？埃斯特班最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了这样的结论：他不懂这个。

相反，阿朗心里大约也有着同样的困扰。埃斯特班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被该死的政治所毒害，变得无可救药。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季节变换，又过了几年，阿朗的生活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变。起因是埃斯特班得到消息，普里·德里维拉下台，逃离了西班牙。现在，民主真的到来了，也许纯粹的社会主义就将实现了，埃斯特班可不想错过这个。

因此他打算尽快回家。铸造厂的状况越来越差，因为佩尔·阿尔宾先生坚信，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埃斯特班觉得，他们这两位点火技术员随时都有可能被踢走。他的朋友阿朗有什么打算呢？他会不会考虑跟他一起走？

阿朗考虑了一下。一方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管是西班牙政治还是别的什么政治。这种状况只会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西班牙地处国外，就像所有国家一样（瑞典除外）。在读了那么多关于外国的书之后，能够真正地去那里体验一把也不错。走在马路上，他们甚至会撞到一个或两个黑人吧？

埃斯特班向他保证，他们在西班牙的街头至少会遇到一个黑人，这样一来阿朗就没法拒绝了。两个好哥们仔细地讨论了一下具体事务。他们很快达成共识：铸造厂的厂长是个“愚蠢的恶魔”（这是他们的原话），不配得到任何尊重。他们决定：等拿到本周的工资后，悄悄地离开这里。

于是在星期天的早晨，阿朗和埃斯特班五点起床，骑上自行车，后面带个车筐，向南出发了，目的地西班牙。半路上，埃斯特班打算顺便到厂长住的那栋别墅门口停一下，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把牛奶送到厂长家的门口，埃斯特班要在牛奶瓶上好好地来上一泡晨间的屎尿——这都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埃斯特班一直忍受着厂长和他那两个十多岁的儿子管他叫“猴子”。

“报复是不好的，”阿朗教育他说，“报复就像是政治，冤冤相报，最后只会越来越糟，恶性循环。”

可是埃斯特班仍然坚持这么做。仅仅因为有的人手臂上长了点毛，不能把厂长的语言说得那么好，他就是猴子吗？

阿朗表示理解。于是哥儿俩做了个合理的妥协，达成共识：埃斯特班可以往牛奶瓶上撒尿，但不能在上面拉屎。

就这样，海勒福士奈斯的铸造厂不再拥有两位点火技术员，而是一位都没有了。当天早晨就有人跟厂长说了，看见阿朗和埃斯特班骑着自行车，拖着个车筐朝卡尔林霍尔姆或者更南的地方跑了。所以星期天的上午，当厂长坐在自家别墅的门廊里，若有所思地喝着一杯西格莉德像平常一样倒给他的牛奶，吃着杏仁饼干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接下来的这周将会立刻遭遇工人短缺。而让厂长心情更糟的是，这饼干的味道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它们显然有一股氨臭味儿。

厂长决定做完礼拜后再来算账，到时候他一定要把西格莉德的耳朵给揪下来。待会儿他得再要一瓶牛奶，好尽可能地把嘴里那恶心的味道去除干净。

就这样，阿朗·卡尔松来到了西班牙。他用三个月的时间穿越了欧洲，一路上遇到了比他之前梦想的多得多的黑人。不过从第一个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兴趣，除了肤色以外，他们没有任何不同，此外他们全都说着奇怪的语言，不过维京人也是这样的，那些从斯莫兰南下的维京人。那个隆德伯里可能在小时候被黑人吓到过，阿朗心想。

阿朗和他的朋友埃斯特班来到了一个混乱的国度。国王逃到了罗马，君主制被共和国所取代。左翼人士高呼革命，而右翼阵营则对斯大林俄国发生的事深感恐惧。这里也会变成那样吗？

紧接着右翼势力发动了一起未遂的军事政变，然后是左翼阵营的总罢工，然后是全民选举。左翼阵营赢得了大选，右翼闷闷不乐，或者相反，反正阿朗也不是很知道。不管怎样，最后变成了战争。

阿朗身在外国，没有更好的主意，只得紧紧跟在他的朋友埃斯特班的后面。埃斯特班应征入了伍，很快就成为陆军中士，因为排长得知，他懂得把东西炸飞的技术。

阿朗的朋友自豪地穿上了军装，期待着为战争做出自己的第一份贡献。他们排得到了一个任务，去炸毁阿拉贡[39]山谷里的两座桥梁。埃斯特班所在的小组被分到去炸第一座桥。他是那样信心满满、兴高采烈，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左手握着步枪，把它举向空中，大喊：

“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法西斯分子……”

埃斯特班还没来得及说完，他的脑壳和一条肩膀就被这场战役中敌人扔出的第一颗手榴弹给炸掉了。爆炸发生的时候，阿朗站在20多米远的地方，因此没有被他朋友飞溅的身体弄脏。他的残肢，散落在了那块石头的四周——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真叫人匪夷所思。小组里的一个二等兵哭了起来。阿朗仔细检查了朋友身上残留的部分，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把那些残肢捡回来了。

“你真应该留在海勒福士奈斯。”阿朗说。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想念起在于克斯霍尔特那栋小屋外砍柴的日子了。

炸死埃斯特班的那枚手榴弹也许是这场战役的第一枚，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枚。阿朗想到了回家，但是突然之间，到处都在打仗了。此外，要回到瑞典，路途极其遥远，那里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东西在等他了。

于是阿朗找到了埃斯特班的连长，介绍说自己是欧洲大陆最顶尖的点火技术员，还说他可以考虑帮连长炸掉大桥和其他基础设施，作为交换，他要得到一日三餐，还有就是痛饮一次，当然是等到条件允许的时候。

连长正准备让人枪毙阿朗，因为他顽固地拒绝唱歌颂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的赞歌，并且要求穿便装——他是这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如果要让我去炸大桥的话，我要穿着我自己的羊毛衫去，否则的话你就自己去炸。”

事实上，这位连长也不是吃素的，可以听任一介草民这样欺负。可问题是，连长先生最懂炸药的士兵，几分钟前被炸成了碎片，散落在不远处一座山坡的石头上。

连长坐在他那可折叠的指挥椅上，思考着阿朗眼下的前途：是得到一份差事呢，还是被枪毙。这时一位排长在他的上司耳边轻轻说，那位刚刚不幸被炸成碎片的年轻中士曾经介绍说，这个奇怪的瑞典人是一位炸药技术的大师。

这件事起了决定作用。卡尔松先生得到了：1）留住了性命的机会，2）一日三餐，3）穿便装的权利，以及4）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时不时喝点酒的权利，不过得适量。作为交换，他要按照连长的要求，准确地炸毁目标。此外还有两名二等兵被抽调来盯着这个瑞典人，因为仍然无法排除他是间谍的可能。

时间日复一日地溜走，一年过去了。阿朗炸掉了应该炸掉的东西，干得非常出色。这不是一件没有危险的工作，他经常需要爬到或是潜到实际目标跟前，装上安有定时器的炸药，然后回到安全的地方。三个月后，看管阿朗的一位士兵阵亡了（他错误地直接爬进了敌营）。又过了半年，另一位士兵也阵亡了（他站起来想要伸展一下后背，立刻被子弹击中）。连长没有派别的看守来代替他俩，因为卡尔松先生已经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了。

阿朗认为，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把一大群人炸死，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很注意，要等桥上没人的时候再炸，比如阿朗在战争结束前炸的最后一座桥。不过就是这一次，当他装好炸药，爬回桥头的一片灌木丛的时候，敌军的一个巡逻队正好走过来，走在中间的是一个佩戴勋章的小男人。他们从桥的另一头走来，一点也没发现一个共和国军士兵正在附近，更没意识到，此刻他们正在走向死亡，马上就要跟埃斯特班和千千万万西班牙人一道，遁入永恒的黑暗。

然而这时，阿朗觉得够了。于是他从灌木中站了起来，挥舞起手臂。

“离开那里！”他朝那个佩戴勋章的小男人和他的团队喊道，“快跑，否则你们会被炸飞的！”

那个佩戴勋章的小男人后退了几步，可是他手下的人却将他围住。他们就这样护着他走过了大桥，直到来到阿朗所在的灌木丛前面才停下。八条枪对准了这个瑞典人，如果不是因为大桥在他们身后突然被炸飞，其中的一条枪肯定已经开火了。冲击波把那个佩戴勋章的小男人推到了阿朗的灌木丛中。混乱中，佩戴勋章的小男人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朝阿朗开枪的，子弹很可能会打错。此外他好像真的是平民。当烟雾散去时，他们不再认为需要把阿朗打死了。佩戴勋章的小男人拉着阿朗的手，对他说，一个真正的将军懂得如何进行褒奖。现在，巡逻队最好回到桥的另一头去，不管还有没有桥。如果他的救命恩人愿意一起去，他们一定非常欢迎，那样的话，将军会在那里好好地请他吃顿晚饭。

“安达卢西亚海鲜饭，”将军说，“我的厨师是从南部来的。你听得懂吗？[40]”

当然，阿朗听得懂。他明白他可能救了一位将军[41]的命，他明白肯定是因为他穿着沾满烂泥的羊毛衫而不是军装这一点帮了他，他明白他的战友们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明白出于自身健康的考虑，他最好换到战争的另一方去——但他仍然不明白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另外，他饿了。

“好的，非常荣幸，我的将军。[42]”阿朗说，“海鲜饭听着不错。也许还能来一杯红酒，或者两杯？”

十年前有一次，阿朗去海勒福士奈斯的铸造厂找工作。那一次他选择在他的履历表中删去了他曾在疯人院住了四年、后来又把自家的房子炸飞这些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面试才进行得那么顺利。

当阿朗跟佛朗哥将军[43]谈话的时候，他脑子里回想起了这些事。一方面，人不可以撒谎；另一方面，向将军揭露是阿朗自己在桥下安装了那些炸药、他被共和国军以平民身份雇佣了三年，这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倒不是阿朗害怕讲这些，不过在现在这种状况下，他的赌注是一顿晚餐和一场痛饮。既然有好吃好喝的，真相就暂时搁到一边吧，阿朗决定。他醉醺醺地向将军撒起谎来。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阿朗从共和国军的手里逃出来，恰好来到这片灌木丛中，亲眼看见有人安放了炸药——真幸运，否则的话他就不能提醒将军了。

至于阿朗来到西班牙、参加了这场战役的原因，是因为他被一位朋友诱骗到了这里，那个朋友跟已故的米戈尔·普里·德里维拉关系很近，可自从朋友死于敌人的手榴弹之后，为了活下去，阿朗只能独自战斗。他落入了共和国军的魔爪，不过最后幸运地逃脱了。

然后阿朗迅速地转换了话题，说起了他的父亲，说他曾是俄国沙皇尼古拉最亲近的人之一。父亲在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绝望战斗中死于非命。

晚餐是在将军的营帐里进行的。喝进肚里的红酒越多，阿朗对他父亲英勇事迹的杜撰也就越离谱。佛朗哥将军兴奋极了。他先是被救了一命，然后发现救他的人竟是尼古拉二世沙皇的近亲。

食物的味道非常精美，这位安达卢西亚厨师可不敢怠慢。红酒一杯接一杯没完没了地干着，为阿朗，为阿朗的父亲，为尼古拉沙皇，为沙皇的家人。最后将军给了阿朗一个拥抱，以表明他们都放下了自己的身份头衔。拥抱到一半，将军已经睡着了。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佛朗哥将军接手统治新的西班牙，并向阿朗提供了内务保镖的职位。阿朗对此表示感谢，但答复说，他也许该回家了，恳请弗朗西斯科[44]原谅。弗朗西斯科原谅了他，并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他给了阿朗将军的无保留的保护（“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示这个”），并让人像护送王子一般将阿朗护送到里斯本，将军认为，在那里肯定有船开往北方。

事实是，从里斯本可以坐船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阿朗站在码头上，想了一会儿。然后他找到一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轮船，在船长面前晃了晃将军给他的信，便立刻获准免费搭乘。他可以在船上得到一份生计，这也没有问题。

然而这艘船却不是开往瑞典的。不过在码头上阿朗已经问过自己，他要回瑞典做什么。他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回答。

第八章　005年5月3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三

下午的记者会结束后，赫因肯坐下来要了一罐啤酒，他得好好想想。但是无论怎么想，他都没办法把这些事组织到一块儿。博尔特会去绑架百岁老人吗？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吗？想着想着，赫因肯的头痛了起来，于是他不再费脑子，而是给老板打了电话，向他汇报说他没什么可汇报的。他得到的命令是，留在马尔姆雪平，等待后续的命令。

通完话，赫因肯又陷入了孤独，只有比尔森啤酒[45]陪着他。情况变得有点棘手，他不喜欢那种想不明白的感觉，他的头又痛了起来。于是他让思绪飞到了过去的时光，他坐在那里，回忆起童年在家的那些日子。

赫因肯是在布拉奥斯[46]开始他的犯罪生涯的，那里与阿朗和他的新朋友现在恰巧所在的地方相距只有二十公里。他在那里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混在一起，组建了摩托车俱乐部“暴力”[47]。赫因肯是首领，正是由他来决定，去哪一家小卖部偷盗香烟，也是他定下了“暴力”这个名字。是他不幸地把一个任务派给了他的女朋友：在十件新偷来的皮夹克上缝上摩托车俱乐部的名字。他的女朋友叫伊莎贝拉，从没在学校正经地学会拼写，既不会拼瑞典语单词，更不会拼英语单词。

于是出现了这样糟糕的情形：伊莎贝拉把“暴力”缝成了“小提琴”。[48]因为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在学校里都有着同样的学习业绩，而俱乐部之外的权威人士也不会关注到这一点，所以整个俱乐部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拼写错误。

所以当有一天，布拉奥斯的“小提琴”俱乐部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吃惊。这封信是韦克舍音乐厅的负责人写来的，在信上，他问俱乐部成员是否从事古典音乐的演奏，如果可以的话，是否愿意跟该市引以为自豪的室内管弦乐队Musica Vitae同台演出。

赫因肯觉得被挑衅了，认为是有人在嘲笑捉弄他。一天晚上，他没有去卖烟的便利店偷盗，而是去了韦克舍，往音乐厅的入口扔石子。这样做的目的是给那里的负责人一点教训。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只是赫因肯的皮手套不小心随着石子一起被扔了出去，落在了音乐厅的门厅里。警报立刻响了起来，所以这时去捡回自己财产并不明智。

失去一只手套很糟糕，他是骑摩托车的，这天夜里回布拉奥斯的路上，赫因肯的手一直冻着。更糟的是，赫因肯那不幸的女朋友，在手套上写了赫因肯的名字和地址，以防丢失。因此第二天上午，警察就把赫因肯抓去审讯了。

审讯中，赫因肯解释说，他是被音乐厅的负责人挑衅的，通过这种方式，他把“暴力”错写成“小提琴”的故事就通过斯莫兰邮局传开了，赫因肯成了整个布拉奥斯的笑柄。出于愤怒，在接下来对一家小卖亭实施抢劫的时候，他选择了把它烧掉，而不满足于只是把门踹开。这件事导致了那位睡在小卖亭里看店的土耳其—保加利亚店主，带着生活必需品从火海逃生。赫因肯把他的另一只手套落在了犯罪地点（跟第一只一样，上面工整地写着地址），没过多久，他就第一次进了精神病院[49]。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老板，刑期结束的时候，赫因肯觉得，最好把布拉奥斯和他的女朋友抛在脑后。他们都只会带来灾难。

不过“暴力”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他们也还保留着那些拼错了字母的皮夹克。不过俱乐部最近换了个业务领域。现在他们干的是汽车偷盗，并且把里程表往回拨——尤其是这一项，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就像俱乐部的新领导、赫因肯的弟弟经常说的那样，“没有什么比里程数突然减少了一半，更能让一辆汽车焕发青春了”。

赫因肯跟他的弟弟和过去的生活保持着零星的联系，但是他却不想回去。

“才他妈不呢。”赫因肯用这句话结束了对自己历史的回忆。

思考新的问题跟回忆旧的经历一样麻烦。还是再来一罐啤酒吧，然后，按照老板的命令，到旅馆住下。

当阿隆松探长跟警犬淇淇和她的训练员一起，从维德歇尔沿着铁路线经历漫长的路程徒步来到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的时候，天几乎已经黑了。

在这段路上，警犬没有任何反应。阿隆松怀疑她知不知道自己是来工作，而不是来傍晚散步的。不过当他们仨来到那辆丢弃的巡道车前的时候，警犬突然立正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她拎起了一只爪子，开始狂吠。阿隆松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这是有什么意思吗？”他问。

“是的，可以这么说。”警犬的训练员答道。

他解释说，淇淇会依据她想传达的意思，做出不同的姿势。

“那你就说她这是想要表达什么！”越来越不耐烦的阿隆松警长指着仍然用三条腿站在那里狂吠的警犬说道。

“这个，”训练员回答，“意思是巡道车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死人的身体。”

“死人的身体？一具死尸？”

“一具死尸。”

刹那间，阿隆松探长的眼前看到了Never Again的成员把可怜的百岁老人阿朗·卡尔松打死的情景。但是这个新的信息很快就跟已经储存在脑海里的信息融合在了一起。

“一定是恰恰相反。”他小声嘀咕着，顿感轻松了许多。

美女用煎牛排配土豆和越橘酱还有啤酒和老丹麦酒来招待他们。客人们都饿了，不过他们首先必须知道，刚才听到的牛棚里的动物是什么。

“那是宋娅，”美女说道，“我的大象。”

“大象？”尤里乌斯说。

“大象？”阿朗说。

“我觉得我认出了这个声音。”本尼说。

这位曾经的街头小卖亭老板遭遇了一见钟情。而现在，看第二眼的时候，他仍然不改初衷。这个胸脯很大、一直骂骂咧咧的红头发女人，就像是从帕西林纳[50]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这位芬兰作家虽然没有写到什么大象，不过本尼觉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头大象是一年前的一个八月的早晨来到美女的院子里偷苹果的。假如它会说话的话，它也许会告诉你，它是头一天晚上从韦克舍的马戏团里逃出来找水喝的，因为这头大象的饲养员也去城里找东西喝了——不过他找的是酒——而没有好好地坚守他的岗位。

黄昏的时候，它来到了海尔加湖，决定在喝水之外，再干点别的。洗个凉快的澡应该不错，大象这样想着，蹚进了浅浅的湖水。

突然，水一下子深了起来，大象不得不运用起它与生俱来的游泳能力。通常大象的思维都不像人那么有逻辑，这头大象证明了这一点，它选择游了两公里半的路程，来到了湖湾的另一头登陆，而不是回过头去——那样的话只需游四米就可以上岸。

大象的这种逻辑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这头大象很快就被马戏团和警察宣布了死亡。他们过了很久，才一路追随大象的足迹，发现它来到海尔加湖，下到了十五米深的湖湾里。二是这头活得好好的大象在夜色的保护下，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美女家的苹果树下，一路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上述过程美女当然不知道，不过她事后可以推断出大部分情节，因为她在本地报纸上读到，有一头大象失踪了，并被宣布死亡。美女心想，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在这种地方，应该不会有其他大象在外面走动，所以，那头死掉的大象和这头在她院子里活得好好的大象，应该是同一头。

美女先是给大象取了个名字——宋娅——纪念偶像松娅·海登布拉特[51]。然后花了几天时间磨合宋娅与阿尔萨斯犬博思特的关系，好让它们能够互相容忍对方。

然后就是冬天了，得不断地找食物给可怜的宋娅吃，她那么能吃，真是一头大象。好在美女的老父亲刚刚过世，留下了一百万克朗的遗产给他唯一的女儿（二十年前他退休时，卖掉了自己办得很好的制刷厂，然后妥善地管理了那笔钱）。因此美女停掉了她在鲁特奈医疗中心前台的工作，做起了狗和大象的全职妈妈。

然后又是春天了，宋娅又可以吃草和树叶了。就在这时，那辆梅赛德斯开进了院子，自打她那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两年前最后一次来看望女儿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来访。美女说，她不习惯跟命运作太多斗争，所以关于宋娅的事，她也从没打算向陌生的客人保密。

阿朗和尤里乌斯沉默地坐在那里，让美女的故事沉淀一下。本尼则说：

“可是它的叫声是怎么回事？我肯定她有什么地方很痛。”

美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你他妈的怎么能听出这个？”

本尼没有立刻回答她，而是吃进第一口饭，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然后他说：

“我是一个准兽医。你们想听哪个版本，长的还是短的？”

大家都认为长的版本更好，不过美女坚持认为，他和本尼首先应该去牛棚，让准兽医本尼看一看宋娅那只疼痛的左前脚。

晚餐桌上剩下了阿朗和尤里乌斯，他们都觉得奇怪，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兽医，怎么会成为一个失败的街头小卖亭老板，而且是在南曼兰省的荒郊野外。扎马尾辫的兽医，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时间真的脱节了。要是在龚纳·斯特兰[52]的时代，远远地，人们就能看得出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扎着马尾辫的财政大臣。”[53]尤里乌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可真是……”

本尼熟练地为可怜的宋娅做了检查，他以前在科尔马登野生动物园实习的时候干的就是这个。在第二根脚趾的趾甲里面，嵌着一根折断的树枝，使得脚上大片地方发炎了。美女曾试着把树枝拔出来，可是力气不够。本尼跟宋娅聊天让她镇静下来，然后他拿起钳子，用了不到两分钟就成功地拔出了树枝。

“我们需要抗生素，”本尼说，“大约要一公斤。”

“你只要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就知道该如何搞到它。”美女说。

不过要想买药，需要去鲁特奈进行一次夜行。在等待时机到来的这段时间里，本尼和美女又重新回到了餐桌。

每个人都吃得很香，大口喝着啤酒和老丹麦酒，只有本尼喝的是果汁。吃完饭，大家移到客厅里，坐到壁炉旁的扶手椅上。本尼被要求接着讲他当准兽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本尼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阿布，都是在斯德哥尔摩以南的恩舍德[54]长大的，有很多年，他们都去达拉那[55]的弗朗克叔叔那里度夏。这个叔叔，他们都管他叫阿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承包商人，他拥有并经营着一系列本地企业。阿弗叔叔卖的东西从房车到碎石子，无奇不有。除了吃饭睡觉，他的全部生活就只有工作。他也有过几段失败的感情，所有女人很快都对这个只会工作、吃饭和睡觉（星期天会洗个澡）的阿弗叔叔感到了厌倦。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很多个夏天，本尼和阿布都被父亲——阿弗叔叔的哥哥——送去了那里，说是孩子们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他可能想错了，因为本尼和阿布很快就被阿弗叔叔教着去照看碎石坑里的碎石机。两个男孩干得很好，尽管这份工作很辛苦，而且一连两个月，他们都得呼吸粉尘，而不是空气。吃晚饭的时候，阿弗叔叔会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好好念书，孩子们，否则你们就会跟我一样。”

那时，本尼和阿布都不觉得像阿弗叔叔那样有什么不好，直到后来，他因为自己操作不当，被碎石机夺走了生命。不过阿弗叔叔总是给人一种没怎么读过书的印象。他几乎不会写瑞典语，算术很差，英语一个字都不会。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能都答不出挪威的首都是奥斯陆。阿弗叔叔只会一件事，那就是做生意。他因此赚了很多钱，成了一个巨富。

阿弗叔叔去世的时候到底有多富，这个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不管怎么样，他在阿布十九岁、本尼快到十八岁的那年去世了。一天，一位律师联系到了阿布和本尼，告诉他们阿弗叔叔在遗嘱里提到了他俩，不过事情很复杂，需要见面再说。

于是阿布和本尼来到了律师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被告知，等到兄弟俩接受完大学教育的那一天，会有一笔他们想象不到的、数额巨大的钱在等着他俩。

还不止这个，在念书期间，通过律师的代理，兄弟俩每个月将得到一笔可观的、足以满足生活需求的零花钱。不过学业不能中断，否则零花钱将被取消。如果兄弟俩中的一个人取得了某种学位，可以养活自己了，零花钱也同样将被取消。好吧，遗嘱上还说了很多别的，一些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的细节，不过整个遗嘱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当兄弟俩双双毕业的时候，他们将会变得很富有。

阿布和本尼立刻报了一个七周的焊工班，并从律师那里得到确认，这应该是符合遗嘱要求的，“虽然我认为，你们的弗朗克叔叔所希望的也许是更高级一点的课程”。

然而课上到中途，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本尼彻底厌倦了被他哥哥欺负，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是时候告诉哥哥了，他俩很快就将成人，阿布应该去找别的人欺负了。

第二件是本尼发现，他一点也不想成为一名焊工，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太低了，他甚至都不想完成这个学业。

为此兄弟俩吵了一架，后来本尼成功地让自己申请上了一个植物学的课程，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律师的说法是，唯有这样来解释遗嘱：变更学习方向是完全符合规则的，只要中间没有出现断档。

因此阿布很快就完成了他的焊工学习，可是却不能从阿弗叔叔的钱里得到一个子儿，因为他的弟弟本尼仍然在上学。此外律师遵照遗嘱，随即取消了阿布每个月的零花钱。

这下兄弟俩真的成了敌人。一天夜里，阿布喝醉后砸烂了本尼新买的那辆漂亮的韦士柏12 cc[56]（是用那笔慷慨的学业津贴买的），于是兄弟间所有的手足情和互相体谅也就彻底结束了。

阿布像阿弗叔叔那样做起了生意，不过他也许没有叔叔的那种天赋。过了段时间，他搬去了西约特兰省[57]，一方面是为了开始新的生意，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己再去冲撞他那该死的弟弟。与此同时，本尼继续待在他的学业世界里，年复一年。前面说了，每个月的零花钱很可观，每当即将要拿到学位的时候，他就中止那门学科，转而开始一门新的——通过这种方式，本尼可以过得很好，而他的恶霸笨蛋哥哥则得继续等待他的那笔钱。

本尼就这样度过了三十年。直到那位年迈的律师有一天联系他，告诉他那些遗产已经用完了，每个月不再有零花钱可以支付，当然，他们也没有其他钱可以得到了。“简单地说，就是请你们兄弟忘了这笔遗产。”律师说。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仿佛就是为了照看这笔遗产而活着，仅仅两周之后，他就在自己的电视沙发上去世了。

这件事就发生在几个月前，突然间，本尼不得不去找工作了。可这时，这个全瑞典受过教育最多的人（之一），却遭受了恼人的挫折，因为用人市场要求的不是学习年份的纪录，而是拿得出手的文凭。本尼拥有至少十个差一点完成的高等学历，可尽管如此，他最终只能去投资一间街头小卖亭，好让自己有活可干。因为律师来通知那笔遗产现在已经被学完了，本尼和阿布也互相联系了一下。听着阿布那边的语气，本尼决定，他最近不会有去拜访哥哥的计划了。

本尼讲到这里，尤里乌斯开始担心美女会问出越来越冒失的逻辑问题，比如本尼怎么会跟尤里乌斯和阿朗在一起。不过美女在啤酒和老丹麦酒的帮助下，对细节已经不那么较真了。她觉得周围的事物开始恍惚起来，她坐在那里，感觉自己爱上了，这个老男人。

“除了准兽医之外，你还差一点变成了什么？”她目光闪烁着，问道。

本尼跟尤里乌斯想的一样，明白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可以讲得太细，所以他很感谢美女转换了问题的方向。可是他记不清所有事情了，他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课桌前学他的功课，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无论如何，本尼记得他差一点成了兽医，差一点成了全科医生，差一点成了建筑师，差一点成了工程师，差一点成了植物学家，差一点成了语言教师，差一点成了体育教育家，差一点成了历史学家，差一点成了一堆其他什么。在这些专业之外，还穿插着大量参差不齐的短期课程，他也都差一点学完了。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书呆子，因为有时候在同一个学期，他会同时学两门课程。

这时本尼又想起了一个他差一点去做的职业，他几乎都忘了。只见他站了起来，面朝美女，背诵道：

在我贫瘠又灰暗的生命中，

在我孤独又漫长的深夜里

我为你唱起这首歌，我的爱人，

我那第一缕绽放的笑容。

气氛顿时静了下来，唯有美女嘟哝了一句听不到的骂人话，同时她的脸颊红了。

“这是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特[58]的诗。”本尼解释道，“我借用他的话来感谢你向我们提供了晚餐和温暖的住处。我是不是没有说过我还差一点成为文学专家？”

随后本尼向前迈了一步，邀请美女在炉火前跳一支舞，她当即谢绝了，说发疯也他妈应该有个底限。不过尤里乌斯注意到，美女还是有点受宠若惊的。她把运动衫的拉链拉了上去，整了整缝口，好在本尼面前显得端庄一点。

这时阿朗起身告辞，其余三个人则开始喝咖啡，谁想喝的话还可以喝点白兰地。尤里乌斯开心地要了一整杯，而本尼则要了半杯。

尤里乌斯向美女抛出了一长串关于这栋房子和她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好奇，另一方面，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极力避免谈到他们自己是谁，要去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所有这些话题都被他绕开了，因为美女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成长，谈起了她的男人——她十八岁那年跟他结了婚，十年后把他踹了出去（这部分故事包含了大量脏话），谈起了她没有小孩，谈起了“湖畔居”——这曾经是她父母的夏季别墅，七年前母亲去世了，父亲让美女永久接管了整栋房子，谈起了鲁特奈医疗中心前台那真心叫人乏味的工作，谈起了那笔已经快被用完的遗产，谈起了她也许很快就将离开这里，去找点别的什么事干。

“我已经四十三岁了，”美女说，“他妈的半只脚已经跨进了坟墓。”

“你可别这么肯定。”尤里乌斯说。

训练员向淇淇发出新的指令，她从巡道车出发，一路闻了起来。阿隆松探长希望尸体能在某个地方出现，可是进入厂区才刚三十米，淇淇又开始转圈了，像是在胡乱地四下寻找什么，然后她用恳求的眼神看着训练员。

“淇淇是在说对不起，她无法说出尸体去了哪里。”训练员翻译道。

对于这个信息，训练员有点不像以前那么确定。阿隆松探长把这个回答理解为，淇淇从巡道车那里就把尸体跟丢了。不过假如淇淇会说话的话，她会告诉他们，尸体在失踪之前，实际上被搬进了厂区几米。阿隆松探长也许会因此展开调查，在最近的几个小时里，有哪些货车离开了厂区。那样的话，就会得到唯一的答案：一辆带拖车的长途卡车正驶向哥德堡，要在码头重新进行装载。假如它还没到的话，可以向欧洲二十号高速公路沿线的地方警区发出警报，可以示意那辆卡车在特罗尔海坦[59]市外的某处靠边停车。可是现在，那具尸体已经不在这个国家了。

大约三周后，一位年轻的埃及押货员坐在一艘刚刚驶离苏伊士运河的货船上，货舱里传来的恶臭让他痛苦不堪。

最后他实在无法容忍了。他弄湿了一块布，捂住嘴和鼻子。在一只木箱子里，他找到了原因：那里躺着一具腐烂了一半的尸体。

这位埃及水手想了一会儿。让这具尸体待在那儿毁掉他接下来的旅程这可不行。另外，如果这样的话，到了吉布提[60]，他肯定会被警察带去接受长时间的审问。大家都知道吉布提的警察会是什么德性。

可是要搬运尸体也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想法，不过最后他还是这么决定了。他先是清空了尸体的口袋，翻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费这么大的劲，总该有点收获——然后搬起尸体，把它从船舷上扔进了大海。

就这样，那个曾经身材纤细、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胡子蓬乱、穿着牛仔服、背后写着“Never Again”的小年轻，伴随着“哗”的一声溅起的水花，变成了红海里的鱼食。

“湖畔居”里的聊天在临近子夜的时候散了。尤里乌斯爬上二楼睡觉，而本尼和美女坐进梅赛德斯车里，准备造访关门后的鲁特奈医疗中心。半路上，他们在后排座发现了裹在毯子里的阿朗。阿朗醒了过来，解释说他先是到室外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那里想到了可以把汽车作为下榻之所，因为上到二楼的楼梯实在太难为他那副快要散架的膝盖，白天走得太长了。

“我已经不再是‘九〇’后了。”他说。

夜间行动从两人行变成了三人游，不过这当然没什么问题。美女就她的计划说了一些更多的细节。他们得进入医疗中心，美女有钥匙，她辞职的时候忘了把它交回去。到了那里他们要登录进厄尔兰德松医生的电脑，用他的名字发一个抗生素的处方，用美女的名字打印出来。这样做自然需要厄尔兰德松的登录信息，不过美女说，这不是问题，因为厄尔兰德松医生不仅是一个自大狂，还是一个该死的白痴。两年前安装新电脑系统的时候，是美女教的他如何打印出一份电子处方，也是她帮他选的用户名和密码。

梅赛德斯来到了设定的实施犯罪之地。本尼、阿朗和美女从车上下来，在发动进攻之前，分析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总是这么不巧，一辆汽车缓缓地经过他们所站的地方，司机惊讶地看着他们三个人，正如他们三个人吃惊地看着他一样。深更半夜，在鲁特奈的街头，能有一个大活人就已经是很轰动的事情了，而这天晚上居然有四个。

不过那辆车开走了，黑暗和寂静又重新降临。美女带着本尼和阿朗从后面的员工入口进入医疗中心，又进到了厄尔兰德松医生的房间。她在那里打开厄尔兰德松医生的电脑，登录了进去。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美女开心地咯咯咯傻笑起来，可这时，笑声突然毫无间隔地转换成一长串咒骂。她这会儿才发现，“一公斤抗生素”这样的处方是开不出来的。

“你就开红霉素、利福霉素、庆大霉素和利福平，每种250克，”本尼说，“我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攻克炎症。”

美女佩服地看着本尼。然后她请他坐下来，自己来输入他刚刚说的那些。本尼按她的要求做了，又添加了很多急救药品——日后如果遇到危险，带上些药总是好的。

走出医疗中心，就跟刚才闯进去一样容易，回去的路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本尼和美女帮着阿朗爬上了二楼。当“湖畔居”的最后一盏灯熄灭时，时钟的指向已接近夜里一点半了。

这会儿，没有多少人是醒着的，不过在布拉奥斯，离“湖畔居”二十公里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犯起了烟瘾。他是赫因肯的弟弟，“暴力”俱乐部的新头领。三小时前，他掐灭了手里最后一根烟，而很快，想再来一根的欲望就没完没了地涌了上来。他责骂自己没有在整个小镇打烊之前买烟——镇上的商店总是关得那么早。

起初他打算忍到第二天早晨，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了了。这时赫因肯的弟弟生出一个念头：重操旧业，去撬一家小卖亭。但不是在布拉奥斯，他得考虑会不会产生对他不利的传闻。他担心还不等罪行败露，大家就都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他的烟瘾太大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去鲁特奈，一刻钟就到。他把摩托车和俱乐部夹克留在了家里，穿上一件普通的衣服，开着那辆老旧的沃尔沃240汽车，缓缓地溜进了小镇。子夜刚过，在医疗中心那儿，他惊讶地看到三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男人，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非常老的老头。

赫因肯的弟弟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通常情况下，他也很少能对事情做出什么深入的分析）。他只是沿着那条路又往前开了一公里，停在了离小卖亭不远的一棵树下。他没能闯进小卖部，因为老板在门上安了铁栅栏。他只好回家，继续忍受烟瘾的折磨。

上午快十一点的时候，阿朗醒来了，感觉浑身是劲。他从窗户看出去，斯莫兰的松林围着斯莫兰的一个内湖铺展开去，这样的地理景象让阿朗想起了南曼兰省。看起来今天天气不错。

他穿上了他仅有的衣服，心想，也许应该花钱更新一下自己的衣柜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尤里乌斯和本尼，他们甚至连牙刷都没有带。

阿朗来到客厅，尤里乌斯和本尼正坐在那里吃早饭。早晨尤里乌斯已经出去散过步了，那时本尼还沉沉地睡着。美女在厨房里放出了盘子和杯子，写了一份说明书，让他们自助服务。而她则去了鲁特奈。信的末尾写道，先生们要在盘子里留下足够多的早餐，剩下的食物由博思特来处理。

阿朗向他们问候早上好，他们也问候他早上好。接着尤里乌斯补充道，他有一个想法，他们应该在“湖畔居”再待一个晚上，因为周围的环境实在太迷人了。阿朗问，是不是因为本尼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尤里乌斯施加了压力，他可是见证了前一天晚上本尼有多痴情。尤里乌斯回答说，早晨他不仅吃到了烤面包和鸡蛋，还听到了本尼的一大串论据，论证为什么说他们最好待在“湖畔居”，甚至待到夏天结束。不过再待一天的结论是尤里乌斯自己做出的。如果他们要走，那他们应该去哪里呢？难道不需要再花一天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吗？要想待在这里，唯一要做的就是他们仨讨论出一个站得住脚的故事，讲述他们是谁、要去哪里。当然，还需要征得美女的同意。

本尼兴致勃勃地听着阿朗和尤里乌斯的谈话，他当然百分百希望今晚能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他对美女的感觉相比前一天非但没有减少，相反，当他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因为没有立刻见到她，还有点失望。不过她好歹在信上写了“感谢昨晚的陪伴”，她指的是不是本尼背诵的那首诗？真希望她赶快回来。

可是差不多又等了一个小时，美女才走进院子。她下车的时候，本尼觉得她比上一次见到时更漂亮了。她把那件红色的运动衫换成了连衣裙，本尼怀疑她是不是还特地去了趟理发店。他急切地朝她走过去，大喊道：

“我的美女！欢迎回家！”

阿朗和尤里乌斯就站在他们身后，对眼前发生的示爱感到很开心。可就在美女开口的一瞬间，他们脸上的笑容没了。她先是径直走过本尼，又接着走过其他两人面前，然后停在“湖畔居”的楼梯口，转过身来，说：

“你们这帮混蛋！我全都知道了！现在我要知道更多的。到客厅来开会，马上！”

美女走进了屋子。

“如果她已经知道了一切，那她还想知道更多的什么？”本尼说。

“闭嘴，本尼。”尤里乌斯说。

“照她说的做吧。”阿朗说。

于是他们走进屋子，去面对命运。

美女的这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她先是给宋娅喂了新割的草料，然后打扮自己。她很不情愿地承认，她想在那个本尼面前显得漂亮一点。所以她把红色的运动衫换成了浅黄色的连衣裙，又把鬈曲的头发扎成了两根辫子。此外她还化了点妆，在早餐的食物里加了点香料，然后坐进自己那辆红色的大众帕萨特，去鲁特奈给家里补点供给。

博思特像平常一样坐在乘客座椅上，当汽车开到鲁特奈的伊卡商场门口时，他狂叫了起来。美女心想博思特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商场入口外面《快报》的封面标题才叫的。封面上有两张照片——下面那张是老头尤里乌斯的，上面那张是更老的老头阿朗的。标题写道：

警方怀 疑：

正在追踪的一著名

大盗的

犯罪团伙

绑架了一位

百岁老人

美女的脸涨得通红，思绪乱飞。她气炸了，当即放下所有的购物计划，因为那三个流氓将在午饭前离开她的房子！不过美女还是先去了药店，搞定了前一天夜里本尼键入的药品，然后给自己买了份《快报》，好了解上面关于这件事的更多细节。

越往下读，美女越是生气。可是同时，她又实在没法把这些事情弄到一块：本尼是Never Again的成员？尤里乌斯是大盗？谁绑架了谁？他们在一起看上去关系不错啊？

最后愤怒还是战胜了好奇，因为无论如何，她都被骗了。欺骗古妮拉·比约克隆德可是要付出代价！“我的美女！”呸！

她重新坐回到方向盘后面，忍不住又读了起来：“星期一，阿朗·卡尔松在自己的百岁生日当天从马尔姆雪平的老年公寓走失了。警方现在怀疑，他被犯罪组织Never Again摩托车俱乐部绑架了。据《快报》获悉，著名的大盗尤里乌斯·延松也卷入了其中。”

这里的信息和证词有一点混乱。阿朗·卡尔松被人看见出现在马尔姆雪平的汽车站台，然后他上了一辆开往斯特兰奈斯的车，让一位Never Again的成员变得很疯狂，可是等等……“三十多岁的金发男子……”这可完全不像对本尼的描述。美女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混乱还在继续：阿朗·卡尔松前一天被人看见坐着一辆巡道车出现在南曼兰省的森林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大盗延松和之前那名狂怒的Never Again成员。《快报》无法准确地说出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有一种推测是，阿朗·卡尔松受到了另两人的暴力胁迫——无论如何，在被《快报》记者施压了一阵子之后，维德歇尔的农民腾鲁斯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快报》还披露了另一个细节，就是街头小卖亭的老板本尼·永贝里在之前一天毫无征兆地失踪了，失踪地点就是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也就是百岁老人和大盗最后被人见到的地方。关于这个细节，旁边国家石油公司加油站的助理可以作证。

美女把报纸折起来，塞进博思特的嘴里，开车回森林小屋。现在她知道了，她家里有一个百岁老人、一个大盗和一个街头小卖亭老板这样三位客人。那个街头小卖亭老板，迷人又有魅力，还满腹医学知识，不过现在可没有时间浪漫。突然间美女不那么生气了，反倒有点难过起来。不过她让自己的愤怒恢复到适当的程度，好赶紧回家。

美女把《快报》从博思特的嘴里拽出来，摊开那个印有阿朗和尤里乌斯照片的头版，骂骂咧咧了一阵子，然后高声朗读起上面的文章。读完，她要求得到一个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三个都得在五分钟之内从这里离开。她说着把报纸折了起来，重新塞进了博思特的嘴里，双臂十字交叉在胸前，冰冷而坚定地说了一句：

“嗯？”

本尼看看阿朗，阿朗看看尤里乌斯，而尤里乌斯则爆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大盗，”他说，“我是大盗，这可不坏啊。”

可是美女似乎不为所动。她原本已经很红的脸颊变得更红了。她告诉尤里乌斯，如果她不能够马上得知报纸上说的是什么情况，尤里乌斯马上就将变成一个被打烂的大盗。然后她又跟这三个人重复了一遍她对自己说过的话：欺骗“湖畔居”的古妮拉·比约克隆德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让这番话显得更有力度，她从墙上取下了一杆老旧的猎枪。美女承认，它虽然没法射击了，但如果需要的话，它足以把大盗、小卖亭老板和老头的脑袋打爆。而且，看上去也的确如此。

尤里乌斯·延松的笑容很快熄灭了。本尼愣愣地站在地板上，两臂无力地垂在身旁。他唯一想的就是，桃花运正在离他而去。这时阿朗开口了，他请求美女给他们一点考虑时间。如果美女允许，他希望能跟尤里乌斯去旁边的屋子单独谈一谈。美女嘀咕了几句，同意了他的请求，不过警告阿朗，别想出什么愚蠢的举动。阿朗保证会照顾好自己，然后搀着尤里乌斯的胳膊，拉着他一同走进厨房，关上了房门。

阿朗一上来就问尤里乌斯，有没有什么跟他之前所想的不一样的、不会激怒美女的主意。尤里乌斯回答说，唯一能挽救整个局面的办法，就是邀请美女以某种形式参与箱子里那笔钱的分配。阿朗对此表示赞成，不过他也有不同意见：他和尤里乌斯偷了别人的旅行箱，在别人来要回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把人家杀掉了，然后干净利落地把尸体装进木箱子里运去非洲……把这些故事一天告诉一个新人，终究不太好。

尤里乌斯认为阿朗有点夸张了，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死了，而他是罪有应得。如果他们现在只是希望远离是非，直到这件事平息下去，那就不该让更多的人丧命。

阿朗说，他在匆忙中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可以把箱子里的钱分成四份：阿朗、尤里乌斯、本尼和美女各一份，那样的话就不用担心本尼和美女去跟外面的人说太多的事情。作为交换，他们大家可以在“湖畔居”待完整个夏天，此后那个摩托车俱乐部应该就不会再找过来了，如果那些人在找他们的话——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两千五百万，就为几个星期的庇护。”尤里乌斯叹了口气，不过他的身体语言却在说，他认为阿朗是对的。

厨房里的会议结束了，尤里乌斯和阿朗回到客厅。阿朗请本尼和美女再忍耐30秒钟，尤里乌斯则去了自己的房间，很快就拖了一个旅行箱出来。他把箱子放到客厅正中的长桌上，将它打开。

“阿朗和我决定，我们平分这些钱，四个人。”

“你大爷的！”美女说。

“平分？”本尼说。

“是的，不过你那十万克朗要放回来，”阿朗想了起来，“还有加油找来的钱。”

“你大爷的，大爷的！”美女说。

“大家都坐下来听我说吧。”尤里乌斯说。

跟本尼一样，美女也对他们把一具尸体胡乱塞进木箱子里这件事感到难以消化，不过更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阿朗，他从窗子里爬了出去，就这样从他之前的生活里消失了。

“当年我也应该这么做，跟那个混蛋结婚十四天的时候，我就应该这么做。”

“湖畔居”又恢复了平静。美女和博思特再次踏上了采购之旅。他们买了食品、饮料、衣服、卫生用品和一堆其他东西。她从一捆钱里抽出几张五百元钞票，所有的东西都用现金付账。

阿隆松探长询问了米约尔比加油站的证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店长。无论是从她的职业身份，还是从她讲述的方式来看，她的话都很可信。该证人还能从照片上指认出阿朗，那些照片是在一周前老年公寓举办的一场八十岁生日宴会上拍的，好心的爱丽丝小姐不仅把它们提供给了警察，还散发给了急切希望得到它们的媒体代表。

阿隆松探长不得不承认，自己前一天拒绝这条信息是个错误。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好哭的。他转而把焦点放在对案情的分析上。从纯粹逃跑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两个老头和小卖亭老板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么是他们毫无目的地往南方去了。阿隆松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因为要追踪一个知道自己去哪里的人，比追踪一个四处闲逛的人要简单。可是这几个人的套路就不清楚了。一方面，阿朗·卡尔松和尤里乌斯·延松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交集；另一方面，是本尼·永贝里。延松和永贝里可能认识，他们住的地方彼此相距不到二十公里。不过永贝里有可能是被绑架和强迫着坐到方向盘后面去的。百岁老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挟持的，不过有两个事实跟这一状况相悖：1）阿朗·卡尔松偏偏在比令厄火车站这个地方下车，貌似是自己找到尤里乌斯·延松的；2）从证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尤里乌斯·延松和阿朗·卡尔松一方面坐着巡道车穿过了森林，另一方面一起出现在斯蒂克布鲁克厂区的外面，两人看起来好像很和睦。

除了所有这些情况，还有证人注意到那辆银色的梅赛德斯车离开了欧洲四号高速公路，沿着三十二号国家公路朝特拉诺斯驶去。尽管这事发生在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前，但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沿着欧洲四号高速公路往南在米约尔比拐进三十二号国家公路的车，可以立即圈定范围，合理的目的地就那么几个。韦斯特维克/维默比/卡尔玛这一带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因为那样的话，应该在北雪平就拐下来的，或者是在林雪平，取决于他们是从哪里上的欧洲4号高速公路。

延雪平/韦纳穆以及再往南的地区也可以排除，因为那样的话完全没有理由离开欧洲四号高速公路。他们也许会到奥斯卡港并继续前往哥得兰岛，不过哥得兰航线的乘客名单否认了这一点。剩下的实际上只有北斯莫兰了：特拉诺斯、埃克舍，也可能是奈舍、奥塞达、韦特兰达及附近。或者远到更南的韦克舍，不过那样的话这辆梅赛德斯可没有选择最快的路线。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假如这两个老头和小卖亭老板感到被人跟踪了，那么他们选择小路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管怎样，能够证明他们仍然处于阿隆松探长刚刚圈出来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证据有：1）车上的人里面有两个没有有效的护照，他们不可能去国外；2）阿隆松探长的同事往每一家可能的加油站打了一圈电话——离米约尔比三百至五百公里以内，南边、东南边、西南边——没有人看见一辆银色的梅赛德斯车，车上有三个引人注目的乘客。当然，他们也可能在一家自助加油站给车加了油，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有人值守的加油站，因为在开了很长距离后，总会需要来包香烟、一瓶汽水或是一根香肠的。此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有人值守加油站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已经选择过一次这样的加油站，也就是米约尔比的那家。

“特拉诺斯、埃克舍、奈舍、韦特兰达、奥塞达……还有毗邻地区。”阿隆松探长心满意足地说道。可是阴云很快又笼罩了上来：

“那然后呢？”

熬过了可怕的一夜后，早上一醒过来，布拉奥斯“暴力”俱乐部的头领就马上去了加油站，终于可以灭一灭烟瘾了。加油站门外的墙上，《快报》的头版让他眼前一亮。那张大幅照片上的人是……很显然，就是前一天晚上他在鲁特奈看到的那个老头。

他立刻把买烟的事抛在了脑后，而是买了一份《快报》，上面的报道让他错愕不已——他给他的哥哥赫因肯打了电话。

失踪并疑似被绑架的百岁老人谜案引起了全国反响。电视四台在晚间做了一档调查性的纪实节目，“特殊案情”，节目本身的内容并没有超越《快报》和此后《晚报》已经报道过的范围，不过还是吸引了一百五十万观众，其中包括斯莫兰“湖畔居”里的百岁老人自己，还有他那三个新朋友。

“如果我不知道实情的话，我肯定会同情这个老头的。”阿朗说。

美女看起来却不怎么轻松，她说，无论阿朗、尤里乌斯还是本尼，都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量避开公众的视线。从现在开始，那辆梅赛德斯要停放到牛棚的后面。她自己则打算第二天早晨去把那辆她看了很久的搬运车买回来，这是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撤离，那样的话全家都要走，包括宋娅。

第九章　1939年至1945年

1939年9月1日，阿朗那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船在纽约外面的港口靠了岸。阿朗原本打算匆匆地看一眼这个西半球国家，然后再坐船回去的，可就在同一天，将军[61]的一位朋友进入了波兰[62]，于是欧洲再一次开始了全面战争。这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船被扣押了，后来又被直接征用，转而为美国海军服役，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船上所有人都过了海关，来到埃利斯岛上的移民办公室。在那里，每个人都被移民官问了四个同样的问题：1）姓名？2）国籍？3）职业？4）在美利坚合众国停留的目的？

阿朗船上所有的伙伴都说他们是西班牙人，只是船员而已，现在无处可去，因为他们的船被征用了。于是他们很快被放进了美国，各自谋生去了。

而阿朗却跟其他人不同。首先，他的名字西班牙语翻译不会读；其次，他是从瑞典[63]来的。而最重要的是，他如实地告诉他们，他是炸药专家，曾有过自己实业，在铸造大炮的工厂里干过，最近还参与了西班牙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

为了证明这个，阿朗拿出了佛朗哥将军的信。那位西班牙语翻译十分害怕地为移民官做了翻译，移民官立刻叫来了他的上司，而他的上司又立刻叫来了更高的上司。

他们当即决定，立刻遣返这位瑞典法西斯分子，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你们只要为我弄一条船就行，好让我上路。”阿朗说。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审问继续进行。最高移民官从阿朗嘴里问出的东西越多，这个瑞典人看着就越不像法西斯分子。他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他除了像炸药专家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像。至于他对佛朗哥将军不使用尊称，更是荒诞到几乎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最高移民官有一个哥哥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64]，据他所知，他哥哥干的就是制造炸弹这些军用物资。因为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们先把阿朗关了起来，后来感恩节的时候，兄弟俩在康涅狄格州的家里聚会，移民官跟他哥哥提起了这件事。他哥哥答复说，他并不那么乐意把一个潜在的佛朗哥的追随者放在身边，但另一方面，他们那里需要所有能够找到的专家，他们也许可以为这个瑞典人提供一个门槛不那么高的、不是太机密的工作。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帮上弟弟的忙？

移民官回答说当然，然后兄弟俩狼吞虎咽地把火鸡塞进了嘴里。

过了一段时间，阿朗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于1939年深秋加入了位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美军基地。在那里，人们很快发现阿朗一个字英语都不会。一位说西班牙语的陆军中尉受命来搞清楚这个瑞典人到底有多大的技能，阿朗要在中尉面前写下他的方程式。中尉看了他的笔记，认为这个瑞典人显示出了极强的创造力。但是他也叹了口气，说阿朗装载的火药威力尚不足以把一辆汽车炸飞。

“噢哟，”阿朗回答，“可以把汽车和批发商一起炸飞，这个我试过了。”

阿朗得以留了下来，一开始住在最远的军营里，不过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阿朗开始会说英语了，他在基地的行动限制也越来越少。作为一名特别细心的勤杂工，阿朗白天学习火药装载技术——他们所装载的火药，跟他自己星期天在屋后碎石坑里引爆的效力完全不同。晚上，当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大多数小伙子去城里泡妞的时候，阿朗却留在基地，坐在安全保密的图书馆里，提高自己在先进爆炸技术方面的素质。

随着欧洲战争所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慢慢地成了世界大战），阿朗学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倒不是因为他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自己的知识，他仍然是个勤杂工（虽然是个深受好评的勤杂工），而是因为他不断地在自我积累。现在人们说的已不再是硝酸甘油和硝酸钠了——这种已是小儿科——而是氢和铀，以及其他很有威力但却非常复杂的东西。

从1942年起，洛斯阿拉莫斯引入了特别严格的保密规则。这里的团队得到了罗斯福[65]的秘密委任来制造一种炸药。在阿朗看来，如果需要，这种炸药可以一下炸毁十座或是二十座西班牙那样的大桥。那些绝对封闭的屋子当然也需要勤杂工，于是颇受欢迎的阿朗被分到了安全保密级别最高的岗位。

他不得不承认，他们非常聪明，这些美国人。跟阿朗习惯的方法不同，他们现在所进行试验的，是让微小的原子发生裂变，使爆炸的效果比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有能看到的都要厉害。

1945年4月，这项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研究人员——还有阿朗——知道了该如何制造核反应，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它。这个问题让阿朗着迷，晚上他独自坐在图书馆里，思考着这类没有人要求他思考的问题。这位瑞典勤杂工没有放弃，一天晚上……啊哈！一天晚上……他有了解决办法！

这年春天，那些最重要的军事家每周都要跟以奥本海默[66]为首的、最厉害的物理学家们举行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议，阿朗在一旁负责倒咖啡和供应点心。

物理学家们挠起了头，请阿朗把咖啡满上；军事家们抓耳挠腮，请阿朗把咖啡满上；军事家和物理学家一起唉声叹气了一会儿，请阿朗把咖啡满上。就这样，一周又一周过去了。阿朗想到解决办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心想，告诉厨师怎么做饭那可不是服务生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把他知道的东西藏在了肚子里。

直到有一次，他惊讶地听到自己说出了这样的话：

“对不起，只是为什么不让铀原子分裂成两个相同的部分？”

这话仿佛是自己从他嘴里偷偷溜出来的，彼时他正在为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倒咖啡。

“啥？”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似乎更惊讶于这个服务生居然开口说话，而不是阿朗说了什么。

没办法，阿朗只好继续说：

“是的，如果你们把铀原子分成两个相同的部分，到时候再把它们合到一起，这样就可以在你们希望它爆炸的时候爆炸，而不是在基地这里爆炸了。”

“相同的部分？”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说，这下他的头更晕了，不过他还是问出了“相同的部分”这个词。

“不，首席物理学家，那里有一个临界点，两部分不需要一样大，最重要的是当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足够大就可以了。”

刘易斯中尉，那个担保阿朗来做勤杂工的人，简直想把这个瑞典人掐死。不过桌边的一位物理学家却把他的想法大声说了出来：

“你说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在空中吗？”

“正是，物理学家先生。也许您是化学家？不是吗？是的，你们在让它爆炸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你们没办法控制爆炸本身。可是一个临界质量[67]除以二，就变成了两个非临界质量，没错吧？相反，两个非临界质量可以变成一个临界质量。”

“那我们怎样把它们合到一起呢，先生……呃不好意思，您是谁？”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说。

“我是阿朗。”阿朗说。

“阿朗先生觉得我们该怎样把它们合到一起呢？”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接着问。

“用一个普通的、实实在在的炸药包，”阿朗说，“这方面我很在行，不过我确信你们自己能搞定。”

通常物理学家尤其是首席物理学家都不是傻瓜。奥本海默用了几秒钟就算出了几米长的方程式，认为服务生的想法极有可能是正确的。想象一下，如此复杂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在炸弹后部放上一个普通的、实实在在的炸药包，就可以进行远程引爆，把非临界质量的铀235发射到空中，跟另一部分非临界质量的铀235汇合，它们立刻达到临界质量。中子开始活动，铀原子开始裂变，连锁反应启动，然后……

“砰！”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自言自语了出来。

“正是，”阿朗说，“我想首席物理学家先生已经把整个方程式都计算出来了。还有谁想要添点咖啡？”

就在这时，密室的门打开了，进来的是副总统杜鲁门。他不常来，但时不时会进行一次不提前告知的视察。

“坐下。”副总统对那些迅速起身立正的人说。

出于安全考虑，阿朗也在桌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如果一位副总统说坐下，那么你最好坐下，这是美国的规矩，他想。

副总统要求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做一个形势报告，奥本海默又从椅子上弹跳了起来，匆忙中，他想也没想就说，是墙角的那位阿朗先生刚刚解决了如何控制引爆这个最后的问题。阿朗先生的解决办法虽然还没有得到验证，但是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说，他可以十分确定地告诉在座的所有人，这个难题已经成为历史，三个月之内，就可以进行试爆了。

副总统环顾了一圈桌子，看到大家都在点头，确认这个回答。提心吊胆的刘易斯中尉终于敢重新呼吸了。最后副总统的目光落在了阿朗身上。

“我肯定，您是今天的英雄，阿朗先生。在回华盛顿之前，我需要填一下肚子，您有兴趣做个伴吗？”

阿朗心想，全世界所有领导人显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一旦对什么感到满意，就想请人吃饭。不过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感谢并接受了副总统的邀请。两个男人离开了房间。首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留在了长桌的一边，他看上去既轻松，又不开心。

杜鲁门副总统让人关闭了洛斯阿拉莫斯市中心他最喜欢的那家墨西哥餐厅，这样阿朗和杜鲁门就可以独自享用它了，除了分布在各个角落里的十多名安全保镖之外。

负责的安全长官指出，阿朗先生不是美国人，当他跟副总统两人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对他进行安全检查。然而杜鲁门却挥手挡掉了安全长官，反驳说，阿朗先生今天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最爱国的事情。

副总统的心情非常不错。晚饭后他不打算回华盛顿了，而是让“空军2号”直接飞去佐治亚州，罗斯福总统正在那里的一家疗养院治疗他的脊髓灰质炎。这个新闻总统一定愿意马上听到，哈里·杜鲁门确信。

“我点菜，你来点饮料。”哈里·杜鲁门愉快地把酒水单递给阿朗。

杜鲁门转向服务生领班，他鞠着躬听副总统点了玉米卷、辣酱馅、玉米饼和好多种酱。

“请问喝点什么，先生？”领班问。

“两大瓶龙舌兰酒。”阿朗回答说。

哈里·杜鲁门笑了起来，问阿朗先生是不是想把副总统灌到桌子底下去。阿朗回答说，最近这些年他听说，墨西哥人会做一种酒，跟瑞典人所说的烧酒味道几乎一样，不过副总统当然可以喝牛奶，如果他觉得那样更合适的话。

“不，我说到做到。”副总统杜鲁门说，然后又让服务生领班往单子上添了柠檬和盐。

三个小时过去了，“哈里”和“阿朗”这两个男人已经不分彼此了，你看，两瓶龙舌兰酒就能让人变成兄弟。越来越醉的副总统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阿朗不过是阿朗的名字而已。这时，阿朗已经向他讲述了在家的时候，他是怎样把批发商炸飞到空中的，还有他是怎样救了佛朗哥将军的命。而另一方面，副总统也模仿起罗斯福总统努力从轮椅上站起来的样子，逗得阿朗哈哈大笑。

当气氛快达到顶点的时候，安全长官悄悄地走到了副总统的身旁。

“我能跟您说句话吗，先生？”

“说你的。”副总统醉醺醺地说。

“希望能跟您单独说，先生。”

“靠，你长得好像亨弗莱·鲍嘉[68]啊！你看是吧，阿朗？”

“先生……”安全长官有点尴尬。

“好吧，不过他妈的是什么事啊？”副总统咆哮道。

“先生，是关于罗斯福总统的。”

“好吧，这头老山羊有什么事？”副总统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去世了，先生。”

第十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赫因肯从四天前开始，坐在鲁特奈的伊卡商场的外面，一方面寻找博尔特，另一方面寻找一个百岁老头、一个红发老太婆——年纪稍轻一点的那种、一个梳马尾辫的男人，除了这些之外相貌不明，还有一辆梅赛德斯车。坐在那里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老板的主意。当赫因肯幸运地接到他的弟弟，也就是布拉奥斯“暴力”俱乐部的头领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午夜时分百岁老人肯定在斯莫兰医疗中心出现过之后，赫因肯自然立即向上作了汇报。老板就是在那时决定让他去小镇上顾客最多的食品商场外蹲守的。老板是这么估计的：半夜走在鲁特奈街头的人，肯定就住在附近。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饿的，那时我们就需要吃饭，等到食物吃光了，我们必须去买新的。这逻辑听起来不错，老板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不过这已是四天前的事了。现在，赫因肯开始感到绝望了。

他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集中了。所以一开始，当那个红发女子开着一辆红色的大众帕萨特，而不是想象中的银色梅赛德斯拐进停车场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她。不过后来因为她身上带着好闻的香水味，朝商场走去的时候正好经过赫因肯的鼻子前面，他才没有把她错过。他不能确定要找的就是她，但是她的年纪符合证人提供的信息，而且她的头发正好是红色的。

赫因肯给斯德哥尔摩的老板打了电话，不过他不是那么兴奋。他最想听到的是博尔特的下落，或者至少是那个该死的老头。

不过没关系。赫因肯会记下那辆车的车牌号，然后小心地跟踪那个红发女人，看她会去哪里。然后他再向老板汇报。

阿隆松探长最近四天都是在奥塞达的酒店里度过的。他的想法是，他应该身处事件的中心附近，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不过这样的新证据并没有出现，阿隆松正打算起身回家，就在这时，埃斯基尔斯蒂纳的同事联系他了，是对Never Again的恶棍佩尔—龚纳·耶丁的电话监听有了结果。

耶丁，叫他“老板”也行，几年前就很有名了。当时《瑞典日报》揭露了国家监狱里有一个很多人涉案的犯罪网络组织，叫作Never Again。其他媒体纷纷跟进，随后两份晚报公布了核心人物耶丁的名字和照片。后来因为佩尔—龚纳·耶丁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个组织便不了了之了。关于这件事媒体就不知道了。

阿隆松探长两天前下令对耶丁实施侦察和电话监听，现在他终于上钩了。通话自然被记录了下来，打印后被传真到了奥塞达的阿隆松手里：

“喂？”

“喂，是我。”

“你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是的。我坐在伊卡商场外面，就在刚才，一个红头发的老太婆走进去买东西。”

“只是个老太婆？不是博尔特？不是什么百岁老人？”

“不是，只是个老太婆。我不知道……”

“她开的是梅赛德斯？”

“呃，我还没来得及看……不过停车场里没有梅赛德斯，所以她开的肯定是别的车。”

（安静了五秒钟）

“喂？”

“我在。我他妈在想，必须得是开梅赛德斯的。”

“是啊，我只是……”

“斯莫兰肯定不止一个红头发的老太婆……”

“那是，不过她的年纪对得上，按照那谁说的……”

“你这样：开着你的车跟踪她，记下车牌号，别惹什么麻烦，但要确定她去了哪里。你他妈的要当心别被发现，然后再向我汇报。”

（安静了五秒钟）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不用不用，我听明白了。一有新情况我就马上联系你……”

“还有下次电话要打到我的那张储值电话卡上，没跟你说过吗，所有的工作电话都走那条线。”

“哦，不过不是只有当我们跟俄罗斯人交易时才打那个电话吗？我以为这会儿你那个手机没开呢……”

“蠢货。”（随后是一阵骂骂咧咧，接着通话结束了。）

阿隆松探长把传真件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把这刚刚拿到的新碎片也拼到了他的拼图上。

耶丁所说的“博尔特”，应该是本特·比隆德，Never Again的著名成员之一，现在可能已经死了。而打电话给耶丁的人可能是亨利·“赫因肯”·霍尔腾，他正在斯莫兰的某处寻找博尔特。

阿隆松确定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他把他的结论细化了一下：

刚才说了，在斯莫兰的某处，藏着阿朗·卡尔松和尤里乌斯·延松，本尼·永贝里和他的梅赛德斯车。还有一位红头发的女士，年龄不详，但肯定不会太年轻，因为她刚才被人称为老太婆。不过另一方面，在赫因肯这种人嘴里，什么年纪的女人都可能被称为老太婆。

而在斯德哥尔摩的Never Again总部那边，他们以为其同伙博尔特也跟这伙人在一起。他会不会是自己跑路了？否则他为什么不跟他们联系？嗯，因为他死了！不过老板却不这么认为，也就是说，他以为博尔特藏在斯莫兰，跟那个红发女人在一起……可是她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呢？

于是阿隆松下令对阿朗、本尼和尤里乌斯的家族进行调查。他们会不会有某个姐妹或表姐妹或什么亲戚住在斯莫兰，并且头发颜色正好匹配？

“她的年纪对得上，按照那谁说的……”这是博尔特的话。按照谁说的？有人跟他们说过什么吗？有人在斯莫兰见到了那几个人，并打电话告诉了他们？真遗憾，晚了两天才开始电话监听。

这会儿，赫因肯恐怕已经开始跟踪那个从伊卡商场出来的红发女人了，然后，他要么发现找错了人而偃旗息鼓，要么……他已经知道了阿朗·卡尔松和他的朋友在哪里。那样一来，老板也许很快就会去斯莫兰，好从阿朗和他的同伴那里榨出事情的真相：博尔特和他的箱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隆松拿起听筒，给埃斯基尔斯蒂纳的检察长打电话。检察长康尼·罗纳里德一开始并没有过多地涉足这个案子，可随着阿隆松报告过来的一个个新的让案情变得复杂的信息，他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别跟丢耶丁和他手下的人。”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美女把两个装满食品的伊卡购物袋放进她那辆大众帕萨特的后备箱，动身回“湖畔居”的家。

赫因肯跟在后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他们来到国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老板（当然是打到那张储值电话卡上，赫因肯还是有求生本能的），告诉他红发女人的车型和车牌号。他还保证，等到达目的地后再给老板打电话。

他们离开了鲁特奈，不过很快，红发女人就拐下高速公路，上了一条碎石路。赫因肯认出了这条路，他最后一次参加汽车识图越野赛就是在这里。是他当时的女朋友负责看地图，赛程过了一半的时候她才发现，她把地图拿反了。

碎石路面很干，红发女人的车扬起了一片尘土云，赫因肯因此得以安全地跟在她后面，甚至都看不见她的车。然而过了几公里后，尘土云消失了。该死！赫因肯加快了速度，可是尘土云已经不见了。

赫因肯先是有点恐慌，不过他让自己镇定下来。老太婆是肯定从某个地方拐了弯，只能调头去找了。

原路返回不到一公里后，赫因肯认为他找到谜底了。那里有一个信箱，一条小路拐向右边，她肯定是走了这条路！

因为心里想着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赫因肯有点太急了，他全速打满方向盘，嗖地一下就让车冲上了小路。之前还想着要谨慎一点，现在他早已将这忘在了脑后。

因为车速太快了，等赫因肯反应过来的时候，路已经到头了，变成了一个院子。要是再快一点点的话，赫因肯就会来不及刹车，径直撞上那个老头了。他站在那里，正喂着一只……一只……大象？

阿朗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宋娅。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一个有一天爬出窗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另一个则蹚过一个湖，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之前还都周游过世界。此外，宋娅的脸上看上去有一道道伤疤，就像一个充满智慧的百岁老人，阿朗觉得。

宋娅自然不是谁让她做马戏动作她都会做的，不过这个老头让她喜欢。他给她吃水果，挠她的长鼻子，用一种友好的方式跟她聊天。倒不是她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这没关系，只要听着舒服就行。所以当老头让宋娅坐下的时候她就坐下，让她转圈的时候她就转圈。她甚至愿意向他展示用后腿坐着，尽管老头并没有命令她这么做。她会因此得到一个或两个苹果，还会被好好地挠一通鼻子，这些纯粹是额外的奖励。宋娅的技艺可不是用来卖钱的。

美女则喜欢跟本尼和博思特一起，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给人倒一杯咖啡，给狗吃狗粮。他们坐在那里，看院子里阿朗和宋娅怎样发展他们的友谊。这个时候，尤里乌斯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湖边，钓他的鲈鱼。

春日暖洋洋的，一整个星期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接下来几天高气压的天气还将继续。

本尼，除了拥有别的技能之外，还是个准建筑师。他用一眨眼的工夫就画出了一张草图，来展示怎样对美女刚买来的搬运车进行装修，以符合宋娅的口味。当美女得知尤里乌斯不仅是个小偷，还是个资深的木材商，能熟练操作锤子和钉子时，她对博思特说，他们真是找对了朋友，幸亏那天晚上没把他们赶走。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尤里乌斯就按照本尼的图纸，完成了搬运车的内部装修。随后宋娅跟阿朗一起，进出车厢试了一下，宋娅看上去挺喜欢提供给她的这个空间，尽管她不明白为什么原来的两间牛棚被换成了一间。这儿对她来说稍稍有点狭窄，不过她有两份食物可以吃：一份放在左边，一份放在正前方，喝的水在右边。地板被抬高了，稍稍有点向后倾斜，车厢后面有一个专门的凹槽来接宋娅的排泄物。凹槽里装满了干草，可以吸收一路上排出的大部分粪便。

还要加上通风系统，那是在车身两边钻出的一些洞，以及一扇跟驾驶室连着的、可移动的玻璃窗，这样一路上宋娅就可以看见她的主人了。简言之，搬运车变成了一辆豪华象车，而这只用了短短两天。

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团员们就越不急着上路，“湖畔居”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舒适。尤其是本尼和美女，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们就觉得，既然双方都愿意共享同一个房间，那就实在没有必要住在不同的房间里浪费床单了。那几个晚上，大家坐在壁炉前，有好吃的、好喝的，听阿朗·卡尔松讲他奇妙的人生经历，过得非常开心。

然而到了星期一早晨，冰箱和食品柜差不多空了，美女该去鲁特奈买点补给了。出于安全的考虑，此行用的是她自己那辆大众帕萨特。梅赛德斯停在它原本停着的地方，藏在牛棚后面。

她买了一袋各种各样的食品给她自己和老头们，另一袋是给宋娅的新鲜的阿根廷苹果。当美女回到家的时候，她把装苹果的袋子给了阿朗，把其他东西塞进厨房的冰箱和食品柜，然后拿着一公斤比利时草莓走到门厅的台阶上，加入了本尼和博思特的行列。这时尤里乌斯也很少见地坐在那里，正在享受他的钓鱼间歇。

就在这时，一辆福田野马[69]冲进了院子，差点把阿朗和宋娅撞倒。

宋娅显得最镇静，她太专注于阿朗手里的苹果了，既没看到也没听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也可能感觉到了，因为她原本要转上一圈的，却在中途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屁股冲着阿朗和新来的客人。

第二镇静的是阿朗。他一生中有过那么多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一辆脱缰的福田野马实在算不上什么，如果它能及时停下来那最好，停不下来也只能认命。而它确实停了下来。

第三镇静的可能是博思特。他从小就被严格教育，有陌生人来访的时候不许跑不许叫。不过他的耳朵竖了起来，眼睛睁得圆圆的，这说明他在关注事件的进展。

美女、本尼和尤里乌斯则相反，他们三个人全都从台阶上跳了起来，站成一排，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事。

接下来发生的是，赫因肯，他稍稍沮丧了一下，摇摇晃晃地从他的野马车里走了出来，从放在后排座位地板上的一个包里摸出了一把左轮手枪。他先是拿枪对准大象的屁股，不过后来又想到，把它对准阿朗和他在台阶上站成一排的三个朋友可能会更好，然后他说（也许有点缺乏想象力）：

“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起来？”

这是阿朗这么久以来听过的最愚蠢的话，他开始就这件事辩论起来：如果我们不把手举起来的话，先生觉得会怎样？他自己，一个百岁老人，会朝他扔苹果吗？还是那位柔弱的女士，会用比利时草莓将他砸穿？还是……

“好吧好吧，你们的手想放哪里就放那里，不过别他妈的想玩什么把戏。”

“把戏？”

“你给我闭嘴，死老头！告诉我，那个该死的旅行箱在哪里，还有那个管箱子的人。”

原来是这样啊，美女想，她的好运气就这么结束了，现实追上了他们所有人。没有人回答赫因肯的话，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除了那头大象，它背对着这一幕，觉得大便的时间到了。当一头大象想要给自己减负的时候，它是很少会回避正好在它身边的人的。

“我靠，”赫因肯说着，快步逃离从大象屁股里流出来的粪泥……“你们他妈的养一头大象干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不过这时，博思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明显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唉，他是多想冲着陌生人叫啊。尽管他很懂规矩，但他还是发出了一通钝钝的狂吠。赫因肯这才发现门廊里的这条阿尔萨斯犬，他本能地后退了两步，举起枪，看上去像是做好了要开枪的准备。

就在这时，阿朗那一百岁的脑瓜里生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冒险赌一把，是的，风险会很大，他很可能会死，他又不是不死鸟。于是，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开始行动。他嘴角带着天真的微笑，径直走向那个举着枪的恶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多漂亮的手枪啊，它是真的吗？能让我拿一下吗？”

本尼、尤里乌斯和美女三个人都觉得这老头做得太过火了。

“站住，阿朗！”本尼大声说。

“是的，站住，死老头，否则我就开枪了。”赫因肯说。

可是阿朗仍然继续往前走。赫因肯往后退了一步，伸出拿枪的手，更具威胁性地对着阿朗。然后……他动了！他按照阿朗希望的那样动了！他在高度紧张中又往后退了一步……

如果你的脚曾经踩进过一坨新鲜的黏糊糊的大象粪便，你就会知道，那种情况下你几乎不可能站稳。赫因肯不知道这个，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了。赫因肯后面的那条腿往后一滑，双手扑腾了一下，前面那条腿也倏地往后一滑，这下，他整个人都踩进了象粪里。他无助地向后倒去，后背落在了软软的地上。

“坐下，宋娅，坐下！”阿朗说，这是他那牵强的计划的最后一步。

“别，我靠，宋娅，不要坐下！”美女突然明白了即将要发生什么，大声喊道。

“我靠，该死的！”赫因肯仰面躺在大象的粪便里说。

宋娅，她背对着所有人，清楚明白地听到了阿朗的命令。前面说了，这个老人很友好，她很愿意做让他满意的事情。此外，宋娅也认为主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命令。在宋娅的字典里，并没有“不要”这个词。

于是宋娅坐了下来，屁股落在了一坨软软的、暖和的东西上面，只听见一记闷闷的嘎吱声，就像是一阵短促的鸟叫，随后一切安静了下来。宋娅坐好了，现在她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苹果了吧？

“这是死掉的第二个人了。”尤里乌斯说。

“我靠，该死，见鬼！”美女说。

“哎哟。”本尼说。

“给你苹果，宋娅。”阿朗说。

亨利·“赫因肯”·霍尔腾什么都没有说。

老板等了三个小时，赫因肯都没有联系他。然后他确信，这个无能的家伙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最让老板费解的是，他手下的人，为什么连他交代的事情都做不好。

很显然，该由他自己出马了。老板先是调查了赫因肯给他的那个车牌号。没花几分钟，他就从机动车登记系统中查到了这是一辆红色的大众帕萨特，车主是古妮拉·比约克隆德，住在斯莫兰省鲁特奈的“湖畔居”。

第十一章　1945年至1947年

如果说有可能在刚刚吞下一整瓶龙舌兰酒之后，一秒钟变得完全清醒，那说的就是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这种情况。

总统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让副总统离开了跟阿朗的这顿愉快的晚餐。他当即下令飞回华盛顿和白宫。阿朗被一个人留在了餐厅里，不得不跟服务生领班就该不该由他买单的问题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领班还是接受了阿朗的论据：美国的继任总统应该被认为是信誉卓著的，还有就是，无论如何，领班现在知道了杜鲁门住在哪里。

阿朗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军事基地，重新当起了美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的勤杂工，尽管这些人跟阿朗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尴尬。气氛变得很奇怪，几周之后，阿朗觉得，是时候挪地方了。而这时，一个从华盛顿打给卡尔松先生的电话解决了他的问题：

“你好，阿朗，我是哈里。”

“哪个哈里？”阿朗说。

“杜鲁门，阿朗。哈里·S.杜鲁门，见鬼。”

“啊不，太好了！谢谢上次的款待，总统先生。我希望回去的时候您不是自个儿开的飞机吧？”

不，总统当然不开飞机。尽管事情很严重，但他还是在空军2号的沙发上眯过去了，直到五个小时后，飞机快着陆的时候才醒来。

不过现在是这样的：哈里·杜鲁门从他的前任手里接过了所有事务，而其中有一项，总统可能需要阿朗的帮助，不知道阿朗觉得可以吗？

阿朗当然觉得可以。第二天早晨，他就彻底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基地。

椭圆形的房间跟阿朗想象的一样椭圆，此刻他正坐在那里，正对着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酒友，听他讲述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总统遇到了一个女人的麻烦，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还不能忽视这个女人。她叫宋美龄，阿朗也许听说过她？没有？

不管有没有听说过，她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妻子。她也非常漂亮，在美国受的教育，是罗斯福夫人最好的朋友。无论她出现在哪里，都会引来成千上万的观众，她甚至在国会举行过演讲。现在她几乎是死缠着杜鲁门，要他兑现所有据她说是罗斯福总统做出的口头承诺，去对付共产主义。

“我知道大概又得落到政治上了。”阿朗说。

“身为美国总统，你很难逃避这件事情。”哈里·杜鲁门说。

不管怎样，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斗处于停滞状态，因为他们要共同对付伪满洲国。不过很快，日本人就要败退了，那时中国人肯定又要打内战了。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很快就要败退了？”阿朗问。

“是个人都猜得到。”杜鲁门答道，抛开了这个话题。

总统继续就中国局势发表长篇大论，这让阿朗觉得很无趣。情报说，共产党在内战中处于上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人对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深感质疑。很显然，蒋介石只顾着控制城市，却把农村放给了共产党去扩张。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也许美国的特务们应该尽快把他干掉，但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主张已经在民众中扎下了根。就连蒋介石自己的夫人，那位极度恼怒的宋美龄，也认为必须做点别的什么了。她甚至开辟了一条跟她丈夫平行的军事战线，以作备选。

总统继续介绍那条平行的军事战线，然而阿朗却没有在听了。他开起了小差，环顾起这间椭圆形的屋子来，心想这玻璃窗是不是防弹的，左边的这扇门通往哪里，这巨大的地毯如果脏了，搬去清洗应该不容易吧……最后他认为不得不打断总统了，否则他就会开始提问，来确认阿朗到底听懂了多少。

“对不起，哈里，可是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是的，我说了，我们要制止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活动……”

“那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宋美龄正在向我们施压，要求增加美国的武器支持，她希望在已经提供的装备基础上再增加支持。”

“那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当阿朗问到第三遍的时候，总统沉默了，他好像在寻找恰当的句子来继续表达。然后他说：

“我希望你去中国炸桥。”

“你为什么不直说呢？”阿朗兴奋了起来，说道。

“炸得越多越好，你尽可能多地去切断共产党的道路……”

“很高兴能去一个新的国家看看。”阿朗说。

“我希望你培训宋美龄手下的人，教他们爆炸技术……”

“我什么时候动身？”

虽然阿朗是个爆炸专家，他非常迅速地、在喝醉的情况下跟继任美国总统成了好朋友，但他终究是个瑞典人。万一阿朗对这种政治游戏一点也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问总统，为什么偏偏选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总统对这个问题做了准备，如果被问到，他就如实地回答：在中国实施两条平行的、具有潜在冲突性的军事支持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合适的。他们官方上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现在又在暗中对他进行补充支援——蒋介石的妻子，那个漂亮的、毒蛇一般的（总统是这样认为的）、有一半美国身份的宋美龄，预订了一整船大规模炸药装备。最糟糕的是，杜鲁门不能排除，这一切都是宋美龄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喝了一杯茶就搞定的。啊天哪，太乱了！而总统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让阿朗·卡尔松和宋美龄合作，这样一来，就不关总统的事了。

写字台前，他要做的下一件事比较正式，他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不过现在他还需要说“按下按钮”。在菲律宾群岛以东的一个岛上，B52轰炸机正在等待总统的放行指令。所有的试验都已完成，不能有一点差错。

接下来的这一天，是1945年8月6日。

阿朗·卡尔松憧憬着新生活的到来，可是他第一次遇见宋美龄，高兴的心情就戛然而止。阿朗得到指令，去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套房找她，在穿过两排保镖之后，他站在了这位女士的对面，伸出手去说：

“你好，太太，我叫阿朗·卡尔松。”

宋美龄没有握他的手，只是指了指旁边的一张扶手椅。

“坐下！”宋美龄说。

这些年来，有人说阿朗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法西斯分子，无奇不有，但从没有人把他当成狗。阿朗寻思着要不要批评一下女士这种不恰当的语调，不过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另外，这张椅子看起来也挺舒服的。

阿朗坐下后，宋美龄向他阐述起政治局势来——这是阿朗觉得最糟糕的。她也提到了罗斯福总统，说他是整个行动的老板，这让阿朗觉得奇怪——难道罗斯福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领导军事行动吗？

宋美龄说到了制止共产党的重要性，要阻止毛泽东把他的“政治毒瘤”一个省一个省地传播开来，还有一点——阿朗觉得真奇怪——她说蒋介石对这种事一窍不通。

“那你们怎么会爱上对方呢？”阿朗说。

宋美龄说，这件事还轮不到他来管。卡尔松是被罗斯福总统选出来的，在这个行动中直接服从于她，以后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的不要多问。

阿朗从不生气，也许他根本就不会生气，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进行了驳斥：

“我听到的关于罗斯福的最后消息是他死了，如果这一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报纸上应该会登出来的。我本人参与这件事是受了杜鲁门总统的邀请，不过如果太太这样不友好的话，我就不管这事了。中国我可以以后再去，至于桥，我已经炸过一些，觉得够了，不想再炸更多的了。”

宋美龄还没遇到过对她说不的人，最后一次这么做的人是她的母亲，她试图阻止女儿跟一个和尚[70]结婚，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且母亲后来还向她道了歉，因为这个婚姻让女儿一路走到了权力的高峰。

现在宋美龄不得不重新想想了，她显然是错判了局势。迄今为止，当她炫耀说自己是罗斯福总统夫妇的私人朋友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会浑身战栗，可这个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这个没经验的杜鲁门，给她派了个什么人？

宋美龄虽然不是一个跟任何人都可以友好交往的人，但对她来说，明确目标要比遵循原则来得重要。因此她改变了战术：

“我们还没有正式地打过招呼。”她说着，按照西方人的方式伸出了手来。虽然迟了点，但总比没有好！

阿朗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他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宽容地笑了。不过他并不同意迟到总比没有好这种说法。他的父亲就是在俄国革命的前一天成为尼古拉沙皇忠实的朋友的。

两天之后，阿朗就跟宋美龄还有她的二十个保镖一起飞到了洛杉矶，那里停着一艘船，将把他们和他们的炸药送往上海。

阿朗知道，在穿越太平洋的这段漫长旅程中，他不可能避开宋美龄，另外这艘船也不够大。因此他决定，不刻意去躲避她。他接受了邀请，每天晚上坐在船长桌旁的固定位子上吃晚饭。这样的好处是能吃到好吃的饭菜，坏处是阿朗和船长不是单独进餐，而是跟宋美龄一起，她除了政治，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老实说，这样还有一个坏处，这里没有白酒，只提供绿色的香蕉利口酒。他们请他喝他就喝，但心里却想，这是他第一次喝这种根本没法喝的东西。酒精饮料应该一入口就落到喉咙和胃里，而不是停留在嘴里。

不过宋美龄却很享受利口酒，晚上她喝得越多，她那永无止境的政治演讲就变得越发主观。

在这些穿越太平洋的晚餐中，阿朗不情愿地听到了这样一些话：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很可能将赢得内战，如果那样的话，归根到底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的丈夫，是一个无能的总司令。他现在正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城市重庆举行和谈。卡尔松先生和船长先生听说过这么愚蠢的事吗？跟共产党谈判！除了毫无结果，还能有什么结果？

宋美龄确信和谈肯定会失败，另外她的情报说，有很大一部分共产党的部队在邻近的四川山区里等待着他们的领袖毛泽东。正如宋美龄自己判断的那样，宋美龄精选的特务认为，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会往东北行进，去到陕西和河南，一路上向全国进行他们令人作呕的宣传。

阿朗一直努力保持沉默，好让这晚间的政治报告不会无谓地被拉长，可是那个礼貌到没救的船长，在给大家添加甜甜的绿色香蕉泥的同时，还一个接一个地提着问题。

船长想知道的是，毛泽东到底凭借什么方法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威胁？国民党不是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吗？而且据船长所知，它在军事上完全占优。

这个问题使当晚的痛苦延长了近一个小时。宋美龄解释说，她那无用的丈夫，在智力、人格魅力和领导能力方面，都跟一头奶牛没有区别。蒋介石完全错误地认为，只要控制住城市，就能控制住一切。

她和阿朗以及一部分保镖一同实施的这个辅助行动，目的并不在于跟毛泽东作战。这怎么可能？二十个没有什么武装的人，加上卡尔松先生二十一个，去多山的四川对付一整支善战的部队……不，他们可以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

她的计划是，第一步先阻止毛泽东的活动，让共产党的部队寸步难行。第二步让她那无用的丈夫明白，他现在必须抓住机会，也让他的部队下到农村，让中国老百姓相信，他们需要国民党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共产主义的毒害，而不是相反。宋美龄和毛泽东一样，明白这个蒋介石拒绝明白的道理——要想成为一个民族的领导人，必须先赢得民心。

然而瞎猫有时也能逮到死耗子，蒋介石在重庆这个中国西南城市召集起了和谈，这真是太好了！因为就算得到的是最坏的结果，谈判破裂，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也会在保镖部队和卡尔松到来之前留在长江以南。等卡尔松他们一到，就可以开始炸桥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会被逼进西藏周边的大山里。

“即使他没在长江的南边而恰好处在长江的另一边[71]，我们也只需重新部署一下就可以了。中国有五千条河流，无论他要去哪里，都会有河流挡住他的去路。”

一个小丑、寄生虫，阿朗心想，跟一个奶牛般的人打仗。而在他们中间，是一条喝着绿色香蕉利口酒、醉醺醺的毒蛇。

“看这一切会怎么发展，肯定很有意思。”阿朗真诚地说，“另外，船长先生就找不到一滴白酒吗，好把利口酒冲进胃里？”

真遗憾，船长没有白酒，不过如果卡尔松先生希望换换口味的话，倒是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柑橘利口酒、奶油利口酒、薄荷利口酒……

“还有，”阿朗说，“我们大约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长江可不是一条普通的江。它绵延数千公里，很多地方有数公里宽。此外它深入内陆，深度足以容纳千吨巨轮在其中行驶。

它也很美，蜿蜒流经中国的乡村、城市、田野和峭壁。

阿朗·卡尔松和从宋美龄贴身保镖中选出来的二十个人，坐着江轮去往四川，目的是为毛泽东制造点麻烦。行程开始于1945年10月12日，也就是和谈正式破裂的两天之后。

他们行进得并不是特别快，因为只要船来到一个新的码头，那二十个保镖就要去寻欢作乐一两天（正所谓猫躲进了台北郊外的夏季别墅，老鼠们便在桌子上跳舞了）。路上停了很多站，首先是南京，然后是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武汉、岳阳、宜昌、奉节、万县、重庆和泸州。每到一处就喝酒、嫖娼，放荡一番。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花很多钱，这二十个从宋美龄的保镖中选出来的士兵发明了一种新的税。想要在码头上卸货的农民，必须交纳五块钱费用，要不就走人，什么都别想干。谁要吵闹就枪毙谁。

收上来的税很快就在城里那些最阴暗的角落里消费掉了，这些红灯区总是在码头附近。阿朗心想，如果宋美龄现在认为赢取民心很重要，那么她也许应该向她最近的手下传达这种想法。不过这是她的问题，不是阿朗的问题。

载着阿朗和二十个士兵的江轮花了两个月时间来到四川省，这时毛泽东的部队已经向北出发很久了。另外他们没有走山路，而是下到河谷，跟驻扎守卫城市宜宾的国民党连队交战了。

宜宾差一点就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三千名国民党士兵在战役中身亡，他们中至少有两千五百人是因为喝得太醉了没法打仗。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士兵，估计没有喝醉，死了三百个。

不过无论如何，宜宾之战还是以国民党的胜利告终，因为在那五十个被俘虏的共产党人中，有一枚钻石。四十九个俘虏都被枪毙了，然后被扔进了坑里，但是这第五十个！嗯嗯嗯嗯！这第五十个俘虏可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大人物的妻子，一个女演员。

国民党驻宜宾的连长与宋美龄保镖组成的士兵随即展开了交涉。他们争执的焦点在于由谁来负责看管这位明星俘虏。到目前为止，连长只是把她关了起来，等待宋美龄的船到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宋美龄可能在这艘船上，他们可不敢跟她争执。

不过宋美龄好像去了台北，于是连长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应该先对女演员施暴，然后，如果她还活着，就把她枪毙。

宋美龄的保镖其实并不反对施暴，他们自己还可以考虑帮上一把，但是她绝对不可以被弄死。相反，她应该被带到宋美龄或者至少是蒋介石那里，由他们来做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拥有国际经验的保镖高傲地向只在本省受过教育的宜宾连长解释说。

最后连长没办法，只好让步，他承诺当天下午就交出他的钻石。散会后，保镖士兵们决定去城里好好逛一逛来庆祝胜利。想象一下，旅途中有了钻石做伴，那该多爽！

最后的谈判是在甲板上进行的，就是在那艘把阿朗和士兵们从大海一路带到这里的江轮上。阿朗感到很吃惊，他居然听得懂他们说的大部分话。就在士兵们去不同的城市寻欢作乐的时候，阿朗跟一位名叫阿明的男孩一起坐在船的后甲板上。在船上厨房打杂的阿明十分友善，他还展现出了很好的教学天赋，两个月的时间里，阿明让阿朗几乎掌握了汉语（首先是骂人的话和下流话）。

阿朗从小就被教育，要对那种滴酒不沾的人保持戒心。他还不到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手放在他小小的肩膀上，说：

“你要小心牧师，我的儿子。还有那些不喝酒的人。最坏的就是不喝酒的牧师。”

另一方面，那天在阿朗的父亲冲着一位无辜的旅客挥了一拳时，他肯定不是处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因为这件事，他立刻被国家铁路公司开除了。这又导致阿朗的母亲冲着儿子骂了几句：

“你要小心酒鬼，阿朗，我自己早该当心的。”

那个小男孩长大了，他在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信息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现在阿朗觉得，牧师和政客可以算作是一伙的，甭管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不过他同意父亲的观点，头脑清醒的人是不喝果汁的。他也同意母亲的观点，为人处世要小心谨慎，即使是在喝完酒后。

在实际应用中，随着行程的推进，阿朗对帮助宋美龄那二十个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失去了兴趣。（自打有一个跌到江里淹死了之后，只剩下了十九个士兵。）

于是，阿朗决定离开，并且带上甲板下的那个俘虏。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在厨房打杂的男孩，他的朋友阿明。阿朗谦卑地希望阿明能帮这两个即将逃亡的人准备点路上吃的东西。阿明答应了下来，不过有一个条件——他自己也跟他们一起走。

宋美龄十九个保镖中的十八个跟船上的厨师和船长一道，在宜宾的花柳巷里寻欢作乐。第十九个士兵，他抽到了下下签，正坐在通往甲板下面牢房的楼梯门口生闷气。

阿朗坐下来跟这个看守说话，他建议他们应该一起去喝一杯。看守回答说，他是被派来看管国家最重要的俘虏的，坐在这里喝酒不太合适。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阿朗说，“不过只喝一杯也许无伤大雅吧？”

“嗯，”看守深思道，“只喝一杯当然无伤大雅。”

两个小时后，阿朗和看守喝干了第二瓶酒，在厨房打杂的阿明来来回回地从食品柜里取来零食。阿朗在这个过程中喝得微醺，但是那个本该被喝到桌子底下去的看守，由于找不到桌子，直接倒在了露天的甲板上。

“呵呵，不过如此啊，”阿朗看着他脚边不省人事的中国士兵说，“跟一个瑞典人比赛喝酒，那你可得小心一点了，如果你不是芬兰人或者至少是俄罗斯人的话。”

爆炸专家阿朗·卡尔松、厨房杂役阿明和不停说着感谢的女演员趁着夜色离开了江轮，很快就来到了她丈夫的部队已经待了很长时间的山区。女演员在这一带的藏族牧民中很有名，当阿明带来的干粮耗尽之后，他们三个人也能轻易地吃饱肚子。藏族人友好地款待人民解放军的高级代表，这不足为奇。

女演员的想法是，现在她、阿朗和阿明要尽快赶往北方，绕过国民党控制的区域。经过几个月的山间跋涉，他们最后将靠近陕西省的西安——女演员知道她的丈夫会在那里，如果她不耽搁太久的话。

杂役阿明对女演员承诺的他将来可以为她丈夫服务这件事很是憧憬。在看过了那些保镖的所作所为后，这个男孩已经悄然变成了共产主义者。所以他正好改变方向，换一个更好的去处。

相反阿朗却说，他很肯定就算缺了他，共产党人也能漂亮地打赢战斗。这样的话即使阿朗自顾回家去了，一切也会照旧。女演员难道不这么觉得吗？

那倒是，她同意，可是“家”不是瑞典吗？那可是在很远的地方啊。卡尔松先生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阿朗回答说，船或者飞机当然是最实际的，可是很遗憾，这儿不是大洋，显然不适合船这个选择，在山区他也没有见到什么机场，再说了，他也没有钱。

“所以我也许得步行。”阿朗说。

那个村子的村长非常慷慨地接待了这三位逃亡者。村长有一个哥哥，比其他人都要游历广泛，去过的地方远至北边的乌兰巴托和西边的喀布尔。此外，他还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在孟加拉湾里浸泡过双脚。不过现在他回到了村里。村长把他叫来，请他为卡尔松先生画一张世界地图，好让他找回瑞典去。哥哥答应了这个请求，第二天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即便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还是可以说，靠着手绘的世界地图和自带的指南针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其实，阿朗本可以走喜马拉雅山脉的北边，然后取道咸海和死海的北边，可是，这份手绘的地图并不是很准确。因此阿朗告别了女演员和阿明，开始了自己的徒步旅行——他要穿过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横贯英属印度、阿富汗，进入伊朗，接着去到土耳其，然后往北穿过欧洲。

走了两个月后，阿朗得知他肯定是走反了方向，而最好的更正办法就是，调头回去，回到出发的地方。又走了四个月后（这回方向对了），阿朗觉得速度有点慢。于是，在一个山村的集市上，他借助掌握的中文和象形文字，深入了解了价格，打算买一头骆驼。在卖家被迫同意，可以不用一起买下他的女儿之后，阿朗和卖家才最终达成了一致。

其实阿朗也考虑过买下这个女儿的事情。倒不是出于性方面的原因，因为他这方面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这么说，它们留在了隆德伯里教授的手术室里。让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有个伴。西藏高原上的生活偶尔会让人感到寂寞。

可是卖家的女儿除了只会说一种藏族缅甸方言外，其他的话什么都不会，阿朗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想，这样的话还不如跟骆驼聊天呢。此外也不排除这姑娘在性方面会有所期待，阿朗从她的眼神里读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又独自一人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地行走了两个月，直到他偶遇了三个陌生人，他们也是骑骆驼的。阿朗用他会的所有语言跟他们打招呼：汉语、西班牙语、英语和瑞典语。很幸运，其中有一种语言管用，那就是英语。

陌生男人中的一个问阿朗他是谁、要去哪里。阿朗回答说他是阿朗，要回瑞典。三个陌生人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打算骑着骆驼一直去到北欧？

“在穿越厄勒海峡的时候，要中断一下，改坐船。”阿朗说。

这三个男人不知道厄勒海峡是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在确认了阿朗不为伊朗沙阿[72]效力之后，便邀请他跟他们做伴。

这三个男人告诉阿朗，他们是在德黑兰大学学习英语的时候认识的。跟班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们选这门语言，不是为了以后可以更方便地为英国霸权主义跑腿。学完后，他们在共产主义国家待了两年，现在他们正要回伊朗。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人说，“我们以这位国际工人的名义进行我们的斗争，我们要以他的名义，在伊朗和全世界进行社会革命，我们要取消资本主义体系，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所有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实现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哦，是吗，”阿朗说，“你们的酒还有多的吗？”

有。酒瓶从在骆驼背上的男人间传递了一阵子，阿朗顿时觉得，旅途有希望了。

十一个月后，这四个男人已经至少互相拯救了三次队友的生命。他们一起战胜了雪崩、拦路抢劫者、严寒以及不断出现的饥饿困难时期。骆驼中有两头死了，第三头被他们宰了吃了，第四头被他们送给了一位阿富汗的海关人员，好让他把他们放进这个国家，而不是把他们抓起来。

阿朗从不认为，喜马拉雅山会很好翻越。事后他仍然觉得十分庆幸，可以跟那几位富有同情心的伊朗共产主义者同行，因为要跟山谷里的沙尘暴、泛滥的河水和山区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作斗争，一个人是不行。另外，人们面对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终究无能为力。他们四人组在两千米高的山上安营扎寨，捱过了1946年至1947年的冬天。

那三个共产主义者自然想招募阿朗加入他们的斗争，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他对火药和其他东西很拿手之后。阿朗答复说，他祝他们好运，但他必须回家去照看他在于克斯霍尔特的房子。匆忙中，阿朗忘了，十八年前他早已把这栋房子炸上了天。

最后这些人放弃了说服阿朗的努力，满意地说，阿朗是个好同志，另外，他是个不会有任何抱怨的人。在等待天气转好、无所事事极度无聊的时候，他找到了如何从羊奶中提取烈酒的方法，这大大提升了阿朗在团队中的声望。那几位共产主义者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这牛奶确实让他们喝醉了，多亏有了它，他们既暖了身子，又有了事做，不感到那么无聊了。

1947年春，他们终于翻过喜马拉雅山，来到了世界最高山脉的南边。他们越靠近伊朗的国境线，那三个共产主义者对伊朗的未来就聊得越发热切。现在是到一次性把外国人都从这个国家赶出去的时候了。英国人常年支持着那个腐败的沙阿，这太混账了。可是后来当沙阿厌倦了在他们的皮鞭下生活，开始叫嚣着反抗的时候，英国人就把他拎起来扔到一边，换上了他的儿子。阿朗联想到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心想，外面世界的人，都有这样奇怪的家庭关系。

儿子自然是比他父亲更容易收买，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控制了伊朗的石油，这三个伊朗共产党人要去制止这件事。可问题是，其他的伊朗共产党人对斯大林苏联更感兴趣，另外还有大量其他干扰革命的分子存在，他们把宗教夹杂进了革命。

“有意思。”阿朗说着反话。

他得到的回答是一段长长的马克思主义宣言，主题为：不止是有意思！简言之，他们三人准备，不成功便成仁！

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成仁了。四个好兄弟一踏上伊朗的土地，就被一支刚好经过的巡逻小分队给抓住了。非常不幸地，那三个共产主义者一人手里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波斯语的），因此他们被当场击毙。阿朗因为手里没有拿着书而幸免于难，另外他看起来是个外国人，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一杆枪抵在了阿朗的背后，他摘掉帽子，向三个被枪毙的共产主义者致谢，感谢他们陪伴他穿越了喜马拉雅。阿朗觉得，他真的无法适应，他的三个朋友就这样死在了他的眼前。

阿朗来不及做更长的默哀，就被绑了起来，扔到了一辆卡车货斗的毛毯上。他低着头，用英语请求把他带去德黑兰的瑞典使馆，或者是美国使馆，如果瑞典在这座城市没有代表处的话。

他得到的回答是：“Khafe sho！”带着威胁的口吻。

阿朗听不懂，但他还是能明白。把嘴闭上一会儿应该没错。

在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特区，哈里·S.杜鲁门总统有着自己的忧虑。离美国大选那么近了，现在关键是要站对位置。最大的战略问题是，他准备在多大的程度上去安抚南方的黑人。要达到平衡，一方面，政策要现代一点，另一方面，不能表现得太软弱。只有这样才能把民意聚集到自己这一边。

而在世界舞台上，他还有斯大林要对付。在这件事上，他不准备做任何妥协。斯大林成功地迷倒了一些人，但却吸引不了哈里·S.杜鲁门。

相比于其他这些，中国的事务已经成为历史，不那么重要了。斯大林向毛泽东提供了大量帮助，而杜鲁门却无法对那个业余的蒋介石做同样的事情。宋美龄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现在大概已经抵达了。对了，那个阿朗·卡尔松怎么样了？不错的小伙子，真的很不错。

蒋介石在军事上厄运连连，宋美龄的辅助计划也失败了，因为负责的爆炸技术员失踪了，还把那个混蛋的老婆也带走了。

宋美龄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会见杜鲁门总统，想要亲手掐死他，因为他把阿朗·卡尔松派给了她。然而杜鲁门却没空接见她。美国转而放弃了国民党。最后蒋介石、宋美龄和他们的部下不得不逃去了台湾，中国大陆变成了共产党的地盘。

第十二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湖畔居”的朋友们知道，现在必须坐上搬运车，彻底离开这里了。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做。

美女穿上雨衣，戴上帽兜和橡胶手套，拉出水管，去冲洗宋娅刚刚坐死的那个混蛋的残渣。不过最首要的事情是，她撬开了死者的右手，拿出了那把左轮手枪，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门廊上（后来她把它忘在了那里），枪口朝着四米开外的那棵粗壮的杉树。谁也不知道这类玩意儿什么时候会走火。

赫因肯从宋娅的粪便里露出来之后，被尤里乌斯和本尼塞进了他自己那辆福特野马的后座下面。按说车里本来装不下他的，不过现在他已经被整整齐齐地压平了。

尤里乌斯坐到这个恶棍的汽车方向盘后，上路了，本尼开着美女的帕萨特紧随其后。他们的想法是，找一个荒凉的地方，要离“湖畔居”足够远，然后把这个恶棍的汽车用汽油点燃，就像真正的劫匪遇到这种情况时做的那样。

不过要这样做，首先需要一个桶，然后要用汽油把桶装满。于是尤里乌斯和本尼停在了布拉沃斯舍索斯街的加油站外面，本尼走进加油站，去弄所需的东西，尤里乌斯则去买些可以用来磨牙的零食。

一辆新的福特野马，还有一辆超过三百马力的V8出现在布拉沃斯加油站的外面，这差不多跟一辆波音747飞机出现在斯德哥尔摩斯维亚大街上一样轰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赫因肯的弟弟和“暴力”俱乐部的一位同伙就决定赶紧行动。弟弟跳进野马车，同伙则盯着那位疑似车主——他正在加油站的一堆零食里挑挑拣拣。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蠢货！钥匙还插在车上！

本尼和尤里乌斯从加油站出来，一个手里拿着新买的桶，是要用来装汽油的，另一个胳膊下夹着报纸，嘴里塞满了零食。可是野马车不见了。

“我不是把车停在这里的吗？”尤里乌斯说。

“是啊，你就是把车停在这里的。”本尼说。

“我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尤里乌斯问。

“我们遇到麻烦了。”本尼说。

他们坐上那辆没被偷走的帕萨特，回到了“湖畔居”。那个空的桶依旧是空的，没必要装上汽油了。

这辆野马是黑色的，车顶上带着两条纵向的浅黄色条纹。一辆真正的顶配车，赫因肯的弟弟和他的同伙可以从中大赚一笔了。这场偷盗行动真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意外得手后不到五分钟时间，这辆车就安全地停进了“暴力”俱乐部的停车库里。

第二天，他们就给车换了个车牌，然后赫因肯的弟弟让一名手下开着车去里加[73]的合作伙伴那里，把车留下，坐船回来。通常情况下，接下来是这样的：拉脱维亚人用伪造的车牌和文件资料，把这辆车当作一件私人出口商品卖回给“暴力”俱乐部的某个人，这辆偷来的汽车便被迅速洗白了。

然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因为瑞典人送来的这辆车停在里加南郊Ziepniekkalns的车库里，开始散发出某种恶臭。车库的老板仔细检查了一番，在车的后座下面发现了一具尸体。真他妈臭，他骂道，撕掉了车牌及所有能够显示这辆车信息的东西。然后他将这辆原本非常漂亮的野马车砸扁，直到它看起来完全报废了才作罢。他找来一个酒鬼，用四瓶酒买通了他，让他把这堆砸成碎片的残骸处理掉，连同尸体和所有东西。

“湖畔居”的朋友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装着那死去恶棍的野马车被偷了，当然让人担心。直到阿朗决定，已经发生的就只能这样了，将来的事该怎样就怎样，大家这才不那么担心了。另外，阿朗说，大可放心好了，偷车人是不会报警的。跟警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基本上是偷车人的一种本性。

现在是傍晚五点半，他们最好在黄昏前上路，因为搬运车很大，开始的几段路又很小，而且弯弯曲曲。

宋娅站在她那个带轮子的马厩里，院子里和牛棚中所有的大象脚印都被很小心地扫掉了。帕萨特和本尼的梅赛德斯留在原地，它们又没有参与什么违法的事情，不然他们该怎么处理这两辆车呢？

搬运车出发了。一开始美女打算自己开来着，她当然会开大车。后来她发现，本尼几乎是一位驾校教练——他的驾照上拥有所有的字母[74]，那么让他坐到方向盘后面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除去已经干了的，他们几个没必要再干其他违法的事情了。

到了信箱那里，本尼左转，朝着跟鲁特奈和布拉沃斯相反的方向驶去。按照美女说的，他们先是悄悄地沿着碎石路开上一段到奥比，然后在拉姆胡尔特南边上三十号公路。从这里过去需要将近半个小时，干吗不利用这段时间来讨论一下一个并非完全不重要的问题呢：他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四个小时之前，老板不耐烦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他唯一一个还没有失踪的助手。等加拉加斯办完事一回来，老板马上就跟他南下——不过不骑摩托车，也不穿俱乐部的夹克。这段时间要小心一点。

另外老板也开始想，自己之前制作俱乐部夹克并把Never Again的标志印在背后的战略是不是错了。一开始他的目的是确立一种身份，营造团队的团结气氛，让外人对他们产生尊重。可是首先，他们的团队比老板曾经预想的要小得多，只有博尔特、赫因肯、加拉加斯和他自己的四重奏，就算没有夹克也毫无问题。其次，由于他们所从事活动的性质，作为一种标志的俱乐部夹克，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派博尔特去马尔姆雪平进行交易之前，老板下达了这样分裂的命令：一方面让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那里，另一方面又让他穿上背后带有Never Again标志的俱乐部夹克，好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让俄国人知道，他在跟谁吵架。

而现在博尔特跑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的背上带着一个标志，仿佛在说：“有任何问题，请致电老板。”

该死！老板想。等这一堆破事过去后，就把夹克烧掉。可这该死的加拉加斯去哪里了？现在得出发了！

八分钟后，加拉加斯出现了，抱歉地说他在7—11便利店买西瓜。

“冰镇的，很不错。”加拉加斯解释道。

“冰镇的，很不错？俱乐部半数的人和五千万克朗一起失踪了，而你却在那里买水果？”

“不是水果，是蔬菜，”加拉加斯说，“准确地说，是一种瓜类。”

这下可把老板给惹毛了，他拿起西瓜，重重地砸在可怜的加拉加斯头上，西瓜裂开了。加拉加斯哭了起来，说他不想再干了。自打他们——先是博尔特，后是赫因肯——失踪以后，他听到的只有老板的脏话，好像这是他——加拉加斯——的错一样。是的，现在让老板自己搞定吧，加拉加斯打算打电话叫出租车去阿兰达机场，飞回他在……加拉加斯的家。那样他至少可以叫回自己真正的名字。

“他妈的！”[75]加拉加斯哭着，夺门而出。

老板叹了口气，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乱了。先是博尔特失踪，事后老板不得不承认，他在赫因肯和加拉加斯身上发泄了一部分愤怒。后来赫因肯失踪了，他不得不承认，他又在加拉加斯身上发泄了一部分愤怒。再后来加拉加斯失踪了——他是去买西瓜了。现在老板不得不承认，他……他不应该把西瓜砸到他的头上。

现在他只有一个人去寻找……呃，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他能找到博尔特吗？如果是博尔特偷了箱子，他怎么可能这么笨？赫因肯那边又发生了什么？

老板一如往常地开着他那辆最新款的宝马X5。他开得太快了，在秘密尾随其后的那辆警车里，警官们挨个数着去斯莫兰的这一路上他的违章次数。开出三百公里后他们一致认为，坐在他们前面这辆宝马车方向盘后的这名男子，如果他迄今为止所有这些交通违章行为都被起诉的话（当然这是不会发生的），那么他在未来400年里都别想拿回自己的驾照了。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经过了奥塞达。在那里，阿隆松探长换下了斯德哥尔摩同事的班，感谢了他们的帮助，并说现在他可以自己来搞定这件事了。

在宝马车里GPS导航仪的帮助下，老板毫不费劲地一路找到了“湖畔居”。不过他越是接近目的地，就变得越发不耐烦。本已违章的速度，现在变得更快了，以至于阿隆松探长都不太跟得上了。他当然要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不能让佩尔—龚纳·“老板”·耶丁注意到自己被跟踪了。可现在的问题是，阿隆松把他跟丢了。还是在那段很长的直道上时，他还能看见那辆宝马车，然后……现在他看不见了！

耶丁会去哪里了呢？他肯定在哪里拐弯了，要不就是……？阿隆松放慢了速度，感觉脑门上冒出了汗。他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念头让他很不喜欢。

左边有一条岔路，他会不会走了这里？还是继续直行去了……那个叫鲁特奈的地方？这条路上满是阻碍车速的碎石，阿隆松本来不是正好应该在这里追上耶丁的吗？除非，耶丁在这里拐了弯。

那就肯定是这里了。阿隆松调转车头，拐进了他认为耶丁选择了的这条岔路。现在得好好睁大眼睛了，因为如果耶丁选择了这条小路，那么他的目的地应该很近了。

老板一个急刹车，车速从一百八十降到二十，猛地拐进导航仪给他指出的那条碎石路。现在离目标只剩三点七公里了。

在离“湖畔居”信箱两百米处，这条路拐了最后一道弯，在拐角处，老板看见了一辆大车的背影，它正从老板要拐进去的那个出口开出来。他现在该怎么办？哪些人在这辆车上？哪些人留在了湖畔居？

老板决定把这辆大车放走了，他则拐了进去，沿着这条弯曲的小路往下。这条路通往一栋住宅的院子，还有一间牛棚和一栋湖边的房子，这房子有些年头了。

但却没有赫因肯，没有博尔特，没有老头，没有红头发的老太婆。也肯定没有那个带轮子的旅行箱。

老板又花了几分钟时间察看这个地方。这里显然没有人，但在牛棚后面却藏着两辆车：一辆红色的大众帕萨特和一辆银色的梅赛德斯。

“就是这里，没错。”老板自言自语道，“不过也许迟到了几分钟？”

于是他决定去追赶那辆大车。这并非没有可能，沿着这条弯曲的碎石路，不过在他前面三四分钟而已。

老板向他的车发出了上路的指令，这辆宝马飞速地带他回到了主路上。在那儿，信箱旁边，他像那辆大车一样往左拐去。他加大了油门，消失在了一团尘土云中。而一辆蓝色的沃尔沃正从另一个方向靠近，老板却一点也没注意到。

阿隆松探长先是很高兴，突然又见到耶丁了。可是考虑到耶丁那辆该死的四驱宝马的速度，探长随即又放弃了。他根本没有机会追上他。转而去看看这个地方也不错……这里叫“湖畔居”……耶丁已经去过了，是从这里拐出来的……信箱上的名字是古妮拉·比约克隆德。

“如果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我不会觉得奇怪，古妮拉。”阿隆松探长说。

于是阿隆松的沃尔沃开进了院子。这个院子，亨利·“赫因肯”·霍尔腾的福特野马十个小时之前来过，佩尔—龚纳·“老板”·耶丁的宝马短短几分钟前也来过。

和老板一样，阿隆松探长很快就发现，“湖畔居”被废弃了。不过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去寻找各种拼图图块。有一块拼图是，厨房里放着当天新鲜的晚报，冰箱里有一部分完全新鲜的蔬菜。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是当天早些时候离开的。另一个拼图当然是牛棚后面的梅赛德斯和帕萨特。其中一辆阿隆松完全认识，另一辆他猜是属于古妮拉·比约克隆德的。

还有两个极有意思的发现在后面。第一个是阿隆松探长在房子木质门廊的最外面找到了一把左轮手枪。它在那里干什么？上面会布满谁的指纹？阿隆松猜这是赫因肯·霍尔腾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枪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

第二个发现是阿隆松从那里出来时在信箱里找到的。在当天的邮件中，有一封寄自路政局的信，是一辆1992年款的，黄色斯堪尼亚[76]K113汽车的车主变更确认函。

“你们是坐着巴士离开的吗？”探长自言自语道。

黄色搬运车缓缓前行。没过多久，宝马就追上它了。可是在这条窄路上，老板没有机会超车，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后面，想象着车里有什么人，那只灰色带轮子的旅行箱有没有可能在车上。

幸好他们不知道危险就在身后五米的地方，搬运车里的朋友们正在讨论遇到的情况，很快他们就达成一致，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他们能找到一个地方躲上几个星期。他们在“湖畔居”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算的，不过原本挺好的主意随着不速之客的到来以及宋娅坐到了客人的身上而一下子变得很糟。

现在的问题是，阿朗、尤里乌斯、本尼和美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亲戚和朋友非常少，估计没有人会接待像他们这样一辆装着人和动物的黄色搬运车。

阿朗抱歉地说，他已经一百岁了，他的朋友们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了，而且到了这个年龄，他们也理应不在了。很少有人能度过所有的坎，年复一年。

尤里乌斯说，他特别擅长的是交敌人，而不是朋友。至于阿朗、本尼和美女，他愿意跟他们深入发展友谊。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并不属于联络人范畴。

美女承认，离婚后的这些年，她非常缺乏社交生活，后来牛棚里来了一头不为人知的大象，而这并没有直接增进她的社会关系。她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联系，寻求帮助。

只剩下本尼了。他有一个哥哥，世界上最愤怒的哥哥。

尤里乌斯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用钱来贿赂他的哥哥，这让本尼高兴了起来。他们的旅行箱里有好几百万呢！贿赂恐怕不行，因为相对于贪婪来说，阿布更加清高。不过这只是语义上的问题。本尼有办法了。他可以在这么多年以后，请求纠正自己的错误。

于是本尼接通了哥哥的电话，才刚刚报上自己的名字，就被告之，阿布的滑膛枪已经上好了膛，如果弟弟想要屁股开花的话，非常欢迎他光临。

本尼说，他可没有这种想法，不过他——和几个朋友——还是可以考虑拐过来一下，因为他希望调整一下兄弟之间的财务关系。也就是说，关于阿弗叔叔的遗产，兄弟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应该有个结果了。

阿布对弟弟说，别他妈的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他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

“你给我多少？”

“三百万怎么样？”本尼说。

阿布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现在的状况。他很了解他的弟弟，知道本尼不会打电话来跟他开这样的玩笑。很简单，弟弟有一大笔钱！三百万！太好了！不过……希望能多一点。

“四百万怎么样？”阿布试探道。

尽管现在是这样的处境，但是，本尼早已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让哥哥对他颐指气使了，所以他说：

“我们其实可以去住酒店的，如果你认为我们麻烦到你了的话。”

阿布回答说，他从来不觉得弟弟麻烦。衷心欢迎本尼和他的朋友们，同时如果本尼愿意用三百万——或者三百五十万，如果他愿意的话——来弥合他们的过节，那当然就更好了。

本尼得到了去哥哥家的路线，他认为，他们将在几小时后到达。

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了。现在，公路变得宽阔和笔直起来。

这正是老板所需要的，让路变得宽一点、直一点。将近十分钟了，他被挡在那辆大车后面，而此时宝马车提示他，需要加油了。自打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以后，老板就没有加过油，他哪有时间啊？

噩梦很可能演变成，他在森林中央没了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辆黄色大车消失在远方，而那上面可能坐着博尔特和赫因肯，还有那只旅行箱，以及其他的人和东西。

所以老板采取了一个彰显他斯德哥尔摩犯罪俱乐部老板身份的行动：他把油门踩到底，在一秒钟内超过了那辆黄色大车，继续开出一百五十米后，在一个安全距离内将宝马车停住，让它横在路当中。然后他从手套箱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准备好占领那辆正赶上来的汽车。

跟他那两个已经死掉的移民助手比起来，老板更具有分析头脑。将车横停在碎石路上逼停那辆大车的想法，最初当然是因为宝马车的汽油快用完了，除此之外老板还做了一个完全正确的假设，就是大车司机确实会停下来。老板的结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常识上：通常人们在开车时是不会故意去撞别人的，因为这样会对双方的生命安全造成危险。

不出所料，本尼踩下了刹车，老板想得没错。

可是他却想得不够周全。他应该计算到这样一种危险：大车上装的人和东西中，可能有一头几吨重的大象，他应该想想，这种情况将对大车的刹车距离产生怎样的后果，尤其是考虑到这是碎石路面，而不是沥青。

本尼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撞车，但是当这辆载着大象和所有东西的十五吨重的大车撞上停在路中间的那辆汽车的时候，速度仍然接近每小时五十公里。于是那辆汽车就像手套一样被撞到了三米高的空中，飞至二十米开外的地方，重重地砸在了一棵八岁的杉树上。

“这应该是第三个死掉的人了。”尤里乌斯猜测道。

搬运车上所有两条腿的乘客都跳了下来（有几个跳得比其他人快），走到那辆散了架的宝马车跟前。

方向盘的上面，挂着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男人，估计是死了。他手里仍然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跟当天早些时候威胁他们的第二名恶棍拿的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这是第三个了，”尤里乌斯说，“不知道他们有完没完了。”

本尼木然地对尤里乌斯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进行了抗议。一天杀死一个恶棍应该够了，而今天，却升到了两位，而时间还没到傍晚六点呢。如果可以的话，还来得及杀死更多的人。

阿朗建议说，他们应该把第三位死者弄到某个地方藏起来，因为让自己跟所杀掉的人发生过于紧密的联系可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不想告诉别人他们杀了人的话，阿朗认为朋友们没有理由想要这么做。

这时美女开始骂起那个挂在方向盘上的死者来，责骂的主题是他该死的怎么会这么蠢，横着停在路上。

死者的回应是轻轻地喘了一口气，一条腿动了一下。

阿隆松探长别无选择，只好继续朝着老板耶丁半个小时之前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自然对追上Never Again的头目不抱什么希望，但是路上也许会出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另外韦克舍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了，探长需要找个地方住下来，总结一下目前的状况，睡上几个小时。

沿着这条路开了一会儿后，阿隆松发现了一辆崭新的宝马X5的残骸贴在一棵杉树上。一开始阿隆松心想，耶丁从“湖畔居”出来用了这么快的速度，所以他冲出公路也不奇怪。但在做了一番近距离的察看之后，阿隆松得出了另一幅图景。

首先这辆车上没有人。驾驶员座上全是血，但是却找不到司机。

其次车的右侧被非自然地撞凹了，到处可见清晰的黄色印记。某种巨大的、黄色的东西全速撞到了这辆汽车。

“比如一辆黄色的斯堪尼亚K113，1992年款的。”阿隆松探长自言自语道。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级的猜想，而当他发现这辆黄色斯堪尼亚的前车牌牢牢地嵌在宝马车的右后门上时，就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阿隆松只是将上面的数字和字母与路政局确认车主变更信函上的数字和字母比对了一下，就肯定了他的判断。

阿隆松探长仍然无法理解发生的状况。不过有件事对他来说似乎越来越清楚了，尽管让人难以置信：百岁老人阿朗·卡尔松和他的同伙好像很善于杀人，并且把尸体变没。

第十三章　1947年至1948年

阿朗之前度过的那些夜晚肯定要比趴在卡车货斗里前往德黑兰的这夜来得舒服一些。而且这天夜里很冷，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羊奶用来暖身子。除此之外他的双手还被反绑在身后。

毫无疑问，当旅行到达终点时，阿朗觉得满意了点。这是下午的晚些时分，卡车停在了首都市中心一栋巨大的棕色建筑的正门外面。

两名士兵扶着这名外国人站到地上，掸去他身上的灰尘。反剪着阿朗的绳结被解开了，他们又重新用枪看住了他。

如果阿朗懂波斯语的话，他就能读出金黄色牌子上的字了，这块小铜牌挂在他来到的这扇大门的旁边。可惜他不会波斯语。他也不在乎。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被招待一顿早饭。或者是午饭，最好早饭午饭都能招待。

而士兵们当然知道他们要把这个疑似共产党人带去哪里。他们推着阿朗穿过几扇门后，其中一位士兵跟阿朗道别，嘴上咧着笑，用英语说道：

“好运。”

阿朗对他的祝福深表感谢，尽管他明白这是一种讽刺。他想，无论如何，他都要积极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逮住阿朗的那支队伍的军官，跟阿朗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的军官做了一个郑重的移交。为阿朗履行过必要的登记手续后，他被带进了最近的那条走廊里的一间牢房。

跟阿朗刚刚习惯的那个地方比起来，这间牢房简直就是香格里拉了：并排放着四张床，每张床上有两条毛毯，天花板上有电灯，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一个洗脸盆，有自来水，另一个角落有一个成人用的痰盂，带盖子的。此外阿朗还得到了一大盘粥和一整升水，来解决饥渴。

四张床中的三张是空着的，而第四张上面仰面躺着一个男人，双手交叉，眼睛闭着。当阿朗被带进来的时候，正在打盹的这个人醒了，站了起来。他又高又瘦，白色的牧师领子从一身黑色的衣服中冒出来。阿朗伸出手去介绍自己，说抱歉他不会本地的语言，不过牧师先生也许会说一两句英语吧？

黑衣人说他会，因为他出生、长大和接受教育都是在牛津。黑衣人介绍说他叫凯文·弗格森，英国圣公会牧师，十二年前来到伊朗，寻找那些迷失的灵魂，带他们走进正确的信仰。卡尔松先生信奉什么宗教呢？

阿朗回答说，纯粹从肉体角度来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过他却并不觉得灵魂有所迷失。阿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宗教进行推理的，如果人们尚且不能准确地知道，那么猜测也是无用的。

阿朗发现弗格森牧师正打算开口，于是迅速补充说，请牧师尊重阿朗发自内心的愿望，不想成为英国圣公会教徒或者别的什么宗教教徒。

不过弗格森牧师不是一个你说不他就罢休了的人，但是这一回他还是犹豫了一下，他也许不想对这个除了上帝之外，唯一有可能把他从这里救出去的人太过强硬？

于是就变成了一场妥协。弗格森牧师怯怯地尝试说，如果他稍稍阐释一下三位一体理论，应该不会对卡尔松先生造成伤害吧。这个三位一体理论恰好是英国圣公会信条39篇中的第一篇。

阿朗回答说，牧师难道没有发现阿朗对这个三位一体理论有多不感兴趣吗？

“在地球上所有的共识中，三位一体理论大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阿朗说。

弗格森牧师觉得这话说得太傻了，于是承诺，不再跟卡尔松先生讨论宗教问题，“尽管上帝把我们放在同一间牢房里，一定是有什么用意的”。

他转而介绍起了自己和阿朗的状况。

“看起来不妙，”弗格森牧师说，“你和我可能要去见上帝了。要不是我承诺过你不再讨论宗教，我会再说一句，正是因为我们要去见上帝了，所以卡尔松先生现在正好应该皈依这个真正的信仰。”

阿朗狠狠地瞪了牧师一眼，什么都没有说。牧师继续往下讲，他说他俩现在正在一个看守所里，这个看守所是内部情报和安全机关开的，简言之，就是安全部。卡尔松先生也许觉得这听起来很安全很不错，可事实是，安全部关心的只是沙阿的安全，而不是其他人的，它存在的真正目的是让伊朗民众保持一定的恐惧和尊重，还有就是尽可能地追杀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民众中那些让人不愉快的家伙。

“比如英国圣公会牧师？”阿朗问。

弗格森牧师回答说，英国圣公会牧师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伊朗毕竟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这位牧师也许走得太远了点，他自己这样认为。

“落入安全部魔爪的人，结局都不会很好。就我个人来说，我担心这是我的终点站了。”弗格森牧师说着，突然间变得非常难过。

阿朗立刻同情起他的新狱友来，尽管他是牧师。他安慰他说，他俩应该可以想到一个方法从这里出去的，不过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首先想知道牧师是因为什么才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凯文·弗格森牧师抽了一下鼻子，振作了起来。这不是因为他怕死，他解释道，他只是觉得他在地球上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牧师始终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而如果卡尔松先生，在等待上帝做出决定的时间里，能为自己和牧师找到什么建议的话，牧师相信，上帝应该不会不乐意接受的。

于是牧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他刚毕业的时候，在梦里看见上帝跟他说话。“去外面的世界布道吧”，上帝说，然后他就没有再说别的，把该去哪里留给牧师自己思考。

从一位英国的主教朋友那里，他知道了伊朗。在那儿，英国圣公会教徒的数量少得可怜，却到处都是什叶派、逊尼派教徒和犹太人，还有纯粹信奉巫术的人。至于信基督教的，都是亚美尼亚人或亚述人。大家都知道，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对大多数教义的理解都是有误的。

阿朗说，他其实并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谢谢。

牧师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伊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很好，在教会高层政治接触的帮助下，牧师成功地搭上了一家英国的外交飞机，来到了德黑兰。

这事发生十多年前，大约是1935年。此后他穿梭于各个地区，活动于首都周围更广的范围。一开始他盯着各种宗教庆典。他偷偷地溜进清真寺、犹太教堂和各种寺庙，等待合适的机会，去打断正在进行的仪式，在翻译的帮助下，来宣传真正的学说。

阿朗对他的新狱友表达了赞美，说牧师肯定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可问题是，他的脑子是不是正常，因为这么做多半不会有好下场吧？

弗格森牧师承认，实际上从没有过一次好下场。每次还没讲完一句话，他和翻译就被扔了出来，通常他俩会被痛打一顿。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牧师继续他的斗争。他知道，他在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都播下了小小的种子。

终于，牧师的名声还是被广泛地传开了，以至于他很难再寻求到翻译的帮助。迄今为止，没有一位翻译帮助过他两次。一段时间以后，翻译们就互相传起了关于牧师的闲话。

于是牧师停下了他的活动，转而抓紧时间学习起波斯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设想了一下他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战术。一天他觉得，他的语言已经很有把握了，他开始实行他的新计划。

这一次他不选择寺庙和庆典，而是去拜访集市，他知道在那里，各种异端学说都有强硬的代表混在人群中，于是他站到一个自带的木箱子上，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这个方式自然不像早些年那样招来很多棍棒，但是他所拯救的灵魂的数量，却完全不如弗格森牧师之前预计的那么多。

阿朗问，弗格森牧师到底使得多少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得到的回答是，这得看你怎么算了。一方面，弗格森牧师从每一种宗教中都争取到了恰好一位皈依者，也就是说一共八位。另一方面，直到几个月前他才知道，所有这八个人，其实有可能都是安全部的间谍，是被派来监控这位传教的牧师的。

“也就是说，介于零到八人之间。”阿朗说。

“可能更接近于零。”弗格森牧师回答。

“在十二年里。”阿朗说。

牧师承认，当他发现原本已经很少的成绩实际上还要更少时，他感觉很沉重。他明白，用同样的工作方式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取得成功，因为无论伊朗人有多愿意改信别的宗教，他们都不敢这么做。

阿朗说，除了这一切以外，也许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有那么一些伊朗人，无论弗格森牧师和安全部怎么做，他们都信奉自己原有的宗教，并且对此感到满意。牧师不这么认为吗？

弗格森牧师回答说，他从没听过这么无知的话。不过他无法进行自我防卫，因为卡尔松先生禁止了所有宣扬英国圣公会的活动。那么，卡尔松先生可以考虑让牧师把故事讲完而不做无谓的打断吗？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弗格森牧师在知道了安全部是怎样渗透进牧师的传教活动后，开始考虑采用新的方式，干点大事。

就这样，牧师先是甩掉了他那八位估计是间谍的学生，然后跟地下共产主义运动联系，想召集一个会议。他说他是英国正统宗教的代表，想跟他们见面，讨论未来的发展。

安排一次会面得花很多时间，不过最终他还是跟五位呼罗珊省[77]的共产党领导人坐到了一起。实际上，他本来是想见德黑兰的共产党人的，因为弗格森牧师觉得，他们才是做决定的人。不过这次会面也可能管用。

也可能不管用。

弗格森牧师向共产党人介绍了自己的想法，概括地说就是，等到共产党人接管国家的那一天，英国国教将成为伊朗的国教。如果共产党人同意这一点的话，那么弗格森牧师承诺，他愿意接受宗教部长这个工作，负责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圣经》供人们取阅。此后将兴建教堂，一开始可以利用关掉的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来实现这个目的。那么各位共产党领导，你们觉得现在离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多远？

共产党人并没有表现出相同的热情，或者至少是新奇，这有点出乎弗格森牧师的意料。不过弗格森牧师倒是搞清楚了一点，就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除了共产主义外，肯定不会有英国圣公会或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戏了。因为牧师伪造了借口来召集这次会议，所以他得到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共产党人还从来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么无聊的事情上过。

他们以三比二的投票结果，决定弗格森牧师在坐上火车回德黑兰之前，得让他们轮番揍一顿。又以五比零的投票结果，决定出于对牧师健康的考虑，就不劳他再回来了。

阿朗笑着说，他完全不排除牧师脑子有病的可能，敬请弗格森牧师原谅。

牧师回答说，像卡尔松先生这样的异教徒，最好别去评判别人有病没病。不过牧师自然也明白，他成功的几率非常小。

“可是你想，卡尔松先生，你想如果这件事成了的话。你给坎特伯雷[78]的大主教发电报，报告说一下子多了五千万圣公会教徒！”

阿朗承认，疯狂与天才之间的区别是很微妙的，对于这件事，他无法确切地说哪个是哪个。不过他有自己的怀疑。

不管怎样，情况表明，沙阿那该死的安全部窃听了呼罗珊省共产党人的活动，弗格森牧师在首都一下火车，就被抓去审问了。

“到了那里，我承认了所有事，还添油加醋了一些。”弗格森牧师说，“因为我瘦弱的身体承受不了酷刑。一顿暴揍是一回事，而酷刑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当即并且夸大地招了供，弗格森牧师被转到了这个看守所。在这里，他已经平静地待了快两个星期了，因为首长——副总理——去伦敦出差了。

“副总理？”阿朗问。

“是的，或者叫杀手头子。”凯文·弗格森说。

“不过据看守说，当我们称呼他的时候，最好把‘副’字去掉，如果事情糟糕到我们需要见到他的话。就咱俩的情况来看，可能逃不过了。”

也许牧师跟地下共产党人接触的次数要比他自己承认的更多，阿朗心想，因为弗格森牧师继续说：

“自从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这里建立了沙阿的秘密警察机构。”

“中情局？”阿朗说。

“是的，他们现在叫中央情报局，以前叫美国战略服务局，不过干的都是同样肮脏的事情。就是他们把所有酷刑手段教给伊朗警察的。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允许中情局干这种破坏世界的事情？”

“你是说美国总统？”

“哈里·S.杜鲁门将会下地狱的，你看着吧。”弗格森牧师说。

“哦？你这么认为？”阿朗说。

日子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安全部看守所里一天天过去。阿朗向弗格森牧师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省略任何事情。牧师听说了他的狱友与美国总统的关系，还有更糟的——与扔向日本的原子弹的关系后，牧师沉默了，不再跟阿朗说话。

牧师转而面向上帝，祈求得到建议。是上帝把卡尔松先生派来帮助他的吗？还是相反，在他身后有魔鬼的指使？

可是上帝却以沉默来回答他——上帝有时会这么做。而弗格森牧师总是把这解读为他应该自己思考。事实上，当牧师自己盘算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得出好的结果，但他还是无法放弃这么去做。

经过两天两夜的权衡后，弗格森牧师觉得，他应该暂时跟旁边床上的这位异教徒达成和解。他通知阿朗，他现在打算重新跟卡尔松先生说话了。

阿朗说，牧师保持沉默的时候，其实挺安静挺好的，不过从长远看，他还是希望他们能回应彼此的搭话。

“此外我们也许应该试着用某种方式从这里出去，最好是在杀手头子从伦敦回来之前。而如果我们坐在各自的角落里生闷气则无济于事，牧师说对不对？”

是的，弗格森牧师当然同意这一点。等杀手头子回来后，他们将面临一场简短的审问，接下来他们就会从此消失。弗格森牧师听来的消息就是这样的。

这个看守所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没有四处安装那些双层的门闩，相反，看守们有时甚至不在意门是不是真的锁好了。但是仍有不少于四名看守把持着这栋建筑的进出口，如果阿朗和牧师试图溜出去，他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是否可能制造某种混乱呢，阿朗想，然后趁乱逃走？这个可以考虑。

现在阿朗希望能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于是他交给牧师一个任务，让他从看守那里打探出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也就是说，杀手头子确切地会于什么时候回来？他们的大限是什么时候？

牧师保证只要一有机会就尽快去问。也许此刻就可以办，因为门上响起了咔哒咔哒的声音——是最年轻的、最友好的那名看守，他探进头来，一脸同情地说：

“现在总理从英国回来了，接受审问的时间到了。你们谁先？”

这位国内情报和安全机关的负责人坐在他德黑兰的办公室里，心情很糟。

他刚刚去了伦敦，在那里被英国人教训了一顿。他，总理（几乎算是了），政府首脑，伊朗社会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被英国人教训了一顿！

沙阿除了让那些高贵的英国人满意之外，什么都没有做。石油在英国人手里，而总理则负责清洗所有那些想在该国制造另一种秩序的人。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有谁会真正对沙阿满意？伊斯兰教徒不满意，共产党人不满意，本土的石油工人也很不满意，他们机械地卖着命，只为每周一英镑的报酬。

而他得到的，却是一顿责骂，而不是赞扬！

警察总管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早些时候，他对抓来的一个不明身份的挑衅者太过粗暴了。这名挑衅者拒绝说出一切，只是要求释放他，因为他唯一犯的事就是坚持认为每一个到肉店的人都应该排队，包括国家安全部的雇员。

挑衅者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双臂交叉在胸前，对所有关于他是谁的问题全都以沉默来应对。警察总管不喜欢挑衅者的这番表现（这实在是一种挑衅），所以他从中情局最新的酷刑中挑出两项来进行了实践（警察局长很钦佩美国人的发明创造）。直到这时，才问出这名挑衅者是英国使馆的助理，这可真是太倒霉了。

解决此事的办法是，他先尽量地把这位助理拾掇整齐，然后释放了他，不过只是为了让他立刻被一辆精心安排的卡车压死，而那辆卡车随即逃离了事发现场。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外交危机——警察总管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满意。

不过英国人捡拾起了那位助理的尸体残骸，把它们全部运回了伦敦，用放大镜仔细地进行查看。随后警察总管就被叫去了，被要求对这件事做一个解释：德黑兰使馆的助理先是失踪了三天，然后突然出现在安全部总部大楼外面的马路上，他被压成了这个样子，以至于差一点发现不了他之前遭受过酷刑的痕迹。

警察总管自然坚决否认了所有的事情，外交游戏都是这样的，不过这位助理恰好是某位男爵的儿子，而这位男爵又是刚退休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好朋友，这回英国人肯定要有所反应了。

负责国内情报与安全事务的机关因此被剥夺了承担丘吉尔来访安保任务的资格，而两周后，这位丘吉尔就将访问德黑兰。沙阿私人保镖部队的业余警察将取代他们负责这次访问的安保任务。这对警察总管来说，是极丢脸的事情。而且这使得他与沙阿之间出现了某种嫌隙，让他感觉很不好。

为了分散痛苦的思绪，警察总管让人唤来了看守所里等着的两位社会公敌中的第一位。他设想的是，对他进行简短的审问，迅速、谨慎地将他处死，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将尸体火葬。午饭之后，到了下午，他应该来得及干掉第二个人。

阿朗·卡尔松自告奋勇第一个出去。警察总管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了他，跟他握手，请卡尔松先生坐下，问他要不要来杯咖啡，或是来一根烟？

阿朗心想，虽然他之前从没遇到过什么警察总管，但他还是觉得他们应该比眼前这位警察总管要令人不愉快一些。他说谢谢，来杯咖啡吧，但他一点也不想抽烟，如果总理先生觉得可以的话？

警察总管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开始他的审问。不过是一会儿要杀一个人而已，没必要表现得像恶棍一样。另外，看到他的祭品眼中升起希望的火焰，这也让他感到开心。人通常都是天真的。

而这个祭品，看起来不是那么害怕，还没有到害怕的时候。他用他喜欢的方式称呼他“总理”，一个有趣又不错的开始。

在审问他是谁这个问题时，阿朗，在缺乏战略准备的情况下，选取了部分经历来讲述：他是一位炸药专家，被哈里·S.杜鲁门总统派去中国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打击共产党；随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回瑞典的徒步旅行。而现在，他很抱歉，伊朗正好坐落在此行的半路上，阿朗不得不在没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进入了该国，他保证，会立即离开这里，如果总理先生让他走的话。

警察总管问了一长串问题，尤其是关于阿朗被抓时跟几个伊朗共产党人在一起的事实。阿朗如实回答，他跟那些共产党人是偶然遇到的，他们立刻达成协议，互相帮助着翻越喜马拉雅山。阿朗还补充说，如果总理先生也打算做一次类似的旅行，那他就不要太纠结于从谁那里得到帮助了，因为那些山实在太高，能有同道中人就不错了。

警察总管没有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计划，也没打算释放眼前的这个人。不过他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在让他彻底消失之前，也许可以利用一下这位具有国际经验的炸药专家。于是，警察总管用一种听起来也许有点急切的声音问道，在对戒备森严的著名人士进行暗杀方面，卡尔松先生有什么经验？

这种事情阿朗从来没做过——坐在那里，有目的地去计划杀一个人，就像炸掉一座桥一样。再说他也没有这种想法。不过现在得想一个出来。坐在对面的这位抽烟很凶的杀手头子有什么打算吗？

阿朗想了几秒钟，在记忆里搜寻了一遍，很快找到了一个例子，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格伦·米勒。”

“格伦·米勒？”警察总管重复道。

阿朗记得两年前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当人们听说年轻的爵士乐坛传奇人物格伦·米勒乘坐的美国陆军部队飞机在英国海岸外失踪，他本人也不见了的新闻时，大家是有多么惊愕。

“正是，”阿朗确认道，并用神秘的语气说，“我得到的命令是，要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场空难，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让两个引擎都起了火，他在英吉利海峡的中央掉了下来。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他。如果总理先生问我的话，我会说，这就是当了纳粹逃兵的命运。”

“格伦·米勒是纳粹分子？”警察总管吃惊地说。

阿朗点点头表示确认（在心里默默地请求格伦·米勒的遗属原谅）。那边厢，听说自己最崇拜的爵士英雄是为希特勒跑腿的，警察局长努力让自己摆脱这个消息所带来的震惊。

现在阿朗心想，在杀手头子问出一大堆关于格伦·米勒的问题之前，也许最好由他来掌控这场对话。

“如果总理先生愿意，我准备好了用最谨慎的方式，帮你把任何人清理掉，作为交换，事成之后让我们友好地说再见。”

警察总管的内心仍然没有平静下来，还在想着那个唱《月光小夜曲》的歌手背后的事情，不过他不能无限制地纵容阿朗了，他实在不想跟阿朗探讨关于其前途的问题。

“如果我愿意，你会帮我清理掉我想清理的人，作为交换，我也许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警察总管说着，从桌子上探过身来，在阿朗喝了一半的咖啡里灭掉了自己的烟头。

“对，这正是我说的意思。”阿朗说，“尽管我说得有点含糊。”

这个上午的审讯没有以警察总管惯常的方式发生转折，他没有除掉这位疑似社会公敌，而是暂停了审问，好让自己安静地消化一下这出现的新情况。午饭过后，警察总管和阿朗·卡尔松又会面了，他们的计划开始成形。

这个计划是，在温斯顿·丘吉尔由沙阿保镖保护的时候，干掉他。不过这必须很谨慎，不能让人觉得它跟安全部有一丁点干系，更不能牵连到警察总管。因为可以想见，英国人会对此事进行细致的调查，所以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么所有的结果都会对警察总管有利。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将堵住那些高贵的英国人的嘴，他们剥夺了警察总管负责这次访问安保工作的权力。然后，鉴于保镖队伍犯下了错误，警察总管肯定会得到沙阿的委派，对他们进行清理。当一切烟消雾散之后，警察总管的地位就会大大提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削弱了。

警察总管和阿朗坐在那里，将这些场景一个个拼接起来，俨然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过每当警察总管觉得气氛太过私密的时候，就会用阿朗的咖啡来捻灭手里的香烟。

随后警察总管说起，伊朗唯一一辆防弹汽车就停在安全部的车库里，跟他们只隔着半层楼。这是一辆特制的DeSoto Suburban，车身是酒红色的，非常新潮，警察总管说。保镖部队的人肯定马上就会联系他，要调用这辆汽车，因为否则的话，他们怎么把丘吉尔从机场接到沙阿宫呢？

阿朗说，在这辆车的底盘上安放适量的炸药，也许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不过考虑到总理先生的要求，不能留下任何线索让人联想到他，阿朗推荐了两项特别的措施。

第一项，用共产党人使用的原料来配制炸药。阿朗恰好有全部配方，所以他相信可以让这一切看上去像是共产党人的暴行。

第二项措施是，应在这辆DeSoto的底盘前部制造并藏好炸药，这叫作远程引爆——这一点阿朗恰好也懂——炸药不会立刻爆炸，而是从它所处的位置松落，在炸药落地的十分之一秒后发生爆炸。

在这十分之一秒里，炸药正好对准了汽车后部三分之一的位置，也就是说，正是温斯特·丘吉尔安安稳稳坐着抽烟的位置。炸药会把汽车的地板撕开一个洞，把丘吉尔炸上天堂，而它也会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巨大的坑。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让人认为，炸药是被埋在马路上的，而非有人暗中破坏了车子。这个小小的烟幕弹是不是很适合总理先生？”

警察总管因为高兴和急切而笑了出来，把新点上的香烟又扔进了阿朗新倒满的咖啡里。阿朗说，如果总理先生喜欢把他的香烟扔进阿朗的咖啡里，他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如果总理先生对他手边那只烟灰缸不满意的话，如果总理先生能考虑给阿朗一点时间的话，他愿意去城里弄一个新的烟灰缸给总理。

警察总管并不关心阿朗关于烟灰缸的话，却立即同意了让他进城的建议。他要求阿朗提供一个所需原料的完整列表，好在最短的时间里对那辆汽车进行改装。

阿朗精确地知道这些原料。他写下了方程式里九种原料的名字，另外还添加了第十种——硝酸甘油——他觉得可能会有用。还有第十一种——一罐墨水。

阿朗还要求借用总理先生最信得过的一位手下，来当助手和采购主管，并请总理先生让阿朗的狱友，弗格森牧师，来充当翻译。

警察总管小声说，他真想把那个牧师彻底干掉，因为他不喜欢牧师。不过算了，现在别浪费时间了。他又一次把烟捻进了阿朗的咖啡里，告诉他会议结束了，并再一次提醒阿朗，这里是谁说了算。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保镖部队的主管十分严肃地打来电话，通知说他定于周三来取那辆DeSoto。这让警察主管怒火中烧。保镖部队的主管是通知他要来取车，而不是询问。警察主管愤怒极了，以至于竟忘了，这一切其实非常完美。想想看，假如保镖部队没来联系他取车怎么办？还有，保镖部队的主管很快就要受到惩罚了。

另外，现在阿朗知道了他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埋雷工作。遗憾的是，弗格森牧师也知道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不仅将成为谋杀前总理丘吉尔的同犯，此外他还有理由相信，他的生命很快就将结束。刚杀完人就要去见上帝，弗格森牧师可不希望这样。

阿朗安慰则牧师说，他其实有一个照顾到两方面的计划。一方面，阿朗认为，牧师和他本人有逃跑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件事并不一定需要以牺牲丘吉尔先生为代价。

而这一揽子计划需要牧师遵照阿朗的决定去做，寻找合适的时机。牧师保证一定遵命。卡尔松先生是弗格森牧师能够活命的唯一希望。上帝仍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快一个月了，也许牧师与共产党人结盟的念头让上帝生气了？

星期三到了。DeSoto被改装好了。对于此次任务来说，汽车底盘上的炸药装载有点多，但隐藏得很好，万一有人来检查，也查不出什么异样。

阿朗向警察总管展示了怎样使用遥控器，更为详细地解释了爆炸发生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警察总管笑了，露出一脸幸福的表情。他把这天的第十八根香烟熄灭在了阿朗的咖啡里。

阿朗于是又拿出一杯新的咖啡，一杯他藏在工具箱后面的咖啡。他战略性地把它放在桌边，而这张桌子就在通往走廊、牢房和大门的楼梯旁。然后阿朗不动声色地搀住牧师的胳膊，离开了车库，留下警察总管在那里一圈又一圈地看着那辆DeSoton，抽着他这天的第十九根香烟，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十分享受。

牧师明白了阿朗抓住他胳膊的用意，这回真的要行动了，他什么都不用想，只要服从阿朗就行。

他们走过了牢房，继续走向前台。到了那里，阿朗没有在全副武装的看守面前停下来，而是继续自信地朝前走，走过了他们，仍然牢牢地搀着牧师。

看守们早已跟卡尔松和牧师很熟了，不觉得他们有逃跑的企图。所以当看守总管大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站住！你们要去哪里？”

阿朗和牧师站在了通往自由的门槛上，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们获得自由可以走了。难道总理先生没有通知你们吗？”

弗格森牧师吓坏了，努力地用鼻子吸进一点氧气，好让自己不晕过去。

“站在原地，”看守总管用坚定的声音说道，“在我向总理先生确认你们说的话之前，你们哪也不能去。”

看守主管分配了三名看守来好好看住牧师和卡尔松先生，他自己则穿过走廊下到车库去询问情况。阿朗鼓励地对身旁的牧师笑笑，说一切很快就会搞定的——如果他们不是去见鬼的话。

因为警察总管首先根本没有允许阿朗和牧师离开，其次他也压根儿没打算这么做，所以他暴跳如雷：

“你在说什么？他们站在大门口，睁眼说瞎话地这样骗你？靠，该死的……”

警察总管很少骂脏话，他总是小心地保持着风度。可这一次他却很生气。他习惯性地把一根香烟捻灭在这该死的阿朗的咖啡里，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跨上那寥寥几级楼梯，朝走廊走去。

或者可以这么说，他做的只是把烟熄灭在咖啡杯里。因为这一次，咖啡杯里没有咖啡，而纯粹是混合着黑色墨水的硝酸甘油。砰的一声巨响，副总理和他的看守总管被撕成了碎片。一团白色的云冲出了车库，穿过走廊，而在走廊的这一头，站着阿朗、牧师和那三个看守。

“现在我们走。”阿朗对牧师说道，于是他们就走了。

那三个看守都十分警觉，立刻想到，他们也许应该阻止卡尔松和牧师。可是仅仅十分之几秒后，装在DeSoto底下，原本意在针对温斯特·丘吉尔的炸药也被引爆了——车库现在成了一片火海。这也向阿朗证实了，这些炸药达到了比预想的还要好的目标。整个建筑随即发生了倾斜，底层全是大火。阿朗对牧师调整了命令：

“现在让我们开始小跑吧。”

三名看守中的两人被巨大的冲击波抛到了墙上，身上着了火。另一名看守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犯人就逃跑了。他先是想了几秒钟发生了什么事，随即就从那里跑了出来，才没有落得跟同伴一样的结局。阿朗和牧师朝一个方向跑掉了，而唯一一名幸存的看守则跑向了相反的方向。

阿朗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把牧师和自己弄出安全部总部办公楼之后，就轮到牧师来发挥作用了。他知道大多数外交使团驻扎在什么地方，他陪着阿朗一路来到了瑞典大使馆。在那里，他给了阿朗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阿朗问，现在牧师自己打算做什么，另外英国大使馆在哪里？

它离得不远，牧师说，不过他去那里干什么呢？那里所有人都已经是圣公会的教徒了。不，牧师想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如果说最近发生的事教会了他什么，那就是，一切似乎都是从安全部开始的，一切也似乎都到安全部结束，所以应该到这个组织内部去工作。当安全部所有的内部成员和合作者都成为圣公会教徒的时候，剩下的事也许就易如反掌了。

阿朗说，他知道瑞典有一家很好的精神病院，牧师以后可以来了解一下。牧师回答说，他不想表现出很不领情的样子，一点也不想。可是他还有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是时候告别了。牧师打算从找到那位幸存的看守入手，他跑去了另一个方向。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善良、很温柔的男孩，应该能够让他皈依正确的信仰。

“再见了！”牧师庄重地说道，然后就走了。

“保重了。”阿朗说。

阿朗看着牧师远去，心想，这世界真是奇怪，但愿牧师这一去，也能幸存下来。

可是阿朗错了。牧师找到了那名看守，他正在德黑兰市中心的赫尔公园闲逛，胳膊被烧伤了，手里拿着一杆没有上保险的自动卡宾枪。

“哎哟你在这里啊，我的孩子。”牧师说着，走向前去要给他一个拥抱。

“你！”看守大喊道，“就是你！”

他开枪打死了牧师，在他胸口开了二十二枪。要不是弹匣空了，他还会开更多枪的。

阿朗靠着他的南曼兰方言被放进了瑞典大使馆。可是接下来的事就有点难了，因为阿朗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凭证，所以使馆不能随便为他开出护照，更无法帮助他回瑞典。另外，据三等秘书博格奎斯特说，瑞典刚刚启用了特殊的人口号，如果真像卡尔松先生说的那样，他在国外待了很多年，那么在瑞典国内的系统中可能也没有了卡尔松先生的信息。

对此阿朗回答说，不管瑞典人的名字现在是不是全都变成了数字，他曾经并且仍然是来自弗伦郊外于克斯霍尔特的阿朗·卡尔松，现在他希望三秘先生帮帮忙，帮他把护照搞定。

博格奎斯特三秘正临时充当着使馆的最高负责人。他是唯一一个没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正在进行的外交官会议的人。很显然，这一切都赶在同时发生了：不到一个小时前，德黑兰市中心的某些地方发生了火灾，而现在，一个陌生的男子跌跌撞撞来到使馆，声称是瑞典人。虽然有迹象表明该男子说的是实话，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最好还是遵守规定。所以博格奎斯特三秘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决定：如果卡尔松先生不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话，就不能给他发放护照。

阿朗说，他认为博格奎斯特三秘太固执了，不过只要能借用一下三秘的电话，这一切也许就能搞定了。

好吧，三秘有电话，但是打电话很贵。卡尔松先生打算往哪里打？

阿朗开始厌烦这个固执的三秘了，所以他没有回答，而是问道：

“瑞典那边的首相还是佩尔·阿尔宾[79]吗？”

“什么？不，”三秘吃惊地说，“他叫埃兰德[80]，塔格·埃兰德。汉森去年去世了。不过你为什么……”

“你现在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很快就打好了。”

阿朗拿起听筒，给华盛顿的白宫打电话，介绍了自己是谁，跟总统的总管秘书通上了话。她一直记得卡尔松先生，从总统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有趣的事情。如果卡尔松先生真的认为有要事的话，她就去看一下，能不能把总统先生叫醒。阿朗知道现在是华盛顿时间八点多了，杜鲁门总统早上总是起得不那么早。

过了一会儿，刚被叫醒的杜鲁门总统来接电话了。他跟阿朗进行了长达几分钟的贴心交谈，交流了彼此的近况，最后阿朗说到了自己的事情。如果哈里能好心给瑞典新首相埃兰德打个电话，向他担保阿朗是谁，问问埃兰德能否给德黑兰瑞典使馆的博格奎斯特三秘打个电话，告知他立刻给阿朗发放一个护照。

哈里·杜鲁门当然能搞定这一切，不过他首先要知道那位三秘的名字是怎么拼写的，这样才不会弄错。

“杜鲁门总统想知道你的名字怎么拼写，”阿朗对博格奎斯特三秘说，“你能直接跟他说吗，这样简单一点？”

博格奎斯特三秘迷迷糊糊地告诉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自己名字的正确拼法，然后挂断了电话，一言不发地愣了八分钟。正好等了这么久，塔格·埃兰德首相的电话就来了。他命令博格奎斯特三秘：1）立刻给阿朗·卡尔松发放具有外交官地位的护照，2）马上负责为卡尔松先生安排回瑞典的行程。

“可是他没有人口号。”博格奎斯特三秘试着争辩道。

“我建议三秘先生还是好好完成这个任务，”埃兰德首相说，“如果你不希望成为四秘或者五秘的话。”

“不存在四秘、五秘这样的级别。”三秘继续争辩。

“那你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1945年，二战英雄温斯顿·丘吉尔有点出人意料地在英国首相选举中失利，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反映英国民众的感激之情了。

不过丘吉尔计划进行复仇。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他走访了世界。这位前首相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现在领导英国的工党笨蛋实行了计划经济，而另一边，又把整个帝国散发给了民众，可民众根本就知不知道该怎么做。

仅以英属印度为例，它正在分崩离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自然无法友好相处，在他们中间，盘腿坐着那该死的莫罕达斯·甘地，他只要一对什么不满意，就开始绝食。这是什么战略？如果纳粹党人对英国进行轰炸，这管用吗？

而英属东非则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尚且没有而已，用不了多久黑人也会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是时间问题。

丘吉尔明白，所有的事情不可能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英国人现在需要的是一位用稳定的声音告诉大家游戏规则的领袖，而不是像克莱门特·艾德礼[81]那样的隐性社会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属于那种把公共小便池跟社会主义画等号的人）。

至于印度，丘吉尔明白，这场战役失败了。事情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多年，在二战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给印度人发出了独立的信号，以使英国人在维护生存的战斗中，不至于再去处理内战的问题。

不过在很多其他地方，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阻止这种局面。丘吉尔今年秋天的计划是，去肯尼亚实地了解情况。不过他首先转道德黑兰，目的是跟沙阿一起喝茶。

很不幸地，他陷入了一场混乱。之前一天，负责国内情报和安全事务的政府机关发生了爆炸，整幢建筑都坍塌了，燃起了大火。那个笨蛋警察主管当然也死了，之前他实在太笨了，竟然把他的强硬手段用在了无辜的英国使馆工作人员身上。

好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更大的伤害，不过因为这个事件，沙阿唯一的一辆防弹汽车被烧掉了。结果，沙阿与丘吉尔举行了一场比预想的短得多的会面，而且因为安全的原因，他们是在机场碰的面。

访问取消了，这倒也好。据沙阿说，情况得到了控制。安全部总部大楼发生的爆炸好像让他很头疼，这么久了也说不出爆炸原因是什么。总管在爆炸中死了，这一点对于沙阿来说倒是可以接受，毕竟在此之前，他似乎正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

也就是说，稳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安全部的新主管人选正在酝酿中。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获得了破纪录的利润，石油让英国和伊朗都获得了暴利。不过说实话，得利的主要是英国，但伊朗在这项工程中唯一贡献的只是廉价的劳动力，所以这也不算过分。是的，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石油。

“伊朗总体来说是平安、祥和的。”温斯顿·丘吉尔一边总结道，一边跟一位瑞典外交武官打招呼。这位武官在这架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分到了一个座位。

“很高兴听到丘吉尔先生说感到满意。”阿朗回答道。他看起来感觉不错。

停经伦敦后，阿朗最终落在了布鲁玛机场[82]，十一年来，他第一次踏上了瑞典的土地。这是1947年的深秋，天气很是应景。

在到达大厅，一个年轻人在等候阿朗，说他是埃兰德首相的助理，首相希望立刻见到卡尔松先生，不知可以吗？

阿朗觉得可以，十分情愿地跟着他走了。那位助理自豪地邀请阿朗坐进了一辆全新的政府汽车，一辆黑色的、上了光的沃尔沃PV444。

“卡尔松先生见过这么酷的车吗？”爱好汽车的助理说，“四十四马力呢！”

“上个礼拜我见过一辆非常漂亮的酒红色的DeSoto。”阿朗答道，“不过你的车更漂亮。”

汽车载着他们从布鲁玛机场进入斯德哥尔摩，阿朗兴致盎然地四处张望。惭愧地说，他之前还从没来过首都。一座漂亮的城市，绝对的，到处都是水和没有被炸掉的桥。

大概是到了政府的驻地，阿朗在助理的陪同下，穿过走廊，一路来到了首相办公室。首相向阿朗表示欢迎，说“卡尔松先生！我听说过您很多事情”，然后他把助理推出房间，关上了门。

阿朗没有说，但心里却想，他可从没听说过塔格·埃兰德的任何事，阿朗甚至不知道首相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当然不是左翼就是右翼，如果说生活教会了阿朗什么，那就是：人总是固执己见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唉，首相爱咋咋地，现在只需要听他有什么要说的就行了。

看来，当天晚些时候，首相已经应杜鲁门的要求，又给他回过电话了，他们针对阿朗进行了一次比较长的对话，所以首相现在知道了关于阿朗的一切……

不过埃兰德首相没有往下说。他身后只有不到一年的任期了，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但他现在已经学到了一点，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最好什么都不知道，或者不要让人看出自己知道。

所以，首相没有把话说下去。杜鲁门总统是怎样说阿朗·卡尔松的，成了首相与总统之间永久的秘密。首相转而直接切入主题：

“我知道你在瑞典没什么人可以投靠，所以我准备了一些现金，来补偿你……从某种程度上……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不管怎样，这里是一万克朗。”

首相递过一个装着钱的厚厚的信封，阿朗在收条上签了字。工工整整的名字。

“非常感谢，首相先生。我很感动，有了这份补助，我可以去买一些新衣服、新床单，今晚住到旅馆去。我甚至可以刷牙了，我自打45年8月以后还没刷过牙呢。”

阿朗正要向首相描述自己内裤的状况，首相打断了他，继续说，这些钱当然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过他也向卡尔松先生坦言，瑞典正在进行某项核裂变事业，他很想请卡尔松先生去看一眼。

真相是，在去年秋天佩尔·阿尔宾的心脏停止跳动后，埃兰德首相突然从他那里继承过来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他什么都不懂。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瑞典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有一种叫原子弹的东西。荣格总司令[83]主张，瑞典必须防范共产主义，在瑞典与斯大林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芬兰可以充当缓冲器。

这件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荣格总司令的妻子又有钱又漂亮，大家都知道他星期五晚上总是跟老国王坐在一起喝威士忌[84]。社会民主党人埃兰德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联想——古斯塔夫五世国王假想着自己在参与并影响瑞典的国防政策。

另一方面，埃兰德无法排除总司令和国王其实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党人自然是不能相信的，假如他们打算向西扩张势力范围，那么让人担心的是，瑞典就近在咫尺。

国防研究所刚刚把它（有限的）核能知识转移到了新成立的原子能有限公司。在那里，专家们正试图搞清，在广岛、长崎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分析核能在瑞典的前景。这个大家都没直说，这当然最好，但埃兰德首相明白，这个模糊的任务，说白了就是：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自己他妈的怎么搞出一颗原子弹？

此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坐在首相的正对面。塔格·埃兰德知道这一点，但首先，他知道他不愿意其他人知道他知道这一点。所谓政治，就是要知道从何处下手。

所以，埃兰德首相之前一天联系了原子能有限公司的研究主管，西格瓦德·埃克伦德博士，请他面试阿朗·卡尔松，仔细地打探一下卡尔松先生是否会对原子能有限公司的事务有所帮助。当然前提是，卡尔松先生对此感兴趣，这一点首相第二天就会知道了。

埃克伦德博士很不高兴首相插手他在原子工程上的用人，他甚至怀疑，首相派阿朗·卡尔松过来，是因为政府需要一名社会民主党的间谍插入公司。不过他还是答应，会对卡尔松进行一次面试，尽管很奇怪，首相不愿意提供这个人的资历背景。埃兰德只是不断地叮嘱他要仔细一点。埃克伦德博士应该仔细地打探一下卡尔松先生的背景。

阿朗这边，他说他对跟埃克伦德博士或者别的什么博士见面没什么意见，如果这样做能让首相满意的话。

一万克朗几乎算是一笔巨款了，阿朗认为，他走进了一家他能找到的最贵的酒店。

格兰德大酒店的接待员对这个脏兮兮的、衣衫褴褛的男子有点犹豫，直到阿朗出示了瑞典外交护照。

“我们当然有空房，武官先生。”接待员说，“先生您是付现金呢还是我们把账单寄到外交部？”

“付现金吧，”阿朗说，“需要交押金吗？”

“哦不，武官先生。可以了！”接待员鞠躬说道。

如果这名接待员能够预测到后来的事情，那么他肯定不会这么回答。

第二天，埃克伦德博士在自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办公室接见了换洗一新、穿戴整齐的阿朗·卡尔松。博士请阿朗坐下，问他要不要咖啡和香烟，就跟德黑兰的警察总管一模一样（只是埃德伦德把烟灰弹在自己的烟灰缸里）。

埃克伦德博士对首相干涉他的人事事务相当不满，这是科学，而不是由政治家说了算——更不该由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说了算！

其实，埃克伦德博士已经跟总司令在电话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并得到了总司令道义上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首相派来的这个人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被雇佣。到此为止！

阿朗这边，他感觉到了屋子里那种不快的气氛，一时间让他联想起两年前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时的场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跟人相处的方式，但阿朗觉得，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通常没有必要那么容易动怒。

两人之间的会谈非常简短：

“首相请我仔细地了解一下卡尔松先生是否胜任我们公司的职位，我想现在就开始，卡尔松先生觉得可以吗？”

当然，阿朗说如果博士想知道更多关于阿朗的事情，这当然没问题，而且仔细是一种美德，博士不需要在意阿朗，可以毫无保留地提问。

“那好吧，”埃克伦德博士说，“我想先问问卡尔松先生的学历……”

“没有太多可以拿出来说的，”阿朗说，“只有三年学历。”

“三年？”埃克伦德博士喊道，“只受过三年的高等教育，卡尔松先生也许成不了物理学家、数学家或是化学家吧？”

“不，总共三年。我九岁的时候就辍学了。”

这下埃克伦德博士得好好想想了。也就是说，该男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能读书写字吗？可是首相却让他……

“那卡尔松先生有过什么职业经历，让您觉得可能跟您想象的原子能有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关系？”

有，可以这么说，阿朗回答。他曾在美国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

这下埃克伦德的脸又亮了起来。看来埃兰德终究是有他的理由的。如今大家都知道洛斯阿拉莫斯是制造什么的。卡尔松先生在那里干的是什么呢？

“我是倒咖啡的。”阿朗回答说。

“咖啡？”埃克伦德博士脸上的光又一次黯淡了下去。

“是的，个别时候也会倒茶。我是帮工、服务员。”

“这么说，卡尔松先生在洛斯阿拉莫斯当帮工……卡尔松先生有没有大致参与过什么核裂变反应的决策呢？”

“没有，”阿朗说，“最接近的一次可能是，我凑巧在一个我本该倒咖啡而不该插嘴的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卡尔松先生凑巧在一个他本该当服务员的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发生了什么？”

“呃，会议被打断了……然后我被请出了房间。”

埃克伦德博士无语地坐在阿朗面前。首相给他派了个什么玩意？那个埃兰德以为一个不到九岁就辍学的服务员可以来为瑞典制造原子弹吗？就算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愚蠢地主张所有人一律平等的时候，也应该有个底限吧？

埃克伦德博士先是对自己说，如果那个新手能在首相的位子上坐到年底，这就是轰动新闻了。然后他对阿朗说，如果卡尔松先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么他们的会面可以结束了。埃克伦德博士不认为现在有职位可以给卡尔松先生。在原子能有限公司里为专家们煮咖啡的帮工虽然没去过洛斯阿拉莫斯，但埃克伦德博士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让人满意的。另外，格列塔还打扫房间，这自然是可以加分的。

阿朗沉默了一会儿，心想，不管怎样，他应该说出他跟埃克伦德博士所有的专家——这里当然也包括格列塔——不同，他知道怎样造出一颗原子弹。

但是阿朗决定，埃克伦德博士不值得他去帮助，如果博士不懂得如何向阿朗提问的话。另外，格列塔的咖啡喝起来就像洗碗水一样。

阿朗没有得到原子能有限公司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资历太弱了。不过当他坐在格兰德大饭店外面的公园长椅上，欣赏着湖湾对面漂亮的王宫时，他还是感到很满意。不然他还能怎样？首相给他的钱，大部分都还剩着，他住得很豪华，每天晚上在餐馆都吃得很好，在这个一月上旬的日子里，午后的太阳低低地照着大地，让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感到温暖。

当然，在那儿坐着屁股很凉。正因如此，当另外一个人坐到同一张长椅上，坐到阿朗身旁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点惊讶。

“下午好。”阿朗礼貌地说。

“下午好，卡尔松先生。[85]”坐在他身旁的男子回答。

第十四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当阿隆松探长向埃斯基尔斯蒂纳的检察长康尼·罗纳里德报告最新进展的时候，检察长当即决定，在阿朗·卡尔松、尤里乌斯·延松、本尼·永贝里和古妮拉·比约克隆德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们下达逮捕令。

阿隆松和检察长自打百岁老人爬出窗户并失踪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检察官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他正考虑着一个非常宏伟的可能性：让阿朗获得谋杀罪，或者至少是过失杀人罪，尽管还没有找到什么遇害人。在瑞典的司法史上，有一麻袋这样的例子，证明这是可行的。不过这需要明显的证据，以及一位极其能干的检察官。对于后者，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没有任何问题，而对于前者，他认为要建立一条证据链，在这条证据链中，第一个证据应该是最强大的，而每一个证据都不会很弱。

阿隆松探长突然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很失望。从一个犯罪团伙的魔爪下成功营救出一位百岁老人，比未能成功地从百岁老人手里营救出那些罪犯，要来得有趣得多。

“我们真的能把阿朗·卡尔松跟比隆德、霍尔腾、耶丁这些人的死联系起来吗？至今我们还没找到任何尸体啊？”阿隆松说，希望得到的回答是“否”。

“现在你不应该绝望，约然，”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回答，“你只要给我抓住了那个死老头，就等着看他交代一切吧。如果他太老了，交代不了，我们还有其他人，他们会互相乱咬，这就达到目的了。”

罗纳里德检察长又跟他的探长一起过了一遍案情。他首先讲解了一下他的战略，认为他可能无法把所有人都以谋杀罪名关起来，但在谋杀以外，这个案子中还有过失杀人、从犯、不当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以及窝藏罪，甚至还可以用到损伤死者尊严这样的罪名。不过这些还需要检察长再好好想想。

在这些被追捕的人中，越晚参与进这件事的，就越难对其进行重罪指控（当然，是在当事人不承认的情况下），所以检察长打算，把焦点放在从头到尾参与这件事的人身上，也就是百岁老人阿朗·卡尔松。

“在他的案子里，我们也许应该给他来个名副其实的终身监禁。[86]”罗纳里德检察长咯咯咯地笑道。

这个老头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首先他有杀害比隆德以及霍尔腾和耶丁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不这么做的话，他就会有危险，也就是说，比隆德、霍尔腾和耶丁会杀死这个老头。这三个来自Never Again组织的人具有暴力倾向，这一点罗纳里德检察长有新鲜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需要的话，他也有历史的证据。

可这个老头并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而被认为是自卫，因为在卡尔松和那三名死者之间，还有一只旅行箱，检察长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所有的事情，从一开始，都跟这只旅行箱有关，也就是说，在杀人之外，老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不去偷那个箱子，或者至少，如果偷了它，现在把它送回去。

此外检察长还可以指出很多卡尔松先生——那个死老头——与被害人之间在地理上的联系。第一名死者死亡的时间正好是卡尔松先生在比令厄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几乎就是同时。正好是在卡尔松先生除掉一号遇害人的时候，一辆巡道车出发了，上面还坐着卡尔松先生。与卡尔松先生和他的同伴不同，在经过了这段巡道车之旅后，一号遇害人就不见了。相反，“某个人”留下了尸体的痕迹。这个人是谁，似乎很明显，因为那个该死的老头和小偷延松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被证明还活着。

卡尔松与二号被害人之间的地理联系就没有那么强了，比如，没有人见过他们在一起。不过根据一辆银色的梅赛德斯和一把遗留的左轮手枪，罗纳里德检察长认为——很快法庭也肯定会认为——卡尔松先生和被害人霍尔腾（他自称赫因肯），都曾在斯莫兰的“湖畔居”出现过。手枪上是否有霍尔腾的指纹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检察长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

左轮手枪的出现是一个意外之喜。它除了能把赫因肯·霍尔腾与“湖畔居”联系起来，还加强了卡尔松杀掉二号被害人的动机。

至于卡尔松，可以利用DNA这项伟大的发明。老头自然把他的DNA留在了梅赛德斯以及“湖畔居”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方程式是这样的：赫因肯+卡尔松=湖畔居！

DNA当然也可以确认那辆被撞烂的宝马车里的血迹是属于三号被害人，佩尔—龚纳·耶丁，那个被叫作老板的人的。很快，对这辆肢解了的汽车将会展开更为细致的调查，届时这一切肯定会揭露出，卡尔松和他的同伙也曾在那里留下了痕迹。其他人是怎样把尸体从车里弄出去的？

这样一来，检察长知道了动机，还有阿朗·卡尔松与全部三名死掉的恶棍之间在时间和地点上的联系。

探长壮着胆子问，检察长何以肯定，三名被害人真的被害了，也就是说死了呢？罗纳里德检察长哼了一下鼻子，说一号和三号的被害基本不需要解释，至于二号，罗纳里德打算依靠法院——因为等法庭确认一号和三号死亡之后，二号自然就成了这条著名的证据链中的一环了。

“探长也许会认为，二号完全自愿地把手枪交给了那些杀害了他朋友的人，然后做了深情的告别，从那里离开，没有等待他那几小时后赶来的老板？”罗纳里德检察长酸溜溜地说。

“不，我认为应该不会。”探长肯定地说。

检察长向阿隆松探长承认，这一切可能有点单薄，但是证据链会说话的，它会让这个案子成为铁案。检察长没见到被害人，也没见到杀人工具（除了那辆黄色的大车）。但他的计划是，首先指控卡尔松杀了一号被害人。围绕着三号，主要是二号被害人的证据本身并不充分，但是它们起到了一种特别的支持作用，可以指控卡尔松杀了一号被害人。如前面所说，也许不算谋杀……

“逮捕那个死老头的罪名，我想至少应该是过失杀人或从犯。等我指控了那老头以后，其他人就好办了——虽然程度不同，但他们肯定会受到指控的。”

因为他们在接受审讯时相互矛盾，所以要求把整个团伙全部拘留——检察长当然不能依据这样的论断就逮捕这么多人。但他还有一件秘密武器：他们全都是外行，一个百岁老人、一个小偷、一个街头小卖亭老板和一个老太婆。当他们同处一间审讯室的时候，他们还能平静地抵抗多久？

“你现在去韦克舍，阿隆松，找一个合适的酒店住下。我今天晚上会放出消息，告诉大家那个百岁老人可能是一部杀人机器，这样一来明天早上你就会收到很多信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在午饭前抓到他，我保证。”

第十五章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这里是三百万克朗，亲爱的哥哥。我想借此机会，请你原谅我以前在阿弗叔叔遗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本尼开门见山。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见到阿布，在互相握手之前，他就已经把一个装着钱的袋子递了过去。就在哥哥还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用一种严肃的语气继续说：

“现在你得知道两件事。一是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惹了大麻烦。二是这些钱是你的，是你应得的。如果你必须把我们赶走，就把我们赶走好了，不管怎样，钱你都留下。”

黄色搬运车大灯的灯光里（只有一盏是亮着的了），兄弟俩站在阿布家的大门口。这栋房子叫“敲钟人庄园”，位于西约特兰平原上，法尔雪平西南不到十公里的地方。阿布尽力整理好自己的想法，然后说，他有几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他保证会根据回答，来决定怎样处理客人们的人身自由。本尼点点头，说他会据实回答哥哥的所有问题。

“那我们开始吧，”阿布说，“我刚刚拿到的这些钱来路干净吗？”

“一点也不干净。”本尼说。

“有警察在追过来吗？”

“可能既有小偷，也有警察，”本尼说，“不过更多的是小偷。”

“这辆汽车怎么了？它的前脸全毁了。”

“我们全速撞上了一个小偷。”

“他死了？”

“没有，很遗憾。他躺在车上，脑震荡了，肋骨断了几根，右胳膊断了，右腿上有一个很大的撕裂的伤口。情况很严重，但还算稳定。”

“你们把他带来了？”

“很糟糕，是的。”

“还有什么是我需要知道的？”

“呃，我们可能在路上弄死了另外两个小偷，是车上这位半死的家伙的朋友。他们都顽固地想要取回偶然落入我们手里的那五千万克朗。”

“五千万？”

“五千万。减去各种费用，包括买了这辆大车。”

“你们为什么开一辆大车？”

“我们在车后面装了一头大象。”

“一头大象？”

“她叫宋娅。”

“一头大象？”

“亚洲象。”

“一头大象？”

“一头大象。”

阿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头大象也是偷来的？”

“不，应该不能这么说。”

阿布又沉默了。然后他说：

“晚餐是烤鸡肉配煎土豆。可以吗？”

“我当然觉得没问题。”本尼说。

“带喝的吗？”一个老头的声音从车上传来。

当他们发现汽车残骸里的那个死人仍然活着时，本尼立刻派尤里乌斯去汽车驾驶座后面取来急救箱。本尼说，他知道自己会给团队惹麻烦，但他作为准医生，要考虑到准医生的医德。也就是说，不能任凭死者坐在那里流血。

十分钟后，他们继续往西约特兰平原驶去。那个半死的人被从他的汽车残骸里小心地弄了出来，本尼对他进行了诊断，在急救箱的帮助下，做了相应的护理。他首先止住了伤者一条大腿上汩汩流出的血，并且接好了他右胳膊的骨折部位。

随后阿朗和尤里乌斯挪去了车厢后部，跟宋娅一起，好把汽车驾驶室的空间腾给伤者，让他横躺在那里，美女作为护士负责照看。在这之前，本尼说，脉搏和血压是正常的，另外他用了适当剂量的吗啡，好让伤者入睡，尽管浑身还疼着。

一得知阿布欢迎朋友们住在家里的消息，本尼就开始对病人进行新的检查。伤者因为吗啡的缘故仍然沉沉地睡着，本尼决定，过一会儿再搬动他。

于是本尼跟着大家一起进到了阿布家宽敞的厨房。在主人忙着准备饭菜的时候，几个朋友轮番介绍起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阿朗先说，然后是尤里乌斯，接下来是本尼，美女时不时地插话，然后本尼接着说，一直说到他们撞上了三号恶棍的宝马车。

尽管阿布这才听说了两个大活人如何丧了命、他们是怎样违反了瑞典的法律这些细节，但他却只关心一件事，希望得到确认：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们有一头大象在门外这辆车上？”

“是的，不过明天早晨就会把她放出来。”美女说。

除此之外，阿布觉得没什么大碍。经常是法律这么说，而道德却可能那样说。从自己的经历中，就可以轻易地找到人们若无其事地把法律抛到一边的例子。

“这大概就跟你处理我们遗产的方式一样，尽管是相反的。[87]”阿布对本尼说。

“哎哟，是谁砸烂了我新买的摩托车？”本尼反驳道。

“可那是因为你中断了焊工班的学习。”阿布说。

“我这么做是因为你总欺负我。”本尼说。

阿布似乎找到了回击本尼的回答，但是阿朗打断了兄弟俩的话，他说，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如果说他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地球上所能见到的最最大的、最最不可思议的冲突，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的：“你很蠢，不，蠢的人是你，不，蠢的是你。”解决的办法，阿朗说，很多次都是，一起来一瓶七十五度的白酒，然后向前看。不过现在对本尼来说很不幸的是，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阿朗当然可以替本尼喝掉他那份酒，不过他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一瓶七十五度的白酒能解决巴以冲突？”阿布问，“这可得一直追溯到《圣经》上呢。”

“你提到的这个冲突，如果酒足够多的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阿朗回答说，“但原则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喝别的能管用吗？”本尼问，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绝对主义的颠覆者。

兄弟俩的争吵停止了，阿朗宣布他很满意事情的进展，并补充说，正因如此，白酒还可以用在解决冲突以外的很多其他事情上。

酒可以等等再说，阿布觉得，因为现在饭做好了。新烤的鸡肉、炉烤的土豆，大人们喝比尔森啤酒，弟弟喝果汁。

就在厨房里的晚餐即将开始的时候，佩尔—龚纳·“老板”·耶丁醒了。他头很疼，一呼吸就疼，一条胳膊大概折了，因被它被吊带吊了起来。老板滚下车厢的时候，右腿上的一个伤口流出了血来。此前他已经不可思议地在驾驶室的手套箱里找到了自己的那把左轮手枪，心想这世上的所有人都是蠢货，除了他自己。

吗啡仍然在他身上起着作用，所以他能够忍受着所有的疼痛，但也让他很难将自己的想法归类。不管怎样，他一瘸一拐地绕着“敲钟人庄园”走了一圈，透过每扇窗户看了一下，确定屋子里住着的所有人都集中在厨房里，包括一条阿尔萨斯犬，另外，厨房通往院子的门没有锁。老板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左手拿着枪，下了很大的决心，开口说道：

“立刻把狗关进储藏室，否则我就直接开枪打死它。然后我的弹仓里还有五颗子弹，你们一人一颗。”

老板自己都觉得惊讶，居然能如此克制自己的愤怒。美女看起来有点不乐意，而不是害怕，她带博思特去了储藏室，把它关了进去。博思特很吃惊，有点不快，但更多的是满意。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间储藏室里，这还不算太糟糕。

五个伙伴此刻站成了一排。老板说，角落里的那只旅行箱是他的，他走的时候打算带上它。眼前的这些人也许会有一两个能活下来，这取决于他们怎么回答老板接下来的问题，以及箱子里的钱少了多少。

阿朗最先打破了朋友这边的沉默。他说，箱子里的钱虽然少了几百万，但是枪手先生还是会觉得满意的，因为出了一些状况，枪手先生的两位同事死掉了，因此对于枪手先生来说，跟他分钱的人就少了。

“博尔特和赫因肯死了？”老板说。

“狗鱼？！”阿布突然大喊起来，“是你！好久不见！”

“阿布·捣蛋鬼！？”佩尔—龚纳·“狗鱼”·耶丁也喊了起来。

于是阿布·捣蛋鬼和狗鱼·耶丁在厨房的中央拥抱了起来。

“我肯定这回又逃过一劫了。”阿朗说。

博思特被放出了储藏室，本尼对“狗鱼”·耶丁流血的伤口进行了包扎，阿布·捣蛋鬼在餐桌上又铺了一套餐具。

“有叉子就够了，”狗鱼说，“我的右胳膊还不能用。”

“以前你的手拿刀可是很厉害的。”阿布·捣蛋鬼说。

狗鱼和阿布·捣蛋鬼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食品行业的合作伙伴。在他们两人中，狗鱼总是那个比较沉不住气的，总想把事情推进得更快一些。后来，狗鱼坚持让朋友从菲律宾进口瑞典肉丸，那些肉丸经过福尔马林的处理，保质期从三天延长到了三个月（如果加入更多的福尔马林，甚至可以保存三年）。于是他俩分道扬镳了。阿布说他不干了，他不想去参与进口那些让人吃了会死的食物。狗鱼觉得阿布夸张了。他说，食物里加入一点化学制品，是不会致人死亡的，而且福尔马林的作用应该正好相反。

两人分了手，但还是朋友。阿布离开了当地，搬去了西约特兰省，而狗鱼则试着抢了一家进口公司，大获成功，便把肉丸子的计划束之高阁，成了全职的强盗。

一开始阿布和狗鱼每年还联系一两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系越来越少，最后完全中断了——直到一天晚上，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狗鱼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阿布的厨房里，看起来那么可怕，跟阿布印象中他发怒的样子一模一样。

不过在看见年轻时代的合作伙伴和朋友的那一秒，狗鱼的愤怒就烟消云散了。现在，他跟阿布·捣蛋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坐到了桌旁，就算他们杀了博尔特和赫因肯也不打紧。至于那个旅行箱，一切都等明天再说吧，因为现在是享受晚餐和比尔森啤酒的时候。

“干杯！”佩尔—龚纳·狗鱼·耶丁说着，晕了过去，一脸扎进了饭菜中。

大家把狗鱼的脸擦干净，抬到客人的床上，让他躺了下来。本尼检查了他的健康状况，然后给了病人一剂新的吗啡，好让他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然后本尼和其他人终于可以享受鸡肉和煎土豆了。真是一种享受！

“这个鸡肉吃起来的确像鸟肉！”尤里乌斯赞美道，大家都表示赞同，说他们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饱满的鸡肉。有什么秘诀吗？

阿布说，他从波兰进口了新鲜的鸡肉（“不是垃圾，是真货”），然后为每只鸡手工注射一升自制的特别调料和水的混合物，然后将它们重新包装——因为很多程序都是在西约特兰平原完成的，他认为他可以把他的鸡肉说成是“瑞典产”的。

“因为加了特别的调料，所以特别好吃；因为注了水，所以重了一倍，因为有了本地商标，所以需求也增加了一倍。”阿布总结道。

突然之间，生意就变得非常好，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商贩。大家都喜欢他的鸡肉。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卖给本地的批发商，因为他们中的人可能会来他家，发现阿布的农场里没有一只鸡在啄食。

这就是他所说的法律与道德的不同，阿布继续说。波兰人在喂鸡、杀鸡方面应该一点也不比瑞典人差吧？质量跟国籍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老百姓的脑子都很蠢，”阿布说，“在法国，法国产的肉是最好的，在德国德国产的最好，瑞典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认为本土的是最好的，所以我就隐瞒了某些信息。”

“你很厚道。”阿朗说，没有讽刺的意味。

阿布继续说，他对进口的西瓜也做了同样的事，但西瓜不是波兰的，而是从西班牙和摩洛哥进口的。他还是愿意管它们叫西班牙西瓜，因为没人会相信它们产自舍夫德[88]。不过在出售它们之前，他往每一个西瓜里注射了一升糖浆。

“他们重了一倍——对我来说很好！——味道好了三倍——对消费者来说很好！”

“你很厚道。”阿朗说，仍然没有讽刺的意味。

美女想，也许有那么一两个顾客，因为医学的原因，根本不可以吃进一升糖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她认为她和在座的其他人在道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另外，这种西瓜的味道应该跟刚刚吃过的鸡肉一样好。

约然·阿隆松探长坐在韦克舍皇家角酒店的餐厅里，吃着蓝带鸡胸。这个鸡肉，不是西约特兰产的，又干又无味。不过阿隆松用了一瓶好酒来配这鸡肉。

这会儿，检察长肯定已经悄悄跟记者交代好了，第二天，记者们又有得好忙了。罗纳里德检察长显然是对的，会有大量爆料告诉他们，那辆前脸撞坏的黄色大车在什么地方。在等待消息的这段时间里，阿隆松待在这里就行。除此之外他也无事可做：没有成家，没有亲近的朋友，甚至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爱好。等这次奇怪的追踪任务过去后，他也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阿隆松探长用杜松子酒来作为这个夜晚的压轴，喝完后他坐在那里，为自己感到难过，幻想着如果举起工作用枪，把酒吧里的那个钢琴师打死，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他能保持清醒，好好地想一想他所掌握的案情，这个故事肯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天夜里在《快报》报社，大家为确定第二天的导读，做了一个简短的关于措辞的讨论。最后新闻主编决定，一个人死亡可以叫谋杀案，两个人死亡可以叫两人遇害案，但是三个人死亡，就不能照几位同事说的那样，称为多人谋杀案。不过他们还是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导读版：

失踪的

百岁老人

被怀疑参与了

三人谋杀案

夜很深了，“敲钟人庄园”里的气氛却达到了顶点，有趣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阿布的故事大获成功，他拿出《圣经》，说他现在要讲的是，他在完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朗问阿布到底受了多么可怕的酷刑才会这么做，可是根本没有什么酷刑。没有外力逼迫阿布这么做，没有，是阿布自己的好奇心对他下达的命令。

“我可从来都不会这么好奇。”阿朗说。

尤里乌斯问阿朗能不能别打断阿布，他们要听这个故事。阿朗说好吧。阿布继续讲：

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在舍夫德郊外的垃圾场跟一位熟人聊了几句。他俩是在阿克瑟瓦拉跑马场认识的，每次城里举行V75跑马赛[89]，他俩都会去阿克瑟瓦拉跑马场，见证梦想的破灭。那个熟人发现，阿布的良知存在某种可塑的空间，另外阿布总是对增加收入的新方法很感兴趣。

现在是这样的，刚来了一批五百公斤的书需要烧掉，因为它们被归类成了可燃烧材料而不是文学书。阿布的熟人十分好奇，它们之前会是哪一类文学书呢？他拆开包装——一本《圣经》立刻来到了他的手上（这跟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

“然而这可不是他妈一般的《圣经》，”阿布说，把书传给大家，“你们看，这是一本超薄的《圣经》，真皮镀金的……再看这里：人物画廊、彩色地图、索引……”

“真见鬼。”美女吃惊地说。

“也许并不见鬼，”阿布更正道，“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个熟人就跟朋友们现在一样，惊讶不已。他没有把这么神圣精美的东西烧掉，而是打电话给阿布，让他把所有这些书从垃圾场走私出去……作为答谢，让阿布付他一千克朗。

阿布决定立刻成交。这天下午，他的谷仓里就装满了五百公斤《圣经》。可是无论他怎么颠过来倒过去，都找不到这些书上有什么错误。最后这件事把他逼疯了。一天晚上，他坐到客厅的篝火旁，读了起来，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往下读。为安全起见，他拿了一本自己的对照版《圣经》来作为参考。一定有什么地方印错了，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精美，这么……神圣的东西扔掉？

阿布读啊读啊，一晚接着一晚，从旧约读到新约，一路往下读，跟对照版《圣经》做对比——可仍然还是没有找到什么错误。

一天晚上，他读到了最后一章，然后到了最后一页，最后一节。

在那里！这就是那个不可原谅的、不可理解的印刷错误，就是它让这些书的主人决定把它们付之一炬。

此时阿布给餐桌旁的每一个人人手发了一本，大家可以自己翻到最后一节，然后大家轮番笑了起来。

阿布很高兴找到了那个印刷错误，他不关心这个错误是怎么印上去的。对于阿布来说，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笔生意，他读了学生时代以来的第一本书。因为这笔生意，他甚至有一点信仰起宗教来。倒不是说阿布让“敲钟人庄园”的商业活动接受了上帝的观点，也不是说上帝让阿朗在向税务局做个人陈述的时候良心发现了，而是说，阿布现在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圣父圣子圣灵的手中。他们中间会有谁来阻止阿布周末到瑞典南部的市场上去卖那些带着一点点印刷错误的《圣经》吗？（“九十九克朗一本！上帝啊，多好的收藏品啊！”）

但如果阿布有心的话，如果他照着所有合理的推测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那么他就可以对上面所说的进行补充，把下面的故事告诉他的朋友们：

一位住在鹿特丹郊区的印刷商人正在经历一场人生危机。几年前，他被招募进耶和华见证会[90]，不过很快就被踢出来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并进行了高调的质疑：该教会曾预言，从1799到1980的这些年里，耶稣将至少显灵十四次——比较轰动的是，这十四次预言全被证明是错误的。

随后这名印刷商人加入了五旬节会[91]；他喜欢关于生命的学说，拥护上帝最终会战胜邪恶的观点，相信耶稣显灵（只是五旬节会的教友们不会对耶稣显灵安上具体的日期），还拥护印刷商人成长过程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他父亲——都将下地狱被烧死这样的观点。

但是印刷商人又一次被他新加入的教会给踢出了门外。这一次的原因是，他们整整一个月收集起来的捐款，在印刷商人的手里给弄丢了。印刷商人坚决否认他参与了偷窃。另外，基督教不是主张宽恕的吗？他的汽车坏了，他需要一辆新的来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别无选择，否则还能怎么做？

印刷商人咽下苦水，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好是要印刷两千本《圣经》！另外这个订单来自瑞典，据印刷商人所知，他父亲就在瑞典，印刷商人六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直到现在还仍然活着。

印刷商人眼里噙着泪水，在印刷厂的电脑软件里一章一章地把版排好。当他排到最后一章——“启示录”的时候——他突然爆发了。耶稣怎么可能重返人间呢？在这里，邪恶控制着一切！邪恶永远地战胜了善良，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而《圣经》……它就是个笑话！

于是，这个神经受损的印刷商人，在这本即将付印的瑞典语《圣经》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后面，加了一段话。他不太记得清父亲的母语了，但他仍记得一串话，他觉得放在这里也许很适合。于是这本《圣经》最后的两节外加印刷商人添上去的一节就被印成了这样：

20.证明这事的人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来吧。

21.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

22.啦啦啦啦啦啦，故事结束了。

大家从傍晚一直聊到子夜，白酒就着兄弟情，在“敲钟人庄园”里流淌。要不是不喝酒的本尼发现这么晚了，他们大概还会这样继续下去。他打断了这愉快的气氛，说大家必须上床睡觉了。明天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每个人最好都能休整过来。

“如果说我有什么好奇的话，那就是想知道等昏过去的那位醒来时，他打算用哪一种心情。”阿朗说。

第十六章　1948年至1953年

跟阿朗坐在同一张公园长椅上的男人刚刚说的是“下午好，卡尔松先生”[92]，阿朗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这个人不是瑞典人，否则他会试着说瑞典语。其二，他知道阿朗是谁，因为他叫出了阿朗的姓。

这个男人衣着整洁，戴着灰色的帽子，帽檐是黑的，穿着灰色的大衣和黑色的鞋。很可能是商人。看上去很友好，肯定是有什么事。于是阿朗用英语说道：

“我的生活也许要开始新的方向了？”

此人回答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又友好地补充道，这要看阿朗自己。但是不管怎样，向这个男人派出任务的人还是希望能见见卡尔松先生，并向卡尔松先生提供工作。

阿朗答复说，他这段日子虽然过得相当不错，但是他当然不可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度完余生。所以他问，如果他想知道那位下达任务的先生是谁，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阿朗说，如果知道了需要答应或者拒绝的事情是什么，这样说起“好”或者“不好”来会更简单一些。这位先生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这个友好的男人表示完全同意，只是下达任务的人本身有一点特别，他还是希望能由自己来介绍自己。

“不过我还是准备立刻带卡尔松先生去见他本人，如果卡尔松先生觉得没问题的话？”

好吧，没关系，阿朗想，可以这样。然后他得知，去那里还有一段路。如果卡尔松先生想回酒店房间取他的物品，这个男人答应在酒店大厅等他。他还可以把卡尔松先生送去酒店，因为他的车和司机就在旁边。

一辆很酷的车，红色福特轿跑，最新款的。还有一位私家司机！很沉默的那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位友好的男人那么友好。

“我们也许不用回酒店房间了，”阿朗说，“我习惯一身轻的旅行。”

“那就这样吧。”友好的男人说着，拍了一下司机的肩，示意他“开车”。

汽车是要开往达拉勒[93]，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往南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阿朗和那位友好的男人海阔天空地聊着天。友好的男人说大剧院大得没有边际，而阿朗则讲起了怎样翻越喜马拉雅山而不被冻死。

当这辆红色的轿跑开进镇上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这个小镇，夏天的时候很受海岛观光客的欢迎，而冬天则是这般又黑又安静。

“哦，他住在这儿啊，下达任务的那位。”阿朗说。

“还不是。”友好的男人说。

友好的男人的那位一点也不友好的司机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阿朗和友好的男人留在了达拉勒码头的旁边，然后自己开走了。在这之前，友好的男人从福特的行李舱里抓起了一件皮夹克，把它友好地披到阿朗的肩上，并请他原谅，说现在不得不在寒冬中走上一小段路。

阿朗不是那种会对生命中即将发生的事抱以期望（或抱以失望）的人。该发生的就发生好了，不值得提前去为它花费脑子。

然而当友好的男人带着他离开达拉勒镇中心，转而来到冰上——在一片漆黑的海上时——时，阿朗还是有点吃惊。

友好的男人和阿朗快步行走。有时友好的男人会点亮手电筒，照亮漆黑的冬夜。然后他把它照在指南针上，辨别正确的方向。一路上，他都没跟阿朗说话，而是高声数着脚步——用一种阿朗以前从没听过的语言。

向着一片无人之境快步走了十五分钟后，友好的男人说，现在他们到了。他们四周一片黑暗，除了远处一个岛上残喘的灯光。友好的男人顺便说，东南方向的灯光来自西蒙德岛，据他所知，这个岛在瑞典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94]阿朗不知道这个，还没等他们开始讨论这件事，阿朗和友好的男人脚下的地面就裂开了。

友好的男人可能算错了一点点，或者是潜水艇的司令员操作得不够精确。不管怎样，那艘九十七米长的船撞碎了冰层，而那冰层跟阿朗和友好的男人挨得那么近！他俩往后倒去，差一点就掉进了冰冷的水中。不过幸好，阿朗立刻被救进了冰层下温暖的船舱里。

“我现在看出来了，不应该在猜测中开始新的一天，这个教训很有用。”阿朗说，“我的意思是，无论我怎么猜，也猜不到会是这种情况吧。”

现在，友好的男人觉得，一切都不需要再保密了。他告诉阿朗，他的名字叫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他是为社会主义苏联工作的，他是物理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他被派来斯德哥尔摩，是为了说服卡尔松先生跟随他一起去莫斯科。尤里·鲍里索维奇被选出来完成这个任务，是因为卡尔松先生这边可能会不愿意，而尤里·鲍里索维奇的物理学家背景可能会成为一个取胜的因素，因为卡尔松先生和尤里·鲍里索维奇有着共同的语言。

“可我不是物理学家啊。”阿朗说。

“也许吧，不过给我下达任务的人告诉我，你掌握着一种我很想学会的技术。”

“哦，确实。会是什么呢，你认为？”

“爆炸，卡尔松先生。爆炸。”

尤里·鲍里索维奇和阿朗·伊曼纽尔已经用很快的速度对彼此有了一些了解。在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见谁、为什么的情况下就答应跟他走，这一点让尤里·鲍里索维奇很是震动，这也让他看到了自己所不具备的那种爽快。而在阿朗这一边，终于可以跟一个不试图用政治或宗教来哄骗他的人聊上几句，这让他感觉很好。

除此之外，尤里·鲍里索维奇和阿朗·伊曼纽尔很快就发现，他们对酒精都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喜爱，尽管尤里·鲍里索维奇管白酒叫伏特加。前一天晚上，当他——老实说——在格兰德大酒店的餐厅监视阿朗·伊曼纽尔的时候，他就趁机尝了一下瑞典的白酒。一开始尤里·鲍里索维奇觉得它太干了，没有俄国伏特加的那种甜美，不过喝了两杯之后他就改变了看法。又是两杯下肚之后，他的嘴上就满是溢美之词了。

“不过当然还是这个更好一点。”尤里·鲍里索维奇说着，拿出了一整瓶苏联红牌伏特加来，摆到他和阿朗·伊曼纽尔所坐的包间里，“咱俩怎么也得喝上一杯！”

“太好了，”阿朗说，“干杯。”

第一杯下肚之后，阿朗就在两人之间推行了名字改革。每当他要跟尤里·鲍里索维奇说话的时候，都要管尤里·鲍里索维奇叫尤里·鲍里索维奇，这实在太长了。而他自己也不希望被叫作阿朗·伊曼纽尔，因为自打他在于克斯霍尔特的神父那里受洗以来，他叫的就不是这个名字。[95]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是尤里，我是阿朗。”阿朗说，“不然的话我现在就下船。”

“千万别，亲爱的阿朗，我们现在在两百米深的地方。”尤里说，“还是再来一杯吧。”

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最大的愿望是能继续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工作。尤里没忘记告诉阿朗，斯大林同志有着强硬的手腕，但是忠诚并坚定地为这个体制服务的人是不需要害怕的。阿朗回答说，他并没有为某种体制服务的计划，但是既然被骗来卷入了原子弹问题，他当然可以给尤里一些建议。不过首先，阿朗想再尝一杯这种他在清醒状态下叫不清名字的伏特加酒。还有尤里必须继续保持原来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要谈论政治。

尤里衷心感谢阿朗答应帮忙的承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贝利亚元帅[96]，也就是尤里直接的上司，打算向这位瑞典专家一次性提供十万美元的报酬，前提是阿朗的帮助能让他们实现原子弹爆炸。

“这应该没问题。”阿朗说。

瓶子里的酒越来越少，阿朗和尤里海阔天空地聊着天文地理（但没有涉及政治和宗教）。他们还聊到了一些原子弹的问题，尽管这其实应该属于后面几天的工作，但阿朗还是简单地给了几个建议。然后又给了几个。

“嗯，”首席物理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说，“我觉得我明白了……”

“可我却不明白，”阿朗说，“你再解释一下这个反应过程，不就是一个巨大的裂变吗？”

尤里笑了，喝了一大口伏特加，站起来开始唱歌。他醉醺醺的，没有唱什么民歌，而是唱起了普契尼《图兰朵》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真操蛋。”待尤里唱完，阿朗说道。

“《今夜无人入睡》！”尤里虔诚地说，“无人可以入睡！”

不管是不是可以入睡，反正阿朗和尤里很快就在船舱里各自的吊床上睡着了。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潜水艇已经停泊在了列宁格勒的港口。他们在那里被接上一辆豪华轿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贝利亚元帅。

“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你们为什么不定下来呢？”阿朗说。

“早上好啊。”尤里说。

尤里和阿朗坐在一辆亨伯-普尔曼豪华轿车的后排座上，开始了长达一天的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旅程。一扇可以移动的玻璃门将驾驶室与阿朗和尤里所处的……雅座酒吧……隔了开来。在这间“酒吧”里还有一个冰箱，里面装着水、软饮料和所有让眼下这两位乘客无法抗拒的酒精饮料。另外还有一碗覆盆子果冻和一大盘真正巧克力做的果仁糖。从车里的装饰看起来，轿车更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工程师的杰作，而不是从英国进口的。

尤里告诉阿朗自己的背景，说到他师承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卢瑟福[97]，大名鼎鼎的新西兰核物理学家。所以尤里·鲍里索维奇说得一口好英语。而阿朗则给这位越来越吃惊的尤里·鲍里索维奇讲述了自己在西班牙、美国、中国、喜马拉雅山和伊朗的冒险经历。

“后来那位圣公会牧师怎么样了？”尤里问。

“我不知道，”阿朗说，“他要么很快就让圣公会成为整个波斯的国教，要么就是死了，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这听上去跟在苏联的地盘上挑战斯大林有点像。”尤里真诚地说，“这是一种反革命罪，抛开这个事实不说，能够幸免于难的希望很渺茫。”

这一天，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尤里坦诚得毫无底线。他开诚布公地说起他对贝利亚元帅的看法。这位安全部门的长官，突然但却一点也不好玩地同时成为了推进原子弹项目的最高负责人。简单地说，贝利亚身上缺乏教养，对于那些令他反感的人，不是把他们弄死，就是让人把他们关进刑事营。

“实在抱歉，”尤里解释道，“一个令人反感的人当然应该被清除出去，越快越好。不过，他应该是对正义的、革命的基础不利的因素。不为社会主义效力的人应该被清除！但是那些不为贝利亚元帅效力的人……啊不，阿朗。贝利亚元帅不是真正代表革命的人。不过你不能把这归咎于斯大林同志。我还从来不曾有幸见过他，可是他管理着整个国家，几乎是整个大洲。就算他在管理国家的工作中，仓促间给了贝利亚元帅过多的、超过他能力范围的职责……即使那样，斯大林同志也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亲爱的阿朗——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今天下午，我和你将得到的不止是贝利亚元帅的接见，而且还将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接见！他打算请我们共进晚餐。”

“我真的非常期待，”阿朗说，“不过在去那儿的路上我们吃点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打算吃覆盆子果冻了吗？”

尤里让豪华轿车在路边的一个小镇停了一下，给阿朗弄了两个三明治。然后继续上路，继续他们有趣的谈话。

阿朗一边咀嚼一边想，根据尤里的描述来看，这位贝利亚元帅跟不久前刚刚猝然死去的德黑兰安全部长官似乎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而尤里呢，他坐在车里，继续试着去了解他的这位瑞典同事。瑞典人很快就将跟斯大林共进晚餐了，他说他很期待这件事。可是尤里却不得不怀疑，阿朗首先看重的，到底是这顿晚餐呢，还是跟领袖见面？

“人是铁，饭是钢，”阿朗用外交辞令说道，并且夸赞起苏联三明治的味道，“不过，亲爱的尤里，我是不是能冒昧地问一两个问题？”

“当然可以，亲爱的阿朗。问吧，我尽量回答。”

阿朗说，老实地讲，刚才他没有很仔细地去听尤里的政治主张，因为政治不是地球上最让阿朗感兴趣的东西。另外他也记得，前一天晚上他们说好的，尤里保证不会跟他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相反，尤里对贝利亚元帅人格缺陷方面的描述，阿朗倒是很是着迷。阿朗认为他早先也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件事，让阿朗没有真正搞懂：一方面，据阿朗理解，贝利亚元帅是个十分残酷无情的人；而另一方面，他现在却让阿朗受到了非常特别的照料，让他坐豪车，还给予了这所有的招待。

“我自己揣摩着，他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然后动用暴力手段把我所知道的事情榨出来？”阿朗说，“那样的话，他就可以省下覆盆子果冻啊、巧克力果仁糖啊、十万美元佣金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了。”

尤里说，阿朗这种想法的悲剧性在于，它确实切中了要害。贝利亚元帅曾不止一次地——以革命的名义——对无辜的人进行严刑拷问。尤里知道确有其事。不过这件事是这样的，尤里拖长了声音说，这件事是这样的，尤里说着，打开了冰箱，拿出了一罐高度数啤酒——尽管现在才中午十二点，事情是这样的……尤里承认，贝利亚元帅最近刚刚用过阿朗说的那种战略，可是失败了。他们从瑞士绑架来一位西方专家，把他带到贝利亚元帅这里，不过最后整件事以不幸的结局告终。尤里请阿朗原谅，他不愿告诉他更多的细节，但阿朗一定要相信尤里的话。这次失败带来的教训是，他们所需的核问题人才，要根据决定从西方市场上依据供需关系进行购买，用这种最普通的方式来获得。

苏联的核武器项目始于核物理学家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弗廖罗夫[98]于1942年4月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信。在信中，弗廖罗夫指出，自从1939年核裂变技术发明以后，就再没有从西方盟军的媒体上听到过一点点关于该项技术的声音，也没有看到过只字片语关于它的报道。

斯大林同志可不傻。斯大林想，正如核物理学家弗廖罗夫说的那样，三年了，在核裂变技术上密不透风地沉寂，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里面大有蹊跷，有人可能正在制造一种炸弹，准备把苏联将死。

因此，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可是现在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正在全力以赴想要占领苏联的地盘——也就是伏尔加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其中包括莫斯科，这已经够糟了，他们甚至还想要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至少对斯大林来说，有着私人的意义。尽管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于这场战役，但是红军取得了胜利，并由此开始逼退希特勒，随后一路打到了其在柏林的老巢。

直到德国人开始溃败之后，斯大林这才感到安全，觉得他和他的国家有了希望。这时终于可以启动核裂变研究计划了。相对于早已不复存在的人身保险——那个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9]，核裂变计划要先进多了。

就算是今天，原子弹也不可能用一个上午造好，就更别提当时，它还没有被造出来的时候了。苏联的原子弹研究项目进行了两年，没有什么突破，而这一天，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新墨西哥州。美国人获得了这场竞赛的胜利。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开始得那么早。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进行了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后，接着又发生了两次真正的爆炸：一次在广岛，另一次在长崎。于是杜鲁门捏了捏斯大林的鼻子，告诉他谁才是决定者。我们不需要很了解斯大林，就能知道，这可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把这个任务搞定，”斯大林同志对贝利亚元帅说，“我再清楚地对你说一遍：把这个任务搞定！”

贝利亚元帅知道，他自己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遭遇了瓶颈，所以就算把他们中的一半送进古拉格[100]也无济于事。另外贝利亚元帅也没打算让前线特务潜入美国最神秘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这当口，还不能简单地去窃取美国人的图纸。

解决之道只能是引进技术，用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去完成他们业已进行的研究。研究中心设在秘密城市萨罗夫[101]，位于莫斯科东南，距首都几个小时车程。因为对于贝利亚元帅来说，只有最好的才行，所以他对国际特务部的负责人说：

“你负责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我找来。”

“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特务部的负责人吃惊地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灵敏的脑瓜。你是打算照我说的去做呢，还是想死？”贝利亚元帅说。

特务部负责人刚刚在生活中搞到了一个新的女人，地球上再也找不出像她一样散发着迷人香味的女人了，所以他一点也不想死。可是还没等特务部负责人把这个想法告诉贝利亚元帅，元帅已经开口了：

“把这个任务搞定。我再清楚地说一遍：把这个任务搞定！”

现在要做的可不仅仅是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抓来，然后打包送到莫斯科。他首先得找出爱因斯坦在哪里。他出生在德国，但是搬去了意大利，然后又去了瑞士和美国，此后他由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跑。

眼下，他把家安在了新泽西州，不过根据特务情报，他家里好像没有人。另外贝利亚元帅也希望逮捕行动尽可能地在欧洲进行。把一个名人从美国走私出来，并送到大西洋彼岸，还是有其复杂性的。

可是这个人在哪里呢？他做旅行之前，很少会或者说从不会向人通报。很多人都知道，就算是安排好的重要会议，他也可能迟到好几天。

特务部负责人列了个表，上面是跟爱因斯坦有着密切关联的几个地点，然后他往每个地点派出一名特务进行蹲守。这些地点包括，爱因斯坦在新泽西州的家（这是自然的）和他最好的朋友在日内瓦的别墅。此外还有爱因斯坦在华盛顿的出版商，以及两个其他朋友，一个在巴塞尔，另一个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在经历了几天耐心的等待之后，终于有了收获——一个穿着灰色大衣、领子竖起来的、戴着帽子的男子，来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最好的朋友，密希里·贝索，在日内瓦所住的那栋别墅的外面。他按响了门铃，受到了贝索本人热情的欢迎，另外出来迎接他的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的身份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负责蹲守的特务叫来了两百五十公里外在巴塞尔负责同样事务的同事，经过几个小时深入的隔窗观察，并跟带来的照片进行了对比，两位特务共同得出结论，这确实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人，他是来拜访他最好的朋友的。那对年长的夫妇应该是密希里·贝索的妻兄保罗和保罗的妻子玛娅，也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妹妹。一个纯粹的家庭聚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跟妹妹、妹夫一起，在朋友家住了两天，然后他重新穿上大衣，戴上手套和帽子，离开了那栋别墅，一如他来的时候一样谨慎。

可是还没等他走过街角，就被人从身后袭击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被塞进了一辆汽车的后座，被人用三氯甲烷给麻醉了。汽车运着他经过奥地利，来到了匈牙利。匈牙利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系十分友好，所以当苏联表达意愿，希望借用佩奇军用机场降落他们的飞机时，匈牙利人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质疑。苏联的飞机在机场加了油，接上了两名苏联公民，还有一名睡得很沉的男子，随即重新起飞，飞向了未知的目的地。

第二天，在莫斯科的安全部总部开始了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审问，由贝利亚元帅领导。他们的问题是，爱因斯坦是否愿意跟他们合作——为自己的健康考虑，还是拒绝——这对双方都不好。

遗憾的是，他似乎选的是后面这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愿承认，他为核裂变技术贡献过任何想法（可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早在1939年他就跟罗斯福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交流，后来便有了曼哈顿计划）。事实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甚至不愿承认他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顽固地坚称，他其实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弟弟赫伯特·爱因斯坦。可问题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本就没有弟弟，他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贝利亚元帅和他的审讯员当然不会相信这种把戏，就在他们准备用点暴力的时候，在几万公里以外的纽约第七大道上，发生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在那里，在卡内基音乐厅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在进行着关于相对论的科普演说。在两千八百名受到特别邀请的听众中，至少有三人是苏联的记者。

两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算其中一个远在大西洋彼岸，这对贝利亚元帅来说也有点太多了。很快他们就调查出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那个爱因斯坦是真的，那么另一个该死的爱因斯坦是谁呢？

面对即将遭受非人待遇的威胁，那个冒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证，把这一切向贝利亚元帅解释清楚。

“元帅先生会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的，唯有一点，希望他不要打断我的话，因为那会使我感到紧张。”

贝利亚元帅保证，不会打断他，只会在这个冒牌爱因斯坦的太阳穴上发一颗子弹。只要他胆敢撒谎的话。

“好吧，开始吧，我不打扰你。”贝利亚元帅说着，打开了扳机的保险。

这个之前自称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为人知的弟弟赫伯特的男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的讲述……他坚称自己是爱因斯坦的弟弟（贝利亚元帅的子弹差一点在这时走火）。

随后他讲了一个故事，听着像是真的，而且那么伤感，以至于贝利亚元帅无法当即将他枪毙。

赫伯特·爱因斯坦说，赫尔曼和波林·爱因斯坦肯定是有两个孩子：先是儿子阿尔伯特，然后是女儿玛娅——到这里元帅所知的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在是这样的，爸爸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开办了一家电子化学工厂，他实在无法抗拒那位漂亮但是没什么头脑的秘书。结果就搞出了赫伯特，阿尔伯特和玛娅秘密的、但从未获得合法身份的弟弟。

正如元帅的特务已经证实的，赫伯特几乎是阿尔伯特的复制品，尽管他要比阿尔伯特小十三岁。有一点外人自然是看不出来的，那就是赫伯特很不幸地遗传了他母亲的天赋，或者说在天赋方面的缺陷。

赫伯特两岁的时候，那是1895年，爱因斯坦一家从慕尼黑搬到了米兰。赫伯特也坐在搬家的面包车里，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跟着。爸爸爱因斯坦自然为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安顿方式，但是赫伯特的妈妈却不感兴趣。她无法想象，要把德国香肠换成意大利面条，把德语换成……今天所说的意大利语。另外最麻烦的一点是这个婴儿；他只会哭着喊着要吃饭，还把大便拉在身上！如果有人想把赫伯特带去别的地方那就最好了，不过她自己只想留在自己待的地方。

赫伯特的母亲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一大笔生活费。后来发生的事情好像是，她遇到了一位真正的伯爵，那人说服她把所有的钱全都投资到他几乎快要研制成功的、用来生产治疗所有疾病的仙丹的机器上。可是后来这位伯爵失踪了，他显然把“仙丹”也带走了，因为赫伯特那贫困潦倒的母亲一年后死了，死于肺结核。

就这样，赫伯特跟哥哥阿尔伯特和姐姐玛娅一起长大了。但是为了避免家丑外扬，爸爸爱因斯坦决定，把赫伯特说成是他的侄子，而不是儿子。赫伯特跟他的哥哥不是特别亲近，但他内心非常爱他的姐姐，尽管他不得不管她叫表姐。

“总而言之，”赫伯特·爱因斯坦说，“我被我的母亲抛弃，被我的父亲否认——而我的智商就跟一袋土豆一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有用的事情，只是靠父亲的遗产生活，从没想出过任何有天分的主意。”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贝利亚元帅放下手里的枪，重新搭上了保险。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的，这个愚蠢的赫伯特·爱因斯坦，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知之明，甚至让贝利亚元帅都感到钦佩。

现在他应该作何反应呢？元帅若有所思地从审讯室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为了安全考虑，他以革命的名义，把对与错放在了一旁。他已经有麻烦在身了，不需要再承担一个新的麻烦。对，就这样吧。元帅转过身，对站在门边的两名守卫说：

“把他干掉。”

说完他便走出了房间。

赫伯特·爱因斯坦事件当然无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白白授人笑柄。然而贝利亚元帅傻人有傻福，因为就在他濒临失宠之际，他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破。

多年来，有超过十三万人在为所谓的曼哈顿计划工作着，这些人中，自然有不止一位是效忠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可是他们谁都没能成功潜入最深层、最秘密的那些区域，好帮苏联在这条路上获取原子弹最核心的秘密。

不过现在，他们知道了另一种同样可行的方法。他们得知，是一个瑞典人破解了原子弹之谜，并且他们还知道他的名字！

在动用了在瑞典的整个间谍网络后，不到半天时间，他们就调查出阿朗·卡尔松住在斯德哥尔摩格兰德酒店，并且这段时间他无事可干，因为瑞典秘密的核武器计划（不过自然受到了苏联的渗透）通过其负责人通知阿朗，他们不需要他的效劳。

“看来问题在于，谁能够在愚蠢程度上占据世界纪录的位置，”贝利亚元帅自言自语道，“瑞典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还是赫伯特·爱因斯坦的母亲……”

这一次，贝利亚元帅选择了另一种战术。他没有动用暴力去抓人，而是打算用一大笔美元作为交换，说服阿朗·卡尔松贡献出他所知道的东西。负责实施说服工作第一阶段任务的，是一位跟阿朗·卡尔松一样的科学家，而不是粗鲁笨拙的特务。而特务则将坐到方向盘后面，充当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的私人司机。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是贝利亚元帅最核心的原子弹研究小组中一位极其友善的、几乎同样可以破解核爆难题的物理学家。

现在得到的线报是，一切都符合原定计划，尤里·鲍里索维奇正在回莫斯科的路上，他带来了阿朗·卡尔松——而且卡尔松表示出了愿意帮助他们的积极态度。

贝利亚元帅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墙内，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当阿朗·卡尔松和尤里·鲍里索维奇走进门厅的时候，元帅亲自接见了他们。

“衷心欢迎，卡尔松先生。”贝利亚元帅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元帅先生。”阿朗说。

贝利亚元帅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坐在那里聊一些无聊话题的人，因为他觉得生命那么短，不可以浪费时间（此外他也不善社交）。于是他对阿朗说：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卡尔松先生，您愿意在核问题上协助我们，作为交换，我们将补偿您十万美元，是这样吧？”

阿朗回答说，他并没有怎么考虑钱的问题，但是如果确实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事情，他愿意给尤里·鲍里索维奇搭把手。另外如果元帅先生能把原子弹问题放到明天再讨论那就最好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遥远的旅行。

贝利亚元帅回答说，他知道卡尔松先生一路上辛苦了，他们马上要跟斯大林同志共进晚餐，吃完后卡尔松先生就可以在克里姆林宫所能提供的最精美的客房里好好休整一下了。

斯大林同志招待得一点也不吝啬，晚餐有三文鱼籽、鲱鱼、腌黄瓜、肉沙拉、烤蔬菜、罗宋汤、配鱼子酱的荞麦饼、淡水鳟鱼、肉卷、羊排、俄罗斯肉馅饼和冰激凌。同时还提供各种颜色的酒，当然包括伏特加。源源不断的伏特加。

围坐在餐桌旁的有斯大林同志本人、来自于克斯霍尔特的阿朗·卡尔松、核物理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负责苏联国家安全的长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元帅，还有一位瘦小的、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没有名字、既不吃饭也不喝酒的年轻男子。他是翻译，仿佛是个不存在的人。

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心情大好。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总是能履行他的诺言！当然关于爱因斯坦的闲话也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但现在这已经是历史了。另外爱因斯坦（指真的那位）不过是有个聪明的脑子罢了，而卡尔松却拥有精确且详细的知识！

即便后来大家发现卡尔松是个那么有趣的人，也没有破坏这种愉快的气氛。卡尔松向斯大林讲述了自己的背景，尽管用的是一个最简洁的版本。他的父亲曾在瑞典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过斗争，后来为了同样的目的去了俄国。这确实值得称道！儿子先是在西班牙内战中打仗——斯大林没打算唐突地问他是站在哪一边，然后去了美国（斯大林先生认为他肯定是坐飞机去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为盟军效力……对于这一点他感到抱歉，不过到战争后期，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主菜上来几分钟之后，斯大林就学会了在每次举杯之前唱“干了这杯，唱啊跳啊父亲阿朗啦啦嘞”[102]。这让阿朗赞美起斯大林的歌喉来。斯大林说，他年轻时不仅在唱诗班唱过，还在别人的婚礼上担任过独唱。说着他站了起来，在地板上跳起舞来，手舞足蹈地唱着一首阿朗觉得像是……印度的歌曲……不过很不错！

阿朗不会唱歌，他觉得自己在艺术方面一窍不通，不过晚餐的气氛似乎也要求他来点《干了这杯》以外的节目。仓促之中，他想到了魏尔纳·冯·海顿斯坦姆[103]的一首诗，那是二年级的时候，阿朗的小学老师强迫孩子们背诵的。

于是斯大林坐了下来，而阿朗则站了起来，朗诵道：

瑞典，瑞典，我的祖国，

我们向往的地方，我们在地球上的家园

此刻钟声响起，战士们被火光照亮

行动变成了传奇，人们携手共进

用古老的誓言，再一次向你的人民宣誓

八岁的阿朗并不明白他背诵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而37年后的今天，当他满含深情地重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仍然不理解它的意思。不过他是用瑞典语朗诵的，所以那位不存在的俄语-英语翻译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无足轻重。

阿朗告诉大家（当掌声停下来后），他刚刚背诵的这首诗是魏尔纳·冯·海顿斯坦姆的。阿朗本可以把这个信息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那样的话，如果他知道斯大林同志后来的反应，还可以稍稍篡改一下真相。

结果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以前就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可是时代精神让他变成了一个革命斗士。这听起来似乎很有诗意。斯大林把对诗歌的兴趣一直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关注着同时代的那些杰出诗人。

令阿朗着急上火的是，斯大林对魏尔纳·冯·海顿斯坦姆非常了解。与阿朗不同，他完全知道魏尔纳·冯·海顿斯坦姆对德国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也得到了回应：希特勒的右臂，鲁道夫·赫斯[104]，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造访过海顿斯坦的家，在这不久之后，海顿斯坦就成了海德堡大学的荣誉博士。

这一切一下子改变了斯大林同志的心情。

“卡尔松先生坐在这里是为了侮辱张开双臂慷慨招待他的主人吗？”斯大林说。

阿朗确认他不是。如果是海顿斯坦激怒了斯大林先生，那阿朗深感抱歉。海顿斯坦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让斯大林先生感到些许安慰？

“还有这个‘干了这杯，唱啊跳啊父亲阿朗啦啦嘞’，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在祝贺革命的敌人吗？是让斯大林亲自向敌人祝贺吗？”斯大林说——每当他生气的时候，都会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

阿朗回答说，他也许需要点思考时间，来把“干了这杯，唱啊跳啊父亲阿朗啦啦嘞”翻译成英语，不过斯大林先生可以息怒，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欢乐的口号。

“欢乐的口号？”斯大林同志提高了嗓音说，“卡尔松先生觉得斯大林看上去很欢乐吗？”

阿朗开始有点厌烦斯大林的这种敏感了。这老头满脸通红，他是这样生气，为了一件莫须有的事。斯大林继续说：

“还有西班牙内战又是怎么回事？也许最好还是问一下海顿斯坦的热爱者先生，他是为哪边而战的？”

真该死，他也许有第六感？阿朗心想。不，他已经这么生气了，所以不如就照实说吧。

“实际上我没有参加战斗，斯大林先生。不过我先是帮共和军这边，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换到了另一边，成了佛朗哥将军的好朋友。”

“佛朗哥将军？”这下斯大林尖叫道，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把他身后的椅子都碰倒了。

显然他更加生气了一些。在阿朗经历丰富的人生中，当然遇到过几次有人冲他咆哮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回骂过别人，他也不打算在斯大林面前这样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此情此景无动于衷。相反，他很快开始讨厌起桌子对面这个高声讲话的小男人来。阿朗决定进行反击，用他自己那小小的方式。

“不仅如此，斯大林先生。我还去过中国。后来我又去了伊朗，阻止了一起针对丘吉尔的犯罪企图。”

“丘吉尔？这头肥猪！”斯大林尖叫起来。

斯大林停顿了一秒钟，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伏特加。阿朗嫉妒地看着他，他很想也来一杯，但觉得这会儿也许不是提出这种要求的合适时机。

贝利亚元帅和尤里·鲍里索维奇什么都没说，但他们脸上的表情却是不同的。贝利亚对阿朗怒目相视，而尤里看上去只是有点不快。

斯大林一口气喝掉了那杯刚刚倒上的伏特加，把嗓音降到了正常的高度。他还是那么生气。

“斯大林理解得完全正确吧？”斯大林说，“你曾经站在佛朗哥这一边，你……救了伦敦那头猪的性命，你把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交到了美国老牌资本主义者的手里。”

“斯大林同志可能言重了，不过这一切基本上是对的。另外我父亲到最后加入了沙皇这一边，如果斯大林先生想把这条也加在我的头上。”

“我真他妈该死，”斯大林嘀咕道，愤怒之中忘了用第三人称，“现在你是准备将自己卖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吗？十万美元，这是你灵魂的价格吗？过了今晚是不是要价更高一点呢？”

阿朗已经失去了帮忙的兴趣。虽然尤里依旧是个不错的人，并且实际上需要帮助的人是他，但阿朗实在没法接受尤里工作的结果将落入斯大林同志手中这个事实，斯大林可真不是个能够聊天的人。

“不，”阿朗说，“从一开始这就不是钱的问题……”

阿朗还没来得及说完，斯大林又一次爆发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这个该死的老鼠？”斯大林喊道，“你以为你，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令人作呕的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表，地球上所有斯大林最鄙视的东西的代表，你，你，可以来克里姆林宫，来克里姆林宫，跟斯大林做交易，跟斯大林做交易吗？”

“你为什么每句话都要说两遍？”阿朗问。但是斯大林依旧继续着：

“苏联正准备重新开战，你必须知道！要开战了，这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直到美国资本主义被摧毁。”

“只要没人往他们头上扔原子弹就行。”阿朗说。

“我要粉碎资本主义！你听到了没？我要从你开始，你这条走狗，如果你不帮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话！”

阿朗说，他在一分钟之内既当了老鼠又当了狗。斯大林的脑子肯定不是很正常，因为现在他显然还是想让阿朗为他服务。

可是阿朗却不愿坐在那儿，继续忍受这种傲慢。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帮忙的，不是为了听人训斥。现在就请斯大林自己去解决吧。

“我想起了一件事。”阿朗说。

“什么？”斯大林生气地说。

“你不打算把你的胡须剃掉吗？”

于是晚餐结束了，因为那名翻译昏过去了。

计划匆忙改变了。阿朗没有被安顿在克里姆林宫最精美的客房里，而是被关进了国家安全部地窖里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中。斯大林同志最后决定，苏联获得原子弹的方法，要么是由自己的专家研发出来，要么是通过可靠的谍报活动。不要再去抓什么西方人了，绝对不要跟资本主义者或者法西斯分子或者既是资本主义者又是法西斯分子的人做交易。

尤里深感不幸。不仅仅是因为他把挺好的阿朗骗到了苏联来，在这里，现在等待他的肯定是死路一条；同时也是因为斯大林同志表现出这样的人格缺陷！伟大领袖是充满智慧的、博学的，是一个很好的舞蹈家，有一副好嗓子。可他又是如此地不可理喻！阿朗只是碰巧引用了错误的诗句，几秒钟的工夫，一顿愉快的晚餐就变成了……灾难。

冒着生命危险，尤里小心翼翼地、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跟贝利亚元帅说起即将对阿朗实施的死刑，他问事到如今，是否还有存在别的选项的可能。

“别担心，亲爱的尤里·鲍里索维奇，卡尔松先生不会死的。至少现在还不会。”

贝利亚元帅解释说，他打算把阿朗·卡尔松藏起来作为备胎，以防备这种潜在的威胁：尤里·鲍里索维奇及其研究团队遥遥无期地继续他们在原子弹制造上的失败。存一个备胎的想法让贝利亚元帅感到很满意。

阿朗坐在那里，等待审判。这是安全部众多牢房中的一间。那里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阿朗每天可以得到一条长棍面包，30克食糖，以及三顿饭（蔬菜汤、蔬菜汤、蔬菜汤）。

克里姆林宫里的饭菜肯定比现在在牢房里的要好。不过阿朗觉得，尽管蔬菜汤的味道不怎么样，但他好歹能够享受安静，不会有人站在那里对他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

这种新的饮食持续了六天，直到安全部的特别陪审团召开了听证会。审判大厅跟阿朗所在的牢房一样，位于卢比扬卡广场上这栋巨大的安全部大楼里，不过楼层要高一点。一位法官坐在讲台后面，阿朗坐在法官前面的一张椅子上。法官的左侧坐着检察官，一个看起来闷闷不乐的男人，右侧是阿朗的辩护律师，也是一个闷闷不乐的男人。

检察官首先用俄语说了一些阿朗听不懂的话，随后律师也用俄语说了一些阿朗还是听不懂的话。法官听完似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为了安全起见，他打开了一张备忘纸片看了一下，然后他宣读了判决：

“特别陪审团决定，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瑞典王国公民，是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有危险的分子，判处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改造营服刑三十年。”

法官通知被告，此判决可以上诉；上诉将发生于苏维埃最高法院，并于即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但是阿朗·卡尔松的律师以阿朗·卡尔松的名义说，他不准备上诉，相反阿朗·卡尔松很感谢法庭对他的轻判。

虽然律师并没有征求阿朗的意见，问他是否对判决表示感谢，但是这个判决毫无疑问还是有其善意的一面的。首先，被告得以活了下来——一旦被归类为危险分子，能活下来的情况非常罕见。其次，他将被关进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古拉格改造营，那里的气候在西伯利亚地区是最可接受的。那里的天气比起老家南曼兰省来说差不了太多，而在更北或是更靠内陆的地方，气温可能低到零下五十、六十、七十度。

也就是说，阿朗运气不错，此刻他被押进了一节通风的火车车厢，里面有三十多名同样被幸运地挑中的刚刚接受了审判的异见分子。另外只有在这节车厢，每个犯人都分到了不少于三条的毯子。那是因为核物理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用一大捆卢布买通了狱卒和他最近的上司。狱卒主管觉得很奇怪，一个这么杰出的公民，怎么会乘坐这么简陋的火车去往古拉格改造营，他考虑上报这件事，但又想到他拿进了那笔钱，所以最好还是别去搅这摊浑水。

在押解途中，对于阿朗来说，要想找个人说话实在不易，几乎所有人都只会说俄语。不过有个五十五岁的男人会意大利语。由于阿朗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能够听懂对方。至少阿朗能够听懂，这个男人觉得自己很不幸，很想做个自我了断，如果他，据他自己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胆小鬼的话。阿朗尽可能地安慰他，说等火车开到西伯利亚内陆的时候，不用自杀，他自然就会得到了断的。因为阿朗认为，在那样的天气下，三条毯子是根本不够的。

那个意大利人抽着鼻子，耸了耸肩。他感谢阿朗的支持，跟他握了握手。另外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意大利人，而是德国人。他叫赫伯特。至于姓什么，他认为这个不重要了。

赫伯特·爱因斯坦一生从没有过什么好运气。因为一个管理上的错误，他没有被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被判处死刑，而是跟阿朗一样，被判了三十年的劳动改造。

他也没有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被冻死，这全靠那几条额外的毯子。另外，1948年的这个一月份也是近几年里最暖和的一个。不过阿朗向赫伯特保证，后面还会出现别的机会。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劳改营，就算没有别的机会，他也可能过劳而死。赫伯特先生认为呢？

赫伯特叹了口气，说他也许太懒了，不知道劳动是怎么回事。他不确定会不会过劳死，因为他这辈子就从来没有劳动过。

这下阿朗找到了解决的出路：因为在改造营里，是不会让你仅仅站在那里消磨时光的，那样的话，看守们肯定会给他吃一颗子弹。

赫伯特喜欢这个主意，不过同时他也哆嗦了一下。吃一颗子弹，会很疼吗？

阿朗·卡尔松对生活没有什么过高要求。他想要的只是一张床，有像样的饭菜，有点事情可做，定期能喝上点酒。只要得到这些，他就可以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改造营提供了阿朗想要的一切，除了酒。

在那个时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港口由一个开放的部分和一个封闭的部分组成。封闭的部分被一个两米高的围栏围着，古拉格改造营就位于围栏里面，有四排共四十间棕色营房。围栏向下延伸到码头，需要由改造营犯人装卸的船只，停泊在围栏的里面，其余船只则停泊在围栏外面。此外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犯人们来处理，只有一些小渔船是由他们的船员自行装卸的，另外就是一些大型的油轮。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改造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相同的，很少有例外。营地的叫早时间是六点，早餐是六点一刻。工作十二个小时，早六点半到晚六点半，中午十二点有三十分钟的午餐休息。劳动一结束就吃完饭，然后就被关起来，直到第二天早晨。

饮食很不错：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鱼，但是很少会出现汤的形式。看守可能不是那么和善，但他们终究不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把人打死。甚至连赫伯特·爱因斯坦也得以保住了性命，虽然这违背了他的愿望。他的腿脚自然要比其他犯人要慢很多，不过因为他总是跟在很卖力的阿朗身边，所以谁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阿朗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没什么意见。相反，他很快推行了一条规则：赫伯特不能站在那里整日地絮叨他的人生有多么不幸，因为阿朗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的记忆力也没有问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件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赫伯特很听话，这样很好，正如这里的一切都很好。

可是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酒。阿朗坚持了五年零三个星期，然后他说：

“现在我想喝一杯了，可是这里没有酒。所以是时候换个地方了。”

第十七章　2005年5月10日星期二

一连九天，春天的阳光流淌在大地上，即使早晨还有点冷，阿布还是把早餐摆在了门廊里。

本尼和美女把宋娅从车里引了出来，带到了住宅后面的空地里。阿朗和狗鱼·耶丁一同坐在吊床上，小心翼翼地摇晃着。他们一个是百岁老人，另一个感觉就跟百岁老人一样：他的头很疼，折断的肋骨让他呼吸困难，右胳膊一点也不能动，而最糟的是——右腿肌肉的伤口。本尼查看了一下，建议一会儿再给他的腿重新包扎一下，不过最好能用上两片止痛药。如果需要，晚上他们可以去弄点吗啡来。

随后本尼回到了宋娅那里，让阿朗和狗鱼单独待着。阿朗觉得，也许是时候了，两个男人之间应该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他先是抱歉地说……他是叫博尔特吗？……博尔特死在了南曼兰省的森林里，而不久之后……赫因肯？……不小心跑到了宋娅的屁股下面。博尔特和赫因肯至少都带有危险性，所以发生这种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狗鱼先生不这么觉得吗？

狗鱼·耶丁回答说，听到这两个男孩死了他很难过，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被一个百岁老人打败，这并不让他感到吃惊，因为这两个人都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唯一一个能在愚蠢程度上把他们打败的人，是俱乐部的第四号成员加拉加斯，可是他刚刚离开了这个国家，此刻正在回南美老家的路上，狗鱼也并不确知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这时狗鱼·耶丁的声音变得有一点悲伤，他似乎在可怜他自己，因为加拉加斯是唯一能够跟哥伦比亚可卡因贩子交流的人；现在狗鱼既失去了翻译，又失去了助手，没法再继续生意了。而现在他坐在这里，不知道身体里有多少根骨头断了，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阿朗安慰他说，狗鱼也许可以去卖其他毒品。阿朗对这个毒品交易不是很在行，不过狗鱼先生和阿布·捣蛋鬼就不能自己在地里种点东西吗？

狗鱼回答说，阿布·捣蛋鬼是他此生最好的朋友，但该死的是，阿布却总讲他的道德。要不是因为这个，如今狗鱼和阿布肯定已经成为欧洲的肉丸子大王了。

阿布打断了吊床上这段让人郁闷的谈话，告诉他们早餐准备好了。狗鱼终于吃到了世界上最多汁的鸡肉，还有仿佛从天堂直接进口的西瓜。

早餐过后，本尼对狗鱼大腿上的伤口做了重新包扎，然后狗鱼说，他需要小睡一会儿，请朋友们原谅。大家当然觉得没问题。

在“敲钟人庄园”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这样度过的：

本尼和美女重新归整了一下谷仓，为宋娅弄出了一个很大的、可以长期居住的窝。

尤里乌斯和阿布去法尔雪平[105]城里采购东西。在那里，他们发现报纸的头版和大标题都是百岁老人和他同伙的新闻，说他们正杀气腾腾地穿行于全国各地。

早餐后，阿朗回到吊床上，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主要任务是不要太累。他很愿意跟博思特做伴。

狗鱼则在睡觉。

尤里乌斯和阿布采购回来后，他们立刻召集大家到餐厅开会。甚至连狗鱼都被从床上叫了起来参加。

尤里乌斯先是告诉大家，他和阿布在法尔雪平的各个角落都看到了报纸的头版，他们还拿来了一部分报纸，想看的人可以在会议结束后自己安安静静地去看。综合判断，他们认为，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下达了逮捕令，除了阿布，他没有被提到，还有狗鱼，因为据那些文章所说，他已经死了。

“那些文章说得不完全对，虽然我已经残了。”狗鱼·耶丁说。

尤里乌斯继续说，涉嫌谋杀自然是很严重的事情，即便到最后可能会得到另外的罪名。所以随他们怎么说吧。他们该不该主动给警察局打电话，说出他们在哪里，让正义降临？

还没等其他人对此事发表意见，狗鱼·耶丁就大叫了起来，他说如果有人向警方自首的话，他情愿结束他这条半死不活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找到我的左轮手枪。话说你们把它藏到哪儿去了？”

阿朗回答说，他把手枪藏在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因为考虑到本尼给狗鱼先生灌下了那么多奇怪的药片。狗鱼先生不觉得让它再藏一会儿也挺好的吗？

呃，狗鱼也许可以接受这个建议，不过前提是他和卡尔松先生能够不再用“先生”来称呼对方。

“我叫狗鱼。”狗鱼说，伸出左手跟百岁老人握了握。

“我叫阿朗。”阿朗说，“很高兴与你见面。”

就这样，利用武器的威胁（尽管没有找到武器），狗鱼做出决定，否决向警方和检察官自首的方案。他的经验是，正义很少会像它自称的那样正义。其他人表示同意，尤其是考虑到，假如这一次正义真的表现得很正义的话，他们的下场会很难看。

这场简短谈话的结果是，那辆黄色的搬运车立刻被藏进了阿布的仓库，和一大堆还没进行处理的西瓜放在一起。他们还决定，唯一一个可以不经其他成员许可就离开这个庄园的人只有阿布·捣蛋鬼——因为所有人里面只有他既没有被通缉，也没有被人假定死亡。

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比如那个装着钱的旅行箱，以及已经分给了这个人那个人的那些钱，大家决定先放一放再说。或者就像狗鱼·耶丁说的那样：

“我一想到这个头就很疼，我一说头疼就要吸气，我一吸气胸口就很疼。现在我就当花这五千万块钱来买救急的止痛片吧。”

“这里有两颗，”本尼说，“而且是免费的。”

这一天对于阿隆松探长来说是很忙碌的。多亏了媒体的关注，很多关于这个杀了三人的嫌疑犯及其同伙可能在何处藏身的线索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不过阿隆松探长唯一信任的一条线索是省警察厅副厅长龚纳·勒闻林德提供的。他打电话来说，他在延雪平南边的欧洲4号高速公路上，罗斯莱特附近，遇到了一辆黄色的斯堪尼亚搬运车，前脸撞烂了，只有一盏近光灯亮着。要不是因为这时候他的孙子在车里的婴儿座上呕吐了起来，勒闻林德肯定会给交警同事打电话报告的。可事情就是这么不巧，没办法。

阿隆松探长连续第二个晚上坐在韦克舍皇家角酒店的钢琴吧里，借着肚里的酒精分析案情。他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欧洲四号公路往北，”探长心想，“你们是要回南曼兰省吗？还是打算藏到斯德哥尔摩？”

他决定，第二天从酒店退房回家，回他在埃斯基尔斯蒂纳市中心的那套了无生趣的三居室。马尔姆雪平的售票员罗尼·霍尔特至少还有一只猫可以抱，约然·阿隆松却什么都没有。约然·阿隆松这样想着，喝干了这晚的最后一口威士忌。

第十八章　1953年

在五年零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阿朗自然学会了不少俄语，同时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汉语。港口是个活跃的地方，阿朗和定期往来的船员建立了联系，他们为阿朗带来了全世界发生的最新消息。

其中有一则消息是：在阿朗与斯大林、贝利亚和富有同情心的尤里·鲍里索维奇会面一年半后，苏联爆炸了一颗自己的原子弹。西方怀疑苏联窃取了情报，因为这颗原子弹似乎完全是依照美国三位一体式装载原则制造的。然而阿朗却回忆起，当他和尤里在潜水艇上对着瓶子喝伏特加的时候，尤里其实就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线索。

“我敢肯定，你具备一边喝酒一边倾听的技巧，亲爱的尤里·鲍里索维奇。”他说。

此外，阿朗还听说美国、法国和英国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在一起，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此愤怒的斯大林立刻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德国予以反击，于是现在西方和东方各有了一个德国。阿朗觉得这听着很方便。

还有就是瑞典国王去世了，阿朗在一张英国报纸上读到了这条消息。这张报纸不知怎地落到了一位中国船员手上，而他则想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位经常跟他聊天的瑞典囚犯，于是便把报纸带来给他。虽然当阿朗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国王已经去世将近一整年了，但是这也没有太大关系。一位新的国王立刻取代了老国王，所以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

另一个在码头的船员间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在朝鲜发生的战争。这不足为奇，因为朝鲜就在两百公里之外的地方。

据阿朗所知，事情是这样的：

世界大战结束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却没有结束。斯大林和杜鲁门仿佛兄弟一般，各自占领了一半，用北纬三十八度线将北方和南方划分开来。随后他们就朝鲜的独立问题展开了无比漫长的谈判，可是由于斯大林和杜鲁门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不尽相同（应该说是完全不同），谈判的结果最后跟德国差不多。美国先是建立了南朝鲜，然后苏联建立北朝鲜与之抗衡。美国和苏联都把朝鲜人归给了自己所有。

然而这并不顺利。北朝鲜的金日成和南朝鲜的李承晚都认为他们是统治整个朝鲜半岛的最佳人选，于是他们为这件事打了起来。

然而三年后，大约四百万人在战争中死了，可是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有人死去之外）。北朝鲜仍然是北朝鲜，南朝鲜仍然是南朝鲜，北纬38度线仍然将他们分割了开来。

为了能喝上酒——这也是阿朗逃离古拉格改造营的首要原因——自然需要逃到那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来来往往的船只上。不过这些年里，阿朗牢房里的狱友已经有至少七人考虑过同样的事情了，结果这七个人都被发现了，全都遭到了处决。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牢房里的其他人就很难过，而最难过的那个应该是赫伯特·爱因斯坦。只有阿朗知道，赫伯特坐在那里叹息着这一次死的又不是他。

要想登上一条船，麻烦在于每一个犯人都穿着典型的黑白色囚服，要想混进人群中是不可能的。码头和船舷之间只盖着一块细细的跳板，训练有素的警犬会去嗅每一件被吊车吊上船的货物。

另外，要想找到一艘能够立刻接纳阿朗为自由旅客的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很多船是去往中国大陆的，其余的去往北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市。

不，如果现在想逃的话，海路太难了。可他就是想现在逃。陆路本身又不是那么容易。往北是西伯利亚，寒冷的天气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往西则进入了中国。

只剩下往南一条路了，那里有南朝鲜，他们肯定会接纳一位来自古拉格的难民、同时又是被怀疑为社会主义敌人的人。可惜去南朝鲜要经过北朝鲜。

一路上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牵绊，这一点在阿朗拼凑出一个沿陆路南逃的大致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不过光冥思苦想没有意义，因为那样是变不出酒来的。

他是该自己尝试呢，还是跟别人一块儿行动？那样的话就找赫伯特，这个不幸的家伙。阿朗认为在准备工作中还是能用得上赫伯特的。另外，两个人逃跑肯定比只身一人更加有趣。

“逃跑？”赫伯特·爱因斯坦说，“沿着陆路？去南朝鲜？穿过北朝鲜？”

“大致是这样，”阿朗说，“不过这还只是个假设。”

“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赫伯特说。

“是啊，微乎其微。”阿朗说。

“我参加！”赫伯特说。

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改造营的人都知道，很少有什么东西能被装进一三三号囚犯的脑袋，而就算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他的脑袋，那些东西也会在里面互相碰撞。

至于狱警这边，他们也对赫伯特·爱因斯坦采取了某种宽容的态度。假如有任何一个囚犯在打饭时没有站在他应该站的队伍里，最好的情况就是遭一顿训斥，其次是在肚子上挨一顿枪托的揍，最差的情况则意味着彻底跟你说拜拜。

可是赫伯特仍然找不对正确的吃饭地点——尽管他已经在改造营里待了五年。所有的牢房都是棕色的，大小相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三餐都是在十三号和十四号牢房之间供应，但一三三号囚犯总会被人发现在七号牢房边闲逛。或者是十九号。或者二十五号。

“靠，爱因斯坦，”人们会听见狱警说，“打饭的队伍在那儿。不，不是那儿，是那儿！他妈的一直都是在那儿！”

阿朗觉得，这种名声对他和赫伯特很有利。他们当然可以穿着囚服逃跑，但随后要想穿着囚服保持几分钟而不被打死，这会比较难。阿朗和赫伯特需要各有一件军装。唯一一个能够靠近士兵们的军装仓库而不会被发现并被直接枪毙掉的囚犯就是——一三三号爱因斯坦。

所以阿朗教他的朋友他应该怎么做：在吃午饭的时候“走错”，因为那时也是军装仓库工作人员吃饭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中，只有四号瞭望塔上机关枪后面的那个士兵在守卫着仓库。他跟所有其他人一样，也知道一三三号囚犯的特点，所以当他发现赫伯特的时候，反应应该是冲他大喊，而不是用铅弹将他射死。假如阿朗对此判断错误的话，考虑到赫伯特一直都盼望死亡来着，所以这也没什么关系。

赫伯特认为阿朗预测得不错。但他还是没明白，现在应该做什么？

这自然成了一件很疯狂的事。赫伯特真的迷了路，好久以来第一次，排到了完全正确的队伍里。当时阿朗已经排在那里了，他叹了口气，善意地把赫伯特往军装仓库的方向推去。可这无济于事，他再一次走错了，赫伯特很快发现，他来到了洗衣房。真是歪打正着！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大捆刚刚洗完烫好的军装！

他拿了两套，把它们藏在大衣里面，然后离开洗衣房，朝牢房走去。很快他就被4号瞭望塔上的士兵发现了，不过那士兵根本都懒得朝他大喊。他觉得，那个蠢货正在回自己的牢房，仅此而已。

“这可真是爆炸性新闻啊。”士兵自言自语道，然后他又回到自己正忙活的事情上——继续开他的小差。

现在阿朗和赫伯特一人有了一套军装，可以装扮成自豪的红军新兵了。这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阿朗注意到驶往北朝鲜元山市的轮船数量突然猛增。苏联官方并没有站在北朝鲜这边参加战争，但是大量的战争装备却开始被火车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在这里被装上船，驶往同一个目的地。倒不是因为船身上写着它们要去哪里，但是每个船员都会说话，阿朗也会有意识地询问。此外有些时候，还能看见船上装的都是什么，比如越野车，或者干脆就是装甲车，而另一些时候，则是一些民用的，装着木材的集装箱。

阿朗在思考的事情是，如何像六年前在德黑兰那样，来一场声东击西的转移。古罗马谚语说，鞋匠最好的伙伴是他的模子——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阿朗认为，放个小烟花也许可以制造一些混乱。这时候运往元山市的那些集装箱进入了画面。阿朗无法知道，但他猜测，它们中的很多都装着爆炸材料，如果一个这样的集装箱能在港口附近爆炸，如果它可以被炸得到处乱飞……嗯，那么阿朗和赫伯特也许可以得空逃到一个角落里，换上苏联军装……然后……嗯，然后是弄一辆车……这辆车当然要插着钥匙，油箱是满的，而且这车的主人不会大喊这车是他的。然后那些有人把守的大门在阿朗和赫伯特的命令下被打开，港口外面和古拉格营区没有人发现任何异样，没有人想起那辆被偷走的汽车，没有人来追他们，直到他俩开始为下一件事担心：他们怎样才能进入北朝鲜，还有最重要的，此后他们如何从北朝鲜去到南朝鲜。

“现在我的脑子运转不动了，”赫伯特说，“但是你的计划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完。”

“不是你的脑子转不动了，”阿朗抗议道，“呃，是，也许你的脑子是有一点慢，但不管怎样，在这件事上你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我们应该顺其自然，由得它去。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事实上，几乎总是这样。”

逃跑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唯一的一步，就是偷偷地在合适的集装箱上放火。要做这件事需要：1）合适的集装箱；2）可以点火的东西。在等待合适的船舶靠岸的时间里，阿朗再次给那个公认的笨蛋赫伯特·爱因斯坦派出了一个任务。赫伯特值得表扬地弄到了一枚照明弹，把它藏在裤子里。后来一个苏联守卫发现赫伯特在一个他不该在的地方，不过守卫没有开枪打死他，或者至少是对囚犯进行搜身，而是将他责骂了一顿，主题是一三三号在过了五年之后，不应该再迷路了。赫伯特道了歉，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于演戏的考虑，他再一次走错了方向。

“牢房在左边，爱因斯坦，”守卫在他身后大吼，“你这是有多笨啊？”

阿朗表扬赫伯特干得很好，演技很棒。被表扬了一番，赫伯特脸都红了，连连挥手说，当一个人本身就很笨的时候，演一个笨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阿朗说，他是不知道这有多难，因为阿朗迄今为止见过的所有蠢货，全都跟赫伯特相反，想要扮成很聪明的样子。

时机终于来了。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1953年3月1日，一列很长的火车来到了这里，它的车厢多得阿朗——或者至少是赫伯特——数都数不过来。运送的显然是军用物资，所有货物都要进行重新装运，转移到至少三艘大船上去，这些船都以北朝鲜为目的地。货物中有八辆T34装甲车，这是没法隐藏的。此外所有的货物都装在巨大的木质集装箱里，没有商品介绍。木板与木板之间不是那么紧，使得一枚照明弹能够轻松地塞到一个集装箱的下面。在干了半天的装卸活儿之后，阿朗终于得到机会下手了。

集装箱里自然冒起了烟，而且这烟恰到好处地过了几秒才冒出来，让阿朗来得及离开那里，从而不被怀疑。很快，整个木头集装箱烧了起来，就算气温是零下十五度，也无法阻挡这大火燃烧。

按照计划，当火势蔓延到集装箱里的手榴弹或是别的什么上后，现在应该发生爆炸了，然后守卫们将会变成六神无主的没头苍蝇，阿朗和赫伯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牢房去换衣服。

可问题是，爆炸并没有发生。烟雾倒是非常大。更糟的是，守卫们自己不愿靠近，却命令犯人们往那些着火的集装箱上泼水。

有三个犯人借着烟雾的保护，开始爬上两米多高的栅栏，想逃到港口开放的那一边去。但是二号瞭望塔上的士兵发现了他们。他举起机关枪，在烟雾中朝着那三个犯人发射了一串接着一串的子弹。因为用了曳光弹，他很快就用大量子弹射中了那三个人，他们倒在地上死了。就算当时没死，一秒钟之后他们肯定也死了，不仅因为瞭望塔上的士兵用机关枪打穿了他们，也因为阿朗·卡尔松点燃的那个集装箱左边的那个未受损伤的集装箱。阿朗的那个集装箱里装着一千五百条军用毯子。旁边的集装箱里装着一千五百枚手榴弹。曳光含有磷，当第一颗子弹击中第一枚手榴弹的时候，它燃烧了起来，十分之一秒后，它点燃了旁边的那一千四百九十九枚手榴弹。爆炸的威力如此之大，使得另外四个集装箱也腾空而起，飞进了改造营里，飞得足有三十到八十米远。

第五个集装箱里装着七百枚地雷，紧接着又是一场爆炸，威力跟前一场一样巨大，造成的结果是，又有四个集装箱里的货物被炸得到处乱飞。

混乱的局面正是阿朗和赫伯特所希望的，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混乱。然而这一切才刚开始。现在，火势在一个又一个集装箱之间蔓延。其中一个集装箱里装着柴油和汽油，人们无法获得扑灭火势的东西。另一个集装箱里装着弹药，也开始被点燃了。在那些反坦克武器加入反应行列之前，就已经有两座瞭望塔和八栋营房被火海包围了。第一颗弹药摧毁了三号瞭望台，第二颗正中营地入口处的建筑，把它连同门口的路障和所有东西全都炸飞了。

有四艘船停靠在码头上装运货物，接下来的弹药将这四艘船全部变成了火海。

然后又一个装满手榴弹的集装箱炸了，开始了新一轮的连锁反应，最后烧到了那一排最远的一个集装箱。那里面装的刚好又是一箱弹药，它们朝另一个方向飞去，冲向了港口开放的那一部分，而在那儿，一艘装载着六万五千吨原油的油船正在靠岸。一颗炮弹正中了驾驶室，使得油轮失去了操控，又是三颗炮弹击中了油轮的侧面，一场比之前更为猛烈的大火燃烧了起来。

熊熊燃烧的油轮沿着码头的边缘朝城区中心地带驶去。在最后的这段旅程中，它点燃了沿途二点二公里所有的房子。除此之外，这天的风是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因此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确切地说——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都成了一片火海。

当斯大林同志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一个装着毯子的集装箱失火而被烧得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的消息时，他正跟他的心腹贝利亚、马林科夫[106]、布尔加宁[107]和赫鲁晓夫[108]在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住所里结束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这个消息让斯大林……感觉非常怪异。

斯大林的新宠，执行能力很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问，他是否可以就这件事提一个好的建议？斯大林无力地回答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然可以这么做。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说，“我的建议是，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建议立刻向全世界关闭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我们耐心地重建这座城市，把它建成我们的太平洋海军基地，就像斯大林同志之前计划过的那样。不过首先——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因为否则的话，这会暴露出一个我们无力应对的弱点。斯大林同志明白我的意思吗？斯大林同志同意我的建议吗？”

斯大林仍然感觉很怪异。另外他也有点喝醉了。不过他点点头，说斯大林的愿望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能够亲自负责这件……这件没有发生的事。他说，斯大林现在得回卧室去了，他感觉不是很舒服。

符拉迪沃斯托克，贝利亚元帅想，那不是我把那个瑞典人、那个法西斯专家送去的地方吗？当时是想，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搞定原子弹的话，就把他作为备用人才。我都完全把他给忘了，应该在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值得表扬地靠自己的力量破解了原子弹难题之后，将那个混蛋杀掉的。不过，不管怎样，现在他也许终究被烧死了。但是这也不需要用一整座城市来陪葬啊。

在卧室门口，斯大林说，他不想有人以任何方式来打扰他。然后他把自己关在了屋里，坐到床边，一边解开衬衫，一边想：

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斯大林决定要成为苏联太平洋海军基地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它将在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中发挥那么重要的进攻作用！符拉迪沃斯托克……

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还没来得及问，一个该死的装着毯子的集装箱，怎么会在零下十五二十度的气温里燃烧起来。必须有人对此负责……这个该死的……应该……应该……

斯大林滚到了地板上。中风的他，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才被发现，因为如果斯大林同志说过不想被人打扰，那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

阿朗和赫伯特的牢房是最先着火的，他俩不得不直接放弃了偷偷去屋里换军装的计划。

营地门口的路障已经被炸掉，因为瞭望塔已不复存在，那上面也没有人站着守卫了，所以也就不必担心如何从营地出去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偷一辆军车似乎不可能了，因为它们都已葬身火海。去城里找一辆汽车也不用考虑了，因为不知什么原因，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都烧了起来。

营地绝大多数在火灾和爆炸中幸存的犯人，在公路上站成一堆，跟榴弹、炮弹和所有仍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东西保持安全的距离。有个别几个想试试运气的人离开了，他们全都朝西北方向逃去，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合理的方向。东边是大海，南边是朝鲜战争，西边是中国，正北方则是一座正在迅速烧为废墟的城市。剩下来的只有一条通往非常、非常寒冷的西伯利亚的路。不过士兵们自然预计到了这一点，不出一天时间，这些逃跑的人就被抓住了，士兵们朝他们快开了枪，把他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上面这群人中，有两个例外的，他们是阿朗和赫伯特。他们成功地逃到了一座山上，这座山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南方向。他们在那里停了下来，做短暂的休息，看看那片混乱的景象。

“那照明弹真厉害啊。”赫伯特说。

“真是丢脸啊，一颗原子弹还没一颗照明弹厉害。”阿朗说。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赫伯特问。在寒冷中，他几乎想回到山下那个不复存在的改造营里去了。

“现在我们要去北朝鲜，我的朋友，”阿朗说，“因为附近没有车，所以我们只好步行了。这会让我们身上暖和起来的。”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109]是红军最有才华、被授予荣誉最多的指挥官之一。他获得过“苏联英雄”的称号，获得列宁勋章的次数不下七次。

作为第四军团的负责人，他在跟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作战时取得了辉煌战绩，经过了九百天可怕的日子，解除了围城。梅列茨科夫毫无争议地在取得了所有其他勋章、头衔和奖章之外，还被任命为“苏联元帅”。

当希特勒被彻底逼退之后，梅列茨科夫转而去往东方，坐火车到了九千六百公里外的地方。国家需要他领导第一个远东前线，目的是把日本人赶出伪满洲国。没有人会觉得惊讶，他同样完成了这个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梅列茨科夫自己却累倒了。因为莫斯科已没有什么人在等他，于是他留在了东部。他坐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张军用办公桌后。这是一张非常精致的办公桌，用真正的柚木做的。

1953年隆冬，他五十六岁，仍然坐在他的办公桌后。他从那里指挥着苏联以不现身的方式参与朝鲜战争。梅列茨科夫和斯大林同志都认为，苏联这会儿不直接跟美军士兵作战，这在战略上是很重要的。虽然苏美双方都拥有原子弹，但美国人要比他们先进。凡事都有自己的时间，但现在不是进行挑衅的时机——不过这不会阻止苏联赢得朝鲜战争的脚步。

就像梅列茨科夫现在这样，他允许自己在工作的间歇稍稍安静一下。他在滨海边疆区的外面有一个狩猎小屋，它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南边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那里，通常是在冬季，一般都是一个人去。当然还有副官，元帅们自己都是不开车的。接下来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梅列茨科夫元帅和他的副官在从滨海边疆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上，还剩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时，从蜿蜒的海岸公路上，他们第一次看见北边有一个黑色的烟柱。发生了什么事？是有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吗？

因为离得太远了，不值当为了这事，把望远镜从这辆高档汽车的行李箱中取出来。梅列茨科夫元帅命令全速前进，并让副官在二十分钟之内找到一个可以看清海湾对面状况的停车地点。到底会是什么事情发生了？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着火了……

阿朗和赫伯特沿着公路走了好一会儿，这时一辆新潮的、军绿色的胜利牌（Pobeda）[110]轿车从南边开了过来。汽车开过的时候，两个逃犯躲到了一个雪堆的后面。可是那辆车随即就慢了下来，停在了不到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一位挂满奖牌的军官和他的副官。副官从行李箱中取出了军官的望远镜，然后他俩离开了汽车，好寻找一个视野比较好的地方，观察海湾对面的状况。而就在刚才，海湾的对面还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在地。

于是，阿朗和赫伯特很轻易地潜到了那辆汽车的前面，拿到了那位军官的手枪和那位副官的自动步枪，等军官及其副官注意到的时候，他们已经陷入了麻烦。阿朗说：

“先生们，我能友好地请你们脱下你们的衣服吗？”

梅列茨科夫元帅愤怒不已。还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一位苏联元帅呢，更不用说是囚犯了。两位的意思是，他——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元帅——要穿着内裤走进符拉迪沃斯托克吗？阿朗回答说，基本上，这个很难，因为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刻正在被烧为废墟，不过话说回来，他和他的朋友赫伯特确实是这个意思。作为交换，两位先生当然可以得到两套黑白色的囚服，他们越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或许应该说那片烟云和废墟，空气就会越暖和的。

于是阿朗和赫伯特穿上了新得手的制服，把他们的囚服堆成一堆扔在地上。阿朗想，也许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开车，让赫伯特当元帅，阿朗当他的副官。赫伯特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阿朗坐到方向盘后。阿朗跟那两位告别，他说，他觉得元帅不需要表现得这么生气，因为阿朗可以肯定的是，生气无济于事。不过春天很快就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春天……啊不，当然不会有了。阿朗仍然鼓励元帅要往积极的方面去想，不过他又说，这事还是元帅自己决定吧，如果他想穿着内裤走来走去，并且看到事物灰暗的一面，那他也管不着。

“现在我们要说再见了，元帅。当然，还有副官。”阿朗说。

元帅没有回答，他仍然生气地看着他们。阿朗转身回到方向盘上。他和赫伯特上路了，朝南方驶去。

下一站，北朝鲜。

从苏联过境到北朝鲜没有出任何问题，过程很快。苏联的边防守卫先是直挺挺地敬了个礼，然后北朝鲜的边防守卫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没说一句话，他们就为苏联元帅（赫伯特）和他的副官（阿朗）打开了路障。那两个北朝鲜边防守卫中更为虔诚的那位，两眼放着光，心想这会是一次怎样的私人安排呢？朝鲜肯定没有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好的邻居了。元帅肯定是要去元山市，查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材料是否按计划抵达，并且受到了妥善的处理。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位元帅压根儿没想过北朝鲜的福利，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国家。他正忙着搞明白怎样才能打开车里的手套箱。

阿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水手中间听说，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了，双方退回了北纬三十八度线两边各自的一方。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赫伯特，于是他的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种图景：从北边到南边，只需助跑一下，就可以跳过去（只要纬度线不那么宽就行）。在跳的时候，虽然也有被射死的危险，但毕竟不是到处都这样。

可现在看到的状况却是，离分界线还有几百公里远，他们周围就已经到处都在激战了。美国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似乎是要轰炸他们所见的一切东西。阿朗知道，一辆俄式的、军绿色的豪华轿车，肯定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于是他离开了南下的主路（没有事先征得“元帅”的同意），拐进了乡间小路，这样每当头顶出现隆隆声的时候，都可以获得更快更好的保护。

阿朗一路往南开，而赫伯特则一边翻元帅的钱包——那是他在军装的内袋里找到的，一边把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阿朗。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卢布，还有元帅的姓名信息，以及一封信件——从上面可以看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尚且完好的时候，他在那里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掌管着铁路运输。”赫伯特想。

阿朗表扬了赫伯特的这种想法，他认为这个想法听起来挺聪明的。赫伯特的脸又红了。能说出一个不太笨的想法，这的确挺好。

“呃，你觉得你能把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这个名字记下来吗？”阿朗问，“以后用得上。”

“我很确定，我记不下来。”赫伯特说。

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阿朗和赫伯特拐进了一个看起来挺富庶的农家院子。院子的主人、他的老婆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立刻站到了这两个尊贵的客人和这辆漂亮的汽车前面。副官阿朗用俄语和汉语各说了一遍对不起，他和元帅这样贸然闯入，不过他们想问问有没有可能给点吃的？他们很愿意付钱，可是他们只有卢布，其他的就没法提供了。

那位农民和他的老婆对阿朗说的话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他们12岁的大儿子，在学校里学过俄语，为父亲做了翻译。几秒钟之后，阿朗副官和赫伯特元帅就被请进了他们家中。

十四个小时后，阿朗和赫伯特准备继续他们的旅程。他们先是跟那个农民、他的老婆和孩子们一起吃了晚饭。这一家人请他们吃的是放了辣椒和大蒜的猪肉和米饭，还请他们喝——哈利路亚！——朝鲜烧酒。朝鲜的烧酒喝起来虽然不完全像瑞典的那么香醇，但是在被迫度过了五年零三个星期无酒精的日子之后，这已经是极好的了。

晚饭过后，元帅和副官都留宿在了这户人家。赫伯特元帅占据了那间大的卧室，妈妈和爸爸则跟孩子们一起睡。阿朗副官睡在了餐厅的地板上。

早上起来是早餐，吃的是蒸蔬菜、水果干和茶，然后那个农民从谷仓的缸里取来汽油，给元帅的车加了油。

最后农民拒绝接受元帅给他的那一捆卢布，直到元帅大吼了一声，是用德语吼的：

“把钱收下，该死的农民！”

这让农民吓了一跳，他只好照赫伯特说的做了——尽管他不知道赫伯特说的是什么。

他们友好地挥手再见，继续往西南方向行进。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没有什么车，只有远处轰炸机发出充满威胁的轰鸣声。

随着汽车越来越接近平壤，阿朗觉得，也许是时候酝酿一个新计划了。那个老的计划已经不太合适了。阿朗的判断是，从他和赫伯特所在的地方，要试图去到南朝鲜，这是没有可能的。

计划改成了试着跟首相见个面。赫伯特仍然作为苏联元帅，这样也许够格吧？

赫伯特觉得很不好意思，没想到他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可是他想知道，跟首相见面的意义何在？

阿朗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他保证会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他现在能够给出的理由是，跟越高层的人在一起，吃得就会越好。而且有酒，嗯。

阿朗明白，他和赫伯特在路上被人拦住，接受仔细的检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度，就算是元帅，也不可能不受到任何盘问，就被允许开进首都。所以阿朗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教会了赫伯特他该说什么——只要说一句话，但这很重要：“我是苏联元帅，带我去见你们领导！”

眼下，平壤被内外两层军事圈保护了起来。外圈离市区二十公里，由高射炮和双层道路纠察组成；内圈是一圈纯粹的路障，更确切地说，是一条前线，防范地面进攻。因此阿朗和赫伯特首先被外圈的一道纠察岗给拦住了，遇到的是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士兵，胸前举着一把未上保险的冲锋枪。赫伯特元帅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过那句话了，现在他说道：

“我是你们的领导，带我去……苏联。”

万幸的是，那位士兵不懂俄语，但是汉语却很好。于是阿朗副官翻译了一下元帅的话。他用的还是那几个词，只是把顺序纠正过来了。

可是那位士兵血液里的酒精太多了，他实在想不出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过他还是把阿朗和赫伯特请进了纠察岗亭。他给200米外另一道纠察岗的同事打电话。然后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从内袋里掏出一瓶烧酒（这天的第三瓶）。他喝了一大口，开始自娱自乐地哼起了一首旋律，这时他那空洞又发着光的眼神直直地穿过了这两位苏联客人，伸向远方。

阿朗对赫伯特在士兵面前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如果让赫伯特当元帅的话，跟首相待上个两分钟，元帅和副官就会被抓起来的。透过窗户，阿朗看见另一位士兵正在赶来。来不及了。

“让我们互相换一下衣服，赫伯特。”阿朗说。

“为什么？”赫伯特问。

“快。”阿朗说。

于是，仓促中，元帅变成了副官，副官变成了元帅。那个喝得烂醉的士兵，目光始终在那里游离，嘴里嘟囔着一些朝鲜语。

几秒钟后，第二名士兵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遇到的是那么重要的客人时，立刻敬了一个礼。第二名士兵也会说汉语，阿朗身着元帅的服装，再一次用汉语陈述了想要跟首相见面的愿望。还没等第二位士兵回答，第一位士兵就嘟嘟囔囔地打断了他。

“他在说什么？”阿朗元帅问。

“他说你们刚刚脱光了，然后换上了对方了衣服。”第二位士兵老实交代。

“这酒啊，这酒啊。”阿朗说着，摇了摇头。

第二位士兵为他同事的行为说抱歉。当第一位士兵坚持说阿朗和赫伯特刚刚脱光并且互换了衣服时，第二位士兵打了他一拳，命令他闭上嘴别再说话了，如果他不想被人报告酗酒的话。

于是第一位士兵决定不说话了（又喝了一大口酒），而第二位士兵打了两通电话，然后用朝鲜语写了一个通行证，在两个地方签上名字、盖上章，递给阿朗元帅。他说：

“这个请元帅先生在下个检查站出示。到时候你们会被带去见一个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人。”

阿朗表示了感谢，敬了一个礼，回到车上，推了一下走在他前面的赫伯特。

“因为你刚刚变成了副官，所以从现在开始由你来开车。”阿朗说。

“有意思，”赫伯特说，“自打瑞士警察局对我下达禁止开车令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车了。”

“我觉得你最好别再说了。”阿朗说。

“我不能分辨左和右。”赫伯特说。

“我说了，我觉得你最好别再说了。”阿朗说。

接下来的旅途由赫伯特来开，他的开车技术比阿朗想象的要好很多。在通行证的帮助下，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一路开进了城里，开到了首相府的门口。

在那里，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人接待了他们，并告知他们，与首相最近的人要三天之后才有可能见他们。在等待期间，两位先生可以住在首相府的客房里。晚餐安排在八点，不知道是否可以？

“你看我说的吧，你看我说的吧。”阿朗对赫伯特说。

首相出生于平壤郊外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跟所有其他朝鲜家庭一样，受制于日本霸权。多年来，日本人对殖民地人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数十万朝鲜女孩和妇女被抓起来，成为日本皇军士兵泄欲的性奴隶。朝鲜男人被强行征兵到军队，为天皇作战，而天皇则强迫他们用日本名字，并且用尽办法让朝鲜语言和文化消失。

首相的爸爸是一位沉默的药剂师，但在批评日本人的做法方面，他却非常高声，因此引起了日本极大的不满，以至于有一天不得不全家逃往北方，逃到了中国。

但是那里的平静只持续到1931年，那一年日本军队也打了过去。这时首相的爸爸已经死了，妈妈鼓励儿子参加了中国的游击队，立志将日本人赶出满洲——然后赶出朝鲜。

首相在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里干得不错，赢得了英勇善战的名声。他被任命为一整个师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在抗战中表现得非常勇猛，最后他的师里只有他自己和少数几个人活了下来。这一年是1941年，正是二战中期，他不得不逃过边境来到了苏联。

不过他在苏联也干得很好。很快他就成了红军的一个队长，一直战斗到1945年。

随着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撤离了朝鲜，他也结束流亡回国，成了民族英雄。剩下的只是组建一个正式的政府，人民希望他来当领袖，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战争的胜利者，苏联和美国，把朝鲜划分为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在美国，人们不希望一个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来作为整个朝鲜半岛的领导人。所以他们挑了一位忠于他们的领导人，一个流亡的朝鲜人，把他放到了南边。首相不得不屈居北边，但这偏偏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曾为中国和苏联打过仗，而现在他要为自己而战。他从跌宕起伏的流亡经历中学到的一点是：除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

对于这个原则，他准备开唯一的一个口子，他把这个例外给了与他最近的那个人。

想要跟首相联系的人，首先要向他的儿子申请预约。

十一岁。

“来拜访你的人，你都要让他们等上至少七十二小时，然后再接见他们，这样可以维护你的权威，我的儿子。”首相这样教导他。

“我想我明白了，爸爸。”儿子撒了谎。他找来一本字典，查到了“权威”这个他并不明白的字。

三天的等待对于阿朗和赫伯特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在首相府吃得很好，床很软。另外也很少见到美国轰炸机靠近平壤，它们有更简陋的目标要去瞄准。

终于到时候了。阿朗被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人接走了，那人带着他穿过首相府的走廊，来到了与首相最近的人的办公室。阿朗对与首相最近的人其实是个小男孩这一点早有准备。

“我是首相的儿子。”金正日说，“我是与我爸爸最近的人。”

金正日向元帅伸出手来，他握手的力量很坚定，即使他整个手都被阿朗的大手给包了起来。

“我是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元帅，”阿朗说，“感谢您来接见我。可以允许我讲述一下此行的目的吗？”

阿朗继续他的谎言：您知道吧，元帅给首相带来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直接来自于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因为有一种怀疑，美国——那些资本主义的鬣狗——他们渗透进了苏联的通讯系统，所以斯大林同志决定，这个信息要直接传达给相关人士。很荣幸这个任务落到了元帅和他的副官头上（因为安全的原因，元帅把副官留在了房间里）。

首相的儿子狐疑地看着阿朗元帅，然后仿佛是照着书本朗读一般说道，他的工作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爸爸。这项工作包括，不相信任何人的话，这是爸爸教他的，他解释说。所以在元帅的故事没有得到苏联的确认前，他不能考虑放元帅去见首相爸爸。简言之，他打算打电话去莫斯科，问问元帅是否真的是斯大林伯伯派来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阿朗没有预料到的。他坐在那里，别无他路，只能尽力去阻止他给斯大林打电话。

“一个小小的元帅自然是不该坐在这里反对什么的，但请允许我仔细想一想，我们也许不应该用电话来确认我们不能使用电话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首相的儿子接受了阿朗元帅说的话。可是爸爸的话回响在他的脑袋里。“不要相信别人，我的儿子。”男孩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当然要给斯大林伯伯打电话，但他可以使用密码。他见过斯大林伯伯很多次，斯大林伯伯总是管他叫“小革命者”。

“所以我给斯大林伯伯打电话，说我是‘小革命者’，然后我问斯大林伯伯有没有派人来见我爸爸。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算美国人在偷听，我们也没有说太多话。元帅觉得如何？”

元帅在考虑的是，真是一个狡猾的小鬼，这个男孩。他有多大了？十岁？阿朗自己就很早熟。在他的年纪，阿朗已经在弗伦的硝酸甘油股份有限公司里搬炸药了。接着阿朗想，他觉得现在这事儿可能会变得很糟，但他又不能说什么。不，接下来该什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真心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前途无量。”阿朗说。然后把一切交给命运。

“嗯，爸爸考虑以后让我来接他的班，所以元帅说的可能是对的。现在你再喝一杯茶吧，我给斯大林伯伯打电话。”

首相的儿子朝大厅角落里那张棕色的写字台走去，阿朗又给他的茶杯加满了水，心想他也许应该从窗户跳出去。不过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现在位于首相府大楼的四层，另一方面阿朗也不能放弃他的伙伴。赫伯特也许更愿意从四楼跳下去（如果他敢的话），但是他现在不在这里。

阿朗的思绪被突然打断了，首相的儿子突然哭了起来。他放下听筒，朝阿朗冲过来，边哭边喊：

“斯大林伯伯死了！斯大林伯伯死了！”

阿朗心想，他的运气居然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于是他说：

“你看，你看，来我这儿，让元帅伯伯抱一抱你。你看，你看……”

小男孩被好好安慰了一番之后，就仿佛变了个人一般，他再也无法忍受继续装扮成大人的样子了。他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斯大林伯伯好几天前得了中风，据斯大林婶婶说（他是这么叫她的），就在小男孩打来电话之前一会儿，他去世了。

小男孩在阿朗的膝头蜷得更紧了，阿朗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最后一次跟斯大林同志见面时的美好情景。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盛宴，气氛是那么融洽，仿佛是真正的好朋友之间的聚会。那天晚上结束之前，斯大林同志又唱又跳。阿朗哼起了当晚斯大林在他脑袋短路之前演唱的那首格鲁吉亚民歌。小男孩认出了这首歌！这首歌斯大林伯伯也在他面前演唱过。于是，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如果之前有的话。元帅伯伯显然就是元帅伯伯。小男孩第二天就会安排爸爸首相接见他。不过现在他想元帅伯伯再抱一下他……

首相并不是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领导着他的半个国家，这会让他面临很大的危险。不，要想见到他，需要做一番长途旅行，出于安全考虑，得使用一辆SU—122型步兵火炮车，因为与首相最近的人，同时也是他的儿子，也要一同前往。

旅途一点也不舒适，当然舒适性也不是步兵火炮车的首要考虑。一路上，阿朗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两件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是他要跟首相说什么，第二件是他希望得到怎样的结果。

在与首相最近的人（或男孩）面前，阿朗已经说过，他从斯大林同志那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现在这事一下变得好办起来。这个冒牌的元帅可以随便想出什么事情来，反正斯大林已经死了，没办法出来否认了。于是阿朗决定，带给他的信息将是：斯大林决定送给他二百辆装甲车。或者三百辆吧。说得越多，首相当然会越高兴。

第二件是则要棘手一点了。向他报告完信息后，阿朗对回到苏联一点也不感兴趣。可是要让首相帮助阿朗和赫伯特去到南朝鲜，这肯定不是件易事。而如果待在首相的身边就更糟了，只要装甲车一天不出现，他们就会有危险。

中国会是一条退路吗？当阿朗和赫伯特还穿着黑白色的囚服时，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在不同了。阿朗变成了苏联元帅，朝鲜的这个巨人邻居很可能从威胁转变成了保证。如果阿朗能从首相那里骗来一封漂亮的介绍信的话，那就尤为有利了。

好吧，下一站中国。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沿着这条路走，如果没有更好的主意，总归还可以再翻越一次喜马拉雅山。

随后阿朗就意识到，他可能多虑了。既然金日成会得到300辆装甲车，或者四百辆吧，那就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客气。冒牌的元帅可以谦恭地请求首相予以帮助，给他提供交通工具和去中国的签证，因为元帅也曾为那里的领导人服务过。阿朗对这个最终的计划感到很满意。

载着阿朗、赫伯特和小男孩三位乘客的装甲车在夜色中开进了一个阿朗觉得好像是某种军事设施的地方。

“你觉得我们已经到南朝鲜了吗？”赫伯特满怀希望地问。

“假如说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是见不着首相的，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南朝鲜。”阿朗说。

“呃，那显然……我只是想……好吧，没关系。”赫伯特说。

这辆十轮的履带车猛地一下停住了。三位乘客爬出来，跳到了坚硬的地面上。他们来到的是一座军用机场，此刻他们站在了一栋可能是员工大楼的建筑外。

小金先生为阿朗和赫伯特打开了大门，随后他又超过两位先生，为他们打开了下一道门。然后他们仨来到了那个最神圣的房间。那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面散放着很多纸，写字台后面是一堵挂着朝鲜地图的墙，右边是一对沙发。其中一张沙发上坐着首相，另一张上坐着他的客人。在房间另一头的墙边，还有两名以立正姿势站立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晚上好，首相先生。”阿朗说，“我是来自苏联的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元帅。”

“你根本不是。”首相平静地说，“我跟梅列茨科夫元帅非常熟。”

“哎哟。”阿朗说。

两名士兵立刻结束立正，把枪对准了这个冒牌的元帅和可能同样冒牌的副官。首相仍然很平静，不过他的儿子却愤怒地大哭了起来。也许在这一刻，他最后的童真碎片消失了。不要相信别人！而他之前却爬上了这个冒牌元帅的怀里。不要相信别人！他以后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

“你得去死！”他哭着对阿朗大喊道。“还有你！”他对赫伯特说。

“是的，你们肯定得死，”首相继续用他那平静的方式说，“不过我们首先要查清楚是谁把你们派来的。”

这下可不妙了，阿朗心想。

这下太好了，赫伯特心想。

那个真正的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元帅跟他的副官一起，别无选择，只好朝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可能残留下来的那个方向走去。

好几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红军在这座被毁的城市外面搭建起的一处帐篷营地。刚到那里时，他们一度受到了更为屈辱的对待，因为元帅被怀疑为一个逃跑的囚犯，现在后悔了，所以跑了回来。不过很快，他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得到了他这个位置所应得到的待遇。

在梅列茨科夫元帅的生命中只有一次，没有去计较自己所受的冤屈。那次是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元帅，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施以严刑，要不是斯大林亲自赶去救援，他肯定已经被整死了。此后梅列茨科夫元帅也许应该跟贝利亚来一场恶斗，但考虑到还有一场世界大战等着去赢，加上贝利亚实在太强大了，所以他只好伺机再说。不过梅列茨科夫元帅对自己说，他绝不让自己再遭受这样的屈辱。所以现在没有其他可商量的余地，必须找出那两名抢走了元帅及其副官汽车和制服的男子，令他们缴械投降。

梅列茨科夫无法立刻展开追捕，因为他没有元帅制服。在这个帐篷营里，要找到一位裁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找到了，还有诸如寻找针线这样琐碎的事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有裁缝铺子都已经随这座城市一道，不复存在了。

三天后，元帅制服还是做好了。只是没有了奖章，真是便宜了那个冒牌的元帅。不过梅列茨科夫不会让这件事阻止他的脚步，除非他想输掉这场战役。

梅列茨科夫元帅费了一些周折，签发了一辆新的波贝达汽车给自己和副官（绝大部分军车都被烧毁了）。在这场灾难开始五天之后的这个黎明，他们向南出发了。

在通往国境处，他让自己的怀疑得到了验证。一个元帅，如元帅本人这样的一个元帅，坐在一辆波贝达汽车里，就像元帅现在这样，穿过了国境，向南去了。至于其他的事边防守卫就不知道了。

就跟五天前一样，梅列茨科夫元帅得出了跟阿朗同样的结论：继续往前线挺进无异于自杀。所以他调转方向去了首都。几个小时后，他发现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从外围的守卫那里得知，一个梅列茨科夫元帅带着副官，求见首相。他们受到了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人的接见。然后这两个士兵就开始吵了起来。如果梅列茨科夫元帅懂他们的话，他会听见一个士兵说，他觉得那两个人有猫腻，他们肯定是互相换了衣服。而他的同事则说，假如那位士兵有朝一日能在早上十点之后不再喝酒的话，也许可以开始相信他说的话。然后第一位士兵和第二位士兵互相叫起了对方“蠢猪”，这时候梅列茨科夫元帅带着副官继续往首都进发了。

这天午饭后，真正的梅列茨科夫元帅见到了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人。凭借着一个真正的元帅身上所具备的威严，梅列茨科夫元帅很快就让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这个人相信，首相和他的儿子随时都处在生命危险之中。元帅还说服了跟与首相最近的人关系最近的这个人，不要再耽误了，即刻告诉他怎么去首相的办公总部。因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得开着元帅的那辆波贝达去，这辆车肯定比小男孩和那两个犯人乘坐的装甲车要快上三倍。

“嗯，”首相居高临下但又颇感兴趣地说，“你们是谁？谁把你们派来的？你们这个小把戏的目的是什么？”

还没等阿朗回答，门就被撞了开来，真正的梅列茨科夫元帅冲进了房间，大叫有刺客，说地板中间的这两个男人都是改造营里的罪犯。

有那么一秒钟，对于那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来说，元帅和副官似乎有点太多了。不过当首相间接地确认了那个新来的元帅是真正的元帅时，两位士兵随即把武器再次对准了那两个骗子。

“镇静，亲爱的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首相说，“情况尽在掌控之中。”

“你得去死。”梅列茨科夫元帅愤怒地说道。他看见阿朗站在那里，穿着元帅的制服，胸口戴着所有的奖章。

“是的，他们跟我说了。”阿朗回答道，“先是小男孩，然后是首相，现在又是元帅先生。唯一不要求我死的只有您。”阿朗转向首相的客人，说，“我不知道您是谁，不过我大概不能奢求您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于他们的见解吧？”

“我肯定没意见。”这位客人也冲他笑了笑，“我是邻国的客人，这么说吧，对于让我的同志感到不快的人，我肯定没有太多的忍耐力。所以我没意见。”

“先生！”阿朗说，“太荣幸了。就算现在我马上就要死了，也请您别忘了替我问候您那美丽的夫人。”

“您认识我的夫人？”客人吃惊地问。

“是的，如果您最近没有换过夫人的话。几年前，您夫人和我见过面，我们和一个叫阿明的年轻男孩一起，在山区同行了一段路。”

“您是阿朗·卡尔松？”那位客人惊讶地说，“我夫人的救命恩人？”

赫伯特·爱因斯坦没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他知道，他的朋友阿朗也许有九条命，他们本来已经死定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又变了！他们不会死了！赫伯特做出了极为激烈的反应。

“我要逃走，我要逃走，杀了我，杀了我！”他尖叫着，径直冲过房间，撞进了一堆门里面。那里面是更衣室，他一下就被一个拖把和一个水桶给绊倒了。

“你的朋友……”那位客人说，“他应该不是爱因斯坦吧？”

“别这么说，”阿朗说，“别这么说。”

邻国的客人恰好在这个房间里，这不足为奇，因为首相把他的总部建在了邻国。那位客人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在这里受到了也许是史上最有力的支持。他也喜欢跟他的北朝鲜朋友在一起。

不管怎样，大家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才搞清楚所有需要搞清楚的事情。所有想要阿朗人头的人，这才改变了主意。

梅列茨科夫元帅首先伸出手来表示原谅。阿朗·卡尔松跟梅列茨科夫一样，都领受过贝利亚元帅的疯狂（出于安全考虑，阿朗忽略了那个不太重要的细节：是他烧毁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当阿朗建议他和元帅互换一下制服，这样元帅就可以要回他的那些奖章时，元帅对他所有的愤怒都消失了。

首相也觉得他没有理由生气，阿朗并没有打算让首相感到不愉快。首相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儿子感觉遭到了背叛。

小男孩一直在那里哭喊着，不依不饶地要求立刻以暴力方式处死阿朗。最后首相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了儿子一记耳光，要求他立刻安静下来，作为交换，他可以得到一部新的坐骑。

阿朗和梅列茨科夫元帅被邀请坐到了首相的沙发上，沮丧的赫伯特·爱因斯坦被人从更衣室里拉出来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邻国客人的那位二十多岁的厨师长被叫进房间的时候，阿朗的身份被确认无疑。阿朗和阿明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直到邻国客人命令阿明回厨房去准备夜宵的面条。

邻国客人对阿朗救了他夫人的命感激不已。他说，现在阿朗和他的朋友有什么打算，他都可以帮助他们，无论什么事。

可是阿朗却回答说，请这位客人原谅，他只想找个地方，来点不附带任何政治主张的威士忌，好好放松一下。

那位客人回答说，他当然可以原谅卡尔松先生，但是卡尔松不要抱太大希望，将来是逃不了的，因为他们的主张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整个世界都将被它征服。

对于这个问题，阿朗问，在座的先生们有没有哪位可以给他个提示，他们认为在哪里他们的主张会最晚得以实现？最好那个地方能有太阳可以晒，有洁白的沙滩，并且能喝到印度尼西亚绿绿的香蕉利口酒以外的饮料。

“我想，这就是我所盼望的假期，”阿朗说，“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度过假。”

大家开始讨论起这个问题来。加勒比海的岛国古巴是一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很难再找到比它更资本主义的地方了。阿朗对这个建议表示感谢，但是他说，加勒比海太远了，另外他刚刚想起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所以他的野心也许应该放低一点。

说到护照和钱，卡尔松先生无须担心。那位客人承诺向他和他的朋友提供证件，这样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他还会让他们带上一大堆美元，因为他有的是美元，那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寄给他的对手的，而他的对手在逃离时，匆忙之中把它们留了下来。但是加勒比海终究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所以容他们再想一想也无伤大雅。

三位巨头继续进行他们建设性的讨论：一个对他们思想体系过敏的人，应该去哪里度假呢？而与此同时，阿朗则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哈里·杜鲁门的资金帮助。

菲律宾倒是可以推荐，但是它的政府太不稳定了。最后建议的是巴厘岛。阿朗对印度尼西亚的香蕉利口酒很恼火，这恰好让那位客人想起了印度尼西亚。除了香蕉利口酒以外，巴厘岛一定还有别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巴厘岛吧，”阿朗说，“你也去吗，赫伯特？”

赫伯特·爱因斯坦刚刚才好不容易接受了再活一段时间的想法，他顺从地朝阿朗点了点头。是的，他跟着去，否则他还能怎么样？

第十九章　2005年5月11日星期三至5月25日星期三

在“敲钟人庄园”里，几位通缉犯和那位被猜测已经死掉的人，成功地躲过了公众的视线。这个庄园距离公路有200米，从那个角度看过来，住宅和谷仓排成了一线，为宋娅制造了一个自由活动的区域。她在谷仓和小树林之间获得了一条不会被过往车辆发现的散步的通道。

庄园里的生活，基本上是相当舒适的。本尼定期为狗鱼包扎伤口，适度并理性地给他用药。博思特喜欢西约特兰平原开阔的视野。宋娅只要不饿着，只要她的主人在那里，跟她友好地说上一两句话，那么对她来说在哪里都能过得很好。而最近因为来了那个老头，这头大象的感觉就更好了。

对于本尼和美女来说，无论天气怎样，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成了该死的通缉犯，他们肯定就直接举行婚礼了。人们到了成熟的年龄，更容易知道什么人是正确的选择。

与此同时，本尼和阿布的兄弟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了。本尼成功地让阿布明白，他现在是个大人了，尽管他不喝酒，只喝果汁。于是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阿布也对本尼的能力感到惊讶。试想一下，若不是当初虎头蛇尾、浪费了很多时间去读大学，他现在会是这样吗？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弟弟摇身变成了哥哥，这感觉真的很好，阿布觉得。

阿朗没有什么事可做。白天他就坐在自己的吊床上，尽管这个五月天气热得异乎寻常。有时候狗鱼也坐下来跟他聊会儿天。

有一次阿朗和狗鱼在聊天时发现，他们想象的极乐世界，有着一幅共同的图景。他俩都认为，最高境界的和谐，就是在一个晴朗暖和的天气里，坐在撑着阳伞的躺椅上，有服务员在一旁伺候着各种各样的冷饮。阿朗告诉狗鱼，曾经有一次，他得到的那一大笔美元，在巴厘岛享受了一个多么美妙的假期。

不过当他们讨论到杯子里应该有什么的时候，阿朗和狗鱼产生了分歧。百岁老人希望是伏特加配可乐，如果可以的话伏特加配葡萄汁，如果能够更隆重一点，他希望是伏特加配伏特加。而另一方面，狗鱼·耶丁则喜欢喜庆一点的颜色。最好是金黄色的橙汁，大约就像夕阳的颜色。另外杯子中央还要有一把雨伞。阿朗想知道狗鱼要这把雨伞做什么，它又不能拿来喝。狗鱼回答说，阿朗自然周游过世界各地，知道的东西肯定比一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惯犯要多得多，可偏偏在这件事上，他似乎不是很懂。

他们继续就极乐世界的主题争论了一会儿。他们中一位的岁数是另一位的两倍，而另一位的体型则是这一位的两倍，不过他们相处得很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对于这个杀了三个人的嫌疑犯和他的帮凶的故事，记者们越来越失去兴趣了。没出几天，电视和早报就已经不再报道了，根据保守的惯例，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说，那就选择什么也不说。

几家晚报则要坚持得久一些。就算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们也总是可以采访或引用到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无话可说的人的话。相反，《快报》则打消了用塔罗牌[111]来预测阿朗身在何处的念头，他们暂时不会再写到阿朗·卡尔松了。这就叫“留着好胃口去吃下一坨屎”，意思是说，现在他们要去寻找另外能吸引全国关注的新闻了。再不济，也总还可以写写关于减肥的事情。

媒体正在渐渐淡忘这宗关于百岁老人的谜案——不过却有唯一的一个例外。在《埃斯基尔斯蒂纳信使报》上，人们持续地介绍着跟阿朗·卡尔松失踪有关的各种地方新闻。比如游客接待中心的柜台现在装上了一道安全门，以防备未来可能受到的袭击。老年公寓的爱丽丝小姐决定，阿朗·卡尔松失去了住在那个房间的资格，那间房将被提供给另外的人，给一位能够“更好地尊重工作人员的关心和温暖”的人。

配合这每一篇文章，他们都会重复一张简要的列表，上面罗列着警方所认为的，因为阿朗·卡尔松从马尔姆雪平老年公寓的窗户爬出去而引发的所有相关事件。

不过《埃斯基尔斯蒂纳信使报》的出版人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守旧派，他有着一种无可救药的计算方式：作为公民，人是无辜的，除非他被证明有罪。所以《信使报》的记者对于在这个事件中，哪些人的名字可以被公布，处理得非常小心。在《信使报》上，阿朗·卡尔松无疑还是阿朗·卡尔松，但是尤里乌斯·延松则被写成了“六十七岁的人”，本尼·永贝里被写成了“街头小卖亭老板”。

而这种写法，导致有一天，一位怒气冲冲的先生给阿隆松探长的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这名男子说，他希望匿名举报，他深切地感觉到，关于那位失踪的杀人嫌疑犯阿朗·卡尔松，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阿隆松探长回答说，重要的线索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探长看来，线索提供者当然可以保持匿名。

嗯，这名男子一定是在这个月里读了《埃斯基尔斯蒂纳信使报》上的所有文章，非常仔细地捋了一遍发生的事情。这名男子说，他虽然没有身处事件内部，得到像探长那么多的信息，但是从报上读到的内容来看，警方似乎没有好好地去核查那位外国人。

“我可以确定，在那里你们可以抓到那个真正的恶棍。”匿名的男子说。

“外国人？”阿隆松探长说。

“是的，至于他叫易卜拉欣还是穆罕默德我不知道，因为报上只是圆滑地称他为街头小卖亭老板，正如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还是穆斯林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应该不会有瑞典人开街头小卖亭的，尤其是在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那个地方。你只要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从不交税的外国人，你就会明白了。”

“哎哟，”阿隆松说，“这个信息量有点大，不过他可能既是土耳其人又同时是穆斯林，或者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穆斯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按规则来说……”

“那就好好调查一下他！他还有他那该死的家族。他可能有一百个亲戚在瑞典，全都靠着救济金生活。”

“没有一百个亲戚，”探长说，“他唯一的亲戚就是一个哥哥。”

这时，阿隆松探长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几周前，阿隆松曾对阿朗·卡尔松、尤里乌斯·延松和本尼·永贝里的家族进行过调查，希望通过调查找到一位女性成员，最好是红头发的姐妹、表姐妹、女儿或孙女——住在斯莫兰省。那是在确认古妮拉·比约克隆德的身份之前。而调查的收获很小。当时只有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而不是一打相关人士。不过，现在也许有了？本尼·永贝里有一个哥哥就住在法尔雪平城外。他们会不会全都挤在那里？探长的思绪被那位匿名的举报人打断了：

“他哥哥的街头小卖亭开在哪里？他每个月交多少税？他们来这里杀害了我们可爱的瑞典青年，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必须结束了！你听到了吗？”

阿隆松说他听到了，他非常感谢这位先生提供的信息，尽管在这个案子中，那个街头小卖亭老板的名字是叫永贝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瑞典人，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至于永贝里是不是穆斯林，这个阿隆松没法说。他对这个也不感兴趣。

这名男子说，他从探长欺骗的回答中听出了戏谑的口吻，他感觉到了那种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调调。

“我们有很多人，而且跟我们观点相同的人一直在增长，你会在明年的大选中看到的。”匿名的男子不断地重复道。

阿隆松探长害怕这位匿名者说的是真的。像探长这样严肃认真又相当开明的人，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反应就是，请这种人见鬼去，然后挂断电话。要不然这会演变成一场论战。

探长想了一下，就请这位匿名者见鬼去吧，然后挂断了电话。

阿隆松给罗纳里德检察长打电话，说如果检察长允许的话，他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西约特兰省，调查百岁老人及其同伙的这个案子的一个新线索（阿隆松认为它不需要提到几周来他一直知道本尼·永贝里有个哥哥存在这件事）。罗纳里德检察长祝阿隆松好运。他又一次激动起来，很快，他就将成为专案组的检察官，以谋杀或是过失杀人（或者至少协助了谋杀或过失杀人）来指控嫌犯，虽然死者的尸体已经无法找到。此外这也将是他破案史上头一回遇到不止一位受害人的情况。当然首先，卡尔松这帮家伙必须浮出水面，不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明天，阿隆松就能突袭到他们？

时间已经快五点了，检察长整理好东西，轻轻吹起了口哨，任凭思绪流淌。他是不是该为这个案子写一本书？《正义最大的胜利》，用这个题目好吗？太过自命不凡了？《正义巨大的胜利》，这个好一点，也比较谦虚，跟作者的性格很吻合。

第二十章　1953年至1968年

那位尊贵的客人向阿朗和赫伯特提供了英国护照（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不久，这两位前古拉格逃犯就坐到了一把阳伞下面，周围是一片雪白的沙滩，几米开外就是印度洋。

本来一切都挺完美的，可是那个好心的服务员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乱了。无论阿朗和赫伯特点的是什么，他们最后拿到的似乎都是别的饮料。要不就是什么都没上来，因为有时候这位服务员会在沙滩上迷路。阿朗点单的时候要的是一杯伏特加配可口可乐（“伏特加要比可乐多”），而得到的却是——安汶岛香蕉甜酒，一种非常、非常绿的香蕉利口酒。

“现在我实在受够了。”阿朗说着，打算去酒店经理那里，请他把这个服务员换掉。

“千万不要！”赫伯特说，“她这么可爱！”

这位服务员名叫倪·瓦彦·拉克希米，她三十二岁，本来早就应该嫁出去了。她长得不错，但是家庭出身不是很好，家境不宽裕，所以在大家眼里，她的地位就跟巴厘岛上的青蛙一样。所以当岛上的男孩选择女孩、女孩选择男孩的时候（在他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范围内），倪·瓦彦·拉克希米就被剩了下来。

不过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她受到多大打击，因为在男人的圈子里，她总是感到很不舒服。在女人的圈子里也一样。事实上，她跟谁相处都觉得不舒服。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天！酒店那两位维京客人中的这一位，身上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他叫赫伯特，她和他好像……好像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虽然他显然要比她大三十岁，但她觉得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她……爱上他了！而且这份爱情得到了回应。赫伯特以前还从来没遇到过像她这样的，跟自己一样头脑迟钝的人。

倪·瓦彦·拉克希米十五岁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件生日礼物：一本学语言的书。父亲的想法是，女儿可以通过这本书学会荷兰语，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是荷兰殖民地。在跟这本书纠结了四年之后，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位荷兰客人。当倪·瓦彦·拉克希米第一次鼓起勇气实践她那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会的荷兰语的时候，却得知，她说的那个是德语。她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给了女儿一本错误的书。

现在，十七年之后，不幸变成了幸事。因为倪·瓦彦·拉克希米和赫伯特可以互相交谈，并且表达自己的爱意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赫伯特向阿朗提出要求，从阿朗的那捆美元里要到了半捆，带着这些钱，他去拜访了倪·瓦彦·拉克希米的父亲，向他最老的女儿求婚。倪·瓦彦·拉克希米的父亲以为是有人要跟他开玩笑。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白人，一个口袋里装满了钱的白人[112]，要向他那最蠢的女儿求婚。能有人上他家门，本身就是一个轰动新闻了。要知道倪·瓦彦·拉克希米的家族属于sundra种姓，巴厘岛四个种姓中最低级的那个。

“你真的找对门了吗？”倪·瓦彦·拉克希米的父亲问，“你是说我最老的那个女儿？”

赫伯特·爱因斯坦回答说，他经常把各种事情搞混，但是这一次，他非常肯定。

两周之后，在赫伯特皈依了……某种宗教之后，举行婚礼的时间到了。他记不得那个宗教的名字了，这种宗教挺好玩的，仪式上有象头这些东西。

赫伯特试着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学会他新婚妻子的名字，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亲爱的，”他说，“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如果我叫你阿曼达，你会不会非常难过？”

“一点也不，亲爱的赫伯特，阿曼达很好听。不过为什么叫阿曼达？”

“我不知道，”赫伯特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倪·瓦彦·拉克希米没有更好的建议，于是从这一刻起，她就成了阿曼达·爱因斯坦。

赫伯特和阿曼达在桑纽村买了一个房子，离阿朗度假的那个酒店和沙滩不远。阿曼达不再当服务员了，她觉得辞职也不错；她本身也该被辞退了，因为有一天她基本上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情。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要想一想她和赫伯特该为将来的生活投资点什么。

跟赫伯特一样，阿曼达也总是把所有可能搞混的事情全部搞混。左变成了右，上变成了下，来变成了去……所以她至今没有上过什么学；上学最起码的要求是，这个人每天都能找到去学校的路。

不过现在阿曼达和赫伯特有了一大笔美元，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了。虽然阿曼达极其没有头脑，但是她跟她的丈夫说，她并不笨！

然后她说，在印度尼西亚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实用。赫伯特不是很明白妻子的意思。阿曼达很理解这种滋味，于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她说：

“说一件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亲爱的赫伯特。”

“你的意思是？你是说……比如可以开车？”

“就它了！”阿曼达说。

然后她说了声抱歉，她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不过她会在晚饭之前回来的。

三个小时后，她回来了。她带回了一张印有赫伯特名字的全新驾驶证，不过还不止这个。她还有一张证明赫伯特是有资质的驾校教练的文凭，以及她刚刚买下本地驾校的证明，她给这个驾校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爱因斯坦驾驶证培训公司。

这一切当然都让赫伯特觉得非常棒，不过……有了这些证书，他就能把车开得更好吗？是的，他一定能，阿曼达解释说。因为他现在有地位了，现在是他来决定，怎样开车是好，怎样是不好。生活就是这样：所谓正确的事情，不一定非要是正确的，而决定者所说的话，就一定是正确的。

赫伯特的脸上露出了光芒；他明白了！

爱因斯坦驾驶证培训公司成了一家成功的企业。岛上几乎所有想拿驾照的人都来这个很可爱的白人这里学习。赫伯特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他亲自教授所有的理论课程，他在课上很友好但又很威严地向学员解释诸如“在路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开得太快，因为那样会发生撞车事故”、“也不能开得太慢，那样会阻塞交通”此类的事情。这位老师似乎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过了六个月，赫伯特挤掉了岛上的另外两家驾校，现在他成了垄断企业。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阿朗，赫伯特每周都去海滩上看望一次他。

“我为你感到骄傲，赫伯特。”阿朗说，“所有人中最不靠谱的你，居然给别人做起了交通培训！在这个靠左行驶的地方……”

“靠左行驶？”赫伯特说，“印度尼西亚是靠左行驶的？”

就在赫伯特把公司建立起来的同时，阿曼达也没闲着。她先是接受了一个正规的教育，现在她成了经济学家。这个过程当然花了好几周时间，而且花了很多钱，不过最终她把文凭拿到了手。最高分，而且，是在爪哇岛上最好的大学拿到的。

拿到学历以后，她在库塔的海滩上走了很久很久，想了很久很久。她可以做点什么呢，做点可以给这个家带来幸运的事情？不管她有没有拿到经济学家的学历，她现在除了基本的算数，仍然什么都不会。不过她也许可以……真的可以吗……嗯，如果她……对，就是它了，阿曼达·爱因斯坦心想。

“我要进入政坛！”

阿曼达·爱因斯坦建立了自由派民主自由党（她觉得，自由派、民主和自由这三个词，放在这个场景里很好听）。她随即假想出六千个党员，大家都认为她应该去参加即将在秋天进行的州长选举。现在的州长因为年龄原因即将退休，而在阿曼达产生这个念头之前，只有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去接他的班。现在有了两位候选人。一位是男性，来自pedana种姓[113]；另一位是女性，来自sundra种姓。就参选的起点而言，阿曼达显然处在劣势——当然那是在她没有得到那一大笔美元的前提下。

对于妻子进入政坛的想法，赫伯特并无反对意见，但是他知道，阿朗正坐在他的阳伞下面，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政治，尤其是在古拉格营地待了这么多年后。

“我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他不安地问道。

不，阿曼达并没有这么想，这个词至少没有出现在党的名字中。不过如果赫伯特非常希望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词加进去。

“自由派、民主、共产主义自由党，”阿曼达咂摸着这个名字，“有点长，不过也行。”

不过赫伯特的意思当然不是这个，而是恰恰相反。他觉得，他们的政党越少涉及政治越好。

于是他们进而开始讨论竞选活动的资金问题。按照阿曼达的想法，等竞选活动结束后，他们就不再拥有一大笔美元了，因为要想赢得选举，得花很多钱。赫伯特觉得怎样？

赫伯特回答说，他确定在这个家里，阿曼达更懂这个问题，虽然她的优势并不明显，因为两个人都很笨。

“好的，”阿曼达说，“这样的话我们把三分之一的资本用于我的竞选活动，三分之一用于向每个选区的负责人行贿，三分之一用于对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进行诽谤，然后我们可以留下三分之一的钱，如果失利了，就用这笔钱来过生活。你觉得这样如何？”

赫伯特挠了挠鼻子，没有任何想法。然后他把阿曼达的计划告诉了阿朗。阿朗叹了口气，心想一个连香蕉利口酒和威士忌都分不清的人，现在却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州长。好吧，他们一开始得到了一大笔美元，阿朗的这一半不仅够用，而且还有多余。所以他承诺，等选举结束的时候，赫伯特和阿曼达可以再得到一笔钱。不过到时候，请赫伯特和阿曼达不要再跟他谈论别的什么他们自己搞不明白的项目了。

赫伯特感谢阿朗的资助。不管怎样，阿朗都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他就是这样的。

不过阿朗的帮助显然是多余了。州长选举的结果是阿曼达完胜。她赢得了接近百分之八十的选票，竞争对手赢得了百分之二十二。选票的总数超过了百分之一百，竞争对手认为，这说明选举有舞弊行为。但是法庭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并且威胁那位失利的候选人，如果他打算继续诽谤即将上任的州长爱因斯坦夫人的话，要承担很严重的后果。法庭判决一结束，阿曼达和法院的主席就一起去喝了杯茶。

阿曼达·爱因斯坦就这样稳步地接管了这个岛，她的丈夫赫伯特教着岛上的居民如何开车（因为这个缘故，除非万不得已，他自己是不会坐到方向盘后面去的）。就在他们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阿朗坐在水边的躺椅上晒着太阳，手里拿着可口的饮料。自打阿曼达不再为游客服务，转而去忙别的事情之后，他基本上都能喝上自己想喝的东西了。

除了坐在那里喝他的饮料，阿朗还会翻阅他订的国际报刊，饿的时候会吃饭，遇到特别忙的日子，会在房间里睡个午觉。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阿朗始终没有厌倦他的假期生活。十年过去了，又是五年过去了，他仍然还有一大笔美元没有花完。这一方面是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很大一笔美元，而另一方面，还因为阿曼达和赫伯特·爱因斯坦后来买下了这个酒店，他们立刻让阿朗成为了酒店唯一的免费住客。

阿朗已经六十三岁了，仍然不爱动弹。而阿曼达则在政治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她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深受欢迎。这些调查是由地方统计机构做的，而这家机构是她的一个妹妹开办的。除此之外，巴厘岛还被一家人权组织评定为印度尼西亚贪污现象最少的地区。然而能得到这一评定，却是因为阿曼达贿赂了这个组织的整个领导层。

不过，反腐败是阿曼达作为州长的三大主要工作之一。首要的手段是，她在巴厘岛的所有学校里开设了反腐败的课程。一开始，登巴萨的一位校长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这样做会起反作用。不过后来阿曼达让他成为了教育局的主席，薪水涨了一倍，于是一切就搞定了。

阿曼达的第二项工作是跟共产主义作斗争。这项工作的表现是，她在第一次竞选连任之前，下令禁止了本地的共产党。这个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威胁到了她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她用远远低于正常水准的预算赢得了选举。

第三项工作，阿曼达得到了赫伯特和阿朗的帮助。从他们那里，她得知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并非终年都是三十度那么温暖。尤其是他们称之为欧洲的地方，那里特别寒冷，而最冷的地方要数阿朗的家乡，那个最北的地方。这让阿曼达产生一个想法，在这个地球上，肯定有大量冻僵了的富翁，应该鼓励他们都到巴厘岛来，好让他们冻僵的身体得以温暖一下。于是她开始刺激旅游业的发展，发放了一系列建筑许可证，让人们在她自己刚刚买下的土地上建造奢华酒店。

此外，她还让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最好的关照。父亲、母亲、姐妹们、叔叔们、婶婶们、堂的表的兄弟姐妹们……大家都在巴厘岛的社会中获得了核心的、有利的位置。这一切使得阿曼达两度连选连任州长。第二次连任时，她甚至获得了全数选票。

那些年，阿曼达还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叫阿朗·爱因斯坦（赫伯特当然要感谢阿朗给了他这一切），第二个叫M·爱因斯坦（感谢那个给了他们那一大笔美元的人）。

可是有一天，一切都变得麻烦起来。事情的起因是阿贡山，一座三千米高的火山，突然喷发了。这对七十公里外的阿朗来说，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火山灰挡住了太阳。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更糟。成千上万的人死了，更多的人逃离了这个岛。巴厘岛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州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甚至不知道，有一系列决定要等着她来做出。

火山逐渐平静了下来，但是岛上却仍然不平静，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雅加达，苏哈托接替了苏加诺。这位新领导人当然不打算对前任的种种政治堕落唯唯诺诺。首当其冲地，苏哈托开始追剿共产党人、可能的共产党人、疑似的共产党人、潜在的共产党人、极有可能的共产党人，还误杀了一两个无辜的人。很快，就有大约二十万到两百万人被害；这个数字还不准确，因为有很多华侨被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被装上船，运离了印度尼西亚。他们在中国登陆，在那里却被当成资本家对待。

当火山灰散去后，印度尼西亚的两亿居民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再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了（为了安全起见，这件事还被上升到了犯罪的高度）。对于苏哈托来说，任务完成了。随后他请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瓜分这个国家的财富。不过该国本身也迅速发展起来，人民过得比以前好了，而苏哈托则过得更好，他很快就拥有了无尽的财富。这个以走私食糖起家的士兵，干得还真是不错。

阿曼达·爱因斯坦觉得，担任州长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意思了。巴厘岛上大约有八万人在雅加达政府野心勃勃的清洗运动中丧生。

赫伯特趁乱让自己退了休，现在阿曼达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尽管她还没满四十三岁。这家人既拥有着土地，也拥有着酒店，让他们走上富裕之路的那一大笔美元，已经变成了一大笔多得多的美元。见好就收倒也不错，不过，以后她该做些什么呢？

“出任印度尼西亚驻巴黎大使怎么样？”苏哈托先是在电话里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开门见山地问。

苏哈托留意到了阿曼达·爱因斯坦在巴厘岛的工作，以及她禁止本地共产党的果断决策。此外，在驻外使团的高层职位上，他也想平衡一下性别比例（如果阿曼达接受任命的话，男女比例将成为24:1）。

“巴黎？”阿曼达·爱因斯坦回答道，“巴黎在哪里？”

阿朗起先认为，1963年的火山喷发也许是一种天意，是在告诉他是时候离开了。可是当火山灰散去，太阳从后面重新探出脸来时，很多事情又恢复了原样（唯一不同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街头打起了内战）。如果没有得到更明确的天意的话，那就先保持原样吧。于是阿朗坐在躺椅上，又晒了五年太阳。

不过最终他还是收拾起行李，离开了这里，这一点还要归功于赫伯特。一天，赫伯特告诉他，他和阿曼达将搬去巴黎，如果阿朗愿意跟他们一起去的话，赫伯特承诺给他弄一个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以替换阿朗之前用的那个，伪造的、过期的英国护照。另外，即将赴任的大使将为他提供在大使馆工作的职位，这不是因为阿朗需要工作，而是因为不然的话，法国人会对进入他们国家的人进行刁难。

阿朗接受了这份工作，并表示感谢。现在他应该休息够了。巴黎听起来是个既安静又稳定的角落，不像最近在巴厘岛，骚乱甚至已经肆虐到了阿朗住的酒店附近。

两周后他们就启程了。5月1日，阿曼达在大使馆上任了。

这一年是1968年。

第二十一章　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

佩尔-龚纳·耶丁正在睡懒觉。这时，约然·阿隆松探长潜进了“敲钟人庄园”，惊讶地发现，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正在庄园木质门廊的吊床上坐着。

本尼、美女和博思特当时正在谷仓里给宋娅的新窝加水。尤里乌斯蓄起了胡子，于是得到了大家的允许，跟阿布去法尔雪平采购东西了。阿朗在那里打瞌睡，直到探长走近，他才醒了过来。

“我猜，你就是阿朗·卡尔松？”阿隆松探长说。

阿朗睁开眼睛，说他也觉得自己是阿朗·卡尔松，但是他不知道现在跟他说话的这位是谁。陌生人先生能考虑解释一下这件事吗？

探长立刻解释了一下。他说，他叫阿隆松，是警察局的探长，他找卡尔松先生很久了，因为怀疑他杀了人，卡尔松先生被捕了。此外卡尔松先生的朋友，延松先生、永贝里先生和比约克隆德夫人也被批捕了。卡尔松先生也许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吧？

阿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说，他现在得整理一下头绪。他才刚刚醒来，这点探长应该能够体谅吧？在没把事情好好想清楚之前，是不应该说朋友的闲话的，探长同意这一点吗？

探长回答说，卡尔松先生应该赶紧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来，除此之外，探长别无其他建议。不过不管怎样，探长并不着急。

阿朗觉得这样就好，他请探长坐到吊床上，这样阿朗就可以去厨房弄一杯咖啡给他。

“您要加糖吗？还是加奶？”

阿隆松探长不是一个会允许被抓获的罪犯轻易逃走的人，哪怕是逃去近在咫尺的厨房。不过这名罪犯身上却有着让他感到放松的东西。另外，从他所在的吊床的位置，阿隆松可以很好地看到厨房里的状况和卡尔松的活动。于是阿隆松接受了阿朗的邀请。

“加奶，谢谢，不要糖。”他说着，坐了下来。

刚刚被捕的阿朗在厨房里忙活着（“再来一个维也纳面包如何？”），阿隆松探长则坐在门廊里看着。阿隆松想不明白他怎么会笨手笨脚地把事情搞成这样。刚才他远远地看见通往庄园的门廊里只身坐着一个人，心想他也许是布·永贝里的父亲，他肯定会带阿隆松去见他的儿子，下一步阿隆松就能确认，那些通缉犯不在附近，而整个西约特兰之旅都是白费功夫。

可是当阿隆松凑近门廊后，发现吊床上的老头竟是阿朗·卡尔松本人。远射正中目标！

在阿朗面前，阿隆松表现得非常镇静和专业，专业到可以放杀了三个人的嫌疑犯跑去厨房煮咖啡。可是在内心里，他却觉得自己很业余。阿朗·卡尔松，已经一百岁了，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危险，可如果另外三个嫌疑犯也冒出来的话，阿隆松该怎么办呢？他们也许跟布·永贝里在一起，而这人因为窝藏罪犯，也应该被抓起来。

“您是说加奶不加糖对吗？”阿朗在厨房里喊，“我上了岁数，很健忘。”

阿隆松重复了一遍在咖啡里加奶的愿望，拿起电话，要打给法尔雪平的同事寻求增援。为了安全起见，他需要两辆警车。

可是电话铃声抢先了一步，就在阿隆松准备打电话的时候，它响了起来。阿隆松自然接了。是罗纳里德检察长打来的——他带来了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

第二十二章　2005年5月25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四

那个把本特·博尔特·比隆德的尸体扔进红海里喂鱼的埃及水手，终于来到了吉布提，要在这里逗留三天。

他的屁兜里放着博尔特的钱包，里面有八百瑞典克朗现金。它们值多少钱，这位水手完全没有概念，但他仍满怀希望，现在他要找一家开着的货币兑换所。

吉布提的首都十分没有创意地跟这个国家叫着同一个名字，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地方。充满活力是因为吉布提坐落在非洲之角，战略位置重要，正好位于红海出口。年轻是因为生活在吉布提的人，很少会有寿命很长的。能活到五十岁就算奇迹了。

这位埃及水手在这座城市的鱼市上停住了脚步，他也许是想吃点炸鱼，然后继续寻找换钱的地方。在他身旁，一堆本地人的中间，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男人，跺着脚，眼神急切而飘忽。水手心想，他出了那么多汗，真是奇怪。这儿即使在阴凉处也肯定有35度了，可这个满头大汗的人却裹着两条围裙、穿着两件衬衫，头上戴着一顶精心扣好的穆斯林圆筒帽。

这个满头大汗的人二十来岁，他根本没打算让自己再多活几年。他的内心起了造反的念头。不是为了抗议该国人民的失业问题，不是为了抗议五分之一的居民感染了HIV或是艾滋病，不是抗议饮用水的严重缺乏，不是抗议沙漠正在扩张，蚕食了这个国家本已可怜的耕地。不，让这个男人愤怒的原因是，美国在该国建立了一个军事设施。

建立军事设施的，当然不止美国一家。很久以来，法国军团就已驻扎在这里。吉布提与法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在七十年代该国被允许独立之前，它的名字叫作法属索马里兰。

然而就在法国军团基地的隔壁，美国也要到了同样的东西，这里到海湾和阿富汗有着合适的距离，并且在这个枢纽周边的中非地区，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悲剧。

不错的主意，美国人觉得。而几乎所有的吉布提人都不关心这件事，他们都在为如何活过眼前的这一天而焦头烂额。

但是他们中的一个，显然有空闲来对美国人的存在做出反应。或者他只是对自己的领土利益太过虔诚了而已。

不管怎样，他徘徊在首都市中心的大街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一队正在休假的美国士兵。走路的时候，他手里紧张地捏着一根引线，只等遇到合适的时机，他就拉响引线，把美国人炸飞到地狱里去，而他自己则将升上天堂。

之前已经说了，这天很热，他出了很多汗（在吉布提总是很容易出汗）。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颗炸弹是绑在肚子和背上的，还因为他需要穿双层的衣服来掩盖它。这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热得都快熟了，燥热中，他捏着引线的手指不小心扯了一下，幅度稍稍大了一点……

于是，他把他自己连同恰好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同变成了碎片。另外还有三个吉布提人被炸身亡，十多人重伤。

遇难者中没有美国人。不过跟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站得最近的那个好像是欧洲人。警察非常能干地在死者的残骸旁边找到了他的钱包。钱包里有八百瑞典克朗，以及他的护照和驾驶证。

第二天，瑞典驻吉布提的名誉领事接到了该市市长的通知，所有迹象显示，瑞典公民艾瑞克·本特·比隆德在吉布提鱼市的疯狂暴行中丧生。

很遗憾，他们无法移交比隆德的遗体，因为他被炸得实在惨不忍睹。他的残骸得到了及时的火化，整个形式确保了死者的尊严。

不过名誉领事收到了比隆德的钱包，里面有护照和驾驶证（那些钱则在处理的过程中不见了）。市长感到很抱歉，他们没能保护好瑞典公民，不过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就一件事情提出批评，如果名誉领事先生不反对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比隆德并没有吉布提的有效签证。市长不知道多少次跟法国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也跟吉布提总统盖莱讨论过这件事。如果法国人想让军人直接飞进他们的基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如果军人要来到吉布提城里（市长的原话是“我的城市里”），那他们必须首先取得有效的文件。市长认定比隆德是外国军团的成员，他非常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美国人这样做的时候毫无负罪感，而法国人就好像他们仍然在索马里兰一样。

名誉领事感谢市长前来吊唁，并且撒了个谎，承诺他会找机会跟合适的法国代表讨论签证方面的事宜。

这一切对于阿尼斯·伊克斯坦斯来说实在太可怕了。这个可怜的男人在里加地区南部的汽车报废厂负责操作压块机。当那批汽车中的最后一辆被完全压扁的时候，从这个刚才还是汽车的四方形金属盒子里，突然伸出一条人的手臂来。

阿尼斯当然打电话报了警，然后他回了家，尽管这时才是中午。那条死人胳膊会在他脑海里萦绕很久。上帝保佑，这个人在阿尼斯将汽车压成块之前应该就已经死了吧？

向瑞典大使做私人报告的是里加的警察局长，他说，瑞典公民亨利·迈克尔·霍尔腾被发现死在这座城市南部汽车报废厂的一辆福特野马汽车里。

也就是说，还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他，不过死者钱包里的信息显示他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星期四11：15，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外交部收到了一份吉布提名誉领事发来的传真，内容涉及一位死去的瑞典公民的信息和文件。八分钟后又来了另一份传真，主题是一样的，而这一份是里加的大使馆发来的。

外交部负责的官员立刻认出了这两位死者的名字和照片，不久前他刚在《快报》上读到过他们。有点奇怪，这位官员想，这两人死在了离瑞典这么远的地方，好像跟报纸上写的不太一样。不过这是警察局和检察院的事情。这位官员对这两份传真进行了扫描，然后写了一封邮件，里面包含了两位死者所有的相关信息。他把它发给了埃斯基尔斯蒂纳的警察厅。在那里，另一位官员收到了这封邮件，读了里面的内容，扬起了眉毛，又把它转发给了罗纳里德检察长。

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的生活正在走向崩溃。百岁老人的这起案子，是罗纳里德期待已久的、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突破的大案，他也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可是现在，消息却显示：一号死者，本来是死在南曼兰省的，三周之后却在吉布提又死了一遍。二号死者，原本也是死在南曼兰省的，同样也在里加又死了一遍。

在办公室敞开的窗口前做了十几个深呼吸之后，罗纳里德检察长的脑袋这才重新恢复了运转。必须给阿隆松打电话，罗纳里德心想。阿隆松必须找到三号死者。百岁老人与三号死者之间一定存在DNA关联。一定会有的。

否则的话罗纳里德的洋相就出大了。

阿隆松探长在电话里一听到是罗纳里德检察长的声音，便立刻告诉他，就在几分钟前，他已经找到了阿朗·卡尔松，现在已经把他拘留起来了（尽管阿朗被“拘留”了，但他仍在厨房里为阿隆松煮咖啡、准备点心）。

“至于其他嫌疑人，我怀疑他们就在附近，不过我认为最还好是先请求一下增援……”

罗纳里德检察长打断了探长的话，绝望地告诉他，一号死者被发现死在了吉布提，二号死者死在了里加，这一系列线索正在断成碎片。

“吉布提？”阿隆松探长说，“吉布提在哪里？”

“我不知道，”罗纳里德检察长说，“但只要它跟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的距离超过二十公里，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我的这个案子的意义。现在你必须找到三号死者，你听到了没有，约然？你必须找到他！”

就在这个时候，刚睡醒的佩尔-龚纳·耶丁从屋里走了出来，来到门廊上。他礼貌但又谨慎地朝阿隆松探长点了点头。阿隆松探长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敢肯定，三号死者这会儿发现我了。”他说。

第二十三章　1968年

在印度尼西亚驻巴黎使馆，阿朗并没有得到什么繁重的工作。新大使，阿曼达·爱因斯坦夫人，给了他一间单独的卧室，告诉他，他现在自由了，他想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吧。

“不过，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我需要会见其他国家来的人，如果你能帮忙担任翻译那就太好了。”

对此阿朗回答说，考虑到这个任务的性质，他不排除真的会遇上这种万不得已情况的可能性。如果阿朗没有猜错的话，也许明天，第一位外国客人就已经等在那里了吧？

阿曼达骂了一句，因为这提醒了她，她必须得去爱丽舍宫递交国书。这个仪式的长度虽然不到两分钟，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喷出一些蠢话倾向的人来说，两分钟不仅够了，而且太长。而阿曼达认为，她正是具有这种倾向的人。

阿朗对此表示同意，阿曼达的嘴里时不时地会跑火车。不过她在戴高乐总统面前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只要在这两分钟里，她不说印度尼西亚语以外的话就行了，另外她只需微笑，做出友好的样子。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阿曼达说。

“我说了，用印度尼西亚语，”阿朗说，“或者用巴厘语更好。”

随后阿朗出门来到法国首都街头散步。他一方面觉得，在躺椅上晒了15年太阳后活动一下双腿是没有坏处的，另一方面，他刚才在使馆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才想起自打1963年火山喷发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刮过胡子。

然而他发现，街上找不到一家开着的理发店，也没有其他开着的店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所有人好像都在罢工。此刻他们正在游行示威，占据了建筑，掀翻了汽车，高喊口号，骂着脏话，互相扔着东西。路障横七竖八地立在街上，阿朗一边走着，一边时不时地得蹲下身子。

这一切就跟他刚刚离开的巴厘岛一样。只是空气凉爽了一点。阿朗停止了散步，掉头回使馆。

一进使馆，他就撞见了怒气冲冲的大使。爱丽舍宫刚刚打来电话，说两分钟长的递交国书仪式改成了时间较长的午餐，他们热情欢迎大使夫人带上先生当然还有自己的翻译前去参加。戴高乐总统这边还打算邀请内政部长富歇，另外——最关键的是——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也将出席。

阿曼达绝望了。两分钟的总统接见她倒还有可能胜任，不至于因此而被直接驱逐出境，但现在成了三个小时，另外餐桌上还多了一位总统……

“发生什么事了，阿朗？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该怎么办？”阿曼达说。

从几分钟的握手到跟两位总统的午餐，这样的发展阿朗也无法理解。试着去理解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不是阿朗的性格。

“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到赫伯特，然后我们一起喝点什么。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像这种国书递交仪式，一边是戴高乐总统，另一边是从一个遥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来的大使，通常只会持续六十秒钟，不过如果这名外交官话很多的话，也允许延长到两分钟。

而这次跟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会见，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番样子，这其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原因——就算阿朗·卡尔松试着去了解，他也是想不出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坐在美国驻巴黎的使馆中，渴望这次政治之行能取得成功。席卷全球的反对越战的抗议已经达到了飓风的强度，而越战的象征人物，约翰逊总统，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早在很久以前，约翰逊就已经放弃了在十一月的大选中谋求连任的计划，但他并不排斥能在讣告中获得一个漂亮点的称号，而不是“谋杀者”或是别的什么此刻在各地高喊的、令他不快的那些。所以他先是暂停了对河内的轰炸，并召集了一个和平会议。随后，在这个和平会议即将举行的城市的街头，发生了近乎战争的暴乱，约翰逊总统觉得这真是一场闹剧。那个戴高乐该好好收拾一下局面了。

约翰逊总统觉得，戴高乐真是个臭小子，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是谁挽起袖子把他的国家从德国人手里救出来的。但是现在这场政治游戏最后只能这样来解决：一位法国总统和一位美国总统，既然同时住在同一个首都里，就不能不见上一面，至少是一起吃个午饭。

因此便有了这样一场会面，这也需要双方互相忍受一下。幸好法国人把会面安排搞错了（约翰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不小心给总统约了两位访客。所以那位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新任外交官——还是位女性！——也将跟他们共进午餐。约翰逊总统觉得这太棒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跟她交谈，而不必去搭理那个戴高乐。

其实并没有发生同时约了两位访客的事情，这是戴高乐总统自己在最后一刻想出来的点子，假装发生了这样的错误。这样一来，这顿午餐就会比较容易忍受一点，他可以跟那位印度尼西亚大使交谈——还是位女性！——而不必去理会那个约翰逊。

戴高乐总统不喜欢约翰逊，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历史原因，而非个人原因。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曾试图把法国纳入美国的军事管理之下——他们打算窃取他的国家！戴高乐怎么可能原谅这件事，哪怕现任美国总统在当时并未卷入？现任总统，那个……约翰逊……他叫约翰逊。反正美国人就是没有风度。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这样认为。

阿曼达和赫伯特仔细考虑了一番，很快达成共识：在阿曼达去爱丽舍宫见两位总统的时候，赫伯特最好还是待在使馆的家中。这样的话，他俩都认为，完全失败的危险就降低了一半。阿朗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阿朗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最后说：“你留在家里吧，赫伯特。”

参加午餐的客人都已经到齐了，他们等待着主人的出现。而主人则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了让客人等待而等待。他打算再耗个几分钟，目的是坏坏那个约翰逊的心情。

远处，戴高乐可以听到骚乱的声音，示威者在毁坏他钟爱的巴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开始摇晃起来。一夜之间就这样了，也不知从何而起。起初是几个学生在宣扬性自由，反对越南战争，并且发表他们对事物秩序的不满。总统认为到目前为止事情就是这样，对学生们来说，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可以抱怨的事情。

然而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示威活动也越来越暴力。工会组织提高了声音，威胁说将有一千万工人罢工。一千万！整个国家都将瘫痪！

工人们想要的是：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还有就是戴高乐下台。在总统看来，这是三个错误，他可是攻克过很多比这难得多的战斗的。内政部的核心顾问密切跟踪着形势，建议总统以暴制暴：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不是苏联企图接管这个国家而策划的共产主义风暴，但是那个约翰逊肯定会在喝咖啡的时候这样推测，只要他一有机会跟戴高乐总统喝咖啡。美国人觉得每一棵小树后面都藏着共产党人。出于安全考虑，戴高乐带上了内政部长富歇和他手下一位特别有经验的官员。是他俩在一块负责处理国内正在发生的骚乱，如果那个约翰逊提出无礼的要求，想来他俩也能够应付得了。

“不，我靠，”夏尔·戴高乐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现在不能再拖延这顿午饭了。

法国总统的安保人员对印度尼西亚大使的这位胡子拉碴、头发很长的翻译进行了格外仔细的检查。不过他手续齐全，显然是手无寸铁的。另外大使——还是位女性！——也为他做了担保。于是这位胡子拉碴的翻译也得以坐到了餐桌旁边。他的两边被另外两名翻译包围了，一边是年轻得多的、穿戴整洁的美国翻译，另一边是同样年轻得多的、穿戴整齐的法国翻译。

三名翻译中，最忙碌的就是这位胡子拉碴的印度尼西亚翻译了。约翰逊总统和戴高乐总统把他们的问题全都抛向了大使夫人，彼此却互不搭理。

戴高乐总统先是询问了大使夫人的职业背景。阿曼达·爱因斯坦做了回答，她说她的脑子其实是有病的，她通过贿赂当上了巴厘岛的州长，然后又通过贿赂连任了两届，多年来她利用职务之便让自己和整个家族中饱私囊，直到新总统苏哈托出人意料地打电话给她，请她来巴黎担任大使一职。

“我甚至都不知道巴黎在哪儿，我还以为那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城市。你们听说过这么疯狂的事情吗？”阿曼达·爱因斯坦说着，大笑了起来。

这一切她都是用自己的母语说的，那位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的翻译把它们翻成了英语。同时阿朗趁机把阿曼达·爱因斯坦所说的这一切都改换成了他觉得更适合说的话。

午餐渐渐进入到了尾声，两位总统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真相。也就是说，他俩都觉得大使爱因斯坦夫人很幽默、很有见识、很有趣、很聪明。但是在对翻译的选择上，她也许应该具备更好的判断力，因为这位翻译看起来有点野蛮，不够温顺。

内政部长富歇手下那位特别有经验的官员——克劳德·彭南特——于1928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114]。他的父母是忠诚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1936年，“二战”爆发后，他们去到西班牙跟法西斯作战，并且带上了他们八岁的儿子——克劳德。

他们全家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历经波折，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们申请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他们介绍了儿子克劳德，这年他十一岁，已经会说三种语言：德语、来自家乡斯特拉斯堡的法语、还有现在的西班牙语。这样也许能够长期为革命事业服务了吧？

是的，他可以。人们对小克劳德的语言天赋进行了仔细的测试，又用一系列智力测验考查了他的理解能力。然后他被放到了一所语言与意识形态并重的学校学习。到十五岁之前，他就已经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汉语了。

十八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克劳德听见他的父亲母亲对斯大林领导下的革命将何去何从产生了疑惑。他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级，米歇尔和莫尼克·彭南特随即双双遭到了审判，他们因为从事了不够革命的活动而被处死。小克劳德也因此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奖章：1945—1946学年最佳学生金质奖章。

1946年后开始了一项工作：筹备让克劳德去国外服役。目的是把他安插在西方，让他进入权力机构担任卧底，如果需要的话，在那里潜伏几十年。克劳德当时是在贝利亚元帅的鹰翼保护之下，他们谨慎地让他远离所有的公共事件，因为在那里他很有可能被人拍下照片。小克劳德唯一的职责就是：在个别只有元帅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充当翻译。

1949年，二十一岁的克劳德·彭南特重返法国，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巴黎。他甚至保留了自己真实的名字，尽管他的履历是被改写过的。在索邦大学，他开始了自己往上爬的计划。

十九年之后，1968年5月，他已经爬到了法国总统的身边。两年前，他成为了内政部长富歇的右臂，现在他可以更好地为国际革命效力了。他向内政部长——继而延伸到总统——提出的建议是，以暴制暴地对付眼下正在进行的学生和工人起义。出于安全考虑，他还让法国共产党人释放虚假的信号，表明他们并没有在背后支持学生和工人们的诉求。不出一个月，法国就会爆发共产主义革命，而戴高乐和富歇一点也没有察觉。

午餐过后，在去客厅喝咖啡之前，是大家活动一下筋骨的时间。现在约翰逊和戴高乐总统别无选择，只得出于礼貌，互相寒暄几句了。可就在这时，那个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的翻译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两位总统的身边。

“对不起，打扰两位总统了，但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戴高乐总统先生，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

戴高乐总统正要喊保安，因为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跟法国总统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的人说话挺礼貌的，所以姑且让他在这里吧。

“那，你有什么非说不可的事情就说吧，就在这里说，快一点。你也看到了，我正在忙别的事情，没时间跟翻译说话。”

好吧，阿朗保证不会说得太长。简言之，就是阿朗认为总统应该知道，内政部长富歇手下的那位特别有经验的官员是一位间谍。

“对不起，不过该死的，你说什么来着？”戴高乐总统高声说，不过他的声音并不足以让正在平台外面抽烟的富歇和他同样正在抽烟的“右臂”听见。

阿朗继续说，应该就是在二十年前，他非常不可思议地跟斯大林和贝利亚先生共进过晚餐，而他很肯定，内政部长的“右臂”也出现在那个场合，担任斯大林的翻译。

“虽然我说了，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他一点都没变，而我看上去却大不一样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留起雀巢一样的胡子，头发也不像现在这样散乱。简单地说就是，我认得这位间谍，但是他不认得我，因为昨天我照镜子的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戴高乐总统满脸涨得通红，说了声对不起，立刻叫内政部长过来进行单独谈话。（“不，我说的是单独跟你谈，不带你的那个特别有经验的手下！就现在！”）

房间里只剩下了约翰逊总统和这位印度尼西亚翻译。约翰逊看起来非常满意，他决定跟翻译握一下手，间接感谢他让法国总统撕掉了高傲的面具。

“很高兴见到你，”约翰逊总统说，“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朗·卡尔松，”阿朗说，“我曾经认识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杜鲁门总统。”

“是吗！”约翰逊总统说，“哈里快九十岁了，仍然健在，身体很好。我们是好朋友。”

“代我向他问好。”阿朗说。他请约翰逊原谅，因为他要去找阿曼达了（他很想告诉她她在餐桌上跟两位总统都说了些什么）。

跟两位总统的午餐仓促地结束了，大家各自作鸟兽散。可是阿朗和阿曼达刚回到他们的使馆，就接到了约翰逊总统本人打来的电话，邀请阿朗当天晚上八点去美国使馆吃晚饭。

“好的，”阿朗说，“我正打算今晚好好填饱肚子。人们对法国菜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菜量实在太小了，盘子很快就被吃空了，可我其实还没有吃饱呢。”

这个评论正合约翰逊总统的口味，他心情颇佳，期待着晚上的见面。

约翰逊总统至少有三个充分的理由邀请阿朗·卡尔松去他那里。第一，为了打听更多关于那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卡尔松与贝利亚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第二，哈里·杜鲁门刚刚在电话里跟约翰逊总统讲述了阿朗·卡尔松1945年在洛斯阿拉莫斯所做的事。光是这一点就值一顿晚饭了。第三，约翰逊总统私下里对中午在爱丽舍宫发生的事情极为满意。他可以在这么近的距离下，欣赏那个戴高乐大惊失色的窘态，这全是拜阿朗·卡尔松所赐。

“欢迎光临，卡尔松先生，”约翰逊总统用双手跟阿朗握手，“让我来介绍瑞安·赫顿先生，他是……嗯，这么说吧，他的身份在使馆这里是秘密的。司法顾问，我觉得应该这样叫他。”

阿朗跟这位秘密的顾问握了手，然后他们三人走到了餐桌旁边。约翰逊总统下令晚餐喝啤酒和高度烈酒，因为如果喝法国红酒会让他想起法国人，而今晚应该是个愉快的夜晚。

吃前菜的时候，阿朗讲述了自己的一些历史，一直讲到克里姆林宫的晚餐，那顿不欢而散的晚餐。就是在那个场合，后来成为内政部长富歇右臂的那个人，被彻底吓晕了，不敢把阿朗最后那些不合时宜的话翻译给已经暴怒的斯大林听。

对于克劳德·彭南特是法国总统身边的苏联间谍一事，约翰逊总统已经不再感到那么开心了，因为他刚刚从瑞安·赫顿这里得到消息，那个很有经验的彭南特先生，暗地里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事实上，彭南特此前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消息来源，他的观点是，在这个其实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的法国，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革命。而现在，整个分析都将被重新评估。

“那当然是非官方的、机密的消息，”约翰逊总统说，“但我估计卡尔松先生应该能够保守秘密吧？”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阿朗说。

阿朗讲起了有一回他坐着潜水艇在波罗的海下面，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一位苏联最前沿的核物理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比赛喝酒，仓促之中，他说了太多关于核武器的细节。

“你告诉了斯大林怎样制造原子弹？”约翰逊说，“我还以为你被关进改造营都是因为你拒绝了他。”

“我没有告诉斯大林，就算我说了他也无法理解。但是之前一天，跟那位核物理学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了太多也许不该说的细节。这都是因为我喝了太多酒的缘故，总统先生。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斯大林是个多么糟糕的人，而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

约翰逊总统的手从额头捋过头发，心想，能把制造原子弹的细节披露出来，这可不是喝了一星半点儿酒才能做得出来的事啊。阿朗·卡尔松是……他会是……叛徒吗？可是……他又不是美国公民，那该怎么办呢？约翰逊总统需要一点思考时间。

“后来怎么样？”他找不到别的话，只好这么说。

阿朗心想，既然是一位总统这么问，他也许应该尽量不在细节上做太多的保留。于是他讲起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讲到了梅列茨科夫元帅，讲到了首相，讲到了小男孩，讲到了斯大林的不幸去世，讲到了那位客人，讲到了那位客人友情提供给他的一大笔美元，讲到了巴厘岛上的平静生活，讲到了巴厘岛上渐渐不那么平静的生活，最后讲到了他的巴黎之旅。

“大概就是这样了，”阿朗说，“不过讲了这么多，我的嗓子都干了。”

总统又要了新的啤酒，不过有点生气地补充道，一个会在醉酒状态下向周围的人传播核武器秘密的人，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戒酒。总统在心里把卡尔松那不合情理的历史过了一遍，然后说：

“你度了一个十五年的长假，而且是由那位客人资助的？”

“是的，或者说……啊不，其实那是他对手的钱，而他对手又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哈里·杜鲁门那里得到这笔钱的。既然总统先生您提到了这件事，也许我该给哈里打个电话表示感谢。”

对面这个胡子拉碴、头发很长的男人向斯大林提供了原子弹技术，对于这一点，约翰逊总统实在难以接受。而且他还靠美国赞助的钱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更糟的是，现在他们可以微弱地听到示威者在使馆外面高呼：“美——国——滚出越南！美——国——滚出越南！”约翰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样子很可怜。

阿朗喝干了杯中最后的一点酒，研究起美国总统忧虑的面孔来。

“我能帮您什么吗？”他说。

“什么？”约翰逊总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我能帮您什么吗？”阿朗重复道，“总统看起来有点心烦。您也许需要什么帮助？”

约翰逊总统正幻想着请阿朗·卡尔松帮他打赢越南战争。他随即回到了现实中，这时他发现，眼前又变回了那个把原子弹送给斯大林的人。

“是的，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约翰逊总统用疲惫的声音说，“你可以从这里离开。”

阿朗感谢总统的款待，起身离开。餐桌旁只剩下约翰逊总统和中央情报局的欧洲主管，那位秘密的瑞安·赫顿。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对阿朗·卡尔松此访的逆转感到很心烦。原本它有一个愉快的开场……可是卡尔松坐在那里，承认说他把原子弹技术不仅给了美国，还给了斯大林。斯大林！

“听着赫顿，”约翰逊总统说，“我们该怎么办？把那个该死的卡尔松抓回来，扔进油里去炸？”

“嗯，”秘密的赫顿说，“要么扔进油里炸……要么让我们，小小地利用他一下。”

秘密的赫顿不仅是秘密的，在中央情报局里，他还是一个极具政治战略意义的人物。比如他非常了解与阿朗·卡尔松相处得很好的那位物理学家，就是他在从瑞典到列宁格勒的潜水艇上遇到的那位。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是1949年以后开始发迹的。他最早得以升迁，很可能是多亏了阿朗·卡尔松向他提供的信息，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波波夫现在六十三岁，是苏联联合核武库的技术长官。他身居要职，掌握着对于美国来说价值不可估量的信息。

如果美国能够得到波波夫所知道的信息，并由此确认，西方在核武器方面超过了东方——那么约翰逊总统就可以率先提议，进行双方面的裁军。而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就是通过——阿朗·卡尔松。

“你是想让卡尔松成为美国的特工？”约翰逊总统一边说，一边想，一场小小的裁军，也许就能让他流芳百世，不管有没有那场该死的越南战争。

“正是。”秘密的赫顿说。

“那凭什么认为卡尔松会参与这件事？”

“呃……因为他……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人。刚才他还坐在这里，问总统是否需要帮助。”

“是的，”约翰逊总统说，“他是这么说来着。”

随后总统又沉默了片刻，接着又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

“我想我需要来杯威士忌。”

针对民众的不满，法国政府最初采取的强硬态度，真的导致了国家的停摆。数百万法国人参与了罢工。马赛港关闭了，国际机场关闭了，铁路网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商场也关闭了。

燃料供应停止了，垃圾清扫也搁置了。人们提出了各方面的要求。提高工资，这是当然的。缩短工作时间，稳定雇佣形式，提高工人的影响力。

除了这些，人们还要求实行新的教育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第五共和国岌岌可危。

数十万法国人参与了游行示威，而示威活动也不仅仅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人们点燃了汽车，砍倒树木，将马路挖开，设置路障……政府派出了宪兵、防爆部队，动用了催泪瓦斯和盾牌……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总统兼总理及其政府改变了态度。内政部长富歇那位特别有经验的手下失了势（他被关进了安全部的秘密监狱，他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他浴室的秤上安装一台无线电发射器）。参与总罢工的工人们的最低工资突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工资增幅总体上达到百分之十，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两小时，家庭津贴得到提高，工会权力得到加强，劳资双方通过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确定工资指数。另外还有几位政府部长辞职，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政府和总统基本平息了革命声浪。如果还想得寸进尺，这就缺乏民意支持了。工人们重返了工作岗位，停止对建筑的占领，商店开门，交通重新运转。1968年从5月进入了6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保住了。

夏尔·戴高乐总统给印度尼西亚驻巴黎使馆打去私人电话，想找阿朗·卡尔松先生，要授予他奖章。但是使馆的人说，阿朗·卡尔松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包括大使本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第二十四章　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

现在对于罗纳里德检察长来说，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荣誉。俗话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当天下午，他召集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刚刚取消了对百岁老人失踪案中那三名男女的逮捕令。

罗纳里德检察长在很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却不善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所以这场匆忙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便以这种方式开了头：检察长闪烁其词地进行了一番推理，得出结论：尽管取消了对阿朗·卡尔松和他的朋友们的通缉（顺便说一句，他们当天上午在西约特兰省被找到了），但他们肯定还是有罪的。检察长做的是对的，唯一的一个新情况是，证据的性质稍稍发生了一点变化，使得对这几个人的通缉暂时失去了效力。

媒体的代表们当然想知道证据的性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罗纳里德检察长详细介绍了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告诉大家比隆德和霍尔腾在吉布提和里加的命运。最后罗纳里德是这样来收场的，他说，有时候法律要求我们收回逮捕令，尽管在某些案子里，这会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罗纳里德检察长自己也觉得这样说还不够到位。这种感觉立刻得到了确认——《今日新闻》的记者抬起他那戴着老花镜的眼睛，滔滔不绝地抛出了一连串让检察长感到不愉快的问题：

“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尽管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你还是认为阿朗·卡尔松，前面说他已经一百岁了，强迫三十岁的本特·比隆德跟着他去到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在那里炸死了比隆德，但他自己却没事，这事儿就发生在昨天下午，然后他迅速来到西约特兰省，在这里——按照你刚才告诉我们的——今天上午被你抓到了？且不说其他的，你能解释一下卡尔松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吗？因为据我所知，吉布提与西约特兰之间没有直飞的航班，而据你们所提供的信息，阿朗·卡尔松没有有效的护照？”

罗纳里德检察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一开始大家可能误会了他的意思。毫无疑问，阿朗·卡尔松、尤里乌斯·延森、本尼·永贝里和古妮拉·比约克隆德那些被指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我说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罗纳里德重复道。他终于在最后一刻认了错，如释重负。

但是那些该死的记者们还是不满意。

“你之前相当详细地描述过这三起假定凶杀案发生的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如果那些疑犯现在突然变成了无罪的，那么新版的事件顺序又是怎样的？”《埃斯基尔斯蒂纳信使报》的记者问道。

罗纳里德之前已经认错了，现在够了。另外，地方报纸的记者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对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指手画脚。

“由于调查的技术原因，现在我还不能透露更多细节。”罗纳里德检察长打断了她的话，起身要走。

“调查的技术原因”，曾不止一次地把不止一个检察长从不止一个困境中解救出来。但这一次却行不通了。几个星期以来，检察长高调宣布为什么怀疑那四个人是杀人犯，而现在，媒体认为，他至少应该花上几分钟时间，向大家解释他们为什么又无罪了。或者就像《今日新闻》那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家伙所说的：

“既然这几个人是无罪的，那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不能说呢？”

罗纳里德检察长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他，他就要摔下去了，就算不是此刻，也过不了几天了。不过他比那些记者多了一个优势。罗纳里德知道阿朗·卡尔松和其他人在哪里。西约特兰省很大。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于是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请你们让我说完！由于调查技术的原因，现在我不能透露更多信息。不过明天15：00我会在这个地方再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会解释你们所询问的这个事情。”

“阿朗·卡尔松具体在西约特兰省的什么地方？”《瑞典日报》的记者问。

“这个我不能说。”罗纳里德检察长说完，离开了会场。

这一切怎么会变成了这样？罗纳里德检察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起了烟——这是七年来他第一次抽烟。很快，他就将被载入瑞典刑事侦查的史册——他是第一个在死者的尸体尚不能找到的情况下，宣布罪犯杀害了多人的检察长。然后在抓捕的过程中，尸体被找到了，它们出现在完全错误的地方！另外三号死者还活着，他本该是所有人中最能确定已经死亡的一个。可以想象，这位三号死者对罗纳里德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我真想把这该死的家伙打死。”检察长自言自语道。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挽救荣誉和职业生涯，但是把他杀了肯定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检察长又回顾了一遍那场悲催的新闻发布会。最后他非常明确地说，卡尔松和他的帮凶们是无罪的。这一切其实只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博尔特·比隆德肯定是死在了那辆巡道车上。那么这个该死的家伙，怎么可能几周之后在另一个大陆上又死一遍？

罗纳里德检察长开始骂自己，干吗这么快就召见媒体记者。他应该先把阿朗·卡尔松和他的帮凶抓起来，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然后再考虑什么是需要让媒体知道，什么是不需要让他们知道的。

而现在——在非常肯定地说卡尔松和他的帮凶们无罪之后——再把他们抓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这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骚扰。但是罗纳里德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必须知道真相……他必须抢在第二天的15：00之前知道真相。否则在同事们眼里，他就不再是检察长了，而成了小丑。

阿隆松探长心情非常不错，他坐在敲钟人庄园的吊床上，喝着咖啡，吃着点心。追捕失踪百岁老人的行动结束了，而且这个友善的老人，也不再被通缉了。一个月前，他为什么会爬出自己房间的窗外，后来一路上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当然需要留待以后进行调查，如果它们还有意义的话。但不管怎样，这事儿都比不上坐在这里聊会儿天来得着急吧？

那个被撞死后又复活的佩尔—龚纳·老板·耶丁，看起来也是个很不错的人。他马上建议说，他们可以省去那些头衔，他自己更希望别人叫他“狗鱼”。

“对我而言完全没问题，狗鱼。”阿隆松探长说，“我叫约然。”

“狗鱼和约然，”阿朗说，“叫着挺顺口的，你们也许可以合伙做生意。”

狗鱼说，他不确定自己会对税收制度这类东西报以足够的尊重，所以恐怕很难跟一位探长一起做生意。不过他还是很感谢阿朗的建议。

气氛立刻变得愉快起来，随后本尼和美女也加入进来，接着是尤里乌斯和阿布。

他们在门廊里海阔天空地聊着，唯独不谈及最近这个月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究竟是怎样串联在一起的。阿朗突然带着一头大象出现在墙角，他和宋娅一起表演了一个舞蹈，大获成功。尤里乌斯对于自己不再受到通缉这件事感到越来越满意，他开始剪起了胡子——那是他为了能去法尔雪平，不得已才留起来的。

“想想看，我一辈子都是个罪犯，可是现在突然间无罪了！”尤里乌斯说，“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阿布觉得，为了这个原因，应该去取一瓶真正的匈牙利香槟来，让朋友们和探长干上一杯。探长婉拒了这个提议，说他的车还停在院子里。他在法尔雪平的城市宾馆订好了房间，作为一名探长，他可不想在去那里的路上酒驾。

不过这时本尼加了进来，说滴酒不沾的人通常——这是阿朗的理论——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不过如果有车可搭的话，喝点酒还是可以的。

“来杯香槟吧，探长，我会负责按时把你送到酒店的。”

被这么一劝，探长就动心了。长期以来，他在社交方面一直是受制于人的，现在终于遇到了愉快的伙伴，他就无须再坐在那里生闷气了。

“好吧，为了庆祝你们统统无罪，就干上一小杯，我想我作为警察也应该可以参与吧。”他说，“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来上两杯，因为你们有这么多人……”

就这样，两个小时的欢乐时光过去了，阿隆松探长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还是罗纳里德检察长。他告诉阿隆松，由于在媒体面前出了不幸的状况，他刚刚以一种无可挽回的方式宣布了那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无罪的。此外他必须在不足二十四小时之内弄清楚，从那个老不死的卡尔松爬出窗外那天到今天，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明天15：00，媒体都等着这个故事呢。

“换句话说，你现在身陷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了吧？”探长微醺地说。

“你必须救我，约然！”罗纳里德检察长要求道。

“可是怎么救呢？重新摆放尸体的位置？还是把那个本该已经死掉的人杀了？”

罗纳里德检察长承认，他其实已经动过了最后这个念头，但这应该不是一条可行之路。不，他所希望的是，约然能够谨慎地跟阿朗·卡尔松和他的……助手……谈一谈，看看他们是否欢迎罗纳里德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南下，跟他们进行一次简短的——完全非正式的！——谈话。随便聊一聊……也就是说，可以让他搞清楚，最近在南曼兰省和斯莫兰的森林里发生的事情。作为交换，罗纳里德检察长承诺，他会以南曼兰省警察厅的名义向那四个无罪的人道歉。

“以南曼兰省警察厅的名义？”阿隆松探长说。

“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我自己的名义。”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这样啊，那好吧，你稍等片刻，康尼，我帮你确认一下。我过几分钟打回来。”

阿隆松探长挂断了电话，告诉大家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罗纳里德检察长刚刚召集了新闻发布会，强调了阿朗·卡尔松和他的朋友们是无罪的。然后他把检察长的愿望提了出来：希望大家能欢迎他明天上午来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

美女的反应很激烈，她做了一番阐述，主题是：坐下来向检察长本人详细地讲述最近几周来发生的事情，这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尤里乌斯表示同意。既然他们已经被宣布无罪了，那他们就是无罪的。

“我还没有习惯自己是无罪的这件事呢，我才刚刚被宣布无罪，如果还不到一天就要被收回，那实在太遗憾了。”

不过阿朗却说，他希望朋友们不要为这些小事担心。报纸和电视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除非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故事。所以对付一个只身前来的检察长，总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接待一大堆记者要好。

“另外我们还有一整个晚上，可以想想我们应该怎么说。”阿朗说。

关于这最后一点，阿隆松探长可不想听。他站了起来，提醒大家他的存在，好阻止其他人继续说那些阿隆松的耳朵不愿意接收的事情。他说，他想结束今晚的聊天了，不知大家觉得可以吗？如果本尼能开车送他去法尔雪平的酒店，那就太感谢了。去酒店的路上阿隆松打算给罗纳里德检察长打电话，说欢迎他明天十点左右来这里，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那样的话阿隆松打算自己坐出租车来，不为别的，因为要来取自己的车。另外，在走之前，能再来半杯这精致的保加利亚香槟吗？什么？是匈牙利的？没事，其实都一样。

他们又给阿隆松探长倒了满满一杯，他一口喝干，然后揉了揉鼻子，坐到了自己那辆车副驾驶的位子上——本尼已经把车开过来了。阿隆松摇下车窗，嘴里背诵着一首诗：

啊，当我们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让一杯这样的匈牙利酒划过我们的喉咙……

“这是卡尔·迈克尔·贝尔曼的诗。”[115]差一点成为文学专家的本尼点头说道。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116]，明天早上别忘了这个，探长。”阿布突然想到了什么，冲他喊道，“《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第二十五章　2005年5月27日，星期五

从埃斯基尔斯蒂纳到法尔雪平的距离，不是花一刻钟就能走完的。检察长康尼·罗纳里德不得不天还没亮就起了床（而且他一整夜都没有睡好），才能在十点钟赶到敲钟人庄园。另外这次会面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否则他制订的时间表就破灭了。新闻发布会要在三点开始。

康尼·罗纳里德坐在方向盘的后面，行驶在厄勒布鲁[117]外面的欧洲20号高速公路上，几乎快要哭了。《正义巨大的胜利》，这原本是他的书的名字。呸！哪怕还有一点点正义的话，那个该死的庄园此刻就应该遭到天打雷劈，那里面的人都应该被烧死。然后罗纳里德检察长在记者面前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阿隆松探长在法尔雪平的城市宾馆里好好地睡了个大懒觉。九点钟的时候他醒了过来，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深感愧疚。他跟那些嫌疑犯坐在一起喝了香槟，而且他清楚地听见阿朗·卡尔松说，他们打算编造一个故事讲给罗纳里德检察长听。阿隆松正在成为帮凶吗？他这样算什么呢？

前一天晚上，探长入住酒店后，按照阿布·永贝里的推荐，从酒店抽屉里放着的那本《基甸圣经》里找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七节。随后他捧着《圣经》坐在酒店酒吧的一个角落里读了两个小时，陪伴他的是一杯接着一杯、一杯又接着一杯的杜松子酒。

这一章本身讲的是一个通奸的女人，法利赛人把她带到耶稣面前，为的是让耶稣为难。如果耶稣认为这个女人不应该因为她的罪行而被石头砸死，那么耶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利未记》[118]）。而如果耶稣在这件事情上站在摩西律法这一边，那么他就顶撞了罗马人，他们在死刑方面有自己的法律。耶稣会违背摩西律法还是顶撞罗马人呢？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把耶稣逼进了一个死胡同里。可是耶稣就是耶稣，他想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就这样，耶稣避免了跟摩西律法和罗马人发生冲突，或者说，避免了跟眼前的法利赛人发生冲突。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法利赛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去了（通常没有人是完全无罪的）。最后只剩下了耶稣和那个女人。

“妇人，那些人去哪里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说。

她答道：

“主啊，没有。”

耶稣又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探长有着完好的警察的嗅觉，他觉得这儿那儿到处都有不对劲的地方。不过卡尔松、延松、永贝里、永贝里、比约克隆德和耶丁，昨天已经被那个花花公子罗纳里德宣布无罪了，那阿隆松干嘛还管他们叫嫌疑犯呢？另外他们都是一些很友善的人——正如耶稣说的那样——谁能够扔出第一块石头？阿隆松回想起自己生命中几个更为黑暗的瞬间。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对罗纳里德检察长很是生气，狗鱼·耶丁是个好人，可是检察长却想要他的命，仅仅是因为这样能达到他的目的。

“不，该死的，这案子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罗纳里德。”约然·阿隆松探长说着，坐上电梯，下到了酒店的早餐厅。

他一边吞着麦片、烤面包和鸡蛋，一边读《今日新闻》和《瑞典日报》。两家报纸在提到失踪的百岁老人这个案子时，都谨慎地用到了“检控方惨败”这个措辞。不过两家报纸都承认，他们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很少。无法找到百岁老人本人，检察长不想多说什么，一切要等到星期五的下午才能见分晓。

“我说了，”阿隆松说，“你自己去调查吧，罗纳里德。”

探长随后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敲钟人庄园，他到达那里的时间是9：51，刚好比检察长早到了三分钟。

尽管罗纳里德检察长衷心盼望敲钟人庄园遭到雷击，但在气象学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不过天气倒是阴沉沉的有点冷。所以庄园的居民把会面地点安排在了宽敞的餐厅里。

前一天晚上，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出了一个可行的故事，准备拿来向罗纳里德检察长陈述。出于安全考虑，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又把这个故事复习了一遍。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清楚了他们要在上午的演出中扮演什么角色。但是，真相总是比编造出来的故事更容易让人记住。对于不善说谎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演砸的，所以现在对于大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谨慎行事。还有，一切能分散罗纳里德检察长注意力的办法，都可以锦上添花。

“好吧，该死的见鬼的混蛋。”美女总结了一下大家的紧张心情，然后把阿隆松探长和罗纳里德检察长请进了餐厅。

跟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的会面，比想象中要愉快得多。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是的，首先我想对你们愿意接待我表示感谢，这真的让我很高兴。”罗纳里德检察长说，“然后我想……以检察部门的名义，向你们中的一些人表示歉意，因为我们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你们下达了缺席逮捕令。说到这里，我非常想知道从卡尔松先生爬出老年公寓的窗户一直到现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从您这儿开始讲讲吗，卡尔松先生？”

阿朗没有反对意见。他觉得接下来的事情会很有意思。他开口说了起来：

“当然可以，检察长先生，尽管我很老了，记忆力也衰退了，不过从那扇窗子爬出去这事我还是记得的，是的，我爬了出去。这件事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原因，是的。检察长知道，我要去我的好朋友尤里乌斯·延松那里，而去他那里不能不带上一瓶酒。之前我趁人不注意已经溜出去在酒类专卖店买了一瓶了。呃，其实现在我不需要去专卖店，我只要打个电话给……呃，我也许不用把他的名字告诉检察长先生，因为您来这里不是要了解这个的。不过这人住在市中心，他从国外把酒走私进来，以一半的价格出售。但是这一次，埃克隆德不在家——哎呀，我还是说出了他的名字——没辙，我只好去专卖店买酒了。然后我成功地把这瓶酒带回了房间，那样通常都不会有问题。但这一次，我还得带着它出门，偏偏又轮到女护士长值班，她的眼睛无处不在，检察长先生应该知道这个。她叫爱丽丝小姐，我们是没法轻易骗过她的。所以我想，这一次我宁愿爬窗去见尤里乌斯。另外这天是我一百岁的生日，过一百岁生日的时候，有谁希望生日要喝的酒被人扣住呢？”

检察长觉得，如果这么说下去得花很长时间。这老不死的卡尔松已经啰里啰嗦地说了这么久，却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罗纳里德就得回埃斯基尔斯蒂纳了。

“卡尔松先生，谢谢您讲的这个有趣的经历，让我从侧面了解到您想在自己生日这天喝一点酒是多么困难。但是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想请您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时间很紧，卡尔松先生应该能够理解吧？现在请您讲讲那个旅行箱是怎么回事，还有在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跟博尔特·比隆德的会面。”

“好的，那个箱子是怎么回事？那是佩尔—龚纳打电话给尤里乌斯，尤里乌斯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佩尔—龚纳希望我能接管那些《圣经》，我应该可以帮这个忙，因为我……”

“《圣经》？”罗纳里德检察长打断道。

“如果检察长允许的话，我也许可以插一下嘴，介绍一下背景信息？”本尼说。

“非常乐意。”检察长说。

“呃，是这样的，阿朗跟住在比令厄火车站的尤里乌斯是好朋友，尤里乌斯又跟佩尔—龚纳是好朋友，他就是那个检察长以为已经死了的人，而佩尔—龚纳又跟我是好朋友，我一方面是我的哥哥阿布的弟弟，阿布是这次愉快聚会的主人，另一方面我又是古妮拉的未婚夫，古妮拉就是坐在墙边的那位漂亮的女士，她从事注释的工作，于是她跟贩卖《圣经》的阿布有了接触点——佩尔—龚纳也是阿布的顾客之一。”

检察长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纸和笔，但这一切说得太快了，他一个字也没记下来。他只顾得上问了一句：

“注释？”

“是的，《圣经》注释。”美女解释道。

《圣经》注释？阿隆松探长安静地坐在检察长身旁，心想，一个翻译《圣经》的人，怎么可能同时骂出那么多脏话，前一天晚上阿隆松可是都听到了。但是他什么都没说。让这一切都由检察长自己去调查吧。

“《圣经》注释？”罗纳里德检察长说，但他立刻决定，让他们接着往下说。“不去管它了，还是说说那个旅行箱还有在马尔姆雪平游客中心的那个博尔特·比隆德的事吧。”

现在轮到佩尔—龚纳·耶丁加入这场正在进行的好戏了。

“检察长能允许我说几句吗？”他问。

“当然，”罗纳里德检察长说，“只要你说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案情，恶魔也可以有自我表达的机会。”

“哎呦，您居然这么说。”美女说着，翻了个白眼（由此阿隆松探长可以完全确定，他们是在戏弄检察长。）

“自打我遇见耶稣以后，用‘恶魔’来形容我的人格，也许不是完全合适。”佩尔—龚纳·耶丁说，“检察长肯定知道，我领导着一个叫Never Again的组织。取这个名字一开始是希望我的成员们能够不再身陷囹圄，尽管这也需要合法的理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它的意义就变了。我们将不再受到诱惑而去犯法——这既包括不再触犯人类制定的法律，当然也包括不再触犯上帝的法律！”

“所以博尔特砸烂了候车大厅，对工作人员施暴，然后绑架了一位巴士司机，劫持了一辆大巴？”罗纳里德检察长问。

“唉，我听到了某种讽刺的意味。”佩尔—龚纳·耶丁说，“但是仅仅因为我看到了曙光，并不意味着我手下的人也跟我一样。虽然他们中的一个去了南美洲传教，但是另外两个却不幸丧了命。博尔特从我这里得到任务，去取那个装着两百本《圣经》的旅行箱，沿着阿布的路径，从乌普萨拉回法尔克雪平。那些《圣经》是我准备用来在瑞典最暴力的犯罪团伙中传播福音的。请检察长原谅我这么说。”

到目前为止，敲钟人庄园的主人阿布，还坐在那里一言没发。不过这会儿，他把一个很沉的灰色旅行箱搬到了餐桌上，打开了盖子。箱子里面放着大量超薄的《圣经》，带着黑色的真皮封面，镀着金边，里面有对照参考、三重的书签带子、人物画廊、索引、彩色地图等等等等。

“这么精致的《圣经》，检察长一定没见过吧。”阿布·永贝里用肯定的语气说，“请允许我送一本给您如何？即便在检察部门，你们也要努力寻找真理，检察长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阿布是这些人中第一个没有在检察长面前胡说八道的人，他说的其实是实话。检察长应该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开始有点动摇，关于《圣经》的这些话也许并非谎言。他接过阿布递过来的《圣经》，心想，现在也许只有上帝的救赎可以拯救他了。但他没有这样说，而是说：

“我们能不能彻底回到正题上来？马尔姆雪平那个该死的旅行箱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骂脏话！”美女劝道。

“现在是不是又该轮到我说了？”阿朗问，“是的，于是我去了游客中心，比我一开始打算的早了一点，因为尤里乌斯以佩尔—龚纳的名义请我这样做。据说博尔特·比隆德之前给在斯德哥尔摩的佩尔—龚纳打了电话，他有点——再次请检察长原谅我的用词——喝醉了！检察长先生应该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检察长先生的喝酒习惯是怎样的，我可不想坐在这里含沙射影什么，不过……那时我在哪里来着？嗯，检察长先生应该知道，白酒一喝下去，意识就不清楚了。我自己有一次就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在波罗的海下面两百米深的潜水艇上，不小心说漏了嘴……”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您能不要跑题吗？”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不许亵渎上帝！”美女说。

罗纳里德检察长把额头靠在一只手上，做了好几个深呼吸。阿朗·卡尔松继续说：

“嗯，博尔特·比隆德给在斯德哥尔摩的佩尔—龚纳打了电话，含含糊糊地说他要离开佩尔—龚纳的《圣经》俱乐部，他打算成为驻外士兵，但在这之前——幸好检察长先生现在坐了下来，因为我现在我要说的事非常可怕——在这之前，他打算在马尔姆雪平的广场上把那些《圣经》烧掉！”

“更准确地说，他的原话说‘把那些该死的见鬼的混蛋的《圣经》’烧掉。”美女解释道。

“不要觉得奇怪，于是我被派去寻找博尔特先生，从他那里取走箱子，趁着还来得及。时间总是那么紧迫，有时候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紧迫。就好比那次，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眼看就要被炸成碎片了，然而他的手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极为敏捷地抓住了他们的将军，并且把他架到了平地上。他们都没有多想，直接就这么做了。”

“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罗纳里德检察长问。

“没什么关系，检察长先生，我不过是用他来举个例子而已。我怕讲得不够清楚。”

“那么卡尔松先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你是怎么弄到那个旅行箱的？”

“呃，博尔特先生不肯把那个箱子给我，而我的体力也不允许我用暴力夺走那个箱子，不仅仅是体力的缘故，纯粹从原则上说，我觉得要面对这样一个人也是挺可怕的……”

“回到问题上来，卡尔松！”

“好的，对不起，检察长先生。呃，这时博尔特先生突然想要上厕所，于是我抓住了机会。我拖着箱子跑了，坐上了开往斯特兰奈斯的汽车，去比令厄的老尤里乌斯那里，或者有时候我们叫他尤乐。”

“尤乐？”检察长没有别的话好说，只得这样问。

“或者叫尤里乌斯，”尤里乌斯说，“这样更舒服。”

检察长又沉默了片刻。现在他开始动起笔来，好像是在纸上画了几道线和箭头。然后他说：

“可是卡尔松先生用一张五十块的纸币付了车费，还问这么多钱可以坐多远。你现在说你是有目的地去比令厄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两件事如何对应起来？”

“哎呦，”阿朗说，“我当然知道去比令厄要花多少钱。我钱包里刚好有一张50克朗的纸币，于是我小小地开了一个玩笑。这总不犯法吧，检察长先生？”

罗纳里德检察长没有回答开玩笑犯不犯法这个问题，而是再一次请求阿朗加快叙述的速度。

“请简短地说：后来发生了什么？”

“简短地说？简短地说，后来我和尤里乌斯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直到博尔特先生来敲门——请检察长先生原谅，‘博尔特’这个名字跟‘敲门’这个词的发音是一样的。不过因为我们的桌子上放着酒，检察长先生应该记得，我之前说到这是我带过去的，我身上带了一瓶酒，老实说，其实不是一瓶而是两瓶。我不应该撒谎，哪怕是在不太重要的细节上。另外，该由谁来判断这件事情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当然是检察长先生啦……”

“继续！”

“哦，不好意思。是的，当我们用烤鹿肉和酒来招待博尔特先生的时候，他立刻就不那么生气了。这天晚上，他甚至决定不去烧那些《圣经》了，这得感谢我们请他的这顿酒。酒精总是有它积极的方面的，检察长先生不觉得吗……”

“继续！”

“第二天早晨，检察长先生知道，博尔特先生醉得那么厉害，简直有点可怕。我自己从1945年春天以后就没有醉成那样过了。那一回我是借助着龙舌兰酒，尽力想要把杜鲁门副总统给灌倒。很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了，所以我们只好提前结束了宴会。幸亏是这样，要知道第二天早上我那个头疼得呦。可以这么说，我的状况只比罗斯福好了一点点。”

罗纳里德检察长用眼神打断了阿朗的话，他考虑了一下自己该说些什么。最后好奇心还是征服了他。还有，检察长已经不能忍受再用“您”来称呼阿朗·卡尔松了：

“你在说什么？罗斯福总统走的时候你在跟杜鲁门副总统喝龙舌兰酒？”

“不，罗斯福是没法‘走’着去死的，”[119]阿朗说，“不过我明白检察长的意思，不过我们也许不应该纠缠于细节，检察长先生说呢？”

检察长什么都没说，于是阿朗继续道：

“这天早晨，我们要去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而博尔特先生醉成了那样，没法帮我们蹬那辆巡道车。”

“据我所知，他甚至连鞋都没穿，”检察长说，“卡尔松怎么解释这个？”

“检察长是没见到博尔特先生醉成什么样子，就算让他只穿内裤坐在那里，他都愿意。”

“那卡尔松自己的鞋子呢？后来我们在尤里乌斯·延松的餐厅里找到了您的拖鞋。”

“呃，鞋子我当然是从尤里乌斯那里借的。当你到了一百岁的时候，是很容易把拖鞋走丢的。检察长先生只要再等上四五十年，你自己就可以体会了。”

“我肯定活不了那么久，”罗纳里德检察长说，“现在的问题是，等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你怎样解释，当我们发现那辆巡道车的时候，上面散发着尸体的气味？”

“呃，让我说这个啊，检察长先生。博尔特先生是最后一个离开那辆巡道车的，所以他也许可以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现在没有不幸死在吉布提的话。检察长先生觉得这是我的缘故？可我还没死呢，我还活着，不过我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尸体的味道会不会提前散发出来？”

现在罗纳里德检察长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现在，二十六天来的情景才还原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从这个老不死的卡尔松嘴里说出来的90%的内容都纯粹是胡说八道。

“继续！”罗纳里德检察长没有对尸体气味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评论。

“好的，博尔特先生还在睡着，我们把他留在了巡道车上，然后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佩尔—龚纳的朋友本尼开的那家街头小卖亭那里。”

“你也坐过牢吗？”检察长问。

“没有，但我学过犯罪学。”本尼如实说，但后面就开始撒谎了，他说因为学犯罪学的缘故，他采访过监狱里的囚犯，就这样他认识了佩尔—龚纳。

罗纳里德检察长似乎又在纸上记了点什么，一边又对阿朗·卡尔松重复着单调地命令：

“继续！”

“好的。本尼一开始想要开车送我和尤里乌斯去斯德哥尔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装着《圣经》的箱子交给佩尔—龚纳。但后来本尼说，他非常希望能绕道斯莫兰，他的未婚妻在那里，也就是这位古妮拉……”

“欢迎来到我们的别墅。”古妮拉说道，冲罗纳里德检察长点点头。

罗纳里德检察长也微微地向美女点了一下头，然后重新转向阿朗。阿朗继续说：

“本尼跟佩尔—龚纳的关系最熟，他说这些《圣经》佩尔—龚纳肯定可以等个几天再说，他的意思是，《圣经》上写的毕竟不是每日更新的新闻。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拖得太久，因为当耶稣重返大地的时候，所有那些关于他即将回来的章节都将过时……”

“不要又跑题了，卡尔松。照实说下去！”

“一定，检察长先生！我保证会照实说的，否则就糟了。可以这么说，我知道的肯定比其他人多。在满洲里的时候，假如我没有实话实说，我肯定已经被就地枪毙了。”

“那可真是幸运。”罗纳里德检察长说着，做了个手势，让阿朗抓紧时间。

“嗯，接下去的事是这样的，本尼觉得耶稣不会正好赶在我们去斯莫兰的时候回来的。而据我的经验，本尼也许是对的……”

“卡尔松！”

“是，当然。嗯，于是我们三个全都去了斯莫兰，对于尤里乌斯和我来说，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小冒险，我们没有事先告知佩尔—龚纳，这当然是个错误。”

“是的，真是个错误。”佩尔—龚纳·耶丁补充道，“本来我也许可以等上几天的，但我没有那么做。不过检察长肯定明白，我以为博尔特跟尤里乌斯、阿朗和本尼想出了什么歹念。因为博尔特一向不喜欢Never Again开始传播福音书这个主意。后来我读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就更不淡定了！”

检察长点点头，做着记录。也许他总结出某种逻辑思路来了？随后他转向本尼：

“可是当你读到一个被疑似绑架的百岁老人，以及Never Again和‘大盗’尤里乌斯·延松的消息时，你为什么没有跟警察联系？”

“呃，我还真动过这个念头。但是我跟阿朗和尤里乌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表示反对。尤里乌斯回答说他原则上不跟警察说话，而阿朗则说他是从老年公寓逃出来的，绝不希望仅仅被报纸和电视拖住了后腿，被交还给爱丽丝小姐。”

“你原则上不跟警察说话？”罗纳里德检察长问尤里乌斯·延松。

“呃，应该是这样。这些年来我跟警察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好。不过也有比较愉快的案例，比如昨天跟阿隆松探长和现在跟检察长您，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愿意破例的。检察长还想添点咖啡吗？”

是的，谢谢，检察长还想添点。他需要一切可以获得的力量，来帮助他从这场会谈中得到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三点的时候向媒体发布。

不过检察长不想放过本尼·永贝里：

“那你为什么没给你的朋友佩尔—龚纳打电话呢？你肯定知道，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你。”

“我想警察和检察长也许还不知道佩尔—龚纳信了耶稣，所以他的电话线是被监听的。检察长觉得我想得没错吧？”

检察长嘟哝了一下，做着记录，后悔自己之前把这个细节也透露给了那些记者。不过透露了就透露了。他继续往下问。现在他转向了佩尔—龚纳·耶丁。

“耶丁先生似乎早就得到了阿朗·卡尔松和他的朋友们在什么地方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很不幸，我们不得而知了。这个秘密被我的同事赫因肯·霍尔腾带进了坟墓，或者更确切地说，带进了汽车报废厂。”

“那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

“这个消息说，有人在斯莫兰的鲁特奈看见了阿朗、本尼和他的女朋友。是赫因肯的一个熟人打电话给他的，我猜。我对这个消息非常感兴趣。我知道本尼的女朋友住在斯莫兰，有一头红发。于是我命令赫因肯去那个小镇，在伊卡商场门口盯着。因为人总是要买食物的……”

“赫因肯很愿意这么做，以耶稣的名义？”

“不，检察长真是一针见血。关于赫因肯我们可以说很多，但他却从不信奉任何宗教。对于俱乐部的新方向，他肯定比博尔特还要感到不满。他说他要去俄罗斯或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开展贩毒活动，检察长听过这么可怕的想法吗？他也许已经开始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这事检察长得去问他了……啊不，这不可能了……”

检察长不太相信地看看佩尔—龚纳·耶丁。

“我们有一盘录音磁带，正如本尼·永贝里刚刚暗示的那样，在这盘磁带里，你管古妮拉叫‘老太婆’，后来在电话里你还骂了脏话。上帝会怎样看待此事？”

“哦，上帝很快就会原谅我，只要检察长翻开这本您刚刚得到的《圣经》，您马上就会看到。”

“‘如果你们原谅了某个人的罪，那么他的罪就得到了宽恕。’耶稣说。”阿布补充道。

“《约翰福音》？”阿隆松探长认出了这段话，那是前一天晚上他在酒店酒吧的角落里读到的。

“你在读《圣经》？”罗纳里德检察长吃惊地问。

阿隆松探长没有回答，而是虔诚地冲着罗纳里德检察长笑了笑。佩尔—垄纳·耶丁继续说：

“在那个电话里，我选择了惯用的语气，那是赫因肯熟悉的，我觉得这样也许能让他听话一点。”佩尔—龚纳·耶丁解释说。

“那他听话了吗？”检察长问。

“既听了也没听。我不希望他在阿朗、尤里乌斯、本尼和他的女朋友面前出现，因为我想，他那粗鲁的方式也许很难被大家接受。”

“可以这么说，确实是这样。”美女补充道。

“他怎么了？”罗纳里德检察长问。

“呃，他跌跌撞撞地闯进我的庄园，吸着鼻烟骂着脏话，想要喝酒……我是一个很有忍耐力的人，但我不能忍受一个人无论说什么都要带着脏字。”

阿隆松探长差点没把一口面包呛进喉咙里。直到昨天晚上，美女还坐在门廊里，没完没了地骂着脏话呢。阿隆松越来越觉得，他根本不想去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就像现在这样挺好的。美女继续说：

“我很确定，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喝醉了。试想一下，那时他还开着车！他就这样走过来，挥着一把手枪，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吹牛说这把枪是他用来做毒品生意的，是在里加吧，我记得。不过这时我大喊了一声，我想跟检察长说的是，我喊了一声‘放下武器！这是我的地盘！’于是他就把枪放到了门廊上。他最后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把它忘在了那里。这么暴躁和讨厌的人我以前还从来没遇见过……”

“也许是《圣经》让他情绪暴躁，”阿朗想了想说，“宗教会很容易激起人的情绪。有一回我在德黑兰的时候……”

“德黑兰？”检察长不小心说漏了嘴。

“是的，那是几年前了，这个我确定。当时那里秩序井然，正如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邱吉尔对我说的一样。”

“丘吉尔？”检察长说。

“是的，丘吉尔首相。呃，当时他不是首相，但之前当过，后来也当过。”

“我他妈当然知道温斯顿·丘吉尔是谁，我只是……你和丘吉尔一起在德黑兰？”

“别骂脏话，检察长！”美女说。

“不，不是直接在一起。我在那里跟一位传教士住了一段时间。他总是能让周围的人发怒，在这方面他是专家。”

谈到发怒，罗纳里德检察长现在就要发怒了。他刚刚才发现自己试图从一个坐在这里声称他遇见过佛朗哥、杜鲁门和丘吉尔的百岁老人嘴里套出一点有用的信息。不过阿朗才不关心罗纳里德检察长会发怒呢。其实他就是要他发怒。他接着说：

“在湖畔居的时候，年轻的赫因肯先生就像一朵酝酿着雷阵雨的乌云，可事实上，他只爆发了一次，那是在他离开那里的时候。他摇下车窗，尖叫道：‘拉脱维亚，我来了！’我们把这句话理解成他要去拉脱维亚，不过检察长先生在当警察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所以您也许有不同的理解？”

“傻逼。”检察长说。

“傻逼？”阿朗说，“我还从来没被人这样叫过呢。斯大林最生气的时候，倒是不经意叫过我狗和老鼠，但从没叫过我傻逼。”

“该死的，没时间了。”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但这时佩尔—龚纳·耶丁的反应却是：

“所以，检察长现在不该仅仅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人关进监狱里而发怒。您还想不想听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了？”

呃，检察长当然想听，他嘴里小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他非常非常想听……其实他是迫不得已。于是他让佩尔—龚纳·耶丁继续：

“这时对于Never Again来说，博尔特去非洲传教了，赫因肯去拉脱维亚开展毒品交易，加拉加斯回了老家……是的，老家。现在只剩下可怜巴巴的我了，形单影只，尽管还有耶稣站在我身边。”

“嗯，向他问好。”检察长嘟哝道，“继续！”

“我去湖畔居找古妮拉，本尼的女朋友。赫因肯在离开瑞典之前，终究还是给我打了电话，把地址告诉了我。他还是懂点规矩的。”

“嗯，关于这个我有几个问题，”罗纳里德检察长说，“第一个问题想问您，古妮拉·比约克隆德，在你们离开湖畔居之前的几天，你们为什么去买了一辆搬运车——还有，你们为什么要走？”

前一天晚上，大家就已决定，不要把宋娅牵扯进来。她跟阿朗一样，也是逃出来的，但她却没有阿朗的公民权利。她也许会被认为不是瑞典的。在瑞典，就像在很多国家一样，人们对外国人不是那么尊重。宋娅要么会被驱逐出境，要么会被判终身关在动物园里。甚至也许在被驱逐出境之后也逃脱不了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命运。

可是假如不提到宋娅，那么又得编个谎言来解释他们为什么突然决定坐上搬运车四处游荡的原因了。

“呃，虽然这辆车是用我的名字注册的，”美女说，“但它其实是我和本尼一起买的，是买给本尼的哥哥阿布的。”

“他用它来装《圣经》？”罗纳里德检察长问道，顾不得保持良好的心态和风度了。

“不，是用来装西瓜的。”阿布回答道，“检察长想尝尝世界上最甜的西瓜吗？”

“不，我不想尝，”罗纳里德检察长说，“我想把接下来的事情弄清楚，然后我要回去应付新闻发布会，然后我想休假了。这才是我想要的。而现在我希望我们继续进行。你们该死的……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佩尔—龚纳·耶丁到来之前坐着搬运车离开湖畔居？”

“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我要去他们那里，”佩尔—龚纳·耶丁说，“检察长觉得很难理解吗？”

“是的，很难理解。”罗纳里德检察长说，“爱因斯坦都无法理解这样的胡说八道。”

“既然您说到了爱因斯坦……”阿朗说。

“不，卡尔松先生，”罗纳里德检察长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不想听卡尔松先生和爱因斯坦一起做了什么的故事。我只是希望耶丁先生回答‘那些俄罗斯人’是怎么回事。”

“什么？”佩尔—龚纳·耶丁说。

“那些俄罗斯人是怎么回事？你那位已经死去的同事赫因肯，在你们被窃听的电话里提到了俄罗斯人。你抱怨说赫因肯没有给你的储值电话卡打电话，赫因肯回答说他以为只有在你们跟俄罗斯人做生意的时候才用那张卡。”

“这事儿我可不想说。”佩尔—龚纳·耶丁说，“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是我想听。”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在座的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耶丁在电话里提到了俄罗斯人，这个细节并没有出现在报纸的报道里，而耶丁自己也没有想起这事。不过这时本尼说：

“Jesli tjelovek kurit, on plocho igrajet v futbol.”

阿朗转过身去，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他说的‘俄罗斯人’，指的是我和我哥哥阿布。”本尼解释说，“我们的父亲——愿他安息——和我们的叔叔阿弗——也愿他安息——思想上有一些偏左，可以这么说，所以他们在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训练我和哥哥说俄语。于是在朋友和熟人中，我们就成了‘俄罗斯人’。我刚才简短地解释了一下，不过是用俄语。”

就像这天上午说的很多其他事情一样，本尼刚刚说的也没有太多真实的成分。他只是想帮狗鱼·耶丁解围。本尼几乎取得了完全的俄语学位（他只是没有提交毕业论文），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仓促之间，本尼只想到了这句话：

“如果抽烟的话，就踢不好足球。”

不过这还是挺管用的。围坐在敲钟人庄园餐桌旁的这群人里，只有阿朗明白本尼刚刚说的是什么。

罗纳里德检察长现在受够了。首先当事人提到的人都是那么荒谬，然后他们还讲起了俄语……博尔特被人发现死在了吉布提，赫因肯死在了里加，这本已无法理解了，加上与之相关的一切——不，他不是受够了，而是受得够够的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不明白，需要调查清楚：

“耶丁先生，最后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您先是被您的朋友们撞死了，然后您又活了过来，现在坐在这里……吃西瓜，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我能尝一下这西瓜吗？”

“当然可以，”阿布说，“不过配方是绝密的！或者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如果一样食物非常好吃，那么食品监管局就不应该去管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阿隆松探长和罗纳里德检察长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不过阿隆松已经打定主意，尽量保持沉默。而罗纳里德现在只希望结束这场会谈……如果这也算是会谈的话……能尽快离开这里。所以他没有让阿布做解释，而是说，这个西瓜是他所吃过的最好吃的西瓜。

罗纳里德一边吃着西瓜，佩尔—龚纳·耶丁一边说，他来到了湖畔居，这时那辆搬运车刚好开走，不过他还是拐了进去，四处看了看，这才知道那辆车上坐的多半是他在找的那些朋友。他又讲到他是如何追赶上他们，调头，不幸的是他的车打了滑——然后……嗯，汽车残骸的照片出现在各家媒体上，所以对检察长来说，这不是新闻吧？

“至于他是怎样追上我们的，这不足为奇。”本已沉默了一会儿的阿朗补充道，“他的引擎盖下面有着三百多马力。想当年我坐着沃尔沃PV444从布鲁玛机场去见埃兰德，那才四十四马力！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厉害了。还有，当年批发商人古斯塔夫松误闯进我的……那时他的车是多少马力来着……”

“闭嘴，亲爱的卡尔松先生，您是想要了我的命吗。”罗纳里德检察长说。

Never Again的主席继续他的讲述。身在汽车残骸里的他，当然是流了一点血，其实是流了很多血，不过他很快就得到了修补。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医院，他不过是肌肉上撕开了一道伤口，一条胳膊折了，脑震荡，断了几根肋骨而已。

“另外本尼学过文学。”阿朗说。

“文学？”罗纳里德检察长问。

“我刚才说文学来着？是医学，我是说。”

“事实上我也学过文学，”本尼说，“我最喜欢的要数卡米洛·何塞·塞拉[120]，尤其是他1947年发表的成名作《杜瓦特家族》[121]……”

“别学卡尔松……”检察长说，“回到事情本身上来。”

检察长在做这番恳求的时候，正好看了阿朗一眼，于是阿朗说：

“请检察长先生原谅，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如果您还想听我们说点别的，我也许可以回想一两件我在中央情报局做特工时的艰苦经历，或者我更愿意说说我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故事。您也许想知道我把羊奶做成烧酒的配方？唯一需要的原料是一棵甜菜，以及一些阳光。当然，还需要羊奶。”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话还没经过大脑就脱口而出了。罗纳里德检察长现在可能就是这种状况，他违背了自己刚才的决定，不小心对阿朗跑题的内容进行了评论：

“你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百岁的人翻越喜马拉雅山？”

“不，您又错了。”阿朗说，“检察长先生明白吗，我并非一直都是一百岁，其实相反，我刚刚才到一百岁。”

“我们能说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长大，都会变老，”阿朗继续说，“可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也许不这么想……就拿那个小男孩来说吧，这个可怜的小孩曾经坐在我的腿上哭过，可他现在已经是国家元首了……”

“我们就不能离开这个话题吗，卡尔松……”

“好的，对不起。检察长先生是想听我讲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故事。一开始我孤身一人，陪伴我的只有一头骆驼，走了好几个月。关于骆驼您想知道什么吗？不过后来我遇到了几个很有趣的……”

“不！”罗纳里德检察长大叫道，“我一点也不想听。我只是想……我不知道……你就不能只是……”

随后，罗纳里德检察长彻底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他没有更多问题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知道他们几个为什么要在西约特兰平原这里躲藏了那么多个星期，而他们却没有躲藏起来的理由。

“你们没有犯罪，不是吗？”

“至于有没有犯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说了。”本尼说。

“想想类似的事情就知道了，”阿朗说，“就拿约翰逊和戴高乐两位总统为例，他俩的关系很糟，这其中谁有错谁没有错？这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们见面的时候，谈的是其他话题，可是……”

“亲爱的，卡尔松先生，”罗纳里德检察长说，“如果我跪下来求您，您能不说话吗？”

“检察长先生不必跪下来。从现在开始，我会安静得像一只老鼠一样，我保证。在我一百岁的人生中，只有两次说漏嘴的经历。我先是告诉了西方如何制造原子弹，然后又把同样的事情告诉了东方。”

罗纳里德检察长心想，原子弹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当它爆炸的时候，卡尔松坐在上面。不过他没有说出口。他实在说不下去了。这几个人在他们被通缉的三周里为什么没有现身，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只得到了哲学上的暗示：正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有着不同的颜色。

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慢慢地站了起来，点了点头，默默地做了一番感谢，感谢了西瓜，感谢了咖啡和面包，感谢了……这次谈话……还有感谢敲钟人庄园的朋友们如此积极的配合。

然后他离开了餐厅，坐进了自己的汽车，走了。

“咱们演得真不错。”尤里乌斯说。

“当然，”阿朗说，“我觉得我大获成功。”

汽车沿着欧洲二十号高速公路往东北方向驶去，罗纳里德检察长坐在车里，麻木的脑袋一点点苏醒过来。慢慢地，他开始梳理起刚刚得到的这个故事来。他添了一些东西，又去掉一些东西（主要是去掉），一遍遍地擦啊扫啊，直到他认为，他得到了一个修饰干净的、说得过去的故事。至于在媒体面前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唯一让检察长感到担心的是，记者们也不会相信，那个尸体的气味是从百岁老人阿朗·卡尔松身上提前散发出来的。

一个主意在罗纳里德检察长的脑海里萌生了出来。那条该死的警犬……我是不是可以让那条该死的警犬来承担错误？

因为如果罗纳里德能够让人相信，那条狗当时疯了，这样就为检察长保全自己的面子打开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那样一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这样：斯莫兰森林里的那辆巡道车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尸体，也没有存在过尸体。但是检察长被警犬误导了，以为那里存在过尸体，这导致了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结论和决定——虽然这些结论和决定现在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不能怪检察长，这是狗的错误。

这个主意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罗纳里德检察长心想。唯一需要做的，是从另外方面来做实那条失控警犬的故事。当然，淇淇……她是叫这名字吧……淇淇要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掉。在检察长实行这个计划之后，就不能再让她有机会来证明她的能力了。

罗纳里德检察长握着淇淇主人的一个把柄，几年前，淇淇的主人被怀疑在7—11便利店利用职务之便行窃。警察的职业生涯不应该为了一块没有付钱的松饼而终结，罗纳里德认为，他悄悄地帮他消了这个案子。不过现在，是时候让他来还债了。

“再见，淇淇。”康尼·罗纳里德检察长说，很长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在这条沿着欧洲二十号高速公路去往东北方向埃斯基尔斯蒂纳的路上。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省警察厅厅长本人打来的，从里加传来的尸检及身份认定报告刚刚落到了他的桌上。

“他们确认，那具在报废汽车里被压扁的尸体确实是赫因肯·霍尔腾的。”警察厅长说。

“太好了！”罗纳里德检察长说，“你打来电话真是太好了！你能帮我转接一下分机吗？我要跟鲁尼·贝克曼说话，就是那个驯狗的，你知道的……”

敲钟人庄园的朋友们挥别了罗纳里德检察长，在阿朗的提议下回到了餐桌旁。现在，阿朗说，有一个问题要调查清楚。

会议一开始，阿朗先是问阿隆松探长，他对罗纳里德检察长刚才得到的那些信息是否有意见。现在他们几个要开会了，探长也许更愿意出去散个步？

阿隆松回答说，他觉得他们的叙述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清楚完整的。就探长而言，他的工作结束了，如果他们愿意让他继续坐在这里，他非常愿意。另外阿隆松自己也远不是无罪的，阿隆松说，在这个案子中，他既不打算扔下第一块石头，也不打算扔下第二块石头。

“另外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不要告诉我那些我不想听到的事情，就算你们刚刚告诉罗纳里德的信息可能还有另外的版本。我是说……”

阿朗保证，他和其他人都愿意帮探长这个忙，他还补充说，欢迎朋友阿隆松一起坐到桌子旁开会。

朋友阿隆松，阿隆松心想，在这些年的工作中，他树立了很多敌人，却没有一个朋友。而此刻，他真的觉得自己找到了朋友！于是他说，如果阿朗和大家愿意让他加入他们的友谊，他会非常自豪和高兴。

阿朗回答说，在他漫长的人生中，他跟牧师和总统都做过朋友，而直到现在才跟一个警察交上了朋友。因为朋友阿隆松完全不想知道太多的事情，阿朗便向他保证，不会告诉他他们所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为了友谊的缘故。

“所有的钱？”阿隆松探长问。

“是的，”阿朗说，“你知道那个旅行箱吧？在装进真皮的超薄《圣经》之前，里面满满地装着五百克朗的纸币。大约有五千万克朗。”

“他妈的原来是这样……”阿隆松探长说。

“是的，你想骂就骂吧。”美女说。

“如果你想马上喊人来的话，我建议你喊耶稣。”阿布说。

“五千万克朗？”阿隆松探长说。

“去掉路上花费的一部分费用，”阿朗说，“现在我们得研究一下持股比例了。这事儿留给你来说，狗鱼。”

佩尔—龚纳·狗鱼·耶丁挠了挠耳朵，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他希望朋友们和那些钱在一起，他们也许可以一起去度假，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别无所求了，只想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坐在阳伞下，喝上一杯上面插着雨伞的饮料。另外狗鱼知道，阿朗也有相同的意向。

“不过不要雨伞。”阿朗说。

尤里乌斯说，他同意阿朗的观点，在威士忌上面插一把雨伞，不属于生活的必需，尤其是当你已经坐在一把阳伞下面了，并且天空蔚蓝、阳光普照的时候。不过朋友们也许不必为这件事争吵。一起度假这主意听起来非常不错！

阿隆松探长羞涩地笑了笑，他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包括在他们之内。本尼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一把抓住探长的肩膀，巧妙地询问这位警察局的代表希望度假时喝的饮料是什么样子的。探长的心头燃起了亮光，正要回答，这时美女却让气氛僵住了：

“我不会离开宋娅和博思特一步！”

然后她沉默了一秒钟，补充道：

“带上我，该死的。”

对本尼来说，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美女一步，所以他立刻失去了信心。

“另外我们中的一半人都无法出示有效的护照。”他叹气道。

但阿朗却只是平静地对狗鱼表示了感谢，感谢他慷慨地决定用最好的方式来对旅行箱里的钱进行分配。他认为度假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最好是去几千公里外的地方，离爱丽丝小姐越远越好。只要团里的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件事，那么肯定可以找到对每个人和动物的签证不是那么严格的交通工具和旅行目的地。

“你觉得我们怎样把一头五吨重的大象带上飞机？”本尼灰心地说。

“我不知道，”阿朗说，“但只要我们往积极的方面想，就一定可以搞定这件事。”

“我们中的好几个人甚至都没有有效的护照，这个怎么办？”

“我说了，只要我们往积极的方面想。”

“我个人觉得，宋娅的重量应该不会到5吨，也许是4吨半吧。”美女说。

“看到了吧，本尼，”阿朗说，“这就是我说的，要往积极的方面想。这个问题一下子减轻了1吨。”

“我也许有个主意。”美女继续说。

“我也是，”阿朗说，“我可以借一下电话吗？”

第二十六章　1968年至1982年

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罗夫市居住和工作，那里距莫斯科大约三百五十公里。

萨罗夫是一座秘密的城市，几乎比秘密的赫顿还要秘密。它甚至都不能再叫萨罗夫了，而是得到了一个太过浪漫的名字：阿尔扎马斯—16。此外这座城市在所有的地图上都被擦掉了。萨罗夫既存在又不存在，这取决于人们说的是现实还是别的什么。有点像1953年以后那几年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样，只是情况正好相反。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着，不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无论谁都不能进出。那些拥有美国护照、跟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相关的人，甚至都无法靠近它的周边。

中央情报局人员瑞安·赫顿花了几周时间，教会了学生阿朗·卡尔松间谍的启蒙知识，然后阿朗被安排到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以艾伦·卡松的名字工作，头衔是模糊的行政人员。

让秘密的赫顿感到尴尬的是，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他打算让阿朗·卡尔松接近的那个物体，是无法到达的，它被关在铁丝网的后面，在一座戒备如此森严的城市里，它甚至都不能叫它本来的名字，也不能出现在它原本存在的位置。

秘密的赫顿向阿朗抱怨了这个错误，但是他补充说，卡尔松先生肯定能想出什么建议。波波夫肯定会时不时地造访莫斯科，对于阿朗来说，只需弄清楚波波夫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请卡尔松先生原谅，”身处法国首都的赫顿在电话里说，“我写字台上有些其他东西要处理。祝您好运！”

然后秘密的赫顿挂断了电话，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了他的那堆烂事上面。那是关于一年前中情局支持的希腊军事政变的情况反馈。就像后来很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份情报没有落在它应该去的地方。

阿朗这边，他没有更好的主意，只好每天坚持步行去莫斯科市立图书馆，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阅读日报和杂志。他希望能偶然发现一篇关于波波夫即将在围绕着阿尔扎马斯-16的铁丝网外面现身的报道。

但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类似的新闻并没有出现。相反，阿朗倒是能读到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122]遭遇了跟他哥哥同样的命运，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请求苏联整顿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样的新闻。

接下来有一天阿朗注意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有了继任者，他叫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但是因为大使馆的津贴每个月继续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阿朗觉得他最好继续寻找波波夫。如果他们希望有什么改变，那么秘密的赫顿应该会跟他联系的。

从1968年来到了1969年，春天正在慢慢走近。阿朗在图书馆里无止境地翻阅报刊的时候，读到了一条有意思的新闻：维也纳大剧院要来莫斯科大剧院做访问演出，由佛朗哥·科雷利[123]担任男高音，瑞典国际巨星比尔伊特·尼尔森[124]出演《图兰朵》。

阿朗挠了挠他重新剃掉了胡须的下巴，想起了他和尤里第一次，也是迄今以来唯一的一次完整待在一起的晚上。半夜里，尤里突然唱起了一首咏叹调，他唱的是《今夜无人入睡》！没过多久，他就因为酒精的缘故睡着了。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

阿朗是这样想的：一个能在几百米深的潜水艇里把普契尼[125]的《图兰朵》唱得那么好的人，大约不会错过维也纳大剧院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的相同剧目吧？尤其是这个人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小时车程。此外他得过那么多荣誉，要想在观众席上获得一个位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也可能会错过。这样的话，阿朗就只好继续每天去市立图书馆了。比这更糟的是无事可做。

阿朗估且认为尤里将会出现在剧场外面，届时他只需站在那里，说一声“感谢你上次的招待”，然后这事就完成了。

也许还没完。

实际上，是根本没完。

1969年3月22日晚上，阿朗战略性地站在了莫斯科大剧院入口处的左侧。他的想法是，当尤里经过此处走进剧场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他可以认出尤里来。可问题是，所有的观众看上去差不多都一模一样。男人都是黑色西服外面套着黑色大衣，女人都是在黑色或棕色的皮草里穿着连衣裙。他们全都是两个两个地到来，飞快地从寒冷的室外走进温暖的剧场，走过阿朗面前——他就站在那宏伟楼梯的最高一级台阶上。昏暗之中，阿朗究竟怎样才能把一个他二十一年前见过两天的面孔挑出来？除非他的运气好得令人发指，能让尤里把他给认出来。

不，阿朗没有遇上这样的运气。当然也远无法确定尤里·鲍里索维奇和他假定的伴侣现在就在这剧院里面，但是如果他在里面的话，就意味着他从他的老朋友面前几米远的地方经过了，而没有发现他。那么阿朗该怎么办？他高高地站在那里，想道：

“如果你刚刚进了剧场，亲爱的尤里·鲍里索维奇，那么可以肯定，几个小时后你将会从同样的门里出来。但那时你看起来就会跟其他人一样，正如你走进去的时候那样。所以我还是找不到你。只能由你来发现我了。”

就这样吧。阿朗回到了他在大使馆的那间小办公室，做了番准备，然后在卡拉夫王子将图兰朵公主的心融化之前，早早地回到了剧院。

阿朗在秘密的赫顿那里接受培训时，被重复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谨慎。一名成功的特工，一定不能在自己的周围制造喧嚣，不能让自己引起注意，要融入所处的环境，以很小的动静从事活动，以使得自己几乎不被人发现。

“卡尔松先生明白了吗？”秘密的赫顿说。

“当然，赫顿先生。”阿朗回答道。

比尔伊特·尼尔森和佛朗哥·科雷利被观众喊得返场了二十多回，演出大获成功。所以又耽搁了好一会儿，观众们才开始起身，看上去长得一个样子的人们，又从台阶上鱼贯而下。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场景：站在最下面那级台阶中央的一个男人，双手在空中举着一块自己做的木牌子，上面写着：

我是阿朗·伊曼纽尔

阿朗·卡尔松当然明白秘密的赫顿说的这些话，他只是没有尊重这些教诲。赫顿身处的巴黎现在多半是春天，可莫斯科却又冷又黑。阿朗冷得发抖，现在他只希望能有个结果。一开始他打算在牌子上写尤里的名字的，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实施这种欠考虑的行为时，还是应该写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人的。

拉里萨·亚历山德列夫娜·波波夫，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的妻子，满怀爱意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对他刚刚跟她分享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表达了第五遍感谢。比尔伊特·尼尔森完全就是玛丽亚·卡拉斯[126]！还有座位！第四排，位于正中。拉里萨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另外今晚她和丈夫要住在酒店里，她不用回铁丝网后面那个可怕的城市去了，哪怕一天也好。这将是一个浪漫的两人之夜……只有她和尤里……然后也许来一场……

“对不起，亲爱的。”尤里停在了剧场门外最高的那级台阶上，说道。

“怎么了，亲爱的？”拉里萨不快地问。

“不……没事……可是……你看见下面举着牌子的那个男人了吗？我得好好看看……这不可能……但我必须要……可他已经死了啊！”

“谁死了，亲爱的？”

“来！”尤里说着，拉着妻子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

尤里在距离阿朗三米的地方停住了，试着让脑袋弄明白眼前看到的事情。阿朗发现了这位傻傻盯着他的昔日朋友，放下牌子，说：

“她演得还好吗，比尔伊特？”

尤里还是没有说话，但他的妻子在丈夫的耳边小声问，这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死了的那个男人。阿朗替尤里回答说，他没有死掉，但是非常冷，如果波波夫夫妇想确保他不会被冻死，那么最好立即带他去一家餐馆，这样他可以喝点伏特加，也许再来点饭菜。

“真的是你……”尤里终于说出了口，“可是……你会说俄语……？”

“是的，就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我立刻参加了一个俄语班，学了五年，”阿朗说，“那所学校名叫古拉格。来点伏特加如何？”

尤里·鲍里索维奇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二十一年前，他并非出于情愿地将这位瑞典原子弹专家骗到莫斯科继而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这位瑞典专家多半在一场大火中丧了命（所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苏联人都知道这场大火）——如果他能侥幸活到那个时候的话。二十一年来，他的心灵一直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尤其是当他想到他跟阿朗、跟阿朗所持的那种无边无际的实证主义哲学是那样的一见如故，便更觉得心痛。

现在，尤里·鲍里索维奇站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外面，从温暖的歌剧演出中出来，站在零下十五度的寒冷中……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没有死。他一直活着。此刻，他就站在尤里面前，站在莫斯科城中央，说着俄语！

尤里·鲍里索维奇跟拉里萨·亚历山德列夫娜结婚四十多年了，他俩在一起非常幸福。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彼此都非常信任对方。无论好的坏的他们都会一起分享和分担，尤里曾不止一次地在妻子面前表达过他对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命运的悲伤。而现在，正当尤里短路的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拉里萨·亚历山德列夫娜已经下达了指令：

“依我的理解，这位就是你以前的朋友，那个你间接地把他送向了死亡的人。这样吧，亲爱的尤里，我们就照他的愿望，立刻带他去餐馆，给他弄点伏特加来喝，别让他真的死了，你看如何？”

尤里没有回答，但他点了点头，任凭他妻子拉着他坐进了等在那里的豪华轿车，并让他坐在他那位濒死的朋友身边，然后他妻子向司机下达了开车的命令：

“普希金餐厅，谢谢。”

大口喝下两杯之后，阿朗的身子才解了冻，然后又喝了两杯，尤里才恢复了人的知觉。其间，阿朗和和拉里萨还互相认识了一下。

尤里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意识，让震惊的情绪过渡到了高兴（“现在我们得庆祝一下！”）。阿朗觉得，是时候直抒胸臆了。如果有话要说，干脆直说好了。

“你来干间谍怎么样？”阿朗说，“我本人就是间谍，干这行其实非常刺激。”

刚喝进第五口酒的尤里被呛了一下，把酒喷到了餐桌上。

“间谍？”趁丈夫咳嗽的时候，拉里萨问道。

“是的，或者叫特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

“太有趣了！继续说，亲爱的阿朗·伊曼纽尔。”

“不，别说了，阿朗，”尤里一边咳一边说，“别说了！我们不想知道更多的事！”

“别说傻话，亲爱的尤里，”拉里萨说，“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肯定得让你的朋友讲讲他的工作。继续，阿朗·伊曼纽尔。”

阿朗继续往下说，拉里萨津津有味地听着，而尤里却把脸埋进了手掌。阿朗讲到了他跟约翰逊总统和来自中情局的秘密的赫顿共进晚餐，讲到了第二天与赫顿的会面，赫顿建议阿朗去莫斯科，调查苏联导弹的进展情况。

阿朗觉得，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选择是留在巴黎，这样的话他每天都得忙于防止大使和她的丈夫祸从口出，制造外交危机。因为阿曼达和赫伯特是两个人，而阿朗分身无术，不可能同时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他接受了秘密的赫顿的建议，这听起来更容易对付一些。另外一想到这么多年后又能见到尤里了，这也让他很高兴。

尤里仍然用手捂着脸，一只眼睛却从手指的缝隙中看阿朗。尤里听到了赫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没？尤里记得他，在被绑架后，赫伯特被贝利亚送去了改造营，他在那里幸存了下来，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是的，阿朗确认道，然后简短地讲述起他跟赫伯特一起度过的二十年。讲到了赫伯特一开始一心想死，可是当他最后真的死了的时候——去年十二月，七十六岁的他突然离世——他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念头。他身后留下了一个成功的妻子，驻巴黎的外交官，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自法国首都的最新消息说，赫伯特去世后，他们家人过得很好，爱因斯坦夫人成了政要中最受欢迎的人物。虽然她的法语极其糟糕，但这也成了她个人魅力的一部分，因为这让她显得是在故意说玩笑话，而非真的是那个意思。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跑题了，”阿朗说，“你忘了回答我的问题，你不想成为间谍吗，改变一下人生？”

“可是亲爱的阿朗·伊曼纽尔，这是不可能的！我为祖国作的贡献，让我在苏联现代历史上得到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荣誉。让我当间谍，这完全没有可能！”尤里说着，把第六杯酒举到了嘴边。

“别这么说，亲爱的尤里。”拉里萨的这句话，让丈夫的第六杯酒遭受了跟第五杯一样的命运。

“你就不能把你的酒喝下去，而不要喷到别人身上吗？”阿朗友好地问。

拉里萨·波波夫继续管自己说话，而她的丈夫又回到了用手捂住脸的状态。拉里萨说，她本人和尤里都快六十五岁了，他们到底有什么可感谢苏联的？是的，她丈夫看起来是很不错，被授予了三重荣誉，这也让他们在看演出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票。可是其他呢？

拉里萨没等丈夫回答，而是继续说了下去。她说他们两人都被关在阿尔扎马斯—16里面，光是这座城市的名字就让人感到沮丧。而且，还被铁丝网包围着。是，拉里萨知道他们可以自由进出但是现在请尤里别打断他，因为拉里萨还远远没有说完。

尤里到底是为了谁而终日劳碌？先是为斯大林，他的脑子有点不太正常。然后是赫鲁晓夫，唯一能表明这个男人还有点人情味的标志，也许就算是处死贝利亚元帅了吧？而现在是勃列日涅夫——他身上有一股臭味！

“拉里萨！”尤里·鲍里索维奇惊恐地大喊道。

“你别坐在那里喊我拉里萨，亲爱的尤里。勃列日涅夫身上有股臭味这是你自己说的。”

她继续说，阿朗·伊曼纽尔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最近她感到越来越难过，想到自己就要死在铁丝网的里面，就要死在一座官方并不存在的城市里。拉里萨和尤里死后能得到真正的墓碑吗？为了安全起见，墓碑上是不是需要用代码语言？

“这里躺着X先生和他忠诚的妻子Y。”拉里萨说。

尤里没有回答。他亲爱的妻子说的也许有点道理。现在，拉里萨最后要说的是：

“那么，为什么不和你的朋友一起当几年间谍呢？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逃往纽约，到了那里，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大都会歌剧院看演出。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生活，亲爱的尤里，在我们死之前。”

尤里只好顺从地往下听。阿朗接着介绍起了整件事情的背景细节。如前所述，他绕了好多道弯，在巴黎遇见了赫顿先生，看起来，他是一个跟前总统约翰逊走得很近的人，另外他在中情局里有着很高的地位。

当赫顿听说阿朗曾经认识尤里·鲍里索维奇，另外尤里可能欠着阿朗一个人情的时候，赫顿设计出了一个计划。

阿朗没有仔细去听这个计划中都有哪些全球政治方面的内容，因为是这样的，一听到别人谈论政治，阿朗就不听了，脑子仿佛自动就断开了。

这位苏联核物理专家已经恢复了知觉，他点了点头，表示想起来了，政治也不是尤里喜欢的领域，一点也不。当然，他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在他身上入脑入心。可如果有人要请他发表一下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法，他就有问题了。

不过阿朗还是继续往下说，试图忠实地还原出秘密的赫顿的原话。他肯定说到了苏联，不是苏联要用核武器攻击美国，就是苏联不会用核武器攻击美国云云。

尤里又点了点头，说应该就是这个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这是人们的逻辑。

接下来据阿朗回忆，为中情局效力的赫顿对苏联攻击美国将会造成的后果表达了不安。因为即便苏联的核武库还没有大到可以一次性摧毁美国的地步，但赫顿觉得这已足够可怕。

尤里·鲍里索维奇第三次点了点头，说如果美国被毁灭了，美国人民确实应该感到可怕。

至于赫顿最后如何让两边达成平衡，这个阿朗不能说。出于某种原因，他还是想知道苏联的核武库是什么样子的；等他详细了解后，他可以建议约翰逊总统开始跟苏联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尽管现在约翰逊已经不是总统了，那样的话……不，阿朗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政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它不仅仅只是毫无必要的，在某些时候它还是非常复杂的。

虽然尤里是苏联核武器项目在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但他知道这个项目的一切，包括战略、地理和军力。然而在为苏联核项目服务的二十三年间，他从没想过——也不需要去想——一丝一毫政治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对尤里、对尤里的健康都特别好。这些年里，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领袖，以及贝利亚元帅。能活这么久，能一直保持在高位，这种福气是很多权力场上的人所没有的。

尤里知道拉里萨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退休金，在黑海边有了一栋乡间别墅——她的无私程度比以前更高了。但是她从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所以现在尤里越发听她的话了。她说：

“亲爱的，亲爱的尤里，让我们跟阿朗·伊曼纽尔一起，先为地球的和平作一点贡献，然后让我们搬去纽约。你的那些奖章，就让勃列日涅夫拿回去塞屁股吧。”

尤里屈服了，对这一揽子计划说了“好”（除了用奖章塞屁股之外），尤里和阿朗随即达成共识：其实尼克松总统应该不必听真话，而是要听能让他高兴的话。因为一个高兴的尼克松能让勃列日涅夫高兴，而如果他俩都高兴了，也许就不会有战争了？

阿朗刚刚在公众场合通过举牌子的方式招募了一位新的间谍，在这个有着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监控系统的国家里。这天晚上，一位军方情报系统的队长和一位非军方的克格勃主管也在莫斯科剧院里，和他们各自的夫人一起看演出。跟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两位也都看见了站在楼梯最下面的那个举着牌子的男人。这两人都在情报部门干了太久，以至于他们都没有给正在工作的同事发警报，因为他们认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亮明旗帜的。

没有人会那么傻。

此外还有至少五六个或多或少经过专业培训的克格勃和苏联情报局信息员散布在那家餐厅里，也就是当晚阿朗完成招募工作的那家餐厅。在九号桌那里，有个男人在往饭菜里喷伏特加酒，用手捂着脸，挥舞着胳膊，眼睛朝天看，忍受着妻子的谩骂。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俄国人的举止，不值得进行记录。

于是，一个在政治上聋的美国特工，就这样被允许跟一个在政治上瞎的苏联核武器主管一起，编造起全球和平战略来——而克格勃和苏联情报局都没有制止。当美国中情局的欧洲主管——身在巴黎的瑞安·赫顿得到答复说，招募工作已经完成，很快就将开始提供情报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这个卡尔松刚开始肯定是装的，他其实早就是个很专业的特工了。

莫斯科剧院每年都会对它的全部剧目做三四遍更新，此外，每年至少有一次访问演出，就像维也纳剧院来访那样。

于是阿朗和尤里·鲍里索维奇每年都有五六次机会，在尤里和拉里萨的酒店房间里极为谨慎地见面，以编造合适的核武器信息，输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把虚构与现实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些信息在美国人看来，既可信，又令人鼓舞。

阿朗的情报引发的一个后果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尼克松总统的工作人员开始跟莫斯科方面接洽，以期召集一次峰会，讨论双方的裁军问题。尼克松觉得很有把握，因为美国属于实力较强的这一边。

另一边，勃列日涅夫主席其实并不排斥裁军协议，因为他的情报说，苏联是两边实力较强的那一国。让事情横生枝节的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处的一位清洁工把一些奇怪的信息卖给了苏联情报局。她得到了寄自中情局巴黎办公室的文件，这些文件暗示，中情局在苏联核武器项目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可问题是，后来的信息就对不上了。如果尼克松根据一位苏联臆想狂寄给中情局巴黎办公室的那些信息而产生了裁军的想法，勃列日涅夫当然不会反对。但是这整件事情太复杂了，得好好想想。不管怎样，都得把这个臆想狂找出来。

勃列日涅夫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叫来了他的核武器技术主管——坚定不移的忠诚的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请他分析一下美国人得到的错误信息会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因为即便美国中情局对苏联核武器容量做了过低的评价，但是这些陈述还是足以引发问题。所以他需要波波夫的专业帮助。

波波夫读着他自己和朋友阿朗一起编造的信息，耸了耸肩。这个，波波夫觉得，任何一个学生在图书馆翻阅文献之后都可以写得出来。勃列日涅夫同志根本无需担心，允许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对此发表观点又能怎样？

好吧，这就是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请尤里·鲍里索维奇来的原因。他衷心感谢他的核武器技术主管的帮助，并请转达对拉里萨·亚历山德列夫娜——尤里那位迷人的妻子的问候。

就在克格勃毫无意义地对苏联两百家图书馆中有关核武器的文献进行分散监控的同时，勃列日涅夫接着想，他该如何应对尼克松非官方的建议呢。直到有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尼克松收到了C国的访问邀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C国朋友在这之前刚刚彻底闹翻，说让对方见鬼去吧，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威胁：C国和美国将建立一个针对苏联的可怕的联盟。这种事情决不能发生！

于是第二天，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接到了一份官方的邀请，邀请他访问苏联。为了这次访问，开展了艰苦的幕后工作，最后当一项接着一项工作完成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不仅握了手，而且还签署了两份单独的裁军协议，一份是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反导协议），另一份是关于战略武器的（战略武器协议）。因为他们是在莫斯科签的字，尼克松也借机跟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位特工握了手，就是他令人钦佩地向尼克松提供了苏联核武器容量的信息。

“不客气，总统先生，”阿朗说，“不过现在您不打算请我吃顿晚饭吗？通常他们都会这样做的。”

“谁？”总统吃惊地说。

“呃，”阿朗说，“就是那些感到满意的人……佛朗哥、杜鲁门、斯大林……他其实只请我吃了面条……不过当时已经很晚了……另外回想起来，从瑞典首相埃兰德那里我只得到了咖啡。其实也不算差，因为那会儿正是定量配给的年代……”

真幸运，尼克松总统被及时告知了这位特工的过往史，于是他保持镇定地说，很遗憾，他可能没有时间跟卡尔松先生一起吃晚饭了。但他补充道，美国总统可不愿比瑞典首相更差，所以喝杯咖啡肯定还是可以的，再加一杯威士忌。两个同时来好了，如何？

阿朗感谢总统的邀请，问如果他不要咖啡，有没有可能改成两杯威士忌。尼克松回答，美国的财政预算应该足够请他既喝到两杯威士忌又喝到一杯咖啡。

两位先生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小时。至少愉快到足以让阿朗能够忍受尼克松总统执意要谈政治的行为。这位美国总统询问起这场政治游戏是怎样在印度尼西亚上演的，阿朗详细讲述了如何能够进入印度尼西亚政界，但没有提到阿曼达的名字。尼克松总统认真地聆听，看起来若有所思的样子。

“有意思，”他说，“很有意思。”

阿朗和尤里对彼此都很满意，对事件的发展也很满意。克格勃和情报局似乎也平静了下来，没有再追查那个间谍，阿朗和尤里觉得这很好。或者就像阿朗说的那样：

“没有了两个杀人组织跟在身后，比有他们跟在身后要好。”

他还补充说，他俩不必花太多时间在克格勃、情报局和其他所有他们反正无能为力的机构上面。现在更应该想想给秘密的赫顿和他的总统的下一份情报报告该怎么写。“堪察加半岛上的中程武器仓库里放着一大堆废铜烂铁”，这个也许可以进一步发挥一下？

尤里大赞阿朗完美的想象力，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编造出了报告。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吃饭、喝酒和聊天了。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一切感到满意，直到他不再拥有这一切。

美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这位总统，1972年11月，在一片欢呼声中，再次选举他为总统。尼克松在四十九个州获得了胜利，乔治·麦戈文只赢得了一个州的选票。

可是这一切却急转直下变得糟糕起来，而且越来越糟。最后，尼克松不得不做了一件其他美国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他被迫辞职了。

阿朗在莫斯科市立图书馆里所有可以读到的报刊上都读到了所谓“水门事件”的报道。所有的所有归纳起来就是尼克松骗税、接受非法竞选捐赠、下令进行秘密的轰炸、抓捕政敌、从事入室盗窃、窃听等活动。阿朗心想，尼克松总统肯定是在那次喝酒聊天的时候，受到了这方面内容的影响。于是他对着报纸上的尼克松照片说：

“你应该在印度尼西亚从政，在那里你可以走得很远。”

一年又一年过去。尼克松被杰拉尔德·福特取代了，而杰拉尔德·福特又被吉米·卡特取代了，而勃列日涅夫却一直在那里，就像阿朗、尤里和拉里萨一样。他们三个继续着每年五六次的见面，每一次都同样开心。见面的结果总是编造出一份恰到好处的涉及苏联核武器战略当前状况的报告。这些年里，阿朗和尤里选择对苏联核武器的容量进行越来越多地淡化，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会让美国人更加满意（显然，不管是哪个总统），从而使得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令人愉快。

可是哪里会有永久的愉快呢。

一天，就在第二阶段战略武器协议刚签完字不久，勃列日涅夫想象着阿富汗需要他的帮助，于是他把自己的精锐部队派去了那里。没过多久，那些士兵不慎打死了在位的阿富汗总统，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别无选择，只好自己任命了一位阿富汗总统。

卡特总统当然嫉妒勃列日涅夫（至少是这样），当时第二阶段战略武器协议上的墨水都还没有干。于是卡特对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另外还增加了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原教旨主义“圣战者”游击队的秘密支持。

卡特没能来得及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随后罗纳德·里根接替了他。对于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那个老家伙，罗纳德·里根要强硬得多。

“那个里根似乎非常愤怒。”阿朗对尤里说。这是新总统上台以来，这两位特工和间谍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是的，”尤里回答说，“很快，我们报告的苏联核武库容量就不能再往下降了，因为再往下降，就什么都不剩了。”

“那我建议我们反着来，”阿朗说，“这肯定会让里根的反应稍稍缓和一点，你看着吧。”

于是这份通过在巴黎的秘密的赫顿寄到美国的最新间谍报告，便讲到了苏联针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而制定的耸人听闻的进攻计划。阿朗的想象力一路飞上了太空。在那里，阿朗编造道，苏联设想让他们的火箭能够射中地面上任何一处美国企图用来实施进攻的设施。

由此，在政治上聋的美国特工阿朗，和他那位在政治上瞎的俄国核武器主管朋友尤里，为苏联的瓦解奠定了基础。阿朗提交的情报让罗纳德·里根感到头晕，他立刻启动了“战略主动防御”，也叫作“星球大战”。关于这个项目的描述——带有激光发射的火箭——几乎是阿朗和尤里几个月前在莫斯科的一间酒店房间里编造出来的故事的翻版，而之所以能编造出这个故事，他们自己认为，是喝伏特加酒喝醉了的结果。美国用于核武器的防卫预算也因此跟着飞上了天。苏联试图应战，但却没有经济实力，与之相反的是，苏联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至于是因为受了美国新的军事攻势的惊吓，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不好说，但是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发心脏病去世。第二天晚上，阿朗、尤里和拉里萨进行了一次交换情报的会面。

“现在难道不该结束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情了吗？”拉里萨问。

“是的，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些胡说八道吧。”尤里说。

阿朗点头表示同意，一切都该有个了结，首先是那些胡说八道。这也许是老天爷给的一个信号，趁着勃列日涅夫的尸体即将开始发臭，他们应该撤退了。

他补充说，他打算第二天早晨就给秘密的赫顿打电话，为美国中情局服务了十三年半，应该够了。至于他们所提供的情报绝大部分都是编造出来的，这个他当然不会说。他们三个都认为，还是让这件事成为一个秘密吧，不必让秘密的赫顿和他那易怒的总统知道。

现在美国中情局应该负责把尤里和拉里萨带去纽约，这个他们之前承诺过的。而阿朗自己则在考虑，应该回老家瑞典看看那里怎么样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秘密的赫顿信守了诺言。尤里和拉里萨借道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去了美国。他们在曼哈顿西64号大街上有了一套公寓，每年会得到一笔大大超过夫妇俩需求的俸禄。这对于中情局来说也不是特别昂贵的事情，因为1984年1月，尤里在睡梦中去世了，三个月后，他的拉里萨也去世了，因为思念过度。两人都是七十九岁，他们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是1983年，那一年，大都会歌剧院举办了百岁庆典，为这对夫妇留下了一连串难以忘怀的美好经历。

另一边，阿朗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收拾好了行李，通知美国使馆行政处，他准备就此离开了。直到这时秘书才发现，这位叫艾伦·卡松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他工作的十三年零五个月中，除了基本生活津贴以外，什么都没得到。

“您没注意到您没拿到工资吗？”秘书问阿朗。

“没有，”阿朗说，“我吃得很少，而喝酒又很便宜。我觉得我的钱够用了。”

“十三年都是这样？”

“是的，想想看，时间过得真快。”

秘书奇怪地看着阿朗，然后保证，只要卡松先生——不管他实际上叫什么名字——一去美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报到，他们就会立刻通过支票支付他的工资。

第二十七章　2005年5月27日星期五至6月16日星期四

阿曼达·爱因斯坦仍然活着。她八十四岁了，住在巴厘岛上一间豪华酒店的套房里，那家酒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她的大儿子阿朗。

阿朗·爱因斯坦五十一岁，特别聪明，就像比他小一岁的弟弟一样聪明。就在阿朗成为经济学家（是认真的），后来又成为酒店管理者（这家酒店是他四十岁时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生日礼物）的时候，他的弟弟正投身于工程师事业。他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他极其认真。他在印度尼西亚一家处于领先地位的石油公司里获得了一份工作，任务是保证产品的质量。他的错误在于，他真的那么做了。突然之间，公司的那些中层领导在向别人推荐维修业务的时候，再也无法在暗地里赚各种黑钱了，因为人们不再需要维修。该石油公司的效益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而他成了这家康采恩集团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当同事们的欺负上升为直接的人身威胁时，小爱因斯坦觉得受够了，转而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找了份工作。很快，他也提高了那里的生产效率，而印度尼西亚的那家康采恩，在众人的期盼下，又退回到了原先的水平。

阿曼达对她的两个儿子无比自豪。但是她不明白，兄弟俩怎么可能这么聪明。赫伯特曾经说过，在他的家族里有某种优质基因，但她不记得他说的优质基因指的到底是什么了。

不管怎样，当阿曼达接到阿朗电话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她向他和他所有的朋友表示了问候，并衷心欢迎他们来巴厘岛。她说她会立刻跟小阿朗讨论这件事，如果酒店客满的话，他得把一些其他的客人踢走。她还要给阿布扎比的二儿子打电话，命令他回来休假。是的，他们当然要在酒店里招待他们喝饮料，既可以插雨伞也可以不插。对了还有，阿曼达保证她不会参与服务工作。

阿朗说，他们很快就会一起过来。最后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他认为地球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像阿曼达这样，拥有这么有限的智商，却能坐到那么高的位子。阿曼达觉得他把她说得太好了，以至于她都快要哭了。

“你们快来，亲爱的阿朗。快点来！”

这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罗纳里德检察长就伤心地向大家通报了警犬淇淇的事。她曾指出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的那台巡道车上存在过死尸，这个线索引起了检察长方面的一系列推测——按照警犬的指示，这些推测是正确的，但可惜，事实上是错的。

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在那之前，这条警犬其实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因此她的指示是不能相信的。简言之，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存在过什么尸体。

另外检察长刚刚得知，这条警犬已经死了，检察长认为，这是驯狗师做出的一个明智决定（其实淇淇，她已经换了个新名字，正在去往海里叶道伦[127]狗主人的哥哥那里，这件事检察长是不会知道的）。

接下来罗纳里德检察长请大家原谅，埃斯基尔斯蒂纳警察局忘了告诉他Never Again走上了传播福音这个新的、无上崇高的方向。如果早知是这样，检察长肯定会根据调查的进展，做出跟现在不同的指示。检察长之所以得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基于一条疯狗，另一方面是基于警察局所提供的——错误的——信息。这一点罗纳里德检察长愿意，以警察局的名义，进行道歉。

至于在里加找到的那具亨利·赫因肯·霍尔腾的尸体，警方肯定会展开一宗新的谋杀调查。而同是命案，本特·博尔特·比隆德的那宗已经结案了。至少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比隆德加入了驻外军团。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是采用假名录取的，所以这件事没办法进行核实。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非常肯定地确认，几天前比隆德成为了吉布提市中心一起恐怖暴行的遇难者之一。

检察长详细介绍了各位当事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当场展示了那本当天早些时候他从阿布·永贝里那里得到的超薄《圣经》。等他介绍完之后，记者们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阿朗·卡尔松和他的同伴，以获得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罗纳里德检察长对此无可奉告（让那个老不死的家伙坐下来跟媒体代表谈论丘吉尔或别的什么上帝才知道的话题，检察长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记者们把焦点对准了赫因肯·霍尔特。他疑似遭到了杀害，而之前被怀疑的那些凶手现在已经排除了嫌疑。那么是谁杀害了霍尔特？

罗纳里德之前还希望这件事能被人们忘记呢，现在他只好强调，等新闻发布会一结束，就会立即展开调查。他请求让他下次再发布。

让罗纳里德检察长感到惊讶的是，记者们似乎对这个回答以及其他所有回答都很满意。罗纳里德检察长本人以及他的职业生涯都幸存了下来。

阿曼达·爱因斯坦请阿朗和他的朋友们赶紧去巴厘岛，这也完全符合朋友们的心愿。随时随刻，都可能有某个特别能干的记者找到敲钟人庄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发现这地方已经人去楼空。不过阿朗已经完成了他这方面的任务，跟阿曼达联系过了，剩下的就看美女的了。

离敲钟人庄园不远的地方，停着索特奈斯[128]空军联队，那里有可以轻轻松松吞进一头大象——甚至两头——的大力神飞机。那架飞机不止一次地从敲钟人庄园的上空呼啸而过，差点把大象的命都吓没了。美女由此想到了一个主意。

美女找到了索特奈斯基地的头头，但他实在太一本正经了。他要看所有的证明文件和许可证，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向一堆人和动物提供洲际运输帮助。比如，军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商业航空公司竞争，所以需要由农业部来证明他们不属于这种情况。另外中途至少需要经停四次，每个机场都会有兽医等着检查动物的状况。对于大象来说，每停一站，可能都要做不少于十二小时的休息。

“该死的瑞典官僚主义。”美女说着，转而打通了位于慕尼黑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电话。

在电话里，汉莎航空公司的人要热情得多。他们当然可以载上一头大象和一群旅客，他们可以去哥德堡郊外的兰德维特机场接，把大家一起送去印度尼西亚，唯一需要的是这头大象的所有权证明，并有一位有资质的兽医随行。当然还需要出示进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签证文件，包括旅客的签证文件和动物的签证文件。具备了这些前提，航空公司的管理部门应该可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期限内为他们安排行程。

“该死的德国官僚主义。”美女说着，转而直接给印度尼西亚打电话。

这花了一些时间，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有着五十一家不同的航空公司，远不是每一家都有会说英语的电话客服人员。但是美女没有放弃，最后她成功了。在巨港市[129]，位于苏门答腊岛上，有一家运输公司，他们愿意往返瑞典一趟，费用合理。他们有一架波音747飞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是他们刚从阿塞拜疆军队手里买来（幸运的是，这事发生在欧盟把印度尼西亚所有航空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在欧洲落地之前）。这家公司承诺，他们会安排去瑞典的行政手续，至于在巴厘岛降落的许可，需要客户自己去申请。兽医？为什么要兽医？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付钱。美女费尽了口舌，终于说服了航空公司接受瑞典克朗的现金支付——在他们抵达瑞典之后，但费用要比之前说的提高百分之二十。

就在这架印度尼西亚的波音飞机飞向瑞典的同时，几个朋友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本尼和尤里乌斯得到一个任务：伪造一些文书，可以用来在兰德维特机场热情的工作人员眼前晃一下；阿朗则保证搞定巴厘岛的落地许可。

在哥德堡郊外的机场，当然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本尼不仅带着伪造的兽医资格证，而且还能随意地喷出一些兽医技术方面的词组，再加上大象的所有权证明和健康证明，还有一大捆阿朗用印度尼西亚语签了字的、看上去很可信的文件，使得大家如愿以偿地上了飞机。因为朋友们还撒谎说，下一个目的地是哥本哈根，所以没有人问他们要护照看。

一起上路的有百岁老人阿朗·卡尔松，如今被宣布无罪的小偷尤里乌斯·延松，永远的学生本尼·永贝里，他的未婚妻——美女古妮拉·比约克隆德，她的两只动物——大象宋娅和阿尔萨斯犬博思特，本尼·永贝里的哥哥——刚刚皈依了宗教的食品批发商阿布，来自埃斯基尔斯蒂纳的、之前那么孤单的探长阿隆松，之前的犯罪团伙头目佩尔—龚纳·耶丁，还有耶丁的母亲，八十多岁的罗斯·玛丽叶，当年她儿子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的时候，她曾给他写过一封很不幸的信。

旅途用了十一个小时，中间没有做不必要的停留，当印度尼西亚的机长通知他们飞机即将进入巴厘岛国际机场的时候，大家的状态都很好。机长说，现在阿朗·卡尔松得把落地许可准备好了。阿朗回答说，机长只需在巴厘岛的塔台呼叫他们的时候通知他就行，其余的事情由阿朗来搞定。

“呃，现在他们已经呼叫我们了。”机长不安地说，“我该怎么回答？他们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他们会把我们击落的！”

“不会的。”阿朗说着，接过了机长的耳机和麦克风，“喂？是巴厘岛机场吗？”他用英语呼喊道，立刻得到回音说，如果他们不想招来印度尼西亚空军的话，就应马上亮明身份。

“我的名字叫美元，”阿朗说，“十万·美元。”

机场塔台一片沉寂。印度尼西亚机长和他的副驾驶钦佩地看着阿朗。

“这会儿那位空中交通管制员肯定在跟自己和身边的同事们算账了，这笔钱得多少人来分。”阿朗解释说。

“我知道。”机长说。

又等了几秒钟，塔台又说话了。

“喂，您在吗，美元先生？”

“在，是我。”阿朗说。

“对不起，不过您的名字是什么，美元先生？”

“十万，”阿朗说，“我是十万·美元先生，我希望得到降落你们机场的许可。”

“对不起，美元先生，我们听得不是太清楚，您能再说一遍您的名字吗？”

阿朗向机长解释说，空中交通管理员现在开始讨价还价了。

“我知道。”机长说。

“我的名字叫二十万，”阿朗说，“你们能放行让我们降落吗？”

“稍等片刻，美元先生。”空中交通管理员说着，征求了身边同事的同意，然后说：

“非常欢迎你们来巴厘岛，美元先生。很高兴你们降落在这里。”

阿朗对空中交通管理员表示了感谢，把耳机和麦克风递还给机长。

“您以前肯定来过这里。”机长说着，笑了起来。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国度。”阿朗说。

当巴厘岛国际机场的高层得知美元先生的多位同行者没有护照，而且其中一位的重量有将近五吨，有四条腿而不是两条后，搞定通关文件、居留许可以及提供给宋娅的合适的交通工具又花了五万元。不过落地一个多小时后，整队人马就已经到达了爱因斯坦家的酒店，包括宋娅，她跟本尼和美女一起，是坐着机场的配餐车来的（很遗憾，下午去新加坡的航班是不提供配餐的）。

阿曼达、阿朗和小爱因斯坦接待了他们，拥抱了好一阵子之后，客人们被带去了各自的房间。在这段时间里，宋娅和博思特得以在酒店圈起来的巨大花园里活动筋骨。阿曼达表示了歉意，对于宋娅来说，巴厘岛上没有太多的大象伙伴，不过她会想方设法从苏门答腊为她物色一个可能的男朋友。至于博思特的女朋友，他可以自己去找，岛上潜伏着好多漂亮的母狗。

然后阿曼达保证，到了晚上，会为大家安排一个盛大的巴厘岛宴会，她建议大家先去小睡一会儿。

所有人都听从了阿曼达的建议，除了三个人。狗鱼和狗鱼的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想要喝插着雨伞的饮料，而阿朗也是，只不过他不想要雨伞。

他们三个来到水边的躺椅上，舒服地坐了下来，等待他们刚刚在吧台点的饮料上来。

女服务员八十四岁了，粗暴地从酒吧侍者那里接过了活儿。

“这是给您的插着雨伞的红色饮料，耶丁先生。这是给您的插着雨伞的绿色饮料，耶丁妈妈。呃……等一下……你要的不是牛奶吗，阿朗？”

“我记得你承诺过不再当服务员了，亲爱的阿曼达。”阿朗说。

“我是骗人的，亲爱的阿朗，我骗你的。”

夜幕降临，朋友们聚在一起，享受由阿曼达、阿朗和M·爱因斯坦招待的、三道菜组成的晚餐。前菜是海鲜沙拉，主菜是香蕉叶烧鸭，餐后甜点是椰丝什锦糯米丸。他们给大家提供了充足的棕榈啤酒，只有本尼喝的是水。

在印度尼西亚土地上的第一个夜晚，既漫长又愉快。饭菜吃完了，紧接着大家开始喝香蕉利口酒，只有阿朗喝的是威士忌，本尼则要了杯咖啡。

阿布觉得，如此丰富美好的一天一夜，应该稍稍升华一下，于是他站了起来，引用起《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话来（“那些意识到自己精神需求的人是幸福的”）。阿布认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加善于倾听上帝以及上帝的学说。然后他双手合十，感谢上帝赐予他们如此不同寻常、如此美妙的一天。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变好的。”阿朗在阿布说完之后的一片沉默中说道。

阿布感谢了上帝，也许也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因为幸运在巴厘岛酒店里的这群乌合的瑞典人中持续并深化着。本尼向美女求了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该死的！就现在！”）。婚礼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八十岁的罗斯—玛丽叶·耶丁，教当地退休俱乐部里的人们玩“金银岛”游戏（但不至于让他们玩得太好，这样可以使她每天都有钱赢）；狗鱼整日躺在沙滩的阳伞下面，喝着带雨伞的饮料，那些饮料有着彩虹的所有颜色；阿布和尤里乌斯买了条渔船，然后他们就跟这条船形影不离了；阿隆松探长成了巴厘岛上流阶层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是白人，另外还是警察局的探长，如果还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上他还来自世界上贪污腐败最少的国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同寻常的了。

阿朗和阿曼达每天沿着酒店外雪白的沙滩散一会儿步，他们总有很多话题可聊，他们彼此做伴，相处得越来越好。他们进展得不快，因为她八十四岁了，而他进入自己的第一百零一个年头也有些时候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拉起手来，为了保持平衡。然后，他们选择每晚去阿曼达的联排别墅共进两个人的晚餐，跟其他人在一起好像太闹了。最后，阿朗干脆搬到了阿曼达的家里。这样一来，阿朗的房间就可以租给其他的游客，这对酒店的资产负债当然是好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一天散步的时候，阿曼达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甚至可以像本尼和美女那样，也就是说去结个婚，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阿朗回答说，跟他比起来，阿曼达就是个小姑娘，但他也许可以考虑忽略这件事。那些威士忌现在他都是自己在调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可顾忌的。简单地说，对于阿曼达刚才的建议，阿朗认为不存在什么决定性的阻碍。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阿曼达说。

“嗯，就这么定了。”阿朗说。

于是他们的手牵得更紧了——为了保持平衡。

围绕亨利·赫因肯·霍尔腾死因的调查简短而没有结果。警察局调查了他的过往历史，包括赫因肯先前在斯莫兰的亲信（其实离古妮拉·比约克隆德的“湖畔居”不远），不过他们什么都没听见、看见。

里加的同事们找到了那个把野马汽车送到报废场的酒鬼，但是从他嘴里没能得到一句合乎情理的话，直到一位警察想出了一个主意，给那个老头灌下了一瓶七十五度的红酒。于是那个酒鬼立刻知道该怎么说了——他完全不知道请他做这件事（把汽车压扁）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有一天，一个人出现在公园的长椅边，拿着一大袋酒。

“虽然当时我喝得醉醺醺的，”酒鬼说，“但还不至于醉到那个程度，会对四瓶酒说不。”

只有一名记者，在几天后来询问赫因肯·霍尔腾死因的调查进展，但罗纳里德检察长没有接到这通电话。他已经在休假了，匆匆地搭上了一架“最后一分钟包机”，飞去了拉斯帕尔马斯[130]。其实他原本想走得更远一些的，离开这一切是非，他听说巴厘岛很漂亮，但那里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加那利群岛也不错。此刻他正坐在那里的一张躺椅上，支着阳伞，手里拿着一杯插着雨伞的饮料，心里想着阿隆松去了哪里。他辞职了，要走了他所有的假期，就这样消失了。

第二十八章　1982年至2005年

来自美国驻瑞典使馆的工资真的兑现了。阿朗找了一栋红色的小屋，那里距离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他买下了那栋房子，用现金付了费用。与此同时，就他这个人还活着这个事实，他跟瑞典的各个政府部门争论了一番。最后他们接受了这一点。让阿朗大为吃惊的是，他们竟开始向他支付养老金。

“这是为什么？”阿朗问。

“你已经到退休年龄了。”政府部门说。

“是吗？”阿朗说。

他确实已经到退休年龄了，虽然还能活很久。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七十八岁了，他会明白，他已经老了，经历了那么多事，他都没来得及考虑这个。尽管他还会变得更老……

时间以一种悠闲的速度一年一年地过去，阿朗没有再影响世界的发展。他甚至都没有影响弗伦的发展。他时不时地去弗伦采购食物（那家伊卡商店是批发商古斯塔夫的孙子开的，幸运的是，他完全不知道阿朗是谁）。但是阿朗没有再去弗伦图书馆，因为他想到，他可以订阅他想看的报纸，然后这些报纸就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家门口的信报箱里。这个业务非常实用！

当于克斯霍尔特郊外农舍里的这位隐士过八十三岁生日的时候，他觉得，带着那么多东西骑自行车往返弗伦开始力不从心了，于是他买了一辆汽车。有那么一瞬间，他还认真考虑过先去弄一个驾照，但是当驾驶教练来为他检查视力和办理学车证的时候，阿朗就已经决定了，没有驾照先开着再说。当教练接下来给他讲课本知识，上理论课、驾驶课，进行了两次结业考试时，阿朗早就已经不听他的了。

1989年，苏联开始解体，对于于克斯霍尔特的这位在家私自酿酒的老头来说，这事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那位掌舵的年轻人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在国内搞了一场反对喝伏特加酒的运动。这样是没法赢得群众的，这一点谁都能明白吧？

同一年，就在阿朗生日这天，一只小猫突然坐在了阿朗家门口的台阶上，发出很饿的信号。阿朗把它请进了自己的厨房，给它吃牛奶和香肠。小猫觉得他做得很好，于是就搬了进来。

这是一只虎斑的野猫，公的，很快就得到了莫洛托夫这个名字——不是因为那个外交部长[131]得名，而是因为那个炸弹[132]。莫洛托夫话不多，但他聪明至极，非常善于倾听。如果阿朗有什么话想说，只需叫他一声，他总会立即轻快地跑过来（如果不是正好在抓老鼠的话，莫洛托夫知道轻重缓急）。他跳到阿朗的膝盖上，舒服地躺下来，动动耳朵，表示现在主人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了。如果阿朗去挠挠莫洛托夫的后脑勺和脖子，那么无论他想讲多长时间都没问题。

过了段时间，阿朗弄来了一只鸡，他只跟莫洛托夫说了一遍，不许在那里跑，这只猫就点头表示听懂了。至于后来它没有听阿朗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仍然追着那只鸡满地跑，直到它觉得这不好玩了为止。人能拿它怎么办呢？毕竟它是只猫。

阿朗觉得没有谁比莫洛托夫更狡猾了，甚至连狐狸都比不过它。狐狸总是偷偷地在鸡舍周围逡巡，寻找笼网上的洞。狐狸也很想吃猫，但是莫洛托夫跑得实在太快了。

阿朗漫长的人生又过去了几年。每个月，政府都会寄来养老金，而阿朗却没有给一分钱回报。阿朗用这些钱买奶酪、香肠和土豆，时不时地买一袋白糖；支付《埃斯基尔斯蒂纳信使报》的订阅费，支付屈尊驾到的电费账单。

但是在完成这些及其他一些事情后，每个月仍有钱剩余，它们能有什么用呢？有一次阿朗把多余的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回给政府，但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工作人员来到了阿朗的小屋，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于是阿朗又重新得到了他的钱，并被要求做出保证，不再为了此事跟政府争吵。

阿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过得很好。每天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就骑上自行车沿着当地的碎石路兜上一小段。阿朗踩着脚踏板，莫洛托夫坐在车筐里，享受着风和速度。

这个小小的家庭，过着愉快而单调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有一天，不仅是阿朗，就连莫洛托夫也老了。突然之间，狐狸就抓住了猫，这让它俩都感到很吃惊，而对阿朗来说，这很悲伤。

阿朗这辈子从没有像这样伤心过，悲伤随即转变成了愤怒。这位年迈的炸药专家眼里满是泪水，站在门廊里，冲着冬天的夜幕大喊：

“如果你想来一场战争，那就来吧，该死的狐狸！”

这是阿朗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发怒。无论是威士忌、开车兜风（虽然没有驾照），还是骑自行车转上很久，都无法让他平息这种愤怒。复仇并不能成为生活的驱动力，这一点阿朗是知道的。但是现在，他的心里只想着这两个字。

阿朗在鸡舍旁边安装了炸药，下一回，当那只狐狸又饿了，把鼻子伸进鸡的势力范围，炸药就会爆炸。由于太愤怒了，阿朗忘了就在鸡舍的隔壁，存放着他所有库存的炸药。

于是，在莫洛托夫离开后的第三天黄昏，在南曼兰省的这片森林里发生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最严重的一场爆炸。

那只狐狸，跟阿朗的鸡、鸡舍和柴房一道，被炸飞到了空中。那些炸药的剂量太大了，连谷仓和住宅也没能幸免于难。爆炸发生的时候，阿朗正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他随着椅子和所有东西一起飞了起来，落到了地窖外的雪堆上。他坐在那里，吃惊地看着周围，过了很久，终于说：

“是那只狐狸。”

阿朗当时已经九十九岁了，感觉自己一定是伤痕累累，只好坐在原地。好在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要找到那里并不难，因为山上的大火烧得很高。当大家发现坐在自家地窖旁雪堆里扶手椅上的这位老人没有受伤时，便转而呼叫了社会福利部门。

不到一小时，社会福利部门的秘书亨利·舍德就到了。阿朗仍然坐在扶手椅上，不过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往他身上裹了好几条政府提供的黄色毛毯。其实真的没这必要，因为那栋很快就被烧毁的房子所燃起的大火，仍然让他感到很暖和。

“卡尔松先生把自己的房子炸飞了？”社会福利秘书舍德问。

“是的，”阿朗说，“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卡尔松先生没有地方可住了对吗？”社会福利秘书继续说。

“可以这么说，”阿朗说，“秘书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社会福利秘书想不出什么建议，于是阿朗便在社会福利部门的资助下，住进了弗伦的城市宾馆。第二天晚上，阿朗跟社会福利秘书舍德和他的妻子一起，在酒店里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庆祝了新年的到来。

战后不久，阿朗曾在斯德哥尔摩奢华的格兰德大酒店住过一段时间，在那以后，他还从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当时他本该要付房费了，可因为走得匆忙，一直都没有付。

进入2005年1月几天之后，社会福利秘书舍德为这位一周之前突然无家可归的善良的老人找到了一个可能的住处。

就这样，阿朗来到了马尔姆雪平的老年中心，那里的1号房间刚刚空了出来。爱丽丝小姐接待了他，虽然她笑得很友好，但是在介绍老年中心的所有规定的时候，也吸干了阿朗所有的生活热情。爱丽丝小姐告诉他这里禁止吸烟、禁止喝酒、禁止在23点以后看电视。她还说，早餐平时6：45供应，周末晚一个小时。午餐是11：15，喝咖啡时间是15：15，晚餐18：15。如果你出门去，不小心回来晚了，就有可能没饭吃了。

随后爱丽丝小姐介绍了淋浴和刷牙的规定、客人来访的规定、住客互相拜访的规定、什么时候发药、几点到几点之间可以麻烦爱丽丝小姐或她的同事（如果不是很急的事情——据爱丽丝小姐说，很少会有什么急事，她还补充说，那些住客通常都很爱抱怨）。

“想大便的时候可以随时大便吗？”阿朗问。

就这样，在见面不到一刻钟之后，阿朗和爱丽丝小姐就已经互相避之唯恐不及了。

阿朗对自己心存不满，他怎么会对那只狐狸发动战争（尽管他赢了），发脾气不是他的风格。另外他还对老年中心的护士长使用了一种她也许应得的暴力语言，但这也不符合阿朗的性格。可是想想如今阿朗不得不遵守那几米长的规定清单……

阿朗想念他的猫。他九十九岁八个月了，好像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他完全被爱丽丝小姐气坏了。

现在他受够了。

阿朗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生活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终究不是一个愿意去主动改变什么的人。

所以，现在他将正式入住1号房间，18：15的时候去吃晚饭，然后——冲个澡，用上新的床单和新的睡衣——然后上床，在睡梦中死去，被人抬出去，下葬，然后被人遗忘。

晚上八点多，当阿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爬进自己在老年中心的那张床的时候，他感觉到一股近乎电流般的舒爽穿透全身。再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他的年龄就将达到三位数。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闭上眼睛，笃信自己即将沉入永久的睡眠。他这一生过得跌宕刺激，但是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许除了人们的愚蠢之外。

然后阿朗什么都不再想了。疲惫袭上身来，一切遁入了黑暗。

直到一切又亮了起来。一道白光。原来死亡跟睡觉这么像。在一切结束之前，他居然顾得上想这些？他居然顾得上想他顾不顾得上想这些？但是等一下，在意识结束之前，人们到底可以想多少事情？

“六点四十五了，阿朗，该吃早饭了。如果你不喝完的话，我们会把粥端走，那样的话到中午之前都没有东西吃了。”爱丽丝小姐说。

别的不说，阿朗发现上了岁数之后，他变得幼稚了。死亡是根本不可能预约的。现在摆在眼前的危险是，等到明天早晨，他还是得被那个可怕的爱丽丝叫醒，去喝几乎跟她一样可怕的粥。

不！现在离一百岁还有几个月，在此之前他也许还来得及做个自我了断。“酒会杀人的！”爱丽丝小姐在解释禁酒的原因时这样说。这听着有点希望，阿朗想，要不他偷偷地跑去酒类专卖店买酒？

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冬去春来，阿朗几乎就像五十年前，他的朋友赫伯特那样渴望死亡。直到赫伯特已经不想死了的时候，他才如愿以偿。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更糟的是：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准备阿朗即将到来的生日了。就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他需要忍受被人审视、被人用歌声赞美、被人喂着吃蛋糕。这可绝不是他想要的。

现在，要想自我了断的话，他只剩下一个晚上的时间了。

第二十九章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

大家可能认为，他在这之前就应该下定了决心，然后非常爷们地，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周围的人。可是，阿朗·卡尔松对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深思熟虑。

也就是说，直到他行动的那一刻，这个念头在老头的脑袋里才刚刚冒出来。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窗子——这是一个位于南曼兰省马尔姆雪平市老年公寓底层的房间——翻过窗台，爬了出去。

行动很是不易。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一天，正好是阿朗一百岁的生日。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他的生日宴会就要在老年公寓的大厅里召开了。市长会亲自来参加，还有本地的报纸，还有所有其他的老人。还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凶神恶煞的爱丽丝小姐。

唯一不打算出现的，是主角本人。

尾声

阿朗和阿曼达在一起过得非常幸福。他们就像是为对方而生的一样：一个对一切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话题过敏，另一个则不知道“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意思，一辈子都记不住她所应该信奉的神叫什么名字。有一天晚上，当他们的亲密关系进展到格外深入的时候，他们发现1925年8月的那天，隆德伯里教授在挥动手术刀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马虎了，因为连阿朗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竟然能够做那个他只在电影里见到过的事情。

八十五岁生日那天，阿曼达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连接因特网的笔记本电脑作为礼物。阿朗听说，因特网是一个能让年轻人开心的玩意儿。

对于阿曼达来说，要学会怎样登录，得花上一段时间。但是她很固执，几个星期之后，她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她整天在博客上写东西，关于高的低的旧的新的，她还讲述了她亲爱的丈夫在全世界的旅行和冒险经历。她设想的读者是巴厘岛名媛圈里的女友们，除了她们应该没人会找到她的博客吧？

这天，阿朗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廊里享用着他的早餐。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西服的绅士出现了。这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代表，他说他在网上的一个博客里注意到一些让人惊讶的内容。现在他以总统的名义，希望能对卡尔松先生这些特殊的知识加以利用，如果网上读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话。

“那么我能问一下吗，您想得到什么样的帮助？”阿朗说，“也许只有两件事，我懂得比大多数人要多。一件是用羊奶制作烧酒，另一件是组装原子弹。”

“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那个男子说。

“你是说羊奶吗？”

“不，”男子说，“不是羊奶。”

阿朗请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这位代表坐下，然后解释说，很久以前有一次，他把原子弹技术给了斯大林，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斯大林的脑子肯定有什么地方不正常。所以现在阿朗首先想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的精神状况如何。政府代表回答说，尤多约诺[133]总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很高兴听到是这样，”阿朗说，“那我愿意帮这个忙。”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鸣谢

特别感谢米克、丽萨、里克松、莫德及汉斯舅舅。

——约纳斯

译后记

我最早从编辑手里接过这部瑞典小说时，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回到家立刻找了一下，果不其然，我的书架上赫然插着四本瑞典语原版的《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这些年，很多瑞典朋友来中国时都会送书给我，这些书大多是瑞典当下最热门的文学作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部小说我竟陆陆续续入手了四本。那么多瑞典人，不约而同地向我推荐它，这可真是难得。如今，我又成了它的中文版译者，看来我跟这位“百岁老人”的缘分实在不浅。惊喜之余，有一个问题随即跳了出来：这部小说，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不用回答——才读了寥寥几页，此书的奇妙就已跃然纸上。一直以来，以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为代表的瑞典现代文学，总是给人一种沉闷生涩的印象，就连近几年大热的“千禧年”三部曲，也不免带着北欧特有的灰暗、抑郁色调。我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这也许是因为瑞典这个国家太过安逸了，近现代历史上既没有参与过大的战争，也没有经历过动荡的社会变革。因为缺乏生活，宗教和终极追问便趁虚而入充当了主角。然而这部《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却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明快色彩，乍一读，让人感觉根本就不像一部瑞典小说。

这部作品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冷幽默，字里行间，处处暗藏玄机，鲜活的语言，常常让译者抓耳挠腮，大费一番心思。随便翻开一页，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

做出决定之后，他站了起来，告诉那男孩，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警察或是其他人的话，他和老婆、孩子、家人会发生什么。

男孩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不过他还是非常希望，能好好地保住他的耳朵和小鸡鸡。于是他以国家铁路公司员工的荣誉承诺，他不会跟别人吐露一个字。

后来，他把这个诺言一直坚守到了第二天。

他说，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如果说他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地球上所能见到的最最大的、最最不可思议的冲突，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的：“你很蠢，不，蠢的人是你，不，蠢的是你。”解决的办法，阿朗说，很多次都是，一起来一瓶七十五度的白酒，然后向前看。不过现在对本尼来说很不幸的是，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阿朗当然可以替本尼喝掉他那份酒，不过他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一瓶七十五度的白酒能解决巴以冲突？”阿布问，“这可得一直追溯到《圣经》上呢。”

“你提到的这个冲突，如果酒足够多的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阿朗回答说，“但原则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喝别的能管用吗？”本尼问，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绝对主义的颠覆者。

鲜活幽默的语言风格，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但却远远不是最大的亮点。当你发现，作者借用百岁老人的人生经历，把佛朗哥、罗斯福、杜鲁门、宋美龄、蒋介石、丘吉尔、埃兰德、爱因斯坦、贝利亚、斯大林、苏哈托、戴高乐、约翰逊、尼克松……所有这些影响了二十世纪历史的大人物通通串联在一起，并且毫无“违和感”的时候，你不得不惊叹，这部小说实在太神奇了！“百岁老人”的人生履历，简直就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浓缩版。这一段段故事，衔接得如此严丝合缝，明明荒诞到极致，却又透着几分真实，让人不禁感叹，作者不仅是驾驭语言的大师，更是一位将历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奇才。多少个深夜，我坐在电脑前，被小说的情节击中，兴奋得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若不是已到凌晨时分，我一定会抓起电话给编辑打过去的。这部小说我足足翻译了两年，交稿日期一拖再拖——每当我被书中的情节震撼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心里总会涌起一阵惧意，生怕自己会因为拖稿太久，而失去这部小说的翻译资格。

书中令人玩味的还有无处不在的哲学思想。主人公阿朗·卡尔松信奉的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怎么就怎么样”的无为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会生气，永远与世无争、随波逐流的人，却偏偏被卷入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并成为了那个在背后改写历史的人。阿朗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跟他谈论政治和宗教，可是在他一百岁的人生里，却处处要跟这两样东西打交道。当阿朗做好充分准备，打算坦然地迎接死亡的时候，命运却跟他开起了玩笑，让他的生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而在小说的另一条线，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轴上，阿朗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他们中的好几个都是十恶不赦的惯犯，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犯罪团伙”里，却充满着让人动容的友谊与温情，到故事结尾，作者还不惜将他们的罪行一一“洗白”……小说中，善与恶、正与邪、无为和有为，时时发生着碰撞，擦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火花。

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我感觉这部小说有很多细节值得细细推敲。比如主人公的全名是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这个“伊曼纽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伊曼纽尔·诺贝尔，即大家所熟知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父亲，也是对诺贝尔影响最大的人。诺贝尔被称为炸药大王，而小说的主人公阿朗，也是一位炸药专家，正是他的炸药技术，让他卷入了各种政治纷争，改变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在书里“伊曼纽尔”这个中间名基本上是隐藏着不出现的，唯有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在称呼阿朗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名字——而这个尤里，恰恰也是苏联的原子弹专家，把阿朗称作“伊曼纽尔”，颇有些向另一位伊曼纽尔致敬的意味。

另外，在小说中，把阿朗和尤里·鲍里索维奇·波波夫接到苏联去的，是一艘等候在瑞典海域的潜水艇，这个情节，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上发生的苏联潜水艇在瑞典海域搁浅的事件——尽管这件事发生在1981年，而小说中的情节出现在1948年，但这个桥段隐约带有些作者刻意安排的痕迹。

再比如，第十四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那个新手能在首相的位子上坐到年底，这就是轰动新闻了。”埃克伦德博士所指的“新手”，是当时刚刚接替佩尔·阿尔宾成为瑞典首相的塔格·埃兰德。此处其实是作者的一个反讽——在埃克伦德博士看来无法胜任首相一职、很快就将下台、“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埃兰德，恰恰是瑞典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首相。至于在第八章中提到的“扎着马尾辫的财政大臣”，更是对现实的一种调侃，因为瑞典当下的财政大臣安德士·博里正巧留着马尾辫。（据新闻报道，前不久安德士·博里已将马尾辫剪掉。）

小说的结局也相当耐人寻味。阿朗最后把原子弹技术卖给了印度尼西亚！？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在跟多位瑞典朋友探讨之后，大家得出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在本书原作于瑞典首次出版的2009年，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宣布，将搁置该国之前的核计划，因为印尼是一个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小说会不会是在调侃，尤多约诺之所以搁置核计划，是因为他已经从阿朗那里得到了核技术？

像这样暗藏玄机的情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很多，就留待读者朋友们去自己发掘吧。

《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自问世以来，五年间迅速成为瑞典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并在整个欧美获得了广泛好评。2013年平安夜，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欧洲上映，更是将大家对这部作品的关注推向了新的高潮。我所接触到的瑞典朋友，无不引以为豪。一位朋友的朋友听说我正将“百岁老人”翻译成中文，旋即通过E-mail跟我取得联系。他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个阅读协会，把“百岁老人”的逃跑路径设计成了一条旅游线路，利用小说的轰动效应，将多个原本默默无闻的瑞典小镇串联起来，展示给世界各国的读者。“有机会的话，真心希望你来瑞典亲身体验一下这条线路。”

作为一名翻译新兵，能够遇到这本书，实在是我的幸运，更让我诚惶诚恐。由于我在语言和知识上的欠缺，翻译中一定存在不少错漏，在这里恳请读者朋友们予以包容、谅解和指正。最后，真诚地希望中文版《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能给您带来一场美妙的阅读体验。

徐昕

2014年1月26日

[1]南曼兰省：瑞典的一个省份，位于该国西南海岸，濒临波罗的海。

[2]马尔姆雪平：瑞典南曼兰省的一座城市。

[3] Never Again：意为“永远不再”。

[4]斯特兰奈斯：瑞典城市。

[5]比令厄：瑞典城镇。

[6]弗伦：瑞典城市，位于南曼兰省。

[7]苏尔贝加：瑞典城镇，位于弗伦附近。

[8]比约丹门：瑞典城镇。

[9]此处应是年轻人听错了，工作人员之前说到的词是“信息”，而非“职业道德”。

[10]斯特罗姆贝卡：瑞典城市。

[11]胡迪克斯瓦尔：瑞典城市，位于耶夫勒堡省。

[12]快乐的胡迪克：瑞典一家剧院的名字，演员由来自胡迪克斯瓦尔地区的侏儒构成。

[13]玛丽弗雷德：瑞典城市。

[14]于克斯霍尔特：瑞典城镇名。

[15]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萨拉热窝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6]原文为grosshandlare，在瑞典语中，这个词是批发商的意思，而把它拆开来，gross也有过于肥胖的意思。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17]卡尔·亚尔马·布兰廷（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有瑞典“社会主义之父”之称，几次出任政府首相。1921年他和挪威著名政治家克贝斯蒂安·路易斯·兰格一起分获诺贝尔和平奖。

[18]本哈德·隆德伯里（1868—1943）：瑞典医生、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专家，同时也是种族生物学家。

[19]卡特琳娜霍尔姆：瑞典城市，位于南曼兰省。

[20]尼雪平：瑞典东部的港口城市。

[21]埃斯基尔斯蒂纳：瑞典南曼兰省最大的城市。

[22]卡特尔：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在商品价格、产量和销售等方面订立协定而形成的同盟，是一种垄断组织。

[23]奥克什—斯蒂克布鲁克：瑞典城镇。

[24]三十年战争（1618—1648）：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

[25]维也纳香肠：相传是一位维也纳屠夫制作的香肠，风靡世界，于是被命名为维也纳香肠。

[26]伊卡商场：瑞典著名零售企业。

[27]《快报》和《晚报》是瑞典最大的两家全国发行的晚报。

[28]米约尔比：瑞典城镇。

[29]特拉诺斯：瑞典南部城市，位于延雪平省。

[30]斯莫兰：瑞典的一个旧省，位于南部，现仅存地名。

[31]韦克舍，瑞典城市，位于克鲁努贝里省。

[32]鲁特奈：瑞典村庄。

[33]海勒福士奈斯：瑞典城镇。

[34]此处应该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35]佩尔·阿尔宾·汉松：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

[36]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取代。

[37]约瑟芬·贝克（1906—1975）：美国黑人舞蹈家、歌唱家，作家海明威称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38]米戈尔·普里·德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独裁者。

[39]阿拉贡：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区。

[40]原文为西班牙语。

[41]原文为西班牙语。

[42]原文为西班牙语。

[43]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了民主共和国，法西斯主义独裁者。

[44]佛朗哥将军的名字。

[45]比尔森啤酒：著名啤酒品牌，1842年诞生于捷克。

[46]布拉奥斯：瑞典城市。

[47]原文为英语。

[48]原文为英语。在英语中，“暴力”和“小提琴”两个单词拼法接近。

[49]也就是监狱。

[50]阿托·塔皮奥·帕西林纳（1942—）：芬兰作家、记者、漫画小说家。

[51]松娅·海登布拉特（1931—2001）：瑞典爵士女歌手、舞台表演艺术家。

[52]龚纳·斯特兰（1906—1992）：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55—1976年间任瑞典财政大臣。

[53]此处作者是在嘲笑现任瑞典财政大臣安德士·博里，因为他扎着马尾辫。

[54]达拉那：瑞典中部的一个省份，瑞典著名的工艺品“达拉小马”就产自该省。

[55]龚纳·斯特兰（1906—1992）：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55—1976年间任瑞典财政大臣。

[56]韦士柏（Vespa）：意大利摩托车品牌，1946年开始量产和销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洲青年中流行。

[57]西约特兰：“瑞典南部的一个旧省，现只存地名。”

[58]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特（1864—1931），瑞典诗人。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8年他曾拒绝过该奖，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死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59]特罗尔海坦：瑞典西部西约特兰省的一座城市。

[60]吉布提：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国家，首都吉布提市是东非最大的海港之一。

[61]即佛朗哥。

[62]这里指的是德国入侵波兰。

[63]原文为西班牙语。

[64]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城市。

[65]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三十一任及第三十二任总统。

[66]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犹太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67]临界质量是指维持核子连锁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

[68]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男演员，主演过电影《卡萨布兰卡》。

[69]福田野马：福特汽车公司旗下一品牌车系，以跑车为主。

[70]因为蒋介石是个秃头。

[71]长江穿过重庆市区，因此部队可能在长江的南边，也可能在长江的北边。

[72]沙阿：波斯语古代君主头衔，也译作“沙”。

[73]里加：拉脱维亚首都。

[74]每一个字母代表一种准驾车型，说明本尼会开所有的车。

[75]原文为西班牙语。

[76]斯堪尼亚集团创办于1891年，是世界领先的重型卡车和大型巴士以及工业发动机制造商之一。

[77]呼罗珊省：西南亚古地区，现大部分在今伊朗境内。

[78]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教会的主教，又是全世界圣公会的主教。

[79]佩尔·阿尔宾·汉森（1885—1946）：瑞典政治家，曾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1932—1946年间四次担任瑞典首相。

[80]塔格·埃兰德（1901—1985）：瑞典政治家，曾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46—1969年担任瑞典首相，为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81]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1883—1967）：英国工党政治家，1945—1951年出任英国首相一职。

[82]布鲁玛机场：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机场。

[83]即黑尔格·维克多·荣格（1886—1978）：1944—1951年间担任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

[84]因为荣格的妻子很有钱，所以他们住在一个很高档的社区，古斯塔夫五世国王经常去他们家做客。

[85]原文为英语。

[86]罗纳里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瑞典，很多终身监禁其实并达不到“终身”那么长。

[87]这里是说，本尼获得遗产的途径虽然合法，但违背道德。

[88]舍夫德：瑞典西约塔兰省的一座城市，位于维纳恩湖和韦特恩湖之间。

[89] V75是瑞典的一种赌马比赛，于1993年10月30日开始举办，7轮比赛中有5轮胜出即赢奖，故名。

[90]耶和华见证会是1872年由查理·罗素发起的宗教运动，该教派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一个上帝耶和华，基督是上帝所造。

[91]五旬节会是1901—1906年间在美国的五旬节运动中出现的基督新教教派。

[92]原文为英语。

[93]达拉勒：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波罗的海中的一个岛。

[94]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斯蒂格·达格曼都曾以这个岛为原型，创作过脍炙人口的作品。

[95]阿朗的全名叫阿朗·伊曼纽尔·卡尔松，伊曼纽尔这个名字一般是不用的。

[96]拉夫连季·巴辅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苏联元帅，受命于斯大林，长期任秘密警察首脑，又被称为苏联的“原子弹之父”，斯大林去世后，被撤职并秘密处决。

[97]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实验物理学家，被称为近代原子核物理学之父，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98]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弗廖罗夫（1913—1990）：苏联核物理学家，他于1942年4月写信给斯大林，指出美、英、德在核裂变武器上的空白，这个进言最终催生了苏联的原子弹项目。

[99]《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是苏联与纳粹德国于1939年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

[100]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相当于服刑机构。

[101]萨罗夫是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保密行政区，1946年后成为苏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

[102]《干了这杯》是一首瑞典著名的祝酒歌，一般在喝每种酒的第一杯时吟唱。

[103]魏尔纳·冯·海顿斯坦姆（1859—1940）：瑞典诗人、小说家，1912年成为瑞典学院院士，19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04]鲁道夫·赫斯（1894—1987）：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抬高右臂45度，手指并拢向前的纳粹礼，就是鲁道夫·赫斯最先用于向希特勒致敬的。

[105]法尔雪平：瑞典城市。

[106]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1902—1988）：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心腹，在斯大林死后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

[107]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1975）：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军事家。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

[108]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曾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

[109]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1897—1968）：苏联元帅，红军将领，二战中的北极圈霸主。

[110]由汽车制造商高尔基集团制造的一款苏产轿车。

[111]西方的一种占卜工具。

[112]原文为印尼语。

[113]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主要种姓。

[114]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城市，阿尔萨斯大区的首府和下莱茵省的省会。

[115]卡尔·迈克尔·贝尔曼（1740—1795）：瑞典著名诗人。

[116]《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是：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117]厄勒布鲁：瑞典南部城市。

[118]《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

[119]此处是阿朗跟罗纳里德开的一个文字玩笑，意思是说罗斯福患有脊髓灰质炎，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

[120]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2002）：西班牙作家、诗人，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21]这部著作的发表年份应为1942年，此处应为作者写错了。

[122]罗伯特·肯尼迪（1925—1968）：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长。196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突然被暗杀。

[123]佛朗哥·科雷利（1921—2003）：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124]比尔伊特·尼尔森（1918—）：瑞典女高音歌唱家。

[125]吉亚卡摩·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26]玛丽亚·卡拉斯（1923—1977）：著名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

[127]海里叶道伦：瑞典城镇。

[128]索特奈斯：瑞典城市，那里有瑞典空军基地。

[129]巨港市：印度尼西亚城市，南苏门答腊省首府，苏门答腊岛南部最大港口与贸易中心。

[130]拉斯帕尔马斯：西班牙城市，位于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中的大加那利岛。

[131]这里指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外交部长，是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

[132]莫诺托夫鸡尾酒是土制燃烧弹的别称，是游击队等非正规部队、街头暴动群众的常用武器。

[133]尤多约诺：即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1949年9月9日—），2004年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为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