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美)卡佛(Carver,R.)著；孙仲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2012.12重印）

(卡佛作品)

书名原文：Fires

ISBN 978-7-5447-1569-0

Ⅰ.①火… Ⅱ.①卡… ②孙… Ⅲ.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美国-现代 ③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748号

Fires By Raymond Carver

Copyright © 1983，1988 by Tess Gallagh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ss Gallagher c/o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9—225号

书　名 火

作　者 ［美国］雷蒙德·卡佛

译　者 孙仲旭

责任编辑 袁　楠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198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69-0

目录

献词

作者

随笔

我父亲的一生

关于写作

火

约翰·加德纳：教书的作家

诗

Ⅰ

开车喝酒

运气

忍痛甩卖

你家的狗死了

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哈米德·拉穆兹（1818—1906）

破产

面包师

爱荷华之夏

酒

写给塞姆拉，带着尚武精神

找工作

干杯

1977年7月4日俄勒冈州金滩罗格河上乘喷气快艇之游

Ⅱ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听查尔斯·布可夫斯基[10]一夕谈）

Ⅲ

早上，怀想帝国

蓝石头

特拉维夫与《密西西比河上》[12]

传回马其顿的消息

雅法[14]的清真寺

离这儿不远

阵雨

巴尔扎克

乡间之事

这个房间

罗德岛

公元前480年春

Ⅳ

在克拉马斯河附近

秋天

冬日失眠

普罗瑟

鲑鱼在夜里游

携单筒望远镜在考伊彻溪

写给女病理学家普拉特医生

韦斯·哈丁：一张照片所见

婚姻

另一段人生

患了癌症的邮递员

写给海明威和W.C.威廉斯的诗

折磨——写给斯蒂芬·多宾斯[20]

浮子

从奇科开始的99号公路东段

豹子——写给约翰·海恩斯和基思·威尔逊[23]

水流

猎人

想在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晚点时候睡着觉

路易丝

写给顶级高空杂技家卡尔·瓦伦达[25]

德舒特河

永远

短篇小说

距离

谎话

小木屋

哈里之死

野鸡

人都去哪儿了?

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大片水

后记

献词

献给苔丝·加拉格尔

既然我们称那个小东西为

“过去”并这样记着它，

难道过去不是必然的吗？

——威廉·马修斯，《洪水》

作者

©Marion Ettlinger

没有什么能像一个位置妥当的句号一样，

带着如许力量直刺人心。

随笔

我父亲的一生

我的爸爸名叫克莱维·雷蒙德·卡佛，他的父母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我给起名叫小雷蒙德·克莱维·卡佛，我讨厌里面的“小”这个字。小时候，我爸爸叫我“青蛙”，那还行。但是后来，和家里别的人一样，他开始叫我“小”。他一直这样叫我，直到我十三四岁时，宣布再叫那个名字我就不答应，他就开始叫我“博士”。从那时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叫我“博士”，要么是“儿子”。

他去世后，我妈妈打电话通知我的妻子。当时我没跟自己家里人在一起，正准备换一种生活，想报考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系。我妻子拿起电话时，我妈妈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有一会儿，我妻子还以为我妈妈在跟她说我死了。后来我妈妈说清楚了她说的是哪个雷蒙德，我妻子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我的雷蒙德呢。”

我爸爸1934年从阿肯色州去华盛顿州找工作时，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我不知道他去华盛顿州时，是否在追寻梦想。我怀疑没有，我想他并没有很多梦想，相信他只是去找一份薪水过得去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他攒了点钱后买了辆小汽车，开车回了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修辞说法。就是在阿肯色州短暂停留的那一次，在一个名叫莱奥拉的镇上，我妈妈在人行道上遇到了我爸爸，他正从一间小酒馆出来。

“当时他喝醉了，”她说，“我不知道我干吗让他跟我说话。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当时我能看到未来。”他们大约一年前在一场舞会上见过面。在她之前，他有过女朋友，我妈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有女朋友，甚至在我们结婚后还是。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的，不过我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

他们出发去华盛顿州的当天，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一个是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一个是以前的农夫，现在的建筑工人。我妈妈的新婚之夜，是跟我爸爸和他的家里人一起度过的，他们都在阿肯色州内的路边搭帐篷住。

在华盛顿州奥马克，我爸爸和我妈妈住的地方比一间小木屋大不了多少，我的祖父母住隔壁。我爸爸当时还在坝上工作，后来，随着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发电，蓄水蓄到了深入加拿大境内一百英里的地方，他站在人群中听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大坝工地上讲话。“从头到尾，他都没提建坝中死的那些人。”我爸爸说。他的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从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和密苏里州来的。

后来他在俄勒冈州的克勒茨卡尼镇锯木厂找到了活干，那是哥伦比亚河边的一个小镇，我就出生在那里。我妈妈有一张照片，上面我爸爸站在锯木厂的大门口，自豪地把我抱起来面对镜头，我戴的童帽歪着，系带快要松开了，他的帽子往后推到了额头上，脸上笑逐颜开。他是要去上班还是刚下班？没关系，不管怎样，他都是有工作的，还有一个家庭。这段时间，是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1941年，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州雅基马，我爸爸在那里当锉锯工，这活他已经在克勒茨卡尼镇学得拿手了。战争爆发后，他被批准可以推迟入伍，因为他的工作被认为对打仗有用，军队需要锯好的原木，他让他锉的锯一直锐利得能刮掉胳膊上的汗毛。

我爸爸把我们搬到雅基马后，把他的家里人也搬到了附近地方。到了40年代中期，我爸爸另外的家人——除了他的叔叔、堂兄弟、侄儿侄女，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妹夫以及他们大家族里的大多数人和朋友——都从阿肯色州过来了，都是因为我爸爸先过来。那些男的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工作，我爸爸也在那里工作，女的在罐头厂包装苹果。没过多久，据我妈妈说，好像谁都比我爸爸有钱。“你爸爸存不住钱，”我妈妈说，“钱在他的口袋里烧了个洞，他总是在给别人办事。”

我清楚记得，住过的第一座房子（在雅基马市南15大街 1515号）的厕所在外面。万圣节之夜，要么随便哪天夜里，无缘无故，邻居十二三岁的小孩会把我们家厕所抬走搁到路边，我爸爸就得叫谁帮他把厕所抬回来。要么那些孩子会把厕所抬走放到别人家后院。有一次，他们居然把它点着了火。可是并非只有我们家的厕所在外面。我长大到知道自己在干吗后，看到别人家厕所有人进去时，我往里面扔过石头，那叫轰炸厕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安装室内管道，后来一下子，附近一带只剩下我们家的厕所还在外面。我记得我的三年级老师怀斯先生有一天开车从学校送我回家，我不好意思，让他在我们家房子前面那座停下来，说我住那儿。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爸爸回家晚了，发现我妈妈从里面把门锁上不让他进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喝醉了，把门弄得嘎嘎响时，我们能感到整座房子在抖动。他硬是弄开一扇窗户时，她抄起一口滤锅打在他的鼻梁上，把他打晕了，我们能看到他躺在草地上。后来有好多年，我一拿起那口滤锅——它像根擀面杖一样重——就会想象被那种东西打到头上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记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领进睡房，让我坐在床上，跟我说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妈家住段时间。我当时想不通我做了什么，会导致自己要离开家生活。可是不管怎样，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多少说来还是取消了，因为我们还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妈或者别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记得我妈妈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池。有时候她会全倒出来，有时如果她害怕给抓到，会只倒一半，然后往剩下的酒里掺水。有一次，我自己尝了点他的威士忌，很难喝的玩意儿，我现在还不明白怎么竟有人喝。

我们家很久都没有汽车开，最后终于有了一辆，在1949年或者1950年，是一辆1938年出厂的福特车。可是买后不到一星期就断了根活塞杆，我爸爸不得不让人把发动机大修了一次。

“我们开的是市里最旧的汽车。”我妈妈说，“他花那么多钱去修车，我们本来可以用那钱买辆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车内的地上发现了一支唇膏，还有一块花边手帕。“看见了吗？”她跟我说，“是哪个骚货忘在车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着一平底锅温水进了睡房，我爸爸在里面睡觉，她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按在水里。我站在门口看，纳闷她是在干吗。那样会让他说梦话，她告诉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觉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瞒着她。

我小时候，每隔一年左右，我们会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车穿过喀斯喀特山，从雅基马到西雅图，住在一家名叫万斯旅馆的地方，我记得吃饭是去一家名叫“就餐铃”的小餐馆。有一次我们去了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喝杯装的蛤蜊温汤。

1956年，也就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辞了雅基马那家锯木厂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镇，那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锯木厂镇。他给出的跳槽理由是在这家新的锯木厂每小时工资更高，另外还有个不太明确的承诺，即再过几年，他有可能接任锉工的头儿。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里不踏实了，只是想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在他眼里，在雅基马的生活有点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时间里，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毕业后没几天，我和我妈妈收拾好东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铅笔写了封信，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他说，可是他在锯上把自己弄伤了，也许有一小片钢屑进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么事，他不得不误工，他说。就在同一封信里，那边的一个人附了张没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妈妈说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质威士忌”。

我们到了切斯特时，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我想有一阵子，是我不想认出他。他皮包骨头，脸色苍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妈妈哭了起来，我爸爸搂着她，茫然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都住在那座拖车式房屋里，我们尽量照顾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没有好转。那年夏天还有秋天的一段时间里，我跟他一起在那家锯木厂工作。我们会早上起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鸡蛋和吐司，然后带着午餐桶出门。我们会一起在早上八点钟走进大门，直到下班时，我才会再次见到他。11月时，我回到雅基马，好跟我女朋友离得更近，当时我决心要娶这个女孩。

他在切斯特镇那家锯木厂一直干到来年2月，最后他干着干着就垮掉了，他们把他送进医院。我妈妈问我能不能过去帮忙，我坐上一辆从雅基马开往切斯特镇的公共汽车，打算开车把他们拉回雅基马。可是这时，除了身体有病，他还神经衰弱，不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名词。回雅基马的一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头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者无所谓。一路上以及后来快有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唯一一次开口，是在我沿着俄勒冈州的一条砂砾路飞驰时，汽车的减震器松了。“你开得太快。”他说。

回到雅基马，有位医生一定要我爸爸去看心理医生。我妈妈和我爸爸只得去申请救济——当时是那样叫的，国家出钱让他看心理医生。那位心理医生问我爸爸：“谁是总统？”问的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艾克[1]。”我爸爸说。然而他们还是把他关到了山谷纪念医院的五楼，开始对他施行电击疗法。我当时已经结婚，就快有孩子了。我的妻子生第一胎进了同一间医院时，我爸爸还被关在那里，只比我妻子高了一层。我妻子分娩后，我上楼去告诉我爸爸这个消息。他们让我走进一道铁门，指给我去哪儿找他。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大腿上搭着一条毯子。咳，我想，我爸爸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感觉像是个爷爷。”他就说那么多，没有微笑，也没有动。他跟别的很多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我拥抱他，他哭了起来。

不管怎样，他出院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我妈妈干了一样又一样糟糕的工作。很久以后，她提到我爸爸住院和紧接着的那几年，会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生病这个词，在我眼里永远不一样了。

1964年时，有朋友帮忙，他幸运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马斯镇的一家锯木厂找到了活。他一个人去了那里，看他能不能干。他住在锯木厂附近，在一座只有一间房的小木屋里，跟他和我妈妈来西部后一开始住的差不多。他字迹潦草地写信给我妈妈，我打电话时，她会大声念给我听。在信上，他说他心里很没底，每天去工作时，都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可是他又跟她说，每一天都让第二天好过很多。他让我妈妈代他向我问好。他说，他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会想起我和我们以前度过的好时光。最后过了一两个月，他多少又有了信心。那件工作他干得了，也不用想着他得担心自己会再次让任何人失望。他有了把握后，让我妈妈也过去。

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六年没工作过了，那段时间，他失去了一切——家，小汽车，家具还有家用电器，包括我妈妈引以为豪的那台大冰箱。他也失去了好名声——雷蒙德·卡佛是个赖账的人——自尊心没了，甚至也雄风不在。我妈妈曾跟我妻子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从头到尾，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没干那事。有几次他想，可是根本不行。我当时没什么遗憾，不过我觉得他想，你要知道。”

那几年，为了自己一家人，我也在努力养家糊口。可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发现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我没办法关注我爸爸的生活情况。不过有一年圣诞节，我的确有机会跟他说我想当个作家。那还不如跟他说我想当个整形医生呢。“你要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似乎是想帮我，他说：“就写你了解的东西，写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那几次吧。”我说我会，可是我知道我不会。“你把你写的寄给我看看。”他说。我说我会的，但又没有。我那时没写任何有关钓鱼的东西，我想他也不是特别在意，甚至未必明白我当时所写的。再说他也不是读者，反正不是我想象为其写作的那类读者。

后来他就去世了。我当时离家很远，在爱荷华市，还有些话要跟他说。我没机会跟他告别，或者跟他说我觉得他在新工作中干得很不错，说他能够卷土重来，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妈妈说他那天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晚饭吃得很多。后来他一个人坐在桌子前，把一瓶威士忌剩下的全喝完了，过了一天左右，她发现瓶子藏在垃圾的最下面，上面有些咖啡渣。后来他起身去睡觉，稍迟一点，我妈妈也去睡了。可是半夜时，她不得不起来在沙发上铺床睡觉。“他打呼噜声音大得让我睡不着。”她说。第二天早上，她去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巴张开，脸颊凹陷，脸色灰白，她说。她知道他死了——她不需要医生来告诉她，不过她还是给医生打了电话，然后给我妻子打电话。

在我妈妈保存的她和我爸爸早期在华盛顿州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站在一辆小汽车前，拎着一瓶啤酒，还有一串鱼。照片上，他的帽子掀到了额头上，脸上带着局促的笑容。我问她要，她给了我，跟别的几张照片一起。我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我们每次搬家，都把它和别的照片一起挂在墙上。我时不时会仔细看这张照片，想弄明白我爸爸的一些事，也许顺便也弄明白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但是我做不到。我爸爸只是越来越远离我，退回到时间里。最后有次搬家中，我把这张照片弄丢了。那时，我努力想回忆起这张照片，同时想就我爸爸说点什么，说说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许相去不远。我住在圣弗朗西斯科南郊的一幢公寓楼时，写了这首诗，当时我发现自己就像我爸爸一样，有酗酒问题。写这首诗，也是我努力想把自己跟我爸爸联系起来。

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间潮湿而陌生的厨房，

我研究我父亲那张拘束的年轻人脸庞。

他腼腆地咧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黄鲈鱼，另一只手上

是瓶卡斯巴德啤酒。

他穿着牛仔裤、粗棉布衬衫，靠着

一辆一九三四年出厂的福特车前挡泥板。

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

把旧帽子戴得翘到耳朵上。

我父亲这辈子都想显得大胆。

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还有那双手

无力地拎着那串死鲈鱼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无法饮酒有度，

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儿钓鱼。

在细节上，这首诗是真实的，只是我爸爸死在6月，而不是像这首诗第一个词所述的10月。我需要超过一个音节的词，好拖长一点。然而还不仅仅是这样。我需要找一个适合写这首诗时感觉的月份——一个白天短、光线变暗、空中有烟雾、事物在消失的月份。6月是夏天的日夜，毕业典礼，我的结婚纪念日，我两个孩子之一的生日。6月不应该是父亲去世的月份。

在殡仪馆举行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到了外面，有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到我跟前说：“他在他现在的地方更幸福了。”我盯着这个女的，直到她走开。我现在还记得她戴的帽子上的圆形小饰物。然后我爸爸的一个堂兄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伸过手来握着我的手。“我们都想念他。”他说，我知道他那样说，并非只是客套。

我开始哭泣，那是得知噩耗后的第一次。之前我一直没能哭出来，首先是没有时间。这时突如其来，我哭得停不下来。我抱着我的妻子哭，她尽量说着什么话、做着什么事来安慰我，就在那里，在那个夏天半下午的时候。

我听到人们跟我妈妈说着安慰的话，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爸爸家族中的人都来了，来到了我爸爸所在的地方。我想我会记得那天大家所说、所做的一切，也许什么时候想办法讲出来，可是我没能够，我全忘了，要么几乎全忘了。我的确记得的，是那天下午我听到好多次提到我们的名字，我爸爸的和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我爸爸。雷蒙德，这些人用我小时候就听到的好听的声音一再说，雷蒙德。

关于写作

早在60年代中期，我发现我对叙事性长篇小说难以集中注意力。有段时间，我不仅想写这种小说有困难，就连读起来也是。我的注意力再难持久，不再有耐心写作长篇小说。这件事说来话长，琐碎得不适合在这里谈。可是我知道跟现在我何以写起了诗歌及短篇小说有关。投入，放下，不拖延，写下一篇。也可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时，我完全失去了野心。如果真的这样，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野心和一点点好运气是好事。野心太大，运气不好，要么根本不走运，那是能害死人的。一定得有才华。

有的作家才华横溢；我不知道有哪位作家毫无才华。但是看问题独特而准确，并且能用正确的上下文表达那种看问题的方式，就另当别论。在约翰·欧文笔下，《盖普眼中的世界》里的世界不用说，是个精彩的世界。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笔下，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还有别的世界。在契佛、厄普代克、辛格、斯坦利·埃尔金、安·贝蒂、辛西娅·奥齐克、唐纳德·巴塞尔姆、玛丽·罗宾逊、威廉·基特里奇、巴里·汉纳、厄秀拉·勒奎恩笔下，还有那么多个世界。每位杰出的甚至每位很好的作家，都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重塑世界。

我所说的跟风格类似，但又不尽然。我说的是一位作家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独特而不会跟他人混淆的特征。这是他的世界，不是别人的，是让一位作家异于其他作家的原因之一。才华不能算，才华处处有之，但是如果一位作家看问题独辟蹊径，而且对此能够艺术性地表述，这位作家的作品就可能流传一段时间。

伊萨克·迪内森[2]曾说过，她每天都会写一点，不抱希望，亦无悲观。哪天我要把这句话记到一张三乘五英寸大小的卡片上，用胶布贴到我书桌旁边的墙上。我的墙上现在就有几张那么大的卡片。“不折不扣地准确陈述，是对写作唯一的道德要求。”埃兹拉·庞德。不管怎样，这并非一切，但是一位作家写起来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准确陈述”，至少他没有误入歧途。

我的墙上有张卡片，上面写着契诃夫某个短篇中一句话的片断：“……突然，他什么都看清楚了。”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了奇迹与可能性。我很喜欢这些字的明晰特点，喜欢它们的言下之意是什么给揭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个待解之谜：之前对什么不清楚？为什么只是刚刚看清楚了？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现在怎么样？这种突如其来的觉醒会产生一些后果。我有种松了口气的强烈感觉——还有期望。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杰弗里·沃尔夫跟一群写东西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应该把这句话记到卡片上。我会稍微改成“别耍花招”，句号。我讨厌花招，我在哪篇小说里看到好像是要耍花招或者把戏——廉价的花招或者甚至是巧妙的花招——我都想赶快躲开。花招最讨厌，我很容易就会厌烦，那也许跟我不怎么能长久集中注意力有关。但是聪明绝顶的赶时髦作品或者普普通通的无聊作品都会让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花招或者把戏，甚至也未必得是一堆人里头最聪明的。一位作家有时需要能不管是否会显得愚蠢就站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单纯的惊奇，看着这样那样的事物——一次日落或者一只旧鞋子——目瞪口呆。

几个月前，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约翰·巴思说十年前，他的小说短训班上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感兴趣，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他有点担心作家们到了80年代，会写作传统风格的长篇小说。他担心也许和自由主义一起，实验性写作正日趋式微。每次让我听到别人正儿八经地谈论小说创作中的“形式创新”，我都会有点感觉不自在。很多时候说是“实验”，就无所顾忌地写得随便、愚蠢或者模仿他人。甚至更糟糕的是，这也会让人无所顾忌地去粗暴对待读者或将其疏远。很多时候，这种写作根本不提供关于世界的什么新信息，要么描绘出一幅荒凉景象——几座沙丘，这儿那儿有蜥蜴，但是没有人：一个看不出任何有人居住迹象的地方，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应该指出，小说中真正的实验具有原创特点，是一番辛苦后才做到的，能够带来愉悦。但是作家不应该去模仿别人的看问题方式——如巴塞尔姆的。巴塞尔姆只有一个，别的作家要想打着创新的幌子，盗用巴塞尔姆独特的感受能力或者mise en scene[3]，就是在制造混乱，玩火，更严重的是自己骗自己。真正的实验者必须如庞德所主张，“别开生面”，在此过程中，必须自己有所发现。但是如果写作者没疯掉，他还是要跟我们保持联系，要把他们的世界里的信息传递给我们。

在诗或者短篇小说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准确的语言来描写平常的事物，赋予那些事物——一把椅子，一面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个女人的耳环——以很强甚至惊人的感染力。也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无奇的对话，让读者读得脊背发凉——这是艺术享受之源，就像纳博科夫能够做到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种写作。我讨厌拖泥带水或者随随便便的那种，无论它是打着实验的旗号，或者只是手法笨拙的现实主义写作。在伊萨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莫泊桑》中，关于小说写作，叙述者说了这么一句：“没有什么能像一个位置妥当的句号一样，带着如许力量直刺人心。”这句也应该记到一张卡片上。

埃文·康奈尔[4]曾说过，在他发现自己修改一篇短篇小说时去掉了些逗号，再次修改时又把那些逗号放回去时，他知道这个短篇算是定稿了。我欣赏像那样用心对待手头的作品。说到底，我们拥有的只是字词，最好是用得正确的字词，标点得当，好让它们最好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字词中渗透了作者自己泛滥的情感，要么如果出于别的原因，这些字词用得不准确，有偏差——如果它们反正是用得模糊吧——读者的眼睛会一滑而过，就完全不能唤起他们的艺术感觉。亨利·詹姆斯称这种不幸的写作为“描述无力”。

曾有朋友跟我说，他们不得不匆匆写完一本书，因为需要钱、他们的编辑或者妻子在依靠他们或者即将离开他们——在为作品写得不理想找借口，等等。“我不赶时间的话，会好很多。”听到一位写长篇的朋友这样说时，我张口结舌。这件事再让我去想——只是我没有——还会有这种感觉。这件事与我无关，可是如果我们做不到尽自己所能把东西写好，那干吗还要写呢？说到底，我们已经尽力了的满足感和那番辛苦的证据，是我们可以带进坟墓的。我想对我这位朋友说，岂有此理，改行吧，世界上肯定有比这更容易，也许更诚实的谋生之路，否则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写，然后不要辩护或者找理由。不要抱怨，不要解释。

在直截了当地题为《短篇写作》的一篇随笔中，弗兰纳里·奥康纳提到写作就是去发现。她说颇为经常的是，坐下来写一个短篇时，她不知道会写到哪里。她说她怀疑有很多作家在下笔写什么时，并不知道会写到哪里。她以《善良的乡下人》为例，来说明她是怎样完成这样一篇短篇的，直到快写完之前，她对该怎样收尾还根本没有一点概念。

我刚开始写那个短篇时，不知道会有一位装着木头假腿的博士。只是有天上午，我在描写我多少有些了解的两个女的时，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女的加了一个装木头假腿的女儿。我还写了一个推销《圣经》的人，可是根本不知道怎样来处理他。在写到他偷走那条木头假腿的前十或者十二行字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偷走那条木头假腿，可是等我发现要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意识到那是不可避免的。

几年前我读到这段话时，对她或者任何人竟会这样写短篇感到震惊。本来我还以为这是让我感到不自在的秘密，为此我还心里有点不踏实。因为我当然觉得以这种方式写短篇，怎样都会暴露自己的缺点。我记得我在读到她对此事的看法时，感到欢欣鼓舞。

我有次坐下来写一个短篇，结果那个短篇写得很不错，但是我开始写时，自动跳出来的只是短篇的头一个句子：“他正在吸尘时，电话响了。”我知道可以写出一个这样开头的短篇，只用抽时间来写就可以了。我找到了时间，整整一个白天——甚至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如果我想利用好这个开头的话。我利用了，上午我就坐下来，写下了开头那句，其他句子马上自动接上了。我写这个短篇正像我写一首诗那样：一句接一句。很快，我就能看到一个短篇成形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短篇，一直想写的短篇。

我喜欢短篇小说中有某种威胁感或者危险感，我觉得一个短篇里有点危险感挺好，首先有助于避免沉闷。得有紧张感，感觉什么在迫近，什么东西在不断逼来，否则很经常的，是一个短篇不成其为短篇。在一篇小说中，能制造成紧张感的，部分是因为具体的用词环环相扣，来构成可见的故事发展。然而还有未写到的方面，那些不言而喻的，就在平滑（但有时断裂和不平整）的表面之下的风景。

V.S.普里切特[5]把短篇小说定义为“路过时眼角所瞥到的”，注意里面的“瞥”这个字。首先是一瞥，然后那一瞥变得生动，变得能够说明那一刻，也许——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还是那个词）——甚至有范围更广的后果及意义。短篇小说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其所能投入这一瞥中，充分调动他的智力以及能够发挥的文学技巧（他的才华），调动他对事物的分寸感以及何为妥帖的感觉：那里的事物本质如何以及他对那些事物的看法——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所见。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使用清晰而具体的语言，这样使用语言，是要让细节变得生动，吸引读者来读这个短篇。因为细节应当是具体的和表达意义的，语言必须用得准确无误。那些字词有可能很准确，甚至可能让人听着觉得平淡，然而它们仍然能够传递信息，如能使用得当，它们能够表达得淋漓尽致。

火

影响就是推动力——境遇，个性，像潮汐一样无法阻挡。我没办法去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过我一样并非实情。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当然，我写得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说不好来自文学的影响，可是关于别的影响，我的确有想法。我有点了解的那些影响，经常是以乍看上去神秘的方式对我产生作用，有时几乎就是奇迹般的。但是随着我的工作进展，我看清楚了这些影响，它们曾经是（现在还是）持续性的。正是这些影响，把我送上这条道路，送到了这块海岬，而不是别的——比如说这个湖远处的那一带。但是如果对我的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影响是负面的、压制性的，经常也是有害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该怎样看待这一点？

先说一下，我写这篇文章，是在一个名叫亚多的地方，就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市边上。现在是8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时不时——每隔25分钟左右——我能听到三万人放开嗓子，集体发出一阵大喊。这种激动人心的喧嚣，来自萨拉托加赛马场，那里正有一场有名的集会。我在写作，但是每隔25分钟，能听到喇叭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在宣布各匹马的赛道。观众发出的呐喊声越来越响亮，冲上树梢，是种来势凶猛、真正惊心动魄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各匹马跑过终点线。结束时，我感觉精疲力竭，似乎我也参与了。我能想象自己手握投在某匹马上的马票，这匹马最后跑赢了，要么甚至是匹差点跑赢了的马。如果需要看终点照片来定胜负，我可以预期一两分钟后，在胶卷冲出来并公布最终赛果之后，再次听到爆发出一阵喊叫。

从我到这儿第一次听到喇叭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和观众激动的呐喊声以来，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我一直在写一篇背景在埃尔帕索市的短篇小说，我以前在那里住过。这个短篇是写几个去埃尔帕索市郊一处赛马场看赛马的几个人。我并不是想说这个短篇一直在等着给写出来，不是的，那样说会让这件事听着像是别的什么事。可是就具体这一个短篇来说，我需要什么事诱使我把它写出来。我到了亚多这里，第一次听到观众的声音和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员的声音，之后，我想到了在埃尔帕索那段生活中的几件事，让我有了这个短篇的构思。我想起了我在当地去过的那处赛马场，还有在两千英里以外那里发生过、本来会发生、将会发生（反正是在我的短篇里）的几件事。

所以我就写起了这个短篇，这方面的“影响”可见于此。当然，每个写作者都会受到这种影响。这是最普通的一种——这件事让人想到那件事，那件事又让人想到别的。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就像雨水一样普通，一样正常。

但是在写到我想谈的方面之前，让我再举一个影响方面的例子，跟第一个类似。不久前在锡拉丘兹——我在那儿住——我正在写一个短篇时，电话响了。我接了。电话那头是个男的声音，显然是个黑人，他找一个名叫纳尔逊的人。电话打错了，我这样说了后就挂了电话。我又去写我的短篇，但是很快，我不知不觉在短篇里写了一个黑人角色，一个多少有点邪恶的角色，名叫纳尔逊。现在，这个短篇有了个不一样的转折，可是对这个短篇来说，是正确的转折，我现在看出来了，当时不知怎么也知道。我开始写那个短篇时，不可能有所准备或者预见到那个短篇里需要出现一位纳尔逊。可是现在，这个短篇完成了，即将刊登在一份全国性刊物上，我认为里面有纳尔逊而且带着邪恶的一面，是正确和适当的，我相信从美学上讲，也是恰当的。对我来说这样做对了，也就是这个角色以一种巧合的正确性，设法进入我的短篇，我判断正确，相信了那种正确性。

我记性不好，我这么说，指的是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忘掉了——当然是幸事，可是有那么一些较长的时间段，我就是无法说清楚或者回想起来。还有我住过的镇和城市，人们的名字，人们本身。大片空白。可是我能想起一些事，小事情——某个人以特殊方式说了什么话；某个人疯狂的或者低沉、紧张的笑声；一片风景；某个人脸上悲哀或者困惑的表情；我也能想起一些戏剧性的事——有人怒气冲冲地拿起一把刀子对着我，要么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威胁别人。看到某个人打破一扇门，要么摔下一段楼梯。那些记忆中，有些更具戏剧性，我在需要时能够想起来。可是我没有那种记性，无法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整场谈话，并带着所有动作和实际说话中的细微之处；我也回忆不起任何一间我在里面待过一阵子的房间里，有什么样的陈设，更不用说能记得整个家里的陈设。甚至对于一处赛车场，我也回忆不起很多具体事物——我们来看看吧，除了大看台、投注窗口、闭路电视屏幕、人山人海、一片喧嚣，等等。我在短篇小说里编出对话，我对短篇中人物的周围进行陈设，还有具体的东西，因为我需要那些。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有时候说我的短篇小说不加渲染、朴素，甚至是“极简主义式”，但也许无非是需要和便宜行事两者有效的结合，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来写这类短篇小说。

当然，我的短篇小说中所写的事无一真正发生过——我不是写自传——但是无论有多么不突出，大多数还是跟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或者情形有相似之处。可是当我试图回忆起短篇小说中某个情形的具体周围环境或者陈设时（如果有花，是什么花？有什么气味？等等），我经常完全糊里糊涂，所以只能边写边编——除了短篇里的人做什么，还有他们互相说什么，这样来来回回说过话之后，接下来他们又怎么样。他们互相说的话是我编出来的，不过在对话中，也许会有某个时候、某个特定场合我听到过的具体短语或者一两个句子，那个句子甚至有可能是写作这个短篇的出发点。

亨利·米勒四十几岁写作《北回归线》（对了，我很喜欢这本书）时，曾谈到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随时可能不得不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直到最近，这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态。因为就我所记得的，从十几岁起，我就总是得担心马上会有人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我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过我们都迫切想得到，我们相信教育会为我们打开大门，有助于找到工作，好让我们能为自己和孩子创造出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们有过宏伟的梦想，我和我妻子。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埋头苦干，决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于我的生活以及直接和间接对我的写作影响最突出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在我二十岁之前出生的，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共有十九年左右。自始至终，我的生活中，他们强烈而且经常是负面的影响无处不在。

弗兰纳里·奥康纳在一篇随笔中，说一位作家年满二十岁后，就不需要经历很多事。此前能写成小说的经历已经很多，远远足够，她说，足以让他在余下的创作生涯中使用。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现在让我想到可以作为短篇小说素材的事情，多数都是在我二十岁后找上门来的。对于我当上父亲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没记住多少。我也真的感觉在到我年满二十岁、结婚和有了孩子之前的生活中，没有经历过什么事。然后才开始有事情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有次我去了爱荷华市一间繁忙的自助洗衣店，想把五六缸衣服洗了，主要是小孩子的衣服，当然还有我们的衣服，我和我妻子的。在那个周六下午，我妻子去了大学的运动俱乐部当服务员。当时我负责家务，也照顾两个小孩。那天下午他们跟别的小孩在一起，也许是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什么的。可是就在那会儿，我在洗衣服。我已经为了我不得不使用的洗衣机数量跟一个老太婆吵了几句，这时我在跟她或者别的像她一样的人一起等待下一轮。我也在紧张地留意那间人很多的洗衣店里几台正在转动的干衣机，哪台干衣机一停下来，我就准备提着盛湿衣服的购物篮冲过去。要知道，我已经提着这满满一篮子衣服在洗衣店里待了半个钟头等待机会。我已经错过了几台干衣机——有人先赶过去了。我快急疯了。如我所说，我不清楚那天下午我的两个孩子去了哪儿，没准我得去哪儿接他们，而且时间越来越晚，也让我的心情更加糟糕。我的确知道，就算我能把衣服塞进一台干衣机，却还是要再等一个钟头或者更多时间衣服才能干，然后我可以装起来，带回家，回到我们所住的已婚学生宿舍的公寓。最后，有台干衣机停了，停下来时我正好在那儿。里面的衣物不再翻滚，停在那里。再过半分钟左右，如果没人来取衣物，我准备拿出来放进我的，那是洗衣店的规定。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女的走到干衣机前，打开干衣机门，我站在那儿等。那个女的手伸进机器捏了捏几件衣服，可是她认为不够干。她关上干衣机门，又往机器里塞了两枚一角钱的硬币。我感到眩晕，推着购物车走开了，又去等候。可是我记得当时，在让我几乎落泪的无法排遣的挫败感中，我想到了自己在这个地球上所经历的事，对我来说，和我有两个孩子这样的事实相比，没有什么——乖乖，我是说没有什么——稍有可能相提并论，同样重要，具有同样的分量。我还想到我将永远拥有他们，永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处境，即无法摆脱的责任和永远无法专心。

我现在是在谈真正的影响，在谈月亮和潮汐。可我就是那样才明白的，就像一阵疾风吹来，窗户啪地打开了。在那之前，我一辈子都在想着——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事情都会解决，我生活中希望拥有或者想去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可是当时在自助洗衣店，我意识到完全不是那样。我意识到——我以前都是怎么想的？——主要说来，我的生活庸庸碌碌、乱七八糟，没有多少光线照进来。当时我感觉——我知道——我所过的生活，跟我最崇拜的作家的生活差别极大，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自助洗衣店里，不会在醒着的时时刻刻，都要受制于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没错，没错，有很多作家曾面临影响写作的更严重的阻碍，包括坐监、失明和受到以这样那样方式折磨至死的威胁。那时——我发誓都发生在那间自助洗衣店——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事情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永远不会真正好转。我明白这一点，可是我能够就这样生活吗？当时，我看出来一定要做些调整。得把目标调低一点。我后来意识到，我已经有了洞察力，但是那又怎么样？洞察力算什么？洞察力又不能当饭吃，只会让事情更难办。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按照这种信念，尽量营造出一种生活，这样并不算很糟糕。辛勤工作，目标，好的意愿，忠诚，我们相信这些美德迟早会得到奖赏。我们梦想获得奖赏的那天。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幻灭。

那段时间来了又去，当时，我和我妻子视为神圣的一切，或者认为值得尊重的每种精神价值，都分崩离析了。我们遇到了可怕的事，这种事，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出现在别人家。我们无法彻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侵蚀，我们无力阻止。不管怎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坐上车夫座。尽管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然而是他们拉着缰绳，拿着鞭子。我们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到了这步田地。

在动荡不安的为人父这几年里，我通常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考虑写什么很长的东西。我生活中的情形，用D.H.劳伦斯的话来说，具有“艰难跋涉”的特点，不允许我那样考虑。我有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决定了其他。有人说如果我想写什么东西并完成，如果我真的想从完成的作品中获得满足感，就一定要守着短篇小说和诗，也就是我可以坐下来，走运的话，能够写得快并完成的短东西。很早时，甚至在去爱荷华市之前，我就明白了鉴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我写长篇会很艰难。现在回头看一看，我觉得在心怀渴望的那几年里，我在因为受挫而慢慢疯掉。不管怎样，在每一方面，这些情形决定了我的作品形式。千万别误会，我现在没有抱怨，只是从一颗沉重而且依然困惑的心出发，讲出一些事实。

如果我以前能够集中思想和精力来写比如说一部长篇小说，我还是无法去等待结果，如果有，也可能要在那条路上写上好几年才行。我看不到那条路，只能坐下来写我现在、今天晚上或者至少明天晚上（不会更晚）——我下班后开始写，到我失去兴趣前就能完成的东西。当时，我总是干一些很差劲的工作，我妻子也是。她当侍者，或者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好几年后，她终于去了中学教书，但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我在锯木厂干过，还看过门，送过货，也在加油站、仓库干过——随便你说什么，我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阿卡塔，为了养活我们，我白天摘郁金香——我发誓这是真的——晚上给一家打烊的免下车餐馆搞室内清洁，也打扫停车场。有次至少有几分钟甚至考虑过（工作申请表就放在我面前）去当个收账的！

当时，我想过要是我在忙完工作和家庭后，每天能为自己挤出一两个钟头，那就挺好，本身就是幸福之至。能有那一个钟头，我就高兴了，但是有时候，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挤不出那一个钟头。然后我会盼望周六，不过有时候有了什么事，周六也泡了汤，可是周日还有希望，也许。

我看出来我不可能用这种办法写长篇小说，换句话说，此路不通。在我看来，要去写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合理的世界上，一个可以让作者信赖的世界，确定要写什么，然后就准确地写起来了。与此同时，还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其正确性，相信这个所知的世界有理由存在，值得一写，不太可能好好的就出了岔子。我所知道而且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就不是这样。我的世界似乎每天都按照自己的规矩换挡，变方向。时不时，我会到了一个时候，比下个月一号更往后的事，以及除了想方设法弄到足够的钱，好付房租、让孩子上学有衣服穿之外的事，我都看不到，也无法早做打算。真的是这样。

对于我的任何所谓文学尝试，我都想看到具体结果，拜托，不要好听话或者承诺，不要说时间会证明什么，所以我有意识——也是出于需要——限定自己去写我可以一次坐下来（顶多两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我说的是第一稿，我总是有耐心去修改。但是当时，我会高兴地盼望修改，因为修改要花时间，我乐意花时间。说起来，我根本不着急把手头在写的短篇或者诗定稿，因为定了稿，就意味着我得找时间及信念来写别的。所以我在写东西完成了初稿后，仍然对它极有耐心。我会把它在家里放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捣鼓它，这儿改一改，那儿添一点，别的地方删掉点。

这种不看成功与否的写作方式持续了几乎二十年。回头看，当然有过一些好时光，还有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会的某些乐趣与满足感，但是如果要我再过一遍那段日子，我宁可服毒。

我的生活情况如今大不一样，可是现在我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要么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也许这只是那时旧的写作习惯留下的后果，也许我仍然无法调整思想，想到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写什么——想写什么都可以！——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或者哪个孩子无礼地嚷嚷为什么想吃晚饭却还没做好。可是一路过来，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之一是我必须变通，否则就会断裂，我也学到了有可能变通了，却还是断裂了。

我要谈谈另外两个对我的人生有过影响的人，其中之一是约翰·加德纳，我1958年秋天在奇科州立大学所报的初级小说写作课程是他教的。当时，我和我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刚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派拉代斯，位于奇科市外十英里的丘陵地带。有人答应过我们有廉租房可以住，当然，我们觉得搬到加利福尼亚是件冒险事。（当时还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乐于冒险。）当然，我得工作以养家糊口，但是也打算报名上大学，当一个非全日制学生。

加德纳当时刚从爱荷华大学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还知道他写了几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之前，我从来不认识有谁写长篇小说（无论发表与否）。第一天上课，他让我们去外面坐在草坪上，我记得我们有六个人。他走了一圈，问我们喜欢读哪位作家的作品。我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什么名字，但肯定不是正确的名字。他宣布他认为我们中间谁都不具备成为真正作家的素质——在他看来，我们中间没一个拥有所需的火[6]。他说他要尽他所能帮助我们，但显然他也没指望会有多大效果，可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即将启程，我们最好抓紧自己的帽子。

我记得在另外一次全班上课时，他说他除了对其嗤之以鼻，不准备提到任何一份销量大的杂志。他抱来了一摞“小”杂志——文学季刊——他让我们读里面的作品。他告诉我们全国最好的小说和所有诗歌就发表在那些杂志上面，他说除了教我们怎样写作，也要告诉我们读哪些作家的作品。他傲慢得令人惊讶。他给了我们一份他觉得有价值的小杂志的名单，并且跟我们过了一遍这份名单，对每份小杂志都简单地谈了谈。当然，我们谁都没听说过那些杂志，我是头一次知道有那些杂志。我记得这次——但也许是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说作家除了是天生的，也有后天造就的。（真的吗？天哪，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想每个教创作并且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作家都多少相信这一点。）音乐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都有学徒期——干吗作家没有？我当时容易受到影响，我想现在还是，可是他当时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挑选了我早期文学习作的一个短篇，跟我从头到尾讨论了一遍。我记得他非常耐心，想让我明白他努力教给我的，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挑选正确用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一点有多么重要。杜绝含糊其辞，抛弃烟色玻璃式文字。他也一再跟我强调使用（我不知道除了这样又能怎么说）普通语言，即日常讲话的语言，我们互相讲话时所用语言的重要性。

最近我们在纽约州的伊萨卡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我提醒他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有过的几次谈话，他回答说他跟我所谈的一切大概都错了。他说：“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改变了看法。”我只知道他给我的建议，正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他是位出色的老师，在我人生的那一阶段，对我是件极好的事，也就是会有人足够认真地对待我，坐下来跟我一起过一遍我的稿子。我当时就知道我正在经历一件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一件要紧的事，他帮助我认识到特别重要的，是要精确地说出想说的话，其他一概不要，也不使用“文学性”词语或者“伪诗意”语言。他曾努力跟我解释例如“wing of a meadow lark”跟“meadow lark’s wing”[7]之间的区别。声音和感觉上有区别，不是吗？又比如“地面”和“大地”这两个词，地面就是地面，他会说，它意味着地面，灰尘，那种东西，可是如果你说“大地”，那就不一样了，那个词有衍生含义。他教我在写作中利用矛盾。他帮助我看到怎样说出想说的话，同时还要用词最少。他让我看到在一篇短篇小说中，绝对是一切都重要，逗号和句号标在哪里并非无关紧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因为他把办公室钥匙给我，好让我周末有地方写作，因为他包容我的急躁和总体上的瞎胡闹，我会永远感激他。他对我产生了影响。

过了十年，我还活着，还跟我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偶尔还会写个短篇或者一首诗。我把偶尔写的短篇之一寄给了《君子》杂志，这样做，是希望暂时能忘掉它。可是这个短篇给退回来了，还附上戈登·利什（当时是这份杂志的小说编辑）所写的一封信，说他要退回这个短篇，他没有因为退稿而致歉，没说是“不情愿”地退稿，只是退回来。但是他要求看看别的，我就马上把手头的全寄过去了，他只是同样快地全退回来了，可是在我寄给他的作品之外，他再次附了一封友好的信。

那时——70年代初——我和全家人住在帕洛阿尔托市。我当时三十出头，有了平生第一份白领工作——在一家教科书出版社当编辑。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有间旧车库，以前的租户把里面布置成了娱乐室，每天晚饭后我能去都会去那间车库，努力写点东西。如果我什么都写不出来——经常是这样——我会只是独自在里面坐一会儿，庆幸可以远离房子里似乎永不消停的吵闹。我当时在写一个名为《邻居》的短篇，最后我完成了这个短篇，寄给了利什。回信几乎马上就来了，他跟我说他有多么喜欢这篇，说他把题目中的定冠词去掉了，说他在建议杂志购买这个短篇。这个短篇给买下了，也登出来了，当时在我眼里，一切将会不一样。很快，《君子》杂志又买了一篇，然后又是一篇，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段期间，詹姆斯·迪基成了这份杂志的诗歌编辑，他开始发表我投去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似乎一切都前所未有地顺利。可是我的两个孩子就像我此时能听到的赛马场观众那样，在扯着嗓子叫，他们在把我活吃了。我的生活很快改变了方向，一个急转弯，然后一动不动地停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我哪里都不能去，后退不了，前进不得。在此期间，利什收集了我的一些短篇交给麦格劳—希尔公司，这家公司出版了这些短篇。我暂时还停在侧线上，哪里都不能去。如果一度有火燃烧过，那时则是熄灭了。

影响。约翰·加德纳和戈登·利什。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抹杀。然而还是得数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主要的，他们是我的生活和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如你所见，我现在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不过相对而言，现在的天气晴朗些了，而沉默是对的。

约翰·加德纳：教书的作家

很久以前——是在1958年夏天——我和我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家到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郊区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找到一座老房子，每月房租两百美元。为了有钱搬这次家，我不得不向一位药剂师借了一百二十五美元，他叫比尔·巴顿，我帮他送过处方药。

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和我妻子当时一贫如洗，我们必须设法对付着过日子，然而计划好的，是我会去当时叫做奇科州立大学的地方上课。但就我所记得的，在我们搬去加利福尼亚寻找另外一种生活和企图在美国馅饼中分得一块前很久，我就想当作家。我想写作，想什么都写——小说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诗歌、剧本，给《野外体育》、《真实》、《奇闻大观》、《罗格》（当时我看的几份杂志）写文章，为本地报纸供稿——只要涉及把单词放到一块，写成一篇文字通顺的东西，除了我还有人感兴趣，写什么都行。但是我们在搬家时，我从骨子里觉得我必须受点教育，才能继续我的作家之路。我当时把教育看得很重要——当时比现在看得重要得多，我敢肯定，不过这是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些，也受过了教育。要知道，我们家以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说起来是没一个人上得高过义务教育规定的中学八年级。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

所以跟这种接受教育的欲望一起的，我还有种很强烈的写作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再加上我在大学中得到的鼓励和获得的洞察力，在“正确的判断力”和“冷酷的事实”——我生活中的“现实”一次次告诉我应当放弃，别再做梦，安静地继续前行，去做点什么之后很久，我还是继续写作。

在奇科州立大学的那年秋天，我报了多数大一学生都报的课程，不过也报了一门名为创作的课程。将由一位名叫约翰·加德纳的新教师讲授这门课，围绕他，已经有了一点传言和浪漫说法。据说他以前在奥伯林大学教过书，但是离开了那里，原因不明。有个学生说加德纳是被炒掉的——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学生们也是听到传言和阴谋就起劲——另外有个学生说加德纳只是因为什么事而辞了职。又有人说他在奥伯林大学每学期教四五个班的大一英语，工作过重，让他没时间写作，因为据说加德纳是个真正的，也就是仍在写作的作家，写过长篇及短篇小说。不管怎样，他会教奇科大学的创作101课程，我报了名。

我为能够师从一位真正的作家而感到兴奋，之前我从未看到过一位作家，我感到敬畏。可是那些长篇及短篇小说在哪儿，我想知道。这个嘛，还都没有发表。据说他没法发表作品，就把作品放在箱子里带来带去。（我成了他的学生后，后来看到了那几箱书稿。加德纳得知我难以找到地方写作，知道我有个孩子尚幼的家庭，家里拥挤不堪，就主动把他的办公室钥匙给我。我现在把那次馈赠视为一个转折点。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馈赠，我想我当时把它视为一种命令——因为就是如此。我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一部分时间都会待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原稿就保存在那里。那几只箱子摞在书桌旁边的地上，其中一只上面用彩色铅笔写着《镍币山》，我现在只记得这一个书名。但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未发表著作近在眼前时，我第一次认真尝试写作。）

我认识加德纳时，他坐在女子体育馆里的一张登记台后面。我在上课花名册上签了名，拿到一张课程卡。他跟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相去甚远。事实上，他当时看上去以及打扮得都像是位长老会教派的牧师，要么是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总是穿着黑色套装、白衬衫，打领带。他留着平头（跟我年龄相当的年轻人当时多数都留所谓的“DA”发型——“鸭屁股”发型——头发顺着鬓角梳到后颈，用发油或者发乳抿在一起），我是说加德纳的样子很古板。“锦上添花”的是，他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车，轮胎也是全黑的，这辆车上的设备很少，连收音机都没有。我认识了他，他给了我钥匙，我常去他的办公室里写作之后，会在星期天上午坐在他位于窗前的书桌前，在他的打字机上猛敲。但是我会留意他的汽车开到前面的街上停下来，每周日都如此。然后加德纳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琼下了车——全都穿着朴素的黑色衣服——沿着人行道向教堂走去，进去做礼拜。一个半小时后，我会看着他们出来，沿人行道又走回他们黑色的小汽车前，上车开走了。

加德纳留平头，穿得像是位牧师或者联邦调查局特工，周日去教堂。可是他在别的方面并不守旧，上课第一天就开始打破规矩：他烟不离手，在教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把一个铁的废纸篓当烟灰缸。当时没人会在教室里吸烟，在使用这间教室的另外一位教员投诉他时，加德纳只是跟我们说那人小里小气、心胸狭隘，然后把窗户打开，继续抽烟。

他对他班上写短篇小说的人的要求，是写一个短篇，十到十五页长，那些想写长篇小说的——我想肯定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要写二十页左右的一章，附一份其余部分的梗概。问题是一个学期下来，这个短篇或者长篇小说的那一章也许会修改十遍，直到加德纳满意为止。他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一个作家在看他已经说了什么的过程本身中，会发现自己想说什么。这种看或者看得更清楚，是在修改中实现的。他推崇修改，不停地修改；他对修改极为看重，觉得对一位作家来说至关重要，不管这位作家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他对重读学生的短篇似乎永远有耐心，尽管他也许已经看过之前的五份修改稿。

我想他在1958年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基本上仍然是他在1982年时的看法：短篇小说，就是有认得出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作品。偶尔，他会走到黑板前画一个示意图，说明他怎么看一个短篇小说中情感的涨起与回落——顶峰，山谷，高原，解决，结局之类。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对这方面的事——他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没办法很感兴趣或者真正理解。可是我理解在课堂讨论中，他是怎样评论一位同学的短篇的。比如说，加德纳可能会大声质疑作者写一个残疾人的短篇，为什么直到短篇最后才交代这个角色是个残疾人的事实。“这么说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直到最后一句才让读者知道他是个残疾人？”他的语气流露出他对此不以为然，马上全班同学——包括这个短篇的作者——都明白了这并不是个好策略。向读者隐瞒重要和必需的资料，希望到最后吓他一大跳的任何策略，都是欺骗人的策略。

在课堂上，他总是提到我不熟悉的作家名字，要么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康拉德，塞利纳，凯瑟琳·安妮·波特，伊萨克·巴别尔，沃尔特·冯·蒂尔伯格·克拉克，契诃夫，霍滕斯·卡利舍尔，柯特·哈耐克，罗伯特·佩恩·沃伦。（我们读过一篇沃伦的短篇，名为《黑莓冬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不喜欢，就跟加德纳说了。“你最好再读一遍。”他说，而且不是开玩笑。）威廉·加斯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位作家，加德纳当时正要开始办杂志MSS，即将在第一期上发表《小孩彼得逊》[8]。我开始读这个短篇的原稿，但是看不明白，就跟加德纳抱怨。这次他没有说我应该再读一遍，而只是从我手里拿走了。他说起詹姆斯·乔伊斯、福楼拜和伊萨克·丹森，好像他们是尤巴市这里的街坊邻居似的。他说：“我在这儿除了教你们怎样写作，还要告诉你们该读谁的作品。”我会昏头昏脑地离开教室，径直去图书馆寻找他谈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

当时，海明威和福克纳在作家中如日中天，但是这两位的作品，我总共大概最多读过两三本。不管怎样，他们这么有名，被谈论得这么多，他们不可能完全有那么好，对吧？我记得加德纳说：“把你能找到的福克纳全读了，然后把海明威全读了，来从你身心中把福克纳清除掉。”

有一天，他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小型”或者文学期刊，装了一箱子这种期刊拿到课堂上传阅，好让我们熟悉那些期刊的名称，也看看是什么样子，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他告诉我们全国最好的小说中的绝大部分和几乎全部的诗歌，就是刊登在那些期刊上。小说，诗歌，文学性随笔，近期书本的书评，在世作者对在世作者的评论等。那时候，我因为发现而欣喜若狂。

我们班上有七八个人，他为我们订购了黑色厚文件夹，告诉我们应该把我们完成的作品放在里面。他自己的作品就放在这样的夹子里，他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把自己的短篇夹在那些夹子里，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卓然异于众人。我们也的确是那样。

我不知道加德纳怎样跟别的学生讨论他们的作品，我猜想他对每个人都极为关心，但是我当时以及现在的印象，都是那段期间，他更看重我的短篇，读得比我有资格期望的更认真、更仔细。我对他会提出那种评论意见，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们讨论前，他会在我的短篇上标出意见，画掉不可接受的句子、短语、个别单词，甚至还有一些标点符号，他让我明白这些删节是不能商量的。别的地方，他会把句子、短语或者个别单词用括号括起来，我们会讨论这些地方，是可以商量的。他会毫不迟疑地往我已经写好的作品中加点什么——这儿那儿加一个单词，要么是几句话，也许一句话，以点明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会讨论我的短篇中的逗号，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也的确是这样。他总是希望找到可以表扬的地方。在看到他喜欢的一个句子、一句对话或者一个叙事段落时，他觉得有什么“管用”，能把这个短篇向着某个适意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方向推动的，会在页旁写上“漂亮”，要么是“好！”。看到这些评论，我心花怒放。

他给我的，是细致的、逐行的评论，还有之所以如此评论的原因，为什么那里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我成为作家的道路上，那种评论很宝贵。这样详细讨论过文本之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短篇更大的主旨、想要说明的问题、想要解决的矛盾。他的信念，是如果一个短篇里的字词因为作者感觉迟钝、无所用心或者感情用事而含含糊糊，这个短篇就会带上很大缺陷。可是还有更严重和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情况：如果字词和情感不诚恳，作者装模作样去写他不在乎或者不相信的事，那么根本不会有谁在乎这样的作品。

作家的价值观与技巧，这就是他教给我的，是他主张的，我从那段短暂却极为重要的时间以来，一直铭记于心。

在我看来，加德纳在1978年9月14日猝死前完成的这本书[9]睿智而诚恳地探讨了当作家和保持当作家是怎样的，需要怎样做。书中处处可见常识、宽宏大度和一系列不可商量的价值标准。任何人读这本书，都会除了被作者的良好性格以及高尚情操打动，还会被他绝对而实实在在的诚恳打动。这本书从头到尾，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作者一再说：“我的经验是……”他的经验——在我担任创作教师的角色中，也是我的经验——是写作中有些方面是可以教的，可以传授给别的通常是更年轻的写作者。任何一个对教育和创造性行为认真感过兴趣的人，对此都不会吃惊。大多数好的甚至是杰出的指挥家、作曲家、微生物学家、芭蕾舞演员、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天文学家或者战斗机飞行员，都曾师从年长的、专业更精的从业者。上创作课，就像上陶器制作或者医学课，本身不会让任何人成为杰出的作家、陶工或者医生——甚至不会让这个人在任何这种事情上拿手。可是加德纳相信，这也不会影响你的机会。

讲授或者选修创作课的危险之一——在这里，我又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对年轻写作者过分鼓励。可是我从加德纳那里学到宁可冒这个险，也不要反过来犯错。他鼓励了又鼓励，甚至当关键的信号波动得厉害（在一个人年轻而且在学习什么时会这样）时，他还是这样做。和一个想进入别的行业的年轻人相比，一个年轻人当然需要同样多的鼓励，我甚至会说更多。不言而喻，鼓励必须始终是诚恳的，绝非糊弄。这本书之所以特别好，就在于其中鼓励之语的性质。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失败和希望幻灭都司空见惯。我们多数人或早或晚，都会怀疑自己哪儿做得不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按照我们计划的进行。等你到了十九岁，你会对你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相当清晰的概念；更经常的是，像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真正敏锐的理解，出现在青春后期或者中年早期。首先，拿一个从素质上就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无论是谁当老师或者用多少教育，都不会把他变成一位作家。但是任何一个去从事一项职业或者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冒着受挫和失败的危险。世界上有失败的警察、政治家、将军、室内装修师、工程师、巴士司机、编辑、文学代理人、商人、编篮子的人，也有失败而且幻想幻灭的教创作的教师以及作家，这两种人，约翰·加德纳都不是。

他对我恩惠极大，短短此文中，只能略微提及。我对他的怀念难以用言语尽表，可是我自认为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得到了他的评论以及热情的鼓励。

【注释】

[1] 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常被昵称为艾克（Ike）。

[2] 伊萨克·迪内森是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1885—1962）的笔名，她著有《走出非洲》《七篇哥特式故事》等。

[3] 法语，意为“特定环境”。

[4] 埃文·康奈尔（Evan Connell，1924—），美国小说家、诗人。

[5] V.S.普里切特（V.S.Prichett，1900—1997），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6] 原文为“fire”，意为“才华”、激情”等等，此处采取直译。

[7] 这两个短语的意思都是“野云雀的翅膀”。

[8] 威廉·加斯（William Gass，1924—）的短篇小说。

[9] 本篇随笔是卡佛为约翰·加德纳的《小说家之路》（纽约，1983年）所撰前言。

诗

Ⅰ

开车喝酒

八月份了，我已经

半年没读过一本书，

除了科兰古写的一本

名叫《撤离莫斯科》的。

不过，我开心地

跟我的兄弟一边开车

一边就着一品脱装“老乌鸦”[1]喝酒。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地，

只是开车。

如果我闭上眼睛一分钟

就会送命，然而我可以高兴地在这条路边

躺下来长眠不醒。

我的兄弟用胳膊肘捅捅我。

这会儿，随时会出事。

运气

我当时九岁。

从小我就

离不开酒。我的朋友们

也喝，可是他们能控制。

我们会带上烟卷、啤酒、

两三个女孩，

出门去要塞那边。

我们会做些傻事。

有时候你装作

不省人事，好让女孩

来察看你。她们会把手

搁到你的裤子上面，

而你躺在那儿憋着

不笑出声，要么

她们会往后靠，

闭上眼睛，

让你摸遍她们全身。

有次开派对时我爸爸

去后面阳台

小便。

我们能听到人们说话

比电唱机还响，

看到人们随便站着

哈哈笑着喝酒。

我爸爸完事后

拉上裤链，看了一会儿

灿烂星空——当时

夏天的夜晚

总是星光灿烂——

然后又进屋。

女孩们得回家了。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

在要塞睡了一整夜。

我们亲嘴唇，

互相触摸。

我看见快到早晨时

星星隐去。

看到一个女的睡在

我家草坪上。

我看看她的裙子，

然后拿了瓶啤酒

还有一根烟。

朋友们，我当时觉得这

就是生活。

屋里，有人

在一罐芥末酱里弄熄了烟。

那瓶酒我喝了点纯的，然后

喝了口不凉的冰镇果汁酒，

然后又喝了威士忌。

尽管我去了一个

又一个房间，家里没人。

真是运气啊，我想。

好多年后，

我还想放弃

朋友、爱情、灿烂星空，

换座无人在家的

房子，无人回来，

酒想喝多少有多少。

忍痛甩卖

星期天一大早，什么都搬到了外面——

儿童帐床和梳妆台，

沙发，小桌子和台灯，一箱箱

各种各样的书和唱片。我们抬出

厨房用品，一座收音机闹钟，挂起来的

衣服，一把大安乐椅，

一开始就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叫它“叔叔”。

后来，我们把餐桌本身也抬出来，

他们围着餐桌摆好东西就开张了。

天空预示会一直晴朗。

我来这儿跟他们住，在努力戒酒。

昨晚我就睡在那张帐床上。

这件事让我们都难受。

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希望能卖东西给

隔壁新教圣公会教堂出来的人。

这里真够呛的！真是丢脸啊！

谁看到这堆垃圾

摆在人行道上都肯定会目瞪口呆。

那个女人，家庭一成员，有人爱她，

一个曾想当演员的女人，

她跟一位教友闲聊，后者

不自然地微笑，捻摸一件件

衣服后走开。

那个男的，我的朋友，坐在桌前，

尽量显得对正在读的

感兴趣——是傅华萨[2]的《编年史》，

我从窗口这里就能看到。

我的朋友完蛋了，没戏了，他也知道。

这儿是干吗？没人能帮助他们吗？

大家非得眼睁睁看着他们垮掉？

这让我们都感到沮丧。

得有人马上出来救救他们，

立刻从他们手里买下一切，

在此生活的每点痕迹，

别再让这种丢脸事再持续下去，

得有人做点什么。

我伸手去摸钱包，这才明白：

我谁都帮不了。

你家的狗死了

它给一辆货车轧死了。

你在路边发现它，

把它埋了。

你感到难受。

你自己感到难受，

可是也为你的女儿感到难受，

因为这是她的宠物，

她那么喜欢它，

经常对着它低声哼唱，

还让它睡在她的床上。

你写一首关于它的诗，

说这是写给你女儿的诗，

关于那条被货车轧死的狗，

你怎样照料它，

把它拿到树林里，

把它埋得深深的，深深的。

结果那首诗写得很好，

你几乎挺高兴那条小狗

给轧死了，

否则你永远

写不出那首好诗。

然后你坐下来写

一首关于写诗的诗，

关于那条狗的死，

可是在写的时候你

听到一个女的在尖声喊叫

你的名字，你的教名，

两个音节都叫，

你吓了一大跳。

过了一会儿，你继续写。

她又尖叫起来。

你不知道这样会持续多久。

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间潮湿而陌生的厨房，

我研究我父亲那张拘束的年轻人脸庞。

他腼腆地咧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黄鲈鱼，另一只手上

是瓶卡斯巴德啤酒。

他穿着牛仔裤、粗棉布衬衫，靠着

一辆一九三四年出厂的福特车前挡泥板。

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

把旧帽子戴得翘到耳朵上。

我父亲这辈子都想显得大胆。

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还有那双手

无力地拎着那串死鲈鱼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无法饮酒有度，

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儿钓鱼。

哈米德·拉穆兹（1818—1906）

今天上午，我开始写一首关于哈米德·拉穆兹的诗——

战士，学者，沙漠探险家——

八十八岁时死于自杀，开枪。

我试过想给儿子读辞典上关于那位奇人

的词条——我们当时在找罗利[3]的资料——

可是他不耐烦，理所当然他会。

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孩子现在跟他妈妈在一起，

可是我记得那个名字：拉穆兹——

一首诗开始成形。

整个上午我坐在桌前，

想回忆起那奇特的一生，

一边用手把无尽的垃圾翻来翻去。

破产

二十八岁，毛烘烘的肚子

鼓出我的汗衫（属于豁免），

我这样侧躺

在沙发（属于豁免）上

听着我妻子好听的嗓子（也属于豁免）

发出的奇怪声音。

我们刚刚享受到

这些小小的快乐。

原谅我们（我向法庭恳求）

我们一直过得大手大脚。

今天，我的心，就像前门，

几个月来第一次一直开着。

面包师

话说潘乔·比利亚[4]来到市里，

绞死了市长，

又叫年老体弱的

弗龙斯基伯爵来共进晚餐。

潘乔介绍了他的新女朋友

以及穿着白围裙的她的丈夫，

给弗龙斯基看他的手枪，

然后要伯爵跟他说说

他在墨西哥不如意的流亡生活。

后来，谈起了女人和马，

两人都是行家。

那个女朋友笑得咯咯响，

对潘乔衬衫上的珍珠纽扣

大惊小怪，直到

正好午夜时，潘乔睡着了，

头趴在餐桌上。

那位丈夫画了个十字，

拎着靴子离开了这座房子，

跟他妻子或者弗龙斯基

连个手势也没打。

那位不知其名的丈夫，光着脚，

含辱受屈，想保住性命，他

是这首诗里的英雄。

爱荷华之夏

报童把我摇晃醒。“我在梦到你会来。”

我告诉他，一边起床。跟他一起的

是个大学里来的黑人大个子，他好像

很想抓住我。我拖延时间。

我们的脸上冒出汗水；我们站在那儿等着。

我没让他们坐，谁都不出声。

只是后来，他们走后，

我才意识到他们送来了一封信，

我妻子写的。“你在那儿

干吗？”我妻子问，“你在喝酒吗？”

我把邮戳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它也开始退色。

我希望有一天会忘掉这一切。

酒

织锦帷帘旁边那幅画

是德拉克洛瓦[5]的作品。这张叫做长沙发

而不叫大沙发，这张是长靠椅，

留意一下装饰华丽的椅腿。

把你的塔布什帽[6]挂起来，闻闻你眼睛下面

烧焦的软木味，那就理理你的束腰外衣吧。

现在该是红色宽腰带和巴黎了；一九三四年四月。

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在马路边等，

街灯亮了。

给司机地址，但是跟他说

别着急，你有整晚的时间。

你到了后，喝酒，做爱，

跳希米舞和比根舞[7]。

到了第二天太阳在拉丁区升起时，

那个你拥有

而且拥有了一整夜的

女人现在想跟你回家，

对她温柔点，别做任何

你将来会后悔的事。坐那辆雪铁龙，

你带她回家，让她睡在

适当的床上，让她

爱上你，你也

爱上她，然后……有什么：酒，

酒的问题，总是酒——

你事实上所做的

以及对别人，那个

你本来想从一开始就爱的人所做的。

现在是下午，八月份，阳光照着

圣荷塞市你家的车道上

一架落满灰尘的福特车的引擎盖。

前排座位上有个女的，

她捂着眼睛在听

电台上播的一首老歌。

你站在门口看，

你听到那首歌。那是很久以前了。

你去寻找，太阳照在你脸上。

可是你想不起来，

真的想不起来。

写给塞姆拉，带着尚武精神

作家能挣多少钱？她说

首先

她以前

从来没遇到过一位作家

我说不多

他们也得做别的事

比如什么？她说

比如在工厂上班我说

扫地教书

摘水果

诸如此类

各种各样的事我说

在我们国家她说

上过大学的人

绝对不会去扫地

嗯那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作家都能挣很多钱

给我写首诗吧她说

一首情诗

所有的诗都是情诗我说

不明白她说

这不好解释我说

现在就给我写一首吧

好吧我说

一块餐巾/一支铅笔

写给塞姆拉我写道

不是现在傻啊她说

一边轻轻啃我的肩膀

我只是想看看

晚一点？我说

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

晚一点吧她说

噢塞姆拉塞姆拉

除了巴黎她说

伊斯坦布尔是最漂亮的城市

你读过莪默·伽亚谟[8]吗？她说

读过读过我说

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

我对莪默倒背如流

顺着也行

卡里尔·纪伯伦？她说

谁？我说

纪伯伦她说

谈不上我说

你觉得军队怎么样？她说

你参过军吗？

没有我说

我没觉得军队怎么样

怎么会呢？她说

该死你难道不觉得男人

应该参军？

嗯当然我说

他们应该的

我跟一个男的同居过她说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个

陆军上尉

可是他给打死了

呵呵要命我说

一边到处看着找军刀

喝得烂醉

该死他们的眼睛决不撤退

我刚到这边

一把茶壶就从桌子对面飞过来

对不起我对着

茶壶说

我是说对着塞姆拉

见鬼她说

我不知道见了什么鬼

我会让你搭上我

找工作

我一直想以溪红点鲑[9]

当早餐。

突然，我找到通向瀑布的

一条新路。

我开始加快脚步。

醒醒，

我妻子说，

你在做梦。

可是我想起床时，

房子倾斜了。

谁在做梦？

中午了，她说。

我的新鞋子在门边等着，

幽幽反光。

干杯

喝了伏特加之后用啤酒漱口。每天上午

我在门上挂一块牌子：

出去吃午饭

可是谁都不当回事；我的朋友们

看看那块牌子，

有时留张纸条，

要么会喊——出来玩吧，

雷—蒙—德。

有次我儿子，那个混蛋，

溜进来给我留了个彩蛋

和一根拐杖。

我想他喝了点我的伏特加。

上星期我妻子顺路来了一趟，

带来了一罐牛肉汤

和一纸盒眼泪。

她也喝了点我的伏特加，我想，

然后她跟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的

匆忙开着一辆奇怪的汽车走了。

他们不明白；我挺好的，

在这儿就挺好，因为现在随便哪一天，

我会，我会，我会……

我准备利用在世的所有时间，

考虑一切，甚至奇迹，

然而继续提防，始终

小心，警觉，

防着谁对我犯罪，

防着谁偷伏特加，

防着谁会坑害我。

1977年7月4日俄勒冈州金滩罗格河上乘喷气快艇之游

他们保证说玩这一趟令人难忘，

鹿，貂，鱼鹰，

米克·史密斯大屠杀的地点——

一个男人杀了自己全家，

烧了他的房子万劫不复——

炸鸡当晚饭。

我现在戒酒了。为此

你戴上你的结婚戒指开车

五百英里来亲自看看。

这里的光线刺人眼睛。我吸满气，

似乎过去好几年

什么都不是，有点像水陆联运隔夜即到。我们坐在快艇前部，

你跟导游聊起了天。

他问我们是哪儿来的，可是看到

我们糊涂了，他自己

也糊涂起来，就跟我们说

他有个玻璃眼球，我们

应该试试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他的好眼，左边的，是褐色的，

功能良好，什么都

看在眼里。搁往前不久

我会把它抠出来，

就因为它温暖、年轻和管用，

而且因为它老是瞄你的乳房。

现在，我不再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

不是。我不再知道什么，除了

我现在不喝酒了——不过还因为喝酒而虚弱

和不舒服。引擎发动了，

导游掌握方向盘。

随着我们往上游而去，

水喷起来，四面八方洒下。

Ⅱ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听查尔斯·布可夫斯基[10]一夕谈）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布可夫斯基说

我五十一岁了看看我

我爱着一个小娘儿们

我发过脾气不过她也挂断过我电话

所以没关系的老兄就应该是这样

我进入她们的血液她们没法把我弄出来

她们千方百计想离开我

可是最后她们全都会回来

她们全都回到我身边，除了

我甩掉的那个

我为那个哭过

可是当时我动不动就哭

别让我喝烈酒老兄

我会变得招人厌

跟你们这些嬉皮士

我可以整夜坐在这里喝啤酒

这种啤酒我能喝十夸脱

一点事儿都没有它跟水一样

可是让我喝上烈酒嘛

我就会开始把人扔出窗户

谁我都会扔出窗户

我干过

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

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

没有爱过就那么简单

我有这么一个小娘儿们知道吧她长得漂亮

她叫我布可夫斯基

布可夫斯基她细声细气地说

我说干吗

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告诉你们是什么

可是你们没在听

这屋里你们没有一个人

能认得出爱就算它凑上来

干你们的屁眼

以前我觉得诗歌朗诵会就是逃避

看我五十一岁了我见过世面

我知道那是逃避

可是我跟自己说布可夫斯基

挨饿甚至是更大的逃避

所以你们瞧什么都是该怎样不怎样

那人叫什么来着戈尔韦·金耐尔

我在杂志上看过他的照片

小脸儿长得挺帅

可他是个教师

天哪你们能想象吗

可是话说回来你们也是教师

唉我已经在冒犯你们了

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还有他我也没听说过

他们全是白蚁

也许是因为自负我不怎么读东西了

可是就凭五六本书

混出点名气的这些人

白蚁

布可夫斯基她说

你干吗整天听古典音乐

你难道听不到她说

布可夫斯基你干吗整天听古典音乐

这让你们感到吃惊对不对

你们不会想着这样一个粗俗的混蛋

竟然会整天听古典音乐

勃拉姆斯拉赫曼尼诺夫巴托克泰勒曼

妈的我在这儿没法写作

这儿太安静了树木太多

我喜欢在城市里那儿适合我

我每天上午都放我的古典音乐

然后坐到打字机前

我点着一根雪茄像这样抽看到了吗

我说布可夫斯基你是个幸运儿

布可夫斯基你什么都熬过来了

你是个幸运儿

蓝色烟雾飘过桌子

我望向窗外看到德朗普里大道

看到人行道上人来人往

我像这样抽着雪茄

然后像这样把雪茄放到烟灰缸上

做次深呼吸

就开始写作

布可夫斯基这就是生活我说

没钱挺好长痔疮也挺好

恋爱挺好

可是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你们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感觉

要是你们能见到她，

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她以为我来这儿跟人上床

她就是知道

她跟我说她知道

妈的我五十一岁了她二十五岁

我们相爱她喜欢吃醋

天哪这真美妙

她说我要是来这儿跟人上床，她会把我眼睛抠出来

哎跟你们说的就是这种爱

你们又有谁对它了解什么

我跟你们说吧

我在监狱里遇到过一些人

比在大学里混的

和参加诗歌朗诵会的人更有风度

他们是寄生虫来看

诗人的袜子是不是脏的

要么是不是他胳肢窝有臭味

相信我吧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可是我想让你们记住这一点

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位诗人

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位诗人

也许今天晚上这个国家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我

你们有谁对生活了解多少

你们有谁对不管什么了解多少

你们这儿有谁干活给炒掉过

要么揍过你们的娘儿们

要么挨过你们的娘儿们揍

我给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炒掉过五次

他们炒掉我然后又请回我

我三十五岁的时候给他们当理货勤杂工

后来因为偷饼干给开掉了

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我经历过

我五十一岁了我在恋爱

这个小娘儿们她说

布可夫斯基

我说干吗她说

我觉得你满口胡言

我说宝贝你理解我

世界上男的女的

就她一个娘儿们

我能容忍她这么跟我说话

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

她们最后全都回到我身边

她们每个人都回来了

除了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我甩掉的那个

我们在一起过了七年

我们经常喝很多酒

我看到这间屋里有几个打字员可是

看不到什么诗人

我不感到吃惊

你们得恋爱过才能写诗

你们不知道恋爱是什么

那是你们的问题

给我倒点那玩意儿

对了不加冰好的

好的那样就挺好

我们开始演出吧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不过我只喝一杯

味道挺好

那好吧我们把这档事儿弄完

只是过后都别站在

开着的窗户旁边

Ⅲ

早上，怀想帝国

我们把嘴唇贴着杯子的釉边，

知道咖啡上漂的油脂

有一天会让我们心跳停止。

眼睛和手指落在不是银器

的银器上。窗外，海浪

拍打着老城的残墙。

你的手从粗糙的桌布上抬起，

像是要预言什么。你颤抖着嘴唇……

我想说去他妈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深藏在下午中。

这是条窄街，有架马车还有车夫，

车夫他看着我们迟疑了一下，

然后摇摇头。与此同时，

我冷静地磕开一个漂亮的来亨鸡所下的鸡蛋。

你的眼睛模糊了。你扭头不看我而是目光越过

屋顶看大海。连苍蝇都一动不动。

我又磕开一个鸡蛋。

我们确实已经互相贬低。

蓝石头

如果我说石头是蓝色的，那是因为

蓝色是准确的用词，相信我。

——福楼拜

你在写爱玛·包法利和罗多尔夫·博兰格尔的

爱情一幕，

但爱情与此无关。

你写的是性欲，

是一个人渴望占有另一个人，

最终目的是插入。

爱情与此无关。

那一幕你写啊写啊，

直到你让自己欲火中烧，

手淫到一方手帕上。

但你还是几个钟头没有从书桌前

起身。你继续写那一幕，

关于饥渴，盲目的力量——

性爱的本质——

亟欲达到结果，

最终，如果不加约束

是彻底毁灭。而性爱，

如果不加约束又何谓性爱？

那天晚上你走在海滨，

跟你饶舌的朋友埃德·龚古尔[11]一起。

你告诉他这些天你写作

爱情一幕时可以

不离开书桌就射精。

“爱情与此无关。”你说，

一根雪茄和泽西岛历历在目让你心旷神怡。

潮水消失在沙石海滩上，

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你捡的又在月光下察看过的

光滑石头因为大海

变成了蓝色。第二天早晨你从

裤子口袋掏出来时，它们还是蓝色的。

——给我的妻子

特拉维夫与《密西西比河上》[12]

今天下午的密西西比河——

在酷热的太阳下浪大，浑浊，

要么在星光下平静，细浪荡漾，

有致命的残桩露出来等着碰上

汽船——

今天下午的密西西比河

从未显得如此遥远。

黑暗中经过一处处种植园：

那里突然现出琼斯种植园的码头，在松树中间，

这儿是十二英里点，格雷家的

工头从雾里伸手接过

新奥尔良来的一个包裹

信件、纪念品之类。

你很喜欢的那个引航员比克斯比

爱发脾气：

妈的，小子！他一次次冲你大喊大叫。

维克斯堡，孟菲斯，圣路易，辛辛那提，

桨叶一现又急转，急转

去上游，把深色的水

搅得哗哗响，翻腾。

马克·吐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你记下这一切以后再讲，

一切，

甚至你是怎样取名的，夸脱·吐恩，马克·吐恩[13]，

每个小学生都知道，

除了一个。

我把腿往栏杆外面悬得更远

往后靠在阴凉里，

像握方向盘一样拿着那本书，

流着汗，浪费我的生命，

而在下面的运动场上，

几个小孩在争吵不休，

然后很凶地打来打去。

传回马其顿的消息

在他们今天称为

印度河的岸边

我们看到一种

豆子

很像埃及的豆子

另外

有人报告发现了鳄鱼

上游和小山边长着

没药树和常青藤

他相信

我们已经找到了

尼罗河源头

我们献上

祭品

为此盛事

举行比赛

欢乐无限

大家以为

我们要回头了

使者献上的

大象

是巨大而

吓人的野兽但是

昨天他咧嘴笑着

爬上一架梯子上到了

这头野兽

身上最高处

大家

为他欢呼而他

挥挥手，他们又为他

欢呼

他指着河对岸

大家陷入沉默

建造者

忙于在河边

建造巨大的筏子

翌日

我们又要把脸

转向东方

今夜

风　　小鸟

布满天空

它们的鸟喙咔嗒得

就像铁碰铁

风

不急不徐，带着

茉莉花香

我们身后国家的一缕踪迹

风吹过

整个营房

晃动马其顿人的帐篷

触及每个

熟睡的士兵

噢！噢！

大家睡梦中

叫了起来，马匹也

竖起耳朵颤抖着

站起来

再过几个钟头

他们都会和太阳

一起醒来

会追随风

去得更远

雅法[14]的清真寺

我在宣礼塔阳台上身子前倾，

感觉眩晕。

隔着几级台阶，那个打算

出卖我的人开始指点

主要的景点——

市场教堂监狱妓院。

给杀掉了，他说。

风中听不到他说什么可是

他用手指在脖子那里画了一下，

好让我明白。

他咧嘴一笑。

关键词语飞过来——

土耳其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

做生意礼拜爱谋杀

一个漂亮女人

他对这种蠢行又是咧嘴一笑。

他知道我在看着他，

但还是自信地吹起口哨，

在我们开始走下台阶时，

在狭窄而盘旋的暗地里，

往下走时互相撞上，

呼吸和身体混在一起。

下面，他的朋友们开来一辆车

等着。我们都点着烟

考虑接下来该干什么。

时间，在我们钻进汽车时，

像他黑色眼睛里的光芒一样正在耗尽。

离这儿不远

离这儿不远有人

在叫我的名字，

我一下子跳下床。

不过，这可能是个陷阱，

小心，小心。

我在被窝里找我的刀子。

可是正当我因为一时找不到而

诅咒上帝时，门一下子开了，

一个长头发小家伙抱着一条狗

进来。

什么事，小孩？（我们都在打哆嗦。）你想要什么？

可是她张开的嘴里，

舌头只是跳动、打转，

嗓子里只发出一个声音。

我走近了些，跪下，

把我的耳朵贴近小小的嘴唇。

我站起来时——那条狗咧了咧嘴。

听着，我没时间玩游戏。

给你，我说，给你——我用一个李子

打发她走了。

阵雨

*

雨点嘶嘶响着打在石头上，老头、老太太们

赶着驴子去避雨。

我们比驴子更傻地站在雨里，

喊叫，在雨里走来走去，指责。

*

雨停了，在门道里安静地抽烟等待的

老头、老太太们

又牵着驴子出来上了山。

*

后面，总是在后面，我爬过狭窄的街道。

我翻翻眼睛，脚步清脆地踏在石头上。

巴尔扎克

我想到在书桌前待了三十个小时后，

巴尔扎克戴着睡帽，

脸上冒着热气，

他搔搔身上，在打开的

窗前待了一会儿，

睡衣贴着

他多毛的大腿。

外面，林荫大道上，

债权人胖乎乎的白手

抚摸着小胡子和领结，

年轻的小姐梦到夏多布里昂，

并和年轻男士散步，而

空马车嘎嘎响着驶过，带着

车轴油和皮革的气味。

就像一匹形体巨大的役马，巴尔扎克

打个呵欠，喷了下鼻子，脚步沉重地

去了厕所，

猛地扯开睡衣，

一大股尿对准射进

十九世纪早期的

尿壶。微风吹动

带花边的窗帘。等一下！睡觉前

再写一幕。他的大脑兴奋起来，

当他回到书桌前——笔，

那罐墨水，散布的纸张。

乡间之事

一个女孩推着自行车过深深的草丛，

从翻倒的花园家具中间穿过，水

浸到她的脚踝。没有柄的杯子

漂在浑浊的水上，瓷里

有细细裂纹的碟子。

楼上窗口那里，花缎窗帘后面，

管家那双淡蓝的眼睛在追着看。

他尽力喊叫。

黄色便笺纸碎片

飘出来飞在冬天的空中，可是那个女孩

没有回头。

厨师不在，谁都听不到。

然后两个拳头出现在窗台上。

他又凑近去听那些低声

细语，不连贯的故事，借口。

这个房间

比如说这个房间：

等在下面的

是架空马车吗？

保证，保证，

看在我的分上，

什么都别跟他们说。

我记得阳伞，

海边的一块空地，

可是这些花……

我非得永远留在后面——

听着，抽烟，

潦草记下又一桩遥远的事？

我点燃一根烟，

调整一下百叶窗。

街上有什么喧闹声，

越来越弱，越弱。

罗德岛

*

我不知道花的名字，

也分不清这树那树，

但我还是坐在广场上，

在一团帕皮索斯特罗斯的烟雾下，

小口喝着贺拉斯啤酒。

附近哪儿有座巨像

在等待下一位艺术家，

下次地震。

但是我没有野心。

我想留下来，真的，

不过我想跟小山上

医院城堡周围的城市之鹿在一起。那是美丽的鹿，

白色蝴蝶袭来，

它们瘦削的背部颤动。

*

高高的城垛上有尊动作僵硬的高大

男性塑像一直看着土耳其方向。

暖和的雨开始落下，

一只孔雀抖掉尾巴上

几滴水就去躲藏。

穆斯林墓地里一只猫睡在

两块石头中间的凹处。

刚好够时间去赌场

看一眼，只是

我没穿正装。

回到船上，准备睡觉，

我躺下来想着

我已经来过罗德岛。

可是还有一件事——

我又听到赌台管理员在叫

三十二，三十二，

而我的身体在水面上飞，

而我的灵魂姿态如猫，盘旋——

然后一头扎入睡眠。

公元前480年春

因为被他所称的赫勒斯彭特海峡[15]胆敢

吹起风暴，

导致他的两百万大军

受阻而激怒，

据希罗多德[16]所述，

薛西斯[17]命令对那一带

不听话的水域

鞭击三百下然后又

扔下一副脚镣，接着

用灼热的铁烙印。

你可以想象

这消息传到雅典

会怎么样，我是说

波斯人大兵压境。

Ⅳ

在克拉马斯河附近

我们围着站在生了火的油桶边，

在它纯粹而舔人一般的热度中

烤火，我们的手和脸。

我们把杯子盛的热气腾腾的咖啡

双手捧着举到

唇边喝掉。但我们为钓

鲑鱼而来，这时我们在雪上和石头上

跺跺脚往上游走去，

慢慢地，满怀爱意，走向宁静的水塘。

133

秋天

房东满院子的旧汽车

并不碍事，房东

本人，也不碍事。他整天

在旋锻机前弯腰干活，

要么罩在弧焊机的

蓝光中。

不过他也留意到我，

经常停下手里的活隔着窗户

对我咧嘴一笑点点头。他甚至

因为把他的伐木工具

放在我的卧室里而道歉，

但我们还是朋友。

慢慢地白天变短，我们

一起走向春天，

向着高水位，黄麻鲈，

溯流产卵的山鳟。

冬日失眠

脑子睡不着，只能醒着躺在那里，

暴饮暴食，听雪堆积像要

发起最后的总攻。

它希望契诃夫来这儿发点

什么——三滴镇静剂，一杯

玫瑰水——什么都行，没关系。

脑子想离开这儿

去到雪上，想跟一群

毛发蓬松、龇着牙的动物一起跑

在月亮下，跑过雪地，

不留爪印或足迹，什么都不留下。

脑子今天晚上病了。

普罗瑟

冬天普罗瑟镇外的小山上

有两种田地：有新绿麦苗的，掉落的麦粒

一夜之间从犁过的地里长起，

等一等，

然后又长起，发芽。

鹅很喜欢这种绿麦苗。

我有次也吃了一点，尝尝味道。

还有一直到河边的麦茬地。

这些是失去一切的田地。

夜里，它们努力回想自己的青春，

可是随着其生命陷入幽暗的垄沟，

它们的呼吸又慢又不均匀。

鹅也很喜欢这种碎麦粒，

为了吃到命都不要。

但是一切全被遗忘，几乎一切，

更快而不是更迟，求求您上帝——

父亲，朋友，他们

进入你们的生活又离开，几个女的停留

一阵子，然后会走，田地则

转过身去，消失在雨中。

一切都会走的，除了普罗瑟。

那些夜里开车回来穿过好多英里的麦田——

拐弯时车头灯扫过田地——

普罗瑟，那个镇，我们在山顶小憩时看到它灯光灿烂，

汽车加热器开着，我们累到了骨头里，

手指上还有火药味。

我几乎看不清他，我的父亲，他眯着眼睛

隔着驾驶室挡风玻璃看，嘴里说，普罗瑟。

鲑鱼在夜里游

鲑鱼在夜里游

出河进入镇上。

它们避免有名字的地方，

如福斯特冷藏厂，A&W，斯迈利店，

而是游近赖特大道的

屋村住宅，那里有时在

凌晨时分，

你能听到它们想拧动门把手

或者撞击有线电视天线。

我们熬夜等它们，

留着后窗户不关，

听到水花响就喊叫起来。

到了早上却感到失望。

携单筒望远镜在考伊彻溪

到了这里我顿失信心，完全

不辨方向。灰衣女士[18]

到了流动的水上。我思绪

纷乱如小溪对面空地上的披肩鸡。

突然，似乎得到信号，那些鸟

又无声地飞进松树林。

写给女病理学家普拉特医生

*

昨天夜里我梦到一位牧师走到我跟前，

手里捧着白色骨头，

白色的手里捧着白色骨头。

他挺和气，

不像麦科米克神父长着有蹼的手指。

我没觉得害怕。

*

下午清洁女工来了，拿着拖把

还有消毒水。她们装作我不在

那儿，谈到月经周期，一边

把我的床推来推去。离开之前，

她们拥抱。渐渐地，这间病房

布满了树叶。我感到害怕。

*

窗户开着。阳光。

病房那头，在做爱的重压下，

一张床吱吱响，吱吱响。

那个男的清清喉咙。外面，

我听到洒水车的声音。我开始排泄。

一张绿色书桌漂过窗前。

*

我的心脏放在桌子上，

那是对温情的

滑稽模仿，而她的手指翻拣

没完没了的一根肠子。

不考虑这些的话，

在远东闯荡那么多年之后，

我爱上了这双手，

可是我冷得无法想象。

韦斯·哈丁：一张照片所见

在翻看一批旧照片

收藏时

我看到了这位逃犯的照片。

韦斯·哈丁，死了。

他是个大个子，留着小胡子，

穿着黑色套装上衣

仰面躺在木地板上，

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

他的头给扳向镜头，

他脸上

像是有擦伤，头发

乱糟糟的。

一颗子弹从后面

射进颅骨，

从右眼上方的

一个小洞出来。

最滑稽的是

三个穿着工作服的

衣衫褴褛的人站在几英尺外

咧着嘴笑。

他们都挎着来福枪，

而那个

最靠边的肯定戴的是

逃犯的帽子。

死者所穿的

时髦的白衬衫上，

还有几颗子弹分布在

这一处那一处。

——不妨说——

让我凝视的

却是一个很大的黑色弹孔

贯透了那只修长、样子纤弱的

右手。

婚姻

我们在我们的小木屋吃裹了面包屑的牡蛎和薯条，

柠檬味饼干当甜点，公共电视台上，

基蒂和列文[19]的婚礼开始了。

住在小山上那辆拖车式房屋里的男的，我们的邻居，

刚刚又从监狱里放出来。

今天早上他和他老婆开着一辆黄色大型小汽车

来到院子里，收音机开得震天响。

他停车后他老婆关了收音机，

然后一起一言不发地

慢慢走向他们的拖车式房屋。

那是一大早时候，鸟儿出巢了。

后来，他用一把椅子

挡着门不让关上，让春天的空气和光线进来。

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晚上，

基蒂和列文终于结婚了。

那场婚姻及其触及的那么多人的生活，

足以让人流下眼泪。我们继续

吃牡蛎，看电视，

评论那些漂亮的衣服和故事牵涉到的那些人

惊人的优雅，有些人精神紧张，

因为私情的压力，

和爱着的人分离，还有他们必定知道

就在下次有了无情变故时接踵而至的毁灭，然后

是再下一次。

有条狗叫起来，我起身去看看门。

窗帘后面是好多辆拖车房屋及一块

停了小汽车的泥泞停车场。我眼看着

月亮滑向西方，它武装到牙齿，在搜寻

我的孩子们。我的邻居，

现在他灌饱了酒，发动了他的大型小汽车，轰着

油门，又开出去，满怀

信心。收音机呜里哇啦

盖过了什么声音。他走后，

只留下银色水的小坑，

抖晃着，不明白自己何以在那儿。

另一段人生

现在要说说另一段人生，未犯错的那一段。

——卢·利普西茨

我的妻子在这座活动房屋的另一半

写诉状告我。

我能听到她的笔沙沙响，沙沙响。

时不时，她停下来哭，

然后——沙沙响，沙沙响。

地上的霜正在消失。

拥有这片地方的人跟我说，

别把你的车就留这儿。

我的妻子在我们的新厨房里

一直写写哭哭，哭哭写写。

患了癌症的邮递员

天天在屋里待着

邮递员从不微笑；他容易

疲劳，在消瘦，

别的没什么；他们会把工作给他留着——

另外，他需要休息。

他不肯听人讨论这件事。

走过一个个空房间里时，他

想到疯狂的事，

例如汤米·多尔西和吉米·多尔西

在大河谷水坝

跟罗斯福总统握手，

他最喜欢新年派对；

他跟他妻子说的

事情多得够写一本书，他妻子

也想到疯狂的事，

但她还在上班。

可是有时在半夜

邮递员梦到自己下了床

穿上衣服走出

门外，快活得发抖……

他不喜欢那些梦

因为醒后

什么都没留下；那

就像是他从来哪儿都

没去过，从来没做过什么事；

只有这个房间，

没有阳光的清晨，

门把手慢慢转动

的声音。

写给海明威和W.C.威廉斯的诗

三条肥鳟鱼悬在

那座新的

铁桥下面

安静的池塘里。

两个朋友

沿着小路

慢慢走来。

其中一个，

前最重量级拳击手，

戴着一顶旧的

猎帽，

他想杀生，

也就是钓到鱼

吃掉。

另外一个，

是医生，

他知道钓到的机会

有多大。

他觉得鱼

永远

只是悬在

清澈的水中

也挺好。

两人继续走

但他们

也说着这件事，一边

隐没在

上游

退色的树林、

田地和变暗的光线中。

折磨——写给斯蒂芬·多宾斯[20]

你再次堕入情网，这次

是位南美将军的女儿。

你想再次让人把你四肢摊开绑在拷打台上，

你想听别人告诉你可怕的事，

而且你也承认那些事是真的。

你想让他们对你本人施以不堪言说的行为，那些事

正派人不会在课堂上讲。

你想说你知道的一切事，

关于西蒙·玻利瓦尔，关于豪尔赫·路易·博尔赫斯，

最重要是关于你自己。

你把每个人都牵扯进来！

即使是凌晨四点钟，

灯还在亮着——

有两个星期在你的眼睛和脑子里，

那些灯一直日夜不熄——

你极度渴望吸口烟，喝杯柠檬水，

可是她不肯把灯关掉，那个有着

绿眼睛和一些小手段的女的，

即使这样你还是想给她当牛仔。

跟我跳舞吧，你伸手拿空了的大口杯时，

想象听到她说。

跟我跳舞吧，她又说了一次，没弄错。

她选这会儿来问你，一个男的，

起来一丝不挂地跟她跳舞。

不，你没力气捡起一片落叶，

也没力气拿起一只的的喀喀湖

波浪拍烂了的苇编小篮子。

可是你还是

跳下床，朋友，你在

宽阔的空地上舞过。

浮子

我们曾在冬季那几个月，去华盛顿州

万蒂奇附近的哥伦比亚河

钓白鲑；我爸爸，“瑞典佬”——

林格伦先生——还有我。他们使用腹轮[21]，

铅笔长的鱼坠，红色、黄色或者褐色的

假蝇，用幼虫做饵。

他们想离得远一点，远远地走到

浅滩的边上。

我用一个鹅毛杆浮子和一根直杆在岸边钓。

我爸爸把幼虫放在下嘴唇里面

让它们活着而且不受冻。林格伦先生不喝酒。有段时间我更喜欢他而不是我爸爸。

他让我给他的车把方向盘，因为我的名字里

有个“小”[22]而逗我，还说

有一天我会长成一个男子汉，记得

这一切，还要跟我自己的儿子钓鱼。

可是我爸爸做得对，我是说

他一直默不作声看着河里，

舌头在鱼饵后面动着，像是在琢磨一个想法。

从奇科开始的99号公路东段

绿头鸭落下来

过夜。它们睡着后

笑得咯咯响，梦到了墨西哥

和洪都拉斯。水田芥

在灌溉渠里点头，

灯芯草往前倾着，因为

乌鸫落到上面而沉甸甸的。

稻田在月光下浮动。

就连湿漉漉的枫树叶也来贴着

我的挡风玻璃。我跟你说玛丽安，

我心情愉快。

豹子——写给约翰·海恩斯和基思·威尔逊[23]

我曾在克里基塔特镇和同名河流附近

哥伦比亚河峡谷一处人迹罕至的箱状峡谷跟踪过

一头豹子，我们是要去打松鸡。十月份，

灰色天空延伸到俄勒冈州乃至更远，

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当时我们还都没去过那儿，

去加利福尼亚，可是我们知道那里——有种餐馆，

你想多少次加满盘子都可以。

我那天跟踪了一头豹子，

如果跟踪这个词用得对，在那头豹子的上风头一路

扑通扑通地走，擦碰着身体，也抽烟，

一根又一根，状态最好时也就是个

紧张还淌着汗的胖小孩，可是那天

我跟踪了一头豹子……

后来我在客厅里醉得摇摇晃晃，

一边找词语把这件事讲出来，零散点缀着关于此事的

回忆，在你们两个人已经把你们的故事，

黑熊故事，讲了之后。

突然我回到了那道峡谷，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

好多年我都没有再想到过的事：

那天我怎样跟踪一头豹子。

我就讲了，反正是试着讲，

我和海恩斯这时很醉了。威尔逊听啊，听啊，

然后说，你肯定那不是一只山猫吗？

我私下认为这句话是奚落我，他来自西南，

是那天晚上朗诵过的诗人，

随便哪个傻子都分得出是山猫还是豹子，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喝醉了的作家，

多年以后，在自助餐厅里，在加利福尼亚。

去他的。后来那头豹子从灌木丛里稳稳地大步出来，

正好到了我面前——天哪，它长得多大多漂亮——

跳到一块石头上扭头

看着我。看着我！我也看着它，忘了开枪。

随后它又跳起来，跑出了我的生命。

水流

这些鱼没有眼睛

这些梦里向我游来的银鱼，

一边往我脑子的囊袋中

散布它们的卵子和精液。

可是游来的有一条——

大个头，身上有疤，跟别的一样沉默，

它只是顶着水流，

迎着水流闭上它黑色的

嘴巴，它顶着水流，

嘴巴一闭一张。

猎人

我在这片荒凉地带的最高处半睡半醒，

周围都是鹌鹑，

我蹲在一堆石头后面做梦。

我拥抱临时照看我的人。

离我的脸几英寸远，

她冷漠而年轻的眼睛从两朵剩下的野花那里

盯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个疑问

我无法回答。这种事情谁能判断是好是坏？

可是在我冬天内衣之下的深处，

我的血液骚动。

突然，她的手一惊之下抬了起来——

鹅连成一线飞离它们的河中小岛，

在这道峡谷中飞高，飞高。

我打开枪保险。身体进入状态，准备工作。

相信手指。

相信神经。

相信这个。

想在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晚点时候睡着觉

客厅里，沃尔特·克朗凯特[24]

在为我们介绍登月工程。

我们即将进入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这

是最后一次演习。

我舒服地钻到

被窝里很深的地方。

我的儿子戴着太空头盔。

我看到他走过不通风的走廊，

他的负重鞋曳地而行。

我自己的脚变冷了。

我梦到了小黄蜂和差点

冻伤，那是在塞特斯溪

钓白鲑的人要面对的

两种危险。

可是那边结冰的芦苇丛中

什么东西在动，

侧着的什么东西，

水慢慢灌进去。

我转身仰躺着，

我的整个身体都往上抬，

似乎那样就不可能淹死。

路易丝

在这座拖车房屋旁边的那座里，

一个女人在挑一个名叫路易丝的小孩的刺。

我没跟你说过吗，笨蛋，要一直关着这扇门？

天哪，这是冬天！

你想出电费啊？

把你的脚蹭蹭，岂有此理！

路易丝，我该拿你怎么办？

哦，我该拿你怎么办，路易丝？

这个女人一天到晚唱歌。

今天这个女人和小孩出来

晾衣服。

跟这人打个招呼，这个女人跟

路易丝说。路易丝！

这是路易丝，这个女人说着

猛推了路易丝一下。

她舌头让猫叼走了，这个女人说。

可是路易丝嘴里有夹子，

怀里抱着湿衣服。她把

绳子拉下，用脖子

钩住绳子

一边把那件衬衫甩过

绳子然后松开——

衬衫一下子在她头顶荡出去，

飘动。她躲了一下

往后跳了一步——后跳一步，

躲开这个几近人体形状的物体。

写给顶级高空杂技家卡尔·瓦伦达[25]

你年纪尚幼时，风跟踪你

去遍马格德堡。在维也纳，风寻找你

去了一处又一处庭院，

它弄翻喷泉，让你的头发竖起。

在布拉格，风陪着刚刚开始生儿育女的

表情严肃的年轻夫妇。可是你让他们屏住呼吸，

那些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士，

留着小胡子、戴着高领的男士。

你向海尔·塞拉西皇帝[26]鞠躬时，

它在你的袖口里等候。

你跟比利时的民主国王握手时

它也在场。

风把芒果和垃圾袋吹得在内罗毕的街道上滚。

你看到风吹过塞伦盖蒂平原追逐斑马。

你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走出郊区房屋的屋檐下时，

风又跟你在一起。在每个乡间小镇和马戏团停留的每站，

它在树林里几乎没弄出噪音。

你一辈子都评论它，

它怎样说来就来，

在你抽着粗大的哈瓦那雪茄，

看着烟雾往南飘去，总是往南，

飘向波多黎各和热带时，

它怎样让旅馆房间阳台下方

绣球花的胖脸抖动。

那天早上，七十四岁，十层楼高，

两座旅馆的中间，在春天的头一天

用绝技表演广告，去哪儿

都跟着你的风

从加勒比海吹来，

孤注一掷地扑进你怀里，像个年轻的恋人！

你的头发竖了起来。

你想蹲下，去抓住钢索。

后来，他们来清理现场

并拆下钢索。他们拆下你在上面过了一辈子的

钢索。想想看：钢索。

德舒特河

就说这天空吧：

压在头顶，灰暗，

不过雪已经停了，

这很不错。我

冷得弯曲不了

手指。

今天早上往河边走去时，我们把一只正在

撕扯兔子的獾吓了一跳。

獾的鼻子上有血，

从口鼻到锐利的眼睛上都沾有血：

别把有本领跟优雅

混为一谈。

后来，八只绿头鸭飞过，

也没往下看。在河上

弗兰克·桑德梅尔曳绳，曳绳

钓虹鳟。他在这条河

钓了好多年，

但二月是最好的月份，

他说。

我心烦意乱，没戴手套，

理着乱作一团的尼龙线。

遥远的地方——

另外一个男的在抚养我的孩子，

睡我的老婆睡我的老婆。

永远

我漫步走到外面被烟雾所笼罩，

跟着一只蜗牛留下的亮亮的路线穿过

花园到了花园石墙那里。

终于一个人了我蹲坐在后脚跟上，看

需要怎么做，突然

我把身体贴紧湿漉漉的石头。

开始慢慢往四周看，

听，调动

我的全身，就像蜗牛

调动它的身体，放松，但是警觉。

了不起！今夜是我人生中的

里程碑。过了今夜

我怎么可能回到那

另一种生活？我眼睛盯着

星星，向它们挥动

我的触角。我坚持了

好几个钟头，只是休息。

再晚一点，悲伤开始小滴小滴地

汇聚到我心的周围。

我想起我的父亲已经去世，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

镇子。永远。

再见，儿子，我的父亲说。

快天亮时，我爬下来

踱回屋里。

他们还在等着，

第一次看到我的新眼睛，

他们的脸上突然现出恐惧。

【注释】

[1] 美国一种廉价波旁威士忌。

[2] 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1333?—1405?），法国历史学家，以其对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欧洲的生动描述而著名。

[3] 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英国探险家、政治家和军人。

[4]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北方农民武装的领袖。

[5]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著名作品有《自由引导人民》等。

[6] 穆斯林男子戴的红色无边圆塔帽。

[7] 希米舞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舞蹈，特点是身体快速摆动；比根舞是一种类似伦巴的舞厅舞。

[8] 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31），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著有诗集《鲁拜集》。

[9] 北美洲东部产的一种供钓捕的淡水鱼。

[10] 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1920—1994），美国诗人、小说家。

[11] 即埃德蒙·路易斯·德·龚古尔（Ed Goncoart，1822—1896），法国作家、批评家。

[12] 特拉维夫为以色列港口城市，《密西西比河上》为马克·吐温的作品。

[13] 此处原文为quarter twain，mark twain，指水深。其中quarter twain指13又1/2英寸，mark twain指12英寸，均为当时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安全水深。

[14] 以色列中西部的古城，位于地中海沿岸。

[15] 即位于土耳其境内隔开欧洲、小亚细亚的达达尼尔海峡。

[16]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17] 即薛西斯一世（前519—前465），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前486年至前465年在位）。

[18] “灰衣女士”原文为“Gray Lady”，在美国指红十字会的义务女医务人员（穿灰色制服），卡佛在此或意带讽刺。

[19] 指列夫·托尔斯泰所著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人物。

[20] 斯蒂芬·多宾斯（Stephen Dobyns，1941—），美国诗人、小说家。

[21] 指一种固定在钓者腹前（而不是鱼竿上）的鱼线轮。

[22] 如前面《我父亲的一生》所写，卡佛的全名为小雷蒙德·克莱维·卡佛。

[23] 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1924—2011）和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1927—2009）均为美国诗人。

[24]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新闻主播、记者。

[25] 卡尔·瓦伦达（Karl Wallenda，1905—1978），出生于德国马格德堡的著名高空杂技家，1978年在波多黎各的一次表演中坠地身亡。

[26] 指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年至1974年在位），政治活动家。

短篇小说

距离

她来米兰过圣诞节，想知道她小时候怎么样，他难得见她一次，每次她都这么要求。

跟我说说吧，她说。跟我说说当时怎么样。她呷着利口酒，等着，盯着他。

她是个身材苗条、长相漂亮的酷女孩，从头到脚都耐看。

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二十年前，他说。他们在他的公寓里，位于卡西纳花园附近的维亚法布里奥尼路。

你能想起来的，她说。说吧，跟我说说吧。

你想听什么？他问。我能跟你说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你当时还是个小宝宝。跟你有关，他说，但只是在次要意义上说。

跟我说说吧，她说。不过先给我们都倒杯酒吧，省得你讲着讲着又得停下来。

他端着酒从厨房回来，坐到他那把椅子上，就开始讲了。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跟他十七岁的女朋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可是互相爱得发狂。根本没过多久，他们有了个女儿。

宝宝出生在11月底，当时来了一次很厉害的寒流，也正赶上本地猎水禽季节的高峰期。男孩很喜欢打猎，你要知道，这是故事的部分原因。

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是夫妻了，为人父母，他们住在一家牙医诊所楼下的三居室公寓里。每天晚上，他们打扫楼上的诊所，干活抵房租和水电、煤气费。夏天，他们按说还要养护草坪和花；冬天时，男孩要铲走步道上的雪，往马路上撒粗盐。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说吧，很恩爱。另外，他们都满怀雄心壮志，是脑子里天马行空的梦想家，总是在聊他们要做什么事，去什么地方。

他从椅子上起身，往窗外看了一会儿，目光越过那些瓦片屋顶，看着在黄昏的光亮中，雪不紧不慢地下着。

讲故事吧，她说。

男孩和女孩睡在卧室里，宝宝睡在客厅里的一张婴儿床上。你要知道，宝宝这时差不多有三周大，只是刚开始能够一睡一夜。

一个星期六夜里，男孩在楼上干完活后，进了牙医的私人办公室，脚跷到写字台上，给卡尔·萨瑟兰打了个电话，那是跟他父亲一块儿打猎、钓鱼的老朋友。

卡尔，对方拿起听筒后，他说。我当爹了，我们有了个小女孩。

恭喜啊，孩子，卡尔说。你太太好吗？

她挺好，卡尔，宝宝也挺好，男孩说。大家都挺好。

好啊，卡尔说。我挺高兴听你这么说。嗯，代我向你太太问好。要是你打电话是为了打猎的事，我跟你说吧，飞来的野雁多得要命，我想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我可是打了好多年猎了。我今天打到了五只，上午两只，下午三只。我明天早上还要去，你想的话，一起去吧。

我想啊，男孩说。所以才打电话。

那你五点半准时来，我们去，卡尔说。多带些子弹，我们要打个过瘾。明天早上见。

男孩喜欢卡尔·萨瑟兰。他是男孩过世父亲的朋友。男孩的父亲不在后，也许是想填补两人都有的失落感，男孩开始跟萨瑟兰结伴打猎。萨瑟兰是个大块头，谢了顶，一个人住，不怎么爱聊天，他们在一起时，男孩偶尔会感觉不自在，纳闷自己说的或者做的有哪里不对，因为他不习惯跟半天不出声的人待在一起。可是这位年长的人真的开口时，经常会固执己见，不过他身上有股顽强劲儿，野外经验丰富，这是男孩喜欢和佩服的。

男孩挂了电话，下楼去跟女孩说。女孩看着他把东西一溜摆开：猎装，子弹袋，皮靴，袜子，猎帽，长内衣，猎枪等。

你什么时候回来？女孩问。

大概中午吧，他说。不过没准会到五六点以后。会不会太晚了？

没事，女孩说。我们会挺好的。你去开心一下吧，应该的。也许明天晚上，我们把凯瑟琳打扮好，去看看萨莉。

当然，这主意听着不错，他说。我们计划一下吧。

萨莉是女孩的姐姐，比她大十岁。男孩有点爱她，就像他有点爱贝特西一样，那是女孩的另外一个姐姐。他跟女孩说过，要是我们俩没结婚，我会去追萨莉。

贝特西怎么样？女孩说。我不想承认，可是我真的觉得她比我和萨莉都漂亮。她怎么样？

也追贝特西，男孩说着笑了起来。但是跟我有可能去追萨莉的方式不太一样，萨莉身上，有能让你爱上的地方。不，我想我宁愿选萨莉而不是贝特西，如果非要我选的话。

可是你真的爱谁？女孩问。世界上你最爱谁？谁是你老婆？

你是我老婆，男孩说。

我们会相爱到永远吗？女孩问。男孩看得出，这番谈话让她心花怒放。

永远，男孩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们就像加拿大雁，他说。他一下子就想到这个比喻，就用了，因为那段时间，他时不时会想到野雁。它们只结一次婚。它们早早选定伴侣，永远在一起。如果两者之一死了还是怎么样，另外一只永远不会再结婚，会去哪儿独自生活，要么即使生活在雁群里，跟那么多别的野雁在一起，仍然一直形单影只。

挺凄惨的，女孩说。它就那样生活，独来独往，却是跟那么多别的野雁在一起，我觉得比它去哪儿独自生活还要凄惨。

是凄惨，男孩说。可这就是天性啊。

那些成对的，你有没有打死过其中一只？女孩问。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男孩点点头。他说，有两三次我打死了一只野雁，然后过一两分钟，会看到另外一只从别的野雁那边飞回来，开始在地上那只野雁上方绕圈子飞，叫唤。

你有没有把那只也打死了？女孩说。

能打就打，男孩回答道。有时候打不中。

你就没有感到不安过？女孩说。

从来没有，男孩说。你在开枪的时候不能那样想。你要知道，我喜欢有关野雁的一切。甚至在我没有猎雁的时候，我喜欢只是看着它们。可是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能去考虑那些。

吃完饭，男孩开了炉子，帮着女孩给宝宝洗了个澡。他再次对婴儿的模样感到惊奇，她一半像他，眼睛和嘴巴，一半像女孩，下巴还有鼻子。他给那个小小的身子扑了粉，又往手指和脚趾缝里扑了粉。男孩看着女孩把宝宝包上尿片，穿上睡衣。

男孩把洗澡水倒进浴缸，然后上了楼。外面寒冷，天还阴着。他呼出的气到空中变成了白色。此时的草坪看上去像块帆布。一辆小汽车开过，他听到轮胎碾沙子的声音。他由着自己想象明天会怎么样：野雁在头顶的空中乱飞，枪托一下一下捣着他的肩膀。

然后他锁上门，下了楼。

在床上，他们想读点书，可是两人都睡着了，先是女孩，让杂志陷进了被子。男孩的眼睛合上了，可他还是让自己起来，看看闹钟后关了台灯。

宝宝的哭声把男孩吵醒了。客厅里亮着灯，男孩看到女孩站在婴儿床旁边，抱着宝宝在晃动。过了一会儿，她把宝宝放下，关了灯回到床上。

当时是夜里两点钟，男孩又睡着了。

宝宝的哭声又把男孩吵醒了。这次，女孩接着睡。宝宝断断续续哭了几分钟不哭了。男孩听着，然后又开始迷迷糊糊地睡觉。

男孩睁开眼睛。客厅里亮着灯。他坐起身，把台灯打开。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说，一边抱着宝宝走来走去。我给她换了尿片，也喂了，可是她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很累，担心会把她掉到地上。

你回床上来吧，男孩说。我抱一会儿。

男孩起来，接过宝宝，女孩过去躺下了。

只用晃动她几分钟，女孩在卧室那边说。没准她还能睡着。

男孩抱着宝宝坐在沙发上，把她在膝头轻轻摇晃，直到她闭上眼睛。他自己也快闭上眼睛了。他小心地起身，把宝宝放回婴儿床上。

当时是四点差一刻，他还可以睡四十五分钟。他钻进被窝。

可是没过几分钟，宝宝又哭起来。这次，男孩和女孩都起来了，男孩骂了一句。

天哪，你怎么回事？女孩跟男孩说。也许她是病了还是怎么样，也许我们不应该给她洗澡。

男孩抱起宝宝。宝宝蹬蹬腿，然后又安静了。你看，男孩说，我真的觉得她没事。

你怎么知道？女孩说。唉，让我抱吧。我知道我应该给她吃点什么药，可是不知道该给她吃什么。

过了几分钟宝宝都没哭，女孩又把她放下。宝宝睁开眼又哭起来时，男孩和女孩看看宝宝，又对视一眼。

女孩抱起宝宝。宝宝，宝宝，她噙着泪水说。

大概是她肚子不舒服，男孩说。

女孩没吭声，继续抱着宝宝来回晃，根本不理睬男孩。

男孩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去厨房烧水，准备煮咖啡。他穿上羊毛内衣，扣上扣子，接着又穿别的衣服。

你干吗？女孩问他。

去打猎呀，他说。

我看你不应该去，她说。要是宝宝到时候没事，你可以晚点去。可是我看今天早上你不该去打猎，宝宝哭成这样，我不想一个人给撇在这儿。

卡尔指望我去呢，男孩说。我们商量过了。

我他妈根本不管你跟卡尔是怎么商量的，她说。我他妈也根本不管什么卡尔不卡尔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想让你去，没别的了。就现在这情况，我看你根本不该还想去。

你见过卡尔，认识他，男孩说。什么意思，你不认识他？

问题不在这儿，你知道的，女孩说。问题是我不想给撇下来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宝宝。

等会儿，男孩说。你不明白。

不，是你不明白，女孩说。我是你老婆，这是你的宝宝，她是病了还是什么。你看看她，她干吗哭？你不能撇下我们，自己去打猎。

别歇斯底里的了，男孩说。

我是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打猎，女孩说。宝宝不舒服，你竟然还想撇下我们，自己去打猎。

她哭了起来，她把宝宝放回婴儿床，可是宝宝又哭了起来。女孩用睡衣袖子匆忙擦了下眼泪，又把宝宝抱起来。

男孩慢慢系好鞋带，穿上衬衫、羊毛衫和外套。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响了。

你得做个选择，女孩说。卡尔还是我们。我是说真的，你必须选择。

你什么意思？男孩说。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女孩说。你还想要这个家的话，就必须选择。

他们互相瞪着眼睛。然后男孩带上打猎用具上了楼，发动了汽车，仔细把各面车窗上结的冰刮掉。

夜间又降了温，但是天晴了，所以星星出来了，在男孩头顶的天空上闪烁着。开车时，男孩望望星星，想到跟星星的距离时，他心有所动。

卡尔家的门廊上亮着灯，他的旅行车停在车道上，在跑空挡。男孩把车停到马路边，卡尔出来了。男孩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最好别把车停在街上，男孩从步道上走过来时卡尔说。我准备好了，等我把灯全关了。我很过意不去，真的，他又说。我还以为你大概睡过头了呢，所以刚刚往你那儿打了电话，你太太说你走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男孩说。一边想着该怎么说。他用一条腿撑着身体，把衣领竖起来，手放在外套口袋里。她已经起床了，卡尔，我们俩都起床有一阵子了。我想宝宝有哪儿不舒服，我不知道，我是说她一直在哭。问题是我想这次我去不了了，卡尔。

你只用拿起电话给我拨个电话就行，伙计，卡尔说。没关系的，你要知道，你不用专门过来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呢，打猎这事你去也行，不去也行，没关系的。你想喝杯咖啡吗？

我该回家了，男孩说。

嗯，那我看我就去了啊，卡尔说。他看着男孩。

男孩还是站在门廊那里，什么都没说。

天晴了，卡尔说。我看今天上午也打不了多少猎，不管怎么样，很可能你不去也没什么。

男孩点点头。那就再见了，卡尔，他说。

再见，卡尔说。咳，谁跟你说别的什么话你都不要相信，卡尔说。你是个幸运的家伙，我说真的。

男孩发动了汽车等着。他看着卡尔在那座房子里走了一圈，把灯全关了。然后男孩把车挂上挡，从路边开走。

客厅里亮着灯，可是女孩在床上睡觉，宝宝在她旁边睡觉。

男孩轻手轻脚地脱下皮靴、裤子和衬衫。他穿着袜子和内衣坐在沙发上读早上的报纸。

没多久，外面开始放亮。女孩和宝宝还在睡觉，过了一会儿，男孩去厨房开始煎咸肉。

几分钟后，女孩穿着睡袍出来了，一句话不说就搂住了男孩。

咳，别把你的睡袍点着了，男孩说。女孩贴在男孩身上，不过她也摸到了炉子。

刚才的事对不起，女孩说。我不知道我那会儿中了什么邪，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种话。

没关系，男孩说。哎，我要把咸肉弄起来。

我不是故意那样说难听话，女孩说。真可怕。

那该怨我，男孩说。凯瑟琳怎么样？

她现在挺好，我不知道她那会儿是怎么回事。你走后，我给她又换了尿片，后来她就没事了。她完全没事了，马上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别生我们的气。

男孩笑了起来。我没有生你们的气，别傻了，他说。哎，我要用平底锅做别的。

你坐下，女孩说。我做早餐吧。用华夫饼配咸肉怎么样？

听着很棒哦，男孩说。我饿坏了。

女孩把咸肉从平底锅里弄出来。男孩坐在桌前，这时放松下来，看着女孩在厨房里忙。

女孩走开，去关上卧室的门。在客厅里，她播放了一张他们都喜欢的唱片。

咱们可别把那位再吵醒了，女孩说。

那当然，男孩说着，笑了起来。

女孩把一只盘子放在男孩面前，有咸肉、煎蛋和华夫饼。她又把一只盘子放在桌子上，给她自己的。好了，她说。

看着真不错，男孩说。他往华夫饼上抹黄油，倒糖浆，可是在切华夫饼时，把盘子打翻了，掉到他的大腿上。

要命，男孩说着，从桌前跳开。

女孩看着他，注意到他的表情，她笑了起来。

你能照镜子看看自己就好了，女孩说。她笑个不停。

男孩低头看羊毛内衣前面洒的糖浆，看看沾了糖浆的那几片华夫饼、咸肉和鸡蛋。他也笑了起来。

我刚才是饿坏了，男孩摇着头说。

你真的饿坏了，女孩笑着说。

男孩把羊毛内衣脱下来，扔到浴室门口。然后他张开双臂，女孩过来让他搂着。

我们别再吵架了，女孩说。不值得，对吧？

是啊，男孩说。

我们别再吵架了，女孩说。

男孩说，我们不会的。说完吻了女孩。

他从椅子上起身，给他们的杯子里又添了酒。

完了，他说。故事讲完了，我承认这个故事一般般。

我听得有意思啊，她说。要说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可是怎么样呢？她说。我是说后来。

他耸耸肩，端着酒走到窗前。这时天已经黑了，但是雪还在下。

事情会变化的，他说。我不知道怎样变化，可是无论你能不能意识到或者想不想，事情的确会变化的。

对啊，是这样，只是——可她话说一半又住了口。

她放弃了这个话题。从窗玻璃的映像里，他看到她在研究自己的指甲。然后她抬起头，语气欢快地问他到底会不会领她去市里逛逛。

他说，穿上皮靴，我们走吧。

可是他仍然待在窗前，想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欢笑过，他们依偎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别的一切——寒冷，以及他将会步入其中的地方——都在外面，反正得有一阵子。

谎话

“那是谎话。”我的妻子说。“你怎么能相信这种事？她只是眼红，没别的。”她头一甩，眼睛盯着我不放。她还没脱下帽子和外套，因为受到指责而红着脸。“你相信我的话，不是吗？你当然不相信那件事吧？”

我耸耸肩，然后说：“她干吗要撒谎？对她有什么好处？她撒谎能得到什么？”我感觉不自在。我穿着拖鞋站在那儿，两只手一张一合，多少感觉有点荒唐，还有点表演的意思。我并非生来就会扮演审问者角色。我现在希望这件事从来没有传进我的耳朵，一切都会像从前一样。“按说她还是朋友呢，”我说，“我们俩的朋友。”

“她是个贱货，那就是她！既然是朋友，不管交情有多浅，就算点头之交呢，你都不会想到会讲这种事，这样一个赤裸裸的谎话，对吧？你真的不能听了就信。”她因为我的愚蠢而摇摇头。然后她解下帽子，脱下手套，把什么都放到桌子上，又脱掉大衣，搭在椅背上。

“我知道该相信什么，”我说，“我想相信你的话。”

“那就相信吧！”她说，“相信我——我只有这样的要求。我在跟你说实话，这种事情上我不会撒谎。唉，好了，说这不是真的，亲爱的，说你不相信。”

我爱她。想把她揽过来，抱着她，跟她说我相信她的话。可是那个谎话——如果是谎话——已经横亘在我们之间。我走到窗前。

“你得相信我的话，”她说，“你知道这样挺傻，你知道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我站在窗前，俯视着缓缓移动的车流。我若抬起眼，能看到窗玻璃上我妻子的映像。我是个心胸宽广的男人，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我能解决。我开始考虑起我的妻子，考虑起我们的共同生活，考虑起事实与虚构、诚实与伪装、假象与现实。我想起了我们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放大》，想起了咖啡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传记，想起了他所说的关于真相的话，以及他在老俄罗斯引起的动静。后来，我又回忆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是我上中学三四年级时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从来不说实话，说谎的毛病由来已久，而且从未改掉，却又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心肠人，在我生命中有两三年之久的一段艰难时期，他是我真正的朋友。能在我过往的日子里发现这个说谎成癖的人，让我喜出望外，有了这一前例，有助于解决我们婚姻中出现的危机，这场婚姻直到如今还是幸福的。这个人，这位酷爱说谎的人，真的可以证实我妻子的理论，即世界上有这种人，我又感到高兴了。我转过身说话。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对，没错，真有可能是这样，这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真的会撒谎，无法控制，也许是下意识，有时是病态，也不会考虑后果。然而就在那时，我妻子坐到沙发上，用手捂住脸说：“是真的，上帝原谅我，她跟你说的全是真的。我说我对那一无所知，那是撒了谎。”

“真的吗？”我说。我坐到靠窗的一把椅子上。

她点点头。她一直用手捂着脸。

我说：“那你干吗要否认？我们从来没有对彼此撒过谎，我们不总是互相说实话吗？”

“对不起。”她说。她看着我摇摇头。“我那会儿觉得丢人，你不知道我那会儿感到多丢人，我不想让你相信那种话。”

“我想我能理解。”我说。

她踢掉鞋子靠在沙发上，接着又坐起身，把羊毛衫拉过头顶脱掉。她把自己的头发拍好，又从盘子里拿了一根烟。我为她点烟，看到她修长而苍白的手指和修剪得漂漂亮亮的指甲，一时让我吃了一惊，就好像我从新的角度，从不知怎么更具揭示性的角度看到了这些。

过了一会儿，她抽了口烟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总的来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她用嘴唇噙着烟，站了一会儿来脱下裙子。“哎？”她说。

“凑和吧。”我回答道，“下午这里来了个警察，带着搜查令，信不信由你，来找以前住在我们这条走廊上的一个人。公寓管理员自己打电话说三点到三点半会停水半小时搞修理。我想想，事实上，警察就是在他们停水时来了这儿。”

“是吗？”她说。她手放在臀部伸了个懒腰，然后闭上眼睛，晃了晃那头长发。

“我今天把托尔斯泰那本书读了一大半。”我说。

“真棒。”她开始吃什锦坚果，右手一颗接一颗往她张开的嘴里扔，同时左手还夹着香烟。她不时抽空停下来，用手背擦擦嘴唇，抽两口烟。这时她已经脱掉了内衣裤。她把腿蜷在身下，窝坐在沙发上。“怎么样？”她说。

“他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我说，“他很不简单。”我的血液开始加速，手指有了刺痛感，可是我也感到虚弱。

“来这儿，我的木齐克[1]。”她说。

“我想听听事实。”我有气无力地说。我这时四肢撑地，地毯软软的，富有弹性，毛绒绒的，让我感到兴奋。我慢慢爬到沙发前，下巴搁在一个坐垫上。她用手抚摸了我的头发。她还在微笑，盐粒在她饱满的双唇上微微反光。可是我看着时，她眼里涌上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哀，尽管她还在微笑着抚摸我的头发。

“小帕夏[2]，”她说，“来这儿，水果布丁。它真的相信了那个下流女人的话，相信了那个下流的谎话？过来，把头放在妈妈的胸脯上。对了，现在闭上眼睛。对了，它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我对你失望啊，真的，你了解我，不至于会那样嘛。对有些人来说，撒谎就是一种娱乐。”

小木屋

哈罗德先生从小餐馆出来，发现雪停了。河对面那些小山后面，天空正在放晴。他在车旁停了一会儿，伸了个懒腰。他手扶着打开的车门，做了次深呼吸。他敢发誓他几乎尝到了空气的味道。他挤进驾驶座，回到公路上，只用再开一个钟头的车，就能赶到旅舍。下午，他就可以钓两个钟头的鱼，然后是明天，明天一整天。

在帕克岔路口，他上了河上那座桥，拐上去旅舍的路。路两边都是松树，树枝上压着沉甸甸的雪。白色小山上云遮雾绕，难以分清山和天空在何处分界。这幅景象，让他想到他们那次去波特兰博物馆看到的几幅中国风景画，他喜欢那些画，也跟弗朗西斯说了，不过她没出声。她跟他在画廊的那间侧厅里待了几分钟，然后去看下一项展览。

到旅舍时快中午了。他看到小山上那些小木屋，随着那条路变直，他见到了旅舍本身。他放慢车速，颠簸着下了路，进了铺着一层沙的脏乎乎的停车场，把车停到靠近前门那里。他把车窗摇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边肩膀顶着座位来回活动了几下。他眼睛闭了一会儿又睁开。一块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上面写着“城堡岩”，下面有手工绘制的漂亮标牌——“豪华小木屋—登记处”。他上次来——跟弗朗西斯一起——他们待了四天，他在河里钓到五条漂亮的鱼。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他们以前经常来，每年两三次。他打开车门，慢慢下了车，背部和脖子那里感觉僵硬。他脚步沉重地走过冻结的雪地，开始走上木板台阶时，把手放进外套口袋。上完台阶后，他擦掉鞋子上的雪和砂粒，又跟出来的一对年轻男女点头致意。他注意到那两人下台阶时，男的是怎样扶着女的胳膊。

旅舍里面，有股烧木头的烟和煎火腿的气味。他听到盘子碰在一起发出的咔嗒声。他看着餐厅里壁炉上方那条大个的褐色鲑鱼，为回到这里而高兴。他站在收银台前，旁边有个陈列柜，玻璃后面摆着皮手袋、钱包和一双软皮鞋，陈列柜上面，随便放着印第安人的珠子项链、手镯和几块木头化石。他走到马蹄铁形状的柜台前，坐在一张凳子上。隔了几张凳子坐着两个男的，他们中断聊天，扭头看着他。他们是打猎的，他们的红色帽子和外套放在身后一张桌子上。哈罗德先生在那儿等着，把自己的手指拉伸了一下。

“你到多久了？”那个女孩皱着眉头问。她从厨房里出来，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跟前，往他面前放了一杯水。

“没多久。”哈罗德先生说。

“你应该按铃。”她说。她的嘴巴一张一合，牙箍闪着光。

“我应该是有间小木屋。”他说，“大约一个星期前，我给你们写过一张卡片预订的。”

“我去叫梅太太。”女孩说，“她在做饭。小木屋是她负责的，她什么也没跟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一般冬天不开放小木屋。”

他心情兴奋，手合在一起放在面前的柜台上。室内远端的墙上，挂着一幅弗雷德里克·雷明顿[3]的画作复制品。他看着那头歪着身子、受到惊吓的野牛和已在肩头拉开弓箭的印第安人。

“哈罗德先生！”那位老太太大声说，一边脚步蹒跚地向他走来。她是个小个子女人，头发花白，乳房沉甸甸的，喉部较粗。内衣带子从她的白色制服下显现出来。她解掉围裙伸出手来。

“很高兴见到您，梅太太。”他说着从凳子上下来。

“我差点认不出您了。”老太太说，“我有时候不知道那个姑娘是怎么回事……伊迪丝……她是我外孙女。现在是我女儿、女婿打理这里。”她把自己的眼镜取下，开始擦掉镜片上的水汽。

他低头看着打磨过的柜台，在纹理清晰的木板上摊平手指。

“您太太呢？”她问。

“她这星期身体不太舒服。”哈罗德先生说。他又说起别的事，但是别的也没多少好说的。

“听您这样说真是可惜！我已经把那间小木屋给你们俩收拾好了。”梅太太说。她解下围裙放在收银台后面。“伊迪丝！我带哈罗德先生去他的小木屋！我去拿大衣，哈罗德先生。”那个女孩没出声。可她手里拎着一把咖啡壶到了厨房门口，眼睛盯着他们。

外面，太阳出来了，亮得让他眼睛感觉不舒服。他抓着扶栏，慢慢走下台阶，梅太太跟在后面，走路跛着脚。

“太阳不行，对吧？”她说，一边小心地走在踩实了的雪上。他觉得她应该拄拐杖。“整整一星期了，这还是头一次出太阳。”她说。她向几个坐小汽车经过的人招了招手。

他们经过一座加油泵，锁着，上面落了雪。然后经过一间小屋，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轮胎”。他从打破的窗户望进去，看到里面有一堆堆帆布袋、旧轮胎和桶。那个房间看上去又潮又冷。雪飘了进去，散落在破玻璃周围的窗台上。

“小孩子干的。”梅太太说，一边停下脚步，指着打破的窗户。“他们瞅空就祸害我们。整整一帮人，从建筑营地那边过来，从早到晚无法无天。”她摇摇头。“可怜的小魔鬼，挺惨的家庭生活，反正对小孩子是这样，总是那样搬来搬去。他们的爸爸在修建那个水坝。”她打开小木屋的门，把门推开。“今天上午我生了小火，好让你们住得舒服。”她说。

“谢谢了，梅太太。”他说。

一小块胶合板隔开了前屋和厨房，前屋有张盖着平纺布床罩的双人大床，一个衣柜和一张写字台，里面还有一个洗手池、烧木头的炉子、放柴火的箱子、一台旧冰箱、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和两把木椅子。还有一扇门通往浴室。他看到木屋的一边有个小阳台，衣服可以挂在那里。

“看着挺好。”他说。

“我尽量把这里收拾得住着舒服。”她说，“您这会儿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哈罗德先生？”

“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谢谢。”他说。

“那您休息吧。您大概累了，开车开了这么远。”她说。

“我要去把东西拿进来。”哈罗德说着跟她出去。出来后他关上门，他们站在门廊上望着山下。

“您太太来不了真可惜。”老太太说。

他没出声。

他们站在那儿，几乎跟路后面那块从小山一侧突出的巨岩在同一高度，有人说它看上去像是石化城堡。“钓鱼怎么样？”他说。

“有些人钓到了鱼，可是多数是来打猎的。”她说，“猎鹿季节，你知道的。”

他把车尽量开得靠近小木屋，然后开始拿东西下来。最后拎下车的，是从小储物箱里拿出来的一瓶一品脱装威士忌。他把酒放到桌子上。后来，他把一盒盒鱼坠、鱼钩、大个儿的红色和白色假蝇一溜排开时，就把那瓶酒拿到滴水板上。他坐在桌前抽烟，渔具盒打开着，什么都在，假蝇和鱼坠一溜排开，他用两只手试试接钩线结不结实，又为那天下午绑好各种渔具，他挺高兴自己到底还是来了。今天下午他还能钓两个钟头的鱼，然后还有明天。他已经想好了，那天下午钓鱼回来，他要把那瓶酒留一点明天再喝。

他坐在桌前绑渔具时，觉得听到门廊那边有挖东西的声音。他从桌前起身去打开门，可是什么都没看到，只有多云的天空下面白色的小山和看上去毫无生气的松树，另外能看到下边那里的几座房子，还有几辆小汽车在公路旁边开上来。他一下子很累，觉得要在床上躺几分钟。他不想睡觉，只是躺下来休息，然后他会穿好衣服，带上东西下到河边。他清理了桌上的东西，脱了衣服，躺进冰冷的被窝。有一会儿，他侧躺着，闭着眼睛，屈着腿，以让自己暖和起来，后来他又仰面躺着，脚趾顶着床单来回动。他希望弗朗西斯也在这儿，希望有人可以说说话。

他睁开眼睛，房间里黑了下来。炉子发出不大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炉子后方的墙上，有一处红色光亮。他躺在床上盯着窗户看，不敢相信外面真的天黑了。他又闭上眼睛，然后睁开。他原先只想休息一下，没想要睡着。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坐到床边。他穿上衬衫，伸手拿裤子。他进了浴室，往脸上洒了点水。

“他妈的！”他说着，把厨房碗橱里的东西弄得乒乒乓乓的，取下几听罐头又放回去。他煮了一壶咖啡，喝了两杯后，决定去旅舍那边吃点东西。他穿上羊毛拖鞋，穿上外套，找半天才找到电筒，然后就出去了。

冷空气刺痛了他的脸颊，也让他呼吸不畅。可是感觉空气挺好，让他头脑清醒了。旅舍那边的灯光让他看到脚下的路，他走得小心翼翼。在小餐厅里，他跟那个叫伊迪丝的女孩点点头，坐在靠近柜台一头的一个小隔间里。他能听到厨房那里开着收音机。那个女孩根本没过来问他要什么。

“你们关门了吗？”哈罗德先生问。

“可以说是吧。我搞清洁是为了明天早上开。”

“那么是晚得没东西吃了。”他说。

“我想我可以给你弄点东西。”她说着递过菜单。

“梅太太还在吗，伊迪丝？”

“她在她的房间里。你问她找东西吗？”

“我还需要点柴火。明天早上用。”

“在后头。”她说。“就在厨房后面。”

他指着菜单上简单的一项——一份配土豆沙拉的火腿三明治。“我要这个。”他说。

他等待时，开始把盛盐和胡椒的调料瓶在面前画小圈子。她给他端来一盘食物后，在前面那里待了一会儿，给糖碗里加糖，往餐巾纸盒里补充餐巾纸，还不时看他一眼。很快，他还没吃完，她就拿着一块湿抹布过来开始抹他坐的那张桌子。

他留下了钱，比账单上的数目多了不少，然后从旅舍的侧门出去。他绕到后面，在那里捡了一抱木头。然后脚步极慢地往上走到那间小木屋。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到那个女孩在隔着厨房窗户看他。等他到门口放下柴火时，他讨厌她了。

他在床上躺了很久，读《生活》杂志过刊，是在阳台那儿找到的。炉火的热度终于让他犯困，他起身把床铺清理了一下，然后整理好第二天早上要用的东西。他又检查了一遍那堆东西，以确定什么都带了。他喜欢把东西都准备停当，不想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找什么东西。他拿起那瓶威士忌对着光看，然后往一只杯子里倒了一点。他把杯子拿到床那边，放到床头柜上。他关了灯，站在那里往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上床睡觉。

他起得很早，以至于小木屋里面几乎还在黑着。夜里炉火已经烧完了。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他动了一下炉格栅的位置，塞进几块木头。他不记得上一次这么早起是什么时候。他准备好了花生酱三明治，用防水纸裹起来。他把三明治和几块燕麦片饼放进外套口袋。在门口，他穿上了高统防水长靴。

外面的光线还不亮，发灰。长长的山谷间飘着云，树顶和山岭上面，也有一块一块的云。旅舍那边还在黑着。他慢慢沿着那条小路下山去河边，小路上有积雪，打滑。这么早起来，又是去钓鱼，让他感觉心情愉快。河后面远处的一道山谷里，传来了通通几声枪响，他数了一下。七声，八声。猎人已经醒了，还有鹿。他纳闷那几枪是不是昨天他在旅舍那边看到的两个猎人开的。下这么大的雪，鹿是不大可能跑掉的。他一直望着脚下，看着小路。小路一直往下，很快他就进入一片密林，雪到他脚踝那么深。

树下有吹积的一堆堆雪，但是他走的地方不是太深。这条小路不错，踩得瓷实，还有厚厚一层松针，给踩得嘎吱嘎吱地陷入雪中。他能看到面前的呼气成了白色。他得在灌木中闯出一条路或者在树枝低垂的树下走时，把鱼竿拿着直直地对着前面。他握着鱼竿的大鱼线轮，夹在腋下，好像那是一根长矛。以前他小时候搭便车去偏远地方一钓两三天时，有时就是这样拿鱼竿，甚至在没有灌木或者树木，也许只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地时也是这样。那些时候，他会想象自己在等待对手策马从树林里出来。树林边上数目众多的松鸦会大声聒噪起来。后来，他会扯着嗓子唱什么，对草地上空盘旋了圈又一圈的老鹰喊着挑战的话，直到胸口发疼。这时，他能看到太阳和蓝天，还能看到那边一个有单斜坡的湖，水清又绿，能往下看十五到二十英尺，看到水一级级地过渡深水。他能听到河水哗哗响的声音。但是这时，那条小路有了，他开始往河岸方向走去时，踏进了一个积雪堆，雪及膝，他惊慌失措，抓了几把雪，也抓到了几根藤，上来了。条河看上去寒冷刺骨，银绿色，岸边石头间的小水泊结冰。以前的夏天，他在更远的下游钓到过鱼，但是今天早他不能去下游。今天早上，他能到现在这里就挺开心的。百码远，就在对岸的河滩前边，是一块漂亮的浅滩，可是然没办法蹚过去。他想好了目前这儿就不错。他爬上一根头，站稳了，往周围看了一眼，看到了高高的树和积雪覆的山岭。水汽笼罩在河面上，他觉得看着美丽如画。他坐那根木头上面，把鱼线穿过鱼竿上的导环，腿晃来晃去。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一套钩绑上了。万事俱备后，他从那木头上溜下来，把橡胶靴尽量往腿上高处拉，然后把高筒靴上方的搭扣扣紧到腰带上。他慢慢走进水里，屏住气，承受冷水的乍然冲击。水冲过来，打着漩，涌到了他膝盖么高。他停下脚步，然后又稍微往前一点点。他松开止转杆，鱼钩漂亮地抛向上游。钓鱼时，开始感觉以前有过的兴奋感部分回来了。他一在钓鱼。过了一会儿，他又往前去了一点，坐在一块石头上，靠一根木头。他拿出饼干。他什么都不用着急，今天不用！面飞起一群小鸟，落在离他不远的几块石头上，他把面包撒过去，它们飞起来了。树梢吱吱作响，风正在把云吹出道山谷，吹上小山。后来他听到对岸的树林里，响起一阵枪声。

他刚换过假蝇饵后把鱼钩抛出去，就看到了那头鹿。它挣扎着从河上游的灌木丛里出来，跑上那道小河滩，头摇了摇，扭了两下，它的鼻孔那里，垂着几道白色的黏液。它的左后腿断了，在拖着走，有一会儿，那头鹿停了下来，扭过头看那条腿。然后它走进河里，走进水流中，直到只能看到它的头和背。它到了他这一边的浅水里，脚步不稳地上了岸，一边把头扭来扭去。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它冲进了树林。

“混账王八蛋。”他说。

他又抛了一次钩，后来收了线走回岸上。他坐在那根木头上的同一个地方，吃了三明治。三明治变干了，根本没什么滋味，可他还是吃了，也尽量不去想那头鹿。弗朗西斯现在应该起来了，在家里忙乎。他也不愿意去想弗朗西斯，可是他记得他钓到三条硬头鳟的那天上午。他费了老大的劲儿拎上山，拎到他们的小木屋那里。他总算拎去了，她来开门时，他把鱼从袋子里倒到她面前的台阶上，她吹了声口哨，弯下腰摸了摸鱼背从头到尾都有的黑点。当天下午，他又回去钓到了两条。

气温更低了，河面上有风。他动作僵硬地站起来，脚步蹒跚地在石头上走，想放松一下。他想过生一堆火，不过接着又想好了他不会再待很久。几只乌鸦从河对岸扑棱着翅膀飞过他头顶，正好在他上方时，他喊了一嗓子，可是它们根本没往下看。

他又换了蝇饵，加了鱼坠，把鱼钩抛往上游。他让水流把鱼线从他手里往外拽，直到看到线松弛下来，就扳上止转杆。铅坠在水下的石头间磕碰。他让鱼竿把顶着他的肚子，心里在想那个蝇饵在鱼的眼里会是什么样。

几个男孩从河上游那边的树林里出来，走到了河滩上，有几个戴着红色猎帽，穿着羽绒背心。他们在河滩上走来走去，看看哈罗德先生，然后又往河上游看看，下游看看。他们开始在河滩上往他这边走来时，哈罗德先生抬头看那几座小山，然后又往河的下游看，那边有最好的河段。他开始收鱼线。他抓住蝇饵，把鱼钩扎进鱼线轮上的软木，心里只想着河岸，他每小心翼翼走出一步，就让他离岸更近一步。

“咳！”

他停下脚步，在水中慢慢转过身，很想在他上了岸后才发生这件事，而不是在离岸这么远时，河水冲击着他的双腿，把脚踩湿滑石头的他冲得失去平衡。他的腿摸索着挤到了石头中间，同时他一直盯着他们，直到看出了谁是头儿。他们的腰带上，都挎着像是枪套或者刀鞘的什么东西，但是只有一个男孩带了条步枪，他知道是那个男孩叫他。那个男孩骨瘦如柴，刀削脸，戴着棕色鸭舌帽，他问：

“你看到一头鹿从那边跑出来吗？”那个男孩右手拎着枪，好像是把手枪，枪口朝下。

另外有个男孩说：“他当然看到了，厄尔，又没过多久。”说完看了其他四个男孩一眼，他们点点头。他们把一根烟轮流抽了一口，都一直盯着哈罗德先生。

“我说——咳，你聋了吗？我说你看到一头公鹿了吗？”

“不是公的，是母的，它有一条后腿几乎给打断了，岂有此理。”

“跟你有什么关系？”拎枪的那个说。

“他挺会说的嘛，对吧，厄尔？跟我们说它跑哪儿了，你这个老混蛋！”有个男孩说。

“它跑哪儿了？”那个拎枪的男孩问，说着把枪抬到臀部那么高，差不多就是隔着河对着哈罗德先生。

“谁想知道？”哈罗德把鱼竿拿得直直地对着前面，腋下夹紧了鱼竿，另一只手把帽子拉低了一点。“你们这些小杂种是从河上游的活动房那儿来的，没错吧？”

“你以为你知道很多事，不是吗？”那个男孩说，一边扫了一圈旁边的人，对他们点着头。他抬起一只脚又慢慢放下，然后是另一只脚。过了一会儿，他把枪举到肩膀处，打开枪保险。

枪口对着哈罗德先生的肚子，要么稍微往下一点。河水在他的橡胶靴周围打漩，形成泡沫。他的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舌头却动不了。他低头看着清澈的河水，看河里的石头和一小片一小片的沙底。他想知道假如他用靴子把水踢起来，然后倒下身子，像匹结实的马一样在水中翻滚会是什么样子。

“你是怎么回事？”他问那个男孩。冰凉的河水淹到了他的双腿，然后又灌到他的胸部。

那个男孩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那儿，那几个男孩都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哈罗德先生。

“别开枪。”哈罗德先生说。

那个男孩又把枪对着他瞄了一会儿，然后把枪口放低了。“怕了，不是吗？”

哈罗德先生精神恍惚地点点头。他感觉自己似乎想打哈欠，嘴巴不住地一张一合。

有个男孩从水边撬起一块石头就扔。哈罗德先生转过身子，那块石头砸到离他两英尺远的水中。别的男孩也开始扔石头。哈罗德先生站在那儿看着岸，听着石头溅落在他周围。

“反正你也不想在这儿钓鱼，对吧？”那个男孩说，“我本来可以揍你一枪，可是我没有。你看到那头鹿了，你记着你有多走运吧。”

哈罗德先生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才扭头看。有个男孩对他伸出中指，其他几个咧着嘴笑。哈罗德先生目送他们走了。他转过身子，艰难地走到岸边，靠着那根木头坐了下来。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开始朝那座小木屋走去。

整个上午都没下雪，这时，他刚看到那片空地，轻盈的雪花开始落下来。他把鱼竿忘在了那里的某个地方，也许是那次扭了脚踝后。他记得他想脱下橡胶靴时，把鱼竿放到了雪上，可是他不记得拿起来。不管怎么样，现在对他来说无所谓了。那是根好鱼竿，五六年前的夏天，他花九十美元买的。可是就算明天天气好，他也不会再回去找了。明天？明天他得回家，上班。有只松鸦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叫，空地那边靠近他的小木屋的地方，有另外一只松鸦回应。这时他累了，走得慢腾腾的，边走边尽量刮掉橡胶靴上沾的雪。

他从树林里出来停下脚步。旅舍那边亮着灯，就连停车场的灯也亮着。离天黑还有几个钟头，可是他们已经把那里的灯全开了。他觉得这件事挺神秘，让人想不透。出什么事了吗？他摇摇头，然后走上他那座小木屋的台阶。他在门廊处停了一下，不想进去。可是他明白，他得打开门，进房间。他不知道他能否做到这一点。有一会儿，他考虑过不进去了，只是坐上车开车走人。他再次看了一眼山下的灯光，然后他抓住门把手，打开了他这座小木屋的门。

有人——他想是梅太太——已经在炉子里生了小火，不过他还是警惕地扫视了一眼。除了炉火发出的咝咝响的声音，里面一片安静。他坐在床上，开始把橡胶靴脱掉。然后他脚上穿着袜子坐在那儿，想着那条河和这时肯定在冰冷彻骨的水里溯流而上的大鱼。他摇摇头站起来，手伸到炉子上方几英寸处，手指一伸一攥，直到有了刺痛感。他让自己身上慢慢有了暖意。他开始想到了家，想到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哈里之死

墨西哥马萨特兰——三个月后哈里死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比如说到了这儿。短短三个月前，谁能想到我会到了墨西哥这里，可怜的哈里却是死了也埋了？哈里！死了也埋了——但是没给忘掉。

我听到消息的那天，没法去上班，我很受打击。早上六点半，杰克·伯格尔——他是弗兰克的汽车修理店的钣金工，我们都是同事——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喝杯咖啡抽根烟，之后准备坐下来吃早餐。

“哈里死了。”他上来就说，丢下了一颗炸弹。“收音机打开，”他说，“电视打开。”

警察问了杰克很多关于哈里的问题后，刚离开他家，他们要他马上过去认尸。杰克说他们很可能接着就来我这儿。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先去杰克·伯格尔家，因为他跟哈里的关系称不上铁，反正不如我跟哈里那样铁。

我不敢相信，可是既然杰克打电话来，我知道肯定是真的。我很震惊，完全忘了吃早餐。我调了一个又一个台的新闻，直到掌握了情况。我听收音机，想着哈里和收音机上所说的，也越来越难受，就那么待了应该有一个钟头左右。会有很多混账的家伙看到哈里死了不会难过，会对他竟然送了命感到高兴。首先他老婆就会感到高兴，不过她住在圣迭戈，他们两三年没见过面了。根据哈里所说，她就是那种人。她不愿意跟他离婚，他好再娶个女的。想离婚，门都没有。现在她不用再担心这件事了。不，看到哈里死了，她是不会感到难过的。可是小朱迪思就不一样了。

我打电话请假后就出了门。弗兰克没怎么说，他说他能理解，他的心情也一样，他说，可是他还得开店，哈里有知，也会想让他这样做。弗兰克·克洛维。修理店是他开的，他还是工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老板。

我上了汽车，往红狐酒吧方向开去，红狐酒吧是哈里、我、吉恩·史密斯、罗德·威廉斯、耐德·克拉克以及一帮人里别的人下班后晚上爱待的地方。当时是早上八点半，路上车很多，所以我得专心开车，但时不时地，我还是不由会想起可怜的哈里。

哈里是个能人，也就是说，他总是有节目。跟哈里在一起，从来不会感到无聊。他会讨女人欢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总是有钱，过得大手大脚。他也精明，不管做什么交易，他总有能耐办得漂亮。就说他开的那辆捷豹吧，几乎是新的，值两万美元，可是这辆车在101公路上的一次连环大撞车中撞坏了，哈里从保险公司那里只花了一点点钱就买过来，他自己修，直到它就像新的一样。哈里就这么能干。然后还有这艘三十二英尺长的游艇，克里斯—克拉夫特公司制造的，本来是哈里在洛杉矶的叔叔在遗嘱里留给他的。哈里拥有这艘游艇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他死前几个星期去看过，还把游艇开出来兜了一下。但是还有哈里老婆这个问题，法律上说起来她也有份。为了防止她听到风声后设法染指，哈里找了个律师——事实上，是在他还根本没有看到这艘游艇之前——做了安排，让他把整艘游艇都转到了小朱迪思名下。他们俩计划趁哈里八月份休假时，开着游艇去哪儿。对了，哈里哪儿都去过。他参军时去过欧洲，去过所有的首都和有名的旅游城市。戴高乐遇刺时，现场群众中就有他。他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哈里是这样，现在他死了。

红狐酒吧一向开门早，当时里面只有一个人坐在吧台那头，我根本不认识。酒保吉米已经打开了电视，我进去时，他跟我点了点头。他的眼睛红红的，看到吉米，我又心情沉重地想到了哈里的死。电视上刚刚开始重播露西尔·包尔和德西·阿奈兹主演的节目，吉米拿过一根长棍子，捅着调台旋钮调到了另外一个台，但是那阵子根本没有关于哈里的新闻。

“我不敢相信，”吉米摇着头说，“怎么偏偏是哈里。”

“我跟你感觉一样，吉米。”我说，“怎么偏偏是哈里。”

吉米给我们俩倒了两杯烈酒，他眼都不眨地把自己那杯一口喝掉。“我这伤心的，就跟哈里是我亲兄弟一样。再伤心不过了。”他又摇了摇头，盯着酒杯看了一会儿。他已经喝了不少。

“我们最好再喝一杯。”他说。

“这次给我那杯兑点水。”我说。

那天上午还去了几个人——也跟哈里是朋友——时不时会晃进来一个。有次我看到吉米掏出手帕擤鼻子。吧台那头的那个人——不认识的——走开两步，看样子像是要去在自动电唱机上点什么歌，可是吉米过去猛地一下扯掉插头，恶狠狠地瞪着那个人，直到他走掉了。我们都不怎么想说话，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还太麻木了。最后吉米取出一个空雪茄盒放在吧台上，说我们最好开始凑钱准备买花圈。我们都放了一两块钱，把这件事做起来。吉米用彩色铅笔在盒子上写了“哈里基金”几个字。

迈克·迪马莱斯特进来了，坐在我旁边那张凳子上。他是T-N-T俱乐部的酒保。“操！”他说，“我是在收音机闹钟上听到的。我老婆正在穿衣服准备上班，她叫醒我说：‘是你认识的那个哈里吗？’他妈的没错。给我来个双份的，再来杯啤酒当漱口。”

过了几分钟，他又说：“还不知道这件事让小朱迪思成啥样呢？谁看到小朱迪思了？”我能看到他在用眼角瞄我，我跟他没什么话说。吉米说：“她今天早上往这儿打过电话，听上去很是歇斯底里的，可怜的孩子。”

又喝了一两杯后，迈克扭过头对我说：“你要去向遗体告别吗？”

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那种事我不怎么想去，我恐怕不会去。”

迈克点点头，像是明白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在通过吧台后面的镜子观察我。我可能得在这儿插句话，我不喜欢迈克·迪马莱斯特，要是你还没有猜到的话。我从来没喜欢过他。哈里也不喜欢他。我们聊过这件事。可事情总是这样——好人祸不单行，别的人该干吗还干吗。

差不多就在那时，我注意到我的掌心变得潮乎乎的，我的五脏六腑感觉像是灌了铅，同时感到血液在猛烈冲击我的太阳穴。有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快昏倒了。我滑下凳子，对迈克点点头，又说：“悠着点儿，吉米。”

“对啊，你也是。”他说。

到了外面，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想稳住神。我想起来我还一点早饭都没吃。因为焦虑和沮丧，还有喝了酒，我难怪会感到头晕，可是什么都不想吃，怎么都不可能吃点什么东西。街对面一间珠宝店的橱窗里有座钟，上面的时间是十点五十。发生那么多事，好像至少应该是傍晚了。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小朱迪思。她从街角过来，走得慢腾腾的，拱着孱弱的肩膀，脸上表情痛苦，看着让人心疼。她手里捏了一大团纸巾，走着走着停下来擤鼻子。

“朱迪思。”我说。

她一出声，我就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心脏。就在人行道上，我们抱在一起。

我说：“朱迪思，我很难过。我能做点什么？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知道的。”

她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们站在那儿互相轻轻拍着、摩挲着，我尽量安慰她，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都在抽鼻子。她有一会儿放开我，茫然地看着我，然后又一把搂住我。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相信这件事，真的。”她说，“我就是没办法。”她的一只手一直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背部。

“是真的，朱迪思。”我说。“收音机和电视新闻上都有，今天晚上的报纸上也都会登。”

“不，不。”她说着更用力地捏我。

我又开始感到头晕眼花，能感到太阳火辣辣地照在我头顶。她还搂着我。我动了一下，让我们只得分开，不过我的胳膊一直揽着她的腰，好扶住她。

“我们本来下个月就走了。”她说。“昨天晚上，我们去了红狐酒吧，在我们那张桌坐了三四个钟头，做计划。”

“朱迪思，”我说，“我们找地方喝杯咖啡或者喝杯酒吧。”

“我们进去吧。”她说。

“不了，去别的地方。”我说。“我们晚一点可以来这儿。”

“我想如果我吃点什么，也许会感觉好一点。”她说。

“好主意。”我说，“我也可以吃点东西。”

后来的三天过得晕晕乎乎的。我每天都去上班，可是没了哈里，那就是个让人感到悲伤和沮丧的地方。下班后，我跟朱迪思待的时间很多，晚上跟她一起坐，尽量不让她想太多这件事种种不愉快之处。为了她必须处理的事，我也带着她去了这儿那儿。我带她去了两次殡仪馆，第一次她垮掉了，我自己也不愿意进去。我想记着可怜的哈里以前的样子。

葬礼前一天，汽车修理店里，我们全体人凑了三十八块钱买花。他们派我去取花，因为我跟哈里的关系铁。我记得我家附近有间花店，就开车回家，弄了点午饭，然后开车去了霍华德的花店。在购物中心里面，旁边还有药房、理发店、银行和一间旅行社。我把车停好，走了没两步，旅行社陈列窗里的一张大海报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走到陈列窗前站了一会儿。墨西哥，上面有个巨大的石头面孔在咧着嘴笑，像太阳一样俯视着一片蓝色的海洋，海洋上处处是小帆船，看上去就像白色纸巾。海滩上，戴着太阳镜的比基尼女郎在闲逛，要么打羽毛球。我把陈列窗里的海报挨个都看了，包括那些关于德国和美好之英格兰的，可是那个咧着嘴笑的太阳、海滩、女人和小船让我看了又看。最后我看着陈列窗上的映像梳了梳头，挺直肩膀，然后进了那间花店。

第二天早上，弗兰克·克洛维穿着休闲裤、白衬衫来上班，还打了条领带。他说我们谁想去送别哈里的话，他没意见。我们大多数都回家换衣服参加葬礼，然后下午也没上班。为了纪念哈里，吉米在红狐酒吧招待了一顿小型自助餐，准备了好几种蘸料、炸薯条和三明治。我没去参加葬礼，不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的确顺路去了红狐酒吧。小朱迪思当然也在，她穿着正装，走来走去的样子像是得了严重的弹震症。迈克·迪马莱斯特也在，我能看到他不时上下打量朱迪思。她走到一个又一个人面前谈论哈里，说“哈里特别喜欢你，格斯”，要么“哈里还活着的话，也会想那样做”，要么“哈里会最喜欢那一点，哈里就是那样”。有两三个人拥抱她，拍她的屁股，没完没了，以至于我几乎要让他们住手。有几个混蛋也晃了进来，哈里很可能跟那些家伙一辈子都没说过几句话——要是他正眼瞧过他们的话——他们说这件事真不幸，一边放开了喝啤酒、吃三明治。我和小朱迪思在那里一直待到七点钟左右，人都走光了。然后我送她回家。

到现在，余下的故事你很可能已经猜到了。哈里死后，我和小朱迪思开始来往，几乎天天晚上都去看电影，然后去酒吧，要么去她家。我们只回到过红狐酒吧一次，后来决定不再去那儿了，而是去新地方——她以前跟哈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葬礼后没多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金门公墓，想在哈里的墓前放一盆花，可是他们还没有给他立墓碑，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钟头还是找不到那座破墓。小朱迪思一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说：“在这儿！在这儿！”但总是发现那是别人的墓。最后我们走了，两个人都心情沮丧。

八月份，我们开车去洛杉矶看了一眼那艘游艇，非常漂亮。哈里的叔叔让人把它保养得船况极佳，负责照看这艘游艇的墨西哥男孩托马斯说他开着这艘游艇去环球航行也不怕。我和小朱迪思只是看看游艇，又互相看了一眼。很少有什么东西比你料想的还要好，一般是反过来才对，可是这艘游艇就是那样——比我们梦想过的都要好。我们回圣弗朗西斯科的路上，决定下个月开船出去玩一下，所以我们在九月份——正好在劳动节周末前——起航了。

如我所说，哈里死后，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现在就连小朱迪思也不在了，她的走是场悲剧，到现在还让我想不明白。这件事发生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海岸外面的哪儿，完全不会游泳的小朱迪思结果失踪了。我们推测她是夜里失足落海。她那么晚干吗去甲板上，还有为什么会失足落海，我和托马斯都想不通。只知道第二天早上，她不见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或者听到她喊叫。她只是消失了。事实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几天后我们进了瓜马斯港时，我就是这样跟警方说的。我跟他们说是我的妻子——因为幸好我们在离开圣弗朗西斯科之前结了婚。那本来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我说过哈里死后，事情不一样了。如今在这儿，我到了马萨特兰，托马斯在领我去看一些景点。看你在国内没想过会有的东西。我们的下一站是曼萨尼略，是托马斯的老家。然后是阿卡普尔科。我们准备一直开下去，直到钱花完了，然后进港，干一段时间活，然后再出发。我想到我现在所做的事，正是哈里本来想做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那样说呢？

有时，我想我生来就该四海为家。

野鸡

杰拉德·韦伯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他一直不出声地开车。雪莉·利纳特一开始没睡着，最主要是因为那种新鲜感，即独自跟他待很久这一事实。她已经播放了几盘磁带——克里斯特尔·盖尔，查克·曼焦尼，威利·纳尔逊——后来天快亮时，开始调一个又一个电台，收到了国际和本地新闻、天气及农场快讯，甚至还有一个清晨的问答节目，关于哺乳期母亲抽大麻的后果——随便什么，只要能填补这段久久的沉默。时不时地，她抽着烟，隔着这辆大型小汽车里的阴暗空间看他。在圣路易—奥比斯波县和加利福尼亚波特尔镇之间某处，离她在卡梅尔的避暑别墅还有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她放弃了杰拉德·韦伯，把他看作一项失败的投资——她还有过别的失败投资，她厌倦地想——她在座位上睡着了。

车外风声呼呼，但还是能听到她时强时弱的呼吸声。他关掉收音机，挺高兴这时没什么干扰了。半夜从好莱坞开车三百英里，这件事做得不对，可是那天晚上——离他的三十岁生日还有两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提议他们去她的海边别墅住几天。当时十点钟，他们还在喝马提尼，不过已经出来到了院子里，从那里能够俯视这座城市。“干吗不呢？”她说，一边用手指搅那杯酒，看着他站在阳台栏杆那儿。“去吧，我看这是整整一个星期以来，你所出的最好的主意。”她一边舔净手指上的杜松子酒一边说。

他不去盯着路面看。她看上去不像是睡着了，倒像不省人事，要么受了重伤——似乎她从一幢楼上掉了下来。她扭着身子坐在座位上，一条腿蜷在身下，另一条腿耷拉在座位边，几乎挨着地。裙子拉到了她的大腿上，露出尼龙袜口和吊袜带的腰带，还有中间的皮肤。她头搁在放胳膊的地方，嘴巴张着。

雨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夜，这时天色开始放亮，雨停了，不过公路上还是湿漉漉、黑乎乎的，两边开阔田地里的低凹处，能看到一处处小水洼。他还不累，总的说来感觉挺好。他为有事可做而感到高兴。坐在驾驶座上开着车，不用非得想什么，这样感觉挺好。

他刚刚关了车头灯，稍微减了点速，从眼角看到了那只野鸡。它飞得又低又快，从飞行角度看来，可能会撞上这辆车。他踩了一下刹车，接着马上又加速，握紧了方向盘。那只野鸡撞上了左侧车头灯，很响的咚的一声。它翻滚着掠过挡风玻璃，扬起几根羽毛，还有一溜野鸡屎。

“噢，我的天。”他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骇然。

“怎么了？”她说，一边挣扎着坐了起来，瞪大眼睛，吓了一跳。

“我撞到了什么东西……一只野鸡。”他把车刹住时，能听见左侧车头灯的碎玻璃在公路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他把车开到路肩下了车。空气又潮又冷，他弯腰去查看损坏情况时，扣紧了毛线衫。除了几片锯齿状的玻璃——他手指颤抖着把玻璃弄松、取掉——车头灯也坏了。左侧前挡泥板上，也有一小片凹陷，那里的铁皮上有一小片血迹，几根暗褐色羽毛沾在上面。那是只母野鸡，他在撞上之前那一刻看到了。

雪莉向车上他这一边侧过身子，按开车窗的开关。她还没有完全醒来。“格里[4]？”她叫他。

“等会儿。你待车上吧。”他说。

“我本来就没想下去，”她说，”我是说你快点儿。”

他沿着路肩往回走。一辆卡车开过，溅起一片水雾，司机轰隆隆地开车经过时，把头伸出驾驶室看。格里耸起肩膀抵挡寒意，一直走到路上散布着碎玻璃的地方。他又走远一点，留意着旁边的湿草地，直到发现了那只野鸡。他不敢去碰，可是看了一会儿；那只野鸡身子挤作一团，睁着眼睛，嘴上有一滴亮晶晶的血。

他又上车后，雪莉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野鸡把车撞坏得严重吗？”

“撞坏了一边的车头灯，挡泥板上凹了一个小地方。”他说。他回头看看他们开过来的路，然后把车开到了路上。

“撞死了吗？”她说，“我是说，当然撞死了，那不用说。我想它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他看看她，然后又望着路面。“我们那会儿的时速有七十英里。”

“我睡了多久？”

看他没回答，她说：”我头疼，头很疼。我们还得多久才能到卡梅尔？”

“两小时吧。”他说。

“我想吃点东西，喝点咖啡，那样也许能让我的头感觉好点。”她说。

“我们到下个镇停一下。”

她扳动后视镜，仔细看了看脸，用手指按按眼睛下方的这儿那儿，然后打了个呵欠，打开收音机，开始转动旋钮。

他想着那只野鸡。那件事发生的前后时间很短，可是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是有意去撞那只野鸡的。“你究竟有多了解我？”他说。

“你什么意思？”她说。她暂时没去管收音机，而是往后靠在座位上。

“我只是说，你有多了解我？”

“我根本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只是问你有多了解我？我只是问这个。”

“大清早的，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这会儿不是在聊天嘛，我只是问你有多了解我。”——他该怎么说呢？——“我，比如说，值得信任吗？”他并不清楚要问什么，可是感觉自己快发作了。

“这重要吗？”她说。她直直看着他。

他耸耸肩。“如果你觉得不重要，那我想就是不重要。”他把注意力放回路面。至少一开始还是有感情的，他心想。他们当初开始同居，因为首先是她提议的，因为在那场派对上——派对是一位朋友在自己的公寓举行的，在太平洋派利西德区——他认识她时，以为她能给自己带来想要的生活。她有钱，有门路，门路比钱还重要。但是有钱还有门路——那就无所不能了。至于他，只是刚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毕业，戏剧专业——在这个城市里，可不尽是这种人。他也是个演员，但是除了大学里排演的戏剧，他还没演过一个有钱挣的角色。他当时也一文不名。她比他大十二岁，结过婚，离婚两次，可是她有点钱，还带他去参加一些派对，他可以认识一些人，结果他演过几个小角色。过了这么久，他终于可以称自己是个演员了，即使他每年只工作一两个月。在过去的三年里，其余时候，他都是躺在雪莉家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要么跟着她去这儿去那儿。

“那我这样问你吧，”他又说，“你觉得我会不会违背我的最佳利益做事，会不会有一天做出什么事呢？”

她看了他一眼，然后用拇指甲敲着自己的一颗牙。

“嗯？”他说。他还是不清楚这样会把话题引到哪里，可是他打算纠缠住这个话题。

“‘嗯’什么？”她问。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

“我想你会的，杰拉德，如果到时候你觉得够重要，我想你会的。这会儿别再问我什么问题了，好吗？”

这时太阳出来了，云已经散了。他开始看到广告牌，称在下个镇上有什么服务。路上车多起来了。清晨的阳光下，路两边的田地显得绿油油的，闪着亮光。

她抽着烟，眼睛盯着窗外。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花点精力换个话题，可是也越来越恼火。她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她同意跟他来，这太差劲了，她应该待在好莱坞。她不喜欢那种总是在寻找自我的人，那种闷闷不乐的爱反省的行为。

后来她说：“看！看那边。”

他们左侧的田地里，有活动房的组件，那种房子是给农场工人住的。活动房架在离地两英尺的基座上，等着让人用卡车拉到下个地点。有二十五到三十套这种房子，被拔离地面，没有倒，留在那儿，结果有些朝着公路，有些朝着别的方向，看上去就像地面隆起了似的。

“你看。”他们飞驰而过时，她说。

“约翰·斯坦贝克，”他说，“斯坦贝克写过的。”

“什么？”她说，“哦，斯坦贝克。对，没错，斯坦贝克。”

他眨眨眼睛，想象自己看到了那只野鸡。他记得在尽量去撞那只野鸡时，自己猛踩油门。他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可是又找不到什么话说。他为自己想去撞死那只野鸡的一时冲动（他也凭着这一时冲动而行事）而吃惊，同时深受触动，也感到羞愧。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僵硬了。

“如果我跟你说我是有意撞死那只野鸡的，你会怎么说？我是尽量去撞它的么？”

她毫无兴趣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这时他心里明确了什么事。他后来想到，部分是她对他露出的厌倦而无所谓的表情，部分是他自己心情的结果。可是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已经毫无价值。没有参照系，这是他脑子里掠过的短语。

“真的吗？”她说。

他点点头。“本来会危险的，可能会撞穿挡风玻璃，但还不只是那样。”他说。

“我敢肯定不只是那样，既然你这么说了，格里。不过我也没感到吃惊，如果你在想这件事，我没吃惊。”她说。“你做什么都不再让我吃惊了。你爽了，不是吗？”

他们这时正在驶进波特尔镇。他降低了车速，开始去找他在广告牌上看到过的那家餐馆。他进了镇中心一带几个街区后找到了，在餐馆前面拐到铺了砂砾的停车场。这时仍是清晨。他缓缓停下车并拉了手刹时，餐馆里的几个人扭过头看。他拔掉车钥匙熄了火。他们坐在座位上，扭过头互相看着。

“我不饿了，”她说，“你知道吗？你把我的胃口弄没了。”

“我把自己的胃口也弄没了。”

她仍然盯着他。“你知道你最好该怎么做吗，杰拉德？你最好做点什么事。”

“我会考虑的。”他打开车门下了车。他在车前弯下腰，查看了一下撞坏的车头灯和撞凹的挡泥板，然后到她那一侧为她打开车门。她犹豫了一下后下了车。

“钥匙。”她说，“请给我车钥匙。”

他感觉他们好像在演一场戏，这是第五遍或者第六遍拍摄，可还是不清楚接下来会怎样。突然，他打骨子里感到厌倦，但是也感到兴奋，感觉自己快要发作了。他给她钥匙，她合上手掌，攥成一个拳头。

他说：“我想我该说再见了，雪莉，如果这没有太显得像情节剧的话。”他们站在餐馆前面。“我要尽量理顺我的生活。”他说，“首先是找份工作，一份真正的工作，暂时谁都不见。好吗？别哭，好吗？我们还会是朋友，如果你想的话。我们有过一些美好时光，对吧？”

“杰拉德，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雪莉说，“你是个混蛋，去死好了，你这个狗娘养的。”

外面那个女的用手背甩了那个男的一耳光后，餐馆里面，两个女服务员和几个身穿工作服的男的都去窗前看。里面的人先是吓了一跳，接着觉得这一幕有趣。这时，停车场上那个女的指着公路晃动手指，很有戏剧性，可是那个男的已经开始走路，头也不回。里面的人听不到那个女的说什么，可是他们想象得出，因为那个男的一直在走。

“天哪，那个女的可是教训了那个男的一顿，不是吗？”一个女服务员说，“那个男的给踹了，没错。”

“那个男的不晓得怎么对付女的。”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的卡车司机说，“他应该扭头把那个女的好好修理一顿。”

人都去哪儿了?

我还是见过点世面的。我当时正要去我妈妈家过几晚上，可是刚上到楼梯的最高一级，我看了看，她在沙发上亲一个男的。当时是夏天，门开着，电视也开着。

我妈妈六十五岁，生活孤独。她加入了一个独身俱乐部。但即使这样，还是让人难以接受。我站在最高一级楼梯那里，手放在扶手上，看那个人一边亲吻，一边越搂越紧。当时是星期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住在那幢公寓楼上的人都去游泳池了。我扭头下楼梯，出了楼走向我的汽车。

那天下午以来发生过很多事，但总的说来，现在情况好点了。但是那段时间，我妈妈跟刚认识的人投怀送抱，我失了业，喝酒，疯掉了，我的孩子疯掉了，我老婆疯掉了，她还跟在戒酒互助会认识的一个失了业的航天工程师有点“事儿”。那人的名字叫罗斯，有五六个孩子，他走路瘸，是他的头一个老婆打了他一枪而落下的。他现在没老婆，看中了我的老婆。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们都在想什么。他的第二个老婆娶了又跑了，可是几年前往他大腿上开了一枪的，是他的第一个老婆，让他瘸了腿。还是这个老婆，每隔半年左右，都会让他进进出出法院，要么是监狱，因为他没付赡养费。我希望他现在过得不错，可是当时不一样。那段时间，我不止一次提到过武器。我会跟我老婆说：“我要杀了他！”但是根本没有付诸行动。日子对付着过。我从来没跟那个男的见过面，不过我们在电话上聊过几次。有次我在翻看我老婆的手袋时，的确发现过两张他的照片。他是个小个子，也不是太小，留胡子，穿一件条纹运动衫，在等一个小孩从滑梯上下来。另外一张照片上，他站在那儿，靠着一幢房子——我的房子？我拿不准——架着胳膊，精心打扮过，打了条领带。罗斯，你个狗娘养的，我希望你现在过得还行，希望你的情况也好点了。

上次他坐监时，那个星期天之前一个月，我从我女儿那儿听说她妈妈去把他保了出来。我的女儿凯蒂——她十五岁了——在这件事上，根本不比我看开多少。她这样做，倒不是对我有什么忠诚——她在任何事情上，对我或者她妈妈都根本没有什么忠诚，她能把我们两人中的谁卖身为奴都会再乐意不过。不，是因为如果钱花到罗斯身上，家里就会出现严重的现金流问题，等到她需要钱的时候，就会少很多，所以罗斯现在上了她的黑名单。另外，她也不喜欢他的孩子们，她说。可是以前有一次她跟我说过，罗斯总的说来还可以，他不喝酒时，甚至滑稽、有趣。他甚至给她算过命。

他整天都在修理东西，既然他在航天工业界找不到活干。可是我从外面看过他的房子，那地方像是个垃圾场，有着各种各样再也不能洗、不能煮的东西，不能播放的旧电器、设备——那些都只是放在他敞开的车库、车道和他家前面的院子里。他在附近还停了几辆坏掉的小汽车，他喜欢鼓捣。他们刚勾搭上时，我老婆跟我说过他“收集古董车”，那是她的原话。我开车经过那儿，想尽量多看到一些东西时，看到过他的几辆车停在他家前面。五六十年代的旧车，坑坑洼洼的，座位套都是烂的。全是垃圾，没什么，我知道。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们有一些共同点，不仅仅是喜欢开旧汽车和努力把珍视的生活维系在同一个女人身上。不过，管他是不是个手巧的人，他就是没本事把我老婆的车摆弄好，我们家的电视出毛病没了图像时，他也不行。我们的电视有声音，但是没图像，要是我们想了解新闻，就只能围坐在屏幕前听电视里的声音。我会喝酒，拿“修理先生”跟我的孩子们开玩笑。即使是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我老婆相不相信那些事，也就是关于古董车什么的。可是她喜欢他，我想她甚至爱他，现在看来，倒是挺清楚的了。

他们之所以认识，是辛西娅想戒酒，每星期去参加三四次聚会时。我有几个月时间时去时不去，不过辛西娅遇到罗斯时，我不再去了，不管能找到什么，每天喝五分之一加仑瓶装的一瓶酒。可是就像我听到辛西娅在电话上跟别人说起关于我的话，我已经去过戒酒互助会，真的想得到帮助时，知道去哪儿。罗斯参加过戒酒互助会，然后又喝上酒了。我想辛西娅觉得他比我有希望，所以她去参加聚会，让自己戒酒，然后去给他做饭，为他家搞卫生。他的孩子们在这方面不帮他。在他家里，谁都不肯帮哪怕一点忙，除了辛西娅在那儿时。可是他的孩子们越是袖手旁观，他越是爱他们。怪哉。我是完全相反，这种时候，我讨厌我的孩子。我会拿着一杯伏特加兑提子汁坐在沙发上，这时，他们两个人中的谁会放学后回来，砰的一声关上门。有天下午，我大喊大叫着跟我儿子干了一仗，辛西娅不得不制止我们，那是我威胁要把他揍个稀巴烂时。我说我会干掉他，我说：“我会眼都不眨地干掉你。”

疯狂啊。

凯蒂和迈克两个孩子为能够利用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形再高兴不过。他们似乎因为互相之间以及对我们的威胁逼迫而茁壮成长——这是暴力和沮丧，还有总体上的混乱。现在，甚至过了这么久，想起这件事，还是让我恨起他们来。我记得几年前，在我开始一天到晚喝酒以前，读过一个名叫伊塔洛·斯维沃的意大利人所写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幕。叙述者的父亲快死了，全家人都聚到了床边，在哭着，也在等待老人咽气。这时，他睁开眼睛，最后一次看了每个人一眼。他的目光落到叙述者身上时，突然动了一下，眼神有了点变化；他猛地攒起最后一丝力气坐起身，扑到床那边，用尽力气打了他儿子一个耳光，打完就倒在床上死了。当时我经常想象自己临终前的一幕，我看到自己在做同样的事——只是我希望有力气能给我的两个孩子每人赏一个耳光，我最后说给他们听的话，会是一个垂死之人才敢于说出来的。

可是他们在每方面都看出了疯狂之处，正合他们的意，我相信是这样。他们精神焕发。他们喜欢能够发号施令，在我们一天到晚出丑卖乖，让他们利用我们的内疚感时，占我们的上风。他们也许时不时感到不方便，可是他们自行其是。我们家里有什么情况，也根本不会让他们感到尴尬或者丧气。恰恰相反，这让他们跟朋友有了谈资，我就听到过他们跟朋友分享最耸人听闻的事。他们一五一十地讲述我和他们的妈妈身上最不堪入耳的细节，开心地狂笑。除了在花钱上依靠辛西娅——不管怎么样，她还有份教书的工作，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张薪水支票，他们俩完全操纵着演出，就是这样——一场演出。

有一次，他妈妈在罗斯家过了一晚上后，迈克不让他妈妈进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去哪儿了，很可能在我妈妈家。我有时在那里过夜。我会跟她一起吃晚饭，她会跟我说她有多么担心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看电视，她会跟我尽量谈别的，尽量来一次正常的谈话，关于我的家庭情况以外的事。她会在她的沙发上为我铺一张床——就是她当时经常在上面做爱的同一张沙发，我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在那儿睡，心怀感激。辛西娅有天早上七点半回家，想换衣服去学校，却发现迈克把所有门全锁上了，不让她进屋。她站在他的窗户外面，求他让自己进来——求你了，求你了，好让她换换衣服去学校，因为要是她丢了工作，那该怎么办？他会到哪儿去？到时候我们都会到哪儿去？“你又不住在这儿了，我干吗让你进来？”这是他对她说的话。他站在他房间的窗户后面，因为愤怒而满脸通红。（她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她喝醉了，我清醒，握着她的手让她说话。）“你又不住在这儿。”他说。

“求你了，求你了，迈克，”她恳求道，“让我进去。”

他让她进去，她骂他。就那样，他狠狠几拳打在她肩膀上——咚，咚，咚——接着又打她的头顶，总的说来打了她一顿。最后，她总算能换换衣服，收拾一下脸，就赶往学校。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久以前，大约三年前，当时过得真是不简单。

我妈和那个男的在沙发上，我没去打扰她，而是开车到处转了一会儿，不想回家，那天也不想去酒吧坐。

有时，我和辛西娅会聊些事情——“审时度势”，我们是这样叫的。但是偶尔——这种情况很少——我们会稍微谈点跟目前形势无关的事。有天下午，我们在客厅里，她说：“我怀着迈克的时候，你把我抱到了浴室里，当时我很不舒服，又怀孕好几个月，下不了床。你抱着我，别的谁都不会那样做，别的没有谁会那样爱我，那么爱。不管怎么样，我们拥有那样的回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爱过，别的谁都没有过或者将会那样相爱。”

我们对望着，也许我们的手碰了碰，我不记得了。然后我想起在我们正好坐着的沙发垫子下面，藏有半品脱威士忌或者伏特加或者杜松子酒或者苏格兰威士忌或者龙舌兰酒，我开始希望她也许很快就得起来到处转转——去厨房、浴室，去车库里收拾。

“也许你可以给咱俩煮点咖啡。”我说，“煮壶咖啡也许不错。”

“你吃东西吗？我可以做点汤。”

“也许我可以吃点东西，不过我肯定要喝杯咖啡。”

她出去进了厨房。我一直等到听见她开始接水，然后伸手到垫子下面抽出那瓶酒，拧开瓶盖喝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在戒酒互助会讲过这种事。在聚会上，我一直不怎么开口，我会“过了”，在轮到你说，而你除了“我今天晚上过了，谢谢”别的什么都没说时，就会这样说。可是我会听，对那些可怕的故事，会摇头、大笑，以示我听到了。我去那种聚会，通常已经喝醉。你心里害怕，需要的不仅仅是饼干和速溶咖啡。

可是很少像那样谈到爱情或者过去的事，我们要谈就谈正事、活命和一切的根本：钱。钱从哪里来？电话快给掐了，电灯和煤气也危险。凯蒂怎么办？她需要衣服。她的分数。她的男朋友是个摩托车飞车党。迈克，迈克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大家会怎么样？“上帝啊。”她会说，但是这根本跟上帝无关，他早就对我们撒手不管了。

我想让迈克参军，海军或者海岸警卫队。他不可救药，是个危险角色。就连罗斯也觉得参军对迈克有好处，辛西娅跟我说过，她一点都不喜欢他这样跟她说。可是我听了挺高兴，高兴地发现我和罗斯在这件事情上有共识，我眼里的罗斯形象提高了一点，可是让辛西娅生气。尽管迈克在旁边挺让人痛苦，尽管他有暴力的一面，她还是认为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她不想让他参军。但罗斯跟辛西娅说迈克应该参军，他会在那里学会尊重人，讲礼貌。他跟她这样说，是有天大清早他和迈克在他家车道上玩推搡游戏，迈克把他推倒在路上之后。

罗斯爱辛西娅，可他还有个名叫比弗莉的女孩，二十二岁，怀上了他的孩子，但是罗斯安慰辛西娅说他爱她，而不是比弗莉。他们根本不再睡觉了，他告诉辛西娅，但是比弗莉怀着他的孩子，而他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甚至包括没出生的那个，他不能把她一脚踢开，他能吗？他跟辛西娅说这一切的时候哭过，当时他喝醉了（那段时间总是有人喝醉），我能想象那一幕。

罗斯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工艺学院，毕业后马上进了位于芒廷维尤市的NASA[5]机构。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年，直到他的情形急转直下。如我所说，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可是我们通过几次电话，聊过这样那样的事。有次我喝醉了，在跟辛西娅为一个可悲的或者别的观点而争论，他的一个孩子接的电话，罗斯接过电话时，我问他如果我抽身出来（我当然根本没想着抽身，只是烦一烦他），他准不准备养活辛西娅和我们的孩子。他说他在切吐司，他是这么说的，他们正要坐下来吃晚饭，他和他的孩子们。他可以给我回电话吗？我挂了电话，过了一个钟头左右他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忘了早些时候的那个电话。辛西娅接的电话，她说“对”，然后又说“对”，我知道是罗斯，在问我是不是喝醉了。我一把抓过电话：“哎，你到底养不养活他们？”他说他为自己卷进了整件事而感到抱歉，可是不，他想他无法养活他们。“所以是‘不’，你不能养活他们。”我说着，看了一眼辛西娅，好像这能解决所有问题似的。他说：“对，是‘不’。”可是辛西娅眼都没眨一下。我后来琢磨出来他们早已彻底讨论过这件事，所以根本没感到吃惊。她早就知道。

他是三十五六岁时开始走下坡路的。以前我一有机会就取笑他，根据他的照片，我叫他“黄鼠狼”。“你们妈妈的男朋友就长那个样。”我会跟我的孩子们说，如果他们在旁边，我们在聊天的话。“就像只黄鼠狼。”我们会哈哈大笑。要么是“修理先生”，我最喜欢那样叫他。上帝保佑你，照顾你，罗斯，我现在对你根本没什么怨气了。可是那段时间，我叫过他“黄鼠狼”或者“修理先生”，还威胁过要他的命。在我的两个孩子眼里，他可以说是个落魄英雄，我想在辛西娅眼里也是这样，因为他曾帮助把人送上月球。我听了很多次他为登月工程火箭发射工作过，是巴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好朋友。他告诉辛西娅，辛西娅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又告诉我，等到那几位宇航员来本市时，他会在公众面前介绍他们。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来本市，要么来过，但是忘了联系罗斯。月球探测活动后不久，命运之轮又转动了，罗斯酗酒更厉害。他开始耽误工作。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他跟他的第一个老婆也过不好了。快到最后时，他开始用保温瓶带酒去上班。那里是个现代化机构，我见过——在自助餐厅排队，管理人员有专用餐厅之类。每间办公室都有咖啡机，可是他自带暖水瓶上班，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知道了，开始有议论。他被炒掉了，要么是他辞了职——我去问，谁都不肯爽快回答我。他当然一直酗酒。你会那样的。然后他开始摆弄坏的家用电器，修电视，修小汽车。他对占星术、预兆、《易经》那类东西感兴趣。他够聪明，有意思，也古怪，就像我们以前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我对此并不怀疑。我跟辛西娅说，我敢说，如果不是从根本上说来，他是个好人——“跟我们一样”，我那样说，尽量想显得通情达理——她是不会喜欢他的（我就是没法让自己用“爱”这个字来说那种关系）。罗斯他不是个坏人，也不是个邪恶的人。“没有人是邪恶的。”有次我跟辛西娅讨论我自己的事时，这样跟辛西娅说。

我爸爸是在睡觉中去世的，八年前。那是个星期五晚上，他死时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厂下班回来，从冰箱取出几根香肠当第二天的早餐，然后坐在厨房里的桌子前，在那里打开了一瓶一夸脱装四玫瑰牌威士忌。那段时间他心情很不错，很高兴能够重新工作，那是在他先是因为血毒症，然后因为什么事导致要接受电击疗法而离开工作三四年之后。（我当时结了婚，那段时间住在另一个城市。我有了孩子，还在上班，自顾不暇，所以对他的情况没办法跟得很紧。）当天晚上，他拿着那瓶酒、一碗冰块和一只酒杯去了客厅，喝酒，看电视，直到我妈妈从咖啡馆下班回来。

他们说了几句威士忌的事，她自己不怎么喝酒。我长大后，只看到她在感恩节、圣诞节和除夕时喝酒——蛋奶酒或者加黄油的朗姆酒，不过还是从来不会喝很多。好多年前，她喝太多的那次（我是从我爸爸那里听说，他哈哈笑着说的），是他们去了尤里卡市郊的一个小地方，她喝了很多很多威士忌酸酒。他们上了汽车正要走，她开始犯恶心，只得打开车窗。不知怎么，她的假牙掉了，汽车往前开了一点点，一个轮胎轧到了假牙上。打那以后，她除了节假日再也不喝酒了，而且喝也从不过量。

那个星期五晚上，我爸爸一直喝酒，尽量不理会我妈妈，她坐在厨房那边，抽烟，想给她住在小石城的姐姐写封信。最后他站起身去睡觉了，之后不久我妈妈也去睡觉，当时她肯定他是睡着了。她后来说她一点都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只是他打呼噜的声音好像更厉害、更低沉，她没法让他侧着身子睡。可她还是睡着了。她醒来时，我爸爸大小便失禁，当时才是拂晓，小鸟在叫。我爸爸还是仰面躺着，闭着眼睛，张着嘴巴。我妈妈看着他，喊他的名字。

我一直开着车兜来兜去。这时天黑了，我开车经过了我家，灯全亮着，可是辛西娅的车没在车道上。我去了我偶尔去喝酒的酒吧，打电话给家里。凯蒂接的电话，说她妈妈不在家，问我在哪儿？她需要五块钱，我喊了句什么挂断了电话。然后我给相距八百英里的一个女的打对方付费电话，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她了，她是个好女人，上次见时，她说她会为我祈祷。

她接受了由她付费。她问我在哪儿，问我怎么样。“你还好吧？”她说。

我们聊天。我问她丈夫怎么样，我跟他曾经是朋友，他现在不跟她和孩子们一起住。

“他还在波特兰。”她说，“这么多事，怎么都会发生到我们身上？”她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她还爱我，她会继续为我祈祷。

“为我祈祷吧，”我说，“要的。”然后我们就说再见，挂了电话。

后来，我又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可是这次没人接。我拨我妈妈家的电话，电话响第一声，她就拿了起来，她说话声音小心翼翼，似乎觉得会有什么麻烦。

“是我。”我说。“对不起，要打电话给你。”

“不，不，亲爱的，我起来了。”她说，“你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我还以为你今天要过来呢。我找过你。你在家吗？”

“我不在家，”我说，“我刚往家里打过电话。”

“老肯今天来了，”她又说，“那个老混蛋。他今天下午来的，我有一个月没见过他了，他就这么冒出来了，这个老东西，我不喜欢他。他只想说他自己，自吹自擂，吹嘘他在关岛是怎么过的，同时有三个女朋友，还有他怎么去过这儿，去过那儿。他只是个爱吹牛皮的老家伙，没别的。我跟他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我跟你说过，可是我不喜欢他。”

“我可以过去吗？”

“亲爱的，你干吗不过来？我给咱俩做点吃的，我自己也饿了，今天下午以来，我什么都没吃。老肯今天下午带来了一些肯德基炸鸡块。过来吧，我给咱俩做点炒蛋。你想让我去接你吗？亲爱的，你没事吧？”

我开车过去了。我进门时，她吻了我。我转过脸。我不想让她闻到伏特加味。电视在开着。

“洗洗手。”她说，一边在打量我。“做好了。”

后来，她给我在沙发上铺了床。我去了浴室，她在那里放了我爸爸的两件睡衣。我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开始脱衣服。我出来时，她在厨房。我放好枕头就躺下了。她干完手边活，关掉厨房的灯，坐在沙发那头。

“亲爱的，我不想由我来告诉你这件事，”她说，“告诉你也让我难受，可是就连孩子们也知道了，他们跟我说的，我们也讨论过这件事。辛西娅外头有人。”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我说，眼睛在盯着电视。“他叫罗斯，他是个酒鬼，跟我差不多。”

“亲爱的，你得想办法呀。”她说。

“我知道。”我说，眼睛一直看着电视。

她侧过来抱我，抱了我一会儿。然后她松开手，擦了擦眼睛。“明天早上我叫你起来。”她说。

“明天我没多少事，你走后我可能还会再睡一会儿。”我想，你起床后，你去浴室换衣服后，我会去你的床上，躺在那儿迷糊，听厨房里你的收音机播报新闻和天气情况。

“亲爱的，我很担心你。”

“别担心。”我说。我摇了摇头。

“你现在休息吧。”她说，“你需要睡觉。”

“我会睡的，我很困。”

“想看多久电视就看多久吧。”

我点点头。

她俯身吻了我。她的嘴唇上似乎有小伤口，肿着。她把毛毯拉到盖住了我，然后就进了她的卧室。她没关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打起了呼噜。

我躺在那儿盯着电视。屏幕上有穿军装的人，有低沉连续的声音，然后有坦克和一个扔燃烧瓶的人。我听不到声音，可是不想起身。我一直盯着，直到感觉自己闭上了眼睛。可是我一惊又醒了，睡衣上汗出得潮乎乎的。雪白的光亮照彻了整个房间，有种呼啸声向我袭来，房间里一片喧嚣。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大片水

1

我丈夫吃东西胃口挺好，可是他显得累，心情烦躁。他慢慢地咀嚼，胳膊放在餐桌上，眼睛盯着屋那边的什么东西。他看了我一眼，又望向别处。他用餐巾擦擦嘴巴，耸耸肩膀又接着吃。我们中间有了什么东西，尽管他不想让我这么想。

“你干吗盯着我看？”他问，“怎么了？”他说着放下了叉子。

“我盯了吗？”我说着呆呆地摇了摇头，呆呆地。

电话响了。“别接。”他说。

“可能是你妈，”我说，“迪恩——可能是关于迪恩的什么事。”

“去看看吧。”他说。

我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他不吃东西了。我咬咬嘴唇挂了电话。

“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他又开始吃，接着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摔。“妈的，大家干吗不去只管自己的事？跟我说我哪儿做得不对，我会听的！这不公平。她当时已经死了，不是吗？除了我，别的人也在场。我们商量过，是一致决定的。我们刚到那儿。我们已经走路走了好几个钟头，不能那么转身就走，离汽车有五英里呢。那是第一天去钓鱼。他妈的，我看没什么做得不对，不，我看不出来。别那样看着我，你听见了吗？我不准你来对我下结论，你不可以。”

“你知道的。”我说着摇摇头。

“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告诉我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一样：你最好别拿这件事情小题大做。”他用自以为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当时她已经死了，死了，死了，你听见了吗？”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件事真他妈可惜，我也是这么想的。她是个年轻姑娘，可惜，我难过啊，跟别人一样难过，可是当时她已经死了，克莱尔，死了。现在咱们别再提这件事了，拜托，克莱尔，咱们现在别再谈这件事了。”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她当时已经死了，可是你难道不明白吗？她需要帮助。”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手。他把坐的椅子推离餐桌，拿着烟去了院子里，还拎了罐啤酒。他来回走了一会儿，然后坐在一把草坪躺椅上，又拿起了报纸。头版上有他和他的几个朋友的名字，是他们有了那个“可怕的发现”。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手按沥水板。我千万别再念念不忘这件事了，一定得撇下这件事，眼不见，心不烦，等等，“继续生活”。我睁开眼睛。不管怎样，什么后果我全知道，我还是胳膊一把扫过沥水板，让盘子、杯子稀里哗啦地砸了一地。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起头，好像在听，可是仅此而已，他没动，没有扭头看。我为此而恨他，因为他没动。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抽了口烟，往后靠在椅子上。他事不关己地听着，又往后靠，抽烟，这让我可怜他。风把烟从他嘴巴里带出来，细细一缕。我干吗要注意到那一点？他永远不会知道就因为他坐在那儿不动，听着，让烟从他嘴巴里飘出来，我有多么可怜他……

他是在上个星期天，即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前一周计划去山里钓鱼的。他和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维恩·威廉斯，他们一起打扑克、玩保龄球、钓鱼。他们每年春天和初夏都一起去钓鱼，也就是头两三个月，在受到家庭休假、少儿棒球联赛和来访亲戚影响之前。他们都是体面人、有家室的人，工作负责。他们有儿有女，跟我们的儿子迪恩在一起上学。上星期五下午，这四个人出门去纳彻斯河钓三天鱼。他们把车停在山里，然后走几英里路，到他们想去钓鱼的地方。他们带着铺盖、食物、炊具、扑克牌和威士忌。在河边的第一天傍晚，甚至在他们搭起帐篷之前，梅尔·多恩发现那个女孩面朝下在河里漂着，赤身裸体，卡在靠近岸边的几根树枝中间。他喊别人，他们都来看，商量该怎么办。其中有一个人——斯图尔特没说是谁——也许是维恩·威廉斯，他是个大块头，性格随和，爱哈哈大笑——他们中间有一个说他们应该马上走回汽车那儿，其他几个人用脚搅动着沙子，说他们倾向于留下来。他们说累，而且已经晚了，另外事实上，那个女孩“哪儿都不会去”。最后他们都决定留下来。他们接着把帐篷搭了起来，生了火，喝威士忌。他们喝了很多威士忌，月亮上来时，他们说起了那个女孩。有人觉得他们应该想办法防止尸体漂走，他们反正觉得要是尸体夜里漂走了，也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拿上手电，跌跌撞撞地走到河边。起风了，冷风，河里的浪拍打着沙岸。他们中间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有可能是斯图尔特，这种事情他会做——蹚水过去拖着那个女孩的手指——她仍然面朝下——拖近岸边，到了浅水区，然后用一根尼龙绳绑住她的手腕，再把绳子拴在树根上，这段时间，别的几个人用手电筒在女孩的身体上乱照。之后，他们回到营地，又喝了威士忌，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上午，星期六，他们做早饭，喝了很多咖啡，又喝了威士忌，之后分头去钓鱼，两个去上游，两个在下游。

那天夜里，他们把钓到的鱼跟土豆一起煮了，又喝了咖啡还有威士忌，然后把盘子拿到河边洗，离那个女孩漂在水里的地方不远。他们又喝酒，然后拿出扑克牌，打牌，喝酒，直到他们再也看不清扑克牌。维恩·威廉斯去睡觉了，不过其他几个人讲黄色故事，讲他们以前粗俗或是夸大其辞的胡作非为之事，谁都没提那个女孩，最后是戈登·约翰逊一时间忘了，提到他们钓到的鲑鱼肉硬，河水寒冷刺骨。他们就不再聊天，而是继续喝酒，直到谁绊倒了，嘴里骂着提灯，后来他们都钻进了睡袋。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晚，又喝了威士忌，钓了一会儿鱼，还一直在喝威士忌。然后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比他们原计划提前了一天——他们决定走。他们收了帐篷，卷起睡袋，收起锅啊，壶啊，鱼和渔具后，就走路出山。他们离开前，没有再去看一眼那个女孩。他们走到汽车那里后，默不作声地在公路上开车，直到开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斯图尔特打电话给警长办公室，其他几个人在热辣辣的太阳下站在旁边听。斯图尔特给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他们全部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没什么好隐瞒的，根本没觉得惭愧，又同意在加油站等，直到有人能过来详细记一下怎么去，并且给他们分别取证。

那天夜里他十一点到家。我本来睡着了，可是听到他在厨房里时，我醒了，发现他在靠着电冰箱喝一罐啤酒。他沉重的胳膊搂着我，用手上下摩挲我的背部，跟他两天前离开时同样的手，我当时是那么想的。

在床上，他手放在我身上，然后等着，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事。我稍微转了下身子，挪开我的腿。后来，我知道他很久没睡着，因为我睡着了，他还醒着；再晚一点，我有一会儿睡得不安稳，一点轻微的噪音——床单的沙沙声——让我睁开了眼睛，外面几乎天亮了，小鸟在叫，他在仰面躺着抽烟，看着拉上窗帘的窗户。半睡半醒中，我叫他的名字，可是他没有应声。我又睡着了。

今天早上，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去看报纸上有没有登出来，我想。八点过后不久，电话就开始响了。

“去死吧。”我听到他对着话筒说。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我急忙去了厨房。“除了我已经跟警长说过的，别的我没什么要补充的，没错！”他啪的一声撂下了电话。

“怎么了？”我警惕地说。

“坐下吧。”他慢吞吞地说。他的手指在胡楂上摩擦来摩擦去。“我得跟你说件事。我们在钓鱼时，遇到了一件事。”我们隔着餐桌坐着，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他在那儿说，我喝着咖啡盯着他，然后我读他在餐桌上推过来的报纸：“……18至20岁女子，身份不明……可能动机为强奸……初步调查显示为勒死……乳房及骨盆位置有刀伤及擦伤……解剖……强奸，有待进一步调查。”

“你得明白，”他说，“别那样看着我。你给我注意点，我不是开玩笑。放松点吧，克莱尔。”

“你干吗昨天晚上不告诉我？”我问。

“我不就是……没有嘛。你什么意思？”他说。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说。我看着他的手，粗大的手指，长了一层汗毛的指关节，那双手在动，在点烟，昨天夜里摸过我身上，伸进过我身体的手指。

他耸耸肩。“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有什么不一样？你当时想睡觉，我觉得可以等到今天早上再跟你说。”他看着院子里：一只知更鸟从草坪上飞到野餐桌上整理羽毛。

“这不是真的，”我说，“你没有就那样撇下她不管吧？”

他马上扭过头说：“我该怎么做？你现在仔细给我听好，我就说这一次。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我没什么感到抱歉或者内疚的。你听到了吗？”

我从餐桌前起身，去了迪恩的房间。他已经醒了，穿着睡衣，正在玩拼图。我帮他找了衣服，然后回到厨房，把他的早餐放到餐桌上。电话响了两三次，接电话时，斯图尔特每次都说得硬邦邦的，挂断时带着火气。他给梅尔·多恩和戈登·约翰逊打了电话，跟他们说话又慢又严肃，迪恩吃饭时，他开了一罐啤酒，抽了一根烟，问迪恩学校里以及他的朋友的情况等等，完全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

迪恩想知道他出去有什么收获，斯图尔特从冰箱里拿出几条鱼给他看。

“我白天要把他送去你妈家。”

“没问题。”斯图尔特说着看了迪恩一眼，迪恩正拿着一条冰冻的鲑鱼。“要是你想送他也想去，那就成。你不一定非得那样做，你知道，没什么不对劲儿。”

“反正我想。”我说。

“我去那儿能游泳吗？”迪恩问，他在裤子上擦擦手。

“我想可以吧。”我说，“今天暖和，你带上游泳裤，我肯定你奶奶会说可以的。”

斯图尔特点了一根烟看着我们。

我和迪恩开车去市内那头斯图尔特的妈妈家。她住在一幢带有游泳池和桑拿浴的公寓楼里，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凯恩，跟我一样姓凯恩，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好多年前，斯图尔特告诉我她的朋友们经常叫她坎迪[6]。她个子高高的，待人冷淡，一头偏白色的金发。她让我感觉她老是在挑人毛病。我压低声音简单解释了是怎么回事（她还没看报纸），说好我晚上来接迪恩。“他带了游泳裤。”我说，“我和斯图尔特得谈点事情。”我含含糊糊地加了一句。她从眼镜上方直直地看着我，后来点点头，又冲着迪恩说：“你怎么样，我的小男子汉？”她弯下腰搂着他。我打开门要走时，她又看着我。她经常会那样不出声地看着我。

我回到家时，斯图尔特在餐桌前吃东西，喝啤酒……

过了一阵子，我把碎盘子和杯子都打扫干净，然后去了外边。斯图尔特这时仰面躺在草坪上盯着天空，报纸和啤酒都近在手边。起了微风，但是暖和起来了，鸟儿在叫。

“斯图尔特，我们开车去转一下好吗？”我说，“去哪儿都行。”

他翻身看着我，然后点点头。“我们去买点啤酒吧。”他说，“我希望你现在对这件事感觉好点了。试着理解一下吧，我就这一个要求。”他站起身，经过我旁边时，摸了一把我的屁股。“等我一分钟就好。”

我们一路没说话，开车穿过了市区。还没完全开出市区时，我们在一间路边店买了啤酒。我注意到门口有一大摞报纸。台阶最高处，一个穿着印花裙子的胖女人拿着一根甘草糖递给一个小女孩。过了几分钟，我们经过了埃弗森溪，然后拐到离水边只有几英尺的野餐区。那条小溪在桥下流，流进几百码以外的一个大池塘。池塘边的柳树下，散布着十几个成年男人和男孩子，在钓鱼。

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大片水，他干吗非得跑几英里去钓？

“那么多地方，你们干吗偏偏去了那儿？”我说。

“纳彻斯河？我们都是去那儿，每年至少一次。”我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椅上，他开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我他妈怎么知道会遇到这种事？”他摇了摇头，又耸耸肩，好像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或者是别人遇到的事。“享受一下这个下午吧，克莱尔，你看看这天气。”

“他们说自己是清白的。”

“谁？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在离我长大的那个镇子附近杀了一个名叫阿琳·哈布利的女孩，他们把她的头割下来，把她扔进了克莱埃勒姆河。她跟我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出事时，我还是个小女孩。”

“想他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他说，“好了，别说了，你快把我惹急了。现在打住好吗？克莱尔？”

我看那条溪流。我往池塘漂去，睁着眼睛，脸朝下，盯着溪流底部的石头和绿苔，直到我被冲到池塘，微风吹送着我。一切都完全不会变，我们还会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就连现在我们也是在过下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我隔着野餐桌看着他，看得如此专注，让他沉下了脸。

“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毛病，”他说，“不知道——”

我想都没想，就甩了他一个耳光。我抬起手，只等了一瞬间，就狠狠甩在他脸上。这是疯了啊，我甩他耳光时心里在想。我们需要十指相扣。我们需要互相帮助。这是疯了啊。

第二下还没打上，他就抓住了我的手腕，他自己也举起了手。我蹲下来等着，看到他眼睛里有了点变化，然后马上又没有了。他放下手。我在池塘里漂得更快，漂了一圈又一圈。

“好了，上车吧。”他说，“我带你回家。”

“不，不。”我说着从他面前往后退。

“好了，”他说，“他妈的。”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他后来在车上说。窗外掠过田地、树木、农舍。“你这样不公平，对我们俩都是，我也许可以加一句，对迪恩也是。改一下吧，除了你他妈的自己，也考虑一下别人。”

我这时跟他没什么好说。他尽量专心看路面，可是他一再看后视镜，还用眼睛的余光隔着座位往我这边看，我两个膝盖抵着下巴坐着。他一边开车，一边又开了罐啤酒，喝了点，然后把那罐啤酒用腿夹着，呼了一口气。他知道，我有可能在他面前哈哈大笑，也有可能哭起来。

2

今天早上，斯图尔特以为他没有打扰我睡觉，其实闹钟响之前很久我就醒了，在想事情，躺在床上远远的一端，离开他毛烘烘的腿和他睡着后不动的粗指头。他送迪恩上学，后来刮胡子、穿衣服，然后去上班。他往卧室里看了两次，还清了清嗓子，可是我一直没睁眼。

我在厨房里发现有张纸条，他在下面签了个“爱”字。我给太阳晒着，坐在吃早餐的那个角落喝咖啡，在那张纸条上用咖啡画了个圆圈。电话已经不再响了，这样很不错。昨天夜里以来就没电话了。我看着报纸，把它在桌子上翻来翻去。后来我把报纸拉近，读上面的内容。尸体身份仍未查明，但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一直有人在检查，往里面放东西，切开，称重，量度，然后又拼好，缝起来，找到准确死因及死亡时间，寻找强奸的证据。我能肯定他们希望是强奸，那样会让人容易理解。报纸上说尸体会被运去基思兄弟殡仪馆等待进一步安排。要求人们提供线索，等等。

两件事情是肯定的：第一，人们不再关心别人出什么事；第二，什么都不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影响了。看看已经发生的事吧，但是对于我和斯图尔特来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是说真正的变化。我和斯图尔特。我们会变老，我们俩都是，你现在已经能从我们脸上看出来了，例如早上同时用浴室时镜子里的我们。我们周围有些东西会变，变得容易点或者难一点，这样事或者那样事，可是什么都不会真正不一样。我们下过决心，我们的生活已经启动，停下之前会过下去，过下去。可是如果真的是那样又当如何？我是说，如果你相信是那样，但是一直掩盖着，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应该会改变什么，可是你又看到竟然什么都不会改变。那又当如何？同时，你周围的人继续说话、做事，似乎跟昨天或者至少昨天夜里，或者五分钟前一样，你是同一个人，而事实上你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感觉你的心灵受到了损害……

过去已经模糊，较早先那几年似乎蒙上了一层膜，我对我记得的真正经历过的事情都拿不准了。曾经有一个女孩，有爸爸，妈妈——她的爸爸开一间小餐馆，她的妈妈既当服务员，又当收银员——这个女孩做梦一样上了小学、中学，然后一两年后进了秘书学校。以后，过了很久以后——中间那段时间去哪儿了？——她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一间电子元件公司当前台小姐，跟其中一个工程师熟了起来，他约她出去。最后，明知他打什么算盘，她还是由着他引诱自己。她当时有直觉，能看出那是引诱，但她后来无论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是怎样引诱的。没过多久，他们就决定结婚，可是过去，她的过去，已经在消逝了。对于未来，她无法想象，她想到未来时会微笑，似乎藏了个秘密。有一次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她现在想不起来是为什么吵架，在他们结婚后五年左右，他告诉她总有一天，这场关系（他的话：“这场关系”）将以暴力结束。她记得这件事，存档到某个地方，开始大声说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她整个下午跪在车库后面的沙盒里，跟迪恩的一两个朋友玩。可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她的头就开始疼。她捧着额头，疼得头昏眼花。斯图尔特要她去看医生，她也的确去了，医生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她暗自满意。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去外地待了一阵子。斯图尔特母亲赶忙从俄亥俄州赶过来照顾孙子，可是几个星期后克莱尔她又回来了，破坏了一切。斯图尔特的妈妈搬了出去，在市那边租了套公寓房，栖息在那里，似乎在等待。有天晚上躺在床上时，他们俩都快睡着了，克莱尔告诉他在诊所里，她听到几个女的讨论女的给男的口交，她觉得他也许喜欢听这种事。斯图尔特听得开心，他抚摸她的胳膊。都会顺利的，他说。对他们来说，从今往后一切都会不一样，变得更好。他升职了，薪水也涨了一大截。他们甚至又买了一辆车，旅行车，她的车。他们要享受现在。他说好多年来，他感觉终于可以放松一下。黑暗中，他还在抚摸她的胳膊……他继续定期去打保龄球、打牌，去跟他的三个朋友一起钓鱼。

那天晚上，发生了三件事。迪恩说在学校，同学们跟他说他爸爸在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斯图尔特三言两语解释了一下，省略了大部分细节，只是说没错，他和另外三个人的确在钓鱼时，发现了一具尸体。

“什么样的尸体？”迪恩问，“是个女孩吗？”

“对，是个女孩，一个女的。后来我们就给警长打了电话。”斯图尔特看了我一眼。

“他怎么说？”迪恩问。

“他说他会处理的。”

“尸体什么样？吓人吗？”

“说得够多的了。”我说，“去把你的盘子洗了，迪恩，然后就没你的事了——”

“到底什么样呢？”他又追问，“我想知道。”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我说，“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迪恩？迪恩！”我想摇晃他，一直晃到他哭。

“听你妈的话。”斯图尔特语气平静地跟他说，“只是一具尸体，没什么了。”

我正在清理餐桌，斯图尔特走到我身后碰了一下我的胳膊。他的手指热得烫人，我吃了一惊，差点打碎了一只盘子。

“你怎么回事？”他说着把手垂下。“克莱尔，你怎么了？”

“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说。

“我就是说这个。我应该可以碰一下你，你也不用吓掉了魂。”他站在我面前，微微咧着嘴笑，想让我看他。接着，他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抓着我那只空手放到了他的裆部。

“求你了，斯图尔特。”我挣脱了，他退后一步，打了个响指。

“那就去他妈的。”他说，“你想那样就那样吧，但是你要给我记住。”

“记住什么？”我马上说。我看着他，屏住了呼吸。

他耸耸肩。“没什么，没什么。”他说。

第二件事，是我们那天晚上看电视时，他躺在他那张皮躺椅上，我坐在沙发上，搭了条毛毯，拿了本书，家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别的挺安静。节目中插入一个声音，说被害女孩的身份已经查明，详情将在后来的十一点新闻中播报。

我们对视一眼。过了几分钟，他站起身来，说他要喝杯睡前酒。我也想来一杯吗？

“不。”我说。

“我倒不介意一个人喝，”他说，“是想着问问也好。”

他去厨房待了很久，不过就在新闻开始时，他端着酒回来了。

一开始，播音员又讲了一遍本地四个钓鱼的发现尸体的事，然后电视上出现那个女孩的毕业照，是个黑发女孩，圆脸，嘴唇饱满而带着笑意。有一个镜头，是女孩的父母进殡仪馆认尸。他们不知所措，悲痛，拖着脚步从人行道慢慢地走上前门台阶，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的站在那里为他们扶着门。然后似乎只过了几秒钟，似乎他们进去只是转了个身就又出来了，能看到同一对夫妇离开那座建筑，那个女的眼泪横流，拿一块手帕捂着脸，那个男的只是停下来对记者说：“是她，是苏珊。我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希望在悲剧重演前，他们抓到这次作案的人。这种暴力……”他在摄像机前无力地比画。然后这对夫妇上了一辆旧汽车，汇入下午的车流中。

播音员又说那个女孩苏珊·米勒是个电影院的出纳，在萨米特市，离我们市有一百二十英里。她那天下班后，一辆绿色的新款小汽车停在电影院前，那个女孩——据目击者称，她像是在等人——走过去上了车，让警方怀疑那辆车的司机跟女孩是朋友，要么至少是个熟人。警方想跟那辆车的司机谈谈。

斯图尔特清清嗓子，然后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小口喝起了那杯酒。

发生的第三件事，是新闻结束后，斯图尔特伸懒腰打了个呵欠，然后看着我。我站起身开始在沙发上给自己铺床。

“你干吗？”他不解地问。

“我不瞌睡。”我说，一边躲着不看他的眼睛。”我想晚点睡，然后读点东西，直到能睡着。”

我在沙发上摊开一张床单，他盯着我看。我去拿枕头时，他站在卧室门口挡住路。

“我再问你一遍，”他说，“你这么做，到底是他妈想干什么？”

“我今天晚上需要自个儿待着，”我说，“我需要有时间来想想。”

他呼出一口气。“我想你这样做，是在犯下一个大错误，我想你最好再考虑一下你在干吗。克莱尔？”

我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转过脸开始把毯子边掖进去。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我看到他耸起肩膀。“那就随你便，我他妈根本不在乎你干吗。”他说完转身沿着过道走了，边走边挠脖子。

早上，我在报纸上读到苏珊·米勒的葬礼，将于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在萨米特的松树小教堂举行。另外，警方已经从看到她上那辆绿色雪佛兰汽车的三个目击者那里取了证，可是那辆车的牌号仍未查明，不过也快了，调查还在继续。我拿着报纸坐了好久，想事情，然后我打电话去美发店预约了一下。

我坐在一台干发器下，腿上摊着一本杂志，让米莉给我做指甲。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我们先是聊了聊一个已经不在那儿上班的女孩，然后我说。

米莉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我的指甲。“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凯恩太太。我真的很难过。”

“是个年轻女孩的葬礼。”我说。

“那最让人难过了。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死了，直到现在我还没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谁不在了？”

“一个女孩。我们的关系没那么近，你知道，可我还是要去。”

“太不幸了，我真的很难过。不过我们会给你收拾好去参加的，别担心。看看怎么样？”

“看着……挺好的。米莉，你有没有希望过你是别人，要么只是谁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完全什么都不是？”

她看着我。“我不能说我有过那种感觉，没有。没有，如果我成了别人，我会担心我也许会不喜欢本来的我。”她抓着我的手指，似乎想了一会儿别的事。“我说不好，我真的说不好……那只手给我吧，凯恩太太。”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还是在沙发上给自己铺床，这次斯图尔特只是看看我，想说什么但又什么都没说，然后走过过道进了卧室。半夜我醒了，听着风把大门吹得直撞围栏。我不想醒来，眼睛闭上躺了好久。最后我起身抱着枕头走过过道。我们卧室里的灯没关，斯图尔特仰面躺着，张着嘴巴，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我走进迪恩的房间，进了他的被窝。他没醒，但是往旁边挪了一下给我腾出地方。我在那里躺了一会儿，然后抱住了他，我的脸贴着他的头发。

“怎么了，妈妈？”他说。

“没什么，亲爱的。再睡吧，没什么，没事的。”

我听到斯图尔特的闹钟响起来了，他刮脸的时候，我把咖啡煮上，准备早餐。

他到了厨房门口，毛巾搭在光膀子上，他在打量我。

“咖啡来了，”我说，“鸡蛋马上就好。”

他点点头。

我叫迪恩起来，我们三个人吃早餐。有一两次，斯图尔特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话，可是每次我都问迪恩他想不想再来点牛奶或者吐司什么的。

“晚点我给你电话。”斯图尔特在开门时说。

“我想我今天不会在家。”我马上说，“今天我要做很多事。事实上，可能不会按时回来吃晚饭。”

“好吧，没问题。”他把公文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也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你觉得怎么样？”他一直看着我。他已经忘了那个女孩。“你没事吧？”

我过去把他的领带弄直后，又放下手。他想跟我吻别，我后退了一步。“那就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吧。”最后他说。他转身沿着步道走向他的汽车。

我仔细穿戴，试了一顶几年没戴过的帽子，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取掉帽子，化了淡妆，并给迪恩写了张纸条。

亲爱的，妈咪今天下午有事，不过晚点会回来。你要待在家里或者在后院，直到我或者你爸爸谁回来。

爱

我看那个“爱”字，随后又在这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我写那张纸条时，意识到我不知道后院是一个单词还是两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画了道线，把它变成两个词。

我停下来给车加油，并且打听一下去萨米特的路。巴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四十岁技工从厕所出来靠着前挡泥板，另外一个叫刘易斯的把加油管伸进油箱，然后开始慢悠悠地擦挡风玻璃。

“萨米特。”巴里看着我说，一边用一根手指把小胡子往两边抹了抹。“去萨米特没有最佳路线，一趟差不多要开两个，两个半钟头，要翻过山，让一个女的开车过去挺不容易。萨米特？萨米特那边有什么事，凯恩太太？”

“我有点事情。”我说，有点不自在。刘易斯已经走开去为另外一位顾客服务了。

“唉，要不是我走不开，”——他用拇指往车棚那边指了一下——“我会自告奋勇拉你去萨米特，然后再拉回来。路不是特别好，我是说路还可以，只是有很多弯道什么的。”

“我会没事的，不过谢谢你了。”他靠着挡泥板。我打开手袋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巴里接过信用卡。“别开夜车。”他说，“像我说的，路不是特别好。虽然我愿意打赌你开这辆车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辆车，但是爆胎之类的事，永远都说不准。只是安全起见，我会给你查一下轮胎。”他用鞋子踢踢一只前胎。“我们把它开到升降架上，不用很久。”

“不，不，没事。真的，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看轮胎挺好的。”

“只用几分钟，”他说，“安全起见嘛。”

“我说不了。不了！我看挺好的。我这会儿得走了，巴里……”

“凯恩太太！”

“我这会儿得走了。”

我签了什么东西，他给了我收据、信用卡和几张贴纸，我一股脑都放进了手袋。“你悠着点，”他说，“再见。”

我等着汇入车流时，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他在望着。我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挥挥手。

我到第一个红绿灯那里拐了弯，然后又拐了一次，一直开到公路那儿，看到了标志牌：萨米特117英里。当时十点半，天气暖洋洋的。

公路绕着市区边缘，然后穿过农场地带，穿过燕麦地、甜菜地和苹果园，这儿那儿，还有一小群牛在开阔的草地上吃草。然后什么都变了，农场越来越少，这时看到的更像是窝棚，而不是房屋，一堆堆原木代替了果园。我一下子到了山区，右边往下很深的地方，我瞟到了纳彻斯河。

没过多久，我看到后面有一辆绿色皮卡，有好几英里都跟在我后面。我一再在不适当的时候减速，希望它会超车，然后我加速，又是在不合适的时候。我紧握方向盘，手指都握疼了。后来到了车少的一段路，他的确超车了，但是跟我并排开了一会儿，那个男的理着平头，穿着蓝色工作服，三十岁出头，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他挥挥手，按了两下喇叭，就开到我前边去了。

我放慢车速，找到了一个地方，是路肩旁边的一条小路。我开过去，熄了火，能听到那条河在下面树林的某处。在我前边，那条土路通向了树林中。后来我就听到那辆皮卡回来了。

皮卡在我后面停下时，我赶紧发动了汽车。我把车门锁上，把车窗摇上去。我把汽车挂挡时，脸上、胳膊上一下子冒出了汗，但是无路可走。

“你没事吧？”那人向我的车走过来说，“喂，喂，跟你说呢。”他敲敲窗玻璃。“你没事吧？”他胳膊趴在车门上，脸凑近车窗。

我瞪着他，却说不出话。

“我超车后，减了点速。”他说，“可是我在后视镜里没看到你，就把车靠边等了两分钟。还是没见你过来，我想我最好掉头看看。没什么事吧？你怎么给锁到里面了？”

我摇摇头。

“好了，把车窗摇下来。咳，你肯定你没事吗？你知道，你一个女的，自个儿在乡下开来开去不安全。”他摇摇头，又看了一眼公路，然后又看着我。“哎，好了，把车窗摇下来怎么样？我们这样没法说话。”

“拜托，我得走了。”

“打开车门，好吗？”他说，像是没听我说话。“至少把车窗摇下来吧。你会闷死在里面的。”他看着我的胸和腿。我的裙子已经拉过了膝盖。他眼睛在我的腿上转悠了一下，可是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我想闷死，”我说，“我正在闷死，你看不出来吗？”

“干吗呀这是？”他说着，从车门那里走开，转身走回他的皮卡。后来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他又回来了，我闭上眼睛。

“你想让我跟着你去萨米特还是怎么样吗？我无所谓，今天上午我有空。”他说。

我摇摇头。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好吧，夫人，那就随你便了。”他说，“好吧。”

我一直等到他上了公路，然后我把车退出来。他换挡，慢慢开走了，一边还通过后视镜看我。我把车停在路肩，头趴在方向盘上。

灵柩已经盖上了，上面放着花束。我进了小教堂靠后面坐下不久，管风琴就响起来。人们开始鱼贯而入，找地方坐，有几个中年人以及更老的人，但多数是二十岁出头，要么还要更年轻一点。这些人穿着正装、运动服上装及休闲裤、黑裙子，戴着皮手套，显得不自在。有个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短袖衬衫的小伙子在我旁边坐下后，就开始咬着嘴唇。小教堂的一扇侧门开了，我抬起头看，有一会儿，停车场让我联想到一块草地。不过又看到汽车车窗反射着阳光。逝者的一群家人进来了，进了边上用帘子隔开的一块地方，他们就座时，传来椅子吱吱响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一位身穿黑色套装的身材修长、一头金发的人站起身，要我们低头致哀。他为我们这些生者念了一段简短的祈祷词，念完后，要我们默默地为逝者苏珊·米勒的灵魂祈祷。我闭上眼睛，想起了报纸和电视上她的照片。我看到她离开了电影院，上了那辆绿色的雪佛兰。然后我想象她一路顺河漂下，赤裸的躯体撞着石头，给树枝拦住，躯体漂浮着，转动着，她的头发漂散在水中。后来手和头发给悬在水面的树枝挂住了，直到有四个人过来盯着她看。我能看到一个喝醉的人（斯图尔特？）抓住她的手腕。这里有谁知道那些吗？这些人知道了会怎样？我看了一圈别的面孔。这些方面、这些事件以及这些面孔之间，会有某种联系，我能找出来就好了。为了找出来，我的头都想疼了。

他谈到苏珊·米勒的天资：开朗，美丽，文雅，热情。从拉上的帘子后面，有人清了清喉咙，另外有个人在啜泣。管风琴又演奏起来，葬礼结束了。

我和别人一起列队前行，慢慢经过灵柩。然后我出去到了前面的台阶，到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地下。一个腿瘸的中年妇女走下台阶时在我前面，她到人行道上看了一圈，眼光落到我身上。“嗯，他们抓到人了。”她说，“如果这多少能让人感到安慰的话。他们是今天早上抓到他的，我来之前在收音机上听到了。就是本市一个男的，留长头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在热腾腾的人行道上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汽车。我伸手扶着一个停车计时器。阳光掠过锃亮的汽车引擎罩和挡泥板，我感到头晕。“他承认那天晚上跟她发生了关系，可是他说他没有杀她。”她哼了一声。“他们会判他缓刑，然后放了他。”

“他也许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说，“他们得查清楚才行。他也许不想供出别人，一个兄弟或者什么朋友。”

“这孩子从小我就认识。”这个女的又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以前经常来我家，我给她做小甜饼，让她边看电视边吃。”她望向别处，眼泪从脸颊上滑落，她摇起头来。

3

斯图尔特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酒。他红着眼睛，有一阵子，我以为他一直在哭。他看看我，什么都没说。我一时慌了，觉得迪恩出了什么事，我的心揪紧了。

“他呢？”我说，“迪恩呢？”

“外面。”他说。

“斯图尔特，我很害怕，很害怕。”我靠在门上说。

“你怕什么，克莱尔？告诉我，亲爱的，也许我能帮上忙，我想帮忙，试试让我来吧。丈夫就有这个用。”

“我没法解释，”我说，“我只是害怕，我感觉好像，我感觉好像，我感觉好像……”

他喝光杯子里的酒站了起来，视线没有离开我。“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亲爱的。我来当医生，好不好？你这会儿只需要放松。”他伸过一只胳膊揽着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开我的上衣，然后是我的衬衫。“急事急办。”他开玩笑地说。

“现在不行，求你了。”我说。

“现在不行，求你了。”他逗我说，“求个什么呀。”接着他走到我身后，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腰，另一只手伸进我的胸罩下面。

“停下，停下，停下。”我说。我一脚踩在他的脚趾上。

后来我给抱起来又摔下，我坐在地板上抬头看他，我脖子疼，裙子给扯过了膝盖。他弯下腰说：“你见鬼去吧，你给我听着，贱货！我希望你的 下次我还没碰就烂掉。”他哽咽了一下，我意识到他是控制不住，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往客厅走去时，我的心头涌上一股对他的同情。

那天晚上他没在家里睡。

今天早上，花，红的和黄色的菊花。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喝咖啡。

“凯恩太太？”那个年轻人手里捧着一盒花说。

我点点头，把晨衣的领口处拉紧。

“打电话的人说您知道的。”那个男孩看着我的开领式晨衣，他的手碰了一下帽檐。他腿分开站在那儿，两只脚稳稳地钉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祝您愉快！”他说。

过了一小会儿，电话响了，斯图尔特说：“亲爱的，你好吗？我会早点回家。我爱你。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爱你，对不起，我会将功补过的。再见，我得挂了。”

我把花插到餐桌中央的那个花瓶里，然后把我的东西搬到那间没人住的卧室里。

昨天夜里午夜左右，斯图尔特把我房间的门锁撞开了。我想他这样做，只是想让我看看他做得出这种事，因为门一下子打开后，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穿着内衣站在那儿，随着怒气不知不觉从他脸上消退，他显得既吃惊，又愚蠢。他慢慢关上门，过了几分钟，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开一盘冰块。

他今天打电话时，我还在床上，他说他已经要他妈妈过来跟我们住几天。我等了一阵子来考虑这件事，然后他讲着讲着，我挂了电话。可是刚过一会儿，我就往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他最后接过电话时，我说：“没关系，斯图尔特。真的，我跟你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都没关系。”

“我爱你。”他说。

他还说了别的什么话，我听着，慢慢地点头。我感到瞌睡。接着我清醒过来，说：“岂有此理，斯图尔特，她还只是个孩子。”

【注释】

[1] 来自俄语，指沙皇俄国时代的农民。

[2] 来自土耳其语，指授予军官和文职官员的一种头衔。

[3] 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美国画家。

[4] 格里是杰拉德的昵称。

[5]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天局。

[6] 原文为Candy，有“糖果”的意思。

后记

译这本书，首先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信任。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于晓丹、肖铁、汤伟、河西几位以及一些网友如brice，jiaminn212等人所翻译的卡佛作品，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希望读者多提意见，可赐信至本人邮箱：lukesun@21cn.com，谢谢。

孙仲旭　2011 年11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