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罗根泽文存

总序

前言：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

诸子之学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墨子》探源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庄子》外杂篇探源

子莫考

《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别录》阐微

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

中国诗歌之起源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

先秦散文发展概说

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贡献

乐府之类别

古代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

周秦文学批评史.诗说

周秦文学批评史.“文”与“文学”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上）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下）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句图

自序自述

《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

乐府文学史.自序

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我的读书生活

附录一：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

附录二：罗根泽先生未编年作品

附录三：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

蓝文徵文存

前言

第一章 总叙

一、隋唐五代之年历

二、隋唐五代之地理

三、隋唐五代之民族

第二章 隋史纪事

一、隋之代周

二、隋平江南

三、开河与置仓

四、外征与通远

五、隋之乱亡

第三章 唐史纪事（上）

一、唐之开国

二、贞观之治

三、平定东国

四、高武之世

五、开元盛世

第四章 唐史纪事（下）

六、安史之乱

七、方镇之祸

八、宦官之祸

九、唐之乱亡

第五章 五代纪事

一、梁唐之争

二、晋引契丹

三、周世宗之恢复

四、汉辽之同化

五、十国大事

《中国通史》叙例

《西安》导言

范蔚宗的史学

会昌遗事

海上的女真

唐代边疆政策

李白的氏族与籍贯

朱舜水之思想

《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序

《王国维年谱》序

《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序

《韩玉符骏马集》序

《回鹘史》序

《宋史研究论集》序

《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附录一：蓝孟博先生碑文

附录二：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

附录三：蓝文徵先生大事年表

附录四：蓝文徵先生学术著作简目

梁启超文存

清华国学书系·梁启超文存总序

未竟的后期 ——《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刘东

1919年

欧游心影录（节选）

1920年

《改造》发刊词

清代学术概论（节选）清代学术概论（节选）

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演说词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老子哲学

孔子（节选）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1921年

墨子学案（节选）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选）

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1922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节选）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地理及年代

评非宗教同盟评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情圣杜甫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节选）

什么是新文化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大乘起信论》考证（节选）

屈原研究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选）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1923年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节选）

人生观与科学

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选）

1924年

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

戴东原哲学（节选）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节选）

亡友夏穗卿先生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

非“唯”非“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1925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节选）

1926年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选）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节选）

《庄子·天下篇》释义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

1927年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选）

北海谈话记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儒家哲学（节选）

学校读经问题

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

1928年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辛稼轩先生年谱（节选）

梁任公生平大事记梁任公生平大事记

姚明达文存

导读

一、 姚名达其人

（一） 抗日烈士

（二） 现代目录学家

（三） 历史学家

（四） 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创办人

二、 姚名达的著述

（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

1. 研究历程

2. 组织架构

3. 主要观点

（二） 古史研究

（三） 妇女运动

三、 姚名达及其时代

1. 姚名达与何炳松

2. 姚名达与胡适

3. 姚名达与张元济

4. 姚名达与顾颉刚

实斋与邵念鲁

实斋与浙东学派

实斋与朱笥河

实斋与戴东原

实斋与邵二云

实斋与其它诸友

实斋境遇之困踬

实斋与当时之学风

实斋之志趣及造诣

实斋为学之次第

实斋之史学观（上）

实斋之史学观（中）

实斋之史学观（下）

五，三十，清华研究院

吾今将告读者以吾整理是书之例：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达人史话达人史话小序

达人史话之一：史话的史话

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之五

历史学与历史哲学

第一节殷时的史官制度

第二节西周时的史官制度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的史官制度

第四节东汉时的史官制度

梁任公先生小传

论女学

试办不缠足会章程

禁早婚议

人权与女权

结论

三十三年的梗概

思想和性情的解剖

黄心勉女士年表

一正是吃苦的时候

二站在三条歧路的当口

三最可靠的前进路线

二学术史与年表

三目录学史及年表

四、目录学史之全貌

一、 绪论

二、 秦国的地理环境

三、 秦的民族特质

四、 秦民族的根据地

五、 秦民族的第一步发展

六、 秦缪公的称霸

七、 秦中衰的一段

八、 复兴的开始

九、 秦孝公和卫鞅的侵魏政策

十、 六国分立的形势

十一、 合纵同盟的失败

十二、 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

十三、 各个击破的战略

十四、 大兵团的灵巧运用

十五、 统一大业的完成

十六、 分立与统一的利害比较

不平凡的一九四年不平凡的一九四年

问题的内在因素

史理学名词的创立

（甲） 国父对于史事和史书的重视

（乙） 史事基本原理之一

（丙） 史事基本原理之二

（丁） 史事基本原理之三

（戊） 史事基本原理之四

（己） 史事基本原理之五

姚名达年谱简编说明：

总类

今书总目

中国战史

史学溯源

中国史家论文集

国史综析

人民本位的中国通史

罗根泽文存

总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3月16日

前言：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

一

罗根泽（1900—1960），字漱冰见《清华周刊》，上面罗根泽的录取名单上有此字。，号雨亭，生于河北深县（今河北省深州市）杜家庄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十余岁后，即民国初年，方才进入国小学习。其后，学习生涯时断时续，至有休学跳级之事。考取深县中学后，因无力缴纳学杂费而辍学，转报师范学校，进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旋即因国文教员不懂文学，与己学习兴趣不合，遂申请退学。罗先生中、小学共历八载，辗转坎坷，始终未取得正式学历。

短期彷徨后，罗根泽先生始随居家侍母的本县学者武锡珏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云：“武锡珏，字合之，深州人，河北大学教授，师事张裕钊、吴汝纶、贺涛，受古文法，为入室弟子，淳朴好学，文特醇雅，于文字致力尤深。”（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300页）研习经史和古典诗文。武氏是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高足，蔼然儒者，修养深厚，“负一方文名”，国学上颇有造诣。武氏在家开馆收徒，教学环境并不优裕，前后止三间书屋，名曰“北圃学舍”，有学生五六人，不设寒暑假，然师生同处，恬然忘忧。北圃学舍的课程讲授，主要以诗文为主，老师言传身教，学生熏染安身立命之理。此时，罗先生开始练习写作一些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两年后，即1920年，武氏赴北平任总统府翻译处和都门编书局担任编辑，罗先生跟随老师至北平，得以向武氏同学吴闿生、梁式堂诸先生问学，谈诗论文，学问与日俱增。然，华北大旱，加之皖系军阀失势，罗先生及同门在秋后迫于经济压力而四散谋生，遂归赴老家，就任县高级小学国语教师，因为没有学历而受到同仁及学生家长的歧视。

1925年，武锡珏赴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罗先生遂考入该系学习，同时在中学兼职任课以补给家用。彼时，时局混乱，河北大学时办时停，罗先生的大学生涯同样是时辍时续。1927年，罗先生从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纵观青少年时代的求学过程，武锡珏对罗先生影响甚大。武氏是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弟子，吴汝纶乃桐城著名学者，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又到日本考察学政。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还乡谋办桐城学堂，传播西学知识，推重经学。光绪年间，吴氏做过一任深州知州，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带任职，维新失败后，避难于深州。

正是有此因缘，吴汝纶提倡科学，又重视文学的思想作风，潜移默化间带领深州一带成为桐城派的“殖文地”，整个学风都浸染着桐城古文的风尚。武氏曾求学吴门，自是信奉桐城文学，亦能于传统乾嘉考据之学中融入西学眼光，并不完全局限于古文。这也启发了罗先生既重视诸子考辨，也重视文学研究，在步武传统考据学问的同时，注重对西学方法的吸收。

如果说“北圃学舍”的学习生涯，是罗先生“学文的始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读书生活，则是他“治学的始基”。递嬗之间，似乎也暗示了桐城文风的衰落和新学的逐步强盛。罗先生从十五岁开始阅读梁启超著作，此后更以之为榜样，期望能随侍学习。1922年，时任国小教员的罗先生参加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学习了梁启超先生讲授“国文教学法”和胡适先生讲“国语文法”、“国语文学史”的课程，积累了“旧文学”的一些想法。罗根泽：《我的读书生活》，见本书第45页。课程结束后，他阅读了梁启超《墨子学案》，遂对诸子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掀动了作《诸子学案》的野心”，遂萌生跟从梁先生学习的想法，并在工作学习之余，完成了《荀子学案》、《孟子学案》等著作，再托朋友送呈梁先生指点。因此，要研究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生涯，就必须考虑到梁先生的影响。他也曾明确声明自己对诸子之学的研究受到梁先生的影响。罗根泽：《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四册，第10页。如《荀卿游离考》前言就引用了梁任公的观点。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124页。又如他在《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中说：“老子和《老子》书之真伪及年代问题，几年以前，因为梁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的提出，引出了不少的讨论的文字。二三年来，似稍沉寂了。去年夏又因为冯芝生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著而旧案重提……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同上，第449页。此外，我们若比较一下梁先生《〈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与罗先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著作，也可看到其间的师承关系。正是有此因缘，罗先生与国学院曾亲炙王国维先生教导的师兄们，治学路径有所不同，较少涉及先秦古文字，而同样是研究先秦诸子之学的高亨、徐中舒等先生，其著作中就有援用文字训诂之学为论据的现象。因为导师的人事变动，国学院学子受到的学术指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5年至1927年6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执教，因而不少人的研究，选择跟王、梁二人，有几位跟赵元任治语言学；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部分入学者尚能得梁启超指导，故而带有明显的梁氏学术风范；1928年6月至1929年6月，只有陈寅恪先生指导，故而学人的学术多受陈氏影响，以史学研究为志向。

为了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国学院，罗先生曾于1927年春到清华园“晋谒”梁先生。同年7月，罗先生投考并被录取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第三届学子。9月7日报到入学后，罗先生选择的是“诸子科”，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导师指引，他自是十分兴奋，以极大热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与罗根泽先生一起进入国学院学习的还有王省等13人，其中经招生考试正式录取者11人，包括王省、吴宝凌、叶去非、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蓝文征、马庆霱等。分别于1925、1926年录取的裴学海、马鸿勋，此次亦准予入学。此外，国学院还有上两届留下来继续进行研究的同学11人，包括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沄、朱芳圃、谢念灰、侯堮等。他们中大部分人，日后与罗先生有着长期的交往，如刘盼遂就曾推荐罗先生到河南大学工作，其他诸如侯堮、蓝文征、蒋天枢等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常与罗先生见面往来。

罗根泽先生在国学院所接受的教育情况，从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国学院教师及其开课情况中可管窥一二：教授：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赵元任讲授方言学；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

讲师：李济讲授考古学；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等。此外，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

一年学业完成后，罗先生与门启明、侯堮、张景圻、葛天民、颜虚心、蓝文征、蒋天枢、储皖峰、马庆霱等同学十人，选择了继续留研究院研修一年。但是，梁启超先生自1928年6月开始，移居至天津租界休养，罗先生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梁启超先生于1928年初，肾病日益严重，医生建议修养，遂于2月中旬向学校提出辞职，至此几乎未到清华授课。5月初请辞去清华国学院教授职务，经校方及校长梅贻琦先生挽留，始同意担任通信导师。然而，1928年毕业生的成绩陆续寄往天津家中，却因战事紧迫交通阻隔而未能回邮。推辞掉清华的教务之后，梁先生到天津租界静养，遗憾的是其病情并未因此好转，于1929年1月29日去世，享年57岁。因此，就日后学术研究来看，罗先生不仅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同时对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思想也多有承继。比如，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罗根泽先生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时，曾经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为四个阶段，这一分期法，实渊源于陈寅恪先生。据《吴宓日记》1919年12月20日所记，陈先生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时，就将其大致分为周秦、汉晋以还、宋以后三个时代，其着眼点是佛教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争。

又如，罗先生1933年撰写《〈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一文，其根据就是陈先生与刘盼遂发现的佐证。

1928年7月，清华国学院最后一届招考新生，仅录取三人，即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9月12日，最后一年的开学典礼后，研究院第四届学生开始迎来新学年。国学院教师及其授课内容如次：教授：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每周二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赵元任讲授方言学（第二学期）。

讲师：马衡讲授金石学（每周二小时）；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每周二小时）；李济讲授考古学（赴美回校后）。

在清华的最后一年，罗先生选定的专题研究是“管子年代考”和“阴阳家源流考”二题，后来提交的毕业论文题目则为《子史杂考》。

为了维持生计，罗先生在进入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于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和哈佛合办的国学研究所，因为该所每月提供津贴若干，可减轻其生活压力。在燕京大学，罗先生所学为“中国哲学”，指导老师为冯友兰、黄子通先生，其《管子探源》稿就曾得二位先生指正。《诸子考索》，第428页。所以，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和黄子通等四位先生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诸子学研究就明显体现了其学术师承。燕大期间，罗根泽先生曾与郭绍虞有所交流，并萌发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念头。后来，郭绍虞也曾帮助和提携罗先生，甚至还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一学期古代文学批评史。

1929年6月，罗先生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1929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行欢送毕业同学大会。当时的《清华周刊》报导说：“清华大学部，成立四年来，近年系第一班毕业。旧制之最后一班与国学研究院之最终一班亦均于近年毕业，故本届毕业之情景，有空前绝后之以为存乎其中。”大会主席致词，“大谈本届毕业空前绝后之意义。”教务长杨振声致词后，“学生代表李景清君致欢送词。傅举丰君、苏宗固君、徐景贤君，相继代表大学部、旧制部及国学研究院致答词。其中，以徐君之论调与态度最为惊人，宛似天安门前之演说云”。

国学研究院本届毕业生共有10人，如期毕业9人，其姓名和毕业论文是：

门启明杨朱篇的思想和年代

侯堮魏石经古文疏证

张景圻洙泗考信录评误

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

颜虚心编钟编磬二八十六枚在一虞解三乐说罗根泽子史杂考

蓝文征逸周书谥法篇疏证

（以上其人为上届毕业留校继续研究者）

徐景贤 考经余论

裴占荣 诗经疑义订解 虞翻年谱

此外，王静如补齐成绩后，亦给予毕业，但其论文未公布。（《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第4页）

6月21日，清华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校长罗家伦致词孤立，云：“研究院的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清华的研究院，在中国是开风气之先，虽然组织方面，未尽适合，但是这一点研究空气，是极可贵的。诸位毕业后，要本在校研究的精神，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来校进研究院的初衷。”（《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第1页）两年的北京求学生涯，罗先生十分用功和努力，撰写多篇有关诸子研究的论文，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年秋，罗先生因学长刘盼遂介绍，应开封河南中山大学之聘，任国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课程，从而开始了“二度的重走到教读生活”的人生第三个时期。他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说：“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又据《诸子考索》，他在河南中山大学还讲授“诸子概论”一课，曾在1930年3月讲授《管子》，并将《管子探源》印授学生。罗先生在河南中山大学一直执教到次年上半年，完成了《乐府文学史》。

从1930年春开始，罗先生又到河北保定，任教于河北大学。对于这段教学生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1927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暑假，罗先生回到北京，见到顾颉刚先生，商议编写《古史辨》。8月，居住于北平南城未英胡同一号，继续修改《乐府文学史》。9月，开始任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并草拟《乐府文学史自序》。学期结束，罗先生回到北平，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在1932年至1933年初，罗先生居处北平，与顾颉刚合作，编成《诸子丛考》，作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发行，影响较大。1933年春季，罗先生在清华大学代郭绍虞先生讲授一学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从6月开始构思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作于1943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说：“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策蹇疾书，草成一至三篇；秋间增删复讲，翌年笔削付印。”直到1934年秋，罗先生一直居处北平，平生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都在此时完成。

从1934年秋至1935年夏，罗先生赴安庆，执教于安徽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说：“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在安徽大学，他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批评史。1935年秋回到北平后，罗先生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此时，继续和顾颉刚合作，着手编纂《诸子续考》，即后来的《古史辨》第六册。历时一年有余，该书在“七.七事变”前已经印刷完成，只是惜乎因日军全面侵华，后由顾颉刚到昆明再公开发行。据《诸子考索》云：“这篇文章本来是《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的序文，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因抗日军兴，延到一九四〇年才出版。”《诸子考索》，第279页。罗先生参与编辑《古史辨》的过程大致是：从1930年夏开始，罗根泽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多次见面，遂开始编写《诸子从考》工作。到1932年末编成后，交顾颉刚先生视查，遂被列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第四册出版后，罗根泽先生遂着手编辑《诸子续考》，并作为《古史辨》第六册在七七事变前已编辑完成并印刷出来，但是因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遂等到1940年方才又公开出版发行。

在北方教书的八九年时间，是罗先生的学术黄金期，既有大量单篇论文刊行，撰写了几部重要诸子学专著，又编著完成两本重要论文集，还编写中学国文教材，为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不惟如此，罗先生还与当时著名的学人有密切的学术往来，彼此问学。其中，罗根泽先生与国学院学人如刘盼遂、门启明等交往甚密，经常商讨先秦诸子学术，同邀拜访顾颉刚等。其中，刘盼遂先生曾推荐他到河南大学工作，又曾举荐他到北京高校任教。

罗先生与古史辨派的关系，毋庸置疑，对其学术生涯影响甚巨。1926年6月，顾颉刚主办的《古史辨》第一册编辑出版，宣告现代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的形成。此后，以顾颉刚为核心集结的一批学者，疑古与考信相结合，考辨古史，尤其是六朝以前的历史。张京华：《古史辨辨名》（《云梦学刊》，2006年第一期，页17）认为，顾颉刚《古史辨》之“辨”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辨伪，一是讨论。确乎如此，顾颉刚的古史“辨”，注重对于史料的重新考辨与古史的重新叙述，因此他编辑出版《辨伪丛刊》，也组织史学学会的活动。《古史辨》一共出版了七册，集结了大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其中包括梁启超、钱玄同、胡适、钱穆、容肇祖等，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廓清我国古代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其部分成果虽然因为时代原因，可能有错误之处而需要重新考证，或者已经被证明错谬，但是却通过引发广泛讨论而推动了我国古代史研究的进程。比较有趣的是，除罗先生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人与“古史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论著收入《古史辨》。如：第一册：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第二册：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余永梁，《柴誓》的时代考；杨筠如，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姚名达，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程憬，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之答书。第三册：马衡，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第四册：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存佚真伪表、荀卿及荀子、墨子年代考、续墨经余记、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高亨，老子正诂前记、杨朱学派、韩非子初见秦篇作于韩非考；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比较研究；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第五册：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洪范疏证、论今古学书。第六册：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第七册：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北平高校及学界多有外迁，罗先生挈妇将雏，跟随当时供职的北平师范大学，辗转迁徙至后方，“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年末，罗先生随师大同仁，辗转至西安，任教于当时由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安临时大学。罗先生回忆说，“开学未久，又迁到汉中，迁到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联合大学分出独立设置，罗先生因而任教于西北师范学院。在1940年1月编印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职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先生时任国文系教授、国文系二年级导师。

由于日寇经常骚扰威胁，经济条件恶劣，陕西的办学条件较为艰苦，学校可供借阅的图书无多，罗先生遂萌生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重庆去工作的想法。从1940年1月开始，罗先生由陕入川，最终任教于内迁至重庆柏溪的中央大学，“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

在重庆，罗先生最初执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国文系。后来，中央大学调整院系设置，教育学院与其他院系合并，罗先生遂进入中文系工作。据朱东润回忆，罗先生在中央大学开设的课程中有中国文学批评一门。郑文也在《金城续稿》中回忆说，罗先生在此期间主讲中国文学史及诸子选读等程。中央大学的工作，对于他继续完成前期准备开展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罗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工作较为稳定，生活得到改善，学术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遂集中精力重点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从1940年开始就不断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1943年初，《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等四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中央大学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这些著作，奠定了罗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到达重庆后，罗先生和昔日故友重逢，尤其是得以继续与身在重庆的顾颉刚先生往来，并加入其主持的史学会、经世学社等学术团体且出任理事。除此之外，罗先生还与避难重庆的侯堮、蓝文徵等清华国学院同学交往。罗先生在此时重庆的社会交往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大学的同事，如朱东润等人，一是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师朋故友。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很多机关逐步由重庆迁回南京。从1948年6月开始，中央大学也组织人力物力迁回。

罗根泽先生随着学校回迁的大部队，顺着长江乘船由川入宁。从此，开始了在南京的执教生涯。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罗先生最终留在南京继续工作。据罗先生哲嗣罗兰女士与罗芃先生回忆，在南京解放前后，罗先生曾到过台湾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教育政策调整，原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罗先生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概论、国学概论、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南京大学，校址迁往金陵大学。罗先生及家人，搬往金陵大学，开始在南京的新生活，至今，南京大学保留了先生故居。苏克勤、苗立军编著《南京名人旧居：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年碎影》，第375—376页。在此期间，罗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是诸子学和文学研究，出版了《诸子考索》以及为南京大学编写的六朝文学史教材等。为了适应新社会的要求，他开始系统学习唯物主义史观，逐渐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重点研究先秦散文、陶渊明诗歌和《红楼梦》等古代文学文化现象。罗先生还与郭绍虞合作，开始整理编辑后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界颇有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其间，罗先生还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并在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由于长期辛苦工作，罗先生在解放后十年里，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1954年，查出患有肝硬化。其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至1960年3月，终因肝病急速恶化告别人间，结束他勤勉为学为人的一生。

二

综观罗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继承了国学院梁、王、陈三位老师文史综合的学风，既有对诸子学术的探求，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考察，更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研，亦即周勋初先生所言，是三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其中，诸子之学，是其最早立志从事和开掘的研究方向。他在《管子探源》中曾说：“根泽束发入塾，酷喜周秦诸子，爱其各明一义，不相沿袭。研治《管子》，忆在一九一五年。”罗根泽：《管子探源》，《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7—128页。投至清华国学院的时候，所选专业亦为“诸子科”。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仍和诸子学密不可分。国学院毕业后二十多年，罗先生兢兢业业，研究遍及先秦两汉的诸子，相关研究著作是平生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因此，要了解罗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就不能忽视对其诸子学研究的考察，这也是本书将罗先生诸子学方面的论述放到首位的原因，以此凸显其诸子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成果，及其如何渗透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

按照罗先生的观点，民国初期承接清末余绪，诸子学逐渐兴盛。原因是：（一）经学研究，自汉唐下迄清代，宝藏已经差不多发掘净尽，为了追求“成绩”，只有转而专研诸子学；（二）清末受外国列强欺辱，维新之士开始学习西学，发掘了诸子学中的各种知识。正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许多人都看到“中国学者将尚子书”，因为子书是格致之全书，“大则可以悟道，小者可以观物”。更有人主张，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认为新学家言，无外乎“格致、富强、公法律”，这些诸子早已有所言及，总之，诸子之学包罗万象，先哲所言早于泰西之学。罗根泽先生诸子之学，正是继承晚清学术传统而来，其诸多论题，都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学说的发挥。

在《诸子丛考》（即《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中，罗先生描绘了他的宏伟计划，即编写《中国学术思想史》梁启超先生指导下，国学院学子几乎都曾有过庞大的研究计划，以配合梁先生《中国文化史》的庞大编写计划。正是有此大抱负，激励着国学院学子不断进取，勇于探索，甘贫乐道。有学人认为罗先生的计划过于庞大，似乎是一种弊端，其实没有看到他背后的取向，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计划对于学子们的激励作用。正所谓“取法乎上”，是也。，诸子学是其中一部分。他将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概括为四个阶段：（一）自上古至东汉之末，虽然已和印度发生了一些关系，但学术思想界并未受多大影响，可以叫做“纯中国学时期”。

（二）自魏初至五代之末，印度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那时有人提倡三教合一或两教合一，但那更显示了三教不合一的事实；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交争时期”。

（三）自宋初至清之中世，中国学与印度学由长期的争辩而趋于混合，三教合一之说由宣传而至于现实，产生了中印混合体的所谓理学。学者如颜元、戴震诸人，虽极力反对理学，而结果不过是理学的修正，造成一种新理学。这种理学与新理学的时期，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混合时期”，也可叫做“新中国学时期”。

（四）自清中世至现在，西洋学在中国学思想界占有了重要地位，此种“新思潮”与旧有“国故”争鸣，可以叫做“新中国学与西洋学之交争时期”。虽然，如此划分有一定缺陷，如第二阶段里佛学在中国是否为“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地位”、是否完全为“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尚有待商榷，也不能用来回答孔颖达等人著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等问题，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又大略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自汉至晋为第一时期，自东晋以后直至北宋，为第二时期，印度哲学传入中国；（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中国哲学史》导言）此说可能影响到了罗先生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分期。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中的第四节《中国思想史的分期》中对罗根泽先生的分期有所探讨，他说：“这样的着眼点最大的缺陷，是把汉以后的思想史仅看作是受外来思想刺激反应的过程。以表象代本质，如何能深入中国思想史的真相，又如何能发现思想的自主过程？当然，这个观点确也接触到思想史的一部分现象，有参考的价值。”（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页24）但却较好概括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争锋及其结果，具有相当参考价值。也许，正是得益于“取法乎上”，罗先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

上述计划落实到行动，则“先从事于一个人，一部书，一个问题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的研究”。因为生来的“喜新好异”，为诸子书中各种相反论调所吸引，重视辨析类似而不同的主张。再考虑到精力原因，罗先生诸子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阶段在罗先生看来，此段时期，学术领域可以分为经学和诸子学两大部分（罗根泽《诸子考索》，前言，页2）。，即先秦两汉各家各派学说。他为自己的诸子研究划分出了五大种类：罗根泽：《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4—14页。

（一）人的研究，对先秦两汉诸子的生平事迹等展开研究，曾计划写一部《诸子评传》，后来商务印书馆所出《孟子评传》即为阶段成果；

（二）书的研究。可分为文字内容和写作年代两个大的方面。对文字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校注、通释、标点、索引等。除了标点了《管子》等子书，罗先生对此并未投入多少精力。相反，他受梁启超和顾颉刚两位先生影响，用力最多的是对诸子书年代的考辨。他说：“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使我由研究诸子学说而走入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原动力。我自读了他俩的这两部名著，我便蓄志将所有号为先秦两汉的子书都予以推考著作年代的研究。”同上书，第7—8页。到他结束编辑《古史辨》第四册时，罗先生已对将近三分之二的诸子书著作年代有所考证。

（三）学说的研究。罗先生研究诸子学说，有侧重专人与派别两类。专人研究，罗先生曾经构思作一个诸子学案，注重个人学说的整理，先后完成了《庄子学案》、《荀子学案》、《孟子学案》，随着讲学工作的开展又撰成《诸子学案》，但并未出版示人；派别研究，在清华学习时，罗先生即已从事《十家源流考》的工作，对九流十家的宗派关系进行考证，梳理各派学说之间的统一与攻讦；历史研究，讨论各派合一的历史，其《庄子学案》和《诸子概论讲义》都有所涉及；比较研究，所谓“比较”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派之整个比较，如儒墨之比较研究；（乙）两个学派或两个学派以上的对某问题的比较；（丙）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整个的比较；（丁）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比较。侧重学术者，只有一种方法，即问题的研究。

（四）佚子的研究。对于那些已经散佚的各家著述构沉辑佚，克服清代孙兴衍、严可均等人只重书而不重人的弊端，以人为纲领进行整理，并注意收集整理论辩对手的言语以见出其学术思想，重视收集的材料的辨伪存真工作。据其自述，罗先生在进入国学院后，即已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五）历代诸子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历代诸子研究，即诸子学术史，有两个目的：可以帮助了解本书；可以知历代学术的升降。

就时代而言，罗先生的诸子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主要包括老子、墨子、管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商鞅等先秦哲人著述及汉代陆贾《新语》、刘向《别录》、《新序》、《列女传》、《说苑》、王充《论衡》等子书。他将《战国策》当成子书进行研究，并于1929年秋天写成《〈战国策〉作始蒯通考》一文。九月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二期，题目为《战国策作者考》。《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云：“我在一九二九年秋，写了一篇《战国策作始蒯通考》。”总体而言，罗根泽先生的诸子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九个方面：周勋初先生在《罗根泽说诸子》前言中说，罗先生在编辑1958年人民出版社的《诸子考索》一书时，曾将自己的主要著作三十四篇归类编辑，大约分成八组：（一）专题研究；（二）墨子研究；（三）道家研究；（四）儒家研究；（五）名家与小说家研究；（六）管子研究；（七）法家学说研究；（八）其他。然而，该书目录之间却大致因为空格而分为九个板块，周先生忽略了《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晚周诸子反古考》两篇文章与《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古代发现“人”的历史》等三篇文章分开排列，似乎是将前二篇文章是总述诸子著述背景，后三者则是“问题研究”。

（一）“通考”，总论诸子著述的背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是《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晚周诸子反古考》。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初刊于1931年版《管子探源》，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清人章学诚意欲破坏泥古禁锢思想，曾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但对所谓“古人”之时代语焉不详，也未能解释为何无离事而言理。

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有人相信托名战国之前的私家著作。有鉴于此，罗先生认为论述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学术思想而言意义重大，于是他通过四个方面的考证来补苴证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首先，战国前著录书中并无战国前私家著作。《庄子》、《尸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所言战国前著作，皆是伪托之作。其次，《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书中提到战国前著作，分儒家五十三家、道家三十七家、阴阳家二十一家、法家十家、名家七家、墨家六家、纵横家十二家、杂家二十家、农家九家、小说家十五家、兵书四类五十三家等，皆有伪托之可能。再次，《左传》、《谷梁传》及其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最后，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虽孔子有弟子三千，用以教学者则是六艺之书，而非私家著作。除此之外，罗先生还从三个方面进行说理论证：一是孔子以前，书在官府；二是战国前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而至世乱日亟、人心日诈，学者乃各抒己见以探究改良之方；三是战国时代伪托古人以坚人之信，才会大量出现托名战国前的私家著作。

《晚周诸子反古考》最早刊发于1935年《师大月刊》第二十二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册。文章承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以为就“历史辨证法则”而言，既然有了托古，就必然会激起反古思潮，即“托古者欲托古以改制，故谓今不如古；反古者欲变古以立法，故谓古不如今”，“托古改制者，其所提出之制度虽不同，然率思以上贤政治代亲亲政治；反古变法者，其所提出之法亦不尽同，然率思以贵贵政治代上贤政治”。文章写作上，依康有为著作体例，“先列诸子原文，然后略加申说”，证明先秦诸子中存在大量反古思想，重点考证了《墨子》、《荀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指出其中存在的大量反古言论。经过考察，文章认为“托古改制之第一人则为墨子”，因为“墨子建立自己之说，虽托古之较周更古之夏；而摧毁儒家之说，则因儒家以恢复近古之周制相号召，不能不反古。”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荀子的论证基点：“荀子反先王，法后王之论证，两言以蔽之，曰：先王无传世之政，而诸子所言者皆妄也”。又说韩非子是“不惟反对托古附古，即称誉真古，亦在反对之例矣”，同样能够命中肯綮，自能反驳康有为言韩非子托古之说，反是认为韩非子是假托比孔子等所托之古更为荒诞久远“古”来反对托古。又言《吕氏春秋》一方面反古一方面又托古，并非是它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因为：盖战国初期以至中期，皆托古改制，东西两汉亦皆托古改制，惟居间之战国末期，独树反古之帜。由战国初中期之托古，变为末期之反古，以荀子为枢纽。由战国末期之反古，又变为两汉之托古，以吕氏春秋为枢纽，故于反古之中，已胎育托古之意也。《诸子考索》，第103页。

这就成了罗先生论述两汉及其以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大致走向。于是，托古与反古者，就走向两个学术传统：“前者劝学重士人，后者则毁学贱士”。

这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从文献真伪角度来为诸子定位，后者则主要是从思想层面来为诸子定调，为自己的诸子之学奠定了一个广域的学术背景。在这两篇文章中，罗先生除了展示出梳理材料的高超能力，也表现出辩证思考的能力和问题意识，因此能够看得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深入。

（二）“通论”，总述诸子学说。罗先生对诸子著作的“问题”研究，主要体现于《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古代发现“人”的历史》等三篇文章。在《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一文中，罗先生通过考察先秦时代的经学、诸子著作，对我国古代东汉以前的经济学说做了考察，云：吾国商周时代，虽以农业为主，然于工商亦未尝卑弃。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战国中世。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战国之末，最斥綦组刻画末技游食之民，偏于工；西汉之初，最斥富商大贾，则渐偏于商矣。《诸子考索》，第106页。罗先生又列举《尚书》、《左传》、《孟子》、《墨子》、《庄子》、《史记》等大量先秦及两汉文献来证明这一历史大致趋向，认为从韩非开始才有“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之“简明口号”，而其学说真正披靡一世则在西汉初年。同上书，第111页。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成了整个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基调，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国民思想”深巨。

《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一文，考证古代社会中的四个基本名称，即皇、帝、王、霸，以为“以皇为君，产于战国中世；三皇二皇之说，始自战国末至秦统一之时；以政治言皇，更在西汉之初。帝之名容或甚早，而铸成政治学之名词，则在战国之末。王始于周，霸始于春秋，而王政霸政之说，则在战国中世。故而考四者之政治异同，须自王霸起。”同上书，第115页。因此，罗先生反对“皇最古，帝次之，王又次之，霸最后”的旧说。

《古代发现“人”的历史》一文，受西方学说影响，梳理自商代到战国的文献，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对于“人”的发现，即“鼓吹人力，反对天神”意识。文章认为中国在荀子就已发现“人”，而西方则是文艺复兴时代。只是，荀子面对强大的原始信仰，大力冲锋陷阵，反对卜筮等行为，最终未能将中国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反是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思想界对人的发现还是被神怪信仰所遮盖，甚至发展到宗教迷信，从而导致“中国几千年来之缺少发现与发明”。《诸子考索》，第131页。该文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一期，相对于大量考据文字，在整个罗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显得较为独特。时至今日，其题目指引之趣旨，仍启迪学者的探究。

（三）墨子研究。在其诸子研究中，墨子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他编辑《诸子考索》时将其放到较为靠前的位置而见出。在《诸子考索》中，罗先生共编辑了《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墨子探源》和《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等三篇文章。

1931年除夕，罗先生修改完成《墨子引经考》一文，次年五六月间刊发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号，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诸子丛考》，再后来编入《诸子考索》时，更名为《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由于先秦诸子有托古之风，为了坚人之信，引“经”现象十分普遍。罗先生认为，虽然“经”之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仅称《诗》、《书》，但本文依循旧例称“经”。文章吸收朱希祖意见，以为今存《墨子》五十三篇除《备城门》以后十一篇为汉人伪托外，四十二篇虽大半不出墨翟之手，却也代表墨家之说。文章首先重点考察了其引《诗》十一则，发现不同今本《诗经》四、与今本顺序不同者三、字句不同者二、大致相同者一。接着，考察《墨子》引《尚书》二十九则，其中篇名文字俱不见《今古文尚书》者十四，篇名文字与《今古文尚书》不同者一，文字不见于《今古文尚书》者六，引《泰誓》而不见于今本者二，与今本有出入者二。相对于孟子、荀子所引《诗》、《书》，与儒家经书大同小异，墨子所引《诗》、《书》则是出入甚大。大量异文的出现，并不是说明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造成的经典前后时代文本间的差别，而是因为儒家对经书进行过整理和编辑。

“探源”是罗根泽先生诸子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他对《墨子》作了考“源”，全面考辨其成书经过、篇章真伪。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根据《汉书.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所载《墨子》卷目与今本之比对，认为从汉到唐宋之际亡去十篇，南宋后又亡去八篇《诸子考索》，第165页。。第二，考察《吕氏春秋》前诸子书编辑成书经过，认为《墨子》一书并非墨子亲自勒定，甚至“刘向之前，恐固无人勒定也”。刘向整理之时，将墨子及其后学著作加以编排成一书，毕竟“诸子之书，每非一人专著，而为一家一派总集，《管子》、《庄子》皆然。”同上书，第166—167页。第三，考察各章作者，认为“亲士”七篇是战国时墨家所作，非如汪中《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闲诂》等所言《亲士》、《修身》二篇为孔子再传弟子所作，又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墨子》等以为《亲士》、《三辩》等文非墨子所作，而认为虽不是墨翟亲手所作，亦是“战国墨家”文献。同上书，第168页。第四，发挥俞樾《墨子闲诂序》以为“尚贤”至“非命”等三十三篇是墨家三派所记录墨子之“遗教”，批驳毕沅、梁启超、胡适等人以为《非儒》篇无“子墨子曰”之语而认为是伪作的观点，认为这些篇章虽能代表墨家观点，但所记述墨子言论多有出入，只能是“三墨”所记录墨翟言论。第五，祖述孙诒让的观点，论说“经说”至“大小取”六篇，为“战国谈辩墨家”所作，批驳毕沅、张尔田、梁启超、胡适等人观点。他认为这六篇，多驳斥惠施、公孙龙、庄子、邹衍等人之说，加之提及墨翟之时的用语来看，当作于荀子同时人之手。第六，考证“耕柱”至“公输”等五篇为墨子再传弟子记录墨子言行，这是因为其中常言“子墨子”和常提及“耕柱子”等墨子弟子，甚至因为称“子禽子”而可能是禽滑厘门人。

（四）道家研究。早在1924年冬，罗先生在家乡即撰成《庄子学案》，此后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保持了长久的研究兴趣。《诸子考索》共收录《老子及其老子书的问题》等四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老子年代及《老子》一书真假。罗先生的老子研究，具有鲜明时代性。梁启超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曾提出老子时代及《老子》书真伪问题，引起学界争鸣。到了1931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再度引起讨论。梁启超先生在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大纲》时提出六条证据，断定《老子》书产生于战国之末，其言论甫一发表即引起争论，有赞同者，如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卫聚贤、刘汝霖及罗先生自己，也有反对者，如张煦、唐兰等。一九三一年二月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原本作为清华大学讲义的《中国哲学史》，将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后，认为原因有：一、孔子前无私人著述；二、老子非问答体；三、老子为简明之经体，当为战国作品。

此书一出，立即又煽起辩论火焰，如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认为各家考证老子年代，尤其是冯著《中国哲学史》等，对于老子的考据因为方法有待改进，故而结论尚言之过早。又有马叙伦《辨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同样为旧说辩护，同样是从记载、引述和文体三个方面来论述。就在此时，仍有钱穆、张西堂等人，坚持认为老子年代当在战国末期《庄子》之后，甚至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来进行考察。张西堂《老庄先后的问题》，从语汇使用的时代性来论证《老子》书晚于《庄子》而出。又有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为旧说辩护。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则论述老子生当比孔子稍早，其言论一直流传，直到《墨子》、《孟子》成书时方才撰成。这似乎暗示，只有回答了老子的基本问题，方能对中国古代哲学展开研究。毕竟，道家学说，包括后来的道教，都视《老子》为思想宗源，甚至还附会了种种离奇传说。罗先生通过广泛考辨先秦两汉各家记载，继承孟康、毕沅、汪中等人观点，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一书即为其著作。文章从梳理所有老子生平事迹的记载材料开始进行考辨，认为司马迁《老子传》中所引道家之言不可信，当依据历史记录和老子后人言说，相信其中的老子世系。《老子》的思想也暴露了它应该晚于儒家和墨家。毕竟，反对“仁义”，主张“无为”等，只能出现在孔、墨子之后。此外，文章还列举四个旁证来说明太史儋即老子。当然，《史记》的权威性不容回避，故而文章第二部分就对其老子传记展开考证。张季同曾在《大公报》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认为老子不是太史儋，《老子》中有后人渗入的部分。罗先生不同于张氏，双方的焦点就在对于《史记》中老子传记的考信。张氏列举三条证据，认为老子反对“知”，而太史儋偏能“前知”，而今本《史记.老子传》云老子百有六十余岁等当是伪文。《诸子考索》，第211页。罗先生对于张氏证据一一批驳后，坚持维护《老子传》的权威性。至于张季同认为《老子》书中有三段渗入的文字，罗先生列出七条证据做了批驳，最后认为除了“兵者不祥之器”是注文窜入外，都是老子所作，也就是太史儋所作。《诸子考索》，第219页。需要重视的是，罗先生认为老子是“自然主义者、无为主义者。”又说“依社会之演化及施教施政的程序而论，最古的社会当然是无为而治，但那时无为状态，不是无为主义”，注重区分“主义”一词，这显然是受现代学术话语方能拥有的思维。

后来，罗先生又撰写《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弥补梁启超先生考证《老子》书的年代在“战国之末”却未能对老子本人的年代有所断定的遗憾，并进一步论证老子即太史儋。文章首先从老子籍贯考证其年代，在陆德明与孔颖达等人的引文中，一说老子为“楚苦县人”，一说为“陈国相人”。罗先生采纳高亨之说，认为当是楚国，而陈灭于楚在湣公六年，此时孔子已经去世，老子时代只能晚一些，毕竟《史记》“所书之国，无一不是传主生存时的国名。”《诸子考索》，第223页。县籍的“苦相”之异，同样也能说明老子可能是战国人，因为二者本是一地，只是春秋名“相”，其后名“苦”而已。接着，罗先生根据《史记》中所记录老子子孙世系，认为老子的儿子“宗”就是段干崇，他和太史儋之子同时，因此可以推断老子不早于公元前370年左右，自比孔子卒年（公元前479）晚一百余年。再接着，罗先生从老子“尚贤政治”主张来考订孔子年代。尚贤说始于孔子，其后墨子亦有此说，“反对一种学说，必在这种学说的产生之后”，老子反对尚贤，故而只能时代更加晚。不仅如此，尚贤政治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周，战国时代方能出现。文章已经运用生产力的进步来讨论社会问题。第四步，尚贤政治出现的基础，士人阶层的出现，据冯友兰先生等，应该是孔子创立，或者至少为孔子发挥光大。第五步，由礼教观念来考知老子的年代，他曾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中指出，春秋用礼，而战国则废礼，只有儒家仍然坚持，如此老子所持反对言论当时战国时代风尚。最后，罗先生对诸书引用老子来考证，因为孔子言论很早就有《墨子》的引用，相反作为孔子老师的老子，却未见孔子及墨子引用，因此只能是晚于二者了。

充分占有已有研究成果，方能取得学术研究的进步。罗先生在编《诸子丛考》之时，紧跟学界研究现状，撰写《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对《史记》以来的老子研究展开评述，尤其关注各代对老子时代问题的讨论。最早怀疑老子身份的是司马迁，他面对参差出入的老子资料，最后只能并存诸说。1200年后，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人们才又开始审视这个问题，诸如陈师道、叶适、黄震、李觏、朱熹等人，或以为老子当生于“关杨之间，墨荀之间”，或怀疑孔子问教于老子之说，进而说有两孔子，然而俱无更所论证，也未能有所定论，学界因而再次沉寂。逮至清代考古求是之风盛行，方有毕沅、汪中、崔述、牟廷相、康有为等人再启疑窦，或论证老子即太史儋，或否定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或言《老子》书出于孟子时代。及至现代，则有梁启超先生在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大纲》时提出六条证据，断定《老子》书产生于战国之末，其言论甫一发表即引起争论，有赞同者，如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卫聚贤、刘汝霖及罗先生自己，也有反对者，如张煦、唐兰等。1931年2月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原本作为清华大学讲义的《中国哲学史》，将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后。此书一出，立即又煽起辩论火焰，如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认为各家考证老子年代，尤其是冯著《中国哲学史》等，对于老子的考据因为方法有待改进，故而结论尚言之过早。又有马叙伦、钱穆、张西堂、高亨等人为旧说辩护。现代史上的第三次讨论，则是在《诸子丛考》印行之后，有叶青《从方法上评老子考》、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孙次舟《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和谭戒甫《二老研究》等，继续探讨老子及《老子》书的时代问题。叶青运用辩证法，以为必然之外尚有偶然因素，因此完全穿凿附会地考证老子生于战国甚至否认其书存在的论述值得批判，引此所谓从“他人称述”、“思想线索”、“时代术语”和“文字体裁”等方面考证的结果，未必就能完全相信。虽然罗先生对此颇为不屑，但是其方法却颇值得人文考据学，尤其是老子学术研究者的重视。郭沫若未像叶氏那样轻浮，而是努力寻找老子年代的证据，所得意见大致同于唐兰，并认为《老子》书的编纂加工者是环渊，即关尹。孙次舟的观点比较激进，“干脆否认”老子的存在，是庄周之徒所捏造以抵制孔子儒家学说，因为《论》、《孟》、《墨》中俱未称及老子，而且《庄子内篇》方称孔子学于老聃实为贬低论辩对象而已，甚至认为《史记.老子传》不可凭信。谭氏从音韵学角度进行考证，认为“老莱子和老彭为一人，老聃和太史儋为一人”。

罗先生对于庄子的关注较为持久：24岁写成《庄子学案》；29岁时作《庄子篇章真伪旧闻评录》、《庄子哲学》；35岁时写《庄子》；36岁时又撰《“庄子”“外”“杂篇”探源》、《〈庄子.天下篇〉的辩者学说》；58岁时作《试谈庄子的思想性》等。其中，有关《庄子》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是《〈庄子〉外杂篇探源》，“对于《〈庄子〉外、杂篇》，不愿意盲目的归之庄子，也不愿意鲁莽的屏出于学术之外；我愿意知道它每篇的年代及其为道家某派的产品，然后汇集《心术》、《白心》、《解老》、《喻老》等篇，以研究庄子以后、刘安以前的道家哲学。”文章分十二组讨论《庄子》中部分篇目的作者、年代和哲学思想等问题。第一，认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具体表现在“拼命骂圣人、骂仁义、骂礼乐”。在内篇中，圣人是“理想中的典型人物”，此四篇则言“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内篇对于“礼”“尚有相当的采纳”，而此四篇则一味“诋唾骂”。此外，此四篇都提到先秦诸子绝少提到的曾史。这些都表明，它们和《内篇》的作者并不是一人，而是道家激进一派的作品。第二，“天地”、“天道”、“天运”等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罗先生列出证据有四：此三篇称孔子为“夫子”；吸收儒家仁义礼仪观念；赞成儒家的圣人圣智；认为道出于天，而内篇则认为是天出于道，都与内篇和上述四篇不侔。不过，它并不故而是对儒家思想较为温和道家右派所作。根据《天道》等篇中诸如“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上仙”等用语，吸收姚鼐、吴汝纶等人成果，以为当是司马迁前汉初人用法。又根据《天道》篇中提到“三皇五帝”来判断，自当是西汉人用法。第三，刻意、缮性二篇，疑为秦汉神仙家所作。因为文字最为简短，具体证据难寻，只能就文字与思想两方面查验，以为近似秦汉间神仙家语。这一点吸收自王夫之《庄子解》，只是不同意将其视为“后世科场文字”，而认为当是神仙较为发达的秦汉间。当然，他也反对吴汝纶，认为《淮南子》前就已经出现。第四，以为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寓言等，为庄子派所作。就秋水篇而言，虽推衍庄子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却提到了公孙龙、魏牟等比庄子时代稍晚之人。达生篇推衍庄子养生术，主张“顺适自然”、“忘掉自己”，与《大宗师》所言依天理、堕肢体、黜聪明一致，但更加完备严密，故而只能是庄子后学所出。《山木》篇，王夫之、苏舆已言及，推衍《人间世》，罗先生举证说明，认为其更加详明周全，自当是对庄子学说的发挥。《田子方》篇，讲天道为“一”，进而讨论其哲学运用，实承袭《德充符》与《齐物论》的思想，故而只能是比庄子晚。《寓言》篇解释《天下篇》“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众罔两问于景”则推衍《齐物论》中的话，因此该篇为其弟子或后学所为。第五，“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老子派所作。《至乐》篇思想，罗先生概括为“以死为至乐”，相对于庄子一派重视生命强调养生而言，只能是老子一派所作；而且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可是庄子除了《大宗师》和《逍遥游》提到外，并不主张此说。《知北游》说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等与《庚桑楚》说“道者，德之钦也”等，又强调无为等，与《老子》中的想多相通，而不似《庄子》并不完全“反对贤、反对知”，因此多是庄子后受其影响的老子派所作。第六，正如王夫之《庄子解》已指出，《徐无鬼》、《列御寇》两篇为道家杂俎，汇合道教言论与故事而成，而中心思想并不突出。第七，《外物》为西汉道家所作，原因有二：其中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中县令乃秦官，汉代承袭用之；又言“儒以诗书发冢”，当是汉武帝尊重儒术，推崇五经以后之事。第八，《则阳》为老庄混合派所作，因为篇中文字既有采用老子之说者，又有同于庄子所言。第九，“让王”、“渔父”为汉初道家隐逸派所作，最早认为此二篇合“盗跖”、“说例”非庄子所作，罗先生认为但却不能合为一组，因为前二篇是汉初道家的隐逸派所作，而“盗跖”似是战国中期道家激烈派所作，《说剑》则大概出于纵横家之手而非道家作品。罗先生认为“让王”的思想是“让王位，甘贫穷”，且多采《吕览》之说，但是却不在司马迁之后，因司马迁后“共伯”故事已经亡佚。相对而言，《渔父》篇则很难找到时代证据，只能根据其表现出的隐逸思想而断定与《让王》篇同时。第十，根据《盗跖》篇中提到的“宰相”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吕氏春秋》来判断，又见称于司马迁《史记》，此篇当为战国末、司马迁前道家所作。第十一，祖述孙夏峰观点，认为《说剑》篇全无道家的味道，反而充满了纵横家的风味，但是却又托为庄周所作，只能是战国晚期作品。第十二，拥护传统看法，疑心《天下》乃庄子自序，因为此篇与《齐物论》等内篇中庄子思想一致，而且此篇论庄子哲学思想特别得要领，加之文中没有提到孟子、荀子。

这篇文章堪称罗先生研究庄子的一部代表作，既有对《庄子》作者年代的考证，也有对其思想的剖析，尤其是对于内、外、杂篇之间文字的出入和思想的矛盾之处的揭示，有助于人们对于庄子的整体研究和理解。

（五）儒家研究，主要集中于孟、荀二家。罗先生对孟子研究较为持久，著作也最多。1926年夏，撰成《孟子学案》。1928年3月，完成《孟子传论》，到了1932年修改为《孟子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收入《诸子考索》时，再改题为《孟子传》。1943年在《文化先锋》杂志上发表《孟子七讲》。其中，《孟子评传》是罗先生创作时间最久，篇幅最长的孟子研究著作，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书先为孟子作传，然后于每一事迹后条列古代各家所言，最后加案语辨证求真，以得到其生平事迹的最大公约数。如云孟子字不详，则引述焦循《孟子正义》、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前人考论，最后案语云：“案孟子字，古书不载；载之自王肃《圣证论》始。《圣证论》乃王氏妄制以难马、郑者，飘渺纰漏，不足为据。至传子以为字子舆，盖车舆通用，仍袭王氏之误。《孔丛子》晚出伪书，更无足采。而辗转因循，久假成真，博洽如梁玉绳，尤且信之，其他有何足云？甚矣王氏作伪之祸人深也。”《孟子传》，《诸子考索》，第314页。文章对于孟子的籍贯、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作了重点考辨，认为他生于邹，生卒时间因缺乏文献而无可确证，大致活动于公元前370—290年间。

又对孟子见梁惠王时间、游梁之齐即壮游之事，综合引述前人已有论述，重点作了考证。

荀子研究也是罗先生投入精力较多者。当他25岁在保定时，即撰成《荀子学案》，其后1931年发表《荀子论礼通释》，1932年撰写《荀卿游历考》，1947年，发表《荀卿年代补考》，1940年2月发表《荀子的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同年8月发表《荀子的政治态度》。其中，罗根泽先生编辑《诸子考索》时，收入《荀卿游历考》、《荀卿年代补考》和《孟荀论性新释》等三篇文章。《荀卿游历考》意欲在广泛占有前人已经发现的资料上，重新进行发掘和勘验，抛开玄渺的推理，排列证据，从而“荀子的一生历程，便已昭然若揭。”于是，他采纳梁启超先生以为荀子事迹年岁最为明显的两件事展开，一是荀子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仕楚为兰陵令，二是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即考烈王二十五年。于是以此为核心，考察荀子一生的四个方面的事迹。第一，文章重点考证了荀子是否与子之不同时，因为《韩非子.难三》云：“燕子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此时当是孟子游历齐国之时，而荀子可能尚未出生。《诸子考索》，第362页。第二，依据《史记》等，荀子游秦当在五十岁游齐之前。第三，荀子五十岁游齐，从而批评胡适以为当在其游历齐楚之间的说法。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也最见其研究的特色。第四，考证荀子自齐适楚为兰陵令，当在楚考列王八年。第五，由楚返赵议兵赵孝成王前。第六，由赵返楚再为兰陵令，并说“春申君嗣在考烈王二十五年，其返楚当然在此年以前；而其政治生涯，则在此年告终了。”通过上述考证，荀子一生的主要事迹大致已经明了，于是罗先生最后列出一个《荀卿游历年表》。《荀卿年代补考》则对上文作了补充，纠正钱穆等人根据《韩非子》、《史记》、《竹书纪年》等以为孟、荀同时的观念，从《荀子》本书找出五条证据以证成己说。第一，根据《王霸篇》云“闵王毁于五国”发生于公元前284年，此时距燕王哙让国已32年，故荀子不可能与子之同时；第二，《王制篇》所言“嗣公”者于公元前279年卒，距让位之时已40年，荀子既能记载相关事实当然不可与之同时；第三，《非相篇》提到“今之世梁有唐举”，此人曾给蔡泽相面。蔡泽曾事秦始皇，故而荀子不可能与战国中世的孟子同时；第四，《成相篇》云“春申道缀”，正与《史记》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合。第五，《强国篇》提到“秦南乃有沙羡”，这一楚国于考烈王元年以前割于秦，故而《荀子》只能作于此年以后。

《孟荀论性新释》一文，则对孟荀二人性“善恶”说作了考证。文章取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对于“性”“命”论的解释，以为孟子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瞎说”罢了，《诸子考索》，第378页。因此举“人与圣人同类”、“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等片面理由来论述性善，却不能证明性无恶，因此司马光、苏辙等人都曾诘难。孟子本来知道性亦有恶的一面，却恐人借口“性”而为非作歹，故而便说“习”能导致人们的行为差别，正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借此来宣扬仁义礼智为性以匡时救世。因此，孟子的根本观念是“仁义”而非“性善”。与之相反，荀子的根本观念是“礼仪”而非“性恶”，《诸子考索》，第381页。“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仪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仪矣。”他认为，人虽然只要有知，即可以“爱其类”，却是“性”为了好利而使之然，所谓善只是伪装而已，因此需要礼法来约束。他的理论同样能证明性恶，却不能证明性无善。罗先生总结他们的理论，说“孟子是先天论者，唯心论者；荀子是后天论者，比较有唯物论的倾向”。同上书，第383页。最后，罗先生认为“荀子的方法比较现实，比较有用”。同上书，第385页。

（六）名家与小说家研究，主要包括《“邓析子”探源》、《“尹文子”探源》、《“庄子”“天下篇”的辩者学说》等文章。罗先生继承宋代晁公武、王应麟、清代纪昀等人怀疑真伪的传统，以为《邓析子探源》当是魏晋人之手，半由捃拾群书、半由伪造附会而成。同上书，第389页。证据有八：第一，《荀子.不苟篇》所述，不见今本；第二，《汉书.艺文志》所载邓析二篇主要是“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不类今本言“恩情厚薄”；第三，《无厚篇》第九节、第十五节，俱非“操两可之说”者，亦不会招致荀子的批判；第四，《无厚篇》第九节及第十五节与第三节，前后矛盾；第五，《无厚篇》提到楚、吕子等，即长卢、吕不韦等战国后期人物，而邓析子卒于春秋末年，绝不可能；第六，书中有语句与《庄子》、《鬼谷子》、《慎子》、《淮南子》等语句雷同，当是抄袭所自；第七，《转辞篇》中用《战国策.魏策》三人说虎故事，绝不可能；第八，思想驳杂不纯，只能是诸子之后成书。

罗先生有关尹文子的研究开始于1927年秋，后见有人已经刊发，遂束之高阁数年，终因刊物约稿，再修改后发表。首先，文章对“尹文子”进行辨伪，证据主要有三点：第一，与古本不同。《七略》、《汉书.艺文志》皆著录一篇名为《名书》，今则二篇名为《大道》上、下；第二，误解尹文子学说，即不同于《庄子.天下篇》所陈述尹文子的思想；第三，论及尹文以后学说，因为名家学说在战国末成立，而先秦诸家未言及“名”，始见于《史记》、《七略》和《汉书》等，今本却曰：“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云云，又有批评《韩非子》，还引“名不正则言不顺”等前代之书。如此这，凡八例，足可证其伪。其次，文章认为序文与本书同出一人，而非仲长统所作。前人只是以为尹文当先公孙龙，故而序言从后者学，自当非也，而罗先生以为序言提到的彭蒙、田骈等四位同学，亦时代有误。而正文《大道篇》下，则言彭蒙学向田骈请教。这与《庄子.天下篇》尚言田骈学于彭蒙矛盾。不明先秦诸子年代先后，与序文同，当与序文同。（其实这一点不能成立。）而且序文的语气，也颇类伪造全书者。最后，文章考证了序文与正文的著作年代，认为当在魏晋，尤其更像产生在晋代。这是因为，汉代独尊儒术，习道德名法之学者少，到魏晋方才复兴。今本《尹文子》首见《意林》著录。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评价其云：“辞约而精”，当就今本“言吝意丰、文简理富”之特点而言，故而当在刘勰之前已经出现。

罗先生还对《庄子.天下篇》中所提到的“辩者”加以探究。不同于上述文章主要是辨别真伪，而是进行思想展开研究，认为辩者的基本态度是“不承认观察所得为客观的实体，所以所‘目不见，指不至，耳不绝’”，以为“从一方面言，此条为否认观察的认识方法，其余各条都是适用此种方法所得到的客体认识；从另一方面言，其余各条都是所得与观察有出入的客体认识，此条是由各种客体认识所得到的不信仰观察的认识论。”《诸子考索》，第411页。罗先生认为“认识论的范畴极其烦赜，但止就认识方面而言，则不外观察与推理两种。因此不信任观察者必信任推理，不信任推理者必信任观察”。辩者既否定观察，当然信任推理。于是，文章对《天下篇》中提到的十九条诡异的辩者言论逐一作了解说，比较辩者说与惠施、公孙龙及“墨经”的异同，揭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惠施是正，辩者及公孙龙是反，墨经是合”。《诸子考索》，第414页。这就纠正“近来的研究先秦辩学者，每着眼于是否谈辩，而忽略了谈辩的异同，由是不惟与公孙龙的学说相混，且与惠施相混，甚而与《墨经》相混。”该文一反前述文章主要偏重考据，而是进行哲学思辨，借用现代哲学观念，条分缕析深得各家学说肯綮。

（七）管子研究。据作者自序，他早在十五岁时即研读管子，而有关管子的主要研究集中于《管子探源》一书。该书共八章，附录三篇，分别讨论了今本《管子》76篇的年代及学术思想。罗先生以为，与其辨伪，不如考证时代，以方便学术界运用，于是“按之本篇，稽之先秦两汉各家之书，参以前人论辩之言”。具体而言，第一章《经验》前六篇为战国思想家作，第七篇为似为战国时人作，第八篇为秦汉间兵家阴阳家作，第九篇为汉以后人作。此章最能体现罗先生考据功底，对《权修》为战国政治思想家所作的考辨，共列出五点证据：包括内证、外证，根据其所记事实的时代、思想的起源、“于”字作介词用、文献称引情况，来判定其时代当在春秋后、韩非前。第二章集中讨论“外言”八篇的时代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具体而言，《五辅》第十为战国政治思想家作、《宙合》第十一为战国末阴阳家作、枢言第十二战国末法家缘道家为之、八观第十三西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法禁第十四、法法第十六并战国法家作、重令第十五秦汉间政治思想家作、兵法第十七秦汉兵家作。第三章集中考察内言九篇的时代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流派。主要的考辨结果是：大匡第十八战国人作、中匡第十九疑亦战国人作、小匡第二十汉初人作、王言第二十一亡，疑战国中世后政治思想家所作、霸形第二十二、霸言第二十三并战国中世后政治思想家作、“问”第二十四战国政治思想家作、谋失第二十五亡无考、戒第二十六战国末调和儒道者作。第四章，对短语十八篇作了考辨。具体是：地图第二十七最早作于战国中世、参见第二十八汉文景以后人作、制分第二十九疑战国兵家作、君臣上第三十、下第三十一并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小称第三十二战国儒家作、四称第三十三疑亦战国人作、正言第三十四亡无考、侈靡第三十五战国末阴阳家作、心术上第三十六、心术下第三十七、白心第三十八并战国中世以后道家作、水地第三十九汉初医家作、四时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并战国末阴阳家作、势第四十二战国末兵阴阳家作、正第四十三战国末杂家作、九变第四十四疑战国以后人作。第五章重点考辨区言五篇的时代归属和思想内容。主要考证的结果是：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并战国中世后法家作、正世第四十七、治国第四十八并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内业第四十九疑战国中世以后混合儒道者作。第六章集中考辨杂篇十三篇的年代和思想渊源。具体而言，其考证结果是：封禅第五十汉司马迁作；小问第五十一辑战国关于管仲之传说而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禁葴第五十三战国末至汉初雄家作；入过第五十四、九守第五十五、桓公问第五十六并疑战国末年人作；度地第五十七汉初人作；地员第五十八疑亦汉初人作；弟子职第五十九疑汉儒家作；营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间胄第六十二并亡无考。第七章，主要对“管子解”五篇，认为“并战国末秦未统一前杂家作”。第八章，轻重十九篇，并汉武昭时理财学家作。

（八）以商君书和慎到为代表的法家学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君书探源》、《慎懋赏本慎子辨伪》、《慎懋赏慎子传疏证》等论文中。《商君书探源》对商君书的真伪、作者和思想源流作了考证。首先，文章认为商君书非商鞅作，书中多有露马脚之处，如《徕民篇》云“三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为商鞅死后四年之事、《定分篇》提到“公孙鞅”乃商鞅也。其次，举出七条证据说明该书为战国末年之书而非汉或汉以后书。最后，论述该书系战国末秦人或客秦为谋士者采摭商鞅遗言遗教而加以阐发而成，因为：《更法》第一称“孝公”而不是“秦孝公”、书中所言之事皆为秦而发、书中所言官爵率皆秦制。通过上述考证，罗先生指出其成书在公元前260—233年之间，距商鞅死百年上下。

《慎懋赏本慎子辨伪》以梁启超先生的判断出发，对四部丛刊景缪荃孙写万历间吴人慎懋赏本，列举八类证据凡数十条而作了辨伪：第一，来历不明；第二，与慎子思想矛盾；第三，抄袭他书；第四，据“意林”及他书所载“慎子”逸文而略有附益；第五，与古本不合；第六，混慎子为禽滑釐；第七，有孟轲字；第八，尚有逸文。为了继续证伪，罗先生对《慎懋赏慎子传》作疏证，以指出传文之不可信或为伪托，因为全非事实。

（九）西汉诸子及《战国策》、《别录》的研究，主要有《“孔丛子”探源》、《陆贾“新语”考证》、《“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战国策作始蒯通考》、《战国策作始蒯通补证》等。罗先生以为，《孔丛子》乃托名孔所作，《隋书.经籍志》所载及嘉祐中宋咸注本《自序》皆不可靠，疑点有四：一是刘向、班固皆未尝见到；二是作为八世孙的孔对于孔子等人事迹记载有误；三是《独治篇》中提到孔却非自述语气；四是《答问篇》云“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陈，将没，戒其弟襄约”自是不可能。其次，据文中语气及《连丛子》中论到连丛子来看，传说乃孔臧所作的《连丛子》亦是伪作。最后，文章认为它产生于曹魏之时，可能与王肃有关。

《陆贾新语考证》一文，经过比对历代各家论述，考察其卷帙与古代书目所载，考察各家称引的思想与原文的一致，最后指出当是陆氏真作。此外，罗先生还以为《说苑》、《列女传》不是刘向始作，因为在《说苑叙录》、《列女传序》中，刘向明言自己为“校”，而今本《说苑》则为刘向增补的《新苑》。

有趣的是，罗先生将《战国策》当成子书进行研究，以为该书作者始于蒯通。原来，刘向明言为校，然自《隋书.经籍志》，皆误会为刘向所做，忽视《史记.田儋列传》明言“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只是，该书后来经过刘向整理而成方今日面目。

为了扬弃明人学问空虚之弊而追求更加“博奥”的学问，突破经学的一统的局面，不少清代中后期学者，开始着手研究诸子之学。更有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将经学拉下神坛。子学渐兴之后，甚至将孔孟之学，亦降入子学。到了晚清，更有西学逐步东渐，子学进一步兴起，因为诸多与西学相应的学问远非传统经学能够提供，反而能在子学中有存，甚至形成清末民初的“诸子学”狂热局面。于是，诸如《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陆续得到关注，其地位也迅速攀升。罗先生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并也注意吸收清人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

罗先生诸子学，其思想当是直接受到晚清今文经学的影响，“疑古”是其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辨伪存真则是其最终目标。本来，对于先秦著作的辨伪存疑，是一项非常悠久的学术传统。从宋代开始，疑古思想就已出现，甚至成为宋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产生了诸如郑樵、王楙、程大昌等人，或考辨前人著作真伪，或推翻前人注释依据。到了清代，今文学家同样对古文经提出质疑，产生了崔述《考信录》等著作。现代学术疑古思潮的出现，一方面受到了胡适、吴虞等人思想革命的影响，一方面却也受到康有为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此，郭湛波已有论述，指出现代中国学术疑古思潮兴起原因有二，一是胡适等人鼓吹的“思想的革命”，二是今文家的影响。郭氏云：“今文家以为古文经是汉刘歆所伪作，与孔子无关，到了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古经的真象毕露，经传的威信扫地，种下了疑古思潮的种子。”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康有为发扬今文经学传统，写有《新学伪经考》，认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纂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同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页。康氏以刘向伪纂经典来破坏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稳固的普世价值，从而为自己的变法改制提供思想支持，以建立自己经世致用、救亡图存的学术思想。继而，康氏又作《孔子改制考》，广引前代著述言论，论述孔子以前诸如黄帝等人的历史，皆是“百家所托”，实为“茫昧无稽”，孔子为“救世改制”而伪托创教。因此，康氏此书，从文献学角度否定了长期以来人们奉若神明的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他说：“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儒生安得而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万木草堂丛书本，卷一，第5页。之后，则是“周末诸子并起创教”，托古而“创教改制”。虽然他的用心最终都指向了政治改革，却对当时的诸子之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撩起人们对先秦典籍真伪考辨的极大兴趣。流风所及，人们在研究古史之时，更多的具有怀疑精神，重视对其文献来源的梳理与考证，注重研究诸子等先秦学术的真伪。一直到顾颉刚的辨伪丛书的大量编印，无疑都是这样的学术氛围的一个反映和总结。康有为之后，则是以章太炎、邓实等人为代表的国粹学派，他们继续继承乾嘉朴学传统，仍然十分重视考据整理。

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研究，明显都带有上述研究的思想风潮的气息，怀疑真伪和考据学占据了绝大的比重，也成为他诸子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研究方法。因此，对先秦诸子生平事迹、著述真伪、思想源流的考辨，俱是对古人成说的质疑和反思。

还值得重视的是，罗先生也是古史辩派的重要人物，与顾颉刚一生交往密切而受其影响，并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只是与顾先生有所不同，他的“疑古”又有“建设”的一面，即“疑古”是为更加精准定位诸子学术思想的时代、源流、影响等问题。对此，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也有观察，云：“与顾先生不同之处，即顾先生在辨伪，而罗先生考年代，一是‘破坏’，一是‘建设’，一是‘反’，一是‘合’。”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202—203。郭氏的论述，似乎还未精准。罗先生考辨证伪，既不是为了破坏，也不全是建设，而是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诸子的学术环境和真相，从而定位其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坐标，确定其时代后合理利用和研究。因而，他注重考据诸子产生年代与文献真伪，这就既有对传统学术成见的破除，如对老子及其学术的时代的确定，就与前代诸多学者的论述，有着很大的不同，将其放到战国时代，进而在战国时代来研究其学术思想。罗先生认为即使赝本也自有一定价值，不必完全弃之沟渠而置若罔顾。确实如钱玄同先生指出的，很多考据家只是“尚怀疑破坏”，而罗先生则从中厘清源流，重新梳理学术发展的轨迹。在《管子探源》前言，罗根泽先生指出此前不少辨伪者“每贵远贱近，崇古卑今”，对赝本的历史、思想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并不明白合理利用赝本，同样可以展开学术研究，如晋人伪造的《列子》，虽不可用来研究战国学术，却是研究晋人学术的绝好材料。罗根泽：《管子探源》，年，页。又见《诸子考索》，第422页。于是罗先生认为，“与其辩真伪，无宁考核年代，始为有功于古人，有裨于今后之学术界。”《诸子考索》，页423。他进而阐发曰：考年代与辩真伪不同：辩真伪，迹追依伪，摒弃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值，义主建设。考年代，则真伪亦因之而鲜；辩真伪，而年代或仍不得定。同上书，页423。确实如此，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遗产的时候，应该能够在明知其伪的时候，合理利用和研究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不仅如此，作伪本身也反映了文化价值的取向和经典认同等学术精神和思想的斗转星移。

罗先生的诸子研究，已经与传统考据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着新的学术思想的融合和运用。在《荀卿游历考》中，罗根泽先生举出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说明考证之学的特质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发明。罗根泽：《诸子考索》，页361。这就是罗先生对于考据学的定义，发现前人所未见的东西。此一预设，似乎也表明了罗先生很想有所超越，能够发明某些东西，而不仅是发现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学问之途，舍此何图？如此，完全超越乾嘉时代很多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缺少思辨的局面，而是有着现代学术讲究创新的精神在其中，恰是钱穆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所言“考据仅是整理旧知，无所新创”的传统学术研究。钱穆：《古史辨》第四册序言，《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页。编者按：以下二说，同样见于来自钱序。罗先生对先秦两汉诸子的考据，系统而深入，并非“琐碎，无关大体”，而是以解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为前提，突破了诸多古代学术笔记式的考据学为考据而考据以炫耀知识的狭隘，更是突破了钱玄同先生所言那种“仅争故实，不明义理”的考据，而是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和学思。同时，新的观念也带来新的研究，罗先生的某些研究，正是在外来思想的刺激下开张的。如对于中国古代有关“人”的研究，就只能在现代学术思潮下才会出现的论述。又如，对于先秦的农业思想等观念的追索，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究中文思想文化演进的大背景。正是有了上述特色，罗先生的诸子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二十世纪前半期诸子研究的重要学术成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借鉴。

三

除了诸子之学，罗根泽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工作需要，还花了相当精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对此我们可以从他《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中略见一斑：大约在五六年以前了，一位朋友问我：你时而弄弄文学，时而弄弄哲学，又时而弄弄据考学，到底要做什么学问？这样一问，我茫然了；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渺无涯际的学术界，我这无柁的小舟，何处是停泊的地方？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么怎么办呢？

经了这一次的彷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己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于作重视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自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据此序，罗先生大约从1928年进入清华国学院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文学，其动机纯是因为个人“奔放情感”气质所决定，甚至还想进行文学创作。只是，他明白自己气质不适合创作文学，遂投身“客观的整理的”文学研究。这也正是他投考清华国学院的动机之一。须知，国学院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俱是文史哲兼善，甚至在某些文学研究上开风气之先。他于1928年进院后所师事的梁启超先生，重视文学研究，曾倡导小说界革命。不仅如此，与罗根泽先生交往的国学院同仁，诸如陆侃如、余永梁等人，俱是既研究诸子、经学又精于中国古典文学，甚至后来还将重心移到后者。罗根泽先生在燕京大学还常向郭先生请益商量，开始计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到1930年，郭绍虞先生推荐罗根泽先生代为到清华大学上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催发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罗先生治中国文学也和职业选择有关。自清华大学国学院毕业后，罗先生任河南大学国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对此，他在《乐府文学史》前言中说：“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第1页。自此之后，罗先生执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有关的课程。后又进入中央大学，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中国文学。解放后，罗先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过一段时间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古代文学教学上，编写成《魏晋南北朝文学》等内部交流刊物。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为尴尬，也曾受命撰写一些应景之作，包括对陶渊明、《红楼梦》的研究。这些文字，不能完全代表罗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研究趣味。毕竟政治不能过于干涉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需给予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自由。

罗根泽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多。他在一九三五年《文史丛刊》第一期所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初步展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充满雄心的研究计划。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写出合理的文学史，因为社会史没有解决，作为其分支的文学史就无法定论，加之文学的历史悠长、资料庞杂，很多问题并不能轻易与正确解决。于是，他决定先按照歌谣、乐府、词、戏曲、诗、小说、骈文、散文等八类文体，分别撰写其历史，并基本完成歌谣、乐府、词、诗四类“史”。案：罗先生后来意识到歌谣可以归属乐府、词和诗，遂将歌谣散入而重新撰写批评。他认为“文学的转变，固由于社会经济，同时也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文学可以合流发展，也可以分化发展”，“分类文学史并不妨碍分期文学史”，反而能够弥补分期文学史的不足，更加便利地处理纷繁复杂的资料。后来，他在《乐府文学史》中的自序，也表达了相似的规划。虽然借用社会史来解释文学史是必需的，但罗先生反对将文学史当成社会史，不能详于社会而略于文学，需要突出文学本身的特性和历史。如此，罗先生文学史研究，带有考据学特色，重视追根溯源和考辨真伪。

罗先生研究较早和最为深入的当是乐府文学史，出版过《乐府文学史》，发表过《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等单篇文章。《乐府文学史》无疑代表了罗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成就和地位，因其首创之功不能泯没，后来还收入《民国丛书》。

该书首先确定了乐府的概念和类别。罗先生逐一考察历代文献对于乐府的分类：汉代分为郊祀歌、房中歌、铙歌等三类；东汉末蔡邕则分为郊庙神灵、天子享宴、大射辟雍、短箫铙歌四类；《隋书.乐志》记为五方之乐、宗庙之乐、社稷之乐、辟雍之乐、黄门之乐、短箫之乐等六类；唐代吴竞《乐府古题要解》列出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和琴曲等八类；宋代郑樵《通志》则分为五十三类，更加繁琐；郭茂倩《乐府诗集》继续将其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琴曲歌、杂曲歌、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凡十二类。最后，将历代乐府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十类。接着，按照时代顺序，重点考证了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四个大时代的乐府文学。也许是考据学的癖好作祟，或者是独特的文学史观，该书对某些乐府文学作品的真伪、时代和作者充满了兴趣，也不吝笔墨，只是在本章结尾列出一张“汉代乐府源流变迁表”以说明源流变迁。

在第三章作者对于魏时乐府的新变化作了总结：第一，篇幅稍长；第二，恢复四言体，而东汉乐府所五言或长短句；第三，创作七言体；第四，完成仿效的乐府；第五，内容含极颓丧之人生观。西晋乐府全是模拟之作，“无自己创制者”，整体特点是“篇章虽多，而有生气，有性灵者，则甚少”。西晋部分重点考察了张华、傅玄、陆机三人的拟作，并从形式和内容列出《魏晋乐府源流变迁表》。

第四章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分南、北朝两个阶段进行考察，认为此时产生了大量新鲜作品。在南朝部分，分为平民创作乐府和文人仿古乐府两个部分考察，并附带考证《木兰诗》作于唐代。其基本体例，是按照《乐府诗集》中的分类，列出代表性诗歌，根据文献交代其源流，再加上一句点评。对于北朝乐府的考察，无论是分类，还是方法亦大同。对于民歌的研究，作者吸收徐中舒分为创作时期、蜕化时期和成立时期三个阶段，综合分为虏歌时期和汉歌时期，并按类列举最为重要者。最后，作者从形式、风格、歌咏对象三个方面比较了南北乐府的异同，并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对于后世诗词的影响，尤其是对唐代的诗歌和词曲产生奠定了基础。本章的这一部分，总结的一些艺术特征，倒也抓住了肯綮，值得今天研究南北朝文学的学人重视。

第五章谈论隋唐乐府，实际上是分开而叙述，但其共同点是没有了民间创作，全是文人仿作。首先是指出北方特色，并重点考察了几个重要的创作者，基本体例依然是列举最为重要作品而已，并未细致而深入的论述。唐代的乐府，数量十分庞大。因此，本节开始就根据历史文献，指出唐代君主提倡乐府的事情。其次，依照诗人生年先后，对唐代乐府进行概论。尤其对初唐四杰、李白、杜甫、李贺、白居易等人，作了重点考证。指出虽然如胡适所言，唐代诗人往往推重建安文学，故而唐代文人所创作与魏晋时代的文人创作，显现出不一样的特色，数量更多、种类更繁。整体而言，唐代乐府，又可以分为：诗乐分立，即模仿时期；诗乐合一时期，即李白之后以杜甫等。

通过上述考据和梳理，罗先生初步梳理了乐府诗发展史，撰成现代第一本宋以前《乐府文学史》。而他对于乐府文学研究，持续到解放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对于魏晋南北朝民歌的观察，正是原来《乐府文学史》的精缩修订。不仅如此，正是有考察乐府文学史并进而探究中国古代分体文学史的经验，他对于宋以前的诗歌史研究，有着十分精到的观察考验和独特的研究心得。在诗歌史方面，罗先生也曾撰成专门史，因此今天所见到他的著作中，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章最多。

追根溯源，仍然是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追探某种学术或文艺之渊源”和“考订某种学术或文艺之发起——就是产生”，因此出现了《中国诗歌之起源》、《五言诗起源说评录》、《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论文。在探讨中国诗歌起源时，因为考虑到理论和事实研究的不同，作者采用史实研究，从辨伪开始，论述真正的古代诗歌发展史。于是，诸如《弹歌》、《蜡辞》、《游海诗》、《皇娥诗》、《白帝子歌》、《有焱氏颂》等五帝时代的诗歌和《皇帝语》、《击壤歌》、《箕山歌》、《康衢谣》、《神人畅》、《尧戒》、《卿云歌》、《南风歌》、《祠田辞》、《游南岳七言赞》等三皇时代诗歌，都需要细致考辨，也不可确信为上古之歌诗。《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则对古今有关论述五言诗起源的十三种说法作了评述，考证结果是：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有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73页。《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一文对七言诗的起源作了考据，最后得出结论是七言诗渊源于骚体诗和七言歌谣，出现时间大约在西汉元成哀之际，成熟时间则是魏末晋初。首先，该文考订《皇娥歌》、《白帝子歌》、《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大道歌》、《获麟歌》、《老子》、《饭牛歌》、《琴歌》、《琴曲》、《河梁诗》、《神女赋》、《柏梁歌》等十六种传说中的早期七言诗皆为伪作。文章重点考察了骚体诗如何蜕变为七言，即去除一个“兮”字就可以演化而成。在西汉初期，诸如《大风歌》等尚有兮字，降至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章中就出现了七言，甚至出现了通篇七言的镜铭、纬书、史游《急救篇》等。此外，乐府也衍生出七言诗，诸如《蒿里》、《董逃行》、《匈奴歌》、《上郡民人为冯野王、冯立歌》等大量汉末谣谚都是七言。

不过此时的七言诗，尚未成熟，缺乏性灵，张衡《四愁诗》还很幼稚。其成熟则要等到东汉后期以后，建安时代曹植《燕歌行》、晋代傅玄《拟四愁诗》等，标志着七言诗成熟。

绝句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一个公案。罗先生的考证工作，同样先从辨证前人解说开始，对傅汝砺、徐师曾等人观点加以考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句有三个源头：一是名称源于联句；二是体裁源于歌谣；三是格律源于调声对偶。通过考察，罗先生发现六朝以“绝句”命名的有《玉台新咏》卷十所载《古绝句四首》，而作者自名者有吴均《杂绝句四首》及刘孝威、江伯瑶、萧绎等人作品，表明“绝句”之名在梁时已经成立。因此，绝句非源于律诗。接着，考证绝句源于联句，六朝大量存在四句为单位的连句。绝句体裁则源于南北朝大量五言四句歌谣。绝句还要强调平仄声律，因此其另外一个源头则是声调对偶理论，则只能出现在永明之后。

罗先生的考据嗜好，还体现在对诗歌作品的作者和时代的研究上。诸如《古诗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水调歌小考》、《霓裳羽衣舞曲底故事、歌辞及舞容》等，都是考证作者、确定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是对《古诗十九首》、《胡笳十八拍》和《木兰歌》的考证。罗先生认为古诗十九首，当是汉末魏晋之际佚名文人所作而非枚乘，《胡笳十八拍》是刘商所做而非蔡文姬，木兰诗乃唐代韦元甫所作，这三篇文章的兴趣，根本不在文学，而在于考据，考察其真伪、时代和作者。

罗先生解放前曾在几所大学开设先秦诸子选读课，也曾着手编写一部散文史，以成为整个分体文学史的一部分，可惜后来只是存留了一部分。解放后又编成《先秦散文选》，书前有《先秦散文发展概说》一文。该文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说孔子既是史传文的创始者，也是“理论文或说理文的创始者”。二是说老子是“著论体”的创始人。先秦散文从孔门弟子的简单记录，到庄子的皇皇大作，中间才一百几十年，就奠定了散文的完美坚固的基础。当然，既然是谈散文，就一定要谈到文学性，既体裁、体裁、内容、思想和艺术等问题，所以罗先生还注重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研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十三家，共三十九段文字。

今存其《散文源流》，基本代表了他的散文观念和研究特色。他认为中国的散文概念，当就“对四六对偶之文而言”，不同于西方和日本对于散文的定义，并采用姚鼐分类法，分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辞赋等十二类。借用英国人赛梦兹（Arther Symans）理论，他将中国古代散文分为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应用的”期，自殷商知道东汉末，再细分为战国前的萌芽期和战国至东汉末的成熟期；第二个时期为魏晋直到作文时间，为“文学的或美术的”时期，并可细分隋唐以前的萌芽期和隋唐至于近现代为成熟期。后来，他于1955年4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先秦散文发展概说》，实则是《先秦散文选》的序言，系统地勾勒出先秦时代散文的演进和发展，尤其是对于庄子、孟子、墨子等诸子书在文体艺术方面的发展做十分简明扼要的概括。需要指出的是，《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编者将《读东坡七集》之类的文章也归类到罗先生散文研究中，似乎不太妥当，这些文字只是罗先生研究宋代文学批评史的札记而已。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是今存罗先生对于文学史研究另一成书专著。相对前面介绍的著作而言，该书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借用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法和进化论，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况作了大致梳理。其中有部分内容，较为新颖和有见识，如第二章《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中列出专节讨论“曹丕的创作七言诗，文学散文和文学论文”，就肯定了曹丕在魏晋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而不像传统只看到曹操、曹植父子的文学贡献而忽视了曹丕对于文学的推动以及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的研讨；第三章“嵇阮”、“潘陆”及其他晋代文人与文学中，专列出“行帖小简和清谈俊语”、“博物琐记和搜神小说”两节，以探讨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型文体的出现和发展；又如第六章“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于后世记游和风物志的描写文类，同样影响很大；第七章“徐陵、庾信的骈体文和王褒、庾信的校猎诗”，强调骈文的语言基础和发展以及对后世应制诗歌的反发展。这些内容，相对于当时，甚至是现在的文学史叙事，都有独特的一面，从某些文体演进历程来评定某些文学史事件的意义。

纵观罗根泽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不难见出考据学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木兰诗》、《古诗十九首》、《胡笳十八拍》和《霓裳羽衣曲》，抑或对某一阶段文学如南朝乐府中的故事和作者，还是对某一文体如五言、七言和绝句起源的考索，都体现出罗先生作为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的学术兴趣，辨伪正名始终贯穿于中。这些考证，虽然因为时代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和疏失，却能代表现代学界疑古思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回响。在考证《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时，罗先生就交代了自己对于考据的喜好，说：“我最喜欢章太炎先生反对‘流变之学’，对于一种学说，一种文艺，一部书，一篇诗文的真伪和年代，常常不惜笔墨的讨论它。”在罗先生看来，只有在确定年代和作者之后，才能恰当合理地叙述文学史，尤其是那些影响深远的著名篇章。因此，他考证《胡笳十八拍》为刘商所作、《木兰诗》产生于西魏陕甘蒙绥地区，都是此研究动机的产物。

新材料带来新观点，也许是人文学科中常见的现象，但罗先生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根植于新材料的发掘上，而是通过对于常见文献的考辨，确认文学史的坐标。由此，他与很多人相异，视《木兰诗》为唐代作品，而非产生于六朝。这样的考辨，重新定位经典的历史真实，无疑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具有重要意义，甚至会提出很多新问题。

正是在考据方法的推动下，他才能更加细致的挖掘材料，发现前人未能发现或重视的文学现象，进而追索和界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如他对“散文”概念的思辨，就是一个典型。由于散文乃是西洋文学学术传入后的产物，所以他首先从概念出发，比较了华滋华滋、哥尔利治、亨德等人学说及日本星江的言论，指出中国的散文概念应不包括小说、赋、骈文及戏剧等文体，并最终引用日本学者的定义为：“散文云者，乃对四六对偶之文而言”，《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469页。并在采纳姚鼐之说的基础上，从体裁上讲散文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等八类，且可从功能上分为记叙和说明两大类。罗先生采赛梦兹之说，将中国古代散文分为两个时期：应用时期，“自殷商中世至东汉之末，约当公元前一千三四百年至公元二百年”。同上书，第473页。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阶段：（1）萌芽期——自殷商中世至春秋之末；（2）成熟期——自战国至东汉之末。第二个时期是“自魏、晋到现在”，亦分为两个阶段：（1）萌芽期——自魏、晋之梁、陈；（2）成熟期——自隋、唐至现在。相对于今天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未质疑自己所研究的界域而言，罗先生的思考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以西格中的古代文学研究，颇有反思之必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散文分为“应用”和“文学”，已见于陈独秀等人，但这显然系西方的观念的移植与套用，并不与古代之“散文”完全相等。罗先生在使用散文二分的概念时，明确指出其立论渊源，表明他对“散文”这个西洋概念使用时的审慎和反思，有助于提醒读者继续思考。这就必须对“文学”学科有所考虑，对“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等概念有所区分和抉择。

直到目前，古代文论应该隶属于古代文学还是文艺学，在我国高校中文学科建设中，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罗先生眼中，二者之间当然有共同点，“如史家的责任，历史的隐藏，材料的搜集，选叙的标准，解释的方法，编著的体例，则二者相去不远”《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0页。。只是，他强调两者应有所区分，文学史应与文学批评研究保持距离，“文学史不是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批评史应注意的地方，研究文学史不一定也应注意”同上书，第19—20页。，因为研究文学批评史与研究文学史，关注点并不一样，“文学史的主要课题”是“叙述文学变迁，解释变迁原因”，而文学主要是指“诗歌、乐府、词、戏曲、辞赋、小说、骈散文”等。同上书。对于叙述文学史而言，一定要“叙述动的文学变迁”，而“不是排次静的文学行列”，更要关注“演进旧文学和开创新文学”同上书，第21页。，在乐府文学和六朝文学研究中就要关注郦道元《水经注》之类现在的文学史叙事较少关注的内容。有了变迁，就得寻找变迁的缘由，罗先生认为，文学史研究还要从“内在的文学本质与外在的社会需求”，寻求变迁原因。受到典型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影响，罗先生意识到“文学是社会产物，社会的需要随时不同，文学的供给自然也随时变异”同上书，第24页。。只是，文学史还得从“身份、环境和性格”三个方面来寻绎“作家的创作缘由”，更要虑到文学史研究的材料来源，根据“文学批评及文学史书的参取”之别，“文学史不能只钞《文苑传》，也不能只钞诗话、文评”，因为“证据在文学的本身”《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8页。。文学史家需要“白纸一样的脑子”，毫无成见的对待文学现象，考虑“研究的材料及步骤”，处理大量“中国的文学原书”。

更为具体的方法，集中在《学艺史的叙解方法》一文。他认为文学史的书写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述，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述要——述要不止是胪举大端，且需探寻要领，学习“学案”，具备“时代意识”。其次，述创——一种学说产生之后，必有承用，重点要叙述四个方面的因素：（1）纯粹的创造；（2）综合的创造；（3）演绎的创造，发挥阐发；（4）因革的创造，旧瓶装新酒。第二部分是解，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释义——就是学艺史科的含义通释，方法是明训、析疑和辨似。第二，释因——释义是解释学艺的是什么，释因是解释学艺的为什么，包括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和文学体类三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三，释果——学艺的结果，即影响，尤其是重视作家影响、社会影响和学艺影响三个方面。同上。罗先生这样用劲表明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反思，与他在研究古代学术对象时反对牵强比附有关。对此，下文将有说明。

四

诚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序”中所指出的，罗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诸子之学。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虽然罗根泽先生留给后人的尽管只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的断代史，且其最初出版时已有郭先生的批评史上卷行世，但仍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甚至有人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的过程中，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人所做出的贡献最大”李青春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在罗先生的著作出版以前，我国已介绍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儿岛献吉《支那文学考》和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等著作，虽未命名为“文学批评史”，但也谈到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为国人撰写古代文学批评史提供启发与参照。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1928年由孙俍工翻译，改题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由北新书局出版。盐谷温氏著作，1919年由日本雄辩会刊行；1926年3月陈彬龢翻译本由朴社出版，改名为《中国文学概论》、1929年孙俍工翻译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儿岛献吉著作，1920年，1930年5月胡行之译本由北新书局出版，改题《中国文学概论》；1942年隋树森翻译本由世界书局出版，题名《中国文学》。稍后，国人也尝试写作“文学批评史”，在罗先生之前，有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行世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4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汗途案：在陈钟凡著作之前，有上海商务印书1928年所出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谈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问题。而陈钟凡的著作，则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该书参考了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等书，用七万来字的篇幅概要叙述了从孔子到章太炎的历代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有首造之功劳，但也十分简单和粗糙。陈钟凡为刘师培北大学生，曾于一九一九年同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与北大同学张煊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参与创办《国故》杂志。《中国文学批评史》草创之时，陈氏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写到北宋，下卷由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朱东润1931年在武汉大学开始讲授和构思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到1944年方才出版。。罗先生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上，开掘材料，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推向更加深入和广阔，从而奠定了他在此领域的重要地位。

罗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本专著，即《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文学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宋文学批评史》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发表的单篇文章，后来都收入《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

1932年春，罗根泽先生代郭绍虞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由此开始着手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正式构思写作。这个过程，也得到郭绍虞先生的回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所作序言中，郭绍虞先生指出：“雨亭少年好学，除入清华国学研究所外，再入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当时，他治诸子之学，已有所成就。

不久我因事不能再兼清华的文学批评史课，就邀他接我的课。雨亭当时有难色，谦让不肯去。我说治一门学问有成就的，治别一门也绝无问题。这话固然说得偏一些，但对雨亭来讲，而且指这两门学问讲，我想还是很合适的。于是，雨亭开始教文学批评史的课。果然，雨亭不但能胜任，而且比他的诸子之学有更大的成就。”（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1934年，完成部分，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是为他的第一本文学批评史专著。后因到安庆授课，又逢日寇全面侵华，遂一度中断其撰写，直至任教重庆中央大学，家庭基本安顿好以后，才又开始继续创作。到了1943年，完成四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别是《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文学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解放后，罗先生一直想完成宋代以后部分，可惜由于身体原因，生前只是基本完成了两宋部分，至1961年在郭绍虞先生支持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比较前后各版，有一些出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增补部分章节，如商务版中最为重要的开篇“绪言”一章，不见于北平版，而“北朝的文学论”、“佛经的泛议论”、“古经传中的辞令论”等较为创新和特色的章节，亦首见于商务版；二是修订改写，如商务版就对北平版作了改动，甚至章节秩序都有了调整。解放后各版，虽对部分内容略有所修订，但基本保持原貌，观点亦未有所改变。加之解放后才出版宋代部分内容，因此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本为据而论说注释。

在先秦部分，罗先生分为“诗”和“文”两个传统展开。罗先生梳理先秦论诗文字，发现《诗》中自述文字，引发出“诗言志”和“美刺”两类诗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第33页。，但是批评家则更偏重“功用”一面同上书，第34页。，由此，春秋时代士大夫“赋诗”，只是借以表达赋诗人的情意，并非体察作诗人的情意，亦非欣赏文学之美同上书，第35页。。先秦诸子称论诗者，只有儒墨两家：前者引诗多为“断章取义”，未能对“诗”有所探究，而儒家有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逐步探索诗的功用、读解及本质等问题。从语言批评，到诸子论“文”（几乎等于现在所谓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虽说是广义“文学”，但后世一切思想和文艺俱受其影响，故而应该在文学批评史上给予地位。同上书，第44页。于是，重点梳理讨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易传》对于“文”的言论。

在两汉部分，该书基本分为“诗”、“文”和“辞赋”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罗先生注意到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性，将整个汉代四百多年历史的文学史，分三种文体来概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文学批评的一些事实。

在他看来，诗在汉代，具有“崇高”和“汩没”两面，汉代人在训诂解释时虽“崇高了《诗经》的地位”，却“汩没了《诗经》的真义”，并非是“鉴赏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1页。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诗》在中国古代很长一个时期里，并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经学，因此他所列出的汉代包括韩婴等经学家们的言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尚待商榷。当然，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铃木虎雄《中国文艺学史》中强调汉魏以“诗”为中心考察点的观念对于罗先生的影响。在“文”与“文章”批评方面，晚周秦汉出现“文章之文”，也可叫“文学之文”，包括散文和辞赋，开始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相近。与之相协的“文章”观念出现，屈原等人在创作中，有抒情和唯美倾向，而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评价，显然继承了此类观点。在“南北合”的背景下，“爱美”与“尚用”成了此时辞赋批评中的内在矛盾同上书，第94页。，调和中产生了扬雄的“讽谏”说。最后，本书专门讨论王充的文学批评观念，因为他在汉代不仅是思想界重镇，亦是文学批评界的重镇，提出并确定了“文学批评”的义界和价值同上书，第102页。，甚至是创造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同上书，第103页。尤其是重“作”卑“述”，突破汉代普遍的“泥古”，强调“文无古今”。相对于同时人的著作，罗先生的著作就所涉及的面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同时几本同类著作，并且其创新点十分明显，尤其是依据文体来考察追索理论发展的方法，从而能够超越同时学者，如他强调出诗的“汩没”和“崇高”，将有关《诗经》的批评观念清晰的勾勒出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受铃木虎雄的影响，采纳其“文学自觉说”，突出此时人们对于文学的自觉，为此作者专门开辟一章谈论此时的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含义的净化”过程，认为此时文学已摆脱了儒学、史学的纠结。从东汉开始，文学不再纯指学术而言，而是逐渐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正是因为文学概念的纯化，人们对于文体的思考日渐深入，于是出现了文笔之说，进而还出现了辞笔、诗笔之分。有文笔之分，就有了文体观念，文体理论大量出现，表明时人对此的关注，自然有必要单独一章来讨论，因此，罗先生单独列出讨论“文体论”。在文学自觉的带动下，从东晋末开始，声律讨论日渐集中，从而诞生了律诗等后世沿袭兴盛一千多年的文学样式，因此罗先生十分重视声律论，用两章的笔墨来阐述六朝时代人们对于音律说的讨论。

就“近体诗”的角度来看，罗先生对于声律、文体等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否则无法追溯和回答律诗的形成。不仅如此，书中还以专章来讨论文学自觉带来创作论和鉴赏论的出现。相对而言，刘勰、钟嵘的文论话语，正是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代表著作，在此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要分章来讨论。

此时，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影响，自应该得到重视，否则就无法解释刘勰等人文论产生的缘由。虽然自梁启超等人始，有关佛教翻译文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但是此时的国内外文学批评史著作尚未有所观照。魏晋以来，佛教文化开始扩张兴盛起来，翻译论出现，文学思想开始有了外来文化资源，于是罗先生慧眼独具，列出专章来考察六朝的佛教文学批评思想。可以看出罗先生对于思想和理论的独特重视，摆脱了陈钟凡等人以人和时代为线索的叙述，而是聚焦到“指导”文学创作的观点上，以能反映文学自觉的若干现象为叙述对象。

在《隋唐文学批评史》中，罗先生继续摆脱传统按照时代先后进行叙述的模式，而是对于此时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列专章讨论。由于律诗与绝句逐渐在宫廷和官场使用，律赋也因科举考试而逐步兴起，接续六朝周颙、沈约等人，讨论对偶声律自然成为唐代初、盛、中时，最为常见的现象，正是如此方才使近体诗最终定型，因此罗先生列出两章来讨论“诗的对偶及作法”。这是相当有远见卓识，大致能见出唐代最为盛行的文学批评。虽然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并不完全可靠，但是从初唐开始近体诗逐步兴盛，以及科举考试内容有应试诗等情况来看，此时人们对此的探讨应该存在，所以《文镜秘府论》等资料正可佐证支持当时存在大量讨论近体诗创作的资料。

相对于同时人的忽略，本书单独列章讨论“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毕竟，初盛唐经学和史学十分盛行，史学家历览古今成败兴衰，其立论颇易侧重“致用”，自然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尤其是其中的“文学史观”。这同样是罗先生注重文体对于文学思观念的制约作用、采取分体追踪的研究方法的体现。

从中晚唐开始，古文论兴起，深远影响到五代北宋的文学批评，因而也需要列出专章讨论。当然，整个唐代，其实复古思潮一直没有中断，从魏征到陈子昂，到李白，到白居易，再到韩愈等人，这一运动从未间断。在罗先生看来，到了中唐，文学观念转到侧重“社会政治作用”，从陈子昂一直到白居易等人都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是推动中晚唐之间文学思潮转变的势量。接续这一观念，罗先生别出心裁地割裂明代高棅等人提出的四唐说，将晚唐五代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列进行讨论，自具有新的考量。在罗先生看来，由于国运淹蹇，到了晚唐，很多文学观念已经相异于中唐及其以前者，一方面是社会丧乱情况下不少文人继续提倡古文论，一方面是部分人不问世事而耽于享乐并提倡艳丽文学。对于艳丽文学的提倡，就会引起“诗格”的讲明，出现相对于初盛唐之后、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第二个兴盛时代，产生《二南密旨》之类的大量五代前后作品，因而有必要单独列出诗格和诗句图来进行讨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85页。罗先生根据自己长年所搜集到的《吟窗杂录》等书，进而讨论诗格曾经盛行的历史，揭示出当时的某些文学批评状况。毕竟，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在文学经典逐步出现的情况下，诗格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现象。不仅如此，对于诗句的关注，同样是晚唐到北宋人们所热衷的，提供“诗句典型”，与诗格相辅而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17页。

与诗格一样，诗句图盛行对文学创作而言，自具弊端，甚至导致晚唐很多诗人有句无篇。晚唐五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即讲诗的品格司空图《诗品》和讲诗的本事的《本事诗》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话文体样式的出现与兴起。

《两宋文学批评史》为作者遗著，同样是新见迭出、材料扎实。首先，本书第二章，在讨论“宋初的诗文复古革新论”后，讨论“宋初对李杜韩柳集的甄理与鼓吹”，就十分有见地。正是宋人对于李杜韩柳的发现和开掘，最终奠定了古文运动的潮流并催生了宋代六大家，也导致江西诗派和宋型诗歌的出现，更奠定了他们在后世的经典地位，自不能“埋没宋初人的甄理与鼓吹”同上书，第33页。。因此，这些著作看似只是古籍整理，却起到十分重要的引导、启发作用，不容忽视。其次，专章讨论欧阳修、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文学批评后，罗先生列出专章来谈论江西诗派的诗文方法，同是为把握住宋代诗风的走向。正因为南北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延，江西之地的诗人开始兴盛，逐步影响到整个南宋诗坛的走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更有创新的是，罗先生将陆游、姜夔等现在并不认为是江西诗人法嗣的诗人列入江西诗派，能够凸显江西诗派的流风范围。再次，为了观照江西诗派所激起的反对，本书的第八章，则列出“浙东派的事功文学说”来与江西诗人抗衡，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不管他所列理论家是否具有传承意义，单就地域而论，浙东学者一方面和江西诗人千丝万缕的纠结，一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理论自觉。最后，全书所列的宋诗话的考证，与郭绍虞先生有着同样的功劳，可以相互补充。正是如此，本书在材料的整理上有着重要意义，如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罗先生的上述创新，正是根植于材料的全面占有，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他对智圆等人的考察，既表明所占材料宏富，也表明其眼光敏锐。

综合来看，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参考日本学者和郭绍虞等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着如下特色：

第一，资料收罗全面，注重整理保留。在《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出版后，朱自清即撰写《诗文评的发展》一文，对罗根泽先生文学批评史著作大加赞赏，尤其是对其广泛收罗资料方面钦佩不已。朱先生的评论，早已成为大家所公推的评价。后来，郭绍虞先生为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所作序言中，也高度赞扬了这一点，说：“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至如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绪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连佛道二家言论，也有所浏览采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61年，第1—2页。正是因为二人都是文学批评史家，郭先生的评价，自是不可怀疑，也更能见出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开拓生新的意义。后来，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王梦鸥先生在评价罗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的时候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似乎即再次一情势下苦心经营的。虽然距其全书之完成尚有一段文章未写，但就其已出版的篇章来看，可以了解他着力的地方时要详述别人所未详的部分。因此他不仅留心于文学批评的年代记，同时还注意到文学批评上若干问题的讨论，分为各个专题而加以叙述。如此纵横交织，因而牵涉的范围较广，动用的资料增多，他以一人之力，左右驰突，即便偶有小小疏忽之处，应是极可原谅的。王梦鸥：《读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2页。就今天后见之明来看，罗根泽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确实在当时的所有同类著作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材料搜罗丰富。韩经太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第三章，就以“资料与理论的博综兼容”来概括罗根泽先生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144页。又如有人概括说：“至于罗著，则历来以资料丰富著称，即以晚唐五代之诗格、诗句图为例，罗著涉及诗格20余种，辨其真伪，并有简单之介绍。罗著对于资料的整理，已下了切实的功夫。”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二期，第14页。只要我们对比同时期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等人所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不难发现，罗先生对文学批评史料的整理，如何超越前人。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罗先生对于六朝佛教中的文论思想、唐代对法、诗格类著作的整理以及对宋代诗话及部分评论家文学思想的整理。

罗先生诸子学研究投影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在编辑《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特别重视资料的甄别与考证。比如，凡是对中国现代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论史有所关注的学者，大都看到了罗根泽先生在整理诗学文献时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吟窗杂录》的收藏和利用，从而揭示出诗格和句图盛行的历史事实。

第二，重视历史语境，探索叙述体例。罗先生还对自己所搜罗的材料，作了细致的分析，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故而又有人说“首先为人们所称道的是罗著搜罗、论列之全、之细”。蒋述卓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正因为有着别人未及搜罗的材料，罗先生能够注意到别人不能看到的现象，也能根据材料而发现新的问题，进而其分析多有超越前人之处，发现前人之未发。如罗先生通过考察长期为人所轻的唐宋诗格类著作，发现了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关声律之学和技法之学的关注，从而列出专章来进行讨论。

立足材料作近距离观察，罗先生对文学批评史有着自己的看法，并总结出了它的发生规律。他认为自然条件、时代意识、文学体类和文学批评家，共同制约和影响文学批评的发展。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3—19页。正是如此，一位文学批评史家，不仅要当叙述历史的人，还要作“学艺”之人，懂得欣赏艺术，方能寻求“事实的历史”。正是如此，罗先生能够注意到大量诗格诗法类著作，肯定它们在整个唐宋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历史之真，往往隐藏不见，因为材料会有“原始的隐藏”和有“意识隐藏”，待人发掘、甄别和补缀，需要编者以超然态度摒弃成见、做到客观。或许，只有对于大量材料的仔细研读，方能看到文体之间的细微差别，也才能将其视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叙述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量。文体意识，正是罗先生在进行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时，一个突出特点。

诚如周勋初先生所指出的，“罗先生对材料的处理也下了很深的功夫，在编著的体例上也作出了贡献”。为了客观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罗先生认为需要做到四个阶段，即搜求史料、叙述史料、解释史料和处理史料。问题是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叙述呢？他参照中国古代史家编修传统体例，择取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之长，创立一种新的“综合体”，既依编年体方法分述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分文体及文学各种问题展开叙述，最后依照纪传体的方式重点叙述各个时代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如此一来，罗先生所强调的一些问题，都可在叙述中得到充分关照。

缘情和载道的二分，是罗先生叙述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理路。在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中国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存在的儒家教化观念与审美娱乐观点的对立，诗、文等不同文学体裁承担着不同的文学和社会功能，因此他分开讨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目前各家文学批评史著作而言，我们认为罗先生的探索，值得借鉴和利用，可以合理和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风貌。尤其是他对于不同文体与文学批评史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确实会根据不同的文体采用不能的批评尺度、方法和理论。

第三，思考学科价值，注重理论探求。自从上个世纪初，西方的文学观念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界基本已经忘记对于文学本身的追问了。正是如此，学者们有时会发现他们研究中的尴尬，即西方文学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往往并不能与中国的文学现象完全对应。诸如散文等概念，与古代的“文”差别，就像河马与海马的分异一样。

不仅如此，文学概念的不完全切合，还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即文学观念之间的重大分别。甚至就某些具体问题来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就传统、范式和功能等方面来看，可谓天渊有别。西学东渐，潮流汹汹，似乎不可挽回，因此现代学人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有朱自清先生感叹的尴尬，他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朱氏最后说，罗先生的文学批评史，做到“把中国还给中国，把一个时代还给时代”。

诚如前文所言，罗先生注重对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个术语的区别，由此而划分出自己研究文学的领域。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史，必须要建立在一系列的概念之上，因此在商务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前，增加《绪言》，列出包括“文学解说”到“编著的体例”等共十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申说。

罗先生认为，“文学”有广中狭三个含义，他取折中义，即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文学批评，则是文学裁判，并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因此他建议用“评论”来翻译criticism，分别来指代二者。评和论，存在功用的差别：“文学裁判的职责是批评过去文学，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批评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文学裁判。”《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0页。前者与文学的关系是直接的，后者则是间接的。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时间关系也不一样：“文学裁判部分在创作之后，文学理论部分则在创作之前。”同上书，第11页。那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区别如何？“叙述一个人的文学批评，不必批评他的文学创作，更不必胪举别人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批评。”他进而演绎云：“文学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真象，文学批评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批评真象，文学批评真象不即是文学真象，所以文学史上不必采取甚或必须驳正的解说，文学批评史上却必需提叙，且不必驳正。”于是，“解释的批评应当叙述，批评的解释也应当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2页。这一区分，成了罗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同上书，第21页。当比较中西文学批评的特点时，罗先生以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

第四，参考前人著作，提出新颖论题。上文已经指出，罗根泽先生在体例上有很大的创新。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只要我们比较陈钟凡、郭绍虞等人著作，就可发现，他们在体例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也似乎昭示了罗先生能够总结前人学术成就，进而吸收精华、推陈出新。如他对于魏晋南北朝批评史的考察，其核心就是揭示“文学自觉”，这一日本学者重视的问题。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是罗根泽先生在论题的设置上、时代分期上，都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尤其是与相铃木虎雄、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人相较，在考察范围、基本观点和学科界限上，都有所突破而启发今天的研究者。具体而言，罗先生开拓意义，体现在：（一）对佛教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视，特别挑出六朝时代佛教僧徒论述文学的文字加以阐发，展现中国文学与佛教的姻缘；（二）对诗歌技法理论的高度关注，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活动的复杂与多样；（三）看到文学批评会因为乐府、诗和文等不同体裁，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内容和指向，比如诗歌和散文就具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论述的时候注意其间的差别。

现在看来，他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诸多思考，时至今日仍然不算过时。今天所出不少“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几乎很少有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立场、学科、概念和方法有所反思，很少能够再警惕自己所用的“文学”概念基本来自西洋学术而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古代“文学”，反而是用西方概念的滤镜遮蔽了中国“文学”的诸多特点。甚至，还有人对于搬用西洋文学概念中出现的削足适履现象不闻不问，枉顾诸如散文、诗和戏剧等概念与中国“文学”实际之间的巨大隔膜。

五

鸟瞰罗先生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其学术研究体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转换交流的过程和特色，即一方面承继了清代学风和研究方法，精于考证，长于辨伪和材料梳理，一方面又吸收最新学术思想，用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学和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诸子学、文学和文学批评等问题。

“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89页。，戴震的这句话，表明清人选择了一条与宋人有别的学问道路。从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始，求是重实成为清人学问的基本取向，重考据、用归纳、善怀疑、求实证，成为整个清代学术的基本风貌。由此“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十期，1934年3月，第156页。重学问之人而轻视文学之士，考据之学盛行，排比材料、权衡别说，广为清人所精擅。流风所及，晚清民国初年，学者大多长于考据，甚至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治今文之学者，其论述著作中亦有大量排列材料、辨正真伪和追溯源流之文字。罗先生的诸子学和文学史研究，无疑都具有考据学的特色，往往能全面搜罗各家各派之论，然后排比考核。不仅如此，诸如《管子探源》等“探源”类题目，正是典型的考据文章作法。

罗先生没有墨守清儒学问，而是根据新的时代，做出新的探索。随着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交际和冲撞，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知识冲突和危机，接着就会有文化吸收和调整。近现代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以输入西方“先进文化”为情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回应，尤其是在学术文化和宗教层面，催生了当时种种文化心态，接收有之，绝望有之，排外亦有之。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强调，学术乃文化的核心。随着西方学术的进入，中国长期按照“四部”来大致划分的学术境域，突然受到西方科学学科划定的改变。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化。参看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发生在近现代之际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学术之间或者文明之间的异同，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人们逐渐发现，很多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和内容，并不能完全能够合理恰当地转化为西方知识体系，原来两种文化类型的知识体系，具有如此大的差异，以致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瓶，来盛装中国这坛老酒。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化，一方面是移植西方近代诸如数理化和法政等学科，一方面是将传统学术转化为近代西方的文史哲等学科。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5页。在这个转变中，有两种情形都是有所问题的。第一种动辄以为西方之学，尽出中国，或者西方学术，其实中国都有。梁启超对此有所批判，说自己“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骄虚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页。梁先生之所以反对此种“缘附”做法的原因在于：“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第196页。第二种则是为了满足西方人需要，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寻找相似者，如用“哲学”来排比梳理中国古代的思想著作，尤其是传统子部之书，并非用中国学术传统去检讨考验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分野，而是用西方分科方式和概念方法，来淘汰和规整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亦即用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一点，尤其出现在中国人用西方学科观念所写中国学术史上。较早对此高度重视的，也有梁启超先生，他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第196页。梁先生的态度还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墨子学案》中就明确反对有人拿西方几何学、物理学来“缘附”。梁启超：《墨子学案叙》。梁先生的态度，在晚清民国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诸多人共鸣，也深远影响了罗根泽先生。

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不少留学生回国后，用西方学术体系来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无疑都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论，其原因也正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知识体系和道德观念的核心，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同质等值。如胡适是第一个用西方哲学学科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人，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此书是“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耿云志、王法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读》，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胡适一生的学术工作，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整理国故的工作，因而也都可以归入历史研究的范围。”耿云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其方法》。该书甫一出版，即招致无数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人们争论焦点就集中在运用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解读中国古代思想是否恰当。后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样遭遇如此讨论。

罗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一腔热爱，他说“中国的各种学术及艺术史，都很迫切地需要我们研究，因为这是我们的遗产，当然要我们清理，不能‘扣其数于邻人’”《学艺史的叙解方法》，《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8页。。落实到诸子学术和中国哲学研究上，罗先生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黄子通先生曾主张“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词的时候，切不可用外国的概念或者外国的名词来比附”黄子通：《儒道两家哲学系统》，宇宙书局，1942年，第1页。。在此潮流之中，罗先生在进行现代学术研究之时，对于中西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相当清楚，因而对于“比附”的做法比较警惕。在罗先生治诸子学学术时，就已经注意克服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比附之弊。在罗先生看来，当时学界多有不着实际的研究：近来的学者，知道科学方法了，但又有随着科学方法而来的弊病，就是好以各不相谋的西洋哲学相缘附，乃至以西洋哲学衡中国哲学。由是孔子成了最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又成了新大陆挽近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诸子丛考》序，《古史辨》第四册，第9页。罗先生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四个不良结果：（一）助长中国人的夸大狂，说西洋人的新学问都是我国先民的唾余；（二）助长中国的人不读西洋书，以为西洋学说早已见于中国学术传统；（三）将中西两种学说混为一谈，甚至以假乱真；（四）以为西洋学术已有，不必研究中国学术。其实，这正是对于梁启超先生所言的“国民研究实学的魔障”和“思想界之奴性”的注解。

接下来在《诸子丛考序》中，罗先生谈到自己计划创作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而非“中国哲学史”时，说：“为什么不叫《中国哲学史》呢？因为有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地位的学说，却不一定合于哲学的定义，所以不如叫《学术思想史》之操纵自由，而避去许多勉强牵附和略去重要学说的弊病。”同上书，第2页。可见，罗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对于自己研究过程中可能关涉到的西方学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后来他还说：中国的哲学，其价值是不是只在与西洋某一哲学家相同？假使如此，那末中国哲学，便根本不必研究。

所以我研究诸子学说的根本方法，是：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而不以与西洋哲学相缘附。（缘附不是比较，以中国某一哲学家与西洋某一哲学家相比较，是很好的方法。）《诸子丛考》序，《古史辨》第四册，第9页。在罗先生看来，当时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总是依赖于西洋哲学，使得整个中国哲学家披上的西洋外衣。《诸子丛考》序，第12页。看到人们如此做，罗先生甚为痛惜，以致想撰写一篇《由西洋哲学铁蹄下救出中国哲学》的论文，揭穿“中货西装的把戏”。虽然说事实依然发生，空谈固然不能挽回狂澜，但是也得想办法补救，设法建立《中国哲学名辞辞典》，系统说明“中国哲学上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使用的名辞”。同上。

不仅是中国哲学，从晚清开始，运用西方思想研究中国文学而导致大量“比附”的案例。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就把《石头记》当成是“康熙朝政治小说”。又有人说《水浒传》具有“民权思想”和“女权思想”，甚至说“中国之女权，发之又早有耐庵”。《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284。风气所及，牵率附会的言论，比比皆是，此处不再赘引。罗先生在诸子和中国文学研究中，显然对此有所反思。如罗先生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时候，视野较为开阔，一直都比较重视考核西方学说，注意援引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如他在探寻中国文学的起源之时，就注意到西方有关文学起源的学说，说“世界的文学公例，都是先有民间歌谣，后有文人诗颂”，又说“世界的文学还有一条公例，就是先有韵文后有散文”《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页。，由此结合中国古代的相关论述，推导中国文学的起源当时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又如，他在研究“文学史”的时候，既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也受到古尔芒等西方文学理论的启发。《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6页。只是，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引入的诸如散文等概念术语，他有着清醒的警惕。

如罗先生在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一直强调自己研究中采用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之间的对应问题。如他看到，“文学”概念有：（一）广义：一切的文学；（二）狭义：诗、小说、戏剧和美文；（三）折中义之分：诗、小说、戏剧、传记、书札、游记和史论等。但是西洋文学的折中义，只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而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等，也应该列在内。如此，出于尊重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罗先生最后选择了折中义。他对于“文学批评”定义的取择和限定，同样是看到了中西概念之间的差异，重点根据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实际来考量文学批评的各种因素和功能。不惟如此，罗先生还看到了文学与哲学、文学史与历史学之间的诸多联系和差异，挖掘和凸显“文学”的学科意识和主体特征。

综上来看，罗先生的学术研究，立足乾嘉传统，在考据学基础上，采用科学方法，对于诸子学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展开研究。研究过程中，罗先生十分重视反思自己的研究对象，尽量做到不“缘附”，注重探讨西洋学术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异同。虽然有些结论或许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他的反思意识，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本书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项目中“《国学文存》丛书”之一，意欲重点综合展示国学院学子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生平、学术成就以及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血缘。作为国学院学子之一，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研究，今天仍为学界所参考和借鉴。罗先生的研究，诚如上文所述，主要分为诸子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个方面。为此，本书选取他诸子学著作11篇、中国文学研究6篇、中国文学批评史论4篇，大致涵括了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需要说明的是：（一）选文的取舍主要以能否代表他学术成就和研究特色者为准。然限于学殖，编者考虑或有未周，或有个人偏好，实属选政之必然，尚需读者原宥。（二）罗先生有专著多种出版，其中诸如《孟子传论》等，学术成就可能会超越单篇短论，但因篇幅有限此处只能割爱，而选取单篇文章弥补。（三）有关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因为有专著刊行，且较易获得，本书此处尽量从简，只是选取其中的“绪言”及曾经发表的单篇文章，以展示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和学科思考。（四）为了更加全面的展现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此处还选编了他学术著作自序以及自述之文4篇，以见其研究特色和自我定位，尤其是《我的读书生涯》等文，展示了罗先生学术成长的历程及其勤勤勉勉的探索精神。

拥有梁、王、陈、赵等著名导师的清华国学院，早已成为历史中的故事和人们记忆中的辉煌，但因其卓有成效的教学，造就了诸多享誉学林的学者，诸如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桢、陆侃如、王力、卫聚贤、姜亮夫、罗根泽、王静如等人，成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史专家，对中国现当代学术产生深远影响，以致成为一个“当下”事件。与目前动辄招收上百人，却培养不出多少做出成绩的研究生的教育现状相比，国学院的教育成就，确实有点绝后的意味了。于是，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言，国学院基本上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成了一个神话传奇了。国学院的教育经验，才是绚丽的光环之后，最应该寻思的。通过罗根泽先生的学术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国学院的教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首先，不严格划分学科。研究院的三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都是从旧式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学科分类，完全是一种传统小学式的学习，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都较为全面。如梁启超的研究就非常广泛，有历史、宗教、文学、经学等；王国维则更加广泛，有文学、语言、考古、目录、宗教与历史等学科；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领域也有历史、文学、语言与历史等。这样的学术视野，深深地影响到了国学院的学子们，其中诸如吴其昌、徐中舒、王力、谢国桢、姜亮夫、罗根泽、卫聚贤等先生，其研究方向俱非局限于一个领域以故步自封。仅就学子们在读书期间所撰写的论文来看，大多也是跨学科研究，虽然他们的选题大多集中在学术史与历史研究，但是却能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作出多角度的考量。罗先生涉及三个学术领域，不断突破学科划分，取得突出成就。

其次，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国学的三大导师，都十分注重基础学科的学习和培养。他们都对传统学问中的目录、年谱、小学等素有深究。很显然，清华国学院学子深受这方面的影响，并得到严格的训练，不少人在读期间都曾编辑过年谱、写过考据文章。对此，我们只要翻检当时国学院学子们的作业和毕业论文的题目就可以发现，他们受到文字训诂、排比年谱和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三个基础学科的扎实训练，使得国学院的学子们既养成了踏实勤奋的学风，也为他们以后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再次，视野开阔。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一方面都精通传统学术，另一方面又都有学习外来文化的经验，梁启超、王国维曾经到过日本，陈寅恪到过欧洲多个国家，赵元任留学法国，李济求学美国。于是，他们的研究中都能够突破传统学术的模式，将中国的学术研究，真正意义上推向现代，因此几位先生，都是不少领域的开拓者，也是该领域学科规范的倡导者。这一点，也给国学院学子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使得他们在研究中，都较为注重科学性，很多人，甚至因此而成为历史研究专家。为了让自己的研究突破传统考据学的呆板，罗先生曾经研究过先秦的经济学说等问题，也曾关注和借用辩证法等西方思想，更曾综观当时传入的西方文学理论。

诚然，国学院成功的原因不止这三个方面，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些原因。而且，对于今天的学者或者大学生、研究生而言，这三点也最有借鉴意义。目前的教育制度下，学科分野在大学生的学习中，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连中文和历史两个学科的学子，对彼此知识往往都有隔膜。如此知识背景，很难期望他们能有精深研究，尤其涉古专业，更是如此。加之当前的大学教育，为了节约成本以及一些非专业课程的挤压，很多学校的中文和历史专业，缺少对学生足够的基础学科训练，以致学生到了毕业之时，对版本目录、对文字训诂等传统基础学科，往往是一窍不通。唐太宗就曾经说过，取法上，可以得乎中。我们再回顾国学院的成功的经验与罗先生的学术生涯时，却也获得了不少感悟和启迪。凡例凡例一、本文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罗根泽先生的生平、学术以及与清华国学院的渊源。

二、本文存所录罗根泽论著，主要涉及诸子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个方面，大致涵括其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然限于篇幅，诸如《孟子传论》等，只能割爱而选取相关单篇文章弥补。

三、本文存所录罗氏文学批评史研究论著，因为有专著刊行，且较易获得，故本书从简，仅选取《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及曾经发表的部分文章，以展示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和学科思考。

四、本文存为全面展现罗氏学术思想、研究方法，选编其学术著作自序以及自述之文《我的读书生涯》等4篇，以见其研究特色和自我定位。

五、本文存所录文字底本：诸子学以《古史辩》（四、六）和《诸子考索》为主；古代文学以《乐府文学史》和《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为主；文学批评史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主。

六、文存末附年谱简编（包括学术论文系年）、未编年作品目录及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

七、本文存尽量忠于原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今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等，皆存原貌；其中明显文字错讹者，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

八、本文存尽量保持原文格式，但为兼顾现代阅读习惯，对部分行文格式略作技术调整。如，将尾注改为脚注，并将一些繁体标点格式改为简体标点格式。

诸子之学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二十，四，管子探源附录一，今略有改动）（《古史辩》第四册；《诸子考索》）章实斋曰：“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余读之而韪焉。惜所谓“古人”，断自何代，章氏阙焉未及；且于古人无离事言理著作之说，亦未能详尽而足以折服泥古者之口。故直至于今，讬名黄帝以至春秋时人离事言理之书，尚有信以为真者。此于中国古代史实，古代学术思想，关系极重，不可以不辩。余不敏，遍考周秦古籍，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智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非凭臆揣，确有证佐，试分上下两篇论述如次。案：《古史辩》第四册文字与此略有出入。

上实证

一战国著录书无上实证战国前私家著作

吾国传世著录书，最古有《庄子.天下篇》，次《尸子.广泽篇》，次《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论篇》、《解蔽篇》，次《韩非子.显学篇》，次《吕氏春秋.不二篇》（此诸篇虽不若后世之著录书，然先秦诸书，多著于此，则亦著录书之雏形矣）。《天下篇》所举者凡九家：曰墨翟、禽滑釐（相里勤、五侯、苦获、己齿、邓陵子，附及非特举），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彭蒙之师亦附及，且名亦不载，兹更不列举），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桓团公孙龙附及非特举），除关尹、老聃外，皆战国时人，尽人无异辞。旧传关尹为老聃弟子，而老聃则孔子尝问礼者。原问礼之说，虽载之《史记.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及《礼记.曾子问》。然《史记》本之《礼记》，《礼记》为汉诸儒之所纂集；《曾子问》时代不可考，要之非曾子作孔颖达：《礼记序》：“《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谓《礼记》绝非戴德本书。梁任公先生《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言：“《礼记.曾子》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确否未暇深考；但《曾子问篇》曾子孔子同称子，必曾子以后人所作无疑。。考孔子师老聃之说，始见《庄子》。《内篇.德充符》曰：“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宾宾以学子为？’”至《外篇.天地篇》更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老聃曰：‘丘，予告若……’”云云。《天道篇》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其他载孔子问老聃，遭老聃之讥诮教训者，尚屡见不一见。庄子寓言十九，书中所言王诒、无趾（《德充符》）、长梧、瞿鹊（《齐物论》）之流，竟其人而无从质实，亦皆子虚乌有，凭空结造，固当据研哲理，不能据论史实。至外杂篇又非庄子作，更难信据。盖道家推崇本宗，排抵儒家，造孔子师老聃之说，以谓儒家之祖，出于道家，亦如后世佛教盛行，造《老子化胡经》，谓释迦为老子只弟子者然。韩愈《原道》曰：“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正谓此也。《史记.老子传》曰：“盖老子百六十岁，或言二百余岁。”又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惝怳迷离，似神非人。其原因缘史公误信孔子问老聃之说，而又确知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太史儋见秦献公，故有老子寿二百余岁之妄，老聃史儋是否一人之疑。其实老聃即史儋。何以言之？一，聃儋音同字通，《吕氏春秋》作老耽（见后），亦即词人。古声音同则可假借，故荀卿一作孙卿，荆卿一作庆卿，厥例繁矣。二，聃为周柱下史，儋亦为周之史官。

三，老子出函谷关；史儋入秦，亦必出函谷关。四，《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考《孔子世家》，孔子十世孙襄，为孝惠博士；何老子先于孔子，反八世已至孝文？若谓即史儋，史儋后孔子百二十余年，则俱妥适无疑。近人张煦先生谓玄孙乃玄远之孙，非必为孙之孙（见《晨报副刊》一九二二年三月份张氏所作《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然考《史记.孟尝君列传》：“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则玄孙为孙之孙之专称，战国已经成立。且见于史公之书，史公安能不知，而用为泛指玄远之孙？然则老聃亦战国时人《老子》一书，经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五六页），张寿林先生（《晨报副刊》第七十四期《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曰人斋藤拙堂先生（《老子辨》）之研究，略可断定为战国时书，非春秋时书。至于以声音假借之义断定史儋老聃为一人，则始于毕沅《道德经考异》（见《昌平丛书》及《经训堂丛书》）。惟张煦先生在《晨报副刊》（一九二二年三月份）发表《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一文，极力辩护老子及《老子书》确在春秋时；但其证佐脆薄，不能成立，此当为专文论之。。关尹更不必论矣。

或曰：庄子条举诸家皆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则所举虽皆战国时人，而明古已有也。曰：谓古已有各种道术之胚胎雏形，斯必然也；为古已有分流别派之道术著作，则不然。曰：然则各种雏形之道术，载之何书？曰：庄子固已明言之矣。其言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明言古之道术混然未分，无乎不在；而见于记载者，则有世传之史及《诗》、《书》六艺，而百家之学亦时或称而道之。称而道之，非创作而为征引，正指“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之“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之“百家众技。”而《庄子》所列九家，亦括在内矣。故不能据“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言，谓战国以前，已有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也。

《广泽篇》所列者凡六家：曰墨子，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曰列子，曰料子。皇子、料子无考，余惟孔子为春秋末年人。但孔子于《易》、《书》、《诗》、《礼》、《乐》，充其量不过整齐纂集而已；其《春秋》亦因鲁史旧文，稍事董理，自谓“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篇》），盖质言也。况此皆章实斋所谓“政典”，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论语》一书，可谓为私家著作；但成于再传弟子之手，已至战国时矣。

《非十二子篇》所列者凡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列者凡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列者凡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它嚣无考。余惟史、邓析为春秋末年人。史，阎氏《四书释地又续》、高氏《姓名考》，并谓为史翻之子，确否第弗深考；要之既姓史氏，必以官为氏，其家世为史官。他书从未言史之书，《汉志》详列群籍，亦无及焉。然荀子论十二子，皆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则其人固有论述，而非颛颛即其行实评骘者。盖史为卫之史官，秉笔书事，时附褒贬式之言论古史书法盖皆有“寓褒贬，别善恶”之义，不独孔子之《春秋》为然，说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冯友兰先生《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不然，若有离事言理之著作，不容于他书不一见也。《邓析子》今传世者为伪书（详拙撰《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左传》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邓析，郑大夫，欲该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竹简，故言《竹刑》。”受之君命与否，于古无征。杜氏之所，纯属悬测，但亦不必深究；要之邓析既为大夫，造《竹刑》必其期用于行政，所谓政典，非私家离事言理之著作。刑书设置甚早，《尚书》有《吕刑篇》。《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谓《刑书》焉。”此皆行政典章，不得与后世法家言法理法及法作用与功效之私家著作成一家之言者，同日而语也。荀子论十二子，两两骈叙，故时举此家说而以他家之类似者，附及并论。“大俭约而僈等差，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此真墨子之说，宋钘不尽如此。而荀子总括之曰：“此墨翟、宋钘也。”宋钘之书虽亡，然即《孟子.告子篇》，《荀子.正论篇》，《庄子.逍遥游篇》、《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所称论者言之，其学为“禁攻寝兵”，“情欲寡浅”，“见侮不辱”，与《墨子》小同而不尽同（详拙撰《宋子及其学说》）。故荀子于他篇则分论墨宋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篇》）又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解蔽篇》）。而此篇惟以相提并论之故，故不能分而强之使合。其论惠施、邓析亦如此。其言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于《不苟篇》又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于《儒效篇》又曰：“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非十二子》、《儒效》两篇皆泛斥诡辩之说，尚难质证。《不苟篇》所言，据《庄子.天下篇》皆惠施之说。若惠施前之邓析已有此言，庄子不容特表出之，而附之惠施。盖邓析之《竹刑》，对旧制有所驳斥，而其人又有善辩之名；故荀子举以与名家之惠施同论，非邓析已著有名学书也。

《显学篇》所列，先分两大派：曰儒，曰墨。复于儒分为八家：曰子张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于墨复分为三家：曰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除两大派外，附及者有宋荣子，即宋（篇中尚及澹台于羽、宰予、孟卯、马服、子产，似皆事的征引，而非论其学术，故不列举）。除孔子，皆战国时人；而孔子无私家著作，前已论之矣。

《不二篇》所列者凡十家：曰老耽（老聃），曰老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盖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儿宽。亦惟卒后其言论始由再传弟子纂集之孔子为春秋时人，而老耽关尹则世人误以战国人为春秋人。他举生战国，无庸言也。

五子皆战国显学，于其已往学术，不为不悉，战国以前，若有私家著作，乌能不列？即流传至今者论之，若《六韬》、若《握奇经》，若《阴符经》，若《鬻子》，若《管子》，若《孙子》，皆卓然大家；果非后世依讬，五子不得阙焉不述。至若《汉志》所载神农、黄帝、伊尹、太公，以至风后、力牧之徒，其著作自数种以至数十种，而五子无一著录，则其成书在五子之后无疑也。

二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讬汉志所载，《六艺略》之《易》、《书》、《诗》、《礼》、《乐》、《春秋》皆政典，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小学类》训诂文字，亦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论语》、《孝经》虽可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但《论语》成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已至战国；《孝经》亦绝非曾子作《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曰：“仲尼居，曾子侍”。于孔子称字，曾子反称子，即此一端，亦知必曾子以后人作。，不得认为春秋时书。《诗赋略》所载，其私家著作，最古者为《孙卿赋》，孙卿固战国人。其余如《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之类，固不得认为私家著作者也。术数方技，乃医卜星象诸官之书，《二略》所载战国前书，皆出伪讬；即非伪讬，亦不得认为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故今于其赝伪蹖驳，置非深考。惟诸子兵书二略，须略为辩说耳。

《诸子略.儒家》类，班氏自言五十三家，而所载只五十二家：曰子思，曰曾子，曰漆雕子，曰宓子，曰景子，曰世子，曰魏文侯，曰李克，曰公孙尼子，曰孟子，曰孙卿子，曰子（一本作芊子），曰宁越，曰公孙固，曰董子，曰鲁仲连子，曰平原君，曰虞氏春秋；此十八家或明为战国时，或班氏注明战国时人。曰羊子，班自注：“故秦博士”。曰《高祖传》，曰《陆贾》，曰刘敬，曰孝文传，曰贾山，曰太常蓼侯孔臧，曰贾谊，曰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曰董仲舒，曰儿宽，曰公孙宏，曰终军，曰吾丘寿王，曰虞丘说，曰庄助，曰臣彭，曰钩盾兄从李步昌，曰桓宽盐铁论，曰刘向所序，曰扬雄所序；此二十家，皆汉时人。唯曾子，漆雕子，宓子，为孔子弟子，生在春秋，殁于战国。古人著书，概在学成之后；则三书即真三子作，亦当晚年。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言三子有书，则其真伪又颇成问题。曰《河间周制》，班自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

则非周时书而为汉时书。曰《王孙子》（一曰巧心），王氏《考证》言：“《太平御览》引‘赵简子猎于重阳，抚辔而叹；楚庄王攻宋，将军子重谏’。《艺文类聚》引‘卫灵公坐重华之台’”。考《史记.六国年表》，周元王元年（西前四七五年），为赵简子四十二年，已入战国六年（《春秋》绝笔于西前四八一年）。上推四十二年为周敬王六年（西前四五八年），已入战国二十三年，《王孙子》征引其事，且言其谥，必在其卒后。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西前四九三年），十二年而《春秋》绝笔，入战国，《王孙子》称其谥，又在卒后。所以严可均谓：“盖七十子之后言治道者”（《铁桥漫稿.王孙子叙》）。曰徐子，班自注：“宋外黄人”。考《史记.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云云，则亦战国时人也。曰《周史六弢》，班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师古曰：“即今之《六韬》。”沈涛谓即“《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师大弢”（《汉书.艺文志讲疏》引）之大弢。依班注或曰显王时，则已至战国；谓惠、襄间，则远在春秋；谓孔子问焉，并依沈氏即《则阳》之大弢，则又为孔子之师。

《则阳》在《庄子.杂篇》；《庄子.外杂篇》，除《天下篇》外，皆非庄子作，乃道家后学所为；其所言孔子问焉之人亦多矣，概污蔑非事实，不得为据。若以为今之《六韬》，则其书出后人依讬，前人已备论之。

（宋濂《诸子辩》，胡应麟《四部正伪》，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此外曰《周政》，班自注：“周时法度政教”。曰《周法》，班自注：“法天地，立百官”。皆未注作者，其书举亡，谅皆六国时依讬；即果周初书，曰《周史》，曰《周法》，亦所谓政典而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曰《晏子》，非晏婴自撰，乃后人采婴行事而成，已经前人考订，成为定，（《崇文总目》，王氏《汉志考证》，晁氏《读书志》，柳宗元《读晏子春秋》，宋濂《诸子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梁章钜《退蓭随笔》），虽有孙星衍（《晏子春秋序》）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之辩护，亦无益也。曰《俟子》，班无注，王先谦曰：“《风俗通》有俟子，古贤人著书”（《汉书补注》）。即果如《风俗通》所言，《风俗通》亦未言为战国以前人。曰《内业》，曰《谰言》，曰《功议》，曰《儒家言》，班自注并云：“不知作者”。曰《李氏春秋》，班无注。此五家其书皆亡，无从考其年代。但班氏既言不知作者，战国以前书又不见征引或论述，则盖亦战国或战国以后书。无论如何，无法证明为春秋或春秋以前书，以推翻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之说也。

道家三十七家：曰刘向说《老子》，出汉时。曰《庄子》，曰《公子牟》，曰《田子》，出战国时。曰《文子》，班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讬者也。”曰《黄帝君臣》，班自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曰《杂黄帝》，班自注：“六国时贤者所作”。曰《力牧》，班自注“六国时所作，讬之力牧”。曰《孙子》，班自注：“六国时”。曰《捷子》，班自注：“齐人，武帝时说”。王念孙曰：“捷子，六国时人。《人表》在尸子之后，邹子之前。《史记》作接子（《田完世家》、《孟荀传》、《正义》说同），注‘武帝时说’四字，乃涉下条武帝时说于齐王而衍”（《读书杂志》）。曰《郑长》者，班自注：“六国时”。则此七家亦出战国。曰《曹羽》，班自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曰《郎中婴齐》，班自注：“武帝时”。曰《道家言》，班自注：“近世，不知作者”。曰《臣君子》，班自注：“蜀人”。考蜀虽见《尚书.牧誓》，而在春秋、战国初秦司马错、张仪尝议伐之外，与中原之交涉绝尠。至汉通西南夷，始与中国接近。前《曹羽》注楚人，在汉时；此曰蜀，疑亦在汉。则四家亦皆汉人书。曰《老子邻氏经传》，班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曰《老子傅氏经说》，班自注：“述老子学”。曰《老子徐氏经说》，班自注：“传老子”。曰《蜎子》，班自注：“老子弟子”。曰《关尹子》，班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老子前已考订即太史儋，在战国时，此四家更在其后。曰《黔娄子》，班自注：“齐隐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齐威王之立，依《六国表》在周安王二十四年（西前三七八年），为战国时，则黔娄子亦必战国时人。曰《周训》，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则盖亦后世依讬。曰《伊尹》，《隋、唐志》均不著录，其亡已久，故其真伪亦无人论及。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逸周书》，《吕氏春秋》，《齐民要术》，刘向《七录》，《说苑》，《尸子》等书，辑得十一篇。马氏《自序》曰：“九主之名及阻职贡之策，与战国术士语近，殆所谓依讬者乎？”今案篇中言“汤得伊尹”云云（《本味篇》，采自《吕氏春秋》），已知必非伊尹作。孟子喜称伊尹，从未言其著书，若伊尹有书，孟子之辩割烹要汤，不容不举其书以折之。战国以前他书，亦从不引《伊尹书》。王氏《考证》谓：“盖战国权谋之士，著书而讬之伊尹”，不误也。曰《太公》，（曰《谋》，曰《言》，曰《兵》；太公内之类别，非另有三书，钱大昭即主此说。今案《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适符《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数；道家共三十七家，不数《谋》，《言》，《兵》适合，数之则多三家，知钱说甚是。）班自注：“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沈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之《兵法》”（《汉书疏证》）。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余《六韬》而已”（《汉书艺文志讲疏》）。《六韬》前已言为伪书，《金匮》更非太公作（姚氏《古今伪书考》有详论），《阴谋》今不见专书。汪宗圻辑《太公兵法逸文》（见《浙西村舍丛书》），实兼《六韬》，《金匮》，《阴谋》三书。《自序》力诋今本《六韬》之伪，然其所辑亦必非太公之作。五帝之说，起于战国，三皇又在其后（详《管子探源》附录三《古代政治学中之黄帝王霸》）：今其第二篇一再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第六篇曰：“古者三皇之世”。其他罅漏，触目皆是，一望而知为战国或战国以后所依讬。曰《辛甲》。考辛甲之人，一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又见于《韩非子.说林》，皆不言其有书，他书亦从未征引，则《辛甲》书之为委讬无疑。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采《左传》、《虞箴》及《说林》所载。案《虞箴》为虞人之词，非辛甲所作。《左传》之言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令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云云。杜注：“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也”。则《虞箴》即真传出周初，亦非辛甲之书。况朝廷箴劝之词，非私家著作。《说林》所引，乃事的征引，即确信不疑，亦周史之言，非辛甲之书。（辛甲为周太史，此容即辛甲所记，但此所谓史，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今辛甲二十九篇，载之道家，似非史书；若为史书，则未必伪，惟非私家著作矣。）曰《鬻子》，班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考《史记.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而其书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知必非鬻子作。黄震（《黄氏曰钞》）胡应麟（《四部正》）谓为“战国依托”，诚然。曰《老莱子》。老莱子之人，余颇疑为子虚乌有。《庄子.外物篇》记老莱子呵斥孔子；老莱之名，此为初见。

《庄子.外物篇》记老莱子呵斥孔子；老莱之名，此为初见。《庄子》书所言之人，不能质实者不一而足，后人据之伪书，遂若实有其人者；齐谐、亢桑斯固然矣，老莱子亦何独不然？班氏“与孔子同时”之言，亦因袭《庄子》。史公附老莱子于《老子传》，即疑其为老子化身，而课虚叩寂，不能实证其人也。《史》言著书十五篇，《志》载十六篇，则史公后尚有伪托附入者。（余拟为专文论之，此处格于体裁，不得太详。）曰《长卢子》，班自注：“楚人。”考《史记.孟荀列传》，于叙荀卿之后曰：“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与战国诸子并称，且列在尸子之后，其为战国人，无可疑者。曰《老成子》，曰《王狄子》，曰《宫孙子》，曰《楚子》，班氏皆未注作者。曰《鹖冠子》，班氏言：“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此五家时代不可考，然他既无战国以前书，此亦不能独外；其人容或有战国前者，其书则必战国或战国以后所作。《鹖冠子》今行世犹有之，而其伪谬则前人已能言之（姚氏《古今伪书考》）。兹不必再词费也。曰《黄帝四经》，曰《黄帝铭》，王氏《考证》引朱文公谓：“战国术士笔之书。”顾实据《太平御览》三百九十引《孙卿子》有黄帝《金人铭》；又五百九十引《家语》孔子观金人节注云“《孙卿于》，《说苑》又载也”，遂信为真黄帝之铬。其实荀子去黄帝几二千年，正诸子托古改制之时，即果有此铭，充其极不过如刘勰之说“盖上古遗语，战代所记”（《文心雕龙.诸子篇》）。黄帝之时，文字未备，而谓有皇皇之著作，声音工整之铭词。人谁信之？曰《管子》，此余作书讨论之本题，而此则不能详论；姑置本证，就旁证言之：孔子迭称管仲，未举其书；桓公霸诸侯之后，列国君相，竞愿学之，《春秋》三传及《国语》称其事者极多（如《左传》僖二十四年寺人披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三十四年臼季曰：“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晋语》第十一：“齐桓公亲举管敬子，其贼也”），而无称其书或其语者。惟《晋语》第十，齐姜告晋文公有引管仲之语。但其发端曰“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而齐姜又为桓公之女，则所引之言，非引自书，乃引自人。盖齐姜亲闻或传闻管仲之言，告晋文公时，管仲已死，故曰昔耳。管仲如有书，诸国之欲法齐桓者，不能不奉为圭臬，而《内外传》及《公》、《谷》不能不见也。下至《墨子》、《孟子》、《荀子》，亦未言管仲有书。直至《韩非子》始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蠧篇》）。韩非以至战国之末，正伪书丛出之时，则知《管子书》之最早者盖在战国，为不误也。

阴阳家二十一家：曰《邹子》，曰《邹于终始》，曰《邹奭子》，皆在战国。曰《公梼生终始》，班自注：“传邹奭《终始书》”，则更在邹后矣。曰《公孙发》，曰《乘丘子》，曰《杜文公》，曰《南公》，班自注并云：“六国时。”曰《黄帝泰素》，班自注：“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曰《将钜子》，班自注：“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曰《周伯》，班自注：“齐人，六国时。”曰《闾丘子》，班自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魏立国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已人战国。则八家亦皆在战国。曰《张苍》，班自注：“丞相北平侯。”曰《五曹官制》，班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曰《卫侯官》，班自注：“近世，不知作者。”曰《于长天下忠臣》，班自注：“平阴人，近世。”曰《公孙浑邪》，班自注：“平曲侯。”则此五家皆在汉时。曰《宋司星子韦》，班自注：“景公之史。”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为景公元年。《表》谱至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四七七年），为景公四十年，后书“六十四卒”。由敬王四十三年，下推二十四年，为贞定王（一作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

《春秋》绝笔于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则其卒年已入战国二十八年。司星子韦当春秋时，抑战国时，末探考；然《萧绮录》已言“司星氏至六国之末，著阴阳之书”（《玉函山房宋司星子韦书附录引》）。马氏《玉函山房》从《吕氏春秋.制乐篇》、《淮南子.道应训》、《新序.杂事篇》，辑得其逸说一篇，中有曰：“可移于宰相。”相之立官，始于战国（详《管子探源》辩《立政篇》）。知其书必成于战国。曰《容成子》，班无注，其书久佚。《世本》：“黄帝使容成作调历”（亦见《吕氏春秋.勿躬篇》）。《庄子.则阳篇》称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盖相传容成氏明历象，好事者遂作书托之，亦如道家之托黄帝，农家之托神农耳。曰《冯促》，班自注：“郑人。”书已亡。据其置于《闾丘子》、《将钜子》之间，当亦六国时。曰《杂阴阳》，班自注：“不知作者。”其书已亡。按名思义，为杂集阴阳各家之说，是又在诸家之后也。

法家十家：曰《李子》，班自注：“名悝，相魏文侯。”文侯已在战国。曰《商君》，曰《申子》，曰《慎子》，曰《韩子》，亦均在战国。曰《处子》，师古曰：“《史记》云：‘赵有处子’。”考今本《史记》作剧子。其言曰：“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其述在公孙龙之后，且与其他战国诸子并称，则必亦在战国。曰《晁错》，在汉时。曰《游棣子》，班无注。曰《燕十事》，曰《法家言》，班自注并云：“不知作者。”此三书皆置之最末，则虽其书已亡，时代不可考，要之亦战国或战国以后书也。

名家七家：曰《邓析》，其书为后世依托，余别有专文（《邓析于探源》）论辩。曰《尹文子》，曰《公孙龙子》，曰《惠子》，皆战国人。曰《黄公》，班自注：“为秦博士。”曰《成公生》，班自注：“与黄公等同时。”曰《毛公》，班自注：“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则亦战国人。

墨家六家：曰《墨子》，战国人。曰《随巢子》，曰《胡非子》，班自注并云：“墨翟弟子。”曰《我子》，师古引刘向《别录》云：“为墨子之学。”曰《田俅子》，班自注：“先我子。”考《吕氏春秋.首时篇》：“墨者有田鸠。”高诱注：“田鸠，齐人，学墨子术。”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马骕《绎史》卷一百三：“田鸠即田俅子，班氏亦以鸠俅为一人，故言先韩子也。”案鸠俅音同字通，马氏谓为一人甚是。四家或墨翟弟子，或为墨翟之学，则更在墨子之后。此外尚有《尹佚》一家，班自注：“周臣，在成康时也。”尹佚即史佚，其书久亡。马氏《玉函山房》据《逸周书》、《史记》、《左传》、《国语》、《淮南子》、《说苑》、贾谊《新书》等书，辑得若干事。《逸周书》，晚出伪书，其言未可信据。《史记》、《淮南》、《说苑》、《新书》所载，杂采战国诸士之说，信否未敢确定。《左》、《国》年代较古，似可依据。史佚为周之史官，自然与修《周史》（《墨子.明鬼下》引周之《春秋》，则《周史》至墨子时尚存），懿言嘉话，《左》、《国》每据以征引，非史佚别有离事言理之书也。今以马氏所辑而论，绝不似墨家，知墨家《尹佚》一书为后世依托也。

纵横家十二家：曰《苏子》，曰《张子》，皆在战国。曰《阙子》，班无注，书已亡。《水经注》卷十四，《艺文类聚》卷六十，《文选》左太冲《吴都赋注》，鲍明远《拟古诗注》，枚叔《七发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并引《阙子》云“宋景公使弓工为弓”云云。宋景公卒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入战国二十八年（考见前）。死然后有谥，《阙子》举其谥，必在卒后。曰《秦零陵令信》，班自注“难秦相李斯”，其时代可知矣。曰《蒯子》，班自注：“名通。”曰《邹阳》，曰《主父偃》，曰《徐乐》，曰《庄安》（即严安），五子并在汉时。曰《待诏金马聊苍》，班自注：“赵人，武帝时。”则亦在汉也。曰《庞煖》，班自注：“为燕将。”案《兵权谋》亦有《庞煖》，盖非一书，而为一人。《史记.燕世家》燕王喜十二年：“剧辛故居赵，与庞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六国表》燕王喜十三年，剧辛死于赵。）据此，庞煖为赵将，班氏盖涉见《燕世家》与燕战而误。燕王喜十二（或十三）年已至战国矣。曰《国筮子》，班无注，其书久亡。他亦无可考，以班氏置《阙子》后，《秦零陵令信》之前，盖亦战国末年人也。

杂家二十家：曰《尉缭》，曰《尸子》，曰《吕氏春秋》，皆在战国。曰《淮南内》，曰《淮南外》，曰《东方朔》，皆在汉代，无待烦考也。曰《大龠》，班自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曰《荆轲论》，班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曰《博士臣贤对》，班自注：“汉世，难韩子商君。”曰《臣说》，班自注“武帝时作赋”（沈涛谓赋字疑衍），亦无烦考也。曰《孔甲盘盂》，班自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则亦后世依托。曰《伍子胥》，《左》、《国》皆不言其有书。《兵技巧》尚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并此均亡佚。行世有东汉人袁康托为子胥作之《越绝书》，今本篇次错乱，以末篇证之，率八篇：曰《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桓》第八，与此篇数适合；若果为一书，则知为东汉人作矣。曰《由余》，亦佚。马氏《辑佚书》从《史记.秦本纪》、《韩非子.十过篇》、《说苑.反质篇》、贾谊《新书.礼篇》辑得三事。据《史记》所载，谓篡弑灭宗，由于礼乐法度，似拾道家之唾余。《韩非子》、《说苑》所载，则又极力倡俭，谓：“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饭于土硎，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则又酷类墨子。交趾至秦汉始通申国，尧所统辖，不出黄河流域，即此而言，亦必后人依托。且《韩非子》、《史记》皆谓秦缪公闻由余之言，退问内史廖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

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依《韩非子》，与《史记》文字小有异同。）于是如何以“女乐二人遗戎王”，如何由余遂降秦；事全同，而由余之语则不同，至于一似道家，一似墨子，显为后人附会。曰《伯象先生》，班无注。应劭曰：“盖隐者也，故公孙敖难以为无益世主之治。”考公孙敖难语见《太平御览》八百十一引《新序》（今本《新序》脱）。其言曰：“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上（应从应劭引作主上）之治，明君臣之义。”公孙敖有二，一为春秋时人，即孟穆伯；一为汉景武时人。今案“世主”二字，天下一统后称君上之词，春秋战国诸侯并峙，称国君固不得曰世主，称天子亦未闻曰世主者，（春秋称天子曰王，或曰天王。战国后天子益微，诸侯皆王，势同赘疣，人鲜称道；称者概冠以周字，曰周王，或曰周君。）又称人称书曰先生，亦不见于春秋战国，班氏列之于《东方朔》之后，则公孙敖必景武时之公孙敖，伯象先生之人及书，亦必在景武时矣。曰《吴子》，曰《公孙尼》，曰《解于簿书》，曰《推杂书》，班氏俱无注，其书全亡，其排列俱在极末，年代亦略可推矣。曰《杂家言》，班自注：“王伯，不知作者。”师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言王霸，始于战国，极于汉初（详《管子探源附录》三《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战国以前无有也。此外尚有一家，曰《子晚子》，班自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书亡，时代难考，然亦无法定为战国以前书也。总之，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必在儒墨名法成立之后，儒墨名法尚无战国以前书，何况杂家？故杂家有时代古远者，不问而知为伪托；以诸家未成立，无可供其采获以成其博杂之学也。

农家九家：曰《神农》，班自注：“六国时诸于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曰《野老》，班自注：“六国时，在齐楚间。”曰《董安国》，班自注：“汉代内史。”曰《汜胜之》，班自注：“武帝时为议郎。”曰《蔡癸》，班自注：“宣帝时。”曰《宰氏》，曰《尹都尉》，曰《赵氏》，曰《王氏》，班自注：“不知何世。”《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曰：“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世人据此谓宰氏即计然。马氏《辑佚书》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及各类书辑为《范子计然》三卷。篇中言“某出三辅”者，不下数十事。此外曰“兔毫出乐浪”，“蜀椒出武都，……秦椒出陇西天水”，“枣出汉中”，“蜀漆出蜀郡”，“空青曾青出巴郡”。若此者甚众，皆汉郡，则其书必汉人依托。《尹都尉》，马氏《辑佚书》考为汉成帝以前人，确否未遑博考。都尉必为尹某职官，此官汉置，以前无有，则必为汉人。

《赵氏》，沈钦韩疑为赵过（《汉书疏证》）。《食货志》载过精农政，有新法，武帝末为搜粟都尉。据此，沈氏之言，似乎不误：而《赵氏》之人与书，亦知在汉武之世矣。惟《王氏》实无可考，但班氏置之最末，其时代可知非战国以前也。

小说家十五家：曰《伊尹说》，班自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曰《鬻子说》，班自注：“后世所加。”曰《周考》，班自注：“考周事也。”考为稽考之意，亦明后人作也。曰《师旷》，班自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曰《务成子》，班自注：“称尧问，非古语。”曰《宋子》，即宋钘，战国人，与孟子同时。曰《天乙》，班自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曰《黄帝说》，班自注：“迂诞，依托。”曰《封禅方说》，班自注：“武帝时”。曰《待诏臣饶心术》，班自注：“武帝时。”曰《臣寿周纪》，班自注：“宣帝时。”曰《虞初周说》，班自注：“武帝时。”曰《待诏臣安成末央术》，班无注，置《待诏臣饶心术下》，《臣寿周纪》上。待诏为汉官，则亦汉时书。惟尚有《青史子》一家，班自注：“古史官记事也。”书已佚，《大戴礼.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杂事》，并引青史氏记胎教之文，浅近似秦汉语。即真为古史记，又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矣。曰《百家》，无注。

《兵书略》分四类：曰《兵权谋》，曰《兵形势》，曰《兵阴阳》，曰《兵技巧》。

《兵权谋》十三家：曰《吴孙子》，《史记.孙武吴起传》：“孙子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载其为吴破楚人郢。既灼灼如是，何以《左传》、《国语》并无其人？入郢之功，《左传》全系之伍子胥、太宰嚭、夫概，无一语及孙子。意史公之言，盖本之伪《孙子》者（伪《孙子》者必有序，或代序之篇章，铺叙孙子事功）。梅圣俞、叶正则（《习学记言》）、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疑之是也（《史》言十三篇。志载八十二篇，又《图》九卷，知史公之后，尚有陆续增附者）。曰《齐孙子》，师古曰“孙膑”。曰《公孙鞅》，曰《吴起》，真伪姑不论，固皆战国时人。曰《范蠡》，曰《大夫种》，书毕亡。二人论兵之言，散见《越语》、《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而《越语》、《史记》不言二人有书，盖后人附益《越语》为之。曰《李子》（一作季子），曰《娷》，曰《兵春秋》，班并无注，书全亡。依其排次之序，当亦战国时。曰《庞煖》，前已言与燕王喜同时。曰《儿良》，师古曰：“六国时人也。”曰《广武君》，班自注“李左车”，知为汉人。曰《韩信》，其年代尽人知之，毫无问题。

《兵形势》十一家：曰《楚兵法》，班无注，书亡，疑后人记楚用兵。曰《蚩尤》，应劭曰：“蚩尤，古夭于，好五兵。”案《荀子》曰：“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内无传政。”（《非相篇》）故自五帝皆神话时代，诸子百家，恣意托附，其言皆不得据为史料。蚩尤好五兵，亦一种传说，信否应付阙疑；至其书则必依好五兵之说而附会者也。曰《孙轸》，班无注，无可考。曰《繇叙》，王氏《考证》谓即由余。由余无书，前已考定。李荃《太白阴阳经》曰：“秦由余有《阵图》。”愈后愈多，何庸驳辩？曰《王孙》，班无注，时无考。曰《尉缭》，与梁惠王同时。曰《魏公子》，班自注：“名无忌。”知亦战国人。曰《景子》，班无注，书亡。依排比之次，前者为战国，后者授代，其时代可想。曰《李良》，书亡。《史记.张耳陈余传》“有李良者，为赵将”，当即其人，在秦东汉初。曰《丁子》，沈钦韩谓“疑即丁固”（《汉书疏证》）。丁固，项羽将。曰项王，真伪不论，其时代人举知在秦末。

《兵阴阳》十六家：曰《太壹兵法》，曰《天一兵法》。考《武经总要》曰：“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据此，太壹、天一，皆神，亦能为人世作书，荒谬何极！曰《神农兵法》，曰《黄帝》，皆伪托无疑义。曰《封胡》，曰《风后》，曰《力牧》，曰《鬼容区》，班井云：“黄帝臣，依讬也。”至今之风后《握奇经》，又为唐宋以后之伪书辩见《古今伪书书考》，《四库全书提要》等书。。曰《冶子》（冶一作治），曰《地典》，曰《孟子》，曰《东父》，班并无注，书亡。曰《师旷》，班自注：“晋平公臣。”吾闻师旷明音律，未闻能兵，竟有作兵书托之盲目之师旷者！顾亦有因，《左传》襄十八年，“晋人闭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曰《苌弘》。苌弘亦博能兵之名，著兵家之书，此与《太壹》、《天一》、《神农》、《黄帝》、《师旷》，皆伪书之极无谓者，余实厌为之辩。曰《别成子望军气》，曰《辟兵威胜方》，班未注作者，而列之最末，必《兵阴阳》时代最后之作也。

《兵技巧》，班言十三家，而实为十六家：曰《鲍子兵法》，班无注，后人亦无论者。余意伪托鲍叔牙，以鲍叔牙亦尝为将，作伪者固每如此。曰《伍子胥》（一本作《五于胥》），子胥无书，已见前。曰《公胜子》，曰《苗子》，班无注，书亡，时无考。曰《逢门射法》，师古曰：“即逢蒙。”考《孟子》“逢蒙学射于羿”（《万章篇》），则逢蒙，殷人。殷时决无私家著作，无须考辨。曰《阴通成射法》，班无注，书佚，时无考。曰《李将军射法》，师古曰：“李广。”曰《魏氏射法》，班无注，书亡，时无考；以排扶论，当为汉时。曰《强弩将军王围射法》，师古曰：“围，郁郅人也，见《赵充国传》”，则亦汉人。曰《望远连弩射法具》，曰《护军射师王贺射书》，班并无注，书亡。考《汉书.百官公卿表》：“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望远亦疑为汉侯。果尔，固皆汉人书。曰《蒲且子弋法》，《淮南子.览冥训》：“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高诱注：“蒲且子，楚人，善弋射。”他无可考。（伪《列子》述之，晋人书，时代太晚，未可据。）依排列次序，当亦汉人书。

（蒲且子若为汉以前人，则书出依托。）曰《剑道》，书亡，无考。曰《手搏》，书亡。《刑法志》：“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哀帝纪》：“时览卞射武戏。”师古注：“手搏为卞，角力为戏。”据此，角抵手搏起于战国，盛于西汉，其书可以推矣。曰《杂家兵法》，班无注；此盖杂集用兵言兵之书，时代当极晚。曰《蹴鞠》，班无注。考刘向《别录》云“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史记.苏秦传》《集懈》引）。蹴鞠，手搏类同，起亦当同时，或曰战国时，是也。

考辨至《兵书略》，烦乱无味。《诸子略》虽杂伪书，真者尚夥，兵书几于全伪；且不惟伪托神话时代之帝王君臣，且伪托缥缈无稽之天地鬼神。盖托古之风既开，甲托之文、武、周公，乙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尧、舜、禹、汤；丙又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神农、黄帝。如积薪耳，后来居上，势必伪造古帝，虚构三皇；犹以为未足，不得不离尘寰而上天入地，于是太一（泰壹）天一（天乙），皆有著作矣。至《数术》，《方技》两略，更乌烟瘴气，不可究诘（神书更多）。堪注意者，班氏于《诸子略》伪托之书，概标明于注，而《兵书略》“《太壹》”“《天一》”诸书之显为依伪者反阙焉；《数术》、《方技》尤不著一字。盖注以辩疑，不疑何注？此等书赝伪荒谬，已为人所共知，无庸再辩。故今所以置不考者，固以医卜星相，不得与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同论；亦以不值一辩，何必浪掷笔墨也哉！

三左国公谷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投石于水，水为之波；掷靛于布，布为之染；水流湿，火就燥；一种学说发生，学术界未有不受其影响者也。

故神农、黄帝之书而果真，则殷墟文字，不能如此简陋；太公、管子之书而果真，则春秋时代，不应无道家法家思想。《左传》记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力言其非。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可见春秋时无法家思想。至道家思想，《春秋》三传亦不一见。此仅就抽象言之，尚不足以折服泥古之□。就具体实证而言，既有此书，则此后之书，必有征引或论述。战国以前若有私家著作，何能不一见于战国初年书也？战国初年书之可信据者，曰《左传》，曰《国语》，曰《公羊》，曰《谷粱》，曰《论语》，曰《墨子》前五十一篇《论》、《孟》、《左传》，皆战国初年书，无问题。《公》，《谷》成书年月盖甚晚，而其传授则实自战国初年，故亦认为战国初年书。《墨子》后二十篇（《备城门》以下），为汉人伪作，经近人朱希祖考订，略成定谳（见《清华周刊》第三十卷第九期）；前五十一篇，亦非尽墨子作，要之为战国初年之书。《庄子》书，真庄子作者，惟《内篇》及《天下篇》，余皆后人依附（见拙撰《庄子探源》），《天下》所引已见前，故只列《内七篇》。《荀子书.大略》以下数篇，非荀子作，故所引须分别观之。，曰《孟子》，曰《庄子.内篇》，曰《荀子》。今一一述之于下：《左氏》浮夸，最喜征引。全书引《诗》者一百五十四：隐元年：“《诗》曰。”三年：“《商颂》曰。”六年：“《诗》云。”桓十二年：“《诗》云。”庄六年：“《诗》云。”二十二年：“《诗》云。”闵元年：“《诗》云。”僖五年：“《诗》云。”九年：“《诗》所谓”，“《诗》曰”，“又曰。”十二年：“《诗》曰。”十五年：“《诗》曰。”十九年：“《诗》曰。”二十年：“《诗》曰。”二十二年：“《诗》曰”，“《诗》曰”，“又曰。”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述成周而作《诗》曰”，“《诗》曰”，“《诗》曰。”二十八年：“《诗》云。”三十三年：“《诗》曰。”文元年：“周芮良夫之《诗》曰。”二年：“《诗》曰”，“又曰”，“《诗》曰”，“《鲁颂》曰”，“《诗》曰。”三年：“《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诰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四年：“《诗》曰”，“《诗》云。”六年：“《诗》曰。”十年：“《诗》曰。”十五年：“《诗》曰”，“在《周颂》曰。”宣二年：“《诗》所谓”，“《诗》曰”，“又曰”，“又：‘自诒伊慼’”，杜注：“《逸诗》也。”九年：“《诗》云。”十一年：“《诗》曰。”十二年：“《沟》曰，《武》曰（《杜》注：‘《沟》，《诗.颂》篇名；《武》，《诗.颈》篇名’）”，“《诗》云”，“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曰”，“《诗》曰。”十五年：“《诗》曰。”十六年：“《诗》曰。”十七年：“《诗》曰。”成二年：“《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四年：“《诗》曰。”六年：“《诗》曰。”七年：“《诗》曰。”八年：“《诗》曰”，“《诗》曰。”九年：“《诗》曰。”十二年：“故《诗》曰”，“故《诗》曰。”十四年：“故《诗》曰。”十六年：“《诗》曰。”襄二年：“《诗》曰”，“《诗》曰。”三年：“《诗》曰。”五年：“《诗》曰。”七年：“《诗》曰”，“又曰”，“《诗》曰”，“《诗》曰。”八年：“《周诗》有之曰”，“《诗》曰。”十年：“《诗》所谓。”十一年：“《诗》曰。”十三年：“其《诗》曰”，“《诗》曰”，“《诗》曰。”十四年：“《诗》曰。”十五年：“《诗》云。”二十一年：“《诗》曰”，“《诗》曰”，“《诗》曰。”二十二年：“《诗》曰。”二十四年：“《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杜注《诗.小雅》）。……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杜注《诗.大雅》）’。”二十五年：“《诗》所谓”，“《诗》曰。”二十六年：“《诗》曰”，“《商颂》有之曰。”二十七年：“彼其之于，邦之司直（杜注《诗.郑凤》）。……何以卹我，我其将之（杜注《逸诗》）。”二十九年：“《诗》云”，“《诗》曰”，“《诗》曰。”三十年：“《诗》曰”，“又曰。”三十一年：“《诗》曰”，“《诗》云”，“《诗》云”，“《诗》云”，“《卫诗》曰”，“《周诗》曰”，“《诗》曰。”昭元年：“《诗》曰”，“《诗》曰”，“《诗》曰”，“《诗》曰。”二年：“《诗》曰。”三年：“《诗》曰”，“《诗》曰。”四年：“《诗》曰。”五年：“《诗》云。”六年：“《诗》曰”，“又曰”，“《诗》曰”，“《诗》曰。”七年：“故《诗》曰”，“《诗》所谓”，“《诗》曰”，“又曰”，“《诗》曰”，“《诗》曰。”八年：“《诗》曰。”九年：“《诗》曰。”十年：“《诗》曰”，“《诗》曰”，“《诗》曰。”十二年：“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其《诗》曰。”十三年：“《诗》曰。”二十年：“《诗》曰”，“《诗》曰”，“《诗》曰”，“又曰。”二十一年：“《诗》曰。”二十三年：“《诗》曰。”二十四年：“《诗》曰”，“《诗》曰。”二十五年：“《诗》曰。”二十六年：“《诗》曰”，“《诗》曰”，“《诗》曰。”二十八年：“《诗》曰”，“《诗》曰”，“《诗》曰。”三十二年：“《诗》曰”，“《诗》曰。”定三年：“《诗》曰。”十年：“《诗》曰。”哀二年：“《诗》曰。”五年：“《诗》曰”，“《商颂》曰。”二十六年：“《诗》曰。”称《诗》者（不举其词者）六：隐二年：“《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洄酌》。”昭元年：“《小旻》之卒章善矣。”定十年：“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引《书》者四十二：庄八年：“《夏书》曰。”僖六年：“故《周书》曰”，“又曰”，“又曰。”二十三年：“《周书》有之。”二十七年：“《夏书》曰。”三十三年：“《康诰》曰。”文五年：“《商书》曰。”十八年：“《虞书》数禹之功曰。”七年：“《夏书》曰。”宣六年：“《周书》曰。”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十五年：“《周书》所谓。”成二年：“《周书》曰”，“《大誓》所谓。”六年：“《商书》曰”，“《周书》曰。”十六年：“《周书》曰”，“《夏书》曰。”襄二年：“《商书》曰。”五年：“《夏书》曰。”十一年：“《书》曰。”十三年：“《书》曰，”十四年：“《仲虺》有言曰”，“故《夏书》曰。”二十一年：“《夏书》曰。”二十三年：“《夏书》曰。”二十五年：“《书》曰。”二十六年：“故《夏书》曰，”三十年：“《仲虺之志》曰。”三十一年：“《大誓》云”，“《周书》数文王之德曰。”昭元年：“《大誓》曰。”八年：“《周书》曰。”十年：“《书》曰。”十四年：“《夏书》曰。”十七年：“故《夏书》曰。”二十年：“在《康诰》曰。”二十四年：“《大誓》曰。”襄六年：“《夏书》又曰。”十一年：“《盘庚之诰》曰。”十八年：“《夏书》曰。”引《易》者七：宣六年：“其在《周易》。”十二年：“《周易》有之。”襄年：“是于《周易》曰。”二十八年：“《周易》有之。”昭元年：“在《周易》。”二十九年：“《周易》有之，”三十二年：“在《易》。”以《易》占者不可胜数。

引《礼》者一：文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引《夏训》者一：襄四年：“《夏训》有之曰。”引《周志》者一：文二年：“《周志》有之。”引前志者二：文六年：“前志有之曰。”成十五年：“前志有之曰。”引军志者二：宣十二年：“军志曰。”昭二十一年：“军志有之曰。”引志者六：襄四年：“志所谓。”二十五年：“志有之。”昭元年：“志曰。”三年：“志曰”，“又曰。”哀十八年：“志曰。”引《郑书》者二：襄三十年：“《郑书》有之曰。”昭二十八年：“《郑书》有之。”引箴铭者三：襄四年：“于《虞人之箴》曰。”昭三年：“《谗鼎之铬》曰。”七年：“故其《鼎铭》云（杜注：正考父庙之鼎）。”引史佚者五：僖十七年：“且史佚有言曰。”文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宣十二年：“史佚所谓。”成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昭元年：“史佚有言曰。”引周任者二：隐六年：“周任有言曰。”昭五年：“周任有言曰。”引周文王者一：昭七年：“周文王之法曰。”引周武王者一：昭七年：“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引楚庄王者一：成二年：“且先君庄王（楚庄王）属之曰。”引楚文王者一：昭七年：“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仆区之法》曰。”引孔子者二十二：僖二十八年：“仲尼曰。”文二年：“仲尼曰。”宣二年：“孔子曰。”九年：“孔子曰；”成二年：“仲尼闻之曰。”十七年：“仲尼曰。”襄二十五年：“仲尼曰。”三十一年：“伸尼闻是语也，曰。”昭五年：“仲尼曰。”七年：“仲尼曰”十二年：“仲尼曰。”十三年：“仲尼谓子产。”十四年：“仲尼曰。”二十年：“仲尼曰”，“仲尼曰”，“仲尼曰。”二十八年：“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二十九年：“仲尼曰。”定九年：“仲尼曰。”哀六年：“孔子曰。”十一年：“孔子曰”，“孔子曰。”引子思者一：哀五年：“子思曰。”引叔向者一：哀十七年：“叔向有言曰。”引辛伯者一：闵二年：“昔辛伯谂周桓公云。”引子犯者一：宣十二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引臧孙纥者一：昭七年：“臧孙纥有言。”引谣谚者十九：隐十一年：“周谚有之曰。”桓十年：“周谚有之。”闵元年：“且谚曰。”僖五年：“谚所谓”，“童谣云。”七年：“谚有之曰。”文七年：“谚所谓。”宣四年：“谚曰。”十五年：“谚曰。”十六年：“谚曰。”昭元年：“谚所谓。”三年：“且谚曰。”七年：“抑谚曰。”十三年：“谚曰。”十九年：“谚曰”，“谚所谓。”二十五年：“童谣有之曰，”二十八年：“谚曰。”定十四年：“谚曰。”引古人之言者八：僖七年：“古人有言曰。”文十七年：“古人有言曰”，“又曰。”宣十五年：“古人有言曰。”成十七年：“古人有言曰。”襄二十四年：“古人有言曰。”二十六年：“古人有言曰。”昭七年：“古人有言曰。”引人言者三：昭七年：“人有言。”二十二年：“人有言曰。”二十四年：“人亦有言曰。”引先民之言者一：哀十五年：“先民有言曰。”总观所引之书，除《诗》、《书》、《易》、《礼》而外，曰《夏训》，曰《周志》，曰前志，曰军志，曰志，曰《郑书》；皆史也，无一为离事言理之作。曰《虞箴》，曰《鼎铭》；箴铭之作，其源甚古，但不得与后世成一家言之私人著作同论。所引之人，曰史佚，曰周任；皆史官，其言必见其所修之史（成四年引史佚之志，志即史）。曰周文、武，曰楚庄、文，曰叔向，曰辛伯，曰子犯，曰臧孙纥；皆历史人物，其言故见于史书：子犯之言即见《左传》僖二十八年。曰谣谚，曰泛引古人先民；或史籍所载，或口碑所传，决非有私人著作。惟孔子、子思，虽亦历史人物，而实兼学术人物。但孔子述而不作，无私家著作之书，“三传”及他战国初年书所引孔子之言，除荒缈无稽者（如《庄子》所引），概得之传闻，或孔门弟子之口授。子思已为战国时人，与《左传》作者相近（《左传》作者虽不可考，然即其引子思言而论，知必非与孔子同好恶之左丘明，而其时代决不能前于子思也）。无论得之其人，见诸其书，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之说，固无牴也。昭十二年楚王谓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真伪姑不论，固史书而非私家离事言理之作也。

《国语》引《书》者六：《周语》上第一：“《夏书》有之曰”，“在《汤誓》曰”，“在《盘庚》曰。”《晋语》第十：“《夏书》有之曰”，“《周书》有之曰。”《楚语上》第十七：“《周书》曰。”引夏令者一：《周语》中第二：“故夏令曰。”引周制者二：《周语》中第二：“周制有之曰”，“周之制官有之曰。”引志者二：《晋语》第十五：“志有之曰。”《楚语》上第十七：“其在志也。”引先王者一：《周语》中第二：“先王之令有之曰。”引史佚者一：《用语》下第三：“昔史佚有言曰。”书皆政典，人则史官，无一离事言理之作。《谷粱》、《公羊》不喜博引，所引概传《春秋》之人。《公羊传》引沈子者二：隐十一年：“子沈子曰。”庄十年：“子沈子曰。”引公羊子者二：桓六年：“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子公羊子曰。”引鲁子者三：庄三年：“鲁子曰。”二十三年：“鲁子曰。”僖二十八年：“鲁子曰。”引司马子者一：庄二十九年：“子司马子曰。”引女子（读汝子）者一：闵元年：“子女子曰。”引高子者一：文四年：“高子曰。”引北官子者一：哀四年：“子北官子曰。”引孔子者二：昭十二年：“子曰。”二十五年：“孔子曰。”引或曰者三：闵二年：“或曰”，“或曰。”成元年：“或曰。”引不修《春秋》者一：庄七年：“不修《春秋》曰。”引既修《春秋》者一：庄七年：“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谷粱传》引谷梁子者：隐五年：“谷粱子曰。”引尸子者一：定元年：“尸子曰。”引沈子者一：定元年：“沈子曰。”引孔子者六：桓二年：“孔子曰。”三年：“孔子曰。”十四年：“孔子曰。”僖十六年：“子曰。”成五年：“孔子曰。”昭四年：“孔子曰。”引子贡者一：桓三年：“子贡曰。”引《传》者四：成八年：“《传》曰。”十六年：“《传》曰。”襄三十年：“《传》曰。”昭元年：“《传》曰。”人皆传《春秋》之人，书曰《春秋》，曰《传》，皆史书也。《论语》引《诗》者四：《学而》第一：“《诗》云。”《八佾》第三：“相维辟公”，“巧笑倩兮。”《泰伯》第八：“《诗》云。”论《诗》者九：《为政》第二：“诵《诗》三百。”《八佾》第三：“《关雎》乐而不淫。”《泰伯》第八：“兴于《诗》”，“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子罕》第九：“《雅颂》各得其所”，“《唐棣之华》。”《子路》第十三：“诵《诗》三百。”《季氏》第十六：“不学《诗》，无以立。”《阳货》第十七：“小子何莫学夫《诗》，女由《周南》、《召南》矣乎。”引《书》者二：《为政》第二：“《书》云。”《宪问》第十四：“《书》云。”引《易》者一：《子路》第十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国曰：此《易.恒卦》之辞也。）论《易》者一：《述而》第七：“五十以学《易》。”论《礼》者二：《泰伯》第八：“立于礼。”《季氏》第十六：“不学《礼》，无以立。”论《乐》者三：《八佾》第三：“子谓《韶》。”《泰伯》第八：“成于乐。”《子罕》第九：“然后乐正。”（此疑论《诗》，姑列入。）引周任者一：《季氏》第十六：“周任有言曰。”引人言者四：《子路》第十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耻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孔安国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也。）又“人之言曰”，“人言曰”，“南人有言曰。”无私家著作也。（附说）《论语》论礼乐之言甚多，如曰：“礼云，礼云，乐云，乐云”，及“礼与其奢也学俭”之类，泛言礼乐，非指《礼书》、《乐书》而言，不得与引书论书同列；即前所列论礼者二，论乐者三，亦未必指《礼书》、《乐书》也，姑列之而已。《墨子》前五十一篇，引《诗》者十二：《所染》：“《诗》曰。”《尚贤》中：“《诗》曰”，“《周颂》道之曰。”《尚同》中：“《周颂》道之曰”，“《诗》曰”，“又曰。”《兼爱》下：“《周诗》曰”，“《大雅》之所道曰。”《非攻》中：“《诗》曰。”《天志》中：“《皇矣》道之曰。”《明鬼》下：“《大雅》曰。”《非命》上：“在于商夏之诗曰。”引《书》者三十二：《七患》：“《夏书》曰。”“《殷书》曰”，“《周书》曰。”《尚贤》中：“《汤誓》曰”，“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先王之言曰。”《尚贤》下：“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先王之书《年》之言然曰。”《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尚同》下：“于先王之书也《太誓》之言然曰。”《兼爱》下：“《泰誓》曰”，“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明鬼》下：“《商书》曰”，“《夏书》《禹誓》曰。”《非乐》上：“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于《武观》曰。”《非命》上：“于《仲虺之告》曰”，“于《太誓》曰”，“先王之宪亦尝有曰”，“先王之刑亦尝有曰”，“先王之誓亦尝有曰。”《非命》中：“《仲虺之告》曰”，“《太誓》之言然曰。”《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仲虺之告》曰”，“《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

（附说）《墨子》引商、夏之诗，其词曰：“命争，暴王所作。”不似诗，但既标曰诗，故姑附引《诗》之中。

所引《书》更多今本所无，即有之，亦大相出入。但古《尚书》百篇，今存者才二十八篇，则所引容在选篇。惟曰“先王之宪，先王之刑”，未必尽载于《书》，要之必见古史，故姑附焉。引传者二：《尚贤》中：“传曰。”《兼爱》中：“传曰。”引各国《春秋》者四：《明鬼》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引鲁语者一：公孟：“于亦闻夫鲁语手？”（盖非《国语》之《鲁语》）引古圣王者五：《节用》中：“昔者圣王为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衣食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节丧之法曰。”引古语者六：《尚同》下：“古者有语焉曰。”《非攻》中：“古者有语”，“古者有语”，“古者有语，”《天志》上：“且语言有之曰。”（此容为当时语，只此一条，且难定时代，姑附于此。）《明鬼》下：“于古曰。”《诗》、《书》之外，曰传，曰各国《春秋》，皆政典；古语当见古史，无私家言理之书也。至所引古圣王之法，非《诗》、《书》所载者，疑为托古改制。《明鬼》下引禽艾之言，翟灏疑即《逸周书.世俘解》禽艾侯（《墨子闲诂》引），他无所见，确否难定：要之亦历史人物，无私人著作。至公孟、公输、告子（与墨子同时，非与孟子言性恶之告子，见《公盂篇》）、程于（亦见《公孟篇》）之流，皆与墨子同时，不得与引古同论竞。

《孟子》引《诗》者三十三：《梁惠王》篇：“《诗》云：经始灵台”，“《诗》云：他人有心”，“《诗》云：刑于寡妻”，“《诗》云：畏天之威”，“《诗》云：王赫斯怒”，“《诗》云：哿矣富人”，“《诗》云：乃积乃仓”，“《诗》云：古公亶父。”《公孙丑篇》：“《诗》云：自西自东”，“《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诗》云：永言配命。”《滕文公》：“《诗》云：昼尔于茅”，“《诗》云：雨我公田”，“《诗》云：周虽旧邦”，“《鲁颂》曰：戎，狄是膺”，“《诗》云：不失其驰”，“《诗》云：戎，狄是应。”《离娄篇》：“《诗》云：不愆不忘”，“《诗》云：天之方蹶”，“《诗》云：殷鉴不远”，“《诗》云：永言配命”，“《诗》云：商之子孙”，“《诗》云：谁能执热”，“《诗》云：其何能淑。”《万章篇》：“《诗》云：娶妻如之何？”“《诗》云：普天之下”，“《云汉之诗》曰”，“《诗》曰：永言孝思”，“《诗》云：周道如底。”《告子篇》：“《诗》曰：天生蒸民”，“《诗》云：既醉以酒。”《尽心篇》：“《诗》曰：不素餮兮”，“《诗》曰：忧心悄悄，……肆不殄厥愠。”称诗者（不举其词者）二：《告子篇》：“《小弁》，小人之诗也”，“《凯风》何以不怨。”引《书》者二十一：《梁惠王篇》：“《汤誓》曰：时日曷丧？”“《书》曰：天降下民”，“《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徯我后。”《公孙篇》：“《太甲》曰：天作孽。”《滕文公篇》：“《书》曰：若药不瞑眩。”放勋曰：劳之来之（虽不见今《尚书》，当为遗篇文字）。“《书》曰：葛伯仇饷，汤始征，自葛载。……《书》曰：徯我后，……有攸不为臣（越注《尚书》选篇之文）。”“《太誓》曰：我武维扬”，“《书》曰：洚水警余”，“《书》曰：丕显哉文王谟。”《离娄篇》：“《太甲》曰：天作孽。”《万章篇》：“《尧典》曰：二十有八载”，“《书》曰：只载见瞽瞍”，“《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伊训》曰：天诛造官自牧宫”，“《康诰》曰：杀越人于货。”《告子篇》：“享多仪：”《尽心篇》：“南面而征”，“武王之伐殷也。”（吴辟疆《孟子文法读本》云，此《尚书》遗文。）论《书》者一：《尽心篇》：“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引《礼》论《礼》者二十三：陈澧《东塾读书记.孟子说礼》，有明言《礼》者：（如曰：“诸侯耕助”云云，“《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云云是也。“诸侯失国”云云，“在国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礼》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子未学礼乎？“三年之丧，齐疏之服”云云，“王子一位”云云，皆曰尝闻。“君薨，听于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适诸侯”云云两见，一引晏子。）有不明言《礼》者：（“古者棺椁无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贡”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岁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云云，“牺牲既成”云云，“有布缕之征”云云。）有与人论《礼》者：（“景丑曰：‘《礼》曰父召无诺’”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齐宣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云云，与《内则》略同）

（根泽所数一时世乱，故姑就陈氏列之。《内则》在《札记》，辑于汉人，孟子果否引《礼》，颇难臆定。他如此者尚多。）说《春秋》者三：《滕文公篇》：“孔子惧，作《春秋》。”《离娄篇》：“《诗》亡然后《春秋》作。”《尽心篇》：“春秋无义战。”（此似论春秋时事，非论《春秋》书）引《传》者一：《滕文公篇》：“《传》曰。”说《传》者二：《梁惠王篇》：“于传有之”，“于传有之。”引志者二：《滕文公篇》：“且志曰”，“且志曰。”引孔子者二十九：顾炎武《日知录》孟子引《论语》有详目，不赘列。此外有引孔子言而不明言孔子者，如曰：“君子之德风也”，“生事之以札。”（孟子引曾子曰）均见《论语》。“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似本《论语》“言必信，行必果，磋磋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昼夜”，似本《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引曾子者六：《梁惠王篇》：“曾子曰：戒之戒之。”《公孙丑篇》：“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曾子曰：晋，楚之富。”《滕文公篇》：“曾子曰：生事之以礼（《论语》谓孔子语）”，“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曾子曰：胁肩谄笑。”引曾西者一：《公孙丑薷》：“曾西怫然不悦曰。”引子贡者二：《公孙丑篇》：“子贡问于孔子曰”，“子贡曰，见其礼。”引宰我者一：《公孙丑篇》：“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引有若者一：《公孙丑篇》：“有若曰：岂惟民哉？”引颜渊者一：《滕文公篇》：“颜渊曰：舜，何人也。”引子路者一：《滕文公篇》：“子路曰：未同而言。”引公明仪者四：《滕文公篇》：“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公明仪曰：三月无君则吊”，“公明仪曰：庖有肥肉。”《离娄篇》：“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引伊尹者二：《万章篇》：“伊尹曰：何事非君？”《尽心篇》：“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引龙子者二：《滕文公篇》：“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告子篇》：“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引成睨者一：《滕文公篇》：“成曰。”引齐景公者二：《梁惠王篇》：“齐景公问于晏子曰。”《离娄篇》：“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引阳虎者一：《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引长息，公明高者一：《万章篇》：“长息问于公明高曰。”引齐太师之诗者一：《粱枣王薷》：“其诗曰：畜君何尤？”（齐太师为景公景子所奏）引孺子之歌者一：《离娄篇》：“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引夏谚者一：《梁惠王篇》：“夏谚曰：吾王不游”。引齐人之言者一：《公孙丑篇》：“齐人有言曰”。引恒言者一：《离娄篇》：“人有恒言”。此外若称论尧、舜、文、武、伯夷、叔齐、伊尹、周公、孔子、曾子、柳季、子产诸圣哲者，未遑枚数；但亦泰半未得与引书同论也。至告子、高子、宋桱、淳于髡，皆并时人，亦屡见于书中；稍前显学，若杨朱、墨翟、子莫之流。主张不同，未引其言，而评论之语，迭见不鲜（此人举知之，不必具列）；所引之人与书，不为少矣，而书无私家著作之书，人非历史人物，即为战国显学（墨翟，杨朱等），总之无战国前著书成一家言者也。

《庄子》寓言十九，所引半属子虚（《天下篇》为自序，皆实指，当别论），能质实者甚少，引《齐谐》者一：《逍遥游》：“《齐谐》之言曰。”引宋荣子者一：《逍遥游》：“而宋荣子犹然笑之。”引列子者一：《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引肩吾、连叔者一：《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引肩吾、狂接舆者一：《应帝王》：“肩吾见狂接舆曰。”引惠子者三：《逍遥游》：“惠于谓庄子曰”，“惠子谓庄子曰。”《德充符》：“惠于谓庄子曰。”引南郭子、颜成子游者一：《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引南伯子綦者一：《人间世》：“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成疏：引南郭子綦也）引齧缺、王倪者二：《齐物论》：“齧缺问乎王倪曰。”《应帝王》：“齧缺问于王倪。”（尚附及蒲衣子）引瞿鹊、长梧者一：《齐物论》：“瞿鹊问乎长梧子曰。”引罔两、景者一：《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此显非人）。引庖丁、文惠君者一：《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庖丁未必为人名，姑列入。）引公文轩、右师者一：《养生主》：“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右师非人名，亦姑列人。）引老聃、秦失者一：《养生主》：“老子死，秦失吊之。”引仲尼、颜回者三：《人间世》：“颜回见仲尼。”《大宗师》：“颜回问仲尼曰”，“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引仲尼、叶公子高者一：《人间世》：“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引蘧伯玉、颜阖者一：《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引孔子、接舆者一：《人间世》：“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引支离疏者一：《人间世》“支离疏者”（此显非人）。引王骀者一：《德充符》：“鲁有兀者王骀。”引常季、孔子者一：《德充符》载常季与孔子问答。引伯昏无人及子产、申徒嘉者一：《德充苻》：“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引叔山无趾、仲尼者一：《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引无趾、老聃者一：《德充苻》：“无趾语老聃曰。”引鲁哀公、仲尼及哀骀它者一：《德充符》：“鲁袁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哀骀它。”引哀公、闵子者一：《德充将》：“哀公异曰以告闵子曰。”引跛支离无胀、卫灵公者一：《德充符》：“跛支离无胀说卫灵公。”引瓮盎大瘿、齐桓公者一：《德充符》：“瓮盏大瘿说齐桓公。”引南伯子葵、女偊者一：《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二人谈及副墨之子，诵洛之孙等等，不特列。）引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者一：《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相与语。”引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者一：《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引孔子、子贡者一：《大宗师》：“子贡反以告孔子曰。”许由、意而子者一：《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引子舆、子桑者一：《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引天根、无名人者一：《应帝王》：“天根……遭无名人而问焉。”引老聃、阳子居者一：《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曰。”引壶子、列子、季咸者一：《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引法言者二：《人间世》：“法言曰”，“法言曰。”述儒、墨者一：《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可质实者如孔子，虽为战国以前人，而固无及身成立之私家著作（说见前）。惠子、列子、宋荣子，则已至战国矣。总之，庄子荒唐之言，不可据为史实，无论罔两、无趾之无其人者；即孔子师徒之语，亦妄托耳。浅者见齐谐之言，伪为《齐谐记》，固不值识者一笑也。所引法言，郭象释为格言，则非书名。而堪注意者，于学术独言有儒、墨之是非，则以于时儒、墨之言已出，而他家之言举未立也。

（附说）所列庄子引人，无言而只为人的征引者，亦附入，以庄子述人述言，淆混难分，故索性全举也。

《荀子》引诗者八十二：《劝学篇》：“《诗》曰”，“《诗》曰”，“《诗》曰、”《修身篇》：“《诗》曰”，“《诗》云”，“《诗》云，”《不苟篇》：“《诗》曰”，“《诗》曰”，“《诗》曰。”《荣辱篇》：“《诗》曰。”《非相篇》：“《诗》曰”，“《诗》曰。”《非十二子篇》：“《诗》云”，“《诗》云。”《仲尼篇》：“《诗》曰。”《儒效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王制篇》：“《诗》曰。”《富国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冒”，“《诗》曰。”《王霸篇》：“《诗》曰”，“《诗》曰。”《君道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臣道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致士篇》：“《诗》曰”，“《诗》曰。”《议兵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强国篇》：“《诗》曰”，“《诗》曰”《天论篇》：“《诗》曰”，“《诗》曰。”《正论篇》：“《诗》曰”，“《诗》曰。”《礼论篇》：“《诗》曰”，“《诗》曰”，“《诗》曰。”《解蔽篇》：“《诗》曰”，“《诗》曰”，“《诗》云”，“《诗》曰。”《正名篇》：“《诗》曰”，“《诗》曰”，“《诗》曰。”《君子篇》：“《诗》曰”，“《诗》曰”，“《诗》曰。”《大略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云”，“《诗》云”，“《诗》云”，“《诗》云”，“《诗》曰。”《宥坐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法行篇》：“《诗》曰”，“《诗》曰。”《尧问篇》：“《诗》曰。”论《诗》者十一：《劝学篇》：“《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诗》，书之博也”，“《诗》，《书》故而不切。”《荣辱蒿》：“《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大略篇》：“而《诗》非屡盟”，“善为诗者不说”，“《国风》之好色也”，“《小雅》不以于污上。”引《书》者十五：《修身篇》：“《书》曰。”《王制篇》：“《书》曰。”《富国篇》：“《康诰》曰”，“《书》曰。”《君道篇》：“《书》曰”，“《书》曰。”《臣道篇》：“《书》曰。”《致士篇》：“《书》曰。”《议兵篇》：“《太誓》曰。”《天论篇》：“《书》曰”，《正论篇》：“《书》曰”，“《书》曰。”《君子篇》：“《书》曰。”《大略篇》：“舜曰：维予从欲而治。”（杨注：《虞书》美皋陶之辞。）《宥坐篇》：“《书》曰。”论《书》者五：《劝学篇》：“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书》之博也”，“《诗》，《书》故而不切。”《荣辱篇》：“《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书》言是其事也。”引《易》者三：《非相篇》：“《易》曰。”《大略篇》；“《易》之《咸》”，“《易》曰。”论《春秋》者五：《劝学篇》：“《春秋》之微也”，“《春秋》约而不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大略篇》：“《春秋》贤程公，以为能变也，”“故《春秋》善胥命。”至礼、乐为荀子所传，篇中论述极多，惟《礼经》、《乐经》，亡佚殆尽，不知何为引书，何为立论，故宁阙焉。此外引传者二十：《修身篇》：“传曰。”《不苟篇》：“传曰。”《非相篇》：“传曰。”《王制篇》：“传曰”，“传曰。”《王霸篇》：“传曰。”《臣道篇》：“传曰”，“传曰。”《致士篇》：“传曰，”《议兵篇》：“传曰。”《天论篇》：“传曰。”《正论篇》：“传曰”，“传曰。”《解蔽篇》：“传曰”，“传曰”，“传曰。”《性恶篇》：“传曰。”《君子篇》：“传曰，”《大略篇》：“传曰，”《子道篇》：“传曰。”引孔子者六：《仲尼篇》：“孔子曰。”《儒效篇》：“孔子曰。”《王制篇》：“孔子曰。”《富国篇》：“孔子曰”，“孔子曰。”《正论篇》：“孔子曰。”引孟子者三：《性恶篇》：“孟子曰”，“孟子曰”，“孟子曰。”引公孙子者一：《强国篇》：“公孙子曰。”引曾子者一：《解蔽篇》：“曾子曰。”引语曰者六：《君道篇》：“语曰，”《正论篇》：“语曰。”《大略篇》：“民语曰”，“语曰。”《哀公篇》：“吾曰。”《尧问篇》：“语曰。”至《大略》、《宥坐》以下数篇，多记孔门问答之言，似依托，不具列。统观所引书，非六艺，即传记，无离事言理者。所引之人，惟公孙子不经见，杨倞疑为孟尝君客公孙成，则无论有无著作，固战国人也。荀子其生稍晚，各家学说，发生已夥。故书中于其以前及并世之学术，论述视《论》、《盂》、《墨》、《庄》为多，除《非十二子》、《天论》、《解蔽》及他篇论惠施、邓析之言已见前，论墨子者见于《儒效》、《富国》、《王霸》、《礼论》、《乐论》、《成相》六篇：《儒效篇》：“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云云。《富国篇》：“墨子之言”云云。《王霸篇》：“墨子之说也”云云。《礼论篇》：“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乐论》几于全为墨子非乐而发，故篇中皆针对墨子立论。《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说”云云。又有论墨子而不明言墨子者：《正论篇》：“世俗之为说曰：太古薄葬”云云，此明对墨子而发。（《修身篇》言：术顺墨而精杂污，未必指墨子。）论宋子者见于《正论篇》：《正论篇》：“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云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云云。论孟子者见于《性恶篇》：《性恶篇》几乎全对孟子性善说而发。

论慎、惠、季三子者见于《成相篇》：《成相篇》曰：“慎，墨，季，惠之诚不祥。”述杨朱者见于《王霸篇》：《王霸篇》：“杨朱哭衢潦。”曰墨，曰宋，曰盂，曰慎，曰惠，曰杨，皆战国人。曰季梁，杨倞注：“或曰季即庄子，或曰季梁，杨朱之友”，则亦战国人也。

（附说）各书征引，列其泛论事理者，但于一事发生伊始，同时人或亲见，或传闻，再加以评论，书籍记此，乃事的叙述，不得与引古同论，故不列。（如《左传》僖十四年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特有大咎，几亡国。如《公羊传》哀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惟孔子整齐鲁史，据为《春秋》，对春秋之事，自有评论（未必尽笔于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言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而定、哀之后，又为及身所见，其言为论古（如为次《春秋》时所发，则为论古）。

抑为论时（如为事情发生时所言，则必论时），极难分析，故除显著易见者外，姑皆略焉。《论》、《孟》、《庄》、《荀》、《左》、《国》、《公》、《谷》、《墨子》率战国初年以至中年人作，为书九种，为卷数百，为字无虑百万，所引书皆《诗》、《书》政典，皆史书，无私家著作。不惟天乙、泰壹、神农、黄帝、封胡、力牧之书不一见；即至今尚存且泥古者信以为真之《六韬》、《阴符》、《鬻子》、《管子》之书，亦不一见；则战国前之无私家著作，尚可疑乎？而浅者每据韩非《储说》、《说林》，不韦《吕览》，战国末年之作，及汉儒纂辑之《礼记》，以及《说苑》、《新序》、《列女传》，韩婴之《韩诗外传》，《淮南》之篇，桓谭、桓宽之论，王充之《论衡》，董仲舒之《春秋》，班固之《白虎通德论》，应劭之《风俗通义》，以至赝伪踳驳之《晏子》、《吴越》两春秋，商君、贾谊两书，以为不惟春秋之时，已学说灿烂；即皇王鸿荒未辟之先，亦已道术大备，著作斐然。不古之据而后之从，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

四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楚语》：“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申叔诗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韦注：“《世》，先王之《世系》”），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道广显德以耀其明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韦注：“《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令语志典，尚皆教之，设有《汉志》所载神农黄帝以至伊尹太公之书，其关系政教，即流传至今者而论，极为重要，何以独不教之？至《鬻子》称楚祖鬻熊所作，如属事实，楚国君臣，自当奉为圭臬，视为宝典，教太子何能不列入教科？不惟士亶所教无私家著作也，直至孔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为世界鲜有之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其所以教其弟子者，亦只《诗》、《书》六艺（见《论语》引书条），无私家著作。孔子数称管仲，谓“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设于时有《管子》之书，何能不喋喋称述以教门徒也？

下原因

有此四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可深信而不疑。抑所以至战国而诸家蔚起，且每托名古人；战国以前独无一家者，其亦有因：

一孔子以前书在官府

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故韩宣子，晋世卿也，必俟至鲁观书于太史氏，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二年）。季札，吴公子也，亦必俟至鲁，始得闻各国之诗与乐（《左传》襄二十九年）。一般平民，更无论焉。大凡典册深藏官府，则有承传，无发展；谨世守，乏研究。欧洲中古时代一切书为教会所专有，卒至学术黯然，非其例欤？荀子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王念孙《读书杂志》谓持奉也），……是官人百吏之所取禄秩也。”（《荣辱篇》）则各家学说又乌能产生？逮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自行束修，未尝无诲，有教无类，门徒三千，开私人讲学之风，予平民读书之机。冯友兰先生言士农工商之士始自孔子（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考“士”字在孔子以前，泰半指士大夫或军士。如《书.牧誓》：“是以为大夫卿士。”《左传》定元年：“若立君，则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皆谓士大夫，《齐语》：“士乡十五。”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左传》定十一年：“士兵之。”杜预《集解》：“以兵击莱人。”则亦军士。间有泛指男子者，如《诗》：“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亦有指理官者，如《书.尧典》：“汝作士。”无解为士农工商之士者。《左传》昭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于士下连举官大夫，杜预注为“不失职”，则亦指士大夫。哀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士举于大夫之下，则亦非上农工商之士。文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襄十一年：“怀子好施，士多归之。”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昭十二年：“南蒯之将耘也，……乡人或歌之曰：‘……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十三年：“我先君文公（晋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所谓士皆泛指人士。至孔子而“士”字始不得尽以古义解，《论语》载孔子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第四）又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第十四）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第十五）则孔子所谓“士”，为道德学问上之一阶级，与前为地位上一阶级者绝异。此实创自孔子，以前无有，故门弟子每疑而问之。“子贡问：‘何如新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旅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也。’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第十三）虽子贡有谓：“今之从政者”，孔子亦曰：“使于四方”，但曰：“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则非士大夫之士，而为道德学问之士；“使于四方”，以言其能，非盲其职。盖学问道德之士，本以为士夫之候补者也。“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同上）且《论语》于仕宦之仕作“士”，不作“仕”。《阳货》第十七：“吾将仕矣。”子张第十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亦与前只作“士”者异。惟《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谷梁传》，其传甚古，而著于竹帛则甚晚。书中引及尸子（隐五年），尸子与商鞅同时，知其成书时代必在商鞅之后；且单文孤证，于他无征，不得据以为古有讲学论道之士一阶级。则冯先生士农工商之士始自孔子之说，不误也。私家著作之事，几为士所专有，孔子以前既无士，无私家著作，又何足怪？至孔子后讲学之风既开，各家皆聚徒授书，《吕氏春秋》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篇》）。“孔墨之后，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篇》）。墨子亦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公输篇》）。孟子传食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篇》）。许行至滕，亦徒属数十（《孟子.滕文公篇》）。见于记载者已如此，则当时实以政教初分，忽得观书，人喜籀读，家好立说，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与欧洲教会垄断学术之局一败，而文艺复兴，遂一发而不可遏，中西古今，同具伟观焉。

二战国前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

凡近于人事论之道术学说，无非所以解决当时之患难，俾社会国家渐进于理想。诸子学说，除晚出名家外，泰半属于人事论（道家虽有宇宙论，但仍以人事论为终极），故方术不同，皆思所以救世之弊。三代无论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已乱矣，而君臣士夫，言及政治人生，无不以礼；前期固然，后期亦何独不然？今就《左传》最末之定哀两代言之：定十年：“孔丘谓梁丘据曰：‘……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舍，飨而既具，是弃礼也。……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又：“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

《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又：“宋公于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魋，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竞，君必止子’。”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于执玉高，其容仰；公执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哀七年：“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札，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必曰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十五年：“楚子西子朗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人，吴于使太宰嚭劳且辞。……芊尹盖对曰：‘……臣闻之，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礼之信用，春秋时已不如三代，春秋后期又不如前期，而定哀四十佘年中，言礼者尚如此之多。则春秋及春秋以前所以经纬万端者，无不以礼礼之信仰，自三代以至战国，其程度递降。春秋末战国初，尚有一部分势力，不过入战国末久，除儒家外，泯灭无闻。春秋止于哀十四年，而十四年后尚有言礼者，以其势力由渐而非骤，故十四年似后者，亦并引焉。若《战国策》，则绝少言及者矣。。故各种学说，无产生之必要与可能。及至战国，世乱日亟，人心益诈，学者见先王之礼不能维持和平，于是各就所见，求所以维系改善之方。惟儒家仍思以礼治天下，而其所谓礼，亦益以制裁力，不若先王之只恃歆动力（参看拙撰《荀子论礼通释》）。自余若老庄之非薄礼者无论矣，《国策》所载，诸子所论，言礼由礼之说，不经见也（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则百家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亦如希腊之智者（Sophist）；清末民初之新学，风起云涌，有由然也。

三伪托古人以坚人之信

返古思想，为人类通性之一，中国人尤甚。况当战国乱离之时，颠沛失所，更易引起慕古返古之思，故各家著书立说，每每托古。即彰彰较著者言之：儒墨两家，俱祖尧舜，道家为黄帝之说，许行托神农之言，其非神农、黄帝、尧、舜之真，而为诸家之托，不惟令人言之，战国诸家已言之。墨子曰：“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节葬》下）。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遭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孟子于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朝之说曰：“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于孔子主痈疽瘠环、百里奚以饭牛干秦穆公之说，皆曰：“好事者为之也”（并《万章篇》）。荀子《正论篇》于当时言古之说，力斥其非，而《儒效篇》又诋言议谈说之士曰：“呼先王以欺愚者”，言“道过三代谓之荡”。则谓诸子托古，不为诬蔑；公孟子托法于周，墨子谓；“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篇》）。然则墨子之所以述尧舜，道夏禹者可知矣，以其古尤古也。故愈至后世，所言益古，驯至而法黄帝，驯至而法抻农，驯至而法天乙泰一，无非所以使其古尤古，以压倒他家，谓其古非古也。荀子曰：“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相篇》）。则凡五帝以前之书，皆荀子所未见，其为后人之伪，尚何疑哉？《汉志》神农黄帝以来伪书之多，半由托古著说，而作者名佚，后人以其多述某人，即谓某人撰著；半由托占为说，尚不如托名古人著作之尤为古而真切，可以益坚世人之信，在托古学上诚为进步之法也。

一九三一年四月《管于探源》

附录一；（《诸子丛考》）跋

此文虽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之《管子探源》，而撰述则在一九二七年秋。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知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亦可以社会经济解说之：自春秋以前为初期封建时代（非谓远古即如此），于时之人，分贵族与农奴两个阶级。农奴无学识，不能著书立说；贵族不须要抑且反对著书直说。至战国则封建势力，逐渐沦丧，新兴之地主与商人，日益膨胀，中产阶级，率有求学之机会，由是学说因之蔚起。自春秋“前为贵族掌政时代”（非谓远古即如此），遵祖宗之遗法，守国家之旧典，无庸新说。至战国则贵族逐渐失势，士人进而夺取政权；其所以夺取政权之利器，每恃自己之政见与学说，由是积极消极，相乘相除，群走于著书立说之途焉。日后有暇，当专文论之，记此以为余之息壤。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曰，根泽校记，在北平

《墨子》探源

一《墨子》之篇卷及存佚

《汉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亡十八篇。《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八篇，篇目尚存。孙诒让据《备城篇》所列攻具十二为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辕韫、轩车，谓应有《备钩》、《备冲》、《备堙》、《备穴洞》、《备赣辊》、《备轩车》六篇见《墨子间诂》，《墨子目录》。。今案《尚贤》、《尚同》等十篇皆分上、中、下，惟《非儒》有上、下无中，疑原有后佚。果尔，则十八篇中之篇目可考见者有十五篇，其余三篇，无得详矣。

宋《中兴馆阁书目》称一本自《亲士》至《尚同》，凡十三篇。《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俱载三卷本。宋濂《诸子辨》云：“《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篇。”是十三篇本即三卷本，以《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为经，《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六篇为论。黄震《日抄》云：“《墨子》之书凡二，其后以论称者多衍复，其前以经称者善文法”（卷五十二，读诸子，《墨子》），盖亦指此而言。《通志》及《国史.经籍志》俱云乐台注，倘以乐台注《墨》未终，仅成十三篇，遂传为别本欤？钱曾《读书敏求记》称藏有宏冶己未旧抄本，卷篇之数，恰与宋濂所言相合，今人吴毓江先生《墨子旧本经眼录》犹有记载，惜余未得见焉。经论之分，恐亦出乐台，于古无征，不足据也。

《耕柱篇》称夏后开，苏时学《墨子刊误》云：“开即启也，汉人避讳而改之。”今人栾调甫先生作《墨子书之传本源流与篇什次第》，据谓汉代“写书之官，缮写于帛”，故“《墨子》之有卷书实起于汉”。“更以争书有逸篇而无缺卷考之，其十八篇之亡，亦当在汉世”见《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集第一期，及《古史辫》第六册。。然孔颖达疏《诗.大雅.皇矣》引及《备冲篇》，则《备冲篇》唐初尚存。毕沅撰《墨子篇目考》，列举马总《意林》所引《墨子》，有原书阙而见《埤雅》引者三条，孙诒让疑为《公输篇》后、《兵法》诸篇前之第五十一篇佚文见《墨子间诂》，《附录》，《墨子佚文》。，虽涉武断，然《意林》所引，既轶出今本，则非据今本可知。毕、孙两氏皆据《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辑《墨子》佚文，足征宋人纂《御览》时所见，亦较今本为多。王应麟《玉海》称“《书目》云，《墨子》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注云，“亡九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馆阁书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讹脱不相联属”。七十一减六十一，实亡十篇，王谓亡九篇，未悉何故。据此知宋人作《中兴馆阁书目》时止亡十篇，汉世当然未亡十八篇。然则十篇之亡，盖当唐宋之际，其余八篇，则在南渡后也。

二论《墨子》为墨家总集

据上所考，今本《墨子》有亡佚，而无窜乱，则篇章次第固犹《汉志》之旧也。抑《汉志》所载出刘向编校，非墨翟自纂。《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群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

虽以录奏之《别录》久已亡失，致何以条理《墨子》，无可稽考，而曾经刘向条理则毫无疑义。《史记索隐》引《别录》云：“今案《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之后也”。是《别录》中有《墨子》，而《汉志》之七十一篇，当即刘向所条理定著者矣。

抑刘向所据以条理定著者，已勒成专书乎？或分为散篇乎？如已勒成专书，则编者出于何人，如分为散篇，则刘向依何条著，此先秦子书共有之疑问，而《墨子》亦同然者也。尝考上古著作，皆不题篇名，不题作者，故《诗经》中之诗皆无篇题，今以首二字名篇者，显出后人之手，作者非诗中偶尔言及，率皆未由稽考今古文家所言作者，可信者殊少。。即私家言理之书，如《论语》、《孟子》，亦皆未题篇书名，故其言论虽知确出孔、孟，而笔者则不知何人。稍后有篇名矣，然仍不书作者，如《墨》，《庄》中有意义之篇题，当为作者所命，而作者姓名，犹未标出，故他人之文亦能以窜入。至集合众篇，勒为专书，似始于吕不韦之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见《史记.吕不韦传》。，前此无有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云：“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三篇矣；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目，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台之明征也。韩非子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此始合之明征也。”韩非已至战国末世，尚未自勒专书，以韩例墨，不惟墨子未自勒定，刘向之前，恐固无人勒定也。

然则刘向之勒定又何所据乎？盖自孔子大启门庭，有教无类，后之诸子亦皆聚徒讲学，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许行自楚之滕，其徒亦至数十（同上《滕文公》上），墨子亦自言弟子三百人（《墨子.公输篇》），知各家之书，无论自己所著或弟子所述，皆有门弟子传授肄习，而中间遇有成学之士，有所论著，亦附师书以传。故即使教传之后，继起无人，而其书亦自成部居，不与他书杂乱，此刘向校书，所以得据以定为某人之书，而弟子后学之作，亦遂往往厕次其中也。故诸子之书，每非一人专著，而为一家一派总集，《管子》、《庄子》皆然，《墨子》亦莫不然。明乎此，而后可进而究讨《墨子》之篇章作者矣。

三论《亲士》七篇作于战国墨家非儒家伪窜《墨子》为墨家总集，非《墨翟》自著，然篇章次第，颇成条贯，盖以述作之前后不一，传诵之部署自异，刘向据以编校，亦遂能秩然不乱也。

自《亲士》至《三辩》七篇，乐台题为经固误，近人谓伪托亦非。汪中《墨子序》曰：《亲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实，与《曾子立事》相表里，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述。止谓《亲士》、《修身》二篇出于儒家。至孙诒让作《墨子间诂》，更于《自序》言曰：《修身》、《亲士》诸篇，谊正而文靡，按之它篇，殊不类，又颇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闻，疑皆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然又于《亲士》篇曰：此篇所论，大抵《尚贤》篇之采义，亦似不当为第一篇，后人因其持论尚正，与儒言相近，遂举以冠首耳。虽仍谓“与儒言相近”，但断为“《尚贤》篇之余义”，则作者当然为墨非儒。第自汪、孙两家之说既出，由是今人胡适之遂谓皆后人假造（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间虽有梁任公先生为后四篇辩护，谓为“墨家记墨学概要”（见《墨子学案》），而钱穆又谓《法仪》一篇，应为先秦墨家所记，《七患》、《辞过》、《三辩》三篇似西汉人作品，应从胡说为是（钱著《墨子》）。实则自《亲士》至《三辩》七篇，自非墨翟所作，但作者决为战国墨家：（一）《亲士》篇云：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原作“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俞樾云：“取不二字，传写误倒，而字当在取同二字之上，已当为人已之己。此文本作‘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治《墨》者每忽视此语，今案由其言“兼王”，知定出墨家。因墨家倡兼斥别，故有“兼士”“兼王”之称；孟子诋墨氏兼爱为无父（《孟子.尽心》上），则儒家自不鼓吹“兼士”，亦不鼓吹“兼王”。读者或谓“兼士”诚见《兼爱》、《天志》等篇，“兼王”则不见他篇。但他篇虽不见“兼王”，却见“兼君”。《兼爱》下云：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孙校作设）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主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特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兼君”即“兼王”，《尚贤》篇言及“兼王”，必作于墨家。又按篇中发端即曰：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贤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亡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尊贤重士，允“为《尚贤》篇之余义”，知非儒家伪窜。

（二）《修身》篇之所以被断为出于儒家，全无墨家口气者，盖以尽人皆知儒家之重“修身”故也。实则墨家亦重“修身”。《鲁问》篇载墨子告吴虑曰：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贵义》篇载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故“修身”非儒家所专有，不能据此谓出于儒，不出于墨。反复绎，近儒言者较少，近墨言者较多。篇中首云：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后两项谓为儒言墨言皆可，前一项则确为墨言，非儒言。儒重文轻武，墨文武并重。“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篇》）荀子虽有《议兵篇》，然“以仁义为本”，知其要不在战阵。墨子则善守御，教备战。《鲁问》篇载：“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粜，糶雠则愠也，岂不费哉？”则此篇谓“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足以觇其出于墨，非出于儒，一矣。

篇中又曰：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又曰：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言信行果乃墨教，而儒家所不屑者也。

《兼爱》下云：“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虽为假设之辞，亦可观其言行之旨。《贵义》篇载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力斥言而不行，则言之必信，行之必果，亦既明矣。儒家则异于是。《论语.子路篇》载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足以觇其出于墨，非出于儒，二矣。

据财相分亦墨教，而儒家所不提倡者也。《尚贤》下称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勤以教人。”又痛斥“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尚同》上、中亦俱谓不尚同，则“腐巧余财，不以相分”。《天志》中亦谓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儒家之书，甚少此类言论。此足以觇其出于墨，非出于儒，三矣。

辩察亦墨教，而儒家所非斥者也。《尚贤》上云：“辩乎言谈。”《尚同》中云：“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又云：“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士，置以为三公。”返观儒家书，则《孟子.

滕文公》下载公都子以“外人皆称夫子好辩”诘孟子，知儒家不以好辩为是，故孟子急告之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有《正名篇》，似乎倡辩，而实则非辩。故于《非十二子篇》斥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解蔽篇》又引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辩，君子贱之。”《儒效篇》亦曰：“狄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正名篇》亦曰：“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他尚多，不具引。此足以觇其出于墨，非出于儒，四矣。

（三）《所染篇》首称“于墨子“见”上原有“言”字，依孙诒让校删。见染丝而叹口”云云，比言及士之染当者又举禽子为例；儒家书言墨子者甚少，有之则呵斥者也，至于禽子，则抨击亦所不屑。故此篇之出于墨，不出于儒，应无疑义。苏时学《墨子刊误》云：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后事，而禽子为墨子弟子，至与傅说并称，此诗非墨子之言，盖亦出于门弟子。（夏引见孙氏《间诂》）汪中《墨子序》云：《所染篇》亦见《吕氏春秋》，其言宋康染于唐鞅、田不礼。宋康之灭在楚惠王卒后一百五十七年；墨子盖尝见染丝者而叹之，为墨之学者，增成其说耳。（《述学.内篇》卷三，又引见孙氏《间诂》）毕沅《墨子注》云：《吕氏春秋》云：“青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此称禽子，则墨子门人小子之辞是。（又引见孙氏《间诂》）亦皆以为作于墨家，不过非作于墨子耳。胡适之斥为假造，仅谓无墨家口气，并未条举证佐，不知是否因其与《吕氏春秋.

当染篇》从同。《吕氏春秋》术杂家，《汉书.艺文志》谓其“兼儒墨，合名法”，挹取各家者甚多，当然系彼袭此，非此袭彼。

（四）《法仪篇》，孙诒让谓“所论盖《天志》之余义”，梁、钱两先生亦皆谓墨家记墨学概要，惟胡适谓为假造，但未言假造之证佐，今无从辩诰，亦无庸辩诘。

（五）《七患》、《辞过》、《三辩》三篇，胡适亦未言假造证佐，钱氏谓文气是西汉人作品，不知何所见而云然。《辞过篇》五言“厚作敛于百姓”。王念孙云：“作敛与籍敛同，籍古读若昨，《节用》上篇‘其籍敛厚’。”《非乐》上再言“厚措敛乎万民”。王念孙云：“措字以昔为声，措敛与籍敛同。”孙诒让云：“案王说是也，”一则以作为籍，不见西汉人作品，二则“厚作敛于百姓”，即“厚措敛乎万民”，可见作于墨家，非作于汉人，一也。

《辞过篇》再言“圣王作为宫室”，“作为”连用，亦不见汉人作品，而《节用》上有“圣人作为甲盾五兵”之文，可见作于墨家，非作于汉人，二也。

《辞过篇》又云：“圣人以为不中人之情”，此“中”字之用法亦不见汉人作品，而《墨子》中则举不胜举。

如《尚贤》下、《尚同》下、《非攻》下、《节葬》下、《天志》下，皆云：“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非攻》下又三言：“上中天之利，新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又云：“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天志》下又云：“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节葬》下又云：“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非乐》上再言：“反中民之利。”凡此“中”《墨子》探源字皆应释为“合”，故孙诒让于《节葬》下引《穆天子》郭璞注云，“中、犹台也。”此可见作于墨家，非作于汉人，三也。

《七患篇》云：“边（毕沅谓当为适字，即古敲字）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又云：“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辞过篇》云：“今则不然”，“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又云：“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称四邻，称诸侯，称大国小国，纯为秦未统一时之局面。汉代天下一家，虽北有匈奴，西有西域，无相救之事义，不得云“四邻莫救”，更不得以“四邻之使”与“诸侯之客”并举，至大国小国尤无从而言。故谓为战国墨家作，恰相吻台；谓为西汉人作，滞碍甚多，四也。

孙诒让谓《七患》、《辞过》“二篇所论，皆节用之余义”，《三辩》“所论，盖非乐之余义”。核之三篇，确乎不谬。孙诒让诂《墨》书，并作《墨学传授考》，断至战国。又辑《墨子绪闻》，称“七国时，学者以孔墨并称，孔子言满天下，而墨子则遗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见殊尟”。“秦、汉诸子，若吕不韦、淮南王书，所采摭至博，至其援举墨子之言，亦多本书所已见，绝无异闻。”汪中《墨子序》云：“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去私篇》、《尚德篇》），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汜论训》），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今案司马谈所述，见司马迁《史记.自序》，乃在孝武时称论墨家利弊，非孝武时犹有墨家。称论墨家者，西汉尚有《孔丛子.诘墨篇》、《淮南子，齐俗训》、《汜论训》、《要略》等篇，东汉尚有《论衡.薄葬》、《案书》等篇，但皆非谓当时犹有墨家。惟《汜论训》云：“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于之籍，造刘氏之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似汉初尚有墨家、但籍隶邹鲁，知为儒非耀，谓之儒墨，席先秦并称之旧，便行文双举之辞耳。《论衡.自纪篇》称时人诋王充“未尝履墨涂，出儒门”，亦以儒墨并举，然东汉之末固无墨家也。故墨家至西汉已衰，而三篇既为节用作乐之余义，当然为战国墨家所作，非西汉人所作，五也。

七篇之作于战国墨家，非后人假造，亦既明矣，抑在战国何时，尚费考索。《所染》篇言：“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毕沅注云：偃，《吕氏春秋》作揠，高诱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后，魏得中山以邑之，义、长其二臣。”苏时学《刊误》云：中山为魏之别封，非春秋时之鲜虞也。魏文侯灭中山，而封其少子挚，至赧王二十年，为赵武灵所灭，其君有武公、桓公，见世本，此名尚者，当为最后之君。按《史记.六国表》及《赵世家》，灭中山者乃赵惠文王，非武灵王，《表》系于四年，确当周赧王二十年，《世家》系于三年，则当赧王十九年。苏时学《刊误》卫云：宋康之亡当楚顷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十三年，此不独与墨子时世不值，且与中山之亡，相距只数年，而皆在孟子之后。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则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则宋亦未亡，若此书为墨子自著，则墨子时世更在孟子之后，不知孟子之辟墨子，正在墨学方盛之时，其必不然也审矣。按孙治让《闲诂》云：“宋王偃为齐湣王所灭，谥康，见《国策.宋策》。《吕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献。”《史记.六国表》系于齐湣王三十八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非十一年，当周赧王二十九年。篇中既言宋及中山之亡，必作于宋及中山亡后。惟孙诒让《间诘》云：“中山即春秋之鲜虞，《左传》定四年始见于传。其初亡于魏，文侯十七年，使乐羊围中山，三年灭之”，“其地封子击：后击立为太子，改封次子挚。后中山复国，卫亡于赵，则惠文王四年灭之，并见《史记》魏、赵《世家》及《乐毅》传，据《水经.滱水》郦道元注，及《太平御览》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并谓中山桓公为魏所灭，则尚或即桓公；高苏以为魏别封，非也。”果尔则言中山灭亡，不足证为晚出。然魏别封中山，与宋先后灭亡，篇中正连类举及，故不应为春秋之鲜虞，故亦可为晚出证佐。

周赧王二十九年当公元前二八六年，下距公元前二四六年始皇统一天下，共四十年。然则盖斯时所作矣。此七篇者，同为演墨学余义，虽不能遽谓作于一人，然亦必时同派同，故传者成一部居，刘向亦据以相次也。

四论《尚贤》等篇为三墨记墨子遗教《尚贤》至《非命》三十三篇（今亡七篇）之为三墨所记墨子遗教，俞樾《墨子间诂序》固已言之矣。其言曰：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非儒》上篇存目，下篇存文，中篇疑原有后佚，故亦分上、中、下三篇，亦当同出三墨所述。俞樾所以不及《非儒》篇者，未悉何故，倘以墨子未非儒乎？盖自儒术定于一尊，言各家之学者，必谓其尊奉孔子，表里儒言，韩愈称孔、墨必相为用（《读墨子》），苏轼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皆是也。然《非儒》篇明载《墨子书》，谓墨子不非儒，惟有斥《非儒》篇为伪书，此所以自毕沅以至梁任公、胡适之皆断为晚出也。胡未举证据，粱亦仅以无“子墨子曰”为言，盖皆沿袭毕说。毕沅《墨子注》云：“《孔丛子.诘墨篇》多引此词，此述墨氏之学者设师言以折儒也。故《亲士》诸篇无‘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无‘子墨子言曰’者，门人小子臆说之词，并不敢以诬翟也；例虽同，而事异，后人以此病翟，非也。”孙诒让较有胆识，谓墨子或非儒，但未非孔子，篇中非孔子之言，“大氐诬诋增加之辞”。实则墨子必非儒非孔，故不惟此篇为然，《公孟》篇所载亦大半为毁诋儒孔之言也。《淮南于.要略》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侻，厚葬靡财而贫民，九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既反儒家之术，当非儒家之说。善乎汪中《墨子序》之言曰：“自今日视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谋而已矣。”然则墨子既非儒诬孔，则《非儒》上、中、下三篇之亦为三墨所记墨子遗言，可无疑矣。

不惟此也，《鲁问》篇载魏越问“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札，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然则自《尚贤》以迨《非攻》，胥为墨学主要纲领，墨子盖时时讲论，故三墨皆专篇记述。此主要纲领，率与儒言相反，故《公盂》篇载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挟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请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则其非需毁孔，乃必不可免，故程子谓“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墨子曰：“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非毁也，告闻也。”然则“尚贤”以至“非攻”乃墨子所以建立自己学说，“非儒”乃墨子所以破坏他人学说，立己不能不破人，破人乃所以立己，故“非儒”亦必墨子所时时讲论，而三墨亦遂记为专篇矣。

俞樾此说，近人虽或持异议如陈柱：《墨学十论》，《墨学之大略》谓：上、中、下无绝殊相反之语，故非三墨所记；所以各有三篇者，以古人以三为成数。，然三墨本见于《韩非子.显学篇》。其言曰：“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又《庄子.天下篇》亦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与韩非不同者，无相失氏，多五侯之徒，或五侯之徒即相夫氏之墨，亦未可知。然则墨离三派，文分三篇，恰相符合，谅非偶然也。

韩从三墨之自是而言，谓“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庄从三墨之相非而言，谓“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抑其自是而相反者为何，韩未言，庄谓“俱诵《墨经》”。《墨经》何指，旧有三说：（一）谓指《亲士》至《三辩》七篇。此说盖始乐台，其谬误已详辩于前。然乐台虽题《亲士》七篇为经，但未云即《庄子》所言《墨经》；黄震、宋濂虽依乐台著录，亦未云即《庄子》所言《墨经》；谓即《庄子》所言《墨经》始今人张尔田先生《原墨篇》见《史微内篇》及《古史辨》第四册。；乐台之擅分经论既误，则张氏之误更无庸辨矣。

（二）谓指《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此说盖托始鲁胜作《墨辩注叙》云：“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又云：“《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然亦未云即《庄子》所言《墨经》；谓即《庄子》所言《墨经》始孙诒让。孙氏《墨学传授考》列《庄子》之言，而云：“案《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墨子间诂.后语》七）于《经说》四篇之外，又益以《大取》，《小取》二篇，不知何据，盖以性质相近耳。近人多信从此说，而夷考其实，殊多滞碍：孙氏谓：“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传诵与论说不同，传诵则旧有而相里子、邓陵子之伦读之，论说则旧无而相里子、邓陵子之伦作之。谓为“传诵而论说”，果何意乎？解者或可谓传诵者为《经》上、下两篇，论说者乃《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四篇。然孙氏注《经》上云，“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恉。”则孙氏以为《经》亦晚出别传之学，并未分别《经》与《经说》。盖孙托以六篇为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论说，而庄于明云“俱诵《墨经》”，遂不得不于“论说”之上增“传诵”二字，以与之缘饰，遂不复能计其矛盾自陷矣。即不论孙氏之矛盾自陷，而以庄子所言《墨经》为《经》上、下两篇，或益以《经说》上、下两篇，或更益以《大取》、《小取》两篇，亦与《庄子》之言相违异。《庄子》曰：“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诸篇虽有“坚白间异之辩”，但定于一说，无相訾相应之文，更无“倍谲不同”之辞。且诸篇之辩，每针对惠施、公孙龙诸人而发，其时代应在施龙之后（详下节），亦即在庄子之后，庄子乌从而言之？

（三）谓指《墨子》全书。此说发于章学诚。章氏《文史通义.经解》中曰：“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自注：‘虽有经篇，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苦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原注：‘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元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此说近之。

然《所染》篇言宋及中山之亡，当作于庄子之后；《经说》诸篇驳施龙之说，不能作于庄子之前，则庄子所言《墨经》非指《墨子》全书也。

然则庄子所言《墨经》究何所指乎？余意当指《尚贤》至《非儒》诸篇所述墨子遗言：（一）《庄子》书可信为庄周作者，仅内七篇及《天下篇》详拙撰《庄子外杂篇探源》，载《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内七篇“经”字凡四见：一，《养生主》曰，“缘督以为经。”《释文》“李云，常也，郭崔同。”二，同篇又曰，“技经肯萦之未然。”郭注“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未尝经概于微碍也。”三，《齐物论》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成玄英疏“经，典诰也。”四，《应帝王》曰，“以己出经式义度。”《释文》“司马云，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墨经”之“经”，当然不同于“技经”之“经”，但与“缘督以为经”“春秋经世”及“经式义度”之“经”，则义训不甚相远，后世之尊某书为经者，亦即奉某书为常，奉某书为典，奉某书为法也。墨家所奉以为常，奉以为典，奉以为法者何也？前引《鲁问》篇载墨子告魏越，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者，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然则十者乃墨家所奉必为常，奉以为典，奉以为法之经矣。

（二）诸篇文字多寡不同，上篇皆简，中、下皆繁。兹据明嘉靖本核列字数表于下：

观此表，知上篇皆较中下几少一倍，惟《非命》上篇千四百七十三字，中篇反仅九百九十一字，疑编者误植。然则上，中、下显不出于一家，故简者皆简，繁者皆繁，亦犹《春秋》三传之《公》，《谷》皆简，《左氏》独繁；惟三传各为部帙，故显而易见，此由“后人合以成书”，遂隐而难明。上、中、下三篇皆演述墨子言论，而文字多寡不同，所演述之言论亦自然不同，此真庄子所谓“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子所谓“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者矣。

（三）诸篇所述墨子之言论，不惟多寡不同，抑且互相违异。此不能一一胪举，姑举《尚同》篇为例：上篇所选立者为天子、三公、诸侯、正长，而上同之系统为百姓上同于里长，里长上同于乡长，乡长上同于国君，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中篇所选立者，除天子、三公、诸侯以外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而七同之系统与上篇相同。下篇所选立者除天于、三公、诸侯以外，为卿之宰、乡长、家君，而上同之系统为家君上向于国君，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家君之制，上、中皆无，而下篇明称“子墨子言曰：‘然则胡不尝“尝”原作“赏”，依王念孙校改。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云云。或彼有此无，或此详彼略，此又庄子所谓“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所谓“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者矣。

（四）诸篇所述墨子之言论不同，所以演绎疏证墨子之言论者亦不同。上篇孰为墨子之言，孰为笔者之语，不易析辩，中、下篇则较然可知。如《尚贤》中“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于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云云。《尚同》下“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邪，则亦然也”云云。疏通证明，显非出于墨子，而出于笔者。然《尚贤》中所列与下篇不同，《尚同》下所列为中篇所无，此又庄子所谓“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子所谓“取舍相反不同，耐皆自谓真墨”者矣。

文字多寡不同，所进墨言不同，所以演绎疏证墨言者又不同，则三派之各“自谓真墨”，“相谓别墨”，虽庄、韩不言，亦可意想而推也。而或者竟谓三篇无绝殊相反之语，非“取舍相反”之三墨所述。不知今古文之争，其所传经文，《尚书》而外，违异不多，而儒者竟哓哓争辩，累数千年而不决者，胥所以证明自己为真儒，他人为别儒，则墨三之求所以证明自己为真墨，他人为别墨，又安得不“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乎？

“俱诵《墨经》”既指《尚贤》至《非儒》诸篇所述墨子遗教，则上、中、下三篇之出三墨所记，益无疑义。

诸篇所言及人物最晚者为《非乐》上云：“昔者齐康公兴万乐。”孙诒让云：“齐康公与田和同时，墨子容见其事。”然死而始谥，称康公，当在康公卒后；又冠以“昔者”，更当在康公卒后有相当年岁。据《史记.六国表》，康公卒于周安王二十三年，当公元前三七九年。墨子卒年不可确考，但知约在周安王十年至二十年之间，当公元前三九二年至三八二年见梁任公《墨子学案》，《附录》二，《墨子年代考》。。则康公之兴乐，虽墨子容见其事，而《非乐》上之著于竹帛，必在墨子卒后。盖诸篇之记录，未必不在墨子生前，而著为定本，奉为经典，则必在墨子卒后；以墨子未死，则三家之“取舍不同”，“倍谲相反”，可以为之订正，此理甚明，无须考辨，《非乐》上之称“昔者齐康公”云云，不过可为显然之例证而已。

毕沅注本《非攻》中云：“北者中山诸国，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孙诒让据《道藏》本“中山诸国”作“且不一著何”。毕沅注亦云：“旧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孙诒让云：“此‘中山诸国’四字，乃后人臆改，实当作‘且不著何’四字。旧率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一’并衍‘一’字。‘且’疑‘柤’之借字。《国语.晋语》献公田，见翟祖之氛。’《韦注》云：‘翟柤，国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国。《周书.王会》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东北夷也。’《管子.小匡篇》‘败胡貊，破屠何。’尹注云‘屠何，东胡之先也。’刘恕《通鉴外纪》‘周惠王三十一年，齐枢公救燕，破屠何’。屠著声类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会》‘伊尹献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即此且。及《左传》‘翟柤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并一声之转。”后人所以遂改为“中山诸国”者，以不知且、不屠何为国名，见《所染》篇曾言“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其国位于北方，遂据以臆改。故不能据此谓《非攻》中之著作在中山灭后。

诸篇所言者既以齐康公为最晚，康公之兴万乐，墨子尚容见其事，其他更无论矣。《非攻》下谓楚、越、齐、晋“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苏时学《刊误》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越方强盛，而晋尚未亡，故以荆、越、齐、晋为四大国，不数秦者，时秦方衰乱故也。此可征墨子在孔子后，而未及战国也。凡书中涉战国时事者，皆其徒为之耳。”此诸篇恰皆未涉战国时事，知虽著于墨子卒后，但去墨子之卒并不远。庄子生于墨子卒后约二三十年庄子后孟子一二十年，孟子生约于墨子卒一二十年，故庄子约生于墨子卒后二三十年。，已见彼等之“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则其著作当在庄子之前，最晚亦在庄子幼年。较而论之，其墨子卒后三四十年之作乎？

五论《经说》、《大小取》六篇为战国谈辩墨家所作毕沅注《经上》云，“此翟自著。”孙诒让谓“毕氏考之未审”，“此下四篇皆名家言”，“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恉。”张尔田、胡适之并《大取》、《小取》两篇，谓皆近于惠施、公孙龙之别墨所作。张说见《原墨篇》，胡说见《中国哲学史大纲》。梁任公先生谓《经上》必为墨子自著，《经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釐、盂胜诸贤续补，《经说》述墨子口说，非墨子手著，《大取》、《小取》则确出别墨之手。

今案六篇每驳施、龙、庄、邹诸人之说：（一）驳白马非马。《公孙龙子》有《白马篇》，言白马非马。又有《迹府篇》，言：“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耳，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又见《孔丛子.公孙龙》篇）可见白马非马，创自公孙龙，前此无有也。《小取篇》则曰：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显系针对白马非马之说而发。

（二）驳离坚白。《公孙龙子》又有《坚白篇》，言坚白相离不相盈。《经上》则曰：坚白，不相外也。《经说》下则曰：坚（牒经标题，后同）：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外，非斥也，即离也。《经》谓“坚白不相外”，《说》谓“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似相反，实相成。异处相外，则同处不相外，故《经》谓坚白不相外，而《说》释以异处相外也公孙龙谓坚白相离不相盈，此谓异处始相离不相盈，同处则相盈不相离，其反驳龙说，毫无疑义。不惟《经上》及《经说》下亦驳之。《经下》及《经说》下亦驳之。《经下》曰：无久与宇，坚白，说在用。《经说》下释曰：无：坚得白，必相盈也。其主坚白相盈，尤为明显。主坚白相盈，即所以驳斥公孙龙之说也。《经下》又曰：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说》下释曰：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通知，下同）焉，有不智焉，可。公孙龙所以证明坚白相离不相盈者，谓“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此言“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可”。意在指明坚白相盈于石，皆附石存在；至视不得坚，拊不得白，乃主观不知，非客观不存。公孙龙以不知为不存，乃其根本错误。此谓存可不知，即矫彼以知定存。

不然，“有知焉，有不知焉，可”，非无的之矢乎？

（三）驳合同异。《庄子.天下篇》述惠施“历物之意”，中有一条云：“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最后结论又谓“天地一体也”原只引“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经张默生先生指出后，始增加“天地一体也”一证。详《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由此知合同异之说，倡自惠施。而《经上》则曰：同：重，体，台，类，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同异交得：放有无。《经说》上释曰：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同异交得：于福家良恕，有无也；比度，多少也；免虭还园，去就也；鸟（）折用桐，坚柔也；剑尤早，死生也；处室子，子母，长少也；两绝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学行，行学实，是非也；难宿，成未也；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霍为姓，故也；贾宜，贵贱也。同异交得一条，《经》与《说》皆不甚了了，然其主分同异，不主合同异，则语意了然。同异本有分别，而分别同异之言论必在有人混合同异之后；因无人混台同异，则分别同异之言论，无其作用，不能产生也。《大取篇》曰：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

亦针对混合同异者而分别同异也。

（四）驳无穷有穷。《天下篇》述惠施又曰：“南方无穷而有穷。”《经上》则曰：穷，或有此不容尺也。

《经说》上释曰：穷：或不容足，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经下》曰：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经说》下释曰：无：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同知，下同），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三字原重，据毕沅校删。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人“人”上原有“而必”二字，依孙诒让校删。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不“不”字原无，依孙治让校补。可尽爱也，悖。人若不盈无“无”原作“先”，依孙诒让校改。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寄尽也，尽无穷无难。惠施所以释“南方无穷而有穷”者不可考，如谓无穷有穷无分，则《经上》乃驳其说；如谓无穷而实有穷，则《经下》参用其义。无论驳其说，或用其义，皆必在其后也。

（五）驳狗非犬。《庄子.天下篇》述辩者之言曰，“狗非犬”。《经下》则曰：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经说》下释曰：智：智狗重知犬则过，不重则不过。《经下》又曰：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说在重。《经说》下释曰：狗：狗，犬也，谓之杀犬，可，若两臆。前引《经上》曰：“同，重。”说曰：“二名一实，重也。”是重者二名一实也，狗犬二名，其实则一，故知狗即知犬，“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第二条《经说》互校，《经》“可”上应睨“不”字，《说》“谓”上应脱“杀殉”二字，《经》谓“杀徇非杀犬也，不可”，《说》谓“杀狗谓之杀犬，可”，乃以反释正。狗即犬，为社会常识，然《说文.犬部》云，“犬，狗之有县蹄者也。”《尔雅.释畜》云．“犬未成豪曰狗。”是狗犬有别。辩者重指社会常识之错误，故谓狗非犬。然狗犬已形成一实二名，则谓狗非犬，必言湮事废。墨者重视社会常识之功效，故谓“狗，犬也”。“狗非犬”之说不出，“狗犬也”之说不发，故谓“狗，犬也”必后于“狗，非犬”也。

（六）驳火不热。《天下篇》引辩者又曰：“火不热”。《经下》则曰：火热，说在顿。《经说》下释曰：火：谓火热也，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日。盖辩者所以谓“火不热”者，“以火之热我有也”，则《经》及《说》之谓“火热”，“非以火之热我有”者，驳辩者之说也。

（七）驳取捶余半。《天下篇》引辩者又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经下》则曰：非半不则不动，说在端。《经说》下释曰：非：半，进前取也，前则中为无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必半，毋与非半，不可新也。《庄子释空》引司马彪云：“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从理论言之，似乎不误；从事实言之，则“不可也”。《经上》曰：“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今人多释为点，点至微小，不可折。《经下》此条，即从事实之不可，破辩者之余半不竭也。

（八）驳辩胜无当。普通皆渭辩胜者当，惟《庄子.齐物论》曰：“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胜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菲也邪？我与苦不能相知也；”《经上》则曰：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说》上释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曲或不当，不当若犬。《经下》曰：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经说》下释曰：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胜者当，系针对辩胜不当而发，故曰“谓辩无胜必不当”。此言“说在辩”，《小取篇》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明是非之分”为第一要义，知亦以辩胜则当，非辩胜无当也。

（九）驳仁内义外。《孟子.告子上》载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此说前此未闻，告子亦未引前人之言，孟子亦径为告子之说。《经下》则曰：仁义之为外内也，非“非”原作“内”，依孙诒让校改。，说在迕颜。《经说》下释曰：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

王树柟《墨子校注朴正》云：“此墨子驳当时为仁内义外之说者，翟氏灏不达此旨，其著《四书考异》，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受自墨子，是诬墨也。《公孟篇》二三子谓告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言告子主义外之说，故曰行恶，与此可互相证明。”王氏谓此驳仁内义外之说，是也；谓《公孟篇》所载告子之言，与此可互相证明非也。彼告子与墨子直接辩难。苏时学《刊误》云：“此告子自与墨子同时，后与孟子问答者当另为一人。”且彼言义外，无从与此证明，而此既驳仁内义外，当然在主仁内义外而与孟子同时之告子后矣。

（十）驳五德终始。《史记.孟荀列传》言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又著公梼生《终始》十四篇，班自注“传邹衍《终始》书”。《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文选》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左思《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知五德（即五行）终始之说，创自邹衍参梁任公先生《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及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见《古史辨》第五册。。而《经下》则曰：五行毋常胜，说在多。《经说》下释曰：五：金“金”原作“合”，盖形近而误。，水，土，火，木“木”原作“火”，当亦形近而误。，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木，水离木，若识麇与鱼之数，惟所利。“五行毋常胜”乃驳“五行常胜”；邹衍之“五德终始，从所不胜”当然即主“五行常胜”，故此必在邹衍之后。

《经上》曰：“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诺，不一利用。……服，执，巧转则求其故，大益。”依旁行句读，三项恰相连。执谓执持己说，诺谓应诺他说，服谓服从他说；故人之非者则驳之，是者则从之，是非无定者则利用之。上所举十项，皆非而驳之者也；第四项所引《经下》及《经说》下，则诺而利用之者也。

至服而从之者，如《庄子.天下篇》述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经上》亦曰：“厚，有所大也。”《经说》亦释曰：“厚，惟无所大。”厚指体，大指面，面之大小，无关体之厚薄，故不可积之无厚，其大不妨千里；有所大，无所大，皆不害为厚，《墨经》之言，与惠施固无殊也。《天下篇》引辩者曰：“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经下》亦曰：“景（影）不徙“徙”原作“從”，依毕沅校改。，说在改为。”《经说》下释曰：“光至，景亡；若在，万古息。”“景不动”，即“景不徙”。盖影本不动，观之似动者由于“政为”，此习视之误，经辩者指正，可以“执”（，同也），故为“求其故”（说在改为）而服之也。执之服，尚可诡谓彼服此，此在彼前；利用之诺，与见意之执，则必此在彼后。以依历史演变而言，必先有创造，而后有评述，彼为创造，此为评述也；依辩证法则而言，必先有“正”，而后有“反”，有“反”而后有“合”，彼为“正”则此为“反”，彼为“反”，则此为“合”也；依因明规律而言，必先有“立”，而后有“破”，彼为“立”，此为“破”也。

从作用而言，《墨子》中此六篇，与《荀子.正名篇》有相通者，皆拥护常识而予常识以理论者也。上所举十项无论矣，姑再就名实问题言之：古者盖尝有实无名矣。有实无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同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篇》）名起于实，应与实相符，而比较审核，参错殊多。如通常以白马为马，然“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公孙龙子.白马篇》）。故公孙龙力言白马非马。自吾侪观之，谓白马非马诚诡辩乱名矣；自公孙龙观之，则正所以正名也。故《公孙龙子》有《名实篇》，言：“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定也）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从纯理言之，固不误谬，然由实正名，谓白马非马，坚白石二，则正名反致乱名。《荀子.正名篇》曰：“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又曰：“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人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正谓此也。

荀子与公孙龙皆主正名，公孙龙所正者为社会习用之名，荀子所正者为惠施、公孙龙等所淆乱之名，公孙龙从名之纯理立论，谓名以符实，故由实以正名；荀子从名之作用立论，谓名以指实，故由名以喻实。《荀子.正名篇》曰：“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又曰：“正其名，当其辞，所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谓之；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又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墨子》此六篇虽未言及正名，然论名之言甚多，驳他家之言亦甚多，固亦主正名者也。其正名与荀子相近，与公孙龙相反。如《经上》曰：“举，拟实也。”《经说》仁释曰：“告以文名，举彼实也。”《经上》又曰：“言，出举也。”《经说》上释曰：“言也者，诸口能出名“名”原作“民”，依孙诒让校改。者也，名若画俿也，言也谓言犹名“名”原作“石”，依孙诒让校改。致也。”《小取篇》曰：“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知其亦从名之作用立论，谓名以举实，与荀子之名以指实，固言异实同，皆所以矫正执名以符实之说，而正名以致乱名者也。

不特此也，《小取篇》再言“墨者有此而众非“非”原作“罪”，依孙诒让校改。之”，知必在墨家有相当历史之后，孔子虽勗子夏“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然其所谓儒乃泛指读书明礼之士，非儒家一派之谓，而孔子卒后，诸家并兴，遂名孔子一派为儒者；儒者之名固首见《墨子》书，而不见《论语》也。墨子诚反儒家，创新学矣。但不能自谓为墨者，故记墨子遗言之《尚贤》、《尚同》诸篇，称子墨子，而不称墨者。惟《庄子.天下篇》谓墨子称道曰：“不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然此乃庄子之称意而论，非墨子自谓为墨也。

从其称墨者观之，应在墨家有相当历史之后；从其破人说观之，应在施、龙、庄、邹之后；从其立己说观之，亦不应甚前于荀子；然则盖后于施、龙、庄、邹两约与荀子同时乎？惠施最早，庄子次子，公孙龙、邹衍又次之。《史记.平原君传》载平原君解邯郸围时，公孙龙在赵，时当赵孝成王九年，周赧王五十八年，即公元前二五七年。又称“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集解》引刘向《别录》亦言之，是邹衍客平原君在公孙龙后。平原君死于孝成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二五一年，公孙龙、邹衍皆未必即死。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荀子废居兰陵，时当公元前二三八年，亦未必即死。详拙撰：《荀子游历考》，见《古史辨》第四册。后十七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统一天下，战国之局，于焉终止。《墨子》此六篇既驳诘施、龙、庄、邹诸人之说，而与荀子有同者，则盖与荀子时代相先后，战国最末年之作也。

既在施、龙、庄、邹之后与荀子相先后，当然非墨子自著，亦非禽滑釐续补，亦非施、龙时代之别墨所作。庄子称“相谓别墨”，即韩非称“自谓真墨”之反面，非真有别墨一派也。依后世之眼光视之，说为经训，当在经后，然先秦所谓经，义谓经式法度，立经式法度，必说明经式法度之义蕴，故率自作经，而自为训说，《韩非子.储说》之先出经而后说，即其例也。故《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必作于一人，《大取》、《小取》两篇既与相似，或亦即其人所作，惜姓名无考耳。

作者姓名虽无考，但决出墨家。前引《经下》曰，“无穷不害兼”，“兼”即墨教。墨教之根本意旨为求“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之方法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项；十项中之最要者为兼爱，故利与爱几为墨子之口头禅，随时提倡详《人生评论》第二期，拙撰《墨子之交利主义》。。今《经上》亦曰：“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仁释为爱，义忠孝皆释为利，足征出于墨家《易.文言》：“利者，义之和也。”然《文言》之产生甚晚，盖已受他家影响，孔孟皆以利为义之敌也。。《大取篇》曰：“圣人有爱而无利，儒“儒”原作“伣”，依孙诒让引或说校改。者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儒家言仁爱而非利，墨家为利而言仁爱，此根本不同处，而《经上》之为墨家言，明矣。《大取篇》发端即曰：“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谓利重于爱，又设权以衡利害，亦可决其为墨家言也。对于“辩”，墨子本甚重视（详第三节）。《耕柱篇》载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墨子答以“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故后世之墨者遂有谈辩一派。《庄子.骈拇篇》所谓“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盖指此也。名家诡辩乱名之后，荀子承孔子正名之传，正名以非辩；此则承墨子谈辩之后，主辩以诘彼之辩，然则作者或可名为谈辩之墨家矣。

六论《耕柱》五篇为墨子再传弟子记墨子言行《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之为墨家记墨子言行，犹《论语》之为儒家记孔子言行，尽人无异辞。抑记者何人，虽无可确考，然当为墨子之再传弟子，因为：（一）篇中不惟对墨子称子墨子，对墨子弟子亦时称子，如耕柱子、高石子（《耕柱篇》）、高孙子（《鲁问篇》）、弦唐子（《贵义篇》，是否墨子弟子，尤可质证），皆是也。读者或可谓对魏越、公尚过（《鲁问篇》）皆不称子，则耕柱子、高硕子、高孙子、弦唐子，或其名有“子”字。知不然者，《耕柱篇》载高石子见于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自称石，不称石子，知名石，不名石子。以高石子例耕柱、高孙、弦唐，亦皆不名子也。

（二）对禽滑釐更进而称子禽子（《耕柱篇》），故作者或为禽滑釐之弟子，亦未可知也。

（附言）此文原拟用二三千言，孰知万四千言尚未考及《备城门》以下诸篇，而《文史哲季刊》限期已至矣，姑止于此，俟下期别为《墨予备城门以下诸篇著作年代考》以足之。

（一九四二年一月前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一论老子即太史儋

老子和《老子》书之真伪及年代问题，几年以前，因为梁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的提出，引出了不少的讨论的文字。二三年来，似稍沉寂了。去年夏又因为冯芝生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著而旧案重提，《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第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八、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三等期的文字，几乎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老子便是太史儋（其实盂康、毕沅、汪中已主此说），《老子》书便是太史儋所著，在我的《诸子概论》讲义里，曾略为说明。当诸位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热闹的时候，本打算写一点，贡献这一个意见，因为正被另一种工作缠绕着，无暇及此；现在有时间了，所以写下来同关心这个问题者商量商量。

我的《诸子概论》讲义老子一章里有“老子即太史儋”一节，说：旧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为先秦各家道术之所从出。其实老子即太史儋，后孔子百许年，故其书中时评儒墨学说。原问礼之说，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孔子世家》段《礼记.曾子问》。《世家》之言，崔述已经驳之（《洙泗考信录》卷一）；《曾子问》之言，梁任公先生已经驳之（《评胡著哲学史》）；《列传》之言，则多本《庄子.天道》、《天运》、《外物》等篇（刘汝霖先生《周秦诸子考》上卷页三十三、三十四有《老子传》与《庄子》比较表）。庄子“寓言十九”，书中所言王骀、无趾（《德充符》）、长梧、瞿鹊（《齐物论》）之流，竟其人而无从质实。即子綦、子游之论（《齐物论》），孔子、颜回之言（《人间世》等篇），亦皆子虚乌有，凭空虚造，固当据研哲理，不能据论史实。至《外》、《杂篇》，又非庄子所作，更难信据。盖道家推崇本宗，排抵儒家，造孔子师老聃之说，以谓儒家之祖，出于道家；亦犹后世佛教盛行，造《老子化胡经》，以谓释迦为老子之弟子者然。韩愈《原道》曰：“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正谓此也。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又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迷离恦恍，莫衷一是。由是武断者遂一笔抹煞，谓此传毫无价值，绝不能用为稽考老子之材料。其实司马迁非诬妄者流，其《史记》又为举世信任之良史，此传之惝恍迷离，几成神话，吾侪当静求所以致此之故，不当奋臆逞情、轻诬古人以自表异。

《史记》中无论纪传书表，常有根据数种材料以成者。即此篇而论，其所据材料，显有数源，自“周守藏之史也”，至“独其言在耳”，本《庄子.天道篇》。自“且君子得其时则驾”，至“如是而已”，本《庄子.

外物篇》。自“孔子云”，至“其犹龙乎”，本《庄子.天运篇》。自“老子修道德”，至“莫知其所终”（即老子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一节），疑本于《关尹子》.虽《关尹子》已佚（现行本乃伪书），莫由质证，然《汉志.诸子略》道家者流，著录九篇，班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则老子出关故事，似载于此书？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至“霸王者出焉”，本于旧史记，司马迁已自言之。自“老子之子名宗”，至“因家于齐焉”，盖本于《老氏家谱》或老子后人之所述说。至“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及“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则出于司马迁不能检讨各种材料之孰是孰非，而所下依委两可之调和断语。其所据道家说，《关尹子》已佚，无从稽考，《庄子》俱在，未谓儋即老子，则“或曰儋即老子”者，非旧史记即《老氏家谱》或老子后人；其“或曰非也”者，则道家也。道家说出有意制造，或托为寓言，虽未敢确定，然其为哲学书，不能一一据为信史，则为学术界公认之事实。司马迁所以来加驳斥者，缘于时正黄老盛行之际，而本人亦颇被道家所染化也（观《史记.自序》可知）。

凡遇两说不能并存时，甲说可信，则乙说不可信；甲说不可信，则乙说可信。今《老子传》中其所据道家说既不可信，则其所据旧史记及老子后人说，当然可信。

再就旧史记及老子后人说言之：史以记事为本，无其事，不能向壁虚造，如无太史儋见秦献公事，不能凭空记太史儋见秦献公；如太史儋与老聃非一人，不能凭空言“儋即老子”。固有认古名人为远祖以自重者，然第一，我人在西汉尚未能寻出此种例证；第二，认古名人为远祖以自重者，其历代之传衍，鲜有能造详明之系统者，如唐独孤及言为汉光武之后，而不能记其源流。今《老子传》言：“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其彰明较著若此，安能尽诬？且自老子至假才八代耳，如老子即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孔子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减去一二九年为三五〇年，距文帝初年（文帝立于公元前一七九），才百七十年耳；距武帝初年（武帝立于公元前一四〇年），才二百十一年耳。谓始认老子为祖者出假或解耶，则自为魏将封于段干之宗，以至宗子注，注子宫，皆虚构乎？谓始认老子为祖或父者，出宗或注或官耶，则其距离太近，认不相干之人为祖或父，抑太不近情，且亦无需？故自老子至解之传代，不能不信，而儋、聃非一人，则彼辈不能厚诬其祖。是就旧史记及老子后人说本身考之，又分明可据也。

复次，就两种材料比较言之：《老子》书中，反对“仁义”，反对“礼”，反对“尚贤”，主张“道”，主张“无为主义”，皆非在孔、墨以后不能产生。我人如承认《老子》为老聃之书，则老聃绝不能前于孔子；以前于孔子，则其曰：“破”之“仁义”、“礼”、“尚贤”之说，皆无的放矢，而所“立”之“道”及“无为主义”，皆无客观条件。准此而言，司马迁所据两种材料，我人非承认旧史记及老子后人说不可，而道家说之不可信，抑更验矣。

除检讨《老子传》所据材料可以证明老聃即太史儋外，尚有其他旁证四事，可以证成吾说：（1）“聃”“儋”音同字通，《吕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亦即其人。古声音同则可假借，于人名亦然，故荀卿又作孙卿，荆卿又作庆卿，厥例綦繁，不必枚举（毕沅，汪中已主此说）。

（2）聃为周柱下史，儋亦周之史官。

（3）老子有西出关之故事，太史儋见秦献公，亦必西出关。

（4）《史记》言：“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孔子世家》，谓孔子十世孙襄为孝惠博士。何以老子先孔子，反八世已至孝文（此采梁任公先生之说）.若谓即史儋，史儋后孔子百许年，则俱妥贴矣。近人张煦先生谓玄孙乃玄远之孙，非孙之孙（见《晨报副刊》一九二二年三月份张先生之《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然考《史记.孟尝君列传》曰：“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则玄孙为孙之孙之专称，战国已经确定，且见史公所作之书，史公安能不知，而用为泛指玄远之孙？然则老子之后于孔子，昭昭明矣。

二《史记.老子传》考证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百八十一至百八十三期，载有张季同先生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说老子的年代，在孔子、墨子以后，孟子、庄子以前。又说《老子》书确是一本专著，不是纂辑。我的意见也是如此。

不过张先生说老子不是太史儋，我以为老子就是太史儋；张先生说《老子》书中有后人渗入的部分，我以为虽无积极证据证明绝无后人之渗入，但除极鲜明的由注文窜入者以外，也无积极证据可以确定某章某段非原有。

张先生说：“我考订的老子年代，正与太史儋相近，那么老子是太史儋么？其实绝对不然。老子反对知，而太史儋偏能前知，当然绝非一人。况且今本《史记.老子传》，自‘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至‘或曰儋即老子，或旧作也，世莫知其然否’，都是伪文，都是窜入的。”张先生的证据有三个：（一）据《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注，“盖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是《列仙传》文。（二）周、秦二《本纪》叙太史儋事，都直序而不冠以史记，这里独引史记，疑惑不是引旧史，直是引《太史公书》，孔子卒至烈王二年实百有六年，此云百二十九年，怕司马迁自己不会有这样大的计年错误。（三）引梁玉绳和黄方刚先生的话，说史公既疑老莱子即老子，又疑太史儋即老子，太史公不致这样糊涂。《老子传》中有这段文，便弄得上下不贯，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可见是后人插入的（录其大意）。

老子反对知，反对学，是一种主义，但不能因为他反对知。反对学，便说他没有知，没有学。他的反对知、反对学的主义，正是他的知、他的学的表现。正如庄子主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齐物论》），而所以阐明“不言之辩”者正是“言”，阐明“不道之道”者正是道。以故庄子依然有既“言”且“道”的著作传后。太史儋能前知，不能成为老子不是太史儋的证据。而且“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正是史家归纳历史现象的话，老子为柱下史，说出这类话，并非不可能。至于说《老子传》中的此段文字是窜入的，很有商榷的余地。

（一）裴《集解》在“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下，引徐广曰：“实百一十九年。”裴是刘宋时人，徐广也是刘宋时人，而且更在裴之前。由此知《老子传》中有太史儋这一段文字，刘宋时已经如此，决不足李善以后人所窜入的，不能据李善《文选》注，说“《史记.老子传》根本没有提到太史儋”。

（二）司马贞《索隐》在“或言二百余岁”下，注云：“此前古好事者据外传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时，故百六十岁。或言二百岁者，即以太史儋为老子，故二百岁也。”司马贞的年代，虽然因为新、旧两《唐书》没有为他立传，不能确考。但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已据《唐书.刘知几传》，知道贞在开元初年为博士；据弘文馆曾改为昭文馆、修文馆，开元七年，始再用旧名，知道贞为弘文馆学士当在开元七年以后。日人武内义雄在《老子原始》里又据张守节《正义》，开元二十三年，勅以《老子》、《庄子传》升于列传之首，置于夷、齐之上云云，而《索稳》犹守其旧次，知《索隐》脱稿不能不在开元七年以后至二十三年以前之十余年间（七一九—七三五年）。李善《文选》注成于显庆三年（六五八年），下距司马贞作《索隐》才五六十年，未经丧乱，而《史记》此传便凭空添上一段，未免近于滑稽。想司马贞作《索隐》，必然对当时的《史记》各种版本，搜辑得很多，在这五六十年中有一两种本窜入伪文，还有可能；各种版本，都有同样的伪文窜入，恐怕没有这样事。而且徐广、裴时所见的《老子传》既有太史儋的记载，则因太史儋的缘故，而使老子的年岁成功“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的神话，当然可以产生，可以在《史记.老子传》里产生。

（三）张先生在其第二证里自注说：“《史记》他篇中亦有引史记者，是引旧周史及诸侯史记。”则以彼例此，不能独说此篇的史记“直是引《太史公书》耳。”《史记》固然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伟著，但错误的地方也不少，读过《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史记志疑》一类的书，便可知道，这里不用一一征引，所以不能因为计年的一点错误，便说是后人窜入的伪文。徐广曾作《史记音义》十三卷，对《史记》当然很有研究，但他在“百二十九年”下，说“实百一十九年”，也仍然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错误便说非徐广原文。司马迁对老子与太史儋的是一是二，的确弄不清楚。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实是因为两存道家和他家之说。本来司马迁因为弄不清楚而两存其说者很多。即如墨子，在战国几乎和孔子中分天下的学术界，其地位不为不重要，其时代，近人都知在孔子后。但司马迁就弄不清楚，依违两可的在《孟荀列传》里附上二十四字的小传，说：“盖墨翟，宋之大夫。为节用，善守御。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我们不能因为他弄不清楚，便说不出于司马迁之手。但他对老莱子与老子的关系，并没有弄不清楚，并没有疑老莱子即老子。传说：“老莱子，亦楚人也。”“亦”字是对老子而言，因为老子是楚人，老莱子也是楚人。看到这一个“亦”宇，便知司马迁彻底知道是两个人了。《史记》中常有附传的办法，老莱子既与老子同是楚人，又同为道家，故司马迁遂附传于此。张守节读书太粗，在他的《史记正义》里说：“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以此类推，《孟荀列传》中有若干人的附传，都是太史公疑为是孟子或荀子了，岂不是大大的笑话！疑老莱子为老子，是张守节的错误，并不是司马迁的错误，梁玉绳和黄方刚先生沿《正义》之误，而攻击司马迁，未免有点冤枉。

而且“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是一件事，是否司马迁原文又是一件事，不能因为“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便说不是司马迁的原文。

三《老子》书的问题

张先生所认为后来渗入的几章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至）故去被取此。张先生说“这三段是老子以后的道家附益的”。我说不然：

（1）老子是自然主义者、无为主义者。他所谓道，其本体为“无”（对有而言，非等于零之无，参阅冯著《中国哲学史》），其作用则为“自然”，所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此“自然”之道，其进行的方法为“无为”，而得到的结果则是“无不为”，所以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又说：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这种“无为主义”，不是寂寞枯槁，全无作用；是无为之为，顺自然之为。这种主张，一由于目睹当时王侯卿相赫赫有为者之旋归消灭（如第二十九章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一由于儒墨两家“有为主义”之反响。儒家的“有为主义”，其结晶为“仁”“义”“礼”“智”；墨家的“有为主义”，其结晶为“兼爱交利”。两家对其主义之执行，都希望有圣君良臣，所以孔子有“选贤才”之言，墨子更有《尚贤》之篇。

仁从二人，就是相人偶，就是两个人及两个以上的人相处的道理。儒家的仁，有士庶人之仁及天于诸侯卿大夫之仁两种（即处世之方及政治之方）。阮元《论语论仁论》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其实“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只是“士庶凡之仁”的扩大而已，两种仍是一种。）不过仁只是一种歆动力、倡导力，没有制裁力；只是说人应当仁，不仁也没有办法，不过说他不仁而已。所以离“无为主义”，还不很远。

义字，《中庸》解为“宜也”。《释命》说是：“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得其宜也。”便有了制裁力了，便离“无为主义”稍远了。

礼之意义及作用为“分”，划分各级各种人的权利与义务，使其各守所分而不得逾越，不得互相侵犯（参阅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拙撰《荀子论礼通释》）。制裁力更强了，去“无为主义”更远了。

智是明智，也是儒家所最提倡的，孔子便把它到为“三达德”之一。

墨子学说之根本观念为“交利”。“交利”不是自私自利，也不是普通所谓“功利主义”“实利主义”；乃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的意思，是要提倡“交相利”之利，以打倒“自私自利”之利，以铲锄窃盗暴逆，以建设“兼相爱，变相利”的社会（当为专文论之）。

依社会之演化及施教施政的程序而论，最古的社会当然是无为无治，但那是无为状态，不是无为主义。稍后因为利害的冲突，演出争夺杀害的悲剧，不能不有为，不能不施治，由是有所谓“有为主义”。时期久了，狡黠争夺的人，或者悍然不顾的继续做其争夺杀害的勾当，或者舞文巧法，在有为的政令下玩弄捣乱的把戏。老子正是生在这样时代，所以他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极力的骂儒墨“有为主义”的仁呀、义呀、礼呀、智呀、利呀、尚贤呀……。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大有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又因为礼去“无为主义”最远，义次之，仁又次之，所以排斥的程度，也依次递减，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业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从老子一方面说，老子既倡导“无为主义”，对儒墨“有为主义”的结晶，当然攻击，因为不打倒“有为主义”，不能建设“无为主义”，因明所谓“能立与能破”之“能破”也。从儒墨一方面说，有儒墨之“有为主义”，才由反响而产生老子之“无为主义”：老子若未曾觉察“有为主义”之弊，就不会另建“无为主义”。所以《老子》书里若没有这几章，则老子学说没有建立的渊源；因为其他各章是惩儒墨之弊而建立的学说，此数章是说儒墨之弊，此数章是因，其他各章是果，没有因不能有果。（观此，更知老子确在孔、墨之后。）（二）张先生说：“《老子》全书以圣人为其理想的人格，处处称述圣人，此处忽然绝圣。”这话不错。

但“绝圣弃智”之圣，不是“圣人”之圣。关于这个“圣”字的解释，我以为高亨先生的《老子正诂》，最得其义。此书读过的人恐怕不甚多，所以将其说完全介绍于下：亨按：《老子》书称圣人者凡三十许处，皆视为至高之人，而无诋訾之语，而此云“绝圣”者，非自相矛盾也。《说文》曰，“圣，通也”，是此圣字之义，《诗.凯风篇》曰，“母氏圣善”，圣与善并举。又《小宛篇》曰，“人之弃圣”，圣弃并举。《周礼.大司徒》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圣与知仁义中和并举。《逸周书.谥法解》曰，“温柔圣善曰懿”，圣与温柔善并举。《大戴礼.四代篇》曰，“圣，知之华也；知，仁之实也；仁，信之器也；信，义之重也；义，利之本也。”圣与知信义（泽案当脱一仁字）并举。《庄子.在宥篇》曰，“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与技也；说乐邪，是相与淫也；说圣邪，是相与艺也；说知邪，是相与疵也。”圣与仁义扎乐知并举。《吕氏春秋.当务篇》曰，“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舜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圣与勇义智仁并举。本章圣与知仁义巧利并举，用意正同，则“绝圣”之圣，不同“圣人”之圣明矣。《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有人说和其他各章矛盾的，其实毫不矛盾：天地是老子所提倡的，圣人是老子理想的全德之人，仁是老子所最反对的，天地圣人当然要不仁了。

（三）《韩非子.解老篇》已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至“故去彼取此”，加以解释。《解老篇》是否韩非所作，虽极有问题，但大概是很早的文章，也足以证明“上仁”云云不是后来渗入的。张先生说据《韩非子》引已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遂谓“与‘上义为之而有以为’重叠。既已相同，何缘有下德上义之分？”考《韩非子.解老》所解的，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有“上仁为之而无以为”。有“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有“上礼为之而莫之应，攘臂而仍之”。不见“下德为之”一句，所以“下德”云云，是否沿上文“下德不失德，足以无德”，及下文“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而衍，颇费研究。因为既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则下德不值再提，《解老》没有这一句，应当注意。无论如何，《韩非子.解老》是没有说过“下德为之而有以为”的。至于上德有下德的对文，上仁上义没有下仁下义的对文，也不奇怪。德是老子所提倡的，但必要不德之上德；不失德之下德，则在所排斥；至仁义礼，下者亦在所排斥，下者更不必说了。

（四）道是本体，德是道之施，两者有先后轻重之分，并不是并重的。所以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二十一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第五十一章）若没有道以生之，则德无所用其畜之。张先生说：“《老子》全书，道德并重，此则忽云失道而后德，颇与其他诸章不合”，恐怕不甚妥贴。

（五）《辅行记》引《老子》更有“失礼而后智，失智而后信”两句，依老子的主张，并非不可能；不过既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者”，可见他所排抵的到礼而止，《辅行记》的两句，无所附丽。我们不能据晚出无根之言，推翻自古传下来的成系统之语。

（六）忠臣孝慈字样，在老子的时代很普通的，毫不可疑。

（七）第三十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是注文的窜入，确非《老子》之旧，王纯甫、纪昀、刘师培等，都有考证。注文窜入，是古书常有的事，不能与有意的附益伪文同论。附益伪文，多在篇末，如《论语》好几篇后有不相干的文字窜入（详崔述《洙泗考信录》），而篇内则一句没有。我们固然不能说附伪文于篇内为不可能，但至少不容易。张先生认为是后人窜入的几段，都在篇内（《老子》书原分上下二篇，分章是后来的事，详马叙伦先生的《老子称经及篇章考》），假使真的话，附益的人未免太巧了。

根据上列七证，我认为《老子》一书，除“兵者不祥之器”是注文的窜入以外，都是老子所作，也就是太史儋所作（字句之间当然不无后人有意无意的改窜），“是一本专著，不是纂辑”，至从书的本身，考订年代，知道不在孔子之前，而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近儒之言者甚多，张先生更有极详赡的论证，这里不再词费了。

（一九三二年，日军占沈阳之周年，在北平、《诸子丛考》）

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我在一九三二年，编有《诸子丛考》一书，承顾颉刚先生的好意，列为《古史辨》第四册。顾先生所编的《古史辨》第五册于一九三五年出版，所以这本《诸子续考》便列为《古史辨》第六册。第四册因印刷上的关系，止收印了通考及考据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所以拟议中的第六册，以第四册出版以后的通考及考据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为上编，考据名家以下的文字为下编。哪知拟议不能预合事实，书出至今，虽止短短的三四年，而这三四年中的考据诸子的文字，竟有意外的收获。特别是老子年代的考据，以余所知，言之成理而持之有故者至有二十万言之多。这样不能不变更计划，以通考及考据诸子者为上编，考据老子者为下编。上编先诸子通考，次各家分考，而同考一人一书者，则以论文的发表年代为序。下编先方法论，次老聃考，次《老子》书考，次老聃及《老子》书合考。

关于研究诸子的计划，已详第四册序文，兹不再赘。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此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万言，真是有点小题大作。不要说旁观者望而却走，当事者也见而生畏，但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需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现在这个问题应当解决了，止是我不便遽下断语，因为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但我总希望能使读者得到一个大体的轮廓，庶可据作他方面的研究，所以趁此搜集占今人的考据成绩，提要钩玄，略述于下；自己的一点愚见，也附带提叙。俾读者可以参校比观，抽取合理的解说。

本来这个问题在西汉初年便已有了，司马迁（前一四六—前八六年［.］）在他的《史记》里，类集了道家、史家，以及《老氏家谱》或老子后人的传说，写成了一篇《老子传》。道家谓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史家则记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太史儋即老子到秦国见秦献公；《老氏家谱》或老子后人的传说又谓老子的七世孙假仕于汉孝文帝，八世孙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如此丛脞参差的材料，使以“整齐百家杂语”自命的司马迁，无法整齐，止好并存诸说。老子的年代，遂成了上为孔子老师，下见献公论霸的“盖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了。

这样矛盾共存的维持了一千二百多年，中间惟有北魏崔浩（公元［.］年—四五〇年）曾经怀疑。可惜其说已佚，止见于宋王十朋《问策》说：“至如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梅溪先生文集》卷十三）此外，唐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年）作《原道》说：“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但卫道有心，论辨无据。到宋代才在怀疑辨伪的空气里，有人起来研究考辨。以我所知，最早的要算陈师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年），在他的《理究》里说：世谓孔老同时，非也。孟子辟杨、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杨，庄子先六经而墨、宋次之，关、老又次之，惠、庄终焉；其关杨之后，墨、荀之间乎？次之，叶适（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在他的《习学记言》卷十五里说：言老子所自出，莫著于《孔子家语》、《世系》、《曾子问》、《老子列传》，盖二戴记孔子从老聃祭于巷党云云，史佚子死，下殇，有墓；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聃，叹其犹龙，遁周藏史。至关，关令尹喜强之著书，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礼家儒者所传也。以庄周言考之，谓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重其师之辞也，二说皆涂引巷受，非有明据。然迁谓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称指必类，乃好恶之实情，乌得学其所诎而亦谓孔子闻之哉？且老聃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析于其间，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时出之语，何耶？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又卷二十二说《史记.老子传》：序老子颇似鬼物，隐见不常，而其子孙乃有名数至汉可考，何也？

再次，黄震（宝祐四年，即公元一二五六年进士）在他的《黄氏日钞》卷五十五里说：《老子》之书，必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为之。异端之士私相推尊，过为诬诞。陈师道据各书的称引，定其年代在“关、杨之后，墨、荀之间”最有见地。叶适虽谓儒道两家所述的孔、老关系，“皆涂引巷受，非有明据”。但又说：“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之老聃。”则似认为有两位老子，一是教孔子的儒家之老子，一是著书的道家之老子。盖一则炫惑于老子的“隐见不常，而其子孙乃有名数至汉可考”；二则对儒道两家所述的老子，希望找到合理的调和。结果只有将一位老子，分为两位老子；而老子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至黄震并没有举出证据，只是笼统的怀疑而已。

认为有两位老子的，在宋代似乎还有人在。可惜姓名及文章皆佚，只在吴子良《林下偶谈》的反驳里，透露一些残存的论证：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苦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矣。”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言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度，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妄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理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这段文字，前半指出《老子》书的非礼，与孔予的问礼冲突；后半指出“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关于前者，吴子良的反驳谓老聃对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惟其尚礼之意，所以以礼告孔子。惟其不尚礼之文，所以有“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的反礼的言论。关于后者，是子良的反驳渭“老子所答问礼之言，即是《道德经》之旨”。换言之，答孔子问礼的老子，就是著《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前后两说，应当同出一人。惟吴子良述后说之前，冠以“或谓”二字，又有出于二人的可能。果尔，怀疑老子年代者，可知大不乏人。

吴子良对前后两说，虽都有反驳，但并没有坚固不拔的见解，止是觉得“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然则他的反驳的论证，不过是为了坐实不能据断而已！

此外，李觏（一〇〇九—一〇五九年）《策问》说：“韩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帅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佛之说不详。《曾子问》、《老子列传》则有问礼之事；史未足信；《礼记》，经之属也，亦有妄乎？明辨之，无牵旧说。”（《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虽似以《礼记》为经，不容有妄，但望对者“无牵旧说”，显系对旧说怀疑。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年）《策问》也说：“夫子之始末，莫详于《世家》。抑尝读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辨？子尝适周矣，及其施（盖旋之误）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发，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岂足为圣人乎？此不免乎疑也。”（《梅溪先生文集》卷十四）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策问》也说：“《礼经》记孔子之言，有得于老聃者，亦与今《道德》上下篇绝不相似，而庄生之言，则实近之，皆不可晓。敢看问于诸君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王十朋怀疑孔子的问礼老聃，朱熹怀疑老聃的教训孔子。李、王、朱三人既都以此策问士子，可见老子年代及与孔子的关系，在当时亦由怀疑而成了学术界的重要问题了。

不过，李觏、王十朋与朱熹都没有明文论次，陈师道的论证极简，叶适与佚名者的分为两位老子，又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同情。反之，吴子良所说的“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却正合一般人的懒于探讨问题，主张“存而不论”的心理。由是老子的年代问题，遂又矛盾共存的维持了八九百年（中间也许有人怀疑，知后补录），到清代才又在考古求是的空气里，有人起来研究考辨。以余所知：（一）毕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九年）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作《老子道德经考异序》，据《说文》“聃，耳曼也。”“聸，垂耳也。”“耽，耳大垂也：”又《说文》“南方聸耳之国”，《大荒北经》、《吕览》俱作儋耳，《淮南王书》作耽耳。断定聃、儋、耽，“三字相同，故并用之”。这当然是在证明“儋即老子”。但又引《庄子》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孔子南之沛，见老聃。”据谓“是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经》之老子，得不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则虽渭太史儋即老子，而又承认孔子的问礼老聃，或者真的相信老子活了二百余岁，亦未可知。

（二）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年）的《述学.补遗》中有《老子考异》一篇，说老子有可疑者三点：一、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书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二、周、楚声教中阻，楚人仕周颇可疑。

三、身为王官，不得称隐君子。由是进而说老子的年代很晚。证据是：一、与关尹同时的列子被杀于孔子没后八十二年，为关尹著书的老子年世可知。二、《文子.精诚篇》引老子以秦、楚、燕、魏并称；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魏之建国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三、《列子.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杨朱篇》述子贡之世的端木叔，《说苑.政理篇》又称杨朱见梁王；杨朱为老子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及见梁之称王，则老子不能与孔子同时。四、函谷关置于献公之世，老子之子宗当秦昭王时，知“遂去至关”的老子是秦献公时人。本传说太史儋即老子，其言极是。汪中与毕沅同样主张太史儋就是老子，但毕沅相信孔子的问礼老子，汪中否认老子的与孔子同时。所以毕沅是将老子的年岁拉长，汪中是将老子的时代拉后。

（三）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年）在他的《洙泗考信录》卷一里，力辩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他认为此说的来源，由于“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扬杨说者因托诸老聃以诎孔子”。他的证据是：一、孔子并不“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知“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二、“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并没有称及老聃，知“谓孔子称老聃必如是云云者妄也”。三、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且年仅十三，不应亦不能从孔子适周。明年孔子已不在鲁，已无君可请，知“谓敬叔从孔子适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至《道德经》五千言，“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但对老聃的年代，他仍信在春秋末年，所以说“老聃在杨、墨前”。

（四）牟廷相在道光丁亥（一八二七年）作《绎老序》，认为老子的年寿是极长的。《周语》幽王二年，伯阳父知周将亡，《史记.周本纪》谓之太史伯阳，《老子传》谓李耳字伯阳，知伯阳父即老子，当幽王初年。儋聃声同，知太史儋亦即老子，当秦献公时。在周称伯阳父，至孔子时称老聃，见秦献公时称儋，前后并为三百八十年。但《老子》书的著作年代，则当在去周入秦之岁，即孔子卒后一百二十九年。理由是本传言“老子之去周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上下篇。”又孔子称老子述而不作，知孔子时，老子未尝有所作书。孟子辟杨、墨不辟老，圣伯夷、柳下惠而不言老子，知孟子时，老书初出，未有盛名于天下。荀子《天论》才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知荀子尝见其书了。

（五）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在《桂学答问》里说：“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

清人的考据自然比来人进步多了。但毕沅虽证朗了“儋即老子”，却无补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崔述虽否认了孔子的问礼老子，又说《老子》书是杨朱之徒所伪作，却仍承认老聃是春秋末年人。止有汪中的考辨最为详瞻，论断最为明确。但在积极方面虽找到了老在孔后的证据，消极方面却没有驳正了老在孔前的文献。至牟廷相治丝益棼，于老聃、太史儋以外，又加上伯阳父的纠缠，使老子的年岁由二百加到三百八十。康有为止有《老子》书在孔子后的意见，并没有证据，更当然没有力量了。

大概是基于上述的考据老子年代的证据贫乏，同时也是由于旧说的入人者深，所以老子仍能安然的做孔子的老师，安然的享受先秦各家都出于道家，即都出于老子的荣誉。一九一九年，胡适之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仍依旧说。至一九二二年，梁任公先生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始提出六条证据，断定《老子》书的著作时代在战国之末。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是第一件可疑。孔、墨、孟都没有称及老子，是第二件可疑。《曾子问》所载老子的谈礼，和《老子》书相反，是第三件可疑。《史记.老子传》本于《庄子》，《庄子》是寓言，不能看作历史谭，是第四件可疑。《老子》有许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话，不像春秋时人说的，是第五件可疑。老子书的“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字样，也不像春秋时所有，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的名望既高，所举的证据又确凿，所批评的又是胡先生的名著，所以其说一出，学术界大为震动。梁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至十七日的《晨报副镌》，随后便有张煦先生的《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在同年同月的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的同一《副镌》发表。针对梁先生的文章，逐条反驳：一、自孔子至汉景帝四百一十年，老子纵不是活了几百年，但总在百年左右。百年左右的老子之子孙，历世九代，可有四百年。孔子二十岁生伯鱼，其后十三代皆不永年，定皆早年得子。所“老子八传至解，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并不奇怪。二、《论语》中的“窃比于我老彭”，老即老子。又“以德报怨”，此文见于《老子》。

三、以尼采做例，《曾子问》的老聃，拘谨守礼，有何问题？四、未驳。五、认为可不置驳。六、在对《老子》原文或改窜未下改订以前，不能以文字定时代。结果判决“梁任公所提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

但有人反驳，也有人赞成。最早是顾颉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与钱玄同先生书云：“《老子》决当如梁任公先生说，是战国末年的书”。于梁先生举的证据外，又举出两个证据：其一、老子是“经”体，同于墨家的《墨经》，《荀子》所引的《道经》，《韩非子》内外储说之经；战国前期，不会有此类著作。其二、老子痛恨圣智，实在因为战国后期，社会上受游士的损害重极了，才有这种呼声。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初期，也是不会有的（见《古史辨》第一册页五三）。同年夏秋间，钱穆先生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就《老子》开宗明义的“道”与“名”二字，论其思想系统。关于“道”一方面，“《论语》言道，仅言人事”，“《墨子》言义不言道”，“至《庄子》论道，乃与《老》有同样之见解”。然有的道字，“与《论语》素朴之义为近，与《老子》深远之旨为远。则庄生言道，明为孔、墨与《老子》之过渡”。关于“名”一方面，“孔子首言正名，然其所指不过君臣父子间之名分”。“墨辩论名，乃指凡名实之名，”至“庄子则谓名字言说均不足以言真理”，其意“不过为儒、墨两家作一调人”。“至《老子》则息争之事匪急，而认道之心方真……故曰‘道隐无名’”。所以“《老子》后于《庄子》”（见《燕京学报》第八期）。至一九二七年，张寿林先生也征引了毕沅、汪中、崔述诸人的考订，及卫聚贤先生的“于”“於”用作介词统计表，写了一篇《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断定“《老子》著作之时代，当在孔子之后，约在孟子之前后也。”一九二九年六月，刘汝霖先生出版《周秦诸子考》，说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子》者是李耳。老聃“说了许多格言，却没有书行世”。至战国的李耳，始编辑成书，所以“就带了战国时代的色彩”。《史记》混为一人，“就成了千古疑案”。

至我自己也是相信老在孔后的，并且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在孔子后百余年。《老子》书的被推在孔前，由于老子人的被推在孔前。所以考据老子，不能只是考书，更应进而考人。一九二七年，草《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对老子的成为孔子之师，考知是道家的推崇本宗，排抵儒家。正同于后来佛家盛行，道家造《老子化胡经》，说释迦是老子的弟子。实则老子就是太史儋，除毕沅、汪中所举的证据外，还有三个证据：一、老聃为周柱下史，太史儋也是周之史官。二、老子出函谷关，太史儋入秦也必出函谷关。三、老子八代孙不能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太史儋的八代孙则正可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一九二九年，到河南大学讲《诸于概论》，又本此说，进而分析《史记.老子传》的来源，知载孔子请教老子，取材于道家；太史儋见秦献公，取材于旧史；老子世系取材于《老氏家谱》或老子后人的传说。证明“或曰儋即老子”，是旧史或老氏后人之说；“或曰非也”，是道家之说。二者相比，当然前者可信，而后者是道家的把戏。一九三二年，编印《古史辨》第四册，附了一点关于《老子》书是专著的考订，题名《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收印在内。

主张《老子》晚出的文章既多，主张《老子》在前的文章也随之产生。一是唐兰先生的《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一是黄方刚先生的《老子年代考》。唐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及一九三〇年一月的天津《商报.文学周刊》。他说：《曾子问》属于儒家，而所载“老聃对孔子的语气，和《庄子》相合”，知确是“老聃比孔子长，孔子曾学于老聃”。《庄子.天下篇》和《韩非子.内储下.六微》所引老聃的话，都见于《道德经》，知“老聃就是《道德经》的著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的传授者”。“《道德经》是老聃的遗言”。至《史记》的老子世系是假的，至少也是有错误的。《老子》书中的非礼与《曾子问》的谈礼，是“思想变换”。

黄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的《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据《孔子家语》、《列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韩非于》及《庄子》所引老子语，“考订《老子》书之年，至迟当于庄子生时已传于世”。至作者，则据《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及《贾子新书》，知是老聃。老聃是老彭，不是李耳；《史记》本传不能据考年代，其年代可由《论语》求之。所以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书成于孔子存时。

考据《老子》年代晚出的文章虽不少，证佐亦泰半确凿，但止是单篇论文。我所作虽放在我所写的《诸子概论》，且大胆的先叙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次叙以墨子为首的墨家，然后再叙以老子为首的道家，但没有出版。

单篇论文每被视为意见，不视为结论，所以不能成为严重问题，成为严重问题，要始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将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后。冯先生一方面采刘汝霖先生之说，分老聃与李耳为二人。一方面以一则孔子前无私人著述，二则《老子》非问答体，应在《论》、《孟》后，三则《老子》为简明之“经”体，可见为战国作品。又说：“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

冯先生的名著，最早用作清华大学讲义，一九三一年二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又改在商务出版）。此书一出，又燃起辩沦的火线。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便载有素痴先生的批评。首据英人翟理斯（H.A. Giles）之说，谓《老子》的写定时代在《淮南子》之后。次谓老学产生于庄子之前，亦即孟子之前。又次谓老学的创始人不可考，他大抵托老聃之名著书。至李耳则与老学无关，止是谬攀老聃作祖宗而已。六月八日的该副刊上又载有胡适之先生的批评与冯友兰先生的答辩。胡先生对冯先生所提三点，谓第一点，叔孙豹已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第二点，“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后”的通则无据。第三点，简明之“经”体不可解，《论语》何尝没有简明之“经”体？并附带的略驳梁任公先生的六条证据。冯先生则一面重申各证单举有丐词之嫌，合观则必非偶然。一面对胡先生的驳梁先生说，亦逐条反驳。同时张季同先生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一假定》，亦继续发表于该副刊的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十三日各期。就老子、《老子》书、老子思想分别考察，认为《老子》书像是战国初期的产品，其文体与《申子》、《孙子》相类。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后，杨朱、慎到、申不害、孟子及庄子之前。老子人原在孔子之后，因与老彭混淆而在孔子之前。后来我给张先生一封信，赞成张先生所考据的年代，并告以我主张老子就是太史儋。张先生又作《附识》一篇，觉得老子实颇有是太史儋的可能。第一时代相同，第二老子即太史儋是很古的传说。我也写一《附跋》，提出“以‘儒’名家的学派应在各家之前”，“由天道观念的转变知老在孔、墨之后”的两条证据。

至一九三二年六月，顾颉刚先生在《史学年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四万余言的《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的大著，统计“《吕氏春秋》的作者……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虽到处碰见和《老子》相类的词句，但寻不出一点它的引用《老子》的痕迹。于是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至《淮南子》中，则老聃的独尊的地位已确立。《老子》的成书时代必在此二书之间”。但“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作”。“上自春秋时的‘以德报怨’，下至战国末的‘绝圣弃智’，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所包涵的学说甚复杂，自杨朱的贵生，宋钘的非斗，老聃的柔弱，关尹的清虚，慎到、庄周的弃知齐己，战国末年的重农愚民思想，以及兒良的兵家言，都有”。至老聃则是“杨朱、宋钘后的人，已当战国的中叶。他以学徒的宣传，使孔子为其弟子，而他的生年遂移前；又使黄帝与之同道，而他的学术地位遂益高”。

冯书顾文的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钱文虽作一九二三年，但发表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胡适之先生遂在《哲学论丛》第一集里发表一篇《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对冯先生所提三证，认为都是丐词，丐词不是证据。其次将梁、顾、钱诸人的证据，分为两大组。第一组是“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那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第二组是文字、术语、文体，那“（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其次专驳顾先生文说；“著书的人随笔引用记忆的句子，不列举出处；这一点本不足引起什么疑问，至少不够引我们到‘那时还没有今本《老子》’的结论。”最后说：“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由是主张“延长侦查的时期，暂缓判决的日子”。

胡先生一面作此文，以破《老子》晚出说；一面又作《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以立《老子》早出说。首说：“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又以先秦止有儒、墨两家，道家之名始见于《史记》，“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断定“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本义。”《论语》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若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让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进一层的柔道。”至孔子见老子的传说，其次序是：（1）《礼记.曾子问》，（2）《史记.孔子世家》，（3）《史记.庄申韩列传》，（4）《庄子》。在《曾子问》里老子是一位丧礼大师；在《孔子世家》里已不信老子是古礼专家；到了《老庄列传》，就大不同了；至《庄》、《列》离古更远，老子便成了一个倨傲谩骂的人。所以“古传说里记载着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个传说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说”。至《老子》的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同于孔子的主张“礼后”，因为“深知礼意”，所以能“知道‘礼之本’，不在礼文上”。

《哲学论丛》里还有马叙伦先生的《辨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也为旧说辩护。（一）以《吕氏春秋.下贤篇》载子产见壶丘子林，《庄子.应帝王篇》载列子见壶子，《达生篇》载列子问于关尹子，而关尹子即老子为著五千言者，证明“以年代考知《老子》作于战国后期之非是”。（二）以《庄子》、《战国策》等书引《老子》，证明“以古书引用《老子》之文或学说，考知《老子》作于战国后期之非是”。（三）以《老子》本不分章，独以简明而近于诗歌式之辞，说明义理，大抵一方与《易》之《至辞》、《诗》之《雅》、《颂》，一方与《论语》为类，证明“以《老子》文体及春秋时私人著述已多，考知《老子》作于战国后期之非是”。

在这里我们要提前叙述冯先生对于胡先生的答辩。冯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写了一篇《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以医生诊病为譬，说明“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证据，合起来也未尝不能成为一个很充分的证据。我们不能因为证据一件一件看时不充分，而即断定合起来也一定不充分”。对于《说儒》，冯先生也作《原儒墨》（《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二期）、《原儒墨补》（同上第四期），说“儒之起是起于贵族政治崩坏之后，所谓‘官失其守’之时”，并非起于殷民族的教士。

回头我们再看《哲学论丛》里虽有胡、马反驳《老子》晚出之说，但也有主张晚出的两篇文章。一是钱穆先生的《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是熊伟先生的《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年代》。熊文是根据钱的讲演写成的，同时又是钱文的前导，所以也可看作是钱的意见，而尽先介绍。此文首先说明“春秋时还只是宗法社会，封建贵族正在崩溃的时期，战国时却完全是军国主义的空气布满了”，次说明贵族以礼为政治，而未必习礼，由是庶人之中产生靠讲礼吃饭的术士，就是儒家。后来儒家“渐得进身于贵族之列。但这些学儒的庶人中，有一班出身微贱的，自己实在讲不起那么繁华的礼，同时又觉儒家讲的礼实在太骇人，于是激起相反的态度，便成了墨家”。所以“我们……可承认春秋的时势世变，可以生出儒家与墨家，但还应知道那时的时势世变，只能生出儒家与墨家”。次说叫儒、墨皆反对贵族阶级，儒家左派的子夏一班人更提倡君礼贤下士，士立节不屈。浸而至于战国末年，是“平民阶级学者阶级最得势的时期”，但“污糟得极不像话，如纵横术数者流，稷下先生和四公子的食客辈，都成了饭桶骗子的特殊阶级，在此种背景之下，中心思想逐渐倾向于统一学术界的企图，渐渐的都想去走那以政治来统一学术界的路。这其间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老子、荀子和韩非”“《老子》的年代应该搁在这里，然后他的思想的来纵去迹，才讲得通”。

钱文从三方面考证。一、“据《老子》书推测其所论政治社会之背景”：《老子》中，“在上惟圣人，在下惟百姓，与圣人上分治天下者为官长。此乃封建制已破，贵族世袭制已坏，游士得势，尚贤之说方盛，乃有之”。同时春秋时无论内乱外患，“大率贵族阶级内部自身事，非由庶人也”。而《老子》则言民之难治，由于尚智、多欲、好动、轻死，“固非春秋时平民社会所有事也”。二、“以学术思想之系统言之”：“先秦显学，惟儒与墨”。“儒、墨初期，其议论归于反抗贵族阶级的骄僭而思加以改革，儒家缓和，可称右派，墨家激进，可称左派：墨主兼爱，其底里则反对贵族阶级之特权。”“墨子兼爱之说，一变而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复转化而为庄周之物化论，及公孙龙之惟名论。庄周与公孙龙之说合并而成《老子》之虚无论”。墨学之别支为宋钘，造人心欲寡不欲多诸说，而《老子》书皆有之。故“疑《老子》书出宋钘、公孙龙同时或稍后之说也”。三、以文字文句及著书之大体言：文字文句，时袭《庄子》。最明显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刍狗”二字，出《庄子.天运篇》。“诗、史、论之三者，殆为文学进化自然之三级。至于《老子》书，其文体属论之尤进。而结句成章，又间之以韵，此可谓韵化之论文。其体颇见于《庄子》，而《荀子》益多有，《老子》则竞体以韵化的论文成书也”。

钱先生谓《老子》书成于宋钘、公孙龙同时或稍后，至作者则大概是詹何。一九三五年七月，钱先生以他及熊先生的三篇文章，附《老子杂辨》一篇，统名《老子辨》，交由大华书局出版。在《老子杂辨》里谓孔子所见之老子为老莱子。莱者除草之称，即《论语》之荷蓧丈人。《道德经》五千言出何人之手，已无可确指，……必“寻其作者，则詹何或庶几近之”，因为“其年粗合”。“又詹何屡见于晚周人之称述，而《汉志》独无《詹子书》。便娟与詹何齐名，而汉人称环渊师老子。然则必不得已而求今《道穗》五千言之作者，与其归之孔子时之丈人、与秦献公时之周史，无宁以与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时之詹何为得矣”。（又见《先秦子系年考辨》）

同样主张老在庄后的还有张西堂先生，在《学文》第一卷第四期的补白上，刊布了《老庄先后的问题》一则，检举《老子》中的“玄”、“天门”、“玄牝”一类的名词，不见《庄子.内篇》，而见《淮南子》、《文子》、《列子》等书；“焉”字用为句首而当作“乃”字讲的不见《庄子.内篇》，亦不见于《诗》、《书》、《论语》。又谓“法令滋彰”的句头，也非《庄子》以前所应有（因张先生尚拟专文考证，故本书未收）。

钱先生考据《老子》或书年代的意见，张福庆先生颇不赞同，作《对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一文，称：一、二两方面的证据，已有胡适之的反驳，所以他止驳第三方面的证据。他说：“文体演进的历史过程是先有记事体，而后有记言体，而后有歌颂体，而后有议论体。”又说：“《论语》诚然是记言体，但《老子》亦应看作格言式的记言体，因为他的文字太简单了，太质朴了。”所以“《老子》成书的年代依然当在《论语》成书年代的或先或后”？至“刍狗”二字，是“当时通行的术语，《庄子》可以用他，《老子》也可以用他，……绝不能说他们相互间有因袭仿效或引用的关系”。

一九三四年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是高亨先生的《史记老子传笺证》，发表于《北强月刊》第一卷第一、二两期；一是唐兰先生的《老子时代新考》，发表于《学文月刊》第一期（此《学文》与刊载张西堂先生研究《老》、《庄》先后预告的《学文》不同，彼创刊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此创刊干一九三四年五月）。高文力为旧说辩证，唐文则谋折中的解决。高文据《礼记.曾子问篇》、《庄子.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篇、《吕氏春秋.当染篇》，证明“孔子问礼老聃，必有其事”。又据《庄子.达生篇》、《吕氏春秋.审己篇》，证明刷子、关尹同时。据《庄子.德充符》、《田子方》、《列御寇》等篇、《吕氏春秋.下贤篇》，《淮南子.精神篇》，展转证明列子、子产同时。子产卒于孔子前，关尹强老子著书，其时代正同。至“老子之子名宗”，乃是太史儋之子，而“太史儋者老聃之后”。“盖老聃为周史，老而免官，去周适秦。古者官以世及，其于赓为周史，一传或再三传历百许年，至儋为周太史，又去周适秦。因其为一家人，姓同、官同、行踪又同，聃儋音又近，故后世传为一人也”。

唐文首论《老子》的作者，据《庄子.天下篇》、《韩非子.六反篇》、《内储说下.六微》，所引老聃的话，俱见今本《老子》，说：“《天下篇》的作者和韩子都以为《老子》里的话是老聃所说”。次论老聃的时代，据《礼记.曾子问篇》、《庄子.德充符》、《天道》、《天运》等篇、《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载孔老的问答与关系，说“至少可以证明，老聃和孔子同时，见过面，而年辈比孔子长的一个事实”。再次论《老子》的撰成时代，据《老子》说到“万乘之主”，又把“仁义”二字连用，而《墨》、《孟》有相类的话，说“《老子》的撰成，应当在《墨子》、《孟子》撰成的时期”。而以《论语》例《老子》，说《论语》“已经记到曾子的死，显然是战国初期曾子、子思学派盛行时所撰集。那末《老子》虽是代表老聃学说，老聃虽和孔子同时，而《老子》的撰成，却无妨远在比战周时还迟些的《墨子》撰成期”。本来唐先生旧作《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即主张“《道德经》是老聃的遗言”。此文更一方面确定前说，一方面进而考据《老子》的撰成时期。

我的编印《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也相当的助长了《老子》年代的研究，最明显的要算一九三五年的几篇文章。一是叶青先生的《从方法上评老子考》，发表于三月十日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二是郭沫若先生的《老聃.关尹.环渊》，发表于四月十日的《新文学》创刊号。三是孙次舟先生的《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发表于八月一日的《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四是谭戒甫先生的《二老研究》，发表于《文哲季刊》第四卷第四号。

叶先生一手拿着“辩证法”的招牌（叶系故意的歪曲辩证法），一手拉着报纸上的特别高寿与奇怪现象的记载，说：“在一般考老子的人，除张煦和马叙伦外，所谓情理都是习见的事实，即所谓必然、一般、常态者。

他们不知道还有偶然、特殊、变态之存在的。因此，由老子的年岁和世系生出种种怀疑，以致穿凿附会，造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证据来把老子往战国时移，甚至否认其人著书。现在我们从方法上指出其机械的物质论之非，同时又给予以经历的事实，证明旧说之可信。这是要请考证家注意的。”并且进而说习用的“他人称述”、“思想线索”、“时代术语”，“文字体裁”的“考证方法全为这种机械的物质论所浸渍”。不过老子假使真是“偶然、特殊、变态”的活了二百余岁，则他的前半世虽是春秋时人，后半世实在是战国时人了。

郭先生是辩证唯物论的老前辈，却没有像叶青的很轻便的以“特殊”二字解决《老子》的年代，而不惮烦的寻找《老子》年代的证据。他是赞成唐兰先生的说法的，他据《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所述孔老的关系，断定老子确曾为孔子师。又据《史记.老子传》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孟荀传》说“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将两个上下篇部画上书名号，说环渊所著《上下篇》，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结论谓“《老子》书是老聃的语录，就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墨翟的语录一样”，而集成这部语录的是环渊。“环渊集成这部语录时没有孔门弟子那样质实，他用自己的文笔来润色了先师的遗说，故尔饱和着他自己的时代色彩”。环渊就是关尹，亦即《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嚣。关尹环渊均一声之转。它嚣，《韩诗外传》作范雎，据知《荀子》原文必作“范瞏”或“范蜎”，便是环渊，因字坏，录书者便误成“它嚣”。至他的年代大约与孟子同时。

孙先生的《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是干脆否认老子的存在的。他说：“老子本无其人，乃庄周之徒所捏造，藉敌孔丘者也。”证据是：一、《论》、《墨》、《孟》都没有称及老子，至《庄子》始忽有老子。二、《庄子.内篇》言老子者，有《养生主》、《德充符》、《应帝王》三篇。《德充符》述无趾老子对语，称孔子学于老聃。“后世关于老聃之种种演化，皆基于此”。不知“无趾者，无足也：老聃昔，大耳也”。“庄子将自树一帜，以与之（孔子）抗，恐不足以坚人之信，故不得不虚造人物，以诋仲尼，以见仲尼并未见道也”。至《老子》书的产生，则由于“庄周后学一面虚造老子之事实，一面复收庄周以还研究所得之精理妙义，著之篇章，题为《老子》，以实其人也”。三、《史记.老子传》，妄诞不可信。

谭先生发表了《二老研究》之后，又约取其意，写了一篇《史记老子传考证》，登在同一刊物的第五卷第二期二二文皆在证明“老莱子和老彭为一人，老聃和太史儋为一人。”因为莱，从、来声，来釐古音通用。老莱之莱，正当读釐。釐，家福也。彭，当是省借为，门内祭先祖所旁皇也。门内祭先祖，神来歆飨，报以介福，这名为鬃，正和釐字解为家福的意义相应。老聃和太史儋为一人的证据，除毕沅所举者外，谭先生又举出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之史即征藏史。《周礼.春官》“大史：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此守藏之藏当即约剂之藏，藏盖即辟藏，亦即辟法，所谓辟开藏以考验约剂然否之意。这个史既属于大史职，或者有时也可以称为大史。所以老聃率为守藏室之史，乃称征藏史，亦称大史。《史记》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隶释》卷三边韶《老子铭》作大史。大太二字互用，所以周太史儋即是周守藏室的征藏史老聃了。至《曾子问》及《庄子》各篇所载教孔子的老聃，谭先生认为都是老莱的传。

最后要说到我的《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我是主张老聃就是太史儋、《老子》书就是太史儋所著的。前作《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一文时，以为《老子》书的晚出已为大多数人所公认，无庸再来饶舌，所以止重在人的考证。那知旧说的反攻甚烈，不得不又作此文以兼重书的考证。旧说的证据虽多，大别可分为两类。一据《庄子》、《吕氏春秋》、《礼记.曾子问》，说老子确在孔子前，为孔子的老师。一则否认主新说者所提出的“思想线索”、“时代术语”、“文字体裁”，“他人称述”的证据，如胡适之先生说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叶青先生说一般之中有特殊，老子正是特殊的，不能以一般的现象为论断。前者的症结在《庄子》；至《吕氏春秋》，与《曾子问》都在《庄子》之后。都是由《庄子》演化而来。后者的症结在方法论及社会本质的探讨。《庄子》所载孔老关系的不可信，我举出三种证据：一、《庄子》所述人物有三类，即寓言、实有、与实有而年代悬殊。孔老的关系只属第三类。二、老子的弟子多，孔子的老师多；他既不实，此亦难信。三、《庄子》既载老子教孔子，又载老子教杨朱；既教杨朱，不能又教孔子。方法论的问题，我是赞同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的。单是一两个证据，固可以两边割，今就人而言，从孔老世系、《史记》本传、老子籍贯、老子子孙各方面，皆可以考知老在孔子后；就书而言，从“思想线索”、“时代术语”、“文字修辞”、“著述体裁”、“他人称述”各方面，也皆可以考知老在孔后，则割那一边，不难决定。至辩证法的一般之中有特殊，我则指出原则极是，而适用则应有限度。社会本质的探讨，我也从经济组织与意识形态两方面指出反尚贤、反礼教的老子不能前于孔子。此外在人的方面，也从老子的籍贯与老子的子孙，考知必是战国人，不是春秋时人。结果仍同于旧作《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的意见——老子即太史儋，《老子》书即太史儋所著。

不嫌重复，将上述诸人的见解，表列于下：（一）陈师道：老子在关、杨后，墨、荀间。

（二）叶适：著书之老子，非孔子问礼之老子。

（三）黄震：《老子》书作于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

（四）宋佚名：同于叶适。

（五）吴子良：著书之老子，即孔子问礼之老子。

（六）毕沅：孔子问礼之老子，即太史儋。

（七）汪中：老子即太史儋，在孔子后。

（八）崔述：春秋时有老聃，但孔子并没有向他问礼；《老子》书是杨朱之徒所伪托。

（九）牟廷相：老子在周称伯阳父，在春秋称老聃，至战国称太史儋；《老子》书作于战国。

（十）康有为：《老子》书在孔子后。

（十一）梁任公：《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

（十二）张煦：《老子》书无产于战国嫌疑。

（十三）唐兰：老聃确长于孔子；《老子》书是老聃的遗言，撰成在《墨》、《孟》撰成的时期。

（十四）刘汝霖：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聃格言为《老子》书者是李耳。

（十五）张寿林：《老子》著作时代在孟子前后。

（十六）钱穆：《老子》成书于宋钘、公孙龙同时或稍后，作者大概是詹何。至孔子问礼的老子是老莱子，即荷蓧丈人。

（十七）张西堂：《老子》书成在《庄子.内篇》后。

（十八）黄方刚：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书成于孔子存时。

（十九）冯友兰：老聃与李耳非一人；《老子》书在孔、墨、孟之后。

（二十）张季同：《老子》书是战国初期的产品，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后，杨朱、慎到、申不害、孟子、庄子之前，老子有是太史儋的可能。

（二十一）顾颉刚：老聃是杨朱、宋钘以后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

（二十二）胡适之：孔子确曾向老子问礼，《老子》书确是老子所作。

（二十三）马叙伦：《老子》非战国后期作品。

（二十四）张福庆：同于胡适之。

（二十五）高亭：同于胡适之。

（二十六）叶青：同于胡适之。

（二十七）郭沫若：老聃确是孔子之师；《老子》书是关尹即环渊所记老聃语录。

（二十八）谭戒甫：孔子问礼之老子为老莱子，即老彭；著书之老子为老聃，即太史儋。

（二十九）罗根泽：老聃即太史儋；《老子》书即太史儋所著。上列诸人之说，宋代五家，原文照录；清代五家，也详列佐证；近人十九家，除刘汝霖先生说见所著《周秦诸子考》，钱穆先生说须参考所著《老子辨》或《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胡适之先生的《说儒》，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册及《胡适论学近著》，冯友兰先生的《原儒墨》及《原儒墨补》，见《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二期、第四期及《中国哲学史补》外，其余各家所作，都分载于本书此册及第四册。读者取而比观之，或可得到适当的解决。否则推陈出新，另有解决的途径，亦根泽所馨香祝祷者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成，原为一九三八年《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自序）跋

这篇文章本来是《古史辩》第六册《诸子续考》的序文，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因抗日军兴，延到一九四〇年才出版。文中希望老子的年代问题能得到大体的解决，好据作他方面的研究，总算实现了。在这以后，它已不再是各家写专文争论的问题，而是在各种史书上，一般的都排在孔、墨之后，不再排在孔、墨之前。

一九四四年，侯外庐先生出版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第一章“中国古代思想的三阶段”，他就指出“如果《老子》一书果是孔子问礼的老聃其人所作”，“我们依据社会史的发展，实在有许多矛盾问题在老子思想中不能解决”。他列举了自汪中以来的“各家所疑”，认为“相得益彰”。他并且提出了以地对天的观念和书中战国时代的观念两条新证据。在第五、六章叙述“孔墨显学主潮”以后，他才在第七章叙述“老、庄学派反显学的智者学说”。他指出：一、孔子责实正名，墨子举实予名；二、孔子尊贤，墨子尚贤；三、孔子学文依仁，墨子贵义兼爱。他说这都是“时代的异变”，老子反对，说明后于孔、墨。到一九四七年，出版他和杜守索、纪玄冰两先生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仍把老子列于“孔墨显学”之后，庄、孟之前。

范文澜先生领导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把老子放在孔、墨后，孟、荀前。他说“著《道德经》五千多字，号称老子”的，是“生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李耳。李耳“当然不会是孔子的老师，道家伪造老子教训孔子的话，这等于道家说释迦是老子的儿子，又说老子是释迦的丈夫”。后来在修订本中，他又补充说：“老聃确有其人”，但“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古人”，李耳著书，“而世称老子，事同一例”。

至最近出版的几本书，像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更说“《老子》一书”，“不仅成于战国时代，且成于战国时代的庄子之学大兴以后”。他的理由是：“第一，被认为是道家的各学派思想，至庄周、慎到为止，这书里面都包涵得有。”其次，“从对各家批判中证明这书出在庄子后”。再其次，“从与庄子思想对照中证明这书出在庄子后”。不过，这样论定碰到一个难关，那就是《庄子.内篇》“述及老聃的言论”。杨先生的解答是：一、所述和《老子》“内容语气并无相同处”。二、所述老聃语，“只能算作庄子的寓言”。三、“庄子捧出这样一个老聃其人来，使孔子为之折服，杨朱为之低首，似乎道家蛮高”。但是很显然，这解答很难令人满意，庄子寓言了一个老聃，后来就恰好出了一个老聃，未免太巧了。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杨宽的《战国史》说：“《老子道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近人也有许多不同的议论，从其书的内容看来，不外乎战国时代的作品。”他把它放在孟子之后，但又说“和孟子同时”的庄子接受并发展了它的学说。那末，实质上，他也认为是在庄子前——亦即孟子前的“战国时代的作品”。

至各家的文学史有的并未述及，述及的像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也说“《老子》一书写成或者稍迟”，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也说“大体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时代，《老子》一书成于战国晚期”。

由上引普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看来，知老子——最低《老子》书的在孔、墨之后，已为大家所公认，虽然后到什么时代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多数的意见，不后于孟、庄，我的看法正谬与相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庄子》外杂篇探源

一研究的旨趣

《庄子》书之在近年的学术界，遭了三种不同的命运：（一）有些学者依据传统的见解，将《庄子.内》、《外》、《杂》三十三篇，都认为是庄子一人所作。这自然是错误，因为《外》、《杂篇》之非庄子作，是很显然的；假若都归之于庄子，则由我们将庄子弄成一个自相抵牾的人。譬如《内》七篇是很恭维圣人的，《外篇》的《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篇，则拼命的骂圣人，我们未便使庄子这样有系统的哲学家，以己之矛，陷己之盾。况说庄子是绝不会如此的：果真如此，便绝不能成功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好在这几年来，这一派似已逐渐减少了。

（二）另一派的学者，一方面说《外》、《杂篇》决不是庄子所作，即《内》七篇也有后人加入的材料，但他们研究庄子哲学的时候，却仍然根据《外》、《杂篇》。这真是宽宏大度，但未免失掉了逻辑的根据吧？

（三）还有一派，可以说是最谨严审慎。他们承认《外》、《杂篇》不是庄子作，由是他们便只据《内》七篇以研究庄子哲学，《外》、《杂篇》一概置之不问。由这种谨严审慎的结果，而《外》、《杂篇》便被屏出于学术以外了！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者之论次道家哲学，大半叙完老、庄，便叙《淮南子》。庄子的卒年，依马叙伦先生的考订，约在赵惠文王初年（《庄子年表》）。赵惠文王立于周赧王十七年，即公元前二九八年。《淮南子》的总纂是刘安，他的生年，我们不很知道；但《淮南子》的编著是在他为淮南王时；他为淮南王在公元前一六四至前一二二年，距庄子之卒已一百七八十年。那末，道家的系统，照一般人的叙述，则庄子以后即戛然而止，一直断绝了二百年，至刘安才平地一声雷，异军突起，重整了道家的旗鼓，真成了怪现象了！

我敢说在庄子以后，刘安以前，道家必在蓬蓬勃勃的发展。我们生在数千年后，书阙有间，不能详细稽考，写成一个《道家源流表》，这是一件最可惜的事！但姑就传下来的材料，也可以考知大概。这材料在哪里？便是《管子》的《心术》上下及《白心》等篇，《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而大批的材料，却是《庄子》的《外》、《杂》二十五篇（《天下篇》或是庄子所作，故除外）。《心术》、《白心》的年代我曾在《管子探源》（中华书局出版）里推考在战国中世以降；《解老》、《喻老》虽则不出韩非之手，但也可信为是战国末年的产品；惟有保存大批材料的《庄子.外》、《杂篇》的年代。直至现在还是聚讼纷如，以致被人盲目的归之庄子，或谨慎的也可以说是卤莽的屏出于学术以外。

我对于《庄子.外》、《杂篇》，不愿意盲目的归之庄子，也不愿意卤莽的屏出于学术以外；我愿意知道它每篇的年代及其为道家某派的产品，然后汇集《心术》、《白心》、《解老》、《喻老》等篇，以研究庄子以后，刘安以前的道家哲学。（虽然其中或者有刘安以后的作品，但大半是刘安以前的作品。）但一人的知识有限，往往因了自己的错觉，致使推考的年代及家派不能正确，所以在草完了《管子探源》，又草此《庄子外杂篇探源》，以就正于海内外的学者；假使无甚异议，则第二步的工作——《庄子以后的道家哲学》论文，可以断续草撰；无论如何，庄子至刘安的道家系统，可以藉此建立了。至所以只作《外杂篇探源》者，因《内篇》大体可以信为庄子所作，没有多大问题。

二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此四篇可列为一组，虽不敢武断为一人所作，最低也是一派人所作。此派为道家之极左派，拚命的骂圣人，骂仁义，骂礼乐。虽然庄子也反对各家，但只是恨他们各以己意造说而破坏道术之全，还尊重他们，许为“小成”（《齐物论》），许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篇》）。这里便对各家大骂其街了。庄子奠定道家之基，是一种建设的学问，自然因为建设而不能不对别家稍施抨击；这里便只是立在道家立场而骂倒别人，便是一种破坏的学问了。就思想的系统说，可以推定在庄子以后；就思想的背景说，可以推定在战国末年。

（一）比较《内》七篇和此四篇的“圣人观”的不同，知道绝不是作《内篇》的庄子所作。《内》七篇所谓圣人，是庄子理想中的典型人物。如庄子反对辩论，圣人也便“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齐物论》）。庄子主超然物外，圣人也便“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同上）；也便“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大宗师》）。庄子反对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养生主》），圣人也便不肯“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应帝王》）。至对于这种“圣人”的态度，当然是恭维的，拥护的。

此四篇所谓“圣人”，则与彼大异：他是“蹩蹙为仁，踞踱为义，……澶漫为乐，摘僻为礼”的（《马蹄》）；他是“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的（同上）。至作者对于这种“圣人”的态度，不惟不拥护，而且极力反对。如《胠箧篇》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又说：“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在宥篇》也说：“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这样的绝对相反，当然不是一人所作；惟《在宥篇》末段云：“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和《内篇》所谓圣人不甚抵牾，和本篇反自相抵牾。前面再三反对圣知，说“说圣邪，是相于艺也”。又说“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这里又忽然以“圣人”为全德全能之理想人物，当然是出于后人的窜乱，所以宣颖说：“此段意肤文杂，与本篇意不甚切，不似庄子之笔，或后人续貂耳。”（《南华真经解》）王先谦也说：“宣疑是也。”（《庄子集解》）不过此篇既非庄子所作，则后人续貂，不是续庄子之貂，而是续《在宥》作者之貂。既是续《在宥》作者之貂，当然不足以代表《在宥》作者的圣人观，而《在宥》等篇之反对圣人，以讲仁义道德者为圣人，又当然不是庄子之笔了。

（二）比较《内》七篇和此四篇的“仁义礼知观”，也可以知道决不出庄子之手。《内》七篇对于仁义礼知当然也不恭维，然只是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知辩！”（《齐物论》）只是说：“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选乎？”（《大宗师》）但又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齐物论》）又说：“有亲，非仁也。”（《大宗师》，则无亲之仁，不仁之大仁，并不反对。）不惟此也，《大宗师》云：“古之真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有足者至于丘也”。则对于礼知尚有相当的采纳。

此四篇之对于仁义礼知，则毫不顾惜，一味的诋唾骂。如《骈拇篇》说：“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马蹄篇》说：“及至圣人，蹩整为仁，踺蹬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胠箧篇》说：“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尤有应当特别注意的，其反对仁义礼知，大半侧重行仁义礼知后的坏影响。最明显的如《胜箧篇》述盗跖谓“盗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谓：“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盖彼以为仁义礼知的圣人之道，只不过是盗贼利用的工具，所以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同上）。庄子与孟子时代相先后，正是儒家鼓吹仁义礼知的时候，所以庄子斥其“樊然殽乱”。至此四篇产生的时候，仁义礼知已由鼓吹而被有政权者及夺取政权者所利用。虽以书阙自间，以致利用仁义以治天下之时代，不可确知。然《商君书.画策篇》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韩非子.五蠢篇》说：“［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商》、《韩》二书中反对以仁义治天下之言甚多，兹不俱引。商鞅虽与庄周的时代相先后，《商君书》的著作则在战国末期（余别有《商君书探源》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据知战国末期的统治者，确有人在打着仁义的口号；然则此四篇的著作时代也应在战国末期可知。

（三）我们所以将此四篇合为一组者，最大的理由自然因为它们的思想言论，完全一致。此外在它们批评人的地方，也可以找到一点暗示。焦竑说：“曾子、盗跖与孔子同时，杨、墨在孔后孟前，《庄子.内篇》三卷未尝一及五人，则《外篇》多出后人可知。”（《焦氏笔乘》）庄子的年代大约与孟子同时而稍后，五人既皆在孟子前，便也皆在庄子前，庄子论及五人，并不奇怪。不过五人中的曾子和史蝤并称曾、史，《内篇》没有见过，《外》、《杂》中其他各篇，也没有见过，惟《天地篇》有“跖与曾、史”一句，然《天地篇》是受了《骈拇篇》的影响的（见下）。其余的先秦各书，以余记忆所及，惟《韩非子》每以二人并称。如《六反篇》说：“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又说：“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如《八说篇》说：“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此外，《守道》、《难三》等篇，也常有此论。《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正与我们推定此四篇为战国末年作相应。《骈拇篇》说：“技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又说：“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胠箧篇》说：“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门，攮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又说：“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煽乱天下者也。”《在宥篇》说：“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又说：“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又说：“下有盗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又说：“焉知曾、史之不为桀、史一之不为嚆矢也？”无论古代人或现在人，任人都有批评的权利，所以批评曾、史的，我们不能断定是一家一派乃至一个人，但先秦的作品不为不多，而除此数篇外，很少提到曾、史的，则这几篇的同出一派或一人之手，是有极大嫌疑的。

（四）焦竑以田恒作田常，说是汉人避汉文帝讳。据定为汉初之作（见《庄子翼》）。单文孤证，未必不是原作田恒，至汉改作田常？有的人据《胠箧篇》“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一语，证明是齐亡的作品，其实此句有许多解释；照陆德明的意思，十二世是指“自［陈］敬仲毛［田］庄子，九世知齐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为齐侯”（《经典释文》）。照俞樾的意思，原作“世世有齐国”（《古书疑义举例》）。以故，此句也不能成为作于汉代的证据。

（五）王夫之（《庄子解》）、姚鼐（《庄子义章》）、苏舆（引见《庄子集解》），都说此四篇是引申老子者，皮相之言，模糊得很。“绝圣弃智”，虽然是老子之说，但老子的“圣人观”，则与此绝对不同（详下论《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老子派所作）。所以可以说此四篇曾受了老子的影响，却不能说是完全引申老子之说，不能说是老子派的作品。

三论《天地》、《天道》、《天运》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四篇，极力的唾骂儒家的所谓圣人及其仁义礼知，我们称之为左派；此三篇，不惟不反对儒家，且与儒家有相当的妥协，我们可称之为右派。

（一）儒家因为尊崇孔子，所以称孔子为夫子，而这里对孔子也称夫子。《天运篇》“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这还可以说是因为托之颜渊，所以称孔子曰夫子。《天地篇》载“夫子问于老聃”，老聃的答词说：“丘，予告若”云云，则夫子必是指的孔子。此篇言夫子的还有好几处，以此例之，当然都是指的孔子。只在这称呼上看，已足证明受了儒家的影响。

（二）只据称孔子为夫子来证明它受了儒家影响，也许有人说单文孤证，不足为凭，我且将《天道篇》摘抄一段：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谓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这不纯粹是儒家思想吗？此外若《天地篇》说“爱人利物之谓仁”。又述华封人祝尧多寿、多富、多男，尧辞，华封人说：“天生万物，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有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圣人鹑居而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除“千岁厌世”数句外，也都是儒家思想。《天运篇》说：“行之以礼义”，也正是儒家的口吻。

但虽与儒家妥协，而究竟还是道家。《天运篇》说：“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至人游逍遥之虚，纯为道家的境界；而偏要“假道于仁，托宿于义”，很显然的是道家者流，而受了儒家的影响，觉得儒家的仁义很有价值，很值得采用。

（三）此三篇之采取儒家说，还可以取证于它们的圣人观。庄子提倡道家的圣人，《骈拇》等篇反对儒家的圣人，此三篇则赞成儒家的圣人及其圣知。《天地篇》说：“圣知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时，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惧至，此之谓圣知。”《天运篇》说：“世疑稽之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无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又说：“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人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置之儒家书中，几不能辨。《天道篇》还比较灰色一点，其所谓圣道，可以说兼儒道而有之，如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就其主静而言，近于道家，然与庄子所谓圣人，也不同了。

（四）庄子主天出于道，所以说：“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

《天地》、《天道》、《天运》三篇，则以天为根本观念，道亦出于天。如《天地篇》说：“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道篇》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状之，原省巳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巳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于天。”《天运篇》也说天运由于不能自止，并无主宰者的主张维纲，推行。又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这一方面可以证明此三篇与庄子不同，一方面又可以证明此三篇同出一派人所作。就《天道篇》所言，不惟采用儒家的仁义说，且采用法家的形名赏罚说，所以又说：“礼法度数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上之所以畜下也。”可以知其著作时代在法家大成之后，就是在商、韩之后，其年代最早不能超过赢秦，大概是汉初的作品。

（五）《天道篇》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一段，姚鼐谓“此亦汉人语。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也”（《庄子章义》）。又篇中有“上仙”二字，姚鼐也说是“秦以后人语”（吴汝纶《点勘庄子读本》引）。又有“白云”“帝乡”等字，吴汝纶说：“亦非雅词，周秦人无此”（《点勘庄子读本》）。今案篇中称孔子十二经，又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也像汉人的说话。

但《史记.老子传》的“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一段，本之于《天道篇》的子路谋曰：“由闻周之证藏史有老聃”云云；孔子称老子犹龙一段，本之《天运篇》的孔子见了老聃，对弟子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云云。则其著作必在司马迁以前可知，所以这几篇的时代当在西汉初年。

（六）我在《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一文（《管子探源》附录三）里，稽考三皇之说，始见于《吕氏春秋》；以政治言皇，以政治分别皇帝王霸，盖在西汉。今《天运篇》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又说：“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又说：“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大焉。”不惟提出三皇五帝，且提出三皂五帝之治，也是作于西汉之证。

四论《刻意》、《缮性》疑为秦汉神仙家所作（一）此二篇之在《庄子.外》、《杂篇》，最为简短，不容易找出极具体的证据，断定是某派人所作，某时代所作。但就文字与思想两方面观之，似出于秦汉间的神仙家；神仙家本来半出于道家，半出于阴阳家，以故，也有与道家不甚违背的。

关于近似神仙家的论证，王夫之于其《庄子解》里已经凿凿言之，而且这是很显然的，所以我们不再词费；惟王夫之谓其如“魏伯阳、张平叔、葛长庚之流”，又说“一若后世科场文字之局度”，似乎将其著作年代放在魏晋，或竟在魏晋以后。依我看，我们若不能证明不是《汉书.艺文志》之旧，则不能说它在刘向、班固以后。而且神仙家之在秦汉间，确很发达，则与其说是出于魏晋，不如说是出于秦汉为比较妥当。

（二）吴汝纶说：“某案‘吹昫呼吸’三语，割取《淮南子.精神》篇文。”（《点勘庄子读本》）假使照吴氏的意思，《刻意篇》最早也在《淮南子》以后。这对不对呢？我们最好将此篇和《淮南子.精神训》的文字比较一下：《刻意》

吹昫呼吸，故吐纳新，熊经鸟申，为受而己矣。

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为也。《精神训》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昫呼吸，吐故纳新，接经鸟申，凫浴猿蹑，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足以滑心。照普通的情形讲，先简而后详，《刻意》详于《精神训》者，只是断语的“道引之士”，“彭祖寿考者之所为也”二句；《精神训》详于《刻意》者，则是重要的养生方法的“凫浴猿蹑，鸱视虎顾”二句；所以与其说是《刻意》割取《精神训》，不如说是《神精训》割取《刻意》。况且《淮南子》是杂家书，是同《吕览》一般的采摭各书而成，它和旧传在它以前的书有了大同小异，乃至类同的地方，我们没有很积极的证据，证明确是彼书钞此，如《文子》之类，不能不承认是此钞彼书。唯其如此，所以此二篇的年代盖在秦、汉之间。

五论《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寓言》为庄子派所作（甲）《秋水》

（一）此篇之为庄子派所作，王夫之已言之。他在《庄子解》说；“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但我们如要稳当一些，只应说是推衍庄子，不应说是推衍《庄子》某篇；定要指出某篇，则与其指出《逍遥游》、《齐物论》二篇，毋宁指出《齐物论》一篇。庄子哲学之论理上的根据，就在《齐物论》。《齐物论》之旨，在破除万有不齐的差别，以完成无差别，无对待的“一”的“全”的哲学。因此谓“物无非是，物无非彼。……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这种“道枢”，《秋水篇》能予以明晰的解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固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秭米也。知毫末之由丘山也，则差数等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固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固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定矣。所言较《齐物论》更为明辩，显然是据《齐物论》之说而益加推阐。此外如谓“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何少何多，是谓谢施”，也极切合《齐物论》的旨趣。《齐物论》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这里也便说：“知天地之为秭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齐物论》说：“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里也便说：“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定矣。”无处不与《齐物论》的论旨相凑泊。尤其是彼以“齐物”名篇。这里也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并且说这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其为庄子一派的后学所作，毫无疑义。

（二）此篇载公孙龙问庄子之学于魏牟，魏牟说：“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或作天皇）也，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这确能描绘庄子的精神。庄子认为天地万有是一体的，是无差别，无对待的，当然也便“无南无北”，“无东无西”了。

公孙龙虽能及见庄子，但究竟是庄子的晚辈，依梁任公先生的考订，大约差五十几岁（《庄子.天下篇释义》）。魏牟既与公孙龙共语，则其年辈当与公孙龙相仿。作此文者，能将二人的谈话载入，当然更在其后。

在另一段里，对之哙让国称为“昔者”，可见作者距之哙让国有相当的年代。之哙让国，据《六国年表》在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一六年，庄子正当其时。知著作者在庄子之后。但观其对庄子哲学之有深刻的认识，不似以哲学批评见称的荀卿及“整齐百家杂语”的司马迁之只是一般的见解（见下论《天下篇》），应当是庄子弟子或其后学的作品。

（乙）《达生》

（一）《秋水篇》推衍庄子的认识论，《逃生篇》则推衍庄子的养生术。庄子的养生术，其最要者，一是“顺”字决，就是顺适自然。二是“忘”字诀，就是忘掉自己。关于前者，如《大宗师》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此篇也使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生主》以庖丁解牛，提比养生方法，称庖丁自言：“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又说：“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此篇也便说：“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极。”关于后者，如《大宗师》说：“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篇也便说：“齐（斋）七曰，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又说：“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不惟旨趣相同，甚至字句亦无大异，当然是庄子一派的后学所作。

（二）《大宗师》说：“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海不濡，入火不热。”《逍遥游》、《齐物论》亦皆有类此的言论。惟何以能如此，则未曾言及，此篇却能予以理论的解释。篇中设为子列子问关尹说：“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此？”关尹告诉他说：“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所谓“纯气之守”者，“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一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万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冲无郤，物奚自入焉。”又以醉为喻说：“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

我们知道一种道理的创造者，每不能逐处说得邃密周详；逐处说得邃密周详，每要等待他的忠实而有才能的信徒（不一定是亲炙弟子）。此篇之于《内篇》，正是如此，所以不是庄子作，而是庄子的弟子或后学所作。

（丙）《山木》

此篇之为推衍《内篇.人间世》者，王夫之（《庄子解》），及苏舆（《庄子集解》引）都已说过，但都没有举出积极的证据。

今案：

（一）第一节说：“夫子出于山”云云，夫子是指的庄子，对庄子称夫子，可知是庄子弟子或其后学所作。

（二）《人间世》是说明处世之难及处世之方的，此篇与之全同。《人间世》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此篇也说：“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人间世》为说明才为身害，举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因为“实熟则割”，“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相反的又举支离疏因为“支离其形”，由是“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此篇也举丰狐文豹的因“其皮为之灾”，由是“不免罔罗机辟之患”。

但《人间世》只说明才智贤哲之害，此更进而说明不惟才智贤哲有害，不才不智不贤不哲亦易遭害。所以发端之始，即一方面说山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一方面又说：“主人之雁以不才死。”后来又说：“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拙，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显见是据庄子之说，而又加以反面的补充。

至谈到处世的方法，《人间世》以为就已言只有一个“虚”字，“虚室生白”，自然可以“吉祥止止”。就环境言只有一个“顺”字，“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达之人于无疵。”此篇对于“虚”字诀，设了一个“虚船”的比喻，说：“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由此证明“人之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对于“顺”字诀也能有微妙的说明，谓应当“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惧化，而无肯专为”。应当：“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住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曲傅。”

但庄子之处世，虽然主虚己顺人，而究竟为的自己，究竟是唯我中心论者。此种意思，深蕴在《内篇》，尤其是《人间世》。今《山木篇》更鲜明的说应当“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处处都是推衍庄子之意，而较庄子益周密详明，所以不是庄子所作，也不是与庄子无关者所作，而是庄子弟子或其后学所作。

（丁）《田子方》

（一）我在另一文里曾说庄子的根本意思，只是“一”与“全”。“一”是本体，嫌其太抽象，嫌其混于一二三之一，由是又提出“全”字；“全”是形容“一”的，是说明我之所谓“一”，非一二三之一，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之全的一（《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庄子哲学》），此篇也说：“夫天地者万物之所一也。”又假借孔子听到老聃的话而叹息说：“微夫子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宣颖注云：“天地之大全，即万物之所一也”（《南华真经解》）。这是很不错的。

（二）此篇主旨在以“一”的哲学用到人生，所以说：“夫天地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用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持与《内篇》相比，和《德充符》的性质略同。这自然是就它的意思说，不是就它的字句说，因为它当然不能逐字逐句的抄袭。但它的意思，是要读者将两篇文仔细研究，我们不能将两篇抄下。姑就字句方面来找证据，如《德充符》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此篇也说：“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其相袭极为明显。

（三）《齐物论》说：“日夜相待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此篇也假孔子告颜渊之言说：“日出于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这显然是就《齐物论》之旨而加以申说。此篇自“日出于东方”至“有待也而生”，是申说的“日夜相待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手？”但什么得此所由以生？在《齐物论》里说的很含混，同时也便很概括；此篇的作者恐人对这种含混而概括的说话不易得到具体的概念，由是说：“万物莫不比方。”但此言仍很含混，由是又加分析说：“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此篇自“吾一受其成形”至“可不哀与”，是申说的《齐物论》的自“一受其成形”至“不亦悲乎”，这是很明显的，用不着再来说明。

（戊）《寓言》

（一）王夫之谓此篇与《天下篇》同为《庄子》全书的序例（《庄子解》），就第一段说，确有点相像，但以后的数段，都绝对不像序例的样子。且既有了《天下篇》作序例，为什么又作一篇序例，叠床架屋，于义无取。

这里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天下篇》也说过。不过《天下篇》只是很简单的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里便很详细的解说什么是寓言，什么是重言，什么是卮言。如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谋，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假使《天下篇》是庄子作，则此篇是庄子弟子或后学所作，所以依据了庄子之说，而又能为之详细的申明解说。

（二）篇中“众罔两问于景”一节，很明显的是据《齐物论》的话而加以推阐。兹将二文比列于下，读者一望而知，不用再加说明了。《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持操焉？”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蝉翼邪？”

《寓言》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蛇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被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别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间乎？”（三）固然篇中也引过老子的话说：“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但全篇都是庄子一派的思想，则此只是一种引证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庄子派而受了老子一点影响，不能说是老子一派。

六论《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老子派所（甲）《至乐》

（一）此篇的意思，一言以蔽之曰：“以死为至乐。”所以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也！”所以托为空髑髅赞美死说：“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然后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种思想是老子一派的思想，不是庄子一派的思想。庄子重视生命，所以特作《养生主》篇。其《齐物论》篇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德充符》篇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但这正是他的养生方法，而不是愿意死。他以为：“死生、存亡、穷选、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而与物皆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所以不恶死，不是愿意死，而是所以养生。

老子虽然说过：“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第五十章）。但以有身为祸患的根苗，说：“贵大害若身。……何谓贵大害若身？吾所以有大害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欲求无身，只有死之一途，所以老子言生之苦，此篇则进而言死之乐。所以是老子一派的思想。

（二）自《史记》以老、庄合传，并且说庄子“要亦归之自然”，由是学者每混言老庄，以为老子如此，庄子亦必如此。其实不尽然，即如“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很重要的主张，而庄子对之却甚漠然。遍检《内》七篇，只《逍遥游》有“彷徨乎无为其侧”，《大宗师》有“道遥无为之业”两句，其余从未提到“无为”；至于“无为而无不为”，更根本没有谈过。此篇则畅论“无为”及“无为而无不为”之旨说：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无为可以定是非。……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清，地无为以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这也足以证明是老子派而才是庄子派。

（乙）《知北游》及《庚桑楚》

（一）《老子》书后人名之曰“道德经”，虽然于占无征，但假如允许我们因其实而付之以名，则惟有“道德”二字最为恰当；因为五千言中讲的最热闹者为“道”，其次为“德”，这是尽人皆知，无庸举例的。《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知北游》也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老子谓“德”与“道”是一贯的，而不是并行的，以现在的话来解释，则“道”是本体，“德”是“道”的表德；“道”是天地万物所以然之整个的原理，“德”是这种原理的适用于各别的万事万物。所以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二十一章）《庚桑楚》也说：“道者，德之钦也。”老子常等次各家所提出之道德名词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知北游》也说：“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在在都表现志同道合，“故曰”二字，颇有注意的必要，前面并无此言，则“故同”以下的话，似引自他人或他书，今《老子》书适有同样语句，则有引《老子》书的极大的可能。果尔，更足以证明是老子派的作品了。

（二）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知北游》也说：“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行不言之教。”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第八十一章）。《知北游》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德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此外若前面所举“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也是发挥此旨的。

（三）庄子对“贤”的态度，我们无从知道，因为在《内》七篇里从没有说过。对“知”的态度，像是不甚反对，他说：“古之真人……以知为时；……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大宗师》）反对贤，反对知，是老子的主张。如《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第十章说：“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第十八章说：“慧智出，有大伪。”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庚桑楚》也反对“贤”与“知”说：“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不惟反对贤知同，其反对贤知的原因亦同。老子说“不尚贤”的好处是“使民不争”，《庚桑楚》则说“举贤”的害处是“则民相轧”；老子说“慧知出”的坏处是“有大伪”，《庚桑楚》则说“任知”的坏处是“则民相盗”，真是一鼻孔出气。

（四）《老子》第四十八章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北游》也说：“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此“故曰”二字，与第一条所举“失道而后德”上的“故曰”，同样似引用《老子》书。如或真是引《老子》书而加以发挥，更可以知道是老子一派的学者所作了。

（五）庄子以至人、真人、圣人为其理想人，从未以婴儿为其理想人；以婴儿为理想人者，在先秦似只有老子。如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第二十八章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五十五章说：“合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牡牝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庚桑楚》也说：“老子曰：‘卫生之精，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渚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揽，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知，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也。’又引老聃曰：‘能儿子乎？儿子动而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犒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所谓“抱一”也是老子之学，除前面已列举之“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以外，在《老子》第二十一章还说过“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再者，此两段文字，篇中部称为老子之言，知作者是尊崇老子的。

（六）“有”“无”问题，也是庄子及其他先秦各家所未多讨论，而老子最好讨论的问题。他说：“故有无相生。”（第二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十四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知北游》对此问题也有讨论，如：“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问，而孰（同熟）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庚桑楚》对此问题也有讨论，如：“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不惟有无问题，是老子的专卖品；“天门”也是老子的特用术语，如第十章说：“天门开阖，能无雌乎？”

（七）《庚桑楚》篇，大半是在记载庚桑楚，而庚桑楚据篇首言是“老子之役”，是“遍得老聃之道”的。他居于畏垒之山，畏垒之民欲“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他以为如此便“不释于老聃之言”。别人问他的问题，他不能解决了，便令其往问老聃。自然我们不敢断定庚桑楚不是“乌有先生”，但此篇是老子一派的后学所作，此点亦是证据之一。

（八）此二篇并非绝无庄子一派的思想，尤其是《庚桑楚篇》将《齐物论》的几句话依样录下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矣，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但这只能说是受了庄子的影响，不能说是庄子一派；因为无论质的方面量的方面，同于老子者有十八九，同于庄子只不过十一二。一种作品，只要他的时代在一个伟大的学者之后，很容易的直接或间接给地一些影响，但我们不能便根据这一点说他是某大学者一派的作品。即如庄子与惠子的相互影响很多，我们却不能将庄子、惠子同列为道家或名家。至于庄子之与老子，本来同为道家，其同点很多，老子一派的后学而吸收一点庄子之说，是很合理的，不能因此而说他不是老子派。犹之庄子派的后学而吸收一点老子之说，我们仍然说他是庄子派一样。

（九）《胠箧篇》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当然是受了老子“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说是老子派。这原因，就如同此二篇虽有受了庄子影响的地方，而不能说是庄子派一样，都是就质量两方面权其轻重，而后论定。再者，此二篇之为老子派，《胠箧篇》及《骈拇》、《马蹄》、《在宥》等篇之非老子派，还有一极强的证佐，就是他们的“圣人观”的不同。彼四篇是极力反对圣人的，其反对的圣人是儒家的圣人，在论彼四篇时已有较详的考证。此二篇与老子是推崇圣人的，其推崇的圣人是道家的圣人。《老子》书提到“圣人”的有二三十章，如第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章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纯粹是道家特别是老子心中的典型人物。此二篇之所谓“圣人”，与此全同。如《知北游》说；“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又说：“圣人处物不伤物。”《庚桑楚》也说：“万物出乎无有，商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亦无有，圣人藏乎是。”

（十）至于产生的时代，必在庄子以后，因为已经受了庄子的影响，《知北游》还有东郭子与庄子问答的故事。我们没有理由说是秦汉的作品，则其时代当在晚周，即战国的末期。

七论《徐无鬼》、《列御寇》疑为道家杂俎这两篇文字，反复循读，找不出它的中心思想，好像是汇合道家言与道家故事而成。王夫之说：“《杂篇》唯《庚桑楚》、《徐无鬼》、《卮言》（即《寓言》）、《天下》四篇为条贯之言，《则阳》、《外物》、《列御寇》三篇，皆杂引博喻，理则可通，而文义不相属，故谓之杂”（《庄子解》）。依我看，《则阳篇》比较有系统，比较“为条贯之言”；不为“条贯之言”者，此二篇及《外物篇》为最。《外物篇》我们可以确知为汉代产物，此二篇虽亦有出于汉代的嫌疑，但我们还不敢遽然断定，所以与《外物篇》分别论述。

他篇亦多由若干段组成，但无论各段是纯粹的理论；或故事的说明，都凑泊于一个中心思想。此二篇则只是拉杂的将若干段排列起来而已。《徐无鬼》的第一段是徐无鬼说魏武侯不可“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又不可“为义偃兵”。第二段是小童说黄帝“为天下”如“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矣”。第三段是慨叹各种人士之“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第四段是庄子和惠子讨论“公是”问题。第五段是庄子伤悼惠子之死，而自己“无以为质矣”。第六段是管仲临终向桓公推荐隰朋。第七段是吴王因射死巧狙而劝他的朋友颜不疑“无以汝色娇人”，颜不疑也便真的“去乐辞显”。第八段是南伯子綦叹息人之：“卖之”“有之”。

第九段是孔子说大人“不以物易己”。第十段是子綦不愿他的儿子捆“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事”。第十一段是许由“逃尧”，嫌其不知“贤人”之“贼天下”。第十二段是提倡“真人”，而诋“暖姝者”，“濡需者”，“卷娄者”。第十三段是说“以目视目，以耳听耳，纠心复心”。第十四段是说真人“不以人入天”。

第十五段是说药物的害处。第十六段是由句践息于会稽，说到“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第十七段是说“不知而后知之”。这样的各段说各段，毫不相蒙，我们实在找不出他的所以然。以故，很疑心是道家的后学，杂采道家的零碎言论与故事而成？正同墨家后学的掇抬墨家故事而辑为《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一样。至于《列御寇》篇，篇幅小于《徐无鬼》，段落别多于《徐无鬼》，更像零星缀辑的东西了。

八论《外物》为西汉道家所作

此篇也是道家的杂俎，不过产生的时代，当在西汉。

（一）篇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之名，不见于先秦载籍；“县令”，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是秦官，而汉代承用之。以我们所知，秦国僻在西陲，尊重法术，这种自南方兴起的道家思想，似乎不易在秦国流行；古书记载上也没有流行的痕迹。汉初，承战国秦楚久战思静之后，道家应运而起，颇为盛行，所以我们与其认为是嬴秦作品，勿宁认为是西汉作品。

（二）篇中又说：“儒以诗书发冢”，似是汉武帝尊重儒术，推崇五经以后的事情。古文经的出现，有的得自船头，有的得自破壁，利禄所至，赝伪遂生，汉武帝在秦火之后，诏求亡经，儒者遂以诗书发冢，是很有可能的勾当。

九论《则阳》为老庄混合派所作

老、庄都是道家的领袖人物，晚出的道家有的步武老子，有的步武庄子，此籍则似兼学两家者所作。同于老子者：

（一）篇中鲜明的采取老聃的话以立论，如引老聃曰：“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民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

（二）篇中说：“万物殊理，道不名，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又说：“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无为”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老子的主张；“有名”“无名”，也是老子的学说，故于第一章便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既同于老子，当然是同意于老子的学说无疑。

同于庄子者：

（一）篇中曰：“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纯粹是庄子的主张。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是很大的错误。《庄子.大宗师》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夭乎？”可见他是主张天人不分的。老子则不然，他是提倡天而反对人的。如第七十七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可见此处是同于庄子，而不同于老子。

（二）《内篇.大宗师》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此篇也说：“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惑乎？”两者相较，后者似乎益有理论的根据，益足以证明是本庄子之说加以推阐的。

既有的同于老子，有的同于庄子，当然是兼宗两家者所作。战国末年的左派道家，极力诋毁儒家的圣人，实则老、庄皆提倡道家的圣人，此篇也提倡道家的圣人，如说：“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益知是老、庄混合派的作品。

十论《让王》、《渔父》为汉初道家隐逸派所作自苏轼疑《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非庄子作以后（见《庄子祠堂记》），此四篇遂成了合组的伪品；实则非庄子作是事实，四篇合为一组则非也。《让王》、《渔父》似汉初道家的隐逸派所作，盗跖似是战国中世的道家激烈派所作，《说剑》则大概出于纵横家之手，并不是道家的东西。《盗跖》、《说剑》，另篇论述，兹先述《让王》、《渔父》两篇。

（一）《让王篇》的意思，两言以蔽之，曰“让王位，甘贫穷”，自然是隐逸者的说话。《渔父篇》托言孔子及弟子在杏坛读书弦歌，来了一个“须眉交白，被发揄袂”的渔父，大斥孔子的“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又叹息孔子“早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由是孔子“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渔父说：“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说罢刺船而去。孔子遂向弟子说渔父是有道之人，自然也是隐逸派的思想。

（二）《让王篇》有许多地方是采自《吕览》的，它的年代当然在《吕览》以后。本来《吕览》是杂录各家之说，为什么独于此篇反倒认为是采自《吕览》，不认为是《吕览》秉自此篇？这可以从比较而知。《吕览》虽然博采各家，但大半加以炮制，此篇与彼同者，则几于字句从同，非彼钞此，即此钞彼。如“尧以下让许由”一段，和《吕览.贵生篇》完全相同，惟有一字不同，《贵生篇》说：“未暇在天下也”，此篇作“未暇治天下也”。以今视之，“在”字好像费解；但晚周时代，“在”字却有这样的用法。即如《庄子.在宥篇》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便是显例。《文选》谢灵运从《宋公戏马台诗》注引司马云：“在，察也。”“在”字是否作“察”解站不论，“在天下”并非不词，总算有极强的佐证。但这种用法后来亡佚，《让王篇》改作“治”字，显然有古今先后之分。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一段，全同于《吕览.审为篇》，惟在后面添上这样的几句：“魏牟（即中山公子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显见是采彼事以证成自己之说。所增加的议论，重在“隐岩穴”，可以使我们益信此篇为隐逸派的作品。

“昔周之兴”一段，同于《吕览.诚廉篇》，中间叙事，虽字句略有小异，然皆无关宏旨，惟此于叙事完了之后，添上几句议论，和“中山公子牟”一段同样可以证明为此篇采《吕览》所载的故事，而藉以阐明自己的学说。

（三）《让王篇》在《吕氏春秋》之后，但不能在司马迁之后。篇中言：“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所谓“共伯”，就是在厉王出走后执行政权的“共伯和”，亦称“共和”（详王国维先生《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此段故实到司马迁时已经亡佚，由是“共和”变为周公、召公共和行政。这里有“共伯得乎共首”的话，知道在司马迁以前。

（四）《渔父篇》的时代在文字上找不出很强的证据，但既与《让王篇》同在表现着隐逸味道，疑其时代略相等。而且渔父的故事，依我们所熟知者而论，大都产于秦末汉初，《楚辞》的《渔父》作于秦末汉初（详陆侃如先生的《屈原评传》及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第二篇）。伍子胥逃吴时，遇到渔父，载在《吕氏春秋》及《越绝书》，而二书固是秦汉之作？项羽败于垓下时也遇到渔父，时代正在楚汉之争。这虽不能算一个证据，但也可算是一个暗示了。

十一论《盗跖》为战国末道家所作（一）我在《管子探源》里曾考究“宰相”之称，始见于《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华书局本页二九、三〇），今此篇说：“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所以其著作年代不能超过战国末年。

（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及此篇，知作于司马迁以前。篇中唾骂孔子，与汉代之学术思想不相应。又谓：“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焉无异骐骥之过隙也，不能说其意志，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纯为享乐主义之颓废思想，似为战国末年产品。

十二论《说剑》为战国末纵横家作此篇就思想说，毫无道家的味道。孙夏峰说：“战国策士游谈，与《代说》的《幸臣篇》相似”（引见宣颖的《南华真经解》），一点不错。通篇的意思是赵文王喜剑，弄得国家不像样子。太子悝患之，募左右能说王的。庄子应募而说王：“臣有三剑……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只说了天子之剑以天下的山川河流为锷镡，用之可以匡诸侯、服天下，而赵王已芒然自失。遂又说诸侯之剑如何，庶人之剑如何，而赵王遂好剑了。这明是纵横家托之庄子而造出的故事，编《庄子》书的只见是庄子的事，遂拉来了。数年前有友人告以此篇为作《幸臣论》的庄辛所作（现已忘记是谁），今知不然者，篇中的庄子，自称为周，当然是托之庄周，而不是庄辛所作。既托之庄周，当然在庄周之后，所以大概是战国末年的作品。

十三论《天下》疑为庄子所作

对此篇，我颇拥护传统的见解，疑心是庄子的自序。

（一）先秦各家部没有注意到哲学产生的原因，注意到的只有庄子。他以为哲学思想随时随地都在流行，是多方面的，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哲学家看见了一方面，取之而予以系统的组织和理论的根据，由是成为他自己的哲学。这在某一个哲学家是成功了，在整个的哲学却是破坏了。《齐物论》说：“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天下篇》论各家道术（即哲学）的产生，都是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然后如何如何以造成其一家之学，正同于《齐物论》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又在论各家道术之前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前者正同于《齐物论》所谓“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后者正同于《齐物论》所谓“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我们假设不能在他家找出有同此见解的文章，则《天下篇》的同于庄周思想，决非偶然也。

（二）庄子哲学归结于“一”（详《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拙撰《庄子哲学》），《天下篇》也说：“神何由降？明何以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又慨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正是庄子的根本意思。

（三）批评某一种学说，是要客位的人才说得公允；介绍某一种学说，是要主位的人才说得真切。古今之论述庄子学说的，荀子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司马迁说是 “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初看似乎很对；其实呢，庄子何肯沾沾于天？《大宗师篇》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又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前者是“因言遗言”，意谓假设有天人之分的话，则必要既知天之所为，又知人之所为。后者是破世俗天人之分，意谓本来是“一”，那有天人的分别？所以你以为是天，也许是人；你以为是人，也许是天。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便多少误解了庄子的意思。

不错，庄子的确有点倾向“自然”，但自然是他求达真理的手段，不是他信仰的真理。为什么要自然？因为天地万物是浑然一体的，你若不任自然而逞强使能必来创造，在你容或有一曲一偏的成功，但对“全”的“一”的自然状态，却破坏了；前面引的“道隐于小成”，便是这个道理。唯其如此，所以才要任自然，所以自然不是他的根本意思。

荀子、司马迁之论述庄子，都不很深刻，惟有《天下篇》之论述庄子，却独得要领。它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茫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占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又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样的恰如其分，很疑心是庄子自白。

（四）假使此篇是战国末年人造出来的，对孟子、荀子不应当不论述。解者也许说：所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已经将孟、荀包括在内。但我以为孟、荀两大师，似乎应当特别论述，不应当泯没在死读《诗》、《书》六艺的“缙绅先生”之内。我们退一步言，孟、荀可以附在这里，而阴阳家的邹衍之属，法家的商、韩之属，也不应当一字不提。所以它的时代不应很晚，而恰当庄子的时代。

（五）怀疑此篇不是庄子作者，不出两种理由：一、谓惠施、公孙龙不能相及，而篇中叙述他俩的辩论。关于这，梁任公先生于《庄子.天下篇释义》里曾加以考辨，据说是可以相及。实则篇中谓：“辨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不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并没有说惠、龙互辩。所以庄子只要能见到公孙龙，便可以说这段话，和公孙龙能不能见到惠施没有关系。庄子死在惠子之后，惠子既可以见到公孙龙，庄子更可以见到了。二、因篇中论及庄子，由是疑心是庄子以后人所作，这也不是极强的佐证，自己论自己，也是常有的事，如《淮南子》的《要略》，便对自己有所评论，同样，庄子也不妨评论自己。

（一九三六年《燕京学报》第三十九期）

子莫考

一子莫魏牟非一考

孙仲容《籀述林.子莫学说考》曰：“《孟子.告子篇》以子莫执中与杨、墨同列（根泽案系《尽心篇》，非《告子篇》），则子莫必战国时闻人硕士能以学说自名其家。然自来无有能知其人者。赵歧注则云：‘子莫，鲁之贤人也，其性中和专一者也，’其说殊无义据。余博征先秦诸子遗说，而以声义推合之，窃意其即魏公子牟也。牟莫声类同。《方言》云：‘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劳而相勉若言努力者，滑之侔莫。’是牟侔与莫一声之转，疑子莫即子牟之异文，抑或牟字子莫，要近是一人矣。”

古人书姓名，固有依声假借之例，然窃疑子莫、公子牟则非一名之异文，而原为两人也。赵邠卿去孟子才五百岁，先秦旧说，存者尚夥，当两汉右文之余，诸儒诂经之后，少涉典籍，老嗜稽古，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以注《孟子》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以来、五百余载。”又曰：“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又曰：“或有温古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又曰：“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料，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谓予莫为鲁人，当有义据。且魏公子牟者，魏国公子名牟者也，非名或字为子牟也。故古书所载，或曰魏牟（《庄子.秋水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战国策.赵策》），或曰公子牟（《庄子.秋水篇》、《战国策.赵策》、《汉书.艺文志》）、或曰魏公子牟（《说苑.敬慎篇》），或以封于中山，曰中山公子牟（《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篇》、《淮南子.道应训》），迄无名之曰子牟者。惟高诱《吕氏春秋训解》曰：“子牟，魏公子也。……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信如高氏所云，何以解祗书公于牟者哉？名卫公子鞅曰子鞅，燕太子丹曰子丹，其可乎哉？高氏强割“公”字以属上，谓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则中山公三字指中山之君也，何能以中山之君邑子牟耶？《吕氏春秋训解》与《淮南子注》，均出高氏之手，而彼只曰“中山，鲜虞之国”，亦不以中山公三字连读。《庄子》司马彪注曰“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荀子》杨注曰：“牟，魏公子，封于中山”。斯得之矣。高氏生于东汉，其说与古不合者，未可遽信，况其自相矛盾者乎？今孙氏以为子莫即子牟之异文，子牟即非其名字，何能有子莫之异文？至谓“抑或牟字子莫”，真“殊无义据”矣。

《荀子.非十二子篇》谓魏牟“纵性情，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庄子.秋水篇》载其以“埳井之蛙，不知东海之乐”，讥公孙龙所见者小。《说苑.敬慎篇》又述其劝穰侯“重生远罪”之言。孙氏亦谓公子牟“殆乐生玩世，纯任自然，而放浪形骸之外，若于桑伯于之臝处，所谓同人道于禽兽，盖已开魏晋王、何、嵇、阮之先”。而又谓其“持论调和聏合，不拘一隅，故于为我兼爱两无所取，而孟子又谓其执中无权，明其与儒家时中之道，亦舛驰不合”。呜乎，何其牵强附会而自相抵牾也！孟子既谓其“执一无权”，则其人必拘泥一说，不通权变，与纯任自然放浪形骸者远矣。于为我兼爱两无所取，亦未必不拘一隅，盖惟取执中而不知权变，则所执之中即其拘守之一隅，所以孟子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孙氏为自圆其说，不惜违反事实，谓其“不拘一隅”，以使合“纯任自然，放浪形骸”之义，不亦妄战！孙氏又以为《班》、《荀》等书“虽未揭明执中之义，然《汉.志》列其书于道家，《庄子》载其与公孙龙相难，《列子》又有申公孙龙之说，则其学说当在道家名家之间，无所偏主”。今就《庄》、《荀》所称，《汉.志》所列，铀绎其旨，当为道家，非于道名无所偏主。《列子》乃晋人伪书《列子》为晋人伪作，近已渐成定谳；欲知其说，可看黄震《黄氏日钞》、高似孙《子略》、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马叙伦《天马山房丛书.列子伪书考》（此文又见《古史辨》第四册）等书。虽《庄子》等书，亦杂赝品，而终为先秦旧说。《让王篇》虽有人疑为晚出，而所言魏牟事，兼见《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亦秦汉之遗闻也。，何足为据？孙氏自知其说未能精当，至托于无可稽可之佚书曰，“西汉时其书尚存，执中之说，容有见于其中者”，斯所谓遁辞者也。

二子莫即颛孙子莫考

余窃钩稽载籍，离比义理，知子莫乃《说苑》所谓颛孙子莫，与公子牟风牛马不相及也。《说苑.修文篇》曰：“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疑有脱文，据下或为折字），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斯可矣。’公孟子高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规规焉拘谨已极，与孟子执一无权之说，相吻合矣。

不特此也，梁章钜《论语旁证》（《为政篇》）引钱大昕之说曰：“《史记》以子张为陈人，而《吕氏春秋》云子张鲁之鄙家也，学于孔子（根泽案见《尊师篇》），或陈或鲁，二说皆是。按《春秋传》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子张当是颛孙之后，以字为氏者，故称陈人子张。既从孔子游，而其子申详为鲁缪公臣，则居于鲁非一世矣。”《说苑》虽未明载颛孙子莫为鲁人，然颛孙氏得氏日浅，人士未繁，战国之初，当未散居各国；即颛孙子莫于时已徙居他邦，而颛孙氏既出于鲁，谓之鲁人，亦不为过。孟子所称子莫，赵氏谓为鲁之贤者，不得谓之无据；而与颛孙子莫要为一人矣。且以时考之，依《说苑》所载与曾子同时，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孟子以子莫与杨、墨并称，当为杨、墨同时，或时相先后之显学者。墨子之生后孔子约十岁（本梁任公先生《墨子年代考》），孔子卒年七十三（本《史记.孔子世家》），七十三去四十六为二十七，加十年为三十七，即假定子莫与曾子同年，才大墨子三十七岁。况子莫未必不小于曾子乎？设非一人，同一国也，同一时也，而有两子莫之能以学说自名其家，其学说复大致相同，亦事之罕有者也。然则子莫为颛孙子莫无疑。孙仲容学博古今，不无千虑一失；探讨纠正，后学职责，非敢故为新说以立异也。

（一九二八年《国学论丛》第一卷第四号《子莫魏牟非一考》，后收入《诸子续考》改今题）

《邓析子》探源

《邓析子》伪书也，而前人无疑者。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并云：“其间钞同他书，颇驳杂不伦，岂后人附益之欤？”纪晓岚等《四库全书提要》云：“其文节次不相属，似亦掇拾之本也。……至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条，其文与《庄子》同；析远在庄子以前，不应预有剿说，而《庄子》所载，又不云邓析之言，或篇章残阙，后人摭《庄子》以足之欤？”以余谫陋，窃疑邓析之书，散佚盖久，今本二篇，出于晋人之手，半由捃拾群书，半由伪造附会。厥证有八：（一）《荀子.不苟篇》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惠施之书虽佚，而就《庄子.天下篇》所载观之，确实如此，知荀子所言，殆据二家之书，并非诬妄。检今本《邓析子》，绝无此等言论，其非先秦之旧无疑。

（二）《汉书.艺文志》（以下省称《汉.志》）名家著《邓析》二篇，刘向《邓析子书录》云：“邓析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此数句并引见杨倞《荀子.不苟篇》注）。……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本《邓析子》亦两篇，首为《无厚篇》，发端即曰：“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以下释天于人，君于民，父于子，兄于弟无厚之说，皆以恩情厚薄而言，邻于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之说。《汉.志》著《公孙龙子》十四篇，今止余六篇，其论无厚之说，已不可考。然惠施历物之意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庄子.天下篇》）《墨经上》曰：“厚，有所大也。”《经说上》曰：“厚，唯无所大。”《荀子.修身篇》曰：“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韩非子.问辩篇》曰：“坚白无厚之辞张，而宪令之法息。”厚与积对举，指物之厚薄而言，几何所谓“体”也。“厚”之问题，当时名家，讨论綦详，形成社会常识，非名家亦能略悉其义。《庄子.养生主篇》云：“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固亦不背名家义也？邓析既为名家，其论无厚既与公孙龙同类，亦当略同此义，何得以恩情厚薄为言？盖作伪者知邓析为名家，又知“无厚”为名家术语，见刘向有邓析“论无厚”之言，故首论“无厚”，且以“无厚”名篇，惜于“无厚”之旨，茫然未察，诠释大谬，而伪迹暴露矣。

（三）《无厚篇》第九节曰：“推辩说非所听也，虚言向（向字疑误）非所应也，无益之辞（之辞原作乱，依孙诒让校改）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乱移（乱疑衍），非古之辩也。”第十五节又曰：“所谓大辩者，别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故浅之故疑衍）。此荀子正名非辩之义也，非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之邓析所宜有也。考《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又《儒效篇》曰：“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也。”与此完全相反，荀子所以亟亟于正名非辩者，对惠施、邓析等之诡辩而发也；若邓析而果如此，荀子固称颂之不暇，乌能斥其“辩而无用”，而大加排抵也？

荀子敌视邓析，其指摘之语，尚可谓其故加诋，实则并不如此。再考之《吕氏春秋.离谓篇》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挎。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曰变。所献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亦与荀子所占相应，而与今本《邓析子》相反，则今本之非邓析之旧，彰彰明矣。

孙诒让云：“‘别殊类使不相害’以下七句，与刘向《别录》引《邹子》及《韩诗外传》文略同。”（《札迻》卷五）按《别录》引《邹子》曰：“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进也。”（引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韩诗外传》之言，与《邹子》文几于全同，盖袭《邹子》者，不赘引。然则“辩者别殊类”云云，源出《邹子》，而造伪之人据以窜入者也。

（四）《无厚篇》第九节及第十五节既言谈者应当“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矣；既言大辩者应当“别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矣。而第三节又曰：“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异同，是非，白黑，清浊，非殊类乎？非异端乎？何以又谓其不可分别也？前后矛盾，自相抵牾，邓析之言，必不如此。良以造伪者读邹、荀之说，心折其议，以为胜于诡辩者流，而又知邓析“操两可之说”，两义并陈，设井自陷；且于异同是非不可别不可定之理，不能以微言析其义，定非邓析言也。

（五）《无厚篇》曰：“楚之不泝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楚与陈不知何指，长卢，楚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楚有尸子长卢。”《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著《长卢子》九篇，注云“楚人”。《史记》以长卢与公孙龙、剧子、李悝诸战国人并列，知长卢亦战国时人。《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骃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则其卒尚在春秋末年，乌能论及战国之长卢？至吕子盖即吕不韦，去邓析尤远矣。

（六）《汉志考证》云：“其间钞同他书，颇驳杂不伦。”兹参校各书，列其钞同他书之已经考知者如下：（1）《四库提要》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条，其文与《庄子》同。”今案此为《转辞篇》第二节，与《庄子.胠箧篇》文同。

（2）王弇州《邓析子序》云：“《转辞篇》‘与智者言依于辩’数语，同《鬼谷子》，岂后人傅会其旨，苟益其辞也耶？”今案此数语在《转辞篇》为第一节，原文云：“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安（《鬼谷》作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鬼谷》作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鬼谷》作此其术也）。与《鬼谷子.权篇》同，惟彼多“与贱者言依于谦，……与过者言依于锐”二语。

（3）钞《鬼谷子》者尚有四节，一为《无厚篇》第十七节之钞同《鬼谷子.内犍篇》：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无厚篇》）。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想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内犍篇》）。二为《转辞篇》第四节前半之钞同《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彼文云：“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此文“神明荣”作“心策生”，余全同。

三为《转辞篇》第七节之钞同《鬼谷子.权篇》：夫人情发言欲胜，举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长，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则赏之，盲有非者则罚之。（《转辞篇》）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避其所短也。（《权篇》）四为《转辞篇》第九节之钞同《鬼谷子.摩篇》：夫谋莫难于必听，事莫难于必成。成必合于数，能必合于情，故施薪加火，铄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独行之术也。（《转辞篇》）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恶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然后能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摩篇》）水流湿，火就燥之喻，古书用者甚多（如《易.乾卦》，《荀子.大略篇》，《吕氏春秋.应同篇》皆有此类比喻），所以独谓其钞《鬼谷子》者，以此喻前后之语，皆与《鬼谷子》相同，而不与他书相同也。至所以谓此钞《鬼谷子》，非《鬼谷子》钞此书者，以在《鬼谷子》颇晦涩，在此则极明晰故也。

（4）《转辞篇》第三节自“夫治之法”，至“此治国之道也”，共七八十字，据《艺文类聚》五十四，《太平御览》六百三十八，为《慎子》文。唯曰“立君而尊愚”，“君立而愚者不争”，“愚”字彼皆作“贤”，玩其义蕴，作贤为是。此与慎子势治主义恰相吻合；与诡辩家之邓析则毫不相涉，知为伪《邓析子》之人据以钞入者也。

（5）《无厚篇》第十一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皆钞同《淮南子.主术训》：夫水浊则无淖尾之鱼，政苛则无安乐之士，故令烦刑民诈，政扰则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如拯溺钟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无厚端》第十一节）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无厚篇》第十四节）夫木击折櫘，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险，有目则眩。

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由为之也。（《无厚篇》第十五节）

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撞腕，手据鞭扑，而后为治欤。（《无厚篇》第十六节）夫水浊到鱼，政苛则民乱（二句又见《韩诗外传》）。……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堁而弭尘，拖薪以救火也。（《主术训》）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櫘，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主术训》）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鞅鞈铁铠，嗔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主术训》）此外如《转辞》第七节曰：“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于昭明之术”，与《淮南子.要略》所谓，“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故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袅”，亦略同。又第十节曰：“明君立法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诔。”亦见《淮南子.主术训》。惟“明君立法之后”，彼作“法定之后”。虽《韩非子.难一》有“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二语，然此似钞同《淮南子》；因此书钞《淮南子》者甚多，而此云“缺绳者诛”，又完全相同也。

（6）《转辞篇》第八节曰：“忠怠（原作患生，依《意林》改）于宦（原作官，依《意林》改）成，病始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此四者慎终如始也。”此见《说苑.敬慎篇》及《韩诗外传》卷八，惟“忠”被皆作“官”；“少瘳”《说苑》作“少愈”，《韩诗外传》作“小愈”；“慢”彼皆作“情”；“如”《说苑》同，《韩诗外传》作“有”。《说苑》、《韩诗外传》皆堆积故事之书，故不妨相袭，《邓析子》为名家专门书，何能亦与相袭？

统观全书，《无厚》、《转辞》两篇，不过三十节三千余言，钞同他书者，至有如是之多，真邓析书，恶能如此？斯亦晚出伪书之证也。

（七）《转辞篇》第六节曰：“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众口铄金之故事出于《国语.周语》，尚可勉强谓邓析可以见知；三人成虎之说，出于《战国策.魏策》，则邓析绝不能见。《魏策二》曰：“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察’。’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据此三人成虎之说，为庞葱之创喻，邓析为春秋时人，焉能引用？且此喻虽出于战国之庞葱，而《战国策》则作于西汉之蒯通《战国策》旧题刘向撰，误，详拙作《战国策作始蒯通考》，及《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如依旧说为刘向所作，其时代更晚，其距离邓析更远。。尤非邓析所能见也。

（八）杨慎《邓析子序》：“昔人谓东方曼情学不纯师，余于《邓析子》亦云：从来虚无则老、庄同化，刑名则商、韩执契，经济则敬仲持窾，飞箝捭闻则鬼谷导机，盖悉有专门，各不相借，凛凛乎如画界而守也。今观是书，则经纬相类，元黄互陈，宫商迭奏，初无定质。其言神不可见，幽不可见，智者寂于是非，明者寂于去就，则鬼谷子家言也。其言百官有司，各务其刑，循名责实，察法立威，则商、韩氏意也。其言达道者无知之道，无能之道，圣人以死，大盗不起，则漆园语也。其言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尊贵无以高人，聪明无以笼人，资给无以先人，刚勇无以上人，则柱下史知雄守雌之敷也。至云藏形匿影，群下无私，明君视民而出政：义云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君人者不能自专而好任下，则智日困而数日穷，则又皆管大夫不失政柄，君臣明法之旨也。”此论今本《邓析子》之驳杂不纯，可谓确评。窃尝以谓杂家之学，必起于诸家有相当成立之后；以诸家未成，无可供其撷采以成其博赡庞杂之说也②请参拙作《尹文子探源》。。邓析之生，先于鬼谷、漆园及商、韩诸人，何能预剿其说？故凡先秦诸子，人在前而其书杂者，皆伪书也。

有此八证，知其必伪，而伪于何时，殊费考索。《意林》所载，全见今本。所不同者，惟《无厚篇》第三节“安得不危”下，《意林》尚有“轮败策折，马奔舆覆，则载者亦倾矣”，想系今本残缺，非《意林》别有所本。据柳伯存《意林序》，粱朝庾仲容有《子钞》三帙，“马总精好前志，务存简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存六卷，题曰《意林》”。《意林》所载，既为今本，则《子钞》所据亦即今本；而今本之伪作年代不能晚于梁代可知。再考晋鲁胜《墨辩叙》云：“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世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引见《晋书》卷九四《隐逸传》中之《鲁胜传》）。则古本之亡在鲁胜之先，而今本之作必在鲁胜之后。鲁胜于元康初迁建康令（见《晋韩》本传），知为西晋初人。东西两汉，经学独尊；子学复兴，乃在魏晋；下至宋、齐、梁、陈，则又由于学复兴，转于佛学大盛。故古诸于之整理与伪造，多在魏晋两代，宋齐即渐衰矣②。然则《邓析子》盖亦晋人之作乎？

（一九三一年前河北大学《文学丛科》第五期，《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收入《诸子续考》改此题）

《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战国策》，《汉.志》不著作者。刘向《叙录》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必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字，应依一本作类）。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由是《隋.志》遂谓“刘向录”，《旧唐.志》更谓“刘向撰”，《新唐.志》更直名“刘向《战国策》”，沿误至今。《四库全书提要》犹谓“《战国策》乃刘向裒舍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更谓“《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

根泽案：刘向叙录群书，每曰以校雠重复，得若干篇。如于《管子》曰：“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籍，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雠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案应余八十篇）。于《孙卿书》曰：“所校雠中《孙卿书》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雠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不能谓《管子》、《孙卿书》为刘向撰。此所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乃校其篇次；所云“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乃校其讹夺。非董理其故实，润色其文字，乌得独于此谓“刘向撰”耶？《汉书.

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载《战国策》三十三篇，只言“记春秋后”，未著作者，知刘歆、班固举不以此书为刘向撰，其非刘向撰明矣。

考《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汉.志》纵横家虽有《蒯子》，然仗五篇，固非《史记》所云，疑为通说韩信等之言，《汉.志》纵横家所列，多作者说时君时人之书。“所谓八十一首”者，史明言“论战国权变”，则必为论述战国权变之书，与《战国策》性质全同。又言“通善为长短说”，而《战国策》亦曰《短长》，曰《长书》，或曰《脩书》，脩通修，义亦训长。然则《战国策》盖即蒯通所论述者也？

再考之本书，《赵策》叙至王翦灭赵；《燕策》叙至燕灭、高渐离筑击始皇。灭赵在始皇十八年，灭燕在始皇二十五年，《六国表》、《秦始皇本纪》并同。高渐离击始皇更在燕死之后。是其书讫秦之统一，刘向谓“讫楚汉之起”，尚不尽合。蒯通生卒年月虽不可考，然《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下井陉，破赵，蒯通说其击齐。又载韩信既诛，高祖捕蒯通而复释之。按《高祖本纪》，韩信破赵击齐在汉三年，诛韩信在十一年，则蒯通必为楚汉时人，适少后《战国策》之终。《战国策》所记，非一时之事，亦非一人之言，而全书一律，自成一体，知出一人一手之董理润色。不然，果如《四库提要》所谓“裒合诸记，并为一编”，若后世类书总集者然，则其文体必殊。设合《左》、《国》、《公》、《穀》为一书，稍通文字者，知其不类也。然则此书既出一人之手，又非刘向之作，《史记》又有“蒯通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之言，蒯通又善为长短说，为纵横之雄，与《战国策》所表现之习性相近，其时代亦恰相衔接，《史》、《汉》又不谓他人作《战国策》，则此书之作始于蒯通，似无疑矣？

顾所以佚作者主名何也？盖战目前无私家著作（余别有《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战国至汉初，无自己命名之书。以“子”名者无论矣。《春秋》为史书通称，不始孔子，所以《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孔子因《鲁史》为书，故后人亦名之曰《春秋》。至《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于《春秋》之上，冠以姓氏，亦如《墨子》、《庄子》于子上冠以姓氏，皆后人所加以示区别者。《论语》成书于七十子后学，时在战国之初，而战国书引孔子言，无曰《论语》者；直至汉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始言“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则命名《论语》，其时甚晚。《国语》一书，其名不知昉于何代。《史记.五帝本纪》曰：“于观《春秋》、《国语》。”《自序》及《报任安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于战国书，则不一见。即史公之书，今专名《史记》，而在汉时，则或曰“《太史公》”（《汉书.艺文志》），或曰“《太史公记》”（《汉书.扬恽传》，《风俗通》卷一，卷六），或曰“《太史公书》”（《汉书.宣元六王传》，班彪《论略》，王充《论衡》），或曰“《太史记》”（《风俗通》卷二）；知史公之书，亦无自己命名，后人以其为太史公作，遂漫加此等名耳。蒯通生楚汉之交，“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当亦无自己命名，后人以其记战国纵横短长之说，遂漫名之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刘向更以为宜名《战国策》。由是作主失传，遂嫁名刘向，岂不异哉！

难者曰：今《战国策》三十三篇，与《史记》所言“八十一首”不合，安能谓即蒯通所论述？不知此出刘向重订，篇数固非蒯通之旧。其分三十三篇，亦非不可增减，后以东西周、中山各为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各为一篇，亦无不可。刘向校书之时，已有数种本，或多或少，参差错乱，向据多者，补少者，除其重复，于是定著为三十三篇，正名为《战国策》。故此书盖作始于蒯通，重订于刘向。书出刘向重订者多矣，不得因其重订而谓为作者。

（一九二九年《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二期《战国策作者考》。一九三一年《学文》第一卷第四期改此题，又见《诸子丛考》）

《别录》阐微

《隋书.经籍志》载刘向《七略别录》二十卷，今已亡。清儒旁搜博采，辑录散佚，洪颐煊有刘向《别录》一卷，刻于《问经堂丛书.经典集林》内。马国翰有《七略别录》一卷，刻于《玉函山房辑佚书》，混向书与子歆《七略》而一之。严可均有《别录》一卷，刻于《全汉文》。

洪、马二氏，汲汲于搜辑散失，片言只字，必皆甄录，而举世称论之《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叙录》、《孙卿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书录》、《说苑叙录》反不载。严氏则以此诸篇，别而出之，与《高祖颂》、《杖铭》、《熏鉴铭》、《五纪说》、《五纪论》，并为一卷。余意诸书书录，皆《别录》文，其证有三：

（一）《汉书.艺文志》曰：“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群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后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是向于每书皆有“条篇目、撮指意”之叙录，与现存《战国策》等书《叙录》，性质完全相同。每一书校已，向即奏其叙录。至群书校已，歆始卒父业，奏《七略》。知《七略》与所奏《叙录》别行。盖《叙录》必“条篇目、撮指要”，《七略》除《辑录》外，仅列书目（容有简注，如《汉.志》），以《叙录》既已陆续奏上，故奏群书时，实仅总目而已。后因《叙录》汇为一书，与各本书别行，故名为《别录》；又因总苞“七略”，名《七略别录》；至或称《七略》者，则从省也。若乃刘歆《七略》，实简明总目，故《别录》原二十卷，《七略》则仅七卷（据《隋.志》）。

（二）检《别录》逸文，亦与《战国策》等书《叙录》性质完全相同。如《初学记》二十一，引《别录》：“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九师书》。”（《御览》六百九引作刘向《别传》，“传”盖“录”之讹）。又“所校雠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故号曰五子。”《艺文类聚》六十七引刘向《别录》曰：“鹖冠子常在深山，鹖为冠，故号鹖冠子。”虽断简残篇，莫窥全豹，而审其性质，与《战国策》等书《叙录》，无一不同。知《战国策》等书《叙录》，亦即《别录》文也。

（三）《荀子.不苟篇》杨倞注，“刘向云：‘邓析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为政，子产杀而戮之。’（疑作：数难子产，于产为政，杀而戮之。）按《左氏传》：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产戮之，非也。”其文今见刘向《邓析书录》，字句虽不尽同，吾知其为杨倞约取其文以注也。《史记.管晏列传集解》：“刘向《别录》曰，‘莱者，今东夷地也’。”即见刘向《晏子叙录》。《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刘向《别录》曰，‘晏平仲名婴，东莱夷维人。事齐灵公、庄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亦散见《晏于叙录》。则诸书《书录》为《别录》文，毫无疑义矣。

刘向《别录》为中国目录书之祖，不惟分别学派，类列彰较，足为后世楷模。复每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备为叙录，使学者即不读其书，亦略知其书内容。惜其大部已佚，无从尽考。此数篇者，赖其刻于所叙之书，流传至今，泰山毫芒，仅存硕果，不第借以得悉所叙本书之要，《别录》为书，亦赖以考见。惜世人不知即《别录》之文，故特钩稽董理，以告世之治《别录》书者。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记于河南中山大学。曾载《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

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

一理论的起源与史实的起源

中国文学起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需要解决，而又最不易解决的问题。不易解决的最大原因，是理论的起源和史实的起源纠缠不清。本来理论的起源是文学理论上的问题，不是文学史上的问题。文学理论上所谓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大体可分为三派。现在说中国文学的起源，就以中国人的说法为例：（1）唯心说。如《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说诗出于情志，内心里有了勃勃欲发的情志，便不期然而然地表现为诗歌舞蹈。诗歌的声调是音乐，诗歌的词句便是文学。

（2）唯物说。如钟嵘的《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形诸舞咏”要等待“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可见感人的气物是舞咏的原动力。所以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日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序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人宠，再盻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义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写景的诗歌随着四序变迁，写情的诗歌随着感荡不同。总之，文学生于事物的感召。

（3）心物二元说。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之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文思的陶钧在“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五藏精神都可归于主观之心，所以刘勰的意思好像说文学产于内心的诠发。但《神思篇》又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物色篇》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又好像是说文学产于外物的激荡。合而观之，知他主张心物二元说。

在西洋，有的说文学产于人的表现本能，可以归入唯心说；有的说产于模仿外物，有的说产于性爱升华，可以归入唯物说；有的说产于游戏冲动，有的说产于劳动慰安，可以归入心物二元说。无论唯心说，唯物说，或心物二元说，都是在探求某种情形之下可以产生文学，应当称为文学的产生，不应当称为文学的起源。祇以上古的由无文学而至有文学，也是产生于这种情形，由是一般地都称为文学起源。实则上古的在某种情形之下产生了文学，现在的人也还在某种情形之下产生文学，还是称为文学的产生，比较恰当。就算是文学的起源吧，这种起源不惟没有纵的时间限制，也没有横的国别限制，中国的文学起源于某种情形，外国的文学也起源于某种情形，只能讨论文学的起源，不能解决中国文学的起源。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文学史上的课题，不是文学理论上的课题；是探求史实的起源于那一时代，不是探求理论的产生于何种情形。

二推测的起源与考证的起源

话虽如此，但是我们业已说过，上古的由无文学而至有文学，也是产生于这种情形，由是有人据以推测中国文学的起源。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遣文莫睹，禀气忆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的推测，当是在探求中国文学的起源，但中国的文学假设是“自生民始也”。其他各国的文学也是“自生民始也”。这倒很轻便地解决了各国文学的起源问题。事实上各国文学的起源，并不即是史实的起源。史实的起源问题的解决途径，要从考证下手，不能从推测下手。

三旧说的努力提前

从考证下手以探求史实的中国文学的起源的，可以分为旧新两派，旧派极力提前，新派极力拉后。

旧派的考证中国文学起源的多至不可胜数，我们不能一一胪列，只胪列几种有权威的学说。就我所知，郑玄是考证中国文学起源的最早的一人。他在《诗谱序》里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故于此乎.孔颖达《正义》说：“上皇谓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又说：“大庭，神农之别号。”轩辕是黄帝，高辛是帝喾，这是人尽知道的。郑玄断定诗的兴起不在伏羲的时候，神农、黄帝以至帝喾也因为载籍没有说过，所以不能断定有无，《虞书》上有“诗言志”的话，可以断定诗始于虞舜。既然断定始于虞舜，则对于神农、黄帝以至帝喾时代自然是疑为无，起码疑为无的成份不会少于疑为有的成份，但孔颖达《正义》却为之解释说：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礼记.明堂位》曰：“土鼓，篑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黄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神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则是疑为有了，而且是代郑玄疑为有了。又说：案《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羲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羲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于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羲作瑟，女娲笙簧，及篑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有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一则说“郑疑大庭有诗”，二则说“郑说疑大庭有诗”，实则郑玄说：“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何尝疑有诗？郑玄对于大庭至高辛的有诗无诗，没有下断语，还可勉强释为疑有诗；对于上皇明明白白的断定无诗，孔颖达《正义》也在“谅不于上皇之世”下疏云：“郑知于时信无诗，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为什么又说“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书契以前是什么时代，孔颖达虽没有说明，但既据郑说疑大庭有诗而加以前进的推测，当然在神农之前，神农之前便是伏羲。郑玄所谓诗是否包括歌谣不可知，孔颖达将诗与歌谣分为两种，诗产于书契以前，至于“上古之时”，则“徒有讴歌吟咏”。“书契之前”已在伏羲时代，“上古之时”当然更在其前。现在的文学范畴，一般的都包括歌谣，那么照孔颖达的说法，文学的起源可以说远在伏羲以前了。

郑玄说诗之道放于虞舜，解释郑说的孔颖达，却能提到伏羲以前，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能于无文处生文。自然现在我们不是在墨守郑学，而是在讨论文学起源，只要他说的文学起源，有证据，合事实，我们一样信从，并不管他合乎郑说与否。无奈他所举的证据都出于汉儒所纂辑的《礼记》，近人都知道著作的时代很晚，就依《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也顶早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汉高祖元年当公历纪元前二〇六年，黄帝元年当公历纪元前二六九七年（据《辞源》附录《世界大事年表》，依《皇极经世》及《通监辑览》等书推算）。神农前于黄帝五百三十年（据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伏羲前于神农还有若干年，那么最低要有三千多年，七十子后学的距离伏羲也起码有两千七八百年，比我们现在距离七十子后学的时代还远。假使没有古证，我们凭空说七十子后学有如何如何的诗文，一般人能相信吗？但是对七十子后学的没有古证的说距离他们有两千七八百年的伏羲时代有诗或讴歌，竟是相信，这是由于一般人的时间观念不清楚，以为伏羲是古人，七十子后学也是古人，汉儒也是古人，古人当然可以知道古人，却没有想到汉代的古人距伏羲时的古人有三千多年，怎么能凭空知道.

经学家沾沾于六艺，只能提到伏羲时代，文论家旁涉诸学，由是更上推于葛天氏时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又《乐府篇》云：葛天八阕，爰乃皇时。他没有说这是文学的起源，但既言及“葛天八阕”，则文学的起源，至晚也在葛天氏时代。所谓葛天八阕，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吕氏春秋》的编著在秦始皇八年（据本书《序意篇》），即西历公元前二四〇年；葛天氏的时代不可确知，可知的据《路史》在伏羲以前；那么中间的距离，起码有三千多年，《吕氏春秋》的编者，何能凭空知道葛天氏有八阕？我们要知道诸子的著书目的是立言，采用的手段是托古，所以时代愈后，所托的古愈古。孔子已说夏殷的“文献不足征”（《论语.八佾篇》），后于孔子的墨子却“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告诉儒家的公孟子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非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篇》），则墨子的法夏不法周，当然是为的其更古。墨子只是用夏政，在墨子之后的许行更“为神农之言”（《孟子.滕文公上》），也当然是为的其较夏更古。推而上之，吕不韦最后，他集宾客所编的《吕氏春秋》，当然可以言葛天氏之乐了。《淮南子.修务篇》说得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康有为有《孔子改制考》，虽题“孔子改制”，实是诸子改制，对诸子的“托古改制”有颇为详细的征论。我有一篇《诸子反古考》，载拙编《古史辨》第六册，也可由诸子的反古证明诸子的托古的以无为有，以一为十。在这里不拟再复述赘论，希望读者参阅，则对于葛天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的诗乐，不会再以古人的托古马真了。

回头我们再讨论郑玄的说诗起于虞舜时代，也有问题。顾颉刚先生说两汉时代《舜典》始写成定本，或许推得太晚，但发端说“曰若稽古帝舜”（《今文尚书》以《舜典》合于《尧典》，首句是“曰若稽古帝尧”），只就“稽古”二字看来，当然不会如伪《孔传》所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孔传》之伪，自朱子以来，即有考辨，至阎若璩即成为定谳。近来安阳殷墟出土的文字很多，竟是那样简单浅陋，殷前近千年的唐虞时代，何能有这样矞皇典重的洋洋大文.《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诗言志”是春秋战国时人对于《诗》三百篇的考语。《诗》三百篇都曾入乐，所以“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大概也是就《诗》三百篇而言。《诗》三百篇后来称《诗经》，但春秋战国只称为“诗”。“诗”是一种文体的公名，不是一部书的私名，可是《诗经》竟以公名为私名，这可以证明《诗经》是最早的诗集。犹之荀卿的《赋》是赋的最早作品，所以只名是“赋”，欧阳修的《诗话》是诗话的最早作品，所以只名“诗话”。自然最早的诗集以前还可有零散的诗篇，但不能是在很久的以前，尤不能在近前的夏殷无诗，在远前的唐虞却有诗。

郑玄引《舜典》的“诗言志”，不引《益稷》的赓歌，是否怀疑赓歌不可知。《益稷》载赓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后人每据以为诗起虞舜之证。但《今文尚书》，《益稷》合于《皋陶谟》，《皋陶谟》发端说：“曰若稽古皋陶”，当然不是虞舜时代所作，不能据谓诗起于虞舜时代。至《卿云歌》出旧题伏胜的《尚书大传》，《南风诗》出王肃伪托的《孔子家语》（《尸子》只载“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二句），其产生的时代更晚，更当然不足以证明虞舜时代有传下来的诗歌。

郑玄把文学的起源推定在虞舜时代，孔颖达又提到伏羲时代，刘勰又提到葛天氏时代，只此三说，已足以证明旧说的努力提前了。此外的说法很多，上焉者不过依据自周以后的史料，没有远古的证据；下焉者甚至抄辑伪书，自欺欺人。我是相信孔子的，以他的“好古”“博学”，对于夏殷的文献，竟叹为“不足征”，则后于孔子的所说的夏殷以前的灿烂的文献，我们与尊信孔子的荀子有同感，那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篇》），所以不一一征辨。

四新说的努力拉后

旧说提前到鸿荒渺茫的葛天氏时代，新说则拉后到夏殷以后的周朝。这是“五四”以来的普遍的说法，要举例的话，我们可以举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第三章《中国诗的起源》说：我们很爽快的承认《诗经》里的诗就是中国诗的历史的起源，因为古代的书只有这一部《诗经》可算是古的史料，最古而最可信的民歌集子。至于《诗经》的时代，他先引出《小雅》的“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然后引自梁虞至清阎若璩的推算，断定在幽王六年。然后说：“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学上的铁证。《诗经》有此一种铁证，要使《诗经》里所有的诗成为最古而最可信的诗。这种诗乃是周时‘每岁孟春，行人据木铎巡行’采来的，又规定老年男女若干人在‘庐巷之间坐办采诗之事’采来的，所以这些诗都是那时父老十口相传的民歌。这种民歌便是中国诗的历史的起源。”

照杨先生的说法，中国诗的起源是《诗经》里的民歌，时代是在西周。但有的人以为《小雅》虽有日食的铁证，可是《诗经》的民歌部分是“南”与“风”，词句中偶尔流露的时代字眼，都是东周，不是西周。如《汝坟》说“王室如燬”，可见作于丰镐的“鞠为茂草”以后，何彼说“平王之孙”，可见作于平王以后。那么中国诗的起源，也就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又要拉后在东周时代了。

是的，世界的文学公例，都是先有民间歌谣，后有文人诗颂。这不仅是西洋人的一般的说法，孔颖达说“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咏……必无文字雅颂之声”，也是认为歌谣先于诗颂。我们不信舜和皋陶倡和“明良喜起”是诗的起源，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同时杨先生以民歌集子的《诗经》为中国诗的起源，我们不能承认符合了这种公例。但世界的文学还有一条公例，就是先有韵文后有散文。这也不仅是西洋人的说法，沈约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不说“文章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也就是认为韵文先于散文。韵文先于散文的公例尤重于歌谣先于诗颂的公例，因为歌谣先于诗颂只是就韵文而言，韵文先于散文始是就全部文学而言。全部的文学中韵文先于散文，韵文中又歌谣先于诗颂。近来殷墟出土的贞卜文字很多虽篇幅简短，但不能不承认是简短的散文。殷代已有散文，周代始有歌谣，这便与韵文先于散文的公例完全相反了。还有《诗经》中所保存的民歌，虽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各种词句，但大体以四言为主，可以说是整齐的四言歌谣，最原始的歌谣似乎不会这样工整。

五《周易》卦爻辞中的发现歌谣

的确，《诗经》是中国古代的民歌集子，但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民歌集子，第一部民歌集子是《周易》卦爻辞，最低《周易》卦爻辞中有一部分是《诗经》以前的民歌。

（一）卦爻辞在古代本来称为“繇”。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其繇曰：‘土剀羊，亦无盍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其所谓“繇”就是《归妹.上六》的爻辞。又《襄公二十五年》：“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其所谓“繇”就是《困.六三》爻辞。这都是名爻辞为“繇”的例证。至名卦辞为“繇”的例证，如《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筮……其繇曰：‘利建侯。”其所谓“繇”就是《屯》卦辞。又如《国语.晋语》，“晋公子重耳筮返国……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也就是《屯》卦辞。

歌谣之谣，《说文》作“”，而“繇”字《说文》也从“”作“繇”。《尔雅.释诂》说：“繇，喜也。”郝懿行《义疏》说：“繇者，嗂之叚音也。《说文》云：‘嗂，喜也。’”考《说文》“嗂，喜也”下段玉裁注说：“此字与义相近。”是“繇”即“嗂”，亦即“”，亦即歌谣之谣。《汉书.李寻传》说“人民繇俗”，就是指的人民的风谣习俗，也是繇即谣的例证。那么《尔雅》、《说文》为何又释为“喜”呢.《尔雅》郭璞注说：“《礼记》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即繇也，古今字耳。”诚然，口中的咏谣，发于心内的喜悦，所以谣可以释为喜。《周易》卦爻辞既本名为繇，而繇又就是歌谣之谣，则卦爻辞中当然有歌谣了。

（二）歌谣有一种特征，就是母题（motif）同而歌词小异。这种例证很多，如十几年前，董作宾先生出版一本《看见她》的歌谣集，共有九十多首，文字当然不同，可是母题的《看见她》——就是看见他的未婚妻，都始终是篇中的中心意思。这是因为歌谣是民众产物，不是一人所作，始终没有定本，各时各地的人都可就自己的意志，时地的风俗，语言的音韵，予以删定或增补，可是一篇的中心意思——就是母题，大概常被保存，结果便产生许多篇母题同而歌词异的歌谣。文人的诗颂，除了特别约定的倡和诗外，是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可是《周易》的卦爻辞却有许多备具这种特征。如《屯》卦《六二》卦辞说：屯如，邅如，白马班如。匪寇，婚媾。《贲》卦《六四》卦辞说：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睽》卦《上九》的卦辞说：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三首都以“匪寇，婚媾”做母题，但字句不同，这是歌谣的特征，可知就是歌谣。

（三）歌谣还有一种特征，就是“兴体”的作法。“兴”与“比”不同。郑玄注《周礼.春官》：“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对比的解释很恰当，对兴的解释有点含混。后来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据郑玄的话加以推断说：“比显而兴隐。”由是“兴”与“比”遂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实则比是“比方于物”，所以有“事义”的作用；兴应当依照郑樵《读〈诗〉〈易〉法》的解释：“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见《六经奥论》卷首）没有“事义”的作用还编为歌词，这就是歌谣的特征。本来歌谣的作者不是文人士夫，而是村夫童竖，他们或她们要歌唱了，便随便先歌“所见在此”之物，然彼再歌“所得在彼”之意，只取声韵调谐，不计事义关系，所以名为兴者，就是取其兴起的意思；假使有事义关系，便是“比”，不是“兴”了。歌谣中或用兴体，或用比体（当然也或用赋体）；诗颂中则有用比体的，无用兴体。《周易》卦爻辞中如《大过》卦辞说：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九二）。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九五）。《明夷》卦辞说：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初九）。《中孚》卦辞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九二）。都是用的比体。如《渐》卦辞说：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初六）。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六二）。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九三）。

鸿渐于木，或用其桷（六四）。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九五）。

鸿渐于陆（疑为陂），其羽可用为仪（上九）。除最后的“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或是比体以外，其余都是兴体。“小子厉有言”和“鸿渐于干”，我们找不到事义的关系，“饮食衎衎”和“鸿渐于磐”，也找不到事义的关系。自然经生的勉强附会是可能硬拉上关系的，但“以经还经，以传还传”，只就本文寻绎，无论如何，找不到“鸿渐于磐”就要“饮食衎衎”的理由。用比体的几首，和《诗经》中的原出民歌的“南”与“风”无甚区别，本就可以证为歌谣，但诗颂也有时用比体，我们姑退一步不据断为歌谣；用兴体的几首，我们可不能不承认是歌谣了。

（四）文学是直观的，不用考证，也可一望而知上列的卦爻辞是歌谣——至少也可以确知是诗歌。我们不妨再引数首：日昃之离（古读如“罗”），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离.九三》）。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同上九四）。

出涕，沱若；戚，嗟若（同上六五）。

得敌：或鼓，或罢（古读如“颇”）；或泣，或歌（《中孚.六三》）。大概又都是赋体的歌谣了。

有上四证，我们可以断定卦爻辞中有许多歌谣。自然这很容易引起疑问，就是《周易》本来是占卜之书，为什么以歌谣为卦爻辞.这只要一翻《左传》、《国语》，便可以知道以歌谣占卜是古代通行的方法，例子甚多，无庸胪举。《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围上阳，问卜偃能否攻下，卜偃举童谣占断。杜预注说：“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冯（同‘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监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后来《晋书.天文志》更说：“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儿童，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的确，歌谣的产生，不是一人一手所作，极自然而又莫知起源，所以先民对之发生一种迷信，以为是吉凶福祸的预告，占卜书的《周易》，当然要采辑编录了。

六中国文学的起源在商代

卦爻辞中有歌谣是无疑了，这些歌谣产生于何时，我们可以说也许有西周初年的产品，但大部分产于商代。

《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颖达的《正义》释谓：“《周易》起于文王周公。”今人顾颉刚先生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余永梁先生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俱载《古史辨》第三册），也都考证《周易》卦爻辞的编著在西周初年。这些歌谣的被编著成书以前，当然经过采辑时期，采辑时期以前才是产生时期。以此而言，必有一部分是商代乃至商代以前的产品。

这些歌谣虽有的可称为四言整体，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但好多还是二、三言的短歌，如“屯如，邅如，白马班如。匪寇，婚媾。”《诗经》中的“南”与“风”率以四句以至十数句为章，以二、三章以至十数章为篇，以此较之，也有点小巫见大巫，自惭形卑。这可以说明“南”与“风”是进步的歌谣，这里所载是原始的歌谣。还有词中所表现的，不是饮食男女，就是征伐战斗，没有其他的景物，这也是古于《南风》的证明。自卦爻辞至《南风》，进化的阶段很鲜明，也很自然，同时商代有简单的散文，也不足奇异，而符合了韵文先于散文的公例。至歌谣先于诗颂的公例的符合，更不必细说了。

（原载《真理杂志》一九四四年第一卷第二期）

中国诗歌之起源

编者按：作者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类编》，原拟分歌谣、乐府、词、戏曲、诗、小说、骈文、散文八类。但后来写定出版的只《乐府文学史》一种，整个计划未能实现。此文为《中国诗歌史》的第一篇，原列三题，也只写了两题。

一、绪论。

二、伪古诗歌之考辨——自上古至夏、商、周。

三、史实的中国诗歌之起源——起源于商代，为不整齐且极简单之风谣体（ballad）。出处在《易》卦爻辞。

第一章绪论

历来研究中国诗歌起源者，可以分为两种：

（一）理论的研究

（二）史实的研究

所谓理论的研究者，以情理推度何时已有诗歌之谓也。此种研究，其实无国界之分，只是泛论诗歌起源之原理。研究此问题者，我国先民，亦颇不乏人，一一征引，今兹未能，实亦不必，最透彻而具体者，以予所知，当推沈约。其言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此外若《诗大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朱熹《诗序》，王灼《碧鸡漫志》……皆有与此异辞同归之论调。依哲学家罗素之说，吾人与生俱来者有两种冲动，曰创造冲动，曰占有冲动。由创造冲动发展，则为游戏，文学，科学，哲学，美术……。初民——能言语之初民；亦同样有创造冲动，当然可以有文学，尤其是风谣体之诗歌文学。

但如此漫无涯际以探论诗歌起源原理，与中国传世诗歌究竟始于何代，无甚关系。现在吾辈所急急讨论之中国诗歌起源，换言之，即中国诗歌史从何时叙起之谓也。欲解决此问题，不得不抛去理论的研究，从事史实的研究。故此下先辨伪古诗歌，次论真古诗歌。

第二章伪古诗歌之考辨

（一）

返古之思，人皆有之，而我中华民族似乎更甚，以故无论何种文化，皆极思所以推至远古洪荒不可究稽之世。

诗歌亦当然不能独外。古人无论矣，今人尚有高唱三皇五帝乃至三皇以上之文学者，斯真不明历代演化原理之甚也。兹将其所认为三皇五帝以及三皇以下之诗歌，略加疏证，庶几紫去而朱显，真正之古代诗，始可得而论焉。

（1）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此歌见《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旧传东汉赵晔撰，徐天祐已谓不类汉文（参阅《四库提要》），所以此歌一定不可信。而近人白启明竟推为中国最古之歌谣，谓发生于黄帝以前，追记于汉人，并非伪托（《歌谣论集.一首古代歌谣弹歌的研究》）。不意二十世纪青年，至有如此不明古史之呓语！

（2）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辞见《礼记.郊特牲》。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神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其实荀子已谓“五帝以外无传人”（《非相篇》）：荀子时代所绝无传闻者，汉儒撰《郊特牲》时忽有《蜡辞》，岂非咄咄怪事.

（3）宁先生《游海诗》青蕖灼烁千载舒，百龄暂死饵飞鱼。此诗见《十真记》。据云宁先生乃黄帝以前之古代神仙。《列仙传》有宁封子，与此似乎不无关系，而其时代又谓在黄帝时。《十真记》、《列仙传》皆绝不可信之书。诗歌为纯粹七言，更足证为后人伪托。

（4）皇娥歌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着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5）白帝子歌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峯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此二歌俱见王嘉《拾遗记》。据云白帝子是太白之精，皇娥乃少昊之母，二歌为皇娥与白帝子之情诗，不过《拾遗记》乃荒诞不经之书，二歌便亦联带成为荒诞不经之歌矣。

（6）有焱氏颂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此颂见《庄子.天运篇》。《庄子》乃哲学书，非史书，所载泰半为“寓言”。《天运》在外篇，非庄子作，其时代更晚。

以上六篇，歌词俱存，至名存词亡者，《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之乐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楚辞.大招篇》有伏羲氏之《驾辩曲》，《隋书.乐志》及夏侯玄《辩乐论》有伏羲《网罟歌》，《辩乐论》又有神农《丰年咏》。以其皆见于晚出之书，且不合历史演化原理，故吾侪亦一律加以否认。故三皇及三皇以前无可信之诗歌。

（二）

五帝时代之诗歌，与三皇时代同样不可信，兹亦将散见各书者逐一略辨于下：（1）黄帝语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柯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此语见贾子《新书》及《太公兵法》，《新书》所载只有其一、二两句，余只见于《太公兵法》。依现在新古史之眼光视之，当然为后人依托，况《新书》及《兵法》皆根本不可信据之书也。

（2）黄帝《巾几铭》毋弇弱，毋俷德，毋违同，毋敖礼，毋谋非德，毋犯非义。此铭见《路史.疏仡纪》。按《汉书.艺文志.道家》载《黄帝铭》六篇。蔡邕《铭论》亦曰：“黄帝有巾几之法。”但蔡邕必本《汉志》，而《汉志》所载又出于道家所依伪而托也。传世尚有《金人铭》，见《说苑.敬慎篇》（文长不录），严可均《全上古文》卷一据赝伪不可信之《太公阴谋》、《太公金匮》，谓即黄帝六铭之一。若以为《汉志》所著黄帝六铭之一未必非是，但不能据以为真黄帝之作耳。

（3）《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歌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所言古帝先王多无古据，此歌亦决出伪托。明杨慎《丹铅总录》谓出《列子》，而检《列子》无之；即真出《列子》，《列子》固晋人伪书也。

（4）许由《箕山歌》登被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丽崎，万物还普；日月运照，靡不记睹。游放其间，何所却虑.！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谓予钦明，传禅易祖。我乐如何，盖不盼顾。河水流兮缘高山，甘瓜施兮，弃锦蛮，高林肃兮相错连，居此之处傲尧君。此见《琴操》。《琴操》旧传汉末蔡邕撰，然《后汉书》本传不载。隋、唐二《志》均著有《琴操》一卷，题孔衍撰。《中兴书目》云：“晋广陵守孔衍以琴调周诗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题之意。”则其马孔衍撰无疑。造伪书，伪古典，为晋人长技，吾人乌能遽信.

（5）《康衢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谣见《列子.仲尼篇》，姑无论《列子》为伪书，谣词前两句钞自《周颂.思文篇》，后两句钞自《大雅.皇矣篇》，尚有令人可信者乎.

（6）唐尧《神人畅》清庙穆兮承予宗，百僚肃兮于寝堂，醊祷进福求年丰，有响（飨）在坐，敕予为害在玄中。

钦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写中宫。此畅（《风俗通义》云：凡琴曲“和乐而作者，命其曲曰畅”，“其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见谢希逸《琴论》。凡琴畅、琴操一类琴词，无论所见何书，皆为赝鼎，此畅亦当然不容例外。畅词酷似骚体，在楚民族文学未发达以前，不得有此体诗歌。

（7）《尧戒》战战慄慄，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此虽见《淮南子.人间训》，但以其距帝尧已二千余年，本之何书，无征，不可信也。

（8）舜及皋陶之赓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此歌见《尚书.益稷》。虽然《益稷》属于今文二十八篇，非伪古文；虽然其编辑年代，吾侪尚未能确定；但无论如何，敢断定非当时史官所记述。《诗经》言禹，不言尧、舜；《论语》言尧、舜，不言皋陶；言皋陶似始《孟子》，孟子已至战国中世；《孟子》书之编著更在其后。以故，尧，舜，禹，皋陶，即果有其人，亦决不能如后世所传之盛。荀子云：“五帝以内无传政。”（《非相篇》）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二子之言，颇可深味。故虽刘玉盘先生《诗学》，朱希祖先生《中国文学史要略》，梁任公先生《美文史》（未刻），皆推为诗歌之最古者，而吾侪亦不敢致信也。

（9）舜及八伯之《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舜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八伯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舜歌此歌见《尚书大传》。即歌论歌，胜《益稷》三首远矣。但歌词愈美，愈知必为伪作；以三代以前若已有此等美善之歌，则中国诗歌史真成不可思议之怪史矣。《尚书大传》旧传汉伏生作，实是伪书。此歌决系仿《益稷》三首而作者。

（10）舜《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歌颇有人尊信，因其载于《孔子家语.辩乐篇》，而《礼记》之《乐记》亦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言也。不知《家语》乃王肃伪书，不可凭信。郑注《乐记》云“其辞未闻”，可见汉朝尚无《南风》歌词。《韩非子.外储左上》，《韩诗外传》卷四，《淮南子.诠言训》、《泰族训》，《越绝书》卷十三，《新语.无为篇》，《风俗通义.声音篇》，皆言舜弹五弦，以歌《南风》，而皆无歌词。由此知舜弹琴歌诗之神话虽起自战国，而歌词之增入则甚晚。再考《古今乐录》亦载舜《南风歌》（《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引），其辞又与此全异：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来歌。有黄龙兮，自出于河，负图书兮，委蛇罗沙。案图观谶兮，闵天嗟嗟！击石拊韶兮，沦幽洞微，鸟兽跄跄兮，凤凰来仪，凯风自南兮，喟其增叹！此歌盖无人置信。载《古今乐录》者知其不可信，载《孔子家语》者则信之，斯亦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11）舜《祠田辞》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此辞见《文心雕龙.祝盟篇》。《文心雕龙》钞自何书，无得而详焉，吾辈亦不能无疑。

（12）方回《游南岳七言赞》珠尘圆洁轻且明，有道服者得长生。此赞见《拾遗记》。据云方回是仙人，仙人自然能在七言诗未发达以前二三千年，作此完美之七言诗！吾侪尚有何说！

以上十二种，皆传世五帝时代诗歌之歌词俱存者。至歌词已佚者，《拾遗记》有黄帝之《龙裳颂》，《归藏》有黄帝之《棡鼓曲》（共十曲：《震雷惊》，《猛虎骇》，《鸷鸟击》，《龙媒蹀》，《灵夔咆》，《雕鹗争》，《壮士奋怒》，《熊羆哮咆》，《石荡崖》，《波荡壑》），《水经注》有伶伦之《渡漳歌》，《文心雕龙》有帝嚳时咸墨之《九招歌》，《尚书大传》有虞舜之《大唐歌》，唯歌词失传，不能寻觅本身之确证，然亦不敢凭信。

（原戴《学文》一九三二年第五期）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五言流调，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钟嵘《诗品》亦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是五言为中国文学之中坚，覈之历代词翰，实亦五言为最多。然则其起于何时，成于何代，为研究文学者所急欲明了，亦文学史上所急待解决者也。而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兹并载群说，略加详骘，其是非得失之分，不难迎刃而解矣。

（一）晋挚虞说

挚氏《文章流别论》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于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是也。”

根泽案：挚氏之意，谓后世五言诗，与《诗经》杂于四言中之五言诗句，有渊源关系，而非谓《诗经》即五言诗；谓五言诗源于《诗经》，而非谓五言诗起于《诗经》。故曰：“后世演之，遂以为篇。”是虞氏只言其源，而起于何时，成于何时，则阙焉未及。考五言谣谚，起西汉之末，文人五言，更在东汉（详后），谓其源在于千余年前之《诗经》，不亦荒乎。然若以充类至尽之义推之，凡一种学术之产生，其前世之全部文化，并世之社会全影，皆为其直接、间接、正面、反面之渊源所自。《诗经》为中国最早文学书，其流风余韵，不惟文人墨客，蒙其浸溉，民间田野，亦应间接受其影响，则谓后世歌谣诗赋，皆出于此，无不可也。不过以此义言之，则岂惟《诗经》，举凡上古之书，皆与之有源渊关系，又何必独举《诗经》，且独举《诗经》中之五言杂句乎.一、二五言零句，杂之于篇中，与后世纯粹五言诗，有关系亦极浅。况始见五言，全为歌谣，出于民间，而不出于文人学士，其作者并未读《诗经》，殊难演以为篇也。故挚氏之说，不能立也。

（二）梁刘勰说

刘氏《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根泽案：刘氏之意，似谓西汉之时，四言则有韦孟，七言则有严、马，惟无五言；有之惟李陵、班婕妤，然颇疑之于后代。故西汉无可信之五言诗，五言不起于西汉。而又列举《召南.行露》，以至成世《邪径》，谓“则五言久矣”。盖以此乃民谣童歌，不得与文人五言诗同列乎？至以《古诗》或称枚叔，《孤竹》一篇，定为傅毅，谓其两汉之作乎，实五言之冠冕，则又以五言诗起于西汉矣（拟古诗为两汉之作，两汉自然包括西汉）。枚叔为景帝时人，于《古诗》或称枚叔作，不加辨驳，则西汉之初，已有冠冕五言之诗矣。又何得谓“辞人遣翰，莫见五言”，而致疑于李陵、婕妤也？刘氏之言，依委两端，模棱两可，推求其故，盖谓西汉无五言，而于《古诗》又不能辨其晚出故耳。同学徐君中舒作《古诗十九首考》，博征繁引，证明十九首中不惟无枚叔作，《孤竹》一篇亦非傅毅作，其著作年代，皆在东汉以后。证据确凿，略成定谳（徐文见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之《亚达季刊》及《历史语言周刊》第六集第六十五期。贺杨灵《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全钞徐文）。则刘氏怀疑之点可释，而依委两可，谓作于“两汉”之言，可以不必矣。

（三）梁钟嵘说

钟氏《诗品》曰：“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根泽案：夏歌伪古文，不足据。“名余曰正则”，见《离骚》，以《离骚》中之五言杂句为五言诗之滥觞，与挚虞以《诗经》之五言杂句为五言诗之渊源同，皆迷离影响之言，未足证于确凿实据之义也。

李陵五言诗三首，载于《文选》及《玉台新咏》，题作“与苏武”。《文选》尚载《苏武诗四首》，李诗有“携手上河梁”之语，后人遂相传为苏、李河梁赠别之作。其实，七诗绝非苏、李作。《文选旁证》引翁先生曰：“今即以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辞矣。又云：‘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就此三首，其题为《赠苏武》者，而语意尚不合如此；况苏四诗之全不与李相涉者乎？艺林相传苏、李河梁之别，盖因李诗有‘携手上河梁’之句，可为言情叙别之故实，犹之《许彦周诗话》云‘燕燕于飞’一篇，为千古送行诗之祖也。而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故魏、晋以后，遂有拟作《苏武答李陵》者。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词场口熟，亦不必一一细绳之矣。”同学徐君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讨论》一文中，将汉魏、六朝人关于“河梁”之诗文，列举二十五条，证明此诗大约在东晋以后。又采梁任公先生曰：六朝时亦有苏、李卿。遂疑六朝或有李少卿者，遂由此错误为苏武、李陵。

今案李诗第三首曰：“与子结绸缪。”又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又曰：“皓首以为期。”皆似夫妇男女之词，不似友生朋好之语。《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为歌咏男女之诗。故后世承用，多为男女之词。江淹诗：“契阔承华内，绸缪踰岁年。”白居易诗：“恳旌心宛转，束楚意绸缪。”贾岛诗：“音信两杳杳，谁云昔绸缪？”朱子诗：“把袖迨欢劳梦寐，举杯相属暂绸缪。”赵孟诗：“惜哉无琼玖，可以结绸缪。”皆歌咏男女，或驰情男女。《诗.鄘风》：“君子偕老。”《卫风》：“及尔偕老。”皆指夫妇。盖夫妇之义，在白头共老。所以《白头吟》一诗，作者虽不可考，要为歌咏夫妇而作；其篇中亦曰：“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朋友之间，古书中不见皓首白头之誓。以离别聚散，比日月之有弦有望，似以圆况欢聚，阙况离别，亦歌咏夫妇男女之熟语，不多用于友朋聚散也。

至于苏诗中，若：“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若：“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若：“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更明明为夫妇之伤。作者赋实事抑寄幽清可考，要之非友朋之词，自然更非苏、李赠别之作。再以作风论之，《汉书.苏武传》载李陵送苏武归汉，慨慷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溃。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其格调近似骚体，纯为汉初以骚赋为诗歌之风气；其气象慷慨悲壮，纯为李陵侠武豪健之表现。然此诗格调为纯粹之五言，气象则婉媚悱恻，一阴一阳，一直一宛，而谓为李陵送别苏武之同时之歌，稍知文学者，必不信也。故吾辈如信《汉书》所载，则此诗绝不能信。徐君谓在东晋以后，庶几近之；但疑六朝有李少卿者与当时苏子卿相赠答之辞，则未必然也。

（四）梁任时说

任氏《文章缘起》曰：“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根泽案：此亦以苏李为五言之始，误。

（五）梁萧统说

萧氏《文选.序》曰：“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

根泽案：萧氏之意，亦以苏、李诗为五言之祖，亦以不知苏、李诗晚出故耳。

又案：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少卿离辞，五言才首，难与争骛。”虽未言少卿首创五言，而亦信少卿诗者，则其谓五言起源，最晚在少卿矣，亦误。以其未明谓为五言之始，故不特载，附论于此。

（六）唐白居易说

白氏《与元稹书》曰：“五言始于苏、李广。”（见《旧唐书》本传及《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根泽案：白氏承用梁人之说，亦误。

（七）宋蔡居厚说

蔡氏《诗话》曰：“《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复以其有‘驱车上东门’与‘游戏宛与洛’之句，为辞兼东都。然徐陵《玉台》分‘西北有浮云’以下九篇为乘作，两语皆不在其中；而‘凛凛岁云暮’、‘冉冉生孤竹’等，别列为古诗。

则此十九首盖非一人之辞，陵或得其实。且乘死在苏、李先，若尔，则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根泽案：蔡氏以信十九首中有枚乘之作，谓五言诗起枚乘，极误。十九首作在东汉之后，徐君中舒《古诗十九首考》有详论。

（八）宋王应麟说

王氏《困学纪闻》曰：“太史公述《楚汉春秋》，其不载于书者，《正义》云：‘项羽歌，美人和之。’《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是时已为五言矣。”

根泽案：《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楚汉春秋》九篇，注“陆贾所记”。然其书久佚，后人所见者乃赝作。自刘知几亦深疑之，于《史通.杂说》上曰：“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王先谦汉书补注亦曰：“沈钦韩曰：‘……《容斋随笔》曰：陆贾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若高祖之臣，别有绛、灌，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谢公。案……张耳、韩信，皆在高祖初年，陆贾岂犹未及睹闻耶？莫晓其参差之故。’先谦曰：《后汉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案贾叙述时辈，不容多有牴牾，就其乖舛之迹而言，知唐世所传，已非元书。”同学徐君中舒亦寻得其伪迹一条，据《艺文类聚.人事部》引《楚汉春秋》曰：“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辒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发，及辒车，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丧乎？以布衣丧乎？’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丧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徐君谓：“据《史记》、《汉书》所载，淮南王鲸布反，高祖自将击之，淮阴武王的‘阴，字，是‘南’字之误；下面‘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可证。韩信封淮阴侯，《史》、《汉》记淮南反时，韩信已死，这是当时大事，《史》、《汉》决不会错的，这时那得说‘淮阴害于西’？”依《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则《楚汉春秋》所载，史公似依而述之，即小有出入，亦不容乖舛至此。且其叙张良排户语高祖：“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全似小说家言，其非陆贾原书，毫无疑义。其书既不可信，其诗又安传乎？刘勰、钟嵘、萧子显、萧统论五言诗，皆不及此歌，则此歌为四人所未见，梁时犹未有，亦晚出之一证也。

（九）日本铃木虎雄说

陈延杰译钤木氏《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曰：“要之完备五言诗，自西汉初期，谓已发达者，可疑甚多。五言诗成立于后汉章、和之际，其后益致隆盛，此则可信者已。”

根泽案：陈氏译文分别载《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五号及《语丝》第五卷第三十三期。铃木氏不信苏、李诗，不信《古诗十九首》，其见甚卓。然篇中备列汉初田横门人《蒿里曲》，吕后时代《戚夫人舂歌》，武帝时代《华容夫人歌》，《李延年歌》，宣帝时代《杨恽歌》，成帝时代《黄爵谣》，《为尹赏歌》。言“此等五言句，多与五言以外七言八言间杂并用，盖歌词之体然也。又仅自五言成句者，其句亦甚朴素，盖为原始的也。”今案《黄爵谣》，《为尹赏歌》，皆纯粹五言（歌辞见后），钤木氏所谓“仅自五言成句者”当指此二首，虽嫌其“句太朴素”，而许为其“原始的”。二首皆在西汉成帝时，又何得漫不分析，谓“五言诗成立于后汉章和之际”耶？

（十）近人朱偰说

朱氏《五言诗起源问题》曰：“五言诗起源，在汉一统以前，确有史传可证。《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述《虞美人歌》。歌辞见前王应麟说，不徧载。……《楚汉春秋》九篇，系陆贾所记，见于《汉书.艺文志》。陆贾楚人，其记楚事，当必可征。然则五言诗之起，固在楚、汉纷争时矣。递演至于景帝、武帝之世，遂有‘明月皎夜光，……等作，由简而繁，由朴而华，何不合于自然径路之有？况五言诗句见于《诗三百篇》者已多，至虞美人时，或始全篇为五言诗耳。”

根泽案：朱氏全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号，系批评钤木氏说之作。因钤木氏谓旧体五言诗起于西汉之初，其发达之径路不明，故朱氏列举《诗经》五言句，谓其无不合于自然径路。其所举者，分为四类：1.单句的五言连为二句者；2.进而连为四句者；3.全章为四句的五言诗者；4.全章为四句以上的五言诗者。其连为四句的五言单句者，只有挚氏《文章流别论》所举遇之“谁谓雀无角……”，此等不能为五言诗，前已详言；至连为二句者，更无论矣。全章四句，朱氏举《小雅.北山》第四、五、六凡三章：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其全章为四句以上者，朱氏举《大雅.緜》之第九章：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此诸诗无论全篇非五言，即以分章而论，此亦不得与后世五言诗，等视齐观。项羽《垓下歌》，汉高《大风歌》，皆七言，然不能谓七言诗者，以其有帮腔之“兮”字，且其气调非如后世之七言诗也。《北山》诗所以成为五言者，除首二句外，每句有相同之“予曰”二字，后世五言诗，有全篇每句以相同之指示代名词凑数者乎？故此非有意使每句为五言，而以须全用指示代名词，遂自然而成为每句五字，非如后世之五言诗也。至《虞美人诗》之不可信，已于论王应麟说，详哉言之，兹不赘矣。

又案：朱氏以为《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人作，故谓“递演至景帝、武帝之世，遂有‘明月皎夜光”’等作。

亦误，徐君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及《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有详辨，以朱氏谓五言诗起楚、汉之际，此在其后，故不详引备论矣。

（十一）近人徐中舒说

徐君《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曰：“章和虽然已有五言，但那不过是文学家偶尔做得一两首，在文学史上并无多大意义，我们也不能承认五言诗的成立，便在那时。我以为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建安七子，与魏代三祖，他们做了五言诗运动的中心。五言诗有了他们，才能兴盛。所以《续晋阳秋》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旁综百家之言，及建安而诗章大盛。’这个论断，非常惬当。《诗品》也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可见古诗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建安时代的产物。我们看那时中原的文学，盛极一时，而吴、蜀两国却一点贡献都没有，这岂不是五言诗成于建安时代一个绝好的反证么？”

根泽案：徐君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八号，系批评钤木氏、朱氏二文之作。徐君谓五言诗成立于建安时代，不知所谓成立，以何种程度而论，若如所引《续晋阳秋》之言：“至建安而诗学大盛。”则根泽绝表同情。但吾意成立与全盛，似不同在一时期，例先成立，而后达于全盛。徐君所以主此说者，盖以传世之东汉文人诗，多不可信，故谓“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所举例证凡五：一、《饮马长城窟行》非蔡邕作。二、《古杨柳行》有“谗邪害公正，浮云今尽冥”两句，乃在孔融《临终诗》中。三、“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行”，旧以为李陵诗，亦在孔融《临终诗》中。四、“冉冉孤生竹”非傅毅作，乃佚名的古诗。五、《咏史》诗非班固作。一至四条，余均表赞同，第五条则不敢然。徐君之言曰：

《咏史》中有“思古歌《鸡鸣》”的话，这个“古歌《鸡鸣》”，只是乐府《鸡鸣高树巅》歌，因为《咏史诗》是说缇萦父亲犯法被逮，所以晓得这个古歌《鸡鸣》，只是取《鸡鸣高树巅》歌“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之意。《鸡鸣高树巅》歌，是魏、晋乐所奏，中间有两句说“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最早也不过是东汉的诗，《咏史》诗若是班固作的，他何必说“古歌《鸡鸣》”呢？而且此诗“质木无文”（《诗品》说），我想以班固的文学，断乎不致做出这种“质木无文”的诗。

今先将《咏史》诗列下，然后再辨其真伪。其词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愤，不如一缇萦。考《乐府诗集》八十三《杂歌谣词》类有《鸡鸣歌》，其词曰：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鸟鹊。附注曰：《乐府广题》曰：“汉有鸡鸣卫士，主鸡唱，宫外旧仪，宫中与台并不得畜鸡。画漏尽，夜漏起，中黄门持五夜，甲夜毕传乙，乙夜毕传丙，丙夜毕传丁，丁夜毕传戊，戊夜，是为五更。未明三刻鸡鸣，卫士起唱。”《汉书》曰：“高祖围项羽垓下，羽是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歌》也。”按《周礼.鸡人》，“掌大祭祀，夜嘑旦以百官”，则所起亦远矣。检《史记》、《汉书》皆仅言“楚歌也”，并无歌词，则是否《鸡鸣歌》，颇难遽断，应氏之言，未悉何本。然应氏之前，已有《鸡鸣歌》，则然无疑，且于“鸡鸣卫士”之制，凿凿言之，似非无据，则《鸡鸣》之歌，其来甚久。《咏史》诗曰：“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盖以鸡鸣而朝，故有忆于《鸡鸣歌》，观“晨风”二字知其上书之时矣。班氏作诗，引用此歌，固在可能之内（此事当就歌辞言，缇萦上书是否在鸡鸣时不必追究，以班固祈感而赋此，非必于此琐琐论也。文人诗歌，每不可于事实过于苛求，不惟此篇然也）。徐君谓：“这个古歌《鸡鸣》，只是乐府《鸡鸣高树巅》。”失检矣。至谓取《鸡鸣高树巅》歌“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亦求之过深而迂。至谓以班固的文学，断乎不致做出这种“质木无文”的诗，理由亦不充足。班固史传辞赋，确乎极高，然长于史传辞赋者，未必即长于诗，犹之长于诗者，未必即长于史传辞赋。

千古诗人，如杜甫可谓大家矣，而其文则远逊之。班固之诗，即其附于《两都赋》后之五首论之，虽不能谓其“质木无文”，然亦呆滞无味。兹为便于观察起见，钞二首于下：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于皇乐胥。——灵台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宝鼎诗此等或以骚体，或似《诗经》，尚如此毫无精采，况《咏史》诗通篇五言，鲜所取法，大辂椎轮，尚难尽善，又何得以“质木无文”，疑非班固之作乎？

（十二）近人黄侃说

黄氏《诗品讲疏》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选》李善注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寻李注所言，是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所作者，故云：‘非尽是乘。’孝穆撰诗但以《十九首》有乘所作，亦因其余句多与时序不合尔。

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

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又《凛凛岁云暮》一诗，言：‘凉风率已厉。’凉风之至，候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而此云岁暮，是亦太初以前之词也。推而论之，五言之作，在西汉则歌谣乐府为多，而辞人文士犹未肯相率模效。李都尉从戎之士，班婕妤宫闱之流，当其感物兴歌，初不殊于谣谚。然风人之旨，感慨之言，竟能擅美当时，垂范来世，推其原始，固亦闾里之声也。”

根泽案：黄氏原书未见，此据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明诗篇）》引，中注文甚多，未悉黄氏原注，抑范氏所增，除“孟冬”一条，皆无关宏旨，概皆刊落。黄氏以历法证明“玉衡指孟冬”及“凉风率已厉”为西汉太初未改历以前诗，与朱偰氏之说同。朱氏曰：秦并天下，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十月色为黑，故以夏历之十月为岁首，是谓建亥，以十月亥月也。秋初制度，多承秦旧，建亥历亦未遑改正。汉武帝太初元年五月，始改秦历，以正月为岁首，同夏制。……《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时则训》：“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孟秋乃七月，而七月则系申月；足见“玉衡指孟冬”乃是表白时之句。……又所谓促织，即是蟋蟀。《礼记》：“季秋蟋蟀在壁。”又曰：“孟秋之月，白露。”又曰：“孟秋寒蝉鸣。”又曰：“仲秋之月玄鸟归。”通观全首，明是描写的初秋景象；若云孟冬，安得有此？是明系汉太初以前之孟冬，——即夏历之孟秋——非太初以后之孟冬可知。——朱氏《五言诗起源问题》。考此说出何焯、张实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此太初以前之诗乎？王世禛《师友诗传录》引张实居曰：《明月皎夜光》一章内，玉衡指孟冬。

如“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等语，所序皆秋事，乃汉令也。《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为汉人之作无疑。诸说皆大误，以其不明“玉衡指孟冬”之意故耳。徐君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引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之说以破之曰：《史记.天官书》：“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辰”，“尧时仲秋，夕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则是杓指申，为孟秋七月也。然“白露”为八月节一；“促织鸣东壁”，即《豳风》“八月在宇”义；“玄鸟逝”又即《月令》“八月玄鸟归”。然则此诗是八月之交，旧注以为孟冬者谬也。又案：《文心雕龙讲疏》又曰：“……《文心雕龙.明诗篇》猥云：‘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彩，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此以当世文士，不为五言，并疑乐府歌谣亦无五言也。今考西汉之世，为五言有主名者：李都尉、班婕妤而外；有虞美人《答项王歌》（见《楚汉春秋》），卓文君《白头吟》，李延年歌（前四语），苏武诗四首。其无主名者，乐府有《上陵》（前数句），《有所思》（篇中多五言），《鸡鸣》，《陌上桑》，《长歌行》，《豫章行》，《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怨歌行》，《上留田》（《里中有啼儿》一首），《古八变歌》，《艳歌》，《古咄唶歌》（此中容有东汉所造，然武帝乐府所录，宜多存者）。歌谣有《紫宫谚》（《汉书》曰：“李延年善歌，能为新声，与女弟俱幸，时人为之语曰：‘一雌复一雄，双飞人紫宫。’”），《长安为尹赏作歌》，成帝时歌（根泽案：指《黄爵谣》），无名人诗八首（《上山采蘼芜》一，《四坐且莫》二，《悲与亲友别》三，《穆穆清风至》四，《橘柚垂华实》五，《十五从军征》六，《新树兰蕙葩》七，《步出城东门》八，以上诸诗或见《乐府诗集》，或见《诗纪》），《古诗八首》（五言四句，如《采葵莫伤根》之类）。大抵淳厚清婉，其辞近于《国风》，不杂以赋颂，此乃五言之正轨矣。盖秦、汉歌谣，多作五言，饰以雅词，傅之六义，斯其风流日盛，疆划愈远。自建安以来，文人竞作五言，篇章日富。然闾里歌谣，则犹远同汉风。试观乐府所载《清商曲辞》，五言居其什九。托意造句，皆与汉世乐府共其波澜。以此知五言之体肇于歌谣也。”

此不知仍系黄说，抑范君自撰？五言之体，肇于歌谣，泽所极端赞成。但谓起西汉之初，则未敢苟同。兹就所举例，一一条辨于下：

（1）虞美人歌，乃晚出作品，见前论王应麟说。

（2）《白头吟》，非卓文君作，此歌不见《史》、《汉》及其他汉人书。《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作《白头吟》，亦不云何人所作。《宋书.乐志》大曲有《白头吟》，题作“古辞”，《乐府诗集》同之。均无卓文君作《白头吟》之说。惟《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然不著其辞，未尝以“皑如山上雪”之诗当之。至宋黄鹤注杜诗，始混而一之。《西京杂记》旧传刘歆所说，晋葛洪采之成书。然《晋书》洪传载所著作，无此书。《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深以为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庾信说，以为作于江左吴均。则凡出此书者，皆不可信，况此书并不著其词乎？黄鹤，宋人，晚出说，自不足据。

（3）李延年歌，非纯粹五言。

（4）苏武诗四首，乃后世赝作，见前论钟嵘说。

（5）《上陵》、《有所思》，皆非纯粹五言。

（6）《鸡鸣》、《陌上桑》见《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并言“魏、晋乐所奏。”

（7）《长歌行》，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引《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又云“魏改奏文帝所赋曲”则此歌似在魏文之前，但无主歌词，无法证明出西汉也。

（8）《豫章行》、《相逢行》，并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四，言：“晋乐所奏。”

（9）《长安有狭斜行》，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五，未注时代。

（10）《陇西行》、《步出夏门行》，并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七，未注年代。

（11）《艳歌何尝行》，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九，非纯粹五言，乃“晋乐所奏”。

（12）《艳歌行》，亦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九，未注时代。

（13）《怨歌行》，疑为《怨诗行》。《乐府诗集》卷四十二有《怨歌行》二首，一班婕妤作，一曹植作。

又七首，亦皆有主名，最早者梁简文帝。此既以无主名为言，似不应羼人班婕妤。《乐府诗集》卷四十一有《怨诗行》，题为“古辞”，纯为五言，似当指此。然注云：“晋乐所奏。”则其时代亦可想矣。即《怨歌行》，亦非班婕妤所作。《文心雕龙》曰：“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可见刘勰之前，已有怀疑。

宋严羽《沧浪诗话》曰：“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同学徐君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繁征博采，证明严氏之说，似乎不误。余以为是否颜延年作，虽未敢确定，约之非班姬所作，则毫无疑义。《汉书》载其失宠后，奉养东宫，退出长门，作赋以自伤悼，且全录其赋，不言有诗。班姬乃固之先人，有诗何能不知？知之何能不录？盖东晋喜以《团扇歌》咏男女爱情（例证详徐君文中，恕不备引），此首偶尔失名，后人以其与班姬事相仿，遂嫁名班姬。中国古书因此而铸成伪记者，不一而足，非作者之有意伪古，乃著录家不详考之谬耳。

（14）《上留田》，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引《乐府广题》云：“盖汉世人也。”疑词，且示言马东汉或西汉。今案歌为：“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盖为五言歌谣。五言歌谣，汉成帝时已有《黄爵谣》、《为尹赏歌》，此首在西汉末年，亦非不能产生。至若谓在西汉之初，则无法证明也。

（15）《古八变歌》，《乐府诗集》不载。丁福保《全汉诗》卷四引《选诗拾遗》曰：“古歌有《八变》、《九曲》之名，未详其义。……独《八变》仅存，乐府诸书亦不收也。”然则其来历不明可知。

（16）《艳歌》，《古咄唶歌》，并见丁氏《全汉诗》卷四（一时未检古载何书）。

（17）《紫宫谚》，通篇仅二句，不得与后世成章之五言诗同论。

（18）无名人诗八首，《古诗八首》，谓之为汉人作，皆无确证。总之，考古之学，必以确凿有据者为证。若有确凿可据者为本证，则游移无定者，亦可引为副证；若无确凿可据者，只游移无定者，不成证据也。故西汉前出乃至中世若有确可信据之五言诗，则此等题为“古辞”，题为“古诗”，题为“无名氏”之诗，除有极绝反证，知为魏晋六朝之作者，皆可认为西汉之诗。今西汉除歌谣中之《黄爵谣》、《为尹赏歌》外，无五言诗。二首皆在成帝时代，词甚俚俗，文学色彩不甚重，则此等无主名，无古证之诗，不能据之谓西汉初世，已有五言诗也。

（十三）近人李步霄说

李氏《五言诗发源考》曰：“《诗品》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渺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玉台新咏》以《古诗十九首》之九首，断为枚乘之作。二书出于六朝，距汉未远，其说必有依据。要之，五言之始，必为枚乘，踵其五者，首推李陵，及至建安，姑臻大盛者也。”

根泽案：李氏全文，见亚细亚书局所出之《文学论》。钟嵘《诗品》说误，已见前。十九首无枚乘作，详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及前论黄侃说下。李氏据《玉台新咏.李延年歌》为纯粹五言，即“殊不知倾城与倾国”句，作“倾城复倾国”，不据古之《汉书》，而据后世之《玉台新咏》，考古者不当如此也。

耳目所知，五言诗起源略如此。至于各种中国文学史书，对此问题，亦多有论及者，率简略不足采，故不录焉。就中以钟嵘说谓起源最古，滥觞于夏歌，著目于李陵。以徐中舒说最晚，以五言诗之成立，在建安时代。

其余众说纷纭，争置一喙，其长短得失，已分别备论，而区区之愚，未能对某一家，全表同意。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未及付梓，遽归道山。其论五言起源曰：“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差不远。’”先生又谓汉代第一首五言诗，当推《戚夫人歌》，第二首，为《铙歌十八首》中之《上陵》，第三首为成帝时《邪径败良田》童谣（即《黄爵谣》）。以为此三首中，“两首还是长短句相杂（第一、第二两首），其纯粹的一首又是童谣。”根泽亦以为歌谣与诗，当离为两类，故撰《中国文学史类编》，有歌谣篇、诗篇之分。但今讨论五言诗起源，则所重者在纯粹五言为体之诗歌，生于何时。且歌谣为文学之祖，为诗之先驱，则歌谣之纯粹五言者，亦不能除外。故五言诗起源，余以为在西汉末成帝时（公元前三二年—公元七年）。

（1）《黄爵谣》——见《汉书.五行志》：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巅。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2）长安《为尹赏歌》——见《汉书.酷吏传》：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二首皆纯粹五言，与后世五言古诗风格，无甚差异。吾侪知《十九首》及苏、李《河梁》，班姬《怨诗》不可信，则此为有史以来，最初见之纯粹五言，为五言诗之祖。至于不纯粹之五言，如《戚夫人歌》、《李延年歌》，虽于后世五言诗不无相当影响，但不能谓为五言诗之起源。以如此牵强附会，则凡古代之诗歌，皆与后世之五言有关，纠缠不清，界划不明，而起源时代，遂治丝益棼，终古无头绪矣。

《水经注？河水》，《太平御览？乐部》，并引杨泉《物理论》，载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交拄。为纯粹五言。然其词全见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引《汉书.贡禹传》载武帝时歌谣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言“是以可为武帝时已有五言诗之证”。考所谓诗者，除近世“散体无韵白话诗”外，中国古诗，概皆用韵。此首“荣”、“宦”、“官”三字，固不协也。《汉书》原作“故俗皆曰”云云，知乃质语，俗语亦有时与歌谣同者，要以有韵无韵为断，不得以为歌谣，更不得以为“五言诗”也。

《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今按《江南可采莲》，见《乐府诗集》卷二十六，题为《江南》，其辞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注曰：“魏、晋乐所奏。”《乌生》“一日《乌生八九子》”，见《乐府诗集》卷二十八，非纯粹五言，与此问题无关。

《十五》见《乐府诗集》卷二十七，其辞曰：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楩柟千余尺，众草之盛茂。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当我道，狂顾动牙齿。《白头吟》，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一，其辞曰：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嫋嫋，鱼尾何蓰蓰？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此一首前，尚有与此类似而较长之一首，同题为《白头吟》，彼一首注曰：“晋乐所奏。”此一首注曰：“本辞。”似以此首不能歌，略增字句成彼一首，非以人乐。则此首似为彼首之母辞，其时代盖视彼为早。或以为卓文君作，非也，说详论黄侃说下。《宋书》谓“并汉世街陌讴谣”，未悉何本。且为东汉，为西汉？为东汉何时，西汉何时？亦未明载。考古必以确凿有据者为本证，以游移无定者为副证，前已略申其理。今观《白头吟》音节韵美，语意深永，如西汉有此，则其他成熟之五言诗，不容不见，而东汉之五言诗，亦必蓬蓬勃勃，蔚为大观。《江南可采莲》词意顽稚，西汉末年，似有产生之可能，以成帝时已有《黄爵谣》、《为尹赏歌》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诗歌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乐府所存古辞，有无二十八家之遗，极难恳揣。然传世《汉郊祀歌》十九章，《房中歌》十七章，《铙歌》十八章，皆无纯粹五言，则西汉初期无五言诗，已有极确之反证。而乐府古辞之纯粹五言者，谅无西汉初年之作，明矣。然有一部分为西汉末年以至东汉一代之讴谣，则势有可能，言有可据。如前论黄侃说所言之《长歌行》，《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魏改奏文帝所赋曲。”则古辞在魏前，最晚已至东汉矣。今古辞俱存，其辞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纯粹五言。其他不注年代，或注明“魏、晋乐所奏”者，亦容有汉代之遗者。不过确在何时不可考，则只能用为副证，不能用为本证也。

徐君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曰：“《古今乐录》说：‘舞……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久安》，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这五曲早已散佚了，其内容如何？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看《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殿前生桂树》，都以五言做题目，或者全篇也是五言。因为古乐府大半都把第一句做题目，章和就是章帝年号。”据此，和帝时确有五言乐府。但古乐府虽大半把第一句做题目，而第一句为五言，全篇是否五言，尚难逆料，故此有为全篇五言之可能，而不能一概断定为全篇五言也。

东汉之初，民间五言歌，仍继续发展，光武时，有凉州《为樊晔歌》（见《后汉书》本传），其辞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此竟进为八言四韵矣。明帝时，有《长安高髻歌》（见《马援传》），其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有大袖，四方全匹帛。安帝时，有汲县长老《为崔瑗歌》（见《广博物志》引《后汉书》逸文），其辞曰：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灌溉，决渠作甘雨。不见正史，真伪难定者一首，曰《巴人为陈纪山歌》，见《华阳国志.巴志》。其辞曰：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奸轨辟乎远，理义协乎民。文人有主名之作，则当以班固《咏史诗》为第一首，其辞载于前论徐中舒说下，兹不复赘。班固之年代，据《疑年录》，生于光武建武八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当公元三二年至公元九二年。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傅毅与班固同时，如其知为毅作，则此时人士五言非独鸣矣。然锺嵘在刘勰之前，详评历代五言诗，无傅毅之作。锺氏所不知，刘氏从何知之.后徐陵《玉台新咏》，列此于古诗中，即已不信为傅毅诗矣。故刘氏之言，不可信也。

然则文人有主名之五言，其第二首为何？当推张衡《同声歌》——见《玉台新咏》：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秋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卸，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后汉书.张衡列传》：“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由永和四年，上推六十二年，为章帝建初二年，当公元七七年至公元一三九年，后班固四十余年。

次之，当推秦嘉夫妇赠答诗：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在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无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辰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髴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住物轻。虽知未足扳，贵用叙我情。右三首秦嘉留郡《赠妇诗》。《玉台新》有序曰：“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右三首徐淑《答秦嘉诗》。《诗品》曰：“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兮。”按嘉，桓帝时仕郡上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徐淑诗里每句拑一“兮”字，凑成五言，尚不得为纯粹五言诗。设以前无五言诗，则此等诗不得认为五言之祖；而于时五言盛行，则此可谓五言之别体。所以韩愈《南山诗》，每句多有“或”字，可以谓五言诗，而《诗经.北山》中有数章每句拑“或”字，凑为五言一句者，不得以为五言诗之祖。以无此体，则成五言为巧合，有此体则为有意为五言诗故也。

至灵帝时，有赵壹诗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兮，勿复空驰驱。

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又郦炎诗二首：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与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伯乐、卞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四诗俱见《后汉书.文苑传》，赵诗附所作《穷鸟赋》中。

又《饮马长城窟行》一首，《玉台新咏》题为蔡邕作，然《文选》则不著作者，《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作“古辞”，引《乐府解题》曰：“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或云蔡邕之辞。”故是否出于蔡邕，颇难论定，姑著之，其辞曰：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邕女琰，字文姬，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赎以金壁，重嫁于董祀。感伤望离，追怀怨愤，作诗二章，俱载《后汉书.列女传》。其一为五言：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澄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洋洋五六百言，凄音楚节，恻恻动人，可谓极成熟之五言诗矣。

此外尚有二首，作者主名虽有，而确在何代何年，则不可考；要之，亦东汉末年之产，故亦附焉。

一、辛延年《羽林郎》诗：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绘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二、宋子侯《董娇饶》诗：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妹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梁任公先生曰：“辛诗言‘大秦珠’，当在安敦通使之后；宋诗言‘洛阳城’，当在迁邺以前。”（《美文史》）此外无作者主名之五言诗，如《文心雕龙讲疏》所引无名人诗八首（《上山采靡芜》、《四坐且莫》、《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及乐府中题古辞之五言诗，其时代虽难确考，然大半产生于东汉中世以至末世，则东汉末世，桓灵之时，五言诗，已完全成立，不过至建安而其风大炽耳。今根据以上所考订，制一五言诗简明进行表于下：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釐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幸生也晚，得遍观前人之说，俾有所资藉，有所取则。惜课余少暇，仓促成篇，窒误之处，自知难免。考据之学，后出者胜；攻错指谬，望于他山。

罗根泽于河南中山大学。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脱稿。

（原载《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

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

小序

乐府，尤其是南朝的原出民间的乐府，之被人给予故事的解释与作者的附会，也正同《诗经》（尤其是《南风》）之被人给予故事的解释与作者的附会一样；所不同者，给予《诗经》者，偏于“王道圣功”，给予乐府者偏于“才子佳人”而已（自然不是说《诗经》与乐府中一切的诗本事与作者都是附会）。

给予《诗经》的故事与作者，虽有“载道派”的文人拥护，但也有“缘情派”的文人在剥除，以故时至今日，已有逐渐与《诗经》脱离关系的趋势。乐府则第一，一般人对它的兴趣远不如《诗经》，以故研究的人很少，至附在她身上的故事与作者，当然更无人注意。第二，“载道派”只读《郊祀歌》，《宗庙歌》，对这些源出民间的乐府，根本瞧不起，研究更谈不上。“缘情派”则宥于文学上的性爱说的偏见，由是承认了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与作者。其实与附在《诗经》上的“王道圣功”的故事与作者一样的不可信。而我所编著的《乐府文学史》，也“习矣而不察焉”的承用着，实是错误。故今特草此文，以补前愆，并以与治乐府者商榷焉。

或者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大杀风景的工作，燕婉的歌词，应当附有燕婉的故事。不错，这便是故事的附会的原因。但第一，歌词自有其本身的独特的价值，并不因为故事的附会而增高。第二，附会的故事有时反是歌词的障碍，使读者不能领悟到歌词的真正的意义。

篇中所论，只是六朝的原出民间的乐府，这是因为六朝的民间乐府的附会特别多而有趣。他日当再上论两汉，下述隋、唐，以为续篇。

一子夜歌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我们就从《子夜歌》说起罢。《宋书.乐志》一说：《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公元三七六年—公元三九六年）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晋书.乐志下》也沿袭了这种说法，而且确定了子夜的时代：《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通志.乐略一》也便说：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是歌，其声甚哀。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家有鬼歌之。这是注文。在本文里还说：《子夜》，亦曰《了夜》。“了”字当然是“子”字的残文，郑樵不知看了哪书的残文，于是多给她一个“了夜”的名字。其实，连子夜恐怕也是子虚乌有。它的来源，就在歌词里面。《子夜变歌》有此下一首：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常见；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始知子夜变”，当然应解为才知道你（欢子，或者是你）在夜里变了心了；不能曲解为所欢名子夜者变了心。因为歌咏欢子在夜里变心（《子夜歌》共一百多首，里边自有晚出模拟之作，其所歌咏者，便未必限于欢子的夜变了），所以后人命名为《子夜歌》。而好附会者也便抓着了“子夜”二字，说“《子夜歌》者，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至“鬼歌《子夜》”，当然更是毫无根据的附会；不过像《子夜歌》这样美好的歌子，以人度鬼自然也喜歌唱，所以“鬼歌《子夜》”的故事，也便随“以人度鬼”的心理产生了。

二阿子歌及欢闻歌

没有问题，这也是两种情歌。《欢闻》的命名，因为保存下来的歌词太少，无从考查；《阿子》的命名，想是采取起句前两字。“阿”就是“阿堵”之阿，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阿子”相当于北京话的“这个人儿”，当然可以用指男人，但一般都用指女子。《世说新语.贤媛篇》：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可见“阿子”一词，在晋宋是流行的，并没有什么稀奇。《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录存《阿子歌》三首，第一首是：阿子复阿子，念汝好颜容；风流世希有，窈窕无人双。但后人总好给她一个曲解，给她一段故事。《宋书.乐志一》说：《阿子》及《欢闻哥》者，晋穆帝升平（公元三五七年—公元三六一年）初，哥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这只是给她一个解题。《五行志》上便有了故事：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但《乐苑》便不这样说。它说是（据《乐府诗集》引）：嘉兴人养鸭儿，鸭儿既死，因有此歌。弄的作《乐府诗集》的郭茂倩无所适从，只得说“未知孰是”。依我看都是一种附会。《宋书》的附会是牵依“阿子”二字，《乐苑》的附会，想是牵依歌词有“鸭”字的缘故。《乐府诗集》所载三首之第二首说：春月故鸭啼，独雄颠倒落；工知悦弦死，故来相寻博。什么“故鸭啼”，什么“独雄颠倒落”，都是比喻话。比喻是文学的普通抒写方法，尤其是南朝的民歌更喜欢援用。所以梁简文帝的《乌夜啼》说：“羞言独眠枕下流，托道单栖城上乌。”《阿子歌》中岂但有“鸭”，而且有“亮”。第三首说：野田草欲尽，东流水又暴；念我双飞凫，饥渴常不饱。难道说他或她“饥渴常不饱”的想念的真是“双飞凫”吗？难道据此可说这是因为某地人养凫，凫死而有此歌吗？真是“痴人前说不得梦”了。

《欢闻歌》现在只存一首，歌词是：遥遥天无柱，流漂萍无根。单身如萤火，持底报郎恩。就这四句里，我们委实找不出命名《欢闻》的原因。但《乐府诗集》还有《欢闻变歌》六首，第一首是：金瓦九重墙，玉壁珊瑚柱。中夜来相寻，唤欢闻不顾！我们知道《欢闻变》是《欢闻》的变曲，由变曲推知本曲的命名，当是有取于欢子的闻或不闻。然而陈释智匠（一作“丘”）的《古今乐录》《古今乐录》旧题陈释智匠，实在误谬，因书中言及隋、唐，余别有专文论之。，却把《宋志》加在《阿子欢闻》的一段话，增添附会，加在《欢闻变歌》之上：《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不？”声既凄苦，因以名之。《宋书.五行志》说：“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歌词的命名系取于曲终之“阿子汝闻不？”遂即系以“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者，认歌词曲终之“阿子汝闻不”是应验的谶语。《古今乐录》于“太后哭：‘阿子汝闻不’”下，添上“声既凄苦，因以名之”二句，则歌词的命名，非取童子所歌的曲终之“阿子汝闻不”，乃取于太后哭声之“阿子汝闻不”了。

三前溪歌

《前溪歌》，没有人给它一个故事，只有人给它一个作者。《宋书.乐志》说：《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但到杜佑作《通典》的时候，又由沈玩变为沈充。《乐典》五说：《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充所制也。生在千数百年后的我们，信《宋书》呢？还是信《通典》呢？索性全不信吧。你看《玉台新咏》卷十里已经载有《前溪》一首：黄葛结蒙龙，生在洛溪边；花落逐流去，何见逐流还？并没有挂在沈玩或沈充名下，仅列在《近代吴歌》之中，我们便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民间的产物；什么沈玩，沈充，都没有做它的生母的资格。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于竞《大唐传》：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则南朝集乐之处；今尚有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据此可知，前溪是德清县南的乡村，那里的人民喜欢集乐，因此有《前溪歌》。这也足可证明此歌产自民间，不是沈玩、沈充所作。

四督护歌

《督护歌》的来源，《宋书.乐志》也给它一个故事的说明：《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可是《旧唐书.音乐志二》又说：“《督护》，晋、宋间曲也。

……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所有晋、宋间曲，今全亡失；宋孝武帝所制者今存五篇于《乐府诗集》，其中有“督护”字者三首：督护北征去，前锋无不平；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

督护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樯如芒柽，督护今何渠？

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这明明是一个军官（督护）的太太或情人送他远征的伤别词，和徐逵之夫妇的故事有什么关系？虽然宋孝武帝所制不是原始的民歌，但原始的民歌必定与此不甚相远。后人见到“督护”两字，遂与徐逵之妻问丁督护的故事缘附，《宋志》只题《督护歌》，《乐府诗集》又加上一个“丁”字，遂与徐、丁的故事成了不解之缘。这里应予指出的是：徐逵之是内史，不是督护，督护是殡殓他的丁旿。说是推衍徐逵之妻叹声，等于说徐逵之妻与丁督护有染，伤别丁督护出征了，岂不是绝大的笑话！

五团扇歌

《团扇歌》的故事，依《宋书.乐志一》是：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哥。嫂婢还没有名字，到《古今乐录》便姓谢名芳姿了，故事也便越发繁复有趣了：《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束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互原作“五”，形之讹也。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顦顇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后人因而歌之。王东亭，名珣，字元琳；是晋代有名的儒臣，是王珉的哥哥。东亭是他的封号。由是这个故事又多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男角，凑成男女两对。

到宋代郑樵的《通志.乐略一》便又由谢芳姿变为谢芳，由嫂婢变成王珉的诗人，而且歌词也不同了：晋中书令王珉好执白团扇，其侍人谢芳哥之。或云：珉与嫂婢谢芳有情，嫂鞭挞过苦，婢善歌，而作此曲。其辞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用团扇遮面的原因是因为“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则团扇又由王珉的手里度到谢芳的手里去了。

这个故事确是好玩；但“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我们忍心割爱吧！你看与《宋书》时相先后，比《古今乐录》、《通志》都早的《玉台新咏》，与此全异其说。《玉台新咏》卷十载《团扇歌》三首，不系在王珉名下，也不系在谢芳或谢芳姿名下，却系在桃叶名下，而且《团扇歌》上有“答王”二字，王是指的王献之。歌词三首，第三首便是《通志》所载的一首；余二首是：七宝画团扇，粲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又与谢芳或谢芳姿完全无关，固然桃叶也是镜花水月（参阅论《桃叶歌》节），但我们也可以由传说之不同而知其不足信了。

六长史变歌

叫我一筹莫展的，莫如《长史变歌》。《宋书.乐志一》说：《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临败所制。只说是司徒左长史，没有说出何朝何代，以著书的体例论，当在宋时，因为载在《宋书》虽然《乐府诗集》引此言添上一个“晋”字，但我们不能不以原书做根据。

杜佑《通典.乐典五》却真认为是晋人了。说：《长史变》者，晋司徒左长史王廒临败所制。自此以后的被录乐府的书，如《旧唐书》的《音乐志》，《通志》的《乐略》，《通考》的《乐考》……都承袭《通典》之说，由是王遂自宋朝跳到晋朝。可是我找遍晋、宋两书，都没有王其人。就“临败”两字推测，一定是个轰轰烈烈的伟人，无论他是叛贼抑是讨贼者，作晋、宋两书的似乎不应当忘掉；既知他有“临败”的一桩惊天动地的壮举，为什么不为他立传？不立专传，至少也应当有附传。——我真有点莫明其所以然！

七黄鹄曲

《古今乐录》告诉我们《黄鹄曲》是《吴声歌曲》（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又告诉我们《吴声歌曲》“并出江南，……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所以我们敢断定《黄鹄曲》其始是江南的徒歌。它的歌词现存四首于《乐府诗集》卷四十五，的确是始为徒歌的风味。我们现在似乎应当举一首作例：黄鹄参天飞，半道郁徘徊。腹中车轮转，君知思忆谁？这是第一首，余三首的起句，也同样为“黄鹄参天飞”，这当然只是偶然的起兴，不会是引用古代的故事。但《乐府诗集》却将《列女传》上的陶婴故事拉来了：《列女传》曰：“鲁陶婴者，鲁陶明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其歌曰：‘悲夫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飞鸣尚然兮，况于真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不敢复求”。这个故事的有无我们姑且不问，我们只问它和《黄鹄曲》有什么关系？若这样强拉强扯，则可与古事附会的歌词岂止《黄鹄》一曲？而且作歌谣的匹夫匹妇或樵童弱女，岂不都成了博古的史学家了吗？

八碧玉歌

《碧玉歌》的故事，特别的叫人感觉甜蜜，虽然它极简单。《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乐苑》说：《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有这样一个甜美的故事附在《碧玉歌》上，确是相得益彰。但我们为求真起见，又不能不忍心否认。为一个宋汝南王，累我在挥汗如雨的溽暑天气，遍翻了一次《宋书》和《南史》，只落得一个“踏遍铁鞋无寻处”！其实，哪有宋汝南王！《通典.乐典》说：《碧玉歌》者，晋汝南王妾名，宠好故作歌之。我们找出《乐苑》以前的书，才知道宋汝南王原是晋汝南王。晋汝南王，《晋书》卷五十九有传，名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我们知道《碧玉歌》是《吴曲》（《乐府诗集》即列在《吴曲》），便知道决不是西晋产物，便知道决不是汝南王所作，便知道这碧玉决不是汝南王的妾。而且比《通典》更早的《玉台新咏》便不这样说，该书卷十孙绰名下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则徐陵（《玉台新咏》的编撰者，陈时人）时候，碧玉还只是一个文人的情人或姬妾，并没有登侯王之门。

可是为什么他们偏要说是汝南王的妾呢，我想必有原因。梁元帝的《采莲曲》说（据《乐府诗集》卷五十）：碧玉小家女，来嫁江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这“江南王”三字，似乎当解为江南姓王的，不当解为一个封为江南王的。因为江南姓王的是泛指，封为江南王的是实指。若是实指便应当有根据，而这里的根据却无从寻找。况说《采莲曲》所有歌词的题材大半是江南的风景，所以歌中“江南”字样极多，如刘孝威的一首说：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吴均的一首说：江南当夏清，桂檝逐流萦。又一首说：问子今何去，去采江南莲。在这种“江南当夏清，桂檝逐流萦”的醉人时节、醉人情事中，哪容他（梁元帝）来忆及不相干的江南王呢？再进一步说，“来嫁江南王”的“王”字，固然当解为姓王的，但也不能太沾滞，说一定嫁的是江南姓王的；所以独用“王”字的原因，恐怕只是取其与“香”字、“裳”字协韵。

江南王也不过像说“苏家嫂”、“李家妻”，“张三”、“李四”二样，我们一定太沾滞的诠解它未免太笨，而且文学之美便被你送掉了。

我们还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梁元帝歌的“江南王”就解为真是江南姓王的吧，或就解为真是封为江南王的吧，那和晋朝的汝南王便愈发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江南王不是汝南王。梁元帝比徐陵早，比其他著录《碧玉歌》的人更早，老前辈明明说“来嫁江南王”，明明不知道是晋汝南王的妾，后生小子哪里能知道是汝南王的妾呢？——但他所以说是汝南王的妾的原因，恐怕就是错读了梁元帝的歌词呢？

至于“碧玉”，最早也许真有这样一个人，她虽生在小家，却很美丽，后来便成了小家美女的共名。所以晋孙绰时有碧玉《玉台新咏》所载的两首《情人碧玉歌》，真是孙绰所作吗？我非常的怀疑；但所有咏碧玉的歌子，不见得是一个时代的产儿，这是可以断定的。，梁武帝（详下文）、梁元帝时也都有碧玉，李暇（详后）时也还有碧玉，直到现在人们谈到贫寒的美女，还总好说是“小家碧玉”。正如同春香成了历代的婢女，小二成为历代的店伙一样。也许根本就没有此人，“碧玉”二字是作歌者所虚构，亦未可知？

《玉台新咏》卷十还载有梁武帝的《碧玉歌》一首：杏梁日始照，蕙席欢未极。碧玉捧金桮，绿酒助花色。

《玉台新咏》此处所载梁武帝的歌诗尚多，什么《子夜》，《上声》，《欢闻》，《团扇》……之类，都各有一两首，似乎是梁武帝仿俗乐而作，所以不能以武帝也有一首而说徐陵时代也有认碧玉为梁武妾者。但《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有李暇的《碧玉歌》一首说：碧玉上宫妓，出入千花林；珠被玳瑁床，感郎情意深。则碧玉又不像是寒酸文人的情人，而是帝王的宫妓，似乎又在认为与梁武帝有关系了。

一个小家碧玉，能为晋汝南王的侍妾，能为晋孙绰的情人，能为梁武帝的宫妓，又能“来嫁江南王”，最奇者还能为无法寻找的宋汝南王的妾，真是灵异的女子，怪不得他们都要为之“情颠倒”了。

九桃叶歌

程大昌《演繁露》卷三“桃叶条”：《桃叶歌》，王子敬为其妾作，辞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檝。”王惟之谓“渡江不用檝”，隐语也，谓横波急也。此语极似有理？而施建《乐府广题》所载乃不然。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陈末，人多歌。后隋平陈、晋五营六合之桃叶山，实应其语。”建既得其本辞载之，则谓寄意横波者非也。《乐府诗集》卷四十五载《桃叶歌》三首：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檝。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又载标题“同前”者一首：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

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歌词中的“桃叶”，“桃树”，“桃根”，我想只是歌诗的“兴起”，就是古人所谓“赋比兴”的“兴体”。作歌的人嫌只说“春风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太单调了，太突兀了，由是用“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两句兴起。嫌只说“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太单调了，太突兀了，由是用“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两句兴起。这是我们中国诗——尤其是风谣体很普通的写法，兴起的句子和本文并没有意义的关系，只有音韵的关系，只是取“娜”字和“我”字协韵，“根”字和“勤”字协韵。至于所以独以“桃叶”，“桃树”，“桃根”兴起，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道理，只是郑樵所说：“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六经奥论》卷前《读诗易法》）这种起兴的写法，《诗经》中的《南》与《风》已经很多，——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前面，先有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篇》）。“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前面，先有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召南.桃夭篇》）。虽然经生者流一定给它一种牵强附会的意义，但我们知道这实在只是有音韵关系的兴起语。

现在的歌谣，也常见此种写法，随便举一首，例如：芭蕉扇，节打节。娶个老婆黑锅铁。人人说我老婆黑，我说老婆紫檀色；人人教我休了罢，隔（割）心隔（割）胆舍不得（《童谣大观》）。我们知道《桃叶歌》属《吴曲》，又知道《吴曲》大半“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晋书.乐志》）。所以我们可以用歌谣顶普通的兴起的写法来解释；但我们喜附故事的先民，却因为“桃叶”二字便有了文章了。《古今乐录》说：《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引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比《古今乐录》再早的《玉台新咏》虽没有说桃叶是王子敬之妾，但在王献之名下载《情人桃叶歌》二首，第一首即《乐府诗集》所载的第三首，第二首亦即《乐府诗集》的第二首。接着又在桃叶名下载《答王团扇歌》三首（歌词见《团扇歌》一节），已经暗示桃叶是王子敬的情人或姬妾了，——最低已由“桃树连桃根”上的桃叶变为娇滴滴的女郎了。

《玉台新咏》所著录的三首《答王团扇歌》，在《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列为《团扇郎》一种，共歌六首，此三首都在内。引《宋书.乐志》卷一说：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哥。虽然我们对《宋志》的话也只承认是一种故事（详论《团扇歌》节），但我们由此可知徐陵以前的沈约还不知有《团扇歌》为桃叶作的传说。

而且，歌词中的“桃叶”若真是女郎的名字，真是王子敬的妾，那末，“桃树”、“桃根”又是什么呢？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七引刘忠叟《乐府集》说：“桃叶，王献之爱妾名也。其妹曰桃根。”时代愈晚，故事的附会愈为完美。可惜“桃树”还未及变为桃叶的姊妹，致丢遗一个绝大的漏洞。

以“桃叶”为王子敬之妾，本出于著录乐府者之误信传说，王子敬当然也想不到他有这样一段天外飞来的艳福艳史，给他作传的人当然也不知道，所以没有叙及；直至吴兆宜作《玉台新咏注》，桃叶之为子敬妾，才有史传可稽。他说：《晋书》：王献之，字子敬，娶郗昙女，后离婚，尚新安公主。桃叶，其妾也。自此有史为证，“桃树连桃根”上的桃叶，不得不变为娇滴滴的女鬼来作死后的王子敬的死妾，再没有反抗的余地。不错，自“王献之”至“尚新安公主”确见于《晋书》；但“桃叶，其妾也”，则出于吴兆宜的手笔了。

十懊侬歌

《懊侬歌》也是极艳丽的歌曲，当然也须附在极艳丽燕婉的人的身上，才更有意味。《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说：《懊侬歌》者，晋石崇绿珠所作，唯“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后皆隆安（公元三九四年—公元四一年）初民间讹谣之曲。宋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齐太祖常谓之《中朝曲》，梁天监十一年（公元五二年），武帝敕法云改为《相思曲》。按“丝布涩难缝”一曲的歌词是：丝布涩难缝，令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为什么独说这一首是绿珠所作？莫非是因为孟津离金谷园很近的缘故？其实《古今乐录》以前的书就不这样说。《宋书.乐志一》说：《懊侬哥》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

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谓之《中朝曲》。《五行志》的话是：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言。《乐志》名《懊侬歌》，这里又名《懊恼歌》。命名的来源，我想就在歌词里面。《乐府诗集》卷四十六著录《懊侬歌》十四首，最末一首是：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取前两个字便叫“懊恼”，取歌意的使侬懊恨便叫“懊侬”和绿珠有什么关系？虽然我们也觉得附在她的身上的确是更饶趣味。

《古今乐录》使她依附石崇的姨太太绿珠，《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则又使它依附于王敬则的儿子仲雄身上：［明］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惧。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伪倾意待之，以为游击将军。遣敬则世子仲雄入束。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明帝）敕五日一给仲雄。

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后敬则举兵反，凡十日而败。

“常叹负情侬”二句也见于《乐府诗集》，全文如下：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欢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南史》作“侬”，《乐府》作“人”，意义无殊。《南史》作“许”，《乐府》作“诈”，当以《乐府》为是。《乐府诗集》极好搜罗故实，独此不载，所以也未必可信。《古今乐录》说除了“丝布涩难缝”，都是“民间讹谣之曲”，《宋书.乐志》亦以为言。仲雄是煊赫一时的王敬则的少爷，不能算作“民间”；作于“御前”，不能算是“讹谣”。前者如可信，则此不可信无疑。

十一华山畿

《华山畿》的故事，最能使读者陶醉。《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说：《华山畿》者，宋少帝（公元四二三年—公元四二四年）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这个故事，以文学的眼光视之，当然极有趣味；以史学眼光视之，则极其荒唐。荒唐与否，我们且不管；只看现存二十五曲（《乐府诗集》卷四十六），第一曲便是女主角所歌的“华山畿，君既为侬死……”一首，自然和华山畿的故事相合。其余二十四首都是普通的情歌，若说她是歌咏华山畿的故事，总觉得有点太牵强附会。《古今乐录》说：“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今《乐府诗集》所著录的第六首，起首二字适为“懊恼”，全文如下：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则这一首似乎是宋少帝时的《懊恼》一曲？《古今乐录》说是变曲；变曲是由旁的曲子变来的，如《子夜变歌》是由《子夜歌》变来的，《欢闻变歌》是由《欢闻歌》变来的。《乐府诗集》在《华山畿》的前边著录《懊侬歌》，引《宋书.五行志》说：“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通志.乐略一》懊侬的“侬”作“”，说“”一作“恼”。可见《懊侬歌》亦名《懊恼歌》，《乐府诗集》的排列次序，大半置变歌于本歌之后，所以我疑心《华山畿》是《懊侬》的变歌。命名《华山畿》的缘故，是因为第一首的发端有“华山畿”字样。至于《华山畿》的故事，恐是第一首歌词的演绎吧？——即使真有这个故事，除第一首外，也都和它根本没有关系的。

十二读曲歌

乐府词中的故事，尽管不合事实，却是颇有意味的。以史学的眼光分析，诚然有附会之嫌；若以文学的眼光欣赏，则觉得她与乐府词真是“相得益彰”。但是，这不能一概而论。《读曲歌》是如何的艳美，而且流传至今的还有八十九首之多，几是字字珠玉，句句玲珑。不知趣的《宋书.乐志》和《古今乐录》所附上的两个不同的故事，都是味同嚼蜡，不能不说是“佛头著粪”！《宋书.乐志》说：《读曲哥》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古今乐录》说（《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公元四四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没有问题的和《读曲歌》毫无关系，因为太不相类了。解读曲马“不敢作声歌，只窃声读曲细吟”，倒是很能顺释字面，亏他不成小学家！但是我们翻开比《古今乐录》再早的《玉台新咏》（卷十），它的名字不作读书的“读”，而作孤独的“独”。载歌一首：柳树得春风，一低复一昂。谁能空相忆，独眠度三阳！此歌实在当名“独曲”，不当名“读曲”。不惟“独曲”之名较早，全部歌中满蕴藏着离愁别绪的独孤滋味，不但见于《玉台新咏》的此篇为然。那末“读曲细吟”的故事，自然无从附丽了。

《宋书.乐志》，《古今乐录》所载的两件关于《读曲歌》的产生及得名的故事，都是“味同嚼蜡”。《古今乐录》又载有关于《读曲歌》既经流行后的故事，则颇有意味，自然也不是事实。我们姑且钞在下面：南齐时；朱硕仙善歌吴声《读曲》。武帝出游钟山，幸何美人墓。硕仙歌曰：“一忆所欢时，缘山破芿荏此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昭》引作“荏苒”。。山神感侬意，盘石锐锋动。”帝神色不悦，曰：“小人不逊，弄我。”时朱子尚亦善歌，复为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观骑立蜘蟵。太阳犹尚可，且愿停须臾。”于是俱蒙厚赉。十三青溪小姑曲《青溪小姑曲》的歌词，现存者只有一首：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此曲当然可以名“小姑”；为什么添上“青溪”二字名“青溪小姑”？这便太难推测了。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将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女郎故事载入：会稽赵文韶，宋元嘉中，为东扶侍，廨在青溪中桥。秋夜步月，怅然思归，乃倚门唱《鸟飞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许，诣门曰：“女郎闻歌声有悦人者，逐月游戏，故遣相问。”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暂过。须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许，容色绝妙。谓文韶曰：“闻君善歌，能为作一曲否？”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下”，声甚清美。女郎顾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脱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伺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连宴寝，将旦别去，以金簪遗文韶。文韶亦赠以银盌及瑠璃七。明日，于青溪庙中得之，乃知得所见青溪神女也。又引干宝《搜神记》说：青溪小姑，蒋侯（子文）第三妹也。《青溪小姑曲》的一首歌词莫非真为青溪女神而咏吗？只得说一句：“书阙有间，无从稽考矣！”据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三姑庙”条称：建康清溪有庙，中塑三妇人像。《舆地志》谓为清溪姑。其在南朝数尝见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晋王广尝即其地斩丽华、孔贵嫔，因并清溪姑者，数以为三，俗亦呼三姑庙。”此说非也。按吴均《续齐谐记》：“会稽赵文韶，宋元嘉五年为东宫扶侍，居清溪，犯梦妇人携二婢过之。女赠金簪，文韶报以银椀、琉璃。比明，至清溪庙中，见椀已在焉；庙中女姑神像青衣婢侍立，乃犯来所遇。”即《舆地志》所谓尝见形者。然则三妇人像，宋已有之，安得为张、孔乎？而《古今图书集成》引《江宁府志》则又云：青溪夫人祠，在金陵闸。……夫人南朝时甚有灵验，宋犹有之，今废。按青溪小姑者，汉秣陵尉蒋子文妹也。尝遇难，妹挟两女投溪中死。青溪小姑祠，其来旧矣。歌词来源虽未言及，这故事确是流传下来了。

十四石城乐

《石城乐》的作者，自《旧唐书》以来，公认出于宋朝的臧质。所以作乐的原因，据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歌云：“生长石城下，开门对城楼。城中美年少，出入见依投。”依我看，不是因为质“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实是因为此歌中在表现着这样的情况，好事者才给臧质造这样一个故事来附会歌词。虽然臧质确是“尝为竟陵郡”，但这只能说是附会者的聪明，不能据以说真有这样一件事。歌词现存五首于《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唐志》所载的是第一首，余四首如下：阳春百花生，摘插环髻前。捥指蹋忘愁，相与及盛年。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大艑载三千，渐水丈五余。水高不得渡，与欢合生居。

闻欢远行去，相送方山亭。风吹黄蘖藩，恶闻苦离声。这又和臧质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也是因为“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而作的吗？就说能以和臧质缘附的第一首吧，《玉台新咏》列在《近代西曲歌》，并没有作者，更没有附带的作歌的原因。假使我们承认考古者应以为据，则不能不承认《石城乐》根本是一种民歌，和臧质是各不相谋的。

十五莫愁乐

关于莫愁的故事和歌词，我想另为专文论述，此处不想多说；只将应请读者特别注意的地方写在下面：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说：《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旧唐书》的意思，是说《莫愁乐》的产生原因有二：一，因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二，因为《石城乐》和中有“莫愁”声。何以知道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只是根据的《莫愁乐》的歌词。何以知道莫愁是女子？毫无证据，恐怕只是因为一班人的心理，觉得莫愁一定是女子才有意味。我们可以说，《莫愁乐》既然出于《石城乐》，而且《石城乐》和中又有“莫愁”声，那末，《莫愁乐》明明是由“莫愁”声而来；《莫愁乐》中的莫愁，想是作歌者弄的把戏，不见得一定有此一人。不然，《石城乐》和中有“莫愁”声，石城地方便偏偏的有一名莫愁的女子，让我们没有别的可说，只是未免太巧了吧？

还有巧的呢，不惟石城有女子名莫愁，洛阳也有女子名莫愁，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说：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子字阿侯。洛阳的莫愁，与石城的莫愁，有无关系？是否名字的偶同？抑或莫愁有孙悟空的技能，由石城一个筋斗便翻到洛阳，而且嫁给卢家？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更巧的呢，不惟石城有莫愁，不惟洛阳有莫愁，金陵也有莫愁。赵宋时的周邦彦有《西河》一阕（见《片玉词》卷下），自注说是“金陵忆古”，但里边有这样两句：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旧唐书》说《莫愁乐》出于《石城乐》，又说《石城乐》是宋臧质所作，假使我们信以为真的话，则石城的莫愁，大概是刘宋时人？梁时翻了一个筋斗，“起死人，肉白骨”，飞到洛阳，嫁到卢家；赵宋时又翻了一个筋斗，旧石城跳到金陵，真是妙不可言！

她怎样的翻到洛阳，我们不大知道；她翻到金陵的路线，我们还有法可寻。后魏时的张祜有《莫愁乐》一曲（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八）说：侬居石城下，郎到石城游；自郎石城出，长在石城头。这里的石城头，当然是石城的城头，但周老先生却误认为是金陵的石头城，由是金陵成了“莫愁艇子曾系”的处所了！

（附录）《容斋三笔》及《云麓漫钞》各一则此文草毕，因搜求宋代文学批评史料，翻阅宋人文集笔记，见洪迈《容斋三笔》有“两莫愁”一条，与余所考全同，所据诗词亦无异，余竟未稽阅，录之以自箴疏忽，且以古人已先得我心焉。又赵彦卫《云麓漫钞》亦谓周美成词误用，一并录下。《容斋三笔》卷十一“两莫愁”条云：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阙，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云麓漫钞》卷五云：周美成作《西河》词有云：“莫愁艇子曾系”，比郢州之石城，皆误用（泽案：原文前有汪彦章为《豫章石头记》，误用金陵石头城；故曰“皆误用”）。古乐府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人不可考。

十六乌夜啼

《乌夜啼》的命名，想是因为歌词里在展示着乌夜啼的一幅图画。《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载《乌夜啼》八曲，第四、五两曲为：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

乌生如欲飞，二飞各自去。生离无安心，夜啼至天曙。第四曲的意思，是懊恨乌夜啼将欢子惊走；第五曲的意思，是藉着乌夜啼比况自己的离愁别恨，意思不同，但都有乌夜啼。大概这一批歌词，是歌咏离愁别绪的，《乐府诗集》所存的八曲，除意思不可捉摸的第一曲外，没有一曲不是确切如此的。所以后来梁简文帝作《乌夜啼》说：羞言独眠枕下泪，托道单栖城上乌。刘孝绰的《乌夜啼》也说：鵾弦且辍弄，鹤操暂停徽。别有《啼乌曲》，东西相背飞。倡人怨独守，荡子游未归。忽闻生离曲，长夜泣罗衣！庾信的《乌夜啼》也说：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鸟恒夜啼。本来六朝时举不出名氏的情歌，大半都是民间的歌谣，《乌夜啼》也当然不能例外。但一般文人总喜欢给它一个作者，给它一个故事。唐崔令钦的《教坊记》说：《乌夜啼》，宋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阳。后宥之。使未达，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曲。亦入《琴操》。这是根据的《唐人说荟》本《教坊记》。《乐府诗集》引的《教坊记》比此更加详悉。说：《乌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义康有罪放逐，行次浔阳，江州刺史衡阳王义季留连饮宴，历旬不去。帝闻而怒，皆囚之。会稽公主，姊也，常与帝宴洽，中席起拜。帝未达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车子岁暮，恐不为陛下所容！”车子，义康小字也。帝指蒋山曰：“必无此；不尔，便负初宁陵！”武帝葬于蒋山，故指先帝陵为誓。因封余酒寄义康。且曰：“昨与会稽姊饮，乐，忆弟，故附所饮酒往，遂宥之。”使未达浔阳，衡阳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二王得释。故有此曲。至后晋刘煦的《旧唐书.音乐志二》更由义季变为鼎鼎大名的《世说新语》的作者义庆，歌词也便成了义庆所作，故事的本身也有些不同：《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公元四四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辟乌啼声，扣斋閤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牕，牕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乐府诗集》对所引《教坊记》的话加以驳斥说：按史书称临川王义康为江州，而云衡阳王义季，传之误也。其实呢，本来都是附会上的故事，与事实当然不能符合。据《宋书.临川武王传》（卷五十一），义庆于“（元嘉）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即本号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又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元嘉）十七年十月，……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如故，出镇豫章。”义庆、义康，都做过江州刺史，义庆出镇豫章时遇见的江州刺史，当为义康。所以《乐府诗集》驳《教坊记》话中的义季，当是义庆之误，况且明明冠着他的封号临川王。但义庆“即本号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显是加官进禄，哪有“征还宅”的事情？

义康的释罪，确是赖着会稽公主的力量。本传说：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太祖至所亲敬。义康南上后，久之，上尝就主宴集，甚惧。主起再拜稽颡，悲不自胜。上不能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因恸哭。上流涕，举手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车子，义康小字也。但是哪有《乌夜啼》的鬼话呢？

大概故事的陶铸，时代愈晚，便愈完美，愈具体。《教坊记》说是衡阳王义季，说是在元嘉二十八年，确是和史实太背谬了。但流传的故事，本来是一种附会，和史实不合，是很平常的。到刘煦作《旧唐书》的时代便改衡阳王义季为临川王义庆，改元嘉二十八年为元嘉十七年，和史实不甚相远了（或者就是刘煦所改）。《教坊记》只说是“家人扣二王所囚院”，“家人”的范围是很笼统的，《旧唐书》便改为“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了。《教坊记》只说“故有此曲”，作者是未指定的，《旧唐书》便指定是义庆，说是：“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但比他们都早的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卷十也著有《乌夜啼》一首，却只列在《近代西曲歌》，并没有作者，更没有所以作此歌的故事。其词曰：歌舞诸年少，娉婷无穜（一作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曾识。这就是《乐府诗集》所著的八首的第一首。由此可知作者及本事皆后人好事者所为也。

十七估客乐

《估客乐》的著录，据现在流传的书，最早见于《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卷十有《近代西曲歌》五首，第二首便是《估客乐》：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由此，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在徐陵时代，《估客乐》还是一种民歌，没有作者，更没有附带的故事。

但在徐陵以后，便慢慢的找到它的生母，而且找到它的生母能以产生它这“宁馨佳儿”的原因。它的生母，各书都说是齐武帝；它的生母如何的产生它，则其说各异。《旧唐书.音乐志二》和《通典.乐典五》这样说：（帝）布衣时，常游樊、邓。登祚已后（《旧唐书》无此句），追忆往事而作歌（《旧唐书》多一“日”字）：“昔经樊、邓役，假节（《旧唐书》作“阻潮”）梅根渚。感昔（《旧唐书》作“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或启释宝月善音律，帝使宝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通典》的作者杜佑是唐时人，《旧唐书》的作者刘煦是后晋时人，所以我们敢断定唐朝以至后晋时，关于《估客乐》的传说只是如此。到宋朝便略有不同了。宋朝郑樵作《通志.乐略》，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乐考》，所载齐武帝作歌的原因和《通典》、《旧唐书》同，惟歌辞多了，将《玉台新咏》所载的一首重新收入。

这几种书所载的关于《估客乐》的故事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吧？在旧题陈释智匠而实在成书很晚的《古今乐录》（引见《乐府诗集》卷四十八）里便颇有可观了。它在同他书一样的叙述齐武帝作歌，释宝月合乐，常重为感忆之声后，说“实月又上两曲”。又说：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这个故事便很完美了。

十八襄阳乐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斗三“白铜鞮”条称：《玉台新咏》载《襄阳白铜鞮歌》，大抵主言送别，且皆在襄阳。沈约曰：“分首桃林岸，送别岘山头。若欲寄音息，汉水向东流。”无名人一首云：“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泪罗衣。”其末云：“龙马紫金鞍，翠眊白玉羁。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郭茂倩《乐录》本《襄阳踏蹄》，梁武西下所作，《玉台新咏》所载两首，皆沈约和白铜鞮，即太白所谓“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者也。《襄阳乐》在徐陵编《玉台新咏》的时候，只将它列在《近代西曲歌》，没有作者和附带的故事。歌词是：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至唐杜佑作《通典》的时候，便有了作者，有了故事。《通典》中的《乐典五》说：《襄阳乐》者，刘道彦为襄阳太守，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蛮夷顺服，悉缘沔而居，由此有《襄阳乐》歌也。隋王（宜作“随王”，《宋书.竟陵王诞传》：“改封随郡王。”）诞作《襄阳乐》。始为襄阳郡，元嘉（公元四二五年—公元四五三年）末，仍为雍州刺史，夜闻群女歌谣，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也。并且将《玉台新咏》所载的歌词一首列入，以为证佐。

杜佑是说原始的《襄阳乐》出于民间，是歌咏刘道彦德政的颂歌。至隋王诞因为“夜闻群女歌谣”，也来仿作此曲。但《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四十八引）和《旧唐书.音乐志二》便只说是“宋隋王诞之所作也”关于作歌的缘故，和《通典》所述一样；只是没有民间为刘道彦作的故事。《旧唐书》且对此故事，加以否认，说：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彦为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号《襄阳乐》。”其辞旨非也。《襄阳乐》的歌词，今存九首于《乐府诗集》卷四十八，说是民间颂扬刘道彦的歌子，自然是“其辞旨非也”，说是随王诞作，也有些可疑。细观它的意旨，似乎是吴侬随郎到襄阳，却又憎嫌襄阳不如扬州的娇歌。

第一首就是载于《玉台新咏》的“朝发襄阳城”，第二、三首云：上水郎檐（当作“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江当柱。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这很显然的是出发西上的情况。第四、五两首云：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

烂漫女罗草，结曲绕长松；三春虽同色，岁寒非处侬。这又是很显然的是到襄阳后的怀恋扬州的话。固然其余数首从字面看只是普通的情歌，和这四首所表现的故事不一定有关；但看第七首：扬州蒲锻环，百钱两三丛；不能买将还，空手揽抱侬。也像是吴侬思吴物的表示？由这一首和第二首看来，她的情人或丈夫大概是来往江上的挽船郎？假使这个推测不错，那末第一首：“朝发襄阳城，暮至大隄曲（《乐府诗集》作“宿”）；大隄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也便是舟行所见的风光。“大隄诸女儿，花艳惊郎目”，绝似船女含有“酸素作用”的咀呪语。

统而观之，说它——《襄阳乐》——是吴侬随她的挽船郎到襄阳而憎嫌襄阳的娇恨而燕婉的歌子，恐怕不十分错误？即便不然，也决不似所说的隋王诞的故事；所以，也便决不是随王诞所作。

十九寿阳乐

《寿阳乐》的作者，《通典.乐曲五》说是：南平穆王为荆河州作也。《古今乐录》说是（《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引）：宋南平穆王为豫州所作也。据《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南平穆王名铄。“元嘉……二十二年（公元四四五年），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州，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但并未载及为荆河州，所以，《通典》的说是他“为荆河州作也”，当然可疑。

南平穆王没有为荆河州，但确是曾为豫州，《古今乐录》说是他为豫州所作，我们生在千百年后，书阙有间矣，尽管你十分的怀疑，但没有方法可以否认。不过，为什么《通典》不说是为豫州所作，而说是为荆河州所作？这真使“笃信好古”者有些歉然。而且，其歌词与其他六朝乐府一样的近似风谣体，一样的酷似民间的情歌。如：辞家远行去，空为君，明知岁月驶！

夜相思，望不来，人乐我独愁。这也不能不减低我们的信任程度。

二十杨叛儿

故事终究是故事，没有可以信为史实的，尤其是附在六朝乐府中的故事。《杨叛儿》的歌曲也照例有一件故事来依附。这个故事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大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和这个歌子行了结婚礼，我们也不能十分确定；只知道在杜佑《通典》的《乐典五》里已经这样说：《杨叛儿》，本童谣也。齐隆昌（公元四九四年）时，女巫之子曰扬旻，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爱。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所欢。”语讹遂成杨叛儿。

歌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沈水香，侬作博山炉。”自此以后，历代著录乐府的书，如《旧唐书.音乐志》，《通志.乐略》，《通考.乐考》等都毫不怀疑的照样钞录；由是歌词与故事成了人人承认的姊妹花，终古有极密切的关系。不作美的我，也无法使她们离异。不过我现在提出可疑的两点，请大家注意：一、南朝乐府中的故事，都是后人好事者所伪造或牵合，《杨叛儿》的故事，能否独是例外？

二、据《乐府诗集》卷四十九，《杨叛儿》的歌，有这样一首：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杨叛”二字能否解为“杨婆”的音讹？抑是和“柳花”对举的杨树上的一种东西？假使我们不解为“杨婆儿”，则《杨叛儿》歌的命名可知，这件故事的恣意附会也可知了。

二十一西乌夜飞

《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引）说：《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公元四七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这种歌曲的名字大概是抽取的“歌和”和“送声”的意思。其歌词现存五首，假使我们认为他们有联属的关系，那末，便是一幕双双情死的悲剧。日从东方出，团团鷄子黄。夫归（疑作“妇”）恩情重，怜欢故在傍。

暂请半日给，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饱，腹作宛恼饥。

我昨忆欢时，揽刀持自刺；自刺分应死，刀作离楼僻。

阳春二三月，诸花尽芳盛；持底唤欢来，花笑莺歌咏。

感郎崎岖情，不复自顾虑；臂绳双入结，遂成同心去。这和沈攸之有什么关系？《古今乐录》说：“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其实是因为歌和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所以才拿来附会沈攸之的“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未免太牵强了！——但各种故事的缘附每每如此，并不是只此一事为然也。

（原载《师大月刊》一九三六年第六期）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

《木兰诗》是一首很有意义的古代民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已选作教材。很早就有人对它从事研究，但遗留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解放后，就所搜集的材料，我在《文学史讲义》里谈了一些，想写成短文而未果。去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了，但由于书的体例限制，有些问题没有谈到，或谈到而未详细论证。因此我想补充一些。

写到木兰的替父从军时，歌词说：“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几句可能引起读者怀疑，从军只要挺身应征就是了，为什么还要自己买鞍马呢？这就关涉到当时的兵制，我们也可以藉此考查它的年代。《新唐书.兵志篇》说唐代的府兵制度：“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由此知府兵时期的应征，不同于后来募兵时期的单人应募，应征者还要自备鞍马弓箭。《兵志篇》又说：“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所以诗的产生年代上不出西魏，下不出唐初；因为西魏以前还没有改为府兵制，唐玄宗以后府兵制又废除了。

诗中曾说：“可汗大点兵。”又说：“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可汗”和“天子”是一人呢，还是二人？各家的说法不一致。清人宋翔凤的《过庭录》，俞正燮的《癸巳存稿》，李慈铭的《日记》，都说是二人。今人徐中舒作《木兰歌再考补编》（《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一号）赞成二人说，姚大荣作《木兰从军时地表微》（《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二号）却主张是一人。徐中舒引《旧唐书.突厥传》有大可汗、小可汗，据以断定北方胡族的称可汗，尊卑共之，不像中国的以天子为皇帝的专名；此歌所称可汗，地位较卑，和坐明堂论功行赏的天子不相称。但须注意，“可汗问所欲”的时候，木兰答以“不用尚书郎”，尚书是协助天子统治的首要官署，除了天子，谁还能委派郎官？所以一定是一个人。称可汗，又称天子，不用问，一定是外族而在中国做了皇帝，可以证明歌词的时代不在隋、唐，而在西魏或北周。唐初外族君长奉太宗为“天可汗”，那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称号，不是或称天子，或称可汗。姚大荣引《通鉴》，突厥先号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后称解事可汗，可证外族到中国后，二名混用。但姚氏据此断定木兰属梁师都治下，那就由拘泥而陷入错误了。

《周礼.考工记》篇说到“周人明堂”，郑康成解释为“明政教之堂”。《礼记》有《明堂位》篇，孔颖达《正义》引《大戴礼.威德篇》和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说是周代的制度，在里面朝诸侯、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宇文泰佐西魏推行周制，篡位以后，更处处效法周礼，连国号都称为周，府兵制就是根据周代的寓兵于农，明堂也一定遵照设立。因此不但不能因为找不到关于明堂的文献，就认为不会产生在魏、周时代，恰巧相反，前后都时设时废，只有魏、周，遵周制应当常设，所以证明产生的时代一定在魏、周。

自一转为武骑尉到十二转为上柱国的戎勋制度，确是唐高祖武德七年才颁布的。但据《唐六典》，也始于魏、周。不过西魏只有所谓“八柱国”、北周只柱国至上大将军八级，到隋代发展为都督至上柱国的十一级，唐初不过再增一级。歌词说的十二转，如余冠英先生的解释，或是唐人窜改，或是举其成数，不能据孤证断定是唐代所作。

由应征的必须自备鞍马，由“策勋十二转”，证明《木兰诗》产生时代可能在魏、周，也可能在隋、唐；由可汗和天子二名的混用，由魏、周遵《周礼》的应常设明堂，证明在隋、唐的可能性消失了，只能产生在西魏或北周。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确定它的产生时代是在西魏，而不是北周。这证据是余冠英先生说过的：陈代人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已经提到这诗的题目。按《古今乐录》虽然现已亡佚，但《隋唐》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旧唐书》作“智丘”），证明这书宋、元时代还存在，因此宋人郭茂倩的引述是可信的。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总论《梁鼓角横吹曲》时引《古今乐录》说：“梁鼓角横吹曲……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又在《木兰诗》下引说：“木兰不知名。”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古今乐录》不只提到木兰和《木兰诗》，而且把《木兰诗》列在《梁鼓角横吹曲》。不错，徐中舒先生早已在《木兰歌再考》指出《梁鼓角横吹曲》其实是北歌（《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四号）。

但既标为《梁鼓角横吹曲》，就证明梁朝业已采用。西魏亡于公元五五六年，梁朝亡于公元五五七年，篡魏的宇文觉和篡梁的陈霸先同以五五七年作为元年，那末，所有的被梁朝采用的北歌鼓角横吹曲都至晚产生于魏，《木兰诗》当然也不会迟至北周。是的，我们知道，《周书.文帝纪》下和《北史.周帝纪》上都把“初行周礼”写在魏恭帝三年，即被篡的公元五五六年。但同样是《周书.文帝纪》下和《北史.周帝纪》上的记载，远在西魏开国的第一年，即文帝大统元年，公元五三五年，宇文泰就命有司作新制二十四条。到大统十年，魏帝就诏以宇文泰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为中兴永式；后来的“行周礼”，其实只是这些新制的固定与发展。我们虽不能断定最初的二十四条包括了明堂制，但一定包括了府兵制；因为二十四条的制定是由于“戎役屡兴”，府兵制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尽管“行周礼”写在魏末，但府兵制和明堂制却早已实行，牵涉到府兵制和明堂制的《木兰诗》也不妨碍早已产生。

还有与《木兰诗》同列《梁鼓角横吹曲》的有《折杨柳枝歌》一种，歌辞说：“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除了末二句，和《木兰诗》的前几句全同，显然有相互关系，彼由被梁朝采用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木兰诗》也应与彼时代相近。宋人魏泰引“世传为曹子建作”（《临汉隐居诗话》），清人姚莹说木兰是魏孝文帝宣武时人（《康輶绝行》），自然不对。宋人程大昌（《演繁露》）、朱熹（《语类》卷百四十）、刘克庄（《后村诗话》）、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五）、宋翔凤（《过庭录》）、今人姚大荣（《木兰从军时地表微》）、徐中舒（《木兰歌再考及补编》），以至我自己（《乐府文学史》），或说在隋，或说在唐，或说非隋即唐，也都错了。

产生的时代问题解决了——确定在西魏，即公元五三五年至五五六年的二十余年之间，产生的地点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确定在陕甘蒙绥。不过地点在陕甘蒙绥，我们还可以从他方面得到证明。

唐人杜牧的《木兰庙诗》说：“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拂云堆在今绥远五原县界，唐张仁愿在此建中受降城。这和诗中的黑山即今归绥东南的杀虎山，燕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都足以证明木兰出征的地方在蒙绥。从歌词“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等句看来，她的故乡似在蒙绥之南，也就是现在的陕甘一带，至北不出蒙绥南部。

宋人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说：“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豫章集》卷二十五）虽然韦元甫以前，《木兰诗》在士大夫间已有流传（杜甫已引过），但由此知产生的地域在朔方。据《旧唐书.地理志》，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正经略受降城等地，灵州别置都督府，开元间置燕山、燕然等六州，也正与诗中所言相合。

地点在陕甘蒙绥得到了证明，时代在西魏也就越可以相信；因为陕甘正是西魏的旧辖区，蒙绥正是西魏与其他胡族的战场。

《木兰诗》在民间和文人士大夫间的影响是极大的，有形的证明，除了唐、宋以来有许多人论述，明人徐文长有《四声猿》，清代以来有许多地方剧，“五四”以来有各种话剧以外，文人的引用或模仿太多了，我们只消举“诗圣”杜甫一人就够了。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已经指出杜甫的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人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卢；大官喜我来，遗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邱墟。”其体盖用《木兰诗》：“耶娘闻我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又杜甫《忆昔》第二首说：“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也显然是出《木兰诗》中“木兰不用尚书郎”。清人陆元昌《杜诗阐》在《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下，引公自注：“古乐府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虽然钱谦益笺注引作吴若注，但吴若并没有注，吴若本偶有的注大概真是杜甫自注（此汪辟疆先生告知），可见《兵车行》也吸收了木兰诗的语言与笔调。

至于民间的爱戴传播，由前引杜牧诗，知唐代就有木兰庙。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孙璧文《考古录》卷六，以及姚大荣《木兰从军时地表微》等书文的考证，知北如河北的保定完县，南如湖北的黄陂黄冈，东如河南的商邱，西如甘肃的武威，后来也陆续出现了庙宇或其他纪念文物。假造是不消说的，但可见人民的普遍崇敬。明人冯梦龙所纂辑的《古今小说》中有《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一篇，在“入话”里写着木兰故事，可见不只被人民热爱地拥上了舞台，也拥上了说书场。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先秦散文发展概说

这里说的先秦指春秋末至战国时代，约当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三世纪中叶。在这以前，不能说没有散文，但除了幼稚而且单纯的卜辞而外，出现在当时的只有应用誓诰和极为简单的记事文与史传文。到这时，不只史传文飞跃地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成为后来的楷模；更重要的还产生了一种政治性、哲学性的杂文——即理论文，也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也成为后来的楷模。

所以这样特殊发展的原因，是由于特殊的社会阶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同时，所有作家，几乎无例外地都参加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把散文作为斗争武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大家所周知，这一特殊的社会阶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由初期封建社会转变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促成并促进这一过渡时期的，不消说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在初期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是统治农奴的大小领主，一方面是被领主统治的农奴。文化掌握在领主阶级的文人——即“王官”手里。如荀子所指出，他们只是“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他们“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荀子.荣辱篇》）。

因此很少发明发展。到春秋末年，由于领主阶级的瓦解崩溃，作为领主阶级的文人，才为了生存生活，不得不被迫地为非领主阶级服务。《史记》历书就记载着“畴人子弟”、“分散”在“诸夏”或“夷狄”。被后来尊为圣人的孔子，如他自己所说，也不能不“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篇》），不问什么阶级出身，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交纳学费，他就“未尝无诲焉”（同上《学而篇》）。这样，文化就逐渐转移到非领主的其他阶级。

非领主的其他阶级，主要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同时富裕的农民也有的能够学到文化。

这些阶级的兴起以至争取到学习文化，是经过斗争得来的，一经学习了文化，掌握了文化，就必然拿来作为斗争武器。同时原来出身领主阶级的文人，也一方面因为不被继续作领主的贵族所重视，逐渐接近并依靠新兴阶级，不可免地要以新兴阶级的观点，批判领主阶级；一方面因为究竟是领主阶级出身，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领主阶级利益，维护领主统治制度。他们的斗争武器，自然也是文化、文学。这结果，就必然是“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催促着文化、文学，特别是便于表达思想的散文，飞跃地发展前进。

首先有意识地用文字进行斗争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他的祖先在宋国世为大夫，他的父亲在鲁国也还做过“郦大夫”。可是到他就已经没落了，他“少也贱”（《论语.子罕篇》），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也曾当过管理园圃的“乘田”（《孟子.万章下》）。他一方面不满意领主阶级的“君不君，臣不臣”，一方面又设法延续领主阶级的统治。他利用旧史的材料和体裁，纂修了一部《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和旧史都没有差别；差别在“其义则丘（孔子名）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他在里边贯串了封建主义的正名主义，批判了领主的僭越或破坏封建制度。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思想性”的史书，替他作传的有公羊、谷梁和左氏三家。《左传》事详文赡，生动具体，成为只有司马迁的《史记》才可以比拟的优良的史传文学。旧传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很早就有人怀疑，但迄今还没有得出共信的结论。《春秋》绝笔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传》记载了“获麟后二十七年”。（孔颖达疏）的知伯被杀，因此即使作者确名左丘明，但也决不是《论语》所载与孔子同好恶的那位左丘明。《春秋》只是简单的条目提纲，《左传》已成为有筋有肉的优良的传记文学，这中间一定隔有相当时期。

《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国语》，旧说也出于作《左传》的左丘明。但《左传》依鲁国纪年，《国语》则全书二十一卷，鲁国只占两卷，晋国倒有九卷，说明作于晋国人，不会作于鲁国人。《左传》是编年史，《国语》是国别史；《左传》偏于记事，《国语》偏于记言。

和《国语》体裁相近的还有《战国策》，旧说刘向撰，我曾据本书及《史记》加以考查，知原出秦末楚汉间的蒯通见《古史辨》第四册《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又第六册《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参同册金德建先生文及《朱自清文集》第四册《经典常谈》。。里边大都是战国策士的说词，清人章学诚早已说过了：“其辞敷张而扬厉”，直接引导着“文集”“辞章”的兴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鉴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历，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子史衰而文集之礼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

远在殷商时代就产生的誓诰已经就事说理，到孔子作《春秋》又开始了就史说理。不过前者只能称为应用文，后者只能称为史传文，都不能算作理论文或说理文。理论文或说理文的特质是独立的说理，虽然有时也引证史事，目的也是在指导行动。理论文或说理文的创始者也是孔子，不过孔子只用口头说出了，没有用笔头写出。

用笔头写出的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的话记录成册，就是人所共知的《论语》。拿后世的名词说来，可以叫做“语录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说理的理论文的书。孔子对于他所主张的理，一般的只说了“其然”，没有说“其所以然”，论点很肯切明确，论据大半没有列举。

稍后，墨家的邓陵氏、相里氏和相夫氏三派，分别记录墨子（公元前四六八年？—公元前三七六年？）的言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和《非儒》，写成上中下三篇清末人俞樾在《墨子闲话序》已指出《尚贤》至《非命》出二墨所传，我旧作《墨子探源》；曾加以推证，并指出《妇巨儒》上篇存目，下篇存文，疑原本也有中篇，也出邓陵氏等三派。见原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期。，不只墨子本人的言论就有论点、论据，三派——特别是记录中篇和下篇的两派，还有演绎和说明。在《非命篇》，墨子提出了“言谈”的三个标准，即：“考之”、“原之”和“用之”。“恶乎考之，考先圣古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下篇）这无疑地促进了理论文的发展。到晚出的墨家，更从语言方面和逻辑方面，指出言谈论辩的目的是：“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规律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方法和形式则有：或、假、辟（譬）、效、侔、援、推、同、异九种：“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

效也者，为之法也。……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之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又指出譬、侔、援、推四种的局限性，有“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危险，“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皆见《小取篇》）《小取》及《大取》、《经》上下、《经说》上下六篇的作者，不是墨子，而是晚出的墨子后学，见上引拙文，参《古史辨》第四册各家考证。。这就使理论文更科学、更逻辑，同时也就更正确，更有说服力。

墨子以后的孟子（公元前三七二年？—公元前二八九年？）的言论，虽然仍由门弟子记录，但据《史记.孟子传》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知他自己也参加了，实质已接近直接著作的形式。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淫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同上《公孙丑上》）从方法到技术，从论辩到声气，大大地提高了理论文，如所周知，对后世起着无比的模范作用。

直接著作，就是不由别人记录，而由自己写成的文章，我们可以叫做“著论体”，是老子创始的。由于创始的艰难，老子的著作——即《老子》五千言，和《论语》一样，论点是写出了，论据大半省略。

远在唐代，古文家韩愈，就看出“孔子师老聃”是道家的把戏韩愈在《原道》一文说：“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实则老聃就是太史儋，他的时代比孔子靠后了约百年的光景司马迁作传的时候就有“儋即老子”的说法。清人毕沅作《老子道德经考异序》，汪中作《老子考异》，从各方面证明“儋即老子”的合乎真实。我在《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和《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曾加以补充，见《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又两册中载现在各家考据老子年代问题的文章很多，可供参考。。《史记.老子传》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本来是陈国的土地，公元前四七九年，楚灭陈，才被迫地隶属楚国。老子不在楚国做官，倒跑到周国做柱下史，后来“见周之衰”，又跑到世为楚敌的秦国，劝秦献公做霸王，很可能是亡陈的领主。稍后的道家另一大师庄子，约当公元前三五年左右至公元前二七年左右。他的祖国在被称为“桀宋”的宋君偃——即宋康王统治了四十九年以后，灭于齐、楚、魏三国，时当公元前二八六年。他大约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因此，假如说儒家的孔孟是没落的领主，则道家的老庄是亡国的领主。正因为是亡国的领主，所以他们一方面批判统治者的荒唐无能，一方面批判大国的攻伐兼并，都不能顺应自然，都不知无为而治，以致搞得天下每每大乱。

庄子和孟子同时稍后，散文已有很高的发展，他写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应帝王》七篇论文，又写了一篇批评诸子、介绍自己的自序，因为开头有“天下”二字，后人称马《天下篇》。他说他的写文章有三种方法：“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篇》）寓言是故事神话，重言是假托有地位、为人尊信的人的言论，巵言就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自然，这不是庄子一人的凭空独造，而是总结并发展了当时言论家和著作家的方法。不过庄子有意识地提出运用，就更集中突出、完成了他的天才的创造与独特的风格，使散文在逻辑性、科学性和说服力以外，又增加了故事性、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光辉，他的影响，总的说仅次于孟子，某一方面还超过了孟子。首先学习他的是他的弟子和后学，用他的方法和观点，写了很多文章，后人附编在他的文章后面，合为《庄子》一书参拙作《庄子外杂篇探源》，见《燕京学报》第十九期。。

孟庄以后，把理论文发展到内容更现实，组织更严密的是晚出的墨家和法家。在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晚出的墨家对言谈论辩提出了目的性和规律与方法。他们的著作，传下来的有《小取》、《大取》、《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六篇。和庄子后学的文章的附编在《庄子》一样，这些文章也附编在《墨子》。墨家代表着当时的农民，口语化的程度更彻底。因此，旧领主贵族的楚王说墨翟虽是“显学”者，可惜“其言多不辩”（指辩说文辞，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逐渐转于新兴地主阶级的荀子也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篇》）。不过一则因为墨子究竟是“显学”者，二则他也“考之先圣古王”，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还吸引着少数的读者。晚出墨家的文章，则虽附《墨子》书中，可是很少有人阅读。解释钻研是近百年才开始的。

《经》上下是定律，《经说》上下是说明，同出一人，并不如部分学者根据儒家经传的推测，认为《经》上下作于墨子，《经说》上下作于墨子的弟子后学。只就表现形式说，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韩非子.说林》上下、《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上下和右上下等篇，就应当是据此发展的。不同的只是《墨子.经说》上下是从理论说明，《韩非子》是借故事说明，因此后者更富有形象性。

法家的出现时代较晚，又代表着在当时最有力量的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更有吸收前人散文成果的条件，也更有面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勇气，从而他们的文章的思想性也就更强，艺术性也就更高。特别是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一年—公元前二三三年），在他以前，已有人就春秋时代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的管仲的遗说遗行，写成被后来编为《管子》一书的很多文章。主张“法治”的商鞅，主张“术治”的申不害，主张“势治”的慎到，也都有自己或他人代写的文章关于管子各篇著作年代，我别有《管子探源》一书论列，中华书局出版。。还有他的老师荀子（公元前三一三年？—公元前二三八年后），虽出于儒家，但已逐渐转向法家。作《正名》、作《解蔽》，对逻辑学和心理学有很深的研究。他要求：“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情）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正名篇》）很显然，这对写文章有很大关系，和孟子的蓬勃浩瀚不同，荀子的文章异常的谨严绵密。因此不论从师傅到家派，从时代成就到阶级成就，都替韩非准备了总集大成的条件。再加上他虽然是韩国公子，却是被歧视的“诸公子”，而不是适长公子；他又没有能和他的同学李斯一样，得到新兴统治者的重用。同时他的祖国又腐败守旧，软弱无力，随时都有被秦吞灭的危险。这就使他更感觉问题严重，必须用文章斗争。他的文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般的著论体，有特殊的经说体，还有他独创的辩难体。辩难体的一种是先列举古人的行事和言论，然后设为“或曰”驳辩古人的错误，说出自己的见解，如《难一》、《难二》和《难三》三篇。另一种是在列举古人行事和言论之后，先设“或曰”代表别家的见解辩难，再设“或曰”说出自己的见解，驳辩别家的辩难，如《难四》和《难势》两篇。自然我们必须指出代表别家的辩难和自己的辩难都标“或曰”，是不够清楚的，很容易造成混乱。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有尽有这种方法形式是值得学习的。他的书中还有《解老》、《喻老》两篇，如不是他人的文章窜入，那么他还创造了注释的体裁，可能是自《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学来的。但公、谷、左《传》是在注“事”，这里是在注“理”，所以仍有创造性，不是单纯的模仿。

至于贯串在全书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虽没有《庄子》那么活跃灿烂，但较其他各家显然有所提高；逻辑性和说服力，更丝毫没有疑问，韩非把它推展到空前的高度。《难一》和《难势》两篇都设为出售楯与矛的一方面炫耀“楯之坚，物莫能陷”；一方面又炫耀“矛之利，无物不陷”。然后指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的“不可两立”。这证明他已发现了矛盾律，并根据矛盾律，论证事理。我们用“矛盾律”三个字译Law of Contradiction，不消说就是采用的韩非的命名。《难势篇》末段指出或者说：“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桀纣乱之。”正同于说：“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历也。”不知也有非甜非苦之味。他说这是“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两末之议”，证明他也发现了排中律，并且发现了排中律的局限性和不可机械地采用。在《显学篇》，他强调：“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知他对于论断的必须有充足的论据，以及论据的必须经得起参验——即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也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墨法两家之外，我们没有忘掉还有名家，很被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胡适之流所推重。什么“合同异”、“离坚白”、“白马非马”，都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我们不能说他们对先秦的思想和文章没有起作用，作用是起了的，那就是使人们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更锻炼了自己的论证方法，墨法两家的发展了论著文章的逻辑性和实证性，就和对他们以及其他各家的斗争有关。倒是被列为杂家的，由吕不韦（？—公元前二三五年）领导写作的《吕氏春秋》，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传》的记载，《吕氏春秋》写成以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说明不只内容“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自语法修辞到组织结构，也都达到相当完美的高度。

在不过三百年的当中，就奠定了散文的完美坚固的基础，我们不能不叹为历史奇迹。尤其是自孔门弟子的简单记录，到庄子的皇皇大作，中间才一百几十年，尤其使人惊异。庄周的《齐物论》近三千字。到韩非的《五蠹篇》又发展到四千二三百字，仍然标志着他们是在用加速的步伐前进。晚期的《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显然有整套的计划。中期的《墨子》、《庄子》虽没有像吕不韦的自己编订成书，但自《尚贤》至《非儒》，自《逍遥游》至《应帝王》，各篇讲一个问题，合起来有完整的体系，也当然是有计划的谈论或写作。

形式是内容的表现，艺术是思想的结晶。特别是先秦的作家，虽然事实上由他们完成并奠定了散文的艺术形式，但他们无一不坚决地反对形式主义。“辞，达而已矣。”孔子的话是大家常提到的。墨子更彻底了，他深怕别人“爱其文而忽其用”，因此他有意识地使“其言多不辩”（见前）。老子也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八一章）韩非子更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亡征篇》）他们的能以飞跃的发展并奠定了散文的艺术形式，是由于他们的飞跃的前进思想与大胆的对现实的暴露与批判。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与代表工商业者的杂家是不消说了，他们坚决的反对旧领主贵族、暴露旧领主贵族——即韩非所谓“封君”、“重臣”的阻挠社会发展，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提出历史进化论。他们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们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不是故意“相反”，而是因为“世事异”，“行道”就不能“不异”（《商君书.开塞篇》）。他们说，“上世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是由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篇》）。他们比拘守旧法，固步不前的为“守株待兔”（同上），为“刻舟求剑”，为“表水自溺”（《吕氏春秋.察今篇》）。虽然因为他们代表着新统治者，不可免地有新统治者的反动的一方面，如重视“徕民”，可又设法“弱民”（皆《商君书》篇名）；如说“得民心”不可治，“民智”“不可用”（《韩非子.显学篇》）。

代表农民阶级的墨家，首先提出尚贤和民选，这实质就是取消旧领主贵族的统治。还有兼爱、非攻、节用、非命，也显然都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儒家和道家代表旧领主阶级，政治目的当然是反动的，希望维护并恢复旧封建领主。就中只有孟子因为时代稍晚，比较进步，不一定维护旧领主了，可是仍然顽固的希望恢复旧领主制度。但人民——主要的是农民已经有了力量，旧领主已经腐化无能，他们又究竟不是直接的领主统治者，不能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与生活，不能看不见贵族的腐朽与残酷，因此也就不能不谴责后者，正视前者。鲁哀公已经“什二而税”，仍然感到“用不足”，孔子用近似故意为难的话劝他改行“什一而税”的“彻”法。并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对季康子的“患盗”就更不客气了，向他说：“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篇》）季康子将伐颛臾，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口号气（同上《季氏篇》）。宰我为季康子聚饮，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同上《先进篇》）。孟子比孔子更跨进了一大步，直然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历史上的“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认为是杀了两个“独夫”，不是“弑君”（同上《梁惠王下》）。对当时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更不只尽情揭发，而且认为是“率兽食人”（同上《梁惠王上》）。老子连“尚贤”都反对（三章），毫不讲理的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五章）说明他比儒家更反动。但也指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五三章）。又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五章）庄子更假托颜回因为卫君“轻用其国”，“轻用民死”，以至“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将往劝谏，仲尼告以“若（汝）殆为人菑夫”！又列举“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藉以暴露统治贵族的不可思议的残暴（《人间世》）。庄子的弟子后学更直然揭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肤箧篇》）不管他们从什么出发，也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这种对统治贵族的无情的揭发，是反映了人民意识的，是起了瓦解统治阶级作用的，因此有很高度与广度的人民性。

先秦散文中的人民性，不只表现在内容方面，也表现在形式方面，主要的就是运用了人民的语言和语法。这我们只要想一想它和“诘屈聱牙”的周诰殷盘的区别，就很清楚了。记载各国人物言行的书叫《国语》，记载孔门谈论的书叫《论语》，知他们所使用的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当时语言语法，不是已死的古代语言语法。

正因为他们划时代地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意识，运用了人民语言，所以才能划时代地发展并奠定了相当完美的散文的艺术形式。

（原载《文学遗产》一九五五年四月增刊第一辑）

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贡献

一渊源江西诗派

杨万里的诗名是人所共知的。他是庐陵人，字挺秀，号诚斋，和尤袤、范成大及陆游称南宋四大家。四大家的诗都出于曾几，而曾几则出于江西诗派。曾几作《李商叟求诗》说：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茶山集》卷七，《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页六）这可见曾几出于江西诗派，也希望列名江西诗派。他的渊源师友，可考的有二人。一是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说：“茶山（曾几号）之学出于韩子苍。”子苍虽是苏轼门人，但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二是他自己作《东莱诗集序》说：“几亦受知于居仁者也。”又说：“居仁察我至诚，教我甚至。”并述吕居仁教他作诗的方法说：诗卷熟读，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模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人矣。（《四部丛刊》景宋本《东莱诗集》）吕居仁就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曾几对于吕居仁教他的方法，言“虽老不忘”，那末出于他的四大家，当然也就渊源江西诗派了。

四大家都渊源江西诗派，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渊源尤深。十七岁便师事同邑王庭珪，二十七岁又师事同邑刘才邵（见《杉溪集后序》）。王庭珪有《卢溪文集》，杨万里作序说：盖其诗自少陵出。（《诚斋集》八，《四部丛刊》本页二）刘才邵有《杉溪集》，杨万里作后序说：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绌正，目为僻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卢陵有泸溪之王，杉溪之刘，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独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画则庋藏，夜则翻阅，每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逮暇，或吟诗句，或读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辇毂，脍炙荐绅，纸价为高。（周上，卷八三，页一三）王、刘二人对欧阳、苏、黄这样的推崇卫护，则杨万里的师事学习自也偏于欧阳、苏、黄的诗文。欧阳修和苏轼自然都是古文家，但也都是诗人，可是杨万里却正赞美欧阳修的“主斯文之夏盟”，苏轼的“传六一之大家”，到黄庭坚才提出“续《国风》、《雅》、《颂》之绝弦”的勋，知就诗而言，他是特别尊依黄庭坚的。

杨万里的特别尊依黄庭坚，还可取证于他的其他诗文。如《灯下读山谷诗》说：天下无双双井黄，遗编犹作旧时香。（卷七，页一五）又如《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述侍讲张公致书说：子学诗山谷者，微子莫宜记之。

（卷七二，页五）不过他的尊依黄庭坚有阶梯，同时也有变迁。他的《诚斋江湖集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日《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卷八，页七）又《诚斋荆溪集序》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八，页七、八）知尊依黄庭坚的阶梯是江西诸君子，变迁是由江西诸君子以至王、陈、黄氏，由王、陈、黄氏以至唐人，最后才辞谢王、陈、黄氏及唐人，而自创新体。

二采取叶适四灵

杨万里所自创的新体，就历史源流说是唐诗与宋诗的糅合，就当时派别说是江西与反江西的糅合。

本来黄庭坚就是学唐的，但后来的江西诗派却大半学黄遗唐，甚或连黄也不学，只学同时或稍前的江西诸子，末流之弊，不免至于如叶适所说的“汉漫广莫”见叶适《徐斯远文集序》，《水心集》卷二一。。物极必反，诗弊则变，由是有叶适和“四灵”——徐照灵晖，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的远宗唐人，近矫江西。他们的宗唐人是取其“以浮声切向，单字只句计工拙”见叶适《徐几墓志铭》，同前卷一七。。他们所宗仰的唐人，如贾岛、姚合，大都是晚唐诗人。杨万里的自江西以至唐人，也大都是晚唐诗人。也大都是取研链最工，虽所谓工和叶适“四灵”不同。他在《黄御史集序》说：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而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卷七，页一）又在《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说：谓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诗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论也；谓诗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柏灵宝哀梨之论也。（卷八一，页一二）又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说：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卷八三，页五）江西诗派的作家自然都崇奉杜甫，也不卑薄李白，但对晚唐则大体抱无视的态度，不闻不问。杨万里也源出江西诗派，却这样的推尊晚唐，依我看当是受了叶适和“四灵”的影响，就是接受了反江西诗派的见解。

这或许会有人怀疑吧？是的，杨万里生于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叶适生于后二十六年的绍兴二十年（公元一一五年），“四灵”的生年更都在叶适之后，杨万里没有提到叶适和“四灵”，前人也从没有说过他受了叶适和“四灵”的影响。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活了八十三岁，死的时候已在开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徐照不过后死四年（公元一二一一年），徐玑不过后死七年（公元一二一四年），他的学唐人是晚年的转变，《唐李推官披沙集序》末题绍熙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年），《周子益省试题诗序》末题嘉泰辛酉（公元一二一年），《黄御史集序》未题年岁，篇中有“逮归耕南溪之上”的句子，知也是晚年的作品，这时正是叶适“四灵”提倡唐诗的时候。他没有提叶适“四灵”，是由于老辈的羞称后生；后人没有说过，是由于没有仔细研究。

三注重“风味”

不过他虽接受了叶适、“四灵”的影响，尊奉晚唐，但并不同于叶适、“四灵”的据反江西，相反的他仍是宗仰江西。他认为唐人、江西是一贯的，不是相反的。他的《双桂老人诗集后序》说：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谓知江西者。虽然，不知唐人，犹知江西，江西之道复莫之知焉，是可叹也。（卷七八，页一二）的确，当时的江西诗派人物，“知有江西而不知有唐人”，杨万里却认为不知唐人，便也不知江西，江西、唐人有相同的优点，就是“风味”。他作《颐庵诗稿序》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

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茶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余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卷八三，页二、三）半山老人，就是王安石，他没有被居仁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但他确是江西人，他的学杜颇启示江西诗人途径，杨万里就以之与陈师道后山同论。晚唐、半山的优点是存《三百篇》的遗味，江西诗派的优点也在有风味。杨万里作《江西宗派诗序》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皆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日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

（卷七九，页一一）这里所谓“味”似指作家的各别风格，但参照《颐庵诗集序》，知指作品的共同风味。所以说形焉不似，味焉则“调胹之妙出乎一手”。

那末共同的风味是什么呢？杨万里所作的《诗话》说：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长门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为“怨诽而不乱”乎？惟刘长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后宫迟。”可谓“怨诽而不乱”矣。近世陈光《咏李伯时昼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秽乎？惟李义山云：“侍燕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卷一四，页四、五）前引《周子益省试题诗序》称晚唐诗的研摩之工，也说保有《国风》、《小雅》的“好色不淫，怨诽不乱”的遗音。前引《颐庵诗稿序》列举晚唐保有《三百篇》遗味的诗例是《寄边衣》、《折杨柳》等篇，《诗话》中也同样列举（兹以与《颐庵诗稿序》略同，故从省未引）。在列举之前，首先说：“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在列举之后，又说：“皆佳句也。”与此合而观之，知他所谓工，同于他所说的味；他所说的味，是同于《三百篇》的“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以及《春秋》的“微婉显晦，尽而不污”。这当然都是引用旧话，但却赋予新义。

这种新义的识解很高；就历史的认识而言，晚唐诗的优点本来不只是句律之工，还有讽咏之妙，所以晚唐、五代的“诗格”书，也不只提供字句格律的方法，也提供讽咏政治的方法（参拙撰《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二、三两章）。可是讽咏之妙，往往为后人忽略，叶适、“四灵”也是只取其“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杨万里的这种识解，确是一种发现。就诗学而言，逃避现实不免失掉时代价值，咒诅现实不免流于粗犷谩骂，杨万里的这种意见，也确是一种好方法。

四兴、赋、赓和

既然重风味，轻形似，所以主张“信己俟人”，反对“舍己徇人”。《见苏仁仲提举书》说：韦苏州之诗，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効韦公之体以见公者，而公不悦；既而以己平生之诗见公，而公悦之。当其効人之诗体以求合于人，自以为巧矣，而其巧适所以为拙，则夫舍己以徇于人，与夫信己以俟于人，其巧拙未易以相过也。

（卷六四，页一三、一四）既然要“信己俟人”，不要“舍己徇人”，所以重兴，轻赋，卑视赓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说：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兴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专乎我也。斯之谓赋。至于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犹惧牋（疑为“戕”）乎天，专乎我犹惧弦（疑为“眩”）乎我，今牵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铢之天，一黍之我乎？盖我未尝睹是物，而逆追彼之睹，我不欲用是韵，而抑从彼之用，虽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为也。是故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故韩子苍以和诗为诗之大戒也。（卷六七，页六）兴和赋的原始意义当然并不是如此，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不必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兴赋的旧名，而是兴赋的新义。照他的解释，兴出乎天，赋专乎我，赓和牵乎人。出乎天的最为可贵，专乎我的也还有价值，牵乎人便毫无可取。他的朋友陈晞颜有《和简斋诗集》，他在序文里虽惊异晞颜的“举前人数百篇之诗而尽赓之”，但又说：昔韩子苍答士友书，谓诗不可赓也，作诗则可矣，故苏、黄赓韵之体不可学也。岂不以作焉者安，赓焉者勉故欤。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韵止，韵所有，意所无也，夫焉得而不困？（《陈晞颜和筒斋诗序》，卷七九，页三）仍是卑薄赓和，而且指出赓和的另一缺点是意流韵止，韵有意无。文中也曾称赞陈晞颜的赓和诗“宽乎其不逼也，畅乎其不塞也”，“是赓和人者也，而非赓和人者也。”但接着又说：“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又说：“而诗人至于犯风雪，忘饥饿，竭一生之心思，以与古人争险以出奇，则亦可怜矣。然则险愈兢，诗愈奇，病愈痼矣。”弦外之音，更是极端的卑薄。

（原载《东南日报》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笔记文评杂录笔记是垃圾箱式的著作，无所不装，因亦无所不有。固然大半是破布碎纸，但珠玑珍宝，亦散见其中。我久拟邀几位朋友，组织一个笔记研究会，将成千累百的垃圾箱，打碎拆零，重装为分类垃圾箱。惟以人各有志，一时不易实现，我且趁编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方便，就宋人笔记中，提出文学批评的材料，做一排文学批评垃圾箱；又题要钩玄，来一个文学批评垃圾箱叙录。垃圾箱叙录当然是垃圾箱式，有见则书，既不按时代排列，亦不以价值分先后。

一吴处厚的《青箱杂记》

《青箱杂记》的撰著者颇有异说。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俱云吴处厚撰。《宋史.艺文志》作黄朝英撰，误。朝英所撰系《缃素杂记》。王正德《余师录》系于钱希，自亦误。希所作系《洞微志》。

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人，仁宗皇祐五年进士，用王珪荐，除馆职。也是元祐党人之一。所作《青箱杂记》十卷，《诗话总龟前集》引过六十多条，知所记有许多同于诗话。他谓诗是个性的表现。于卷七云：白居易赋性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王文康公赋性质实重厚，作诗曰：“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质贵重厚之词也。这样的例证，我们还可以替他补充一些，如杜甫认为秋是可悲的，由是作《秋兴》八首，李白却赠以诗云：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情相宜。烟归北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也正同于白居易说“不羁天地阔”，孟郊却说“谁谓天地宽”，都是由于主观的看法不同，而不同的看法，由于性格不同；性格的不同，半由于先天的遗传，半由于境遇的陶铸。惟其如此，所以反之可由诗以知其人的性格，由诗以知其人的境遇。《青箱杂记》卷五又云：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野草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野草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诰，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韦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此盖不惟台阁之上须要婉美淳厚的文章，亦以居移气，养移体，所以达而在朝，则表现为朝廷台阁之文；穷而在野，则表现马山林野草之文。

此书之对于文学另一值得注意的见解，是卷八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他为证实这种主张，举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属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又历举宋代所谓正人端士，如乖崖张公有《席上赠官妓小英歌》，韩魏公有《点绛唇》，司马温公有《阮郎归》，“亦皆是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其意盖谓诸人虽有艳丽之词，亦不害其为正人端士；反之无艳丽之词，而作铺陈仁义道德之文者，亦未必不是邪人。

本来宋代作古文的与谈理学的，固多正人君子，然口称仁义道德之言，身做夷狄禽兽之行者，想亦大有人在。

吴处厚这种诛心之论，诚为痛快。晚明谭元春《答金正希》云：“弟之不能学道，在……见学道之人，爱官与我同，爱财与我同，爱色与我同，爱交游玩好与我同，而自以为学道！”所言与此同样痛快。不过吴处厚既谓文学是个性的表现，则此说实显与矛盾。这是因为社会是一架三棱镜，可以映出许多不同的染色。从一方面看，文学是个性的表现；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也可以为狡黠者所利用，两者相反，却可以并行。遇见一位伟大的学者，必要抓着一方面，驳斥其他方面，建立一种学说；遇见一位平庸的笔记式的作家，则任其矛盾，不求统一。笔记之所以不能成功系统的著作者在此，而可贵亦即在此。

二吴曾的《能改斋漫录》

《四库提要》说《能改斋漫录》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在南宋说部中，要称佳本。作者吴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桧当国时，上所业得官，其人格颇不高尚。

《能改斋漫录》共十八卷，评述文学最多者为卷八《沿袭》，卷一《议论》，卷一一《记诗》，卷一四《记文》，卷一六、一七《乐府》。所谓“沿袭”，指诗文之沿袭古人而言。但吴曾以为沿袭不一定就是下品，所以有“沿袭不失为佳”一条。又以为沿袭不一定是蓄意模仿，所以说：“前辈读诗与作诗既多，则遣词措意，皆相缘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条）的确，处境类似，便可以有类似的文学，所以偶尔与古人或今人相同者，未必是存心的钞窃，或许是无意的巧合；必要肯定的说某诗钞袭某诗，往往陷于诬蔑作家。还有吟诗既多，由下意识的再现作用，冲口而出，据为己有，也是常有的事，说他是钞袭，他自然有口难辩，但事实不能与钞袭同论。

至谈到诗文的主张，吴曾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说：“文之所以贵对偶者，为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卷十《议论》类“文贵自然”条）因此，反对宋代最流行的所谓“夺胎法”与“换骨法。”卷十《议论》类引洪觉范《冷斋夜话》曰：“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少陵、渊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随即施以抨击曰：“予尝以觉范不学，故每为妄语。且山谷作诗，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岂肯教人以蹈袭为事乎？唐僧皎然尝谓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谓学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与规模其意，而遂犯‘钝贼’不可原之情耶？”（“诗有夺胎换骨，诗有三偷”条）既主张自然，所以不惟反对“夺胎法”与“换骨法”，一切的方法皆所不睬，谓精妙的诗文，只是由“熟”而得。卷一“议论”类特立“诗熟便是精妙处”一条，举晁叔用戏谓吕秀实曰：“我诗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吕戏答云：“熟便是精妙处。”叔用也大笑以为然也。

三洪迈的《容斋随笔》

洪迈（公元一一二三年—公元一二二年）的《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凡五集七十四卷，是笔记之佼佼者，论述诗文的话，散见各卷，最要者是“文字烦简论”。《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云：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自晋之张辅论班、马优劣，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据谓班不如马（见《晋书.张翰传》）。同时干宝也极力称赞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见《晋纪》，又《史通.烦省篇》）。唐宋的古文学家尤力主简易，所以欧阳修称他的《新唐书》文省事增。实则简而不当，反到失去了繁富之美。《五笔》卷二有“《唐史》省文之失”条，便条举了《新唐书》的省文毛病：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闵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唐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反对删繁从简者，也大有人在；但率以“明”、“晦”为说，此独计及简失文章之美，所以可贵。反之，假使简而美的文章，不应当益之而徒使冗长。《五笔》卷三“东坡文章不可学”条，谓张文潜《药戒》尽祖东坡《盖公堂记》之绪论，而文潜用千言之烦不若东坡用三百言之简也。且郑重的说：“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有了这一条，才知他的反对太简，不是下笔刺刺不休者的辩护律师，而是主“烦简有当”。此外《随笔》卷一六有“文章小技”条，说文章并非小技。《续笔》卷一四有“诗要点检”条，《三笔》卷一二有“作文字要点检”条，谓作诗文须加意点检，都无甚意义。其余的小考订，更无关宏旨，兹可略而不论。至对于诗，洪氏颇受司空图的影响，提倡味外味，如《随笔》卷一五称苏子由诗的妙处是“闲谈简速，得味中之味”（“苏子由诗”条）。卷一六“和诗当和意”条，也鼓吹“余味”。但这是拾人牙慧，不值表彰矣。

四费衮的《梁溪漫志》

费衮，字补之，无锡人。开禧元年（公元一二五年）进士。生平不可考。《梁溪漫志》十卷，自序于绍熙三年（公元二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四库》列之子部杂家，但其书确多品定诗文的言论。就作家而言，他似乎特别的推崇苏轼，第四卷全是赞述苏轼的。谓：“东坡词原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用事对偶，精妙切当，人不可及。”（见“东坡用事对偶精切”条）又说：“东坡之文，浩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呜燕诗序》，全用四六，效唐人体而益工，盖以文马戏邪？”（见“东坡文效唐体”条）因为推崇苏轼，所以每演苏轼之说，或就苏轼的诗文以立论。如卷四“东坡教人读《檀弓》条云：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卷七“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条云：东坡尝见石曼卿《红梅》诗云广“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故东坡作诗力去此弊。其《观画》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世之浅近者不知此理，作月诗便说明，作雪诗便说白，间有不用此等语，便笑其不著题，此风晚唐人尤甚。坡尝作《谢赐御书》诗，叙天下无事，四夷毕服，可以从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云：“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盖因事讽谏，《三百篇》之义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后说到陕西献捷，此岂可与论诗，若使渠为之，定只作一首写字诗矣。苏轼只教人读《檀弓》，费衮便因之极力赞扬《檀弓》的文章，谓其“诚文章之模范”，所以可以为法。

苏轼偶尔说：“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费衮便因之力诋作诗离不开题者之浅，力赞苏轼不死于题下之合于《三百篇》之义。总之，是推演苏轼之说。

至就苏轼的诗文以立论者，如卷七“作诗押韵”条云：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合，押“粲”字，数诗特工。荆公和“叉”字数首，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盖其胸中有数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寻好韵，而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此所以为好。若拘于用韵，必有牵强处，则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称？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恣倾白蜜收五稜，细斸黄土栽三桠。”自注云：“来诗本用字，惠州无书，不见此字所出，故且从木奉和。”且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和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可以一笑也。论理既作次韵诗，当然要拘于用韵，所以次韵诗的创始者元稹说：“献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见《上令狐相公启》）与元稹以次韵诗相倡和的白居易也说：“大凡依次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见《和微之诗二十二首序》）苏轼的以“腼”代“缅”，以“桠”代“”，是技穷的避难就易，不是故意的易字逞能。费衮偏要因此说：“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全篇也。”已够强词夺理的了，还要因此骂“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合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固然这是次韵诗的解放论，但解放论的来源，都基于推崇苏轼。

推崇苏轼是次韵诗解放论的来源，次韵诗解放论则是费衮的新说；故费衮虽推崇苏轼，却不是苏轼的应声虫。

不惟此也，苏轼所从未谈过的问题，费衮亦时有创见。如卷七谓“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非执笔经营者可能。”（见“诗作豪语”条）同时又谓：“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见“作诗当以学”条）二者合而观之，知所谓“养”，大概谓以学养之。普通谓文由于学，诗由于才，此却谓“诗非文比，当以学，不当以才”，不能不说是一种新见解。不过宋代本来是偏于以文的观念看诗的，所以产生此种“作诗以学”的论调。

此中独引后山之说，后山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故此虽是苏轼未谈到的问题，然与苏轼亦不无相当的关系。

所以，大体说来，费衮盖苏轼之信徒也。

五王得臣的《麈史》

《麈史》是王得臣幼年所记述、晚年所刊定的笔记。其作序时，已行年八十，当宋政和，岁在乙未（公元一一一五年）元日。所以名《麈史》者；自言：“盖取出夫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惟其义则实录，所以其中虽有“诗话”、“论文”两门，但偏重记录，少有批评。自然这是宋人笔记及诗话的通习。

判断的批评虽少（当然不是没有），历史的探讨则多，“诗话门”的第一条，就是探讨五言诗的起源。他首引钟嵘《诗品.序》的话说：“夏歌曰：‘郁陶乎余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继说：“予以为不然。《虞书》载赓歌之词曰：‘元首丛脞哉’，至周诗《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举。如《行露》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惟迩言是听，惟迩言是争。’至于《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亩之间》，则全篇五字耳。然则始于虞，衍于周，逮汉专为全体矣。”

另一条探讨七言诗的起源说：“世言七言诗肇于柏梁而盛于建安，考之，岂独柏梁哉！《鄘风》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风》曰‘知我者谓我心忧？’《郑风》曰‘还予授子之粲兮’，《齐风》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尚之以琼华乎而’，《魏风》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风》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小雅》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又曰‘如彼筑室于道谋’，《大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颂》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惩而毖后患，仪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楚狂接舆歌曰‘今之从政者殆而’，项籍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高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皆七字之滥觞也。然则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袭矣。唐刘存乃以‘交交黄鸟止于棘’为七言之始，盖合两句以言误也。”

中国诗的大部分是五言诗和七言诗，因此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起源问题，便成了古今人的研究对象。一一征论，今可不必。只谈王得臣的说法，实陷于界说不清与考据求古的错误。所谓五言诗或七言诗，当然指整体的五言或七言的诗，偶尔的例外，也必是以五言或七言为主，决不能在杂言诗或四言诗里择出一二句，说这就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假使可以的话，则各种诗的界限已混，根本没有五言诗七言诗和其他诗的区别。

自然这种错误并不始于王得臣，不用远找例证，王得臣所引钟嵘说便已如此。不过钟嵘说《夏歌》、《楚辞》是五言之滥觞，王得臣便要设法使“始于虞，衍于周，逮汉专为全体矣”；世言七言诗肇于《柏梁》，而盛于建安，王得臣便设法使七字之滥觞，远在周诗，实是基于考据求古的观念错误。本来中国古人的历史观是退化的，愈古愈好，愈晚愈不成东西，所以各种文物制度，都叫他出于上古。由是历史的进化，无从考察，批评的标准，则“以古为监”。整个的文化如此，对文学的看法，自也不会幸在例外了。至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起源时代，我另有《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和《七言诗的起源及其成熟》（《师大月刊》第二期）二文论之，这里恕不赘及了。

六吴子良的《林下偶谈》

《林下偶谈》四卷，原不著撰人，《四库提要.诗文评类一》考定为吴子良作。子良，临海人，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一二二六年）进士。陈栎《勤有堂随录》称其“宗水心（叶适）为文”（见引《提要》）。今书中亦特别推崇水心，如卷二有“水心文不为无益之语”条，又有“水心文可资为史”条，卷三有“水心文不蹈袭”条及“水心文章之妙”条，卷四有“水心诗”条。至不关诗文者，如卷三有“水心能断大事”条，真可谓推崇之至矣。他的推崇水心，盖不全由于私交关系，而是因为生际宋末，慨民族国家的危亡，所以特别推崇水心一派的事功家的文学。如卷二云：“自古文学，如韩、欧、苏犹间有无益之言，如说酒说妇人，或谐谑之类；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庄语。”（“水心文不为无益之语”）又卷四称水心诗，谓“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处处表现他在提倡积极的人生文学，反对消遣的技术文学。所以卷三“近世诗人”条云：“《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呜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又卷四“四灵诗”条亦云：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每当社会危乱的时代，必然的产生救世的文学及其理论，相反的又产生避世的文学及其理论。宋末陈同父、叶水心的文学是救世的，而水心门下的“四灵”则是避世的。吴子良推崇水心的诗文，菲薄晚唐及“四灵”的诗文，就等于反对避世的文学，提倡救世的文学。惟其提倡救世的文学，所以谓“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卷二“为文大概有三”条）。又说：“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同上“文有正气素质”条）

至谈到批评鉴赏，子良继承柳宗元“知之尤难”之说，于卷二立“知文难”条云：柳子厚云：“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是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也。盖世有能为文者，其识见犹倚于一偏，况不能为文者乎？昌黎《毛颖传》，杨诲之犹大笑以为怪，诲之盖与柳子厚交游，号稍有才者也。东坡谓南丰编《太白集》，如《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诗，而滥与集中。束莱编《文鉴》，晦庵未以为然。以诸有识者所见，尚不同如此，则俗人之论，易为纷纷，宜无足怪也。故韩文公则为时人笑且排，下笔称意，则人必怪之。

欧公作《尹师鲁墓铭》，则或以为疵缪。欧公初取东坡，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而东坡亦言：张文潜、秦少游，士之超轶绝尘者，士骇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论亦尝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盖三年后，当论定也。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筼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时，士论犹未厌，水心举《太息》一篇为证，且谓他日之论，终当定于今日。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筼窗卓然，为学者所宗，则论定固无疑。然水心之文，世犹深知之者少，则于筼窗之文，宜亦未必尽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后，以俟作者，然后论益定耳。其意盖谓不能文者自然不能批评；能文者又倚于一偏，也难有正确的批评；即使有正确的批评，又以其见超轶，不易取信于人。故他标为“知文鸡”，实则谓知文固鸡，以知文见信于人为尤难。

七张邦基的《墨庄漫录》

《墨庄漫录》十卷，淮海张邦基撰。邦基字子贤，仕履未详。《四库提要》卷一二一考定为南北宋间人。书中述及诗文的地方很多，对《西清诗话》，《王立之诗话》，皆有征引，但批评的话则很少，这是宋人诗话的通习。笔记中的“诗话”亦大率如此。惟卷六称李文叔常有杂书，论左、马、班、范、韩之才，颇新颖。其言曰：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纡，施帷幄，徘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褭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韩愈之视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己下之矣。又论文章之横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前者是一种比喻的批评，或者说是象征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方法，在六朝已启其端绪。如汤惠休说：“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引见钟嵘《诗品》卷中）到唐代这种批评尤多，最有名的自然的要推《旧唐书.杨炯传》所载张说的品题近代文人，后进词士，及皇甫湜的“谕业”。这是人尽知之的，不必列举。不过他们都是以静物作比，如《谕业》晶题张说的文说：“如楩木楠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惟批评贾常侍的文说：“如高冠华簪，曳裙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仪”，比较的近似以人品作比，其他无一不是以静物作比。此则以丽倡作比，以美女作比，以壮马作比，以将吏作比，以儒生作比，以无术子弟作比，自更生动有趣，自更可以引人入胜。至以“横”衡诗文，更是新鲜。本来柔是文学的一种美，横也是文学的一种美，在举世沉闷不醒的时代，尤须要有横美的诗文，来唤醒醉生梦死的人。张邦基的提倡横，其动机或即在此吧！

八李廌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

《师友谈记》是李扁记述苏轼、范祖禹及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诸人.谭的书。据《四库提要.杂家类》四所考，盖作于元祐中苏、黄诸人尽遭贬斥之后。关于文学的记述，以秦观论赋数条，最为重要。首称：“秦少游论赋至悉，曲尽其妙。盖少时用心于赋，甚勤而专，常记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末谓：“少游言赋之说，虽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观少游之说，作赋正如填歌曲尔。’少游曰：‘诚然。夫作曲虽文章卓越，而不协于律，其声不和；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短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知所论为宋代试士的律赋，非古赋。

不惟李廌卑视，秦观也认为不可与为文同日而语。只以国家以此取士，为合其格，不得不细细考究罢了。

其所记论赋语如下：少游言：凡小赋如人之元首，而破题二句乃其眉，惟贵气貌有以动人。故先择事之至精至当者先用之，使观之便知妙用。然后第二韵探原题意之所从来，须便用议论。第三韵方立议论，明其旨趣。第四韵结断其说以明题，意思全备。第五韵或引事，或反说。第七韵反说或要终立义。第八韵卒章，尤要好意思尔。

少游言：赋中工夫，不厌于细，先寻事以押官韵，及先作诸隔句。凡押官韵，须是稳熟浏亮，使人读之不觉牵强，如和人诗，不似和诗也。

少游云：赋中用事，唯要处置。才见题，便类聚事实，看紧慢，分布在八韵中。如事多者，便须精择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弃之，不必惑于多爱，留之徒为累耳。如事少者，须于合用者先占下，别处要用，不可那辍。

少游言：赋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对属亲确者，固为上。如长短不等，对属不的者，须别自用其语而裁剪之，不可全务古语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为器，一则无缝而甚陋，一则有缝而甚佳，然则与其无缝而陋，不若有缝而佳也。有缝而佳，且犹贵之；无缝而佳，则可知矣。

少游言：赋中用字，直须主客分明，当取一君二民之义。借如六字句中，两字最紧，即须用四字为客，两字为主。其为客者，必须协顺宾从，成就其主，使于句中焕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纷然也。

少游言：赋中作用与杂文不同。杂文则事词在人意气变化。若作赋则惟贵炼句之功，斗难、斗巧、斗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过如此，吾之所用，则虽与众同，其语之巧，逈与象别，然后为工也。

少游言：赋家句脉自与杂文不同。杂文语句或长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赋，则一言一字，必要声律。凡所言语，须当用意屈折断磨，须令协于调格，然后用之；不协律，义理虽是无益也。

少游言：凡赋句全藉牵合而成，其初两事甚不相侔，以言贯穿之，便可为吾所用，此炼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赋乃江左文章彫敝之余风，非汉赋之比也。国朝前辈，多循唐格，文冗事迃，独宋、范、滕、郑数公，得名于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间，赋格始备，废二十余年而复用，当时之风，未易得也已。秦观确是以赋出身，《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载：其举进士不第，“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本书另一段也载：廌谓少游曰：“比见东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无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时用意作赋，习惯已成，诚如所谕，点检不破，不畏磨难。然自以华弱为愧。邢和叔尝曰：‘子之文，铢两不差，非秤上秤来，乃等子上等来也。’”廌曰：“人之文章，阔达者，失之太疏；谨严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词虽华而气古，事备而意高，如钟鼎然，其体质规模，质重而简易，其刻画篆文，则后之铸师莫仿佛，宜乎东坡称之为天下奇作也，非过言矣。”因为少时用意作赋，所以揣摩赋格，得此中三昧。本来科场文字所注重者，就是雕章琢句，宋代的律赋，当然不会例外。假使不管考试制度，只就文论文，则秦观所言，自不免于琐碎。然律赋之在宋，犹律诗之在唐。唐代以诗取士，由是士大夫群讲诗格，结果完成了所谓律诗。宋代以赋取士，由是士大夫又不能不群讲赋格，结果完成了所谓律赋。律诗虽有人反对，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则尽人承认。律赋及明、清的六、八股文，则各家文学史皆屏而不谈。固然以律诗的格律较宽，所以文学的价值较高，律赋及六、八股文的格律较严，所以文学的价值较低。但低的价值都禁而不予，不能不说是贵远贱近的错误观念。假使说律赋在文学史上还有相当价值，则少游的讲赋格的言论，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有相当的价值了。

九俞成的《萤雪丛说》

俞成《萤雪丛说》上下二卷，前有庆元庚申（公元一二年）自题。关于文学的论述，以省试赋与省题诗为最多。以卷上“赋假人名体状题意”、“赋善使事”二条，卷下“评论词赋破题”、“赋以一字见工拙”二条，都是论述省试赋的。卷下“声律对偶假借用字”、“诗题用全句对”二条，都是论述省题诗的。按题可以知义，不一一征例。

此外，俞成继吕居仁、杨万里之说，提倡所谓“活诗”，卷上“文章活法”条云：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尝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厚尝作《剪刀赋》，第五格对：“去爪为犧呻救汤王之旱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又述“陈同甫议论作文之法”条云：尝见陈同甫亮在太学中，议论作文之法。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意思常新，若方若圆，若长若短，断自有成摹，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尽也。

乐府之类别

（乐府文学史第一章第二节）乐府分类，盖始东汉明帝。西汉有三大乐府，曰《郊祀歌》，曰《房中歌》，曰《铙歌》，乃自然之类别，非人为之分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汉明帝定乐有四品。”惟四品之名，仅著最末一种，余者阙焉。今考《隋书.乐志》，《通典.乐典》一，知四品为：

（一）大予乐郊庙上陵所用

（二）雅颂乐辟雍飨射所用

（三）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所用

（四）短箫铙歌军中所用至蔡邕叙汉乐，亦分四类（见《宋书.乐志（二）》引），

（一）郊庙神灵

（二）天子享宴

（三）大射辟雍

（四）短萧铙歌

第四种一仍明帝，余三种名号虽殊，而按名思义，亦与明帝所定无大异。

《晋书.乐志》上则记汉乐为六类：（一）五方之乐

（二）宗庙之乐

（三）社稷之乐

（四）辟雍之乐

（五）黄门之乐

（六）短箫之乐

言：“其有《五方》之乐者，则所谓大乐九变，天神可得而礼也。其有《宗庙》之乐者，则所谓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其有《社稷》之乐者，则所谓琴瑟击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乐者，则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其有《黄门》之乐者，则所谓宴乐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析《大予》为《五方》与《宗庙》，析《雅颂》为《社稷》与《辟雍》，渐进于邃密矣。

唐吴兢为《乐府古题要解》，更分为八类：（一）相和歌言：“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

（二）拂舞歌言：“前史云，出自江右。……今读其词，除《白鸠》一篇，余并非吴歌，未知所起。”

（三）白芝歌言：“旧史称《白纻》，吴地所出。《白纻舞》本吴舞也。”

（四）铙歌言：“汉明帝定乐有四品，最末曰《短箫铙歌》，军中鼓吹之曲。……铙如铃而有舌，执柄而鸣之。”

（五）横吹曲言：“有鼓角。《周礼》以矗鼓鼓，军事用角。”

（六）清商曲言：“蔡邕云，《清商曲》，其词不足采。……一说，《清商曲》，南朝旧乐也。”

（七）杂题。

（八）琴曲言：“诸语说多出《琴操》等书”。

各史《乐志》，寺详郊祀乐章，至多不过下及铙歌而止，余每阙而不载。其实《清商》《相和》诸歌，占乐府主要部分，文学价值极高，史家以其无关国家典制而轻视之，实为大谬。吴氏取诸曲爬梳而理董之，赐惠后学者良多。《郡斋读书志》载兢尚有《古乐府词》十卷，当为与《古题要解》相表里之书，惜已佚矣。兢前，陈释智匠（一作智丘）有《古今乐录》十三卷，隋郑译有《乐府歌辞》八卷，《乐府声调》六卷，于乐府当有较详之论述，然其佚已久，无从考阅焉。

宋郑樵《通志》，有《乐略》二卷，分乐府为五十三类：

（一）汉短箫铙歌二十二曲

（二）汉鞞舞歌五曲

（三）拂舞歌五曲魏武帝分《碣石》为四曲，共八曲。

（四）鼓角横吹十五曲

（五）胡角十曲

（六）相和歌三十曲汉旧歌

（七）相和歌咏叹四曲

（八）相和歌四弦一曲

（九）相和歌平调七曲

（十）相和歌清调六曲《三妇艳诗》一曲附。按《总序》无，据分述增。

（十一）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

（十二）相和歌楚调十曲

（十三）大曲十五曲

（十四）白芝歌一曲

（十五）清商曲八十四曲

右正声之一，以比《风雅》之声。

（十六）郊祀十九章按依《总序》排次，分述中《清商曲》后为《琴操》。

（十七）东都五诗

（十八）梁十二雅

（十九）唐十二和

右正声之二，以比《颂声》。

（二十）汉三侯之诗一章

（二十一）汉房中之乐十七章

（二十二）隋房内二曲

（二十三）梁十曲

（二十四）陈四曲

（二十五）北齐二曲

（二十六）唐五十五曲

右别声，非正乐之用。

（二十七）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十二操，三十六杂曲。按《总序》仅作“琴”，兹据分述增“操”宇。

右正声之余。

（二十八）舞曲二十三曲《文武舞》二十曲，《唐三大舞》。按原无“曲”字，兹以名二十三曲，可见皆为曲，故增一“曲”字。

右别声之余

（二十九）古调二十四曲

（三十）征戌十五曲

（三十一）游侠二十一曲

（三十二）行乐十九曲接《总序》作十八曲，分述作十九曲，细检确为十九曲。

（三十三）佳丽四十七曲

（三十四）别离十八曲

（三十五）怨曲二十五曲

（三十六）歌舞二十一曲

（三十七）丝竹十一曲

（三十八）觞酌七曲

（三十九）官苑十九曲

（四十）都邑三十四曲

（四十一）道路六曲

（四十二）时景二十五曲

（四十三）人生四曲

（四十四）人物九曲

（四十五）神仙二十二曲

（四十六）梵竺四曲

（四十七）番胡四曲

（四十八）山水二十四曲

（四十九）草木二十一曲

（五十）车马六曲

（五十一）龙鱼六曲

（五十二）鸟兽二十一曲

（五十三）杂体六曲

右遗声，以比逸诗。

郑氏横以时分，纵以类分，所以至于有五十余种之多。中有无庸分而郑氏强分者。如《白芝歌》，郑氏曰：“梁武改为《子夜吴声四时歌》”。又曰：“其音入《清商调》，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纻》也”。又曰：“《白纻》与《子夜》，一曲也；在吴为《白纻》，在晋为《子夜》”。是则《白纻》即《子夜》，应入《清商曲》，不应自为一类。至古调以下所分，抑亦太琐碎矣。然郑氏遍采乐府歌辞，详为分类，其功伟哉。本师梁任公先生曰：“乐府之分类，似草创于王僧虔《技录》，而郑樵《乐略》益加精密”。然王书已亡，其分类详情，无由征考，故不得不仅列郑氏说而已。分类本极难之事，郑氏所分，虽不无可议，然亦足观矣。惟必一一比附《诗经》，则失之拘哉。

至郭茂倩时代较晚，得遍观前人之书，集各家大成，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为《乐府诗集》一百卷。共分为十二类：

（一）郊庙歌辞包括《郊祀》，《宗庙》，《明堂》，《社稷》等。

（二）燕射歌辞包括汉明帝所谓《雅颂乐》，《黄门鼓吹》等，《飨射》，《宴乐》，《食举》皆属之。

（三）鼓吹曲辞《鼓吹铙歌》属之。

（四）横吹曲辞《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其后丹为二部：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晋书.乐卷》曰：“《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

（五）相和歌辞包括《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大曲》，共九种。

（六）清商曲辞始即《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瑟调》）后魏孝文帝讨淮汉，宣武定寿春，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英》，《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包括《吴声歌辞》，《神弦歌》，《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梁雅歌》等。

（七）《舞曲歌》包括《雅舞》，《杂舞》等。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近代曲》，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

（十一）杂歌谣辞包括《歌辞》，《谣辞》等。

（十二）新乐府辞皆唐世新歌，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

郭氏此种分类，实为比较恰当。本师梁任公先生曰：“所谓《近代曲辞》者，乃隋唐以后新谱，下及五代北宋小词，与汉魏乐府无涉。所谓《新乐府辞》者，乃唐以后诗家自创新题号称乐府者，实则未尝入乐。所谓《杂歌谣》，则徒歌之谣。……以上三种，严格论之，皆不能谓为乐府。《舞曲》，《琴曲》，则历代皆有曲无辞，如《小雅》之《六笙诗》，其辞大率六朝以后人补作也。其余《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七种，皆导源汉魏，后代循而衍之。狭义的乐府，当以此为范围”。

（《美文史》）同学陆君侃如亦以《琴曲》泰半根据《琴操》，而《琴操》乃不可信之书，故主张《琴曲》一类可废。《近代曲》本《杂曲》，在今日不必采用此种分别。《歌谣》及《新乐府》二类，不是真乐府。故陆君谓乐府应分为八种，即于梁先生所谓七种外，益《舞曲》一种也。（《乐府古辞考》）今案治乐府有两种立场，一曰音乐，一曰文学。以音乐为立场，则所谓《新乐府》者，自然可废。岂惟《新乐府》，魏晋之作，其不入乐者，亦当可废。即其入乐者，每多与本辞不同，则凡非本辞亦可废。若以文学为立场，则凡仿效乐府之作，皆当目为乐府文学。兹编乃述乐府文学，非论乐府声调，故不能去《新乐府》。郭氏概以类分，非以时分，独《近代曲辞》，以时为类，与其体例实有未合。但于治乐府文学流变，颇为便利，故吾侪亦乐与赞同。惟五代北宋小词，则为词，而非乐府，虽亦泰半入乐，以其蔚为大国，故别出为《词编》叙述。《舞曲》，自后汉东平王苍已有《武德舞歌诗》，自余《稗舞》，《拂舞》，率有歌词，故亦可以自成一类。惟《琴曲》最古之《琴操》既不可信，（详《歌谣编》）则后世之仿效之作，可援《散乐》附入舞曲，雅乐附入《清商曲》之例，酣入《杂曲》。《杂歌谣词》，余对梁陆之说，极表同意，故别为《歌谣编》述之。

故余以为乐府文学，可分十类：

（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舞曲歌辞

（四）鼓吹曲辞

（五）横吹曲辞

（六）相和歌辞

（七）清商曲辞

（八）杂曲歌辞附入后世摹仿琴曲之歌辞

（九）近代曲辞去五代北宋小词

（十）新乐府辞

《歌谣》与《新乐府》皆不入乐，所以摒《歌谣》，采《新乐府》者，以《歌谣》作者，并不效法乐府，《新乐府》作者，则刻意学之，故其作风遂一为徒歌，一似乐府。《舞曲》所以移前者，本陆君其性质与《郊庙歌》、《燕射歌》相近说耳。

古代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

一文学界说

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先确定“文学批评界说”；欲确定“文学批评界说”，必先确定“文学界说”。“文学界说”，各家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取义的广狭不同。

（一）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主张此说者，如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二）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主张此说者，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下云：“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合乎这个定义的，现在只有诗、小说、戏剧及美文。

（三）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主张此说者，如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首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所谓三变，指王勃、杨炯一变，张说、苏颂一变，韩愈、柳宗元一变。王杨所作是骈文，张苏所作是制诰文，韩柳所作是古文。又云：“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而文章家和诗人，都拉来入传。则所谓文章、文艺，包括骈文（制诰文也大半是骈文）、散文（古文）和诗。

惟过去的传统观念，以为词曲小说，不得与诗文辞赋并列，实则诗文辞赋有诗文辞赋的价值，词曲小说有词曲小说的价值。所以我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分中国文学为诗歌、乐府、词、戏曲、小说、辞赋、骈散文七种，统予叙述，无所轩轾。

自然这是采取的折中义，所以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请入文坛，也不把骈散文推出文坛。不过西洋文学的折中义，只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入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屏弃，也当然可以包括在折中义的文学领域。至佛典的翻译文学，因为占据的时期很短，所以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分述于骈散文和戏曲，没有特辟一类；而那时的讨论翻译的文章，在文学批评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这里也应当采入。

采取广义、狭义或折中义，是个人的自由。我虽采取折中义，并不反对别人采取广义或狭义。不过我之采取折中义也有三种原因：第一，中国文学史上，十之八九的时期是采取折中义的，我们如采取广义，便不免把不相干的东西，装入文学的口袋；如采取狭义，则历史上所谓文学及文学批评，要去掉好多，便不是真的“中国文学”、真的“中国文学批评”了。第二，就文学批评而言，最有名的《文心雕龙》，就是折中义的文学批评书，无论如何，似乎不能捐弃。所以事实上不能采取狭义，必需采取折中义。第三，有许多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在分析诗与文的体用与关联，如采取狭义，则录之不合，去之亦不合，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而采取折中义，则一切没有困难了。

二文学批评界说

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

由文学裁判到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的过程，约如下表：这是自文学裁判至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分别界说。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评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这是因为：（一）狭义的文学批评只是对于过去的或者说是已成的作家或作品的裁判，被裁判的作者如或是未死的今人，也许可以因了批评者的裁判而有所转变；被裁判者如或是已死的古人，则盖棺已定的作品，决不能因了批评的裁判而划然改观。固然批评的职责不只在指导作者，还在指导读者；但既不能指导作者，则批评的职责已失去一半，批评的价值也失去一半。所以从批评的职责与价值而言，需要采取广义的文学批评界说。

（二）批评者对任何作家与作品的裁判，大都是见仁见智，人各不同，这是由于各人的批评立场与批评方法不同。有的批评者，在进行批评之前，首先说明自己的立场与方法，有的并不说明。不过虽不说明，而他的如何裁判，仍然决定于他的立场如何与方法如何。譬如赞成尚用的人，不会颂扬尚文的文学家；采用客观的批评方法者，不会下主观的武断批评。所以欲深切的了解批评者的批评，必先探求批评者的立场与方法。批评的立场与方法都属于批评理论，都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所以事实上也非采取广义的文学批评界说不可。

（三）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所以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而必需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

（四）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详五节）。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必需采取广义，否则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

不过广义的文学批评，虽然包括文学裁判、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三部分，但从事文学批评者，却不妨只从事于任何一部分或任何一部分中之一部分。从事任何一部分或任何一部分中之一部分，皆在文学批评上占一位置。

惟文字的解释、文意的提叙、作家的研考、作品的辨证四种，虽是批评的前提，但都自成一种专门之业，所以非遇必要时，概不涉及。其余则不分轩轾，一律提叙。

另外有须附带说明的，中文的“批评”一词，既不概括，又不雅驯，所以应当改名“评论”。批，《说文》作，“反手击也”。《左传》庄十二年“宋万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庄子.养生主》篇“批大郁，导大”都是批击之意。到唐代便引申为批示批答。《新唐书》卷一六九《李藩传》：“迁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徐师曾《文体明辨》云：“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为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后学士入院，试制诏批答共三篇，则求代言之人，而词华渐繁矣。”到宋代的场屋晒习，便有所谓批注。《古文关键》载佚名旧跋云：“余家旧藏《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张云章《古文关键序》云：“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可见《古文关键》的批注评释是为的“取便于科举”，而科举场屋的批注评释，也由此可以窥其涯略。后来的科场墨卷，都有眉批总评，也可以证明眉批总评的批评，源于场屋。这种批评就文抉剔，当然只是文学裁判，不能兼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所以不概括；其来源是场屋陋习，所以不雅驯。

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说文》“论，议也”。汉时的王充作有《论衡》、《政务》等书，有人推许为“可谓作者”，王充云：“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典，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

《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益，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论衡.对作》篇）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自然《论衡》所谓“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世俗之书”，不限于文学书，但文学书也包括在内。稍后的曹丕所作的《典论》中的《论文》篇，是中国的最早的Literary Criticism的专文，也是取名曰“论”。所以以中文翻译Criticism，无论如何不能不用“论”字。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论从仑，会意。部曰：‘仑，思也。’部曰：‘仑，理也。’此非两义。‘思’如玉部‘理自外，可似知中’之‘’。《灵台》‘于论鼓钟’，毛曰：‘论，思也。’此正许所本。《诗》‘于论’，正‘仑’之假借。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所以“论”虽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但比较偏于理论方面。至偏于裁判方面的则曰“评”。评，《说文》作平，“语平舒也”。朱骏声《通训定声》云：“《淮南》‘时则上帝以为物平’，注‘读评议之平’。”《论衡.非韩》篇云：“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后汉书.许劭传》云：“劭好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平焉。”这是对于人物的裁判。陈寿《三国志》，传后有“评”，虽也是对于人物的裁判，但意义较广。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云：“评者，平理。”稍后遂用指对于文学的裁判。如钟嵘所作的裁判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诗品》，就是原名《诗评》。

至“评论”二字的连为一词，在汉末魏晋便已屡见不鲜。如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云：“平议无埠的。”李康《家诫》引司马昭云：“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引见《世说新语.德行》篇注）王隐《晋书》称刘毅“亮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同上）。

都是指的人物评论。至指文书评论者，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颜之推《家训.文章篇》云：“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然后出手。”此依《四部丛刊》影明辽阳傅氏刊本，卢文弨校宋本作“评裁”。后来说到文学评论的更多，不一一列举。所以似应名为“文学评论”，以“评”字括示文学裁判，以“论”字括示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但“约定俗成”，一般人既大体都名为“文学批评”，现在也就无从“正名”，只好仍名为“文学批评”了。

三文学与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包括文学裁判、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三大部分，文学裁判的职责是批评过去文学，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批评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文学裁判。所以文学裁判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关系是直接的，批评理论对文学的关系是间接的。

文学裁判的职责既是批评过去文学，所以他的产生必在文学之后。英人高斯（Gosse）云：“从前的批评家每认定一种规律，衡量一切文学，由是创造的想象所完成的作品，如勃莱克、基慈、弥尔敦的诗，常常因为不合乎他们的规律，为他们所指摘。”是的，批评家所根据的是旧规律，作家所创造的是新风格，新风格当然不合旧规律，由是为他们指摘。殊不知他们所根据的旧规律，是过去的新风格；现在的新风格，也可成为将来的旧规律。因此作家诋批评家为作家的尾巴，永远跟在作家后面。至就体裁而言，更当然是创作在前，批评在后，没有小说何有小说批评，没有戏剧何有戏剧批评：所以文学批评中的文学裁判部分，确是在创作之后。

文学裁判部分在创作之后，文学理论部分则在创作之前。沈约首创四声八病的诗学方法，他的诗却往往触犯声病（详三篇四章六节），一直等到唐初才完成究极声病的律诗。最有趣的是李谔的反对“竞骋文华”“寻虚逐微”的《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正是用的“竞骋文华”“寻虚逐微”的文体（详四篇六章二节）；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的《改良文体刍议》，正是用的文言。这是因为理论可以紧随社会文化为转移，创作则需有积日累月的文学修养。正同于缠足的妇女可以提倡天足，但天足的出现却要相当时期；所以文学裁判虽跟在创作之后以批评创作，文学理论却跑在创作之前而领导创作。

四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

文学批评中的文学裁判既尾随创作，文学理论又领导创作，所以欲彻底地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地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但文学批评不即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不即是文学史，所以文学史上的问题，文学批评史上非遇必要时，不必越俎代庖。叙述一个人的文学批评，不必批评他的文学创作，更不必胪举别人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批评（自然如批评他的批评，可以举他的文学创作为证，也可以举他人的批评为证）。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文学史上叙到韩愈不妨征引，文学批评史叙到韩愈则不必征引；要征引也只能等到叙述苏轼的时候。

文学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真象，文学批评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批评真象，文学批评真象不即是文学真象，所以文学史上不必采取甚或必需驳正的解说，文学批评史上却必需提叙，且不必驳正。例如文学史上叙到《诗》三百篇，不必且不可采取经古文家说，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也不必且不可采取经今文家说，谓“《关雎》，刺康王也”。因为文学史要探述文学真象，就《关雎》的本身看来，找不到美后妃的赞言，也找不到刺康王的讽语，当然无庸采取；采取也要据“经”驳“传”，指明纯出附会。但文学批评史上却不能忽略美刺说：一则美刺说是一种解释的批评，既有这种批评，文学批评史为探述文学批评真象，便不能不叙。二则解释的错误，虽似不可饶恕，创说的价值究竟不可泯灭；《关雎》的作者，自然不见得是在美后妃或刺康王，白居易的作新乐府则确是采取美刺方法（详二篇三章七节），所以也不应不叙。

解释的批评应当叙述，批评的解释也应当叙述。例如赋比兴也是一种解释的批评，《诗》三百篇的作者未必预先自己拟定这样的三种义例。所以经今文家说是比的，经古文家未必也说是比，就是今文家的齐、鲁、韩也不一致（详二篇一章三节）。可见这种分析也是附会，文学史上可以从略，文学批评史却应当叙述。不惟最早的赋比兴的分析应当叙述，后来的赋比兴的种种解释，也应当分别叙述。刘勰《文心雕龙》特立《比兴》篇，言“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又分析比云：“比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详三篇八章五节）。钟嵘《诗品序》则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穷，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详三篇九章四节）。赋比兴的分析，不见得合乎作诗人的意旨，刘、钟的解说也不见得合乎创说人的意旨。就文学史而言，应当采用合乎作诗人的意旨的言论；就文学批评史而言，合乎作诗人或创说人的意旨的言论，只有解释的价值，取旧说赋新义的不合作诗人或创说人的意旨的言论，才有创造的价值。所以经学家的注释赋比兴还可以不必叙述，文论家的阐发赋、比、兴却必需叙述：总之，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

五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

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所以他们以原训“文学裁判”的Literary Criticism统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批评，则依鄙见，应名为“文学评论”。他们自罗马的鼎盛时代，以至18世纪以前，盛行着“判官式的批评”，有一班人专门以批评为业，自己不创作，却根据几条文学公式，挑剔别人的作品。由是为作家憎恶，结下不解的冤仇。19世纪以后，才逐渐客气，由判官的交椅，降为作家与读者的介绍人。后来法朗士诸人的印象派批评家起来，更老实说真正的批评，只是叙述他的魂灵的在杰作中的冒险。不过无论如何谦逊，批评与创作，究竟是对立的两件事情，直到近代才逐渐融合。譬如英国近代诗人爱理阿德（T.S.Eliat）主张“创作必寓批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Croce）主张“批评必寓创作”（自“罗马的鼎盛时代”至此，依据朱光潜先生的《创作的批评》，见《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四七期）。但在中国，则从来不把批评视为一种专门事业。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书，但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序志》篇）。其他的文学批评书，也大半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只有钟嵘的《诗品》，品评了一百二十位诗人，而他自己并不是作家。但一则他对于作家的褒多于贬，并不似西洋之判官式的批评家，专门的吹毛求疵。二则他的目的似乎也是在借以建立一种诗论，不是依凭几条公式来挑剔他人的作品。所以似乎也不可与西洋的批评专家同日而语。就算他是批评专家吧，但这种批评专家，在中国也实在太少了。后来讲古文的，如唐宋的八大家，清代的方苞、姚姬传、曾国藩，讲诗的，如唐代的李、杜、元、白，清代的王士祯、赵执信、袁枚，讲词的如宋代的张炎，讲曲者如清初的李渔，都是划时代的作家。惟其是划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一套新的文学理论。自然发表新的文学理论，不免批评旧的文学作品；但其目的在建设文学理论，不在批评文学作品。建设文学理论，不是用为批评的工具（自然也有时不免用以批评），而是用为创作的南针。这种南针不只用以渡人，而且用以自励。所以假使说这些人所讲的是批评，则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批评者不是作家的仇人，而是作家的师友。所以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批评。

惟其如此，所以西洋的文学裁判（狭义的文学批评）特别发达，批评理论也特别丰富。如批评莎士比亚的书籍和论文，便真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同时所谓主观的批评（Subjective Criticism），客观的批评（Objective Criticism），鉴赏的批评（Apprevitive Criticism），科学的批评（Sientific Criticism），演绎的批评（Deductive Criticism），归纳的批评（Jnductive Criticism），性格的批评（Personal Criticism），形式的批评（Fonnal Criticism）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诚如雨后春笋，随地而生。返观中国，不惟对这些批评理论不感觉兴趣；对文学作家及作品的批评也很冷淡。如最古的文学家是屈原，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注解《楚辞》和杜诗的专书虽很多，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则很少。不只对《楚辞》和杜诗不愿以全力作批评，对其他的作品也不愿以全力作批评。所以以“评”名书或文者已经不多，以“批评”名书或文者，更绝对没有；有之如无聊选家——特别是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又毫无价值，没有特别提叙的必要。但对于文学裁判虽比较冷淡，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是批评问题，而是文学问题，如文学观、创作论、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音律说、对偶说、神韵说、性灵说以及什么格律、什么义法之类，五光十色，先后映耀于各时代的文学论坛。在西洋也不是没有，但其比较冷淡，正同中国之对于批评的冷淡一样。

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自然条件，这是因为人是地面产物，受地面养育，同时也受地面限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以地理风土解释人民的偏于勇敢或智慧。孟德斯鸠也说寒冷的国度注重道德，温和的国度情欲活跃。魏徵等的《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也都从地理方面说明江左的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的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详四篇五章四节）。可见自然能以左右文化。欧洲的文化，发源于温和的地中海沿岸，经济的供给较丰富，海洋的性质较活泼，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知重于尚用，求真重于求好。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有后人艳称的所谓“三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由于不能立德立功，则所立之言，当然以“德”与“功”为依归。德不苛于责人，功必先求自立。过去的是非，何必琐琐计较，未来的好坏，必需明定准绳。整个的民性如此，整个的文化如此，对文学也当然不斤斤于批评过去，而努力于建设未来：所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

六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演奏者是文学批评家，演奏的舞台是空间和时间。所以可随空间时间而异，也可随文学批评家而异，也可随文学体类而异。

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中国文学批评的演变，我们则归之历史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的形成，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学艺及其所背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历史。譬如初唐的诗论，偏重对偶方法的提供（详四篇一、二两章），盛、中唐的诗论，偏重“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的功能（详四篇三、四两章）。用现在的术语说来，前者是艺术文学的方法，后者是人生文学的理论，绝对的相反不同。盛中唐继初唐之后，本可以“率由旧章”，何以偏要不惮烦的改革，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学艺及其所背负的历史的“实逼处此”。

盛中唐的人生文学理论，自以元稹和白居易为集其大成，而序幕的揭开，则始于元、白以前的陈子昂。陈子昂《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全唐诗》二函三册陈子昂卷一）又《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云：“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日月云迈，蟋蟀谓何。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同上）诋斥彩丽的齐梁诗，就是反对艺术文学，鼓吹比兴的风雅诗，就是提倡人生文学。

人生文学的目的是“以义补国”。何以要“以义补国”？因为陈子昂正当高宗末年以至武后的时代，唐朝的国家，已不似贞观、永徽之盛，急需各方面的补救。这不用繁征博引，只就陈子昂的文章已得到充分的证明。如《谏灵驾人京书》云：“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全唐文》卷二一二）“膏原润莽”的是弱者，至强者则依附豪族，聚群劫杀。《上蜀川安危三条》云：“今诸州逃走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人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攻城劫县，徒众日多。”（同上卷二一一）人民流亡，愈促豪族兼并；豪族兼并，也愈促人民流亡。互为因果，成为大乱。息内乱赖于政，而当时的政治又非常的腐败。同上文云：“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内乱既起，外患也乘机侵入。《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云：“陛下统先帝之业，履至尊之位，丑虏狂悖，大乱边陲。”（同上卷二九）北方的突厥扰边，西方的吐蕃也内犯。《上军国机要事》云：“臣闻吐蕃近日将兵围瓜州。……国家比来勃敌，在此两蕃。至于契丹小丑，未足以比类。”（同上卷二一一）御外侮赖于军，而当时的军事，也非常的腐败。同上文云：“近者辽军张立遇等丧律，实由内外不同心，宰相或卖国树恩，近臣或附势私谒，禄重者以拱默为智，任权者以倾巧为贤，群居雷同，以殉私为能，媚妻保子，以奉国为愚。陛下又宽刑漏网，不循名实，遂令纲纪日废，奸宄滋多。”

国家社会这样的岌岌可危，有知之士，不能不思“以义补国”。“以义补国”是多方面的，诗歌也应负点责任，所以欲其放弃彩丽的艺术诗，改作比兴的风雅诗，而人生文学的理论生焉。由此知人生文学的理论是时代产物。同样艺术文学的理论也是时代产物，不过时代不同，产生的理论亦异而已。

七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

文学批评是时代产物，但同一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批评，和同一父母所产生的儿女一样，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警如李白和杜甫，同是盛唐时人，同是诗作家，又是很要好的朋友。李白提倡古风，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详四篇三章二节）杜甫则兼取古律，而尤耽律诗。就诗人而言，“不薄今人爱古人”。就时代而言，“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就诗而言，一面说：“大雅久不作。”一面又说：“觅句新知律”，“晚节渐于诗律细。”（详四篇三章三节）又如韩愈和柳宗元，同是中唐时人，同是古文家，又是很要好的朋友。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好其辞。”（详四篇七章二节）柳宗元则说：“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详四篇七章五节）这固然由于任何时代的社会关系都是复杂的，所以反映出来的文学也不能一致，但最大的原因由于批评家的个性不同。小泉八云（Lafcadio Heam）说：最下等的人间里面，所有的人之习惯、思想、感情等等，非常相似，各人的差别不强。人间逐渐高等，各人的差异也逐渐显著。至成为知识阶级的人，其个性特别发达，我们决不能看到两位教授对一个问题抱同样见解（见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因此，假使将文学批评分为一般的批评与专家的批评两种，则一般的批评差别较少，专家的批评差别更大。

专家的批评差别虽大，也并不能遗世独立，与时代无关。不过不是时代的应声虫；大约非领导时代，则反抗时代。我在《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云：“无论何人之学说或文艺，虽不能不归功于作者之创造力，而自己之立场，前此之历史，并时之社会，皆与之有极强之关系。此其影响虽千端万绪，难以缕述；然约而言之，不外因自己之立场，观察社会之急需，而对历史上之学说或文艺，予以积极的演进，或消极的改造而已。”（开明书店出版）积极的演进与消极的改造是相互为用的，对此一部分尽管极力改造，对彼一部分不妨极力演进。譬如倡导缘情的文学者，对历史上的缘情说，当然为之发挥光大；对历史上的载道说，则只有诋谋改革。但一般说来，总有所偏。譬如王充的文学批评偏于消极的改造，是反抗时代（详二篇四章）；韩愈的文学批评偏于积极的演进，是领导时代（详四篇七章一至四节）。

至一般的文学批评则真是时代的应声虫，既不敢反抗时代，也不能领导时代，不前不后的跟着时代走，论理没有多大价值。但一则惟其不前不后的跟着时代走，所以可借窥时代的真象。二则专家的批评，产生于一般的批评，没有一般的批评，造不成专家的批评。三则文学与哲学不同，哲学是比较专家的事业，文学是多数人的事业，所以一般人之对于文学，也比较喜欢表示意见。有此三种原因，所以不能只述专家的批评，不述一般的批评。

八文学批评与文学体类

文学批评不但随人而异，也随文体而异。譬如古文大家韩愈的私淑老师独孤及，在“文”一方面，自然提倡简易载道，反对繁缛缘情。所以于《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里，力主“修其词，立其诚”。于《检校尚书吏部员外赵郡李公中集序》里，力主“本乎王道，以五经为泉源”。排斥“饰其词而遗其意者”，说“润色愈工，其实愈丧”。而以“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为“大坏”的文章（详四篇六章六节）。但在“诗”一方面，则反而提倡绮靡缘情，反对质朴无文。于《唐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而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这似乎是时代的或个人的矛盾，实则是因为文学的体类不同，所以文学的批评亦异。从历史上看来：“文”一方面，由魏晋六朝的骈俪文的反响，激起古文运动，自北周的苏绰、北齐的颜之推、隋代的李谔，即逐渐提倡，至唐代而集其大成。“诗”一方面，则由汉、魏、六朝的古诗的反响，自沈约一班人即讲究声病，至唐代而格律益密，完成所谓绝律诗。从社会政治上看来，初盛唐是以“文”治天下，以“诗”饰太平的。唯其以文治天下，所以文须简易载道；唯其以诗饰太平，所谓诗须绮靡缘情。从心理上看来：心理有理智，亦有情感；理智的建设是“道”，情感的需要是“情”；“道”的形式要简易，“情”的形式要绮靡；所以一方面提倡简易载道之文，一方面提倡绮靡缘情之诗。

其实诗与文的分道扬镳，周、秦已经如此。就以孔子的话作例吧。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自有“情”的倾向（详二章四节）。文呢，他释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详三章四节），显然与“诗”不同。至后世词曲既兴，与诗文更迥然殊异。如沈义父《乐府指迷》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用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卉，不著此艳语，又不似词家之体例。词与诗尚且不同，与文更不必谈。因此，有的批评，固是为一般的文学而设；有的批评，则是专为某类文学而设。如唐初的对偶说只用于诗，不用于文；桐城派的“义法”，又只用于文，不用于诗。

九史家的责任

如第四节所言，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可惜叙述“中国文学史”的书，已有相当部帙，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则尚不多见，这诚然是莫大的遗憾。

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虽尚不多见，但中国文学批评自有其历史。本来所谓历史有两种意义，一指“事实的历史”，一指“编著的历史”。“编著的历史”之无，并不妨害“事实的历史”之有。不过无“编著的历史”，则一般人之对于“事实的历史”，难以认识，难以理解。所以需要有人就“事实的历史”，写成“编著的历史”。

“事实的历史”，无所谓责任；有之也不由任何一人担负。“编著的历史”，其责任有两种说法：一是纯粹的史学家说，谓历史的责任是记述过去。一是功利主义的史学家说，谓历史不仅在记述过去，还要指导未来，就是所谓“以古为鉴”。惟其独重记述过去，所以偏于“求真”。惟其兼重指导未来，所以偏于“求好”。这是一般的分别。实则“求好”亦须植基于“求真”；否则所求之“好”，不是“真好”。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章学诚云：“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文史通义.说林》篇）“以古为鉴”的意思，并不是重演古事，而是以古事为今事的借镜。古人在某种历史阶段、某种社会环境下，所演唱的种种古事，其成败利钝，胥可按往推来，为今后的准绳。换言之，就是根据过去的变革事实，指导未来的变革路向。未来的变革路向，既根据过去的变革事实，则根据的变革如不是事实，则指导的变革也必定错误。所以不惟站在纯粹的史学家的立场，必须“求真”；就是站在功利主义的史学家的立场，也必须“求真”。“求真”以后，才能进而“求好”。

这是就普通史而言，至学艺专史，则编著者，除史学家外，还有学艺家。即如文学批评史，便可由史学家编著，亦可由文学批评家编著。史学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或独重过去文学批评的记述，或兼重未来文学批评的指导；前者是纯释的史学家，后者是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也可分为两类：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近。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这类的文学批评史，虽尚乏例证，但如各家的唯物史观的文学史或哲学史，大半是为的唯物论之得到历史证据（唯物论之是非，乃另一问题），则文学批评史也总有被人为寻找学说的证据而编著的一日，但并不限于唯物的文学批评家。

为寻找学说证据而作史，其目的本不在史，我们也无需以史看待。为创立新学说而作史，其创立新学说既要根据旧学说，则对于旧学说，必先明了真象。否则根据的旧学说既不“真”，创立的新学说也难“好”，所以学艺家的编著学艺史，也应先求“真”，然后再由“真”求“好”。

十历史的隐藏

史家的责任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但“事实的历史”之真却往往隐藏不见。隐藏的方式很多，大体可归纳为“原始的隐藏”和“意识的隐藏”两种。

“原始的隐藏”由于史料的缺陷。编著历史不能不根据史料，特别是古代的历史，没有史料便无从着手。但史料有三种缺陷：（一）史料对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二）史料对于事实不能尽言尽意，却有时扩大其辞，王充《论衡.艺增》篇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故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也因“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当“血流漂杵”，而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三）史料很容易散失，“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篇）所以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篇）基于上述的三种原因，使真的历史事实，早已部分的隐藏，作史者虽有时可运用历史方法，施以相当的探讨。

如自《左传》之终，以至周显王三十五年的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无记载，而顾炎武能以意推其变（《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但大体是无可如何的。既是无如何，则史家也无甚责任可负。

“意识的隐藏”由于编著者的成见。哲学家不妨有成见，有成见往往可以创造独特的哲学。历史家最怕有成见，有成见则“事实的历史”便被摈于你的成见以外，使你不能发现。成见的养成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是时代意识。譬如“五四”以前的文学观念是载道的，由是《关雎》便是“后妃之德也”（《毛诗序》）。“五四”以后的文学观念是缘情的，由是《汉广》便是孔子调戏处女的证据（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卷一第一章第二节）。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是《原道》，第二篇是《征圣》，第三篇是《宗经》，其主张载道无疑。但在“五四”的眼光看来，这是他的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事实上他是不主载道的（梁绳纬《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见《中国文学研究》）。“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以传统的载道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据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果然，时移事改，“五四”的曲解历史，又被我们知道了。

因此编著历史者，应当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否则虽立志“求真”，而“真”却无法接近。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

十一材料的搜求

超然就是客观。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如法朗士所说，吾人永远不肯舍弃自己，永远锁在自己的躯壳及环境，所以没有真正的客观（The Adventures of the soal，见 A moden book of criticisms）。但因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以我们得时独厚，可以祛除。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自看见“五四”的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的被人革命。使我们的主观成见，由时代意识造成，又由时代意识祛除。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是古人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多的时代意识。假使见过这多的时代意识的我们，仍然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以编著史书，致使历史的真象，无法显露，不惟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

作史之需要客观有四个阶段，一是搜求史料，二是叙述史料，三是解释史料，四是处理史料。搜求史料之最好的客观方法，莫妙于荀子所谓“虚壹而静”。《荀子.解蔽》篇云：“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特别是“虚”字，尤为重要。不然，“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亦《荀子.解蔽》篇语）则合于自己意见的史料能以发现，异于自己意见的史料容易忽略，而历史真象，便隐藏不见了。

十二选叙的标准

求真也不能不对史料有所选择，客观也不能不对史料有所叙述。选择叙述的标准有二：（一）述要——述要不止是胪举大纲，且需探寻要领。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云：“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吉，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氐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他所谓宗旨，就是现在所谓根本观念。哲学家的一切见解，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批评家的一切批评，也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譬如白居易对于诗的根本观念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由是不满意晋、宋、梁、陈的诗人，说：“晋、宋已远，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大，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详四篇四章二、三两节）苏轼对于诗的根本观念是“超然”“自得”的风格，由是称赞魏、晋作风，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详六篇三章五节）由此知根本观念是因，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是果；由因可以知果，由果可以证因。故根本观念必需阐述，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则取足证明根本观念而止，不必一一胪列，因为那是可以推知的。曾国藩《复陈右铭书》论作文之法云：“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曾文正公全集.书扎》卷三十二）作文如此，修史亦复如此。这就是述要，也就是黄宗羲所谓：“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否如不“分别宗旨”，而只一一胪列批评，不惟如黄宗羲所谓“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氐要领”，曾国藩所谓“首尾衡决，陈义芜杂”。而且既一一胪列批评，又必一一加似解释，这部书的繁冗庞大，真要不可想象，恐怕天地虽宽，也无法容留这样“巨著”！

不过学者虽都有自己的宗旨——就是根本观念，却不一定自己说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没有说出贯之之一是什么。编著各种学艺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探寻这种没有自己说出的宗旨，使读者能以得其要领。就以南朝的两位大批评家作例吧：刘勰于《文心雕龙.序志》篇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知他对于文学的根本观念是“道”（详三篇八章三节）。钟嵘《诗品》批评了一百二十位诗人，必有他的批评标准，也就是他对于诗的根本观念，但就没有像刘勰般的自己说出。依据我的探寻结果，他的根本观念似是“自然”。知者，固然因为他有“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之叹；又由他驳斥用事用典，宫商声病、繁密巧似，也可以反证“自然”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诗学宗旨（三篇九章二节）。所以我们固然可以由根本观念，推知批评；但有时却要归纳批评，探寻根本观念。

一个学者有一个学者的根本观念，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根本观念，就是所谓“时代意识”。因此我们的述要，不止要提举各位批评家的要领，还要提举各个时代的要领。概括的说，对于伟大的批评家，要探寻他自己的根本观念；对于一般的批评家，则只探寻时代的根本观念。因为独特的根本观念，只有伟大的批评家才能以创造；一般的批评家，只是以时代的根本观念，为自己的根本观念而已。

（二）述创——一种学说的产生之后，必有承用，这是无需举例的。如需要举例，在古代，我举《虞书》以来，人人都会说“诗言志”；在现代，我举“五四”以来，人人都会说“文学是感情的产物”。创造“诗言志”和“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者，应当大书而特书：承用“诗言志”和“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者，则势须从略。否则又要成为大至无法容留的“巨著”。所以我们只述创造，不述因袭。不过创造离不开因袭，“千古文章一大抄”，确有部分的真理。顾炎武《日知录》云：“子书自孟荀以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予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但《吕览》、《淮南》，以至“如《吕览》、《淮南》之类”的书集，竟流传不废，这是因为“取诸子之言”，固是因袭；“汇而为书”，则是创造。所以创造有四种：

（1）纯粹的创造——就是顾炎武所谓：“古人之所不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者。实则也是比较纯粹，天地间哪有绝无因袭的创造？假使有的话，则书家不必临帖，画家不必看谱，文学家也不必读文学作品了。

（2）综合的创造——顾炎武诋毁《吕览》、《淮南》的“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是的，这有很多的因袭成分。但或则诸人之言，零碎散乱，隐霾不彰，汇而总述，形成学说；或则诸人之言，各照一隅，罕观通衢，左右采获，蔚为宏议；或则诸人之言，互有短长，取长弃短，别构体系。第一种的例证，《日知录》中就俯拾即是。如卷十九的“文人求古之病”一条，就是汇集的柳虬、《唐书》、陆游、陶宗仪、何孟春的言论；卷二十一的“次韵”一条，就是汇集的严羽、元稹、欧阳修、朱子的言论。但求古之病与次韵之病，即由此显豁。

第二种的例证，如刘勰以批评者的立场，往往蔽于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证明“音实难知，知实难逢”。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都是刘勰以前的旧说，不是刘勰的创造；而“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则是刘勰据旧说归纳的新义（详三篇八章七节）。第三种的例证，就是《吕览》、《淮南》的“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近代的研究哲学者，有的推为系统哲学家，因为虽无发明，却能“兼儒墨，合名法”，构一新体系，也便是“以述为创”了。

（3）演绎的创造——古人创造了一种学说，但没有应用到某一方面，或虽已应用，还没有发挥尽致，后人据以移用或据以阐发，便是演绎的创造。如发明唯物史观法则者是马克思，但他没有广泛的应用到各种学艺；广泛的应用到各种学艺，是后人的陆续移植。《诗》毛传云“涟，风行水成文也”，苏洵据以创造自然文说，苏轼又据苏洵的自然文说，创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作文方法（详六篇三章四节）。《庄子.天下》篇论到各家道术的产生，一律说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由是如何如何以造成一家之言。从“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而言，是因袭；从如何如何以造成一家之言而言，是创造。所以不能因为有因袭的成分，遂抹杀其演绎的创造价值。

（4）因革的创造——“旧瓶装新酒”是有人反对的，但只要还容得下，总有人在那里装，特别是中国，自儒术定于一尊以后，各种新酒，都是装在儒家的旧瓶。因此望瓶却步者，要说几千年来没有进步；饮酒知味者，才可以发现随时有改革。譬如《虞书》云：“诗言志。”荀子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诗言是其志也。”（详二章六节）是以“道”释“志”。后来的袁枚，又以情释志（详《随园诗话》及《小沧山房文集》）。就《虞书》而言，释为“道”或“情”，都是曲解；就荀子、袁枚而言，则曲解正是他们的因革的创造。假使注释《虞书》，二说都应废弃，但编著文学批评史，则必需提叙。

总之，有创造意味者则予以提叙，只是因袭承用者则概皆从略。这样，则一方面不致遗漏有价值的学说，一方面也不会成为大而无当的“巨著”。

十三解释的方法

选叙之后，当然要继以解释。这里所谓解释有两种，一是意义的解释，一是因果的解释。意义的解释是解释“是什么”，因果的解释是解释“为什么”。依六至八节的说明，文学批评随时代意识而异，随文学体类而异，随文学批评家而异，则因果解释的释因部分，当然求之于时代意识、文学体类、文学批评家。由时代意识、文学体类、文学批评家，产生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既经产生之后，则又影响稍后以至很远的后世的时代意识、各种文学体类及文学批评家。所以释果部分，也要求之于时代意识、文学体类及文学批评家。

至意义的解释，又可分为三种：

（一）明训——训者顺也，就是顺释其义。不过作史与注书不同，注书不妨逐字逐句的详细解释，作史则只能解释学艺词语。譬如韩愈主“文以载道”，而作《原道》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道有君子，有小人。”那么文章应载的道是什么道？必须加以解释。考《原道》又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又云：“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又云：“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据此我们可以解释他所提倡的“文以载道”之道，就意义言是仁义之道，就派别言是儒家之道。

（二）析疑——如前节所言，哲学家的一切见解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批评家的一切批评也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但从表面看来，他们的言论往往和他们的根本观念不很融洽。如钟嵘以“自然”为根本观念，但反对自然主义的黄老，强调的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我们不能不替他加以解释，就是：钟嵘的自然主义是文学的，黄老的自然主义是哲学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钟嵘所反对的不是黄老的自然哲学，而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文学（详三篇九章二节）。

（三）辨似——凡是有价值的学说，必有与众不同的异点；但创造离不开因袭，所以也有与众不殊的同点。

不幸研究学艺者，往往狃同忽异；大抵“五四”以前则谓后世的学说上同于上古，“五四”以后则谓中国的学说远同于欧美。宾则后世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上古，则后世的学说应当取消；中国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欧美，则中国的学说应当废弃。所以我们不应当糅合异同，应当辨别同异。辨别同异就是辨似。譬如讲文气说的很多：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就身心的修养而言，不过结果与文学有相当的关系（详三章四节）。

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说的先天的体气（详三篇四章一节）。苏辙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是说的后天的气势（详六篇三章八节）。其他上自刘桢、刘勰，下至姚鼐、曾国藩，都有文气说，都有与众不同的异点，都待我们替他们析辨，替他们指出与他家的同异。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作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止是文化的自卑而已。

无论明训、析疑或辨似，都须用直解法，不必胪举许多后人的曲解附会。因为释义与述创不同，述创必述因革的创造，释义必弃后人的曲解，彼是“以传还传”，此是“以经解经”。荀子的以“道”释“志”，和袁枚的以“情”释“志”，都不能用来解释《虞书》的“诗言志”。同样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文，也只能根据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和说“博学于文”，推解文为一切应知之学问（详三章三节）；不能根据阮元的《文言说》，谓“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韩愈《赠玉川子》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研究经书者不可“以传解经”，研究文学批评者也不可以后人曲解，视作古人本意。

十四编著的体例

处理史料就是编著。编著之最好的客观方法，莫妙于章学诚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篇云：“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是尽依“事实的历史”之真；“益以人”，是编著者之任意的去取褒贬。任意的去取褒贬的原因有二：一为狃于自己的成见。

《史德》篇又云：“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譬如狃于缘情的文学观念，则对载道的评论，不是削删，就是诋毁，再不就是曲解；而对于缘情的评论，则过分的推奖。狃于缘情是“阴阳之患”，推奖缘情，诋毁载道便是“忤于大道之公”，也便是益以人而不尽其天。一为拘于自己的体例。体例有定，事变无方，以定例之史，述无方之变，势必削足适履，以事徇例。削足便不能尽其天，适履便益之以人。所以作史者不能拘于自己的体例。这也是章学诚说过的，《文史通义.书教》下云：“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

祛除成见之可能的方法，已详前节，兹不再赘。欲求不拘体例，必先明白体例。史书的体例，大别有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如《左传》、《通鉴》等书。近人所编著的学术史、文学史，虽不按年编次，但依时代叙述，也属于此类。

（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如《史记》、《汉书》等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及近人所编著的学术家评传、文学家评传，也属于此类。

（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如《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书。近人所编著的分类文学史及各种学术、各种文学的专题论文，也属于此类。

就说文学批评史吧：依六至八节所述，文学批评随时代而异，随人物而异，也随文体而异。假设依照编年体，则随时代而异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人物而异及随文体而异的批评，不免割裂。假设依照纪传体，则随人物而异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时代而异及随文体而异的批评，不免揉乱。假设依照纪事本末体，则随文体而异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时代而异及随人物而异的批评，不免淆混。总之，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无论依照哪类体例，都不能“尽其天”，而结果要“益以人”。

所以，我们不能拘拘于一种体例，我们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如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隋唐为一期，晚唐五代为一期，两宋为一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前者如两宋的古文论为一章，四六文论为一章，辞赋论为一章，诗论为一章，词论为一章。后者如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论为一章，文笔之辨为一章，音律说为一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如东汉的王充自为一章，南朝的刘勰与钟嵘各为一章。遇有特殊的情形，则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如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南北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期。但唐初的音律说，则传南北朝衣钵，便附叙于南北朝的音律说后。这样，固然也不敢说是完全的“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但总可说是“庶几近之”了。

周秦文学批评史.诗说

（《周秦文学批评史》第一章）一诗人的意见批评家的意见，可以引导创作，创作家的意见，也可以引导批评。所以在叙述诸家的诗说以前，应先述诗人的意见。

一般的学者都说原始的人民已有诗歌，但就流传至今者而论，中国方面，莫早于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周易卦爻辞》（详拙编《中国诗歌史》第一章）。这些歌谣都是一种天籁，都是很自然的唱出来的。至于歌唱的意义，他们不惟没有说过，而且没有想过。

到《诗经》时代的“南”与“风”的作者，便逐渐的透露了作歌的意义。《魏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虽然没有明说歌谣的目的是表达忧乐美刺，但亦暗示“心之忧”或有所刺，是可以借歌谣表现的。

到作“雅”、“颂”的诗人，对作诗的意义，便不但有暗示，且有明言了。析而言之，可分为五类：（一）想借诗歌以吐露胸中的愁闷。如《小雅.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二）想借诗歌把自己的意志诉诸公众。如《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桑柔》云：“虽曰匪予，既作尔歌。”（三）想借诗歌以赞颂别人的美德而即赠诸其人。如《小雅.崧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四）想借诗歌以谏讽君王。如《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上四类，略本青木正儿之《中国文学思想史纲》，汪馥泉译本页十五、十六。）（五）想借诗歌以勖勉万民。如《鲁颂.宫》云：“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由（一）（二）两类意义的演进，便是所谓“诗言志”。由（三）（四）（五）三类意义的演进，便是所谓“美刺”及染有功用主义的诗说。

《尚书》中的《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认为是尧舜时代之说，即“诗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于大舜。因为《虞书》的编辑，已被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推定在西汉之时了。但“诗言志”，我们可以断定是较早的说话，大约周代已经有了。证据是：一，“雅”、“颂”的作者，虽然没有明言“诗言志”，但已显示“诗言志”的意义，读诗者自然可以归纳出这一句考语。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云：“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亦谓：“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亦谓：“诗言是其志也。”可见此说的产生很早了。

二古诗的编辑

这是在绪言里说过的：“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亦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章五节）文学批评也不是例外。诗人的意见可以分为五类，言志主义只有两类，功用主义倒有三类。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的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分。最早的批评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

商代歌谣之被编为《周易卦爻辞》，并不同于近人采辑歌谣之因它有文学的价值，乃是用以占断吉凶祸福。这与周秦诸子从功用的观点以说诗者虽不同，但周秦诸子的说诗却受他许多提示；就是不从文学本身立论，而从功用价值立论。

本来《诗经》的采辑与编著也是基于功用主义。《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刘歆《与扬雄从求方言书》、《汉书.食货志》，皆有类此的记载。虽见非于崔述（见《读风偶识》卷二），但商代歌谣（《周易卦爻辞》）的辑著有功用的背景，则《诗经》的辑著似亦不会绝无作用。而且这种采诗以观民风的传说，究竟是“事出有因”的。

三春秋士大夫的赋诗

我们知道了商周两代诗歌的编辑是有功用的背景的，则春秋士大夫的赋诗，战国诸子的诗说，都容易了解了。

春秋士大夫的赋诗，是借以表达赋诗人自己的情意或对人的情意，并不是要体察作诗人的惰意，更不是欣赏诗的文学之美。这在《左传》中所载的赋诗，都是如此；我且将最有名的襄公二十七年的《赋诗》录下为例：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诸人所赋之诗，固有的借作诗者之情意以暗示自己之情意，如《黍苗》的作者是在赞美召伯之功，子西赋此，亦借以赞美赵孟之功，意谓赵孟可比召伯。但大半是“断章取义”，亦不顾及作者的情意，只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意。如《野有蔓草》是一首私情诗，所以诗词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大叔赋此，是表示得遇赵孟为荣（邂逅相遇），或赞美赵孟是“一表非凡”（清扬婉兮）的人物，虽不可知，但决不是适用原来的诗意。

赋诗之“断章取义”，并不是我们的妄测，春秋时人已自己说过了。《左传》襄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说尽了春秋士大夫的赋诗作用；而其对诗的态度，也便可以于此略窥一二（此段采录顾颉刚先生说，见《古史辨》第三册卷下《诗经在春秋战国的位置》）。我们知道了春秋人对诗的态度是“断章取义”的，则诸子的以功用的观点论诗，也可以得到解释了。

四孔子的诗说

先秦诸子之称论诗者，只有儒墨两家。——道家的庄子，在《天下》篇说过“诗以道志”，但此外并无论诗之言。《管子》中偶有论诗的话，但《管子》不是管仲之作，而是一部很芜杂的书（参拙撰《管子探源》，中华书局出版），因之偶有的几句论诗的话，也不成系统。儒家先于墨家，故先述儒家的意见。儒家的创立宗派者是孔子，他对于诗，不似春秋士大夫般的只是“断章取义”，他有一种新的见解。《论语.阳货》篇载：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自然是全以功用的观点立论；“兴”“观”“群”“怨”虽然也可以说是就读者所得到的功用而言，而亦实在是论到诗的本身了。并且他对于诗的本身的观点，是有抒写性情的倾向了。

但孔子究竟是志切救民的哲学家，不是抒写性情的文学家，所以他虽然知道诗是抒写性情韵，但他却要于抒写性情之外，令其披上一件道貌岸然的外衣，就是要抒写正当的性情，而不抒写邪淫的性情。所以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关雎》明明是一首男子思慕女子的情诗，孔子偏要给它一个他所谓“思无邪”的解释，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而于“淫”的郑声，只有主张“放”了（《卫灵公》篇，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这与《诗》三百全是“思无邪”之说，显然矛盾。但我们应知“思无邪”是孔子的企向，也就是孔子对于诗（不是专指《诗》三百篇）的主张，而淫的郑诗之在《诗经》，是孔子所不愿也。

孔子生在春秋时人的“断章取义”以赋诗之后，自己又是一个志切救民的哲学家，所以他虽然知道诗是抒写性情的，却要加上“正”“邪”的限制，这是因为他也是以功用的观点而重视诗，不是以文学的观点而重视诗的缘故。

前面已经引过，他说学诗可以“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此外他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又告诉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篇）都是很鲜明的以功用的观点说诗。以故其对于诗，欣赏的情趣，胜不过利用的思想。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孔子并不告以字句的含义成诗词的解释，而说是“绘事后素”。子夏也聪明，立刻说：“礼后乎？”由是博得孔子的称赞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篇）子贡因为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附会《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其斯之谓与”？也可使孔子称赞他说：“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篇）更可见是利用诗而不是欣赏诗了。

五孟子所谓“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孔子以后的儒家两大师是孟子、荀子。孟子说诗，提出两种方法：一是“以意逆志”。《孟子.万章》篇载孟子与咸丘蒙有此下一段谈话：咸丘蒙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条件。《告子》篇载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释诗的例证：公孙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哉，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虽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讲道德，说仁义”的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义之意；以道德仁义之意，刺探诗人之志，由是诗人及其诗，皆是道德仁义了。以怨不怨解释《小弁》、《凯风》，是否真合诗人之志不可知，但确是站在情感的观点，以刺探诗人的情感，我们可以无异议。而最后说到孝不孝的问题，便离开情感的观点，涂上儒家的色彩了。

对《小弁》、《凯风》的解释，还是很客气的“以意逆志”；对其他各诗的解释，则完全走到“断章取义”的道上；假使硬说是“以意逆志”，那我们只有说是太不客气的“以意逆志”了。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便举《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为证，说：“昔者公刘好货。”并且说：“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便举《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为证，说：“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并且说：“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篇）假设这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以意逆志”，则其所逆之志，去诗人之志，恐怕有十万八千里呢！

孟子提出的另一方法是“知人论世”。《万章》篇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对作品探求其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关系，我们也是无异议的；但此说的目的是在尚友，不是对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所以仍是功用为出发点。不过，无论如何，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两种方法，确是文学批评上的一大进步；而且在后来的批评界也有很大的影响。

六荀子所谓“诗言志”

《虞书》所谓“诗言志”是很含混的；承其说者，则有“圣道之志”与“性情之志”的水火不同。如创立性灵说的袁枚，也常说到“诗言志”；其所谓志当然是“性情之志”。儒家的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其所谓志则是“圣道之志”。《儒效》篇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这不惟是“文以载道”，简直是“诗以载道”了。

七墨子的用诗

墨家尚质不尚文，其对于诗，只是“断章取义”，以为自己立说的一种帮助而已。如《墨子.天志》中引《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说这是：“圣王……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架盂，传遗后世子孙，……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我们细味诗意，说是“顺天之意”还可；在“顺天之意”上又加以“爱人利人”的冠词，这是墨家之义，诗中并无这种意思。其余引诗的地方还很多（详《古史辨》第四册拙撰《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差不多都是如此。这虽不足以窥探其对诗的见解如何，但可以窥探其对诗的态度亦只是一种利用而已。

八诗与乐

两周诗乐未分，《诗经》所载之诗，都是乐歌。因此，诗与乐的关系，说诗者亦兼说之，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上也不能不兼述之。

本来《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站在音乐的观点以说诗的。此后，《论语.泰伯》篇载［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罕》篇又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荀子.儒效》篇亦云：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更显明的是站在音乐的观点以论乐歌，非站在徒诗的观点以论徒诗。至于批评，则以吴季札的论乐最为精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这当然是诗、声、容三方面的综合的批评，而三方面的相互关系，也于此可见了。

周秦文学批评史.“文”与“文学”

（《周秦文学批评史》第三章）一古经中的辞令论有文字的诗，源于无文字的歌谣，有文字的文章，源于无文字的语言，因此古经中的语言批评，每被后世引申为文学批评。《周易.家人》象云：君子以言有物。《艮》六五云：言有序。物是语言的内容，言是语言的形式，语言进为文学，“言有物”与“言有序”也便进为文学批评：称赞文章有内容，便誉为“言之有物”，形式整饬，便誉为“言之有序”，相反的便斥为“无物”“无序”，差不多已形成批评术语，用不着举例说明了。

最考究的语言是行人（外交官）的辞令，因为辞令的善恶，可以影响邦交，影响国运，不能不特别注意。《仪礼.聘礼》记云：辞无常，孙（通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伪尚书.毕命》亦云：“辞尚体要，晚出不列。”语言进为文章，辞令便进为文辞，同时“尚达”也便进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了。

二最广义的文学

周秦诸子，是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固然哲学赖着文学表现，但究竟“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文选序》）。唯其如此，所以他们虽有时言及“文”与“文学”，但他们所谓“文”与“文学”，与我们所谓“文”与“文学”大异；他们所谓“文”与“文学”是最广义的，几乎等于现在所谓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

如此广泛的讨论学术，文学批评史上似不应惠予篇幅。惟一则因为古代的学艺，本来混而不分，所以讨论的虽是学术，而文学“亦在其中矣”。二则因为时居古代，所以后世的一切思想和文艺，都直接间接受其影响，文理批评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所谓“文”与“文学”，及对所谓“文”与“文学”的评价，遂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了地位了。

三孔子及孔门诸子所谓“文”与“文学”及“文章”

《论语》中言及“文”者如下：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乜。”（《公冶长》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篇）由此知道孔子很重视文，列为四教之一，又以斯文自任。但其所谓文绝不同于现今所谓文。固然只就“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文”而言，可以附会为狭义之文；但由“博学于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谓之文”而言，可以推知“文”实包括一切应知的学问。至所谓“斯文”之“文”与“郁郁乎文哉”之“文”，则其义更广，差不离指一切文物制度了。

孔门弟子所谓“文”，亦全同于孔子。如颜渊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篇）。与孔子所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辞义全同。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便急忙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篇）也同于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

至“文学”一个名词，始见《论语》，以前的书是没有的。《论语.先进》篇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都是偏于读书知礼一方面，所以孔子以“绘事后素”警戒子夏（引见二章四节），而晚出各种儒家书如《毛诗序》、《丧服大传》，后人往往附会为子夏之作。至子游，则其故事之见于《礼记》中《檀弓》、《玉藻》诸篇者，亦泰半为讲礼由礼之言；以子夏、子游之列于“文学”一科而言，则所谓“文学”，亦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论语》言及“文章”者有两处：一为孔子之言，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为；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篇）一是子贡称孔子之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前者谓尧有文章，当然是最广义的，不同后世所谓“文章”；后者称孔子之文章，容或指威仪礼法之见于语言文字者而言。但与“文学”相较，“文”而缀一“学”字，自偏重内容；“文”而缀一“章”字，则较重形式。所以到汉代便以“文学”括示现在所谓“学术”，以“文章”括示现在所谓“文学”（详二篇二章三节）。

孔子的文学概念之所以如此者，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博学的哲学家，不唯不是文学批评家，也不是文学作家。

哲学家之于文，只是用以说明其学术思想。所以孔子虽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谓文为质之自然的表现。如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篇）又云：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固然《易.系辞》下引孔子云：“其旨远，其辞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亦引孔子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似乎孔子很注重文辞。

但《系辞》不是孔子所作，已经近人的研究而渐成定谳；《左传》所引孔子语，也不能一律信认。我们知“辞，达而已矣”是孔子的话，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不出于孔子可知。《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亦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假使《春秋》真出于孔子之手，而且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则孔子对于文章的修辞，似很注重。但他的目的不在修辞，而在正名；不过因为要正名，所以摛词特别郑重，由是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已。

四孟子所谓“养气”与“知言”

孟子从未言及文学，更未言及文学批评，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则有相当的地位，就是因为他的提出“养气说”。

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篇）此虽是就修养而言，却与文学批评很有关系。第一，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与“知言”连举，而所谓“知言”又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虽其目的超乎鉴赏文辞，但也就是鉴赏文辞的方法。第二，孟子的文章之所以磅礴骏伟者，与养气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文者，气之所形。……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称其气之小大。”（详六篇三章八节）

至后世的“文气说”，渊源自然出于孟子，但与孟子不同：第一，孟子养气虽与他的文章有关，而其目的不做后来文气说之只在文章。第二，孟子所谓气是“集义所生者”，义为本，气为末，故曰：“志至焉，气次焉。”后来的文气说之所谓气，则只是行文的气势而已。

五荀子的立言论准

孔子所谓文学指一切学问文献，荀子所谓文学也指一切学问文献。《荀子.性恶》篇云：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王制》篇云：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孔子的文学概念，虽然有指一切学问的意思，但未明言指一切学问；荀子则彰明较著的以“学问”解释“文学”了。

孔子因主张正名主义，由是影响于文学方法者为严词主义，就是遣词造句要恰如其分。此义，荀子更能明白言之。《正名》篇云：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俯然而类，差差然而齐。何以要如此呢？并不是要文章美化：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亦《正名》篇）用此以解释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注脚了。

唯其因正名而主张严词，由是谓：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非十二子》篇）不过：（一）虽然因孔子尝称尧舜，由是后人谓儒家的道统始于尧舜，实则儒家的道统创始于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固有“以述为作”的成分在内，而大体还是“托古改制”。以故孔子的正名主义提不出具体的方案。荀子是儒家的后学，遂有具体的以圣人为准的方法。（二）虽然自孔子“以述为作”以后，遂开始了私家著作的风气，但孔子究竟不是著作家，无庸提出立言的论准。荀子则生在著作盛行的时代，自己又是正名主义的著作家，自然有建立论准的需要。所以他说：“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正论》篇）由是他不得不定出立言的论准了。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正论》篇）

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为隆正也，然而犹能分是非曲直者耶。（《解蔽》篇）以此论准而著论为文，自然不应离开圣遒王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情（原作请，依王念孙校改）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篇）以此论准而说经，由是经书也都是为圣道王功而著了：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篇）由前之说，启示了后来古文家及道学家的文学观；由后之说，启示了后来注疏家的经书观。

六《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

《易传》的著作年代，虽然现在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但在道家有相当的成立以后是很显然的。

所谓《易传》，指《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就是所谓十翼。十翼里边，《彖》、《象》与《序卦》、《杂卦》，从没有论到文学。《说卦》也没有论到文学，但有的地方，却予后来的论文学者以相当提示。如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自然不是就文学而言，但后来桐城派的刚柔说，尤其是曾国藩的“古文四象”，确与此有相当的渊源关系，虽然那只是桐城派的一种“托古立说”。

《文言》与《系辞》上下便有很多的关于文学理论的言论了。依近来学者的考订，《文言》与《系辞》的关系很密切，以故我们不妨合而述之。

《文言》、《系辞》的文学观，有四种特点：（一）文学是摸拟自然的——《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对八卦的一种解释，似与文学无关；但我们应知八卦为最古的文字，而文学却是寄托于文字的（自然不是说不著于竹帛的不算文学）。《系辞》上云：“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而于后紧接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如此，易辞更不必说了，这也有摸拟自然的倾向。《系辞》上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虽是就易象而言，但其影响于文学观念者，当然也是摸拟自然了。

八卦以至稍后的文字画，无疑的是摸拟自然，以故谓文学为摸拟自然之意响，应当是很古的。但很古的人虽有谓为摸拟自然的意向，却没有摸拟自然之说；摸拟自然之说，多少是受道家影响，而《易传》始有鲜明主张的。

（二）怀疑的批评——《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很显然的与道家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是肸蚃相通的。但又接云：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又由怀疑之下而找到办法，所以仍是儒家的文学观，不是道家的文学观。此处谓“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而《系辞》下则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又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盖“尽言”者，乃尽欲言之情伪，所以也就是尽情。情既是见乎辞，所以可由辞以知情。

（三）道与诚——《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近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可以说是十足的儒家学说。虽则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却影响了后来的载道派的文学观。我们应当注意者，是它所谓“立诚”是以“居业”的，而“居业”又是与“进德”并举的。《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与此合而观之，其与后世载道派的文学观之关系更显然了。

（四）文学形式论——《文言》、《系辞》的作者，虽则主立诚，主载道，但不似后世一部分古文家之重质轻文。骈文家尝以“物相杂故曰文”一语，做自己的护身符，自然不免有许多曲解与附会；不过既能举之而加以曲解附会，则其本身多少有近于骈文家的文学观的质素。《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下云：夫易……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更很明显的重视文的形式。惟作者究竟是儒家，不是骈体派的文学理论家，所以于“其旨远”前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显微阐幽。开而当名，辨品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仍是正名主义的文学方法了。

七墨子的“三表法”及其重质的文学观分派叙述，儒家应在墨家之前，由是荀子亦在墨子之前。但依时代先后，则墨子在荀子之前。荀子之提倡立言的论准，一方面固受孔子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墨子的影响。《墨子.非命》中云：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不过，墨子的“义法”与荀子的“隆正”不同：荀子的隆正是“圣王”，墨子的义法是所谓“三表”（中下篇作“三法”）。《非命》上云：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下作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原作废，据中下篇改）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里所谓三表法，固是他的哲学方法，同时也是他的文学方法，故谓此为“文学之为道”。不过他所谓文学，亦与其他晚周人所谓文学一样的近于学术，与现在所谓文学不同。

于此有应附带说明者，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似为荀子以圣王为“隆正”之所从出。实则荀子所承受的墨子的影响，只是立言论准的提倡；至他的具体的论准，则与其说是积极的受墨子的影响，无宁说是消极的反墨子之说。荀子之所以有论准者，因为别家有论准，自己不能不有论准以资对抗。他所谓圣王与墨子所谓圣王，名同而实异。所以《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儒墨两家，各圣其圣，各王其王，压根儿就是分道扬镳的。

唯其所谓文学近于学术而不同于现在所谓文学，所以他注重实质的功用，反对形式的优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此下的一个巧譬善喻的关于墨家的故事：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王先谦谓当作体身）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而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入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言，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依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以此与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说，比而观之，知儒家虽谓“有德者必有言”，“言”不过“德”之表现，而究竟用“言”；虽然谓“辞，达而已矣”，究竟用“辞”。墨家则对纯美的文学，不惟不提倡，且极力反对，《解蔽》篇无怪荀子说他“蔽于用而不知文”了。

八晚出谈辨墨家的论辨文方法

《墨子》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晚出的谈辨墨家所作（详拙撰《墨子探源》，见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谈辨墨家继承墨子的三表法，特别注重论辨。《经》上云：辨，争彼也；辨胜，当也。《小取》篇云：夫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也）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是论辨的作用。至论辨的方法，《小取》篇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论辨的对象是“实”，但“实”不能举之于口；举之于口的是“名”，所以说：“以名举实。”《经》上亦云：“举，拟实也。”《经说》上释云：“告以之名，举彼实也。”

“名”是举“实”的工具，但只是“名”不能发抒论辨者的意见；能以发抒论辨者的意见的是“辞”。“辞”就是论理学上所谓“命题”。《荀子.正名》篇云：“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譬如说：“鸟，飞禽也。”“鸟”是一实之名，“飞禽”又是一实之名，“鸟，飞禽也”，则是论辨者的意见，所以说：“以辞抒意。”

“辞”所抒的是意见，意见的构成必有原故。《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故”的表出赖于“说”，所以说“以说出故”。《经》上云：“说所以明故。”明故的具体方法有“或”、“假”、“辟”、“效”、“侔”、“援”、“推”、“同”、“异”九种。《小取》篇云：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同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犹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之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或”就是论理学上所谓“特称命题”。《经》上云：“尽，莫不然也？”如说“人皆有死”，是“尽”；“人或黑或白”，则是“或”（此条采取梁任公先生说，见《墨子学案》第七章）。

“假”就是论理学上所谓“假言命题”。《经》下云：“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释云：“假，必非也而后假。”例如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悭且吝，其余不足观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是假设之辞，实则并无周公之才之美，所以说“假，今不然也”，“必非也而后假”。

立论的目的之一，是寻求事物之“法”。事物之“法”的获得由于“效”。所以说：“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法也。”《经》上亦云：“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释云：“法：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若”也就是“效”。譬如欲求圆之法，则意象之圆，规写之圆，圆物之圆，都可据效以为法。

《经》上云：“圜，一中同长也。”圜就是圆，“一中同长”就是圆之法。此法即由效而得，所以《经说》上释云：“圜，规写交也。”规写交，中间有一中心点，由此中心点量至周围边线，其长相等，由是效之而立圆法为“一中同长”。法之获得既由于效，法之是非也就以中效与否而定。所以说“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然则“效”是效事物以求事物之法的方法，“法”是求得的事物之法、即今所谓定律。

“辟”就是譬喻。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潜夫论.释难》篇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胡通之先生《小取篇新诂》引《说苑.善说》篇云：“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之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之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也。’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也。’”

“辟”的作用是借彼物以说明此物，“侔”的作用是借彼辞以证成此辞（胡适之先生说）。孙诒让云：“《说文》人部云：‘侔，齐也。’辞义齐等，比而同之。”胡适之先生引《公孙龙子.迹府》篇云：“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惠施以弓说明弹，是“辟”；公孙龙以孔子异“楚人”于所谓“人”，证成异“白马”于所谓“马”，是“侔”。

“援”就是援例。如《墨子.尚贤》中云：“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先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王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援圣王以尚贤使能为政之例，墨子也当然可以尚贤使能为政。

“推”就是推理。此云：“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之者予之也。”《经说》下亦云：“在（察也）其所然者于未然者，说在推之。”所以“推”的作用，是以已知推未知。如《论语.为政》篇载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以已知的殷之损益夏礼，周之损益殷礼，推知继周者之损益周礼。

“同”就是求同，“异”就是求异。“是犹谓也者，同也。”彼有一说，此亦犹其说，一说相同，所以叫做“同”。“吾岂谓也者，异也。”你这样说，我岂这样说，二说不同，所以叫做“异”。

此九种都是明故的方法，但“辟”“侔”“援”“推”四种的适用却要有相当的限制。《小取》篇云：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原无所字，据王引之校增）；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辟”“侔”“援”“推”的成立，是根据于物的同点。但有同点，也有异点，所以说“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既“不率遂同”，则“辟”“侔”“援”“推”的效能，便不能过分的信赖。所以惠施说“弹之状如弓”后，还须添上一句，“而以竹为弦”。异“白马”于所谓“马”，确与异“楚人”于所谓“人”的命题相同。但孔子说：“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并不是说“楚人非人”，而公孙龙的异“白马”于所谓“马”，则是说“白马非马”。“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至“援”与“推”的不十分正确，更为明显，所以很早就有人对形式逻辑提出异议。

“名”“辞”及“说”，特别是“辞”“说”二种，其取予须以类而行，所以《小取》篇云：“以类取，以类予。”《大取》篇亦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如《经说》下云：“木与夜孰长？

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就是“不明其类”，而不以类取。不以类取，必不能“抒意”，不能“出故”。如《孟子.告子》篇载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欲以水之就下，说明人之性善，实则水与人不同类，所以水之就下虽是事实，而人并不因水之就下而性善。这就是“不明其类”，而不以类予。不以类予，常陷于论理的错误。

上述虽都是论辨的万法，但：一则论辨文的内容就是论辨，所以论辨的方法，也就是论辨文的方法。二则后来的论辨文本出于先秦诸子，而晚出墨家之在诸子之中，独言及论辨的方法，在文学批评史，自占有重要地位。

九老子的反对“美言”与提倡“正言若反”

老子是怀疑派的哲学家，他怀疑一切，诅咒一切，力言“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十九章）。反对美的观念，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二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八十一章）反对言与辩，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而主张“不言之教”（四十五章）。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所以老子之在文学批评史上，只是一个消极的破坏者。但他对后世却有积极的影响，就是他的“正言若反”（七十八章）之说。他所谓“正言若反”，并不是就文学而言，但后来的“微词派”的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却以“正言若反”一语做他们的口头禅，而他们的“微词”之说，亦多少受老子的提示。

十庄子书中的艺术创造论、写作方法论及书文糟粕论《庄子》一书，只有内七篇及《天下》篇是姓庄名周的庄子所作；其余是晚出道家的总集（详拙撰《庄子外杂篇探源》，见《燕京学报》第十九期）。但言及文艺评论的几篇，却大半受了庄子的影响，所以不妨合并论述：

（一）艺术创造论——庄子是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对于“道”的意见是“任自然”，对于“艺”的意思也是“任自然”。内篇的《养生主》篇载庖丁自述他的《解牛》云：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技经肯綮之未然，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之提叙这种“妙造自然”的技术，是借以说明养生的方法，不惟不是为文学而发，也不是为艺术而发。但后来的自然文艺论——如苏轼的《文说》云“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详六篇三章四节），多少总受此说的影响。

既要“妙造自然”，当然不要人为的方法。外篇的《天道》篇载《轮扁》云：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又《达生》篇称“工倕旋而盖（过也）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也是在说明技巧不需要规矩，也无方法可言。此种论调，也不是为文学或艺术而言。但曹丕的《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详三篇四章一节）其受了此说的影响，毫无疑义。

不要方法，必有代替方法的方法，所以反对方法的本身也就是方法。庄子的代替方法的方法有二：一是“真积力久”，一是“用志不分”。

庄子在《大宗师》篇借着孔子的口气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虽是就道术而言，不是就艺术而言，说“人相造乎道”，正同“鱼相造乎水”一样，生于江湖，长于江湖，并且“忘乎江湖”，自然习于水，善于水居。同样人若生于道，长于道，并且“忘乎道”，自然习于道，善于道了。艺术也是如此，所以庖丁解牛之能到“妙造自然”的境地者，因为他有“十九年”的历史与“解数千牛”的经验。也经过“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必要到“三年之后”，才“未尝见全牛也”。

这种“真积力久”的非方法的方法，到了晚出的道家便益发具体化了。《达生》篇托为仲尼、颜渊的问答云：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又述孔子问吕梁丈人“蹈水有道乎”？吕梁丈人云：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回水）俱入，与汨（涌波）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雨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种言论也不是为文学或艺术而发，但苏轼的《日喻赠吴彦律》云：“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木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其受了此说的影响，也毫无疑义。

至“用志不分”的最好说明，莫妙于《达生》篇，在那里假设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不而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构；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另一个是：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通斋，下同）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欤！”综上各种言论，都不是为文学而发，但后世言文学者，每斟酌其意趣，挹取其论旨，由是在文学理论上，遂有了不可磨灭的价值。

（二）写作方法论——创造艺术既不要方法，写作文章自也不循方法，庄子在《天下》篇自述他的写作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力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晚出的道家在《寓言》篇为之演绎其义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这纯是一种虚构的写作方法，同时也就是不循方法的方法。《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及《古史辨》第六册拙撰《晚周诸子反古考》）既是托之神农、黄帝，就不是真出于神农、黄帝，所以其他诸子的写作方法，也往往是虚构的；不过不及庄子的故意使用，因之其文章也不及庄子的更为诡曼衍。庄子以外，使用得最妙的是屈原，因之屈原的作品也充满了寓言、重言和卮言；与庄子不同者，只是庄子用以说理，屈原用以言情。可惜自汉代崇儒以后，征实主义打倒这种虚构方法，除写作小说外，无人再来使用，只有苏轼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臬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问出何书，答云“想当然耳”（见龚颐正《芥隐笔谈》），还是这种方法的仅存硕果。

（三）书文糟粕论——《庄子》书中没有提到“文学”，只提到“书籍”之“书”。本来先秦所谓“文学”是最广义的，包括一切学问文献，书籍亦当然在内。外篇的《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见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糟粕已夫！……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秋水》篇亦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通常以为文学是自然及人生的写实，实则文学与自然及人生之间，有一道无法填平的鸿沟，就是所谓“文学与实在的距离”。这是因为一则“书不过语”，语不过意，语言文字不能像照相机般的将客观的人物摄成影片。二是自然及人生之写成文学，要通过作者的观察与炮制，而观察与炮制都有主观的成分在内。从文学而言，文学作品是美化了的自然，美化了的人生，其价值就在此。从自然及人生而言，自然及人生之“不期精粗”者，“言不能论，意不能察致，”所以书籍文学，都是“糟粕已夫”！

十一韩非的反对文学及《解老》篇的重质轻文韩非也同于一般的见解，以一切学问为文学。《六反》篇云：学道立方，离法之民，而世尊之日文学之士。

《八说》篇云：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术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夫贵文学以疑法，……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在这句话的前面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知所谓文学者就是指的“传习辩智如孔墨”的人物，所以《五蠹》篇也说：“儒以文乱法。”这也足以证明其所谓文学是指一切学问。

再者，就此言观之，他对文学是反对的。不但此言为然，篇中反对文学的地方，实举不胜举。如《五蠹》篇云：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是世之所以乱也。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显学》篇也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亡征》篇亦云：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外储说左上》篇亦云：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儒墨与韩非同样以文学包括一切学问，但儒墨对其所谓文学积极提倡，韩非对其所谓文学则极力反对。此其原因，由于韩非与儒墨之政治哲学不同：儒墨之政治哲学皆着眼于积极的劝导，韩非则着眼于消极的限制；劝导须用学问，限制则只恃国家的成文法典，民众愈有学问，则异说愈多，而限制之力亦因之愈减。所以他的理想国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篇）自然反对学问。至于纯文学，因为那时还不发达，假使发达，更在“辞而辟之”或“法以制之”之例了。

《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两篇，不见得是韩非所作。在《解老》篇里面有此下崇质卑文的言论：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所谓文质，当然不同于文论家所谓文质，而是政论家所谓文质，但此种崇质卑文婚论调，却予后来文论家以相当的影响。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上）

一诗格的两个时代

诗格有两个盛兴的时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此两时代虽都讲诗格，但第一，前者所言，偏于粗浅的对偶，后者则进于精细的格律与微妙的比兴。第二，前者只讲“诗格”，偶尔及于“赋”，很少及于“文”，后者虽亦以“诗格”为主，但也涉及“赋格”“文格”。此其原因，以前者的兴起，其历史的领导者是六朝的声病说，社会的助力则由于初盛唐的以文治天下，以诗饰太平。声病说只是消极的避忌，所以仅能领导到进一步的粗浅的对偶。诗文的用途既异，所以对偶的巨手，不易伸展到文的园地（详四篇一、二章）。后者的兴起，其历史的领导者是初盛唐的对偶说，社会的助力则是由于时代丧乱，逼着朝野上下的文人走到消遣玩味的逃避现实的文艺路上（详本篇一章）。对偶说虽只是一种粗浅的方法，但较声病说已有长足的进步，其领导出来的方法，当然要青胜于蓝，益臻细密。整个的文艺既都走到消遣的玩味的路上，当然不惟诗要格律，赋与文也需要格律。

二五代试士的注重诗格及赋格

这时的讲究格律，可以取证于考试诗文的标准。《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载后唐庄宗、明宗的累次下敕考官，挑剔考生的卷子，都是在字句格律上找毛病。如“庄宗同光三年三月敕礼部贡院”云：览符蒙正、成僚等呈试诗赋，果有瑕疵。……况王彻体物可嘉，属辞甚妙，细披制作，最异侪流；但应试以效成，或求对而不切。桑维翰若无纰缪，稍有工夫，只当属对之间，累失求妍之美。……其王彻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至明宗长兴元年六月敕中书门下细览详复新进士所试新文，中书门下所详复者，更极尽琐屑挑剔之能事，可算最有趣味的一段史料，各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尚少注意，急照录于下，以飨读者：李飞赋内三处犯韵，李縠一处犯韵，兼诗内错书“青”字为“清”字，并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别撰律诗赋各一首，具体式一一，晓示将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其李飞、樊吉、夏侯琪、吴油、王德柔、李縠等六人（此下疑有脱文）。卢价赋内“薄伐”字合平声字，今使侧声字，犯格。孙澄赋内“御”字韵使“宇”字，已落韵；又使“膂”字，是上声。有字韵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韵。诗内“田”字犯韵。李象赋内一句“六石庆兮并”，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礼”，合使此“导”字，及错下事尝字韵内使“方”字。诗中言“十千”，“十”字处合使平声字，“偏”字犯韵。杨文龟赋内均字韵内使“民”字；以君上为骖之士，失奉上之体；兼“善”字是上声，合押“遍”字是去声，如字内使“舆”字。诗中“遍”字犯韵。师均赋内“仁”字犯韵，“晏（疑为宴）如”书“晏如”；又“河清海晏”，“晏”字不合韵，又无理，“晏”字即落韵。杨仁远赋内“赏罚”字书“伐”字，“御勤”字书“针”字。诗内“莲蒲”字合着平声字，兼“黍粱”不律。王谷赋内御字韵押“处”字，上声则落韵，去声则失理；善字韵内使“显”字，犯韵；如字韵押“殊”字，落韵。其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赋内于字韵内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讹，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郑朴赋内言“肱股”，诗中“十千”字犯韵，又言“玉珠”。其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仍自此宾贡，每年只放一人，仍须事艺精奇。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此与前条，都是陈东原先生告诉我的）这样，自然作诗作赋都要讲求格律，自然要有大批的诗格赋格的书了。

三材料的获得

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诗歌是极讲格律的，所以产生了大批的诗格书，然以被正统派的文人所卑视的缘故，致使泰半亡佚，即存者亦无人注意。普通所知者只有齐己的《风骚旨格》。不记何年，我在北平隆福寺一书铺，购得清人顾龙振《诗学指南》一书，共八卷，卷三为魏文帝《诗格》、贾岛《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诗格》、王昌龄《诗格》和《诗中密旨》、李峤《平诗格》，僧皎然《诗议》和《诗评》，卷四为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徐衍《风骚要式》、僧齐己《风骚旨格》、僧文彧《诗格》、僧虚中《流类手鉴》、僧淳《诗评》、王玄《诗中旨格》、王睿《诗格》、王梦简《诗要格律》、徐寅《雅道机要》、白居易《金针诗格》、梅尧臣《续金针诗格》和《诗评》。自《缘情手鉴诗格》至《雅道机要》皆晚唐五代人所作，其余除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僧皎然《诗议》、《诗评》，皆宋初人伪作。总之皆五代前后产品。

二十四（1935）年冬，北平琉璃厂文友堂书铺送售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所收五代前后的诗格，较《诗学指南》更多僧保《暹处囊诀》一种。就相同的各种比较勘读，皆此详彼略，知《诗学指南》有节删，不是照原书校印。

二十六（1937）年夏，琉璃厂藜光阁书铺送售明刊本南宋陈应行《吟窗杂录》，所收五代前后诗格，与《诗法统宗》全同，字句亦无大异。知《诗法统宗》出于《吟窗杂录》，《诗学指南》出于《吟窗杂录》或《诗法统宗》不可知，但决不外此二书。

《诗学指南》不是难得之书，上海萃英书局有石印本，我也购得一部。但既有节删，便不能据见古人之全。文友堂的送售人说《诗法统宗》是《格致丛书》的一部分，核之沈乾一《丛书书目》，确是全同于《格致丛书》的评诗类，大概因为《格致丛书》本是陆续编刊，所以评诗类遂题为《诗法统宗》，分印单行。当时印了多少部不可知，可知的，除丛书目录外，很少论著。清祁承《澹生堂书目》诗文评类载《诗法统宗》本《缘情手鉴》，题僧虚中撰，张冠李戴，知恐未见原书。《丛书书目》对于王睿、李洪宣、王玄、文彧、王梦简、徐寅、徐衍、保暹、虚中，都标为明人，知沈乾一及其所依据的他种丛书目录的编者，恐也未见全书。

藜光阁所送售《吟窗杂录》题南宋陈应行编，宋明著录皆谓为北宋蔡传撰，俟后详论，兹不预及。三书所收诗格，特别是五代人所作十一种，《旧唐书.经籍志》全然不载，《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只载王睿一种，《宋史.艺文志》亦仅载王睿《神彧》（即《文彧》）二种。《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别集类载王睿《诗格》和僧虚中《诗物象疏类手鉴》二种，文史类载《疏类手镜》、《雅道机要论》和《风骚要试》三种，《疏类手镜》盖即《诗物象疏类手鉴》，所以实只四种，而且每种下都注有“阙”字。《直斋书录解题》云：“《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可见在宋代已经极少流传。至后人补修的史志，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仅载《雅道机要论》一种，别有郑谷、齐己、黄损三人同撰的《诗格》一种。

考黄朝宗《缃素杂记》云，“郑谷与齐己、黄损共定今体《诗格》”，但今已亡佚。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一种不录。专门辑补五代和宋史《艺文志》的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但《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著录甚详，知不是后人伪作。

四王睿《炙毂子诗格》

《全唐诗》谓王睿是“元和（806—820）后诗人”。考《诗格》中引及李郢诗，《全唐诗话》说李郢是“大中进士”，《全唐诗》也说是“大中十年进士”。大中为宣宗年号，其十年当公元856年。《诗格》既引及李郢，当然更在其后，说是“元和后诗人”固不误，但失之宽泛。

《吟窗统宗》作《炙毂子诗格》，《指南》只作《诗格》。考《新唐志》、《宋志》、《崇文总目》皆作《炙毂子诗格》，与《吟窗统宗》同。晚唐五代的诗格书，似以此为最早。惟其如此，所以此书所提出的诗格，大概都比较普通，比较适用，与他书之过于繁密微细者不同。书中首“论章句所起”，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言等诗的起源。次论诗的体裁，计分为三韵、连珠、侧声、六言、三五七言（以上《指南》无），一篇血脉条贯、玄律、背律、计调、双关，摸写景象含蓄，两句一意（《指南》无此体），句病，句内叠韵，共十四体。十四体中有的是尽人熟知的，如连珠、双关之类，有的是可以因名知义的，如一篇血脉条贯、两句一意之类；比较生疏的只有玄律、背律、计调三体。

玄律体的诗例是上四字全用侧声、上四字全用乎声、律全用平、律全用侧四种。背律体的诗例是第五句合用侧声带起，却用平声，及不拘常格二种。计调的诗例是李郢的“青蛇上竹一种色，黄叶隔溪无限情”，说：“种字合用平，而用侧，是计调。”可知三种部是不守格律的格律，近于普通所谓“拗体”。至三种的区别：玄律似是平声或侧声的连用；背律则是应用平者用侧，或应用侧者用平，计调同于背律，不过律指一句的前半句，调指后半句（就《炙毂子诗格》言，似是如此），故背律之拗在一句的“带起”之字，计调之拗则在一句的“计调”之字而已。

五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

《缘情手鉴诗格》，《吟窗统宗》题樵人李洪宣撰，《指南》亦题李洪宣撰，惟无“樵人”二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陈录》）云：“题樵人李宏宜撰，未详何人，当在五代前。”洪宏音同，宣宜形近，未知孰是。书中所引诗人，只有方干和杜紫薇，都是晚唐人，无五代以后人，谓“当在五代前”，庶几近之。

他所提出的诗格，属于消极避忌者：如说“诗有五不得：一曰不得以虚大为高古，二曰不得以缓漫为淡，三曰不得以诡怪为新奇，四曰不得以错用为独善，五曰不得以烂熟为隐约。”又说：“诗忌俗字，‘摩挲’‘抖薮’之类，是也。”（以上《指南》无）属于积极提倡者：一、束散法，引诗曰：“山暗云凝树，江春水接天。”说：“云字，水字，是束散法也。”二、审对法，引方干诗：“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说：“此即深失力也。切宜忌之。”三、自然对格，引杜紫薇诗：“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说：“人世菊花，是也。”又说：“诗有三格，一曰意，二曰理，三曰景。”（此条《指南》无）也大体都是普通的格律。

六齐己《风骚旨格》

《炙毂子诗格》及《缘情手鉴诗格》所提出的“诗格”很少，大批的“诗格”的提出，要推齐己的《风骚旨格》，这或者就是《风骚旨格》所以风行的原因。书中首说六诗：一曰大雅，二曰小雅，三曰正风，四曰变风，五曰变大雅，六曰变小雅。次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次说诗有十体：一曰高古，二曰清奇，三曰远近，四曰双分，五曰背非，六曰无虚，七曰是非，八曰清洁，九曰覆妆，十曰阖门。次说诗有十势：狮子返踯（《津逮秘书》诸本作掷）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毒龙顾尾势，孤雁失群势，洪河侧掌势，龙凤交吟势，猛虎投涧势，龙潜巨浸势，鲸吞巨海势。次说诗有二十式：一曰出入，二曰高逸，三曰出尘，四曰回避，五曰并行，六曰艰难，七曰达时，八曰度量，九曰失时，十曰静兴，十一曰知时，十二曰暗会，十三曰直拟，十四曰返本，十五曰功勋，十六曰抛掷，十七曰背非，十八曰进退，十九曰礼义，二十曰兀坐。次说诗有四十门：一曰皇道，二曰始终，三曰悲喜，四曰隐显，五曰惆怅，六曰道情，七曰得意，八曰背时，九曰正风，十曰反顾，十一曰乱道，十二曰抱直，十三曰世情，十四曰康救，十五曰贞（《津逮秘书》诸本作真）孝，十六曰薄情，十七曰忠正，十八曰相成，十九曰嗟叹，二十曰俟时，二十一曰清苦，二十二曰骚愁，二十三曰眷恋，二十四曰想象，二十五曰志气，二十六曰双拟，二十七曰向时，二十八曰伤心，二十九曰鉴戒，三十曰神仙，三十一曰破除，三十二曰蹇塞，三十三曰鬼怪，三十四曰纰缪，三十五曰世交，三十六曰雅风，三十七曰叹羡，三十八曰是非，三十九曰理义，四十曰清洁。次说诗有六断：一曰合题，二曰背题，三曰即事，四曰因起，五曰不尽意，六曰取时。最后说诗有三格：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气，三曰下格用事。每一种后都没有解释，而举出两句或四句诗为例。如上格用意后举诗曰：“那堪怀远路，尤自上高楼。”又诗：“九江有浪船难济，三峡无猿客自愁’。”

六诗与六义是传统的旧话，其余是齐己的新说。新说中如十体，十势，二十式，六断及三格，是作诗的方法；四十门是作诗的题材。自然这是大体的分别，实则题材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选材亦是方法之一，方法亦决定于题材。十体中有背非，四十门中也有背非，所举诗例，同样是“山河终决胜，楚汉且横行”，一方面可见他分门别类的不精确，一方面也可以知道方法与题材的关系密切，所以致使一种跨居两类。

七虚中《流类手鉴》

虚中是齐己的诗友，齐己诗中有《谢虚中上人寄示题天策阁诗》、《谢虚中寄新诗》等作。《宋秘书省四库阙目》（以下简称《宋阙目》）别集类著僧虚中《诗物象疏类手镜》一卷，文史类又著《疏类手鉴》一卷，叶德辉考证谓系重见。今案“疏”字盖为“流”字形误。《陈录》作《流类手鉴》、《吟窗》、《统宗》、《指南》，亦俱作《流类手鉴》。

书中所提示的，大部分是“物象流类”，共有五十五类之多。头一类是“巡狩，明帝王行也”。最末一类是“土，比信与长生也”。随后是“举诗类别”，大概就是“物象流类”的择要举例。如举马戴诗“日落月未上，鸟栖人独行”。说：“以上比小人获安，君子失时也。”

又此书重在讨论比体，所列物象五十五类，都是比某某也。发端有近似序文的一段话云：“夫诗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浅近。真诗之人，心合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

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不过比体固是诗法之一，而无处不用比，无物不作比，甚至以“梧桐比大位”，以“羊犬比小物”，一则比之不以其类，二则也晦暗不明。

八徐衍《风骚要式》

《宋阙目》文史类著徐衍《风骚要试》一卷，叶德辉考证云：“按《陈录》试作式。”《陈录》云：“《风骚要式》一卷，徐衍述，亦未详何时人。”考书中每以齐己、郑谷、虚中诸人诗为例，知在诸人之后，或者是五代宋初人。首云：夫诗之要道，是大圣古人之枢机，故可以颂，可以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今之辞人，往往自讽自刺而不能觉。前代诗人亦曾微露天机，少彰要道。白乐天云：“鸳鸯绣了从交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月亦云：“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以是而论，不可妄授。知此书与《流类手鉴》相似，不重在示人以诗的艺术方法，而重在示人以美刺方法。此种方法共分五门：一，君臣门；二，物象门；三，兴题门；四，创意门；五，琢磨门（《指南》琢磨门为第二，所举诗例亦有倒置）。

君臣门似提示君臣美刺，如举齐己《春日书怀》：“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说：“此是大雅，美帝王盛德之形容也。”举郑谷《登渭阳楼》诗：“后车能见前车覆，今日难忘昔日忧。”说：“此乱时已兆，君暗小人竞进也。”

物象门引虚中云：“物象者，诗之至要，苟不体而用之，何异登山命舟，行川索马，虽及其时，岂及其用？”足证他颇受虚中的影响。所引当出于《流类手鉴》，今本失载，知已有残缺。

兴题门似就题寓讽刺之意，如谓：“野步野眺，贤人观国之光也；……病中，贤人不得志也。”

创意门原有界说云：“美颂不可情奢，情奢则轻浮见矣；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

琢磨门亦有界说云：“夫用文字要清浊相半，言虽容易，理必求险，句忌凡俗，意便质厚。”

大概晚唐五代的诗人，虽躲在“象牙之塔”，创作消遣玩味的文艺，而社会丧乱的感发刺激，诗主美刺的传统见解，使他们不能完全忘世。既不能完全忘世，又惩于元白讽刺诗的遭忌受祸，由是想出种种的微妙的讽刺法。《风骚要式》固然如此，《流类手鉴》又何尝不然。从结果言，此种讽刺法幽隐难明，难生实效，从动机言，则己大费苦心了。

九徐寅《雅道机要》

《宋阙目》载《雅道机要论》一巷，不著作者。《陈录》载《雅道机要》二卷，言“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寅撰”。今《吟窗》、《统宗》及《指南》皆一卷，亦题徐寅撰，不知《陈录》所谓前卷，是否在内？

《五代诗话》卷六引《涌幢小品》云：“徐寅，莆田人，乾宁中进士。海内多故，依王审知。”《旧唐书》卷一三四亦称他因献赋梁祖，辞伤后唐武皇，庄宗告王审知使者，认为是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坐是终于秘书正字。然则他是后梁后唐时人。

《雅道机要》中首“明门户差别”，计为隐显、惆怅、相成、乱道、抱直、世情、正敕、嗟叹、俟时、清苦、骚愁、眷恋、志气、双拟、向时、伤时、鉴识、神仙、塞蹇、动静二十门（《指南》不载，注云：“后列齐己四十门之半。”）此二十门大体出齐己《风骚旨格》所说的四十门，惟彼无动静门，又伤时彼作伤心，鉴识彼作鉴戒，塞蹇彼作蹇塞。次“明联句深浅”，共二十种句（《指南》不载，注云：“后列齐己二十式。”）略同于《风骚旨格》的二十式；不同者，只有不对句和十字句两种；又《旨格》无悲喜句，但四十门内有悲喜门。次“明势含升降”，共八势，洪河侧掌、丹凤衔珠、孤雁失群、猛虎跳（《旨格》作投）涧、龙凤交吟、猛虎踞林六势，全出《风骚旨格》的十势；不同者只有云雾绕山、孤峰直起二势（《指南》不载，注云：“后列齐己十势”。）次“明体裁变通”，共十体，出于《风骚旨格》的十体（《指南》不载，注云：“后列齐己十体”。）陈振孙谓前卷不知何人，或者因为是录齐己之说，未便据为己有，故未标姓名。但前半虽出于钞袭，却与后半脉络联贯，知钞袭者或者就是徐寅，所以《吟窗》、《统宗》及《指南》一概认为是徐寅所作。

惜别无证据，不敢遽然断定。

“明体裁变通”以后是“明意包内外”。次有脱误，就其所举例证而言，似在叙明题类。次“叙体格”，说：“诗有十一不：一曰不时态，二曰不繁杂，三曰不质朴，四曰不才调，五曰不囚缚，六曰不沉静，七曰不细碎，八曰不怪异，九曰不浮艳，十曰不僻涩，十一曰不文藻。”次“叙句度”，说：“或语，或句，或含景语，或一句一景，或句中语，或破题，或领联，或腹中，或断句，皆有势向不同，南宗则二句见意，北宗则一句见意。”（原无见意二字，以意校补。自或语以下，《指南》无）次“叙搜觅意”，次“叙磨炼”，次“叙血脉”，次“叙通变”，次“叙分部”，最后“叙明断”，按名可以知义，故不一一阐叙。前半虽有钞袭《风骚旨格》之嫌，但全书所说到的方面较多，所提示的方法亦较细，比《风骚旨格》、《流类手鉴》等书，更进步了，同时也更琐屑了。

十王玄《诗中旨格》

《陈录》无《诗中旨格》，而有《拟皎然十九字》一卷，说是：“称正字王元撰，不知何时人。”今《诗中旨格》亦题正字王玄撰，最后一部分标为“拟皎然十九字体”，或陈振孙所见不全，否则是全书亦名“拟皎然十九字”。观其他部分，与《拟皎然十九字体》所引诗人略同，知其他部分亦出王玄之手，不是后人伪作。所引诗人，若贾休、莫休、僧扈、僧可、李昌遇、处伦、陈况、韩喜、西蟾、李鹗、何景山、番复之类，一时别无可考，益知决非伪造，因为伪造者很难找到这多的不甚知名的诗人。至有时代可考者，除王维、孟浩然、戴叔伦、贾岛、姚合外，都是晚唐五代人。惟刘昭见《宋诗纪事补》卷七十六，元昉见《宋诗纪事》卷九十三，但都无年代行历，与此书所引，不知是否一人。《全唐诗》载王玄《听琴》一首，列在“无世次爵里可考者”之下。然则大概是五代时人，宋初或犹生存。

书中《发端》云：“予平生于二南之道，劳其形，酷其思，粗著于篇，虽无遗格之才，颇见坠骚之志。且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明则咏，时暗则刺之。”知全书重在提示咏时刺时的方法，写《流类手鉴》、《风骚要式》略同。固然他说“今具诗格于后”，但并不同其他诗格书的提举许多的格律，只是举了八十多首诗例，而于每一诗例后，加上咏时或刺时的考语。如举杜荀鹤诗云：“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说：“此比君子志未就也。”举齐己莺诗云：“晓来枝上千般语，似向桃花话旧情。”说：“此得时之意也。”

《拟皎然十九字体》，是就皎然所提出的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冤、意、力、静、远十九字，加以解释，实以诗例。如谓“风韵朗畅日高”，举《廖融寄天台逸人》“又闻乘桂楫，载月十洲行”，说：“此高字格也。”他类是，不具引。

十一王梦简《诗要格律》

《陈录》载《诗格要律》一卷，题进士王梦简撰。今《吟窗》、《统宗》及《指南》，亦题进士王梦简撰，惟书名作“诗要格律”，未知孰是。

所引诗人，与《诗中旨格》略相仿，可知者大半是晚唐五代人，不见《全唐诗》者，有康道、郄殷象、李颖、欧阳皓四人，亦不见《宋诗纪事》及《宋诗纪事补》，所以王梦简大概也是五代时人，是否宋初犹存，也不可知。

晚唐五代的诗格书，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注重艺术技巧的方法，如《风骚旨格》与《雅道机要》；一派注重讽咏时政的方法，如《流类手鉴》、《风骚要式》及《诗中旨格》。此书也许是因为较后出的缘故，兼采两派之说，既注重艺术技巧，也注重讽咏时政。所以先言六义，后列二十六门，说：“六义合于诸门，即尽其理也。”

六义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不过他的解释比较异样。他说：“风，与讽同义，含皇风，明王业，正人伦，归正宜也。赋，赋其事体，伸冤雪苦，纪功立业，旌著物情，宣王化，以合史籍者也。比，事相于比，不失正道，易明而难辨，切忌比之不当。兴，起意有神勇锐气，不失其正也。雅，消息孤松，白云高僧，大儒雅也。颂，赞咏君臣有道，百执有功于国。”知他所谓六义都离不开政治，而应用六义以作诗者，自然要讽咏政治。所以他的提出六义，是在示人以讽咏政治的方法。

二十六门，与《风骚旨格》的四十门同者，有礼义（《旨格》作理义）、嗟叹、终始（《旨格》作始终）、是非、鬼怪五门，但所举诗例不同。又《旨格》有皇道门，所举诗例为：“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此有君臣门，亦举及此诗。其余二十门为高大、忠孝、富贵、怨刺、歌颂、含畜、物理、齐物理、性情、映带、造化、进退、象外、今古达观、宇宙达观、高逸、了达、大古意、隐静、恐怖。门类的提出，自然在示人以艺术的技巧方法，但各门都无解题，只举两三个人的诗为例，而于后面注明合六义的某一种。如宇宙达观门举郑谷诗句：“春为沙罗客，家在鹧鸪天。”注明合赋。又举黄损诗句：“水愔武陵门，山忆武陵深。”注明合雅，则艺术的技巧，与六义的讽咏，冶为一炉了。

十二桂林淳大师《诗评》

《陈录》著录一卷，言“桂林僧□淳撰”。僧下注“原阙”二字，《吟窗》、《统宗》及《指南》直题桂林淳大师，或者因为既不知叫什么淳，遂径题为淳大师。淳大师是何时人不可考。《宋诗纪事》卷九十二《释子》下云：“景淳，元丰初桂林僧。”但与此似乎不是一人。因为诗评所引诗，可知者大都是晚唐五代诗，所以作者似是五代宋初人。元丰（1078—1085）是宋神宗的年号，距五代宋初（961）已百数十年，与书内所显示的时代不相应。

此书与《诗要格律》相仿，一方面讲诗的含蓄，一方面讲诗的格律。讲含蓄者如首云：“夫（《统宗》作天，盖误）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又云：“诗之言为意之壳，如人间果实，厥状未坏（《统宗》作壤，疑误）者，外壳而内肉也；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皆不可见，使天下人不知诗者，视至灰劫，但见其言，不知其意，斯为妙包。”后来严羽《沧浪诗话》称赞“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为千古讲诗学者所宗，实则显然受《诗评》的影响；然则《诗评》的价值已于此可见了。

至讲到诗的格律，《诗评》先分为象外句、当句对、当字对、假色对、假数对、十字句、十字对、镂水八格。

惟镂水格下有解题云：“著句轻清，好看也。”（《统宗》无著字，好上有暂字）其余皆只举句诗例，并无解题。大概因为义甚明显，所以不用解题。又云：“凡为诗要识体势，或状同山立，或势若河流。”因此又立二势格，一是盘古格，一是腾骧格。二种势格，各举了若干诗例。于盘古格诗例后云：“以上并是形势，但不得动。”于腾骧格诗例后云：“以上并是语势，不定作用者也。”二者比而观之，或者状同山立者曰盘古格。势若河流者曰腾骧格。至此二格与前八格不同者，前八格说“句”，此二格说“势”。

句格势格以外，又说：“诗有三体，一曰诗人之体为上，二曰骚人之体为中，三曰事流之体为下。”（《指南》无）又说：“诗有二断，一曰离题断，二曰抱题断。”又说：“诗有四题体，一曰第一句见题，二曰第二句见题，三曰第三句见题，四曰第四句见题。”题体是人题，题断是结题，其义甚明，无庸申述，至就全篇而言，则别列独体，摘纵二格。独体格举《廖处士游般若寺上方》诗，说：“此诗只说寺中意，别无作用，故名独体。”然则独体近于赋比兴的赋体。至摘纵格则近于文章家所谓大开大合，发端离题渐远，最后才急转扣题。

十三文彧《诗格》

《吟窗》、《统宗》题文彧《诗格》，沙门文彧撰；《指南》只题《诗格》，僧文彧撰。《宋诗纪事》卷九十一云：“文彧号文宝大师，有《诗格》。”但《陈录》、《通考》、《宋志》，均作神彧，盖即一人。《宋诗纪事》没有说到他的生卒，《诗格》所引诗，标明作者都是晚唐五代人，知或是五代宋初人。

书中共分八部分：

一论破题，谓诗有五种破题：一曰就题，“用题目便为首句是也”。二曰直致，“就题中变其事以为首句是也”。三曰离题，“外取其首句，免有伤触是也”。四曰粘题，“破题上下二句，重用其字是也”。五曰入玄，“取其意句绵密，只可以会意，不可以言宣也”。

二论颔联云：“一曰句到意不到，二曰意到句不到，三曰意句俱到，四曰意句俱不到。”

三论诗腹云：“亦云景联，与颔联相应，不得错用。”

四论时尾云：“亦云断句，亦云落句，须含蓄旨趣。”

二种皆未细分。论诗尾引《春闺》诗：“欲寄回纹字，相思织不成。”说：“此乃意句俱到也。”知诗腹诗尾亦按意句分为四种，以已详颔联，故未重说。

五论诗病云：“为诗者难得全篇造于玄妙。”知是泛言诗中的毛病，并不同于六朝隋唐的声病说。

六论诗有所得字云：“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

七论诗势云：“诗有十势：一曰芙蓉映水势，二曰龙潜巨浸势，三曰龙行虎步势，四曰狮掷（疑夺一势字）。

五曰寒松病枝势，六曰风动势，七曰惊鸿背飞势，八曰离合势，九曰孤鸿出塞势，十曰虎纵出群势。”龙潜巨浸势已见《风骚旨格》，狮掷势或即同于《风骚旨格》的狮子返掷势，孤鸿出塞势或即同于《风骚旨格》的孤雁失群势。大概是因《风骚旨格》而又别增几势。

八论诗道云：“至玄至妙，非言所及，若悟诗道，方知其难。”可谓不道之道了。

十四保暹《处囊诀》

《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十六云：“保暹字希白，金华人，普惠院僧。喜为诗，著有《青囊诀》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馆。陈充所序《九僧诗》，暹其一也。”《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一人物传，与此略同，惟《青囊诀》作《处囊诀》（储皖峰先生告知）。《陈录》、《通孝》，亦皆作《处囊诀》，今《吟窗》、《统宗》亦皆作《处囊诀》。

其他诗格书率注重艺术技巧或讽刺方法，《处囊诀》则注重诗之用，首云：“夫诗之用，放则月满烟江，收则云空岳渎，而情忘道合，父子相存；明昧已分，君臣在位；感动神鬼，天机不测：是诗之大用也。”又云：“夫诗之用也，生凡育圣，该古括今，恢廓含容，卷舒有据，是诗之妙用也。”又云：“诗有五用，一曰其静莫若定，二曰其动莫若情，三曰其情莫若逸，四曰其音莫若合，五曰其形莫若象。”其所谓用并不同于普通的以诗刺政治，或以诗察民风，而是一种神密的不可思议的享用之用。这当然与保暹是僧人有关，但晚唐五代本以诗为消遣玩味的艺术，神密的享用主义不过是消遣玩味的进一步而已。

至讲到格律，他以为“诗有七病：一曰骈经之病，二曰钓锁之病，三曰轻浮之病，四曰剪辞之病，五曰狂辞之病，六曰逸辞之病，七曰背题离目之病。”又云：“诗有四合题目：一曰放意远，二曰得句新，三曰语常用事密，四曰莫与古人用事同。”又云：“诗有眼。”所谓眼，就是诗中的主眼，如举贾生《逢僧》诗：“天上中秋月，人间半世灯。”说：“灯字乃是眼也。”盖又由五代的体势比兴的格律，进于宋代的诗病诗眼的格律了。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下）

一旧题魏文帝《诗格》

除了上章所述的十一种诗格以外，还有伪记的魏文帝《诗格》，贾岛《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诗格》、《金针诗格》，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诗评》六种，伪托的时代大概也在五代以至北宋。

《吟窗》、《统宗》、《指南》都收有魏文帝《诗格》。《四库提要》卷一九七《诗文评类存目.吟窗杂录》下云：“开卷魏文帝《诗格》一卷，乃盛论律诗，所引皆六朝以后之句，尤不足排斥。”《考文镜秘府论》，未引及此书，知伪托的时代，大概在遍照金刚以后。书中的八病条平头下引及梅圣俞，知伪托的时代，直然在伪托的《续金针诗格》之后。但八病条所述即沈约所立八病，见于《秘府论》西卷的《文二十八种病》（详三篇五章一节）。八对条所述为：正名、隔句、双声、叠韵、连绵、异类、回文、双拟八对，见于《秘府论》东卷的文二十九种对（详四篇一章三节）。还有六志条，亦与《秘府论》地卷的《六志类》，大致从同。兹校列于下：

（一）直言志（《诗格》无志字，下同）——“直言志者（此句《诗格》无），谓的中物体，指事而言，不借余风，别论其咏（二句《诗格》无）。即拟作（三字《诗格》作如）《屏风》诗曰：‘绿叶江中夏，红花雪里春（二句《诗格》无）。去马不移迹（《诗格》作足），来车岂动轮。’”（《诗格》作尘）（二）比附志——“比附志者（此句《诗格》无），谓论体写状，寄物方形，意托斯间，流言彼处（二句《诗格》无）。即拟作（三字《诗格》作如）《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怨，别曲雁边嘶。低（原注别本行）云百种（原注又作千过）郁，垂露几（原注又作千）行啼。’”（二句《诗格》无）（三）寄怀志——“寄怀志得（此句《诗格》无），谓含情郁抑，语带讥微，事列膏肓，词褒谲诡（二句《诗格》无）。即拟作（三字《诗格》作如）《幽兰》诗曰：‘日月虽不照，馨香要自丰（二句《诗格》无）；有怨生幽地，无情（《秘府论》作由）逐远风。’”

（四）起赋（《诗格》作赋起）志——“起赋志者（此句《诗格》无），谓行行论古事，指列今情，模春秋之旧风，起笔札之新号，或指人为定，就行以题篇；或立事立成规口口口口。由不遣笔，附申名号，论志浮言，例此之徒，皆名起赋，即拟作《赋得鲁司寇词》，诗曰：‘隐见通荣辱，行藏备卷舒。避席谈曾子，趋庭诲伯鱼。”（《诗格》作：“赋起谓就迹题篇，因事遣笔。如《赞鲁司寇》诗‘避席谈曾子，趋庭诲伯鱼’”）。

（五）贬毁志——“贬毁志者，谓指物实佳，兴文道恶，他言你是，我说官非，文笔见贬，言词致毁，证善为恶，因以名之。即拟作《田家》诗曰：‘有意嫌千古，无心羡九卿，且悦邱园好，何论冠盖生。’”（《诗格》作：“贬毁谓指物实佳，兴文要毁其美。如《田家》诗：‘且悦邱园死，未甘冠盖荣。’”）（六）赞誉志——“赞誉志者，谓心珍贱物，言贵者不如意重，今人先贤之莫及。词褒笔味，玄欺丰岁之珠，语赞文峰，剧胜肌年之粟。小中出大，短内生长，拔滞升微，方云赞誉。即拟作《善人》诗，诗曰：‘宋猎何须说，虞姬未足谈。颊态花翻愧，眉成月例惭。’”（《诗格》作：“赞誉谓小中出大，短内生长。如古诗：‘妆罢花更愧，眉成月对惭。’”）由此知伪托的时代虽然很晚，征存的诗说则或者很早。

二旧题贾岛《二南密旨》

《新唐志》、《崇文总目》，俱载贾岛《诗格》一卷，《宋志》作《诗格密旨》，《陈录》及《通考》俱作《二南密旨》，盖即一书。《陈录》云：“凡十五门，恐亦依托。”今本亦作《二南密旨》，《四库提要》卷一九七《诗文评存目》一据“于陈氏所云十五门外，增立四十七门”，且“辗转推寻，数皆不合”，断为“伪本之重台”。实则谓不是贾岛作是对的，因为与贾岛时的诗风不相应；谓是“伪本之重台”，则不见得。王玄的《诗中密旨》，《陈录》只载拟皎然十九字一部分，但其余部分，我们知道也不是后人的伪作（详前章十节）。《二南密旨》最末题云“以上十五门，不可妄传，”陈氏或据此说是“凡十五门”，不知十五门外，还有其他部分。这是因为陈氏对这些诗格虽惠予著录，但非常卑视，由是不细细翻阅，便草草“解题”。因此，如没有别的证据，只据《除录》断为“伪本之重台”，是很危险的。

《四库提要》又诋其“以卢纶‘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句为大雅；以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句为小雅；以《卫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句为变大雅；以‘绿衣黄裳’句为小雅；以《召南》‘林有朴遫，野有死鹿’句及鲍照‘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句，钱起‘钱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句为南宗；以《卫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句，左思‘吾爱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卢纶诗‘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洪家’句为北宗，皆有如呓语。其论总例物象一门，尤一字不通。”但五代前后的诗格却正是如此。即如尽人皆知的《风骚旨格》即以“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为大雅；以“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为小雅；以“蝉离楚树鸣犹少，叶到嵩山落更多”为变大雅；“寒禽黏古树，积雪占苍苔”为变小雅，与此毫无两样。以四库馆臣的眼光看来，也应当是“有如呓语”。近儒多谓，“雅”指语音歌调而言，但过去的学者偏要说“风正四方谓之雅”。以今视之，何尝不是“有如呓语”。不过我们要知道，就对《诗经》上的风雅颂的解释而言，固是穿凿附会；若就倡此说者的见解而言，正是他的一种主张。过去的中国著述界，本来是“以述为作”的，如认为是“述”，那自然有点文不对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本来是借以表现自己的见解的。

“南宗”“北宗”之分，也是那时的说法。如《流类手鉴》便说：“诗有二宗，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这种说法的来源，未曾深考；《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可见至晚在中唐便已经有了。“总论例物象”，是一种比况的抒写方法，如举天地、日月、夫妇，说是“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虽然我们也嫌其晦涩难明，但这也是那时流行的诗说，如《流类手鉴》便差不多全是这种方法的提叙。所以作者虽不是贾岛，但大概出于五代前后，决不是“伪本之重台”。

书中首论六义，次论风之所以，风骚之所白，二雅大小正旨，变大小雅；次论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四库提要》都提过了。次论立格渊奥，说诗有三格，一日情，二日意，三日事；就题可以知意，无庸赘叙。次论古人道理一贯，是说“诗教古今之道皆然”的。次论题目所由，说题目“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窥万象”。次论篇目正理用，是说各种篇目的作用，如说“梦游仙，刺君臣道阻也；水边，趋进道阻也。”此类末有“以上四十七门略举大纲也”十一字，《四库提要》说“辗转推寻，数皆不合”。今案此类共举二十九门，前边论六义六门，自论风之所以至论变大小雅共四门，论南北二宗及南宗例、北宗例共三门，诗格情、意、事三门，古今道理一贯一门，题目所由一门，恰为四十七门，或即指此。次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次论引古证用物象，次总论例物象，都是讲以物象比况“君臣之化”的。次论总显大意，次论裁体升降：前者是论诗意的，后者是论诗体的。最后有“以上一十五门，不可妄传”十字，与陈振孙所言相合。但如除去前边的四十七门，实只五门，不知是否“十”字衍文，假使“十”字是衍文，则“一”字当然是后人所加了。

三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及梅尧臣《续金针诗格》《金针诗格》和《文苑诗格》的不作于白居易，《续金针诗格》和《诗评》的不作于梅尧臣，是无问题的，问题在伪作的时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诗眼》云：“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者，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须有好字。”今《金针诗格》托白居易云：“自此味其诗理，撮其体要，为一格目，曰‘金针集’”。可见《诗眼》所谓《金针集》，就是《金针诗格》。所引“炼句不如炼意”，“炼字不如炼句”，在书中的诗有四炼条（《诗学指南》本无，因彼非全本）。《渔隐丛话》未言《诗眼》作者，考《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并著《潜溪诗眼》一卷，或即此书。晁公武云：“范温元实撰。温，祖禹之子，学诗于黄庭坚。”《诗眼》已引及此书，则其年代更在前可知。至《续金针诗格》，实是《金针诗格》的改装。二书的异同如下：《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诗有内外意。同。诗有三体。（以声律为窍，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诗有三本。（声律为窍一，物象为骨二，意格为髓三。）诗有四格。（十字句格，十四字句格，双字句格，拗背字句格。）同。诗有四炼。（炼字，炼句，炼意，炼格。）同。（缺炼格，盖，脱误。）诗有五忌。（格弱，字俗，才浮，理短，意杂。）同。（惟格弱作格懦。）诗有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同。诗有五理。（美，刺，规，箴，诲。）同。诗有三体格。（颂，雅，风。）诗有三体。（同。）诗有喜，怒，哀，乐四得之辞。诗有四得。（喜，怒，哀，乐。）诗有上中下。同。诗有四齐梁格。（四平头，余三种缺。）诗有齐梁格。（四平头格，双侧双平格；两平头格，余一种缺。）诗有扇对格。诗有扇对。诗有三般句。（自然句，容易句，苦求句。）同。诗有七义例。（一曰说见不得言见，二曰说闻不得言闻，三曰说远不得言远，四曰说静得言静，五曰说苦不得言苦，六曰说乐不得言乐，七曰说恨不得言恨。）诗有七不得。（说见不得言见，说闻不得言闻，说远不得言不远，说静不得言静，说苦不得言苦，说乐不得言乐，说恨不得言恨。）诗有物象比。同。（解例不同。）此外《金针诗格》有，而《续金针诗格》无者，惟诗有四不入格（轻重不等，用意太过，指事不实，用意偏枯），诗有魔有癖，诗有数格（葫芦，辘轳，进退），诗有六对（上官仪六对说），破题，落句，诗有二家（诗人，词人），几条而已。所以《续金针诗格》大概是《金针诗格》的改装。

改装的年代不可考。但既托之梅圣俞，当然在梅圣俞之后，南宋初年的晁公武所作《郡斋读书志》已载有此书，当然在晁公武之前，然则虽不知确切的年代，而约略的年代可知了。

大概宋初承晚唐五代之绪，颇讲究格律，所以有许多“诗格”书。至欧阳修等改革诗体以后，才换一个新局面。但新局面来了，也还有人留恋于旧的窠臼，此书便是其中的一例。不过风烛残年，命运极短，所以稍后的《诗眼》，便加以驳斥了。

四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

此书也当然是伪品，——是欧阳修等改革诗体以后的留恋于旧窠臼的伪品。《陈录》云：“称白氏，尤非也。”

作者似颇重意境。第一条为创结束，而起首却云“为诗须创意解题”。又云“不离创意”。此外若影带宗旨，抒折入境意，招二意境，语穷意远，叙旧意等条，也都是讲意境的。

意境以外，就是属对。如“依带境”条云：“为诗实在对属，今学者但知虚实为妙。”“菁华章”条云：“诗有对属，方知学之浅深。”其次是雕藻文字。其次是精颐以事，就是普通所谓用事。

此书所以名“文苑诗格”者，盖以不只论诗格，且及于文苑。如“精颐以事”条云：“若古文用事伤浮艳，不用事又不精华；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也。”益见其伪作时代，在欧阳修等提倡古文以后也。

五旧题梅尧臣《梅氏诗评》

《陈录》著《诗评》一卷，谓“不知作者”。不知是否即梅氏《诗评》。梅尧臣是宋初的革命诗人，他革除刻镂格律，提倡自由抒写，当然不作“诗格”“诗评”书，所以其伪无疑。至其伪作的年代，大概与《文苑诗格》诸书相先后，也是诗体改革以后的留恋于旧窠臼的作品。

首言诗有八势，而只列毒龙势、灵凤合珠势、猛虎出林势、鲸吞巨海势，疑今本或者不全。所举四势，都见《风骚旨格》，不过此另举诗例，不尽袭《旨格》而已。次言诗禀六义，亦各举例诗。次举贾公、周朴、齐己、贾岛、杜寂诸人诗，而于后加一二句的解释。所以名为诗评者，或即在此。除沿袭晚唐五代人的意见外，毫无新解。可见即没有欧阳修一班人改革诗体，此种诗体也已自掘坟墓了。

六惠洪《天厨禁脔》及林越《少陵诗格》欧阳修等改革诗体以后的留恋于旧窠臼的诗格，还有僧惠洪的《天厨禁脔》和林越的《少陵诗格》，也姑附述于此。我们就采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提要吧。《天厨禁脔》二卷，《总目提要》列于诗文评类存目，言：是编皆标举《诗格》，而举唐宋旧作为式。然所论多强立名目，旁生支节。如首列杜甫《寒食对月》诗为偷春格，而谓黄庭坚《茶》词叠押四“山”字为用此法，则风马牛不相及。又如苏轼“芳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句，黄庭坚“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句，谓射雁得苏武书无“鸿”字，故改谢灵运“春草池塘”为“芳草”，五车书无“身后”字，故改阮孚“人生几两屐”为“平生”，谓之用事补缀法，亦自生妄见。所谓古诗押韵换韵之类，尤茫然不知古法。严羽《沧浪诗话》称《天厨禁脔》最害亭，非虚语也。《少陵诗格》一卷，亦列诗文评类存目，言：是篇发明杜诗篇法，穿凿殊甚。如《秋兴》八首第一首为接项格，谓“江间波浪兼天涌”，为巫峡之萧森，“塞上风云接地阴”，为巫山之萧森，已牵合无理。第二首为交股格，三首日开合格，四首日双蹄格，五首日续后格，六首日首尾互换格，七首日首尾相同格，八首曰单蹄格，随意支配，皆莫知其所自来。后又有咏怀古迹诸将诸诗，亦间及他家，每首皆标之诗名，种种杜撰，此真强作解事者也。惠洪在徽宗大观中游张商英之门，当北宋末年；林越别有《汉隽》十卷，前有高宗绍兴壬午自序，当南宋初年。这时已经不是诗格的时代，而他们还在大作诗格书，大半是由于过去历史的领导，不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就著作的动机而言，也只有附述于五代前后的诗格书，为比较恰当。

七已佚的诗格书

五代前后的诗格书，我们能较世人多见到十一种以上，不能不认为是意外的收获，同时也意外的欢喜。但不要过分的自鸣得意，我们并没有见到五代前后的诗格之全。这是无可如何的，因为已经散亡了。兹将可考见者列下：

（一）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见《新唐志》及《通志》。《宋志》载王杞《诗格》一卷，杞下注云“一作起”，疑即一书。

（二）郑谷《国风正诀》一卷——见《宋志》。

（三）僧齐己《玄机分明要览》一卷——见《宋志》。

（四）又《诗格》一卷——见《宋志》，疑即《风骚旨格》。

（五）郑谷、僧齐己、黄损《今体诗格》——《湘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人；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失此则缪矣。’余按《倦游录》载唐介为台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庙怒，谪英州别驾，朝中士大夫以诗送行者颇众，独李师中《待制》一篇，为人传诵。诗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此正所谓进退韵诗也。按韵略难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还字又在二十七，一进一退，诚合体格，岂率尔而为之哉？近阅《冷斋夜话》载当时唐李对答语言，乃以此诗为落韵诗，盖渠伊不见郑谷所定诗格有进退之说，而妄为云云也。”（引见《诗人玉屑》卷二，《诗林广记》卷四《李师中送唐介诗》后）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苕溪渔隐》曰：“郑谷等共定《今体诗格》。”惟只载一进一退韵，无葫芦、辘轳二格。《宋阙目》载有《今体诗格》一卷，未著作者，不知与此是否一书。

（六）任藩《文章元（玄）妙》一卷——见《陈录》及《通考》。《陈录》云：“言作诗声病对偶之类。”《通志》文史类载任博《文章妙格》一卷，未知是否一书。

（七）任博《新点化秘术》一卷——见《通志》、《宋阙目》。《通志》“新”作“诗”。

（八）齐陆机《分别六义诀》一卷——见《宋阙目》。

（九）徐三极《律诗洪范》一卷——见《宋阙日》、《通志》。

（十）徐蜕《诗律文格》一卷——见《宋阙目》、《通志》。《宋志》载徐锐《诗格》一卷，盖即此书。

《崇文总目》载《诗律大格》一卷，未著作者。“大”疑为“文”之误，果尔，亦即此书。

（十一）阎东叟《凤雅格》五卷——见《通志》。

（十二）张天觉《律诗格》——《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云：“梅圣俞有《续金针诗格》，张天觉有《律诗格》，洪觉范有《禁脔》。此三书皆论诗也。……天觉《律诗格》辨讽刺云：‘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若“庙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类也。未如“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花浓”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国家，“竹细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见用也。“沙鸟晴飞远，渔人夜唱闲”，“沙鸟晴飞远”喻小人见用，“渔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处昏乱朝廷而乐道也。“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芳草”比小人，“马”喻势力之辈，“云”喻谄佞之臣，“楼”比钧衡之地。若此之类，可谓言近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也。’其说数十，悉皆类此。”

（十三）李邯郸《诗格》——许彦周《诗话》云：“李邯郸公作《诗格》，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尽古今诗之格律，足以资详博，不可不知也。”又《沧浪诗话》“诗体反复”条下云：“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抽韵，反复成文也。李公《诗格》有此二十二字诗。”（《诗人玉屑》引作二十字）又藏头、歇后等体条下注云：“近世有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盖其是处不可易也。”李公盖即李邯郸。《沧浪诗话》自云“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知其诗体一卷，很多是本之李公《诗格》的，不过李公《诗格》既佚，无从比勘罢了。

（十四）杜氏《十二律诗格》一卷——见《宋阙目》。《通志》载杜氏《诗律诗格》一卷，盖即一书。

（十五）夏侯籍《诗评》一卷——见《宋阙目》。

观此，可见五代前后讲究诗格之盛了。

八诗格总集——李淑《诗苑类格》一种学问的既经发达之后，便有人集合各家之说，加以系统的类述或研究。如先秦诸子发达之后，便有“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两宋诗话发达之后，便有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一类的诗话总集。

同样，五代前后既有大批的诗格书，当然的要在北宋产生总述诗格之书。就今所知，一为李淑的《诗苑类格》，是诗格总集；一为蔡传的《吟窗杂录》，是诗格丛书。

《诗苑类格》已经散亡。尤袤《遂初堂书目》无卷数，《晁志》、《陈录》皆作三卷。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作《宝元诗苑类格》，言：“（仁宗宝元）二年（1039），翰林学士李淑，承诏编为三卷。上卷首以真宗御制八篇，条解声律为常格，别二篇为变格。又以沈约而下二十二家评诗者次。中卷叙古诗杂体三十门。下卷叙古人体制，别有六十七门。”此说是宝元二年，《晁志》则云：“宝元三年，豫王出阁为王子传，因纂成此书上之，述古贤作诗体格。”（钞本。袁本及《通考》有“总九十目”四字。）略可考见者，如《诗人玉屑》卷五引称：“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如傅长虞‘日月光太清’，陈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浑‘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沈约‘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是也。偷势才巧意精，各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是也。”提倡偷势，似出五代前后的诗格书。

《诗人玉屑》卷七又引称：“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又曰诗有八对。”（详四篇一章四节）则是初盛唐人的对偶说。本来从历史的源流而论，五代前后的诗格说，实出于初盛唐的对偶说。所以对偶说与诗格说是一贯的。《困学纪闻》卷十八上云：“《诗苑类格》谓回文出于窦滔妻所作。”其说源出何书不可考，约之也是讲体格的。惟《诗人玉屑》卷十六引称：“白乐天讽谕之诗长于檄，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其说源出于元稹的《长庆集序》，固然也是讲诗体的，俚与五代前后所讲的诗的体格不很一样。盖以李淑作《诗苑类格》时，已在北宋的中叶，格律之说虽仍盛行，而所谓诗体革命的反格律者，已逐渐滋长，故虽以格律为主，而所收实较宽泛了王静安：《人间词话》卷下云：“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一。”未悉何本，待考。。

九诗格丛书——蔡传《吟窗杂录》我所购藏的明刊本《吟窗杂录》内容如下：

卷一魏文帝诗格

卷二钟嵘诗品

卷三贾岛二南密旨

卷四、五白乐天文苑诗格，王昌龄诗格卷六王昌龄诗中密旨，李峤评诗格卷七僧皎然诗议、中序

卷八、九僧皎然诗式

卷十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徐衍风骚要式卷十一齐己风骚旨格

卷十二沙门文彧诗格

卷十三金华保暹处囊诀、释虚中流类手鉴、桂林淳大师诗评卷十四李商隐梁词人丽句、正字王玄诗中旨格卷十五炙毂子王睿诗格、王梦简诗要格律卷十六至十八上徐寅雅道机要

卷十八上至下白居易金针诗格、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诗评卷十九至二十九历代吟谱

卷二十九至三十一古今才妇

卷三十二古今诗僧

卷三十三、四上古今武夫、夷狄、本朝诗人卷三十四下古今杂体、联句、谜

卷三十五、六、七句图、句对、续句图卷三十八至四十诗品

卷四十一杂序、叙录

卷四十二、三、四续句图

卷四十四、五续事志

卷四十六寄僧，神仙

第四十七高逸、梦、幼悟

第四十八讥愤、嘲戏、歌曲

第四十九琴、棋、书、画、香、乐、茶、酒、砚、纸、笔、杂题卷五十杂题、杂咏、契真、诗余

收录这么多的诗格，所以可推为诗格丛书。此题陈应行编，《陈录通考》皆称蔡传撰，毛晋亦称蔡氏著，知原出蔡传，而此本或由陈氏重编。《陈录》云：“莆里蔡传撰。君谟之孙也。取诸家诗格诗评之类集成之。又为吟谱，凡魏晋而下，能诗之人，皆略具其本末，总为此书。”毛晋跋《风骚旨格》云：“莆里蔡氏著《吟窗杂咏》，载诸家诗格诗评类三十种。大略真赝相半，又脱落不堪读。丙寅春，从云间公予内父遗书中，简得齐己《白莲集》，末载《风骚旨格》一卷，与蔡本迥异，急据之以正诸本之误云。”《通考》亦作《吟窗杂咏》，知当时有“杂咏”一名。《陈录》、《通考》都作三十卷，此本作五十卷，或者“三十”是“五十”之误；否则蔡传原书至《吟谱》而止，《古今才妇》以下，出陈应行《续补》，所以《陈录》未曾提及。此本至《吟谱》二十九，其余一卷当为卷三十五以下之《句图》及卷四十二以下之《续句图》。《陈录》于《杂句图》一卷下注云：“自魏文帝《诗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见《吟窗杂录》。”检魏文帝《诗格》而下，《杂句图》而上，所著录者，除无名氏《诗三话》一卷、欧阳修《诗话》一卷、司马光《续诗话》一卷，不是诗格，理应除外，其余为王昌龄《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李峤评《诗格》一卷，贾岛《二南密旨》一卷，白居易《文苑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五卷、《诗议》一卷，齐己《风骚旨格》一卷，神彧（泽案即《文彧》）《诗格》一卷，保暹《处囊诀》一卷，虚中《流类手鉴》一卷，□滈《诗评》一卷，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王睿《炙毂子诗格》一卷，王梦简《诗格要律》一卷，李宏宜《缘情手鉴诗格》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不著名氏《琉璃堂墨客图》一卷，徐寅雅《道机要》二卷，白居易《金针诗格》一卷，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一卷，不知名氏《诗评》一卷，宋太宗真宗《御选句图》一卷，张为《诗主客图》一卷，李洞《句图》一卷，任藩《文章元妙》一卷，李淑《诗苑类格》三卷，《林和靖摘句图》一卷（未详作者），《黄鉴杨氏笔苑句图》一卷，《惠崇句图》一卷，孔道辅《孔中丞句图》一卷，并魏文帝《诗格》及《杂句图》共三十家，较二十七家多出三家。毛晋亦谓“载诸家诗格诗评类三十种”，则似以三十家为是。但与此本多不合，或者也是出于陈应行的增删。

十赋格及文格

五代前后，不惟有大批的诗格书，还有赋格书和文格书，也姑附述于此。

赋格书，中唐已经有之，如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详四篇一章二节）。这是因为赋是富丽的唯美文学，不容易跟着文章载道，也不容易跟着诗歌刺时，所以在文以载道、诗以刺时的中唐时代，独自躲在社会的一角，适应科举的以赋取士，讲讲格律，弄弄声调。固然那时也以诗取士，但因为诗人要以诗刺时，——就是以诗“泄导人情”，“补察时政”，所以不能跟着赋讲格律。

五代前后的赋格书，现在可以见到的，只有毛友《左传类对赋》六卷，载于《宋史.艺文志》。我购得清初刻本一部，书中将《左传》事文，制为偶语，以供赋家采用，并没有讲明格律，不能算是真正赋格书。真正赋格书可以考见者，有下列三种：

（一）和凝《赋格》一卷——见《宋志》。

（二）宋祁《赋诀》二卷——见《宋阙目》。

（三）马称《赋门鱼钥》十五卷——见《宋志》，《宋阙目》，《陈录》，《通考》。《宋阙目》作二卷，疑误。《陈录》云：“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诀。”

此外《陈录》及《通考》俱著《宾朋宴话》三卷，《陈录》云：“太子中舍致仕贵溪邱昶孟阳撰。南唐进士，归朝宰数邑。著此书十五篇，叙唐以来诗赋源流。天禧辛酉，邓贺为序。”又《新唐书.艺文志》著刘蘧《应求类》二卷（详四篇一章二节），《通志》载李淑《制朴》三卷，大概都是讲科场文学格律的。唐宋试士皆有赋，所以大概也讲到赋格。惟刘蘧虽当然是唐人，但在唐代何时则不可考。

文格书可考见者，有下列四种：

（一）孙郃《文格》二卷——见《新唐志》、《宋志》、《崇文总目》及《通志》。

（二）冯鉴《修文要诀》二卷——见《宋志》、《宋阙目》、《遂初堂书目》、《晁志》、《通考》及《通志》。《通志》无卷数。《晁志》云：“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云。”

（三）王瑜《文旨》一卷——见《宋志》、《崇文总目》及《通志》。《宋志》作王瑜卿。

（四）王正范《文志龟鉴》五卷——见《宋志》。倪宥的《文章龟鉴》疑为《诗句图》（详下章七节），此谈诗谈文不可知，姑附于此。

此外若任藩《文章玄妙》一卷，《陈录》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当然是诗格，故列于已佚的诗格书中。然《通志》分文史、诗话二类，诗格书皆列入诗话类，此独列入文史类，又似为文格书。或者兼论诗文，亦未可知。

十一反诗格的言论

中唐的社会诗和社会诗论，抵不住社会的压迫，逐渐的或逃于色，或逃于艺。逃于色，便鼓吹色欲的文学理论（详一章六节），逃于艺，便制造诗格及诗句图。到赵宋统一天下，政治又由分而合，社会又由乱而治，所需要的文学，又逐渐的不复是肉感的满足和艺术的欣赏，而是世俗的教导和性情的陶冶，所以有欧阳修等的改革许体。改革的对象，无疑的就是五代前后的肉感的格律的诗，和这种诗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极力的反对诗格。

如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狮子跳掷、毒龙顾尾等势。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士，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杆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此岂韩退之所谓“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文章玄妙》下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这真是对五代前后的诗格的一种当头棒喝。严羽《沧浪诗话》谓“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详七节），也是反诗格的言论。五代前后的诗学书率名为“诗格”，欧阳修以后的诗学书率名为“诗话”，已显然的说明了“诗话”是对于“诗格”的革命。所以诗话的兴起，就是诗格的衰灭，后世论诗学者，往往混为一谈，最为错误。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句图

一诗句图的渊源

五代前后有大批的诗格书，同时还有大批的诗句图。诗格的目的在提示作诗方法，诗句图的目的在提示诗句典型，二者是相辅而行的。

诗句图的渊源，大概出于唐人的摘选秀句。在诗格的第一个时代，——就是初盛唐的讲对偶的时代，已有元兢撰《古今诗人秀句》二卷，僧元鉴和吴兢合撰《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详四篇二章三节）。此后的诗，大半侧重描写社会，讽咏政治，所以没有诗格书，也没有诗人秀句书。至五代前后，因了社会的关系，又逼着诗走到艺术技巧一方面，诗格书及诗人秀句或诗句图，也遂应运而生。在中晚唐之交，姚合作有《诗例》一卷，其书已佚，无从查考。但既以“例”名，似乎重在提示例句，果尔，与秀句及句图的性质也很相近。他又有《极元集》一书，韦庄据而“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也是注重“清词丽句”的。《吟窗杂录》，载有李商隐《梁词人丽句》一卷，书名已经标明“丽句”。此外黄滔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按名思义，当然也是集秀句的书籍。王起有《文场秀句》一卷，《通志.艺文略》列在诗话类，《新唐书.艺文志》则列之总集类，大概是在撰集文场诗赋秀句。可见选集丽句，在五代前后已形成一时的风气，所以产生了专门选集丽句的诗句图。

二李商隐《梁词人丽句》

李商隐集的《梁词人丽句》，见《吟窗杂录》卷十四，《四库全书提要》斥为依托（《诗文评类存目》、《吟窗杂录提要》）。然所集蔡延休《游道上观》二句，褚畦《岁暮》二句，岑之元《梦书琳所赠鬼诗》四句，都不见《全梁诗》；王衡（原作主衡，盖误）《宿郊外晓作》四句，王湜《赠情人》四句，《全梁诗》虽载入，但注明见《梁词人丽句》，惠慕道士《犯虏将逃》八句，亦注明见《梁词人丽句》，又注云“《文苑英华》作颜之推”，题云“从周入齐夜渡砥柱”，由是又收入《金北齐诗》颜之推名下中央大学图书馆无《八朝全诗》，托由李炳先生在迁江津白沙国立编译馆查校。。储皖峰先生校云：峰按此诗，诗记作北齐颜之推诗，题为“从周入齐夜渡砥柱”，似可信据，拙编《汉魏六朝诗选》从之，《文镜秘府论》卷三“东”“论对”“第二十八叠韵侧对”末引“今江东文人作诗，头尾多有不对，如：‘侠客倦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花剑影，月出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秘府论》所谓江东文人，似亦不认为颜作，岂引书记忆之误耶？本篇各章作于二十四年（1935）秋至二十五（1936）年春，于时尚未购得《吟窗杂录》；《吟窗杂录》之购得在二十六年夏，未及补入，遭“七七”事变，凡引及杂录各章节，皆南来后，友人储皖峰先生钞寄据补者也。本节所引储先生云云，亦钞寄时所附校语。谨此志谢。三十年（1941）7月15日，在迁渝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似此书颇有来历。惠慕道士不可考，如为江东人，则与《秘府论》相合；《古诗纪》盖本之《文苑英华》，皆题为颜之推诗，与此完全不同，似此书编集在《文苑英华》之前。李商隐本来是取法齐梁的，《樊南甲集自序》云，“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引详一章二节），集《梁词人丽句》，并非不可能，所以不一定是伪书。

所集都是梁代词人的丽句。首为《献乐安公启》云：世宗颇好文词，享国仅及二纪，文武之代（原作伐，依储皖峰先生校改），篇什成风。至于裨将清吟，群公让胜；缁衣奋藻，时王嫉能；咸著在缥缃（原作伸湘，依储校改），动盈卷帙。洎隋取宝器，陈受降旗，逸调空在，全篇莫存。大概用为代序，据知重在裨将缁衣之作，所以没有一个有名的词人，就是他所推崇的任范徐庾，也未曾采录。除了前述蔡延休、褚硅、岑之元、王衡、王湜、惠慕道士以外，还有李孝胜咏《安仁得果》四句，谈士云咏《安人得果》四旬，僧正惠偘咏《独杵捣衣》八句，《闻侯方儿来寇》四句，萧欣《还宅作》四句，陈初童谣五言四句，杂言四句。

三张为《诗人主客图》

在典型的诗句图未兴起以先，有唐末张为作了一本《诗人主客图》，可以算是性质稍异的诗句图。《四库提要.诗文评类.文选句图》下云：“摘句为图，始于张为。”不过张为虽也摘句为图，但重要的用意是在讲诗人的主客派别，自序云：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渡一则也。

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室张祜、羊士谔、元稹；升堂卢仝、顾况、沈亚之；及门费冠卿、皇甫松、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况元膺、徐凝、朱可名、陈标、童翰卿。

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上入室韦应物；入室李贺、杜牧、李馀、刘猛、李涉、胡幽正（《诗图》作贞）；升堂李观、贾驰、李宣古、曹邺、刘驾、孟迟；及门陈润、韦楚老。

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苏郁；入室刘畋、僧清塞（即周贺）、卢休、于鹄、杨洵美、张籍、杨巨源、杨敬之、僧无可、姚合；升堂方干、马戴、任蕃、贾岛、厉元、项斯、薛寿；及门僧良父、潘诚、于武陵、詹雄、卫准、僧志定、喻凫、朱庆馀。

以孟郊为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陈陶、周朴；及门刘得仁、李溟。

以鲍溶为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马退之、张为。

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上入室刘禹锡；入室赵嘏、长孙佐辅、曹唐；升堂卢频、陈羽、许浑、张萧远；及门张陵、章孝标、雍陶、周祚、袁不约。（《全唐文》卷八一七，普通本《诗人主客图》不载）就渊源而言，盖出于钟嵘的以三品论诗的高下，以派别论诗的源流。清李怀民有《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势》，系仿此而作。

图中所举诗人，有的极不著名，如陈羽、张陵、雍陶……之类。这还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既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则上入室当然是元稹，今反以不知名之杨乘为上入室，而元稹只算做入室弟子；孟云卿可以为高古奥逸主，而韦应物反算是他的上入室，李贺、杜牧更只算是他的入室弟子；不惟高下倒置，亦且时代倒置。但“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函海本李调元序。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云“近世诗派之说，殆本于此，”则李说源本于陈）。就历史而言，也不无相当的价值。

每一位诗人之下，都摘列诗句（今本有的诗阙），和诗句图相同，所以《四库提要》认为是摘句为图之始。但诗句图只是摘句为图，此则有时列举全诗，如白居易下便列举了《读史》诗第四首、《秦中吟》第二首、《寓意诗》第一首及第二首。所以姑不论他的用意在讲明派别，只就图诗而言，也不是典型的诗句图。

四李洞《集贾岛诗句图》

典型的诗句图，似以李洞的《集贾岛诗句图》一卷为最早，《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著录。惟《唐志》、《通史》无“诗”字，《总目》、《宋志》无“集”字。

《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俱载句图一卷，题唐李洞选，盖即此书。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云：“（李）洞常集（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唐诸人警句五十联，为诗句图，自为之序。”似句图包括贾岛及唐诸人警句，《集贾岛句图》则只包括贾岛警句，亦未可知。《吟窗杂录》卷三十五，标为句图，中有贾岛句对一种，其十三对：《送朱可文归越》：“吴山侵越众，隋柳入唐疏。”《南台对月》：“僧归湖里寺，鱼听水边经。”《就可公宿》：“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闻。”《寄童武》：“孤雁来半夜，积雷在诸峰。”《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天台僧》：“雁过孤峰晚，猿啼一夜霜。”《寄正空二上人》：“老窥明镜小，秋忆故山多。”《哭孟郊》：“家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舡。”《晚晴见终南诸峰》：“半旬藏雨里，此日到窗中。”《山中道士》：“养雏成大鹤，种子作高松。”《题李疑幽居》：“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又诗：“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颇疑采自《集贾岛诗句图》，果尔，便是《集贾岛句诗图》的残存了。《吟窗杂录》贾岛句对后为群公句对，但皆为徐凝诗，共五对，再后为梁周翰句对一对，黄夷简句对一对，范呆（应依《诗学指南》作范采）句对一对，郑文宝句对六对，恐非唐诸人警句的残存，不一一迻录。

五宋太宗真宗《御选句图》

《直斋书录解题》著《御选句图》一卷，《通考.经籍考》，亦有著录，惟“选”作“制”。《解题》云：“太宗皇帝所选杨徽之诗十联，真宗所选送刘琮诗八篇。”案太宗皇帝所选杨徽之诗十联，今亦存于《吟窗杂录》卷三十五，言：“太宗皇帝闻杨徽之诗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奏御，上和其所谢诗，选其中十联写故屏。”十联如下：《江行》：“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含》：“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新霜染枫叶，皓月借梨花。”《哭江》：“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嘉阳川》：“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常圆。”《元夜》：“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开尽菊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真宗所选送刘琮诗八篇，我得之于释文莹《玉壶野史》卷一，言：“枢密直学士刘琮，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只得八联：晁迥云：‘宿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关榆渐落边鸿过，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镍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琮曰：‘并门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憾，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官道宇，纂集成篇目。太原事绩，后不闻其作也。’琮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又见《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一引《古今诗话》）六惠崇《句图》

《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皆载惠崇《句图》一卷，《宋四库阙书目》载惠崇《唐律诗句图》一卷，盖即一书。案所图皆惠崇自己的律诗，所以《宋阙目》的“唐”字应为衍文。此书久已亡佚，我得之于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言：杨文公《谈苑》称楚僧惠崇工诗，于近代释子中为杰出。而欧阳公《少师归田录》亦纪其佳句，则不甚多。余尝见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喜者。今并录之。则所录犹是惠崇《句图》的全文。再考《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永叔诗话》载本朝诗僧九人，时号‘九僧诗’。其间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图刊石于长安，甚有可喜。”益知吴氏所录不误。全图一百联，不能全举：举首四联于下：《书杨云卿别墅》云：“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长信词》云：“阴井生秋草，明河转曙迟。”《送远上人西游》云：“地形吞蜀尽，江势拘蛮回。”《江行晚泊》云：“岭暮春猿急，江寒白鸟稀。”……

七已佚的诗句图

现存的及可以在笔记中寻辑的诗句图，略尽于此；已佚而有书名可考见者，钩列于下：（一）倪宥《诗图》一卷——见《通志》。按《通志》又载有倪宥《文章龟鉴》一卷，亦见《新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通志》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诗。”既是集前人律诗，理应列总集类，而《新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列之文史类，《通志》列之诗话类，知不是纂集全诗，而是选录零句，疑即诗图的异名。《宋阙目》载有倪宥《金体律诗例》一卷，或者亦即此书。叶德辉考证云“按《宋志》作诗体”，然则《宋志》所载诗体也是此书了。

（二）黄鉴《杨氏笔苑句图》一卷，□□□《续句图》一卷——见《陈录》、《通考》及《通志》。《陈录》及《通考》只题续一卷，无“句图”二字。《通志》作革鉴编，“革”盖“黄”之残文。《陈录》云：“黄鉴编，盖杨亿大年之所尝举者，皆时贤佳句。续者不知何人，亦大年所书唐人句也。所录李义山、唐彦廉之句为多，昆体盖出二家。”

（三）强行父《唐杜荀鹤警句图》三卷——见《宋志》及《宋阙目》。

（四）孔道辅《孔中丞句图》一卷——见《陈录》及《通考》。《陈录》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辅邪？”

（五）蔡希蘧《古今名贤警句图》一卷——见《宋志》。

（六）僧定雅《寡和图》三卷——见《朱志》、《宋阙目》及《通志》。

（七）僧惟凤《风雅拾翠图》一卷——见《通志》及《宋阙目》。《宋阙目》作二卷，又“拾”作“十”，疑误。

（八）《林逋句图》三卷——见《宋志》及《陈录》。《陈录》作“林和靖摘句”一卷，注云：“林逋诗句。”按作图者系林靖，抑他人，不可考。

（九）《杂句图》一卷——见《陈录》及《通考》。《陈录》云：“不知何人所集。”

（十）《九僧选句图》——见《通志》。

（十一）《诗林句范》五卷——见《通志》及《宋阙目》。

（十二）《琉璃堂墨客图》一卷——见《陈录》及《通考》，《通考》“客”作“家”。《陈录》云：“不著名氏。”按诗句图，摘选诗句，书悬墙壁，就诗句言为诗句图，就书者言，则为墨客图。《陈录》及《通考》既以此书与诗格诗句图并列，知也是诗句图无疑。

此外《宋志》有许文贵（一作贡）《诗鉴》一卷，《宋阙目》有不著作者的《骚雅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疑也是诗句图一类之书。

八蔡传《句图》、《续句图》及陈应行《续句图》《吟窗杂录》卷三十五及卷三十六前半为《句图》，卷三十六后半、卷三十七、四十二至四十四为《续句图》，可考知录自何书的有《太宗御选句图》及《集贾岛诗句图》，已分别论述于四、五两节，此外，卷三十六有《孔中丞句图》九联，疑录自孔道辅书，不过恐有节删。《直斋书录解题》于《杂句图》下注云“自魏文帝《诗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见《吟窗杂录》”，则《杂句图》当然采入，同时《琉璃堂墨客图》、《杨氏笔苑句图》、《林和靖摘句图》、《惠崇句图》，亦皆疑采人（详三章九节），然惠崇只收有一联（卷三十六），当然非《惠崇句图》之全，不知节删的是蔡传抑陈应行，因今本或已经过陈应行改编。又张为《诗人主客图》，亦疑采人，但只字不见，也不知是否由陈应行删去。

《杂句图》诸书早已亡佚，录入何卷，无法比勘，因亦无法使还原书，只有笼统的系于蔡传名下。《句图》中除了太宗御选十联，集贾岛诗句图十三联外，计有群公句对徐凝诗五联，梁周翰句对一联，黄夷简句对一联，范采（原作呆，依《指南》改）句对一联，郑文宝句对六联（以上卷三十五），王禹偁句对一联，刘道师句对四联，李宗谔句对二联，李建中句对三联，路振句对二联，丁谓句对二联，吕夷简句对二联，焦宗石句对二联，钱昭度句对三联，南郑殿丞句对二联，钱惟演句对二联，刘筠句对三联，惠崇句对一联，希昼（原作画，依《指南》改）句对一联，宝通寺句对一联，简长句对一联，智仁句对二联，休复句对一联，行肇句对二联（以上卷三十六）。《续句图》计有王维一联，司空曙二联，苏味道、李端、于良史（原作吏，依《指南》改）、李约、张循、皎然、崔珪、杨衡各一联，宋之问句对二联，李峤骊山高顶应制三联，韩翊丽句一联，刘禹锡丽句二联，刘长卿丽句五联，孔中丞句图九联，王随（原作三随，依《指南》改）十二联，李遘句图五联，柳开句图四联，陈元老句图四联（以上卷三十六），梅尧臣句图二十七联（以上卷三十七），王随四十一联，梅尧臣二百三十联（以上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顾龙振《诗学指南》收有陈应行《续句图》，除完全钞录了《吟窗杂录》的《句图》和《续句图》外，还增加了欧阳修七联，王安石八联，苏轼十三联，黄庭坚八联，范成大十五联，陆游七十七联，杨万里一联，严羽四联。考《宋史.艺文志》史钞类有陈应行《读史明辨》二十四卷、《读史明辨续集》五卷，未注明时代。《续句图》既采及严羽，当然在严羽之后。由《诗学指南》的较《吟窗杂录》多欧阳修等百三十三联，知《吟窗杂录》虽经陈应行改编，但删削颠倒，容或有之，增益则绝对没有的。换言之，仍是蔡传选辑的《诗句图》，不是陈应行选辑的《诗句图》，陈应行选辊的《诗句图》在《诗学指南》，是据蔡选增益欧阳修等百三十三联而成的。

九高似孙选《诗句图》

陈应行的《续句图》既联带的叙述于此，高似孙（淳熙进士）的《选诗句图》（《四库》本题“文选句图”）也顺便在这里叙述，首有壬午（1222）十一月二十一日高氏自序云：杜公训儿，熟精选理；儿岂能熟，公自熟耳。蚤参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袭晋，齐沿宋，凡兹诸人，互相宪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为图诂，略表所以宪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姑畀儿，儿熟否？虽然，莫欺也，力诸！所选都见于《文选》，也是在一首诗中选录相连的二句。如选颜延年诗“寝与日已寒，白露生庭芜”，谢灵运诗“潜蚪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惟有进于别家句图者，于所选诗句下每注列其他与此相类的诗句。如选陶潜诗：“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注云：“李颙《离思篇》‘烈烈寒气严，寥寥天宇清’。陆机诗‘岁莫凉风发，昊天肃明明’。谢惠连诗‘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惠崇《诗句图》皆惠崇自己的诗句，当然不必注列其他诗句，而集他人诗的诗句图又只存太宗真宗《御选句图》一种，其他注列旁人诗句否不可知，因此高似孙的这种办法是自己新创的，抑继承前人的，也未敢轻断。《四库提要.总集类存目》一云：“其句下附录之句，盖即钟嵘《诗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录一两首者，则莫喻其体例矣。”这或者是错的。其句下附录之句，有的是前人作品，固可解为“即钟嵘《诗品》源出某某之意”；有的是后人作品，如魏文帝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下附张载诗“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决不能说魏文帝的诗源出晋人张载。依我看，其目的在列相近的句子，以资参阅。这对于欣赏或取法，倒是很有益处。

十诗句图的评价

就诸家句图观之，知其目的在提示佳句，供人吟咏或效法。蔡宽夫《诗话》云：“诗全篇佳者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盖以此。”刘攽《中山诗话》云：“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本来五代前后因注重诗的艺术技巧，所以才撰诗句图；加以当时的作品，又偏于“小巧美丽”。所以“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但如选“雄材远思”的佳句为句图，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创作是美好的制造者，批评是美好的寻求。创作以美好为目的，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未必完全美好，所以有待于批评家的拣择去取，这样才可以使读者不费力的得到美好的读物，这样才可以使新进作家不费力的得到美好的典型。果尔，诗句图正是这种书籍，正有这种功能，虽选的都是单联只句，有点近于支离破碎，但也未可一笔抹煞了。

自序自述

《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

一

这本书的付印，顾颉刚先生劝我写一篇长的自序，我自己也这样想，但“时光老人”却只许我略略的写一点。

为说明这本书的编著的原因，不能不略述我研究诸子的志趣；为说明我研究诸子的志趣，又不能不略述我对于整个学问的志趣。

大约在五六年以前了，一位朋友问我：你时而弄弄文学，时而弄弄哲学，又时而弄弄考据学，到底要做什么学问？这样一问，我茫然了；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渺无涯际的学术界，我这无舵的小舟，何处是停泊的地方？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徬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由是拟定了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什么不叫《中国哲学史》呢？因为有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地位的学说，却不一定合于哲学的定义，所以不如叫《学术思想史》之操纵自由，而避去许多勉强牵附和略去重要学说的弊病。

我做《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已见我出版的《乐府文学史》，近来稍有变更，留待正在本社印刷的《中国诗歌史》里详说。

我做《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拟先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四个时期：（一）自上古至东汉之末（约西历二二年），虽然已和印度发生了一些关系，但学术思想界并未受多大影响，可以叫做“纯中国学时期”。

（二）自魏初（约西历二二一年）至五代之末（约西历九六年），印度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那时有人提倡三教合一或两教合一，但那更显示了三教不合一的事实；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交争时期”。

（三）自宋初（约西历九六一年）至清之中世（约西历一八年），中国学与印度学由长期的争辩而趋于混合，三教合一之说由宣传而至于实现，产生了中印混合体的所谓理学。清代学者如颜元、戴震诸人，虽极力反对理学，而结果不过是理学的修正，造成一种新理学。这种理学与新理学（或称反理学）的时期，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混合时期”，也可叫做“新中国学时期”。

（四）自清中世（约西历一八年）至现在，西洋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了重要地位，此种“新思潮”与旧有“国故”争鸣，可以叫做“新中国学与西洋学之交争时期”。

依黑格儿正反合的辩证法，将来总有“新中国学与西洋学之混合时期”，不过要等待一个相当的年代罢了。

二

因了时间的关系，截至现在，我所研究者还只是第一期——纯中国学时期。这一期因学术的领域不同，可以分为经学与诸子学两类。我现在所研究的，还只限于诸子，这是因为我对诸子特别爱好的缘故。我之爱好诸子，似与我的性质有关。我究竟是一个喜新好异的人，虽然因了内己是研究中国学问的，而被人拟“骨董”诋之。

在诸子书中，可以看到各种相反的论调，可以看到类似而不同的主张；看《孟子》把墨子骂了个不亦乐乎，看《墨子》却又有他独到的见解。这些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言论，最足以满足我这喜新好异的嗜好。由是诸子遂如胶似漆的做了我的最亲密的伴侣。这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关系了。

我对于我这最亲密的伴侣，最初只是欣赏，只是爱好；放在客观的地位而加以研究，是近十年的事。这十年的经过，迫于“时光老人”的命令，不能叙述；此下便直截了当，说我积十年至令日所央定的研究计划。我的最后的目的，只是写一部详赡而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但着手工作的步骤，则打算先从事于一个人，一部书，一个问题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的研究；所以我之整理诸子，拟分为五种研究：（一）人的研究——此种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论，近人言之者甚多，我也没有什么新奇可喜之论。从事于这种研究者，要算钱宾四（穆）先生的成绩最为伟大，他作了一部三十多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至我的企图则在写一部《诸子评传》，我觉得诸子的精神，许多是值得我们崇拜的，尤其是孔、墨、孟、荀。要表彰他们的精神，年表远不如评传。而且年表只是供人看的，评传于供人看以外，还可以供人读，看远不如读之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象与深切的感动。所以我希望先博稽详考以搜索他们的史料，然后用有力量的文笔为他们各作有史的价值与文学价值的评传。可惜我所作讫者仅有《孟子评传》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文笔又非常脆弱，不能表彰孟子的精神。

（二）书的研究——此又分为二种：（1）文字内容的研究——此又分为四种：（a）校注——这是中国旧学者最擅长的工作，尤以清代的“汉学家”，差不多都是校注专家，他们的成绩真是夐乎不可几矣。但一，他们最注重者是经书，子书非其所急，到清末才以治经之余，渐及于子，因为历史很短，所以子书中尚有应校注而未校注的剩义；即最普通的《墨》、《荀》、《韩》、《吕》，他们虽已曾经致力，但讲不通的地方仍然甚多；至若先秦的《管》、《商》，汉代的《论衡》、《申鉴》之类（友人刘盼遂先生《论衡集解》一书，甚精博，近拟付梓），其须用校注之处更多。二，我们比他们生后若干年，有新的知识供我们采用，有新的材料供我们参考。如文法是过去不甚讲明而现在则极普通的知识，用以校注古书，很可以得到相当的成绩。随便举一个例吧。《墨子.明鬼下》：“《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苏舆以《吕览.报更篇》“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之“德几”释“得玑”。孙诒让说：“苏说是也。”其实稍微懂得文法的人，便知道他们的解释不对：“得”为动词，“玑”为名词（毕沅云即祥字），“灭”为动词，“宗”为名词；“得玑无小”与“灭宗无大”正是相对为文。若释为“德几”便不合文法了。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实是因为古人不幸生得早些，那时文法还不讲究罢了。我们既幸而得生在这种知识流行的时代，自然不应辜负它，自然应当利用它。

新的材料最普通的就是甲骨金文。因了这批材料，也可以校正古书的错误不少。如《诗.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宁，不康禋祀。”《毛传》说：“不宁，宁也；不康，康也。”真是滑稽之至。陈奂《诗毛氏传疏》觉得这种解释欠圆满，由是另想了一个滑稽的办法，说：“不，皆发声也。”不是发声，有什么例证？试看钟鼎文字，丕皆作不，知道这里的“不宁”，“不康”，便是“丕宁”，“丕康”。甲骨金文固是早已有材料与知识，但现在材料更多，研究的成绩也更大，我们据了这份产业，适用以校注我们的子书，也一定可以得到比古人更多的成绩。

（b）通释——我以为注疏之最大的使命是训诂，应当以简明为原则，“粤若稽古”注十万言，无论如何，是使读者讨厌的。但书中的重要问题，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的。所以我们最好于校注以外，另为通释。清儒焦循的《论语通释》便是最好的先例。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我久拟写一本《荀子通释》，拟目为《释礼》、《释乐》、《释性》，《释天》、《释名》、《释蔽》、《释心》、《释学》；……惟《释礼》已经脱稿（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三期，《荀子论礼通释》），余者虽将材料汇齐，惜无暇写定。

这种通释的办法，不但适用于诠释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还可适用于诠释书中所用的文法问题及其他问题。如《诗经》的“言”字，经胡适之先生的通释（《诗三百篇言字解》，见《胡适文存》卷二，《古史辨》第三册下编）而其义始明；《诗经》的“之”字，经黎劭西先生的通释（《三百篇之“之”》，见《燕京学报》第八期）而其义始明。但这长篇的通释，若放在注里，便有点不称了，所以应当与注别行。子书也每有自己的特殊的文法，如《墨子》中最常见的一句话“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个“中”字便不能以普通的含义解释，使应当用归纳的方法，将《墨子》中的“中”字别为通释，以求其义。他如所引用的故实，以及对某一故实，某一古人，某一古书的态度与批评，皆有别为通释的必要。

（c）标点——古书之难读的原因很多，没有标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古书有相当素养而又喜欢标点的人，应当做标点古书的工作。这虽不甚难，也并不甚易，坊间标点的各种子书如《庄子集解》、《荀子集解》之类，皆令人反倒读不通，所以这并不是低能而浮浅的事业。几年以前，顾颉刚先生邀集一班人从事于这种工作，他所担任的《史记》已将完成，我所担任的《管子》则杀青无日，这是我最负疚在心的一件事。但在最近的将来，我一定将最重要的几部子书标点（包括分段）一次。

（d）索引——中国书最是翻检不易，要想在某一书里找一点材料，必须从头至尾披览一次。这是治中国学的最大不幸之一，也是青年怕读古书的最大原因，所以应当为最重要的古籍作索引。

上述四种工作，是整理古书，尤其是诸子文字内容的急先务，最好对任何一部重要的古书都施以四种工作的整理，而且将四种整理的成绩合起来印成一书。不然，则做一种算一种，或只施以校注，或只施以标点，亦无不可，不过不如合施四种整理者之更完好而已。

（2）著作年代的研究——中国古书里边有许多挂名某人而不是某人的著作，诸书皆然，子书尤甚，无以称之，称之曰伪书。称之曰伪书者，只是表明它不出于挂名的某人之手，并没有卑弃它的本身的价值的意思。本来就本身的价值而论，是不是某人所作，无甚关系：但就学术史而论，则作者之人的问题，时的问题，极为重要。不是某人所作而强认为是某人所作，往往使某人成了自相矛盾的人。譬如《易经》、《孝经》、《孔子家语》，以至谶纬之书都认为是孔子所作，则孔子与孔子便自己开战了。不是某一时代的书，而强认为是某一时代的书，则学术史成了鬼怪录了。即如《列子》若放在晚周的时代，无论如何，在学术系统上讲不通。所以一部书的是不是挂名的某一时代的某人所作，抑另一时代的另一人所作，是研究学术史的先决问题。我近年来研究子书，研究古代文艺，在这一方面很消耗了相当的时间。这虽然是时代的赐予，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得之于梁任公先生与顾颉刚先生。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使我由研究诸子学说而走入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原动力。我自读了他俩的这两部名著，我便蓄志将所有的号为先秦两汉的子书部予以推考著作年代的研究（现在已施用于子书以外的古书了，如古代文艺的真伪及年代的研究；最近更想考一考《札记》每一篇的著作年代。）可惜截至现在，我所已经考订者还不及三分之二。我自己正疚心于工作未竟，而有的人已在说自我以后，古书无可读者。其实这种工作，是建设的，不是破坏的。我在《管子探原》的叙里说：著书托名古人，斯诚卑矣。然周秦诸子，糜不托古改制，苛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皆宜保存；惟疏通明辩，使还作主，而不赝伪古人，以乱学术之统系已耳。如《列子》出晋人，非列御寇作，近已渐成定谳；晋人之书，传者绝鲜，据此以究战国学术固妄，据此以究晋人学术则绝好材料，不得以其非列御寇作而卑弃不一顾。故采以为与其辩真伪，无宁考年代，始有功于古人，有裨于今后之学术界也。惟史料之书，其功用在史实，后人向壁虚造，自全无价值。如《竹书纪年》出汲冢，真伪姑不论，今本全非汲冢之旧，淆混史实，错乱年代，试宜析辩而杂烧之。即言理之书，若《文子》之袭《淮南》，慎懋赏本《慎子》之衲百家，割裂剿同，毫无诠发，原书可读，何须乎此？亦应疏通证明，无使滥竽著作之林，而耗学子披读之功。这是我对伪书的根本观念，也便是我勘订伪书，推考著作年代的根本原因。我决定在十年以内，将自己及他人未确定年代的伪书，都考订一次。全书出于一人的伪造者，则对全书施以综合的考订，如我已作的《孔丛子探源》、《尹文子探源》；全书不是一时之作，也不出一人之手者，则对全书各篇施以分别的考订，如我已作的《管子探源》、《庄子外杂篇探源》。

（三）学说的研究——诸子是哲学书，以故学说的研究最为重要，从事这种研究者也颇不乏人。但过去的学者每以不知科学方法，以致不是支离破碎，便是玄渺而不着实际。近来的学者，知道科学方法了，但又有随着科学方法而来的弊病，就是好以各不相谋的西洋哲学相缘附，乃至以西洋哲学衡中国哲学。由是孔子成了最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又成了新大陆近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前年见到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说预备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老子》。地之相去数万里，时之相去数千年，居然有两个人完全相同！试想孔老先生披上洋装，擎起司提柯，革其履，丝其袜，真是岂不笑煞人也！二十世纪的欧洲新学术，纪元前的中国人已经讲得烂熟，我想天地间没有这一回事。而且这样办法，第一助长中国人的夸大狂，说西洋人的新学问都是我国先民的唾余。第二助长中国人的不读西洋书，说行为派的心理学书不必看，左右就是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第三，行为派的心理学确是珍贵的学问，我们孔老先生是不是可以当之无愧？世界上已有了真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何必造一冒牌的货色，以乱其真？第四，中国的哲学，其价值是不是只在与西洋某一哲学家相同？假使如此，那末中国哲学，便根本不必研究。所以我研究诸子学说的根本方法是：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而不以与西洋哲学相缘附。（缘附不是比较，以中国某一哲学家与西洋某一哲学家相比较，是很好的方法。）写定的方法，分为（1）侧重人，（2）侧重学术两种：（1）侧重人者——又分为四种：（a）个人的研究——我之研究子书，最早即是从个人的研究人手，这可以说是受了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民十一我读到梁先生的《墨子学案》，在极度的钦佩之下，掀动了作《诸子学案》的野心，于是计划着先作《孟子学案》；已经写了一些，被其他的几种工作（《国文之读法》、《历代白话文选注》、《北方言语考源》、《诸葛武侯尺牍辑注》，后一种由扫叶山房出版）打断了。从此迁延复迁延，直至民十四的冬天才以月余之力写了一本《庄子学案》。十五年的秋天又以二月之力写了一本《荀子学案》，十六年夏又写了一本《孟子学案》。梁任公先生拟为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我自觉太幼稚，不敢问世。后来因了在河南中山大学、河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担任《诸子概论》的机会，才将我这《诸子学案》的工作完成。但讲一次，即发现从前的许多错误，以故仍然敝帚自珍，未以示人。

（b）派别的研究——辨析派别，本来是研究学术的一种重要工作，尤其是诸子，九流十家，各有所宗，派别不明，动辄抵牾，所以各派的本身原委，以及与他派的相互关系，研究诸子的人有考究明晰的责任。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即从事于《十家源流考》的工作，可惜现在尚脱稿无日也。

（c）历史的研究——派别的研究，是研究各派之分的历史；历史的研究，是研究各派之合的历史。我在《庄子学案》第一章《庄子学说之渊源》里说：无论何人之学说或文艺，虽不能不归功于作者之创造力，而自己之立场，前此之历史，并时之社会，皆与之有极强之关系。此其影响虽千端万绪，难以缕进；然约而言之，不外因自己之立场，观察社会之急需，而对历史上之学说或文艺予以积极的演进或消极的改造而已。这是我由历史的观点以研究学术文艺的根本观念，也可以说是根本方法。譬如于孔子，他自己的立场是士，所以他的主张近于人文主义，对过去学说之积极的演进者为礼，消极的改造者为仁（详拙编《诸子概论讲义》）。此种工作，余拟稍缓时日，俟其他工作完竣后，再从事于此，因此即余最后目的之《学术思想史》也。

（d）比较的研究——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篇》）。又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天论》）诸子都是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自成一家言者。既是自成一家言，则显然与他家异，显然不是道之全体，也便不是最后的真理。

《庄子.天下篇》论述晚周思想，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便是指的这种现象，最有趣味的，如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非之；墨于主张兼爱，而杨子又非之。其他如晚出的墨家和名家都提倡辩，而庄子、荀子又都极力反对；庄子与荀子的反对的立场与论证又各不相同。即是属于一家一派者，亦有极相反的论调，如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我们立在审判官的地位，而使他们互相辩论，互相驳斥，自然是非明而真理亦显。这种研究法，最有趣味，亦最易收敛。不但更能藉以将古代学术弄清楚些，而且可以训练我们的分析力，裁判力，不致沾沾于一先生之言，为一曲之说所囿蔽。这种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即：（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派之整个的比较，如《儒墨之比较研究》或《儒道墨之比较研究》。（乙）两个学派或两个学派以上对某问题的比较，如《儒墨两家婚丧礼论之比较研究》、《先秦各家天道观念之比较研究》。（丙）两人及两人以上之整个的比较，如《孔墨老之比较研究》、《庄惠之比较研究》。（丁）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比较，如《孟告荀论性之比较研究》。可惜从事这种工作者还未见其人，我自己亦有志而未逮，所作讫者只《孟荀论性》一篇论文（《孟荀论性新释》，见《哲学评论》第三卷第四期）而已。

（2）侧重学术者——此只有一种方法，即问题的研究。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有相同者；不过比较的研究侧重人，此则侧重学术的问题。譬如以《孟荀论性之比较研究》标题，则其侧重点在孟、荀两人对性的主张与论证及其所以有此主张之各人的原因；若以《性论》标题，则其侧重点在性之本身及当时所有的性论。这种研究，其重要性可以说驾乎其他各种研究之上，因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为什么总是仰赖于西洋哲学，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中国哲学名辞辞典》，所以不能不使中国哲学家披上西洋的外衣。我久想写一篇《由西洋哲学铁蹄下救出中国哲学》的论文，揭穿这种中货西装的把戏。但这是事实使然，不是空谈可以挽回狂澜的。补救的方法，只有设法建立《中国哲学名辞辞典》。建立《中国哲学名辞辞典》的唯一方法，便是稽考中国哲学上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使用的名辞，予以系统的说明。譬如中国人自勗为礼教之邦，究竟礼是什么？孔子所谓礼，与孟子所谓礼，荀子所谓礼，以至古往今来的一切的哲学家所谓礼，是否从同、有无差异，其差异的地方是什么，恐怕任何人都茫然不能置答。其他如“仁”，如“义”，如“道”，如“德”，举不胜举，都应当予以系统的研究。并不是中国没有哲学名辞，我人不能了解其哲学名辞的意义罢了。假使能将所有的重要问题都研究清楚，则中国哲学自然有独立的地位。以故这种研究是再重要不过的。我最近正努力于这种工作，我很希望其他研究诸子，研究哲学，研究国学者，也加入这种工作的研究，庶几在最短期间完成建立中国哲学之独立的事业。

（四）佚子的研究——这种工作，就是辑佚的工作。子书的辑佚，至清代的孙星衍、孙冯翼、严可均、马国翰诸人，差不多已叹观止矣。但第一，他们只注重书而不注重人，我们觉得人的方面也很要紧。第二，由他人的评述也可以看出其学术思想的大概情形。如杨朱的整个学说我们不知道了，但由《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评述，可以知道他是主张“为我”的（如《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所评注，他是“智察好辩”的（如《庄子》、《韩非子》等书所评述。）以故他人的评述也应在搜辑之列。第三，现存的子书有许多是伪书，佚了的子书也不是皆真，也有原来不伪而搜辑的材料却不可信据。孙、马诸人，固然也有时注意及此，但他们究竟是辑佚者而不是辨伪者：在我们看来，辨伪的重要并不下于辑佚。（原来的伪书应考年代，辑来的材料则只辨真伪而已可矣。）有此三种原因，所以这部工作虽已有前人的努力，我们却不能不完成前人未竞之功。我自民十七在清华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即随时留意这种材料的搜辑，但在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却有点汗颜了，只是努力做而已。

（五）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这种研究，有两层意义：一，可以帮助了解本书。二，可以藉知历代学术的升降。如郭象《庄子注》，一方面可以予研究《庄子》者许多帮助；一方面可藉以研究郭象的思想，晋代的学术状况。研究方法有二：

（1）子学考——略仿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以一子为一类，而以历代学者研究的成绩，分别著录于下。不过朱、谢二书，率只钞录书序，而书序有时并不能提示书中的精义所在。我们做《子学考》，对于历代研究某一子书的书，其序文能提示其精义所在者，则只录其序文；其序文不能提示其精义所在者，则另作提要。至不成专书的单篇文字或笔记，也一律钞录。这种工作，我在清华研究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但兹事体大，并不是短时期的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完成的，我很希望有别人也来做，譬如像王友三（重民）先生已做了一部《老子考》，假使做的人多了，全部的完成也便容易了。

（2）历代人眼光中的诸子——譬如孔子，历代人对他有什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很关重要的问题。其他墨、老、孟、庄虽不如孔子那样重要，但也很有关系。这类的论文，我们见到的还不多，依我所知，只有顾颉刚先生的《春秋的孔子与汉代的孔子》（见《古史辨》第二册中编）而已。

三

现在应说到本书的编印了。说的冠冕一些，便是“学恶其弃于地也，不必在己”。但这虽是原因之一，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老实说，只是虽未“学”而已“知不足”的表现罢了。上述研究诸子的方法，最初我确有意自己包办。但近来知道这是妄想，且说自己还有其他的工作，如编纂详赡的《中国文学史》之类，当然包办不来。我企望着学术上的问题解决，但不一定要自己解决。虽然如前所述，我是一个没有己见与偏见的人，但我究竟关在自己的躯壳与意识之中，我所解决的，未必一定不错。我相信如或欲对学术上的某一问题有所主张，应当尽量的虚心阅览旁人之说，尤其是和你相反的论调；否则最容易陷于误谬。我又相信遍观对一问题的各种不同之说，可以唤醒我们的研究趣味，可以唤醒我们的裁判能力，不致蔽于一家之言，铸成终古不治的癌疾。所以我改变方针，一方面仍然本着既定方法，继续努力；一方面将自己及旁人研究的结果，汇集成书，以为自己及旁人再来研究的参考。这本书便在这种原因之下编印了。

我粗略的将近人研究诸子的成绩分为三类：一，文字的校勘与注释。二，学说的研究。三，人的年代行实，书的真伪年代的研究。现在所搜辑者只是第三类，将来如有机会，将一二两类也搜辑印行。

这本书的编印，最感激的为顾颉刚先生，他让我列为《古史辨》第四册，并且为作序鼓吹，由是自“续貂”而“附骥尾以益彰”了。编辑方面，校勘方面，他帮忙的地方也非常之多，实在令我铭感无极。还有胡适之先生，他不但应答将他的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文字全部编入，且为转请唐擘黄（钺）先生，也允将所有的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文字编入；刘子植（节）先生，他为我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借各种杂志，指导书记钞写，给我以极大的帮忙与无上的方便；钱玄同先生，冯芝生先生，刘盼遂先生，钱宾四（穆）先生，当编辑的时候，给我许多提示（宾四先生并惠允作序，惜因南下未果）；黎劭西先生，吴检斋先生为我题笺；侯芸圻（堮）先生为向燕京大学图书馆借杂志；谢刚主（国桢）先生为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借《孔子见老子画像》；孙子高（道升）先生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查杂志，都是我极端感激的。还有每篇论文的著作者，出版家，我也都感谢不已。最后我的内子曼漪，她帮我钞写，帮我校阅，帮我作勘误表，也记此志谢。我所最抱歉的，就是因篇幅的关系，只收了总考及考订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由是唐擘黄、钱宾四、孙蜀丞诸先生考订其他各家的文字，已向他们请允编入，却只得留在续编再印。（因此，即拙作也去掉不少。）其次便是校勘的粗心，以致有许多错误。这应当怪我校勘的能力浅薄，有的校了五次，自以为无大错了，而结果还是错误很多；固然有的是手民没有照改，有的因改动而弄出新的错误，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脱卸责任。顾先生的大著错误极少，一到我便弄的不成样子，实在惭愧之至。请著者与读者特别原谅！

编排次序，先分总考及儒、墨、道、法五类；总考以论文的发表年代为序；儒、墨、道、法四类，则先以本类诸子的年代为序，再以论文的发表年代为序；惟两文有关系者则连比排次。文字与标点，极力依照原样，惟有一望而知为印刷之误者也间或擅改，请著者读者不吝赐正。容肇祖先生的《韩非的著作考》，原来的格式不甚一律，所引文字亦间有错误与遗漏，想系手民之误，今格式改归一律，所引文字照《韩非子集解》本校改。可惜容先生不在北平，未得预先持商，擅改之过，敬祈宥教。其原无标点者，亦以己意标点，当否亦祈诲政。铅字俗体太多，如“決”作“决”，“況”作“况”之类，改不胜改，好在“约定俗成”，似亦没有多大关系吧？

罗根泽记于北平寓庐廿二，一，十二日

乐府文学史.自序

惭愧，我也来编中国文学史！

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

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长处，但是它们的组织，好像是差不多，总是“自从盘古到如今”挨字挨板的叙下。外国文学史便不全是这样，尽有先分类别，再依时代叙述的。现在，我要将此法偷来编中国文学史，给它一个名字叫《中国文学史类编》。

我拟分的类别：

一、歌谣，

二、乐府，

三、词，

四、戏曲，

五、小说，

六、诗，

七、赋，

八、骈散文。

这样便一定比纯依时代叙述的好吗？我不敢说；——不过我也有我的理由：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譬如五言诗的全盛时期是建安时代，其所以能臻全盛的原因，是因为自东汉章、和以来，五言诗即继续发展，一步一步地走到建安时代，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和当时的赋，当时的散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再如韩退之、柳子厚的古文，它的完成，也不是因为当时的诗歌，而是因为自隋以来，即由六朝骈俪的反响，造成古文运动，经了唐初以至中世的许多古文大家的努力与创造，才能成功韩柳的集大成的古文。

所以若纯依时代叙述，即便将一代的各种文学派别叙述得详详细细，其来龙去脉，恐怕仍然不能十分清楚。

——固然它有它的好处，但就这一点看来，终久是个大大的缺憾。拿普通史来说罢：打算知道一种文物制度的原委，不能不求之于分类编次的《九通》之类，至于断代的《二十四史》，总觉得不容易得到要领。

我并不反对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并不反对断代史。“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要看一代的事迹，当然要看断代史，你要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当然要看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你要看各种文学生于何时？盛于何时？

分化于何时？衰灭于何时？因何而生？因何而盛？因何而分化？因何而衰灭？则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恐怕不甚方便。

文学史的责任是什么？不是死板板的排比，是要考究各种文学的流变及其所以有此流变的原因，察往知来，以确定此后各种文学的正当途轨。——假使此言不错，那末，我要拥护我的分类叙述法。

我的分类叙述法，固然以类为主，但是也不能不分时期。谈到分时期，更是言人人殊的各有各的理由，或分为三期，或分为四期，或分为五期，或分为六期，五花八门，好不热闹。我以为文学的背景虽多，但政治经济确为重要原因。他们不按朝代分期，说是打破“传统的以代为期的谬见”。但是我们睁开眼看一看全部的文学，是不是因为改朝换代而生出显然不同的现象？就乐府说罢：汉代重在社会问题，魏代则浸入颓丧的人生观的意味，六代则情歌最多，唐初则空中楼阁地表现着理想国的境界，中唐以后则又渐渐地走到社会问题上边，——这不是显然地受了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吗？所以我不敢躲避“开倒车”的讥诮，不敢盲目的学着时髦，仍然以朝代为期。荀子说“五帝以外无传人，五帝以内无传政。”这明明的告诉我们：五帝以外连神话式的传说都没有，五帝以内才渺渺茫茫的有几个神话中的古帝，但是他们的文物制度则绝无传说。所以三皇五帝的文学，我是不敢相信的；三皇以上更不用说；即尧舜禹汤我也不敢多信。但是古书著录的很多，现在的人也尽有高唱着三皇五帝的文学的，不能不拿来考订一下，以定其真伪。——述上古夏商第一期。

周代的文学，便已渐渐的可观了。春秋，战国，皆属于周，秦皇统一，为时无几，于文字方面虽有改革，于文学方面则缺乏建设，所以附在周后。——述周秦第二期。

两汉中间虽有王莽之变，但不久旋平，一切文物制度，两汉几乎相同，学风也差不多，社会经济各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变动，所以表现的文学，也大致相类。——述两汉第三期。

曹魏始终未能统一，晋代统一未久，旋又散乱，人民整日价生活于兵荒马乱之间；又加上带有消极的出世的佛教文明，侵入中土，由是表现的文学，满蕴蓄着求仙的，出世的，纵欲的，颓丧的人生观的意味——述魏晋第四期。

到了六代南北朝，中原的故家大族，逃到江左，享受着苟且偷安的生活；北方的野蛮民族，在秣马厉兵过着争长争雄的日子。表现的两种文学，遂生出显然的差别。比而观之，可以看出文学和民族，地方的关系。——述南北朝第五期。

隋代统一，文学也随着有“南北合一”的色彩；惜为时太暂，建设未遑。唐代继之，得着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各种文学皆有尽量发展的机会，成功一种合南北而一之的新文学。——述隋朝第六期。

五代之乱极矣，干戈兴，学校废，但通俗文学却蓬蓬勃勃的发达起来；上承晚唐，下开两宋，这也是有价值的一页呀。——述五代第七期。

两宋虽有南北之别，但散文方面，韵文方面，其趋向皆无多大的区别，这也大概是有政治的关系吧？——述两宋第八期。

辽金元同为北方新兴民族，同在濡沐华风，成功一种带有北方新兴民族色彩的中国文学。——述辽金元第九期。

明代缺乏革旧建新的文学，承袭前代，继续发展者则甚多，惟杂剧一种似为有明最大的贡献。——述明代第十期。

满清有二三百年的承平，各种学问皆有发展的机会，惟清儒贵学贱艺，故艺不如学；而小说一类，则远非前代所可及。——述清代第十一期。

清末东西交通，文学渐受欧西及日本的影响，但大率融新于旧，没有根本的改革。到民初胡适之陈独秀诸先生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为文，以白话为诗，实为数千年中国文学上之一大革新。——述现代第十二期。

这是就中国全部文学分的，每一类的文学未必都有这样长的历史。譬如乐府起于西汉，亡于中唐，西汉以前，中唐以后都没有。这只好有者按期填叙，无者阙略。

虽然这样一刀裁齐的分期，对各类的局部文学未必没有迁就之嫌。但我编的是全部的中国文学史，不是局部的一类文学史，当然不能顾小失大，而要为全部着想。且说我还有一种计划：虽然依类分述，希望读者得到各类文学之源流，演化的现象与过程；但同时也愿意读者得到任何一个时代之各类文学发达的情形。所以分期不能不画一，俾读者愿研究任何一时的全部文学（各类文学），得将各编中之叙此时期者，抽出籀读。所以我的《中国文学史类编》，是“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我这《文学史类编》的编纂计划，大略如此。我的取材计划，似乎也有一说的必要：清初考据学大家顾亭林曾经用着很巧妙的比喻，说当世学者治学的取材，有开山采铜，利用废铜两种。

什么是开山采铜？就是披带棘，斩草莱的到原料书里找材料；譬如作文学史便在各种文学书里找材料。

什么是利用废铜？就是东钞西钞的割裂各种组织书里的材料；譬如作文学史在各种文学史书里找材料。

我以为作一种学问，不当很偷巧的仅采利用废铜的办法；因为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捣花样，任你的法宝弄得怎样巧妙，也必致于陈陈相因的没有新材料，没有新发现，没有新贡献。不过很有价值的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必很呆气的不看，致使现成的有价值的新说忽略过去。所以我的计划，是：首要开山采铜，次再利用废铜。

这种编纂法，在中国还是一种尝试，虽然不敢说“兹事体大”，但也不能承认是件极小的工作；添上我这不甘仅用废铜的取材法，便益发觉得难上加难了。“尝试成功自古无”，看我的努力吧！

二

现在要说到乐府一类了。著述之规，考订之意，大都散见篇中，没有复赘的必要。对乐府作系统的研究者，我还没有见过，我这区区几万字的小册子，恐怕便是第一次了。

我深信椎轮可以进为大辂，但也深信椎轮终究是粗糙的稚轮，精美的大辂还须等待着继续的改善。椎轮必定粗糙，况又出之学浅才微的我！做大辂的人在哪里，我很盼望他赶快来做！

全部乐府的系统研究书，我是没有见过的，局部的我却已经看见过。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因为求读者便利，多好未曾一一注明，记此以志谢忱。

黎劭西先生为我题字，程蕴辉先生为我介绍在文化学社出版，也一并谢谢。

这本小册子原是《中国文学史类编》第二编，因为要印单本，是以暂且题名《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一九，九，三，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疏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资赋驽钝，人事俶扰，年至不惑，学无一成。“探源”“传论”，成书不全（“传论”止成《孟子》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探源”较多，单印者有中华书局出版之《管子探源》，余则收入开明书店出版之《古史辨》第四、六两册）；“集注”“学案”，汗青无期；“文学家传记集”则旧录已佚，新录未终；各类“文学史”，则《乐府》悔其少作（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他亦不欲问世；“批评论集”则充溢箧笥，徒自赏玩；“批评史”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差敢写付梓人耳。

盖庄周论道，蕲察“古人之全”；荀卿劝学，必解“一曲”之蔽。况乎史之为书，职司载述，不该不遍，不足语于实录；予取予夺，何得称为直笔？至《春秋》立褒贬之义，《史记》成一家之言，斯则以孔子悯道不行，笔削以垂训，马迁受辱发愤，纂著以自明。后人无孔子之圣，马迁之贤，而妄以支离卑痹乏说，谬附笔削一家之言，未有不如王通《续经》，见诋通人者也。故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

一九二七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一九三一年春，即返故都。从此迄一九三七年芦沟事变，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余皆寄居北京，前后七年有半。故都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传《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二书皆诗学丛书，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诗格诗句图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后之文学批评，顿然炳蔚。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让，或割让而索价太昂，则佣人缮写，亦积得数十册。

闻傅沅叔先生藏有《永乐大典》本诗话数种，未及借钞，变起仓皇，至今犹于邑于怀也。又以诗话盛于宋，而宋人诗话，泰半亡佚，与内子曼漪，从《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数十种，颜日《两宋诗话辑校》。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虽续有所得，而博考无从。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

窃尝以谓古昔贤俊，学贵博综，运思含毫，吐纳万象，举凡天地之大，虫鱼之微，幽明之情状，古今之嬗变，以至六府三事，众技百家，莫不随意陈辞，即事为篇。摘金振玉者，最为文集；布实达旨者，汇为笔记；文集笔记者，儒先绩业之总萃，而文学批评亦寓藏其中。此外则群经子史，总集诗集，品藻之言，亦往往间出。余性鲁悫，不敢自信记诵，不得不一一.绎。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文学批评史之山铜为诗话文论，而文集笔记则为沙金；因彼开卷已得，此必排简始见也。

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策蹇疾书，草成一至三篇；秋间增删复讲，翌年笔削付印（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事变后书店停业，印出之书，付之一炬）。而四、五两篇，又在师范大学，讲习编著，亦陆续脱稿。六篇以下，属写未竟，抗战军兴，故都沦为异域，已梓三篇，亦全数焚毁，故裒集董理，重托剞劂。陈钟凡、郭绍虞两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宗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日人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皆曾参阅；朱自清、朱东润、伍叔傥、汪辟疆、李翊灼、李长之、胡小石、吴世昌、楼光来、黎锦熙、刘盼遂、刘汝霖、储皖峰诸先生，皆曾商正；匡启之谊，所不敢忘。汉班彪论司马迁《史记》，“采获今古，贯穿经传，一人之力，文重思烦，故刊落不尽，多不齐一”。矧余不材，宁免疵累？

世有君子，可览教焉。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自序于中央大学。

付印时，以篇辞繁重，分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宋以后亦陆续刊布焉。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根泽又记

我的读书生活

（中央周刊，第8—33期，1946年）我的读书生活，自审还值得记述的，截至现在，有四个阶段：一是学舍的读书生活，二是研究院的读书生活，三是战前的读书生活，四是战时的教读生活。

一

我是河北深县人。深县在前清是深州直隶州。光绪年间，桐城吴汝纶来做了一任知州，接着改官毗邻的冀州，继后就到辖管深、冀等州的保定府，做莲池书院的山长。现在看来，他是沉恋旧窠臼的文人，但那时却是维新人物，守旧的称他为“二七子”，意思是一半随了洋人。庚子之乱，京保的“扶清灭洋”的官吏和民众，到处搜寻他这位“文化汉奸”，他又到我的故乡避难。当然啦，他虽是维新人物，究竟是文人出身，虽然也提倡科学，究竟是最重文学。这样便将我的故乡尽成桐城文派的“殖文地”，整个学风都浸渍在桐城古文。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初年，初小的阶段仍然常读古文，高小的阶段更完全以读古文为主。学校的教员当然大半是师范毕业生，但国文经学教员则都是吴汝纶的亲戚或私淑弟子。当时的空气，无论校里校外都认为师范毕业生能教其他各科，国文经学非请老师宿儒莫办。的确当时的国文经学教员，文章都有法度，学问也还渊博，后来都在中学，甚或大学里教书。学校虽也发给国文课本，但先生讲授的是古文辞类纂，学生也都人手一编，早晨晚上以至下课的空余时间，都是读古文辞类纂或经书史汉纲鉴，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学问”，其他各科仅是“功课”。功课止要敷衍应付，学问必需认真攻读。这样便将我的幼稚的心情，铸成偏嗜的癖性，陷到文学的深潭。

为了减少家庭的学费负担，为了满足舍易就难的个人虚荣，我的中学阶段考读师范学校。这是我学生时期的绝大错误。师范学校是百货公司，不宜于我的偏嗜癖性，同时又因为国文教员不懂文学，使我完全失望，不得不藉着看戏吃馆子，麻醉自己的求好心情。这怎么能常期维持，终于自动退学。退学后的彷徨惶惑是不用说的，可庆幸的是负一方文名的武合之先生恰好奉母家居，开门授徒，使我这日暮途穷的青年，也得依附门墙。

武合之先生名锡珏，是吴汝纶先生的高第弟子，自州署以至莲池书院，从学十年。学成后曾参预徐世昌的幕府，又曾任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来桐城派的思想就偏于宋明理学，而合之先生又深慕清儒傅青主的恬退自得，常向我们说，最要的修养是忘掉自己的身份。他常述说傅青主的故事：有一位学者慕名远来请教，傍晚走到傅青主的家里，看他完全就是乡农野老。这时有一个荷锄归来的青年农夫，傅青主介绍是他的儿子，请他俩谈谈，自己因为年老体衰，需要早眠。这位学者心里颇不高兴，但一经款谈，才发现了这个青年农夫的学问，较自己高出多倍。我这位老师合之先生，也确有这种风度。我第一次谒师拜门，也深诧和他的文名不衬。

但蔼然儒者，马上令我心悦诚服。

我们的读书处所，在先生的住宅北边，左右和背面都是旷野。前院相当宽敞，止有三间书屋，一棵白树。后院较小，种着各种菜蔬，因此名为“北圃学舍”。

学舍的同学止有五六个人，大体是中学程度。先生讲书很小，而且全凭兴会，经史子集，想到就讲，讲时不参考注释，也不翻查典故，想不起来的就坦然的说不知道。但奇怪得很，一经先生的念读指点，便觉深透几层。

先生的批改诗文也不多动笔，偶然动一两个字，便觉全句高或全篇生色。学舍没有暑假，而且止有到暑假天才能多听先生讲书。夏夜不好入睡，我们替先生在院中摆上一桌一椅，桌上置一壶茶。然后各自掇一小凳，分坐两旁。先生吃茶吸烟以后，也许闲论今古，但大半是讲解诗文。他想到某一篇，便指令同学默诵，无论同学能否记忆，他总是默诵默讲。讲到兴会淋漓的地方，便敲着桌子，摇着身子，神入文境的反覆阐论，有时更站起来，在院中徘徊却顾，仰天朗诵。这时我们的心境，也不自觉的随着先生的讲诵动作，听聆体会，好像此外则无天地。至自修一方面，自然是依照先生的指示，不外诵读，点读，抄读几种。

这样读了二年，便到民国九年，先生以母殁赴京，任总统府翻译处和都门编书局编辑，我们仍随先生攻读，北大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来向先生请教，先生的同门，如吴闿生梁式堂诸先生，也常来和先生谈论诗文，对我们的间接裨益很多。可惜这年华北大旱，秋后同学四散，我也止得回到我的家里。

二

假如勉强说我的学舍读书生活是学文的始基，则研究院的读书生活也可以勉强说是治学的始基。

由学舍到研究院有相当长的时间，也有相当大的转变。民国十年，我以从武合之先生专攻文学的资格，到县城的母校高级小学教国文。这时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县城里也弥满了新文化的气氛，几位同事——也就是高校或师范学校的同学，也大都受了新文化的洗礼，逐渐的把我带到新文化的路上。新文化的工作很多，我所愿意致力的是创作新文学，整理旧文学。十一年到天津南开大学的暑期学校，听梁任公先生讲“国文教学法”，听胡适之先生讲“国语文法”和“国语文学史”，使我对整个旧文学，更发生绝大的兴趣。这样自然觉得教小学不是适宜的环境，尽管县城里有故知州钱溯淇所购买的图书，还相当的可供流览。由是补习英文算术，在十四年考入河北大学的文本科国文学系。我的老师武合之先生正任国文系教授，不知他是否已发现我这个学生转了路向。除应付平时的课卷和学期的考试，我并不习作诗文，却写了一本《庄子学案》和一本《荀子学案》。

十五年的冬天，间接的托王峰山先生（相龄）介请梁任公先生指正，梁先生勖为可教，遂于十六年的春天，晋谒于清华园，秋天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报的是“诸子科”，正是梁任公先生指导。

开学不久，梁先生领导我们拜扫王静安先生的坟墓，在墓前对我们说：静安先生无疑的是一代国学大师，诸君既得登大师之门，便应当努力自奋，对学问有所贡献。又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这给我以绝大的鼓励，同时也给我以绝大的启发，使我不敢“妄自菲薄”，同时也得“有所尊依”。

清华研究院的治学空气，自然是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梁漱溟马叔平林宰平诸先生所培植，但清华园的设备和环境，却也有很大助力。导师的研究室是中间隔开的六间房屋，周围都是图书。导师拥有一个大的著作台，也就是答学生问的讲桌，此外还有一两位助教，在他的旁边帮助翻查。研究生受学校的特别优待，书库里可以自由出进，借书也不受限制。久而久之，使我由研究诸子的义理，走入研究诸子的考证。第一年，写了一本《孟子学案》，一本《孟子传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其他几篇考证文字，后来收入《古史辩》第四册和第六册（开明书店）出版。第二年，兼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合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攻读，又得到冯芝生（友兰）先生的指导。仍住在清华研究院，但多得到向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的方便。除了零碎文章，写了一本《管子探源》（中华书局出版）。研究院的读书治学，不止到现在使我有深厚的回忆，当时也在热烈的留恋，止是生活的鞭子，惨酷的驱逐出来，不能不一步一回首的迈向社会，重走到教读生活。

三

二度的重走到教读生活，便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十八年到河南大学任教，下课后便忙着编写讲义，可也因此看了相当的书，买了相当的书。十九年到保定，担任母校河北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务。二十年春，因为结婚，移居北平，逐渐的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几度迁徙，婚后住在西城武定侯四十五号镜湖中学旧址，房子相当多，书房原是礼堂，总算宽大，横着可以摆七个书橱。北平教中国文史的老教授，差不多都是自置很多的书籍，我的年岁还浅，当然望尘莫及。但我的书房不止周围，而且中间也分排的陈列着书籍，摆着一些工具书。无课时坐下看读写作，倒也觉得很有趣味，从没有想到找娱乐消遣，被迫的买义务戏票，也都是丢在纸篓里，止有礼拜日喜欢到公园散步吃茶。

清末的严复，译Indvcion为“内籀法”，译devction为“外籀法”，较译为“归纳”“演绎”的是非当否，请翻译家讨论，我止觉得“内籀”“外籀”两个名词，确可用指两种读书方法。我以“内籀法”研读一位学者的学术文艺，以“外籀法”研读一种学问的源流利弊。对于前者，我不敢预悬目标，也不敢以现在的名词，预加在古人头上，叫他符合我的企求。对于后者，我却预定范畴，然后向古书寻找，止要在范畴以内，不管和自己的意见是否接近。我的研读诸子，大体采用前法，研讨文学源流，大体采用后法。

战前的教授经济情形，也并不很好，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可望而不可即，房子可住上二三十间，男女工人厨夫之外，还可以聘请助手或书记。至自己的夫人，当然不必赶回厨房，更不必赶到公事房，天然的做自己的义务助手。内籀的研读，不需要多少参考资料，因此也不需要请人帮忙。外籀的研读，需要的资料甚多，散见各书，非请人抄录，不易集中细绎。还有借来的善本书籍，更非抄录不可，我请人抄录的各种材料，分储在二百多头厚纸夹内；不知何时才可以取回应用。

四

卢沟桥的炮火，掀起了民族抗战，也粉碎了安定生活。我丢弃了自己购置的书籍，丢弃了自己辑的材料，丢弃了自己撰录的札记，赤手空拳的带着妻子，泛海南来。在河南大学借教一月，还算可以读书。后来随师范大学到西安，和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开学未久，又迁到汉中，迁到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住了二年，乡居无事，本来可以读书，可惜无书可读。在西安汉中也还买了些书，自己也还勉强凑足一架，城固民众教育馆还有“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较我童年读书的“北圃学舍”，不知多出若干倍，可是在“北圃学舍”读得颇有趣味，在城固便感觉无书可读。还是因为那时的兴趣在学文，这时的兴趣在治学；学文的要求是基本书的诵习了解，治学的需求是多种书的钩稽融贯。因为是希望由钩稽得到融贯，所以必由甲书渡到乙书，又由乙书渡到丙书，以至不知若干的书。我也曾拟了一些问题钩读，可惜大都遇到无书的阻碍，也就大都索然中止。听说中央大学自南京搬到重庆，所有的书籍都带了出来，这对我有无上的引诱，终于在二十八年的冬天，离了教读八年的师范大学后身的西北联合大学，来到陌生的重庆。

这是我衷心感激的，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大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慰安。我来后便住在柏溪分校，这里有中大差不多全部的图书，储藏在一座特造的大厅，要参看哪一种，可以请图书馆开馆查取。我总算没有辜负这里的优美环境，没有辜负这里的丰富图书。我依据这里的图书，校补了在北平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四，四个分册（商务出版），又写了第五分册的一大部分，也还写了一些短篇文字。

但据此也可以看出一个显然的无情对比，就是和战前的读书效率，真有天渊之别。这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期间，抗起了各色人物，却止抗倒了读书人，尤其是读书人中的教授阶级。有很长的时期，教授的津贴和书记一样，而教授则因战前的生活优裕，而且年岁较长，多有家庭负担。我战前的住房有二十多间，战时则一家数口，蜷缩在学校的一间宿舍。无款的这对读书有极大的困难，更兼中大有一部分教授，需往返沙坪坝柏溪授课，我不幸是其中的一个。中大的图书，在战时大学中自是首屈一指，但一则大都须临时开箱，二则人多不敷分配，三则宿舍里自然也不能摆列书城。因此往往为了一个字的翻查，就不知要跑多少路，费多少事。战前有个人雇用的书记，又有自己的夫人做义务书记，抄录不费事，偏因为拥书自专，有的不为抄录。这时无力雇用书记（我的书记由北平出来不久，便送他去做和我领同样津贴的事情去了），自己的夫人又先回厨房，继到公事房，无人抄录，偏又因为“借书须还”，非抄录不可。我常讥笑古人夸耀的“手自抄录”为愚蠢，我这时却必需做愚蠢的工作，这应当夸耀呢？还是应该讥笑？

附录一：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

罗根泽（1900—1960），字漱冰，号雨亭，河北深州市人。1929年，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中国研究所。其后，历任河南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保定河北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城固西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自一九二八年《子莫、魏牟非一考》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四号始，此后一直勤苦为学、笔耕不辍，主要著有《隋唐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诸子考索》、《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孟子传论》、《管子探源》等。其学术研究，重点涉及诸子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大领域，俱取得突出成就，对中国现当代学术界有着深远影响。

尤其是编辑《古史辨》第四、六两册（《诸子丛考》、《诸子续考》），遂成为“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之一，并因强调辨伪同时须要“建设”而与顾颉刚“破坏”有所不同。更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其开掘新领域、材料收罗齐等特点，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典范。然而，稍显遗憾，迄今尚未有罗先生完备事迹编年。笔者恐时代流转而湮没无闻，遂广搜相关资料，简单草成《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重点对其学术活动予以系年。

编辑中，参考镜借聂世美《罗根泽先生著作年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徐好文《罗根泽及其诸子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所附《罗根泽先生著作年表》等，特此致谢。然对其补苴辨正不少，读者明鉴。学殖有限，资料或缺，望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1900年，一岁，在河北深县。

生于河北深县。今址为今河北省深州市西杜家庄村。

1915年，十五岁，在河北深县。

本年，始研习《管子》。先生《管子探源》云：“根泽束发入塾，酷喜周秦诸子，爱其各明一义，不相沿袭。

研治《管子》，忆在一九一五年。”

案：先生《我的读书生活》，对小学、中学学习情况有大致描述，云：“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初年，初小的阶段仍然常读古文，高小的阶段更完全以读古文为主。学校的教员当然大半是师范毕业生，但国文经学教员则都是吴汝纶的亲戚或私淑弟子。”又云：“为了减少家庭的学费负担，为了满足舍易就难的个人虚荣，我的中学阶段考读师范学校。这是我学生时期的绝大错误。师范学校是百货公司，不宜于我的偏嗜癖性，同时又因为国文教员不懂文学，使我完全失望，不得不借着看戏吃馆子，麻醉自己的求好心情。这怎么能常期维持，终于自动退学。”

1918年，十八岁，在河北深县。

到武赐珏先生家“北圃学舍”学习，前后凡两年。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我们的读书处所，在先生的住宅北边，左右和背面都是旷野。前院相当宽敞，止有三间书屋，一棵白树。后院较小，种着各种菜蔬，因此名为‘北圃学舍’。”案：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云：“武锡珏，字合之，深州人，河北大学教授，师事张裕钊、吴汝纶、贺涛，受古文法，为入室弟子，淳朴好学，文特醇雅，于文字致力尤深。”1920年，二十岁，到北平。

随武赐珏先生到北平，秋回家乡。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民国九年，先生以母殁赴京，任总统府翻译处和都门编书局编辑，我们仍随先生攻读，北大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来向先生请教，先生的同门，如吴闿生梁式堂诸先生，也常来和先生谈论诗文，对我们的间接裨益很多。可惜这年华北大旱，秋后同学四散，我也止得回到我的家里。”

1921年，二十一岁，在深县。

任县城高级小学国文老师。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民国十年，我以从武合之先生专攻文学的资格，到县城的母校高级小学教国文。”

1922年，二十二岁，在河北深县；暑期至天津。

到天津南京大学暑期学校，听梁启超先生讲“国文教学法”，听胡适先生讲“国语文法”和“国语文学史”，遂对“旧文学”产生绝大兴趣。案：见先生《我的读书生活》。

本年，读梁启超先生《墨子学案》。案：《墨子学案》乃梁任公先生1920年冬清华学校演讲之讲稿。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刊行。其后，不断再版。全书除自叙外共八章，考证墨子生卒年及出生地，叙述其学说渊源与《墨子》一书大要，书后附录有《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罗先生受梁任公《墨子学案》影响甚巨，由此略见一斑。

1924年，二十四岁，在河北保定。

冬，完成《庄子学案》。案：见先生《我的读书生活》及张振江主编《薪火集.河南大学学人传（上册）》。

1925年，二十五岁，在河北保定。

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同时，于中学兼职授课以营生。案：1902年，清政府于保定设直隶农务学堂，选址西关灵雨寺北。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盘踞保定，下令将直隶农专、医专合并，增设文、法两科，改为河北大学。1931年9月20日，河北省政府决定停办河北大学，农、医两科单独成立学院，文、法两科迁往北平和天津，国文系迁入北平中国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校史》，页37—38；《保定文史资料选辑》7—8辑）据《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北平大学文学院由北大一院（文科）与河北大学文科合并而成，首任院长张风举。案：《保定近代教育史略》以为河北大学国文系并入北平师大，当非。

秋，成《荀子学案》。

1926年，二十六岁，在河北保定。

夏，写成《孟子学案》。

冬，托王峰山呈《荀子学案》、《孟子学案》于梁启超先生。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十五年的冬天，间接的托王峰山先生（相龄）介请梁任公先生指正。”

1927年，二十七岁，在北平。

春，到清华园“晋谒”梁启超先生。案：见先生《我的读书生活》。

7月，投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并被国学研究院国学门录取。

9月7日，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选择主修“诸子科”，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先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案：与先生一同招入国学院者尚有王省等13人，其中经招生考试正式录取者11人，分别是：王省、吴宝凌、叶去非、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蓝文徵、马庆霱等；另有1925年录取者裴学海与1926年录取者马鸿勋二人，亦准予入学。加上上两届留下来继续进行研究的同仁凡11人，即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沄、朱芳圃、谢念灰、侯堮等。从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国学院教师及开课情况如下：

教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

教授赵元任：方言学

教授陈寅恪：梵文文法

讲师李济：考古学

讲师林志钧：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

其间，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

入学后，受梁启超先生指导。梁启超指导情况，先生《我的读书生活》有描述，云：“开学不久，梁先生领导我们拜扫王静安先生的坟墓，在墓前对我们说：静安先生无疑的是一代国学大师，诸君既得登大师之门，便应当努力自奋，对学问有所共享。又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这给我以绝大的鼓励，同时也给我以绝大的启发，使我不敢‘妄自菲薄’，同时也得‘有所尊依’。”

9月16日晚，参加“研究院同学会”会议，并被选为副干事。（见《清华周刊》，总414期，页103）秋，始作《管子探源》。《诸子考索》云：“此编之作，则造端于一九二七年之秋。于时肄业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从梁任公陈寅恪诸先生游。诸先生耳提面命，殷殷指导；举凡体例之商榷，考订之去取，受于诸先生者实多。属稿未毕，梁先生遽归道山，全国之恸，不惟藐藐小子失所宗仰而已。”

草《尹文子之真伪及年代》，因见《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一期所刊唐钺《尹文和尹文子》与己作大致相同，遂置之箧笥（见先生《诸子考索》，页398）。

又草《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见先生《诸子考索》，页265）。

1928年，二十八岁。在北平清华大学国学院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

2月13日，参加“研究院同学会”本学期第一次常会，被选为主席。会议决意组织“筹办王静安先生纪念事宜委员会”，设委员五人：宋玉嘉、戴家祥、刘盼遂、侯堮、姚名达。议决纪念品二：一，树纪念碑于校内，请名人撰书碑文，并拓印若干份，并赠海内外各学术团体，以留永久之纪念。二，铸金属纪念，镌纪念王静安先生字样，以分赠海内外各有名学术团体。同时，议决速开谢念灰追悼会。（清华周刊总430期，页221）后，谢氏追悼会于3月3日举行。（清华周刊，431，页290—292）3月，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及燕京国学研究所。（见《诸子考索》，页428）。

28日，在清华研究院，成《孟子传论》，并撰写《自序》。案：该书于1932年以《孟子评传》为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删改收入《诸子考索》时名为《孟子传》。

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案：梁启超先生自1928年6月开始，到天津租借修养，罗先生指导老师更换为陈寅恪先生。同时，国学研究院导师亦有巨大变化。梁启超先生于1928年初，肾病日益严重，医生建议修养，遂于2月中旬向学校提出辞职。至此。几乎未到清华授课。5月初辞去清华国学院教授职务，虽经校方及校长梅贻琦先生挽留而同意愿为通信导师。然而，1928年毕业生的成绩陆续寄往天津家中，却因战事紧迫交通阻隔而未能回邮。推辞掉清华的教务之后，梁先生到天津租界静养，遗憾的是其病情并未因此好转，于1929年1月29日去世，享年57岁。

7月，经学校同意，继续留在清华国学院学习。该月，国学院招考新生录取仅三人，即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罗先生此时与门启明、侯堮、张景圻、葛天民、颜虚心、蓝文征、蒋天枢、储皖峰、马庆霱等十人，继续留校研究。此时教师及其授课内容如次：教授陈寅恪：梵文文法（每周二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

教授赵元任：方言学（第二学期）。

讲师马衡：金石学（每周二小时）。

讲师林志钧：人生哲学（每周二小时）。

讲师李济：考古学（赴美回校后）。

罗根泽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勤奋学习，也开始了诸子治学的研究。

为维持生计，罗先生入国学研究院学习后，于1928年夏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因该所每月可提供津贴若干，自能减轻生活压力。燕京大学学习期间，罗先生所学为“中国哲学”，指导老师为冯友兰与黄子通二位先生。先生《诸子考索》云：“一九二八年，兼入燕京国学研究所，继续所业。脱稿后，蒙黄子通、冯芝生两先生为改正数事。去年秋，应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请，承乏国学教授，取此再加增删，印授学生。”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第二年，兼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合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攻读，又得到冯芝生（友兰）先生的指导。”

10月20日，撰成《燕丹子真伪年代考》。案：该文后发表于《中大语历所周刊》第七集第七十八期。《诸子续考》出版时，改题《“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诸子考索》同之）。

10月，论文《子莫、魏牟非一考》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四号。案：《国学论丛》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刊，1927年6月推出一卷一期。该文后收入《诸子续考》（即《古史辨》第六册），改题为《子莫考》。

1929年二十九岁。上半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国学院及燕京大学国学所；九月，至河南开封，受聘于河南中山大学，任国学教授。

1月，《宋子及其学说》发表于《仁声》第五期。

3月，《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评议》刊发于《益世报.副刊》三卷二十二、二十四期。

《别录阐微》发表于《图书馆季刊》第三卷三期。

《庄子哲学》刊发于北平尚志学会《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

4月，《燕丹子真伪年代考》刊发于《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七卷七十八期。

3日，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管子”探源》。案：该书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出版。

5月，《图书馆中文书编目之我见》刊发于《图书馆报》1929年第七卷第三期。案：具体初版日期为五月十六日。

6月，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和燕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

《庄子篇章真伪旧闻评录》载北平《全民报副刊》140、144期。

秋，与刘盼遂等人成立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杂志，被时人称为“北学派”。《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页8—9），云：“一九二九年有三与同学班友孙楷第同志同寓中南海三所，邀集好友刘盼遂、谢国桢、孙海波、庄尚严、齐念衡、罗根泽等和我，成立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杂志，时人称为‘北学派’”。案：据丁天顺、许冰编着《山西近代人物辞典》（页506）“傅振伦”条云：“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与王重民、孙楷第、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等共同创办《文学》杂志，时称北学派。”

秋，应河南中山大学邀请，任国学教授（见先生《诸子考索》页428）。案：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1927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案：1927年2月7日，国民政府将开封中州大学、农专、法专三科合并为开封中山大学，又称第四中山大学。1930年9月，再改为省立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校史》，页8）。

在河南大学讲《诸子概论》（见《诸子考索》，页266）。案：因讲学需要，先生编成《诸子概论》。先生概括其大致内容，云：“我所作虽放在我所写的《诸子概论》，且大胆的先叙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次叙以墨子为首的墨家，然后在叙以老子为首的道家，但没有出版。”（见《诸子考索》，页267）在河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案：先生《乐府文学史.自序》云：“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它的功课。”

秋，作《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9月，《战国策作始蒯通考》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二期，题为《战国策作者考》。案：先生《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云：“我在一九二九年秋，写了一篇《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刊发于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四期。

9月19日，在开封，河南大学，作《别录阐微》，刊发于《图书馆学季刊》三卷三期。

11月20日，《五言诗起源说评录》脱稿，在河南中山大学。案：该文后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一九三年六月第一期。

12月，《慎懋赏本〈慎子〉辨伪》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六期。案：后收入《诸子续考》。

1930年，三十岁，在开封，任教于河南中山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五月间，至保定，任教于河北大学。

1月，《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刊发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

3月，《庄子哲学》刊发于《哲学评论》三卷三期。

《〈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刊发于《图书馆学季刊》四卷一期。案：有人云刊发于一九四一年，误。

19日，在河南大学中山大学，任国学教授，增删《管子探源》以印授学生，进而撰成《管子探源.叙目》（见《诸子考索》，页428）。

本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务会议议决设立研究所，聘请当时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为副所长。黎先生邀请先生加入。

本月，本年《战国策作者考》，刊发于《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二期。案：该文后改题《“战国策”作始蒯通考》，刊发于一九三一年《学文》第一卷第四期，再收入《诸子丛考》。

5月5日，在河南开封中山大学，《乐府文学史》脱稿。见先生《乐府文学史.结论》。

本月，至河北保定，任教于河北大学。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十九年到保定，担任母校河北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务。”

7月30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

8月13日，在北平南城未英胡同一号，改毕《乐府文学史》。案：见《乐府文学史.结论》。

8月30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秋，应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聘。

9月19日，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完成《乐府文学史.自序》。案：见先生《乐府文学史.自序》。

9月30日，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作《乐府文学史.自序》。《乐府文学史.自序》署名云：“罗根泽1930年9有30日，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本月，《孟荀论性新释》一文刊于《哲学评论》第三卷第四期。

11月，《陆贾〈新语〉考证》发表于《学文》第一期。

本月，《〈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发表于《朝华》第二卷一、二期。

12月，《〈木兰诗〉作于韦元甫考》，发表于《朝华》第二卷三期。

1931年，三十一岁，在北平。上半年任教于河北大学；下半年始任教于师大。

除夕，在北京，作成《〈墨子〉引经考》。后刊于1932年5、6月《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号，后收入《诸子考索》，改题《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

春，返回北平，并与张曼漪女士完婚。（《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先生《我的读书生活》云：“二十年春，因为结婚，移居北平，逐渐的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案：先生具体结婚时间，已不可详考。曼漪女士乃先生学生，亦为先生助手，帮忙整理资料。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胡文焕编《诗法统综》即为夫人手钞、先生亲校者，后收入《四库存目丛书》。

1月10日，顾颉刚写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本月，《乐府文学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刊行，署“罗根泽编述”，由黎锦熙题签。

本月，《战国策作始蒯通考》发表于《学文》第一卷四期，原文即。

本月，《慎懋赏“慎子传”疏证》发表于中国大学《国学丛编》第一期第四册（第一卷第四期）。

2月13日，顾颉刚写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本月，《从史记本书考史记本原》刊发于《北平图书馆月刊》四卷二期。

3月11日，顾颉刚自杭州写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24日，顾颉刚写信来，商谈编印《古史辨》第四册。《顾颉刚日记》云：“写何殿英、罗雨亭信。为印《古史辨》第四册事，即到城站寄发。”

25日，作《慎懋赏“慎子传”疏证》识语。

27日，顾颉刚自杭州写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4月12日，顾颉刚自杭州写信来。《顾颉刚日记》：“写罗雨亭、何殿英信。”

26日，顾颉刚自杭州写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本月，《管子探源》由中华书局初版，由顾颉刚题写书名。

本月，《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收入该书附录一。《古代经济学中之木农末商学说》收入该书附录二。《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收入该书附录三。

本月，《荀子论礼通释》刊发于《女师大学术季刊》二卷二期。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于1930年三月动议成立研究所并创办《学术季刊》。八月后，研究所开始正常工作，罗先生即于此时任职于此。1931年2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分设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据《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页83），一九三一年七月师大和女师大两校合并，研究所更名为研究院，下设历史学门和教育科学门。1932年6月，研究院主要负责人均辞职。

本月，《〈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一文刊发于河北大学《文学丛刊》第五期。案：后收入《诸子续考》，题为《邓析子探源》。

5月，《管子探源》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

6月13日，顾颉刚偕夫人履安来访，夫人在家接待。《顾颉刚日记》：“到罗雨亭处，晤其夫人。”

7月2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秋，在北平，在燕京大学讲授“乐府及乐府史”。草成《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与《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两文。前者刊发于1933年《安徽大学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一期；后者刊发于《师大月刊》1933年第六期。

8月13日，补充旧稿《诸子概论讲义》，并写成《荀卿游历考》。

9月，《〈管子探源〉叙目》刊发于《学文》第四期。

《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刊发于《国学丛编》一卷三期。

11月，《慎懋赏〈慎子传〉疏证》，刊发于《国学丛编》一卷四期。

25日，在北平，《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脱稿。案：后刊发于《师大月刊》，1932年第2期。

12月22日，致信舒新城。云：“拙稿《管子探源》，以先生之力得在贵局印行，感激之至。”案：舒新城于次年一月七日收到。

1932年，三十二岁，在北平，任教于师范大学。春，代郭绍虞先生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编成《诸子从考》，列入《古史辨》第四册。

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编成《诸子丛考》，并持之顾颉刚视查。顾氏遂邀请将该书作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按：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纂古史辨的？》（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云：“一九三二年一月，他把编辑的《诸子从考》给我看，凡辩论诸子书的年代和真伪的文字都罗了，体例和《古史辨》相类，我就请他加入，列为《古史辨》的第四册。”

本月，作《诸子概论》，经铅印，未出版。

4月，《乐府文学史》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七卷第五期刊发。

6月，《墨子引经考》刊于1932年5、6月《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号，后收入《诸子考索》，改题《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

《中国诗歌之起源》，刊发于《学文》第五期。

7月15日，在北平，校对《管子探源跋》。

8月10日，据旧稿《诸子概论讲义》补充改写成《“孔丛子”探源》。

13日，补充旧稿《诸子概论识丛》为《荀卿游历考》。按：后收入《诸子丛考》。

《孟子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编成《诸子丛考》，列为《古史辨》第四册。按：见《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一文。

9月18日，成《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一文。文末云：“日军占沈阳之周年，在北平。”后收入《诸子丛考》。

10月，《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后刊发于《诸子续考》。

《〈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跋》刊发于《诸子丛考》。

11月，《孟子传论》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出版本，次年八月即有再版刊行。

1933年三十三岁，居于北平，执教于师大。《古史辨》第四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1月1日，作《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古史辨》第六册下编说：“本书上编拙撰《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附有《战国策作于蒯通考》一文，近陈寅恪师、刘盼遂兄又为发现强有力之佐证。以上编已经印讫，未由增入，为《补正》于此。”《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云：“我在一九二九年秋，写了一篇《战国策作始蒯通考》，一九三三年元旦又写了一篇《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

12日，在北京，作《诸子丛考.自序》，后作《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

14日，访顾颉刚。时顾氏居于旗营。《顾颉刚日记》云：“上午起床。罗雨亭来，赠物。”

23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雨亭来。”

2月，《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刊发于《安徽大学月刊》二卷一期。

1日，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罗雨亭处。”

13日，顾颉刚来信。《顾颉刚日记》云：“写罗雨亭信。”

18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雨亭来。”

4月1日，与许维遹、刘盼遂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许维遹、刘盼遂、罗根泽来”。

28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根泽来。”

6月，《南朝乐府的故事与作者》刊发于《师大月刊》六卷。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编者以为刊发于《师大月刊》一九三六年第六期。实际是，《南朝乐府的故事与作者》刊发于《文艺先锋》杂志第四卷第四期页32—36；《南朝乐府的故事与作者》（论著.续完）刊发于《文艺先锋》杂志第四卷第五期页31—36。又有人云刊发于《师大月刊》1933年六月第二十五期。

3日，访顾颉刚。之后，与顾颉刚造访郭绍虞。随后三人游燕农园、蔚秀园。《顾颉刚日记》云：“雨亭、以中来，与雨亭到绍虞处，又伴游燕农园及蔚秀园。”

7月15日，与刘盼遂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刘盼遂、罗雨亭来。”

8月，《初中国文选本》（一至六册）由北平立达书局印行，题署罗根泽、高远公编、黎锦熙校订。案：高远公，曾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1934年至1937年间，任教于天津女子学校。

10月9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罗雨亭来。”

11月13日，与孙道升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罗雨亭、孙道升（子高）来谈。”

开始构思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

12月，《高中师范教科书.高中国文》（一至三册），由北平文化社出版印行。编著者：罗根泽、高远公。

本月，罗先生校点明人徐增《文体明辨》由北平文化学社初版。

1934年三十四岁，上半年在北平。秋，赴安庆，任教于安徽大学。

1月，《校刊〈文体明辨〉序》，载《民大中国文学系丛刊》一卷一期。

3月5日，访顾颉刚。时，顾氏居于旗营。案：《顾颉刚日记》云：“雨亭来。”

5月，《关于诸子学》刊发于《文化与教育》第二十期。

6月，《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刊发于《图书评论》二卷十期。

10日，中午在半亩园宴请刘盼遂、高步瀛、劭西、吴检斋、唐立广、顾颉刚等。《顾颉刚日记》云：“今午同席：高步瀛、劭西、吴检斋、盼遂、唐立广、予（以上客）；罗雨亭（主）。”

8月，《周秦汉魏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秋，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

《关于“诸子学”——张默生先生着先秦道家学说研究序》，《文化与教育》廿期。

9月15日，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自序》。

10月3日，写成《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一文，并序言一则，题署云：“识于皖垣安徽大学。”

1935年三十五岁。上半年在安庆，下半年在北平，执教师大，编《诸子续考》，即《古史辨》第六册。

1月，成《〈商君书〉探源》，后载《北平图书馆馆刊》。

本月，《“文笔式”甄微》，刊发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三卷三期。

本月，《中国发现“人”的历史》刊于《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一期。

2月，《〈水调歌〉小考》刊发于《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3月，月初，得顾颉刚自苏州所寄信。《顾颉刚日记》：“写杨昭恕、雨亭、昌群、海波、朝阳信。”

《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后载《学风》五卷三期。

《唐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后载1935年《学风》五卷四期。

春夏，在安庆，任教安徽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商君”书探源》发表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一号。案：后收入《诸子续考》。

4月1日，《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刊发于本日出版的《学风》五卷三期。

14日“夜灯下”成《庄子》一文，后刊发于1935年出版之《青年界》第八卷第一期之《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栏目。（见当期刊物页15）

7月，《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后刊行于安徽大学《文史丛刊》一卷一期。

8月20日，中午，到大美番菜馆赴刘盼遂、张西堂宴，同席者有高亨、侯芸圻、郭绍虞等人。《顾颉刚日记》云：“今午同席：罗雨亭、高亨、侯芸圻、郭绍虞、顾颉刚等（以上客）；刘盼遂、张西堂（以上主）。”

28日，中午，在大美番菜馆宴客，赴宴者有：林宰平、孙人和、黎劭西、高步瀛、张西堂、王了一、钱宾四、何士骥、傅佩青、李顺卿、郭绍虞、侯芸圻、孙道升、顾颉刚等。见《顾颉刚日记》。

10月，《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后刊发于《文哲月刊》创刊号，题名为《中国文学起源新探》。案：今又见《真理杂志》一九四四年第一卷第二期，页149—157。

作《晚周诸子反古考》一文。案：后刊发于《师大月刊》1935年第22期。

6日，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希圣处、罗雨亭处。”

11月27日，访顾颉刚。时顾氏居于旗营。《顾颉刚日记》云：“雨亭来。”

12月，《晚周诸子反古考》刊于《师大月刊》第二十二期。后收入《诸子续考》。

成《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后刊发于《学风》五卷八期。

本年末，《佛经翻译论——唐代文学批评研究第六章》，刊发于《学风》五卷第10期。该文前有编者之言，可知该书的流向。

本年，《唐史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第三章》，《学风》1935年第4期。汗途案：当是从五卷第二期开始刊登。

年末，《晚唐五代的文学论》，刊发于《文哲月刊》一卷一、二、三期。

1936年在北平，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编成《诸子续考》。

春，编成《中国戏曲史纲》，油印，未刊行。

1月15日，《五代前后诗格书叙录》刊发于《文哲月刊》1卷4期。

2月22日，晚，赴同合居刘盼遂宴，同席者有冯友兰、谢国桢、罗雨亭、陆侃如、顾颉刚等人。《顾颉刚日记》云：“今晚同席：芝生、旭生、徐侍峰、刚主、西堂、雨亭、侃如、予（以上客）；刘盼遂（主）。”

23日，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3月22日，成《尹文子探源》题记。

23日，胡适来信，谈先秦史研究中的史料收集问题。

4月，《笔记文评杂录》，刊发于《北平晨报.学园》九二七期。

《笔记文评新录》，刊发于《北平晨报.学园》九四期。

4月1日，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22日，访顾颉刚于旗营寓所。见《顾颉刚日记》。

4月30日，《阮阅诗龟考辨》（字闳休，庐州舒城人）发表于《师大月刊》26期。

5月24日，参加禹贡学会成立会。《顾颉刚日记》云：“到校务长住宅。开禹贡学会成立会，选举职员，修改章程。近日到会者：润章、思泊、希白、立庵、宾四、雨亭、洪都、其玉、印堂、伯平、孝通、绍虞……四十余人。”见《顾颉刚日记》。

6月，成《庄子外杂篇探源》一文刊发于《燕京学报》第十九期。

《凉州曲小考》，后刊发于《北平晨报学园》九七一期（25日）。

《陆贾“新语”考证》一文发表于《学文》第一期。案：后收入《诸子续考》。

《“庄子”“天下篇”的辩者学说》一文发表于《北平晨报思辨》第四十一期。

16日，《诗句图》发表于《新苗》第4卷。

7月25日，作《两宋诗话辑校叙录》题记，交代主要内容及编写经过，即从35年秋天动手、到36年夏天而完成。

8月，《〈尹文子〉探源》，后刊发于《文史月刊》一卷八期。

10月，《墨子交利主义》，后刊发于《人生评论》一卷。

《韩愈及其弟子文学论》，后刊发于《文艺月刊》九卷四期。

10月1日，晚，与于思泊、孙海波、唐立庵、谢刚主、张西堂、孙子高等，在同和居宴请顾颉刚及其父亲，为顾父接风洗尘。见《顾颉刚日记》。

10月9日，《由老子籍贯考老子年代》发表于《北平晨报.思辨》第五十六期、五十八期（10月24日）。

10月23日，《由老子子孙考老子年代》发表于《北平晨报.思辨》第五十八期。

11月2日，《由尚贤政治考老子年代》发表于《北平晨报.学园》第一三五期。

5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2月1日，写完《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文章的几个部分前已逐步发表。汗途按：后文《诸子续考》第四节。

《由礼教观念考老子年代》刊发于《北平晨报.学园》第一五二期。

12月5日，与高希裴同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2月10日，《由诸书引老考老子年代》发表于《人生评论》第一卷第三期。

本月，成《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一文，后成1938年刊行《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自序。

按：据《诸子考索》（页279）云：“这篇文章本来是《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的序文，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因抗日军兴，延到一九四年才出版。”

本月，成《再论老子及老子的问题》，后刊发于《诸子续考》。

本月，成《由诸书引老考老子年代》，后刊发于《人生评论》一卷三期。

本月，作《〈古史辨〉六.自序》。

本月，成《〈战国策〉作者之讨论》，后刊发于《厦门图书馆馆声》四卷一、二、三期。

本年，《职业与娱乐》，刊发于《青年界》第9卷第一期《我的职业生活特辑》。

本年，《闲里偷忙》，刊发于《青年界》10卷一期《暑期生活特辑》栏。

本年，《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刊发于《学风》1935年五卷第三期。

1937年三十七岁。七七事变前，在北平，印成《古史辨》第六册。事变后，携妻子至天津，乘船下徐州，再到南京，又北上开封，继而到长安，执教西北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任教授。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至于西安。

1月，《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刊发于《文哲月刊》一卷十期。

2月，《历史学者考订老子的总成绩》，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八十七、八十九期。

《跋陈眉公集〈古今诗话〉》，刊发于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七期。文中说：“两月前，琉璃厂书贾送来陈眉公集《古今诗话》一函十册，心远堂藏板。”

15日，《儒家所谓学与学问》刊发于《经世》1卷3期。

18日，《由老子籍贯考老子年代》刊发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87期。

25日，《由老子籍贯考老子年代》刊发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89期。

27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3月4日，《由老子籍贯考老子年代》刊发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89期。

4月10日，晚，到东兴楼，赴旭生、子臧、顾颉刚宴。《顾颉刚日记》云：今晚同席：罗君美、王静如、孙文青、刘厚滋、罗雨亭、陆侃如、刘盼遂、王了一（以上客）；旭生、子臧、予（主）。

16日，上午及下午两次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5月5日，晚，与张西堂、刘盼遂在新陆春宴请萧一山、马有渔、黎劭西、谢刚主、陆侃如、李戏渔、高亨、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8日，《成都存古书局声调谱汇刻跋尾》刊发于《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21期。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其后，颠沛流离之状见于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我的读书生活》云“卢沟桥的炮火，掀起了民族抗战，也粉碎了安定生活。我丢弃了自己购置的书籍，丢弃了自己搜辑的材料，丢弃了自己撰录的札记，赤手空拳的带着妻子，泛海南来。在河南大学借教一月，还算可以读书。后来随师范大学到西安，和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开学未久，又迁到汉中，迁到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住了二年，乡居无事，本来可以读书，可惜无书可读。”案：抗战爆发，京津内迁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与西北大学合并而成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复名为西北大学。又案：本年9月10日国民党《教育部第16696号令》云：“以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员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六大学院。1937年11月1日，正式行课，地址在西安城三处地方。（见《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页24—30）

在开封一月，读《四部备要》。先生《读东坡七集》云：“一九三七年，在开封读《四部备要》覆刍斋校本《东坡七集》，觉颇有复重，兹来南京复读……”由此，其《读东坡七集》亦当写于此时前后。

10月末，致信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2月17日，《纪念师大与中国教育》一文，收入1937年12月17日出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纪念专刊》。

《李邕墓志铭跋尾》云：“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与湖北唐祖培节轩，同执教西安临时大学，出示所藏碑帖，有李邕所撰《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公墓志》，及李昂所撰《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二帧。”

本年，《儒家所谓的学与学问》刊于《经世》第一卷第三期（页6）。

1938年三十八岁，在陕西，由西安至汉中，执教于西北联合大学文理学院，任国文系教授。

2月末，由西安出发，往陕南迁徙。案：潼关告急，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搬迁至陕南。

3月初，在西安。案：国民政府下令西北联合大学搬迁至汉中。（见《西北大学校史稿》，页40—45，以下数则俱由此摘引。）

10日，顾颉刚有信来。见《顾颉刚日记》3月10日。

16日，迁往汉中。西安临时大学正式迁离西安，经宝鸡到汉中。

4月，随校到达初达到汉中。

3日，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0日，西安临时大学本部及文理学院，进入城固县黉学巷贡院旧址。

5月2日，在汉中，参加西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

1939年三十九岁，在陕西，执教西北大学。

8月8日，在汉中，执教西北大学。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西北大学。

9月，《欧阳修的改革文学意见》，刊发于《经世.战时特刊》四十七、四十八期。

冬，由陕入川，动身前往重庆。

1940年四十岁，至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属师范学院文学系。居于重庆北碚柏溪。

1月，由陕入川，任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主讲中国文学史及诸子选读。《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案：郑文《金城续稿》（页3）：“中央大学由南京迁重庆，诸事草创，而师范学院初设，国文系无人主持，随中文系学生上课，听黄焯（耀先）先生讲基本国文。一日，先生命题作文，堂上二时完卷。余成文约330字，先生批曰：‘风檐短晷中，遽得有此，始知郑君不易及。’因多往请教，由是得识殷孟伦先生。后先生与殷先生及潘重规先生以反对胡光炜（小石）先生主持中文系而往武汉大学，时函指导，而自孙世扬（鹰若）师来渝，更增亲近。1939年伍俶（叔傥）师主持国文系系务，讲授历代文选并指导各体文习作。不久，罗根泽（雨亭）师主讲中国文学史及诸子选读，1941年鹰若师自沪至，主讲文字学、《左传》、《汉书》、《昭明文选》。”郑文又曰：“罗师家住柏溪，过从最多。”（页4）2月，《荀子的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刊发于《时代精神》二卷一期。

6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导言》，刊发于《经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8月，《荀子的政治态度》，刊发于《时代精神》卷一期。

10月，《学艺史的叙解方法（上）》，刊发于《读书通讯》十二期。案：下部分刊发于该刊一九四二年三十六期。

本年，《读诸子佛书——答张鹤林》刊发于《读书通讯》第14期。

12月，《建国期中的文化建设》刊发于《学生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2月15日初版），谈论抗战胜利后的“文化建设”问题。

1941年四十一岁，在重庆北碚柏溪，任教中央大学师范学院。

3月15日，《三十一位中学国文教员的改革中学国文意见》，刊于当日出版的《中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案：此时，罗根泽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两汉辞赋论》刊行于《经世》季刊1卷2、3期。按：《经世季刊》，乃顾颉刚、张维华等人在成都所成立的经世社和白云书社的刊物，1940年6月—1942年4月。

8月，《人，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刊发于《民意周刊》第186期。案：本年八月，176—190期合订本第十五卷初版。

10月，《宋初的文学革命论》（上），刊发于《时代精神》五卷一期。案：本月二十日初版。

12月，《宋初的文学革命论》（下），刊发于《时代精神》五卷3期。案：本月二十日初版。

1942年四十二岁，在重庆北碚，任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开设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居于柏溪。朱东润来，成为好友。

2月，《王昌龄诗格考证》，刊发于《文史杂志》二卷二期。

《文艺史的叙解方法（下）》，刊发于《读书通讯》三十六期。

8月，《古诗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刊发于《读书通讯》三十一期。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编者以为当刊发于《读书通讯》第三十一期。当误。

在重庆柏溪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开设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按：此据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之《中央大学前四年》。

10月10日，在中央大学，作《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自序于中央大学。”

12月，《王充的哲学及教育学》，刊发于《大学》一卷十二期。

10月10日，在重庆柏溪，作《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本月，《学艺史的叙解方法（下）》，刊发于《读书通讯》三十六期。

1943年四十三岁，在重庆柏溪中央大学。

1月，《墨子探源》刊发于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

《李邕墓志铭跋尾》，刊发于《图书月刊》一九四三年二卷六期。

1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5日，与朱东润在中央大学校园遇携二女散步的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5日，参加国文系毕业生宴。见《顾颉刚日记》。

26日，作《中国文学批评史.记》。《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付印时，以篇辞繁重，分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宋以后亦陆续刊布焉。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根泽又记。”

30日，夫妇俩邀请顾颉刚夫妇至碾口游玩。二时去，四时还。见《顾颉刚日记》。

3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月，《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刊发于《读书通讯》第68期。案：该刊属于半月刊，1944年9月15日发行第98期。

19日，与朱东润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1日，访顾颉刚，然后同行至孔家赴汤饼宴。夫人张曼漪亦至。见《顾颉刚日记》。

25日，上午访顾颉刚。下午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3月4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7日，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13日，顾颉刚来。见《顾颉刚日记》。

16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4日，下午三点，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见《顾颉刚日记》。

26日，参加史学会。晚参加成立会晚宴，同席者有卫聚贤、吴其昌、冯国瑞、刘子健、顾颉刚等人。见《顾颉刚日记》。

28日，与顾颉刚、卫聚贤夫妇、侯芸圻、吴其昌等人同车至城，中午一起吃饭。见《顾颉刚日记》。

4月9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1日，顾颉刚与朱东润同来，探夫人张曼漪病。《顾颉刚日记》云：“到东润处，与同到雨亭处，视罗太太病。”

18日，顾颉刚来。见《顾颉刚日记》。

2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3日，夫妇俩与朱东润散步江边，遇顾颉刚夫妇等人，最后同归。见《顾颉刚日记》。

5月2日，顾颉刚来访，谈于书房。见《顾颉刚日记》。

7日，顾颉刚来。见《顾颉刚日记》。

14日，顾颉刚来。见《顾颉刚日记》。

19日，上午访顾颉刚。下午，顾颉刚来。见《顾颉刚日记》。

25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中央大学欠予二千七百元，累次往索，皆不付。前得总务长处来书，嘱派人去取，而雨亭奔走数次仍不付，谓须送发单去，而发单则予早报去矣。”

31日，夫妇同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6月2日，顾颉刚妻履安送灵上山，夫妇前往吊唁。见《顾颉刚日记》。

3日，夫妇同到顾颉刚家。见《顾颉刚日记》。

5日，与朱东润到顾颉刚家谈。见《顾颉刚日记》。

9日，访顾颉刚，领编译馆六月份薪水。见《顾颉刚日记》。

10日，下午三点，顾颉刚来家宿。见《顾颉刚日记》。

11日，宗甄甫同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12日，夫妇在张家花园，遇顾颉刚前来买桃。见《顾颉刚日记》。

15日，访朱东润，并晤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0日，《仁义与利欲——孟子七讲之一》，刊发于《文化先锋》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出版时间在6月20日。

7月8日，顾颉刚来宿，朱东润、魏建猷、叔棣、赵梦若等来，一同谈话至十一点方就寝。《顾颉刚日记》云：“到雨亭处宿，建猷、东润、叔棣、梦若、长之、曼漪同谈。”

8月，《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重庆初版。

《抢救国文》，刊发于《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案：该刊属月刊，创刊号于1942年8月刊行。故，第二卷第一期，当是8月出刊。

19日，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赵太太、魏建猷、罗太太等谈。东润来，雨亭来。”

21日，顾颉刚等人来。《顾颉刚日记》云：“到雨亭处，并晤东润。文史社社务会议：魏建猷、赵梦若、张克宽、朱择璞、张曼漪。”

9月5日，顾颉刚来。《顾颉刚日记》云：“十一时出，访雨亭及东润。”

10月9日，当选经世学社理事。《徐州文史资料》第12辑《萧一山先生生平大事记》页8云：是年（1943年）十月九日，经世学社于重庆市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成立大会，参加会员五十四人，社会部、教育部派代表，粮食部徐部长堪，交通部曾部长养甫，中宣部刘秘书光炎及各报社记者参加，由先生任临时主席，票选结果：当选理事廿一人：萧一山、王捷三、顾颉刚、胡秋原、马景常、王文山、李圣三、张忠绂、章友江、蒋复璁、冀朝鼎、简又文、陈逸云、魏元光、蓝文征、张维华、许德、梅璈、卫士生、章之汶、罗根泽。（《徐州文史资料》第12辑《萧一山生平大事记》，页8）11月，《隋唐文学批评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央大学文学丛书》之一刊行重庆初版。

11月27日，《答张默生》，收入《诸子考索》题为《第一次答书》，页196。

12月，《老子故事的演变与辨证》，刊发于《文化先锋》三卷二期。

27日，再写《两宋诗话辑校叙录》题记一则，交代补充内容。

本年冬，师范学院国文系并入中央大学中文系。见《朱东润自传》。

1944年四十四岁，在重庆柏溪中央大学。

1月11日，致《张默生》，收入《诸子考索》题为《第二次答书》。

18日，有顾颉刚信。见《顾颉刚日记》。

本月，《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由北平人文书店刊行。

2月1日，在柏溪。整理与张默生的两道通信为《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并于序言详细交代前后因果，云：“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载拙稿《墨子探源》，以抽印本请正友人张默生教授，惠书多所指教，余癖难疗，未能默尔，遂致往复讨论。……时默生在北碚，余居柏溪。”后载《读书通讯》八十四期。

3月4月间，《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刊于《真理杂志》本年第一卷第二期。

17日，张静秋带来顾颉刚信。见《顾颉刚日记》。

5月15日，顾颉刚有信，商谈前日《中央日报》刊登顾颉刚与刘文涛订婚启事事件。见《顾颉刚日记》。

29日，顾颉刚有信。见《顾颉刚日记》。

6月，《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说文周刊》四期。案：今见《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页777—795。

本月，得朱自清6月24日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书信补遗编》，页161—163。

7月初，得朱自清7月3日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书信补遗编》，页163。

29日，顾颉刚有信。见《顾颉刚日记》。

本月，《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央大学文学丛书》之一初版重庆初版。

11月28日，顾颉刚自成都有信。见《顾颉刚日记》。

本年，还写成《绝句三源》，直到1955年方发表。见《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页241。

1945年四十五岁，在重庆柏溪中央大学。

2月21日，顾颉刚与张静秋夫妇来访。又有建猷、许绍光来与顾颉刚谈。见《顾颉刚日记》。

24日，顾颉刚与甄甫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3月，与康光鉴合著《墨子》，作为《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第三辑《学术先进》，由胜利出版社（重庆）出版印行。书前附作者小传，云：罗根泽先生，字雨亭，现年四十三岁，河北深县人。少嗜先秦诸子，稍长，从乡前辈武锡珏先生治经子诗文。

嗣入河北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以所撰“孟、庄、荀三子学案”受知于新会梁任公先生，遂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从任公先生治经史，由是自学术文艺，渐进于关注考据，而学益弘通。历任河南大学教授、河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讲师教授等职。着有“诸子评传”、“诸子探源”（俱收入所编古史辨第四六两册）、“孟子传论”（商务）、“墨子探源”（中大文史哲季刊）、“管子探源”（中华）、“乐府文学史”、“诗歌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以上俱商务）等。本书旨在阐述墨子之实践精神及墨学要义，由内江康光鉴先生（现亦任教国立中央大学）协同撰成，条理混淆，险述残阙，抉隐发微，尤称详审。末附罗先生特撰“墨子各篇撮要”一篇，将墨子全书要旨意，阐述无遗，尤为初学南针。现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案：此处照原标点移录。）4月15日，顾颉刚有信。见《顾颉刚日记》。

5月10日，顾颉刚有信。见《顾颉刚日记》。

7月，《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央大学文学丛书》刊行。

7月16日，致信杨树达。《积微居友朋书札》（页145）云：“遇夫先生有道：承示尊作《曾传》，文质并茂，启迪良多。敝校国文系顷合并于中国文学系，伍叔傥主任嘱函请我公慨践宿诺，余命驾西来，俾两系学生共沐教化，后学亦得遂请益，故尤馨香祝祷。引领东望，不胜翘。专肃，敬候裁示。”

28日，与李炳焕同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8月2日，在编译馆，与顾颉刚谈。《顾颉刚日记》：“到编译馆，与仰之、雨亭谈。”

9月16日，遇顾颉刚，到蓉香赴李炳焕宴。《顾颉刚日记》：“遇罗雨亭回柏溪，同到蓉香吃饭，李炳焕作东。”

11月13日，子罗芃生。

本年，《叶适及其它永嘉学派的文学批评》刊发于《文艺先锋》第六卷三期（四、五期），页50—59。案：本期杂志编后记，云曾于第二卷第三期《文艺先锋》刊发对于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三册之评介。

1946年四十六岁，随中央大学迁东迁至南京。

1月，《黄庭坚的诗学方法》，刊发于《中苏文化》十七卷一期。

2月1日下午，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罗雨亭处，并晤建猷、光鉴、舒连景、周培智。

2日，同魏建猷等人至顾颉刚岳母家，即其外兄张雁秋家，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云：罗雨亭、魏建猷、管雄、许绍光、郑文、康光鉴来，同吃茶。

《苏门弟子的事理文学说》，《中国杂志》创刊号，页27—31。案：此创刊号于1947年2月15日出版发行。

3月，《王安石的政教文学论》，刊发于《文艺先锋》八卷三期。

4月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6月，随中央大学乘船东下南京。见《朱东润自传》。

7月4曰：《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共享》，载《东南日报》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

10日，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中央大学，遇黄淬伯，同吃点。访罗雨亭夫妇、陈行素夫妇，并遇之。访昌群，遇其夫人。访朱东润，并晤王达津。遇唐圭璋。”

《两宋诗话存佚残辑年代表》，刊发于《读书通讯》一一三期。

8月，《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载《中国学术》一期。

9月，《宋初古文新论》，载《文化先锋》六卷三、四期。

10月29日，《李杜地位的完成》刊发于《中央日报》。陈平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李白研究》，页506。

本月，收到顾颉刚于本月8日所写信。见《顾颉刚日记》。

11月15日，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到中大，晤罗雨亭夫妇、吴子臧夫妇、程仰之夫妇。”

23日，作《读东坡七集》札记，后收入《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12月14日，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冒雨至文昌桥中大宿舍，访韩鸿庵、管雄、朱东润。又至校本部，访罗雨亭，均遇之。”

本年，《我的读书生活》刊发于《中央周刊》第8—33期。

本年，《苏轼的文学方法》刊发于《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二期。

1947年四十七岁，在南京，中央大学。

1月4日、11日，《朱熹的道文统一说》，刊发于《和平日报》。

2月11日，在中大，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到罗雨亭处，晤其夫人及郑天叔夫人。”

本月，《苏门第子的事理文学说》，刊发于《中国杂志》创刊号。案：此创刊号于1947年2月15日出版发行。

本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

本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隋唐文学批评史》上海初版。

本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初版。

3月，《荀卿年代补考》一文刊于《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五号。

4月23日，在编译馆，与顾颉刚等谈。《顾颉刚日记》云：“到中大，访吴子臧。同出，遇刘士能。到编译馆宿舍，与王泽民，萧从方等谈民众读物事。到编译馆，与赵吉云、罗雨亭等谈。”

6月9日，顾颉刚来访，然已入睡。见《顾颉刚日记》。

《宋学三派》刊发于《中央日报》。

13日，在编译馆，与顾颉刚等人谈。《顾颉刚日记》：“到编译馆，取教科书约。晤吉云、步青、叔傥、雨亭、向辰等。”

21日，在编译馆，遇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9月，《论三苏的思想——宋议论派的立意达辞文学说第一节》刊发于《学识》1947年第10期。汗途案：该刊由16日初版。

11月，《文学与文学史》，载《文艺先锋》十一卷五期。

15日，致信。该信全文如次：敬启者，中国文学系三五级学生张鹏法（？）（学号八五四五）毕业论文为《老子思想之分析》，经评阅。

12月，得朱自清12月6日所寄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书信补遗编》，页164。云：“前奉惠书并大着及拙文，敬悉谢谢。尊编《文史》颇有佳稿，甚佩！承嘱作书评，本拟动笔，迄因事冗，未能如愿。容稍暇或可作一短评。晚唐五代以后各册，已具稿否？或已有付印者，甚愿知之。出版后倘荷惠赐，俾得先睹，尤感！先生近来尚拟编着别种书否？并念。弟北来后只偶作短文，不能定心写长篇论文。旧稿印成《诗言志辨》，已嘱开明寄奉一册，乞教，为幸！”

9日，顾颉刚有来信。见《顾颉刚日记》。

22、29日，《宋文学家黄裳的性理文学说》（上、下）刊发于《中央日报》。

本年，《陆九渊派的文心说》，刊发于《学原》第一卷第11期。案：当是1947年4月。

1948年四十八岁，在南京中央大学。

1月12日，在编译馆，顾颉刚来，晤之。见《顾颉刚日记》。

16日，在中大，顾颉刚来访。见《顾颉刚日记》。

21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2月16日，《宋浙东派楼钥的文学意见》刊发于《中央日报》。

27日，在编译馆遇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3月11日，《王柏的正气说》刊发于《中央日报》。

3月22日，《魏了翁的学文合一说》刊发于《中央日报》。

4月，《陆九渊派的交心说》，刊发于《学原》一卷十一期。案：《1900—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数据索引附解放后外国哲学史等专题论文数据索引（1949—1980年）》，页118，云：发表于48年3月。

10月24日，购吴梅《曲选》。李福眠《天钥书屋散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50）云：“国立中央大学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版，吴梅选录的《曲选》，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酷暑之中，我淘书得于上海长乐路新文化服务社。价十二元。衬页有钢笔直签：‘卅七年十月廿日购于南京夫子庙。有破损。罗根泽（白文篆印）’。”

12月14日，访顾颉刚。见《顾颉刚日记》。

18日，夫妇及郑厉俭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罗雨亭夫妇及郑厉俭来，为写卢作孚信。”

1949年四十九岁，在南京中央大学。

年初，曾携家人短暂赴台湾。案：据先生哲嗣罗芃先生、罗兰女士回忆。

6月末，与顾颉刚通信。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本月20日有信来。

8月8日，在南京大学。案：是年八月八日，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9月2日，跋马廉《短篇小说》讲义。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页309）云：“今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乃已故著名学者罗根泽的旧藏，铅印三册，首有罗根泽亲笔跋语：‘此十余年前购于故都头发胡同小市，盖马隅卿先生师大所讲授也。去年运书南来，此居然不失。卅八年九月二日记于南京。’”

1950年五十岁，在南京中央大学。

1月，在南京。见《顾颉刚日记》1月31日所载丁山之信。

1951年五十一岁，在南京大学。

2月18日，《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刊发于《文汇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4月，《实验主义批判》，刊发于《新中华》1951年第7期。案：《新中华》为中华书局所办半月刊，1951年12月停刊，共计出版14卷。

5月，学生王尧辞别。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三卷）页248，云：1951年5月初，我奉调离宁，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拜辞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诸位师尊（如今都已作古了，思之泫然）和同学（中有周勋初、包忠文、顾黄初、郭维森诸位卓有成就的学长，如今已在各自学术领域发挥长才，而郭恬兄却过早谢世，令人惋惜），只身北上，来到北京。

7月13日，在南大，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南大宿舍，访罗雨亭、韩鸿庵，长谈。”

15日，参加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会。《顾颉刚日记》云：“出席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会，讲话。”“今日上午同会：韩儒林、罗根泽、王栻、徐益棠、王绳祖、王可风、黄淬伯、贺昌群、罗尔纲、蒋百幻、王以中、刘继宣、钱亚新等约三十人。”

9月，所写《云山战场》一诗，刊发于南京诗联红旗诗丛编审委员会《红旗诗丛.正气的伸张》（第二辑），由正风出版社初版。

1952年五十二岁，在南京大学。

本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纲》，以南京大学中文系讲义形式印行交流。

1953年五十三岁，在南京大学。

1954年五十四岁，在南京大学，写成《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4月26日，《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发表于《光明日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7月18日，《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的讨论》，发表于《光明日报》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该文乃是针对江西吉安师范的郭明忠对《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的讨论》的怀疑而作。

8月，《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刊发于《人民文学》第11期，后收入《古典文学论文集》。罗先生后来在《三论陶渊明诗》说：“一九五四年，我写了一篇《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发表在该年八月份的《人民文学》……”

草成《先秦散文选注.序言》。

9月，改《绝句三源》并加入《三点补充》，后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24日，顾颉刚有信来。见《顾颉刚日记》。

12月，《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载于《光明日报》，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页203）。

本年，写成《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见该书1957年铅印交流本题记。

1955年五十五岁，在南京大学。

1月，《古奴隶社会的奴隶谣谚》，刊发于《南京大学学报.人文》1955年第一期。又见《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页101或147。

9月，《先秦散文发展概况》，刊发于《文学遗产.增刊》。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以为发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增刊第一辑。

9月25日，《略谈鲍照》，刊发于《光明日报》当日刊。后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参考数据》（第一辑）。

9月30日，作《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后记》。

10月，《古典文学论文集》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收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谣谚》、《绝句三源》、《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古诗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木兰诗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等论文六篇。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编者在《绝句三源》后说《古典文学论文集》出版于1954年9月。

1956年五十六岁，在南京大学。

7月，修改完成《先秦散文选注.序言》。

12月16日，发现肝硬化。

本年，校勘整理《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西京杂记》之《出版说明》云：“《西京杂记》的整理，最初于一九五六年由罗根泽先生做了校勘、断句的工作。罗先生以明程荣校《汉魏丛书》本作底本，参校明嘉靖孔天胤刊本、李栻《历代小史》、吴管《古今逸史》、商浚《稗海》、毛晋《津逮秘书》、清人卢文弨《抱经堂丛书》、马俊良《龙威丛书》和张海鹏《学津讨原》诸本，改正不少讹脱衍误之处，均已写入校记。”

1957年五十七岁，在南京大学。

1月，《试谈〈庄子〉的思想性》，载《文学研究》一期。

9日，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题记。又，据目录后所附说明，此时罗先生正在医院治疗，因此不能花功夫校对，以致书中有一些错别字。

2月9日，成《潘辰先生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商榷》一文，后刊行于《光明日报》。

28日，在南京大学，作《诸子考索.自序》；作《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跋。

28日，跋《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3月10日，《读〈诗品〉》，刊发于《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5月，《〈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商榷》，刊发于《光明日报》。

8月，《先秦散文选注》，由作家出版社刊行。题署：罗根泽编，戚法仁注。

7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作为“南京大学交流教材”印行。

10月28日，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版序》，在南京大学。

本月，《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

本月，编写南京大学教务处交流教材，《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上册。

本月，编写南京大学教务处交流教材，《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本年，《党领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了正确的道路——兼斥右派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阵地的进攻》，刊发于《文艺报》1957年第36期。

1958年五十八岁，在南京大学。

1月，成《曹雪芹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社会背景》。刊发于《人文杂志》1958年第一期。

2月，《诸子考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曹雪芹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社会背景》刊发于《人文杂志》1958年第一期。

根据高等教育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完成分派的《陶渊明》一章，题名《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现实主义与艺术价值》，刊发于《江海月刊》该年第二期。

8月9日，《光明日报》当日刊发瞿新珉《文艺批评的标准为题——简评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

8月17日，做《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本序》。

1959年五十九岁，在南京大学。

3月15日，《三论陶渊明诗》，刊发于《光明日报》。

4月，《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文学评论》第四期。

18日，先生夫妇下榻北京和平宾馆，顾颉刚来访。《顾颉刚日记》云：“到何迥程先生处，导之至东单公园。

出，到和平宾馆，访罗雨亭夫妇及夏瞿禅，并晤唐圭璋、王季思。”案：是日下午三点，人大会开幕。

12月20日，草成《苏轼的文学思想》。

本年，罗先生被定为“拔白旗”对象。案：见于罗蒨、罗兰、罗芃《路漫漫其修远兮——怀念父亲》。

1960年六十岁，在南京大学。

1月7日突患脑溢血。《顾颉刚日记》云：“得刘起釪信，悉罗雨亭（根泽）于一月七日在南京大学系会议席上中风，发生脑阻塞现象，经鼓楼医院急救，神志已正常，惟左半身不良于动，闻之殊念。”又，《路漫漫其修远兮——怀念父亲》云：“一九六年初，那天父亲按习惯一大早起床，冒着寒气练了一通太极拳，上午在系里开会，突发脑溢血。不久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31日，《洛阳伽蓝记试论》刊发于《光明日报》1960年一月三十一日。

3月30日晚逝世。终年60岁。《顾颉刚日记》4月4日云：“归来接罗雨亭凶报，渠已于三月卅一日在鼓楼医院逝世，朋从又弱一个，更加惆怅矣。”本月14日记云：“得自珍来信，悉罗雨亭以犯病太多（肺病、心脏扩大、高血压、肝癌、血管硬化），不堪其苦，医院已无法治疗，于上月底跳楼自杀。悲哉！”

附录二：罗根泽先生未编年作品

《诸葛武侯尺牍辑注》（扫叶山房曾出版）《历代白话文选注》

《国文读法》

《北方言语考源》

《中国诗歌史》（曾交出版社出版）《诸子学案》

《诸子概论》（讲义）（以上七种俱见于《古史辨》第四册《自序》）

《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霓裳羽衣舞曲〉底故事、歌辞及舞容》（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杜甫之思想及其对诗之见解》（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题目为该书编者所加）

《散文源流》（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韩欧辟佛的反响》（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邵周二程的文道分合说》（手稿）

《三苏的改革文学意见》（手稿）

《宋初的诗文复古革新说》（草稿）

《散文源流》（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笔记文评杂录》（罗大经《鹤林玉露》）（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笔记文评新录》（今见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附录三：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

（按编著者拼音顺序排列）

陈良运：《“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从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观谈起》，《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后收入《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2年）。

陈平原：《“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再版序》，《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第四册《子部之学》，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罗根泽的批评史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章第二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册三，1961年。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第二章第三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柯牧：《评罗根泽先生的“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李青春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第三章《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林芬：《评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众志月刊》，1934年第二卷第3期。

刘洪生：《20世纪庄学研究史稿》第三章《罗根泽谈〈庄子〉诸篇真伪源流》，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7年。

聂世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再版读后》，《文学遗产》1984年第四期。

聂世美：《罗根泽著作年表》，《古典文献研究》，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时志林、张玉辉：《筚路蓝缕的罗根泽先生》，《深县文史资料选辑》（4—5辑）。

吴令华、夏晓虹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吴少珉等《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之第三章第五节《古史辩派与变为学：梁启超、钱穆、罗根泽、张心澂的文献考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小川环树：《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六朝文学论文集》，页190。

徐好文：《罗根泽及其诸子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5月硕士论文。

徐朔方：《评罗根泽先生关于“木兰诗”的两篇考据文章》，《木兰文献大观》，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杨绪敏：《罗根泽与诸子的考辨》，《中国的辨伪学史：历史大视野》第四章第五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仁青：《扬芬楼文集》上册《评介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原文刊发于1974年12月《东方杂志》复刊十二卷十期）。

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之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周勋初：《〈罗根泽说诸子〉前言》，罗根泽著：《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No.683 1985.06.18。

周勋初：《论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No.1 1959。

周勋初：《罗根泽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勋初：《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周勋初：《罗根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张宏生、丁帆主编《走近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周勋初：《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

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史.序》，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朱东润作品集》第四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以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出版）》，《清华学报》，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蓝文徵文存

前言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3月16日凡例凡例1.本文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中“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蓝文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2.本文存围绕蓝文徵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录《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叙例》、《朱舜水之思想》、《会昌遗事》等论著及为他人论著所作序言数篇，基本反映蓝氏学术思想与成就。

3.本文存附录蓝氏好友萧一山所撰碑文及其学生汤承业所撰回忆文字，书末附录大事年表及学术论著简目，以更好展示其学术人生。

4.本文存编者虽认为《中国通史》在蓝氏学术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但因底本印刷质量低劣，文字多漫漶不易识别，故暂时先摘录该书“叙例”以飨读者。

5.本文存所收论著，底本皆为原刊，并分类编排，标明原始出处。

6.本文存尽量忠于原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等，皆存原貌；其中明显文字错讹者，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

7.本文存保持原文格式，为兼顾现代阅读习惯，对部分行文格式略作技术调整。如将《隋唐五代史》等尾注改为脚注，并将一些繁体标点格式改为简体标点格式。

8.本文存省略部分因时代局限而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字，并以“……”表示，且注释标明所省字数；又，以“□”表示底本中缺字或不能识别之字。前言前言一

蓝文徵（1901—1976），字孟博，吉林舒兰人，190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六道荒。六道荒即今舒兰县，曾为地广人稀之“荒”，为清廷皇家封禁地。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府派员在舒兰“六道荒”境内成立设治局，由设治委员统辖境内之事。在蓝文徵先生好友萧一山先生《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第578—581页。及其高徒汤承业先生《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兼论蓝先生的学术思想》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撰写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国立编译馆馆刊》第7卷第1期，第171—210页。（二人系据蓝先生家人回忆和族谱所写）中，记录了其家世，现据之概括如次：

蓝家先祖乃春秋战国时楚公子斖，尝为蓝尹子，子孙遂因而氏焉。战国时，有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后裔，子孙向晋北分布，当为蓝氏先世之始，世居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氏东迁一世祖。传子琏，孙亨，皆居其地，宗派蕃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东迁吉林舒兰县之东屯，世守柳边，是为蓝家四世祖，长房居住东屯守祖茔，供家谱。其余散居大丰沟等地，置产建业，并称小康。蓝先生祖父桂起，字西山，性仁厚正直，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经善算，经常着闻，增良田至三千余亩、山林六平方里，重修住宅，一门和睦。父廷璋，字峩亭，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伯仲行四，风采硕伟，为人刚毅正直，克己助人，乡里称贤。母李氏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出自南站（蓝家西南三十里）书香名门，秉性娴德，善于治家，阖家咸敬之，殁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蓝先生之性情温和，似受之母系，而意志坚强刚秉之于父系也。

蓝先生少年聪慧，自幼得祖父钟爱，七八岁时，从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1909年，蓝先生祖父去世，进入私塾学习，一年之间即读毕《四书》。10岁时，蓝先生兄弟，来到舒兰站学习。舒兰站，在今舒兰县溪河镇。这个毗邻于昔日舒兰河驿站的乡村，交通便利而人口渐多，因而有了兴办教育的必要和可能。蓝先生在舒兰完成高小、中学的学业。15岁，始就读于法特哈边门。法特哈边门，位于舒兰县城西北。清康熙年间，修筑柳条边（新边）最北头边门，位于舒兰县法特乡政府所在地，又名巴延鄂佛罗边门。

1916年，蓝先生中学毕业，执教家馆，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而苦学不辍。17岁，通过六姑母的介绍，执教邱氏家馆，并开始同当地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更为精进。同年秋8月11日，与林立雍女士成婚。此后一生，伉俪感情甚笃。1919年，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经过四年的学习，顺利从师范学校毕业。次年，任教于舒兰县立小学。1925年，应显赫一时的牛氏之聘，任教于牛家书馆。翌年，考入吉林政法专科学校。

1927年，在结束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蓝先生考入清华学校（次年易名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等名师，从事国学、史学研究，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先生。与蓝先生同期入学同窗，有王省、吴宝凌、叶去非、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矞等，又有1925年录取的裴学海和1926年录取的马鸿勋。同时在国学院还有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沄、朱芳圃、侯堮等12位师兄。国学院本学年所开设的课程如次：

教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

赵元任（方言学）

陈寅恪（梵文文法）

讲师：李济（考古学）

林志钧（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等。此外，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这一学年，蓝文徵先生在导师的指引之下，完成各科学业。期满后，蓝先生与颜虚心、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矞、裴学海、侯堮等10人留下继续研究学习。1928年9月12日，又迎来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三位同窗。这一学年，国学院的导师及开课情况是：

教授：陈寅恪（梵文文法、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

赵元任（方言学，第二学期开）

讲师：马衡（金石学，每周两小时）

林志钧（人生哲学，每周两小时）

李济（考古学）

正是在这一阶段，蓝先生选定专题研究为“中国史学史”，完成了毕业论文《〈逸周书·谥法篇〉疏证》。

据蓝先生回忆，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期间承几位大师言传身教，受益匪浅。就现有资料来看，蓝先生最初是由梁启超先生指导，但梁氏有疾，于1928年6月辞去国学院职务。第二年，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1929年6月，蓝先生顺利从国学院毕业，虽然只有毕业证而无学位证颁发，却仍然自豪于心。

清华国学院毕业后，虽然得梁启超先生推荐而有机会到东北大学任教，蓝先生却选择继续留京研究一年，然后才在师长的推荐下回到沈阳，执教于东北大学。但很快时局发生改变，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惨遭蹂躏，民族危在旦夕。东北大学不愿接受日伪统治，在校长张学良将军带领下，被迫内迁而踏上流亡之途，于9月26日冬来到北平，开始借址复校，增设“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停开部分科系。面对国难，蓝先生与栗直先生“公期复土，信誓旦旦，永矢弗懈”栗直：《悼蓝文徵先生》，《东北文献》6卷4期，第5页。，因此“只身入关”案：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亦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7页。，“旅居燕都，凡故宫名画，厂肆珍品，无不详观精研，心印神会”见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所撰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第183页。。继而，南下青岛，任教于青岛女中。1933年，蓝先生踏上邮轮，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习唐代政治、经济史。据蓝先生高徒、东海大学教授陈锦忠先生回忆，蓝先生曾自述，他到日本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收集日本所出有关中国的地图等敌情以及联络团结在日东北留学生，因为局势日渐紧张，需要大量地图资料和军政动态，以观察日方备战情况，凝结抗日力量。在东京学习期间，蓝先生经常往返于东洋文库与宿舍，查访资料，拜谒学者。其中，最令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在1933年于东洋文库邂逅白鸟库吉。白鸟为日本东洋学泰斗，当听说蓝先生乃陈寅恪学生后，“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第89页。。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彼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带来巨大震荡，许多人此前着手的研究不得不中途停滞。国辱家难，颠沛流离，更煎熬着学人的精神。自“九·一八”事件以后将近20年中，蓝先生大多都在漂泊中度过。1937年，蓝先生自日本归国，执教于内迁复校的东北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则是蓝先生清华国学院学长周传儒先生。西安事变后，校长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国民党教育部全面介入校务，东北大学开始完全撤出北京，迁往郑州，最后到达西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蓝先生也随校迁往西安。次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蓝先生只能再一次随校迁至四川三台。1939年，蓝先生受教育部任命，转赴陕西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并担任教务总长。当时，抗日激情高涨，校园难以平静，蓝先生为处理好学校与教育部的关系，可谓殚精竭虑。

1940年，应萧一山之邀，蓝先生再回四川三台，出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办学，延聘丁山、蒙文通、贺昌群、陈述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1943年夏，因萧氏休假，蓝先生曾一度代理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受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之邀，赴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此期间，与馆中顾颉刚、侯堮、蒋天枢等人过从甚密、问学往来。《顾颉刚日记》曾记载，1943年11月5日，他与蓝先生在编译馆见面；1944年1月3日，在馆中又与侯堮、蒋天枢、蓝文徵等相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册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183页。蓝先生在重庆，生活相对稳定，编译馆的办公条件相对优越，于是决心从事著述。1944年8月，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训导长。在此颠沛流离的情势下，蓝先生完成了《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史》两本著作，前者由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出版案：汤承业谓1947年初版，当误。，后者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刊行。

1946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机关迁回南京，开始一系列的“重建”工作，蓝先生于本年年末，出席“国民大会”，参加国民制宪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北平行辕参议，兼《经世日报》主笔。1948年4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代表东北三省。从此，直至生命的终点，蓝先生一直担任立法委员，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关心的问题多与教育有关。

1949年12月，蓝先生随国民党撤出大陆，举家迁往台湾。最初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因为有立法委员公职在身，只能担任兼职教师。在他心目中，教育乃百年大计，影响一国之兴衰，不可不慎，希冀能藉担任立法委员一职，对相关教育政策有所影响。稍后，还曾在台湾政治大学兼职，指导学生论文。同时，蓝先生出任台湾教育部博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委员，负责担任国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面试人。

1957年，台中私立东海大学创办，蓝先生任该校历史系兼职教授，并在此指导学生。在这里，他与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相处甚欢。可以说，东海大学时期，是蓝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据其孙女蓝百川小姐回忆，蓝先生晚年长期居住于东海大学，授徒讲学，指导过数位著名学者，包括汤承业、陈锦忠、蓝吉富等。蓝先生因兼有立法院与教育部的公职，所以长期往返奔波于东海大学与台北之间。蓝先生一生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深明历代兴衰变迁，所以当东海大学成立时，身处台中，除了休养身体、专心讲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于远离台北政治是非圈。

1976年1月25日，蓝文徵先生在台中荣民医院病逝，享年76岁。逝世之后，蓝先生受到老友如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的怀念，也得到汤承业、陈哲三等高徒的感戴。萧一山先生撰写《蓝孟博先生碑文》，徐复观先生撰写《悼蓝孟博先生》，汤承业先生撰写《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等。

二

汤承业在《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一文中说蓝先生的“国学根基”，“早奠定于童年时期，乃由祖父桂起公于家庭教师田先生之尽力培植”，而在校时间最久者，是“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各四年，但是他“进入学业之佳境，且得以继承诸位国学大师之道统者，则为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年”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3页。。

蓝先生在国学院先是受梁启超先生的指导，后又得陈寅恪先生亲授学业，因此他的学术研究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诚如汤承业所言，“在清华研究院的诸位大师中”，影响蓝先生最深的是梁先生与陈先生，而蓝先生的“气度与风格，亦颇似梁先生与陈先生”同上，第177页。。蓝文徵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之时，开设了四门课程，分别是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史学史。上古史反映了他对王国维先生学术研究的学习和向往，中古史研究则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门径，而史学史则直接承继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思想。

就现有材料来看，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时候，主要研究了柳宗元等唐代思想家。蓝家后人今天保存有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作业，题目就是《柳宗元学术》，并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该文分为前编、本编和后编三部分。前编主要考证柳宗元的家世、师承、学侣、时代背景和环境等问题。本编集中在柳宗元的学术上，分为六章，考察其经学、辨诸子、史学、文学观、佛学和政治等学术探究和思想。后编作为补充，探讨柳学对于后世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评点云：中唐达士，韩柳并名，历宋元明以迄于清中叶，尸祝昌黎者世不绝，柳为所揜久矣。即以文艺论，多以为柳散文与诗，皆在韩上。至于思想之健实博大，柳益非韩所能望矣。近代推崇河东之言论，虽往往见诸学界，然为系统的叙述注论，能举其学术全部、疏通者，尚无一个。此书实空前，并作为中古学术史中，最要之一部分也。蓝文徵：《柳宗元学术》作业手稿后梁氏点评。可见，蓝先生所作颇得梁启超先生的赏识。当年在清华园问学于陈寅恪先生的往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蓝先生都记忆犹新，“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追忆陈寅恪》，第85页。。

清华国学院师友切磋问学和舞雩之乐成为蓝先生青年时代最珍贵的回忆。1929年，清华大学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蓝先生曾和同学奔走呼吁，希望能够维持办学。此后的岁月中，蓝先生时常怀想那段已隔岸斑驳的时光，并讲予学生和朋友分享。陈哲三说自己“受学有年”，“幸得时时闻道前辈学者的行谊风范”同上，第84页。，汤承业也回忆说蓝先生“暇时所最荣道者”，是有关梁、陈二先生的“高风景行”。汤承业转述蓝先生对两位老师讲课情景的回忆，云：梁先生虽重考据，但尤重义理，其上课时，则思潮泛腾、波澜万状，每每欲止不能，亦欲罢不能。手持一支香烟，竟无暇吸一口，而任其自己燃尽；待老工友为其换点一支，亦因无暇而任其燃尽，往往数支，皆是如此。下课后而超过半小时，乃是常有的事，有时尽多讲一个小时。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绝无退席者。最烦心者，即是为梁先生排课的先生，因为各大学教授都要求旁听，而希望其时间能够不冲突，其联络与调度，往往迁延许久而不得其决。每聆梁先生授课，虽然收获特重，但心情却特感轻松。④⑤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页177。

陈先生授课的特点之一，即为听课人数特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两人，此时陈先生讲得更专心、更开心。因为陈先生固重义理，但尤重考据；遇有知音人，当然更专心、更开心。④概括而言，“梁先生乃宏音感人，陈先生则细语扣心，前者为灌溉，后者为滋润”。据汤承业说，蓝文徵先生的讲课风格，则在二位先生之间，“既不似梁先生的高潮迭起，亦不似陈先生的伏流潜行，端庄温雅，娓娓道来”⑤，刚好能让学生们感觉到两位导师的优点与特点。

多年后，来到台湾的蓝先生在撰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时，仍感慨“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原因之一就是国学院当时的“研究的特点”——“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以致有鹅湖、鹿洞遗风。在此风气下，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同窗之间，关系融洽，能够以求学问道为志业，“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而师兄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90页。。

这种追思，不仅是对师友问学的感怀，也体现着蓝先生对于学术的尊崇。凡蓝先生任教之所，都无一例外地希望学生传承几位先生的学术。晚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执教时，仍然不忘提醒学生，承续国学院的学术薪火，在给东海大学历史系陈锦忠教授的书信中，更专门提出盼望学生能承继梁、王、陈三位先生的学术事业，并详细指点阅读有关他们生平事迹的书籍文献。

三

据汤承业回忆，蓝先生深知“学以为己”和“述而不作”之义，所以零星发表的文章不多，却字字珠玑、句句璎珞，读之畅心益志，弥觉珍贵。蓝先生要求学生“多读书，少写稿”，因为“撰稿须组织文字，修饰辞藻，既耗时间，又费精力”。他推崇朱舜水所言“大凡作文须根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内既充溢，则下笔自然凑泊，不期文而自文”，认为治学之要，必须于“读史”之外，尤须“通经”。若只读史而不通经，则学无根基，并非实学，盖古之贤者，唯其通经，故能达变。因此，当他75岁时，学生们张罗为他编刊纪念文集，他就严辞谢绝，认为“读书人不能染俗”。此外，蓝先生还常常“教人多读学报中的名家之作，盖名家不发空言”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页179。。

当然，蓝先生并非完全没有著作，而是将著作之事看得十分慎重。徐复观曾称赞蓝先生是“专心做学问，且有成就，有著作的人”徐复观：《悼蓝孟博先生》，《中华杂志》1965年3月号。。就现有文献来看，蓝先生著有《中国通史》（上卷）、《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安》等。

其中，《中国通史》是他一生史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学术研究的纲领，体现了对梁启超先生文化史研究构想的继承。1932年，林志钧在编辑《饮冰室合集》时撰序指出，梁启超一生“数变”，“欧战后游历各国，归乃一转而为讲学生活，遂以是终其身。”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又说：“指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同上，第3页。综观“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从1901年9月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陆续刊发《中国历史叙论》，到他在清华国学院的讲座《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其间延续25年以上，关注莫不和历史研究有关。梁启超在清华教授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有编纂“新”的中国通史的愿望，并想借此培养后备人才以完成此庞大的事业，而他有关“中国史”编写的内容和方法的讲授，就是为了日后能有令人满意的中国通史出现。他在1927年6月末与同学游览北海时的讲话中，也提到自己作中国史的志愿，并希望同学能参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610页。姜亮夫等回忆在清华国学院时，特别提到“新会之史学”姜亮夫：《姜亮夫文集》，卷24，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17页。，可见对学生的影响也比较深。他所教过的清华国学院学生中，日后计划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人数自是不少，某些人还具开拓之功，如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杨鸿烈《中国法制史》等。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清华国学院学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就必须考察梁启超在国学院讲授的历史学课程。

第181页。案：由于《中国通史》目前存世较少，更由于海峡隔绝，汤承业先生未能见到该书，此处只是从其师兄处听来。所以，具体的内容，还是当以《中国通史·叙例》为准。。据《民国出版目录》，该书收入萧一山主编的“大学丛书”和“经世社丛书”中，“记述上古至秦汉历史，共16章。每一时代均分纪事、政治、社会、文化等节”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第81页。。

第十二章起，主要叙述秦汉时期的纪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五个方面的历史，尤其关注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第139页。。同样出于此考虑，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是本章叙述的重点之一。总之，该书的基本思路与后来所著《隋唐五代史》相类，都注重以全局眼光，叙述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往往要言不烦。

赴台后，蓝先生决定修订《中国通史》的上册，并续修通史之下册（由宋到民国），进而理解圣人立言之要。寒来暑往，数易其稿，上册未能很快修订再版，而下册亦迟迟未完稿，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萧一山先生曾感叹道虽有完成《中国通史》之意，而天不假年，殊堪痛惜。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先生文集》，第580页。

四

《隋唐五代史》无疑是蓝先生最为精心的著作。该书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系国人所著较早此段时期的通史专书，实为蓝先生多年积累经营而成，深受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

他之所以选定隋唐五代史为突破口，在“隋唐史期而痛下工夫”，以此研究中国古代史，实因该史期为国史中的关键时代，盖其既可上接古代，又可下系近代。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9页。他曾说：“中国之统一，在殷周已具雏形；至秦汉益备规模，惟其基础之奠定，实质之完成，确由于隋唐两代。”③⑤《隋唐五代史》（上），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页。隋唐混一区夏，举其全力，从事统一建设：交通则凿山开道，穿河通航，南北分裂之地势，遂联贯为一矣；民族则华戎共轨，胡越一家，夏族因诸蕃之归化，而血液益新矣；政治则中央集权，内重外轻，远陬遐荒，靡不统摄矣；食货则控驭全国资源，发展海陆贸易，经济上之向心力，益加强固矣。举凡国史上之诸种分裂因素，悉已蠲除，统一之基础，乃大贞定；统一之实质，彻底完成。③隋唐于国史上，诚一最光明最荣盛之时代，因为就“史局”而言，长期统一，继往开来；就“疆域”而言，版图宽广，百蛮率服；就“国势”而言，民阜物丰，海内晏如；就“文化”而言，学术发达，兼综南北，宗教思想蔚然，文物遗产繁盛。同上，第1—2页。因此，“自唐宋迄今，千有余年，除数度短期纷乱外，余皆为长期统一之局，故隋唐两代，洵国史上最重要之关键”⑤。此外，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蓝先生认为：“五代十国者，亦国史上不可缺少之一环”同上，第2页。，此时“华族”最能吸取四夷之文化而发展自己的文化。

第10页。诸如都城选址长安的利弊，州县数量、人户分布、国防建设等，都能影响到整个隋唐历史的走向。本章最详细者，是有关隋唐五代之民族，因为：吾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杂居内地之夷、蛮、戎诸族，尽被诸夏所同化，结为一种新民族，肇成秦汉之宏规，是为华族初度大融合，历年既久，血液渐陈，文化停滞，武力衰微。永嘉以还，塞外之匈奴、羯、鲜卑、氏、羌诸族，纷入中原，经二百余年之接触摩荡，界限渐泯，血统渐混，酿为一种新民族，铸成隋唐之隆盛，是为华族再度大融合，其族系之繁，数量之巨，区域之广，血液之颐，远非前度所能及；隋唐时代之中华民族，既为晋（北）魏以来华戎混合之结晶，故其品质英拔，同化力强，宛如吸引诸蕃之磁石，熔铸异族之烘炉。同上，第21页。于是，这部分文字，条列北方之突厥、铁勒、回纥、奚、契丹；西方之西域、沙陀、党项、吐蕃、波斯、印度；东方之渤海、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南方之南诏和南海等国族，概述他们“构成之由来，及其新增之分子，同化之原委”，尤其是“华化”情况，即“或慕义内附，或率部来降，或集团入徙，或被掳归化，解辫发为冠带，易蕃性为华心”同上，第21—22页。。作者认为，晋（北）魏以后，汉族与进入中原的民族血胤融合，“凝结为一种新民族”，成为隋唐帝国之主要成分，为此时历史活动的主体，诸如杨李皇室、王公大臣、著名人物，都与蕃族有着紧密联系。同上，第24页。降及五代，北族与夏族，融合既久，迹殊难寻。同上，第30页。其中，本节对突厥、吐蕃、昭武、南海等民族和国家的内附与华化的叙述，较为提纲挈领，常有新见。

第二章，“隋史纪事”，概述隋代的兴起、文治、武功与衰亡。及至周末，鲜卑化于汉，渐就文弱，而汉人则染习塞外刚劲之气，转形武勇，而朝中政治权力渐移予汉人，加之长期纷争，人民渴望安定统一，于是隋应运代周，进而一统平定江南之陈，结束自永嘉之乱以来的300年南北分峙格局，维持文化的统一与传承。为了维护统治，打破南北横断之地形，便利物资流动，遂开广通、通济、江南、永济等渠，并增置官仓积谷“以裕国用”，创义仓以赈灾济饥。同时，为了巩固边疆，兴兵对外，“耀兵遐荒，交通绝域”，服突厥、平吐浑、破契丹，讨林邑、伐流求，同域外，征高丽，声威远播。只是，连年征战与建设不断，导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盗贼盛行，国家岌岌可危。加之，文帝“易储之失”，废皇太子勇，立好大喜功之隋炀，穷侈极虐，不恤民命，导致“政刑失当”，政刑弛紊，纲纪败坏，人心涣散。于是，饥馑流离为诱因，遂天下大乱，隋代38年统治，瞬间土崩瓦解。

第157页。。本章对于太宗“平定东国”、“方镇之祸”、“唐末乱亡”等史实的叙述，较为详尽。

第五章为“五代纪事”，概述五代十国的重要史实。本章以梁、唐、晋、汉、周正，叙述其政权递嬗。然五代之间，契丹政权扮演重要角色，有李克用、石敬瑭等借契丹兵以残中原，且“沙陀族之唐、晋、汉三氏”皆完全华化而自视为“中国人”，于是蓝先生专述“汉辽之同化”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第166页。。又依次概述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兴亡之史。综观“五代十国之际，宇内瓜分，率土云扰，生民之苦极也”同上，第174页。。

《隋唐五代史》下册，据汤承业先生回忆，主要论述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详述隋唐学术思想之融通性与政治制度之优越性；亦可以说上册为动态史面，下册为静态史面；上册为有形的形而下史观，下册为无形的形而上史观”④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80页。，并认为“下册较之上册，其用心尤精，贡献尤大”④，遗憾的是，这部分手稿，在送往商务印书馆出版待刊之时，于战乱之中遗失。如今，只能通过蓝先生朋友和学生根据他的讲述了解一鳞半爪。

20世纪的前半叶，国内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专书并不多，专题研究者有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和《隋唐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等。蓝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作为“部定大学用书”，为第一部国人所写该时段通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重要的地位。蓝先生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在通史中选择中间部分展开叙述，就是要把握近世乃至今世文化的渊源，他对于隋唐五代民族关系的关注，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也是把握此段史实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我们考察蓝先生的学术渊源，就可以看到，蓝先生对于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其字里行间透出对民族文化及古代历史的关怀。这正是继承梁启超先生当年教学特点的具体反映。陈寅恪先生因为在国学院后期一人独挑大梁，加之边疆史地资料难得，开始转向中古史研究，在给学生教授梵文文法的同时，传授一些西域与中国关系之类的观念，更传递历史研究重视求真语言等材料的研究方法。后来，陈先生更是推出自己有关隋唐历史的研究著作，实践自己的历史观念。这些，都被蓝文徵先生所吸收和借鉴：

首先，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制度虽然极广博纷杂，但是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第三源者，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但后世史家认为完全承继（西）魏、周之以业，不能“辨析名实真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4页。。陈氏还对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渊源流变，特别是与法家、道家、释家思想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蓝先生在“总叙”中追溯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和特征，实是对陈寅恪先生三渊源说的继承。

其次，对于隋唐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关系的认识，也是继承自陈寅恪先生。吴宓曾叙述说：“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尔。”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页。蓝先生对于该时段民族关系的叙述，也正是出于此关怀，所以民族问题成为全书主要关注点。

第一章较为详尽，尤其是对于周边民族的“华化”做了超越正文篇幅的概述，提供整个隋唐五代史的民族、文化和政权的大背景。

五

蓝先生出版的第三部著作，是由1957年台湾中正书局推出的《西安》一书。该书是蓝先生研究唐代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因而对于唐代都城的体认，也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加之，蓝先生曾在陕西工作，两次身处西安，有着亲身经历，故而在海峡对岸，会有一种怀念。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缀述西安史迹名胜，兼及其历代兴亡治乱的关系”②蓝文徵：《西安》，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第3页。。西安在中国古史上地位重要，周围的形式加之“关陇本位”，更加重了西安的重要性。他说：国史上自战国至宋代，都将华山或函谷关以东大河南北诸地，称为山东或关东；其西之秦陇诸地，概称为陕西或关西，又以秦地处四关（函谷、武关、散关、萧关）之中，也称为关中。关中形势：东接黄河，南据秦岭，西抵坂，北倚横、梁二山。山河环于外，泾、渭流于内，沃野千里，古称天府之国。②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都立国，自能“左制东夏，南控巴蜀，使对于中央，咸生向心力焉”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第10页。，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自五代迄今，千余年间，海内地势，逐渐东移，关中虽固，已无补海上风云，西北时代，早成过去。但历代对西北的重轻，也常关天下大计。今日世界，已届空运时代，如发展亚欧空运交通，西安的地位，将再度重要。蓝文徵：《西安》，第2—3页。概述了西安与中国历史治乱兴亡之间的联系之后，该书介绍了西安的历史名胜。

蓝先生之所以选择西安进行介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国旧京中，惟西安独具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地位”：一、西安外围，山河四塞，形势险固，周、秦、汉、隋、唐皆用之取天下，给国史写下了西北的时代；二、作首都的时间最悠久，在五代以前，曾数度为全国增值经济文化中心，她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东亚；三、史迹最多，足以象征中华民族精神，今人看了，悠然“发思古之幽情”，激起民族自觉心，加强复兴自信力；四、古物最丰，到处都是，充分映出古代社会生活实况，为崇高的中国文化作真凭实据。蓝文徵：《西安》，第1页。蓝先生认为西安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进潼关，就像走入一所巨大的历史文物院，也像置身民族精神教育馆”，他撰写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让人们看到中国历史的久远辉煌与“传统精神”的博大精深。

全书主体，按照时代先后，依次介绍由周迄近代有关西安的历史事实。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周代如何开发渭水流域积累财力军力，进而取代暴虐的商纣而王天下，也可看到秦人逐渐东进，建设关中，一统六国，定都咸阳，留下秦陵等文化古迹。本书对于唐代情况交代较详，除了叙述唐代继承隋代大力建设之成果，推行“关中本位政策”，进而影响到府兵分配、州县等第、交通开发、水利建设、对外关系、马政后勤、屯田置防等大政方针的制定执行，也迎来长安在安史之乱前的空前繁荣，还附上图例依次详叙唐代长安城市布局和诸多的文化遗迹。文化博物馆的大门，向读者洞开，一座座文化遗迹，展示了唐代新鲜健康的文化风貌，以及传统文化的强大创造力，民族精神自然流溢于字里行间。

上述三部著作代表了蓝先生的治学取向，即将研究对象放在国家兴亡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通过对通史的追索，探寻历史动力，尤其是探究那些处于转换之间的重要史实。精研隋唐五代史，对中国上承秦汉下开宋元的这段历史展开探究的动因，在于藉此寻找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变迁之机要，发掘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色。

此外，蓝先生尚有未出版及未成之著作。对此，汤承业的纪念文章，有详细概括，现转述如下，以窥全貌：蓝师未成之著作，尚有《魏晋南北朝史》，多年前已与国立编译馆订约，据闻此书之上册已草成初稿，其下册正在撰写中。蓝师由东海大学请退下山后，本拟完成魏晋南北朝史，再撰写隋唐五代史的下册；进而重修与续修中国通史。岂料退休回家后，“心脏旧疾发作，稍一伏案，辄感胸部紧迫，呼吸急促，致不敢久坐”（蓝先生致栗先生函，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以致其血液达到“从心所欲”的最高化境时，竟然不敢“伏案”与“久坐”。……我在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修过蓝师所授“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历代史籍要目评介”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等课；深知蓝师对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所用的典籍与所下的功力，皆有过于隋唐五代史，且后者为中年时所写，前者为晚年时所写，阅历增进，境界自必提高。为其徒而撰此文者，自当早与朱际镒、郑钦仁学长以及蔡学海、蔡美康诸学弟等（此数位同门兄弟皆为从蓝师学魏晋南北朝史者），集会商量整理史稿，俾早日出版问世，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以贡献于学术文化。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82页。遗憾的是，迄今未见有蓝先生的文集编著出版，有些手稿和资料，因为人事变动，诸如《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手稿，已经不可找寻。

六

蓝先生一生谨慎立言，珍视学术文字，如他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经梁启超、陈寅恪二位先生的指导而完成的作业《〈逸周书〉谥法解疏证》，直到1931年方才刊发于《重华》1卷11期，而《〈汉书·西域传〉之研究》则等到1935年才刊发于《史观》第8期。而前文所述，他在清华国学院受到梁启超先生赞扬的柳宗元研究，最终也未见公开发表。该文原稿以“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绩稿纸”誊写，今存于蓝百川小姐家。正是这种对于学问的审慎态度，蓝先生留下的专著只有上述三种，余下的则是一些散论。

这些论文中，较为集中的是有关唐代历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以隋唐五代史为中心的治学取向，如《唐武宗谋夺官兵柄考》（重庆《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唐代边疆政策》（台北《中国边疆》，1卷1期，1954年4月）、《李白的氏族与籍贯》（台北：《民主评论》，5：13，1954年7月）、《会昌遗事》（《民主评论》，第23期）。其中，《唐武宗谋夺宦官兵权考》与《会昌遗事》，都是论述唐武宗朝，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史实，即意欲削夺宦官兵权的举措，及其对于晚唐政局的影响。《会昌遗事》虽然短小，但是蓝先生却以整个唐代宦官制度为背景，以为唐武宗为“见到唐代宦官之凶暴”最多者。于是借用日本留学僧圆仁所记，揭示武宗于会昌四年（845）曾令两军纳印于中书，谋求除却宦官之祸，可惜最后计划泡汤。从此，宦官团结一致对外，大不同于文宗时代宦官内部尚有争端、离间之计尚能奏效。末了，引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指出倘研究唐代“官可以先分派系而朝士亦随之有党争，何以旋起族类之自觉合为一片而外朝之党争亦息，则武宗削宦官兵权，实为其最大关键”蓝文徵：《会昌遗事》，《民主评论》，第23期，第56页。。

蓝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曾主修中国史学，又曾讲授中国史学史，所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有一定研究。今天能见到他对于此方面的研究，是《范蔚宗的史学》一文。该文对于撰写《后汉书》的范晔的史学，做了较为高屋建瓴的鸟瞰，因为在古代史学家中，范晔是生前受谤、身后被诬、作品被诋的一个例子。范晔修《后汉书》时，因家学渊源，拥有丰富史料，以良史之才，致力撰述，吸收班马优长，而创立新的义例，如为皇后立纪，增设儒林、文苑、列女等列传名目，从而影响后世史家修史立传，以致“诸史相沿，莫能刊削”。叙事方面，因为史实甚高，能洞烛当时大势，把握历史变动，更善记他人之所忽。在文笔方面，范晔最娴此道，加之秉笔直书，得实而公正。最后，蓝先生评范晔《后汉书》云：“由义例之善，可见其史学之深；由记事之得，可见其史识之高；由文笔之佳，可征其史才之卓；由书法之公，可验其史德之懋；六朝之际，最为良史。”蓝文徵：《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第4卷第12期，第358页。因此，他能超越王鸣盛等人，认为范晔史学观念的特色，是倾向伦理史观及文化史观。

第159页。他的学术更是“精于名物度数，深于史学，常教人于通经之外，必须读史”，“崇尚实学，不重文章”，为日本正史之开山，更影响日本思想界，进而推动变革强国，及至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受其影响，纷纷踏上革命运动。文章由小及大，在东亚全局眼光下探究朱舜水思想，窥视中日两国国力的变迁，寻找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发明尚实之学术传统的功用。

上述论文篇幅不长、开阖有序，蓝先生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历史人文的关怀，使他的讨论往往能由小及大，甚至超出中国范围，进而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如文中提及朱舜水对明治维新及对晚清革命人士的影响，即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凸显了周边人民对于华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七

蓝先生还为自己曾指导的几位学生的著作撰写序言。其中，最多者是为王德毅的著述所作，计有《宋史研究论集》、《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王国维年谱》等书之序。这些序言，在点明王氏著作优点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治史学的主要观点。如他序王著《王国维年谱》，首先考察年谱撰写之历史，认为近代人作年谱，“因谱主对于近代之人与事，牵涉广关系多”，“宁失之详，毋失之略”，故丁文江所见梁氏之谱自不必称之“长编”。次言王氏“邃于史学，尤精谱学”，著有李焘父子、李心传、王洪迈、徐梦莘等人为年谱，为“史学方家，殊堪钦重”。其所撰《王国维年谱》，“义例佳，取材博，叙事详明，考订精审，案语平允中肯，多能正赵万里旧谱之误，而翔详实则远过之”。关键是，王谱对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博征精核，纤悉靡遗”，既可谓“善著述者”，又“具别裁”，足可当“半部中国近代学术史读”。最后，蓝先生云王国维自湛后，同门吴其昌、姚名达，都嫌赵谱“略”，曾欲详述之，然所志俱未实现。王德毅则“力排万难，多方搜求，昕夕研讨，终使文献堪征，宏编克就”，“诚史学界一大快事”，并使蓝先生感觉旧梦重温而“真不知其为怆为慰”蓝文徵：《〈王国维年谱〉序》，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3页。。全序仅千余字，然对于王著之缘起、体例、贡献，俱交代至明，甚得“序言”体例之精妙。

蓝先生还为汤承业著《牛李党考实》（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年）、李符桐著《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63年）、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等书写过序言。这些序言，同样是在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著作的学术价值，要言不烦，使读者一目了然所读对象之精要所在。

蓝先生还留有多篇为他人著作所写序言，俱有可观之文采，亦能显现先生博学深思的一面。如他为韩玉符《骏马集》所作序言，看似随手写来，却是精心构造的佳作。该文首先言马与人类之关系，“马能任重致远，增进人类之福祉；并能冲锋陷阵，影响人类之历史；在未有近代交通工具之前，加速人类之往来，实以马之贡献为最大”。这实际上是为韩氏画马之动机，奠定基本的常识和感情机制。正是如此，人类对于马也有着“重视爱赏、训调、养护，无微不至”，更将它赞以诗文，形之美术。遍观历代善画马之人，欲工于绘马，须具四长，要能识马、知马、调马和用马。韩玉符“读五车书，负倚马才，品粹德醇，多艺多能”，酷爱画竹，人皆钦其画竹，殊不知尤擅画马。原来他自少爱马以致成癖，长是“详观勤写”，随着阅历日增，对马“观察愈详”、“体认愈深”。赴台以后，画马自娱，不模拟古人，不附丽时贤，无门户之限，纯以观察所得，胸罗万马，形诸笔端，自致高妙，成一家法。不惟如此，韩氏还对经籍所载各种马名，“研讨精、考辨详，复证以今之群马，目验神会，悉心写实”，俱能传神写态，处处透露着马之灵性，“愈于九方皋远矣”。再就故宫博物院所藏历史上画马巨擘韩干、赵子昂之作相较，韩氏因“久居塞外，阅马多，知马深，取材宏，用心专”，不似韩干之狭、子昂之陋。这都得益于韩氏之浩气壮怀。最后，蓝氏说自己“素来爱马”，虽不画，但喜读，详观遍数愈多，越喜欢“敬慎写实”者，故而推重郎世宁之绘马。近阅韩氏画马集，“钦其善于体物象形，据实傅彩，铺叙巧密，用笔雅深，身段匀称，神韵熠耀，处处与郎氏契合”，于是回环翻阅，不忍释手，中心好之。

文章层层递进，密不透风，直至点出主题，将自己看韩氏画集所激起的爱马之心，表露无遗。就文体和内容而看，好似散文，却如数家珍谈论历代画马掌故，显出作者的深厚学养；而作者多年赏画心得，于一篇文章中宣发，故而能见出其艺术修养的高深。最为关键的是，作者对于马的感情，与画家一样，同样有“春秋佳日，驾言出游，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有了浩然之气方有一泻千里之文势，故能一气呵成、浩浩荡荡。蓝文徵：《韩玉符〈骏马集〉序》，《民主宪政》，第28—30页。

其实，不仅是序言散文等文字，上文所提及的学术论著，同样有着相似的文风。如《隋唐五代史》等书，都是用浅近文言写就，旁征博引，读来亲切。综观蓝先生的学术著作，有四个特点都较为突出：

一是视野开阔，眼光独到。其实，此一特点，在上文概述其短篇论文中业已指出。唐人刘知几认为“史家”要具有才、学、识等三长，笔者认为蓝先生的著作，在“识”上的突出正是造成其著作读来令人畅快的原因。无论是大部头的专书，如《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和《西安》等，还是短篇论文如《会昌遗事》、《朱舜水之思想》、《范蔚宗的史学》等，以及序跋等应用性短文，我们基本都能看到作者将所要书写的对象，放在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或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让读者将对象看得更为真切。《隋唐五代史》虽然只是“断代史”，实则是《中国通史》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蓝先生的研究中，可见此时段与汉魏以还的历史演进过程，尤其是对于制度传递、民族融合、地理开发等问题所给予的观照，凸显出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引起读者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绪论部分对于周围民族与华夏关系的考述，既能解释隋唐帝国内部政权消长的部分外因，也点明了帝国在整个东亚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些特点，恰好是对清华国学院梁、陈二位先生治史精髓的继承发扬。

二是言之有据，持论谨慎。史学家最为关键的素养，应该是具有“求真”精神。蓝先生的著述以此为特色，无论其专著还是单篇论文，均依据材料说话。他在《中国通史·叙例》中，曾明确说言自己“不骛新炫异，不穿凿傅会，以蕲符历史之真”，以致“载笔虽重通识，但为征实，亦不废考证”蓝文徵：《中国通史·叙例》，第2页。。在《隋唐五代史》中，他借用了大量国外旅唐人士记录的材料与中国原来的历史文献相参核，从而考察出诸多历史事件。甚至连《西安》一书，主要介绍西安历史文化，这样具有“通俗读物”特征的著作，其中也同样大量对比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而建构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求真”精神，也体现在《会昌遗事》等文中，如果没有入唐日僧圆仁的记述，蓝先生就不能对于唐武宗试图削夺宦官手中兵权之事进行考述。蓝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在汤承业的记述中得到反映，他曾要求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应多集资料，多举证据，指出关键所在，阐明因果关系，理由要充实，文辞要周延，方能站得住脚”，要“有一分材料作一分文字，得确实证据再下结论”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203页。。蓝先生提醒学生，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要考察材料的来源，如对于两“唐书”与“通鉴”中的材料就须核实明白方能引用。有了材料和证据，蓝先生还强调，理论还要平实中正（对此下文会有涉及）。

第203页。。在谋篇布局方面，蓝先生也要精心经营，使文章读来气势流畅。他认为文章引言要做到“开宗明义，理论要周延，事证要充实，文字要精采生动，使人一见即有好印象”，结语则“只就各章研究的结果，分项分目一一列出，文字宜简炼有利，观点宜中正，理论宜充实，使人驳不倒，方能站得住”同上，第204页。。正是这样，当我们阅读蓝先生论文之时，自能从一开头就被吸引，及末却能回味悠长，也正是蓝先生文字凝练有力、结构匠心独运，行文又能平实亲切的原因所在。

四是聚焦文化，凸显统一。刘勰曾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蓝先生的著作之心，虽非刘勰所言“天地之心”，却也是中国文化和精神之“心”。正是此心，方能打动读者的阅读，方才维持其一贯的研究方向。作为史学家自然需要“求真”，可蓝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撰写历史著作的倾向，要作“综合的文化史观（不囿于任何偏曲之史观），为平正求是只叙述”，“于史局则崇同文共轨之大一统，不与僭伪之割据”蓝文徵：《中国通史·叙例》，第2页。。这样的著作心态，同样贯穿在《隋唐五代史》和《西安》之中，所以他在《隋唐五代史》中强调四边与中央的关系，在《西安》中不断强调其地理优势有利于中国的大一统。

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看待的是，由于时代原因，蓝先生著作的出发点，往往也和他政治立场有一定关联，如《李自成亡明的策略》（民主评论，第5卷4期，1954年2月）、《西安》等著作，都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局限。

八

1923年1月9日，梁启超先生在东大国学研究所的讲演，题目为《治国学的两条道路》，云：“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道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中，这两条道路无疑得到极好的开展和强调，形成国学院学人的基本学术风貌和人格品行。

据笔者在台湾采访所知，蓝先生为人温和，极少动怒，就连平时走路亦从容不迫、不疾不徐。他对于家人、同事、朋友和学生，均能“宽以待人”，“师道特高，根基特深，又极重义气”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202页。。

也许是受梁启超先生影响，蓝文徵先生自日本留学归国，就进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工作。蓝先生从政的起点，当是抗战期间。先是在内迁至陕西的东北大学任教，后受国民政府委命，出任该校教务长。之后，又曾在东北大学担任文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蓝先生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进入立法院，担任立法委员。直至仙逝，蓝先生都身兼政府职务，为教育事务劳心出力。

在台湾，蓝先生除处理政务外，仍勤于指导学生，桃李繁茂。作为老朋友，徐复观先生评价蓝文徵先生是“深为学生所敬爱的老师”，因为他“治学缜密，而不务声华；教书认真，而不与他人较短长”同上，第177页。。他所指导的学生，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有专著行世的著名学者外，还有一些有所成就的学人。蓝先生虽然所授课程有限，但是似乎并不限制学生的研究方向，所以有治隋唐者，如蓝吉富、汤承业等，有治宋代者，如王德毅等，有治近代者，如戴玄之等。

1966年，严耕望先生指定汤承业《李德裕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经钱穆、萧一山两位先生的提示，乃请蓝先生为指导老师。初始，蓝先生只答应为义务指导。后来，经过再三恳求，才接受聘请。蓝先生“除为评介史料用书与旁征用书外，更于每章论文撰写之前，先与研议，所以则两周通信一次，每月见面一次”③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202页。。在三年多的撰写过程中，蓝先生不仅亲授写作技巧见前文所引1969年11月29日致汤承业信。，要求多集资料、举证据；也提出具体的史料使用要求，如不能取用“通鉴”等文献中的二手材料；还将自己珍藏的读书笔记找出，翻检有关资料，抄写邮寄。另外，还对材料的收集、论文的结构、行文的语言等方面，给予具体入微的指导。三年多时间里，蓝先生始终充满“爱心”，以“耐心”引导学生，谆谆教诲，几乎未有过厉声斥责。写作过程中，对学生的生活起居，同样关怀备至。其间，汤承业因为专心撰写论文，未承担社会职务，加之妻子生养孩子，生活一度窘迫，蓝先生时有周济存慰。如在1970年6月13日，蓝先生就曾写信予汤，说：“尊夫人生男抑生女？半月来至为悬念，大札未提及，不胜怅然。兹汇上新台币一千元，薄备令正进补之需。以吾人之风谊，弟应哂纳而勿辞，如再客气寄还，则今后兄将无颜见弟矣。”③

经过四年艰辛劳作，1970年4月，汤承业准备参加论文答辩，蓝先生仍于细处多有提醒。他在4月26日写信告诉汤氏：“兄于典试之末，已有多次，仪式庄重，但并不严肃；请于应试前夕理发沐浴，睡眠充足，届时以轻松愉快、雍容大方出之。过关最易，万莫紧张。”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205页。通过口试答辩之后，有师兄邀汤先生谋职行政院，蓝先生则建议先入学校教学，充实之后，再由学界进入政界，并推荐他到一些学校应聘。

据学生回忆，因为蓝先生主张要“以爱心因材施教”，在课堂上，从不点名，但是对于学生的姓名和籍贯等情况，都甚为清楚。②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8页。讲课之时，蓝先生常常以“标准国语中的古人音韵”，背诵古代诗文，结合“标准楷书中的古人书法”，“感化力更高、带动力更强”，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味学问广博的妙趣。课后，总是温和耐心地回答学生问题，“不管什么事情，总必据事理引史事而为之详分细说，最后则使‘解惑’为止”②。因此，汤承业评价说：“蓝师不独将‘师道’传授其学生，更将‘爱心’传授之，大学长之中，如李符桐兄、李国祁兄、戴玄之兄、王尔敏兄、关逸生、金大成兄、范传培兄、郑钦仁兄等，所领受者自必较作者尤深尤多；而东海大学历史研究之历届毕业同学，对此亦多有较深知领会，所以其共同悼蓝师曰：‘视弟子如子弟，擢后进继先进；命脉所系，道统所宗。’又共同挽蓝师曰：‘道统道心、惟精惟微，积学清华传学统；仁风仁声、可大可久，育士东海弘士风。’”同上，第179页。

在教育学生方面，蓝先生一直鼓励学生能够传承国学院薪火，追随几位导师的学术志业。笔者得陈锦忠先生惠赐，目睹蓝先生与陈先生书信一通，因其能反映蓝先生的教育理念等诸多问题，现全文转引如下：锦忠贤弟著席：

奉诵十四日藻翰，敬悉——，适为教部审查升等论文，未克即复致歉。比庆善弟枉顾，道及诸贤兴居，既获切错之益，且遂长聚之乐，忻然奚似。

请指导教授事，陈盘安先生邃于上古史，尤精春秋战国，若常往修敬请益，终当获其首肯。台大教授中，择一方面略相近，心术纯正，言行无亏者，往从之游。稽上古史官，希于经传、诸子、国语、国策、世本、史记、绎史、图书集成及甲骨金文中，搜出历代史官之职衔姓名及其建言记事，以明其职掌之性质与范围，并统计谋朝某王或某国设史之人数。梁任公先生《中国过去之史学界》，郑鹤声《古史官考略》，董作宾谓殷之贞人即史官并从卜辞中统计殷代诸王史官之人数，可供参考。两周金文至伙，翻阅费时，当先就容庚《金文编》中，摘记史字下铜器名，再检该器之铭文，则省事多矣。

弟等至欲绍梁、王、陈三先生之学而光大之，忝侍三先生门墙而又无能绍述如兄者，自极渴望与感慰。请先读丁在君《梁先生年谱长编》，王德毅《王先生年谱》详于赵谱，俞大维《陈先生》最确实三书，以收知人论世之助。梁先生创通维新风气，为近代学术开山，其论政牖世文字，实近代史最重要资料，第数量繇赜，止能选读。其《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已成学术界之常识，宜细读之。王先生著作，以罗叔言所编《王忠悫公遗书》为最备，其中多篇已成定说，可择要细读，余第识其篇目，备著述时之参考引用。陈先生所作，篇篇发覆甄伪，贯穿古今，数量不及梁、王两先生之多，易于全读。总之，三先生之学，梁先生为伟大工程师，善肇基搭架，其博大不可及；王先生为优秀开矿师，善发掘宝藏，其精神极可佩；陈先生为高明艺术家，化朽腐为神奇，其会通罕有伦比。今三先生俱捐馆，同门诸子，陷身匪区作者此处所言含有较强个人政治色彩，读者自当辨之。，生死莫卜，兄又景迫桑榆，光大三先生之学，非诸贤莫属，愿忞勉以赴。

康乐弟大著，杀青如早，愿得一观，否则，请迳缴所，俟异日再读。

弟等每周何日俱有暇？盼示及，以便约晤。端复，顺颂

撰祺并问康乐、庆善、钦国、传熹诸弟近好。

愚兄文徵拜书。

十、二二。信中充溢着对于国学院梁、王、陈三位老师的景仰和怀念，而对于学生的殷切希望，则又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时光久远，蓝先生教导学生重视德育，注重学术传承的观念，仍然历历可捉。

九

蓝先生去世后，杨绍云先生撰写挽联，云：“功惠法制，言存隋唐，多年同讲舍，屡仗正义清论，中流砥柱，共维杏坛尊严，岂大度风高草偃？德被后学，行式同仁，而今归道山，永留贞心亮节，博约与文，激扬史狐典型，如长白林秀雪坚。”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88页。正好能概括其一生的学术思想、政绩功劳、行为修养与教学成就。

为了保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历史传统，复建后的清华国学院，启动院史工程，清理老清华国学院的文化遗产，组织编写“清华国学书系”。该丛书所选，偏重于二：一是为保存文献，尽量搜罗学界不易获取的资料；一是为反映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薪火相传。因此，本书搜罗蓝文徵先生一生重要的学术著作，围绕他藉以成家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收录《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西安》、《会昌遗事》等论著，基本可以代表蓝先生一生治史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一主题，我们还收录了蓝先生撰写的几篇序言，从中可以看出蓝先生对于隋唐五代史、边疆史地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兴趣和主张。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者也看到《中国通史》在蓝先生的整个学术体系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但因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差，印刷纸张低劣而存世量较少，经多方打听最终找到的底本，文字多有漫漶不易识别，留待以后再合作整理出版，所以本书暂时只是收录该书的“叙例”以供学界参考。

为了展示蓝先生的为人处事，我们收录其高徒汤承业先生的回忆文字，尤其着重于他在教学方面的一些事迹，包括他对学生要求承继国学院四大导师学统的书信，以呈现蓝先生传承学术薪火的志业。

需要说明是，为兼顾出版格式，我们对原文的格式，做了一定技术调整。如，我们将《隋唐五代史》的尾注，改为脚注，以方便读者阅读。又，对于其中明显的文字错讹，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再，原文基本都是繁体字及繁体标点，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完全变为简体及相关格式的标点符号。

海峡相隔，蓝先生家人，现居住台湾。当我在台访学的时候，他们给予极大的配合和帮助。在台中，我有幸拜访了蓝先生的两位哲嗣：式忠、式恕两位先生。一年将近，当时见面的情景，仍然萦绕脑际。蓝式忠先生，排行第二（蓝先生诞育三子），生于1924年，1957年毕业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博物系，曾分别于台中二中、台中师范专科学校等校任教。近年来，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当其女儿蓝百川小姐用轮椅推着来见我们的时候，激动地说：“见到你们，我十分高兴！”我们之间的文化血缘，似乎在老先生吃力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中刹那相连。蓝式恕先生，排行第三，生于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曾任教于台中一中，现居住于台中市福人街。蓝式恕先生小院门外，车来车往，但当时坐在小鱼池旁，品尝着主人准备的香茗，听着娓娓道来的有关蓝文徵先生的往事，真有点遗身世外之错觉，蓝先生从少年到壮年，从日本到重庆，从立法委员到东海大学教授，渐渐被我串联起来，蓝先生的形象也开始在我脑海中鲜活起来。通过与陈锦忠等先生的讲述相参对，我们逐渐了解蓝先生留学日本的本原，知道他教育学生的诚恳不倦。院落的围墙，已经不能圈住那些曾经被尘封的过往。

在收集蓝先生学术资料的时候，我们有幸得到蓝百川小姐和戴崇伦先生的大力帮助。蓝先生的长孙女蓝百川小姐，令我们感怀。她不惮其烦，放下手头繁累的工作，多次奔波于桃园与台北之间，为我们复印蓝先生的有关资料，扫描遗照，打印论文，四处打听并提供相关信息。访问台湾时，她还亲自驾车，带领我们由桃园到台中，介绍陈锦忠等蓝先生高徒接受我们的访问。末了，还盛情款待我们享受台中的美味，带领我们饱览独特的名胜风景，尤其是高速路上别具匠心的休息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初稿完成后，还得到她的一些修改建议。戴先生系戴玄之先生哲嗣，与蓝家世交，收藏有蓝先生的照片等，并慷慨提供我们使用。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顺利进入台湾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与蓝先生家人建立联系。

在此，谨对上述先生和朋友的襄助，表示诚挚的谢意。然，限于见闻有限且海峡分隔，资料可能有所遗漏，因而对于蓝先生生平与学术的叙述可能会有未到之处，敬请博雅君子教正。蓝文徵先生

蓝文徵先生与夫人林立雍女士

蓝文徵先生夫妇与学生合影于台北市师范大学宿舍（右起戴玄之教授、蓝文徵先生、蓝夫人林立雍女士、戴夫人薛慧珍女士）蓝文徵清华学校研究院作业手稿及梁启超先生批语蓝文徵清华学校研究院作业手稿及梁启超先生批语

第一章 总叙

中国之统一，在殷周已具雏形；至秦汉益备规模，惟其基础之奠定，实质之完成，确由于隋唐两代。盖殷周虽以封建之制化中国为一家，合天子诸侯为一族，形式上已告统一。然其区域未广，诸侯则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实仍为无数未独立之诸小邦。故东迁以后，春秋俶扰，战国力征，分崩离析，垂五百年（公元前722—221），始一于秦。秦汉虽以郡县之制，完成统一之规模，疆土亦廓于前。然所有地理上、民族上、政治上、经济上之诸种分裂因素，始终宛在。故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始乱，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公元196—589）宇内分崩，凡三百九十余年。洎隋唐混一区夏，举其全力，从事统一建设。交通则凿山开道，穿河通航，南北分裂之地势，遂联贯为一矣；民族则华戎共轨，胡越一家，夏族因诸蕃之归化，而血液益新矣；政治则中央集权，内重外轻，远陬遐荒，靡不统摄矣；食货则控驭全国资源，发展海陆贸易，经济上之向心力，益加强固矣。举凡国史上之诸种分裂因素，悉已蠲除，统一之基础，乃大贞定；统一之实质，彻底完成。自唐末迄今，千有余年，除数度短期纷乱外，余皆为长期统一之局，故隋唐两代，洵国史上最重要之关键。

由史局言之：战国纷争，而秦平之；南北对峙，而隋一之；并结往开来，享祚短促，是二代颇相似也。《隋书》七〇《李密传论》及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秦隋之恶条”。汉以秦之驱除，席其遗烈，采其法度，享四百年升平之治；唐以隋之先导，承其洪绪，袭其经制，肇二百九十年昌盛之运，皆文物粲然，声威远暨，是二代略相侔也。从汉末州牧，演变为三国；由唐季藩镇，蝉脱为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同，生民涂炭同，是二代差相肖也。然而时代不同，事迹殊难重演，环循法则，非所论于历史。若以秦、汉、三国与隋、唐、五代之史实相较，便可知后者确突过前代。覈疆域：隋席累代之成劳，加以数度之恢廓，“《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隋书·高祖记》）版图之盛，不亚秦汉。有唐继之，尤勤远略，四征不庭，百蛮率服，拓土之广，上轶秦汉，下凌宋明。谓国势：隋靖寰区，威振八纮，人物殷阜，国计之富，旷古无俦。唐励政理，海内晏如，长辔远驭，威震遐被，列诸蕃为编户，披绝域为州府，“天可汗”为华戎共戴之大君，中夏为世界最大之帝国。史所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旧书·玄纪》）“振绝代之英声，毕天下之能事”（《旧书·北狄传》）者，并非虚语。论文化：经学则兼综南北，史学、文学、艺术、天算、医药等皆极发达。政治法规，意多良美；人民生活幽雅，物质建设进步，发明创造颇多可观，宗教哲学，蔚然称盛；周六十七里之大长安，宫阙之壮丽，城坊之修整，市街之繁荣，池馆之幽胜，蕃使商胡咸集，各种宗教毕萃，尤为全世界政经文化活动之中心。繁荣瓌（同瑰）玮，形于诗人歌咏，“京城”之名，远播于东罗马。即凉州、洛阳、扬州、广州诸地，亦商胡争集，珍货填溢，皆无愧于国际都市。故隋唐于国史上，诚一最光明、最荣盛之时代。若观欧洲此际，正盲风黑雨，苦度其黑暗生活，益感隋唐史之可贵矣。至五代十国，战乱虽频，而其社会之演变，文化之孟晋，政治经济之蜕化，实衍晚唐之绪，导宋、辽、西夏之先，未可全以据乱时代目之也。故五代十国者，亦国史上不可阙少之一环。

兹总叙隋、唐、五代之年历，地理及民族，为全书之纲维。次分述隋、唐、五代之大事，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自为篇，著明史实之原委，究寻演进之迹相，略备此三百七十九年间之要录云尔。

一、隋唐五代之年历

隋、唐、五代之年历，以中夏诸朝为经，边裔诸藩为纬，起隋文帝开皇元年，讫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581—959），凡三百七十九年，向之史家，喜为正统之争，虽殊无谓，然正统之皇室，可为国家统一之象征，自应以之代表当时之时间。至五代诸主，王夫之以其多为盗贼夷狄，德不足为正统（《续通鉴》二八），但以居天下之中，据地之广，人口之众言之，则五代终愈于十国，且其兴亡相继，承唐授宋，故仍可以之为代表彼一时期。至所有君主之庙谥，前史著之，学人习焉，兹仍存之，以便检记。

（一）隋自文帝杨坚（541—604），在位（581—604），于北周静帝大象三年（陈宣帝大建十三年后梁明帝天保二十年），受禅国号隋，建元开皇。开皇七年（587）九月辛卯废后梁国，九年（589）正月丙子平陈，宇内复归于统一。传：

炀帝广（坚次子，569—618，以604年7月嗣位，618年3月被害于江都），至恭帝侑（广孙，605—619，在位617—618），禅于唐。隋凡三传，共38年（581—618）。

（二）唐自高祖李渊（566—635）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起兵太原，十一月入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明年五月二十日受隋之禅，国号唐，建元武德（618—626）。传：

太宗世明（渊次子，598—649，在位627—649）。高宗治（世民第九子，628—683，在位650—683），至中宗显（后改名哲，治第七子，656—710，于683年12月6日即位，皇太后武氏临朝称制）。为武后瞾（624—705）所废（684年2月6日）。瞾寻即帝位，改国号曰周（690年9月9日），及中宗复位（705年正月23日），复改国号曰唐。后为韦后所弑（710年6月23日），隆基讨平之，奉

睿宗旦（治第八子，662—716）即位（710—712），历传：

玄宗隆基（旦第三子，685—762，在位712—756）。（天宝十五年七月肃宗即位。）

肃宗亨（隆基第三子，711—762，在位756—762）。

代宗俶（又名豫，亨之长子，726—779，在位762—779）。

德宗适（俶之长子，742—805，在位779—805）。

顺宗诵（适长子，761—806，在位805年1月—8月）。

宪宗纯（诵长子，778—820，在位805—820）。

穆宗恒（纯第三子，795—824，在位820—824）。

敬宗湛（恒长子，809—826，在位824—826）。

文宗昂（恒第二子，809—840，在位826—840）。

武宗炎（恒第五子，814—846，在位840—846）。

宣宗忱（纯第十三子，810—859，在位846—859）。

懿宗漼（忱长子，833—873，在位859—873）。

僖宗儇（漼第五子，862—888，在位873—888）。

昭宗晔（漼第七子，867—904，在位888—904）。

哀宗祚（改名柷，晔第九子，892—908，在位904—907）。禅位于梁。

总有唐一代，凡14世，21主，290年（618—907）。其享国之久，虽逊于殷周及明，然较西汉、东汉、北宋、南宋、辽、金、清诸朝，皆已过之，其他各代，可无论矣。昔人分唐代为初、盛、中、晚四期，于史殊无当。若以盛衰分之：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天宝十四年（618—755），凡一百三十八年，国势之隆，如日方中，为唐极盛时期。自肃宗至德元年，至宣宗大中十三年（756—859）百四年间，安史之乱甫平，方镇之祸继作，跋扈恣睢，不共王命，虽代有英主，朝多能臣，屡挫强藩，几致中兴，然日中则昃，仅可谓小康时期。自懿宗咸通元年，至哀帝天祐四年（860—907），四十八年之间，裘甫始乱于浙东，庞勋继叛于桂州，王仙芝、黄巢、朱温、秦宗权等踵之，盗贼蜂起，唐社以屋，为乱亡时期。

（三）五代十国唐之末祀，都门之外，尽是方镇，竞存并峙，相摩相荡，俨同周季。唐社既屋，遂蝉蜕为五代十国，分裂天下，宰割河山，略似永嘉以后之史局。在中原代易者，有梁、唐、晋、汉、周五朝，共八姓，十三主，五十四年（907—960），史家以其为唐宋传统所系，故总称之曰“五代”。又为别于前朝，代各冠以“后”字。在南北分峙者，尚有前蜀、吴、越、闽、南汉、南平、楚、南唐、后蜀、北汉等十国，与五代原无正闰之分，其传世历年，且皆永于五代，至吴越、南汉、南平、楚等之享国，则较五代合计为久。惟五代地居中州，承唐禅宋，合代表此一时代焉。

（1）梁自太祖朱温（825—912）代唐，至末帝友贞（898—923）为后唐所灭，凡二主十七年（907—923）。

（2）唐自庄宗李存勗（沙陀李克用子，885—926）灭梁称帝，历明宗嗣源（代北狄人，李克用养子，867—933），闵帝从厚（嗣源第三子，914—934），至废帝从珂（姓王氏，嗣源养子，885—936）亡于晋，凡三姓四主，十四年（923—936）。

（3）晋自高祖石敬瑭（沙陀人，892—943）灭唐称帝，至出帝重贵（敬瑭从子，914—964）为契丹所执，凡二主十一年（936—946）。

（4）汉自高祖刘知远（沙陀人，895—948）继晋称帝，至隐帝承祐（知远第二子，931—950）亡于周，凡二主四年（947—950）。

（5）周自太祖郭威（904—954）灭汉称帝，传世宗柴荣（威后之侄，921—959），至恭帝宗训（荣第四子，953—973）禅位于宋，凡二姓三主，十年（951—960）。

（6）前蜀自高祖王建（846—918）入据成都（891），唐封之为蜀王（903），朱温篡唐，建乃称帝。至后主衍（建幼子，？—926），为唐庄宗所灭（925）。凡二主，三十五年（891—925）。

（7）吴（淮南）自太祖杨行密（852—905）据扬州（892），进爵吴王（902），传烈祖渥（行密长子，887—909）高祖隆演（行密第三子，897—920）至睿帝溥（行密第四子，899—937）称帝国号吴（927），后禅位于李升。凡四主，四十六年（892—937）。《旧唐书》及《旧五代史》皆误为四十七年，《新五代史》据《九国志》正之是也。

（8）吴越自钱镠（852—932）为镇海镇东节度使（895），后梁封之为吴越王（907）。传文穆王元瓘（镠第七子，886—941），忠献王佐（瓘第六子，928—947），忠逊王倧（佐弟在位一年），至忠懿王俶（佐弟，929—988）献地于宋（978），凡五主，八十四年（895—978）。

（9）闽自王潮（？—897）据福州（892），弟审知（862—925）代为节度使，后梁封为闽王（909）。传嗣王延翰（审知长子，826）自称大闽国王，至惠帝延钧（审知次子，？—935）称帝（933），历康宗昶（延钧子，？—939）景宗延曦（审知少子，？—944），至天德帝延政（延曦弟）独立于建州，国号殷（943），并灭于南唐（946），凡七主，五十四年（892—945）。

（10）南汉自刘隐（874—911）为广州节度（905），梁封为南平王（909）。至弟高祖（初名岩，889—942）称帝（917）国号大越，寻改称汉（918）传殇帝玢（第三子，930—943），中宗晟（玢弟，920—958），至后主（晟长子，942—980）降于宋（971），凡五主，六十七年（905—971）。

（11）楚自马殷（862—930）据湖南（896），梁封楚王（贞明中），唐赐谥武穆（930）。传子衡阳王希声（？—932），文昭王希范（899—947），废王希广（？—950），恭孝王希萼，至希崇降南唐（951），凡六主，五十六年（896—951）。

（12）南平自武信王高季兴（858—928）为荆南节度（907），传文献王从诲（季兴长子，891—948），后唐封为南平王（934），历贞懿王保融（从诲第三子，920—960）保勖（从诲第十子，924—962），至继冲（保融子，942—973）降宋（963），凡五主，五十七年（907—963）。

（13）后蜀自高祖孟知祥（874—934）据成都（925）称帝（934），至后主昶（知祥第三子，917—965）降宋（965），凡二主，四十一年（925—965）。

（14）南唐自烈祖李昪（888—943）代吴称帝（937），历元帝璟（昪长子，916—961）至后主煜（璟第六子，937—978）降宋（975），凡三主，三十九年（937—975）。

（15）北汉自世祖刘旻（知远母弟，895—954）称帝（951），传睿宗承钧（旻次子，926—954）少主继恩（承钧养子，本姓薛，935—968），至英武帝继元（承钧养子，本姓何，？—991）降宋（979），凡三姓，四主，二十九年（951—979）。

此外若岐陇之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856—924），仅得称王（907年称岐王，923年降后唐），终未遂僭窃之志，若幽州之刘守光（仁恭子，？—914），虽曾称（燕）帝（910—913），旋即亡于后唐，并祚短土狭，过去之史家皆摈诸十国之外，至楚亡后，刘言据武陵，周行逢据潭州，瞬即夷灭，更不得谓之国。其割据宇内，地丑德齐，备具国家规模者，唯五代与十国耳，兹就其间列国之形势言之：后梁之际，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诸邦共为六国。后唐之初，荆南甫兴，前蜀便亡，仍为六国，继则楚兴，末则后蜀肇建，共为八国，后晋之初，吴禅于南唐，仍为八国，末则蜀亡，直迄汉末，仍为七国，后周之初，楚亡而北汉兴，下历周末，直迄宋初，宇内仍为七国，故五代之国数，始于六，中于八，终于七，与周季相差似，论享国之修短，五代诸邦，长者十六年（后梁），短者四年（后汉），帝王相承，少者二代，多者三代，被弑与被废而死者七君，至十国之最长者为八十四年（吴越），最短者亦二十九年（北汉），与五代攸异。

（四）边裔部族之兴亡国史所纪，向多内诸夏，外边裔，详略之间，颇有轩轾，实则边陲各族，在未见于纪录之前，宿已有其活动，及与诸夏之交通，并非纯为空的时间，与空的空间也。自汉室通西域，征朔漠，拓辽鲜，开西南，九边人民遂纷纷加入国史上之活动，至隋唐之提挈经营，五代之羁縻怀柔，确已八纮共轨，四海同风，近世边区建者，边民同化，殆于尔时肇其基，此述古史者所不当遗也。兹撮隋唐五代时诸边重要部族之兴亡，列之于下：

（1）突厥突厥在公元第五世纪中，部落稍盛，至土门（突厥碑作“不民”）而始大，自号伊利可汗（552）。土门之弟室点密可汗，以土门平西域后，则留统其地（见《旧唐书》一九四下。又阙特勤碑亦以不民与伊室点密对举）已兆分立之端。至达头时便正式分为东西两部（约在582年顷），隋文帝用长孙晟策以间之，俱来称臣，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为唐所擒（630），地分种散，武后时虽颇复兴，玄宗天宝初，终为唐与回纥所灭，立国凡百九十四年（552—745），西突厥自立国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贺鲁为唐所擒，凡七十六年而亡（582—657），其别部沙陀突厥元和三年（806）举众来附，唐置阴山府以处之，五代时唐、晋、汉及北汉皆此族所建。

（2）回纥回纥与薛延陀，皆铁勒之一部，至时健俟斤而始大（约当隋大业初），及薛延陀（646）与突厥相继灭，奄有其地，国势益盛，唐武宗会昌初（841），为北之黠戛斯所破，种落分散，徙居西域者，至五代、宋、辽仍号回鹘，元时曰畏兀儿，以回鹘之转音，计其在漠北时，约二百三四十年（605—841）。

（3）渤海自大祚荣建国（712），至哀王为辽所灭（926），凡二百一十五年。

（4）契丹契丹部落于隋开皇中款塞内附，唐擒颉利其酋窟哥举部内属（647），列其地为松漠都督府，五代初期大人弥保机统一诸部，势渐强大，遂建元称帝（916），嗣主德光灭后晋改国号曰辽（946），与后汉、后周相抗，至宋蔚为大国，其史成为正史中之一部。

（5）朝鲜朝鲜半岛自西汉中叶，新罗（公元前57—）、高丽（公元前37—）、百济（公元前18—）三国鼎立，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尚尔。唐高宗龙朔三年（663）灭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丽。新罗遂称藩于唐，渐蚕食高丽百济故地，至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后百济”兴，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高丽兴，仍成鼎足之势。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高丽灭新罗，明年灭后百济，朝鲜半岛复告统一。

（6）吐谷浑吐谷浑国于晋永嘉（307）时，齐永元二年（500）酋兮吕称可汗，后为隋所破，炀帝初，又破其子优允可汗，唐贞观九年（635）又大破之，自是衰微，龙朔三年（663）吐蕃尽取其地，凡三百五十余年。

（7）党项党项于唐初内属（634），以其地位西戎州都督府，后为吐蕃所逼，诏徙部落于庆州（甘肃庆阳县），中唐时又移之于银州（陕西米脂县）之北夏州（横山县）之东，唐末其酋长拓跋思恭以助讨黄巢功授定难节度使，统夏、绥、银、宥、静五州，封夏国公，赐姓李，世据其地，五代各朝皆予封爵，后之西夏实孕于此时。

（8）吐蕃吐蕃约兴于南北朝时，其六世君主弃宗弄赞于唐贞观八年（634）始来朝，其盛衰殆与唐相终始，五代时已分裂不复振（宋元仍呼吐蕃曰乌斯藏，清曰西藏）。

（9）南诏滇地自南北朝以来世为爨氏所据，唐初，蒙氏勃兴，高宗时其第二代国王独逻遣使入朝。开元末，其王皮逻阁一六诏，唐册为云南王，大中末（859）其酋龙称帝，国号大礼，唐末，蒙氏为郑买嗣所篡（902—928），国号大长和，后唐时郑氏为赵善政所篡（928—929），国号大天兴，赵氏寻为杨千贞所篡（929—937），国号大义宁；洎杨氏为段思平所篡（937—1094），改号大理，而五代已欲末矣。

二、隋唐五代之地理

地理史观虽弗足全信，然地理为历史之一重要因素，则不可否认，盖政治之措施，编户之迁徙，风化之易移，边疆之防戍，河渠之漕溉，食货之调剂，皆以地理为基准，故治史者亦宜究其时代之地理。隋唐五代之际，地势之迁移，疆宇之盈缩，州县之划分，边防之虚实，皆与前代攸异而影响于史局，兹分述之。

（一）地势吾国本部之地势，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庾岭，将中原之地形切为数段，而西部之渭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山岳环匝，又各成一区，故在交通不发达时代最易肇成割据之局，先秦以前，可无论矣，秦汉虽以关中富居天下十分之六之力量《史记·货殖传》“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二，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南制巴蜀，东制山东，完成统一。然一届江表益州相继割据，便成鼎足之势。洎魏灭蜀，晋代魏，挟渭水、黄河、四川三区域之人力以南伐，江表遂不得不亡。惜晋人于统一之后，不知用交通政策，以联系此四大富区，即号称有识者，亦仅知唱徙戎论，而又不能实行，故未逾三祀，中原复告分裂矣。东晋于偏安之余，而桓温刘裕犹能北克咸洛者，岂非以西定巴蜀，北据荆、襄、两淮之故乎！南北朝对峙时，南人虽谓“彼骑我步，走不逮飞”（《宋书·索虏传》）。然“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读史方舆纪要》卷四：“王氏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扬为京畿财赋所资，荆为阃外甲兵所聚。时谓荆为陕西。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此立国之大要也。’李忠定有言：‘六朝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耳！’卷三：‘李延寿曰：寿春形胜，南郑要险，乃建业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胡氏曰：‘六朝增重上游，庾亮欲经略中原，则先分戍汉、沔。刘裕欲代魏，则先废襄阳资力。’晋何充有言：‘荆、楚，国之西门。’”。又以江南四川及新开发之岭南之经济力量之支持，故终能抗拒北朝。梁末“江北之地，残于高齐，汉中蜀川没于西魏”（《读史方域纪要》四），以北制南之局已成，陈人不知连齐拒周，又不肯释齐，以为缓冲，竟乘机规复淮南，旋亦不守，北朝既有率土四分之三，陈焉得不亡。

隋一寰区，不知其有鉴前代与否，第似“为后人之利”《诗话总龟》前集四七“隋炀帝游广陵恍惚见陈叔宝来谒曰：‘闻已开隋渠……因作诗以献曰：“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奢。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莫言无利役，千古壮京华。’炀帝愠曰：‘尔岂知为后人之利耶。’”，勤事交通建设，开广通渠自大兴城达于潼关；凿通济渠，由板渚（河南汜水县北）引黄河历淮水以抵扬州；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治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江河之贯穿既成，南北之沟通斯畅，打破横断地形，各财富区遂联为一。复凿太行以通幽并，修御道，自榆林以达于蓟《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二四《食货志》。《通鉴·隋纪》四及五。，北方之交通益便，更拓西北商路，辟海外航线，国际之贸易弥盛。唐承隋绪，益重视南北大动脉之运河，而勤加修浚，又凿庾岭，通交广达北方之道，于是全国各财富区，悉连为一，地理上之分离因素以除，三百年统一之基础，于以奠定。

就宅都言之：秦汉二代，渭水黄河两流域及四川盆地，开发颇佳。故建都关中，左制东夏，南控巴蜀，使对于中央，咸生向心力焉。隋唐时期，江南以六代之经营，其开发之程度，足与上述三区媲美，有大运河以连之，故都关中，亦最相宜，度关中之形胜，田肯称其“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干诸侯，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班固《西都赋》谓：“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史记》）王士性《五岳游草》谓：“河流与潼关界其东，剑阁梁山阻其南，诸番臂其西北，左渭右汉，终南为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一引）洵自然一都会也。顾祖禹亦谓：“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历代建都第一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挥斥中原矣。”又谓“天下大势莫强于秦……要以擅东南之财粟，用西北之甲兵，其所举措必有洞中窥要者，而后可以济，否则不足以厌观望之心，而坚草泽之载也。……千百年中，所见皆同，所由不异，大约循此必成，违此必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及卷百）故司马迁烛往古之成败，而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表序》）吕祖谦归纳天下得失之成例，亦称：“并吞海内之形势，关中为重，河北次之。关中者，周、秦、汉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以取天下也……隋唐以关中取天下，以此论之，用关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苻坚、西魏、北周），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曹操、石勒、后魏则关中为重，河北次之，愿不信乎。”（《天下郡国利病书》十三同《晋论》下）关中之形势，在古代既重要，隋唐都之，大拓西北商路招致殊方贾胡，自葱岭以东，龟兹、西州、敦煌、凉州诸地皆极繁盛，益使长安为国际之都会。近抚九有，远莅万邦，威外福中，盛愈往古。不宁唯是，其以巴蜀为阃奥，以东南为关库，尤非都他处所能及。《谷山笔麈》云：“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室，垔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阀，譬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天下郡国利病书》二）论关中资源，以周人之开辟，秦汉之经营，水利极溥，物产丰饶。荀子谓为“山林川谷美，天府之利多”。后世水利渐弛，气候渐变，土壤渐瘠，即在盛唐，资源已感不敷，玄宗岁帅百官及禁军之幸洛阳，殆即就食于关外也。故尹耕莘尝谓：“舆地大势，东南日辟，而西北渐沦，人事大较，东南易垦，而西北难竞（《天下郡国利病书》十一引尹耕莘《地理考论》）。盖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天下郡国利病书》二引刘侗语）王夫之云：“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附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车者，唯江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己之计也。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土，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力殚矣！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纡。”又云：“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纡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续通鉴论》二二及二七）盖东南开发既佳，关中生产低落，故河北鸮张，幽蓟赋供不入，而东南之粟帛犹得藉运河以漕关中。及淄青、汴宋、淮西相继叛乱，山东租调不至，而东南财赋，犹得溯江汉至山南，以转饷畿辅。赖此经济力量之支持，所以能延已倾之国祚，而未即亡也。又自中唐以还，河湟沦陷，四镇不复，中西交通阻梗，极繁华之长安，已失其国际都市之条件。益以唐末之兵燹萧条残破，不复可都。而汴梁绾毂运河，钤辖黄淮，虽乏形胜，第以有经济的条件，故地势之重要，乃由关中移于中州，朱温以汴兴，因即都之，而以洛阳为陪都，后唐由晋入汴而都洛，后晋后汉皆由晋入都汴，后周则由邺入都汴，汴遂为五代政治之中心，历北宋至金末而始歇，至燕蓟之地势，在盛吴以前，原不甚重要，洎契丹灭海东盛国之渤海，而袭有其文物，得燕云于石晋，移其势力于塞南，幽都形势，遂益增重。而五代时之东南，以杨行密、徐温、李昪、钱镠、王潮等，并有长人之心，中原士庶，多往依之，遂奠后世富庶之基。

（二）疆宇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侨置州郡棼如乱丝。沈约谓其：“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分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为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宋书·律志序》及《州郡志序》）至隋唐大加厘整，疆理合序，复屡开边，版图益广，五代扰攘，州县改割靡常。兹撮其要如次：

（1）隋《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述隋代之州县户口及疆宇四至云：“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洎于九载（589），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荡州、农州、冲州，即今安南、顺化等处，五代称为占城），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609）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平均每人垦田二十亩），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咸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兹就《隋书·地理志》所载之郡县及户数表于下：隋郡县户数表

州名今地郡数县数户数物产雍州陕甘之大部及青海新疆之一部二八一二六一○一八一二五农梁州陕甘之南部及四川之全部三二二一二六一一○三四田、渔猎、绫绵、雕镂豫州河南全部及安徽之一部一六一三九一五九九三○○尚稼穑兖州山东之西部六五七七八五、四二一农冀州河北山西之全部三一二二一二六七二四一七农、桑、雕、刻青州山东之东部及西北部四三六四六二四三九农、桑、织、绣徐州江苏之北部及山东之东南部五四○三九七六○二务稼穑扬州浙、赣、闽、粤之全部，苏、皖、桂、安南之一部四四二六九一○四二九四五渔、稻、纺绩、犀、象、瑇、瑁、珠玑荆州两湖之全部二二一二三一七九六六二同扬州总计一八八一二

三三八七六八九四五上表中各州之户数，以冀州最密，豫州次之，兖青合计又次之，雍州户数虽占总户数百分之十一，而河西陇右户口颇稀。有鄯善、且未、西海、河源四郡无户数，故关中实甚密，扬州户数虽占总户数百分之十二，但其面积，包有今浙、闽、赣、粤与海南岛之全部，及苏、皖、桂与安南之一部，辖境辽阔，故其户口实甚稀。

（2）唐《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称唐之疆宇四至及州县户口云：“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刺史……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至十三年（639）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提封。景云三年（712）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议者以权重不便，寻亦罢之。开元二十一年（744）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探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今举天宝十一载（752）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每人约受田三十亩）。虽未盈两汉之数，晋魏以来，斯为盛矣。永泰之后（763），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及其末叶，方镇相望于内地，国门以外，皆非王土矣。梁朱异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定升降之等。唐人本之，量户口多寡，以定州县等，又有畿赤望紧雄之别第，《唐会要》卷七十：“武德令：三万户以上为上州。永徽令：二万户以上为上州。至显庆元年（656）九月十二日敕：户满三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以上为中州，先以为上州中州者，仍旧。至开元十八年（730）三月十七日敕：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其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洺）州三辅等，及别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缘边州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武德令：户五千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至开元十八年三月七日：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去京五百里内，并缘边州县，户五千以上亦为上县，二千以上为中县，一千以上为中下县……迄于天宝……而羁縻之州八百，京兆府尹有三（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府有五（潞、扬、益、荆、幽），都护府有六（单于、安西、安北、安南、安东、北庭），又有上中下都督府。”兹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表唐之州县户口如下：唐代州县户口表

贞观

十道沿革州府数县数户数人口百分比开元十五道治所今地关内古雍州,今陕甘河套之一部二九一三三四六○七○八○9%关内京官领陕北及河套京畿西京陕西中部及甘肃河南古豫兖青徐四州,今山东河南二省二九一九一一一一三二二八四21%河南汴州山东、河南、安徽都畿东都河南西部河东古冀州,今陕西省二二一○七三四五七六一六7.1%河东蒲州河北古幽冀二州,今河北省及山东、河南、辽宁一部二八一六九一○九二三○五八四20%河北魏州山南古雍梁二州，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之一部三六一六一二五七一五四五5%山南东襄州河南、湖北、湖南山南西梁州陕南及四川陇右古雍梁二州，今甘肃省及新疆之一部一九六○五四○四二五6.1%陇右鄯州淮南古扬州，今江苏、安徽及湖北之一部一二五三二二七五三九六1.4%淮南扬州江南古扬州，今江、浙、闽、赣、湘、黔等地四九二三九一○四九六九○六20．5%江南东苏州江、浙、皖南、福建江南西洪州江西、湘东黔中黔州贵州、川南、湘西剑南古凉州，今四川西部及甘肃南之一部三八一八九四一○一四一三8%剑南益州岭南古扬州，今两广及安南地七二二九一一四三四五六八2.6%岭南广州总计三三四一五九三五一○四七八一九上表州府之数，包括都护府在内。其边州仅有户数而无口数者，每户姑以八口计之。《通志·地理略》，述唐十道之四至云：“东距河西抵陇坂，南据终南，北边沙漠，曰关内道。东尽海，西距函谷，南滨淮，北薄于河，曰河南道。东距常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匈奴，曰河东道。东并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道渝关蓟门，曰河北道。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曰山南道。东据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沙漠，曰陇右道。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曰淮南道。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曰江南道。东连牂牁，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曰剑南道。东南济海，西极群蛮，北据五岭，曰岭南道。”又自贞观至开元，诸藩内，辄即其部落置为羁縻州府，稽诸《新唐书·地理志》统于各道及六都护者，数凡八百四十有六。兹表之于下：唐羁縻州府表

道名都护府名府数州数关内道安北单于二九九○河北道安东一四四七陇右道安西北庭四七一九八剑南道二六○江南道五一岭南道安南一一○总计九○七五六（3）五代十国《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述五代十国之疆域云：“唐之盛时，虽名天下为十道，而其势未分。既其衰也，置军节度，号为方镇，镇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凌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梁尽有河南境内诸州，又兼有关内、河东、河北、山南之境。（《史略》：西至泾渭，南逾江汉，北据河东滨海，皆梁境也。”）庄宗初起并、代，取幽沧，有州三十五。其后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灭梁。岐王称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复失，惟得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唐。（唐尽有河南、河北、河东、关内、陇右境内诸州，又兼有山南之境。《史略》：“盖东际于海，南至淮汉，西逾秦陇，北尽燕代，皆唐境也。”）石氏入立，献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为晋（晋有唐之故地，而失燕云十六州）。刘氏之初，秦、凤、阶、成复入与蜀，隐帝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为汉。郭氏，代汉，十州入与刘旻，世宗取秦、凤、阶、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废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为周。至于周末，闽已先亡（闽盛时有州七），而在者七国……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南唐盛时，有州三十六，后为周取去江北十五州）。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前蜀盛时，有州五十四，后蜀盛时，有州五十二，后为周取去四州，实四十八州）自湖南北十州为楚。（楚盛时有州二十九，后为南汉取其十四州，实有十五州）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唐末岭南道有州七十，南汉时，有十二州没于安南，后入增置数州，故《宋志》云：“平广南，得州六十也。”）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即北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欧氏又谱诸国之州名胜于《职方考》后，可兹稽核。

（三）国防隋边防之虚实，与国势之隆替，相关綦切。隋室初造即注意边防，自西北边以迄榆关，若夏、凉、灵、盐、朔、代、云、蔚、幽诸州，皆置总管《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四月“以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督”，六月“上柱国豆卢勋为夏州总管”，十一月“以榆关总管贺娄子干为云州总管”，“五年十一月”，“以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十一年三月，“幽州总管周摇”。十六年五月，“以姚辩为灵州总管”。十七年五月，“以左卫将军独孤罗云为凉州总管”、并州总管“秦王俊”。十九年十月“宇文为代州总管”。，以备侵轶。故《隋书·地理志》谓：“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太原……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至其于历代国防第一线之长城，修筑尤勤。《隋书》称：开皇五年“令废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废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卷六十《崔仲方传》）开皇七年二月“废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高祖纪》上）大业三年七月，“废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大同西北塞外），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皆所以阻突厥也。明年七月，“废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读史方舆纪要》四‘在西宁卫西’）而东。时吐谷浑未平，故城此也”。炀帝更注意国防交通，于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怀庆北至太原之道），以通驰道”。明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皆见《炀帝纪》上）。又大业三年北巡时，“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通鉴·隋纪》四）。此与征高丽，备北边，并有重要之关系。

（1）唐唐自贞观迄天宝，国威远播，百蛮率服。边士遐举，烽燧晏然，第安不忘危，置重国防，初以六都护府及诸边州都督（武德时曰总管），统驭羁縻州府。继“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安西节度使（治龟兹），抚宁西城，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防制突骑施、坚昆斩，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割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河东节度使（治太原），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平卢军节度使（治营州），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剑南节度使（治成都），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眀、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长乐经略使（在福州），东莱守捉（在莱州），东牟守捉（在登州以上，三者皆以防海寇）。《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新唐书》五十《兵志》）“凡天下军有四十，府有六百三十四，镇有四百五十，戍五百九十，守役有三十五（兵四十九万人）。”（《唐会要》七十）足睹其国防之雄厚矣。而中宗神龙三年（707）朔方总管张仁愿之筑三受降城，图壮功伟，尤足艳称。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时默啜悉兵西陲突骑施，仁愿请乘虚驭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两唐书》皆系此事于神龙三年是矣。《唐会要》七三系于景云二年非矣。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禽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城就。以拂云为中城（今绥远、五原），南至朔方，西域（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北）南至灵武，东城（在今绥远、托克托县之西），南至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敢向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后“常元楷代为总管，始筑壅门，议者益重仁愿而轻元楷……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新唐书》三《张仁愿传》）周宏祖谓：“仁愿此举，壮志勃兴，渡河置城，古迹须复……屯河北之戍以迎战，谨沿河之燧以屯田，无事则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则三城之戍，足以为河南之守，可谓策之上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五引《周氏降城谕》）唐既注重国防，故对于交通域外之要隘戍守尤严。《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称：“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百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唐于以上七要地，皆驻重兵。复详其通诸蕃之经路，所有山川聚落封略之远近，故出师奉使履绝域如腹地。至虎臣枭将，师行万里，窃讨殊斗，鹰扬遐荒，斥大封疆者，自贞观至天宝尤难悉数。即阻筑降城之唐休璟本一儒者犹知兵事。“自碣石逾四镇，其间绵地几万里，山川夷岨，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师料敌未尝败。”（《新书》一一一《休璟传》）其他名将更无论矣。唐史之所以灿烂荣昌者，实国防力量雄厚，有以铸之也。及安史之乱，安西兵入援，四镇遂残于吐蕃，河陇及山南，剑南诸边州，亦相继沦陷，南诏更据云南，以扰两川，唐之国防斯坏，边患日炽矣。而方镇相望于内地，竞称兵悖命，外寇陆梁，则须朝廷自御，此中唐以还之历史，所以黯然无光也。宣宗时虽乘吐蕃衰乱，仅复河湟，然未几而四方擅命，国门以外，皆为强敌，国防云乎哉！

（2）五代唐末国防虽坏，然边疆尚未大失。五代云扰，唯事内争，力分势弱，边陲渐沦。唐之岭南道，本有州七十二，南汉时交、武峨、笼、环、瀼、岩、古、爱、长、、峰、汤十二州设于安南，南服之土蹙矣。又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无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而夏绥诸州复为拓跋氏所有，则西北之封畛失矣。契丹起自临潢，北击室韦女真，西灭奚，取突厥故地，东并渤海，南取营平二州，北方之强，未可轻易，而石晋复赂以燕云十六州，遂移其势力于塞南冯陵中夏矣。故五代时东北常以棣州、常山、雁门为重镇，西北常以鄜、延、环、废、原、渭等州为重镇。周世宗北征，取瀛莫二州，恢复三关（瓦桥、益津、高阳）以南地，而五代已终矣。

三、隋唐五代之民族

吾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杂居内地之夷、蛮、戎、狄诸族，尽被诸夏所同化，结为一种新民族，肇成秦汉之弘规，是为华族初度大融合，历年既久，血液渐陈，文化停滞，武力衰微。永嘉以还，塞外之匈奴、羯、鲜卑、氐、羌诸族，纷入中原，经二百余年之接触摩荡，界限渐泯，血统渐混，酿为一种新民族，铸成隋唐之隆盛，视为华族再度大融合，其族系之繁，数量之巨，区域之广，血液之赜，远非前度所能及，隋唐时代之中华民族既为晋（北）魏以来华戎混合之结晶，故其品质英拔，同化力强，宛如吸引诸蕃之磁石，熔铸异族之烘炉。举凡：北方之突厥、铁勒、回纥、奚、契丹；西方之西域、沙陀、党项、吐蕃以及更西之波斯印度；东方之渤海、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南方之南诏南海诸国族；或慕义内附，或率部来降，或集团入徙，或被掳归化，解辫发为冠带，易蕃性为华心。洎乎螟蛉似我，浑然无间，遂各奋其材力，竭其忠贞，蜚声明时，匡扶倾危，扬大唐之声威，弘华夏之文化，恢廓发皇，于斯为盛，兹将隋唐五代之基本民族构成之由来，及其新增之分子，同化之原委，分述于次：

（一）基本民族晋（北）魏以还，诸塞外民族，入据中原，与汉族血胤融合，凝为一种新汉族，实即隋、唐、五代时代民族之基干。盖自汉武置五属国，以处降胡；汉宜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诸异族始居塞下，渐沾汉化。汉末边民内徙之禁渐弛桑原陟藏“隋唐时往来中国之西域人，内地移住之限制”条。，异族徙处内地者浸众；魏嘉平三年（251）邓艾“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三国志》二八《邓艾传》）可见汉人已成其威胁矣。晋初，异族归化者益众。据《晋书》三《武帝纪》所载，自咸宁三年至太康十年（276—289），“东夷”归化者共四十八国。据《资治通鉴·晋纪》所载，自晋武咸宁三年至太康十年，匈奴、鲜卑、奚轲之归化者，四十四万余口。《晋书》三《武帝纪》所载：咸宁二年（276）东夷八国归化。太康三年（282）东夷二十九国归化。太康十年（289）东夷十一国内附。所谓“东夷”者，当指鲜卑为乌桓等部。《通鉴·晋纪》载。晋武咸宁三年（277）诸胡（西北杂虏，鲜卑匈奴等）二十万口来降。太康五年（284）匈奴二万九千三百人来降。太康七年（286）匈奴等胡十万余口诣雍州降。太康八年（287）匈奴万一千五百口来降。晋太康元年（280），全国总人口为千六百余万（《晋书·地理志》上），为晋极盛时代。以《通鉴》所载异族归化之口数比之，已占三十分之一；若加以晋书所载归化之四十八国，比例当更大矣。江统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徙戎论》）关中一隅尚如此，遑论其他。郭钦、江统辈，不知使汉族返老还童，徒唱其徙戎之论。熊钦疏请徙戎，见《通鉴·晋纪》三惠帝元康元年条；江统《徙戎论》，见《晋书》五六《江统传》。揆诸当日情势，殊难实行。故永嘉以后，塞外诸族，遂据中原。与汉族接触久，渐被同化。五胡十六国中诸君长酋豪，多“褫毡裘，袭冠带”（《晋书载记》称石勒语），躬染中国文学（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八《僭伪诸君有文学》。，辅政多引用汉人，立国多仿中国风教，创制多效中国法意。见《晋书·载记》及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四四八—四五〇页。甚至石勒引石朴为宗室，侯景托侯瑱为宗族，开同姓通谱之风，氏族已混淆，而衣冠语言，亦渐趋一致。观冉闵之诛胡羯，“死者二十余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载记》其《石季龙》下），可知除体貌之外，汉胡已浑然无别矣。及魏孝文帝迁洛，益厉行汉化，改北姓，断北语，禁胡服，重文学，婚名族《魏书》七《孝文帝纪》二一《咸阳王僖传》一一三《官氏志》。，崇经术，斗秤悉依周礼之制《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北朝经学”条及“魏齐斗秤”条。，革代北之旧风，从中夏之体俗，不及数纪，皆同化于汉矣。至汉族之留居北土者，一部分则笃守华风，第其门阀，保其族姓，惟事以夏变夷，不肯以夷变夏，故其时家谱、家传、家训之作特盛（见《隋书》三三《经籍志》），然民族相互同化之伟力，本非少数人所能抗，最后亦终不免同化于夷。习鲜卑语，以事北人。习之者众，故《隋书·经籍志》载“国语”（鲜卑语）之书至伙。《颜氏家训》及《北齐书》所载北方汉人沾染胡俗之事例甚多《颜氏家训》称：“齐朝有士大夫，教其子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是汉人习北语也。又“邺下风俗，专以姑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治家篇》）。“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后娶篇》）“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提伯从叔。”（《风操篇》）“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以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荣赐。”（《杂艺篇》）“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言辞篇》）《北齐书·元孝友传》：“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嫉：以劫制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北方之汉胡，既已互化，汉族由文弱变为刚健，再造其新生命；胡族由武勇变为秀雅，改进其旧品质；长短既相调剂，血液繁复，民族乃益优秀。北朝本以汉人任耕稼，鲜卑人事战守；及其欲末，“周武帝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周既以汉人为兵，师旅益壮，故四年灭齐，又四年禅于隋，更九年隋平，江南造成统一之大帝国，后三十年有唐受命，文治武功，俱臻极盛，讵非民族新生之故乎！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北方甲姓巨族，不甘陷胡，多举宗南迁纯汉族之血液，及中原文化，由东渡之运动，移植于江表。若琅琊王也，陈国谢氏，范阳祖氏，谯国桓氏，太原温氏、郭氏，平原华氏，颍川庾氏，汝南周氏等（《晋书》各传），皆挈其子姓，去故适远，备历艰辛与淘汰，最合于“自然选择”之原则，与江南之土著民族（顾、陆、姚、舒等）相结合，血胤益良。其所出之人物，多优于北人。缔造汉族正统之国于南方，历二百七十余年。此侨寄在南之汉族政府，力绍中国旧贯。《伪文仲子》云：“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多就也。”（《述史篇》第七）唐杜佑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延之）、谢（灵运）、徐（陵）、庾（信）之风扇焉。”（《通典》一二八）流寓南土之中州人士，初颇自负族望，凌蔑南人（《晋书周玘传》）……久而相安，渐从土断，与吴越之俗相染，遂亦为南人，风尚礼俗，与北多殊。魏杨元慎嘲梁使陈庆之曰：“吴人之鬼，居住建康。小作冠帽，矮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旁。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呻啜鳟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远去！还尔丹阳。”（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颜之推亦谓：“南染吴越。”彼等由吴越，更推瓯闽，唐林谞《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陈振孙《书录解题》八引）明何乔远《闽书》一五二：“晋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詹、丘、何、胡、郑是也。”诸族至今犹为闽中著姓。但南迁之北人，亦有一部分保持其血统语言风习，自成一集团，历久不渝者。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全唐诗》十四）今广东潮、梅等邑之客家，据中外学者之研究，即系中州人，于永嘉后，迁至江南，后更徙于岭南。英国传教士艮贝尔（G.Compbell）1912年于英之长老会与美浸礼会在汕头开会时报告《客家人之历史与现状》。杨周和《粤省民族考》亦提及之。恐即纯汉人之硕果仅存者。栖息江南之汉族自侯景降梁后，已略混有故族血液，及陈之亡，“后主与王公百官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隋文帝遣使迎劳之，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使还奏言，自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南史·陈本纪》）是因陈之亡，血统较纯之汉族，又有一小部分，由南入北，与北方之汉胡混血之民族，复相融合，同为隋唐民族之基干焉。

自晋魏以来，汉胡混合之新民族，既为构成隋唐帝国之主要成分，则其历史活动当然以此新民族为主体。由帝室言之：隋文帝杨坚《北史》虽称为“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然其五世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字于神武树颓焉”，与北周唐二代之祖，同出一地《廿二史札记》一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坚父忠“美须髯……魏恭帝赐姓普六茹氏”（《隋唐纪》），是坚之先，亦胡化汉人也。坚小名那罗延，娶鲜卑族独孤信第七女（信长女为周明帝后）。生废太子勇，炀帝广，秦王俊、越王秀及汉王谅，是隋文之后裔，皆汉胡混血种也。至李唐之族系，虽唐太宗自称：“朕系出老聃，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唐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新旧两《唐书·高祖纪》，亦皆谓：“陇西成纪人。”李渊“七世族暠，当晋末据秦凉以自王。”但渊之高祖熙，为“金门镇将戍于武川，因家焉”。渊之祖父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既与周隋之先世，同兴于一地，同受胡姓，亦似为胡化汉人。而渊之母为独孤信第四女，即元贞皇后，是渊已为汉胡混血种。渊娶窦毅之女，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等四人。窦毅先世，为匈奴“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代，赐姓纥豆陵氏……毅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阳公主，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北史·窦炽传》）。太宗娶鲜卑长孙晟女，生：废太子承乾，高宗治，魏王泰。睿宗娶窦孝谌（毅之三从祖孙）女，生：玄宗隆基及金仙、玉真二公主。代宗娶独孤氏女，生：韩王迥、华阳公主。是唐之帝室，亦多为汉胡混血种也。业师陈寅恪先生之《李唐氏族之推测》，肇发见五端，吾友刘盼遂先生之《李唐为蕃姓考》，李唐自称西凉列举十证陈寅恪先生《李唐氏族之推测》：发现五端：即李唐自称西凉后裔之可疑，李唐疑是李初古拔之后裔，李唐先世与大野部之关系，李重耳南奔之说似为后人所伪造，唐太宗重修《晋书》及敕撰《氏族志》之推测——见清华大学讲义。刘盼遂先生之《李唐为蕃姓考》，列举十证：即隋末单雄信之言可为唐室胡貌之证，滕嗣王涉之事亦为唐室胡貌之证，贞观时沙门法琳之言可为唐帝胡种之证，唐初选举有“国语”之科可为唐室胡语之证，废太子承乾事可为唐室胡根性之证，唐太宗吮高祖之乳可为唐帝胡俗之证，唐肃宗捧上皇之足可为唐帝胡俗之证，李歆有“胡人”之目可为唐室先人胡种之证，李世民入其兄弟之妇可为唐室胡俗之证——载于北平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则李唐系出自代北鲜卑族，拓拔达阇，殆成定谳矣。

由隋代间人言之：据《隋书》列传所载，系出蕃族者：若李穆（三七卷下仿此）之先，“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源雄《新唐书》七五：“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祖怀父纂，俱为魏陇西王。”豆卢（39）“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后也。中山败，归魏，被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虞庆则（40）“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族……（庆则）善鲜卑语。”高颎（41）“自云渤海蓚人……其夫人贺拔氏”与北齐帝室同姓同地，盖其宗也。观德王雄（43）“高祖族子也，父纳仕周……赐姓叱吕引氏。”牛弘（49）“安定鹑觚人，本姓寮……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牛氏。”是扬雄、牛弘亦皆胡化汉人也。李衍辽东襄平人……弟子长雅尚高祖女襄国公主。伊娄谦（54）“本鲜卑人也”。高迈（55）“渤海蓚人也，齐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尔朱敞（55）“秀容契胡人尔朱荣之族子也”。周摇（55）“其先与后魏同源，初为普乃氏，及居洛阳，改为周氏”。伏乞慧（55）“马邑鲜卑人也”。侯莫陈颍（55）“代人也，与魏南迁”。杨义臣（63）“代人也，本姓尉迟氏”。吐万绪（65）“代郡鲜卑人也”。库狄士文（73）“代人也”。余若：元景山（39）元谐（40）元胄（40）元辉（46）元孝矩及弟褒（50）元亨（54）元岩（62）元寿（63）元文都（71）元弘嗣（74）元善（75）元务光（80）等，皆元魏之胄也。宇文忻（40）宇文庆（50）宇文述（61）宇文恺（68）宇文（56）等，皆北周之胤也。长孙平（46）长孙览（51）及从子炽、晟等；独孤盛（71）独孤楷（55）独孤信（36）独孤罗及弟陀等；以及令狐燕、达奚长儒（53）贺娄子干（58）慕容三藏（65）等鲜卑后裔，并能策名清时，功业炳炳，昭在简册。隋末群雄并起，李密（70）有项羽之目，其先本辽东襄平人，曾祖弼，魏赐姓徒河氏，是亦东北之族也。其仅见于《隋书》本纪，而无专传者，则有：柱国元衮，上柱国叱李长叉，大将军元契，散骑常侍豆卢实，许国公宇文善（以上皆见《隋纪》一），并州刺史豆卢通，通事舍人若干洽，左卫将军元旻，凉州总管独孤罗云，原州刺史独孤楷（以上皆见《隋纪》二）等，皆附见于列传者，则有：乌丸轨（38《郑译传》），乌丸泥（39，豆卢毓），贺兰祥（39元景山），纥单贵，茄茄天保，侯莫陈惠（45庶人谅传），代人库狄嵚（开皇名尚书，46张煚传），“陈永贵陇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知名”。“房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53《刘方传》附）。总管元滂贺兰志（60《于仲文传》）等。至刑部侍郎骨仪《隋书》（39）虽称其为“京兆长安人……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而《通鉴》则谓仪为“天竺胡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及兄从弟玺，《隋书》（60）虽不言其族系，然林宝《元和姓纂》二，谓河南于氏，“《魏书·官氏志》，勿纽于字，改姓于”，则亦代北人也。此外，隋之远官显宦，系出塞外著，据《元和姓纂》所载，尤不可胜数。

有唐享国久，前代汉胡混合之苗裔，多以材贤显，垂名史乘。兹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之宰辅，已判明其系出代北，及其先曾没入塞外者，为表于左：

唐代系出蕃族宰相表

姓氏人数名字宰相世系及卷数及原文刘氏一崇望（相昭宗）七一：“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窦氏六德玄、怀贞、抗、参威易直七一：“窦氏……统……以窦武之难，亡入鲜卑拓跋部，使居南境代郡平城号没鹿回部落大任后得匈奴旧境，又徙居之……（后魏）穆帝复使领旧部落，命为纥豆陵氏孝文之世复为窦氏。”高氏一郢七一：“与北齐同祖……后徙京兆。”房氏三玄龄、融管七一：“河南房氏普初有房乾本出清河使北虏，留而不遣。虏俗谓房为屋引，因改为屋引氏，子孙随魏南迁，复为房氏，而河南犹有屋引氏。”宇文氏三士及、融七一：“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兔为鲜卑君长，世袭大人。至普回因猎得玉玺，自以为天授也，俗谓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长孙氏一无忌七二：“长孙氏出自拓跋……（后魏）道武帝以暠宗室之长，改为长孙氏。”李氏二靖、昭德七二：“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姓曰丙……唐、高……赐姓李氏。”于氏三志宁、颇、琮七二：“于氏自东海剡县随拓跋徙代，改为万纽于氏后魏孝文氏复为于氏。”阎氏一立本七三：“阎氏……庆宇仁度后周小司空上国柱石保成公赐姓大野氏，至隋复旧。”豆卢氏一钦望七四：“豆卢氏本姓慕容氏……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源氏一乾曜七五：“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浑氏二瑊七五：“浑氏出自匈奴浑邪王，随拓跋氏徙河南，因赐以为氏。”令狐氏一楚绹七五：“令狐氏出自姬姓……整……（后）周赐姓宇文氏，生熙。”（熙隋吏部尚书）元氏一稹七五：“元氏出自拓跋部……为鲜卑君长……至孝文帝更为元氏。”独孤氏一损七五：“独孤氏出自刘氏……（后汉）度辽将军进伯击匈奴，兵收被执，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单于以为谷蠡王，号独孤部……罗辰从后魏孝文徙洛阳……初以其部为氏。”续表

第六朝，文章官样胜崔卢。暂来关外分爱奇，不堪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唐封演《闻见证》亦记此事。合以前表所列之数，则唐宰相出自蕃族者，共十七姓，三十二人。与宰相表七五所列唐代宰相总数“三百六十九人，凡八十九族”相较，则蕃人占十二分之一，蕃族占五分之一，不可谓不多矣。其中如房玄龄、李靖、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皆两开国元勋；窦怀贞、阎立本、源乾曜、宇文融、令狐楚等，并卓然名卿，余若表中所载之纯汉族宰相先世曾仕胡中及与胡人有关系者，尤难悉数。况《新书·宰相表》纰戾颇多，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有本为蕃族而误列为汉族者乎！至宰相以下之文武勋贵，草野名贤出自蕃族之裔者，亦实繁有徒。见于《旧唐书》者，如屈突通、屈突盖（59）、元让（孝友传）、元万顷、元德秀（文苑传）、白居易、白行简（166）、独孤及、独孤郁、宇文籍（160）、尚可孤（144）、高瑀（162）、高崇文（155）、高沐（忠义传）、豆卢瑑（177）、长孙顺德（58）、独孤怀恩、窦德明、长孙敞、窦觎（183）等，皆明著其先世，出自塞外。至林宝，《元和姓纂》所载漠北族姓，随魏南徙，因居中土者，如：河南于氏（卷二十虞）、洛阳元氏，纥骨元氏，是云元氏，源氏（卷四二二元），洛阳宇文氏，濮阳宇文氏，中山宇文氏（卷六九麌），长孙氏（卷七二六养），慕容氏（卷八十一暮），窦氏，豆卢氏（卷九五十侯），洛阳陆氏，河南穆氏，独孤氏（卷十一屋），拓跋氏（卷十十九铎）等族在隋唐两代，并弈世簪缨，代有闻人，绳绳缉缉，宗支贵盛，可无论矣。即其余漠北诸姓，随魏南迁，其后裔蜚声于唐者更仆难数。如：河南苏氏：“《魏志》拔略氏改为苏氏……沙罗（隋昂州刺史）生康唐右武卫将军襄城男，生守忠、守俭，守忠驾部郎中。”（卷三十一模）河南陈氏：“《官氏志》侯莫陈氏，改为陈……弘唐泉州刺史龙川公：陈贺略，端州首领也。”（三、十七真）河南兰氏：“《官氏志》改乌桓氏为兰，唐右武卫将军长基，真州刺史兰火达，房子令兴，并其后。”（四、二十五寒）河南潘氏：“《官氏志》破多罗氏改姓潘氏……唐监察御史潘玠……生淡，礼部侍郎，炎生孟阳（《旧书》一百六十二卷有传），高阳：孟阳，户部侍郎：高阳晋州刺史。”（四二六桓）河南山氏：“《官氏志》吐难氏改为山氏，……颗，唐左武卫将军。”（四二八山）河南周氏：“《官氏志》献帝次兄普氏改为周氏……虔智，唐右十牛将军生思亮、思敏。”东郡刘氏：“其先匈奴贵族。”河南刘氏“代为部落大人”；雕阴刘氏：“晋右贤王，豹之后绥州代为酋望。”河南邱氏：“后魏献帝，七分国人，以弟豆真折为邱敦氏……孝文改为邱氏……行恭首从义旗，以殊功，左右武侯大将军，生神智、神绩、神福、神鼎，神绩左金吾大将军邓公神福睦州刺史。”（卷五十八尤）河南娄氏：“《官氏志》匹娄氏改为娄氏……武徹唐崇道府统军武安公。”侯莫陈氏：“虔会（颖子）唐考公郎中……子嗣忠。”（五十九侯）河南阎氏：“代人……毗（隋将作少监）生立德、立行、立本；立德唐工部尚书生邃司农少卿；邃生知微巨源；知微春官尚书。”（五二四盐）吐突氏：“代人，今中官右监大将军吐突承璀。”（六、十姥）可朱浑氏：“出自代北……定远，唐右倾军……生怀俨、怀敏。”（六、十二蟹）河南尉氏：“《官氏志》北方尉迟部，如中华诸侯也，魏孝文改为尉氏……（迥纲）耆福唐库部员外。”（八、八未）素和氏：“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大历太子左学士素和颜。”步大汗氏：“出自塞北，迁中土河南（《北齐书》步大汗萨随尔朱荣入洛）……威唐蔚州刺史安邑男。”破六韩氏“其先代人，随魏南徙河南……金藏，唐歧州别驾……蕃唐宋州刺史。”（八、十一暮）辽西段氏：“鲜卑檀石槐之后……确，唐御史大夫，生孝机中书舍人，孝睿洛州刺史……机生粹、微，粹化州刺史，微殿前侍御史，纶（确弟）工部尚书驸马都尉纪国公。”（九、二十九换）贺拔氏：“与后魏同出阴山代为酋长，北人谓地位拔……后魏有贺拔尔头自武川为河南人……俨唐右监门将军；孙延嗣，度支郎中……一云，给事中；元正司门郎中；长庆进士贺拔葱。（案《唐检言》贺拔其心与白敏中友善，恐“葱”即“其心”之误。）”贺兰氏：“代居元朔，随魏南迁河洛……怀廊唐礼部郎中，怀默上谷州刺史，杞公……孝义唐尚书左丞，生景约……景约杞王司马生恽、愔；恽生庭芝，愔生诞，诞生察，给事中。”贺娄氏：“代人，本居漠北，以国为氏，孝文改为楼氏……行本唐凤州刺史……子干隋钜鹿公，生积唐太子舍人。”贺遂氏：“本居元朔，随魏南徙，孝文改为房氏。唐引仁府统军，贺遂丰生封，渭源县公。”（案《魏书·官氏志》：屋引氏改为房氏。《姓氏辩证》屋引条：唐云麾将军屋引弘生统军丰，丰生渭南郡公封是也。）（九、二十八个）屋引氏：“代人随魏南徙河南……永达唐梁王府统军。”河南叔孙氏：“后魏献帝命叔父之后为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文怀，唐瀛洲刺史。”河南斛津氏：“代人代为部落统帅，号斛津部，因为氏焉……礼备唐吏部员外，生观国，礼文蔡州司马，生贻庆，库部郎中。”河南斛斯氏：“其先居广汉（？）代袭莫弗大人，号斛斯部，因氏焉……道仲唐蕲州刺史。”（十、十一屋）乙氏：“今襄阳有乙氏……皆代北种类也。”（《官氏志》乙弗氏改为乙氏。）乙弗氏：“……武荆州刺史。”乙速孤氏：“代人，随魏南徙河南……神庆，唐卫率左领将军，神庆生行均、行俨、行方。”皆贵显。（十五质）屈突氏：“本居元朔，徙昌黎。”其子孙多显于隋唐。（十、八物）河南纥干氏：“代人孝文改为干氏，贞观有纥干承基，贞元仆寺丞纥干遂其后也，生俞渭南尉。”河南纥骨氏“后魏献帝兄为纥骨氏……纥骨大威唐利州（？）侍中。”纥单氏：“今有日者纥瑶。”（十、十一没）薛孤氏：“代人随魏南徙河南……吴仁唐左金吾将军朔方公，生知素、知检、知机、知福……知福灵州都督生元、元宪。”（十、十七薛）河南若干氏：“自出代北以国为氏……则唐左武卫将军。”河南石氏：“《官氏志》乌石兰氏，改姓石……士济唐原州总管……金刚（士济从弟）左司卫率……抱忠天官侍郎，今居虢州。”（十、二十二昔）河南万俟氏：“后魏献帝李弟之后……元道唐秦府率，车骑将军灵公，生肃，殿中监，虢州刺史。”（十、二十五德）上列诸人，间亦见于《唐书》，惟不详其氏族。幸林宝各据其谱状，序其昭穆，使后世晓其系塞外，宁非快事！又北朝末，稽胡来降者多处之汾、并，隋时屡叛，李雄等曾讨之。虞庆则为石州总管，稽胡慕义而归者，八千余户（《隋书》四十及四十六），至唐则不闻其叛附，盖皆同化矣。

五代之际，去魏周已远，北族与夏族，融合既久，迹殊难寻。然见于五代史者：元行钦（新二五）乌震（新二五）豆卢革（新二八）之徒，一见而知代北之裔也。而安金全（新二五），张廷裕（旧六五），刘岳（旧六八），皇甫立（旧一○六）等，皆明着其为代北之胤。

元胡三省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通鉴晋纪州》，太康二十一年注）吾人若稽隋、唐、五代人物之谱系，便知道胡氏斯言，绝非稍过。正惟隋、唐、五代之民族，为前代汉胡融合之结晶，故其血液最新，品质优秀：所产生之文物政教，皆系撷汉制之精英，采蕃俗之特长，糅合而成者。王船山《读通鉴论》历数隋唐之文教（卷八），治道（卷九），府兵（卷九），租庸均田（卷十一）等制，多渊源于魏周。余若：官制（《唐六典》及《新唐书》、《百官志》），法律（《新唐书刑法志》，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及程树德《九朝律考》），仪卫舆服（《新唐书》仪卫制、车服制及《辽史仪卫制》），造像刻经（叶昌炽《语石》）四，王昶（《金石萃编》），风俗礼尚（《新唐书·礼乐志》）等，亦多沿自北朝，发挥光大，方一异彩。

（二）新归化之民族由南北朝以来，汉胡血胤融合，所构成隋、唐、五代之基本民族，既众庶而优秀，吸引力及同化力并极强，绝域殊方之人，纷纷慕义附化，区夏之内，又平添无数新份子焉。溯汉魏时，西域人渐有入中国者。及周武帝娶突厥公主为后，金方之乐舞人，来者亦众。（《旧唐书》一九《音乐志》）隋炀帝使裴矩招致西域人，除天竺柫菻二国外，无不至者，《旧唐书》一九八《天竺传》及《拂菻传》。故当时之京兆，“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隋书·地理志》雍州条。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隋志》在京兆县）为盗，有众数万（《通鉴隋纪》）。以一长安羁旅商胡，竟能拥众如许，殆必有多数胡人在内。至其散居内地及边境者，数尤伙颐。唐平隋乱，国内秩序恢复，异域人来者益众。贞观三年（629），“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即突厥部落之来降，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首领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右，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通鉴·唐纪》），则其他部落之归化者，数亦不鲜。一时蕃将布军镇蕃使充鸿胪，贾胡遍州郡，夷乐盈太常，蕃僧塞寺观，侍子填太学，胡姬、胡奴、胡风，多载于说部，“胡越一家”洋洋称盛。三公三师，乃人才之精英，臣工之最尊者。据《新唐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唐三公三师七十一人。”注云：“以军功进者二十人。”而归化之蕃人，竟居其半数。据表注李光弼、王思礼、仆固怀恩、李抱玉、李正己、李宝臣、侯希逸（表注谓：“亡其世系”，然希逸母实高丽人），“李光颜、乌重胤、王镕、李克用”皆归化之蕃人也。至异域人之散居各地者，数亦可惊。“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兵十五万，以收京师。”（《册府元龟》九七三），此十五万人中，朔方军数殊有限，余悉为外兵也。上元元年（760）刘展作乱扬州，长史淮南节度邓景山，引平卢副使田神功助讨，神功至扬州大掠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旧唐书》一一〇《邓景山传》，一二四《田神功传》及《新唐书》一四四《田神功传》。，德宗贞元三年（787）七月，检括留长安之西域王子使者，仰给鸿胪礼宾者，悉“授以职位，给薪禄为唐臣”。“凡得四千人”（注二八）《新唐书·王锷传》及《通鉴·唐纪》四八。。武宗会昌五年（845）“勒大秦（景教徒）穆护（摩尼教徒）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唐会要》四七）。僖宗乾符六年（879）五月，黄巢陷广州，杀犹太、大祆、回回、基督诸异国教徒，达十二万人之多（注二九）九世纪时，阿拉伯人（AluZaid）曾综合各游历者之言，著成一书，述及一人于回历264年（公元877—878）在广州府，亲见黄巢陷广州，犹太、火祆、回回、景教诸异国教徒被难者至12万人。按《新书·僖宗纪》，巢陷广州，事在乾符六年（879）五月，阿拉伯人谓在回历二六四年者，较中史早一年，自是传闻之误。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译法人莱奴德（M.Reeuand）《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纪程》。。综上所述，足征异域人留唐者众，其归化者数当不鲜。即五代时，西北之回鹘，东北之契丹亦多附化，交广俱通河舶，海外诸蕃麕集南汉主使刘“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旧五代史》一三五）。其意不仅指百粤之族，海南诸蕃，当亦包括在内。近人向达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大学出版），日人桑原骘藏之《隋唐时代往来中国之西域人》（内藤还厝祝贺支那学论丛），于隋唐时归化之异域人皆有所论列。兹将隋、唐、五代时归化之异域人，分国述之。

（1）突厥《隋书》谓：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隋书》·突厥传》）。《周书》及《北史》皆谓为：“匈奴之别种。”（《突厥传》）至土门可汗，部落稍盛，始至塞上示缯彩，求婚于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六月，以长乐公主妻之。周武帝天和三年（568）三月，娶木杆可汗女为皇后，《周书》九武帝阿史那皇后传，中国既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此辈饫沾汉化，遂为尔后内附之媒介。隋既代周，用长孙晟策，东联奚，西结达头可汗，沙钵略势孤，乃上表称臣（《隋书》五一《长孙晟传》）。其部落慕义，遂纷纷附化。“开皇四年（584）二月丁未，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庚戌突厥可汗史那玷率其属来降（《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九年（599），“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即启民）内附”。仁寿元年（601）“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隋书·高祖下》）。“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迎（隋帝）萧皇后置于定襄（今归化城附近），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隋书·突厥传》）唐初突厥颉利可汗立处罗（俟利弗）子什钵苾为突厥可汗，妻隋淮南公主。颉利凌虐突利，突利奔唐，太宗置顺州都督府，以突利为都督。贞观四年（630）太宗乘突厥内乱使李靖总诸军讨之，二月，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俘男女十余万。颉利率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虏五万余口而还。三月，张宝相俘颉利送京师，苏尼设（启民可汗母弟始毕以为沙钵略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四月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太宗用温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至幽州，西至灵州，分颉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十年（636）正月，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击薛延陀于碛北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率众来降，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余党阿史德元珍召集亡散，入寇并州，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捕虏二万余人，玄宗开元三年（715），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制皆以河南地处之。天宝元年（742）八月突厥西杀葛腊多，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率部众千余帐来降，突厥遂微。四载（745）正月，突厥毗伽可敦，率众来降，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通鉴唐纪》九至十一）。总之，突厥经隋唐数度之征讨与招抚，因被虏来降而同化者，实繁有徒，其登仕受职著有劳勚，见于《新唐书》者如：“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率众内属，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于灵州，诏尚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典卫屯兵。十四年（604）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封毕国公。从征辽东中流矢，揠去复战，所部奋厉，皆有功还擢兼鸿胪卿。二十一年（647）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洛、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十万骑讨龟兹……攻凡六十日，入之，擒其王，并下五大城……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叹服，刻石纪功而还……帝崩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不许，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六年（655）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谥曰元，子道真，历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者，字义节，苏尼失子也。资请谨，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箸史，居父丧，哀慕过人。会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以忠为左贤王，及出塞不乐，见使者必泣请人侍，许焉。封薛国公擢右骁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人比之金日。卒赠镇国大将军，谥曰贞，陪葬昭陵。”“执失思力突厥酋长也，贞观中护送隋萧后入朝，授左领军将军，会颉利败，太宗令谕降浑斛萨部落……及讨辽东，诏思力，屯金山道领突厥，扞薛延陀……复从江夏王、道宗，破延陀余众，与平吐谷浑。诏尚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安国公。坐交房遗爱，高宗以其战功多，故不诛，流隽州。主请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龙朔中，以思力为归州刺史卒。”（按《元和姓纂》九十四祃：“舍利北蕃酋帅，有吐（《通志》作屈）密支颉利，后姓执失氏，生思力……生绍德绍宗师仁归真也。”）“麟德元年复公主封邑，赠思力滕州都督，谥曰景。”（皆见一一○卷）“白元光字符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历宁湖州刺史……安禄山反诏徙朔方兵柬讨元光，领所部结义营长驱从光弼出土门，累迁太子詹事，封南阳郡王，为两都游弈使。长安平，率兵清宫击余寇，身被数创，肃宗躬身传药……史思明攻河阳光弼诏主骑军。其后历灵武留后，定远城使。贞元二年（786）卒，赠越州都督。”（卷一三六）天宝乱之祸首，安禄山与史思明两人共乡里，一为“父胡，母突厥”（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突厥中），一为宁夷州突厥种，其党大将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阿史那玉安史及阿史那承庆从礼等见《新唐书》二二五上，阿史那玉见二一二《李怀仙传》。亦皆突厥种也。据唐林宝《元和姓纂》五七哥部：“阿史那……至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开元改为长安右卫大将军寅国阿史那忠节，左骁骑大将军阿史那大节，上贞元神策将军兼御史大夫阿史那思，并其支族。”“阿史德突厥如善可汗之裔，别号阿史德。通大（696）司宾卿干海侯阿史德元玺右武卫大将军，阿史德多览其后也。”卷六，六止部：“似和，贞观左屯卫谷州刺史似和泥熟，亦北蕃诸化也。”卷七，三十四果部：“火拔，北蕃酋领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五：“似和氏开元左威卫大将军，赤水军副使，武威公似和舒除以上突厥归化之诸名人外，其部曲亦频佐唐征讨。”见于《新唐书·西域传》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率突厥契苾兵击吐谷浑；十三年命侯君集契苾何力等率突厥契苾万骑讨高昌是也。见于《通鉴》者：贞观十五年，李世勋击薛延陀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命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敌；使执天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是也。时至五代突厥同化于中国者既久，种族界限渐泯，然张万进（《旧五代史》八八）郭金海（九四）张彦泽（《新五代史》五二）等史，犹明著其为突厥人。

（2）西突厥西突厥人之最初归化者为其可汗尼橛处罗及其特勒婆实、火奈等，《隋书》八四《西突厥传》称“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橛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勒（勤之误）。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射匮（虎罗之叔父）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曲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谕之，（大业六年）遂入朝……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关（阙之误）牧畜会宁郡。处罗从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每从巡幸，江都之乱随（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唐武德二年八月），为北蕃突厥（使者）所害。”《新唐书》（110）《史大奈传》：称其为西突厥特勒“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高祖兴太原大奈提其众隶麾下……从平长安，以功多赏帛五千匹，赐姓史。从秦王平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功殊等……贞观十二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大奈之后裔多贵显，据《元和姓纂》六六止部：“河南史氏本姓阿那史，突厥科罗次汗子生苏尼氏失，入隋封唐国公。怀德郡王生大奈子仁表驸马。生忠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忠生晡宋州刺史，晡生思元左金吾大将军。思元生震、巽、泰。震右监门将军，生弘、宁寂、容。宁寂生备容，冀王傅巽光禄少卿，秦蜀州刺史生寅、审。审吉州刺史。”永徽以还，西突厥之归化者，则有贺鲁、弥射、步真等，其子孙亦多通显，据《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高宗显庆二年（657）苏定方、李嗣业等俘贺鲁至长安赦之，四年（659）死葬颉利冢旁。阿史那弥射不能国即举所部处月、处密等入朝，拜右监门卫大将军。其族兄步真，亦与族人来朝，拜左屯卫将军，弥射从高宗征高丽有功封平壤伯，迁右武卫大将军，步真死乾封时垂拱元年擢弥射子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步真子步利设、斛瑟罗为右玉铃卫将军：盖袭父所领及可汗号。元庆累拜镇国大将军，元寿中为耒俊臣所诬死，子献流于振州，圣历二年（699）以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镇抚国人，是时乌质勒（突厥施酋）兵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都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擢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北庭大都护，未几擢碛西节度，死长安。怀道子昕，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蒙池都护，昕子忠孝左领军卫员外将军。

（3）突骑施突骑西突厥之别种。其部人之归化于唐者：以哥舒、啜剌二氏为最著。《元和姓纂》五，七歌部：“突骑施本号西突厥，首领有哥舒部氏焉。唐有清道率哥舒沮，代居安西，生道元，安西副都尉，生翰天窦右仆射平章事，西平王东讨先锋兵马副元帅。生曜、晃、晔。”《新唐书》一三五《哥舒翰传》：“子曜字子明……入为鸿胪卿终右骁卫上将军，赠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闻。峘茂才高第，有节慨崿、嵫、，皆明经擢第。”《元和姓纂》十，十七薛部：“啜剌氏突骑施首领，开元左武侯大将军燕山王啜剌右失毕。子归仁袭燕山王突厥首领。长寿中司仆卿同正榆林伯啜剌庶真。生元崇，左卫将军同正楼烦男。生怀，尚衣奉御。”又执哥舒翰以降禄山之大拔归仁，据《通志·氏族略》五，乃突骑施首领开元左武卫大将军燕山王火拔石失卑之子。《册府元龟》九六四卷“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连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帝特宥之，授以官爵制曰：‘突骑施吐火仙可汗骨啜……可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仍封为循义士。（弟）颉阿波可右武卫员外大将军。’”

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未几以克用领河东节度……（光启）三年（887）国昌卒，俄而昭宗即位，进克用检校太师兼侍中……（乾宁三年，讨平王行瑜），赐号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是岁（天祐四年）克用有疾，明年卒。”按传中复有“沙陀都督李友金”，称国昌曰：“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则亦国昌之弟也。克用即后唐太祖，其苗裔其见《新五代史》一四《唐太祖家人传》，克用子存勋，灭梁建后唐帝国于中原。克用养子邈佶烈为五代仅有之明君。故《新五代史·唐本纪》四《赞》称：“至尽忠孙，始赐姓李，李氏后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为贵种云。”至初唐归化之沙陀人，据《元和姓纂》五：（七歌）则有龙朔中右威卫大将军沙叱阿博，曾孙葛旃，兼御史大夫，赐姓李氏，名奉国。从兄（《通鉴氏族略》五作父）弟澄武卫大将军。及神龙骁卫大将军国公沙陀忠仪（《通志》作沙陀仪，《通鉴》作沙吒忠义，景龙元年与太子重俊起兵诛韦氏兵败死。）继后唐而建国者，为沙陀人，石敬瑭氏《旧五代史》七五称：“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此明系误据彼族假托之词，而“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自灵武入附”则系事实。《新五代史》八，已明指其为臬捩鸡之子，本出于西夷，从朱邪入居阴山承后晋而帝者，则为沙陀部人，刘知远氏石刘之事迹及后裔，具见《新五代史·晋汉本纪》及晋汉家传。以蕞尔之沙陀部落，迭相称帝于黄河流域，竟居五代之三。与昔之刘、石、拓跋，后先映辉，虽曰金方之劲，亦汉化有以启之也。余若：唐明宗之昭武节度康思立，靖难节度药彦稠（27）、唐庄宗之保义节度康延孝（44）、昭武节度安叔千（48）。晋之平章事安从进（祖父皆唐骑将51）及平东杨光远（父阿噔啜51）等，欧史皆明谓其出自沙突。至克用掠地代北所得之李存孝（即安敬思），与明数术出自北狄之马重绩，殆皆有沙陀人之嫌。

（5）回纥回纥亦匈奴之别部，汉时曰“丁令”《史记·匈奴传》：“冒顿……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犂之国。”《汉书匈奴传》：“郅支……西破坚昆，北降丁零。”《苏武传》：“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丁零盗武牛羊。”，匈奴之衰，丁令尝与汉及鲜卑夹攻之。《后汉书》：“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及鲜卑入塞下，丁零亦南徙，苻坚淝水之役，丁零翟斌尝反于河南，其后又屡叛燕。后魏太祖尝大破之，徙其众于漠南，名曰高车。《魏书》七○三《高车传》，记其风俗状况颇详。按突厥语“高车”之本音为“康里”，具“车”之意义，《唐书》上之康稍利（始毕可汗之特勤），元初之康里，语源仍可寻。其留居漠北之一部，中史则称之为：敕勒、特勒、铁勒，皆“丁零”之音转，为其种族之总称。今蒙古语之“得勒结”意为“土地”，或与“铁勒”语义有关。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铁勒）用以制“北荒”。（《北史》九九）大业时，怨处罗暴敛，诛其魁帅，遂叛突厥而自立。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阿跌、白，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铁勒诸部独立后，以薛延陀为最强，与回纥助唐夹攻突厥，突厥亡后，回纥又助唐灭薛延陀统一铁勒诸部。德宗贞元五年，请易“回纥”曰“回鹘”，《新唐书》谓“捷鸷犹鹘然”，殆系望文生义，恐系“乌护”之音转，张说文有“乌鹘”《张燕公集》一五，《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方翼）神道碑》“走乌鹘十万于城外”。，康子元（开元秘书少监）文西川“逯鹘子”《全唐文》三五一，康子元《对参军鹘子判序》。足以证之。回鹘雄视漠北，震赫一世，西迁后乃奉回教，至元曰“畏兀儿”，今“新疆之回人，皆其苗裔，故以之为铁勒诸部之代表”。铁勒部人为唐所虏而归化者，据《通鉴》，贞观二十年正月夏州都督乔师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余人，六月李世纵兵追击，前后虏男女三万余人（本《旧唐书》一九九下）。贞观二十一年（674）铁勒来降，诸部酋率，多入居中国，其后裔多显达。见于《新唐书》者：契苾部则有唐初名将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父葛隋末为莫贺咄、特勤。以地近吐谷浑，隘陋多厉暍，徙去热海上。阿力九岁而孤，号大俟利发。贞观六年与母率众数千余诣沙州内属，太宗处其部于甘凉二州，擢何力左领军将军……尚临洮县主……（平昌征高丽有殊勋）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毅”……子明，字若水……征吐蕃……以战功多，进左威卫将军……再迁穆田道大总管……卒年四十六，赠凉州刺史，谥曰“靖”，明性淹厚，喜学长辩论，子耸，袭爵。何力之讨高昌（贞观十三年），帅契苾骑数万；讨龟兹（二十一年）率铁勒十三部兵十万（《西域传》）；可见其部人为唐服兵役之多也。武宗时，有契苾通管沙陀退浑马军，李德裕称其是蕃人（《李文陵集》一四）。李义山有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诗，则中唐时，契丹苾尚有显者（100）。仆骨部则有中兴名将仆固怀恩铁勒部人……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讨贼（安禄山）云中，破之……时同罗部叛禄山，北掠朔方，子仪率怀恩迎击，怀恩子玢战败降虏，已而自拔归，怀恩怒叱斩之，将士股栗……又诏与敦煌王承寀使回纥请师回纥听命……以复两京有殊功，诏加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乾元二年拜朔方行营节度使，进封太宁郡王……子瑞亦善于斗，以仪同三司将兵，每深入多杀，贼惮其勇，号猛将……初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毗伽阙可汗，又为少子请婚，故以怀恩女妻之。少子立号登里可汗。而怀恩女为可敦……河北平……以功迁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未几，加太子少师，增户五百……广德初，进拜太保……始怀恩立功，门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隐忍，数下诏，未尝声其反。及死，为之恻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俄而从子名臣以千骑降，大历四年（769），册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嫁回纥云。”（224）浑部则有：浑释之及奉天定难功臣瑊“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世为皋兰都督。父释之，有才武，从朔方军积战多迁，累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泚平，论功，以瑊兼侍中，实封户八百……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由楼烦郡王徙咸宁……怀光平检校司空……贞元四年，虏入泾、邠，授邠宁节度副元帅，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郡臣奉慰延英，赠太师，谥曰武……瑊好书，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著行纪一篇，其辞一不矜大，天性忠谨，功高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君子贤之。本名日进，稍显改焉。五子镐，为达官。”（155）阿跌部则有元和功臣“开元初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来降，其后光进、光颜皆以战功至大官。”（217，回鹘传下）光进检校工部尚书振武军节度使，卒赠尚书左仆射。光颜从李愬入蔡，敬宗初，真拜司徒，河乐节度使，卒赠太尉，谥曰“忠”（171）。《元和姓纂》五谓：“阿蹊光进元和二年赐姓李氏……弟光嗣，洛州刺史。”（七歌）回纥部则有开元三年，九姓首领阿布思为突厥默啜败于碛北，率众来降（《旧唐书》一九四《突厥传》上），王庭凑、李茂勋等，皆其后裔。《新唐书》称王庭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曾祖五哥之，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穆宗时，庭凑杀节度田弘正，据成德叛，子元逵，孙绍鼎、绍懿，曾孙景崇，玄孙镕相继据镇州（正定）者百年（211）。李茂勋亦阿布思之裔，子可举，皆据幽州，为卢龙节度使，后灭于李克用（212），肃宗之遣敦煌王承寀（肃宗从兄）如回纥请师也，葛勒可汗喜以可敦妹妻承寀，肃宗封之为毗伽公主，寻册为王妃。可汗亦封承寀为叶护给四节，令与其叶护共将。代、德时，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李德裕谓回纥之“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绩，带我金犀，悦和音，厌珍膳，蝎蠹上国，百有余年。”涵芬楼影明本《李文饶文集》卷二《幽州祀圣功碑》序。洵非虚语。会昌初，回鹘为黠戛斯所杀破，部众或西窜或南奔。其王子嗢没斯密约天德戍将田牟斩回鹘大相赤心，赤心众七千帐东走振武，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破之，悉得其众。而特勒庞俱遮、阿敦宁等凡四部大将军曹磨你众三万，因仲武降。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李文饶集》二，《异域归忠传序》，“会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鹘大特勒嗢没斯，率其国特勒宰相尚书将军凡十九人，大首领三十七人，骑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内附。”）唐乃以天德为归义军，拜嗢没斯为归义军使，以统回鹘降众。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兵，回鹘，乌介可汗奉大和公主还，降特勒以下众数万（《新唐书》一二七下《回鹘传》下）。据会昌名相李德裕文，回鹘衰破时，“可汗（乌介）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尽在向南，愿投国家（唐）。又云与室韦已不得所。”《李文饶集》卷一七《回鹘事宜状》。因其人心向南，故归唐者极多，天德振武诸军亦时促得回鹘生口及降人，“皆递送太原，令配在诸州安置”《李文饶集》卷一三《论天德军捉到回鹘生口》等状。。张仲武曾以回鹘生口驼马馈德裕，德裕表请却还。《李文饶集》卷一二《张仲武寄回鹘生口马驼状》。诏“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鹘，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李文饶集》卷三《讨回鹘制》。。武宗嘉嗢没斯等归化，诏德裕“集秦汉以来至圣朝，去绝域，归中国，获名节自著，功业保终者三十人”，为《异域归忠传》二卷，以宠赐之。嗢没斯请族太原，率昆弟为唐捍边。乃诏令刘于云朔等州拣空闲城垒，造壮净屋宇，安置嗢没斯等家口；又博造土屋，以居其军人家属，并月给粮食，令汉兵勾当防护。《李文饶集》卷一三《论嗢没斯家口等状》。嗢没斯等既朝“会昌二年八月制：归义军使特进，检校工部尚书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怀化郡王嗢没斯赐姓李名思忠。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宁边郡公历支赐姓李名思正。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昌化郡公习闻啜，赐姓李名思义。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宁朔郡公乌罗思赐姓李名思礼。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宁塞郡公受邪勿……充归义军副使，仍赐姓李名宏顺，制李思正弟冠军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同正。昌化郡公李思义，母可封雁门郡君。李思忠男，封中散大夫，检校殿中少监，仍赐金鱼带，赐名继美。”《唐会要》卷百“归降官位”条及《李文饶集》卷八诸制。及回鹘乱定，嗢没斯等入朝，请留京师，充宿卫，乃敕停归义军，以其兵健工骑射，分配诸道节度使团练收管，军旅用壮。《李文饶集》卷八《停归义军敕书》。太和公主之还长安，日僧圆仁亲见随公主来之回鹘人，乃留置城外。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三，会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条。总会昌朝回鹘之归化者，数量最巨。五代时，有李克用之养子李存信者，本姓张氏，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能四夷语，通六蕃书，为后唐马步军都指挥使（《新五代史》三六）。至徙居西域之回鹘，因唐两以公主下嫁，世称中国为“舅”，中国答诏，亦呼之为“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元时回鹘又变为委吾、畏兀、畏吾儿、辉和尔等音，其主亦都兀惕首降成吉思汗（《元秘史》），今其族遂与突厥族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而总称之曰回族。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云：“匈奴之后突厥最盛，突厥既灭，回纥乃兴。今日者玉关以西，天山南北，悉为回部，无所谓突厥也。而突厥之称，乃独流传于西土……今法人称土耳其国，音如突尔克月，称其人类，曰突而克，英人称其国曰突尔克以，皆为突厥转音。”又云：“回纥之盛，威令未行于咸海里海之间，其衰播越，未越于葱岭金山以外。突厥盛时，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极西之部可萨，亦曰曷萨。西国古籍称此部名哈萨克，即曷萨转音；亦曰喀萨克，即可萨转音，里海、黑海之北，皆其种落屯集。又东罗马古书载与突厥通使东罗马，即《唐书》之拂菻国也。种类繁多，幅员辽阔，匈奴而后，实维突厥。而散居西土，亦惟突厥旧部为多。回纥突厥之称诚不敢谓己是而人非。”是则突厥与回鹘，原为一族，皆系匈奴之别种。西人因此族之一支，中古时进攻欧洲后成立土耳其帝国，故称之为突厥或土耳其也。中国因此族之又一支盛于唐时，与汉族接触久，故称之曰回族也。

（6）奚奚族出于东胡。《魏书》卷百《库莫奚传》，《隋书》八四《奚传》，《北史》九四奚传，《新唐书》二一九《奚传》，皆以奚为东胡种。《旧唐书》一九九下《奚传》及《唐会要》九六，以奚为匈奴别种。北魏时自号库莫奚，居鲜卑故地（西剌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隋唐但称奚。其地东接契丹，西接突厥，南临白狼河（今大凌河），北邻。唐初其酋可度内附列，其地为饶乐府（即元魏之弱洛水，今之西剌本伦河），以可度为都督，赐姓李。开元二十年（732）河北副元帅信安王祎讨叛奚，奚酋李诗、锁高等率部落五千帐迎降，诏以其地为归义州，拜诗为都督。徙其部落于幽州之傍，于是奚人始南徙河北，北部杂有多数奚人矣。天宝三年安禄山诱杀奚王李日进，俘其骁壮戍云南，于是中国西南部，亦杂有奚人矣。懿宗以后举部役属契丹，不堪其虐，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怀柔县）之北山是为西奚，唐末皆已汉化。东奚仍属于契丹，后亦随辽人同被汉化矣（《新唐书》二一九《奚传》）。中唐时奚人之通显者，若德宗建中功臣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捉众纳款授鸿胪卿，孝忠始名阿劳……累加左金吾卫将军，赐今名……（讨李惟岳有功），诏定州置军，名义武，以孝忠为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使……（王武陵、朱滔诱之叛不从），佐（李）晟赴难，收京师。兴元初，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二年河北蝗，民饿死如积，孝忠与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而已，人服其俭，推为贤将，明年检校司空，诏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主，赠太师，谥曰贞武。子茂昭（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后拜兼中书令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茂宗（宝历初迁兖海节度使，终左龙虎军。）茂和（左武卫将军）孙克让、克勤。”（《新唐书》一四八本传）成德叛将李宝臣，“字为辅，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镇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后更为安禄山假子，史思明死不肯事朝义，乃降赐姓及名为成德军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子惟岳、惟诚、惟简。惟岳自为留后拒命，为王武俊所诛。惟诚尚儒术，谦裕，复故姓为李纳营田副使。惟简从德宗幸山南，还封武安郡王号元从功臣，图形凌烟阁赐铁券。子元本铢。铢好学多识，有儒者风。（《新唐书》二一一本传）穆宗时魏博叛将史宪诚其先亦奚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为魏博节度，阴结幽镇以自固。沧景平，宪诚不自安，请纳地近检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太和三年为乱军所杀，赠太尉。弟宪忠颇有智谋（《新唐书》二一○本传）。

（7）契丹契丹与奚“同种而异类”（《魏书》、《隋书》·契丹传）。居鲜卑旧地，东接高丽，西接奚，南接营州，北接室韦，元魏时自号契丹。其“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榜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孙万荣即其孙也（《旧唐书》一九九下本传）。贞观二十一年，契丹酋长窟哥来朝，请内属。明年，即其地置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武后时娄师德等讨契丹，获何阿小降别将李楷固、骆务整，孙万荣为其下所杀，后为改元神功。开元中，其酋吐干与可突干有隙，不能定其下，携燕郡公主来奔，封辽阳郡王，留宿卫。二十二年十二月契丹衙官李过折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率余众来降，拜过折北平郡王为松漠都督。拜其子剌干左骁卫将军。天宝四年，更封其酋李楷洛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新唐书》二一九《契丹传》）。楷洛与子光弼、光进并蜚声唐史。《新唐书》谓楷洛为营州柳城人，本契丹酋长，武后时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击走之，卒赠营州都督，谥曰忠烈。光弼平安史之乱封临淮郡王，卒赠太保，谥曰武穆，子汇泾原节度使。光弼弟光进，邠宁节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迁太子太保。自是李氏，世为唐臣，与国同休戚。此外者若成德藩镇王武俊，亦出自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骁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来袭冠带，武俊为镇翼节度，卒赠太师，谥忠烈。子士真、士则；孙承宗、承元，皆世于镇。武俊从子怡，怡子元伯，并知名。卢龙节度李怀仙亦柳城人，世事契丹，守营州。初为安禄山将，自拔归国。禄山将孙孝哲亦契丹人。《新唐书》一三六《光弼传》、二一一《王武陵传》、二一二《李怀仙传》、二五五《安禄山传》。五代时契丹为后唐所败，降其将赫邈等，明宗迁其壮健者五千余人为“契丹直”。及阿保机死，次子德光立，其长子东丹王突欲不得立，乃于长兴元年（930）字扶余泛海奔后唐，其部曲来归者甚众。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名慕华。因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为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敦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葛来宾，以为归化归德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祖列曰列知恩，前剌曰原知感，福即曰服怀造，竭失记曰乙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起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名赞华。突欲喜宾客，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新五代史》七二《四夷附录》二）。契丹出兵助石敬瑭时，突欲虽为唐废帝所杀，而其极众之部曲，则已化于汉矣。

（8）鞨靺肃慎之族，元魏曰勿吉，隋曰靺鞨。其境东至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部落数十，其黑水部，最处北方尤劲健。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唐初以战功，封耆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会高开通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击大破之。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仅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屡破吐蕃，玺书劳勉，累授镇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谨行之攻高丽也，留妻刘守伐奴城，虏攻之，刘还甲勒兵守，贼引去，高宗嘉之，封燕郡夫人。其白山部，素附高丽，唐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其粟末部于睿宗末，建国曰渤海。其王大武艺之母弟大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中，以谏武艺莫背唐，不听，遂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旧唐书》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及《新唐书》二二〇《高丽传》。武艺之舅任雅相，已先归唐，显庆初，为燕然都护，从苏定方讨贺鲁有功，龙朔元年以兵尚书为江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十五军征高丽国，围平壤，卒于军。《旧唐书》一九四下《突厥传》，《新唐书》二一五下《突厥传》，及《唐会要》九五“高句丽条”。中宗时有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好“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多祚骁勇善射，以军功累右鹰扬大将军。讨破黑水靺鞨，室韦及孙万荣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领北门卫兵者三十年。后与张柬之等诛二张，中宗复位，封辽阳郡王，子承训为卫尉少卿，婿野呼利为羽林中郎将。多祚后以诛武三思被杀，景云初，复其官爵。德宗时有李怀光亦渤海靺鞨人，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氏，更名嘉庆。怀光为郭子仪朔方军都虞侯纪纲用肃。建中二年迁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邠宁节度使，诛朱滔、王武俊战最力。赴奉天之难，屡败朱泚，功尤烈。寻为卢杞所谗，叛归河中，为朔方将牛名俊所斩，子琟、瑗皆死。德宗念其功，赐其外孙燕八八姓李名承绪，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以承怀光之后。《旧唐书》一〇九《李多祚传》、一二一《李怀光传》。

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带。时黄巢叛，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辟致远为从事，以委书记之任，其表状书启，传之至今……始西游时，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又与顾云友善，将归，顾云以诗送别，略云……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新唐书·艺文志》云：“崔致远《四六集》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多佐高骈幕时，所作书表）。注云：崔致远高丽人，宾贡及第，为高骈从事，其名闻上国如此。又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见《三国史记》四六）新罗于唐初，即遣侍子来入国学，开元十六年，又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许之。而后留学长安者日众。开皇五年，鸿胪寺奏新罗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唐书·儒林传序》，《旧唐书》一九九上《新罗传》，《唐会要》九五“新罗”条。“《新唐书百官志》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归者，编诸籍。”数当不少。唐与新罗交通频繁，沿海各地多置新罗坊馆。据日僧圆仁所见，登州城南街东就新罗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开成五年三月二日条。，楚州有新罗坊，其总管当州同十将萨大使新罗译语人刘慎言；泗州有新罗坊；文登县东界有新罗所。平卢军节度同十将兼登州诸军押衙张咏勾当文登县新罗人户。前书卷四，会昌五年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条。又长安大荐福寺有新罗僧。会昌禁佛，华僧多冒新罗僧名字，初得住寺，继被递向新罗。前书卷四，会昌五年五月十六日条。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九：五代时，唐明宗晏驾，有新罗僧携庄宗诸子为僧，入蜀投孟主（庄宗妹福庆公主嫁孟知祥）。唐时海盗多掠新罗人民，买为奴婢，“高丽婢”时见于说部。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苹奏：‘应有海贼掠新罗良口，将道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买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夷，当秉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常被海贼掠买，于理实难。现有制敕禁断缘当，管久陷贼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以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德降明敕，起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掠新罗良人等，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斩。’敕旨，宜依。”虽其此敕，终未能禁绝。文宗太和二年（828）十月敕……禁绝掠买饷遗良口，前后制敕，处分重叠，非不明白……虽云买致，数实过多……逐管各差判官奏……其新罗奴婢，伏准长庆元年三月十一日敕，“应有海贼掠新罗良口，将到缘海诸道，卖为奴婢，并禁绝者。虽有明敕，尚未止绝，伏请申明前敕，更下诸道，切加禁止。敕旨，宜依”（《唐会要》八六卷）。故久游唐土之张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是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每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太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中国既有多数之新罗奴婢，“据要典及令文有免贱从良条”（《新唐书》二二○《新罗传》）。徐放为良人，则多数之新罗人杂于内地之齐民矣。

（10）吐谷浑、党项、吐蕃吐谷浑故地在今青海北部，党项在今青海南部；吐蕃在今西藏。三国之王室虽有出自鲜卑者，而其所统之部落则皆系羌族。吐谷浑自开皇初，元谐击其主吕夸，破走之，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来降。炀帝时，为隋所破，“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唐贞观九年（635），遣李靖等破之，李大亮俘其名王二十人，侯君集获其明王，梁屈忽。伏允可汗死其子大宁王，顺初为侍子于隋，拜金紫光禄大夫，至是称臣内附。高宗时为吐蕃所破，其主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咸亨三年，诏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处皆被同化。《元和姓纂》十（十一没）：“吐谷浑（《金壶字义》音‘突欲魂’）归化，因氏焉。（河南）唐右衢将军吐谷浑景顺。”武宗时有退浑马军（《李文饶集》一四），五代时，有李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为后唐太祖养子，振武军节度使；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浑，为后唐安远军节度使，后奔南唐。慕容彦超，吐谷浑部人，后汉高祖同产弟也，镇泰宁。《新五代史》卷三六《李嗣恩传》、四八《李金全传》、五三《慕容彦超传》。路振《九国志》八北汉有吐谷浑军数千人，卫俦掌之，刘继元出俦为辽州刺史，一军失帅，不复可用矣。党项即“羌”之音转，“隋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隋书》四八《党项传》）唐贞观三年其长细封步赖，举众内附，亦自入朝，列其地为轨州。其后诸部相次内附，置、奉、岩、远四州。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有三十四万口。八年，其酋拓跋赤词及从子思头，率众与诸首领归款，以松州为都督府，拜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部落于庆州（甘肃庆阳县），置静边等州以处之，为党项杂居甘肃之始。留居故地者，悉役属于吐蕃。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散居灵夏等州界内，其在泾陇州界者，肃宗上元元年（760），率众十万余，诣凤翔节度崔光远请降。郭子仪都统朔方，奏请迁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陕西米脂县）之北，夏州（横山县）之东。召其首领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是为拓跋氏移往陕西之始。其后徙居夏州者，号“平夏部”。黄巢之乱，其酋拓跋思恭起兵勤王，助都统郑畋讨贼有功，授定难节度使，统夏绥（绥德县）、银宥（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静（靖边县）五州，封夏国公，赐姓李。后之西夏，即肇于此。其仕宦显达者，据《元和姓纂》七（三七荡）：“冯翊党氏，本出西羌姚秦将军党耐虎……仁弘唐、陕、瀛等州刺史，广都公。生敬元，濮州刺史……婺州都督党孝安，职方郎中党晔，并同州人。”卷十（十九铎）“光禄少卿郭仁勋，冯翊人，或云本党氏。生茂祎，茂祎生崇礼、崇默、崇嗣。”“拓跋……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银州刺史。”恐即拓跋思恭之先也。钳耳氏亦羌姓，《隋书》七九后梁主《萧琮传》：“琮（炀帝萧后之兄）嫁从父妹于钳耳氏（杨约），因谓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盖以钳耳羌也。”又按《元和姓纂》五（二四盐）：“箝耳，西羌人……《姓氏英贤谱》：本姓胡……文举……宗唐兵部侍郎干（宗之弟）汤阴侯，大业中，以王侯兄弟，并改姓王氏……恪，唐右卫郎中翟道男……茂实，唐库部员外。生灵丹、灵心。”卷六：（四纸）“技也，西都大人也，代为酋帅……文义隋信州总管，新宁公。文义生旻，唐鸣水令。恭隋丹州别驾，生宝伦，唐兴国别将。”卷八（十二霁）“荔菲，西羌种类也。隋有荔菲雄泾州人。唐彭州刺史荔菲□，生宝应节度荔菲元礼。”卷十（八物）“不蒙，西羌人，后汉不蒙娥使内附。”天宝有四镇节度夫蒙灵，“夫一钟离生谦直，监门校尉。”林宝于以上诸氏，皆漫称其为羌姓，恐不外乎吐谷浑党项二部。盖元和时此二部已式微，诸氏又同化久，固不易辨其出于何部也。“吐蕃”之语源，《新唐书》一二六卷，有二说。一谓：“有发羌居析支水西，祖曰鹄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一谓：“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碛石，遂抚有群羌’云。”《蒙古源流考》谓：印度“塔特色拉国乌迪雅纳汗生一子……是为尼雅特赞博汗，胜四方部，为八十八万土伯特国王。”按“发”与“蕃”，“秃发”与“吐蕃”，声皆相近。又西藏之地与青清交通较易，而与印度山岭阻隔，交通较难，故《新唐书》之说，似较可信。吐蕃历魏及隋，未尝通中国。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渐慕华风，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字之人，典其表疏。武后圣历二年（699）吐蕃大将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论弓仁以所统七千帐来降，多数吐蕃人开始归化。安史乱后，陷河、陇、川、西及安西北庭，于是甘肃新疆及川西皆有吐蕃杂居。及宣宗大中三年吐蕃衰乱，其三州（秦、凉、安乐）七关（本峡、石门、驿藏、制胜、石峡、六盘、萧关）守将，相继来降，朝廷出兵接应。汉人张议潮又结豪杰，逐吐蕃守将，回复瓜沙诸州。西川节度，又遣兵取维州（理蕃县），于是甘肃及川西境内之吐蕃移民，皆同化于汉矣。又自大历以后，吐蕃陷河陇诸州，聘使前后数辈，皆留之不遣；边上每俘获其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于是江表岭南，皆有吐蕃之人。德宗初即位（建中元年），务以德绥远方归其俘囚，达五百人之多。大中三年八月敕：“有投降吐蕃到边上收取，本道长史奏取进止……一切配在十处收管。”五年二月敕：“边上诸州镇，送到投来吐蕃回鹘奴婢等，今后所司勘问了，宜并配岭外，不得隶内地。”（《唐会要》八六《奴婢》条）唐人于蕃口配江岭之令，执行极严。白居易《长庆集》三，有《缚戎人》一诗，述一凉人大历中陷蕃四十载，背弃蕃中其子逃入边，游骑不听其能汉语，竟缚作蕃生口，配向江南，殊堪发噱。据杜佑之言：“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鄜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新唐书》三五《突厥传序引》）是杂居关内道者，数亦不。至吐蕃将士之被俘者：永泰初，郭子仪道朔方兵马使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破吐蕃，生禽万人（《新唐书》二一七《回纥传》）。贞元八年，西川节度韦皋破吐蕃之维州，获大将军论赞热以献。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严震，破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献俘京师。十年三月，韦皋奏：云南蛮王异牟寻破吐蕃，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禽吐蕃王五人，归降百姓一十二万约计三万余户，十一年正月敕：“应投慕蕃官，前承未置，今蕃人向化，近日渐多，名位高卑，须有等级。”其月，以归降吐蕃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为归德将军。十二年二月韦皋使州刺史曹高任破吐蕃，生擒大龙（弄）官七人于阵上。十八年正月，韦皋又破吐蕃，生擒大首领论莽热来献。《唐会要》九七一〇〇《归降官位吐蕃》及九九《南诏蛮》。此辈殆皆归化无疑。论氏一家名尤显赫。《新唐书》一一○称：“弓仁，本吐蕃族也。父钦陵，世相其国。圣历二年（699），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累迁左骁骑卫大将军朔方副大使……卒赠拨川郡王，谥曰忠。孙惟贞……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领军卫大将军。”《元和姓纂》九（二六恩）：论氏“吐蕃大姓……弓仁生成节。成节生惟贞、惟明、惟贤。惟贞右金吾大将军，生傪、偕、伾。惟明检校工部尚书，鄜坊节度。惟贤右羽林大将军。”《通志·氏族略》四《夷狄大姓》条所述西羌著姓：傍氏“唐初有傍企，本北地羌酋，为薛举将来降。”口氏，“今同州有此姓”。乜氏，“蕃姓也，今秦陇多此姓”。

（11）西域汉西域三十六国，元魏时逐渐兼并，至隋唐止余高昌、龟兹、疏勒、于阗等数国，悉并于唐。其人之归化者，隋前已然，后周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武）帝娶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隋书·音乐志》中）高昌（新疆吐鲁番）王室之曲氏，虽为中国金城榆中人，然频与突厥通婚姻。《隋书》八三《高昌传》称曲坚妻突厥可汗女，坚死子伯雅嗣，为突厥所迫，依俗妻之。《慈恩传》二：玄奘见叶护可汗，其长子恒度曾娶伯雅之女为妻。“隋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拔其田地城（汉之柳中，唐之柳中县，今之鲁克沁），虏七千余人。进拔其都交河城（今雅尔和屯，在吐鲁番西二十里），“徙高昌豪杰于中国。（王）智盛拜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卫中郎将，天山郡公……麟德中，以左骁卫大将军为西州刺史，卒赠凉州都督。有子昭学学，有鬻异书者，母顾笥中金叹曰：何爱此！不使子有异闻乎？尽持易之。昭历司膳卿，颇能词章。弟崇裕，有武艺，永徽中，为右武卫翊府中郎将，封交河郡王。”龟兹（今库车县）居伊逻卢城，北依阿羯田山，亦曰白山（西城《水道记》卷二谓即额什克巴什山），其王姓白氏，自汉至南北朝以来，龟兹人归化者颇多。《汉书地理志》下上郡有龟兹县（今米脂县）。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有苏祇婆者，本龟兹乐人，从突厥皇后入周，隋初曾佐郑译定乐（《隋书·音乐志》中）。“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阎。”（《隋书·音乐志》下）隋唐之际，以白明达为最著。《隋书》一五《音乐志》称：炀帝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帝悦之无已。因语明达云：“齐民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赏汝，宜自修谨。”明达入唐，为太宗所宠。贞观六年，马周上疏谏曰：“明达本自乐工……纵使术踰侪辈，材能可取，止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岂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会之位，万国来庭邹子伶人，鸣玉曳绶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唐会要》三四《论乐》条。前条注云：“太常卿诞爽又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太常鼓吹官僚。”玄宗时有白孝顺，开元六年吐火罗王子仆罗上书曰：“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册府元龟》九九九）中唐时，有白孝德，《旧唐书》一○九称其为“安西胡人”，当为龟兹人无疑。乾元中，为李光弼偏将，累功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徙邠宁永泰，初破吐蕃，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赠太保。疏勒（今疏勒县）隋有疏勒（《隋书·音乐志》下），其乐人数当不少。其国王姓裴氏，归化于唐者，有裴绰、裴玢等。《旧唐书》一四六称：“裴玢京兆人。五世祖疏勒国王绰（《新唐书》一一一作纠），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因留关下，遂为京兆人。玢初为金吾将军……历二镇（邠宁及山南西道节度），颇以公清苦节为政，不交权幸，不务贡献，蔬食弊衣，居处才避风雨，而廪库饶实，三军百姓安业，近代将帅无比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节。”又沙门慧琳亦姓裴，疏勒人，作《大藏音义》百卷（《宋高僧》传六），颇多贡献。贞观中有太常乐工裴神符，后又有裴兴奴（与曹刚同时），艺并绝伦。近年洛阳出土裴沙墓志：沙曾祖施，祖支，父达，系出疏勒。于阗国（今和阗县）王姓尉迟，疑与鲜卑之尉迟都有关。（《天下郡国利病书》六四谓有石堡城东，故振武军西有尉迟川。）其归化之阗人。周隋之际，有尉迟迥及弟纲，迥为周相州总管，隋文图篡，迥率子惇祐及侄勤起兵讨之，兵败自杀。从孙耆福，武德库部员外郎。纲为周大司空，陕西总管，子运、安、勤，并贵显，据韦述《两京新记》三，迥有孙名大师，开皇六年，为其祖立乐善寺于金城坊。唐鄂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及子卫尉卿宝琳，两唐书本传，虽不言其世系。然其先，实于魏周时归化。《元和姓纂》十（八物）：“河南、洛阳，尉迟氏……安，隋为鸿胪卿。生耆寿……罗隋代州西镇将军生运，运生绍宗，左屯田将军，油江伯，孙环邛州刺史。伽（罗弟），隋乌程镇将军，生敬德……（敬德）生宝琳……右卫将军，生修寂、修俨。”贞观画家，有尉迟跋质那及子乙僧，乙僧尤著名，当时与阎立本并称。《宣和画谱》卷一谓其为吐火罗胡人，实误。印度画法传于于阗，故乙僧作风，以阴影表现凸凹，清末恭亲王藏有乙僧所作释迦图，线细色浓，异于中土。释窥基，祖尉迟释迦，曾祖孟都。中宗时释知严，即尉迟乐。玄宗时有尉迟胜“本王于阗国，天宝中入朝献名玉良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禄山反，胜使弟曜摄国事，身率兵五千赴难……固请留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实封百户。胜请所授国于曜诏可。胜既留，乃穿筑池观，厚宾客，士大夫多从之游。……贞元初，曜上言国中以嫡承嗣，今胜让国，请立其子锐。帝欲遣锐袭王。胜固辞，以曜久行国事，人安之，锐生京华，不习其侈，不可遣。当是时，兄弟让国，人莫不贤之……卒赠凉州都督。”（《新唐书》一一○本传）据段安节《乐府杂录》，代德时，有尉迟青，善觱栗，官至将军。太和中，有尉迟章善笙，并于阗人之归化者也。此外若鄯氏，本出鄯善，近年洛阳出土之鄯昭墓志，昭卒于咸亨二年，祖官于周，求官于隋。

第十五卷《论译论人状》有石佛庆，皆九姓胡中之石国人，素附回鹘者也。刘言史《王中丞（武陵）宅夜观舞胡腾诗》（《唐诗类苑》六四），“石国胡儿人见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盖亦石国舞工之一，《乐府杂录》称大中初，有石宝山，善弄婆罗门，殆亦石国乐工也。长安出土唐石系崇墓志称：崇俊祖宁芬，父思景，子清，系出西域。五代时，有石君和，为李克用部将。至后晋帝姓之石氏，薛《史》称其为卫大夫碏之后，固属据彼族之附会，不足置信。欧《史》虽谓其“本出于西夷”，然亦“不知其得姓之始”，《续通志·氏族略》则明记其为“西域人”，观其曾祖母米氏，母何氏，皆系昭武姓，则敬瑭之石，或即出自石国。米国人，中国在唐以前无米姓，自米国人来附，姓“米”者始见于唐人记载，至宋始著姓谱。南宋初，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四卷“米”姓条：“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王应麟《姓氏急就篇》上卷，亦以“米”氏为“胡姓”。而后所有姓氏书皆无异辞。（南宋蔡肇米公墓志，谓米芾出于楚姓，乃系伪托。）米国人之归化者，《新唐书》五九《艺文志》《子类名堂》《经脉类》有米遂，《明堂论》一卷，为针灸医法之名著。元和中有供奉歌者米嘉荣，及其子和。《全唐诗》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一本云：“一别嘉荣三十载（禹锡805年谪外，828年还京），忽闻旧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唐卢言《杂说》（《太平广记》一○四卷）谓：“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音乐国手）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卢氏《杂说》又载刘禹锡赠嘉荣诗云：“三朝（宪穆敬）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米和一名莱加，又名和郎（《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四），亦琵琶名手。《乐府杂录》谓：“咸通（懿宗）中即有米和，即嘉荣子，申旋尤妙。”又太和初，善弄“婆罗门”人有米木稼、米万槌，《通考》归之于龟兹部，实俱米国人也。五代时有米都知（“都知”为乐工首领，其名不传）。北宋初，钱易《南部新书》癸称其善骚雅有道之士，故西枢王公朴尝爱其警策云：“小村旗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补阙亦赠以诗云：‘供奉三朝四十年，圣时流落发衰残。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武宗时有米暨，两唐书皆不著其名，惟《通鉴唐纪》六四：“会昌六年二月庚辰，以（明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七九误列为振武）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胡三省注云：“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入中国，子孙遂以为姓。”又有米亮，温庭筠《乾子》称其工于览玉。近年长安出土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米公名“萨宝”，恐系米国之祆教徒也。《新唐书》二一八《沙陀传》载，李克用部将有米海万。北宋路振《九国志》二，记有米志诚善骑射事，吴杨行密为泰宁军节度使。（亦见《通鉴唐纪》七七干宁四年条）。何国人，自北朝，即有归化者。《北史·恩倖传》举齐文宣帝所宠胡小儿：“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隋时，有大儒何妥及从子哲匠何稠。《隋书》七五《儒林传》云：“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八二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金帛，因致巨富，号西州大贾。”是妥确为胡人之子，隋初除妥国子博士，家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开皇十二年，令妥考定律令。与苏威不协，以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讲疏》三卷，《庄子疏义》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妥子蔚为秘书郎。《隋书》六八《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仕周，御饰下士……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锦，既成踰所献者……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大业初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钜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稽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辽东之役……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展及六合城……迟明而毕，髙丽望见谓若神功……归于大唐，授将作少匠卒。”史臣评其“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渊女柴绍妻）使其奴马三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渊之弟）合势，攻樗县下之……（隋）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杀。潘仁后隶唐太宗麾下，颇有微劳。唐贞观五年传法穆护何禄，以祆教入长安，作《穆护子歌》，以祀祆神。（姚宽《西溪丛话》下，论穆护歌）盖祆教徒也。高宗时有僧伽大师，《太平广记》九六卷称其为西域人，俗姓“何”氏，龙朔初（661）来中国，中宗景龙四年（710）入寂长安。武宗时，有何清朝，李德裕称其是蕃人，令管沙陀退浑军马一厢。（《李文饶文集》一四）五代时有何重建，事石晋，八拥旄节。晋亡，斩契丹之使，以秦、成、阶三州降后蜀。《九国志》七谓“重建其先回纥之别部，殆亦何国人也。”近年洛阳出土之何摩诃墓志：长安出土之何如猛墓志（有拓片），皆西域人也。史国人，自北齐时候即有归化者。（《北史·恩幸传》胡小儿中有史丑多），唐末有史怀恩者，为汴州祆祝，历五代至宋，约二百年间，世守其职。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授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宣武节度使令狐（绹）给；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近人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一卷一号）以怀恩之“史”视同史大奈、史思明等之“史”。但据慧超（新罗人）《往五天竺传》所记史国，于唐之中叶，与康国安国等同为祆教流行之地。则奉祆教之史怀恩一族，其为史国人无疑。五代时有史敬思、史敬瑭，并李克用之部将。此外若“毕”“罗”诸姓，亦与“昭武诸国”有关。唐末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敏中）入拜相次毕相瑊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白”“曹”皆蕃姓，已见于前，“毕”“罗”虽为鲜卑姓（《魏书》一一三《官氏志》，“叱罗氏，后改为罗氏，出连氏，后改为毕氏。”），然其同化久，已难分辨。崔慎猷曰“毕”“罗”为蕃姓者，实指其为西域人。按《北史》九七《西域传》安“国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则毕为安之属国，附唐昭武明矣。毕诚虽为汉人（《新唐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而其姓则蕃姓，故慎猷得以此讥之也。九姓胡来唐贸易传教者甚多，姚宽《西溪丛话》上，引《四夷朝贡图》“毕国有火祆祠”，则其人之归化者，数当不鲜，惜无显者，见于记录耳！至唐代蕃人姓“罗”者，亦不，如天宝十一载，册珂咄罗（即骨咄）国王罗金节为叶护（《新唐书》二二一下《骨咄传》及《册府元龟》九六五《册封骨咄国王文》），即其一列。罗邵权《新唐书》纪传皆不载；又以其为使相，《新唐书》宰相表亦不之及。既为慎猷所讥，不无西域人之嫌。

（13）波斯大食自北魏至唐初，波斯人往来中国不少。《元和姓纂》（八歌）有“波斯”姓，称其为“西城国人”，即波斯人之归化者也。大食既兴，归化中国者，因姓“大食”。南宋初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三十一，有“大食”姓，其记事明引《新唐书·西域传》，盖即唐时大食人之归化者。唐初，以卑路斯及阿罗憾两父子尤知名。《旧唐书》一九八卷《波斯传》称波斯萨珊王朝最末之君伊嗣候（《新唐书》候作俟），为大食所杀，“其子卑路斯，又投吐火罗叶护，获免。……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韦述《两京新记》三：“朱雀街西九坊，醴泉坊十字南之东波斯胡寺，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旧唐书》十《中宗纪》：“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若其归化者无几，焉得特为置寺；并举行泼寒胡戏耶！卑路斯之子泥里师（《通鉴考异》十：或作泥涅师洹师）。调露元年，返西域恢复部下，犹有数千人。然卒无功。景龙二年复来归，客死长安。与泥浬师约略同时归化之阿罗憾，据《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本波斯之大酋长，仕唐后曾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官右屯卫将军，金城郡开国公，景云元年，死于洛阳。阿罗憾之子俱罗，据日本羽田亨《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载于日本大正二年十一月号《东洋学报》。此碑原为端方所藏，著录于《陶斋藏石记》二一卷，今归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考“俱罗”即梵语“俱律陀”，与“俱胝”之音译，认其为犹太教人。中唐时灵武人程俱罗（以至孝闻，见《新唐书·孝友传》）之命名，恐亦与犹太教有关，景教自贞观九年入唐，其僧侣若阿罗本，始来布教，与佛教徒论辩最力，若“大德”及烈，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建立有关；若景净，宣教亦最力，皆波斯产也。又有李密翳者，亦波斯人，公元737年，伴送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东渡（《续日本纪》卷一二）。日本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疑密翳为景教徒。唐末，有李氏兄妹：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蜀故》：“梓州李珣有诗名，其先波斯人。事蜀主衍。妹舜弦，为衍昭仪，以能词，有‘鸳鸯瓦上忽然声’”句。珣秀才，预宾贡，国亡不仕，有感慨之音。周草窗曰：“李珣辈俱蜀人，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竹枝体也。”（《三台县志》卷二六卷引）《全唐诗》载李珣诗五十四首，舜弦诗三首，并极工，足觇其归化之久也。大食以兵助唐平安史时，适吐蕃遮断西域路，恐其人无由西归，大抵皆附化矣。贞元三年所归化之西域王子使者四千人，其中之波斯大食人，为数颇伙。贞元十七年（801），唐与南诏诸军破吐蕃，获吐蕃曩所俘之康国及大食之兵，当皆依例配于云南。田神功在扬州，黄巢陷广府所杀之商胡及异教徒，大半为波斯大食人。宣宗时之李彦升，竟举进士。陈黯《华心说》云：“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宣武节度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礼部）考其才。二年（848）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入独可用也耶？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今彦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异焉作华心。”（《全唐文》767）按卢钧前曾为岭南节度，彦升辈从海道来广州，故得识而荐之也。五代时，有石处温者，北宋路振《九国志》卷七，称其为万州人，本波斯种，仕前蜀及后蜀。后蜀时为节度使，检校司空。恐其家于唐时归化，而移居四川也。

（14）印度自后汉以还，天竺僧侣来华者日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时佛法经众，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所谓大秦也，不过极言其远，而诸蕃僧中，印度人实居主要地位。隋唐时代，沙门之外，其俗人亦多归化者。《元和姓纂》卷十（一屋）云：“竺氏，本天竺胡人，后汉入中国而称竺氏。”《通志氏族略》二云：“或言‘后汉竺晏本姓竹，避仇加二’，此谬论也。”隋文时“胡僧告（元）谐（王）谊谋反，”（《隋书》四○《王谊传》）此胡僧恐亦天竺人也。隋有天竺乐，其乐工亦当不少（《音乐志》下），其归化之人，蜚声于隋者：《佩文韵府画谱》卷四五有释迦佛陀与昙摩拙义皆出自印度之画家也。《隋书》卷三九：“骨仪……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开皇初为侍御史，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炀帝嗣位迁尚书右司郎。于时朝政渐乱，浊货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弥著。”唐师入关，仪拥代王，固守长安，城陷被杀。《隋书》称其为“京兆长安人”，《北史》卷七三则明谓其为“天竺胡人”。《古今姓氏书辩》卷三七及《通志氏族略》五皆谓：“《官氏志》纥骨氏改为骨氏”，实不足据。盖《魏书·官氏志》明谓“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故骨仪实出自天竺，而非鲜卑之裔也，唐代印度高僧，来华译经者极众，其俗人佐译事者，数亦伙颐。如景龙四年（710）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耶》卷一（缩板《大藏经》寒帙卷五）载：

（中天竺国）右骁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宿卫，李释迦读梵本。

东天竺国左屯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昙翟（《开元释教录》九作‘瞿昙’）金刚证义。

东天竺国大首领伊金（《开元释教录》卷九作“舍”）罗证梵本。

右领军卫中郎将，迦湿弥罗国王子何顺（《开元释教录》就作‘阿顺’）证义。

东天竺国左领军右执戟，直中书省颇具（《开元释教录》九作“度颇多”）读梵本。

以上诸印度人皆宦游于唐，以闲梵文，故退食自公，便佐释鞮也。隋唐之际，印度之天文学及医学，盛行于中土，隋唐史艺文志著录颇伙。唐诸帝多饵丹药。（《廿二史札记》一九）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使中印度俘其阿罗纳顺以归。并得方士那罗迩婆娑（或作那罗迩婆娑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乃成，服竟不交效。太宗之葬昭陵刻石象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关之下（《新唐书》一九八《天竺传》）。高宗时迎东天竺之卢迦逸多（一作溢多）拜为怀化大将军，遣使求长生之药于西方。玄昭一往西天竺之罗荼。（《大唐求法高增传》上）显庆元年（656）敕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开元释教录》九）自高宗迄玄宗八十年间，印度天文家之来唐者，有矩摩罗、迦叶、瞿昙三家。《通志·艺文略》六，有《西门俱摩罗秘书占》一卷，“西门”即“西天婆罗门”之简称，古代天文学恒与“占星术”相混，尤以印度为然。“俱摩罗”即“秘术占”之作者，或即天文家“矩摩罗”之族也。迦叶志忠，在唐官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景龙二年（708）曾进《桑韦歌表》（《全唐文》二七六），以迎合韦后。《元和姓纂》五（九麻）：“迦叶氏，西域天竺人，贞元泾原大将，试太常侍卿迦叶济。”或即志忠之族也。武后初命瞿昙罗（《玉海》十误作瞿昙跃）作“光宅历”（《两唐书历志》）。《唐会要》卷四二云：“太史（令）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诏与麟德历（麟德二年即公元665年李淳风参用印度历法作麟德历）相参行。”开元六年（718）太史监瞿昙悉达集撰《开元占经》译印度《九执历》置于其中。其书今已佚，《四库总目提要》百八卷称其：“征引占籍极为浩博，如《隋志》所称纬书八十一篇，此书尚存七八，尤为罕觏，然则，其术可废其书则可采也。”又有瞿昙譔者（《通志》、《玉海》皆误作瞿昙谦），作《唐甲子元辰历》一卷著录于《通志·艺文略》六。时僧一行之大衍历成，譔首先反对之。《新唐书》二七卷上《历志》云：“时善算瞿昙譔者，怨不得预改历事，（开元）二十一年（733）与（陈）玄景奏大衍（历）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太子右司御率南宫说亦非之。”譔之言虽不见用，然肃宗宝应元年（762）卒，任譔为司天少监（见《唐会要》四四《太史局》条）。譔子晏，见《通志氏族略》五，不知能事其家否？又《新唐书·艺文志》有《都利聿斯经》二卷注：“贞元中，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有据公者译其文。”《玉海》卷五云：“本梵书五卷，唐正（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弥乾与据公为印人，抑华人，虽不得知，但中亚之占星术，从此入中国，则无可疑。中唐时印度眼科医生，曾疗刘禹锡目疾。禹锡《眼医婆罗门僧》诗：“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箆术，如何为发蒙。”僧鉴真东渡之前，天宝七载在岭南韶州，“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唐大和尚东征传》）此辈西医名虽不传，但已遍南北矣。又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七：般若三藏曾译六《波罗密多经》，为日本弘法大师之师。其表兄罗好心即西天竺俱摩罗人，德宗朝为右神策马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都王。贞元四年（788）好心上表云：“臣家西蕃，得居中国，名参戎禁，荣及私门，父子相欢，实参天地”是其家归化也。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所记，当时长安西国解法僧甚多。会昌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条：载有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唐末画家有竺元标，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九，亦天竺之裔也。又有孝女骨英秀《新唐书》一九五《孝友传》：“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虞卿（今山西虞卿县）……骨英秀……或给帛，或旌表门闾，皆名在国史。”马令《南唐书》二一《冯延巳传》及《通志·氏族略》五：“南唐有歙州刺史骨言，检出邵阳。”恐皆骨仪之胤也。

（15）吐火罗吐火罗国，即古月支之地，故唐高宗龙朔元年，即其地置“月氏都督府”也。其人之归化者，多姓“支”。智升《开元释教录》二：谓支谦“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古今姓氏书辩证》三：“支氏其先月支胡人后为氏。石勒十八骑中，有支屈六（有支雄为勒司空），唐有感化军节度使支祥。”隋唐之际，逐鹿中原，雄视东都之王世充，以月支之裔。《隋书》八五《充传》“王（世）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颓，徙居新丰……父收，幼孤，随母嫁（王）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汴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沈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歩盈虚。”炀帝遇弑，世充为东都留守，奉越王侗为主，自为郑王，称“相国”，受九锡。寻废侗即皇帝位，建元开明，国号“郑”，后降于唐。有兄恽、伟，及子玄、应。盛唐时，有仆罗者，为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之弟，神龙元年入朝留宿卫，开元六年十一月上书诉曰：“……仆罗身恃勤（特勤之误），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罗门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唯仆罗最是大蕃，去神龙元年蒙恩勅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至今经一十四年，久被沦屈，不蒙准例授职，不胜苦屈之甚。”（《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又有吐火罗叶护支汗那，献解天文人表云：“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专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据九姓回纥可汗碑摩尼传教师谓之慕阇），亲问臣等事意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九九七及《全唐文》九九九）按《唐会要》卷九九，此表乃开元七年所上，则大慕阇自亦归化矣。

（16）西南安史之乱，南诏遣兵入援，事已，恐其兵多以归化。中唐时，南诏极强，屡侵川南，取剑州南道所属各羁縻州，壤既相接，其人之归化者史虽不载，想数当不少。德宗时，废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南山兵合，大败云南王异牟寻，禽生，捕伤甚众。贞元十二年，剑南节度韦皋奏：于雅州会野路招受得投降蛮首领高万唐等六十九人，蛮约七千户，二万口（《唐会要》九九），贞元十五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韦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乾符初，南诏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三十人入朝乞盟。凡此，恐皆已归化。爨族自六朝时王南宁，至隋开皇初以兵临之，爨震玩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唐高祖即位，以其子宏达为昆州刺史（《新唐书》二二二卷）。武后时有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新唐书突厥传》上）者，恐亦南宁之爨也。南越人之归化者，以冯氏洗氏为最。《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谯国夫人者，高凉（今广东茂名县）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梁大同初）高凉太守（冯）宝聘以为妻……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隋）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表……番禺人王仲宣反……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谷骑卫诏使。裴矩廵抚诸州，其仓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洗氏孙）为高州刺史……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仁寿初卒……谥为诚敬夫人。”《新唐书》卷二一○《诸夷蕃将传》：“冯盎，字明远……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请讨之。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素奇之曰：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即诏盎发江岭兵击贼，平之，拜汉阳太守。从炀帝伐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隋亡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余州，地数千里……武徳五年，始以地降……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盎……卒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子三十人……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斯皆西南人归化之最著名者。《旧唐书》八二《许敬宗传》称：“敬宗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则朝臣且与之通婚也。至绾毂海上交通之广州，蕃舶云集，外人来居者尤众。《新唐书·王锷传》称：德宗时，锷“迁岭南节度使，广人与蛮杂处。”《旧唐书》一七七《卢钧传》称：“开成元年，钧岭南节度使……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徳。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又日释元开《唐大和上东征记》（日本《群书类从》四辑六九卷），天宝七年春鉴真“至万安州（今海南岛北境万宁县），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年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又天宝九年“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广州……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又据日释修荣《南天竺婆罗门僧正碑》并序：“僧正讳菩提仙那，姓婆罗迟，婆罗门种也……冒险经远，遂到大唐，唐国道俗，仰其徽猷，崇敬甚厚。于是圣朝通好，发使唐国，使人多治比，真人广成，学问僧理镜，仰其芳誉，要令东归。僧正感其恳志，无所辞请。以大唐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同伴林邑，僧佛彻，唐国僧道璿随船泛海……以天平八年（736）五月十八日得到筑紫太宰府。”综上诸证，则唐代之广州，波斯、印度、南洋诸国人之杂居，或贸易、或传教，或与华人通婚，或为华人奴婢，其归化者当极繁，历唐末至五代而益盛。唐末刘恂《岭表录异记》：恂曾于番酋家，食自其本国将来之波斯枣，色类砂糖，皮肉软烂。《天下郡国利病书》百四卷云：自唐设结好使（市舶使之别称）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自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至有蛮媪卖药（《太平广记》四八三引《投荒录》谓卖媚男药），“昆仑奴婢”之异称。若：“僧祇奴”（《新唐书南蛮传》），“鬼奴”，“野人”，“蕃妇”（朱彧《萍洲可谈》二），“黑小厮”（《异域录》），“番小厮”（《南越笔记》七），“蕃奴”（《岭外代答》三），“波斯妇”（庄绰《鸡肋编》），“波斯女”等，频见于唐宋人之记载。李庾所谓“室有蕃儿，承化发谣”（《唐文粹》二《西都赋》）者，固不独长安为然也。至五代南汉王室之刘氏刘龑（音俨），虽“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五代史记》六五卷《南汉世家》）然据当时人之记载，实有可疑。五代时孙光宪《北梦琐言》云：“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寮，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即，实段氏生，韦养为己子），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旧五代史》亦称：“唐咸通中，宰相韦宙，出镇南海，谦时为牙校，职级甚卑，然气貌殊常，宙以犹女妻之。妻以非其类坚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孙或可依之。”是刘氏族类，原殊于华也。按南汉后主刘之相貌，《宋史》四八一《南汉世家》称：“后主体质丰硕，眉目俱疏。”《恭岩札记》称：“元妙观西院功德林有伪南汉主刘及二子（守节、守正）铜铸像，状豪恶可憎，俗称蕃鬼。”（伍崇曜《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跋》）所引南海百咏：“昔及二子各范铜像，少不肖即杀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尚在天庆观中东庑。”是父子铸像极肖，俗有“蕃鬼”之称，则其貌亦殊于华也。日本藤田丰八疑南汉刘氏或系出蕃人（《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关于南汉刘氏之祖先》），不为无因。又据陶谷《清异录》：“刘昏纵，角出衙，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嬖之，赐号媚猪。”欧史《南汉世家》亦称：与宫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是宫中尚杂有“南洋之波斯人”（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及法人费瑯《南海中之波斯》说）也。洎亡国入汴，其裔遂蕃于中州。后世留居广州之伊斯兰教徒及诸蕃人，多姓刘氏。如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与《天方理性》及《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之刘智，著《回回来源》之刘三杰，著《寰宇述要》之刘发祥及《萍洲可谈》二：“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等，刘姓人孔皆南汉所赐之国姓也。

此外，若海东日本，与隋唐两代来华之使者与留学生及学问僧，据《日本书纪》及《大日本史》诸书所载实繁有徒。按《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归者，编诸籍。”则若辈淹留不归，因而附化者，书数当不鲜。尤以阿倍仲麻吕（即朝衡），藤原清河为最知名。（见《新唐书·日本传》及《大日本史》一一六卷）诗人李白、王维、赵骅、包佶、徐凝、钱起、刘禹锡、吴均、林宽、韦庄之徒，赠日人之篇什尤伙。

总之，中国在隋唐之世，人口众庶，文化极高，国威远播，吸收外族之力最强，对所有外人，皆一视同仁，保护援助，无微不至，惟知安远毫不排外，遂使“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唐张乔《书边事》诗句）。绝域殊方之人，慕义怀化，纷纷来附，乐为编氓。其固有之文化，随之移入，使隋唐民族之血液，日新又新，其文化亦呈多方面之伟观。郑渔仲谓唐“安氏、杜氏、胡氏、弘氏……张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罗氏、朱邪氏，并以立功，从唐国姓为李氏。”（《通志·氏族略》四）若以部族分之，则姓李者实有：渤海、奚、契丹、高丽、突厥、回纥、党项、黠戛斯、安、印度、波斯、大食诸血统。今日中华民族中之满、蒙、回、苗、藏等，得以与汉族融合为一者，在唐时胥已肇其基矣。

第二章 隋史纪事

一、隋之代周

（1）代周之原因

隋移周祚之原因，约有三端：一曰：鲜卑与汉人武力之消长也。元魏本以鲜卑任战斗，汉人事耕稼，故得久维其统治权。洎乎末叶，鲜卑人已化于汉，渐就文弱；汉人沐塞外刚劲之气，转形武勇。故齐文宣（高洋）受禅（550）“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齐周既皆以汉人为兵，鲜卑之武力于以渐消，周末诸将帅亦泰半为汉人，军权又潜移矣。二曰：周政之渐移于汉人也。自魏晋以还，人民视禅代为常事。周立国不久，恩德未洽，宣帝政刑苛酷，群心崩骸，咸望戴一汉人为主，悉反鲜卑之所为。适内外政柄多入于汉人之手，居中任事之御正大夫刘昉与杨坚，“有同学之旧”，内史上大夫郑译素知坚，遂迳以周政予坚。而杨惠、李德林、皇甫绩、柳裘、苏威、高颎、崔仲方等翼之于内，韦孝宽、李穆、崔弘度、梁睿、杨素、李询等助之于外，此所以取周祚若拾芥也。三曰：社会心理所酿成也。南北朝纷乱既久，人民渴望命世者出，而又迷信相术，偶见杨坚仪表奇异《隋书·高祖纪》：“开皇三年十一月，陈主知上之貌异世人，使（袁）彦画像持去。”《郑译传》：“译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倾心相结。”《卢贲传》：“贲知高祖为非常人，深自推结。”《窦荣定传》：“荣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结。”《李谔传》：“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韦鼎传》：“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富贵，则天下一家。”《来和传》：“昔陛下（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议，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正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跪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道士张宾、焦子顺、应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遂皆归心，阴相结纳，天命在隋已成为社会的心理矣。综此三因，坚自可取其国若掇。王夫之以为“坚虽有后父之亲，未尝久执国柄，如王莽之小惠徧施也，抑未有大功于宇文，如刘裕之再造晋室灭虏破敌也。且未尝如萧道成仅存于诛杀之余，人代为不平而思逞也。坚女虽尸位中宫，而失宠天元（周宣帝），不能如元后之以国母久秉朝权也。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乌有盛德如斯，不三岁而为权奸所夺，臣民崩角以恐后者乎！……宇文氏之亡，虏连之衰已讫也。”（《读通鉴论》一八）殊不知坚移国之资格虽不足，其如周之大势已去何！

（2）得国之原委

杨坚小名那罗延，史称其先世“本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也。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魏初为武川镇（今绥远武川县）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辽将军祯。”（《北史》一一《隋记》上）祯生坚父忠，忠从周太祖（宇文泰）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薨（568）赠太保，谥曰“桓”。坚母吕氏以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周明帝（毓）即位，授坚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武帝（邕）天和三年（568）七月，袭爵隋国公。建德二年（573）九月聘坚长女，为皇太子赟妃，益加礼重。宣武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579）迁大后丞，俄转大前疑（与大左辅、大右弼共为周四辅宫），每巡幸，恒委居守。然宣帝有四幸姬（司马消难女、陈山提女、元晟女及朱氏），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僭，帝每忿怒，欲杀坚而未果。大象二年（680）五月乙未，宣帝崩。静帝（阐）幼冲，未能亲政，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坚为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政权遂移于杨氏。周室诸王在藩者，坚恐其生变，以赵王招将嫁女（千金公主）于突厥为词，征之赴京。庚戌，周静帝拜坚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六月，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总官尉迟迥，知坚将不利于周，遂奉赵王招之少子，而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宇文胄以荥州，石悬以建州，席毗以沛群，毗弟义罗以兖州，尉迟勤（迥弟之子）以青州，皆应于迥。迥遣子质于陈，以请援。而郧州（今湖北郧县）总管司马消难，亦据州响应，淮南州县多同之。上柱国益州总管王谦，亦起巴蜀之众，以匡扶为辞，进兵屯剑阁，陷始州。三方并起，席卷周境四分之三。坚乃暂置巴蜀，专事东方，命上柱国郧国公韦存宽讨迥襄州（今湖北襄阳县），总管王谊讨消难。尉迟迥虽属贵戚旧将，然昏耄已甚，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消难反复，轻薄无谋，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俱“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坚”。（《隋书·宇文庆传》及《柳庄传》）加以坚篡迹尚未露，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致讨，名正而势顺。八月孝宽破迥于相州，传首阙下，迥起兵六十八日而败，余党悉平。王谊亦破消难，消难奔陈。东夏山南既平，乃命行军元帅梁睿讨平王谦，传首阙下。悉如坚及柳庄所料。三方底定宗室诸王（赵王招、越王盛、陈王纯、毕王贤、代王达、漆王逌）相继为坚所诛。内无磐石之宗，外无维翰之藩，周室已同虚器。坚乃于大象二年（580）十二月自称隋王，加九锡，履行前代禅让之故事。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二月甲子，实行代周即皇帝位于临光殿，改元开皇，国号隋。坚自为大丞相，至践祚首尾才十阅月，古今得国之易，除宋艺祖外，殆无有如坚者。

开皇初政，亦颇可观。如元年二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六月，易服色。又诏“高颎等定新律，蠲北朝之酷法。二年六月，诏营新都。三年三月，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十一月发使巡省风俗。内外官皆给职分田，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以供公用。四年八月遣十使巡省天下。五年正月，诏行新礼。四月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五月置常平仓以备水旱。”十三年二月“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七年四月颁新历。此皆足以敷治更化，一新人民之耳目。

二、隋平江南

（1）南北朝末期之大势

梁末巴蜀（553）江陵（554）相继沦于西魏，寻梁禅于陈，西魏禅于周（皆557），故南北朝欲末，陈、周、齐鼎足而峙，周据雍益，其势最强，陈失江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其势最弱。设陈人师诸葛亮联吴拒魏之策，与齐犄角以抗周，徐图规复，则虽不可为而犹可为也。韦孝宽谓：“齐自长淮之南，悉为陈氏所取，与陈氏共为犄角，必当所向摧殄。”盖即惧陈齐之合纵也。顾陈宣帝计不出此，遣吴明彻伐齐，徒与齐交敝于淮上，掣齐人之肘，而利周人之吞噬。迨齐既灭，陈北失屏蔽，迳当周冲，犹去狐狸而邻豺虎。周得东夏，无后顾之忧，地广兵众，乘上流下巴荆，直捣建业，旁无所挠，是助周灭齐，适所以自灭也。“故吴明彻一于彭城，而江东有必亡之势，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文邕殂，宇文赟无道，杨氏谋篡而不暇及也……而江东之生气，齐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萧詧王琳中起而灭裂之。陈氏偷存而销铄之……仅一蔡景历而不能用，一溃而举国之人皆靡，引领以望北师之渡而已矣。”（《读通鉴论》一八）

（2）平陈之准备

隋文受禅之初，即有吞并江表之志，以高颎之荐（《隋书》五二《贺若弼传》），乃于开皇元年三月戊子“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吴州《隋书·高祖纪》作“楚州”，非，据《贺若弼传》改为“吴州”。总管（镇广陵）。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高祖纪》一）使之分镇扬、淮、潜为经略。九月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堡，萧摩诃寇江北。壬申，隋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高颎节制诸军以伐陈。明年正月甲寅陈宣帝殂，后主叔宝立，遣使请和，高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盖颎以司马消难在陈，犹有戒心。千金公主高宝宁在突厥，恐挟之入寇，故乘陈人惶遽请和，辍南军而防北塞，市义养威縻陈主于临春结绿之中，待时而取之。颎还，文帝问“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塞，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由是陈人益敝。（《隋书》四一《高颎传》）自此杨素、贺若弼、李德林、高劢等竞上平陈之策（各见本传）。崔仲方上书云：“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公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既主昏于上，民讟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今唯须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蘄口、盆城置舡，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隋书》六十《崔仲方传》）时杨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舰’等各有差。”（四八《素传》）隋备战既久，行将大举。而陈后主犹以南北通聘，邦交甚睦，日与张贵妃孔贵嫔及女学士狎客等，歌其“玉树后庭花”，燕巢危幕，恬不知惧。于是后妃阉宦及诸便佞之徒，内外交结，弄权乱政，贿赂公行，纲纪瞀乱。（见《陈书》七《后妃传》）傅综、章华谏其失政（《陈书》卅），竟皆见杀。举国阴阴，如日将暮。开皇七年八月隋征后梁主萧琮入朝。九月梁安平王岩（琮之叔父）及义兴王瓛（琮兄）率江陵文武男女十余万口，济江奔陈，陈纳之，隋遂废后梁国。时晋州刺史皇甫绩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三也。”（《三八绩传》）隋文乃决意南伐，以陈纳叛为词。

（3）平陈崖略

开皇八年三月戊寅，下诏伐陈。九月丁丑，宴南征诸将，颁赐各有差。十月己未，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甲子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蘄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数十道俱入。陈缘江镇戍，相继奏闻。时施文庆、沈客卿掌机密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开皇九年（589）正月乙丑朔，雾气四塞，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广帅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庚午贺若弼拔京口，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所至风靡。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卒未进据钟山，顿白土冈之东。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破陈将纪瑱于蕲口，陈人大骇，降者相继。丙子弼败陈于钟山，获其将萧摩诃。擒虎自新林进军，陈将任忠迎降，引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忠挥之曰：“老夫尚降！诸君何事？”众皆散走，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陈叔宝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投于井，隋军人引出之。弼乘胜至乐游苑，陈将鲁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生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诸门卫乃走。弼夜烧北掖门入，闻擒虎已得叔宝甚愤。丙戌，广入建康，斩施文庆、沈客卿，以谢三吴。使高颎、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财资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初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与南康内史吕忠肃扼杨素、刘仁恩等于巫峡、荆门、公安诸地。陈慧纪帅师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军所拒，不得前。至是广命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诸城皆解甲，周罗睺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移书江南诸郡，亦皆来降。陈吴州刺史萧瓛，东扬州（会稽）刺史萧岩，并为宇文述、燕荣所破，执送长安斩之。陈湘州刺史岳阳王叔慎与长史谢基会众图兴复，数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阳大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举兵助之，为刘仁恩所败，俱执送俊所，斩于汉口。许善心使隋未返，闻国亡衰服以临，任环劝王勇求陈后立之不听，弃官以隐。斯皆于国破之余，仗义植节，犹以降为耻，盖江东数百年风范廉隅之所义成，非暴君篡主所能销铄也。时岭南诸郡未有所附，共奉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主，保境拒守，隋遣韦洸等安抚岭表不得进。广遣叔宝遗洗氏书，论以国亡，使归隋，洗氏遣其孙冯魂，帅众迎洸入广州，岭南悉定。凡平陈得州三十，郡百，县四百。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三月己巳，迁陈文武衣冠百工杂伎及乘舆服御天文图籍法物等于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不绝。中国自永嘉（307）之乱以来，南北对峙，垂三百年，北族迭据中原，中原之衣冠文物，多迁于江南，若长此分裂，殊非中国之福。幸隋人能完成此统一之大业，混同久分之车书，克服历史上之危机，厥功良伟。

三、开河与置仓

有隋一代，新建设颇多，如开皇二年之营大兴城，十三年之营仁寿宫，十九年之置行宫十二所。大业元年之建东都营显仁宫，筑西苑。继营晋阳汾阳诸宫，又自长安至江都而置离宫四十余所，大业末，又筑迷楼。（见《本纪》、《食货志》、《大业杂记》、《海山记》、《迷楼记》及《隋遗录》）此皆供奢主之游幸，虽极侈丽，终无足道，其贡献最大者，惟开河与置仓。开河则打破南北横断之地形，调节各地之资源与文化，永奠后世长期统一之基础。置仓递运，免远输之劳，饶粮储之积；义仓则足备水旱，全民命，并经济上之良制也。

(一)开河

隋文帝开广通渠之动机，据开皇四年诏云：“京邑所居，五方辐辏，重开四塞，水陆艰难……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藉人力，开通漕渠……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泝不停。旬日之工，堪省亿万……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炀帝之开渠，亦为后世之利，非纯为游乐也。《海山记》（历代小史本）记炀帝梦陈后主来谒，曰：“闻陛下已开隋渠……”因献诗曰：“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赊。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帝怒曰：“尔安知吾开河为后人之利。”（《诗话总龟》前集四七所记略同）此纪事虽涉神秘，但开河为后人之利，则无可疑。颜师古《隋遗录》谓隋浚河入汴时麻叔谋衔命甚酷，至今儿啼闻人言“麻胡”来即止。斯乃有司之罪，未可咎炀帝也。《开河记》多涉怪异，殊不足采。至所凿之渠或系利用自然河道，或为增浚前代旧沟，一如秦之修长城然，并非全属新开也。其渠之巨者有四：

（1）广通渠

开皇四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隋都），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二四《食货志》）此渠既开，隋首都之重要性益增，至唐犹利赖之。

（2）通济渠

大业元年（605）三月“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汜水县东北）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通鉴·隋纪》四采自《炀帝纪》、《食货志》及《大业杂记》）此渠之南段，即今之北运河也。案邗沟开于春秋之末，《国语》夫差“起师北征。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左》哀九年《传》：“吴城邗沟，通江淮道。”杜注：“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沟是。”颜栋高诗云：“连属江、淮、沂、济、波，积成今日转漕河。夫差争长黄池（近济水）岁，却已功成半又过。”（《春秋大事表》八五〇号）盖溯其始也。“汉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及海陵如皋，以通鱼盐之利。”（《天下郡国利病书》二八）隋特因夫差刘濞之遗迹，而增浚之，以成明清之漕河耳。（《漕河沿革考》谓：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会通河。其南段，即吴子沂开之邗沟也。）又据《通鉴》一一八刘裕平姚泓，“发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梁而归”。是隋通济渠北段之连河洛，乃踵刘裕之旧也。

（3）江南河

大业六年十二月“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通鉴·隋记》五）即今之南运河也。此河不仅联络苏浙，且可北通通济广通二渠，将东南与西北，缀而为一。

（4）永济渠

大业四年正月（《大业杂记》系此事于三年六月沁水作汾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为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炀帝纪》上及《食货志》）。以将有事于高丽，涿郡为大军征集地，故开此渠沟通黄河与北河，即今之衡河也。此外对于水灾亦时疏治。如开皇中以“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毫、曹、戴、谯、颖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因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自是频有年矣”。（《食货志》）

（二）置仓

（1）官仓

隋都关中厉行积谷政策，以裕国用。《隋书·食货志》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禀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向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沿渠置仓，以次递运，法至善也。炀帝即位又置兴洛回洛及洛口诸仓。《大业杂记》谓：东都右掖门街“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良醖）署西至粳米窖坊。”《通鉴·隋纪》四称：“大业二年十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二亿四千万石）。十二月，置回罗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唐贞观十一年（637），马周疏云：“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旧唐书》七四《周传》）用之至三十余年尚未竭，则其储积之富可知。隋之官仓，虽云国储，然亦时以赈民。如开皇四年“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济。”五年（据《高祖纪》）“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毫、陈、仁、谯、豫、郑、洛、伊、颖、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济。又命司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食货志》）开皇末年颇惜粟，仓政遂病民。故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充溢，竟不许赈济，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贞观政要》八）大业末，仓储愈富，人民愈贫，坐视其死而不救，遂至于亡。《隋书·食货志》云：“是时百姓……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皆尽，乃煮土或捣藳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聚众百万，越王侗与段达等守东都，东都城内粮尽，布帛山积，乃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代王侑与卫玄守京师，百姓饥馑，亦不能救。义师入长安发永丰仓以赈之，百姓苏息矣。”此乃末流之弊，其创制之善，则未可非。王夫之论之云：“置仓至递运者通以岁以输一岁之储，合数岁以终一岁之事。源源相因不见有转输之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在民者易登于仓，在仓者不觉而已致于内。无期会促迫之苦，而可养失业之民，广马牛之畜。虽无近功，而可经久行远……隋沿河置仓避其险，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废，其利之久可见矣……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读通鉴论》一九）

（2）义仓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食货志》）是义仓之设，倡自长孙平，诸边州皆有，则腹地更无论矣。宋朱熹师其意，创社仓，后世行之颇久，亦社会救济之良制也。王夫之谓其“有美名而非政之善者”（《读通鉴论》一九），岂其然哉。

四、外征与通远

南北朝末内战频繁，惟以互市，招致异域开边服远，力尚未遑。隋一宇内始思对外，耀兵遐荒，交通绝域，声威远暨，迥异前代。

（1）服突厥

突厥佗钵可汗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忧贫也。’佗钵卒，摄图（逸可汗子本杆侄）立号沙钵略，治都斤山（丁谦《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谓：‘在鄂尔坤河东，土谢图汗旗北，今曰都兰哈拉山。其西五百里，高山迥出，即杭爱山南行正干。’）菴罗（佗钵子）降居独洛水（外蒙土拉河）称第二可汗。大逻便（本杆子）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金山）玷厥（沙钵略之从父）居千泉（特穆尔图泊傍号达头可汗）。四可汗并立，势分力弱。隋文受禅，遂采强硬政策，突厥在京师者以万数皆罢遣之，突厥大怒。会营州刺史高宝宁（齐之疏属见《隋书·阴寿传》）叛，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劝沙钵略南侵，沙钵略乃以四十万众，自木硖“固原西商”石门“固原北”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隋文震怒，下诏曰：“往者魏道衰弊，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缄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具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刼烽剥戍杀害吏民，无岁而不有也……朕……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隋书》八四《突厥传》）于是以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颍、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出塞击之。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来拒战皆败走遁去。长孙晟于周末会使突厥，“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釁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五一《晟传》）文帝用其策，“反间既行，果相猜贰”。凡为沙钵略所攻败者，若阿波贪汗及地勤察（沙钵略从弟）等皆归西面可汗达头。突厥之分东西虽萌于室点密时，至是遂正式分立矣。东西突厥，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隋皆不许。会千金公主上书，请为一子之例。沙钵略于开皇四年，亦上表称臣。又西击阿波破擒之。时阿拔国部落，乘虚掠其妻子，隋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隋赐千金公主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沙钵略卒，子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隋平陈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公主因书屏风，为诗以寄感。又与西面泥利可汗连结，乃使裴矩说，都蓝杀大义于帐中。开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妻突利可汗（名染干，沙钵略之子）都蓝以求婚不得，乃与玷厥共攻突利，突利兵败，偕长孙晟归隋，隋封之为启民可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安义卒，又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幸榆林，启民及义成来朝行宫表请鲜辫袭冠带不许。帝亲巡云中泝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明年朝于东都。是岁卒。子咄吉立，是为始毕可汗，仍尚义成。十一年来朝于东都。炀帝避暑汾阳宫，八月，始毕帅其种落，围帝于雁门，援军至始毕引去，由是朝贡遂绝，而隋亦旋亡矣。西突厥自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橛处罗可汗。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其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向氏），因奏之炀帝使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遂受诏遣使朝贡。会其酋长射匮（都六之子达头之孙）遣使求婚，隋用裴矩策，使袭处罗然后拜之为大可汗，并许婚，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走高昌。高昌王曲伯雅上状隋遣裴矩将向氏驰至玉门晋昌城招之，大业七年冬处罗乃入朝，因留中国。

（2）平吐浑

西晋末，辽西鲜卑徒何涉归之庶长子吐谷浑氏，西迁青海，乃始建国。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开皇初，其主吕夸，以兵侵弘州（丁谦云：在今河州境），上柱国元谐破走之。后复寇旭州（今邦州西南旧洮州地），刺史皮子信败死，汶州总管梁远击走之。俄寇廓州（在西宁西南贵德县境），州兵击走之。平陈之后，吕夸不敢为寇，十一年死。子伏立，十六年隋以光化公主妻之，明年国人杀伏，立其弟伏允。依俗尚主。朝贡岁至，而常访中国消息，炀帝即位，遣裴矩谕，铁勒击吐谷浑自効铁勒袭破之，伏允东走，保西平（西宁）境，大业五年遣观王雄出浇河（后凉浇河郡在今青海省循化贵德县境），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部落皆降，伏允南遁山谷间。自西平宁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在甘州南）以南，雪山（指川北岷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徒居之。（《隋书》八三《吐谷浑传》）

（3）破契丹

契丹之先，库莫奚（亦简称奚东部宇文之别种）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皝）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丁谦《魏书外国传考证》：“松漠间谓松山西沙漠东，中间之地，今克什克腾旗西南地也。松山为潢水发源处，《辽史》所谓‘平地松林’是也。其山之西，正多伦诺尔厅北碛卤之地，故曰松漠之间。”）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五年悉众款塞，隋文纳之，听居其故地。后契丹别部背高丽内附，开皇末其别部背突厥来降，部落始渐众（《隋书》四八《契丹传》）。炀帝即位入寇营州（治今热河朝阳），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进，大破之。获其男女四万口，以人畜之半赐突厥，余将入朝。（《旧唐书》七五云《云起传》）

（4）讨林邑

仁寿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诏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以讨之，佛子降。寻授方为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阇黎江，其徒乘巨象而至，力战破之，俘馘万计。频战皆捷，进至其国都，梵志奔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卒于道。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隋书》三五《刘方传》，八二《林邑传》）

（5）伐流求（即台湾）

《隋书》八一《流求传》云：“流求国居海岛中，当建安郡（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物产）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大业元年海师河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俀（音腿又音妥）国（即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潮州）浮海击之。至高华屿（澎湖之南）又东行二日至龟鼊屿（彭湖之北，丁谦疑此二地即八重山与宫古岛之古名）。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炀帝纪》作万七千口），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陈稜传》谓：大业六年，稜进至低没檀洞，斩其小王欢斯老模，破其栅斩其王渴刺兜，获其子岛槌，按流求古未尝通中国，其名始见于《隋书》。以其方位及海程推之，即今之台湾，非日本之冲绳也。盖中国古率以流求名台湾，今台湾东南有一小岛犹曰“小流求”，《宋史》谓：“流求国在泉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元史》称：“流求在南海之东，漳、泉、福、兴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流求相对。”是皆指今之台湾也。《明史》称万历十四年（1586）日本谋取台湾，流求遣使以闻。至此始不以流求名台湾，而以中山、山南、山北为流求也。（冯承钧译希勒格《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一九《古流求国考》）

（6）通域外

①西域：西域自汉后，或绝或通。“隋开皇仁寿之间，尚未云经略。炀帝时，乃遣侍御史韦节，司隶校尉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儛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以厚利，令转相讽谕。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北史》九七《西域传》序）矩知帝万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今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译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隋书》六七《矩传》）“炀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大业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食货志》）帝复破吐谷浑，置河源、西海、鄯善、且末诸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以保护中西商路，时西域诸国，除拂菻天竺外，无不至者。大业六年正月“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钜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令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欢，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通鉴·隋记》五）

②南海：中国与南洋交通昉于两汉，盛于南朝，隋大业中朝贡者十余国，以赤土、真腊、婆利为最著。据《隋书》八二《南蛮传》所记：“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使赤土……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历谒帝……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称：“按《明史·暹罗传》谓即古赤土国，误甚，其国当在马来半岛巴大年、吉兰丹、丁噶奴等部地。或谓赤土国既在南海中，安知非苏门答腊、爪哇诸岛地？曰：否！……赤土所都，当在今麻剌加地也。”日本白鸟库吉《赤土国》（《日本史学杂志》三六卷五期）考证其为苏门答腊之东南部。说虽后起，终无以易丁氏也。“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大业十三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其后亦绝。”丁谦谓：“真腊在越南西南今柬埔寨及法属西贡六省地。”“婆利国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丁谦云：“婆利始见《梁书》，《唐书》作婆罗，《宋史》作渤泥，《明史》作渤尼，皆译音无定字故也……其为今婆罗岛地，无可疑者……丹丹在赤土南，即今吉兰丹地盘盘，《宋书》作槃槃，《梁书》同。部地在暹罗西，稍南与马来半岛连接处。”

③日本：《隋书》八一《倭国传》：“倭国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即推古女皇），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即珍岛，在朝鲜全罗道东南海中），南望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岛），回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歧岛），又至竹斯国（筑紫山即《魏志》所谓伊都国地），又东至秦王国［《日本国志》：秦人弓月以应神帝十四年（晋武太康四年，公元283年）自百济来归，自言是秦始皇后，弓月即太子扶苏，扶苏被杀，其子阴率徒属渡辽君其地（即辰韩，《韩国沿革史》谓辰韩言语似秦人，故亦称秦韩后为新罗所灭）要，至弓月为旁邻侵掠属于百济，遂合部众来此。日本处之竹斯国东号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

（7）征高丽

朝鲜为箕子旧封，燕秦之际，隶辽东徼外。汉武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灭卫氏披其地为乐浪、临屯、元莬、真番四郡，户籍登于天府，版图掌在职方，遣官敷治，已隶疆索。洎朱蒙南奔建高句骊国（汉元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渐残汉郡。汉末寝强欲窥辽东，为公孙氏所抑。魏正始三年（242）寇西安平县七年（246）母丘俭破之，陷其凡都城（《东藩纪要》云在宣川县剑山，《韩国沿革史》云在宁远郡剑山），西侵之势遂挫。西晋末，中原鼎沸，乘机屡寇辽左。东晋成帝咸康八年，前燕慕容皝以兵入高句骊，毁其丸都而还。至安帝元兴三年（404），其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中史简称曰“安”辽宁辑安县有好大王碑）侵后燕，卒掠有辽东，驱中国势力于辽东之外，始结怨于中国，其长寿王十五年（427）移都平壤。北齐废帝封其王阳（559），始简称高丽。

隋征高丽之意义

一曰：复雪国耻也。朝鲜本箕子封地，汉晋郡县。辽东又为中国故壤，渝陷垂二百年。隋一宇内，兵强财足，复前代之旧疆，雪昔人之仇耻，亦当时所有事。观裴矩之奏云：“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四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六七《矩传》）大业八年正月诏云：“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睠彼华壤，剪为夷类”（《炀纪》下），意在复土雪耻昭然若揭。二曰：为后除患也。高丽虽朝贡于周隋，然潜通使梁陈。“平陈之后（高丽王）阳（《隋书》误作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开皇末又率靺鞨寇边。大业三年密遣使于突厥（见《炀纪》、《裴矩传》及《突厥传》）。”若不早剪之，待其连和坐，大则契丹南唐相结以挠中原，宋金海上之盟以覆辽，恐即早见于隋世。观开皇十七年文帝赐高丽王阳玺书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慰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聘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王谓辽水之广，河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高丽传》）大业八年正月诏又云：“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析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荡伐已漏天网……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来，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寇攘琛，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輶轩奏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炀纪》下）可证当时不取，必为后世之忧，故隋人东征之意义，至深且巨，并非好大喜功，侵凌弱小，贪其宝货，侈勤远略也。

隋征高丽文一炀三凡四出师。其意义之深远，动机之纯正，俱无可议。至东征之经过，无功之原因，亦应略述。

第一次之东征（开皇十八年）

隋文开皇九年，高丽既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拥贡窥边，渐形不宾。十七年玺书责之，高丽王阳惶恐表谢。寻卒，子元嗣，请封许之。十八年春二月，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已，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吏，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夏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渝关，值水潦运不继，军中乏食，复得疾疫。（《高丽传》称谅“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王世积传》称“世积至柳城，遇疾疫而还”。）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趋平壤城亦遭风，船多漂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十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谕以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通鉴》一七八卷，采自《高祖纪》及王世积、周罗睺、高丽各传），此役之所以师出旋罢者，虽曰陆军乏食疾疫，水军遭风船没，高丽惶惧谢罪；亦由于隋文年暮，倦于远略也。

第二次之东征（大业八年）

“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炫传）大业三年，“帝巡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裴）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矩传》）洎永济渠既开，榆林长城筑竣，启民保塞，高昌来宾，吐屯设，献伊吾数千里之地，吐谷浑既破，处罗入朝，朔漠靖谧，西陲晏然，乃得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问罪辽碣。炀帝为筹备军事方便计，于七年二月，亲幸涿郡，“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史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先是诏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孥手三万人，岭南排镴（小矟也音蹿）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共载衣甲幔幕，命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通鉴》）《隋书·炀纪》下：“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壬午，下诏曰：‘……吊人问罪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澥而雷震历夫余以电扫……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夫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驿引途，总集平壤……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辽，着问疾苦于遗黎。其小轻赍游阙，随机赴向，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电游，巨舰云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余被发左袵之人，控弦待发，微、庐、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明加晓示，称朕意焉。’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此百余万之大军，悉已度辽否，史虽弗详，但考各道军将，亦可略窥其概。据《隋书》：

《宇文述传》：“及征高丽，述为扶余道军将。”

《樊子盖传》：“辽东之役……出长岑道，后以宿卫不行。”

《杨义臣传》：“征辽东，以军将指肃慎道。”

《麦铁杖传》：“除右屯卫大将军……辽东之役请为前锋。”

《李景传》：“八年出浑弥道。”

《薛世雄传》：“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

《王仁恭传》：“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

《吐万绪传》：“辽东之役，请为先锋……指盖马道。”

《赵才传》：“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

《于仲文传》：“辽东之役，仲文率军指乐浪道。”

《殷文振传》：“辽东之役……出南苏道。”

又据《通鉴》一八一卷所载：

左饶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

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

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

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

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

上列军将十六人，除长岑道之樊子盖未行，麦铁杖秩高怀忠，合将一道，及王仁恭未载道名外，尚有十三道之军将可得考见。至《通鉴》所载遂城增地二道乃《炀帝纪》中诏书所无，非诸道中之改称，即属新增。《宇文述传》所谓：“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者，乃指已渡鸭绿水者而言。（傅明谓“述与九军至鸭绿水……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三十里……还至鸭绿水”。）就上所列之十六军将，及来护儿之沧海水师，则度辽者绝不止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而其余十五军皆未出，徒列虚名已也。又诏书所谓，其军可某道者，当系某军所假之称号，以壮声威，非指其进兵时，某军出某道也。盖各军所系之道名，多汲汉魏之旧。如辽东、乐浪、临屯、玄菟、带方皆汉郡，而镂方、长岑、海冥、黏蝉、含资、浑弥、提奚、东暆、遂城、增地，皆乐浪郡之属县，至隋时地名已多改易，辖境亦有伸缩，焉能令各军系古道出今地乎？其不合一也。肃慎、夫余、朝鲜，皆古国族之名，故壤辽阔，非一军所能尽，蹋顿乃古乌桓大人之号，非有地可出，其不合二也。乐浪在南，沃沮在北，讵可并隶左军？襄平县在辽东郡附郭，宁能分为两道？其不合三也。临屯带方，皆须渡海而往，陆军焉能由此而趋平壤？沃沮乃高丽东北部滨海之地，隋军何必东迂至其处，而后西指平壤耶？其不合四也。总此四证，可知诸道原为各军之番号，非如《通鉴》所谓左十二军出某某道，右十二军出某某道也。至东征军之组织，《隋书·礼仪志》三：“大业七年征辽东……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又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有偏将一人。（其骑步兵部铠胄缨拂旗旛，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辎重戎车散兵等，亦有四团……（使步卒）夹以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每日遣一军发，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二十四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军次发……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总上所述二十四军及天子六军，合三十军，共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及《宇文述传》，已渡鸭绿江水之“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则每军人数当在三万四千人左右，《礼仪志》虽未明言步卒及辎重散兵每队人数，设其每队倍于骑兵队之人数，则每军为三万六千人，数亦略等。海军数虽不详，但据《来护儿传》：“辽东之役，护儿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水（大同江），去平壤六十里。”《通鉴》称：“护儿率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则其兵数当亦不少。用兵之概况，八年二月癸未，第一军始发，三月癸巳，“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军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额，瓜蒂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趋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义等皆战死，乃敛兵，引桥复就西岸……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度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左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既而城久不下……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水（大同江），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陈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接应诸军。……（宇文述、宇仲文等九军）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皆在辽河西）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矟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绕行及中路，粮已将尽，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怒曰，将军杖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度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清川江），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尽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初……百济亦陈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运黎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使民部尚书庐江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东驾至东郡……甲申，（述）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既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乃出之，卒于家。”（《通鉴》一八一）是役也，一以未立总帅，事权不一；二以炀帝遥为指授，稽误戎机；三以水师轻进，未能接应陆军，宇文述老耄，路远粮尽，遂致无功。

第三次东征（大业九年）

“九年春正月丁丑，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乃辽水西新辽东郡之古城，似在今辽滨塔城。盖辽水以东，时尚为高丽有也。）以贮粮……帝谓侍臣曰：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山移海转犹望克举，况此虏乎！乃复议伐高丽……夏四月庚午车驾度辽。壬申遣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趣平壤，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仁恭进军至新城，高丽兵数万拒战，仁恭帅劲骑一千击破之。高丽婴城固守，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辽东城久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将攻，城内危蹙。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兵部侍郎斛斯政与玄感善……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丽，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恟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高丽即时觉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内鼓噪，至来日午时，方渐出外，四远觇侦，犹疑隋军诈之。经二日乃出数千兵追蹑，畏隋军之众，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将至辽水，知御营毕度乃敢逼后军。时后军犹数万人，高丽随而抄击，最后羸弱数千人，为所杀略。”（《通鉴》一八二）此役许诸将便宜从事，各得赴机，而又盛治攻具行拔辽东，惟以杨玄感反，来护儿本出沧海道，次东莱而还讨；度辽诸军亦皆反旆，致功败垂成耳！

第四次东征（大业十年）

“十年春二月辛未。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斩盘军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夏四月甲午，车驾至北平。秋七月癸丑，车驾至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通鉴》一八二）“来护儿帅师度海，至早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将趣平壤，高元震惧，遣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护儿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迳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不许……君肃高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获罪也。诸将惧，尽劝还，方始奉诏。”（六四《护儿传》）“八月己巳，帝自怀远镇（热河朝阳县西）班师邯郸，贼帅杨公卿帅其党八千人，抄驾后第八队，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而去。冬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西京。以高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竟不果行。”（《通鉴》）是役水师欲直捣平壤，似可制胜，惜以天下已大乱，遂因高丽乞降而罢兵焉。

综有隋一代，北服突厥、契丹，西破土谷浑，南平林邑，东殄流求（即台湾），远通绝域，其国势之盛，为汉后所仅见。惟对高丽，文帝遣将一征，炀帝三驾辽左，以空国大举之势，卒难克蕞尔之小邦者，非全由战略之不臧，而高丽实有其不亡之原因在。盖高丽自好大王以还，疆土广拓，户口殷蕃，俨然海东胜国，就实力论，亦足以负隅。况与中国结二百年之仇怨，闻隋灭陈，益怀祇惧，遂力巩国防，固结人心，选将练兵，积谷修械，日兢兢以保邦为事。故惧于九年之前，机发于九年之后（开皇十八年），效著于二十四年之余下及五十余年之久，犹能抗唐，斯皆惧亡图存之效也。

五、隋之乱亡

隋能一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三十八年优昙之运，徒为唐作驱除，绎其原因，亦有多端。

（一）易储之失

国祚之修短，非全系开基之英辟，尤在乎守成之令主。故元良国本嗣体綦重，隋文易储实铸大错。初坚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誓无异生之子，尝谓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岂有此忧邪？”坚长子勇，乃布素时所生，及坚辅政，立为世子，出为雒州总管，东京小总宰，总统旧齐之地。及受禅，立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以下，皆令勇参决之。每上谏疏，恒被嘉纳，时政不便，多所损益。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坚性俭约，“独孤后妒及臣子”（《二十二史札记》一五），“勇则奢侈，多内宠，遂失亲欢，渐生疑阻。坚次子广，出镇大藩，又有平陈之功，重臣宿将，多曾隶其麾下。阴知帝后之意，弥自矫饰，姬妾但备员数，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独孤益薄勇而称广，广见独孤意移，乃构夺宗之计，与张衡、宇文述、杨素、杨约、郭衍等定策，伺觇东宫，谗谮媒蘗，构成其罪。坚内制于悍妻，外惑于邪议，卒于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废勇及其诸子并为庶人，十一月戊子，立广为太子。勇于见废之日，仅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悯默。”终不讼广之诬构，而擿其隐匿，洵一仁厚长者。使得嗣立，亦成、康、文、景之流亚，当有深仁厚泽，沛洽天下，隋或不至即亡。藉令不然，亦不至如广之弑父屠兄，逞其枭獍之凶，灭绝人性也。观元旻、杨孝政之所谏，李纲、裴肃之所陈，足证勇废非其罪。即坚亦“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及仁寿四年七月坚“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入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坚，坚“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严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衡死时曰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故中外颇有议论。”（《通鉴》）是坚悔已晚矣。故“史臣曰高祖之子五（勇广及秦王俊、蜀王秀、清王谅）人，莫有终其天命异哉！房陵（广害勇后，追封房陵王）资于骨肉之亲，笃以君臣之义，经纶缔构，契阔夷险，抚军监国，凡二十年。虽三善未称（《礼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谓亲亲尊君长长也。），而视膳无阙，恩宠既变，谗言闻之愿复之慈。顿隔于人理，父子之道遂灭于天性。隋室将亡之效，众庶皆知之矣……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俊以忧卒……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成兹乱常之叠，盖亦有以动之也。《棠棣》之诗徒赋，有鼻之封无期。或幽囚于囹圄，或颠陨于鸩毒，本根既绝，枝叶毕剪。十有余年，宗社沦陷。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四五《文子四传》）

（二）政刑之失

隋文不学无术，乏经国远猷，燕翼令谟。虽颇重吏治，躬持俭约，然性实惨毒忌刻，好任小数，弗达大体，故徒逢大有为之时，终不能大有为也。诛戮大臣，唯恐不胜。如梁士彦、宇文忻、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等并开国功臣，或黜或死。史万岁、王世积、虞庆则等，则统一之名将皆膏铁锧。至贺若弼、高颎、李德林辈，素倚为心膂，而弼下吏几死，颎除名德林终废。即宗室懿亲，亦所不免。“胜穆（名瓒，坚母弟）暴薨，人皆窃议。蔡王（名智积，坚之侄）将没，自以为幸。唯卫王（名爽，坚异母弟）养于献后（独孤氏），故任遇特隆，而诸子迁流，莫知死所。”（四四《滕卫诸王传》）广之忮忍，果于杀戮，若高颎、贺若弼、萧琮、薛道衡、王胄等，或以旧憾被害，或以疑忌见杀，磐石尽剪，长城自坏，故逢颠危，扶持无人。坚之任法，尤为惨急。盗边粮一升以上者皆死，家没官。令民能纠告盗者，没贼家产以赏之。无赖之徒，至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被陷者甚众。又令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举国畏惧。甚至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斩。广之轻视民命，尤为致盗之媒。政治方面，则厉行中央集权，不能与贤者同理。万里之外，莫不箝制“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县无复辟署矣”。（《通典·选举二》）唐太宗谓：“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贞观政要》一）又谓：隋“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故使友朋游好，庆吊不通，乡士联官，请问斯绝”。（刘肃《大唐新语》十）信如叶适所谓：“万里之远，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之弊。上察察以自聋，下师师以取容，贿赂公行，纲纪废弛，“年逾二纪（文帝），人不见德”，“世道交丧（指炀帝时），一人一物，扫地将尽”（李百药语《贞观政要》三），焉得不相挺为乱。

（三）赋役繁重

坚广父子，取民无艺，役民极酷。如“开皇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使役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一切焚除之……炀帝即位……始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皁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菓奇禽异兽于其中……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议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时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入益减矣。又造龙舟……以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又盛修车与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眊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徧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富豪富积蓄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县，疲于送迎，靡费以万万计。明年帝北巡狩，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死者大半。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六年，将征高丽，有司奏兵马已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资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所在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史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九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值万余。……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赀振救，由是益困……其后人乃相食。”（《食货志》）广之穷奢极侈，前古罕比。史称其“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四年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六年二月庚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通鉴》）可见其豪侈之一斑矣。唐太宗云：“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又谓：“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贞观政要》一及八）又仓储所以备国用，赈民乏，必待民有余而后储之，焉可尽“敛民之粟，积之窖窌郁为麹尘，化为蛾蚁，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秕，睨高廪大庾以馁死，非至不仁，其忍为此哉！……敛天下之口食，贮之无用之地。于是粟穷比屋，一遇凶年，则流亡殍死，而盗以之极起，虽死而不恤，旋扑旋兴，不亡隋而不止”。（《读通鉴论》一九）

隋既政乖刑酷，役重敛暴，戕民之命，破人之产，“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为李密讨炀帝十罪檄》）毒溥四海，怨结兆庶，故人人自危，家家思乱，欲“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祖君彦《为李密与李渊书》）者，比屋皆是。《通鉴》述蚁贼之起，及丧乱之惨：大业七年二月条云：“帝自去岁谋讨高丽……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俭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聚长白山（在山东长山县），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世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平原东有豆子，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漳南人窦建德，同县孙安祖，亦集无赖少年入高鸡泊中为群盗……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余万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九年三月条：“济阴孟海公起为盗，保聚周桥众至数万……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全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兵，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七月条：“癸未，余杭民刘元进起兵，以应玄感……帝再发三吴兵征高丽，三吴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佥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八月条：“癸卯，吴郡朱燮、晋陵、管宗，聚众寇掠江左……（燮）为昆山县博士，与数十学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归。”十月条：刘元进“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十月条：“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其党与千余家。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是岁，诏为盗者，籍没其家，时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十五年五月庚申条：“延安贼帅刘迦论……有众十万。与稽胡相表里为寇。”十一年条：“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十月条：“朱粲……众至十余万，引兵转掠沔及山南郡县所遇噍类无遗。”十二月庚寅条：“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敬贼盘陀等，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十二年条：“正月朔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三月条：“张金称陷平恩，一朝杀男女万余口。又陷武安、矩鹿、清河县。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十月条：“韦城翟让亡命于瓦岗（河南滑县东）为群盗……李密亡命，往来诸帅闻，说以取天下之策。”恭帝义宁元年三月条：“郭子和……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扬天子，梁师都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扬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为屋利设。”就《通鉴》所纪，则群盗之起，始于山东，渐及关右，末则波及江南。盖与征高丽及车驾南幸，关中空虚，有直接关系。至其数量之多，杀戮之惨，及北连突厥以扰中国，则又为秦末汉季所未有。溯其乱因，止为救死，弄戈潢池，原无远志。故王船山云：“隋氏之亡，民自相杀而不已……自王薄、张金称起于淄济，窦建德、刘元进、朱燮、管崇、杜伏威、刘苗王、王德仁、孟让、王须拔、魏刀儿、李子通、翟让，攘臂相仍，凡六年矣，无有以帝王自号者。其尤妖狂者，则又知世郎、历天飞、漫天王、迦楼罗王之号，非徒无定天下之心，而抑无草窃割据之志；非徒不为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为其类之雄长。于是而淫掠屠割，举山东、河北、淮左、关右之民，互相吞龁。而愿弱者缩伏以枕藉，流血于郊原，其惨也，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业十二年，而后林士宏始称帝于江南，窦建德、李密踵之，自命为王公，署官僚，置守令，虽胥盗也，民且依之以言喘息。”（《读通鉴论》一九）是时隋武力尚强，设剿捕及时，安辑得宜，则盗亦未尝不可弭。惜其始则轻视群盗，继则恶闻多盗，故卒底于亡耳！何以言其轻视群盗也？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发兵屯洛口仓，帝曰：“卿是书生，定犹恇怯。”（《通鉴》系此事于十二年七月）又当百余万东征大军，“会于涿郡，而王薄拥众于长山，刘霸道集党于平原，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群起于漳南清河之间，去涿数百里耳，平芜相属，会无险隘之隔。此诸豪者，不顾百万之师，逼临眉睫，而纠乌合之众，奡立于其旌麾相耀金鼓相闻之地。……岂诸豪之勇绝伦，而智不测乎？……视盗贼为疥廯，而自倚其强。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间，进可以徼功，退固有余地以自藏，而又何惴焉！……广君臣直视不足畏，而姑听之”。（《读通鉴论》一九）此盗之所以益横也。何以言其恶闻多盗也？史称：炀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对曰：‘不能什一。’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前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剪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帝不悦而罢”。（《通鉴》系此事于十二年四月）又“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无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知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曰：‘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散其兵，贼由是复盛。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职，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裁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通鉴》系此事于十二年十二月）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事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欷呜咽，帝为之改容。世基见帝色忧，进曰：‘越王年小，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此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六七《世基传》，《通鉴》系此事于义宁元年四月）“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乃诡答曰：‘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及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帝不怿曰：‘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威出后，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悟曰：‘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六七《裴蕴传》）炀帝始既轻视群盗，继则恶闻多盗，不思根本安抚之策，乃一味憎天下人多。“帝遣（裴）蕴推其（杨玄感）党羽，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裴蕴传》）十一年十月壬戌“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向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通鉴》）此盗之所以益炽也。使能早纳苏威、王爱仁、李才、李桐客等策，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修政息民，或尚可为也。乃“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宇文智及赵行枢、孟景、元敏等谋以骁果作乱），恭帝义宁二年（即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三月乙卯，德戡悉诏骁果军史，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夕……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马）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缢杀之”（《通鉴》一八五《唐纪》一）。是年（618）三月，炀帝被弑，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帝。五月恭帝侑禅于唐，王世充立越王侗于东都，改元皇泰。八月化及杀秦王浩。明年五月，王世充杀恭帝侑。隋自文帝代周，至恭帝禅唐，享国凡三十七年。《隋书》论文炀二帝云：文帝“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孥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议者以此少之”。（《高祖纪》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威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叠，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返……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炀纪》下）

第三章 唐史纪事（上）

一、唐之开国

（1）起兵建国隋炀帝既穷侈极虐，不恤民命，政刑弛紊，货贿公行，天下愁怨，道路以目，“加之以师旋，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集雚蒲，蝟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糜鹿之场。惵惵黔黎，俱充蛇豕之饵。”（《炀纪》下）赤眉遍地，黄巾塞途，祸乱之烈，远过前代。诸盗渠帅之名，见于《隋书·炀纪》及各列传《两唐书·高祖纪》及各列传，与《通鉴》所记者，无虑百三四十人。虽多窃名僭号，割据自雄，然皆凶残嗜杀，终未脱草寇本色，幸李渊奋兴义师，削平大难，解民倒悬，使瓜剖之寰区，复归于统一焉。史称渊之先，陇西狄道人，其高祖熙镇武川，因家焉。祖虎与宇文泰（周文帝）李弼孤独信等同仕西魏，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周受禅追封唐国公。渊父昞，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公。渊从母即隋文孤独皇后，故渊与隋文亲爱，隋文相亲。复姓李氏，袭封唐公。大业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时天下已乱。渊次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乃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世民说渊顺民心，兴义兵。渊初不从，继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驱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裴寂、夏侯端、许世绪、武士彟及弟俭等，共劝渊，渊意亦决。会刘武周攻汾阳宫，遂藉口而募兵，旬日间得众一万。副留守王威，虎牙良将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有变欲留渊，渊以威，君雅连突厥为词，执而杀之，十三年六月乙卯，起义兵，传檄诸郡。刘文静劝渊与突厥相结，资其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词厚礼，遣始毕可汗。始毕答书云：“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突厥寻遣康鞘利送马千匹，渊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渊乃命刘文静使突厥请兵戒之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秋七月壬子，渊以第三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事并委之。癸丑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移檄郡县，输以尊立代王（杨侑）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帅其众以从。乙丑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遣其级失特勤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八月辛巳，败隋虎牙郎将宋老生于霍邑，斩之。渊赏霍邑之功，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功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并劳赏霍邑吏民选其丁壮从军。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囊以官，不胜于用兵乎。”癸巳渊进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马二千匹来至。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九月庚申，渊帅诸军过河，甲子至朝邑，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丙寅，渊遣长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它方兵。使世民帅刘弘基将数万人循渭北。渊女李氏（柴绍妻）与渊从弟神通及长安大侠史万宝等共起兵应渊。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降匪盗何潘仁、李仲文、向潘志、丘师利等，众至七万。渊婿段纶（文振子）亦聚徒蓝田，得万余人，各遣使迎渊，渊悉使之受世民节度。世民所至，吏民及匪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营于泾阳，胜兵九万。李渊将精兵万余给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十月辛巳，渊至长安，营于春明门之西北，有众二十余万。隋留守卫文昇奉代王守京城，渊遣使谕以尊隋之意，不报乃围城，十一月丙寅，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癸亥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时年十三）为皇帝，大赦，改元义宁（617年大业十三年）甲子，渊入京，隋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禄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义宁二年（618）三月丙辰，宇文化及杀炀帝于江都。五月戊午，隋恭帝逊于位。甲子，渊乃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郊天大赦，改元武德（618），国号唐。六月奉隋恭帝为郑国公。综渊自大业十三年六月起兵，十一月克长安，明年五月受隋禅，首尾不及一年。王夫之论起义之几云：“白骨丘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痡，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下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箠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读通鉴论》二〇）按渊之先世本与杨氏并肩事周，隋之得国不以正，李氏与之递王代兴，原无不可。渊以被猜守晋，未当身持朝柄如司马氏狐媚，以欺孤寡也。设其能奉词伐罪，诛独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议其不臣！惜自魏晋以来，天下不知篡之非，而以有所授受为正，上习为之，下习闻之。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故渊与世民，不能明平乱之本怀，揭日月而行吊伐，初竟托备突厥以募兵，诬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杀之，继乃以尊隋为名而西进，终则立恭帝而受其禅，不能移数百年之世运，卓然正始，盖亦时代风气使之然也。

（2）统一宇内隋末群雄，以连年之互噬兼并，数亦渐灭，唐师起时，其拥众偕号，志存逐鹿，实行割据者，如窦建德据山东河北称夏王。杜伏威据淮南称楚王。李子通据吴越称吴帝。朱粲掠荆沔及山南，称楚帝。林士弘据豫章，号楚帝。高开道据北平渔阳，号燕王。徐圆朗据琅邪东平号鲁王，梁师都据朔方延安号梁帝。刘武周据马邑掠汾井，号定杨天子。李密据黎阳号魏公。郭子和据榆林，号永乐王。薛举据陇西，称秦帝。李执据河西称凉王。萧铣据湖广称梁帝。宇文化及据魏县称许帝。王世充据东都河南称郑帝，罗艺据幽州称总管。并跨州连郡，鲸吞枭张，隋氏之毒已熸，群伪之螫方炽。唐既奠基关中，席有建瓴之地势，延揽豪杰，资隋府库，关中群盗，皆来降附，人民始知得之为安。本根既固，人力物力俱擅优势，乃行吊伐。武德元年（618）遣兵循山南、巴、蜀，皆下之，据有江汉上游。十一月世民破擒薛仁杲（举之子）陇右平。二年五月，安兴贵、安修仁及诸胡人执李轨以降，河西平。十月罗艺以幽州降。河陇既定，无后顾之忧，乃得并力东向。三年四月世民破宋金刚于介州，金刚与刘武周俱奔突厥。河东既平，乃进规河南及荆襄。四年世民趋东都，赵郡王孝恭诣荆州。五月世民破窦建德于武牢擒之，河北悉平。王世充力尽，举东都降，河南亦平。三河底定，关东之形势益固。四年七月建德余党刘黑闼据漳反，号汉东王，五年三月破之，黑闼亡奔突厥，寻引突厥寇山东，六年二月斩黑闼，山东平。徐世勋亦破徐圆朗，鲁南平。又唐兵之南也，武德四年十月，孝恭破萧铣获之，两湖平。李靖南进，下领表九十六州。五年七月杜伏威来朝，淮南地悉入唐，冯盎以高罗八州降。六年三月，苗海潮以永嘉降，梅知岩以宣城降。八月辅公袥据丹阳反，称宋帝，七年三月孝恭破擒之，丹阳东海悉平。七年（624）二月，高开道为部将张金树所杀，以北平渔阳来降。至是诸侯僭伪败亡殆尽，天下已大贞定。唯余一梁师都盗据朔方，时引突厥寇边，及贞观二年，诏右卫大将军柴绍讨之，师都从弟洛仕杀之以降。耆定武功，完成统一，匪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更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云。

二、贞观之治

（1）靖内难隋文违常法而易储，遂亡其宗；神尧局常法而立长，因肇内难；盖“时平则先嫡长，世难则归有功”。宋王宪让太子之言，固万世不易之论也。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新书二·太宗纪》）是时高祖既“初有天下，而创制由已，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讵可守嗣有天下，立子以嫡长之成法（《读通鉴论》二○）而仍立建成太子。“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高祖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诸府，竞求恩惠。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嫔妃等因奏言：‘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母子定为孑遗，因悲泣哽咽。’又云：‘东宫……慈厚，必能养育妾母子。’高祖恻怆久之，自是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高祖幸仁智宫，建成令庆州总管杨文干为乱，太宗讨平之。高祖欲立太宗为太子，废建成为蜀王，然亦未果。建成宴太宗而鸩之。）太宗心暴痛，吐血数升……高祖幸弟问疾……乃谓太宗曰：‘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尅平内宇，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建成、元吉密令人上封事阻之，遂停。是后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益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封伦亦潜劝太宗图之，并不许……元吉因聚兵，将与建成剋期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社稷必危……’太宗然其计。（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无忌、敬德、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狐彦云、杜君绰、邓仁泰、李孟尝）九人至玄武门自卫……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进曰：‘……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以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釁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旧书》六四《隐太子传》补以同卷《巢王元吉传》及六八《尉迟敬德传》）六月‘甲子，立（世民）为太子，庶政省断决……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旧书·太宗纪》上）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删《高祖太宗起居注》，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通鉴》）孙甫亦谓：‘秦王功德之大，海内所属望，其势可终为人臣乎？建成自举义以来，无一事可称道，但以年长，使居圣子之上，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也。虽秦王以常礼让，胡不虚其位，待天命之归乎？况受禅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唐史断》）司马光云：‘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2）成郅治唐高祖为人平庸，眷眷于私暱狎比之徒，其大臣若：仆射裴寂，乃斗筲之役，中书令封德彝，侍中裴矩，皆隋之佞臣：故武德之政，无足观者。太宗即位，励精图治，革秕蠲弊，立纲陈纪，制度美备。其最要者：一、知人善任：太宗英挺明睿，爱才礼贤，既建创业之勋，复饶守成之略，其将相风谏，文学侍从之臣，并一时之选。前期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王珪、温彦博、戴胃等。“杜之能断大事”，“房子善建嘉谋”（《唐书》六六《房杜传论》），王珪之“标鉴通晤”，并不世之才。王珪尝对太宗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见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帝称善。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长，谓之确论。（《贞观政要》二及《新书》九八《王珪传》）后期贤辅，则有长孙无忌、高士廉、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太宗尝谓：“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唐剑言词辩捷，善和解人事。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文本性贤敦厚，文章华赡。刘洎性最坚贞。马周见事敏速。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贞观政要》）。余若：孔颖达、虞世南、萧瑀等，亦各有所长。武臣则有李绩、尉迟敬德、张亮、张公谨、程知节、秦叔宝、侯君集等，并所向有功。贞观十七年诏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得人之盛迈于前古，唐代多能臣，贞观时已启之矣。二、孜孜求治：太宗登用贤者，从谏如流，勤政求治，孜孜不倦，其经国之远猷，康民之设施，垂世立教之美，典谟陈奏之词，都俞咈吁，郁郁赫赫。长安（701—705）史臣吴兢纂为《贞观政要》十卷，备缀其事，极有可观。不但庙廊之英尽出精简；即牧守之任亦由妙选。如“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十一年因马周之疏，乃曰：‘刺史朕当自简选，县令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政要》三）亲民之任，既“简自帝心”，故“官得其人，民去愁怨”。（《新书》一九七《循吏传》序）时复遣使，巡察四方，黜陟官吏，省民疾苦，故其治绩最美。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其尤贱处，计斗直三钱。因谓侍臣曰：……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政要》八）自贞观四年以后，宇内安谧，“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旧书》三《太宗纪》下）此后世论治者，所以必称贞观也。

（3）定武功昔汉高不能移灭楚之师以伐匈奴，遂劳武帝之征讨，晋武不能用平吴之士马以徒戎，因肇永嘉之乱；非不为也，力不逮也。隋氏四征不庭，诸藩率服，及末叶盗起，海内土崩，乃授塞外诸族以复兴之机会，各辑其种落，还其故土，中原人民，复多往归之，力强势张，遂轻诸夏，而交侵中国。太宗天纵神武，统一之后，不假休息，即事外征。贞观四年擒突厥颉利，八年破吐谷浑，十四年平高昌，十九年平焉耆，二十年破薛延陀，二十二年破龟兹天竺，服契丹，绝域遐荒，莫不来宾，武功之盛，可谓空前。突厥在隋末控弦百万，志轻中国，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唐之初起，亦引以为援，持功骄踞，频为边患（《两唐书·突厥传》）武德七年，遣“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以避之。（《旧书·太宗纪》上）太宗乃间颉利与突利，二部既分，于贞观四年（630）遣李靖、李绩、柴绍、任城、王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六总管，帅师十万讨突厥，擒颉利，东突厥平。吐谷浑伏允可汗，于隋末复其故地，频寇边，郡县不能御，唐初尚尔。贞观八年十二月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帅侯君集、李道宗、李道彦、李大亮、高甑生、薛万均等六总管讨之。明年破之于库山，（丁谦云：“青海东北，和硕特东上旂境。”伏允西走。靖分军为二：自与李大亮、薛万均赴北路出其右，君集与道宗趋南路出其左。靖率诸将战曼都山（和硕特南右后旂境），牛心堆（丹葛尔西南）、赤水源（乌兰［红也］）乌苏［水也］河发源处），赤海（达布逊泊）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罗布泊南，车尔成河滨）将托于阗会追及又破之，伏允自杀，君集登汉哭山，战乌海（都勒泊）多斩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星宿川东之礼［白也］凌［长也］湖）上，望积石观河源。两军还，会于大非川（在鄯州西三百余里，今雅玛图河），破逻真谷余众尽降。党项亦内属。高昌王文泰，贞观四年来朝，后通西突厥，掠贡献，又与西突厥破焉耆三城。十四年，遣侯君集薛万彻讨平之，俘高昌王以献，披其地为州府。焉耆（喀喇沙尔东南）先以兵佐唐讨高昌后，叛附西突厥。十九年命安西都护郭孝恪出银山道（库穆什台地，回语［库穆什］银也）讨之。初焉耆都城四面有水，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破其城，降之。薛延陀可汗夷男乘突厥之衰，反攻弱之，铁勒诸部共推为主，太宗因册为真珠可汗，树牙郁督军山（即《回纥传》乌德山），迨颉利灭，夷男率其部稍东，保都尉山（即《突厥传》都斤山，今之都兰哈拉山，在土谢图汗旗正北，土拉河与鄂尔坤河中间），独逻水之阴，奄有古匈奴之地。太宗以李思摩为突厥可汗，牙于漠南，夷男恶之，勒兵二十万南绝漠壁白道川（归化城北克鲁库河）击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状。贞观二十年，诏营州都督张俭统奚霫等部乘其东，李等四总管经略之。虏至长城，会兵至，遂走度青山率突骑经腊河（即图尔根河，在归化城南）趋白道虏渡诺真水（茂明安旗西北之霭布哈河），陈以待大破之余卒奔漠北，道死十八，后为回讫所灭。于是铁勒十一部重归命请内属，以其地为州县，北荒遂平。龟兹（今库车县）于唐初常朝贡，后臣西突厥，唐伐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贞观二十一年，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五将准讨之。去王城三百里，大破其众。王弃城走，穷追六百里。王保拨换城（今拜城县西境）围月余，执以归。其相以突厥兵来战，又连破擒之，前后破大城五，西域震惧，乃移安西都护府于其国，统于阗、碎叶（即下素叶水城）疏勒号四镇，于是天山南北路与吐火罗（故大月氏南境地，东起帕米尔顺阿克苏河西入阿母河，凡河南北及南面山间地，皆其辖境）及昭武诸国（撒马尔罕及布哈尔一带）皆内属。中天竺摩伽陀王尸罗逸多，自玄奘至其国后，再遣使朝贡，唐乃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其王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尽发兵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战不敌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走吐蕃鄙西檄召邻国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和罗城（即中天竺都，《西域记》作羯若鞠阇，又名曲女城，今印度西北科尼普尔西北百三十里。）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者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擒之斩俘千计。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即迦毗黎河，一名殑伽河，为恒河五源之一。）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二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送牛马三万馈军。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玄策俘阿罗那顺及妃王子等献于阙下。一介行人，檄发蕃兵，转战绝域，奏此奇捷，足征华夏声威，无远弗届矣。契丹与奚，唐初皆来朝贡。太宗伐高丽，发其兵从征有功。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酋长窟哥，奚酋长可度，并帅所部内属。乃以契丹布置松漠。（《蒙古游牧记》：“翁牛特左翼旗北，有唐松漠府故垒。”日本满铁会社之《满州历史地理》谓：“今内蒙东部之地，向称为‘遼海’及‘东戈壁’者，即契丹之‘平地松林’，‘松漠’一词，即指是地。”当在今热河松岭附近。）都督府以及奚都置饶乐（《契丹国志》云：“有水曰‘枭罗箇没里’，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黄河’也。”胡峤《陷北记》：‘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当置饶乐府。’按‘枭乐’音同，‘黄河’‘潢水’，意同，实皆一水，即今之西喇木伦河也。《蒙古游牧记》谓：唐饶乐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都督府。

贞观之世，耀兵绝域，宣威遐荒，辟土服远，凌驾秦汉。征高丽之役，以涉后事，容专篇述之。综太宗生平，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夷灭群雄，二十九岁君临天下，五十二岁而崩。《两唐书》皆谓：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己巳，崩于翠微宫含风殿，《旧唐书》与《唐会要》皆谓：太宗以隋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戊午，生于武功之别馆，年五十二。《新唐书》作年五十三者非也。才略之伟，旷古无俦，喋血玄武虽有惭德，而管蔡之诛，亦非获巳。至其勤政爱民，创制意多良美，惠中驭外，恩威著于四夷，文治武功，俱臻极盛。而学问辞翰之佳，艺术书法之精，犹其余事。史称贞观三年十二月‘远方诸国来朝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做王会图。’（《通鉴·唐纪》九）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唐会要》卷百）百蕃侍子宿卫于殿陛，四夷世子填咽于国学；不仅为中邦之大君，实乃世界之共主。房玄龄谓：太宗“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算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行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征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放。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政要》九）吴兢称：太宗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政要》序）。刘昫称其：“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迹其听断不惑，从谏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太宗纪赞》）欧阳修谓：“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太宗纪赞》）

三、平定东国

唐太宗高宗之世，并勤远略，耀兵海东，卒平高丽，雪历代之仇耻，大破百济，挫倭人之兵锋。树大唐之声威，解海峤之倒悬，使朝鲜半岛复隶疆索，中夏文化，于以东流；其意义及功绩，并有足述。

（一）征高丽

（1）征高丽之起因唐征高丽之原因，与隋略有异同。一曰为救华人也：高丽之攘辽东，居民无力内从者，皆陷没于高丽。自开皇十八年之东征，正太宗始生之岁，迨炀帝征辽时，太宗年逾弱冠，亲闻见战士陷彼者多，能无动心？岁末之乱，华人多亡入塞外，唐初，流入突厥者已赎归，高丽虽为送还少许，然多数流客，仍被抑留，此太宗所以毅然伐之，高宗所以继武致讨也。《旧书·高丽传》：“高祖感岁末战士，多陷其地，（武德）五年赐建武（前高丽王元异母弟）书曰：‘……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宜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通鉴》武德五年条：唐“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贞观十五年条：秋七月，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以隋师之陷于高丽，隋民之亡入海东者，数之伙颐，绝非建武送还万人所可尽。故太宗一再曰：“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通鉴》系此语于贞观十九年三月）也。二曰“收复汉疆也：辽东本中国故壤，而高丽又为箕子旧封汉晋之郡县，隋人未竟之志，唐人焉能铭忘。”故武德七年，高祖欲拒其称臣，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等慨然谏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蕃服。”高祖乃止。（《旧书·高丽传》）太宗时，“新罗遣使者上书，言高丽百济联和将见讨……于是遣司农丞相里玄奖以玺书让高丽，且使上勿攻。使未至，而盖苏文已取新罗二城，玄奖谕帝旨，答曰：‘往隋见侵，新罗乘夺我地五百里，今非尽反地，兵不止。’玄奖曰：‘往事乌足论邪：辽东故中国郡县，天子且不取，高丽焉得违诏！’不从……于是帝欲自将讨之。召长安耆老劳曰：‘辽东故中国地，而莫离支贼杀其主，朕将自行经略之。’”（《新书·高丽传》）帝又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通鉴》一九七）三曰讨逆吊民也：唐太宗为华夷共戴之大君，尝谓：“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乐，乐之！”（《新书·薛延陀传》）君君臣臣，爱民睦邻，实为“天可汗”统治中外之新秩序。凡百藩服，亟应共遵。乃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盖苏文弑其君建武，更立建武弟之子臧为王，自为“莫离支”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营州都督张俭奏其事。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政要》九）“帝闻建武为下所杀，恻然，遣使者持节吊祭。或劝帝可遂讨之，帝不欲因丧伐罪……曰：盖苏文弑君攘国，朕取之易耳……会新罗遣使者上书，言：‘高丽百济联和将见讨，谨归命天子。’帝问：‘若何而免？’使者曰：‘计穷矣！惟陛下哀怜！’……玄奖还奏，帝曰：‘莫离支杀君，虐用其下，如获宑，怨痛溢道，我出师无名哉！’……帝怒责（高丽）使者曰：‘尔等委质高武，而不伏节死义，又为逆子谋，不可赦！’悉下之狱……‘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国之人延颈待救，议者顾未亮耳！’”（《新书·高丽传》）是盖苏文之弑君虐民，侵略邻国，实忤唐之亚洲新秩序，若释而弗讨，焉得谓之‘天可汗’也！房玄龄遣表谓讨高丽为“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高武）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政要》九）非但不足以尼太宗，且更昧于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请讨之旨矣。

（2）讨高丽之廷议唐于高丽虽义应致讨，顾廷臣之议，尚多分歧（《贞观政要》九）。十七年条：“房玄龄对曰……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十八年条：“褚遂良进曰……今闻陛下将伐高丽，（群臣）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十九年条：“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自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傥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新书·高丽传》谓：“长孙无忌曰：‘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尉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兵部尚书李曰：‘不然，曩薛延陀盗边，陛下欲追击，魏征苦谏而止。向若击之，一马不生返。后复畔扰，至今为恨。’帝曰：‘诚然’……群臣皆劝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释近而之远，三者为不祥，伐高丽是也。然盖苏文弑君……议者顾未亮耳！’……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阳次定州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足觇倾朝尽谏，惟李力赞，朝谟遂定。

（3）伐高丽之经过“太宗已擒突厥颉利，建武遣使者贺，并上封域图。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官，建武惧，乃筑长城千里，东北百扶余西南属之海。”是贞观初高丽已备战也。贞观十八年七月甲午，“新罗数请援，乃下吴船四百舵输粮。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会辽溢按新书之“辽溢”，即旧书所谓“辽水泛涨”也。丁谦《新唐书东夷传考证》谓：“‘辽溢’《汉·地理志》作‘辽队’，《三国志》、《水经注》作‘辽隧’，在今牛庄西北辽河滨，地为东西要津，故公孙渊曾拒司马懿于此，而张俭等亦在此会师也。”附会“辽溢”为地名之“辽队”非也。师还。”（唐书《高丽传》）“太宗将征辽东。遣俭率番兵，先行抄掠。俭军至辽西为辽水泛涨，久而未渡。太宗以为畏懦召还，俭诣洛阳请见，面陈利害，因说水草美恶，山川险易，太宗甚悦。仍拜行军总管，兼领诸番骑卒，为六军前锋。”（《旧书》八三《俭传》）是为东征之序幕。尔后二十四年之间，唐师凡八出。出师及旋师之年月唐师主将战果贞观十九年（645）二月—九月太宗亲征克盖牟、沙卑、辽东、白岩等城，围安市城。贞观二十一年（646）三月—七月李统陆军、牛进达统水军克南苏、木底城、积利城。贞观二十二年（647）正月—九月薛万彻统水陆军败之于泊约城。永徽六年（655）二月—五月程名振、苏定方破之于贵端水、焚新城。显庆三年（658）六月—程名振、薛仁贵破之于贵端城、赤烽镇。显庆四年（659）十一月—薛仁贵破之于横山。龙朔元年（661）正月—二年二月契苾何方破之于鸭绿水。乾封元年（666）六月—总章元年（668）九月李灭高丽。至永徽五年十月，松漠都督李窟哥大败高丽靺鞨之众于新城新城，《东藩纪要》谓：平安道有二新城，一在安州境，一在宁边县药山（安州新城，内有兵使营，为彼国屯重兵处），失之在高丽境。《辽东行部志》谓：新城即沈州（沈阳）。《方舆纪要》谓在金州卫西，是俱失之偏西。近年日人渡边三三在抚顺旧城北山上发见一古城址。周五六里，南北皆有门，谓即高丽之新城。揆诸李所谓：“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宫，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取。”云：恐即是也。，尚不与焉。兹分述历次之战绩如下：

第一次（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之意既决，乃诏谕天下，并令“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十八年十一月壬申）帝幸洛阳，乃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以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隶之，帅骑士六万（《通鉴》谓所统复有关河二州降胡）趋辽东……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悉会。”（《新书·高丽传》）（水陆）“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衡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工程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君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令皇太子监国（于定州）……三月壬辰车驾发定州……李世军发柳州，多张形势，若不出怀远镇（在今北镇县之东近于辽金时之梁鱼务）者。而潜师北趋甬通，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自通定（镇名，即今新民县境之辽滨塔，在沈阳西北百里，濒辽河西岸，辽于此置辽州，明称为“旧辽阳”。）济辽水，至玄菟（即汉代最后所徙之处，距辽东城北二百里，在今沈阳铁岭之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今抚顺附近），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今盖平附近），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等援盖牟城（即“盖马”之异译，亦称“西盖马”，原为玄菟属县，在今兴京东，后徙于辽沈之间），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以其地为盖州）。张亮帅丹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卑沙城有三说：一、《辽史》以今海城当卑沙城。二、丁谦谓：在今复州。三、《辽东志》谓：金州城东十五里之大黑山（今称和尚山）顶有古城，四面悬绝，唯南一门可上（史称唯西门可上），唐张俭所攻即此。前后两说俱非，第二说似为近是。，其城四面悬绝，惟四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李世进至辽东城（今辽阳）下。庚午，车驾至辽泽（今辽河以西柳河绕阳河下游百余里沮洳河之地），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度辽泽。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政要》九：道宗云，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勍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义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阵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余级。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今辽阳城西南十五里之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义。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其西南楼，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丁谦谓即今岫岩非也，地当在辽阳城东五十里太子河北岸，至今居人犹呼为“岩州城”。）……六月（丁酉）受其降，得男女万余口……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城主）孙代音为刺史……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今海城南之营城子）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新书·高丽传》：“大城置耨萨一，比都督。”）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布阵，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之，而其阵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安都六世孙）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延寿等将余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余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它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即营城子东北之山）。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张亮军过建安城（在今盖平附近），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八月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九月……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勅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息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乙酉，至济东。丙戌，渡辽水……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榆关……十一月卒未，车驾至幽州……丙戌，车驾至定州……戊申，至并州……二十年春……三月己巳，车驾还京师。（《通鉴》一九七及一九八卷）按隋人东征之战略，陆军渡辽水后，便分为二：一为炀帝自将之大军，留攻辽东城；一为宇文述所帅之偏师南渡鸭绿、晴川二江，以袭平壤。水师则由来护儿统之，自东莱泛海，至大同江口，直造平壤城下，以接应陆军。特辽东不下，则平壤难覆，此所以无功也。唐鉴隋代之失，乃先略定辽东，撤其屏障，然后始渡鸭绿，捣其巢穴。故其陆军，度辽之初即分：中、左、右三路。太宗自将中路军，由怀远经辽泽，渡辽水，造辽东城下，以会左路之师。李世帅左路军自通定镇（新民之辽滨塔）济辽水，南破玄菟，下盖牟，会师辽东城下。张俭统右军，自今海城之牛庄，渡辽水下游，直趋建安以拊安市之背。至张亮所统之水军，渡海后不东指大同江，而北趣今之旅顺，下卑沙，围建安，以接应会攻安市之师。水陆合势以定全辽，实为万全之策。此顿兵安市之日，李道宗、高延寿、高惠真等皆请径捣平壤，而为太宗、无忌所不取也。征高丽之基本策略既已确立，所得城邑，皆设官置戍为续征高丽之凭借。厥后鸭绿以西之地，次第收复，然后始一鼓而下平壤。故剪灭高丽之基础，胥由此役奠之也。

第二次（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城固难猝拔，大驾不宜亲征。但“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通鉴》）而后东征皆采此策。是年“三月，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渡海，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由新城道以进。”（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次南苏（浑河上游有苏子河，南苏或即在此一带），木底（或即今兴京之木奇站），虏兵战不胜，焚其郛。七月，进达等（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取石城，进攻积利城，斩级数千，乃皆还。（《新书·高丽传》）

第三次（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正月丙午），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官，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自海道入。”（四月甲子）部（乌胡镇）将古神威与虏战曷山，虏溃。虏乘暝袭我舟，伏兵破之。万彻渡鸭绿，次泊灼城（今宽甸之大浦西河入鸭绿江处曰“泊约口”，城曰“泊约城”，元于此地置婆速府。）拒四十里而舍。虏惧皆弃邑居去，大酋所夫孙拒战，万彻击斩之，遂围城，破其援兵三万乃还。帝以高丽困弊，欲于明年以长孙无忌将三十万众，一举而灭之，乃诏剑南大治船，巴蜀大骚。又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岛胡岛，越州都督治大偶艎舫（千一百艘）以待。”（《新书·高丽传》）充容徐惠上表谏，司空房玄龄临终遗疏谏（《政要》九），太宗虽善之而不听。明年五月，太宗崩，始暂罢东征之役。

第四次（永徽六年）“六年（655）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二月）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至新城败高丽兵，火外郛及墟落，（五月）引还。”（《新书·高丽传》）

第五次（显庆三年）“夏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明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属贵端城）拔之，斩首四百余级，俘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明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通鉴》）

第六次（显庆四年）“四年（659）冬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第七次（龙朔元年—二年）“龙朔元年（661）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余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蔚州刺史李君球疏谏）癸巳（武）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秋七月甲戌苏定方破高丽于江（夺马邑山），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九月盖苏文遣其子泉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水大合，何力引众乘水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二年春二月甲戌，任雅相薨于军，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通鉴》）

第八次（乾封元年——总章元年）高丽以频年被兵，疆土日蹙，国力疲敝，既无外援，复有内衅，遂底于亡。《新书·高丽传》：“乾封元年（666）藏遣子男福从天子封泰山而还。而盖苏文死（五月），子男生伐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国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盖苏文弟净士，亦请割地降。（六月壬寅）乃诏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偘为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诏拜男生《新书·高丽传》作“同善”非也，兹据《泉男生墓志》及《通鉴》改为“男生”。特晋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十二月己酉）又以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与契苾何力庞同善并力。诏独孤卿云由鸭绿道，郭待封积利道，刘仁愿毕列道，金待问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节度。转燕赵食辽东。明年（乾封二年）正月，引道次新城……城入，缚戍酋出降，进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师济海趋平壤。（《通鉴》载待封军乏食欲作书与，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与，元万顷为释其意，乃遣粮以赴之。）三年（即总章元年公元668），率仁贵拔扶余城（丁谦谓即卒本扶余今成川郡是也。或谓在今昌图北三十里之四面城恐失之偏北）。它城三十，皆纳款。同善偘守新城，男建遣兵袭之，仁贵救偘战金山（丁谦云：在今安州东南）不胜，高丽鼓而进锐甚，仁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引兵略地，与会……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破之萨贺水（今成川江）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进拔大行礼城……契苾何力会勋军于鸭绿，拔辱夷城，悉师围平壤。九月藏遣男产率首领百人树素幡降，且请入朝，以礼。而男建犹固守，出战数北……执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十月）诏便道献俘昭陵（太宗陵）凯而还。十二月（丁巳）帝坐含元殿引见等数俘于廷……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豪酋有功者受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高丽有国凡七百余年（公前37年——）至是（668）始亡。后徙其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又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其遗民亦往往散奔新罗、突厥、靺鞨。虽间有图恢复者，然终难嘘已死之灰也。

（二）灭百济

百济扶余别种也，国于高丽之西南，新罗之西，与新罗世为仇敌，数相侵伐，贞观元年太宗赐其王扶余璋玺书以和之，璋虽奉表陈谢，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十五年璋卒，来告哀，遣遣使册其世子义慈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十六年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棠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告急请救。及太宗征高丽，百济怀二乘虚袭破新罗十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余城，数年之中，朝贡遂绝。永徽二年，高宗降玺书论义慈曰：“去岁，王攻高丽，新罗等使，并来入朝……（新罗）大城重镇并为百济所并……昔齐桓列土诸侯，尚存亡国，况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藩，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旧书百济传）“永徽六年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余城，显庆五年（660）乃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等，水陆十万以讨之。以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金庾信率师自今连山南七里之炭岘入）与之合势。秋八月定方等引军，自城山（山东营县东）济海，百济守熊津口（熊津江今曰锦江，其入海之口，在忠清道舒川县西），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阵，与之战，贼败，死者数千。王师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夹引，直趋真都城（今扶余城，亦曰泗沘城，北滨熊津江而时称南扶余），贼倾国来，酣战破之，杀虏万人，乘胜入其郛。”（《新书·苏定方传》）“拔其城，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即温祚建国所居之慰礼城，今稷山县），定方围之，次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义慈孙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若，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与左右缒而出，民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唐）帜，泰开门降。定方执义慈及小王孝演酋长五十八人，送京师，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乃析置熊津（今忠清道公州）、马韩（今全罗道益山郡）、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见，诏释不诛……文度济海卒，以刘仁轨代之。璋从子福信尝将兵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丁谦谓即清州府城）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西部皆应，引兵围仁愿。”（《新书·百济传》）龙朔元年（661）诏刘仁轨检校带方州（今黄海道开城府地）刺史，统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仁轨将兵严整，转斗陷阵，所向无前，信等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继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招还叛亡，势张甚。仁轨与仁愿合，则卸甲休士。时定方伐高丽，围平壤不克（二年七月）。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者，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腹心……今平壤不胜，熊津又拔，则百济之烬复炎，高丽之灭无期。吾等虽入新罗，正似坐容，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余丰猜贰，表合内携，势不支久，宜坚守伺便以图之，不可轻动。”众从其议，乃请益兵。时贼守真岘城（今镇岺县），仁轨夜督新罗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罗道。而丰果杀福信，遣使至高丽倭（倭人遣大将秦田耒津帅师五千援之）丐援。会（三年秋九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齐军七千）浮海而至，士气振……于是仁师仁愿及法敏率陆军以进，仁轨与杜爽，扶余隆由熊津白江（今锦江下游）会之。遇倭人白江口（在今义县西南即东津江流入熊津江处）四战皆克，焚四百艘（秦田来津战死），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百济酋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至是皆降……百济余党悉守，仁师等振旅还，诏刘仁轨统兵镇守……始仁轨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或问其故，答曰：“当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朝。”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轨乃率新罗、百济、儋罗（今济州岛）、倭四国酋长赴会。”（《新书·刘仁轨传》）其后地皆入于新罗、渤海、百济遂绝。按白江口之役，不仅举六百八十余年（公元前18—公元663年）之百济一朝夷灭，剪高丽之外援，促其速王；且挥斥倭人之势力于半岛之外，历数百余年犹不敢问津焉。不特此也，倭更慑唐兵威立于对马、壹岐、筑紫、长门诸地，列烽设防，筑水城于筑前，惴惴以唐师渡海是惧，而勤修其职贡，力学中国文化，则“天皇”（高宗称号）大帝之威稜，良将（刘仁轨）服远之功烈为何如乎！

苏定方之平百济，曾刻石纪功，《两唐书本传》及《百济传》，皆不之载。今其碑尚存于朝鲜忠清南道扶余县内东南里，朝鲜现存古刻中除庆州之新罗芬皇寺塔（千三百余年前，新罗善德女王三年建）外，当以此碑为最古。碑为五层花岗之石塔，高凡三十五尺，第一层方十二尺，四角有巨柱，故俗称为“平济塔”。碑文即镌于塔之第一层，高四尺五寸，宽七尺二分，第一面二十四行，第二面二十九行，第三面二十八行，第四面三十六行，字为楷书，径一寸五分，题额为篆书，字径三寸八分，气象雄浑奇拔而娴雅。文为贺遂亮之手笔，权怀素之法书，尤称双绝。定方以显庆五年七月十八日拔扶余城，以八月十五日癸未建此碑，于二十六七日之短期中，居然能成此杰构，唐军中哲匠之多，殊堪惊异。参加斯役之诸将，为唐史所不载者，幸赖此碑，犹可考见，则其余历史考古及美术上之价值，并极崇高。朝鲜韩致斋作《海东绎史》（七十卷），其侄镇书此碑云：“谨按翁覃溪《平济塔拓本提拔》云：‘石《平百济塔碑铭》唐显庆五年八月，陵州长史判兵曹贺遂亮撰，洛州河南权怀素书。盖因百济阻新罗贡道，唐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讨平之，刻石纪功，建塔于白马江上。碑高五尺二寸，阔四丈六尺二寸，文九百十八行（徵按翁据拓片，故碑高及行数，皆与实不符）。今尚存千八百余字，大楷在唐初尚存古隶遗意，海东石墨，是其近古者矣。嘉庆甲戌（1814）十月二日，翁方纲识。’此盖详且实矣！此塔在国扶余县南二里，即古百济都也。词雄笔遒，冠绝唐碑，遍搜西安府亦难得，何况在海外乎！原碑铭，惜漏中今载籍，故并附于左，以备参考。”（《海东绎史》四六卷《艺文志》五碑刻条）兹据《朝鲜金石总览》（民国八年三月朝鲜总督府总刊）所载此碑之文，而校以百济古迹保存会本，以括弧书于正行；更校以《海东绎史》之碑文，以小注加括弧示之，藉验当时之成绩，与大唐之威灵云尔。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原夫皇王。所以朝万国制百灵。清海外而／举天维。宅寰中而恢地络。莫不扬七德以（西）／驭遐荒。耀五兵而肃边徼。虽质文异軏。（轨）（轨）步／骤殊途。揖让之与干戈。受终之与革命。皆/载劳神武。未戢佳兵。是知汹（洶）（洶）水挺祓（祸）（祅）九（）／遂戮。洞底（庭）（庭）构逆。三苗已诛。若乃式鉴千龄。／缅惟万古。当涂代汉。典午承曹。至于任重／凿门。礼崇推毂。马伏波则铸铜交阯（趾）。窦车／骑则勒石燕然。竟不能覆鲲海之奔鲸。绝／狼山之封豕。况丘树磨灭。声尘寂寥。圆鼎／不传。方书莫纪（记）。蠢兹卉服。窃命鸟（岛）（岛）洲。襟带九夷。悬隔万里。恃斯险阨。敢乱天常。东伐／亲邻（邻）。近违明诒。北连逆（竖）（竖）远应枭声。／况外弃直臣。内信祓（妖）（妖）妇。刑罚（罪）所及。唯在忠／良。宠任所加。必先谄倖（幸）。标梅结怨。杼轴（柚）衔／悲（恶）。我／皇。体二居尊。通三表极。珠衡毓庆。日角腾／辉。揖五瑞而朝百神。妙万物而乘六辩。正／天柱于西北。迥地纽（轴）于东南。若夫席龙图／裒凤纪。悬金镜齐玉烛。拔穷鳞于涸辙。拯／危卵于倾巢。哀此遗甿愤（囗）斯凶丑。未亲吊／（吊）伐。光命元戎。使持节而朝百神。妙万物而乘六辩。正天/柱于西北，回地纽（轴）于东南。若夫席龙图/裒凤纪。悬金镜。齐玉烛。拔穷鳞于涸辙，拯危卵于倾巢。哀此遗甿愤（□）斯凶丑。未亲吊/（吊）伐。光命元戎。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邢）（国邢）国公苏定方。迭远（连）构于曾城。派长澜/□（于）（于）委水。叶英图于武帐。标秀气于文昌。架/□（李）（李）霍而不追。俯彭韩而高视。赵云一身之胆勇冠三军。关羽万人之敌。声雄百代。捐/躯殉国之志。冒流镝而（面）逾（愈）坚。轻生重义之/□（心）（心）□□□（蹈前锋）（蹈前锋）而难槖（夺）心悬水镜。鬼神无以祕/□（其）（其）形质过松筠。风霜不能改其色。至于养/士卒抚边夷。慎四知去三惑。顾冰（顾冰）泉以表/洁□（含）（含）霜柏以凝贞。不言而合诗书。不行而/中规矩。将白云而共（兵）爽。与青松而竞高。远/□□□（怀前人）（怀前人）。咸有惭德。副大总管冠军大将军/□□□兼左骁卫将军。上柱国下博公刘伯英。上/□□□□□风云□（□）负廊庙之才。怀将相之器。言为物范。行□（成）（成）士则。词（祠）温布帛。□□（气馥）（气馥）芝兰。□（绩）（绩）著旗常。调谐钟律。重平生□□□（于晩节）（于晩□）轻/尺璧于寸阴。破隗之勋。常似不足平（□）（来）□□（之）（□之）策。口未涉言。副大总管使持节陇州□□/（诸军）（诸军）事陇（骘）州（刺）（刺）史上柱国安夷公董宝□□志/飙（飚）（飚）举。雄图杰立。艺包三（畴）略。策运□□□□/直梅能（□）令魏军止渴。无劳实纩维（□）（□）□□□（□楚卒）忘（□）寒。副大总管左领军将军金仁问□□/（气度）（气度）温雅。器识沉（沈）毅。无小人之细行。有君子之/高风。武既止戈。文亦柔远。行军长史中书/舍人梁行仪。云翘吐秀。白（日）（日）镜扬辉。风偃搢□（绅）（绅）道光雅俗。鉴清许郭。望重荀裴。辩箭腾/□（波）（波）控（“于”加入）九流于学海。词条发颖。掩七泽于文/□（峰）（峰）□太傅之深谋。未（□）堪捧辔。杜镇南之远/□（略）（略）□□□□□□（仅可并轮）（脱）（轮）□（暂）（暂）（游）（游）凤池。或清鲸壑。邢国公/运秘荣。（策）（□）超骁雄。阴羽开偃月之图。阳文含/（合）（合）晓星之气。龙韬豹铃（）（）必表于情源。（原）玄女黄/公。咸会于神用。况乎稽天蚁聚。通（□）地蜂飞。/类短狐之含沙。似（异）长蛇（蛇）之吐雾。连营则豺/狼满道。结阵（营）则枭镜（獍）（獍）弥山。以此兇（凶）徒。（图）守斯/穷险。不知悬缕将绝。坠之以千（仞）。累棋先/危。压之以九鼎。于时秋草衰而寒山净。□/（凉）（凉）飙（飚）（飚）举而杀气严。逸足与流电争飞。叠鼓共/奔雷竞震。命丰隆而后殿。控列缺（□）以前驱。沵（沴）（沴）气祓（妖）（祆）氛。扫之以戈戟。崇墉峻堞。碎之□/（以）（以）冲□（棚）（棚）。左□军总管右屯卫朗（郎）将上柱国□/（祝）（祝）阿师（□□）（□□）右一军总管使持节淄州刺（刺）（刺）史上柱/国于□（允）（允）嗣。地处关河。材包文武。挟山西之/壮气。乘冀北之浮云。呼吸则江海停波。啸/咤（咤）则风雷绝响。嵎夷道副总管右武卫中/郎将上柱国曹继叔。久预经纶。备尝艰险。异廉颇之强饭。同充国之老臣。行军长/史岐州司马杜爽（爽）（爽）货（资）耀璇峰。芳流桂畹。追/风籋（）（）电。骋逸辔于西海。排云击水。搏劲翮/于南溟。骥（麒）足既申（伸）（伸）。风（凤）池可夺。右一军总管/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朗）将上柱国刘仁愿。/资孝为忠。自家形（刑）（刑）国。早闻周孔之教。晚习/孙吴之书。既负英勇之才。仍（乃）兼文史（武）之道。邢国公奉缘/圣旨。委以斑（班）（班）条。欲令金如粟而不窥。马如羊（□）（□）而莫顾（顾）。右武卫中郎（朗）将金良图。左一军/总管使持节沂州刺（刺）（刺）史上柱国马延卿（乡）俱/□（怀）（怀）铁石之心。各励鹰鹯之志。拥三河之劲卒。总六郡/之良家。邢国公上奉/神谋。□（下）（下）专节度。或中□（权）（权）陷阵。或后劲先锋。出天入地/之奇。千变万化。致远钩□（深）（深）之妙。电发风行。星□□移/（□）（□）英声载路。邢国公仁同转（□）（□）扇。恩甚投醪。逆命者。则/肃之以秋霜。口顺者。则涵之以眷露。一举而平九种。/再捷而扫三韩。降刘（谢）（谢）之尺书。则干城仰德。发鲁连/之飞箭。则万里衔恩。其王扶余义慈及太子隆。自外/王余孝一十三人。并大（有）首领大佐平沙吒（咤）千福国辩/成以下七千余人。既入重阛。（闱）并就擒获。舍之马革。载以/牛车（马）。伫荐司勋。式献/清庙。仍变斯犷俗。令沐（浴）玄猷。露冕褰帷。先择忠款。烹/鲜制锦。必选贤良。庶使剖符绩迈于龚黄（□□鸟）。鸣弦名高/于卓鲁。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各齐编户。咸变夷风。夫书东观纪南宫。/所以旌其善。勒彝鼎铭景（量）（量）钟。所以表其功。陵州长史。/制（判）（判）兵曹贺遂亮。滥以庸才。谬司文翰。学轻俎豆。气重风云。职号将军。愿与廉颇□（并）（并）列。官称博士。羞共贾□/（谊）（谊）□（争）衡。不以衰容。犹怀壮节。提戈海外。冀効涓尘六（囗囗）（三）／囗（贼）（贼）庭。九摧逋囗（盗）（盗）翁归之立囗欲居中。乃弃（弃）（弃）余词。敬囗（撝）（撝）囗（直）（直）笔。作（但）（但）书成事。无取囗囗（浮华）（浮华）。俾夫海囗变桑田。同天囗（地）之／永久。洲移爵岛。与日月而长悬。其囗（铭）（铭）曰：／

悠悠遂（邃）（邃）古。茫茫厥囗（初）（初）。人伦草昧。造化权舆。冬囗囗囗（巢夏穴）。／殼（撝）（？）囗（饮）（饮）鹑（鸥）居以结以刻。或畋。或渔。淳源既往。大囗囗囗（道沦胥）（道沦胥）。爰及三五。代非一主。（王）揖让唐虞。革命汤武。上齐七囗（政）（政）／下均九土。屡扰干戈。式清区宇。未渐西液（掖）。岂覃东户。／粤我圣皇。道叶穹苍（几）荧（几）镜千古。牢笼百王。逖矣／远徼。遐哉大荒。咸禀正朔。并预（通）（通）封疆。蠢兹（囗）（囗）九种。独（囗）（囗）隔／三光。判换（涣）泽国。影凌（凭陵）（凭陵）水乡。天降飞将，豹蔚龙骧。弓含／月影。剑动星芒。貔貅百万。电举（据）风扬。前诛蟠木。却翦／扶桑。冰销夏日。叶碎秋霜。赳赳五营。明明三令。仰申（叶）（叶）／庙略。俯齐军政。风严草衰。日寒江净。霜戈夜动。云旗／囗囗（晓映）（晓映）囗戟囗（前）（前）驱（骗）。吴钩（钩）（钩）后劲。巨猾授首。逋诛请命。威惠／囗囗。囗囗（边隅）（边隅）囗囗（已定）（已定）。囗（嘉）（嘉）树不翦。甘棠在咏。花台望月。贝殿／囗囗（浮空）（浮空）囗囗囗囗（疏钟夜铿）（疏钟夜铿）清梵晨囗（通）（通）。刊兹（龟）（龟）宝刹（囗囗）（囗囗）用纪记殊功。拒天／囗囗囗（关以永）（关以永）图（固）。横囗（地）（地）轴以无穷。／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四、高武之世

第九子，母长孙皇后，贞观二年（628）六月生于东宫丽则殿，初封晋王。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废，而魏王泰次当立，亦以罪黜，乃立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甲戌即皇帝位。踵其父武，用贤求治，永徽初政，颇有可观。复经略异域，拓土益广。永徽元年（650）九月，高侃击突厥，禽车鼻可汗。显庆二年（657）十二月，苏定方破西突厥于金山，擒其沙钵罗可汗贺鲁献于阙下。又以洛阳宫为东都。龙朔二年（662）三月，郑仁泰败铁勒于天山，九姓皆平。三年九月，灭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上元二年（675）刘仁轨大破新罗，调露元年（679）裴行俭败西突厥，执其可汗都支，明年，又败之于黑山。开耀元年（681）裴行俭败突厥，俘其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献。永淳元年（682）王方翼败突厥车薄面咽于热海（伊斯色克库尔）。兵威所届，诸藩震服，乃遣使绝域，分置州府。“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氏都督府……波斯王居疾凌城，置波斯都督府。各置县及折冲府，并隶安西都督府。”（《唐会要》七三）尔后西北西南及海南诸蕃，多遣使来贡（见《新书·西域传》及《南蛮传》），是时唐威所届，东逾辽海，北越大碛，西被达昌水（底格里斯河），南包南海，国势之盛，远过秦汉。乃各“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其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北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据下文有县一）。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殿本作“二百六十一”误）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州九十二（殿本作“九十三”误）。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新书·地理志》）《新书·地理志》与此类羁縻府州，除有数十州失载外，余皆一一备列其名，并于每府所领之州及府州所隶属之边州都督与都护府有建置可考者，悉注于下，“录招降开置之自，以见其盛”云。至其制驭诸蕃之六都护府，其设置及所统治，备著于《新唐书·地理志》及《唐会要》七十三卷，其府之组织，则群于《唐六典》。府名隶属道治所治地沿革安北

（大）关内金山（今科布多）碛北诸州府永徽初置燕然都护府，总章二年改为安北大都护府，天宝初置朔方节度使。单于

（大）关内云中（今归绥）碛南诸州府龙朔三年置云州都护府，麟德元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天宝初属朔方节度。安东河北平壤高丽、百济、新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天宝二年属平卢节度，至德后遂废。安西陇右龟兹（库车）西域诸州府贞观十四年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显庆三年徙治龟兹，德宗后役于吐蕃。安南岭南交州（越南中部）交趾及海南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至德二载改镇南都护府，大历三年复为安南。北庭陇右庭州（迪化）天山北诸州府贞观十四年置庭州，长安二年改为北庭都护府，德宗后没于吐蕃。时有昆陵濛池二都护，后俱废罢，且不再沿边，故不与于六都护府之数。又自秦汉以来，世主多侈尚封禅，虽迹近骄溢自矜，然必须德厚功高，中外乂安，而后始备仪物，称与情，登岳告成也。故封禅者，实时隆治平之象征，亦可以觇国势也。唐太宗时，群臣屡请封禅，卒未举行。高宗席其盛烈，年谷屡登，八纮一域，乃展礼名山，有事于岱宗。“麟德二年（665）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辰……至于泰岳之下。”（《册府元龟》）“乾封元年（666）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新书·高纪》）其礼文之隆，仪式之盛，《旧书·礼仪志》、《新书·礼乐志》及《册府元龟》，载之綦详，平乐之况，概可想见。弘道元年（683）十月己酉，高宗崩于东都真观殿，年五十六，在位凡三十四年，政在中宫者二十五年。据宋赵凯所记：“乾陵（山西乾县）之葬，诸蕃来助者众，武后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金石萃编》六十引），此石像在一千二百余年后之今日，东列酋长犹存二十四，西列酋长犹存二十九。‘据民国八、九年顷日人桑原骘藏之调查。见《东洋史说苑》（弘法）大师之入唐’。”当时万国来同之盛，可见一斑。

永徽初政颇有可观，后乃制于悍妻，委以政事，贞观之风替，遂启武后移柞之渐。武后并州文水人，荆州都督士护女。生于武德七年（624）年。《旧书·本纪》作年八十三，《唐会要》三及《新书·后妃传》并作八十一。惟《通鉴》综各书之说，定为年八十二，较为近是，兹从之。长高宗四岁。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四，太宗闻其美，召入宫为才人。年二十六，太宗崩，出为尼，居感业寺。高宗如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时年三十一。永徽六年（655），废王皇后立武氏，时年三十二。显庆五年（660），委以政事，后渐为所制，帝不能平。麟德元年（664），帝密召上官仪谋废之，未果。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时号“二圣”。高宗崩太子哲即位，是为中宗，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明年（684）二月，后废中宗为庐陵王，迁之房州。立中宗弟旦为帝，是为睿宗，居别殿，不得与闻政事，后临朝称制。徐敬业等起兵扬州讨之，不克而死。垂拱四年（688），高宗弟越王贞起兵豫州讨之，亦败死。自是用酷吏索元礼（胡人）周兴来俊臣等罗织诬陷，唐之宗室诸王及大臣相继诛杀殆尽。破家数百，戮人数千，株联流窜者尤众，百官皆重足立，入朝时先与家人诀，盛以威稜制天下。载初元年（689）年六十七，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曰“周”（武士始封国），改元天授，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立武氏七庙，封诸武十二人为郡王。武后侄承嗣三思屡求为太子，以宰相李昭德谏而未许。寻以宰相狄仁杰劝于圣历元年（698）复立中宗为太子，明年赐姓武氏。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三日，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晖、敬晖、元恕己及李湛、李多祚、杨元琰、朱敬则、王同皎等率左右羽林兵，诛用事者张易之、张易宗、张昌期等废武后（《旧书》谓武后传位于中宗，盖旧史官讳之也。按《桓彦范传》“武三思以武后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武后实录》“彦范请太后复辟卧不语”实废之也。）丙午，中宗复辟。复唐国号。二十六日丁未，徒武氏于上阳宫，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丙寅崩，年八十二。综计武后称制七年，称帝十五年，专国政前后凡四十七年。当其代唐之际，改官制，易服色，俨然鼎革。而后妄自侈大肆意营建。长寿二年自号“金轮圣神皇帝”，明年加“越古”之号，寻加“慈氏”之号。垂拱四年，武后拜洛受图，“文物卤簿之盛，唐与以来未之有也”。又作“万象神宫”及“大象”。延载元年，作“天枢”，立于端门之外，以黜唐颂周，高百五尺，八面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神功元年铸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天授元年，凤阁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遂行之。（《通鉴》）后渐增，边裔犹承用之。叶昌炽云：“金轮以一女子，暗移唐柞，威福自恣，举朝屏息，牝鸡司晨，亘古未有。其所造十九字，见《宣和书谱》，云天为，地为埊，日为乙，月为正，星为，君为，年为，正为，臣为，照为曌，戴为，载为，国为圀，初为，圣为，授为，人为，证为，生为。当时群臣奏章及天下书契，咸用其字。以石刻证之，自武后称制，光宅、垂躬、永昌，尚未改字，至载初以后无不用新制字矣。余所见武周碑，不下数百通，穷乡僻壤，缁黄工匠，无不奉行惟谨。尤可异者，巴里坤有《万岁通天》造像。敦煌有柱国李公《旧龛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韦敬辩智城碑》在广西龙州关外，河东州刺史王仁求碑，在云南昆明县《龙龛场道铭》，在广东罗定州，皆唐时边远之地，文教隔绝，乃纪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点画不差累黍。虽秦汉之强，声灵远讫何以加焉！”（《语石》一）虽创作极富，以文升平，然突厥、吐蕃、奚、契丹交侵，国势实逊贞观永徽。然性明决，有才略，赵翼称之云：“用人行政之大端，则独握其纲，至老不少挠撼。陆贽谓后收人心，擢才俊，当时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李绛亦言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名臣，多出其选。《旧书·本纪赞》，谓后不惜官爵，宠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辄不次用，不称职，亦废黜不稍假，务取宝才真贤。”（《廿二史剳记》一九）以其所以为英主也。

五、开元盛世

中宗以下愚不移之性，历忧患二十余年，于邪正得失，昏昏然都无省识。复位数年孱惑如故，韦后专政，与武三思等谮张柬之等复辟元勋，尽贬杀之。三思子崇训尚后女安乐公主，主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重俊积不能平，于景龙元年（797）与李多祚、沙吒义等起兵诛三思，重俊兵败被害，韦后益横。四年（710）六月，后与主置毒于饼弑帝，立温王重茂，自为皇太后摄政。睿宗子临淄王隆基与钟绍京刘幽求等起兵讨平之，奉睿宗即位，立隆基为太子。武后女太平公主，沈敏多权略，张易之韦后之诛，公主皆与有力焉。功大地尊，渐持朝政，惮太子英武，累摇之而未果。延和元年（712）八月，睿宗以星变传于太子，是为玄宗。开元元年（713）太平之权势益炽，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朝士大半附之，隙既深，太平乃与岑羲、萧自忠、窦怀贞等谋逆，以兵犯关，帝亲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等定计诛之。乃始听政，毁周武天枢及拜洛受图坛，涤荡瑕穢，庶政一新。

玄宗英断非常。勤政任贤。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韩休、杜暹、萧嵩等贤相，翔赞于廊庙。张守珪、王晙、信安王祎、盖嘉运、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诸名将戮力于边疆。故开元之治平及武威，俱足度越前古，比纵贞观开元十三年冬，封禅东岳，“文武百寮二王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播告群岳，于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朝觐坛颂》，以纪圣德。”（《旧书·礼仪志》）其仪仗扈从之盛，士民欢娱之情，远愈于乾封。“是时，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书·食货志》）“承平日久，财货山积。”“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赦天下，都城酺三日。上御五凤楼，酺宴，观者喧隘，乐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较胜负。”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中国强盛，自安远门（长安城西面极北之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不陇右，（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通鉴》）据元和五年陈鸿祖所记东城老人，贾昌亲见开元时：“杜暹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踰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北（西之讹）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冀傭调缯布，架连，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全唐文》七二〇《东城父老传》）沿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旧书·地理志》）。国马凡“四十四万匹。”（《全唐文》三六一，郗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妨颂碑》，记开元十九年之数。）宇内康乐之状，宋王谠所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去弊革讹，六七十年间（《通唐》初云然），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赋税，满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奇瑞叠委，重译麕止，人物欣然。”（《唐语林·夙慧》）宋洪迈谓：“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如《两唐书纪传》，与郑处诲《明皇杂录》，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及次《柳氏旧闻》，郑启《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歌诗（如苏颋、张说、李白、杜甫、张九龄等）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上己乐》……《春莺啭》……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汤》、《雨霖铃》、《香囊子》等皆可补开天遗诗，弦之乐府也。”（《容斋随笔》九）故《旧书·玄宗纪》谓：“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兢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日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抱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纮，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第四章 唐史纪事（下）

六、安史之乱

唐自开国，迄天宝末禩（618—755）百三十八年间，治隆政和，宇清物阜，文物粲然，声威远暨，国势之盛，遥轶秦汉，洎渔阳颦鼓，动地忽来，繁华梦破，公私涂炭，虽赖中外协力，削平大难，而流毒未湔，诒患累叶，唐祚之衰，实始于此。

（一）肇乱之原因

玄宗性本英迈，七岁时，面叱诸武（《旧书·玄纪》），二十六岁起兵讨平韦氏之乱，二十九岁受内禅，任贤纳谏，励精求治，“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书·玄纪论》），御宇既久，侈心渐生，流于怠荒，遂酿祸乱。

（1）种于宫府玄宗初政，“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旧书·玄纪论》）故“开元之治，几致太平”。（《新书·玄纪赞》）若能长此“持盈守成”则六纪御宇，必不使清圣祖清高宗擅美于后。惜晚年燕私，祸胎宫掖，史称杨妃,“始为寿王（名瑁，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生）妃，开元二十四年（《旧书》玄妃及武惠妃传皆作二十五年十二月），武惠妃薨，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即女冠），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新书·杨妃传》）按妃为道士，乃开元二十八年事。（《新书·玄纪》）陈鸿谓：“此即入宫之始。”（《长恨歌传》）以《旧书》妃传，妃死时“年三十八”推之，则妃入宫时，年二十二，玄宗年五十六。天宝四载（745）八月，册太真为贵妃（新旧书皆同）。史称妃与其姊妹兄弟蛊惑乱政曰：“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移动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帝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叔玄珪光裕卿，再从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以母爱，礼遇过于诸公主。赐甲第连于宫禁。韩、虢、秦三夫人，与铦、锜等五家，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自是宠遇愈隆。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铦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昭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杨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艳妆盈巷，蜡炬如昼。而十宅诸王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绍介，乃先纳贿千贯，而奏请罔不称旨：……安禄山大立边功，上深宠之。禄山来朝，帝令贵妃姊妹与禄山结为兄弟，禄山母事贵妃，常晏赐，锡赉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数国忠之罪。（《新书·妃传》谓：“且指言妃及诸姨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旧书》五一《杨贵妃传》）证以诗人所咏，白居易《长恨歌》“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元稹《连宫词》“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野史》所纪（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则杨氏姊妹昆仲，淫侈贪贿，弄权致乱，乱起又阻内禅，使贼益炽，当属事实，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兹于杨氏，亦欲云然。《新书·玄纪赞》云：“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所论甚的。祸由府中者，李林甫、杨国忠实尸之。林甫蔽主害贤，市权乱政，议用蕃将，遂为厉阶。史称其为相也：“中宦妃家，皆厚请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旧书》一〇六《林甫传》）林甫善刺上意，时帝春秋高，“听断稍怠，厌绳检，重接对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养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适，沉蛊衽席，主德衰矣……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同时相若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以王、罗希奭为爪牙，数兴大狱，衣冠为累息……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暠、杜暹、李适之等，自节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大臣以方略积边劳，且大任，欲杜其本，以又己权，即说帝曰：“以陛下雄材，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繇文吏为将，惮石矢，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朔方），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称兵荡覆天下，王室遂微。（《新书·奸臣传》）杨国忠则利禄山反，而促其速发，“专狥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嬖国忠，甚畏不利己，故谋日急……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己，反谋遂决。国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状，讽京兆尹李岘围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禄山上书自陈，而条上国忠大罪二十。帝归述于岘，贬零陵太守，以慰禄山意。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陈）玄礼惧乱，召诸将曰：‘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岂非国忠所致！欲诛之，以谢天下，云何？’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是安史之炬，林甫然之，国忠煽之。断丧唐室，俱一时沴气也。

（2）军政失措安史之乱，虽酿自宫府，而军政不臧亦足以启之。①由府兵之坏也。府兵之制，创自北周，唐初承之，太宗斟酌损益，弥用美备。“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新书·兵志》）中央几居其半数，内重外轻，故足控制地方，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二十）谓：“贞观十年定府兵之制，大氐与秦隋销兵，宋罢方镇之意略同。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而徒劳天下之农民于番土中……非玄宗罢府兵，改军制，则安、史、朱泚之起，唐久为秦隋续……府兵之制，散处天下，不论其风气之刚柔，任为兵也与否。多者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棋布于陇亩，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陈。季冬习战，呼号周折，一优人之戏而已。”王氏不明府兵之真正意义，误以为“销兵”，诋为“优人之戏”，殊非确论。清孙承泽云：“此府兵唐初所以兴，由兵寓于农也。至开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坏，张说李林甫始寡长征兵，谓之骑，卒启方镇跋扈之祸，李泌谓其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春明梦余录》四二）府兵之法本善，玄宗不能娇其末流之弊，而擅改为骑，已每下愈况。史称：“自天宝以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749），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缯贩、食果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投甲矣。”（《新书》五十《兵志》）②由边军之重也。玄宗变军制，勤远略，重兵猛将，皆置塞上，致肇成中央军少而弱，边军多而强之现象，天宝元年，“天下健儿团结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通鉴考异》十三），而镇兵四十九万（《唐书·兵志》），是当时边镇兵数，竟占全国兵额十分之八强，外重内轻之势已成矣。《旧书》（三十八）《地理志》一，纪天宝时各地军府，并详注各府之兵数。（《通鉴·唐纪》三十一所言即本此）若以地域统计之，则南方军府之数，不及北方十分之一，镇兵之数，不及北方十分之一。北方既拥此庞大军额，隶军籍者，皆为北人与降胡。禄山兼三镇，占全国节镇三分之一而弱；兵凡十五万（《新书·禄山传》），“占全北方兵数八分之三，焉能不反”，“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新书·兵志》），此亦必然之势。尔后藩镇之战乱，五季之纷争，皆由盛唐北重南轻之所致也。

（3）军阀水火玄宗既偏任蕃将，而蕃亦异畴，薰莸同进，因相水火。史载哥舒翰与安禄山之积不相能云：“（天宝）十一载，（翰）加开府仪同三司。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常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狐）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时杨国忠有隙于禄山，频奏其反状，故厚赏翰以亲结之。（《旧书》一〇《翰本传》）。可证翰与禄山怨隙之深，天子为解之而不得。蕃将中，若高仙芝（高丽人），曾为安西副都护。王思礼（高丽）曾随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翰讨禄山，每事独与思礼决之。仆固怀恩（铁勒），曾事节度王王忠嗣，亦翰之同列。余若：浑惟明、浑释之（铁勒）荔非元礼（西羌），论惟明（吐蕃），白孝德（龟兹），李抱真、李抱玉（安息）等，官军讨禄山时，或为大将，或为偏稗，皆西北军阀也。封常清虽为汗人，但长自胡城，宣劳西域，后与高仙芝、哥舒翰同受命讨贼，亦翰党也。翰为“突厥施首领哥部落之裔”（《本传》）实西北军阀之代表，禄山犯京师，安西河西军皆入援。李泌所谓：“我所恃者，碛西，突骑（施），西北诸戎耳。”（《新书·本传》）即指西北系诸军也。至安禄山本营州杂胡，为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其部下大将若：史思明（宁夷州人，禄山同乡）、阿史那承庆、阿史荆从礼，皆突厥种也；孙孝哲、李林仙，皆契丹人也；安忠志，张孝忠，皆奚人也，达奚珣鲜卑人，孤独问俗匈奴人，皆东北系军阀也。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七一）云：“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禄山为乱，一切驱之为寇，遂忧中原。”是禄山之兵，亦皆东北蕃人也。西北东北两军阀，派别釐然，翰与禄山为之魁，而又相仇，杨国忠更挑拨之，遂为釁端。

（二）构乱之经过

自开元末年以来，宫中府中，并甚溷浊；兵制失图，外重内轻，军阀冲突，不可终日，如许年之腐败矛盾痹萎不安之种种积滓壅极而溃，遂肇安史之乱。兹述其原委：

（1）禄山之蓄异志禄山“忮忍多智，善臆测人情，通六蕃语，为互市郎……时宰相李林甫嫌武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乃请颛用蕃将，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林甫启之也……禄山请为（杨）妃养儿，帝许之……由是有乱天下意，令麾下刘骆谷居京师，伺朝廷隙……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固宠。太子谏曰：‘有古帐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帝曰：‘胡有异相，我欲厌之。’时太平久，人忘战，帝春秋高，嬖艳钳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持权，纲纪大乱。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每过朝堂宠尼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胡语［壮士］）八千人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畜单于护真大马三万，牛羊五万，引张通儒、李廷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入幕府。以高尚典书记，严庄掌簿最，阿史那承庆、安太清、安守忠、李曰仁、孙孝哲、蔡希德、牛廷玠、问润客、高邈、李钦凑、李立节、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置大将。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阴令群贾市锦线朱紫殷数万为叛资，月进牛橐驼马狗奇禽异物，以蛊帝心……诏上谷郡置五，许铸钱。又求兼河东，遂拜云中（汗治托克托唐治大同）太守，河东节度使。即兼三道（幽州平卢河东），意益侈……禄山已得布思（阿布史九姓首领）众，则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是时，国忠疑隙已深，建言追还朝，以验厥状，禄山揣得其意，乃驰入谒帝，意遂安，凡国忠所陈，无入者……既总闲牧，因择良马内范阳，又夺张文俨马牧，反状明白。人有告者，帝必缚与之……禄山谋逆十余年，几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新书》二二五上《邈臣传》）

（2）禄山之举兵禄山蓄异志久，“惧朝庭图己”，乃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以高尚、严庄为谋士，孙孝哲、高邈、张通儒、通晤为腹心。兵凡十五万，号二十五，师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约曰：‘违者斩！’至是如所素。禄山……使贾循主留务，吕知诲守平卢，高秀岩守大同。燕老人叩马谏，禄山使严庄好谓曰：‘吾忧国之危，非私也。’礼遣之。因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凡七日，反书闻。帝方在华清宫，中外失色，车驾返京师……下诏切责禄山，许自归。禄山答书慢甚，叵可忍。贼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骑二十驰入太原，劫取尹杨光翙杀之，以张献诚守定州……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能就禽日不绝。禁卫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襡剑，乃发左藏库缯帛，大募兵。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副大使……以荣王为元帅，高仙芝副之，驰驿讨贼。禄山至巨鹿，欲止，惊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济河陷灵昌郡，又三日下陈留荥阳，次甖子谷。将军荔非守瑜邀之，杀数百人，流矢及禄山舆，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尽，死于河。败封常清，取东都。（《玄纪》“十二月丁酉”）常清奔陕。杀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弈。河南尹达奚珣臣于贼。时高仙芝屯陕，闻常清败，弃甲保潼关，太守窦廷芝奔河东。于是赵郡、巨鹿、广平、清河、河间、景城六郡皆为国守，禄山所有，才卢龙、密云、渔阳、汲邺、陈留、荥阳、陕郡、临汝而已。贼之据东京，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陈留，欲东略，会济南太守李随单父，尉贾贲濮阳人尚衡、东平太守嗣吴王祗、真源令张巡相继起兵，旬日众数万。尹子奇至襄邑而还。明年（天宝十五年肃宗至德元年）四月，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署拜百官。复取常山，杀颜杲卿。（杲卿死节壮烈，事具《新书》一九二《忠义传》）……郭子仪自云中引兵与光弼合，败思明于九门，李立节死，（蔡）思德奔巨鹿；思明奔赵郡……河南诸郡，皆严兵守，潼关不开。禄山惧，欲还范阳，召严庄、高尚责曰：‘我起，尔曹谓万全。今四方兵日盛，自关以西，不踵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即遣孙孝哲、安神威西攻长安。会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关，为（崔）乾祐所败，囚之。贼不谓天子能遽去，驻兵潼关，十日乃西。时行在已至扶风……禄山未至长安，士人皆逃入山谷，东西骆驿二百里。宫嫔散匿行哭，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群不逞争取之，累日不能尽。又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余。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句剥苛急，百姓愈骚……虏性得所欲则肆为残虐，人益不附……郡县相与杀守将，迎王师，前后反复十数，城邑墟矣。”

（3）幸蜀与灵武兴师《旧书·玄纪》：“天宝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六月辛卯，关门不守，京师大骇……甲午，将谋幸蜀，乃下诏亲征，仗下从士庶，恐骇奔走于路。（甲午百官朝者，千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颍王璬将赴镇，令本道设储。是日，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元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凌晨，自廷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渡便桥……是夕，次金城……丙辰次马嵬驿……诛国忠……赐贵妃自尽……丁酉将发马嵬驿……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愿戮力破贼，收复京城，因留太子……七月庚辰，车驾全蜀郡。”（玄宗时年七十二）《旧书》十《肃宗纪》：“车驾将发（马嵬驿）留上在后宣谕百姓，众泣而言曰：‘……请徒太子收复长安。’玄宗闻之曰：‘此天启也。’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我为念。且西戎北狄，吾常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七月辛酉，上至灵武……（裴）冕等凡六上（劝进）辞情激切，上不获已，乃从。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于灵武（时年四十六）……改元至德……八月壬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范阳节度使李光弼破贼于常山郡之嘉山。”《新书·禄山传》“肃宗治兵灵武，天下日跂首待。长安相传太子西来矣，人闻辄东走，圜里至空，都畿豪桀杀贼吏自归者无虚日，贼斩刈惩之，不能止。又贼将类剽勇无远谋，日纵酒嗜声色财利，车驾危，得入蜀，终无进蹑之患……至德二载正月朔夜，严庄、庆绪持兵扈门，猪儿入帐下，以大刀砍其腹。禄山……即死，年五十余……矫称禄山传位庆绪，乃伪尊太上皇。既袭伪位，改载初元年。”

（三）唐室中兴

《旧书·肃宗纪》：“（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广平王（俶即代宗）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等……战于香积寺西北（沣水之东长安城西），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贼帅张通儒弃京城东走。癸卯广平王收西京……十月癸丑，贼将伊子奇陷雎阳，害张巡、姚訚、许远。（《新书·忠义传》“他贼之四出者，东南扼子张巡许远，死守雎阳，蔽渡江淮，阻贼势，使不得搏食东西”，《鲁灵传》“贼欲剽乱江湖，赖灵适扼其冲，南夏以完”。）贼自香积之败，悉众保陕郡，广平王统郭子仪进攻，与贼战于陕西之新店，贼众大败，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庚申，安庆绪与其党奔河北，壬戌，广平王入东京。（《廿二史札记》十六，考证禄山庆绪僭号皆在东京，未会至长安，说甚是。）癸亥，上自凤翔还京……丁卯入长安……是日，上皇发蜀郡……十月丙午，上皇至自蜀。”《新书·禄山传》：“乾元元年（758）秋九月，帝诏郭子仪率九节度兵凡二十万讨庆绪，攻卫州……庆绪走……明年三月，营安阳，庆绪急，乃遣（安）太清奉皇帝璽缓让（史）思明……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为人子，杀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为太上皇讨贼，顾左右牵出斩之……禄山父子僭位，凡二年而灭。”《新书·史思明传》：“乾元二年（759）正月朔，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杀庆绪并其众……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讲制度……思明乘胜鼓行，西陷洛阳，破汝、郑、滑三州，围李光弼河阳……上元二年（761）二月，思明以计败光弼兵于北邙，王师弃河阳、怀州，京师震，恐益兵屯陕州。思明遂西，使朝义为先锋。”《旧书·思明传》：“朝义将骆悦……等言：主上欲害王，悦与王死无日矣……举大事可乎……朝义然之……悦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驿……缢杀之。朝义便僭伪位。（《新书》谓：“建元源圣。”）朝义，思明孽子也……宝应元年（761）十月，遣元帅雍王（德宗）领河东朔方诸节度回纥兵马赴陕，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鱼朝恩郭英义为后殿，自渑池入；李抱玉自河阳入；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二十九日，与朝义战于邙山之下。逆贼败绩……（朝义）投幽州。二年正月，贼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又伪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余如故。赵州刺史卢淑、定州程元胜、徐州刘如伶，相州节度薛暠、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领旧职。思明乾元二年僭号，至朝义宝应元年灭，凡四年。”

溯自禄山构乱（天宝十四载）至朝义之平（755—762），首尾凡八载，与肃宗一代相始终。综其用兵之得失，由安史言之：①初起时，若纳何千年策，“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鄜、坊，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围弩五千入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陌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新书·禄山传》）则天下事未可知也。②禄山据东都，若不即僭位，而急取关中，则唐室覆矣。③庆绪如乘玄宗南幸，肃宗灵武之师未集，唐方瓦解之际，入都长安，以重兵守三辅，以余师扼河洛，徐荡东方之义旅，则唐之为唐亦难言也。贼党中谋夫猛将伙颐，据有为之势，得有为之机，而事卒不济者，以竖羯褊愚，昧于大计故也。有唐室言之：①乱之初作，若即行内禅，则天下闻风兴起，三河当益坚守，勤王之师必早集，则幽燕之锋，指顾可摧。②玄宗若始终守京阙，使肃宗总讨，哥舒、高、常固守潼关，以郭、李收东京，则乱亦不至燎原。③肃宗自灵武至凤翔，河、陇、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详川汗中。李泌以胡兵畏暑耐寒，请莫捣其心腹，而“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肃宗“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通鉴》）致安史稽诛，且诒河北数世之祸。在此八年战乱中，北方生民之苦痛，达于极点，如：“时洛阳四面数百里，人相食，州县为墟。”（《旧书·史思明传》）“庆绪自十月被围，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旧书·安禄山传》）至回纥入援，名虽仗义，实利剽掠。史称“回纥可汗继进于河阳列营，而止数月。去营百余里，人被剽劫逼辱，不胜其弊……初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旧书·回纥传》），人民所受之涂炭，可谓甚矣。“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盟，以成祸根”。（《旧书·蕃镇传》序）而肃宗以宦者监军，更酿成宦官之祸。

七、方镇之祸

天宝之乱，不仅倾丧国本，诒祸最烈者，尤在方镇。

（一）方镇之起源

（1）创制之不善唐初膺疆寄者，“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曰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廿二史札记》二十）“睿宗景云年（710）十月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纳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此事《两唐书·睿宗纪》与《纳传》及《新书·方镇表》皆不载，惟《通鉴》如此，此书考异十二谓系据《太上皇帝录》，故从之）节度之名，自此时。明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会要》七十八），其号益确立矣”。“然犹第总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会要》系于开元元年，《新书·方镇表》系于开元九年）、陇右（《会要》称开元年置）、河东（《会要》称开元十八年置）、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刺史尽为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者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廿二史札记》）故赵翼谓：“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也。若究其胡为而设此官，则兵府之坏，实乃主要原因。观德宗久为藩镇所苦，“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敍府共……及李林甫为相，奏请军皆募人为，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通鉴·唐纪》）可以证之，德宗君臣虽洞烛祸源，而府兵迄未克复者亦积重难反故也。

（2）肃代之幸安“肃宗乾元元年（758）冬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通鉴》）命将立帅，国之大事，权柄操之于上，军士本不得专，肃宗偷一时之安，昧永远之患，委一介之使，循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者则立之。自此军使废置权操于下，恶例一开，谁复共命？肃宗又急于收京，不纳李泌先取范阳之策，致安史虽剪，而其余孽尚掳河朔，坐使仆固怀恩养寇自重。

代宗初薛嵩、张忠志、李怀先、田承嗣（皆安氏余党）见怀恩皆叩头愿效力行伍。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暠等卒据掳以为患。”（《新书》二二四上《叛臣传》）是诸降将方以贷死为幸，何敢存榜地奢望，微怀恩为请，则调至它所分散其力量，亦易易也。

（二）诸镇之割掳

吾国封建制度，肇于商，备于周，摧于秦，西汉则采半封建制，东汉诸侯王之国，封君乃与领土领民分离，封建名存实失。州牧连帅之权日重。有唐中叶，诸王不出阁，异姓公侯不亡袭，封建之焰已熄矣。而诸方镇之性质，实为新封建焉。史称肃宗“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梂逆汗，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不问，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划大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号，走兵四略，以饱其志”。（《新书·藩镇传》序）故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书·方镇表》序）诸镇“大者连州数十，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署置，未尝请命于朝廷”，“诸方镇各擅土地赋税，足以养军。乃朝廷用之讨叛，则一出本境，即须朝廷给以衣粮，此国力所以困于用兵也”。（《廿二史札记》）“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为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通鉴·代纪》）是唐之方镇，不但私其土地人民财赋甲兵为己世有，与古封建无殊；而其构逆煽祸，更烈于古之封建。故杜牧抒其愤惋于《罪言》，欧宋致其笔诛于《新书》，马端临更本《新书·方镇传》作封建考（《通考》二二六），叙诸镇传授之次第，以继唐室诸王之后，下接五代之十国，良有以也。其割掳之迹，《旧唐书·地理志》载至德后之巨镇雄藩，自“东都畿汝防御观察使”，至“安南都护节度使”，凡四十有四（节度三十二，观察七，防御三，经略二），并志其殆所及管州甚详，“盖据太和（文宗827—835）中方镇言之”也（钱辛楣《廿二史考异》五八说）。《唐会要》七八卷“节度使”条，备志各镇节度使设置之年月，而媵以每使管内之军名，宪宗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进《国计薄》云：“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其……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甲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干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文宗开成元年（836）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云：“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者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自肃宗至宣宗百余年间，天下方镇增减之数，大略如是。至僖宗“乾符之后（894—907）天下乱离，礼乐征伐，不自朝廷。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旧唐·地理志》语）欧宋新书，则取重要方镇，为《藩镇传》（卷二一〇—二一四）以著事迹及世传。又列一代方镇大事为《方镇表》，以挈其要。明张大龄《唐藩镇指掌》，清万斯同之《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及《唐边镇年表》，黄大华之《唐藩镇年表》，近人邓之诚之《中唐以后两河藩镇简表》与《唐末节镇简表》，并清晰简赅。兹将《新书》（210）《藩镇传》序之八镇，笺之如下：

（1）魏博（田承嗣）传五世（历传绪悦季安），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实则为史宪成、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五姓），传十世，有州七。（魏［河北清丰］博、相、卫、磁、洛、贝）

（2）成德（张忠志赐姓名李宝臣）更二姓，（李惟岳、王武俊、士真），至王承宗入相。明年（敬宗长庆元年）王庭凑反，传六世（元逵、绍鼎、绍懿、景崇镕），有州四（恒［河北正定］赵、深、冀）。

（3）卢龙（李怀仙），更三姓（李及朱希彩，泚、滔、刘怦）传五世，之刘总入朝，六月（长庆元年）朱克融反，更五姓（李载义、杨志诚，史元忠、陈行泰、张仲武）传十二世，有州九，（幽、大兴）檀、蓟妫、檀、易、恒、定、沧、莫。

（4）淄青（李怀玉，赐名正己）传五世而灭。有州十二（青［益都］、淄、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徐、兖、郓）

（5）沧景（程日华）传三世（怀直），至承权入相。（元和十三年）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灭，有州四（沧［沧县］、景、德、棣）。

（6）宣武（刘玄佐），传四世而灭，有州四（汴、末、亳、颍、陈）。

（7）彰义（吴少诚），传三世而灭，有州三（蔡、申、光）。

（8）泽潞（刘悟），传三世而灭，有州五（潞、泽、邢、洛、滋）。

方镇既世袭，遂互相表里，连横叛国。其跋扈，有过于六朝拥兵之悍帅，而诸镇之间，复纵横排捭，离合非常，聘阴谋，任诈术，兴戎连兵，互相吞噬，虽战国之力争，亦不及远甚。跅弛之士，弗择顺逆，多为之用。游士刺客，纷纷活动，亦战国之缩影，其僚属之有府主，而不知有朝廷。（叶昌炽《语石》九，谓：“藩镇颂德碑，于国号朝廷诏旨等字，或仅仅空格，而于某公某官，则巍然提写。”民众受其荼毒，虽极愿拥护中枢，然为所劫持，终亦无可如何。）

（三）方镇之连兵

“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义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廿二史札记》二十）兹举其著者。

（1）魏博汴宋之乱代宗大历八年（773）相卫薛嵩卒，弟崿代之，朝廷因授以旌节，九年魏博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使作乱，明年，袭取相卫等州，薛崿诣阙待罪，上释不问。诏贬承嗣为永州刺史，命淮西李忠臣（即禄山降将董秦）、平卢李正己（即李怀玉）、成德李宝臣（即张忠志）、卢龙朱滔等进兵讨之。承嗣素轻正己，而又与宝臣交恶，继见诸道兵合，部将多叛，乃大俱。“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礼而遣之。遣使尽籍境内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以与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实则七十一），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上嘉李宝臣之功（降魏博将裴志清，又破走承嗣），遣中使马承倩赍诏劳之将还，宝臣诣其馆，遣之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惭，其左右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阳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谶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于射堂，命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滔军于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时两军方睦，滔不虞有变，狼狈出战而败，会衣他服得免。宝臣欲乘胜取范阳……知有备，不敢进。承嗣闻幽、恒兵交，即引兵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通鉴·代宗纪》）承嗣请入朝，正己亦屡为之请，大历十一年承嗣复表请，乃下诏赦其罪。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虏郡叛。八月诏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阳马燧，淮南陈少游，淄青李正己，进兵讨之，十月，宝臣燧大破灵曜，承嗣遣田悦救之，亦溃。李勉械灵曜至京师，斩之。十二年三月，田承嗣竟不入朝，又曾助李灵曜，上复命讨之。承嗣乃复上表谢罪。上亦无如之何，乃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综代宗一朝，对藩镇极姑息之事，威严扫地矣。

（2）四镇之乱德宗即位之初，欲革前弊，不许节度使世袭，四镇乃联合拒命。“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至是（建中二年正年）悦屡为惟岳（成德宝臣子）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六月，上遣使征山南东道（今湖北）节度使梁崇义入朝，崇义拒命。”时平卢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奏请袭父位，上不许。（《通鉴》）至是四镇并反，乃认河东节度使马燧，诏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等讨悦，范阳节度使朱滔讨惟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崇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等计纳、燧、晟，抱真屡败悦，希烈平崇义，惟岳先为滔所破，旋被其兵马使王武俊所杀，洽、环、澄、朝臣等大破纳悦之联军于徐州，纳悦势蹙，指日可灭，而滔与武俊复叛，两河之乱益炽。

（3）诸镇之僭号“时河北略定……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以张效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刃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通鉴》二二七）田悦闻之，乃遣使诣深恒说滔与武俊。遂叛不助悦，引兵南救魏州，德宗诏朔方节度李怀光东讨悦，且拒滔等，竟为滔武俊所败。“于是滔、武俊官属，共议古有列国连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纳大夫在郓，请如七国并建号，用天子正朔，且师在外，其动无名，岂长为叛臣，士何所归，宜择日定约顺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从之。滔以冀尧所都，因号冀，武俊号赵，悦号魏，纳号齐，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为坛魏西祀天，各僭为王，与武俊等三让乃就位，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及纳称寡人。”（《新书》二一二《朱滔传》）是为藩镇中之四王。时河朔之乱未平，而河南之警又起，淮西李希烈亦密与滔纳交通，建中三年十二月叛，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四年陷汝围郑，东都大扰。卢杞说帝遣重臣往宣谕，帝乃命颜真卿往，留二年不屈被害。兴元元年正月帝下赦令，武俊、悦、纳等己不平于滔皆密归款，至是遂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谋称帝。遣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建元武成，置百官。朱泚已先一年称大秦皇帝，是为藩镇中之二帝。贞元二年嗣曹王皋，与张建封、曲环、李澄等四略其他，希烈势日蹙，为亲将陈仙奇所毒死，函首献阙下，淮乱暂平。

（4）奉天之围希烈反时，河南诸州多陷，命哥舒曜讨之，被围于襄城甚急。诸道兵救之。节度使姚令言将兵过京师。初白志贞为神策都知兵马使，禁军死亡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贿而补之，名列军籍，而身居市麈。至是招禁兵御贼，竟无一人至者，德宗仓卒出奔奉天（乾县），翰林学士姜公辅以朱泚旧为泾帅，废处京帅，常怏怏请诏使从行，帝不听，乱兵遂奉泚为王，掳长安，段秀实，与刘海宾、何明礼、歧灵岳等谋诛泚，不克而死，泚遂僭即伪位，自称大秦皇帝，号应天元年。率其党围奉天，赖浑瑊、韩游瓌等力战却之。十一月朔方节度李怀光率师勤王，癸巳次醴泉。泚夜解围去还保长安。神策军使李晟自定州率兵赴难至。怀光既解奉天之围，欲入朝面刻卢杞之奸，杞闻之懼，言于帝，认怀光还取长安，不听其入朝。怀光意怏怏顿兵不进，上表暴杞之罪，众论喧腾，乃贬杞及白志贞等，兴元元年（784）正月，帝在奉天，纳陆鸷策，下诏罪己，山东之骄将悍卒，闻之莫不感泣。武俊、悦、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怀光自以与朝廷嫌隙深，阴有异志，欲并李晟军未果。二月怀光杀其兵马使石演芬举兵反咸阳，袭并李建徽、杨惠元兵，帝奔梁州（南郑）。怀光初与泚往复通好甚密，泚与书事之如兄，约平关中，当割据山河永为邻国。洎怀光既叛，泚乃下伪诏，待以臣礼，且征其兵马。（侯延庆《题唐书诗》：“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易除。一盗未平群盗起，功臣都是盗根株。”［《说部》本《退齐燕闻录》］）怀光既愤为泚所卖，又见部将不用命，多自拔归国，乃率众遁归河中。六月李晟收复京师，朱泚西走，其将韩旻斩之以降，帝还长安，关中之乱斯定。是年三月，田悦为其弟绪所杀，朱滔先娶回纥女，闻悦死，乃引回纥攻魏州。王武俊既归国，昭义（邢、磁、临、洛等州）节度李抱真（安兴贵之裔）乃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众击朱滔，武俊许之。（《通鉴》“三月戊辰武俊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洺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距十里。”）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入武俊营。其将去也，宾客皆止之，抱真遣军司马卢玄卿勒军，部分曰：“仆今日此去，系天下安危，仆死不还，领军事以听命朝廷，亦惟子！奋励士马，东向雪仆之耻，亦惟子。”言讫而去。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窥大位，朱滔围攻贝州，此辈皆欲凌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于数贼之上，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已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泪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遂相与结为兄弟而别（《通鉴》：武俊称抱真为十兄），约明日合战。（《旧书》一三三《抱真传》）王李既交欢，遂军营而进，五月丙子旦，抱真武俊大破朱滔，滔遁归范阳。贞元元年（785）马燧浑瑊平河中，怀光自杀。朱滔亦病死，其将刘怦以范阳归国，棼如乱丝之关东，虽已大定，而德宗则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新书·德纪》）

（五）淮西之平

宪宗即位，志裁强藩，元和元年（806）正月，西川节度副使刘辟作乱，遣高崇文讨平之。三月夏绥留后杨惠琳拒命，诏河东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讨平之。二年四月，镇海（治润州令苏、常、湖、杭、睦等州）节度李锜反，兵马使张之良讨平之。国威大振。七年八月，魏博节度田季安卒，军乱，推田兴知留后，兴请命于朝。帝用宰相李绛以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十一月遣裴度往宣谕，军士受赐，欢声如雷，诸镇使者见之，相顾失色。兴遂纳土归国，赐名弘正。五十年反侧之地，至是复沾王化。时成德王承宗，平卢李师道，淮西吴元济，皆不奉朝命。淮西最强，乃先讨之。承宗师连皆请赦元济，不许。元和十年（815）五月，以军事委武元衡，六月，师道遣刺客杀元衡（《唐语林·政事》条刺客名张晏），击伤裴度首。帝怒讨贼愈急，以度为同平章事，委以军事。十二年十月，度遣将李愬雪夜入蔡州执元济。送京师斩之，淮西既平，诸镇皆惧王承宗，因田弘正介，归命于朝，幽州节度刘总亦纳土，李师道仍拒命。十四年二月田弘正、李愬击败之，刘悟斩师道，率将吏归国。两河叛乱六十余年，至是复为王土，故元和之朝史称中兴。

宪宗崩后未几，河朔复乱。《通鉴·穆宗纪》称：“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新唐书》一〇一《俛传》），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滔孙，掳卢龙叛）、王庭凑（武俊养子，据成德叛）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清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材无远略，史宪成（魏博将）既进杀田布（弘正）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收复。”敬宗时节度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擅领留后。文宗太和元年至三年始讨平之，武宗时昭义节度刘从谏（悟子）死，其侄稹秘不发则无地不藩，无藩不叛。及唐已亡，而藩镇为中国祸，则迄未已也。

八、宦官之祸

宦官之制惟中国有之，其祸亦史不绝书。如东汉，如有明，中宦皆曾盗窃权柄，荼毒家国（东汉自和帝以后，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故宦官擅权肆虐天下。及袁绍入北宫，无须者殆尽，而汉社已屋矣。明代若王振刘瑾用事，陷君北狩，浊乱朝政，其祸已烈，而魏忠贤之奸乱，更促成明室之覆亡），然未有如唐代至甚者。

（1）致祸之由贞观定制惩前代之弊，对宦寺限制极严，置有兵额，宦阶高者，不过四品，仅超侍内庭而已。武后以女主临朝，差增员位，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奢侈，宫嫔四万余人，品官随增，衣朱紫者千余，黄衣以上者三千，已逾太宗之制矣。高力士居中宿衙，拜骠骑大将军杨思勖数将兵平蛮有功，拜辅国大将军；宦官之祸，萌于此矣（以上据《唐会要》六五《内侍省》）“后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怙宠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子仪北伐，亲王东讨，遂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德宗避京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交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序》）是唐宦者之祸，肇于玄宗，茁于肃代，成于德宗，根株深固，遂不可拔矣。

（2）宦官之逆虐德宗时，宦祸既成。顺宗即位，王叔文执政，欲削宦者兵权，以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韩泰为司马。边将各以状辞中尉，宦者始悟兵权被夺，大怒，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俱文珍等复请太子监国，叔文等遂败。后宪宗为陈宏志所弑，敬宗为刘克明所弑。文宗初立，宦官益横，权出入主之右，人无敢言者。太和二年，帝亲策举人，刘蕡对策（策载《旧书》一九〇下《蕡传》），极言宦官专恣之祸，考官冯宿等皆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马值、崔玙、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议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上疏，以为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乞回所授官，以旌蕡直。不报。太和四年七月，文宗与宰臣宋申锡密谋诛宦官，王守澄知之，申锡以窜死。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郑注及宰相舒元舆等约奏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有甘露，欲绐诸宦往观，因而诛之。仇士良等觉有变，遂勒神策兵出战，杀史卒二千余人，执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京兆尹罗立言金吾韩约，御史李孝本及训注，王璠郭行余等而杀之，皆夷其族，世谓“甘露之变”。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中尉，上不豫知。尔后国事皆决于中尉，宰相奉行文书而已，文宗惟隐忍抑攀独坐叹息。尝题宫中云：“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传臣知！”又语宰辅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然与卿等，论天下事，势不得行者，退但欲饮醇酒求醉耳。”晚年语直学士周墀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受制宦竖，可谓甚矣。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内实忌之，士良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闲，当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武宗本一勇决有为之英主，其抑制跋扈之强藩，芟除极盛之佛教，夷灭南窜之回鹘诸举，皆踔属风发，不贯澈意志不止，惟于宦官，不见有何裁制。史传中除《新书·仇士良传》有：“武宗明断，士良虽有援立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数语外，更不见有任何抑制之记事；读唐史者，于此不能无疑，求域外所记，果可窥其消息，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四月条：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军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敕赐印，每中尉初上时，准敕出兵马迎印。别行公事，不属南关，今年（会昌五年）四月初，有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令掌，相管军事，一切密令取相处分也，左军中尉即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云：“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印之日亦须动兵马纳之。”中尉意敕答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马，人君怕，且纵不索。按武宗时，李德裕在相位，元年收复幽燕（陈行泰）三年平回鹘，定昭义（刘稹），靖河东（杨弁），国威重振，会昌五年时仇士良死已二年，中官势力微，正裁抑之良机，特鉴“甘露之变”，不敢掉以轻心，乃先谋削其兵柄，左军中尉杨钦义，本愿慤，会昌三年五月，相崔铉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不之知，老宦者皆尤之曰：“杨刘怯懦，堕败旧风，使我辈不得预闻朝政。”即欲奉诏纳印，而右军中尉鱼弘志，则殊陆梁，竟以出兵相挟持；武宗计划，遂归泡影。因所筹未实现，故此事亦湮没不传。此后宦官气焰益高。刘季述锢昭宗于少阳院，以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数止数十不止。杨复恭至谓帝为“负心门生天子”，其侮虐可想见矣。宣宗多善政，有“小太宗”之目，但亦无奈宦者何。尝密问韦澳曰：“近日内侍权势如何？”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帝闭目摇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昭宗受制内侍，事为尤甚。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四二）载陕郊有唐昭宗诗云：“纥于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出乐！”读之可悯。又载其《菩萨蛮》诗云：“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不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被凌至此极真所谓“不幸而生帝王家”也。崔胤愤极，乃召朱全忠，尽诛宦者，哀号之声问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冤痛难抒，然而邦国殄瘁矣。

总之：“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通鉴·唐纪》）故《新书·僖纪赞》云：“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者所立者七君（陈弘志立穆，王守澄立文，仇士良立武，马元贽立宣，王宗宝立懿，刘行深立僖，杨复恭立昭）。”立辟由彼，功负定策，宜其祸起萧墙，奸生帷幄也，刘蕡痛论宦者监军之书云：“军容合中宦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耽，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藩臣，于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釁之心，无伏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耶！”（《旧书·蕡传》）前史论贞元后，宦官之恣睢云：“兰錡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长庆缵隆，徒郁枕戈之愤……朱袍紫绶之荣，无非巷伯。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七十八人，内则参秉戎权，外则临监藩岳。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训）谋之不臧，几乎败国。何窦之徒转慼，让珪之势尤狂，五十余年，祸胎逾煽，昭宗之季，所不忍闻。”（《旧书·宦官传》序）“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传天子，狎则无威，习而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偾，至昭而天下亡矣。”（《新书·宦官传》序）

九、唐之乱亡

有唐盛时，中央集权，世有英辟，代多贤辅，故内则政治休明，四海乂安，闾阎富庶，适远方者不持尺兵，行千里者不裹粮，升平繁华，臻于极点。外则声威广被，边土遐举，绝域酋渠，莫不献琛归命，远裔大长，罔弗稽角来庭；悍边保塞，率循藩域。天宝乱后，王室凌夷，巨郡雄州，尽烈于强藩，财赋甲兵，咸擅于悍镇；地方割掳盛，中央之权替，欲举全国之兵力财力以事外，已为时势所不许，于是藩属俱叛，帝国解组矣。而朋党交枢府，寺人汨乱朝经，国本断丧，中兴道销，于是变乱四起，海内鼎沸矣。外患内难，荐臻迭乘，唐遂不得不亡。

（一）藩属之丧失与交侵

唐初东夷北狄西域南蛮，皆请吏奉贡，遂裂其地四州府之。及唐中衰，四裔咸独立，或更侵凌中国，弊亦不可胜言。在东方者，新罗首蚕食高丽百济故地，唐乃放弃朝鲜半岛统治权，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朝鲜半岛遂为新罗所统一，不复受晋之羁縻矣（见《旧书》一九九上，《新书》二二〇《东夷传》）。在东北方者渤海自大祚荣始建国（714），至其孙钦茂疆土大辟，肃宗宝应元年（762）进封渤海国王。唐之东北领土又丧失矣。越六世至宣王仁秀益强大，为海东盛国。至哀王时——927——始灭于契丹（见《旧书》一九九下，《新书》二一九狄传及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在松漠者，契丹自中唐即强大，今内蒙东部地皆为所并，晚唐时频幽州抗争，后更入窥中原。（见《两唐书北狄传》及《契丹国志》）在西北方者，吐蕃乘安史之乱，陷河陇，残安西四镇。唐之损失，不仅在西北领土，且与西方交通亦被阻梗。宣宗大中五年（851）张议潮虽乘吐蕃之衰，恢复瓜沙等十一州，然西域终为回鹘所掳，开元西北之盛况，不得复见矣（见《两唐书·西域传》）。在西方者，唐初，吐蕃弃宗弄赞在位，吸收中印文化，国势渐强。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余万众入寇，陷长安，帝奔陕州留十五日，闻郭子仪军且至，始退，寻复转锋南下，陷剑南西川诸州，川陕之患无宁岁，德宗时，来请会盟，更刼盟于平凉，唐将卒多死。后用李泌策，联大食、南蛮、回纥以制吐蕃，蕃患虽略纾，而唐已垂亡矣。（见《两唐书·吐蕃传》及《通鉴纪事本末》，二九吐蕃请和，三二吐蕃入寇，三三吐蕃叛盟各条）在西南方者，开元末，蒙舍诏皮逻阁，求合六诏（蛮语谓王曰诏）为一，诏许之，册为云南王，南诏始大。天宝九年及剑南节度鲜于仲通讨之，拜于西洱河（叶榆河在大理东），其后杨国忠讨之，亦无功，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寻乘安史之乱，陷隽州（四川越隽县）及会同军（四川会县）掳清溪关（四川汉源南），于是四川西南境尽入于南诏。懿宗咸通中，以安南土蛮之句引，陷交趾，后高骈为安南节度，屡破之，安南之诏患始平。僖宗乾符中，南诏复寇西川，后以高骈移镇西川，虽来求和而盗边不息，中国为虚耗。（见《新唐书》二二二《南蛮传》，《通鉴纪事本末》二四蛮传南诏入寇）

（二）流寇之纷起

宣宗末裘甫乱渐东，懿宗咸通元年，以安南都护王式为渐东观察使讨之，式以回纥吐蕃配江淮者隶军中，大破贼，执甫送京师斩之。未几徐乱又起。初南诏之陷，播（贵州遵义）邕（唐西南宁）交趾也。僖宗遣兵击退之，遂留徐泗兵八百戌桂州，初约三年瓜代，逾六年不得代。咸通九年戍卒作乱，推粮判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遇剽掠，州县莫能御。破宿徐等州，陷滁和濠州，进围泗州，唐以康承训大举讨之，承训以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前锋，明年破之，勋走死，徐州平。唐以赤心为大同军节度，赐姓名李国昌，为朱邪氏据山西之始。（见《通鉴纪事本末》二四裘甫寇渐东及庞勋之乱条）裘庞之作，不过为乱唐之序幕，其最烈者，如黄巢、秦宗权之乱。僖宗即位，关东水旱，州县不以实闻，百姓流离无告，所在相聚为盗。乾符元年（874）濮州人王仙芝作乱，明年陷濮曹二州，冤句（菏泽西南）人，黄巢聚众应之。连陷河南、山南、淮南、江南诸州。五年招讨副使曾光裕大破之于申州（信阳），斩仙芝于黄梅。尚让卒，仙芝余党归黄巢于亳州，推巢为冲天大将军，掠宋汴，南渡江，陷江南西道诸州（江西），复东南入浙东陷福州。六年（789）镇海节度高骈击巢大破之，巢越广南，陷广州，求为节度，不许，复引兵北上，屠潭州，山南东道节度刘巨容，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拒战于荆门，大破之，或劝巨容穷追，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事宁则弃之，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巢遂收余众东走，陷鄂（武昌）宣（宣城）莘州。时高骈方镇扬州，亦玩寇不愿贼平，坐视巢渡淮，破河南诸州，进陷东都，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拒战于潼败绩，朝遂进陷长安。田令孜，奉僖宗走兴元（南郑），巢大杀唐宗室，自称齐帝。韦庄秦妇吟“内库烧残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及咏此时事也，凤翔节度郑畋起兵讨贼，中和元年（881）帝幸成都，尚让寇凤翔，畋遣唐弘夫破之。弘夫乘胜与程宗楚进薄长安，巢弃城东走，至坝上闻官军不整，复还袭长安，弘夫、宗楚战死，长安复陷。明年四月，荆南节度王铎引诸道联军逼长安。时关中大饥，《秦妇吟》云：“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秀苗。采樵砍尽杏花园，修寨斩断御沟柳。”盖纪实也。王铎遣使征李克用来勤王，克用引沙陀兵至河中（永济），屡破贼。三年收复长安，巢焚宫室东走陷蔡州，围陈州，中和四年（884）克用引兵由陕济河而东大破之，巢东走冤句，克用穷蹑，计蹙乃自刎，时溥献其首于行在，诏以首献于庙。巢乱首尾凡十一年，唐室元气大伤，明年（光启元年）三月帝至长安，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时朝廷号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见《两唐书·僖宗纪》及《黄巢传》《通鉴纪事本末》三十七黄巢之乱）“巢死秦宗权张甚，啸聚逋残，有吞噬四海意……寇荆南……攻襄州……破东都……寇淮肥……略江南……乱岳鄂，贼渠率票惨，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鞠为荆莱，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皆麕骇雉伏，至千里无舍烟。惟赵保陈，朱全忠保汴，仅自完而已，然无霸王计。惟乱是恃,兵出末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僖宗假朱全忠都统节以讨贼……宗权悉军逼汴，权忠惧，求救于袞郓，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将同拒贼……合击大败之……宗权退守中州……为爱将申丛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宗权至汴，全忠以礼迎劳，且曰：‘公昔陷许，能戢兵赐盟，戮力勤王，乌有今日乎？’宗权曰：‘英雄不两立，天亡仆以资公也。’謷然无惧色。全忠以槛车送京师……宗权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诛。”（《新书》二二五下奏宗权传）

（三）唐祚之终

（1）僖宗再蒙尘“僖本非拨乱之主，宰辅尽斗筲之材，宦寺弄权，庙谟颠倒，故巢乱虽平，而唐难未已。光启元年帝还京，田令孜忌河中节度王重荣，使邠宁节度朱玫，凤翔节度李昌符等攻河中，李克用救之，进逼京师，令孜刼帝奔兴元，长安复为乱兵所掠，玫等耻为令孜所用，乃与重荣合表诛令孜。明年，玫还长安，奉肃宗玄孙襄王煴监国。帝用宰相杜让能策，诏重荣克用讨玫，玫将王行瑜斩之以降，遂以行瑜为邠宁节度。而后威令不振，盗贼蜂起，诸镇割据，互相吞噬，唐室益不可收拾。

（2）昭宗受制邠歧昭宗即位，以朝廷日卑，慨然有振作之志。张浚为相，劝帝强兵以威天下，募兵京师至十万人。会克用攻云州（大同）防御使赫连铎诉于朝，全忠、浚与克用有隙，请讨之。诏以浚为招讨使。大举击克用，覆师走远。克用上书自讼，诏复官爵，而窜浚于远州，朝廷遂益陵夷。大顺二年（891）宦者杨复恭与其侄山南西道节度杨守亮反于兴元，诏凤翔节度李茂贞讨之，景福元年（892）茂贞克兴元，遂据之。二年（893），茂贞与王行瑜连兵拒命，帝欲讨茂贞，”杜让能谏曰：“万一不克，悔无及矣。”上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此乃志士痛愤之秋，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戚，无宜避事，让能泣曰：……但恐他日臣受晁错之诛，而不能弥七国之祸也……军溃……让能言于上曰：‘臣先已之矣，请以臣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与卿决矣！’……赐自尽。”（《通鉴·昭纪》）自是朝廷动息，皆奉命于歧（茂贞）邠（行瑜）南北司往往附二镇以邀位。乾宁二年（895）茂贞行瑜与镇国（治华州）节度韩建连兵犯阙，杀宰相李溪、韦昭度，谋废帝立吉王保，李克用闻警率师勤王，克邠州，诛行瑜，将移兵讨茂贞，贵近恐克用势盛，不利于朝，乃羁其兵，克用还晋阳。明年茂贞复反，帝奔华州依韩建。茂贞陷长安，宫阙市肆，燔烧俱尽。时克用方与朱温构兵，无暇入援。建专国政，宰相崔胤，险教朱温营东都宫室，表迎车驾，建、茂贞惧，光化元年（898），奉帝还长安，胤日于上谋去宦官，南北司益憎疾。三年（900）中尉刘季述勒兵幽上于少阳院，迎太子裕立之。胤使神策使孙德昭讨季述，诛之，上复位，黜裕为德王。

（3）崔胤招外兵时茂贞全忠各挟天子令诸侯之意，胤附全忠，而中尉韩全诲结茂贞，相仇益甚，天复元年（901）茂贞入朝，解胤盐铁使，胤知谋洩事急，遣全忠书，令以兵迎驾，时全忠已破克用并吞两河诸镇，取河中晋绛等州，势甚张，得胤书即大举西上。全诲见事急，刼帝如凤翔依茂贞，胤劝全忠西迎车驾，全忠从之，进围凤翔，诏克用入援，克用奉诏攻晋绛，以分全忠兵势，全忠还兵破之。二年（902）全忠旋师西上，大破茂贞兵进围凤翔，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四川节度王建以勤王为名，假道兴元，取之，自是山南剑南皆为建有。三年茂贞杀全诲等与全忠和，奉帝还长安，崔胤以宦官典兵预政倾危国家，不剪其根，祸终未已，请悉罢宫内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帝从之。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八百余人，尽杀之。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诛之。只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天子每宣传诏命，即令宫人出入。自开元以来，宦官擅威者，垂二百年，至是始除，而国亦随亡。《新唐书》谓犹“灼木攻蠹，蠹尽木焚”（《宦官传》序）信然。

（4）朱全忠篡唐宦官既诛，以权忠守太尉，充诸道兵马副元帅，崔胤为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衙事。权忠威震朝右，有篡祚意，胤惧，密募兵以备之，天祐元年（904）全忠密令其党杀胤，迁帝于洛阳，促百官东行，驱徙士民，号泣满路。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遂墟。帝之发长安也，遣间使以密诏告难于四方，及至洛阳，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等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天复元年八月壬寅，遣朱友恭（李彦威）、蒋玄晖弑帝。帝英迈能文，践祚之初，志复前烈，尊礼大臣。梦想贤豪，中外欣然望治。然内制于宦寺，外劫于强藩，终不能有为，在位十六载，颠沛以死。全忠恶德王裕壮，以辉王祚幼冲，立之，是为哀帝。明年，全忠杀昭宗子裕等九人及宰相裴枢，独孤损等数十人，弑太后何氏。全忠急于受禅，朝仪先加九锡，全忠怒不受。天佑四年（即哀帝三年，公元907）四月甲子，全忠即皇帝位，国号梁，建元开平，废哀帝为济阴王，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已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明年二月癸亥，酖杀济阴王于曹州，历代罕比之大唐，于兹亡矣。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哀帝三年（608—907），凡传二十世，历年二百九十。

第五章 五代纪事

一、梁唐之争

初唐借突厥以兴国，中唐召回纥以平乱，晚唐则仗沙陀平黄巢，盖唐最惠服塞外民族，故亦食其报，所谓“食我桑，怀我好音”者是也。而沙陀李国昌克用父子效忠王室（《唐书》二一八《沙陀传》），志在存唐，而朱温灭之，故二者交閧。昭宗乾宁二年（895）朱温攻沧州，其节度刘仁恭求救于晋王，晋乃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危，厥后梁晋兵事，集于潞州。梁于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梁开平（907）元年（温始即位），克用病死，子存勗乘务进兵，破夹寨，晋梁兴亡，遂兆于是役。开平四年（910）梁袭镇州，州将王镕（廷凑后）求救于唐，明年（乾化元年）梁唐大战于柏乡（今河北县），梁兵大败，精锐殆尽。乾化二年，晋攻幽州，刘守光求援于梁，温自将往救，晋败之于中途，弃资械甚众。明年晋克幽州，执守光父子戮于晋阳，温以争燕不得郁郁受害。末帝贞明三年，唐复败梁兵于莘城（山东莘县），下贝州，奄有河北一带。明年唐复败梁兵于胡柳陂（山东濮县西南），隆德二年（922）晋取郓州，梁来救大败，擒王彦章，乘胜下曹州，趋大梁，梁遂亡。

二、晋引契丹

（一）契丹入塞之导因

唐末拓跋思恭虽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然仅孕育西夏，五代之际，尚无力争衡中原。惟契丹族与沙陀族之争，颇值一述。晚唐契丹部落渐强，而河北三镇（魏博［魏“清平”博、相、卫、磁、洛、贝］，成德［恒“正定”冀、空、易、赵、深、沧］、卢龙［幽“北平”蓟、媯、易、恒、定、沧、莫］，犹足以控御之。洎五代时，魏博牙兵（田承嗣所置）两次诛戮（罗绍威引梁兵诛杀牙兵七千余人，唐明宗时魏兵乱，悉被诛，并杀其家属三千余家，详《廿二史札记》二二“魏博牙兵凡两次诛戮”条），骄兵尽而北方锁钥撤矣。刘仁恭据幽州本能御契丹，而其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民散矣。阿保机适统一契丹八部，又得幽人韩延徽为谋主，国势渐强，《五代史》七二四《四夷附录》梁将篡唐，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后屡寇边，梁大祖开平元年，即公元907年，唐哀宗天祐四年，为阿保机之元年。）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唐庄宗同光四年（926）七月，阿保机卒，次子德光立，即契丹太宗。《旧史》（二三四）《李暻传》“又尝遣使私赂契丹，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马令《南唐书》“契丹遣二使来告曰：晋少主逆命背约自贻废黜，吾主欲与唐继先世之好，将册立君为中原主，嗣主辞之。”是南唐勾结契丹，为牵掣中原之计以遂其割据之私，故契丹后乃屡侵华北。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四月（《旧史》作二年），义成节度王都据定州叛，借兵契丹，德光遣托诺（《新史》作秃馁）率骑千余来援，继遣特哩衮（《新史》作惕隐）率勇骑五千（《新》作七千）至，唐将王晏球败之于满城，斩获千余骑，俘特哩衮已下酋长七百余人，其余众奔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白梃，所在击杀之，王都与托诺据城守，明年二月晏球卒定之。（《新史》四七，《旧史》六四《王晏球传》）

（二）契丹入汴

借契丹兵，以残中原，王都既开例于前，石敬瑭乃步趋于后。《五代史》《四夷附录》“石敬瑭反（936，五月），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九月，契丹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将至太原……敬瑭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德光谓敬瑭曰：‘吾之千里赴义，义当彻头，’乃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子晋王，予视尔犹子，尔视子犹父。’……临决，执手歔欷，脱白貂裘以衣高祖……子子孙孙无相忘……契丹当庄宗明宗时已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幽［北平］蓟［二县］瀛［河间］莫［肃宁］涿檀［密云］顺［顺义］新［涿鹿］妫［怀来］儒［延庆］武［宣化］蔚云［大同］应寰［朔县东］朔），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辽史·太宗纪》，改元及晋使赵莹献十六州事，并在天显十三年——938，十一月），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特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终其世，奉之甚谨。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道使者责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语独不逊。”《五代史》二九《延广传》（《旧》八八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称臣），“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荣）曰：先皇帝（则）北朝所立，今天子（则）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以为臣（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必成后悔矣）。”德光益怒（开运元二年契丹倾国南寇，互有胜负。三年九月复南下，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来降），遣傅住儿监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德光遣解里（御史大夫）以手诏赐出帝曰：孙儿但无忧！管取一吃饭处……四年（947）正月丁亥朔旦……德光入封丘门……封出帝贞义侯，还于黄龙府……二月丁丑朔……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德光常许赵延寿（德钧养子，本刘刓子）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德光大惧；又时已热，乃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翰守汴乃北归，以晋内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从……德光至临洛，见其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赵延寿）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

三、周世宗之恢复

辽太宗归至杀狐林（栾城县西北）崩，萧翰以知远将至，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已不得从容行，乃立后唐许王从益于洛阳，留兵千人为卫而去，知远入洛杀从益，寻入汴。后周时，北汉刘崇有憾于周，引辽南伐，世宗亲出御之始退。世宗以攘外须先靖内，乃纳王朴《平边策》，亲征南唐，取寿濠泗三州，李景去帝号称臣，又遣师伐蜀，取秦、阶、成三州。遂自将伐辽。《旧五代史》一一九《世宗纪》“显德六年（959，辽穆应历九年）三月甲戌，车驾发京师。夏四月辛卯，车驾次沧州……是日帝率诸军北征，壬辰，至乾宁军，伪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驾御龙舟，率舟师顺流而北，首尾数十里，辛丑，至益津关（《通鉴》，契丹守将佟廷辉以城降）……癸卯，今上先至瓦桥关，伪守将姚内斌以城降，甲辰，莫州刺史刘楚信以州来降。五月乙已朔，帝驻跸于瓦桥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诸将相继至行在。瀛洲刺史高彦辉以本城归顺，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丙午，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不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叶隆礼《契丹国志》五，穆宗记“应历九年四月，周帝自将攻辽，五月周将韩通领兵大至，辽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周世宗之胜蜀，服南唐，伐契丹，收功皆为朴所料。”即宋之“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新史·朴传》）

四、汉辽之同化

五代之际，沙陀族之唐、晋、汉三氏，皆完全华化，自视亦中国人。其以前朝之镇帅据地称尊，亦与朱温、郭威无殊，惟汉辽之同化，颇值一述。汉民之自动归化于辽者，许元宗《奉使行程录》，幽民苦刘守光暴虐，逃入契丹，契丹建滦州而处之。亦有被俘者。《新史》（七二）《四夷附录》：“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人（？）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金史·地理志》：“辽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县，以所俘安喜民置迁安县，以所俘定州之民置昌黎县”，汉民迁徙既久，浸染辽风，祖国山川，弃之如遗，驯至偷息苟生，右辽下汉，宋人《儒林公议》云：“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夺日久，企思中国，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关南，功不就，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便习不怪，居当右虏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常愤然，无可奈何。”叶隆礼《契丹国志》一：“《太祖纪》，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于延徽有力焉。”胡峤《陷北记》称辽“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可见汉化于辽之一斑矣。而契丹亦力图汉化。《新史》（七二）《四夷附录》“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临潢），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束射猎四楼之间……而诸部希述律（太祖后）意，共立德光。突欲（长子）不得立，长兴元年（930，天显五年），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以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怀化军节度使，瑞真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赞华……”（《附条》二）“（突欲）喜宾客，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兀欲（赞华子即辽世宗），为人俊伟亦工画，能饮酒，好礼士。德光常赐以绢数千匹，散之一日而尽。”《契丹国志》四《世宗（兀欲）纪》，帝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侮诸宰执，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追讨，故数年不暇南征，辽人对中国文物，亦极注意。《辽史·太宗纪》“大同元年二月壬寅，晋诸史僚吏、嫔御、宦寺、方伎、百工、图籍、厂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汉化于辽，辽化于汉，血液文教，互相混合，而不可分，故旋即入主中国，《辽史》所载之文物制度，泰半袭自汉族，与元魏之同化于夏，情形佥同，故元人迳目辽人为汉人也。

五、十国大事

“唐之盛时，制天下为十道，统之以都督，而遐荒四达，合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镇，大者连城十数，小者犹兼三四，虽秉爵命，而其势以分。僖昭之世，则又甚焉！盗酋强卒，相与为乱，而一旦破城杀帅者，即以其镇予之。于是下窃土地，上要封册，终以亡唐。而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大抵僭服兴亡，不在于强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乱。世苟治矣，偏据之国，虽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乱，遂为敌国。”（马令《南唐书》三《建国谱》）唐之所以裂为十国，十国之所以并于有宋，其关键胥在于此。

（一）吴

吴杨行密，庐州合肥人，少为群盗，后据庐州，唐即拜为刺史。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被戕，行密入据扬州自称留后。昭宗景福元年（892）六月，行密斩秦宗权之党孙儒，建军府于扬州，唐以为淮南节度使，全有淮南。后又下濠、泗、苏、杭诸州。乾宁四年（897）兖州朱瑾为梁所攻，晋遣李承嗣将劲骑数千救之，瑾败，因与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汇淮人，素轻弱，得瑾劲骑而兵益振。梁遣葛从周庞师古攻行密，行密击败之。天复二年（902）昭宗封行密为吴王，令讨朱温，将士听承制迁补，然后表闻。行密势益盛，得地益广。天祐二年（905）卒，年五十四，长子渥嗣位，张颢徐温弑之（909）。隆演（行密第二子）嗣立建吴国，置百官。时虽尽有江西之地，而徐温及子知诰专政，隆演怏怏以疾卒（920）。溥（行密第四子）立，徙都金陵，称帝。晋天福二年（937）禅位于南唐（路振九国志一及新五代史六一），盖“杨氏建国未久，政在徐温，而知训、知诰、景通、景迁、景遂继秉国政者三十余年，隆衍与溥，位号空存而已”。（马令《南唐书》三《世裔谱》）

（二）南唐

南唐李升，徐州人，少孤寒，杨行密得之于濠州，养为子，而杨氏诸子不能容，乃赐徐温，遂冒姓徐氏，名知诰，继温专吴政，晋天福二年（937）篡吴，自称为唐宪宗子建王恪之后，因复姓李氏，国号唐。其先五世之名讳，皆有司所撰。升在位七年卒，临终（943），“啮元宗指，见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陈彭年《江南别录》）元宗璟，初名景通。嗣位后，以闽王氏兄弟连兵累年，乃出兵攻之，克福建漳、泉、汀等州，执王延政以归。洎契丹灭晋，遣使告唐，“欲与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命唐为中原主。”璟叹曰：“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原乎！”（马令《南唐书》三）欧《史》六二亦称：“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而景方以（陈）觉等疲兵东南，不暇北顾。”后以“汉隐帝少，中国衰弱，淮北群盗，多送款于景”。寻以楚乱，乃遣边镐攻湖南，克潭州，尽还马氏之族于金陵。既亡闽灭楚，志乃益骄，“北通契丹，欲赖之以复中原”，（马今《南唐书》三）并约北汉以制周。周世宗乃频南征，璟乃去帝号称臣，献江北诸州，世宗许之。并使人谓璟曰：“吾兴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给要害，为子孙计。”璟因营缮诸城，升洪州为南昌，徙都之。璟卒（961），子煜嗣位。虽“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而性骄奢，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欧《史》六二）其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有家国阴阴如日将暮之辞。”（马令《南唐书·佑传》）被败自杀。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遣曹彬南伐，金陵破，煜降国亡。“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城将陷，谓所幸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黄氏皆焚。”（陈彭年《江南别录》）［李煜举族北迁，渡江望石城泣下，自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阙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龙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煜妙于音律，旧曲有《念家山》，煜亲演为《念家山破》，其声焦杀，而名不祥，乃败征也。（马令《南唐书》三）］

（三）前蜀

前蜀王建，许州舞阳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魏忠武军监军，杨复光都将，已而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以属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以建为养子。僖宗还长安，使建将神策军宿卫。光启元年，王重荣犯京师，僖宗幸凤翔，明年幸兴元，建负玉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寝，劳勋颇著。自攻取阆州（阆中），称防御史。西川节度陈敬瑄患之，以问监军田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儿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召建，建帅精骑，行至鹿头关，敬瑄悔而止之。建恐破鹿头关取汉州，连破敬瑄兵于彭州新繁，横尸四十里。唐乃以宰相韦昭度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讨之。久之不克，建乃以计胁昭度东归，以兵扼剑门，西川由是阻绝。大顺二年（891）建入成都，唐即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副大使。乾宁四年（891）十月，建攻破梓州，节度颜彦朗自杀，建遂并有西川之地。天复二年，李茂贞劫迁车驾，建以勤王为名，取茂贞山南西道诸州，茂贞之势忽替。时荆南成汭死，建又攻下夔、施、忠、万四州。天复六年，又取归州，并有三峡。明年（907）朱温代唐，建乃称帝，国号蜀。建善待士，唐名臣世族，多往依之，建皆礼而用之。晚年多内宠，贤妃徐氏，与妹淑妃皆用事，交结宦者唐文扆等，干与外政，梁贞明四年（918）建卒，年七十二。子衍嗣位，年少荒淫，蜀政日替，唐庄宗使李严入蜀国觇之，还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宋张唐英《蜀梼杌》）同光三年（925）唐遣魏王继岌及郭崇韬伐蜀，衍出降国亡。

（四）后蜀

后蜀孟知祥，邢州龙冈人。弱冠，补太原衙内都指挥使，李克用以其弟克让之女妻之。庄宗即位，除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十二月以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自洛南行凡十七日，明年正月戊辰至蜀。时崇韬已死，继岌引军东明宗入立，知祥乃训练甲兵，阴有王蜀之志。长兴三年破董璋，并东川为蜀明宗不能讨，糜之而已。明年（934）正月二十八日，知祥即帝位，国号蜀。七月卒，年六十一。子昶嗣王位，颇勤政爱民，“广政（昶年号）四年（941）五月，昶著《官箴》，颂于郡县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绥安养。政在三异，道在七县，驱鸡为理，留犊□□。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踰时，尔宜为戒，体朕深思。’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常。”（宋张唐英《蜀梼杌》）“是时（946）契丹灭晋，汉高祖起于太原，中国多故，雄武军节度使何健，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周世宗伐蜀（955）……于是秦、成、阶、凤，复入于周，昶惧，分遣使者，聘于南唐，东汉以张形势……宋兴，已下荆潭，昶益惧，遣大程官孙遇，以蝇丸书间行东汉，约出兵以挠中国，遇为边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诏伐蜀，遣王全斌、雀彦进等出凤州，刘光义、曹彬等出归州……蜀兵所在奔溃，将帅多被擒获，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时乾德三年（965）正月也。自兴师至昶降，凡六十六日。”

（五）南汉

南汉刘隐，南海人。父谦，唐末为封州（广东封川县）刺史，谦卒，隐代之，天祐元年（904）为广州留后，明年授节度使。梁开平三年（909）封南平王。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嫡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容管巡官）、倪曙（唐太学博士）、刘浚（崇望子）、李衡（德裕孙）、周杰（唐司农少卿）、杨洞濳（邕管巡官）、赵光胤之徒，隐皆招礼之……乾化元年（911）进封隐南海王，是岁卒，年三十八。弟立……贞明三年（917）即皇帝位，国号大越……二年……改国号汉……大有（年号）十五年，卒，年五十四……子玢立……玢立二年（为下所杀）年二十四……弟晟立……马希广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乱……晟乃遣巨象指挥使吴珣……攻桂州及连、宜、严、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遂取彬州……交州吴昌浚遣使称臣……乾和（晟年号）十六年（958）秋卒，年三十九……子立。（欧史六五）宋兴，诏李煜作书论称臣，不徙，乃遣潘美伐之，开宝四年（971）降，国亡。

（六）楚

楚马殷，许州鄢陵人（周羽冲《三楚新录》作“上蔡人”，唐中和中，为孙儒（秦宗义党）裨将。乾宁元年入湖南，三年（896）九月，唐拜殷潭州刺史，攻连、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四年拜，殷武安军节度使。“杨行密据有淮南，闻其建国，遣舟师数万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楼指麾，一鼓破之，伏尸流血，湘水为赤。自是四方慑伏，无敢侵之……殷使部将李勋将数万众击南越，未数月，拔桂管十八城，刘惧而乞盟。”（《三楚新录》）“梁开平元年（907）封楚王。后唐天成二年（927）封楚国王。”殷初兵力尚寡，与杨行密、成纳、刘等为敌国。殷患之，问策于其将高郁。郁曰：“成纳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奋力而有待耳！于是殷始修贡京师，然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欧《史》六六）长兴元年（930）卒，年七十九。次子希声嗣立，三年卒。希范（殷第四子）立。洎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觐廷谏希范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邻国，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天子囚辱，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希范谢之，思觐……乃扼喉而死。开运四年，希范卒，年四十九。”（欧《史》六六）弟希广立，与兄弟希萼有隙。汉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陷长沙，害希广而自立，臣于李景。明年（951）希萼为弟希崇幽于衡山。国人不附希崇，复立希萼为衡山王。希崇求援于南唐，南唐遣边镐入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

（七）吴越

吴越钱镠（改为金旁），杭州临安人。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僖宗乾符二年（875）王郢乱浙西，董昌表镠为偏将，击郢破之。（范垧林禹《吴越备史》一：“时王年二十四矣”）黄巢掠浙东，镠破之，遂不敢犯临安。光启三年（887），拜镠杭州刺史。乾宁二年（895）董昌反，镠受诏讨平之。拜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始兼有两浙之地。天复二年（902）封镠越王。天祐元年（904），封镠吴王。朱温即位，封镠吴越王。朱友珪立，册尊镠“尚父”。贞明三年，加镠天下兵马大元帅。唐庄宗时，赐以玉册（非天子不得用）金印，镠自称“吴越国王”。“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欧《史》六七）《吴越备史》一称：前蜀、吴、南汉、闽皆窃大号，以龙衣玉册及书劝镠“皆却之不纳，而诸国之主，无不咸以父兄事之。”长兴三年（932）卒，年八十一。子元瓘立，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然性奢侈，好治宫室。天福六年（941）卒，年五十五。子佐立，时年十三，能振纪纲，并出师攻闽，斩杀万计，取福州而还，诸将皆服。开运四年（947）卒。弟倧立，为部将胡进思所幽，乾祐元年（948）正月，传位于弟俶。宋兴，僭为诸国，相次归命，俶势益孤，始倾国为献。太祖曰：“此吾帑中物，而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978），始纳土归国。

（八）闽

闽王潮，光州固始人。为县佐史，唐末盗起，寿州屠者王绪聚众，署潮兄弟为军校，转掠入闽。光启二年众杀绪推潮为主。景福元年（892），唐以潮为福建观察使，盖有泉漳五州之地。乾宁四年（897）卒（《九国志》卷十谓：潮景福四年卒，非也。兹从《新五代史》六八卷之说），弟审知代立，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为节度使，封琅琊王，梁开平三年（909），封为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审知虽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同光三年（925）卒，年六十四。子延翰立，同光元年（926）称大闽国王。是年十二月，延翰为弟延钧所杀，唐即封延钧为闽王，长兴四年（933）称帝，国号闽。钱易《南部新书》癸卷，谓其“称伪号，一旦大（宴）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盖识其土狭僭尊也。后为子继鹏所弑（935）。天福四年（939），审知少子延义弑继鹏而自立，与弟延政不协。延政乃自立于建州（943）国号殷，改元天德。明年朱文进、连重遇等弑延义（944），闽中大乱。朱文进自立，寻为连重遇所杀。李仁达乃立雪峰寺僧卓俨明，旋杀之而自立，送款于南唐。开运二年（945），南唐兵入建州，迁延政族于金陵，闽亡。李仁达后以福州降吴越，留从効逐唐守军，据泉潼二州，而仍臣于唐。

（九）南平

南平高季兴，“陕州硖石人也，东魏司徒昂之后。”少事梁，开平元年（907），拜荆南节度使。“季兴以江陵古之重地，又当天下多事，有割据之志。乃大兴力役，重筑城垒，执畚者十数万人，皆将校宾友，负土筑焉。”（《三楚新录》）同光三年（925），唐封季兴为南平王。后与唐有隙，遂以荆、归、峡三州臣于吴，吴册为秦王。天成三年（928）卒，年七十一。子从诲嗣立，进赠罪银三千两于唐，长兴元年，唐拜从诲节度，后复封之为南平王。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假道荆南入贡，季兴从诲常邀留其贡物，诸道责诮或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洎吴、南汉、闽、蜀皆称帝，从诲所向称臣，刊其赐予，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乾祐元年（948）从诲卒，年五十八。子保融立，显德初，乃封为南平王。宋建隆元年（960）卒，年四十一。弟保朂立，建隆三年卒，年三十九。保融子继冲嗣位。会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权立，其将张文表作乱，保权求救于宋，宋遣慕容延钊讨之，道出荆南。继冲以孙光宪之劝，不设备，延钊前锋遂入其城，继冲遂降，时乾德元年（963）也。

（十）北汉

北汉刘旻，知远母弟也。初名崇，尝黥为卒。知远即位，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弑隐帝，并降旻之子赟为湘阴公，赟寻殁。旻乃于广顺元年（951）即帝位于太原，称侄于契丹，屡求兵以攻周。“旻常谓张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业，赟之冤，义不为郭公屈尔！期与公等勉力，以复家国之仇，至于称帝一方，岂获已也！顾我是何天子？而亦是何节度使！”故其僭号，不改元。周世宗大败旻于高平，围太原三阅月而去。旻以忧得疾，显德二年（955）卒，年六十。子承钧嗣位，好学工书，礼重儒者。尝遣谍者告宋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终其世不加兵。乾德五年（967）卒（《九国志》谓年四十三），其养子继恩（薛剑之子，母即旻之女）。嗣位六十余日，为郭无为所弑，同母弟继元立（本姓何，亦承钧养子），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复伐之，乃降。

综五代十国之际，宇内瓜分，率土云扰，生民之苦极也。马令云：“大熙（晋武帝）年号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唐季五代，大盗割据，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风往往有之。”（《南唐书序》）王夫之亦谓：“称五代者，宋人之辞也。夫何足以称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谓，统相承，道相继，创制显，庸相易。……朱温盗也，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则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且此五人者，何尝得有天下哉。……其他杨行密、徐知诰、王建、孟知祥、钱镠、马殷、刘隐、王潮、高季兴，先后并侍，帝制自为，分土而守，或用其正朔，究未尝奉冠带，祠春秋，一日奔走于汴洛也。……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谋不辍者，曾有一念及于生民之利害、立国之规模否也。所竭智尽力以图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争地，以逞其志欲……而淫虐猥贱，不复有生人之理，迫胁臣民，止供其无厌之求，制度设施，因唐末之稗政，而益以潘镇之狂为……初无君天下之志，天下无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读通鉴论》二八）《中国通史》叙例

《中国通史》叙例

（蓝文徵《中国通史》，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国史浩瀚，原非易治，综贯会通，其事尤难，盖“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络隐括，无遗无滥”也。梁武帝之《通史》，唯摹龙门；郑渔仲、马贵舆之所著，虽重通义，而其实亦不过为综合的专门史耳！晚近作通史者颇伙，纵义陈盍各，家家异撰，第校其体制，进步实多。不佞性喜读史，才谢撰作，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每有悟解，辄为札记。以诸挚友之严促，乃腼腆付梓，谨略叙其例如次：

兹稿系就历代之史局与史实，分六单位以述之：（一）自史前至殷周；（二）秦汉；（三）魏晋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宋辽金元；（六）明清及现代。每二单位合为一册。

自两周以下，每一单位，区为五编：（一）纪事编：述朝代之兴亡，民族之融合，疆域之伸缩，重要之建设及内外征战等画期大事。（二）政治编：纪政法思想之演进，治道之得失及职官，法律、学校、诠选、军卫等制度。（三）经济编：载经济之思想与制度，人口与土地，财政与货币，赋税与徭役，交通与都市，以及农工商业等之状况。（四）社会编：书社会之思想，组织、风习、信仰、礼仪及社会问题等事。（五）文化编：详学术思想，文学，科举，创造，艺术等事。

属稿时，所悬之鹄的，一本综合的文化史观（不囿于任何偏曲之史观），为平正求是之叙述，不骛新炫异，不穿凿傅会，以蕲符历史之真。于民族则阐其交融互化之迹，平等叙列，而无所轩轾。于疆域则重视经营开发，与内外相维之要，不专详区夏，而略边裔。于史局则崇同文共轨之大一统，不与僭伪之割据。于要政大事则究其原动力之所在，并衡诸社会心理之趋向，不重朝而轻野。于经制文化则重大多数人之共业，绎其因革，暴其特色，同天下之文，以彰中国的精神。载笔虽重通识，但为证实，亦不废考证。采摭史科，及引他人之说，率注其出处，以备读者覆覈。

自惟学俭识，所述不称所怀。虽以之六度授予东西两雍，而芜滥纰缪，殊多未安，陆陆旉讲，弗遑勘正，惟望方家，督而教之。又“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读此书者，倘能体认吾民族血统之亲密，社会基础之深厚，文化遗产之丰美；而思所以淑善现在，承前贻后者；则郢书燕说，庸非大幸！

三十一年秋蓝文徵于三台工字楼《西安》导言

《西安》导言

（《西安》，台北：正中书局，民国46年）在我国诸旧京中，惟有西安独具辉煌的历史与特殊地位：

1.西安外围，山河四塞，形势险固，周、秦、汉、隋、唐皆用之取天下，给国史写下了西北的时代；

2.作首都的时间最悠久，在五代以前，曾数度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东亚；

3.史迹最多，足以象征中华民族精神，令人看了油然“发思古之幽情”，激起民族自觉心，加强复兴自信力；

4.古物最丰，到处都是，充分映出古代社会生活实况，为崇高的中国文化作真凭实据。

以上诸端，不但洛阳、开封望尘莫及，就是北平、南京也相形见绌。

游西安的人，一进潼关，就像走入一所巨大的历史文物院，也像置身民族精神教育馆。后稷住的地方，自古就有后稷祠；西周的镐京，至今还叫丰镐村；秦、汉的咸阳、长安，都有遗迹可寻，经史所载的古地名，在这里几千年不变，岐山、武功、蓝田、华阴、凤翔……现在仍被人们称呼着。若更访问刘、项宴会的鸿门，摩挲霍去病马踏匈奴的石刻，登临十八学士的瀛洲台，查点乾陵前诸蕃王的石像，攀登进士题名的雁塔，凭吊马崽的杨妃墓，浏览碑林的许多名碑，这些活的历史，虽穷年累月，也难看完，闲暇时候，渭滨钓钓鱼，霸陵打打猎，华清池洗洗澡，玄都观里看看桃花，真好像前见古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似的。尤其是历代帝王山陵，贤哲坟墓，和那些丰碑、华表、翁仲、石兽的布列，气象雄伟，规模宏大，令人瞻拜流连之余，更体认他们的功烈德泽，深深影响天下后世，永凝为中国国魂。至于历年在西安出土的古器物和史前遗存，公私所藏甚多。市内小摊上及古董店里，常摆着极有价值的古物，都是在别处看不到的。乡村的墙角田畔，堆积古砖瓦石刻陶器的碎片，几乎到处都是，常在那里检出有价值的东西，这更是别处没有的。西北土厚水深，民性朴直刚烈，尚气节，重然诺，同仇敌忾，还有《诗经·秦风》遗俗。他们所唱的秦腔，哀音急节，高亢豪壮，令人热耳荡胸，如闻古代的秦声。凡是对历史地理考古艺术有兴趣的人，游一次西安，定留有深刻印象，毕生不能忘，我们看到祖宗丰富遗产，真觉得：不到西安？不知中国人值得骄傲，不到西安？不敢自信中国文化的崇高。

自五代迄今，千余年间，海内地势，逐渐东移，关中难固，已无补海上风云，西北时代，早成过去。但历代对西北的重轻，也常关天下大计。今日世界，已届空运时代，如发展亚欧空中交通，西安的地位，将再度重要，自不待言。今当光复大陆的前夕由于时代原因，此处作者之政治立场，读者自可明辨。，缅怀历史名区，憧憬国家未来，遂不揣浅陋，缀述西安史迹名胜，兼及其对历代兴亡治乱的关系，以期引起国人对西安的重视，从事研究考查，开发建设，恢复汉唐时代盛况，尤为最大心愿。

一、关中形势

国史上自战国至宋代，都将华山或函谷关以东大河南北诸地，称为山东或关东，其西之秦陇诸地，概称为山西或关西。又以秦地处四关（函谷、武关、散关、萧关）之中，也称为关中。关中形势，东接黄河，南据秦巅，西抵陇坂，北倚横、梁二山。山河环于外，泾、渭流于内，沃野千里，古称天府之国。前人论关中地势的很多，清初顾祖禹综合各家之说，于其《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云：西安府，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凭高据深，雄于天下。战国时，苏秦说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南有巴蜀，西有汉中，北有代马。”楚汉间，韩生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汉初，娄敬说高祖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警，百万之众可立具。入关而都之，此损天下之亢而抚其背也。张良曰：“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贾谊亦言：“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者也。”又有东方朔曰：“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东汉初，寇徇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从容一处，可制四方。”杜笃《论都赋》：亦备言长安之险固，谓“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也”。又班固曰：“昔后稷封疆，公刘处幽。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之本甚备。有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其《西都赋》云：“汉之西都……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张衡《西京赋》亦云：“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碍华戎。”晋潘岳《西征赋》云：“南有亢灞素浐，汤井温谷，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盖天下形胜，莫若西京也。且原隰沃野，则资储易足；地势便利，则战守有余，有事于中原者，未尝不属意于此焉。”北魏孝武初，高欢破尔朱兆于邺，西入洛阳，召贺拔岳于关中。薛孝通说岳曰：“今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束手受制于人！”隋末李密为阳玄感谋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宜直取长安据险而守之。”及密攻东都，柴孝和亦说密曰：“秦地山川险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也，不若西入长安，然后东向以清河洛。”唐自太原举义，先入长安，根本既固，遂以削平群雄也。宋初太祖西巡至洛，欲留都之，议者以为不可。帝曰：“迁河南未也，终当长安耳！”盖贵形胜也。建炎中，张浚以五路之师，败于富平，而关中遂不可复。二、前代用关中取天下

司马迁详审前代的成败，尝谓：“夫作事者，必始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表序），宋吕祖谦更归纳历代天下得失的成例说：“并吞海内之形势，关中为重，河北次之。”关中者，周、秦、汉用之；河北省，光武用之，以取天下也……隋唐以关中取天下。以此论之。用关中取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苻坚、西魏、北周）；用河北并天下者一（光武），而不能者三（曹操、石勒、元魏）；则关中为重，河北次之，顾不信乎！顾炎武以吕氏之说为然，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中引之，以强调关中之重要。至据有关中，而仍失败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曾解释其原因云：往者刘有关中，而败于石勒；李茂贞、王行瑜有关中，而见役于朱温，李思齐、张思道有关中，而明师一临，皆为臣仆。夫刘固非石勒敌也，么麽如茂贞辈，又岂知有天下之大略者哉！项羽率诸兵而入咸阳也，天下大势，已在掌握中。乃不用韩生之说，还都彭城，犹操戈而授人以柄。然犹虑关中之为天下患也，分王三降将，欲以拒塞沛公。夫以三晋之强，不足当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当一汉，则羽之计亦左矣……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侯之才（武侯伐魏，曾进至渭南），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强凌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关中既有险固地势，又有“陆海”资源，故周、秦、汉、隋、唐用之，都能统一中国，吕、顾二氏之言，信而有征。

三、关中常系天下安危

第，似深明中国地势。后对西北不甚重视，陕、甘、回乱迭起，几乎酿成大祸。清末俄人东侵日亟，为了巩固外西北（自新疆、宁夏、青海、西藏），遂加强内西北（陕、甘）的布署。及俄军占伊犁，戈登将军应聘来华，向李鸿章建议：迁都西安；准备对俄十年战争，事虽不行，识者韪之。时左宗棠深以为“伊古边患，西北恒遽于东南”，遂以陕、甘为军事基地，竭力经营，曾纪泽始得索回伊犁，八国联军之役，清室不北狩热河或南下江南，偏西奔西安，使其不知关中重要！焉能出此！民国二十年秋，日本强占我东北诸省，识者多主张恢复汉唐旧都，以固国本。明年国民政府明令设置西京，隐然视作陪都。但内外多事，未遑实际建设。对日抗战，日本屡以重兵攻潼关，皆未得逞，关中巩固，才得南蔽西南各省，北屏外西北，终获得最终胜利。顾祖禹尝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我国对日抗战，正因迁都四川，固守关中，握有黄河、长江的上游，所以终能制服进犯黄河、长江下游的敌人。当太平洋战起，国人对战后首都问题，讨论很热烈，曾有人主张都西安，假使此议实现，能否扭转国运？虽不可知，但最低限度，亦不至令陕北仍为共党巢穴，使其坐大，那么，便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了。

四、西安建都的年数

田肯说汉高祖曰：“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百二有两说：（1）林云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2）虞喜谓：“诸侯持戟百万，秦地险固，百倍于天下，秦兵当二百万也。”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高祖纪》）这足以说明关中为建都上选。又关中后方深涧，尽有退路，以备非常。明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有室，堊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阀；譬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谷山笔录形势篇》）如于氏所云,更是都长安意外的收获。故《读史方舆纪要》说：“天下大事莫强于秦……要以擅东南之财粟，用西北之甲兵，其所举措，必有洞中窥要者，而后可以有济。否则，不足以餍观望之心，而坚草泽之戴也……。千百年中，所见皆同，所由不异，大约循此必成，违此必亡。”兹将前代都西安的年数，表之于左：西安建都年数表

统一的

朝代末朝及

即位都城

名称建都起讫建都年数周镐京自武王克商迁都镐，至幽王被犬戎攻杀，即公元前22我国自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有正确纪年。武王克商的年代，聚诉纷纭，兹姑从董作宾之说。—公元前771年。341秦咸阳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并天下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至灭六国前，都此已129年。，至子婴降汉。即公元前221至公元前207年15汉长安自汉高祖七年都长安，至汉亡。即公元前200—公元8年208新莽长安自新莽始建国，至其败死，即公元9—23年15东汉长安初平元年，董卓劫迁献帝都长安，建安元年始还洛阳，公元190—196年7西晋长安张芳劫惠帝居住长安，凡三年（304—306），愍帝都长安凡四年（313—316）7前赵长安晋元帝太兴元年，刘曜即位，成帝咸和三年，为石勒所灭。即公元318—328年11前秦长安晋穆帝永和七年，苻坚入都长安，至孝武帝太元十年前秦灭亡，即公元351—385年35后秦长安晋孝武太元11年，姚苌即位于长安，安帝义熙13年姚泓降晋，公元386—417年32西魏长安文帝大统元年即位长安，至恭帝禅位，即公元535—556年22续表

统一的

朝代末朝及

即位都城

名称建都起讫建都年数北周长安自孝闵帝即位，至静帝逊位，即公元557—580年24隋大兴自文帝开皇元年，至炀帝大业13年，即公元581—617年37唐长安自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被朱全忠迁于洛阳，即公元618—904年唐享国299年（618—907）：都长安287年。287总计888153

范蔚宗的史学

（《民主评论》香港，1953年6月，4卷12期）范蔚宗的史学前代史家，因生前受谤，或身后被诬，其作品也跟着受了影响，待历时甚久，而真价始出。范蔚宗即其一例。

一

范晔字蔚宗，宋顺阳山阴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398—445）。曾祖汪，晋安北将军；祖宁，晋豫章太守；父泰，宋车骑将军侍中特进。蔚宗出嗣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初仕为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后迁尚书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蔚宗与弟广渊等酣饮，开北牗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蔚宗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元嘉十七年，始与王浚为扬州刺史，未亲政，以蔚宗为长史行州事，后左迁卫将军太子詹事。旋为孔熙先谢综等所惑，相与密谋拥立义康，为徐湛之告发，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被杀，年四十八。沈约《宋书·范晔传》，颇致訾诋，后世薄其人遂亦轻其书。但据约《宋书》自序，称其父璞为扬州主簿，曾受宋文帝密嘱，监视蔚宗，常给蔚宗上报告，是沈范二家有无怨隙？约述蔚宗的行为，是否可信？都值得研究。清陈兰甫特撰申范一文（见《东塾读书记》），替蔚宗剖辩，足雪其诬，吾人对此不再辞费。仅就蔚宗的史学，略加探讨。

二

范蔚宗在史学上，所以能有闳深的修养和辉煌的成就，大约有两种凭藉：

（一）家学渊源

蔚宗曾祖汪，“博学多通，善谈明理”。祖宁，“少笃学，多所通览，时以虚浮相扇，儒学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宁崇儒敦教……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撰《春秋谷梁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晋书》本传）蔚宗父泰，曾领国子祭酒，“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宋书》本传）蔚宗继三世家学，承袭既丰，史学修养，自然闳深。在中国史家中，除其前之司马迁班固，及其后之姚思廉、李延寿外，罕可比拟。

（二）拥有丰富史料

汉明帝命班固尹敏等在兰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传。章和以后，图籍藏于东观，凡撰汉记者，相继在其中。安帝时，先后诏刘珍伏无忌等续作。桓帝又令边韶崔实等续之，积百十四篇，号曰汉记。灵帝复令卢植等续作，《隋书·经藉志》总称为《东观汉记》，为官修国史之滥殇，亦即后世各家后汉书之所本。东汉欲末，全国动荡，群雄起灭，风云变幻，可歌可泣之事，不断演出。各地文士，多就耳目所及，濡笔记述。如：刘艾（作芳讹）《灵献二帝纪》，袁晔《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侯瑾《汉皇德记》，张温《后汉尚书》，王桀《汉末英雄传》，毛范《吕布本事》，虞溥《江表传》，不著撰人之《曹瞒传》，汉末名士传，先贤行状等，以及郑玄、荀彧、弥衡、华陀等名人别传，此类作品甚多，据袁宏所见，凡数百卷。（《后汉纪序》）实以吴谢承之后汉书为巨挚。晋代学者，喜治后汉史，蔚为风气。其作品，纪传体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刘义庆（两唐志列于华峤之前，疑系晋人，而非宋之刘义庆）《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忱《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两唐志无后字），袁山松《后汉书》，孔衍《后汉尚书》。编年体有：张璠《后汉纪》，袁宏《后汉纪》，孔衍《后汉春秋》。此批丰富史料，供蔚宗采择，自无文献不足之憾。

三

蔚宗有此两大凭藉，又具良史之才，作史的条件以备，遂致力撰述。刘知几称：“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诛，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正史篇》）后世史家，因受《宋书·范晔传》的影响，对于《后汉书》，毁誉不一。兹谨就其书之内容，略加分析。

（一）范书的义例

范氏虽仿班固，断代为史，但其义例，实胜汉书。蔚宗狱中与甥侄书云：“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整理未必愧也……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未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蔚宗嫌班里任情无例，故撰《后汉书》时，先立纪传例，以为全书之准则。梁刘昭谓：“范志全缺，序例所论，颇褒其美”。（注：司马彪《续汉志》序）是范书序例，梁时尚存，刘昭曾谓亲见之。范书既先立凡例，故其体例最善。然尤为后世所纠摘者：

（1）为皇后立纪：《史通·列传篇》讥《后汉书》为皇后立纪。据《晋书·华峤传》：“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傅，以继篇末，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是范书之立后纪，乃因华书，并非创制。惟观蔚宗与甥侄书，直欲凌班，岂复措意华峤？华书之十典三谱，蔚宗皆不屑仿其例而沿其名。独袭华书为皇后立纪者，实具深意。因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前后临朝者，有窦、邓、阎、梁、窦、何六后，与天下治乱，关系极密。西汉仅一吕后临朝，史汉犹列诸本纪，故范书为皇后立纪，亦有深意。设范氏谨记六后，而置余入于例传，则于例尤得。

（2）列传名目太多：《史记》于传公卿将相而外，余复以类相从，立儒林循吏诸传，《汉书》因之，范书列传门类更多。邵晋涵讥之云：“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门类奚为乎？名目既多，则人有轻重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匿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循，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豪莫断，范氏阶之厉也。”（《南江书录》）邵氏指摘宋人，颇有是处；归咎蔚宗，实有未当。范书列传门类有：循吏、酷吏、儒林及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前三者皆因史汉所固有，后七者皆蔚宗所新创，揆诸当代史事，最得体要。良以东汉尚气节，故创独行，逸民二传，以表彰幽隐：党锢之兴，善类一空，宦官乱政，汉室遂倾，此皆一代大事，理宜分别立传：文人与学者迥异，汉书无文苑，故司马相如王褒之流，无法安排，竟置于普通列传中，蔚宗创为文苑，后世诸史因之，竟不能废；至于敦风教而传列女，记异能而传方术，例皆允当，常为后世所沿用。邵氏虽讥范书多立门类，然亦谓：“范书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南江书录》）可见其于范书之是处，亦不能不首肯。吾人细读范书，到处可发见其义例之善，足觇其史学之深及史观之正确。

（二）范书的记事

蔚宗史识甚高，故记事极佳。其所记最繁复之事，如西域之三绝三通（《西域传》），极周密而扼要。复能洞烛当时大势，把握住历史的动变。如于《刘焉传》中，记焉“建议改置牧伯”，足以说明汉末群雄割据之由。又如于《党锢传》序，举“匹夫抗愤”，以见“主荒政谬”天下将变。更善记他人之所易忽，而实为最重要之事，如记耿夔等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云：“北匈奴逃走，不知所在”（《窦宪传》），乍看似为闲笔，但一与罗历史上匈奴西侵相对照，则“不知所在”四字，何等重要。尤能于沧海中拾遗珠，如于《鲜卑传》中，记檀石槐“闻倭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在今热河境），令捕鱼以助粮食”。此事为他书所不载，观北齐后主追谥高欢为“神武”，恐即受此批倭人之裔，传说其神武开国故事之影响。范书记事之佳，类此者甚多。刘知几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邵晋涵亦谓范书“儒林考传经源流，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乎汉学之兴衰，关有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南江书录》）实则范书记事之佳，固不止一《儒林传》。

（三）范书的文笔

文笔为撰史的工具，蔚宗最闲此道。其于与甥侄书，详论为文三昧，不让文心雕龙，以文繁不具引。正唯其文学修养之深天才之高，故《后汉书》之文字，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奇情异采，音多弦外。与甥侄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至六夷诸传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当有赏音者。”因蔚宗有知之深，故敢如此自信自负。《昭明文选》录《后汉书》论赞各一首，可见梁人已重视范文。《旧唐书·经藉志》著录范书论赞五卷，殆以蔚宗文笔高于六朝诸人，爱其文辞者，遂摘取论赞，使之别行。刘知几讥其“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史通·赞篇》）按范泰“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宋书》本传）蔚宗受其父之影响，仿佛经之偈陀，为史作赞，综摄全传，助人回味，亦自有妙用。至章宗源以范书为皇后作纪，及纪传序偶取华书之言，遂谓范书全本华书。殊不知华书遭东晋徒，三唯存一，少可依据。所谓取华书之处，章怀皆已注明。据王先谦所考，“范书因于华书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文，实因华书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故仅就文字论，范氏亦有良史之才。

（四）范书的书法

王鸣盛谓：“推详范书之书法类次，信其悉合班书，则整理之间，弥见良工心苦”。（《十七史商榷》）试取陈寿《三国志》与《后汉书》比较：《三国·魏志武帝纪》《后汉书·献帝纪》

建安九年天子以公领冀曹州牧。曹操自领冀州牧。

十三年以公为丞相。曹操自为丞相。

十八年策命公为魏公。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二十一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曹操自进号魏王。

二十五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

……奉玺受禅位。比较之下，便知陈范孰为直笔。王鸣盛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蔚宗之褒贬与夺，皆得实而公正，可觇其史德之高。前代史家，具政治史观比较多。惟范氏倾向于伦理史观及文化史观，故详写东汉风俗之美，并推崇文学儒雅，颇能鉴马班之失，而匡正之。

四

综观范书：由义例之善，可见其史学之深；由记事之得，可觇其史识之高；由文笔之佳，可征其史才之卓；由书法之公，可验其史德之懋；六朝之际，最为良史。观蔚宗与甥姪书，对于《后汉书》，自负甚盛，虽沈约亦许其“所序并实，故存之”。（《宋书·范晔传》）祗以班书前于范书三百余年，马班并称，早成习惯，故蔚宗无由夺班氏之席。范书既出，除袁宏《后汉纪》外，诸家之书尽废，《史通》谓：“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袁纪作于纪前，位竟退居范后；萧子显之《后汉书》，作于范后，而竟亡于隋前，孰为优劣？不言可喻。又魏晋南北朝之学者，以史、汉、《东观汉记》为三史，唐宋以来，以史、汉与范书为三史。（见《十驾斋养新录》及《十七史商榷》）唐宋皆以三史试进士（见《新唐书·选举志》及《宋史·选志》），范书之价值，始渐增重。会昌遗事

会昌遗事

（《民主评论》，第23期）唐代宦官之凶暴，以武宗所见为最多。武宗七岁时，其祖父宪宗为宦者陈弘志等所弑；十三岁时，其兄敬宗为中官刘克明所弑；二十二岁时，甘露之祸，其次兄文宗几为阉寺所废；二十七岁时，文宗崩，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矫诏废皇太子成美而杀之，立武宗为皇太弟，即皇帝位，士良等旋杀其敌党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是武宗生平，不但与宦官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且于宦官党派斗争夹缝中讨生活。是以陈寅恪先生引证唐代文武宗两朝史料，遂谓：“唐代皇帝继承不固定，及一时期宫掖阉寺党派竞争决定后，李氏子孙充傀儡，供牺牲，而士大夫党派作阉寺党派之附属品，随其胜败，以为进退”（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所论甚谛，足备史家所不及。

盖唐代宦官之祸，较汉明为尤烈。其原因以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使内官典禁军，彼辈握有兵柄，故能废立人主，诛戮大臣，遂成祸本，牢不可拔。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变，其恶以极。文宗愤“受制于奴”（《新唐书·仇士良传》），郁郁以终。武宗篆承大统，春秋鼎盛，“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属天骄（回鹘）失国，潞孽（刘稹）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李德裕）之计，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旧唐书·武宗纪赞》）李卫公又一时名相，英伟强能，君臣鱼水，几致中兴。独于蠹国之宦竖，未加剪除，读史至此，不能无疑。然覆诸忠实，知武宗君臣，确会裁抑凶宦，削其兵柄，以雪甘露之愤。惜所谋未遂，致唐代政治史上，极重大之事件，亦淹没不传，诚沧海遗珠也。兹特采外人所记，而以国史证实之。

甘露之变以后，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姿睢益甚，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而凶阉握兵，文宗且几为所废（见《唐语林》三及《新唐书·仇士良传》），焉能正其罪乎！开成三年（838）正月，仇士良恶宰相李石严正，使盗刺之未中，京师震骇。开成五年（840）正月一日文宗暴病，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成美监国，而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竟矫诏立武宗，废立由已，强梁已极。武宗对此“定策国老”，焉能无芒刺在背之感！但鉴于甘露之覆辙，未敢掉以轻心。及仇士良卒，裁抑宦官之良机已至，武宗因与德裕密筹，削夺宦官兵权，曾命左右神策军中尉，缴纳其护军印于中书省，以北军隶南衙。兹事如成功，宦祸立除，唐室或可中兴。时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奉敕即允纳印；而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鱼弘志，则以出兵送印相威胁，致此计划，全归泡影，事既未济，史亦淹没，幸日本留学僧圆仁时在长安，目击此事，乃亲记之。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845）四月条云：左右神策军者，天子亲军也，每军有十万军。自古帝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敕赐印，每中尉初上时，准敕，出兵马迎印。别行公事，不属南司。今年四月初，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令掌，相管军事，一切拟令取相处分也。左军中尉，即许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云：“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印之日，亦须出兵马纳之。”中尉意敕答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军马，人君怕，且纵不索。武宗令两军纳印于中书，以北军属南司，最为英断。此事之成否，于唐室之盛衰，关系极巨。兹绎唐史，列举四事，以证圆仁之所记者，确系事实。

一、由武宗对宦官之态度证之：甘露之变，武宗时年二十二，群阉之滥杀朝士，文宗之重足而立，武宗皆目睹之。即位后，自然欲得机除之。《新唐书·仇士良传》云：“帝（武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士良）死之明年（会昌四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士良为当时宦者之领袖，武宗既嫌之于其生前，复削爵于其身后，则切齿于阉人，欲得而甘心焉，亦可知矣。及会昌五年，回鹘既平，泽潞已灭，国威重振，而士良复前死，宦官之凶焰似稍敛，正裁制若辈之良机，以武宗之明决，及其对宦者之态度推之，故敕令两军纳印，似极可能。

二、由李德裕对时势之认识及贾怨于宦者证之：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于玄武门之地势，及守卫北门禁军之关系，最为重大”。（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及宦者掌左右神策，其势尤重。李德裕对此，认识最清，《新唐书》李训传赞云：“李德裕曾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世以德裕此言为然”（德裕此语，载于其所著《穷愁志奇士论》）是宦者典北军，权倾天下，德裕已先识之；及其当国，得君又专，自然思有以转移天下之常势，以拔祸本。而武宗英迈，“志事咸与德裕同”（见《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三年四月条），则以北军隶南司之议，非发自德裕，即由德裕力赞，盖可知矣。现《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五年十二月条：“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倧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曰；德裕太专”。可见夺宦者兵权事，德裕曾参预密议，故中贵衔之也。

三、由减禁军衣粮，中尉欲令军人作闹证之：武宗既内嫌凶阉，乃思有以制之，会昌二年四月，欲减禁军衣粮马草料，以作初步之试探。《旧唐书·武宗纪》云：“时有纤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书，欲灭削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请开延英诉其事。帝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论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谢之。”《新唐书·仇士良传》记此事，则迳似与德裕有关。传云：“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北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讵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恐不自安。就两《唐书》所记，则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乃武宗回护德裕之情，俱甚明显。至欲减禁军粮秣，不过为制宦之初步试探，而士良悍然以军人至楼前作闹相威胁，其态度殊强硬，武宗自不得不废其议。盖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新唐书·仇士良传》），恶暴已极，武宗焉敢掉以轻心。及会昌二年六月，仇士良死，马元贽续之为左军中尉，元凶既殄，裁抑宦官之良机已至，武宗怀于前事，犹持审慎，迟之二年，始敕收两军印，其谋应可谓周至。

四、由群阉之权势及性格证之：《资治通鉴》叙甘露之变，其结论云：“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时宦者中：枢密使掌机要，常干预命相；两军中尉统禁军，常杀立天子；权势并极重。武宗初，枢密使使刘弘逸薛季稜因派系斗争而被杀，仇士良鱼弘志气焰益高，会昌中刘行深杨钦义为枢密使，不敢与之抗，亦不敢干预命相。《通鉴》会昌三年五月以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条云：“上（武宗）夜召学士韦悰，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知之。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慤，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刘杨两枢密既不敢预事，自亦不敢为两中尉张目。张固幽闲鼓吹，记德裕镇维杨时，烧监军杨钦义冷灶，及钦义入为枢密，德裕遂得柄用。《通鉴》记德裕入相事，即采用张书，故胡三省注云：“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实则德裕之入相，似非全由钦义之力，盖刘弘逸薛季稜一派与牛党宰相李珏拥戴皇太子成美，既遭失败，则仇士良等得胜派自必排去牛党宰相，而以李党代之；又三十年来，牛党多反对用兵，亦为武宗所不喜；此德裕入相之主因。惟德裕既与钦义有旧，则夺北司兵权，钦义必不至与两中尉连合抗命，况其与刘行深并懦怯畏事乎！就两中尉言：会昌五年四月时，左军中尉马元贽任职才一年零十个月，德信未孚，资望尚轻，故奉敕纳印中书，不敢担命，立许纳印。至右军中尉鱼弘志，两唐纪传，时书为志弘，时书为弘志，吴缜《新唐书》纠谬，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皆辨之。其人极横暴，曾与刘克明杀敬宗（《新唐书》本传），与仇士良杀李训等。本于士良同恶相济，跋扈亦相埒，士良欲令军士至楼前作闹时，弘志当然预谋。又弘志自太和九年（835）九月与士良同受命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至会昌五年（845）四月，任职已九年零七个月，资深势固。一遇武宗敕令纳印，谁刘杨不敢相助，马元挚已尤纳印，而弘志固敢独肆凶焰，悍然袭令军人入楼前作闹之故智，以出兵马纳印相抗拒，武宗与德裕素悉其恶，自不敢婴其锋，遂“且纵不索”。

综上所述，武宗虽为宦官所拥立，而内实嫌之，李德裕为唐代能相，认清天下常势在北军，其君臣间对于裁制宦官，不能无密谋。初以减禁军衣粮作试探，立遭士良弘志欲令军人至楼前作闹，而告失败。迨回鹘既平，泽潞已灭，国威重振，刘杨两枢密懦怯畏事，马元贽资浅势轻，正削夺宦官兵权之最好机会。设无鱼弘志之拒命，则乱源既除，唐运之隆，可立待也。惟以嘉谋未遂，史亦失载，幸日僧圆仁记述其事，今始得以唐史证明之。陈寅恪先生谓：“韦澳意欲利用阉人，以制阉人（《唐语林》记韦澳对宣宗事），即李训郑注之故技，在文宗太和之世用之虽不能成功，然其初颇亦收效者，以当时阉寺中王守澄与仇士良之徒尚分党派，未‘合为一片’（宣宗语），故可资利用也。迨其起族类之自觉，团结一致，以抗外敌，如《唐语林》、《北梦琐言》所载大中时事，则离间之术不能复施，此宣宗以后宫禁阉寺一致对外之新形势，不独在内廷无派别，亦使在外无党争，统治中央全局，不可动摇分裂，故激成崔胤借助藩镇外来兵力，尽取此辈族类而歼灭之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倘研索唐代宦官何以先分派系而朝士亦随之有党争，何以旋起族类之自觉合为一片而外朝之党争亦息，则武宗削宦官兵权，实为其最大关键。海上的女真

海上的女真

（《民主评论》，4卷24期）一

女真自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十二年间，灭辽威宋，下开向南向西发展之局。直迄金亡，百二十年间的历史活动，无一不是在大陆上，可以说是大陆上的女真。但其在建国之前，即已以一部族的力量活跃海上，十世纪中叶，开始往来渤海关中；十一世纪初期，曾三攻日本，屡扰高丽；使高丽东之陵岛，直至十二世纪中叶，犹荒废无人居；纵横赫然日本海上，俨然东亚之雄，这一大段悠长的历史活动，可说是海上的女真。惜其时尚在部落时代，如许史实，既无文字记述，又乏口碑流传。除其泛海至宋卖马一事外，余皆为金史所失载，宋辽二史及当时人的文集笔乘，也都无只字及之，宁非沧海中一大遗珠！致九百余年来，国人的女真知识，只悉其在大陆的发展，罕知其在海上的活动，可憾孰甚！今我东北疆及北韩，实已渝于暴俄，抚往事，思未来，每诵张乔“柔情似此水，常顾向南流”之句，辄为日本惧。用特钩稽女真横海逸史，试为此稿，求教方家。

在元人东征以前，中国与日本即已有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在汉灵帝光和初（公元178年），鲜卑名王石槐率兵征倭，虏千余家而还，置秦水（今热河老哈河上游）上，使为结网捕鱼，事具后汉书鲜卑传，为国人所熟知。惟他虏的，恐系朝鲜南端日本的任那府人，未必真能渡海至日。第二次是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刘仁轨与日军激战于朝鲜白江，并未进一步直捣日本。第三次是在公元1019年，女真人以巨舰五十艘，由今图们江口泛海，先扰高丽，次攻日本，陷其对马壹岐能古三岛，蹂躏博多湾沿岸四郡，实为中国人第一次攻至日本，也是日本第一次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可谓东亚史上的一件大事。故述女真人海上的活动，即以此役为主，以其他诸战役为辅及扰韩诸事附之。

二

公元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辽圣宗开泰八年，日本后一条宽仁三年，高丽显宗十年）春，女真人以巨舰五十艘，由今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舰队的规模，据日本藤原实资的《小右记》（记小野宫石大臣之言）宽仁三年条：太宰府檄文云：“其贼徒（指女真）之船，或长十二个寻（九十六丈），一船之檝三四十许，所乘五六十人”。若以五十艘计之，当有二三千人之谱，这支舰队的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小，舰队沿高丽东岸前进，间登岸攻扰，高丽守军出战，多被俘载而去。高丽遂集兵在五处戒备，待其还而攻之。三月二十七日，舰队抵达日本对马岛，登岸杀掠，焚屋劫舍，并烧毁银穴一处，进薄壹岐岛，其守藤原理忠率众来拒，双方激战，斩理忠于阵。日本太宰府权帅（长官）藤原隆家闻警大震，悉集九州兵，严阵博多。四月七日，舰队驶至筑前怡士郡，隆家命文室忠光多治比久明等率兵迎战，不利，女真进攻入博多湾（今福冈湾），由志摩早良二郡，分数道登陆。小右记载太宰府觧文云：“二三十人跃力奔腾，次带弓弩负盾当七十八人许相从，如此一二十队，登山绝野，斩食马牛，又屠犬肉，叟妪儿童，皆悉斩杀，男女壮者，追取载船四五百人。又运取米粟之类，不知其数。”据日本三善为康（1049—1139）《朝野群载》卷二十：藤原隆家遣前少监大藏种材、藤原明范、藤原助高、藤原友近、大藏先弘、平为贤、平为忠诸将拒战，女真极猛锐，所向披靡。翌日，攻占博德湾内的能古岛（今残岛）。隆家史增兵防守。九日晨，女真攻志摩郡船越津，与日本检非违使财部泓延鏖战良久，不得入，引还能古。十日及十一日，狂风撼海，两军欲战不得。隆家欲规复能古：遣小贰平致行舆种材等率船三十余艘前往。致行等船泊博多津，不敢进。“隆家闻诸将逗扰，遣小贰源道济督趣之。将士皆闻‘贼船颇多，请益战舰，一时齐发’。种材独奋曰：‘若待还船而发，贼徒既逃，我忝功臣后，犬马之齿逾七旬，虽非一夫之力，愿单身当贼，陨命王事’。道济壮之，同共议，勒兵解缆。既而贼徒远去，事乃止”（源光圀《大日本史藤原隆家传》）。可见女真猛勇善战，深为日本所惮，虽有大藏种材的壮语，仍未能收复能古。太田亮《日本史讲义》229页，谓种材等已收复能古，实误。十二日，女真复攻志摩沿岸，激战甚久，仍不得入。十三日女真继进攻肥前松浦郡，与肥前介源知鏖战后，飏入外洋，指壹岐对马而去。综此役，女真攻占对马壹歧共十日，蹂躏博多沿岸，历时一周。据太宰府解文所载，加以统计：日本军民被杀的四六三人，被虏的一二八人（以妇女为最多），此外，松浦郡被杀和被虏的，尚有三百八十二人；杀食牛马一百九十九头匹，财物米粟损失尤巨。至太宰府的调查，是否详确？所上的解文，是否全为小右记所收？都不能无疑，恐其实际的损失，尚不止此。此役的规模，虽不算太大，但日本朝野，震恐异常，绝非“邹与鲁”所可比。

三

日人对此突如其来，倏然而返的敌人，初不知其国别。当松浦会战之际，日军所捕的，无一非高丽人。太宰府问之，答云：“高丽国为御刀伊贼，遣彼边州，而远为刀伊被获也”。太宰府即据此口供，报告日庭，其解文即称入侵者为“刀伊国贼徒”。但日庭得此报告，不解“刀伊”为何国，因疑来攻者即系高丽人，而伪称“刀伊”。数月后，高丽使者持其国书至，日人始恍然所谓“刀伊”者，就是女真。《小右记》宽仁三年九月廿三日便明记：“先日，太宰府解文注‘刀伊国’，高丽牒注‘女真国’”。缘女真北还，约半月后，驶至高丽永兴湾附近，高丽水军截击，获女真舰八艘。郑麟趾（1395—1468）《高丽史显宗世家》十年四月丙辰（二十九日）：“镇溟（城名，在今元山北之德源驿东，为当时高丽水军根据地之一）船兵都部署张渭男等获海贼船八艘，贼所掠日本生口男女二百五十九人，遣供驿令郑子良押送其国”。子良于八九月间至日本；他所持的国书，已明言掠日本生口的就是女真。

高丽截获女真舰一事，高丽史所记，殊不如《小右记》之详。当女真攻对马岛上县时，判官代长岑诸近及家属皆被俘。及女真北归，再至对马，诸近潜登岸逃归。但其母妻及妹，都被虏北去，遂于六月十三日，私乘小舟至高丽金海府寻访。金海通事对诸近说：刀伊贼徒，先日到来当国，杀人掠物，欲相战之间，逐电赴日本。乃檥舟储兵，相待之间，无几还向，重残灭海边。仍豫于五个所，储舟千余，所所袭击，悉已击杀了。其中多有日本之虏者，彼五个所之内，且三个所，所进三百余人也……可被进日本国之由，已有公定……贼徒等到着高丽地之间，取载强壮，高丽人，以病羸尫弱者皆入海了。汝（指诸近）母并妻妹皆以死了者（小右记宽仁三年八月十日条）。是女真攻日往返，皆曾攻掠高丽海疆。高丽备兵五处，仅截获女真舰八艘及日俘二百五十九人。其所谓“储舟千余，所所袭击，悉已击杀了……所进三百余人”云云，皆系张大其词，并非实录。又据日俘内藏石女、多治比阿古见等，归至太宰府，述所身历目击之事云：（石女阿古见）并被追乘贼船，日来之间，见其案内。所所合战之日，石女罢乘两船之内，中矢贼徒五人也，而着对马岸之间，皆以死了。此外傍类船，被病死亡者，追日不断。爰罢着高丽国岸之后，贼徒等每日未明之间上陆地，灭海边别岛等之人宅，运物取人也。昼则隐岛上，撰取强壮之者，打杀老衰之者。日本虏者之中，病羸者皆以入海了，夜则漕忩去也，如此送廿余个日之程。五（应作四）月中旬之比，高丽国兵船数百艘，袭来击贼。爰贼人等，励力虽合战，依高丽之势猛，无敢相敌之者。即其高丽国船之体高大，兵仗多储，覆船杀人，贼徒不堪彼猛，船中杀害所掳之人等，或又入海。石女等同又被入海浮浪。仍合战案内，不能见终（原文误作给）。无几，有高丽船扶了，即口劳所令苏生也。但见彼乘船之内，广大不似例□□造二重，上立橹，左右各四枝，别所漕之水手五六人，所国之士二十余人许，不悬檝，又一方七八枝也。船面以铁造角，令衡破敌船之料也。舟中储杂具，铁甲胄，大小，熊手等，兵士面面，各各执持之。又入大石，打破贼船。又他船长大，已以同前。石女等目睹女真高丽海战，故能言之逼真。女真掳日韩强壮男女，盖欲携归作奴婢。九世纪初，盗多掠人至唐，卖为奴脾，高丽奴新罗婢，常见于唐人说部。稽宗长庆元年（812），因平卢节度薛萍奏请，曾勒令禁止海盗掠新罗良口，卖为奴婢，但风并未稍杀。文宗太和二年（828），又严令禁止。（见《唐会要》八六卷）新罗人张保臯久游中国，归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王与保臯万人守之，自太和后海上无鬻新罗者。（《新唐书》新罗传）高丽与女真海战之际，所用的铁角船，是否创自新罗时代？虽无可考，但1598年朝鲜水军都统制李舜臣大破日军，他所用的龙船（以铁甲装船面），或即系由铁角船改进而来的。由于高丽人累世注意水军，正可见感受海上威胁的严重了。

四

女真攻日本的年月日，《小右记》、《朝野群载》、《高丽史》、《大日本史》诸书，记述确凿，无待考证。至呼女真为“刀伊”，乃由朝鲜语而来，崔世珍《训蒙字会》（明嘉靖六年撰），于夷、戎、蛮、狄、羌、虏诸字，都训曰“toi”，“刀伊”即“toi”的音译。因当时的女真，居高丽长城之外，据有今鸭绿江及图们江流域，松花江全流域及黑龙江下游之地，并奄有朝鲜咸镜道之定平以北，平安道东北部之地，高丽人视为徼外，故呼女真为“刀伊”，即外定之意。此次攻日扰韩的女真主为谁？

日韩史虽不详，但亦可由《金史》推得之。（金元卷一世纪）昭祖讳石鲁，刚毅直质，生女真无书契约束，不可检制……昭祖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变强，辽以“惕隐”官之。诸部犹用旧俗，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人于酥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生女真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岁修短，莫得而考焉。子景祖讳为古逎，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辛酉岁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据《金史》世纪所载，有四点可以推知女真攻日本，事当在昭祖石鲁之世：（一）由女真的领域言：石鲁“耀武至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青岭即今吉林张广才岭，白山即长白山，苏滨即今绥芬河流城，耶懒在今镜泊湖附近。可证石鲁时，女真领域已直达日本海滨，拥舟檝之利，东可泛绥芬河由海参威入海，西可沿图们江入海，循朝鲜东岸，鼓帆而南，直捣日本，事极可能。（二）由辽以惕隐官石鲁言：《辽史圣宗纪》：“开泰元年（1012）正月，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事在女真攻日前七年。“太平七年（1027）正月辛亥，以女直白缕为惕隐”。事在女真攻日后八年，白缕即石鲁的音译，可证女真攻日是在石鲁之世。（三）由石鲁子为乌古遒的生年言：乌古逎乃生于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亦即女真攻日后二年，则其父石鲁当为攻日之女真主。（四）由世代言：据金史世纪，由石鲁至阿骨打共四世，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论语》：必世而后仁，孔安国注与《论衡宜汉篇》及《说文解字》，皆以三十年为一世。试以史传中载有世系可稽的人物推算之，便知其大致不差），自十一世纪初石鲁临女真，至公元1123年阿骨打逝世，约百二十年左右，恰为四世，则女真攻日，当在石鲁之世。综以上四点，攻日的女真主，当为石鲁无疑。

五

女真以新兴的一部族，何以有远征的雄心？并具航海的经验？若研讨其背景，便可得到解答。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太祖纪》上：“先是，宋建隆（宋太祖年号，960—962）以来，女真自其国的苏州（今辽宁金县）泛海，至登州（山东蓬莱县）卖马，故道犹存。”是女真勃兴之初，便向海上发展。然自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海程近而航行易；自吉林东南至日本九洲，海程远而航行难；设非承袭前人的航海经验？恐难得此正确直捷的航线。女真人所以能有此奇迹，似与渤海国有关。因女真与渤海同族，渤海盛时，不但据有今东九省大部之地，且更过鸭绿江，奄有朝鲜北境，渤海的南京，即设于咸镜南道的咸兴（后为金曷懒路治所）地方。有许多女真部落，散处于咸兴一带平野，其中有二十部落最强，故呼为“二十姓女真”。其地东濒西湖津，南接永兴湾，极便南航。渤海有国时，与日本交通频繁，据《续日本纪》、《日本纪略》诸书，知渤海享国二百余年间（712—926），对日本交通记录五十余次，登陆地点，最初多在出羽（东经140度）距日京颇远，继则逐渐西移，次第在佐渡、越前、隐岐诸地登陆，后乃由丹后（东经135度）登陆，距博多湾已极近，足见其渡日航线，时有进步。渤海覆亡不久，女真部落渐强，闻渤海胜事，发思古幽情，雄心激荡，跃跃欲试，辽势尤盛，无法西进，乃踵渤海遗践，向海上进出，变和平商路，为征伐的航线，日本遂首当其冲。

六

女真攻掠日本，事实上并不止此一次。当日本一条长德三年（997）十月，有所谓“镇西之变”，百钞谓为“高丽人之来寇”，《日本纪略》谓为：“南蛮之乱”，实则都系国别不明的敌人。后一条宽仁四年（女真攻日之明年）闰十二月，萨摩突遭敌袭，掠人无算，大辨源经赖的《左经记》谓：“南蛮之贼徒”实则高丽及南洋诸岛人，于此役前后，皆无袭日本之例，当女真雄视海上之际，其他海盗，自应敛迹。故日本池内宏博士于刀伊之贼（《史林》一卷四号）一文，谓“女真攻日本，至少有前后三回”，共推论颇可信。

女真侵扰高丽，也不止此一次。郑麒趾《高丽史》所载：

穆宗世家：八年（1005）东女真寇登州。

显宗世家：三年（1012）东女真入寇，寻退。九年（1018年即攻日的前一年）十一月，以于山国（郁陵岛）被东北女真所寇，废农业，遣李元龙赐农具。十年（即女真攻日之年）七月己卯，于山国民户，曾被女真掳掠来奔者，悉命归之。十三年（1022）七月丙子，都兵马使奏：“于山国被女真掳掠逃来者，处之礼州（庆尚北道宁海），官给资料，永为编户。”从之。

文宗世家：六年（1052）东女真自海上来寇。

就高丽史所记，女真于半世纪中，曾四侵高丽，三侵于山，不可谓不多了，又《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蔚珍县注：郁陵岛在县正东海中，新罗时，称于山国，一云武陵，一云羽陵，地方百里……毅宗十一年（1157）……（金）柔立回奏：“有村落居趾七所，有石佛铁锁石塔，多生柴胡蒿本石南草，然多岩石，民不可居。”遂寝其议。可证郁陵岛在11世纪初，屡被女真攻掠，至12世纪中业，犹荒废无人居。

七

总之，女真人在建国之前，曾不断在海上活动，历时颇久。公元960年，即泛海至宋卖马；1019年前后，三攻日本；1005年至1052年，七扰高丽；使郁陵岛至一百五十年后，犹为无人居；则其纵横日本海上，活跃渤海中，已俨然东亚之雄。辽人特别震惊，至有“女真不满万（指女真兵），满万不可制”之谚。11世纪后半叶，女真之海上活动渐歇，转用其力量于陆上，高丽频频被攻掠，乃频于北边诸城设防以备之。至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与宋订海上之盟（1118）八年之间（1115至1122），尽取辽五京。俘辽天祚帝（1125）及攻陷开封（1126），不出二年。自建国至灭辽及北宋（1115至1126），前后才二十年。读史者每以金之先世，漠漠无闻，而其兴起居然如此之速，实一大谜。《金史》世纪略最甚，不足以解此惑。《金史·兵志序》谓：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败，无敌当世，曾未十年（就其用兵言），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太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这不过举其开国事实，并未能指出其成功之速的谜因。倘探索其建国以前，在海上活跃的一大段逸史，那么，成功之速一谜，也可思过半了。公元1274年及1281年，元人两次东征，都有女真军在内，由高丽南端渡海，陷对马壹岐，登陆博多湾（第二次攻博多未得登陆），都是循女真的路线，自是受女真的影响。

唐代边疆政策

（《中国边疆》1卷1期，1954年4月）唐代对边疆的经营，具有远大的眼光，崇高的理想，所制定的政策，最开明而积极进取。故能声威远暨，疆土遐举，边政休明，度越前古，不但在国史上放一异彩，且可为后世龟鉴。

公元6世纪初，宇文泰与杨忠李虎等同起于武川（今绥远省武川县），举义入关，遂制定“关中本位政策”，以融合杂居关陇之汉胡鲜卑氐羌各族的人民，使之在物质上咸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在精神上共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陶，融为一不可分的集团。（见陈寅恪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页）此集团中三大领袖之子孙——宇文泰之子觉、杨忠之子坚、李虎之孙渊相继建国：周用此政策，以灭北齐；隋用此政策，平定江南；唐用此政策，混一宇内后，更能统帅诸藩，成为亚洲空前大帝国；“关中本位政策”的发展，至唐可谓登峰造极了。

李渊之子世民，素受关中本位政策的熏陶，体认至深，信仰极坚，建国后即将全国重心，置于西北，对西北方面，遂采用积极进取政策。因其时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势并强盛，距长安皆甚近，首都豁露，一步后退不得，只得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开拓西北边疆，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唐太宗性本弘达，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他常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则视之若一（《贞观政要》）。”这种所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遂永为唐代边疆政策的指导方针。贞观四年（630）三月，“诸藩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藩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唐会要》卷百）大唐天子既又行天可汗事，为百王之王，其权位之隆崇，若与今日不列颠国协共戴之英皇相比，当无愧色。彼时的中国，实呈“胡越一家”（唐高祖语）的盛况。贞观二十年，铁勒诸部来朝，太宗劳之曰：“尔来！若鼠得穴，鱼得泉，我为尔深广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新唐书·薛延陀传》）像这样提携落后地区，使之生活安乐，文化跃进，其理想与气魄，即在今日国际间，亦不可多见。唐之边疆政策，既开明而积极进取，故北荒（今西伯利亚）即葱岭以西诸国皆内属，唐乃“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新唐书·地理志》）

唐玄宗时，中国与吐蕃、大食，皆称强盛。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安西四镇；欲固守安西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己之故。（见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00页）唐对西北边疆政策，乃积极进取，以安西四镇为军事中心，以葱岭之小勃律为国门。玄宗为牢笼小勃律计，特以其国王没谨忙为义子，以父子的恩义，加重君臣的关系。没谨忙怀宠感思，更努力效忠，为唐守护四门，捍御吐蕃。《新唐书·吐蕃传》称：开元十年，吐蕃“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北诸国皆堕吐蕃。始勃律来朝，父事帝（玄宗），还国，置绥远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可证小勃律王托身天枝，确曾为唐效力。及没谨忙死，国际情势大变。《新唐书·小勃律传》云：“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天宝六载，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唐为防卫西门，竟遣兵镇之，可见其政策之积极。时突厥骑施（西突厥别种）及拔汗那突厥诸国，亦颇重要，玄宗并以亲属关系笼络之。《全唐文》卷四十载玄宗赐突骑施可汗书云：“朕与可汗，结为父子，恩义所感，骨肉何殊。”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为玄宗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有“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之语。又《新唐书·宁远传》：“拔汗那国，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玄宗）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事唐最谨。”突厥自默啜亡后，毗伽可汗辑其残部，请父事玄宗，玄宗许之，《新唐书·突厥传记》之甚详。张九龄为玄宗敕突厥登利可汗书，悼毗伽可汗之死云：“朕以父子之义，情与年深。及闻宅兆，良以追悼……故遣建碑立庙，贻范纪功。因命史官正辞，朕亦亲为篆写，以固终始。”玄宗于毗伽死后，又命登利可汗续为义子，张九龄为玄宗敕突厥可汗（登利）书：“敕儿突厥可汗：朕与先可汗（毗伽），结为父子；及儿绍续，情义日深。”（《曲江集》十一）玄宗频以亲属关系，笼络诸藩，确已收巩固四镇，以卫关陇之效。观《全唐文》三十卷及四十卷，所辑玄宗册立西北诸国文及张九龄《曲江集》十一卷及十二卷，为玄宗敕西北诸藩王书，知唐对诸国王，或宠以名位封号，或赐以丹书铁券，或授以诸卫将军，或奖其忠诚，所以固结诸蕃之心者，无微不至。故诸藩亦怀宠感恩，忠实为唐守边。又据张九龄《曲江集》卷八及卷十，为玄宗敕安西北庭诸将士书二十余篇，对边事指示极详，处分周至，充分显示出唐对西北政策之积极。

初唐及盛唐对西北采取积极进取政策，不但在当时收效极宏；即在中唐晚唐，西北边境日蹙，犹能承其余荫，一有内乱外患，尚可藉其援助。当安史乱起，玄宗留太子讨贼，高力士口宣曰：“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俶）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终赖其力，收复两京。乾元元年七月，“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九国首领来朝，助国讨贼，上令赴朔方行营”。（倶见《旧唐书·肃宗纪》）郭子仪率之，大破安庆绪。是月，肃宗以爱女宁国公主，降回纥毗伽可汗。德宗至呼回纥可汗为弟，贞元三年八月，回纥遣使来贡，且请和亲，陆贽为德宗与回纥可汗书云：“皇帝敬问可汗弟……得弟来书省览久之，良以为慰……请降公主，姻不失旧，颇叶通规，待弟表到，即依所请”。（《宣公集》卷二十四）贞元四年，以咸安公主（德宗女），出降回纥天亲可汗。文宗长庆元年，又以宪宗女太和公主，出降回纥崇德可汗。唐回联姻，直至五代宋时，回纥尚称中国为舅，具见关系之深。

唐自安史之乱，边军入援，吐蕃乘机据安西北庭，更陷河西陇右，屡为边患，关中受严重威胁。李泌（见《邺侯家传》及《通鉴》）韦辠（见《旧唐书》本传及《新唐书·南诏传》）韩滉（见《旧唐书》本传）等，深知诸藩之关系，先后建议德宗，联合回纥大食南诏诸国，四面包围环攻吐蕃。德宗用其策，回纥遂屡逾北庭攻吐蕃。（见两唐书《回纥传》）《唐会要》大食条：“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新唐书·南诏传》称：韦皋联南诏攻吐蕃云：“（蜀皋军）南诏深入……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吐蕃经唐与诸藩环攻，力疲势衰，至宣宗时，中国即收复河湟，百余年之边患遂除。

黠戞斯自称李陵之后，攻破回纥，得太和公主，以同宗之谊，送还于唐。唐武宗亦以同姓怀柔之。《全唐文》卷七十六立黠戞斯为可汗制“……况乎族称宗姓，地接封疆……黠戞斯国，生穷之乡阴，禀元朔之气，少卿之后，胄裔且异于蛮夷；大漠之中，英杰自雄于种落……可册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懿宗时，沙陀突厥朱邪赤心，率部助平庞勋，赐姓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国昌子克用，僖宗中和三年，破黄巢，收京师，功第一，封陇西公。昭宗乾宁三年，讨平王行瑜，进封晋王。其子存勖建国，仍以唐为国号。可见唐以姓待外藩及以国姓赐外藩之政策，确曾收效。

唐初对东北边，亦采积极进取政策。因朝鲜本箕子旧封，汉之郡县，高丽蚕食朝鲜旧壤，又乘晋末之乱，侵占辽东，隋人屡讨之皆无功。唐太宗欲收复失地，兼报中国子弟之仇，遂于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两度遣将征之，终收复辽东；高宗继其父志，联合新罗靺鞨，夹攻高丽，于永徽六年，显庆三年、四年，龙朔元年、乾封元年，五次东征。终以龙朔三年，刘仁轨大破日本水军于白江口，灭百济，高丽无援，遂于总章元年灭亡，披其他为州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治之。是唐对东北方之经营，亦甚积极。其后吐蕃大食渐强，唐倾全力向西北开拓，镇兵及军府亦偏重西北，东北辽远，势难兼顾，遂改采消极退守的政策，坐视新罗蚕食高丽百济故地，为王氏高丽先驱除；默许渤海建国，为契丹奠基础；对后来数百年史局之影响，至深且巨。

综观有唐一代的边疆政策，对西北方面积极进取，以安西四镇为军事重心，以小勃律为中国西门，开置羁縻州府于中亚，其气魄何等雄伟！以诸藩王为义子，以国姓或外家姓赐外藩，以公主远嫁，真是胡越一家，毫无贵华贱夷的观念，胸襟何等开明！更能重视集体安全，联合诸邦，协力环攻侵略者，颇胜于联合国在韩境内的警察行为。故大唐声威远暨，实非偶然。至唐对东北方面，先进取而后退守，虽自有其不容己之情形，但使后世史局深受东北隅之影响，亦非唐人始料所能及，读史者可为殷鉴。

李白的氏族与籍贯

（《民主评论》，5卷13期）李太白的诗文，久为中外所推重。惟欲知其诗文的真价，当先知其人。亦即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意。今欲知太白其人，请先析辨其氏族与籍贯，析辨之后，则其人的性格才情，何以矫然不群？飘然欲仙？其诗文何以格高旨远？神韵逸迈？与并世诸人不同？都可思过半了。兹就碑传所载，将太白的氏族籍贯，试作一推测，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一

太白的氏族籍贯，碑传所载，几各异撰。兹就其作成的先后，表举如左，以资比较。

（一）李阳冰《草堂集序》：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西）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中宗）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按：阳冰字少温，唐赵郡人，历官缙云，当涂令，两唐书虽不为立传，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氏赵郡房载其官将作少监。阳冰善词章，尤工篆隶。舒元舆谓其书不减李斯；《宣和书谱》谓有唐三百年中，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此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盖阳冰临卸任而太白病笃，序成不久，太白即死。

（二）魏颢《李翰林集序》：肃宗宝应元年左右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二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白章句荡尽，上元末（761），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

按：颢《两唐书》皆无传，据此序知其始名万，次名炎，生平自负。太白谓其“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颢后果登进士第。观《太白集》卷十四：送魏万还王屋诗：“相逢乐无限”，“且知我爱君”，“黄河不若断，白首长相思”等句；及附魏万《金陵酬谪仙子》诗“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句，知两人交极深。

（三）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

“呜呼！姑孰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有子曰伯禽……”

按：李华事迹，具两《唐书·文苑传》。华与太白友善，此序谓太白“年六十有二”，极可信。

（四）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德宗贞元六年（790）

“君名白，广汉人……代宗登极（762），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

按：全白两唐书皆无传，据此记，知其官尚书膳部员外郎。记中谓：“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盖曾受过太白奖励。

（五）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传正）廉问宣池……访公之子孙……乃获孙女二人……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

按：《新唐书》卷八五下良吏传：“范传正字西老，南阳顺阳人也。父伦，户部员外郎，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展校书郎……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褐衣时游西边，著《西陲要略》三卷。”此碑序云：“常于先人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传正因为太白有通家之好，故为太白迁葬新墓，又从太白孙女访得伯禽手疏家传，即据之作此碑序，自是极可信的史料。

（六）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武宗会昌三年（843）

“……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曰太白……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文宗皇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裴旻）将军剑舞，泊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

按：裴敬《两唐书》皆无传，在此碑中，题“前守秘书省校书郎”。又称太白“常心许剑舞，裴将军（旻），予曾叔祖也，尝投书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

（七）刘等《旧唐书》李白传：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醉死于宣城。”

按：《旧唐书》虽题刘昫撰，但实为赵莹、贾纬、赵熙（各见《五代史》本传）、张昭远（见《宋史》本传）等修，李白传最误漏。

（八）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宋真宗咸平元年（998）

“……出入翰林，其他事迹，《草堂集序》，范传正撰《新墓碑》，亦略而群矣。史又撰《李白传》一卷，事又稍周。”

按：乐史字子正，宋宜黄人，太平兴国进士，好谈神仙，先后献所著书四百余卷，其所撰《李白传》，今虽不见，但《新唐书》已采之。

（九）宋祁《新唐书·李白传》：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

“李白字太白，兴盛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既长隐岷山……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按：《新唐书》列传，皆出宋祁之手。《李白传》虽能综合唐宋人所记，较为完备，但亦疏于考核，为曾南丰所纠。

（十）曾巩《李白集序》：宋神宗熙宁末

“《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寻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

按：南丰此序，所指新书之误甚是。谓白病卒于宝应元年，亦合。惟谓白“年六十有四”，不知何据？

凡上所列，皆系研究本题有关系的材料。至太白其他事迹，已为世所熟知，且又与本题无关者，则概不列入。

二

伯禽手记其父太白为西凉王李暠九世孙，太白的诸挚友，也作同样的记载。但以唐代史料及太白的诗文，来比较研究，则诸多不合。

（一）由未著唐宗室属籍言：李渊为李暠七世孙，太白为李暠九世孙，世次不远，宗支颇近，唐人最重谱牒之学，太白的祖与父究出于哪一房，万无叙不明，终未著宗室属籍之理。况太白的祖先，自隋末（617）西窜，神龙初（705）归国，中间才八十余年，居西域的不过三代，太白之父客，一返国便应举其祖与父的姓名，请列属籍，何至于并其父祖的姓名都忘了！唐懿宗赐沙陀突厥人朱邪赤心姓名为李国昌，犹使预郑王属籍，哪有待疏宗不及外藩之理？

（二）由无姓及复姓言：太白之父侨寓广汉，仅名客而无姓，直待太白之生，才“指天枝以复姓”。事如属实？客果知其为李暠后，一入国门，就应复姓，何至于仅有名而无姓？父既无姓而子复姓，则所复之姓何以知其确为祖先之姓？唐人最熟于姓谱，李陵后裔归魏，见于丙展，赐姓丙氏，唐高祖赐丙粲姓李，视同宗室（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玄宗最爱重太白，果属同宗，焉能不以宗室待之？

（三）由世次言：据两《唐书》：李渊为李暠七世孙，则肃宗当为暠十二世孙，肃宗崩于宝应元年（762），上距李暠建初元年（405），共三百五十八年，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恰十二世。太白与肃宗同年死，何以上距李暠三百五十八年间，仅得九世？其世次相差太多，殊不合理。

（四）由太白宗人辈行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位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审其语意，似是孤宗，何以后来居然有许多群从？统计《太白集》（影宋本）中，与其宗人唱酬的诗文共三十八篇；注明其宗人名字或官衔的，凡二十八人；其辈行称呼：有从祖一人，从叔六人，从兄二人，从弟十四人，从侄三人，从孙一人，由绝域返国的太白，居然群从如云？宁非怪事！且既叙辈行，则世次不应凌乱，《太白集》卷十三：《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卷十八：《陪族叔刑部侍郎晔游洞庭》诗，据《新唐书》宗室世表：徐王房：延年为李暠十一世孙，于玄宗为兄弟行；大郑王房：晔为李暠十代孙，于玄宗为诸父行；太白如真为暠九世孙，则应呼延年为从孙，晔为从侄，不应呼为从兄与从叔。且既与诸王叙亲属，诸王何不为之代请，使太白著属籍呢？

（五）由忽视郡望言：《太白集》卷二十六：与韩荆州朝宗书：有“白陇西布衣”之语；上安州裴长史书有“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等语。太白自称世为金陵右姓，岂不否认了陇西郡望？且世家金陵，焉能遭沮渠蒙逊之难？寓家咸秦，更与陇西冲突。太白如真知为李暠后裔，则应硁硁自守其陇西郡望，所言不应自相矛盾。又唐因科举而特重郡望，《太白集》卷十一有“寄从弟令问”诗；卷二十七有“送从弟京兆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卷十一有“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卷十八有“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诗。按李令问为京兆三原人，靖之侄孙；李阳冰为赵郡人；太白观念中，何以毫无郡望的界限？与彼等滥叙同宗。自南北朝以来，庶姓常冒称士族，胡人尤喜攀附华宗，如石勒与石苞通谱，侯景与侯瑱联宗，李密称李渊为宗兄之类，已为时人所非笑。太白似不宜漠视郡望，广引同宗。

（六）李唐曾改郡望，太白的郡望更难辨：陈寅恪先生曾据《元和郡县志》卷十七载：赵州有李熙（渊之高祖）建初陵，李天赐（渊之曾祖）启运陵；与《畿辅通志》卷一七四载：唐光业寺碑（在河北隆平县），有“惟王桑梓”之语；及李虎（渊之祖父）曾封赵郡公等事，以推定唐皇室系出赵郡李氏。又据《隋志·谱序篇》序：北周令“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之记事，寻出其改从陇西郡望之迹。唐皇室尚如此，太白的陇西郡望，更不易辨明。

综以上各事，太白之为李暠九世孙，及其陇西郡望，若别无可信的史料，则殊难证实，但唐代公私记载，从未说过太白有胡貌胡语胡服及保有胡人生活的事情，则太白虽归自西域，亦毫无胡人假冒国姓的嫌疑。况退一步言之：西突厥亦中华民族之一支，碎叶城在唐、西辽、元、清各代，都属中国版图，假使太白为西突厥族，还一样是中国人。可是若无有力的证据，万不能怀疑其非汉人。

至唐代蕃王蕃将赐姓李的很多，姑置不谈。其自动姓李，且以文学知名的人，数也不少。如：中宗时的李释迦是中天竺人李释迦中天竺人，中宗景龙四年，官左骁卫府中郎将员外置宿卫，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耶卷一载其名。；玄宗时的李密翳，是波斯人李密翳波斯人，开元二十五年，唐遣其伴送日本副使中臣名代，见《续日本纪》十二卷。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疑其为景教徒。；德宗时的李弥乾，是西天竺人李弥乾西天竺人，《新唐书》艺文志，有都利聿斯经二卷，注云：“贞元中，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有据公者译其文。”《玉海》卷五云：“本梵书，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二星行历，知人命贵贱。”；宪宗时的李戡，是渤海人李戡，杜牧《樊川集》卷九李府君墓志铭：称李戡为渤海王奉慈七代孙，元和七年举进士，因吏呼其姓名验符，遂拂衣去。开成元年，平卢节度王彦威辟为巡官，明年卒于洛阳。戡痛元白诗纤艳，集唐诗类于古诗者，编三唐诗书卷，为序以道其志。当时名士，皆推其有道有学有文。；宣宗时的李彦升，是大食人李彦升，大食人。宣宗大中初，宣武节度使卢均荐于朝，宣宗召礼部试其才。二年（848），以进士第名显。见《全唐文》卷七六七陈黯《华心说》。；僖宗时的李玹李珣及其妹舜弦，是波斯人。李玹，黄休复《茅亭客话》云：“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玹兄珣，蜀故称：“梓州李珣有诗名，其先波斯人，事蜀主衍。珣秀才预宾贡，国亡不仕，有感慨之音。”周草窗谓：“李珣辈倶蜀人，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竹枝》体也。”《花间集》选其词卅七首，谓其有《琼瑶集》。舜弦，《蜀故》称：“珣妹舜弦，为（王）衍昭仪，亦能词，有‘鸳鸯瓦上忽然声’句。”他们都是胡人国姓，都有明确的记载，可资核按。若是找不出太白是胡人的确据，万不能说太白之李，和他们相同。

三

太白的现籍和原籍，记载纷歧，也应弄清楚。太白曾自称“陇西布衣”，若不能证实其为李暠之后，则陇西的郡望自难存在。太白又尝自称“本家金陵。世为右姓，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但太白在他处再未如此说，其子伯禽其友李阳冰李华等也都无此记载，恐系太白的游戏人间的态度，随便说说罢了，今日更无法证实其言。旧曾南丰已指其误，更无庸论，兹仅就太白之现居及原籍，分别言之：

（一）太白的现居，有蜀、广汉、绵、巴西等说，看似矛盾，而实一致。按《旧唐书·地理志》四：“绵州领巴西县：巴西汉涪县，属广汉郡。”故太白的现居，是蜀中的绵州巴西县，言汉郡则属广汉，毫无抵触。

（二）太白的原籍，有西域、条支、碎叶诸说。西域含义，在汉为玉门以西之地，在唐则为葱岭以西之地。《新唐书》谓“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地并不误，只是泛称西土，语欠具体。条支国，乃公元前31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卒，国土分裂，其部将塞琉卡斯，领有叙利亚及幼发拉底河以东之地，是为条支。后虽并小亚细亚，但终未至中亚细亚，且至公元前65年，即为罗马所灭。李阳冰所谓“谪居条支”者，因见《史记》《汉书》皆有条支传，遂漫以古地指西方，非谓其真谪居条支。又唐高宗虽以诃达罗支国置条支都都督府，乃是取历史名词，随意配置。且其地远在乌浒河之南，隋时中国无权且亦无术谪罪人于其地。故“谪居条支”云云，亦非实录。惟范传正与太白有通家之雅，廉访宣池，亲为太白迁葬，其所撰李公新墓碑称：“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此系据伯禽手记其父平日口所常说的家传，欲以留给后昆者。其价值及可信的程度，远非太白游戏篇章及应酬文字所可比。故其先世窜于碎叶，当无可疑。与泛言谪条支徙西域云云，亦不抵触。

四

太白既归自碎叶，碎叶究在今何地？据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堀谦德解说西域记，沙畹西突厥史料诸研究：碎叶城即今中亚细亚之托克马克（Tokmak）城，城北有碎叶水，即今之吹河；或译为楚河。距碎叶东二百六十里至热海，即今之伊斯色克湖；距碎叶西三百三十里至怛罗斯城，即今塔拉斯河（Talass）上之奥力阿塔（AulieAta）城；此二城在西突厥史中，任务极重大。唐灭西突厥后，在碎叶水四置蒙池都护府，以管理突厥五弩失毕部落。贞元宰相贾耽所考自安西至碎叶怛罗斯道里，倶载于《新唐书·地理志》伊州条下，不暇悉引。又《新唐书·龟兹传》称：“西北……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城），比国商胡杂居，素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君长，役属突厥……呾罗私（即怛罗斯）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所掠，群保此，尚华语。”据此文可以推知：

（一）群居怛罗斯附近的华人，达三百小城之多，则其东邻之碎叶城，当亦有华人聚居；

（二）太白的先代，可能是被掠至怛罗斯的华人，逃居碎叶若干年后，始克归国；如《龟兹传》所记属实，则此种推论，亦颇合理。

唐代的碎叶，为西域名城，亦东西方交通枢纽。公元611年顷，西突厥射匮可汗拓地：东至金山，西接波斯，于里海之北，与东罗马交聘，碎叶恰为中亚之心脏，地位非常重要。618年，统叶护嗣立，移其王庭于石国之千泉，拓土逾浒乌河之南，遂以碎叶为其政治经济之重心，造成西突厥最隆盛时代。626之前中天竺僧光智（原名波罗颇迦密多罗）率道俗十人，见统叶护于碎叶，弘扬佛法，深得其敬信。武德九年（626），唐因统叶护请婚，许之，遣高平王道立至碎叶，高平王归时邀光智至长安（见《续高僧传》卷三）。因光智之先导，628年玄奘至碎叶（《大唐西域记》作素叶城），备受统叶护礼重。玄奘述见统叶护时的情形：“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缠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毾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不知其表。”（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统叶护令译人送玄奘南行，经千泉（王庭亦避暑地）、怛罗斯城，于羯霜那国之南度铁门，至迦毕试国。中间所经诸小国，国王皆突厥族，役属于统叶护（《大唐西域记》），可见西突厥之政治势力，已南抵印度河。631年，祅教师何禄经碎叶至中国（《亚洲学报》1897年12月合刊号61页）；635年，景教师阿罗本经碎叶来长安；其年代之相近，决非偶然。其后西突厥分裂，诸部落皆臣服于中国，由是碎叶又进入一新的时代。

唐高宗时，阿史那贺鲁叛，657年，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碎叶川，追至石国擒之而还。由是西突厥全境，皆属中国，遂辟其地为州府，西至里海，南抵印度河，以碎叶为统治西域之重心。以其地之冲要，不但吐蕃大食时思染指，即突厥诸部亦常来争。677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叛，裴行俭册送波斯王子至西域，击破都支遮匐，擒送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679年，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682年，十姓阿史那车薄啜叛，王方翼破之于伊丽河，进破三姓咽面兵于热海，西域震服。692年阿史那俀子自立为可汗，来寇，大总管王孝杰大破之，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孰俟斤。704年，十姓部落都担叛，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击斩之，遂收碎叶以西三万帐内属。后突骑施（西突厥别种）首领乌质勒渐强，徙其牙于碎叶。739年，突骑施寇北庭，都护盖嘉运大破之于碎叶，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师。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曾取碎叶，并建大云寺于其地（见《杜环经行记》）。唐之所以保卫碎叶者，可谓周至。及天宝十一年（751），安西副大都护高仙芝（高丽人），与大食战于怛罗斯，败绩，中国在中亚细亚之统治，受一挫折。但被俘的汉匠，缺将造纸术带至大食，后又传入欧洲，总算意外的贡献。及三姓葛逻禄渐强，766年顷，尽有碎叶怛罗斯诸城，中国内方有事，已无暇西顾，保卫中亚的任务，从此结束。

总之，碎叶一地，在七八两世纪中，先后为西突厥及中国统治中亚的重心，亦为中国印度东罗马波斯四大文化的总汇，各种宗教思想，由此交流；各国商品，由此转运；其所负之历史任务，确颇重要。

此一中亚名都，实太白出生地。李华撰太白墓志，谓其享年六十二，华乃太白挚友，语当可信。太白既卒于762年，则生年应为701年，神龙初（705）随其父归国，则其前此四年应皆居于出生地之碎叶。若如曾南丰言，太白享年六十四，则其居碎叶当为六年。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先叙太白之父潜还广汉，继叙太白之生，乃系记事的层次，并非谓到广汉后，才生太白。至其复姓命名，恐系到广汉以后的事。白为西方之色。太白为西方之星，用以志其出生之地。所谓梦长庚及太白之精，恐系傅会。在此五方杂凑，东西交争，位于四望无际草原上的名城（碎叶），所产生的人物，气魄才情，自然奇特英迈，旷达豪放，不受“一定格局”的拘束。蜀中又向多文士，一经新环境的熏陶，便立创出“推到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的作品。就太白之放浪形骸，习道学仙，不拘礼法，不乐冠带的束缚，从酒好游；及其诗歌中，多有胡雏、胡姬、貂裘、天马、蒲葡酒等物观之，犹带有生长塞外的根性。

五

太白先世，窜于碎叶，原不足异。中国历史上，每有大乱，中原人民常纷纷逃难，流入塞外。如秦末之乱，华人逃至漠北、西域、朝鲜、日本的，为数很多。汉时匈奴和西域，都有所谓“秦人”（见《史记·匈奴传》、《汉书·西域传》）；卫满率避地朝鲜的华人，推翻箕氏王朝；弓月君率领秦人逃至日本，到540年滋生至七千五十三户之多（源光圀《大日本史》）东汉末之乱，华人避地鲜卑朝鲜也很多，即220年阿波使主率十七县人民到日本。隋末之乱，逃入西域突厥及高丽日本的华人，为数更多。贞观三年（629）“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其后张公谨条突厥可取状：犹谓“华人在北者甚众”。（《全唐文》一四三）唐太宗竟因高昌阻中国归人，而讨高昌（《全唐文》卷六讨高昌诏）；因高丽壅闭华人归国，即伐高丽。（见《两唐书·高丽传》）那么，太白的祖先，因隋乱避地碎叶，事不足异。只是自动前往，并非有罪被窜。

唐代西突厥来居中夏的也很多，隋末的处罗可汗，唐初功臣史大奈等不必论。693年，武后命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唐会要》）704年，阿史那献收碎叶以西三万帐内徙。（《新唐书·西突厥传》）假使太白及其父即在此岁随阿史那献内徙，明年（神龙初）到蜀，年代亦相合。但无确证，只可聊备一解。

六

综以上所述：（一）太白与唐室及宗室之世次辈行皆不合，未获列宗室属籍，其自述先世之语，亦多矛盾，故太白为李暠九世孙一事，若别无新史料发现，则无法证实；其陇西望，亦难凭信。（二）太白之姓，也许是庶姓之李，因隋末之乱，避地西域，居碎叶约三世，太白五岁时随父至蜀，居于汉之广汉郡地，唐之绵州巴西县；《旧唐书》称其为山东人，殊不可信。世之究研太白者，倘究明其确归自碎叶，以及唐代碎叶在国际间之政治军事及宗教商业的诸种关系，则于太白之为人及诗文，也许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倘有人因太白系出西凉之事，无法证实，又以其来自碎叶，作风恢奇，诗多别调，竟谓其为西突厥人，这种大胆推论，恐非读史者所敢苟同。也许还有人要问：太白先代，三世居碎叶，其地能有多少华女？可供婚娶？即令有华女，但因慕“西方美人”，而娶了香妃型的女突厥，那么太白的血管里，岂不也有突厥人的血液吗？我们对此可不必置答，只反问他，在中国人中：中原人（客家例外）的血管里，有几个毫无金日、慕容俊、苻坚、姚苌、拓跋氏、阿史那氏、耶律氏、完颜氏、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血液？边疆人的血管里，有几个毫无炎、黄、尧、舜、禹、汤、周、孔、秦皇、汉高、唐宗、宋祖、明太的血液？正唯我各宗族血统如此之密，才成为中国之大！

碎叶一带，既为唐之州府，西辽及元之领土，在清盛时，亦在封疆之内。同治三年，与俄画界，始沦为异域。将来收复大陆，为经营祖宗旧疆，为纪念诗仙故里，则碎叶之区，应令其长沦域外吗？

朱舜水之思想

（《东海学报》，1卷1期，1959年）朱舜水识见深远，思想开明，以中国之经史礼乐制度，教诲日本士大夫，开辟日本文明之机，后竟导致明治维新。而其反清之志节，与阐扬《礼运》大同思想，对清末革命运动，亦不无影响。至其学主躬行实践，诗文主性灵，实居颜习斋、袁子才之先。今当其定居日本（1659）三百周年，特爬梳其思想如左：

一

中国历史上，遇有祸乱，沿边人民，辄流向异域，寻其世外桃源。中国文化早即光被四表，此亦其因素之一。至流入日本之中国人，以弓月君所率二十七县之秦人，阿知使主所率十七县之汉人为最多，对日本产业之开拓，文化之启发，均有极大贡献，源光国、大日本、史氏族志，曾有记载。隋唐以还，每值鼎革，胜国遗民，避地日本者，代有其人。惟其思想行谊，对中、日两国俱有影响者，当以朱舜水为巨擘。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玙，明浙江余姚人。父正累官漕运总督，兄之琦，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南京都督同知，明亡不仕。舜水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崇祯十六年（1643）擢恩贡生，考官吴钟峦（《明史》有传）贡札称为“开国第一人”。明年下诏特征，不就。是年三月，庄烈帝殉国。福王宏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陷南京，舜水时年四十六，慕申包胥之为人，矢志经营海外，由舟山赴日本。明年赴安南，寻还舟山，图兴复。永明王永历元年（1647），衔舟山守将黄斌卿命乞师日本，事未谐复还舟山。此后频漂泊安南、暹罗，数至日本，日人安东守约师事之。永历十三年（1659）六月，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入长江，舜水年已六十，仗剑从征，主建威伯马信营，克瓜州，下镇江，皆亲历行阵，多所赞画。及义师攻南京失利，舜水知明社寒灰，已不可复燃，决心东渡全节，是年秋由厦门赴日本。时日本禁留唐人已三十余年，安东守约与诸名士请于有司，始许舜水永居长崎。清康熙四年（1665），日本宰相水户侯源光国，钦其硕学峻节，迎至武江，师事之，礼意隆崇，不敢称其字，固请一斋名称之，因以其乡之舜水（姚江亦名舜水）为号。后乃迎至江户，为起第于驹笼别庄，今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院，即其遗址。诸公卿及士之彦秀者，竞来请业，研习中国经史及礼乐制度，时仿行之。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十七日病卒，年八十三，葬于常陆瑞龙山麓（今日本茨城县久慈郡太田町瑞龙山麓），门人谥为文恭先生。

二

舜水眼光远大，胸襟开朗，当其前数次赴日本，授学安东守约时，即已认清开辟日本文明之机，有关中、日千年之好。《舜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云：异国远来，诚望与足下商榷今古，为古今盛事……不佞与足下相与有成，宁为问学一端而已？将大明与贵国世世和好之窾，而贵国文明开辟之机，均于此基焉，所系岂不重且大！又一书云：天或有意为明为日本，后会亦未可知，不必以此为忧。念贤契吃紧之至，未尝不心志之也。不佞欲与贤契讲究针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动观中国、日国千年之好，岂区区人力所能焉！舜水既认清对日人讲学之重要，故能包天下以为量，视中日如一家。《遗书》卷八，《与冈崎昌纯书》云：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惟以得行其道为悦。虽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无已也。《遗书》卷四，《与陈遵之书》云：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舜水对中外国既一视同仁，故乐于奖进英材，不分彼此，以期相与有成。《遗书》卷十二，《答安东守约书》：秋间来此，共相讲磨，食蔬饮水，相与有成，亦不佞大不幸中一大乐事。不佞于中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凡遇英才，乐于奖进。既已道合心孚，岂有彼此。《遗书》卷十，《答奥村庸礼书》：古之能自得师者，公侯间庶几有之……以中原人为之师，而贵邦卿大夫为之弟子为尤难……但其相与有成，进德修业，致君泽民，功在社稷，不为世俗所讪笑，他日不为两邦口实，即幸矣幸矣！又《答奥村庸礼书》云：不佞视贵国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尝怪周虓量窄，偏尊中国而贬秦邦（按《晋书·周虓传》虓降苻坚后，仍丑诋前秦），岂足语于圣贤之道！不佞于孔子，不啻天壤，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间也。是故随事随物，则必惓惓恳恳乐于言说。舜水讲学有方，能深入浅出，将奥义难事，说得明明白白。《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云：先儒将现前道理，每每说向极微极妙处，固是精细工夫。不佞举极难重事，一概说得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似乎庸浅庸陋……末世已不知圣人之道，而偶有向学之机，又与之辨析精微，以逆折之。使智者诋为刍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则圣人之道，必绝于世矣，此岂引掖之意乎！舜水课徒极严，《题安积觉逐日功课自实簿》（见澹泊斋文集）云：今为尔严立课程，自非疾病不得已，礼祭应酬之外，须逐日登记。朔望则温习前书，必令成诵。若其中无故旷废，亦于朔望之次日，稽考笞责，名曰逐日功课自实簿，每晚送簿填注，毋违毋怠！舜水深知在日讲学意义之重要，视弟子如家人，严加督教，故其门下，人才济济。如安东守约、安积觉、今井弘济、源光国、奥村庸礼、栗山于峰、人见懋斋等，均博通经史能文章。余若佐佐十介、藤唉正方、五十川刚伯、前田松云、明石源助、近藤定久、加藤明友、赤林重政、今井弘润、野村重直、源庆顺等，亦皆有名于时。彼等服膺舜水，俨若七十子之服孔子。

舜水谙于礼乐制度，博学多能，讲学习礼之余，更为月人厘订礼仪，制作器物，形制度数，悉合于古。今丹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云：先生作诸侯五庙图说，博采众说，通会经史，旁考古今，以理折中，识者皆谓不朽之盛典。庚戌（1670），先生以桧木作寿器，制度周密……先生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览者若烛照而数计焉。上公（源光国）乃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先生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等，皆极精巧。及上公作石桥于后乐园，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称盛，作簠簋笾豆登之属，古意焕乎溢目。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先生依图考古，研习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工师咨受频烦，未能洞达，乃为之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弥年，卒得成之。壬子（1672）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通其梗概。明年癸丑，复于别庄，权装学官，使再习之，于是学者皆精究其礼。甲寅（1674），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硕儒学生，常造其门者，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于是学问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皆与有闻焉……格物穷理，志虑精纯，古今礼仪而下，虽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识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该博而精密也。舜水所作大成殿三十分之一之模型，存于水户彰考馆，今日本汤岛、圣堂，即依此模型筑成。自舜水将中国礼仪制度衣冠文物，多方面介绍予日本后，日本文化，立即改观。

舜水在日讲学，影响最巨者，实在其弘扬儒家政治思想及朱子之史学，使日人精神革新，思想充实，政治目标渐趋一致。孕育滋长，一发为大日本史之编纂，再发为水户藩之改革，终则导致明治之维新。其影响之深且久，在中日关系史上，实所罕见。缘舜水自南京倾覆后，频来日本，与其士大夫相接，常介绍春秋之微言大义及朱子之史学，源光国闻而慕之，于日本明历三年（1657）设彰考馆，编纂大日本史，然义例未立，仅搜集史料而已。及舜水定居日本，矢志“开辟日本文明之机”，遂日以春秋之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之义；及朱子《通鉴纲目》之明正统，定人道，昭鉴戒，著几微之体例，教其门人。及至水户，源光国常请教修史义例，又聘其高足安积觉为史馆总裁。积觉传舜水史学衣钵，修史之际，阐扬国家道德，明君臣之分，严是非之辨。列神功皇后为皇妃，以大友皇子为孝文天皇，以南朝为正统，大义分明，为其三大特色。此即全仿纲目义例，以正皇统，褒贬臣工，对于幕府藩主，隐然予以针砭。观源光国自撰梅里先生碑志，与其子纲修大日本史叙，及纲条玄孙朝臣进大日本史表，即知其书之精神，全踵通鉴纲目。自大日本史修成，日本始有一极完善之纪传体之正史，为其国民精神指导。于是尊王抑藩，忠君爱国之思想，普遍输入国民意识之中。光国所倡之“尊王论”，士民翕然从之。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弘道馆落成，尊王宣传之据点确立，士子批评幕府政治，已伏尊王讨藩之源。幕府遂频下改革令，如正风俗，崇俭约，平物价以及整顿财政与对外等政策，不一而足，是为水户藩之改革。前此日本之政局，皇王如虚器，徒存万世一系之空名，礼乐征伐，皆自将军或关白出，诸侯争霸，战乱相寻，如环无端。及德川幕府末期，士大夫多喜读《通鉴纲目》及《大日本史》。彼等外受列强强迫开港之刺戟，内愤幕府之不能革新，在水户侯德川齐昭领导之下，形成水户学派，主张尊王攘夷，武士及浪人争附和之，竟展为统一运动。一般志士，皆喜诵读舜水所作凑川碑文（即楠正成碑），以励其忠义之气。刘精里、刘榖堂（时日人多喜治“汉学”，华人之裔恢复汉姓之风颇盛）等以《春秋左氏传》及《通鉴》授明治，以启发其大一统思想。适萨摩、长洲二藩，声讨德川，明治立下征讨幕府密诏（1867）。将军德川庆喜（源光国裔孙）宿受水户学派思想之影响，深知幕府不能长久维持，有意王政复古，藉图全国统一，遂奏请奉还大政。明治许其辞将军职，并废藩置县，实施维新体制。故追溯维新志士尊王攘夷思想之渊源，系受舜水之影响，亦非过言。

三

舜水之气节及其反清之思想言论，对清末之革命运动，亦不无影响。自清军陷南京（1645），舜水赴舟山抗清，并与据四明山寨之王翊相结，共图恢复，经营海外，屡至日本、安南、暹罗诸邦，及从郑成功攻南京失利（1659），始由厦门东渡，定居日本，前后十五年间，致力抗清，席不暇暖，屡濒于危，气不稍馁。永历六年（1652）舜水偶在海上为清兵所围，诱迫使降，舜水誓以必死，同舟刘文高等七人，感其义烈，驾舟突围，送还舟山。（见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

永历十一年（1657），舜水见安南国王，为存国体，竟长揖不拜，侍臣强胁之拜，仍不屈，因被拘幽。劝诱百端，终不移易。国王遗人问字，遂作坚确赋以明志。国王致书劝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等语，舜水复书拒之。国王嘉其节，礼而释之（《舜水遗书》末附《安南供役纪事》）。舜水东渡后，曾对日人述其事，《遗书》卷八，有《答小宅生顺书》二通，其一云：仆素民物为怀，绥安念切，非敢以石隐为高，自矜名誉。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倾之厦，故忍死不为耳（指屡辞官爵）。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其二云：贫贱不移者，此高明所亲见也……仆之志则必不可移，其有非义非道者，一介不可点也。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交阯船头商旅目稍工社诸人，及漳、泉州船客与长崎之闻其事而见在者，应不下数百人，历历能言之，无烦仆自为夸诩也。《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仆人品即不甚高，然颇立于万死一生之际，刀锯临之而不怵，重利饵之而不回……今年交阯及福建船来，各船主尚缕缕向完翁（陈明德）称述，完翁亲向予言。可见舜水在安南之峻节，为中、日商人所共睹，事后犹乐道之。

舜水挚友浙、直经略王翊，慷慨多奇节，据四明以抗清。舜水频赴海外乞师，即欲以王翊为主将，如郭汾阳统回纥、大食之兵，以平安、史也。及闻翊于八月十五日死难，遂终身废此佳节。《遗书》卷八，《答田犀书》：知友王侍郎（翊）完节之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倍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遗书》卷十二，《答野节书》：八月十五日，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见一客，亦不至于谈笑。因王翊死事极烈，使舜水恢复计划，受极大打击，故终身废中秋节，非仅为哀挚友，且悲恢复受挫也。

舜水素慕申包胥之为人（见《中原阳九述略》），故屡赴海外乞师。及复明无望，遂不食周粟，东渡全节。《遗书》卷三，上长崎镇揭：使瑜蒙面丧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诰赠，何忍辫发髠首，狐形豕状，以臣仇虏乎？其宁老死异域，亦不肯降清之精神，较夷、齐为尤难。杭僧独立（即戴曼公）及日释、月舟皆劝其削发为僧，舜水力拒之（见《遗书》卷六，《答独立书》及《答月舟书》）。盖醇儒岂肯入释，况亡国之恨，亦非遁入空门所可了。舜水定居日本之初，即致书与家人作永诀。《遗书》卷四，《与男大成书》：我以事无所益，已与汝辈作永诀，他日泉路父子相会也。总不必以家中事乱我心绪，我家必无喜事，即有凶危，岂能相恤？故绝之耳！我岂非人情哉？汝母及汝继母，亦同葬此山，我总无归葬之理。不必悬母以待也。此书于文文山诗：“妻也莫望夫，子也莫望父，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同样凄苦。舜水每与国内亲友书，必告以“不可令剃头人来”。住日本既久，犹令亲友来日者，“须服旧时衣冠，不可着虏服”。（《遗书》卷四，《与王民则书》）又令诸孙不可任清官吏，《遗书》卷四，《与诸孙男书》：我今七十八岁，衰惫不胜言，思欲得一子孙，朝夕侍奉，汝兄弟中择一性行和顺，举止端谨者来……惟有虏官不可为耳！古人版筑渔盐，不亏志节……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为！既为虏官者，必不可来！既为虏官，虽眉宇英发，气度娴雅，我亦不以为孙。子孙如有为虏官者，必不可来，亦不以为孙，态度何等严正。舜水居日本二十余年，始终全发，着明衣冠（见《遗书》卷十五，《答小宅生顺问》）。但远讬异国，永无归理，其心情亦极危苦。（见《遗书》卷六，《答某书》）忧念其先茔之情，亦时形诸文字。（《遗书》卷五，《答野节书》；卷六，《答佐野回翁书》）故其每“修先人之祀，悲伤致疾，呕血不已”（《遗书》卷六，《答加藤明友书》）。又舜水自奔舟山抗清以来，“离家四十载，不近妇女，或有劝其置妾以奉药饵者，必峻拒之”。（见《舜水先生行实》）当其七十一岁时，以中国之法，制桧木棺椁，冀其耐久，以备“异日逆虏败亡，子孙来请归葬”。渴望中兴之情，老而不渝。日人原念斋（1760—1806）《先哲丛谈》，记舜水晚年犹积资，以备恢复之用云：水户义公（源光国谥）聘为宝师，待遇甚厚，岁致饶裕。然节省自奉无所费，人或笑其啬也。遂储三千余金，临终悉入水户库内。新井白石谓：“舜水缩节积余财，非苟然也，其意盖备图恢复之用。”然时不至而终，可悯哉！就以上各端，可见舜水反清意志之坚决，态度之严正，流离暮齿，终不移易，民族意识之强烈，罕有其比。

舜水少时，即不屑治时文，惟留心经世之学，故从事恢复工作及居日讲学，皆能措诸实用，毫无空疏之弊。其对明室覆亡之原因，尤洞若观火。康熙十八年（1679），因安东守约问明亡之由，撰《中原阳九述略》一卷，略谓：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智，徒欲泄一朝之愤，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谁复忠君爱国出治临民？坐沐猴于堂上，听租赋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问，百姓之颠连无告。乡绅受赂，操有司狱讼之权，役隶为奸，广暮夜苞苴之路……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徯后。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先驱，所以逆虏因之，普天沦丧。非逆虏之兵强将勇真无敌也，皆士大夫为之驱除难耳。舜水以明室之亡，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语极沉痛而不诬。至满清以均田均役等宣传，骗取中原人心，瓦解其抵抗力量，不意三百余年后之中国大陆，竟重演此悲剧。《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近者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堕废，堕废则奔竞功利之路开，而礼义廉耻之风息，欲不亡得乎？所谓圣教堕废，即中国文化总崩溃，明焉能不亡。舜水又就现时情势，提出灭虏之策，《中原阳九述述略》云：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则天下之赤子天下之英雄豪杰，皆我褓襁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今百姓之叛虏，更十倍于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于前日之望虏……攻城不拔而去之，如弃敝屣（指郑成功入长江之役），使天下戴香盆供饷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师，恐不复取信于天下。然国藩入江之初，有识者已先策其必败矣。今若议定下手吃紧之处，更其弦而易其辙，东征西怨，传檄而定矣。舜水所提灭虏之策，“但在事事之相反”，诚一语千钧。至其所述当日之情势，及议定下手处，须更弦易辙，在今日犹堪寻味。

尤可异者，舜水生于17世纪，而其政治思想，竟以大同为极则，并欲行之于日本，《遗书》卷七，《元旦贺源光国书》：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夫以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为小康，而以此为大同，可见雍熙之盛，非有奇漠异术也。瑜居恒读此书，慨然兴叹曰：吾安得身亲见之哉？然而不能也！兹幸际知遇之隆，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惟在勃然奋励，实实举而措之耳！舜水居恒读此书，欲将天下为公之大同理想，行之于日本，虽未获实现，但一经提出，已足开拓万古之心胸。

综观《舜水遗书》，反清思想及民族正气之强烈表见，不一而足。彼时国内反清作品，几被文字狱及编四库全书，尽荡为寒灰。惟源光国所编《朱舜水先生文集》，五十川刚伯所编《朱徵君集》，先后刊印，风行日本，清末，稻叶岩吉编印《朱舜水全集》。中国留日学生，多喜读舜水之书，受其感召，人人思奋。及孙中山先生赴日组织兴中会，遂纷纷加入，时引舜水反清之名言，作革命宣传。舜水所恒读之礼运，尤为志士所爱诵。中山先生遇有求书者，辄题“天下为公”与之。故舜水之气节与反清思想，对清末革命运动，亦不无影响。

四

舜水学宗程朱，主张居敬（见《遗书》卷八《答野传书》，卷十五《答野节问》，卷二十《敬斋箴序》）存诚（《遗书》卷二五《杂说》，《赠奥材德辉》），大抵与程、朱相同。惟特重躬行实践，留心民生日用彝伦之间，则较程、朱为积极。《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不佞平生无有言而不能行者，无有行而不为其言者。《遗书》卷十，《答古市务本书》：须知学者以躬行心得为主，而润色之以文彩；不可以文字为主，而润色之以德行。《遗书》卷十四，《答安东守约杂问》：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岂非圣贤之道，俱在践履。《遗书》卷十五，《答野节问》：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安积觉《舜水先生文集》后序：尝谓门人曰：“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舜水年龄，稍长于颜习斋，其于理学，体认深涵养醇，毫不迂腐，无佛老气息，惟重躬行实践，与颜习斋略同。又因其主张躬行实践，故特别崇礼，认为礼能关系国家兴亡。《遗书》卷六，《答明石源助书》：不佞总角时，恒见先生与士大夫相接，冠裳济济，言论丰彩，进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时太平气象，至足尚也。其后士大夫好为脱略，而恶言礼，以为厌物，以为“王道”。所谓“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绝之辞耳。未能二十年，而国已沦亡。前年至厦门赴国姓（郑成功）之召，见其将吏，并寄居荐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无所济，今纷纷未有所底。可见礼也者，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为国家桢干。舜水以明之沦亡与郑氏之无成，归咎于斥绝礼教，语虽稍过，但亦不为因。舜水精于名物度数，深于史学，常教人于通经之外，必须读史（见《遗书》卷十，《与奥村庸礼书》）。安积觉即传其史学衣钵，而为使馆总裁，亦即日本正史之开山者。舜水与王阳明同里，“燃灯相照，鸣鸡相闻”（《遗书》卷六《答佐野回翁书》），所居如是之近。阳明卒于嘉靖八年（1529），舜水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相去仅七十一年。时阳明之学，正风靡天下，舜水于学术上，独能卓然自立，绝不依附乡贤，洵明末罕有之异人。至其论朱、陆异同（见《遗书》卷十四《答安东守约杂问》），评王学得失（见《遗书》卷六《佐野回翁书》，卷十四《答安东守约杂问》），亦皆持平。

第二义”。但所为文，“一字不杜撰，一字不落套，一字不剿袭他人唾余，信手作百篇，其间格局句语，少有同者。更长短俱成格局，无有潦草涂塞，勉强凑搭之病”。（《答安东守约杂问》）又自谓：“务使有关于世道人心，虽小小题目，亦自有独到之识，出人虑表。能自开手眼，则六经皆供我驱策矣。”（《遗书》卷八《与小宅生顺书》）舜水教门人作文之法甚多，兹不具引。惟其以“性灵尤为作文之王”，作诗须“发之性灵”，实在袁枚之先。《遗书》卷九，《答安东守约书》：大凡作文须根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内既充溢，则下笔自然凑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为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而性灵尤为作文之主。《遗书》卷十，《答古市务本书》：为诗岂尽无益哉？能三百篇，于世道人心未尝无补也……今之诗，益无用矣！高者宣淫导豫，下者学步放颦……何尝发之性灵？甚至公侯卿相，不能禁饬，反舍其政治，习效成风，如东晋清淡，遗落世事。舜水深慨于明末诗文之弊，故主性灵以矫之。舜水认为“吟诗作赋，非学也”（《遗书》卷十，《答奥村庸福书》），故不常作。但其坚确赋及敬斋箴等篇，格高辞工，颇擅胜场。又张廷枚姚江诗存所收舜水钱塘诗：“天际银幡立，鸱夷怒未消。定知千载上，江水不生潮。”意境高远，尺幅千里，绝非晚明诸子所能及。至其反对八股文，斥之为“尘饭土羹”（《遗书》卷十五，《答林春信问》），亦颇有识。顾亭林谓八股文之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则在舜水之后。综观舜水文章，论事畅达明透，说理恺切动人，感情亦真挚热烈，清末留日学生，受其影响，办报撰文，多摹拟之。

五

舜水之父兄皆廉正，师友如朱永佑、吴钟峦、张肯堂、张煌言、王翊等，并极义烈。故其积学最深，涵养之醇，睟面盎背。而又少无宦情，不习制义，见世将乱，始遍游南北，期为异日之用。弘光中，拒马士英之召，逃至舟山，后乃经营海外，百折不回。及随义军入长江失利，遂东渡全节，以开明之胸襟，教诲日本士大夫，使之娴习中国经史礼乐名物制度，开辟日本文明之机，孕育亭毒，一发而为日本史之勒成，再发而为水户藩之改革，终则导致明治之维新，扭转日本国运。而其反清之思想，凛烈之气节，形诸文字，传至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受其影响，纷纷参加革命运动，终能推倒清室。在其中原阳九述略中，论明室之所以亡及灭虏之策，虽至今日，犹耐人寻味。至其学主躬行实践，诗文主性灵，亦在颜习斋、袁子才之先。在中、日关系史上，有此异人，实三百年来所仅见。

《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序

（王德毅著《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70年）我国历代，治尚忠厚，仁政洽天下，德泽被后世，莫过于宋。宋自艺祖开国之初，即遣使分赈诸州，并严绳赃吏，以塞贪源；妙选司牧，安养黎元；恻怛之怀，仁厚之治，遂奠三百余年之宏基。太宗亦重吏治，特于蜀后主孟昶官箴：“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句上，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二语，诏令刻石立于各州县衙门之前，以戒守令，真、仁、孝、理诸宗，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救济灾荒政策，最为完善，与办社会福利，意多良美。人民受惠深，沐泽久，咸知国家之可爱，衷心拥戴政府。虽东败于辽，西困于夏，干戈不息，民力痡而无怨；供军费，输岁币，杼柚其空，而民不思乱。南渡之后，主庸兵弱，犹能薄海同仇，屡败金人，卒保东南半壁。厓山之役，军民从帝昺殉国，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至义不事元，避地域外者，不可胜数。传统之民族气节，爱国精神，可谓经宋代之培养，乃益发皇。返观秦代武力之强，旷古莫比，而政暴役重，四海愁怨，终招轵道之厄；隋氏库藏之富，前代未有，而饥民饿死仓城之下，不肯开仓赈济，致普天同恨，竟罹江都之祸；洪景卢谓：“秦隋之恶相同，皆得罪于天下后世”，洵千古至言。可见朝代之好坏，不能以富强贫弱而论，端视其政治之仁暴耳。

顾治史者，多以强弱论宋事，非咎其重文轻武，即訾其官多兵冗；不诋其对外屈辱，便责其税繁役重；于其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则罕有论及者。吾友王德毅先生，邃于乙部，尤精于宋史，潜心著述，积稿数尺，近撰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尤为伟构。书中首述宋代水旱螟蝗屡遍天下，病疫灾变交袭诸州，以著其厄难多于他代；继阐明其救荒政策之仁厚，预防措施之周密，灾时救济之效弘，灾后兴复之妥善，以章其政治之贤明；末则评骘宋代救荒之得失，以总结之。此书取材甚丰，考辨至精，甄微钩沉，创见殊多，驭繁溶岐，部勒咸宜。以其寝馈宋史极久，勤耘深思，故能心入史中，将宋人对诸灾变，如何应付，如何善后，平时如何养老育幼济贫劝学，南渡之际如何奖助义民垦荒增产诸大问题，皆能设身处地，摄取真相，忠实传出。使读者亦觉如生当其时，亲究其事，毫无隔帘看花之感，非斫轮老手，曷克臻此。

《礼运篇》中大同思想，实为两千年来中国政教及今后人类社会之最高准则，汉章帝之胎养令，唐人之悲田院，不过实现其中一小部分，已传为千古美谈。宋以儒学为治，居然于外患重重，国计支绌之际，兴办社会福利，迈向大同境界，仁智勇决，何等气魄！如仁宗仿汉章帝故事，修胎养令，赐孕妇谷，高宗免孕妇之夫杂役一年，生子不问男女，给米一斛钱十千；宁宗于国步艰难之日，犹复广惠仓，赐胎养谷，诏诸路提举司相度施行。又如：收容贫民之福田院，养老之居养院、养济院，育幼之婴儿局、慈幼局、慈幼庄、举子仓，奖助士子之学田，医疗贫病之安济坊，国家公墓之漏泽园等，皆为最人道最进步之设施。以明清之国势，所踵行者尚不及其什一，益感宋人之难能可贵也。今世富强大邦之领袖，曾高唱“大社会政策”，其所就若何？能及宋人几许？不待言矣。幸德毅先生将宋史中之光明面，质实传出，弘识别裁，微言深旨，洵足弥纶一代，启迪百世，士君子欲实现大同极则者，当有取于此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蓝文徵序于台中大度山《王国维年谱》序

《王国维年谱》序

（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

（《国语日报》，1967年6月26日）唐以前为名贤作专史，率用传记。洎白居易自编年谱，虽已久佚，体实新创。及宋胡舜陟撰孔子编年，斯体益确立。而后作者渐多，义例渐精，逮至有清，斯学尤盛，古今名人，几皆有谱。盖传纪只能作平面之叙述，而年谱则可为立体之排比，将谱主生平之学德事功，本末渊源，咸依时空序列，俾读者于其某时在某地，某日建某业，皆了若指掌，且获知人论世之益。此年谱体所以由附庸蔚为大国也。惟为近人作年谱，体贵详尽，因谱主对近代之人与事，牵涉广关系多，资料繁赜，见闻异词，非详述不足餍时人之望，非博征不能多保存史料。曩在北平，于丁在君先生谈及其所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不慧迳谓为梁先生作年谱，自应以详尽为主，不必称长编。丁先生则以援引颇繁，恐非年谱之正，终不肯易名。后读其书，见其博征精撰，已与长编异议，乃益信为近人作年谱，宁失之详，毋失之略，若称长编？反为蛇足。

王德毅先生邃于史学，尤精谱录，曩著李焘父子年谱、李心传年谱，远较方壮猷君二李年谱为详；又撰洪容斋年谱，多订正钱竹汀旧谱之误；余若徐梦莘年谱等篇，并博雅精湛，极考证之能事。史学方家，殊堪钦重。近以新著王观堂先生年谱见示，籀读一过，喜其义例佳，取材博，叙事详明，考订精审，案语平允中肯，多能正赵万里君旧谱之误，而翔实则远过之。谱中将观堂先生平生绩学之勤，涵泳之醇，识悟之锐，覃思之深，本乾嘉诸老遗嘱与西方科学方法，治难治之学术，解难解之问题，善以新材料与旧史料互证，多能发覆甄微，正误补遗，每立一说，终成定谳，为中国学术开新途径拓新境界，备受中外学者之尊重诸端，博征精核，纤悉靡遗，可谓善著述者矣。至观堂先生治学方面之广，靖献之巨，及其与中外学者论学之文字，谱中亦详载之，尤具别裁。手此一编，足当半部中国近代学术史读。佳作也！佳作也！非良史之才不办。

观堂先生自湛后，同门吴君其昌、姚君名达、赵君万里，皆拟为作年谱，赵君稿先就，吴姚二君颇嫌其略，仍赓事搜集，欲详述之。抗日之役，姚君成仁于江西，吴君旋亦卒于乐山，所志竟未偿。及大盗移国，神州陆沉，文物之厄，古所未有，前言往行，存者无几，念当时之琐语胜义，皆后日之奇珍玮宝，竟无一详博之年谱，一一收载，可憾孰甚！今王德毅先生居大陆时，对观堂先生未尝亲炙，即与其朋友门生，亦罕相接。入洛年华，避地岛上，私淑前修，笃志纂述。值学宫草创，坟典残阙，当年期刊，百不存一。而志迈移山，力排万难，多方搜求，昕夕研讨，终使文献堪征，宏编克就，诚史学界一大快事！谱中将观堂先生之志事与绝学，曲为传出，悉不失真。记其居清华园时，与宾友之讨论，对弟子之牖诲，并皆质实。循读之际，羹墙如见，春风舞雩，旧梦重温，百感萦怀，真不知其为怆为慰也。故乐为略校一过，序而归之。

一九六六年双十节蓝文徵序于大度山《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序

《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序

（黄宝实著《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台北：中华书局，1969年）历代之对外政策及行人之表现，大抵随史局分合，国势强弱，而异其范畴。当宇内分裂之际，弱国常运用外交以图存，故行人多能奋其智勇，制胜坛坫，如烛之武之退敌师，申包胥之泣血秦庭，蔺相如之持壁睨柱，杜杲之联陈灭齐，其所表现，皆极精采。洎大一统之世，安边抚远，星轺四出，弘扬声教，宣威万里，如陆贾之说服南粤，张骞之凿空西域，苏武之啮雪北海，郑众之冒死争礼，其所表现均甚壮烈。一部中国行人史，率由此两大范畴之人物，交织而成。当其履险犯难，忘身异域，壮志奇节，丰功伟烈，实可泣可歌，足矜足式。惜其事迹，散在诸史，从无人董理，与以有体系之考述，可憾孰甚！吾友黄新渠先生精于法学，湛于史部，尤究心外交，曩著中国历代行人考，起自周代，下迄三国，梓行甫尔，纸为之贵。再版时，续至南北朝末，上下千六百余年，纪实传信，体大思精，刊行以来，中外读者，莫不推重，嘉新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以时论攸归，因而致奖，识者佥以为当。

新渠先生久典风宪，謇谔公忠，亮节著于柏台，勋迹彰于邦国，近以退食余晷，纂述自隋至清之使节，勒为续编，将中国历代行人考，全部完成，为名山增巨制，与学海添洪流，岂仅餍读者之望而已哉！至其体例编次，载笔著论，亦与前编，微有不同。盖自隋以后之史局，除五代俶扰及宋与辽金先后对峙外，余皆为大一统之朝代，故其对外政策及行人作风，亦异于前古。良以隋一环宇，车书万里，国计之富，旷古无俦，遂勤远略，展开其多元的外交。兹编首述长孙晟出使突厥，用间施惠，使其分为东西，俱来归附，齐周以来之积耻，一朝尽雪。次述裴矩之招致西域，百国千城，莫不来宾。又记裴清之使日本，常骏之使赤土（苏门答腊），于以见隋之多元外交，非常成功。惟高丽自以夙夺辽东及汉魏在朝鲜所置之郡县，恐隋问罪，始则联陈以图隋，陈亡则联突厥，并积极备战，致隋文一出碣石，隋炀帝三驾辽左，自是交涉之途已断，非关行人无能也。

唐代长辔远驭，声教遐被，诸藩共戴太宗为天可汗，太宗遂以四海一家之开明政策，统率百王，提携落后诸邦。当谓：“朕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乐？乐之；如苍蝇之附骥尾，可日致千里。”故“诸藩依唐，若父母然。”唐之行人，咸体“以大事小”之旨，布德柔远，扶弱解纷，在外交上，极具气魄，充分表现大国泱泱之风。兹编首述唐遣刘文静联突厥，仅假其声势，而不令胡骑入中原，最有远见。次述陈大德使高丽，以好游山水为词，因得周访隋末沦于高丽之战士。余若述王玄策之立功异域，以及奉使回纥吐蕃诸行人，或系国家安危，或被留不屈，具见大唐声威之盛，及诸行人之贤能忠贞。

谈宋辽金之国际关系者，多昧于辽金之实力，而訾宋外交之巽懦。殊不知辽起临潢，奄有大漠南北，服西域，灭渤海，威行万里，其为北方之强，非匈奴突厥所能及；得燕云十六州后，更移其军事重心于塞内，实非北宋所能抗。女真夙即雄视东海，宋太祖建隆之际，曾来登州卖马，真宗天禧三年（1019）以巨舰五十艘，出图们江口，直航日本，由博多湾登陆，攻掠四十余日，满载而归（见日本小右记及朝野群载诸书）。其后屡扰高丽北境及东海岸，夷灭于山国（今韩国郁林岛），楼船纵横，洵海东雄邦。及其灭辽入汴，建都燕京，遂为南宋巨患。故北宋不能拒辽，南宋力难抗金，所恃以为国者，唯行人是赖。兹编于宋之行人，于北庭气焰方张之际，折以正义，责其无理，终化干戈为玉帛，使国力藉得苏息，所存实大。更为中夏争正统，为国家存体面，于一字之微（如易献为纳），在所必争，其老成谋国之苦心，与忠勇折冲之精神，洵外交家之型范。至对蒙蔽外交真象，轻启边衅之战犯，亦揭其罪行，以为欺骗外交者戒。

元代地跨亚欧，威播八纮，振绝代之英声，毕天下之能事，其行人在四大汗国及诸藩属之活动，当极频繁，惜史多失载耳。兹编述元之使赵良弼于日本，降公主于高丽，世为甥舅之事迹，及郝经奉使被留，可谓识其大者。明清两代梯航大通，抚藩柔远，皇华四远，名见于史者，屈指难数。兹编于明代则表章郑和之七次奉使，覃华夏声教于南洋；于清代则特述曾嗣侯之索还伊犁，李合肥之忠震扶桑，以明弱国更仗外交，为全书之殿，意尤深远。

新渠先生寝馈于诸史者，历数十年，故能心入史中，神会古人，对诸使节之乘槎远适，咨访异域，持载书而舌战，捧珠盘以争衡，折冲尊爼之艰难，公忠谋国之苦心，皆能设身处地，一一掬实传出，使读者亦不自觉身落史后，而如身当其时，目睹其事，倍增亲切真实感。至其用千锤百炼之文字，描写外交家之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与夫紧张关系之遭际，及旋转乾坤之手腕，咸能刻画逼真，精彩生动，饶有龙门风神，诸所论断，亦皆意旨醇深，寄托悠远，非斫轮老手，曷克臻此。

一九七年八月蓝文徵序于台中大度山《韩玉符骏马集》序

《韩玉符骏马集》序

（《民主宪政》，47卷6期，1975年10月15日）一

马能任重致远，增进人类之福祉；并能冲锋陷阵，影响人类之历史；在未有近代交通工具之前，加速人类之往来，实以马之贡献为最大。昔商之“相土作乘马”《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用能威震海外。《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载。”郑康成笺：“截，整齐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商之始祖）之业，入为王宫之伯，出为诸侯之长，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诸侯来会者车四千乘见《史记·周本纪》。，遂一战克商。致三代之制，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国制赋之法，莫不以马为本。周之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时，祷祈有祭，教之有法，养之有人，美备若此，天下所以宗周也。厉王暴虐，周道衰微，宣王复修戎政，“其车三千”《诗经·小雅·采芑》：“其车三千，师干之试……征伐玁狁，荆蛮来威。”又小雅：《六月》、《车攻》、《吉日》三篇，皆美宣王能修车马攘夷狄而兴周也。，载致中兴《诗经·大雅》；《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美宣王兴周。，东迁之后，诸侯力征，兵车多者，爰执牛耳。逮至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马在战争中益占重要地位。秦居雍岐之地，最宜养马，用能统一域内。汉初马少，“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见《汉书·食货志》。，致高祖有平城之辱。文帝制马复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汉书·食货志》：“制马复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免除）卒三人。’”颜师古注：“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以奖励民间养马。“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见《汉书·食货志》。，“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养马三十万匹。”见《汉·官仪志》。武帝时，“官马蕃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⑥见《汉书·食货志》。，遂遣霍卫大击匈奴，每次出塞，“军马死者十余万匹”⑥，卒雪高祖之仇耻，扬大汉之声威。东汉末，曹操得乌丸名骑见《三国志·乌丸传》。，遂荡平中原。两晋马政弗修，国势亦不竞。南北朝对峙，魏世祖“以河西水草茂盛，遂于并州放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见《魏书·食货志》。，故沈约云：“彼骑我步，走不逮飞”见《宋书·索虏传序》。，终成以北制南之局。唐初，康国献马四千匹，实古大宛马之裔，唐即用为官马种见《唐会要·诸藩马印》。，尔后西北诸藩不断进献名马，唐室更勤修马政见《新唐书·兵志》。，陇右监牧，“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群牧）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隘，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乃能容之”见张说之集，陇右群牧使颂。。开元中，仅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即有国马四十四万匹。见《全唐文》卷三六一《郄昂邠岐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大唐所以能统驭百蛮，边土遐举者，良有以也。宋代以收复燕云为一贯国策，惟西北旧监之地，沦于夏，东北宜牧之区陷于辽，乃不得不置监于暑湿之江淮，其成绩若何？不问可知矣。耶律大石于辽亡之后，率部远适中亚，建立西辽，恃有马也。蒙古崛起朔大漠，马牧最饶，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并畏吾儿，取西辽故地，灭花剌子模，南捣报达，西越里海，败俄罗斯援军（1224年），取今黑海北岸及乌拉河、窝瓦河流域之地，遂班师东归。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拔都（成吉思汗之孙）统大军五十万西征，平保加利亚，拔莫斯科及基辅，进陷波兰、匈牙利，大取北欧联军于瓦尔斯塔特，为世界史上最著名之战役，拔都遂建钦差汗国，其子孙统治东欧及中亚历二百四十余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由和林率军西征，灭木剌夷，陷报达，取天方，平叙利亚，夺耶路撒冷，与回教徒及耶稣教徒转战万里，兵威远至埃及，寻建仔儿汗国，统有中东及中亚南部之地一百余年。综蒙古三次西征，中国之火药、印刷术及罗盘西传，欧人之天文立法及医学东来，欧亚交通大畅，东西文化交流，若非蒙古多马，曷克臻此？明代马政不举，九边多事，清初铁骑如云，用能耆定武功。由斯言之，马能影响人类历史，顾不信乎！顾不信乎！

二

马对人类既有极大贡献，而又能影响人类历史，宜人类对马之重视爱赏、训调、养护，无微不至。故在易卦，以马属乾属金；在时辰以马属午；诗三百，咏及马者，四十余篇。三代以还，欲强国者，必修马政，相马有名家，御马有良工，调马有专业，医马有成书，所以爱护者万方。至于学人词客，或赏行健，或重骥德，形于文赋前人为马作文赋者极伙，兹举其最佳者如下：三国应玚忞骥赋，晋曹毗马射赋，傅元赞，宋颜延之赭白马赋，天马状，谢庄舞马赋，刘义恭白马赋，梁简文帝马宝颂，唐杜甫画马赞，钱起观马舞赋，韩愈马说，柳宗元观八骏图说，龙马赞，刘禹锡说骥，李翱国马说，王起朔方献千里马赋，敬括观内人马伎赋，乔彝渥洼马赋，王损之汗血马赋，武少仪相马赋，胡直钧获大宛马赋，韦执谊市骏骨赋，宋吴淑马赋，苏轼九马图赞，岳飞良马对，元陈泰天马赋，郝经虎文龙马赋，明罗汝敬龙马赋，陈连骢马赋。，咏诸诗歌前人咏马之诗歌极多，兹举其较有名者如下：汉武帝蒲梢天马歌，三国曹植白马篇，宋何承天君马黄，梁简文帝紫骝马，爱妾换马，张率走马引，刘孝威骢马驱，陈后主饮马长城窟行，阳缙侠客控绝影，北魏温子升白鼻，唐太宗咏饮马，薛曜舞马篇，张说舞马词，岑参卫节度赤膘马歌，李白天马歌，杜甫高都护骢马行，韦偃画马歌，曹将军画马图引，高适画马篇，赋得征马嘶，元稹云骓马歌，韩翃看调马，杜牧骕骦骏，卢征夫骥呈材，宋司马光天马歌，欧阳修马啮雪，苏轼书韩干牧马图，秦观题袅图，朱熹李伯时画马图，江休复牟驼冈阅马，元郝经大宛二马，赵孟戏题出洗马，袁桷子昂逸马图，蕯都剌画马，贡师泰上都诈马大燕，乃贤桃花马歌，朱德润观内厩洗马，骢马滚尘图，成廷珪题李龙眠画赤黑二马相戏卷子，元颜思敬题李伯时三马图卷，丁鹤年题茀郎天马图，明商辂应制西洋驹，邵珪马斗虎，徐渭赋得风入四蹄轻，张居正题文皇四骏图。，篇什至富，不胜枚举。惟古今以画名家者，奚止数万，善画马者则不甚多。若晋之顾恺之，南齐之毛惠远、王殿，北齐之杨子华，隋之展子虔、郑法士、孙尚子，唐之阎立本、王韶应、王宏、曹元廓、陈闳、曹霸、韩干、周眆等，屈指可数。中唐以后，山水画盛行，画马者乃益少。较可称者，仅后唐之东丹王（契丹阿保机长子），后晋之王仁寿，南唐之陶守立，宋之王士元、高益（本契丹人）、张戡、李用及、李景孟、黄宗道、胡瓌、李龙眠、陆琮，元之赵孟、及子雍、孙麟，明之陆琰、郭小山、郭世钰，清之郎世宁、金冬心、黄日林、曹二痴、王基、张穆、张大白等数十人耳。良以山水无定象，尽可境由心造，马则有定形，不容丝毫失真，此古人所谓：“画犬马难，画鬼神易”也。见《韩非子·外储说》。况马之毛色部位，《毛诗》中各有专称；马之种属名类，《尔雅》释畜，辨之极详；马之生理机能，生物学家研究极精；非博物君子，不易悉之。马之良驽驯野，慧健劣，其别万殊，非伯乐不能相之。马之齐力引重，驰驱中范，惟有造父王良方可尽其材。马之雄骏空群，日致千里，非遇项羽李广无由展其能。古今画家，具兹四长，能有几人？此画马之所以难工也。

三

吾友韩玉符先生，读五车书，负倚马才，品粹德醇，多艺多能，临池挥洒，直逼羲献。素以菉竹节劲心虚，良骥德能并茂，俱足比美君子，乃酷爱而喜画之，所作墨竹，风嬉雨，傲霜酣情，交枝倒个，韵致万千，得之者靡不宝重。近更刊行画册，集群玉于瑶圃，汇众美于一帙，流布中外，为世永珍。惟人皆钦其画竹，殊不知其尤擅画马。盖先生世居松花江滨，耕读之家，须多养马，先生幼即爱马，详观勤写，遇得意处，辄拍手自赏，虽遭塾师呵责不顾也。稍长，爱马之癖，远迈王济，常策玉骢，驰骋大野，颇有“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之概。春秋佳日，驾言出游，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复北龙沙，西抵朔漠，牧马千群，恣意观赏，骐骥百态，尽收眼底，野气，悉印胸中。洎抗日军兴，投笔佐戎，转战南北，日不离鞍，乘马愈久，观察愈详，体认愈深。

来台以还，端居多暇，乃拾宿好，画马自娱，不摹拟古人，不附丽时贤，毫无门户宗派之限，纯以观察所得，胸罗万马，捕捉其形神动静，一一形诸笔端，自致高妙，成一家法。举凡马之竚立、静卧、腾骧、跳跃、骄行、急驰、漫步、狂奔、长鸣、轻嘶、唤子、偎侣、啮草、饮水、啃、翻滚、互咬交踢等千状百态，尽掬实图绘，刻意求真，用笔如云行水流，傅彩似霞明锦灿；无一划之不安，无一拂之非是，匹匹骨格瓌（瑰）伟，仪态俊逸，元气淋漓，神采英发。观是集者，如亲临夐漠大野，万马环腾，千驹骄嘶，壮志云踊，豪情风烈，直欲“蹴昆仑使西倒，踢泰山令东覆”，不自觉其心在画中而身落画外也。

四

马因毛色之美，与所生部位之妙，而形成各种花式，奇姿异彩，瓌（瑰）丽悦目，古人爱之，悉心平章，各锡以嘉名。其名见于《诗经》者，据郑康成所笺，陆德明孔颖达朱晦庵等之所释者：骊，马黑色也；白颠，额有白毛；骐，綦文也（苍艾色）；铁，骊马也；，左足白；骝，赤身黑鬣；，黄马黑喙；，白马黑尾；皇，黄白；驳，骝白；骆，白马黑鬣；骃，阴白杂毛；骍，赤皇；，骝马白腹；，骊马白跨；骓，苍白杂毛；，黄白杂毛；，青骊麟（连钱骢）；，彤白杂毛；，毫在骭而白；鱼，二目白、，腹干肥张；，青骊（铁青）。见于《尔雅》者：膝上皆白、惟，四（膝下）皆白、驹，四蹄皆白、首，前足皆白、，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左白、踦，后右足白骧，左白，白州（窍）、，尾本白，尾、白、颡、白颠、白达素（鼻梁）悬，面颡皆白、惟、骝马黄脊、，骊马黄脊，，青骊繁鬣、，骊白杂毛、、白马黑唇、。古人所辨如是之详，此马之所以难画也。

玉符先生于经藉所载各种马名，研讨精，考辨详，复证以今之群马，目验神会，悉心写实，故所绘各种花马及杂毛马，咸有典据。又马毛之色，与花卉之色不同，黄马之黄非菊花之黄，红马之红异榴花之红，其深浅浓淡之间，与复杂奇特之状，最难处理。玉符先生天机独悟，不由师授，为马传色，功力最深，鲜泽而润，绚丽而雅，气调清灵，神采奕奕。不但对于“苍艾、黄白、阴白、苍白、彤白、青骊、枣红、栗紫、棕灰、兔灰、草黄、锗黄”诸色马及各种杂色杂毛之花马，咸能巧为点染，明丽如真，甚至对马之毛、尾、鬣有霜毫（深色毛而有白毛尖），苍根（浅色毛而有深色毛根）者，亦能应机落笔，随类皴润，经营部位，六法精备。自非画外有灵，握奇酌妙，入华胥之梦，与化人同游者，曷可臻此！

兽类中，以马之灵性为多，记忆力强，经行识途，富于情意，忠主恋旧，堪托死生，意志勇决，所向无前，聪慧多艺，能算能舞，前人所记马之美谈，更仆难数。兹集虽不绘马之故事，但于传神写态之中，处处透露马之灵性，如其驻足忖思，竖耳告警，点首示好，长鸣唤侣，蹁跹舞踊，喷鼻报险等表示，一一巧为传出，最能显难显之情，远难远之意，善替造物表功能。昔伯乐称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玉符先生不但撮其精，且能传其神，愈于九方皋远矣。

五

世之论画马者，多推韩干、赵子昂为巨擘。观故宫博物院所藏韩干之牧马图及猿马图，马皆腹干肥硕，四足细短，既不相称，且乏英发之气。据史所载，唐代八马坊所养官马，率为古大宛马种与单于护真大马及诸藩所进之良骥，均身材匀称，高大壮伟。近年在长安洛阳出土之唐代彩陶马，亦皆足高腰匀，气象雄豪，斯乃唐代常见习用之马，与韩干所画迥异。韩干不师陈闳，而以内厩马为师，所见殊狭，故所画者，肉甚丰硕，温驯乏壮气，不鸣不惊，止可立仪仗充法驾，弗堪供军民之用。赵子昂及子雍孙麟，三世俱以画名家，子昂画马，先闭户伏地，模拟马之动作，而后操觚。今观其传世之洗马图，调良画及古木散马图，体颇肖而腿甚拘，韵虽俱而气不壮，盖其生长江南，水乡马少且弱，所见者陋也。赵雍之骏马图，则更不及其父。玉符先生久历塞内外，阅马多，知马深，取材宏，用心专，不似韩干之狭、更能洗赵氏之陋，格局之高，神韵之豪，皆其浩气壮怀之表露也。

不慧素爱马，喜读马书，每见写意作品，不遑求形肖，惟张扬其矫健威猛之势，初亦喜之。迨详观遍数愈多，愈感其气势虽壮盛，而体态终与真马相刺谬，始悟画马理应处处肖马，托名写意，恣情涂抹，焉能耐看，彼敬慎写实者，终属难能可贵。循此以求，惟郎世宁所作，实获我心，朗氏取蒙古马作百骏图，摹准噶尔所贡大宛（种）马作八骏图，行笔工雅，傅彩高华，形态酷肖，神韵生动，机夺天工，旷古无俦。论者讥其“缺乏意境，不耐久看”，斯乃门户之见。设将郎氏所作，悬诸国门，其精神姿致，谁能为增减一笔？其颜色浓淡，孰敢改易一分？惜其风格崇嵚难学，继起者鲜。近见玉符先生骏马集，铺钦其善于体物象形，据实傅彩，铺叙巧密，用笔雅滐，身段匀称，神韵煜耀，处处与郎氏契合。回环翻阅，不忍释手，中心好之，用为之序。

一九七五年六月舒兰蓝文徵草于台中市《回鹘史》序

《回鹘史》序

（李符桐著《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63年7月）我中华民族之历史活动，以在中夏为最繁，在边裔则较稀，故史乘所载，亦向多详于中夏，略于边裔。然而，边裔各族之重要活动，亦常足以激荡中原，牵动区夏，驯至影响某一时代之史局。故治国史者，对于边疆史实，良不可忽。

近年边疆史名家辈出，功深学邃者，当推朱延丰、李符桐两先生，延丰先生，囊著突厥通史二厚册，爬梳国内史料，钩稽域外轶闻，体大思精，且多卓裁，所译暾欲谷、阙特勤及苾伽可汗三碑碑文，达雅的当，独步中外。惜二次大战时，后方书局皆无力承印，行宪后，甫付商务印书馆排版，而上海即沦陷，一部巨著，竟随大陆同沉，诚学术界一大损失。

李符桐先生治边疆史有年，积厚养醇，近于讲授之暇，著述回鹘史甚勤劬，甫脱稿，即承相示。披读一过，深佩其对于回鹘史料史实，汇罗綦丰，鉴别精审，解释悉当，分别部居，亦咸得宜，钩沉抉微，尤多创见。如其有关回鹘译名及地望，皆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于西迁后各部之分布流衍，亦皆穷原竟委，干枝详明。至若谓辽史之阿萨兰回鹘，系甘州回鹘一可汗之名，指辽史列为一部族之非是。又指出西辽借佛教僧侣统治信奉回教之畏兀儿，为畏兀儿叛西辽之主因。更阐明回鹘西迁后，国势虽式微，但文教日昌，所培育之人才，对于蒙古建国，则发挥无比作用。余若谓藩部要略中之辉和尔，即畏兀儿之异译；又谓撒里畏兀儿，由其发黄而得名，甘州回鹘投唃厮啰之部份，从官号语言，已证明黄头回纥与甘州回鹘为一族。此类创获颇多，皆为不易之论。而最后两章，述回鹘文化及结论，尤精辟独到，足殿全书。

在此时此地，有此佳作，宁非快事。昔黑格耳著《历史哲学》，导致德国之强盛。回鹘后裔，布在今甘、新、青各地者极众，并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之一支。读此书后，对其祖先在唐代盛时，统一朔漠，内服保塞，及安史乱起，则千里赴义，助讨收京，使南北朝之史局，不至重演。吐蕃陷四镇后，毅然保护东西交通孔道及诸外教，于亚欧文化经济之交流，靖献殊多。西迁后，对五代及宋，频申甥舅之谊，并以毫无执着之精神，会通东西，浑然形成一融合的文明。蒙古师其特点，采用其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缔造空前大帝国。凡此种业绩，俱足彪炳国史，昭示后昆。读此书者，发思古幽情之余，联袂奋起，步前人之踵武，□□□□，□□□□此处省去八字。，则此书之作，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一九六三年四月蓝文徵序于台中大度山

《宋史研究论集》序

（王志强著《宋史研究论集》，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宋代史事之多，史学之盛，史料之富，俱足度越前古。承学之士，拥此丰厚遗产，用以整理宋代史实，研讨问题，蒐材比事，考信纠谬，补遗甄微，询足为所欲为。顾世变孔亟，学人多鹜于近代，而罕治宋史。惟王德毅先生，笃志守寂，寝馈于宋史者有年，学粹养醇，通类知方，著述勤劬，积稿数尺。已发表者，如：《李焘父子年谱》等书及《宋代贤良方正科考》，《宋代身丁钱之研究》、《南宋义役考》诸篇；或阐扬宋人史学，或考证宋代经制，已为治宋史者，开拓两大途径。时贤对其搜集材料能力之强，解决问题手腕之高，莫不赞叹。近应朋俦之请，裒所著五种，题为“宋史研究论集”付诸梓人，诚学林盛事。不慧幸得先读，喜其博雅精确，爰序各篇大略如左：

《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篇中指出范梦得累叶清华，文章经世，佐司马温公修通鉴，独任唐纪及五代，居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终始史职，此种忠实精神，为史家应备之基本条件。其所撰之唐长编六百余卷，直接影响李焘，对南宋蜀中史学风气之盛，亦有启迪鼓舞之功。其立朝守经据正，论政语语忠诚中肯，献纳尤多。其法律观念更进步，认为苛法不足以弥盗止奸，而宽仁反可以防微杜渐，实属难能可贵之新思想。此类深入之探讨，极知人论世之能事。

《李焘评传》：详述李仁甫历次修进长编之经过，于其史学贡献，立朝大节，及对时局国是之超然看法，言之尤为精确。于长编之价值，则网罗诸评骘而折中之，以说明李氏之史学地位及对后世影响。昔张栻谓：“李介甫如霜松雪柏，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叶适以为“春秋以后，才有此书”；此篇称“观其著述之魄力，八百年来，殆罕其匹”；同为千古名言。明代诸人重编宋史，朱彝尊识其“长编尚未寓目，辄奋笔著书行世，犹夏虫之不可语冰”，可见长编之真价。

《宋代贤良方正科考》：揭橥宋代士大夫入仕之途径，是多方面的。政府求才若渴，常选犹嫌不足，又继之以制科，以延揽非常之才，应国家非常之用。贤良方正科虽不常置，然得人颇盛，徒以考试繁多，又偏重记诵，颇失求贤本意。贤良方正科纵然名高，富吸引力，但因应试者多不合格，使人畏难却步，而进士科终为士大夫入仕之唯一途径。其博闻广征，可补宋史选举志。

《宋代身丁钱之研究》：对宋代民户负担之奇重，及丁税起源沿革，课征方法、用度、免放、豁除对象诸端，皆有详尽之考证。于丁钱之弊害，尤三致意焉。良足补日人曾我部静雄及柳田节子二氏研究之所不及。

《南宋义役考》：指出宋代役法、差雇，皆繁重扰民，破家者往往有之。民户为自救救人计，乃相率结为义役，虽义役亦有其弊，且其弊之甚，并不减于差雇，但民户能自动自发为解决自身困难而共同努力，不能不谓为我国地方自治之滥觞。因德毅先生心入史中，故能设身处地，道出义役实象，使读者如目击其事，倍感真切。

综此论集之所就，足验德毅先生研究宋代史，功深思精，识卓论确，良史之才，可见一斑。因思元人之修宋史，馆臣无学，草率成书，致体例不善，编次失当，芜杂冗漏，舛误百出，深为后世诟病。元末周以立欲重编而不果，明嘉靖中，廷议重修宋史，书虽未成，而私家之著述转炽。如：王昂之宋史补，王洙之宋史质，柯维骐之宋史新编，王惟简之宋史记，宋世泊之宋史就正编，邵经邦之弘简录，及清陈黄中之宋史稿，陆心源之宋史翼等，颇有纠谬匡误、补遗删繁之功。惜诸人多非史才，或有史才而无史学，致其所作：或偏重义例而忽史实，或好聘迂论而史观不正，或妄效事增文省而去取失当，或小有补苴而规模不备，故皆不足列为一代正史，若柯氏新元史然。至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诸儒，咸有志于是，而业竟未就。民国二十八年春，同门吴其昌、方壮猷两先生，慨然以重编宋史自任，经营数载，积稿盈箱，吴先生倏归道山，方先生旋亦辍笔，可堪惋惜！今当文化复兴，史学重振之余，观德毅先生癖好宋史如此之笃，研究功力如此之深，整理贡献如此之多，而又春秋正盛，饶有恒德远猷，则将来谁为宋史重修者？不问可知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蓝文徵序台中大度山《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

《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

（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

（《华学月报》第7期，1972年7月1日）宋史资料繁赜，可讨论之问题亦较多，似易治而实不易治。王德毅先生寝馈于宋史者有年，博览遐稽，搜寻之能力极强，详覈精思，涵泳之功夫最深，研究问题，能见其大，甄微订伪，必求其是，持论之正，创见之多，宿为时贤所推重。前著宋史研究论集，已为治宋史者广开途术。近又裒新著十二篇，刊为第二集，精义联翩，微言络绎，受诵不忍释手。兹粗举其可佩者如左：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阐扬温公受命纂史，妙选专家，铨配分修，先为丛目，次作长编，末则详考精删，勒成不世出之巨制。篇中谓：“五代先由刘恕创稿，而由范祖禹续成”，尤足正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之误。《刘恕及其史学》与《刘攽的史学贡献》两篇：对二刘之史才史学，最富识解，若与德毅先生宋史研究论集初辑中之《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合读，则可得一完整之通鉴学矣。

《靖康要录及其作者考》：自陈振孙以下，著录此书者，皆云不知作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据《宋会要》考定为汪藻所撰，实一大发见。兹篇更征引他书，详为考证，以阐明藻撰此书之背景、体例、名称与其所修《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相衔接，另举朱熹《伊洛渊源录》中所引为证，则此书为汪藻所撰，益结案如山。拾沧海之遗珠，发前贤之幽光，洵有功于史学。

《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的史料价值》：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对史学贡献，反被理学成就所掩。兹篇揭櫫朱子此书，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据诸名臣行状、墓志、文集、语录、遗事、私家笔记，与国史等原始材料荟萃而成，剔浮纪实，去芜存菁，不尚褒贬，不加论断，是非曲直留待后人研究评论，此正史家之责任。陈传良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此书洵足当之而无愧。

《北宋九朝实录纂修考》：阐扬宋人最重视史事，其修实录，征访之博，体制之佳，记事之详，实冠前代，缪荃孙推崇宋人修实录之法，为近世所不及，可谓知言。

《吕夷简与范仲淹》：吕范为北宋前期两大政治家，勋名俱烈。兹篇指出两人性行不同，冲突在所难免，但并未至不可解之地步，迨西事起，仍能“欢然相约，戮力破敌”，表现出大政治家风度。更强调吕范之争，实缘道不同不相为谋，并非南北人之争，剖析精确，悉符史实，更就韩琦、范仲淹两大政治家之风度，加以阐扬，以明宋代士大夫可贵之处，知人论世，识见尤高。

《范成大年谱》：列述详备，纤悉靡遗，征引之博，多有出明伦出版社所刊《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之外者。《书四库总目范石湖诗集提要后》一篇：可为范氏年谱之附录，多能正提要之误，并提出新看法。立说之精审，足以启迪来学。

《略论宋代国计上的重大难题》与《南宋杂税考》：前者列举冗费杂赐之扩大，加重政府开支，此等重大难题迄不能解决，国势遂以不竞；后者指出南宋杂税极多，甚至原为便民利民之和糴与义仓，后亦变质而为白取之赋，税重民贫，卒影响国运。叙事引据，并极详尽，透视幽隐，真如扁鹊饮上池水，能“见垣（内）一方人”。

《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备述宋代以仁立国，养老慈幼之善极多，使民德归厚，成为社会安定之重要力量。其胎养法、劝养义子、举子仓等，若与宋代救荒济贫病诸美制合观之，则宋实为重伦理崇人道之福利社会，即现代标榜福利社会诸邦，亦难企及。我国文化重心实在伦理，宋代于此方面培养为最多。兹篇之作，于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中，尤有重大意义与特殊靖献。

综观此论集所考订是正及诸新解，胥由其读史深思细究而得，用能引据精核，博赡贯通，使人读之多所开悟，绝非毛举细故自矜宏览者可比。昔顾亭林之录日知，积卅年而成编；钱竹汀之撰养新，引十驾以自励；皆说必新创，文不空作。德毅先生此集，方诸前修，曷多让焉！曷多让焉！

一九七二年一月蓝文徵序于台中大度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蓝文徵，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后收入《传记文学》第16卷第三期（1970年3月），再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一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仅四年，虽似昙花一现，但其逸事嘉话，却最耐人回忆。

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民国十四年春，曹校长敦聘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四先生先后应聘，惟章氏不肯就。四月十七日，王静安先生到校，居清华园西院，校方恳请王先生主持院务，王先生坚辞，院中遂设办公厅，聘吴雨僧（宓）教授为主任，时院务草创，凡购置图书及招考研究生诸事，均请示王先生而后定。（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八月赵元任先生、李济之先生均到校，九月八日梁任公先生到校，居清华园北院，新考取的研究生，寻亦陆续来院注册。二十八日，研究院开学，举行茶会，师生五十余人俱出席，曹校长致词后，每介绍一位先生，同学皆行拜师礼，礼毕，同学各作自我介绍，各位先生也都讲话，对同学多所勖勉与启发。是年冬，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研究院有这四位大师（当时校内外都这样称）及李先生的主持领导，益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追记说：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见《传记文学》八卷一期李济之撰《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因那时华北学术界的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已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的重视。

二

第一届多录取几名。院中规定，学生研究一年须缴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予毕业，毕业证书，是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署名盖章。研究生愿继续研究者，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毕业一次，研究年数并无限制，同学中研究二年者为最多，三年者次之，四年及一年者为最少。那时尚无研究生学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满，论文及格，即予毕业，而不授学位，研究生也都力求实学，并不重视虚名。自十五年夏，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蓬勃之气。十六年夏，北方局势不稳，六月一日，研究院放暑假，午间，全体师生在工字厅举行惜别餐会，会后同学多至北京搭火车返里，留校者不及十人。二日上午十时许，王静安先生自沉于昆明湖，学术界莫不悼惜，研究院同学更如山颓木坏，悲痛万分。是年秋，校方聘林宰平（志钧）先生为研究院特别讲师。十七年五月末，梁任公先生将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六月八日，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寻以清华大学改隶教育部。陈寅恪先生为发展研究院计，遂请校方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三氏为导师，马叔平（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致聘，章、罗二氏均不就，陈氏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惟马先生应聘。校方以国学大师数少而难请，又不愿降格聘人，使曾煊赫一时的研究院，因而变质，遂经评议会（类似校务会议）决议，研究院至明年暑假停办，故是年招生，仅录取王静如同学一人。秋季开学，前几届同学回院继续研究者只十六人，宿舍半空，倍感冷落。师长中，赵元任先生常赴各地调查方言，李济之先生出外主持发掘或赴美参加考古学会议，两先生每学期回院讲学不过数周。院中办公厅主任吴雨僧（宓）先生，已于十六年夏辞职，专主清华外文系，从此不设主任，事务由诸助教秉承陈先生意旨，共同处理。故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的诸问题，事无巨细，全集于陈先生一身，辛劳忙碌，自不待言。历时四年，为海内瞩目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至十八年夏，遂告结束，但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

三

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霱、吴宝凌、谢念灰等四君；离校后，任教不久，即病卒的，有储皖峰、司秋沄两君；先后留学英、法、日本的，有陆侃如、周传儒、王力、姜亮夫、刘节、虞君质、张昌圻，杨鸿烈、黄绶、宋玉嘉及笔者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九一八”国难勃发，吴其昌君全家绝食赴南京请愿抗日；北平沦陷后，刘盼遂君拒绝在伪大学任教，而佣书糊口；侯堮君则与沈兼士、英千里等，受教育部付托，共做地下工作；姚名达君主持江西中正大学历史系，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为日军所获，慷慨死节；刘节君耻其岳丈钱稻孙为伪北大校长，立辞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其余诸同学，也都惧负师训，不敢偷安。及大陆沦陷，只闻陆侃如、刘节、卫聚贤等被共党斗争，未闻有一人靠拢者，可谓无忝于母校。此处作者之立场，敬请读者自辨之。刘寿民先生（崇）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立及停办说：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柢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就。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煊赫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只训练了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的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见《中华民国大学志》）刘先生在清华任教时，目睹研究院的始终，故四十余年后泛之，尤甚确实。

（原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29日台北出版；

录自《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9月版）附录一：蓝孟博先生碑文

附录一：蓝孟博先生碑文

（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蓝孟博先生讳文徵，吉林省舒兰县人，其先世于春秋时楚公子亹（音委）为蓝尹子，子孙因氏焉。战国时有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后裔，向晋北分布，世居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始迁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氏东迁之祖。傅子琏、孙亨，皆居其地，宗派繁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又东迁吉林舒兰，孟博之先人盖由是始。其子嗣甚多，长房居东屯守主茔，供家谱；其余各房分居大丰沟等地，置产建业，并称小康。孟博祖父桂起公，字西山，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经善算，经商著闻。及返里主持家务，辛勤经营，增良田至三千余亩，山林地六平方里，乃重修住宅，一门和睦，家风淳美，为四方所取则，丰采甚伟，令人见而亲敬。凡有争执者，辄来求平，一经劝慰，无不悦服，德望孚于本邑。对文徵尤加钟爱，出入必携，教之识字查数，为说贤哲故事，七八岁时即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书，九岁请教师讲解四书，一年即读毕。对于孟博教育不遗余力，而孟博后日在学术上之成就，多植根于幼年。胜清宣统元年，桂起公归道山，享寿七十有二。祖母杨孺人系出名族，秉性淳厚，教子有方。孟博父讳廷璋，同治十三年生，伯仲行四，为人刚毅，乡里称贤。母李氏名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出自南站书香门第，善于治家，中华民国十三年殁，此蓝家世系概略也。孟博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子时，十岁负笈于舒兰站，宣统三年就读于白旗屯，民国元年十二岁入舒兰高小学校，三年卒业，十五岁读书于法特哈门，十六岁留教家馆，同年秋八月十一日与林立雍女士结婚，情好甚笃。十八岁从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日进。十九岁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二十三岁毕业。冬赴京师游览，以广见闻，二十四岁任教舒兰县立小学，二十五岁授徒于牛宅，二十六岁进吉林法政专科学校肄业，次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由当代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先生教导，学业渐入佳境，乃由国学进入史学，从陈先生治隋唐五代史，兴趣日增，民国十八年夏毕业。三十岁始应东北大学之聘任教沈阳北陵，不期年九一八事变起，日寇据东北，河山变色，只身逃入关内，在青岛女中任教。民国二十三年欲了解敌情，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唐代政治经济史，其有名之隋唐回鹘政经等论著，即草成于斯时。民国二十六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北大学史地系，东北大学原为张学良所创办，自任校长，东北沦倭，迁往北平，西安事变后，学良获罪，教育部令改为国立，暂借开封河南大学收集上课。时刘季洪先生任河大校长，一山任文学院长，高亨字晋生为教授，因乡谊多所照料，兼管其文学院务，一山由此得识孟博。越半年，东北大学迁往西安，孟博随校入陕，七七抗战爆发，全国青年热血沸腾，孟博组织学生从事宣传，东北大学不久又迁往三台，孟博亦随之入川。民国二十八年史地分系，孟博改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之聘，是秋一山应邀任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请高亨为国文系主任，金毓黻为历史系主任，金未辞中央大学系务仅半年即去。乃约孟博返三台主持历史系，次年始来就职，文史两系增聘有名学者甚多，如丁山、蒙文通、贺昌群、何鲁之、周谦冲、徐光（字明）、姜亮夫、陆侃如、冯沅君、陶元珍等，胥赖孟博等之擘划佐辅，而历史系尤出色，教育部长视察称赞，特准设立历史研究所，毕业生受硕士自此始。民国三十二年一山请准休假，坚辞院务，托孟博代理，而校方却属意晋生，高坚不肯就，即离校而去，孟博亦赴国立编译馆任编纂，甚爱北碚环境清幽，欲从事著述。民国三十三年刘季洪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又邀一山长文学院，遂约请晋生为国文系主任，孟博为历史系主任寻兼训导长，深受学生爱戴，对左派学生不假辞色，校内安然。原配林夫人醇朴勤俭，困顿陷区十余载，是秋始间关万里，携二子式忠、式恕，抵达陕南与孟博团聚。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百废待举，国民政府首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以奠定国父创建民国之基础。一山与季洪、孟博、晋生均为代表，卸西北大学事，时一山已以国民参政员兼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特邀孟博偕眷至北平任参议，主持经世日报笔政。宪政实施，孟博被选举为立法委员，三十七年赴京集会，更兼国立政治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三十八年共党叛乱，大陆形势逆转，中央政府迁台，孟博举家亦来住台中，尝施教于台省师范学院。民国四十六年应私立东海大学之聘，任客座教授凡十七年，迄六十三年始退休。孟博任立委二十六年，始终参加教育委员会，对民族精神及中华传统文化尽力发扬，学生沐其教者，莫不仰止服膺。对东北文献之搜集与阐发，亦积极赞助，其重视通才教育与鼓励后进之精神，不愧良师钜儒也。惟自东海隐退后，徙居市区整理文稿，原欲从其夫人劝，早日完成中国通史，讵料心脏宿疾突作，又因邻舍焚秽物受烟燻而增剧，常服药疗治，时愈时发。六十三年一月，特来台北遍访旧交好友，似预知将不起者，遂入荣民总医院检查，迄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半，晚餐未竟遽尔溘逝，享寿七十有五。孟博国学根底极深，贯穿经史，博约通达，处世待人以忠恕为本，教学不厌不倦，成就英才极众。尝言倘能苟全乱世，以待大陆光复，可证暴政必亡之历史法则，死当无憾。只以其长媳早逝，孙辈众多，家累增重，无暇休养，天不假年，殊堪痛惜。所著有《中国通史》上卷、《隋唐五代史》及《魏晋南北朝史》手稿等，若就已刊行之著述而论，亦足见其才学识兼备，可谓不朽矣。一山与孟博共事多年，素称莫逆，林夫人又面属为文勒诸贞珉，抑曷敢以不文辞，乃系之以铭曰：白山黑水，毓秀钟灵，绵绵世胄，诞有奇英。清华缵绪，治史隋唐，梁陈而后，文运复昌，道承洙泗，学究天人。三民宪政，定贯中原，躯虽长眠，灵爽不泯，继往开来，泽遗后昆，孙枝繁秀，桃李竞芳，暂安斯土，永乐仙乡。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二月

铜山萧一山谨撰

铁岭齐世英谨书

妻林立雍率子式忠式恕敬立附录二：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

附录二：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

——兼论蓝先生的学术思想

汤承业著

（《国立编译馆馆刊》，第7卷第1期，1978年）蓝老师讳文徵，字孟博，吉林省舒兰县人。梁任公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招之四届研究生中，共为七十二人，时称“民国之七十二贤”，蓝师即为七十二贤之一。清华毕业之后，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政治史与经济史。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北大学与西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曾于国立复旦大学兼课，来台湾，初执教于师大，后应聘于东海。综蓝师一生，任教五十余年，独于东海大学即历时十八年，可以说其道德学问之最成熟时，则传授于东海诸生。我之从学于蓝师，忽已十年于兹，爰就感怀所及，略作披述于次：

一、家世与身世

（一）家世

蓝师先世于春秋时为楚公子亹为蓝尹子，子孙乃以蓝为姓；其地当为今湖北省荆门、钟祥两地之间的蓝口聚。战国时，有中山国（在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子孙向晋北分布，当为蓝师先世之始。

蓝师祖先世居山西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始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家东迁一世祖，传子琏、孙亨，皆居其地，宗派蕃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东迁吉林舒兰县之东屯，世守柳边，是为蓝家四世祖。其子嗣甚多，长房世居东屯，守老坟，供奉家谱。其余各房，则西徙大丰沟之西山及杨家糖房大小南甸子、小北沟等地，建业置产，并称小康。

蓝师之祖父名桂起，字西山，性仁厚正直，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群经，善书算。初业商，贤声著闻，寻返里主持家务，辛勤经营，厚待工人，皆感服而乐为尽力。蓝家祖先有良田千余亩，山林二平方里，至桂起公五十岁时，田增三千余亩，山林地六平方里，乃重修住宅。其治家有方，教导多于督责，一门孝友和乐，家风淳美，为四方所取则。且桂起公丰采甚伟，极有威仪。令人见而亲敬，信义公正，闻名遐迩，有争执者，辄来求断，一经劝勉，均悦服感佩而去。德望孚于一邑，对蓝师特加钟爱，五六岁时，教以识字查数，出入必携，闲时为说贤哲故事，七八岁时，即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书。九岁时又请家庭教师田先生，一年即读毕四书，对蓝师培植，可谓尽力，而蓝师后日学术上之成就，多植根于幼年。

桂起公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归道山，享寿七十二岁，祖妣杨孺人，系出舒兰名族，秉性淳厚，教子有方，父廷璋，字峨亭，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伯仲行四，丰采硕伟，为人刚毅正直，克己助人，乡里称贤。母李氏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出自南站（蓝家西南三十里）书香名门，秉性娴德，阖家贤敬之，殁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蓝师之性情温和，似受之于母系，而意志坚强刚秉之于父系也。

（二）身世

蓝师生于民国纪元前十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八月十三日子时，民前三年（宣统元年，公元1909），九岁时就读于家塾，次年十岁从伯仲负笈于舒兰站，民前一年十一岁时就读于白旗屯。民国元年十二岁，入舒兰县立中学读书，民国三年（公元1914），十四岁卒业。十五岁读书于法特哈门，十六岁留家教家馆，但仍手不释卷，苦学不辍。十七岁由六姑母之推介教邱氏家馆，同年秋八月十一日与林立雍女士结婚，情好甚笃。

蓝师十八岁（民国七年）从法特哈门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日进，十九岁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一读四年，二十三岁毕业（民国十二年），冬赴京师（今北平）游览。二十四岁任教于舒兰县立小学，二十五岁授徒于牛宅。二十六岁考入吉林法政专科学校肄业，次年（民国十五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由当代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先生教导，学业渐入佳境，乃由国学进入史学，从陈寅恪先生治隋唐五代史，兴趣日增；二十九岁清华研究院毕业，仍留京师攻治经史。

蓝师三十岁（民国十九年）应东北大学之聘，任教沈阳北陵；民国二十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河山变色，蓝师深恨日寇虐杀同胞，只身逃入关内，在青岛女中任教。三十三岁秋（民国二十二年），为多理解敌情与接运东北爱国青年，则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尽忠竭智，留居四年。三十七岁返国（民国二十六年），执教于国立东北大学史地系。时系主任为周传儒先生，为蓝师清华之同学。二十六年东北大学迁西安，蓝师随校入陕。不久七七抗战开始，蓝师时三十八岁，乃组织青年，下乡宣导救国。东北大学再迁四川三台，蓝师随之入川。二十八年周传儒先生去职，蓝师乃改教于陕西城固西北联大。二十九年应东北大学文学院长萧一山先生之邀，再回三台，任历史系主任，对于系务，多所整顿与计划，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蒞校视察，极为赞许。四十三岁（民国三十二年），因萧院长休假，受聘代理院务。旋应陈部长聘为国立编译馆编纂，因爱北碚环境清幽，欲从事著述。次年刘季洪先生任西北联大校长，萧一山先生任文学院长，坚聘蓝师任历史系主任兼训导长，蓝师视弟子如子弟，照顾极为周至，师生爱戴，学校称安，盖全校精诚团结之下，左派学生则无以立足也。

蓝师四十六岁（民国三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参与国民大会制宪，客居南京。时抗战胜利，我国为四强之一，萧一山先生由国民政府主席，蒋公派任为北平行辕秘书长，邀蓝师为参议、兼主《经世日报》笔政，三十六年回平始于家人团聚，时蓝师已四十七岁。三十七年三月赴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并于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三十八年大陆形势逆转，政府迁台，十二月二十五日蓝师举家来台，曾任教于师大等校。五十七岁（四十六年）应私立东海大学敦聘为客座教授，五十九年筹办东海历史研究所。六十年后即迭经请辞，迄六十三年始得获准回家。作者为蓝师之学生，自蓝师回家后，作者受聘主持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再请蓝师为指导教授，并率研究生到蓝师家授课。所以蓝师对东海历史研究所，诚为“薪尽火传”，“死而后已”。蓝师备员立法院二十六年，始终参加教育委员会，对民族精神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注意提倡与督导。任教东海之十八年期间，曾多次担任考试院主办公务员甲等考试委员，及教育部主办博士学位考试委员，每于公示通过之后，常对考生施予私诲，为奖拔学子与延揽才俊，蓝师可谓不遗余力。

二、求学与任教

（一）求学

蓝师的国学根基，早奠定于童年时期，乃由祖父桂起公与家庭教师田先生之尽力培植。而在校时间最久者，即为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两者各为四年。唯其进入学业之佳境，且得以继承诸位国学大师之道统者，则为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年（按：蓝师在校三年，毕业后留京研究一年）。吉林师范的学生，皆为“敏勉向学”的“农家子弟”，由于其“趋之若鹜”，所以“录取从严”，以致“养成敦品力学之校风”。在早稻田研究院，“则专攻唐代政经史，其成名之回纥经济等论著，即草于斯时”。（《东北文献》，六卷，四期，五十页）

民国十年及十一年两年中，梁任公先生应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各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演讲中国文化学术不下二百次，于是学子景从，风气大开（见《梁任公演讲辑》，及丁文江撰《梁任公年谱长编》）。当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很活跃，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也得到社会上的热烈支持”（《传记文学》八卷一期，李济之撰《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民国十三年秋，清华校长曹云祥先生特请胡适之先生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及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另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十四年春，曹校长敦聘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别讲师。唯章氏不肯应聘，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研究院有这四位大师（当时校内外都这样称之）及李先生的主持领导，益步入昌隆之运（蓝师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清华研究院的招生措施，乃为别开生面的创举，即把研究院规程及导师讲师所授课程和指导范围，都印成小册，附在招生简章内，最富吸引力，所以投考者极众，而录取则很严，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谈陈寅恪》，142页）。刘寿民先生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乃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因为不但各位大师皆为“蜚声学术界”的学者，就是所招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柢的热心求学者（刘崇撰《中华民国大学志》），蓝师深感“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永印于同学的心版”，其追述研究院的学风与成就曰：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通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九一八”国难勃发，吴其昌君全家绝食赴南京请愿抗日；北平沦陷后，刘盼遂君拒绝在伪大学任教，而傭书糊口；侯堮君则与沈兼士、英千里等，受教育部付托，共做地下工作；姚名达君主持江西中正大学历史系，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为日军所获，慷慨死节；刘节君耻其岳丈钱稻孙为伪北大校长，立辞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其余同学，也都惧负师训，不敢偷安。及大陆沦陷，只闻陆侃如、刘节、卫聚贤等被共匪斗争，未闻有一人靠拢者，可谓无忝于母校（《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载蓝师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蓝师之为学，乃是经学史学同冶于橐者参见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载《东海学报》第一期）。即汤承业撰《蓝文徵先生》（载《书和人》半月刊290期）。，正因如此，所以最得梁大师器重，一次梁先生语蓝师曰：“近来我健康太差，自知不久于人世，必须在我活着时，介绍你进东北大学。”虽然那时大学教授待遇极高，但蓝师却坚决不肯就教，应之曰：“愈是老师健康欠佳，学生愈应侍奉老师，且得多从学于老师。”所以蓝师一直追随梁大师，以至于其归天之后，才始应聘于东北大学。那时蓝师虽为青年，而其学业与德业之造诣已是如此。（见《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5页）

蓝师读书最勤，凡是经世致用之学，则无不用心研求之，所以“其学问渊博高明”，或撰文、或述事，其“引经据典，堪称绝伦”（栗直撰《悼蓝文徵先生》）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者成为“三史”（见《十驾斋养新录》及《十七史商榷》），且唐宋以来，皆以“三史”试进士（见《新唐书》选举志及《宋史》选举志），则范慰宗的《后汉书》，其价值与分量可知，然范氏治史何能成就如此？蓝师归纳之曰：一则由其家学渊源，一则拥有丰富史料。以论其“丰富史料”，蓝师曰：汉明帝命班固尹敏等在兰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传》，章和以后，图籍藏于东观，凡撰汉纪者，相继在其中。安帝时，先后诏刘珍伏无忌等续作，恒帝又令边韶崔实等续之，积百十四篇，号曰《汉记》。灵帝复令卢植等续之，《隋书》经籍志总称为《东观汉记》，为官修国史之滥觞，亦即后世各家后书之所本。东汉之末，全国动荡，群雄起灭，风云变幻，可歌可泣之事，不断演出，各地文士，多就耳目所及，濡笔记述。如：刘艾（作芳讹）灵献二帝纪，袁晔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侯瑾汉帝德记，张温后汉尚书，王粲汉末英雄传，毛范吕布本事，虞溥江表传，不著撰人之曹瞒传、汉末名士传，先贤行状等，以及郑玄、荀彧、弥衡、华佗等名人别传，此类作品甚多，据袁宏所见，凡数百卷（《后汉纪》序）。实以吴谢承之后汉书为巨擘。晋代学者，喜治后汉史，蔚为风气。其作品，纪传体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刘义庆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忱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两唐志无后字），袁山松后汉书，孔衍后汉尚书。编年体有：张璠后汉纪，袁宏后汉纪，孔衍后汉春秋。此批丰富史料，供蔚宗采择，自无文献不足之憾。（蓝师撰《范蔚宗的史学》，载《民主评论》四卷十二期）若非学力深厚与熟于典籍者，何能写出此类文章！且蓝师言外之意，则谓凡成为良史者，乃为凭其史才与史德以博读群籍而集大成者；当然亦寓鼓励有志攻史者，起效前贤以发愤多读之意。

以论“经世致用”之学，则国史中“马学”的分量颇重，因为“马能任重致远，增进人类之福祉，并能冲锋陷阵，影响人类之历史，在未有近代交通工具之前，加速人类之往来，实以马之贡献为最大”（蓝师撰《韩玉符骏马集序》）。仅由历代马政之良窳，亦可观察其国势之兴衰，如蓝师曰：昔商之“相土作乘马”，用能威震海外。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诸侯来会者车四千乘，遂一战克商。考三代之制，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国制赋之法，莫不以马为本。周之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时，祷祈有祭，教之有法，养之有人，美备若此，天下所以宗周也。厉王暴虐，周道衰微，宣王复修戎政，“其车三千”，载致中兴，东迁之后，诸侯力征，兵车多者，爰执牛耳。逮至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马在战争中益占重要地位。秦居雍岐之地，最宜养马，用能统一域内。汉初马少，“天子不能具醇驹，而将相或乘牛车”，致高祖有平城之辱。文帝制马复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奖励民间养马。“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养马三十万匹”。武帝时，“官马蕃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遂遣霍卫大击匈奴，每次出塞，“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卒雪高祖之仇耻，扬大汉之声威。东汉末，曹操得乌丸名骑，遂荡平中原。两晋马政弗修，国势亦不竞。南北朝对峙，魏世祖“以河西水草茂盛，遂于并州放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故沈约云：“彼骑我步，走不逮飞”，终成以北制南之局。唐初，康国献马四千匹，实古大宛马之裔，唐即用为官马种，尔后西北诸蕃不断进献名马，唐室更勤修马政，陇右监牧，“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群牧）使以董之，以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乃能容之”。开元中，仅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即有国马四十四万匹。大唐所以能统驭百蛮，边土遐举者，良有以也。宋代以收复燕云为一贯国策，惟西北旧监之地沦于夏，东北宜牧之区陷于辽，乃不但不置监于暑湿之江淮，其成绩若何？不问可知矣。耶律大石于辽亡之后，率部远适中亚，建立西辽，恃有马也。蒙古崛起朔漠，马牧最饶，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併畏吾儿，取西辽故地，灭花刺子模，南捣报达，西越里海，败俄罗斯援军（1224年），取今黑海北岸及乌拉河、窝瓦河流域之地，遂班师东归。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拔都（成吉思汗之孙）统大军五十万西征，平保加利亚，拔莫斯科及基辅，进陷波兰、匈牙利、大败北欧联军于凡尔斯塔特，为世界史上最著名之战役，拔都遂建钦差汗国，其子孙统治东欧及中亚历二百四十余年。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由和林率军西征，灭木刺夷，陷报达，取天方，平叙利亚，夺耶路撒冷，与回教徒及耶稣教徒转战万里，兵威远至埃及，寻建仔儿汗国，统有中东及中亚南部之地一百余年。综蒙古三次西征，中国之火药、印刷术及罗盘西传，欧人之天文、历法及医学东来，欧亚交通大畅，东西文化交流，若非蒙古多马，曷克臻此？明代马政不举，九边多事，清初铁骑如云，用能耆定武功。由斯言之，马能影响人类历史。顾不信乎！顾不信乎（蓝师撰《韩玉符骏马集序》）案蓝师此段文章所作注觧共十八处，本文所引者乃略其注解，读者欲细察之，可参阅原文。（原载《东北文献》六卷二期及《民主宪政》六十七卷六期）！读此文章之后，可知治史确乎不易，更可知蓝师学养之确乎深厚也。若非专其心而积其学，曷可达到此等境界！

第一章第三节）。蓝师既能学，又能思，换言之，蓝师最重视学与思的结合。正因其能学，所以读书多；正因其能思，所以见识高。学，固凭工力，亦凭才力；思，尤凭才力，亦凭工力。然读蓝师之书，或修蓝师之课，不独能增加知识，并能增进智慧，盖其传授者既多，其启迪者尤多也。

（二）任教

在清华研究院的诸位大师中，影响于蓝师最深者，则为梁先生与陈先生，而蓝师之气度与风格，亦颇似梁先生与陈先生。梁先生虽重考据，但尤重义理。其上课时，则思潮泛腾，波澜万状，每每欲止不能，亦欲罢不能。手持一支香烟，竟无暇吸一口，而任其自己燃尽；待老工友为其换点一支，亦因无暇而任其自烬，往往数支，皆是如此。下课后而超过半小时，乃是常有的事，有时竟多讲一个小时。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绝无退席者。最烦心者，即是为梁先生排课的先生，因为各大学教授都要求旁听，而希望其时间能够不冲突，其联络与调度，往往拖延许久而不得其决。每聆听梁先生授课后，虽然任务特重，但心情却特感轻松。梁先生高风景行之趣闻特多，此乃蓝师于暇时所最乐道者。

若云听课人数特多，为梁先生授课的特点之一；那么陈先生授课的特点之一，即为听课人数特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二人，此时陈先生讲得更专心，更开心。至于上课的风格与风采，两位大师亦各不同，梁先生乃宏音感人，陈先生则细语扣心；前者为灌溉，后者为滋润。梁嘉彬先生最能传述陈先生授课之神采，如：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粉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覆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决无游词，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产生强烈启发作用（《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陈寅恪师二三事”）。诚然，嘉彬先生“于上课时常见其（寅恪先生）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谈陈寅恪》，106页）而蓝师授课的风度，恰居梁陈两位大师之间，既不似梁先生的高潮迭起，亦不似陈先生的伏流潜行，端庄温雅，道来，则梁先生陈先生的优点与特点，都经蓝师的笑容温语中传留下来。换言之，我们在蓝师的身教与言教中，得以享受到“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谈陈寅恪》，144页）《谈陈寅恪》一书乃传记文学丛书之四十五，为传记文学出版社集俞大维等十九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而成（一九六年九月出版）。

徐复观先生在东海与蓝师相属称久而认识称深，他说蓝先生是“深为学生所敬爱的老师”，因为蓝师“治学缜密，而不务声华；教书认真，而不与他人较长短”。（徐复观撰《悼蓝孟博先生》）徐复观撰《悼蓝孟博（文徵）先生》载于《中华杂志》，一九七六年三月号。因为蓝师既有丰富的学问，又有崇高的品德，当然不会与人较论短长，更从不评论别人以炫赫自己；只是平平实实的传道与授业，讲授史学课程，不但“认真”，且必“求真”，即是“以汉唐还汉唐，以宋明还宋明”。（蓝师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不但能使学生彻底了解，并且能使学生深切体会，盖蓝师既有“教化力”，又有“带动力”，释言之，他不但能把史实讲得明明白白，务期“各还其本来面目”（蓝师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更凭其语言与文字的功力与功效，以“带动”学生“设身处地”而“心入史中”（蓝师序：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换言之，蓝师能使学生“化身”为古人而“回归”于古代，如此以“神交”于古人、“结合”于古人，则自然开扩胸襟与变化气质。所以修过蓝师的课后，则直觉古代就是现代，古人就是今人，因为古人的心活在今人的心中，由于“心”的结合而造成历史生命的整体；如此的胸襟焉得不开扩，气质焉得不变化！更由此而领悟蓝师的治史方法，增加自己的治史情趣。作者因领悟到蓝师的治史方法，则不但增加自己的治史情趣，且增加治史的绩效。如云：于研究李卫公（德裕）不屑植党、抑制庵寺，以及兴兵、理财等大政时，不觉身入史中，神游唐代，化身为卫公，每遇军政难关之时，则合书伏案，以思解决之道，最后开卷引证，而造成结论。如此，则“学”与“思”结合，俾免“罔”与“殆”的流弊。（汤承业著：《李德裕研究》前言、十二。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社）亦正因如此，所以修习蓝师的课程，真有“乐在其中”之感。平时不易忘记，考试易于通过；盖蓝师既能使学生“好学深思”，又能使学生“心知其意”也。蓝师序汤承业撰《牛李党考实》引太史公语（台中市文华路逢甲书局一九七三年初版）。

蓝师记性特强，所以其背诵的古诗古文特多，而古诗古文的本身，就具有“感化力”与“带动力”；这些古诗古文在恰当时会时，由蓝师之口中诵出，由蓝师之手中书出，则其感化力更高、带动力更强，何况蓝师所诵者为标准国语中的古人音韵，所写者为标准楷书中的古人书法。于是学生则耳随语转、目随笔行，则精神自然被“带动”，心灵自然被“感化”。所以上蓝师之课时，若应听则听，应写则写，课后温习笔记时，则觉得行行皆文章，句句皆学问；凡聚精会神以上蓝师之课者，无不有此同感。（《东北文献》六卷四期《痛悼蓝师》）

蓝师上课，从不点名，但却记得每个学生的姓名与籍贯等等，凡有学生登堂请教者，一见即呼其名，而招之入座。由家庭状况、学业状况而谈到学生所欲请教的问题，不管什么事情，总必据事理引史事而为之详分细说，最后则使“解惑”为止。有的学生毕业后服役回来，或留学回来，虽然时隔数年，但仍能一见即呼其名，且多能知其近况，学生亦常为之惊讶与感动，这个固然由于蓝师的记忆力特强，亦全是发乎“爱心”的“关心”。（参阅《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我由景佩而好奇，尝问蓝师：“何以从不点名，而竟知道诸生的姓名？”蓝师笑而教之曰：“我从不让助教代为监考或代为阅卷，监考时，学生缴卷之际，看其考卷之名字，即可记住其人；阅卷时，由其笔迹与语意，则可略知其心向与性向。再借阅其入学注册时所写的自传与资料卡等，则对其家世与身世等，可得而了解。”蓝师又剴切示之曰：“先生对学生，固应凭爱心以因材施教，但若对其不了解，则如何爱之与教之？”士人多知蓝师之学业与德业，俱为高深，对此，则知者不多；清华研究院固有四位大师，而蓝师则为四位大师共同培育的后起大师。王忠魁教授常说：“蓝先生乃是真正的先生。”此话确是有所见与有所感而发者。王忠魁博士乃虔诚的基督徒，曾任东海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现任东海大学理学院院长。

蓝师深知“教育意义之重要”，其赞朱舜水“视弟子如家人，严加督教，故其门下，人才济济”。因为舜水能“弘扬儒家政治思想及朱子史学”所以生徒们之“服膺舜水，俨若七十子之服孔子”。（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教育固然重要，师资尤其重要，所以蓝师于战时任西北联大历史系主任时，所聘之教授，全为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如丁山之考古学，蒙文通之上古史，贺昌群之秦汉史，蓝师之魏晋隋唐史，陈述之宋辽金元史，萧一山师之清史，陶元珍之近代史，何鲁之与周谦冲之西洋史，徐光通拉丁文，其中西史学均优。如此教授阵容，确乎堪称坚强。然而，舜水的门人之多以能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固因“钦其硕学峻节”，亦因舜水之“视弟子如家人”。蓝师尝说：“教育行政乃无际无休的工作，必须献心献力与劳心劳力。”战时由陷区来归的学子，常因营养不足而易于病倒或病死，蓝师受聘兼任西北联大训导长时，则与校长刘季洪先生以“父母之心”而筹集经费，增购医药与改善生活，又常导演国剧以慰娱诸生，且可以门票收入，为学生购置冬衣与棉被（参阅《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抗战期间，生活极苦，而左倾学生无由藉故嚣张，亦不敢藉故嚣张，始终在平平安安的环境中求充实求进步“不致沉沦为政治斗争之场所”，则学校当局者筹画之功也（徐复观撰《悼蓝孟博先生》）。西北联大为国育才所以特多，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之所以特为嘉许，乃完全由于“师道”中的“爱心”为基因为动力也。（参阅萧一山撰《蓝故立法委员文徵先生事略》）

蓝师不独将“师道”传授其学生，更将“爱心”传授之，大学长之中，如李符桐兄、李国祁兄、戴玄之兄、王尔敏兄、关逸生兄、金大成兄、范传培兄、郑钦仁兄等，所领受者自必较作者尤深尤多，而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之历届毕业同学，对此亦多有较深之领会，所以其共同悼蓝师曰：“视弟子如子弟，擢后进继先进；命脉所系，道统所宗。”又共同挽蓝师曰：“道统道心、惟精惟微”，积学清华传学统，仁风仁声，可大可久，育士东海弘士风。（参阅《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

三、著述与志业

（一）著述

蓝师深知“学以为己”与“述而不作”之义，所以其发表的零星文章确实不多。虽然不多，但却字字珠玑，句句璎珞，读之畅心益志，弥觉珍贵。蓝师不独自己不愿多写，更嘱学生尽量少写。因为人之一生，都是求学时代，务宜把握时间，力求充实，即是多读书，少写稿；盖撰稿则须组织文字，修饰辞藻，既耗时间，又费精力，所以蓝师七秩晋五时，门生共议出刊纪念文集，蓝师则说：“读书人最怕染俗，以滋识者之笑。”因之则严正谢绝，以厉学风。又常教人多读学报中的名家之作，盖名家不发空言，其每一作品必为解决历史中的一大问题。图书馆所藏以前大陆时代各校学报极多，必须循此努力，以求积学增智。（《东北文献》六卷四期：《痛悼蓝师》）

第四章）可知蓝师之文句苍古，语意深厚，能令人数读之而数增其益者，乃以经学为其根底，而佐之以子学与史学也。

第一章：总叙）

第一章）

读过以上所引的两段文字后，可知蓝师对著书立说是何等用心与经意；此乃对历史负责，对文化效命。对此，可能系受梁任公先生之影响，徐复观先生载述蓝师常谈的一段话说：当任公先生因病入院，自知不起时，每当朋友或学生去看他，总是深切痛悔，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他的老友林宰平先生为了安慰他，特别作了一番准备后，向他郑重指出，他那些文章，那一部书，在学术那一方面有贡献，必能传世无疑，任公先生听后，心地比较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在比较平静中死去。（《中华杂志》六十五年三月号：《悼蓝孟博先生》）可知蓝师或写书或不写书，其心情都是相当沉重与严正的。盖其好学深思，乐天笃志，其执笔为文时，务求“识见明敏，析辨精辟，叙事尤当，时有新义”。（蓝师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换言之，心得不“明敏”，创见不“精辟”，绝不随便为文，更不轻易写书。

蓝师之《隋唐五代史》原来为上下两册，现在所见者只有上册，乃由民族融合与地理结构以剖析隋唐五代之兴衰大势与大事。其下册乃专论此一时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等，详述隋唐学术思想之融通性与政治制度之优越性；亦可以说上册为动态史面，下册为静态史面；上册为有形的形而下史观，下册为无形的形而上史观；两相比较，则下册较之上册，其用心尤精，贡献犹大。惜乎原稿送往商务印书馆待梓之日，竟在战乱中被遗失；作者恭列蓝师门墙，只是在指导论文时，或上课听讲时，得以窥知其精义于千百之一。

蓝师《中国通史》一书分上下两册，乃民国三十五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据师兄式忠语作者，此书在战时撰写，亦曾遭过“贵阳大火”的厄运，但蓝师凭其丰富的学力与高度的毅力，终在艰危之中完成上册，乃以历代之民族融合、地理沿革、政制演进、思想流衍、社会变迁等因素，所影响于国计民生之真相，以剖述历代之时势与国运。此著虽以“通史”为名，但其史料的选择与组织，注释的穿插与安排，无一不以撰写学术论文之笔法出之，其治学之要领与治国之典则，皆可由书中数探而数得之。来台后，蓝师立意重修通史之上册（由上古至五代），续修通史之下册（由宋代至民国），期能为当世与后世留下治学治国之通鉴蓝本。其历年整理，历年加工，上册不肯轻易再版，下册迟迟仍未完成，如今竟成为学术文化上的一大遗憾，此所以萧一山老师谓蓝师“虽有完成中国通史之意，而天不假年，惜哉”。（萧师撰《蓝故立法委员文徵先生事略》）

第一章第二节）虽然“关陇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蓝师以史学家的眼光以展望未来，则断言“西安的地位，将再度重要”。如：自五代迄今，千余年间，海内地势，逐渐东移，关中虽固，已无补海上风云，西北时代，早成过去。但历代对西北的重轻，也常关天下大计。今日世界，已届空运时代，如发展亚欧空运交通，西安的地位，将再度重要。（《西安》导言）关于《西安》一书所缀述的“史迹名胜”则从略，至其对“治乱兴亡”的关系，亦只能简述于此。

民国四十八年，在《东海学报》创刊号发表朱舜之思想一文，蓝师又以朱氏一人而论及中日两国之国势变迁，写法多与《西安》类同。认为“在中日关系史上，有此异人，实三百年来所仅见”。以论舜水之学，则经史兼修，以论舜水之行，则智勇兼备。蓝师最钦佩舜水“视中日为一家”的涵养，与“视弟子如家人”的爱心。若论其德性，为“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若论其文章，则“一字不杜撰，一字不落套”。至其贡献于日中两国者，则为舜水“以中国之经史礼乐制度，教诲日本士大夫，开日本文明之机，后竟导致明治维新”。而其反清之志节，与阐扬礼运大同思想，对清末革命运动，亦不无影响。案舜水固然“识见深远，思想开明”，然而若非蓝师之“识见深远”与“思想开明”，又怎能识得舜水之“识见深远”与“思想开明”。（详见《东海学报》第一期）

蓝师未成之著作，尚有魏晋南北朝史，多年前已与国立编译馆订约，据闻此书之上册已草成初稿，其下册正在撰写中。案蓝师由东海大学请退下山后，本拟完成魏晋南北朝史后，再撰写隋唐五代史的下册；进而重修与续修中国通史（已见前述）。岂料退休回家后，“心脏旧疾频发作，稍一伏案，辄感胸部紧迫，呼吸急促，致不敢久坐”。（蓝师致栗直先生函，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以致其学业达到“从心所欲”的最高化境时，竟然不敢“伏案”与“久坐”。尤其去年（民国六十四年）冬季的寒流袭台之后，因肺部积水而面见浮肿，心脏益弱，身体益虚，于是简书遗嘱与交代家事之后，即摧其三公子式恕往台北专车逐一拜辞老友，然后住进医院，安待天年之来临，何期一代学人，竟于一月二十五日与世长辞。我在东海历史研究所修过蓝师所授“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历代史籍要目评介”、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等课，深知蓝师对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所用的典籍与所下的功力，皆有过于隋唐五代史，且后者为中年时所写，前者为晚年时所写，阅历增进，境界自必提高。为其徙而撰此文者，自当早与朱际镒、郑钦仁诸学长以及蔡学海、蔡美康诸学弟等（案此数位同门兄弟皆为从蓝师学魏晋南北朝史者），集会商量整理史稿，俾早日出版问世，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以贡献于学术文化。至其款项之筹集，已曾预作准备矣（案其文稿亦同时出版）。

（二）志业

蓝师曰：“春秋佳日，驾马出游，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又曰：“壮志云踊，豪情风烈；直欲‘蹴昆仑使西倒，蹋泰山令东覆’”（蓝师序韩玉符著《骏马集》）。此所谓“澄清天下”之壮志，究何所指？应之曰：蓝师于国难重重中，即如朱舜水之“忧天下”与“忧一邦”也。（参见前节所引）参见萧一山老师撰《蓝故立法委员文徵先生事略》。因忧心而立志，则其忧为“大忧”，其志为“大志”。换言之，蓝师的“最大心愿”，就是……此处省略六字。恢复汉唐盛势（参见前节所引）。蓝师的忧国救国志业，早在学生时代即已“信誓旦旦，永矢弗懈”矣！如栗直先生曰：孟博厚我甚笃，在校过从独密。九一八后，共期复土，信誓旦旦，永矢弗懈。制宪之际，分赴首都，接席与会，慎微将事，日日研讨，时时商量：拳拳服膺三民主义，翼翼笃行民本良谟。旨在正人心、息邪说，而为万世开太平也（《东北文献》六卷四期《悼蓝文徵先生》）。蓝师为笃行其志，曾经仗义许身，“其在战前与战时远渡敌国与深入敌后，屡次冒险所达成之使命，则唯有主其事的当局者，所知为详”（《东北文献》六卷四期《痛悼文徵先生》）。其在日本之留学四年，乃是攻习史学，“以资掩护”，实际上，则是“奉派东渡，刺探敌情”也。（栗直撰《悼蓝文徵先生》）原文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1页。理解敌情与布置交通之后，蓝师则着手吸收爱国青年与培育爱国青年，认为书生报国之根本要图，还是由教育做起。其用心与经过如是：东北沦陷后，日本严禁陷区青年入山海关，蓝师认为欲光复故土，重振中华，其根本要图即是培育民族继起的生命，乃煞费心机，接运东北青年到日本，由日本转往上海，再运送后方。所以在抗战期间的艰苦岁月中，先于陕西城固创办博望中学，又于四川三台创办国本中学；对来归的青年，既要教育，又要养育；蓝师乃作之师，作之父；诚为视弟子如子弟，擢后进继先进也。（《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为国家为民族，蓝师乃备历惊恐与累经辛劳，其心脏之罹疾，正是因此。所以，说蓝师为“志士”可也，说蓝师为“烈士”亦可也；盖其“意志最强，感情最真”。（《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6页）例如蓝师住进荣民总医院后，其最后之导生邬之元君由台中赶往探望，虽然病房已有急救设备，但蓝师仍甚欣慰与其相谈两个小时，最后说：“我之所以住院，绝非怕死，乃要撑住这口气，□□□□……”此处省去十七字。可知老师不但意志特强，信心尤强。（《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蓝师之住院因心脏病，蓝师之逝世亦因心脏病；其虽然因病不起，亦无异于为国牺牲。

蓝师固然意志坚强与信心坚强，其投心之朋友亦皆如此，而蓝师于日常谈话中，亦最乐道朋友之志业，见于文字者，录之于次：国难勃发，风尘鸿洞，壮怀激烈，投笔从戎。矢志救国，改号天雄，组织义军，誓屠长鲸。履险犯难，气贯霓虹，宣传抗敌，勋绩最丰。抗战胜利，国府叙功，题颁匾额，移孝作忠。（蓝师撰《栗天雄先生七秩颂文》）原文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1页。天雄先生“移孝作忠”，功在国家，蓝师有此同一志业之老友。当然引为光荣，而愿为其撰文以颂之。而蓝师为积学之高士，天雄先生得与其结为投心之交，亦可足慰平生，故特为其撰文以悼之。（《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0页）公祭之日，天雄先生所作之挽联曰：“一心一德一念，相期共一死生；同庚同学同道，协进大同世界。”读毕此句，则天雄先生为何如之人可知也，蓝师为何如之人亦可知也；盖志士救国，乃是风云际会的群体事业，蓝栗二位仁长早曾“相期共一死生”，则此志何志？此心何心？

蓝师撰《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一文，乃是介绍艺术作品之文章。虽如此，但仍然写出包女士贡献于国家的“志业”，藉以表扬前贤与唤起后进也。如：九一八事变后，旅居燕都，凡故宫名书，厂肆珍品，无不详观精研，心印神会。并得王梦白、金北楼诸大师，时相指授！暇临摹，斐然可观。洎抗战军兴，遂捐旧好，参加抗敌工作，频出入沦陷区，往来大后方。虽履险犯难，弗遑染翰，而名士胜境，登临殆遍，胸襟开拓，悟会益多。案此文末曾正式刊布，近期拟收入蓝文徵先生文集中出版之。案包女士为“幼闲音律，尤好绘事”的才艺之士，竟能因“抗战军兴”，而一至“逐捐夙好”；此非“志士”而何？且能于战时常常“出入沦陷区”与“往来大后方”；其所担当与所完成者，又非“志业”而何？对于同赴国难之志士，蓝师都愿与之结为朋友。

对今人固愿道其“志业”，对古人亦如之，蓝师所以特景佩朱舜水者，固然因其学养隆厚，尤其因其志业感人。蓝师述之曰：永历十三年（1659）六月，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入长江，舜水年已六十，仗剑从征，主建威伯马信营，克瓜州、下镇江，皆亲历行阵，多所赞画。及义师攻南京失利，舜水知明社寒灰，已不可复燃，决心东渡全节，是年秋由厦门赴日本。（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由“仗剑从征”与“亲历行阵”二语视之，则舜水乃义士、乃志士也。失败后，尤能决心全节，义无反顾；其所以能“全节”者，正因其有“决心”；亦唯有“决心”的力量，可使人全节。蓝师之用字遣词，向极审慎，对有决心而能全节者，亦可称为壮士与烈士也。

复案：“志业”与“事业”不同，盖志业之范围大，而事业之范围小；志业可以包括事业，且可指导事业，而事业则为志业中的一部分，亦可说事业为志业的起步。释言之，博望中学与国本中学，只可说为蓝师志业的一部分，亦可云为蓝师的事业之一；其绝不代表蓝师整个的志业，因为蓝师的志业为“……”②此去省略六字。，恢复汉唐盛世（参见前节引述）。推而言之，志业虽然失败，亦仍然为志业，因为一椿伟大的志举，必是集合众人心志所趋的共业，其必有拥戴者与继起者，譬如郑成功与朱舜水的反清志业虽未成功，而满清今日早已不存；蓝师栗师的志业虽一时尚未实现，但大陆国土总有统一的一天，只要“……”②，则自易于恢复汉唐盛世。

四、思想与气范

（一）思想

此所谓蓝师“思想”者，乃指学术思想或政治思想而言，非指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案蓝师曾深究佛理，但却非任何宗教之信徒，只是学中国之儒学，信中国之儒教。只求正正当当做人，平平实实作事；若以“仁心仁政”为儒家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则蓝师对此思想极为信仰与极乐奉行。如：我国历代，治尚忠厚，仁政洽天下，德泽被后世，莫过于宋。宋自艺祖开国之初，即遣使分赈诸州，并严绳赃吏，以塞贪源；妙选司牧，安养黎元；恻怛之怀，仁厚之治，遂奠三百余年之宏基。太宗亦重吏治，特于蜀后主孟昶官箴“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句上，添“尔俸尔碌，民膏民脂”二语，诏令刻石立于各州县衙门之前，以戒守令。真、仁、孝、理诸宗，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救济灾荒政策，最为完善，兴办社会福利，意多良美。人民受惠深，沐泽久，咸知国家之可爱，衷心拥戴政府。虽东败于辽，西困于夏，干戈不息，民力痡而无怨；供军费，输岁币，杼柚其空，而民不思乱。南渡之后，主庸兵弱，犹能薄海同仇，屡败金人，卒保东南半壁。厓山之役，军民从帝昺殉国。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至义不事元，避地域外者，不可胜数。传统之民族气节，爱国精神，可谓经宋之培养，乃益发皇。（蓝师序王德毅撰《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治史者，多知着眼于宋代的开国形势不如汉唐，时代背景不如汉唐，其政制与军制等，亦皆不如汉唐。因之而认定宋代颓弱，不足垂法后世；很少意识到宋代之道统生命最强，宋代的仁政设施最美。而蓝师则直以仁心仁政足以培养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而此一气节与精神，唯宋代最发皇、最壮视，远非汉唐所可企及；此为宋史之光辉面，亦篇国史之光辉面。

发乎仁心而行乎仁政，不独可于阳刚之一面而培养其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尤可于阴柔之一面而导使民风朴厚与社会安定。前者固然显而易见，游心史中，自可体认；后者则隐而不彰，涵泳不深，不易发觉。蓝师有此思想与有此修养，故能据史直论，以发幽光。宋代以仁立国，养老慈幼之善政极多，使民德归厚，成为社会安定之重要力量。其胎养法，劝民养义子、举子仓等，若于宋代救荒济贫病诸美制合观之，则宋代实在为重伦理崇人道之福利社会，即现代标榜福利社会诸邦，亦难企及。我国文化重心实在伦理，宋代于此方面培养最多（蓝师序王德毅撰《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宋代之福利政策，所以优过现代福利诸邦者，即在其“重伦理”与“崇人道”；案重伦理与崇人道，乃中国之“文化重心”。外国虽然有时亦崇人道，但其少有重伦理者。可知宋史中最能反映中国文化，而蓝师尤能从国史中道出其“文化重心”；所以，不细读宋史不知中国文化之伟大，不研求蓝师话语，不知宋代士子之光荣。

蓝师于授课时，于著述时，最乐谈论历代之仁政成绩，认为“福利社会”为迈向“大同境界”的前导过程；所以其研究务求其实，推许务求其详。如：《礼运》篇中大同思想，实为两千年来中国政教及今后人类社会之最高准的，汉章帝之胎养令，唐人之悲田院，不过实现其中一小部分，已传为千古美谈。宋以儒学为治，居然于外患重重，国计支绌之际，兴办社会福利，迈向大同境界，仁知勇决，何等气魄！如仁宗仿汉章帝故事，修胎养令，赐孕妇谷；高宗免孕妇之夫杂役一年，生子不问男女，给米一斛钱十千；宁宗于国步艰难之日犹复广惠仓，赐胎养谷，诏诸路提举司相度施行。又如：收容贫民之福田院，养老之居养院、养济院，育幼之婴儿局、慈幼局、慈幼庄、举子仓，奖助士子之学田，医疗贫病之安济坊，国家公墓之漏泽园等，皆为最人道最进步之设施，以明清之国势，所踵行者尚不及其什一，益感宋人之难能可贵也。今世富强大邦之领袖，曾高唱“大社会政策”，其所就若何？能及宋人几许？（蓝师序王德毅撰《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从人民初生之“婴儿局”，到人民老死之“漏泽园”，国家一皆顾到，是则宋代政府之抚爱子民，乃是由生及死也。殊知宋之仁政独不止此，盖其不读“修胎养令，赐孕妇谷”，并且“免孕妇之夫杂役一年”，仁及孕妇而爱及胎儿。此乃真正的“大社会政策”。一味崇洋与媚外者，焉知民族贤哲之仁政与美德，蓝师则以此为真学，以此为美谈。

蓝师认为儒家政治思想及朱子之史学，能使士人“精神革新”与“思想充实”。惟士人于精神革新与思想充实之后，尤应继续宏扬儒家之仁政思想、与研求史学中之仁政绩效；此即“进德修业，致君泽民”之意。（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盖士人之职责，即为“明正统，定人道”；“明君臣之分，严是非之辨”。儒家思想之宗旨在此，朱子史学之要义亦在此（同上书）；而蓝师一生“卑鄙名利，而正是非”者，尤为在此。（栗直撰《悼蓝文徵先生》）若是士人怠忽，罔顾天职，则必然因“圣教墮废”，而导致“中华文化总崩溃”，三百年前明代亡国实此为由，三百年后之大陆悲剧，正是三百前国史悲剧的重演。（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蓝师为儒家思想与朱子史学中，所陶镕出之一代高士，故其最重视“明正统，定人道”；对于大盗移国，施暴百姓，破坏文化，毁灭人伦等种种罪行，常常痛恶之、力斥之。（参阅蓝师序王德毅撰《王国维年谱》）蓝师所以极为赞佩与赞扬唐代君臣士民之覆灭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再造唐室”者。（蓝师著《郭子仪》，载正中书局出版《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传记》上册）正因其对于治大事、当大任，素具极为坚定的信心与决心，认定“正统”于“人道”终必胜利，盖其与粟直先生共矢共誓，故栗先生曰：“我轩羲子孙，集中华五千年来忠恕文化，继承孟孙蒋之道统，定有普天同庆之一日。”（《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2页）

（二）气节

既然儒家之仁政思想与仁政设施，最易培养“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参见前节所引），则知仁政思想与民族气节，有其一与二或二与一的关系，是以述过蓝师之思想后，自必再述蓝师之气节。此所谓“气节”者，即是为实现其思想、奉行其信仰，在国难之际，而慷慨献身。世人或以蓝师为文弱书生，其启人以思想则易，其投身以牺牲则难；换言之，求其坐而言易，求其起而行则难。此乃只认识蓝师之表相，不认识蓝师之真质。徐复观先生对蓝师有较深的认识，他说：蓝先生表面看，与人无争，但不仅立身严正，且在涉世中常流露有一股刚方之气。凡他认为应当做的，他便挺身去做，无所畏怖（徐复观撰《悼蓝文徵先生》）。蓝师是否“无所畏怖”？曾否“挺身而出”？载于《东北文献》（六卷四期）之史料中，可以发现其当年之气魄与勇决。如栗直先生悼曰：呜呼孟博！我等在校，契若金兰，你攻文史，我进数理，

良师益友，属望弥深，日俄肆虐，国步维艰，回忆既往，

苦无噍类。汝入危邦，许身报国，我留地下，誓不带天。

子馥杀贼，又聃被俘，君培坠机，冰侠不禄，晋生陷匪，

宁华殉国，毓文书元，相继死难。今君长眠，吾何以堪？

寝食失常，将就木焉，哀哉孟博，你我休矣，死而有知，

仍识唯心。（栗撰《悼蓝文徵先生文》）文中所云“汝入危邦”者，即指九一八事变后，蓝师奉命东渡日本而言，所云“我留地下”者，即指栗师奉命隐伏东北而言，可知蓝师在日本接运东北青年，而栗师在敌后发动东北青年，人则虽然分处两地，而事则共一事，心则共一心也。蓝师在敌国与栗师在敌后，屡次在生死关头的惊险中所达成的使命，作者虽曾常蒙蓝师面告之，唯蓝师无文字资料留下，如今不便著论，若承蒙栗师专文述之，则可补此处之憾。

第一章第一节引文）。盖蓝师出身之学校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故其所有的同学，都能“惧负师训，不敢偷安”（同上引文）。蓝师既以气节品人，尤以气节教人，所以极为坚信其学生，亦必皆“惧负师训，不敢偷安”。以此，蓝师常常谓然兴叹曰：“我所教过的学生，俱为忠贞不二的血气之士，他们身陷大陆，但绝不屈服于共党的，其所受的折磨，思之可见也。”以此系心，常为深夜不寐。（《东北文献》六卷四期《痛悼蓝师》）蓝师的学生中，亦多为一山师与季洪师的学生，想萧师刘师亦必常与蓝师同有此感。

蓝师的吉林乡友，曾获美国工程博士，蒙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入忠烈祠的张莘夫烈士，以绩优之学，贡献于多难之祖国。与共党斗争，不屈而死，蓝师特为撰写墓志铭，用表事功而彰气节。如：返国后任吉林穆稜煤矿总工程师，民国二十年入关，从事救国工作。旋为河南、中福、四川、天府等煤矿公司总工程师。抗战军兴，先后主持汞业管理处、钨业管理处，增产报国，勋劳甚懋。胜利后为经济部特派员，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赴抚顺接收煤矿，竟为共匪所害，享年四十八。天乎痛哉。（蓝师撰《张莘夫先生墓志铭》）案此文乃由张莘夫烈士之墓碑中录取者，近期拟收入蓝文徵先生文集中出版之。案抗战胜利后，东北九省陷于俄寇手中，共党在俄寇的卵翼下控制抚顺煤矿。张烈士奉命接收，无异深入虎穴，然其为争国权，毅然勇往，虽然陷于敌手，犹能仗义力争；虽然不屈而死，然而死有余荣。蓝师虽然惜其才学，但却赞其忠节。

蓝师于著述中，最愿表彰忠贞之士。如曰：“范文子守信拒贿，子叔声伯谋国不贰，解扬有死无陨，叔孙豹临难不忘国，以及蹶由不畏鼓等忠壮奇节，蔚为中国精神。”（蓝师序黄宝实撰《中国历代行人考》）对于“立于万死一生之际”，犹能“刀锯临之而不怵，重利饵之而不回”的朱舜水，更是极尽推重赞扬之笔。如：永历六年（1652），舜水偶在海上为清兵所围，舜水发誓以必死，同舟刘文高等七人，感其义烈，驾舟突围，送还舟山。（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

永历十一年（1657），舜水见安南国王，为存国体，竟长揖不拜，侍臣强肋之拜，仍不屈，因被拘幽。劝诱百端，终不移易。（同上引书）当舜水定居日本之初，即致书家人曰：“已与汝作永诀，他日泉路父子相会也。”如此凄苦之心情中，所写之凄苦文字，蓝师特引文山诗与之共映中国之历史精神；诗曰：“妻也莫望夫，子也莫望父，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对于舜水“宁老死异域，亦不肯降清之精神”，蓝师认为“较夷、齐为尤难”。（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

第一章）西北一带，尤其西安附近，到处布列贤哲坟墓、祠庙，以及石碑、石像等，其忠贞悲壮故事，典籍有记载，民间有流传，身游其地，“真好像前见古人”。如曰：……气象雄伟，规模宏大，令人瞻拜流连之余，更体认他们的功烈德泽，深深影响天下后世，永凝为中国国魂。（同上引书）贤哲豪杰之英烈事迹，所以能够凝成“国魂”者，就是因为其“尚气节，重然诺，同仇敌忾”。蓝师希望将此“国魂”普及于“天下后世”，所以特撰此书，极力倡导西安为历史文化博物馆，为民族精神教育馆；若其先民无气节表现，则其博物馆里尚复有历史文化之可览？其教育馆里尚复何有民族精神之可观？气节之士，写气节之书；必须知气节者之心，方可读气节者之书。

五、修养与胸襟

（一）修养

第四章）。；唯其“存诚”，故不苟于大笑；唯其“居敬”，故不苟于大怒。其“温而稳”与“敬而正”之天性与习性，颇足以显示其“正以宅心，直以持躬”之气象与气质。③案“正以宅心，直以持躬”二语，乃蓝师赞栗天雄先生之撰句，然而，亦正是蓝师赞人以述己也。（栗天雄撰《悼蓝文徵先生》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其赞人之最佳辞句，则是“体局贞固”或“器识弘通”③；如不得已而骂人时，其最重之语句，不过“器小易盈”或“未闻道也”是已。见《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不苟大笑而乐赞人，不苟大怒而会骂人，此正是蓝师“当仁则仁”与“当威则威”之真面实相；因为蓝师最主张“求是”与“持正”，最反对“放纵”与“姑息”。杨绍震先生与蓝师相属最久，相知最深，其对蓝师所撰之挽联，堪称为蓝师明心见性的肝胆写照。如：功惠法制，言存隋唐，多年同讲舍，屡仗正义清论，中流砥柱，共维杏坛尊严，岂大度风高草偃？德被后学，行式同仁，而今归道山，永留贞心亮节，博约于文，激扬史狐典型，如长白林秀雪坚。由“正义清论”、“行式同仁”二语视之，蓝师确乎风范于杏坛，典型于士林也。经师人师，一代人望，诚不愧为七十二贤之一。民国十四年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至十八年夏天结束，前后四届，恰恰七十二位研究生，当时万方瞩目，誉为“民国之七十二贤”（参阅“谈陈寅恪”、“传记文学丛书”之四十五）。杨先生此作，文义并茂，乃有感而发，绝非空赞。

平时常见蓝师“端居多暇”“端居多暇”一语，乃蓝师赞韩玉符先生之撰词，其实蓝师之生活正是如此，或为其述友以况己也（见蓝师撰《韩玉符骏马序》）。，殆不过为悠然无为之长者是已，殊不知此正是修养于“笃志守寂”中之最高化境。“笃志守寂”一语，乃蓝师赞王德毅先生之撰词，其实蓝师之心境正是如此，或为其述友以况己也（见蓝师撰《王著宋史研究论集序》）。因为此正是儒家“不为”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又曰：“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尽心》下）与道家“无为”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五七章）。庄子曰：“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天下化。”（《庄子》十二篇）之净化心态；唯有“不为”与“无为”者，才能养其“大体”而成为“大人”孟子曰：“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又曰：“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告子》上），亦惟有“大人”者，始能“不惑”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论语》言，《为政》篇）与“无忧”老子曰：“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如此，方可使心灵自由，心绪开放，然后，则“达之于其所为”（《孟子·尽心下》）与“为无为而不无为”（《老子》四八章）。古往今来的大人物之所以成其大，之所以成其德，皆在此种文化体系之哲学中，所孕育与冶化而成者。尤其做学问、治历史者，必须“愚”其心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又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与“藏”其身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又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方可有所成就，如蓝师评述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曰：范梦得累叶清华，文章经世，佐司马温公修通鉴，独任唐及五代，居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终始史事；此种忠实精神，为史家应备之基本条件。其所纂之唐长编六百余卷，直接影响李焘，对南宋蜀中史学风气之盛，亦有启迪鼓舞之功。其立朝守经据正，论政语语忠诚中肯，献纳尤多。其法律观念更进步，认为苛法不足以弥盗止奸，而宽仁反可以防微杜渐，实属难能可贵之新思想（蓝师序王德毅撰《宋史研究论集》）。此中所为“不事进取”者，正是“不为”与“无为”；蓝师誉之为“忠实精神”，且以之为史家应备之“基本条件”。又对李焘之生平评述曰：李仁甫历次修进长编，其于史学贡献，立朝大节，及对时局国是之超然看法。言之尤为精确。……昔张栻谓：“李仁甫如霜松雪柏，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叶适以为“春秋以后，才有此书”；（王德毅先生李焘评传）称：“观其著述之魄力，八百年来，殆罕其匹。”同为千古名言。明代诸人重编宋史，朱彝尊讥其“长编尚未寓目，辄奋笔著书行世，犹夏虫之不可语冰”，可见长编之价。（蓝师序王德毅撰：《李焘评传》）李焘所以能有“超然看法”者，乃因其能“不惑”与“无忧”。其能“死生文字间”而“如霜松雪柏”者，此即史家之“忠实精神”，亦为史家之“基本条件”。

范祖禹之“居洛十五年”，李焘之“用力四十年”，此固为深厚之工力，亦为崇高之修养。换言之，此乃由“愚”其心与“藏”其身而创造之伟大绩业的最佳范例。蓝师最能抑其志与隐其身，所以对于抑隐中而致大成之顾炎武与钱大昕，尤特撰美句以颂扬之。昔顾亭林之录日知，积卅年而成编；钱竹汀之撰养新，引十驾以自励；皆说必新创，文不空作（蓝师序王德毅撰：《宋史研究论集》）。《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二十章）此句看似平淡，其义却正是工力与修养之所在，顾炎武与钱大昕所以能“说必新创，文不空作”者，就是因为其能“积卅年而成编”，与“引十驾以自励”。所以，唯修养之能表现工力，而工力亦正孕育于修养之中；如此，当然“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二十章）

王志强（德毅）学长恰似“愚”而“柔”者，仅当“不惑”之年，而治史之工已逾二十寒暑；且志愈潜而力愈增，心愈扩而见愈高。王兄以师事蓝师，蓝师以友视王兄，盖王兄深佩蓝师之学养与修养，而蓝师则激赏王兄之诚心与静心，如蓝师赞王兄曰：学人多骛于近代，而罕治宋史。惟王德毅先生，笃志守寂，寝馈于宋史者有年，学粹养醇，通类知方，著述勤劬，积稿数尺。（王著《〈宋史研究论集〉序》）此中之“笃志守寂”与“学粹养醇”者，乃蓝师平心写实之语，亦为王兄现在积史业、将来成史功之“忠实精神”与“基本条件”。因为王兄“癖好宋史如此之笃，研究功力如此之深，整理贡献如此之多”，所以蓝师既以史学之重振，冀望于王兄；尤以宋史之“重修”，期许于王兄。

第一章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分而言之，“静”与“安”似为修养，“虑”与“得”似为学养；然而不静不安，也就无虑无得；可见两者实为一而二与二而一，所以学养就是修养，修养亦即学养。蓝师少撰著与少发表者，此正是寓学养于修养之中；盖“敏而好学”（《论语·公冶长》）与“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者，既为高度学养境界，亦为高度的修养境界；亦可说为学养境界与修养境界的结合后，所造成的醇化境界与浑厚境界。

（二）胸襟

凡是修养极高之人，则胸襟自必极阔，何况蓝师又深宗儒学，极主大同，所以其胸襟则宽之又宽、阔之又阔。正因如此，故其极力推崇朱舜水的伟大胸怀曰：“包天下以为量，视中日为一家。”案朱舜水之誓死抗清，乃是其气节坚贞；其真诚地教化日人，则为其胸怀之宏伟，两者各有分际，不可混漠不辨。盖唯有气节高与胸襟宽的人，才能以“忘我”与“无我”的心境，以传其学与行其道。如蓝师引舜水之语曰：至于一身之荣，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惟以得其道为悦。虽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故无己也。（《舜水遗书》卷八：与罔崎昌纯书）唯有胸襟特广之士，才能领悟大同之义，绝不至于拘于狭隘的民族意识，以偏尊中国而贬薄异邦。唯其如此，始能以其“诲人不倦”之心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行其“有教无类”之志子曰：“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蓝师又引舜水之言曰：不佞视贵国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尝怪周虓量窄《晋书·周虓传》曰：“虓降苻坚后，仍丑诋前秦。”，偏尊中国而贬秦邦；岂足语于圣贤之道！不佞于孔子，不啻天壤，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间也。是故随事随物，则必倦倦恳恳乐于言说。（舜水遗书、卷十：答奥村庸礼书）士君子而欲成为“任重道还”之大器者，则“坦荡”子曰：“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与“弘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之胸襟，为不可或缺之本质与要素；因为唯有胸襟伟大的人，才能“识见深远，思想开明”。朱舜水之思想，既导致日本之明治维新，又汇为中国之国民革命。如蓝师曰：舜水以开明之胸襟，教诲日本士大夫，使之娴习中国经史礼乐名物制度，开辟日本文明之机，孕育亭毒，一发而为日本史之勒成，再发而为水户蕃之改革，终则导致明治之维新，扭转日本国运。而其反清之思想，凛冽之气节，行诸文字，传至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受其影响，纷纷参加革命运动，终能推倒清室（蓝师撰：朱舜水之思想）。可知胸襟高阔者，自必思想高超，亦必影响久远；未有“执德不弘”者可成为历史人物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亦未有“自以为是”者，能进入历史大道。孟子曰：“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尽心下》）。

以开阔之胸襟而治史，则其史观亦因之而开阔，以此观点而得成之结论，亦必频为开阔；换言之，极能见其大者而略其小者，与取其优者而赦其劣者。李符桐大学长以其“积厚养醇”之工力，治边疆史有年，蓝师序其《回鹘史》曰：回鹘后裔，布在今甘、新、青各地者极众，并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一支。读此书后，对其祖先在唐代盛时，统一朔漠，内服保塞，及安史乱起，则千里赴义，助讨收京，使南北朝之史局，不至重演。吐蕃陷四镇后，毅然保护东西交通孔道及诸外教，于亚欧文化经济之交流，靖献殊多。西迁后，对五代及宋，频申甥舅之谊，并以毫无执着之精神，会通东西，浑然形成一融合的文明。蒙古师其特点，采用其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缔造空前大帝国。凡此种业绩，俱足彪炳国史，诏示后昆。案回鹘固曾“内服保塞”，但亦曾内侵扰边；蒙古固曾“会通东西”，但亦曾为祸亚欧。而蓝师只书其“业绩”，不著其罪过，且云“俱足彪炳国史，诏示后昆”，如此，足可增加回鹘与蒙古后裔的向心力，自觉其早为中华民族“重要”之一支，不念在历史上曾有之敌对状态。而蓝师笔下之春秋大义则是：“读此书者，发思古幽情之余，联袂奋起，步前人之踵武，迅扫□□，共襄中兴。”（李符桐撰回鹘史序）钦佩蓝师之余，令人深自领悟“不念旧恶”之旨（《论语·公冶长》），与“宽则得众”之义（《论语·阳货》）。

以其宽宏之胸襟治史与著书，则其所见与所写者，往往对古人采取宽宏之态度，例如王夫之评隋文帝之设置义仓为“有美名而非政之善者”（《读通鉴论》、卷十九），蓝师则曰：“岂其然哉！”其所持之理由是：“义仓之设，倡自长孙平，诸边州皆有，则腹地更无论矣。宋朱熹师其意，制社仓，后世行之颇久，亦社会救济之良制也。”（《隋唐五代史》二章三节）又如蓝师引述诗话总龟与海山记之史料，评论隋炀帝之续开运河，其劳民伤财之情状固为“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但其惠于当世与泽及后世之益处，却是“莫言无后利，千里壮京华。”（《隋唐五代史》二章二节）对唐太宗之大公无私，则引刘昫之赞而赞曰：“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均衡。”（《隋唐五代史》三章二节）其赞“贞观之治”之所以成功，一则由于“知人善任”，一则由于“孜孜求治”。蓝师曰：“太宗登用贤者，从谏如流，勤政求治，孜孜不倦，其经国之远猷，康民之设施，垂世立教之美，典谟陈奏之词，都俞咈吁，郁郁赫赫。”（同上书）若以宽弘之胸襟以读蓝师之书，则必能发现宽宏的伟人，与领会其宽弘的心胸；不独可以益增自己胸襟之宽弘，更可得知胸襟宽弘为中国人之传统美德。

在孔子的眼光中，管仲之器犹嫌“小哉”！（《论语·八佾》）可知“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之涵义何在？廉颇蔺相如之为国忍让，与负荆言欢，郭子仪李光弼之释怨联袂，再造中兴;唐宣宗时，新罗人张保皋与郑年的“释仇交欢”，共平其国之“内乱”。（见蓝师著：郭子仪、“郭李交欢”节）以及范仲淹与吕夷简之“欢然相约，戮力破敌”等贤哲嘉话，蓝师则极口称道之、振笔表扬之。（参阅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蓝序）为其徒者，常在耳濡目染之中，即是气量狭隘者，亦必逐渐变为宽弘者。蓝师为梁任公陈寅恪诸大师之大弟子，其胸襟之宽弘如此，或亦承之于师授；蓝师曾说一故事：前在清华园时，一学子（已忘其名）单靠卖稿充饥，竟然撰文攻起任公先生，同学以告，梁师雅然一笑，毫不经意。该学子吃髓知味，继弄攻击之笔，后来各刊社皆不予采登，该学子苦矣；同学又以告，梁师则嘱取其稿而为修补之，且为签名介绍刊登之。该一蜉游小子，终于感动请罪。梁师则观勉之、激励之，并为介绍兼职，终于完成学业。此一真实故事，的确感人，在课堂中或闲谈时，我最常提及此事，闻者无不因感动而对梁大师益增起敬，柳师作梅先生闻梁公如此海量，竟为之注目而动容也。柳作梅先生国学（文史哲）根基特深。现任东海大学国文学系教授，作者钦其品高学深，获其教益特多，经以三鞠躬礼拜之为师矣。蓝师又说清华园一则故事：陈先生（寅恪）指导甲生治中古史，某先生（姑隐其名）指导乙生治近代史，国外赠给出国深造奖学金一名，若经评选，则依成绩与依年次，皆应保送甲生，但某先生竟私下推荐乙生，及校方公告，同学始知，于是引起轩然大波，某先生至为窘涩；陈先生自此方晓此事，乃出而对学生宣示：“甲生治中古史，我可以指导；乙生治近代史，故以留学为宜；此乃我的意思。”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世人多知诸大师之学业特高，而其德业尤不下于其学业也；其风度固超乎常人，而其气度亦非常人所及。蓝师于传授诸大师之“道”外，又阐扬诸大师之“德”；列于其门，可算有幸；因为既因之而可随时省身，又因之而可随时思过；盖蓝师对学生“多见宽恕，罕见斥责”；既常“举历史故事以促其内省”，又常“喻时贤行谊以助其自觉”也。（东海历史研究所、祭蓝师文）

六、史德与史识

（一）史德

蓝师最异于常人的史德之一，便是多读少写，因为若将不绝对成熟之史见而轻易发表，其遗误于学子者，则不可以量计，此为最伤史德之事。所以蓝师治史，最注重“甄微订伪”详见蓝师撰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鼎文书局出版）。、与“考信纠谬”详见蓝师撰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序（鼎文书局出版）。；务要“摄取真相，忠实传出”，使读者亦觉如“生当其时，亲炙其事”（蓝师序王德毅著：《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如此，故蓝师于“精思”之外，最倡导“合读”。如：（王德毅先生所撰）刘恕及其史学与刘攽的史学贡献两篇，对二刘之史才史学，最富识解，若与德毅先生宋史研究论集初辑中之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合读，则可得以完整之通鉴学矣（蓝师序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盖唯有“合读”之后，始可“客观析辩，悉心斟论”（蓝师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例如范晔编撰《后汉书》之“书法类次”，所以特写“良工苦心”者详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蓝师则“合读”陈寿《三国志》与《后汉书》，取其材以排列比较；如：三国魏志、武帝纪：后汉书、献帝纪：

建安九年，天子以公领冀州牧。曹操自领冀州牧。

十三年以公为丞相。曹操自为丞相。

十八年策命公为魏公。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二十一年天子进公为魏王，曹操自进号魏王。

二十五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

群公卿士……奉玺绶禅位。列其表而上下对照之，则“比较之下，便知陈范孰为直笔”。故蓝师曰：“蔚宗之褒贬与夺，皆得实而公正，可觇其史德之高”。（蓝师撰《范蔚宗的史学》）蓝师此著，载《民主评论》四卷十二期（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出版）。案蓝师极重“史德”，故特由史德而论其“直笔”。

刘知几谓：“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诛，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正正篇）案太史公史记传公卿将相而外，余复以类相从，立儒林、循吏诸传；班孟坚汉书因之。而范蔚宗后汉书列传门类更多：计列传类有循吏、酷吏、儒林、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前三者皆因史汉所固有，后七者皆蔚宗所新创。对此，邵晋涵则不以为然，讥其“多立门类奚为乎”？（江南书录）而蓝师则认为“揆诸当代史实，最得体要”。因为：良以东汉尚气节，故创独行、逸民二传，以表彰幽隐；党锢之兴，善类一空，宦官乱政，汉室遂倾，此皆一代大事，理应分别列传；文人与学者迥异，汉书无文苑，故司马相如王褒之流，无法安排，竟置于普通列传中，蔚宗创为文苑，后世诸史因之，竟不能废；至于敦风教而传列女，记异能而传方术，例皆允当，当为后世所沿用。（蓝师撰《范蔚宗的史学》）案东汉风俗之美、节气之高，一向冠于史表，极为史家所推许，而范蔚宗尤能特创体局，以彰国光，又特蒙论史者之赞美也，如王鸣盛曰：范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社；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重独行（《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由其“贵德义”与“进处士”，以及“特表逸民”与“特重独行”数语观之，则益见蔚宗不独史德特高，其贡献于史德之绩业尤高也。蓝师最能认识其史德与弘扬其绩业。如曰：前代史家，具政治史观比较多；惟范氏倾向于伦理史观与文化史观；故详写东汉风俗之美，并推崇文学儒雅，颇能鉴马班之失，而匡正之。（蓝师撰《范蔚宗的史学》）蓝师之史评与史论，究竟高于王鸣盛也，盖范书之所以对宰相而“无多述”，对公卿“不见采”者，乃正是其重视东汉之伦理与文化，而鄙薄其政治也。诚如蓝师所云之旨，就此而论，则蔚宗则直较马班而上之。

由于蓝师史德极高，所以对于史德极高之史家，则极愿推崇之，其赞蔚宗“最为良史”曰：“由义例之善，可见其史学之深；由记事之得，可知其史识之高；由文笔之佳，可征其史才之卓；由书法之公，可验其史德之懋。”（同上引书）案：正因蓝师史德之高，所以极尽心智以由多方面描述史德者之史德；并尽力为史德者洗雪訾诋，俾后世尊其人、重其书而彰其史德。如蓝师曰：沈约《宋书·范晔传》，颇致訾诋，后世薄其人，遂亦轻其书。但据约宋书自序，称其父璞为扬州主簿，曾受宋文帝密嘱，监视蔚宗，常给蔚宗上报告，是沈范二家有无怨隙？约述蔚宗的行为，是否可信？都值得研究。清陈兰甫特撰申范一文（见东塾读书记），替蔚宗剖辩，足雪其诬，吾人对此不再辞费（蓝师撰《范蔚宗的史学》）。蓝师既读“雪诬”之书，又撰“雪诬”之文，则其忠于具有史德之民族前贤者，可谓周矣，至矣！设非史德特高之人，曷克致此？

蓝师不独愿为史家辩诬而彰其史德，更愿为历史上所有之贤者剖析驳辨，以期“抉诬正误”，俾得“各还其本来面目”。（蓝师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譬如唐贤李德裕本为“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之正直无党者（见唐卢仝撰：《玉泉子》），但史者多以朋党之罪魁以诬德裕，蓝师则为据史实以辩正曰：惟有名实久淆，积非成是之史实，殊不易辨正。如《旧唐书》牛僧孺传论，讥其不能“中立无党”，李宗闵传论，责其植党，《新唐书》牛僧孺李宗闵传赞则谓：“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是僧孺宗闵之为牛李党，已明著于史。但后世言唐朋党者，率以牛僧孺与李德裕为牛李党，几乎铁案如山，无可平反。清赵云崧心知其非，于陔余丛考中谓：“牛李非李德裕”，惜仅发其端，并未能详加辨证，使成定谳。汤承业教授，潜心唐史，洞烛隐微，覃思妙悟，创见极多。近撰牛李党考实，以明牛李党确为僧孺宗闵所缔造者，李德裕虽受其排击，亦曾报复之，但并非自组一反对党，与之抗衡，如宋代新书两党之对立也。（蓝师序汤承业撰《牛李党考实》）案此书之择题与撰述，皆在蓝师细心指导下完成者，所以此书虽系作者执笔，但其史德确应归奉于蓝师。

为期将古今民族贤哲之“学德事功，本末渊源”，详细编撰以彰其“学德事功”，并用以资滋后学者之景仰起效，而循踵以建其“学德事功”；所以蓝师颇倡年谱之学，与颇赞年谱之体。如：唐以前为名贤作专史，率用传记，洎自白居易自编年谱，虽已久佚，体实新创。及宋胡舜陟撰孔子编年，斯体益确立。而后作者渐多，义例渐精，逮至有清，斯学尤盛，古今名人，几皆有谱。盖传记只能作平面之叙述，而年谱则可为立体之排比，将谱主生平之学德事功，本末渊源，咸依时空序列，俾读者于其某时在某地某日建某业，皆了若指掌，且获知人论世之益。（蓝师序王德毅撰《王国维年谱》）凡是能蒙后世学子为之编撰年谱者，则其谱主必为“学德事功”之卓著者，后人藉其年谱而得以对其学德事功“了若指掌”，并可根据其学德事功而获得“知人论世”之益。则谱主与撰者皆为立德之盛业也，可知蓝师此意尤为其莫大之史德。

（二）史识

此所谓史识者，则兼指史才与史学而言，无史识者而妄图治史，则其作品最易犯着下列弊端：“或偏重义例而忽史实，或好聘迂论而史观不正，或妄效事增文省而去取失当，或小有补苴而规模不备”。（蓝师序王德毅撰《宋史研究论集》）蓝师治史之基本要则为：“蒐材之博，覈事之审，举证之确，裁断之公”。（蓝师序汤承业撰《牛李党考实》）由其史识而化成史观，所以其每课所授或每篇所述，均是“言不虚发，文不空作”。换言之，蓝师所授所述，必坚持两大要点：一为“能见其大”详见蓝师序王德毅著《撰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一为“尤多创见”详见蓝师序李符桐著《回鹘史》。。见其大与创见多二者，皆为蓝师之史识与史观，不包括蓝师之史学方法。兹就蓝师见得大与见得多者，举例略述于次，以言蓝师之“能见其大”，则为不以富强贫弱而论时代。如：返观秦代武力之强，旷古莫比，而政暴役重，四海愁怨，终招枳道之厄；隋氏库藏之富，前代未有，而饥民饿死仓城之下，不肯开仓赈济，致普天同恨，竟罹江都之祸。洪景卢谓：“秦隋之恶相同，皆得罪于天下后世。”洵千古至言，可见朝代之好坏，不能以富强贫弱而论，端视其政治之仁暴耳。（蓝师序王德毅撰《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案中国历史本有文化生命与政治生命、互相结合而依存着，富与强并不表示其文化生命的坚壮，宋代虽贫弱，但其文化生命较之秦隋为强，而由文化生命所构成之政治生命（国祚）亦较秦隋为长。可见宋代并不弱，秦隋并不强。蓝师之此“见”，非“大”而何？

第七章），正是符合蓝师之见。

第一章）

第一章）案中国之自然地势，“在交通不发达时代最易肇成割据之局”；唐代若不能统一本部，如何能够“国威远播”与“惟知安远”？唐代之所以异于晋代者，就是其“益重视南北大动脉之运河”。蓝师曰：“江河之贯穿既成，南北之沟通斯畅，打破横断地形，各财富区遂联为一”（同上引书）。此说虽可与全汉升先生所著之《唐宋帝国与运河》互为发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但蓝师“四大财区”之说，却是其特有的一大史见。

“能见其大”者，自必“尤多创见”，两者虽然相同，但同中亦有其异。盖前者凭其“眼高”，当然亦须“详核精思”；后者凭其“心细”，当然亦须“博览遐稽”。详见蓝师序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进而言之，前者就整体之史实以见其“大”者，故“论断”重于“分析”，后者就个体之史实以见其“多”者，故“分析”重于“论断”。以言蓝师“尤多创见”之处，则亦如其“能见其大”者，只能略举其著述以略述之。例如就唐武宗即位前对宦臣之认识与痛恶言之，则即位后势必“裁抑凶宦，削其兵柄”。蓝师析曰：唐代宦官之凶暴，以武宗所见为最多；武宗七岁时，其祖父宪宗为宦者陈弘志等所弑；十三岁时，其兄敬宗为中官刘克明所弑；二十二岁时，甘露之祸，其次兄文宗几为阉寺所废；二十七岁时，文宗崩，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矫诏废皇太子成美而杀之，立武宗为皇太弟，即皇帝位，士良等旋杀其敌党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是武宗生平，不但与宦官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且于宦官党派斗争夹缝中讨生活。（蓝师撰《会昌遗事》）原载《民主评论》第五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出版）。此虽为史实分析，亦无异于心理分析，武宗“雄谋勇断”，宰相李德裕“英伟强能”，其政绩是“君臣鱼水，几致中兴”。然而蓝师曰：“独于蠹国之宦竖，未加剪除，读史至此，不能无疑”（《会昌遗事》）。蓝师乃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以绎唐史，则历举四大理由以证会昌君臣“确曾欲裁抑凶官，削其兵柄”（详见《会昌遗事》）。唯阉寺的常势与常性“缓相攻，急相一”。（《新唐书·宦者传序》）所以“但鉴甘露之覆辙，未敢掉以轻心”。（见《会昌遗事》）

第一章第一节）若非蓝师之善诱与良诲，则不慧不敏而一如作者者，何以能够寻此门路而登此境界！所以每一思此，则益增悼念与益增感激也。

第，处处与关中本位政策暗合。有天下后，施政理财，建军开边，更悉本关中本位政策”。（蓝师撰《西安》七章一节）兹将其结论，引述于次：总之，自唐初至安史叛乱的前夕（618—755），一百三十八年间，所有兵制、内政、漕运、水利、开边、马政、屯田诸措施，皆厉行关中本位政策，并发展河西、陇右。更向西推进，遂造成关陇空前的富庶，国势也随之隆盛。唐太宗时，即已胡越一家，被诸蕃国共尊为“天可汗”，为中外共戴的大帝。高宗、玄宗皆封禅泰山，其仪仗之盛，礼文之隆，蕃王扈从之众，兆民欢娱之情（《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册府元龟》），堪称空前绝后。这种太平盛世，足证关中本位政策的成功，关陇地位因益提高。（同上引书）案蓝师此述，隐含三种意义：一为历代发展关中本位政策之正确，二为寅恪先生指出其关中本位政策之正确，三为因关陇地位之提高与重要，证明蓝师所云西安“对历代兴亡治乱的关系”之正确性，以倡导“开发建设”大西北、以“恢复汉唐时代盛况”也。（参阅本文（三）、著述与志业一）

第五届研究生，此函尚未发表。蓝师写给群弟子的导函极多，待整理蓝师文稿以出版纪念文集时，当普遍征求分类刊印之。但限于史料的“湮没不传”，又“不能无疑”（见蓝师撰《会昌遗事》），所以其晚年读史，则最乐于“深思”与“会意”。（见蓝师序汤承业著《牛李党考实》）凭其见识广与思路多，所以对于“史籍中不经之记载与夸张之史实，皆可一辨即明”（同上书）。关于此者，兹举蓝师之语于此：如国语及史记，并载有周厉王宫女感龙漦而生褒姒之事，设褒姒果生于厉王末年，中经共和行政十四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初，彼已六十余岁，幽王焉能宠之！况自夏后氏之衰，至厉王之末，历时九百余年，以液体之龙漦，岂能自夏都移藏商之毫、又历迁于隞、相、邢、殷诸地、而终藏于周之镐京乎？其事之不经，不待言矣。（蓝师序《牛李党考实》）细读此文，则知蓝师乃采层层剖析与层层驳辨之见识，而求取历史之真态实相，此乃就史料而论史实，全凭“深思”与“会意”的工夫。虽然国语与史记为信史之作，而蓝师对之亦“不能无疑”，终于得出“其事之不经，不待言矣”的结论。蓝师又曰：“至因推崇伟人，而夸大其事功者，亦最易考辨”。对于此，再举蓝师之言于此：如诸葛武侯六出祁山之说，流传甚久，世人习闻而莫之疑，且有取之入文者。若以三国志诸葛传及后主传核之，则武侯伐魏共五次，出祁山仅两次；后人喜谈六出，显将史实扩大！（蓝师序《牛李党考实》）本章第一节论及蓝师“史德”时，曾云蓝师于“精思”之外，最主张“合读”；在此又可得一结证，盖蓝师乃取诸葛传与后主传以“核之”也。不独应以合读的态度以研究史学，且学与思尤应结合；蓝师为“积学于书，得道于心”的高士，当然深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之精义（《论语·为政》）；而致力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工夫。（《论语·子张》）

七、风范与文章

（一）风范

蓝师之风范，见于日常生活之中，看来似乎容易写，其实最不容易在其平凡之生活中，写出其不平凡之风范。蓝师之赞栗天雄先生曰：“无以为颂，谨述高风！”（《东北文献》六卷四期51页）可见蓝师最重视人的风节之高，今若以此句而述蓝师，确属最为恰切。蓝师逝世后，马融先生益增其“钦仰不已”之忱，来信悼赞蓝师“风义之高，学养之纯，情性之真”；而誉为“今之古人”马融先生字啸风，辽宁人，住台中市卫道路九十一巷一三三号之一，现为私立静宜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马先生之前后数函，将来亦拟收入纪念蓝师的文集中。。马先生所谓“高”、“纯”、“真”三者，究为空赞？抑为实誉？兹就徐复观先生的“领略”，摘述一段证之于次：……其中来往密切而又属东北的，一是霍战一先生，另一便是蓝先生，他两位的性格并不相同。霍先生豪迈，而蓝先生沉寂；和霍先生见面时，多慷慨激昂地谈政治；和蓝先生见面时，则常低声细气地谈学问，尤其是谈他专门名家的史学。霍先生有时约集诗书名家于一堂，兴高采烈地请客人赋诗作画，吃东北的酸菜火锅；我则一无所能地东看看，西看看，等着白吃。蓝先生也有时由年龄较蓝先生为长，而身体则异常结实的夫人，亲自下厨，弄七八样家常小菜，约五六位喜欢读点书的朋友，娓娓清言，除学问外多及于学府中的掌故。两种不同的气质，使我领略到两种不同、而都使精神得到暂时解放的人生境界。（徐复观撰《悼蓝孟博先生》）徐先生不愧为文学史学兼臻上乘的学者，其用“娓娓清言”四字写透了蓝师的风范，亦写活了蓝师的风范。案蓝师的此一风范，酷似陈寅恪先生；徐先生更以“低声细气”四字以描述蓝师的意态与神采，如此，令人在蓝师身上看到寅恪先生的“复活”，而蓝师的此一风范亦确乎为陈先生的“化身”。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又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在蓝师的生活中，的确表现了此一旨义，除掉喜喝清淡的香片外，几乎无何嗜好，其人生之最高旨趣，端在“追寻孔颜之业，传述梁陈之风”。在其衣食起居之中，完全漾溢出中国书生的本色，自己设计的服式，胸肩之部则几乎“中正装”，腰腹之部则几乎“中山装”，虽然上下各有一对大小衣袋，但其不着袋簷，而采取敞口型者，显得格外宽容与大方。蓝师以之为“春秋装”，学生则呼之曰：“孟博装。”冬天则是师母亲手缝制的蓝色长袍一袭，在其修长瓌（瑰）玮的身躯上，罩上宽厚的蓝袍，再衬上蓝师规则中而带有韵律的步伐，真是望之“俨然”而庄重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乃是名副其实的蓝先生。（参见《书和人》半月刊二九期：《蓝文徵先生》）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卧房兼作书房，若不是历史研究所历届研究生背地里为其订购一座铝制书厨，以代替其来台之初用粗木自制的书架，蓝师绝不肯轻易更新的。所以其那古老的书桌虽然陈旧，但与之依偎日久，则旧书桌似乎产生灵性，凭灯伏案而面对古物，蓝师亦似乎最易产生灵气。为其“老学生”者，“登堂”之余，偶而亦可“入室”，在一片“古色”之中，仿佛可以嗅到一种“古香”之气。不能“寡欲”的人，岂能“养心”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而不能养心的人，又岂能在“陋巷”里以享受读书之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唯有真正“寡欲”的人，总能长期生活于“沉寂”之中，而“沉寂”二字，亦正是“寡欲”的最佳写照。所以徐复观先生用“沉寂”二字以悼述蓝师（见前引《悼蓝孟博先生》），乃是最简洁的透心之笔。人若不能“沉寂”，哪能做学问？唯蓝师能守其“沉寂”，故能以“笃志守寂”嘉勉后学者。（蓝师序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寂中之乐，唯有守寂之人始可享到，若不是五年前，由同门大学长戴玄之老兄购送一台黑白电视机，蓝师绝不肯为耳目之欲而轻易破钞的；换言之，老先生以七十之高龄，才始于电视机前以开其“从心之欲”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在此应为一述者，即蓝师母亦颇能与蓝师同心守寂。在先，蓝师于每晨洗漱与入厕之后，则必“恂恂然”以独自散步论语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乡党篇》）。，傍晚，则师母陪同逛逛校园。兹后，则逛过校园后，则看看电视联播的新闻节目，有时也看看古装连续剧，但老师与师母最嘉赏者，则为“万古流芳”，或抗日反共的写实片。因为此为一部教材，看过以后则必藉之以教诲其子孙或学生。

玄之兄之敬师爱师，似乎出之天性，确乎出之至诚，其特赠之高级毛料地毯一席，蓝师虽收之，但却卷而藏之，并非不需要，但以此时此地，不宜用此。其常赞美魏征虽为“贞观之治”的盛时宰相，民虽富而相府颇简；又常称道张道藩先生贵为立法院长，但住处之平朴一如平民无异。为恐被客厅的光面地板滑倒，则贱购稻稭地毯以铺之；所用的沙发，乃以用过的面粉布袋缝制而成，内充以揉过之稻稭，盖取其“卧薪”之义也。此一“稻稭沙发”，既清惊，又舒适，就是坐此，蓝师“循循然以诱人”；亦就是坐此，而令学生“欲罢不能”颜渊喟然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沙发尚且稻稭揉成，则其家景可以概见矣。家虽如此，而蓝师却至为满足，常以朱子之语自勉自慰曰：“慊心皆乐事，容膝即安身。”诚然，无论房舍如何、装设如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参见《东北文献》六卷四期：《痛悼蓝师》）

若问：蓝先生长在低水准中过生活，则乐从何来？趣由何生？应之曰：人能“苦其心志”者，则心志最乐；而“生于安乐”者，则其内心最苦。（参见《孟子·告子下》）试想：蓝先生神游古代，而与圣贤豪杰游；心入史中，而与圣贤豪杰友；则其趣不可语，乐不可言；何寂之有？又何苦之有？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尽心下》）引伸之亦可曰：“充实之谓乐。”质言之，唯有充实之乐，乃真正之乐，亦为常人所不得其乐的乐中之乐与乐上之乐。与古人游与古人友，则是何等“充实”？并且以古人之心进入我的心，以古人之意合于我的意，此为何等“光辉”？此为何等“伟大”？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天。”（《尽心下》）所谓“乐在其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论语·述而》），所谓“不改其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即此之谓也。何况蓝师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又是二乐也。（《孟子·尽心上》）每当王德毅先生等之致其一函，王大任先生等之赠其一诗，蓝师则或乐为出示、或乐为展示，皆悠然以显其内衷之乐也。当其60岁的大弟子，李符桐兄等之由台北、金大成兄等之由台南，远来台中以登侯请益时，老先生之心情，只能说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二）文章

蓝师之书法浑厚方正而隐有内蕴之力，颇有颜柳字体之风韵与神髓。若以文章为风范之缩影，则字艺乃心性之造型；是以蓝师之文章，正如其风范者然，虽无司马迁扬雄若“怒流出峡”之气势，奔放两千年仍然高波壮阔，但其用力苍古，追法周汉，虽似韩愈而又非如韩文之驰骋，虽似陆赏而又非如陆文之严正，其简短捷畅而述事透辟者，乃其自得之文章风格。如：马对人类既有极大贡献，而又能影响人类历史，宜人类对马之重视、爱赏、训调、养护、无微不至。故在易卦以马属乾属金，在时辰以马属午；诗三百，咏及马者，四十余篇。三代以还，欲强国者，必修马政，相马有名家，御马有良工，调马有专业，医马有成书，所以爱护者万方。至于学人词客，或赏行健，或重骥德，形于文赋，咏诸诗歌；篇什至富，不胜枚举。（蓝师撰《〈韩玉符骏马集〉序》）蓝师之文章，虽然少染“卷舒变化”之柔靡美，但却“内充典雅”纯实之康壮风；其能不加饰语，不附藻词，而以简捷之文字，写出深长之语意。如：皇华之咏，著于毛诗，行人之官，肇见周礼，春秋会盟，其任益重，秦汉以还，斯职尤备。良以星招出疆，系国荣辱，以安社稷；或临难不屈，声震绝域；史乘所载，班班可考。（蓝师序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兄最杰出，资禀渊冲，体局贞固，器识弘通。……遴入议坛，谟远猷崇，避居台岛，策动反攻。每抒谠论，发聩振聋，著书讲学，清望弥隆。欣逢七秩，矫若乔松，何以为颂，谨述高风。（蓝师撰：《栗天雄七秩寿颂文》）案前者写史实、明治理，似类骈体，文中所溢者为春秋大义；后者抒道义、彰高风，乃为韵文，文中所滋者为胸中真情。蓝师以其厚重之文笔，虽不善于“卷舒变化”，但上举两文，却是同一形式，而两种格局；同一表达，而两种实质。若其写今之朋友而单依骈体，写古之行人而反用韵文；读之则意境不存、面目全非矣！蓝师文笔之高、文章之盛，在此可略略窥见之。

第二书》）可见文章以写理为主，又可想知：所谓“非常之文”者，乃是加工杰作，亦即唯其加工，所以成为杰作。而蓝师之文章，往往不需加工，即可写出杰作，亦可谓“以平常之文，通至深之情”者。兹举其在一周之内，连致作者之两函各一则于次：希多住些日，使医详细检查，彻底治愈，至要至盼。校内一切琐事，望勿萦怀，务使心中清静，一尘不染，豁达清明，精神愉快，病即易愈（民国六十二年九月八日）。

惟治病在医师，养病在自己，务请忘尽一切琐事，屏除所有杂念，达观愉快，实现道学家心斋坐忘境界，则清恙当可加速痊愈。新鲜空气最能福人，疗养中尤所需要，盼多吸收之（民国六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两函之文字，乃纯朴无华；惟其纯朴，故其语重；惟其无华，故其心长。故曰：“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唐文粹》卷八四《杜牧答庄充书》）盖文章的写者，乃作者本人；而作者即在文章之中。因蓝师有道家心斋坐忘之素养，故能经常保持“豁达清明”之素怀。以此言之，则文章不独为撰述作者之人，而且为传达作者之心；唯其如此，则作者之心始可进入读者之心，与变化读者之心。

文品之上下，在乎人品之高低；换言之，全在于文义之厚薄，不在于文笔之工拙。所以棘子成曰：“贸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然而文章之功效，则在于载道与弘道，所以既须普及当时，又须流传后世，而欲其“普及”与“流传”，自须辞义并茂，否则，必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蓝师之文，虽不欲普及而必普及，虽不欲流传而必流传；盖其文景衬乎文义，而文义蕴于文景。要而言之，其作品恰是“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再举蓝师手函一则于次：奉十五日快翰，藉悉东海研究所诸君谋祝贱辰，焦灼殊极。际兹国步艰虞，世难孔亟，满控尤愤，何心言庆，况生平寂静自守，力避声华，热闹场面，实最畏惧。弟知我甚深，盼体区区素怀，敦劝研究所诸君子，寝其厚议，则兄受惠之多，远胜于琼筵华设也。至以为请，至以为请。师大诸友，提议已久，托人代请，遣人敦促；兄皆恳辞力谢之矣，当不至强兄所难也（民国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案蓝师最忌诞辰之日，盖以其为母难之日也。所以蓝师最怕祝寿，亦从不祝寿。长年不知岁方为真寿，若年年以寿为祝则何得为寿？“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之意义，正是如此。此乃蓝师七秩晋五大寿时，东海史研所诸君以我为所长，共推领衔祝贺，因素知蓝师之恬淡天性，乃奉函代陈诸君之意。诸君之诚，蓝师深知，照理应该“欣喜万分”，何至于“焦灼殊极”！仔细读之，此函最富文情，最饶文义，其励人者殊多，其感人者殊深。然而在蓝师者，不过从心出之，信手写之。可以说，不欲载道而道自生，不欲为文而文自成。

蓝师之文章风格颇似欧阳修，而其所据之义理则同于范仲淹；以其笔下“外力”之工，与文中“内力”之强，则最能“以鼓天下之动”，“以垂天下之志”。然而，是否蓝师只长于写义，而拙于写景？应之曰：只可说蓝师写义之文章多，写景之文章少。若因此而以为蓝师只长于写义与拙于写景，则不尽然，亦不敢断言。因为胸中无义自无从写义，而触景生情自易于写景；两相比校，则写义难，写景易。既能易于写义，又何难于写景。兹举文例于次：山水近法松雪叔明，遥宗摩诘北苑：层峦叠嶂，远峰重汀，曲折深邃，尺幅千里；非博览古今名书，多游九州山水者，曷克臻此。花卉钩勒细致，傅色妍鲜，迎风承露，韵致绰约，折枝异叶，摇曳婵娟，真欲夺冬心之席，上与徐熙并辔。所作翎毛，翔攀饮啄，嘤鸣戏舞，俱栩栩如生，曲尽其态。至各色牡丹，尤风华秾丽，将“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神情，悉为传出，堪称独步（蓝师撰：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

郎氏（郎世宁）取蒙古马作百骏图，摹准噶尔所贡大宛（种）马作八骏图，行笔工雅，傅彩高华，形态酷肖，神韵生动，机夺天工，旷古无俦。论者讥其“缺乏意境，不耐久看”；斯乃门户之见。设将所作，悬诸国门，其精神姿致，谁能为增减一笔？其颜色浓淡，孰敢为改易一分？惜其风格崇嵚难学，继起者鲜。近见玉符先生骏马集，铺钦其善于体物象形、据实傅彩，铺叙巧密，用笔雅洁，身段匀称，神韵煜耀，处处于郎氏契合。（蓝师撰：韩玉符《骏马集》序）蓝师之此作，乃大手笔也。先道包氏之“近法松雪”、“远宗摩诘”；又述郎氏之既“取蒙古马”、又“摹大宛马”。盖其重学统、重师承也。骈文中则托衬诗意。诗意外又描述画工；掌故了然，用典允当。并且，此一文中有诗，与诗外有文之文体，则似赋非赋、似词非词；花为静物，却以“迎风承露”之语以写其动态；马为动物，却以“身段匀称”之文以写其静态；其文可称之为“奇语”；其文可称之为“奇文”；此一大体裁，姑可称之为“杂体”（参阅杨时《杨公笔录》）。写“杂体”之大体裁，自非大手笔莫可，何况蓝师所写，更是大体裁的上乘之作；盖其虽或类于姚鼐的《登泰山记》，却不似此记之散漫；虽或类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似此记之严整；盖蓝师此文有体有象，有静有动，体象在交映中显出其参差美，而动静在调和中又显出其秩序美。文中处处在动，而动中有其四平八稳之概；又处处为静，而静中有千姿百态之象；虽为点缀之形式，却是组合之整体。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基于此义，所以不敢辞以谫陋，特多做阐述于此。蓝师有知，固必谅我；同门阅之，亦愿正我。

八、感恩与痛悼

（一）感恩

十年前，严归田（耕望）老师为选定“李德裕研究”之题以撰写博士论文，因钱宾四老师之提示、萧一山老师之推荐，则趋请蓝师为指导教授，蓝师只允义务指导，坚不接受名义；且曰：“虽尽义务乃真指导。”说罢即将我事先寄呈之硕士论文，剴切指出其优点缺点，并将“李德裕研究”之大纲大节，为拟一原始目录，又指示论文重点与研究过程等，以表明其虽尽义务，但却真负责任。我思之既久而不得其解的许多难题，一席之诲，则愚结顿开，经过再三坚请与坚辞之后，我说：“老师若一定不肯垂允，则只有烦请刘继洪老师与邹景苏老师再为写信，而生当另行捧函登门叩请也”。蓝师不愿劳老友为其写信，又似以我为诚，乃勉强签字；世人只知考学难，孰不知求师尤不易也，见邹师，邹师欣曰：“如此最好，我原拟相约带你见他，得蓝先生指导，当可如期毕业”。及呈报校长发聘时，季洪师笑为贺曰：“真不容易，你能请他指导；此人师道特高，根基特深，又极重义气，在患难中助我太多了。”

蓝师除为评介史料用书与旁征用书外，更于每章论文撰写之前，先于研议，所以则两周通信一次蓝师之手札，皆妥为保存，将来辑于蓝师之纪念文集中刊行之。，每月见面一次蓝师住台中市，或赴立法院开会，或应聘主持考试，每月至少必往台北一次。，若稍稍逾时未奉函或未见面，蓝师则必“至为悬念”且“不胜怅然”，因之而驰函见询，爱心溢于纸上。如：尊夫人生男抑生女？半月来至为悬念，大札未提及，不胜怅然。兹汇上新台币一千元，薄备令正进补之需。以吾人之风谊，弟应以哂纳而勿辞，如再客气寄还，则今后兄将无颜见弟矣（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案此乃因内人生产期间，家事较忙，以至引起老师的垂询，无特别事故，总定期通函与见面；时间常是下午四时或上午十时，地点常在立法院宿舍或会客室。如蓝师函曰：近来火车常误点，何时到难预知，请勿蒞站相迎。惟盼于下午四时许，驾临立法院宿舍，有两小时功夫，足可畅述也。（民国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兄拟于本月廿六日在立法院参加会议，请驾于该日上午十时许蒞立法院会议室相候，以便晤叙（民国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由下午四时谈至六时，上午十时谈至十二时，则正是吃饭时间，老师怎肯接受学生招待。“你是学生，又未兼差，哪能由你请”！老师话毕，工友老赵即为端来客饭，原来老师早有交代；每次领教之后，而又领餐。若老师偶尔逾一月而不往台北，便必面召来台中小聚。老师母则必然为之忙碌而辛苦。其回程之莒光号车票，则式恕师兄早已奉命为之备妥。整理师函时，我就难禁其因感激而啜泣，及写至此时，更不由得泪水之夺眶也。

蓝师写给的每一封信，虽为私函，但却皆为出于公心的大爱。吾常不忍引以为私者，每遇同道士友，辄愿展示之以分享师恩。对于做人处世之道，则多为面诲之，对于读书撰文之要，则多为函教之。兹再摘述老师长函中之两段于次：总之，无论做政治论文或史学论文，皆应多集资料。多举证据，指出关键所在，阐明因果关系，理由要充实，文辞要周延，方能站得住脚。若多发空论，词繁理绌，何异太阿倒置，授人以柄，不可不戒（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总之，有一份史料做一份文字，得确实证据再下结论。不浪费笔墨，以节省时间精神，俾得轻松心情，将写竣各章多校改几遍，成为定稿，先交付写印（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夜）。案两位导师中，萨师（孟武）偏重义理（当然亦不忽视考据），蓝老师则偏重考据（当然亦不忽视义理），于每章撰写之前，将拟写此章之大义，登陈于两位老师之前，写成一章，再分呈两位老师翻阅修正。其仔细的程度，不惟逐字逐句，甚至连一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则其中数章的某段文字，真是老师为之涂而代写，且其中某处的数页文字屡被老师毁而退稿。（汤承业著《〈李德裕研究〉自序》）蓝师对运用史料之要求，尤其严格，对两唐书的取舍尚各有分际，当然更不容许取通鉴以写第一手资料者。如蓝师曰：《旧唐书》在宣宗以前之本纪列传皆可读，《新唐书》表志皆佳。《通鉴》引书甚多，其引两唐书者，必须核对出来，引用时注明两唐书某卷，不可用通鉴。通鉴采两唐书以外之史料，或融合两唐书诸记传而通述综编者，方可引用之（民国五十八年八月廿七日）。引用史料固必要求谨严，其对“用字铸词”，亦必要求“清纯”与“平实”，如蓝师曰：尤有进者：（一）文体务要清纯一致，除引书是文言外，自己行文万不可文言语体相间；（二）用字铸词，宜选熟习通常者用之，生硬费解而牵强者总宜避免，如“钦景”“功彩”“扬马”“委妙”皆有可商；（三）立论贵平实，不可偏激，如此评司马光太过火，恐将引人反感（民国五十八年十月廿二日）。甚至对于如何“详读”史籍以蒐集史料，与如何“抄录”卡片以归纳史料等，都为一一写出；尤其对于节时省力之途径与要则，也都一一为之写明。如：做卡片，每条宜归纳大意，先立一标题，然后抄录原文，注明某书某卷。《李文饶文集》宜详读。为省时省事计，做《文饶文集》、《两唐书》及《通鉴》卡片时，文字无多者可全录之，文字过多者则立一标题，记其卷数及起句止句即可，待起草时再据卡片抄录原文（民国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此固然为师德，亦为师恩也。古人云老师为人之第二父母，如此老师，真与父母何异？想式忠式恕两位师兄在“庭训”中，所受的教益亦不过如此。

论文中的每章节与每句每字，都不允许轻心轻意，面对于整个论文的“引言”与“结语”，老师又特嘱经心与经意;其文字既要“精彩生动”，使人有“好印象”，又宜“简炼有力”，使人“驳不倒”。如老师曰：尤其“引言”章，开宗明义，理论要周延，事证要充实，文字要精彩生动，使人一见即有好印象。

“结语”章，只就各章研究的结果，分项分目一一列出，文字亦简炼有力，观点宜中正，理论宜充实，使人驳不倒，方能站得住（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为使文字之“精彩”与“简炼”，这两篇乃是几经修整与几经润饰者，亦可说是往返最多的两篇。对于此者，萨师与蓝师乃同一观点与同一做法，真佩服老师由爱心中所产生的耐心。

第一章“引言”中，应有一段将德裕生平，作一简要的提示，文字宜浓缩有力，八九句或十余句即足；换言之，即传略的传略，使人一见，便对德裕一生事迹，留有深刻印象（民国五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写长篇的大文章，其文字应该平铺者即平铺之，应该浓缩者即浓缩之；端视其义理与节情之不同而作起伏的斟酌，并非前后一律而一成不变者。惟其欲以“浓缩有力”的文字，而撰写“传略的传略”，则属于深厚的文学工力；老师虽然教我特多，而我则获益特少，盖此乃长期工夫，断非一蹴可及者。

由牛僧孺勾结叛藩的罪状言之，则牛与李（德裕）之间的是非邪正，可一言而论定矣；可惜我在撰写此章文稿时，正缺此一论据。老师退稿命我补充，答以旧传与通鉴等书中，皆无是项资料，蓝师曰：“我虽说读《旧唐书》以纪传为主，读《新唐书》以表志为主，但此书却载于新书牛传中，所以非对照阅读不可。”诸如此类之教诲，不知多少，以前我常惊奇老师记忆力何以如此之强，以后才知道老师指导论文时，乃与其导生依着进度一同看书。不独一同看书，犹为抄寄珍贵史料。如：又检四十余年前，读书时所作札记中，有关唐武宗李德裕之信仰与禁诸外教，及图削宦官兵权诸事，抄出先寄上。

禁外教尚有些史料，容续抄毕，再行奉寄（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昨赴儿子式忠寓，在其书架上，偶发见兄四十余年前所做之读书札记数册，顺手翻阅，见有刘蜕赞美武宗禁佛，及孙樵谏宣宗复佛寺两条，乃携归录于别纸寄上，以备列于大著禁佛章之后（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作者之不敏也不慧，而能于三年中获得毕业者，如今可见其理由之所在矣。如蓝师者，则指导一位研究生已很辛苦，真不知道同时指导许多研究生者，其究竟如何指导？蒙蓝师器爱如此，诚不敢一息或懈。亦正因我深知做指导教授之难，所以我始终畏谨，不敢轻易答应为指导教授。在此亦寄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邬之元君，务请谅解我再三恳辞为指导教授的内衷。

蓝师除与导生“一同读书”、与助导生“抄录史料”外，并时时思考与时时推敲，虽经翻阅过之文稿，蓝师仍在思考中求其文理之捷畅，在推敲中求其文字之确凿；偶觉不妥，则书于纸上，关键处则为写信订正之，细微处则待面嘱修改之。若是标题不妥，则务必专函商榷之。如：兄前所拟之“策名京华与历典州镇”标题，近来思之，仍觉不妥，若再改为“历仕台省与出总藩牧”九字，不知可用否？请弟斟酌修改之；否则，请仍用弟之原标题为宜（民国五十八年二月三日）。此不仅为“负责任”是已，仍是“尽道义”也。因为吾蓝师不独于责任之外而寻其责任，并且于其道义之内而求其道义。以论其细心之至者，不但对于论文的细节随时整饰之，考试之前，更对仪容等细节多所检点。如：兄与典试之末，已有多次，仪式庄重，但并不严肃；请于应试前夕理发沐浴，睡眠充足。届时以轻松愉快、雍容大方出之。过关最易，万莫紧张（民国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蓝师之指导，乃既导其学业，又导其仪节；换言之，乃既重其学，尤重其品也。盖蓝师常说：“若心中无义，何以学春秋之大笔，写春秋之大义？”此即所以为“师者”，其“传道”第一，而“授业”次之也。

通过教育部口试之初，楼文渊兄与曹兴仁兄曾先后邀我供职于行政院，蓝师曰：“毕业之时，正是真正做学问之始，应先在学校里藉教学以相长，充实之后，再由学界进入政界。”诚然，学而不优，何以为仕？以东海藏书特富，乃荐之来此。在此对于读书与教书的各项要则，又多领受其随时的教益。民国六十二年，蓝师即迭经恳辞，校方亦迭为恳留，无奈蓝师乃与约续应聘一年。迄六十三年，乃退奉聘书，如约回家。为其徒而蒙其恩者，最不忍老师离校下山，蓝师曰：“我之引退，实关出处大节，焉有不知止而仍可为人师者。”蓝师为立法委员，在东海大学只以“客座教授”之名义任教，不肯接受其“专任教授”之聘书，所以其只谓“引退”，不云“退休”。盖蓝师任教东海十七年，未领分文退休金也。老师退休之前，我也因长期失眠而患“声带充血”，其“喉咙红肿”者，最忌教书之振劳，在台北住院疗养期间，老师既为济款，又曾探慰。虽令人不忍，却又不能不受。如：顷奉藻翰及所附汇票一纸，甚讶相处如此之久，相契若是之笃，而知兄竟不深。犹视同外人，过分客气也。盖普通朋友，尚有通财之谊，况吾人情同手足，甘苦与共，弟有急，兄宁能坐视！用将汇票随函奉上，务请取用，俾兄心安。如有不足，当随时相助（民国六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病假将近届满之际，蒙学校当局之体念与垂爱，与蓝师商定聘为兼代历史系与史研所主任，如此则在职养疾，避免留职停薪之虞。蓝师许久的担心，至此始得放心，乃致函以告：兄早即有此构想，待至寒假犹不能实现，便托黄季陆先生邀驾修国史，只编不讲，利于养喉。今既主系所，每周授课三小时即可，愈于馆职多矣。请弟以理智节制热情，对任何人谈话，概不超过三分钟，以使喉疾早痊；至要，至要（民国六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当时真不该应聘兼职，而应径请入馆修史。盖老师引退回家后，健康情形即日益下减，其学生主持史研所，老师则念及请人不易，则抱病为之指导、为之授课，虽然依于其客厅之沙发而讲授，但其体力亦常不支而气力亦常不继，然犹深深一吸气与重重一振肩，继续授课，不可辍息，我则屡请下课，老师却含笑不允。尝闻老师说，太老师梁任公先生逝世前，即有如此光景。案梁太师乃积劳成疾而缩其天命，蓝师是否亦因过劳而致其入院不起？果如此，则其蒙恩之学生获罪大矣。缅怀往事，心情不堪，一面拭泪，一面撰写；念及老师“知止”而后方可“为师”之明训，则蓝师逝世后，我即提出书面辞呈以坚辞与恳辞矣。

（二）痛悼

民国六十四学年度上学期结束时，我即率领研究生赴台北就萧一山老师、陈槃庵老师等，几位年高德重而不便远行的老先生上课，行前趋台中市福人街一一号向蓝师辞呈，师母告以老师又住院，且不能多见朋友。乃以急切的心情，带同其最后指导的研究生邬之元君，提前赶往“荣总”探望。虽然病房已安置急救设备，但老师仍然心情轻松，在欣慰中与谈两个小时，在谈话时，医师曾数度进室为量血压与听心跳，表示并不乐观，叮咛不可洗澡。蓝老师虽然心里明白，但却含笑颔首，雍容坦然；看老师之态度宁祥，我则认为当然无大碍；谁知这两个小时的诲语，竟成遗言。寒假在台北的课业结束后，我竟因于疲惫紧张中被寒风侵袭而病倒，本想在退烧后再到“荣总”探望老师，岂料竟在重感冒的卧息中接到邬之元的限时快信：“蓝老师在荣总之教诲，犹历历在耳。……悲痛不已，痛哭终日。”病中未及阅报，不知蓝师已归道山。于是急驰“荣总”，查询不着，乃于办公室中拜托王永和兄助接长途电话到台中，因心情之怆与动作之侘傺，致引起办公室中先生小姐们睽睨相视；此际，并不感到当众流泪可耻，及与式恕师兄接语时，已是唏嘘呜咽、不能成声矣。

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届研究生以悲痛的心情集会商议公祭仪节，起立默祷之后，无异议通过全体跪拜，并佩黑纱。黄素华同学因迟接通知，未能与会，其在电话中请询决议情形时，则己嗷啕嘶哑，难辨其音。公祭之日，蓝师的老学生皆多长跪叩首，史研所全体同学尤皆集体跪拜痛哭，亦有所外人士参加跪拜行列以痛哭者。据于灵堂所摄之照片显示，史研所毕业者亦有一二人未参与跪拜，所外人士而参加跪拜者，有仲伟烈君与张天佑君等多位。蔡学海君踧踖屈膝，捧读祭文，其颤颤觫觫，喳喳啜啜，乃一字一泪。其祭文曰：维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主任、学生汤承业率历届研究生叩祭于蓝师孟博先生之灵前曰：吾师性情最温和、而意志最坚强，风格最宁静、而作为最捷畅；家虽贫犹负笈于东瀛，学初成即效命于祖国。游学中接运陷区青年，执教培育来归学子；冒惊险屡达使命，尽劳瘁妥善安置；一心为国储才，立志复兴中华。视弟子如子弟，擢后进继先进；命脉所系，道统所宗。呜呼！吾师所立之功虽为无形之功，吾师所建之业却是千秋之业。

比来台湾，吾师虽藏身而仍不忍不献身，虽养性而仍不容不尽性；课堂所授乃中国文化以传其道，客厅所辟乃共产之说以解其惑；论道则必依经典，辟邪则必析事理；对治学之要则随时指点，对处事之方则随时解说。老师博我约我，谆谆然不厌不倦，学生仰之赞之，循循然益坚益奋。闻其道而励我志，行其道而增我力；吾师既经师又人师，既立言又立德也。

既尝见其洁身自爱，则告吾师一尘不染；又常见其挺身助人，则知吾师一腔热血。唯大儒为能行止有制，唯醇儒为能进退有分；由言教则知我祖宗遗产之丰，由身教则见我文化结晶之光；盖吾师既深领孔夫子孟夫子之大道，又兼采梁太师陈太师之所长；故能传清华之学风，建东海之典型也。

学生有过，则举历史故事以促其内省，或喻以时贤行谊以助其自觉；多见宽恕，罕见斥责；唯宽之而不放纵，恕之而不姑息。近年来吾师心衰肺弱，体力大减，讲授稍久，即感不支；然犹深深一吸气，重重一振肩，继续教诲，不肯辍息。感此大恩，生必充实生命，念此大爱，生必创造成绩。噫！为吾师之徒者，自知任重而道远，自知谨言而慎行也。谨此奉陈告慰，涕零不知所云，灵兮归来，鉴此赤诚。呜呼痛哉！伏维尚飨。此祭文为作者所作，因作者已以三拜之礼拜本校国学大师柳作梅先生为师，文稿曾呈请柳师代为修正，柳师思之者再，认为文中所述，皆为真情与实情，不需更动一字（此文曾载于《东北文献》六卷三期）。公祭时，蓝师之老同学栗天雄先生、卫聚贤先生等，老朋友萧一山老师、刘季洪老师等，分左右坐于前排，皆为哀痛填膺，惸感堆颜；或为掩面，或为掬目。盈厅之亲友，无一走动者，亦无一交谈者；此情此景，蓝师若知之，当可欣然而去，然犹不忍离去也。师大教授蔡英藩先生为之撰稿投于《中央日报》，政大教授王大任先生为之修书投于《中华日报》；伦谊之弘扬，与师道之振兴，此时此地，彰显无遗矣。

其更感人与更动人者，则为十六日晚间行“大殓”礼时，学生们皆自动依次叩拜，一一屈膝，一一伏地，或唏唏而自饮，或咷咷而仰呼，凄怅中流露悃愊之情，怆恻中泛映悱愫之意。郑钦仁兄为之三拜九叩，戴玄之嫂为之缟袍缁裳；邬之元君哭得最恸，黄素华君眼都哭肿。虽然蓝师家属一再辞谢“守灵”，但仍有多人彻夜不眠，直至天明。关逸生兄因公未能参与公祭，但在家中设灵位而率子叩拜关逸生大学长名中，为台湾省立彰化高级中学校长。，金大成兄由台南奔赴台北，再由台北执绋于台中。金大成大学长名铄，为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护灵的亲友与学生，满满两车，远由台北，缓送台中。范传培大学长等在中市主持路祭范传培兄为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满广信大学长等在墓地迎灵满广信兄为私立逢甲工商学院文史教授。；其缩寝减食之内衷，见征于瞢目悴容矣。罗云平校长与谢明山校长亲率两校同仁登山与祭蓝师陵墓于台中市郊之大度山麓。，直至蓝师灵柩安葬，方在赞谈中离去。

作者立意撰稿此文之始，直至脱稿之今日，足足两阅月时间，一则需蒐求蓝师之作品，一则需透读蓝师之著述；虽不敢求快，又不得不急也。凭灯握管，端坐凝思，常觉蓝师之神灵同在，既是一种憧憬，又是一种怅惘；直感到老师之灵像“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中庸》十六章），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论语》子罕）。蓝师身前则何其平凡、何其平实！身后又何其光荣、何其哀荣！其幸也，得由蓝师而领悟儒家之义旨；又幸也，得因蓝师而领受清华之学风。故我挽蓝师曰：积之于书、得之于心，公本真儒，最能寻孔颜乐处；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惭门下，敢云接梁陈薪传。（民国六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撰于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

附录三：蓝文徵先生大事年表

附录三：蓝文徵先生大事年表1901年，旧历八月十三日，生于吉林省舒兰县。

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后文省称为“碑文”）云：“孟博诞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子时。”有关蓝先生家庭情况，《碑文》亦有提及，云：蓝家先祖乃春秋战国时楚公子斖，尝为蓝尹子，子孙遂因而氏焉。战国时，有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后裔，子孙向晋北分布，世居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氏东迁之祖。成之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又东迁吉林舒兰，子孙繁衍，长房居住东屯守祖茔，供家谱。其余散居大丰沟等地，置产建业，并称小康。其祖父桂起，字西山，通经善算，经常着闻，增良田至三千余亩、山林六平方里，重修住宅，一门和睦。其父廷璋，同治十三年生，为人刚毅，乡里称贤。其母李氏，闺名秀淑，出自南站书香门第，善于治家。

蓝先生高徒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兼论蓝先生的学术思想》（后称“学业与道业”），亦描述其家族史，云：蓝先生先世于春秋时为楚公子斖为蓝尹子，子孙乃以蓝为姓……战国时有中山国大夫蓝诸，子孙向晋北分布，当为蓝先生先世之始。蓝先生先世居山西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年间，有蓝成者，始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家东迁一世祖，传子琏，孙亨，皆居其地，宗派蕃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东迁吉林舒兰县之东屯，世守柳边，是为蓝家四世祖。……蓝师之祖父桂起，字西山，性仁厚正直，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群经，善书算。初业商，贤声著闻，寻返里主持家务，辛勤经营……对蓝先生特加钟爱，五六岁时，教以识字查数，出入必携，闲时为说贤哲故事，七八岁时，即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书。九岁时又请家庭教师田先生，一年即读毕四书，对蓝先生培养，可谓尽力，而蓝先生后日学术上之成就，多植根于幼年。……父廷璋，字峩亭，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伯仲行四，风采硕伟，为人刚毅正直，克己助人，乡里称贤。母李氏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出自南站（蓝家西南三十里）书香名门，秉性娴德，阖家咸敬之，殁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蓝先生之性情温和，似受之母系，而意志坚强刚秉之于父系也。

又，蓝先生生于六道荒。案所谓六道荒，今舒兰县，曾为地广人稀之“荒”，系清廷皇家封禁地。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府派员在舒兰“六道荒”境内成立设治局，由设治委员统辖境内之事。

“学业与道业”云：蓝先生生于民国纪元前十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八月十三日子时。1907年，始学《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

《碑文》云：蓝先生自幼得祖父钟爱，并于七八岁时从祖父授《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1909年，祖父逝世。在家塾学《四书》。

《碑文》云：蓝先生祖父，重视对其教育，除上述亲自讲授，还在九岁时请教师讲授《四书》。蓝先生少年聪慧，一年即读毕《四书》。

《碑文》云：蓝先生祖父，于宣统元年归道山，享年七十二。

“学业与道业”云：桂起公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归道山，享寿七十二岁。又云：民国三年（宣统元年，公元1909）九岁时就读于家塾。1910年，求学于舒兰站。

《碑文》云：十岁，负笈于舒兰站。舒兰站，在今舒兰县溪河镇。溪河，《百年校园情》http://www.slxyh.com/xycz/wxkz/201102/459.html云：“舒兰十九中所在地是溪河镇，旧称溪浪河。这个毗邻于昔日舒兰河驿站的乡村，因为交通便利而人口渐多，因人口渐多而有了兴办教育的必要和可能。我在记忆里搜索建县之初的舒兰教育时，一个学童的身影便在史料中首先跳跃出来，他就是1901年出生于六道荒的蓝文徵，后来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得意弟子。十岁那年，蓝文徵负笈求学，来到舒兰站旧址（一度有过成为县城的机会），也就是当时的溪浪河。”案蓝文徵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最初导师为梁启超先生，后因梁先生病重，乃转由陈寅恪先生指导。

“学业与道业”云：次年十岁从伯仲负笈于舒兰站。1911年，求学于白旗屯。

《碑文》云：宣统三年，就读于白旗屯。汗途案：今舒兰县白旗镇所在地即为白旗屯。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一年十一岁就读于白旗屯。1912年，入舒兰高小学校。三年卒业。

《碑文》云：民国元年，十二岁，入舒兰高校学校，三年卒业。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元年十二岁，入舒兰县立中学读书，民国三年（公元1914）十四岁卒业。1914年，舒兰县中学毕业。

见“学业与道业”。1915年，读书于法特哈门。

《碑文》云：十五岁，就读于法特哈门。案：法特哈门，位于舒兰县城西北。清代康熙年间，修筑柳条边（新边）最北头边门，位于舒兰县法特乡政府所在地，又名巴延鄂佛罗边门。

“学业与道业”云：“十五岁读书于法特哈门。”1916年，留教家馆。

《碑文》云：十六岁，留教家馆。“学业与道业”云：十六岁留家教馆，但仍手不释卷，苦学不辍。1917年，在家，执教邱家馆。同年八月，与林立雍女士成婚。

“学业与道业”云：十七岁，由六姑母之推介教邱氏家馆，同年秋八月十一日，与林立雍女士结婚，情好甚笃。《碑文》云：同年秋八月十一日，与林立雍女士结婚，情好甚笃。案1976年2月，蓝先生逝世，林立雍女士携二子，立碑悼念。可见，蓝先生贤伉俪，婚姻稳固，琴瑟和谐。1918年，从名儒马致清游。

《碑文》云：十八岁，从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日进。

“学业与道业”云：蓝先生十八岁（民国七年）从法特哈门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日进。1919年，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

《碑文》云：十九岁，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

“学业与道业”云：十九岁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一读四年。1923年，吉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冬，入北京游览。

《碑文》云：二十三岁师范学校毕业。“学业与道业”云：二十三岁毕业（民国十二年），冬赴京师（今北平）游览。1924年，任教舒兰县小学。

《碑文》云：二十四岁任教舒兰县立小学。“学业与道业”云：二十四岁任教于舒兰县立小学。1925年，授徒于牛宅。

《碑文》云：二十五岁，授徒于牛宅。“学业与道业”云：二十五岁授徒于牛宅。1926年，进吉林法政专科学校。

《碑文》云：二十六岁，进吉林法政专科学校肄业。“学业与道业”云：二十六岁考入吉林法政专科学校肄业。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

《碑文》云：二十七岁，“考入清华研究院，由当代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先生教导，学业渐入佳境，乃由国学进入史学，从陈先生治隋唐五代史，兴趣日增。”“学业与道业”云：（民国十五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由当代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先生教导，学业渐入佳境，乃由国学进入史学，从陈寅恪先生治隋唐五代史，兴趣日增。（案：就蓝先生入学时间而言，在清华国学院，不太可能亲炙王国维先生之教。因为，王国维先生已于1927年6月2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

徐复观《悼蓝孟博（文徵）先生》云：“他和我所谈的学府故事中，有两个故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的，所以是梁任公先生的学生。他说：当任公先生因病入院，自知不起时，每当朋友或学生去看他，总是深切痛悔，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他的老友林宰平先生为了安慰他，特别做了一番准备后，向他郑重指出，他哪些文章、哪一部书，在学术哪一方面有贡献，必能传世无疑；任公先生听后，心里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在比较平静中死去。此一故事，王平曾经告诉过殷光海先生，也曾经告诉李敖先生，劝他两位把学问放在第一位。”1929年，清华国学院毕业。

《碑文》云：民国十八年夏毕业。“学业与道业”云：二十九岁清华研究院毕业，仍留京师攻治经史。

案：蓝先生在1928年完成一年课程之后，选择继续留校研究，遂于1929年夏毕业。此年，清华学校停办国学研究院，蓝先生曾为之呼吁继续开办。1930年秋，应东北大学之聘。

《碑文》云：三十岁，始应东北大学之聘，任教沈阳北陵。“学业与道业”：蓝师三十岁（民国十九年）应东北大学之聘，任教沈阳北陵。

案：清华国学院毕业后，蓝先生曾留北平游学一年，故而只能是1930年下半年至沈阳应聘东北大学。其时，高亨等清华国学院学长，已在此处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逃入关内，进入北平。

《碑文》云：不期年，九一八事变起，日寇据东北，河山变色，只身逃入关内，在青岛女中任教。“学业与道业”云：民国二十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河山变色，蓝师深恨日寇虐杀同胞，只身逃入关内，在青岛女中任教。

《逸周书谥法解疏证》刊登于《重华》1931年1卷11期。1933年，任教青岛女中。秋，东渡日本求学。

秋，东渡日本求学。1934年，入日本国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唐代政治经济史，草《隋唐回鹘政经》等。

《碑文》云：民国二十三年，欲了解敌情，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唐代政治经济史，其有名之《隋唐回鹘政经》等论著，即草成于斯时。“学业与道业”云：三十三岁秋（民国二十二年），为多理解敌情与接运东北爱国青年，则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尽忠竭智，留居四年。

据先生二公子式恕先生回忆，先生东渡日本，其中重要活动为收集日本所刊行之中国地图。1936年，在日本留学。

12月，与高亨举荐蒋天枢受聘为东大文学院教授而讲授《尚书》、《诗经》、《三国志》三书。（陈思和、周斌主编《名师名流·蒋天枢教授传论》，页378）案：先生与蒋天枢为清华国学院同窗。1937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北大学史地系。时东北大学借河南大学收集上课。

3月，到东北大学文理学院任教授。（《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页233）姜亮夫8月到校、蒋天枢2月到校、周传儒民国二九年八月到校。

《碑文》云：“民国二十六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北大学史地系，东北大学原为张学良所创办，自任校长，东北沦倭，迁往北平，西安事变后，学良获罪，教育部令改为国立，暂借开封河南大学收集上课。时刘季洪先生任河大校长，一山任文学院长，高亨字晋生为教授，因乡谊多所照料，兼管其文学院务，一山由此得识孟博。”“学业与道业”云：三十七岁返国（民国二十六年），执教于国立东北大学史地系，时任系主任为周传儒先生，为蓝先生之清华同学。1938年，随东北大学迁至西安。

《碑文》云：越半年，东北大学迁往西安，孟博随校入陕。“学业与道业”云：二十七年东北大学迁西安，蓝先生随校入陕。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开始，蓝先生时年三十八岁，乃组织青年，下乡宣导救国。1939年，随东北大学入川，继而住三台。改就西北联合大学之聘。

《碑文》云：东北大学不久又迁往三台，孟博亦随之入川。

《碑文》云：民国二十八年，史地分系，孟博改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之聘。

《碑文》云：萧一山约蓝先生返回三台主持历史系，但第二年方才就职。

“学业与道业”云：东北大学再迁四川三台，蓝先生随之入川。二十八年，周传儒先生去职，蓝先生乃改教于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1940年，回四川三台东北联大。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二十九年应东北大学文学院长萧一山先生之邀，再回三台，蓝先生随之入川，任历史系主任，对于系务，多所整顿与辟划。1942年，任教东北大学，为史地学部主任。

8月末，教育部令本校文理学院改为文学院与理学院，聘萧一山为文学院院长，张维正为理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正式成立，学校聘金毓黻为文科研究所主任，蓝文徵兼史地学部主任（《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页1386）。“学业与道业”云：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莅校视察，极为赞许。案陈立夫视察时间为1942年1月，结果是“甚嘉许本校之成绩”。

《碑文》云：“文史两系增聘有姜亮夫、陆侃如、冯沅君、陶元珍等，胥赖孟博等之擘画佐辅，而历史系尤出色，教育部长视察称赞，特准设立历史研究所，毕业生受硕士学位自此始。”1943年，任职国立编译馆编纂。

10月9日，当选经世学社理事。案：经世学社于重庆市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成立大会，参加会员五十四人，选理事二十一人。（《徐州文史资料》第12辑，页6）

《碑文》云：“民国三十二年，一山请准休假，坚辞院务，托孟博代理，而校方却属意晋生，高坚不肯就，即离校而去，孟博亦赴国立编译馆任编纂，甚爱北碚环境清幽，欲从事著述。”

“学业与道业”云：四十三岁（民国三十二年），因萧院长休假，受聘代理院务。旋应陈部长聘为国立编译馆编纂，因爱北碚环境清幽，欲从事著述。

11月，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1944年，受萧一山邀，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元配夫人林氏携二子由沦陷区抵达陕南，再南下四川，终于一家完聚。还曾任教导长。

《碑文》云：民国三十三年，刘季洪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又邀一山长文学院，遂约请晋生为国文系主任，孟博为历史系主任，寻兼训导长，深受学生爱戴，对左派学生不假辞色，校内安然。元配林夫人淳朴勤俭，困顿陷区十余载，是秋始间关万里，携二子式忠、式恕，抵达陕南与孟博团聚。

“学业与道业”云：次年（汗途案：即1944年）刘季洪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萧一山先生任文学院长，坚聘蓝先生任历史系主任兼训导长，蓝先生视弟子如子弟，照顾极为周至，师生爱戴，学校称安；盖全校精诚团结之下，左派学生则无以立足也。

“学业与道业”云：蓝先生于战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所聘之教授，全为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如丁山之考古学，蒙文通之上古史，贺昌群之秦汉史，蓝先生之魏晋隋唐史，陈述之宋辽金元史，萧一山师之清史，陶元珍之近代史，何鲁之与周谦冲之西洋史，徐光通拉丁文，其中西史学均优。

11月1日，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训导长、“西北大学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副主委。1945年，出任立法委员。

8月，出任迁校委员会，见《西北大学校史稿》，页189。

《碑文》云：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百废待举，国民政府首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一山与季洪、孟博、晋生均为代表，卸西北大学事，时一山已以国民参政员兼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特邀孟博偕眷至北平任参议，主持《经世日报》笔政。宪政实施，孟博被选为立法委员。”1946年，由重庆到上海和南京。

3月1日，校方以“共同商讨爱国游行”为由，召开了全校各院长、系主任及各班学生代表参加的师生联席会议。会上，先由训导长蓝文徵报告游行之必要，接着竟断然决定全校同学必须参加由他们策划的所谓“维护国权游行示威大会”。（《西北大学校史稿》，页169）

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旧址，周谷城担任历史系主任，与周予同、胡后宣、陈守实等受聘为历史系教授。

8月15日，《经世日报》第一版《本报特别启事》云请蓝文徵等人为特约撰述人。（程光炜主编《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页172）

12月25日，参与国民大会制宪。“学业与道业”云：蓝先生四十六岁，（民国三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参与国民大会制宪，客居南京。时抗战胜利，我国为四强之一，萧一山先生由国民政府主席蒋公派任为北平行辕秘书长，邀蓝先生为参议兼主《经世日报》笔政。1947年，在北平，主《经世日报》笔政。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三十六年回平始于家人团聚，时蓝先生已四十七岁。1948年，以立法委员赴南京集会。兼政治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碑文》云：三十七年，赴京集会，更兼国立政治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赴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并于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兼任教授。1949年，迁往台中。任教于台湾省师范学院。

《碑文》云：“大陆形式逆转，中央政府迁台，孟博举家亦来住台中，尝施教于台省师范学院。”

“学业与道业”云：三十八年大陆形式逆转，政府迁台，十二月二十五日蓝师居家来台，曾任教于师大等校。1953年，任教台湾师范大学。

4月12日，《范蔚宗的史学》刊发于《民主评论》。（见《儒家史学思想研究》，页440）

8月，任教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课程“隋唐五代史”。1954年，在台湾。

7月，《李白的氏族与籍贯》一文刊发于《民主评论》第五卷第13期。1957年，任东海大学客座教授，凡17年。

《碑文》云：1957年应私立东海大学之聘，任客座教授凡17年，迄1974年始退休。

据徐复观《悼蓝孟博（文徵）先生》，蓝先生在东海大学史学系，深为学生所敬爱。

《西安》一书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介绍关中文物史迹。

“学业与道业”云：五十七岁（四十六年）应私立东海大学敦聘为客座教授。1960年，在台湾，任教于东海大学。同时，任逢甲大学董事。

“学业与道业”云：五十九年，筹办东海历史研究所。

上个世纪50年代，台中仕绅丘念台、杨亮功等，为纪念丘逢甲而谋创建学校，后决定创办私立大学，遂于1960年1月，成立校董事会，蓝先生入选，其他董事有：丘念台、杨亮功、萧一山、凌鸿勋、陈泮岭、贾士毅、相菊潭、邱树森、李青云、邱钦洲、陈会瑞、邱伯璘等，由董事长陈泮岭兼任校长。同年7月，获准招生，校名为“逢甲工商学院”。至1980年，学校更名为“逢甲大学”。1966年，开始指导汤承业先生博士论文《李德裕研究》。

“学业与道业”云：“十年前，严耕田（耕望）老师为选定‘李德裕研究’之题以撰写博士论文，因钱宾四老师之提示、萧一山老师之推荐，则趋请蓝先生为指导教授，蓝先生只允义务指导，坚不接受名义，且曰：‘虽尽义务，乃真指导。’”

据“学业与道业”，其后四年蓝先生长期交谈，悉心指导，或赐予资料，或商谈写作，或关注学业，或周济贫困。1968年，至台后，长期担任“教育部”博士论文审评人，此年审阅王寿南博士论文。

台湾大学王寿南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指导老师为王云五与严耕望两位教授。后，王寿南于同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

案：蓝先生曾数任教育部主办博士学位考试委员。1969年，在台中。

“学业与道业”云：2月26日，在立法院参加会议，于上午在会议室借见汤承业。1970年，所指导汤承业，赴教育部答辩，并写信鼓励。

“学业与道业”云（1970年4月26日）鼓励汤氏云：“兄与典试之末，已有多次，仪式庄重，但并不严肃；请于应试前夕理发沐浴，睡眠充足，届时以轻松愉快、雍容大方出之。过关最易，万莫紧张。”1973年，向东海大学请辞，未果。

“学业与道业”云：“民国六十二年，蓝师即迭经恳辞，校方亦迭为恳留，无奈蓝先生乃与约续应聘一年。”1974年，辞去东海大学教务。

“学业与道业”云：迄六十三年，乃退奉聘书，如约回家。1976年，1月25日逝世。

1月25日，逝世，享年七十五。汗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机构·社团·企业大全》页787“死亡名人录”记载：“蓝文徵，立法委员，1976年1月25日”。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大辞典》页1791，有小传，亦以为死于1976年。蓝先生逝世后，台湾《中央日报》于1月27日刊登消息，紧接着东海大学好友徐复观先生于1月28日撰写《悼蓝孟博（文徵）先生》一文（刊发于1976年3月《中华杂志》14卷3期）、萧一山先生撰《蓝孟博先生碑文》（1976年2月立）。

《碑文》云：1974年1月，至台北遍访亲旧好友，似预知将不起者，遂入荣民总医院检查，迄1月25日下午六时半，晚餐未竟遽尔逝，享寿七十有五。

据“学业与道业”，1976年2月16日晚间，行“大殓”礼，“学生们皆自动依次叩拜，一一屈膝，一一伏地，或唏唏而自饮，或咷咷而仰呼，凄怅中流露悃愊之情，怆恻中泛映悱愫之意。”有郑钦仁、戴玄之、邬之元、黄素华、关逸生、金大成、范传培、满广信、汤承业等跪拜，有中兴大学校长罗云平、东海大学校长谢明山等致哀。次日，举行公祭，有蓝先生同学栗天雄、卫聚贤等先生及老友萧一山、刘季洪等先生参加送行。

附录四：蓝文徵先生学术著作简目

附录四：蓝文徵先生学术著作简目《中国通史》（大学丛书），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

《隋唐五代史》，“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47年。

《西安》（署名蓝孟博），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

《柳宗元学术》（手稿，系清华国学院时完成的作业之一。）

《魏晋南北朝史》（手稿）。

《逸周书谥法解疏证》，《重华》，1931年1卷11期。

《汉书西域传之研究》，《史观》，1935年，第8期。

《金源征日考》，《国立东北大学志林》，1941年第2期。

《米襄阳氏族辨》，《书学》，1944年2期甲。

《唐武宗谋夺宦官兵柄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1953年6月，4卷12期。

《李白的氏族与籍贯》，《民主评论》，1954年7月，5卷13期。

《会昌遗事》，《民主评论》，第23期，1953年12月。

《海上的女真》，《民主评论》，4卷24期，1953年12期。

《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1953年4月12日，后收入《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一册，页304—310。

《李自成亡明的策略》，《民主评论》，第5卷4期，1954年2月。

《唐代边疆政策》，《中国边疆》，1卷1期，1954年4月。

《朱舜水之思想》，《东海学报》，1959年，第1卷1期。

《〈义和团研究〉序》，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1963年。

《〈回鹘史〉序》，李符桐著《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63年。

《〈王国维年谱〉序》，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

《〈中国历代行人考〉序》，黄宝实著《中国历代行人考》，台北：中华书局，1969年。

《〈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序》，王德毅著《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70年。

《〈宋史研究论集〉序》，王志强著《宋史研究论集》，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

《〈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王德毅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华学月报》第7期，1972年7月1日）。

《〈牛李党考实〉序》，汤承业著《牛李党考实》，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年。

《韩玉符〈骏马集〉序》，《民主宪政》，47卷6期，1975年10月15日。

《〈李焘评传〉序》，王志强（德毅）著《李焘评传》。启事启事20世纪初短暂存在过的清华国学院，已成为令后学仰视与神往的学术丰碑。而三年前本院浴火重生，继续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更强调“中国主体”与“世界眼光”的平衡，亦广受海内外关注与首肯。

本院从复建之日起，即以“清华国学书系”为“院史工程”，亟欲缀集早期院友之研究成果，通过分册整理，真切展示昔年历程之艰辛与辉煌。现据手头之不完备资料，本套“书系”中分册出版文存四十九种，以整理下述前贤之著述：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梁漱溟、钢和泰、马衡、林志钧、梁廷灿、赵万里、浦江清、杨时逢、蒋善国、王力、姜亮夫、高亨、徐中舒、陆侃如、刘盼遂、谢国桢、吴其昌、刘节、罗根泽、蓝文徵、姚名达、朱芳圃、王静如、戴家祥、周传儒、蒋天枢、王庸、冯永轩、徐景贤、卫聚贤、吴金鼎、杨筠如、冯国瑞、杨鸿烈、黄淬伯、裴学海、储皖峰、方壮猷、杜钢百、程憬、王耘庄、何士骥。

本“书系”拟另辟汇编本两册，收录章昭煌、余永梁、张昌圻、汪吟龙、黄绶、门启明、刘纪泽、颜虚心、闻惕生、王竞、赵邦彦、王镜第、朱右白、陈守实等先贤之著述。

本“书系”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为使其中收入的每部文存，皆成为有关该作者的“最佳一卷本”，除本院同仁将殚精竭虑外，亦深盼各界同好与贤达，不吝惠赐“书系”所涉之资料、线索，尤其是迄未付梓或散落民间的文字资料、照片、遗物等。此外，亦望有缘并有志之士，能够以各种灵活之形式，加入此项工程，主动承担某部文存的汇集与研究。如此，则不光是清华国学院之幸，更会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幸。

惟望本“书系”能继先贤之绝学，传大师之薪火，为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收到守先待后之功。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8月11日

梁启超文存

清华国学书系·梁启超文存总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3月16日凡例凡例一、本文存收录梁任公1919年至1928年10年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讲演文稿。

二、本文存对不超过两万字的重头文章大多照收，对两万字以上的长篇大作则进行节选，并对其背景和内容简要说明，俾使读者能假此“一卷本”窥得任公后期著作全貌。

三、文存中所录著述和讲演见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参改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四、文存末所附“梁任公生平大事记”参改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论年龄皆为虚岁。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饮冰室合集》原为竖排繁体，故多以“左”“右”言上下文关系，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如原文“右《湘君》”，意为上文所引《湘君》。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皆存原貌。

八、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未竟的后期 ——《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刘东

中的暗示来猜度和评判全书结局的书斋型学者，而和盘托出自己身为作家的实际体会：其实任何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从一开头就完全封闭住自己的故事，就算曹雪芹也绝不会例外！

的确，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谋划和重新设计的过程，并且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体现为向着可能世界不断敞开的过程。——而在这种不断重赋生命以意义的开放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中的个人，又主要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跟外来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牵连与互动，由此而决定了个人生命中的偶然和经验内容；其二则是受到了先天禀赋与价值理想的驱动，由此而显示出这个小小的“块肉”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抵抗，否则人生就完全是一场随波逐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太过固执还是太过善变——比如正像我们常能从身边看到的，要么就去把某个很有时代局限的招牌式怪论，不厌其烦地重复到“公认笑柄”的地步，要么就车轮般地把十八般思想武艺全都戏耍一过，捎带着也把凡是自己持有过的立场全都戏弄一遍——当然都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或者说，都是把持不住自己和缺乏人生智慧的表现。

上面的几句随手小引，听起来当然并不费解。不过如果我们再深钻进去，却能从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涉及在同时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程中，究竟如何担负起对于我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似乎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即使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任何新的意义创造行为，也只能基于对于过去经历的激活。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往往又必须狠下心来学会舍弃，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需要既能舍弃已有的功业与名声，也能舍弃以往的招牌式论点，——那些东西当然代表过你的生命实现，可如今却已是你实现生命潜能的魔障，正如曼杰尔斯塔姆在诗中所吟：“已经说出的话，并非出自我的嘴/而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如同石化的麦粒。”

而这样一来，话题就变得新颖和刺激多了！事实上，虽然人人都学会了跟着去说“生而自由”，然而恰恰在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生命对于他来说才最是必然！此时此刻，由于生命本身张力的弱小，几乎构成其主体内容的一切，都要视周遭的偶然环境而定，包括他的母语和母文化，他的开蒙老师和启蒙教本，以及他后来学着思考问题时，所首次对准的对象、采取的角度、获得的灵感和抓到的机遇。——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独上述的种种主体努力本身，可以意味着从必然向自由的挣扎；惜乎不无矛盾的是，此后的复杂困境偏又表现在：他居然要既背负和拖累着这些，又利用和驾驭着这些，来从某种程度上谋求解脱与拓宽。换句话说，对于在另一方面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个人而言，最为反讽和吊诡的是，在其打从落生便已开始的主体扩张中，他所感受到的“不自由”居然还要包括：往往必须做出“破茧”式的突破，或者“壮士断腕”式的割舍，来克服自家生命扩张的某些阶段性成就，哪怕它曾为自己博取过广泛的喝彩，——以免它完全异化成了佛家意义上的“业障”，阻碍自己再去攀越更高的境界。

得，这位以“变法”而名家的英雄，在其慨然从政的早岁，就已然对因时因地的观念变化，发出过这样的自觉和自许——“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而到了他转而治学的后期，他又以下面那种鲜明的对比，在当年两位主要的变法人物之间，继续拉开“善变”与“不变”之间的距离或反差——“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9—90页。。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确乎是终其一生，都从不惮于公开地承认：自己主要的特点恰在于“善变”。而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就可以从分析他这种“善变”入手。

一旦说到他的这种“善变”，我们又不免想起，曾经有论者屈指历数过——梁启超一生有过十次较大的转变。

当然，现在再来细读这所谓“十变”，却可以发现至少最后两次，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合在一起的：第九，弃政从学。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梁启超曾表示今后将脱离政治，期“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献于万一”，但不久即投入反袁斗争。次年七月六日，梁又表示今后当“献身于教育”，以为“报国之途”，然未几即自食其言，入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第三次宣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这一次，诺言兑现了。从年底赴欧游历，直至最后病逝，梁启超始终孜孜于著述和教育事业，未入政界做官。

第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一九二年十一月，梁启超与康有为争辩时曾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而，一九一九年在欧洲转了一圈回国之后，他便大叫“科学破产”，主张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物质文明，去救几万万欧洲人的命。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梁启超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敌。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不过，上述那种不够清晰的阶段划分，反而给了本文一点方便，使我们可以把他发生后两次变化的时间，也就是他最后所享的那近二十年，定义为梁启超生命的“后期”。——而我们在此想要着重论说的，也正是他的这个最后的岁月。

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李华兴：《从梁启超的“自我交战”到学术界的各种争论》，《中国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此外，郑振铎也在梁启超过世那年，对此做出了大同小异的、尽管是悬置了可否的描述：“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可另一方面，一旦到了据说应当可以“盖棺论定”的身后，我们却又看到，偏偏是梁启超生命历程中太多的变化，尤其是那种让人目眩的转折，反而更容易让思想史家们见猎心喜，从而为之聚讼纷纭。因为，如此频繁的角色变异，和如此戏剧性的陡转，既提供了足够的起承转合，好让研究家们去沿着传主的平生，来构造自然天成的章节划分，也提供了足够的阅读悬念，好让研究家们去进行广阔的发挥，来寻绎那些惊人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也正因为这样，也就不难料想，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围绕这位历史人物中的种种转变，准会形成林林总总的学术解释，准会兴起学术界的一大热门，甚至准会导致一种专门的学术传统。

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解释传统中，其最富创意的始作俑者，和最炫目的灵感源头，就要数大汉学家列文森率先针对梁启超的写作活动了。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不过，沿着前文中给出的分析，却也不难想象，恐怕首先吊起列文森之写作胃口的，恰正是梁启超生平中的这种频繁变化。——否则，这位梁启超研究的西方开创者，又岂能如此方便地联想到，刚好可以把这位传主的生命周期，如此凑巧地整个套进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叙事模式中，从而复述出一个先从传统出走、后又碰壁还乡的老套故事？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一种深层理解，也就注定要从写作动机方面，探掘出列文森笔下的那种“三拍子”舞步，一定会表现为“以西格中”型的，甚至一定会表现为“请君入瓮”型的。

境；而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尤其是到了他的那个后期，此种内热毋宁说来自两种甚至多种价值理性之间，而绝非来自“理性”与“情感”之间，——或者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形容，那要属于更复杂难断的“诸神之争”，而绝非循着文化绝对主义的简单立场，就可以随随便便给解释开的。

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研究”的写作进程中，张灏上述著作的主要立意，正好迎合了第三代汉学家的主旨，所以也就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于列文森范式的反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大大得益于当时的治学风气。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正如我早就指出过的那样，这种研究范式本身又是有利有弊的。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即撰文指出：“即使第三代汉学家已经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其要旨也仅限于去追问这种历史中的潜在活力究竟是否有助于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故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仍与中国的事实有相当的隔膜。这种隔膜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若就整理未被西方文明撞碎之前的中国传统而言，由于人们只企图发现在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受到‘创造性破坏’时到底还有哪些文明碎片又足以被‘创造性转化’，所以他们就无法看出在过去的文明系统中应其自身结构要求而发育出来的种种文化因子的原有功能；其二，若就认识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而言，也由于人们刻意要去反拨老一代汉学家的‘冲击—回应’模式，牵强附会地企图在中华文明内部勾勒出一种‘现代化指向’，反而矫枉过正地过低估价了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度。”（刘东：《试论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6—117页。）不无难堪的是，以往列文森从强调“断裂性”的范式出发时，总还能把梁启超的后期纳入自己的叙述框架；而现在由于第三代范式的自身局限，张灏从强调“连续性”的范式出发，虽然一方面成功地勾勒了在“本土传统—新民说—毛主义”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却轻轻地略过了梁启超本人的后期，似乎这位活生生的人物在贡献出了著名的“新民说”之后，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不屑一顾和不置一词了。由此一来，宏观的历史倒是显得有点“连续”了，只可惜同样作为历史的梁启超本人的生平，却又显得相当“断裂”和零散了。

成现代化，那么，他们就足以说服哪怕是最激烈反传统的人，因为这些人本来最急于追问的就只是‘中国还能得到什么’。不过，如果‘创造性转化’是参照着‘中国—西方’的坐标系进行，问题便因涉及到价值关怀而大大复杂化了：即使采用这种范式的学者确实指明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现实进径，他们也并不足以说服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新儒家，因为这个学派首先要求解答的是‘中国不应当失去什么’。……毕竟，那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那个层面里，传统完全有理由被价值理念化，故此决不可以被当做过完河便不妨拆掉的桥，而应被视为须臾不可稍离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即使有一天全部的传统都被在现实层面碾得粉碎，这种对传统的价值理想也完全可以合法地传承下去，而决不会被任何文字上的论述证伪。”刘东：《“创造性转化”的范围与限制》，《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沿着这种辨析也就可以看到，其实黄宗智笔下的所谓“连续性”，还只是在要求作为“异教”的文化资源，去主动改扮自己以便跟西方发生某种表面上的“连续”而已。

如果再把眼界放宽开来，还可以发现同样的理解困难，又表现在由王鲁湘所主持的电视节目——《回望梁启超》中。这套长长的电视节目共有五集，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守到最后，才发现它在轰轰烈烈地讲完“戊戌变法”、“再造共和”、“巴黎和会”这几台大戏之后，竟只是虎头蛇尾地、马马虎虎地搪塞了几段主人公的有趣轶事，就把梁启超的后期给整个地打发了过去，——而那偏巧又正是他活跃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那段时光！

这就使我不免心生遗憾：这位老朋友怎么就没想到来我这里采访一下？不然的话，我会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明确而笃定地对观众们讲：梁启超的后期曾经是何等辉煌，而且本来还有可能更加辉煌！

事实上，在阅读早期清华国学院的相关史料时，正是那些二手材料中围绕着晚年梁启超的种种误解，才促动我迅即列出了本文的提纲，而这刚好也是自己到清华后所构思的第一篇文章。为了去澄清已被迷雾笼罩的相关史实，也为了给正待复建的这个机构定下一个调子，我不觉把焦点对准了梁启超的后期，也逐渐把他对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看作他朝向此一时期的关键转捩点。——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本至关紧要的书中，借助于他刚刚拓展的世界性眼光，梁启超已经得以在深度的价值观念方面，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无论是否理解和能否接受，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和充满分析地看到，实际上就连表现出强势的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

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账］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看来，以梁启超这种经常发生“自我交战”的性格，去体会如此多元杂糅的、非本质主义的、充满内在冲突的西方世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又正是借助于这种体会，他才更自觉地进入了其生命的后期。——发人深省的是，借助于长年办报所获得的西学通识，和亲身游历而打下的第一手经验，恐怕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像当时充满寒冷与饥饿的巴黎，更适于他的这种思考，令他恰可从此处蓦然回望，而对于自幼谙熟的本土价值体系，有了充满惊喜的重新省悟。进一步说，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大家读到后边自会发现，他还并未停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他不光是摆脱了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最容易产生的文化自卑，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盘西化”的目标，还同时突破了后发现代化社会最容易陷入的、仅仅为一个民族国家去“寻富求强”的情结，而升入了面向整个世界的、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

行文至此，再来回顾梁启超的“善变”性格，就不难向他投以同情的理解了。站在这种高度上，人们不仅有可能去同情他的这种“善变”，甚至有可能去羡慕他的这种“能悔”。——这哪里像以往人们指责他的那样，是什么“反复无常”和“食言而肥”？这根本就是自然而良性地在跟环境互动，根本就属于“虚怀若谷”和“从善如流”！说到这里，又使我们油然记起他的另一篇名文来了：“悔改之与自信，反对之两极端也。……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为善而弃之，昔不知其为恶而蹈之，或虽知之而偶不及检，遂从而弃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既悔也，则幡然自新焉，是之谓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牵于薄俗，怵于利害，溺于私欲，忽然弃去，艾己尤人，是之谓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释重负，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腼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复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将有大悔之在其后也。然则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转者也。何也？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梁启超：《自由书·说悔》，《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77页。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善变”和“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

前面已经说过，梁启超之“善变”和“能悔”的一生，使得他的生平似乎天然就“适于”被当做某种学术性的题目，——不是被截取了这段去套进这样的叙事结构，就是被截取了那段去套进那样的叙事结构，而关键只看要服务于什么样的既定目的。

影录》来做的文章，被发表到了《光明日报》的版面上，而两者在时间上仅仅相差一天。——只不过，这篇文字的主要用心，却是要拿梁启超的这篇西方游记，来对照他此前所写的另一篇西方游记，即写于1904年的《新大陆游记》，以重新得出以往那种基于误解的批评：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社会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之际，早已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通过种种渠道朝着中国纷至沓来。这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一方面要扬弃东亚固有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综合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功能”。冯天瑜：《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光明日报》2010年8月24日。幸亏我们预先在前文中，对于梁启超的这种突出性格，已经提前给出了较为精细的分析与评估！不然若光看上面的引文，还真不知他当年有多么爱走极端！

而说到这里，也就有必要再提示一下，其实在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都还另有一种突出的风貌，那就是特别强调调适与调和——“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此外，也正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才正如笔者刚刚又从另一个角度去追述的——“海外的后列文森时代的梁启超研究，从张灏到黄宗智再到黄克武，都正是抓住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特点，来凸显和张扬他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启蒙与转化、儒家与自由、中学与西学、甚至中学与东学之间所实现的种种调和”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审问与明辨：清末民国的“国学”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看作对于潜在正面传统价值的激活一样，虽说梁启超也是从一开始就大声疾呼自由，然而即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浓重影响，他也须臾不可能忘怀来自本土的对于“天下大同”的更高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即使是在他那篇被说成是“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冯天瑜：《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光明日报》2010年8月24日。的《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也照样对自由竞争的消极社会后果，感到了触目惊心和匪夷所思：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39页。这哪里是简单化和戏剧化的“一边倒”呢？——事实上，正如早有论者指出过的，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不仅指出了一个“黑暗的纽约”，还具体描绘了其三大黑暗之处：“黑暗情形之一是贫民窟的非人生活。贫民居住的地方，交通、住房、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极差。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贫民区人口死亡率很高……黑暗情形之二是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相伴而生的所谓‘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家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的严重对立，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被完全束缚于机器，智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妨碍……黑暗情形之三是妇女中的贵贱之别及妇女地位的普遍低下……美国号称最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卖淫业者之数殆逾三万，其号称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遍地皆是也，此亦纽约黑暗之一大端也。”宋德华：《〈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暨南学报》1995年第3期。

由此，也就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将信将疑，在梁启超那里绝不是“一日之寒”。而凡此种种的困扰，也正乃他走向第二部游记的心理基础。虽则说，此后国内复杂语境的某个突出侧面，也许会使他暂时无暇发展内心的某些保留和迟疑，但在那段历史中也同样看不到任何理由，还能把他那种复杂缠绕的问题意识给消解掉。——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又能哪怕暂时脱离开国内的纷乱，而得以在一个较为单纯的环境中，去重新摊开和清理久藏于心中的那团乱麻。基于这样的同情式理解，我们便不难想象，《欧游心影录》简直要呼之欲出了！不过，还是让我们接着再寻思一下，看看到底能找到多少种原因，来解释他在第二部游记中所显示的所谓“陡转”。

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地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彩［采］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很很的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做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不待言，外在的气候与物质条件，还要跟社会的与心理的条件，相得益彰地结合起来，才能达成最充分的效果。不过在这方面，或许根本不必多提佐证，而只需稍微再联想一下，发现梁启超写作《欧游心影录》的年代，也正是卡夫卡刚刚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而且这两者又都发生在一次大战后的欧洲，那么，大家就不致对他笔下的惨淡异国风情，抱持任何没来由的怀疑态度了。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尽管梁启超是生性敏感的，但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他在那时仍然无法逆料到，从当时起直到现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或严肃艺术，都会不可逆转地罩在卡夫卡的阴影之下：“正如安东尼·但吉斯所说的，卡夫卡的表象世界，‘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谈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是的，这就是著名的‘卡夫卡风格’，它再贴切不过地表现出了在现代西方人茫然失措的心境中被投入进来的整个冷漠、阴沉、荒诞的世界印象。卡夫卡的梦，是一种白日梦，一种‘异化’世界中被‘异化’的梦，一场令人苦不自胜又无力挣脱的噩梦！”刘东：《西方的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只可惜尽管如此，硬币的另一面却又是，梁启超想向国人如实传达的文化信息，在他那个时代仍嫌太过超前了，以致反而听起来像是一派“天方夜谭”；正因为这样，这种“超前”就尤其对那些正要把“理想中的西方”当做模板——尽管也只能是各不相同和互不相让的模板——来改造自己国家的“先进的”中国人来说，反而显得相当之“落后”和“落伍”。

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这还罢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施蒂纳——引者注）卞戛加（SorenKiergegand，基尔凯郭尔——引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由此就不免联想到，如果从学科史的角度来验收，梁启超当然并不是以研究西学而名家的，不过若就他丰富的阅历、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了解而言，那却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做出判定：至少在他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他却要比大多数同时代的皓首以穷一经的西学专门家——更不要说那些着意推行一偏的新派活动家——具有更多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博雅学识或曰通识。再推而广之，这种在西学方面的有关“通才”与“专家”的精致区分，即使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也仍然是至关重要，却又未能被人充分意识到的。

第二，又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还要归因于他对巴黎和会的亲身又痛切的参与。

大家都知道，甚至就连国内后来发生的五四风潮本身，也都可以溯源于他从巴黎寄回的一通惊呼，那么，这位历史当事人自己的内心中装有怎样的五味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正如他此后在游记中和盘托出的，他当时是再失落不过地看到了西方世界在“摆上桌面”和“藏在台下”、理论言说与现实考量之间的巨大差距——“总之这回平和喜剧，什有八九唱的是后台戏，许多变迁曲折情形，局外人至今还不得明白。这是我们看戏人最失望之处，只得就表面上看得见的，随时批评便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而由此一来，梁启超也就不能不对原本总还寄以希望的西方文明，产生出世态炎凉、不得不防的间距感——“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同上书，第20页。。

样，梁启超反而豪迈地展望和自励道：……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如果再进一步挖掘，我们还不难发现，跟前边谈到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时的情况相类似，梁启超在这里表现出的世界主义关切，尽管同样受到了当代困局和外来思潮的影响，却也同样不能仅仅被归结于这种影响，而更要追溯到潜藏于其内心中的传统思想资源。对于这一点，只要再读读他后来为康有为所写的祭文，就可以相当清楚地洞悉——“虽游心于无垠，终明志于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爰有奇书，书曰《大同》。察世患之所自始，哀民艰之不可终穷。谓一切恶业皆起于自私其我，救之之道在廓天下而为公。货恶弃地而不必藏诸己，力恶不出而耻以自泽其躬。家之名不立，则谁独亲其亲而子其子；国之界不存，则安有沟池城郭以争长雄。师以谓是孔子所有志未逮，后之善治者舍此其莫从”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30页。。在我看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师以谓是孔子所有志未逮，后之善治者舍此其莫从”两句，它们非常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儒家传统中所谓“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是被何其灵动地带到了当今世界，既被激活成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于现实“九界”的渐次破除，也被激活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于民族—国家的明确超越——“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样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起来的。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当然，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仍有其不到之处，等待着我们去损益、去补足、去加强；不过，同样很显然的却在于，那些只知指斥传统狭隘的浅薄的现代人，肯定要比传统本身还狭隘上百倍！

急火燎地看成是书生的迂阔。参对一下前些年有关“启蒙与救亡”的热门论说，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断定：当时的中国竟偏巧正要跟梁启超的宽广企盼背道而驰，而朝着民族主义的狭隘方向去急行军，——直到这个社会的紧箍咒已经越念越紧，勒得几乎全社会的成员都再也忍受不住，大家才有可能去转而思考：为什么梁启超这位民族—国家的率先倡导者，当年又会率先看到它的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而想到要去激活更为广大平和的儒家传统？参阅刘东：《公理与强权：写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前夕》，《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三，还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又要归因于当时环绕在他身边的世界都市氛围。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是来到了纽约或巴黎，更不要说还像梁启超呆得那么久，都会从那里体验到多元混杂的氛围，乃至逐渐习惯、欣赏和护卫这种氛围，从而也自然会想到要基于这样的氛围，来反观和重估自己国家的固有文化，乃至于去以同样的宽容态度，去看待本来跟自己无干的外在文化。——也就是说，在那种为世界都市所特有的宽容氛围中，就算你完全不了解某种远在天边的异国文化，比如远在美洲的印第安文化或者在非洲的刚果文化，不晓得在那些神奇面具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信仰世界、生活符号和历史传承，你也会开宗明义地明确主张，必须首先保障它们的生存权，以确保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人类选择的多样性，因为你至少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如果去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世界弄得日渐单调和贫乏，那肯定是最不合情理和最不能接受的。

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也就是说，只有从他当时特定的写作语境出发，才能如实、公允和平衡地读懂，当时正把现实的破败归罪于历史与传统的国人，为什么会匪夷所思地从梁启超那里，听到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普遍好感——“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

也就比和他同时期的任何封建复古主义者都要大。他后期不仅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反人民，而且自认最反对资本主义。因此，他和新文化运动处于根本敌对的地位，没有可能作为资产阶级右翼，而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之内了。梁启超在后来的‘玄学与科学’论战时，也是以东方文化派、封建复古主义者去反对西方文化派、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当然，在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反人民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是一致的”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8—333页。。

大家也都知道，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学术界早从拨乱反正的时代，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澄清了。比如，耿云志就曾撰文指出过，其实“欧游之后的梁任公，对西方文化决无排斥的心理”。为了证实这种判断，作者还具体提出了三方面的证据：其一，“任公认为，欧洲文明经历一个个性解放的历程，使人类文明脱去了贵族文明的特点，带有普遍的‘平民性’、‘大众性’。从表面看来，从贵族文明的立场上看来，文明似乎下降了。

而从社会大多数的立场上看，文明是普遍的上进了，人类文明的基础更深固了。所以欧洲文明尽管遭遇一次大战的浩劫，它仍会重新振作，继续发展。”其二，“任公认为，‘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因此，‘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而‘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要思想解放，必须提倡‘自由批评’。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他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其三，“任公明确地提出，要发扬中国的文化，‘非借他们（指西方——引者注）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耿云志：《梁启超先生学术思想述评》，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2期。

这些说法应是大致不错的。不过，如果就我目前的判断标准而言，却也不必转过来进行过于细碎的枚举，并且借此又把梁启超反而维护成是左袒西方和批判传统的。说到底，就算他当年确曾在很多方面批评过西方，那又能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于那位刚刚来自世界都市氛围的梁启超来说，正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免于批评，才不会让任何一种文化被草率地放弃，才不会让任何一种文化去垄断或代言真理，才有可能让所有这些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元混杂的宽容氛围。——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听其言、观其行，看他后来如何热心于共学社和讲学社，从而促成了上世纪层次最高、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几次西哲讲学，那自然就会心领神会：其实梁启超从来都没有拒斥过西学。——我们如果以这样的同情心来知人论世，看他何以要在后期去同时兼容儒学、西学和佛学，乃至于到1918年先从林宰平修习净土，到1922年又从欧阳竟无学习唯识，并且到1923年又在一篇告白中，既写下了“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又写下了“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26页。

发，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文化，视作了一种类似讲学社那样的，既可以恭敬如之地请进来、又可以七嘴八舌与之切磋的研讨班。

第四，也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还要归因于他对于“科学”问题的重新尝试定位。而且，沿着刚才的叙述还不难联想到，他对于科学知识之有限性的确认，跟他对于人类其他精神领域的尊重，又完全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那里有什么灵魂？更那里有什么天国？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像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渐昌，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孔德——引者注）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页。。

正因为这样，其实梁启超内心中的企求，也无非就是让各个精神领域都能各安其位，而不要任由江湖郎中们来自吹“包治百病”，哪怕其中有一位先生姓着神圣的“赛”字！由此再平心而论，他也并不是在抽象地宣扬“科学破产”，而只是具体指出了“科学主义”的破产，甚至就连这一点，他也只是谨慎地去动用间接引语，说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而且紧接着还加上一个“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可即使如此，他在《欧游心影录》中的相关说法，还是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使我们到事后来品味，也会感受到他之所以要专门写出那个“自注”，是因为已然预料到了那会是个“马蜂窝”！

殊不知，对于那个“马蜂窝”的造就，梁启超本人当年也是有过一份“功劳”的。——因为，如果让时光再倒退十几年，我们原很容易从他笔下，找到诸如此类的文字：“倍氏（培根——引者注）笛氏（笛卡尔——引者注）之学派虽殊，至其所以有大功于世界者，则惟一而已，曰破学界之奴性是也。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审如是也，则吾之在世界，不成赘疣乎？审如是也，则天但生古人可矣，而复生此百千万亿无耳目无心思之人以蠕缘蠹蚀此世界，将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笛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反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气魄之沈雄也如彼，其主义之切实也如此。此所以能摧陷千古之迷梦，卓然为一世宗也，虽谓近世文明为二贤之精神所贯注所创造，非过言也。”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八字里带来或是由上帝注定。这新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所凭藉的论据虽然不同，结论却是一样。……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既是这样，他的上述言论也就首先意味着，他是想要修理过去的自己。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上述说法，后来也就演成了所谓“科玄大论战”的先声。——至于那场群情激愤的论战本身，则与其说是给了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一次学术的机会，让他们更从心灵的深处去接近真理，或者更从论述的水平去摆明真理，倒不如说是给了他们一次自我检阅的机会，去察看一下科学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实力，以及它此后被用来改造中国的能力。然而，或者正因为当时科学主义者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强大了，竟使得人们甚至都未能转念设想：如果梁启超对于科学万能论的这点儿保留，不是发表在朝向科学主义一边倒的中国，而是发表在据说“更先进的”康德的或者柏格森的国度，那么它顶多也不过是复述了普遍的忧虑而已，又岂会引起如此大惊小怪的异议？

管尚无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梁启超确曾跟布特鲁（EmileBoutroux，1845—1921年）当面谈到了科学问题，不过，到后边我们却可以证明，他当年确曾亲口跟这位法国哲学家交换过意见。而正因为这样，我们如果用布特鲁的上述见解，来对照一下梁启超回国后发表的见解，那么就至少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两人在这方面是存有很大共识的——“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物界包含自己的肉体及己身以外的人类乃至己身所属之社会等等。）……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2—843页。。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正是基于这种“各安其位”的划分，梁启超才并不是笼统地去宣扬“科学破产”，而只是想在它与其他精神领域之间，去维持一种既小心翼翼、又左右为难的平衡：“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道家之主张‘无欲’，墨家之主张‘自苦’，吾侪固认为不可行，但如道家中杨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数所主张，一若人生除物质问题外无余事，则吾侪决不能赞同。……现代人类受物质上之压迫，其势力之暴，迥非前代比。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而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高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全丧失其效力，否亦流为形式以奖虚伪已耳。然则宗唯物派之说，遂足以解决物质问题乎，吾侪又断言其不可能。”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论·结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2—183页。——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去重找这种平衡，而且还会发现，天下最难的就是去保住这种平衡！

第五，又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也要归因于他循着上述思路而发现的、基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信念。本文进行这样的归纳，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惊奇，怀疑这种结论过于“现代化”了，所以，这里还是要先来引证梁启超本人的说法——“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6页。。

出来，而且其译法还传达了错误的读音，因为他附注上去的那个法文名字，原本就存在着拼写上的错误。由此进一步判定：两种错误既能凑到了一起，当然就说明这并非手民的简单误置；不过，它当初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却已是不得而知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居然都并没有人想要去深究：梁启超曾亲眼见过的这位“蒲陀罗”，到底是当时法国的哪位大哲学家，且不说据称此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柏格森的导师？而由此我们就看到，那些梁启超的研究者们——也包括他的西方研究者们——要么就干脆是大而化之地略过了他这段话，要么也只是以讹传讹地把它复述了上百年！

幸而，以现在的国际交往和信息通达，真想要去澄清这小小迷雾，已经算不得什么难事了。更何况，梁启超当年在他的字里行间，也并非没有为我们留下足够的追踪线索。所以，只需跟巴黎方面的几通电邮，就使我们眼下基本可以确信，梁启超当年见到的这位“蒲陀罗”（Boutreu），其实也正是我们在前边引证过的那位“布特鲁”（Boutroux）。——写到这里，我索性再把布特鲁的生平也翻译过来一段，请读者们自己对照一下是也不是：埃米尔·布特鲁（ tienne mile Marie Boutroux，1845年7月28日—1921年11月22日），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科学上是唯物主义的坚定对手。正当科学的力量不可阻挡地节节上升之际，作为一位精神哲学家的他，却捍卫着宗教和科学可以并行不悖的观念。他的著作在英文世界被更享盛名的亨利·柏格森所掩盖了。他于1998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并于191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EmileBoutroux”，请参见http：//www.giffordlectures.org/Author.asp？AuthorID=25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张伦博士，为我查对核实了这个问题，特此致谢！这种疏失，看起来只是个很小的细节，然而它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例证，它极富启发性地提示了我们，别看围绕梁启超的著述已是汗牛充栋，然而这位精力太过充沛、阅历太过丰富的主人公，却仍在很多关键点上未曾得到充分的研究。——这既是因为他涉猎过的领域太多，使得研究者往往无力以同样的知识面，来追随他行文中的焦点跳动，也是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太过博大、芜杂与跃动，使得研究者往往缺乏相应的思力与格局，去对他进行“同情的了解”和“了解的同情”。

但不管怎么说，沿着本文在前边的叙述，我们眼下已不难水到渠成地想到：梁启超当年这种朝向祖国的回望，其实并不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眷恋故土的狂热情感。恰恰相反，那心念倒是来自一种相当精巧灵动的“交互文化哲学”，或者说，来自一种建构在“诸神之争”基础上的、很有学术前途的冷静理性思考。——正因为这样，梁启超才会在《欧游心影录》中，对于未来的运思步骤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乐观展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38页。。

所以，尽管梁启超此后的文化取向，更趋于保守本土文化的价值，然而从深层的学理来说，他仍不属于纯然“信而好古”的守旧派。毋宁说，他仍在坚持要从新、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如他以往在《新民说》中所发表的著名主张——“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不过要留意，此间的微妙滑移之处却在于：一方面，欧游之后的梁启超，的确还是在坚持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可在另一方面，游历过欧洲的梁启超，其文化取向又的确有所调整，使自己内心那个“执两用中”的趋中点，更朝故国文化的方向自觉地靠近。梁启超对于这种思想态度，有过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思考，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稿中所说——“‘中’是就空间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衷的态度。加上一个‘庸’字，是归于适用的意思。孔子赞美大舜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这两句是‘中庸’最好的注脚。又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是说，从两极端推寻出真理。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异端’即两端；‘攻’即《诗经》‘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已止也’，孔子的意思说，凡两极端所主张，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若像攻玉的样子来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孔子一切学说，都含有这种精神”梁启超：《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4页。。

于是，这个例子也使我们看到，尽管在历史上也不乏（陋儒的）误解与（乡愿的）误用，但真正可取与可贵的“中庸之道”，却既不是僵化，也不是和稀泥，更不是胆小怕事。相反，它要求随时感应到外部变化的调适，以便在两种意味着彻底毁灭的极端之间，去警觉地时刻保持那个最佳的趋中点；从而，它也就需要明确道出对于大是大非的判断，以便既能随时保持自己中正的姿态，也能随时纠正别人过激的偏差；为此，它就更需要勇敢地做出必要的更正，不管那调整是针对自己的过失和颜面，还是着眼匡正别人的失误与恶果。——实际上，光是从《欧游心影录》一书所引起的大喊大叫，我们也同样可以体悟到：做出这种我行我素式的调适，往往要意味着多大的阵痛！

过，前之称之者，乃其包藏掩饰，人故不得而见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4页。——而梁启超在他的《德育鉴》中，则又专门针对上面这段话而写下了按语：“孔子恶乡原，孟子释之曰，恐其乱德，诚以伪善之足以蠹社会也。龙溪解释乡原与圣贤之别，最为博深切明。而阳明自述进学之次第，其早岁中年，且不免此。然则古今能免者几人耶？阳明自道之而不讳，此其所以异于乡原也。”梁启超：《德育鉴·辨术第一》，见《饮冰室丛著》（第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5页。这当然也同时说明了，他本人早已对此后那些妨碍进学的乡愿式的物议，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毕竟到头来，这种朝向最佳趋中点的步步逼近，所带来的不会只是代价与阵痛，还更会是在敬德和修业两方面的日进。最近一两年来，我一直在细细阅读梁启超卷帙浩繁的著作，也一直在默默体会这位“性情中人”丰富多彩的生平。我当然还是能看到，他本身仍然难以克服很多时代的限制，比如在前文中已经暴露出的外语水平问题，比如绝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苛求的论述密度问题。然而，主要地还恰恰是因为，这位“性情中人”从来不耻于公开地修正自己，从来不把精力浪费在“坚持错误”或“故意圆谎”上，再加上他天生的热情、敏感和充沛，所以他毕竟越是到其生命的后期，就越是沿着他所服膺的中庸之道，变成了素为中国传统所重的那种文化上的“通人”。——而我之所以老是放不下这个题目，也恰是因为此心一直被隐藏于其中的精义所深深吸引！

第六，还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更要归因于他从少小时代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以及这种背景知识在一个跨文化舞台上的突然激活与唤醒。我们看到，被吴宓期许为“梁任公第二”的张荫麟，曾经对其老师的这一层心理转变，解释得相当简明扼要——“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薰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这一点当然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循此又要看到，沿着那种带有君子之风的、所谓“白刃可蹈”的中庸之道，此时梁启超的“今日之我”，又注定要在很多具体的论断上，去向他的“昔日之我”进行激烈交战了。正如刘太希的下述追记所云——“民十前后的任公，可以说政治生活业已告终，晚年治学动机方始，为其‘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得最炽烈时期。益其饱更世变，性情已由乐观变为悲观，一旦废然思返，整理国故，诚可谓为划时代之转变，其成就亦未可非议”太希：《记梁任公》，载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而在我看来，在所有的这些“交战”中，最值得去仔细体会的，则要数他本人隐约之间地对于张之洞的重新定位。

比如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在其早岁期间，曾经为了以西学促变法，而异常尖锐地批判过张之洞——“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其南皮张公之谓乎？彼张公者，岂曾知中国为何状，岂曾知西国为何物，岂曾知西人为何学，而贸贸然号于众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贸贸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无一人知西法者，吾犹有望焉。何也？彼其一旦知之，而进步之骤，将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张公者，不下千万，而中国之亡真不可救矣！张公著《劝学篇》，以去岁公于世，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其声价视孟的斯鸠之《万法精理》、卢梭之《民约论》、弥勒约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时，殆将过之。噫嘻！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上述文字作于1899年。而到了1923年，随着他心中那个最佳的趋中点，不断朝着传统的方向偏转或趋近，这位“善变的”梁启超再跟青年学生谈话时，其基本立场便悄然回归到张之洞的经典框架中了：“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澈底的。”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19页。

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立场转变！跟张之洞当年的“中体西用”说相似，此时梁启超心中的中西对比，也主要建立在所谓中国精神、西方物质的基础上，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建立在中国伦理、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此种看似很有“简单化”之嫌的文化框架，就曾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与反弹，以为它把两边都给看扁了，——也就是说，既未能看到西方本身的精神文化，也未能看到中国自己的物质文化。不过，如果大家能够转念想到，无论是当年的张之洞、还是此时的梁启超，其发言都并不是在泛泛而谈，而是在针对中国的特定语境来讲，原本也不难同情地理解他们。——毕竟，他们两人并非在抽象的意义上去判定西方的文明世界中只有物质文化，而是从跨文化的意义上来指出，它带给中国的主要震动与冲击，是在其高度的物质文明方面；此外，他们也并非在抽象的意义上去宣称唯独东方的文明世界才有真正的精神文化，而是在“路径依赖”的意义上指出，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而言，如果想要保住改革与转型的根基，就唯有先去保住自家的精神传统。

梁启超朝向“中体西用”的回归，当年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不解，此后也时常被当成批判的靶子。不过，随着对于这个文化纲领的重估，他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音，比如有论者在1935年就曾写道：“西学之优长者，既为世界所公认，即非吾人所能摈斥，中学之平实者，自有不易之定则，亦非西人所能拒绝，中西学术会合，镕铸而成一种新文化，十年之后，必然实现。此大自然之所安排，非人类谁何之力也。张文襄中体西用之说，为国人所垢［诟］病者，或且实现于将来。主持国学之人，宜乘机利导，研取国学主要成分，以成世界学术转变之大业也。”张树璜：《国学今后之趋势》，《国光杂志》1935年12月第12期。再如到了1990年代之后，随着国力的增长和自信的恢复，人们就更倾向于去同情地理解他：“梁启超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李大华认为是一种‘今胜于昔’的举动。梁启超早期基本上是以进化论为圭臬，以破坏、否定为己任来爬罗中西古今文化的，对本土文化的肯定是不自觉的，而现在他是以自由意志为特征的文化观念为指导，以建设、肯定为己任来清理古今中西文化的。他的‘回复’实际上是一种翻新和进步，是新的历史下的整合。”张衍前、于志国：《动态与综述：近年来梁启超研究综述》，《文史哲》1996年第2期。

第七，又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也要归因于儒家思想在清末民初的逐渐“脱毒”，以及整个社会在脱离了儒家话语的正面范导之后，反而现实遭遇到的巨大失序与严重退化。——在这个方面，完全有理由推想，他的心情应当是跟陈寅恪的心情大体相通的：“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说到这里就要先来回顾一下：在儒家价值与传统社会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正如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所分析的——“一方面，无论如何，只有入世才能匡世救民——儒家从它的价值理想出发，的确是脚踏实地地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特定政治结构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了爱民、清廉、尚贤、使能、纳谏、勤政等等比较贴合它那人本理想的开明政风，以至于和别的文明在其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同类政体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考试制度、监察制度等等，都显示了独到的成绩，也都更接近现代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只要入世便必然沦落随俗——由于儒学家们因太看不下去生民涂炭而不辞人间烟尘，由于他们必须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首肯和让步，所以他们几千年来就只能充当君主的讽喻劝诫者，而不能成为其叛逆批判者。由此，既然儒家未能克服所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它也就无法仅靠逻辑的力量去清洗自身内部的诸如‘爱有差等’之类的悖谬观念，以至于几千年后打开国门一看，竟是别的文明经过反复斗争而在更高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反而更接近自家之‘民胞物与’的最高理想”刘东：《读武侯祠》，《浮世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社会的基本纲常，使得反传统主义者们恨不得将其一锅端掉！但另一方面，一旦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裂变，那么就像其他文明的价值理性也会逐渐从“政教合一”的尴尬中摆脱出来一样，儒家学说也会跟原有的尘世逐渐回复“一而二”的关系，从而获得从思想上纯化与上升的机会，——只不过这种“有所得”的机会，却同时又是一次“有所失”的危机，因为这种经典的价值一旦不再切入社会，也就有可能像其他学说一样遁入空门，只是束手无策地空对着社会的失序，而不再能发挥以往那种哪怕是效果有限的教化作用。

事实上，早在戊戌变法的前两年（1896年），梁启超就已流露出他对于坐视“西风压倒东风”的潜在忧虑——“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今夫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中国俗儒，拘墟谬瞀之论，虽坚且悍，然自法越以后，盖稍变矣；中日以后，盖益变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6页。。只不过，由于当时积贫积弱的艰危时局，和读书人“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的科场风习，使得梁启超尚不能把这方面的危险，当做最紧迫的燃眉之急。然则即使如此，他也还是在同一篇文章的最后，提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重要性——“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同上书，第129页。。

而到了十年之后，也就是到了科举已废的1905年，梁启超则又在为《德育鉴》所写的按语里，对于失去了儒学收束的人欲机心，表达了内心中与日俱增或与时俱进的忧虑；而且他此时也已更能看清，在这种文化失序与西风东渐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变关系：“居今日而与学者言义利之辨，无论发心体认者，渺不可得，但求其不掩耳却走者，盖千百中无一矣。何也？所谓权利思想，所谓功利主义，既已成一绝美之名词，一神圣之学派。今乃举其与彼平昔所服膺最反对之学说而语之，匪直以为迂，且以为妄耳。……以阳明先生之大贤，犹曰十余年痛自洗剔创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时生。而吾侪谓一时受刺激闻警导所发之热诚，遽足以自信，多见其不知量也。诚如是也，则我今日所指名唾骂之夫己氏，安保其不为数年后我躬之化身也？今欲免之，其道何由？亦曰于陆子所谓打叠田地洁净，王子所谓援之登岸者，痛加工夫而已。以孔子之言言之，则为己也，喻义也。”梁启超：《德育鉴·辨术第一》，《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他甚至还在举例时着重指出，一旦失去了这种修身的基础，即使就当时最迫在眉睫的爱国目标而言，也将会失去思想上的真正发动机。

游心影录》一书中所雄辩的：“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簿［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掉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页。

也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就进而在此书中提倡，必须进行新一轮的、真正彻底的思想解放——也就是不仅要用自主的头脑，对中国的思想权威进行解放，还要拿出同样的胆魄，来对西方的思想权威进行解放：“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沿着这种思路，梁启超又接着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目前预备工夫，自然是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虽然，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迳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实际上，无论再把这些话重读多少遍，恐怕如今的后学也很难挑剔出：它们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第八，更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其归根结底的重要内因，还是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毕竟，在任何具体的文化氛围中，都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自然生命，而只有被某一价值理性所规划、首肯和暗示的文化生命。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说法，就曾经构成了人所共知的生命节奏，协调着每一个儒者的前行步履。

生的各个阶段去完成相应的周期性使命，也就向来是传统读书人的不变情结。他们当然有可能被某种随机的外来情势，推向了某个并非如其本愿的方向，从而打乱了他们既定的人生节奏，但即使这样却又不可能改变，他们还是会对人生始终怀有这样的渴望。

尤其对梁启超这个人来说，这种来自于孔子的笼罩性的影响，更是绝对不可以忽视！——他曾经既诚服又亲近地写道：“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前节曾讲过，孔子出身甚微……而且少孤，幼年的穷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狠像现今的苦学生，绝无倚靠，绝无师承，全恃自己锻炼自己，渐渐锻成这么伟大的人格。我们读释迦基督墨子诸圣哲的传记，固然敬仰他的为人，但总觉得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万万学不到的。惟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类生活范围内极亲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学他，人人都学得到。孔子之所以为大就在此。”梁启超：《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8页。此外更有启发的是，如果我们眼下在“国学热”中，对于此种评价的高度已不太敏感，就不妨再从反面去回顾以往的“上纲上线”，反倒更能对此获得入木三分的印象：“自古以来，颂扬孔子者比比皆是，而给孔子如此全面、如此‘崇高’的评价，似乎未之前闻。梁启超把孔子捧得如天之高，如地之厚以后，还叹惜人们不了解孔子：‘自孔子殁后，二千余年以迄今日，而知孔子者何寥寥也；且自孔子殁后，二千余年以迄今日，未知孔子而求知之者，又何寥寥也。’这样一位把孔子当做上帝来膜拜的儒家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一员。”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9页。

说到底，梁启超虽然自幼有“神童”之称，而且毕生以“捷才”闻名，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将自己的心智渐次洞开，而终究成为不可得多的文化“通人”，也恰恰是因其心中装着孔子的榜样，尤其是装着“晚年”孔子的进学楷模。而在这个意义上，从他笔下流出的下述说法，当然是在追慕孔子的人格风范，但也未始不是在砥砺作为后学的自己——“他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可见他直是以学问为性命，终身不肯抛弃。他见老子时，大约五十岁了。各书记他们许多问答的话，虽不可尽信，但他虚受的热忱，真是少有了。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还恨不得多活几年好加功研究。他的《春秋》，就是临终那一两年才著成。

这些事绩，随便举一两件，都可以鼓厉［励］后人向学的勇气。像我们在学堂毕业，就说我学问完成，比起孔子来，真要愧死了！他自己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可见他从十五岁到七十三岁，无时无刻不在学问之中。他在理智方面，能发达到这般圆满，全是为此”梁启超：《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9—60页。。

对孔子的人格力量保有如此明确的自觉，还能从学术能力上一直保持着回归“名山事业”的可能性，还能有机会从跨文化的角度上去反思，重新阐发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使其焕发出怎样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意义！——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看到，其实写完了《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不过是接着又做出了一个久有夙愿的和足慰平生的选择。

不过此后的尴尬却在于，一方面，对于内在于此种文化氛围的人来说，梁启超此后所做出的这种转身，甚至都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因为它原本就是不言自明的，就像当今时代的人们都懂得，一位运动员无论曾经怎么辉煌，也终要从竞技场上主动退下，安心转入到另外的人生阶段。可在另一方面，对于外在于此种文化氛围的人来说，梁启超的这种急流勇退，或正因为他此前政治生涯的辉煌，却又显得相当不可思议，由此又不免去胡乱地强作解人。——在我看来，这正是那些围绕梁启超的英文著作，不是误解他的学术晚期、就是忽略他的学术晚期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作者在另一种文化情势中，受另一种职业化分工的要求，其本分也是进行学术工作的。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此后正赶上了文明的崩解，致使对于这样的生命周期，不光是国外的作者难以同情地理解，就连身在中文语境中的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同样难以再发出平心而论。

——最为典型的误解方式是：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眼界和倾向，要么就把梁启超看作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职业的学术研究家；而再从这种僵化的、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就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于这位生活在儒学暗示中的人物而言，具有怎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只是要么只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写完《欧游心影录》后的选择，完全看作从政坛上的逃遁与败走，看作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要么就只是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在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和政治活动中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急就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

能想到，该作者竟还是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的学生呢！

所以，真正令人痛惜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暗示，已经不再能如盐入水地化入思想的背景，而构成人们不言自明的文化前理解，所以后来已经很少有人还能意识到，一位真正儒者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反倒是所谓“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目下熟知的、已被社会分工瓜分豆剖的、具有单调同一型的现代“学术人”。由此，当今的人们也就更难理解：无论一位儒者在事功上遭遇过多少挫折——更不要说梁启超还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只要还充分保有治学上的可能性，从心理上就感受不到任何的落寞与失意。

事实上，只有充分地了解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合情合理地想象到，写完这本《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要到清华国学院里来做什么！

前文已经述及，早在梁启超游历欧洲之前，他便曾不断地公开发愿，想要恢复自己的书生本色，投身于“言论”、“教育”和“著述”。甚至，他还曾在1918年10月26日，即在自己启程去欧洲的前两个月，明确地向《申报》记者表示过：“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2页。

由此我们也就再次看到了，实则梁启超一生的很多转折，原本都有它的渐积之因，而只是人们对此有意无意地失察或误读，才将他的那次最终决断看成了“陡转”。——幸而，我们眼下总算已能看清，尽管由于外因的干扰与拖累，使这个预定计划不得不被推迟，但同样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腹案却又变得日益成熟和不可更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趟欧洲之行对于梁启超而言，才具有如此关键的重要性，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描述的：“梁启超在完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顾问的任务后，对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欧洲诸国的20多个城市作了半年多的考察访问，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今后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有一番新的考虑，因而他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转折。《欧游心影录节录》集中反映了他的新思想，成为梁启超进入晚年时期的一篇纲领性文件。他从欧洲带回1万多册书，准备在文化教育上大干一场。”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

说“‘志学’字最有力，须是志念常在于学，方得。立，则是能立于道理也，然事至犹有时而惑在。不惑，则知事物当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当然之理，必有所从来。知天命，是知其所从来也”《朱子语类》第二册，卷二十三，（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7页。，便正是要“循乎圣人为学之序”，来把作为自然规律的各个人生阶段，以同一进学过程中的不同修身次第，即所谓“而立”、“不惑”、“知命”和“耳顺”等等，给了无阻隔地一体贯通起来，让人们为生命的成熟而感到步步喜悦。

然而，这种终生鞭策进学的文化氛围，在带来其独特的悦乐快慰的同时，却也会带来其特有的危机感，那仍要来自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的深深忧虑。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年龄的整数关口，它都会不言自明地追问那个当事人：是否确然做到了“而立”、“不惑”、“知命”和“耳顺”等等？而由此一来，无论一个人在外在名声和事功方面，是否已能享有“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美誉，或者是否显得“大功告成”而“足慰平生”，他都不会被鼓励去安享这种“功成名就”。——比如，就文本的特定语境而言，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这几个字，就会按时去警示一位年近半百的儒者，告诫他眼下实正处于最关键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说，不管他此前曾在“内圣”与“外王”方面，做出过多少骄人的成绩和功德，如果他此刻不是继续发愤忘食，而是躺在以往的成绩单和功劳簿上，那么，他就终将不能继续攀上更高的生命层次，终将不能在人生的修持中有所大成，终将无法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也就可以理解，对于像梁启超那种儒家文化的“化内之人”来说，他心里当然会非常清楚：其实自己此生究竟是成是败，此刻还完全是在未定之天！

由此，在本文看来，在儒家文化的特有生命周期中，正是这种来自人生节奏本身的紧迫感，以及由这种生命鼓点所不断催动的“进学”要求，才派生出了梁启超生涯中的关键后期。而与此同时，又正如本文上节所详细铺叙的，正是他在转向这个后期之前的种种铺垫，才构成了他这种转折的具体思念内容。——所幸的是，既然我们已经花去了较长的篇幅，去追述发生在他心中的种种变迁，那么，现在再来理解他此后的很多抉择，就会显得势如破竹了。

比方说，自然而然的是，梁启超对很多关键人物的臧否与交往，都会围绕着这种转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也正如前文已经约略回顾过的，眼下梁启超对于张之洞的实际评价，随着传统因素在他那里更被看重，便可以撇开以往具体的人事纠葛，而从激烈的批判变成了创造的继承。——对于这一点，列文森倒是早就看出来了，尽管他又把它表达得转弯抹角：“在十九世纪，张之洞总督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仍然忠实于传统的前提下，他发起了革新运动。几十年后，当梁启超认为中国重精神而西方重物质时，如果否认时间在这里的价值，就可以说他在坚持同样的观点。……”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曾因为其老师在持论上跟张之洞的相似，表示出了拒不听从的倔强态度：“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切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然而到了1920年，等梁启超再来回顾有清一代的学术进程时，却对自己同老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虽则是仍有保留的调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然其保持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4页。上面这段引文，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不过，如果想要真正读懂它，还应具备这样的阅读技巧：一方面，这里对所谓“生性之弱点”的自责，毕竟是作者在谈到老师的批评时，从笔锋中顺便带出的谦辞，它尤其在传统的修辞习惯中，不可以理解得过于认真和实在，尤其是不能一看连他本人都已承认，就简单地当做定论来引用；而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又正因为梁启超那种“善变”的个性，以及他那种从不耻于坦承变化的率真品格，所以随着“传统”和“保守”这些关键词，日渐在心理两极间趋向那个中点，在他跟态度更为保守的老师之间，也的确是出现了某种关系修复。——毕竟，这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出于自己的真性情，才向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同样出于自己的真性情，才公开地跟这位先生分道扬镳。惟其如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以及他们师生关系的如冰释然，还有前文已经引证过的、他为老师所写的沉痛祭文，就不能仅仅被解释为外交的手腕、或者某种周到的礼数，因为那类虚伪作假的方式，毕竟有悖于他的基本个性。

而接下来，更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也是出于同样的观念调整，梁启超才会在归国后不久，便对胡适那种洋味十足的“国学”研究，不断提出基于本土立场的学理批评。——首先，是他于1922年应北大哲学社之邀，去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公开发表了讲演：“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由于本人自有他一种学风，对于他‘脾胃不对’的东西，当然有些格格不入。……他讲孔子，也是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殊不知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位、第三位，他的根本精神，绝非凭知识可以发见得出来。所以，他对于孔子说了许多，无论所说对不对，自然有许多对的，依我看来，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演讲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0、242页。

说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过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说，庄子认宇宙为静的！这话更奇了。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胡适日记全编》（三），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由此，几乎是执意要去针锋相对，胡适也就当众挑明了自己对于本土价值的真实立场：“欧洲中古时代，教会中讨论一个神学问题时，于护法的主张之外，常设一个‘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li）’代表反对的论调。平常人所认为黑暗的中古欧洲，尚能不没煞反对的论调，何况我们今日呢？因此，我觉得孔子的学说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么多的护法神了，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个小小的advocatusdiaboli，大概总还可以罢？我又觉得庄子的说《话》，——‘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为害不浅，致使中国两千年没有一个为思想为真理为宗教而死的人；庄子的书，受了两千年的盲从，——大家都觉得他‘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好！

——替他辩护的人也够多了，我来做一个小小的advocatusdiaboli，大概也还可以罢？”《胡适日记全编》（三），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1页。

再接下来，到了1923年，梁启超又应《清华周刊》的同学之请，评估了胡适开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并且鉴于它一方面范围太过狭窄，只涉及了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另一方面又由于只涉猎了那两个领域，而完全不曾涉及史学领域，其程度便不得不缩得太嫌专门，并不符合其“最低限度”之初衷，而重新开出了他自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份随即被推许为“必读”的书目中，基于一位过来人的读书经验，向清华的同学依次推荐了下述书籍：（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参阅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而针对他借此向胡适挑明的分野，笔者也是刚刚写下了这样的辨析：“人们当然可以说，从其现成的著作来看，胡适更偏重于‘文学’研究，而梁启超更注重于‘史学’研究；人们当然也可以说，从其实际的读书量来说，胡适的‘国学’底子尚嫌‘单薄’，而梁启超的底子则较为‘深厚’。然而，再去细读一下梁启超附在书名后面的谆谆解说……大家就不难从中体会到，其实胡适与梁启超的更深刻区别，还在于挑明了‘研究’与‘涵泳’的不同。——也就是说，上述两位学者中间，一个是为了进行‘研究’才开始进入‘国学’，而另一个则因为已经进入了‘国学’才想进行‘研究’。”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待刊稿。

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胡适日记全编》（五），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4—355页。此外，也曾看到专治胡适的方家，无疑向自己的研究对象投以了更多的同情：“梁启超是今文经学的末代子孙，其人聪颖机敏，有所论著，辄不乏大胆的创见。然而以方法不够谨严，常常自相矛盾。所以，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梁氏不如同时代的章炳麟，更不如后辈的胡适……胡适很受清代考证学大师的影响。他把它纳入他的实验主义的体系，造成他自己的治学方法，颇为一贯地用之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其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怀疑，提倡于不疑处有疑；二是重证据，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为了弄清戴震究竟曾否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时间积累资料，搜寻证据，至死仍未肯写定全部看法。梁启超是决不肯干这种事的。人们可怀疑胡适这个研究题目本身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却不应怀疑他这种谨慎的态度。”耿云志：《胡适与梁启超》，《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8、249页。

自《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节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10月20日第1卷第1号。。

当然，还可以再退一步说，即使是研究“中国”的内部与外部视角，也可以成为天然分立的和优势互补的，就像笔者一直希望在“国学”与“汉学”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良性关系。然而，问题的另一要害又在于：在整整一百年前的此一时刻，西方的文化霸权实在太过强势了，以至于那个来自外部的研究视角，连同它切入的手段和前定的结论，也都从外部直接移入了内部，并且顺利地找到了它在本土语境中的学术代言人，乃至基本上压制住了来自内部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也无论后人发现自己能否认同他，他们都必须先从思想上认识清楚：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说到底又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是所谓价值中立的和不带成见的，而是像他又在别处坦然承认的，是要到一个腐朽与黑暗的所在来“捉妖”和“打鬼”：“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现代评论》1927年3月19日第5卷第119期。也正因为这样，笔者才刚刚对此下出了这样的判断：“胡适‘国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国学’，而只承认有所谓的‘国故’，因为前者自然要伸张一个自圆自洽的统合系统，而后者则可以借助外来的科学精神去重新排列组合。由此我们也就看到，胡适所主张的‘整理国故’运动，很自然地也就会是‘以西格中’运动，而且是在以西学中的‘科学’来生硬地整理中学中的‘人文’。”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未刊稿。

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著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王铭铭：《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王铭铭人文学网》，http：//wangmmbk.blog.163.com而对于这种文化史范式的意义，我们到下边还会涉及与发挥。

第二，由梁启超那种“于书无所不读”的求知欲，又不免联想到另一个关键问题：由于西方模板对于中国教育的示范与矫正，近来已极为讽刺地反转过来，从特重“分科”教育变成了特重“通识”教育，参见刘东：《诸神与通识》，《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也就使人往往误以为，那个作为liberal artseducation之译语的“通识”，不过是指西式大学在本科阶段的教育程度，换句话说，不过是指一位毛头小伙的合格教育。——而殊不知，在未遭西方冲击搅局的中国传统那里，如此的“博通的知识”，却是唯有大儒通人方能达到的境界！在历史上，也只有能如此这般来“博览古今”的人，才会被王充认定为“通人”，参见王充：《论衡》卷十三《超奇》。又只有具备了这种“通人”的格局与气象，在中国文化的固有治学氛围中，才会素为文人士夫们所重：“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14页。当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大凡具备此种“通识”的“通人”，一旦回过身来再做起学问，哪怕只是妙手偶得，也会表现出其超凡脱俗的特点。我们对这一点还会接着发挥。

第三，由上面那种高蹈于“专家”之上的“通人”，又不免联想到一个流传甚广的八卦故事，它在这个“思想淡出”而“学术淡入”的时代，看来是为了推重清华国学院里的这一位导师，就不得不去贬低它的另一位导师——“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默秋：《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文汇报》2009年2月20日。。且不说，如果比对一下相关的校史记载，当年实际发生上述对话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就算性情中的梁启超为了表达力荐之意，当真使用了如此极端的修辞手段，我们也应像前边分析他的另一句谦辞时那样，绝“不可以理解得过于认真和实在”罢？

身，就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学问边界，所以也就只有他本人的集大成之作，才可能为他所在的那个历史横断面，打下一个“疏而不漏”的思想之结！

当然从反面来说，由于很容易推想的局限性，即使出现了那样的一种通人之作，也照样会在知识的广度、特别是论述的深度方面，存有这样那样的漏洞。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坚持要说，就其本性而言，这种著作所可能达到的完备性，仍有其不可多得的重要性，——至少，那不是后来总想用人海战术去包办的、尽管表面上也可以做到同样卷帙浩繁的“重点工程”，就可以在智慧含量上加以替代的。这当然是因为，正如“解释学循环”那个怪圈所揭示的，哪怕你集中了为数再多的、胸中并无“成竹”的作者，也不可能分头去画好一幅宏大构图中的各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部。

而这还只是从历史的横断面上，即从共时性的角度，去约略领教了一下“通人之治学”的妙处所在。除此之外，我们更可以沿着历史的纵轴，即从历时性的角度，去更加富于想象地体会一下，在上代通人与下代通人之间，又可能发生怎样微妙的文化连接，——那其实在整个的文明传承中，也正是最令人神往和最为出彩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当然不难想象，毕竟只有通人才能通盘地理解通人，所以，尽管他们之间远隔了时代的烟尘，但这些在同代人中苦无交谈对手的大儒，却由于眼界、格局和高度的大体对等，反而更易于在隔代的阅读与对话中，感受到息息相通和惺惺相惜。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难想象，随着时间长河的磨洗与沉积，每一代的学问总量都是既有淘汰、又有增进的，所以，恰恰是借着后代通人向其前辈的请益与叩问，他们共同所属的那个文明系统，才得以进行一次透彻的知识盘点，并得到细微的却是必要的损益，从而带动历史发生相当微妙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说，其实文明过程的开展与沿革，便是相应的发散和收束所组成的，——而这里所讲的“收束”，也正是在各个历史的横断面，由它们各自的文化通人，对于此前阶段的文化发散活动，所打下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之结。

由此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精炼”的文明进程中，当身为后人的我们，再要去领教周公的文化创造如何丰富时，就主要是从孔子的诠释中得悉了这种丰富；而当我们再要去领教孔子的思想如何精彩时，又主要是从朱子的诠释中得悉了他的精彩……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它所能为整个历史长河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最终为之奉献出属于自己的集大成之作，并且借此而在整个的文明进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刻痕、创造与偏转；如若不然，则这个特定的历史横断面，尽管也不会毫无自身的渐变累积，却终究会显得平淡、苍白和缺乏创意，而它所未完成的那个思想之结，也就终究只能留到后世去补课，——那就要去指望后一代涌现的通人了！

当然，说到这里还应该提醒：前面只是充满了神往地叙说了一种“相当具有学术前途的治学路数”，——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尽管梁启超确实开出了那样的路向，但这种辉煌对他本人而言，却仍然只属于一种可能性。

部就班地实施，想要去真正实现这些可能性。只不过，命运的捉弄人之处却在于：一方面，任何人在完成一项使命之前，摆在他本人面前的，充其量也只能是这种可能性；而且，他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可能性，来规划、激励和型塑自己。但另一方面，他在做出所有这些努力的同时，他在憧憬这种辉煌的同时，却也只能同时心存悲凉地想到，天边仍有一块驱不散的乌云，那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点，所以眼下几乎触手可及的可能性，能否真正被兑换成为现实性，终究还是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可即使如此，读者若能从其生年开始，屈指细数一下，发现就算到了1949年，梁启超也才刚满76岁，那么大家也就不难想象，只要能享有平均的寿数，则前面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对于尚在那一刻的梁启超来说，也并非全然属于虚无缥缈。——要是他真能活到那个时候，以他当年所享有的丰足条件，以清华国学院向他提供的空前激发，再加上他丰厚的学识和阅历，加上他超常的聪颖和勤奋，加上他若有神助的下笔速度，那么有谁就敢断言：梁启超此生的学术成就，就是可以限量的？

而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就是梁启超欧游归来以后，基于他对有清之学的强大通识，几乎是顺手写下的《清代学术概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1920年，梁启超以神来之笔，用一周时间创作了后来久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这部著作系统评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概况，就有清一代的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献学、美术、佛学、诗歌等人文、社会科学及历法、算学、水利等自然科学进行了全面的论列。它把每一时代的学术作为思潮进行总的历史考察，探讨其起因，分析其特点，剖析其衰落的根源，并且对各个时代每一学科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详加阐述，不失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李喜所：《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1页。——而到了四年以后，“梁启超又将他在清华等校讲课之讲义16章，包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学派，王寅旭、梅定九之历学、算学，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合编出版，名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计25万余字。可以说对《清代学术概论》作了重要的补充，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如小学及音韵学、辨伪学、方志学、传记及谱牒学等），更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学术史。”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

国生物学等。）社会现状等项。此丛书由本院拟定题目，聘请专家编著，或收已成之稿，其海外著作可采者或亦译登。每年最少出二十四种，除专聘所编外，其投著稿译稿者，或优给酬金，或受其版权，或量给奖励金，版权仍归作者。第二，编辑近代学术文编，及国学海外文编，略师贺氏《经世文编》之例，广搜清初迄今学者专集，及杂志中所发表凡研究国学有价值之文字（专书不录）。分类编录，使学者可以尽见难得之资料，且省翻检之劳。此书以一年完成之。海外文编，则专译欧美日本人研究中国学术，事业之著作。第三，编制大辞书。一， 百科总辞书。二，分科专门辞书。第四，校理古籍。凡古籍有不朽价值而较难读者，（例如六经，诸子，四史，通鉴等。）择出二三十种，精校简释，加圈点符号，补图表，冠以详核之解题，令青年学子，人人能读，且引起兴味，拟于五年内将最重要之古籍校理完竣。第五，续辑《四库全书》。搜集《四库》未收书，及乾嘉以后名著，编定目录，撰述提要，俟有力时乃刊。第六，重编佛藏。精择各宗派代表之经论，删伪删复，再益以《续藏》中之主要论疏，约泐成三千卷，各书附以提要。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果不其然，即使回到黄卷青灯的学术界，这位曾经沧海的大人物，还是一副孔子当年的气派：虽未必非要去“述而不作”，但却先要思念着去集历史之大成！

种学问之综合，历史家之责任，非仅在览时事之变迁，于各种科学之发达，亦不能不略知甘苦。数年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时，曾请梁先生公开演讲，其讲题有关于生物学，当时在座之科学家，均加赞赏，称其善于辞令，梁先生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若其风发泉涌透澈晶莹之文章，与其鉴微探本疏通知远之思考力，则既声望所归，万流仰镜，不必更赞一辞矣。梁先生晚年息影津门，优游林下，尝有志于《中国通史》之草创，使寿之以年，当不让司马温公专美于前……今先生往矣，先生所欲结撰之《中国通史》，不得不有待于后起者之努力矣。云重积而复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情此慨，良无以喻。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06—107页。这种充满伤情的追悔，更使我们不能不充满好奇：如果真能天假以年的话，梁启超最终留给后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一部巨著？我们在前边曾经提到，有过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倾向，它把梁启超早年的各种文字，“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和政治活动中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急就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然则在我们看来，其实只有等他写完《欧游心影录》之后，特别是等他来到清华国学院之后，也就是说，只有等他专心致力于学术工作时，梁启超笔下的纯粹“学术性”，才会逐渐地凸显出来。——不过即使如此，对这个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历史地分析：一方面当然要看到，如果受以往的写作媒体和任务所限，他早年的文字势必要简短、明快、速成，那么，等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以后，既然是左有王国维、右有陈寅恪，其预期的阅读对象已大大改变，那么他的思路的缜密度与论证量，也都会随之逐渐增添起来，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的。但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而且即使是对照一下王、陈本人的行文，也不难对此有所体会：梁启超当年所预期的治学活动，仍是从《廿二史札记》那类的传统笔记中，所逐渐点化出来的中式治史活动，所以他尽管会在论证量上有所扩充，却不可能也不需要后来那种现代西式的论证密度。

在我看来，这才是理解梁启超后期写作的关键，——无论是对其写作风格来说，还是对其写作计划来说都是这样。说到底，那种传统风格的历史札记，自有它独到的写作预设，那就是假设自己的预期读者，只来自一个志同道合的小众，他们也都像作者一样沉湎在传统中，也自然是涵泳于相关的史料里，故而根本不必给出画蛇添足式的脚注，而只需把自己最有心得的发现，以“高手过招，点到为止”的方式，简略而传神地递送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以往那种历史写作的预设，是假定所有的读者都属于内行，所以才无需如今这种不厌其详的交代与铺陈，那么，如今这种学术写作的预设，却是在怀疑连作者本人都是外行，所以才会从写作规范上，要求他事无巨细地全都注释出来。——只有借助于上述这种区分，我们才有理由告诉大家，即使看到了下边的惊人描绘，也不要马上就望文生义，误以为梁启超当时无非是不自量力：在他的已成的《中国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会组织篇》上，我们又见到他的《中国文化史》的全部计划。这个文化史，范围极为广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叙述历史事实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的印刷，编纂，收藏的《载籍篇》，凡关于中国的一切事物，几无不被包括在内。现在且钞录其全目于下：

朝代篇神话及史阙时代、宗周及春秋、战国及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辽。

种族篇上汉族之成分、南蛮诸族。

种族篇下北狄诸族、东胡诸族、西羌诸族。

地理篇中原、秦陇、幽并、江淮、扬越、梁益、辽海、漠北、西域、卫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县、汉之郡国及州牧、三国南北朝之郡县及诸镇、唐之郡县及藩镇、唐之藩属统治法、宋之郡县及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属统治法、民国之国宪及省宪。

政制篇下政枢机关之制度及事实上之沿革、政务分部之沿革、监察机关之沿革、清末及民国之议会、司法机关、政权旁落之变象。

舆论及政党篇历代舆论势力消长概观、汉之党锢、宋之王安石及司马光、明之东林复社、清末及民国以来所谓政党。

法律篇古代法律蠡测、自战国迄清中叶法典编纂之沿革、汉律、唐律、明清律例及会典、近二十年制律事业。

军政篇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战术沿革、历代大战比较观、清末及民国军事概说、海军。

财政篇力役及物贡、租税、专卖、公债、支出分配、财政机关。

教育篇官学及科举、私人讲学、唐宋以来之书院、现代之学校及学术团体。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汉迄清季驿递沿革、现代铁路、历代河渠、海运之今昔、现代邮电。

国际关系篇历代之国际及理藩、明以前之欧亚关系、唐以后之中日关系、明中叶以来之中荷中葡关系、清初以来之中俄关系、清中叶以来之中英中法关系、清末以来之中美关系。

社会组织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阶级、乡治、都市。

饮食篇猎牧耕三时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饪、麻醉品、米盐茶酒烟之特别处理。

服饰篇蚕丝、卉服、皮服、装饰、历代章服变迁概观。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种宅居、上古宫室蠡测、中古宫室蠡测、西域交通与建筑之影响、室内陈设、城垒、井渠。

考工篇石铜铁器三时代、漆工、陶工、冶铸、织染、车、舟、文房用品、机械、现代式之工业。

通商篇古代商业概想、战国秦汉间商业、汉迄唐之对外商业、唐代商业、宋辽金元明间商业、恰克图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南京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近代国内商业概观。

货币篇金属货币以前之交易媒介品、历代圜法沿革、金银、纸币、最近改革币制之经过、银行。

农事及田制篇农产物之今昔观、农作技术之今昔观、荒政、屯垦、井田均田之兴废、佃作制度杂观、森林。

言语文字篇单音语系之历史的嬗变、古今方言概观、六书之孳乳、文字形体之蜕变、秦汉以后新造字、声与韵、字母、汉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运动。

宗教礼俗篇古今之迷信、阴阳家言及谶纬家言、道教之兴起及传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观察、摩尼教、犹太教之输入、回教之输入、基督教之输入及传播、历代祀典及淫祀、丧礼及葬礼、时令与礼俗。

学术思想篇上古代学术思想之绍述机关、思想渊原、儒家经典之成立、战国时诸子之勃兴、西汉时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之废兴及蜕变、西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佛典之翻译、佛学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辩与会通、宋元理学之勃兴、程朱与陆王、清代之汉学与宋学、晚清以来学术思想之趋势。

学术思想篇下史学、考古学、医学、历算学、其他之自然科学。

文学篇散文、诗骚及乐府、词、曲本、小说。

美术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刺绣。

音乐篇乐律、古代音乐蠡测、汉后四夷乐之输入、唐之雅乐清乐燕乐、唐宋间乐调之变化、元明间之南北曲、乐器、乐舞、戏剧。

对于此中的薪火相传关系，梁启超越是接近其生命的终点，就越是看清和看重了：“……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梁启超：《北海谈话记·节选》，《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3页。可以说，正是梁启超留下的这些火种，才构成了很多国学院弟子的治学动力，而只有把他们所获的成功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整部院史的神话般的辉煌。

沿着上面的思绪，自然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作为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当年如此投入地来到清华园，究竟是所为何业、所乐何事？

前文提到过，总有人因为自家眼界受到了现代分工的限制，便倾向于从两条逼仄的门缝来打量梁启超——“要么只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在写完《欧游心影录》之后的选择，完全看作从政坛上的逃遁与败走，看作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要么就只是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在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和政治活动中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急就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而循着这种“无聊才读书”的下作逻辑，又有人大概是见多了从政的马基雅维里，便猜想梁启超来清华也准是“意在沛公”，暗中要为他的研究系培养后备力量。

然而，到底又有哪位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了研究系的干将呢？甚至，到底又有哪位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后来曾经选择以政治为业呢？——所以，只需略经试问，便可知那种并无根据的猜疑，无非是在“度君子之腹”而已。而如果回到当事人的时代，就连曾与梁启超争锋过的胡适，到了应当表示宽容的日子，也曾明确否定过那种无稽的猜疑：“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胡适日记》，1929年1月20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2—353页。

进一步说，研究系在民初政坛上如此昙花一现，又恰是因为它还循着“群而不党”的君子之风，还太过自由、松散和随意，还不像经过一个现代整合的政党，还可以宽容内部的不同意见，而且被认作党魁的梁启超本人，又往往就带头参与这种论辩。参阅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只可惜，由于太过熟悉列宁式政党的钢铁模式，就使得后人即使读到了梁启超下述带有隐痛的表白，也会误以为他当初就是在言不由衷：“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法）。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93页。

由此说到底，还是因为传统氛围的逐渐稀释，使得格格不入的后世研究者，已无力再去神会以往历史主体的深层动机了。在这方面，正像韦伯理解社会学所遭遇的方法论麻烦所揭示的，“对一个行动的纯粹观察决非任何形式的理解。事实上，除非我们知道为什么它正在进行，就无法恰当地理解什么正在进行。”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有一位中国的观察者或研究者，在已经了解到了从孔子孟子、到程朱陆王、再到张之洞梁启超的思想史之后，竟还看不出越是遭逢到动荡和危机，就越是急于再造教育和收拾人心，此正乃天下儒者最标准的文化应激反应，那么，他至少就不要再去奢谈什么“同情的理解”了……而无论如何，梁启超却正是那文化的化内之人！即使是在早期的更有锋芒的“新民说”中，他也同样是在遵循此种文化的基本逻辑。而合乎此种思路的表现是，受制于“百年树人”的缓慢周期，凡教育家又必属于“慢郎中”。由此，针对所谓“到底先有新政府还是先有新国民”的缠绕问题，梁启超对于飞生的耐着性子的回答，虽亦暗藏着戊戌失利的教训与隐痛，却又使人想起黑格尔所谓“不合理的君王要由不合理的臣民来解释”的命题，——不言而喻，对于这种逻辑关系的反其意而用之，也就构成了想要教育出一代“新民”的内在理由：使戊戌变法而收全功也，则利用数千年来莫大之政权，举一国而鼓铸之。民之能自新者上也；其不能，则干涉以新之而已；虽不能新其全，犹新其半；不能半，犹新其半之半也。国如是，固不能专以责任委诸民，彼时而专为教民自新之言，是反为政府卸其责也。惟今之政府，则固不足以受责者，乃始不得不还责望于吾民之自身。

也。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9—790页。所以，他接着又就此发挥道：“与人为善，教育者之事也，取人为善，受教育者之事也。常能取人为善，则受教育岂有止境，而亦何常师之有。故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告子下》乐正子章）此自力教育之妙用也。”同上书，第790页。

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想到要撰写这篇文章来强调：只有充分理解到了发生在《欧游心影录》中的思想变化，才能真正看清梁启超于同步进行的生平转向。也就是说，一旦完成了这本破除外部迷信的著作，而惊喜地找回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定位，梁启超就势必需要一个合适的话语场，来发表、整理和激发自己的发现，而这正是后来碰巧出现的清华国学院对他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到清华国学院来，就绝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一次进取式的升华和蜕变。当然，即使进行了这种意义重大的生涯转向，也并不就此意味着，对于此前的成败利钝、功过是非，都就可以不再介意和牵挂了；可无论如何，跟更令人兴奋的前景相比，那种种的追悔、回忆与嗟叹，毕竟都已退到日常的注意视线之下。——不然的话，要是只想到清华来打发无聊日子，这位公认最为率性的人物，又怎会讲出像“武士当死于战场，学者当死于讲坛”这等豪迈的话？

毕竟，对于学习之快乐的抒发，正是夫子《论语》的劈头第一句话，那岂是梁启超此生所敢稍忘的？他在《德育鉴》里曾抄录过王艮的一段话：“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②梁启超：《德育鉴·知本第三》，《饮冰室丛著》（第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53页。他还又专门就此写下了自己的心得：“此是学王学者最受用处。真有得于王学者，其自信力必甚大且坚。”②而在稍早前写下的《自由书》中，他更从反面道出了对学习的牵挂：“我国数千年来不悦学之风，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循此更阅十年，则千圣百王之学，精华糟粕，举扫地以尽矣。……要之：舍肉欲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于以维系士夫之人格，毋使堕落太甚。而国家元气，无形中往往受其赐。今也，旧学则视为无用而唾弃之矣，至其所谓有用之新学，其价值乃仅得比于帖括。吾国需此变形之帖括，何为也哉？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丧无日矣。’是岂可不为寒心也？”梁启超：《自由书·不悦学之弊》，《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6页。

校里常常闹风潮赶教习，学生们真是难缠。我说，教习要闹到被学生赶，当然只有教习的错处，没有学生的错处。总是教习先行失了信用，或是品行可议，或是对学生不亲切，或是学问交代不下，不然断没有被赶之理。

因为凡学生都迷信自己的先生，算是人类通性。先生把被迷信的资格丧掉，全由自取，不能责备学生。——教学生是只有赚钱不会蚀本的买卖。做官吗？做生意吗？自己一厢情愿要得如何如何的结果，多半不能得到，有时还和自己所打的算盘走个正反对。教学生绝对不至有这种事，只有所得结果超过你原来的希望。别的事业，拿东西给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损失，教学生绝不含有这种性质。正是老子说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越发把东西给人给得多，自己得的好处越发大。这种便宜够当，算是被教育家占尽了！”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而相形之下，那班只是到讲坛来打工的教书匠，恐怕连做梦也讲不出如此深挚可爱、天真烂漫的梦话吧？

而历史的因缘巧合又在于，当时正值兴办之初的清华国学院，其正待上升的发展势头，偏又跟梁启超生涯中的这次上升性转折，不期然而然地保持了某种平行。当然，国学院延聘到的其他导师，其道德文章亦属不可多得，而且其各自的学业专攻也颇有互补。不过，回到国学院创办之初的语境，它最容易先行借重倚仗的，还要数梁启超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因为他那只如椽健笔的影响，几十年来在广阔的神州大地，真可以说是无远弗届。此外，尽管他此前的从政经历，并不能算是求仁得仁的，可他又正因为这种经历，而一旦专心致志地要来治学了，其足以享有的资源、人脉与名望，却又断非寻常的书生可比，甚至根本就是无出其右的。——对此只需回想一下，何以身为校董的他一旦于年初辞世，国学院到年中便被校方停办，而且此议一出便无从抗辩，就不难咂摸出其中的权重了。

不过，清华所曾得益于梁启超的，又远不止他的人脉与名气。由下边的回忆可以想见，他虽带来了重大的资源与影响，却绝不是借此来混迹学界的：“他主讲‘历史研究法’，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学生均可以选。对于历史系的学生，这是一门必修的科目。从民国十五年秋天起，他所讲的，是‘传记的写法’，由周传儒与姚名达二君作成记录，按期登载在《清华周刊》。其后，被整理成一本书，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正编’早已出版，我在投考清华以前已经念了几遍。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上下五千年，南北东西一万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两通鉴，十通，五记事本末，《太平御览》，《图书集成》，难以数计的诗集，文集，笔记，传记，碑志被他顺手拈来，我田引水，都成了他的妙论的注脚。……梁先生的学问，与王先生恰好成一对比。王先生精深，而梁先生博大。我们对王先生，有钻之弥坚之感；对梁先生，则有点觉得‘犹河汉之无极也’。”黎东方：《大师礼赞》，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要是世上还残存着“羞愧”二字的话，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强烈对比，真要使当今那班胸无点墨的学官们愧死！

其人格魅力之强大持久，使得大凡有幸聆听过的人，都会感动至深、乃至终生难忘。比如，梁实秋就曾这样绘声绘色过：“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讲演》，《梁实秋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再如，熊佛西也曾这样心追神往过：“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吾友闻一多先生最能模仿先生讲学的神态。”熊佛西：《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可能接续萌生的一种“痴心”，尽管我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内心中的相似愿望。比如，我就曾进行过这样的表达：“寻常所谓的‘西方文明’，其本身也是多元的甚至分裂的，而真正能跟中国文明既相通又互补的，则首推所谓‘两希文明’中的希腊文明。跟中国文明的基因一样，这种文明的基因同样既是理性的、怀疑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还是人间的、乐观的；但跟中国文明不同，由于偶然发生的历史成因，它却发展出了科学文化与民主制度，而这两者都被五四先辈总结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因子。在这个基础上，晚近以来我一直在思索着，应当重新阐释和激活‘中体西用’之说。试想，如果我们未来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建立在‘中希文明’的文化间性之上，既保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足以修持个人的道德心性，又能借鉴从希腊舶来的民主体制，来调节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将会是一幅多么和谐又活跃的图景！进而，如果将来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都能既有‘慎独’的道德操守，又有‘仁者爱人’的相互关系，还更能以喜悦静观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物理的奥秘，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成功的教育体制！如此一来，我们就将在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诸方面，全方位地进入良性规范，——这将是一个多么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文明！”（刘东：《不要相信一切号称包治百病的解决方案》，《新周刊》第329期，2010年8月15日，第63页）进一步说，梁启超那种招牌式的大儒风范，又不仅表现在高头讲章上，还更表现在日常起居上；不仅表现在课堂演说上，还更表现在言传身教上。——从下面的细节故事中可以看出，大凡簇拥在他身旁的学子，不拘关系远近亲疏，都有可能领略到他那令人如坐春风的师表形象。比如，他的及门弟子周传儒就回忆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梁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抽支烟，在七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八块钱。北京的松坡图书馆是梁任公发起创办的。因为是私立，经费无着落……每月开支由梁卖字收入来维持。我每天侍候梁写字。

他书房中有一个大瓷筒，装有很多宣纸，都是人家托他写的。他一般都站着写大字，我为他持纸。也有人托我请梁写字，我就叫他买了纸来，到时候我把纸送上给梁师写，写好后梁问我上款题什么我就报给他，他即写了下去，也记不清谁曾叫他写，我就这样为朋友熟人找梁写了不少字。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

梁对学生很关心，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梁了解到我们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

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上一句是老子‘祸兮福所倚’的话，下一句是墨子《非命篇》的意思。

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他这番话，可真是语重心长，我和楚中元都很感动。虽然时间已逝去了将近六十年，每一回想，不仅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而且他的话，也给我一种前进的力量。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之所以专挑这种写字的场景来引证，是因为此种细节最富于中国韵味；而且，又正是在这种最为放松的日常交往中，物质和精神、行为与思想、日常与表演、艺术与伦理、帮助与辅导、呵护与期盼，都水乳交融地糅到了一起，共同烘托出一种既不失庄重、又相当投缘，既不失威仪、又引为知己的师生关系。——而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也正乃中国式书院教育的精髓！笔者曾在别的文章中指出过，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特别是其中的“三大巨头”（梁、王、陈），他们“在惯习的践行方式上，又多属于传统的儒者，还未曾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之割裂，所以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能保有中国古代士夫的忧患意识，这反而使他们的治学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背景、道德蕴涵、与心理动机。正因为这样，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弁言》，刘东：《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简直可以说，梁启超的人格形象是有它的体温的，它无形地散发在整个研究院中，使得大家都烘托在融融暖暖的气氛中……而反过来说，又不无辩证或意外的是，一个人越是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就越不会意味着仅仅在付出，也就越不会“教书三年成白丁”。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无保留的投入中，才出现了所谓“教学相长”的微妙互动。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教学相长”现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并不意味着学生又反过来，在哪个知识细部上也教了老师一手。——那种情况就算也经常存在，就其本质而言也并不特别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毋宁在于，正是在受教育者的殷切目光下，一位教育者如想保持这种尊严，就势必要加紧自身人格和智慧的成长。

这才是真正常态的“教学相长”！——它意味着，只要是真诚地投入到由师生共同组成的有机社群中，那么，教学生涯就绝不会意味着白白的丧失，相反倒意味着源源的收获。同时，这也才能真正造就“师道尊严”！

养，获得了‘为师之尊’。由此可见，这里所讲的‘师道’，原本是在规范教师的人格，这里所讲的‘尊严’，原本是在宣示道义的自信。”刘东：《道义前提·创新标准·为师之道——博士生培养三题》，《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可以想象，正是在这种足以“教学相长”的有机社群中，正是在足以自我感动的“师道尊严”中，梁启超才会在生机勃发的激情中，为自己开列出了如此宏大的写作计划，而且其中的有些部分已经开始被他落实。——就像历史上难得闪现出的雅典学园、稷下学宫一样，早期的清华国学院，也曾表现为一种特别适于精神生长和智慧大开的气场，特别对梁启超那样开朗、激动、乐群的个性而言。由此，虽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绝对属于有限人生的一般常态，以致任何人都不敢吹嘘说，已经可以全部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而且，我们在前文也已经述及，越是接近于其生命的终端，梁启超也就越是清晰地意识到，那计划绝非仅凭一己之力便可完成。可即使如此，只要能享有正常的天年，再佐以清华国学院的治学氛围，那么我们总还可以想象，他的研究成果仍会绵绵而出罢？

甚至，尽管已不可能知道，梁启超的那些具体成果，究竟其内容如何、结论如何、成就如何，但我们总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只要这位近代罕见的文化通人，还能得以顺利从容地落笔，那么，他的笔锋总会继续与时俱进，总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关切，总会反映出他对时局的敏锐判定，总会跟他逐步扩大的西学视野相结合，总会日趋倚重他内心的中国本根，总会源自他对中国文化的涵泳体贴，也总会逐渐厚重、严谨、绵密和学术化……而令人痛惜的是，只是因为哪位庸医的一次失误——而且这位庸医对其身体所胡乱施行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竟使得一个正当盛年、正在走向顶点的学术生命，其所蕴涵的全部创造潜能，都登时无法成为现实！人们经常说，残酷的政坛往往需要赌命汉，因为这里的规则是“成王败寇”，但他们只怕还不知道，其实做学问的历史也同样残酷，它在向一位当事人苛求过一切之后——既包括其才华、学养、识断，也包括其机遇、耐力、毅力——还会向他额外再苛求一样东西，那就是他在做出长期卓绝努力、并获得上述治学条件之后，还须再具备一项仅凭人力无法控制的可能性，那就是自己最终得享的天年，——只可惜，又偏偏越是刻苦进行寒窗训练、从而获得了上述治学条件的人，就越有可能因为格外的辛苦，而无形中折损了自己的寿数！

世师表的、不出世便会“万古如长夜”的仲尼么？

正是基于这种悬念，本文才深怀惋惜地挑明了：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虽则是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原想就此大展夙愿宏图，却不料只是短暂地经历了一个“未竟的后期”，由此留下了无穷的忧思与悬念。——这不啻一出撕心裂肺的人间悲剧，而且在最典型的《浮士德》的意义上，这还是一出最让人心有不甘的“事业悲剧”！事实上，正是面对着诸如此类的悲剧，自己不久前才心存惊悸地写道：“我们应当永远清醒地看到，无论儒学的思想天空，看起来如何晴朗和蔚蓝，但在它的光洁天幕的边缘处，仍有一块平常不太醒目的乌云。

——那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天命的不可知与不仁，代表着世事的白云苍狗，代表着世界的神秘莫测，代表着美景的稍纵即逝，代表着韶华的白驹过隙，代表着大去去期的绝对预约……”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未刊稿。也许，当我在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难说心头没装着任公的影子！

这种带有巨大悬念的发现，也大大警醒和震动了我！因为，自己不光是和梁启超一样，也终究来到了清华国学院执教，而且还是在同样的年龄段，来到了梁启超同样工作过的地方！由此，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那种悲剧，就极其突出地向自己提示了：即使你的前半生有过些许存进，而且这些存进也为你的人生履历，铺垫了一些成功的条件，但此刻刚刚开始的、你的人生旅程的后半段，也绝非是让你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年龄；相反，如果你抱持更有出息的自我期许，那么从今往后的这段历程，对你短暂的、稍纵即逝的一生而言，倒有可能是最为闪烁不定、甚至最为危殆不安的时间！尽管事到如今，从一方面来说，此前的那些成败利钝，都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后的任何进退得失，正因为已无棋可悔，却又显得那么利害攸关。所以，从今往后的你，必须比以往的任何阶段，都更加专注投入和心无旁骛，也更加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从今往后的你，也必须比以往的任何阶段，都更会从充满创意的治学本身，去发现和体验生命的快乐；从今往后的你，还必须比以往的任何阶段，都更加注重生命的营卫，——既然你唯独还想完成一项事业，而那事业又必须在你生命的自然展开中，才有可能不无侥幸地完成……我想，这才是夫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精义，因为说到底：无论一个人怎么去努力，终归还是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公理公例。由此而往，佳作层出，如《欧洲战役史论》（1914），如《清华学术概论》（1920），如《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2），如《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以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等，皆是为后学立榜样指门径的典范之作。其气象之大，含蕴之富，实古今罕见。依张荫麟之见，他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三文，如以质不以量言，非只可比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Edward Gibbon，1737—94）、麦可莱（Thomas B. Macaulay，1800—59）、格林（JohnR.

Green，1837—83）和威尔斯（H. G.Wells，1866—194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不过，仅仅这么分门别类、不厌其详地罗列，到底又能说明多少东西呢？最令人失落的还在于，人们如今已经普遍忘却了，其实传统中国的文化——乃至任何堪称正常的文化——对于学者人格的要求，都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人而非学人。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当时的人去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去回看梁启超，会发生如此大的歧义！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此刻才更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而不是仅仅支离破碎地历数，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正写到最佳状态、正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就这么倏然弃世而未尽其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

不言而喻的是，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梁启超的生命的突然中断，还更是清华国学院的重大损失。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设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泼泼地进行着教学与研究，还在继续发挥他的巨大影响，那么，仅仅实存过四年的清华国学院，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由此一来，如果我们想到仅凭那短短的四年，这个机构就曾在中国的教育史和学术史中，创造出了何等样的神话或奇迹，那么，我们至少也就有理由去想象：要是这个机构还能有幸继续存在几十年，中国学术文化的现状将会有多大改观？正因为这样，只说梁启超个人在治学方面，有一个惜乎未竟的、未尽其才的后期，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这位国学院导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同样有一个惜乎未竟的、未克其功的后期，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或许更加伟大！

当然，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梁启超生命中的这种可能性，从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也被其国学院弟子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还记得他的浪漫说法：“越发把东西给人给得多，自己得的好处越发大。

这种便宜够当，算是被教育家占尽了”，那么，我们就会不无惊喜地发现：原来这种说法不仅充满了奔放的感情，也同样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是的，这的确就是身为教育家的好处，因为他的个人的精神生命，可以借助于他的教育活动，而超越其个人的有限寿数，轮回到薪火相传的弟子身上。——至少，这是我们眼下尚且可以告慰于他的，而且这种告慰，也的确有助于冲淡蒙在那场医疗事故中的悲剧色彩。

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为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尽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补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于目前，以为败矣败矣，而不复办事，则遂无成之一日而已。故办事者立于不败之地者也，不办事者立于全败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无所谓成，则无希冀心，知无所谓败，则无恐怖心。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从这个意义上，就算当他直面大去之期的时候，他也未必会念着“死后原知万事空”的。

到了国学院已然复建的今天，我们就更可以说，梁启超曾在其生命中展示过的、那种文化上的辉煌可能性，虽然经过了八十多年的磨洗，仍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着，因为我们正是在他生活过的这所校园里，还是希望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去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就奠基在这广阔的文化间性上，来重建未来的、更加宽广大气的生活世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却未及完成的事业，而只要这种事业还在延续，只要想要完成它的心念未曾死亡，那么，梁启超本人的精神和生命就不曾死亡、也不会死亡。

1919年

欧游心影录（节选）

1918年底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梁启超，以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法参加巴黎和会。1919年1月，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为期一年的欧游，以巴黎为大本营，足迹遍及大部分欧洲国家。巴黎和会休会期间，和随行之记者考察一战之西部战场、莱茵河右岸、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等地，游历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考察伦敦、爱丁堡、伯明翰等城市，访问亚当·斯密、莎士比亚等名人故居，参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

欧游中，梁启超的思想世界发生一绝大革命，他发现了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及其于建构未来世界新文明的可能意义。因而他从对军阀政治的悲观绝望中，重新鼓舞振作起来，再一次焕发了生命的青春。《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全心投入到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和诠释传统文化，而他的重要国学著述大多是在清华特别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时期完成的。

此选录第一章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之七、八、九、十、十一，及下篇《中国人自觉》。

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就是靠这个过活。自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完全崩坏，古来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大半不适于用。欧洲人的内部生活，渐渐动摇了。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根据，飘飖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刺戟，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说，不过随手拈出几条。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内部生活，本来可以凭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却怎样呢？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

落空想，和现在的实生活渺不相涉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文学霸权就渐渐移到自然派手里来。自然派所以勃兴，有许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忒派之后，将破除旧套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个基础，自然应该更进一步趋到通俗求真的方面来。第二件，其时物质文明剧变骤进，社会情状日趋繁复，多数人无复耽玩幻想的余裕；而且觉得幻境虽佳，总不过过门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实写来，较为亲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观正披靡一时，玄虚的理想，当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第四件，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做一个理科试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做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所以他们书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来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国，却是眼面前我们所栖托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不是圣贤，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却是眼面前一般群众。书中的事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奇情，却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断片。我们从前有句格言，说是“画犬马难于画鬼神”。这自然派文学，将社会实相描写逼真，总算极尽画犬马之能事了。诸君试想，人类既不是上帝，如何没有缺点？虽以毛嫱西施的美貌，拿显微镜照起来，还不是毛孔上一高一低的窟窿纵横满面。何况现在社会，变化急剧，构造不完全，自然更是丑态百出了。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

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入到衰老时期。怎见得呢？凡老年人的心理，总是固定的，沉滞的，但会留恋过去，不想开拓将来；他那精神的生活，也和他的肉体一样，新陈代谢的机能，全然没了，破坏性反抗性是绝不会发动了。现代欧洲人，却不是那样。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日努力精进。正像三四十来岁在社会上奋斗的人，总想从荆天棘地中，建立一番事业。如今却不比从前在学校里发空议论了，他们人情世态甜酸苦辣都经过来，事事倒觉得亲切有味，于是就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却渐渐被他找着了。在社会学方面，就有俄国科尔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说，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他是主张自我要发展的，但是人类总不能遗世独立，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不靠别人扶助，所以互相扶助，就是发展自己的唯一手段。他的论据，也是从科学上归纳出来，所以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势力。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人格的唯心论，由美国占晤士首倡，近来英美学者愈加发挥。从前唯心派哲学家，将“心灵”认作绝对的一个实体，和他对象的“世界”相对待，分为两橛。占晤士一派，用科学研究法，证明人类心的性能，实适应于外界而渐次发达，意力和环境互相提携，便成进化。人类生活的根本义，自然是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人人各有个自己，用“自己”这个字，称呼通换不过来，所以给他一个通名，就叫做“人格”。这“人格”离了各个的自己，是无所附丽，但专靠各个的“自己”也不能完成。假如世界上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假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他的渐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通的，不是个孤另的。

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直觉的创化论，由法国柏格森首倡，德国倭铿所说，也大同小异。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世界实相，又知道变化流转的权操之在我，自然可以得个“大无畏”，一味努力前进便了。这些见地，能彀把种种怀疑失望，一扫而空，给人类一服“丈夫再造散”。就学问上而论，不独唯心唯物两派哲学有调和余地，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余地了。以上所述几家学派，都是当本世纪初期早已句出萌达，但未能完成，未能普及，便碰着这回大战。当战争中，人人都忙着应战，思想界的著述，实在寂寥，所以至今没见什么进步。将来能否大成，和康德、黑格尔、达尔文诸先辈的学说有同等的权威，转移一代人心，也不敢必。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巨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

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渴，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譬之大病之后，元神未亏，虽然疲倦消瘦，培补亦易为力。前文所讲各国财政生计上情形，诚然困难已极，但按到实际，他们国债虽多，外债是可以暂时不还的；内债利息散到民间，依然是供殖产兴业之用。货币价值低减对外汇兑吃亏，固然是大问题，但有时亦可以借作奖励输出的一种手段。这些听他循生计上原则自然变迁，也属无妨。现时最苦的是资本缺乏，然而美国正苦资本过剩，势不能不以欧洲为尾闾。欧人只要善于利用，还不是取诸外府吗？剩下最难解决的，就是劳工问题。

我想不出数年，这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所以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于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有一两国渐行衰落，这又是别问题了。

我这种拉拉杂杂讲了欧洲这些情形，恐怕诸君有点听得不耐烦了。今且总叙几句，作个收束。第一，我想大战的结果，奥、俄瓦解，中欧、东欧各小民族纷纷建国，加以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四个字大吹大擂，民族主义。

（一民族一国家主义）越发光焰万丈。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运动史，总算告一段落，往后怕还要扩充到欧洲以外。虽然国际关系复杂，天下更从此多事，总算人类社会组织一进步。第二，这回战争，协约国方面，全恃“互助”得胜，给他们一个绝大的教训。虽然理想的国际联盟，未见完成，国家互助的精神，已是日见发达。质而言之，世界主义，要从此发轫了。第三，协约各国，拿“打破中欧军国”做个旗号，算是起了一回征讨军阀的十字军，如今大功告成，专制主义四个大本营（俄、德、奥、土）连根拔尽，民主主义，自然变成政治上绝对的原则，加以社会党日益发展，“社会的民主主义”要渐渐成为最中庸的一种政治。第四，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和前条所谓“中庸政治”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哩。第五，一面虽是国内资本劳工两阶级斗争，一面各国仍竞相奖励国产，借此补偿战后疲敝，将来国际间产业战争，只有比前更剧，自由贸易主义怕要作废。就这一点看来，突飞的社会主义，或者暂时受些限制。第六，科学万能说，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这回战争中各种发明日新月异，可惜大半专供杀人之用，经此番大创，国际上总有三几十年平和可望。好好的拿来应用，物质文明一定更加若干倍发达。第七，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以上几件，是我此行观察所得的大概。如今假定世界大势是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做国际团体一分子的中国，应该怎么样，我国民该走那条路，才能把这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待我略述愚见，写在下半篇。

第一，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而且各国战后所耗元气，都要取偿于外，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将国际联盟这件事看得毫无价值，还要尽自己的力量，促他的进步。

这回国际联盟总算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调和的发轫，把国家相互的观念深入人心，知道国家意志并不是绝对无限，还须受外部多大节制。质而言之，国家与国家相互之间，从此加一层密度了。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彀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

第二，我们万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讲到什么财政困难、生计困难，人家不知比我加几十百倍。我们过这小小不顺遂的日子就垂头丧气，欧洲人只好相率跳大西洋了。若因军阀专横，政治腐败，就说没有办法，请读读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历史，看是怎样情形。英法两国，现在不是公认做民主政治的模范吗？从前阀族的专横腐败，还不是和我一样，为什么就能有今日呢？远的不必说，现在资本阶级的专横又何如？他们可是深根固蒂足智多能，绝非我们那外强中干的军阀和那依草附木的官僚所能比并。我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大多数人也只好坐以待毙了。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能承认。

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的罪恶。即以政治论，民国政界，固然混浊，难道前清政界又算得清明吗？不过前此没有人理会他，醉生梦死的受他压制，如今虽依然没有脱了压制，却是把他的罪恶尽情暴露，所以看得来越发惊心动魄，像比从前还不如了。其他家庭上、社会上罪恶，都是这样。其实昨今同一罪恶，所争的只在揭破不揭破，感觉不感觉。既是罪恶质量相同，所以不能算是堕落。然而揭破和感觉，却是一种进步。为什么呢？因为是国民自觉心的表现。古人有言：“知病即药。”从前我周身是病，却全不知道，如今知道了，就从这知字上自然会生出法子来。现在欧洲人日日大声疾呼，说世界末日，说文明破产，不管他说的是否过当，就这一点忧危之心，便是他苏生的左券。一个人最怕是对于现状心满意足，如此，这个人只有退步没有进步，只好当他死了。感觉现状不满足，自然生出努力，这努力便是活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知道自己住的是万恶社会，中国从此就开出一条活路来了。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这病有什么要紧呢？我说天下从无没办法的事，不办却真没法。我们先把辞典上没办法三个字涂去，办法却多着哩！

第三，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

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甚么事！好比开一瓶皮［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

半叶，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第五，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

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我国则并无所谓国家目的，徒以社会上畸形的组织，学说上惰性的权威，把各人的本能，从小就桎梏斫丧起来。如今人开口便说是中国民智不开，或说是人才消乏，诚然不错。但又须知，在这种旧社会束缚驰骤之下，才智是断不能发生。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住。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近来中国人，才智不逮欧西，都是为此。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

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畔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适用思辨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发现许多罪恶，这是万无可逃的公例。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于社会情形建设起来。（孔子所谓时中时宜，最能发明此理。）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的装饰品。一面旧条件既有许多不适用，一面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需要许多新条件，却并未规定出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个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

入手。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虽然，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就德性论，那层解缚的工夫，却更费力了。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但我们这德性，也受了无数束缚，非悉数解放，不能树立。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都是有莫大力量，压得人不能动弹。还有个最凶狠的大敌，就是五官四肢，他和我顷刻不离，他处处要干涉我、诱惑我，总要把我变成他的奴隶。我们要完成自己的个性，却四面遇着怨敌，所以坐在家里头也要奋斗，出来到一切人事交际社会也要奋斗，不是斗别人，却是斗自己。稍松点劲，一败涂地，做了捕虏永世不能自由了。青年人对于种种关头，更是极难通过，因为他生理冲动的作用，正在极强极盛时候，把心性功能压住了。所以有时发扬得越猛，堕落得越快。在没有思想的人，固不足惜；有思想的人，结果得个堕落，那国家元气，真搁不住这种斫丧了。欲救此病，还是从解放着力。常常用内省工夫，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二义。

第八，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倒反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会赚钱，股分公司，什有九要倒账，很勇敢的兵丁，合起来做个军队，都成败类，立宪共和便闹成个四不像。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但是没组织的社会和有组织的社会碰头，直是挤不过去，结果非被淘汰不可。然则人家的组织能力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竟自没有呢？我想起来，争的只是一件，就是有无“法治精神”的区别。一群人为什么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若是始终没有规条，或是规条定了不算账，或是存了一个利用的心，各人仍旧是希图自己的便利，这群体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

章程，按到实际，不过白纸上印了几行黑墨。许多人日日大声疾呼，说最要紧是合群结团体。你想在这种脾气之下，群怎么能合，团体怎么能成？其实提倡的人，先自做了这种脾气的奴隶，这还有什么好说呢？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乃是从前的历史，把这种良能压住了，久未发达。因为从前过的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自然没有什么合理的公守规条。从前国家和家族，都是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人类的开化是向共同生活而趋，便叫我们觉得没有组织便不能存活。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什么是良能？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第九，如今重复讲到政治问题。现今在南北军阀蹂躏之下，固然无政治可言，但军阀终久会倒的，倒了过后，政治就会改良吗？还要看国家根本组织何如哩！国家最重要机关，当然是首推国会，但几年以来，国会价值被议员辱没透了。国人对于国会的信仰，已经一落千丈，非把他恢复过来，简直没有办法。怎么才能恢复呢？试问国会为什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代表国民吗？现在议员却代表谁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即使改选一回，选出来还不是这一班人，换汤不换药，结果依然一样。这等说来，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国家可要断送了。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像我们这种高等游民，只好在剥夺公权之列。想要恢复，除非赶紧自己寻着个职业来。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使未能遽报肃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是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若用此法，那农、工、商各种有职业人民，为切己利害起见，提出的政治问题，自然丝丝入扣。若用此法，那“国之石民”和国家生出密切关系，民主政治基础，自然立于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交让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我想这个法子将来世界各国都会采行的。但他们资本家势力太大，多方阻挠，非经一番恶战恐难实现。

们就瞪起眼睛来，说道：“这是我国民代表的权限，谁敢多嘴！”你想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所以我说，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大关目，必要切实办到，政治的大本才能立哩！

第十，还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就是地方自治。我这回欧游，实地考察，才知道欧洲国家，是把“市府”放大做成。本来人民就有参预地方公务之权，渐渐把这权扩充到集中，便变成国家的民主政治。他们有个最大信条：“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为甚么呢？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对于地方是如此，对于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政治上的兴味和责任心自然发生，爱国是不待人教的。我们怎么样呢？民国招牌挂了八年多了，京师和各省省城，一个市会也没有，走遍二十二行省，一个乡会也没有。仅仅在那最高级行政官厅所在地，人云亦云的闹些国会省议会，纯是拿前清做官思想去当议员，何尝有一毫自治观念来。还有像“宋板康熙字典”一般的笑话，就是“官办自治”。那些贤明的督军省长，把手下几位冗员派个筹办自治的差事，这本卷就算交了。

有的人说，最要紧的是本省人做本省督军，将全省官缺垄断起来，实行饭碗排外主义，就叫做自治。还有人连这些也不管，只要把那对付难的伟人政客，各人送他一个地盘，等他鬼有所归而不为厉，也叫做什么“联省自治”。唉，在民国的金字招牌底下，连自治两个字都没人认得，这是从那里说起！我说，我们国民，若是能彀有建设北京市会和丰台村会的能力，自然也会有建设中华民国的能力。不然，天花乱坠的政治谭，可是白饶的。要做政治活动，就请从这里着手罢。

第十一，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还有丝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大旗底下，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试举几个例。

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以上所举，拿来做个比方，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至于有的人说现在中国应注重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这句话我却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战后各国拼命的扩充输出，国际间产品竞争比前更烈。我若不图抵制，何以自存？但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但当工业发轫之初，便应计及将来发达以后生出何种影响。欧洲工业革命时代就因为没有思患预防，如今闹到积重难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矫正不了几分。好在我们是个后进国，他们走的路怎么错法都已眼见，他们所用的医方，一张一张的罗列供我参考。我们只要避了那迷人的路，用了那防病的方，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发展，将来社会革命这个险关何尝不可以免掉。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所以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见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们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同时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最要极力提倡，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至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亦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至于太过精辟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上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轫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观的事。眼面前黑狗咬白狗的勾当，也值得因为他短气吗？”

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1920年

《改造》发刊词

《改造》发刊词本文载于1920年9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号。

同人以其所研究、所想念，最而布之，月出两册，名曰《解放与改造》，期与国人以学识相切磋，心力相摩荡。既逾一年，今当赓续而扩充之。以名称贵省便故，更名《改造》，其精神则犹前志也。

同人深自策厉，欲改良本刊，使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故体例组织稍有以异乎前者，约分三大部门：（一） 论著。同人一得之见，于此发表焉。其性质复分为二：（甲）主张。对于一问题有所确信，阐发而宣传之。

（乙）研究。一问题未敢自信，则提出疑问，与国人公开讨论。

（二）译述。专务介绍世界思潮。其体例：或将各短篇迻译原文，或将一名著摘撮梗概，或但译录，或加案语及解释。

（三）记载。国内外重要问题发生，则追求原委，务为有系统的记述，以供留心时局者之参考。

此外尤有附录两门：

（一）文艺。以译述世界名文为主，所译务采各派各家代表杰作，且随时将作者及其作品在文学界之位置简明介绍，俾读者得明其系统。其本国古今文学，亦间下批评。

（二）余载。同人随笔小品，及读者投稿入焉。其投稿中有以长篇商榷一问题者，同人认为有价直，则以入论著。

以上各门，不必每册皆备，册中亦不必一一区别标题，但其组织梗概，总不越此。

本刊根本精神，曾读《解放与改造》者当能知之。今当刷新改刊伊始，更为简单之宣言：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

本刊所主张当依次续布，今且无事缕述。但其荦荦数点，为同人所确信者，愿先揭橥以质诸国人：一、同人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

二、同人确信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复［覆］制度。

三、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故主张国民总须得有组织的自决权。

四、同人确信经济改造，在使人人由劳动而得生存权为最低限度，同时对于自由竞争定有最高度之制限。则去其过甚之两端，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复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五、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褊］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

六、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抵抗强暴。

七、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八、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地方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九、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并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

十、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十一、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民族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十二、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

十三、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国民有劳作之义务。

十四、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

十五、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励，并励国人。

十六、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以上各节，为同人公定之趋向。誓于一二年内制成详细之系统的计划，公诸海内。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本刊则持此以请益于国人也。然亦多未敢自信，故欲借本刊为公开研究之一机关，冀国人之我诲焉。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人赋此，以俟君子矣。

清代学术概论（节选）清代学术概论（节选）

【说明】

1920年，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著成《欧洲文艺复兴》一书，请其师梁启超给写序。梁认为清代学术思潮在某些特征上类似西方文艺复兴，于是下笔千言，不能自已，最后写到五万多字，就有了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此书作于1920年10月，11月15日起连载于《改造》（月刊）第3卷第3、4、5号，题作《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全书分33节，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朱维铮导读本于每节前加上标题，非常便于翻阅。本文存节选其中6节，节前标题从朱维铮导读本。

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的总体框架和思想观点，早在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之《近世之学术》（这部分作于1904年）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他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有科学精神、怀疑精神、求真精神，很多方面非常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任公以为，中国未来的复兴之路，应该是在清学精神的基础上，以先秦诸子之学（特别是孔、老、墨三圣）为根本，融汇西学，积极开拓出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未来世界新文明。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径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略论既意，今当分说各期。

二十三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

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新学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毁其板，传习颇稀。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

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可得言焉。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二十五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

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

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

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

戊戌政变前，某御史胪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摺揭参，卒兴大狱。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三十一前清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点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

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

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

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郭麐、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

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

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

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余子更不足道。

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清代何故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异其方向耶？所谓“文艺复兴”者，一言以蔽之，曰返于希腊。希腊文明，本以美术为根干，无美术则无希腊，盖南方岛国景物妍丽而多变化之民所特产也。而意大利之位置，亦适与相类。希腊主要美术在雕刻，而其实物多传于后。故维那神像（雕刻裸体女神）之发掘，为文艺复兴最初之动机；研究学问上古典，则其后起耳。故其方向特趋重于美术，宜也。我国文明，发源于北部大平原。平原雄伟广荡而少变化，不宜于发育美术。所谓复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复活，其美术的要素极贫乏，则亦宜也。

然则曷为并文学亦不发达耶？

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文艺复兴时之欧人，虽竞相与研究希腊，或径以希腊文作诗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欲使希腊学普及，必须将希腊语译为拉丁或当时各国通行语，否则人不能读。因此，而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自然发生，如六朝隋唐译佛经，产生一种新文体，今代译西籍，亦产出一种新文体，相因之势然也。

我国不然，字体变迁不剧，研究古籍，无待迻译。夫《论语》、《孟子》，稍通文义之人尽能读也，其不能读《论语》、《孟子》者，则并《水浒》、《红楼》亦不能读也，故治古学者无须变其文与语。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重以当时诸大师方以崇实黜华相标榜，顾炎武曰：“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日知录》二十）所谓“纯文艺”之文，极所轻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问曰：吾子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饶有科学精神，何故自然科学，于此时代并不发达耶？

答曰：是亦有故。文化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知识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确已能整理其一部分。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以完成一事业，且必须如此，然后事业可以确实成就。清人集精力于此一点，其贡献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实不能更责以其他。且其趋势，亦确向切近的方面进行，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诸《诗经》、《易经》之韵，进而考历代之变迁，更进而考古今各地方音，遂达于人类发音官能构造之研究，此即由博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之明验也。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

复次，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其晚出别派（今文学家）能为大胆的怀疑解放，斯亦创作之先驱也。此清学之所为有价值也欤？

读吾书者，若认其所采材料尚正确，所批评亦不甚纰缪，则其应起之感想，有数种如下：其一，可见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励］。

吾著此书之宗旨，大略如是。而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而希望之不虚也。

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为珍贵之一遗产，特因发达太过，末流滋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敝，则还元的反动又起焉。适值全世界学风，亦同有此等倾向。物质文明烂熟，而“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佛教哲学，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也。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必将复活。虽然，隋唐之佛教，非复印度之佛教，而今后复活之佛教亦必非复隋唐之佛教。质言之，则“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

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

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触，恒能吸受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以吾所观察所希望，则与清代兴之新时代，最少当有上列之五大潮流，在我学术界中，各为猛烈之运动，而并占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启蒙期矣。吾更愿陈余义以自厉［励］，且厉［励］国人。

一、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五），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分业发展之义易明，不赘述。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

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

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演说词

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演说词原载《晨报》1920年11月10日。罗素于1920年10月来华，11月9日，罗素出席讲学社的欢迎会，受到梁启超的热情接待。

讲学社成立之后，第一次请到新时代的大哲罗素先生，实属本社莫大的光荣。今日我们开会欢迎罗素先生，我趁此机会，先说一说本社的宗旨。

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地无限制尽量输入”。因为现在全世界，已到改造的气运。在这种气运里头，自然是要经过怀疑的试验的时代，所以学派纷纷并出，表面上不免有许多矛盾；但为开辟将来局面起见，总之各有各的好影响。就学问的本质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为中国现在计，说是哪种绝对的适宜，哪种绝对的不适宜，谁也不能下这个断语。我想我们中国如此之地大物博，我们的聪明才力比较各文明国的人，也还不算下劣。现在正当我们学问饥饿的时候，对于追求真理的心事，异常迫切；又好像经过严冬之后，阳和初转，许久含蓄的树芽花蕊，正要开放。我们要趁这个机运，要培养它，令它发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绝对的自由研究。所以无论何种学说，只要是有价值的，我们都要把它输入，今各方面的人，对于哪一种有兴味，就向哪一种尽量研究。表面上看来，所走的方向，或者不同；结果终是对于文化的全体，得一种进步。我又想现在世界学者所研究种种理想的制度，在欧洲办不到的，或者我们中国倒是最好的一个试验场。因为欧洲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有许多制度，明明知道是好的，却是没有方法办得下去。若是要办，就要出很大的牺牲，经很大的痛苦，还不知道成功怎么样。我们中国因为近来社会进步比较地慢，欧洲先进国走错的路，都看得出来了，它治病的药方，渐渐有了具体的成案了。我们像一块未有染过色的白纸，要它往好的路走，比较地还不甚难。就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文化运动，不光是对于本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对于世界人类负一种责任。至于采哪一种方案算最好的呢？总要经过自由研究，种种试验之后，才可以决定。今日只要把种种的学说，无限制输入，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我们个人做学问，固然应该各尊所信，不可苟同。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学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它介绍进来。

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哪样就买哪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落，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若是要表彰什么，罢黜什么，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我们讲学社的宗旨。

这回请得罗素先生同百勒女士来，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因为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什么叫做生活理想化呢？人类还能不要生活吗？但是没有理想的生活，那生活便变成了无意义。难道我们在世界几十年，是当一回吃饭机器吗？我们因为一种高尚的目的来生活，这生活才算有价值，所以我们要的是理想的生活。现在各国的学者，都是向这个方向进行。

然而最有成绩的，只怕要推罗素先生第一了。诸君有许多读过先生的书，谅来已经知道大概。将来听先生的讲演，自然明白，不用我多说了。

我现在请诸君最要注意的，是罗素先生的人格。先生因为反对战争，很受他本国政府的干涉，后来因为传布他的大同理想，抵抗国家主义，也曾下过六个月的狱。我们读的《向自由之路》这部书，就是先生入狱的前几天做成的；先生出狱以后，传布他的主义，格外的猛烈。这是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这回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我们一面听先生的演说，一面还要受先生人格的感化，这才不辜负先生一行啊！

我对于先生，却是有一个特别要求，我先引一段笑话来作比方。我们从前小说里头讲有一位神仙，叫做吕纯阳，能点石成金。他想找一个人能放弃尘世繁华的做徒弟，常用点石成金的法子出来试验人，以为收受徒弟的方法。后来遇着一位先生，吕纯阳拿手指点一块小石头，就成了一块金子给那个人，那个人不要。再点一块大的给他，他又不要。再点几块更大的给他，他还是不要。吕纯阳很欢喜，以为这个人真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就问他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答道：“还要把指头给我们。”什么是罗素先生的指头呢？先生把他自己研究学问的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用先生的方法研究下去，自然可以做到先生一样的学问。这不是我们变了第二个吕纯阳，也能点石成金吗？我想先生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点好学的热诚，很能鉴谅，一定给他们大大的满足。我今天代表本社竭诚欢迎并祝先生健康。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说明】

梁启超生平好佛，曾于1920年春夏拟撰《中国佛教史》，此后几年断断续续写出相关篇章，但终未能形成完整专著，只留下十多篇相关论文。1936年，中华书局将这些论文汇编为单行本，这就是《佛学研究十八篇》。

佛典之翻译（附录佛教典籍谱录考）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说《四阿含》

说《六足》、《发智》

说《大毗婆沙》

读《修行道地经》

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吉，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憎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

河北佛教渐以光大。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耳。’”——梁启超原注。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参半耳。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

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大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风靡。若慧远之在东南，其尤著也。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三八五）。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当于第五章以下分叙，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谘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桓玄、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十一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曰“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曰：“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入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间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

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恶为兴替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和平初，昙曜奏：“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永平四年，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僧职）、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白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据此，可见当时制度：（一） 有各种僧职；权力极大，最高者为“沙门统”，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 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三） 挂名寺户可避徭役。（四） 犯罪者及奴婢，凭藉教力，可免罪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滥横暴，至于此极。佛法精神，扫地尽矣。其帝室营造之侈靡，犹令人惊骇，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若永宁寺，据《释老志》、《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犹在，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睹石像攒若蜂窠，即在琉璃厂求魏齐造像拓片，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议。虽庸妄可笑，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兴也，不甚凭藉政治势力，以视北方，清明多矣。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竟，今还叙其光明方面。

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可中分为二：一曰输入期，两晋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已。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具详第四、第五章两章。建设事业，则诸宗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今欲使学者得一简明之概念，且略知各部分事业之联络，故以极简单之文句，先述如下（其有重要资料不能入以下诸章者，则于此处稍为详叙，望读者通前后参错观之）。

楞》，法护之《宝积》、《大集》、《普曜》，皆其先河也。般若之兴，亦略同时。支谶之《道行》，法护之《光赞》，叔兰之《放光》，罗什之《摩诃》，皆其选也。此两部分，皆起于西历二世纪中，而发达于四世纪末。《法华》之来，则在四世纪，法护、罗什前后两译。《涅槃》、《华严》最晚出，昙谶、佛驮所译，皆在五世纪初元。至五世纪初元，而大乘要经略备，小乘之《四阿含》亦次第完成，译事告一段落焉。道安，此方弘法之祖也，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其弟子慧远，在庐山结莲社念佛，今之“净土宗”尊为初祖焉。罗什入关，气象万千，后此大乘之“三论宗”、小乘之“成实宗”，皆于此托始。

其弟子僧肇、僧睿、道生等，皆为一时龙象。自此以前，为输入全盛、建设萌芽之时期。

在此时期中，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其一，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印度大乘初起，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独我国则大乘一至，靡然从风。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才得数人。一、慧导疑《大品般若》。二、昙乐非拨《法华》。三、僧渊诽谤《涅槃》。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见梁僧佑《出三藏集记》卷五末两篇）。僧睿著《喻疑》篇，专为当时疑《涅槃》者而发。中有言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璺流于秦地。”可知当时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其二，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朱士行读《道行般若》，知其未尽，矢志往求（《高僧传》本传）。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其后罗什重译，适与冥合，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具征深智。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入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阐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摈而遣之。俄而《大涅槃》至，果言阐提有佛性，与生说若合符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吾读此等记载，发生两种感想。其一，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典，并非一意盲信。其二，可见我先民有创作之能，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能与符契，后此能蔚然建设“中国的佛教”，盖有由矣。以上为东晋之重要事业。

印度大乘性、相两宗，罗什传来者则性宗也，而相宗则未之闻。梁陈之交，真谛创翻《摄论》、《俱舍》，法泰、智恺最能传其业，于是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摄宗”即后此“法相宗”之前驱也。

世亲依《华严·十地品》作《十地经论》，元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之。北齐惠光治之最明，于是创“十地宗”，即后此“华严宗”之前驱也。以上为南北朝之重要事业。

自罗什译《中》、《百》、《十二门》三论，后百余年间传习极盛，至隋吉藏（嘉祥大师）大成之，创“三论宗”。此宗入唐转衰，其一部分入“天台宗”，一部分入“禅宗”焉。自《法华》、《涅槃》输入后，研究极盛，六朝时有所谓“法华宗”、“涅槃宗”者。至隋智（智者大师）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立止观之法，学者以居天台，名之曰“天台宗”。其后唐湛然（荆溪）益大弘之，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住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清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宣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传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惟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后为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洞”之五宗，数百年间，遍天下焉。此宗虽称来自印度，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彼三者称“教下三家”，禅宗则称“教外别传”，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

以上诸宗，实为我国佛学之中坚，吾将于下卷各著专章以论之，此不过举其名而已。通计佛教盛于中国前后将及千年，法海波澜，不无起伏。最初输入小乘，墨守所谓“三法印”，即“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教，以尘世为可厌，以涅槃为可乐。既而闻方等般若之说，谓涅槃真空。既并涅槃而空，则乐涅槃者丧其所据，此慧导、昙乐之徒所为大怖而盛诘也。般若昌明以后，空义既闻而习之矣。及《法华》、《涅槃》传来，又明佛性不空。浅根闻之，疑非佛说，故道生阐提成佛之论，旧学指为邪说，集众而摈之也。诸大经次第都来，群疑亦既涣释。而“相宗”之入，犹滋疑议。所以者何？诸宗所说皆当今世西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相宗所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而其所用“因明”又为外道所同用，其论心物之法，又与小乘之《俱舍》相翼辅，重以繁重艰深，不易明习，则厌而蔑焉。故法泰“屡演《摄论》，道俗无受”（《高僧传》当作《续高僧传》。——编者注本传）。直至奘师归来，乃始大昌，而数十年后已莫能为继也。教下三家，鼎立盛行，诸经义解，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渐陷贫子说金之讥，故禅宗出而荡其障。惟密传心印，取信实难，呵佛骂祖，滋疑尤众，故六祖得法黄梅，十年乃布，而荆溪著《金刚錍》以非难之。自比于距杨、墨，新说推行之不易，自古然矣。及夫两干开基，五花结实，禅宗掩袭天下而诸宗俱废，公案如麻，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而佛法即于是就衰矣。

（温陵）之理解，抑其次也。元代师礼蕃僧，颇兴密教，其于显说，则未有闻。有明末叶，莲池（株宏）、交光（真鉴），妙峰（福登）、憨山（德清）、蒲益（智旭）先后崛起，斯道称中兴焉。入清转衰，清诸帝虽皆佞佛，然实政治作用，于宗教无与，于学术益无与也。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老子哲学

老子哲学本文作于1920年，载于1921年5月、8月《哲学》第1、2期。

研究历史的人，找不到完备正确的史料，是件最苦的事。像老子恁么伟大的人物，我们要考他的履历，就靠的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里头几百宇，还叙得迷离惝恍。其余别的书讲老子言论行事，虽也不少，但或是寓言，或是后人假造，都没有充当史料的价值。我们根据《史记》和别的书，可怜仅得著几条较为可靠的事实。

第一、老子姓李，名耳，亦名聃。第二、他是楚国人，或说是陈国人，但陈国当时已被楚国灭了，或者是他原籍。第三、他在周朝做过“守藏史”的官，用现在名号翻出来，就是国立图书馆馆长。第四、他和孔子是见过面的，见面不知在那一年。清儒阎若璩据《史记·曾子问篇》，说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五一八），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林春溥据《庄子·天运篇》，说是在鲁定公八年（前五一），孔子五十一岁。依我看来，后说较为可信。因为孔子五十岁以后，思想像很变，大概是受了老子的影响。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些年代呢？因为要知道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的话若真，老子若是长孔子二十岁，那时应该七十多岁；若长三十岁，应该八十多岁了。因此可以推定老子的生年，应在周简王末周灵王初，约在西历纪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间了。第五、有一位老莱子，一位太史儋，和他是一人还是两人、三人，连司马迁也闹不清楚，可见古代关于老子的传说很多。第六、他死在中国，《庄子·养生主篇》是有明文的，可见后来说什么“西度流沙化胡”咧，“升仙”咧，都是谣言。第七、他有个儿子名宗，曾为魏将，可以知道他离战国时甚近。

在这些材料里头，有两点应特别注意：第一、老子是楚国（或陈国）人，当时算是中国的南部。北方人性质严正保守，南方人性质活泼进取，这是历史上普通现象。所以老子学术，纯带革命的色彩。第二、他做“守藏史”这官，极有关系。因为这地位是从前宗教掌故的总汇，《汉志》所谓“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可见得这样高深的学术，虽由哲人创造，却也并不是一无凭藉哩。

钱的方法。我第一次讲学问分类的时候，说那第二类精神生活向上的学问，一部分就是指这些。这些操练心境的学问，恰恰和你们学体育来操练身体一般，万不可以说他无用。

如今讲到本题了。研究老子学说就是研究这部“五千言的《老子》”。这部书有人叫他做《道德经》，虽然是后起的名称，但他全部讲的不外一个“道”字，那是无可疑了。这书虽然仅有五千字，但含的义理真多，我替诸君理出个眉目，分三大部门来研究：第一部门是说道的本体，第二部门是说道的名相，第三部门是说道的作用。

什么叫做本体论？人类思想到稍为进步的时代，总想求索宇宙万物从何而来，以何为体？这是东西古今学术界久悬未决的问题。据我想来，怕是到底不能解决。但虽然不能解决，学者还是喜欢研究他。研究的结果，虽或对于解决本问题枉用工夫，然而引起别方面问题的研究，于学术进步，就极有关系了。今为引起诸君兴味起见，要把全世界学术界对于这问题的大势，用最简略的语句稍为说明。

一元唯心唯物多元心物杂既已将神造论打破，则万有的本体，自然求诸万有的自身。最初发达的是从客观上求，于是有一元的唯物论或多元的唯物论。一元的唯物论，当很幼稚的时代，是在万物中拈出一物认他为万物之本。如希腊的德黎士（Thales）说水为万物之本；波斯教说火为万物之本；印度有地宗、水宗、火宗、风宗、空宗、方宗、时宗等。多元的唯物论，如中国阴阳家言“五行化生万物”；印度顺世外道言“四大（地、水、火、风）生一切有情”等。还有心物混杂的多元论，如印度胜论宗说万有由九种事物和合而生：一地，二水，三火，四风，五空，六时，七方，八我，九意。但多元论总是不能成立，因为凡研究本体的人，原是要求个“一以贯之”的道理，这种又麻烦又有罅漏的学说，自然不能满意。所以主张唯物论的人，结果趋向到一元。印度诸外道所说的“极微”，近世欧美学者说原子的析合、电子的振动，算是极精密之一元的唯物论了。

活现出来。乃至隔了许多年，诸君离开学校到了外国，一想起今日的情事，桌子、黑板还牢牢在诸君心目中。

这样说来，桌子、黑板的存在，不是靠他的自身，是靠我们的意识。简单说，就是只有主观的存在，没有客观的存在。这一派的主张，就是唯心的一元论。在欧洲哲学史上，唯物、唯心两派的一元论，直闹了二千多年，始终并未解决，其中还常常有心物对立的二元论来调和折衷，议论越发多了。

再进一步，本体到底是“空”呀还是“有”呢？又成了大问题。主张唯物论的，骤看过去，好像是说“有”了，但由粗的物质推到原子，由原子推到电子，电子的振动，全靠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力”，到底是“有”还是“空”，就很难说了。主张唯心论的，骤看过去，好像是说“空”了，但唯心论总靠我自己做出发点。“我”到底有没有呢？若是连我都没有，怎么能用思想呢？所以法国大哲笛卡儿有句很有名的话，说“我思故我在”。我既不“空”，那末，宇宙本体，自然也都不“空”了。所以这“空有”的问题，也打了几千年官司，没有决定。这是印度人和欧洲人研究本体论的大略形势。

佛说却和这些完全不同。佛说以为什么神咧、非神咧、物咧、心咧、空咧、有咧，都是名相上的话头，一落名相，便非本体，本体是要离开一切名相才能证得的。《大乘起信论》说得最好：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心真如门是说本体，心生灭门是说名相。真如的本体怎么样呢？他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谓言说之极，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我们且看老子的本体论怎么说法？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又说：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说：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我们要把这几段话细细的研究出个头绪来。他说的“先天地生”，说的“是谓天地根”，说的“象帝之先”，这分明说道的本体，是要超出“天”的观念来求他，把古代的“神造说”极力破除。后来子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这都是说颠倒了。老子说的是“天法道”，不说“道法天”，是他见解最高处。

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又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然则道体到底是有还是无呢？老子的意思以为，有咧、无咧，都是名相的边话，不应该拿来说本体，正如《起信论》说的：“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然则为什么又说有说无呢？所谓“因言遣言”，既已和我们说这“道”，不能不假定说是有物，你径认他是“有”却不对了，不得已说是“非有”。你径认他是“非有”，又不对了，不得已说是“非非有”。其实有无两个字都说不上，才开口便错，这是老子反覆丁宁的意思。

究竟道的本体是怎么样呢？他是“寂兮寥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如实空”。他是“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如实不空”。他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他是“可以为天下母”、“似万物之宗”、“是谓天地根”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总摄一切法”。《庄子·天下》篇批评老子学说，说他“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这句话最好。若是毁万物的虚空，便成了顽空了，如何能为万物宗、为天地根呢？老子所说，很合著佛教所谓“真空妙有”的道理。

他的名和相，本来是不应该说的，但既已开口说了，只好勉强找些形容词来，所以说：“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试看他怎么强为之容？他说了许多“寂兮寥兮”、“窈兮冥兮”、“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又说：“渊兮似……”、“湛兮似……”又说：“豫焉若……犹然若……俨兮若……涣兮若……敦兮其若……旷兮其若……混兮其若……”不直说“万物之宗”，但说“似万物之宗”；不直说“帝之先”，但说“象帝之先”；不直说“不盈”，但说“或不盈”；不直说“存”，但说“绵绵若存”。因为说一种相，怕人跟著所说误会了，所以加上种种不定的形容词，叫你别要认真。

“名”也是这样。他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又说：“是谓玄牝。”又说：“玄之又玄。”又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因为立一个名，怕人跟著所立误会了，所以左说一个，右说一个，好像是迷离惝恍，其实是表示不应该立名的意思。

然则我们怎么样才能领会这本体呢？佛经上常说“不可思议”，寻常当做“不能够思议”解，是错了。他说的是“不许思议”，因为一涉思议，便非本体。所以《起信论》说：“离念境界，唯证相应。”老子说的，也很有这个意思，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因为要知到［道］道的本体是要参证得来的，不是靠寻常学问智识得来的，所以他又说：“绝学无忧。”他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道的本体，既然是要离却寻常学问智识的范围去求，据一般人想来，离却学问智识，还求个什么呢？求起来有什么用处呢？怪不得要大笑了。

本体既是个不许思议的东西，所以为一般人说法，只得从名相上入手。名相剖析得精确，也可以从此悟入真理。佛教所以有法相宗，就是这个缘故。我们且看老子的名相论是怎么样？他的书第一章，就是说明本体和名相的关系。他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断句有与旧不同处，应注意。）这一章本是全书的总纲，把体、相、用三件都提挈起来。头四句是讲的本体，他说：“道本来是不可说的，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本来常住之道了。名本来不应该立的，立一个名，也不是真常的名了。”但是既已不得已而立些“名”，那“名”应该怎样分析呢？他第五六两句说道：“姑且拿个无字来名那天地之始，拿个有字来名那万物之母罢。”上句说的就是《起信论》的“心真如门”，下句说的就是那“心生灭门”，然则研究这些名相有什么用处呢？他第七、第八两句说：“我们常要做‘无’的工夫，用来观察本来的妙处。又常要做‘有’的工夫，用来观察事物的边际。”他讲了这三段话，又怕人将有无分为两事，便错了，所以申明几句，说：“这两件本来是同的，不过表现出来名相不同，不同的名叫做有无，同的名叫做什么呢？可以叫做‘玄’。”这几句又归结到本体了。

（附言）老子书中许多“无”字，最好作“空”字解。“空”者像一面镜，镜内空无一物，而能照出一切物象，老子说的“无”，正是这个意。

然则名相从那里来呢？老子以为从人类“分别心”来。他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的意思说是：“怎么能知道有‘美’呢？因为拿个‘恶’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美’的观念，同时便有‘恶’的观念。怎么能知道有‘善’呢？因为拿个‘不善’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善’的观念，同时便有‘不善’的观念。所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名词，都是如此。”他以为，宇宙本体原是绝对的，因这分别心，才生出种种相对的名，所以他又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阅同说，众甫谓万物之始）。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意谓：“人类既造出种种的名，名一立了，永远去不掉，就拿名来解说万有。我们怎样能知道万有呢？就靠这些名。”《楞严经》说的“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即是此意。

既已有名相，那名相的孳生次第怎么样呢？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段话很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说“一生万物”呢，为什么不说“一生二，二生万物”呢，又为什么不说“二生四，四生万物”呢？

二（乙）三（癸）=一（甲）（辛）=一（甲）（壬）=一（甲）（丁）=一（甲）（戊）=一（甲）（己）=一（甲）生物的雌雄递衍，最容易说明此理。其他一切物象事象，都可以说是由正负两面衍生而来，所以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地”即是“阴阳”、“正负”的代表符号，亦即是“一二”的代表符号。他拿乐器的空管比这阴阳、正负相摩相荡的形相，说他本身虽空洞无物，但动起来可以出许多声音，越出越多。这个“动”字，算得是万有的来源了。

然则这些动相是从那里来呢？是否另外有个主宰来叫他动？老子说：道法自然。又说：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参［掺］不得一毫外界的意识。“自然”两个字，是老子哲学的根核，贯通体、相、用三部门。自从老子拈出这两个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发深入人心，“自然主义”成了我国思想的中坚了。

老子以为宇宙万物自然而有动相，亦自然而有静相，所以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复”字是“往”字的对待名词，“万物并作”，即所谓“动而愈出”，所谓“出而异名”，都是从“往”的方面观察的。老子以为无往不复，从“复”的方面观察，都归到他的“根”。根是什么呢？就是“玄牝之门，绵绵若存”的“天地根”，就是“橐籥”，就是“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所以他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回复到本体论了。若从纯粹的名相论上说，“无”决不能生“有”。老子的意思以为，万有的根，实在那“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本体。既已一切俱非，所以姑且从俗，说个“无”字，其实这已经不是名相上的话。

老子既把名相的来历说明，但他以为这名相的观念不是对的。他说：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从胡适校本）这是说：“既制出种种的名，人都知有名，知有名便不治了。”这话怎么讲呢？

多，都含着极精深的道理。我们试将他“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这两句来研究一下，譬如欧洲这回大战，法国人恨不得杀尽德国人，德国人恨不得杀尽英国人，试问他，你这种行为是善么？他说，是善呀。为什么是善？

他说是，我爱国，爱国便是善。其实据我们旁观看起来，或者几十年以后的人看起来，这算得是善吗？又如希伯来人杀了长子祭天叫做善，不肯杀的叫做恶，到底谁善谁恶呢？又如中国人百口同居叫做善，弟兄分家叫做恶，底谁善谁恶呢？老子说：“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就是此意。他以为标了一个善的标准，结果反可以生出种种不善来，还不如把这种标准除去倒好些。他以为这种善恶的名称，都是人所制的，和自然法则不合，却可恨的“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故说是“人之迷，其日已久”。懂得这点意思，才知道他为什么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为什么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为什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为什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些都不是诡激之谈，实在含有许多真理哩。

老子以为，这些都是由分别妄见生出来，而种种妄见，皆由“我相”起。所以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是破除“分别心”的第一要著，连自己的身都不肯自私，那么，一切名相都跟着破了。所以他说：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所谓“无名之朴”，就是把名相都破除，复归于本体了。

老子这些话对不对，我且不下批评，让诸君自由研究。但我却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无名之朴”和“自然主义”有无冲突？老子既说：“莫之命而常自然。”那自然的结果，是个“动而愈出”、“万物并作”。老子对于这所出的、所作的，都要绝他、弃他、去他，恐怕不是“自然”罢？我觉得老子学说有点矛盾，不能贯彻之处，就在这一点。

五千言的《老子》，最少有四千言是讲道的作用，但内中有一句话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书中凡三见，此外互相发明的话还很多，不必具引。这句话直接的注解，就是卷首那两句：“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就是常无为；常有，就是无不为。

为什么要常无为呢？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上文说过，《老子》书中的“无”字，许多当做“空”字解，这处正是如此。寻常人都说空是无用的东西，老子引几个譬喻说，车轮若没有中空的圆洞，车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东西。房子若没有空的门户窗牖，便不能出入、不能流通空气。可见，空的用处大着哩。所以说：“无之以为用。”老子主张无为，那根本的原理就在此。

了。怎么才能一面无为，一面又无不为呢？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功成而不居，这几句话除上文所引三条外，书中文句大同小异的还有两三处。老子把这几句话三翻四覆来讲，可见是他的学说最重要之点了。这几句话的精意在那里呢？诸君知道，现在北京城里请来一位英国大哲罗素先生天天在那里讲学吗？罗素最佩服老子这几句话，拿他自己研究所得的哲理来证明，他说：“人类的本能，有两种冲动，一是占有的冲动，一是创造的冲动。占有的冲动，是要把某种事物据为己有。这些事物的性质，是有限的，是不能相容的。例如经济上的利益，甲多得一部分，乙、丙、丁就减少得一部分。政治上权力，甲多占一部分，乙、丙、丁就丧失了一部分。

这种冲动发达起来，人类便日日在争夺相杀中，所以这是不好的冲动，应该裁抑的。创造的冲动正和他相反，是要某种事物创造出来，公之于人。这些事物的性质是无限的，是能相容的。例如哲学、科学、文学、美术、音乐，任凭各人有各人的创造，愈多愈好，绝不相妨。创造的人，并不是为自己打算什么好处，只是将自己所得者传给众人，就觉得是无上快乐。许多人得了他的好处，还是莫名其妙，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这种冲动发达起来，人类便日日进化，所以这是好的冲动，应该提倡的。”罗素拿这种哲理做根据，说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所以老子的哲学，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

我想罗素的解释很对，老子还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的是创造的冲动，是把自己所有的来帮助人。损不足以奉有余，说的是占有的冲动，是抢了别人所有的归自己。老子说：“什么人才能把自己所有的来贡献给天下人？非有道之士不能了。”老子要想奖励这种“为人类贡献”的精神，所以在全书之末用四句话作结，说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几句话，极精到又极简明。我们若是专务发展创造的本能，那么，他的结果，自然和占有的截然不同。譬如我拥戴别人做总统、做督军，他做了却没有我的分，这是“既以为人己便无”了。我把自己的田产房屋送给人，送多少自己就少去多少，这是“既以与人己便少”了。凡属于“占有冲动”的物事，那性质都是如此。至于创造的冲动却不然，老子、孔子、墨子给我们许多名理学问，他自己却没有损到分毫。诸君若画出一幅好画给公众看，谱出一套好音乐给公众听，许多人得了你的好处，你的学问还因此进步，而且自己也快活得很，这不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吗？老子讲的“无不为”就是指这一类。虽是为实同于无为，所以又说：“为无为则无不治。”

能已也，非求其报也。”（《解老篇》）。无求报之心，正是“无所为而为之”，还有什么争呢？老子看见世间人实在争得可怜，所以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然则有什么方法叫人不争呢？最要紧是明白“不有”的道理，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老子提倡这无私主义，就是教人将“所有”的观念打破，懂得“后其身”、“外其身”的道理，还有什么好争呢？老子所以教人破名除相，复归于无名之朴，就是为此。

诸君听了老子这些话，总应该联想起近世一派学说来，自从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的原理，全世界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他在学问上的功劳，不消说是应该承认的。但后来把那“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道理，应用在人类社会学上，成了思想的中坚，结果闹出许多流弊。这回欧洲大战，几乎把人类文明都破灭了，虽然原因很多，达尔文学说，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中国近年，全国人争权夺利，像发了狂，这些人虽然不懂什么学问，口头还常引严又陵译的《天演论》来当护符呢。可见学说影响于人心的力量最大，怪不得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了。欧洲人近来所以好研究老子，怕也是这种学说的反动罢。

老子讲的“无为而无不为”、“为之而无以为”这些学说，是拿他的自然主义做基础产生出来。老子以为，自然的法则本来是如此，所以常常拿自然界的现象来比方，如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又说：“上善若水。”都讲的是自然状态和“道”的作用很相合，教人学他。在人类里头，老子以为，小孩子和自然状态比较的相近，我们也应该学他，所以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又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说：“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又说：“圣人皆孩之。”然则小孩子的状态怎么样呢？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

……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小孩子的好处，就是天真烂缦，无所为而为。你看他整天张着嘴在那里哭，像是有多少伤心事，到底有没有呢？没有，这就是“无为”。并没有伤心，却是哭得如此热闹，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实讲，就是一个“无所为”。这“无所为主义”最好，孔子的席不暇暖，墨子的突不得黔，到底所为何来？孔子、墨子若会打算盘，只怕我们今日便没有这种宝贵的学说来供研究了。所以老子又说：“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说的是：“别人都有所为而为之，我却是像顽石一般，什么利害得丧的观念都没有。”老子的得力处就在此，所以他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说：“成功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以为自然状态应该如此，他既主张“道法自然”，所以要效法他，于是拿这种理想推论到政术，说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又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绳结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试评一评这两段话的价值，“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两句，很为后人所诟病，因为秦始皇、李斯的“愚黔首”，都从这句话生出来，岂不是老子教人坏心术吗？其实老子何至如此，他是个“为而不有”的人，为什么要愚弄别人呢？须知，他并不是光要愚人，连自己也愚在里头。他不说的“我独顽似鄙”、“我独如婴儿之未孩”吗？他以为，从分别心生出来的智识总是害多利少，不如捐除了他。所以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分明说，不独被治的人应该愚，连治的人也应该愚了。然则他这话对不对呢？我说，对不对暂且不论，先要问做得到、做不到？小孩子可以变成大人，大人却不会再变成小孩子。想人类由愚变智有办法，想人类由智变愚没有办法。人类既已有了智识，只能从智识方面，尽量的濬发，尽量的剖析，叫他智识不谬误，引到正轨上来，这才算顺人性之自然，“法自然”的主义才可以贯彻。老子却要把智识封锁起来，这不是违反自然吗？孟子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须知所谓“泊然如婴儿”这种境界，只有像老子这样伟大人物才能做到，如何能责望于一般人呢？像“小国寡民”那一段，算得老子理想上之“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好不好，是别问题。但问有什么方法能令他出现，则必以人民皆愚为第一条件，这是办得到的事吗？所以司马迁引了这一段，跟着就驳他，说道：“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若至《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矜夸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这是说老子的理想决然办不到，驳得最为中肯。老子的政术论所以失败，根本就在这一点。失败还不算，倒反叫后人盗窃他的文句，做专制的护符，这却是老子意料不到的了。

《老子》书中许多政术论，犯的都是这病，所以后人得不着他用处，但都是“术”的错误，不是“理”的错误。像“不有”、“不争”这种道理，总是有益社会的，总是应该推行的，但推行的方法，应该拿智识做基础，智识愈扩充，愈精密，真理自然会实践。老子要人灭了智识，冥合真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哩。

样的亮也不够了，还要加亮，加——加——加——加到无了期。总之，因为视觉钝了之后，非加倍刺激，不能发动他的本能，越刺激越钝，越钝越刺激，原因结果相为循环。若照样闹下去，经过几代遗传，非“令人目盲”不可。此外五声、五味，都同此理。近来欧美人患神经衰弱病的，年加一年；烟酒等类麻醉兴奋之品，日用日广，都是靠他的刺激作用。文学、美术、音乐，都是越带刺激性的越流行，无非神经疲劳的反响。越刺激，疲劳越甚，像吃辣椒、吃鸦片的人，越吃量越大。所以有人说，这是病的社会状态，这是文明破灭的征兆。虽然说得太过，也不能不算含有一面真理。老子是要预防这种病的状态，所以提倡“日损”主义。又说：治人事天，莫若啬。韩非子解这“啬”字最好，他说：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

……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谓之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谓之啬。……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解老篇》）这话很能说明老子的精意，老子说：“去甚、去奢、去泰。”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说：“致虚极，守静笃。”都是教人要把精神用之于经济的，节一分官体上的嗜欲，得一分心境上的清明。所以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凡官体上的嗜欲，那动机都起于占有的冲动，就是老子所谓“欲得”。既已常常欲得，自然常常不会满足，岂不是自寻烦恼？把精神弄得很昏乱，还能够替世界上做事吗？所以老子“少私寡欲”的教训，不当专从消极方面看他，还要从积极面看他。他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自知、自胜两义，可算得老子修养论的入门了。

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语。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

《老子》书中最通行的话，像那“不敢为天下先”、“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都很像是教人取巧，就老子本身论，像他那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的人，还有什么巧可取？不过，这种话不能说他没有流弊，将人类的机心揭得太破，未免教猱升木了。

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统系的哲学。他的哲学，虽然草创，但规模很宏大，提出许多问题供后人研究。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庄子批评他，说道：“以本为精，以末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这几句话可当得老子的像赞了。

孔子（节选）

【说明】

大，此文可谓近代以来论孔第一文。

第四节孔子之哲理论与《易》

《论语》头一句说“学而时习之”，此外说“学”字的很多。到底孔子说的“学”是学个什么？怎么个学法？

胡适之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授］来的学问（《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五章），这话对吗？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举了一位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我们在《易经》《论语》《庄子》里头看见好几条讲颜回的，就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不改其乐”，是“不迁怒，不贰过”，是“无代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是“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孔子却怎说“未闻好学”呢？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命”“耳顺”“不逾矩”这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能得的？所以我想，孔子所谓“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那学的门径，大略可分为二：一是内发的，二是外助的（这两条学问的条理，下文再详）。孔子觉得外助方面，别的弟子都还会用功；内发方面，除了颜回，别人都没甚成绩，所以说“未闻好学”。至于外助的学问，也有多端，读书不过其一端。《易·象传》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这一类的学问；然孔子并不十分重他。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是说这类学问为次等的。又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分明说多读书死记，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了。至于《论语》里头的“学”字，可以当做读书解的，原也不少。这是因问而答，专明一义，不能掇拾三两句来抹杀别的。大抵孔子讲外助的学问，“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算是两个紧要条件；然结果不过得个“亦可以弗畔”，原非学问的究竟。若专做“博学于文”一句，便连外助的学问也成了跛脚。所以他又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据此说来，读书倒变成了随意科，不是必要科了。这一段是我解释学个什么的问题。

今试解释怎么学法的问题。方才引孔子告子贡的话，说自己不是“多学而识”，是“一以贯之”，到底“一”是个什么？怎么贯法？可惜孔子不曾说明，子贡也不曾追问。幸而孔子有一天跑到曾子自修室里头，忽然说了一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答应一个字：“唯。”他老先生一声不响就跑了。那些同学摸不着头脑；围着问曾子。曾子说出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好了好了，知道“一贯”就是“忠恕”了。

还有一回，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字是做学同最要紧的一个字。更明白了，却是又生出个问题：忠恕两个字怎么解法呢？拿忠恕怎么就能贯一切呢？这要从实践方面、智识方面来会通解释。朱子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本来解得甚好，可惜专从实践伦理方面讲，未免偏了。《大戴礼·孔子三朝》记孔子说的“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章太炎引这段话，下一个解释说：“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也解得甚好，可借专从研求智识方面讲，又未免偏了。我想忠恕一贯是要合这两方面讲，两方面本来是可以会通的。在文“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心为忠，即是拿自己来做中坚的意思。充量的从内面穷尽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内思毕心”，就是“尽己”。《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说：“诚者自成也。”诚字就可当忠字的训诂。毕心尽性自成，拿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发展个性。

从实践方面说，发展个性是必要；从智识方面说，发展个性也是必要。这是忠的一贯。用自己的心来印证，叫做如心。从实践方面说，是推己及人；从智识方面讲，是以心度物（《声类》“以心度物曰恕”）。孟子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推字就是恕字的训诂。从实践方面讲，将自己的心推测别人，照样的来待他，就是最简易最高尚的道德。消极的推法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积极的推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智识方面讲，将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统的学问。演绎的推法，是“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是“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归纳的推法（日本高山林次郎著的《论理学》说归纳法亦是推论），是“好问而好察迩言”，是“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别”，是“本诸身，征诸庶民”，是“能近取譬”。如此实践方面、智识方面都拿恕的道理来应用，就是恕的一贯。

有人问：“据此说来，不是一以贯之，是两以贯之了。”其实不然。因为人类是同的，所以孟子说：“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既有所同然，所以发达自己个性，自然会尊重别人的个性，所谓“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故即忠即恕。又非尊重别人的个性，不能完成自己的个性；所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所以即恕即忠。忠恕两字，其实是一事。故说一以贯之。后来荀子说的“以一持万”，就是这个意思。

有智识不求实行，便同贫子说金，终久是空的。所以两样不习偏废。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分明说实行比智识更重要了。所以求智识的学问，到墨子、荀子之后才发达，孔子学说在这里头，占不着重要位置。

前文说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做“君子”。

《中庸》《表记》都说“仁者人也”，孟子亦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字最确切的训诂。在文，仁从二人，是有两个人才表示出仁字的意思。所以郑康成解“仁者人也”，他说人：“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礼记·中庸注》）相人偶的人字，汉朝有怎么别的读法，虽不可考，但“相人偶”三个字却好极了。偶就是“耦而耕”的耦，“相人偶”，是人与人相互的意思。人与人相互，才能证现出一个抽象的人格（即仁）。曲尽人与人相互之道，人格才算完成，才可以算得一个人。《论语》中许多仁字；各人问仁，孔子答的都不同。若懂得仁字是人格的抽象名词，句句都通了。若从旧说，只说仁是“爱人”，便到处窒碍。“仁者不忧”，为什么爱人的人便无愁呢？“仁者其言也讱”，难道爱人的人一定要少讲话吗？“颜渊问仁”，孔子答的“克己复礼”；“仲弓问仁”，孔子答的“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这又和爱人有什么关系呢？可见孔子说的仁，只是教人怎样子做人，只是教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自然能尽人之性。《论语》中说出仁的内容有种种，都是完成人格必要的条件。

孔子有个理想的人格，能合著这种理想的人，起个名叫做“君子”。我记得五年前曾在贵校演讲过一次，题目是《孔子之人格教育与君子》，谅来各位还有听过记得的。今且把他简单重述一回。君子这个名词，和英语的Gentleman最相类。Gentleman要想下个恰当的训诂，极不容易，因为他是表示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孔子说的君子，正是如此。君子、小人从前不过为区别阶级地位的名词（如《孟子》之君子、野人），后来渐变为区别品格的名词。孔子指出种种标准，作为人格的模楷。能合这标准，才许他是君子。他的标准是那些呢？因为孔子的话，多半是门〈人〉弟子记述传下来，大都是因人施教，所以没有个有系统的标准。我们想求得他，最好是先将《易经》六十四条的卦象传“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君子以……”都录下来，再将《论语》所说的君子全数录出，再将《礼记》及他书引孔子讲君子的话，简择录出，然后分类排比，列为纲目，或者可以求出个总标准来。要之，孔子之教，是要人践履这人格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公羊传》是孔子最后的理想。

说。我们只听见孔子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易经·家人卦》）我们只听见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还听见董仲舒解这两句话，说道：“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春秋繁露·玉杯篇》）倒像责备臣子反较宽，责备君父反较严了。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从“仁者人也”，演绎出来。既做人便要尽人道，在人里头做了君，便要尽君道，做了臣便要尽臣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全然是相互的关系，如此才是“相人偶”。所以孔子所说，是平等的人格主义。

孔门教的普通学，就是礼乐。为什么如此注重他呢？因为认他是涵养人格的利器。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荀子·儒效篇》）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篇》）据此看来，礼的性质，简直与法无甚差别。虽然，有很不同的一点，是：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篇》）所以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当孔子时，法家学派，虽未完全成立，然法治与礼治两种主义之优劣，在士大夫中已成为问题。观叔向、子产辩论之言可见（《左传·昭六年》）。孔子是绝对的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的人，所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意思，以为：（一） 法不过事后消极的裁制，礼才是事前积极的裁制，直接的效果，已经悬殊。（二）法的裁制力是他动，礼的裁制力是自动，间接的效果，影响非巨。所以说：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礼记·礼察篇》）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他主张礼治的主要精神在此。然则礼为什么能有这种作用呢？他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礼所以能发生作用，最重的要素是因人之情。《礼运》有几段说得最好：人情以为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宋以后儒者，都说人欲是不好的，是应该屏绝的。孔门却不然，他的礼教，就是从情欲的基础上建设出来。但他以为情欲虽不可无，却是要节。《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荀子》亦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失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礼论篇》）这两段说对于外感的节制，最为精到。还有对于内发的节制，子游说：有直道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郑注：“犹当为摇。”），犹斯舞；温斯戚，戚斯叹，叹斯辟（郑注：“辟，拊心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谓礼。礼的最大作用，就是个节字。所以《荀子·大略篇》说：“礼，节也。”《乐记》亦说：“礼节民心。”《中庸》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靠的就是这个。《韩非子·解老篇》说：“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算得礼字最简明确切的训诂了。

民之行，礼字的意义，已经不是“履也”所能包举了。到《乐记》，更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这算是礼的最广义了。孔子答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礼字，应从最广义解。

孔门重礼教的缘故，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是拿习礼当做一种体育。《礼运》说：礼，所以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这话怎么讲呢？孔子说：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孔子以为人若常常把精神提起，体魄自然强壮；若散散慢慢过日子，便养成偷惰的习惯，整个人变成暮气了。习礼以庄敬为主，最能抖擞精神，所以说“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仲弓问仁”，孔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告子张说“无大小，无众寡，无敢慢。”都是这个意思。对什么人，对什么事，都无敢慢，是修养身心最好的方法。这就叫做“约之以礼”（约是约束之意）。

孔子既已认礼是一种体育，所以常常要习他。但习的到底是那几种礼呢？《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些都是些什么，如今没有考据。但就现存的礼经十七篇而论，天子诸侯朝聘燕享那部分，当然是不习的；丧礼那部分，当然是不习的；冠昏祭那几部分，怕也不好习。然则孔门习的是什么？我想最通行的就是乡饮酒礼和射礼。《史记·孔子世家》说汉时的儒生还常常习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大概这两种礼是孔门当习的。两种都是团体运动，射礼分耦还含有团体竞争意味。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我想孔子生在今日，定然是打球大家。那时若有学校联合运动会，那些阙党童子军怕总要夺标哩。

第二节讲孔子正诗正乐，可见孔子原是一位大音乐家了。他不但自己嗜好，还拿来做他学堂里的必修科目。他如此重乐，有什么理由呢？《乐记》一篇，发挥得最透彻。《乐记》下乐的定义，说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这是说明乐之本质，就是人类好快乐的本性。这种本性发表在声音动静上头，叫做音乐。又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一段说音乐的起源，由于心物交感，是从心理学上寻出音乐的基础。又说：乐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音乐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内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面看，音乐是由心理的交感产生出来的，所以某种心感触，便演出某种音乐；就别方面看，音乐是能转移人的心理的，所以某种音乐流行，便造成某种心理。而这种心理的感召，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所以音乐关系到国家治乱、民族兴亡。所以做社会教育事业的人，非从这里下工夫不可。这种议论，自秦汉以后，竟没有人懂。若不是近来和欧美接触，我们还说是谬悠夸大之谈哩。

《乐记》这篇书，原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并非孔子亲说。《荀子》里头有《乐论》篇，说得大同小异，但稍为简略。或者这篇书，竟是荀子作的，亦未可定。但这种学理总是孔门传授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他做孔子学说的一部分。

正乐是孔子一生大事业，今日乐谱都已失传，更从何处论起？但我们可以想见孔门礼教乐教，实有相反相成之妙。《记》中说：“礼节民心，乐和民性。”礼的功用，在谨严收敛；乐的功用，在和悦发舒。两件合起来，然后陶养人格，日起有功。《记》又说：乐以治心，礼以治躬。心中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易慢之心入之矣。读此，可以知孔门把礼乐当必修科的用意了。就论体育上，乐的功用，也不让于礼，因为古人乐必兼舞。《记》又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精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舞的俯仰疾徐，和歌的抑扬抗坠，不独涵养性灵，而且于身体极有益，这也是礼乐交相为用的事。

我想孔子若在今日当教育总长，一定要像法国样子。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美术部，把国立剧场和国立学校看得一样的重。他若在社会上当个教育家，一定是改良戏曲，到处开音乐会，忙个不〈得〉了。他的态度如此，所以那位专讲实用主义的墨子，看着莫名其妙，说他教人贪顽废事，做出三篇《非乐》的大文来骂他，却那里懂得孔子人格教育的精意呢！

后人常称孔教做名教，这话并不错。但为什么叫做名教呢？却忘其所以然。我们细读《论语》就可以明白。

欲明白正名的要紧处，最好拿眼前的事实来举个例。譬如有人说共和是不好的，问他什么不好？他说你看中国共和了九年，闹成什么样子？这段话骤然听去，像是有理，其实不然。我们先要知道共和的实质是怎么样，再要问这九年来的中国，是否和共和实质相符。把这九年来的中国说他是共和，这就是“非其真而以为名”，这就是“异物名实互纽”。又如现在讲联邦，讲自治，若不先把“联邦”“自治”的名实弄到正确，那么，几位督军私自勾结的几省联盟，也要自命为联邦，几位政客也可以设起联省政府来；那么，官僚运动做本省省长，便说是自治。又如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若不把名实弄得正确，那么，兵大爷组织兵变队，挨门坐抢，他可以说自己是蓝宁，是杜洛兹奇。这就是董子说的“相谰”。在这种名实混淆的状态之下，是非是无从论起的。譬如我们说：“狗是有义气的动物。”若不先定了界说，什么是狗；看见一个狐来，你说这种狗没有义气，不是把人闹糊涂了吗！所以“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又说：“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又说：“恶似是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恶乡愿恐其乱德。”（《孟子》引）都是所以提倡正名的缘故。

老子以为名者起于人类之分别心。这种分别心，是各人不同，各时不同，各地不同，所谓正确不正确，实无从得公共标准。故主张一切废去，复归于无名之朴。孔子以为名是终久废不掉的；既已废不掉，若听他囫囵杂释，一定闹到言不顺事不成，所以公共标准是必要的。标准怎样才能正确、才能公认呢？孔子以为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子路问“为政奚先”，孔子答以“正名”。《荀子·正名》篇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若乘时得位，一定先办此事。后来道既不行，晚年乃著《春秋》，就是用极谨严的名，表示极复杂的义。所以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董子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所以孔子正名主义的实行，自然在《春秋》一书，第五节再详论。

孔子为什么把正名主义看得如此其重呢？因为把名正了，然后主观方面可以顾名思义，客观方面可以循名责实。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要知道君臣父子四个名词里头含有什么意义，然后君要做个真君，臣要做个真臣……那么，社会秩序也跟着正了。像当时子路所问“待子为政”的卫君——出公辄，是子不子，其父蒯瞆也是父不父，孔子以为正名就可以救这些流弊。

孔子的正名主义，对于改良社会有多少效果，我们不敢说；但在学问知识上却有很大影响。因为名实问题，是孔子头一个提出，此后墨子、惠施、公孙龙、荀卿乃至其他诸子，都从这问题上生出许多学问来。质而言之：当时所谓名学即论理学，是孔子最先注意的。虽所说不如后人之精，那创始的功劳也很大了。（参观胡著页九二——一）孔子因认名有许多功用，所以很奖励立名。《易·文言》说：“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论语》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宋儒说好名是件不好的事。孔子却不然，名是不妨好的；不过“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因为过情的声闻，已经名实混淆，和正名主义正相反了。

《易·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性命二字成了学问上问题，自此始。但孔子言命较多（《论语》称“子罕言命”，实非甚罕），言性较少。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殆孔子所自证，不甚拿来教一般学者，所以不得而闻。《论语》言性，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两章。其言既极浑括，远不如后来孟、荀之精密，盖由孔子不甚以此教人。至于言命，则所在多有。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诸如此类，正中屡见，可见知命主义，在孔子学说中，实占极重要的位置。所以墨子反对孔学，特标《非命》为一种旗帜。

命是个什么呢？孔子说命，常与天连举，像是认命为天所造。其实不然。庄子引孔子的话，很有几处解释命字意义：仲尼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篇》）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篇》）据此可知孔子所谓命，是指那自然界一定法则，不能拿人力转变者而言。他有时带说个天字，不过用来当做自然现象的代名词，并非像古代所说有意识的天。“五十而知天命”句，皇侃疏云：“天本无言，而云有所命。假之言也。”这话最通。若作基督教的上帝默示解，便非孔子之意了。

然则知命主义的价值，怎么样呢？我说有好处亦有坏处。好处是令人心境恬适；坏处是把人类进取的勇气减少。孔子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庄子·人间世篇》）这段话讲知命的作用，最为精透。“自事其心”，是自己打叠自己的心境，死生、穷达、毁誉、饥渴等等事变，虽日夜相代乎前，我心的哀乐，却叫他不易施乎其前。怎样才能做到呢？最好是“安之若命”。这若字极要注意。命的有无，且不必深管，只是假定他是有，拿来做自己养心的工具。得了这种诀窍，所以能“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易·文言传》）。所以能“不怨天，不尤人”（《论语》）。所以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这是孔子自己学问得力所在，也常常拿来教人。所以《论语》首章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章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义正相衔接，实是孔子修养人格的重要学说。

孔子说的知命，本来没有什么大流弊，因为他乐行忧违，还带着确乎不拔，他遁世无闷，还带着独立不惧（《易·象传》）。可见得并不是做命的奴隶了。虽然，孔子终是崇信自然法太过，觉得天行力绝对不可抗。

年来经许多灾难，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坠。这是善于顺应的好处。但过于重视天行，不敢反抗，创造力自然衰弱，所以虽能保存，却不能向上。这是中华民族一种大缺点，不能不说是受知命主义的影响。所以墨子非命实含精义。至于误解知命主义的人，一味为委心任运，甚至造出种种邪说诬民的术数，那更不是孔子的本意了。

孔子教人，说的都是世间法，不是出世法。所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对于现世以外的事，纯然持消极的态度。然则孔子到底主张有鬼呀，还是主张无鬼？我说：孔于所持是相对的无鬼论。他以为鬼并不是没有，但不过由我们的业识造出来。孔子说的鬼神，全是哲学上的意义，没有宗教上的意义。《易·系辞传》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几句话最精到。“精气为物”，说的是鬼之情状；“游魂为变”，说的是神之情状。“鬼者归也”，精气是有形的，即佛法中之色蕴。《圆觉经》说：“骨肉归地，血唾归水，暧气归火，动转归风。人之色身，四大合成；死后还归四大。”举精气则毛发骨血等都包在内，地水火风，各有他的原素，据近世科学的理论，知道物质不灭，所以说“精气为物”；游魂是无形的，即佛法中之受想行识四蕴，常为业力所持，流转诸趣，所以说“游魂为变。”（参观章炳麟《菿汉微言》）孔子说的鬼神情状是如此，直可以谓之绝对的无鬼论。然则他为什么又极重祭礼呢？自来圣哲施教，每因当时习俗而利导之。《易·彖传》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当时民智幼稚，而且古代迷信，深入人心，一时不易革去，所以孔子利用祭礼为修养人格、改良社会一种手段。但孔子虽祭，并不认定是有神，所以只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分明是主观的鬼神，不是客观的鬼神了。

为什么祭礼可以为修养人格的手段呢？他的作用就在斋戒。《祭统》说：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观此，可知斋戒实为养心最妙法门，《易·系辞传》说：“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就是此意。斋戒原不必定要祭祀才有，凡有大事有恭敬皆须斋戒（《孟子》“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庄子》“斋，吾语汝”），但祭礼的斋戒，总算最通行，所以孔子很提倡他。譬如每年有几次大祭祀，祭前都须斋戒一回。斋的时候，节省思虑，休养精神。这是和基督清教徒严守安息日同一作用，于锻炼身心，修养人格，实甚有益。

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都是说靠祭礼唤起人民报本的观念，风俗自然淳厚，政治自然易办。

若不明此意，《中庸》的话便解不通了。所以孔子的祭，实含有举行纪念祝典的意味，有鬼无鬼倒不十分成问题。所以说：“敬鬼神而远之。”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

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则其折衷也。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其折衷也。三圣以后，百家竞作，各有其独到之处，观其一节，时或视三圣所造为深，然思想渊源，盖罔不导自三圣。

以流派论诸子，起于汉人，前此无有也。《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论篇》、《解蔽篇》、《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淮南子·要略》，皆胪列诸家主义学说，比较评骘，而未尝冠以流派之名。至司马谈始标儒、墨、名、法、阴阳、道德之六家，而刘氏向歆父子，更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之十家，命为九流。后之言学派者多宗焉。夫对于复杂现象而求其类别，实学术界自然之要求。马、刘之以流派论诸子，不可谓非研究进步之征也。虽然，分类之业，本已至难，而以施诸学派则尤甚。盖前此一大师之兴，全思想界皆受其影响，不必其直传之弟子而始然也。后此一大师之兴，虽渊源有所自承，而其学说内容，决不尽同于其师；苟尽同焉，则不能自成一家矣。故谓后此学派与三圣有渊源则可，谓其为三圣所包含则不可；谓某派与某圣因缘较深则可，谓某派为某圣之支与流裔而截然与他圣无关则不可。今为讲演便利起见，仍以三圣为纲，述其流传之绪以观其变焉。

老学之正统派，或当推关尹、列御寇，惜其著述今皆不传，仅从《庄子》中见其崖略。其后，蜕变衍生者，有极端个人享乐主义之杨朱一派，有出世间法之庄周一派，有自然断灭主义之彭蒙、田骈、慎到一派。

《史记》称老子五千言乃应关尹之请而作，《庄子·天下篇》以关尹与老聃并称，则尹与老子因缘极深可想见。《汉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今佚。诸子中引尹言不少，而最切要者莫如《天下》篇，谓：“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又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一语，与大乘佛教之宇宙观若合符契，所谓即空即有也。惟其如此，故能无居而物自著，故能动若水而静若镜。读此数句，则后此大乘佛教何以能盛行于中国，其消息可窥一斑。

虚而已矣。”其用力处颇有印度之瑜伽宗，其所证之深浅则不可知，要之闻老子之教，而实地从事于修证者也。

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庄子亦屡以杨墨并称，（《庄子·徐无鬼篇》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而为五”，“秉”是何宗派竟无可考，亦古代学术史一憾事也）则杨朱为当时一伟大之学派，自无待言。然既无著述传世，即《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遍论诸派，亦不之及。仅从《孟子》书中知其标“为我”为宗旨，《吕氏春秋·不二篇》有“阳生贵己”一语，似即指此人，共他各书则无征焉。犹幸伪《列子》中有《杨朱篇》，似从古书专篇采集以充帙者，因此此一派之面目，略可窥见。

庄子两记阳子居事，或云子居即朱；果尔，则朱乃老子弟子也，（《杨朱篇》又载朱与禽滑釐问答，滑釐先事子夏后事墨子，若杨朱即阳子，居似与禽子年代不相及）今不必深考。但通观《杨朱篇》全文，则其根本观念，导源于老子，不可诬也。且老孔墨三圣，在当时思想界三分天下，何以孟子不言距老墨而言距杨墨？可知当时老学实以杨朱一派为最盛，孟子之距杨，即所以距老也。

吾幼读《孟子》，窃疑杨朱所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主义，何足以成一宗派？及读《杨朱篇》，乃知彼固自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存，今请述其概。杨朱曰：……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则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据此可见杨朱之所谓“为我”实与浅薄之自私自利观念不同，吾得名之曰“无我的为我主义”。

理学上尚有一义以济其穷，则子孙观念是也（如《易传》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杨朱则并此而破之，其言曰：人而已矣，何以名为？……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故杨朱之人生观，可谓彻底的断灭主义。将人生数十年，截头截尾，来无所从，去无所宿；外无所系，内无所主；前无所承，后无所遗。既已如此，则其结论必归于个人现世之快乐主义，固其所也。故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迪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乐；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耳，为声色耳。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又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此等论调，与孔墨二家及其他之老氏后学，皆立于正反对地位。孔子告颜渊以“四勿”，墨子以自苦为极，关尹、列子、慎到一派皆宗老子“为道日损”之训。虽其所志之彀不同，然其以节性克己为手段则一也。杨朱则对于此种主义，为正面的攻击，根本的解放。若以例欧洲古代，则诸家其希伯来主义，杨朱其希腊主义也。例彼近世，则诸家其宗教改革方面的精神，杨朱其文艺复兴方面的精神也。要而论之，不以“灵”的理性，检制“肉”的情感，此杨朱哲学之最大特色也。此种哲学，在社会上之利害如何，此为别问题，然在思想自由解放之时代，必有此一派以为之点缀。此中外学史上当然之现象，而在我国古代，则杨朱其代表也。

常人既恣肉体之享乐，则于有生常起沾恋，杨朱又不然。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欲以俟于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此种见解，人或目为厌世主义，实亦不然。彼盖别具一种人生观，吾无以名之，名之曰“赤条条的”而已。

杨朱尝为寓言，表示其理想的人格，如下：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资，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所欲玩者，无不为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途径修远，无不必之，……宾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厅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杨朱评之，谓“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其所谓纵情欲者，谓必如是乃为彻底也。

易骇俗耳。孟子遽谓其“无父”，拟诸禽兽，殆未免太过。

杨朱根本观念，既在“从心而动不违自然”，则其从老子之学一转手，渊源甚明。但老氏门下如慎到一派，修证太苦；如庄周一派，理想太玄。独杨朱全以顺应人类低级之本能为教，又值其时社会混乱，一般浅薄之厌世观甚盛，闻其风而悦之者自众，故其言能盈天下也。

后世墨学虽绝，杨学却不衰。在文学中最表现此种精神，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谁能待来兹？”如“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诸如此类，彻头彻尾，皆杨朱思想。而二千年来之文学，则皆此思想为之根核也。夫此种极端的现世主义、肉欲主义、断灭主义，其损害社会之健康，自无待言。然在此种主义之下，往往产生“畸人”，超群拔伦之文学家美术家，常有带此色彩者，此又当恶而知其美也。

昔托尔斯泰因感于“人生无意义”，几于自杀。其后得有宗教的慰仰、精神生活，因而复苏。杨朱一派，盖对于人生无意义之一语，有痛切之感觉；而此种感觉之结果，则归于断灭自恣，校其实，则与自杀无以异也。庄子则从无意义中求出意义，谋人生心物两方面之调和，故其结论与杨朱派截然殊途，而为后此大乘佛教之先河焉。庄子学说之精神，《天下篇》自述而自批评之。其言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与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人生之苦痛，皆从生活状态之矛盾而来；肉感与灵感交战，陷于人格分裂，苦莫甚焉。假使人类而能如禽兽，除饮食男女以外，无所寄其情志。虽在此范围中，矛盾已不少，苦痛已甚多，但其苦究为单调的，旋起旋落，可以自支。无奈人类有其固有之灵性，此一点灵性，对于吾侪之肉的生活，常取批评的态度，其批评程度之高下浅深各不同，但无论何人皆有之，于是种种悔恨悲哀恐怖，皆由此而起。而吾侪因此乃生一种向上的推求，知现实境界之外，确别有“真我”存在；而此真我即为吾侪最后安慰之所。于是有谓此真我完全与现实境界为二物，必脱离现境，始能与之相应者，则印度多数外道及小乘佛教所说是也。有谓此真我与现境非一非异，吾侪可以不舍离现境而与此真我契合者，则大乘佛教所说是也。而庄子之学则近于大乘者也，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谓“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皆言契合真我之义。所谓“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所谓“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皆言不舍离现境之义。《天下篇》又言“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著书之意，将以明其暗而发其郁。契合真我者，内圣也；不离现境者，外王也。明此纲领，可以读《庄子》。

蹄》，杂篇之《让王》、《盗跖》、《说剑》、《渔父》诸篇，文体皆不类，前人多疑为伪窜。自余外杂诸篇，或亦非尽出庄子手，其最精粹者，则《秋水》、《山木》、《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寓言》诸篇。其最末之《天下篇》，则全书自叙，评骘一代学术，语语精绝，古籍中第一瑰宝矣。而总摄庄学之全体大用者，尤在内篇七篇。今标挈其纲领如下：（一）《逍遥游》常人执著现实境界，终身役役，向此间讨生活，卒为矛盾状态所缚扰，不能自拔。故庄子首破其迷，其言鲲鹏之与蜩与野马尘埃之生物，言朝菌蟪蛄之与冥灵大椿，其小大殊量至于此极。吾侪人类在无穷之宇宙间，占一极么麼之位置，经一极短促之年寿，而弊弊然惉懑于其间，可谓大愚。全篇关键，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二语教人勿以小障大，但又非于常识所谓大小者生比较。故又以“至人无己，圣人无名”二语，微示真我之端倪，使人向上寻求。

（二）《齐物论》此篇从消极方面诠释真我之体相。篇首南郭子綦所谓“吾丧我”即丧其幻我，即前篇所谓“无己”，幻我可丧则必有真我明矣。然此真我非感觉所能见，非名相所能形容，全立于知识系统以外。当时墨学别派名家者流如惠施辈亦刻意欲解决此问题，皆以知识之方式求之，庄子以为大误。故“齐物”之论，谓当离却万有的别相，即能得其共相。全篇主眼，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二语。此篇所论，颇似佛教之法相宗，检阅名相以颇名相也。

（三）《养生主》此篇略言契合真我之境界。如庖丁解牛之喻，所谓“以神遇不以目视”，能契合此真我，则虽在世间，而得大自在。全篇主眼，在“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二语。

（四）《人间世》此篇极言真理与世谛不相妨碍。《田子方》篇云：“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本篇所言，穷极人类心理状态之微，乃言人世顺应之法与夫利物善导之方，其所以能得此智慧者，则在“虚而待物”。全篇主眼，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二语。

（五）《德充符》此篇言须有所捐弃乃有所自得。所述王骀、申徒嘉、哀骀它等人，皆形骸残缺而得道者，凡以证明真我之在形骸外也。故曰：“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又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其全篇主眼，在“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解其桎梏”三语。质言之，即教人对于自己之肉体而力求解放也。

（六）《大宗师》此篇言参透一切平等之理者，必不厌世。故曰：“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耶？”有我之见存，众苦斯生；无我之见存，则安往而不得乐？故佛说：“不畏生死，不爱涅槃。”以有涅槃之心，即有所沾恋也。庄子纯是“行菩萨行”之人，故虽五浊恶世，亦以常住为乐。篇中主眼，在“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数语。其入世应而不与俗化者，则在“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数语。

（七）《应帝王》此篇排斥政治上之干涉主义，言万事宜听人民之自由处置，故以浑沌凿窍为喻。全篇主眼，在“顺应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一语。

此不过略举梗概。其实全书多互相发明，并非每篇专明一义。要之此七篇为全书纲领，其外篇杂篇，则皆委细证成斯理而已。治庄学者，先悬解此七篇，则读他篇庶乎无阂也。

《逍遥游》篇云：“至人无己。”《在宥》篇云：“大同而无己。”无己即孔佛所言无我也，此一语可谓庄子全书关键。夫“我”若本有，则虽欲无之亦安可得？既云无我，则证知此无我者为谁，此讨论我相有无者当前立起之问题也。故从前法国以怀疑名家之大哲学家笛卡儿，对于宇宙万物悉皆怀疑，而谓独有一物不容疑者曰“我。”其名言曰：“我思故我存”。（I think，therefore Iam.）至今欧洲学者犹宗道之。若是乎，无我之义之难成立也？庄子乃对此问题而展转推求之，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

女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齐物论》）庄子意若曰：“我”之名何自生耶？对“彼”而自命耳；无“彼”则“我”之名亦不立。

故“非彼无我”若是，则似先有彼而后有我，然若竟无我，则知有“彼”者为谁，故“非我无所取”。若是，又似先有我而后有彼，彼我互为因果，结局归于两空，两空近之矣。然果属顽空，则彼我二觉缘何而起？故曰：“不知其所为使”。由是以思，则知从前所认之我相，不过“假主宰者”耳，其必有“真主宰者”存焉，特不能得其朕兆，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从前所认我相，宛然在前，一若“可行己信”。然此相究竟作何形态，终不可见，则“有情而无形”也。若强求其形，则惟“百骸九窍六藏”之属“赅而存焉”耳。此诸体者孰为真我？若俱是我耶？（“女皆说之乎？”）则“我”体分裂，若一是我而余非我耶？

（“其有私焉？”）则曷为部分之感觉通于全体？若云百骸之属，不过“臣妾”。然则以何者为君？若指心指脑为君，心脑同是筋肉构成，何以独能调御诸体？若谓无君，则“臣妾不足相治”。则如单细胞物及植物，并无心脑，何以能发育？若谓百体“递相为君臣”，则耳应时或能视，目应时或能听，何故不尔？因此悟知常识之所谓我相，决非真我，非真我故等于无我；“其必别有真君（真我）存焉”。然则所谓“真我”者究何物耶？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尺躯中，不惟含有父母遗血，乃至其情性之一部分，我实受而继之。而父母各有其父母，父母之父母，又各有其父母，如是递推，则伏羲轩辕之精血性情，至今固犹有一部分宿于吾躬，宁得谓羲轩已死已灭耶？不过“以不同形相禅”耳。不宁惟是，吾侪之材质性情，实举无始以来各种动物所有者而具备之。白单细胞类至高等乳哺类，其种色皆有一部分为我所受。人与珊瑚，相去级数不可计矣，实则原种不殊，仅“以不同形相禅”耳。

其二，人食众生肉，其肉旋化人体，众生中如虎豹蟁蜰之甘人肉者亦然，乃至食蔬谷果蓏之属亦然。此诸肉及果实等，皆由细胞合成，细胞皆各有其生命，此诸生命递死递生，更相为种，皆“以不同形相禅”耳。故曰：“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此但就知识所能及之粗迹论之，而“万物与我为一”之理，已可见其朕兆，何以不感觉其与我为一？则分别心为之障耳。故庄子述仲尼之言，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吾释此文，引印度教义及近世科学为证，虽自信非附会（因事理本自无碍，故以俗谛释真谛，不为附会），然庄子所教人体验“真我”之实相，实不在此。盖真我之为物，惟用直觉亲证，乃可得见。—用理智的剖析、言说的诠议，即已落对待而非其本相，故曰：“既已为一，且得有言乎？”言不当有言也。但“既已谓之一，且得无言乎？”则为教化众生起见于无言中强为言耳，故《知北游》篇云：知北游于玄水之上，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而睹狂屈焉。

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道无从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此一段话，与后世禅宗之作用极相似。不解者以为掉弄虚机，故作玄谈，其实此事亦至寻常。例如人有痛楚，其痛相何若？只能自喻而不能以喻诸人。热爱笃敬深忧奇惭之存于内者亦然。乃至饮水之冷暖自知，视色之妍媸入感，皆各自受用而不与众共者也。此其事皆在觉在证，而知识乃退居于闰位。

夫部分之情感且然，而况于宇宙之大理乎！要之知、情、志三良能备于我躬，各自为用。情感意志之所有事，非理知所能任，亦犹理知之所有事，非情感意志之所能任。而或者过信理知万能，谓天下事理皆可以分析综合推验尽之，外是者则大诟而不之信，此其所以为蔽也，故庄子曰：“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又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知北游》）又曰：“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则不期精粗焉。”（《秋水》）此皆言情志之事非知所能任也。

万物何故皆动，即云：皆含动力故动。问动力何故动，即云：动力自然动。自尔语尽，无可复诘。且本所以问细胞何故动者，岂欲知其自然动耶？今追寻至竟，以自然动为究极，是则动之依据，还即在动，非有因也。”（《齐物论》释廿三）当时惠施一派用名学的推理式欲遵因果律以解决宇宙原理。《天下篇》称：“黄缭问天地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此“故”字即《墨经》所谓“所得而后成”之“故”也。庄子以为“所得而后成”者，又有其所得而后成，如是因因相待，还等无因。故又云：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有其物也。犹有其物也无已。（《知北游》）《大乘入楞伽经》云：“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果待于因，因复待因，如是展转，成无穷过。”凡拘守因果律者，欲穷极至“第一因”终不可得，毕竟还以循环论理释之，庄子以为此徒劳也。故曰：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齐物论》）如《墨经》所云：“大故有之必然。”又云：“此然彼必然则俱。”凡此皆归纳论理学所用之利器也。及再问何故有之必然，何故此然彼必然，展转穷推，其结论亦仅至“然于然”而止。此义者，佛典谓之“法尔”，庄子谓之“自然”。《齐物论》又云：“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注云：自己而然。）此义视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进一解矣。

然则万有之樊然异相者，果何自建立耶？庄子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知北游》）此数语非以佛教唯识宗之教理不能说明之。《摄大乘论·无性》释云：“于一识中，有相有见二分俱转，相见二分，不即不离，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见。于一识中，一分变异似所取相，一分变异似能取相。”章炳麟引以解本书云：“物即相分，物物者谓形成此相分者，即是见分、相见二分不即不离。是名物物者与物无际，而彼相分自现方圆边角，是名物有际；见分上之相分，本无方隅，而现有方隅，是名不际之际，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是实无，是名际之不际。”（《齐物论》释七）章氏此释，深契庄旨。诸君曾读罗素讲演者，应记其第一次所讲心之分析，对于桌子有无问题，广征异说，如庄子说如“唯识家”说，则桌子可谓之无，何以故？以物质本无客观的存在故。亦可谓之有，何以故？识有则桌子有故。此其义与欧西之唯心派似同实异，非今日短讲所能详论也。

即此可以证成“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之理，所谓“道”，所谓“物”，非皆有其自性，皆由人类分别计度所构成耳。尔乃于“万物一体”中强生分别，画其部分，指之为我，则我身我家我国种种名相起焉。名相起而爱憎取舍行于其间，既有“我见”则有“我慢”，于是“是非”之论蜂作矣。庄子以为天下无绝对的真是非，是非之名，不过由众生“同业共见”（语出《楞严》）相率假立耳。故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安能知其辩？（《齐物论》）此皆证明“是非”之名，乃相对而非绝对的。夫吾人谓冰必寒火必热，自以为真知矣，真是矣，然款冬即生于冰，火鼠即生于火，彼固谓冰不寒火不热也。吾果为知耶是耶？彼果为不知耶非耶？论物之属性，既若此矣，拟以名言，抑更甚焉。谓吾人所谓红即英人所谓Red。是耶非耶？吾人眼根构造，未必与英人吻合，何以见彼辈视红认为Red者，非吾人所谓紫耶绿耶。又如甲乙二人于此，皆曰此物长一寸。甲乙主观所感觉，果为同长否耶？庸讵知甲所请一寸，不等于乙所谓一丈耶？若曰以甲乙公认之尺量之俱得一寸，庸讵知甲所视此尺之长非当乙之一丈；乙所视此尺之长，非当甲之一寸耶？夫以至粗末之物质物形物态，其是非之难定犹若此。今而曰：“如此斯为仁，如此斯为义”，欲持之以壹同天下，其为危险，云胡可量。而众生我慢之见必各自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则怨嫉争轧之所由起也，庄子深痛之。故曰：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又曰：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夫假美名以穷其恶者，以中国及欧洲之近事衡之，其证验既历历可睹。苟无此美名以为之护符，其稔恶或不至如是其甚也，不惟假名者为然耳。彼迷信而固执者，语其动机，或深可赞叹，而祸斯世或更甚。彼夫争教宗之异同，而搏战百年流血千万者，由庄子观之，是果何为也？抑凡所谓为某某主义而奋斗者，何莫皆此类也？凡此皆出于人类之“自己夸大性”，佛典谓之“我慢”。（国自慢，教宗自慢，主义自慢，乃至人类自慢，皆“我慢”之一种。）庄子以为此种我慢，实社会争乱之源，故慨乎言之，谓“千世之后必人与人相食也”，欲破除此我慢性。故《秋水》篇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此言大小有无是非诸名相，皆从对待比较得来。以星云界视地球，则地球稊米也；以细胞生物视毫末，则毫末丘山也。无东何以名西？无尧之是何以有桀之非？虽相反而实相待也，然则执一自封者，其亦可以寤矣。

《秋水》篇全篇皆破我慢也，故言河伯“以天下之美尽在己”，北海若谓“乃知尔丑”。北海若之言曰：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晶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人间世》）庄子之对于社会，非徒消极的顺应而已，彼实具一副救世热肠。其言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又曰：“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不可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齐物论》）彼盖见众生不明白性，甘没苦海，深可怜愍。故出其所自证，翻广长舌，以觉群迷，此正所谓行菩萨行者，与孔墨殊途同归矣。

庄子全书，教人以修证途径者甚多，不能遍证引。诸君若有志学道，他日宜自求之，今但述其卑近之谈最可资青年修养者数条以作结论。庄子曰：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山木》）今日中国社会组织，可谓中分为“有人者”与“见有于人者”之两级。（例如父母有子，子见有于父母，夫有妻，妻见有于夫。）故非累则忧，必居其一，或则二者兼之。甫成年之学生如诸君者，真可以不有人不见有于人，宜乘此时切实修养以自固其基。且力求保持此种地位使较久，且悬此以为改造社会之鹄。庄子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庄子主张任运而动，本不教人以强制的节欲，但以为耆欲可以汩人灵性，故学者宜游心于高尚，勿贪肉体的享乐以降其人格。庄子又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人间世》）庄子本一情感极强之人，而有更强之意志以为之节制，所谓能“自事其心”（事训治）也。庄子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德充符》）在青年情感发育正盛之时，好恶内伤其身之患，最所易蹈；遇环境有剧变，每辄丧其所守，非平日修养十分致意不可。庄子则教人顺应之法，曰：“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此则自事其心之最妙法门也。庄子又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达生》）此条述孔子观佝偻丈人承蜩事，丈人之言，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吾何为而不得？”此言人精神集中，则无事不可为，而行集中之事，不问其大小。要之足为吾修养之助。

以上四条，吾生平所常服膺者，今述以赠诸君。其于庄子之意果有当焉否，则非吾所敢知也。

慎到一派，亦出老子，其所得不如庄子之圆通。《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并称，且称蒙为骈之师；《荀子·非十二子篇》则以慎田二人并称。要之此三人学派必大略相同，且为当时大家无疑。

汉志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田子》书今全亡，《慎子》书存若干条，后人辑为五篇。

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窥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其言“齐万物以为首”，“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皆颇契庄子齐物之旨，但彼辈有与庄子大不同处。庄子言“灵台能持”（《庚桑楚》），言“唯心集虚”（《人间世》），则心体绝非顽钝无知之物，人之所以能修能证，日以向上者皆恃此。慎到等之说，谓“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又曰：“块不失道”，率天下而学土块，则是断灭宇宙耳。况乎宇宙固非吾侪之所得断灭？故豪杰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言其徒怪而不能成理也。

田骈学于彭蒙而得不教，亦颇似禅宗之不立语言文字，但其所证何若，则不敢知。据《天下篇》所说，颇类印度外道之栖岩禅坐动经百年者也。故庄子谓“不免于断”（似即断灭之意）而“其所谓道非道”也。《汉志》以慎子列法家，而今传《慎子》佚文亦确多近法家言。以极端断灭之慎到，曷为与专言世谛之法家有关系耶？

举佚文以证《天下篇》，可以察其渊源，慎到主张“至于若无知之物”，其言无知之物所以可贵者，在于“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以为凡有知之物，必有主观的作用行乎其间，而此主观未必能中理。此所谓建己之患而用知之累也。故慎子曰：措钧石使禹察之，不能识也，悬于权衡，则厘发识矣。（《意林》引）又曰：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讹。（同上）权衡尺寸，皆“无知之物”，惟其无知，所以能完其权轻重量长短之职。慎子以此理应用于政治上，故反对主观的人治主义，建设物观的法治主义。故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君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分马之用筞，分田之用钩，非以策钩为过于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今本《君人篇》）策钩皆无知之物，而其效时或过之智，正以其免“用知之累”也。今世国家，不恃有知之圣君贤相，而恃无知之数十条宪法，即是此理。慎子又曰：民杂处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不能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取去焉，必执于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一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今本《民杂篇》）此与《天下篇》所言“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选则不遍，道则无遗”，其义正同。慎子又曰：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君之智最贤，以一君则尽赡下则劳，劳则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此不赡之道也。（今本《民杂篇》）此最合于今世立宪国元首无责任之理，与墨子尚贤尚同主义正相反。

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此专就任法一方面批评，荀子为主张人治礼治之人，故对于慎到之法治说，深所不满。至于慎到哲学上之根本观念，则荀子似未见及，盖荀子对于形而上学之理论，本不甚措意也。

慎到等之学，其出于老子甚明，老子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何故治其学者乃产生法家言耶？盖“无为而治”之学说，非归宿到任法不任人则不能贯彻。观慎到之论，则以法家钜子之韩非，而有《解老》《喻老》之篇，其故可思矣。

屈原在文学上之位置，独立千古：其文学之价值，非本书范围，今不具论。语其思想，则一大部分受老子之影响，端绪可得而窥也。

当时思想界，大体可分为南北。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世，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可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理想，则南派之特色也。楚人如老莱子、南公之类，皆为道家言，有著述见于《汉志》。《论语》所载接舆丈人长沮桀溺等，皆孔子在楚所遇，则楚人思想，可见一斑。屈子则生育于此种思想空气之人也。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结果乃至于自杀，此在思想家中，为绝无仅有之事。其自杀之原因，乃感于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其苦闷，彼自写其情感之勃郁不可抑。云：纠思心以为缓兮，编愁苦以为膺。……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盖其深刻之苦痛，自觉不能任受，乃至以自杀息肩也。而所以致此苦痛之故，实由感人生之矛盾。《天问》一篇，列举数十事，呵壁而问天，皆表示其对于宇宙及人生有不可解之疑团。（《天问》前半为宇宙问题，后半为人生问题。）《卜居》一篇，即对举两种矛盾之生活，而以不可解决为结论者也。《离骚》篇，历举女须、灵氛、巫咸等种种劝解讨论，皆表示于怀疑苦闷中求解决者也。屈子胸中之矛盾境界，有数语最足以表之。其言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在理智短浅、情感钝弱之人，对于人生问题，毫无感觉，醉生梦死以度数十寒暑，固甚易易。若屈子一面既以其极莹彻之理性，感“天地之无穷”；一面又以其极热烈之感情，念“民生之长勤”，而于两者之间不得所以调和自处，故在苦闷乃不可状。

兮，余将焉所程。《离骚》篇末亦同此意，言“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以下方极陈离尘玩世之乐。乃忽云：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盖出世之念，转瞬间又为忧世之念所压消矣。然则用杨朱一派之说专求现世肉欲之享乐何如？屈子在《招魂》篇表此思想。（《招魂》篇，王逸谓宋玉作，当从司马迁说定为屈原作。）此篇自“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大陈声色田猎宫室玩好之乐。乃于最后结语，忽云：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望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盖语及国难，则觉一切无可以解忧矣。庄子云：“绝迹易，无行地难。”屈子自觉终不能不行地，故庄杨辈绝迹之论，终无以救济其苦痛也。

《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此二语可谓屈子自道生平，其人格之可尊敬在此，其所以终于自杀亦在此。《离骚》又云：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又云：忳郁邑余诧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子盖痛心疾首于人类之堕落，自觉此种生活，一刻不能与之共，结果只有舍之而去，譬犹有洁癖之人不以死易洁也。屈子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盖始终冀觅得前途一线光明，乃愈觅而愈增其黑暗，彼写其状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又曰：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间。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呜，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此皆自写其所感黑暗之苦痛。质言之，则屈子盖对于世界而失恋者也。

彼捧其万斛爱情以向世界，而竟不见答，无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屈子盖天下古今惟一之“情死者”也。

太史公评之曰：“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明屈子深有得于老氏之学，而其厌世思想，与庄子之乐天思想正殊途同归也。

同一气象。孔子屡言：“吾党之小子狂简。”曾皙辈之狂，子桑户辈之简，应皆孔子所常忆念，则此派在孔门势力不薄，可以想见。此派日渐发达，益以科学的心理研究，遂成为内业派。《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内业》十五篇，原注云：“不知作书者。”然今本《管子》第四十九篇，名曰《内业》，所言正儒家存养之学，与道家言大同而小异。（如所言“止怒莫若诗，去忧卖若乐，节乐莫若礼”皆儒家言。）《管子》为战国人摭拾百家所造，此篇或即《内业》十五篇之一。（《管子·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三篇疑亦采自《内业篇》）《大学》言“知止定静”《中庸》言“至诚尽性”，即属此派。至孟荀两家论性观心之说，而此派大成。其二，武侠派。孔门二大弟子曰颜渊子路，子路问强，孔子告以“至死不变强哉矫”。子路卒以身殉所职，是此派实为孔门直传，《显学》篇以漆雕氏列八儒之一。而漆雕氏之学，则“不肤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孟子言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其术正与漆雕合，又言黝似子夏，舍似曾子，则其人或皆儒家者流欤。《汉志》儒家有《鲁仲连子》十四篇，《虞氏春秋》十五篇，鲁仲连、虞卿言论行事，具见《史记》，皆任侠尚气一流。盖此派之末流，与墨家结合矣；即孟子之倔强，亦颇有此派气象。其三，经世派。孔子志在用世救民，其言治国平天下之条理甚详，此派在孔门独盛，固所当然。《汉志》儒家有《李克》七篇，（原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而《史记·货殖传》称“李克作尽地力之教”，则孔门有经济学专家矣。此派学说，亦至孟荀而分途发达，各极其盛。其四，文献派。孔子所建设之新理想虽甚多，然又最重历史观念，所谓“夏时殷辂因革损益”三致意焉，故于已往之文献，常爱惜网罗，于是其门下在此派中又分二支派。甲派，将古代典章制度为比较的研究，二戴记诸篇，什九皆是也。乙派，则专从事于政治史，如左丘之作《国语》是也。前此两事皆王官专职。孔子以后，其业渐移于私家矣。其五，传注派。孔子既删述六经，传与其人，贤者识大，不贤识小，或述口说，或明故训，故汉世《诗》、《礼》之传，溯源子夏。而商瞿之于《易》，公明高之于《春秋》，皆以恪守师说为职志。而《尔雅》等名物训诂之书，似亦起于周末。合此数事，遂开后世经学之宗；其实此派在孔门，不过支与流裔而已。而此派之承先起后者，则似在荀卿也。以吾所见，孔学流别，不出此五大派。而综合而光大之，厥惟孟荀，故今独论孟荀焉。

孟子生于孔子卒后百余年。其时老墨之教皆盛行，殆与儒家三分天下；而法家阴阳家亦竞起，故孟子思想，受诸家影响颇多，卓然为儒家开一新面目焉。

《孟子》书，《汉书·艺文志》云十一篇，今本仅七篇，每篇复分为上下，相传更有外篇四篇。六朝唐人，尚颇引其佚文，但颇难信。此七篇者，司马迁谓孟子与其徒万章之徒所作，殆古书中最完善可信据者矣。

七篇中，《告子》《尽心》两篇，多属于内业派之学说；《梁惠王》、《滕文公》、《离娄》、《万章》四篇，多属于经世派之学说；《公孙丑篇》则两者咸有。而全书精神，可以两语贯之，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道性善”孟子内业学说之根据也，“称尧舜”孟子经世学说之根据也。

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其论性语甚浑括，未尝加以分析。孔门中内业派日趋发达，“性论”渐成为重要问题。《论衡·本性篇》称，“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又称“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世硕相出入”。数子皆儒学大家，（《汉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世子》二十一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而其著书皆有论性之文，则当时之重视此问题可知。盖此问题者，为自己修养起见，为教育之理论及应用起见，所关皆甚重，故儒家认为极要。而孟子荀卿，乃至各以性之善恶为其学说之根本也。

孟子绝对的主张性善说，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下同）孟子果根据何种论理以立此主张乎？第一，孟子深信人类本来平等，人类中既有至善之人，所以证知人性必善。其言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告子》上）第二，孟子以为人性中皆有善的根苗，所以证知为善。其言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端”即“造端乎夫妇”之端，如体质上之有原始精胞。孟子以为人性之善端，与有生俱来，故曰：“此天地之所以与我者。”又曰：“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俱《告子》上）又曰：“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是否皆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诸善端，是否生而皆有？除此等善端外，其他恶端，是否为人性所无？此等问题，即孟子性善说能否成立之生死关键也。以吾所见，惟“见孺子人井而恻隐”与“孩提知爱其亲”两论证，确能圆满成立，其他则不敢言。然“爱”实万善之本，爱性既生而具，则性善说固已持之成理矣。

也。此言人类皆有善之可能性，犹麦种皆有熟之可能性。然而或懒或暴种种不善者，皆由环境使然，（热带人多赖，寒带人多暴，亦同此理。）孟子以为此陷溺作用之结果耳。恶环境既足以陷溺人，则以他力改善环境或以自力抵抗环境，皆足以恢复其本来之善。所谓他力改善环境者。孟子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上）又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滕文公》上）所谓自力抵抗环境者，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是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由前之说，则当使人日日得所“暴”，常常在“庄岳之间”，此社会教育之所宜有事也。由后之说，则当严密自卫以求免“牛羊之牧”“旦昼之梏”，此个性教育之所宜有事也。孟子于前说，虽偶一道及，而其主要精神，实在后说。

孟荀因论性之主张异，故教育方针，随之而异。荀子尊他力，而孟子尊自力。荀子之教，其一，假物。故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涉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劝学》篇）其二，尊师。故曰：“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舍乱妄无为也。”（《修身》篇）盖性既恶则非藉他力无以矫正也。孟子不然，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心》下）又曰：“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此与荀子假物之说异。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又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此与荀子尊师之说异。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

（《离娄》下）自得者，纯恃自力之谓，圣贤师友，能示我为学方法，不能代我为学；能引我志于道，不能代我入道。故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所谓“诚者自成也”，即是此意。

然则自力修养之方法何如？一曰消极的抵抗；二曰积极的发展；而此二者实交相为用。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先立乎其大者”即所以为发展，“小者不能夺”即所以为抵抗也。

今先举其抵抗之学说，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异？今世生理学大明，稍涉其樊者，共知吾全身筋骨血肉，皆阅若干时一蜕变，全非其故矣。然而犹执此为我而终不悟也。既认此物为我，则罄吾之智能以养之，凡人终日所营营者，舍养此耳目口体之外，更有何事？因养此耳目口体，于是乎有“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寖假而宫室妻妾，且成为我之一部。如是认贼作子，展转相引以至无穷，孟子喝破之，曰是“物交物”而已矣，是“于我何加焉”。明乎此义，然后知我前此所为营营龊龊者，皆为物役。自今以往，我当恢复我之自主权，我将对于一切物而宣告独立，不复为之奴隶。我但作此一念，而一切物已戢戢听命，无复能披猖矣，故曰：“思则得之”也。

子曰：“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劝学》）以逆人性为教，孟子之“扩充”则以顺人性为教，两性恰相反矣。

孟子自道修养得力处，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此是内业派与武侠派会通之点，其言养气之必要，谓“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气是指心理上情感方面之动相，当时内业派专重意志理性两方面，孟子认为有缺点，故以此补之。其说浩然之气也，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所谓馁不馁者，正如漆雕开所谓“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所谓配义与道者，道为理性力所体验，义为意志力所向往，孟子以为尚须加情操力之修养以配之，行无不慊于心，则常能保持其迈往不挠之情操。而万事可以负荷，此所以使修养工夫成为现实应用的，而与老庄所教异其揆也。

孟子之政治论，祖述孔子大同之旨，其必称尧舜者，借尧舜以寄其公天下之理想也。故《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上）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曰：“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尽心》上）前章论国家非君主私有，后章论法律之下万人平等，且法律非君主所能任意左右，皆孟子政治上重要之理想。孟子又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来闻弑君也。（《万章》上）又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当时贵族政治，已成过去，而君相专制的国家主义方盛行，故孟子大声疾呼以破之。故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滕文公问为国，孟子告以“民事不可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告以“保民而王”。此皆反抗当时之政治潮流，为民权思想之先河。但孟子仅言“保民”、言“牧民”、言“民之父母”，而未尝言民自为治。近世所谓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之三原则，孟子仅发明of与for之两义，而未能发明by义，此其缺点也。

孟子政治论最重要之部分，则其经济制度也，孟子以经济的给足为社会道德之源泉。故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使用权，在使用期间，收益归彼私有。而此公家之一分，亦由各私人公担其生产之劳作，即私人相互之间，亦为共用生产，平均分配。所谓“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实含有组合互助之精神。故孟子曰：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同上）此孟子心目中之半共产的社会，不徒以此谋物质上之给足，实以为人类精神保健之一良剂也。

孟子又言：“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是主张都市经济制度与乡村有区别。又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是主张自由贸易及山泽之利全归共有，凡此皆可见孟子经济思想之一斑也。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晚清两大家诗是什么？一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约各占原书三分〈之〉一的光景。

我为什么忽然编起这部书来呢？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

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比方男女情爱，禁是禁不来的。本质原来又是极好的，但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以流于丑秽。还有一义，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就社会全体论，各个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任凭怎么好的食品，若是顿顿照样吃，自然讨厌，若是将剩下来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没有了。我因为文学上高尚和更新两种目的，所以要编这部书。

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所以要编这部书。

我要讲这两部诗的价值，请先将我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略略说明。

根大柱，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工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二种见解。

触目皆是。所以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哪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

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

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1921年

墨子学案（节选）

【说明】

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两句话实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从兼爱衍出来，最易明白，不用多说了。“节用”“节葬”“非乐”，也出于兼爱。因为墨子所谓爱是以实利为标准，他以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乐，便损了别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对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来推行兼爱主义。“非命”，因为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爱人了，所以反对他。

墨子讲兼爱，常用“兼相爱交相利”六字连讲，必合起来，他的意思才明。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兼相爱是托尔斯泰的利他主义，交相利是科尔璞特金的互助主义。试先述墨子兼爱的理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通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兼爱（上）》）此言人类种种罪恶，都起于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则一切罪恶，自然消灭。

然则什么方法去掉这自利心呢？墨子说：凡天下祸篡怨恨，……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

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持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墨子最要紧一句话，是“兼以易别”。他替当时的君主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君”，替当时士大夫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士”。他们的“墨者”，自己就号做“兼士”。

兼和别的不同在那里呢？老实说一句：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别”，不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兼”。向来普通的教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的推出去。所以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讲的社会伦理，都以此为立脚点。所以最要紧是一个“恕”字，专以己度人。自己爱自己，便连自己同类的人也要爱他；爱自己的家，也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国，也爱别人的国；孔子讲的泛爱，就是从这种论式演绎出来。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处。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国”的观念，既已有个“己”，自然有个“他”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出差别。所以有“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在旧社会组织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却以为这种差别观念，就是社会罪恶的总根原，一切乖忤、诈欺、盗窃、篡夺、战争，都由此起。（《兼爱（中）》篇云：“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因为既有个己身以示“别”于他身，到了彼我利害冲突时候，那就损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顾不得了。既有个己家、己国以示“别”于他家他国，到了彼我利害冲突时候，那就损害他家、他国以利己家、己国，也顾不得了。在这种组织之下讲泛爱，墨子以为是极矛盾，极不彻底。他说：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小取》）他的意思以为不必等到什么人都不爱才算不爱人，只要爱得不周遍（有爱有不爱），便算不爱人了。差别主义，结果一定落到有爱有不爱，墨子以为这就是“兼相爱”的反面，成个“别相恶”了。所以说：“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然则兼相爱的社会便怎么样呢？墨子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简单说，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

一位实行家，从不肯说一句偏于理想的话。他论事物的善恶，专拿有用无用做标准。他以为“善”的范围和有用的范围，一定适相吻合。若不能适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观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确信兼爱社会可以实现，才肯如此主张。墨子何以证明他必能实现呢？墨子以为从人类的利己心，也可以得著反证。他说：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同则）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同则）吾恶（同何）先从事即（同乃）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同则）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大雅》之所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墨子还引许多古代圣王兼爱的例证，如成汤为民求雨以身为牺牲之类，说明兼爱并不是不能实行。古代社会，是否有这种理想的组织，我们虽不敢轻下判断，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他们是否出于道德的动机，姑且不论，已足证明墨子的学说，并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爱的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并不希望立刻实行，以为须渐渐进化，到了“太平世”才能办到，在进化过渡期内，还拿“小康”来做个阶段。墨子却简单明了，除了实行兼爱，不容有别的主张。孔、墨异同之点在此。

非攻主义，是由兼爱主义直接衍出。既已主张兼爱，则“攻”之当“非”，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特标出来做一种主义呢？因为当时军国主义，已日见发达，多数人以为国际上道德和个人道德不同，觉得为国家利益起见，无论出什么恶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对此说，他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

以亏人愈多，其不义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抛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

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知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墨子这段话，用极严密的论法，辩斥那些“褊狭的爱国论”，可谓痛快淋漓。不独是发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将所得的观念来实地应用。读此并可以知道墨子做学问的方法了。

“天志”、“明鬼”、“非命”三义，组成墨子的宗教。墨子学说，件件都是和时代潮流反抗，宗教思想亦其一也。说天说鬼，原是古代祝史的遗教。春秋战国时，民智渐开，老子、孔子出，大阐明自然法，这类迷信，已经减去大半了。像墨子这样极端主张实际主义的人，倒反从这方面建设他学术的基础，不能不算奇怪。试把他所说的子细研究一番。

墨子的“天”和老、孔的“天”完全不同。墨子的“天”纯然是一个“人格神”，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所以他的篇名叫做《天志》。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圆。

说“天地不仁”正是两极端的话，到底谁是谁非？谁也找不出最高法庭来下这判语。第二层，“疾病祸祟”是否由天作主？若如近世科学昌明后，找出非由天作主的证据，墨子立论的基础，便完全破坏。第三层，墨子不讲良心上的道德责任，专靠祸福来劝惩，立论是否圆满？墨子说：“践履道德得福，否则得祸。”假如有人说：“我不愿得福而愿得祸。”（人激于意气时便往往如此。）墨子将奈之何？何况祸福报应还是缥缈无凭呢？第四层，墨子的天志，和基督教很相像，但有一点大不同处：基督教说灵魂，说他界；墨子一概不说。灵魂他界，没有对证，祸福之说，勉强还可以维系；专言现世的祸福，越发不能自完。墨子提倡苦行，和基督教及印度各派之教相同；但他们都说有灵魂，所以在极苦之中却别有个安慰快乐的所在。墨子若是专讲道德责任，不拿利害计较来歆动人，也还罢了；他却又不然，专说的是利害问题。利害和苦乐有密切关系，此本易明之理。他的非乐主义，已经要人把肉体的快乐，牺牲净尽。问有什么别的快乐来替代呢？却没有。顶多说我“所行合义，心安理得”，算是一种安慰。如此岂不是归到极端的“良心责任说”吗？他却又不以为然。墨子本是一位精于论理学的人，讲到“天志”却罅漏百出，所论证多半陷于“循环论理”。我想都是因“天志论”自身，本难成立，墨子要勉强把来应用，未必不是他失败的一原因哩。

“天志”之外，还加上“明鬼”，越发赘疣了。墨子的明鬼论，不外借来帮助社会道德的制裁力。他说：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有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明鬼（下）》）墨子明鬼的宗旨，握要处就在此。所以他引证许多鬼的故事，讲的都是报仇作祟，叫人害怕。至于鬼神有无的问题，他并不在学理上求答案，乃在极粗浅的经验论求答案，实在没有什么价值。

墨子这种宗教思想，纯是太古的遗物，想是从史角传来。在他这种干燥生活里头，若并此而无之，自然更不能维系人心。但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学说的后援力，其实也很薄弱，徒然奖励“非理智的迷信”，我们不能不为墨子可惜了。

者；一由不正之力之滥用，而社会失其常度者。且如颜子之夭也，或其少年治学，不免太劬，或为贫困所迫，未尽养生之道。其果坐此等原因以致之否？吾辈今日，无从论断。若果有之，则力未尽，非命之为也，藉曰无矣。颜子之对于己身之责任，其力已无不尽矣；则其所以至此之故，必由其父母遗传之有缺点也。否则幼时于养育之道未尽善也，否则地理上人事上有与彼不相协也，是则由社会全体之力有未尽使然也。且使医学大明，缮生之思想与其方法大发达，则颜子断不至有羸弱之遗传，断不至有失宜之养育；而地理上、人事上有何种障碍，皆可以排而去之。颜子或竟跻上寿，未可知也。不观统计学家所言乎？十七世纪欧洲人，平均得寿仅十三岁；十八世纪，平均得寿二十岁；十九世纪，乃骤增至平均得寿三十六岁。然则寿夭者，必非命之所制；而为力之所制，昭昭明甚矣。若乃贫富贵贱，则因其社会全体之力，或用之正，或用之不正，而平不平生焉。夫力也者，物竞界中所最必要者也。而在矫糅［揉］造作之社会，则物竞每不能循常轨而行，且竞之道时或缘中绝。如彼“喀私德”制度之社会，或生而为贵族，或生而为平民，当吾投胎之时，诚有如草种之偶茵偶溷，及既出生后，而遂不能自拔，此世俗论者之所谓命也。虽然，曾亦思此等制度，果能以人力破除之耶？抑终不能以人力破除之耶？且使盎格鲁撒逊人，至今而犹为维廉第一以前（十六世纪前）之状态也，则的士黎里断不敢望为大宰相，林肯断不敢望为大总统，则亦曰命也命也而已，而何以今竟若此？故知夫力也者，最后之战胜者也。子墨子曰：“命者暴王作之。”（《非命》上）至言哉！至言哉！吾以为命说之所从起，必自专制政体矫诬物竞壅窒物竞始矣。就其最浅者论之，如科举制度之一事，取彼尽人所能为而优劣程度万不能相悬绝之八股试帖楷法策论，而限额若干名以取之。以此为全国选举之专途，其势不能不等于探筹儿戏；应举者虽有圣智，无可以用其力之余地也。而一升一沉之间，求其故而不得，夫安得不仰天太息曰命也命也而已？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之制度，殆无一不类是。故使国民彷徨迷惑，有力而不能自用，然后信风水、信鬼神、信气运、信术数种种谬想，乃蟠踞于人人之脑际，日积日深，而不能自拔。贫富贵贱有命之说，其最初之根原，皆起于是。然此果足为有命说之根据乎？一旦以力破此制度，则皮不存而毛焉附矣。其他如丧乱也，偏灾也，疠疫也，皆咸诿诸命而无异词者也。岂知立宪政体定，则丧乱何从生？交通事业成，则偏灾何从起？卫生预防密，则疠疫何从行？故以今日文明国国民视之，则如中国所谓有命之种种证据，已迎刃而解，无复片痕只迹可以存立。而况乎今日所谓文明者，其与完全圆满之文明，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也。然则世运愈进，而有命说愈狼狈失据，岂待问矣？墨子非命，真千古之雄识哉！

其足以为墨子学说树一援奥者，则佛之因果说是也。佛说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皆由众生业力所造，其群业力之集合点，世界也，社会也（即器世间）。而于此集合点之中，又各各自有其特别之业力，相应焉以为差别，则个人是也（即有情世间）。故一社会今日之果，即食前此所造之因；个人前此之因，亦即为今日所受之果。

吾人今者受兹恶果，当知其受之于么匿（即个人）之恶因者若干焉，受之于拓都（即社会）之恶因者若干焉。

命者也；藉曰有命，则纯为自力之所左右者也。呜呼！佛其至矣。使墨子而闻佛说也，其大成宁可量耶！

墨子理想中之兼爱社会，其组织法略见于《尚贤》《尚同》两篇。他论社会的起原如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兹同滋，益也）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上）》）这种议论，和欧洲初期的“民约论”很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国的卢梭，其实发源于英国的霍布士和陆克。他们都说，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都是野蛮的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聚起来商量，立一个首长，于是乎就产出国家来了。墨子的见解，正和他们一样。他说：“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什么人“立”？什么人“使”？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这种见解，和那说“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原说，和那说“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原说，都不相同。他说，国家是由人民同意所造成，和“民约论”同一立脚点；《经（上）》篇说“君臣萌通约也”，正是这个原理。

国家成立之后又怎么样呢？墨子所主张，很有点令我们失望，因为他的结论，流于专制。他说：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上）》）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尚同（中）》）他的篇名叫做《尚同》，尚即上字，意思是“上同于天子”。老实说，就是叫人民都跟着皇帝走，这种见地，和二千年后霍布士所说，真是不谋而合。霍氏既发明民约的原理，却说民既相约以成国之后，便要各人把自己的自由权抛却，全听君主的指挥。后来卢梭的新民约论，就极力批评这一点的不对。

不幸墨子的学说，只到霍氏那一步，还未到卢氏那一步。

人？因为他是“由万民所选择而立”。既已如此，却有一个紧要问题跟着发生，就是要问君位如何继承？这种选立天子的大典，是初建国时一回行过便了呀，还是永远继续举行？若使一选而不复再选，那么这位“仁人”死后，自然传给他的子孙。能保他的子孙都是“仁人”吗？若是这样，墨子的新社会，一定组织不成。今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但也未尝论及继续选举的方法。但墨家却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他们自墨子死后，在全国的“墨者”里头，立了一个墨教总统，叫做“钜子”。所以庄子说他们“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天下篇》）。这位“钜子”很有点像基督旧教的教皇。我想墨教倘若成功，一定把中国变成“教会政治”。“钜子”就是一国的行政首长，那么，就“墨者”的眼光看来，天子一定是天下的仁人了。

墨子既已主张这种“尚同主义”，自然是主张“贤人政治”了，所以尚贤主义也跟着来。他说：“智者为政乎愚者则治，愚者为政乎智者则乱。”（《尚贤（中）》）据此看来，近世之“议会多数政治”和“全民政治”，墨子怕都不见得赞成。但当时的贵族世袭政治，他自然是根本反对，更不待言了。

墨子的新社会，可谓之平等而不自由的社会。揣想起来，和现在俄国的劳农政府，很有点相同。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平等算平等极了，不自由也不自由极了。章太炎很不佩服墨子，他说：“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这话虽然太过，但墨子所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却不免干涉思想自由太过，远不如孔子讲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自汉以后，墨学算是完全灭绝了。但在战国时，其学实极光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上）》）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显学篇》）《吕氏春秋》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篇》）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篇》）直至汉初，凡举古圣贤犹以孔墨并称，古代墨学之普及，可以想见了。因为其学既盛行，而且最有特色，故诸家批评之论亦独多，今略举之。

孟子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告子（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上）》）孟子以距杨墨为职志，他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却真能传出墨子精神，不是罪案，倒是德颂了。但他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里得来。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

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此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乐论篇》）荀子的批评，比孟子结实多了。荀子第一件，反对墨子的兼爱，说他“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说他看见人类平等的方面，忘却他不平等的方面，确能中墨子之病。但荀子自己却是“有见于畸，无见于齐”，他认“容辨异县（同悬）君臣”是社会组织唯一要件，全是为阶级观念所束缚，见地实远在墨子下了。第二件，反对墨子的实利主义，说他“蔽于用而不知文”，也确能指出墨学偏激的地方。第三件，反对墨子的非乐，就是“蔽于用而不知文”的证据。审美观念，低灭到零度，这确是墨学失败最大原因了。第四件，反墨子的节用，说因此“赏罚不行事变不应”。虽也是从人类本性立论，所说并非甚谬，但未免利用人类缺点，不如墨学之纯洁。要之，荀子是代表小康派儒家学说，与墨学恰成正面之敌，故其所论驳，往往搔着痒处。至其孰是孰非，则学者自判断之可耳。

汉司马谈云：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谈是道家者流，此论颇公平。谓其“难遵”，谓其“不可遍循”，不失折衷态度。惟以强本节用尽墨学，不能举墨学要领。

篇》）充此论，不从主义上批评，专从方法上批评，所言极有价值。墨家论事理，最重证验，是他的特长。然证验仅恃众人耳目之实，有时或与真理适得其反。“议不以心而原物”墨学的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又论理学是墨学成立一种利器，但墨家对此学之应用，却往往不能圆满。充所指摘薄葬与明鬼矛盾一节，在墨家固有辞以辩解，因墨家所尊之鬼，必其生前主张节用者，则死而薄葬之，鬼必不怒，然以常识论之，已觉矛盾。此外如既主张平等主义，又说“尚同而不下比”；既主张乐利主义，又要非乐；既提倡宗教思想，却不言他界来生。这都是矛盾地方，充以此为墨术不传之原因，确为正论。

古今论墨子最好的，莫如《庄子·天下篇》，今全录其文，韭当结论：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浑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胫无毛，沐甚雨，柳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觭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选）

六、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其显绩可得而言也。

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如前所述道安、彦琮之论译例，乃至明则撰《翻经仪式》，玄奘立“五种不翻”，赞宁举“新意六例”。其所讨论，则关于正名者什而八九。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粲”、“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译家正名之结果，更能令观念增其正确之程度。尝读苻秦译之《阿毗昙八犍度论》，其第一篇第三章题为“人跋渠”，第二篇第三章亦题“人跋渠”。及唐玄奘重译此书名为《发智论》，其第一篇之“人跋渠”，则改题为“补特迦罗纳息”；第二篇之“人跋渠”，则改题为“有情纳息”（“跋渠”、“纳息”，即他经所译“品”字之义）。考第一篇原文为补特迦罗，第二篇原文为萨埵。据玄应《音义》卷二十二释“补特伽罗”云：“梵本补，此云数；特伽，此云取；罗，此云趣。数取趣，谓数数往来诸趣也。”此殆近于所谓灵魂者，而其物并非“人类”所专有。《唯识述记》卷一释“有情”云：“梵云萨埵……有情识故……能有爱生故。”此殆指凡含生之类而言，故旧本亦译为“众生”。然则此两字皆不能以旧语之“人”字函之明矣。而初期译家，口笔分功，不能相喻。闻梵师所说，义与“人”近，则两皆以“人”译之。读者为旧来“人”字观念所囚，则与本意绝不能了解。且彼中两语，我译以同一之词，则两观念之区分，无由辩晰。逮新译出，斯弊乃祛。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暗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

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美。此种文体之确立，则罗什与其门下诸彦实尸其功。若专从文学方面校量，则后此译家，亦竞未有能过什门者也。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则组织的解剖的文体之出现也。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著名之诸大经论，恒经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著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理愈剖而愈精。此种著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而此为著述进化一显著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

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盖释尊只有说法，并无著书，其说法又皆用“苏漫多”。弟子后学汲其流，则皆以喻俗之辩才为尚。入我国后，翻译经典，虽力谢雕饰，然犹未敢径废雅言。禅宗之教，既以大刀阔斧，抉破尘藩，即其现于文字者，亦以极大胆的态度，掉臂游行。故纯粹的“语体文”完全成立，然其动机实导自翻译。试读什译《维摩诘》等编，最足参此间消息也。

吾为说于此，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闻者必以为诞。虽然，吾盖确信之。吾征诸印度文学进展之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夫我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此尽人所能知矣。须知大乘在印度本为晚出，其所以能盛行者，固由其教义顺应时势以开拓，而借助于文学之力者亦甚多。大乘首创，共推马鸣。读什译《马鸣菩萨传》，则知彼实一大文学家、大音乐家，其弘法事业恒借此为利器。试细检藏中马鸣著述，其《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拙著《佛典解题》于此二书别有考证批评）。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一段，吾知必为时流谈佛者所大骇怪。但吾并不主张“大乘非佛说”，不过承认大乘经典晚出耳。其详见拙著《中国佛教史》）。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像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

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吾知闻吾说者必大呵斥，谓子所举各书，其中并不含佛教教理，其著者或且于佛典并未寓目，如子所言，毋乃附会太甚。此等呵辞，吾固承认也。

虽然，吾所笃信佛说“共业所成”之一大原理，谓凡人类能有所造作者，于其自业力之外，尤必有共业力为之因缘。所谓共业力者，则某时代、某部分之人共同所造业，积聚遗传于后。而他时代人之承袭此公共遗产者，各凭其天才所独到，而有所创造。其所创造者，表面上或与前业无关系，即其本人亦或不自知。然以史家慧眼烛之，其渊源历历可溯也。吾以为近代文学与大乘经典，实有如是之微妙关系。深达文心者，当不河汉吾言。

吾对此问题，所欲论者犹未能尽，为篇幅及时日所限，姑止于此。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

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本文原载1921年10月10日《东方》第十八卷二十一号。

（假使古代有字母，则我国文字结构之嬗变当如何？）人类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声发于天籁，人之所不学而能者也。以某声表某意，其所表者，为一群之人所共喻而公认，于是乎成语言。言而著诸竹帛，以广其用，而永其传，于是乎有文字。字也者，声与言之符号而已。然符号之撰择与应用，各族不同。有施设若干音符，规定其牉合运用之法，但求符之能悉传其音，而所含意义与所用之符不必相丽者，如印度、欧洲诸民族所用字母是也。亦有不施设一定之音符，同一音而表之之符（即写法）有多种，即缘异符以表异义者，则中国文字是也。此两法者，孰为精善，孰为便利，其间可以比较、论列者甚多，非此短篇所能殚述。惟有一事首当明辨者，流俗之论，每谓中国文字属于衍形系统，而与印欧衍声之系统划然殊途，此实谬见也。倘文字而不衍声，则所谓“孳乳浸多”者末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几乎息矣。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曰六书。自班孟坚、许叔重以来，皆称为造字之本。象形、指事、会意，衍形之属也；形声、转注、假借，衍声之属也。《说文》万五百十六字，形声之字八千四百零七，象形、指事、会意之字合计仅一千有奇，其间兼谐声者尚三之一，依声假借而蜕变其本义者亦三之一，然则中国之字，虽谓什之九属于声系焉可也。单字且然，其积字以成词者更无论矣。

自来言六书者，每谓形声为易解，忽而不讲。有清一代，古韵之学大昌，于声音与文字之关系，渐知注重矣。

然其研究集中之点，在收音而不在发音，——重视叠韵而轻视双声，未为至诣也。刘成国《释名》，每字皆诂以双声，《尔雅》《诂》、《训》、《言》三篇，用双声为解者亦过半，其必有所受矣。吾尝略为探索，谓宜从音原以求字原，辄拟为两公例。

（一）凡形声之字，不惟其形有义，即其声亦有义。质言之，则凡形声字什九皆兼会意也。

（二）凡转注、假借字，其递嬗孳乳，皆用双声。

试举最显著之数音以为例：

（见《盐铁论》及《越语》注）。物不坚密者为俴（见《管子·参患篇》）。小饮为餞，轻踏为踐，薄削为剗，伤毁所余之小部为殘，右凡“戔声”之字十有七，而皆含有小意。《说文》皆以此为纯形声之字，例如“綫”下云“从糸，戔声”。以吾观之，则皆形声兼会意也，当云：“从糸，从戔，戔亦声。”旧说谓其形有义，其声无义，实乃大误。其声所表之义，盖较其形为尤重也。

更旁征他音，如：“氐，本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指事。”（《说文》文）此字即根柢之“柢”之本字，示木根之在低处者也。后起加木旁则为柢，在人下者则为低，在屋宇下者则为底，石之础为砥，水低处为泜。土低处为坻，低阜为阺，生于低地之虫为蚳。车后为軧，属国之舍为邸，三岁之羊为羝，地神为祗，下视为，以肢体之末梢相距为抵，此皆形声兼会意字，当云“从某，从氐，氐亦声”也。

“夌，从刃，从；，高也，会意。”（《说文》文）夌之字从，以表其凸出；从刃，以表其尖利。于是地之填而成阜者为陵，四隅有觚角者为棱，冰坼成锐角者为凌，果蓏之两尖者为菱，帛纹织现若冰凌者为绫。（见《释名》）此皆形声兼会意字，当云“从某，从夌，夌亦声”也。

殘——Thind此种写法，与吾国旧文之写法，孰为利便？此属别问题。要之，此十七字者同一语根，同一音符，而因以同得一极相似之概念，则章章然也。以上三音母，吾不过偶举忆念所及者以为例，若能将全部《说文》之形声字，一一按其声系以求其义，或能于我文字起源得一大发明，未可知也。

又不必其声之偏旁同一写法者为然也。凡音同者，虽形不同而义往往同，如“地”字并不从“氐”而含“低”“底”等义，“弟”字亦因其身材视兄低小而得名，“帝”字有上接下之义，故下视亦称“谛视”。“摘”字、“谪”字、“滴”字，皆以表由上而下之动作，从可知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总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无论其写法为氐、为低、为底……为地、为弟、为帝、为滴……而其为同一语源，即含有相同之意味，则历历可睹也。

甚可察者谓之萌，其细英谓之芒，光之细碎隐约闪烁者亦谓之芒，此又一引申也。无所知谓之冥，人之无所知者谓之民（《礼记》郑注云：民者，冥也，言冥无所知），谓之氓（《诗》，氓之蚩蚩），此又一引申也。于是凡蒙昧之民族则加以此名，谓之髳，谓之蛮，谓之苗，谓之闽，此又一引申也。既视察不明，则只能付诸疑问，故对于不能确之人或地，则曰某人、某地，疑问所用字曰无、曰毋（古读如模，粤语犹然），或添字以足其意曰得无，曰将毋，白话则转为麼，为吗，某字亦转为甚麼，为什么，此又一引申也。以上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两原则概括之。其一，客观方面，凡物体或物态之微细闇昧难察见者，或竟不可察见者。其二，主观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观察不明之状态者，诸字中孰为本义，孰为引申义，今不能确指。要之，用同一语原，即含有相同或相受之意味而已。试以字母表之，则其语根所生之变化如下。

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

必，分极也，从八弋，弋亦声。

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

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平，语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

分，别也，从八，从刀，八亦声。……必，分极也，从八弋，八亦声。

采，辨别也，……从重八，八亦声。

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八亦声。

示同一事物中种类之征别也。

《尔雅》《诂》、《训》、《言》三篇，其所训亦多用声转之字，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除元、胎、落三字外，其音皆相近，如：“永、羕、引、延、融、骏、长也。”除骏字外，余尽双声。他如：怡、怿、悦、愉、豫之训乐；展、谌、允、慎、亶之训诚；粤、于、爰之训曰；爰、粤、于、繇之训於；貉、谧、密之训静；永、悠、远之训遐。大抵皆同一发音，而语尾有若干之变化而已。

尤有极奇之一例，《公羊传》云：“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据何注所释，则“上伐字指伐人者，短言之。下伐字指被伐者，长言之”，其所谓短言、长言者，今无从确知其音读为何如，试以意写之，则：主动位之伐字Fat被动位之伐字Fā此种变化法，与英文之Strike、Struck等类，宁非极相肖？特因吾文字结构与彼殊科，故其变化不能以音符表现耳。

许君之释转注，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而全部《说文》未有一字明言其属于转注者，后人不得转注之确解，聚讼纷纭，至今不决。以吾所臆断，则所谓“建类一首”者，非形之类、形之首，而声之类、声之首也。建立一类之声，以为发音之首一母，凡衍此“一首”之声者，虽收音有变异，然皆同意而相受，是之谓转注。例如，建“戔”声为一首，而綫、箋、錢等皆同意相受；建“八”类之声为一首，而分、平、北、别、辨等，皆同意相受。然则凡谐声之字，什有九兼转注矣。其例既举不胜举，故许君竟阙而不举也。

本篇所论，吾亦未敢遽自信。要之，欲知中国文字源流，不可不大注意发音，则吾所敢断言也。惜吾于古音学殊乏素养，未能搜博证以自张其说。世之君子，若对于此事有研究兴味，则其用力方法及所产之结果当如下：一、先研究古代音读与今不同者（例如古无轻唇音之类），使追寻声系不致沿讹。

二、略仿陈澧之《声类表》，别造一新字母，以贯通古今之异读（注音字母，恐须改正者甚多）。

三、略仿苗虁之《说文声读表》，以声类韵类相从，以求其同异相受之迹。

四、制新字典，一反前此以笔画分部之法，改为以音分部，使后之学子得一识字之捷法。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故考其来历如次。

一者，日在地上，即日出之意。从勿者，《说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日出地上而建旗焉，气象极发扬，此其本义。引申以表日之光彩，故日称太陽。朝日称朝陽，夕日称夕陽。日出则暖，故又引申谓和暖之气为陽气。向日乃能见陽光，故又引申为正面、或表面、或南方之义。此陽字字义变迁之大凡也。南北向背相对待，故阴阳二字连用，常以表南北或表里之义。

“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大雅·公刘》）《书经》：

“惟天阴骘下民。”（《洪范》）“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无逸》）《易》爻辞：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中孚》九二）右《诗经》言阴者八，言阳者十四，言阴阳者一；《书经》言阴言阳各三；最奇者《易经》一书，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者，卦辞爻辞中仅有此“中孚九二”之一条单举一阴字。（右所列皆临时检，不审有无罣漏，希读者指正。）右列诸文中阴字，《谷风》《下泉》《鸱鸮》《正月》之“阴雨”及《终风》之“曀曀其阴”，皆用“云覆日”之义，即最初本义也。《桑柔》之“既之阴女”，孔疏云：“往阴覆汝。”；《洪范》之“惟天阴骘下民”，马注云：“阴，覆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引《洪范》此文，高注云：“言天覆全下民。”）皆用覆蔽之引申义。“阴靷鋈续”，毛诗云：“阴靷，掩轨也。”掩亦覆义。《无逸》之“亮阴”，《尚书大传》作“梁闇”，言凶庐之阴闇也，即《说文》以闇释阴之义。《七月》之“纳于凌阴”，毛诗云：“凌阴，冰室也。”盖深邃黑暗之室。《中孚》之“鹤鸣在阴”，谓鹤鸣于其子所不及见之处，而其子能和之也，亦覆蔽之引申义。《禹贡》之“华阴”，谓华山之背面，亦从闇覆义引申来。凡三经所有阴字，意义尽于此。

其阳字，《闷宫》之“龙旂阳阳”此句应见于《载见》，非《闷宫》。，正易字从勿之本义，谓旂在日下飞扬也。“君子阳阳”者，《史记·晏子传》：“意气阳阳甚自得。”（今本作扬扬，此据《毛诗》孔疏引）亦如日下之旗，神气飞扬也。此皆最初之义。《湛露》之“匪阳不晞”，《卷阿》之“于彼朝阳”，《公刘》之“度其夕阳”，皆节彼日在地上之义，直以阳为日。《七月》之“我朱孔阳”，言朱色之光如日，亦同前解。《七月》之“春日载阳”，《采薇》之“岁亦阳止”，《杕杜》之“日月阳止”，《禹贡》之“阳鸟攸居”，皆用向日和暖之引申义。《殷其雷》之“南山之阳”，《渭阳》之“日至渭阳”，《大明》之“在洽之阳”，《皇矣》《闷宫》之“居歧之阳”，《禹贡》之“华阳”“岷山之阳”，皆言某山某水之正面、或表面、或南方，盖从向日之一面得名也。凡三经所有阳字意义尽于此。

阴阳二字连用者，惟《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一语，谓在山冈上测日影，察其向背云尔，与后世所谓阴阳之义迥别。

由此观之，商周以前所谓阴阳者，不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有何等深邃之意义。阴阳二字意义之剧变，盖自老子始。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此语当做何解，未易断言，抑固有以异于古所云矣。虽然，五千言中，言阴阳者只此一句，且亦非书中重要语，故谓老子与阴阳说有何等关系，吾未敢承。

庄子言“《易》以道阴阳”，《易》卦辞爻辞皆未尝言阴阳，既如前述，然则此语只能作孔子所赞之《易》解耳。今所传《十翼》，其确出孔子手著最可信者，莫如《彖传》《象传》，然此两传中，惟《乾》初九《象传》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坤》初六《象传》云：“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彖》《象》两传中，刚柔、内外、上下、大小等对待名词，几于无卦不有，独阴阳二字，仅于此两卦各一见，可谓大奇。至《系辞》《说卦》《文言》诸传，则言之较多，今列举其文如下：一阴一阳之谓道。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以上《系辞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上《说卦传》）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阴虽有美，含之。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以上《文言传》）《系辞》《文言》诸传，不敢遽认为直接出孔子手，因传中多有“子曰”字样，论体例应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姑置不论。即将以上诸条全认为孔子学说，其所谓阴阳者亦不过如此。盖孔子之哲学，谓宇宙间有两种力（如电气之有正负），相对待，相摩荡，斯为万有之缘起。此两种力难于表示，故以种种对待名辞形容之，如刚柔、动静、消息、屈伸、往来、进退、翕辟等皆是，而阴阳亦其一也。就中言阴阳者，远不如言刚柔、消息、往来者之多。与其谓《易》以道阴阳，毋宁谓《易》以道刚柔、道消息也。要之，阴阳两字，不过孔子“二元哲学”之一种符号，而其所用符号，又并不止此一种，其中并不含有何等神秘意味，与矫诬之术数更相远。故谓后世之阴阳说导源于孔子，吾亦未敢承。

五行二字最初见于经典者，则《尚书·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此语作何解，颇难臆断。

后世注家，多指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三正为建子、建丑、建寅。然据彼辈所信，子、丑、寅三建，分配周、商、夏。《甘誓》为夏书，则时无子、丑二建，何得云三正？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何得言威侮，又何从而威侮者？窃疑此文应解为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其何者为五，何者为三，固无可考，然与后世五行说绝不相蒙盖无疑。

次则为《洪范》，自汉人作《洪范五行传》后，于是言五行者必联想《洪范》，此两名词几成不可离之关系。

虽然，实际上《洪范》所谓五行果有何等神秘意味否耶？请勘视原文：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耳，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鲧湮［堙］洪水，汩陈其五行”者，言因湮［堙］水之故，致一切物质不能供人用。若谓汩乱五行原理，则与堙水何关耶？《洪范》本为政治书，其九畴先列五行者，因其为物质的要素，人类经济所攸托命耳。《左传》所谓“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即此义也。然则《洪范》本意，并非以此一畴统贯生八畴甚明，后世愚儒，欲取凡百事物皆纳入五行中，于是首将第二畴之五事——貌、言、视、听、思，分配水、火、木、金、土。试问第四畴之五纪，第九畴之五福，数固同为五，然有法分配否？第三畴之八政，第六畴之三德，数不止五或不及五者，又有法分配否？第五畴之皇极，第七畴之稽疑，第八畴之庶征，并无数目者，又有法分配否？以一贯八而所贯者亦仅一而止，愚儒之心劳日拙，大可怜也。

除《书经》此两文外，《诗经》《仪礼》《易》经传乃至《老子》《论语》《孟子》，皆不见有以五行二字连文者。（此凭吾记忆所及耳，读者如有所发见望指正。）惟《墨子·经下》及《经说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五合，水火土，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此确与《洪范》所言五行为同物，且其言“无常胜”之义，注家或以后世五行生克说解之，实则胜训贵，意谓此五种物质无常贵，但适宜应盖则为贵。其说甚平实，不待穿凿也。

《荀子·非十二子》其非子思、孟轲也，有颇奇异之数语。曰：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五行不知作何解。若谓即《洪范》之五行耶，子思、孟轲书中，只字未尝道及。《中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道有行义，五行或指此耶？然此为儒家常言，非思、轲所创，且无所谓“僻违”“幽隐”“闭约”。杨倞注释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或者近是。然子思说虽无可考（或《中庸》外尚有著述），孟子则恒言仁、义、礼、智，未尝以信与之并列也。此文何指，始勿深论，但决非如后世之五行说，则可断言也。

古籍中可信者，其言五行之说，以吾记忆所及，尽于是矣。此外尚有应怀疑者一段，则《左传·昭二十五年》记郑子大叔与晋赵简子问答语：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此与后世所谓“《洪范》五行”者甚相类。此文如可信，则是孔子之先辈子产时已有此说矣。然《左传》真伪，在学界久成问题。藉曰非全伪，然其作者最早应为战国时人，且最少有一部分为汉人窜乱，此殆无可讳者。谓子产有是言，吾以当时所有学说旁证之，不能置信也。

五行说之极怪诞而有组织者，始见于《吕氏春秋》之十二览。其后《小戴礼记》采之（即《月今篇》），《淮南子》又采之，其说略如下：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天子居青阳左个，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如此将一年四季分配五行：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所余之土无可归，则于夏秋交界时为拓一位置。于是五方之东、西、南、北、中，五色之青、赤、黄、白、黑，五声之宫、商、角、徵、羽，五味之酸、苦、咸、辛、甘，五虫之毛、介、鳞、羽、倮，五祀之井、灶、行、户、中溜，五谷之黍、稷、稻、麦、菽，五畜之马、牛、羊、犬、豕，五脏之心、肝、肺、脾、肾，五帝之太皥、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神之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一一如法分配。（《洪范》五事抑未编入）乃至如十天干、六律、六吕等数目不与五符者，亦割裂以隶之。如是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吾辈最爱敬之中华民国国旗，实为此种观念最显著之表象，他更何论也！

三阴阳家之成立及阴阳五行说之传播由此观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又云：“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又《封禅书》云：“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邹衍之书，见于《汉书·艺文志》者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今虽已佚，然据《史记》及《七略》所说，可知其概。妖言之作俑者，实此人也。

右《数术略》五行家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此外，如《数术略》医经、房中两门，亦大抵属此类，观今所传《黄帝内经》可知也。即以此三门论，为书一千三百余篇，对于《艺文志》总数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已占十分一而强。其实细绎全志目录，揣度其与此等书同性质者，恐占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嘻！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诸子略·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右诸书虽什九已佚，然经近人辑出，尚多能得其梗概。要之，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

《汉书·五行志》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宣、元之世，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所陈行事，……著于篇。”据此知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五行志》所载，大抵即刘向《洪范五行传》之言也。吾侪试一籀读，当审其内容为何如。而后此所谓正史者，大率皆列此一篇，千余年莫之易。呜呼！禨祥灾祲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谁之咎也？吾故略疏证其来历如右，俾诵法孔子之君子得省览焉。

1922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说明】

本书系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稿，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4卷第3—4号曾部分摘载，成书时文字上有修改。全书分六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本文存选录第三章《史之改造》。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沉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目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目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

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

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励］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坐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阨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

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弒”（《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分去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厉［励］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

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无所谓侧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末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

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筍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乎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了。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节选）

本文原为1922年春在清华学校文学社课外讲演之讲稿，拟分十四节。经过调整，将“象征派的表情法”并入“蕴藉的表情法”，合成一节，又略去“文学里头所显的人生观”与“表情所用文体的比较”二节，已完成的部分只有十节。前八节先在1922年2月、4月《改造》第4卷第6号、8号上刊出。1925年收入梁廷灿所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时，始将末二节补全。文章以分类的表情法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有意对旧文学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基于孔子诗教、乐教的精神，任公非常强调情感教育的德性修身意义。

此仅节选导言和蕴藉的表情法两部分。

原文节目如下：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

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

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因为他有恁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我这篇讲演，说的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韵文”是有音节的文字。那范围，从三百篇、楚辞起，连乐府歌谣、古近体诗、填词曲本乃至骈体文都包在内（但骈体文征引较少）。我所征引的只凭我记忆力所及，自然不能说完备。但这些资料，不过借来举例，倒不在乎备不备。我想恁么多也够了。我所征引的都是极普通脍炙人口的作品，绝不搜求隐僻。我想这种作品，合于作品代表的资格。

我这回所讲的，专注重表现情感的方法有多少种？那样方法我们中国人用得最多，用得最好？至于所表现的情感种类，我也很想研究。但这回不及细讲，只能引起一点端绪。我讲这篇的目的，是希望诸君把我所讲的做基础，拿来和西洋文学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

这是我讲演的深意。现在请入本题。

这回讲的，是含蓄蕴藉的表情法。这种表情法，向来批评家认为文学正宗，或者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现。这种表情法，和前两种不同。前两种是热的，这种是温的；前两种是有光芒的火焰，这种是拿灰盖着的炉炭。

这种表情法也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情感正在很强的时候，他却用很有节制的样子去表现他，不是用电气来震，却是用温泉来浸。令人在极平淡之中，慢慢地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这类作品，自然以三百篇为绝唱。

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路迟迟，载渴载饥。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拿这类诗和前头几回所引的相比较，前头的像外国人吃咖啡，炖到极浓，还搀上白糖牛奶。这类诗像用虎跑泉泡出的雨前龙井，望过去连颜色也没有；但吃下去几点钟，还有余香留在舌上。他是把情感收敛到十足，微微发放点出来，藏着不发放的还有许多；但发放出来的，确是全部的灵影，所以神妙。

汉魏五言诗，以这一类为正声。如李陵的：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那神味和“瞻彼日月”一章完全相同，真算得“含毫邈然”。又如古诗十九首里头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类诗都是用淡笔写浓情，算得汉人诗格的代表。后来如曹子建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阮嗣宗的：嘉时在今辰，零雨洒尘埃。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谢玄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都是这一派。汉、魏、六朝诗，这一类的好作品很多。

这一派到初唐时，变了样子：他们把这类诗改做“长言永叹”的形式，很有些长篇。但着墨虽多，依然是以淡写浓。我譬喻他好像一桌极讲究的素菜全席。有张若虚一首，可算代表作品：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如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时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江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纹。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天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真是诗家最空灵的境界。全首读来，固然回肠荡气；但那音节既不是哀丝豪竹一路，也不是急管促板一路，专用和平中声，出以摇曳，确是三百篇正脉。

初唐佳作，都是这一路；虽然悲慨的情感，总用极平和的音节表它。如李峤的：自从天子去秦关，玉辇金舆不复还；珠帘羽帐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雄豪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道旁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汾阴行》）相传唐明皇幸蜀时候，听人背这首诗，泣数下行，叹道：“李峤真才子！”这种诗的品格高下，别一问题；但确是初唐代表，确是中国诗界传统的正声。后来白香山从这里一转手，吴梅村再从这里一转手，但可惜越转越卑弱。

盛唐以后，这一派自然也不断，好的作品自然也不少；但在古体里头，已经不很通用。因为五古很难出汉魏范围，七古很难出初唐范围。倒是近体很从这方面开拓境界。因为近体篇幅短，非用含蓄之笔，取弦外之音，便站不住，内中五律七绝为尤甚。唐人著名的七绝和孟、王、韦、柳的五律，都是这一派。杜工部诗虽以热烈见长，他的五律如《凉风起天末》、《今夜鄜州月》、《幽意忽不惬》等篇，也是这一派。

王渔洋专提倡神韵，他所标举的话，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虽然太偏了些，但总不能不认为诗中高调。我想，他这种主张是对的。但这类诗做得好不好，全问意境如何。我们若依然仅有三百篇汉魏初唐人的意境，任凭你运笔怎样灵妙，也不能出他们的范围；只有变成打油派，令人讨厌。我们生当今日，新意境是比较容易取得的。那么，这一派诗，我们还是要尽力的提倡。

第二类的蕴藉表情法，不直写自己的情感，乃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出来。用别人情感烘托的，例如《诗经》：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陟岵》）这篇诗三章，第一章父，第二章母，第三章兄。不说他怎样的想念爷妈哥哥，却说爷妈哥哥怎样的想念他，写相互间的情感，自然加一层浓厚。

用环境烘托的，例如《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东山》）且不说回家会着家人的情况，但对一件极琐碎的事物——柴堆上头一棚瓜说：“咱们违教三年了。”言外的感慨，不知有多少。

古乐府《孔雀东南飞》，最得此中三昧。兰芝和焦仲卿言别，该篇中最悲惨的一段，他却悲呀泪呀……不见一个字。但说：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奁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不足迎新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专从纪念物上头讲，用物来做人的象征；不说悲，不说泪，倒比说出来的还深刻几倍。到别小姑时，却把悲情尽地发泄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同上）兰芝的眼泪，不向丈夫落，却向小姑落。和小姑说话，不说现时的凄惨，只叙过去的情爱；没有怨恨话，只有宽慰和劝勉的话。只这一段，便能把兰芝极高尚的人格极浓厚的爱情，全盘涌现出来。

后来用这类表情法，也是杜工部最好。如他的《羌村》三首：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这三首实写自己情感的地方很少（第二首有“少欢趣”“煎百虑”等语，在三首中这首却是次一等）。只是说日怎么样，云怎么样，鸟怎么样，鸡怎么样，老妻怎么样，儿子怎么样，邻居怎么样，合起来他所谓“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的情感，都表现出了。

还有《北征》里头的一段，也是这种笔法：……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结。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做“半写实派”。他所写的事实，是用来做烘出自己情感的手段，所以不算纯写实；他所写的事实，全用客观的态度观察出来，专从断片的表出全相，正是写实派所用技术，所以可算得半写实。

第三类蕴藉表情法，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或是虚构之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

这种写法三百篇中很少，勉强举个例。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这是专从节物上写那种和乐融泄的景象，作者的情绪，自然跟着表现出来。

但这首还有人在里头，带着写别人的情感，不能纯粹属于此类。此类的真正代表，可以举出几首。其一，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这首诗仅仅写映在他眼中的海景。他自己对着这景有什么枨触，一个字未尝道及。但我们读起来，觉得他那宽阔的胸襟，豪迈的气概，一齐流露。

北齐有一位名将斛律光，是不识字的；有一天皇帝在殿上要各人做诗，他冲口做了一首，便成千古绝唱。那诗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这诗是独自一个人骑匹马在万里平沙中所看见的宇宙。他并没说出有什么感想。我们读过去，觉得有一个粗豪沉郁的人格活跳出来。

阮嗣宗《咏怀》里头有一首：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这首诗一起一结，虽然也轻轻的点出他的情感。但主要处全在中间几句，从环境上写出那种百无聊赖哀乐万端的情绪，把那位哭穷途的先生全副面孔活现出来。

杜工部用这种表情法也用得最好，试举他两首：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这首诗题目是《倦夜》。看他前面仅仅三十个字，从初夜到中夜到后夜，初时看见月、看见露，月落了看见星、看见萤，天差不多亮了听见水鸟，写的全是自然界很微细的现象，却是通宵睡不着很疲倦的人才能看出。那“倦”的情绪，自在言外，末两句一点便够。又：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这首是工部最有名的七律，小孩子都读过的。假令我们当做没有读过，掩住下半首，闭眼想一想情形，谁也该想得到是在长江上游——四川、湖北交界地方秋天一个独客登高时候所见的景物。底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两句，不过章法结构上顺手一点，其实不用下半首，已经能把全部情绪表出。

情，到底是以景为主。这类诗以主观的情为重心，客观的景，不过借来做工具。试把工部的“竹凉侵卧内”和王右丞的：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比较，便见得王作是纯客观的，杜作是主观气分甚重。

第四类的蕴藉表情法，虽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样写出，却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拿一种事物来做象征。这类方法，三百篇里头很少——前所举《鸱鸮》篇，可以归入这类。“山有榛隰有苓”、“谁能烹鱼溉之釜鬵”等篇，也带点这种气味；但属少数，且不纯粹——因为三百篇的原则，多半是借一件事物起兴，跟着便拍归本旨，像那种打灯谜似的象征法，那时代的诗人不大用他。但作诗的人虽然如此，后来读诗的人却不同了。

试打开《左传》一看，当时凡有宴会都要赋诗，赋诗的人在三百篇里头随意挑选一篇借来表示自己当时所感。

同一篇诗，某甲借来表这种感想，某乙也可以借来表那种感想。拿我们今日眼光看去，很有些莫名其妙。所以我说三百篇的作家没有象征派，然而三百篇久已作象征的应用。

纯象征派之成立，起自《楚辞》。篇中许多美人芳草，纯属代数上的符号，他意思别有所指。如《离骚》中：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城之佚女。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又：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蓠。……这类话若不是当做代数符号看，那么屈原到处调情到处拈酸吃醋，岂不成了疯子？蕙会变茅，兰会变艾，天下那有这情理？太史公说得好：“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他怀抱着一种极高尚纯洁的美感，于无可比拟中，借这种名词来比拟。他既有极秾温的情感本质，用他极微妙的技能，借极美丽的事物做魂影，所以着墨不多，便尔沁人心脾。如：惜吾不及见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思美人》）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如：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为兮愁苦。（《少司命》）如：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这都是带一种神秘性的微妙细乐，经千百年后按奏，都能使人心弦震荡。

自《楚辞》开宗后，汉魏五言诗，多含有这种色彩。如《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等篇，乃至张平子的《四愁》，都是寄兴深微一路，足称《楚辞》嗣音。

中晚唐时，诗的国土被盛唐大家占领殆尽。温飞卿、李义山、李长吉诸人，便想专从这里头辟新蹊径。飞卿太靡弱，长吉太纤仄，且不必论；义山确不失为一大家。这一派后来衍为西昆体，专务挦撦词藻，受人诟病。近来提倡白话诗的人不消说是极端反对他了。平心而论，这派固然不能算诗的正宗，但就“唯美的”眼光看来，自有他的价值。如义山集中近体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篇，古体的《燕台》、《河内》等篇，我敢说他能和中国文字同其运命。就中如《碧城》三首的第一首：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使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

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是不容轻轻抹煞啊！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两位先生的精神，可谓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两极端。然而我对于他们，各有各的佩服，他们都也曾要求我对于他的大著切实批评。我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也随时起了许多感想，但苦于没有时候把他聚拢写出来。这回乘哲学社讲演之便，我很愿意将我所见提出来和诸君讨论，并求两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评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但批评之前有三件事应该声明：第一、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絜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人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第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第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工夫把他写出来。趁这机会，简单发表一发表。又原书还有许多小节，和我意见不相同的，因时间限制，只好省略了。

而总要看定了人家的观察点所在，而且绝对的承认他相当之价值。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我们既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缜密审查。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着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这是我对于这书的总批评，以下分段别论。

学史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又如《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若说管仲这个人和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胡先生说：“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学家，不是法理学家。”（三六三叶）请问，难道实行政治家就不许他发明些少法理吗？《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对于孔、老以前的哲学，拿这种态度来观察他，以为必如此，才能理出他的来龙去脉，不知胡先生以为何如。

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所以不能不拿《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殊不知《诗经》的时代，在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这还是照原书三六叶所推算的，其实书中所引诸诗有许多，恐怕年代更在前），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何况讲古代哲学，自当以战国为中心，战国学术最盛时，上距孔子又二百多年了。

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胡先生亦自己知道有些牵强，所以只说个“怀胎时代”（但那篇名却标的是《哲学发生时代》），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极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必多说了。然则胡先生所列举四种现象，所谓“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销［消］减；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四二叶）。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第三件，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当做学问发生的主要原因，这种因果理法，我实在不懂。据我所见，凡属波澜壮阔的学术，倒是从政局较安宁、社会较向上的时候产生出来，这种证据下文再说。第四件，应时救弊，自然不失为学说发生之一种动机，但若说舍此别无动机，那却把学术的门庭太看窄了。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哲学这件东西，格外带有“超时间”的意味。胡先生的学风，最尊效用，所以把各家学派都看成医病的药，其实他们所说的，一小半固然算得药方，一大半还是他们认作自己受用的家常茶饭，所以拿“救时之敝”四个字来概括他，我觉得不对。

依我说，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当注意下列各事：（一）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二）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三）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四）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十数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五）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六）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郤、胥、原之降为皂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七）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四、五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八）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六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九）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十）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十一）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十二）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依我看，周秦诸子的时代背景，大略如此。总之，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他的比对，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绝不是胡先生所说那种简单的、消极的理由所能了事，和春秋前诗人时代的社会更没有很大的关涉。我很盼望胡先生采纳我这一段的意见。

这部书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孑民先生说他“有截断众流的手段”（序文），这是我极同意的。但应否从老子起，还是问题。这却不能怪胡先生，因为这问题是我新近才发生的，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诸君请恕我枝出题外，许我趁这机会陈述鄙见。

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的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这是第五件可疑。再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这样说来，《老子》这部书，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果然如此，那么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胡先生对于诸子时代，考核精详，是他的名著里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像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胡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话，只怕要引为同调罢？

说到这里，我还附带着讨论一个问题，《列子·杨朱篇》我近来越看越不相信了。《列子》这部书的靠不住，差不多成为学界定论，胡君和我都是同一看法。不过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杨朱，他名下的遗产就只留下一点，凡属学者都很爱护他，我自己也是好几次“刀下留人”，虽然将全部《列子》“宣告死刑”，独独想替这一篇开一条生路。胡先生对于这件案，也是持很谨慎的态度，到底还是割舍不得。这篇东西本来有惹人恋爱的魔力，这也难怪，但我现在已经毅然决然当“刽子手”了。我看这篇书文章虽然优美，却全是汉以后人的笔法，试拿来和《庄子》头七篇一比，便比出来，里头所讲的，完全是晋代清谈家的“颓废思想”。周秦诸子，无论那一派，都带积极精神，像这种没出息的虚无主义，断断不会有的。胡先生啊，我劝你也割爱罢！至于原书把《杨朱》这一篇，插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中间，编次体例上，我也有点莫名其妙，还要请教著者哩。

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由于本人自有他一种学风，对于他“脾胃不对”的东西，当然有些格格不入。我并不敢要求胡先生采用我的主张，但把我所见到的贡献些出来罢了。

现在先批评胡先生所讲的孔子。我所看的孔子，既已和胡先生所看有不同之处，那么，要先把我所看的讲出来，才能批评他，可惜不是短期讲演所能办到。在今日这个讲题里头，尤其不能喧宾夺主。我前年在清华学校讲国学小史，曾有一篇论孔子的，差不多有三四万字，那稿子是也曾寄给哲学社的。因为我对于这篇文章，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不愿意印出，如今我苦于没有时候校改他，打算就印在本社的杂志上，求海内同学的批评。今日只能用极简单的话，把我的意见说说，作为批评胡君的基础。

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这个问题，是儒家、道家所同的。后来佛教输入，我们还是拿研究这个问题的态度去欢迎他，所以演成中国色彩的佛教。这问题有静的、动的两方面，道家从静入，儒家从动入。道家认宇宙有一个静的本体，说我们须用静的工夫去契合他；儒家呢，与道家及其他欧洲印度诸哲有根本不同之处，他是不承认宇宙有本体的。孔子有一句很直捷的话，说“神无方而易无体”。然则这无体的“易”从那里来呢？怎样才能理会得他呢？孔子说：“生生之谓易。”拿现在的话翻译他，说的是“生活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生活”。只要从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自然会与宇宙融合为一。《易传》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庸》说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可以与天地参”，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从“体验”得来。体验是要各人自己去做，那就很难以言语形容了，但我可以说他三个关键。第一件，他们认自然界是和自己生命为一体，绝对可赞美的，只要领略得自然界的妙味，也便领略得生命的妙味。《论语》“吾与点也”那一段，最能传出这个意思。第二件，体验不是靠冥索，要有行为（有活动），才有体验。因为儒家所认的宇宙，原是生生相续的动相，活动一旦休息，便不能“与天地相似”了。第三件，对于这种动相，虽然常常观察他，却不是靠他来增加知识，因为知识的增减，和自己真生命没有多大关系的。

体验出这个真生命，叫做“自得”。《中庸》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这话是已经自得的人才能说出。有了这种自得，自然会“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然会“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然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坦荡荡的胸怀，活泼泼的精力，都从此出。这种理论对不对，方法好不好，尽可以任各人主观的批评，但从客观上忠实研究孔子，恐怕孔子的根本精神，大略是如此。

我刚才说过，胡先生这部书，凡关于知识论的都好。他讲孔子，也是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殊不知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位、第三位，他的根本精神绝非凭知识可以发见得出来。所以他对于孔子说了许多，无论所说对不对（自然有许多对的），依我看来，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我对于本书这一篇总批评是如此，下文更将里头的节目，择几处来讨论。

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种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论语》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孔子屡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有时亦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字正是“学”字切训，可以说，为便是学，学便是为。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多闻多见，知之次也”，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孔门论学问，把他放在第二位。依我看，颜习斋所讲的学，和原始的孔学最相近，宋明儒的学，大半属于孔子所谓“思”了。把个学字从这方面解释，那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两段话都明白了。胡先生解这两章，用什么“经验推论”等名词来比附，原是不该，若勉强用这名词，那么孔子的“学”正是属于经验方面（经验只算孔学的半面，而且还是粗迹），他的思才是推论，胡君所攻击，纯是无的放矢。

胡先生解“一以贯之”和“忠恕”，引章太炎先生所说，略加修正（一〇五至一〇九叶）。章先生从知识方面解这句话，原属新奇可喜，刚刚投合胡先生脾胃，自然是要采用了。其实“一贯”、“忠恕”当然不能从知识方面索解，用知识来贯孔学是贯不来的。梁漱溟先生说：“胡先生没有把孔子的一贯懂得，所以他底下说了好多的‘又一根本观念’，其实那里有许多根本观念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七叶）这句话很可寻味，既然有许多根本观念，还算得“一贯”吗？一贯既是孔学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这个解释错误，便可以引起全部的错误了。

胡先生又说：“孔子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一五四叶）梁漱冥［溟］先生说这“不问为什么”正是孔子的好处（梁著一九三至一九九叶）。我想梁先生这段话固然很有妙理，但拿来讲老子可以说全对，拿来讲孔子不过得一半。胡先生的话，却是完全无根。孔子讲事理，最爱推求所以然之故，《易传》里头最表出这种态度，《易·爻辞》说：“潜龙勿用。”为什么潜龙该勿用呢？因为“阳在下也”。

说：“亢龙有悔。”为什么亢龙便有悔呢？因为“盈不可久也”。若再问为什么盈不可久呢？这篇《传》虽然没有答，别篇《传》却有了，《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若再问为什么亏盈益谦呢？他跟着就答，因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系辞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又说：“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说：“明于忧患与故。”我们可以说一部《十翼》，只是发明一个“故”字，就是答的胡先生所说“为什么”这句话。胡先生这一段，是引墨子攻击儒家的话，墨子说儒家言“乐以为乐”无异言“室以为室”。这个比例，本来不通，我们自然不应该说“为吃饭而吃饭”，但尽可以说“为美而爱美”，“为文学而做文学”，“为科学而做科学”。

前者是和“室以为室”同性质，后者是和“乐以为乐”同性质，墨子只看见狭隘的实用主义，自然会起这种谬见。胡先生并非见不到此，何故附和他呢？

我对于孔子，还有好些意见和胡先生相出入，但为讲演时间所不许，只得就此而止。胡先生说孔子，有许多独到之处，虽然他的观察点和我不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独里头有小小一节，我要忠告他。他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还把那传说三件罪名译成今文，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七三叶）。别人我不责备，胡先生是位极谨严的考证家，任凭怎么有权威的旧说，都要查一查来历，估一估价值，才肯证引，为什么对于这样无稽的事忽然不怀疑了呢？这件事，最初是见于《荀子·宥坐篇》，那详细的罪名见于《家语》。

《家语》之伪不必说，《宥坐篇》胡先生也明明说是“后人东拉西扯杂凑成”（三〇六叶），为什么这几句杂凑话忽然变了可宝的史料？其实，一，春秋时候很不容易杀一个大夫。二，在那种贵族政治底下，断不是“撮徒成党，饰邪荧众，反是独立”的人所能乱政，那时候亦绝对没有这种风气。三，诸书中记齐太公杀的华士，子产杀的邓析，孔子杀的少正卯，罪名都是一样，天下那有这情理？四，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若没有证据证明孔子是言行不相符的人，就不该信他有这件事；若信，便是侮辱他的人格。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但时髦气未免重些，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书中还有好几处是如此。我还记得《胡适文存》里头有一篇说什么“专打孔家店”的话，我以为这种闲言语以少讲为是。辩论问题原该当仁不让，对于对面的人格，总要表相当敬礼。若是嬉笑怒骂，便连自己言论的价值都减损了。对今人尚且该如此，何况是有恩于社会的古人呢？我想胡先生一定乐意容纳我这友谊的忠告吧。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这篇里头最重要的话，是说庄子发明生物进化论（二五五至二六五叶）。内中讲“种有几”那一段，确是一种妙解，但我以为无论这话对不对，总不是《庄子》精神所在。《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得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

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社会的维新，也只是争这半寸……”这段譬喻，我也承认他含有一半真理，但我还要告诉胡先生，张作霖、曹锟也只是争这半寸；两兄弟因遗产拔刀相杀，也只是争这半寸；一个好好的青年，或因落第，或因失恋，弄成发狂或自杀，也只是争些无聊的半寸。我希望胡先生别把应用的学问和受用的学问混为一谈，那么说话也少些流弊了。

第七篇讲的《墨子》，第八篇讲的《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现在且把我对于这书讲名学地方的感想，总说几句。

我最初读这书，就起一种异感，觉得他讲名学的差不多占了一半。我曾和朋友说，若改称《中国名学史》，倒更名副其实。后来胡先生和我说，本来是由名学史的底稿改成，那就毫不足怪了。胡先生不认名家为一学派，说是各家有各家的名学，真是绝大的眼光。评各家学术，从他的名学上见出他治学的方术，令我们古代哲学在认识论部门占得极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事业虽是章太炎先生引起端绪，却是胡先生才告成功，我们治国学的人，都应该同声感谢。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若要我讲我微微不满的地方，第一，说孔子的《春秋》以正名为唯一作用，像是把《春秋》看窄了些。第二，把《墨经》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我有点替墨子抱不平。第三，未免把公孙龙抬得太高了，《天下篇》的二十一事，虽然有胡先生替他当律师，说出许多微眇的道理，但内中除了三五条叫我心折外，其余的，我还用孔穿那句老话回答，“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就拿“臧三耳”这句为例，胡先生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只耳朵必是他心神了”。果然如此，既已是心神，为什么叫他做耳朵？岂不是“异物名实互纽”吗？诡辩家之所以为诡辩就在此。这种诡辩派出来，把正名主义的价值都丧失了。

胡先生讲墨学固然甚好，讲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依我说，第三种“诡辩太微妙”应改为“诡辩太诡”。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我和胡先生都是极崇拜墨子的人，但这一点，是不必为墨子讳的。

其余各篇，虽然还有些异同，不必多说了。唯有篇末说古代哲学中绝之原因，该有点商量。胡先生说那四种原因：一、 怀疑主义的名学。二、 狭义的功用主义。三、 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方士派的迷信。我都承认，但是还有未尽，依我说，有两个更大的原因：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我很高兴，这次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我用十分的诚意，对于胡先生致敬礼。我希望胡先生和海内好学君子更有对于我这批评的批评。

地理及年代

地理及年代此文为民国十一年在清华学校讲演《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曾发表于1922年3月15日《改造》第4卷第7。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于地理及年代讬［託］始焉。

中国领土，以地势言之，可略分为六部：第一部，十八行省；第二部，东三省及三特别区域；第三部，新疆；第四部，外蒙古；第五部，青海及川边；第六部，西藏。

此六部者，其文化之开发有先后，其历史之关系有深浅，即在今日，其统治权行使之所及亦有松密。大概言之，则第一部为中华民族（狭义的）历古之根据地，而其西南一隅，至今犹有苗蛮族未尽同化；第二部，历古为东胡、北胡与我族交事之区，今则在广义的中华民族完全支配之下；第三部，则历古为西羌、北胡乃至东亚欧诸族错处代兴，今亦完全在我主权之下，而人种同化犹未尽；第四部，历古为北胡根据地，至今犹为东北胡杂种之一族（蒙古）居之，所谓主权者，羁縻而已，然我族势力之向此地发展者，今方兴未艾；第五部，西羌及北胡居之，统治权之行使，较优于第四、第六两部，而住民中我族势力之微弱亦仅与第四部相埒耳；第六部，名义上虽为领土，事实上则住民与统治权，皆属西羌族，其各部蜕变状况之分析，别于第二章详之。

地理形势，非本书所宜喋述，今惟抽出其与史迹关系最钜之数特点，略为推论。当推论之前，有一义应先商榷者，则历史现象受地理之影响支配，果至若何程度耶？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近代以科学昌明之结果，其能嬗变地理而减杀其权威者，虽不少，然衡以总量，究属微末。且前此影响之镌入民族性中者，益非可以骤变，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今请列举中国地理特点数端，而说明其与史迹之关系。

（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于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无湾埼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平和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眇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之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惟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蛮或未开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耶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摩厉相资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8）以下文第10项之理由，其文化屡受北方蛮族之蹂躏。我族常须耗其精力以从事于抵抗及恢复，故愈益养成保守性。

（9）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

（10）西北徼之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诸区，夙为群蛮所产育出没，其人生苦寒之域，习于勇悍，而常思觊觎内地之温沃富殖，狡焉思逞，北境即无重洋峻岭以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爱护其耕稼室庐，以平和为帜志，其势易为所蹂躏，故三千年来北狄之患，几无宁岁。其影响于文化及政治者至大。

（11）文化发源，起自黄河流域，次及长江流域，此两流域平原毗连，殆无复天然境界可以析划，与欧陆形势绝异，我民族既以此地为枢核，则所谓“大一统”主义，自然发生，故幅员虽大于欧陆，而欧陆以分立为原则，以统一为例外，吾土正反是。

（12）以第10项之理由，吾族有集权御侮之必要，此种必要，与第11项之理由相结合，遂产生中枢专制的政治，而此中枢时复为外族所劫夺，则其助长专制也益甚。

借。（丁）如第10项所说，悍蛮恣暴，地方事业，易被摧坏。

（14）地势既不适于诸国分立，又艰于发育自治，其势自然趋于中枢专制，而又以幅员太广之故，统治力不能贯彻，故内乱屡起。或为外族所乘，此种野蛮革命，既成为历史上常态，故文化恒屡进而屡踬。

（15）地势虽不可分裂，然因山脉与河流，皆自西而东（专就第一部言），且气候有寒温热带之异，故南北常不免自为风气，而当政象有异动时，亦恒以南北对峙为暂局。

（16）西南与东北两边徼，以位置窎僻及地形有特别构造故，虽加入我族文化系，而迄未成熟，“远心力”常常发动，故朝鲜、安南屡次编为郡县，屡次自立，至今竟排出中国历史圈外，而辽东滇南往往蒙其影响，其不自绝于中国，乃间不容发。

（17）第三、五、六之四部，地理上各有特色而形势上各有其与中国不可离之关系，故吾族常努力吸收之以自卫，所以促其住民之同化者亦多术，而此愿望至今犹未能全达，则吾侪及吾子孙所当有事也。

（18）以全势论之，则此一片大地，最不宜于国家主义之发育。故吾族向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常以“修身”为出发点，以“平天下”为究竟义，全部文化，皆含此精神，故其历史或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也。

右所举地理影响于历史者，崖略可睹矣。——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迄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上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国内船路邮电诸机关渐备，则幅员虽广，不艰于统治；周遭诸民族，同化略尽，则野蛮的侵掠蹂躏，不复成问题；工商业渐发展，则重心趋于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诸如此类，今皆有以异于古所云。特前此影响之留迹于心理者，则其蜕变非旦夕间事也。

史何自起？就广义之史言之，可谓有人类即有史。据地质学家所推定，人类发生已在五十万年或二十万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迄今，亦已五万年。吾侪既确知新石器时代中国已有人，则亦可谓五万年前中国已有史。虽然，吾今所治，为狭义之史，以先民活动之迹，有正确日记录可征者为限，则中国有史时代，盖起于夏禹。若再以严格的年代学绳之，则完全信史，起于周之共和元年，即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有史以前，谓之神话时代（其实神话时代亦有史迹，历史时代亦有神话，此不过举概划分）。神话时代，其悠远乃数十百倍于有史时代，若著一部“人类活动通考”，则有史时代所占之篇幅，不过其最末数叶而已。神话时代状态之研究，其大部分当以让诸地质学家，非治史者所宜过问。史家有时或以神话为副料，不过借以推见初民心理，或因其象征所表示而窥其生活之片影。例如因盘古剖卵而生的神话，推想吾先民最古之宇宙观；因三皇五帝等神话，推想三才五行说之起原；因燧人神农等名称，推想火及耕稼之发明影响于当时人心者若何深切。神话之辅助历史，其程度当至是而止。

前，即《尚书》所载尧舜事，吾侪亦只能以半神话视之。韩非曰：“孔墨皆言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定儒墨之诚乎？”由是观之，恐《尚书》之“曰若稽古”亦半为后人所追记，未必能悉视为信史也。而迁乃于《尚书》所不载之黄帝、颛顼、帝喾偏有尔许事实为之铺张扬厉。降及皇甫谧、罗泌之徒，生迁后又数百年千年，乃自诧为知迁之所不知，举凡迁所吐弃为“不雅驯”之言者，而悉宝之。于是古代史益芜秽不可治。近世治史者，动辄艳称炎黄尧舜时代之声明文物，此说若真，则夏商千余年间，不能不认为文化之中绝或停顿，其原因何在，实无由说明。而或者更摭拾传说，穿凿考证，例如五帝三王是否同出一宗，彼此相距年代几何……等，聚讼之言，殆将充栋，皆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盖考证惟当于事实范围内行之，事实存在与否，尚成问题，则对于事实内容之讨论，太早计矣。吾侪不敢谓黄帝、尧、舜绝无其人，但至多认为有史以前半开化部落之一酋长，其盛德大业，不过后人理想中一幻影。古本《竹书纪年》讬［託］始夏禹，当是史官旧文，吾辈遵之可以寡过矣。

夏以后因已有近真之史迹，然年代殊难确算，如俗说皆称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而《竹书》则云“夏年多殷”，《书·甫刑》称“王享国百年”，旧说谓指周穆王在位之岁，《竹书》则云周武王至穆王凡百年，诸如此类，异说滋多。故司马迁于三代但作《世表》而不凿考其年《史记·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最足见良史谨严态度。——梁启超原注，纪年则起于《十二诸侯年表》，其第一年为西周之共和元年，下距今民国十一年为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此表殆极可信，盖共和后六十六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有日食。见于《诗经》看研究法一四一叶。——梁启超原注。共和后百二十年，即鲁隐公元年，《春秋》于是讬［託］始焉。故我国史可谓有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极正确之年代，继续不断以迄今日也。

旧史皆以帝王纪年，盖舍此亦实无良法，然而破碎断续，虽强记者犹不能遍，致使史迹之时间的尺度，恒在朦胧意识之中，不便莫甚焉。故定出一划一的纪年标准，实为史者急切之要求。近年来讨论此问题者，或议用孔子卒后，或议用帝尧甲寅，然皆不能言之成理。共和元年，现为历史上最初正确之年，则以之讬［託］始，在理论上固无可疵议。然即为国人耳目所不习，且与世界史迹比照，亦须多费一重换算。吾以为史之为物，以记述全人类活动为职志，国别史不过人类通史之一部分，故所用记号，总以人类最大多数已经通行者为最便，基督纪元，在今日殆可称为世界公历，吾侪不妨迳采用之以作史之时间的公尺，无庸有彼我分别之见存也。

后期春秋战国（公历前七七迄前二二二）近古初期秦汉（公历前二二一迄二一九）中期三国两晋六朝隋唐（公历二二迄九六）后期五代宋元明（公历九七迄一六四三）末期清（公历一六四四迄一九一一）今代民国纪元以后（公历一九一二以后）远古、近古、今代之区别，最为分明。其在政治上，则远古为分治的、贵族的，近古为集治的、独裁的，今代行将为联治的、平民的；其在文化上，则远古为发育的，近古为保守的，今代行将为蜕新的。凡百现象，皆俨若有一鲜明之帜志以示别，更将远近古各期细分之，则其特色可指者如左：

1.远古前期。自大禹以来，“诸夏”的观念（即中国人的观念）已完全成立，故为国史之始。然夏商虽称王天下其实仍是部落分立，政治中枢，势力甚微，文化亦朴僿不甚可考见。自周创制封建，诸夏结合富度益增，政治渐有重心，文化亦彧彧可观。

2.远古后期。周东迁后，政治重心渐失。各地方分化发展，诸夏以外之诸民族，亦渐形活动，然借封建之势，各地皆以诸夏所建国为中心，以吸收同化境内诸异族，而此诸夏之国复次第合并，由数百而数十而六七以归于一。故此期实为中华民族混成时代，亦因分化之故。思想言论，皆极自由，社会活态呈露，故文化极高度且极复杂。

3.近古初期。民族既已抟捖为一，故秦汉以后，完全成为不可分之局。然版图既廓，统治益难，故因封建时代经验蜕变之成规，创立中央君主独裁政体，人民亦经长期战事之后，动极思静，务咀嚼前期所产文化，以应用之于恬适的生活，故保守性习，从此发生，文化渐入停顿时代。中间境外诸蛮族，屡图侵入，卒距之不得逞。故此期最足为代表吾族真面目之期。

4.近古中期。两汉之政治组织，及其末年，已发见［现］流弊，且呈露惰性，于是有三国之分裂。在前期中境外及边徼诸异族，本已蓄有潜势，但被抑不得发，至是乘虚纷起，遂至有五胡及南北朝之难，历数百年迄唐之兴，乃始告一结局。此期内之政治现象，因外族杂治之结果，法律屡失效力，人民保障益危，中央之组织能力，亦渐趋薄弱，故汉唐虽同称盛世，然唐政实不逮汉远甚。文化方面，固有者极形衰落，惟因与印度开始交通，加入外来文化之新成分，在史中开一异彩。即民族方面，亦因外族侵入之结果，次第同化，使吾族内容益加扩大。其得失正参半焉。

故，益趋孱弱。而北徼新兴之族，翻极鸱张，辽金元相继蹂躏，大河以北，久逸出吾族支配之外。蒙古入主，与前此五胡，情势悬殊，以绝对不受同化之族，而据有中国全境。吾族殆无所讬［託］命。明代虽云光复，然为膻腥所染，政治组织益紊其轨。文化方面，则印度学术输入既久，完全消化，别构成中印合流之新哲学。亦因政治上活动余地较狭，士夫之聪明才智，专用之于学艺，故文学、美术等，皆别辟新方向。然而消极颓废的思想，实随处表现。

6.近古末期。前清以异族统一中国，逾二百年，在史上盖无前例。然东胡民族，与北狄殊。其被同化也甚速，非久已渐失其种族的色彩。此期之政治，虽不能谓为美善，然就组织力言之，则除汉代外，殆无其匹。西北徼诸地，在此期内悉隶中国版图；历年悍族侵暴之祸殆绝，人民颇得苏息。明中叶以降，欧人航海觅地热骤兴，开华欧交通之端绪，逮清而转变愈剧。于是中国人始渐知有“世界”，不能不营国际的生活。此期文化，承前明空疏之反动，刻意复古，由明而宋，而六朝唐，而两汉而先秦，次第逆溯，精神日趋朴实。及其晚期则受欧学输入之影响，驯至思想根本动摇。故此期可谓为历史上一大转捩之过渡时代，遂酝酿以成今后之局。

评非宗教同盟评

非宗教同盟本文为1922年4月16日在哲学社的讲演稿，载于同年4月25日《东方》第19卷8号。

一月以来，因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开会的反动，引起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我认为是一种好气象。为什么说他好呢？凡向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忽然成了问题，是国民思想活跃的表征，所以好。一个问题到跟前，便有一部分人打着鲜明旗帜泼剌剌的运动，是国民气力昂进的表征，所以好。要而言之，凡一切有主张的公开运动，无论他所主张和我相同或相反，我总认他的本质是好。

凡从事于公开运动的人，有一个原则必要遵守。那原则是：“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抛弃；一面容许旁面或对面有别的主张，不肯压迫。”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凡一个问题总有多方面，又正惟有多方面才成问题。

我从这方面看，有这样的主张，你从那方面看，有那样的主张，于是乎问题成立。若只许有甲方面的主张，不许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张，那么结果还是“不成问题”四个大字完事。德谟克拉西精神存在与不存在，所争就在这一点。我想非宗教运动从怎么起呢？为的是现在所谓“教会的宗教”，只许有片面的主张，在他主张范围内，总是摆出那副“不成问题”的面孔来，所以要“非”他。那么，主张非宗教的人，自然和他相反，必定要连那“非非宗教”乃至“非非非宗教”的各种主张，都一视同仁的拿研究问题的态度欢迎他，那精神才算贯彻。我承认国中加入非宗教运动的人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在这个前提底下，很愿意提出我的主张，对他们作一回“问题的”讨论。

的，只能说：

“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

这句话很笼统，要稍为下一番解释：（一）对象。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

（二）信仰。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

（三）各个人。信仰是一个一个人不同的，虽夫妇父子之间，也不能相喻。因力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强。

照这样解释，我所认的宗教范围，大略可见了。总而言之，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起，直登最高等的如一神沦、无神论，都是宗教。他们信仰的对象，或属“非人”，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等；或属“超人”，如上帝、天堂、净土等等；或属“人”，如吕祖、关公、摩诃末、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等。不惟如此，凡对于一种主义有绝对信仰，那主义便成了这个人的宗教。例如现在欧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马克思教徒”，前清末年信奉排满主义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排满教徒”，因为他们的对于这个主义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对于所信的教无二无别。不惟如此，凡对于一件事情有绝对信仰，那事情便成了这个人的宗教。例如赵氏遗孤，可以说是程婴、杵臼的信仰对象，睢阳城可以说是张巡、许远的信仰对象，因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对于所信的教无二无别。不惟如此，任凭一个人都可以做别人的信仰对象。例如海岛五百人，拿田横做他们的信仰对象，朱祖文、颜佩韦等，拿周顺昌做他们的信仰对象，乃至老亲是孝子的信仰对象，弱子是慈母的信仰对象，情郎是淑女的信仰对象，因为他们对于过个人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对于所信的教无二无别。

说到这里，还是把信仰的特征，郑重声明一下。我刚才说过：“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倘若有人利用一种信仰的招牌来达他别种目的，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人有信仰。例如罗马城外土窟里头许多被烟熏死的基督教徒，我们认他对于基督教有信仰。彼得寺里头许多穷侈极丽的教皇坟，那坟中人我们绝对的不承认他对于基督教有信仰，因为他们完全是靠基督的肉做面包，靠基督的血做红酒。和这个同类的，像满街的和尚，我们不承认他对于佛教有信仰；吃孔教会饭的人，我们不承认他对于孔子有信仰；天天上吕祖济公乩坛，求什么妻财子禄的人，我们姑且不必问他们的信仰对象为高为下，根本就不能承认他们是有信仰。亦如靠几句“剩余价值论”当口头禅出锋头的人，我们不能认他对于马克思有信仰，荡妇和狎客山盟海誓，我们不能认他们相互间有信仰。

我所谓宗教，是要把一类“非信仰的”淘汰去了，赤裸裸的来研究信仰的本质。

我在这种宗教定义底下，要试一试，研究宗教这样东西到底是好是坏，非宗教的生活，到底可能不可能。

宗教这样东西，完全是情感的。情感这样东西，含有秘密性，想要用理性来解剖他，是不可能的。凡有信仰的人，对于他所信仰的事，总含有几分呆气，自己已经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发莫名其妙。你要把他的信仰对象，和他条分缕晰的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除作他已经把他信仰抛弃，不然，任凭你说到唇焦舌敝，也是无用。因为只有情感能变易情感，理性绝对的不能变易情感。俗语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譬如有个男子爱恋一个丑女了，你和他用理性来解剖说“如何如何才算得美人的标准，你所爱恋的人如何如何的不对”，这种话，说一万遍也无用，因为他和你不同一个世界。你拿万人一律的眼睛，归纳得一个客观上万人一律的美人标准，他的眼睛，却是排行在第一万零一，你归纳出来的标准，他完全不适用。凡带有宗教性的人，带有宗教性的事，多半如此。从科学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很是可怜：客观的事理明明是如此，为什么经过你的主观就会变了样？你这个人不是发狂，一定是有病。不惟可怜，而且危险，而且有害。分明用数学算得出，用几何画得出，用玻璃瓶化验得出的事理，你却不懂，你却凭你那盲目的情感横冲直撞，倘若个个人都如此，这世界如何是了！从这方面看来，可以说宗教是一件极幼稚、极野蛮、极不合理、极妨害进步、极破坏规律的东西，我们应该极力扑灭他。

从别方面看来，却完全不是恁么一回事。宇宙间是否有绝对的真理，我们越发研究，越发怀疑。即如方才所说万人一律的美人标准。偏有第一万零一个人不肯承认。何以见得那一万个人一定是，这一个人一定非？你说人类要做合理的生活，我就要先问你什么才算合理？“理”是那一门的学者所能包办？你说凭效率来判断，我就先要问量效率的尺在那里？从什么地方产出？老实说，人生不是这样呆板的；人生不过无量数的个人各各从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里动，所好所安，就是各个人从感情发出来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谁合理、谁不合理，那样有效率，那样没有效率，绝不是拿算学的公式、物理学的眼光所能判断。周顺昌算得一个多大人物？

立地的大事业，那时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情感烧到白热度，事业才会做出来。那时候若用逻辑方法，多归纳几下，多演绎几下，那么，只好不做罢了。人类所以进化，就只靠这种白热度情感发生出来的事业。这种白热度情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有人说：“宗教的起源，因为人类承认自己脆弱，因为恐怖时候用来做倚靠，绝望时候用来做安慰。”我想，下等宗教，或者是如此，高等宗教，决不是如此；受用宗教的人，或者是如此，宗教的本质，决不是如此。这类完全是从消极方面看宗教；宗教的作用，却完全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说到这里，可以提出我对于“非宗教”赞否的结论了。我对于那些靠基督肉当面包、靠基督血当红酒的入，对于那些靠释迦牟尼化缘的人，对于那些吃孔教会饭的人，对于那些膜拜吕祖济颠的人，都深恶痛绝，从这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我是个非宗教者。虽然，我本来不承认那些鬼头鬼脑的行动是宗教行动，我只认他们是宗教的蟊贼。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义之下，认宗教是神圣，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彻头彻尾承认自己是个“非非宗教者”。

我是个非非宗教者，然而对于非宗教的运动，却表十分敬意。为什么呢？因为非宗教运动，便是宗教。我刚才说信仰对象的时候，认主义为信仰对象之一种，“非宗教”是个主义，在这个主义旗帜底下开始运动，是表明他们对于这个主义信仰到白热度，他那精神作用，和我所谓宗教，无二无别。我既已认宗教是神圣，所以对于这种“非宗教的宗教”，当然也认他是神圣。

然则这回我们国里头的非宗教大同盟怎么样呢？我对于这件事，现时还不敢下判断，但我可以先悬一个判断的标准。他果然是个“非宗教的宗教”，我便敬重他；他若不是个“非宗教的宗教”，我便不敬重他。两种的分别在那里呢？假如他们并不是拿非宗教主义做目的，乃是拿来做达别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就不是“非宗教的宗教”。假如他们并未尝对于这主义有什么热烈的信仰，不过趁热闹随声附和一回，越发不是“非宗教的宗教”。我希望这回主持非宗教运动的人，不是如此。

有几句枝叶的话，我还要说说：我觉得这回各处非宗教同盟团体发出来的电报，那态度有点不对。为的是意气太胜，把恳切严正的精神倒反掩没了。我以为许多“灭此朝食”、“铲除恶魔”一类话，无益于事实，徒暴露国民虚骄的弱点，失天下人的同情。至于对于那些主张信教自由的人加以严酷的责备，越发可以不必了。我希望非宗教运动诸君，对于这两点，有一番切实的反省。

我转个方面，向基督教徒说几句话：我希望他们因这次运动唤起一种反省。他们在中国办教育事业，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个人的信仰神圣，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来做善恶的标准。他们若打算替人类社会教育一部分人，我认他们为神圣的宗教运动；若打算替自己听属的教会造就些徒子徒孙，我说他先自污蔑了“宗教”两个字。

我最后还对于非宗教同盟会中人有一种积极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是我们都该分担责任的。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才说的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么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实在猖獗得很，他的势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几十倍，他的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我们全国多数人在这种信仰状态底下，实在没有颜面和基督教徒争是非。我希望持非宗教主义的人，急其所急，先从这方面下一番讨伐的苦功，庶几不至贻基督教徒以口实啊！

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复辟派首领打复辟派的首领，洪宪派首领、革命派首领、胡匪首领可以聚拢在一起干事，所以和尚庙里头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我说，现在想给我们国民一种防腐剂，最要紧是确立信仰。信仰怎么样才能确立呢？我再复述前头一句话：“只有情感能变易情感，理性绝对的不能变易情感。”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本文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作，写于1922年4月，曾以《最近五十年》以题发表于《申报五十年》第二编第1页（1923年2月发行）。

申报馆里的朋友，替他们“馆翁申老先生”做五十整寿，出了许多题目找人做寿文，把这个题目派给我。呵呵，恰好我和这位“申老先生”是同庚，只怕我还是忝长几天的老哥哥哩。所以对于这篇寿文，倒有点特别兴味。

却是一件，我们做文章的人，最怕人出题目叫我做。因为别人标的题，不见得和我所要说的话内容一致。我到底该做他的题呀，还是该说我的话呢？即如这个题目，头一桩受窘的是范围太广阔，若要做一篇名副其实的文章，恐怕非几十万字不可。再不然，我可以说一句“请看本书第二、第三两编里头那几十篇大文”，我便交白卷完事。第二桩受窘的是目的太窄酷，题目是五十年的进化，许我说他的退化不呢？既是庆寿文章，逼著要带几分“善颂善祷”的应制体裁，那末，可是更难着笔了。既已硬派我在这个题目底下做文章，我却有两段话须得先声明：

第一，我所说的不能涉及中国全部事项，因为对于逐件事项观察批评，我没有这种学力。我若是将某件某件如何进步说个大概，我这篇文章，一定变成肤廓滥套的墨卷。我劝诸君，不如看下边那几十篇大文好多着哩。诸君别要误认我这篇是下边几十篇的总括，我不过将我下笔时候所感触的几件事随便写下来，绝无组织，绝无体例。老实说，我这篇只算是“杂感”，不配说是“概论”。

家想法子补教补救才好。所以我虽说他进化，那不进化的地力，也常常提及。

这样说来，简直是“文不对题”了。好吗，就把不对题的文胡乱写出来。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的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

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五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同这条路线进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来作证了。近五十年，对于这件事，有几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说来：一、洪、杨乱后，跟着西南地方有苗乱，蔓延很广，费了十几年工夫才平定下来。这一次平定，却带几分根本解决性质，从此以后，我敢保中国再不会有“苗匪”这句词了。原来我族对苗族，乃是黄帝、尧、舜以来一桩大公案，闹了几千年，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五十年内，才把黄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确是历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下文再说。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原来东胡民族和我们捣乱，捣了一千七八百年，五胡，南北朝时代的鲜卑，什么慕容燕、拓拔魏、宇文周，唐、宋以后，契丹跑进来叫做辽，女真跑进来叫做金，满洲跑进来叫做清。这些都是东胡族，我们吃他们的亏真算吃够了，却是跑进来过后，一代一代的都被我们同化。最后来的这帮满洲人，盘据是盘据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

三、内地人民向东北、西北两方面发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业。东三省这块地方，从前满洲人预备拿来做退归的老巢，很用些封锁手段，阻止内地人移殖。自从经过中日、日俄几场战争，这块地方变成四战之区，交通机关大开，经济现状激变。一方面，虽然许多利权落在别人手上；一方面，关内外人民关系之密度，确比从前增加好些。东三省人和山东、直隶人渐渐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从左宗棠开府甘、陕，内地的势力日日往那边膨胀。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这种民族扩大的势力，现在还日日向各方面进行，外蒙古、阿尔泰、青海、川边等处，都是在进步活动中。

今华侨移住，却成了世界问题了。这都是近五十年的事，都是我们民族扩大的一种表征。

民族扩大，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这五十年里头，确能将几千年未了的事业了他几桩，不能不说是国民努力的好结果。最可惜的是，有几方面完全失败了：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朝鲜，第三是安南。台湾在这五十年内的前半期，很成了发展的目的地，和新疆一样，到后半期被人抢去了。朝鲜和安南，都是祖宗屡得屡失的基业，到我们手上完全送掉。海外殖民，也到处被人迎头痛击。须知我们民族会往前进，别的民族也会往前进，今后我们若是没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转来，再没有机会继续扩大了。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都略略发表这种意见。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像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但是这些读书人的脑筋，却变迁得真厉害。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

家”开出一条血路了。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趟］一躺［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钞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

就这一点看来，真配是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呕［怄］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像是已经经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此外，社会上各种进化状况，实在不少，可惜我学力太薄，加以时日仓卒，不能多举了。好在还有各位专门名家的论著，可以发挥光大。我姑且把我个人的“随感”胡乱写出来，并且表示，我愿意和我们老同年“申老先生”继续努力。

情圣杜甫

情圣杜甫本文为1922年5月21日在诗学研究会上的讲演稿，载于同年5月27、28《晨报副刊》。

今日承诗学研究会嘱托讲演，可惜我文学素养很浅薄，不能有甚么新贡献，只好把咱们家里老古董搬出来和诸君摩拳一番，题目是“情圣杜甫”。在讲演本题以前，有两段话应该简单说明：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杀。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

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位故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避难到湖南，在路上死了。他有两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乱离难得见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离。他一个小儿子，因饥荒饿死，两个大儿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简单的经历，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他的诗道：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奉先咏怀》）又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赠韦左丞》）可以见他的气概。严武做四川节度，他当无家可归的时候去投奔他，然而一点不肯趋承将就，相传有好几回冲撞严武，几乎严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佳人》）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亢］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

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有两句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奉先咏怀》）这不是瞎吹的话，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证明。这首诗底下便有两段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同上）又说：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上）这种诗几乎纯是现代社会党的口吹。他做这诗的时候，正是唐朝黄金时代，全国人正在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了。这种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却有无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别”，便是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垂老别》的：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新安吏》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石壕吏》的：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些诗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才能做出。他所写的是否他亲闻亲见的事实，抑或他脑中创造的影像，且不管他，总之他做这首《垂老别》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六七十岁拖去当兵的老头子；做这首《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一样。

他还有《戏呈吴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这首诗，以诗论，并没什么好处，但叙当时一件琐碎实事——一位很可怜的邻舍妇人偷他的枣子吃，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这也是他注意下层社会的证据。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几句说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被冻死亦足。有人批评他是名士说大话，但据我看来，此老确有这种胸襟，因为他对于下层社会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

他对于一般人如此多情，对于自己有关系的人，更不待说了。我们试看他对朋友。那位因陷贼贬做台州司户的郑虔，他有诗送他道：……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又有诗怀他道：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长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诗梦他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梦李白》二首之一）这些诗不是寻常应酬话，他实在拿郑、李等人当一个朋友，对于他们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亲受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诗，句句都带血带泪。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诗，前后有二十来首，处处至性流露。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前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

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爱情却是很秾挚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这种缘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见。但这一首已可证明工部是一位温柔细腻的人。他到中年以后，遭值多难，家属离合，经过不少的酸苦。乱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儿子饿死了。他的诗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奉先咏怀》）乱后和家族隔绝，有一首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

道：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彭衙行》）他合家避乱到同谷县山中，又遇着饥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当以这时候为最甚。

他的诗说：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七歌》之二）以上所举各诗写他自己家庭状况，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半写实派”。

他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写实。这种作法，在中国文学界上，虽不敢说是杜工部首创，却可以说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从前古乐府里头，虽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写入微。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杜工部的“忠君爱国”，前人恭维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话。他集中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类研究起来，不惟在文学上有价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绝大价值，为时间所限，恕我不征引了。

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刚才举出半写实派的几首诗，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此外还有许多是纯写实的。试举他几首：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裳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后出塞》五首之四）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又如《丽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将近二百字的长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观察事实。从“三月三日天气新”，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极力铺叙那种豪奢热闹情状，不惟字面上没有讥刺痕迹，连骨子里头也没有。直至结尾两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议论，完全让读者自去批评。这种可以说讽刺文学中之最高技术。因为人类对于某种社会现象之批评，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现象写得真切，自然会使读者心理起反应，若把读者心中要说的话，作者先替他倾吐无余，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这类诗，比白香山《新乐府》高一筹，所争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别》诸篇，所用技术，都是此类。

工部的写实诗，什有九属于讽刺类。不独工部为然，近代欧洲写实文学，那一家不是专写社会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写实法写社会优美方面的亦不是没有。如《遭田父泥饮》那篇：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这首诗把乡下老百姓极粹美的真性情，一齐活现。你看他父子夫妇间何等亲热；对于国家的义务心何等郑重；对于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恳切。我们若把这首诗当个画题，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从面孔上传出，便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画。我们须知道，杜集中关于时事的诗，以这类为最上乘。

工部写情，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体算是忧时之作。

然而“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以下一段，纯是玩赏天然之美；“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凭吊往事；“况我堕胡尘”以下一大段，纯写家庭实况，忽然而悲，忽然而喜；“至尊尚蒙尘”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时事，一面盼望内乱速平，一面又忧虑到凭藉回鹘外力的危险；“忆昨狼狈初”以下到篇末，把过去的事实，一齐涌到心上。像这许多杂乱情绪迸在一篇，调和得恰可，非有绝大力量不能。

工部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像《哀王孙》那篇，几乎一句一意，试将现行新符号去点读他，差不多每句都须用“。”符或“；”符。他的情感，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工部写情，有时又淋漓尽致一口气说出，如八股家评语所谓“大开大合”。这种类不以曲折见长，然亦能极其美。集中模范的作品，如《忆昔行》第二首，从“忆昔开元全盛日”起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赞美，令意义格外深厚。自“岂闻一缣直万钱”到“复恐初从乱离说”，翻过来说现在乱离景象，两两比对，令读者胆战肉跃。

工部还有一种特别技能，几乎可以说别人学不到，他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头两句。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仅仅十个字，把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甜酸苦辣都写出来，这是何等魄力。

又如前文所引《述怀》篇的“反畏消息来”五个字，写乱离中担心家中情状，真是惊心动魄。又如《垂老别》里头：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长些作安慰（原文是写老妻送行时语），这是何等沉痛。又如前文所引的：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明明知道他绝对不得归了，让一步虽得归，已经万事不堪回首。此外如：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

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两句应出自《春望》。——编者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公安送韦二少府》）之类，都是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他是用洗练工夫用得极到家，所以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其所以为文学家的文学。

悲哀愁闷的情感易写，欢喜的情感难写。古今作家中，能将喜情写得逼真的，除却杜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外，怕没有第二首。那诗道：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样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工部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于所咏的景物观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征，从里头印出情绪。

如：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题目是“倦夜”，景物从初夜写到中夜后夜，是独自一个人有心事睡不着，疲倦无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写环境，句句和心理反应。又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虽然只是写景，却有一位老病独客秋天登高的人在里头，便不读下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已经如见其人了。又如：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末两句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情绪一点便醒。所以工部的写景诗，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像王、孟、韦、柳的写景，固然也离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像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我很惭愧，我的艺术素养浅薄，这篇讲演，不能充分发挥“情圣”作品的价值，但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节选）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节选）本文为《五千年史势鸟瞰》的一部分，是1922年春夏间在北京清华及高师两校的讲演稿，发表于次年4月《史地丛刊》第2卷2、3号，题作《中华民族之成分》。原文约两万两千字，分五节，此选其前四节。

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例如条顿种族析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种族析为俄、塞等民族。一民族可包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含有中国种族、倭奴种族。

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中国当战国、三国、六朝时。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史记·楚世家》两载楚人之言曰：“我，蛮夷也。”（一为西周时楚子熊渠之言，一为春秋初楚武王之言）此即湖北人当春秋初期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楚与居一焉，则其时楚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南越王佗自称“蛮夷大长”，此即汉文帝时，广东人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魏晋以后，粤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有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彼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民族意识，曷为能发见且确立耶？其详细当让诸民族心理学之专门研究，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吾所释民族之意义略如是，今准此以论中华民族。

的资料之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吾非欲以故见自封，吾于华族外来说，亦曾以热烈的好奇心迎之，惜诸家所举证，未足以起吾信耳。

欲知中国何时始有人类，当先问其地气候何时始适于住居。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则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等多具，则此地之有住民，最少亦经五万年。若不能举出反证以证实此骨非吾族远祖所遗，则不能不承认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万年以上，故所传“九头”、“十纪”等神话，虽不敢认为史实，然固足为我族渊源悠远之一种暗示。然则即云外来，亦决非黄帝、尧、舜以后之事。外来说之较有力者，则因有数种为此地稀乏之物，我先民习用而乐道之，例如玉为古代通宝，而除于阗外，此土竟无产玉之区；麟、凤、龙，号称三灵，而其物皆中亚细亚以西所有。然此等事实，认为古代我族对西方交通频繁之证，差足言之成理，径指彼为我之所自出，恐终涉武断也。

复次，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据旧史则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而后世所传姓谱，大抵非太岳胤孙，即高阳苗裔，似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然即以《史记》所纪而论，既已世次矛盾，罅漏百出。据《三代世表》，黄帝五世孙为帝尧，八世孙为帝舜，〈十〉五世孙为大禹，十七世孙为成汤，十八世孙为周文王。时代全不相应，学者久已疑议百出，或强为之解，皆不能成理。

——梁启超原注后乎此者，弥复难信。且如商周之诗，诵其祖德，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揆度情理，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无何等系属。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商、周在虞、夏时固已存在，但不必为虞、夏所分封。此等小部落，无虑千百，而皆累千百年世其业，若近代之“土司”。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元后、群后名称，屡见于《尚书》。——梁启超原注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

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何故禹时能起此种意识？以吾所度，盖有三因：第一，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第二，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咸迁居高地，日益密接，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第三，与苗族及其他蛮夷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尚书·皋陶谟》大禹陈述治水经过，云：“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似是苗族当治水时不肯协力，或尚有其他扰乱之事，以此与吾族加增恶感。

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文王武王都丰镐（陕西长安）吾辈姑据此种传说为研究基础，自然发生下列三个问题：（一） 何故古帝王皆各异其都？似中国文化并非一元的发展。（二） 神话时代的包牺、神农，既奠居黄河下游沃壤，何故有史时代的尧、舜、禹三帝，反居山西寒瘠之地？是否吾族发祥，果在高原，前此神话，并不足信？（三）黄帝、帝尧等，是否起自西北之异系民族（同系中之小异），而我族文化，实自彼等传来，黄河下游，并非最初之枢核？右第（一）（三）两问题，当于第四节附带说明。今专论第（二）问题。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尧、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泛滥之结果。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其所留史迹之地如历山，如负夏，学者多考定在今山东。夏代诸侯国之见于史者，如有穷、有仍、斟灌、斟寻等，其地亦在河南、山东间。吾侪因此种暗示，可推想虞夏之交，我族一切活动，实以此域为中心。中间遭值水祸，去湿就燥，不过一时现象，水土既平之后，旋复其故也。

如我中华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此当于次节详言之，今但略示蒙古以下五族之概念。

蒙古族狭义的蒙古族，在历史上甚为晚出。公历十世纪后，始以蒙兀儿之名见于史乘，非久遂建设元代之大帝国。广义的蒙古族，殆与东胡极难析划，史籍上所谓山戎、乌桓、鲜卑、吐谷浑、奚、契丹、室韦、鞑靼等，皆此族之主要成分。元亡以后，退出塞北，今犹有一千万人以上，游牧于内外蒙古及青海等地。

突厥族与今欧亚间之土耳其族同源，因隋唐间突厥特强，故以此名传。史籍上所谓獯鬻、狁、匈奴、柔然、铁勒、回纥、葛逻录、乃蛮、黠戞斯等，皆属此族。此族自远古后期至近古中期约二千年间，为祸甚剧，但未尝一度入主中夏。此族大部分，今居于中亚细亚及欧洲东部，其小部分则明清以来号为回回，散居新疆及甘肃、云南之一部。

东胡族广义的东胡族，如前文所说，实可谓为蒙古族所自出，与现在之蒙古族分子混化甚多。狭义的东胡族，专指古来居于今东三省及朝鲜半岛者，史籍中之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高句骊、渤海、女真等属之。最近满洲入主中国，可谓为此族之全盛。但清代二百余年间，次第同化于我，至今日殆全失其民族的独立性。

氐羌族此族之名，《诗》《书》已见，知其起原甚古。其后见于史籍者，则汉之月氏，唐之吐蕃，宋之西夏，元之乌斯藏，明之西番，皆属之。在中国境内者，以西藏为根据地，而云南之猓猓，川边之土番，皆其同族。

境外则缅甸及北印度之一部，亦其势力范围。

蛮越族此族极复杂，三代之苗、蛮、濮，汉之南越、瓯越、爨僰，唐之六诏等，皆属之。此族在今贵州、云南、广西一带，犹存苗及摆夷等名，以示别于吾族；其在境外，则安南（苗）、暹罗（摆夷）其胤胄也。

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例如西南部之苗及猓猓等，虽至今日，血统盖犹极纯粹，然进步遂一无可见。现代欧洲诸名国之民族，殆无不经若干异分子之结合醇化。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凡民族当化合进行期内，如动物之蜕其形，其危险及苦痛之程度皆甚剧。欧洲中世一千年之黑暗时代，皆旋转于此种状况之下，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我族以环境种种关系，能合而不能析，民族员之数量，数十倍于欧洲诸族，则化合期间，固宜视欧洲加长，我国黑暗时代之倍于欧洲，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

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今将吾族各时代加入之新分子有痕迹可考见者，略举如左。先考本部固有之诸族，次及外来侵入或归化之诸族焉。

古夷狄主要诸族名称，见于经传者略如下：苗（三苗）（《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等）、蛮（《诗》、《书》屡见）、群蛮（《左传》）、黎（九黎）（《书·尧典》、《国语》）、荆（荆楚、荆蛮、蛮荆）（最初见者《诗·商颂》“奋伐荆楚”，《小雅》“蛮荆来威”，其后《春秋》时习见）、舒（群舒）（《诗·鲁颂》、《左传》）、吴（句吴）（《左传》）、越（於越）（《左传》）、嵎夷（《书·尧典》、《禹贡》）、莱夷（《书·禹贡》）、淮夷（《书·禹贡》、《诗·大雅》、《鲁颂》）、徐戎（《诗·小雅》）、和夷（《书·禹贡》）、岛夷（《书·禹贡》）、濮（百濮）（《书·牧誓》、《左传》）、氐（《诗·商颂》）、羌（《诗·商颂》、《书·牧誓》）、庸、蜀、髳、微、卢、彭（《书·牧誓》、卢戎亦见《左传》）、巴（《左传》）、貊（《诗》、《论语》、《孟子》）、（《逸周书·王会》）、西戎（昆仑、析支、渠搜）（《书·禹贡》）、戎州已氏之戎（《左传》）、北戎（山戎）（无终）（《左传》）、鬼方（《易》、《诗》）、獯鬻（昆夷、狁）（《诗》《孟子》）、允姓之戎（陆浑之戎、小戎、阴戎、九州戎）（《左传》）、扬皋泉拒伊洛之戎（《左传》）、茅戎（《左传》）、犬戎（畎夷）（《左传》）、骊戎（《左传》）、赤狄（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左传》）、白狄（鲜虞、肥、鼓）（《左传》）、林胡（《战国策》）、楼烦（同上）、义渠（同上）、瓯越（《史记》）、闽越（同上）、南越（同上）。

右所列举者殊未备，但古代民族之散布于今十八省内者略可睹矣。试以春秋中叶（公历前六世纪）为立脚点，观察当时民族分布之形势，大略可分为以下之八组：第一诸夏组以河南、山东两省为根据地，直隶、山西、陕西、湖北之一部分为属焉。

第二荆吴组群舒属焉。以湖北及江苏、安徽之一部分为根据地。

第三东夷组其别为嵎夷、莱夷、岛夷、淮夷、徐戎等。山东濒海半岛及安徽、江苏之淮河流域，皆其势力范围。

第四苗蛮组苗、黎、蛮、卢、濮等皆属焉。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其所出没也。

第五百越组其别为东越、瓯越、闽越、南越等。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为其势力范围。

第六氐羌组巴、庸、蜀及骊戎、阴戎等皆属焉。四川、甘肃及陕西之一部为其势力范围。

第七群狄组即匈奴之前身，其异名有鬼方、獯鬻、狁、昆夷等。其种别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山西、直隶之大部分为所蟠踞，且蹂躏及河南、山东。

第八群貊组即东胡之前身，其异名有山戎、北戎等，辽东及直隶北部为其势力范围。

此八组者，第二、第三、第五组之全部分及第四、第六、第八组之大部分，今已完全消纳于中华民族。然在当时，殆各有其特性以示异于我，惜史料缺乏，无从举证。惟亦尚有一二可考见者：

一、服饰。《左传》记：“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论语》记孔子之言，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以推定西北群狄之俗殆皆被发。《史记·吴越世家》皆有“断发文身”语，可以推定东南濒诲之族多断发。《史记·西南夷传》称：“自滇以北皆魋结，其外嶲、昆明皆编发。”可以推定西南羌蛮，或盘发，或编发。是故对于我中华冠笄民族，得名彼等曰被发民族，断发民族，椎发民族，编发民族。

二、言语。各组各有其言语，殆事理所当然。《左传》记戎子驹支云：“我诸戎衣服饮食，不与华同，言语不通。”驹支为陆浑戎，所居在今河南嵩县，然犹未用华语。《左传》又记介葛卢朝鲁待译而通，介国在今胶州，而与曲阜之人不同言语。孟子斥楚之许行为“南蛮舌之人”，是武昌、襄阳一带土语，中原人便不了解。

凡此皆足为各组语言不统一之证。惜其语今皆殭灭（除苗蛮羌犹存一都分外），末由考察。但据楚、吴、越、狄之人名地名，如熊渠、执疵、熊挚红、寿梦、阖庐、夫差、句践、鬭榖、於菟、皋落、廧咎如，……等等，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

三、宗教。各组各有其宗教，亦意中事，惜今无可博考。据《国语》称“九黎民神杂糅”，《书·甘誓》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皆足为古代我族与他族争教之一种暗示。《左传》记东夷有“用人于社”之恶俗。秦《诅楚文》所质证之大神，有巫咸、亚驼等怪名，直至战国时，楚人犹以特信巫鬼闻。似当时各族大抵迷信多神，与敬天尊祖之诸夏民族带一神教色彩者，颇有异也。

以上不过杂举吾记忆及感想所及，非惟不完备，且未敢自信为定说，特借此以表示古代彼我殊风之一概念而已。以种种殊异之诸组，何以能渐次抟捖为一？其经过之迹何如？所操之术何如？当以次论之。

什么是新文化

什么是新文化本文为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第一中学讲演稿，发表于9月1—2日长沙《大公报》，认为儒家主义最合乎新文化。

——科学的理解与自律的情操今天所演的是“什么是新文化”，这几年来所谓新文化运动，举国的先觉相率提倡，一般青年勇猛前进；这是一个顶好的现象，但是口头讲的很多，你若问他什么是新文化？却有许多答不出来，即或答了出来，也是一个人一样。本来这个问题很难，文化二字包括甚广；人类所发生的文明都可谓之新文化，不过他有许多方面的解释，所以大家反为不懂。不懂还要口头去讲，这可谓无诚意的，即或有诚意的去讲，仅仅对于意思懂得而不能得真正的理解，那末，必会发生许多的流弊。所以要讲新文化，必有两个先决的要点：

一，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

二，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

如何分别呢？非科学的理解：是专靠很聪明，闭目瞑［冥］想，猝然领悟；从前无论中外，都是如此。这种有时也可得很高层次的知识，然而大概都犯着：样样懂，样样不懂；问他真不真，则不能回答；这都是理想的错误。科学的研究如何呢？凡事必由分析整理着手，非找到的确的证据不相信；非有彻底了解不轻易讲；一个问题都可以还原；驳人家须要预备人家回驳。所以科学的研究不能笼统，对于前人所说的，非经过多少经验，不肯相信。对于自己，不能因一时聪明的悟到，即谓了解；总要切实研究才相信才发表，但是研究也不能太多。

譬如今天拿一部文学杂志来讲，明天又拿一部法政杂志来讲，这是万不成的。所谓科学理解，是要有窄而深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整理，据这一点看来，我们现在到底是有科学的理解没有？我相信素来讲新文化的人对于科学是不能诋毁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大多未曾经过此番工夫，轻信附和，人云亦云。譬如我们的衣袖，要研究怎样大小才合卫生？但是现在许多人不这样讲，只看怎样才时髦。人家说不好，即跟着说不好，人家说未必不好，也跟着说未必不好。这层是一般青年最容易发生的毛病，可使知识浅薄，社会堕落。还有一种，本来一样东西他的本质很好，倘无了解的能力，专从表面上看，也会生出毛病出来。譬如共和政体，必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分析，要知道如何才是共和，如何才可名实相副。又如现在所谓社会主义，联省自治，仅知道皮毛，不了解他的内容，也是一样。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国就是吃了此亏。现在新文化的好处固多，坏处也有，坏处就是在这里！希望我们以后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赶紧对于从前走错了的路不要走了！还希望找一门专门学，用科学的方法专心研究，万不可犯着笼统的毛病，这是新文化主要条件。

关于品格底自律的。新时代需要的人格和旧时代不同之点在什么地方？旧时代无论社会家庭，总是一部分人为主体，一部分人为附属：国家是帝王为主，人们为附属；家庭是父母为主，子女为附属；学校是校长为主，学生为附属。现在所谓新人格，即是各个人到了成人的时候，必有各个人自立的能力，不要专靠别人，做别人的附属。好像在孩提时候，要父母喂饭，现在是要到自己吃饭的时候了。

在先前倚赖还不要紧，因为当时人类分为两阶级：（一） 倚赖的，是要受人支配；（二）被倚赖的，是受倚赖的底隶属。这种现象只可在文化幼稚的时代，到现在已经像成了年的人，是不成了。

自由，自治，现在可以说是代表新文化的，但是我们有一宗不能忘的，是为什么才自由呢？可以说就是不倚赖别人，能自治，这个名之曰“自律”。一个人能自律而不能自由，是先辈的不对，倘若不能自律硬要讲自由……或还要倚赖别人，是顶不好的，甚至妨害社会秩序，也是有的。现在各学校都有自治团体，这是新教育的精神。中学校以上，要他□所见报字迹不清。可自律，对于自己的情感，应发展的发展，不应发展的，要自抑制，这是情操，这是能自律。果真这样，能自治当然让他自治，能走路当然让走，不然，牵着手还怕跌，那能自走呢！

已经成了一种遵守的习惯，倘或你要破坏他的习惯——读书高声朗诵……他也只好立出一种规条来，管束你，因为你不能自律！

我看新文化的精神，很有几点和旧文化相同的地方。如从前的法家“信赏必罚”，使社会上现出一种整齐严肃；而儒家则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是新文化的“自律”！不用旁力去压制他使他自己去作。法家的方法，非采用严务的监督不可，如学校一定要用记过，开缺……儒家是专要人自治，要使社会养成一种各个人都自治的风气，不用旁人去干涉，这即所谓“有耻且格”。好像学校里学生都有自治的习惯能力。在教师既免去了许多干涉的烦恼，在学生也增加无穷的兴趣。那末，儒家主义，可以说正合乎新文化了。

我国现代青年，所犯的毛病，遂是不肯努力作自律的工夫，自己没有养成自律的情操，一心专求要解放，要自由。要知道上古时代不自律还可以，倘要在（解）放时代不自律，是不能的。既不自律还要求解放，那是更不成了。所以一方面要求解放、自由，一方面要自己看如何才能得到自律的精神。所以我希望青年们——要作新文化运动应当要“知识上，非做科学的理解不可；在道德——品格——上，非做到自律的情操不可”！我今天因时间仓促，对于各位没多大的贡献，不过希望诸位在以上两点注意罢了！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本文为1922年8月20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稿。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像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学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我个人对于本社一点贡献了。

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的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有？若说老虎杀人算是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若说杀同类算是恶，只听见有人杀人，从没听见老虎杀老虎，然则人容或可以叫做恶兽，老虎却绝对不能叫做恶兽了。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内容弄清楚，看中国和他合不合。譬如说“法国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问“法国”这个字所包范围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国，这句话当然不真了。看这几个例，便可以知道，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对的证据，而且绝对的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

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智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彼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函［涵］盖到这一组智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智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智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智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智识，把他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智识之全部或一部，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智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扩大。倘若智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智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性质，大抵都是如此。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部就班的循着一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智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 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 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

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大乘起信论》考证（节选）

《大乘起信论》考证（节选）【说明】

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

原文约三万一千字，分序、前论、本论上下、结论、余论六部分，此仅选录其本论下及结论部分。原文目次如下：

一、《起信论》果马鸣造乎？

二、《起信论》果真谛译乎？

一、《起信论》与《占察经》

从学理上考察者：一方面研究《大乘起信论》根本思想何在，其所以异于他书而自成其特色者有某几点。一方面研究佛教教理史发展之全部——某某时代始发生某项问题，某项问题发自印度，某项问题发自中国。然后综合两面，观察《起信论》一派思想发生之可能性与其必要性，而因以推论其著作之年代地方及人物。此本章研究法之大凡也。

《起信论》者，有名的所谓一心二门三大之教。以众生心为万法之本，此心法函［涵］有真如生灭二门，其义则有体相用之三大。如本论《立义分》所说：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

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以上一段，为全论总纲，故名《立义分》，以下《解释分》，不外发明此段之理。摩诃衍即梵文大乘之原语。问大乘作何解，《起信论》以吾辈众生之心解之。此心何以名为大，则从体相用三方面说明。体大者，谓吾辈众生之心体——即心之本性，实为真如平等不增不减之一实在体。相大者，谓吾辈众生之心相——即心之现状，佛教术语所谓如来藏者，现在虽为客尘烦恼所覆蔽，而其中实具足大智慧大光明等等之无量性功德。用大者，谓吾辈众生之心用——即心理活动之功用，能产生一切世间出世间之善因果。众生心具此三德，故名为大；凭藉此心成佛，故名为乘。

彼复将此心开为真如生灭二门。文曰：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所谓真如门者，即体大，就众生心之本体立言，与哲学家所谓实在论者相当。谓此众生心之体性即真如法身。生灭门者即相用二大，就心理状态及其开展之迹立言，与哲学家所谓现象论相当。谓从如来藏阿赖耶五意以至分别事识，心相次第变展，现起万法，生出迷悟顺逆种种事象。论主既以此二门说明万法，恐读者误解以为主张二元论，故特别注意说明是“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是二门不相离”。

其说真如则有空不空二义。文曰：所言空者，从本已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

所言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则名不空。其说生灭主体之阿赖耶识，则有觉不觉二义。文曰：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言之，则吾侪忽迷忽悟其可能性安在？论主解答此问题，谓由真如无明互有受薰之可能性故。无明薰真如起妄心，妄心复薰无明，造出种种境界及一切苦，于是本与佛同体者变为众生。真如薰无明尅妄心，被尅之妄心复薰真如，结果能将无明及其所缘生之境界全灭，于是现在众生位者皆成佛。所谓生灭因缘相之主要点如此。

本论所立诸义，学者名之为真如缘起说。盖彼以真如门说明万有之实相，以生灭门说明万有之缘起。然以真如“不可说不可念”故，论文什分之九，皆说生灭。而真如生灭二门既不相离，一切生灭法皆依真如起，以真如为本体。故谓之真如缘起法门。

《起信论》在佛教思想系统上所占之位置吾侪治佛学者，一向皆以《起信论》为入门第一部教科书，辄以为此种教义及组织，自佛在世时即已如是，乃至各派佛教徒所说无不如是，此大误也。《起信论》盖取佛教千余年间在印度、中国两地次第发展之大乘教理，会通其矛盾，撷集其菁英，以建设一圆融博大之新系统。譬诸七级浮屠，此其顶也。其在印度，龙树、无著，双峰对耸。龙树从实相方面立观点，说法体恒空；无著从缘起方面立观点，说万法唯识。延及末流，护法、清辩，互诤空有，法海扬澜。《起信论》以众生心为大乘本体，而众生心一面函［涵］真如相，一面函［涵］生灭因缘相，生灭又以真如为依体，而真如又具空不空二义。于是般若法相两家宗要摄无不尽，而其矛盾可以调和。其在中国，地论摄论诸师，关于佛身如来藏阿赖耶诸问题，各尊所闻，哄成水火。《起信论》会通众说，平予折衷。言佛身则应真双开，言藏识则净妄同体。于是南北各派之说据无不尽，而聚讼得有所定。

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微文深解，融纳众流，殆不可以悉数，故元晓《大乘起信论别记》赞之曰：其为论也，无所不立，无所不破。如《中观论》《十二门论》等，通破诸执，亦破于破，而不还许能破所破，是谓往而不遍论者也。其《瑜伽论》《摄大乘》等，通立深义，判于法门，而不融通自所立法，是谓与而不夺论者也。今此论者，既智既仁，亦玄亦博；无不立而自遣，无不破而还许。……是谓诸论之祖宗，群诤之评主也。“群诤评主”一语，诚哉知言。据晓所说，既可知此《起信论》者，实涵有龙树派之《中观》《十二门》与无著派之《瑜伽》《摄大乘》等之所长。其实《起信》之所苞举所调合宁止此而已哉。

于此而吾侪乃生一疑问焉：据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之理法，凡学说发达之顺序，大率先有甲立，次有乙破，末乃丙合。今就印度思想系统言之，则《中观》甲也，《瑜伽》乙也，《起信》丙也。就中国思想系统言之，则地宗甲也，摄宗乙也，《起信》丙也。人智以积而增，而天道后起者胜。《起信》诚高矣美矣，而谓其出于大乘萌蘖时代之马鸣大士，则是无诤而评，不孕而育，吾侪如悍然蔑视历史则已，苟非尔者，终不能不抉群疑以求一是也。

宇宙之本体何耶？此为形而上学实在论方面之主题。此问题，佛在世时，盖所罕言。弟子及外人有问及者，佛往往斥为戏论，如《阿含》中《箭喻经》所说是其例也。佛何故罕言此问题耶？其一，佛本为实行的宗教家，非与人诤哲学，故对于此问题无取词费。其二，本体体性，当由自证，非声言所能诠说，故引而不发以待学者之自得。佛常说：“于现法中，以身作证。”故佛自身之人格即为此圆满实在性之体现者。诸弟子亲炙佛，即跃然若与此性相接，更无取为言辞上之讨论。原始佛教对于此问题不甚厝意者以此。然亦正以此故，惹起后来佛学界无数问题。

后此佛学界之实在论，质言之，则佛身——或佛性论也。佛身论何自始耶？佛灭度后，所谓“人格的体现者”已不可得见。佛教徒乃倡为肉身虽逝法身常存之说以自慰藉。其关于法身之解释则有种种：或以佛所得之三十七道品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之诸功德为法身；或以无去无来之无为实相的法体为法身；或以遍满虚空光照十方之说法声音为法身；大小乘家，其说不一。凡此皆于众生外求佛身，可名之曰客观的佛身说。印度自龙树、提婆以前，中国自罗什以前之佛身论，皆此类也。

同时有一种学说，其始似与佛身说无关而后此乃两相结合者，则性净说是也。据《异部宗轮论》所记，佛灭后百余年顷，“大众部”从“上座部”分裂。其教义中之一条，谓：“心性本净，而为客尘烦恼所覆。”此说小乘正统之“一切有部”大反对之；其在大乘，则“北印系”皆反对之，“南印系”率赞成之。及《大般涅槃经》出现（此经以西历四二一年由昙无谶译出，在罗什后），昌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佛性亦名法身，亦名如来藏。如来藏者指如来本性在客尘缠缚中之情状言之。其思想渊源出于大众部之性净说，盖无可疑。同此一性，在缠则为众生，出缠则为佛。佛之法身不求诸众生以外，此为主观的佛身说。自此种主观的佛身说出现以后，于是佛身与如来藏，如来藏与心识之间，生出极复杂的问题。全部《起信论》，不过对于此问题之融通解答而已。

龙树前后之佛身论，惟主张佛陀肉身之外尚有法身存在而已。至无著时代，则于法身及肉身以外更立一所谓应化身者，成为三身说。而此三身说复有二种：《金刚般若论》，《法华论》等，名为法身报身应身；《金光明经》《摄大乘论》等，名为法身应身化身，或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不惟名称有异，而解释亦殊。吉藏《法华经玄论》卷九云：若《法华论》明三身者：以佛性为法身，修行显佛性为报身，化众生为化身。若《摄大乘论》所明：隐名如来藏，显名为法身，则此二皆名法身；就应身中自开为二，化菩萨名报身，化二乘为化身。

南方所译之《摄大乘论》等则与彼异：谓隐者名佛性，显者名如来藏，实同一而异名，不能析而为二，故合彼说之前两身为第一身名之为法身，而将彼说之第三身析为二，化菩萨者为第二身，化小乘者为第三身。因有此异说，遂成为当时北方地论派，与南方摄论派辩争极剧之一问题。慧远《大乘义章》（卷十九）谓：“北地之三身说开真合应，南地之三身说开应合真。”即其义也。

《起信论》对于两种三身说之调和《起信论》对于此两说采何种态度乎？彼采北方地论派开真合应说建立体相用三大之义；采南方摄论派开应合真说建立法报应三身之义。其所谓体大，指真如体性，正当地论派之法身；所谓相大，指体中大光明智慧诸义，即出缠之如来藏，正当彼之报身；所谓用大，指诸佛自然不思议之业用，正当其应身。虽然，其正说三身也，则又以体相二大总明法身，而以用大说报应二身。论文云：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际生，非后际灭，毕竟常恒。从本以来，自性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徧照法界义故，……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无有增减毕竟常恒”，指真如体；下文所胪举之一切功德，指真如相。然统名之曰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是此法身明采摄论家说，将地论家之前二身合为一也。论文又云：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依分别事识，凡夫二乘心所见者名为应身。……二者依于业识，谓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报应二身，同为示化利他之身，同属于用大。

是又明采摄论家说，将地论家之后一身析而为二也。彼之三身说固全采摄宗，然仍旁收地宗说以谋调和。论文又云：又此法身是色体，故能现色。所谓从本以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体无形，说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说名法身。……诸佛如来，唯是法身智身之身。此又从法身中立出智身一名。体大真如名法身；相大如来藏名智身；而二者实又异名同物。凡此诸义，其对于南北两派所诤论之三身问题，融贯折衷惨淡经营之迹，历历可见。良由两说相持，故有折衷的可能性且有折衷之必要。若《起信》为马鸣作耶？龙树以前所谓三身说所谓如来藏说者曾未闻其名，马鸣安能及此？即三身说两派之争，在印度似亦无剧烈之痕迹，故印度其他论家，亦无取对此问题费尔许苦心也。

各部派中试立种种异名：如根本识，如穷生死阴，如果报识，如有分识，如细意识，如一味蕴等。《摄大乘论》卷一云：于大众部阿笈摩中，亦以异门密意说此，名根本识，如树依根。化地部中亦以异门密意说此，名穷生死阴。《摄大乘论》天亲释卷二云：根本识是摩诃僧祗部所立名，穷生死阴是弥沙塞部所立名，正量部立名果报识，上座部立名有分识。

《异部宗轮论》云：经量部末师，立有根边蕴，有一味蕴者，即无始来展转和合，一味而转，即细意识曾不间断。——梁启超原注八识说即从此等发展来，目此根本细意识为第八识而名之曰阿赖耶识。阿赖耶之名，据《摄大乘论》卷二谓《增壹阿含》中已有之（但今译本无彼文）。然义意不大明了，或是昔时外道指为自我本体之一术语。故初期佛教徒论法相者，对于“何为阿赖耶”之一问题，颇费索解。一切有部诸师，或以之当“五取蕴”，或指为“萨迦耶见”，所说非一。至无著派之大乘教义起，始用为第八根本识之定名，谓此乃如来甚深微妙之义非声闻辈所能解。此阿赖耶识说成立之次第也。

阿赖耶本含有我爱执藏等义。今既指为诸识之根本且为业相续果报相续之主体，则其性质与所谓佛性如来藏者可谓酷相似。于是如来藏与阿赖耶比较论起。两者之为同为异以及心识之如何分类，成为一极复杂之问题。

西纪四四三年刘宋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楞伽》中，有论如来藏及阿赖耶语，佛典中说此两名词之关系者，当以此经为最古。此经区分心识有广略二说。卷一云：“略说有三种识；广说有八相。何等谓三：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卷四云：“善不善者谓八识。何等为八：谓如来藏名藏识，心意，意识，及五识身。”两文合参，则知略说三识中之真识，即指第八之阿赖耶（藏识），经盖认此识为即真常净识。且云“如来藏名藏识”是明认如来藏与阿赖耶为同物也。其后西纪五一三年后魏菩提流支所译十卷本《楞伽经》中，其第七卷亦云：“阿赖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无明七识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断绝。”又云：“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此论与四卷本正同，谓如来藏与阿赖耶同物。虽然，其下文又云：“如来藏识不在阿赖耶识中。是其七种识有生有灭，如来藏识不生不灭。”又云：“离阿赖耶识无生无灭；一切凡夫及诸圣人依彼阿赖耶识有生有灭。”此则与前文及四卷本之文矛盾，明认如来藏与阿赖耶非同物。所以然者，如来藏说起于南印，阿赖耶说起于北印，其渊源本自不同。《楞伽》之作者，欲调和两派而未成熟，故无意中便露矛盾也。

二处不同：相州北道，计阿梨耶以为依持；相州南道，计于真如以为依持。此二论师俱禀天亲，而所计各异，同于水火。加复摄大乘兴亦计梨耶以助北道。又摄大乘前后二译，亦如地论二计不同。旧译即立庵摩罗识，唐三藏但立第八。读此诸文，可见当时地摄两宗对于此问题诤论极烈。而且地论派中复分南北，摄论派中复分新旧，真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概。今请略述其历史及其诤辩之内容，然后《起信论》思想之位置可得而明也。

地论派者，自后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十地论》后，学者诵习此论，因以得名。以《华严》《楞伽》（四卷本）等经，《十地金刚仙》等论，为其所宗。此派以阿赖耶为真常净识，慧远《大乘义章》卷三云：“阿梨耶有藏识，圣识，第一义识，净识，真识，真如识，家识，本识八名。”《十地论义记》卷三云：“阿梨耶此翻无没识。此是第八如来藏心。虽随缘流转，体不失灭，故云无没。”此正宗四卷《楞伽》以赖耶即如来藏之说也。彼辈又呼赖耶为佛性，名曰佛性识。故《金刚仙论》卷五有“第八佛性识”之语。《大乘义章》卷一云：“佛因自体，名为佛性，谓真识之心。”吉藏《法华玄论》卷二云：“先代地论师，以第八识为佛性。自性清净故，亦名性净涅槃。”慧影《大智度论疏》卷十四云：“佛性之义，依于能照。即是阿赖耶识。”慧思《随自意三昧》云：“藏识湛然不变，西国云阿梨耶识，此土名为佛性，亦名自性清净藏，亦名如来藏。”此种赖耶即佛性赖耶即如来藏之说，源出于南印派，而盛行于我国之北朝，即所谓地论师派也。

其后地论分南道北道二派。北道祖菩提流支及道宠，南道祖勒那摩提及慧光。两派所诤，在阿赖耶与真如之异同问题。北派为地论正统，认赖耶纯与如来藏同体，为一切法之所依持，此外别无根本实体。南派别立真如以为一切之所依持，盖隐然认赖耶与如来藏为别物矣。地论南北两宗之说，除《法华玄义释籤》外，别无可考，未能得其内容。窃疑南道学风，颇受南方摄论派影响变化。容俟续考。——梁启超原注摄论宗即自真谛译《摄大乘论》后，传诸其徒法泰等，遂成一宗，当时谓之新教。以《摄大乘》，《决定藏》，《唯识》诸论为其所依。其说心识，与地论宗大异。彼辈诃斥阿赖耶谓为无记无明随眠之识，而别立第九之庵摩罗识为真常净识。《决定藏论》卷上云：“断阿罗耶识即转凡夫性。舍凡夫法故，阿罗耶识灭。此识灭故，一切烦恼灭。”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三云：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如九识品说。言九识者：眼等六识，大同《唯识论》。第七阿陀那，此云执持，执持第八为我我所。……第八阿梨耶。……第九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真如为体。……地摄两宗虽同祖无著、世亲，然创立摄宗之真谛，绍述纯粹之北印学风，壁垒峻严，重分析以分析，故于八识之上复立第九，认阿赖耶为妄识，与如来藏明示区别。菩提流支等布南印教义于吾国之北，真谛布北印教义于吾国之南，可称学界一佳话。而在印度调和久未成熟之学说，乃不得不有待于中国人。此则《大乘起信论》出世之时也。

体。”此文解释三大中之“体大”，此真如纯为“超阿赖耶的”，立之以为一切法之所依持，如南道地师所说。此真如分离言依言两段说明；离言真如为“绝对真如”；依言真如说其能显之功用与自具之性功德，是为“相对真如”，亦即如来藏。心生灭门释“相用二大”。其发端最重要之语，即：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性。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梨耶识。此文骤读之，若全依《楞伽》。其实不然。四卷本《楞伽》云：“如来藏名藏识。”又云：“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楞伽》所谓“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不能与《起信》之“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同解。《起信》谓如来藏与七识之总和成为阿赖耶；《楞伽》谓赖耶与七识同在，而赖耶体相为何，则未言也。——梁启超原注如此则如来藏与阿赖耶是一。中卷《楞伽》云：“如来藏识不在阿梨耶识中。”如此则如来藏与阿赖耶是异。《起信论》之意，以谓：“依此不生不灭自性清净之如来藏，法尔能有无明七识生灭之相。而此不生不灭自性与彼生灭相之总和，即为阿赖耶识。”不生不灭真体也；生灭妄相也。自《楞伽》以迄地摄两宗，皆以真妄二元对待，校其一异。《起信》则建设真妄同体浑然一识之一元观，故曰“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然则不生不灭何以能与生灭和合耶？论中尝举水波之喻以示其关系。《楞伽》卷四云：“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青赤种种色，……日月与光明，非异非不异。海水起波浪，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谓彼藏识处种种诸识转。”此文骤读，若与《起信》水波之喻相同。其实不然。《楞伽》谓赖耶藏诚为境界风所动，生七识之波浪，而赖耶与七识和合非一非异，即所谓如来藏与七识俱也。《起信》谓自性清净心为无明风所动生七识之波浪，而净心与无明和合非一非异，成为赖耶。《楞伽》之赖耶，即《起信》之净心，“实即起信的赖耶”之构成要素。《起信》之和合，即赖耶自体；《楞伽》之和合，则示赖耶与七识相互关系也。治法相者宜分别观之。——梁启超原注文曰：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自性清净心，不生不灭者也，喻如水。无明，生灭者也，喻如风。七识相续之相，喻如波。“水相风相，不相舍离”，故非异；“而水非动性”，故非一。此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之所以可能，而真妄合体之一元观所由成立也。此义既立，而积年诤论之如来藏与阿赖耶同异问题，可以解决。质而言之，则如来藏为阿赖耶构成之主要素；而阿赖耶尚藉他要素乃能构成。故亦可云如来藏与阿赖耶非一非异也。

之识也。然则此极端矛盾之觉不觉两义，何由能具于一识中耶？论之言曰：念无自相，不离本觉。譬如迷人，依方故迷。众生亦尔，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以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此言阿赖耶亦觉亦不觉，自其觉的功用言之则为真，自其不觉的功用言之则为妄。

而觉不觉实有互不可离之关系，则阿赖耶谓之真也可，谓之妄也亦可。论主以此折衷地摄两宗之说，而积年阿赖耶真妄问题之聚讼可以息。

《起信论》思想之内容及其与印中两土各派思想之关系，既略如前述。今当归结到本文——《起信论》是否马鸣造真谛译之问题。

凡一人有数部著作，其间思想之交互连络，必有痕迹可寻。例如龙树之《中论》，《十二门》，《大智度》；无著之《摄大乘》，《显扬圣教》，《拨伽师地》；世亲之《唯识》，《佛性》，《辨中边》。皆各有其一家之学风，处处互相发明。今藏中所传马鸣著作，其来历最分明而确实可信者，有《大庄严论》，《佛本行赞》二种；今以之与《起信》相校，凡《起信》所有之思想，彼中皆无；凡彼中所有之思想，《起信》亦不见。虽曰所诠之对象不同，不必相袭；然以一人之著作而思想系统绝不相属若此，实情理之所不许。衡以因明“异品徧无”之例，苟不认彼两书为马鸣作则已，亦既认之，则决不能信《起信》为同出一人之手也。

《起信论》中许多思想，非惟马鸣时无之，即龙树时亦无之。他且勿具举，即以阿赖耶识一义论，此义明明至无著、世亲时代乃始成立。故彼兄弟所著书，皆汲汲于辨明此识之必有与夫此种分析之合于佛意。就中如《摄大乘论》，全书三分一之篇幅，费于“阿赖耶有无”之辨论。此凡初创新书者例须如此也。假使《起信论》为马鸣作，则阿赖耶说当无著前数百年已为学界大师所公认，《摄大乘论》之絮絮辨明，岂非全无意义？且马鸣既立有此识，而龙树之论识乃全袭旧说仅有第六意识而止。难者或曰：“就令《起信论》非马鸣作，而阿赖耶之名，在龙树前早已存在。彼《楞伽经》中佛告大慧，不已详哉言之耶？”读者若以此等论锋相加，则吾侪殆无所容其辩难。如此则惟有认龙树、提婆辈为一极陋极愚之学者，并其所读之《楞伽》而不能解耳；敢吾于前论标出数项根本意见，言须承认许多佛经为佛灭后千年间次第发展。盖不如此则佛教教理系统全破矣。——梁启超原注龙树以马鸣之分析为非耶？宜有以纠驳之，以为是耶？乃不取此进步的学说而袭用小乘家言何也？否则龙树为一极固陋之人，于马鸣著作全未寓目也。凡此皆事理所必不可通者。不惟此一义而已，如所谓三佛身、所谓如来藏、所谓众生心、所谓真如受熏等等之主要学说，皆龙树所未梦见。质而言之，《中观》《大智度》等论中受《起信》思想影响之痕迹，丝毫不可考见。吾侪既不能认彼诸论为非龙树作，即不能认龙树前有所谓马鸣《起信论》者存也。

《起信》出龙树后，稍有常识者应无异辞，此后马鸣之说所由生也。此后马鸣后至何时耶？以思想系统言之，必其在世亲后然后可。盖《起信》中一大部分精神，在调和大乘两宗空有之诤，至易见也。故若为印度撰述，亦宜在护法、清辩对垒之时或更在其后。然向来言有后马鸣者，亦不过言其为提婆弟子（龙树再传），而彼时代之不能发生此思想又至易见也。故后马鸣之说亦不能成立也。

凡造论必有所对治，而所对治者必为当时正面之敌人。譬有一欧文政治学书于此，题为十八世纪某名家所作，其内容则自立一种社会主义，而对于异派之社会主义徧加批驳；对于贵族主义平民主义之得失乃无一言论及；此书不问而知其伪矣。盖十八世纪时代之政治论，其主要目的在与君主贵族肉薄；而社会主义并未出现，至何派之优劣更不成问题也。印度之大乘论部书，译本不下百种，试一一搜览，当可发见其中破敌之论，皆一面对治小乘，一面对治外道。乃《起信论》则全与彼等异：其中“对治邪执”之一段，所对治者纯为大乘别派，而于小乘及外道乃似不措意。内中所诃斥之“人我见”，全属关于法身与如来藏之问题，所谓法身有色耶无色耶，空耶不空耶，如来藏有自相差别耶无自相差别耶，……等，正我国南北朝时代佛教徒辩诤之焦点也。本论对治邪执中之五种人我见，其第一种邪执，谓“法身犹如虚空”，此指道生之法身无果及梁代三大法师之佛果无色说也。第二种邪执，谓“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此指般若一般之说，印度本有之，而中国亦甚盛者也。第三种邪执，谓“如来藏有色心自相差别”，全与第二执相反，此指罗什等以佛之音声等为法身之说也。

第四种邪执，谓“如来藏自体具有世间生死等法”，此指天台之所谓十界性，四明之所谓性恶说，盖当时摄论宗所主张如此也。此等问题（除第二执外），在印度曾发生与否，不可深考，要之在我国学界乃喧豗极也。

——梁启超原注若此论为马鸣造耶？马鸣时代，并如来藏法身等名目而无之，遑问异说？以此对治，宁非无的放矢？而其时正值外道争鸣小乘跋扈，何以翻无一言施以对治？此何异以一书嫁名亚丹斯密，而书中乃徧评“布尔雪维克”“散得加”“基尔特”主义之得失；以一书嫁名卢梭，而书中对于君权神授说乃噤不一及也。夫岂惟马鸣时代为然，彼印度之大乘家，盖始终在外道小乘重围中，故虽至护法、清辩辈，其著作皆为对外对小之精神所贯注，从未有舍彼两大敌而以大乘异说为对治之鹄者。观《起信论》所对治，则知其书盖产于无小乘无外道之国，且当大乘各派讧争混乱之时，而印度则非其伦也。

如彼也。

以上从文献教理两方面考察之结果，《起信论》非出印度，殆成信谳。同时支那撰述说当然成立。然则中国曷为而能有此书且曷为而须有此书？当时学界情况，如前章所述：先以罗什所传之龙树派教义为中心，成立三论宗。此宗在吾思想界有极深之根柢，极雄之势力，当东晋、宋、齐间殆呈一统之观。及流支、笈多输入世亲派教义，创立地论宗，而固有之势力为之动摇。真谛东来，又于世亲派中异军特起别成所谓摄论宗者。三宗对峙，成鼎足割据之状，思想界之混乱，达于其极。以好调和之中国国民性，对于此种状态，殊难安忍，于是乎感有会通融和之必要。而以三百年间根柢蓄积之深厚，对于各项主要问题经无数贤哲往复辩争，略已尽其症结。学者所积学力，既已有调和众说独标新谛之可能性。夫既必要而且可能，此则以调和为职志之《起信论》所由起也。然则调和已奏功乎？曰，是又乌能。夫思想者永无统一之期者也，果统一则已失其活力而不复得名之曰思想。我国佛教思想系统，入隋唐以后，三论蜕变为天台，摄论蜕变为法相，地论蜕变为华严。以吾观之，《起信论》所占位置，不过扩地论宗土宇为华严宗先驱而已。然则《起信论》无甚价值可言耶？曰，是大不然。《起信论》者，消化印度的佛教而创成中国的佛教之一大产物也。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比较优劣，此别一问题。但凡属文化力伟大之国民，承受外来学说，必能咀嚼之，变化之，加入自己之国民特性以成一新系统。我国之于佛教正如此。而《起信论》及其所导出之华严宗，正其代表也。

然则创此《起信论》者谁耶？望月氏与村上氏对于此问题颇费极长之讨论，而其说亦屡有小变。望月先确定其年代：谓此论尝为慧远著述中所称引，慧远以隋开皇十二年（西纪五九二）入寂，故成书之最低限，不能晚于开皇十二年。又此论确有引用真谛本《摄大乘论》之翻译在陈天嘉四年（西纪五六三），故成书之最高限，不能早于天嘉四年。然则此书殆成于此三十年间某学者之手，殆无可疑。

据唐均正《四论玄义》所说，或云“北土论师造”，又云北地论师谓是“昔日地论师所造”。望月氏既求之于北地，又求之于南地，既求之于地论家，又求之于摄论家。其人则若慧思若昙延若昙迁，皆尝拟及，而结果略推定为昙遵。其考证之功甚勤，亦粗能自完其说。若全引之，须费数干言，恐读者见厌，且从省略欲知其说，可看原著一六四至一七二叶，又四九至六四叶。——梁启超原注。望月之意，总以为是当时某派论师，欲立一说以战胜他派。自审人微言轻，乃托于马鸣、真谛以自重。于是在各派中皇皇求索，务得其人以实之。吾以为此不必也。本论发端说造论因缘总相曰：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安知非当时有一悲智双圆之学者，悯诸师之哄争，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论以药之，而不欲以名示人。此在我国著述界中，殊不足为奇也。在论主之意，并未尝欲托古人以为重。及既传于世，共赏其玄异而不审其所自来。有好事者则谓是非马鸣不能作非真谛不能译也。辄以署之，而传者因之，于是转成作伪之文矣。以吾所见，或是如此，姑陈之以备一解。

抑吾更有言者，无论此书作者为谁，动机何等，曾不足以稍损其价值。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以佛家依法不依人之义衡之，虽谓为佛说可耳。于马鸣乎何有！于真谛乎何有！

屈原研究

屈原研究本文为1922年11月3日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稿，刊于同年11月18—24日《晨报副刊》。

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

屈原的历史，在《史记》里头有一篇很长的列传，算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人可欣慰的事。可惜议论太多，事实仍少。我们最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岁和他所享年寿。据传文大略推算，他该是西纪前三三八至二八八年间的人，年寿最短亦应在五十上下。和孟子、庄子、赵武灵王、张仪等人同时。他是楚国贵族，贵族中最盛者昭、屈、景三家，他便是三家中之一。他曾做过“三闾大夫”。据王逸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然则他是当时贵族总管了。他曾经得楚怀王的信用，官至“左徒”。据本传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见他在政治上曾占很重要的位置。其后被上官大夫所谗，怀王疏了他。怀王在位三十年（西纪前三二八至二九七），屈原做左徒，不知是那年的事，但最迟亦在怀王十六年（前三一二）以前。因那年怀王受了秦相张仪所骗，已经是屈原见疏之后了。假定屈原做左徒在怀王十年前后，那时他的年纪最少亦应二十岁以上，所以他的生年，不能晚于西纪前三三八年。屈原在位的时候，楚国正极强盛，屈原的政策，大概是主张联合六国，共摈强秦，保持均势，所以虽见疏之后，还做过齐国公使。可惜怀王太没有主意，时而摈秦，时而联秦，任凭纵横家摆弄。卒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本传》文）。怀王死了不到六十年，楚国便亡了。屈原当怀王十六年以后，政治生涯像已经完全断绝。其后十四年间，大概仍居住郢都（武昌）一带。因为怀王三十年将入秦之时，屈原还力谏，可见他和怀王的关系，仍是藕断丝连的。怀王死后，顷襄王立（前二九八），屈原的反对党，越发得志，便把他放逐到湖南地方去，后来竟闹到投水自杀。

屈原什么时候死呢？据《卜居》篇说：“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篇说：“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假定认这两篇为顷襄王时作品，则屈原最少当西纪前二八八年仍然生存。他脱离政治生活专做文学生活，大概有二十来年的日月。

屈原所走过的地方有多少呢？他著作中所见的地名如下：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邅吾道兮洞庭。

望涔阳兮极浦。

遗余佩兮澧浦。右《湘君》洞庭波兮木叶下。

沅有芷兮澧有兰。

遗余褋兮澧浦。右《湘夫人》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

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雨。右《涉江》发郢都而去闾兮。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背夏浦而西思兮。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右《哀郢》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低佪夷犹，宿北姑兮。右《抽思》浩浩沅湘，纷流汩兮。右《怀沙》遵江夏以娱忧。右《思美人》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右《远游》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右《招魂》内中说郢都，说江夏，是他原住的地方，洞庭湘水，自然是放逐后常来往的，都不必多考据。最当注意者，《招魂》说的“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像江西庐山一带，也曾到过。但《招魂》完全是浪漫的文学，不敢便认为事实。《涉江》一篇，含有纪行的意味，内中说“乘舲船余上沅”，“朝发枉陼，夕宿辰阳”，可见他曾一直遡著沅水上游，到过辰州等处。他说的“峻高蔽日，霰雪无垠”的山，大概是衡岳最高处了。他的作品中，像“幽独处乎山中”，“山中人兮芳杜若”，这一类话很多。我想他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

最奇怪的一件事，屈原家庭状况如何，在本传和他的作品中，连影子也看不出。《离骚》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两语。王逸注说：“女媭，屈原姊也。”这话是否对，仍不敢说。就算是真，我们也仅能知道他有一位姊姊，其余兄弟妻子之有无，一概不知。就作品上看来，最少他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都是独身生活。

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

屈原有多少作品呢？《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据王逸《楚辞章句》所列，则《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

《九歌》十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

《渔父》一篇今将二十五篇的性质，大略说明：（一）《离骚》据本传，这篇为屈原见疏以后使齐以前所作，当是他最初的作品。起首从家世叙起，好像一篇自传。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

（二）《天问》王逸说：“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我想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为“先王庙”不应在偏远之地。这篇体裁，纯是对于相传的神话发种种疑问，前半篇关于宇宙开辟的神话所起疑问，后半篇关于历史神话所起疑问。

对于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

（三）《九歌》王逸说：“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

……见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这话大概不错。“九歌”是乐章旧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这十篇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

（四）《九章》这九篇并非一时所作，大约《惜诵》、《思美人》两篇，似是放逐以前作；《哀郢》是初放逐时作；《涉江》是南迁极远时作；《怀沙》是临终作。其余各篇，不可深考。这九篇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

（五）《远游》王逸说：“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我说《远游》一篇，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表现，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

（六）《招魂》这篇的考证，前文已经说过。这篇和《远游》的思想，表面上像恰恰相反，其实仍是一贯。

这篇讲上下四方，没有一处是安乐土，那么，回头还求现世物质的快乐怎么样呢？好吗？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Goethe：Faust）剧上本一样，《远游》便是那剧的下本。总之这篇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

（七）《卜居》及《渔父》《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意味甚为明显。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为什么自杀呢？我说：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著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种“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

是那时候的社会。

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九歌》中《山鬼》一篇，是他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其文如下：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艰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我常说，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他独立山上，云雾在脚底下，用石兰、杜若种种芳草庄严自己，真所谓“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一点尘都染污他不得。然而他的“心中风雨”没有一时停息，常常向下界“所思”的人寄他万斛情爱。那人爱他与否，他都不管。他总说“君是思我”，不过“不得闲”罢了，不过“然疑作”罢了。所以他十二时中的意绪，完全在“雷填填、雨冥冥、风飒飒、木萧萧”里头过去。

他在哲学上有很高超的见解，但他决不肯耽乐幻想，把现实的人生丢弃。他说：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他一面很达观天地的无穷，一面很悲悯人生的长勤。这两种念头，常常在脑里轮转，他自己理想的境界，尽够受用。他说：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远游》）这种见解，是道家很精微的所在，他所领略的，不让前辈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他曾写那境界道：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廖廓而无天。视翛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远游》）然则他常住这境界翛然自得，岂不好吗？然而不能。他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对于现实社会，不是看不开，但是舍不得。他的感情极锐敏，别人感不著的苦痛，到他的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他说：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远游》）又说：惜吾不及见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思美人》）一朵好花落去，“干卿甚事”？但在那多情多血的人，心里便不知几多难受。屈原看不过人类社会的痛苦，所以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社会为什么如此痛苦呢？他以为由于人类道德堕落。所以说：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此兮，又况揭车与江蓠？（《离骚》）所以他在青年时代便下决心和恶社会奋斗。常怕悠悠忽忽把时光耽误了。他说：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离骚》）要和恶社会奋斗，头一件是要自拔于恶社会之外。屈原从小便矫然自异，就从他外面服饰上也可以见出。他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又说：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离骚》）《庄子》说：“尹文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当时思想家作些奇异的服饰以表异于流俗，想是常有的。屈原从小便是这种气概。他既决心反抗社会，便拿性命和他相搏。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又说：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又说：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吾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他从发心之日起，便有绝大觉悟，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他赌咒和恶社会奋斗到底，他果然能实践其言，始终未尝丝毫让步。但恶社会势力太大，他到了“最后一粒子弹”的时候，只好洁身自杀。我记得在罗马美术馆中曾看见一尊额尔达治武士石雕遗像，据说这人是额尔达治国几百万人中最后死的一个人，眼眶承泪，颊唇微笑，右手一剑自刺左胁。屈原沉汨罗，就是这种心事了。

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以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这是屈原追叙少年怀抱。他原定计画，是要多培植些同志出来，协力改革社会。到后来失败了。一个人失败有什么要紧，最可哀的是从前满心希望的人，看著堕落下去。

所谓“众芳芜秽”，就是“昔日芳草，今为萧艾”，这是屈原最痛心的事。

他想改革社会，最初从政治入手。因为他本是贵族，与国家同休戚，又曾得怀王的信任，自然是可以有为。他所以“奔走先后”与闻国事，无非欲他的君王能够“及前王之踵武”（《离骚》）。无奈怀王太不是材料：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他和怀王的关系，就像相爱的人已经定了婚约，忽然变卦。所以他说：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他对于这一番经历，很是痛心，作品中常常感慨。内中最缠绵沉痛的一段是：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咍。……（《惜诵》）他年少时志盛气锐，以为天下事可以凭我的心力立刻做成，不料才出头便遭大打击。他曾写自己心理的经过，说道：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

犹有曩之态也。（《惜诵》）说是如此，他肯吗？不不！他断然排斥“迁就主义”。他说：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常态也。（《怀沙》）他认定真理正义，和流俗人不相容，受他们压迫，乃是当然的。自己最要紧是立定脚跟，寸步不移。他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橘颂》）他根据这“独立不迁”主义，来定自己的立场，所以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易卜生最喜欢讲的一句话：Allornothing（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屈原正是这种见解。“异道相安”，他认为和方圆相周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他说也是如此说，做也是如此做。

不肯迁就，那么，丢开罢。怎么样呢？这一点，正是屈原心中常常交战的题目。丢开有两种：一是丢开楚国，二是丢开现社会。丢开楚国的商榷，所谓：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这种话就是后来贾谊吊屈原说的“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屈原对这种商榷怎么呢？他以为举世溷浊，到处都是一样。他说：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游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一息。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

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悲回风》）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霭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余。……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离骚》）诸如此类，所写都是超现实的境界，都是从宗教的或哲学的想象力构造出来。倘使屈原肯往这方面专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过得很舒服，然而不能。他在《远游》篇，正在说“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底下忽然接著道：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沧兮，悼芳草之先零。他在《离骚》篇，正在说“假日媮乐”，底下忽然接著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乃至如《招魂》篇把物质上娱乐敷陈了一大堆，煞尾却说道：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下。正所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丢开吗？如何能够呢？他自己说：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这两句真是把自己心的状态全盘揭出。超现实的生活不愿做，一般人的凡下现实生活又做不来，他的路于是乎穷了。

逝而不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内中最沉痛的是：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居兮，狐死必首丘。信非余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这等作品，真所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任凭是铁石人，读了怕都不能不感动哩！

他在湖南过的生活，《涉江》篇中描写一部分如下：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余，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大概他在这种阴惨岑寂的自然界中过那非社会的生活，经了许多年。像他这富于社会性的人，如何能受？他在那里：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惜诵》）他和恶社会这场血战，真已到矢尽援绝的地步。肯降服吗？到底不肯。他把他的洁癖坚持到底。

说道：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他是有精神生活的人，看著这臭皮囊，原不算什么一回事。他最后觉悟到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他便从容死去。临死时的绝作说道：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西方的道德论，说凡自杀皆怯懦。依我们看，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行为，我们诚然不必推奖他。至于“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屈原说的“定心广志何畏惧”，“知死不可让愿勿爱”，这是怯懦的人所能做到吗？

《九歌》中有赞美战死的武士一篇，说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这虽属侑神之词，实亦写他自己的魄力和身分。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偌大一份遗产，他的责任算完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呵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呵呵！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以上所讲，专从屈原作品里头体现出他的人格，我对于屈原的主要研究，算是结束了。最后对于他的文学技术，应该附论几句。

屈原以前的文学，我们看得着的只有《诗经三百篇》。《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写实感。实感自然是文学主要的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曰想象力。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就这一点论，屈原在文学史的地位，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无来者。因为屈原以后的作品，在散文或小说里头想象力比屈原优胜的或者还有；在韵文里头，我敢说还没有人比得上他。

说。《天问》纯是神话文学，把宇宙万有，都赋予他一种神秘性，活像希腊人思想。《招魂》前半篇说了无数半神半人的奇情异俗，令人目摇魄荡。后半篇说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件一件地从他脑子里幻构出来。至如《离骚》：什么灵氛，什么巫咸，什么丰隆，望舒，蹇修，飞廉，雷师，这些鬼神，都拉来对面谈话，或指派差事。什么宓妃，什么有娀佚女，什么有虞二姚，都和他商量爱情。凤皇，鸩，鸠，，都听他使唤，或者和他答话。虬龙，虹霓，鸾，或是替他拉车，或是替他打伞，或是替他搭桥。兰，茝，桂，椒，芰荷，芙蓉……无数芳草，都做了他的服饰。昆仑，县圃，咸池，扶桑，苍梧，崦嵫，阊阖，阆风，穷石，洧盘，天津，赤水，不周……种种地名或建筑物，都是他脑海里头的国土。又如《九歌》十篇，每篇写一神，便把这神的身分和意识都写出来。想象力丰富瑰伟到这样，何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哩！

班固说：“不歌而诵谓之赋。”从前的诗，谅来都是可以歌的，不歌的诗，自“屈原赋”始。几千字一篇韵文，在体格上已经是空前创作，那波澜壮阔，层叠排奡，完全表出他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有这种技术，才配说“感情的权化”。

写客观的意境，便活给他一个生命，这是屈原绝大本领。这类作品，《九歌》中最多。如：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秋兰兮蘪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河伯》）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太史公批评屈原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史记》本传）虽未能尽见屈原，也算略窥一斑了。我就把这段作为全篇的结束。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选）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选）【说明】

先秦政治思想优越性的热情肯定（特别是世界主义），同时也批评了传统哲学的缺陷（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等等），也有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回应及对时政的批评，该文隐含了任公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深沉思考。

原书约十八万字，分三十三章，此仅选录其序论第一章，前论第二、三章，本论第二、第十七章。原书目录如下：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

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经，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尔曼人之瞑［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的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围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型，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言：“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继则仇法国人，继则仇德国人，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此言深可味。）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

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钜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戚？然而平陂往复，理有固然；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皆待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主义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并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此种理想，吾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护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斯固然矣。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若果尔者，一切阶级灭尽之后，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此主义以不可抗的权威，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俱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骩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现Bythepeople主义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

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义也。我国盖自春秋以前，已注重此点，“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后此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而其最大特色，则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故分配以惰力而保平均，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此根本特色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即其一也。此非本论范围，故不多及。）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脑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积极要求者，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例如法国之“人权宣言”，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消极承诺者，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濬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族长为一族之主祀者，同时即为一族之政治首长，以形成政教合一的部落。宇内古今各国之成立，莫不经过此阶级，中国亦其一例也。记中国最初之社会组织者，当以《国语·楚语》观射父之言为近真。其言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宫，谓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吾侪今日读此，孰不以巫觋祝宗等为不足齿之贱业。殊不知当时之“巫”，实全部落之最高主权者：其人“聪明圣智”，而“先圣之后”、“名姓之后”皆由彼所“使”以供其职；而所谓“五官”者，又更在其下。盖古代政教合一之社会，其组织略如此。彼时代殆无所谓政治思想，藉曰有之，则神意必其鹄也。（《楚语》所述，谓少昊前制度如此。少昊时九黎乱德，破坏此制，颛顼修复之。其后三苗又破坏此制，尧修复之云云，虽属神话，然古代我族与苗族之争，实含有宗教战争的意味，可于此略窥消息也。）其时之神，一耶多耶？以理度之，盖为多神，观文中“上下之神氏姓所出”一语，则知其神纯属“拟人”者。

且偏于上下，其族孔繁。然而此种思想几经洗炼蜕变，至有史时代，而最高一神之观念已渐确立，其神名之曰天曰上帝。于是神意政治进为天意政治，吾得名之曰天治主义。

籍中到处表现。如《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生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皇矣》）如《书经》：苗民弗用灵……惟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吕刑》）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康诰》）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召诰》）两《经》中若此类文字甚多，其详具如下文“附录一”所列举。要之古代思想，极为素朴，其对于天之观念，与希伯来《旧约全书》所言酷相类。天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与人无殊，常直接监察或指挥人类之政治行动。若此者亦得名之曰具象的且直接的天治主义。

人类理智日进，此种素朴思想不足以维系，于是天之观念，逐渐醇化而为抽象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维天之命》），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文王》），所谓“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书·吕刑》），诸如此类。其所谓天者，已渐由宗教的意味变为哲学的意味。而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总根核，即从此发轫。

哉。则也，范也，叙也，秩也，皆表自然法则之总相。因则而有彝，因范而有畴，因叙而有典，因秩而有礼，则自然法则之演为条理者也。此总相即后此儒家道家之所谓道。其条理，则后此儒家之所谓礼，法家之所谓法也。而其渊源则认为出于天，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认为政治所从出而应守。若此者，吾名之曰抽象的天意政治。

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天子之称，始于《书经》之《西伯戡黎》，次则《洪范》，次则《诗经》雅、颂中亦数见。《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语最能表出各代“天子”理想之全部。天子者即天之子。《诗》所谓“昊天其子之”也。一面为天之子，一面又为民之父母。故《诗》亦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此天子以“格于上下”（《尧典》文）而为之媒介，遂以形成一“天人相与”之大家族。此古代政治上之最高理想也。邃古之“巫觋政治”，不过凭附一人以宣达天意，政治完全隶属于宗教之下。此种“天子政治”，则认定一人以执行天意，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天而有代理人，则政教分离之第一步也。若此者，吾名之曰间接的天治主义。

然则天子与人民为相对的阶级耶？是又不然。《召诰》之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者何？众子之长也。人人共以天为父，而王实长之云尔。（《公羊传》云：“谓为天之子也可，谓为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该引文见《谷梁传·庄公三年》——编者注。此谓人人皆天之子，而王者以尊故专用此名表之云尔。此可为《召诰》元子义之注脚。）元子而常常可以改，则元子与众子之地位原非绝对的。质言之，则人人皆可以为天子也。此种人类平等的大精神，遂为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秦誓》逸文孟子引）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秦誓》逸文《左·襄三十一》引）天子为天之代理人，在天监督之下以行政治，则本来之最高主权属于天，甚明。然此抽象的天，曷由能行使其监督耶？吾先民以为天之知（聪明）能（明威）视听，皆假涂于人民以体现之。民之所欲恶，即天之所欲恶。于是论理之结果，不能不以人民为事实上之最高主权者。故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晋师旷之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左·襄十四》）此言君主责任之义，最为痛切明白。

舜之于禹，皆告以“天之历数在尔躬”，而又云“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盘庚》言“恭承民命”，《召诰》言“愿畏民碞”，皆对于人民积极负责任之精神也。

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以“改厥元子”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牧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后此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

革命不可常也。然则平时所以体现民意者奈何？我先民则以采纳舆论为不二法门，所谓“史载书，瞽陈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等等，皆舆论机关也。古代贤士大夫，盖绝对主张言论自由，故周厉王监谤，召穆公非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周语》）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或劝子产毁校，子产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襄三十二》应为《左·襄三十一》——编者注。）此皆尊重舆论之明训也。然亦非谓舆论当绝对的盲从。《左传》曾记栾书一段谈话如下：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左·成六》）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然谓多数所赞者必与国利民福相应，则按诸理论与征诸史迹而皆有以明其不然也。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

古代之民本主义，曾否实现，用何种方法实现，实现到若何程度，今皆难确言。《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周官·小司寇》条下云：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周官》虽不可尽信，然此制似属古代所常行，盖《左传》及他书，尚屡见其迹。“卫灵公将叛晋，朝国人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我犹可以能战。’曰：‘然则如叛之？’……”（《左·定八》）“吴之楚也，陈怀公朝国人，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哀元》）此皆询国危之例也。“晋惠公为俘于秦，使吕饴甥朝国人……告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僖十五》）“周王子朝之难，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左·昭二十四》）此皆询立君之例也。前所举《盘庚》将迁殷“命众悉至于庭”，又孟子称太王将迁歧“属其耆老而告之”，此皆询国迁之例也。由此观之，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

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

第二章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及研究资料春秋战国间学派繁茁，秦汉后，或概括称为百家语，或从学说内容分析区为六家为九流。其实卓然自树壁垒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余异军特起，略可就其偏近之处附庸四家。四家末流，虽亦交光互影，然自各有其立脚点所在，故今惟以四家为一期思想之主干。

四家思想之内容，当于次章以下分别详述，惟欲令学者先得一概念以为研究之准备，故先以极简单之辞句叙说如下：

一、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并政府而不必要。吾名之曰“无治主义”。

二、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又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而于经济上之分配亦甚注意。吾名之曰：“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三、墨家。其注重同情心与儒家同，惟不认远近差等。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脚点，同归依于一超越的最高主宰者（天）。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而自由则绝不承认，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吾名之曰“新天治主义”（对三代前之旧天治主义而言）。

四、法家。其思想以“唯物观”为出发点，常注意当时此地之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之神圣。其政治论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主治者以心为高下。人民惟于法律容许之范围内，得有自由与平等。吾名之曰“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

右四段原书是竖排繁体，故言“右四段”，此处则为“上四段”——编者注。以思想性质为序，试取譬于欧陆各国国会席次，则道家其极左党，法家其极右党，儒家则中央党，而墨家则中央偏右者也。至其发生及成立年代，则儒家为传统的学派，成立最早；道家成立年代大有疑问，然最早亦当在儒家后，迟或竟在墨家后；墨家成立，确在儒家后法家前；法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而成立则在彼三家后。此其大较也。今次论四家之代表人物及其年代与著作。

《乐》，赞《易》，修《春秋》。但《诗》、《书》、《礼》皆旧文，《乐》无文字，《易传》是否全出孔子尚有问题，确经孔子手定者惟《春秋》耳。吾侪研究孔子，不能克求诸其著述，惟当求诸其弟子及后学所记。

所记最醇粹可信者，首推《论语》，次则《易传》，次则公羊氏所传《春秋传》。其二戴《礼记》各篇，成立年代早晚不同，最晚者实出汉儒手，且纯驳亦互见，当分别观之。要之，《论语》以外各书，若确指为孔子学说则尚容商榷，若认为儒家学说，盖无大过也。儒家至战国末有二大师，一为孟子，一为荀卿。年代具如前表所推定，孟子书有《孟子》七篇，盖其门人手记而大半曾经孟子阅定者。荀卿书有《荀子》三十二篇，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后人窜乱附益，要亦无逾越畔岸之处。故以此二书及前举各书贯通研究，便可见儒家思想之全部及其派分变迁之迹。

道家言宗老庄人所共知。但《老子》五千言之著者果为谁氏，《庄子》三十三篇之著者果为何时人，今尚为学界悬案未决之问题。旧说大率认五千言之著者为孔子所从问礼之老聃，果尔，则其人为孔子先辈，道家当在儒家前成立。虽然，问老聃著书之说从何出？不外据《史记》本传，然《史记》即以与太史儋、老莱子三人并举，不能确指为谁。墨子、孟子皆好讥评，而未尝一及老聃，其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以此推之，其书或颇晚出，要之，最早不能在孔子以前，最晚不能在庄子以后也。庄子年代，亦难确考。惟知其与惠施同时，约当孔子百年后。其书真伪参半，要皆道家言也。杨朱为道家重要人物，伪《列子》中曾详述其学说，虽未敢尽信，然舍此亦更无所资。别有许行一派，盖道家别出之附庸，其绪论见《孟子》中。（关于《老子》之疑问，可看汪中《述学》、崔述《洙泗考信录》及拙著《学术讲演集》中《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墨家由墨翟开宗。翟盖孔子卒后十余年生，孟子生前十余年卒。其学说具见《墨子》五十三篇中。虽间有后人附益，然面目大致可见。其后学有惠施一派，专言名学，与政治较为缘远；有宋钘一派，专弘“非攻”义，为宣传墨宗政论一健将。两派著述皆无传，其绪论时见于庄孟荀诸家书中。

法家成为一学派，时代颇晚。然所谓“法治思想”者，其渊源抑甚古。盖自“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于是大政治家竞以此为务。其在春秋，则管仲、子产、范蠡，其在战国，则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绩。其事业与言论，往往诒影响于社会人心。其在野学者如邓析、计然之徒，时复以议法文谈法术显于春秋。逮战国末年，则慎到、尹文辈益精研法理。至韩非而集其成，斯则法家之所以蔚为大国也。今所存诸家书，当以慎子、尹文子、韩非子为斯学代表。《管子》、《商君书》虽非管仲、商鞅所作，然皆战国末治法家言者之所推演荟集，其价值亦与儒家之《戴记》埒也。

李斯相秦（前237—208）今先将四家重要旨趣分别论次，而别举数问题为各家所共趋或互诤者比较评骘于后，凡二十一章。

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先秦学者，生当诸国并立之时，其环境与世界主义似相反，然其学说皆共向此鹄无异同，而且积极的各发表其学理上之意见，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其在儒家，孔子作《春秋》，第一句曰“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纪年以鲁国，因时俗之国家观念也，而正月上冠以一“王”字，即表示“超国家的”意味。《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公羊传》注哀十四年应为隐公元年——编者注。）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犹大也。太平之世，非惟无复国家之见存，抑亦无复种族之见存，故《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将自己所有文化，扩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的地位，此吾先民最高理想也。故《论语》又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庸》亦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即此数语，其气象如何伟大，理想如何崇高，已可概见。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其排斥国家主义也亦更力。其言曰：天下恶平定？定于一。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已，则王乎？”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所不慊于齐桓晋文者，为其专以己国为本位而已。

道家以自然为宗，其气象博大，亦不下于儒家。《老子》书中言“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诸如此者不一而足，其为超国家主义甚明。

墨家言兼爱，言尚同，其为超国家主义也更明。抑彼宗之世界主义，尤有一极强之根据焉，曰“天志”。彼之言曰：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墨子·天志上》）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同譬）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同以）异此。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墨子·天志中》）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一，利之如一。故凡人类之受复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故曰：视人之国若其国。如此，则国家观念，直根本消灭耳。《尚同篇》言以“天子壹同天下之义”，其世界主义的色彩，最明了矣。

法家本从儒道墨一转手，其世界观念，亦多袭三家。但彼最晚出，正当列强对抗竞争极剧之时，故其中一派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其臭味确与近世欧美所谓国家主义者相类，无庸为讳也。显然，彼辈之渴望统一，与余宗同，特所用手段异耳。勉以今语比附之，则儒墨可谓主张联邦的统一，平和的统一；法家可谓主张帝国的统一，武力的统一也。其后秦卒以后者之手段完成斯业，然而不能守也。汉承其绪，参用前者之精神，而所谓“定于一”者乃终实现焉。

当时人士，异国间互相仕宦，视为固然，不徒纵横家之朝秦暮楚而已。虽以孔墨大圣，亦周历诸侯，无所私于其国。若以今世欧洲之道德律之，则皆不爱国之尤者，然而吾先民不以为病，准盖自觉其人为天下之人，非一国之人，其所任者乃天下之事，非一国之事也。

欧洲幅员，不当我半，而大小国数十。二千年来，统一运动虽间起，卒无成效。德法夹莱因河而国，世为仇仇，糜烂其民而战，若草芥然。巴尔干区区半岛，不当我一大郡，而建国四五，无岁无战。我国则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虽曰干戈涂炭之苦亦所不免乎，然视彼固有间矣。谓彼由民族异性各不相下耶，我之民族，亦曷尝不复杂，而终能冶为一体，则又何也？我之统一，虽物质上环境促成之者亦与有力，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则圣哲学说能变化多数人心理，抟之以为一也，吾固言之矣。同类意识，宜扩大不宜缩小，使吾先民常以秦人爱秦越人爱越为教，则秦越民族性之异，又宁让德法，吾惟务滋长吾同类意识，故由异趋同，彼惟务奖借其异类意识，故异者益异。呜呼！心理之几至微，而末流乃滔天而不可御。吾侪诚欲抱吾卞和之璞以献彼都，不审竟遭刖焉否耳。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本文为1922年12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稿。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

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智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本文作于1922年冬，1923年9月商务印书馆印有单行本。

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汉朝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类，大抵以作“赋”著名。最传诵的几篇赋，都带点子字书或类书的性质，很难在里头发见出什么性灵。五言诗和乐府，虽然在汉时已经发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苏武倡和诗之靠不住，固不消说，《玉台新咏》里头所载枚乘、傅毅各篇，《文选》便不记撰人名氏，可见现存的汉诗什有九和《诗经》的国风一样，连撰人带时代都不甚分明。我们若贸贸然据后代选本所指派的人名，认定某首诗是某人所作，我觉得很危险。就令有几首可以证实，然而片鳞单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界的个性作品，我虽不敢说是没有，但我也不敢说有那几家我们确实可以推论。

诗的家数应该从“建安七子”以后论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较的算最多，往后便数阮嗣宗、陆士衡、潘安仁、陶渊明、谢康乐、颜延年、鲍明远、谢玄晖……等，这些人都有很丰富的资料供我们研究，但我以为想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怎样叫做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就这一点论，像“建安七子”，就难看出各人个性，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许是我学力浅，看不出他们的分别），我们读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诗风”，很难看出那一位的诗格。第二，要“真”。怎样才算真呢？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就这一点论，像潘、陆、鲍、谢，都太注重词藻了，总有点像涂脂抹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几分。所以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胆批评他。但我于批评之前尚须声明一句，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原来用不著我们恭维，从前批评的人也很多，我所说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至于对不对更不敢自信了。

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在东晋各位名臣里头，算是气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个人。渊明《命子诗》颂扬他的功德，说道：“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这诗却专崇拜他“功遂辞归”这一点，可以见渊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诗》是少作）。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命子诗》说他父亲“寄迹风云，寘兹愠喜”，想来也是一位胸襟很阔的人。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姑。渊明曾替孟嘉作传，说他“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我们读这篇传，觉得孟嘉活是一个渊明小影。渊明父、母两系都有这种遗传，可见他那高尚人格，是从先天得来了。——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家世。

东晋一代政治，常常有悍将构乱，跟着也有名将定乱，所以向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线以上的地位。

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谢安、谢玄一辈名臣相继凋谢，渊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都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元显柄国，很像清末庆亲王弈劻和他儿子载振一般，招权纳贿，弄得政界混浊不堪，各地拥兵将帅，互争雄长。到渊明三十一岁时，桓玄把道子杀了，明年便篡位。跟着刘裕起兵讨灭桓玄，像有点中兴气象，中间平南燕、平姚秦，把百余年间五胡蹂躏的山河，总算恢复一大半转来。可惜刘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等不到完全成功，便引军南归，中原旋复陷没。渊明五十岁那年，刘裕篡晋为宋，过六年，渊明便死了。

渊明少年，母老家贫，想靠做官得点俸禄。当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过刘牢之的参军，约摸三年，和刘裕是同僚。到刘裕讨灭桓玄之后，又曾做过刘敬宣的参军，又做过彭泽令，首尾仅一年多，从此便浩然归去，终身不仕。有名的《归去来辞》，便是那年所作，其时渊明不过三十四岁。萧统作渊明传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时代。

周郎谈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绝代佳人陶渊明先生生长、钓游、永藏的地方了。我们国里头四川和江西两省，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学第一个人。——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乡土。

三国两晋以来之思想界，因为两汉经生破碎支离的反动，加以时世丧乱的影响，发生所谓谈玄学风，要从《易经》、《老》、《庄》里头找出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有点奇怪，一面极端的悲观，一面从悲观里头找快乐，我替它起一个名叫做“厌世的乐天主义”。这种人生观批析到根柢到底有无好处，另是一个问题。但当时应用这种人生观的人，很给社会些不好影响，因为万事看破了，实际上仍找不出个安心立命所在，十有九便趋于颓废堕落一途，两晋社会风尚之坏，未始不由此。同时另外有一种思潮从外国输入的，便是佛教。佛教虽说汉末已经传到中国，但认真研究教理组成系统，实自鸠摩罗什以后；罗什到中国，正当渊明辞官归田那一年（晋义熙元年，苻秦光始五年）。同时有一位大师慧远在庐山的东林结社说法三十多年，东林与渊明住的栗里，相隔不过二十多里，渊明和慧远方外至交，常常来往。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荡的举动，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在他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以上说的是陶渊明那时的时代思潮。

陶渊明之冲远高洁，尽人皆知，他的文学最大价值也在此，这一点容在下文详论。但我们想觑出渊明整个人格，我以为有三点应先行特别注意。

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他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又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这些诗都是写自己少年心事，可见他本来意气飞扬，不可一世。中年以后，渐渐看得这恶社会没有他施展的余地了，他发出很感慨的悲音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感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直到晚年，这点气概也并不衰减，在极闲适的诗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如《读〈山海经〉》十三首里说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又说：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同上）《读〈山海经〉》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冲动出来了。又如《拟古》九首里头的一首：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其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又如《咏荆轲》那首：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所崇拜的是田畴、荆轲一流人，可以见他的性格是那一种路数了。朱晦庵说：“陶却是有力，但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此语真能道著痒处。要之，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便大错了。

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读集中《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到什么地步。因为文长，这里不全引了。

他对于朋友的情爱，又真率，又浓挚，如《移居篇》写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种亲厚甜美的情意，读起来真活现纸上。他那“闲暇辄相思”的情绪，有《停云》一首写得最好：《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弗从，叹息弥襟。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接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这些诗真算得温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别之作不甚多，内中如《答庞参军》的结句：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哩。

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贴［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

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几乎首首都是惓念故君之作。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但以那么高节、那么多情的陶渊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儿寡妇取天下”的新主，对于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恋，自然是情理内的事。依我看，《拟古》九首，确是易代后伤时感事之作，内中两首：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这些诗都是从深痛幽怨发出来，个个字带着泪痕，和《祭妹文》一样的情操。顾亭林批评他道：“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这话真能道出渊明真际了。

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集中有《荣木》一篇，自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那诗分四章，末两章云：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首诗从词句上看来，当然是四十岁以后所作。又《饮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竟无成。”《杂诗》：“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也是同一口吻。渊明得寿仅五十六岁，这些诗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进德的念头，何等恳切，何等勇猛。许多有暮气的少年真该愧死了。

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饮酒篇》末章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渊明对于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们做“狂驰子”，说他们“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简单说，就是可怜他们整天价说的话丝毫受用不著。他有一首诗，对于当时那种病态的思想表示怀疑态度，说道：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拟古》）这首诗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只是表明自己有自己的见解，不愿意随人转移。他又说：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者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这是对于当时那些“借旷达出锋头”的人施行总弹劾，他们是非雷同，说的天花乱坠，在渊明眼中，只算是“俗中愚”罢了。渊明自己怎么样呢？他只是平平实实将儒家话身体力行，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又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若把他当做何晏、王衍那一派放达名士看待，又大错了。

以上三项，都是陶渊明全人格中潜伏的特性，先要看出这个，才知道他外表特性的来历。

渊明一世的生活，真算得最单调的了。老实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业。他这种生活，虽是从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间也还经过一两回波折。因为他实在穷得可怜，所以也曾转念头想做官混饭吃；但这种勾当，和他那“不屑不洁”的脾气，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经过一番交战，结果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序》，便是这段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其全文如下：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润，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这篇小文，虽极简单、极平淡，却是渊明全人格最忠实的表现。苏东坡批评他道：“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话对极了。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钉［盯］着富贵利禄，却扭扭捏捏说不愿意干，《论语》说的“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种丑态最为可厌。再者，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标榜起来，说如何如何的清高，实在适形其鄙，二千年来文学的价值，被这类人的鬼话糟塌［蹋］尽了。渊明这篇文，把他求官弃官的事实始末和动机赤裸裸照写出来，一毫掩饰也没有，这样的人，才是“真人”，这样的文艺，才是“真文艺”。后人硬要说他什么“忠爱”，什么“见几”，什么“有托而逃”，却把妙文变成“司空城旦书”了。

苦，他当头一回出佐军幕时做的诗，说道：“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到晚年追述旧事的诗，也说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就常人眼光看来，做官也不是什么对不住人的事，有什么可惭可愧可耻可悲呀。呵呵，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和我们不同的就在这一点。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人骨，一直到摆脱过后，才算得着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说：“觉今是而昨非”。

何以见得他的生活是从奋斗得来呢？因为他物质上的境遇，真是难堪到十二分，他却能始终抵抗，没有一毫退屈。他集中屡屡实写饥寒状况，如《杂诗》云：代耕本所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

政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有会而作》篇的序文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怨诗《楚调篇》云：“……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按此二语，言夜则愿速及旦，旦则愿速及夜，皆极写日子之难过。）……”

寻常诗人，叹老嗟卑，无病呻吟，许多自己发牢骚的话，大半言过其实，我们是不敢轻信的。但对于陶渊明不能不信，因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我们从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证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那《乞食》篇说的：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知余意，投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卮。

情欣新知欢，兴言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乞得一顿饭，感激到他“冥报相贻”的话，你想这种情况，可怜到什么程度。

但他的饭肯胡乱吃吗？哼哼，他决不肯！《本传》记他一段故事道：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他并不是好出圭角的人，待人也很和易，但他对于不愿意见的人、不愿意做的事，宁可饿死，也不肯丝毫迁就。孔子说的“志士不忘在沟壑”，他一生做人的立脚，全在这一点，《饮酒》篇中一章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缕茅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这些话和屈原的《卜居》、《渔父》一样心事，不过屈原的骨鲠显在外面，他却藏在里头罢了。

檀道济说他“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如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门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如《饮酒》二十首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旁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如《饮酒》的第十三首：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集中像这类的诗很多，虽写穷愁，也含有悠然自得的气象。他临终时给他儿子们的遗嘱——《与子俨等疏》，内中有一段写自己的心境，说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读这些作品，便可以见出此老胸中，没有一时不是活泼泼地，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微笑，他无论肉体上有多大苦痛，这位伴侣都能给他安慰。因为他抓定了这位伴侣，所以在他周围的人事，也都变成微笑了。他说：“即事多所欣。”据我们想来，他终日所接触的，果然全是可欣的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什么饥咧寒咧，在他全部生活上，便成了很小的问题。

《拟古》九首的第五首云：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以想象出一位冷若冰霜、艳如桃李的绝代佳人，你说他像当时那一派“放浪形骸之外”的名士吗？那却是大大不然。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篇》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执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肄微勤，日夕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不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近人提倡“劳作神圣”，像陶渊明才配说懂得劳作神圣的真意义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两句话，真可为最合理的生活之准鹄。曾文正说：“勤劳而后休息，一乐也。”渊明一生快乐，都是从勤劳后的休息得来。

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田园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同上）……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怀古田舍》）……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

扬楫越平湖，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下潠田舍获稻》）后来诗家描写田舍生活的也不少，但多半像乡下人说城市事，总说不到真际。生活总要实践的才算，养尊处优的士大夫，说什么田家风味，配吗？渊明只把他的实历实感写出来，便成为最亲切有味之文。渊明有他理想的社会组织，在《桃花源记》和诗里头表现出来。《记》云：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诗云：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纵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篇《记》可以说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这一点让我论小说沿革时再详细说它。至于这篇文的内容，我想起它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荀子所谓“美善相乐”，惟此足以当之。桃源，后世竟变成县名。小说力量之大，也无出其右了。后人或拿来附会神仙，或讨论它的地方年代，真是痴人前说不得梦。

交病。他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国，凡有丝毫矫揉造作，都认作自然之敌，绝对排除。他做人很下坚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所以“容华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后人用“斫雕为朴”的手段去学他，真可谓“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了。

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斗的什么？斗物质生活。《归去来辞》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又说：“以心为形役。”他觉得做别人奴隶，回避还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隶，便永远不能解放了。他看清楚耳目口腹……等等，绝对不是自己，犯不着拿自己去迁就它们。他有一首诗直写这种怀抱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因为“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所以“求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他并不是对于物质生活有意克减，他实在觉得那类生活，便丰赡也用不着。宋钘说：“人之情欲寡而皆以为己之情欲多，过也。”渊明正参透这个道理，所以极刻苦的物质生活，他却认为“复归于自然”。他对于那些专务物质生活的人有两句诗批评他们道：“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这两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经》了。

集中有形影神三首，第一首《形赠影》，第二首《影答形》，第三首《神释》。这三首诗正写他自己的人生观，那《神释》篇的末句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杂诗》里头亦说：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归去来辞》末句亦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一直到临死时候，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地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那《自挽诗》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自祭文》云：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疏，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以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三首诗一篇文，绝不是像寻常名士平居游戏故作达语，的确是临死时候所作。因为所记年月，有传记可以互证。古来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时几句简单的绝命诗词，虽然常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个字，作为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

1923年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本文为1923年1月9日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稿，由李竞芳记录，载于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

梁先生在宁讲学数月，每次讲稿均先期手自编定。此次因离宁在即，应接少暇，故本次讲稿仅成其上篇，下篇则由竞芳笔记。谨附识。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予［预］定讲演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

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的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它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柢，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一）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做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二）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像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三）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

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借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四）艺术鉴评学。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到达：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它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斯多德〈提〉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问题尚远。

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到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著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它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我们祖宗的精神所在。我们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过跑了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还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后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它可为不可为，那么，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哪里领略到生活的乐趣呢？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

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见。儒家何其把“仁”字看得这么重要呢？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变。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付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于机械。八股制兴，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哪里？还是莫名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存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观——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它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居多。至于它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产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么，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本文为1923年1月13日在东大的讲演稿，由李竞芳、王觉新笔记，原载1923年1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诸君，我在这边讲学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块儿相处，我很觉得快乐。并且因为我任有一定的功课，也催逼着我把这部十万余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余年之后。中间不幸身体染有小病，即今还未十分复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课，如今幸得讲完了。这半年以来，听讲的诸君，无论是正式选课或是旁听，都是始终不曾旷课，可以证明诸君对于我所讲有十分兴味。今当分别，彼此实在很觉得依恋难舍，因为我们这半年来，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为时间短促，以致仅有片面的讲授，没有相互的讨论，所谓“教学相长”，未能如愿做到。今天为这回最末的一次讲演，当做与诸君告别之辞。

纯阳登时将手一指，点石成金。就问那个人要否？那人只摇着头，说不要。吕纯阳再点一块大的试他，那人仍是不为所动。吕纯阳心里便十分欢喜，以为道有可传的人了，但是还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块试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吕纯阳便问他不要的原因，满心承望他答复一个热心向道。那晓得那人不然，他说，我不要你点成了的金块，我是要你那点金的指头，因为有了这指头，便可以自由点用。”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诸君，要得着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做学的方法，那么，以后才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教拳术的教师，最少要希望徒弟能与他对敌，学者亦当悬此为鹄，最好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仅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讨，那么，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仅在中，这样，学术岂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吗？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我个人的治学方法，或可以说是不错，我自己应用来也有些成效，可惜这次全部书中所说的，仍为知识的居多，还未谈做学的方法。倘若诸君细心去看，也可以寻找得出来，既经找出，再循着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发现我的错误，或是来批评我，那就是我最欢喜的。

我今天演讲，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问题，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盖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军队式，并且仅能袭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无自动能力的人。现在哩，教育是完全换了路了，美国式代日式、德式而兴，不出数年，我敢说是全部要变成美国化，或许我们这里——东南大学——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营。美国式的教育，诚然是比德国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还很多，不是我们理想之鹄。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

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悽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再如讲到文学吗，似乎应该少可慰藉，但是欧美现代的文学，完全是刺戟品，不过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人于疲敝，刺戟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寝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极点，势非取用极辣的胡椒来刺戟不可。这种刺戟的功用，简直如有烟癖的人，把鸦片或吗啡提精神一般。虽精神或可暂时振起，但是这种精神，不是鸦片和吗啡带得来的，是预支将来的精神。所以说，一次预支，一回减少；一番刺戟，一度疲麻。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至于荷马、但丁，屈原、宋玉，那种长篇的作品，可说是不曾理会。因为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种片时的刺戟，大大小小，都陷于这种病的状态中。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

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决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作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试略分别言之：就生理言，阳刚者必至发狂自杀，阴柔者自必委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阳刚者便悍然无顾，充分的恣求物质上的享乐，然而欲望与物质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觉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境域。

（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

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

《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多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

……”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本文载于1923年1月21日《晨报》。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

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

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

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锸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

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以上五事实为其萌芽种。

启超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有精神的贡献，即智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以与人交换。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

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

今日正在人才绝续之交，过此以往，益难为力。

启超虽不敢自命为胜任，然确信我在今日最少应为积极负责之一人；我若怠弃，无以谢天下。

启超确信兹事决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故亟宜有一机关以鸠集现在已有相当学力之同志，培养将来热心兹业之青年。

启超确信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

以上说理由竟，当陈述现拟之计画。

一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其规程当续布。

一启超自任院长，现已约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导员，仍当随时物色邀约。

一所拟收容学员种类如下：

（一）本班收容中学毕业学生。

（二）研究班收容大学及高等专门毕业学生或经特别测验后由院中许可者。

（三）补习班收容高师学生，专教导以国史国文之教授法。

（四）函授班收容国内有志斯学而不能来院者。

一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

一教导以外拟办诸事：

（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二）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

（三）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

（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五）巡回讲演。

一现时所需最低限度之经费：

（一）建筑院舍费四万元。

（二）购置图书费二万元。

（三）头两年经费共四万元。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节选）

此篇写成于1926年4月26日。两个月前，《清华周刊》记者曾约梁任公介绍一些国学入门的基本书目及其读法。由于忙于他务，任公一时没给回复。4月，任公趁着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的机会完成此作。所列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五类书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而且还在每种书后附加导引式的说明，指出该书较好的注疏本及阅读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些书目及相关介绍是任公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记忆写出的。原文末还附有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及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晨报副刊》曾于同年6月14日—23日连载此篇。此仅选录（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〇《论语》《孟子》

《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在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

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上两书篇页皆甚少，易读。

陈澧《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疏，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页，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且于修养亦有益。

〇《易经》

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六十四条，则用别纸抄出，随时省览。

后世说《易》者言人人殊。为修养有益起见，则程颐之《程氏易传》差可读。

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

〇《礼记》

此书为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浏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

〇《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〇《墨子》

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即读此本。《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惬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

〇《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

〇《荀子》

《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部浏览。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

问题。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〇《韩非子》

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浏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举恐遗漏，他日补列）。注释书王先谦《韩非子集释》差可。

〇《管子》

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〇《吕氏春秋》

此为中国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浏览。

〇《淮南子》

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〇《春秋繁露》

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

〇《盐铁论》

此书为汉代儒家法家对于政治问题对垒抗辩之书，宜浏览。

〇《论衡》

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浏览。

〇《抱朴子》

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浏览。

〇《列子》

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间玄学书读。

上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著光采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以下举宋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但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

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

〇《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王懋竑著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

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

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

〇《传习录》王守仁语徐爱钱德洪等记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〇《宋元学案》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为创作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末附荆公（王安石）《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

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

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著。唐鉴之《国朝学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偏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常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

〇《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著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

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

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

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塨）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

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佚，不易寻绎。启超行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饷学者。

戴东原、焦理堂为清代经师中有精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启超所拟著之《清儒学案》，东原、理堂学两案，正在属稿中。

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胡适著《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

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

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丛书》。

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

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此两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

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

人生观与科学

人生观与科学此文作于1923年5月23日，发表于5月29日《晨报副刊》。

——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一）张君劢在清华学校演说一篇《人生观》，惹起丁在君做了一篇《玄学与科学》和他宣战。我们最亲爱的两位老友，忽然在学界上变成对垒的两造。我不免也见猎心喜，要把我自己的意见写点出来助兴了。

当未写以前，要先声叙几句话：

第一，我不是加在那一造去“参战”，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调人”，尤其不配充当“国际法庭的公断人”。

我不过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视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读者还须知道，我是对于科学、玄学都没有深造研究的人。我所批评的一点不敢自以为是。我两位老友以及其他参战人、观战人，把我的批评给我一个心折的反驳，我是最欢迎的。

第二，这回战争范围，已经蔓延得很大了，几乎令观战人应接不暇。我为便利起见，打算分项批评。做完这篇之后，打算还跟着做几篇：（一） 科学的知识论与所谓“玄学鬼”。（二）科学教育与超科学教育。（三）论战者之态度……等等。但到底作几篇，要看我趣味何如，万一兴尽，也许不作了。

了；第二件，再多看几篇，也许“崔颢题诗”叫我搁笔，不如随意见到那里说到那里。所以这一篇纯是对于张、丁两君头一次交绥的文章下批评，他们二次彼此答辩的话，只好留待下次。其余陆续参战的文章，我很盼早些出现，或者我也有继续批评的光荣，或者我要说的话被人说去，或者我未写出来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那末，我只好不说了。

明自然是可能，而且要绝对的尊重。君劢于意云何？难道能并此而不承认吗？总之，凡属于物界生活之诸条件，都是有对待的，有对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应为“物的法则”之所支配。我们对于这一类生活，总应该根据“当时此地”之事实，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求出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就这点论，在君说“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我认为含有一部分真理。

然则我全部赞成在君的主张吗？又不然。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最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但亦无须一一指摘了。在君说：“我们有求人生观统一的义务。”又说：“用科学方法求出是非真伪，将来也许可以把人生观统一。”（他把医学的进步来做比喻。）我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跳梁反侧？除非中世的基督教徒才有这种谬见，似乎不应该出于科学家之口。至于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我更不相信有这回事。别的且不说，在君说“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我倒要问：万能的科学，有没有方法令世界上的玄学家死完？如其不能，即此已可见科学功能是该有限制了。闲话少叙，请归正文。

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又何止两性之爱呢？父子、朋友间至性，其中不可思议者何限？孝子割股疗亲，稍有常识的也该知道是无益。但他情急起来，完全计较不到这些。

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这等举动，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却不能不说是极优美的人生观之一种。推而上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轨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没有价值了。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我以为君劢和在君所说，都能各明一义。可惜排斥别方面太过，都弄出语病来。我还信他们不过是“语病”，他们本来的见解，也许和我没有什么大分别哩。

以上批评“人生观与科学”的话，暂此为止。改天还想讨论别的问题。

十二年五月廿三日在翠微山秘魔岩作。

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

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此演讲稿由张泰阶、张述祖、富德俊、玉福笔记，载于1923年12月2、3、4日《晨报副刊》。

——在北京平民中学讲诸君：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所谓五大师者：一是黄梨洲，二是顾亭林，三是王船山，四是朱舜水，五是颜习斋。这个题目很大，若是认真讲他们的学术，便在五大师中任择一位，拿到大学本科去讲，恐怕一年也讲不完。不过我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有两种：第一，这五位先生人格感化力伟大，我自己的思想，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所以愿意把我自己所受用的，贡献给大学。第二，将才陈校长所说：“今天的讲演是以清末的大师讲清初的大师。”这句话，我虽然愧不敢当，但是这五位大师所处的时代情形，的确有许多和现代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生于乱世，自己造成一派学说，想来引导当世的人。那时就很像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国事紊乱到极点，一方面有一批人讲这个主义读那个学说，都是“异代同符”的，所以要想原原本本述他们的学术，非一年的工夫不可，以今天这样短促的时间，便梗概也讲不完。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是他们五位先生的人格、学术方法和对于近三年来的影响，给诸君引起一点研究的兴味。一方面从五大师的立身行事上讲，使大家注意我们历史上有几位模范人物；一方面从他们为学方法上讲，好来培植我们做学问的精神。

初大师”，应当叫他们“明末大师”。因为他们都不承认是清人，而自认为明遗民；明亡的时候，他们四位最大的四十几岁，小的二十岁左右，实际都是明朝人，不过学问事业都在满洲人入关以后。颜习斋在明亡刚刚七岁，勉强可以算清朝人。现在就讲述便利起见，姑且统称为“清初大师”。

我们研究一家学说，第一要晓得它的时代背景，这是研究历史人物所当知道的，所以我们先从此讲起。

前四位先生背景一样，当明嘉靖年间，有一位大师出世，便是王阳明先生。阳明才气极高，不但学问，便是事功也很伟大。当时国内各处流寇大炽，阳明讨平之，宁王宸濠造反，不到四十天，也被阳明平定了。至于王学的大概，大家都知道的，无须介绍。简单说来，可以说王学是中国儒教、印度佛教的结合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结婚所生的儿子。其实这种结合，自宋之周、程、张、朱已经成立，不过到王学始继大成。明室灭亡，在阳明死后一百几十年，实在说来，明末的一百年内，王学支配了全中国，势极伟大。我自己很得力于王学，所以极推尊他。但是末流之弊，无可为讳。王学末流的毛病，太偏于形而上学的玄学的主观的冥想的一方面，结果至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所以其时学者，高谈身心性命，忽于当世之务，比比皆是。由是国势政局，大受影响。明末数十年中，政治败坏，人所共知。在魏忠贤一班人，贪财黩货，唯利是图，固不必论，但是一般知识阶级，喜唱高调，发空论，遇有问题，群起而哄，哄过再谈，也是致亡的一种原因。拿现在作比，魏忠贤一班人即如今之军阀，王学末流一班人即如今之学者，军阀祸国，固不足贵，而一般学者徒知起哄，亦属无济于事。并且学者不一，好的呢，逞一时意气，聊且快意；坏的呢，便要借此谋利，无所不为。古今人情不甚相远，所以在晚明时代，居上位的是一般乌七八糟的下等人，在下位的又是一般讲空话出风头的学者，结果越弄越糟。道学先生正在那里高坐横经，谈心说性。那杀人不眨眼的张献忠、李自成已经磨刀霍霍，在那里预备杀人。一方面现在深居宫禁的关东外国人，就乘隙跑来吃现成饭，结果明亡，学者束手无法补救。

所以讲到这里，不能不怨王学末流之弊，病在太重主观，轻视实际社会及自身问题，以致国破家亡，空言莫补。但是在明亡的时候，许多军人官僚固然望风降贼，而一班清流士大夫，很能洁身自爱，宁死不辱，这种气节，在中国历史上看来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个人很佩服阳明，就在他能造成这一般骨鲠不屈的人。及至明亡以后，一般有志学者，觉悟前此之非计，痛加忏悔，对于明室之亡，不委过于人而引咎自责。知道从前王学一派有缺点，想重新改正学风，今天所讲的五大师，即是抱此种目的而成功的人。

当时此种风气，可分数种，派虽不同，目的则一。第一派的人，想就王学加以改良修正，即是黄梨洲一派。第二派的人，觉得王学太靠主观，想恢复程朱学风再加一番客观的态度，这派便是顾亭林。第三派想自己在程朱陆王之外，创造一派新哲学，此派即是王船山。第四派的人，觉得什么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空谈，却专从实行一方面努力，这派便是朱舜水和颜习斋。五大师的学说，导源于四大潮流，其派别大概如此。

佩服这一点，我自己受用也在这一点。

先讲黄梨洲。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和阳明同县。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里面的第二等领袖。

当时东林复社以学术团体而作政治运动，大遭魏阉之忌，尊素被诬，下狱死。当时梨洲先生不过十几岁，少年倜傥有奇气，痛父无故被冤，便仿照张良对待秦始皇帝的办法，袖里藏了铁锥，想报父仇，这时正在明天启末年。及至崇祯二年据《汉学师承记》，二年当做元年。——编者注，知魏阉之奸，诏磔其党于市，先生家仇已报，锥无所用，便在刑部对簿时，锥了仇人几锥，那时先生十九岁。及至二十岁以后，从尊素先生遗命治史学，注意明代文献。又从遗命师事刘蕺山，乃专心肆力于学问。大概先生少年气概豪迈而学问不足，二十岁以后从蕺山学，很能做修养工夫，能发挥自己长处，减少短处。从崇祯二年到十七年，十五年的工夫，都从蕺山游，所以王学精神完全得到。一方面注意明史，能做搜集排比的工夫。明亡以后，先生在家读书。顺治元年五月初十那一天，满洲入关，福王即位于南京，用魏阉逆党马士英、阮大铖。马、阮深恨东林，设法倾陷，那时先生三十余岁，学重名高，所以马、阮借着《留都防乱公揭》一事，下多人于狱，梨洲先生逃到日本，得免于祸。中国人到日本作逋逃客，要推先生为第一了。马、阮在南京不到一年，满兵南下，先生遂回浙东。那时先生无拳无勇，联合乡里子弟，编为“世忠营”，反抗满洲，其后失败，收合余人千余，入四明山结寨自守。当时寨主很多，但是先生最赏识王翊，一年以后，先生让兵权于王，自己到定海舟山去辅助鲁王。先生勾结内地义民，谋复明室，奔走海峤，前后六年，满洲捕之十一次，皆免于难。先生这种活动，从顺治元年至十四五年，备尝艰苦。及至顺治十五年，永历帝由越南逃到缅甸，缅甸执之，献于吴三桂，遂被害，先生的政治生涯即在此时停止。其后在家著书讲学，弟子益进。康熙十年，先生年约六十，清廷征博学鸿词，谢绝不就。其后清廷修《明史》，网罗遗逸，先生之子百家和弟子万季野都在史馆。徐元文征先生修史，先生复书答道；“昔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二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清廷知道不可强制，便诏浙江巡抚到先生家抄关于史事的书。先生死时八十多岁，讲起来很有趣。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生圹，安了一张石床，遗命死后不用棺椁，只要殓以常服。作了一篇《葬制答问》留给弟子，后来弟子便依命葬了先生。

百六七十年以前，但是其中如《原君》、《原臣》两篇，排斥君主专政最为厉害。我们以现在眼光看来，显然不算一回事，要知道那个时候，还在卢梭做《民约论》以前九十多年。所以此书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政治史上，也占一个重要位置。我少年时代，受这本书的刺激很深。当我二十余岁的时候，在长沙时务学堂教书，同事诸人，差不多每天要谈到这本书。其时这书是禁书，外间无从得到，便集合了许多人，秘密印了几千部，到处送人，辗转播刻，散布了不晓得几万本。中国的革命，与这本书实在大有关系。梨洲旁的学问固然很好，而精华在此三书——《明夷待访录》为尤甚。在先生当日著书的时节，决料不到二百多年以后，影响这么大。

然而中国所以能有今日之民主政治，现状如何是另一问题，可以说梨洲先生早就造下远因了。

第二讲到顾炎武，他是江苏昆山人，本为世家，父顾同吉，原是先生的叔父，十七岁未婚而死，婶母王氏望门守节。同吉死后二年，炎武出世，便承继婶母为嗣。顾氏本精史学，先生的祖父尤好掌故，手录明代掌故六百余册。母亲王氏也很有学问，从小教先生读书，直至成人，先生幼年的学问，得之于母亲者为多。明亡的时候，其母六十余岁，誓受明代旌表，严谕先生勿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便算以身殉国了。先生的人格，受母亲的感化很大，故念母最深。亭林文集内有一篇《王孺人行状》，记述很详。这篇文章在清代因忌讳未刻，到后来才补刻入集的。据说亭林状貌甚怪，眼睛内白外黑，和归庄有“归奇顾怪”之称。归庄便是那个做《万古愁》曲的归元恭。据说归庄晚年，与其妻避居祖茔，自撰一联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境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可见其怪之一斑了。亭林母死不葬，以为崇祯陵寝未安，不应先葬母，便暂时藁葬起来。其后力图恢复明室，三年无功，才把母亲葬了。集中那一篇行状，便是葬时做的。此后先生在昆山浙江一带，起义抗清，死者多人，卒未成功。唐王在福建的时候，曾授先生以兵部职方郎中，那时因母未葬没有去。这时先生家有个老下人，与里中土豪勾串，告先生与唐王私通，先生听见这事，星夜赶回，把这个下人从家里挟出来，投到吴淞江里淹死了。这时叶方霭的老兄，正在昆山，便捕住先生，禁在下人家里。归元恭听见这事，赶快跑到钱牧斋那里去求救。牧斋在明为礼部尚书，降清仍为礼部尚书，人品之卑，先生素来看不上的，这时见先生的事要求救于他，便要求非先生具帖拜门不可。归元恭无法，只得私自替写了一张门生帖，送给钱牧斋，及至先生狱解，听见这事，非常愤恨，就写了许多张广告，贴在街上，表白其诬。此后先生觉得南方不足有为，即至黄河一带盘桓，昌平、玉田一带，停留最久。最末到了山西，即死在那里。

先生最善理财，本是富家，明亡后把田卖了，出来遍游北土，结纳豪杰，并且到处开垦，淮河南北及直隶山陕一带，都有先生经营的事业，所以在外漂流五十年之久，得以不贫。如传山西票号的章程，便是先生订的，事虽未可尽信，然足见先生的经济手腕了。此后谒孝陵四次，谒思陵六次，并手绘十三陵图，示不忘明室之意。

先生从三十岁以后，天天跑路，仅携一弟子及一马两骡，两骡驮书，先生和弟子倒换着骑这一匹马，所遇图其地理，聚退伍老兵和茶坊酒肆的店伙，谈本地掌故，许多年，手未释卷。

《日知录》一书。《日知录》所记，都是屡经审定之说，价值最大。曾有友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先生答道：“别来二年，仅得二条。”可见其审慎了。故欲知亭林学术，《日知录》非看不可。此外欲作未成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系长编体裁，后人就稿本付刊。又有《肇域志》一种，也是记地方利弊之书，可惜不是定本。余如《音学五书》开清代音韵学之先河，《金石文字记》开清代金石学之先河。此外乐律、算学皆有论列，在五大师之中，亭林可算是最博大的一人，不过都未臻精到，这是创始难尽善的一种当然的现象，不足为怪的。

第三讲到王船山。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湖南地域僻左，文化发达较迟，所以船山之名，在当时不甚显著。直到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刻其遗书，世上始知二百年前有一位王船山先生。船山与黄、顾的生活不相同，始终未能远出，最北只到过武昌一次，往南到桂林，从桂王不久，所以历史很简单。先生本一儒生，永历在广西时，瞿文忠保荐先生到桂林从永历一年多，后永历迁梧州，先生受人排挤，便辞去隐居。满洲剃发令下，船山不肯改服，便昼伏夜行，藏在衡山者几十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征先生，先生道：“安得此不祥之人哉！”卒不出。吴欲害之未能得手，后来先生八十余岁便死在衡山。

《船山遗书》共二百遗册，实数尚不止此。因为先生山居著书无纸，所以著作都写在破书残帖的背面，收集甚难。先生之学大半是要创造个人一派的哲学，而关心心理学部分的话尤多，其宇宙观人生观与宋明诸儒异点很多。据我个人观察，先生是要创新哲学而未成，若用船山遗书作底本，组织起来，可以作成一种新书。此外先生又是一个历史批评家，著有《读通鉴论》、《宋论》等书，此种书在科举废后大兴，人都视为平常，其实先生具有特别眼光，翻案文字很多，最有影响的是排满论调，所以同治年间印出此书，便造成光宣之际一般的种族革命论，这是不可磨灭的。

见重如此。舜水学术在中国无影响，然以中国学问传到日本，以舜水为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说，日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实由舜水教化而成，即中国儒学化能为日本社会道德基础，也可说由舜水造其端。

舜水是个实行家，未曾著书。德川氏集其书札，编成《舜水遗书》一部，我们现在能知舜水，仅恃此书。

舜水人格极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级，受其感化最深。后来死在日本，便葬在东京德川氏给他造的房子内，题其基曰“明征君朱文公之墓”，即是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址。这次日本地震我生怕舜水的墓也随之湮没，后来友人来告说未被震毁，算是幸而保全了。前几年日本人开舜水三百年纪念，非常热闹，可见其感化力之深，历久如一。盖先生之学，专以人格坚强高尚为主，在最近三百年内，能把中国、日本打成一片，实在是先生的功绩。

以上四位均晚明人，生涯大半消磨于政治运动，过极悲惨壮烈的生活，但是终于失败，然其学术则直至今日，吾辈受用不尽。

颜习斋时代稍迟，在康熙末年方才著名。其时清军入关已久，所以习斋与政治无关，专从学术一方面做工夫。

当时理学有两派，均反对王学者：一派遵程朱以抵制阳明，不过当时讲程朱学者，大半是混饭吃的人，所谓以名臣兼名儒者，实在一无可取；一派是顾黄派，提倡经史考据。经史考据固然比较可靠，但是便谓此为为学极致，亦是不对。所以习斋对此二派，皆所唾弃，谓宋学太空疏而汉学太琐碎，所以专从实行做去。先生从未做过政治生活，家境极穷，先代都不业儒，其父从小卖给人做养子，习斋随着改了姓，后来才知自己姓颜。满清入关，父被执为奴，母再醮，无所师友，孤穷孑立，艰苦卓绝，卒成大师。五十多岁的时候，出关寻取父尸，勉强寻得，便从此家居在杨村，一生除三省河南而外，未尝出杨村一步。其学专务实际，如宋学之静坐、汉学之考据，皆所不取。其教育方法极合现代教育原理，讲礼、乐、射、御、书、数，故不流于空疏。在康熙末年，习斋实在是一个反动派的大师。

今天所讲的，非常简略，实际上也不能多讲，不过寻端抽绪，给大家分起一点研究的兴趣罢了。但是有一层，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为学之道，以培养人格为第一要义，读书次之。只要人格伟大，纵然著述无多，也有足传的价值，反是纵然读书万卷，而人格无所观采，其学终归无用。我们试看五大师当时的境遇，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而艰苦卓绝，数百年以后的人，都受很大的影响，诚如孟子所说的：“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这是什么缘故呢？不过因其立身行事有以使人拜服的地方而已。所以我今天所讲，对于五大师的人格方面多些，学术方面少些，就是这个意思。我很盼望今天来听讲诸位，听了这五大师的历史以后，自己能切实从修养人格方面作工夫，那么将来还有大师出来也未可知。我很相信五大师的人格感化力，定使顽夫廉，懦夫立志，假使今天的听众中有一位能奋然兴起，便不枉了我今天的介绍，我十分诚恳地拭目以待之。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本文作于1923年12月，载于1924年1月《东方》第21卷2号。

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ctical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所以我想把这派学说从新介绍一番。

介绍以前，有两段话先要声明：

其一，从前的学者最喜欢说外国什么学问都是中国所有，这些话自然不对，不用我辩驳了。现代有些学者却最不愿意听人说中国从前有什么学问，看见有表彰中国先辈的话，便说是“妖言惑众”，这也矫枉过正了。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自然在全人类学术史有他相当的位置，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遭塌［蹋］自己到一钱不值呢？即如这篇文所讲的颜李学，我并不是要借什么詹姆士什么杜威以为重，说人家有这种学派我们也有。两位先生本是独往独来、空诸依傍的人，习斋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习斋言行录》卷下）然则他们学派和所谓“现代思潮”同不同，何足为他们轻重呢！不过事实上既有这个学派，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读去实觉得餍心切理，其中确有一部分说在三百年前而和现在最时髦的学说相暗合，我们安可以不知道？我盼望读者平心静气比较观察，勿误认我为专好搬演家里的古董。

其二，近来教育界提倡颜李学的人也渐多了，似乎不必我特别介绍，但各人观察点容有不同。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便是我无上的荣幸。

引述学说之前，应先将两先生行历及其时学术界状况简单说明。

研究习斋，最主要的资料，还是靠李恕谷编的《习斋先生年谱》和钟金若编的《习斋先生言行录》。

李先生名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生顺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七十五。他的父亲名明性，是一位有学问的笃行君子。他既承家学，到二十岁从游习斋，尽传其学，且以昌明之为己任。习斋足迹不出里门，他却游遍天下，广交一时知名之士。京师、陕西、浙江、江南等处他耽搁最久，万季野、阎百诗、胡东樵、费此度、方望溪都是他的好友，王崐绳、恽皋闻、程绵庄之服膺颜学，都由他引导而来。他的著作不少，有《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大学》、《中庸》传注各若干卷，其他杂著论学论政治之书尚若干种若干卷，《恕谷文集》十三卷。而我们研究恕谷最主要之资料，尤在冯天枢、刘用可合编之《恕谷先生年谱》四卷。

欲知颜李学派之地位及其价值，先要知当时学术界大略形势。汉以后所谓学问者，其主要潮流不外两支：其一，记诵古典而加以注释或考证，谓之汉学；其二，从道家言及佛经一转手，高谈心性等哲理，谓之宋学。宋学复分程朱与陆王两派，陆王派亦谓之“心学”，主张体认得“良知本体”便可以做圣人；程朱派则说要读书以格物穷理。而两派共同之点则在以静坐收心工夫为入手。明中叶以后陆王派极盛，清康熙间却渐衰了，而程朱派与之代兴，从皇帝宰相以至全国八股先生们都崇尚他。同时汉学家也渐渐抬起头来，打着博闻好古的旗号和宋学两派对抗。颜李时代学界的分野大略如此。颜李对于这些学派不独无所左右袒，而且下极大胆的判语说他们都不是学问，所以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叙述他们学术全部，仅将关于教育这部分说说罢了。

颜先生为什么号做习斋？一个“习”字，便是他的学术全部精神所在。他说：自验无事时种种杂念，皆属生平闻见言事境物，可见有生后皆因习作主。（《年谱》卷上）又说：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来。（《存学编》卷一）又说：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扦格，一著手算九九数便差。（《年谱》卷下又云，“书房习算，入市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他说的“习”字含有两种意思：第一，他不认先天禀赋能支配人。以为一个人性格之好坏，都是由受生以后种种习惯所构成，所以专提倡《论语》里“习相远”、《尚书》里“习与性成”这两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怕。第二，他不认实习之外能有别的方法得着学问，所以专提倡《论语》里“学而时习之”一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贵。我们把他的话勉强分析，可以说是有两种“习”法：一、 为修养品格起见，唯一的工夫是改良习惯；二、为增益才智起见，唯一的工夫是练习实务。（其实这种分析不对，不过为研究方便强分耳。他并不认修养品格和增益才智是两件事，看下文所述自明。）今先从增益才智这方面说起。

人的知识从那里来呢？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得着知识呢？这是中外古今哲学家和教育家所最苦心研究，而且累经争论久悬未决的大问题。中国古书则《大学》里头有句很简单的话，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为这句话，一千年来儒者下各种各样的解释，搜集起来，恐不下几百万字，直到今日，这场笔墨官司还没有打完。颜习斋的解法则如下：李植秀问“格物致知”。子曰：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最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今之言致知也，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譬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是谓“物格而后知至”。……格即“手格猛兽”之格。……且如这冠，虽三代圣人，不知何朝之冠也，虽从闻见而知为某种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暖也；必手取而加诸首，乃知如此取暖。如这菔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虽从形色料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卷一）我们试把这段话再引申几句。依习斋的意思，“致”字当做《左传》里“致师”的“致”字解，当做《孙子》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致”字解。引致知识到我跟前叫做“致知”，知识来到了跟前叫做“知至”。习斋以为书本上说这件事物如何如何，我把这段书彻头彻尾看通了，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别人说这件事物如何如何；说得很明白，我也听得很明白，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凭我自己的聪明把这件事物揣摩料量，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要想知识来到跟前（知至），须经过一定程序，即“亲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换而言之，无所谓先天的知识，凡知识皆得自经验。所以他说：今试予生知圣人以一管，断不能吹。（《言行录·世情篇》）再拿很粗浅的例来打比，你想知道北京的路怎样走法，任凭你是孔夫子，你总没有法子生来就知道。你读尽了什么北京指南不中用，听人讲得烂熟也不中用，你要真认得路，除非亲自走过几回。所以他说知识的来源，除了实习实行外是再没有的。

王阳明高唱“知行合一”，从颜李派看来，阳明还是偏于主知，或还是分知行为二。阳明说“不行只是不知”，习斋翻过来说不知只是不行，因行得知，才算真的知行合一。

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存学编》卷三）程朱派之说，谓“小学教洒扫应对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学又须穷理”。恕谷驳他道：请问穷理是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于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圣经学规纂》）恕谷这段譬喻，解释习斋所谓“见理于事”，最为透彻。见理于事，即是因行得知，除却手格其物躬习其事之外，说有别的方法可以研究出某种原理，颜李是绝对不承认的。

朱子说的“即物穷理”工夫，还自己下有注解，说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恕谷批评他道：朱子一生功力志愿，皆在此数言，自以为表里精粗无不到矣，然圣贤初无如此教学之法也。论语曰：“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曰：“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见初学不必讲性天，圣人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大学辨业》）朱子这种教人求知识法，实在荒唐，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呢！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那人答道：“欲无不知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刁过之篇》）总而论之，颜李对于知识问题，认为应该以有限的自甘，而且以有限的为贵；但是想确实得到这点有限的知识，除了实习外更无别法。这是他们知识论的概要。

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谓明医乎？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存学编》卷一《学辩一》）这种道理，本来很明显，若说必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吗？然则后世“读书即学问”这个观念从那里来呢？颜李以为这是把论语“则以学文”“博学于文”等语误解了。习斋说：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岂四书五经乎？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世全然误了。（《言行录·学须篇》）又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四书正误》卷三）又说：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可叹！（《年谱》卷下）习斋解这“文”字，谓指《周官》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尚书》之六府——水、火、金、木、土、谷等等，凡人生日用所需，荀子所谓“其迹粲然”者便是。依我看，这种解释是对的。“文”字造字原意，本象木中纹理之形，因此引申出来，凡事物之粲然有条理者谓之“文”。试拿这个训诂去读古书中“文”字，无一不合。若作“文墨”解，便无一合了。习斋这些话，真可以给后世“蠧鱼式的学者”当头一棒！

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但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人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这些话可谓极端而又极端了。咳！我不晓得习斋看见现在学校里成千成万青年日日受这种“装罐头的读书教育”，又当做何叹息哩！但我们须要牢牢紧记：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两事，而且认定读书妨害学问，所以反对。他说：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卷一）恕谷亦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观此可知他们反对读书，纯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们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真正的学问罢了。

读了前节的话，可以看出颜李对于身体上的磨练如何重视了。我想中国二千年来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了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他唯一的主张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上）他怎么的讲体育呢？不外常常令身体劳动。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腫”，宋元以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篇》）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学人篇》）他特标这“习动主义”和宋儒之主静主义对抗。尤奇特者，昔人都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他常动。他说：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的意思，凡动总是好的，凡静总是坏的。于是发出极有力的结论如下：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学须篇》）他反对宋人所提倡之静坐，和反对读书同一理由，一日静坐使人愚，二日静坐使人弱。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年谱》卷下）又说：终日兀坐，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朱子最喜欢讥评汉儒，又喜欢辟佛，却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习斋反诘他道：半日读书，便半日是汉儒；半日静坐，便半日是和尚。请问一日十二时中，那一分一秒是尧、舜、周、孔？（《朱子语类评》）这话虽有点尖酸，却真把千年来学术界的病根针砭到彻底了。

种境界之靠不住，他说：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境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存学篇》卷二有一段大意与此同，而更举实例为证云：“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视之，管能豫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燕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着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着，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矣。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这段话真是餍心切理之谈。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者，当普通意识停止时，他会发动，——做梦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若用人为的工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出锋头，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现前。认这种境界为神秘而惊异他歆羡他，固属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他的发明，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有的，但说他是靠不住的，无用的。从来儒家辟佛之说，没有比习斋更透彻了。

颜李也可说是功利主义者。习斋说：以义为利，圣贤平心道理也。《尚书》明以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易》之言利更多。……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调，把实际上应用学问抹杀，其实讨厌。《朱子语类》有一段：“江西之学（陆象山）只是禅，浙学（陈龙川）却专是功利。……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你想，这是什么话！习斋批评他道：都门一南客曹蛮者与吾友王法乾谈医，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无一儒，无一才，无一苟定时，因不愿见效故也！宋家老头巾，群天下人才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秘，指干办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祀庙庭之典；莫论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豪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世间之德乃真乱矣，万有乃真空矣！……（《朱子语类评》）宋儒自命直接孔孟，何止汉唐政治家，连孔门弟子都看不起。习斋诘问他们说：……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才，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乃如此乎，噫！（《存学篇》卷二）这话并不是尖酸刻薄，习斋盖有感于学术之敝影响到社会，痛愤而不能已于言。他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尹和靖《祭程伊川文》‘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存学编》卷二）既属一国中知识阶级，则对于国之安危盛衰，自当负绝对责任。说我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不管那些闲事，到事体败坏之后，只叹息几句了事，这种态度如何要得！所以颜李一派常以天下为己任，而学问皆归于致用，专提《尚书》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为标帜。习斋说：“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矣！”（《年谱》卷下）又说：“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存学编》卷三《性理评》）又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同上卷一《学辩》）又说：“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间有称雄卓者，则又世间粗放子。……”（《习斋记余》卷一《泣血集序》）恕谷说：“道学家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上）又说：“宋儒内外精粗，皆与圣道相反。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致虚守寂；修身必修为无用之身，徐言缓步；为学必为无用之学，闭门诵读。不尽去其病，世道不可问矣！”（同上）宋儒亦何尝不谈经世，但颜李以为，这不是一谈便了的事。习斋说：“陈同甫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谓：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年谱》卷上）又说：“人不办天下事，皆可为无弊之论。”（《言行录·杜生篇》）有人说，《一统志》、《广舆记》等书，皆书生文字，于建国规模山川险要未详。习斋说：“岂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遗祸斯世，即间有考纂经济者，总不出纸墨见解，可叹！”（《年谱》

卷下）李二曲说：“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习斋评他道：“见确如此，膺当路尊礼，集多士景从，亦只讲书说话而已。何不举古人三事三物之经世者使人习行哉？后儒之口笔，见之非，固无用；见之是，亦无用。此益伤吾心也！”（同上）呜呼，倘使习斋看见现代青年日日在讲堂上、报纸上，高谈什么主义什么主义者，不知其伤心更何如哩！

想做有用之学，先要求为可用之人。恕谷说：“圣学践形以尽性。今儒堕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听读，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写，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恶动作，足之用去九；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践，性何由全！”（《年谱》卷上）这话虽然是针对为当时宋学老爷们发的，但现代在学堂里所受的教育，是否能尽免此弊，恐怕还值得一猛醒罢！

习斋不喜欢谈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他所主张我认为在哲学上很有价值，不能不稍为详细叙述一下。

知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矣。（同上《性理书评》）习斋论引蔽习染之由来，说得极详尽，今为篇幅所限，不具引了（看《存性编·性说》）。习斋最〈重〉要的论点，在极力替气质辩护，为什么要辩护呢？因为他认定气质为各个人做人的本钱，他说：“尽吾气质之能，则圣贤矣。”（《言行录》卷下）又说：昔儒视气质甚重。习礼、习乐、习射御书数，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气重用力，即此为存心，即此为养性。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无暴其气。”故曰：“养吾浩然之气。”故曰：“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五经》、《语》、《孟》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以躬习其事为粗迹，则自以气骨血肉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为精形体为累，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矣。（《存性编·性理书评》）气质各有所偏，当然是不能免的，但这点偏处，正是各人个性的基础，习斋以为教育家该利用他不该厌恶他。他说：“偏胜者可以为偏至之圣贤。……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同上）又说：“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同上）习斋主张发展个性的教育，当然和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能相容。他说：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无龃龉扦格、终身不就之患。故孟子于夷、惠曰不同道，惟愿学孔子，非止以孔子独上也，非谓夷、惠不可学也，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填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肃必变化而为庞德公，庞德公必变化而为包孝肃，必不可得之数，亦徒失其为包为庞而已矣。（《四书正误》卷六）有人问他，你反对变化气质，那么《尚书》所谓“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的话不对吗？他说：“甚刚人亦必有柔处，甚柔人亦必有刚处，只是偏任惯了。今加学问之功，则吾本有之柔自会胜刚，本有之刚自会胜柔。正如技击者好动脚，教师教他动手以济脚，岂是变化其脚？”（《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篇》）质而言之，程朱一派别气质于义理，明是袭荀子性恶之说，而又必自附于孟子，故其语益支离。习斋直斥之曰：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秀且备者，人之质也，虽蠢犹异于物也。呼吸充周、荣润运用乎五官百骸粹且灵者，人之气也，虽蠢犹异于物也。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尧舜者即气质也，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能不为此惧乎！（《存性编·性理书评》）习斋之龂龂辨此，并非和程朱争论哲理，他认为这问题在教育上关系太大，故不能已于言。他说：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同上）他于是断定程朱之说，“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以口实”。（《存学编》卷一《上孙钟元先生书》）他又断言，凡人“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体；极神灵之善，始自践其固有之形。”（同上《上陆桴亭先生书》）习斋对于哲学上和教育上的见解，这两句包括尽了。

习斋把汉宋以来一切学问都否认得干干净净，然则他所谓学问是什么呢？是《尚书》里头的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书》里头的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说：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年谱》卷上）他所讲这些学问，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实践，一部分是事业上的实用，都不是纸上看看、口头说说、心里想想所能交代过去。

他说：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之可坐而获。（《存学编》卷二）所以他自修和教人，都抱定“亲下手一番”的宗旨。他的身心修养法是要“身无事寻事去做，心无事寻事去思，做到身心一齐竦起。”（《年谱》卷上）处家庭处朋友乃至寻常应事接物，都出以十二分诚恳恪恭的态度，一毫不肯松弛。立一部日谱，记自己每日的行为和感想，严密自课，务求“每日有善可迁，有过可改。”（《言行录·王次亭篇》）至于工虞水火礼乐射御这些艺能，则从自己性之所近，择一两件专精其业，做这一件，便日日不断的实地练习。他自己精于弹琴，精于骑马，精于技击，精于医。虽没有机会带兵，然而兵法研究得甚熟；虽没有机会治水，然而水利讲求得甚明。有人说这些都是粗迹，他答道：“学问无所谓精粗，喜精恶粗，此后世所以误苍生也。”（《存学编》卷一《记王法乾问答语》）假使他生当今日，我敢说他定是一位专门科学家哩。他主张非力不食，亲自耕田，到老不懈。曾亲自赶车载粪，旁人见以为奇，他说，做人总要耐艰苦习劳动，有什么奇怪呢！（俱见《年谱》）他身体极结实，每出必步行，五十一岁时出关寻父，步行几遍东三省。

他主张“不要说只要做”，所以最反对讲空话谈原理的人。他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榛芜矣。（《年谱》卷下）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以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人也。

（《存学编》卷三）他以为听见人告诉我一句好话，我便要依着他的话做去才是，若照着他的话学舌一般再说一番，有何用处！譬如教体操先生说一声开步走，你便要“踏开脚步”往前走，倘使你站着不动，却照样的学说一句“开步走”，这种学生还要得吗！（《言行录》中有一条所说大意如此，今略易其文。）他以为二千年来学者大半犯这毛病。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习斋说后世讲学家正做了这章书的反面，“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这话是刁蒙吉说的，习斋引用他。见《年谱》卷下。）可谓妙语解颐。我想，这种毛病，不独汉宋学者为然，现代的学校教育，怕十有九还是这样罢。

人。”（《存学编》卷三）又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诸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这是习斋临终那一年告恕谷的话，见恕谷《年谱》）哎！习斋恕谷赍志以没于地下，到今又二百多年了，到底学风转移了没有？何止没有转移，只怕病根还深几层哩！若长此下去吗，那么，习斋有一番不祥的预言，待我写来，他说：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存学编》卷四）呜呼！今日的读书人听啊！自命知识阶级的人们听啊！满天下小百姓厌恶我们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厉害，我们还在那里做梦。习斋说，“未知几之何向？”依我看，“灭文”之几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选）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选）【说明】

1923年，清华学校领导想指定十来部有永久价值的古书，让学生每学期读一二部来了解国学常识，培养阅读能力。于是就请到梁启超过来讲，大概是从1923年冬天开始，每隔一周讲一次，一学期下来，讲了《论语》、《孟子》、《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礼记》、《大戴礼记》等十余部书，本计划讲接着往下讲，不幸妻子病故，又因事务繁忙，也终没有机会再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初名《群书概要》）陆续刊载于《清华周刊》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第288—305期，以及《书报介绍副镌》第5—9期。1925年由清华周刊社集结出版。此仅选录《论语》、《孟子》两部。

《论语》、《孟子》

《论语》《孟子》两书，近人多呼为“经书”，古代不然。汉儒对于古书之分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亦谓之“六经”，实为古书中之最见宝贵者。次则名为“记”或“传”，乃解释或补注诸经者，《论语》即属此类。又次则为诸子，乃于六经之外别成一家言者，《孟子》即属此类。故《论》《孟》两书，在汉时不过二三等书籍。然汉文帝时已将此二书置博士（“置博士”者，在太学中专设一科，以专门之博士任教授也），是曾经特别崇重，然不久亦罢（罢博士者，废此专科也）。六朝隋唐以来，《论语》研究尚盛，《孟子》则亦仅侪于诸子之列耳。自宋儒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合诸《论》、《孟》称为“四书”，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试题悉出“四书”，于是“四书”之诵习，其盛乃驾“六经”而上之。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此，则谓《论语》直接成于孔子弟子之手。虽然，书中所记如鲁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诸人，皆举其谥，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后。书中又记曾子临终之言，曾子在孔门齿最幼，其卒年更当远后于孔子。然则此书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卒后数十年七十子之门人所记无疑。书中于有子、曾子皆称“子”。全书第一章记孔子语，第二章即记有子语，第三章记孔子语，第四章即记曾子语。窃疑纂辑成书，当出有子、曾子门人之手，而所记孔子言行，半承有、曾二子之笔记或口述也。

先秦书赝品极多，学者最宜慎择。《论语》为孔门相传宝典，大致可信。虽然，其中未尝无一部分经后人附益窜乱。大抵各篇之末，时有一二章非原本者。盖古用简书，传钞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处，往往以书外之文缀记填入。在本人不过为省事备忘起见，非必有意作伪，至后来辗转传钞，则以之误混正文。周秦古书中似此者不少，《论语》中亦有其例。如《雍也篇》末“子见南子”章，《乡党篇》末“色斯举矣”章，《季氏篇》末“齐景公”章，《微子篇》末“周公谓鲁公”、“周有八士”章，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文。然此犹其小者，据崔东壁（述）所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末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皆有可疑之点。因汉初所传有“鲁论”、“齐论”、“古论”之分，篇数及末数篇之篇名各有不同，文句亦间互异。王莽时佞臣张禹者合三本而一之，遂为今本（见《汉书·艺文志》、《张禹传》及何晏《论语集解序》）。此末五篇中，最少应有一部分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其证据：一，《论语》通例，称孔子皆曰“子”，惟记其与君大夫问答乃称“孔子”。此五篇中，屡有称“孔子”或“仲尼”者。二，《论语》所记门弟子与孔子对面问答，亦皆呼之为“子”。对面呼“夫子”，乃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之，而此五篇中屡称“夫子”。三，《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四，《阳货篇》记“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记“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扰叛时，孔子正为鲁司寇，率师堕费，弗扰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乱，其乱亦由孔子手平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县令而敢召执政？其执政方督师讨贼，乃欲应以召，且云“其为东周”，宁有此理？佛肸以中牟叛赵，为赵襄子时事，见《韩诗外传》。赵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后五年，孔子何从与肸有交涉？凡此诸义，皆崔氏所疏证，大致极为精审。（参观《崔东壁遗书》内《洙泗考信录》，《畿辅丛书》中亦有此书。）由此言之，《论语》虽十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后人依托，学者宜分别观之也。

似无甚意义，内容分类，亦难得正确标准。略举纲要，可分为以下各类：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三、政治谈。

四、哲理谈。

五、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注重个性的）的问答。

六、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七、自述语。

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映入门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

上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其余六项约合占三分之一。第一项人格修养之教训，殆全部有历久不磨的价值。第四项之哲理谈，虽著语不多（因孔子之教专贵实践，罕言性与天道），而皆渊渊入微。第二项之社会伦理，第三项之政治谈，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百世而不惑者。第五项因人施教之言，则在学者各自审其个性之所近所偏而借以自鉴。第六项对人的批评，读之可以见孔子理想人格之一斑。第七项孔子自述语及第八项别人对于孔子之观察批评，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论语》全书之价值大略如此。要而言之，孔子这个人有若干价值，则《论语》这部书亦连带的有若干价值也。

吾侪对于如此有价值之书，当用何法以善读之耶？我个人所认为较简易且善良之方法如下：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蒙］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论语》注释，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有魏何晏集解，宋刑昺《义疏》，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即是。但其中要语，多为后人新疏所以采，不读亦得。为便于学者计，列举以下之注释书及关系书各种。

一、宋朱熹《论语集注》、《论语或问》。《集注》简而明，最便读者，但其中有稍涉理障处。《或问》时于《集注》外有所发明。

二、清戴望《论语注》。此书亦简明，训诂视朱注为精审。但多以公羊家言为解，穿凿附会，间亦不免。

三、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最精博，但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

四、清颜元《四书正误》论语之部。此专正朱注之误也，可见习斋一家学说。

五、清焦循《论语通释》。此书将《论语》教义要点分类研究，其方法最可学。

六、清阮元《揅经堂集》中《论语论仁解》。此书一短篇文，专取《论语》言“仁”之一部钞下，通贯研究，其方法可学。

七、清崔述《洙泗考信录》附《余录》。此书为最谨严之孔子传，其资料十九取自《论语》，辨《论语》窜乱之部分，当略以此书所疑者为标准。

以上说《论语》竞。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据此则汉儒传说，皆谓此书为孟子自撰。然书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皆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又书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所记二子问答之言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不以子称也。其成书年代虽不可确指，然最早总在周赧王十九年（西纪前二九六）梁襄王卒之后，上距孔子卒一百八十余年，下距秦始皇并六国七十余年也。今本《孟子》七篇，而《汉书·艺文志·儒家》云：“孟子十一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亦云然。

为惜，但吾侪颇信邠卿鉴别力不谬，其排斥《外篇》，不使珷玞乱玉，殆可称《孟子》功臣。今外篇佚文，见于《法言》、《盐铁论》、《颜氏家训》、李善《文选注》等书有若干条，经近人辑出，诚有如邠卿所谓“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也。至明季姚士粦所传《孟子外书》四篇，则又伪中出伪，并非汉时之旧，更不足道矣。

孟子与荀卿，为孔门下两大师。就学派系统论，当时儒、墨、道、法四家并峙，孟子不过儒家一支流，其地位不能比老聃、墨翟。但孟子在文化史上有特别贡献者二端：（一）高唱性善主义，教人以自动的扩大人格。在哲学上及教育学上成为一种有永久价值之学说。

（二）排斥功利主义。其用意虽在矫当时之弊，然在政治学社会学上最少亦代表一面真理。

其全书要点略如下：

一、哲理谈。穷究心性之体相，证成性善之旨。《告子》上下篇、《尽心》上篇，多属此类。

二、政治谈。发挥民本主义，排斥国家的功利主义，提出经济上种种理想的建设。《梁惠王》上下篇、《滕文公》上篇，全部皆属此类，其余各篇亦多散见。

三、一般修养谈。多用发扬蹈厉语，提倡独立自尊的精神，排斥个人的功利主义。《滕文公》、《告子》、《尽心》三篇最多，余篇亦常有。

四、历史人物批评。借古人言论行事证成自己的主义。《万章》篇最多。

五、对于他派之辩争。其主要者如后儒所称之辟杨、墨。此外如对于告子论性之辩难，对于许行、陈仲子之呵斥，对于法家者流政策之痛驳等皆是。

六、记孟子出处辞受及日常行事等。

上各项中，惟第四项之历史谈价值最低。因当时传说，多不可信，而孟子并非史家，其著书宗旨又不在综核古事，故凡关于此项之记载及批评，应认为孟子借事明义，不可当史读。第五项辩争之谈，双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未可偏执一是。第二项之政治谈，因时代不同，其具体的制度自多不适用，然其根本精神固有永久价值。余三项价值皆极高。

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钞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

学术的研究，方面极多，宜各随兴味所注，分项精求。惟每研究一项，必须对于本书所言彻头彻尾理会一番，且须对于他书有关系的资料博为搜采参核。试举数例：一、如欲研究《孟子》哲学，必须先将书中所谓性、所谓心、所谓情、所谓才、所谓义、所谓理……种种名词，仔细推敲，求得其正确之意义。复又须贯通全书，求得某几点为其宗旨之主脑，然后推寻其条理所由衍出。又须将别派学说与之对照研究，如《荀子》、《春秋繁露》等书，观其所自立说，及批驳《孟子》者何如。

二、欲研究《孟子》之政治论，宜先提挈出几个大纲领——例如民本主义、统一主义、非功利主义等等，观其主张之一贯。又须熟察时代背景，遍观反对派学说，再下公正的批评。

三、孟子辟异端，我辈不必随声附和。然可从书中发见［现］许多“异端”的学说，例如杨朱、许行、宋、陈仲子、子莫、白圭、告子、淳于髡等，其书皆不传，且有并姓名亦不见于他书者。从《孟子》书中将其学说摭拾研究，便是古代学术史绝好资料。

四、将本书所载孟子所见之人所历之地及其行事言论钩稽排比，可以作一篇极翔实的《孟子小传》。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学者如有研究兴味，则方面尚多，在各人自择而已。

最古之《孟子》注释书为东汉赵岐之《孟子章句》，且每章缀以章指，其书现存。全文见焦循《孟子正义》中，今不另举。

一、宋朱熹《孟子集注》。性质及价值皆同《论语集注》。

二、清焦循《孟子正义》。考证最精审，且能发明大义，现行各注疏未有其比。

三、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此书乃戴氏发表自己哲学意见之作，并非专为解释《孟子》，但研究孟子哲学，自应以此为极要之参考品。

四、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内《孟子》之卷。此卷将《孟子》全书拆散而比观之，所发明不少，其治学方法最可学。

五、清崔述《孟子事实录》。此书为极谨严孟子小传。

以上说《孟子》竞。

1924年

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

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此为在清华学校职业指导部的演讲稿，由贺麟笔记，曾于1924年1月载于《清华周刊》第291号。

职业指导是与诸君前途很好的事，但也是很难的事。我的子弟们，常以此问题质我，我总是对他们说：“无论学哪样都好，都有用。你对于哪样学科兴趣最浓厚，你就去学哪样罢！”因为择业问题，实在很难解决，别说别人帮你决定很难，就是你自己决定了之后，将来也许要发生变迁。我们先辈吃了择业问题的亏的人很不少：即如严又陵先生是个学海军的，恐怕他连海船都没有坐过几次，然而对于文哲方面却大有贡献。又如胡适之先生，原来是学农的，现在他专讲哲学和文学了。

假使他们开首时择业不误，他们的造就也许更深，对于社会的贡献，或可更大。现在清华有了择业指导，诸君各就其兴趣最浓的而专学之。自己固然少吃亏，社会也可以少吃亏。

职业指导部要我同诸君讲讲关于学文学和史学所应具的性格和应有的预备，所以我便照题做文章，以“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来作今天演讲的题目。

文学和史学，似乎甚相关连。以前章实斋做《文史通义》一书，还以“文”、“史”二者相提并论。其实这两样东西，各走不同的方向。史学最重科学精神，文学方面，除文学批评及散文的一部分与史学的性质相同，注重科学精神外，其余的纯文学，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所以史学家与文学家简直是不可兼的。因此我分作两部讲，先讲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次讲文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

我也是一个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的人。三十岁以前，常做文学的东西，近来才觉得我应该专攻史学。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中国人要想在自然科学中，对于世界有何贡献，实一极难之事。在社会科学方面，虽比较有新发明之可能性，但也是很难。惟史学方面可以供我们发明开辟以贡献于世界的矿地却异常之多。如果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以研究中国数千年来很丰富的史料，实一极容易而且极伟大之事业。

中国的史料，错杂散漫，未经整理过的，实在丰富的很。即如单是研究北京城的历史，也可以作成一篇很体面的文字。况且历史的资料的来源，也异常之多：除开书本上的陈的资料，我们还可以亲自用观察力去搜寻目前的史料，不单是地上的，地下的史料也还多的很。罗马因近百年来发掘古物太多，致使全部历史，整个改观。

中国因修筑汴洛铁路，所发现的古物，和在甘肃敦煌石室所发现的书籍，于中国史上亦添加了不少资料。

试问研究此种历史，整理此种资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谁最适宜于干这事呢？外国人因有语言文字及其他种种困难，自然不能干；中国的老辈，也还是干不下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史的新方法。他们如果能够干，早干了。所以我说这个责任，是应该中国现在的青年负担；而且也要这般通西学、知道新方法的人，才最适合干此事。我很希望对于史学有兴趣的人，到外国去专学此科，用外国的新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史料。对于资料方面，我可以帮忙的我总十分愿意尽力——希望我们大家能合作。

作史家，所必具之性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科学的头脑，可以分作三层说明：一、耐烦的搜讨性搜集史料，绝不可厌烦难。因为单有一两条史料，实是干燥无味，毫无意思。但集合多了，便有价值。所为研究史学的人，最要能耐烦，要如做小生意的打小算盘一样，非积有很多很多的纸条子不可。

二、精细的判断力史料有真有伪，有可信有不可信，有前人故意造假的，有由于文学家铺张扬厉放大其词的。故史学家，须有精细严刻的判断力，如像法官一样，把真的伪的辨别得清清楚楚。

三、锐敏的观察力史学家要善于观察，于别人不在注意的东西内，看出很重要的史料来。

总之，这种科学的头脑，为凡治科学者所必具，非独史学为然；不过学史学者，尤其应该特别注意。

史学家最要紧的，是要能了解文化之范围，于经济、艺术、科学各方面虽不必专；但不可不略略了解一点。德国新近有历史哲学，意思就是要了解文化的范围。所以史学家须凌空整个的知道历史哲学，然后来研究整理中国的史料，这不仅于中国史有贡献，或许可以为现在很幼稚的历史哲学开一新途径。

关于中国史学的书籍，如《史通》、《通志》的序文、《文史通义》三书，是非读不可的。我刚才不是说历史的资料不单地上的，还有地下的吗？地下之资料，有时比地上的还较为重要。故我常说大学应该添设采掘一科。所以学史学的人，对于采掘必须研究，才可以搜集地下的史料。研究古代历史，最重要采掘；但研究近代史学，则须善于刺探。如像新闻记者一样的走往各处探访，要使别人能够尽量的告诉你实在情形。

文学家的性格，却大与科学相反：文学家最重要的是想像。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大凡文学家，总是带点女性，感情异常浓厚，性质异常奇怪，反对现在社会礼法，而对于自然界，却异常亲切恋爱——这几点都是文学家的主要性格。

《诗经》的性质，温柔敦厚，乃是带有社会性，用以教人涵养性灵、调和情感的，所以称为“诗教”；但是若往外国研究文学，而注重调和情感，那就成了随俗浮沉、模棱两可的人，岂不可笑？所以往外国研究文学，顶好是取其所长，把情感尽量发泄。因此研究外国文学，我不一定主张要有如何精深的中国文学作基础，但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无论如何要用本国文学才可。

用白话表现情感，有时自比用文言方便，而且不受拘束；但我认为白话表情，有时还嫌不足。我主张学文学的人，对于中国诗文少读犹不妨（如果他对于文学有兴趣，他自然要读陶诗、《楚辞》和李杜的集，你禁也禁不住）；但“小学”却非特别注意不可。

见学生的时间内来面谈。

戴东原哲学（节选）

戴东原哲学（节选）1924年为戴震诞辰二百周年，任公发起纪念会，并撰写了《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论文来纪念戴震。本文发表于1924年1月24日、25日《晨报副刊·东原二百年纪念》，原文有十小节（其中空八、十两节实际上是空缺），此仅选录第四、五、六、七、九节。

四东原哲学内容（一）：客观的理义与主观的意见以上说了一大堆话，还没有到题，真成了“博士买驴”了。如今只好剪断残言，叙述东原哲学的内容。

宋儒自命其学曰“理学”，他们所谓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疏证》卷上叶三）。所以他们的“理”可以说是先天的，超时间空间的。他们以为学问的最高目的，全在体验出这个“理”，所以叫做“理学”。东原以为这样讲“理”，只能谓之“意见”而不能谓之理。他于是在《疏证》劈头第一段先给“理”字下一个定义，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疏证》卷上叶一）依这话，“理”是要从客观的事物看出来的，《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是事物，“则”便是理（以秉持为经常曰则，以各如其区分曰理）。“则”存于“物”中，舍事物而言理，便非圣贤所谓理了（卷上叶三大意）。所以宋儒说“理在人心”，东原说“理在事情”（叶五）。这话有什么根据呢？他引孟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释之曰：“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叶六）是“理”必为客观的存在甚明，理既凭借客观的事物而始存在，所以“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能得。”（卷下叶二十）东原所谓理，大略如此。

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者，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杂于偏私而害道，求理义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谓之理义。自非圣人，鲜能无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浅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哉。（卷上叶三）“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是就客观的事物本身言。“如斯而宜名曰义”，是就客观的事物相互关系言，“心之所同然”是客观的标准。

而施者以为当然。在家庭里、社会里、国家里，充满了愁痛、郁抑、愤恨、乖离，不是酿起大乱，便是把全个社会憔悴销沉下去完结。据东原看起来，一切罪恶根源，都起于误拿意见当做理，他所以不能不大声疾呼以“正人心”者在此。

五东原哲学内容（二）：情欲主义依前段所说，可知义理和情欲不能分为二事了，所以东原说：“理者，存乎欲者也。”（《疏证》卷上页十）然而宋儒不是这般说，他们以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所以严辩理欲，说君子、小人之分就在这一点。他们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东原以为这种话有极大的流弊，所以驳他，东原把“欲”和“私”分别讲，依他的见解，“欲”是中性的，说不上好坏，“欲之失为私”（卷上页十一），是因“欲”过了制限生出来的，才可以说是坏。他从这里指出儒教和佛老根本不同之处，说道：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案谓自私其神识），此以无私通大下之欲者也。（卷下页十九）为什么儒教不主张无欲呢？他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而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卷上页九）这段话含有很深刻的真理，善恶本来不是绝对的，仁与不仁，像是两极端，其实，知识从一根线上发生出来。一个欲字，仁与不仁都要靠做根核，所以说是中性。然则我们到底要欲不要欲呢，便先要问你要不要生。换句话说，问你要诅咒人生呀，抑或赞美人生？东原以为老氏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所以要“使民无知无欲”；后之释氏，其说似异而实同（卷上页十八）。吾儒不然：“《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页十九）儒教以人生为立脚点，所以一切理义都建设在体人情，遂人欲上头。佛、老立脚点不同，他们主张无欲，可以自成片段。宋儒并不打算脱离人生，却杂取佛、老的话，主张无欲，便闹成四不像了。所以东原要驳他。

东原以为，“宋儒辩理义之说，可以生出三种大毛病。头一件，令好人难做。有生命的人类，总是要生活的，生活自然离不了物质的条件。一切行为，都起于欲望。有欲望才有行为，才说得到行为之合理不合理。无欲无为，还有什么理？圣人教人，只要人的欲望行为皆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只讲无私，不讲无欲。至于‘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虽君子也如何免得掉？辨［辩］理欲的道学先生们，专拿这些事来挑剔，这样‘责备贤者’法，一定闹到满天下没有一个够人格的人了。第二件，养成苛刻残忍的风俗。说无欲便是君子，那些君子自命的人，一点也不体贴人情，专凭自己的‘意见’就说是‘理’，种种横谬举动，自己觉得‘不出于欲’，便说是问心无愧。凡自己‘意见’所认为非的，便说是这个人是‘自绝于理’，这是多么残刻啊！第三件，迫着人作伪。古圣贤替社会国家做事，总是体贴人情，凡实生活上细微曲折的，都打算周备。

尧、舜忧四海困穷，文王视民如伤，那一件不是替人民谋‘人欲’。辩理欲的先生们，把理和欲认为不相容的两件事，自己修养，以‘不出于欲’为合理，治人当然也以‘不出于欲’为合理。举凡人类物质生活极重要的事项，轻轻拿‘人欲’两字抹去，一切不在意，专讲什么‘天理’、‘公义’。孟子说得好：‘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除却以欺伪相应，更有何法，这不是率天下跑到作伪的那条路吗？”（译《疏证》卷下页二十四、二十五大意。）东原提倡情欲主义的理由，大略如此。简单说一句，东原所以重视情欲，不过对于宋儒之“非生活主义”而建设“生活主义”罢了。

六东原哲学内容（三）：性的一元与二元宋儒所以把理、欲看成两橛，有他们哲学上的根据。他们以为人类的“性”由两部分合成：一部分是义理之性，是善的；一部分是气质之性，是恶的。他们做学问方法，是主张“变化气质”，“明善以复其初”。东原以为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此点，所以很详细地驳正他。

原来中国哲学的起源和欧洲有点不同，欧洲哲学以求知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利行为出发点。欧人说“哲学起于惊异”，这话对于他们的老祖宗希腊人怕是对的。希腊人生在风景极佳的海边，养成爱美好奇的性质，一切学术思想，都从“惊奇”之一念孕育出来。“宇宙万有从那里来呢？”“有他实在的本休没有？”“若有，是怎样一件东西？”“主宰宇宙的神有没有？”……诸如此类是他们哲学上的问题，所以生出来的派别是“宇宙一元、多元”，“万有唯物、唯心”，“有神、无神、一神、多神”等等。这些事项，都是和现实的人生距离很远，为他们“惊奇的智识欲”所驱，一步一步向前追求。中国文化起自大平原，向极现实极平常的方面发展，一切思想，都以现实的人生为根核，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者便是，所以他们那些问题，我们一概也没有。我们哲学史上发生最早而争辩最烈的，就是“人性”问题。详细点说，是“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教育、一切政治之总出发点。因为有性善、性恶主张之歧异，教育方针当然各各不同，而－切社会组织、政治设施之根本观念，都随而移动。这个问题和现实生活之直接关系如此其深切，所以无论何派哲学家都参加讨论，东原便是最近一位有力的参加者。

有普遍性。当时告子说的“性犹杞柳”，便是采用第二说，又说“性犹湍水”，便是采用第一说。（其实两说本有连带关系的，刚才已说过。）到后来董仲舒“性禾善米”之喻，是第二说的变相。扬雄的“性善恶混”是第一说的变相。韩愈的“性有三品”，是第三说的变相。宋学未发生以前性论的形势大略如此。

性是儒家哲学最重大的问题，因为儒家讲的是人生哲学，非解决这问题不可。别家却没有看得那么重了，所以如老子、如墨子书中关于这问题的讨论很少。自魏晋以至隋唐，道家和佛教次第在思想界占势力，他们的哲学，可以说是超人生的——非现实生活的。他们的主要问题，不在人性，而在超人的“真宰”“真空”（看《疏证》卷上页十六十七）。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和性的问题混在一块讲的，宋儒受佛老学说的影响很深，却又不肯把儒家面目抓破，勉强想要会通，所以越弄越糊涂（看《疏证》卷上页十九二十，卷中页四页五页十九）。宋儒要把“真宰”“真空”放在人性里头，却是“食色性也”的性，事实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们没有法子，只好把性分为两橛，说是“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这种主张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性的二元论”。

性的二元论，在哲学界当了专制帝王将近一千年，对于他举叛旗的头一位是颜习斋，第二位便是戴东原。东原说：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结生聚，而理则凑泊附着之（原注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因以此为完全自足（原注程子云“圣贤无论天德，盖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着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疏证》卷上页十七页十九）“分理气为二本”，即我所谓性的二元论便是。这种二元论，据东原看来，是有历史的。他说：“老、庄、释氏所谓性，所谓道，专主所谓神者为言，目的要使神离形体而长存（原注：老氏言长生久视，以死为返其真，所谓长生者，形化而神长存也。释氏言：不生不灭，所谓不生者，不受形以生也；不灭者，即其神长存也），所以歧而分之，内其神而外形体，以形体为传舍。他们的结论，归到分血气（物质的）、心知（精神的）为二本。荀子性恶之说，于一般人的心知外，别提出一个‘礼义的圣心’，虽能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然而别有一个礼义之本，也是二本。到程、朱也是合血气、心知为一本，却又别增一本。所别增的一本，荀子说是圣人特别给我们的，所以叫做‘圣心’；程、朱说是天特别给我们的，所以叫做‘天理’。其实程、朱之学皆借阶于老、释，仅仅以理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而余无所易。”（节译《疏证》卷上页二十及页二十三、二十四）又说：“老、释就一身分言之，有形体，有神识，而以神识为本。

东原大反对这种二元论，说道：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心知之自然者，明之尽之，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而非仁义，一本然也。苟歧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疏证》卷上页二十四）性善、性恶，本来两方面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赞成那方面，原可听人自由。最不可解者，宋儒口口声声推尊孟子，但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倒反和荀子得同一的结论。东原是主张性善说的人，所以不得不和他们争辩。《礼记》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几句话，程子因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朱子又引申之说道：“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止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得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卷中页十七引）这两段话都是宋学先生们认为最精深玄妙的，我们读起来，当然会联想到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禅宗说的“看取父母未生前面目”那些话来。你想，这是离人生问题多么远啊！和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岂有一毫相像？东原驳他们道：如其说，是孟子乃是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时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时，已是人生以后，已堕在形气中，安得断之曰善？由是言之，将天下古今惟上圣之性不失其性之本体，自上圣而下，语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体。是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者，程子、朱子乃言“人无有不恶”。其视理俨如有物，以善归理，虽显遵孟子性善云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孟子不曰性无有不善，而曰人无有不善。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医家用药，在精辩其气类之殊，不别其性则能杀人，使曰此气类之殊者已不是性，良医信之乎？试观之桃与杏，取其核而种之，萌芽甲坼，根干枝叶，为华为实，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无一不可区别，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即俗呼桃仁、杏仁者——形色臭味无一或阙也，……何独至于人，而指夫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岂然哉？（《疏证》卷中页十七十八）这段话的后半，拿桃仁、杏仁作比，说明性是整个的，单一的，不是凑合的，外加的，最合真理（杜里舒的生物哲学只是发明此理）。宋儒乃于血气、心知以外，别加上一件东西，名之曰理；而这个理又在“人生而静以上”，明明不是本来所有的了。

所以颜习斋说：“徒令人歆其所本无，而憎其所本有。”（《存性篇》）东原说：“宋儒为什么另截出一理义之性，而别归之于天呢？他们的意思以为，若说理是由别处来，则理像是我所本无，说理是天给我的，便可以算得是本有。但既是本有，何以又须加学问去穷他明他、存他呢？岂不是矛盾吗？所以又说是为气质所污坏，以便言本有者转而如本无，因此便把性的名移到理上头，而气化生人生物适所以病性了，岂不可怪！”（译卷中叶十八十九大意）须知习斋、东原这些话，不是和宋儒争闲气，因为这是教育学上绝大问题。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依宋儒的说法，便要靠外来的一个道来弘人，相去多么远呢。

命字之定义道：“如听于所制者然之谓命。”（《原善上》，《文集》卷八叶四）又说：“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疏证》卷下叶一）他还有较详细的解释道：凡“命”之为言，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皆有数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逾。……譬于大树，有华、实、叶之不同，而华、实、叶皆分于树。形之巨细，色臭之浓淡，味之厚薄，又华与华不同，实与实不同，叶与叶不同。一言乎分，则各限于其所分。取水于川，盈罍、盈瓶、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瓶、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浅深。水虽取诸一川，随时与地，味殊而清浊亦异，由分于川则备限于所分。……（《答彭允初书》，《文集》卷八叶四）他说命定的意义大略如此。东原的文章，没有一个字不经过斟酌。他说“如听于所制者然”，显得并不是有什么造化主在那里宰制，却是像似有的样子。他所讲命定，全是“分限”的意思。分限从那里来呢？一曰遗传的分限，如树的华、实、叶之喻便是。二曰环境的分限，如水随时随地而异味殊清浊之喻便是。三曰受动的——即别方面的动作加于我的——分限，如水被汲于罍、瓶、缶之喻便是。这三种分限，我们都是不能不承认的，虽不是有什么造化主在暗中扯线叫我们如此如此，但我们在这几个分限的圈子内，没有法子跳出，比方任凭你怎样的讲求养生，你断不能活到一百五十岁，这种法则，叫做命定。

既有这种命定，然则我们种种活动不是白饶吗？又不然。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向来最称难解，宋儒因说“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借来替他们的性的二元论做武器，东原解得最好，他说：……“谓”，犹云藉口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不谓性”，非不谓之为性；“不谓命”，非不谓之为命。

（《疏证》卷中叶二十二）他的意思以为耳目声色之欲，越享用丰富越好，固然是人性所同然，但有环境地位种种限制，不能藉口于性，说是我该享用的，便求分限外的享用。仁、义、礼、智种种美德，有人得天独厚，做得很圆满，别的人为才质所限，比不上他。例如颜渊闻一知十，子贡闻一知二，我们或者闻十不能知五，岂不是智的分限吗？所以说是“命也”。但我们毕竟有能知之性，所以说“有性焉”。不能因为分限不如人，就不复求知，所以说：“不谓命”——不藉口于分限。虽有性而不藉口于性以抹煞命，是承认命定说，叫人安心在遗传环境之下做分内事。虽有命而不藉口于命以抹煞性，是承认自由意志说，叫人常常向上一步实践道德责任。这便是东原的意思。

么方法？如今请看东原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人之不尽其才，患二。曰私，曰蔽。

私也者，其生于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己。

蔽也者，其生于心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已。

凿者，其失为诬。愚者，其失为固。诬而罔省，施之事亦为固。悖者，在事为寇虐，在心为不畏天明。欺者，在事为诡随，在心为无良。

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文集》卷八叶七，《原善》下）这一段是东原全部著述中极紧要的话，虽然文字太过简洁古奥，读下去还可以了解，我也不多加注释了。现在要详述他“去私”、“解蔽”两义。

“私”的来源在那里呢？他说：“私生于欲之失。”（《疏证》卷上叶十一）又说：“得乎生生者仁、及于是而害仁之谓私。”（《原善》下）人类之有欲望，是东原所承认的，而且尊重的，因为“仁”的动机全从这里来。虽然，用之不得其当，却会生出不仁的结果。因为爱自己才有欲，爱便是仁的根核，但爱自己很容易弄到损人利己。所以也会趋到不仁（看《疏证》卷上叶十），怎么才能除却那“欲之失”以去私呢？他说：“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发人之情。”（《疏证》卷下叶三）《乐记》说：“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不能返躬，天理灭矣。”东原解释道：“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返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同上叶二）如是，则“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同上）。这就叫做“强恕”。能恕，私自然会去，结果则“不私，即其欲皆仁也”（卷下叶三）。

以上讲去私的话，比较上也不过平平，其实东原所最注重者还在去蔽，他说：“求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卷下叶二十三）前文所引“人之知能极是非之致，……”也可见连强恕都是由知而来。所以，去蔽是东原的修养第一义。

“蔽”的来源在那里呢？他说：“蔽生于知之失。”（卷上叶十一）又说：“得乎条理者，智，隔于是而病智之谓蔽。”（《原善》下）又说：“朱子屡言‘人欲所蔽’，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卷上叶十一）又说：“宋儒曰‘人欲所蔽’，故不出于欲则自行无蔽。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仇之人，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卷上叶十九）合这几段话看来，东原所谓蔽者，莫过于不顾客观的事情，而专凭主观的意见，他常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文集》卷九，《答郑用牧书》）其实人苟真能不以己自蔽，那里会被人所蔽呢？所以蔽皆起于主观。

合，则无不可为。”（《年谱》叶四十五）拿现在话讲，即专从客观的虚心研究事物条理，综合一番又分析一番，分析一番又综合一番便是。不独如此，他还说：“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疏证》卷上叶三）综合分析都是明其区分的工夫，是偏重客观方面，还要精其裁断，便是看主观的判断力如何。不过这种裁断，与区分工夫并行自然和纯粹主观的意见有别了。

学为什么能去蔽呢？东原以为，学的功用在训练自己心知的官能。他说：“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

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疏证》卷下叶二十一）缘研究一件事理，务要正面、反面、平面、侧面都观察到求其彻底了解。这种工作，并不专为这一件事，是要借来磨练我智慧，磨练多次，自然会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又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年谱》叶四十五）他于是极言学问功用之大，说道：人之血气心知，性也。血气资饮食以养，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也广大，昔者暗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人之血气心知，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疏证》卷上页九）他所谓解蔽莫如学的大旨，大略如是。这些话骤看过去像是专从知识方面讲，无与于德性，其实不然。东原意思以为天下罪恶起于蔽者十而八九，不蔽，则几于至善了（《原善》下末端大意）。从这一点说，也可说东原哲学是“新知行合一主义”。东原说：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己矣，解蔽斯能尽我生，尽我生斯欲尽乎义命之不可以已，欲义尽乎义命之不可以已，而不吾慊志也，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文集》十一《沈处士戴笠图》序）读这几句话，不独可以见出东原精粹的学术，并可以见出他俊伟的人格了。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本文曾载于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０日《东方》第２１卷３号。

本讲所叙述，是以一六四四年清朝兴起的时候为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衍八十年，约自一六二四至一七二四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

为欲令诸君明了思想来源起见，先将二千余年来思想界历史分六期简单说说。

第一期——纪前五五一至二二二。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止。这个期内：中国内部民族统一完成，各地方文化发展，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时思想极自由活泼，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继出生，实为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辉的时代。

第二期——纪前二二一至纪后二一九。这个期包含秦汉两朝。那时政治的统一完全告成，中央政府的势力，东至高丽，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许多新建设。思想界则经过怒湍壮澜之后回复到平流的样子，专对于从前学者的发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统一延到思想的统一，全学界殆为儒家思想所独占。

第三期——二二至五八九。这个期内，名为三国南北朝期。政治势力分裂，民族移转大混乱。西北方蛮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方，渐渐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迁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较低的地方加工开发，那时的思想界，因为政治扰攘的影响，全部带厌世色彩。初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则前期末已经输入，到本期发展极猛速而极溥徧［遍］，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杂的状态。

第四期——五九至九五九。这个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为中心。那时第二次民族统一告成，政府势力伟大，北至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属”的状态受长安政府之支配或监督。思想界则一方面因南北统一政象安宁，得迅速的进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频繁，中亚细亚及印度之精神物质的文化次第输入，所以文学、美术、音乐、工艺都发达得极其灿烂，哲学界则佛学各宗派都在这时候完成，儒学亦继续汉代的整理事业，到期末的百余年间，因文化烂熟的结果，发生毛病，延及社会之腐浊政治之混乱，至五代时，这一期的文明，遂陷于破产状态。

派，程朱派带中国固有思想的成分还较多，陆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学兴后，唐以前许多文化事业都很受打击，再加以那种八股考试制度，把学界的活气越发腐蚀了。

第六期——一六四四至今日。自清朝建号那年起。这个期内，满洲人仅治中国二百七十多年，但满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时代有点不同，文化不惟没有受蹂躏，而且因政治统一社会比较安宁的缘故，各种事业都很有进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学末流发生毛病，惹起反动，于是一反前期向内的学风，专从事于客观的研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许多学问都复活转来。又因为和欧洲交通大开的缘故，陆续受外来思想影响，造成一种新学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许多地方相像。

本讲所要讲的是最后那一期——第六期。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复杂——方面很多，不能全讲，专讲他们“黎明时代”的运动。

这一期，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一六四四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

想知道这个黎明时代思想界变迁之动机，要注意那时候“时代背景”如下四点：第一点，就是前段所讲的“理学反动”。因为在前期末年，理学中之陆王学派，几乎独占了全学界。依我看，这一派的好处本来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讲得太玄妙了，随声附和的人也太放纵了，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厌倦和攻击，所以反动的结果，学风全趋向客观的或实践的。

第二点，那时候有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是耶稣会教士之东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辈先后入中国，他们除传教之外，翻译了许多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心理、论理各科书籍，所以那时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学初进来时有点相像。

第三点，中国的学者，向来什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每每妨碍思想之独立，最少也分减了研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

第四点，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一六六二至一七七二），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大彼得同时，性质和他们大略相类，所成就的事业还在他们之上。他即位初年，虽国内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因为社会安谧，学者得有从容为学之余裕。康熙帝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人又极聪明，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欧洲新输入的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极力提倡。有这样一个人做一国的主权者，自然能令思想界发生好影响。

在这时代背景之下，自然会产生出有特色有价值的学问。今将这期内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列举如下：（一）黄道周和刘宗周。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两位都是理学大师，都是一六四五年在南方举兵反抗满洲死的。他们虽然尊崇理学，却都带点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数之学，用他自己的特别论理学推论事物；宗周对于实践道德学，最为切实谨严。这两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学家中有他的新立场，人格的壮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门人最多，江浙间学者大半出其门，影响到后来尤大。

（二）孙奇逢和李颙。奇逢，直隶人（一五八四生，一六七五年卒）；颙，陕西人（一六二七生，一七五卒）。两位都是陆王派的理学家，但他们都注重实践，少谈玄理，可以说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侠气能任事的人。明末满洲兵进关，残破了许多州县，他以一书生纠合人守城，竟把满洲兵打退。后来他避乱跑到山里头，许多人跟着他去，他便给这些人立了许多组织，成一个小政府样子，又用学问来教训他们，成就许多人才。李颙的学风，最为“平民的”，他常说不识字也可以做圣贤。两位都是北方讲学大师，孙奇逢年寿最高，九十二岁，影响尤大。以上四个人，都是前期学派的结束。

（三）顾炎武和王夫之。炎武，江苏人（一六一三生，一六八二卒）；夫之，湖南人（一六一九生，一六九二卒）。两位当少年时候，都做过反抗满洲的政治运动，到事无可为，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炎武，公认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他说除却经学没有理学，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他对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都有极精审的著作。他的著作，都用客观的归纳研究，给后人留下许多方法。夫之学问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那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

（四）黄宗羲和朱之瑜。两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县。宗羲，一六一年生，一六九五年卒；之瑜，一六生，一六八二年卒。两位早年都是反抗满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画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后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罗等处，仍常常秘密入内地，到处运动，前后经过十七八年，他们的政治活动才停止。宗羲是刘宗周第一门生，讲陆王派理学，但他最长于历史，著了一部《宋元学案》，一部《明儒学案》，把七百年理学家的人物和学说很详慎的来叙述，很公正的来批评。两书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有一部分是后人续的，在全世界著作界中，关于哲学史的著述，恐怕没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详赡的了。他还有一部怪书，叫做《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说他的政治理想，极力排斥君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这部书一六六二年出版，比法国卢骚的《民约论》早一百年，这种眼光，在十七世纪时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主权者德川光国十分敬礼他，尊他为国师，他很热心教导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认的事实。

（五）颜元和李塨。他们两位是师弟，都是直隶人。颜元，一六三五年生，一七四年卒；李塨，一六五九年生，一七三三年卒。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他们排斥注释古书，排斥读书，排斥静坐冥想，排斥开堂讲说。他们以为学问不是从书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听人讲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认得北京的路，凭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烂熟也不中用，日日听人说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亲自跑一躺［趟］街而且天天跑。总而言之，他们以为凡有智识都从经验得来，所以除却实地练习外，没有法儿得着学问。他们对于学问的评价，专以有无效率为标准，凡无益于国家社会或个人身心修养的，一概不认为学问。他们的教育，专主张发展个性，说“断没有一个药方能医好各种病，断没有一个教法能教好各种人”，说“一个人想兼备众长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会的人在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这种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

（六）徐光启和宋长庚。两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学大家。光启，江苏人，一六三三年卒。他是头一位翻译欧文书籍的人，他译的《几何原本》在古今翻译界中，总算第一流作品。他对于数学、天文学、论理学都有很深的修养。自己著书不少，上海徐家汇的天主堂和图书馆，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书捐出来创办的，到今日还是继续他的事业，越发巩固光大。

长庚，江西人，生卒年无考，大概一六五年还生存。他是一位工业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一书，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三百年前讲工业天产的著作如此详明者，全世界中怕没有第二部。

（七）王锡阐和梅文鼎。两位都是初期数学家。锡阐，江苏人，一六八二年卒。文鼎，江西人，一七二一年卒。他们都是把那时欧洲新输入的天文学、数学研究得十分透彻，自己更发明许多新法，补西法所不及或订正他的错误。锡阐年寿短，著述较少，但他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学上实有千古不磨的价值。文鼎寿八十九，著书八十余种，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实在少见。

（八）徐宏祖和顾祖禹。两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苏人，宏祖一五八五年生，一六四年卒。祖禹一六八年卒。宏祖是一位探险大家，单身步行，把全个中国都走徧［遍］了，云南四川的边界，向来是一个“秘密窟”，没有人走过，旧地理书所讲纯是捕风捉影。宏祖每游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枝］节搜讨。澜沧江、金沙江，南北盘江的发源，向来没有人到过，经宏祖实地踏勘，然后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游记》，实一部破天荒的地理书。

从二十九岁起到五十岁，没有一天停工才始做成。这部书把全国山川形势说得了如指掌，对于军事地理方面尤为详尽。

（九）万斯同和戴名世。两位都是大史学家。斯同，浙江人，一七二年卒。名世，安徽人，一七一三年卒。

斯同是黄宗羲的门生，著有《明史稿》五百卷，现在二十四史里头的《明史》，就是用他的底稿，其他关于史学的著作还很多。名世也是要独力私著一部《明史》，因为著作里头犯了满洲朝廷忌讳，政府把他杀死，连许多史稿也烧了，但他所论作史方法的文章，还流传下来，是永远有价值的。

（十）方以智和刘献廷。两位都是创造新字母的人。以智，安徽人，大概一六七年还生存。他反抗满洲，跟着明朝最末的一位皇帝在云南地方十几年。他是近代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头一个人，专从发音上研究，把历代话语的变迁和各地方方音之变迁，都研究出许多原则来。他主张仿欧洲的拼音文字造出一种新字母来替代汉字。

献廷，北京人，一六四八年生，一六九五年卒。他没有看见以智的书，却是和他一样见解。也造有一副新字母，他的学问方面很多，历史、地理尤其专长。

（十一）德清和智旭。两位都是浙江的和尚。德清，一六二三年卒。智旭，一六五五年卒。前一期的佛教徒，纯属“禅宗”一派，什么经典都不研究，专讲顿悟，有些假托的人连一切戒律都破掉了，弄得佛教很腐败。他两位提倡“浮土宗”，算是佛门下的“清教徒”。又注重研究经典，把许多部重要佛书都注释一番，替本期佛教开一新局面。

（十二）孔尚任和曹雪芹。两位都是大文学家。尚任，山东人，孔子后裔，他著有一部历史剧，名曰《桃花扇》，通共四十幕，专叙明末南京情事，极悲壮，极哀艳。雪芹，北京人，著有一部空前绝后的好小说，名曰《红楼梦》，通共一百二十回，写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婚姻不自由而牺牲性命的，带着描写满洲阔人社会生活状况，曲折尽致。因为他文章太好了，二百余年，成了人人共读的作品。

以上所讲十二类二十四个人，大概可以代表那时候思想界的全部了，其余各方面人物尚多，不能全述。依我看，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他。

以上所讲，是第六期三百年间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界状况，后二百年，都是从此演生出来。

第二个一百年，因为满洲政府压制思想自由，把许多学派都压住了，学者专向考证古典方面做工作。但都是应用先辈的研究方法，把中国旧文献整理出来的不少，这种工作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

第三个一百年的末期——即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

现在又是第七期的黎明时代了，我希望我们黎明运动的成绩，比先辈更胜一筹。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节选）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节选）本文写于1924年2月。原文叙述了二十个省域的近代学风及其代表人物，此仅选录序言部分及具有代表性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六省。

吾于三年前作《清代学术概论》，篇末述对于将来学界之希望，有“分地发展”一语，朋辈多疑其所谓，彼书既极简陋，未能发吾旨趣，久思为一文以畅之，顾卒卒未有暇。癸甲冬春之交，夜课休沐，偶与儿曹谈皖南北、浙东西学风之异同，乘兴搜资料作斯篇，阅十日而成，亦屠苏酒中一绝好点缀也。

本篇专以研究学者产地为主，于各家学术内容不能多论列，文体宜尔也。欲知其概，则有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在。

本篇以行政区域分节，理论上本极不适当，贪便而已，抑舍此而别求一科学的区分法亦非易易也。今以十八行省附以奉天及在京之满洲、蒙古人为二十节，吉林、黑龙江、新疆无可纪者，只得阙焉。就中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情形太复杂，更分区论次。

本篇纯采“谋而不断”的态度，胪列事实略为比次而已，其所以产生此事实之原因，盖未遑及。今略摘应注意研究之各问题如下：

（一）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

（二）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

（三）何故直隶、河南、陕西清初学者极多，中叶以后则阒如？

（四）何故湖南、广东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大盛？

（五）何故山西介在直隶、陕西之间，当彼两省学风极盛时，此乃无可纪述？

（六）何故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

（七）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邻而学风乃绝异？

（八）何故文化愈盛之省分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

（九）何故同一省中文朴截然殊致，——如江苏之徐海一带、安徽之淮泗一带可述者远逊他郡？

（十）何故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庚续不替，如皖之桐、歙，苏之常、扬……？或极盛而骤衰，如直之博、蠡，浙之姚、鄞？等。

（十一）何故……？

（十二）何故……？

精读吾文者，凭藉所胪列事实，可以发生大大小小问题如此类者盖不下数十，能一一求其故而解答之，则我国近代文化一部分之性质及其来历可以明了。此史家之责也，吾于全部精细的解答，病未能焉。

虽然。请以感想偶触所及陈其一二。

昔人恒言：“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晋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斯言虽小，可以喻大也。以我国幅员之广漠，民族之复杂，气候兼寒温热三带，地形兼山谷、平原、海滨三界，任举一省，皆足当欧洲一国或二三国。一省之中，而自然界之形与气之区以别者且无量也。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且如惟江右为能产陆子静、李穆堂，惟皖南为能产朱晦翁、戴东原，惟冀北为能产孙夏峰、颜习斋，惟浙东为能产王阳明、黄梨洲，乃至阮文达之在粤与在滇，其努力传播文化工作相等，而粤之收获至丰，滇之收获至啬也。类此之例，悉数之累百十而不能尽，吾因是则信唯物史观派所主张，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吾侪一切活动，随其所引以为进展，听其所制以为适应，其含有一部分真理，无少疑也。

虽然，专从此方面观察，遂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之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有一陆子，而江右承其风者数百年；有一朱子，而皖南承其风者数百年。虽在风流歇绝之后，而其精爽之熏铸于社会意识中不可磨灭。遇机缘而辄复活，倘其时不有朱、陆其人，或有之，而其所努力者或稍怠，则全部学术史，恐非复如今所云云也。乃至同是一冀北，而颜习斋、李恕谷之当时与其前后何以大异？同是一甬上，而黄梨洲、万季野、全谢山之当时与其后何以大异？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类此之例，悉数之亦累百十而不能尽，夫环境之迁嬗，岂其于数年十数年间而剧变遽尔，所以然者，则范蔚宗所谓“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倘然悉听环境所宰制。“一夫善射，百夫决拾”，心力伟大者一二人先登焉，而其勃兴遂不可御也。

吾为此文，欲举国青年读之而知所兴焉，备自按其籍贯以寻其乡先辈之遗风，其在文物郁郁之乡，则思如何而后可以无惭于先达，续其绪勿使坠也。又深察乎一时之盛不可以恃，各乡邦固有昔盛而今衰者矣，引以为鉴而日兢兢也。其在昔盛今衰之乡，则夙夜图所以振之，使先辈心力薰铸于吾之潜意识者迅奋复活也。其在夙未展拓之乡，则知耻知惧，愈加努力，毋使长为国中文化落伍之区域。而又思夫他乡之所以先进，亦不过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为。诵“彼丈夫，我亦丈夫”之言而自壮自力也。夫自然界之力所能限制吾人者盖可睹耳。今者全世界学风且刹那刹那交相簸荡，而更何一省一郡一邑之所能私，即以近三百年间所演观之，其末流固已交光互影，而地域的色彩日益淡矣。其普及之均度，亦月异而岁不同。吾祝十年后有庚续吾文者，其所述学术之种类及内容有以异于今所云，而平均发展之度亦日益进，不复如今之偏枯而可憎也。

吾为此文，虽费十日之力搜集资料，然终凭记忆所及为多，遗漏自当不少。盖尝有极著名之数人一时失忆而嗣乃补入者矣，籍贯误记，当更不免，海内君子，摭其所遗以相匡示，俾稍完备，感且不朽。

此种研究方祛，吾以为今之治史者所宜有事。踵而扩之，追溯宋明以前各时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乃至遍及文学家、政治家……等等之地理的分布，则皆治人文科学极有趣味、极有功用之业也。国之俊髦，其有乐于是耶？吾愿褰裳从之。

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蔽，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然其学风所衍，又自有分野；大抵自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江宁、淮、扬为一区域；皖南徽、宁、广、池为一区域；皖北安、庐为一区域；浙东宁、绍、温、台为一区域。此数域者，东南精华所攸聚也。语其大较，则合诸域成一风气，与大河南北及关西截然殊撰；细为剖判，则此诸域者，各因其山川之所孕毓，与夫一时大师之偶然的倡导，又各自发挥其特色而分别有所贡献。今兹所述，不能具析，读者宜按图稽索，心知其意也。

江苏近代学风，发轫于东南濒海之苏、常、松、太一带，以次渐扩而北。其初期学界形势大略如下：当晚明心学末流猖披之时，而东林学派兴于其间。创之者为无锡高景逸（攀龙）、顾泾阳（宪成），以省身克己，砥砺名节为教，而最留意于当世之务。学派之得名，则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二公讲学地也。其后阉孽以此名陷正人，“东林党”遂遍天下。其后继者曰复社，主之者则太仓张天如（溥），虽流品渐杂，要不失为历史上有价值之讲学团体。江左学术之光芒，滥觞此时矣。

昆山顾亭林（炎式），岳然三百年来第一大师。其制行刚介拔俗，其才气横溢而敛之于范，其学博极群书而驭之在我，标“经学即理学”与“经世致用”之两大徽帜，号召学者以从事于新学派之建设，清代诸科之学，殆无一不祢称亭林者。亭林中年以后，北游不归，故当时吴士奉手受教者少，然厥后学者，什九皆闻其风而兴也。故亭林应认为吴学之总发起人。

清师渡江，江浙间仗节死义者踵相接，而吴下逸民，则多以程朱学自检束。长洲徐俟斋（枋）、昆山朱柏庐（致一）、昆山归玄恭（庄），其尤矫矫［佼佼］者也。盖以耿介绝俗之姿，茹荼嚼雪，不求闻达。而士自潜受其化。其以程朱学为教，声光烂然者，亭林之外，莫如太仓陆桴亭（世仪）、太仓陈确庵（瑚），桴亭切实博大，不持门户，其《思辩录》包罗万象，颜习斋论清初学者推为第一，谓在夏峰、二曲上也。确庵教人分政、事、人、文四类，读史常注意社会利病实际问题，亦一反明季理学家清谈之习。盖吴下程朱派大师，多注重研究事物条理，与北学、关学、洛学稍异，吾假名之曰吴学第一派。

师。武进恽逊庵（日初），即大美术家南田（寿平）之父，学风亦近陆王；其族孙皋闻（鹤生），亲炙恕谷，私淑习斋，传颜李学于江南，后此常州学派亦间接受其影响。吾假名之曰吴学第二派。

亭林所倡经世致用之学，其基础当求诸历史，而尤重者则现代掌故也，故其学友中多治史，且专嗜明史。吴江吴赤溟（炎），吴江潘力田（柽章），吴江戴耘野（笠），其最著者也。赤溟、力田皆死于“湖州史狱”，著作烬焉，耘野书亦为禁品。自兹以往，史学家始偏重考古矣。吾假名之曰吴学第三派。

亭林倡经学即理学之论，其治经则祧宋儒传注而求诸汉唐注疏。元和惠元龙（周惕）受经于徐俟斋，究治古义。其子半农（士奇），半农之子定宇（栋），累世传之，惟古是信，惟汉是崇。自是“汉学”之目，掩袭天下，而共宗惠氏。吾假名之曰吴学第四派。

明季，利玛窦辈挟其历算学东来，而上海徐玄扈（光启）最能传受［授］而光大之，与其徒先后译书垂百种；“西学”之名肇焉，思想界为之一变。吴江王寅旭（锡阐）以理学家而好为深沉之思，与亭林、力田交契，共致力斯学。江都孙滋九（兰），学于汤若望，尤能见其大，著理气众数、辩疑纠谬及格理推事、外方考证四论，虽大遭俗目之所咤斥，而学者视线亦渐集注焉，实为科学之由枿，吾假名之曰吴学第五派。

明清之交，江浙学者以藏书相夸尚。其在江南，则常熟毛氏之汲古阁为称首，且精择校刻以公于世。继之者常熟钱氏之绛云楼、述古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昭文瞿氏之铁琴铜剑楼，以至太仓顾氏、泰兴季氏等。咸蓄善本，事校，自此校书刻书之风盛于江左。吾假名之曰吴学第六派。

以上六派，虽非皆吴人所专有，亦未必足以尽吴学，然大较盖可睹矣。斯邦人物蔚起，更当分区论之。

旧苏州府学风大略从同，然亦可细析为二：其一，府治附郭之长、元、吴；其二，则昆山、常熟，附以吴江也。长、元、吴人之特长在淹博，其短处在裁断力稍薄。顺康间，最初以笺释校勘之学名于时者，曰，长洲何义门（焯），其学颇杂博而破碎。次则惠氏祖孙父子，而定宇最有名于乾隆间，以记诵浩博为学，其《易汉学》、《九经古义》、《后汉书补注》等最有名于时；“汉学”之名盖于是创始焉。而定宇亦颇事杂述，如注渔洋诗之类，学风盖甚近义门。定宇弟子最著者，长洲余仲林（萧客）、吴县江艮庭（声）。仲林著《古经解钩沈》，艮庭著《尚书集注音疏》，皆征引甚博。而乾隆末叶，则有元和李尚之（锐）精研数理，能引申古义。元和顾千里（广圻）实艮庭弟子，好校书，然颇破碎。长洲黄荛圃（丕烈），治目录学极精审。嘉道间，则有长洲宋于庭（翔凤）治今文学。有长洲陈硕甫（奂）著《诗毛氏传疏》，极谨严，学风稍异于其先辈。有元和朱允倩（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纯以音释训。吴县沈文起（钦韩）为诸史补注，且疏《水经》。咸同间，则吴县冯林一（桂芬）喜谈经世之务，著《校邠庐抗议》。同光间，则吴县吴清卿（大澄）以金石学闻；元和洪文卿（钧）覃精蒙古史，著《元史译文证补》，称绝学；吴县潘伯寅（祖荫）以达官宏奖风流，能刻书；元和江建霞（标）善为目录之学；别有长洲彭尺木（绍升）、吴具汪大绅（绪）专治佛学，倡净土宗，在乾嘉间为学界之别动队云。

昆山、常熟、吴江，吴下才士所聚也，其气象视阊门为博大。常熟钱牧斋（谦益）以前明老名士为江南祭酒，虽晚节猖披已甚，其掌故学有不能抹杀者。大儒顾亭林实昆山产，无劳更诵述。其两甥昆山徐健庵（乾学）、徐立斋（元文），虽颇以巧宦丛讥议，然宏奖之功至伟，康熙初叶，举国以学相淬厉，二徐与有力焉。健庵治礼亦颇勤，其《读礼通考》，虽出万季野，然主倡之功不可诬也。《通志堂九经解》，嫁名成容若（德），实出健庵。治唐宋经说者有考焉。常熟陈亮工（芳绩），常熟黄子鸿（仪），昆山顾景范（祖禹），皆以地理学名。亮工为亭林友人子，著《历代地理沿革表》。于鸿、景范俱参徐健庵之《大清一统志》，而景范之《读史方舆纪要》实称绝学。常熟陈亦韩（景范）之经学，则汲惠氏之流者也。吴江产史家，前所述吴赤溟、潘力田之外，尚有张文通（隽），亦死湖州史狱。而力田之弟次耕（耒），兼受亭林、俟斋、寅旭三大师之学，卓然能不愧其传。吴江之治经学者，有陈长发（启源）、朱长孺（鹤龄），颇为后此何义门学风所自出。而沈果堂（彤）以三礼学名于乾隆间。盖此方学者，顺康间极盛，乾嘉以后骤衰。于道光末，乃有常熟庞子方（大堃），治音韵学，所剖析视江、戴、段、王尤密。晚有常熟翁松禅（同龢），善宏奖而已，于学无所名。

松、太之间，学风大类苏州。太仓有陆桴亭、陈确庵两大理学家，而其学皆至博，既如前述。尚有著名文学家太仓吴梅村（伟业），其史学的著作，亦有相当价值。乾嘉盛时，则有嘉定钱竹汀（大昕），及其弟晦之（大昭），其从子溉亭（塘）、献之（坫），有嘉定王西庄（鸣盛），有青浦王述庵（昶），有镇洋毕秋帆（沅），而竹汀最博大精核。同时学者，戴东原外未或能过之。西庄、述庵以赡博见长，其拙于裁断，颇类阊门诸儒也。秋帆宦达为疆吏，所学不至，其《续资治通鉴》称良著，大率出幕府手。上海为商贾之地，自徐玄扈后，盖鲜闻人，惟陆耳山（锡熊）总纂《四库全书》，提要多出其手，与纪晓岚齐名。

旧常州府，与苏接境，而学风又分二支：迤东无锡、江阴一带，其学大类昆、熟；迤西阳湖、武进，自为风气，卒乃别产所谓“常州学派”者。无锡为吴学发源地，东林高、顾二公后，代有传入。顾庸庵（枢）实泾阳孙，高汇旃（世泰）则景逸犹子，狎主东林讲席，学者宗焉。荆溪汤世调（之錡）亦以阳明学教授，而江阴徐霞客（宏祖）在晚明为近代唯一之探险的地理学家。雍乾间，则顾震沧（栋高），治经与时流稍殊其途，而自有理法，荆溪任翼圣（启运）则以礼学闻。乾隆中叶以降，寖式微矣，江阴是仲明（镜），治程朱学，然不能光大，金匮秦味经（蕙田），以著《五礼通考》得名，然书非己出。晚光绪间，乃有金匮华若汀（蘅芳），数学独出冠时。有无锡薛叔耘（福成），学问虽无专门，但有世界眼光，颇类郭筠仙，而江阴缪艺风（荃荪），则以板本之学闻。最近则元锡吴稚晖（敬恒），提倡极端的欧化。

亦善治史，所著《二十二史札记》，善于属辞比事。阳湖陆祁生（继辂），武进恽子居（敬），善属文，号“阳湖派”，亦颇能以文谈学。武进张皋文（惠言），阳湖李申耆（兆洛），阳湖董方立（佑诚），皆阳湖派文家之雄。而皋文长于经，善言《易》，又能训释《墨于经说》于千年闇曶之后；申耆长于史，善言地理，能绘图制器；方立长于算，能发明数理，卒年仅三十五，在清儒中最短折，成就乃卓然可传。武进臧镛堂（镛），在汉学家中，亦足称第二流人物。而常州一域尤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者，则在“今文经学”之产生。

自武进庄方耕（存与）治春秋公羊学，著《春秋正辞》，以授其从子葆琛（述祖），及其孙珊卿（绶甲）、其外孙武进刘申受（逢禄）。而申受著《公羊释例》、《左氏春秋考证》诸书，大张其军。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盖嘉道以降，常州学派几天骄矣，及最近则有武进屠敬山（寄），著《蒙兀儿史记》，识者谓其价值在邵阳魏氏、胶州柯氏之上。

旧江宁、镇江二府，清初百年间亦无大师。自乾隆中叶，金坛段茂堂（玉裁）学于戴东原，传其音韵训诂之学，创注《说文》，为小学总汇；而江宁谈阶平（泰）以明算闻。嘉道咸间，则句容陈卓人（立）著《公羊义疏》，为斯学绝作。上元汪梅村（士铎）治《水经注》，丹徒柳宾叔（兴恩）治《谷梁传》，能名其家。最近则丹徒马眉叔（建忠）著《文通》，应用高邮王氏之训诂学创造中国文法书。

渡江而北为淮、扬。旧淮安府为顾亭林屡游之地，其门人山阳张力臣（弨），能传其训诂音韵之学，亭林著作之刻布，实自力臣始。而大儒阎百诗（若璩），本籍太原，生长钓游皆山阳也，故斯地学风开发独早。乾嘉以降，惟山阳丁俭卿（晏），其学颇博赡精审。道咸间，则山阳鲁通甫（一同），以古文名，颇能发砭时之论。

徐、泗之间；自昔为豪侠产地，学者鲜闻，清代亦不违斯例。吾所记忆者，清初惟铜山万年少（寿祺），然亦任侠尚气之文学家，非纯粹学者也，继此则更无述焉。

通，以今文学名家。甘泉江子屏（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实为极有价值之学术史，晚治佛学，所得盖未可量。甘泉薛子韵（传均），则以音韵学名。而仪征刘孟瞻（文淇），与刘端临同时齐名，号扬州二刘，其子伯山（毓崧），孙恭甫（寿曾），曾孙申叔（光汉），累代传其家学，迄清末不衰。自孟瞻迄恭甫，三世而成《左传新疏》，伯山又好为局部掌故的考证，最称翔洽。而兴化刘融斋（熙载），治双声叠韵之学有妙解，亦精于算，又提倡陆王理学，在当时称佼佼焉。盖扬之学者，世家最多；江都汪氏、仪征阮氏、宝应刘氏，咸有令子。而绵历四代不殒嘉问者，前则高邮王氏，后则仪征刘氏也。

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在前清乡科，同试一闱，事实上盖为不可分之一文化区域也。而皖北与皖南，风气固殊焉。

皖北沿淮一带——今淮泗道，旧凤阳、寿、颖、亳、滁诸州府，自昔惟产英雄，不产学者，故无得而称焉。皖北沿江一带——今安庆道，旧安庆、庐、和、六安诸州府，交通四达，多才华之士，其学以文史鸣。皖南——今芜湖道，旧徽、池、宁国、广德、太平诸州府，群山所环，民凤朴惇而廉劲，其学风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此其大较也。

皖北名都，推合肥与桐城，合肥近代多显宦，学界无杰出之上，故言皖北学风，可以桐城为代表。桐城之学，自晚明方密之（以智）、钱饮光（澄之）开发之后，三百年间，未尝中断，学界上一名誉之都邑也。密之、饮光，皆间关优［忧］患从永历于滇南，气节凛然，为后进式。密之之学，坚朴综核，大类皖南，其《通雅》一书，实导后此声音训诂学先路，晚岁乃逃于禅，喜谈名理。其子田伯（中德），著《古事比》；位伯（中通）事梅定九，以善数学闻，又著《物理小识》；素伯（中履）著《古今释疑》，皆能传其父学者。饮光学风则稍异密之，彼盖才气横溢之人，以诗文豪，而治经史则其余事也。逮康熙末叶，则方望溪（苞）与戴南山（名世）并起，两人皆以能文章名。“桐城派古文”，固当祖饮光而祢方、戴也。南山善治史，其史识、史才皆绝伦，卒以作史蒙大戮，后辈惩焉而讳其学。望溪显宦高寿，又治程朱学，合于一时风尚，故其学独显，桐城派“因文见道”之徽帜，自望溪始也。然望溪才力实弱，不足振其文。继起者，则乾嘉间有刘海峰（大魁）、姚姬传（鼐），学益俭觳矣，而桐城文之军乃愈张。同时有方植之（东树），著《汉学商兑》，力诋阎、胡、惠、戴无恕辞，著《南雷文定书》后，掊击梨洲，盖以“程朱派之卫道人”自命，桐城学风然也。咸同间有马元伯（瑞辰），治汉学家言，著《毛诗传笺通释》，盖矫然自异于其乡先辈者。自曾文正笃嗜桐城文，列姚姬传于圣哲画像中与孔子齿，后此承风者益众。最近犹有吴挚甫（汝纶）、姚叔节（槩）、马通伯（其昶），咸有撰述，为桐城守残垒焉。此外，皖北学者无甚可记。无已，则与望溪、南山，并时齐名之宿松朱字绿（书），其佼佼矣。

第一派。有当涂徐位山（文靖），治史学及地理学，虽稍病芜杂，然颇有新见，是为第二派。雍正间，则休宁程绵庄（延祚）（绵庄后寄籍江苏之上元，然据彼上李恕谷书，自称“新安程某”，则本休宁人矣），歙县黄宗夏（曰瑚），皆学于李恕谷，而宗夏兼师王崑绳、刘继庄，颜李学派之入皖自此始。绵庄又斯派图南之第一骁将也，是为第三派。同时有休宁汪双池（绂），以极苦寒出身，少年乞丐佣工自活，而遍治诸经，以程朱学为制行之鹄，又通音乐医方诸学，是为第四派。宣城梅勿庵（文鼎），崛起康熙中叶，为历算学第一大师，其弟和仲（文鼐）、尔素（文鼏），其孙循斋（瑴成），并能世其学，是为第五派。五派各自次第发展，而集其成者为江慎修，蜕变而光大之者则戴东原。

婺源江慎修（永），乾隆间以经学教授于乡者数十年。其治经之法，从典章制度、名物地理、声音训诂分途爬梳，而归本于义理；其于音韵、律吕、历算皆有精悟；其修养则以程朱为鹄。其弟子最显者，则歙县程易畴（瑶田）、歙县金檠斋（榜）、歙县汪叔辰（龙），而休宁戴东原（震）为之魁。叔辰长于《诗》，檠斋长于《礼记》，易畴则名物度数剖析极微而核，而亦有志于探求道术本原。东原以赡博之学、综核之识、深湛之思，每治一学，必期于深造自得。盖自东原出，然后清代考证学之壁垒始确立焉。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尤为八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当时学界惠戴齐名，实则惠非戴匹也。

东原不以师自居，故弟子甚稀，最著者段茂堂、王石臞，皆非皖人。其同郡后学能得其一体者，则歙县洪初堂（榜），歙县凌次仲（廷堪），初堂寿最短，未见其止，次仲治礼学，精绝冠时。

歙县汪衡斋（莱），在嘉庆间，与焦里堂、李尚之同治算，最能析繁难之算理，廉悍深刻，纯然皖南学风也。

道光间，则歙县程春海（恩泽），治史学颇综核。

绩溪萌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翬），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村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札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

清季，皖南学寖衰矣。道咸间尚有泾县包慎伯（世臣），黟县俞理初（正燮），两家学皆杂博。慎伯好谈经世之务，而理初长于局部的考证。

最近则石埭杨仁山（文会），为佛学复兴之大师，其在佛学界之地位，不减清初宣城梅氏之于算也。

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然而浙西与浙东又各自为其特色。

交光互影，有不能一概论者。大抵两浙学者多集于沿海及钱塘江、瓯江之左右岸，愈近腹地——如严、衢、处等州——则愈少。杭嘉湖间与皖南及吴下毗连，学术为多方面的发展，而学风亦日为混合的趋向；浙东之宁、绍为一区；而温州又自为一区。此其大较也。

浙西，理学方面，为程朱派之根据地。明清之交，桐乡张杨园（履祥）、钱塘应潜斋（撝谦）、仁和沈甸华（昀），皆践履敦笃，为士林宗。康熙中叶，则平湖陆稼书（陇其）、石门吕晚村（留良），咸以排斥陆王自任，比之距杨墨。虽稼书为时主所尊尚，配飨孔庙，晚村撄怒，剖棺戮尸，身后荣戮殊科，语其学风，盖一致也。雍正间，则钱唐桑弢甫（调元），亦以程朱学闻。就中惟清初海宁陈乾初（确），虽师事蔽山，而根本排斥宋明理学家言，其学与颜李一派颇相类云。

浙西之考证学，最初著闻者当推秀水朱竹垞（彝尊），竹诧以文人而贰于学者，其学博赡而不谨严。康熙中叶，则德清胡东樵（渭），以善地理及明《易》，称大师，与阎百诗并名。

浙之省治——仁、钱，治考证学者清初鲜闻人。惟仁和柴虎臣（绍炳）笃行能文章，而又善言音韵，尝有书规亭林之误。至雍乾之交，则仁和赵东潜（一清），以善治《水经注》名。钱塘冯山公（景），始治经学，学风颇类毛西河。乾隆中叶，则仁和卢抱经（文弨），最善校勘，为高邮王氏学之前驱。仁和杭大宗（世骏），博学负时誉，与全谢山齐名。仁和孙颐谷（志祖）善辩伪书，著《家语疏证》。钱塘厉太鸿（鹗），著《辽史拾遗》及《宋诗纪事》，极赡核。钱塘梁曜北（玉绳）、处素（履绳）兄弟，以贵介公子淬厉于学，而曜北治史有《史记志疑》，能成一家言。仁和翟晴江（灝），能治经。嘉道间，则仁和龚定庵（自珍），实段茂堂外孙，而治今文家言，又治佛学，能发奇论，与魏默深同为晚清思想之先驱者。最近则钱塘夏穗卿（曾佑），学风大类定庵。仁和丁益甫（谦），治边徼地理极勤。钱塘张孟劬（采田），治史学，综核有通识。

杭属诸县，自陈乾初而后，康熙间有海宁陈莲宇（世琯），师事梨洲，亦颇提倡颜李学。道咸间，则海宁张叔未（廷济）、海宁蒋生沐（光煦），颇以校勘名。光绪间有海宁李壬叔（善兰），精算学，译西籍，徐文定后一人也。最近则余杭章太炎（炳麟），治声音训诂之学。精核突过前人，学佛典亦有所发明。而海宁王静安（国维），亦善能以新法治旧学。

嘉属诸县，自竹垞、稼书而后，乾隆间则有嘉兴王宋贤（元启），专治历算，最明勾股。嘉道间，则有嘉善钱衎石（仪吉）、警石（泰吉）兄弟，衎石谙掌故，警石长校勘。最近有嘉兴沈子培（曾植），学极博而不事著述。

农（文田），通音韵学。咸同间，有乌程周郑堂（中孚），仿《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之例，著《郑堂读书记》，价值足与四库提要垺。其外孙德清戴子高（望），经学宗庄、刘，理学宗颜、李；与东原有“前后戴”之目。而乌程程善夫（庆余），实子高师，治金石及数学。有乌程徐钧卿（有壬），以疆吏殉难，邃于算学；有归安陆存斋（心源），善鉴别板本。同光间，则德清俞荫甫（樾），善治训诂，能读故书，学风宗高邮王氏，称清末大师焉。而归安沈子惇（家本），久官刑曹，律学冠时。

严、衢诸属鲜闻人，惟光绪间，桐庐袁重黎（昶）治西北地理，通知时务，义和团之役以直谏死。

以上说浙西竟。

浙东之余姚，实王阳明产地，其山阴则刘蕺山产地也，故此地陆王学派，根斡最茂实焉。蕺山晚而讲学山阴，门生弟子遍江浙，入清后，其子伯绳（汋），尚能振其绪。而余姚区区一邑，更笃生黄梨洲（宗羲）、朱舜水（之瑜）两大师，嘻，盛矣！舜水虽余姚产，论学顾祧阳明，在明季闇然避时誉，入清则亡命老死于日本，其弟子皆在彼都，故国无称焉。故清初之浙东，殆为王学独占。其在余姚，则同是王学而分二派：其一为姚江书院派，主之者则沈求如（国模）、史孝咸（子虚）、韩遗韩（孔当）、邵鲁公（曾可），承晚明末流之敝，颇近狂禅；其一为证人学会派，主之者则梨洲也，梨洲以忠端之子、蕺山高弟，气节岳岳，而于学无所不窥，又老寿，讲学不倦，故岿然为东南灵光，与孙夏峰、李二曲称海内三大师焉。浙东学术，全部出自梨洲，语其梗概，则陆王之理学为体，而史学为用也。梨洲之弟晦木（宗炎），倜傥不让乃兄，尤善言《易》，所疏证在胡朏明上。其子耒史（百家），亦能世其学，续其未成之书。而邵鲁公之孙念鲁（廷采），先受业韩孔当，继乃归宿于梨洲，自是余姚两派始合一。念鲁亦勤于治史，述晚明遗事甚详。及乾隆间，则邵二云（晋涵），念鲁族孙也，于小学最精核，为《尔雅新疏》，又拟重撰《宋史》未成。其孙邵位西（懿辰），显于咸同间，治今文经学，有名。言学脉于余姚，邵氏流泽最长矣。

梨洲讲学甬上最久，其大弟子多出是邦。初，鄞县范氏天一阁、山阴祁氏澹生堂，以藏书之富闻于晚明，甬上人士之慕学自兹始。鄞县万履安（泰），学于蕺山而友梨洲，其子八人，皆就梨洲学，各名一艺。而公择（斯选）传其理学，充宗（斯大）传其经学，季野（斯同）传其史学。而季野以布衣参明史馆事数十年，主持京师学风，康熙末称祭酒焉。其兄子九沙（经）、贞一（言），咸能传家学，尤邃于史，九沙最老寿，在乾隆间为鄞学宗。此外鄞士之显者，有陈介眉（锡嘏），其子悔庐（汝咸）、从子南皋（汝登），皆学于梨洲。南皋又学于季野。悔庐宦于闽，时闽人李晋卿方以伪程朱学号召天下，悔庐侃侃与辨不为屈焉。复有仇沧柱（兆鳌），亦事梨洲，以博赡闻。其晚出者则全谢山（祖望），尝问业于万九沙，而大衍梨洲之绪，续成《宋元学案》百卷，又最谙南明掌故，卓然为乾隆间史学大师。谢山云殁，鄞学衰矣。咸同间，有董觉轩（沛），徐柳泉（时栋），稍振其绪云。

慈溪郑寒村（梁），学于梨洲，晚年逃于禅，其子义门（性）能传其学，更笃实，与全谢山友善。

与梨洲同时讲学而宗风殊异者，有慈溪潘用征（平格），其学以求仁为宗，谓“朱子，道；陆子，禅。”因为梨洲所呵斥，故不显于世，然万季野，郑义门皆颇称之。而余姚劳余山（史），则以阳明同里而服膺程朱，颇似朱舜水矣。

清初浙东以考证学鸣者，则萧山毛西河（奇龄），萧山与仁和夹钱塘江而峙，学风乃大类浙西也。西河之学，杂博而缺忠实，但其创见时亦不可没。其同县后学有汪龙庄（辉祖），治元史，能辑类书。

乾嘉间，浙东产一大师，会稽章实斋（学诚）创“六经皆史”之论，为思想界起一大变化，其史学盖一种历史哲学也。同时有天台齐次风（召南）之地理学，临海洪筠轩（颐煊）、百里（震煊）兄弟之经学，临海金诚斋（鹗）之礼学，则台州一时之俊也。

其在晚清，则定海黄薇香（式三）、儆季（以周）父子，崛起孤岛中，治三礼最通博，能名其家。最近则上虞罗叔蕴（振玉），善金石学，能读殷虚［墟］书契文字，熟于掌故、考证，有别裁。而山阴蔡孑民（元培）治哲学亦有心得。

瓯海一隅，自宋以来别为永嘉学派，实斋论浙东学术，于兹托始焉，顾近代无能张大之者。晚乃有瑞安孙仲容（诒让），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

江西与皖浙错壤，而学风夐然殊撰。最可诧者，则清代考证学掩袭一世，而此邦殆无一人以此名其家也。

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者，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祥）、冰叔（禧）、和公（礼），号“宁都三魏”。

与同县邱邦士（维屏）、南昌彭躬庵（士望）等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易堂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标帜，豪侠任事，而最喜为文，与王崑绳、刘继庄一派颇相类。其后辈有南丰粱质人（盻），学于李恕谷，自此与颜李学携手矣。

同时与易堂对峙者，曰程山学舍，主之者为南丰谢约斋（文洊），及其友同县邵睿明等六人，号“程山七子”，其后六人者皆北面约斋为弟子云。约斋之学，早岁宗姚江，四十以后，乃返求诸宋儒，而皈宿于横渠，坚苦力行，类北方学者焉。

雍乾之交有一大师，曰临川李穆堂（绂）。穆堂日私淑其乡先正欧、曾、王、陆之事业道德文章，常欲以一身肩其绪。居官岳岳然厉风节，奋身任艰巨，为文滂沛而渊懿，其学则专宗陆王。当时陆王学为世诟病，其屹然作干城者，穆堂与全谢山而已。

与湘之王壬秋并在时相肃顺之门。

乾隆中叶，瑞金罗台山（有高），善为古文，而嗜佛学，修净宗，与彭尺木、汪大绅称同调，自是赣士有学佛者。最近则德化桂伯华（念祖），笃嗜焉，初治华严，后修密宗。而宜黄欧阳竟无（渐），治法相、唯识，精博绝伦，称海内第一导师。

湖南自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虽然，壤地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之者，是以其学不传。自兹以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逮嘉庆中，然后邵阳魏默深（源）崛起。默深之学，方面极多，与龚定庵同为常州派今文经学之骁将，又善治史，著《圣武记》及《新元史》，又好谈时务，著《海国图志》，述域外地理及海防政策，晚乃治佛学，修净业。清季思想界，默深筚路蓝缕之功高也。继此，则善化贺耦耕（长龄）、安化陶云汀（澍），皆以名督抚而好学有述作。新化邓湘皋（显鹤），搜罗乡邦文献最勤，裒辑船山遗著于散佚之余，编校刻布，力事宏奖。新化邹叔绩（汉勋），精研算学及地理，亦通经学、小学。益阳汤海秋（鹏）善为文，著一书曰《浮丘子》。长沙周荇农（寿昌）为诸史补注。而善化唐镜海（鉴），治程朱学，著《国朝学案小识》，自是湘学彬彬矣。

道咸之间，湘乡罗罗山（泽南），与其友同县刘霞仙（蓉）共讲程朱学，以教授于乡曲，而同县王璞山（鑫）、李迪庵（续宾）、希庵（续宜）皆罗山弟子，师弟弦歌诵讲，若将终身焉。及大乱起，罗山提一旅卫桑粹，已而出境讨贼，死绥焉。璞山、迪庵先后殉。霞仙赞军幕，希庵独将，并立功名。自是一雪理学迂腐之诮，而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

先是巴陵吴南屏（敏树）为桐城派古文，湘乡曾涤生（国藩）嗜而学焉。涤生早达，官京师，遍交当时贤士大夫，治义理、训诂、词章皆粗有得，思为和合汉宋之学。乱起，涤生治军，建大功，为元臣，虽后半生尽瘁政治，不尽所学，然学风固影响一世矣。同时并名者，益阳胡润之（林翼）、湘阴左季高（宗棠），并才气过人，学问根柢亦不浅。

湘阴郭筠仙（嵩焘），少与刘霞仙、曾涤生同学，学风略相类。乱起，参诸军，常密勿运筹。晚乃持节英、法，周知四国之为，国人知欧洲有文化、道术、治法，盖自霞仙始。其于旧学亦邃，经部、史部著作颇多。同时有平江李次青（元度），谙熟掌故，善为文。

湘潭王壬秋（闿运），本文士，治今文经学，有盛名于同光间，然晚节猖披，殆等钱牧斋矣，其著述亦浮薄鲜心得。善化皮鹿门（锡瑞）晚出，亦治今文学，博洽翔实，非壬秋敢望也。而长沙王益吾（先谦），雅善钞纂，淹博而能别择，撰述甚富，咸便学者。

为深沉之思，晚学于杨仁山，探佛理，所著《仁学》，能发奇论。与绂丞先后死国难，年并不逾四十，所学未竟什一也。

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寖衰矣。明清之交，士多仗节死国，其遗逸则半遁空门，或以诗文显，而学者无闻焉。惟新会胡金竹（大灵），力学自得，时以比白沙。康熙末，惠半农督广东学政，始以朴学厉士，其秀者有惠门四君子之目，然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粤中第一学者，推嘉庆间之海康陈观楼（昌齐），观楼学甚博，于《大戴记》、《老子》、《荀子》、《吕览》、《淮南》皆有校注，又善算学，今著述存者甚稀。然大儒王石臞为其文集序，称其考证为能发前人所未发，石臞不轻誉人，则观楼之学可想也。

时则阮芸台先生督两广，设学海堂课士，道咸以降，粤学乃骤盛。番禺侯君谟（康）、子琴（度），南海桂子白（文灿），南海谭玉生（莹），嘉应吴石华（兰修），番禺林月亭（伯桐），南海曾勉士（钊），嘉应李贞甫（黼平），番禺张南山（维屏），番禺李恢垣（光庭），南海邹特夫（伯奇），番禺梁南溟（汉鹏），顺德梁章冉（廷柟），香山黄香石（培芳），咸斐然有述作。而君谟善治《谷梁传》，名其家，又为诸史作补注及补表志；月亭善《毛诗》；石华能说《南汉史》；玉生校刻《粤雅堂丛书》，每书为之跋；恢垣熟于地理，著《汉西域图考》；特夫、南溟则独精算学，特夫与湘之邹叔绩齐名，称二邹，又善光学，能布算以测光线曲折，南溟亦雅善制器。

咸同之间，粤中有两大师：其一番禺陈东塾先生（澧），其一南海朱九江先生（次琦）也。东塾早岁著学海堂弟子籍，晚而为“学长”垂三十年，（学海堂无山长，置学长六人，终身职。）九江则以其学教授于乡。两先生制行皆极峻洁，而东塾特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淮、扬，九江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恉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九江弟子最著者，则顺德简竹居（朝亮），南海康长素先生（有为）。竹居坚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长素先生治今文经学，能为深沉瑰伟之思，实新思想之先驱。启超幼而学于学海堂，师南海陈梅坪先生（瀚东），东塾弟子也。稍长乃奉手于长素先生之门，盖于陈朱两先生皆再传弟子云。启超之友嘉应黄公度（遵宪），著《日本国志》，有史才，其学略可比郭筠仙。而番禺朱执信（执信），亦学海堂旧人，能以学术辅革命。

亡友夏穗卿先生

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穗卿）为梁启超挚友，1924年4月去世，任公甚为悲痛，写下此文追忆二人的交谊，并对穗卿的道德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文曾载于1924年4月29日《晨报副刊》。

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电气打击一般蓦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从悲痛里兜转来！几天内天天要写他又写不出。今天到车站上迎太戈尔，回家来又想起穗卿了。胡乱写那么几句。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贫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诗说的“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连我也轻容易见不着他一面，何况别人？但是，若有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穗卿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印出来的著作，只有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

我将来打算做一篇穗卿的传，把他学术全部详细说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为穗卿虽然现在才死，然而关于他的资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现在只把我所谓“三十年前印象”写写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际，有他赠我两首诗说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记不真了——原稿更没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请把他写下来: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

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

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豖。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们交往的年月约略记忆转来。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但。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刚才说过，“我们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豖。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芒芒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诗都忘记了——他家里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他。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吾党”却是学术界打死仗的党。

穗卿为什么自名为别士呢？“别士”这句话出于墨子，是和“兼士”对称的。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罢。”因此自号别士。他又有两句赠我的诗说道: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这是他口里来说出我们彼此不同之点。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彼此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

穗卿又起我一个绰号叫做“佞人”。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起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则穗卿为什么叫我做佞人呢？《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当时赠我的诗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他挖酷［苦］我的“墨学狂”，把庄子上给墨子的徽号移赠我，叫我做“才士”，再拿旧训诂展转注解一番，一变便变成了“佞人”！

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候，我不知往那里去了，三天没有见他。回来见案头上留下他一首歪诗说道：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这虽不过当时一种绝不相干的雅谑，但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现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烂漫着开，枝头如雪，“佞人”依旧“栖栖”，却不见留笺的人！

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

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他是假。我十年来久想仿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体例著一部《佛顶楞严经疏证》。三年前见穗卿和他谈起，他很高兴，还供给我许多资料。我这部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请教我的导师了！

穗卿是最静穆的人，常常终日对客不发一言。我记得他有一句诗：一灯静如鹭。我说这诗就是他自己写照。从前我们用的两根灯草的油灯，夜长人寂时澄心眇虑和他相对，好像沙滩边白鹭翘起一足在那里出神。穗卿这句诗固然体物入微（原文为“人徽”），但也是他的人格的象征了。

“白云归去帝之居。”呜呼，穗卿先生归去了。

呜呼！思想界革命先驱的夏穗卿先生！

呜呼！我三十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穗卿死后六日。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1924年4月12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当时译名为泰谷尔）抵达上海，他是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来华访问。此文曾刊于同年5月3日《晨报副刊》。

——为欢迎泰谷尔在师范大学讲演诸君，印度诗哲泰谷尔先生来了，不久便要和我们学界几万青年相见。我今天和明天两次公开讲演，要把我们欢迎他的意思先说说。

讲演之前，要先声明几句话，凡伟大人物，方面总是很多的，所谓“七色摩尼，各人有各人看法”。诸君总知道，我是好历史的人，我是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人。俗语说的好，“三句离不了本行”，我今天所说，只是历史家或佛学家的个人感想，原不能算是忠实介绍泰谷尔，尤不能代表全国各部分人的欢迎心理，但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和我同感的。

泰谷尔也曾几次到过欧洲、美国、日本，到处受很盛大的欢迎。这回到中国，恐怕是他全生涯中游历外国的最末一次了。看前天在前门车站下车时景况，我敢说我们欢迎外宾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热烈而诚恳的。我要问问，我们是把他当一位偶像来崇拜他不是？不，不，无意识的崇拜偶像，是欧美社会最普通现象，我们却还没有这种时髦的习惯。我想，欢迎他的人，一定各有各的意义。各种意义中，也许有一部分和欧美人相同，内中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因为他从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之邦——印度来。

“兄弟之邦”这句话，并不是我对于来宾敷衍门面，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不能够像地中海周围各民族享有交通的天惠。我们躲在东亚一隅，和世界各文化民族不相闻问。东南大海，海岛上都是狂狂獠臻的人——对岸的美洲，五百年前也是如此。西北是一帮一帮的犷悍蛮族，只会威吓我们，蹂躏我们，却不能帮助一点。可怜我们这点小小文化，都是我祖宗在重门深闭中铢积寸累的创造出来。所以我们文化的本质，非常之单调的，非常之保守的，也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

我们西南方却有一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是印度。他和我从地位上看，从性格上看，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儿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我们是他的小弟弟。最可恨上帝不做美，把一片无情的大沙漠和两重冷酷的雪山隔断我们往来，令我们几千年不得见面。一直到距今二千年前光景，我们才渐渐的知道有恁么一位好哥哥在世界上头。

元第一个世纪，咱们哥儿俩确已开始往来。自从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五年，——西纪六七至七八九，——约七百年间，印度大学者到中国的共二十四人，加上罽宾（即北印度之Kashmir，今译克什米尔，唐译迦湿弥罗，从前不认为印度之一部分）来的十三人，合共三十七人。此外从葱岭东西的西域各国来者还不计。我们的先辈到印度留学者，从西晋到唐——二六五至七九——共一百八十七人，有姓名可考的一百五人。双方往来人物中最著名者，他们来的有鸠摩罗什，有佛陀跋陀罗，即觉贤，有拘那陀罗，即真谛；我们去的有法显，有玄奘，有义浮。在那七八百年中间，咱们哥儿俩事实上真成一家人，保持我们极甜蜜的爱情。

诸君呵，我们近年来不是又和许多“所谓文化民族”往来吗？他们为什么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土地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钱来。他们拿染着鲜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他们拿机器——夺了他们良民职业的机器——工厂所出的货物来吸我们膏血。我们哥儿俩从前的往来却不是如此，我们为的是宇宙真理，我们为的是人类应做的事业。我们感觉着有合作的必要，我们中国人尤其感觉有受老哥哥印度人指导的必要，我们彼此都没有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

当我们往来最亲密的时候，可惜小兄弟年纪幼稚，不曾有多少礼物孝敬哥哥。却是老哥哥给我们那份贵重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他给我们什么呢？

（一）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

（二）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恚、不厌、不憎、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爱。

这份大礼的结晶体，就是一部《大藏经》。《大藏经》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

这份大礼物已经够我们享用了，我们慈爱的老哥哥犹以为未足，还把许多副礼物文学、美术……等等送给我们。

我们得着这些副礼物的方法，约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从西域——即葱岭内外各国间接传来。

（二）印度人来中国的随带着来，如各梵僧大率都带有雕刻、绘画等物作为贡品。

（三）中国人游历印度的归赆，例如《玄奘传》详记他带回来的东西，除梵夹经卷外，各种美术品都有。

（四）从翻译经典上附带得来的智识和技术。

这些副礼物，屈指数来，最重要者有十二件。

在江南或者还存一部分。中原地方，却全受西方传来的新音乐影响。隋唐承北朝之统，混一区宇，故此后音乐全衍北方系统。最盛行的音乐，是“甘州”、“伊州”、“凉州”、“梁州”诸调。这些调都是从现在甘肃、新疆等地方输进来，而那时候这些地方的文化，全属印度系。后来又有所谓龟兹部乐、天竺部乐等，都是一条线上衍出来。这些音乐，现在除了日本皇室或者留得一部分外，可惜都声沉响绝了。但我们据《唐书·乐志》及唐人诗文集笔记里头所描写记载，知道那时的音乐确是美妙无伦。所以美妙之故，大约由中国系音乐和印度系音乐结婚产出来。

（二）建筑。中国建筑受印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洛阳迦蓝记》里头的遗迹，我们虽不得见；永平寺、同泰寺、慈恩寺……诸名区的庄严美丽，我们虽仅能在前人诗歌上或记录上欷歔凭吊，但其它迹留传至今的还不少，就中窣堵坡（塔）一项，尤为我们从前所无。自从这项建筑输入之后，增饰我们风景的美观真不少。你看，西湖上得“雷峰”、“宝俶”两塔，增他多少妩媚？汴梁城上若没有“铁塔”和“繁台”，还有什么意趣？北京城最古的建筑物，不是彰仪门外隋开皇间——六世纪末的“天宁寺塔”吗？北海的琼华岛，岛上“白塔”和岛下长廊相映，正表示中印两系建筑调和之美。我想，这些地方，随处可以窥见中印文化联锁的秘密来。

（三）绘画。中国最古的画，我们看不见了。从石刻上——嘉祥县之武梁祠堂等留下几十张汉画，大概可想见那时素朴的画风。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首推陆探微、顾虎头，他们却都以画佛像得名。又如慧远在庐山的佛影画壁，我猜是中国最初的油画。但这些名迹都已失传，且不论他，至如唐代的王维、吴道子所画佛像，人间许尚有存留。依我看来，从东晋至唐，中印人士往来不绝，印度绘画流入中国很多，我们画风，实生莫大影响，或者可以说我们画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才确立基础。这种画风，一直到北宋的“画苑”，依然存在，成为我国画史上的正统派。啊啊，真是中印结婚产生的“宁馨儿”!

（四）雕刻。中国从前雕刻品，像只有平面的。立体雕刻，我猜度是随着佛教输入。晋朝有位名士戴安道（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剡溪雪夜访戴的故事，访的便是他），后人都知道他会做诗画画。我们从《高僧传》上才知道他和他的兄弟都是大雕刻家，他们哥儿俩曾合雕一佛像，雕时还留下许多美谈。此后六朝隋唐间所刻有名工妙的佛像，见于历史者不计其数。可惜中间经过“三武毁法”（北魏孝武，北周武帝，唐武宗）的厄运，和历代的兵燹，百不存一，但毁不掉的尚有洛阳龙门山壁上三四千尊的魏齐造像。我们现在除亲往游览外，还可以随处看见拓片，其尤为世界瑰宝的，莫如大同府云冈石窟中大大小小几百尊石像，据说是“犍陀罗美术”（犍陀罗为今阿富汗地，他的美术，是印度和希腊所产）的结晶作品，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就只这票宝贝，也足令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历劫不磨的荣誉，但倘非多谢老哥哥提拔，何能得此？

还有一种艺术要附带说说，我们的刻丝画，全世界都公认他的价值，但我敢说也是从印度学来的。玄奘归赆的清单，便列有这种珍贵作品。

（五）戏曲。中国最古的戏曲，所谓“鱼龙曼衍之戏”，大概是变戏法的玩意儿。歌和舞自然是各有很古的历史，但歌舞并行的戏剧，魏晋以前却无可考见。最初的歌舞剧，当推“拨头”一曲，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像是从那离代京（大同）三万一千里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那戏是演一个人，他的老子被虎吃掉，他入山杀虎报仇。演时且舞且歌，声情激越，后来著名的“兰陵王”、“踏摇娘”等等戏本，都是从“拨头”变化出来。这种考证若不错，那么，印度又是我们戏剧界恩人了。

（六）诗歌和小说。说中国诗歌和印度有关系，这句话很骇人听闻——连我也未敢自信为定论。但我总感觉，东晋时候所译出印度大诗人马鸣菩萨的《佛本行赞》和《大乘庄严经》这两部名著，在我文学界像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古时，后三百篇到汉魏的五言，大率情感主于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现实的。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自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把佛一生事迹添上许多诗的趣味谱为长歌，在印度佛教史上，力量之伟大固不待言。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力，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不少。只怕《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罢。（但此说别无其他证据，我未敢自信，我要再三声明。）小说受《大乘庄严经》影响，我什有九相信，《庄严经》是把“四阿含”里头所记佛弟子的故事加上文学的风趣搬演出来。全书用几十段故事组成，体裁绝类我们的“今古奇观”。我国小说，从晋人《搜神记》……等类作品，渐渐发展到唐代丛书所收之唐人小说。依我看，大半从《庄严经》的模子里镕铸出来，这还是就初期的小说而言。若宋元以后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依我看，受《华严经》、《宝积经》……等影响一定不少。这些经典都是佛灭后六七百年间，由印度文学家的想像力构造，这是治佛学史的人公认的。然而这些经典，中国文学家大半爱读他，又是事实。

中国文学本来因时代变迁自由发展，所受外来影响或比较的仅少，但既有这类新文学优美作品输入，不管当时诗家或小说家曾否有意摹仿他，然而间接受他熏染，我想总不能免的。

（七）天文历法。这门学问，中国原来发达很早，但既和印度交通后，当然得他补助。唐朝的“九执术”，便纯从印度传来。僧一行的历学，在我们历学史上是有位置的。

（八）医学。这亦是我们固有的，和印度交通后，亦有补助增益。观《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所载婆罗门医药书之多，可知。

（九）字母。中国文字是衍形的，不能有跟着言语变化的弹力性，这是我们最感不便的一件大事。自从佛教输入，梵文也跟着来，于是许多高僧想仿造字母来救济这个问题。神珙、守温等辈先后尝试，现存“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虽然形式拙劣，发音漏略，不能产出什么良果，但总算把这问题提出，给我们以极有益的动机和资料。

（十）著述体裁。中国从前书籍，除文学作品及注释古典的训诂书不计外，虽然称“体大思精”的经书子书，大都是囫囵统括的体裁，没有什么组织，不容易理清眉目，看出他的条理。自从佛典输入之后，每一部经论都有他首尾一贯盛水不漏的主义，里头却条分缕析，秩序谨严。这种体裁，求诸中国汉魏以前是没有的。

（《荀子》和《论衡》算是最谨严的，但还比不上。）这种译书既盛行，于是发生“科判”的专门学——把全部书脉络理清，令人从极复杂的学说中看出他要点所在。乃至如天台贤首诸师将几千卷藏经判为“三时五教”之类，是都用分析综合的观察，开一研究新途径。不但此也，当六七世纪时，印度的新因明学正从佛教徒手里发挥光大起来，研究佛学的人，都要靠他做主要工具。我们的玄奘大师，正是最深造此学之人。他自己和他们［门］下的人的著述，一立一破（立是自己提出主张，破是反驳别人），都严守因明轨范，应用得极圆滑而致密。这种学风，虽后来因禅宗盛行，一时消歇，然而已经在学界上播下良种，历久终会发新芽的。

（十一）教育方法。中国教育，不能不说发达的很早。但教育方法怎么样，共有若干种，我们不容易调查清楚。即如聚许多人在一堂讲演，孔子孟子书中像没有看见这种痕迹；汉朝伏生、申公诸大师，也不见得是如此。我很疑心这种讲演式的教育，是佛教输入后，从印度人学来。不惟如此，即在一个固定的校舍中，聚起许多人专研究一门学术，立一定课程，中国前此虽或有之，但像是从佛教团成立以后，这种制度越发完密而巩固。老实说，唐以后的书院，实从佛教团的教育机关脱胎而来。这种机关和方法，善良与否，另一问题，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不能不特笔重记。

（十二）团体组织。中国团体组织，纯以家族为单位，别的团体，都是由家族扩大或加减而成。佛教输入，才于家族以外别有宗教或学术的团体发生。当其盛时，势力很大，政治上权威，一点也不能干涉到他。即以今日论，试到普陀山一游，便可见我们国里头有许多享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不必租界。他们里头，有点像共产的组织，又有点像“生产事业国有”的组织。这种组织对不对，另一问题，但不能不说是在中国全社会单调组织中添些新颖的色彩。

以上十二项，都是佛教传来的副产物，也是老哥哥——印度人赠给我们的随帖隆仪。好在我们当小弟弟的也很争气，受了哥哥提携，便力求长进。我们从印度得来的学问完全消化了来荣卫自己，把自己特性充分发展出来。文学美术……等等方面，自己建设的成绩固不用说，即专就“纯印度系的哲学”——即佛教论，天台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这几个大宗派，都是我们自创。乃至法相宗虽全出印度，然而成唯识论乃由玄奘集合十大论师学说抉择而成，实是玄奘一家之学。其门下窥基、圆测两大派，各各发挥尽致，剖析入微。恐怕无著世亲一派学问，到中国才算真成熟哩。所以我们对着老哥哥，自问尚可以无惭色。

——凡已经种在人心上的灵苗，虽一期间偶尔衰萎，终久要发新芽，别开一番更美丽的境界。不信，你看曲阜孔林里的汉楷唐柏，皱瘦到像一根积锈的铁柱，却是阳春三月，从他那秃顶上发出几节“孙枝”，比“鹅黄柳条”的生机还充盛。咱们哥儿俩年纪虽老，“犹有童心”。不信，你看哥哥家里头现成的两位现代人物——泰谷尔和甘地。

哈哈，一千多年“爱而不见”的老哥哥，又来访问小弟弟来了。咱们哥儿俩都是饱经忧患，鬓发苍然，揩眼相看，如梦如寐。我们看见老哥哥，蓦地把多少年前联床夜雨的苦辛兜上心来。啊啊，我们要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我们要搂着他亲了又亲，亲了又亲……我们要把娘胎里带来的一副热泪，浸透了他托腮上那可爱的大白胡子。

我们用一千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

泰谷尔对我们说，他并不是什么宗教家、教育家、哲学家……他只是一个诗人。这话是我们绝对承认的。他又说：“他万不敢比千年前过来的印度人，因为那时是印度全盛时代，能产出许多伟大人物，现在是过渡时代，不会产出很伟大人物。”这话我们也相对的承认，但我们以为凡成就一位大诗人，不但在乎有优美的技术，而尤在有崇高的理想。泰谷尔这个人和泰谷尔的诗，都是“绝对自由”和“绝对爱”的权化，我们不能知道印度从前的诗人如何，不敢妄下比较。但我想泰谷尔最少也可比二千年前做《佛本行赞》的马鸣菩萨。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

泰谷尔又说，他这回不能有什么礼物送给我们，只是代表印度人向我们中国致十二分的亲爱。我说，就只这一点，已经比什么礼物都隆重了。我们打开胸臆欢喜承受老哥哥的亲爱，我们还有加倍的亲爱奉献老哥哥，请他带回家去。

我最后还有几句话很郑重地告诉青年诸君们，老哥哥这回是先施的访问我们了。记得从前哥哥家里来过三十七个人，我们却也有一百八十七个人，往哥哥家里去。我盼望咱们两家久断复续的爱情，并不是泰谷尔一两个月游历昙花一现便了。咱们老弟兄对于全人类的责任大着哩，咱们应该合作互助的日子长着呢。泰谷尔这次来游，不过替我们起一个头。倘若因此能认真恢复中印从前的甜蜜交谊和有价值的共同工作，那么，泰谷尔此游才真有意义啊!那么，我们欢迎泰谷尔才真有意义啊!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说明】

此书为任公晚年力作，结撰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

报》3卷1—8期，其末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则曾先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21卷12、13、15至18诸号。

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叶一至六）。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术界者何如。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未尝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郑延平（成功）、张苍水（煌言）会师北伐时（顺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个月间，几乎全部恢复。到永历帝从缅甸人手上卖给吴三桂的时候，顺治帝已死去七个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顺治十八年）云南荡平，郑氏也遁入台湾，征服事业，总算告一个结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讲，是满洲入关后三四十年对汉政策变迁之大概。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

还有应该附带论及者一事，即康熙帝自身对于学问之态度。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他极喜欢美术，西洋画家焦秉贞是他很得意的内廷供奉。三王的画，也是他的嗜好品。他好讲理学，崇拜程朱。他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相当的常识，《资治通鉴》终身不离手。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的好劣，影响全国甚大，所以他当然成为学术史上有关系的人。

把以上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学术变迁的形势及其来由了。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他们所要建设的新学派方面颇多，而目的总在“经世致用”。他们元气极旺盛，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先辈所讲经世致用之学，本来预备推倒满洲后实见施行。到这时候，眼看满洲不是一时推得倒的，在当时政府之下实现他们理想的政治，也是无望。那么，这些经世学都成为空谈了。况且谈到经世，不能不论到时政，开口便触忌讳。经过屡次文字狱之后，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此则康熙一朝六十年间全学界之大概情形也。

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讲到这里，当然会发生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我现请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些传人呢？所以科举制度，我认为是科学不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稣会内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

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允禛，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宝奏请，除在钦天监供职之西洋人外，其余皆驱往澳门看管，不许阑入内地，得旨施行。这件事是否于宫廷阴谋有关，姑且不论。总之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

其次，要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拣魔辨异录》这部书是雍正十一年（1733）御制。当时临济宗门下有一名僧曰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曰弘忍，著《五宗救》，皆对于当时禅学有所批评。雍正帝著此书专辟之。书首冠上谕，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这书有殿板存大内，外间向少见。民国四年，始由扬州藏经院刊行。平心而论，这书所驳藏、忍之说，也许驳得不错。但这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态度，太咄咄逼人了。——梁启超原注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与吕晚村（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大义觉迷录》这部书体裁甚奇，全部是亲自审问曾静的口供，冠以一篇极长的上谕当做序文。曾静号蒲潭，湖南人，吕晚村私淑弟子。尝上书岳钟琪，力言夷夏之防，数雍正帝九大罪，劝其革命，被拿到京，帝亲自审问他，和他反复辩驳。内中最要者是辨夷夏问题，其次辨封建制度，还有关于雍正帝本身逼母、弑兄、屠弟等种种罪恶之辩护。据这部书说，曾静完全折服了，还著有《归仁说》一篇，附刻在后头。雍正帝于是把曾静赦免，放归田里。虽然如此，却说曾静学说出于吕留良，把留良戮尸灭族。后来乾隆帝到底把曾静也杀了。这部书当时印刷许多，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宫，令秀才们当做圣经读。到乾隆朝，将颁出的书都收回，板也毁了，列在禁书书目中。——梁启超原注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侣、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若仅读他这两部书，我们并不能说他态度不对，而且可以表相当的敬服。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

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像这样子，哪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录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书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编成缮写7本，颁贮各地：一、 北京禁城之文渊阁本（今存）。二、 西郊圆明园之文源阁本（咸丰间毁于英法联军）。三、奉天之文溯阁本（今移存北京）。

四、 热河之文津阁本（今移存北京）。五、 扬州之文汇阁本。六、镇江之文宗阁本（并毁于洪杨之乱）。

七、杭州之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现已补抄，存浙江图书馆）。原来搜集图书制目录，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著录的书，每种都替他作一篇提要。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都不过私人意见。《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当朱筠（汉学家）初奏请开四库馆时，刘统勋（宋学家）极力反对，结果还是朱说实行。此中消息，研究学术史者不可轻轻放过也。

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

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经书的笺释几部经和传记，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旧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笔记或专篇体裁，为部分的细密研究。研究进步的结果，有人综合起来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经传都有了。

（二）史料之搜补鉴别关于史籍之编著源流，各书中所记之异同真伪、遗文佚事之阙失或散见者，都分部搜集辨证。内中补订各史表志，为功尤多。

（三）辨伪书许多伪书或年代错误之书，都用严正态度辨证，大半成为信谳。

（四）辑佚书许多亡佚掉的书，都从几部大类书或较古的著述里头搜辑出来。

（五）校勘难读的古书，都根据善本，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还他本来面目。

（六）文字训诂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音韵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算学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地理有价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此学极发达，里头所属门类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学的方向。

（十一）方志之编纂各省府州县，皆有创编或续订之志书，多成于学者之手。

（十二）类书之编纂官私各方面，多努力于大类书之编纂，体裁多与前代不同，有价值的颇多。

（十三）丛书之校刻刻书之风大盛，单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献者，尤在许多大部头的丛书。

以上所列十三项，不过举其大概，分类并不精确，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乾嘉诸老的工作，可以略窥一斑了。

至于他们的工作法及各项所已表见的成绩如何，下文再分别说明。

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但在当时，不甚为学界所重视。这些内容，也待下文再讲。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

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合发生影响。虽然，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坤，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借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

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

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

咸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痡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鹤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种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轻蔑排斥。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郭筠仙（嵩焘），竟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

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是跅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到后来光绪末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起，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州、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

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餍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反动日演日剧，仇恨新学之不已，迁怒到外国人，跟着闹出义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而满洲朝廷的权威，也同时扫地无余，极耻辱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稽得可笑，“变法维新”这面大旗，从义和团头目手中重新竖起来了。一切掩耳盗铃的举动且不必说他，惟内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记载：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以上几个人，各人的性质不同，早年所受教育根柢不同，各自发展他自己个性，始终没有什么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

同时还有应注意的一件事，是范静生（源廉）所倡的“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他是为新思想普及起见，要想不必学外国语言文字而得有相当的学识，于是在日本特开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最长者二年，最短者六个月毕业。当时趋者若鹜，前后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多半年已长大，而且旧学略有根柢，所以毕业后最形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来年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成绩如何，不用我说了。

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以上所论，专从政治和学术相为影响于方面说，虽然有许多漏略地方，然而重要的关目也略见了。以后便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

非“唯”非“

唯”本文写于1924年。

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等。这种话头，起初是从印度学传来的，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类便是。最近欧学输入，名目越发多了。著者如“唯物史观”，“唯心哲学”，乃至“唯用”“唯感”“唯美”“唯实”“唯乐”……等等，标名新颖，立说新奇，很替学界增许多光焰。

这种做学问法，我也承认他有两点好处，列举如下：第一，标出一个鹄的，自然可以免思想笼统的毛病。黄梨洲说，“凡学须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即学者用力处”。标出“唯……主义”，令思想归边，专从这一边研究，务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一天一天的鞭辟近里，有许多新发明。

第二，旗帜鲜明，于传播学说最利便而且有力。凡提倡一种学说的人，目的总是想把学说应用到实际，自然是希望信从我的人越多越好。标出一个字做宗旨，令人容易了解我学说的性质，只要表同情的便走集这面旗子底下，共同尽力。结果能令学说变成宗教性，传播得极广极猛。

但这都是从做学问方法或传播学问的手段立论。若讲到学问的本质吗，——除却自然科学不计外，专就人生的学问讲——我以为，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唯什么”“唯什么”的名目很多，最主要者莫如“唯物论”和“唯心论”。其实人生之所以复杂矛盾，也不过以心物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所以我的“非唯”论，就从这唯物唯心两派“非”起。

这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毛病。

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人类所以在生物界占特别位置者就在此。这是我绝对承认的。若心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我便不能不反对了。充“唯心论”的主张，必要将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势力一概否认，才算贯彻。然而事实上那里能做到？自然界的影响和限制且不必论，乃至和我群栖对立的“人们”，从我看来，皆物而非心。我自己身体内种种机官和生理上作用，皆物而非心。总而言之，无论心力如何伟大，总要受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力量很不弱。所以唯心论者若要贯彻他的主张，结果非走到非生活的——最少也是非共同生活的——那条路上不可。因为生活条件的大部分是物质，既生活便不能蔑视他了。若既生活而又专讲唯心，把物的条件看不在眼内，结果则如宋儒说的“心具众理”，“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种学说，在个人修养的收获上是很杳茫的。而在社会设施上可以发生奇谬，闹出种种乱子来。所以我要反对他。

物的条件之重要，前文已经说过。所以关于遗传咧环境咧种种影响，乃至最狭义的以经济活动为构成文化的主要要素，这些学说，我都承认他含有一部分真理。若在物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我又不能不反对了。须知人类和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者，其他动物至多能顺应环境罢了，人类则能改良或创造环境，拿什么去改良创造，就是他们的心力。若不承认这一点心力的神秘，便全部人类进化史都说不通了。若要贯彻唯物论的主张吗？结果非归到“机械的人生观”不可。——去年人生观论战，陈独秀赤裸裸的以极大胆的态度提出机械的人生观，在那一面算是最彻底的，非丁在君、胡适之所及——机械的人生观是否合理，且不必多辨，须知这种话是和“命定主义”一鼻孔出气的。“万事有个造化主安排定”，“八字从胎里带下来”，……这类种种鬼话，固然是“命定主义”。气候咧，山川咧，物产丰饶或觳薄咧，交通的便利或闭塞咧，……乃至社会形成的习惯咧，血统带来的遗传咧，若说这些事项有无限的权威，我们人类完全受他支配，也是一种“命定主义”。此说若真，那么，人类一切活动，都是白饶，我们拢着手听什么环境什么遗传摆布罢了。殊不知人类这样怪物，最是不安本分，不管他们力量做得到做不到的事，都要去碰碰！你说他们白碰吗？不然不然。他们横碰竖碰，碰一百回有九十九回失败，但碰通了一回却了不得了，他们便趁风使帆，演出几多把戏！他们又是死皮赖脸不怕碰钉子的，碰了一回还来第二回第三回到百千万回，弄得自然界的专制皇帝和过去历史界的积世老婆婆也把这些顽皮孩子们无可奈何，只得让他们“无佛称尊”了。人类之“曲线形的进化史”，都是从这样子演出来。唯物史观的人们呵，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呵，若使你们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哈哈，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呵，须知机械是他动的，不能自动。人类若果是机械，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一派学说我是不能不反对的。以上是我对于赫赫有名的唯心唯物两派主义下的“哀的美敦书”。其余“唯什么”“唯什么”的我都一齐宣战。

孟子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问我为什么要“非唯”，为的就是这个缘故。

李斯说：“别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说：“凡不在……之科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都是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主张“唯什么”“唯什么”的正是同一口吻。问我为什么要“非唯”？为的就是这个缘故。

读完我这篇文章的人怕会说：“然则你是灰色的。”我答道，“或者不错。然而灰色或者是好的。为什么好？

好在他不‘唯’”。

凡主张“唯什么”“唯什么”的人们，我都很盼他赐教，我愿意答复。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说明】

此书为梁启超的未完稿，成于1924年。任公晚期所言“美文”多指诗歌，因此本书实际讲得是中国诗歌史。本书现存近十二万字，其中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是各种图表，这是该书的重要特色。

（世所传四皓《采芝歌》、武帝《秋风辞》及《落叶哀蝉曲》、淮南王安《八公操》、东方朔《诫子诗》、《昭帝歌》二首、《霍去病歌》二首，来历皆不分明，吾未敢轻信。）右诸篇，除《铙歌》外，都有作者主名，但其人却都非诗家。除《房中》《郊祀》两歌外，都不是会做诗的人做的，都不是有心去做诗的，换一句话说，虽然在文学上有相当的价值，却并不是文学家的文学。此外正正经经做的诗，说也可怜，只有韦孟、韦玄成一家祖孙所作的四首，今录其一以见当时诗品。

韦孟《讽谏诗》（《汉书·韦贤传》：“孟，鲁国邹人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孟卒于邹。”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西纪前二六）：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旗。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赞，实绝我邦。

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厄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

于赫有汉，西方是征。靡遵不怀，万国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

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享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惟王统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悠悠，是放是驱。务此鸟兽，忽此稼苗。丞民以匮，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亲匪俊。惟囿是恢，惟谀是信。睮睮谀夫，谔谔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嫚彼显祖，轻此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照临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监，嗣其罔则。弥弥其逸，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坠匪嫚。瞻惟我王，时靡不练。兴国救颠，轨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穆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耇。于赫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黄发不近，胡不时鉴。孟尚有“徙家于邹”后所作一首，体格和这首一样。他的六世孙玄成（元帝时丞相）的两首，一首《自劾》，一首《戒子孙》，体格也和孟所作一样。因为我不觉得它的好处，都不录了。（韦孟的两首是否绝对可信，还不敢说。《汉书》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据此，怕四首都是玄成作的，因为气息体格完全相同。）这些诗完全摹仿《三百篇》，一点没有变化，而徒得其糟粕。很像明七子摹仿“盛唐”的样子，颇觉可厌。但我们不能怪它，西汉时所谓诗人之诗，恐怕都是如此。

纯粹的诗，在西汉我们是不能多见了。只有些和诗相类的作品，还可以引来比照参考。如司马相如《封禅文》，里头插有一首颂，其辞如下：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匪惟雨之，又润泽之。匪惟遍之，我泛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把这首颂和《郊祀歌》里头的“邹子乐”四章——《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来同韦孟的诗参互着看，可想见西汉盛时（武帝前后）文学家矜心作意作的诗，都是以摹仿《三百篇》为能事。不过邹阳、司马相如聪明些，摹仿得活泼一点，韦孟厚重些，摹仿得呆滞一点。总而言之，西汉文学家用心做的诗，全摹仿《三百篇》。那些非文学专家的人——如高祖、武帝至杨恽等，——随手做的歌谣，便用当时通行的《楚辞》腔调。讲到创作，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既作这等主张，当然牵涉到一个大问题，即五言诗发生的时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有下列几首诗的时代最要仔细研究。

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

第三，《文选》所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玉台》同）；第四，近代选家所载卓文君《白头吟》一首；第五，《文选》所载班婕妤《怨歌行》一首（《玉台》作《怨诗》）。

倘若这几首诗作者主名不错，那么，五言诗在秦汉之交已经发生，到汉景帝、武帝时已经十分成熟了。但这几首诗可疑之点，其实甚多。内中最易判明者为第一项，所谓虞姬和歌者。原文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一望而知为唐以后的打油近体诗，连六朝人也不至有这等乏句，何况汉初。

这诗始见于张守节《史记正义》，据云出《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久佚，唐时所传已属赝本，节引之徒见其陋耳。而王应麟《困学纪闻》乃推为五言之祖，可谓无识。此诗之伪，近人多能知之，不俟多辨。

次则第四项也容易解决。所谓卓文君《白头吟》者，《宋书·乐志》中有其文，题曰“古辞”（原文见卷三）。凡《宋志》所谓“古辞”者，皆“汉世街陌谣讴”。沈约既自著其例，然则此诗在约时并无作者主名可知。《玉台新咏》亦无作者主名，且并不名为《白头吟》，仅用首句标题云“皑如山上雪”。《太平御览》、《乐府诗集》亦皆云古辞，并无卓文君之说。卓文君作《白头吟》，始见于伪《西京杂记》，但亦仅记其事，未著其词。至宋末黄鹤注杜诗，始以《杂记》附会《宋志》，指此书为卓作。明冯惟纳《古诗纪》因之，此后盲盲相引，几成定案。然冯舒《诗纪匡谬》已明辨之矣。

第二项所谓枚乘古诗九首，其八首皆在《文选·古诗十九首》中，并无作者主名。钟嵘亦不认枚乘曾有此作品，刘勰虽引当时传说，然亦仅作怀疑语。（钟、刘原语俱详下文。）至徐陵辑《玉台新咏》，乃贸然竟题枚作，以冠全编之首，陵时代后于钟、刘及昭明太子，谅来必有什么确证为他们所未见。我们与其信《玉台》，不如稍取谨慎态度信《文选》及钟、刘等。

第五项所谓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玉台》同载，似无甚疑窦，但刘勰已疑之。《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则云：“《怨歌行》，古词。”然则此诗是否确有作者主名，久已成问题了。

剩下第三项的苏、李诗，《文选》、《玉台》都认为真的，钟嵘亦无甚异议，惟刘勰对它作怀疑之词。后世则苏轼公然攻击之谓为后人拟作，然附和者少。但我们最当注意者，相传苏、李诗并不止《文选》所载七首，还有十首见于《古文苑》、《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所以这问题颇复杂不易解决，当在下文录本诗时更详论之。

以上所论，是关于这五家之诗各别可疑的资料，除虞姬一家伪迹太显不劳辨证外，其余都有虚心商榷之必要。

否有五言诗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最持谨慎态度者，莫如刘勰《文心雕龙》。他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彦和（勰字）之意以为西汉有四言诗，如韦孟《讽谏》；有七言诗，如《柏梁》联句；有长短杂言，如严助、司马相如诸遗什。独至五言，则成帝时命刘向总校《诗赋略》——即今《汉书·艺文志》所载“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里头却有一首。因此世俗所传李陵、班婕妤……那几首五言作品，不能不令人动疑了。彦和所发问题如此，他虽没有下斩截的判断，然其疑西汉无五言之意，已隐跃言外。我以为因刘向品录不及，便指为无，原未免过于武断，反驳的人也可以说道：“韦孟四言，《汉志》亦并未著录，难道也说是假吗？”话虽如此说，但枚乘、苏、李若有这种好诗，刘向似不容不见，见了似不容不著录。彦和所挑剔，最少也令主张西汉有五言之人消极的失却根据了。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能解决这问题，我们应做的工作，是要审查彦和所谓“辞人遗翰，莫见五言”这句话的正确程度何如。

一般人的幻觉，大概以为诗的发达，先有四言，次有五言，次有七言。其实不然，除《三百篇》的四言和《楚辞》的长短句，其发达次第为人所共见外，若专拿五言和七言比较，七言的历史，实远在五言之前。今试列举战国至西汉中叶七言或类似七言之作。

其一，《楚辞·招魂》篇：“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将每句“些”字删去，便是一首极长的七言诗。

《大招》篇每句删去“只”字亦然。

其二，《荀子·成相》篇：“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用两句三言一句七言组成一小段音节，全篇皆如此，也可以说是有一定规则的长短句，也可以截出每小段之第三句为纯粹的七言。

其四，《易水》、《垓下》、《大风》诸歌，或并“兮”字计算，或将“兮”字删除，皆成七言。例如“威加海内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此等句法，《楚辞》中已多有例，如《九辩》的“悲忧穷蹙兮独处廊，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若将“兮”字省去，便是七言。但其中有五个字中夹一“兮”字者，却不能照办。例如：“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若将“兮”字删去，“蕙肴蒸兰藉，奠桂酒椒浆”，便不是五言句法。“有美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来远客”，却恰是七言句法。）其五，汉高祖时《房中歌》，“大海荡荡水所归，大贤愉愉民所怀”，纯粹的七言。

其六，武帝时《郊祀歌·天门》章：“函蒙祉、福常若期……”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结信成……”以下十二句，都是纯粹的七言。

其七，《柏梁台诗》真假尚难确定，若真，当然是很完整的七言了。

据以上所论列，则自战国到西汉，七言作品连绵不绝。以后逐渐稀少，惟张平子《四愁》、魏文帝《燕歌行》独传。建安七子诗风盛行之后，七言几乎绝响，直至鲍照、庾信，始复兴长短句的歌行，入唐而极盛。七言发展变迁之历史大略如此。推原其所以发展较早之由，盖缘秦汉间诗歌皆从《楚辞》蜕嬗而来，音节舒促相近。

即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形式上纯祖《楚辞》，而上句合一兮字，下句去一兮字，皆成七言。由《楚辞》渡到七言，其势实比五言为顺也。

以上这段话，说得离题太远了，现在要归结到五言发展的历史。

刘彦和又云：“按《召南·行露》，肇始半歌，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我以为若觅一二断句作证，则可引者原不止此。专就《诗经》论，如“胡为乎泥中”、“谁谓雀无角”、“无使尨也吠”、“期我乎桑中”、“泂酌彼行潦”、“宛在水中央”、“或尽瘁事国”……此类句子很不少。乃至《左传》引逸诗：“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论语》记《接舆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都不能不算是五言句法的远祖。却是全首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以前到底找不出一首来。

汉代第一首五言诗，当推《戚夫人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这首歌虽有两句三言相间，大体总算是五言了。我们若肯认《大风歌》为七言之祖，也可以认这歌为五言之祖。但是除了这歌四句以外，别的却就难找了。倘若把苏、李、枚、卓那几首剔出，简直可以说，从高祖到武帝八、九十年间，除戚夫人那四句外更无第二首五言。最当注意者，《房中》、《郊祀》两歌共三十六章，内中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都有，独无五言。勉强找，算找出四句：“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假青风轧忽，激长至重觞。”（《郊祀歌·天门》章）这四句夹杂在三言、六言、七言中间，音节异常佶屈，和所传枚乘、苏、李诸作截然不同。

第二首五言是哪首呢？《铙歌》十八章中《上陵》章云：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十万岁。这首歌虽有三、四、六言插入，但五言为多，我们姑且勉强认为五言。《铙歌》作品年代难确考，依我看，并不是一时作成的，惟这首有“甘露初二年”一句，认为宣帝时作品，当无大错，然则在枚乘、苏、李后五、六十年了。它的格调音节之朴僿拙劣如此。

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一首真算纯粹的五言了，彦和所谓“《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即指此。

其音节谐畅，和后来的五言诗几无甚分别，但虽作于成帝时，已是西汉之末了。

西汉二百年间五言诗，其时代确凿可信绝无问题者，只有这三首。内中两首还是长短句相杂，其纯粹的一首又是童谣，然则彦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之语并不为过了。

我们试在这种资料之下来解决苏、李、枚、卓诸诗的时代问题。凡辨别古人作品之真伪及其年代，有两种方法，一曰考证的，二曰直觉的。考证的者，将该作品本身和周围之实质的资料搜集齐备，看它字句间有无可疑之点。它的来历出处如何？前人对于它的观察如何？等等，参伍错综而下判断。直觉的者，专从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体裁结构及其神韵气息上观察，拿来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推定其是否产于此时代。譬诸侦探案件，考证的方法是搜齐人证物证，步步踏实，毫不杂以主观；直觉的方法则如利用野蛮人或狗之特别嗅觉去侦查奇案。虽像是很杳茫很危险，但有时亦收奇效。文学美术作品，往往以直觉的鉴别为最有力。例如碑贴［帖］字画等类，内行家可以一望而知为某时代作品，某人手笔，丝毫不容假借。文体亦然。东晋晚出之伪《古文尚书》，就令将传授上及其他种种罅漏，搁在一边不提，专以文字论，已可断其决非三代以上文也。

《文选》所载李陵《答苏武书》，别无他种作伪实证，而识者早公认其为六朝人语。凡此之类，皆用直觉的鉴别，似武断而实非武断也。西汉承战国之后，——除少数作者摹仿《三百篇》作四言诗外——全部文学家之精力，皆务蜕变《楚辞》以作赋。就实质论，则铺叙多比兴少，就形式论，则多用自由伸缩之长短句，而未有每句之一定字数。乃若“行行重行行”、“皑如山上雪”、“携手上河梁”……诸篇，在实质方面，则陈旨婉曲，寄兴深微，在形式方面，则虽非如魏晋之讲究对偶，齐梁后之拘束声病，然而句法调法皆略有一定，音节谐畅流丽。凡此，皆与西汉其他作品绝不相类。我们用历史家的眼光忠实观察，以为西汉景、武之间未必能发生这种诗风这种诗体；倘使已经发生，便当继续盛行，又不应中断二三百年，到建安、黄初间始再振其绪。所以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隔不远，——“行行重行行”等九首决非枚乘作；“皑如山上雪”决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缘枝叶”、“良时不再至”等七首决非苏武、李陵作；“新裂齐纨素”是否班婕妤作尚在未定之列。今具录诸作，先分别考定其时代，再评论其价值。

《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附一首：（章末有△符者，《玉台新咏》所指为枚乘作；有▲符者，《文心雕龙》所指为傅毅作；有*符者，陆机有拟作。）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里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莫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长苦辛。*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李善注：“疏，刻穿之也。”盖窗棂之类。）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哀。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李注：玉衡，北斗第五星也。）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诗》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众星以喻有名无实也。此引用之，故下云：“虚名复何益。”）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晨风》、《蟋蟀》皆《诗经》篇名。）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李注：“中带，中衣带也。”）沉吟聊踯躅。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即趋也，就也。《楚辞》：“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绥，引车之缰绳也。）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尔雅》：“晨风，鹯也；亮，同谅。”）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李注引《仪礼》郑注云：“著，谓充之以絮也。”又引《礼记》郑注云：“缘，饰边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夜光照玄阴，长欢恋所思。

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见《文选》，不题撰人名氏，惟题“古诗”。

《玉台新咏》则九首题枚乘《杂诗》（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余七首不录。《文心雕龙》则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冉冉孤生竹）则傅毅之词。”是对于枚乘之说，付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属傅毅。《诗品》则为分二类，其一陆机所曾拟之十四首，认为时代最古。（今存者仅十二首。一《行行重行行》，二《今日良宴会》，三《迢迢牵牛星》，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明月何皎皎》，七《兰若生春阳》，八《青青陵上柏》，九《东城高且长》，十《西北有高楼》，十一《庭中有奇树》，十二《明月皎夜光》。《玉台》所谓枚乘九首，全在其中，余二首已佚，不知属何题。）其余“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钟未列其目，惟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一首在内，复举有“橘柚垂华实”一首，余四十三首不知何指），则谓“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

昭明（《文选》选者萧统）、彦和（《文心雕龙》著者刘勰）、仲伟（《诗品》著者钟嵘）、孝穆（《玉台新咏》选者徐陵）同是梁人，而所传之异同如此，可见这一票古诗之作者和时代在六朝时久已成问题了。其所拟议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汉初人；次则傅毅，东汉初人，距枚乘百余年；最近者曹、王，汉魏间人，距傅毅又百余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断不会西汉初人有几首，东汉初人有几首，东汉末人又有几首。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如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西昆”、“江西”之代兴。凡此通例，不遑枚举。两汉历四百年，万不会从景、武到灵、献，诗风始终同一。“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读者若肯承认我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有点边际来讨论它的出现时代了。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相阙百余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耶？此则在作品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固诗见后），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之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至一七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格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西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方八面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或与《三百篇》、《离骚》相埒，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能知道，无待我赞美了。对于它最古的批评，则刘彦和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怊怅切情。”钟仲伟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于它的价值，差不多发挥尽致了。我为帮助读者兴味起见，且再把它仔细解剖一下。

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泻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讽，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步，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

这种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天一涯”为一解，“道路阻且长”至“越鸟巢南枝”为一解，“相去日以远”至“游子不顾返”为一解，“思君令人老”至“努力加餐饭”为一解。）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余。“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十九首》之考证批评略竟，今当以次论列所谓苏、李诗者。

《文选》所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李陵，字少卿，广之孙，为骑都尉。武帝天汉中，将步卒五千人击匈奴，转战失利，遂降虏。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余年卒。）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李注云：“晨风，早风也。”超案，李说误，晨风，鸟名也。）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怨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溪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李注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弛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超案，诗意谓虽一别无相见期，犹冀如日月之由弦而望，有短时间得遥遥相对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又苏子卿诗四首：

（苏武，字子卿，京兆人。天汉二年，以中郎将使匈奴十九年，不屈节。会昭帝与匈奴和，得归国。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余。）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

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

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归来，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右七首中，《玉台新咏》惟录“结发为夫妻”一首，余不录。而《艺文类聚》及《古文苑》所载复有十首：

李陵《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熠熠似苍鹰。朝发天北隅，暮闯日南陵。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遗当作遣）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呜。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

远望正萧条，百里无入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客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

三苹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众芳。温声何穆穆，因风动馨香。清言振东序，良时着西庠。乃命丝竹音，列席无高唱。

怨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长哀发华屋，四坐莫不伤。

晨风鸣北林，熠熠东南飞。愿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

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怨。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涉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阳，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双凫相背飞，相远日已长。

远望云中路，相见耒圭璋。万里遥相思，何益心独伤。随时爱景耀，愿言莫相忘。

钟子歌南音，仲尼欲归与。戎马悲边鸣，游子恋故庐。阳鸟归飞云，蛟龙乐潜居。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

身无四凶罪，何为天一隅。与其苦筋力，必欲荣薄躯。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

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阙）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阙）苏武《答别诗》二首：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连翩游客子，于冬服凉衣。去家千里余，一身常渴饥。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汉湄。寒风吹我骨，严霜切我肌。忧心常惨戚，晨风为我悲。瑶光游何速，行愿支荷迟。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恨切中怀，不觉泪沾衣。

全部如此。

《文心雕龙》云：“……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可见这几首诗的真伪问题，盖起自六朝以前了。近代昌言其伪者，则始自苏东坡。他说：“刘子玄（知几）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说：“李陵书、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章樵《古文苑注》引）但东坡未能指出其作伪实据，故不足以夺历史上相沿之信仰。间有祖其说者，或摘“独有盈觞酒”之“盈”字犯惠帝讳，或摘“俯观江汉流”、“小海隔中州”、“送子洪水阳”、“携手上河梁”等句与塞外地理不合，或摘“行役在战场”、“一别如秦胡”、“骨肉缘枝叶”、“结发为夫妻”等句为与陵、武情事不合，斯皆然矣。然为之辩护者亦自有说，如谓各诗未必皆作于塞外，谓陵诗未必皆赠武，武诗未必皆赠陵，则许多矛盾之点也可以勉强解释过去。所以仅靠这些末节，还不能判定此公案。

我是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为李陵、苏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则汉武帝时决无此种诗体，具如前文所论。此诸诗与《十九首》体格略同，而谐协尤过之，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如“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如“骨肉缘枝叶”，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几全拘齐梁声病，故其时代又当在《十九首》之后。第二，赠答诗起于建安七子，两汉词翰，除秦嘉《赠妇》外更无第二首，然时已属汉末。至朋友相赠，则除此数章外更不一见。盖古代之诗，本以自写性情，不用为应酬之具。建安时，文士盛集邺下，声气相竞，始有投报。苏、李之世，绝对的不容有此。第三，苏武于所传诸诗外别无他诗，固无从知其诗风为何如。至于李陵则《汉书·苏武传》，尚载有他一首歌，其辞云：“行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纯是武人质直粗笨口吻，几乎没有文学上价值。凡一个人前后作品，相差总不会太远，何况同时所作？作“经万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会写出“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会写出“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我们无论如何，断不能相信。我据这三种理由，所以对于东坡所提出的抗议深表赞同。

有意伪托，自昭明太子编入《文选》，径题苏、李之名，却令千余年来坠入云雾了。

然则什么人拟作呢？我们虽没有法子找出作者主名，大概总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于一人之手，各诗气格朴茂淡远，决非晋宋以后人手笔，而汉桓灵以前，又像不会有替人捉刀的风气，建安七子既创开赠答之风，自然容易联想替古人赠答，他们又喜欢共拈一题，数人比赛着作，或者谈论之间，觉得苏李言别是一种绝好诗材，因此拈为课题，各人分拟，所以拟出的共有几首之多，各首语意多相重复，而诗的好坏亦大相悬绝。

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文选》所录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苏武强多了。《文心雕龙》只言“李陵、班婕妤见疑于累代”，不提苏武，《诗品》也只有李陵，并无苏武。（《诗品·叙论》里头有“子卿双凫”一语，似是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彼文历举曹子建至谢惠连十二家，皆以年代为次，“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句之下“叔夜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宜为魏人，非汉之苏武也。窃疑魏别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诗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诸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传矣。此说别无他证，不敢妄主张，姑提出俟后之好古者。）因此我颇疑拟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刘勰、钟嵘对它都很重视，拟苏武的那几首，或者是较晚的时代续拟，因此批评家不甚认它的价值，但最迟的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

至于《升庵诗话》所载“红尘蔽天地”的全首，古书中绝未曾见，杨升庵自谓出于《修文御览》，但《修文御览》早佚，升庵何从得见？升庵最好造假典骗人，这首诗之靠不住，冯已苍《诗纪匡谬》早已辩明了。

《十九首》和苏、李的两大公案既大略解决，最后更附带说说班婕妤的问题。

《文选》所录班婕妤《怨歌行》。（班况之女，少有才学，成帝选入宫，以为婕妤。后为赵飞燕所谮，黜废居长信宫。）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纯用比兴，托意微婉，在古诗中固为上乘。婕妤为成帝时人，以当时童谣中“邪径良田”的体制对照，则亦有产生此类诗之可能性。但《文选》李注引《歌录》但称为“古词”，而刘勰亦谓其“见疑于后代”，然则是否出婕妤手，在六朝时本有问题，恐亦是后人代拟耳。

于时。”仲伟不信枚乘及苏武，故西汉只数李、班两家，叹其寥落，又颇以东汉二百年斯道中绝为慨。我以为凡一体新文学之出现，其影响必及于社会，断不会仅有一两个人孤丁丁的独弹独唱，又不会没有人继续仿摹，隔二百多年才突然复活转来。所以宁采刘彦和怀疑的态度，把所传西汉五言作品都重新估定时代，庶几历史之谜，渐渐可以解答了。

以上将西汉传疑的作品都已说过，以下论东汉确有主名之作品。

东汉初期诗，流传仍极少，最著闻者如马援《武溪》之吟，梁鸿《五噫》之什（见卷三页）。皆从《离骚》一转手，虽词韵极美，而体格无变。第一首五言诗，则史学大家班固之《咏史》（固小传见第二卷）：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我们若将《十九首》、苏、李诗等重新估定年代之后，这首便算有史以来最古的五言诗了。试拿来和晚汉作品比较，真可笑已极。钟嵘批评他“质直无文”，一点都不冤枉。班孟坚并不是“无文”的人，且勿论他的史笔超群绝伦，即以《两都赋》而论，固当有不朽的价值。赋末所附那五首四言、七言诗也并不坏，何以这首《咏史》独稚弱到如此？可见大辂椎轮，势难工妙。孟坚首创五言，便值得在文学史上一大纪念，进一步求工，却要让后人了。至于《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若果如刘勰说的为傅毅所作，那便与班固同时，但我仍未敢信。

东汉中叶，在诗界稍占位置的人曰张衡。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安帝时征拜郎中，再迁太史令。顺帝阳嘉中迁侍中，为宦官所谗，出为河间王相，永和四年卒。衡为汉代大科学家，深于历学，著有《灵宪》一卷，《浑天仪》一卷。又会测算地震，著有地动仪，惜皆已佚。他的文学以赋著名，所作《两京赋》费十年工夫乃成。他的诗现存三首，除四言《怨诗》一首没有什么特别外，余两首都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

《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立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此句疑有误字）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四愁诗》：（《文选》有序云，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芬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辞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著《楚辞章句》的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安帝时，——也有一首七言诗，名为《琴思楚歌》。盛阴修夜何难晓，思念纠戾肠摧绕，时节晚莫年齿老。冬夏更运去若颓，寒来暑往难逐追，形容减少颜色亏。时忽晻晻若骛驰，意中私喜施用为，内无所恃失本义。志愿不得心肝沸，忧怀感结重欲噫，岁月已尽去奄忽。亡官失禄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复位，久处无成卒放牵。叔师注楚辞《九章》、《九辩》、《远游》等篇，全用此等句法，若将每句末“也”字删去，便成若干首七言。（例如《远游》注之：“哀众嫉妒迫协贤，高翔避世求道真，质性鄙陋无所因。将何引援而升云，逢遇暗主触谗佞，思虑烦冤无告陈。……”《九辩》注之：“修德见过愁惧惶，孤立特止居一方，常念弗解内结藏。偕违邑里之他邦，去郢南征济沅湘。……”注文用韵起于《易经》各爻家诸本皆作“爻家”，疑有误，未详。——编者注之象辞，叔师效之而一律裁为七言。）《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后人摘以为诗耳。韵味当然不及《四愁》，但可见当时竞创新体也。

桓灵之间，音节谐美格律严正的五言诗体完全成立，作品流传名氏可指者数家：曰秦嘉及嘉妻徐淑、曰郦炎、曰赵壹、曰蔡邕及邕女琰。秦嘉《留郡赠妇》诗三首（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为郡上计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难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空复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道近隔邱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

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徐淑《答秦嘉诗》：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停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嘉诗《玉台新咏》有序，盖嘉为郡上计京师，其妻寝疾还家，不获面别，故赠此诗。《诗品》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案，赠答诗始此。

郦炎诗二首（炎，字文胜，范阳人，当灵帝时）：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赵壹诗二首（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灵帝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公府十辟不就。）：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

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二家诗皆不韵，姑录之以见当时诗风之一种云尔。其在建安七子以前，确然能以诗名家者当推蔡邕父子。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灵帝建宁中，拜郎中，校书东观。董卓为司空，辟之，迁尚书侍中。献帝初平三年（一九二）王允诛卓，邕亦遇害。邕有良史才，在东观续《汉书》未成，其著书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独断》二卷、《集》二十卷，文章书法，皆绝妙一时。诗则有《玉台新咏》所载《饮马长城窟》一首：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竞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此诗《文选》不著作者姓名，惟《玉台》则题邕作。我们并非轻信《玉台》，但以进化法则论，五言诗自东汉初叶发生以后，经历班固、张衡、秦嘉几个阶级，到蔡邕时才算真成熟，固宜有此圆满美妙之作品。伯喈文才掩映一世，其女文姬之诗，载在《后汉书》，精工如彼，则伯喈必能诗可知。故孝穆以此诗归伯喈，我们乐予承认。不惟如此，此诗与《十九首》音节气韵极相近，我还疑《十九首》中有伯喈作品在内，不过别无他证，不便主张罢了。伯喈能书之名，震铄千古，然今汉碑中，无一种能定为蔡书，而后人则每种皆揣测为蔡书。我对于蔡诗，也抱同一的观念哩。

邕女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献帝兴平元、二年间，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归，重嫁陈留董祀。归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旁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漫漫，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干，薄志节兮念死离。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两诗并见《后汉书》，或疑第二首为后人拟作，范蔚宗未经别择，误行收录。此说我颇赞同，因为两诗所写，同一事实，同一情绪，绝无作两首之必要。第二首虽亦不恶，但比起第一首来却差得多了。第一首则真千古绝调，当时作家，皆善用比兴，独此诗纯为赋体，将实事实感，赤裸裸铺叙抒写，不加一毫藻饰，而缠绵往复，把读者引到与作者同一情感。我想二千年来的诗除这首和杜工部《北征》外，再没有第三首了。这首诗与《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诸作，体势韵味都不一样，这是因文姬身世所经历，特别与人不同所以能发此异彩，与时代风尚无关。要之五言诗到蔡氏父女，算完全成熟，后此虽有变化，但大体总不能出其范围了。

（附言）俗传有所谓《胡笳十八拍》者，亦题蔡文姬作。今录其头尾两拍如下：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右第一拍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右第十八拍此十八首音节靡弱，意境凡近，与《后汉书》所载五言诗截然不类，其非出文姬手无疑。唐刘商《胡笳曲序》云：“……文姬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李肇《国史补》云：“唐有董庭兰，善沉声祝声，盖大小胡笳云。”然则十八拍之音节，乃姓董者所创。其人为唐时人，名庭兰，而歌辞又当在节拍之后，去文姬时远矣。作者亦非有心冒充文姬，只是借她的事，代她拟作，无识的选家，硬要把它送给文姬，却成了真伪问题。此本不足深辩，因恐浅学误认，故述其来历如右。

以上所述，皆建安以前五言诗（蔡琰一首在建安后，因邕作顺次附录）。五言在历史上发展的路径，大略可见了。此外四言诗在这时代，也起一种变化，读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尝以尚书郎参曹操军事，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卒——的《述志》二首，最能见此中消息。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

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乱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公理是晚汉一位思想家，他所著的《昌言》十二卷，和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有同等价值。可惜除《后汉书》所摘录那几篇外，其余都亡佚了。他的诗也只存这两首，但这两首在四言诗里是有特别地位的。自韦孟以下三百多年的四言诗，都是摹仿《三百篇》皮毛，陈腐质木得可厌。这两首诗命意结体选词，都自出机杼，完全和《三百篇》两样，与曹孟德《对酒》、《观沧海》诸篇，同为四言诗一大革命。这是技术上的特色。至于实质方面，它能代表那时候思想界沉寂不安的状况。他对于传统学术，一切怀疑，一切表示不满，虽不能自有建设，然而努力破坏。读他第二首，可以知魏晋间清谈派哲学的来龙去脉。

此外作者姓名虽存而时代事迹失考之诗尚有两首。

金吾子，私爱徒区区。宋子侯的《董娇娆》诗：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可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有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丁福保云“如”，宋刻《玉台》作“时”，诸本亦皆作“时”，惟《艺文类聚》作“如”。案，此四句本言花落仍可重开，不如人之盛年一去即遭捐弃，而从前之欢爱俱忘，乃一篇立言寄慨之本旨。如作“时”字，则此句并不可解，全篇文义俱阂矣。今从《艺文类聚》改正。）欢爱两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琴上高堂。

右两诗作者虽不能得其时代，细审气格，当是桓灵间作品。辛诗言“大秦珠”，当在安敦通使之后。宋诗言“洛阳城”，当在迁邺以前。其余失名之首，除前卷所录各乐府外，尚有以下各首：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知故。

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

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非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赠子以自爱，道远会见难。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欢。

结志青云上，何时复来还。

穆穆青风至，吹我罗衣裙，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

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新树兰蕙葩，杂用杜蘅草。终朝采其华，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

恨望何所言，临风送怀抱。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

钟仲伟评品古诗，于陆士衡曾经拟作之十四首外（题已见前），别指“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疑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橘柚垂华实”一首与焉，其余不知何指。大约此八首皆应在内，《十九首》中亦有七八首在内，然所缺尚多。乐府歌辞中之“鸡鸣高树颠”、“日出东南隅”、“青青园中葵”、“君子防未然”、“相逢狭路间”、“天上何所有”、“默默施行违”、“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今日乐相乐”、“皑如山上雪”、“天德悠且长”、“昭昭素明月”、“蒲生我池中”诸篇或亦皆在内。乐府与诗，本无界限，特诗之曾经傅以音符，被之弦管者斯谓之乐府耳。此诸诗径指为曹、王制，固未必然，但恐多是建安作品，其较早者亦不过上溯桓、灵而止。

汉末五言诗有篇幅极短绝类后此之绝句者数首。录如下：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

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

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借射还字）破镜飞上天。（月上下弦时如破镜为半，言此当归时也）日暮秋云阴，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莲花玳瑁簪。

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

南山一树桂，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庆不相忘。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腰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鳞，相教慎出入。大抵晚汉之诗（此指广义的诗，连乐府包在内），可分二大派，第一派音节谐美，寄兴深微，词旨含蓄，其源出于《国风》、《十九首》及拟苏、李诗等皆属之。第二派，音节倔强，意境俶诡，笔力横恣，其源出于《离骚》、《招魂》，乐府中之大部分皆属之。两派虽途径不同，而皆用比兴体为多。其用赋体者，则蔡文姬一诗属第一派，《孤儿行》、《焦仲卿妻》诗等属第二派。

要而言之，晚汉诗虽未能尽诗的境界，然而后代许多作诗的路子，已在那时候开发出来了。

传世的汉诗本来不多，除正史各传及《文选》与《玉台新咏》所录外，则《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乐府诗集》各有录载，明末冯惟讷《古诗纪》、清初李因笃《汉诗评》，集其大成。近人丁福保因冯《纪》之旧，辑为《全汉诗》五卷。总算完备了。然而真伪杂糅，时代错迕，则诸家皆所不免。今据丁辑分其种类综其首数列表如下：原表梁启超并未列出，后来任公的学生葛天民补上此表，此略。

1925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本文为1925年6月2日在中华图书馆协和成立会演说词，梁启超为该会董事会首席董事。

诸君，我们国内因为图书馆事业日渐发达，大家感觉有联络合作之必要，于是商量组织全国的图书馆协会，筹备多时，幸见成立。又适值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博士来游，我们得于协会成立之日顺带着欢迎，尤为本会荣幸。

鄙人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前途，及图书馆协会应负的责任，颇有一点感想，今日深喜得这机会和本会同人商榷，并请教于鲍博士。

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指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与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鲍博士一一指示我们，我们不胜感谢。

我们绝对的承认群众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

图书馆有两个要素，一是“读者”，二是“读物”。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那些著作家自然会供给他们，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物很丰富，而且日新月异，能引起读者兴味，美国的群众图书馆所以成效卓著，皆由于此。现时的中国怎么样呢？头一件，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这种诚然是极可悲的现象，我们将来总要努力改变他。但在这种现象没有改变以前，群众图书馆无论办理得如何完善，我敢说总是白设罢了。第二件，就读物方面论，试问馆中储备的是什么书，外国文书吗，请问群众中有几个人会看？中国旧书吗，浩如烟海，未经整理叫一般人何从读起，读来哪能有兴味？然则只有靠近人著作和外国书的译本了，我问有几部书能适应群众要求，令群众看着有趣且有益，若讲一般群众最欢迎的读物，恐怕仍是《施公案》、《天雨花》一类的旧书，和《礼拜六》一类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读物，难道我们还有提倡的必要吗？所以现在若要办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叫我推荐读物，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

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

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

（二）就读物方面，当然是收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

以上所说现在中国图书馆进行方针若还不错，那么，我们中国图书馆协会应负何种责任呢？我以为有两种：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

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

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

诸君都知道，我们图书馆协会的专门组内中有“分类”、“编目”两组，若在外国图书馆，这些问题早已决定，只消把杜威的十进表格照填便了，何必更分组去研究。中国书却不是这样简单的容易办了。试观外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书都很不少，但欲使阅览人对于所藏书充分应用能和读外国书一样利便，只怕还早得很哩。

外国图书馆学者并非见不及此，也未尝不想努力设法求应用效率之加增，然而经许多年，到底不能得满意的结果。此无他，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

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就分类论，呆分经史子集四部，穷屈不适用，早已为人所公认，若勉强比附杜威的分类，其穷屈只怕比四部更甚。所以我们不能不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但这事说来似易，越做下去越感困难。头一件，分类要为“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第二件，要能把古今书籍的性质无遗。依我看，这里头就包含许多冲突的问题，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试验，不能决定。

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

这两个原则，在章氏以前，惟山阴祁家《淡生堂编目》曾经用过，此后竟没人再试。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利便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

我们图书馆协会所以特设这“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就是认定这两种事业很重大而很困难，要合群策群力共肩此责任。

此外，我还有一个重大提案，曰“编纂新式类书”。编类书事业，我们中国发达最早。当梁武帝时（五○二至五四九）已经编成多种，其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图书集成》等，屡代皆有，大率靠政府力量编成。这些书或存或佚，其存者，供后人研究的利便实不少。但编纂方法，用今日眼光看来，当然缺点甚多，有改造的必要。

这件事，若以历史的先例而论，自应由政府担任。但在今日的政治现状之下，断然谈不到此，而且官局编书总有种种毛病，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我以为应由社会上学术团体努力从事，而最适宜者莫如图书馆协会，因为图书馆最大任务，在使阅览人对于任何问题着手研究，立刻可以在图书馆中得着资料，而且馆中所设备可以当他的顾问。我们中国图书馆想达到这种目的吗？以“浩如烟海”的古籍，真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所以除需要精良的分类和编目之外，还须有这样一部博大而适用的类书，才能令图书馆的应用效率增高。

以上几件事，若切实做去，很够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出大汗绞脑髓了。

成功之后，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

我所说本协会头一件责任“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意见大略如此。其详细条理，容更陆续提出求教于同人。

至于第二件“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这种需要，显而易见，无待多说明。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

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不能专靠一个光杆的图书馆学校，最好是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但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学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他做发源地。

由此说来，中国图书馆协会所以有成立的必要，也可以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实在感觉自己对于本国文化世界文化都负有很重大责任。

其能力以从事于所应做的工作。协会的具体事业，依我个人所希望，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大家抖擞精神干去。各图书馆或个人，先在一定期间内，各提出具体方案，交换讨论，到意见渐趋一致的时候，由大会公决，即作为本协会意见。凡参加本协会之图书馆，即遵照决议，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

第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所以主张“一个”者，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够。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支］发展。

第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

第四，这个模范图书馆当然是完全公开的，如鲍博士所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种种办法都在里头斟酌试验。

第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

以上五项，都不是一个图书馆或一个私人所能办到的，不能不望诸图书馆协会。协会所以成立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就在此。

我所积极希望的事项如此，还有消极反对的两事：第一，我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群众图书馆，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而且将来还希向这条路进行，但在今日现状之下，我以为徒花冤枉钱，决无实益。

第二，若将来全国图书馆事业等有确实基金之后，我反对现存的图书馆要求补助。头一个理由，因为基金总不是容易筹得的，便筹得也不会很多，集中起来还可以办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业，分开了效率便等于零。第二个理由，因为补助易起争论，结果会各馆横生意见，把协会的精神涣散了，目的丧失了。

今日所讲，虽是我个人私见，我想在座诸君也多半同感。我信得过我们协会成立之后，一定能替全世界的图书馆学界增一道新光明。我很高兴得追随诸君之后努力做一部分的工作。

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

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本文曾载于1925年9月25日《清华周刊》24卷3号。

（九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在研究院第五研究室）连日与诸君讨论研究题目，虽未确定，已能略见大概，均各有相当价值。至以后研究方针，有为诸君所应共同了解者，须为诸君言之。以不能与诸君一一面谈，故举行此会。下述意见，曾商之王先生静安，亦颇以为然，故此会即不能代表教授团意见，至少亦可代表王先生意见。

现诸君所选择之研究题，无论单篇成帙，若能告成，均可为有价值之著作。但余以为研究之方法，并不限于一题目一论文而已，此外更有一条路在，即专读一书。昨日诸君选择研究题时，仅某君于研究题目外，更读《韩非子》一书，余则未之见。此或为诸君所未注意，或以此法为不适用，故今略述之。

多，虽又非昔比，然此法尚依然适用，所以者何，因其书有被选专读之价值者，必其内容极丰富，可以从种种方面用种种方法研究而各有所得。例如经部之《诗经》，《书经》，《左传》，《周礼》等。子部之《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等。史部之《史记》，《汉书》，小学之《说文》等。此等书，经前人读过者，不知几千百万人，苟能善读，则各人必有其心得。今日治学方法，经先辈发明者日益多，复有西来之科学方法为之助，我辈若能应用之，以读有价值之古书，其所得必甚多，可断言也。

专精一书之所得，有主产物，有副产物。例如以研究春秋时代史而读《左传》，其研究所得，则主产物也。春秋时代史，固饶有专精研究之价值，欲研究之，舍《左传》末由，专就此一点论，主产物之收获，已可谓极丰富矣。然苟能专精《左传》，则其所得，必不止此。试取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之，已可见其溢出寻常史家研究之范围者，不知凡几。吾侪用今法而广其意，例如或研究春秋以前之社会状况，或研究春秋时代民族心理，哲学思想之类，皆可得莫大之收获，此所谓副产物也。又如读《荀子》以了解荀卿学术之全部之真相为目的，所谓主产物也。然苟能精读《荀子》，则因其书中对于当时代诸家学说所征引，所批评，可以并了解诸家学说，最少亦引起研究诸家学说之兴味，此一种副产物也。因书中所言礼制以了解古代社会状况，又一副产物也。因其文意稍艰深，读通之可以了解若干之古训，及古代文法。又一副产物也。诸如此类，不胜胪举。又如读《说文》以研究文字学为目的，此主产物也。研究文字学固舍《说文》末由也。然苟能善读之，则推原造字之意，以研究有史以前之社会状况，及民族心理，妙义环生，不知纪极，此其副产也。略举三书为例，他可类推。凡专读一名著，即其主产物，已受用下尽，况更有无数之副产耶。

或疑专书研究，偏于守约，有妨博通。其实不然，学问之道，固有专通与博通之两种。例如非了解周秦各家学说，不能了解《荀子》，此博通之说也。然非对于诸子为各别的了解，则亦不能了解诸子之各部。甲自任为“荀子通”之学者，乙丙丁自任为“墨子通”“老子通”“韩子通”之学者，所谓专通也，乃正所以为通也，不专荀子而欲求为“荀子通”难矣。

或疑吾侪抱远志以来负笈，而结果乃仅读一二书，所得毋乃太俭，此种见解实太谬。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治学方法，举一反三，能善读一书，即能用其法以读他书。能善治工学，即能用其法以治他学。诸君若能以专精一书为研究，而因以学得最精密最经济的读书法，吾以为所得，固已多矣。

我辈从前读书，无人指导。大抵抱一书死读，左冲右撞，在荆棘中寻出大路来，此种读法，往往枉费工夫，得不偿劳。然学问皆从阅历甘苦而来，其有之于己者甚固：一生受用不尽，虽笨法而实亦善法也。自学校教育勃兴以来，在校青年，无余日以从事此种笨法，且以不愿。得智识太易，故所得亦浅薄，而坚实发展之余地亦日少。若能于学校“装罐头的”生活终了之后，用一二年之力，学我辈笨法，其有助于将来学问基础者实不少。

此本院所以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一涂径也。

至于论文式研究，则择题之法，不可犯下列诸弊。

第一空泛之弊题目有过于理论的，用演绎式的。如先用原则而推论之批评，则纯出个人之主张矣。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

第二太大之弊诸君选题，有为终身事业或四五年始能毕事者。夫研究一题，自不能限定一年毕业为准，但亦不可太大，使教授无从指导。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教育史等均患此病。与其大而难成，孰若其小而能精。盖往往题目，视之甚小，而为之亦匪易易。例如陈先生寅恪所示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类，此种题目虽小，但对于内容非完全了解，将其各种隐僻材料，搜检靡遗，固不易下手也。题目太大，固可一步步分开来做，然颇费时日。余意以为与其择一繁重之题，积年不完毕，不如择一小题研究完毕再研究一题之为愈也。

且研究题目太大，不特研究时感觉上述之困难，亦且受物质上之打击。如书籍缺乏，有因而停止其工作者，以是而趣味亦尽。故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时，不致棘手。否则如某君所择之《诗经》研究，参考书列至千余种，固无从骤得，即得之一年中又安能尽读。又如某君研究中国海运史，试问如中国旧籍中得觅此种材料，何等困难。本院草创伊始，在此短时期内，于书籍一端，仓卒亦不易得，深望诸君于此点亦能加以注意。

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此外更重矫正从前之习惯，新出学校者之著作，大都由听讲而来。例如论文研究，或有甚佳之著作，但均由他人处得来，而非自己心得所出。

在评阅者亦穷于应付。本院力矫斯弊，务期诸君必于此种学问，真能费若干时间，下一番苦功，不嫌麻烦呆板而进行之。关于选择论题之方法，他日当更为诸君作一度之商榷焉。

研究院规定年限，本可延长。但各人境遇不同，能否多利用此种机会，殊难逆料。但吾侪总须体念国家费此巨款，切不可空洞过去，仍然一无所得。即自己方面，亦须加以顾虑，一事不成，毫无所得，终至废然而返，毋乃太不经济。

至于研究指导，即不在个人范围之下者，亦可尽力襄助。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尤愿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

又本院为新出之机关，吾人当用十分努力发挥而光大之，鄙意以此后应出一种刊物，季刊或年刊，每年至少须有二期。诸君须猛勇从事，以观其成焉。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本文为梁启超1925年9月13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演稿，曾载于同年10月2日、9日《清华周刊》第24卷第4—5号。

前几天与诸君讨论研究方法，我们提出专治一经，这不过是一种辅助的方法，并不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

近来与诸君谈话觉得所选题目，往往过于宽泛，很难指导，所以我今天选出这个题目，向诸君说说，使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大致以四十岁以前为预备时代；所有著作皆在四十岁以后。文学家、兵家、艺术家纯靠天才可以希望早成；所以有人说学围棋要成国手，须在十七岁以前，十七岁还没有学好，以后就很难学好了。至于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需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的方法与治学的兴味，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成就。所以研究院的志愿，虽在养成大学者，然绝对不敢希望速成。大发明、大贡献，皆在将来，立刻就要成功，那是我们不敢妄想的。

在研究中，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

（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能力方面：

（A）明敏眼光异常敏锐，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得间，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自己可以发生问题，能够发生问题，即做学问的起点；若凡事不成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了。苹果落地，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实，牛顿加以怀疑，遂发明万有引力的原理；开水壶盖冲脱，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实，瓦特加以研究，遂发明蒸汽机关。读书亦是做学问的一方面，所有发明创造，皆由发生问题得来。如何才可以磨炼得眼光快、脑筋快，刁钻古怪，凡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自己都怀疑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

（B）密察就是《中庸》所谓文理密察，不轻忘，不凿空，仔细观察，并且要晓得如何观察的方法，心思缜密，一点不粗索，一点不苟且。每一问题发生，就搜集材料，不断观察，务求周密，务求圆到，这是做学问的第二步。

（C）别裁做学问，首先怕没有资料，资料太多，又怕无法驾驭。所谓别裁的意思，即在辨别真伪，辨别有无，辨别主要与次要。若无去取抓梳的能力，那么，满棹材料，皆成瓦砾了。别裁以后，贵在综理。古人说读书如一屋散钱，要如何设法贯穿，始可以供我们的应用。别裁好比绳索，资料好比散钱，用一根绳索把散钱贯穿起来，这是做学问的第三步。

楚。前面的可以叫做本通，后面的可以叫做旁通，本通旁通都彻底以后，才不至于偏陋拘虚，好像庄子所说的一区之见。

上述四种，可以说是做学问必需的能力，而且是万不可少的，但是此种能力，在短时间中不易得，尤非经严格训练以后不可得。不过只要一面自己肯受这种训练，一面又自己训练自己，无论如何，必有相当的成功。我们在研究院时间很短，希望于此短时间中，帮助诸君，养成良好能力。

习惯方面：

（A）忠实但凡不肯忠实，必定一事无成。学问上的不忠实，无如剿说与盲从。绝对不用自己的脑筋思想，一味听人指使，这叫做盲从；自己并无心得，随便以古人所说，改头换面，这叫做剿说。这两种都是做学问的大忌，简直是学术界的蟊贼，若些微有点此种坏习惯，简直把终身都糟蹋了。

（B）深切做学问还有两种弊病，就是肤阔与笼统，各种科目似乎都懂得一点皮毛，其实全不彻底。对于一切现象，好像隔着几层窗纱观物，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肤阔就是不着边际，笼统就是不分明；对于外部，无明白的界限，对于内部，无清楚的间隔。这种毛病，在从前科举时代最多，譬如对空策，读书人中十之七八，皆以此为猎取功名的利器。现在学校里，尤其是国文、历史等科，最易养成一种无边际、不明了、模模糊糊的观念。我们应当设法改正，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要以半解为全知，不做则已，要做就须深切，就须彻底。

（C）敬慎敬慎是做学问很重要一个条件，不敬慎便流为武断，武断是做学问所最忌讳的。得了一个孤证，而且是未见靠得住的孤证，就随便主张下去，或者对于客观事物，一点不明了，就鲁莽妄下断语，都是不敬慎。

判断是非，评定真伪，万不可鲁莽从事。又有一种人喜欢做翻案，出风头，其末流必至于尖酸刻薄，这也是犯不得的。还有一种人，护短护前，明明看见最初的假定靠不住，但是因费了许多心血，割舍不下，于是支离牵强，曲为附会，现今比较有名的学者大多犯此毛病，其结果则使学问陷于歧路，这也是亟当改正的。

（D）不倦《论语》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也是应当养成的习惯。所谓不倦，有两种意义：一是耐烦，在搜集资料时，不嫌麻烦，在比较资料时，不惜工夫；虽是极小的问题，一样的全副精神对付，并且不认为小题大作。好像达尔文养鸽子，每天得看管观察历一二十年，一点不厌倦。二是持欠，所有大学者，皆在中年以后，大致以四十至七十，为著作成熟时期，要是没有老而不衰的精神，其著述哪里会成功呢！譬如两个人，一个早达，一个晚成，早达的到三四十岁后就搁笔，晚成的四十以后，仍然继续钻研，其结果则晚成的胜利，早达的失败。现在的青年，大抵在大学毕业，或者留学回来以后，学问就算终了。教书的人，还肯对付功课；不当教员的人，连书都不翻，这是一种很可悲观的现象。惟一的原因，就是研究学问时代未先养成良好习惯。要得发生兴味，第一要有相当时间以为练习，第二要深入其中，甘苦备尝。假使未与结缘，或者结缘不深，则日久生厌了。

陶冶德性。我们所谓学者，不是指书呆子。要做学问，固然须得养成真实能力，良好习惯，就是做事方面，此种能力与习惯，也是不可少的。研究院的表面目的，固在养成著作家及教育家，但是骨子里还需要有做社会上领袖人物必须备的能力与习惯，此种能力与习惯，在本院中就用读书与做论文的方法来养成。假使在研究院住上一年、二年或者三年，经过一番磨炼涵养，比较从前弊病减少，能力增加，这就算成功了。离校以后，具有此项本钱，无论读书亦可，做事亦可。否则纵然功课很好，但是将来做学问做事的本钱，一点没有得到，这种小成就，有限得很，实在没有什么重要。研究院诸君，应当抱定宗旨，不望在院内有什么著作的成就，而在有做学问的预备。

在未选择题目以前，先定下几种原则，合乎这几种原则的就选，不合这几种原则的就不选。我所拟的原则如下：

（一）有范围，而且范围不宜太大。在牌告上已经公布的题目中，陈寅恪先生的题目，比较明了，我自己的题目，最是宽泛。诸君选择题目，不可太大，大了无法指导，并且容易犯空疏笼统的毛病。题目范围要明了，要狭小，最大限度，也需一年之内，能够彻底研究终了的。

（二）须有相当丰富材料。古人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如果材料丰富，可以用很小的劳力收很大的效果，并且容易引起兴味。若是证据短少，材料缺乏，或须求之于地下，或须求之于远方，都是耗时费事，并且用力不讨好，这种题目最不相宜。

（三）材料虽有，要用相当劳力，始能搜集。太便易，太捡现成，不足以训练才智，也不足以陶冶习惯。时常这样贪图现成，日子久了，必定畏难苟安，学问必无所成，就有成也不能深造。

（四）材料要比较的容易寻求。做学问贵在善于利用材料，不一定图书丰富，才可以做学问；就单有一部《十三经》，单有一部《二十四史》，这也足够我们研究了。譬如善烹调的人，不只会烹调燕窠鱼翅，仅有小菜、有香料，也可以烹调得很好。不怕图书简陋，材料缺乏，我们可以用种种方法，得到良好结果。

（五）题目须前人所未做，或前人做得不满意，亟须改做。研究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题目，容易受他人束缚，纵然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不过一点补缀改正的功夫。往往一个问题经前代大师考订过后，我们简直没有插嘴的余地了。并且利用他人材料，自己不去搜集，磨炼不了自己的能力。

（六）题目须能照顾各方面。选择一个题目，最好要对于搜集、判断、组织三方面，俱有训练的机会。这个题目做了，我们的能力习惯都得着顶好的训练，再研究别的问题时，那便异常容易了。或者多做几个题目，一个训练搜集，一个训练判断，一个训练组织，这样一项一项地来也可以。

法，自行编制。

（一）重订《诗谱》

主旨根据欧阳修所补郑玄《诗谱》订正其讹舛。

体例先依原谱分国谱三，再合为一总谱，每谱后附以详细的说明。

着眼点（一） 《商颂》为商诗抑宋诗；（二） 《周南》《召南》是否皆文武时诗；（三） 《豳风》之《七月》为何时代诗；（四） 《大、小雅》之宣王诗幽王诗考实；（五）其他《国风》二《雅》各诗之时代有问题者。

研究法将几个着眼点逐个博稽前人异说，加以判断。

（五） 其他各单篇（例如王先生之说商颂）（二）从画题上研究中国绘书之变迁发展主旨唐以前画传世极稀，但名画目录各书尚有记载。吾侪若汇集其目，比而类之，观其命题所取材，亦可以察其某时代某画书已发生，或最盛行，或渐消减。

范围（一） 以晋至南宋为主要部分；（二）宋以后有余力乃续撰；

（三）晋以前资料散见史籍者遇见即钞辑之。

为一总论说明其沿革并求沿革之原因。

主旨在研究壁画见于载籍者共有多少。

范围自汉迄今。

主要书籍如前（但宋以后为同样的注意）。此外应补入者，如《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等。

资料以《说文》为主，其契文金文中足资补正者遇见即补入，但不必强索。

范围（一） 《说文》中明言为会意之字；（二） 虽不明言会意而言“从某从某”或言“从某从某某亦声”之字；（三）形声字中仅言“从某某声”而声中实会意者。

分类俟各字列齐后加以分析，方能定其类。

主要参考书说文段注说文义证经籍纂诂（五）从文字上研究有史以前之社会情状及心理方法大略同前，但不专限于会意字耳。

主旨《唐律》中部曲奴婢连文并举者十余条，南北朝各史传中言部曲者甚多，近详考其性质：（一）从《三国志》到《新、旧唐书》编［徧］翻阅之，遇有言部曲者悉行录出（《唐律》各条亦然）。

（说部中有言及者，一见即录入，但不必专搜。）（二）录出后，比而观之，确定部曲二字涵义如何，与常人异者安在。

（三）研究其何时发生，何时消减，及生灭原因何在。

资料《左传》为主，《国风》《史记》辅之，先秦西汉子部书供参考。

（八）从各史裔夷传中作古社会之比较研究资料以正史为主，如《大唐西域记》《瀛涯胜览》一类书，研究到某国时，仅供参考。

范围以风俗及社会组织为主，分类随意。

主旨在研究此种特殊之目录学。

主要书籍（俱在《大藏经》内）三藏集记众经目录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古今译经图纪至元法宝勘图范围经录之家数及沿革；

诸家分类法（创与因）；

分类优劣比较；

别裁力比较。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节选）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节选）梁启超曾拟撰一部多卷本《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第一卷，《五千年史实鸟瞰》为其第二卷（仅成几篇）。此处所谓《中国文化史》计八章（第一章 母系与父系；第二章 婚姻；第三章 家族及宗法；第四章 姓氏；第五、六章 阶级；第七章 乡治；第八章都市），实《社会组织篇》的一部分，是1925年秋冬间在清华学校的讲义。此仅选录其中《阶级》（上）。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历史上无论在何时代，其人民恒自然分为若干阶级。近世欧美，以平等为法律原则，然而贵贱阶级废，贫富阶级兴焉，故阶级者，人类社会所不能免也。其在今日以前则阶级最显之标识，一曰贵族与平民，二曰平民与奴隶。中国人在全世界诸民族中，可谓最爱平等之国民也。自有成文史籍以来，严格的阶级分别，即已不甚可见。彼印度至今犹有释迦时代四级之遗迹。西欧各国，在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僧侣之特权至为优越。日本明治维新前，尚有“秽多”、“非人”诸名称。美国当南北战争前，奴隶之待遇非复人道。俄国当苏维埃革命前，大多数人民皆在农奴状态之下。求诸我国，则春秋时代已不复能睹此痕迹。前此有无则不可深考，后此虽有一二时代裂痕颇著，然其地位不如他国之固定，且不久而原状旋恢复。故阶级之研究，在中国史上所占位置，不如欧美各国史之重，但其沿革亦有可言者。

三代以降，“百姓”与民之两名词，函［涵］义如一，在远古似不尔尔。《尧典》“平章百姓”与“黎民于变时雍”对举，又以“百姓不亲”与“黎民阻饥”对举，是百姓与民异撰。《楚语》述观射父释百姓之义曰：“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吕刑》“苗民弗用灵”，郑玄注云：“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夏曾佑据此诸文，因推定古代汉族征服苗族后，自称其族曰百姓，而谓所征服者为民，故民之上系以黎或以苗，因谓“百姓”与“民”为两大阶级之徽帜，此虽近武断，然远古社会或如是也。

就《左传》所记春秋时状况，殊不见有隔绝的痕迹。盖春秋贵族，什九皆自王侯支派衍出，而周制同姓不婚，其匹耦自不得不求诸本族以外，原邑之民自言“夫谁非王之婚姻”，可见婚姻范围普及于士庶也。最为显证者，晋文公及赵盾之母皆戎狄异族，盾母尤为俘虏之女，则婚姻不甚拘门第可知。尤当注意者为妾媵制，妾子身分，古来公认，而妾更绝对的无门第可言，故阶级血统不能严画者势也。其第一条件，则《尧典》称“明明扬侧陋”，《孟子》称“傅说举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此皆言起微贱可以为君相，虽或后史追述比附之词，然现存夏殷史料中，亦迄无平民不能执政之反证。周初，专门之业，则有世官，酬庸推恩，亦有世禄，而世卿之制未闻。故周公太公皆武王时三公，而《顾命》所载成王时六卿，则周公太公之子不与焉。《荀子》（《王制篇》）所谓“虽王公士大夫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其为儒家理想之言耶，抑周之开国规模实如是，未可知也。

降及春秋，则确为我国贵族政治极完整之一时期。各国政权，率归少数名族之手，例如周之周氏、召氏、祭氏、单氏、刘氏、甘氏、尹氏，鲁之仲孙氏（即孟氏）、叔孙氏、季孙氏、臧氏、郈氏、展氏，晋之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荀氏（后分为中行氏、知氏）、栾氏、卻氏、胥氏、先氏、狐氏，齐之高氏、国氏、鲍氏、崔氏、庆氏、陈氏，宋之华氏、乐氏、皇氏、向氏，郑之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卫之石氏、宁氏、孙氏、孔氏……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史迹，虽谓纯由各国中若干族之人物的活动构成焉可也。

春秋各国虽大部分同施行贵族政治，然各国发达之路径及构成之形式亦各自不同。试举其要点如下：（一）各国中之大多数，皆政权全移于贵族，而君主等于守府，如周、鲁、齐、晋、宋、卫、郑……等皆是。就中最特别者为楚国，执政虽常用贵族，至君主黜陟生杀之权迄未旁落，如令尹子玉、子反、子上、子辛、子南，皆以罪诛黜。

（二）以前项理由故，各国贵族之执政者，多由前代亲贵荫袭而来，与现代之王室公室或缘属甚远，其地位则随其身分而自然取得。楚国执政之贵族，大率为时主之子若弟若王子围子囊等，或血统甚近，否则由时主在名族中如鬭氏、薳氏、成氏、阳氏之胤，量才特拔，故含尚贤之意味较多。

（三）诸国贵族，率皆公族——即由累代之公子派衍而来者，若楚、若鲁、若宋、若郑，殆皆无例外，惟晋最特别。晋自经骊姬之难，“诅无畜群公子”，故文襄之子，皆斥遗在外，终春秋之世，无晋公子与于盟聘之役，执政更无论矣。晋之贵族，皆献文两代功臣子孙，而公族乃无一焉。齐则折衷两者之间，国、高、崔、庆皆公族，管、鲍、陈，则他族也。

四、有以一族为诸贵族之领袖，世掌最高政权者，例如鲁之季孙氏。在此种制度之下，或画出政务之一部分专属某族，例如鲁之叔孙氏世为行人，凡外交事皆专责焉。

知、荀偃、士匄、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以次洊升，其资格为众所公认，殆无争议之余地。又如郑之归生、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皮、子产、子太叔，以兄弟叔侄之伦次递升，亦殆无争议余地。在此等制度之下，各贵族皆有取得政权之均等机会，故争相淬厉以养令名。又凡任执政者，皆久为诸先辈之副贰，随习以谙练政务，故于贵族政治中最称完美焉。

六、治政之重心，有常集于一国之中央，而由一贵族或数贵族总揽之者，如楚、如齐、如宋、郑。有散于各地方，而由数贵族分领之者，如鲁、如晋。故鲁之后析为费国（费惠公见《孟子》），而晋为韩、赵、魏三家所分。

春秋对贵族政治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最与欧洲异者有三点：其一，无贵族合议之法定机关如罗马之元老院者，虽国之大事，亦常集众讨论，然大权实在国君或执政，与议者备咨询而已。故欧产之议会政治，在我国历史上绝无前例可以比附。其二，贵族平民之身分，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三，贵族平民享有政治权之分限，亦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以此二因，故欧洲贵族政治之基础坚牢而久续，我国则脆弱而易破坏。故欧洲受贵族政治之祸极烈，我国则较微，右第一点事实甚易见，二三两点须稍附以说明。

春秋最显之贵族，皆起自中叶以后。如鲁之三桓皆桓公子孙，闵僖之际始执国命。晋诸卿之兴亦略与同时。郑之七穆皆穆公子孙，起于文宣以降，前此岂无贵族，盖已代谢夷为齐民矣。晋诸卿之兴替，最为显例。叔向谓“栾、卻、胥、原降为皂隶”，此四族者，僖文间最赫赫者也，不及百年，至昭定间则已若此。则贵族之与平民，非画然有鸿沟不可逾越也，明矣。

诸国之最高执政——即所谓“正卿”，诚为贵族之独占权利，自“次卿”以下，则各国皆取开放主义，惟才是求。例如管仲家世虽不可深考，然“少时尝与鲍叔贾”，则其出于微贱可知。其相齐也，名分虽居“天子二守国高”之下，事实上则政皆彼出焉。又如孔子，在宋虽为贵族，入鲁则“吾生也贱”，尝为委吏乘田，等于庶人在官者，然亦尝官司寇，亚三桓一等耳，晚年且有“国老”之号。又如陈敬仲奔齐以“羁旅之臣”，官仅工正，而其胤乃专有齐国。又如晋诸大夫，声伯历举苗贲皇以下若而人，谓“唯楚有材，晋实用之”。此皆乙国亡命羁贱显贵于甲国者，可见平民在政治上之地位，其与贵族不平等者实至有限也。

春秋时始终不见有贵族政治痕迹者惟一秦国。秦之史迹，除穆康两代，《左传》稍详外，余均阙如。然据他传记所述，则由余、百里奚诸名相，皆起于异邦贱族。秦不惟无世卿之制，其名族亘数代者，于史绝无征焉。降及战国，则商鞅、张仪、范雎以下，为李斯《谏逐客书》所列举者，皆客卿也。盖秦崛起西陲，文化远在中原之下，欲求自立，不得不借才异地，贵族制之不适用，势使然也。然秦既以此致强，而贵族制至春秋之末亦已不胜其弊，故人战国而诸国皆“秦化”，贵族埽地尽矣。

贵族阶级消灭之原因有三。

其君其卿大夫皆变为平民。各国内乱之结果，要人或亡命他国，或在本国失其爵氏，则亦变为平民。于是平民中智识分子日多，与贵族相敌。继以孔墨两大师以私人讲学，弟子后学遍天下，百家趋风而起者且相望，于是学问之重心，自学府移于民间。势力随才智而递嬗，理固然也。

二由生计上。前此惟农是务，春秋战国间而商业勃兴，农民朴僿不喜事，商则机敏趋时，故“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吕不韦“奇货可居”，操大国君主废立之柄焉。平民阶级中有商人发生，此阶级之所以增重也。

三由政治上。各国并立，以人才之多少争强弱。魏以失商鞅故见弱于秦，于是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燕筑黄金台以罗致乐毅剧辛之徒，齐则稷下先生比列卿者以百数，至如四公子门下鸡鸣狗盗监门卖浆之辈皆备致敬礼而获其用。盖自秦以用客卿致强，各国承流，而处士声价，遂隆隆日上。当时诸国中虽仍有保贵族之余蜕，如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魏赵之信陵平原等，然皆纡尊降贵，不敢以宠位骄人。政治活动区域，卒全为平民阶级所占。

豪杰亡秦，犹共戴楚义帝而立六国后，徇诸地者咸以其故家遗族相号召，人情狃于所习，数百年为民之望者，其势固殁而犹视也。然而韩成、魏豹、田儋、田广之徒，皆一瞥旋灭。即“世为楚将”之项氏，亦不过为新朝作驱除难。而汉高以泗上亭长，率其乡里刀笔小吏与草泽骁雄，不数年而奄有天下，贵族之运，遂随封建而俱绝。

秦汉之际，除奴隶外，一切臣民皆立于法律平等的原则之下，其有爵位者之秩禄章服特予优异。（除诸侯王公主以宗亲享若干特权外）则以贤以功，人人可以得之，故不能目为阶级。其待遇略涉歧视者，惟秦末发卒谪戍，贾人与赘婿独先发。汉高帝时禁贾人不得衣绣乘马，惠帝时令贾人与奴婢倍算，哀帝时禁贾人不得名田。

似终两汉之世，贾人身分在法律上受特别限制。若于汉制中勉求所谓阶级者，惟此为差近耳。

至六朝而有变相之阶级——即所谓族望门第者兴焉，至唐中叶以降，始渐消灭。其起因盖有二：一由选举制度之变更，一由民族大移徙之识别。

两汉选举，由郡国守相行之，及魏而改用“九品中正法”，立专官以司乡评，造册籍为选举标准。其官在州曰“大中正”，郡曰“中正”。州有主簿，郡有功曹，自晋以来，皆以土著之豪右任之，与夺高下出其手，结果乃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所谓世族者，当其人仕之始，已居清要，起家为散骑侍郎、秘书郎、著作郎等，平流而致公卿。寒门则起外郡小吏，累岁不能迁一阶。（汉制入仕者，大率起家郡曹掾，考绩优异，乃察举孝廉，入为郎。罕有躐进者。）以故贵者日益贵，贱者日益贱，假乃如鸿沟之不可逾越，阶级之生，实由于此。

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此所述虽唐时情状，然其来盖久。东晋南渡，中原士夫随而播迁者，翘然自表异，而孙吴以来，故家久在吴会者，亦不肯相下，故江左有侨姓与吴姓对抗。五胡之难，异族侵入，遍于河北，土著之民欲自表为神明遗胄也，于是乎有郡姓，郡者示异于种落也。魏孝文自代迁洛，尽改汉姓，于是乎有代北之国姓、虏姓云者。唐人名之云尔，南之侨吴，北之郡国，各张其右族以相援系，族愈大者其享受特权愈优越。此则后此甲姓乙姓丙姓之名所由生也。

六朝阶级界限之严，求诸古今，曾无伦比。寒人虽跻贵要，其在交际场中，曾不能与高门齿。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到溉执政，何敬容语人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甚至积重之势，虽帝者亦莫能易之。宋文帝宠宏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显贵，启宋孝武帝求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及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参稽谱牒，刊正氏族，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门第思想之倔强不可拔也如此。

其所以致此且持久不坏者，其主要原因则在不通昏姻。魏太和中，尝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见《唐书·李义府传》），南朝曾否有此规定，虽不可深考，然以习俗觇之，想亦当尔尔。赵邕宠贵，欲强婚范阳卢氏，卢母不肯，携女潜匿外家。崔巨伦姊眇一目，其家议下嫁，巨伦姑怒曰：“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侯景称兵犯阙，生杀由己，欲请婚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景亦终不能夺也。及唐初作《氏族志》，黜降著姓，然房玄龄、魏征、李辈，犹以得婚崔、卢诸族为荣。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朝廷未如之何，至文宗时欲以公主降士族，犹以为难，乃下诏曰：“民间婚姻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则右族之高自矜异盖可想矣。盖六朝阶级之见，入唐虽稍杀，直至五代始全消灭也。（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谱学”条。）以种族区别阶级，征服者常享特权，不与被征服者齿，此历史上常例也。晋世五胡之乱，刘石苻姚辈，类皆保塞种人，久居内地，名为异族入主，实则与草泽英雄崛起者无异。且其户口稀少，不能造成一特别阶级，故影响于社会组织者甚微。鲜卑之慕容拓跋宇文诸氏，皆塞外大部落，其势可以造成阶级。然慕容之侵入也以渐，其先固已为晋室之藩臣编户，次第同化。拓跋自孝文以后，向慕华风，且以自标其种为耻，其种人亦往往不乐内迁。宇文氏则中衰而复兴，复兴后心醉汉化尤甚，方且以步趋成周为事。以故终六朝之世，除北齐高氏稍蔑视汉人外，实无种族的阶级之可言，有之则自金元以后也。

之，亦谓之明安穆昆，种人与汉民盖显分畛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主兵者谓所给田少，故无斗志，乃括民田以给之，其所享特权率类是。

终金之世，明安穆昆之众别为一阶级，居征服者之地位。及宣宗南渡，盗贼群起，民报夙仇，不三二日间，屠戮净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廿八，“明安穆昆散处中原”条，“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金分人民为三级，曰种人，曰汉人，曰南人。汉人谓先取辽地时所得户籍，南人则继取宋山东河南地之人也。

元分四级：曰蒙古人，曰色目人，曰汉人，曰南人。色目人指成吉思以来平定西域所收之种落，自葱岭东西以迄欧洲，其范围至广。其灭金时所得则曰汉人，灭宋时所得则曰南人。据《辍耕录》称汉人八种，一契丹，二高丽，三女真，四竹因歹，五术里阔歹，六竹温，七竹亦歹，八渤海，而真汉人反不与焉。岂凡金之遗民在中原者，概以女真目之耶。

政治上权利之差别，金制对于汉人、南人尚不甚歧视，元制则分别綦严：蒙古人最优，色目次之，汉人次之，南人最下。《元史·百官志序》云：“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质言之，则汉人南人虽可登仕版，终不得为正印官也。《成宗本纪》云：“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是色目之待遇，亦较汉人优越也。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尔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而南人不得与焉。《程巨夫传》记世祖责御史台言：“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宜用。”则南人之待遇又下于汉人也。中国虽屡经外族侵入，然挟征服者之权威以相临，侪我族于劣等，则未有如元之甚者。（《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条。）满洲在关外，以民隶军，画为“八旗”。其后蒙古服属，则置蒙古旗。入辽后得关内外人民及明降将卒，则置汉军旗。“旗人”与“汉人”之名称，三百年来，遂成为对立之两阶级。旗人驻防各省会，与金之明安穆昆颇相类，而体势更为隆重。就形式上论，别满、蒙、汉三旗于汉人，与元代之四阶级颇相类。然而不同者，则清代蒙旗人之在内地，其地位并不如元代色目人之优越，而清代汉人，比元代之汉人、南人，作官吏之机会，最少也胜一筹。例如中央各官署大小员缺，皆满汉平分，外省官吏，因无双缺，汉人以自由竞争之结果，且常占优势。故清代之满汉，在政治上殆无阶级之可言。

1926年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本文曾载于1926年10月26日《晨报》。

民国十五年秋，先师讲学清华，会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东来，万国考古学会开会欢迎之。先师在欢迎席上，讲演此题，当时用英文发表，此篇则其中文底稿也。事前先师口述，传儒笔记，又经先师亲手校改，今手泽犹新，而先师之墓木拱矣，悲夫！民国二十年三月廿日，周传儒补志。我不是考古学的专门学者，实在不配讲这个题目，但是因为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殿下光临敝国，同人为表敬意起见，嘱我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稍为讲讲，表示欢迎之意。我勉强把我所知道的略说几句，恐怕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原谅，并请各位指教。

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十、十一两世纪。那个时候，中国的印刷术，已经发明了，而且很进步。中国还有一种专门技术——塌（拓）本，把纸蒙在古器物上头，能够把上面的文字花纹及其他的模形都摹印出来。这是宋朝已前早经发明的。一般学者，对于古器物的研究，便利了许多。而且这种知识，可以普及。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几部很有名的著述，到现今还存在。

（一）当时大政治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集古录》（《四库总目》称嘉祐六年成书，即一六一年）。是书搜罗许多铜器刻文、石器刻文。有些是他自己所收藏的，有些是他自己所亲见的，通通摹写上去，还加了许多考证。

（二）赵明诚及其夫人李清照（中国女子会填词的第一个女文学家）合著的《金石录》（《四库总目》称绍兴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一表上于朝）。是书体例，与欧书大致相同，不过搜罗更较完备得多。

（三）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据曾宏父《石刻铺叙》，以绍兴十四年即西历一一四四年镌置公库）。

是书专限于钟鼎文，与欧、赵两书不一样，欧、赵两书石刻多，钟鼎少，是书石刻少，钟鼎多。而且钟鼎原器的款识，照原样摹写出来，是这书特色。

（四）王象之的《舆地记胜》（自序作于嘉定辛巳，即西历一四一年）。这是一部地理书。一地方之后，附录舆地碑目，对于石刻所在的地方，载得很详细，为后来分地研究古物的先导。

（五）聂崇义的《三礼图》（《四库总目》称太祖时诏颁行，九六—九七五）。是书专画古代器物的图形，自祭祀的器物、常用的器物，以至衣服宫室，应有尽有。虽然不能说全都依照原物摹画，但每样都是用过一番很细密的工夫去考证，然后才描出来的。

（六）李诫的《营造法式》（自序称哲宗元符三年作竣，即西历一一年）。是当时一种建筑术，不过对于古代的宫室考据得很详。

（七）吕大临的《考古图》（《四库总目》称书成于元祐壬申，即西历一九二年）。是书系将古代钟鼎彝器，按其状况，令良工绘画，不失毫发。纵有文字脱落的器物，仍将式样绘出保存。收藏人的姓名，皆载在图说的头上，或标目的下方。铭识古字凡有异同的，都加以训释考证，有不识得的，都附在卷末以示存疑。

弩机等共七百十七件，鉴一百一十三件，共八百三十件。所收皆天府藏器，由皇帝及精通籀学之士，共同讨论训释。考证虽非尽善，形模一点不差。音释间或有错误的地方，字画完全仍旧。后代的人，可以根据他的图画，考知古代鼎彝的状况及文字。所以是书在考古学上，很有价值。是书从前极难得，现在才印出来。我打算送瑞典王太子殿下一部。

从上面八种书看来，可知在北宋时代，这门学问，极其发达。假使能够继续发达下去，到现在不知道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可惜南宋中叶约当十二、十三两世纪（一一一七—一二七五）以后，降至元明两代，学风丕变，学者趋重玄谈方面，讲哲学的人很多，对于这种事业不大注意，所以衰微下去。到清初又重新恢复起来，乾隆中叶，西历一七六五年前后，渐渐有人注意了，还不很盛。我们看《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金石书籍，不过五十八种，金石目三十六种，存目二十二种。

由乾隆中叶以后，直至现在，一百五十年间，这种学问有很猛烈的进步，而且分科研究一天比一天精密下去。

著名的学者，已故的如阮元、翁方纲、王昶、孙星衍、钱大昕、瞿中容、李宗瀚、吴荣光、鲍康、陆耀遹、黄易、陈介祺、吴式芬、刘心源、吴大澂、王懿荣、端方、吴云、潘祖荫、武亿、严可均、张廷济、李遇孙、刘喜海、徐渭仁、杨守敬、毕沅，现在的如罗振玉、王国维、马衡，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考古学家。此外还很多，不必细举了。

这一百五十年来，关于考古学的著作，数目的增加，实在可惊。据我所看见过，认为很有价值，已经成书的，不下四百种。此外散在文集里的单篇，关于一部分的考据那种文章，更不计其数。这类著作，大都依着欧、赵、薛诸人的规模，不过编制较为精审，分科亦很细密。或将器物的文字，全数录出；或将器物的原形，照样摹写；或划分种类，专编目录，在目录中，记年代，记地方，记何时出土，何地发现，或已失去，或尚保存，诸如此类，记载得很为详细。有许多著述，专记一个时代，如像《两汉金石记》之类，不止两汉，历代都有。

有许多著述，专记一个地方，如《两浙金石录》之类。地方的分类，有分到极细，专记一县的。还有许多著述专记一种金石，或专记所刻书籍，或专记钟鼎，或专记古钱，或专记古印章，分门别类，样样都有。所以近百五十年来，这种进步，实在猛烈，回看北宋时代的著述，反觉得很幼稚了。

我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用来作分类的标准，大概可分四大类。

甲石类。

乙金类。

丙陶类。

丁骨甲及其他。

以下分四类物，略加说明。

七至七八八年）的石鼓了。鼓共十个，有一个毁去半边，现陈列在北京孔庙的大门内。其次要算秦始皇时候（西元前二四六至二一年）的六个纪功碑，分摆在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地方，可惜现在六个碑都已佚了。只有山东泰山那块碑，还剩下十个大字，存放在泰山一个古庙中。西汉前一世纪的石刻，留传得很少，现存的不满十种。东汉（后一、二世纪）以后，渐渐多起来，降至六朝隋唐（三、四、五、六世纪）那就多极了。近代的石刻，现今研究这派学问的人以为价值甚小，没有多大注意，研究的集中点，还是在唐朝以前那个时代。这种石刻，主要的部分，可以分为下列数种：一石经汉熹平，魏正始，唐开成，五代时的蜀国，宋嘉祐，南宋高宗，清乾隆，都有石经。汉、魏、蜀石经都已亡佚了，不过留下些断片。现存的石经，在陕西西安府学有唐朝开成时代（西历八三六—八四年）所刻十二经，在北京国子监内有清朝乾隆（一七五年后）所刻十三经，这都是儒家经典。此外，佛家石经在山东、河南等处磨石而刻的很不少。现存最大部的是离北京西北七十里，有个大房山，里边有七个洞，把五千卷的佛经，用二千三百余块大石头刻起来。始于北齐迄于辽，前后费了四百年的工作，然后刻成。

二纪功纪事碑或记载某时代、某种功德，或记载某种大建筑，或记载某人的事业。有的是起一个亭盖上他，有的是放在大建筑的院子里或其他地方。

三墓志铭这种东西，都是行葬礼的时候用的，埋在地下。墓志铭上面，记载墓中人一生的事业，一生的经营。

四造象此类作品，以六朝隋唐间（三、四、五、六世纪）最多，因为耶时佛教很盛，所以刻佛像的风气很盛行，到现在留传下来不少。

五石画或者画在大建筑内，或者画在坟墓中，或者画在桥梁下，大概一种故事，有的刻旁的花纹，表一种象征的意思。

上述五种，不过略举梗概，其他刻石的东西尚不少，或在井上，或在桥上，常常有许多刻石，留传下来。不过讲石刻的大宗，仍要算前面那五种，尤以墓志铭及造象为最多。因为墓志铭埋在地下，所以陆续出土，每年出土多少，现在虽无统计，但迟一年，就多一年。又因造象刻在悬崖上很高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损坏，借此保全下来的很多。这些石刻我们都用特别的塌（拓）本技术摹塌（拓）下来。一个学者，尽管坐在屋内，仍可搜罗完备，所以研究这门学问，很为方便。

他们研究的成绩，有下列几项：

（一）因为这种石刻，历代都有，所以要研究历代文字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中国人，以写字当成一种美术看待，许多有名的字，都可保全下来，所以要研究一时代一时代的书风，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许多古书，传下来的文字，有错误或异同的地方，在各时代的所刻的石经，或石碑及墓志铭所引经典，都可以用来作为校勘的材料。

为这派学者最用力的地方，材料亦很丰富，成绩亦很优良。

（四）很古代的画，没有法子找寻，但汉代以后的石画，还可以略窥端倪。因为有这种石画，可以看出汉朝以后的画风。而且在他们所画的东西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器物及衣服。又在他们所画的故事上，可以看出神话的心理。

（五）还有一种造象，可以看出一时代一时代雕刻的变迁。他们所造的象，又因时代而不同，历代信仰的变迁，亦可以由此看出来。

（六）还有许多特别的石刻，可以因之看出外来宗教之派别，就是已经衰微的宗教，亦可追寻出来。如景教流行中国碑，具载基督教的一支流行中国的原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又如开封挑筋教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年）佚碑，可证犹太教入中国之久。

（七）还有许多边界刻石，如东部的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西部的裴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姜行本纪功碑（唐贞观十四年），北部的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南部的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等等，可以看出外族与中国交涉之事迹，有助于考史最大。

（八）前述的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事迹，而九姓回鹘纪功碑（中、突厥、粟特三体），又载摩尼教所以由中国输入回纥的原故，可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其余，唐蕃会盟碑（中回两体），关特勤碑（中突两体），可以看出西域为东西媒介在中国文化之重要。

（九）许多已经死去的文字，靠这种石刻，我们可以再读。如居庸关城门洞内，刻了许多画，还带着六种文字，近人考订一为汉文，二为西夏文，三为蒙古国书拔合恩巴体，四为畏兀吾（儿）文，五为梵文，六为藏文。他如莫高窟造象记，其字迹及年代，亦与居庸关刻石大致相同。西夏文字、蒙古国书等文字，因为与梵文、汉字并列，可以复活认明出来。

（十）有许多很奇怪的刻石，记载契约条文。在内地各省，这种买卖田地的契约，现在发现者很多，可以看出古代民法实在情形。如长庆会盟碑用中藏两国文字，刻出双方所订条约的原文，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交涉的法律。又此种碑刻，有当时官名人名的音译，可以看出唐时的古音。

上面所举十宗，不过简略的表明，做这种工作，对于历史上及文化上裨益很大。同石刻相类的东西，还有一宗，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研究，就是玉。因为中国用玉用得很古，而且所刻花纹很多，可以用玉的式样及花纹，来定他的时代，亦于考古上有关系，这是要附带说明的。

事，亦远非前人所能及，散佚的就比较少了。这类器物，主要的部分，又可以分为下列数项：一钟鼎文在夏殷的时候铸造钟鼎之风盛行，所以这类器物很多，最主要的就是祭品。有作祭礼用的，亦有作陪嫁用的，古代很看重这种东西，所以说：“君子虽贫，不鬻祭器。”我们看春秋时代，许多战争同媾和，都以这种东西作条件。所谓“迁其重器”这类事实，异常之多。古代的钟鼎，陆续出土，陆续丧失去了。我们把宋代欧、赵、薛三书所载，合算起来，有六百四十三件（根据罗振玉《雪堂丛刻》所列）。其中存留者极少。但后代陆续出土的为数很多，清代著录所存，共有二千六百三十五件（根据《雪堂丛刻》），这些都在民间。宫庭［廷］中所藏，尚不在此数，想来还要多些。武英殿、文华殿及故宫博物院各有一部分，目录还未编号，此刻尚不能尽举其数。这种东西，十之八九在孔子以前，文字很难读，现因学者努力的结果，几乎全部可通了。

关于研究古代文字的变迁，研究中国文字的源流，这是极重要的资料。其中文字，比较简单者多，约占十之八九；长篇者少，约占十之一二。我们因为能读这种文字，对于孔子以前的历史可以校正许多，对于历史上的大事，可以补充许多。还有一般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或民法方面的契约，很可以在里边看出一部分来。所以近六七十年，研究金文的功作，比研究石刻更努力，而且研究金文的效果，比研究石刻更多。

二古钱古钱的研究，在考古学中，由附带的研究变为独立的专科了。现在搜罗古钱最丰富的人，不同样的钱，在七千种以外。据说最古的，有五千年以前的东西。这话我虽不相信，但减少一点说，三千年或者二千五百年的钱，当然是有的。我们看那种古货币，即中国古代交易的媒介物，可以推想到那时的经济状况。中世近世以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钱，每一皇帝即位，另铸新钱。所以看这种钱，质之美恶，量之大小，工作之精粗，各时代的经济状况，都可由此看出。还有他们收罗古钱的人，对于外国输入的货币，亦很注意，不特可以看出本国的经济状况，并且可以看出四围外族同我国的贸易状况。

三度量衡现今所存的古度量衡，有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中间除权是金石并用外，其余都是金属。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最重要的是尺，因为汉尺、晋尺，可以推算周尺是怎样，所以研究古器物、古模型，可以得精确的标准。譬如研究古乐器，一面得着晋前尺，一面又得晋的笛谱，我们可以根据尺，依着谱，做晋朝的笛子，与晋人所作一样。

四古印古印有官印、私印两种。现今收藏古印，亦成为专门学问了。收藏最多的人，种类在一万以上。对于这种，可以看出古代官名，史书上不载者，印里边得着很多。地方名字有更改者，亦可由古印中考出。这些都是主要的用处。还有一种附带的用处，就是中国人把刻印看为美术的一种，刻图章的人，因为古印的发现，有所观摩，艺术因而有大大的进步了。

上有很大的变迁。

这五样为铜器的大宗，此外零碎的东西很不少。如兵符，秦有虎符，唐宋有鱼符。从前调兵两地分符，一半放在地方上或将军身边，一半放在皇帝耶里，要调兵时，把这一半拿去合那一半去。符的制度和形状，一时代与一时代不同，拿来研究，很有趣味。又如殷周的雕戈及矢镞，或有文字，或无文字。将各种兵器作时代的比较，很可以看出一部分战争的情形。后代兵器用铁，铁难保存，所以毁坏了的很多，然铜的戈矛箭镞，尚有一部保存。再如魏汉晋间的弩机，其构造又与前代迥异，亦为考究古代战争情形的好资料。

丙陶类陶器可以分为两大时代，就是近代的磁器与古代的陶器。近代磁器，另外是一种专门学问，属于美术方面的研究，此处可以不讲。古代陶器，又可分为古陶、砖瓦、模范、明器数种。在考古学上，以前两种关系最大，后两种关系较轻。

一古陶磁器以前的古陶，近来陆续出土的很多。山东方面从前齐鲁的地方及直隶易州，新出土一种陶器，多属钟类乐器镫类（祭器）及壶类（酒器），大都破碎，完整者甚少。上面刻有文字，不与普通钟鼎文字相同，近人考订为战国时文字。有地名，如某某里，及工人名，如某某人，惟不能认识的字还很多。这类陶片，正在研究中，将来能够完全认出来，一定于考古上帮助很大。此外秦时的度量衡，亦有用陶器做成的，上面有文字者，尚可识别。

二砖瓦最古的瓦，可以上溯到秦朝。战国时候的秦人所用的瓦，现今尚可觅得。西汉时代瓦最多，其上间或印有年代，所以一望而知。至于砖，那更普通了。历代大建筑所用的砖，都有文字，并标明年代。现代搜罗这种古砖，已渐渐成为小小的专门学问了。

三模范古代铸器物所用的模范，现今尚有一部保存，最主要的，就是货币的范。汉代的范，间或可以寻得到，后代的范，则很普通。还有最初制造活字版的范，留传的亦很多。最古的，可以上溯至五代。范的搜集，与砖瓦一样，亦成为专门研究了。

四明器明器是死者殉葬所用，如俑之类，近来出土的很多。我们看俑的样子，及所穿衣服，里边很有研究的余地。近代出土的明器，以六朝及唐为最多，服妆［装］有点与西洋人相仿佛，面貌亦深目高鼻，不似汉人模样，可以看出古代中西交通的痕迹，可以看服妆［装］上所受影响。其他的器物，奇怪者颇多，为研究古代社会风俗的绝好资料。

丁骨甲及其他自汉以来，一般学者对于三代知识，率皆模糊，不甚了解，各种纬书又多怪诞不经的学说，难以凭信。自有骨甲出土，然后殷朝事迹渐有一部明了。又西域方面，向来认为无甚文化可言，自有竹简发现，然后西域对于中国的关系，逐渐认为重要。以下分为两段，略加解释。

少。这种东西，初出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作什么用，文字亦难识别。后来经几个大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果，总算认得大半。于是中国小学界——即文字学，起一大革命。从前臆断许多造字的原意，臆断错了的，都可以得相当的改正。还有许多历史上重大事实，古书上记载大略，令我们看不懂的，或者认为很荒唐的，都可以得相当的补充及证明。这种东西，孔子所不曾见的，我们居然看见了；孔子所不知，我们知之；孔子说错了，我们校正。此外则古代的社会风俗、制度、心理，亦可推想许多出来。关于这种文字的研究，现尚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再加努力，果能全部认出，所得当不只此。

二竹简自从英人斯坦因（Stein）往西域考查古物，于新疆及中亚细亚一带发现许多竹简，就是所谓“流沙坠简”。这种竹简，大概都运往欧洲，欧洲人倒是很有研究。我们看竹简上的记载，与中国有关系的地方很多。

最古起两汉，最近到六朝。综合研究，一面可以多了解西域情形，一面可以多了解当时的制度风俗。

石类、金类，陶类、骨甲及其他，这四大类，不过举其重要的部分，据我感想听到，略说几端。其他还很多很多，我不是专门家，用不着多讲。总计近百五十年来，因为努力研究的结果，进步很快，虽然所用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中国考古学界，过去的情形，大致如此。

不过据我看来，考古学还是很幼稚，前途可以发展之处正多，应当努力之处亦不少。从今后，应当奉着两个方向，往前工作去。

第一个方向是发掘。从前这种古器物的出土，都是碰机会，偶然发现出来，宝贝已经很多了。往后要进一步，作有意识的发掘。这类工作，中国完全没有。近来欧美学者，到中国来作有意识的采掘，成绩很佳，于是中国学者，亦感觉有自动采掘的必要。假使中国真有采掘学者，真心要想采掘，下列几个地方很可以值得注意：一新疆近来欧美学者，在新疆方面很用功，已经有很好的成绩了。不过据我看来，蕴藏尚富，可以采掘的地方还很多。因为那边是沙漠，变迁剧烈，一个古城，极容易被风沙湮没下去。《汉书·西域传》与《唐书·西域传》不同，《唐书·西域传》又与今日的西域不同，其中的原故，可想而知。假使有具体的计划，大规模的用功，将来所得的谷物，一定比今日还多几十百倍。

二黄河上游黄河上游一带，古代人多穴居，直到现在，此类穴居的人，还是不少。那边土质又疏松，容易奔裂，我们想像这带地方湮没下去的城市、庐舍、人畜定不少，所以可发掘的地方，一定异常之多。

三黄河下游因为历代的黄河，常有溃决的祸患，所以沿河两岸，湮没的地方不少。最大的证据，即如民国八年（西一九一九），在钜鹿地方，发现一所古城，位于今城下面约数丈，里边有宋朝徽宗大观二年（西一一八年）的石刻，可知是大观以后湮没的。我们得了这所古城，好像意大利得着潘沛依（pompii）一样，古代的风俗制度的状况，以及其器物技艺的变迁，都可以看出来。黄河下流，被湮没的城，决不止这一个。将来作有意识的发掘，一定还可以发现很多。

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民国五年（西一九一六年），在广东发现南越王赵胡的坟，其中有各种古物，可惜都四处散失了。最有发掘价值的，莫如曲阜孔陵，因为中国人尊孔，保全得极好。不惟孔子，连孔子的子孙，历代都葬在这个地方，一点没有搬动。如把孔子及孔子子孙的坟，通通打开，历代情形，可以了如指掌。那简直是一个极好的博物院，数千年的历史，全在里边了。

此外古代的大城名都，或经兵燹废为故墟，若用人力，稍为采掘深一点，可以得出很多古物来。不过这种事业，很不容易举办。因为经过的地方很广，乡下农民又多迷信，阻力一定异常之大。一面要等到教育普及，一面要等到政治修明，才能往下做去。现在只能培养人才，预备工具，以后碰着机会，立刻可以举行。

第二个方向是方法进步。以前考古学所用的方法，全是中国式。自从欧、赵以后，遗传下来，不过时时有所改良而已。此种方法，好处甚多，然亦不算完全。我们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把欧人所用方法，尽量采纳。

一旧方法的改良例如从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纹文字，以断定他的年代。这种方法，当然十分精确，不过遇着器物上没有花纹文字，那就没有办法了。今后应当在他的质料、形状、色泽上寻出标准，纵然没有文字花纹，亦可以推定他的年代。

二新方法的引用例如有地质学的知识，可以用崖层状况，以判定时代的早晚；有人类学的知识，可以考出头颅骨骼的派别。这类科学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裨益甚大。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

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就是同人这一点欢迎的意见。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选）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选）【说明】

此书为梁启超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稿，先后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整理，曾连载于《清华周刊》。

原书分总论三章和五个分论，此仅选录：总论第一章史的目的；分论一第六章专传的做法（甲）孔子传的做法；分论三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戊）学术思想史（子）道术史的做法。

原书章目如下：

供给现代人应用。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一）钩沉法想要求得真事实，有五种用功的方法。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欧洲当中世纪的时候，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邦渒等处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此类事实，不专限于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许多事实没去了，要把他钩出来，例子亦很不少。如俾士麦死了以后，他日记才流传出来；那日记上面所记的与前此各种记录所传的大不相同，于是当时历史上欧洲诸国的关系因而有许多改观的地方。此种例子，在中国尤其繁多：在光绪二十六、七年间，有一次，德皇威廉第二发起组织中俄德联盟，相传结有密约。关于欧洲方面的史料虽略有发现，关于中国方面的史料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件事的真相，非设法问当时的当事人不可。慈禧太后死了；庆亲王奕劻当时掌握朝政，想来很了然，可惜没有法子去问。此外，孙宝琦当时为驻德公使，在理应该清楚，但他并没有记载下来。若不趁这时间个明白，此项史料便如沉落大海了；我们若把他钩起来，岂非最有趣味最关紧要的事情？

（二）正误法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比如现在京汉路上的战争，北京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实。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在今日尚如此，在古代亦是一样，而且还要错误得更利害些。

以上两种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上讲得很详，此处用不着细说了。其实吾人研究历史，不单在做麻烦工作及寻难得资料，有许多资料并不难觅，工作亦不麻烦的题目，吾人尤其应该注意。近人考据，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难题，这种精神固然可取，但专门考校尚非主要工作；没有问题的资料应当如何整理，极其平常的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实为重要问题。上述二项，讲的是含有特别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下面三项，专讲含有普通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

的问题，因为小的范围扩张到大的范围。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

（四）搜集排比法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例如扫帚草是一株极平常的植物，栽花栽到扫帚草，一点也不值得注意；但是若把它排成行列，植成文字，那就很好看了。所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正是这个意思。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又如中国人过节，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年之中要过许多的节；单过中秋，觉得没有甚么意义；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排比起来，加以比较，然后研究为甚么要过节，过节如何过法，就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许多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纪念前哲，或者娱乐自己；国民心理的一部分，胥可由此看出。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零乱时，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

（五）联络法第四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同时的材料，第五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这样：若是不联络看，没有甚么意义可言；假如仔细研究，关系极其重要。

上述对于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若研究过去事实，此五种方法都有用，或全用，或用一二种不等。以下再讲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

如像说梦话或受催眠术等，都是。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许多事本来无意义，后人读历史才能把意义看出。总括起来说，吾人悬拟一个目的，把种种无意义的事实追求出一个新意义，本来有意义而看错了的，给他改正，本有意义而没觉察的，给他看出来。所谓予以新意义，就是这样解释。

所谓予以新价值，就是把过去的事实，从新的估价。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研究历史的人，两种都得注意，不可有所忽视。甚么是一时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现在毫无价值，在当时价值很大。即如封建制度，确是周公的强本固基的方法，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全靠这种制度维持。吾人不能因为封建制度在今日没有用处，连他过去的价值亦完全抹杀。历史上此类事实很多，要用公平眼光从当时环境看出他的价值来。甚么是永久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当时价值甚微，在后代价值极为显著。即如晚明士大夫之抗满清，在当时确是一种消极的无效果的抵制法，于满清之统治中国丝毫无损，但在辛亥革命时，才知道从前的排满是有价值的，而且在永久的民族活动上，从前的排满也是极有价值。

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总括起来说：就是从前有价值，现在无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抹杀了；从前无价值，现在有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放过了。

新意义与新价值之解释既明，兹再进而研究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所谓活动，亦有二种解释，即社会活动方面与个人活动方面。研究两方面的活动，都要求出一种用处。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甚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甚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先言社会活动方面：社会是继续有机体，个人是此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吾人不论如何活动，对于全盘历史，整个社会，总受相当束缚。看历史要看他的变迁，这种变迁就是社会活动。又分二目：（一）转变的活动因为经过一番活动，由这种社会变成他种社会，或者由一种活动生出他种活动，无论变久变暂、变好变坏，最少有一大部分可以备现代参考。通常说一治一乱，我们要问如何社会会治，如何社会会乱；并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动，如像君主专制之下，君主、宰相的活动以及人民的活动，如何结果，如何转变。这样看出来的成败得失，可以供吾人一部分的参考。

（二）增益的活动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遗产之多少。若不知而创作，那是白费气力。第二要知道添土的方法。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文化自然增高了。

次述个人活动方面：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

看历史要看他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个人活动。亦可分为二目：（一）外的方面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自从朱子以后，读此书的人都说他“最能益人神智”。甚么叫益人神智？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真实本领所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光书有好几处纪［记］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二）内的方面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

读史，外的益处，固然很多，内的益处，亦复不少。

史家有社会、个人两方俱顾虑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智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

附带要说几句：关于读历史的方法，本来可以不在这儿讲，不过稍为略说几句，对于自己研究上亦有很大的益处。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

（一）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撮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又可以叫做飞机式的读史方法。

（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这种方法又可以叫做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参考书目，关于专门的，我想开一总单，不分章节。因为图书馆少，恐怕分配不均。开一总单，则彼此先后借阅，不致拥挤。下礼拜打算就开出来。（名达按：先生后因身体不健，未及编此参考书目。）关于一般的，可以先读下列各书；没读过的非读不可，读过的不妨重读。

孔于是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应有极详极真的传，这是不用说的。但我们要做《孔子专传》，比做甚么都难。

欧洲方面，有法人Renan做了一本《耶稣基督传》，竟使欧洲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而纠正了许多谬误的思想。

中国现在极需要这样一篇《孔子传》，也可以发生同样效果。

许多人的传，很难于找资料，孔子传却嫌资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点，便有许多神话附在他身上。中国人物没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话也特别的多。

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资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属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学说，属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严格的别择；因为都有神话，都有伪迹。

孔子一身所经的历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记·孔子世家》，不过细细看来，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问。另外，《孔子家语》全记孔子，但是魏晋间伪书。其中采取汉以前的书不少，似乎虽是伪书，不无可取。

不过孔子死后不数年便已有种种神话，所以汉以前的书已采神话当实事。若认真替孔子做传，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语》都不可靠，所以关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资料的别择很难。

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录》，把关于孔子的神话和伪迹都一一的剔开，只保留真实可靠的数十事。虽然未免太谨严，或致遗漏真迹，但我们应当如此。只要眼光锐利，真迹被屏的一定少，伪迹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甚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是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弗扰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 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检［捡］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做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做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做《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

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弗扰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了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委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做《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

《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学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

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甚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

六经以外，有许多传记，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去拣取传料呢？我以为《论语》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拣料的标准，其余各书关于孔子的纪［记］载没有冲突的可取，有的不取，这最可靠。《论语》以外，《孟子》、《荀子》、《系辞》、《文言》有许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话，完全可认为孔子说的。但若依孙星衍的话，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讲，还是孔门所讲，很难确定，只好拿《论语》前十五篇做标准去测量。所以凡是各种传记关于孔子的记载都要分等第。崔东壁把《论语》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后五篇第三，第四等才是《系辞》、《文言》，这是很对的。

不是孔子亲口说的，最少也可认为孔子学派的主张。同样的例证，佛家对于佛说也常常和《礼记》、《系辞》的“子曰”一样，《大藏》六千卷中有五千卷都说“如是我闻佛说”，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说的。佛家有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真是释迦牟尼说的话固须相信，就是佛门弟子或后人说的，而又不曾违背佛说，也可相信。我们对于儒家的态度亦应如此。《系辞》、《文言》、《孟子》、《荀子》、《礼记》乃至《庄子》等书，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学说的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分别等第，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补充的，补充的以不违背基本的为主。

关于《孔子传》的第一问题，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的问题，上文已经解决了。怎样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呢？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组织这篇文章呢？这就归到第二问题了。我们既以《论语》为择料的标准，那么应该把孔子的学说找出几个特色来。这个不单靠史才，还要很精明的学识，最少要能够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孔子全部学说的纲领揭出来，我另在《儒家哲学》上面讲过了，这里从略。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甚么大学者都是一样，大概诸君都能知道，现在也不讲了。

中国道术史，看起来很难做。几千年来的道术，合在一起，要想系统分明，很不容易。不过，若把各种道术分为主系、闰系、旁系三类，好好的去做，也不是很难。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闰系是一个曾做主系的学派出来以后，继承他的，不过有些整理解释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的。旁系是外国思想输入以后，消纳他，或者经过民族脑筋里一趟，变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几千年来的思想，认定某种属某系，有了纲领，比较的容易做。

主系思想，有价值的，不过两个时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国道术史，可以分做上下两篇，分讲先秦、宋明两个主系；但非有真实的学问加精细的功夫不可。

所谓闰系，如汉朝到唐初对于先秦的学术，清朝对于宋明，是闰系。因为汉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范围，清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范围。虽然东汉以后已有一部分旁系发生，清朝也有一部分旁系发生，但闰系的工作仍占一部分，不妨分别叙述。

回的主系。这个旁系，和第一回主系先秦没有关系，但是宋明主系的准备。还有一种旁系，就是现代。再追远一点，到明中叶基督教的输入；但那时的关系很微，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发达。此刻的旁系，比隋唐的佛学还弱的很；将来在学术上的位置很难讲，倒有点像东晋、南北朝的样子，离隋唐尚远。东晋时，佛教各派思想都已输入，但研究者仅得皮毛，还没有认真深造的工作。中间经几百年，到隋唐而后才有很体面的旁系出现。因旁系的体面而有融会贯通、自创一派的必要。现在的中国，我们希望更有一个主系出现，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才好。宋明思想和先秦思想，好坏另是一件事，性质可绝不相同。旁系发达到最高潮，和过去的主系结婚，产生一新主系，这是宋明道术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有这种产生第三主系的要求，但主系产生的迟早，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此刻努力，主系可以早出现。此刻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方，恐须迟延到若干年后。但第三主系的产生，始终必可实现，因为现在正是第二旁系输入中国的时期。

若是拿上述那种眼光来做道术史，并不难做。做的时候，全部精神集中到主系。第一主系，范围既广，方面又多，要说明他，是很困难，但是细细辨别起来，也还容易。春秋战国以前，都是酝酿时代，可由《诗经》、《书经》、《左传》所载，说明白古代思想的渊源。春秋战国（即先秦），是主系的所在。那时各家的著作，打开《汉书·艺文志》或《二十二子》、《百子全书》一看，似乎浩如烟海；其实若仔细分别一下，真的先秦书实在不多，屈指可数。做道术史做到先秦，最要紧的是分派。分派的主张，各人不同。司马谈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分为九流十家，其实都不很对。老实讲，只分儒、道、墨三家就够了。再细一点，可加上阴阳家及法家。而最重要的仍是前三家。能把这三家认识得清楚，分别得准确，叙述得详明，就很好了。阴阳家如邹衍一派，没有几本书；汉初以后的阴阳家是否先秦邹衍这派，很值得研究。

第一闰系，就是第一主系的余波，从全部思想看来，不能占重要的位置，他的叙述，不能和第一主系平等看待。这时第一要紧的事，就要把各家的脉络提清，看他如何各自承受以前的学风，如何各自解释本派的学说，如何本派又分裂为几派，如何此派又和彼派混合。儒家，战国末已分为八派，须要分别说明。汉朝那般经学家墨守相传的家法，有许多迂腐离奇的思想，须要看他如何受阴阳家的影响。道家如《淮南子》，在闰系中很有价值，那些派别，须要分清。墨家思想到汉朝已中绝，但也有见于他书的，如《春秋繁露》，一部分是阴阳家的思想，另一部分是墨家的思想。

心，到东汉便实现到社会上去，像收获果实一样。所以东汉的政治组织，民众风俗，在中国是小小的黄金时代。关于前者，汉朝在秦皇焚书之后，书籍残缺，耆宿凋落，后辈欲治先秦的学问，真不容易。所以一般学者专事解释先秦著作，不知创作。但因古文字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各家墨守祖说，互争小节，思想变为萎靡不振的现象。而且一种学术，无论如何好，总有流弊，况经辗转传说，也不免有失真象。所以一种学术应用到社会上，算是成功，也就因此腐坏，有如果实烂熟而发生毛病一样。所以研究闰系思想，一方面看他们如何整理解释，不忘他们工作的功劳；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彼此做无聊的竞争，生出支离破碎的现象。所以叙述闰系和叙述主系不同：对于第一主系的几派，要详细研究其内容的真相，对于第一闰系却可不必。汉朝十四博士的设立，乃至各博士派别的差异，我们可以不必管他。主系须看内容，闰系只看大概，只看他们一群向那里走。我们做第二主系，用此做法，并不很难。

第一旁系的发生，很重要。佛教到底应摆在宗教史还应摆在道术史，很费斟酌。单做佛教史，当然可以详说，但做道术史，则仍以摆在道术中为是。在中国的佛教，惟净土宗及西藏、蒙古的喇嘛教应摆在宗教方面。因为纵使他们有相当的哲理，而在中国本部文化上的影响很少，即西藏、蒙古人之信仰喇嘛，也并不因他有哲理，所以应该收入宗教里。此外，自隋唐以来，最初的毗昙宗到三论宗、摄论宗，小乘的毗昙宗，大乘的教下三家：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乃至禅宗，都关于哲理方面。大多数的佛教徒，信宗教的成分不如研究哲理的成分多。简单讲，除密宗在蒙、藏应列入宗教史以外，其他都应收入道术史。这部分工作，颇不容易。第一，要说明原始佛教何如，印度佛教的分化、发展何如。因为要想了解新妇的性情，非先了解她的娘家不可。所以先应忠实的看佛教起原及其分化、发展，然后可叙中国的佛教。第二，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翻译时期，但能吞纳，不能消化。所以应该叙述那时输入的情况何如，输入了些甚么东西，那些译本是否能得原本真相，没有错误。第三，最主要的唐朝教下三家，要集中精神去说明。法相宗从印度由玄奘带来，玄奘以前，只是印度人讲。到玄奘译著《成唯识论》，才开这个宗派。但《成唯识论》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把释伽牟尼以后十家的道术汇合翻译，参以己意，才做成的。此种译著，为功为罪，尚不分明。十家的内容，很难分别，其中以护法为主，而其余九家，不易看出。十家的道术，经过玄奘、窥基的整理，去取之间，很有选择。虽说原是印度人的思想，但其中实参加了中国几个大师的成分。天台宗是智者大师所创，后来印度来的许多大师都很佩服他。认真看起来，天台宗的确和印度各宗不同。许多人攻击他，以为不是真佛教。其实这种不纯粹的洋货，我们治学术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华严宗不是纯粹出自中国，也不是纯粹出自印度，乃出自现在新疆省的于阗。

佛教到于阗才发生华严宗，华严宗到中国本部才成熟，至少不是印度的。所以所谓教下三家，可说完全都是中国的。此外教外别传，如禅宗，神话说是达摩自印度传来的，我们研究的结果，不肯相信。他所谓西方二十八祖，全是撑门面的，实在只有五祖和慧能，纯是中国的学派。所以禅宗的学风，也纯是中国的创作，应该和教下三家同样的用力叙述。

佛教虽是旁系，但做起来的时候，应该用做主系的方法去研究。因为起初虽自外来，但经过中国人消化一次，也含有半创作性。所以除了简单讲印度佛教的起原和变迁以后，主要各宗派，在中国的，应该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看他不同之点何在，主要之点何在。这是做中国道术史比较的困难所在。其实也并不困难。因为书籍尽管多，要点只是这几个，不过我们没有研究，心惊便是了。只要经过一番研究，得着纲领，做起史来，实在容易。

旁系之中，附带有他的闰系。讲亦可，不讲亦可。若是顺便讲的话，佛教的创作至唐开元而止，中唐以后及五代，便是佛教的闰系。后来法相宗的消灭、华严宗的衰微、天台宗的分裂为山内山外、禅宗的分为五派，自来讲中国佛教掌故的最喜欢讲这些东西，实在这都是闰系的话，旁系的主要点全在内容的说明。

现在有许多人感觉做中国道术史的困难，以为三国到隋唐实在没有资料。其实，那有一个这么长的时代而没有道术之理？他们把这时代省去，中间缺了一部分，还那里成为道术史？再则，这部分工作如果落空，宋明哲学（第二主系思想）的渊源如何看得出来？所以认真做中国道术史的人，应当对于第一旁系（佛教）加以特别的研究。

再往下就是第二主系：宋明道术。宋儒自称直接孔孟心传，不承认与佛教有关系，而且还排斥佛教。另一方面对他们反动的人攻击他们，以为完全偷窃佛教唾余，自己没有东西。清代的颜元、戴震和近代的人，连我自己少时也曾有这种见解。其实正反两方都不对，说宋明道术完全没有受佛教的影响固然非是，说宋明道术自己没有立脚点也是误解。简直讲，儒家、道家，先秦、两汉，本有的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结婚，所产生的儿子，就是宋明道术。他含有两方的血统，说他偏向何方都不对。思想的高下虽可批评，然实在是创作的。先秦主系都是鞭辟近里，把学术应用到社会上去。两汉闰系专门整理解释，离实际生活太远了。宋明学者以汉唐的破碎支离的学问、繁琐无谓的礼节与人生无关，乃大声疾呼的说要找到一种人生发动力才算真学问，所以超越闰系，追求主系本来面目如何，其与社会有如何的关系。宋明道术所以有价值，就在这一点。但他们所谓回到本来面目，是否达到，却不敢说。不过，以古人的话启发他自己的思想，实在得力于旁系的影响。当宋朝的时候，佛教旁系已成了闰系，派别很多。法相宗、华严宗虽已消灭，天台宗、禅宗却分为好几派，和两汉今古文之争一样，互相攻击，对于社会人心倒没有多大关系。但一般学者，因苦于汉唐经学之茫无头绪，总想在佛经上求点心得。如二程、朱子之流，少年皆浮沉于佛教者若干年，想在那方解决人生的究竟，但始终无从满足这种欲望，所以又返而求之于先秦。研究佛经时虽未能解决人生问题，但已受有很深的影响，以后看先秦书籍时，就如戴了望远镜或显微镜，没有东西的地方也变成有东西了。一方面，整个社会经过佛教数百年的熏炙，人人心里都受了感染。所以一二学者新创所谓道学，社会上云起风涌的，就有许多人共同研究，而成为灿烂发皇的学派。

主系，许多家数所讨论的不过小问题，不可多分派别。依普通的讲法，可分程朱，陆王二派。其余各小派，可以附带择要叙述，如北宋的邵雍、欧阳修、王安石，南宋的张栻、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这样，比较的可以容易说明，免去许多麻烦。

再下去是第二闰系，就是清朝道术。但清朝一方面虽是宋明的闰系，一方面又是作未来主系的旁系。所谓第二闰系，即清朝的宋学家。他们一方面作宋明的解释，一方面即作先秦的解释。清朝主要的思想家有影响的真不多。其中有许多大学者，如高邮王氏父子，不能说是思想家；不过工作得还好而已，对于道术史全部分，无大影响。

统观清代诸家，考证家可以补第一闰系的不足，理学家可以做宋明的闰系；中间又有旁系的发生，无形中受了外来的影响，就是颜元、戴震一派。颜、戴并不奉信基督教，也许未读西文译本书，但康熙朝基督教很盛，往后教虽少衰而思想不泯，学者处这种空气中，自然感受影响，也想往自然科学方面走，不过没有成功就是。

现在往后，要把欧美思想尽量的全部输入，要了解，要消化，然后一面感觉从前学术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一面又感觉他们的学术也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交感而生变化作用，才可以构成一种新东西。做道术史到最后一章，要叙述现在这个时代是如何的时代：闰系的工作过去了，旁系的工作还没有组织的进行，发生主系的时间还早——给后人以一种努力的方向。

理想的中国道术史，大概分这几个时代，抓着几个纲领做去，并不困难，或全部做，或分部做，都可以。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此篇演说词由陆侃如、刘节合记，曾载于1926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第389期。

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为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到上海去了，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

我们研究院的宗旨，诸君当已知道。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当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实现，却不全在学校当局，还在诸位同学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国跟了我们走。但我们自己总想办出一点成绩让人家看看，使人知道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总可说，我们的精神可以调和现在的教育界，使将来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

要的吗？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都是知仁勇三者并重的，不但中国古圣贤所言如此，即西国学者也未尝不如此。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现在中国的教育真糟，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学校无生气，连智识也不能贩卖了。故我们更感到创造新学风的必要。本院同学一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从名师研究有素的，在全国教育界占最高位置，受这种最高教育的人，当然不能看轻自己，从本院发生一个新学风，是我们唯一的责任。若仍旧很无聊的冒充智识阶级，便不必在此修学。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一个有价值的人，乃至千百世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小之在一国，大之在世界；小之在一时，大之在千古。

所谓伟大的人，必如何而可，不能不下一解释。这并不看他地位之高低与事业之大小来断定。若能在我自己所做的范围以内，做到理想中最圆满的地位，便算伟大。从前日本一个老学者，在日俄大战以后，说东乡大将的功劳与做皮靴的工人一样，因为没有大将固不能战胜俄国，然没有好的皮靴也不能战胜。所以不能拿事情的大小来比较价值的高低，只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中做一个第一流的人物，便算了不得。诸位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得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诸位必须把理想的身份提高。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又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他说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门弟子如曾点，年纪与孔子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狂者，然孔子很奖励他。所以我们要把志气提高，自己想这样做，做不到不要紧，但不要学一般时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

本源既立，我们便要下一番绵密的工夫来修养，大约有两个方法，一是因性之所近的来扩充，二是就自己所短的来矫正。第一法是孟子的主张，第二法是荀子的主张。我们当二法并用，一方面要看出自己长于那一点，竭力去发挥，便容易成功。修养道德是如此，砥砺学问也如此。但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短处，我们总不能没有缺点，或苦于不自知，或知而怯于矫正。孔子说颜回死了便无好学的人，而所谓好学，即“不贰过，不迁怒”二句，这是说缺点当勇于改正；自己不知，若经师友告知，当立刻改去。这是古圣贤终生修己教人的工夫，也是学问天天进步的基础，便是年纪老了，也不停止，尤其在青年的时候，当如何磨砺，才把底子打好。

整天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尽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转来转去，安分守己的青年尚可得些机械的智识，然出校后便无处找饭吃，找不到便要颓丧下去，幸而找到则混了几十年便算过了一世；还有对于政治运动很热心的，连机械的工［功］课也无心听了。政治固当注意，但学无根柢，最易堕落，或替官僚奔走，或勾结军阀，承望他们的颜色，做个秘书，这算最糟的。激烈的便只知破坏一切以攫取政权，若能达到目的，便什么坏事都可做，这派人的领袖既如此，青年自然也跟着这个方向去。

在此黑暗时代，青年以为实力派更糟，与其向这“黑”的方面走，不如向“赤”的方面走。不要说青年如此，便是我五十多岁的人，觉得既无第二派，自然不趋于黑而趋于赤。青年若能心地洁白，抱定正当目的去干破坏的事业，坚持到底，也还不妨；但千百人中恐无一人能如此，少有成功便趾高气扬，偶有失败便垂头丧气，或投降军阀，什么坏事都能干出。这黑与赤的两条路都是死路，青年人不入于彼，即入于此，若将来的青年仍如此，则国家便没有希望了。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不要紧，至多不过二十年，好事也做不多，坏事也做不多，青年日子正长，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

全国青年都在这状态之下，本院同学的责任特别重。诸君在全国青年中虽占少数，但既处于最高地位，自当很勇敢的负此担子，跳出来细察一般青年的缺点，从事于移风易俗的工作。若大家有此志，当可成功。古圣贤一二人可开一新风气，何况我们有三四十人。三人为众，三十人便十倍了。且学校生命是很长的，一年三十人，十年便三百人。出校后若能互通声气，立志创造新学风，不怕一般青年怎样堕落，我们发心愿来改正，终有成功的一日。诸位在此切实预备，在智识外要注意修养，或同学间互相切磋，或取师长的行动做模范，将来在社会上都能做第一流人物，便可不辜负学校当局创办本院的好意及各位教授在此服务的苦心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节选）

【说明】

本文为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的讲稿，曾发表于12月20日至次年2月12日《晨报》。任公生平推服阳明心学，此篇为系统阐发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

有违反阳明本意的危险。（后来王学末流，失其真相，正犯此弊。）但是，凡一个学说所以能成立光大，不能不有极深远极强固的理由在里头。我们想彻底了解知行合一说之何以能颠扑不破，当然不能不推求到他在哲学上的根据。

阳明在哲学上有极高超而且极一贯的理解，他的发明力和组织力，比朱子、陆子都强。简单说，他是一位极端的唯心论者，同时又是一位极端的实验主义者。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他一面象禅宗，一面又象颜习斋；从西洋哲学史上看，他一面象英国的巴克黎，一面又象美国的詹姆士。表面上象距离很远的两派学说，他能冶为一炉，建设他自己一派极圆融极深切的哲学，真是异事。

他的心理合一说，心物合一说，是从解释《大学》引申出来。我们要知道他立论的根原，不能不将《大学》本文仔细.绎。《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两句没有什么难解。但下文紧接着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两句却真费解了。诚意是属于志意方面的，致知是属于智识方面的，其间如何能发生密切的联络关系？说欲意志坚强，（欲诚其意）先要智识充足（先致其知），这话如何讲得去？朱子添字解经说“格物”是“穷至事物之理”，想借一“理”字来做意与知之间一个联锁，于是“致知在格物”改成“致知在穷理”。格物是否可以作穷理解，另一问题。若单就“致知在格物”一句下解释，则朱子所谓“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原未尝不可以自成片段，所最难通者，为什么想要诚意必先得穷理？理穷之后意为什么便会诚？这两件事无论如何总拉不拢来。所以朱子教人有两句重要的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上句，是诚正的工夫，下句是格致的工夫。换句话说，进学是专属于求知识方面，与身心之修养无关系，两者各自分道扬镳。对于《大学》所谓“欲什么先什么，欲什么先什么”那种层累一贯的论法，不独理论上说不通，连文义上也说不通了。

阳明用孟子“良知”那两个字来解释《大学》的“知”字。良知是“不学而能”的，即是主观的“是非之心”。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有是非之心的良知，这样一来，诚意与致知确能生出联络关系了，却是“致知在格物”那一句又解不通。若如旧说解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则主观的良知与事物之理又如何能有直接关系呢？欲对于此点得融会贯通，非先了解阳明的心物合一论不可。阳明说：“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问：“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答：“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

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传习录》陈惟濬记）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徐爱记）又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感应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本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国，即治国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答顾东桥书》）又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黄省曾记）现在请综合以上四段话来下总解释，阳明主张“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这句话要分两步解剖才能说明。第一步，从生理学、心理学上说明身心意知如何会是一件；第二步从论理学上或认识论上说明主观的身心意知和客观的物如何会是一件。

先讲第一步。身与心，骤看来像是两件，但就生理和心理的关系稍为按实一下，则“耳目口鼻四肢非心不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离却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这是极易明之理，一点破便共晓了。心与意的关系，“心之发动便是意”，这是人人所公认，不消下解释。比较难解的是意与知的关系。“意之本体便是知”这句话，是阳明毕生学问大头脑，他晚年倡“良知即本体”之论，不外从此语演进出来。他所郑重说明的“有知即有意，无知即无意”这两句话，我们试内省心理历程，不容我不首肯，然则知为意的本体亦无可疑了。阳明把生理归纳到心理上，再把心理的动态集中到意上，再追求他的静态，发现出知为本体，于是“身心意知是一件”的理论完全成立了。再讲第二步。主观的心和客观的物各自独立，这是一般人最易陷的错误。阳明解决这问题，先把物字下广义的解释，所谓物者不专限于有形物质，连抽象的事物如事亲、治国、读书等凡我们认识的对象都包括在里头，而其普遍的性质是“意之所在”，意之涉着处。“再回头来看心理状态，则意之所在所涉，未有无物者。”“意不能悬空发动，一发动便涉着到事物。”层层推剥不能不归到“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为体”的结论。然则从心理现象观察，主观的心不能离却客观的物即单独存在，较然甚明。这是从心的方面看出心物合一。

尚在何处？（《传习录》黄直记）《中庸》说“不诚无物”，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些话都是“心外无物论”的先锋．但没有阳明说得那样明快。他所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又说“死了的人，他的天地万物在何处？”真算得彻底的唯心派论调。这类理论和譬喻，西洋哲学史上从黑格尔到罗素，打了不少笔墨官司，今为避免枝节起见，且不必详细讨论。总之，凡不在我们意识范围内的物（即阳明所谓意念不涉着者），最多只能承认他有物理学上数理学上或几何学上的存在，而不能承认他有伦理学上或认识论上的存在，显然甚明。再进一步看，物理学、数理学、几何学的本身，能离却人类的意识而单独存在吗？断断不能。

例如一个等边三角形，有人说：纵使亘古没有人理会他，他毕竟是个等边三角。殊不知若亘古没有人理会时，便连“等边三角”这个名词先自不存在，何有于“他”？然则客观的物不能离却主观的心而单独存在，又至易见了。这是从物的方面看出心物合一。

还有应该注意者，阳明所谓物者，不仅限于自然界的物质物形物态，他是取极广义的解释，凡我们意识的对境皆谓之物。所以说：“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国、读书、听讼等等，则此等皆为一物。”这类物为构成我们意识之主要材料，更属显然。总而言之，有客观方有主观，同时亦有主观方有客观。因为主观的意不涉着到客观的物时，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观的物不为主观的意所涉着时，便失其价值，也等于不存在。心物合一说之内容大观如此。

这种心物合一说在阳明人生哲学上得着一个什么的结论呢？得的是“人我一体”的观念，得的是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答聂义蔚书》）又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这些话怎么讲呢？我们开口说“我，我”，什么是“我”？当然不专指七尺之躯，当然是认那为七尺之躯之主宰的心为最要的成分。依阳明看法，心不能单独存在，要靠着有心所对象的“人”，要靠着有心所对象的“天地万物”；把人和天地万物剔开，心便没有对象，没有对象的心，我们到底不能想象他的存在。心不存在，“我”还存在吗？换句话说，人们和天地万物们便是构成“我”的一部分原料——或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原料。离却他们，我便崩坏，他们有缺憾，我也便有缺憾。所以阳明说：大人之能以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心之与孺子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心与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心与草木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心与瓦石为一体也。……（《大学问》《传习录》卷下有“草木瓦石皆有良知”之说，语颇诞谲。细看阳明全集，他处并不见有此说。或者即因大学问此段，门人推论之而失其意欤？

道术根本精神，与西洋哲学之以“爱智”为出发点者截然不同，虽有时所讨论之问题若极玄妙，而其归宿实不外以为实践道德之前提，而非如西方哲人借此为理智的娱乐工具。凡治儒家学说者皆当作如是观，尤其治阳明学者更不可不认清此点也。阳明所以反复说明心物合一之实相，不外欲使人体验出物我一体之真理而实有诸己。他以为人类一切罪恶，皆由“间形骸分尔我”的私见演生出来，而这种私见，实非我们心体所本有。“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答南元善书》）所以他晚年专提致良知之教，说“良知见得亲切时，一切工夫都不难。”（《与黄宗贤书》）又常说：“良知是本体，做学问须从本体得着头脑。”（屡见《传习录》及文集）所谓良知本体者，如目之本明，耳之本聪，若被私见（即分尔我的谬见）隔断点污时，正如翳目以沙，塞耳以楔，所以只须见得本体亲切。那么，如何去沙拔楔？其工夫自迫切而不能自已，所谓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必如是方能自慊，阳明教人千言万语，只是归着到这一点。盖良知见得亲切时，见善自能如目之见好色，一见着便不能不好；见恶自能如鼻之闻恶臭，一闻着便不能不恶。我们若能确实见得物我一体的实相，其所见之明白，能与见好色闻恶臭同一程度，那么，更如何能容得“分尔我”的私见有丝毫之存在呢？因为“吾心与孺子为一体”，所以一见孺子入井，良知立刻怵惕恻隐，同时便立刻援之以手。因为吾心与国家为一体，所以爱国如爱未婚妻，以国之休戚利害为己之休戚利害。这不是“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吗？哲理上的心物合一论，所以实践上归宿到知行合一论者在此。

以为取舍从违之标准。所谓妥当不妥当者，绝不能如自然界事物之含有绝对性，而常为相对性。然则离却吾人主观所谓妥当者，而欲求客观的妥当于事物自身，可谓绝对不可能的事。况且朱子解的是《大学》，《大学》格致工夫，与诚意紧相衔接，如何能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法来比附？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

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良知自知之，其恶欤？亦惟吾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后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

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后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无不诚好之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者以归于正之谓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篇文字是阳明征思田临动身时写出来面授钱德洪的，可算得他生平论学的绝笔。学者但把全文仔细.绎，便可以彻底了解他学问的全部真相了。简单说，根据“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的哲学理论，归结到“格致正修只是一事”的实践法门，这便是阳明学的全体大用。他又曾说：“君子之学，诚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答王天宇书》）以诚意为全部学问之归着点，而致良知为其下手之必要条件。

由此言之，知行之决为一事而非两事，不辨自明了。

最当注意者，尤在其所言格物工夫。耳食者流，动辄以阳明学派为玄虚，为顿悟，为排斥智识，为脱略实务。

整庵书》）盖舍此则别无用力之可见矣。陆象山教人专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阳明亦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传习录》陆澄记）又说：“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同上陈九川记）他在滁州时，虽亦曾沿用旧法，教人静坐，晚年却不以为然。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工夫，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陈九川记）又说：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陆澄记）有人拿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长”那段话问他，他答道：我此间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不着实去“必有事”上用功。终日凭空去做个“勿忘”，又凭空去做个“勿助”，漭漭荡荡，全无着实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阁［耽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甚可悯矣！（《答聂文蔚书》）后来颜习斋痛斥主静之说，说是死的学问，是懒人的学问。这些话有无过火之处，且不必深论，若认他骂得很对，也只骂得着周濂溪、李延年，骂得着程伊川、朱晦庵乃至陈白沙，却骂不着阳明。阳明说“好静只是放溺”，说“沉空守寂会学成痴”，而痛惜于“学术误人”，凡习斋所说的，阳明都早已说过了。至其所说“必待入口然后知味之美恶，必待身亲履历然后知道路之险夷”，前主张知识必由实际经验得来，尤与习斋及近世詹姆士、杜威辈所倡实验主义同一口吻。以极端唯心派的人，及其讲到学识方面，不独不高谈主观，而且有偏于纯客观的倾向。浅见者或惊疑其矛盾，殊不知他的心物合一论，心理合一论，结果当然要归着到此点。为什么呢？他一面说“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同时跟着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见前）盖在心物合一的前提之下，不独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心物既是不能分离的东西，然则极端的唯心论，换一方面看，同时也便是极端的唯物论了。他说：“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以无的心而做心学，除却向“涉着于物”处用力，更有何法？夫曰“行是知的工夫”，“行是知之成”，此正实验主义所凭借以得成立也。

《庄子·天下篇》释义

《庄子·天下篇》释义此篇为1926年在清华的讲稿，由吴其昌笔记。

尚生存，见《战国策》。假令龙其年八十岁，则当梁惠王死时，龙年已三十，况施之死在惠王后，而庄周之死又在施后耶。然则庄周上与惠施为友，而下及见公孙龙之辩，更何足怪。胡氏一则曰：“《天下篇》定是战国末年人造的。”再则曰：“《天下篇》决不是庄子自作的。”此种决绝的否定，未免过于武断。此篇文体极朴茂，与外篇中浅薄圆滑之各篇不同，故应认为庄子书中最可信之篇。

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为最古。后此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解蔽篇》、《天论篇》各数语，有《淮南子·要略》末段，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论各家，有《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汉书·艺文志》中之诸子略。《天下篇》不独以年代之古见贵而已，尤有两特色：一曰保存佚说最多，如宋钘、慎到、惠施、公孙龙等，或著作已佚，或所传者非真书，皆藉此篇以得窥其学说之梗概；二曰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而于其长短不相掩处，论断俱极平允，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故此篇可认为国学常识必读之书。今解释如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言各自以其所持之说为无上之真理也。郭注误。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神明犹言智慧，前答已言道无乎不在。此复问知道之智慧何自来，而答以皆出于一也。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天人、神人、至人、圣人之造诣如何分别，不必强解，大抵皆指能有契于道之本体者。君子则能有协于道之作用者也。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此言道之条理，演而为法，播而为名，析而为数，皆官守之事也。以参为验，谓比较而得经验。以稽为决，谓稽考前例以定可否。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老弱孤寡为意”，文不可通，疑“为意”二字当在“养”字下，文为“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为意。”蕃息就子姓言，畜藏就财贿言，子孙蕃衍，生计饶裕，穷苦者皆有所养。以此为意向，此民之恒性也。

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俞樾云：“名山当做名川，字之误也。”“槁”据《释文》云应作“橐”。九杂，《释文》云：“九音鸠，本亦作鸠，聚也。”启超案：《论语》“桓公九合诸侯”，九亦训鸠。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释文》引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与跂同，屩与蹻同。”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韩非子·显学篇》：“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之。”《元和姓纂》称相里子、邓陵子俱有著书。

《墨经》者，今《墨子》经上经下篇是也。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倍即背字，“倍谲”盖外向违异之意。郭庆藩引《吕览·明理篇》：“日有倍僪。”高注：“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僪。”是也。相谓别墨者，互相诋斥以为非墨家正统也。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成疏云：“訾，毁也，独唱曰觭，音奇，对辩曰偶。仵，伦次也。”《释文》云：“仵，不同也。”启超案：觭字不见他书，疑为畸之异文，实即奇字。《说文》云：“奇，不偶也。”此文盖举当时常用之三个辩论题为例：一坚白问题，二同异问题，三奇偶问题。此三问题为战国中叶以后学者所最乐道，而其源皆出《墨经》。《经上》云：“坚白不相外也。”《经下》云：“不坚白，说在无久与宇。坚白，说在因。”《经说下》：“无坚得白，必相盈也。”此《墨经》中之坚白说也。《经上》云：“同，异而俱之于一也。”又云：“同异交得知有无。”此《墨经》中之同异说也。《经下》云：“一偏弃之。”又云：“不可偏去而二。”《经说下》云：“二与一亡，不与一在。”此《墨经》中之奇偶说也。后世之墨者，罕复厝意于节用非攻诸教理，但摭拾《墨经》中此类问题以相訾嗷，以致倍谲不同。此为墨学末流第一种流弊。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子有“巨子”，以统辖信徒，颇类罗马教之法皇，又类喇嘛教之达赖或班禅，制度极为诡异。其巨子姓名见于故书者有三：一孟胜，二田襄子，俱见《吕氏春秋·上德篇》；三腹，见《吕氏春秋·去私篇》。据庄子此文，知当时对于巨子之传继有纷争不决事，亦与基督教史上法皇传统之争相似矣。此为墨学末流第二种流弊。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成疏云：“进，过也。”言徒奖厉［励］人以过度之刻苦相竞也。“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者，谓遵此道以行，是乱之于上而欲求治之于下，必不可得之数矣。旧注皆失之。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言墨子真天下绝可爱之人物，其积极迈往之精神，百折不挠也。文义甚明，旧注失之。以上论墨翟、禽滑釐竟。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章炳麟曰：“苟者，苛之误。”案：是也。郭注云：“忮，逆也。”案：忮，即忌嫉之忮，言于人无嫉忌耳。此盖“无抵抗主义”之意。以此白心者，谓以此等观念说明心理现象也。

宋钘，孟子作宋，本书《逍遥游》篇、韩非子《显学篇》皆作宋荣子。荀子《非十二子》篇以之与墨翟并称。

《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在名家，今存者析为二篇，似尚可信。

宋钘与孟子同时，孟子尊呼之为“先生”，其年辈当较孟子为老。孟子，齐宣王时人也。尹文则与宣王子湣王同时，有问答语，见《吕览·正名》篇。然则尹文盖宋钘之弟子或后学也。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郭注云：“华山上下均平。”《释文》云：“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案：战国时人好作奇服以寄象征，如鹖冠子及屈原所谓“高余冠之岌岌”皆是。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吕氏春秋·去宥篇》云“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昼为昏，以白为黑。……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尸子《广泽篇》云：“料子贵别囿。”汪继培云：“宥与囿通。”案：别宥即去囿，谓去其囿蔽者，如荀子之言解蔽矣。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语心之容者，谓说明心理状态。命之曰心之行者，谓人类之道德的行为，皆心理运行自然之结果。故名为“心之行”。宋钘本为墨学支派，其主张大率同于墨子。所异者，墨子唯物论的气味太重，宋子以唯心论补之。令墨学从心理学上得一根据，彼所标两条最重要教义，曰“见侮不辱”，曰“情欲寡浅”，皆从心理立论。看下文自明：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此数句最难解，旧说断句如下：“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而解释极牵强，第三句尤不可通。启超以为“请欲”，当读为“情欲”，即下文“情欲寡浅”之情欲也。“请”读为“情”，墨子书中甚多。《非命中》“众人耳目之情”，《非命下》作“众之耳目之请”，《明鬼下》“不以其请者”，又“夫众人耳目之请岂足以断疑哉”，皆当读为情（说详孙氏《墨子间诂》）。然则情、请二字古通用甚明。聏字不见他书，郭嵩焘据《〈庄子〉阙误》引作胹，训为烂也、熟也、软也，大概当是。宋钘、尹文用软熟和合欢喜的教义以调节海内人的情欲，即以此种情欲为学说基础。故曰：“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下文“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义亦同。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荀子《正论篇》：“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见侮不辱，是宋子主要教理之一条。《吕氏春秋·正名篇》述尹文与齐湣王问答语，专阐发“见侮不辱”之理。可见尹文亦专以此为教，彼辈教人确信被人侮之不足为辱。

貌。”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此皆述宋钘、尹文之言也。不以身假物者，谓不肯将此身假借与外物，犹言不为物役也。宋尹之意，以为吾人何为而求智识，将以有益于天下也。苟无益者则何必费心力以研究阐明之。不如其已也。可已而不已，则苛察而已，以身假物而已，君子所不为。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外，外王之道也。内，内圣之道也。宋尹对于一切问题凡自己所认为“无益于天下者”，则不肯研究。故其所标主义极简单，实际上只有两条：外的经纶，只提倡禁攻寝兵；内的修养，只提倡情欲寡浅。其所得于道之小大精粗，亦恰以此为分际而已。

以上论宋钘、尹文竟，惟所论者似是宋钘多而尹文少。据现存之《尹文子》，其学风不尽与此同也。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释文》云：“当，崔本作党。云至公无党也。”决然无主者，谓排除主观的先入之见也。趣物而不两者，两，谓介于两可之间，确定一标准，则不两矣。不顾于虑、不谋于知，皆排除主观之意。慎到一派，吾尝名之为“物治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及二四二页），此数语即物治之根据也。下文更详言之。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彭蒙除本书外，仅一见于《尹文子》，据彼书似是田骈弟子，想未可信。《汉志》有《田子》二十五篇，在道家。原注云：“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书今佚。有《慎子》为四十二篇，在法家。原注云：“名到，先申韩。”书已佚，今所传五篇，乃后人辑本。（近《四部丛刊》有江阴缪氏所藏两卷本《慎子》，明人伪撰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慎到、田骈并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慎到赵人，田骈齐人。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齐万物以为首，言以齐物为根本义。

人治主义，故主张尚贤，彭蒙等上承道家，下启法家，故循老子“不尚贤”之说而非笑贤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此一大段是慎到一派学说之主眼，“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三句，尤为重要。《慎子》云：“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所以塞愿望也。”钩与策皆无知之物，然其为用则“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建己者犹言以己为目标，建己则愿望集于己身，斯为患矣。用知而云累者，《慎子》又云：“措钧石，使禹察之，不能识也。悬于权衡，则豪发识矣。”此言人知之不足恃，用之徒为累，反不如钧石权衡等无知之物之能得正鹄也。《管子》云：“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至于若无知之物，无用贤圣。”即是此意。此法治主义之根本观念也。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如慎到说，则一切成为机械的，等于死人矣。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教则不至，故以不教为教。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常反人不见观”句不可解。或是返［反］观人所不见处之意，郭云：“断，无圭角也。”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置无知之物如钧石权衡之类谓为无私党，然此物毕竟由人所置，又安见其不于置时生私党乎？故慎到等之论仍不彻底也。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以上论彭蒙、田骈、慎到竟。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汉书·艺文志》有《关尹子》九篇，在道家，已佚，今传者唐以后人伪作也。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谓建立“常无”、“常有”之两元，而实归宿于一也。

老子云：“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空虚即常无，不毁万物即常有。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今本老子作“知其白，守其黑”，此以辱谷协韵，当是原文。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

态度。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而不傥”，《释文》作“而傥”，不字盖涉下而衍。觭即畸字。荀子《天论篇》“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畸者不齐之意。庄子言齐物，故不以觭见。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本书《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释文》在彼篇引司马彪云：“卮言，谓支离无首尾言也。”重言者，彼文云：“所以已言也。”盖引昔人所言以为重之意。寓言者，彼文云：“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寓，寄也，以己所欲言者寄诸他人之口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敖倪即傲睨，虽游心天地而亦不鄙夷世俗也。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本书《齐物论》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庄子以为真理是相对的，非绝对的，故不谴是非。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俶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辟，音。稠，《释文》云：“本亦作调。”遂，达也。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不竭言未能尽，不蜕言未能化，此自谦之辞，以上自评竟。

平，天地比，此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即指此义。其论据如何？今无从考。疑其谓高下隆洼皆人类意想中之幻名，非天地山泽本体所有，或谓高下隆洼皆相对的名词，无绝对的意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此惠子之时间观念也。大意是主张有过去、未来而无现在。睨，侧视也。故凡侧亦可称为睨。日方中方睨，言日方中天而同时已昃也。一刹那前，现在未至，一刹那后，现在已逝。故方中方睨、方生方死也。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凡物皆有自相有共相，就其共相言之则莫不同，就其自相言之则莫不异。例如动物与动物为大同，人与人、兽与兽为小同；人与人为大同，中国人与中国人、印度人与印度人为小同。此之谓小同异。中国人、印度人同为人，人兽同为动物，动植物同为物，物有物的共相，故毕同。不特动物与植物异，人与兽异，中国人与印度人异，即在中国人中，终无有两人以上能同心同貌者，各有其自相，故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此亦空间的相对论，言南方有穷者，吾侪立于一平面以指其方向耳。平面并非物之定形，若易以圆面，则循无穷的南而穷之，将反为北矣。故曰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此亦时间的相对论。方言今，已成昔，故今适越亦可云昔来。胡适谓含有地圆的意味，因时差关系西方人可指东方人之今日为昨日。说亦可通，但恐非惠施本意。连环可解也。论据如何，不敢强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亦空间的相对论。《释文》引司马云：“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殆得其意，胡适亦以地圆论解之。似太浅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将时间、空间、物我、同异诸差别相皆拨弃之，以立天地一体之理论，故其作用自归宿于泛爱万物。惠子盖墨学之支流，欲使兼爱说在哲学上能得合理之基础也。《吕氏春秋·爱类篇》：“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然则惠子殆主张绝对的平等论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以下皆惠施之徒所乐道之诸问题，什九皆诡辩也。其论据不可悉考，今采旧注及近人说姑为推衍如下：卵有毛。《释文》引司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毛气成毛，羽气成羽，虽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案：此言鸡卵中含有鸡毛的原素，其理可通。鸡三足。司马云：“鸡两足所以行，而非动也，故行由足发，动由神御。今鸡虽两足，须神而行，故曰三足也。”案：最有名之“臧三耳”说，与此同一方式。郢有天下。盖言郢为天下之一部分，则天下可谓之为郢所有。此以局称冒全称之诡辩也。犬可以为羊。司马云：“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为羊，则犬可以名羊。”此种诡辩，荀子所谓不察乎所为有名，而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马有卵，丁子有尾。此两事不得其说。火不热。盖言热乃由人之感觉而得名，非火之固有属性。此理可通。山出口，轮不蹍地。此两事不得其说。目不见。盖言目必有所对待而后见，故徒目则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此四事不得其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列子·仲尼篇》作“影不移”。魏牟释之曰：“影之移，说在改也。”《墨子·经下篇》亦云：“景不徙，说在改为。”胡适云：“影处处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看不见，其实只在原处。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此说得之。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司马云：“形分止，势分形。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疾。

目明无形，分无所止。则其疾无间，矢疾而有间者，中有止也。”矢发后须历若干时间乃达其鹄，可见矢之势虽不止，而矢之形实有不行之时也。狗非犬。《尔雅》云：“犬未成豪曰狗。”此屏局称于全称之外，与“郢有天下”恰相反，然同一诡辩。黄马骊牛三。司马云：“牛马以二为三，兼与别也。……”原意或如此，今不具引。白狗黑。司马云：“白狗黑目，亦可为黑狗。”孤驹未尝有母。《释文》引李云：“言孤则无母，孤称立则母名去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司马云：“若其可析，则当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万世不竭。”此条极含真理。

此上二十一事中，鸟影、镞矢、尺棰三事确中名理。火热目见，义亦可通。余则恐皆诡辩而已。胡适大为之辩护以张其军，今倘有辩者“相与乐之”，可读彼著也。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列子·仲尼篇》：“公孙龙怪而妄言，……与韩檀等肄之。”韩檀当即桓团。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俞樾曰：“与人之辩义不可通，盖涉下句天下之辩者而衍之字。柢与氐通，《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氐尽畔秦吏。’《正义》曰：‘氐犹略也。’此其柢也，犹云此其略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释文》：“倚本作畸。”畸即奇，言异人也。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吕氏春秋·淫辞篇》：“孔穿、公孙龙相与论于平原君所。深而辩，至于‘臧三耳’。（原本作‘藏三牙’，藏臧通。耳以形近讹作牙）公孙龙言臧之三耳甚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虽然，难。愿得有问于君，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此所谓以反人为实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隩，险也。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蛟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何庸，言无用。即其言不中也。所谓“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其已”。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此句未明。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以上论惠施竟，不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并道术之一曲而不以许惠施也。然惠施实能见极名理，与公孙龙之诡辩殊科。因末流而诋及本师，则庄子之过也。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本文写于1926年。

一《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它嚣，本书外不见，无考。魏牟，魏公子牟也。《汉书·艺文志》有《公子牟》四篇，在道家。原注云：“先庄子，庄子称之。”然今庄子《秋水篇》有公子牟，称庄子之言以折公孙龙，殆与庄子同时也。《列子·仲尼篇》又引公子牟解释公孙龙学说，其语颇精到。其人属于何学派，徜难定。孟子言：“子莫执中，执中无权。”孙诒让谓子莫即子牟。（《籀膏述林》卷一）岂其人好持模棱两可之说耶？《吕览·审为篇》述公子牟与詹子问答语，詹子曰：“重生则轻利。”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据此则魏牟故主张纵欲者，故荀子谓其“纵情性安恣睢”也。至斥为“禽兽行”，其言恐过当，非批评家正当态度。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陈仲即《孟子》之陈仲子。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其名亦见《韩非子》及《战国策》。本书《不苟篇》称为田仲。

史.即《论语》之史鱼。孔子称其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记其以尸谏。

忍情性与前段纵情性正反对。綦，极也。“谿利跂”三字不可解。疑本作“谿跂”，双声字，即“谿刻”之通借。读荀书者注“刻”字于跂字之旁，传写者错入正文。又讹为“利”字，而夹于两字之间，遂不可读矣。“纵情性安恣睢”，“忍情性綦谿跂”，文意句法皆对待。

《孟子》记陈仲之事云：“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于陵。”又云：“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又云：“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织屦，妻辟垆以易之。”《韩非子》云：“田仲不恃仰人而食。”《战国策》云：“于陵仲子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合此诸文观之，其人盖主张自食其力，绝世离群者。故荀子谓其“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此等非社会的生活，其不足以合众明矣。故孟子亦云：“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后可。”又云：“人莫大焉无亲戚君臣上下。”言其非人类生活也。史.尸谏，亦是极端的嫉俗厌世。

心者与劳力者同一享用，故侵差等。又儒家言“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墨家言“爱邻人之家若爱其家”，故僈差等。僈同曼，《广雅》曰：“曼，无也。”县同悬，本书《富国篇》云：“义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荀子以为墨翟、宋钘是无政府主义，故非之。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慎到、田骈详见《庄子·天下篇》释义。王念孙谓“下修而好作”义不可通。疑“下修”为“不循”，形近而讹，不循谓不循旧法也。案：此陷于添字解书之病，且“不循旧法”亦与慎到一派学说不符，当以不改原文为是。修，为也，治也。尚法谓以法为上，下修谓以修为修治为下。《庄子·天下篇》述慎到说：“选则不遍教则不至。”即“下修”之义也。慎到为法家之祖，然“弃知去已”而学“无知之物”，故曰尚法而无法。既尚法必须立法，故曰好作。

《庄子·天下篇》述慎到、田骈之学曰：“推拍断，与物宛转，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即所谓“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也。荀子不能了解慎到一派物治主义之本意，故疑其专务迎合上下，所论不如庄子之精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惠施详《庄子·天下篇》释义。《汉书·艺文志》有邓析二篇，在名家。原注云：“郑人，与子产并时。”今所传《邓析子》不甚可信。列子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离谓篇》云：“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是可不可无辨也。”析盖长于智辩，故后此推为名家之祖。

甚察而不惠，王念孙据《天论篇》谓惠当为急字之误，是也。惠施一派所研究辩论之问题，颇与西方哲学精神相近，多属宇宙事物原理一类。中国道术，务切人事，故论者多讥其察而不急，辩而无用。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汉书·艺文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今佚。《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余四篇盖外书，赵岐审定其伪而删之。此文谓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子思书虽佚，然孟子书则实无五行之说。杨注谓“五行即五常，仁义礼智信”。然果属五常，似不能谓为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故此数语终不甚可晓。今强申杨说，则孔子只言仁，或言仁智，或言智仁勇，未有以仁义礼智信平列者。孟子好言仁义礼智，义礼本仁智所衍生，以之并举，实为不伦。故曰无类，其说不可通，则无说无解也。然孟子亦无以信并于仁义礼智为五行之语，故此说亦卒未安。

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孟子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则三子为孔门大宗派，而其所衍之绪各不同可知。孟子又记“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似是孔子卒后，分为有子曾子两大派。而子夏、子游、子张则有子派下复分三小派。而曾子派下所衍，或即子思孟子也。荀子既非思孟，复斥三家，而独以子弓与仲尼并称，岂其学独传自仲弓耶？

《论语》记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两贤述所闻于孔子者既有异同，则末流派别，歧而益远，盖意中事。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径诋三贤也。

二《天论篇》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慎到之学，《庄子·天下篇》称其“弃知去己，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其意盖悬一客观的物准以为道之至极，所谓“虽有巧手，不如拙规矩之能正方员也”，此说也。若天下事理，果一成而不变，则用机械的物准以驭之，固无不可，然事理固变动不居者，实际上无一事物与从前所发见［现］之事物绝对相同，然则机械的应付，必归于违牾而矣。慎子专注意事物已成之相，故曰有见于后；蔑视此已成之相之所由来，故曰无见于先。

《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定分所以善其后也。分如何而能定，则必有先焉者。慎子盖未计及焉，故曰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诎信即屈伸，古今字。老子“以柔弱胜刚强”，“不为天下先”，专务以诎为教，而不知“自强不息”、“日进无疆”之为美德，所谓无见于信也。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畸者，参差不齐之谓。墨子兼爱尚同，以绝对的平等为至道，不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儒家言“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有杀有等，乃适惬其平也。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宋钘专以“情欲寡”为教，而不知人之情各不同。有欲寡者亦有欲多者，甲则以一夫一妇为乐，乙或以侍妾数百人为乐。即一人之身，其对于各事物或欲多或欲寡亦各自不同。例如和峤对于钱欲多，对于屐欲寡；阮孚对于屐欲多，对于钱欲寡。宋子仅见欲寡的一面而不见欲多的一面也。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无门者，慎子使人学无知之物，屏绝智虑，则相率于浑沌，如欲其人而闭诸门矣。不化者，拂人之性，无由化成也。余义自明。

行”也。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韩非子·定法篇》云：“申不害用术，而公孙鞅为法。”用术者，即凭势力以为治也。《韩非子》又有《难势篇》，盖势治主义与法治主义不同道。申子盖主张势治者，韩非所难，疑即难申派也。下“知”字疑和字之讹，蔽于势而不知和者，谓徒见夫势力之足以钳制天下，而不知人和之足贵也。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惠子之说，以形式的论理法绳之，或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往往不顾事物之实相，例如“山与泽平”，此惠子所持说也。本书《正名篇》评之曰：“山渊平，……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

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彼篇所云“缘以同异”者，谓“缘天官”。据吾人目之所接，山实高于渊，渊实低于山，今强指曰“平”，辞虽辩而显乖其实也。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以“复归于自然”为道之极轨，而不知人治之有加于天行。本书《天论篇》云：“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此正所以解庄子之蔽也。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墨子以有用无用为善恶标准，故以利不利为即义不义，实用主义必流为功利主义，理固然也。由俗谓之道，尽嗛矣。杨注云：“俗当为欲。”赚与慊同，“快也”。以欲言道，则道限于适意而已。由法谓之道，尽数矣。数，度数也，犹言条款节目也。以法言道，则道仅成为机械。由势谓之道，尽便矣。便即“因利乘便”之便。由辞谓之道，尽论矣。言只有形式的论理也。由天谓之道，尽因矣。

因者，纯放任其自然之天，不复尽人事也。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体，即“君子体仁”之体，尽即“能尽其性”之尽，体常尽变者，言以常为体而尽极其变化也。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曲亦隅也，部分之谓。本篇云“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中庸》云“其次致曲”，皆此意。

1927年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本文为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稿（任公时为该馆馆长），曾载于《司法储才馆季刊》第1期。

今天为本馆第一次课外讲演，以后每星期亦是继续有的；先尽在外面敦请名流学者，如未觅着，就由我自己充数，原来我自己本拟正式担任点功课，继思本馆与其他学校性质不同，讲堂上钟点宜少，课外自修时间宜多，所以我自己暂时不作有系统的学术讲演。

的压迫，陷于烦恼苦闷，结果堕落下去，那更是“天之戮民”了。所以我们单为自己打算，已经不容缺乏修养工夫，其理甚明。况且一个人总不是做自了汉可以得了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我们无论为公为私，都有献身出来替社会做事的必要。尤其在时局万分艰难的中国今日，正靠后起的青年开拓一个新局面出来，青年们不负这责任，谁来负呢？但是我们想替社会做事，自己须先预备一副本钱，所谓本钱者，不但在书本上得些断片智识，在人情交际上得些小巧的伎俩，便可济事，须是磨练出强健的心力，不为风波所摇，须是养成崇高的人格，不为毒菌所腐。这种精神，不是一时作得到的；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或者虽不十分伟大而能成就一部事业的人，都不是一蹴侥幸成功的。在他事业未成功以前，“扎硬寨，打死仗”，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知作了几多狠苦的预备功夫；待到一旦临大事，好整以暇，游刃有余，不过将修养所得的表现出来罢了。我同学们须知读书的时候，就是修养的时候，能一面注重书本子上学问，一面从事人格修养，“进德修业”，双方并进，这就是将来成就伟大事业的准备；所以我个人认为青年有修养的必要。

以上是说修养的必要；现在接着说修养的方法，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可达到修养的目的呢？古今中外的学者祖师——所讲求的法门甚多，今择要述之：（一）宗教的宗教家常悬一超人的鹄的——无论天也可，神也可，上帝也可，由此产生出来道德规律，便拿来当他自己作事的标准，不能说他没有功效；不过这种方法，比较行于没有十分开化的民族和稍为脑筋简单的人，足以帮助他的修养。因为这种方法，完全靠他力的，不是靠自力的，例如信仰基督教的人，只要崇拜基督，便以为能赎我愆尤；信仰佛教净土宗的人，只要口诵“阿弥陀佛”，便以为能解脱生西。流弊所至，自己的觉性；反受他力压抑，不能自由发展了。

（二）玄学的玄学的修养法，要脱离名相，得到人以外高深哲理的人生观，来作自己安心的归宿。他的好处，自力甚强独往独来，当然比宗教全靠他力自由得多。但他的弊病，离名相过远，结果变成高等娱乐品，不切于实际；非具特别智慧对哲理有特别兴趣的，不容易领悟，往往陷于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境界。虽说是满腹玄理，足供谈资，亦等于看菜单而忘烹调，读书谱而废临池，自己终究不能受用的。

（三） 礼法的礼法的，一可云是“礼文的”——“礼节的”，换言之，就是形式上检束身心的方法。在消极方面，本“君子怀刑”的观念，凡国法和礼教上不允许的，就绝对的不肯尝试；在积极方面，礼与法所允许的，便常常从事训练，一言一动，务期造成轨范，这是他的优点。但他的弊病：（1） 偏于形式，礼法禁止的行为，均须表现出来，礼法才有制裁的力量；其内心思想，无论怀到怎样，法官虽高明，固然不能照烛；就是礼教的范围和力量稍大，也仍然是达不到的：不过形貌恭敬罢了。（2）病于琐碎，无论什么事，须得到一个概念，若纲在纲，如裘絜领，然后才能究源竟委，循序渐进；若只一枝一节的来寻解决，便永久得不着一个把柄。

不但宗教的、玄学的，不能适用，就是礼法的修养方法，繁文缚节，病于琐碎，亦易令人厌倦——故不能不选择一最简捷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条件：第一要切实，能在我最忙的时间——学问上或者是职务上——不相妨害，仍能不断的作修养功夫；第二须得其要领，好比运用大机器一样，只要得着他的原动力，便全部都转动起来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第三要自动的，不靠人，也不靠着人以外的他种力量。能具备以上三种条件的，古今中外的伟人都有，或者宗教家哲学家，亦复不少。不过依我个人用功实验的结果，觉得对于现在一般青年的修养最稳当最简捷最易收效果的，当以陆王一派的学问为最适合。对于这派的学术，以后有机会，当详细讨论。今天先将他修养的要点讲一讲。我把他暂分为四点，分述于下：（一）致良知“致良知”这句话是王阳明提出来的，陆象山虽有这种意思，却未明白说出“致良知”三字来，象山说法，仍旧本著孟子的“求放心”。“求放心”这句话，前人解释放字，如放风筝一样，放了出去，再收回来，这是不对的；其实“放”字，就是失去本来良心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失去本然之善。“求放心”，就是图恢复已失去的良心。阳明“致良知”三字，便觉明显得多。

阳明尝诏告弟子说：“你一点良知，即是你的明师。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一毫昧他不得。良心命令你的行为，不会错的”云云……

他的意思，就是说，良心像明师一样，是与非，辨之最清；良心命令你要作便作，不作便不作，决计不会错的。近世德哲学家康德（Kant）亦曾说过“服从良心第一个命令”，因为第一个命令是真觉，最明显不过的。

这话完全与陆王旨趣相符合，其所谓“东海有圣人，南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了。“致良知”的致字，系动词，含有功夫，如普通致书某君之致同意。“致良知”，就是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好比诸君将来作司法官，如何裁判始能尽善？这便是把我的良心推致到人的身上或事物上面去的一个实例。“良心”在人身，犹“舟之有舵”。舟有舵，所以便转移；如遇暴风骇浪，不会把舵——或者是无舵，那船非沉不可。良知如舵，致良知，就是把舵。吾人每日作事，常常提醒此心，恰如操舟者全副精神注重管舵。良心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不常用则驰骛飞扬，莫知所届；犹之舟子之舵，不常用则把不定。所以陆王诏人说“良心就是你的明师”，每日遇事到面前便问他，久之自不费力；如舟子之于舵，天天训练，平时固毫下费力，纵遇大风骇浪，稍用点心，亦可过去。总之陆王方法，不必靠宗教、玄学、礼法等，只靠这点觉性，训练纯熟，平时言行，固从容中道；纵过重大的困难的大事临头，随便提一提，也可因物付物，动定咸宜。这方法最简捷，上自大圣大贤，下至妇女孩提，不用抛弃他种事业，都可适用。什么专靠书本子上“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繁文缛节，都是比不上的，这是陆王学派第一个美点。

云：“专从人情事变上下手。”这便是陆学注重实验的铁证。考陆氏本是大家庭，并且数代同居，管理家务是轮流的，他说他学问进步最猛烈，就是在二十三岁管理家务的时候，因为这时有机会把良心推致到事实上去。

我们要知道：知与行有最密切的关系。譬如由北京到上海，须先定一观念。究应怎样去法，心中常有两种辩论，一说往南，一说往北，未实行时可以并存的；待到实行时，非实在详细打听明白，终没有达到上海的一日，徒然看路程表是不中用的。又如听人说，东兴楼菜好，在未尝过以前，纵然下形容词，说他怎样甘美可口，终于隔靴搔痒，与自己不相干；必待亲自吃过然后才能真正知道。所以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尝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又曰：“知而不行，知如未知”。陆王这派学说，虽然对于书本子上学问，不十分攻击，但总视为第二层学问，他们的意思，要在实际上作去，凡一言一动，能把自己的良心运用到上面去，就无往而非学问。我们天天在讲堂听讲，固为学问，就是在课外听讲作事，一举一动，均合于条理，更是紧要的学问；若徒知在讲堂上上课，那便等于看路程表和批评菜单子了。我们未研究陆王以前，以为他们学问，全是主观的；那知道他们推致良知到事事物物上去，完全属于客观的。陆子以管家进学，已以上述，再来看看王子。他的军事上政治上的事业，只要有一件，都足成为伟大人物永垂不朽。奇怪得很：我们现在只知他为一大学者，军事政治，反为学问所掩，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的军事政治，都是从学问中发出来，同时他的学问，亦因经军事政治的训练而益进步。他的军略政略，就他平宸濠一事，便可看得出来。宸濠为明室王子，谋覆明社，已有数年预备，详密布置。阳明无官守，无人责，上书讨贼，谈笑之顷，三星期削平大难，这是何等神勇——迨削平以后，太监嫉功妒能，仍促御驾亲征，并且要他将宸濠放出，他看出此中症结，便把宸潦解交太监，功成不居，以泯猜忌。这时皇帝仍要到江南，所带北岳，云集南昌，他用种种方法供给，使南北军不相冲突；又百般用方法激动北军，到岁暮除夕时，令市民作歌谣唱戏，使兵士动思归之念，于是北兵始撤去。统观这事的首尾，初宸蒙胁迫他，他不但不附和，反兴师致讨，这是良心命令他作的；旋交宸濠于太监以泯猜忌，也是良心命令他作的；北兵驻南昌，苦吾民，设法促归，也是良心命令他作的。良心作用之妙，真是不可思议。阳明之学，首重良知，一遇困难问题，更借此机会，训练思想，直作下去，一面虽似主观，一面则条理细密，手腕灵敏，又完全属客观的。虽用权术，好比医生对病人说谎一样；（说谎为极不道德之事，医生对病人说谎，目的在医病，故为良心所许可。）也是良心命令所许可的。为达良好目的而用手段，这手段毕竟是善的。由此足以证明致良知与重实验，丝毫不相冲突的。

坏。譬如现在军阀，无论北也好，南也好，如果他不为自己利益虚名，专替社会国家谋利益，那么国家便可立致太平。若专为自己打算，我希望他读书少点，才具小点才好，否则读书愈多，谈什么问题，什么主义，则为恶之本领越大，将祸国不知伊于胡底了！犹之农夫种田，种的是稻和麦，灌溉培养，可成嘉禾；如种的是莠类，加肥料，勤耕耘，所收获终为莠类。前贤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丝毫不爽的。所以陆王主张澄清本源，然后再作学问才好，一方面与西洋实验派相近，一方面又主张非功利，这是有西洋学派之长而无其短的明征。

（四）求自由非功利，“无我”，似乎专于为人，孰知却又不然。可以说，完全是为自己，是为自己求得绝对的自由，不过非一般人所谓自私自利罢了。

也可以说，一般人不善自私自利陆王乃知大自私自利的。孔子曰：“克己复礼”，又曰：“古之学者为己”，这两句话，表面看来，显然是矛盾的，其实严格解释起来，仍然是一贯的。一日阳明弟子问曰：“弟子只知躯壳的小己，不知精神的大己”，阳明诘之，复曰：“口要食美味，目要看好色”，故云：“躯壳是不是自己？

食为舌，舌是不是自己的？”凡食一物，口中觉得滋味很好，如良心以为不应该吃，这时谁的痛苦大？对得住口，不过几秒钟的快乐；对不住良心，是永久的痛苦。双方打算，还是对得住良心的好！所以我们良心，要不受束缚，要求得绝对的自由。但良心自由，是不容易得到的，身体受束缚，可由外力代为解放。如美国黑奴，有林肯来替他解放。我自己的精神，作了自己躯壳的奴隶，非自己解放自己，就一天到晚，一生到老，都在痛苦之中，莫由自拔。陆王学派，就是从沉沦苦海里自救出来，对内求良心绝对自由，不作躯壳的奴隶；对外不受环境的压迫和恶化。无论环境如何引诱，总持以宁静澹泊，寂然不动；因为得到绝对自由，所以同时也得到绝对的快乐。孟子曰：“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譬如一碗饭，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但是有时候权衡轻重，死比食还要快活，这时就不能不死。我们看看明末死节诸臣，是何等从容自得！那些苟全性命的，腼颜人世，人家对他批评怎样姑且不问，我看他们精神上真不知受了怎样的痛苦！如钱牧斋、吴梅村者流，便是一个适例。这种大不自由，就功利方面计算起来，未免太不经济，横竖早晚都是死，何必苟活几年，甘受精神上的痛苦呢？所以陆王一派学者，不作自己奴隶，不受环境压迫，结果得到大自在，大安乐，独往独来，此心常放在极逍遥安乐地方，生固快活，死亦安慰，生死无所容心，抑何往而不自得！以此证明孔子“克己”“为己”之说，不但不相冲突，并且彼此相得益彰，这是陆王给我们修养上最简捷最完美的方法。我不敢说我在东兴楼吃过一回菜，不过在旁边尝一尝他的滋味罢了，希望我们同学大家努力尝尝这个滋味才好！

种责任，谈何容易，非大家同心戮力，最少非有五十人抖擞精神，能够实地作事不可。然能养成作事的能力，书本子上的学问，固属紧要；精神修养，尤不可忽。然精神人格修养的方法，又只有陆王学派最简捷最美满最有效验。所以我今天首向同学介绍陆王派学术的梗概。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选）

【说明】

此书为梁启超1927年2月至6月，在燕京大学的讲稿，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整理。

第一章《易》

第二章《尚书》

第三章《诗》

第四章《三礼》

《本草》

《素问》、《灵枢》《甲乙经》

《阴符经》

第一章《易》

《易》虽似一完书，内容却很混杂，要分做若干部分来讲才对。因为这书不是一时代、一个人做成的，所以问题很多，应该把各部分逐一的审查辨别一番。现在先把这书各部分的内容讲讲。

且拿乾卦做个例。最先只有三横画，便是八卦的一个。后来三横叠上三横，便是六十四卦的一个。那一横一横的叫做爻，六爻相叠便是卦了。乾卦六爻的下句话：“乾，元亨利贞。”后人叫做卦辞。卦辞下面：“初九，潜龙勿用。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后人叫做爻辞。六十四卦合并便是所谓《易经》。此外还有十种文辞，拿来解释《易经》的，《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后人总叫做“十翼”，也叫做传，或《易传》，或《易大传》。像这样混杂的书当然不是一时代的一个人做的。

我们再把《易》的篇卷次第考察考察，也可以发现“《易》很凌乱”的感想。《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是最初的篇数，可见十翼是各自成篇的。我们看，古书的注解一定和本书分离，可知“十翼”最初也不附在各卦之下。《三国志·魏高贵乡公传》有一段笑话可以证明《彖》、《象》在两汉以前是独立成篇的。高贵乡公问《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可见《彖》、《象》最初并不分系各卦之下。《文言》原也独立成篇，到了三国王弼才分系乾卦、坤卦之下。后来唐孔颖达作《正义》，便写王本。但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种书目所载《易》的卷数都不同。现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本——的篇卷次第大概还是王弼的原样子，把《彖》、《象》分做《大彖》、《小彖》、《大象》、《小象》；《大彖》、《大象》解卦辞，《小彖》、《小象》解爻辞，都系在各卦卦辞、爻辞之后，又把《文言》放在乾、坤二卦下面。全书共计经的方面六卷，包括卦爻、卦辞、爻辞、《大彖》、《小彖》、《大象》、《小象》、《文言》等，传的方面五卷，《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各占一卷，和《汉志》的十二篇大大不同了。

我们这样把《易》的本来篇第和现在内容讲清楚了，才可以考证各部分的真伪和年代。现在先看前人的说法怎样。第一问题，卦是什么人画的？人人都知道是伏羲，但不过是相传之说，无法证实的。起初只有八卦，后来有人把八卦互相重叠为六十四卦，那重卦的人是谁？有种种说法。司马迁说是周文王，郑玄说是神农，班固、王弼说是伏羲，孙盛说是夏禹。卦辞、爻辞的作者也未有定论。《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已不能确定，所以用疑词。后人却从这几句话揣想，说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做的。马融、陆绩等又因爻辞有文王以后的事而以为是周公做的，文王只做了卦辞。《彖》、《象》以下的十翼，自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说是孔子做的。

文作火，也有先后的源流关系。至于取八个象形文字当做占卜用，什么时代才有，已不能考定了，但至迟到殷代已很发达，我们看殷墟发现的卜辞便可知道。

接着的便是六十四卦是何人所重的问题。殷墟发现的卜辞没有六十四卦的名称，似乎《系辞》说是殷周之间，很有几分可信。后人因此把这种重卦的事体放在周文王身上，虽然比放在伏羲、神农身上更好些，可还不能十分无疑。至于卦辞、爻辞，后人有的说是文王一人的作品，有的说是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都一样的没有证据。我们看卜辞是殷朝后半期的作品，还没有六十四卦和卦辞、爻辞。《左传》是春秋战国间的作品，它所根据的是《鲁史记》，已引用了许多卦名、卦辞、爻辞，而且时代很早，地域很广。可见自殷末至春秋，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加上卦辞、爻辞，慢慢的发明，应用而推广了。发明的时期，大约总在周初。发明的人物，却不能确定是周文王和周公。十翼是《易》的重要部分，到底是谁做的？自《史记·孔子世家》记了一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相信是孔子做的了。其实这句话从文法上讲，也可作种种解释：（甲）“喜”字是动词，《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都是平立的名词。

那么，那些名词是“喜”字的目的格，孔子不过喜观那些东西罢了，并没有做什么。（乙）“易”字下断句，“序”字作动词用，《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名词，那么，孔子不过序了《彖》，《系辞》、《说卦》、《文言》罢了，《序卦》、《杂卦》都和孔子没有关系。（丙）把“喜”“序”“系”“说”“文”五字都当做动词看，那么，孔子不过序了《彖》，系了《象》，说了《卦》，文了《言》，而《系辞》、《序卦》、《杂卦》都和孔子没有关系。这三种说法都有解不通处，都有和前人说法冲突处，真是不容易解决。我们更进一步看，孔子和《易》到底有何等关系，我们不能不重大的怀疑。《论语》是孔子唯一可靠的书，从没有一句说及孔子曾经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提起了“易”字。司马迁《史记》所说“孔子喜易”，大概是从此推想出的。其实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据汉末郑玄所见的《论语》，这章便没有“易”字，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我们从文法上、文义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论语》真是有“亦”无“易”，那么，《论语》竟没有一字及“易”了。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一理由。还有，孟子是一生诵法孔子的人，他的书里并没有一字说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他常说的话。不应孔子作了《易》，而他反一言不及。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二理由。

卦》二篇只和“周易”略同，而且繇辞还是不同，当然不是现在的“十翼”任何部分。《卦下易经》的体裁虽似《说卦》，而《晋书》分别说了不同，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说卦》。魏是子夏传经之国，魏襄王是距子夏不远之人。倘使孔子做了十翼，子夏不容不传，魏襄王不容不见。为什么汲冢有公孙段的书，反没有孔子的十翼？虽然也许“十翼”刚好给发冢的人当灯火烧了，但“十翼或出于魏襄王之后”的假定，我们总可以成立。

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没有关系的第三理由。

上面的二段是笼统的怀疑“十翼”，现在且单把《说卦》、《序卦》、《杂卦》说一说。本来《史记·孔子世家》便没有提及《杂卦》，《杂卦》自然不是孔子做的。《序卦》虽然提及了，却只有一序字，序字做动词用做名词用，还是问题。《说卦》已经《史记》说明白了，似乎无疑。但《隋书·经籍志》曾说：“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问题便又发生而且复杂了。《隋志》说《说卦》有三篇而现在只有一篇，那三篇是并《序卦》、《杂卦》而言呢，还是古代的《说卦》原有三篇？那河内女子无姓无名，她得书的时代事迹全无根据，这种来历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万不敢相信。

总结上面各段的话，《汉书·艺文志》的《易经》十二篇不说是汲冢所发现的诸种，也未必就是现在的通行本。“十翼”大约出于战国后半期，也许有一小部分出于孔子，还有一部分是汉后才有的。《易经》本身二篇，前面早已辨清楚了，现在且把古来辨别“十翼”的源流略讲一下。

最初怀疑“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做的是北宋欧阳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问》，根本否认《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孔子做的。他的理由很多。第一，那几篇的话都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若说是本来是诸家说的话，前人所以释经，选择不精，还不足怪，若说是一个人说的，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若说以为是孔子做的，那就大错了。孔子的文章如《彖》、《象》、《春秋》，话越简，义越深，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第二，那几篇的话常常自相矛盾，似乎不近人情。人情常恐别人攻击他的偏见，没有不想他的书留传后世的，还肯自己说些自相抵牾的话而使人不信他的书么？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忽然这样说，忽然又那样说，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话。还是孔子做的么？第三，那几篇的话和孔子平生的话不像。孔子的话，《论语》所记最可信。《论语》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系辞》却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二者比较，大大的不同。

我们相信《论语》，《论语》有可使我们信的价值和证据，自然不能信《系辞》等篇是孔子做的。第四，那几篇常把常人之情去推圣人，不自知其错误。如云：“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告。”都是。第五，那几篇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而乾坤无定策，这是筮人都可以知道的，而那作者反不知。第六，当左氏传《春秋》时，世尚未认《文言》是孔子做的，可见说《文言》是孔子做的，出于后人揣测之辞，并非真相。第七，那几篇有许多“何谓”、“子曰”，分明是讲师讲书时的话，怎么会是孔子说的呢？第八，《说卦》、《杂卦》分明是筮人的书，那更不用辨了。

到了南宋叶适著《习学记言》，其第四卷专辨《系辞》以下和《彖》、《象》的不合，也断定《系辞》以下不是孔子做的。又谓：“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于《易》有害。”其后有赵汝谈著《南塘易说》，专辨“十翼”非孔子所作，比欧阳修，叶适还更彻底，可惜那书失传了。到了清初姚际恒著《易传通论》，也不信《易传》是孔子作品，可惜那书也失传了。

据以上各说，除了《彖》、《象》还无人否认是孔子作品外，其余几乎同孔子没有关系。那末，其余各篇到底是哪一家的学说呢？据我个人的意见，《系辞》、《文言》以下各篇是孔门后学受了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而做的书。《系辞》、《文言》更是明显，他里面分明有许多“子曰”。若是孔子做的书，岂有自称“子曰”之理？《文言》里有这类的话“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分明是答问的体裁，当然不是著述体，这足见是孔门后学所记的了。《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易》的卦辞、爻辞绝无阴阳二字，《彖》、《象》才略有，《系辞》、《文言》则不然，深妙的哲理每含于辞意之间，分明是受了道家的影响才有的。孟子言仁义，从前并无人言仁义，《系辞》、《文言》却屡次言及。可见作者对于孟子的学说也有研究。这些理由足以证明《系辞》、《文言》出于道家阴阳家已盛之后，即孟子之后。

至于《说卦》、《序卦》、《杂卦》，即使是真的，也还在《系辞》《文言》之后，都和孔子无直接关系。或许和孔子有直接的关系的，只有《彖》、《象》。因为历来都说《彖》、《象》都是孔子自己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有力的反证。而《彖》、《象》的话都很简单古拙，和《论语》相似，他所含的意义也没有和《论语》冲突处。讲阴阳的话，带玄学性的话，很少很少，似乎没有受到阴阳家、道家的影响。在没有找出别人做的证据以前，只好认做孔子的作品。

《易》的本身原无哲学意味，不过是卜筮的书，如现在各庙宇的签薄一样，卦辞、爻辞便是签上的判语，拿来判吉凶的。当然各地用的签簿不必全同，签上的判语也不必全同。所以《左传》所引的繇辞多有和今本《易经》不合，而汲冢发现的《易繇阴阳卦》二篇的繇辞也和今本《易经》不合。今本《易经》只不过是当时许多种幸存的一种。后人思想进化，拿来加上哲学的色味，陆续做出了《彖》、《象》、《系辞》、《文言》等篇。不幸《史记》有“孔子晚而喜易”的话，以后的人便把带哲学意味的《彖》、《象》、《系辞》、《文言》和乱七八糟的《说卦》、《序卦》、《杂卦》都送给孔子，认作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而不知《系辞》以下都和孔子无关。《系辞》、《文言》的本身自有它的价值，原不必依托孔子。他解《易》的意义对不对，合不合孔子的见解，我们可以不管。他有许多精微的话，确乎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产品，比从前更进化了。我们一面不可迷信“孔子作‘十翼’”的古话，一面不可以为《系辞》、《文言》不是孔子做的便无价值。我们应该把画卦归之上古；重卦、做卦辞、爻辞归之周初；做《彖辞》、《象辞》暂归之孔子；《系辞》、《文言》归之战国末年；《说卦》、《序卦》、《杂卦》归之战国、秦、汉之间。拿来观察各时代的心理、宇宙观和人生观，那便什么都有价值了。

除了《易经》、《易传》以外，还有《连山》、《归藏》、《周易》的问题。自从《周礼》讲了这三《易》之名以后，《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说有什么《连山》、《归藏》的书。《隋书·经籍志》却有《归藏》十三卷，又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唐人已相信是真书了。

《连山》更没有人说。只是隋刘炫因想得奖而伪造了一部，当时也发觉了。这二书至今尚存，我们别上他的当。前人把“周易”的“周”字看做周朝的“周”，心想周有《易》，夏商亦必有《易》，所以《周礼》有“夏《连山》、殷《归藏》”的话。其实《周易》的周字只是普遍、周遍的意思，绝对不是朝代的名，这点我们也得明白。

自北宋以后讲《易》的人同时必讲《河图》、《洛书》和《太极图》。从前并没有，只因为《系辞》说了“河出图，洛出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话，宋人便无中生有的造出《河图》、《洛书》、《太极图》来。其实我们只要一考，便知是五代道士玩的把戏，并不是儒家的东西。最初是陈抟著了一部《易龙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锷昌，范锷昌传给刘牧。刘牧作《易数钩隐图》，完全以《河图》、《洛书》解《易》。到了南宋朱熹，也非常迷信是说，他的《易学启蒙》第一篇便是本图书。自后数百年，因朱熹在学术界之势力太大，没有人敢反驳，大家都把《河图》、《洛书》、《太极图》看做深奥神秘的学问。一直到清初，才有几个大师不约而同的起来发难。第一个是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第二个是黄宗炎，著《图书辨惑》；第三个是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编》；第四个是李埭，著《周易传注》；第五个是胡渭，著《易图明辨》；第六个是张惠言，著《易图条辨》。各个拿出极充分的理由辨白宋人的附会，证明《河图》、《洛书》、《太极图》之本无深意。其中尤以《易图明辨》为最透彻博洽。他们竟把数百年乌烟瘴气的谬说打倒了，在清初朱学盛行的时候，那种工作实很重要。现在案既论定，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便够了。

此外还有《子夏易传》、《焦氏易林》二书都是假的。《汉书·艺文志》并无《子夏易传》，《隋书·经籍志》才有，宋陈振孙已发其伪，明胡应麟、清姚际恒都曾再加证明。《焦氏易林》的假，到清初顾炎武才发现，姚际恒也再加证明，现在都无问题了。

北海谈话记

北海谈话记原载丁卯（1927年）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周传儒、吴其昌记。

的一个纪念的地方。

大约三十多年前，我二十余岁，在长沙，与几位同志办了个时务学堂。学生先后两班，每班各四十人，办了一年多，遇着戊戌政变，学堂解散了。第一班同学中有位蔡松坡（锷），那时他只有十余岁，在班中算是年龄最轻的。想起三十年前事，令我很有感触；那时算是中国最初办的学校，功课简陋得可笑：但我现在回忆，还是非常有兴趣；因为人数很少，所以感情易融浃；而功课简单，也就有简单的好处。现在学校功课是多极了，试问学生终日忙忙于机械的训谏中，那有深造自得的机会？在那时功课是很少的，而同学也就各专习一科；而且精神非常团结。同学们都成了极好的朋友，共了多少次患难，几十人，几乎变成了一人。功课因专做一两门，精力集中，故比较的能深造，最少可以说物质的、功利的观念，比现在不知浅薄多少。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

蔡松坡在全班四十人中，也算是高材生之一，当时的批评：最好的是李炳寰，其次是林圭，蔡松坡可以轮到第三，李、林二人，都是于庚子革命之役殉难了。那一役主持的人是时务学堂教员唐佛尘先生才常，他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领袖，成仁于汉口，我们同学随同殉难的有二十多人，与唐先生同为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牺牲者。那时因蔡松坡年纪还小，唐先生不许他直接加入革命事务，叫他带信到湖南给黄泽生先生。黄先生是当时在湖南带领新军的，他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再传弟子，生平一切私淑罗忠节公；他虽然和我们同志，却认为时机未到，屡劝唐先生忍耐待时。他不愿意蔡松坡跟着牺牲，便扣留着不放他回去。松坡当时气愤极了，后来汉口事完全失败，黄先生因筹点学费，派松坡往日本留学。从日本回来，方入政界，卒至为国劳瘁而死；于护国之役这一次，总算替国家办了点事业。他死的时（候），不过三十五岁，假使他多活十年，也不过四十五岁，至少国内局面，比今天不同一点。

当时我们看松坡，也不过是个好学的小学生罢了；他自己也想不到后来为国家的大材。一个人将来是什么样人谁也不能料定的，此不独蔡松坡为然，例如：诸葛武侯（亮）在隆中的时候，曾文正公（国藩）在四十岁以前，胡文忠公（林翼）在三十五六岁以前，他自己也就没有料到将来会做这样伟大的事。不过国家需要人材，那是时时需要的，而人们当时时准备着，以供国家的要求。遇到相当的机会，便立刻可以替国家服务。所谓事业也不必一定限定于政治的军事的，才可算事业；所以一个人，能抱定为国家服务的意旨，不会没有建设的。

就怕自家没有准备着，则机会来了，当然只有放弃的，所以我们当修养着，自己认清自己的责任。

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

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狠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非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惊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是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像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国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的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地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然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而我的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智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作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炼］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熏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了！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帮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便太没有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的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

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的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甚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划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相互勉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磨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这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死了，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鸿章）。他就根本不用曾胡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厉［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世凯），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甚么样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甚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的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甚么样克己，甚么样处事，甚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

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

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坏，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的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它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智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末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地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使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清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

还有与朋友之间，最好是互相劝导切磨，所谓“相观而善”。一个人生平不得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痛苦，比鳏寡孤独还难过；但是朋友可以找出来的，还可以造出来的。我去改造他，他来改造我。一方面可以找朋友，一方面可以造朋友。所以无论何人，终该要有朋友的，然而，得好朋友，是何等不容易啊？得到了朋友，要看古人对于朋友如何的劝磨，如何的规正；最少不要象现在“功利派”利害的结合：因了一点无聊的纠葛，或者互相团结，或者互相闹翻，日后想起来，只有可笑，没有话说。我情愿我们同学中永远不会发生因一点无聊的事情，而感情发生裂痕，类似这一类的事实。我情愿吾们同学大家以至诚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与策勉，亲密到同家人父子兄弟一样，那是何等痛快！因为朋友是很难得的，日后散了，回想当时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

我今天所讲的话，很无伦次，本来不过既然约诸位到此地来玩，随便谈谈罢了。不过，总可算是很真挚的话。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本文载于1927年10月31号《国学月报》第2卷第8—10期。

（九月二十日在王国维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演说）案：此篇系梁先生九月二十日在王先生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演说辞，吴君其昌及不佞实为之笔记，今录成之。十一月个一日，姚名达。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久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雏。

儒家哲学（节选）

儒家哲学（节选）【说明】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演稿，由周传儒笔记整理，最早发表于1926年10月8日至1927年3月18日的《清华周刊》上（总第384至402期）。

《儒家哲学》原目有六章：

鉴于此书已有多种单行本行世，本书仅选编前两章。

任公一生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孔子儒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和否定，此书可谓是对近代批孔批儒运动的一个总的回应。

“哲学”二字，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我国人沿用之，没有更改。原文为Philosophy，由希腊语变出，即爱智之意。因为语原为爱智，所以西方人解释哲学，为求知识的学问。求的是最高的知识，统一的知识。

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西方学者，主张哲学的来历，起于人类的好奇心。古代人类，看见自然界形形色色，有种种不同的状态，遂生惊讶的感想。始而怀疑，既而研究，于是成为哲学。

西方哲学，最初发达的为宇宙论、本体论，后来才讲到论理学、认识论。宇宙万有，由何而来？多元或一元，唯物或唯心，造物及神是有是无？有神如何解释？无神如何解释？……等等，是为宇宙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此类问题，彼此两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辩论终久不决。后来以为先决问题，要定出个辩论及思想的方法和轨范。知识从何得来？如何才算精确？还是要用主观的演绎法，先立原理，后及事实才好？还是采客观的归纳法，根据事实，再立原理才好？这样一来，就发生论理学。

再进一步，我们凭什么去研究宇宙万有？人人都回答道：凭我的知识。但“知识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若不穷究本源，恐怕所研究的都成砂上楼阁了。于是发生一种新趋向，从前以知识为“能研究”的主体，如今却以知识为“所研究”的对象，这叫做认识论。认识论发生最晚，至康德以后，才算完全成立。认识论研究万事万物，是由知觉来的真，还是由感觉来的真？认识的起源如何？认识的条件如何？认识论在哲学中，最晚最有势力。有人说除认识论外，就无所谓哲学，可以想见其位置的重要了。

这样说来，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

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那一时代，那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

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然则学问分做两橛吗？是又不然。《大学》结束一句“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致诚正，只是各人完成修身工夫的几个阶级；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各人以已修之身去齐他治他平他。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适用这种工作。《论语》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以上讲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以下再讲儒家哲学的范围。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

儒家既然专讲人之所以为人，及人与人之关系，所以他的问题，与欧西问题，迥然不同。西方学者唯物唯心多元一元的讨论，儒家很少提及。西方学者所谓有神无神，儒家亦看得很轻。《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把生死神怪，看得很轻，这是儒家一大特色。亦可以说与近代精神相近，与西方古代之空洞谈玄者不同。

儒家哲学的缺点，当然是没有从论理学、认识论入手。有人说他空疏而不精密，其实论理学、认识论，儒家并不是不讲。不过因为方面太多，用力未专，所以一部分的问题，不如近代人说得精细。这一则是时代的关系，再则是范围的关系，不足为儒家病。

东方哲学辩论得热闹的问题，是些什么？如：（一）性之善恶，孟荀所讨论。

（二）仁义之内外，告孟所讨论。

（三）理欲关系，宋儒所讨论。

（四）知行分合，明儒所讨论。

此类问题，其详细情形，到第五章再讲。此地所要说明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注重这些问题。他们是要讨论出一个究竟，以为各人自己修养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应用，目的并不是离开了人生，翻腾这些理论当玩意儿。

路径不一样。而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不必研究；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值得研究，但是没有研究透彻。

另外有许多问题，是近代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儒家亦看得很重。在外王方面，关于齐家的，如家族制度问题，关于治国的，如政府体制问题，关于平天下的，如社会风俗问题。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学的意思，不能单以现代哲学解释之。儒家所谓外王，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包括在内；儒家所谓内圣，把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都包括在内。

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标题“儒家哲学”四字，很容易发生误会。单用西方治哲学的方法，研究儒家，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处。最好的名义，仍以“道学”二字为宜。先哲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谓道也。”又说：“道不远人，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学只是做人的学问，与儒家内容最吻合。但是《宋史》有一个《道学传》，把道学的范围，弄得很窄，限于程朱一派。现在用这个字，也易生误会，只好亦不用他。

要想较为明显一点，不妨加上一个“术”字，即《庄子·天下篇》所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的“道术”二字。道字本来可以包括术，但再分细一点，也不妨事。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

就前文所举的几个问题而论，如性善恶问题，讨论人性本质，是偏于道的；如知行分合问题，讨论修养下手功夫，是偏于术的。但讨论性善恶，目的在教人如何止于至善以去其恶，是道不离术；讨论知行，目的在教人从知入手或从行入手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是术不离道。

外王方面亦然，“民德归厚”是道，用“慎终追远”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帅以正”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平天下”、“天下国家可均”是道，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挈矩”方法造成他便是术。道术交修，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儒家全部的体用，实在是如此。

由此言之，本学程的名称，实在以“儒家道术”四字为最好。此刻我们仍然用“儒家哲学”四字，因为大家都用惯了，“吾从众”的意思。如果要勉强解释，亦未尝说不通。我们所谓哲，即圣哲之哲，表示人格极其高尚，不是欧洲所谓Philosophy范围那样窄。这样一来，名实就符合了。

他一泻。所以那些奇论，我也承认他们有相当的功用。但要知道，药到底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若因为这种议论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了。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了这种议论，而且很占些势力，所以应当格外仔细考察一回。我们要研究儒家道术的原因，除了认定为一派很有名的学说而研究之以外，简括说起来，还有下列五点：（一）中国偌大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如有文化，我们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

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中国思想，儒家以外，未尝没有旁的学派。如战国的老墨，六朝、唐的道佛，近代的耶回，以及最近代的科学与其他学术。凡此种种，都不能拿儒家范围包举他们；凡此种种，俱为形成吾人思想的一部分。不错，但是我们批评一个学派，一面要看他的继续性，一面要看他的普遍性。自孔子以来，直至于今，继续不断的，还是儒家势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还是儒家信仰最深。所以我们可以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

诚然儒家以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如果要专打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里三千年，除非认过去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受过文化的洗礼。这话我们肯甘心吗？

中国文化，以儒家道术为中心，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如此的久远与普遍，其故何在？中国学术，不满人意之处尚多，为什么有那些缺点？其原因又何在？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从新估价。当然，该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如此悠久绵远。我们很公平的先看他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好处把他发扬，有缺点把他修正。

（二）鄙薄儒家哲学的人，认为是一种过去的学问，旧的学问。这个话，究竟对不对？一件事物到底是否以古今新旧为定善恶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为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因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含有时代性，一种不含时代性，即《礼记》所谓“有可与民变革者，有不可与民变革者”。

有许多学说，常因时代之变迁而减少其价值。譬如共产与非共产，就含有时代性。究竟是共产相利，还是集产相利，抑或劳资调和相利，不是含时代性就是含地方性。有的在现在适用，在古代不适用。有的在欧洲适用，在中国不适用。

有许多学说，不因时代之变迁，而减少其价值。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利用厚生，量入为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都不含时代性，亦不含地方性。古代讲井田固然适用，近代讲共产亦适用。中国重力田，固然适用；外国重工商，亦能适用。

儒家道术，外王的大部分，含有时代性的居多。到现在抽出一部分不去研究他也可以。还有内圣的全部，外王的一小部分，绝对不含时代性。如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不论在何时何国何派，都是适用的。

关于道的方面，可以说含时代性的甚少；关于术的方面，虽有一部分含时代性，还有一部分不含时代性。譬如知行分合问题。朱晦庵讲先知后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此两种方法都可用，研究他们的方法，都有益处。儒家道术，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

（三）儒家哲学，有人谓为贵族的非平民的，个人的非社会的。不错，儒家道术，诚然偏重私人道德，有点近于非社会的。而且二千年来诵习儒学的人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有点近于非平民的。但是这种现象，是否儒学所专有，是否足为儒学之病，我们还要仔细考察一回。

文化的平等普及，当然是最高理想。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实现，恐怕前途还远着哩。美国是最平民的国家，何尝离得了领袖制度？俄国是劳农的国家，还不是一切事由少数委员会人物把持指导吗？因为少数人诵习受持，便说是带有贵族色彩，那么，恐怕无论何国家，无论何派学说，都不能免，何独责诸中国，责诸儒家呢？况且文化这件东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难易定其价值之高低。李白、杜甫诗的趣味，不能如白居易诗之易于普及享受；白居易诗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弹词之易于普及享受。难道我们可以说《天雨花》比《白氏长庆集》好，《长庆集》又比《李杜集》好吗？现代最时髦的平民文学、平民美术，益处虽多，然把文学美术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何况哲学这样东西，本来是供少数人研究的。主张“平民哲学”，这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不能不怀疑。

儒家道术，偏重士大夫个人修养。表面看去，范围似窄，其实不然。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领袖人才造出来的，士大夫的行为，关系全国的安危治乱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孟子说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今日中国国事之败坏，那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数个人造出来。假如把许多掌握权力的马弁强盗，都换成多读几卷书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闹到这样糟。假使穿长衫的穿洋服的先生们，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么办不好的呢？我们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将来都是社会领袖。造福造祸，就看我们现在的个人修养何如。儒家道术专注重此点，能说他错吗？

（四）有人说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君主，皆以儒家作幌子，暗地里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儒家学问，成为拥护专制的学问，成为奴辱人民的学问。

是拥护专制的学问；是反抗压迫的学问，不是奴辱人民的学问。所以历代儒学大师，非惟不受君主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残。要把贼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真是冤透了。

（五）近人提倡科学，反对玄学，所以有科学玄学之争。儒家本来不是玄学，误被人认是玄学，一同排斥。

这个亦攻击，那个亦攻击，几于体无完肤。

玄学之应排斥与否，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因为排斥玄学，于是排斥儒家，这就未免太冤。儒家的朱陆，有无极太极之辩，诚然带点玄学色彩。然这种学说，在儒家道术中地位极其轻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论点。自孔孟以至陆王，都把凭空虚构的本体论搁置一边，那能说是玄学呢？

再说无极太极之辩，实际发生于受了佛道的影响以后，不是儒家本来面目。并且此种讨论，仍由扩大人格出发，乃是方法，不是目的，与西洋之玩弄光景者不同。所以说玄学色彩，最浅最淡，在世界要算中国，在中国要算儒家了。

儒家与科学，不特两不相背，而且异常接近。因为儒家以人作本位，以自己环境作出发点，比较近于科学精神，至少可以说不违反科学精神。所以我们尽管在儒家哲学上力下功夫，仍然不算逆潮流、背时代。

据以上五种理由，所以我认为研究儒家道术，在今日实为有益而且必要。

学校读经问题

学校读经问题本文写于1927年。

学校读经问题，实十年来教育界一宿题也。因争持未决，而至今各校亦遂无经课。吾自昔固疑读经之难，故颇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亦仍觉其难也，然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请略陈其说，与当代教育家商榷焉。

第一，经训为国性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自兹出焉。废而不读，则吾侪与吾侪祖宗之精神，将失其连属，或酿国性分裂消失之病。

第二，吾国言文分离，现在国语未能统一，所恃沟通全国人之情，使控抟为一体者，全恃文字。文字古今，虽微差别，然相去实不远，故我国古书，不能与欧西之希腊、罗马古文相提并论。自幼即当读也。

第三，我国因言文分离之故，故文字无变化。欲用国文以表今日各种科学思想，已觉甚难。然古书训词深厚，含意丰宏，能理解古书者，则藉此基础以阐发新思潮；或尚有着手处。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

第四，学童幼时，当利用其记性，稍长，乃利用其悟性。盖悟性与年俱进，不患不浚发；若记性则一过其时，虽勤劳十倍，亦难收效。今若谓经终可不读，斯亦已矣。苟犹应读，则非自小学时即读之不可。长大以后，非特无此时日，即读亦不能受用。

第五，今之学童，亦曷尝不朗诵坊间所编教科书者，实则此本不必诵，而皆诵之，亦可证其性宜诵也。与其费日力以诵此，费脑力以记此，何不反求诸圣经贤传乎？

吾所以主张读经之理由略如此，至其详则愿以异日。虽然，今之主张不读经者，岂其有恶于经，但不知何读而可耳。以群经之浩瀚，畴昔并无各种科学之可授，犹且穷年莫殚，况于今日！此反对读经最强之理由也。吾以为此不足以难吾说也。欲读经则非删经不可，非编经不可。一孔之儒，闻此或且大诟，不知今日经之废，实此种拘墟之见为之梗也。窃计群经之中，其言古代制度、器物、仪注者，径可不读，以俟大学考古之专科足矣；其政治谭及性命谭，可以缓读，可以摘读，且皆中学之事也。将此数部分删去，所余有几？且又皆文从字顺，能使儿童理解者矣。再分别编为年课，以小学八年之力，应读之经略毕矣。吾不敏，窃愿奋笔从事于斯，惟希当代教育家先一是正斯说也。

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

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1927年1月开始着手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是梁启超生前从事的最后一项大工程。这是任公对中国目录学史最有系统的研究。后因病情加重，仅写成簿录之类官录与史志（曾于1930年12月《图书馆学季刊》第4卷第3—4期发表），及金石门丛帖类。本文系梁启超未完成的著作之一，篇幅较长；各子目后，原附详细书目，选入本书时略去。

目录之书，汉以前无有也。自刘向父子校理秘文，肇造《录》、《略》，郑、荀、王、阮，继轨有作。唐修《隋志》，乃创立簿录一门以收之，得书三十部焉。（前此著录有无此门不可考，现存书之记簿录者，以《隋·经籍志》为首。）历代编校，悉沿其例。清辑《四库提要》，其目录类经籍之属，著于录者十一部，存目者亦十四部。宋明以降，版刻盛行，书之流布收集日益易，而其散佚淘汰亦日益速。公私庋藏搜访，多有簿记流略之学，以附庸蔚为大国。近人有最录书目之书者，所举或数百种，如李氏之《书目举要》。乃至千余种（如邵氏等之《书目长编》）。虽不免猥滥，然以吾所知见，此类书之现存者，合单行本与各专书中之别出本，可得二三百种，其已佚或存佚不详者亦百余种，《四库提要》所论列，盖什未得其一二也。夫目录之书，裨学有四：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流［浏］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为裨一也。

之书入六艺春秋家，附庸未能特达，位置宜尔也。今簿录之书，存佚单附合计，数且盈千，泱泱乎一大邦矣。

揆其性质，实总函四部而管其钥，指为史籍枝属，名实未安，故今别建一部，用冠群籍，俾凡研治任何部类之遗典者，皆于此问津焉。此部之书既已日滋，缘作者之地位及其性格识见等等区别。所成之书，其范围与体裁自不能从同，故揽其异趣，大别为五类：一曰官录及史志，二曰跋释及鉴别，三曰藏目及征访，四曰部分别录，五曰载籍掌故。各类之中，或以时代，或以内容性质，复各厘为若干子目焉。其分类之指意及标准，则于各类小叙中发其凡；某书之入某类，或互见某类，其有疑问者，则于各本书条下附说之。书之主要者或特有其短长宜评骘者，则为之解题，其普通者及未经眼者，盖阙如也。

官录者，历代中秘书之簿籍，其官署及官立学府所储藏者附焉。史志者，各正史之《艺文志》、《经籍志》，就原书裁篇别出以著于录，其无志之史而近世学者补作者，亦各从其时代列次。古代名志，若《汉》若《隋》，后儒往往为之考证笺释或补缀，则汇附于各志之后。其有私人著述为各志先驱备甄采者，若阮孝绪《七录》之于《隋志》，毋煚《古今书录》之于《唐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之于《明志》，虽非官书，亦悉附于各本志之前。官录与史志体制多不同，今合并为一类不复分别者，以历代典籍渊萃在中秘；中秘书集散之迹存于官录。官录传世绝稀，仅恃史志葆其遗蜕，官录舍史志既无由考见，而史志取材什九出官录，不叙述官录则无以察其渊源所自及其去取之得失。故本书通例，凡佚书不载，或间载，则以附各类目之末。独本类官录诸书，不问存佚，凡书名足征者备搜之，按其年代以杂厕于各史志之间。（凡已佚之书，低一格录其阙本于目上，加△符。有辑本者，目上加▲符。）从性质类别上观察，虽不免稍瞀乱，为使读者顺按时代的观历史上载籍沿革之故实，其便利亦差足相偿也。以朝代分六子目：一曰汉，附后汉三国；二曰两晋南北朝隋；三曰唐，附五代；四曰宋，附辽金元；五曰明；六曰清。除清代外，各以正史之志为中枢，而以官录及补志等先后疏附乎其间。读者比而案之，于二千年来典籍流传代谢之故实，略可睹记矣。

簿录学创自刘氏父子，班氏因之成《艺文志》，著录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实西汉末官书总簿，亦先秦以来典册一大潴汇也。累代宗尚诵习，考释校补之书且不少，比而读之，益著光晶矣。后汉文物驾轶前汉，徒以范《书》无志，袁《志》不传，载籍流传之迹湮昧难稽焉。三国虽在争乱中，学艺亦彬彬。《陈书》阙志，与范同憾。近百年来，补志之业盛行，后汉三国之部，作者数家，后起益胜，一代阙遗，补苴略备矣。今并附次班《志》，使欲考历史上第一期载籍掌故者比勘省览焉。

足称述：西晋荀勋之制《中经新簿》，其一也。东晋初李充之重定甲乙四部，其二也。宋王俭之别撰《七志》，其三也。梁任昉之文德殿校列众书，华林园总集释典，其四也。梁阮孝绪之私撰《七录》，其五也。魏卢昶撰《甲乙新录》，其六也。隋牛弘之新集四部，其七也。大抵梁武帝时致力最勤，隋文帝时次之，宋文帝时又次之，自余各代，循故事而已。南北相较，则北朝颇朴僿，魏齐周三代官录可纪者甚寥落也。历代藏书数额，《隋志序》及王氏《玉海·艺文》、马氏《经籍考》记载颇详，最少者为晋南渡初之三千卷，最多者为隋大业初之三十七万余卷，其间簿录事业之最足属目者，在部类分列之变迁。盖自三国六朝以降，著述方向日变，后起之书，与向歆父子时范围绝异，不能不别建部居。由《汉志》之六略，到《隋志》之四部，中间几经沿革，此四五百年内簿录家苦心商榷排比之迹，尚可察见也。《晋》、《宋》、《齐》按：指《南齐书》——编者注。、《梁》、《陈》、《魏》、《齐》按：指《北齐书》——编者注。、《周》书及《南》、《北》史皆不志艺文，其遗迹仅赖《隋书》以传，故今以《隋志》为会归，而先隋群录可考者备举其目，以觇中古校理秘文之概略云尔。清儒补志，惟《晋书》有数家，《南》、《北》尚阙如，录其成书，则知待补者正多矣。

唐代官书之整理，以开元中最著成绩，《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其巨观也。前乎此者，贞观初魏徵尝从事焉，虞世南、颜师古继之，但未有成书。（《唐书·崔行功传》云：“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置讐正二十员，书工百员。徵徙职，又诏世南、师古踵领，功不就。显庆中，罢讐正员。”以魏、虞、颜一代硕学而此业不就，甚可慨惋也。）后乎此者，惟《贞元新录》之名见于柳集，而史志不叙焉。虽史有阙文，抑其簿录之勤，亦视宋梁隋有间矣。宋修《唐书》，因陋就简，仅迻写《开元录》，罕所搜补，治唐代文献者憾焉。今录新旧两《志》而以官书簿录可考者先之，略备一代掌故。五季宇内分崩，文物陵夷，虽西蜀南唐，雅尚典籍，而簿录无足征者，仅得佚目及近人补志各一种而已。

宋代整理官书，历世不怠，其用力最勤者，北宋则仁宗、徽宗两朝，南宋则高宗、宁宗两朝。庆历《崇文》一目，为现存簿录最古之籍，虽颇阙佚，然规模为后所宗焉。嘉祐、政和、乾道、淳熙、嘉定，代有巨著，惜皆不可见。元修《宋史》，荒率简陋，考当时载籍者，宁取私家著述《晁志》、《陈录》、《马考》之属，谓优于正史也。《辽》、《金》、《元》史皆不志艺文，其整理官书之业亦无甚足述，仅录倪氏、金氏、钱氏补志备缺遗云。

故。末叶拟修经籍志，暂作旋辍，绩用不就，其书亦不为通人所许。用是请修《明史》，无所凭借，仅黄氏《千顷》一目，以私人著述为史馆唯一之蓝本，可谓千余年来史志之变例矣。今列举官目及明史所备采者若干种以《明志》终焉。

逊清右文，度越近古。《四库》一目，规制渊闳，以方宋之《崇文》，殆犹过之，他无论已。虽然，此二百八十年中整理中秘书之业，实远逊唐宋；最可称者，惟乾隆修《四库》一役耳。严格论之，《四库全书》实一部官编之丛书，《提要》则一专书之叙目，其性与刘《略》、荀《簿》、王《志》、阮《录》固自不同，今且勿论此。自《四库》书成后，自谓千秋绝业，无以复加，后此百余年间，竟不复闻有求阙增藏之事。以视唐之贞元、开成，宋之淳熙、嘉泰，累代赓续搜求校理者，何其远耶！盖清制所谓中秘者，与前朝有异，宫中琅嬛委宛诸藏，专供宸览，管守责诸内侍，儒臣罕得窥焉。其文渊阁、武英殿等虽设官董理，所职不过看守一部钞本书及若干版片，以视前代置秘书监丞，司采访校理，苟得其人，克举其职，则能有所贡献者，其制度迥不侔矣。尤有一事足致遗憾者，清人爱古薄今，上下同揆，《四库》于当代著述，收录已稀；此外公署，欲求如明行人司之专务采集新书者且不可得。私家藏目，亦少注重此点，以致递年新撰诸书，无总籍之可稽。吾侪欲草古今书录，时代逾近而愈感困难，可为太息也。今述清代官录，以《四库》目为中心，其经进各目及禁书目附焉。性质本非从同，聊取备数而已。清史艺文志有无成书未敢知，姑列其目以作批评之资也。（余类阙）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1928年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此文撰于1927年8月。刘节（1901—1977），字子植，温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1926年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本院第二届学生。与他同届的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

响讹谬。加以舌人重译，音变实繁，时代嬗移，异称踵出，其同地异名、同名异地者比比皆是，未经梳理，棼如乱丝，钩甲稽乙，动辄违迕，自昔读四裔史传者，未有不以此为大苦也。子植所持术，在应用近代学者所发明之音变原则，而以极忠实之态度，准据地望，融通诸史异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娄之递变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递变为乌稽、渥集、窝集，又别变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语读之，若甚相远，然细按声变之则，持源以治其委，则其展转异名之由来，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发见大共名以适用之于专别名——如奄利为大水，其异称有淹、掩淲、施掩、淹滞、盐、盐难、鸭绿等，后乃成为鸭绿一大江之专名。如忽本为城邑，其异称有忽、卒本、率宾、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评等。通此一语，则本国旧传及东史所记载涉类此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罗极复杂棼乱之地理名称，使之若网在纲者，其操术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称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王险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韩与实为一族，《逸周书》注之寒秽，即碑文之韩秽，如非靺鞨，东史所记汉魏晋间靺鞨强盛者，以碑文反证，皆乖事实，诸如此类，创见非一。自嘉定钱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补史，以碑正史之论，学者颇矻矻致力，然内地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虽偶有可补史阙，或是正史之讹误者，率皆末节，不足为轻重于学术界。晚近四裔碑版颇出，若吐蕃会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为一种族兴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较难，从事者卒少。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涂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实现矣。

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处，跋之如右。

辛稼轩先生年谱（节选）

辛稼轩先生年谱（节选）此年谱作于1928年9月—10月病中，后因病情加重，至稼轩六十一岁中辍，遂成任公绝笔。此仅选录稼轩四十九岁考证，作为本文存的最后一篇。

在上饶家居。

是年元旦，门人范开辑《稼轩词甲集》成，自为之序。

［考证］序文云：“……挥毫未竟，而客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可见先生作品在中年以前其失传者已甚多。范序又言：“裒集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考此百首中罢官后家居之作逾半，固由闲居吟咏较多，抑宦游时范未相从，无从收集也。序又云：“公一世之豪，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知作序时先生已不在官矣。

是年春夏间，陈同甫亮有与先生书（先生当亦有答书，但已佚）。岁杪同甫来访，先生与偕游鹅湖，并约朱元晦会于紫溪，元晦未至。（考证详下）［编年词］蝶恋花戊申元旦立春作：“谁向椒盘簪彩胜……”（卷八页十五）［考证］此词信州本只题“元旦立春”四宇，乙集本有“戊申”二字，花庵词选本同。

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老子平生……”（卷二页二）［考证］旧谱于丙午丁未两半皆云：“帅江西”，于本年始云：“以言罢江西安抚任”。其根据即在此词题。

（旧谱又引《鹧鸪天·别司马汉章大监》词：“三年历遍楚山川”句为旁证，谓自丙午至戊申恰三年亦大误，司马大监于淳熙四年丁酉在豫章饯先生，明见于《水调歌头》词题，距戊申十一午前矣。）果尔，则直至本年，先生尚服官在外，非惟甲集中所载家居作品数十首都无着落。且本传明言“以言者落职”，而此题又言“以病挂冠”，究竟先生之去为被劾耶？为引疾耶？且其去若在“奏邸腾报”后，则因腾报乃引疾，未免无耻。腾报犹不去，更待论劾，无耻益甚。孰谓以先生之人格而有此？故吾敢断定先生之被劾去官已在两年以前。今在山中忽见邸报有此讹传，殊觉可笑，故赋词以解嘲。（非如此，则词题及词句皆成为无意味，）今全录原文，加以解释如下：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青云得意，见说长存。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

与铅山紧相接壤，紫溪南即分水岭，过此便入崇安界矣。约终会于此，盖欲免朱之远涉也。）此时先生与晦庵似尚未识面，故同父与先生书有云：“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又觉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就也。”同父所以“撺掇”晦庵出游，殆亦有“在中间就”之意。其与晦翁书“恐为豪士所笑”云云，豪士当即指先生。而晦庵复书颇有微词，盖尚未交先生，未深知其为人也。同父与先生书中又云：“如闻作室甚宏丽，去年亮亦起数间，大有鹪鹩肖鲲鹏之意。”其甲辰冬与朱元晦书（《龙川集》卷二十）亦言筑室计画，中有“度二年可成”语，则同父新居之成，当在丁未。书云：“去年亮亦起数间”，正是戊中午语，然则辛陈同游决在戊申无疑矣。

兹游当在本年腊将尽之数日间，先生词中“蹙踏松梢残雪”、“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等句，写节物已甚明显。同父和词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已是隔年语矣。朱子答同父书亦云：“过五七日便是六十岁人”，亦可知作书时正当岁杪也。

［附辨妄］《词林纪事》引《说海》云：“幼安流寓江南，陈同甫来访。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见之大惊异。即遣人往询，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十数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诣幼安相与谭天下事。幼安酒酣，因指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后致书幼安，微露其意，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焉。《破阵子》词殆作于是时，故题云赋壮诗以寄之。”案，此段记事荒谬绝伦——先生之初识同父在临安，同父与辛殿撰书明言之。所谓江南定交云云，已非事实。先生始终未尝帅淮，更何从在淮任发生此故事，即此二事，造谣者之固陋已极可笑。南北利害，不出形势与事机二者。先生累次奏劄，慷慨直陈于君父之前，曾不稍忌讳。《美芹十论》及《九议》具在，可按也，岂待醉后乃有言，更何至因醉言而欲杀友。环视钱塘城谓其可灌，此正陈同父语，先生曾语此与否未可知。同父方自言之而不惮，岂有因此而妄疑其友欲杀己，且执此为口实以讹索其友耶？同父功名虽蹭蹬，却不甚贫。其乙巳与朱子书云：“所幸碗饭粗足，可免营求。”可证也。两公人格，何等磊落峻洁，观其书词赠答往复，意气肝胆相期许，何等肫挚。此段圮事，把两人皆说成为阴狠狡险，小人之尤，其厚诬贤者甚矣。宋人说部喜凭空造故实，不问其是否有意污蔑，要皆不足为训。因叙辛陈交谊，故附辨于此。

梁任公生平大事记梁任公生平大事记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祖维清，号镜泉，郡生员。父宝瑛，字莲涧，屡试不第。母赵氏，粗知诗书。有弟四人：启勋（字仲策）、启业、启文、启雄。

正月二十六日（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光绪二年（1876年）4岁、光绪三年（1877年）5岁在祖父和父母亲的教授下，学习《四书》和《诗经》。听祖父谈古今豪杰嘉言懿行。

随父受中国略史、《五经》。就外傅张乙星学。

始学为文。

能写千字长文。

年初，参加童子试，在赴广州应试途中出口成诗，被誉为“神童”。

读张之洞的《轩语》及《书目答问》，始知天下还有学问一事。

十月，到广州参加学院试，补博士弟子员（考中秀才）。

治帖括之外，嗜唐诗，过于八股。

读完《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与《古文辞类纂》。

好段、王训诂学，有弃八股之志。受学于广州吕拔湖先生。

从佛山陈梅坪学。

肄业于广州学海堂，同时从石星巢学，弃帖括而醉心于训诂词章。

母亲赵氏以难产逝。

为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院外生，与麦孟华、曾刚甫同学。

八月，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八名。主考官李端棻嘉其才华，以堂妹李蕙仙许之。

学业出众，学海堂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

春，入京会试落第。归途经上海，大开眼界；购得《瀛环志略》，读后方知五大洲各国；见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

八月，经陈千秋引见，谒康有为，一见大服，遂退出学海堂，师从康有为。

结识汪康年。

就读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研读《春秋公羊传》、宋元明儒学案等，涉猎先秦诸子、佛典、清儒经济书、译本西籍。受康《长兴学记》影响尤大。任公自云其“一生学问之得力，尽在此年”。

闻康有为大同学说，协助校勘《新学伪经考》，分纂《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

十月，入京与李蕙仙结婚。

认识康广仁、曹泰和夏曾佑等。

二月，入京会试，落第。

夏，与妻李蕙仙南归。

新主张，日益坚定。

二月，长女思顺生。

秋，康有为迁学堂至府学宫仰高祠，学生来者日众，以梁启超、陈千秋为学长。

冬，讲学于东莞。

3月，偕夫人李氏入京，广交名士，努力学习算学、史地等。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梁忧愤时局，变法之志愈坚。

11月，回广东。

冬，作《读书分月课程》。

是年，结识张謇。

3月，入京会试不第。

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举国哗然，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

8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强学会成立，任书记员。

是年，结识谭嗣同、沈曾植等人。

4月，离京抵沪。与夏曾佑、谭嗣同创作“新学之诗”。

8月，《时务报》创刊，任主笔，发表《变法通义》、《西学书目表》等文，影响巨大，时人始以康梁并称。

11月，赴澳门协助徐勤办《知新报》。

是年，结识黄遵宪、马相伯、严复、容闳、章太炎等人，从马建忠学习拉丁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5岁1月，由澳门至武昌，晤张之洞。张欲罗至幕中，梁固辞返沪后，仍主编《时务报》。

6月，所辑《西政丛书》32册出版。

7月，与汪康年、麦孟华等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

10月，与维新人士在上海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

11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前往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宣传开民智、伸民权，被湖南守旧仕绅王先谦等诬为“离经叛道，惑世诬民”。在长沙，结识了在该校任教习的唐才常，以及高材生蔡锷、林圭等。

11月，协助经元善、陈敬如等在上海创办女学堂。

冬，孙中山推荐梁启超前往日本办学，梁辞未就，在《时务报》第47册发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缘起》。

是年，与黄遵宪一起，提倡“诗界革命”。谭嗣同居南京，著《仁学》，每写成一篇，即至沪与梁商榷。

2月，离湘赴沪就医，愈后随即入京。

3月27日，与麦孟华联合两广、云、贵、山、陕、浙各省举人百余名，上书都察院，请求拒俄变法，坚决反对割让旅顺、大连湾给沙俄。

4月，助康有为创办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梁奔走甚力。

5月初，联合百余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

6月，“百日维新”开始，参与新政。

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并授以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8月16日，译书局成立。

8月26日，光绪帝准梁启超奏，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出“训政”，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百日维新”结束。是日，梁启超往访谭嗣同，忽闻政变和查抄南海会馆的消息，梁当晚即往日本公使馆避难，旋乘日舰大岛号逃亡日本。

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10月16日，抵日本东京。

是年秋，孙中山派人前来联络，梁因老师反对，未敢多作主张。

12月23日，梁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宣传斥后保皇；发表《戊戌政变记》初稿及所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4月，送康有为离开日本后，与罗孝高往箱根读书，学习日文，并广泛涉猎日本书籍，思想为之一变。

6月6日，与兴中会的杨衢云在横滨再次商谈两党联合问题，但无结果。

8月，与旅日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其后又在神户筹办同文学校，次年春成。

夏秋间，与孙中山来往日益密切，梁对孙中山也甚为钦佩，赞成革命的倾向更为明显。

12月22日，受康有为督责，往美洲。

12月31日，抵达檀香山，为自立军武装勤王运动筹款，同时到檀岛各地观光和宣传。

是年作《自由书》，始号“饮冰室主人”。

2—7月，居檀香山，从事保皇会活动，联络勤王之役，筹策自立军起义。

3月，在檀香山入三合会，被举为“智多星”。

8月14日，由旧金山潜返抵沪，逗留10日，因自立军汉口起义失败，转赴新加坡会晤康有为。

10月17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赴澳洲。

2—4月，居澳洲，宣传改良并募款。

4—7月，发表《中国积若溯源论》、《过渡时代论》。

5月，由澳返日，抵横滨。欲撰《中国通史》，先成《中国史序论》。始刊诸多西方思想家学案。

12月21日，《清议报》出版第一百册后，因火灾停刊；著《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

是年，在沪开办广智书局。

长子思成生。

2月，于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11月，于横滨创办《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倡导“小说界革命”。

是年，先生发表《新民说》、《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并大量介绍西方著名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提倡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革命排满、民主共和、保教等问题上与康有为发生严重分歧。

2月20日，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离日赴北美。

5月12日，抵达纽约，维新会会员几百人到车站欢迎。此后半年在美各地访。

12月11日，返抵日本横滨。

是年，梁启超游美返日后，将考察所得，写成《新大陆游记》一书，刊登于《新民丛报》。

梁启超从美洲回来后，言论大变，从此完全放弃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以及“两党合作”的主张。

是年著述尚有《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国国民之品格》等。

3月，赴香港，参加保皇会大会。

4月，由港至沪，停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等筹办《时报》。旋返日本横滨，写成《中国之武士道》、《子墨子学说》、《中国国债史》、《国史稿》等。

秋冬间，代端方等草拟考察宪政、奏请立宪等奏折20万言。

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民报》从第一期起，便向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宣战。从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日益激烈。

是年著述除散文外，编成《明儒学案》（节本）、《德育鉴》两书出版。

与《民报》就立宪与革命问题论战，发表《开明专制论》等文；为研究宪政问题，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3月，著成《国文语原解》。三子思忠生。

夏，为组党事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间。

10月7日，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以《政论》杂志为机关报。

11月20日，《新民丛报》出第九十六号后停刊。革命论盛行于中国。

2月，政闻社本部自东京迁上海。

3、4月间，计划中之《江汉日报》即江汉公学，因经费困难流产。

9月，政闻社被解散后，《政论》也停刊。转致力于倒袁运动。次女思庄生。

本年著成《王荆公》、《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以政治活动屡遭挫折，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

4、5月，著成《管子传》、《财政原论》。

11月，各省咨议局成立，指示徐佛苏在国内联络各省立宪派领袖从事宪政运动。

2月20日，创办《国风报》。

6月16日，国会请愿团发动第二次请愿。失败后，梁氏著文批评清政府阻挠召开国会，呼吁社会各界投入请愿。

夏秋间，积极运动开放党禁，终未有成。

3、4月，偕汤觉顿及长女梁令娴离开日本往游台湾，考察台湾在沦亡17年后所发生的变化，并顺便为拟创办的北京、上海两大日报筹款。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与康有为磋商对策。

11月上旬，离日本回国，在大连登陆后赴沈阳，因形势所阻，乃折返日本。随后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主张“虚君共和”。继又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

清政府批准袁世凯组成的内阁；袁任总理大臣，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坚持未就。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1月10日，参加汤化龙、林长民等在上海组织的共和建国讨论会。

2月23日，梁启超自日本致函袁世凯，谈论财政和政党问题。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4月，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公开表示拥护共和，政治上与康有为分途。

7月间，滇督蔡锷和黎元洪副总统，先后通电欢迎梁启超归国，并请政府起用。

8月27日，民主党成立，拥梁启超为首领。

9月28日，梁启超由日本神户起程回国。

10月20日到达北京。

10月30日，北京国民党人开会欢迎梁启超返国，梁演讲《政党之精神与组织之艰难》。

11月1日返回天津。

12月1日，《庸言》出版，初由梁启超任主编，后由吴贯因接任；四子思达生。

2月24日，跨党加入共和党。

4月14日，在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宴会上，发表《共和党的地位及其态度》演说。

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被选为理事。

6月15日，进步党召开讨论会，梁担任主席并发表演说，谈论时局。

7月，“二次革命”爆发，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

9月11日，国务总理熊希龄发表内阁名单，梁启超任司法总长。

10月初，为熊内阁起草《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

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

3月10日，梁启超就任币制局总裁职务。并上书袁世凯，提出一系列整顿币制方案。

6月，参政院成立，被任命为参政员。

11月6日，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欧战后思想之变迁》演讲；同月，移居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在清华发表“论君子”的演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君子人格修养的纲领，这句话后来成为清华校训。

12月13日，三女思懿生。

12月27日，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与袁关系日趋疏远。

1月20日，《大中华》创刊，被聘为主任撰述，作《发刊辞》，又刊《吾今后所以报国者》，第一次公开表示脱离政治。

1月下旬，梁启超到天津暂时隐居，从事著述。

2月12日，梁启超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但未接受。

4月，梁启超从上海返粤省亲，兼庆父寿。

7月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被任为起草委员，态度消极。

8月15日，蔡锷来天津拜访梁启超，在汤觉顿的寓所密商反袁大计。

8月20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评组织筹安会和帝制活动。

12月，南下，参加倒袁运动，策划护国战争。1916年（民国五年）44岁1—2月，居上海，与西南蔡锷等函电往返，筹划护国之役，并游说冯国璋中立。

3月4日，由沪转港转桂，说陆荣廷举义。

4月4日，辗转抵南宁，力主逼袁退位。

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被推举为都参谋。

5月5日，抵广州，晤龙济光，促其共同反袁。

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梁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5月20日，由港抵上海。

5月30日，得父逝世噩耗，即电辞本兼各职，居丧守制。

6月7日，致电黎元洪，请其恢复约法，召开国会。

7月14日，起草军务院第六号布告，宣布撤销军务院。南北形式上复归统一。

9月，将在护国运动中所撰之公文函电，收集编成《盾鼻集》出版。

10月30日，四女思宁生。

11月8日，蔡锷逝世。任公悲痛异常，作《祭蔡松坡文》。

12月，与旅沪人士公祭蔡锷，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

1月6日，应总统黎元洪之邀，自沪至京，商讨宪法、内阁及外交问题。

2月8日，参加国务会议，主张政府对德绝交。

3月26日，致函临时国际政务评议会，主张立即对德奥宣战。

4月，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冲突。

7月1日，通电反对张勋复辟。

7月2日，抵马厂，说段祺瑞起兵讨伐。

7月17日，在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

8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

8月28日，与日本银行团代表签署第二次善后大借款。

11月30日，辞去财政总长职务，结束政坛生涯。

3—8月，在天津，致力于著《中国通史》。

8、9月间，由于著述过勤，疲劳过度，曾患呕血病，通史之著述暂停。转读佛书。

11月22日，在天津寓所，梁与胡适第一次见面。

12月初，决定往欧洲游历，故到北京会见大总统，并与各国驻京外交使团接洽。

12月23日，由北京起程，经天津往上海。

28日，偕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等乘日本邮船，前往欧洲。

2月11日，到达伦敦。

2月18日，抵达巴黎，居两旬，观察巴黎和会之情况，并代表中国报界作舆论鼓吹。

2月21日，由汪伯棠等发起在北京大学成立国际联盟同志会，被推为理事长。

3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地战场。

3月12日，往莱茵河右岸联军驻防地考察。

3月中旬，经比利时返巴黎，致函汪伯棠、林长民，告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

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致书梁氏，请以该会代表身份，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之事。

是月底，致电汪伯棠、林长民，并转国民外交协会说明和会对中国极不公平，请警告政府，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在和约上签字。由此，引发“五四”爱国运动。

6月7日，到达伦敦。

6月16日、24日，分别参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7月1日，致电汪伯棠、林长民，请转告南北当局，速捐私见，以谋统一。

7月6日，游览莎士比亚故居。

7月18日，离巴黎往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游历。

10月11日，返至巴黎，居两月。

12月10日，离巴黎往德国游历，12日抵柏林。

欧游期间，随时记录所见所闻及观察感想，年终已撰成六七万言《欧游心影录》。战后欧洲的惨破景象，对感情丰富的梁启超触动很大，梁自称其灵府产生一绝大革命。从任公晚年的主张和著述来看，这个革命就是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世界文明新图景。

1月23日，由马赛返国。

3月5日抵沪，居十余日，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谈欧游考察心得。

3月19日，至北京，向大总统徐世昌报告游欧的经过，要求释放五四运动被捕学生。

3月，《欧游心影录节录》于《时事新报》、《晨报》连载。

4月，创办共学社，编译新书，并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

5月，承办上海中国公学。

春夏间，拟撰《中国佛教史》，写成《佛教与西域》、《佛典之翻译》、《印度佛教概观》、《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中国佛法沿革说略》等论文。

7月24日，致函梁伯祥、黄溯初，商请罗素来华讲学之事。

9月5日，创办讲学社。

9月15日，《解放与改造》易名《改造》，撰发刊词，提出改良主义十六点纲要。

10月18日，致函胡适，谈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已脱稿。

冬，在清华学校讲“国学小史”。

本年著述另有《孔子》、《老子哲学》、《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

1月19日，作《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当时正在中国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

4月，著成《墨子学案》一书。

秋，应天津南开大学聘请，主讲中国文化史，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

集》。

11、12月，与张东荪、舒新成等函札往来，商议处理中国公学风潮事。

此年著说另有《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社讲演，主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春，在清华学校讲国史，课外为文学社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4月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苏州等地进行了二十多次的学术讲演活动，内容涉及教育、美术、宗教、文化、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杜甫、屈原的研究等方面。

8月初，赴南京，后转至上海、南通、武昌、长沙进行讲学。内容是关于新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至9月中旬返回天津。

10月下旬，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并听欧阳竟无讲佛学。

11月，因讲学过于劳累，在南京患心脏病，但讲学仍未完全停止。

此年著述讲演有《大乘起信论考证》、《历史统计学》、《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等。

1月13日，作《东南大学告别辞》；15日离南京，返天津。

1月，发起创办文化学院，其缘起曰：“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2月，由朱兆莘推荐，成为万国著作家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3月，著成《陶渊明》一书。

4月，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应《清华周刊》之约，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5月中旬，邀请到天津漫游的康有为至翠微山小住。后与康二度会晤，师徒重新和好。

5月，发表《关于科玄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及《人生观与科学》。

6月，自北京翠微山返回天津。

7月，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9月起，在清华学校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正式建成，任馆长。

10月10日，发起成立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

11月10日，在北京中国大学讲学，谈中国人格教育之两大出发点性善论与性恶论。

11月，撰《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1月29日，发表《戴东原先生传》及《戴东原哲学》，纪念戴东原诞辰二百周年。

2月，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春，讲学南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4月26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北京。与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热烈欢迎泰氏。胡适等四十余人作陪。梁氏在欢迎会上谈中印文化之交流。

5月8日，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诞辰庆贺会并赠送中国名“竺震旦”给泰戈尔。

8月24日，五子思礼生。

9月13日，夫人李蕙仙病逝，梁甚为悲痛，作《悼启》一文纪其生平。

1—3月，撰碑帖、书籍、画跋。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14日，梁启超亲自前往吊唁，并向负责招待的汪精卫询问孙中山病逝的情况。梁听到孙在临终前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时，甚为感叹：“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

6月2日，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上发表演说，被选为董事会首席董事。

6月初，“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极为愤慨，与朱启铃、李士伟、顾维钧等发表共同宣言，并写了如何应付上海惨案等有关文章。

6月22日和26日，梁启超连给胡适两信，并附上自己新近所作之词，征询胡氏意见。

6—7月，突发词兴，作白话词多首。

7、8月，作《桃花扇注》。

9月初，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中旬向学生讲授《指导之方针及研究题目之商榷》。

12月上旬，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2月17日，因患便血病，入北京德国医院医治。

3月16日，由于血尿不止，转入协和医院医治后，因检查膀胱没有发现问题，便确定是肾有问题。被割去右肾，但仍未查出病因，血尿现象继续存在。

4月初，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4月18日，致函袁守和，商谈拟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所赠名誉博士学位之事。

6月2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和协和医院》，维护协和医院的名誉，维持社会对新医学的信任。

8月20日，在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后，返回天津。

9月，回清华，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9月中旬，接受司法部长罗文干的聘请，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

10月3日，在北海公园涟澜堂为徐志摩、陆小曼做证婚人。

11月8日，率松坡图书馆同人纪念蔡锷逝世十周年。

11月11日，致函江翊云，商讨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合并之事。

12月，作《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1月17日，司法储才馆开馆，以馆长身份致开馆词。

2月始，在清华续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及“儒家哲学”；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半年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3月8日，康有为七十寿辰，往上海祝贺，并撰寿文一篇、寿联一对。

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

4月17日，与其他康门弟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为康有为举行公祭，并撰祭文和挽联。

6月2日，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7月，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通过梁氏关于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提议，并给予津贴。

11月，为梁思成、林徽因定婚。

8—12月，因时局及健康关系，除清华任职外，摆脱各种事务，病情有所减轻。

1月上旬至下旬，梁启超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并输血。

2月12日，写信给梁思成，对他婚后游历提出建议。

3月，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音女士在加拿大结婚。

4月26日，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告知自己的病状和提出他们婚后职业等事。

6月，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各事。

8月18日，思成夫妇回到国内。

8月24日，因旧病屡发，请辞《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

9月10日，开始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

9月27日，因痔疮剧痛，入京就医。

10月5日，返回天津。

10月12日，《辛稼轩先生年谱》因病重而中止。编至辛稼轩五十二岁，为最后之绝笔。

11月27日，启勋到天津探望，见其兄病情甚为严重，遂偕至京，再入协和医院就医。

12月7日，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后病情似有起色。

本年著述尚有《中国大辞典集部词曲之宗》、《中国图书大辞典集部别集类明代之属》等。

1月15日，病势垂危。嘱家人：在病源未发现前，如其病不治，则以其尸身解剖，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1月19日，下午2时15分，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当晚10时许，胡适从上海抵北京，马上前来探望，可惜梁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2月17日，京、沪同时开追悼会，文化界和军政界的要人几乎都出席，敬送祭帐和挽联，对梁启超一生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盛况空前。说明梁启超是一个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

姚明达文存

导读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一、本文存收录姚名达1925年至1942年期间撰写的重要论著和代表文章。

二、本文存对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仅摘录其序言或跋文。其他已刊未刊文稿，均全文收录。

三、文存中所录未刊遗稿两种，《中国史学史讲义》依原稿油印本之复印件，《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则系依据手稿进行整理。其余文稿，均系参考原文或原文扫描图片整理而成。

四、文存末所附“姚名达年谱简编”主要依姚名达之自述，及其家人、朋友的记述辑录整理而成。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文存所据底本多为竖排繁体，故引用文字多言“右”，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皆存原貌。

八、文存中使用的注释包括脚注与尾注两种。尾注为原文本来之注释，脚注为整理者之说明。

九、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清华国学书系·姚名达文存导论导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一些著述与文章。姚名达，字达人，笔名大任，后更名“显微”，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42年7月7日殉难于抗日前线的江西省新干石口村。由于作者的英年早逝，除了几部正式出版发行的目录学、年谱著作之外，其他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论文、未及完篇的草稿等等，并不广为人知。此次整理的《姚名达文存》，不仅在资料方面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也有助于丰富与深化学界对姚名达其人、其文及其生活时代的认识与研究。

一、 姚名达其人

从1925年成立并开始招收学生，到1929年6月底宣告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了四届七十余名学生。按照规定，学生在院研究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就是其中之一。

姚名达是在1925年9月28日走进清华园的。在此之前，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姚名达，其足迹基本上只局限于家乡附近。从7岁起随父读书于南魁小学堂开始，先后在兴国达德小学堂、兴国县立中学校、赣州第四中学校完成学业。1924年秋，姚名达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上海入南洋公学求学，次年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史学研究。

1929年3月，姚名达告别清华园，南下上海，在此工作生活了九年。在上海期间，姚名达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忙于读书、编书、写书与教书。另外，他还与妻子黄心勉一起，创办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积极从事着“唤醒中国妇女”的事业。1937年，随着局势的紧张，姚名达与家人一起回到江西，并于1940年受聘于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担任文史系教授。1942年6月，姚名达组织在校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不幸于7月7日殉难。

姚名达罹难时年仅38岁，已经正式出版了十余种著作，其中包括目录学的三部论述，以及浙东学派几位史学家的年谱等等，也获得了不少赞誉。但由于他殉难之壮烈，姚名达首先被时人和后人记住的，是他“抗日烈士”的身份。

（一） 抗日烈士

1942年夏，为了摧毁中国在浙江的空军基地与机场，打击第三战区主力，打通浙赣铁路线，日本发动了浙赣会战，战事主要集中于浙赣交界地带的金华、衢州、上饶、广丰一带，并逐渐向南昌、临川等地延伸，江西战时省会泰和及周边的吉安等地，也受到战火的威胁。6月，姚名达率师生三十余人组成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沿赣江从泰和出发，经吉安，抵达当时战事的最前线樟树。7月7日夜，队伍在赣江边的新干县石口村与日军遭遇，姚名达、吴昌达以身殉国。

消息传回泰和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西《民国日报》继7月18日正式刊载姚、吴殉难消息并刊发《壮士沙场死——敬悼姚显微先生及中大六殉难同学》社论后，连续追踪报道了国立中正大学迎回灵柩、举行公祭、公葬和追悼大会的消息，刊载了多篇学校师生和家属的纪念文章。与姚名达一同受聘于“江西通志馆”的万载人辛际周，听闻噩耗时，已经随通志馆一同迁往遂川县，因“不及致友朋之私悼”，特撰悼诗一首辛际周：《灰木诗存》，卷六《遂水游草》，九江图书馆藏。：百岁偷存只等闲，多君一死重邱山。仇天切齿羞同戴，祖道高歌判不还。

志奋书生酬报国，风兴甲士盼收关。白头愁疾仍逋寄，思旧伤神益汗颜。“志奋书生酬报国”，既是辛际周“哀且壮之”感慨的写照，也体现了战时随临时省会南迁的这批江西文化人，对姚名达壮举的褒扬与向慕之情。

姚名达遇难的消息，经由报刊报道，逐渐也为外界所知悉。身处四川的清华同窗吴其昌为此写了一篇怀念文章，顾颉刚则于获知消息的次日即寄去了吊唁的信函。不过，和抗战时期殉难的其他文化界人士相比，姚名达被社会所认可的广度似乎还是略显不足。在1943年3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褒扬令，称赞姚、吴“见危授命，深堪嘉许”之前，姚名达的一位学生叶金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记姚显微教授》的文章，回顾了其与姚名达的交往，姚名达殉难前后作者的见闻。在文章的最后，叶金对姚名达的遇难感到深深的惋惜，更为时人对姚名达遇难的漠视感到愤怒和无奈：姚显微教授死了，死得那么悲壮。这是文文山之后正气的表现，这是被称为“精神堡垒”的国立中正大学的光辉，这也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可是，国内许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不知道姚先生，朱森教授之死曾引起许多人的悲怆，而姚显微教授之死却还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甚至在大公报上的通讯，还有人指斥姚先生无军事常识，似乎是死有应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叶金：《记姚显微教授》，《宇宙风》第131期，1943年。另有一位学者李得贤，曾经做过章学诚的研究，读过姚名达的一些著作，也对于姚名达之死的被忽视颇有一些感慨。他将姚名达与另一位抗战以来殉国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承仕加以比较，“二君死事之壮烈略同，而身后之哀荣则微异”，吴承仕不仅有国府的褒恤之典，更有朱希祖先生《天都烈士歌》之作，而姚名达除了新闻记者的报道之外，未有专门述其生平与学术的文章。因此，李得贤写了《记姚名达先生》一文，记述了姚名达的殉难经过、学术历程与治学之法。但即便是这篇作者认为可补坊间报道不实之弊的文章，也是搁置了一年多，因相关介绍仍复阙如，才最终决定刊登出来的：此文系去秋客北温泉时所作，……自以读姚氏书少，不足以尽其学，故入藏行箧，未敢示人。近以一年以来，尚无叙其生平之作，读刘孝标“魂魄一去，将同秋草”之句，甚哀其志，因检付本刊发表，志景慕云。李得贤：《记姚名达先生》，《读书通讯》第38期，1944年2月1日出版。外界对于姚名达的介绍评述文章不多，或许与1937年以后姚名达回到江西，逐渐远离北京、上海、重庆等文化中心有一定关系。1946年创刊的《新文学》半月刊，每期都会刊登一篇纪念已故文人的文章。第二期刊载了郑振铎写的《记姚明达的殉难》，认为大后方和沦陷区里许多殉难的文人中，姚名达的死是最壮烈的了。郑振铎与姚名达曾经是同事，但此篇纪念文章不仅将姚名达的名字记错，姚名达殉难的细节也与事实有不符之处。虽然报纸上曾经介绍过相关情况，但郑振铎获得信息的渠道，仍然是“新近有人从内地出来，说起姚明达先生殉难的事”郑振铎：《记姚明达的殉难》，《新文学》第2期，1946年1月28日出版。。而郑振铎的介绍，又成为很多身处上海的文化人的信息来源。1980年，曾经在《女子月刊》工作过的鲍祖宣，对前一年凤子写的《回忆阿英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一文中涉及到的有关刊物和姚名达的介绍，进行了补充更正，其所叙述姚名达抗战后回到江西及殉难之情况，是“我于胜利后从郑振铎先生一篇纪念文字中看到的”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对凤子文章进行补充说明的，还有姚名达的儿子姚果源。姚名达殉难时只有不到2岁，38年后已经在江西医学院九江分院工作的姚果源，见到凤子的文章中写到其父的二三事，并颂扬姚名达“是位中华民族的烈士”，不禁“心潮起伏”，一方面写信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更正姚名达“被捕牺牲”的错误史实姚果源：《姚名达烈士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另一方面，在原国立中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校友的帮助与支持下，姚果源重启了因“文革”而中断的追认姚、吴为抗日烈士的申请工作。期间几经周折，最终在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的1987年，姚名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详细情形，请参考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执行主编：《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下册，第429—440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11月版。2002年3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姚名达殉国六十周年题辞“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这一题辞也成为此后新出纪念性文章中最常被引用的标题之一。

（二） 现代目录学家

姚名达之殉难，固然因其壮烈而令人敬佩，但更多的还是因其学术生命的戛然而止而令人倍感惋惜。在姚名达涉足的学术领域中，其目录学研究最先受到学界的重视与整理。在1933年、1938年和1940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姚名达所著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其中，《目录学》是一部“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入门读物，《中国目录学年表》更类似于资料长编性质的工具书，《中国目录学史》则被视为姚名达目录学研究方面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作。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中国目录学史》，担任校阅工作的王重民在后记中评价道：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载1957年重版《中国目录学史》第407页。1978年，钱亚新也在《姚名达与目录学》的论文中，对姚名达所著三部目录学著作，进行了高度评价：总以上三书而论，不管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对于我国目录学方面，姚氏不仅有革新创见，而且能自成体系。因此姚氏在我国目录学的领域中，应予以一定的地位，继往开来，贡献很多。《钱亚新集》，第19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姚名达与目录学》为钱亚新的未刊稿，其写作年代参考文集第381页的附录记载。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化图书科，建国后一直供职于南京图书馆的钱亚新，之所以对姚名达的目录学成就进行研究，是希望引起图书馆学学界同仁的注意，呼吁要将姚名达“作为我们研究我国近代目录学的津梁”。随着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恢复，钱亚新的呼吁也很快得到了呼应。1978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获得批准，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彭斐章、谢灼华指导他们共同招收的研究生，将与目录学有关的资料辑成《目录学资料汇编》，成为目录学专业的重要参考资料，姚名达的目录学著作也择要编入其中。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亦可参考乔好勤：《问道珞珈情自浓》，载《彭斐章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南京大学施廷镛招收的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中，卢贤中则直接以《姚名达与目录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在最后完成的学位论文中，卢贤中认为，姚名达的三部目录学著作，已经为中国目录学总结出了一套涵括目录学基本理论、目录学史以及目录学方法等几方面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与目录学思想，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精神。姚名达主张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倡导的吸取我国古代目录学精华与学习西方先进目录学理论方法并行的主张，使得他的目录学思想彰显出时代的进步意义。卢贤中硕士论文的摘要，参见《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汇编·文科版（一）》，第97—98页，南京大学研究生处1982年4月版。其正式发表的论文包括：《论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载《江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姚名达二、三事》，载《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1期（作者姓名误刊为江贤中）；《姚名达在目录学研究中的革新思想》，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随着图书馆学学科的逐渐发展，南开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也相继以姚名达的目录学思想与理论体系为研究主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侧重各有不同，如晓亮的系列论文，将姚名达的目录学思想的特点概括为“新、精、全”；晓亮：《姚名达及其目录学思想》（上、中、下），分载《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1、Z1、4期。董广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分析《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特点，纠正将其价值仅仅定位“在于资料方面”的评价；董广文：《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张春菊的分析偏重于姚名达提出的编目、分类等目录学方法方面的主张与学术特点。张春菊以《论姚名达及其目录学》的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指导教授为朱天俊。其正式发表的论文包括：《谈姚名达的分类思想》，载《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期；《论姚名达的编目思想》，载《晋图学刊》2003年第3期；《生为人杰殁亦雄——目录学家姚名达生平传略》，载《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2期；《指点学术迷津开示研究法门——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有关目录的思想和成就》，载《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6期。上述诸文的核心命题，主要是凸显姚名达目录学思想与理论体系在现代目录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其中李玉进、王刚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的时代背景，讨论了姚名达从史学研究转向目录学研究的原因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李玉进、王刚毕业于南开大学，其共同完成的论文包括：《姚名达及其对目录学的研究》，载《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4期；《姚名达目录学思想初探》，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1期。但是从目录学研究自身的学术史角度对姚名达进行评价与定位，是由陈传夫、柯平、王国强几位学者完成的。

早在1936年，李小缘在总结《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时，便曾经对当时目录学的派别有一个划分，分别是史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雠学家以及“界乎以前数者之间，自鸣新旧俱全者”，姚名达以其《目录学》一书被归为第四类。李小缘：《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图书馆学季刊》1936年，第十卷第四期，第526页。1991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陈传夫发表论文《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将与古典目录学对应的所谓“新目录学”，划分为图书编目派、书志派和“新旧俱全”的折衷派。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姚名达。陈传夫：《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晋图学刊》1991年第3期。同年，柯平在《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一文中，考察现代目录学家群体，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目录学家的使命是创建现代目录学，第二代目录学家的使命是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目录学，第三、四代目录学的使命是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目录学体系。而在第一代目录学家中，成就最大的是姚名达：在两派中，新派在三十年代建立了现代目录学的理论，论其功首推姚名达。他虽是新派代表，但于旧目录学总结亦有杰出成就，一部中国目录学史既是郑、章以来的巨著，也是当代目录学史研究的祖本，所以我称姚名达为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柯平：《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四川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作为柯平划分的四代目录学人中第四代的一员，王国强在总结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发展历程时，就强调需要加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目录学发展的研究。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1期。2000年，王国强选择了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姚名达的《目录学》为研究对象，重新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关于姚名达的《目录学》，王国强重申其体现了目录学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特征，姚名达所抱持的开放兼容的态度较之刘纪泽的抱残守阙和杜定友的奇绝传统都要高明、客观。这样的心态及做法，构成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主流；它不仅指示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而且成为“继承”、“发展”的典范。这种开放的目录学观念，可以适应任何时代，也给后人留下了最大的思考和发展空间，更适应了中国政治、学术、文化的主流。王国强：《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构成了20世纪目录学传统的源头的话，姚名达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主流。

2002年，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再次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2年6月版。作为导读的执笔者，严佐之分享了他阅读、学习该书的心得体会，再次强调了此书所体现出的学术上对传统目录学、西方目录学的继承与批判精神，时至今日仍值得学习发扬。至于姚名达的这部《中国目录学史》，“则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1957年重版时，王重民曾盛赞“姚名达这部著作为最好”。一晃四十余年，再次重版此书，“能全面超过姚先生这部著作的又在哪里？”这是严佐之提出的拷问，也是目录学界对姚名达学术成就与地位的充分肯定。

（三） 历史学家

姚名达殉难后，其遗孀巴怡南悲痛之余，对“其著述计划伟大，多未观厥成”也更觉遗憾，于是尽出姚名达遗稿，邀请王咨臣“佐吾踵撰而编校之”。王咨臣小姚名达将近十岁，两人之间的交往最初是通过书信的往来，“余之交先生也，自上海始，尺素恒通，商量学术，八稔于兹”。1941年8月，刚刚续聘为国立中正大学研究部研究教授的姚名达，与欧阳祖经教授一起，向校方推荐了供职于江西省图书馆的王咨臣。9月10日，王咨臣抵校，任研究部研究员，与姚名达“互相过从，可谓得长相聚”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1942年10月11日出版。。

遍读姚名达遗稿之后，王咨臣计划撰写三篇文稿：“藉明其学术思想之渊源，探其学术思想成长之演变及察其学术思想之特质，撰《显微先生学术思想之研究》一文以阐发之”；“著先生之先世与环境，察先生之个性与行动，析舜生公之指引，辨梁任公之师传，明浙东诸史学家之影响，明朋辈往来之关系，列国家有关之要政，记壮烈殉难之始末，撰《显微先生年谱》一书以综述之”；“明著述之演变，记著述之年月，述著述之要旨，分著述之类别，载著述之已成与未成，撰《显微先生著述目略》以总记之”。同上注。随后最先发表的是其第三篇《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刊于1942年10月11日出版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姚吴二烈士纪念特刊》。四十余年之后，王咨臣计划中旨在探究姚名达学术思想的第一篇文章，以《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为题，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另一篇发表于《文献》1985年第4期的《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侧重于叙述姚名达的生平。

按照王咨臣的整理与归纳，姚名达的“史学思想是精湛的，著作是宏富的，计划是伟大的”，虽然因死国难而多未成书，但姚名达对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概而言之，包括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和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三个方面。在2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姚名达首先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这个课题，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了专题研究。1933年春季，姚名达任教国立暨南大学，为学生授中国史学史，初步写成了一部简要的讲义。王咨臣认为，姚名达对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著述的宏富与该博，“而尤在于对史学理论见解的卓越与发明”。姚名达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史理学”一词的创造：名达认为历史一词，创自日本。命名记述人类活动总成绩的书，涵义实有未当。考人类活动的事，与当时有关系及后世有影响的始行记载，称为史事。记载史事，称为史记。被记载的文学与被保留的遗迹，名曰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的，称为史学，但亦可改称为史法。应用史法写成的书称为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一原理，可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观念名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可名为“史理学”。与心理、论理、生理、物理、地理、数理等学科一样，都是探讨真理的科学。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第89页。王咨臣还从姚名达的生平中梳理出其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姚名达史学思想的启蒙与其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引导、指点有着渊源关系，而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导师梁启超的循循善诱之下，姚名达治史意志益坚，其史学思想也得到茁壮成长。

在姚名达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其对章学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他步入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其增补胡适所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是他最早为人所知的一部著作。1996年，钱婉约在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几种重要的章实斋年谱时，对姚名达的章学诚研究也进行了相应的评论。

钱婉约认为，与内藤湖南、胡适所著章实斋年谱相比，姚名达的贡献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于1927年4月发表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即《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二是在1928年9、10月间完成了对胡谱的增补工作，即1931年出版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而姚名达1927年发表的章实斋年谱，坚持力求简洁，客观记述，使得姚谱以只相当于胡谱3/4的篇幅，在记述事实方面却比胡谱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内容。姚名达的工作体现了一位对章学诚研究锲而不舍的学者的执著和功力。他对章学诚生平、事迹的考订，尤其是关于实斋学术的师承关系以及实斋著作年代的考定、研究，可谓网罗缜密，取证翔实，很好地增补了内藤谱、胡谱的内容。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也被张爱芳视为姚名达对近代学术的三大贡献之一。张爱芳：《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姚名达1928年发表的《章实斋的史学》一文，是其对章学诚思想全面研究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全方位研究章实斋学术的起点，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姚名达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初具系统性，并因此延伸到对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从而产生了姚名达对中国近代学术的第二个贡献——具有近代学术价值的年谱撰述。张爱芳另著有专文探讨胡、姚的年谱学特点，见《近代年谱撰著的新格局——胡适、姚名达在年谱编撰上的成就》，《文史知识》2000年第11期。受胡适的影响，姚名达撰述的系列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并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思潮。在体例上，姚名达所著年谱也多有创新，如《邵念鲁年谱》特设“谱前”等等。张爱芳总结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其系统的目录学著作，突破了当前目录学的局限，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三方面贡献，显示出其“具有开阔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并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凡所撰著，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

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姚名达诞辰一百周年和抗日捐躯六十三周年之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王河撰文以示纪念。在介绍姚名达的史学成就时，王河也还是强调了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系列史家传谱著作的撰述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三方面的贡献。王河：《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四） 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创办人

在姚名达的诸多身份中，其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创办人的身份是最早被人回忆起，却也是很长时间不甚明晰的一个身份。

1979年，凤子回忆起阿英同志于1936年以《女子月刊》为阵地，开展政策宣传工作等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凤子，只知道女子书店的经理是江西人姚铭（名）达，“《女子月刊》创办了多久，原来谁是主编，它的倾向性如何”，她都一无所知。前引凤子：《回忆阿英同志》。

凤子的文章先后引起姚果源、鲍祖宣两人的回应。他们除了补充姚名达殉难的相关信息之外，鲍祖宣的回应文章的重点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补充了《女子月刊》的一些情况——大约创刊于1933年或1934年；先后由黄心勉、陈白冰担任主编，1936年设立编委会，上官公仆、赵清阁、孙昌澍、梁雪清、鲍祖宣与姚名达一起均为编委；刊物的倾向可说是中间偏左。前引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

1994年，曾经在女子书店工作过的赵清阁，有感于当初同仁强半作古，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历史事迹又是中国早期妇女文化业绩的珍贵资料，因此记述下了一些当年的事迹。据赵清阁回忆，女子书店创建于1933年早春，创办人姚名达、黄心勉夫妇热情仁义，喜爱青年人，青年人也喜爱他们，他们乐于帮助穷困的青年，特别对女性青年，极尽爱戴、保护。对于女子书店的工作，黄心勉偏重于女性，姚名达则对培育人才很热心。而姚名达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支持，让赵清阁记忆尤深：姚名达自任经理，终日奔走于江湾复旦大学、女子书店、编辑部、家庭之间。他执教、看稿，还要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劳动量的负荷相当沉重，但他表示宁可自己累死，也绝不把妻子拖回家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捍卫女权的好男儿。赵清阁：《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原载1994年12月13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后收入氏著《长相忆》，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情况，都主要依据当事人（编者与读者）的个人记忆，具体细节叙述不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者对《女子月刊》原刊内容的了解逐渐全面而深入，相关情况也渐渐明晰起来。

1986年，曾经听过姚名达的课，在姚名达殉难后以笔名“叶金”写过纪念文章的徐柏容，因为从事着期刊编辑的工作，在一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女子月刊》的情况。在徐柏容的记忆中，《女子月刊》是姚名达1935年于上海创办的，同时还创办有女子书店，出版了《女子文库》等。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最终都偃旗息鼓，所以其影响力不及《妇女杂志》和《妇女生活》。徐柏容：《〈女子月刊〉与姚名达》，载氏著《伊甸园中的禁果》，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2005年，徐柏容再次撰文，详细介绍了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和姚名达的具体情形。徐柏容：《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中国编辑》，2005年第4期。与十多年前的短文相比，徐柏容这次的介绍建立在了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

首先，徐柏容对旧文进行了修正：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时，《妇女杂志》已经停止发行，《妇女生活》尚未创刊，所以《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独树一帜的一件事情；其创始人除了姚名达，还有其夫人黄心勉。徐柏容另有专文介绍黄心勉：《黄心勉：三十年代女编辑出版家》，《出版史料》，2005年第3期。两文后均收入氏著：《期刊：长流的江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徐柏容介绍了女子书店的情况。姚、黄创办女子书店的动机，是源于要办一份《女子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女子书店的经费主要靠姚名达夫妇的稿费和积蓄，以及其他朋友的支持。书店的宗旨，就是发表女子的作品、供给女子读物。为此，除了出版《女子月刊》，书店还出版《女子文库》。女子书店的一大特色，“是其有别于一般民营书店的商业性质或如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文化、商业兼有性质，而可说是纯文化的性质。”

姚名达夫妇创办《女子月刊》是在1933年3月，虽然中间经历了查扣风波、经费危机、黄心勉去世等情况，但一直坚持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停刊。徐柏容介绍了《女子月刊》的版面、主编、刊载内容等一些基本情况后，还专门提到姚名达亲自主编《女子月刊》后带来的变化。虽然挂名《女子月刊》社社长，但直到黄心勉去世后，姚名达才全面接管月刊出版发行的一切大政，而他也在接手后对《女子月刊》进行了全面改革，充实文章内容，强化与制度化编辑工作，规划得相当全面。在创办、经营《女子月刊》的五年期间，虽然常常面临财力、人力不足的困难，但姚名达、黄心勉夫妇始终出之以诚恳之至的心态，充分体现了他们披肝沥胆的坚强与奉献精神。

2008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晓红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这是一部借鉴了知识与文化权力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与女性有关刊物为基本研究资料，来展示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变迁，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发声的过程以及女性话语的形成过程的专著。在作者选取的刊物中，《女子月刊》也是其中之一，并由博士论文中的一小节，扩充为专著中单独一章的篇幅。李晓红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以女性刊物为中心的研究》，于2007年3月提交答辩，指导教师为郑振满教授，文稿参见中国期刊网。正式出版的专著中，关于《女子月刊》的论述，见第五章“女子的‘播音机’——《女子月刊》”，氏著《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第148—196页，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对于《女子月刊》的整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她的创办，始于战争，而她的历史，也终于战争，《女子月刊》短暂的生命历程，是命运多舛的现代中国的生动写照。尽管存在于世的时间不长，但《女子月刊》与女子书店在中国女性发展史上是不应被忽略的。由于作者秉持着“民国时期的中国，主编才是报刊话语权的实际操控者”的理念，所以姚名达也就成为其分析《女子月刊》时的研究重点之一。作者历叙了姚名达从最初的踌躇满志、任劳任怨到后来的怨气满腹、勉为其难，担任社长，自任主编，参与到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工作中去的大致情况，并对由于“经验的不足、对困难考虑的不充分、强烈的书生气”，“使得姚名达一边辛苦地工作，却又背负责难和不被理解”的状况深表同情。作者认为：姚名达虽然一直想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但是《女子月刊》的发行状况以及黄心勉的辛苦都让他不得不参与到刊物的发行与编辑工作中。

姚名达是一位对国家有着深切的感情、对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热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女性问题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男性知识分子的热情。由姚名达与《女子月刊》的个案，作者总结出20世纪30年代女性刊物发展的时代特征——女性的声音仍然处于失语的状态。

无论是对于《女子月刊》，还是投身于这项事业的姚名达，都应该将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与评价。《女子月刊》从1933年3月8日的创刊号发表《发刊词》，至1937年7月15日的最后一期刊登了主编姚名达的社评《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策略》、《抗战时期妇女应该做的工作》等文，每月一期，从不间断，共计53期（其中，仅第1卷第8期，因所谓“不满于现社会”，被当局查封未发行）。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印行）已于1932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女子书店的出现，引起妇女界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且深受广大妇女同胞的爱戴。因此，上世纪30年代《女子月刊》被尊为“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

而《女子月刊》之于姚名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一心只想在书斋中从事研究的学者，到毅然走向社会、走向战场的抗日战士，姚名达的参与《女子月刊》与“女子书店”工作，正是这一成长历程的转折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名达返回江西故乡，竭尽全力，挥笔呐喊，抗战救亡，署名“显微”的“专论”经常刊载于江西《民国日报》和《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2年6月12日，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举行成立大会，当天深夜，显微先生挥笔写下《怎样打击东战场的倭寇》，发表于6月25日的《民国日报》。同一天，战地服务团出发奔赴抗日前线。这篇报刊上的“专论”，吹响了上前线抗击敌人的进军号！这篇抗战檄文，也是姚名达著述生涯最后的论文。而这一壮举，这样的抗战主张，正是导源于1930年代《女子月刊》时期。

执教于国立中正大学时的姚名达，给学生叶金（徐柏容）留下了如此的印象：“不很高而非常结实的个子，常常穿着一套布西装，说话总带着他家乡兴国的口音，脸孔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此外，也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式在打球。”叶金：《记姚显微教授》。姚名达留存下来的照片，除了年轻时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期的影像之外，其余的照片都佩戴着那幅深度的近视眼镜。这副眼镜，是小时候求知心切的姚名达阅读小字版的《纲鉴易知录》看出来的，“乡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镜的，所以在小学中学里，因为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独自看历史和小说，看的越多，近视越深，驯致对于数学科学，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黄绿颜色，可笑极了！”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自序》，1934年油印稿。正是因为这段人生的插曲，奠定了姚名达研究史学的兴趣与基础。也就是这么一副近视的眼镜，伴随着姚名达走出家乡兴国，走进清华园、商务印书馆，创办女子书店、《女子月刊》，读书、编书、写书、教书，最终慷慨走向抗日战场的最前线。

二、 姚名达的著述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姚名达，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新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有关姚名达的研究与介绍文章已经有百余篇。但数量的繁荣并不足以掩盖研究的瓶颈。已有的研究，已经让“姚名达”成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目录学界、史学界，以及文化出版领域不再陌生的名字，但在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尚无法达致层累递进之效。后续研究的最大瓶颈，来自于资料的限制。遍读巴怡南提供的姚名达遗稿后，王咨臣分为目录学、社会科学、语言学、文学、史理和地理学五大门类，统计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信息，罗列了144种著述，其中已经正式刊行的只有15种。王咨臣认为，此种局面的造成，是学者的通病使然：顾学者之通病，为兴趣之广博与计划之伟大，一书未完，而复计划一书，或同时并撰诸书。盖每读一书，其中史料，绝非单纯，如欲采摘无遗，则非同撰诸书不可，既可省时，且免重读之劳。但读书愈多，则兴趣愈博，而欲撰之书亦愈广，遂致未克专一，反无所成矣！梁任公既有覆辙于前，而先生亦复不免，遂致著述多无所成，于日记及著述序跋中，尝作忏悔语以自警惕，且常诫笔者，盖余亦染此通病也。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王咨臣的解释，也许比较符合1937年回到江西以后的姚名达的情况。在这144种著述中，大多数的写作计划都是在此期间拟定的，仅1938年一年所拟撰的著述目录就有84种。

在此之前，曾经还有过一份关于姚名达著述计划的目录，是刊登在1927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学月报》上的出版预告：著述一览

……

姚名达一种

余姚邵念鲁先生年谱（印刷中）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出版预告

姚名达编著的

史的起原与史学的起原

清代的文字狱

司马迁的史学

刘知几的史学

达人史话

将在本月报第三卷发表

章实斋的史学（另创的）

章实斋先生年谱（另创的）

章实斋著述考（新著的）

章实斋遗著（改编的）

将合印为一书

中国史学论丛

中国史学年记（似年谱年表）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籍续考（考乾隆嘉庆以后的史籍）

中国史家索引

先秦人名索引

江西许真君的故事

稿件在修补中

（附）

朱笥河（筠）年谱

年谱学综论

方志学综论

传记学综论

图表学综论

史学综论

稿件在葺理中《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1927年12月31日出版，第2—3页。这份著述表，可以说集结了姚名达学术研究初期的主要成果与目标。当时的姚名达，尚处于学术的创业阶段。除了“以沉毅之精神，精密之思想，奋勉之功力”完成章、邵、朱等人的年谱之外，姚名达也逐渐有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但是，当时的姚名达还是非常谨慎，“一来呢，我的学问还很浅陋，没有成熟：二来呢，想著的书，范围太多了，不是一二年所能脱稿的”姚名达：《达人史话》。。所以在这年暑期编制的同学录中，由其妻黄心勉撰写的个人介绍，一方面赞誉其勤奋好学：……始发愤专治史学，读中外学史书，孜孜二载，若无所得，而致思所及，札记随之，秘不以示人。自史学、妇女史、史籍考以至方志学、年谱学，靡不研绎，积稿盈箧，然仓卒未易成书也。其已成书若邵念鲁、章实斋、朱笥河诸年谱，皆余力之表现，颇欲组织伟大坚固之史学会以集中同志致力于史学之发展，其意殆不可折。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黄心勉撰写之姚名达介绍文，原文影印件参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第5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但也对其积而不发多少有些焦虑，“诚于为学，学岂必有所成，成岂必有所用”，“且吾夫拙于才辨，余甚虑其不足以应变理乱”。

不过，黄心勉对姚名达还是充满信心的，“吾夫诚心所届，努力从之，倘终无所成耶？”姚名达也按照拟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勤勤恳恳，专心研究历史，不管一切的闲事”。1927年预告的这份著述目录，由于《国学月报》的停刊而大多未能刊出。但1933年创刊的《女子月报》上，刊登了一整版的图书广告——“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先生四大名著”，推荐其已经编著出版的“《邵念鲁年谱》、《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补订章实斋年谱》和《目录学》”四种图书，另外还有“《程颐年谱》、《刘宗周年谱》、《宋濂年谱》、《朱筠年谱》、《清代文字之狱》、《中国史学史》”几种尚在印刷中的图书，其中不少正是六年前预告目录中的著述。只是在此之后，随着时局的变动，“大难以还，余之习性大变，昔也好静而今也好动，昔也专治一事，短期中必有小成，今也同时兼办多事，结果乃顾此失彼，一无所成”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跋》。，姚名达的著述计划因此不得不延宕多时，甚至无果而终。

兴趣的广博，治学的严谨，加之时局的动荡，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姚名达诸多遗稿“拟撰未成”的命运。即便如此，除了正式出版的著述之外，姚名达也还有一些论述零星散落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之中。一些珍贵的稿本也得以保留至今。根据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几部遗稿，以及依托日益发达的数据化与信息检索技术，本文存的编者搜集到了一些以往未曾被研究者寓目的姚名达著述。为便于系统地了解姚名达学术与思想的成长与发展历程，本文存采取了依年系月的编排形式。如果从主题方面进行归类的话，本文存的辑录工作，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出其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率先公开提出“史学史”这一名称，并倡议开展研究。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可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专史），也没有人打算做”。就在讲义中的这句话之后，整理者姚名达随即加了一条注：“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学小丛书本。但是直到不幸殉难，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仍然没有正式初版。杨翼骧对此颇感惋惜与遗憾：梁氏的弟子姚名达先生在乃师的启发下，曾立志撰写中国史学史。……他潜心研究史学，……他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先后发表了多部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惟独这部最重要的中国史学史未及完成而英年早逝，至为可惜！杨翼骧：《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1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白寿彝听说姚名达已有定稿，曾经多方打听，未知下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咨臣整理姚名达遗稿，其中有一部垂成的油印本，是其在上海复旦大学授课时所用的讲义，即本文存所辑录之《中国史学史讲义》。

1. 研究历程

上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姚名达的夹注，是他于1927年8月时写下的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与计划。这一想法与计划，又是由他对史学研究的兴趣发展而来的。

据姚名达自己叙述，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源于小时候的家庭熏陶：我……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真所谓半耕半读人家，从小就半耕半读，一直到中学时代，才脱离农村生活。因为家里有几千本古书，所以就对于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0岁那年的“《纲鉴易知录》事件”：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这部版本未佳的通俗史学教科书，给姚名达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令他的眼睛因此患了近视；其二则是培养了他对于历史的兴趣。

少年时的阅读，只能说是为其史学研究的兴趣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1924年，其父亲竭尽全力，变卖田产，送姚名达到上海，秋季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这时的姚名达，才得以“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1925年3月29日，遵照父亲的指示，姚名达购买了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完此书之后，又恰好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同年9月，姚名达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于是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作为研究专题。凡此种种机缘，使得姚名达对于史学，由纯粹的兴趣发展而为学术的研究。

在清华园的第一学年，姚名达勤读《章氏遗书》，“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寻绎”，撰成《章实斋之史学》一书。期间为推求章氏之学，又做了一部《邵念鲁年谱》。1926年6月21日，姚名达以这两部著述，获得“乙五”的成绩，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同时，姚名达也获准留校继续研究，选定的题目仍然是《章实斋之史学》，研究偏重的方向是“历史研究法”。《研究院纪事》，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年6月，第298、299页。这一学年，姚名达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章实斋遗书》，另写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也逐渐成形。据姚名达的堂侄姚振海抄录的一段日记可知，最早在1927年的1月，姚名达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写作《中国史学史》：1月5日——看正史编年史时，用章实斋史篇别录之法，作人名索引，则可同时得读书、著书之益。今年最要紧的事，似为《战国策》的整理，因超师（梁启超）喜人专究一书，而此书又最难读，吾意先做好先秦人名索引，则史料齐备，足供驱使，以理《战国策》当无遗憾。而《战国策》之整理又为整理《史记》之先锋，故此事釐然成一系统：人名索引—战国策—史记。

此事之副产品，又为附庸之蔚，为大体第一步之研究，可名为个人传说的演变，先做孔子，次做尧、舜、禹，其余先后俟另定之。第二步之研究，即为上古史全部之真相，可与《史记》同时寻绎，皆非本学年之事，此一条大路也。

尚有一路，即《史籍考》与《史学史》之工作，人皆虑此事范围太大，才力或有不及。吾意今年必将本校图书馆之清儒著书涉猎一遍，随时抄摘，随感批评，若能在暑假前做成《清儒史籍考》、《清代史学史》，则愜怀矣。其清代以上以俟下学年可也。

尚有一小路，自作抄胥校缮思复堂文集，以极短时间做成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删著邵氏年谱以备刊印。做人名索引时须制一年表，十年一格，书籍出世于该十年者，置纳其中俟一一位置，后人名索引之书名便依其次序排列。先位置生卒可考之人名于一定年代，以律记此人之书言他人事是真是伪。视该书人名、人事最后在何年？考其成书之年代。汉书钟鼎出土之事宜汇抄。司马迁以前书籍，依流通显隐之状况，宜从史记、汉书观察其真相，方知史记所凭藉。现代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之业似亦可为。

1月6日——史学丛书似乎可以编辑，即以《章实斋遗著》为一集，《邵思复集》为第二，《史通》为笫三集。

1月10日——《史学史》须作一年表，系录史家著书年代、生卒年代、活动事迹，即可分三格，下更附以时事之有关者，上详记中西年代，且或须注出处（须先备长编，随时札记）。作史记人名索引时，一切人名皆须编系；作《汉书人名索引》时，则以先秦人为限，其余汉人则以有传记者为限，若有余暇，则不妨悉作索引（但史记汉人、秦人须勿混）。遍看自耒年谱，作《年谱学》一书，更作《传记学》。提倡一人之史应与通史划分界限，则与通史殊为有功。纪传史之体例时有分合可作表明之。

1月11日——作详尽之年表自成一书，名曰《中国历史年表》，更可作《通史》之一篇。看尽30年来杂志报章之目录，择阅有关史学之文，编为索引、摘为提要而成一书名曰《中国30年来历史书报指南》或曰《20世纪的中国历史著作索引》。《十六年志愿——名达史学日记十则》，原文存巴怡南辑：《姚显微烈士纪念册》，1942年。此段资料文档由姚果源先生提供，因未能对勘原文，故所引字词、格式均未作修改。尽管有人担心这项工作涉及范围太大，以一人之力而为之难度不小，姚名达依然充满着学术的激情，规划要先期完成《清代史学史》、《清儒史籍考》、《中国历史年表》、《年谱学》、《方志学》以及史学丛书等著作。这些也正是前引《国学月报》出版预告中所列姚名达计划编著的诸书。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正式刊行后，姚名达曾对胡适解释说：任公先生续讲史法，（今刊于《万有文库》，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笔记编成的。）因我的时常谈议，所以讲史学史做法特详。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八封信函，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82—103页，黄山书社1994年。此段日记，当可证姚名达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亦有助于理解姚名达在讲义整理稿中加上一段夹注的举动。但不管怎样，1927年8月梁启超在清华园的讲堂上倡导开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这无疑增加了姚名达的信心。此后，姚名达也在多种场合之下表达过他立志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信心。兹依次列举如下：

1928年2月29日，姚名达完成了上引日记中所提及的《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作为其于1926年2月12月即已完稿的《邵念鲁年谱》之补充。与两年前的序例中强调年谱制作之体例不同，这篇《邵念鲁与章实斋》着重于“推究邵章之关系”，以强调“念鲁所以影响于实斋者至深”的观点。同时，在文章的最后，姚名达特意突出了邵念鲁个人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虽然，此言乎邵之影响及章者也。邵氏之学，固以得章而益彰；然即无章，邵之为邵仍自若！彼其吸收力之大，组织力之强，运用力之巧，在史学上固有其地位在。吾他日作《史学史》，将详述之。今姑不赘，惟读者谅焉。姚名达：《邵念鲁与章实斋》，载《邵念鲁年谱》第168—169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1928年10月15日，姚名达在上海完成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增补工作后，受命撰写了一篇长序，阐明其从事章实斋研究的经过与心得。姚名达将他从事的章学诚研究，也纳入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在这部增订的年谱中，尽管姚名达增补了不少新的史料与观点，但他对胡适原著之年谱评价仍然很高。姚名达认为，在“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方面，胡适的这部年谱“是史学史上的第一页”，姚名达的研究章学诚，也是得益于胡适此书的启发。

1930年11月17日，姚名达写给胡适一封信，第一次系统地谈到了自己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规划与步骤：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国史学史，先从事实、理论与著作三方面做一些极笨的工作。待一切都已明瞭以后，才“一字不苟，用极流动的通史体裁，把整个的史学史写出来”。也是在这封信函中，姚名达提到其史学史研究的想法，是同时受到胡适和梁启超的影响逐渐形成的。虽然梁启超讲史学史的做法特详，但姚名达却不愿采用，要用自己的做法。

《刘宗周年谱》是姚名达编著浙东诸史学家年谱中第三部正式成书出版的。延续了《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的思路，姚名达在1931年8月17日完成的序言中，专列一节叙刘宗周在史学上之地位，并在“本书著述之经过及著者之态度”中，叙述了他研究浙东史学与整个史学史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著者籍隶赣南，于浙东之学，初无所知。其始觉也，盖自髫龄读《人谱杂记》与《王学渊源录》始。迨夫耽思史学，致力古书，气味相投，竟以《史学史》为其专门事业，宏纲细目，确定分施，而浙东史学之探讨遂为近年来之一大程课。始于章学诚，上及邵廷采，黄宗羲，以至刘宗周，功力所届，颇有成书；要而言之，实《史学史》之分段长编也。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刘宗周年谱》完稿后，存放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铁箱之中。1932年的“一·二八”之难，商务印书馆大量图书和书稿被毁，此书竟得以幸免于难。但姚名达收藏的大量史料和书籍，却没有这份幸运。这次灾难，使得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愈加困难重重。1934年整理其在上海高校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时，姚名达详细追述其史学史研究经过，也叙述了在国难前后面临的困难与窘境：（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前后数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但那些已经发表的，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倒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次年春，在国立暨南大学授《中国史学史》，便痛感史料丧失之苦，只能提纲扼要地讲些史实，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学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不曾把讲义完全发表。后来迭次补充，大大改动，方才形成这样一部可供读习、可供研究的《中国史学史》。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自序》。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极为重视的姚名达，一直认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应是一项由多部著作组成的系统构造。1934年整理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仅仅只是一部供高校授课的讲义稿而已，“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嬗、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使得学者先来一个鸟瞰，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时的姚名达除了授课和著书，还需要处理与妻子黄心勉共同创办的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经营。就在整理完这部讲义稿后不久，姚名达不得不面临《女子月刊》资金紧张、人手不足、四面夹攻的困难与委屈。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1935年，姚名达受命继续参与《中国史学丛书》的撰辑计划，撰著《程颐年谱》，次年8月方才完稿。对此，姚名达也深感惭愧：论考据之精审，既无以逾于旧著诸谱；而史观之发挥，更未表丝毫于简端；使亲我者谬以年谱专家相谥，仇我者更远斥之出史学之门：此皆予之罪也。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小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令姚名达感到不安的，除了此年谱的水准之外，他更担心自己在史学史研究方面的努力不能让人认可。这种不安也激发姚名达重新将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即便如此，史学史研究也始终是姚名达最为挂念的一件事。据其继配巴怡南回忆，姚名达常慨然曰：以往所作，乃史学初阶，治史之手段，非余著作目的也，世或以目录学、年谱学相谥，皆余之罪！然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雪此耻耳！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载《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1942年10月。1942年的殉难前线，让姚名达完成理想中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遗憾落空。1934年整理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也就成为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留给后人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

2. 组织架构

从一开始，姚名达的史学研究就形成了系统化的特点。最初只是想要从《章氏遗书》中寻章摘句，概括出章学诚的史学观点。但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除了与章学诚有关的诸如《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遗书叙目》、《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等一系列论著外，还衍生出《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刘宗周年谱》等副产品。而这些对浙东史学家的研究，又只不过是《中国史学史》的“分段长编”而已。仅此一端，便可想见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之庞大，无怪乎旁人会有“才力或有不及”的担忧。

从1927年初在日记中开始构想，到1934年初步整理成讲义稿本，姚名达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组织架构之规划，也由最初的杂乱而逐渐定型。

前引1927年底《国学月报》所刊姚名达的著述计划目录，应该可以视为他最早的一份“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重点是章学诚的系统研究。1930年11月17日，姚名达给即将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得到胡适的提携，帮其觅得一份可以安心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在这次通信中，姚名达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的史学史研究规划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黄山书社1994年，第89—92页。：目标分三方面做许多工作

史学史事实著史学年表

著专家年谱

选录史籍、文集中史家传记加以参订，或新撰专传

研究史的起原及史学的大势

理论研究专家和各家的关系

选录文集、笔记中史学论文，加以研究

著作作史籍提要、批评、考证及索引

整理史籍名著和1927年的目录相比，这份规划更精炼，也更有层次。次年8月4日，姚名达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姚名达提到了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恒慕义（Mr.　Hummel）。“那图书馆华文部长Mr.　Hummel在四年前就曾经请我去代他们编书目、撰提要，现在又来信微露这点希望”。姚名达希望有机会可以到美国去游历一年，所以写信请胡适帮忙推荐。在信的最后，姚名达又再次表露心迹：“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早已确定计画，认为终身事业。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径，都已切实规定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93—96页。凑巧的是，王咨臣在姚名达的著作中曾经见到过一封“由中文打字机打印，纸质润白，字属宋体”的信函，是姚名达写给恒慕义的，所列主要内容正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程序和下手的路径”，共有九点转引自王咨臣所编《姚名达年谱》。此谱序言写作于1982年，例言写作于1993年。此年谱的初稿完成后，曾寄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未能出版。后姚果源依据原草稿本，整理成电子文档。本文采用的即是姚果源提供之电子文档。另，据丁波《唯一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所提供的信息，此书稿现存王春瑜先生处。：（1）专家的研究凡对于史学原理有所发明，或对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有所贡献，或对于史事有巨大著述的史学家，我都各个加以深入的研究，撰写论文以阐发他的思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我更撰年谱以记述他的生平。我过去所撰年谱，即系这种工作的一种。

（2）史书的解题一切史书，我都一一搜览，记其内容的大要及著者的姓名、里籍、著作的年代，出版的处所等等。不论巨细存佚，均所采录。略仿章实斋编撰《史籍考》的理法而有所变动。中国史书，数逾万种，故工作极其烦难，但我已写了一千多种。

（3）史学论文的抄集中国史学家的思想，大都埋没于文集与笔记里面。我从许多书中抄出许多重要的论文，加以新式标点分段、注释，使学者一读而知中国史学家的思想如何。现已抄集了数百篇。

（4）史学年表的撰著这是我们发明空前的创作。凡史学家的重要行动与著作，史书的撰著出版与亡佚，史官的建置与废除，及史学盛衰有关系的事件，皆一一按年分格记载于表中，已写成了几百年。

（5）史学家传记的撰述史学家的行事多凐没不彰，我从文集笔记，方志与史书中，钩稽遗事，各撰传记，以表彰先哲。中国史学家，约在二千以上，传记已成十之二、三。

（6）史官制度及史学起源的考究中国史官的完备，及其出现之早，为世界各国所不及。我已撰“史官的起源与史学的起源”一文。又将历代官制度作一系统的叙述与详细的考证。

（7）史学术语的研究中国史学有许多特别名词，需要精详的解释。此事我也正在工作。

（8）中国史学辞典的编纂上述各种工作完毕之后，我将综合删撰为《史学辞典》，计划已定，工程亦已开始。必有此书方可保存一切材料。全书约五百万字，我想以一人的力量来完成。

（9）《中国史学史》的撰著这是我工作的最高目的。我想表现中国史学的大概情况于此书中，使世界学者知道中国史学的伟大精深，此一不朽的著作，我必须以沉毅的精神、精密的思想来完成它。在这封写给一位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信函中，姚名达又再次对其史学史的结构体系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史学术语”、“史学辞典”两项内容。这或许也与姚名达当时正在写作《目录学》有一定关系。

1934年整理在暨南大学的讲义稿时，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将近十年，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结构框架也有了更为明晰的规划。“《中国史学史》是如何构造的？我早就决定，至少当有六部”，简而言之，分别是《中国史学通史》（即《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籍考》（或《史书提要》）这六部，此外还包括“专家和专书的研究”。除了这部冠名《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油印本之外，其余几部也都已经正在编纂之中，如《中国史学年表》“已得万余条”，《中国史学论文总集》稿本“已录集数百篇”，《史学家列传》“这部书也快成功了”，《史学大辞典》“印了一万张卡片”，“已做好三千多条”。“以上5部，是我个人空前的创作，古人不曾做过。”“此外另撰一部《史书提要》……已经试撰一百余篇……所有成果凭一手一脑之力……我一人已经做了不少。”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自序》。

无论是初期的略显杂乱，还是后来的日渐条理，姚名达的史学史研究都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而姚名达对于具体的实践，则坚持着一个原则：先期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最后以一部《中国史学史》总其大成。1930年他是这么向胡适解释的，1934年姚名达仍然还是重申这一原则：要兴《史学史》的大工程，有许多先要准备的工程在。倘不把上列各件工程先做好，就冒昧去撰著《史学史》，定然要闹出许多笑话来。我因为认定《史学史》是伟大的工作，不必急于成功，所以先从事于上列各件工程，把各书、各人、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先一一研究了一番，然后综合研究所得的概念，叙述《史学史》上的大势。这样才可撇开那些小节，提挈这些大纲，这样才可认识一切史实，不致囫囵吞枣。我相信，无论什么工作，都应该先做个别的分析，然后可做大体的综合。综合的是《史学史》，分析的是《史学年表》，《史学大辞典》，《史学家列传》，《史书提要》，《史学论文总集》，专家研究，专书研究等等。这原不是一人的工作，但我一人已做得不少了。这种在旁人看来有些“自讨苦吃”的研究方法，或许也是导致研究未能及时定稿的缘由之一，但也充分体现了姚名达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的严谨态度。

3. 主要观点

按照姚名达的规划，主要为讲授之用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其内容是“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大约会有三十万字左右的篇幅。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油印本，只有不到五万字，内容仅仅涉及到第一编的绪论和第二编的史官制度两部分，显然并非完本。不过综观姚名达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都是在为实现其史学史研究的宏伟规划而努力，其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少亦可纳入广义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畴之中。以下根据讲义稿的内容，兼及其他相关文论，分别从史理与史官两方面，略叙其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第一编一共有三章。第一章“史学史”，主要介绍此书的研究缘起与著作体例。其余两章“史与史学”、“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则集中阐述了姚名达对于史学理论的思考。这些思考，又通过对史、历史、史实、史学、历史哲学等名词涵义的讨论而展开。

姚名达的思考，首先从对“史”字本来意义的考证开始。他认为，当时所流行的几种观点，无论是“从又从中”（许慎派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只是列举了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增补后正式发表的《史字的本来意义》（载《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一文中，方以各代表人物指称各派。），“手执简形”（吴大瀓派），“手持簿书”（江永派），还是“手持盛筭之器”（王国维派）诸说，都不正确。姚名达采取的方法是借助于文字学知识，从写字工具的陆续发明所导致的不同时期字形的变化来进行考证。将金文和甲骨文中出现的“史”字，与文献中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之后，姚名达得出了结论：“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

虽然“史”字有其本来的意义，但姚名达并不主张现代仍应采用那种古义。他接受了巳维特维尔（J.　T.　Shotwell又译作绍特韦尔，其代表作之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西洋史学史》）由何炳松与郭斌佳一起合作翻译，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历史（history）”条的观点，认为“历史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Not　the　record,　but　the　thing　to　be　recorded.）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它体现了史的观念的演变。姚名达强调，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的观念亦无形中随之而扩大，过往那种“历史就是政治史”的观念需要改变。但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事物均可入史，“这‘纪录的事实’应当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东西”，需要进行甄选，并加以史的解释，“唯有解喻才能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

对于“史学”的涵义，姚名达认为它既不是中国相传的“史学”概念，也并非纯粹的西洋的译文。中国典籍中“史学”二字联在一起用，或者指历史学校，或者是明白史事及史法的意义。而在西洋所谓史学，实即是历史科学，它所着重的，是在乎“史学的方法”。现代使用的“史学”，其意义应包括两方面：史的事实、史的理论。因此，姚名达将“史学”的概念界定为：“史学者，从已有的历史事实中，找出其理论和方法，并由这已知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者也。”

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实的正确与否是写史最重要的一种问题。但是，“史实”要成为“史”的一部分，并不由其本身的事实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史家的选择。而史家的选择史实，又要受不同时代不同史观的影响。因此，姚名达认为一个良好的史学家，其任务中最大的一点，就是确定史实，要“辩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但是史学的目标又不仅仅只是确定史实，还须进一步，于史实间探求理法。

要正确地选择史料，需要建立正确的史学。要建立正确的史学，则需要开展史学原理的探讨，即“历史哲学”。姚名达特别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认为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层理论。每一件事的结果，固然即是后一件事的原因，但其骨子里则仍旧是只有这一个原因的。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骨子里的原因”是什么。

至于这些概念互相之间的关系，姚名达的表述是：史实因为有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更能发挥其历史的价值，而历史学则因为有了过去的“史实”而更能增加其确定性。历史哲学则又因有了历史学与史实后，更易能找出其原则。这三者的关系是合一的，不可分的。姚名达对于史学理论的思考，渊源有自。其在自序中曾提到，1925年4月29日“听了何炳松先生讲《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甫入清华不久，姚名达就曾写信给何炳松，探讨诸如史学与史料、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何炳松将与姚名达的两次书信往来，均冠名《论史学》，于《民铎》杂志刊出。具体情况参见后文详述。姚名达的史学理论，受章学诚观点的影响颇深。在1926年完稿的《章实斋之史学》连载于《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一、二号。一文中，姚名达所概括的章学诚的史学观点，如“以学著为史，始得当史学之称”、“先有学而后有史”、“真正之史学，惟著述足尸其尊”等等，多被其在讲义稿中借鉴和引申。

讲义稿整理完成之后，姚名达并没有停止对这些观点的思考。1940年，他增补了大量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例证，为“史”字的本来意义增加了“用文辞代替语言的意思”的论点，从而将其完整地表述为：史字的本来意义是载笔为书，正辞立信，执技以事上的人。它的字形是以手执笔，置于口前，象征着以文字补充语言的不足的意思。既不是象手执简形，也不是象手持盛筭的中形，更不是象手持簿书形。姚名达：《史字的本来意义》。1942年，因认为采用沿自日本的“历史”一词通称史事史书，既名实含混，且不利于突显其探讨史事原理的科学性，于是首创“史理”一词，以与“地理”对应。在此一新名词与新科学的理念下，姚名达将其史学理论的观点也进行了重新梳理与界定：人类的活动叫做事。事字并非与言语对立之字，实际包含了言语思想和动作。但人事并不□有记载的价值，其对当时有关系，对后世有影响的，才有资格被记载下来，这可命名曰史事，记载史事，曰史记。被记载的文字与被保留的遗迹一般已叫他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一般叫做史学，其实应该改名曰史法。应用史法写成之书曰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到一定的原理，应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的基本观念，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而不个细分析，这或可叫他史事哲学。姚名达：《三民主义与史理学》，载《大路月刊》第七卷第二、三合刊号，1942年。另可参考其《史理学释义》一文，载《江西民国日报》《史理与地理》双周刊第一期，1942年3月17日。姚名达的这一理论创举，当可视为其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理论思考的延伸与总结。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史学史的做法最少应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其中，史官是最先要叙述的。梁启超的观点，对当时史学史专著的写作影响很大，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部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组织的。姚名达曾经表达过，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作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体现在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则是采取分类叙述的纵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记载，自古述叙至今”。虽然在具体要讨论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把史官制度放在最首要的位置来叙述，却是一致的。

《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编排原则总体上是分类叙述的纵剖式，具体到每一个专题，则是采取分代叙述的横断式。就史官制度而言，姚名达认为可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准，将史官制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殷周时代。这是中国史官制度成立的时代，亦就是史官地位最崇敬的时代。

第二、周末至西汉时代。这是史官地位低落的时代，亦是史学观念转变的时代。

第三、西汉以后至清末。这是史官御用时代，在这时代中，史官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威，只是皇帝御用的私人，但史学却能在此时廓然开朗。但是，由于史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往往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变迁，所以在具体叙述时，姚名达是按照殷周时代、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代来分别讨论的。除了殷周时代是史官制度的建立时代，应当另成为一段落；清代与现在最近，而史官制度亦有特点，成为一代外，其余的三时代均是以一乱一治作为标准的。这种时代划分方式，体现了姚名达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时期，史官制度的变动亦最利害。

由于保留下来的讲义稿并非全本，我们能看到只有“史官的起源”、“殷周时的史官制度”和“汉魏六朝的史官制度”三章。每一章的内容，一般集中于两方面：考证史官的设置与职能，分析史官的地位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其中一些观点，颇能反映姚名达独到的见解。如他认为，历史到了记英雄的名字时，就产生了史官制度。初期的史官，其地位与巫祝同样重要。两晋南北朝时期，私人修史者甚多，这一方面加速了史官制度的崩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史学的发达。仔细阅读相关章节，诸如此类的观点，不一而足。

1994年回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发展历程时，杨翼骧不禁感叹道：“在大学历史系开课，有几部专著出版，说明解放前已建立了此学科。但总的说研究这门学科的人较少，而且都是半路出家，搞别的有成就了才搞此学科，像姚名达先生那样在当学生时就立志写史学史的人是少见的。”“姚名达先生……可以说是最早致力于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是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载《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02、213页。《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本的出版，应当足以让姚名达这位毕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二） 古史研究

除了尚未完稿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本文存还收录了姚名达另一篇手稿全文——《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该文分别从秦国的地理环境、秦的民族特质、秦民族的根据地、秦民族的第一步发展、秦缪公的称霸、秦中衰的一段、复兴的开始、秦孝公和卫鞅的侵魏政策、六国分立的形势、合纵同盟的失败、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各个击破的战略、大兵团的灵巧运用、统一大业的完成、分立与统一的利害比较等方面，叙述了中华民族史上实现第一次中央集权统一局面的历史过程。姚名达认为，虽然统一局面的最后形成是在秦始皇在位的三十余年期间，但这应该是秦始皇帝和他的祖宗、将、相、兵、民共同的丰功伟业，最远应自秦初立国写起，近点应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写起。所以，姚名达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自秦庄公立定基础，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六百年间秦国历史的简编。

姚名达这篇五万余字的长文，完稿于1939年11月，是他计划撰著的《中国战史》据姚果源先生保存的一张姚名达的手稿，姚名达的《中国战史》已成稿的有十四篇。依手稿之标示，似可分为三部分。1.城濮的决战、燕昭王的破齐和田单的破燕、第一次平民革命——豪杰亡秦、汉楚的争雄、韩信破魏赵的战术、吴楚胶西七国叛汉的战争；2.长勺的战、吴越的相灭、马陵的战、阏与的战、李牧破匈奴的战术、王翦的灭楚、潍水的战；3.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姚果源先生将此手稿原件随同《中国史学史讲义》、《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等，一同捐献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收藏保存。中的一篇。在文章的绪论部分，姚名达强调了秦统一中国这一事件在中国战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一段削平六国的战史，在中国战史里可以说是最伟大、最悠久的第一个节目。无论在政略的远大，战略的正确，兵员的众多，将士的智勇，组织的严密，准备的充实，乃至战斗区域的寥廓，屠杀兵民的残酷，任何方面都不愧为首屈一指，无可伦比。即使放到世界战史里，也很难得到此例，除了一九一四－八年的欧洲大战。在文章中，姚名达也重点讨论了自秦惠王至秦昭王这一战事最密集、影响最深远时期，秦国所采取的政略和战略。姚名达将这一时段分作三期，第一期是自秦惠王七年五国共击秦一役以前，秦国采取的战略是全力侵魏，并鼓动赵、齐、韩、楚一起去支解他。第二期是秦惠王七年至秦昭王九年孟尝君率六国联军攻秦一役，秦国采取的战略为联甲倒乙，各个攻破。秦昭王九年到五十一年这一段为第三期，姚名达称之为大兵团的运用时期。

据巴怡南的记述，姚名达对战史的兴趣，似乎是自小就很浓厚。“君自幼即涉猎群书，嗜地理，每于阅读之余，好自绘中外地图，详研地质形势，而设想新社会之改革与展拓，又设想战争之形势，何者宜攻，何者宜守，假借兵马，驰骋图上，作战斗戏。”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这段叙述因无其他旁证，我们无法较其真伪。但抗战爆发以后姚名达对于战局的关注与分析，则有多篇文章为证。抗战以来，君日必按图籍、评时论，纵观世界大势，推测战局演变，其先事判断，而后相符验者，常八九也。又常绘抗战图表，记世界大事日记，表现国土之伸缩及形势，昭示时事之发生及影响，而撮其要领，为读者准绳。于军事多殊见，常书其策略，或发为专论，传播新闻各界。因此，姚名达的著作中国战史类文章，应该是其以学术参与社会事业的一种举动，是出于藉历史上的经验以备现代时局应对之借鉴的考虑。姚名达的清华同窗吴其昌，也在战争发生后，写了多篇历史文章以资借鉴，如《历史上国难的教训》（1935年）、《民族盛衰的史例观》（1938年）、《中日战争的历史性解释》（1941年）等等，参见氏著《子馨文在》，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

除了这层社会意义，这篇长文也是在向我们昭示姚名达学术生涯中被忽略的一个面向——古史研究。

通过前面的叙述可知，姚名达的学术生涯是从对章学诚史学观的整理开始的，后来逐渐发展衍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但是姚名达最开始的学术练笔，选择的题目是有关古史考证的。1927年6月王国维去世后，姚名达参与了国学研究院《国学月报·王国维纪念专号》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哀余断忆》，追述其与王国维的交往。除了听课，姚名达与王国维的交流并不是很多，而两人的几次交流，又都围绕着古史研究的议题。

姚名达第一次与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交流，是在1925年入学后不久：又明日（9月29日，引者注），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在上海南洋公学时所作的古史考证文章，能得到王国维的认可，这令姚名达受到极大的鼓舞，“颇有志于训诂考证”。

次年3月，因为想要研究《史记》，姚名达向王国维请教研究方法：先生谓“规模太大，须时过多，奈何?”对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如命而为之半月，并参考先生所著之书，始领会先生治史，无往不为穷源旁搜之工作，故有发明，皆至准确。十七日，问“《六国年表》，每多年差事误，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笺注可也。吾人宗旨，为辑《秦纪》。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纪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名达遵命，改《六国年表笺注》为《六国年表寻源》，又旬日而告成。统计所辑《秦记》，将及百条，以示先生，先生欣然无语，不知其意何若也。这次请益的结果，是姚名达在王国维的指导下，完成了对《六国年表》的笺注工作。这样的学术训练对于姚名达来说应该也是影响很大的。虽然当时没有按照这种寻源工夫继续研究《史记》，但姚名达在章学诚的研究中，对《章氏遗书》版本问题的留意，正是得益于王国维的启发。多年以后写作的这部秦国史文章，其中对史料的校勘比对所体现出的史料学功底，更是这次学术训练效果的直接体现。

姚名达对古史的研究，还体现为他对历史地理的考证。写作《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与战略》这样的文章，需要处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地名，姚名达几乎都一一考证出其今址，附注于后。正文中还多处提及“参考地图”，遗憾的是地图并没有附在手稿中。但可以想见的是，每一幅地图的绘制背后，是繁琐而严谨的考证与推论。

1940年，《责善》第一卷第五期刊载了顾颉刚的《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一文，提出“燕之始迁在今山西境，再迁乃至河北境”的观点，并进而考证出“燕立国于汾水旁，韩亦于是”，燕、韩二国曾同处于山西西部，燕居于北，韩居于南，“其后一灭一迁，而地尽归于晋”。姚名达阅读此文后，于6月9日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寄去《史字的本来意义》一文，并对顾颉刚的文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姚名达援引《史记》、《战国策》、《左传》、《水经注》诸典籍，通过考证平阳之所在，而定韩原之位置，为顾颉刚“韩原非今陕西韩城”之说补充了有力的旁证。通信中的这部分内容，随后被顾颉刚以《平阳与韩原》为名，刊载于《责善》第一卷第十一期的“学术通讯”一栏。多年以后，顾颉刚将此信函收入《浪口村随笔》一书，并在姚名达的信稿之后加上了一段评语：此函所说，以韩都平原定韩原，以韩原与故绛定梁山，妙绪如环，读之心折。末论韩都平阳与魏都安邑俱迁地而不易名，更为战国史上之重要之发见。顾颉刚：《浪口村随笔》，第1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姚名达与顾颉刚早在1925即有书信往来与学术交流，姚名达曾在顾颉刚主编的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也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中。姚、顾之间的交往，参见后文的叙述。姚名达的这些学术经历、顾颉刚的这段评语，足以体现出姚名达在古史研究方面的地位与成就。

（三） 妇女运动

从20岁出外求学，到38岁壮烈殉国的十多年中，姚名达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九年中，从1932—1937年间，他的活动又一直与一项妇女运动的事业密切相联，这就是他与夫人黄心勉共同创办、经营的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旨在“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的这家书店和这份刊物，其在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上的意义与地位，已经无须在此赘述。但是这项事业之于姚名达个人学术与思想发展的影响，虽然已有述及，但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肇端，黄心勉署名的《女子书店的第一年》述之甚详：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三日，商务印书馆编辑姚名达先生感觉女子因为没有历史，所以对于本身不能认识；因为没有专用的图书馆，所以无法获得实用的智识；乃大发宏愿，要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著作一部《妇女中国史》。因此买了数千册妇女读物，和有关妇女的历史。

二十年二月二日，《妇女杂志》编者杨润余女士请姚名达作一论文指导妇女运动。十二日，姚复书杨，贡献编辑《妇女杂志》之方法多种。姚因编辑《万有文库》，无暇作文，请其妻黄心勉女士代作。这就是《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刊载于《妇女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和第六号，力言智力体力经济力的必要，女子必获此三大权力，始可自由独立而无憾。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的皇军神威发动，一个炸弹把商务印书馆炸毁，一个炸弹把东方图书馆和妇女杂志社炸毁，一个炸弹把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等原稿史料——即姚黄之家——也炸毁了。姚黄毁家失业，东奔西逃之余，眼见得闸北成千成万的小脚妇人，携儿背物，三步两跌，啼声泪面，实在深动心弦。再看租界里的剧院舞场乐园菜馆，依然清歌艳舞，花天酒地，知有国破家亡之祸的，实在没有几个。姚黄自身虽苦，犹觉无妨；一心一意，总为国家社会着想：要如何才可觉醒昏迷？要如何才开发愚智？要如何才可强健衰弱？要如何才可振兴国家？要如何才可安定社会？那时床铺也没有，椅凳也没有，整昼整夜的在地板上坐着想，想，恩。最后和他们的弟弟黄邦俊商定，要办一个《女子月刊》，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同性。

是三月初了，写信和各地朋友商量，大家都很赞成。但大家觉得，只办杂志，而没有书店发行，不但不能行销各地，而且收效亦很小，不如先办书店，再办杂志为是。于是姚黄和他们的朋友，于三月二十日集会于上海南京路冠生园，发起组织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定名女子书店。本来想叫做女子出版合作社，后因算起帐来麻烦得很，才改作股份有限公司。

空言变成事实了，姚黄拿出用汗血得来的“卖稿酬金”做筹备费，书店居然实现了。四月一日，就在圆明园路二十九号三楼三〇九号租了一个写字间，算是店址了。载《女子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4月15日出版。粗略说来，就是最初姚名达在1929年的10月，拟定了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和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的计划；1931年2月，姚氏夫妇有了一次撰写妇女运动文论的实践；1932年的“一·二八”之变，促发并坚定了他们要为唤醒中国妇女而努力的决心，并在3、4月份成立女子书店。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根据收集到的姚名达在此前后的几封信函内容表明，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之举，在姚名达而言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思想转变。

结束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业，能够进入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初到上海的姚名达对于现状还是比较知足的。在与内弟黄邦俊的通信中，姚名达曾多次以自己的经历与成就来勉励黄邦俊：来函论大学教育之腐败，极为中肯。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同样的感觉，曾经做过几篇文章，攻击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但是我虽同在此恶劣的环境中，却不曾有一点灰心，反趁这个别人都消极腐化的时候，单独找着一种专门科学，努力尽力去研究；所以时至今日，往年同学大都失败了，落伍了，我还能勉强在最高唯一的文化机关立定脚跟，做点事业！姚名达：《论大学教育》，1930年12月19日函，载黄邦俊：《苦闷的大学生》，女子书店1932年版。黄邦俊为黄心勉唯一的弟弟，姚名达到上海工作以后就把他一起接到上海，并资助其进入大学求学。黄邦俊也积极参与了女子书店的创办，不幸于1932年9月病逝。姚名达将黄邦俊的日记以及通信进行了整理，并根据通信内容的主题加上标题，由女子书店出版。

我之苦学逾于弟，我之家贫逾于弟，我之无助更逾于弟。然我之得有今日，幸免饥寒者，非善吹拍，乃一向以治学为志，以用功为事也。梁任公先生之知我，由《邵念鲁年谱》之体例美善。何柏丞先生之知我，由《章实斋史学》之研究精当。绝不因我有何口舌之谄媚，或手段之勾结也。弟观此近例，当可晓然于真理所在矣。吾人不能因见中国政治上之反常，官僚之升沉，而武断求学为无用，吹拍为第一著。姚名达：《论才学》，1932年1月27日函。当时的姚名达，对于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中国社会出现的乱局，虽然也有清晰的认识，但基本还是采取置身度外的态度。例如，他在信函中特意告诫黄邦俊，不要参加当时的各种抗日游行活动：校中反日，必然之理。但我希望你叮嘱你不要参加游行示威的运动，因为这是很无谓而极危险的。我们要想克服日本，只要不再自相残杀，不再买丝毫日货，就够了。南满让他霸占少时，终久要夺回来的。贴标语，到马路上演讲，决不能唤醒愚民，打到日本。我希望这次不演五卅惨案，而能激成五四运动，开新中国的新生命。姚名达：《论反日运动》，时间不详，从排列次序及信中“中秋即是下星期日”之语推论，当在1931年9月中旬。由此可以推断，姚名达最初的著作《妇女中国史》想法，应该还是延续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研究计划参见前引同学录中黄心勉所撰之文。。当时的姚名达，正处于局面刚刚打开的学术成长期。1929年的10月，姚名达增补的《章实斋年谱》刚刚出版。次年，姚名达完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朱筠年谱》的整理和修订，《邵念鲁年谱》也于年底正式出版。1931年2月接到《妇女杂志》的稿约时，姚名达“因编辑《万有文库》，无暇作文”。所以，姚名达最初关于妇女运动的想法和主张，“纸上工夫”的学术研究色彩更为浓厚。

正如《女子书店的第一年》中所述，对姚名达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的，是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就在战祸降临的前夜，姚名达写了那封《论才学》的信给黄邦俊，黄也第一时间就写了《制度能改变人性乎》的回信寄出。后来姚名达在将此回信编入《苦闷的大学生》一书时，特别加了一段注语：“此信是今年一月廿八日写的。他写的时候正是我一家逃难的时候。后来数月，才由商务印书馆转到。幸而未毁，弥可宝贵。”这珍贵的劫后余灰，亦是姚名达一家战乱之中境况的写照。

灾难过后的2月8日，姚名达于“无桌无椅”状态下写信给胡适，明确表达了他要走出书房，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思想转变：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飞机一顿工夫便炸毁了，东方图书馆隔两日亦被延烧完了！这不仅是该馆的致命伤，亦是我国文化的莫大的损失：敝馆五千仝人同时失业，同时毁家颠沛流离，莫可言状。名达仓皇避寇，幸保八口，衣被文稿，仅□一半，虽吃尽艰苦，而精神尚能振作，毫不灰颓；誓必自强灭敌，决不畏难苟安。一俟胜负分明，必可判定将来国运。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97页。到底从事怎样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姚名达在这封信中并没有详细地说。从时间表来看，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想法应该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的。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例证可以补充。

其一是撰文抨击文化界的投降倾向。纵观姚名达所撰写的文章，除了在学术观点上的批评与反驳，言辞方面咄咄逼人者并不多见。但1932年10月9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称：北平教育界为免古物遭受巨大损失，拟向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姚名达特撰《谬哉定北平为文化城之建议——正告北平教育界》一文，斥责这一提议为“亡国之音，不祥之兆”。并举上海“一·二八”之役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及其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被破坏的例子，打破北平文化界的“和平”空想，明确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很显著的”，“在最近的将来……他必定有一天占领河北山东一带的”。原文署名大任，载《中国新书月报》第二卷第九、十号合刊，1932年。

其二，姚名达认为在国难之下开展对民众的教育也是一种社会参与，“私愿作普及历史知识于一般民众之运动，冀有所贡献于国家”。在一封代表新世纪函授学校邀请胡适撰写讲义的信函中，姚名达具体阐述了他的这一主张：名达惨遭倭寇，失业毁家，动心忍性，谋所以报仇兴国之道，乃归结于唤起国民之自觉；而自学之端，自明瞭国破家亡之原因始，则历史知识之普及，实为当今之急务。各级学校既素轻视历史，历史课本又颇轻视现代报纸。报纸所载既有忌讳，杂志所论又颇支离，故一般国民欲明瞭其时代之形势及其境遇之由来，实无法可致访问；出版虽多而毫无系统，读者有莫知所择之叹！且读史有疑，授史有惑，学者亦苦无从质疑问难。此吾史学界所应亟谋，有以慰我同胞者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101—103页。赵清阁后来在回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时，提到了夫妻两人中，黄心勉更关心女子事业，而姚名达更重视教育事业，可见姚名达对教育救国主张的偏好与坚持。

1933年，姚名达先后完成了对《刘宗周年谱》和《目录学》两部著作的修订。目睹这两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书稿，姚名达仍然感触很深：这小册子是“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重新写的；作者是同时同地同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努力”的一分子。

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炬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姚名达：《目录学·自序》。这另起的炉灶，既是他重新修订的著作，也是他开辟的妇女运动新天地。1933年3月8日，《女子月刊》创刊。尽管面临着许多未曾料及的困难与阻扰，姚名达都没有放弃。在妻子黄心勉病逝后，他一直将《女子月刊》经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被迫停刊。姚名达的这种坚持，我们必须放在他的学术与生活的整体视野下去重新解读。1936年8月，中经丧妻之痛的姚名达，历经一年多才完成了《程颐年谱》的撰写，已经因为自觉不如前此之作而自责不已。随后为完成《中国目录学史》的写作，“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自序》。。对于一个“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正在做研究历史的工作”的人，对于一个计划“精心著作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学者，能够因为对于妇女的深表同情，几乎是义务地“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姚名达的这种坚持，体现的是一位敢于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舍生取义”的精神。

虽然历史不能倒流，但当我们完整地了解了姚名达执著著作的一生，以身殉国的壮举之后，再去重读《女子月刊》中他那些看上去充满委屈与抱怨的自述时，敬佩之情，油然而起。

三、 姚名达及其时代

虽然不幸英年早逝，只留下十余部正式出版的著作，以及非常宏富的著述计划，但姚名达在目录学、年谱学、史学史、古史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当我们重新回顾和整理姚名达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的时候，不禁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位生长于赣南山区农村的少年，得以成长为在年谱编纂学、现代目录学、中国史学史诸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最终又舍生取义，成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呢？从姚名达留存于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至少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来自于家庭的影响与支持。姚名达在1934年的一篇自白文章中说道：“我是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生长在山高水深的江西兴国。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真所谓半耕半读人家，从小就半耕半读，一直到中学时代，才脱离农村生活。因为家里有几千本古书，所以就对于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到了民国十四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以后，就专门研究历史了。”《我为的是什么？》，《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这只是一个粗泛的介绍，更为具体的例证，是姚名达对章学诚的研究历程。姚名达之所以对研究章学诚产生兴趣，肇因是“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亲的指示，去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做的《章实斋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其次，姚名达取得的学术成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求学经历影响至深，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姚名达首次谒见导师梁启超时，便立下宏愿：“愿下极大决心，立志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非待是书著成后，当不离开清华研究院一步！”在清华期间，姚名达除了专心治学，亦是导师梁启超讲学授课时的有力助手，协助梁启超整理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讲义。1934年刊登于《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照片插页《梁任公先生墨迹及其遗像》，充分展示了梁、姚师徒之间的交流与情谊。

再次，姚名达之所以能在年谱编纂、目录学、中国史学史这几个领域有所建树，也是20世纪上半叶学术发展洪流的投影。姚名达与当时几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往，不仅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姚名达的学术与著述，也见证了那一时期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历程。

由于现存的姚名达手稿中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只能从近期整理出版的收信人的文章或全集中，找到他们与姚名达之间的往来通信。大致而言，目前能够找到的主要有何炳松、胡适、张元济和顾颉刚等人的记载。

1. 姚名达与何炳松

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华人，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获得政治科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执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暨南大学两校多年，期间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达11年。何炳松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被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期间，何炳松讲授并翻译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在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注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予以阐发，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何炳松与姚名达之间的交往，最早开始于1925年。这年9月，已经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抵达了北平，办理了报到手续，并与导师梁启超交流沟通后，确立了以“中国史学史”为研究专题。入学后一个月，姚名达便写了一封信给何炳松，告知以近况，并讨论了两个与史学研究有关的问题：第一，胡适将章学诚的“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解释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姚名达不赞同这种解释，并藉此发表了一番“史学”与“史料”的议论；第二，姚名达对于导师梁启超的“因果关系”理论也有不同看法，特意请教何炳松对此的观点。

在这一年的年底，何炳松将姚名达的来函刊登在了《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五号上，一起刊出的还有何炳松的回信。在回信中，何炳松首先回应了姚名达来函中“国内人才，缺乏极矣，史学界中，尤益寥寥”的看法，主张研究历史既要重古，也不要轻今。其次，何炳松认为胡适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解释是正确的，二十四史均可看作史料，主张“史贵征实，不能翻空”。再次，何炳松也阐明了他不同意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说法，强调历史与理工科不同，“凡百史事，只有源流，没有因果”。最后，何炳松也藉诸信函，表达了他意欲浏览二十四史，作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计划。

1926年1月，何炳松将回信，以及刊登有何、姚通信和何炳松《五代时之文化》论文的《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五号，一并寄给了姚名达。2月28日，姚名达回信给何炳松，这封信函被刊登于《民铎杂志》第七卷第三号。在这封回信中，姚名达对何炳松的复函一一回应，如仍不同意胡适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解释，导师梁启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果关系”的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非纯粹研究史学，暂时无法致力于现代史料的搜集等等。除此之外，姚名达重点表述了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是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已经作了寻源溯流的探讨，发现章之史学根柢于邵念鲁，邵说则出于刘宗周，并可一直追溯至宋明诸儒；其二，姚名达和梁启超都对何炳松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深表赞仰，但对直接引用二十四史作史料则略表不同，主张需要先做好考证辨伪的工作。

这两次通信刊登于《民铎杂志》时，都归于目录中的“通讯”一栏，且均冠以《论史学》之名，但从信函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姚名达与何炳松之间的交往，最直接的促因就是有关章学诚的研究。这两次通信之后，姚、何两人因为章学诚研究的共同兴趣，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1928年10月18日，姚名达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即将定稿出版，何炳松受胡适之命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文，其中就讲到了他与姚名达之间的交往情况：“至于我和达人先生的交情，比较的时间很短。我们两人开始互通音问，不过三年；两人见面不过数月。但是我看见他这样热心的研究章实斋，他今年夏天为了研究章实斋冒暑到绍兴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见他这样热心的努力学问，甚至辞去各地学校的聘请，单身自备资斧留居上海，壹心向学问上努力。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和一般社会的风气，对于达人先生这种心胸那能不肃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中谈一次话；而章实斋有时就做我们谈话的中心。所以我们定交的时期虽短，交情却已不浅。”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五号。

胡适著、姚名达增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时的姚名达已经正式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何炳松旋即也履任编译所所长，何、姚有了更多工作上的合作机会。1932年9月11日，何炳松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浙东学派溯源》撰写自序，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构想：“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何炳松这一构想的形成，得到了诸多好友的帮助：“当著者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曾经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提出来和胡适之、胡朴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纬平、姚名达几位先生再三讨论过，承他们指正了诸多错误；著者非常感激他们。周予同和姚名达两位先生很热心的供给他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旁证，尤其有功于这本小书的完成。”

姚名达自从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始，就一直立志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无论是章学诚，还是邵念鲁、刘宗周、朱筠等人，对浙东学派学者的研究只是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西方史学史的相关著作进入中国学界的同时，也通过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逐渐产生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计划。正是在这一共同的研究目标上，姚名达与何炳松由互通音问，到互为同事。姚名达在年谱编纂方面的著作与出版，也是得益于与何炳松的交流讨论，“何柏丞先生尝与予讨论浙东史学，征得王岫庐先生同意，爰有《中国史学丛书》之撰辑计划；予于数年之间，分撰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学诚诸年谱”。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小序》，1936年8月作。因此，姚名达与何炳松的交往，足以帮助我们重新把握中国史学史这一学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的发展历程。

研究整理何炳松生平与学术的学者，亦曾注意到何、姚的交往及其对于何炳松中国史学史思想的影响。除却学术，论者亦注意到姚名达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何炳松的提携功不可没。只是关于此事，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佐证，只能姑且推论。但从遗存的书信看，姚名达最初是向胡适请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的。

2. 姚名达与胡适

在耿云志整理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一册，收录了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八封信。和与何炳松的交往类似，姚名达与胡适之间的通信和交往，主要也是围绕着章学诚年谱的增补进行的。

据姚名达在增补本序言中所称，他于1926年6月20日第一次与胡适见面。此时的姚名达已经对章学诚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心得和创见，所以“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她补好了寄给我。”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此后因为胡适到欧洲考察，姚名达的增补工作也暂告中辍。他继续研究章学诚，自己另编了一部《章学诚年谱》，整理了《章学诚遗著》，编著了《朱笥河年谱》。到1927年12月25日，“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从上海到北京，谈起适之先生的近况，说《章实斋年谱》又要改版了。我想，适之先生一时未必有补订这书的时间或趣味，我又曾经允诺过他的吩咐而不曾实践，就趁阳历年假，完结这场心事吧。起初是把我所补的插入原文中间，把原文偶错的迳加删改。后来因侃如以为不免有灭裂卤莽的嫌疑，又把应补应改的另抄为一小本，邮寄适之先生，请他自家去动手。”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现存姚名达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落款时间为1927年12月30日，就是在听到陆侃如介绍消息后写的。陆侃如此次回北京，除了告知商务印书馆即将重版《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消息外，还有意推荐姚名达代他主持商务印书馆一套丛书的出版事宜。姚名达写信的目的，除了介绍其补订章实斋年谱的情况外，“明说一句，就是不待侃如返沪，即请先生介绍我给王云五先生去主干《国学基本丛书》”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82—86页，黄山书社1994年。。

1928年暑假，姚名达“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亲自去浙东考察，为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补充了一些重要文献。9月19日，姚名达得到了胡适的当面托付：“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吗。”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于是，姚名达就在上海与何炳松一起多次商讨，进行增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的第二封通信，就是1928年10月7日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内容主要是禀告增补时秉持的体例和原则，共有六大点，“尊重先生原文，非错不改，非乱不移，非全误不删除”《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87页。是其基本原则。

1929年3月，姚名达从清华南下，正式任职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0月，署名为“胡适、姚名达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正式出版。1930年1月15日，姚名达写信告知胡适，“章谱板税手续已办好”，“章谱此刻不单行，将来再板，名达当照尊示加注重排，总以保留原著为是”，并对胡适嘉惠后学的好意深表感谢。同上书，第88页。

1926年7月，胡适为中英庚款的事远游欧洲，后又到美国，1927年5月回国后，一直住在上海。1930年11月，胡适举家迁回北平，重返北大，并从1932年起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存姚名达写给胡适的8封信函中，后面五封都是胡适北上以后姚名达写给他的，时间从1930年一直到1932年。在这些信函之中，请求胡适的再次提携几乎成为通信的固定主题。

1930年11月17日，胡适刚刚北上，姚名达就写信阐述了自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构想，并表达了对现状的不如意，“以后如有更便于史学研究的环境，我还要换个环境。因为现在的职业是商业的，有时因了迁就资本而不免抹杀学问，这不是学者的最好环境。所以我想请先生留意：如有便于史学研究的地位而量我才能能胜任的，请先生找我去干”《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89—92页。。

1931年8月4日，姚名达写信给胡适，请求他代为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Mr.　Hummel）推荐，“因为那图书馆华文部长Mr.　Hummel在四年前就曾经请我去代他们编书目、撰提要，现在又来信微露这点希望，所以我想用一年的时间作预备工夫，到明年此时，就到美京去”同上书，第93—96页。。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姚名达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和位于宝山路的寓所相继被日军战机炸毁。在此颠沛流离的国难之际，姚名达在“无桌无椅”的窘况之下，于2月8日写信向胡适求教：“请先生切实教训且指示我，使得我能够循着正轨活动，以免错误。如有适当的职业，量我的才学能够胜任的，敬请先生介绍给我使得我的智力有机会发挥，免得辜负光阴。”同上书，第97页。

国难的战火，给了姚名达极大的冲击。也是在2月8日的信函中，姚名达表达了要不仅从事学术研究，也要积极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想法。同年寄送的另两封没有落款的信函，就是姚名达参与朋友章衣萍组织的新世纪函授学社，以“唤起国民之自觉”而专门函请胡适支持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姚名达代表新世纪函授学社发出的，语气庄重而正式。同上书，第101—103页。另一封信姚名达以私人身份寄出，其对胡适的期望之情溢于言表：“先生若长北大，可否让名达到您跟前做点有关于史学的职务，使得名达不致抛弃夙业，坠入俗流？照近来的趋势，若先生再不援引我，指导我，我怕不能再和恶势力挣扎了，誓必合流同污，前功尽弃！从前得先生和任公先生的扶掖，刚刚得到一线正路，不幸遭受东寇绝大的打击，几乎送了性命，现在一无所有，穷无所归，非先生孰能援我于几席？”《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31》，第98—100页。

1927年到1932年期间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八通信函，涵盖了姚名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后期以及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两个时期。这一阶段的姚名达，应该是处于事业的创业艰难时期。1927年初夏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姚名达妻子黄心勉撰写了他的介绍文字，并在文末感慨道：“为学待人，无或不诚。然有时乃受诚之累。诚于待人，人或欺之。诚于为学，学岂必有所成？成岂必有所用？且吾夫拙于才辨，余甚虑其不足以应变理乱。抑天下事业，孰非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吾夫诚心所届，努力从之，倘终无所成耶？”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版。这种多少有些怀才不遇的委屈，可看作姚名达上海商务印书馆时期的心态写照。截至1932年，姚名达除了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及自著的《邵念鲁年谱》正式出版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著作。而引领与指导他的导师梁启超也因病辞世，姚名达怅蹙失所，只有向在学术上有过启牖之功的胡适请求帮助。这八封信函，丰富了我们对还没有开创现代目录学基础时的姚名达的认识。同时，姚名达写给胡适的信函，在学术上和思想上，也厘清了不少疑惑：《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增订过程、姚名达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完整构想、姚名达创办《女子月刊》以及最终殉国的思想转变等等。

3. 姚名达与张元济

在姚名达的学术生涯中，商务印书馆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团体。1942年巴怡南在回顾姚名达生平时，讲述了姚名达当年选择商务印书馆的原因：“其故里各中学争相求聘，皆却之曰：‘余必得世界大图书馆入而学焉。’何炳松先生闻而贤之，聘君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君因得首阅商务新书，并与东方图书馆相近，颇为洽意。”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这则轶事与姚名达1927年12月30日写给胡适信中所述的三点原因，虽不无详略之出入，但商务印书馆拥有的大量藏书，的确是吸引姚名达的所在之一。现存姚名达与张元济之间的两次通信往来，言谈间在在都与东方图书馆有关。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海盐张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张元济则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既是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家，又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张元济1902年起进入商务印书馆，次年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主持编译所长达15年时间。为了编译书稿的需要，张元济为编译所陆续购进了一些图书。1909年，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被命名为“涵芬楼”，又相继购进了大批的古籍善本。随着书籍的日渐增多，1924年商务印书馆专门建造了一栋五层大楼，以存放涵芬楼的藏书。1926年，作为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为社会服务。但是在“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灰飞烟灭。1932年2月28日，姚名达通过何炳松转寄给张元济一封信，信的原文没有留存下来，我们仅能从张元济3月5日的复函中推测其大致的内容。姚名达写信给张元济的主要目的是借书，具体包括《百衲本廿四史》中的《汉书》等六种，以及《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等书籍。遗憾的是张元济处也仅有《汉书》一种，因为“昔有东方图书馆，取携极便，故自己不多购书”，“而今而后不可得矣，思之不禁为之泫然”。《张元济全集》第二卷《书信》，第599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此时的姚名达尚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而且从时间上推算，正好是受命重撰毁于炮火中的《目录学》之时。同年11月5日，姚名达为《目录学》写序，开篇即言：“这小册子是‘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重新写的；作者是同时同地同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努力’的一分子。”整篇序言，弥漫着浓重的国恨家仇情绪。

1934年，姚名达已经离开了商务印书馆，自己创办了一份《女子月刊》，开办了女子书店，发行了《女子文库》。由于经费的掣肘和时局的艰辛，姚名达的精力和财力，除了大学授课之外，大都消耗在了《女子月刊》的相关事物上了。这虽然是姚名达在践行他投身社会政治运动的初衷，但他还是心有不甘的。在一篇反驳文章中，他反复强调道：“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正在做研究历史的工作。”“所以我热心的希望，能够有能干的女子来帮助我的妻，让我能够完全脱离本社，专心去研究历史。这样不但本社的前途，非常远大，就是我个人的前途也不至于这样暗淡无光了。”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在这一年的1月26日，姚名达再次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一为交流阅读《百衲本宋书》时的校勘心得，另外也表达了对商务印书馆新出古籍定价高昂的不满。《张元济全集》第二卷《书信》，第599、600页。这封信函应该可以表明，姚名达在投身社会政治运动，面临种种压力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勤读研究。同年3月3日，姚名达为其在复旦大学授课而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作序。次年冬，商务印书馆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1937年《中国目录学史》定稿，次年正式出版，成为现代目录学领域的一部奠基之作。

4. 姚名达与顾颉刚

姚名达壮烈殉国之后，从学术上对其进行的研究主要还是出现在1978年以后。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一篇研究文献，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78级研究生卢贤中的硕士论文《姚名达与目录学》。此后的研究，涉及了姚名达在目录学、年谱学、史学思想以及姚名达创办《女子月刊》等诸多方面，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姚名达对于先秦古史的考证与探讨。此次姚果源先生捐赠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遗稿中，有一份重要的稿本——《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这是姚名达拟定的《中国战史》系列著述中的一种。从存留的目录看，《中国战史》主要侧重于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这实际上也是姚名达最初涉足史学研究的领域。1925年9月29日，姚名达初到清华园，即在王国维先生的课后呈上旧作求正，“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姚名达：《哀余断忆四则》。虽然王国维认为姚名达的考证内容没有太大的历史意义，但对姚名达考证先秦古史的功力还是认可的。1940年姚名达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函，亦足以表明姚名达考证功力之深。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受日本人通缉，不得不离开北平。此后相继考察了西北边疆等地，又受聘于云南大学。1940年，顾颉刚迁居成都，受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为了指导学生入门从事研究，又“惮于个别指导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于是创办了《责善》半月刊，主要登载一些短篇的读书笔记、考据文章等。在《责善》第一卷第五期，顾颉刚刊载了一篇《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提出“燕之始迁在今山西境，再迁乃至河北境”的观点，并进而考证出“燕立国于汾水旁，韩亦于是”，燕、韩二国曾同处于山西西部，燕居于北，韩居于南，“其后一灭一迁，而地尽归于晋”。此文刊载之后，顾颉刚收到了一封姚名达于同年6月9日发自江西的信函，援引《史记》、《战国策》、《左传》、《水经注》诸典籍，通过考证平阳之所在，而定韩原之位置，为顾颉刚“韩原非今陕西韩城”之说补充了有力的旁证。这封通信，也被顾颉刚以《平阳与韩原》为名，刊载于《责善》第一卷第十一期的“学术通讯”一栏。根据《顾颉刚日记》的记载，这也是姚名达与顾颉刚多年交往中最后的一次书信往来。

从《顾颉刚日记》可知，姚名达与顾颉刚最初的交往是从1925年开始的。姚名达1926年6月20日第一次拜见胡适先生，还是顾颉刚带领着去的。顾颉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载“姚名达君来，同到适之先生处，遇仁山、剑修诸人”。同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又有“校姚名达君许真君故事等二文，讫”的记载，此中的二文，应该就是次年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四、五两期上的两篇文章：《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前者对《史记·田敬仲世家》文中不同位置出现的邹忌所说三段话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篇记载不过就是“一卷神话故事集”，体现出非常典型的“层累叠加说”特点。此文后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中，亦可证明顾颉刚对姚名达的认可。《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一文，则是姚名达对流传于家乡赣南一带的许真君信仰进行了一番梳理，大旨也是为顾颉刚“古史辨”之说提供例证。

《顾颉刚日记》中一共有与姚名达直接相关的记载15处。1940年的两次，其一为7月5日“写……姚名达……信”，7月11日“点姚名达论平阳与韩原信”，也就是上文最后刊载出来的那封信。从姚果源先生整理的姚名达遗稿可知，刊登于《责善》半月刊的这封通信，并非姚名达信函的全文。姚名达在6月20日的信函中，还询问起他此前投给顾颉刚的一篇论文，即后来刊载于《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的《史字的本来意义》。这是姚名达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唯一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相较于1934年所著《中国史学史讲义》中的内容，要完备得多。

1942年7月20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姚名达君，昨报载其任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长，遂为敌杀，可惜可惜！因作函与其夫人巴怡南唁之。”1949年7月，顾颉刚将其于抗战期间先后在昆明和成都时的读书笔记，整理为《浪口村随笔》出版，《燕国曾迁汾水流域》和《平阳与韩原》都被编入卷一地理类中。在编选《平阳与韩原》一文时，顾颉刚在开篇处加入了介绍，结尾处又加了一段评论曰：“此函所说，以韩都平原定韩原，以韩原与故绛定梁山，妙绪如环，读之心折。末论韩都平阳与魏都安邑俱迁地而不易名，更为战国史上之重要之发见。惜名达来此函后，即以慰劳前敌将士，夜半为敌人所枪杀，此一问题竟成其论学之绝笔，痛哉，痛哉！”顾颉刚：《浪口村随笔》，第1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顾颉刚与姚名达之间的惺惺相惜，尽显露于笔端。

姚名达最初为人所知，是他在年谱编纂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有学者总结他与胡适在编纂年谱时具有近代的学术眼光和新的视角，不但叙述谱主的生平与学术，而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及其社会交往，显示出时代特点。张爱芳：《近代年谱编纂的新格局》，《文史知识》2000年第11期。本文的梳理不过是祖述其例。但通过呈现姚名达与何炳松、胡适、张元济、顾颉刚等在近代学术史上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之间的交往，不仅帮助我们厘清姚名达这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的诸多湮没不彰的学术思想与心路历程，也为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个人生命史的微观视角。

60多年以前，王咨臣整理姚名达的遗稿，共得已刊未刊稿144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姚名达的哲嗣姚果源陆续在江西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搜集整理其父的各种文稿，已经编辑出版116万字的《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该书由“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参与人员包括吕桂樵、陈忠忱、严恩萱、龚嘉英、黄光亮、熊智民、廖宗藩、姚果源，执行主编为姚果源。上下两册；而包含“历史学与史学史”、“目录学与目录学史”、“年谱学与史家年谱”、“《女子月刊》与女子文库”、“妇女解放女权运动”、“抗日宣传救国论文”、“行云流水书信诗章”等7编内容，煌煌105万字的《姚名达文集》，亦已于2010年5月编辑完成，等待出版。据《浩气壮山河》封底的新书预告，《姚名达文集》与另一部《姚名达年谱》（王咨臣、姚果源编著）一起，共同构成一套《中国文化世家·兴国姚名达世家文集》。此次编集《姚名达文存》，依托各种民国时期文献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又增补了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姚名达的著述文章。限于篇幅，本文存仅收录了姚名达不同时期的各类著述52篇，其中包括未刊遗稿2种、信函13通、序跋16篇。还有大量文献未能收录，殊为憾事。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笔者曾于2010年3月赴兴国、南昌等地，得到兴国县党史办黄晓明、兴国县姚振洲、南昌新风楼王令策诸位先生的帮助。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传博士也对笔者的搜集资料有襄助之功。在整理过程中，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本文存的共同编者姚果源先生。如果不是姚果源先生多年来与家人一起致力于搜寻整理姚名达的文章遗稿，如果没有姚果源先生慷慨提供的电子文档与相关信息，以及捐赠的几部重要遗稿，本文存的编集工作也无法达致如此的效果。

笔者生长姚名达先生之邻邑，又与先生殉难时任职的学校颇有渊源，能够获得此次整理文存的机会，与有荣焉。虽忝列编者之一，然学殖有限，学养未周，所有文责，概由笔者自负。

罗艳春2012年2月24日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订论史学1925年

论史学炳松先生侍右敬启者：曩于海上，得接丰仪。稔悉粹精史学，蔚然国内大师，曷胜服仰。今秋道过申江，得悉新创大学，益敦书教。原拟专诚访问，藉颂起居，而行次匆匆，即日快车北上。嗣于月前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任公先生，致力专精，冀于史学辟一新地。盖国内人才，缺乏极矣，史学界中，尤益寥寥。即如胡适之先生名满天下，而其作章实斋先生年谱，于章先生中心见解，不免误释。章先生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其下胡先生释之曰：“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又曰：“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以愚观之，胡先生于章先生所用学语，若“史”“史学”“著作”等字，殆未彻底了解。章先生书，“史”与“史学”，意义截然不同。史为纪事之书，对象也。以学著为史，是为史学，造诣也，乌可混为一乎？至于目著作为史料，尤与章先生本意剌谬。章先生书，著作二字之价值极高，非同凡物也。“著作本乎学问”，而“即于数者（功力）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以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剀切言之，义非隐晦。而他处论著作之与纂类或比次不同者，几于触目皆是。是本乎学问乃为著作，不本乎学问者非著作也。章先生之意，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不成著作者，非史学，乃所谓史纂史钞及其他末流忘返不可部次之物也。明乎此，则泛览章先生书，可自得神解超悟；而史学之基，亦造端于是矣。鄙见如是，敢质之高明，以为如何？梁任公先生近专精于史。其文化史脱稿已繁，正为愚等讲习。其于“因果关系”，未能恝尔忘之。窃所不慊，宇宙如水，滔滔下流。混其中之泥沙，乃人类也。交互浸润，倏忽撞激，是诚有之。其端微渺，不可寻也。必谓有因有果，则人类心理变幻无常，社会现象飘忽不定，一人事为，犹难细绎其端倪所在，影响何如，况人类之繁衍，宇宙之悠漠乎？昔尝闻先生于任公先生“因果关系”不表赞同。而未亲教诲，不能豁然于心。怀疑久矣。不揣冒昧，辄絮絮以渎清听。冀先生不弃，有以沃其心知焉。临封拜手，不尽神驰。仰候复音，无任祈祷。

专此敬颂

道安

姚名达拜启十月三十一日

（原载《民铎》第六卷第五号，1925年11月该刊版权页所载之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一日初版发行”，早于姚名达的写信时间，显然有误。同期刊载了何炳松的回信，时间在11月6日。另，《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五号及第十卷第五号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928年11月及1929年11月，故可推论，第六卷第五号出版时间也应该是1925年的11月。）《邵念鲁年谱》·序例1926年

《邵念鲁年谱》·序例读《章氏遗书》且半载，思以研究所得，撰为《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寻绎，指顾成就。不谓资质钝愚，光阴迅速，虽有一二新解，无由融贯为篇。乃知读古人书，心知其意，亦复不易。而渊源所自，不为搜讨，尤非治学者之所宜。以章实斋之卓荦千古，其先为之基与夫后为之辅所以成其造诣者，是其人必自有其不朽之质在，为吾人所不可不与知也。实斋史家，于其所以成学，得力所在，自知甚明。故其示子书有曰：“子女之生，必肖父母；虽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学问文章，亦有然者。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敬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于邵氏。亦庭训也。”其所谓邵思复文，盖清初邵念鲁著《思复堂文集》；其所谓朱先生，盖同时人朱笥河；一则为实斋根柢所自出，一则为实斋讨论修饰所从得，吾人治实斋之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也。迨其已成，以漠不相干之人。从千百年后，欲知其所以成学之故，其事之非易，较成学不甚轩轾焉。史家之得成为专门学者，其机盖胎于此。推之，凡百事物，莫不欲知其所以发展至此之故，斯非史学无以善其事矣。章实斋之所以成学，吾已略知端倪。更溯其源，则邵念鲁之所以成邵念鲁，吾乌可以不知？吾欲知之，吾乌从知之？有个性焉，有境遇焉，有家学焉，有师传焉，……纷然杂出，吾将何以真知之？年谱之作，非得已也，应种种需求而为之也。

时间之叙次，史之第一要义也。而于年谱尤为密切。故当时正朔，天干地支，西历纪元，谱主年岁，以次叙述于每年之第一行。

次行低一格，叙述谱主之性情，志愿，行为，思想，著作，境遇，家教，师傅，友箴，……等等，分条别载，不必混淆，亦不限长短。其事迹之纪载，有各书互异者，有同一书而各篇互异者，有同一人而自相出入者。征信之标准，大抵取谱主之自述，而弃他人之代言；取当日之书篇，而弃后人之纪录；取谱主少年之作品，而弃其晚年之追记。

时辈事迹，国家理乱，直接间接，有关谱主者，择要叙述，次于谱主事迹之后，另行标写，亦低一格。时辈之生没，亦择要叙述，并概其生平于其没年之下，但必低二格。

征引谱主言论著作，悉存原文，并标篇目，删繁录要，低三格写。

事迹每取裁多种书篇，陶镕变化，非尽一端，虽仍标明出处，但非悉抄原文，读者切勿误会。其去取之征，有非诠释不可者，则别作《考异》，附系该项事迹之后，低四格写，冠以考异二字。

事迹之无可系属者，或系之于近似之年，或以类附，皆以疑词述之。其最无可属者，则存之于谱后。又有事之真实与否，尚未可知者，亦用疑词。并附录《商榷》于其后，如《考异》例。

先作谱前，叙述谱主未生以前而又有关之事。并及其学术之渊源宗派，先世之名字生平焉。末作谱后，叙述谱主已死以后而又有关之事。而谱主之儿孙及著作亦著录焉。所以穷源治流，其法莫善于此。视昔人年谱以谱主生前死后之事入诸谱内，有乖体例者，似有进矣。

凡兹创例，悉以义起，求适如其事而已。计自念鲁之没，距兹二百一十五年，相隔日久。书阙有间。兹谱之不能概念鲁生平于无遗，势也。然即此五万余言，倘尽系念鲁之真，而无一言之或讹或滥，则区区乾惕之心，亦庶几稍得安慰矣夫。

民国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在清华研究院作

（《邵念鲁年谱》初载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单行本作为何炳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之一种，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史学论史学柏丞先生侍右：

一月赐书及惠寄《民铎》，早经拜读。适值草创《邵念鲁年谱》，稿册三更，昕夕勿懈，以是无暇置复。顷稍就绪，特拨冗肃此，幸垂察焉。

章实斋之史学，根柢于邵念鲁，而邵学，则又出于刘蕺山。刘则本王阳明致良知之教，发诚意慎独之说，而集宋明诸儒之大成者也。故欲穷章氏史学之渊源，非追求邵刘之哲学不为功。胡适之作《章实斋年谱》，未尝道及其学之渊源，故似有不能彻底了解之处。名达之作《邵氏年谱》，盖有鉴于胡先生之失也。

承示章实斋曾谓凡人不能无气，不能无情，气与情，即人也，断不能免，唯本诸性之情，合乎理之气，则人而近乎天者也云云：有合于现代主客观念之分，诚系卓识。然亦有所本。刘蕺山指归之精微有四，其一曰太极为万物之总名。意谓“《易》画一奇，太极之象；因而偶之，阴阳之象。太极即在两仪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气而立其要归之慎独，人心径寸间，空中四达，是为太虚。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动之处，唯恃此不虑而知之灵体，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见闻情识纷起，杂而非独，慎之无及矣。可知独即意，意非念也。气即理，非理生气也。”邵念鲁谓“人伦有五，天命之性，生来有此五者，所以异于禽兽而为人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此五者之性也。经纶天下之大经，经纶此五者之大经也。亲义序别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诚。诚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诚者，人之道，则复性之功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则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妇，皆有性之人，即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当用之于忠孝节义，不当用之于词章藻绘。诸葛武侯、郭汾阳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施全、补锅匠、东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节义，各率其性，无大小一也。是数人者之丰功烈行，与愚夫愚妇之与知与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举邵、刘之说，以与章实斋《史德篇》参较，则线索瞭然矣。

章实斋“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名达已有殊异之解释，仍目胡先生之解释为误，将诠入拙著《章实斋之史学》中，今兹不欲轻露其璞。

史学之究竟，厥为求事物之所以然而得其是，知其所以然而不得其是，与知其是而不得其所以然，厥失维均。任公先生因果关系之说，近经接谈，始悉三二年来渐屏不言。事剧，不遑改定原稿，另有新解，亦未及发表。先生追溯源流之论，有契于求其所以然，倘再进而求得其是，则史学之能事毕矣。

大著《五代时之文化》及其附论，名达与任公先生同其赞仰。盖以治史为作史，深得章实斋之遗意，虽资料辑纂非难，而义意贯穿不易，非具史识而知史义者不能，而先生倡创之功为甚伟也。然以此谓尽作史之良法，则似未可。二十四史之中，岂字字不苟，事事可信？倘一无稽，便陷讹误，此非博征他籍，务得其是，则新史之基，如植沙上，不可为法。故谓“第一步总应以从正史入手为主”，则可；谓“行有余力，再采其他资料以补充之”，则似未安也。倘能于正史剪裁之史料，先征取该史料他见□□□□以考证，存其是而汰其非是；然后诠次成篇。史料不出于正史，而史之本身确系当时之是，不仅系正史之文，则新史其庶几乎！

清华研究院，非纯粹研究史学，承望其有慎搜现代史料之一种工作，盛意可感。任公先生深谓有然。俟研究院之基础益固，史学之同志益多时，当致力及之，不敢怠也。公余尚希裁答。

姚名达拜启二月十八日

（原载于《民铎》第七卷第三号，1926年3月出版）《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余之生也晚，而来清华也迟，所认识的朋友又不多。今天刚好逢着这位少年——清华——满十五岁，许多人都来和他做生日。假如有来宾猝然问我：十五年的清华，究竟怎么样？他为什么发展到这么样？那么，请你恕我，我是答不出来的。因为我和他结合在一起，才满七个月，而和他关系很深的人，我又不认识许多。

莫说来宾要发这样的问，便是我自己也常常很想认识十五年来的清华，究竟怎么样；也常常很想知道这可爱的少年，为什么发展到这么样。这种心思，我料想在清华的人，谁都不免的。

十五年来的清华，已经过去了，我们欢欢喜喜的在这儿和他做生日。假如我们能够再有三十五年的寿命，那时鹤发癯颜，拄杖携童的，来和清华做五十岁生日，要追想今天的情况，要根问十五周年以后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为什么发展到这样，一来，不免有今昔之感，二来，有似一部二十四史，从那儿说起呢？

由上面种种综合起来，《清华周刊》实负有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我叫他“史的使命”。

假如我们具有史的眼光，我们应该知道人生是流水似的，截不断，捉不住，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我们濯足溪流，污垢才离足，马上逐水去了；我们以手堵水，手才提起来，水又结合了。人生在世，也是这样。你说上古中古近古时代的事是史，你却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已经是史；你懵懵懂懂勤勤恳恳的做你的工作过你的生活，自以为这是现在，其实早已成过去；你要想划出某时某刻以前是过去，属史的境界，某时某刻以后是现在，不属史的境界，那你真是梦想！

容许我说一句大胆的话吗？“人生只有过去，并没有什么现在。”更进一步说：“人生都是史的境界。”倘若你不相信，请你把你的现在捉住，送给我看！

这么一来，倒有些使我难为情了！假如我是一个史家，我真麻烦极了！人生只有过去，人生都是史的境界，那么，史家的“奚囊”，那能容纳这许多“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呢？一千人做的工作，过的生活，要另有一千人把他记下来，那怎么能够做到呢？既不能，何必要有史家！

但是，譬如我们今天在这儿和清华做生日，要知道十五年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要知道清华为什么发展到这样，我们便不得不想一个法子使我们能知道。使我们能知道的法子，除了口口相传以外，唯一的便是文字，纪载文字的人，便是史家，能够纪载文字使我们知道十五年来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清华为什么发展到这样，这便是史家的责任。我们不能说不知道便罢了，我们要知道，便不能不要史家。

史家不能不要，而史家又不能把人生的一切都用文字纪载下来，那么怎办呢？难道随随便便纪载些便罢了么？假如随随便便纪载些，谁亦能够纪载，何必费史家的心呢？况且，随随便便的纪载，便能够显人生的全部么？如其不能，那便不若随随便便。

接着，“史的意义”，便不能不赶紧提出了。

说起史的意义，便联到中国古话“史以纪事者也”，便发生了疑问：事固当纪，难道理便不必纪么？难道言便不必纪么？不然，不然。言，理，事，是分不开的。你说的话，也许是跟着你做的事来；你做的事，也许是跟着你想的理来，紧连密接，分截不开，糖溶乳化，影响极切，和流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生是整个的。中国古话“史以纪事者也”，事字也指整个的人生，不可误会啊！

史的境界，弥满在人生，而史的意义，钟郁在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怎么说呢？人生有二部，或是有意义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就一个人的单独行动而论：食饭，穿衣，睡觉，便溺，天天如此，视为当然，这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意义的了。没有意义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义。反之，若这许多人食这种饭，穿这种衣，这样睡觉，这样便溺，而别的许多人却不是如此，这地方如此，别的地方不如此，这时代如此，而别的时代不如此，互相比较，互相影响，却又是有意义的了。有意义的人生，便合于史的意义。就多数人的共同行动而论：车儿往东，马儿往西，农夫耕田，商人做生意，各走各的，各做各的，这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义。反之，若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新路，一块新地，发明了一个新道理，一样新东西，这虽然是他一个人的行动，而足以影响许多人，却又是有意义的了。有意义的人生，便合于史的意义。

史家的责任：要在全部的人生，挑出有意义的人生，用文字纪载下来，留给当时此地以后的人看，使他们知道：人生究竟是怎么样？人生为什么发展到这样？能够保存有意义的人生，能够使人知道有意义的人生，这便是史家的成功，这便是史家唯一的目的。

空论也好，细事也好，互相攻击的文章也好，布告周知的条告也好，依例是可以登入《清华周刊》的。但是我们应该问一声：这是不是有意义的？这合不合史的意义？换句话说：这配不配占《清华周刊》的篇幅？

我们应该明白：《清华周刊》不是游艺园的剧单，不是大公司的广告，更不是捏造新闻的晚报，也不是有闻必录的日报；《清华周刊》实在是纪载清华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留给落笔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看的，使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知道这秒钟以前的我们。《清华周刊》的执笔者，应该具有史家的眼光，怀抱史家的态度，去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清华有意义的人生，全部活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赓续无穷，使清华的史，昭垂万古。

十五年的清华的人生，随着我们过去了。我们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他为什么发展到这样，除了问和他关系很深的人以外，我们只有去看十五年来的《清华周刊》和同类的刊物。能不能使我们尽情知道，这很难言。我们要使十五周年以后的清华，留给以后的我们看，便不能不把周刊成为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的刊物，使他可以当作清华的史看。我们应该努力做有意义的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有史的意义。我们也应该努力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我们的周刊，有史的意义。

（原载《清华周刊》第二十五卷第十号，总第三百七十七期，1926年4月30日出版）《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史记·田敬仲世家》是一篇糊涂账，是一卷神话故事集，在全部《史记》里头，几乎应该位置在下下等。大概也许因为司马迁生地距齐太远之故，所以对于神话和故事，不曾细加择别。（虽然他也曾“讲业齐鲁之都，”却是旋又“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了。虽然他说“择其驯雅，”却是“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之事业，总脱不了故事杂语之樊笼。）所以后来考史诸家，各能指出他的疵病，如遗却田悼子、侯剡二代，不叙齐宣王伐燕等事，前人都已说过了。可是还有一大段谬误话——甚至可称为荒唐无稽的话——从来没有人发现，倒也可怪。我现在把他抄写在后面：第一段

（1）桓公午五年——B.C.三八〇——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

（2）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

（4）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

（5）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第二段

（1）威王二十六年——B.C.三五——魏惠王图邯郸，赵求救于齐。

（2）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既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3）其后驺忌与田忌不善，…于是成侯（即驺忌）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4）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

（5）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第三段

（1）宣王……二年——B.C.三四——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位，韩氏请救于齐。

（2）宣王召大臣而谋曰：“早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

（3）韩因恃齐，吾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4）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

（5）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这三段话，几乎是一个模型造出来的；而最奇妙不过的，尤其是驺忌的三段话。驺忌真是一个大傻瓜，而又撞霉头，偏偏齐国起三次兵，打三次胜仗，事前的会议，老是他说“不如勿救”。观察错误了一次，不算，还要一而二，二而三。自己无军事学识，装做哑子，不说便罢了，偏偏要说，偏偏要说“不如勿救”。这种人不是傻瓜是什么？

但是只要我们稍为用心考究一下，便知道驺忌是遭寃枉。《史记》本篇不是明明说：“齐威王九年，……齐国大治，……二十余年，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吗？《史记·六国年表》不是明明说：“齐威王二十一年，驺忌以鼓琴见威王”，“二十二年，封驺忌为成侯”吗？怎么驺忌会在二十二三年前在齐威王的父亲桓公面前说“不如勿救”？难道他在桓公时已有在君前议事之权吗？难道他以布衣见威王，却先已做桓公时的官吗？随你怎么样说，总说不通。由此可见第一段驺忌的话，本来是没有的了。第一段话既可不信，二三段也不能不考察一下了。

自然作史总是有来历可凭的，我们试考这一段的来历在何处。

《战国策·齐策二》第一条：（1）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

（2）齐主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亲，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

（4）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

（5）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据《史记·六国年表》和《燕世家》，这件事是在B.C.三一四——齐湣王十年，（其实若照《竹书纪年》，应在宣王七年，当B.C.三一六，我们姑且不管，因其无甚关系。）上距齐桓公午五年，已六十七年了。《齐策》并没有插入驺忌，可是从田臣思的话看来，从秦、魏伐韩，楚、赵救韩，齐因攻燕诸事看来，只觉得完全是一件故事分化出来的二篇文章，和《史记·田敬仲世家》第一段本出一原。不过《史记》把他移前六十七年，又改“举燕国”为“袭燕国取桑丘”罢了。其实《齐策》所记，真实不诬，（《史记》《年表》、《世家》皆可作证。）而《史记》作移改的，反因毫无旁征，陷于不可征信之列了。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来历。《战国策·齐策一》第六段：（1）邯战之难，赵求救于齐。

（2）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

（3）乃起兵南攻襄陵。

（4）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似乎和《史记》本篇第二段无甚差异了。但细心一察，亦有可疑。《齐策一》连有数段叙驺忌，姓名都全，独此段只说驺子，不说名字，而《史记》却断定为驺忌，已不十审慎；却又认定田侯为威王，加上驺忌与田忌不善一段，更嫌冒昧。而《孙膑列传》叙伐魏救赵，南攻襄陵之计，出自孙膑，与此段所云出自段干朋又相矛盾。真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所以这第二段的话，我们也不能十分相信。

第三段也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齐策一》第七段：（1）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

（2）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丐对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愬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愬于齐。

（4）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

（5）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这明明和驺忌无关系，《史记》却偏要加上“驺忌子曰不如勿救”几个字，并且改张丐的话为田忌的话，改田臣思的话为孙子的话，又认田侯为宣王。而《孙膑列传》说因魏赵攻韩，齐乃攻魏救韩，又与《田敬仲世家》第三段说魏伐赵韩，齐乃伐魏，显然差异。真令人莫知所从了。

以上所说，繁征博辩，已嫌凌乱，其实全是废话。我们要知道：从战国以前，并没有著述之事。除了王公大臣的事实，有人给他记下些短简残篇以外，一切古事，一切同时代的事，都是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由一个地方传往各地方，由一时代传下一时代，互相渗透，互相交换，互相传递。其中愈恢奇，愈轰烈的，流传愈久，散扩愈广。其中不合众口的脾味的，不足令人惊异的，便落伍了，便渐渐的消灭了。一直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各国间的交通方便了，货物流通了，言语了解了，文字通用了，加以孔子、墨子之徒，记取其师言行，载往他国，又渐用文字，发表自已意见，那才有著述之事。而历古相传的故事，外国发生的时事，才有人笔记为篇。只要耳有闻，心所喜，便成了腕底的物，简上的文了。我们试一看先秦诸子的著书，那一部没有故事的记载？那一部不是凌乱残缺的记载？我们更一考各部子书，同载一事，常常有事实无异而人名不同，此以为甲，彼以为乙。又有同载一事，人事都同，而此则甚略，彼则甚详，此或平淡无奇，彼或恢奇恍惚。又如《韩非子·内外储说》明叙一事，既已完毕，下面却又有“一曰”怎样怎样，往往事同人异，或事人皆同又有微异，或一记其言一记其行，《韩非子》皆两载了。这里头的消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应该彻底的了解。他明明告诉我们：“我耳所闻，心所喜，手所记的，都说社会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原有详略同异，我们不可取一舍一，所以我把两说都记下来。”我们再一看《史记》的原本——《战国策》，何尝不是如此？或则一事两载，事同人不同；或则又大同而微异。只因为他原来是故事时事的汇编，原来是凌乱残缺的竹简，经过刘向的校雠抄辑，才成为一部书。后来不知来历，却认为生成如此，其实错了。

我们又要知道：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是传说故事的长技。这也难怪，他们原来是变动不居，最易渗透的。而说故事的人，想张大其事，层累堆垛，又所不免。就是现存古书的故事僵石，仍旧可以探出些消息来。即如《韩非子·初见秦》一文，《战国策》以为是张仪的作品了，其实也不是。这文里头明引B.C.二六〇年的事，而张仪已于四十九年前——B.C.三〇九年——死了，不及见了。又如《史记·苏秦列传》后太史公明明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我们一看《战国策》记苏秦之言行，真令人惊奇不置。毫无关系：距苏秦死后几十年的事，都附在他身上了。

由上所论，我们再来看《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便不必惊讶，更不必辩论了。顾颉刚先生说的好：“这些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所以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该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他原是一件故事分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单引驺忌的三段话来说，只因为《史记》这部书，在史学界，有莫大的权威，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称，虽然有人志疑纠谬，却是不能动摇一般人的信仰，若说和故事一样的看待，更没有人敢于如此了。顾先生说：“汉以后向来流动的故事，因书籍的普及而凝固了”，的确不错。但是由流动而凝固，也有先后之不同，有的在战国时已凝固了，有的到汉代才凝固。（如《说苑》、《新语》之属）我们对于先秦诸子的记事，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两汉以后的记事，也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稗史小说，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高文典册，也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司马迁对于百家杂语，要择其驯雅，自以为去取得宜，不刊之典；我们偏要把他百三十篇，从高敞宏丽的藏书阁，移到街头巷尾的破书摊上同等看待。（虽然他的好处尽多着，但是另当一论，我们此处只说史实的价值。）若谓不然，那么，《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当怎样去解释呢？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

（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之史学一章实斋与其先世

章氏之先，有文叔者，于宋光宁间，卜居浙江绍兴称山之阳，是为道墟。五百年来，族姓大盛，负海阻山，回环十里之内，比户万家，烟火相接。地僻人众，力耕每不足以自给。清康熙时，有徙居绍兴府城者，实斋其苗裔也。祖某，字君信。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鏕，字骧衢。少孤，勤苦攻书，乾隆壬戌成进士。辛未知湖北应城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戊子卒。实斋之史学，所以成其绝诣者，骧衢实有以开之于先。考厥丝迹，约有四端：实斋于古文辞，全不似骧衢。然骧衢极爱重邵念鲁《思复堂文集》：是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而成一家之言者也。实斋渐染庭训，遂定所趋向，笃志史学。此其一也。实斋十五六岁时，尝取《左传》删节事实。骧衢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实斋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此其二也。骧衢喜作札记。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尝辨《史记索引》“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实斋时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实斋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拘牵类例，有同比次之书；少年启悟，盖已基之。此其三也。骧衢评点古人诗文，以授学徒，多辟村塾传本，胶执训诂，不究古人立言宗旨。实斋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骧衢抹去其注而评其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实斋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所谓高明有馀，沉潜不足者，实实斋之定评。此其四也。实斋弱冠以前，性绝滞；弱冠以后，骎骎向长；迥然若出二人。所以然者：骧衢启教育之功，为不可没矣。

实斋与邵念鲁

邵念鲁名廷采，清顺治康熙间浙江余姚一老诸生也。始吾攻实斋之学，昧其渊源所自。嗣屡于实斋书中见其称引念鲁《思复堂文集》，亦既悚然异之；而曲终奏雅，实斋竟自道其根底出于念鲁。则觅取《思复堂集》，再三研绎，而恍然其间条贯，固有可寻也。念鲁父祖，皆明遗民。故国之思，所禀于先天前甚厚。既不能得所藉手，以图恢复；则眷胜朝遗事，搜罗稽考，冀成一史，以垂永久。此则当时遗逸共抱之怀，而念鲁亦其中一人也。观其十六岁时，见马画初《皇明通记》，即知悦而录之，戏为编次，立中山、开平、曹国诸传。十八九两岁，抄录明代史料，无间昼夜，则知其天性然矣。观其二十四岁，仿《史》《汉》论赞，著《读史百则》。四十二岁著《西南纪事》，五十岁著《东南纪事》，六十岁著宋、明《遗民传》、《治平略》、《史略》。则知其致力于史，为甚至矣。实斋之于史学，专精一志，若贞妇之不贰其夫然者，殆服膺念鲁，拳拳勿懈，有以致之欤？

实斋遗著，述及念鲁者，凡十余处。其表示最明显之家书有曰：“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底则出邵氏。亦庭训也。”与邵二云书有曰：“君家念鲁先生有言：‘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仆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遗言，不敢无所撰著。”又曰：“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又尝曰：“《思复堂集》辞洁气清，……雄健谨严，语无枝剩。……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综此数端，则实斋之学，导源于念鲁，从可见矣。

念鲁复李恕谷书有曰：“弟于明儒，心服阳明外，独有蕺山。”实斋亦称念鲁“发明姚江之学。”念鲁，实斋，实王学之后起也。念鲁论学，最无门户之见。其分辨朱王之异同，至为清晰。曰：“阳明之所云致知者，摄于约礼之内，始学即审端一贯。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铢铢而称，两两而积，其后乃豁然贯通焉。此同归中有殊途之别。”王学之始学即审端一贯，与念鲁之“凡论学当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处，”实斋之“欲进学于学，必先求端于道，”无二旨也。故实斋之宗主，实在阳明、蕺山，若以其有“维持宋学”之言而目为程朱之徒，则误矣。

念鲁学说，祖述发挥于实斋者甚多。当以次阐发，兹不具言。

实斋与浙东学派

念鲁、实斋，皆浙水以东之人也。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乡土关系，盖亦学者自得宗主之一道，为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实斋于是拜乡土学风之赐为不少矣。

“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士。”“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征，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实斋受先贤之熏育，睹遗产之丰厚，发愤向学，卒以有成，固有自哉！

实斋与朱笥河

实斋一生亲炙受益之师，仅有一人；即第二章所云之朱先生也。朱先生，大兴人，名筠，字竹君，又字美叔，号笥河。以文章为当时泰斗。自实斋初入都门，迄笥河之殁，前后二十年间，德艺讲贯，衣食营谋，实斋之得之于笥河者，生平一人而已。尝称之曰：“自两汉以来，学者无专门师授。南宋以后，有志之士，始得以资之所近，掇拾于残编断简。于此专其业而名其家者，于今为盛。而攻取既深，见闻为囿，则入主出奴，势不能一。先生兼收并蓄，有以窥乎其大而略其锱铢杪忽之微也。”又曰：“文章自唐宋以来，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宗旨。而选青妃紫，饰色作态，又多溺于时文家风。先生独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为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称，其余事也。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以谓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镂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至矣！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能媲者矣！”又曰：“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以谓与作聪明，宁为墨守。惟文章经世，闻见猥陋，不足成家，精专又不可旁涉。”又曰：“先生之言，经纶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人弃我取，独为于举世所不为，将以矫世励俗，而恶天汲汲于为名者也。虽时有所过；然闻其风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读者识之：凡斯四者，笥河之自得，即实斋得之于笥河者也。实斋自谓因其父生平极重邵念鲁文，吾由是定所趋向；即继之曰：“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吾故发其端绪于此。而关系所在，具见于篇。

实斋与戴东原

章骧衢、邵念鲁、朱笥河之外，影响实斋最切者，以吾蠡测，首数戴东原，而邵二云犹其次也。微抉其蕴，略部其别，盖有七焉：方实斋二十九岁时，致其族孙汝楠书曰：“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悯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则不敢读元享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征斯言也，则实斋之不致屏弃征实之学空谈义理者，盖有由矣。实斋又曰：“戴东原之于训诂，能识古人大体。……南宋儒林诸公，撷长校短，未易优劣；元、明数百年来无其人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观是则实斋固不排斥训诂，所贵持大体而略琐屑尔。又曰：“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又曰：“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朱笥河）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鄙不以为非矣。姚姬传（鼐）并不取《原善》，过矣。”实斋诚知戴学者也。其《原道》诸作，盖与戴学有契合深微处。吾当一发其蕴于篇，兹特微引其端尔。实斋又曰：“戴东原云：‘郑学微而始以郑氏名学。’其说洵然。时文兴而文辞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他日又曰：“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其解释“道”“学”也，亦一准斯意而言之。谓实斋为未尝受戴学之启悟者，观此当可释然于心矣。以上四项，皆实斋表同情于东原者，吾人不可不先为研索者也。

世咸称东原、实斋各标异帜，积不相能，固矣。然以吾窥探，仅有三端。盖因趋向不同，故主张有殊；其实东原、实斋乃知己，非绝对不能相容者也。实斋目学为求道之资，而非人人可得而自私。探求义理，考订名数，闲习文章，皆求学之一事。途辙不同，而同归于道则一，不应妄生轩轾也。东原不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故实斋论之曰：“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此二家冲突之点一也；实斋论学，最重专精，非涉文史，少加评议。故其所得，卓荦古今。东原于学无所不窥，自命太过。久享盛名，耻其有所不知，故往往不善趋避，而昧于交相为功之义。记传文字，非其所长；纂修志乘，亦非其素习之业。其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实斋深不谓然。当三十六岁遇东原于宁波论修方志，即已不合。东原尚古，谓修志贵考沿革，其它皆可任意。实斋知今，谓修志宜重文献以备史裁。此二家冲突之点二也。实斋史家，最重史德。其论学术，善探渊源。故于心术未醇，昧其所自者，不惜痛绝而深恶之。东原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故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其笔于书者，犹未公然讥刺；而口说恢恡，习成风气。后辈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此实斋之所以致憾而为二家冲突之点三也。戴东原者，名震，休宁人。

实斋与邵二云

邵二云者，念鲁从孙，名晋涵，号与桐，实斋生平第一知己也。实斋从子廷枫，受业二云，尝曰：“叔父尝自谓生平蕴蓄，惟先师知之最深。亦自诩谓能知先师之深，与世殊异者三：先师以博洽见称，而不知其难在能约守。以经训行世，不知其长乃在史裁。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斯三者，足以蔽二云之全体矣。然皆得之于实斋。何以征之?实斋尝谓二云“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二云抚膺叹绝。故于《宋史》主于约驭博也。实斋三十四岁时，与二云同客太平。二云辄据前朝遗事，俾朱笥河与实斋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二云与实斋论史，契合隐微。后在武昌，有同修《宋史》之约，又有私辑《绍兴府志》之订。二云于学，本无所不通，其得稍用力于史者，实斋箴促之功也。实斋尝谓“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二云深以为然。故作《宋史》之宗旨为维持宋学也。

二云当四库馆开，最负时誉，亚于戴东原。而其成就，乃不若举世所弃之实斋，则泛与专之效也。故实斋亦谓“邵长于学，吾善于裁”焉。然二云实实斋知己。实斋著《文史通义》，时有别识心裁，不知者或相讥议。二云每见其新著，辄谓如探其怀中之所欲言。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其所以慰安实斋者，亦不可谓少也。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遗书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传，多非挟策之士所闻见者。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其博综盖十倍于实斋，用功之勤，亦十倍于实斋，故实斋恒欲仰其助。尝致书曰：“《宋史》之愿，大车尘冥。仆亦有志，而内顾枵然，将资于足下而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则当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诸家之《晋书》，亦备一家之学。如其未能，则愿与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较欧宋《新唐》，必有差胜者矣。”最可恨者，各觅一枝之栖，未能同室而处。二云碌碌京师，既劳顿于应酬；实斋仆仆风尘，亦惫困于奔走。非特未尝各有成书，即片楮残籍，亦失散不可复聚。而榛芜之《宋史》，仍然于人间。斯则吾侪治史者所为痛惜者也！

实斋与其它诸友

实斋一生，最不为时人所知。知之者。邵二云、朱笥河及笥河之弟石君三数人耳。此外若朱少白、史余村、章琥脂，则实斋所属望为继起者也。若钱竹汀、曹慕堂、严冬友，则实斋所敬仰为先进者也。若梁瑶峰、毕秋帆、冯君弼，则实斋所依庇为宾主者也。若周筤谷、沈既堂、张吉甫、裴振，则推重实斋者也。若汪龙庄、章逢之、章守一、胡雒君，则服膺实斋而有所作述者也。此皆有关于实斋之史学，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当是时，正乾嘉朴学全盛之际，巨儒若王怀祖、段若膺、任幼植、周书昌等，皆接迹实斋，而实斋对之无贬辞。其论怀祖，则谓与己有同志，皆欲谢名。其言若膺，则谓见余《通义》有精深者，亦相与叹绝。而幼植、书昌，交往尤密，影响亦深。幼植之学，“淹通于礼，尤长名物。初欲荟萃全经。久之，知其浩博难罄。因思即类以求。一类既贯，乃更求他类。务使遍而后已。……”实斋论之曰：“学者能推君意，扩充其所未尽者，不骛远而遽议全经，不矜名而好为独断，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各尽所长，以穷类之散，然后徐俟其人以会经之全，庶几哉经学其有昌乎！”知类为求学之要，实斋最重视之。未始不启发于幼植也。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以藉书名园，有图书馆之意。实斋论之曰：“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此亦知类之法也。实斋求学之初步在此，而明道之究竟，亦不外此。幼植、书昌，固实斋所许为可与微言而心折之者，则平居讨论，其所津润开悟而有以裨益于实斋，虽未见有确征，吾敢断其非浅鲜矣。幼植名大椿，兴化人。书昌名永年，历城人。

实斋境遇之困踬

准斯七章，以测实斋其所得之于家乡师友者，既如此其丰且挚。则其成就造诣，转以饷我后人者，宜不止于一部《文史通义》数部方志而已。然卒止于此者，则贫实为之也。然亦当时上下交困，时势所趋，无可奈何者尔。当实斋十九岁，其父罢官应城，即已贫不能归，亟望实斋进取科第。迨三十一岁，父卒，移家京师。惟仰馆谷所资，以赡衣食。日有饥寒之忧。奔走四方，不能宁处。迄于没齿，仍萧然一穷进士，未尝拜一命官，受升斗粟也。以朱石君、毕秋帆之显赫，而又深知实斋，竟不能庇其身家，俾得潜心学业，以成绝诣；即秋帆之《湖北通志》《史籍考》，亦皆功败于垂成。吾实不能不致憾于二君。倘非周筤谷、裴振诸君扶持将助于其间，则实斋绝学，竟无由以贻于后世，未可知也。虽然，亦不能独怪朱、毕。当是时，清帝屡用兵于塞外，不恤民生。国库竭蹶于上，墨吏胥索于下，而循官良民，反受牵累，日即于憔悴。“设法”之弊，卒种清亡之根。故实斋当五十岁，进士开选时，试往投牒，官已垂得，而自揣迂拙，决意舍去，甘老其身于道途馆局而无憾也。朱、毕书生，清廉自守，其不能赡裕实斋也，固宜。吾于是深有恨于乾嘉时代之外强中干矣。

实斋与当时之学风

抑清初诸帝，对于学术，不无足纪者，则提倡奖励之功，亦未可没也。凡人之情，固不能无所歆而动，则希势揣形，以定趋向，中人以下，所不能免者也。虽然，达者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虽有其利，而弊亦在其中矣。惟有定识者不然。因其心性之所安，而不必为世之所尚也，用其天质之所近，而不必为时之所趋也，故善为学者，必顾及当时之风气焉。今请继兹而言实斋时代之学风。

实斋之时代，正乾嘉朴学全盛之时代也。风气所趋，争为考订。对于古书之研究，前无古人矣。然乾隆以前，所由渐开渐成，固非一日之功，有为吾人所不可不追溯者。当明之季叶，王学末流，入于狂禅。理障，殆不可救。东林诸子，矫之以气节，已宗朱子而掊阳明。刘蕺山取长弃短，集宋明诸儒之大成，本良知而发慎独。入清而有黄梨洲、邵念鲁相为羽翼。顾朝廷方崇尚朱学，士子从科第以猎取功名，不遵程、朱章句，无由出人头地。久之，则相与沆瀣，不复有言天人性命者矣。至此，学者精神，乃作骤忽之移换。惟攻取古人之书以为学。自顾亭林、阎百诗引其绪，又值清初特开博学宏词科，招致儒硕。康熙六十年间，纂修钜籍三十余部。兼之，史馆需人，待以不次。学者非闲习古文辞，多览典籍，擅长考订，则不能致身上第。识者知乾嘉朴学当康熙时已自骎骎向长矣。顾自雍正至乾隆初年，康熙所修诸书及《明史》，皆以次告成。一时士子，舍举子业无以干禄利也。于是桐城方苞、长洲何焯、宜兴储大文、金坛王汝骧、淳安方婺如、会稽徐廷槐之流，以工四书文为学者所宗仰，名重一时。而攻取之过，至目著述文辞，谓之杂作，通经服古，谓之杂学。非攻四书文艺，则不谓之通人。几与明代制义盛行，如出一辙；而朴学之风，日即于微。及乾隆十许年以后，形势又一变。《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通儒硕学，磊落继起。朴学于是可谓极盛。而馆阁搜罗，文献大备，遗藉［籍］秘册，荟萃都下。乡会试程，增添诗律。风气所趋，大抵全尚名数。王伯厚《玉海》及《杂纂十三种》，皆为后学师范。才智纷纷，争言考订。熊、刘变调，亦讽《说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容金篆石。其间凿灵缮性，专门名家，以其性情诣力所极，蔚为卓然不朽之业，固已有功学术矣。而进取之士，承流向风，骛名媚世，好逞繁博，不求心得。学识未充，亦强言考订。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有如工匠聚铜，而不解铸釜，更无论织锦缬缯之功，炊黍芼羹之用矣。其讲求史学，非如马端临之所为整齐排比，即如王伯厚之所为考逸搜遗，只和研索襞绩，而不复知更有进于斯者。实斋具家学师傅之素禀，深有窥乎学术之渊源，而知一时之风气，不足以该学术全体也。其论为学，首贵乎专。各就性之所近，而用其力之能勉焉，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以有通夫大道之要，而刊落循环之风气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考订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实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故最为一时通人所弃而弗道。而实斋未尝有憾于心。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实斋之所深恶，乃趋风希势之徒，贪多务博，胸无伦次，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者尔，非一味抹杀置考订之学于不齿也。故于乾嘉朴学之钜儒，若王怀祖、段若膺、钱竹汀、任幼植诸君，皆互相推重，无贬辞焉。

实斋之志趣及造诣

“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实斋求学之先决问题。则吾人治实斋之学者，亦首应察其性情功力，倾注何所；然后知其所以卓有成立，盖有以也。实斋自知甚明，其自述亦最信允。但读其自述之词，已自了然于吾心矣。

其言曰：“吾十五六岁时，虽甚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二十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二十八岁矣。”“廿三四岁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也。”二十六岁时则曰：“章子于文事，初无所能。泛览涉猎之余，闲有以窥见古人所用心。第内不加充，而外无所励。又性好持论，贵识大体。不欲求工于文字语言，以为末流。此其所以历年老大，终不能磨光刮垢以抵于成也。”二十九岁时则曰：“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无成书之期。”三十四岁时则曰：“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又曰：“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三十六岁时则曰：“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三十九岁时则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四十岁时则曰：“余不解为举业文艺，畏其困人法律如牛毛。”四十四岁则曰：“学诚：妄自诩谓，稍辨菽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五十一岁时则曰：“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五十二岁时则曰：“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馀，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前人所未到处。”又曰：“《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又曰：“所著《文史通义》弹劾古人，执法甚严。”又曰：“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又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又曰：“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自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五十九岁时则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六十岁时则曰：“诗与八股时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强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别，弟之所辨，较诗名家时文名家转觉有过之而无不及矣。然生平从不敢与人言诗言时文者，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谓于斯未能信耳。故其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此种境地，邵先生（二云）与先师（朱笥河）及君家尚书（朱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已者，不求乎外也。”遍察实斋生平，知其性情近于史学，功力施于史学，志趣注于史学，造诣系于史学，览兹自述，可确然无疑义也矣。

实斋为学之次第

实斋为学之层次，亦有可得而言者。自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岁时，《四子》书尚未卒业。若以天姿观人，则实斋宜若无可造就者矣。幸从父之官，常得其父之启诱。虽二十以前，性仍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然渐染父教，好泛览群籍，喜纂类书史。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史，分其所合。于是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自命史才，大言不逊。三年劳碌，卒未得成。馆师发觉，呵责，中废闲又耽诗、赋，亦皆不成。受课举子业，意不肯贴贴如所教。中无张主，而心顾不甘与俗学伍。此其少年之可述者也。二十以后，纵览诸书，未曾有独立之见。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其精神所注，悉在史籍。喜持议论，常作札记。浮沉国子监，屡应乡试。二十八九岁，受业朱笥河，始得一大转机。多识当时贤哲与其所习业，渐有志于著述。然所见未大，仅云欲遍察二十一家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已。迨三十一岁，丧父。三十四岁，出都。适清廷诏求遗书，笥河谓必人用专长，书明识职，然后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因上书具言条例，请开馆校书。又值邵二云同客笥河使院，时举前朝遗事，俾各试为传记，相与论史，契合隐微。兴会所至，遂从事于文史校雠，冀将有所发明。自云思敛精神为较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后此数年之间，和州修志，得实行其理想。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英年气盛，不免有意矜张也。三十八岁，复入都门。学问已渐具雏体。经前此十年从事较雠之努力，至是乃得一结论曰：“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较雠之效见，而学问于是发轫矣。四十以后，三年中，成进士，修《永清县志》，著《校雠通义》。较雠之业，已告全功。对于道法学术之渊源流别，益了然如观火。四十四岁，遂有求学方法之揭橥曰：“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则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后此数年，历聘京畿主讲书院。用功方面，渐渐转移。向之见解，仅反诠释人言者，今且进为坚决之主张矣。故四十六岁自谓“近日……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较之《史例》《校雠》诸篇，似有进矣。”此际所作，虽亦斐然可观，然而犹未达乎通变。至五十一岁，因毕秋帆之见招，而发《史籍考》之宏愿。检阅秘书，益多感会，增长新解。蕴积久之，悉发泄于《通义》一书。翌年暂馆太平，与张小兮、左良宇昕夕比屋而处，皆有文字之役。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兴，则时有所会。自四月十一至五月初八，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而卓荤千古之著作，即诞生于其间。实斋前此学问所得，至是乃如双流汇合，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之怪论，已觅得健全之根据，不惧摇撼矣。是年清乾隆五十四年也。实斋之史学，既告成立。则继此而作之《亳州志》，尤为精采所聚。彼亦自知之，故曰：“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亳州志》成之年，实斋正五十三岁。厥后五年之内，在湖北编摩《史籍考》，主撰《湖北通志》，参议《续资治通鉴》，又与修各府县志。《史籍考》之功程，既已十之八九；而《通志全稿》亦已蒇事。实斋于史学之贡献，可谓甚钜。而不料毕秋帆因事左迁，实斋失所庇，功亏一篑，深可惜也。然《方志立三书》之议，幸得保存。于方志学中，又增新得。而论史诸作，若《史德》、《州县立志科议》、《史篇别录例议》、《书教》，皆成于此时。实斋史学，实至是始发挥尽致。则五年心力，亦不可谓枉费也已。五十七岁，归里以后，奔走近郡，仍未遑将息。稍有余暇，则补修《史籍考》。其成书否，无从考证。直至晚年，功程犹未间。六十二岁时，尝上书执政，于当时政治，有所论列。六十三岁，病瞽，犹事论著，翌年卒。残岁颇有意创造新史规模，勒定新史义例，篇名已取《园通》，竟未成就，亦遗憾也。

实斋之史学观（上）

治章实斋之史学者，首须了解史学一词之意义如何。今日常识所谓史学，每通指研究历史的学科而言。此吾人之所知也。而在实斋之观念，殊不尔尔。彼虽未明标史学之定义，而意旨所在，苟于其遗书三五钩稽，辨别识趣，亦未始不可得其指归。所贵夫寻绎研究者，凡以此耳。

未知其主张何若，则就其所否认者，加以反测。此论理通则之所许也。吾于实斋之论史学亦然。彼之言曰：“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又曰：“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又曰：“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之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其不以通常所谓史学为其心目中之史学也，昭昭甚明。此吾人所应了解者一。

实斋意中，盖谓自唐以后，我国已无史学。一则曰：“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再则曰：“史学至唐而尽失。”三则曰：“至唐而史学绝矣。”其言坚决。举凡后人所为，在彼皆以为不足道。不独不认研究历史之学科为史学而已也。此吾人所应了解者二。

彼虽不认唐以后人所为为史学，而其作《史籍考》复有史学专部，收容唐以后人所为，分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且从而为之言曰：“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彼本不认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遂可称史学；而世人既习而称之，则无可奈何，亦沿而称之。其实与彼平日意中口中之史学，含义实有不同。此吾人应了解者三。

由上三条，可得三义。整辑排比，参互搜讨，皆非史学。以博稽文笔故实议论体裁言史，皆不得为史学。则真正之史学，必有进乎斯数者。此一义也；至唐而史学绝，则自唐以前，我国固自有其真正之史学在。此二义也；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乃后世之所为，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则实斋意中，殆认以学著为史始得当史学之称。此三义也。三义既明，然后可以一觇实斋心意中之史学观念：

才学识各有所长，然皆人之所自具，其属于史者，当有史才、史学、史识之称。此所谓史学，既异乎研究历史之学科，更异乎实斋心意中之史学。虽属附义，亦吾人所应先了解者也。

我国史学之起源，果何所昉乎？实斋以为“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故曰：“史学本于《春秋》。”春秋非限于经，盖包举《左传》《国语》之相与为终始发明者而言之。故以欧阳修之作《五代史记》，自命笔削折衷《春秋》，而实斋谓“欧阳所见之《春秋》，乃是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非《左》《国》经纬，贾诂杜解之春秋。”“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闻也。”吾人所应亟须明白者，史学本于《春秋》，非本于《春秋》之经文，乃本于《春秋》属辞比事之教耳。此非先了解学与教之关系，则殊难言之。所以下文各章，不得不就教学二义加以诠述也。

真正之史学，非能著几部之史而已。必先有精深之造诣，学问已卓然成家，然后出其心得，著述成书，庶几或有当也。故实斋曰：“古人史学，口授心传，而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也。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汉书》未成，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抑何故哉？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又曰：“古人著书，必有授受。史迁之所谓传之其人，班固之所谓待其女弟讲授，盖文字足以达其所著，而不足以达其所以著，故家学具存而师传不绝，其势然也。”又曰：“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实斋心意所许，惟司马迁之著《百三十篇》，班固之著《汉书》，足当史学之称而无愧耳。夫上下万千年，纵横万千里，事事物物，皆史学之对象也，作史者，欲以数卷之书，罗无穷之象，是固非先有卓绝之学问，未有得允当其任者也。《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所以示学者以自知其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马迁、班固，深明其旨，故实斋以为“纪传之史，自迁、固以迄梁、陈，皆《春秋》家学。”斯言得其本矣。

马、班而后，于学深造有得而后作史者，实不多觏。故实斋谓“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又谓“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周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又谓：“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盖自姚思廉以前，皆一家著述；虽学有深浅，要非毫无所得。故实斋犹目史学为未亡，职斯故耳。

万事万物，悉数难穷，非可尽以入史，亦非能尽以入史。惟具精深之造诣者，或详人之所略，或异人之所同，或重人之所轻，或忽人之所谨，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著述成书，遮几得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非绳墨之所可得而拘，类例之所可得而泥也。史学之所以可贵，与夫马、班之所以有合乎史学，凡以此耳。自唐以后，集众修史，粗识文字、通籍馆阁者，人人得进身班、马之堂，掉臂陈、范之室，不必先有史学之素养矣。故实斋谓史学亡于唐，而唐以后之史皆为纂类之书也。其言曰：“马、班、陈、范不作而史学衰，于史书有专部，而所部之书，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晋书》《隋书》以下，凡集众官修之书，非专家之学，不过整齐故事以备要删。”又曰：“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园之至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纪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汉、魏、六朝史学，必取专门，文人之集，不过铭、箴、颂、诔、书、表六檄诸作而已。唐人文集，间有纪事，盖史学至唐而尽失也。及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于是古人专门之业，不可问矣。”综其意旨，不外以自唐而后，无复有专门潜心于史学者，历代史书，皆杂凑例修，不能显事物之象，通古今之变，虽史书形式，无异马、班，而不足以言史学，则昭昭矣。

统绎诸条，则实斋之所谓史学，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得称史学，彼有学而不作史，固不得当此称。即有史而不本于学，亦不得当此称。其观念既已如此，则吾人进而求史学之意义，亦庶几可以准斯以求，不致迷惑也矣。

实斋之史学观（中）

欲真正了解实斋意中史学之意义如何，非读遍实斋之遗书不可。然谁能耐此？则掇取大纲，发明要旨，以免棼杂无绪，是吾人所有事也。史学一词，组织于史学二字。兹且析其词而究其字，视实斋将有何见解。

史字本谊，乃官名也。以史官所掌之文字为史，以史家所作之书籍为史，以治史之学科为史，以过去之事实为史，皆其后起之谊。故究史字之意义，当溯其最初，或问实斋“《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实斋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对财货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又曰：“余仅能议文史耳。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其意以为史之所载，皆人事之实迹，古来之法存焉，古来之道存焉，道寓于法，非有二也。道法存于史，非史载之外别有道法也。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不可使能，故或能论其道，或仅守其法，而善言史者，不仅当守其法，且当进论其道。非然者，不足与言史矣。

学字本谊，乃言人之功力也。以国家制度名学，以一人之品诣名学，以对象之性质名学，皆后起之谊。故究学字之意义，亦当溯其最初。实斋尝谓学为求道之资，又引子贡之言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从而断曰：“‘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又曰：“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后世之去唐、虞三代……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夫然。则无古无今，学之对象，乃为人生之种种事物。学之目的，乃在于人生之种种自然法之中，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所谓求道也。人生只有过去，今古绝无分界。知时博古，初非截然冰炭。且惟能知时者，始可与言博古。就当代典章官司掌故人伦日用而溯流别、穷本原，则可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学本公共之名，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未有定名。其分条别类，而名某学某学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以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是皆昧其本原而逐于风气者也，斯固不足与言学矣。

实斋之史学观（下）

章实斋之言史学之意义也，盖本其言史与学之意义而言之。故曰：“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又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又曰：“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仲舒）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是实斋意中，固以为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可谓之史学矣。

史之要素有三：实斋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又曰：“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又曰：“史之大原，本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又曰：“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又曰：“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又曰：“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又曰：“人失其道，则失其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道无定体，即如文之无难无易惟其是也。”“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遮几通于大道之要。”“求资之所近而力能勉者，由渐而入于中，得究其所以然，所谓道也。又由是道扩而充之，隅而反之，所谓大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征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托空言以为明道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者，师授渊源；文苑列傅，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夫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斯固非具卓绝之造诣者不能。而史学之目的，端在于此。所谓经世，所谓窃取其义，皆指此也。以万事万物之杂出而比处，岂寡学浅闻者所能仓卒得其道法所在？则著述成书，亦已不足观矣。故“左、马不世出而掌故不绝于天下，则整齐故事以待神明于左、马之才者笔而削焉，此则自然之理。”实斋所以“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者，凡以此也。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实斋“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谓“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实斋谓：“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断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撰述通称著述。“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著述又通称著作。“著作必本乎学问，”非人人所得而能者也。记注通称纂类，或称比类，或称比次。“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薪槱者。……有陶次专家勒成鸿业者。”著述比类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如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著述之中，实斋又分为二类：一曰独断之学，一曰考索之功。谓“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所以比类之业，得与著述同为史学之两大宗门也。

于此有一义为吾人所不可误解者，比类之业，乃所以为著述之资，而非可即为著述。故真正之史学，惟著述足尸其尊焉。实斋曰：“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于《春秋》，《世本》、《国策》之于《史记》，其义犹是耳。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惟比类之书，与独断之学，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断不可以相混，故唐以后集众官修之史书，不绝于世，而实斋始终认史学为已亡。盖有比类之书而无独断之学，则繁文缛节，纷然杂陈，事物之象未必能尽网罗，道法之髓未必能得仿佛，犹之糟粕不可以实彝尊，粪土不可以登簠簋，理至明也。若以今语译之，则实斋所谓比类之书，正吾人所谓史料。史虽不离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称。而胡适之先生著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读古人书，心知其意，固若是其易易也耶？

五，三十，清华研究院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一、二号，1927年1月31日、2月18日出版）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1927年

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大禹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自从顾颉刚先生提出来讨论以后，渐渐有人注意了。但是观察一般人情，仍旧相信有的更多，而相信无的却甚少。这也难怪，旧习惯是不易打破的。我不愿说相信有禹的人不该，我只希望多找证据，证明无禹之说为不谬。禹平水土的传说，现代几乎不流行于低级民众了。但是学士大夫，保存着从高文典册得来的似实似虚的知识，咬牙切齿，认定大禹确曾平水土，奠民生于洪水滔天之中。却不知道我们民众，早已讨厌大禹之相距太远，另外找着了一个替人。“新鬼大而故鬼小”，大禹的其人的事，早已不在民众脑中；民众脑中，充满着一个伟大神妙的人物，而一般缙绅先生，却又从而颂之曰：“功侔大禹”。

错了错了，我上面说的民众二字，太无范围了。我是南方人，我是江西人，我没有走遍中国，我没有全部知道民众的传说，怎么可以说我们低级民众早已另外找着大禹的替人呢？那么应该先声明：我这文是江西人作的，这文说的是江西的事，请大家别要误会。

第一：我们要知江西是一个有水患的区域。北部的鄱阳湖，汇合全省的水在一处，还不算，长江水涨，走不赢了，却也要挤进湖里来。因此除非长江流域不下雨，若是下了雨的话，鄱阳湖边数百里内，马上一望汪洋，房屋变成水面的孤岛，甚至变成水底的暗礁，田地农产，更不必说，由有收变成绝粒，是常有的事，不能免的。若遇水势汹涌，风波激荡，更是覆舟倒屋，人财两空。往往有全家淹没，全村荡析的事情发生。所以一般民众，虽然善会玩水，却亦最为怕水。水患之由来，已非一朝一夕了。江西南部，地势较高，又非平地，又无大湖，应没有这种忧患了。可是丛山叠岭之中，常有一二处，忽然绽裂，洪水涌出，蛟龙随之，由高至下，所过成墟。山居之民，每建宅于两山之间，若上流地水涌下，未有能避免的。水入河流，势急河小，常溢渗两岸，破堤荡家，年年不绝，不见于此，必见于彼。我是江西南部人，我家便常受这种灾患。所以江西全省，几乎没有一处没有水患。

第二：我们要知江西除了萍乡、寻乌、安远、瑞昌、九江、湖口、彭泽几个边县以外，其余各县的水，都汇归于鄱阳湖。河数将近一百，湖面有数百里，每当百川皆涨的时候，天水一色，见者疑为大海，不知陆地是否已沉。这也是鄱阳湖周十余县的民众所同具的惊讶。

第三：我们要知，穷则呼天，危则思救，愤则思启，仇则思报，是人类的同情。江西民众，年年代代，有洪水之忧，有蛟龙之恐，如何不想所以处置他对付他？那么，筑堤引渠浚湖导河造舟种种常备的工程，都由此一念而见之实行了。又见洪水蛟龙，同时并出，便疑心水由蛟发，恐恨交生，渐渐有募人入水斩蛟之事发生。然而这二种事情，都在民智开通之后，尚且不能绝患，何况当未见及此之时，民众之痛苦畏惧，真不知到了什么程度。痛苦畏惧之久，便不得仰求天助，希望神仙来救苦救难了。神仙想不到，便不得不想像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仙来安慰这种需求之情了。

因为有此三因，所以江西民众便发生了许真君故事。我可以说：凡是生长在江西的人，没有一个不知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我在做孩儿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同我说过，现在还记得一些。可是近年以来，反而较少人传说了。据我记忆的大概是说：从前有一个龙，生了九个儿子，一同来到江西境内，分在各处开河，因此江西的河，渐渐加多。而洪水泛滥，年年不绝，漂没人畜，浸害农产，日盛一日。看看已经给龙开成九十九条河了，若再开一条，江西陆地，马上变成大海，任凭你什么生命财产，也保持不住。老百姓愁苦连天，要走也走不开，眼见得大家同归于尽了。那时激动了一个仁慈的神仙，不服龙的猖狂，发了善心，下凡救难，到水里找龙斗法，这神仙便是许真君。许真君神通真广大，一连把八个小龙都杀了，最后把老龙和最小的龙也捉住了。老龙哀怜乞命，真君不许。老龙再三叩求，情愿永坐天牢，留此残生，不敢再去作恶为非。真君仁慈不杀，便把他加上锁练子，贴上符录，打下离南昌六十里生米镇的一个眢井里。这个眢井，是许真君用法术制用的，无论会六甲，会五遁，都逃不了。井旁栽了一株铁树，和老龙约道：“等到铁树开花，河水倒流的时候，你便可以出来了。”一面又要杀小龙，小龙也哀求勿杀，真君想一想：“若把他杀了，天下岂不是无龙兴云作雨了吗？”于是提起刀来，把他斩了一节尾巴，和他约道：“每年只许你在清明节后，来看你母亲一次，余时可不许来了！”便放他去了。真君也就回仙界去了。后人感激许真君救命之恩，就在生米镇囚龙眢井附近，起造庙宇，四时享祀不绝。到了八月初八日，真君生辰，凡是江西省人民，不论远近，都来虔诚进香。后来各县各村，也各各起造庙宇，都叫做许真君庙。后来得了皇帝的上谕，赐名为万寿宫。后来江西人到外省去，万寿宫三字便取来代表会馆名字了。每逢清明节后，必有大风雹一次，这便是那个斩了尾巴的孽龙去看他的母亲。一个龙一年过一次，尚且如此厉害；若是老龙和他八子，至今仍在，江西纵不成海，也不知怎样遭祸哩。

我少时所闻，大概如此；今年暑假前，在顾颉刚先生处见《铸鼎余闻》，也有一段许真君斩蛟故事，可是完全不同。我回里后，征访所及，也没有和《铸鼎余闻》全同的。只有许真君和蛟斗法时，一个变黄牛，一个变黑牛，这段却相同。可是江西南部民众都认定这事是在与广东大柘县交界地方发生的。的的确确，指实是寻乌县的牛斗岗。并且还说：“当二牛斗法的时候，有一个广东妇人看见了，叫道：‘看呀，黄牛斗出黑牛屎呀。’许真君是黑牛，连忙说道：‘广东妇人忙至死。’所以广东嘉应州一带的妇人，至今仍是耕田负重，代男人的劳，忙得要死，只因为神仙点破了呵。”我想书本上写的，和口耳间传的，只此二篇，已不同如此；若更能广为搜集种种书本上的，口耳间的，汇在一处，加以深切的研究，必定可以使我们彻底了解许真君故事之起原和变化，必定可以助我们彻底了解大禹故事之起原和变化。据我的浅见，大禹就是许真君的前身，许真君就是大禹的替人。别省民众有没有许真君故事的传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说我江西民众确已承认许真君是唯一的信仰对象，唯一的中心人物，尊之为江西福主。江西的陆地，所以没有沉为大海，全是许真君之赐。和上古的人说大禹是平水土的人，说山是“维禹甸之”，水注是“维禹之绩”，后人“缵禹之绪”，“设都于禹之绩”，几乎毫无二致。研究大禹的人们，请你们注意这点罢。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清华学校从文中所载，此文部分资料为姚名达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回家度暑假期间采辑而成，即1926年夏天。如此，则该文完成时间应为1927年初。

（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五号）《章实斋遗书》叙目《章实斋遗书》叙目右《章实斋遗书》，整篇三百一十五，附录九十四，析录二十六，节录一百五十五，别录二百四十三，为目共计八百三十三，为字约在五十万以上。

按章实斋名学诚，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乾隆三年（西历一七三八）生，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卒，享寿六十有四。生平大节，详见拙著《章实斋先生传》。

其著书之愿，发于二十九岁（一七六六）。自谓“读古人之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受舛，故欲遍察其中利病得失，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三十五岁（一七七二），“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议》一书。”为校雠之学而以《文史通义》为书名者，校雠为著述之先事，著述为文史之异称，言文史即已概校雠矣。故其言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诚得如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以昌明。”郑、曾，实斋所认为校雠之才者也；刘，实斋所认为记注之才者也：校雠记注不足以得古人之意，不足以当经世之学；其能得之当之者，惟文史之才，著述之业耳。故又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所谓《文史通义》者，即文史的普通意义，亦即史意，是乃实斋性命之文所尽萃，可概校雠而不可相与对立者也。

然自讨论校雠，篇章日富，四十二岁（一七七九），遂定著为《校雠通义》四卷，先《文史》而成书。盖其生平精力蕲向，于兹岁为一分野。兹岁以往，读史而外，学为古文于大兴朱筠；著《和州志》《永清县志》，后来所谓“一半为土苴”者也。其绝大志愿，实为荟萃群书，“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冀有当于学术而成风俗，苦心孤诣，著为《校雠通义》一书，凡以此也。兹岁以后，始笃志于文史著述。无论平日札记与涉世之文，倘有精义，辄追求究竟，深入渊丛，撰为专篇，锡以嘉号。而自五十一岁（一七八八）草创《史籍考》，观览益博；编撰《亳洲志》《湖北通志》，经验益丰：其所发明，精造神诣，历年所得，十倍于四十二岁以前。所谓“前此少壮，或身有可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间亦宜有所卓也。”然《文史通义》迄未成书，而《校雠通义》在《诗教》篇注中已改名《外篇校雠略》。《诗教》作于四十六岁（一七八三），出《校雠通义》之后，是实斋实有意并《校雠》于《文史》。特以《文史》尚未成书，而《校雠》早有钞本，是以五十一岁（一七八八）校改《校雠》时，仍《通义》为名，而后来刻本，遂以《文史校雠》并称《通义》耳。观实斋四十二岁以后，著书稿册，有《癸卯通义草》、《庚戌钞存通义》诸名，其各篇皆隶文史：而一切单称《通义》者，又皆指《文史》而言：则《文史通义》实为实斋著书唯一之名，益可知也。

实斋秉性僻懒，又不解书。生平撰著，皆不自脱稿，而委人缮写。又惮于往复诘问。故所为草稿，皆先为空白书册，随时结撰其上，以备散佚。字画亦必明朗可辨。涂撺多者，则用粉黄拓之。钩勒之笔，朱绿错出。款面皆按年甲子，统题为流水草，盖不分类而随时接续者也。将满一册，率得二三万言，则略以类序先后，录为一卷。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谓“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涉世之文，常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谓可“使其笔墨略有变化”。流水草每篇之下，必注撰时月日风雨阴晴，谓“他日覆阅，则知撰时兴会”，“而日月居诸，岁不我与，则及时勉学之心，亦可奋然以兴。”其名称有《壬癸尺牍》《辛丑年钞》《辛壬剥复删存》《癸卯通义草》《癸卯录存》《甲辰存录》《戊申录稿》《戊申秋课》（又名《戊申仲秋序记杂文》）《申冬酉春归仂草》《姑孰夏课甲编》《姑孰夏课乙编》《酉冬戌春志余草》《庚戌钞存通义上》《庚戌钞存通义下》《庚戌钞存杂文》《庚辛间草》《辛亥草》《癸春存录》《甲乙剩稿》《邗上草》《丙辰山中草》《桐署偶钞》《戊午钞存》《庚申杂订》《庚申新订》……诸种，又不题甲子者，《碑志》、《传记小篇》、《杂订》、《杂俎》四种，皆各已成篇，未尝编目。有精构成章，已锡嘉名者，如《易教》、《诗教》、《原道》、《原学》，是为文史通义之既成稿。有新解偶发，即记为文，或人世应酬，半涉辞费，虽有深义，未著专篇者，《跋丙辰山中草》所谓“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者也。

流水草单篇文章之外，平日札记，所为尚多。今存《乙卯札记》《丙辰札记》《信摭读书随札》皆其类也。而专书之已脱稿者，《和州志》《永清县志》《校雠通义》之后，五十一岁（一七八六）著《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五十二、三岁（一七八七—八）著《亳州志》，五十五岁著《纪年经纬考》，五十五至五十七岁（一七九〇—二）著《湖北通志》，五十一至六十一岁（一七八六—九六）著《史籍考》，生平工作，此为最钜。

《文史通义》虽未成书，然同志之爱实斋文者，多请钞存副墨。嘉善周震荣、山阴史致光、大兴朱锡庚钞藏尤多。而《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卷，先后由震荣刊行。《通义》中《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杂说》上、中、下，《评沈梅村古文》……等篇，亦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刻板。自谓“《文史通议》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和州志》以与安徽学使秦潮意见不合，遂未付梓，后刊其志例二十篇。《亳州志》脱稿之翌年，知州裴振罢去，亦似未刻，今仅存例议二种。《湖北通志》以众谤弗腾，置其遗绪以去，事后以笈中存稿及凡例序目往复驳议分次二十四卷为检存稿。《史籍考》之功程于去湖北时已什八九，而主其事者——毕沅以苗顽稽讨，竟废前功。毕沅既没，实斋乃假谢启昆之力足成之（一七九八）。凡三百二十五卷。惜亦不传，谨存例目。

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实斋病瞽，犹日事著书，倩人写草。翌年（一八〇一）遂卒。临没，尽以生平撰著，寄萧山王宗炎，乞编次。宗炎复书，以“稿本丛萃而半无目录，卷帙浩繁，体例复杂，必须遍览一二过，方能定其去取。”“拟分内外两篇，内篇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籍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以《湖北通志传藁》附之。”然实斋不置可否，殆已不及见此书。宗炎所拟编法，殆亦非其本意也。实斋本意，《文史通义》实为其著书之总名：举凡平日所为文章，悉加甄别镕铸，编排定著为一首尾完具篇章清晰之大著作。内篇录著述之文，外篇录校雠比次之书，一以求意，一以治书。细察其著书微意，实不欲苟以文辞传，而所存必有益于人世。天不假年，不能卒其所业而自编为书，惜哉！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实斋长子贻选寄出实斋全稿与王编目录与其二弟华绂，录得副本十六本，未竟，其四弟馆邓州者，言其居停易良俶相为刊刻，诓寄邓州，主之以为利。十二年（一八三二），华绂刻钞本于开封，竟无全本，仅校定为《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而总名为《文史通义》，篇次一依实斋原草而不从王编，外篇内容亦与王编迥异，即今坊间之通行本也。全稿沉沦，竟百余年，世之知有实斋者仅，而知《文史通义》为实斋著书之总名，为未成之书者，更无人矣。

继华绂刻《文史通义》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南海伍崇曜，四年（一八五四）嘉善周尔墉，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实斋曾孙季真，篇次皆无增减先后，惟季真于字句稍有校正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元和江标得庐江何氏钞本《文史通义》，无卷数，以校华绂刻本，互有多寡，因刊钞本之多于刻本者为《文史通义补编》一卷，入《灵鹣阁丛书》。又明年（一八九七））出版。明年（一八九八），丰城余氏遂并刻入《宝墨斋丛书》。观钞本之以《文史通义》为总名，则文史不特可以包方志，且可以包校雠，抑又明矣。

选刻实斋单篇于大部书中者，嘉庆□□年（一八□□），其友南汇吴省兰刻《妇学》篇于《艺海珠尘》；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邵阳魏源刻《妇学》三则《言公上》于《皇朝经世文编》；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华亭姚椿刻《史注》《义门列传序》《上执政论时务书》《上尹楚珍先生书》《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富都御史斐公家传》《周书昌别传》《书孝丰知县李梦登事》《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于《国朝文录》；嘉庆十年（一八〇六），王昶辑《言公上》于《湖海文传》；—同治五年（一八六七）王绍基刻—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贵池刘世珩刻《丙辰杂记》于《聚学轩丛书》；□□□年□□汪如澜刻《论课蒙学文法》于《小方壶斋丛刻》；宣统中（一九〇九—一一），邓实辑《丙辰札记》《乙卯札记》《信摭》于《风雨楼丛书》；—神州国光社印—□□□□年，国学扶轮社印《言公上》《章格庵遗书目录序》《邵与桐别传》《徐汉官学士传》《朱先生墓志铭》于《国朝文汇》：大都出于刻本《文史通义》之外。此外则光绪八年（一八八三）长洲彭祖贤刻《湖北通志凡例》及《辨例》；宣统二年（一九一〇）霍邱王潜刚刻《湖北通志未成稿》及《凡例》《辨例》《序传》为《章实斋遗书》；皆单行于世，不与选刻者相同。

然此皆零篇，尚非整部。整部之出现，实始于嘉庆十一年（一八〇七）陶山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但误题其姓为张。□□□□年（□□□□），□□□□□印《禹域丛书》，中有《章实斋文集》八卷—缺第五卷—，《外集》二卷，凡一百八十六篇。嗣后民国元年，邓实又得《章实斋文钞》□卷，凡□□□篇，国粹学报社印入《古学汇刊》第一集。二者相校，互有多寡，盖非出一本也。民国八、九年，浙江图书馆印《章氏遗书》二十四卷，较前二本益备，多有出于前此所未刊印者。

然此皆不与《文史通义》合为一编，而实斋遗稿钞本之藏于私家与方志之僻处下邑者，尚未有人为之搜印，欲睹实斋学问之真，犹非可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吴兴刘承干得实斋全稿及王宗炎所编目录及《永清县志》《和州志》于嘉兴沈子培家，又获购《庚辛之间亡友列传》，益以已刊未刊诸单篇，略依王编目次，刻为《章氏遗书》四十八卷。计《文史通义》内篇六、外篇三，《校雠通义》内篇三、外篇一，《方志略例》二，《文集》八，《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外集》二，《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共为内篇三十卷。《信摭》一，《乙卯札记》一，《丙辰札记》一，《知非札记》一，《阅书随札》一，《永清县志》十，《和州志》三，共为外篇十八卷。前有序例，后有补遗附录校记，又各自为篇。十年（一九二一）出版于上海。实斋遗稿，于是始称最备。

方书籍之未完备也，惟恐无人博搜多刻。自书籍之既完备也，惟恐无人精研实用。《章氏遗书》自刘氏搜刻，可云备矣。然若《亳州志》，若《史籍考》，皆实斋已成之专著；若《论学十规》，若《圆通》，若《诸子》，若《家史》，皆实斋已成之单篇：今皆不传而或有钞本潜晦未见，是则吾人所宜百方访购者。以余寡陋，实有不能。然余读实斋之文，爱其学，爱其人。愿用吾思之所至，发明其意；愿用吾力之所能，传播其书。其治学治书作史作文之所以诏示于余者，余既穷究而实践之，信为无弊，将著《章实斋之史学》以为读其书者之一助焉。而所以传播其书之法，顾未得也。始余读《章氏遗书》，星纪一周，往复诵读不下二十余遍。试有人叩余以某篇有何主张，某种见解在何篇，随口能答，辄无差误。然是如满地皆钱，无绳以贯，欲件系而时用之，徒枉想耳。转念实斋欲研文史，先究校雠。所谓“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不解类聚而泛泛然以求通，其无所成就，必矣。则吾人之求学而不得者，盍反而为类聚之功，可乎？

实斋之于学术也，溯其源，能知其浑然本一；析其流，能知其厘然有异：所谓“为学之要，贵乎知类，”实斋实已握捉要领，擒纵自如。故其论编次文集也，不可拘于文体之形貌而贵能求作者之意指；而其所以讨论校雠，乃欲使求其书者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最后目的，乃欲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而创造醇固之风俗，经世之学术。倘实斋而延寿数年，得卒所业，则其著书总名必为《文史通义》，而以精心著作之文为内篇，随事发明之文为外篇，其他因请而给无有新解者不予收录：此可自其论校雠编次之原则而推知之者也。世之编次实斋之书者，则亦太不究思矣。《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本是一书而分题为二，犹可委曰“实斋之子实名之，其言必有所受。”若“某某某文集”“某氏遗书”之称，曰集曰氏，乃实斋所深恶者，顾举而加之其书，何为也？既题名为《章氏遗书》矣，文史校雠文集各有内外篇，而皆隶于内编，方志有略例有通志稿有州县志而分隶内外编；谓以文体分乎？则序跋传记诗信同隶一卷；谓以文义分乎？则家谱之论，可附校雠；古书之辨，可附文史；同样书信，或隶文集，或隶外集，或隶文史外篇：语其乖谬，累纸难穷。而名姓标题，亦有不可解者。同一邵晋涵也，忽名邵二云，忽名邵与桐；同一朱珪也，忽名朱中堂世叔，忽名朱大司马，忽名石君先生。或一人数信，毫无异称。或空录官衔，不记名姓。或论学而称论文，或与书无殊面辨。欲一览而得其指归，鲜有不大失所望者矣。

所以然者，《文史通义》实未成之书，《章氏遗书》乃后来所集。施类聚之法于编次标题，实斋既未及用，后世又不解用。无怪乎读实斋之书、治实斋之学者，不数数觏也。吾人读其书而知其学，用其学以治其书，则类分篇系，绳贯沟通，俾系统秩然，部别了然，而读者依次以求，豁然有得，庶几无遗憾矣。

然读《章氏遗书》者少而读《文史通义》则［者］多，以谓《文史通义》足以窥实斋之学，而《章氏遗书》又非有巨资不办也。余以此惧！夫《文史通义》固实斋精心著作之文，举凡实斋平日所为，倘有深义，无不结撰为篇，归诸其书；而惜其书未成，外此所遗深义尚多，不足以尽实斋学问之真相：则世之读《文史通义》而不读《章氏遗书》者，其于实斋之学犹无与耳。然《章氏遗书》既非人人所能得，而必责人人以必读，非有善法不可，有能示我以善法，余将搴裳以从之矣。

抑古书之不易读，非仅意义艰深，骤难了解已也。即句读专名之辨，费力已自不鲜。稍涉困难，未有不废卷者。近人好取古书标点印行，非无故也。《文史通义》，坊间已有标点本，顾仍华绂本之陋，即《灵鹣阁》本之《补编》亦不为插入，仅一举手之劳，于实斋之学犹无功耳。《章氏遗书》，印本刻本，皆出版于最近，而犹笃守旧风，不为标点，则其陋也。

时间，地点，关系于吾人思想极深。一言，一念，有非当时此地不发者。实斋最能解此，故所为文稿，月日早晚阴晴风雨无不备记于其篇末。后人不解，编刻其书，即年月亦不为保存。居今日而欲考定其某篇系何年何月，实有为难。然吾人不应以其难而不为，则潜心探讨，从旁文微露，他事相关处，以得其时，更由其时以得其地，于了解篇内文义，与［于］研究实斋思想发展之程序者，不无小补也。

注古书者，每重文义。然非学有素养，必不能研读古书，而有素养者，又不待注而已明也，况注者常有失作者之意旨者乎？至于字句之讹脱，专名之含混，事物之牵连，时地之隐晦，则虽博雅不能不费考辨之功。倘为注明，省人精力不少。实斋盖深明此义，而其书顾无人作注，宁非憾事？

综此数端，而迫切之要求，不能不发自吾心。吾既不惜以一年之力读《章氏遗书》，又何惜以半年之力为之整理以利读者。自十五年秋，一月辨别去取，一月标点句读，一月分排部类，一月考定时地，一月校正文字，一月编写标目，至是大体略具。将以后此时日，搜集与是书有关之文章，以年代次为附编而一一考辨其是非，庶读是书者足以了解实斋学问之真相而无须他求，则吾心庶以稍安而可告无罪于作者。

吾今将告读者以吾整理是书之例：

一、书名使实斋而自编其书，必名曰《文史通义》。然书实未成，后人编辑，实自各钞本拉杂得之，更不可遂仍旧名。文集有异于著作，以渎斯书，实斋所不甘。而以一人独掩一姓，称曰某氏遗书，更为实斋所反对。用彼编《章格庵遗书》之例，称为《章实斋遗书》，颇觉有当，而王潜刚猥以《湖北通志未成稿》尸此称，嫌无分别。今定名为《章实斋遗著》，著字表示非无实之文辞，遗字表示非作者之自定，似不甚谬。

二、节本翦截篇章，去彼取此，本非读古书者所宜为。然为便利学者计，挑取精心著作，选事发明之文，剔去因请而给、无关学问之文，使读是书者足以得作者学问之真相，又免耗精神金钱于无用之地，似亦无过。区区之心，惟蕲读实斋之书日多，即知实斋之学者日多，而于我国史学，相当的有影响，则节本或有胜于全书矣。兹编于各方志皆取叙例而附录纪传图表考略之大概，俾未见各志而可知其内容。于各传记则取与作者关系密切者，俾读者知作者交游影响浸润之情状。札记则取其有议论者。诗歌则取其有自述者。序跋则取其有发明者。书信在所必取。祭文在所必弃。寿序哀辞碑表志铭概从传记之例。驳议评辨书后例论说皆在收录之篇。凡录一文，概不删节。以全篇之大意为主，而旁文之他涉为轻也。

三、部类以一篇为单位，细察其主旨何在，如论学论文论史之类。更汇各篇主旨相同者为一部。依其篇义之自然衔接，编次先后。计得十二部。各部亦厘然成一系统，不能变换，亦不能分合。一部之中，又有篇幅过多，篇义微异者，则更为分类。部对全书而言，类对本部而言，故各部之类，其计数不相联属。

四、整篇所录整篇凡三百一十五，章节完整，皆无残缺割裂。其篇数系对全书而言，不以异部中断。附录析录节录别录皆然。但彼必明标某录而此则无须，为不同耳。

五、附录凡讨论一义，不甚重要，仅可附于某篇之后而不能独立者，与方志中之纪传图表考略，原非议论文者，标名附录，不与整篇相混。

六、析录《说林》《杂说》本非成于一日，更非仅有一义，若贸然任入某部某类，殊嫌不切。今以一条为单位，察其意义可与某部其类某篇相发明，即系之于后。而书信之前后显议二事者，亦仿其例。概名析录。

七、节录整篇虽不删节，而札记实难以已。盖札记虽似一篇，而实系数年积成，且其所含有精有粗，不伦不类，非甄别去取，无以严其体例。今以待整篇之一篇者待札记之一条，去取皆以一条为单位，名曰节录。而整篇之被屏弃者，其中间有作者自述之词，史料所关，不容不为保存，则亦节录之。然此皆隶自述之部，自述部外，不为章栉句爬也。

八、别录一篇之主旨，既有所在，而隶之某部某类矣。其旁文斜缀，关涉他部类者，所在多有。实斋所以立互著之法，以济其穷也。今善循其例，如某篇意在论学，间又论文，则录其文于论学之部，名曰第几篇，而于论文之部，另标其题上曰别录第几，而不录其文，但注曰见第几部。亦有录某部某篇之一段为他部之别录者，则注曰全文见第几部。凡整篇附录析录节录俱得有别录。

九、标题凡实斋自定之篇名，概不变易。惟书信关涉时人，原多尊称；且钞本发现，后人每私加标题，致有一人数名，或有官衔无名字之弊。今于一人数名者，改为一律；有衔无名者，为之补题；徒涉尊称而非现任官者，为之删削，以清眉目。又有一人数信，所言各异，而标目相同者，察其内容而缀以新号，庶几不陷读者于迷惑也。

十、注各篇著作之年地有可考者，悉为注明于篇后。篇内言及之人地，倘有异号，悉注本名。文字之经校改者，亦必昭揭于后。作文之动机，倘有可考，亦为推定。

十一、标点实斋著书，原自有段落句读。今段落可考而句读不存，不得不凭己意为之标点。而书信序跋之本无段落者，则亦仍之以保原状。

凡此经营整理，实半年来昕夕孜孜之结果，其于读是书者，是否便利，尚不可知。而倘有以割裂颠乱前哲之书见责者，吾其无辞。吾觉如是而吾心始安，愿读者之谅解耳。编辑既竟，谨序大意如右。

十六，二，九，清华研究院

附注一：章实斋遗著在数月内可以出版，书名或有变更。

附注二：篇中□□，因手边未有原书，无从查考，倘蒙读者赐教，无任欢迎。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三号，1927年3月31日出版）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

胡适之先生在五年前著了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使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史学大家，实在有功于学术界。但是当时嘉兴刘嘉业堂刻的《章氏遗书》尚未出板，适之先生著书的时间亦未免不很充裕，所以仍有些错误和许多遗漏。去年六月我看见适之先生，他叫我把他这本书修补一番。我暑假回到故乡——江西兴国——去，依了他的话，把这本书的空白都写满了。无法清理，只好依着自己的别裁，重新改造一部《章实斋年谱》。

我做的和适之先生不同的地方和理由，现在要说个明白：

一，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纪述。因为我觉得年谱是纪述的体裁，不容著者参加己见。又觉得我的学问不够，还不配说评论古人的话。纵使要说，也尽可在别一篇论文里去说，不应该在年谱里说。适之先生自有他的见解，我不能阻止他参加己见，但我已见得有好几处，适之先生的解释或批评失了章实斋的本意。

二，适之先生做的多引实斋论文，我做的多引实斋自述的话。适之先生想拿一本年谱表示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所以多引把原文抄下许多。我们看完了先生这一本年谱，还不能达到先生这种希望。其实要知道某人学问的变迁，只须把某人的文章，一一考定他的年月地点，做一个表格，自某人初做文章一直到某人绝笔，顺次排列题目，注明时地，读者循表读文，自然能得十二分的了解。若某人有自评自述的话，把他依着年月抄入年谱，那便更加清楚了。何必说明某种主张或见解在某年如何在某年又如何呢？一个人的学问，我们要想知道他的大略，至少须翻他的书籍一遍。若想在全书中抄撮数段，恐怕不容易吧？我在我做的《章实斋年谱》，尽录他自述自评的话，另外做了一个《章实斋生平成绩一览表》以见他学问进步的历程。而于实斋论文，少所征引。想知道实斋学问的大略的，可看我编的《章实斋遗著》，那部书把实斋的论文都收入了，纪事文也有些，比较《章氏遗书》虽然分量较少，却很有系统或线索。《一览表》也编在内。

三，适之先生做的注明了某事根据某书某篇，我却没有。这有二个缘故：一因适之先生做的是独立的书，我做的打算附在《章实斋遗著》后面，年谱本来有离集附集二种。二因注明出处，实有不便。一段话常从三四处凑成，一件事常有三四处并见，写起来太麻烦了。还有种种的不便，清儒焦里堂《与伊墨卿书》已说得很明了。

四，适之先生做的有遗漏或错误处，我都已补足或改正了。这没有什么理由，都是根据可靠的史料才不得已而动笔。

我这部书大约有一万多字，比较适之先生做的才四分之一，但纪述的事实，差不多增了一倍。我想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所以特地先给《国学月报》发表了。再过二三月，在《章实斋遗著》的后面，还打算再印进去。

虽然经过了我的父亲——舜生——和我的先生——梁任公的校阅，但错误或遗漏仍或不免，希望读者不弃，把所发现的告诉我，以便再板时改正。

十六，三，四夜。清华研究院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清乾隆三年戊午（西历一七三八）先生生于绍兴府城。先生姓章，名学诚，字实斋，籍浙江绍兴会稽县。父，名鏕，字骧衢，号励堂。母，颍州知府史义遵第九女。

清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二岁

生二三年，从叔衡一公每提携过邻居沽酒朱叟索饮，叟辄欣然饮以勺酒，啖以少许下物不索钱。非有他故及大风雨率如此。先生每闻衡一公足音，则踊跃攀附。衡一公亦柔色抚之，于群弟子中尤为钟爱。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五岁

父成进士，罢归。聚徒授经，十年不出。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十四岁

读书中表杜秉和凌风书屋，学于王浩，四子书尚未卒业。

受室某氏

自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老父课徒，尚嬉戏于侧。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父谒选，得应城知县。先生从父母挈家室，至应城。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十六岁

知识渐通，好泛览。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彷徨久之。

父延柯绍庚课先生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不得其似。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

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记述，同人相与贸贸然叹赏。

中无张主，心顾不甘与俗学伍，喜纂类书史。虽甚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史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于是力究纪传之史。

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内君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三年努力，未得成就，后为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十七岁

秋冬间，购得朱崇沐刊《韩文考异》，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初不尽解，顾爱好不忍释手。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十九岁

父自辛未知应城县，不枉民狱，不撼警兵。母撙节日食，室椷一匮，有余金辄以投隙，曰：“吾以养福也。”至是，父罢官，负债累累，贷者苛责，母发千金尽偿之。曰：“惟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以一毡来，以一毡去，吾藏此非无故也。”竟不能归。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二十一岁

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戊寅己卯间，父主讲天门。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二十三岁

道过河南汜水县署，访陈执无，款留旬日。抵北京，主从兄垣业家。应顺天乡试，不售。时章氏寓京者近百家，而族子汝南族孙文钦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剧谈养气炼识之旨，且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

喜作笔记，尝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惟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二十五岁

自京师返会稽。不久，北过山东滕县，访任肇元。抵京，再应顺天乡试，不售。

肄业国子监，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人而先生每居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二十六岁

二月，始识曾慎、甄松年于国子监。于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则亦与后有不甚悬远者。曾慎辄加首肯，且箴先生稍洽于时。

夏，给假省亲应城。自是往复监中几二十年。

壬午癸未间，与同志士往反论文，积稿烂然盈箧笥。是年季秋朔，题曰《壬癸尺牍》。自谓：章子于文事初无所解，泛览涉猎之余，间有以窥见古人所用心。第内不加充而外无所励，又性好持论，贵识大体，不欲工于文字语言，以为末务：此其所以历年老大，终不能磨光刮垢以抵于成也。《壬癸尺牍》有《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二。《答甄秀才论修志书》二。后书自谓：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主张（一）志为全书总名，分内外纪年谱考传四部。（二）艺文考但序书目，文章散入考传。（三）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四）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五）据事直书，善否自见。（六）加意采辑有裨风教之事迹。（七）成文宜标作者。（八）传体宜归画一。（九）论断宜守谨严。（十）典章宜归详悉。（十一）自注宜加酌量。（十二）文选宜相辅佐。（十三）列女宜分传例。

秋杪，自应城启程，一游陕西。

戴震著《原善》成，凡三卷，先生读而善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二十七岁

父主天门县讲席。冬杪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一）职掌，（二）考证，（三）征信，（四）征文，（五）传列，（六）书法，（七）援引，（八）制裁，（九）标题，（十）外编。胡君延先生父主修，先生为父作《五行考序》，《艺文考序》，《学校考序》。全志不久告成，中间为俗人所改，所存方十之六七。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二十八岁

三至京师，仍居国子监舍中，伥伥无俦侣。应顺天乡试，沈业富为同考官，荐其文于有司，不录。业富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

是年始得见《史通》，始学文章于朱筠。筠一见许以千古，为言于众。然谈及诗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筠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必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

是时立志甚坚，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其意之所向，识力稍进而记诵益衰。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二十九岁

仍挂籍国子监，并寄居日南坊李铁拐斜街街北朱筠家撷英书屋。友邱向阁、吴兰庭、程晋芳、吴烺、冯仲匢、蒋雍植、冯廷丞、张燮君、邵晋涵等。朱筠甚恶轻雋后生，拐［枵］腹空谈义理，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讲扩充。

四月，得应城家书，知内君去秋又举一子。

与书族孙汝楠论学，谓：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渟滥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尝以（史部）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诗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征逐，不持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族兄垣业在京编辑本支宗谱，往复商榷于先生。

戴震写定《绪言》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三十岁

旅困京师，不能自存，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而偶过邵晋涵、周永年，辄忘患苦，能作竟日谈。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博士助教中号知名者亦视先生若无物。去岁，欧阳瑾摄国子祭酒，初莅监，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一时至惊诧而嘻。瑾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年秋，先生拟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而国子监修志，瑾令专司笔削。适朱筠被诏撰《顺天志》，亦属先生等经纪其事。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三十一岁

二月，徙寓族兄垣业僦斋。四月，暂卸书局，槐夏洛诵，以待秋闱。

秋，应顺天乡试，中副榜。同考官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

冬，父骧衢公卒于应城，讣闻，贫困不能奔丧，犹暂寄兄垣业家。

作垣业妻荀孺人行实，以第三子华绶为垣业后。

戊子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其书之函册大小，楮板新旧，刻画工拙，参差不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三十二岁

居父丧，为秦芝轩（字）校编《乐典》。

始友任大椿、汪辉祖。

举家扶柩，附湖北漕艘，自应城北上。书箧为漏水所浸，先人随身之数千卷失三分之一。既至京，冯廷芬分所居宅安先生老幼，早夕论学，相得甚欢。

任朝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诸学官多与抵牾，独朱棻元主之。任朝与先生言，尤有深契。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冯廷丞宅。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〇）三十四岁

过山东，吊从女于滕县。冬至安徽，从朱筠于太平。筠官学政，顾九苞、王念孙、庄炘、洪亮吉、黄景仁、邵晋涵等皆从游。先生方学古文词于朱筠，苦无藉手。晋涵辄据前朝遗事俾筠与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先生论史，契合幽微。先生盛推晋涵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晋涵敬诺。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三十五岁

先生自出都以来，渐事著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呈政钱大昕、曹学闵，并致书言志。

夏，自太平返会稽，访冯廷丞于宁波道署。宾客过从，辄言古人学问文章。人负畸长，家矜独得，出入主奴，未有一定，廷丞莫能决其是也。先生于宾客中最与蒋五式相知。

秋有《候朱春浦先生书》。

幼子生于北京侨寓。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凡再迁家，藏书颇有散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幸得仅存。

壬辰癸巳之间，屡道故乡省祠墓，且访先人旧所交游，类多凋落。

朱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适清帝诏求遗书，欣然谓得行其志。且曰：“此为非常盛典，必当人用专长，书明识职，然后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因上书，请开馆校书，具言条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所在必录。清帝嘉纳，次年遂开四库全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三十六岁

春，客宁波道署。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晋涵谓曰：“近忆子言，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经第二人道过，即道及亦无人信也。先念鲁得此身后桓谭，无憾于九原矣。”因属先生校定《思复堂文集》，将重刻以行世。先生郑重其事，因循不果。

过会稽至和州，应知州慈利刘长城聘，编摩州志。先作《和州志例》，略分《皇言纪》《官师表》《选举表》《氏族表》《舆地图》《田赋书》《艺文书》《政略》《列传》八种。《舆地图》又分《舆地》、《建置》、《营汛》、《水利》四种；《列传》之末，又有《阙访列传》、《前志列传》二种。

仲夏，过会稽遇戴震于宁波道署。震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见先生《和州志例》，曰：“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先生曰：“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由宁波返和州，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取名《续通志叙书后》，嗣又易名《申郑篇》。在和州病时，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后以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编为一卷。

四库全书馆开，纪昀为总裁，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五人入馆编校，授职翰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成。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与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

上《和州志稿》于安徽学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但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返驳诘，志事中废。

季夏，名《和州志》为《志隅》，作《志隅自叙》。谓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秋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钜浸，晓浮鹦脰之湖，乘月夜过虎丘，沿嘉兴归杭州，应浙江乡试，不售。过会稽至宁波道署。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

秋自浙江北上道过涿州，止从女夫家赵氏，返北京。

家计益贫，迁居金鱼池，僻处穷巷，门不能迎长者车。四方怀才负异之士，多见于朱筠宅。

邵晋涵丁内艰，治装归里，先生为其母作墓志铭。

任朝为官四库馆总校，僦第开馆，延名流分司雠勘，广聚书籍，先生因时与过从。

周永年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以藉书名园。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谓“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

冬初，往涿州视从兄桓业之女。仲冬又往，至则已死六日矣。

是时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于矜张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三十九岁

困京师，将近游畿辅。朱筠属先生于张方理，方理为约车访梁梦善于蠡县。梦善资以行李，持朱棻元书，访周震荣于曲阳县署，以文谒周，徐芗坡取文一再阅，矜言于周，周始有意于先生，一见如故。（其后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病患难之遭，周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十有二年。）

援例授国子监典籍。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四十岁

春，周震荣为先生位置定州主讲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进邦之颖秀童子而授以小学。榷其塾师之日课而参酌施之，诸童颇用斐然。

周震荣移知永清，延先生主修县志。六月，先生去易州至永清。

秋初，自永清入都，应顺天乡试。主试者山阴梁国治，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发策博问群书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先生既试，出所试文，科举之士皆大笑为怪，陈世忠见之特嗟赏，谓：“久与子交，不知子乃能此。”榜发，先生中式，谒国治，国治谓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缝，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亦曰‘不知’。闻知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

旋返永清。

戴震写定《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五月二十七日，卒。先生评之曰：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获罪，逮刑部，先生自永清来省之。于冯邸遇罗有高。是时京师士大夫讲梵学者，以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契有高。先生尝难有高，有高不能答，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

应礼部会试，赐戴衢亨榜进士，归部待铨，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同年周启、张维祺与巢世御并为先生世外交。

仲夏返永清。

六月十六日，朱筠五秩生辰，先生为作屏风题辞。

修《永清县志》，具车从，橐笔，载酒，周历县境，以尽人事地域之委备。

数赴期集京师，周震荣置酒行馆，招待一时同人，若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王念孙、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史致光、章廷枫、陈以纲与先生等宴会甚欢。先生家无宿舂粮，而意气若五陵少年，及时行乐，腾踔不自禁也。

是年，母史夫人卒，朱筠作文祭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四十二岁

在永清志馆，尝遇危疾。

七月，撰《永清县志》成。凡二纪：（一）皇言，（二）恩泽。三表：（一）职官，（二）选举，（三）士族。三图：（一）舆地，（二）建置，（三）水道。六书：（一）礼，（二）吏，（三）户，（四）兵，（五）工，（六）刑。又有政略列传两体。列传之末，又有阙访前志二传。志外另辑《文征》四卷，分奏议，征实，论说，诗赋四种。

同月，周震荣、周启、张维祺于役顺义，先生由京往视。震荣置酒为会，出《永清县志》示坐客。二君色然若不肯让震荣独步者，争延先生。先生已就梁国治之聘，未之允诺。二君乃各就所治采缀成书。

秋，馆梁国治家，教其子仲将（字）读。

著《校雠通义》四卷成。

乾隆四十五年庚辰（一七八〇）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困极思游，岁暮辞馆。

第三女痘殇。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投□海度，不为所礼，失意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囊箧与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张维祺于肥乡县署。维祺方远出，尊甫介村（字）款待甚殷。维祺归，聘先生主讲清漳书院。落魄依官舍，凡半年余。

中夏，访邱向阁于南乐县署，作《通说》以题其通达轩。谓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薄执其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取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则学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无所以致通之原，盖欲自得资深，然后可以取资左右而无所眩也。长子贻选从学于邵晋涵于北京。

张维祺时与先生论史志。冬，移官大名，先生从之。岁杪，辞归北京。

一家十五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困苦最甚。而师友知交，凋落多故，亦莫甚于庚子辛丑之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卒于北京日南坊，先生评之曰：先生之言，经论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讬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四十五岁

春，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远赴边关。从此偶客京师，多依甄松年为主。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而邻县官吏凌书巢、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顾以文字纳交，蔡且欲属先生撰辑《滦州志》，乔则令三子请业焉。

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叙。

季妹病死。

官修《四库全书》告成。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成。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四十六岁

卧病京旅，邵晋涵载至其家，延医治之。沈困中辄喜相与论学，每至夜分。晋涵有志改造《宋史》，先生因谓“俟君书成后，余更以意为之，略如《后汉》《晋史》之各自为家，听决择于后人。”晋涵因询先生方略，先生谓“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因请晋涵立言宗旨，晋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曰：“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

病后返永平。

朱沧湄省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晨夕数过论文。

秋，生徒散去应顺天乡试，荒斋阒然。自七月初三日讫九月初二日，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又二篇共分八十九章，另三篇不分章，合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性不善书，生平著作，皆倩人缮录。其草稿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风雨阴晴气候。九月初二日，名为《癸卯通义草》，作《书后》。

九月九日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过临榆。先生适访客过凌书巢公署，论及刘歆《七略》与后世著录诸家同异，商榷流别，弹劾利病，娓娓不绝。

周震荣治道临榆，招先生同游。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边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边海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怳思神仙。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间，为永定河道陈琮撰河志。旋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此后渐增至二十人。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四十八岁

正月尝一到北京。

仍主讲莲池书院，意不自得，为生徒作《论课蒙学文法》。

张维祺撰《大名县志》成，凡图说二，表二，志七，传五，共十六篇，叙例目录列于卷首，杂采缀记附于卷末。先生为作序。

冬，暂至北京，馆兴化寺潘庭筠家，与任大椿过从甚欢。留旬日，又出都。

是时所作斐然可观而犹未通变。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有《月夜游莲池记》。

尝为布政使梁肯堂校定其师叶君遗文。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五十岁

春，辞莲池讲席，进退无门，尝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闻戊戌进士开选，因赴京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困京师几一年，寄食邵晋涵、甄松年、金光悌诸友之家。

力偿文债，撰述志传，动成卷轴。

家室居保定旅舍，长孙女及第五子皆殇。

仲冬，己将得县，心惴惴不愿，决意舍去。周震荣为介于毕沅而促其行役。残岁出都，过保定，抵开封，上书毕沅，贽以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志》二十五篇。沅延见病榻恨相见之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五十一岁

二月初旬，与洪亮吉、武亿、凌廷堪等为毕沅编《史籍考》，泛览典籍，每有长进。

二月二十三日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三月一日为始，排日编辑《史籍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

春杪，家口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

接到章宗源寄来所辑逸史。屡与书邵晋涵，且呈政《史籍考》条例，求其相助。

五月二十三日遣儿子入都，赴顺天乡试，并致书孙星衍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起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为《戊申秋课》。

秋，得《通义》十篇。又撰《庚辛之间亡友传》一卷。

自辛丑遇匪，尽失生平撰著，后从故旧家存录别本，借抄十得四五。自是每有所撰，必留副稿。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有无互校，未必遽全，然亦十可八九。惟《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不可得。索还诸家所存之前三卷，则互有异同，难以悬断。遂仍讹袭舛，一并抄之。是年别自校正一番，又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又大异。

十月游亳州。逾月移家州廨，依知州裴振。岁暮抵武昌，谒毕沅于督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五十二岁

辗转当涂怀宁之间，厄甚。三月之杪，下榻太平，为安徽学使徐立纲校辑宗谱。丹铅之余，出去冬今春所撰著，俾佣仆钞之，题为《申冬酉春归初草》。四月十五日，作跋。

左良宇、张小兮一时名俊，早夕比屋而处，皆有文章之役，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兴，则时有所会。起四月十一日讫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三十三篇，约二万余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其推原道术，以为文史缘起，新著十二，旧稿一篇，题为《姑孰夏课甲编》。其专论文史，新著十一，旧作二篇，题为《姑孰夏课乙编》。各有小引。

冯秋山（字）方辑宗谱于安庆，亦以谱例例正于先生。

四月，周震荣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后》而刻之。

六月，自太平道扬州访沈业富，款留几一月。七月，返亳州，有儿妇之丧。为裴振修《亳州志》。借居民家，房舍逼仄。鸡犬图书，杂置三楹。箱箧累骈，无可展卷之地。八月，去游武昌。十月，回亳州。

长子贻选自京归亳，带到章正甫（字）《后海记事》与《丛书目》。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五十三岁

《亳州志》成，新增《掌故》一体，与志并行，人物一表，以清列传。裴振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而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先生自谓“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后世如有良史者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

《和州全志》已亡，删订《叙论》，作为一卷。

《永清全志》删订二十六篇，为《永清新志》十篇。

二月之杪，离亳州，携一妾，于三月望抵武昌，重开书局，为毕沅编摩《史籍考》，并参与其《续通鉴》事。

题是年撰著为《庚戌钞存杂文》。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五十四岁

春，题近作为《庚辛间草》。

冬，题是年撰著为《辛亥草》。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五十五岁

闰四月著《经纬纪年考》。

与邵晋涵书，论修《宋史》。

著《书教篇》《方志立三书议》《史篇别录例义》。

秋，长子贻选赴顺天乡试，便道嘱访张维祺于巢县馆次。主修《湖北通志》续编《史籍考》。

毕沅《续通鉴》成。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五十六岁

秋，节钞王凤文《云龙纪略》。

亳州家眷是年回会稽，藏书大半随之返里。先生买楠木书箱十二，由鄂寄归。

仍撰《湖北通志》，编《史籍考》。

尝到荆州，助崔龙见修府志。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五十七岁

自壬子撰《湖北通志》，初恃毕沅一人之知，竟用别裁独断。众谤群哄，屹然勿动。

是年三月，毕沅入觐天津，嘱先生于巡抚惠龄。龄不解先生文，无知者益谤议先生。有陈烩者，以先生荐，任职校刊，至是力毁先生。当道凭先入之言，委之磨勘。烩大驳《通志》，谓宜重修。当道赞其议，志局岌岌。会毕沅回省，事乃稍定。沅须先生登复，因著《驳陈烩议》一卷。八月，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由湖广总督左迁山东巡抚，遂去武昌。谤先生者益众。独陈诗识先生书为不苟作，时客武昌府署。知府胡齐仑请于当道，以通志属诗校定。先生因去湖北。临别，诗谓曰：“吾自有《湖北旧闻》，不与君书同面目。然君书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议得失也。吾但正其讹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湖北通志》全书分四大部。一为《通志》，七十四篇，凡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二为《掌故》，六十六篇，凡吏科四，户科十九，礼科十三，兵科十二，刑科六，工科十二。三为《文征》八集。四为《丛谈》四卷。

编《通志》时又撰《常德府志》二十四篇，凡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征》七卷，《丛谈》一卷。又撰《荆州府志》，《麻城县志》。

楚游五年，《史籍考》功程仅什八九，暂归会稽，省家室。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五十八岁

自庚辰始赋远游，于今三十六年，备历崎岖险阻，颠倒狼狈，极人世可悲可愕之境。远道归来，葺居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给。而累累书函，乃其长物，为帙五千，为卷五万有余。人事倥傯，不得稍亲笔墨，间有酬酢应人之作，不尽精能，且所作亦无多，因题曰《甲乙剩稿》。

有《乙卯札记》。

十月，离家，游扬州，有《邗上草》。

毕沅回任湖北总督，以苗顽稽讨，不能卒《史籍考》之业。

嘉庆元年丙辰（一七九六）五十九岁

二月自扬州暂归会稽，将有楚行，又因楚事未决，迁延过夏，以至仲秋，决计北上。

编辑《史籍考》。

八月二十一日题近作为《丙辰山中草》。跋曰：所草多属论文，是其长技。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其芒角而存其英华。有《丙辰札记》。

宗人修辑家庙。秋，庙成，告祭，适宗老有疾，命先生摄主献酬。祀毕，因与宗人论旧谱荒不易辑，遂试编纂。

九月过杭州。岁杪抵安庆，见巡抚朱珪，识布政使陈奉兹。

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六十岁

正月，在安庆上书朱珪，谋浙江文墨生涯，欲以卒《史籍考》之功。

汇订箧中《湖北通志稿》为二十四卷，作《辨例》一卷，与书陈诗论史学。

三月，在桐城阅试卷，主沈某。

五月以陈奉兹介到扬州，投盐运使曾燠，入秋得见，岁暮辞归，有《丁巳岁暮书怀投赠秋谷转运因时志别诗》。燠亦有《赠章实斋国博》诗。诗曰：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岂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独齇，许丞听何重？话仿仲车画，书如洛下讽。又尝患头风，无风堪愈痛。况乃面有癜，谁将玉璏砻？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语辄奇中。古来记载家，庋置可充栋。歧路互出入，乱丝鲜穿综。散然体例纷，聚以是非讼。孰持明月光，一为扫积霿？赖君雅博辨，书出世争诵。笔有雷霆声，匉訇止市閧。续鉴追温公，选文驳萧统。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武城非子羽，谁与子游共？感君惠然来，公暇当过从。是年七月，毕沅卒于辰州军中，先生遂绝意游楚。

嘉庆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六十一岁

五月在苏州陈奉兹处致书朱珪，兼贡《云龙记略》一卷。

六月以《论文辨伪》呈政朱珪。

为浙江巡抚谢启昆编《史籍考》，就镇洋毕沅家访《史籍考》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以成沅志。代谢启昆作《史考释例》，分为制度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十二部。

题近作为《戊午钞存》。

冬，游扬州，主曾燠。

嘉庆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六十二岁

嘉庆帝亲政，诛奸臣和珅。先生有《上执政论时务书》《上王杰书》《上尹壮图书》《与曹定轩论贡举书》。

嘉庆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六十三岁

题近作为《庚申新订》。

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犹事论著。倩人录草。

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六十四岁

夏，为汪辉祖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

十一月，先生疾卒。前数月以生平文稿请王宗炎编次。

十五年七月在江西兴国衡庐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四号，1927年4月30日出版）纪年经纬考序纪年经纬考序刘翰怡先生刻《章氏遗书》，以《纪年经纬考》亦为章实斋先生所著，惟篇首有唐仲冕序，谓作者是张实斋，名同而姓异，且《章氏遗书》中亦从未有言及此者，因不敢刻而仅录章氏原序于篇。兴国姚名达读之而叹曰：《纪年经纬考》实章实斋之作也，章误为张久矣。唐仲冕之刻此书，在嘉庆十二年，距章实斋之卒才六年耳，宜不致有误。其所以致误者，盖因唐仲冕与实斋“素无雅故”，不知其姓张欤，姓章欤，音同而莫辨也。迨见此书，序而刻之，因实斋原序仅署名而不著姓，遂贸然赐以姓曰张。噫嘻！自是而世知章实斋者亦仅矣。钱林、李松皆因之，《文献征存录》、《国朝耆献类征》所载张实斋皆章实斋也。彼《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之未被夺以归张者亦几希耳。此书之竟被夺以归张实斋，则唐仲冕之茫昧、卤莽；而百年来，幸犹有一二识者烛照而明辨之：六承如《纪元编序》谓章实斋著《纪元韵编》，谭献《实斋章公传》谓其尝作《读史年谱》，斯其证也。《纪元韵编》即此书之历代《纪元韵览》，《读史年谱》即此书之《纪元年表》，异名同实，盖观谭、六所述之作法与此书相类而知之。疑此书非章实斋作者，宜可释然于心矣。抑又考之，章实斋之序此书也，以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之吉，实在武昌修《湖北通志》暨《史籍考》，而胡虔、马绍基皆一时同事，交谊甚笃，序所谓“因即二家之稿，稍加较订，合为一编”者，信乎非他人所能为。而此序文体，精读《章氏遗书》者一望而知为章实斋之作无疑。若谓《章氏遗书》从未言及尝作此书，则其所未言及而别有可考者，以余所知，实斋晚年假馆苏州，为谢启昆编《史籍考》，以竟武昌未成之功，得书三百二十卷，此何等大事。而《遗书》曾无明文，而余乃从百余年后综核群籍，竟考知之。以此而推，则于《遗书》未载《纪年经纬考》之作，又复奚疑焉？或曰：是固然矣。然此书《三元甲子》有“今上皇帝嘉庆九年”之文，《纪元年表》亦叙至嘉庆九年，章实斋则于六年死矣，乌得有是？曰：不观章实斋原序乎？序作于乾隆五十七年，书亦成于是年，则所叙亦宜止于是年耳，后此者，皆刻书所缀也。即曰章氏自续，亦宜迄于嘉庆六年而止。七年以后，非刻书者——唐仲冕——所续缀而何？若谓此足为此书是张实斋所作之证，则古今姓氏偶同者固有之矣；未有名同字同时代姓之字异而音亦同者，况张为章之讹，其证据确凿有如上文所陈也哉？民国十六年五月，翰怡先生假得南陵徐氏藏本，寄示一读。窃叹此书百年隐晦，未尽其用，今既信知为章实斋之遗著，忍令孤本飘零，以致湮没？爰抒私臆，序而归之翰怡先生，庶几重付欹厥，广予流传，则宁独读史者欲先睹为快，区区考辨之诚，亦可谓无负先哲云尔！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五号，1927年5月31日出版）

达人史话达人史话小序

我是对于史学很有兴趣而且正在用功的人，自然不免起有种种思想。本来我想精心著几部书来和史学同志讨论——但，一来呢，我的学问还很浅陋，没有成熟：二来呢，想著的书，范围太多了，不是一二年所能脱稿的：所以我从前发表的著作，多是介绍先哲，记载史事，考证疑诬，而自己想要说的话，倒反不曾说一句。

近来得到各种启发，思想越加涌现，但因慎重和懒惰之故，不曾随手札记，如雨落大海，再寻已不见点滴，这种现象还可在［再］因循吗？怕学问不够，几时才能够呢？想说的话太多，难道一定要精心结构，蔚为巨帙？想，想，想，想了着实觉得从前的态度太郑重了。

因此，我决定随时写出我对于史学要说的话来,就叫他“达人史话”。他的文体是札记式，他的内容是多方面，他的生命是赓续的：但归根一句，他是达人对于史学要说的话，史学以外的，非达人自己要说的，恕不花费笔墨了。

末了，还得声明一句，因为这种札记不是我的定论，所以我故意拿做《国学月报》做“补白”，不当做正式的著作。读者诸君，在看了庄重的著作以后，得此一帖“清凉散”，亦许可以清醒清醒脑筋。至于我对于史学说的话对或不对，任凭读者的采用或反对；若是看了一扔，不理会他，读者或不致这样吧。

达人史话之一：史话的史话

史话这个名称，在中国的书名似乎不曾见过。中国向来有所谓诗话，词话，都是关于诗词的短篇札记。我杜撰这史话二字，也就跟着诗话、词话起义。但这里面也有点分别：诗话词话大都属于记述的体裁，说某人生平如何，诗词如何，并且一定要引出一二首，一二句诗词来证明；我所谓史话，据我现在的意思，大概是谈论的体裁，把我心里想到的主张，见解，身历的路径甘苦，凡关于史学的，随时写出来——不过将来也许仿效诗话词话的体裁，谈些古代，现代，国内，国外的史学家的概略。若是这所谓《达人史话》，而能够持续，能够站立的话，它也许成为中国史话的最初试验的第一种；反之，若无价值，读者往下一扔，中国也许不必有史话发生了。

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

倘使一个国家而健实安治的话，史学院是不可不超然的，独立的，由国家的法律，力量，建设在任何学术，政治的机关以外。中国向来的史馆，似乎带有半超然，半独立的性质；但没有经过法律的规定，不由纯粹的史学家主持，所以历代史书，有好有歹。外国现代的史学会，似乎很能代替我所理想的史学院；但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仍旧不能多多的裨益史学。司法独立，教育独立，是经过许多创议，坚持，而渐见实行的；惟独没有人讲史馆独立。我前二年便曾想过，史馆的人员应该受法律保护，地位应和行政机关平等，而且绝对不让非史学家入史馆或侵犯史馆。记得也曾和一二友朋及梁师（任公）说过，友朋虽置之不理，梁师却在今年讲《广历史研究法》时提起了史官独立的需要了。但我经过了数月的思想，觉得沿用史馆的名称和制度仍是不行。因为史馆终究只是做史的机关，不能锻练人才；史官终究只是政府的官吏，不能自由发展。要想镕冶“锻练人才”，“研究史学”，“搜求史料”，“著述史书”等机关于一炉，非有我理想中的史学院不可。我所理想的史学院，和一般大学的史学系，欧美大学院的史学门，又有不同。读者欲知其详，且听下回分解。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六、七号，1927年6月31日、7月31日出版）哀余断忆（五则）哀余断忆（五则）之一

之一

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年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开，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骞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自是，颇有志于训诂考证，而或奋或衰，迄无毅力以为继，盖二年于兹矣。自以记性弗灵，未能强忆；小学无根，无以便用；而素喜研究史学理法，方致力于章实斋之书：荏苒时日，于先生之学，犹无与焉！迄于今，而先生则已长眠弗起，虽欲就教质疑，将何往矣！以所得于先生者极少，而犹未循径用心焉，则追记之以备后学之取资，亦所以释憾于万一欤！

之二

孔子适周之年，静安先生盖未深考，故偶赞名达之说。过后思之，知非定论。自审于考证之术，尚无所长。而是时方究心史学理法，遂弃此而就彼。当一九二五年之秋冬，实未尝亲炙先生而深叩方术也。翌年三月一日，颇欲研究《史记》，先生谓“规模太大，须时过多，奈何?”对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如命而为之半月，并参考先生所著之书，始领会先生治史，无往不为穷源旁搜之工作，故有发明，皆至准确。十七日，问“《六国年表》，每多年差事误，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笺注可也。吾人宗旨，为辑《秦纪》。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纪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名达遵命，改《六国年表笺注》为《六国年表寻源》，又旬日而告成。统计所辑《秦记》，将及百条，以示先生，先生欣然无语，不知其意何若也。六日十一日，请益之余，先生谓曰：“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地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名达因陈所欲努力之方径，且谓毕业后仍当留院。承先生垂询家况，并勉以读《诗》、《礼》，厚根柢，勿为空疏之学。又三日，辞行于先生家，谈论逾时，所受教益逾繁。其言过多无伦纪，名达亦既受用之矣，不复缕也。——吾初见先生一年内交际之迹止此。

之三

当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名达复见静安先生于清华园。翌日，再问研究《史记》之法，仍谓寻源工夫，必有所获。然名达方编次《章实斋遗著》，谢弗能也。由今思之，悔无及矣。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方归未久。仝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仝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仝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辨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自是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而最堪永远纪念者，莫如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之师生叙别会。斯会之先，则五月十二日史学会之成立亦有足以纪述者焉。先是，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划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可断言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是日也。梁任公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皆出席而各致己见于众。静安先生则谓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底而后可言发展。席间议论云兴，最后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与寅恪先生同行，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而不知其实欲有贡献于史学也。呜呼，于今虽欲得先生怀疑而督进之，将何从矣。

之四

吾今当叙吾院师生与先生诀别之师生叙别会！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而可赎罪于万一也！四五月间，吾院同学以故龃龉，同学会职员之在位者，惟名达一人。学年将满，众咸知同居之不可久也，则思大会师生，以叙别情，而促名达奔走其事。工字厅者，清华学校宴会之所。吾日往注册部问明日工字厅有会乎，必曰“有。非特晚间，即正午莫不然也。非特明日，自今以迄暑假莫不然也。”又一日，侦之，忽有二晚一午无会，晚则五月二十九、六月九，午则六月一。返而询之同学，或曰“五月二十九太早”，或曰“六月九太迟”，向例宴会必在晚间，而主六月九者较众，议遂定。顷之，有急欲离校者，不能待，则日聒于旁，“盍早开叙别会。”因通告师生，改六月一日正午为会。餐前聚坐，谈笑不拘形迹。有与众谈蒙古史料者，则静安先生是也。布席凡四，欢声沸腾。惟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众方畅谈别情，不遑顾也。肴设将罄，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辞，历述同学成绩之优越，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既散席，与众作别如平时，无异态。呜呼，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而斯会竟若促先生之死也！别后有顷，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归途过西院朱君忽问“王师家何在，吾竟未一窥其状。”余谓“盍往访乎。”既至，书室阒然无人，呼侍者电问南院，“在陈先生家否。”则曰：“在，即至矣。”俟之，果至。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送至庭中，亦向例也，呜乎！此后先生不复送客庭中矣！

之五

师生叙别会之翌日，晚饭后，名达逆校外溪行，遇静安师母暨师兄师姊于圆明园西院间，且步且谈，未有遽色。日暝，钟八点矣，入寝室，有二人焉，叹声颤语，问之，曰：“王先生死矣！”“何处？”曰：“昆明湖也！”余膝遽吻地板，口呼“唉哟”不置。急询状，二人者亦昧其详。问“王师母知之乎?”曰：“已有人往报矣。”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有顷，群集于校门，急驰汽车，止于颐和园之东。叩门，述来意。门者弗纳，众有怒者，名达至高声詈之。相持有顷，余谓校长，盍以数人入，必见许。试之，果然。余众不得已，衔哀先返。灯将熄矣，燃烛，会于讲堂。名达主席，议决要案多种，新设治丧委员会以执行之。明日，急遽用餐，奔赴颐和园内。睹昆明之水，而深怨其死吾师也。及鱼藻轩，则静安先生遗体在焉。揭席骤观，放声大哭。时方正午，忽彤云四起，雷声隆隆。众督虑尸坏，急切望检察吏来。迟之复迟之，日已夕矣，方得蒇事。钟七点，遗体移出园外，殓于后门老屋。钉声訇訇，从此遂不复得见先生之容矣。九点护棺缓行一小时许，始止于刚秉庙而厝焉。返校，稍憩即寝，晚餐咸未遑也。越四日，仝人公祭先生于庙。九月二十日，复祭先生于墓。迄今抚怀往迹，徙（徒）兴未学之悲；遥企前途，益切失导之痛：斯悲斯痛，何时其已！他人者，身受先生之贶，或竟秘之，甚或宝先生之说为己有，欲其尽述所闻，不可得也。自惟所得弥寡，所以遗憾益深。笔落心酸，不禁吾谁与归之感矣。呜呼！

十一月十六日夜写成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九、十号合刊，1927年10月31日出版）友座私语（二则）友座私语（二则）之一

成学固不易。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藉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版、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戍（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宫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禀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者，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尤为有数。返观身后所遗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以学者，可以省矣。

之二

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然对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确地。如商三句兵，初以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乡，有跋著在《观堂集林》。嗣又手批云，“后知此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据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断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上。”又谓“盖商自候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则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遗器，故不足怪。”先生盖已深信其说之不谬矣。然以吾闻之陆咏沂教授，则此三器实出陕西，陕西商人某携之至保定，北京延古斋肆主陈养余君得之，以转售于罗叔言参事，先生则又见之于参事许，盖已见闻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渐昧矣。陈君昨年亲语教授，此器断非保定易州出。教授亦曾以告先生，先生未置可否。此案虽难遽定，然恒农徒隶诸砖，始以为出自灵宝，继知确出孟津，参事已自言之，则史料出土之确地，固不易知。读先生文者，幸留意焉。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九、十号合刊）致顾颉刚函之一致顾颉刚函之一颉刚先生：

三月五日手书敬悉。久闻厦大发生风潮，国学院随以停办，心里十分挂念。

前月承寄《国学院周刊》二期，甚感，读了很可以发生一种快感，觉得贵院的进取精神实在不比寻常。

先生质问厦大校长书，想已发生很大的影响。若再加以努力斡旋，也许国学院还可以恢复，那就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了。纵使不能如愿，而厦大挽留先生甚殷，则先生仍以勿去为宜。一来厦大很有发展的希望，至少我们还可以想法子借他的力量做些整理国史的工作；二来厦门是一个清僻地方，不受政治影响，适宜于学问的研究。

敝院教授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阴村发掘石器时代的石器数千种，早已运回，正在研究。现所已得的观念，不过知道石器时代在中国很普遍而已。对于洪水问题，却没有什么贡献。

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去寻求古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名达则以为先生的辨古史，只是要叫人别上伪史的当，并不是要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原是要种种学者帮助才可以解决的，但先生从研究故事和神话的方法去研究，总不失为求真的一条路；况且从这条路还可以有重大的发现哩。

敝同学山西卫聚贤君对于古史的研究颇多特殊的见解，敝院的国学论丛有他的文章，是考证《左传》的。他很想和先生通信讨论古史，曾经做过一篇批评古史辨的文章，寄往上海的国学什么刊了。

名达半年工作，只编成《章实斋遗著》一部，凡分十二部，有三四百篇，约六十万字，占章氏遗书之半，自觉编法和昔人不同。其序目已付国学月报发表，不日出版，即寄呈正。

近日著《朱笥河年谱》。朱学无专门，以其是章实斋的本师，为寻章学的渊源起见，故有此作。字数只有二万五千。为陆侃如先生索去，给《国学月报》发表。

《崔东壁遗书》，当然是中国史学的杰作，尤其是先生的编辑得法。章实斋曾说，凡辑书之体，约则欲其极精，广则欲其极备；精以明专家之长，而备供采择之便；二者交资而不可偏废者也。先生编崔书是用后法，我编章书是用前法。至于崔书本身，我没有彻底的研究，不敢冒昧批评，但觉他说的有对有不对，最好是能够于各段下略注数语，免得读者迷信。他曾说，想替春秋以后的史事考辨真伪，而力不足，希望后人兴起。可是至今百余年，还没人承继他的工作。先生虽很深切的辨古史，却不是承受他的家法。他的考信于六艺的家法，实在也难承受。不过这种捉住一个事，遍考古人古书的说法，从其矛盾疏略处以抉其伪的方法，实在妙得很，似乎至今尚可用。若有人把春秋以后的事也一件一件的审查一番，那真是史界的功臣。先生做序，当在启发一般研究历史的人，用此方式做此工作。

《史学丛书》凡例，有暇属稿，当即呈正。即以《章实斋遗著》为第一部。他日从各文集中辑出史学论文，随时续刊。崔氏遗书，碍于条约，自可勿入丛书，但亦无妨摘录。《史通》则坊本太多，不知有妨消［销］路否。若从便利学者起见，则细心校读，冀成善本，似亦可为。此丛书专收论文，不收考证，或纪载之作，成编似尚不难。

暑假拟不回里。若回，当绕道广州，过厦一访。大约此间环境不变，则去留皆可自由。若途程有阻，当然留京；否则视先生尚留厦大否，国学院能恢复否，以为决。因欲见先生一罄积年之思，并参观国学院之组织。且拟请国学院派一二人同往江西龙虎山，收集调查张天师府之实迹实况，以供先生之研究。非先生在厦及国学院恢复，则不能提起也。

先生身体日健，且能游历各地，真是可喜。此后所经历者望以时见告。

草草布此，敬祝安愉。

小弟名达上。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二期，1928年）致胡适函之一致胡适函之一适之先生：

侃如兄来北京，告诉我好些事情，有的和先生有关系——

商务印书馆近来想出《千种丛刊》，把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收入《国学小丛书》内。我想这次再版应该成定本了，不补订是不好的。现在已依照先生去年告我的话，把《章谱》增改好了；再过几天可以寄给先生校定。至于我曾在《国学月报》第四期发表的《章谱》，原想附在《遗书》后，和先生所作的单行本无妨，随它吧。

《千种丛刊》内又有《国学基本丛书》，该丛书又有《文史通义》。我想单看《通义》不能了解实斋的学问全体，刘翰怡印的《章氏遗书》又太难得，而且编次不很好，所以很愿把我所编的《章实斋遗著》送给商务馆做该丛书的一部。《遗著》的编法是依照科学的性质分类的，凡有主张见解的文章都收了，共六十万字，而且搜罗别人涉及实斋的文章作《附篇》，另外随文附注附表，用了十多个本子精校，许可令读者得一个明瞭的了解。先生在一二月间可以收到这样一部书，现在我先告诉一声。

侃如又要我代他去主幹《国学基本丛书》，他的意思很坚决而且诚恳，使我难于骤然答复。名达在此虽有三年，但学问尚无成就，所以不敢去社会服务。不过期限已满，明年不能再留了；社会上可以同时求学、同时服务的职业，实在难得。像主幹丛书一类的事情，虽非史学专门，却也总可读书结友；虽然职务繁剧，若忍耐些，精细些，也或可胜任。况且名达对于出版事业也有点经验，再加以虚心请教，失败是不会的。所以名达经过考虑之后，就决然允许侃如的要求了——也就忘了顾颉刚兄叫我不要找职业的话了。

先生，现在治国学的趋势渐渐变了。好一些儿的，喜欢主观的发明，厌薄客观的整理；次一等的，走乾、嘉的老路，不知学术的大体；最下的，随便拿起一部古书来标点印行——清华研究院也渐渐向死的方面走了，这种环境是应该离开的。我们几天不读先生的文章，便觉得沉沉欲死；若能常接先生的音吐，岂非多一点生的机会吗？青年学者属望于先生的无穷，先生须得继续努力啊！幼稚学界渐渐走入迷途，先生须得负责指正啊！

名达对于先生的信赖是和对于任公先生一样的，心有所图，学有所得，必告之于二先生而后快。不过很不幸，先生既然素未亲近，而又不曾有一月同居一城；任公先生今年又抱恙不住院，终年讨论，不及挚友一夕之谈。精神上的烦闷比较经济上的煎迫更厉害，不知何日始得解除！所以想就商务馆的职业，也就是这些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先生，你能够念及远道向慕的一个青年，使他能够接近先生，做一点学问吗？明说一句，就是不待侃如返沪，即请先生介绍我给王云五先生去主幹《国学基本丛书》，可以吗？侃如在京尚有数日居留，关于此事，或已有信寄给先生，或返沪后再给先生面说。因为他说该《丛书》从十七年一月起工，我恐怕拖延时日，有误时限，所以不揣冒昧，就写信告先生。我在先生跟前是不客气、不遮掩的；虽然写信时，脸有点红，但总觉得找职业是应该的，何必人荐为是而自荐为非呢？先生，请谅解吧！或可或不可，总望给我回信。贫生孤客，岁暮严冬，鹄候好音，其情绪何如，请先生一设想啊！

专此，敬请著安，并祝新禧。

后学姚名达敬上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致胡适函之二1928年

致胡适函之二适之先生：

《章实斋先生年谱》已由我补好了。补例如下：

1.尊重先生原文，非错不改，非乱不移，非全误不删除——在此例下，删、改、移都极少。

2.凡事迹不为先生所知载而合于下列条例者，依年月补入。

A.谱主有意义的行动。

B.谱主较要作品的成篇年月。

C.可显谱主性格的小事或言语。

D.谱主自述学问进境。

E.谱主与当代专家的关系动作。

F.当代学风的转变。

G.亲属及专家的关系动作。

H.谱主生前死后的关系事项。

3.极重要的文章摘录了十几段。

4.不分别原文新补，不用“名达按”。

5.先生的批评或议论完全保留原样。

6.有所删改移修，不说明所以然，只注明证据。

——这样，未免太冒昧了。但我自认和先生是“一家之学”，祖述与修正是同样的应该，不必有所彼此，方合“言公”之旨。希望将来先生有暇时，拿新稿详校一次，提出意见，和我讨论，叫我修改。更希望先生在所引的文章后，酌加以批评。

若能做篇序或跋，再论章学，更好。

我今天本来想拜访先生，但恐先生不在家，所以写此信。请指定一个时候，叫我来，带稿子来，当面指教。

章川岛先生不知那里去了，我去了二封信都不曾收到回信。所以去信的缘故，因为《章谱》还有几个问题不曾解决，要他同我亲到绍兴去调查。那些问题也并不大：

1.实斋的生死月日尚不知。

2.我所得的章氏家谱抄页，没有“次儿华绂”，只有华绶，我是相信“绂”、“绶”是二个人的，非亲查家谱原本不可。

3.曾祖、祖父的名尚不知，只知字。

4.家谱有骧衢公像记及实斋公行述，最值得看。

先生有法子打听川岛的下落吗？

此请

著安！

名达敬上Oct.7,1928景云里《章实斋先生年谱》·序《章实斋先生年谱》·序我专门研究章实斋一家之学，已经三四年了：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亲的指示，去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做的《章实斋年谱》，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后，总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日晚，偶听何柏丞先生讲《文史通义》才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无钱无友的我，到六月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义》来读，十七日才买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义》来读；至于浙江图书馆印的《章氏遗书》是得见而不得读，刘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遗书》是方知而无力买！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十月十八日始业，买浙本，借刘本，足足理解了一学期。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那天便发心愿替邵先生做年谱，先来了解他一下。又两日就动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后来经过了十几次的补订，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绍，付商务印书馆发印。

十五年春，再读《章氏遗书》，随手把《章实斋年谱》补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十日，初见适之先生，问他怎么办；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她补好了寄给我。——但我不曾即刻践约，因为他往欧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亲的指示，打算改编《章氏遗书》。《章氏遗书》的各种版本都编次得不好，这是读者所公认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类法去改编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评或记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后面，使得读者对于章先生能得整个的了解。照这例，适之先生做的年谱自然最好是也摆在她后面；但因版权的关系，不能够。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内，自己另写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那新谱做的方法和适之先生的不同。（和内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较丰，且那时我尚不懂日文，未读内藤谱。）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

十五年秋冬间，果然就刘刻《章氏遗书》改编成了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个年表。十六年春，送这些给任公先生看；他很高兴，说：就拿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吧。我回说：慢点好，因为《文史通义》的最重要的几篇还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师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间，不知不觉的又写成一部《朱笥河年谱》。做那年谱比做《邵念鲁年谱》容易多了，因为史料都是现成的；然而朱谱没有邵谱好，我自信：邵谱有许多创例，是空前的，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辟“谱前”“谱后”两体等。写朱谱原是为的帮助“章实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说朱笥河够不上做年谱。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经过了上述的工作，对于章先生的渊源应该是很亲切的了解了。至于对他学术思想的论评，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发挥一己的意见；但隔了些时，便不满意，终究毁了，虽曾发表过。我对于章先生要说的话当然很多，但多记在片纸上；到认为见解已熟时，才可撰成有系统有组织的论文。所以自十六年以来，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帮他整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和《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二种讲义，所以只好暂把“章实斋”丢开了。

王静安先生是十六年夏死的，他死了我才读他的著述，才深解他的学问。这里也有一点影响，使我不得不注意《章氏遗书》的版本问题。章先生自己已说过，他的文章，生前已有异同；但我们不曾留心。刘刻虽博，亦不及广征别本。我随便拿别本来校，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整段的多寡，整句的异同，两皆可通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几乎没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化了好些工夫，去校勘《章氏遗书》，不管是单行本，丛书本，杂志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我都找来校过了。北京虽是书籍集中的所在，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遗书》钞本一本也不曾看到。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八九月里，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钞本看。虽然旅行的结果很不错，足以助我解决许多问题；但此行竟把我父亲吓坏了。他老人家从我简略的家信里看见我犯暑蹈危，东奔西跑，以为我是忙于求食，写信给我，竟说“谁令为之？吾有隐恸！”那时他正抱病，竟把他身边仅存的七十元邮寄给我，为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个。

说到这里，应该回头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从上海到北京，谈起适之先生的近况，说《章实斋年谱》又要改版了。我想，适之先生一时未必有补订这书的时间或趣味，我又曾经允诺过他的吩咐而不曾实践，就趁阳历年假，完结这场心事吧。起初是把我所补的插入原文中间，把原文偶错的迳加删改。后来因侃如以为不免有灭裂卤莽的嫌疑，又把应补应改的另抄为一小本，邮寄适之先生，请他自家去动手。

九月十九这天，适之先生谈时提起那小本子，说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吗。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再过二周就成功了这本书——《增补章实斋年谱》。

这本书成功以后，适之先生要我做篇序。我这篇序想说明三点：一是我曾经怎样的研究章实斋，上文已说过了；二是我对于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有什么意见；三是我怎样的代适之先生增补这年谱，下文便是。

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

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

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

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

注明白史料的出处；

有批评；

有考证；

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

她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响的一个。我因看了她才去研究章实斋，才跑进史学这条路，才得着学问的乐趣，才决定终身的事业；我又因看见了她才敢创制许多图表加进《邵念鲁年谱》，才敢扩充谱前谱后到前后数十年数百年。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她是史学史上的第一页了。

若问我对于她有没有些微不满意，也有。这是适之先生自己说的，初期的白话文不能纯粹，颇有文语混淆的毛病。其次便是偶然的错误也有几处；更次便是批评，考证和记述的文章似乎有不曾分开的遗憾，（这点我从前很固执，现在又似乎承认不分开也不要紧了。）

上文说过，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现在适之先生叫我把她装饰一番，我“饮水思源”，怎不愿她长成一个完满润艳的美人呢？下文我便把增补这本书的条例，略为说明几句：

1.极力尊重适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改变他的记载，否则决不删改或修移。

2.适之先生解释章先生主张的话，尤其特别尊重；虽然有一二条和我的意见不同，但我在这增补本里绝对不说一句话。我要说的话尽在拙著《章实斋的史学》里说；若在这里，恐有鱼目混珠之讥。

3.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别插补入原文，并不说明谁是新补，谁是原文。

4.合于下列的资格的史料，都收在这增补本里：

A.谱主有意识的行动（全录）；

B.谱主最重要的著述（节录）；

C.可显谱主真性的小事；

D.谱主被人轻视的轶事；

E.谱主理论文章的著述年月（不关紧要的记述文章虽知作年亦不录）；

F.谱主关于一己学术的自述自评；

G.谱主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

H.谱主不为人所知的事迹著述经我考出来了的；

I.与谱主极有关系的人的生平。

总说一句话，凡是这增补本比初版较多或不同之处，都由我负责；倘有错误，和适之先生不相干，虽然这增补本经过适之先生校阅。

至于我所根据的《章氏遗书》，也得说明：

1.会稽徐氏钞本，即浙江省图书馆排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目录下有注。

2.山阴何氏钞本，即杨见心先生藏本，即马夷初先生转钞本，即《杭州日报》《中国学报》传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编次最有条理。

3.刘翰怡先生刻本，据说是据王宗炎所编，沈曾植所藏的钞本，加上《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几种札记。这本的好处是收罗得最丰富。

4.《纪年经纬考》。

5.此外散见于《国粹学报》，《古学汇刊》，《禹域丛书》，《艺海珠尘》及其他丛书或杂志的遗文，也曾参考，不必详举了。

写到这里，不能再写了。自从接到家电，便心慌意乱。在倚装待发之际，匆匆写了这篇，实在不成样子，也顾不得了。

到最后一行时我想起适之先生的先见和大量，柏丞先生的启发，任公先生的教诲，家父的指示，湖南先生的提倡章学，翰怡先生的刊刻章书，以及杨见心先生，马夷初先生，浙江图书馆的假我藏书，章川岛与其令尊翁的助我找史料，都是这小本子成功的动力，我至诚极挚的感谢他们，敬祝他们健康！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姚名达在上海

（原载胡适、姚名达著《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1929年）致胡适函之三1930年

致胡适函之三适之先生：

十二月廿一日来示敬悉，甚感！致柏丞先生函已转去，章谱板税手续已办好。章谱此刻不单行，将来再板，名达当照尊示加注重排，总以保留原著为是。

谢谢先生嘉惠后学的好意。另日再面谢！

因为商务馆办事迂缓，故至今始复信。

顺叩

著安！

姚名达十九，一，十五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中国文化史》既未成书于前，《史法补编》又未卒述于后，是诚国人之不幸，亦先生所赍恨以终者已！名达无似，有心治史而无力以副之，深愧有负师教！斯编之行世，幸又得与于校对之列，谨志数言，以示所自。惟读者正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八日姚名达

（原载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1930年）《朱筠年谱》序《朱筠年谱》序这本小小的书，竟费了我四年的功力：

当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因根究章实斋的学术渊源，开始作朱筠的研究。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六日，写成了一部《朱筠年谱》。那时的用意原是帮助章学的探讨，而所采的史料又仅限于《笥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伟大程度达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见了此谱时，亲笔批曰：“为朱筠作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我也因此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但是任公先生曾鼓励我说：“章实斋值得有人终身研究。”我的“章实斋”研究也迄今不曾完毕，因此朱谱不但不曾销毁，而且因读书日多而益觉朱筠的伟大，而随时订补，竟不能不费两个月的功夫去整理一下，重写一番。

现在我可以说：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清代朴学的祖师，一般人推为顾炎武、阎若璩，这固然不错；但朴学之所以发达，成为一种学派，完全因清廷开馆采辑《永乐大典》，纂修《四库全书》（注一），造就了一个校书做学问的环境（注二），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师来校书（注三），稍有学问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训诂考证之学（注四）。而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的人就是朱筠（注五）。朱筠不但有此大功而已，并且随时随地鼓励别人去做这种事业（注六），用心尽力帮助别人做这种事业（注七），所以做这种事业的人都推他为盟主（注八），而社会上一般人号通经博古之士为朱派（注九），朱门弟子著录的有五六百人之多（注十）。单就《四库全书》一役而论，总纂官纪昀是他的同年，陆锡熊是他的弟子，总阅官朱珪是他的胞弟，庄存与是他的同年，提调官刘谨之、刘种之，协勘官程晋芳、任大椿、梁上国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如戴震、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曹锡宝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如王念孙、冯敏昌、温汝适等都是他的友生（注十一），他自己也亲预其事（注十二），直接间接的功勋已是不可数量了。再就他培植后学而论，如戴震、王念孙、邵晋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扬而成名（注十三），汪中、黄景仁、章学诚、洪亮吉、李威、吴兰庭、杨师会、武亿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学问，且有长寄门下，相依为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注十四）。当时学者，间接受其影响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论（注十五），仅数其门人著述，已极可惊。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房、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注十六）。所以我们若通读乾嘉学派的著作及其传记，便可知道朱筠对于当时学风实有莫大的影响：他一面既提议开馆校书，造就了校书的环境（注十七）；又复授徒养士，造就了养士的风气（注十八）。所以他的确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亦即朴学家的领袖。惟有他才可以笼罩当时一般学者，担当这个名义（注十九）。

但是，他做安徽学政时，曾因公事不合程式，骤降四级，虽然侥幸恢复了编修的职衔（注二十），又因不能顺承时相的私意（注二十一），所以终究不能得志。一方面，他只注意培植人才；公事以外的时间多消磨于诗酒文会，授徒访友（注二十二），所以无暇专心著述。因此，朱筠的名字，不大为后人所知，而他的伟绩大功亦几乎被别人略夺（注二十三）。其实，我们研究学术史决不专从著述去观察学者，尤其决不因官衔的大小而异样看待。况且朱筠倘使稍微迁就些，一帆风顺，做个大学士，总裁官，也不过百十人中之一而已（注二十四）；他纵使终日矻矻，著书满家，也不过千百人中之一而已。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学术史，推求其发达的原因，势必归功于“四库全书馆”之成立（注二十五）；若问建议开馆者是谁，舍朱筠外，还有第二人吗？我们今日研究乾嘉学者传记，至章学诚、洪亮吉、武亿等百数十人，推求其成功的原因，势必归功于朱筠；若问当时友生最盛而成绩又最著者为谁，亦惟曰：“舍朱筠外，皆不及也。”（注二十六）

以上所说，是我彻底研究朱筠之后，对于他的认识；并不是先有了这种成见，然后去找证据。而我做这年谱，也只是一种研究学术史的工作，并不是专为表彰个人。所以我不单写他的好处，并且写他的坏处；只要他原是什么样子，我就把他写成什么样子；大而丰功伟烈，小而旷怀逸事，我都把他的真相写下来。而尤其注重的是他的友生活动状况，所以将他死后的余响写至数十年后，并且附录几种表格。我觉得若不如此去写，单看他的生平，还不能看见他的伟大，还不能了解他的价值。但因要如此写，便困难多了。从前我曾经说过朱谱做来很容易，所以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后，就可以销毁；现在却因日积月累，成之不易，拿来做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参考书又很有用处，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为世用了。

现在，敬以此小册子，求教于海内外学者，且以纪念梁任公先生：承他的批改和指导，这小册子才得成功。注一未修《四库全书》以前，未尝无朴学家，然亦各自闭门自修而已，未有大规模的工作，未有多数人的附和也。自四库馆开，才士麇集，校雠著述，遂成风气。此事吾有详明之考据，记于《中国史学年表》；又有通括的叙述，著于《中国史学史》。

注二四库馆囊括有学之士，优予位禄，使得安心校书，不忧衣食。而纂修等官又各自出资，延聘贫士，代为校书：这个环境造出的人才委实不少。《章氏遗书·周书昌别传》叙此情形甚明。

注三在《洪北江年谱》所述洪亮吉入京校书之事，即其一。以吾所知，不下数十人。《章氏遗书·周书昌别传》已叙此种情形。

注四在四库馆者如戴震、王念孙等，未入馆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皆有禄可食，有书可借的机会，来做学问。

注五详情见本年谱乾隆三十八年下。

注六如章学诚、汪中、洪亮吉等，都因他诱掖而发愤著书。

注七贫士无力学者，皆资助之。如黄景仁、武亿皆是。《两当轩集·庚子岁暮怀人诗》尤其可证。

注八见汪中《上朱先生书》，江藩《汉学师承记》。

注九见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李威《从游记》。

注十据李威《从游记》。翁方纲《哭竹君诗》则谓“门墙著录到千人”。今犹可考者尚一百余人。

注十一其关系详见本谱及附表。

注十二见《四库全书》职名。

注十三见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李威《从游记》，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注十四如杨师会。

注十五如阮元辑《经籍纂诂》。

注十六各人均有自述，本年谱亦略其事。

注十七即四库全书馆。

注十八此后如毕沅、谢启昆、曾燠、孙星衍皆能罗致博学之士于幕下，校书著书，即受朱筠的影响。前此此风不盛，由朱始然。汪中《上竹君先生书》可证。

注十九论学问，当时经学推戴震，史学推钱大昕、邵晋涵，然皆专心学问，各得一偏。惟朱筠主持风会，雄长坛坫，尽交名硕，力引后进，最为当时所推。盖其度量宽大，气魄飞扬，能兼容并包，不徇一隅之见，故其门人分道扬镳，无所不备，而同辈友朋亦无间言也。

注二十见本年谱乾隆三十八年。

注二十一见本年谱乾隆三十一年，时相指于敏中。

注二十二诸家传记皆述其盛。凡大人物不能著述，多因酬应。

注二十三梁同书《名人尺牍》说纪昀建议辑录《永乐大典》中佚书。吾已辨其妄于乾隆三十八年下。

注二十四朱筠弟珪官至大学士，其对于社会的贡献，就不如筠之大。

注二十五洪亮吉《邵学士家传》可证吾说。

注二十六戴震等门徒不多，震之徒且多从朱筠学；筠之徒既多，且多与震等为同辈，同有功于朴学；同时亦以门徒众盛称者为王昶，而仅以诗教。故朱筠之徒，堪屈首指。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姚名达序于上海

（原载姚名达著《朱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致胡适函之四致胡适函之四适之先生：

先生北行，从此不能常时请教，实在惆怅！

趁此时机，把我对于史学的工作计画奉告，请先生指教，并加以切实的提携。

我想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国史学史，现在先做极笨的工作。程序表如下：目标分三方面做许多工作

史学史事实著史学年表

著专家年谱

选录史籍、文集中史家传记加以参订，或新撰专传

理论研究史的起原及史学的大势

研究专家和各家的关系

著作选录文集、笔记中史学论文，加以研究

作史籍提要、批评、考证及索引

整理史籍名著我想，笨工作若不一一做好，史学史一定不能做得好。史学史的体裁，我决不用列传排比式，务必一字不苟，用极流动的通史体裁，把整个的史学史写出来。先头做的笨工作，不妨随时出版为书，但史学史的成书务必在一切都已明瞭以后。我这个志愿怀抱不止一年。起因是在读《国学季刊发刊辞》时，觉得先生所列诸史尚少这种史学史。其后从任公先生游，即已决定以此自任。任公先生续讲史法，（今刊于《万有文库》，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笔记编成的。）因我的时常谈议，所以讲史学史做法特详。（但他的做法，我不愿应用，我有我的做法。）我所以宁可做个工人而不去做别的职业，也就为的要成就这个志愿。但以后如有更便于史学研究的环境，我还要换个环境。因为现在的职业是商业的，有时因了迁就资本而不免抹杀学问，这不是学者的最好环境。所以我想请先生留意：如有便于史学研究的地位而量我才能能胜任的，请先生找我去干。这也不必急，将来随便何时都可以的。

何柏丞先生拟编《西洋历史丛书》，宗旨只是作为中等学校授教之用，和先生计画的译著大书不同，并没有冲突。

章实斋先生的像片，现在送上一张，请粘附年谱中，做个纪念。

专此，敬祝先生从此能够多用点时间和精力在史学上。

姚名达叩十九，十一，十七

又，我想请先生在百忙中把先生的：

生年月日及地点；

幼年读书之学校及年月；

壮年游学之学校及往返的年月日；

发心做某种运动或某种著作的年月日；

著作及发表重要文章之年月日；

教授大学之起迄年月；

游历之年月；

其他重要事之年月；

等等，亲自或请人简要的记录下来，随时寄给名达。因为我的《史学年表》对于重要的史学家记载极详，而根据的必是第一史料。

又，先生北平寓所，我亦愿知其处。

名达11/17致胡适函之五1931年

致胡适函之五适之先生：

《章实斋年谱》增补本，现在正在印单行本。我已把实斋遗像加进去了，文章上不敢稍加变动。还想把内藤湖南《研几小录》所附实斋墨迹摄影加入，但不知有没有妨碍。

今年春天，我在绍兴遇见了一位章天觉先生，他说藏有实斋信札许多件，正在上海糊裱制成卷轴。我问他可否摄影给我，他说可以；但至今不曾寄来，我已写信去催他了。将来得到时，当复印好寄给先生。

现在距先生作《章谱》时已经很久了，先生对于实斋的观念也许有多少变更，可否把他的哲学、史学的思想理出个系统来，加以正确的批评，作篇长序，使得读者得着明瞭的了解？我是惭愧的很，数年来精力分散，不能集中在一点，所以对于实斋不敢下一句批评！只有诚恳的希望先生给我一个启发。我料想先生能有一天把考证小说的精神来论评史学，使得社会上好读小说的风气分一部分去读历史。

我最近有游美的企图，目的是美京国会图书馆。因为那图书馆华文部长Mr.　Hummel在四年前就曾经请我去代他们编书目、撰提要，现在又来信微露这点希望，所以我想用一年的时间作预备工夫，到明年此时，就到美京去。

先生若有信给Mr.　Hummel，请您顺便谈起我，使得这个计画早日实现，感谢的很。

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早已确定计画，认为终身事业。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径，都已切实规定了。先生若不嫌厌的话，我想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天热，身体如何？念念不忘。

姚名达上二十年八月四《刘宗周年谱》序《刘宗周年谱》序一、刘宗周须有年谱之故

“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第师说，每用生平月日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如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藉。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然而知者窥其全书，按其端末，则其事易竟；则谱之所系，犹未重也。惟先生之学与先生之行，则不可以不谱。盖先生之学，在良知诚意绝续之交；而先生之行，则先历清流，后遭易代，为常变并涉之境。惟学在绝续之交，故自西湖会讲①，证人社约②，达乎诚意章句③，大学参疑④之订，可以考其始业之勤，中信之笃，晚得之化，而非恍惚虚无，自讬良知宗旨所可希几。惟其行在常变并涉之境，故发端正学淑心之疏⑤，其后至于忤奄寺⑥，申宪纲⑦，再起再蹶，至于身殉国变⑧，可以见其先识之远，爱君之忠，临大节之正而不可以夺。盖其学之本末，行之终始，天启崇祯间之风俗人心，与东南鼎革间之时事得失，皆于先生之谱可以推见其余。先生故以《人谱教》学者，而学者又即先生之谱可以想见其人。故曰以谱证人，必有关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作谱。”此章学诚序刘宗周旧谱之说也⑨，言之成理，余可无事乎赘陈矣。

二、刘宗周年谱须改作之故

宗周先生之哲嗣汋尝纂次先生生平为年谱，董瑞生称其“字摹句绘，几于无可增改，”⑩邵廷采称其“详慎有体，实能见先生之学所以发先儒所未发者，”吾人似可无须改作矣。然其书于汋殁之后即有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中多窜抹，传自学人不会诚意宗旨者为之，至不可认；一曰《刘忠正公年谱》，与前本大同小异。”章学诚且称其“子孙家自为书，详略异同，未能画一。”则歧文误解之不可不论定，一也。其书又“间有一二隐而未揭，散而无纪者，”瑞生已“小为订之，”而未及纠正者犹多，二也。其体裁严整，纲举目张，虽大端已具，而全豹难窥。此生平底细，学术迁流之宜详加补充，三也。“官阶地域，宜从当时，”而其书于名公巨儒，或称地望谥号，后人骤视不解所谓，此尊称异呼之宜正名，四也。原书附集而行，故于作文年月，未尽著录；然瑞生已谓“文有宜登大略者，有宜止载题者，宜酌择”；欲知先生思想之变化，文题及其内容诚不可不录，五也。原书纪事止于谱主之殁，读者无从得知先生身后影响之大；此则时限使然，而非改作无以善其事者，六也。时代背景，学术潮流，无往而不牵涉学者之思想；先生思想之成立，所感受于时事尤多；旧谱有昧于此，所纪多略；此宜用新史学之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纪载者，七也。先生遭逢国难，舍身殉节，其所仇敌者满清，而其子孙与门人生长后朝，纪述遗事，自有忌讳曲笔；遗书奏进，复经清廷删改，无复真面目矣；洗刷考订，暴露真相，则后学之责，八也。遗书刊布甚迟，流传不广，版本杂出，遍读为难；居今之日，欲读古人书而深解其学，尤非易易；而先生之学，又实有其不朽者在，于今日时势，适如切症之药石，著者不敏，窃欲化专门为普及，变艰深为浅易，治文集为传记，使先生之学得广播于天下，而天下仰其赐，则著者之心愿偿矣；此年谱之所以须要改作，九也。综此九端，始敢命笔。如非然者，则妄作之罪，余焉敢辞！

三、刘宗周生平之大概

其子汋已略言之矣，曰：“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诚由敬入。诚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诚则止于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诚而后心定其心焉，而后人定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参天地而为三才也。其修于身也：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戏言，四体不设怠惰之仪；威仪容止，一范于礼；非其义，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于家也：事亲极其孝，抚下极其庄；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以至接朋友，虚而能受；驭臧获，严而有恩；入其门，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抚甥孙如其孙；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婿家，贫者助，弱者植，美者教训，务使恩谊周洽，不以亲疏而间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内，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祀祖宗，置祀田百亩，以供祭；下逮族姓，置义田百亩，以赡之。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而处之裕如也。其待乡邑也：地方风教，力为表扬；民生利弊，力为兴革；连年洊饥，则图积贮，以施赈济；所在告警，则讲乡约，以正人心；而设施见于一方矣。其进而立于朝也：致主期于尧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于三王，非王道不以开陈；而尤惓惓于进君子，退小人，为幹济时艰之要；然谨难进易退之节，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未尝终年淹者；天下仰其出处，如祥麟瑞凤，以之卜世道之兴衰焉。其退而居于野也：横经论道，讲学淑人；上自《四书》《六籍》，一一厘正之；下至濂洛关闽以及有明诸儒，人人折衷之；阐往圣之微言，黜异端之讹谬，存天理于几微，留民彝于一线；其见于著述者，愈弘且伟焉。盖自作止语默，以至进退辞受，无非一诚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乡国天下，无非一诚之所贯彻。而至于临难一节，从容就义；全而生之，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身；忠孝两慊，仁义兼尽；合夷齐首阳，曾子易箦，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历千载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过于严毅；平日齐庄端肃，见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养益粹；又如坐春风中，不觉浃于肌肤之深也。窃尝论之：道统之传，自孔孟以来，晦蚀者千五百年。有宋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独契圣真。其言道也，合内外动静而统一之。至晦庵象山而始分。阳明子言良知，谓即心即理，两收朱陆，毕竟偏内而遗外，其分弥甚。至先君子而复合。先君子之学，以诚意为宗，而摄格致于中。曰：‘知本斯知诚意之为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诚意之为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即内而即外，即动而即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濂溪明道以后，一人而已。其余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复心体之量，学者所让弃于佛氏者，一朝还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即其辟邪教，距跛行，放淫辞，扫榛芜而开正路者，其功又岂在孟子距杨墨下哉？”

四、刘宗周在史学上之地位

请征诸当代史学大师何柏丞先生而可知也，其言曰：“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故吾国学术至南宋而后成为三大宗门，吾国史学亦至南宋而后始独树一帜，南宋之世，实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金华本支则曾因史而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惟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自来谈浙东史学，未有若柏丞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其所给予宗周先生之位置，尤确定而不可易。观乎宗周先生祀尹焞于证人社，目为程颐之正传，拳拳服膺，备致推崇，可以知其思想渊源之所自矣。观乎清代浙东诸史学家莫不师承梨洲，以推本蕺山，可以知其学术影响之所届矣。

五、本书著述之经过及著者之态度

著者籍隶赣南，于浙东之学，初无所知。其始觉也，盖自髫龄读《人谱杂记》与《王学渊源录》始。迨夫耽思史学，致力古书，气味相投，竟以《史学史》为其专门事业，宏纲细目，确定分施，而浙东史学之探讨遂为近年来之一大程课。始于章学诚，上及邵廷采，黄宗羲，以至刘宗周，功力所届，颇有成书；要而言之，实《史学史》之分段长编也。自揣思想未凝，深恐批评有误，故于诸家，案而不断，力求表暴学者之实事心得而未尝稍肆是非之见解。非不能也，以俟异日论定耳。是书也，草创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写定于二十年八月十七日。搜遗文于沪肆，异本备罗；访古迹于越城，芳徽深挹。细读深思，不厌早起；析疑著笔，每致晏眠。历挥汗与围炉，遂积分以成寸。昔黄宗羲有云：“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所取之意云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先师著述虽多，其大概具是，学者可以无未见之恨矣。”著者不敏，窃有取于斯言。至于采集之勤，稽考之苦，笔削之审，可无庸一一道也。①事见本年谱万历三十九年六月。

②见崇祯四年三月。

③见崇祯十六年十一月。

④见崇祯十七年三月。

⑤见万历四十一年十月。

⑥见天启元年十月。

⑦见崇祯十五年十一月。

⑧见弘光元年闰六月。

⑨见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

⑩见《刘子全书钞述》页十七。后简称《刘子全书》为《全书》。

见《复思堂文集》卷一《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以后简称邵撰《传》。

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见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

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见《全书钞述》页二十二。

见《全书钞述》页二十二。

据《刘蕺山先生集》卷首上论。以后简称《刘蕺山先生集》为《全集》。

见本年谱卒后四十年。

据《全集》吴杰序。

见《大学参疑》。

见先生子汋所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以后简称为《旧谱》。

见《通史新义》页一四〇。

见本年谱崇祯五年六月。

即黄宗羲。

即刘宗周。

见《明儒学案发凡》。

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

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十七日著者姚名达写于上海史斋

（原载姚名达著《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34年）致胡适函之六1932年

致胡适函之六适之先生：

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飞机一顿工夫便炸毁了，东方图书馆隔两日亦被延烧完了！这不仅是该馆的致命伤，亦是我国文化的莫大的损失：敝馆五千仝人同时失业，同时毁家颠沛流离，莫可言状。名达仓皇避寇，幸保八口，衣被文稿，仅带一半，虽吃尽艰苦，而精神尚能振作，毫不灰颓；誓必自强灭敌，决不畏难苟安。一俟胜负分明，必可判定将来国运。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请先生切实教训且指示我，使得我能够循着正轨活动，以免错误。如有适当的职业，量我的才学能够胜任的，敬请先生介绍给我使得我的智力有机会发挥，免得辜负光阴。恳切陈情，佇候明教。

敬请近安。不宣。

后学姚名达上

二月八日写于无桌无椅之时致胡适函之七致胡适函之七适之先生：

听说先生病好了，欢喜的很！

近日曾寄二信，有所干渎，不知先生已收览否。

先生若长北大，可否让名达到您跟前做点有关于史学的职务，使得名达不致抛弃夙业，坠入俗流？照近来的趋势，若先生再不援引我，指导我，我怕不能再和恶势力挣扎了，誓必合流同污，前功尽弃！从前得先生和任公先生的扶掖，刚刚得到一线正路，不幸遭受东寇绝大的打击，几乎送了性命，现在一无所有，穷无所归，非先生孰能援我于几席？这点敬请先生注意！

章衣萍兄创办新世纪函授学社，邀我合作。我想添设历史一科，拟了一个课程表，寄上请教。名达私愿作普及历史知识于一般民众之运动，冀有所贡献于国家。如果先生不以为谬妄，拟请先生担任一个名义。或以为非，亦祈示阻。北平若能得职业，此事亦可不办。总之，全依尊命。

匆上敬请

痊安，伏希珍摄！

后学姚名达上致胡适函之八致胡适函之八适之先生史席：

敬启者，久违雅教，弥切神驰，近际国难，谅多警省。名达惨遭倭寇，失业毁家，动心忍性，谋所以报仇兴国之道，乃归结于唤起国民之自觉；而自学之端，自明瞭国破家亡之原因始，则历史知识之普及，实为当今之急务。各级学校既素轻视历史，历史课本又颇轻视现代报纸。报纸所载既有忌讳，杂志所论又颇支离，故一般国民欲明瞭其时代之形势及其境遇之由来，实无法可致访问；出版虽多而毫无系统，读者有莫知所择之叹！且读史有疑，授史有惑，学者亦苦无从质疑问难。此吾史学界所应亟谋，有以慰我同胞者也。名达不揣冒昧，曩在北京即曾联合同志组织史学会，以谋历史知识之普及，及史学界之团结。近遭国难，默察民众之隐情，深觉缺乏历史知识之结果，将致国家于灭亡，而欲发挥吾人之所长，以贡献于国家，莫若于函授历史知识于一般民众。适有方人创办新世纪函授学社于上海圆明园路二十九号，民众函询史事者甚众。名达乃发宏愿负此启发民众注意历史之责任，邀集同志，组织上海历史研究会，商请该社添办历史学系，草创经营，粗有眉目，大约拟分初、中、高三级及研究班。初级注重现代本国悲遇之由来，中级注重一般通史，高级注重文化专门史，研究班注重史学及作史方法。每级各开功课一二十种，每课各编讲义一二万字，每章节皆发问题，令学生解答，随时寄与教授，批改发还。学生如有所疑，亦可函问教授。每级课程读完，各作毕业论文一篇，积分合计如能及格，即各授与证书。行政今言并重，深浅皆备，学者随意所欲，名得有成，非惟历史知识得以普及，即史学专家亦可有所造就，于国于民莫不大有裨益，较诸学校教育，成效似更伟大。吾人舍身为之亦有价值。惟是名达浅识寡闻，虽有良朋竭智相助，而不得名高望重、博学多闻如先生者加入指导，则其成绩难保优胜，可断言也。

素仰先生素喜史学，尤擅场于哲学史，拟祈稍拨烦冗，出其心得，撰写此种讲义，随时脱稿，随时寄下，以便印成复本陆续分发学生，以广播历史知识于民间。函授性质既与面授不同，故讲义行文务求浅显；讲义性质又与著作有异，故每讲必发问题，尤注重于引导学生循径自修，俾成学业。先生著作如林，只须择要简述，即可成优良无比之讲义，化专门为普及，藉文字代语言，报国有愿，人同此心。叨在知交，谅蒙赞助。兹敬寄呈课程目录，即祈鉴定，或有所缺，烦赐加添；或有赘疣，烦赐除削。尊意如愿另编何种，请即赐书示知；友人如有夙长何史，请即代为介绍。总蕲每课皆有关实用，各家皆大展长才。至于劳心之代价，自当称心而无吝，或按版税之比率，或按学生之比率而致相当之报酬。倘其不然，敢乞明教。专肃奉恳，无任主臣。敬颂

史安，不宣。

姚名达敬启

（致胡适八通信，原载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黄山书社，1994年）《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跋《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跋我对于歌谣没有用心考察过，但觉得有几种意见要发表。

第一，我想：文字未发生以前，歌谣早已发生了。人类最初没有用文字表现情意的本领，却已有用歌声发抒情感的技能。不过歌谣虽比文字发生更早，但文字发生以后，歌谣仍旧自成一系，口耳相传，一时不曾写成文字。这是因为上古书契文字刻在甲骨上，很不容易，文字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东西。字数较多的歌谣是在竹简发明以后才写成文字的，推其时代大约在西周中年。

第二，我想：《诗经》就是最初的歌谣集，并不是圣人编辑的经书。那些成文的诗的原形只是有声的歌，有由平民冲口而出的，亦有贵族雕琢而成的，有合乎音乐的，亦有不合音乐的。它——《诗经》——只是许多歌集中偶然保存的一种，并不是孔子苦心孤诣编成的。二千年来不知枉费了多少腐儒的心思，可怜他们始终不曾寻出半点道理。

第三，我想：冲口而出的歌才含蓄着真实的情感，写成文字的诗却不免带虚伪性了。古今的诗集，滔滔皆是，但真能表现作者的真情的恐不多有。惟有最古的歌集—《诗经》—和最近的歌集—如《吴歌》，《浙歌》—始可窥见赤裸了的内心。

第四，我想：歌谣是劳苦和烦闷的民众，尤其是被压迫被束缚的妇女的呼声，不比诗词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无病而呻吟。过去的文学史只知道研究诗词的艳丽，却忽略了歌谣的真挚。

第五，根据上述各理由，我想：从歌谣可以窥见真实的民情民俗，比研究现实生活还要格外容易明显。写文学史者，与其研究高文典册，不如搜寻方志俗书。研究社会问题者，与其调查呆板的风俗，不如搜集流动的歌谣。

洪亮先生辑写《浦江歌谣》，并将扩之为《浙江歌集》。我不禁为之一喜。古来的民歌，因无人辑写而湮没的，真不知几万千。若一向有人注意保存，从事民情的研究，我民族也许不致像现在一样的虚伪，浮夸，敷衍，怯弱。如今好了，《吴歌》有集，《浙歌》有集，将来各省齐全，民情大显，政治社会之一变亦未可知。近时内政部下令搜集民歌，可谓难得。各地学者闻风兴起，想在意中。那么，洪先生的一番苦心不致辜负了。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姚名达

昨晚随便写了上面几句话，今天才看到本书的各篇序文，又觉得那些平庸的意见没有发表的必要了。但是，究竟写已写了，受了洪君的嘱托又难于失信，只好摆在后面吧。

十四日，达。

（原载洪亮著《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女子书店，1932年）《苦闷的大学生》跋《苦闷的大学生》跋提起笔来，心已酸了，一字未成，泪已满纸了！

我恨，我悔，我恨我先前不曾看见这本日记，我悔我先前不曾翻过这本日记！

我没有想到这本日记的作者是这么一个痛苦而烦闷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现在是不幸死了，这死，在他是早已自知的；在这本日记，他明明白白的记载他的思想和行为，而且确确实实的断定他的结果。我悔恨，就是悔恨没有知道他有这样一本日记，而且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作者的身体是僵死了！但在这本日记中，他的精神是栩栩如生，永远不朽的。

他是现代中国有志向上而被环境压迫致死的大学生的代表，而且是最适宜的总代表。

他是我最亲最爱的，又是我一手教育维护以至长成的内弟。但这上面所说的不是过情之誉而是合理的论断。

他今年——一九三二——才二十岁，实际上只十九岁。生于一九一三年旧历正月初四日，死于今年新历九月初十日。

这本日记是从一九二九年记起的，那时他在吴淞中国公学预科，记得很简略，我们叫它《海角天涯》。一九三〇年他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思想和文章都大大的进步了，《苦闷的大学生》便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到今年二月的生活实录。诗集《寒灰》和那几封残留的信也都是这几年间写的。

他记日记是奉我的命令，但我的日记没有他的真挚，没有他的流丽。

他的生活纯粹随我而转变，他的思想纯粹因我而异动。他的文章自幼是我教他做的，但是这里的文章比我好多了。

他先前是一个再蛮没有的公子少爷，他爱怎样就怎样，谁亦教他不下。他虽入学而不肯读书，喜食糖果而不肯食饭。但十一岁那年只受我七个月的教育，竟致变成完全两样的好孩子！他一气学完了六年小学的完全课程，没有一种不懂了。他把一切坏习惯——如骂人，撒娇，发气，怕生，好吃等——统通改除了。先前不曾和母亲分睡过，次年竟能独自入学，寄宿校内。先前总是顽皮躲懒的，以后居然循循好学了。

他进小学，进中学，都是我送他去的。中学毕业了，家乡正遭匪患，他的母亲忍泪托我带他出门，到上海求学。想起那时珍重叮咛，临别依依，而今母子先后去世，有负付托，谁无人情，能不恸哭？

这次相别是一九二九的春天，亦即是他一生苦乐的分界。

他家原是有钱的，但自此以后，便变成四壁萧然，一无所有了。于是他便开始忧愁，既挂念母亲，又顾虑身世，神魂颠倒，思想矛盾，终于成功了一个苦闷的大学生。

资本主义的社会，进大学原不是贫穷人的本分。然而破产离家的他居然能进大学，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二个姊夫——奉謜和我。起初是我一个人担负他的生活费和学费，后来奉謜由美回国了，便合力扶持他，鼓励他。

但他虽然进了大学，虽然有人扶持，而混乱的社会终不许他乐观，他终于悲观以死了！

起初是因为母亲陷在匪区，没有法子出来，所以日夜忧虑，不曾稍微快活过。我们识透了他的内心，竭力设法迎接他的母亲出来，不知费了多少笔墨，花了多少盘缠；而他的母亲老是念着家不肯出门，直到去年，自己觉得苦受够了，生命太危险了，方才逃到赣州，投奔家兄，却又不幸在路上受了暑热，一到即生痢疾，虽经家兄延医诊治，终于不起！这不幸的大故便是他的致命伤，我们的心血因这大故而完全枉费了！

他的母亲，逃，病，医，死，敛，葬的用费，完全是我一人担任，我只希望救出岳母，使他欢喜，那知天不佑我，不但不能，反而把他从我怀抱中夺去了！

在这本日记，他充分的表现着思母的热情：他听到母亲平安的消息，便开心，发奋，努力；只要隔几天不接音信，便又忧愁，烦恼，悲观。像这样多血多情的人，一旦失了慈爱的母亲，怎样不会伤心致命呢？

我如今想起，悔也迟了！我因为受了岳母的重托，怕他在旅途上受危险，所以他屡次要冒险回乡，我们都不曾依允他。早知人生必有一死，悔不让他回去尚可母子一面呢？

他一向努力，因我们的鼓励而努力；他有时灰心，也因为我们的疏忽而灰心。他想译书，得我的赞助便高兴，见我不批评便丧气。他的母亲死了，他以为世间没有人爱他了，便说失掉了生活力，不要生命了。但一经我的抚慰，勉励，一念我的热情，殷望，便又立刻改变心情，立志努力。总之，他一喜，一愠，一奋，一悲，莫不以我为中心，因我而变动。在这本日记中，充分的表现着。

我如今才晓得他是这样的信仰我，悔也迟了！我因为他自己知道努力了，所以不愿事事教训他，让他自由的发展。早知他是这样的服从我，悔不时时嘉奖他，指导他，纠正他了。

尤使我悔恨的，就是我竟不知他会手淫！我们平常总说他面黄肌瘦，总认为先天不足，所以常常买补药给他吃。那知这样纯洁的青年，亦会被手淫弄坏了身体，竟因此丧失了生命呢？

这不能不怪提倡看小说的和专写诲淫书的混帐王八蛋，他们竟把许多好好的，活活的青年暗杀了！

我悔不曾看见这本日记，这也是一个缘故。他不是明明白白喜自手淫吗？我若早知道他有此事，我自信能禁止他。

我曾经告他：如有可爱的女人，你尽管爱她；你不要怕你没有钱，钱是可由我给你的。然而他生平似不曾有过爱人，竟以手淫自戕其身！

我没有能力描写出我那可爱的大学生，是怎样一个发奋好学而且志诚有为的人物，我只知道现代政治社会的混乱把他的家毁掉了，把他的母亲夺去了，又把他自己也弄死了。

在这日记中，我不知有多少悲痛的字眼，我只知排字房把所有的悲字统通用完了，新刻了许多个才把空白填满！我们那可爱的大学生竟被这悲字弄死了。

他是患伤寒病死的，但病不是死的主因，而悲观与手淫是死的主因。不是社会不好，他不会悲观与手淫。所以他的死是社会促成的。我们在同一社会里的人看了这本日记，铁石心肠亦会表同情，亦不禁要伤心吧！

他死了便等于我也死了！他是我的手足，我没有了他了，至少也像断了一手一足了！他是我一手培植成人的，他死了便枉费了我十年的心血，至少至少我的历史失败了一半了！

我悔，我恨，我若早见了这本日记，他也许不至于死，我悔恨，悔恨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三二年十月卅一夜

姚名达写于上海霞飞路铭德里北衖八号

（原载黄邦俊《苦闷的大学生》，女子书店，1932年）《现代日本妇女》序1933年

《现代日本妇女》序无疑的，日本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敌国，抵抗敌国的侵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任务。但抵抗虽比不抵抗好些，究竟是弱小民族的方略而决不是泱泱大国应有的唯一手段。

日昨会见九四老人马相伯先生，他一见面就大骂日本小子胡闹，我们非惩创他不可，报仇雪耻犹其余事。他老先生说，我们必须振作大国的气象，应以世界公理前提，为伸张公理而去惩创那破坏公理的凶手日本；我们不但要抵抗日本，而且要打到他，教训他。决不可拘于目前的形势，怕他的威力而只说抵抗抵抗。

这是老前辈眼光远大的说话，我们应当共同敬佩的。

但我以为决胜疆场不全在战时的轰炸冲杀，而半在于平时的研究调查。试看日本未入朝鲜及东北之先，不是先事调查与研究吗？到今日，我们对于自身的底细，反不如日本人所知道的清楚，那能怪他们的野心勃勃呢？他们那样地了解我们的底细，我们这样地茫昧他们的底细，我们要报仇也无从报起，更何能打到他？

况且从国际关系讲，没有那两国像日本那样和我国一样地密切的。日本的古代文化纯粹是我国的文化，他若没有我们的教导，决不会有这样悠久的生命。而我现代中国所以衰弱至此，亦纯粹由于日本的永续侵略。我们若没有他的剥削和压迫，决不会有这样痛苦的命运。岂但这次夺我东北？他抽我筋髓，吸我精血，割我手足，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我们若不去研究，怎能明白？不去调查，怎能知道？所以我敢规劝我武人，不可徒言抵抗，应该回手攻击。文人不可闻贼胆寒，应该奋起研究。这才是正轨。

出乎我的意外，在暨南大学诸生中竟有好学能文的朱鸿禧君能够符合我的意志做出一部叙述现代日本妇女的书来。当初我要他们各撰一篇研究日本的论文，朱君就开始研究这个题目。学期终了，他的论文也脱稿了。我看了真欢喜，觉得以前还没有这样丰富而有条理的书能够满足我们认识日本妇女生活情形的要求，而这部书却似乎足以胜任而无憾。所以把他印刷出来了。同时我又自己觉得惭愧，自从“一二八”之夜，被倭寇毁了等身著作之后，虽然发誓研究日本，消灭日本；而因人事忙碌，竟未做出一点事业来。而且对于朱君这部著作，除了供给一些材料和指正一些小疵，充补一些事实外，亦未能多所供献。朱君要我做序，我也延宕了好久，直到书已印好了才着手写。虽已写了，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写，只好把我的旧稿抄下一部分，或可读做这部书的先导亦未可知吧。

“日本是许多孤岛合成的国家，当我国的正东方，遥对朝鲜半岛，东濒太平洋。最初，他们只有三个大岛，最大的名本州，余为九州，四国。只这是他们先民活动的所在，此外都是侵略来的。九州之南，有列岛名琉球，再南有大岛曰台湾，古皆属于我国。本州之北，有大岛今名北海道，古为蝦夷所据，近代始归日本。北海道之北，有长岛曰库页，古属于我；有列岛曰千岛，尝属于我。本州正南有小笠原群岛，再南有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加罗林群岛。这些都是明治维新以后用武力取得的。

他们被囚于海已数千年，近代始爬上大陆。但大陆都是我中国的领土或属国，所以他们举国都以侵略中国为一切活动的目标，标榜所谓大陆政策。他第一步便把朝鲜半岛从中国手里抢过去，先美其名独立国，旋即吞下去了。次便伸一足到辽东半岛，夺一血管曰南满铁路，后又伸一足到登莱半岛，夺一血管曰胶济铁路。最近更轻轻的从不抵抗主义者手上把东北三省占据了，并且做傀儡弄出一个‘满洲国’以来，他们的大陆梦快要实现了，两栖动物已在大陆上建筑起宫室炮垒了。我们的四万万睡狮呢，依旧在打鼾，不曾完全醒来！

我们试纵览地图上的日本，还敢藐视他吗？他的土地面积虽只二十六万余方哩，比我国不过十六分之一，但他的领海却比我们大得多了。论他的纬度，他的领土领海，北自北纬五十余度，南至赤道，足足五十余度，比我们——只有四十度——长得多了。论他的经度，他的领土领海，东自东经一百七十度，西至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分，差不多快到六十度，比我们——六十三四度——不相上下。我们的领土虽然比他大，比他成块，但是我们的领海比较他的，实在是小巫见了大巫，惭愧得很。何况我们的海军万无保护领海之力，他们的海军不但占据了我们的良港，还能够深入我们的长江。又何况他最近又强夺我们的东北，他是如猛虎傅翼，我们是如折臂剜心，我们还能够自恃地大物博吗？我们若把东北蒙藏除外，他们若把东北吞并，我们还能够说我比他大吗？

我们再看地理上的形势，我们的领土好像是一块沃土，好是很好，可惜不在马路——航路——旁边，古代虽可耕种生利，但在现代却因不宜于运输和交易而致价值减低了。他——日本列岛有如一扇极长的屏风——或照壁，或围墙——横卧在我们的面前，阻梗我们的出路。北自千岛库页，南至台湾澎湖，连环紧锁，使得我们要出一口气也不能。只这一点，他已足制我们的死命。我们不可不明白，不可不觉悟——也就是因为这点形势的关系，日本在古代是不怕外来的侵略，在近代是容易吸收外来的文化，所以他们虽没有创造力而能生存，虽和中国同时接受西洋文化而能先进步。我们不可不了解这点因果关系。

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的三大要素。日本的土地，既如上所述，并不算小，他的人民也不算少，我们更宜明白。据去年国势调查，纯粹的日本人将近七千万，连朝鲜台湾人将近九千万。若加上东北三省三四千万人，岂不是有一万三千万人吗？一万万多的人口还可轻视吗？我国人动不动自恃人口众多，为世界冠，不怕亡国灭种。殊不知四万万的统计是绝对不确的约估，连年灾乱已不知多死了几千万乃至万万，生产率又一定减低了许多，加上东北蒙藏都被略夺，只剩下本部十八省，这点点地方，恐怕连三万万人口也不足。何况他们是万众一心，蛇想吞象，我们是年年内乱，家家内讧，我们还能够自恃人众吗？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原，至今从人类学古物学上去研究都未曾得到真实的结论。但日本的日本主义历史家已经武断他们的先民是从朝鲜搬过去的，最近并且高唱鲜蒙一元论，竟说他们和朝鲜人满洲人在昔都是一家了。我们不要上他的当，要晓得这是由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发动的一种历史政策。他们的历史家都直接受国家的豢养，所以不惜违悖史学的真理，伪造这种毫无根据的史迹来。他们最近有一种口号，是‘我们从前从大陆来，现在要回到大陆去。’他的意义是‘我们的岛不够用了，煤也没有，铁也没有，石油也没有，米又不足，棉又不足，不能不向大陆进取了。我们不但要朝鲜，而且要满蒙了。满蒙是我们的生命腺，兴安岭是我们国防的第一线。’其实呢，他们有朝鲜半岛本就够了。朝鲜有八万五千多方哩的面积，却只有一千七百万多的人口，还不够日本人繁殖吗？他们何以还不满足？这是要怪我们东北三省太好了。这里不但有最优良的军港商港，还有最丰富的钢铁煤矿；不但农产品可以取之不竭，就以土地的肥沃而论，世界上便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里更肥，怎怪日本会伪造史迹，说他们的老祖宗是从满洲经过朝鲜去的呢？其实，日本人就是在日本岛发生的，不必是外来的，他们多少有点像马来人种，但亦不一定是马来人的子孙。我们的反证是原始人类赤然一身，一无所有，一定没有造船渡海的本领。孤岛上的人就是孤岛上生的。世界上既有人类产生，那么，在同一时代，同一气候，任何地方都可产生人类。不必说人类出于一元，由甲地分布乙丙各地啊。

再次讲主权，名义上，日本的统治权一向就在万世一系的天皇手上，但事实上则除三五天皇偶尔揽大权外，其余的天皇却不曾亲揽政权，大权照例在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大将军手上。政权的争夺只限于大将军为止，没有人觊觎天皇的位置。所以天皇能万世一系，不曾易姓。但因此讲日本史不能用天皇分别时代，而多用主政权者分时代。他们的政体，一向是君主政权，但与其说是君主，不如说是军主。不但古代是军主，就是现代的日本政权又何尝不是在军阀的掌握呢？我们要看清这点，才可以了解日本的历史。”（以上是《日本史》讲义）

说起日本天皇，有一段和这部书有点关系。在一百二十四代天皇中，有十代是女人。但虽说十代，实只八人。她们的名称和在位年代如下：推古天皇西历五九二至六二八年间

皇极天皇西历六四二至六四四年间

即齐明天皇西历六五五至六六一年间

持统天皇西历六八七至六九七年间

元明天皇西历七〇七至七一五年间

元正天皇西历七一五至七二四年间

孝谦天皇西历七四九至七五八年间

即称德天皇西历七六四至七七〇年间

明正天皇西历一六二九至一六四三年间

后樱町天皇西历一七六二至一七七〇年间比较起来，女皇也占了百分之八。还有，天皇的皇女封内亲王，皇子封亲王。由此可见日本古代皇室对于男女并不歧视。而那些女皇也并不弱似男皇，她们反而能够做种种有益于文化的事业来。例如推古天皇遣使入隋，实在是大化改新的胎胚。元明天皇实行大宝律令，实在是奈良文化的母亲。其余各女皇亦莫不做了一番事业，神功皇后的武功尤其震烁日本史上，足见她们的能力并不差了。

在没有接受中国文化以前，日本是不但同姓为婚，而且是兄妹为婚，内亲王不能下嫁外族的。例如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的第三女，她的丈夫敏达天皇是钦明天皇的第二子。但自唐代文化输入日本，藤原氏得势专权后，天皇的皇后从此不一定是内亲王而大半是藤原氏，小半是源氏平氏了。虽说源平也是皇族，但总比前此的血亲为婚比较好点了。直至明治维新，接受西洋文化，明白同姓为婚的不合生理以后，方才禁止同姓结婚。这椿事体自然是日本人口盛衰的最大关键。试看明治初年人口只三千余万，至今不过六十年，人口激增至七千万，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古代人口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了。

再看日本文学史，几乎全是女子活动的园地。一部代表奈良文化的《万叶集》，几乎全是女子的诗歌。她们的天才如此的丰富，倘使能够参加社会的事业定然可以有一番改进，不致像现在那样让那般男子胡闹了。前二三年，参议院已通过了准许女子有参政权，而贵族院竟加以否决，使得她们至今仍屈伏于绝对男权之下，无由发展她们的能力，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啊。

时势所趋，沉睡的日本女子终有觉醒的一天，我们在这里热诚地期待着。也许再过几年，她们的生活会大变样式亦未可料。本书的著者既有兴趣研究现代日本妇女，何不索性把古代日本妇女也研究一番，写一部《日本妇女史》，指示她们的出路？我想，这不但是我们中国人所期待的，也是日本妇女所愿看见的吧。

大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七日

姚名达序于史斋

（原载朱鸿禧著《现代日本妇女》，女子书店女子生活丛书，1933年）荀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荀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时代到了战国末年，人们大约以为那是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的。但我却在那时代找着一个很有历史眼光，很懂史学方法的人。

这人是谁呢？是一般人所推为哲学家的荀卿。荀卿性恶之说，最为后人所称道或攻击；但他所以有如是的主张，至今未有人能解释。据我的考察，他是一个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都很丰富的人；他对于历史和社会下了很深彻的观察，才得到“人性恶”的结论。这是属于哲学史的范围的话，不必详讲。现在单说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他熟于历史，熟于当代人事。

二、他能够解释历史构成的原因。

三、他发明了几条史学方法。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举几个例：

A荀卿熟于各家学说，于《非十二子篇》把近代学术分为六派，把当代陋儒分为三派。这是极有历史眼光的表现。《不苟篇》《正论篇》都有关于各家的述评，可见他对于各家学说都很用心研究。

B荀卿熟于历代掌故、古代传说，在《仲尼》、《劝学》、《不苟》、《臣道》、《儒效》，《非相》、《强国》、《宥坐》、《王霸》、《成相》、《大略》各篇都引证了许多古事，且有许多出乎现存史料之外的。

C荀卿熟于社会情形。别篇不必详提，即在《非相篇》记的当代男子好美丽妖冶奇衣妇饰的风气，《王制篇》记的四海与中国交通贸易的情形，《富国篇》记的当代暴政，《议兵篇》记的楚分为三四，《君道篇》记的今国数十，《强国篇》记的秦国疆界，就已非别书可得的史料。可想他对于当代各种情事都很注意。

综合上文ABC三证，可断定荀卿是曾经客观的考察全个社会、整部历史。他在这上面发生了种种推究，才提出人性恶的结论，才提出隆师隆礼的主张。这个我们现在虽然可撇开不论，但他所以能在史学上有点地位，也是因为有这个。

关于第二点，他怎样的解释历史构成的原因呢？他相信人类是进化的，他的理念有四：A人类能群

B人能适应环境

C人能利用万物

D人能教化后辈《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这是人类能群的说明。

《正论篇》说：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这是人能适应环境的说明。

《劝学篇》说：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是人能利用万物的说明。

《儒效篇》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劝学篇》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性恶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疾……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千言万语，只是说人类所以有进步，全因先知能觉后知，以人为的力量把人性改良，而制定人群中应守的礼法。并不是天生如此，并不是永运如此，这是关于人能教化后辈的说明。

综合上文ABCD这四点，荀卿对于人类得了一个“必有进步”的总概念。所以他的政治学说主张“法后王”。这个在这里虽不可说；但因此之故，他提出了一个使人类更加进化，历史更加扩展的主张。这主张可以叫做“人类必须宰制天行”。这主张是在《天论篇》发表的：天行有常。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现，是无世而不常有之。

云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云，卜巫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是何等大胆！在那巫祝横行，祥是信的世界（见刘向《序》），子夏孟子尚且早已“造说五行”，惟有荀卿能够这样的明于历史进化，这样的相信人力可胜天然。这实在是可宝的学说，在史学史上解释历史构成的原因这一部分里，实在是不可轻弃的史料。

关于第三点，荀卿似乎懂得点史学。我可以举出三个证据出来。

A《儒效篇》有这样一段话：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氾而汎，至怀而坏。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他能从史传上找证据，去反驳人家，可见他已有辨伪的能力。辨伪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工作。

又《性恶篇》说：凡论者贵其有辩合有符验。可见他很看重证据。证据是辨伪的唯一重要东西。《正论篇》辨“治古无肉形而有象形”之说为伪，亦用同样的方法。

B《非十二子篇》有这样两句话：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由此可知他很尊重怀疑：凡可疑的必须疑，才可求得可信，凡不可知的必须默，才可求得真知，这是史家最重要的信条。而早已被荀卿发明了。

C《非相篇》有段话更合做史的原则：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他不但已经解释古事难详和古史易灭的原因，而且明明白白的指示了详近略远的原则。这是非极精史学的人不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因此，荀卿在史学史上可以占一小位置是确定了。他在先秦诸子中，是最能尊重客观的事实者，多识古事，深明历史是进化的，略解史学的方法，虽然不曾做过史书。

（原载《中庸》半月刊第一卷创刊号，1933年3月）《刘宗周年谱》·跋《刘宗周年谱》·跋此书告成，藏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铁箱中，忽遘一二八之难，举馆皆成灰烬，窃意此书亦已同付一炬矣。不料异箱皆被熔化，此箱独如鲁殿灵光，巍然独存，此书竟幸免浩劫，得葆其四分之三，不可谓非奇事也。——其四分之一在抄书胥之桌，则已被毁——倘已发排，则必与印刷所诸书同付劫灰；幸而郑君贞森谓原稿潦草，不便排印，故请于江君伯训，另录清本，无意中竟出此书于大难。余于是乃不能不感激江郑二君。

大难以还，余之习性大变，昔也好静而今也好动，昔也专治一事，短期中必有小成，今也同时兼办多事，结果乃顾此失彼，一无所成。此书既出于颓垣残壁之中，该馆宝而刊之，终乃觉其残缺，命余补苴。计自去冬受命于傅纬平先生迄今半载，寸阴累积，乃克粗定。然劫后重修之塑像，纵出一手，终觉不如原型之完善无憾。盖东方图书馆既焚，余之史斋藏书数万卷亦片楮不存，难后虽又置书数千卷，但多属普通史籍，至于专门著作，迄无尽购之力，其于研究专门问题损害甚大，可想而知。

刘宗周先生，固粹然一唯心论者，其与今日之唯物史观固背道而驰，宜为时代之所不齿。然余考察明亡之因，实无法以唯物史观作解释。试思，苟明万历帝若非四十年不视朝之君，则国事岂致于坏？天启帝若不宠用宦官魏忠贤，则内乱岂致于起？崇祯帝若不猜疑一切臣民，则外患岂致于亟？此皆属于心理方面，而不属于物质方面者也。昆宣与东林之分党，积恨使然，非有所争于利。流寇之蜂起，由于食粮之不足，生活之困难，宜可用唯物史观释之；然何以横行天下之李自成，竟不堪满洲铁骑之一击？何以到处蠢动之土匪，明室所无法消灭者，清室竟能于数年间扫数削平之？此与经济有何关系？岂非实力之强弱悬殊，心理之勇怯，有以使然乎？

余为此言，非偏袒唯心论之谓，余固非绝对信仰刘宗周先生之学说者。余作此书，只系一种客观的研究，为《中国史学史》作一片段的史料耳。独有见于明末之烂局，先生之卓见，与今日吾人所见所遇极有关系，故不惜辞费而为此言，所冀读者有所感触而起而为时局之匡救耳。

大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八日，姚名达跋于上海新史斋

（原载姚名达著《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34年）《目录学》自序《目录学》自序这小册子是“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重新写的；作者是同时同地同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努力”的一分子。

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炬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

但是，亲爱的读者！全国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也同时同地同样的“化为焦土”了，作者特为写这小册子而搜集的二百多种参考书也跟着“悉付劫灰”了，这小册子已经做成了的原稿也“片楮不存”了；追忆影写的人像总有点不大像，擦去重画的图画总有点不美观吧！

读者啊！他们毁灭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到灭不掉的呢！

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所以对于目录的任何方面都简略地讲到了。

但是这又是“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的一部，而我们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不能不着重本国，切合本国来说话了。

丛书而以“小”名，自然不能够过于详细。所以作者把已经做成而觉得“尾大不掉”的《目录学史》，《目录学年表》抽出独立了。但是，讲目录学而不讲他的历史，亦不成话，所以又把那逾十万言的历史和年表“提要钩玄”，缩写入这小册子，成一简明的《历史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把著作时间的延长了许多岁月。

回忆开首著作的日期是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就是四五年了。不但学问没有进步，连做学问的时间也不充分了。想到这里，未免寒心！

最使我永久痛心的，我写这书的稿纸是“万有文库专用稿纸”，这稿纸乃是我的内弟黄邦俊君代我钞写《刘宗周年谱》所余剩的，我那好学刻苦的内弟不幸已去世了，而这稿纸竟在劫后和我重逢，我看见了纸如同看见了他，笔尖划纸如同刀尖刺心！

谢谢鲍祖宣先生！他给我拾遗补阙，联缀校订，这部书才得化零为整，点铁成金。

再谢谢陈叔谅先生！他让我遍读浙江图书馆珍藏的数百种目录，使得我完成了五年来的心愿。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姚名达识于杭州浙江图

（原载姚名达著《目录学》，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3年）姚名达紧要启事姚名达紧要启事名达不度德，不量力，徒秉一点同情心，欲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贸贸然与拙荆心勉创办《女子月刊》与女子书店，原冀竭智尽能，领导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慧，为沉沦深渊之中国妇女界开辟一条生路。初无丝毫牟利发财之企图。家本清贫，两遭大难，一二八之后，四壁萧然，一无所有，其不填沟壑也几希。徒恃一枝秃笔，三寸拙舌，授课于国立暨南大学，售稿于商务印书馆，自奉既薄，遂有盈余，故尽其所有，每月印书三四种，印月刊数千册，积少成多，由小而大。不知者乃以为营业发达，一本万利，健羡不置！岂知吾人生活之艰难，精神之痛苦，有非外人所能想象者乎？今敢略述个中底蕴，奉答垂爱关切之读者！

（一）吾人所入既已尽用于印刷，身无余钱，家庭生活当然困难，故每日买菜，仅用小洋二角，夫妻儿女六人每月火食仅须十三四元，连零用不过二十元。物质享受，菲薄已极！以致营养不足，面黄肌瘦。较之店员可享食每月八元每餐七碗之包饭者，已属不如。有时因分文无存，则数日不能买菜，只嚼店员食余之宿饭以度日。饕腹从公，亦所习见。此种丑事，真不堪为外人言！

（二）吾人每日六点即起，终日工作，每夜十二点始睡，晚间三个小孩，轮流吵闹，彻夜不安，睡眠不足，遂致永久头痛！百病环生。较之店中店员，八九点始起，九十点即睡，劳逸已有天渊之别。

（三）吾人终日为书店及月刊服务，例至夜深，即进餐亦从未从容下口，每须投箸而起，以接待宾客，照料琐事。公事桌上，积案如山，愈办愈多，如扫落叶。以一二人而兼管数十人之职务，无论精粗巨细，皆须躬亲料理。其工作之紧张，头绪之纷繁，直非常人所能梦见。又因自己创办，不能支薪，不供火食，故劳而无功，日力等于虚掷。所为何来，自己亦莫明其妙！

（四）资本既小，信而相助者，寥寥仅有数人，股本早已用空，全恃个人收入及营业收入以资维持。月刊定价既极低廉，批发与各分销处，折扣又极大，且售出帐款，一时不能收清，故销数愈多，垫本愈大。若非个人意志坚强，忍痛牺牲，则数月前早已将月刊停刊。只以数万读者，爱护方殷，不忍恝然相弃，所以忍死须臾，挺身前进，牵萝补屋，以应急需。因此之故，一面既时有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之患，一面则又牺牲个人及儿女幸福，节省金钱，挹彼注此；例如今秋欲送两女孩入幼稚园，竟以无钱缴费而罢；又如今春新产一女，欲雇一乳妈或娘姨，亦以所费太大，无力支付而罢！

（五）名达若不教书著书，则不但《女子月刊》不能维持，即家人亦将饿毙，然既须出外授课，又须主持书店全局，一日竟有十七八小时之工作。故习知鄙况者，皆谓如此劳作，不二三年，必然不能支持。纵使目前年轻，足以支持，一届中年，定然衰弱，寿命短促，可以断言。名达闻言，虽觉悚然，但内迫于丰富之同情心，外感于读者之奖励信，竟鼓舞忘倦，不肯自馁。每顾影自怜，不知身死何日，但愿当《女子月刊》未停办时，一命呜呼，犹或可得一二知己者下几滴同情之泪也。

（六）名达既多在江湖少在家，《女子月刊》之责乃全系于心勉一身。心勉个人之悲伤与惶惑，态度与希望，曾屡宣之于月刊中。读者试思：以一个身为家庭妇女，三孩母亲，二十余岁的女人，一面既无力雇娘姨乳妈相助，一面又无力请编辑校对帮忙，如何能胜任此任重道远之工作。而且既无政治背景，又无团体帮助，思想上既不能偏畸，经济上又毫无倚靠，全恃一股服务之勇气，吸收读者之同情。而同情者多属同病相怜之贫苦女性，女性向无管掌田产之权，自无投赀相助之力。心勉除忍住眼泪，咬紧牙根，拼命奋斗，日与死神恶战外，尚有何法？此种同时做编辑，做经理，做主妇，做母亲，做娘姨，做乳妈的生活，直非人的生活！非特不敢望摩登小姐，富贵太太之项背，即较之村妇女工丫鬟娼妓亦相差千里！牛马虽劳，晚间尚可休息。吾人此种生涯，直牛马不如耳。

——名达生平最同情于妇女运动，每见幼孩缠足，小婢挨打，野鸡拉客，少女受愚，愚妇被弃，辄如利刃刺心，惋痛不已！每谓一切痛苦，皆由不识不知始，故欲解放妇女，必先自开发妇女智慧始。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之创立，全从此一点同情心出发。自信若能继续进行，于中国妇女定有极大贡献。试办以来，成绩已属不恶。《女子月刊》至少有二万读者，读者中至少有二千得到良好之影响。此从读者来函伸谢之数目可以知之。名达每读读者来函，辄潸然泪下，感澈五中。盖此中有嘉奖仝人者，有贡献意见者，有请求援救者，热情好意，无不跃然纸上。赖此千里知音，遥遥以同情相系，故虽备受难苦，历尽险阻，犹有续贾余勇，百折不回之慨。

然吾人人微言轻，信用未著，既不受政治上之津贴，又未能得资本家之青睐，以如许些微之资本，作如许巨大之事业，蚊负泰山，其艰苦危急可知。眼看远大前途，虽有风驰电掣之质车，而汽油将竭，如何能达到目的地？吾人虽能刻苦度日，下车步行，然迟速既已迥殊，舍弃汽车，尤可痛惜。中国妇女运动之前途，有赖于《女子月刊》之存在与发展，有如行长途之必用汽车。而时至今日，吾人力量已尽，倘再不得同情而有力者出而扶助，则恐只能出至本卷第十期，便无力续出第二卷。名达忝负发行人之责任，以男性而作女性之事，在袖手旁观者已觉讥其为无意义。当此艰局，不难以一走了之。然名达意志坚强，兴趣浓厚，绝不忍眼见由我培植，且有达民命之稻麦以缺水源肥料而枯死，一息尚存，当竭尽口涎眼泪乃至心血以灌溉之，而苟延其生命。万一天下之大，竟无一同情相助之人，则宁愿先自杀而后让月刊停刊，不愿见月刊先停刊而后死也。

在此《女子月刊》与名达个人之生死关头，苟不一言，而黯然自经于沟壑，则不知者或以为另有隐衷，甚至加以毁谤污蔑，亦在意中。是以破例撰为此文，沾污月刊篇幅，谨掬心腹，剖肝胆以示读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见仁见智，或笑或哭，是在读者。

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深夜即十日午前四点钟写毕

（原载《女子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33年11月）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1934年

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中国史学史自序

我在幼年很喜欢看小说，由看小说就连带喜欢看历史。不久大约因为觉得小说是虚伪的，荒诞的，渐渐地和它疏远。对于历史反而觉得亲切有味，爱不忍释。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

这部《纲鉴易知录》对于我的影响委实太大了！在身体方面，果然看坏了我的眼睛，成为一个十足的近视眼。乡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镜的，所以在小学中学里，因为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独自看历史和小说，看的越多，近视越深，驯致对于数学科学，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黄绿颜色，可笑极了！

可是，我研究史学的兴趣和基础，也在那看《纲鉴易知录》时便已奠定了！用今日的学力来批评《纲鉴易知录》，固不难鄙薄它陈义浅薄，褒贬失当，搜罗不广，考证不精！可是，我读它的时候，便已经能够发觉它思想的不对，屡在书眉上随便批驳。这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好，才引起我的思索，引起我的批判，引起我的研究。恰巧家里还有许多木刻的《了凡纲目》之类，不免拿来比照参考，于是发现年代不同，事实参差，不知谁是谁非，便又心里烦闷了。到后来，编著了几部史学家年谱和《史学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大约是受了幼年那种烦闷心情的冲动吧。

少年是虚度过去了！为了照例的在学校受功课，不能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直到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受了父亲的指示，购阅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方才重新把研究历史的兴趣提起。四月二十九日听了何炳松先生讲《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不久，读了适之先生的《国学季刊发刊辞》，便觉得他的《中国文化史》撰著计划中，缺少了一部最重要而且最有价值的《中国史学史》。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初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即立志用十年工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那时任公先生正想合师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史》。我年才二十一岁，双亲健存，内顾无忧，所以当日立即下极大决心，非待史学史成书，不得离开清华。清华研究院照例是一年毕业的，我不愿离开良师，不愿抛弃夙业，所以毕业以后，仍在清华住了三年。直到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任公先生逝世以后，明灯失去了，不能不自行摸索前进，同年三月五日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前后数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但那些已经发表的，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倒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次年春，在国立暨南大学授《中国史学史》，便痛感史料丧失之苦，只能提纲扼要地讲些史实，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学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不曾把讲义完全发表。后来迭次补充，大大改动，方才形成这样一部可供读习、可供研究的《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是如何构造的？我早就决定，至少当有六部：第一部应该叫做《中国史学通史》，便是现在发表，以供讲授的。它的内容，不去较量那些繁文缛节。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使得学者先来一个鸟瞰，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一部书，大约有三十万字。

第二部是《中国史学年表》。这部书，我在清华已经着手编著，逐日增加，已得万余条。依照年代的先后，分列史学史上的事实。原稿侥幸未被倭寇炸毁，可以另印一书。

第三部，可以叫做《中国史学论文总集》，是把古今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抄录为一书，使学者不必分别找寻，即可把历代史学家的名言伟论，一览无余。现已录集数百篇了。

第四部，是《史学家列传》，先把古代史学家现成已有的传和墓志铭抄集下来；如果原文做得不差，便不改一字；如果原文不好，便另自行撰一篇。这部书也快成功了。

第五部，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大计划，便是《史学大辞典》的编辑。五年前，我便化了六十四元印了一万张卡片，把中外古今史书各撰提要，史学家各撰小传，史学术语各作解释，史官名义各加说明。凭一手一脑之力，居然也做好三千多条。可惜我近三年来，因为俗事烦忙，不曾继续做下去，看来是不容易成功了。我希望，我诚恳的希望，能有好学的青年，帮助我编辑这部不朽的巨著。我相信，我坚定的相信，这是不朽的工作，只要我们去做，一定可以成功的。

以上五部，是我个人空前的创作，古人不曾做过。此外还有一部《史籍考》，则是章实斋先生已经编成功，而现在未见传本的，我也曾想重新另撰一部《史书提要》，已经试撰一百余篇，把每一部书的名称、作者、内容纲领、主要意旨、体例优劣、事实真伪，约略作一叙述。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加以改良补充，以便读史者先得一指南，而免“不知从何读起”之苦。这种工作是需要提纲挈领，而不需要胪列照抄的。像《经义考》、《小学考》那样专抄序跋，不加剪裁镕化，我是反对的。

除此之外，还应作专家和专书的研究。书如《左传》、《世本》，人如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皆值得我们细心研究的。又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史学家，如元末的张枢，清初的邵廷采，都需要我们去表彰。因此，要兴《史学史》的大工程，有许多先要准备的工程在。倘不把上列各件工程先做好，就冒昧去撰著《史学史》，定然要闹出许多笑话来。我因为认定《史学史》是伟大的工作，不必急于成功，所以先从事于上列各件工程，把各书、各人、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先一一研究了一番，然后综合研究所得的概念，叙述《史学史》上的大势。这样才可撇开那些小节，提挈这些大纲，这样才可认识一切史实，不致囫囵吞枣。我相信，无论什么工作，都应该先做个别的分析，然后可做大体的综合。综合的是《史学史》，分析的是《史学年表》，《史学大辞典》，《史学家列传》，《史书提要》，《史学论文总集》，专家研究，专书研究等等。这原不是一人的工作，但我一人已做得不少了。

中国史书之多，堪称世界第一。但图书馆的不发达和不便于专家，也应推中国为首屈一指。我因此恐惧，生怕我的眼力和财力不能看遍中国所有的历史书，因而不能撰出中国最好的史学史。过去在北平曾窥文津阁、清华图、北京图、北京大学图,在天津曾窥饮冰室、直隶图，在杭州曾窥文澜阁、浙江图，在吴兴曾窥嘉业楼，在南京曾窥国学图、中央大学图，在上海曾窥涵芬楼（东方图），在南昌曾窥退庐、江西图，到处翻检，随手札记，所以得见的史书还不算少。凭这点见闻，加以师传，识解，勤奋工夫，总想写出一部比较可观的著作来，以请教于斯学博硕。可惜，我近来俗事烦忙，执笔多属倥偬，未能审慎尽致。定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极盼读者指正。

我相信学术是大公的，不容个人专有，所以极欢迎读者对于本书任何部分，皆加以严重的注意和严格的批评。我住在上海霞飞路五二三号，倘蒙直接赐函讨论，极其欢迎。倘能俯赐臂助，或究一题或助我史料，尤所企望。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姚名达自序

第一编绪论

第一章史学史

第一节中国史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学术史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史最悠久、最伟大的一个支流。中国的史书，在数量方面，比任何国家都丰富得多；在体例方面，比任何国家都复杂得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比任何国家都精微得多。惟有历史才能供给人类以最渊博的知识，惟有历史才能保存人类所曾创造的事迹。玄妙的哲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玩味，雕垛的文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吟咏，唯有历史是和报纸一样能够影响到人生的本身。它的真伪良窳直接牵连到人生的善恶，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我们生千载之后，欲历览古来世事的变迁，文化的进步，固非历史莫由。但历史究竟能否胜任而无憾，就有待于吾人的研究了。

第二节史学史的研究在今日为甚重要

过去的史书虽多，而真正优良的却未必为人所知；惟有经过帝王表彰的，方才昭昭在人耳目。一般所习知的，除《廿四史》、《九通》、《通鉴》、《纲目》外，别无所知。数千年来，重要的史料，优良的著述，被世俗埋没丧失的，何止万千？仓卒成书，滥竽充数的史书，侥幸保存，贻误后世的，又何止千百？此皆因无人作个别的研究，综合的介绍，以致良窳不分，薰莸相杂，贵大遗小，尊古贱今，种种恶果，不胜枚举。返观文学界，则对于古代文集，无不有专家分别精究，而文学史之著述，竟有百余家之多。熟知文学乃浮华之作，未必有裨人生。与史学相较，轻重何止千倍？而世俗好华恶实，骛文略史；以致一般士子对于切身的政治和社会，反觉浑忘；对于无益的文学和艺术，反极嗜好。积习难返，良可殷忧。所以欲挽救颓废的风气，非切实研究人生不可。而研究人生，除研究政治和社会外，对于现在政治的来源更非切实研究不可。欲知现在的来源，便非了解过去的历史不可。欲了解过去的历史，便非先介绍及批判古来的史书不可。欲批判古来的史书，便非仔细研究作史者的生平和学术及史官制度的沿革不可。由此言之，则史学史的研究，在今日固很重要了。

第三节纵剖呢还是横断呢

史学史的著述，在中国是空前创作，前无所承，别无可仿。欲将古今史学大势扼要叙述，固非用通史的体例不为功。而通史的体例，亦有纵剖式与横断式二种。纵剖式是分类叙述，横断式是分代叙述。历史是和河流一般的，没有方法可以截断，所以本书大体决定用纵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记载，自古述叙至今。而每篇之中，仍须注意它们的相互影响，务使彼此关连，遥相照应。为清醒眉目，比较时代起见，我已另撰《史学年表》，现在打算节取它的要略，附录于本书之后，以补纵剖式的不足，代横断式的功用。

第二章史与史学

第一节史字的本来意义

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他所刻的简叫做书。上古时代的所谓书，即是现代所谓历史。现代所谓历史，古代只叫做书，直到南朝梁武帝时，方才正名为史。史字在上古只是一个职名，不是一种物名。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史只是速记员或书记员，专用以记载帝王官吏的言动的。这种人所记载的，不是过去，而是现代，所以又有一点像现代所谓新闻记者。

史这种人不是帝王所专有的记事官，乃是百官所必备的书记员。在上古蒙昧初开，识字人少，能写字的更少。写字的方法是用刀笔在竹简或木版上雕刻，祭祀的时候则用龟甲或兽骨来雕刻，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所以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好像现代专刻图章的人一般，专门在帝王面前或百官面前代他们写各种公文，这种公文是当时应付现状的文字，不是记载过去的事迹。这种公文，保留日多，合拢来便成一部书。所以古所谓书，乃是公文档案的总集，不是由所谓史官特地把过去的事迹追记成功的。

古人把史字解做“记事者也”，（一）假如这所谓“事”是当时应付的事，是不错的。但若认为是过去的事，却大错了。而且这所谓“记事者”，若是指记事的人，是不错的。若认为是记事的书，却又错了。因为南北朝以前的史官，都是在帝王面前，记当时应付的事，不管追记古代的事。至于一般单叫史的官，都是在百官衙门，做现代书记员的事情，更不是记古代的事。若认史字是记事的书么？则班固撰的叫《汉书》，司马迁撰的叫《太史公书》，虞有《虞书》，夏有《夏书》，商有《商书》，周有《周书》，不闻另有所谓《周史》、《汉史》。这可见史字的本来意义，不能用“记事者也”混沌解释了事，更不能把它当做记事的人或记事的书，我们应该另外寻找出一个最妥当、最恰切的解释来。

我说“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这不是没有根据，但是很有理由的。起初我读汉末许慎《说文解字》：“记事者也。从，从。中，正也。”后来再看《说文义证》代他解释曰：“中正也者，文元年《左传》‘举正于中’也。”徐锴曰：“记事当主于中正也。”《说文部首订》曰：“从又持中者，犹持正也。盖史之所记，如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亦无偏倚。故从又持中，为人记事之称。因其记事无虚伪，遂名其所记之书为史，亦名其所记之实为史。”这一种说素，我根本认为不对。因为（一）造字的人那能预先主张做史的人必须抱中正的态度？（二）中正是一种道德，不是物质，那能用手去执持呢？所以这种最早的说素，虽已行用将二千年，到近代便被文字学家打倒了。

第二种说素，我也不赞成。清末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曰：“象手执简形。按古文中作，无作者。”《文源》：“从不从中，‘中’古作，象简形，执简所以记事。”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曰：“中字有三式：一为大中至正之中，字作；二为伯仲之中，字作；三为史册之中，字作。”王国维曰：“案古文中正之字作诸形，伯仲之仲作，无作者。惟篆文始作。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他们的意见一致反对许慎那句“中，正也”的解释，这是对的。可是竹简的形状应作或，不应作，所以王国维也说“然与简形殊不类”，可见吴大澂认为简的主张是不能成立了。

第三种说素是把认做盛筭之器，再考出“古筭二字往往互用”，就说“筭与简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亦用以盛简。”“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所以“史字从又持，义为持书之人。”这是王国维《释史》篇的见解，自以为很对的。殊不知筭与简虽同是竹器，但大小迥异，不能视同一物。且筭上不能刻字记事，史官偶尔执筭，乃属一时之事，并非平常之事。自然不能以一时之事赅括平常之事，更不能以不能记事之筭看做可以记事的简。因此，我对王国维的解释，也认为不对的。

第四种和第三种差不多，是江永《周礼疑义举例》发明的。他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为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之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王国维说：“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但“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王氏已说过了。“与简形殊不类”，王氏也说过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则何如？”一简既不像，难道集众简以为簿书，反而像？我们知道众简是册，古文作，象用绳串竹简的形状，决没有像一样的。所以，江氏的说素也不能成立了。

第五种说素，因为没有人相信，所以不大为人所知，也用不着吾人反驳。《春秋元命苞》曰：“屈中挟一而起者为史，史之为言纪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读者不要轻视它是谶纬附会穿凿之说，要知道纬书起于西汉末，东汉初，比起《说文解字》还早得多呢。泥古的人，与其迷信《说文解字》，倒不如迷信《春秋元命苞》，反而更古老些呢！

以上已把古人对于史字的解释介绍过了，而且反驳过了。至于我说“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有什么理由？

我看见古人对字的没有法子解释得清楚，就决定要另自标出一种解释。起初我发现甲骨文的史字和《说文》的史字形式不同。甲骨文作（见图一）《说文》作，至少有二点应注意：（一）虽相同，但甲骨文的长得多，已可握入手中了。（二）《说文》的是带园［圆］的方；甲骨文的是斜尖的锐角。像《说文》那样勉强可以说像简形；像甲骨文那样，定是另有一物，尖长而小，可以握入手中的。证之周初史燕簋史字作（见图二），不但在手中，而且已透过手下，和《说文》的在手上，不入手中，完全异样。《说文》是后世的书，文字屡经变化，已失原形，本不足据。我们研究古字，应以最古的甲骨文和周初的钟鼎文为主，这是一点。

我曾经学过用刀刻图章。刻字店里有一种刻木刀，是将细长的刀嵌入木锥中，使得执刀的手不致发热。它的形式竟和甲骨文的相象，无疑的是细长的刀，有点像包刀的木锥，大约是栓木的横挡，或象征着未曾完全剖开的木柱吧。我数年前研究史字的意义，顿觉到甲骨字的史字很像用刀笔刻字的情形。近来把甲骨文的许多史字，屡次送给刻字匠看，他们都说这个字极像他们刻字的情形。上海爱多亚路西口刘贤记刻字匠张君，还提议把他刻字的形情照一个相，我便依了他，拿来做个印证。（见图三）不过以今证古，泥古的人，是不会相信的，吾人必须再找证据。

《周礼》那部书，有点像《政府组织法》，记那些官名数甚详。它记天官冢宰，史字凡四十一见，有史一百五十六人。春官宗伯史字凡八见，大史无史，小史有史八人，内史有史八人，外史无史，御史有史一百二十人。夏官司马，史字凡四十四见，共有史一百九十七人。秋官司寇，史字凡三十一见，共有史一百五十八人。我们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多史官？他们做什么用的？若是史官是专为帝王记事的人，那么为什么百官都有史官呢？而且《礼记·既夕礼》载有“主人之史”，为什么主人亦有史呢？这可见古代的史官并不是像后世的史官一般专门记载过去的事迹，不过是专门用刀刻字的人罢了。因为古代用竹简木版做纸，用刀做笔，识字的人既少，能刻字的专门人才更少，所以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在帝王及百官面前专做刻字的工作，这种人便叫做史，证以下文所引汉代的法令，便可深信了。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诵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见《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诵书”就是识字，“以六体试之”就是用古代六体文字考试学童。识字九千以上，写字最好的人，才可以做史官。这不可以证明我的见解主张吗？

上文所举，反对者不妨说《周礼》是伪书，《汉书》所载是后世的事，不能引以证实古代的史官等于后世的书记员。可是，我还可以举示许多例，证实（一）史是专管书记的人，（二）史的手中常执刀笔。关于第一点，《墨子》常常说“书其事于竹帛”，《左传》常常说明所以书所以不书的理由，《国语》说“君举必书”，“逆则亦书其逆”，“使书以为三”，又明明白白说“史书世”，“史不失书”，书即是记，可见史是专门做书记的事了。关于第二点，《曲礼》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史载笔”。这三个字尤其是我这发明的惟一铁证，载笔即是执笔，《曲礼》既明谓史以执笔为本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否认史不是用刀笔刻字的人呢？

以上，我已把史字的本来意义解释明白了。吾人如此仔细研究，不过是考古求真的一种表现，并不是说现代仍应采用那种古义。要晓得，史字后来起了许多变化，史官也换了许多名称。到后来，专门用刀笔刻字的人也分成二类：一类在帝王面前的，高升了大史、小史等史官；一类倒霉的，仍在百官衙门里做书记员。再到后来，有人把那史所书的集成为书，久而反把它叫做史了。再到后来，把“历代之史”缩短成“历史”，不但把史书叫做历史，连带把史书上所载的过去的事迹，也叫做历史了。但这些都是后来的意义，不是本来的意义。而本来的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

注一史字在古文中的变化

甲骨文

钟鼎文

燕簋盉颂鼎师酉敦吴彝史仆壶葢史彝

以上是殷、周文字，字甚长，能握。

颂敦穴彝史宾钘颂壶庚午鼎散氏盘寰盘无专鼎史伯硕汉大官壶阳泉使者舍熏炉史说文

以上是周末至秦汉文字，渐缩短，手不能握，所以后人，便不懂“史载笔”的意义了。

第二节历史是什么

历史的观念的确定，是吾人研究“史学史”所应先决的问题。

过去一般人士往往误解史的观念，最普通的一种误解，就是认“史”即是“政治史”。兰克（Ranke）（注一）以为史的目的，是要明了吾人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的观念。弗里曼（Freeman）（注二）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是最好的代表。在他们的意见，以为除出政治的记述外，就没有其他的历史；换言之，以为人类除出政治的活动值得记述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值得记述。中国一般人士对于“史”的观念，亦是如此。这种以政治为重心的历史观，笼罩着过去全部的史学界。我们随便取本历史书，其中所记述的，莫不是国家政治的变迁。如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紫阳纲目》，西洋的《希腊史》、《罗马史》，《诺而曼入英史》等等均然。

实际上以政治重心的历史观，亦基因于外界的事实。“史”本是一种职官，（说见上文第一节）其所记述的，当然是以主权者的行动为观察点。在当时，“史”的观念原是如此。自后有了新史学运动后，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观就受了很大的打击。虽内中有一部分人仍旧写他的“政治史”，但大部分的人士则已逐渐亦注重到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方面了。

人类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政治的活动只是人类的一种手段；其他尚有经济的活动，其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实较大于政治的活动千万倍。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固然不合于科学，（注三）但物质为人类的一种重要“财产”，却是毫无疑问的。过去的历史书，很少有注意到这点，——因此，吾人在下面所讨论的，大部分仍着重在“政治史”上——现在即已有一般史学家注意到此了。但过于注重的结果，无形中将历史认作为一种经济史。其谬误实亦与专重政治的历史学家相同。

新史学运动抬头以后，其中有一部分人反动得太厉害了，他们甚至把全人类的活动的事迹，来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亦未免有点过于广泛。假使吾人采用此种观念，则凡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被吾人研究了。这在事实上不必要亦不可能；吾人当可知道人类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亦均是人类的活动，但若不加选择的都取作为历史的材料，就未免太可笑。历史是必有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观念的。

历史在英语为History，在法文为Histoire，在意大利文为Storia，这三者同出于希腊文及拉丁文的Historia，其初本为“问而知之”的意义，其后遂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叫做Historia，遂有记录的意义了。

“史”之一字，如何由记录而变成为现在的观念，吾人在下面须加以详细的研究。现在吾人姑且以巳维特维尔（J.　T.　Shotwell）在《大英百科全书》历史条下所说的话：

History这字，有二种意思：他可作事物的记录讲，亦可作事物的本身讲。（It　may　mean　either　the　record　of　event,　or　events　themselves.）本来这字的意义，是限于调查和记载，近来则扩大到研究问题或有的现象也包括在内了。这意义的扩大和转变，或者由于不经心所致。……我们称历来的国王和政治家为历史的表征（Makers　of　history）。但有时说历史家仅仅记录他们所创造的历史而已。由此可知，历史显然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了。（Not　the　record,　but　the　thing　to　be　recorded.）

史的观念的扩大转变，由于不经心所致，是能说出一部分理由的。实在这“不经心”并非由于其本身，不过因为时代的演进，历史的观念亦无形中随之而扩大，吾人与其说“不经心”，无宁说“不觉得”比较妥当。所谓“历史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这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原来，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的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它无日无地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的活动中，假使仅仅是记录，则其所表现的，仅是些故纸陈编，与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历史能成为“所记录的事物”，才能将时代表现在吾人的眼前；后人之需要阅读前人的历史，并不在乎要知道古人做点什么事，而是要知道古人做点什么有影响的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出因果律来。所谓因果律，实即就是因果态。人类的一切设想，一切事变，必定有所以致之原因，这原因或者几千年以前也说不定，但必定是存在的，却是无可疑义。后事必是前事孕育出来的。历史上讨论一事，往往举出前因后因近因来，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的历史观念，只着重在政治的活动，这在现今看起来，它已是一种化石形态了；过去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所下的定义，吾人必须重加测量。历史是整个人类生活的表现，亦就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以广义说起来，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而这体相又是针对着社会的，都应为历史的内容所包涵。文化是不可分的，是整个的，其所表现的各方面、各体态，都有相互附结的关系，绝不能以一部分的生活来作为历史的内容全体。吾人一用“历史”二字，就包括着法律、政治、经济、道德、哲学、宗教……种种人类的活动在内；因此历史的本身，在这种涵义下，必成为进展的、活动的东西。甚至于这“纪录的事实”亦应当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东西；其所记录的外表虽是呆板的，规则的，有时间的，但其中的内含必定是进步的，行动的，有因果态的。要达到此种目的，不仅要纪录，并且要解喻，唯有解喻才能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

第三节史学的解释

历史虽是“古人的”，但历史的解喻却是“今人的”。所谓“今人的”解释，各种说素先叙述一下。——由此，使吾人研究“史学”时，可得许多的帮助。

J.　T.　Shotwell曾说过，各时代历史的解释的种类，确切反映当时支配一切的思想兴趣。关于这句话在中国的说明，吾人亦要留在后面。在西洋（注一）如古代东方的神圣咏史诗，为古典派之神话与哲学解释所消灭，自一般人接受基督教，古典派之神话学，又为支配奥古斯丁至波绪亚之历史解释之天堂地狱说所摧毁。类此的种种解释，早已与时代而俱去。现在知识与思想的空前发达，遂产生许多新的解释，大部分均是代表前世纪最显著的时代与思想的变化。

现今关于历史现象的解释，约有八派。（注二）每派对于吾人关于历史发展的知识，均作重要的贡献。此诸派别，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反之，且可互相补充。今逐派略说之于下：

个人的解说，亦即是私人或伟人论，是现在历史解释的诸派别中，最著名的一种。代表这派学说的为喀莱尔（Carlile），他们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经济学派的历史解释，与地理学派的历史解释，有密切的关系，前者是马克斯所建立，以为社会内经济进程中之现状，大半可以决定现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最为一般人所采用的解释。予后者以重科学的建立者，是立忒（Karl　Ritter），现在一般历史学家，如欲撰述一国的历史，必先熟悉一国的地理，实创此派。

唯心论的历史解释倭铿（R.　Eucken）、马条兹(Mathews)均是力主此说的，这前者立在相反的地位。此派的意义，吾人可引马氏的说素来说明：“历史之唯心解释，在发现与地理，经济合作之种种精神动力，此动力在产生对属人条件（Personal　Condition）之一般倾向。而此诸条件，非见于玄妙之空论，乃表见于贵人（Worthful　Men），征服自然使屈服于人类幸福之种种社会活动。”由此义观之，唯心论的解释，与伟人论殊有密切的连系。

科学论的解释，以为科学的知识与应用，足以支配现有经济生活之形式与经济活动。此派创始于康多塞（Condorcet），复兴于孔德（Comte）。与经济的解释，共为比较妥当的一种。

人类学论的历史解释，是历史解释各派中重要的一种，它虽然不能说明历史的过程，但可改造人类的最初历史，尤其在综合历史的材料方面，有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派的历史解释，吾人可引吉丁史教授（Prof.　Giddings）的话来说明。此一学说在以进化过程中的物质原因，生活原因，心理原因的运用，说明社会的起源构造和活动。并与“文化人类学”共同说明历史发展中之种种重演与规律性，并成立历史原因之诸定律。

综合或集体心理派的解释历史在一切历史解释的种类中，为最广博，最后起，最重要，最能代表新史学的一种解释。依此派的主张，诸原因之单一范畴，殊不足以说明历史发展中之一切形态与阶段。某时代之集体心理，即足以该时代之历史发展；史家之任务，在发现与估计各种因素，即创造与形成集体人生观之诸因素，此因素更决定为生存与改良之集体斗争之性质。作《新史学》的鲁滨孙教授（J.　H.　Robison）就是此派的一个重分子。

上列各种说素，吾人究属采取何者，将留待于下面讨论中国的各种历史解释中再说明。

注一、注二：见董之学译Barnes著《新史学与社会科学》。

第四节史学是什么

吾人既明白了史学的解释，就可进而讨论史学是什么了。

“史学”是什么？以最简单的话去解说，就是研究历史的学问。但这话太空泛，太抽象，不易找到具体的观念。吾人每讨论一种学问，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先须要明白一种学问的性质；所谓“研究历史的学问”中的“历史”二字，究竟指何物而言，是否即是上节的定义中所言的“历史”，抑系另外一种观念，在没有明白确定了“史学”范围以前，均须先一一决定的。

“史”所叙述的对象与“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其中并没有相同点。以最显明的话来说明，史所叙述的只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史学所讨论的却不但包括了“史”的方法，并且包括了“史”的理论。换言之，史学所研究的，不但是“史的事实的叙述”，并且是“史的理论的探讨”。因此在尚没有讨论到“史学是什么”以前，先须明白了“史学的对象”。

吾人常言之“历史的”一语，其意义是非常宽泛的。在一般的用法中，它每每指过去的一切而言；但有时它亦指某种特殊事件或人物对于后世有重大的影响者而言，在这种涵义下它包含“在历史上著名的”、“构成历史的”、“有关历史的”种种意义。不过，这种种意义，只是一种“历史的”——习惯的用法，其在学术上的用法，所谓“历史的”意义，只是表明一种考察事实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沿革及变迁，以找出其因果的关系；换言之，对于每一事物的生长和消灭，抽象的或具体的，求出其怎样消灭，怎样生长的原因，亦即是回答每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方法。所谓“史学方法”实即是指此种意义而言。但“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史学”的全体，“一定的考察法”——历史方法，固然决定了“史学”一部分的意义；但并不一定单用以指“史学”方法而言。吾人对于一切自然现象，如地球的生长，火山的爆发，人类的发现，类人猿的消灭等等观察，亦是历史的观察法，但这并不在史学的范围内。所谓“史学”，它自有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意义的。

“史学”二字，最早联在一起用的，是《晋书》载记：“崔睿任播为史学祭酒。”南朝刘宋特立史学为四学之一，但这时所谓的“史学”，其内容的意义是指历史学校。直至“唐穆宗长庆二年三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烨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到这时方才把研究历史的学问叫做史学。但这时所谓史学，只不过在乎“劝善惩恶”、“明悉旧章”而已。换言之，即是明白史事及史法而已！这当然于现在史学的意义不同的。

“学”之一字，在英文是Logy，与Logic同出一源，均是从希腊文与来的，意指一完全的思想而言。后来，即引而为有系统的学科而言，如Phycology　Geology等等的logy的，均是有系统的学科的意义。在中国，“学”是“觉”的意义。《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论语·皇疏》：“学，觉也，悟也。”《广雅·释话》：“学，识也。”所谓“觉也，识也，悟也”，虽均可说明学的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说明学的整个底意义。这是学的“本义”，而非学的“今义”。今人所谓之“史学”是西洋文化传布到中国以后的“史学”，而非中国书籍上相传的“史学”。

但吾人所谓“史学”，虽不是中国相传的“史学”，但亦非纯粹的西洋的译文。在西洋所谓史学，实即是历史科学，它所着重的，是在乎“史学的方法”，上述的“历史的”一语，就是基因于历史科学起来的。中国历史的作家李泰棻说：“史学者，以史为一种科学，对于古人著述，除整理取舍外，尤须阐明其因果变迁之由。”《清代通史》的著者萧一山说：“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像，为有组织有系统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阐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这两者的定义，均有点受了西洋对于史学所下的定义的影响。实际上，“史学”的范围，并不是如此简单，过去学者对于它的解说，均有点失之过狭，有以偏盖全之病。吾人要彻底明白史学的外包与内含，必须从新的加以探讨才可。

“史的理论”与“史的事实”是“史学”的两大分野。“史的事实”包括“史的进化”，而“史的理论”则包括“史的方法”。这两大分类，是“史学”的组成的因子。原来，“史学”的产生，基于“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从前，只有史的记录，其后才有史的叙述，遂后又有史的说明以及史的评述。史进化到这一个阶段以后，史学必然随之而产生，其后史与史学相依而进步，于是史的方法与史的事实，均成为“历史家”所注意的事。在这种观念下，史学的意义又必然的改变。在现在吾人可以说，“史学”所讨论的对象，不但应着重在“史的理论”和“史的方法”，并且应该着重在“史的事实”与“史的进化”。上节所述之史学的解释，实在只是“史的方法”的一种而已。

“史学”的“史”与“历史”的“史”对象之不同，吾人须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历史”的“史”字，只指“史”的事实，而前者则指史的一切。在这里是两者大不同之点。吾人讨论“史学”，如不能真诚认定了“史”的意义，好如黑夜行舟，容易陷入沙滩中。但是这两者的对象虽不同，然其精神却是一贯的。“史学”的“史”的对象，其根柢仍是打在“历史”的“史”字上。史的理论原是因为有了史的事实而产生的。

从另一种的见地去观察，“史学”原又不过是“史”的一部分。因为有了“史”的事实以后，于是去探讨研究“史的理论”与“史的方法”，“史学”才能发生。没有“史”，就没有“史学”。但在另一方面，则“史”因为有了“史学”以后，更加能够精确。在“史学”成立为一种学问以后，关于“史的事实的评述”，无形中就须受了“史学”的限制。譬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于是有人从《春秋》这部书中，找出其笔法，何者为贬，何者为褒，等等条理，著之于书。后来作历史的就往往受了这个影响。所谓“一字之贬褒”足以为一人之生平行事之总结算，实在是因为有了这“春秋史学”的原故。不论其影响如何，史与史学两者关系的密切，却是很显然的。

因此，吾人此处所谓之“史学”，其意义包括二方面：一、史的事实；二、史的理论。用另一种方法去说明，可解释如下：史学者，从已有的历史事实中，找出其理论和方法，并由这已知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者也。”

第五节史学史是什么

史学史是什么？吾人不必加以详细的叙述。换一句话去说，史学史就是叙述史学的历史。中国史学史，就是叙述中国史学的历史。其中内容包含点什么，吾人好留待第三章加以详细的讨论。

历史学与历史哲学

第一节史与史实

史的观念每每随着时代进步而变迁的。历史书上所告诉吾人的事情即使是逼真，亦只是史实的代表，而非史实的本体。因为作书人所写的史书，只是在恒河沙数的事情中抽出一点来作为对象。而其抽出来的对象，又大都不能逃出其主观的见解；即使能够竭力避免一己的好恶，又必定不能离开时代的限制。何况这恒河沙数中的某一事实，其本身的造成，又不能凭空生出来，它与其他种种事实，必定又有连锁的关系；这好比乱丝一团，如仔细工作，必定能够找出它的头绪，又如九联环一样，环环均有关系。但是因为“史家”的地点、时间环境的不同，所抽出的对象，或者只是普通的，或者其所叙述造成此事的原因，又只是浮面的，甚至乎是不相干的；又或者他所记述的，有故意扩大或缩小的行为：类此种种，史书上史实不知有多少在这个园［圆］圈中。譬如曾国藩之为人，究竟如何，吾人可暂不加评论，然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变了。当其平定太平天国时，人几以救主目之，在那时所写的《发逆记》，曾氏之为人，直有如圣矣。等到排满之说兴，曾氏之为人就被人诋为满奴，诋为汉奸，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差不多曾氏的祠宇及其他亦有被没收之忧。到现在则又成为崇拜者了。这都是因为时代的演变，史实亦必然的随之而进化；同一件事，其评述每可因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其说的。

我们知道，有了史实，才能有史，史是史实的堆积，史实的描写；因此史实观念的真实、确当，是写史的最重要的一种问题，吾人固然不能绝对把吾人的眼光放远到四五千年后；但至少须明了史的进化观。所谓史的进化观，实在亦就是宇宙的进化观。固然，史的进化观念与宇宙的进化观念，并不是一样东西，但是宇宙的进化观念，必然的决定了史的进化观念。原来，宇宙的生生灭灭，一日一日的演进，虽看起来似乎是突变的，但其骨子里仍有一进化的铁则在。这个进化的铁则，是决定了宇宙间一切的运命。不论万有事物的一瞬万变，但是均为这进化的铁则所限住。任何空间的任何事物，其进化均在这一贯的系统中。而历史则正是这进化的铁则中所最重要的观念。在历史的本身，固然是抽象的，然其所代表的史实却是具体的，因此，史实的选择，乃成为“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去测量史实的真实和确当，无疑的，吾人当用进化的观念去测量；换言之，吾人当以进化的铁则作为测量史实的南尺。历史虽是进化的，但其进化的铁则，吾人必须假说是一定的，实在它亦必然的是一定的。过去社会的进化观，必然的决定未来社会的进化观。虽则进化的观念的本身，或须亦因为社会的进化而有所改变，但这是未来的，渺茫的，在“今日”没有发现以前，吾人必定须相信这进化的铁则是一定的，是不变的。有如氢二氧一变成水，在尚没有发现氢或氧不是原子以前，吾人当永远相信氢二氧一造成水一样。而且这进化的铁则即使有所改变，亦只是这铁则的扩大，而不是改变。譬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并不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而不成立一样。因此，史家的选择史实，必然的必须依照这进化的铁则去作为测量的南尺。

在这里，吾人又引起了另一种的问题，那就是史实的本身好如何去发现。当然昨天的“事”到今天已经成为“抽象”的了，在几千万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吾人当然没有方法去知道史实的本身。在此，不得不引用“史实的代表”了。考最早的“史实”的流传，大约是靠口传；古代的史实最难辩真最难治清，亦因为文是口传之故，所谓十口相传是口传最难治清的好例。原来，古代没有文字，一件事情之由此地传到彼地，其间的媒介物全在乎人与人的交接，可是口传之词，绝难相同，由此，由第一人依次传于第十人，其中辗转相误之处，或把全部成为“非事实”。后来文字发明后，于是就有人把发现的事情形之于笔墨，最古的文字记载，因为容易记述及传诵之故，大概用的是有韵之文，这就是吾人今日所称之“史诗”。中国《诗经》及《书经》中很多此种体裁。其后，文字的应用较大，纸笔的流传亦广，人民的知识程度亦较高，这时，“诗史”的叙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传奇”的史实代之而兴。所谓传奇的亦即就是小说的说部的。这时的史学著作，因为作者鉴于史诗的太简略，必定要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才能使人明了。可是，当时史既未成为一种学，其所记述的对象，仍只靠目见或耳闻，为动人起见，中间无形中加了自己的想象在内，其所表现的就成为一种传奇的史书，其中真的事实固然亦有，但出于臆造的亦不少。如日本的《源氏物语》，中国的《山海经》、《吕氏春秋》、《越绝书》等等，均是这一类形式。人类知识已经能够辨别事实的真伪及善恶后，于是史书就进展至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所谓“史鉴”。这时史书的功用，不单在使后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并且尚要做人间行为的规范，最好的代表物就是《春秋》，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也。“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即系此种史书而言。类此者如《资治通鉴》、《朱子纲目》均是。即如正文中的《佞人传》、《酷吏传》等等，其用意亦同。这类史书在中国尤多，吾人在后面将随时叙述到。

上述的四种史书，均只能说是史的草创时代，不能说是史的本念。它不但与史实的本身的距离尚相差很远，就是与史实的代表中间亦有许多隔离。要能够真切的明了史实的本身，必须另外的去发现新观念，这个观念不仅是艺术的，并且是科学的。所谓“艺术的”，指史实的描写方法，“科学的”则指史实的选择方法。要有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史实才能近于本身，换言之，才能成为史实的代表，史实的摹本。今人常谓的真(True)、善(Good)、美(Beauty)实即是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而已！

所谓“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如何才能养成，这就谈到史的本身问题了，那就是史学。所谓“史学”在“史实”方面上讲就是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有了“史学”，史实才能显著起来，好玉在石中，必须要玉匠仔细攻琢，才能做成为玉一样。

第二节史实与史学

史实的真确，是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在诗史、传奇、史鉴时代的史实，其去取全凭着作史者的一己的好恶，并没有一定原则可供遵守。这犹如一般文人所作的墓志铭，纵然亦是一种“史”，但因为作墓志铭的人，对于被作者事迹的选择，已经先有了一种成见，因此，其所叙述的种种一切，并不能代表整个的被作者，或者反与被作者整个的人格相反。在史学未成立以前，史实的价值亦与墓志铭的价值同。但是过去史实的留传到今日，全凭着这批“非史学”的史实——这批非史学，其中亦有许多合乎史学的原理，但因为它的本身尚未经过史学的陶冶，如同古人偶然的发现不能称为科学一样。吾人如一概抹煞其价值，则将无史可寻，但如一概承认，则显然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因此，为甄别史实的真伪起见，必须要有一种方法为之作指南针，这个方法就是史学的方法。

过去史学的著作，只是适合于特殊人的阅读，在撰述之初，早已定了阅者的对象，没有一部史的写作，是为一般民众而写作的。最好的代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虽然是比较通俗的一部中国通史，但其所写述的目的，却只是为人君资治之用，其他的史书实在亦只是为一般特殊阶级而阅读的。其甚者，甚至于为“死人”而写作。其表现与墓志铭传记差不多。如“宣付史馆立传”的诏谕就是最好的代表。过去的史书，每每是帝王谕旨下的产物，其好恶贬损全凭着帝王一己的好恶，虽是“民贼”亦概称为“贤臣”。作史的目的，其着重大都在死人，而不在乎今人。固然古人的行为是后人之师，但吾人必须进一步问其行动是否值得成为“史”；这类以死人为主的历史，实即就是崇拜英雄观念。这种种表现，以史学的眼光去研究，虽系“史实”，然都不成为史。要使“史实”成为“史”，必须要有“史学”的方法。

史学的最大任务，就在乎“确定史实”。在这词中，含有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四种意义在内。而要达到这四种目的，其基础是建筑在精密的调查史实。一个良好的史学家，其任务中最大的一点，就在乎能够调查人类的特殊事实，换言之，就是确定史实。但是史学的目标不单是在确定史实，并且须进一步，于史实间探求理法。关于这点，学者间有二种说素：一说谓史家的职分，固然不单单在确定史实，寻史实间相互的联络，以明其因果的关系，甚属必要。但此种考其联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进化云者，只不过是“确定史实”本身中所当作的事。至于综合全体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则不是史家所有的任务。一说则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去解释史实，更须汇集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历史全般事实，为一般的解释，以明普通的理法：这才算尽史家的职务。根据第一说，则史学家的任务既不仅在特殊史实的确定，又不在讨究事实的一般的性质及理法；而在于特殊的史实确定以外，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以解释之，说明之。根据第二说，则史学对特殊事实的考证，固宜有浓厚的兴趣，考察在一一现实的时会，史实如种种形态，于一一现实的时会，所显诸般史实的普通形式、性质，理法，一般的施以讨究，而抽象的表明之，亦为当然属于史学的任务。由是言之，史学不但就特殊的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这两说在学术上各有其地位。第一说，把史学独立于科学之外。第二说，则把史学与各种科学同样。吾人当然采用第二说。上面所述的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学的因果，发见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实在就是第二说的引伸。

吾人在上面已经谈到，在史学没有被史家注意到以前，关于史实的选择往往凭一己的好恶；至于这史实是否值得成为“史”的一部分，却并不加以考量，因此，使后来治史者，不但费许多功夫去研讨无价值的史实，并且失去许多有价值的史实。这种弊病，中国史书上犯的尤其多。例证，在下面诸章中，吾人当随时的举出来。原来，自有了宇宙以后就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史实”。因此，自几千万年以前，一直到今日，不知有几多“史实”，但这许多“史实”之能够成为“史”的一部分，却只是占绝对少数。吾人当已知道，史的意义并不一定包括过去许多年所发生的全部事实，它所包括的只是与后世有影响的一小部分，所谓“史的人格”，即是指此种而言。

“史实”之成为“史”的一部分，并不由于其本身的事实所决定，却是被史家选择而决定的。一件事实之所以被人选择成为“史”的一部分；又必然的须被环境所限止住。在过去许多史书当中，不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例如《新史学》中所引的一段：“Zinzendorf死于一七四二年；Stahrembergr死于一七四五年；Kinsky死于一七四八年。Uhlfeld继Zinzendorf而为有名无实之内阁总理。Bartenstein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五三年任外交总长，彼在秘密国务会议席上极占势力。”这种事实固然一点也不错；但是在这个不明白的时代中，难道没有比奥地利国务大臣的生死日期较有价值的事情可以说么？至于中国史书上“史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尤其很多。在另一方面，则又有许多有价值的史实，被人遗忘或故意隐匿。譬如，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见陈霆之《两山墨谈》），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又如黄巢之乱，曾在广州屠杀外国人十二万（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有价值的“史实”，均被史书所遗误。要想纠正改良此种不真确的选择观念，对于过去的是在重加测量，对于未来的是建立史学。

史学的树立，是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容否认。但是如何建立史学？如何找出史学中的原则，则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历史哲学”，实则就是史学原理的探讨。吾人已经知道，哲学二字上加上了各种学科的名词，都含有“原理”的意思上。有了“学”，必定有了“哲学”，最早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恐怕是黑智儿（Hegel）。但是，到现在仍就成为一种争议。所有的一切学问的方法的争议，都逃不出历史哲学的争议。所谓“历史观念”，就是历史哲学中一个极大的问题。不过，这不是本书所应讨论的。吾人在此处所要讨论到的，只是历史哲学的意义及其与史学史实的关系而已！

第三节历史哲学的意义

历史哲学的意义是什么？让吾人先引几种说素：苏格兰神学家佛林得（Robert　Flint）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说：“历史哲学并不离开史实而包含于史实。吾人对于其意义愈加探讨，则其意义亦愈明，吾人乃能得其真谛。盖所谓历史哲学，只是一种意识的合理的解释；对自然界及事实的根本关系之真确的认识。”Fi　Rotgl所下的定义：“人类的历史哲学者，名副其实的说，乃是天地之间万殊一本的信念。——一种始终根据同一定律的简单概念。”上列的两个定义，虽然过法，但却指示吾人以一个事实，乃就是历史哲学的最大任务是要在历史的事实的里面，寻出一进化的铁则来。

《教育大辞书》在历史哲学条下说：“历史哲学者，谓历史之任务，不仅在记述前后继起之事实，而当从史事中求因果关系，以发见其统制人类生活之法则者也。”发见人类的生活的法则，亦即就是所谓寻出一进化的铁则来。吾人在此处对于历史哲学的进化史将不加以讨论；吾人只须知道历史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就够了。所谓历史哲学的根本观念，就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这进化的铁则是什么？吾人已经知道，人类的历史云者，即是人在社会里的历史之谓。换言之，亦即就是最广义的社会史。因此，历史的进化的铁则，亦即是社会的进化的铁则。原来，人类社会进步的条件，固然是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生活，但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生活根本是可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生活和人类的思想变迁呢？谈到此处，就进展到另一大的问题去了。这个大问题，全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所急急求解决的问题。

历史的意义在广义说起来，差不多包括全宇宙的历史在内，一元的历史哲学就是指此种涵义而言。赫克尔（Haeckel）说：“历史这个名词，常常总被人误解作‘文明生活发展中所起的事件之记录’——即民众和国家的历史，文明史，道德史之类，这全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感情，以为‘历史’两个字就其严密的科学上的意义说来，只能作‘人类行事的记录’，照这样的意义，历史和自然是对立的。历史专论道德自然上现象，自然专管自然法则的范围，这样说法，好象是并无‘自然的历史’这件东西，好象是宇宙发生学，地质学，个体发生学，系统发生学，都不是历史的科学了。这种二元的，以人类为本位的见解，虽然还在现代的大学里盛行，国家和教会虽然还保护这尊严的传说，但早晚必有纯粹的‘一元历史哲学’代兴。这是一定无疑的。”（见刘文典译《生命之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如欲把历史进化的铁则作原理的探讨，必然的要将史的观念扩大，不但扩至生物界，并且须扩展至无生物界。讨论历史的进化的铁则，如不把观念扩大，是必定不能找到结论的。

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层理论，在过去的历史论者，对于因果论，虽间有人主及，但每每陷于谬误。所谓历史的因果关系，不光是找出近因就完了，必然的要找出其主因。在这种观念下，历史的意义必须扩大至全宇宙才可。可是，虽则是全宇宙的，然亦不可加以分别；宇宙中的因果论有许多是物理的，有许多是生物的，前者是堆积的，而后者则是进化的；前者是偶然的、总和的，后者则为全体的、互关的。历史的进化，严格的用法，即是指后者而言，原来前者的进化是从外面累积而成，而后者的进化则系由内部发展而成，历史之所以能有创造，就是因为它是由于内部的进展的缘故。譬如，岩山受了雨打风击，必然的渐渐分裂，变为泥石，这个因果关系，只是物理的。但是历史中的一治一乱，其因果关系虽亦非常明浅，但这绝对不是物理的，而是生物的。

我们既经已认历史的进化是生物的进化，但是究竟由于何种原因而进化的呢？在这里，学者的意见不同，有的以为历史进化的原因是由于智识的，有的以为是由于经济的，有的以为是由于思想或感觉的，有的以为是由于政治的，——这种种理论的详细研究，在讨论历史哲学的书籍中，均有详细的讨论，吾人在此地可不必再加详述。现在要提出来请注意的，只要认定历史是进化的就够了。

当吾人用“人类的历史社会”一名词时，吾人即包含有进化的意义在内。所谓“人类的历史社会”，实即就是指人类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言。要确定历史哲学的命运，首先就要确定社会进化的原则。因为历史这样东西，只是人类的事迹有关系的引伸；人类社会中不能凭空生出一树枝或一件事，历史亦不能凭空发现一个英雄，发生一场战役，这种关系在上面已仔细地加以讨论过。历史哲学的成立，就是要问这一个英雄这一场战役为什么发生在此时此地？关于这层，普通的史学书中，亦有加以回答，但只是一个浮面的回答。历史哲学所要求的回答，不光是浮面的回答，而要的是骨子里的回答；换言之，不光是要求出其表面的近因，并且是要求出其骨子里的原因；这犹如抽丝剥茧，必要要发现蛹才可。每一件事的结果，固然即是后一件事的原因，但其骨子里则仍旧只有这一个原因的。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骨子里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节历史哲学、历史学、史实三者的连系

历史哲学所研究的，既是一件事实的骨子里的原因，在这儿就连带及于史学与史实了。

我们已经说过，史实之成为史的一部分，必定要经过科学的选择与艺术的描写。所谓“科学的”一字，必定含有一定的客观方法。如何是客观的方法？这就连论及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了。

历史学是要指示作史者的选择史实的方法，但在没有说出一定的方法以前，首先要有一定的主旨，一定的观念。主旨不明，观念不清，对于选择史实亦必定不能有客观的标准。因此，史学与历史哲学又成为不能分离的东西了。

今人讨论历史时，每每说良好的历史必含有三种不可少的因素，就是真善美。真善美是历史成为良好的历史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假设缺了一样，就必然的成为“秽史”。不过据吾人的意见，用真善美三字去形容历史，尚不如用“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意义来得确定。因为真善美三字的用法，每每可因用者不同而意义有所改变，但“科学的选择”与“艺术的描写”则有一定的用法，一定的意义在内的。关于“艺术的描写”这一方面，是作史方法的问题，此处可不必加以讨论。至“科学的选择”是历史最根本的一点，吾人尚有重加讨论之必要。

所谓“科学的选择”当然就是科学的选择史实。史实之必须有选择，选择之必须是科学的，而科学之又必须根据历史哲学，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了。此处所需要再加以阐扬的一点，就是史实如何选择才是科学的方法。这一点，吾人可从另一方面去说明。

亘天地间之一切事物，均是“史实”，但不均是“史”。“史实”之成为“史”中间必定尚有一种手续，这种手续，就是史家的选择。在过去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未发生以前，史家的选择史实固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自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发生以后，虽有了一定的标准在同一种观念下，然在不同种的观念下，却仍没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至于评述，尤其是“奉越”了。这点，使后世治史学者发生许多麻烦——这个麻烦是永久的。因此，吾人可以说：要达到选择的一定的标准，尚不是今日的事。

但是史实一定要有科学的选择，又是不容迟缓的事实。在现在的时代下，吾人固不能负责举出一种绝对科学的史学方法来，但相对的科学方法，则读者尽可自己去发现。我们只要认定我们写作的对象就够了。

总之，史实因为有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更能发挥其历史的价值，而历史学则因为有了过去的“史实”而更能增加其确定性。历史哲学则又因有了历史学与史实后，更易能找出其原则。这三者的关系是合一的，不可分的。我们在下章讨论史学的对象时，当更可明了这三者的关系。

本篇以下尚有数章，从略不印。编者注：原文作者亲笔如此

第二编史官制度

第一章史官的起源

第一节历史的史略

史官制度究竟起于何时？吾人很难得到肯定的答复。

处今日而考究古时的史实，所藉以为研究资料的，是文字与事实的留传。在考古学没有产生以前，一般研究历史者，均系依据于文字；但文字的本身，即是社会进化到某一阶段下的产物，吾人今日所能读到的书籍，大抵均是周、秦以后的产物。所记周、秦以前的史实，不是出于伪造，就是后人追记。如要使它成为真确的史实，尚须经过仔细的考证。即使其中有一点真材料，亦只是断简残篇，不能发现有系统的史实。在春秋时代，孔子删《书》，已断自唐虞——实则唐虞时代的史实，是否可靠，亦尚是一种疑问，——而其所记述的，又是零细琐屑的一些，何况唐虞以前？后来自从考古学发生后，使吾人研究历史的进入一新阶段，即就是从古代器物，如鼎铭等物中，去研究古代的史实，一方面固可与文字的记述互相引证，一方面文字所未曾纪述的，又可因此而发现。这是研究历史上一个大进步。可是现在所发现的，尚只是一点，尚不能够得到确定的轮廓。——确定古代的史实，正须要考古家的毅力。因此，研究古代的史实，在各方面均成为问题。虽然史官制度的本身，是文化比较进步后的制度，但考其起源，其难处正不下于考察古代的其他的各种制度。

历史的历史，是史学史上一大对象，吾人在以后将可看到仔细的叙述。在此处吾人只是把其大略说及一下，因为在讨论史官制度的起源时，如对于历史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是很难说明的。史官原是为历史而产生的。

历史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一种科学了，但在最早的时候，它的表现，大约是在说书人的口中；他的目的，只在于讲述动听的故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可说与现在的说书人同样。这时候的事实，所赖以展转相传的，就是人们的口传，一直等到有了文字后，于是才用文字记下来。这不过因为口传的缘故，一件事实由发生以至用文字记录，其中不知要经过几种转折，几多人的传述，因此，其所记录的或者只是原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或者与原事物相反，而其所讲述的，又每每变成为文学的。这尚是在吾人能充分利用文字的时候。在最早的历史的记录，紧接于口传以后的，尚只是用符号记事，所谓“上古结绳而治”时候的历史，大概是用“大事用大结，小事用小结”的。

人类进步到能结绳纪事的时候，已经是踏上了“文字”之途了，考历史用口传的时候，这时交通不广，交接的范围亦只限于自己的一小部落中；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愈广，交接的机会亦愈加多，不但需要直接的交接，并且需要间接的交接，因此，单用口传，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且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就发现了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可是，结绳记事显然有以下的几种缺点：第一，结绳记事只能记简单的事实，稍为复杂一点，就不能记了。第二，结绳记事，只有记的人自己知道，别人或别部落的人就不能知道它的意义。第三，结绳必须要有了绳才能记，没有绳就不能记；而且日久以后，所记的意义或许自己亦要忘记。因有此种种不便，于是就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化到另一阶段，那就是用图画。

在最早用图画以表示事实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的一种表意画。中国相传的八卦，实在就是最早的图画。同时，同样的理由，书契亦因之而兴。最早的书契，只有指事、象形二种，与图画的意义同出一源。许氏《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人类社会进步到了能用书契及图画以表示意义时，历史的记述亦由口传而进步到了“笔述”。在此地，有一点，吾人须加以注意，最早的书契，并非是一律的，而是一部落有一部落的记号，一部落有一部落的文字。文字的兴起，绝对不是某一人能凭空创造的。原来，人类有了四肢百官，自能随意成象，古书相传的仓颉造字，大约文字到了仓颉，才给它整齐画一。荀子所说的，“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或者是真确的。

人类发生了文字和图画以表示事实后，就用以记述某一英雄的文字，或某一英雄的故事。如甲骨文及古鼎铭款识中，每多有此种遗迹。这可说是最早的历史记述。如甲骨文上“口卯卜贞求年于妣”（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卷一念一叶十四片）及三商勾刀中之一铭“祖父日乙，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乙”等等，均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述。其用意只是将一件要事或一人名字记下来就完了，这与后来历史著作相差固然很远，但能知道写名字，不可不算是历史上一大进步。

历史到了记英雄的名字时，或者就有了史官制度了。我们从传说中，当可相信此种说法亦有相当证据的。（说见下）

历史的进程中，记录英雄的名字或其事迹的单简书法，其时间一直到了孔子作《春秋》以后才止；在这长长的时间当中，史的写法虽没有特殊的进步，但史官制度却有了很长足的发达。中国史官制度在这时可说是全盛时期。

中国史学现在虽然不如西方，但就其发展的过程上看，则中国史学的发达，较之世界各国均早，其中最重大原因，就是史官的建置，中国有了“历史”的记述，就有了史官制度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考察历史的历史，差不多中西都是一样，其所演进的过程亦是相同，但其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大异。中国的史官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洋历史中，吾人很难找到相类似的建置的。

第二节最早的史官制度

中国为什么能特殊产生“史官”？这当然有其原因。没有一个制度能离开了社会而凭空生出来的，吾人研究史官制度发生的原因，亦不得不从社会环境中观察。原来，一国的政治组织，往往反应着该国的风俗习惯种种环境。尤其反应着当时的经济组织。吾人对于古籍相传的事实，不论是否相信，但在黄帝时代，已进入了农业时代，这从社会进化史上去观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古籍上相传下来最早的史官是仓颉，（此说出于后人臆造，说见下。）他与黄帝就是同时代的人，又是相传的文字创始者。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其成立虽尚须吾人之考证，但亦可以知道一种事实，那就是文字与史官，其中必有相当的关联。

最早的所谓史官，或者并不是现在的意义，在文字学上，“史”的本身就是一种官名。彼时所谓史官，只是一种用刀笔刻字的人。在黄帝时代，吾人绝不能相信能产生晋唐时代的史官。那时文字的应用既没有普遍，政治组织又非常简单，没有设立“史官”的可能；吾人所说的“历史到了记述英雄名字时，已有了史官制度”，实在只是一种代替的用法。这时虽有了实际上的“史官”，但没有名义上的“史官”。名义上这时只叫做“巫”。

我们已经说过，黄帝时代已经是农业时代了。在农业时代中，有一个很重大的特质，那就是崇奉祖先的习惯。中国一切的思想组织制度，均是从崇奉祖先而来；这种风气一直传流到今日。在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因为其所居的不定，对于祖先观念亦因之而淡薄。迨至进化到农业时代，人民的居所已经确定，于是逐渐发生纪念先人的心理，因此，社会上就有“巫”的出现。《书伊训》：“事鬼神曰巫。”又《公羊传·隐四年》何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平病清福者也。男曰觋，女曰巫。”《楚语》：“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总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巫或觋最大的责任，就是祭祀。这时候，巫的地位是非常伟大的，人们的行动往往自己不能做主，而要巫或觋去祷祝，从《楚语》上，吾人当可知道，这时巫的地位是如何的。这时候人民知识既低，而崇拜祖先的观念又很盛，巫既是管理祭祀的，那么，对于神的名字自须要加以记述。这时的神，实在均是过去的英雄，于是“巫”不单单是掌祭祀事鬼神，并且亦记录英雄的名字。在这个观念下，巫就有了“史官”的“职务”了。

史官到什么时候，变成为一种专职？吾人将到后头再讨论。在最早的时候，记述历史的只是“巫觋”；它的目的，并不在乎“叙录历史”，而只是为其职务上的便利。这点吾人须有充分的明了。

吾人以为黄帝时代，绝不能发生“史官”这一种制度的。因此，对于古书上所说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不得不略为考证一下。

查最早以为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的，是后汉时的宋衷《世本注》：“沮诵，仓颉黄帝时之史官。”许慎《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在以前诸书中，并没有以仓颉为黄帝时史官的。在汉前诸人著作中，或者以为仓颉是古帝之一，如《河图玉版》：“苍颉为帝，南巡守，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春秋元命苞》叙帝皇之相：“苍颉四目，是谓并明。”《河图说徵》：“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春秋河图揆命篇》：“苍羲农皇，三阳翊天德圣明。”上所引者，均是纬书，皆作于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并没有人以为是黄帝时之史官。又如《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吕氏春秋·审兮篇》：“苍颉作书。”《韩非子·五蠹篇》：“古者苍颉之作书也。”等等，亦没有说出是黄帝时的史官。即如东汉灵帝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所立的苍颉庙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书。”亦没有说苍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孔颖达《尚书序疏》：“司马迁，班固，韦诞，宋衷，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皇也’；徐声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记。’”可见在魏晋时候，苍颉的性质亦尚众说纷纭，没有一定。

上所引述，在积极方面，虽不能肯定苍颉的性质；在消极方面，对于苍颉是黄帝时史官之一说，却能予以显确的反证。吾人知道，上所引述者，均是纬书，纬书大都均是哀平之间一般士人所作；假设当时已有苍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之传说，总不至于再发生苍颉是古代帝王的说素；可知在东汉之时，苍颉的性质尚没有一定。因此儒人学士各可以自己的意见去描写苍颉。在春秋战国时候的著者，如荀况、韩非、吕览等，对于苍颉均不说是何如人，亦不说是何时人，到了汉时，就有人以为是帝，以为是史官了，可见这种种说素均是出于伪造的。既没有书传下来，又没有记述可以考据，这样那能知道苍颉是何时人？是何如人呢？宋罗泌《路史·辨苍颉非史官说》有云：“《管氏》、《韩子》、《国语》、《史记》，俱无史官之说。《世本》云：‘史皇苍颉同阶’，又云：‘沮诵苍颉作书’，亦未尝言为史官也。及韦诞、傅玄、皇甫谥等，遽以为黄帝史官，盖肇缪于宋衷。衷之《世本注》云：‘苍颉、阻诵，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据而云？末代儒流，更望望交引，以为《世本》之言。《世本》曷尝有是哉？”罗氏的反驳，其动机虽在乎建立他的苍颉为古之帝王说，但其说苍颉非是黄帝时之史官，论证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样我们亦可以将他的说话去驳他的苍颉是古帝说。

《吕氏春秋·先识览篇》中所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淮南子·汛论训》所说：“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吾人根据这两说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史官制度是创立在夏时。这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去观念，是可以相信的。据学者所说，《虞夏书》均是史臣所记的。如“曰若稽古帝尧”，“曰稽古皋陶曰”。所谓“曰若稽古”，均可以知道是史臣所追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经文无。伯夷者，《大戴礼·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释幽明庶迹咸熙，是伯夷为虞史。”按《尧典》记至舜死，《皋陶谟》在《尧典》后，最早亦当是夏时所撰，可知虞史即夏史。这时候的史书，不单单是用文字记述，并且尚用图物。《左传·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这时史策，一方面用文字记述，一方面用图画表示，伊尹见汤，言九品图画，大约即是指用图画所表示的史策。《皋陶谟》中：“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一段，司马迁即以为是虞史伯夷所述的。

夏时的史官，其地位与巫祝同样重要。这吾人研究中国历史，随时可以发现此种事实。在前面已经说过，农业社会中崇拜祖先的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史官与巫祝同是记述及祷祀祖宗的。人类们要祭祀祖先，就需要巫觋；而祈求祖先，就需要祝；要记得祖先，就需要史官。这三者的地位，同样是该时代不可缺乏的组织。这种制度，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尚然。

第三节史的地位

史的地位的重要，从史的本身上，吾人亦可知道很多的事实。

在前篇第二章史与史学第一节史的本来意义中，对于史的本来意义，已有很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必再加以叙述。古代因为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史”即成为一种要职，史的本来用法，原只是一种职名。（说见上篇）其后逐渐扩大变成为一种物名。“史”在这时候，一方面是事实的记录者，一方面又是书籍的保藏者。因此，其地位逐渐重要。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就是一种官名。

史的本身既是一种官名，后世所谓的“史官”，实在是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行为，但是，亦属必要的行为。因为“史”到后来，其意义已变为一种学名，如不加“官”字，在应用上将发生许多麻烦。所以，必然的史官要成为一种专名词。

殷以前，史官的地位究竟怎样？因缺乏可考证的物事，不能加以肯定的回答。但其地位的重要，吾人可以推想而知的。

第一、史既与巫祝并重，那么在崇拜祖先、敬事鬼神的习惯下，对于史的重视，自属必然之事实。

第二、古代识字的人不多，能够写字的人尤其不多。史不但能够识字，并且能够写字。因此，在社会活动方面均不能没有史。以此，史就成为社会上一个重要官能。

第三、史不但是传布文字者，并且是保藏书籍者。（详说见下章）人民对于现在的事物，固然需要史来记述；对于古代的史实，亦须请求史的解释，因此，“史官”就成为唯一的知识的中枢。

第四、古代是世袭其业者，因此，史之子往往为史。所以，史不但成为知识的中枢；并且史的家世，亦成为学问阶级。

有了上述的四个重大的原因，因此，古代的官名，往往从史。在殷周之时，吾人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见下）在夏时亦是如此。

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原是一种官名，一种职事的名。后来，因为社会的进化，文明的进步，史逐渐扩大范围，成为一种事物之名。于是掌史者，就变成为一种专职，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中，史官就成为一种重要组织了。

第四节史官制度与政治

史官制度既是政治组织中一种重要份子，那末，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吾人不得不加以一点叙述。

从上述，可知“史官”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非常尊严的。在古代，政教合一。政既是教，教即是政。所谓教，在此含有二种意义，一是宗教之教，一是教学之教。古代政治有二种重要的功能，一是治人，一是正人。在文化未发达的环境中，治人须要藉着宗教的力量，那就需要宗教之教；但是正人，不仅靠着宗教所可了事，必尚需要有教学之教。《礼·学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知道，古代政治当局对于教是认为如何的重要。

宋代胡寅说：“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于后世”。欧阳修说：“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观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从这两段话中，吾人可知古代史官与政治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史之所述，既是“大臣不与，天子不观”，因此，史无形中成为政治的监察者。皇帝或大臣的一举一动，随时均须注意着、防范着史官的书写。虽然并没有如吾人理想中的利害，但史在政治上地位的重要，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政治既在乎“治人”与“正人”，是则，必须有待乎“史”。从古代史的四种重要功能上去观察，结论是很显然的。吾人可以说，离开了“史”就没有政治，也不见得荒谬。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发生，这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在殷周春秋战国之际，尤其显得密切，这在以下诸章中，将随时叙述到，本章不必再加以演释了。

史官制度，最早列在政治组织中，吾人相信是夏代；但是史官制度组织的严密化，却在殷周之时。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使吾人得到较有系统知识。在下章，将有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章殷周时的史官制度

第一节殷时的史官制度

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使吾人对于殷时的史官制度，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史实，因为种种原因，大部份均行消失；在春秋时代，对于前代的历史，已是非常缺乏。《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刘宝楠《正义》曰：“《礼中庸》云，子曰，吾学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言只有宋存，而文献皆不足征也。又《礼运》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坤乾，皆文之偶存者。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故不得以其说著之于篇。”可见夏、殷时的制度，在孔子时代，传留下来的已是非常之少，其后经秦政及项羽的两次火焚，古代书籍大部分均遭遗失，于是偶有的一点古代史实，亦从此变为“古代的”，使后世难于知道。其有许多的史实流传至今日的，大都出于东周以后人的臆造，吾人如藉此为研究的对象，必须要加以仔细的考证与分析，如同法官审判案件一样，稍有不慎，就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可是，自从甲骨文发现以后，使治史学者增加不少便利，给古代历史重新开辟一条光明大道。一方面对于已经无法知道的古代史实，可以重新探讨其关系；一方面对于后人书上所追求的古时制度，可以重加衡量，而辨别真伪。虽则现在所发现的，尚不能予吾人以整个的知识，但较之前人瞎闹瞎弄，已经进步得多了。

殷时的尊崇史官，其原因与夏时一样，均是基因于崇拜祖先的习惯。在其政治实施上，殷时崇拜祖先，较之夏时尤属尊敬，这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的。

最显明的一点，就是殷以一年曰一祀。祀，孙炎曰：“祀取四时祭祀一切也。”所谓祀，即是祭祀之谓，（见《尔雅·释诂》）郝懿行所谓，商人尚鬼，以祀为重，盖以一年为一祀，表示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祀。《洪范》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第三就是祀。而汤之征葛，即以葛之不祀为罪。（见《汤征》）武王伐殷，亦以“昏弃厥肆祀勿答”（见《书经·牧誓》）为纣罪。可见这时对于崇拜祖先，认为立国一件最重要的事。《商颂》五篇，全部所谈的，差不多都是祭祀之诗；其他如《书经》上亦多。《盘庾》：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又：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于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高宗彤曰》：典祀无丰于昵。《礼·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际，春曰礿，夏曰褅，秋曰尝，冬曰烝。”注云：谓夏、殷时礼也。又见《祭疏》。

类此种种，均足以证明殷时对于祭祀祖先的尊敬及重要。因此，对于掌祀的“巫”，其地位亦就非常重要，人民对于祖先的希望及祷求，均须由巫转达。（西门豹河伯娶妇事，可为一确证。）是则巫在当时环境下，必然的成为众人所共敬的人物，如“巫咸”、“巫贤”等等，实均是掌巫之官。（见王逸《楚辞注》）

因为崇敬祖先，于是连带及于祭祀祖先用的钟鼎之属，亦非常精细及众多，而用以卜日的龟甲，亦就成为一种要物。吾人今日所藉以研究的金文和甲骨文均是崇拜祖先的副产物。

史既与巫，同出一源，因此，史的地位，亦成为重要。在殷、周之世，凡是史没有一人不是掌巫职的——见本章第四节殷、周时代史与巫之关系。

殷时的史官，其制度究竟怎样？有那几种史官？因为文献的缺乏，很难得到具体的回答。吾人今日所能下断语的，殷时的史官，只有大史及内史二种，其他，尚不能得到证明。而这两者之中，尤以大史为确然无疑。

《礼·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氏注，此盖殷时制也。关于《礼》这部书，究竟是否周时制度，抑系后伪造，吾人于此姑不加以讨论，但殷时有大史，证以甲骨文，是毫无疑问的。

在罗振玉氏的《殷墟书契前编》所刊载的许多骨文，其中有一块，大史二字连在一起（前编五卷三十九页），可见殷时已有了大史，是非常显明的。大史既与大宰、大宗在一起，则其官职之尊，亦可明了。同时，尚有卿史（前编卷二二十三页又卷四二十一页）、御史（前编卷四二十八页）等官名，吾人虽不能断定它们的职务是否一定是“史”的职务，但是“史”的一种，这是可下断语的。

据王国维《释史》内载古代官名，均出于史所有。卿士、御事等等，亦即就是甲骨文中之“卿史”、“御史”。如此说可信。则《商颂》“降予卿士”，《洪范》“谋及卿士”之卿士，及《周书》中屡见之御事，均即就是卿史及御史了。

殷时不但有大史，并且有内史。《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关于本说，吾人虽缺乏其他说素加以证明，但看西周时的史官制度，吾人亦可相信其属实的。

殷周时的史官，一方面在乎掌巫职，一方面则在乎典藏书籍。关于这点，吾人将有待于本章第五节史官之另一职务中去详论。

第二节西周时的史官制度

本节所谓西周，实际上包括东周时的“周”在内。

周时的史官制度，在各种书册所表示的上，较之殷时复杂。至于其是周人所始创，抑系殷所流传？吾人因为缺乏考据，不能断定。至其史官之名，吾人可考者如下：

一、大史大史在殷已是六大之一。在政府组织上，其地位非常重要，不但是秉笔之官，并且是辅政之官。《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办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执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也，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含筭，执其礼事。”《周礼》如果系周人所作，则大史职掌之重大，是非常明显的事。《师毛父敦》：“大史册命，锡赤市。”《书·立政》：“大史尹伯。”又“太史司寇苏公。”注大史，史官之长也。《书·顾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洛诰》：“矧太史友，内史友。”《王制统》：“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者。”《周官》所载，非全属周时制度，亦非全非周时制度，吾人如较之《书》《经》及金文，则太史最重大的职掌，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1册命2为史官之长3掌祀4掌图法5为王之辅政者。

二、内史王氏《释史》：“官以大史为长，秩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孙氏贻让《周礼正义始》云，尹逸盖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谓之作册，始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余以古书及古器证之，孙说是也。”内史最重大的职务，就是册命，因此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此说甚妥。《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书·酒诰》：“大史友，内史友，越献臣宗工。”《趩尊》：“王呼内史册命趩”。《免盘》：“王在周命作册内史赐免卤。”《刺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名刺。”《师兑鼎》：“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由以上种种观之，则王氏所论内史，实确。《左传·文元年》：“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是则内史尚为外使。

三、小史《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仪礼·大射》：“释获者命小史，小史命获者。”据《周官》所说，则小史系助大史者，其所掌之书，与外史相对，但别处吾人尚未发见小史二字。

四、外史外史的真确性，较小史显明，不但《周礼》有之，在《左传》上亦有外史之名。据《周官》所载，外史的职权在乎：“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连书名于四方。”由此，可见外史的职权，全在乎“典藏书籍”。

五、御史据王氏考证，御史即御事，是周时有御史之官，又属非常确实。据《周礼》所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但吾人较之《史记·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令赵王鼓瑟”观之，则御史亦为秉笔之官。

六、左史右史《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氏注：左史右史所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据孙希旦氏意见，以为大史即左史，内史即右史；然较之《国语》：“左史倚相，廷见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则左史又有此官。以吾人意见，前说较信。

七、柱下史因为侍立在殿柱之下，故名。老子尝为柱下史，可见周时曾有此职。其职务在于书事。《史记·张丞相（苍）列传》：“秦时为御史，立柱下方书。”又云：“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是则柱下史之职务，一方面在乎典藏书籍，一方面则在乎主柱下方书。

八、闾史州史周时不但中央有史官制度，即地方亦有史官制度。《礼记》：“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闾史、州史之所掌在乎记录地方之户口，如此说的确，则周时的政治制度已是非常完美了。

上述的八种史官，除左史右史疑即大史内史外，州史闾史小史均待考，而柱下史是否西周时即有亦无确证。西周时他史官所能确实指出的，是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四种，而御史的职权，则又似乎不是纯粹的史官。结果，纯粹的史官，在西周时只有大史、内史、外史三种，外史的职务大半又在乎典藏三皇五帝之书，其所任在乎记录帝王及大臣行动的，实际上只有大史、内史二人，亦即《玉藻》上所云之左史、右史。

上章吾人曾引过致堂胡氏的话，说古代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这说虽不能有显然的证据，但吾人观周代各王的谥法，如夷王、历王、幽王等等均是不好的称呼，而亦不强制改去，可见这时的史官，对于秉笔直书一层，是能相当保持的。关于这点，吾人在下节中尤可证明。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的史官制度

平王东迁以后的史官制度，与西周并没有什么显明的分别。因此在本节中，吾人对于中央政府的史官制度，可以不再讨论。此地所叙述的，只是列国的史官。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均有史官，一方面在政治组织上，列国与王朝相同，一方面则又因为史的本身，又是政治上所必要的一种。在该时代，不论秦、楚、齐、鲁，均有史官的。所谓：“鲁之春秋，楚之梼杌”，就是当时史官所记载的。

吾人知道，春秋时朝会很多，因此史官的职务，亦非常繁复，即以左氏一书而论，所记载的史官事，已是非常之多了。

《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清效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左传·昭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孙伯餍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有董史。《史记·秦本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左传·宣二年》：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又《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又《桓六年》：祝史正辞，信也。《昭三十一年》：赵简子蒙童子赢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又《元年》：郑伯及其大夫盟，……使大夫书其名。类此种种，均足以知道春秋列国时，均有史官，其职务一方面在乎充朝会之使，一方面在乎记载言动。其他各国，如韩有史疾，卫有史朝（即史鱼），晋有史赵史黯，秦有史禄，虢有史嚚，孟尝君有侍史等等，均足以知道春秋战国时史官的一部分的。

东周时各国史官的职务，与西周时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史的地位仍保持其“客观”的观察，如晋之董狐，齐之大史及南史，均足以知道，这时“史官”的记事，旁人没有方法可加以禁止，虽然施以横暴力，而“史官”对于其立场，亦仍然保持不变，这不得不算是这时“史官”的一种特质，而“史官”地位之所以保持住，亦是因为有了此种特质而造成。

第四节殷周时代史官与巫的关系

殷周时代的史官，与其说是一种掌“史”之官，无宁说是掌“巫”之官来得确当。《周礼》中所说大史的职务大都均是祭祀的职务。如“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等等，实即均是“巫”的职务。

《礼·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可见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亦知道“史”是一种“巫”。关于这点，吾人可分几方面去叙述。

史官掌巫之职，最显明的一点，就是掌祭祀。《左传·襄十七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

又《闵元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遂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祀，不先，国不可得也。由此，可知史官的一种要职，就是掌祀。

因为史官是掌祭祀上帝的，因此，卜日亦成为史官的一种职务。（见上所引《周礼》）《国语》：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史官并知道筮。《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瘙椼瘙椺之否瘙椸瘙椺，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其在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又《僖十五年》：初，晋献公筮掌伯姬于秦，遇归妹瘙椻瘙楃之睽瘙楀瘙楃，史苏占之曰：“不吉。……”又《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赵简之……占诸史墨……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由上所引，可知史官与卜筮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是古代社会一种必然的产物，——这就是到汉代亦是如此。

史既是掌筮职的，因此有许多关于灾异一方面的事，亦是须请问史官的。《左传·桓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述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这种种关系，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发达得早的原因，一方面亦可以说明史官地位在秦以后所日渐低落的原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因为史是掌巫职的，在神权社会下，史自然成为社会上的重要组织。可是，人民知识日渐开化后，神的地位，日渐低落，而史的职掌，假如仍似从前一样，则其在社会上的地位，自必因其所掌的职务，而随之低落。秦末汉初正是史家地位转变的时代，在过度［渡］中间，史家被认作卜祝一流，原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史家一方面虽因为其所掌的巫职而减低其地位，可是史家的另一种职务，却能维持史官在学术家的地位。这另一种职务，就是典藏图书。

第五节史官之另一种职务

吾人知道，中国书籍的起源是很早的。相传之三皇五帝时候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没有流传到今日，但观春秋时代，楚史倚相尚能读着，（《左传·昭十二年》）可见在春秋时犹有其书。所谓八索，据柳诒徵所说，是纪结绳时皇王事之书索即绳也；九丘，据《文献通考》所载，是九州之志，丘即聚也。这种说法，虽不能全信，但当时必定能利用文字，必定有藏书的处所，总是事实。《吕氏春秋》所谓“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的“图法”，依以吾人观之，实即就是书籍。

既有了书籍，就必定要有典藏书籍的官吏，这个职务，就由史官担任。《文献通考》引《周官》：（并见前引）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治，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文治令以赞冢宰。因为有了书籍，就必然的要有保管书籍的人，这个职务当然以史官为最妥。

史官既经是保藏书籍者，因此，史官亦就成为最易于读书者，亦即成为社会的有知识者，最好的代表，就是老子。

老子，据《史记》言，为守藏史。《汉书》言，为柱下史。不论其为谁，老子为史官，为典藏书籍者，这是谁都承认之事实，老子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亦就是因为其便于阅书之故。

史官因为容易于读书，于是，在在变成为许多人的顾问，左氏所载的，不知有多少，这亦因为史官是典藏书籍者的原故。

第六节殷周时史官的特质

如以史官地位的升降，来作史官制度史时代划分的标准，则吾人以为可分为下列三期：

第一、殷周时代这是中国史官制度成立的时代，亦就是史官地位最崇敬的时代。

第二、周末至西汉时代这是史官地位低落的时代，亦是史学观念转变的时代。

第三、西汉以后至清末这是史官御用时代，在这时代中，史官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威，只是皇帝御用的私人，但史学却能在此时廓然开朗。

上列这三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他的特质。第二、第三两时代的特质，在史学的观点上，与第一时代并没有什么显殊的差异。但第一时代则有许多特质，非第二及第三时代所能具的。因此，吾人特再加以一综合的说明。

第一、殷周时代的史官的特质，就是书法自由。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以及“赵盾弑其君夷皋”等等，均足以表见当时史官的书法，尚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依事直书。这个特质，是中国一般儒臣学士所藉以自豪的。

第二、史官是世袭的。古代的官职，是世守其职，史官亦然。因此，其所业亦能先后相接，这在汉初亦然，司马迁就是因祖为太史而任史职的，《太史公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又：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第三、史官不单在作史，并且是王侯公卿的顾问。因为史官既是知识阶级，其所知道的学问，亦较一般人为富，在前节吾人已举出许多例子。如《左传·僖十五》引史佚之言：“无始祸，无祜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左传·文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榖也食子，难也收子，榖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第四、史官的另一种重大的职务，就是命诸侯及公卿，以及其他。这在前面亦提起过。《左传·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又《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文元年》：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第五、史官掌巫职。

第六、史官典藏书籍。

上列这六种特点，是殷周时代史官制度所特具的。在秦汉以后，这六种特质均归消灭。汉时的史官，其性质成为另一种东西。

上所引述。殷周时之史官已略尽于此，至于这时对于史学的创见，吾人将在另一篇中去说明。

第三章汉魏六朝的史官制度

第一节本时代的特质

在上章吾人说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作为划分史官制度史的标准，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殷周时期

第二秦汉之交

第三西汉末年至清季

但吾人在说明中国史官制度时，却并不采用此标准，而用历史上的各种朝代作为经界。这有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史官地位的升降，只是骨子里的现象；而史官制度，则是一种政治组织，表面上没有什么显殊的区别。

第二、史官制度是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现象互有经纬。吾人采用朝代为经，容易明了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

第三、史官制度的变迁往往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变迁，吾人以朝为经，容易明了其中之关系。

因有这几点原因，吾人叙述史官制度时，分下列几个时代：

一、殷周时代二、汉魏六朝三、隋唐四、宋元明五、清

上列的五时代，与历史书上的分划时，亦有不同。吾人上列的划分，除第一章的殷周时代是史官制度的建立时代，应当另成为一段落；清代是与现在最近，而史官制度亦有特点，成为一代外，其余的三时代均是以一乱一治作为标准的。南北朝分裂与五代的分裂是三时代他的两界限。吾人采用此标准，亦有下列三点原因：

第一、史官制度往往因国家乱时而有所改变，汉魏六朝、隋唐等每一时代其大体均是相同。

第二、史官制度与史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又很密切；如政治现象的治乱来叙述史官制度，容易抓住概念。

第三、最大的原因是：史官从汉季以后，变成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机关，这种现象，在国家自顾不暇时，就无心致力于此，往往国家经过一番大乱，史官制度就无形中消去，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时期，就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及唐末的五代十国，（汉末三国实际上并不十分乱）在这两个时代中，史官制度的变动亦最利害。吾人以这两时代作为划分的标准，不但是便于叙述，并且亦易于说明。

本章所叙述的汉魏六朝时代的史官制度，在史官史上有三种特质。在一般历史上亦有三种特质。

吾人知道，本时代的史官制度，包括第二时期及第三时期，换言之，是中国的史官制度从第一时期转变而至第二时期，再进而至第三时期。因此，史官制度在本时代中，就有了下列三种现象：

第一、史官地位的低落。在殷周时代，史官是六大之一，到汉初亦是“先上太史，后上丞相”的，但自司马迁以后，史官的地位就逐渐低落，再推上前去，则太史公时代已有“主上所嬉弄”的不平口气了。

第二、史官的职务，逐渐缩小到“史”的一面。在殷周时代史官的职务固然范围很广，就是在两汉之际，史官亦须明了历法和天文的（引证见下），但是以后，史官的职务只包含“史”的一部分了。

第三、史官名称的废除。史官制度本是国家的一种必要的政治组织，但自汉武以后，太史的官名不大有人用，而史官制度的范围亦逐渐缩少。

上列三点，是本时代史官的特质，其所以造成此种现象，当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本时代中，政治上亦有三种特殊的现象：

第一、专制政治的加速度的进步。自从秦始皇废分封制改郡县制以后，皇帝的威权较之周代已经进步得许多，一方面汉高祖即位，叔孙通定朝议，盛陈兵仗，皇帝高座不动，群臣分文东武西，拜伏奉贺，有失仪的，群臣便牵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以后，君主的权柄日盛一日，这与古昔史官的“天子不观，大臣不与”当然有所不合，于是史官本是能“直书”的，到了本时代亦就成为一种“笔记者”，自己毫不能依事直书了。

第二、北方的民族入主与汉人血统的混合。汉代的与匈奴和亲，血统上已经逐渐的混合，但这与中国政治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一直等到两晋之时，五胡乱华，怀愍二帝被虏以后，于是不但血统上有了很盛的混合，而政治上亦有了一种大变动。中国就成为南北两朝对峙。这对于史官如何，有待于下面说南北朝时的史官制度时再讨论。

第三、宗教势力的兴起。中国佛、道二教势力的兴起，是本时代，而其极盛之世，亦是本时代。其中尤以佛教的影响为最大。这时的一切制度，一切学术，差不多都受着佛教的影响。在史学方面亦然。

上述的政治上的特质与史官制度的特质，互为影响，造成本时代的史官制度。在下列各节中，吾人各予以一种解释。

第二节秦时代的史官制度

秦本是周代的诸侯之一，因此，其史官制度亦受了周代的影响。

在西周时，秦尚是化外之国。到了平王东迁后，秦始列为诸侯，并且亦开始有了史官。《史记·秦本记》：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到了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关于秦时的史官制度，吾人始有一点可考据。

秦时，有太史令。《汉书·艺文志》：《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教作。《说文》序：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这时的太史令，大约与周时的太史，所掌的职务差不多。《史记·秦本纪》：“书同文字。”在秦始皇以前，一国有一国的文字，等到秦并六国后，于是乎始“书同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著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这时的太史令，其职掌不单单在史职，是非常明了的事。

同时，秦尚有御史。它与后代所谓的御史不同，其职权是“史官”的一种。《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书。《索隐》：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方书者，方板，谓小事书于板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姚氏以为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者是也。又师古《前汉书注》亦同此说：下云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是也。从这尽知的事实中，吾人对于秦时的史官制度，亦可以得到下列几点结论：

第一、秦时的史官制度与［是］摹仿周时的；不但太史令与御史即周时的大史与柱下史，即其职掌亦同。《汉书考证》：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并见下。

第二、秦时的史官与周时同须掌律历及计籍图书的。《史记·张丞相列传》：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用算律历。由此，不但可以知道御史，即柱下史；并且可以证明，其职业与周时相同。

第三、可以知道《汉书·司马迁传》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句话确实。因为太史令既是“主四方文书”的，是则“先上太史公”自属必然之事。

第三节西汉时的史官制度

汉朝是以平民为天子，因此在开国之初，一切都在草创中，在这时候，亦没有史官制。

据卫宏《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是则汉朝之始有史官，时在武帝时，这时离开国已有七十年了。

卫宏是东汉人，他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说信否？很难断定。

《前汉书·司马迁传》“谈为太史公”下，有下引的几种说法：

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太史公位丞相上，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刘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诸侯国，其位上士，皆在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汉仪注》所谓太史公在丞相上，谓此也。卫宏所说，亦不可谓之全非。宋祁曰：迁《与任安书》，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浦起龙《史通通释》：如淳据卫宏《汉仪注》云云，臣瓒非之，以为百官表无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隐因之，以为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实迁之词，卫宏称位丞相上谬也。《正义》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上引种种说素，综合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太史公是否即太史令？抑系本系其职？或司马迁尊其父而云云？

第二、太史公之位是否在丞相上？何百官表无太史官名？

第三、宋祁之说信否？何迁《报任安书》中如此云云？

上列这三个问题，虽各自成立，但仍系一贯的，吾人试先讨论第一问题。

据吾人意见，以为太史公自太史公，太史令自太史令，本有其职，非司马迁尊其父而云云。关于这点，吾人有几方面理由。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颜氏说：“太史公是史迁尊其父之称”，是不合当时事实的。吾人知道，司马迁不但说其父为太史公，并且称自己亦叫太史公，如《史记》各篇以后，均有“太史公曰”之称，又如《报任少卿书》，自云：“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假使司马迁是“太史令”绝对不至于在致友人书中尊称自己为“太史公”的。而且，《后汉书·百官志》，在太史令项下说：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台灵台，灵台掌侯日月星气，皆属太史。上列的太史令的职权，与后世的钦天监相同，吾人以为并不是一种史官，即使其“凡国瑞应灾异，掌记之”，亦与司马迁时太史公的职权不同。《太史公自序》：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也，汝其念哉！上引一段话，使吾人知道，汉武时太史公所掌之事，与《后汉书·百官志》所说一点不同。又《汉官仪》载：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嘉法、清雨、解事各二人，医二人。此段有误。姑存原本。——编者注亦没有说明有“史”的职务，由此，吾人可得到：“汉武时的太史公，是有其职。是史官的一种；与后来之太史令不同其职。”

那么，汉武既有太史公，为什么《前汉书·百官表》与《后汉书·百官志》均没有设出？《前汉书》志中，虽亦有“太史令”官名，但在“奉常”下，其职掌“宗庙礼仪”。与“太史公”的职务不同，其表据师古注本有“史之阙文，不可得知也”之谓，是则《前汉书·百官表》未有“太史公”之职，亦不能证明汉时无太史公制度。至于《后汉书·百官志》无太史公名，他自己已经说过：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由此，可以知道，《后汉书·百官志》无太史公名亦不足证明汉时无“太史公”制度。

吾人知道，如淳是三国魏时人，首注《汉书》者；这时与汉时距离并不十分远，而卫宏又系东汉光武时人，其时距西汉尤甚，其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总不见得凭空而说的。在上面既已证明太史公非太史令，汉武时自有此一职，是则太史公之职权，卫氏说，或得事实之中。

至于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一说，吾人以为亦系事实。此处所谓“位在丞相上”的意义，并不一定说其职位在丞相上或其秩爵在丞相上之谓，只是说在朝会上坐位在丞相之上而已！卫氏之书既名《汉官仪》，是则其内容是必着重在“仪”上面，吾人说“位在丞相上”是朝会时位在丞相上的意义，亦不见得出于臆说，刘攽与虞喜亦同此说。况且，太史公既是一种史官，自必须记言记动，则为其职务上的便利起见，位在丞相上，接近皇帝，如唐宋起居郎之例，亦出于事理之必然。

“位在丞相上”既是朝会时的意义，则宋祁所说，自不攻而破。所谓“位在丞相上”的上，只是朝会时的“上”，而“上所戏弄”，则是其地位的关系，这两者并不互相冲突互相捍格的。

太史公的职务，等到司马迁去世以后，就废止改为“太史令”，其职掌与《汉书·百官志》所说同，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飏、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按褚先生系博士，刘向系光禄大夫，冯商系待诏，扬雄为兰台令史，均非史职；而张衡等则又均为太史令，而其所掌，则属占侯，可知自汉宣改太史公为太史令后，其职掌就不同，而“记载”反成为非太史令所掌，这实是中国史官制度的一大变迁。

西汉末年，新莽代汉，一切制度均行模仿周制，这时候史官制度亦重新建立起来了。《汉书·王莽传》：居摄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又天凤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又：太史令宗宣典星历，侯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史通·史官建置》：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旁，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此其义也。在这事实中，吾人可以知道，王莽时有史官制，并且又可以知道太史令虽亦有，但其职权并不在乎记言记动。这尤其可以证明上面所述太史公非太史令说。

第四节东汉时的史官制度

东汉时的史官，书上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简单的一点。

东汉时的太史令，并不是一种史官，这是吾人所最应注意的，在上节已有很详细的考证了。

这时掌史官职的，是兰台令史。

《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虽没有说明兰台令史是掌史职的，但从其他方面，吾人可以证明兰台令史是掌史职的。

《后汉书·班彪传》：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明帝），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记》。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后汉书·杨终传》：显宗征诣兰台，拜校书郎。《论衡·佚文篇》：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史通·史官建置篇》：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终）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从上所引可知兰台令史表面上虽不是史职，而实际上，凡是撰史者，都征诣兰台，可见在东汉时，兰台是掌史职的。

东汉时虽亦有太史令，但其职掌是在乎天文，并不有关于史事的。

《后汉书·明帝纪》：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注：“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又《祭祀志·灵台》注：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又《律历志》：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又《张衡传》：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又《单飏传》：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其他《律历志》中所举太史令之名，如张隆、霍融等等，尚有许多，其所职掌，亦都是关于天文中事的。

从上面所引看来，吾人可以知道，东汉时的太史令，其职掌与西汉时的太史令同，只在乎管天文一方面事，与一般所说的“太史”不同。

因此，吾人对于东汉时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下列二个结论：

第一、东汉时是没有史官建置的，著述之人，全系征在兰台中，班固等等作史者，均是兰台令史。

第二、太史令的职务是在乎看掌天文，居于灵台中，其职即在乎“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

第五节三国时的史官

在三国初时，战事纷纷，并没有史官的建置。

魏明帝曹叡太和中，置著作郎，这是魏国最早的史官。《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又《史通·史官建置篇》：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太史也。蜀汉的史官，亦可得而言之，陈寿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也。（蜀后主评）此说刘知几《史通·曲笔篇》已有驳论了：“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陈寿说蜀无史官，是盲谈。《蜀志·后主纪》：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惟此处之史官，是“太史令”抑系“古时之史官”，尚不能断言。《郤正传》：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又《孟光传》：后进文士秘书郎。而刘知几又称：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邰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辞有所矣。常琚《华阳国志》，亦有述作王崇之名，可见蜀汉有史官亦是显然的事。

至于孙吴，亦有史官建置的。吴归命候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营为其左，华核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史官建置》）第六节两晋的史官制度

两晋不但在中国文化上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在史学史上地位亦是非常重要的。

在两晋以前，修史的工作只有国家所任命的官吏才能从事，班孟坚氏就因私撰国史而下过京兆狱。到了“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书·经籍志》）三国之时，忙于争战，私人撰述史志的，政府尤其没有力量可加以干涉。司马氏继魏而统一中国，在初年虽亦依从曹魏而有“著作郎”的设置，但其地位较之汉时相差甚远。经过“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窃假名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同上）因为这时“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同上）故“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结果“一代之记，至数十家。”所以在两晋时，史官制度虽然日渐退后，而史学则反因私人撰述史志的繁多，而有大量的发展。这在吾人讲述两晋的史官制度时，所应首先注意到的一点。

虽则这时的史官制度有许多滥竽充数的，但在某种时期史官亦被政府非常审慎的任用。如《渊鉴类函》所载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曰：夫国史之典，将以明失得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今之秘书著作是也。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晋时的史官，叫做“大著作。”《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晋惠帝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又籍，今以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又《史官建置》：晋元康初，（著作郎）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通典》：著作郎，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皆以他官领之，魏晋以后始置厥官，专掌国史。这时的大著作或著作郎，初授职时，必定须撰述《名臣传》，以观其史才。李华（字宁夏，后魏时人）《著作郎厅壁记》：“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为中书属。晋元康年，改隶秘书，朝服单衣介帻，始亲职，必撰名臣传。”一方面并须掌东观书图书，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这种制度，在南北朝时尚大同小异。

晋时的史学家，大都均充任大著作或著作郎的。如《晋书·陈寿传》：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又《束皙传》：皙字广微，汉疏广后也；王莽末，去疏之足，改姓也，少游国学，张华召皙为椽，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志》，迁博士，著作如故。又《王沈传》：沈为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撰魏书。又《干宝传》：宝以才器召为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自宣讫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又《华表传》：表子峤，字叔骏，元康初，为内台中书散骑，门下撰集，皆典统之。又《王隐传》：元帝召隐为著作郎，令撰《晋史》。又《晋书·谢沈传》：沈字静思，何充、庾冰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其他如著作郎张勃、乐资、张潘、伏滔，秘书监皇甫谧、傅畅、司马彪、袁松、孙盛，著作佐郎王涛等等均有史著流传到后日。至于其他非史职而撰述史志的亦非常众多，我们看《隋书·经籍志》史部书籍之多，当可想见。

这时，不但晋代有史官的设置，就是五胡十六国，亦大都有史官的建立的。《史官建置》：伪汉嘉年（刘聪年号）初，公孙或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基，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总之，晋时的史官制度，包括十六国在内，现在所可考证的，均是以著作郎名其官。虽然有许多小国撰述史作，不一定是著作郎，如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等等，但如有史官设立，如符秦亦必叫著作郎。（均见《史通·古今正史》）这原是当时的一般的建置。

两晋时的史官制度的组织，不能如前朝的严密；史官的采作，不能如前朝的精深。考其原因，重要的有下列三点：

第一、两晋时的社会，始终在战云弥漫中，东晋偏安一隅，固然不必说起；即以西晋而论，武帝□□□吴统一中国后，就有鲜卑慕容入寇昌黎，惠帝时有八王之乱，永嘉以后，外患的入寇尤其利害，甚至皇帝亦被虏去；试问在这种处境下，政府以全部力量对付外患还只怕来不及，又何有时间能顾到这不重要的史官呢？

第二、晋时的权臣跋扈，为各朝冠。如西晋时的苏骏八王，东晋时的王敦、祖约、桓温等，均是非常强大，往往举兵内犯，这当然对于史官的“秉笔直书”，在前者是不允许，在史官本身是不可能，结果，史官必将成为一种累赘。自然不被人家注意了。

第三、清淡之风盛行，对于留心国事，亦均以为鄙俗，何况史官的制作，自然被士大夫所蔑视了。干宝《晋纪总论》：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为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由上所引，可知晋时士大夫一般的倾向。在这种趋势之下，史官之尸位素餐，是必然的结果。——这种不重视史官的风气，一直影响到后世。

第七节南朝的史官制度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朝，自公元四二年至五八九年止，共一百七十年间的事。

宋时的史官，与晋时同，亦名著作郎。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将佐著作郎改为著作佐郎；亲职时不须撰《名臣传》而已。（见《文献通考·职官考十》及《史官建置篇》）这时有名的史官如：何承天，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南史本传》）又：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然作，而专为一家之书。齐、梁、陈三代，一方面著作郎、著作佐郎如故，一方面又有修史学士。《隋书·百官志》：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注。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造。《史通·史官建置》：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造也。而齐、梁三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皋、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又《古今正史》：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绎，各为撰史学士。南朝各时代的史官虽均设立，但要秉笔直书，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的“史官”，只是皇室的记录，所书所志必定要依从其君上的好恶；而一般居史职的人，亦不明了其自身职位之重大，凭了一己的好恶而定去好，亦是中国史家的一大变。《古今正史》：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风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又《曲笔》：是以隐疾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古今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易难乎。《北史·崔浩传》：神（魏太武帝年号）二年，诏集诸文人摭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二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并勒浩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景穆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六百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书郎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服受赇，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由上总总，可知南北朝时代史官秉笔之难。魏收秽书，亦何怪其然呢！

第八节北朝的史官制度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及北齐、北周，自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年共一九四年的事。

北魏虽以夷狄入主，然而其制度却大都模仿中国，关于其时的史官制度，吾人引刘知几的《史通》来说明。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作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史官建置》）又《古今正史》：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暨乎明元，废而不述。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全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五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按相距三十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志。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助其编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

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计，著《皇帝实录》，唯纪行师，不载它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又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承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魏书·邓渊传》：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诏渊撰国记。又《北齐书·祖珽传》：后主拜珽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上所引述，对于北朝的史官制度，已大略尽是。从此，吾人对于这时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一点明确的认识。

吾人首先应加以认清的一点，就是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南朝两晋，均是在同一的范畴中。在本章所说的各时代的史官制度，三国以前是一种形式，三国以后又是一种形式，其中虽间亦有相同处，但其骨子里的精神是绝对不同的。西汉时的史官制度，是承袭古代而来，其地位尚是非常重大。在东汉时，虽因种种原因，史官逐渐变成为一种司天文之官，但修史之士却仍有相当的自由，无形中仍含有古代遗法。可是一经过灵献之乱，再经过董曹之争，纂逆相继，于是史官只变成为一种掌书记者了。史官之名著作郎，隶属于中书省及秘书省是很显明的表现。自此以后，史官之地位逐渐低落，其所纪余的不仅不敢不为君主讳，就是对于大臣亦不得不故为谀辞。魏收就因撰《杨遵彦家传》甚美而得其庇护，以制当时一般反对者的。

南北朝的史官全系依照两晋，其中最显明的一点，与两汉时不同的，就是史书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这是中国修史最重大的一种转变。在古代是大臣不与，天子不观，到了两汉时，史臣亦尚能照事直书，至晋康帝时，以为“盛称著述任重，理籍亲贤，遂以武陵王秘书监。”自是以后，各时代修史，均有一大臣统领之，刘知几《史通·辩职篇》有云：今之从政者则不然。凡居斯职（史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拜职辩名，洛中以不闲为说。大臣兼领史职，不仅使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史职；并且有史才的亦不能展其所长，反处处须受拘束。中国所称为好史的四史，均自是出于一人修撰，不受外界影响的。从此以后，吾国所称为正史者，大都有大臣领职，一直到清朝，尚是如此。

这时的史臣尚有一显明的不同点，就是汉代修史者必定身居史职，或者虽本非史职者，亦须任用到史馆中去。但是两晋南北朝就不同了。这时有许多修史之士，均不是身居史职的，在上文所引中，已有许多足以证明。这种现象，与大臣领史职同出一源。结果必使史书芜杂不经，《三国志》以后，没有好史，亦因为修史者已不是全系有修史之才者的缘故。

晋时的私人修史者之多，吾人在论两晋时的史官制度就首先提出。按私人修撰史书者，最早的当推孔子，其后时代每经过一次变乱，就必定有许多私人而修撰国史者，因为政府既无心注意及此，一般士人儒子自为越俎代谋的。吾国私人修撰史书，最多的时候，就是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亦正是国家最乱的时候。私人修史的众多，一方面足以加速史官制度的崩溃，一方面亦足以促进史学的发达。隋唐以后，史官制度成为一种形式，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乎此。这是吾人所应加以考虑的。

两晋南北朝时史官，与两汉同样，亦是须典掌书籍的。这时的秘书监，即系汉时的东观，所藏图书是非常丰富的。著作郎隶属于秘书监，因此，亦有校书的责任。梁沈约是当时的史官，著有《晋书》一百卷、《宋书》一百卷、《齐纪》十卷等史籍，（见《隋书·艺文志》）但亦典校图书的。《奉和竟陵王抄书诗》：教微因驰辔，维峻属贞期。义乖良未远，斯文焕在兹。超河综绝礼，冠楚缀沦书。披縢辨蠹册，酌醴访深疑。澄流黜往性，泛略引前滋。汉壁含遗篆，名山多逸词。绿编方委阅，素简日盈辎。空幸参鹓鹭，比秀恧琼芝。挹流既知广，复道还自嗤。《唐类涵》：梁任昉为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眆斗自雠校。傅畅《晋书赞》：荀勖领秘书监，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书，勖躬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列于秘书。《晋中兴书》：李充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秘阁，以为永制。从上面所引看来，两晋时的著作郎一部分的职务，就是典校图书。这差不多是各代如此。

两晋南北朝时，外来文化的输入，非常繁多；而其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佛教文化的输入，在当时一般士大夫信奉佛教的虔诚，我们看当时史书，就可以知道。而且这时北朝的君主，又大都是胡人，文化、文字等等均与中国不同，这在工作效率上，影响当然很大。因此，在元魏时的史局中，就置有翻译之官。这亦是当时的史官制度的特点。

总上所论，可知两晋南北朝时的史官制度，是怎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处境下的史官，只是帝王的一种侍臣，其所表现于书本上的，必定很多忌讳，一方面既为自身的利益所束缚，一方面又被天子、大臣所桎梏；因此，使［史］官修史书，其所记载与史料的本身，有相差甚远之处。吾人后世研究古代史实者，对于正史纪载，每多发现矛盾扦格以及与事实不同等等原因，使在研究过程中，发生许多问题。这实是官修史书最大的一种弊病，尤其是两晋以后的正史，甚至有全部非事实者。其酝酿的动机，实发于本时代，这是吾人研究史官制度时所应注意的一点。在以后诸章中，我们将不再加讨论。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一）叙言

中国妇女做了数千年的奴隶，她们自己既没有觉悟，而所谓圣贤也者又反而用种种好听的话麻醉她们，使得她们沉沦堕落，永劫不复。例如孔丘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若把这些话抄录下来，比一部《辞源》还要多些。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圣贤都是妇女的仇敌，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屁话。”

时代转变了，奴隶抬头了！西洋学术思想输入中国以后，妇女运动也跟着在中国萌芽了。可是，提倡妇女运动的不是妇女自己，乃是提倡维新变法的先知先觉梁任公先生。在梁先生以前，没有人肯，也没有人敢倡言开办女学，禁止缠足，禁止早婚。自前三十八年（丙申）梁先生作《变法通议》，特辟《论女学》一章，极力鼓吹妇女应受平等教育以后，中国人才从迷梦中醒来，到处设立女子学校。自前三十七年（丁酉）梁先生创办不缠足会以后，中国人方才知道缠足之害，二万万女同胞才解除肉刑之害。自前三十二年（壬寅），梁先生作《禁早婚议》以后，中国人才知早婚之害，才知婚姻应该由当事人自主。日月如流，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三四十年了。提倡妇女运动的梁先生已于前四年（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悄悄的死了。天下无量数受过梁先生的恩惠的妇女，有几人能够知道三四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妇女运动家，曾经大声疾呼，把妇女从迷梦中唤醒，曾经竭力实行，把妇女从地狱中救出？本刊本期出版之日，距梁先生逝世四周忌日只有四五天；本社同人所以献身妇女运动，又多少受了梁先生的影响；因此特将梁先生遗像墨迹，影刊卷首；再将梁先生事略作一小传，以作纪念；附录梁先生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数篇，以便读者研究。

梁任公先生小传

梁先生，字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废清同治十二年，生于广东新会县，卒年五十七。少从康有为游。甲午年，我国被日本打败，康梁上书清帝，请速变法图强。任上海《时务报》主笔，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力倡废科举，兴学校。全国人心都被他震动了。任湖南时务学堂教员，提倡科学，注重时务，这是现代新式学校的第一个。戊戌，光绪帝采纳他们的意见，叫他们办大学堂译书局，实行变法。不到四个月，就被西太后赶走了。逃到日本，创《清议报》，批评政治，介绍西洋学说。后周游世界，返日创《新民丛报》，风行国内，印刷至数十万份，翻版至数十次，全国思想界没有一人不受了他很深刻的影响。后游美国，回日后颇喜谈民主主义，被康有为阻止，所以不能和同盟会合作。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联络他，任他为司法总长，组织政党，可是毫无功绩。袁世凯思做皇帝，他首先反对，做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拥护共和，人心被他感动了。他又和学生蔡锷起兵云南，竟把袁世凯打倒了。后来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他又首先反对，劝段祺瑞出兵把他们打倒了。民国七年，再游欧洲，目睹欧战后惨状，始决心不谈政治。九年返国，就专心研究学术了。晚年著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又设国学研究院于清华大学，想训练学生著《中国文化史》。书未全成，就病死了。

（三）梁任公先生早年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

（一）他认为中国所以弱，由于妇女不学。中国所以贫，由于妇女无业。

（二）他认为妇女生活所以痛苦，由于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不能生产而只知消费。

（三）他认为妇女所以愚蠢，亦由于不学无才；有学有才的人，道德志气一定高尚。

（四）他认为母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女学是母教的根本。

（五）他认为母体强弱和子女有极大的关系，母强则子强。

（六）他认为妇女的聪明才力并不弱于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妇女亦能做。

（七）他认为缠足的风俗不改变，则女学不能成立。

（八）他认为早婚有害于身心种族。

因有如此见解，所以他提出下列的各项主张：

（一）禁止妇女缠足。

（二）禁止男女早婚。

（三）提倡兴办女学。

（四）鼓励妇女从事生产事业。

（五）消灭一般奴使妇女鄙视妇女的心理。

经他一番鼓吹以后，中国的妇女运动果然依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展了。女学是渐渐兴办了，缠足是渐渐减少了，心理是渐渐改变了，早婚的习惯是渐渐淘汰了，生利的妇女是渐渐增加了。妇女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成功了。

所可惜的是，继承这种运动的人，大都注意个人地位的抬高，不曾注意大众生活的改善，所以运动至今不曾成功，妇女至今不曾解放。

（四）梁先生早年的妇女问题论文

论女学

孟子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痛哉斯言乎！执一人而目之曰禽兽，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舆氏之言也，则今日之近于禽兽者，何其多也。海内之大，员其首，方其足之种，盖四万万。其名之为农为工为商为兵，终身未尝读书者，殆一万九千万有奇。其名之为官为士，号称读书而实未尝读者，殆数百万。其员其首而纤其足，不官不士，不农不土，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尝一读者，凡二万万。不宁惟是，彼之官焉士焉农焉工焉商焉而近于禽兽者，犹或以禽兽为耻也。此之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而近于禽兽者，岂直不耻？乃群天下之人以为是固宜然耳。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梁启超曰：居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非知本之言也。

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妇人不学始。请陈备其义以告天下：

一义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何以故？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不养之，则无业者殆。养之，则有业者殆。”斯义也，西人译者谓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之义。《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言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以予所见，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无论为何等人，则无时不皇然愀然，若重忧贫者，其受冻饿，转死沟壑者，更不知凡几也。其实以比例浅理论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必无可以贫之理。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

虽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业，或无业？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故即以男子而论，大率明达事理之人，谋业甚易；反是者，谋业较难。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

妇人之无业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据乱之世，专尚力争，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妇人之所能也，于是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积之既久，渐忘其本来，则以为是固当生而不事事，而嗷然待哺于人者也。是以男子贵而妇人贱，妇人逸而男子劳。逸而贱，非人情所乐也。贵而劳，亦非人情所乐也。则何如均其贵贱，亦均其劳逸之为得也？

论公理则如此，考事势则如彼，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凡所增之数，皆昔日弃地之货也，取弃地之货而藏之民间，其事甚顺，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学末由也。

二义曰：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即是德”，此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未见其于妇德之能为害也。

如曰无才即是德云尔，则夫乡僻妇妪，不识一字者，不啻千百亿万，未尝闻坐此之故，而贤淑有加；而惟闻取帚之谇，反唇之讥，视宦学家之妇人，殆益甚焉。则又何也？

凡人之鄙吝也，忿争也，必其所见极小，目光心力，尽日营营于此极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

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故其丑习，不学而皆能，不约而尽同也。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夫妇人岂性恶耶？群块然未经教化之躯壳若干具，而键之于一室，欲其能相处焉，不可得也。

彼妇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养，而仰人之给其求也，是犹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入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锁，才气消磨。若是乎！妇人之果为鸩而不可近也，夫与其饮鸩而甘之，则盍于疗鸩之术，少留意矣。

三义曰：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颜氏家训》曰：“教儿婴孩，就傅以前，性质志量，皆已略定，少成若性，长则因之。”此实言教育学一切之始基也。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

今中国小学未兴，出就外傅以后，其所以为教育者，亦既猥陋灭裂，无所取材。若其髫龄嬉戏之时，习安房闼之中，不离阿保之手。耳目之间，所日与为缘者，舍床笫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诲之以嗣产业，长子孙，斯为至矣。故其长也，心中目中，以为天下之事，更无有大于此者。万方亿室，同病相怜。冥冥之中，遂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苟且无耻，固陋蛮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岂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为怪。故试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与吾此间庞壮硕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学识，必有非吾此间此辈之所能望者。岂其种之特异哉？无亦小而习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四义曰：胎教之道，《大戴礼》、《论衡》详哉言之。……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今国中妇人一种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今与人言此义，鲜不谓以耕救饥，掘井消渴，迂远而无当也。而不知此盖古先哲王与泰西通儒所讲之极熟，推之至尽，而汲汲焉以为要图者也。（《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谨为子孙昏妻嫁女必择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皇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极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盖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无故也。侯官严君又陵译《天演论》云：无官者不死，以其未尝有生也。而有官者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两物，如草木之根荄支干等，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附子，代可微变，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尽死，此动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记生于其身，盖自得生受形以来递嬗迤降，以至于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严君与余书又云：生学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体气习，前则本数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阅历积委而成，后则依乎见闻师友与所遭之时与地而化。其论极精，欲言保种者，非措意于此二义不可。欲措意于前一义，则胎教为之根原，欲措意于后一义，则胎教尤为根原之根原。此学数十年后必大明于天下，今日则鲜不以为迂远无用矣。）

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论者或疑数千年来男子之成绝学，立大功者，方策不绝。而妇人无闻焉。若是乎虽兴妇学，其所成亦仅矣。抑吾又闻生学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负气之物，倒生者最愚，横生者次愚。若夫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昔乾嘉间汉学彬彬于江浙，而吾粤靡一人焉。咸同以后，口马郑，手《说文》者，如鲫矣。非粤民愚于乾嘉而智于咸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塞，工艺窳劣。翻然维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于曩而巧于今也。其脑筋伏而未动，其灵髓塞而未通，从而导之，机捩一拨，万线俱动矣。彼妇人之数千年莫或以学名也。未有以导之也。妇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西史所载，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约翰之姑，其学业成就，视男子未或让。而吾中国之女子，游学异国，成学而归者，若吾向者所闻康爱德氏石美玉氏，虽西域耆宿，犹歆誉之。然则妇女岂生而不能学耶！夫以二万万载天履地、首函清阳之人类，而必夷而弃之，谓与倒生横生之物相等，欲不谓为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诸教之言平等也。不平恶乎起？起于尚力。平等恶乎起？起于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则为君者从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则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涂，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强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于臣妾，安于奴隶，习为固然，而不自知。于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于为臣妾为奴隶之不当者，反群起而哗之。以故数千年来之男，无或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当有事。而数千年之妇人，益无有奋然自张其军，以提倡其同类者也。非不才也，压力使然也。

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人多信之。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女学。”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尚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奋舌，以谭强国，震惊于西人，而思效其长者，则是船舰之雄也，枪炮之利也，铁路之速也，矿务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妇人所能有事也。故谋国者曰：“教妇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其所以强者不在此。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国而必推本学校，岂不以人才者国之所与立哉？岂不以中国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谓彼二万万为人才，而谓此二万万为非人才，此何说也？

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此数事者，大率与兵政相关，亦尚力之世所当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国，犹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无国界，无种界，故无兵事，无兵器，无兵制。国中所宜讲者，惟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虽然，今日之中国，乌足以言妇学？学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已。师友讲习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以此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犹未见其可。况于讲求实学，以期致用，虽有异质，吾犹知其难矣。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嗟夫，国家定鼎之始，下令薙发，率土底定。顺治末叶，悬禁缠足，而奉行未久，积习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谬种，孳乳流衍。历数百年，日盛一日。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呜呼！岂苍苍者天，故厄我四万万生灵，而留此孽业以为之窒欤？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于是也！

试办不缠足会章程

一、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

以上立会大意一条

二、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

三、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

四、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

五、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备刊登会籍之用。

六、凡入会后，所生子女，当随时陆续报名，以备续刊会籍。

七、凡入会报名后，由本馆赠《劝女学歌》一本，以为入会之据。

以上入会章程六条

八、凡会籍以姓分册，百人为一册，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会之家。

九、开会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籍，劝人入会，谓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册，岁终将草籍缴至总会，排比族姓，刊定清册，谓之正籍。

以上会籍章程二条。

十、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其所在之地，陆续登报布告。

十一、各总会分会，随地皆立主会副主会，以有功德于本会者为之，或由董事公举，无定员。主厘订会例，稽查清册，若不兼办女学刻书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总会分会，皆设董事，无定员，主劝人入会，并商略会例。督办会办，皆以同志领之，不受薪水。

十三、总会设司事四人，分会设司事二人，小分会设司事一人，主收各处报名单，一排比族姓，刊刷会籍，二将会籍分致入会之家，三并登记资捐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册，五等事，酌给薪水。

十四、本会草籍，以五十人为一册，凡有在本会领出草籍，劝人入会满一册者，即推为董事。满十册者，即设小分会。

十五、各会司事，由主会董事择人而用。

以上开会章程六条

十六、本会之设，建会所，请司事，印送会籍，及《劝女学歌》等事，费额浩繁，不能不设法倾助。然亦不宜强人捐钱方准入会。凡入会者，愿捐不拘多少，即少至数百钱亦可，即不捐亦可。

十七、此会若推行日广，则需费益多，入会之时，收捐甚微，仍恐不敷开销，海内达人，好行其德，务望慷慨见助，以赞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资一百两以上者，公推为主会。十两以上者，公推为副主会。凡主会副主会，每年皆将姓字台衔，汇登报章。其助资至五百两以上者，他日在会馆中，设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志盛德。

十九、本会每年集赀若干，开销若干，皆列清单，附会籍后，分致入会之家，并登报章，以昭大信。

二十、本会所收入会捐及助资，除按年实销，开列清单外，如有余资，或设女学校，或设妇孺报馆，或设妇婴医院，或设恤嫠局，皆由临时酌议，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会中人乃得均沾。

禁早婚议

言群者必讬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讬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健，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于山谷鄙野者，婚姻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

（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斩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之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已。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而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据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尪弱。而又因以传其尪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尪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尪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尪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尪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其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沉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之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久，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骗，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夫孰知早婚之祸之如是其剧而烈也。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年龄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最迟者为挪威，次为普鲁士，次为英吉利（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尝一八八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一八七四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二十二人；一八九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一八九一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成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一八八四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觇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于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有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故今为《新民议》，于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忧时之士，其或鉴之。不然，宁不见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犹未能变也。斯事之难如此，吾侪可以谋其豫矣。著者附识。

（五）梁先生晚年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

（一）他主张妇女运动应该妇女切实的自觉，自动的推进。

（二）他主张妇女应该先求得学识，次求得职业，然后取得参政权，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

（三）他主张妇女各人都要预备一套看家本领，来做职业的基础，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

（六）梁先生晚年的妇女问题论文

（一）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

中国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但据目前趋势而论，这种缺憾，或者渐渐可以弥补了。当这过渡时代，为女学前途开拓的方便起见，应该注意到女子高等教育的学科问题。

我是不承认男女天赋本能有等差的，那么，男子所能学的学科，女子，自然都也能学，何必提出几门来特别注重呢？不错，原则是如此，所以高等学校以上男女同学，我是根本赞成。凡男子所学的各种学科，女子都有机会自由选择着学，我也认为必要。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应该十分注意，什么问题呢？是教育和职业的关系。教育是教人生活的，生活是要靠职业的，受完了某种程度的教育，立刻可以得着程度相当的职业，而且得着之后，能够胜任愉快，这种教育才算有效用。从前把女子当作男子附属品，当然不发生职业问题；往后却不同了，女子是要以一个人的资格，经营他自主的生活，各人都要预备一套看家本领来做职业的基础。往后女子和男子，在职业上为不断的激烈竞争，怕是万万无可逃避的。所以提倡女子教育，总要找出几种学问，可以作为女子高等职业之基本者，格外施以训练，令将来男女竞争时，女子有优胜的把握。

男女的聪明才力，不能认他有差等，却不能不认他各有特长。据多数学者所说，女子的创造力，不如男子；男子的整理力，不如女子，这个原则，我是承认的。诸君别要误会，以为说女子创造力比较差，便是看轻了女子；须知社会是要不断的创造，不断的整理，这两种事业，正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断不能说整理的功劳比创造的功劳有优劣之分。教育的目的，总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就一个人而论，无论为男为女，都各有各的特长，那是不消说得；就男女两性而论，男性有男性的特长，女性有女性的特长，教育家也不能轻轻看过。

女子将来基本的高等职业，应该利用他们整理力的特长去找出来。据我所见，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试举如下：

第一：史学据许多大学的统计，男女同班上课的史学班，总是女子成绩比男子优些。问他理由，大概因为史学含有整理旧案的性质太多，很麻烦的，男子不大有耐心去做。以中国国内这几年的学风而论，各种学问，都渐渐有专门家出来了，但史学方面，仍旧很缺乏；外国留学生学历史的也听不出有几个，这也是男子不大喜欢史学的一种证据。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是人人共知的，内中尤以中小学教育的需要为尤甚，又以本国历史的需要为尤甚。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现在我们教育界情形，说起来可怜！最感缺乏的就是国史教习。我想这种责任，是要希望女子来担负了。将来学校一日一日推广，史学教习的需要自然一日一日加增；女子高等教育若能注重这一门，将来这种职业，可以立于无竞争的地位。就令有竞争，男子怕也争不过女子。中国历史和其他一切文献，好像原料极丰富的矿山，从前都是土法开采；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诸君别要笑我“三句话离不了本行”，我自己素来嗜好史学，固然有些话像特别替他鼓吹；但以实际论，这门学问，的确是需要甚切而专门人才最缺乏。我想将来这一片学界新殖民地，是要靠女子当哥仑布哩！

第二：会计学现代世界经济大势所趋，非用新式经营，一定站不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能判断。即以行政方面论，除非中国政治长此终古，倘使将来有革新之一日，一定要走法治那一条路。那么这两方面事务人才，非经过一番新教育的训练不可。现在中国这种人才，也太缺乏了。近年来欧洲各公司各银行乃至各官厅的职员，大半采用女子；而且女子的成绩，平均在男子以上。内中会计一业，尤见特长。将来中国有从事新建设的一日，我觉得为分劳互助起见，应该把这部分职业，全部分或大部分让给女子。这种希望将来能否实现，就要看目前女子教育方面的预备如何。

第三：图书馆管理学近年来到处提倡自动的教育，算是我们教育前途最可庆幸的一种现象。自动研究，离得了图书馆吗？所以将来中国教育若长此终古，那便无话可说；如其不然，图书馆便要日日加增，或各学校中的设备，或都市公开用。那么，管理问题，立刻就要发生了。管理图书馆，是一种特别技能，非经过专门研究不可。现在欧美的大学，多有这门专科。中国提倡这门学问，自然是目前切要之图。我极盼望女子教育方面，率先养成这种人才。因为女子的精细和诚恳，都是管理图书馆最好的素地。女子在馆管理，能令馆中秩序格外整肃，能令阅览者得精神上无形之涵养。所以我盼望这种职业，全部分大部分由女子担任。喜欢研究学问的人，自己选择职业，我想比这个再好没有了。古人说：“拥书百城南面王。”在一个大图书馆里头，一面替社会服务，一面能读生平未见的书，日日和中外古今的大著作家做朋友，人生的乐事，还有比他再大的吗？我盼望多数女子，从这方面图自己的立身；并盼望主持女子教育的人，从这方面极力预备。女子对于这门学科，只要有相当的素养，这门职业，我信得过男子一定竞争不过女子。

第四：新闻学报馆事业，在现时的中国，可谓极幼稚。但将来的发达，是不可限量的，然而组织和编辑两方面，都要经一番革命。专就编辑方面论，男子特长固然甚多，女子却也很不少。头一件：女子观察社会事物，有些地方比男子精细。第二件：女子无论对于何等事项，比较的不含党派的色彩，持论易得公平。第三件：女子充当访员，社会对于他们，总该有相当的敬礼，在交际上先自占了便宜，用访问方法去搜集资料，所得能够格外丰富。所以女界里头，若能养成多数新闻编辑家，将来和男子竞争这门职业，一定立于优胜的地位，而且于社会极有益。

我所举这四门学科，性质好像不伦不类。但我的立论，是根据女子整理力特强这个前提，演绎出来。我以为凡属于发挥整理力的学科，都可以为女子专业，这四件不过举例罢了。至于各人个性不同，有许多发挥创造力的学科，女子也能成就，这是不消说的。这些都可以在男女同学的大学里头，听女子自由选择。但现在既然有专门替女子预备高等教育的机关，就不能不从普通男女两性的特长上注意，认定几门可以为女子基本职业的学科。所以我提出这意见，供海内教育家参考。

人权与女权

……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广义的人权运动。

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平民运动，正是一样，要有两种主要条件：第一要自动，第二要有阶段。

……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

什么叫阶段呢？前头说过：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这三件事虽然一贯，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说：我们贵族所有的学问智慧，你们平民没有；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你们平民办不下来。这话对不对呢？对呀！欧洲中世的社会情状，的确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我敢保“人权宣言”一定发布不出来，即发出来也是空话。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庭育的机会。这种机会陆续到手，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智识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纪时，平民的智识能力，比贵族只有加高，绝无低下，于是乎一鼓作气，把平民运动成功了，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

他们的女权运动，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女权运动，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为什么不振呢？因为女子智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打破之后，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现在欧美这种运动渐渐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们怎么样呢？哎！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连大部分男子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何论女子！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所以有些人主张“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这种话对吗？不对。欧洲造铁路，先有了狭轨，渐渐才改成广轨。我们造铁路，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有什么客气？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我们并作一回，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却是断断乎不行的。我说一句不怕诸君呕气的话：中国现在男子的智识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很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讲女权吗？头一个条件，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换一句话说：是要有职业。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谁争赢谁？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又谁争赢谁？再进一步，假使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到选举场中公开讲演，自由竞争，又谁争赢谁？以现在情形论，我斗胆敢说：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子的智识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吗？不然不然。不过因为学力不够。为什么学力不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没有均等机会，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然而学力不够，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诸君在英文读本里头想来都读过一句格言：“Knowledgeispower”（智识即权力）。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老实说一句：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说没有吗？约法上明明规定。说有吗？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看见那一位男子曾参过政来？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供那班“政棍”买票卖票的工具？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就让你争得女子参政权，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赵兰钱蕙孙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养几票生意！我真不愿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平心而论，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愤激之谈，我也不愿多说了。归根结底一句：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诸君啊！现在全国中女子知识的制造场，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除却把学问做好智识能力提高外别无捷径。我盼望诸君和全国诸姑姊妹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真可以欢呼人权万岁了！

结论

梁先生已经悄悄的死了，他的言论将从一般人脑中渐渐地遗忘了，还有谁知道三四十年前有这样一位为大众谋幸福的先知先觉？还有谁感激这位为妇女谋解放的先知先觉？岂但一般人？就是他那些门生故吏，从前靠他吃饭，一呼百诺；到现在也都掉头不顾，“淡淡然忘之”，“望望然去之”了。不说别的，我们只要问：他死了以后，除了徐景贤先生在天津《益世报》替他出了一个纪念号以外，还有谁表扬过他吗？他死了已经四五年，除了姚名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替他出了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外，还有谁能够把他的遗稿整理发表吗？不但如此，甚至我们想看一部详细的年谱，精核的传记，亦不可得。梁先生是最擅场于史学的人，其身后竟如此萧条寂寞，真是令人短气，无怪乎一般人都只管利己，不肯兼善天下了。

其实这也无须慨叹！因为献身大众的人原不希望大众的报酬，梁先生提倡变法，再造共和，功在天下，名垂不朽，原用不着门生故吏去恭维他，表彰他。不过我们想起先知先觉的人已凋零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愚人，天下没有澄清的希望，大众没有解放的日子，因此，发奋继起，想继承先知先觉的志愿，对于社会运动尤其妇女运动，尽一点心力，作一番事业。在此正当努力的时候，表彰过去曾经努力的人，登载极有关系的文章，亦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署名“大任”）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是什么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正在做研究历史的工作。

我是一个从农村社会生长起来的穷人，一直到现在，还是很穷。还是像农夫一样的笨。

我是一个对于妇女很表同情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从事于妇女解放运动。

我是一个性情孤僻，没有朋友，不会讲话，不会应酬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我，真正的帮助我。

我感觉到社会需要我，国家需要我，所以常常兴奋起来，努力干事。可是也感觉到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社会的环境太恶劣了，所以也常常灰心，常常懊恼，常常想要自杀。

近来有一些朋友说我是妇女的忠臣，男子的汉奸。又有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牺牲历史的研究，去做漠不相关的妇女运动。还有许多人把我当做一个商人看待，说我是女子书店的男老板。甚至于说姚某办《女子月刊》，有一万多本的销路，每月可以赚钱几百块钱。我对于这些话，深深的感觉到，有详细答复的必要。刚巧今年是三十岁，我亦应该以历史家的资格，忠实的记载自己过去的历史，一面保留自己的一点痕迹，一面也许可以解释外面的误会。

我是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生长在山高水深的江西兴国。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真所谓半耕半读人家，从小就半耕半读，一直到中学时代，才脱离农村生活。因为家里有几千本古书，所以就对于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到了民国十四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以后，就专门研究历史了。最近十年来，著作了十几部新书，都是关于研究古代历史的。其中自命体例严谨的，可说是那本处女作《邵念鲁年谱》。但是这部书并不著名，而最著名的，还是和胡适之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代梁任公先生笔记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两部书，许多人都说可以不朽，可是我个人却认为并没有什么可以不朽的地方。我早想花十年功夫，精心著作一部《中国史学史》；可是十年已虚度了，这部书还没有成功，这是我现在最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尤其是自从民国二十一年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时候，被日本人焚毁几千部藏书，十几部文稿以后，更加感着无聊，要想获得丰富的史料，做研究的工作，在上海是不可能了。最近数年，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正始中学等校，教授历史，虽然到处受人欢迎，可是心里总感觉十分惭愧！常常自问：有什么学问可以做五六百个学生的先生？应该如何努力才可以使这五六百学生能够得到利益？同时又想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时间，安静的地点，专心去研究历史，实现二十年来的素愿？可是到今天，还是没有法子打破这个环境？心中的烦恼，实在是一天一天的加重，而没有法子解脱！

我原想做一个自了汉，最多做一个历史家，并不想过问世事。所以在清华四年，在商务印书馆三年，总是勤勤恳恳，专心研究历史，不管一切的闲事。而且总以为可以永生永世，长此不变，可以照着自己的计划，向前进行。却不料民国二十年冬天，故乡的共产党把我的老家破坏了。民国二十一年春天，上海日本兵又把我的新家焚毁了。毁家失业，同时临头，真所谓祸不单行，我们的狼狈就可想而知了。到这时，我才觉悟个人与社会国家是有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身上；要想个人安乐，就不能不参加保卫国家，安定社会的工作。先前研究古代历史，对于现代国家社会，是没有丝毫的贡献，这不是对不起国家社会吗？恰巧那个时候，身边还有往年卖稿所得的数千元，就想利用他来做一种喊醒民众的运动。可是我个人是一个再笨没有，再胆小没有的人，要想做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不行的。而且有许多事体已经有许多人去做，也有许多事体没有一个人去做，我们应该做人家不做的事体。加以生平对于妇女的生活和历史，一向很欢喜研究；对于她们的痛苦，一向很表同情。因此就想创办《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可是因为找不到代理发行的地方，所以又创办了一个女子书店。所以可以说，因为要办月刊，才办书店。不是有了书店，才办月刊。也可以说，并不是要办书店来赚钱，而是要办月刊来喊醒民众。我们的动机，的确是如此纯洁。全是一种兴趣，不是一种欲望。全是想利人，不是想利己。而且我自己另有职业，并不把这个事体当做自己的生计。而只是利用晚上余暇，帮助我的妻，尽义务，做一点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会业。不但不愿赚钱，而且越赔越起劲，越办越开心。这是因为自从月刊出版以后，引起了四方无量数的同情，在后面鞭策我们，向前迈进，不能自已。

我的思想很简单，我认为现代中国人民的痛苦，全是生产事业不发达，民族意识不显明，忍受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知道从事于发展生产事业，觉醒民族意识，去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试看中国四万万民众，有多少是有职业？二万万女同胞，有多少是能生产的？大家只知道消费现成的货品，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喊醒大众，从事生产，减少消费，以救危亡。古人说：“男耕女织”，现在的中国，男不能耕，女不知织。甚至每年进口的棉纱棉布，有二三万万元之多，占进口的第一位。这种责任，不是妇女去负，还有谁去负呢？我们不赶紧喊醒妇女，难道要等到国家亡了再说吗？所以我认为，要想复兴民族，打倒列强，就不能不唤醒妇女，叫他们赶快起来参加生产事业，脱离寄生生活。我既然看到这点，就不能不从事运动。我既然是中国人，就不能不对于国家尽相当的义务。所以就是牺牲精神，牺牲金钱，也不得不忍痛牺牲。这是我的自愿，和别人没有关系。你们能够对我同情，当然很好；否则顶好不要干涉。

我生性是很乐观的，可是因为办这个《女子月刊》，常常引起烦恼，引起悲伤。我本来和我的妻很要好，可是因为办这个《女子月刊》，常常发生意见，引起冲突，好几次都几乎要决裂，要同去自杀。这种苦情，有谁知道？有谁同情？常常因为经济困难，向人告贷，到处都遭白眼。记得去年十月要往杭州看书，向四五位朋友借十块钱，他们都推说没有，第三天才蒙张世禄先生贷给十元。十一月为书店事往南京访友，身边也刚巧没有钱，也碰了许多钉子，后来才蒙张良辅先生贷给二十元。本刊一卷九期所以登出一个伤心的启事，便是因此。十月二十七日，因为印刷所逼讨月刊印刷费，不能不忍痛把仅有的资产，三友实业社股票一千元，向彭枕霞先生押借六百元，言明半年还清，月利一分。到四月二十七满期，无法清偿，只得先送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元期票给他，声明随后分二月还清。却不料彭先生收到此二百三十元后，竟于五月七日把千元股票没收过户了。六百元的代价是一千二百三十元，我个人因公害私，吃力不讨好，固不必说。可是因此想起世态炎凉，不禁痛哭流泪，人情既如此卑鄙残忍，我何必从井救人？加以政府不谅，又复查扣月刊。这种四面夹攻的环境，我实在抵抗不了。所以在三月初七日，我夫妻俩就曾经想要脱离尘世，实践从前说过的话。后来朋友劝我旅行外埠，以解烦闷。我才勉强出门，住在一个朋友黄癸元先生家里。黄先生告诉我，他一家男女老小共有七个人，全体都喜欢看《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在每月十五号出版，至二十号方可寄到。他们眼巴巴候到那天，都在门口等候邮差，邮差一到，大家便上去包围，伸出十四只手乱抢，都欲先睹为快。因此大家商量，定了一个拈阄的办法，依次传观。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大为感动。觉得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于是便欢欢喜喜地跑回上海，再来蛮干。

本来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不应该做妇女的事业。妇女的事业，应该妇女去干，用不着我费心。不过我爱我的妻，我尤爱我的国家。我要救我的国家，可是我没有别的好方法，我只能够帮助我的妻，做一点小事体。可是我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去做教书的工作了，所以只能够在经济上帮助她一点；而在事务上是不能够多多帮助的。而我的妻能力有限，确是不能够担任这巨大的任务。所以我热心的希望，能够有能干的女子来帮助我的妻，让我能够完全脱离本社，专心去研究历史。这样不但本社的前途，非常远大，就是我个人的前途也不至于这样暗淡无光了。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读后致辞读后致辞为了妇女大众，过去十九个月，我们曾经费去了许多心血，许多金钱；这小小的《女子月刊》竟然能够生活到今日，实出我们当初意料之外。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本领能够维持她，更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处能够得到读者的爱悦！我们只知尽我们的心去做，做点直接有益于妇女大众，间接有益于民族国家的工作。

事实上，过去的《女子月刊》并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读者试想想：编辑事务根本没有一个人负责，那能够编得好吧？我和心勉为了谋生，忙得要命，我们那里有全副精神编月刊呢？然而，亲爱的读者却极端原谅我们的过失，反而纷纷写信嘉奖，鼓励，真使我们感激，兴奋，不能自已！

这种局面是不能久支的，为了读者的利益，为了妇运的前途，《女子月刊》所负的责任是异常的重大，不容我们敷衍了事的。我们自知精力有限，万不能长此因循！所以早就留心物色人才，过去曾经先后招请过十几个读者来帮忙，而结果都是失望！直至最近，才获得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鼓浪屿陈媛小姐，——承她同情我们，牺牲她的学业，投身本社，编辑本刊。我们早就从她的文章里深深地认识了她的天才，所以虽然不曾见过一面，却已亲爱如好友了，现在竟然能够得到她来帮助我们，真是我们的幸运！

这一期——二卷九期——便是陈媛小姐主编的，我们虽然多少参加了一点意见，却不曾多费精神。当我从头至尾读完了以后，心里只是欢喜，知道从此以后，本刊有了新生命了，而我也可以不必分心了。

陈小姐和我们好似一家人，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是一致的。所以本刊的宗旨是一点不会改变的。本刊既有她负责主编，我便可专心研究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后当每期为本刊撰一论文，以求读者指教。为标示负责到底，及避免误会起见，我仍担任发行者的名义。

亲爱的读者！《女子月刊》从此是纯粹由女性编辑的妇女刊物了！自己的园地，自己来灌溉吧！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名达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34年9月1日出版）姚名达先生来函姚名达先生来函白冰、心勉：

你们近来忙得何如？《女月》十一期想已出版了吧？前日白冰电话上说这期比前数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真是可喜！你们这么努力，使我倍形惭愧！因为我来暨大以后，一篇文章也没有做，对于《女月》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心勉：有了白冰相助，《女月》是可以发扬光大了；但是女子书店怎么办呢？我们希望有人投资万元，以便每年出版女子读物一百册。但是喊破了喉咙，一点回音也没有，实在太刺激我的心了。我早说过：女子的事业，应该女子自己来做。天下之大，难道没有一个有钱的女子？有是有的，但是她们不相信我们。谁肯相信我和你是在尽义务办这种苦差事呢？谁又相信我们的同志都在半尽义务呢？

白冰：我真感激你，佩服你！天下之大，二万万之众，我找不着第二个像你一样的知己！你本身的美德，文才，不必说，只就这种牺牲的精神，冒险的胆量，已够愧煞须眉了。你的前程无量，从此发轫，望益努力！

心勉：白冰：我静静地想：若能再得一个有钱的女同志和你俩合作，照着宗旨和计划做去，不出十年，中国妇女必有大大的转变，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堕落和痛苦！然而从何处找知音呢？

我自离沪后，精神上极为痛快，因为每月可以“不劳而获”地收到《女月》一册，而自己的著作却又每日增加数千字，两方面分头努力，作成绩比赛，我的成绩虽然没有你们的优良和伟大，却很愿意也。

此祝健康

十月二十五日名达自真如暨大寄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我为什么肯当社长1935年

我为什么肯当社长本社是我和心勉创办的，过去的二周年曾经花费了四五千元，但并没有收受丝毫的酬报。编辑和发行的事务，我虽帮了一些忙，但大半都由心勉和她的同志主持。照理，女子的文化事业，应该完全由女子独立进行，用不着男子担心。但是心勉二年来的奋斗，挣扎，已经把心血用尽，变成一个面黄肌瘦，弱不胜衣了。去秋因操劳过度，竟致流产。一向有头痛的病，近来痛得更剧烈，卧床月余，迄未稍愈，加以她向来不喜交际，不善说话，而本社对外接触的机会太多，往来频繁，甚为所苦。所以日前干部会议时，心勉坚决辞职，同人不忍过拂其意，决议改组并扩大组织，新设社长一职，为对外负责之用，推名达为社长。改推心勉为副社长，对内负责。除仍请陈白冰女士为总编辑外，并添聘金光楣、孙昌树、萧柏馨、陈白凌、朱鸿禧诸位为各栏编辑，心勉、名达亦分编一栏。发行事务，则仍由张景熙君主持。以上诸位，都是本社老友，一向都很帮助我们，并非今日忽然加入，所以谈不到改组，不过是内部的充实而已。

我为什么肯当社长？原因有六：（一）心勉不肯当，社内找不着替人。她的身体既已弄成这么坏，倘使再要她负责，除非是要她的命。所以只得减少她一点职务。社内同人，又很谦虚，不肯负责。（二）经济上的责任，一向就由我担任，除了我这么傻肯每月垫款数百元外，恐怕再找不着第二个傻子了。为的是负了些债，除了自行负责筹款清偿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三）为对永久社友负责应设社长。因为永久社友日益增多，社务日繁，责任日重。故应有资格较老的人，作本社的重心。（四）本刊读者对我一向就有相当的信仰和爱护。因为我们创办本刊完全不是牟利，一向不肯播一粒有毒的种子于人间，读者老早就很了解，所以对于本刊从来就很爱护。假如换了一个主持人，一定不能保持那样纯洁和精审。（五）我对于整个妇女运动和全体中国妇女，向来都极端拥护，极端帮助，至少，就两性关系一点而论，我从来不曾做过丝毫玩弄或侮辱妇女的行为，比较那些浪漫的青年和顽固的老辈，也许略高一筹。凭这点“为而不有”的精神，“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目前纵使不能使“家喻户晓”，将来也许总有一天能得本刊读者的了解吧。（六）我是有高等职业的人，并不靠本社谋生，因为生就一副能够思想的脑和能够工作的手，从来不曾闹过失业问题，而且侥幸能够从大学教授的职务拿到一个小家庭用不完的薪水，别人拿来享乐，我却不忍独乐，所以拿来贡献给我所敬爱的整个中国的妇女们，纯尽义务，为她们做一点有益的事业。因为有了这种资格，所以才敢担任社长的职务。

（原载《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3月）黄心勉女士传黄心勉女士传小序

心勉是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妻，但也是《女子月刊》数万读者所敬爱的妇女运动家，她不但是我十六年来相依为命的人，而且也是《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三四年来相依为命的人；她不但对家庭和我尽了相当的责任，而且对社会和国家也尽了相当的责任。所以她的死亡不仅是我和我的家庭的损失，恐怕也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她的生存也不仅是为我和家庭的工作而生存，而是同时为社会和国家的工作而生存。因此，我和家庭不能独占她的整个人生，我也不敢把她看做仅仅是我的爱妻和四个女儿的慈母，而很庄严地尊重她为一个“努力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的妇女运动家。

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历史学家是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认识真实的史迹，而不能但凭一己的主观，变更真实的史迹。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心勉是不幸的死了，然而她所创办的伟大事业却将永久生存，这段史迹是永久不会磨灭的。我对于我所亲目看见，相依为命的人的行为和思想，比较旁人自然应该清楚一点，我不把他记述出来，还望有谁代笔呢？但心勉既是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妻，古人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说不定我也不免会言过其实，不能保全史迹的真实。然而我应该尽量避免主观，减抑悲怀，努力以理智战胜感情，以真文描写真事，决不使我心勉的庐山真面目隐晦分毫，紊乱分毫。我知道心勉是不喜欢人家恭维的，心勉也知道我是从来不肯恭维人家的，所以我决不敢说心勉所不愿闻的话。

三十三年的梗概

黄心勉女士小名瑞姑，长名邦瑞，字慕琰。民国纪元前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筲箕窝进士第。

母王太夫人，同县澄塘人，不识字，而善能教育子女，慈爱和蔼，节俭朴素，与一般富家主妇完全两样。

父黄家卫公，字道垣，是兆岷公长子，得父遗产，有田数百亩，贩运油盐，营业失败，负债不少，得肺结核，不久即病故。他死时，心勉方才十二岁，仗赖母亲辛勤教育，始得成人。

兴国僻处万山中，山道崎岖，无车马之利，溪涧四向分流，水浅可涉而过，无舟楫之利。交通既极阻塞，地点又极偏僻，有如世外桃源，无从接受世界潮流，生长在这种地方的人，女子则老死闺中，男子则终身劳作于田亩，不识不知，自足自给。尽管四方闹得天翻地覆，和这地方都似乎没有关系。

一直到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方才有县立小学和县立女子小学的创设。心勉便是在这新潮中首先入学，最早在高小毕业的人。不幸当她毕业之后，她的父亲便抛了孤儿寡妇而长逝了，长姊们□已出嫁，弟妹们全仗心勉扶持教育，本县既没有中等学校，邻县虽有而又不准女子入学，整个江西省只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又远在七百里外的南昌，心勉虽是迫切地要求升学，但她那守节抚孤，靠收田租以还老债的母亲，怎肯放十二三岁的女儿出门呢？在这十三岁至十八岁的长时期，整个心勉便这样被埋葬在深闺中，教弟妹识识字，做些女红，种种菜，烧烧饭，便度过了最可宝贵的青春！升学的热心，时时在燃烧，不但不能发泄；甚至想买些新书自修，而僻静的兴国市街竟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那纯洁而空虚的心田，在这时已深深地种下了烦闷和抑郁的种子了！

那时我已在县立中学二年级，稍微有点好学的名声；而心勉的贤惠也渐著闻于外；双方皆有许多人络绎求婚，而我们都不肯允许。说也奇怪，当黄信三先生向双方家长分头介绍时，她和我竟然彼此互相心许，不再拒绝，一说即成。经过照例的手续，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便在旧式礼仪之下结婚了。

在结婚以前，对方的面貌如何，性情如何，绝对不知。直至洞房花烛夜，闲人尽去时，才见面谈话。而我们的谈话却又不是喁喁情话，而是彼此询问求学的经过和将来的计划，相处的态度是那么庄严而不涉猥亵，是那么温柔而不稍枘凿，在那时啊，彼此心里真是说不尽的暗自欢喜，恨相见之晚了！

结婚方才九日，我为了转学赣县省立第四中学的关系，便离开心勉去了。从此以后，别时长久见时少，每次相别，少则半年，多则二三年，每次相见，短则旬日，长则二月。总计我在求学时期，夫妻同居，不足一年。悠悠岁月，独守闺房，欲同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内心的烦闷，除偶发之于家书外，惟有暗自弹泪耳。

等到我在中学毕业以后，我也陷在和心勉同样的陷阱中，欲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困守家中，足足一年，烦闷之余，性情变成暴躁。时心勉已产一男孩，加上一层烦恼。从此以后，夫妻之间，有时因偶不如意，便背人相对哭泣，但旋即又相互安慰。喜怒无常，彼此皆易因受刺激而起反应。但从来不曾一日不和，不曾以一语相加。有所愤恨时，只怨自己不好，只怨自己无用，从来不会诋毁对方，双方的习性皆是如此。

民国十三年，我的父亲卖了田土送我升大学，次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渐渐有卖稿自给的能力。恰巧赣县新设省立女子师范，父亲担任教职员，心勉对此千载一时的机会，当然不肯放过。立即丢下那一男一女，升学去了。从悠悠的长途，黝黝的黑洞，找着了一线光明，在她是如何地欣喜啊。若没有意外的阻碍，她的前途是如何地伟大啊！但是很不幸地，短期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陆续染病了，为了救护那些孽虫，不得不忍心抛弃了学业，回到兴国家里去。天是有意捉弄人的，在短短的岁月中，竟把我们那一对孽虫杀害了。心勉受了这种严重的打击，本来烦闷的内心，加上了一层悲愤，益发增加她的痛苦和抑郁，夫婿既远在北平，更向何人伸诉，结果还不是忍泪吞声，自己戕杀自己吗？

我趁暑假，从兵慌马乱中，冒暑回到家乡去安慰她，激励她再向前进，她重新贾勇考入江西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希图夺取升学的荣冠。但又不幸，在那短短的欢会期间，又种下了孽胎，为了生产，又不得请事假了。产了以后，刚要回到学校，而北伐军来了，学校停顿，一切的希望皆归于乌有之乡了。

等到北伐成功，而共党又在兴国作乱，那时我已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生活不成问题，就于十八年春天把心勉迎接到上海。临行，她的老母流着眼泪，把唯一的幼子邦俊，交付给我们，带到上海去升学，同时避乱。老母不忍抛弃家产，硬着头皮在家里死守。我们也为了苟延残喘，忍心离开亲爱的故乡和骨肉，谁知这一别啊，不是生离，竟是死别呢。

从此以后，心勉的环境，起了一种重大的变化。突然间，从极僻陋的乡村，跳入极繁华的都会，离开比较穷苦拘束的大家庭，自己建设比较优裕自由的小家庭。照一般人的习惯而论，饮食衣服起居一定会完全改变为摩登，时髦，性情一定会完全改变为奢侈，骄傲，懒惰。但心勉则不然，一切的物质生活，丝毫不改其素：布衣布鞋，不离其身；胭脂水粉，不沾其面；洗衣烧饭，不雇娘姨；育儿哺乳，不雇乳妈。夫妻间遇事相劝，她助我写稿，我助她育儿，悠然自得，颇多乐事。闺房中除书厨床桌外，别无长物，甚至梳妆台，照影镜也没有。家庭用费既少，除了买书以外，一概储蓄，谨省刻用，不浪费一文。家事既少，心勉遂有余暇读书，除补习学校的功课外，尤喜读妇女问题书籍，搜辑甚多，曾想组织一个女子图书馆，但不曾实现。

这样和平的生活，不觉过了数年，她一面读书自修一面练习写文章，起初投稿到各报副刊，有时登出，当然增加兴趣。后来《妇女杂志》社找她做文，她做了一篇长文，名叫《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发挥她的见解，说妇女的痛苦是由于智力，体力，经济力的丧失，鼓吹妇女们去取得这三大权力。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很成熟的思想，但也可见她在这时已注意到经济和智识的重要了。后来她所以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其根苗已在此时已埋伏了。

但是这样和平的生活是不能让她继续过下去的，天必欲把她压杀，那能让她快活度日呢？二十年冬从故乡传来两项恶消息，一项是我的家已被共党毁了，一件东西也没有了；一项是她的老母从匪区逃到赣县，患痢疾死了。这是使她如何地悲伤啊！毁了家犹不足惜，失了最亲爱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恢复的，怎怪她每夜偷弹泪珠，终年湿透枕巾呢？

在这悲伤过度的关头，和老母同时逃出的胞姊侥幸得到上海了。这不幸的胞姊啊，守活寡已经十年而刚从外洋回国的丈夫却要和她离婚，心勉天天陪着胞姊流泪，竟分不清那些泪是为老母流，那些泪是为胞姊流了。天之厄人，不仅如此。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兽兵突然进攻闸北，我们闻风惊避，空手出门，那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的小家庭，旋即被日本兵焚毁了。我们三四年来的心血，悉付一炬。家具，藏书，十数部手稿，连心勉的母亲遗像完全变成灰烬。我们除了几条生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弱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是这样地没有保障，我们除了浩叹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我们逃走的时候，沿途大半是缠过小脚的妇人携着幼孩，痛哭呼号，惨不忍闻。进了租界，情形完全两样，跳舞场，戏院，依然歌舞升平，仿佛闸北战事与租界毫无关系。我们目击心伤，始知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识始。那时我们镇日无事，高谈阔论，“一心一意，总为国家社会着想：要如何才可觉醒昏迷？要如何才可开发愚鲁？要如何才可强健衰弱？要如何才可振兴国家？要如何才可安定社会？最后她和弟弟邦俊商定，要办一个女子月刊，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后来因为没有书店，则杂志不能行销各地。所以又决定先办女子书店，就在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发起成立了。

心勉在《女子书店的第一年》文中曾经声明“我们的宗旨只是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漂亮点说，就是辅佐女子教育，促进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识，提高人类文化。详细点说，就是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简单点说，就是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如此而已。我们的宗旨，千真万实，是这样的纯正，毫无别种企图。我们都另有正当职业，不靠剥削读者的利益养活自己，所以在书店服务，纯尽义务，不支薪水。我们用我们的汗血换得戋戋的金钱，旋即把这金钱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我们本身是智识界的劳动者，不是资本家，深知一般民众无知识的痛苦，故欲从知识上解放民众，不欲假借名义剥削民众。所以女子书店的章程规定须将每年的盈利，做社会文化事业，先办女子图书馆，女子奖学金，女子义务函授学校等项，皆从实际上帮助女子获得智识，不欲空言骗人。”

“在最初的一周年中，不曾雇用一个人。无论什么事，自审查原稿，发出排印，校对，发行，登报，收帐，通信，会客，乃至包书，寄书，送书，任何琐事都是我们夫妻俩亲自去做。我们又素重人道主义，不肯雇娘娘，不肯畜鸦头。家里又有二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吵得要命。”同时我又兼几个学校的课，每天有五六点钟不在家。家里店里的一切事情，只好完全让心勉去办理，她的烦忙，可想而知了。

不幸的遭遇继续袭来，她那唯一的胞弟邦俊又于二十一年九月十日染伤寒死了。她那微弱的心弦怎受得这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几乎每天背人弹泪，什么可喜的事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她觉得她没有生存的价值了，辜负了老母的托付，断绝了祖宗的血食，失去了安慰的源泉，再也没有快乐和兴奋的日子了。那时她的肌肉消瘦几尽，瘦骨如柴，住了几十天医院，方才恢复健康。我想尽方法，要把她引向积极方面，她总不高兴提起精神来。最后，我才劝她：“不如实行创办《女子月刊》，一面把精神贡献给社会，一面也可消磨自己的时间，遣散自己的悲怀。况且个人的痛苦都由社会不好所致。譬如你的母亲，若不是因为社会紊乱，怎么会逃难病死呢？又如你的胞弟，若不是悲悼母亲，日夜哭泣，怎么会把自己身体弄坏呢？若不是公共卫生不讲究，怎么会得传染病呢？我们要减少自己的痛苦，就应该努力改善社会的环境。我们要免除自己的悲伤，就应该设法使大众都快乐。你若纪念你的母亲和弟弟，莫如创办《女子月刊》。假使能把社会的某一部分改良，或者能把同胞的某一个人进步，也尽了我们的责任，不冤枉活了一生了。”她接受了我的劝慰，方才决心改变人生观，着手编印《女子月刊》了。

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女子月刊》创刊号居然出版了。她在发刊辞里说：“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智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够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智识，文艺和图书贡献给读者。”又说：“历史教训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过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我们应负起唤醒同性，针砭男性的责任，把纷乱的社会安定，把贫弱的国家富强，把争斗的世界平静，最少也应该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壮。”

这堂堂正正的宣言，竟然激起了读者的热烈的同情心。四方闻风响应，投来的稿和称赞的信陆续飞来，月刊内容日益精善，她的兴趣也日益涨高，遂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了。当《女子月刊》第三期出版的次日，她产下了第四个女儿，只休息了十天，就赶紧编辑第四期了。

从此以后，努力进行，居然能按期出版。一直到她死亡的那天，《女子月刊》已出到第三卷第五期了。这三年来，她所遭遇的困难是不可以数计，她自身的生活是劳苦到极点，她的心理是忽而兴奋，忽而悲伤。本来衰弱的身体因此更加衰弱了，本来悲观的心情因此更加悲观了。“吃的是没菜饭，穿的是破袖衫。”“把随时收入的金钱都花作印刷费了，每天都感着极度的恐慌，逼得刻苦度日，不敢浪费分文。”“自朝至暮，工作不休。”“蓬头垢面，连吃一顿饭也要停止数次去办事。”“常常在印刷校改错字，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家。”“还要抚养一群小孩子，管理一家琐屑。”“弄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精疲力尽。”“天天在苦恼的环境中，头昏脑痛，面黄肌瘦。”亲友都说：“这是做不得的，你救得人来，却先把自己牺牲了。”她说：“我就是劳苦死了，中国之大，《女子月刊》读者之众，难道没有第二个人继我而起吗？最要紧的是：赶紧唤醒我们的女同胞，赶快复兴我们的民族，改良我们的社会，不要让社会糜烂了，不要让民族灭亡了，不要让女同胞沉沦了。这是我们最要紧的工作，不可片刻迟缓的。”

这三年来，她完全沉浸在穷忙二字之中，有时消极，有时积极，神魂颠倒，把整个身心都送给《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了。我为了赞助她的事业，也曾经努力帮忙，但是因为不能另谋生计，所以终日出外去授课，不能多多帮她做事。加之，遇事商议，总免不了有意见不一的地方，有时她要这样办，我要那样办，冲突失和，常常不免。记得去年十一月，我住在暨南大学，因事对书店月刊灰心，饿饭数顿，她写信给我说：“你的信前后两封都收到了，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灰心，请你回心转意，请你要吃饭。阅你的信，是这样的悲伤，我真惭愧，我没面目见你了。……你如能回心转意，请你要仍旧顾书店，联络各机关。你若爱我，应向积极方面走。你若恨我，也不要灰心。你叫我坐汽车来，我本应该来安慰你，但无奈坐车的钱也没有，加之手软脚麻，心酸肉痛，不愿再引你伤心。最后祝你恢复感情和快乐。否则我就不顾一切了。你的爱人就是冤家心勉。”这是她在勉励我。

十二月里，又有一次，却轮到她生气了。后来她写信给我说：“我那天不声不响的态度，说不出怎样的理由。我只恨死了自己太无用处。你的精力有限，又不能顾全书店，以致书店前途黑暗……近来我也没有过适意的生活，衣服仍旧不能御寒，饮食不过每天吃二碗饭而已。身边仍旧没有洋钱，甚至连铜板都没有。像这样，我们何必因为金钱闹意见呢？这层请你明白。你临去时说把两粒大衣钮子送给我做纪念，这话使我多么难受。我现在有两个小孩，也要送给你做永远的纪念，请你来领吧。”

又有一次，她受了重大的刺激，想要自杀，我在她的枕下发现两张信纸，说：“我最伤心的，最惭愧的，最苦恼的，就是太对不起女子书店及《女子月刊》了。我自己既没有高深的学识，又没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总是办不好。我不愿徒然享受这空虚的名誉，不敢接受她们的敬仰。我时常接到读者的来信，总是不觉到就流下泪来，我真想马上离开世上，死后再生，努力成才，才可对得起人，否则没有面目可见人。……我从小的时候，就有志要自食其力，不愿依靠别人。现在我已到了中年，仍是做寄生虫，不能独立经营，不能把这些事业办好，你想怎么不会消极？请你再想一想，要命不要命？有什么办法？我始终是恨死了自己，我真想立刻自杀。但我又不愿连累你！痛啦痛啦！难过难过。”

她虽然这样自怨自艾，其实都是太过了。因为关于书店的种种计划，月刊的种种工作，她想的和做的都很不错。而有时做错却是我的过失，和她无关。记得前年十月，我在杭州，她写信给我说：“希望你以后对于书店，要精明调理，改良一切，勿过兴奋，方不致错误。少印几种不好销的书，少登几回无益的广告，少化点不应该用的钱，少慷慨一点，对于各部分，要叫他们经济一点。我有意见说的时候，少发几句牢骚。眼前没大希望，少添几个职员。否则危险万分。如果以后仍旧这样，将来你身心的痛苦更加难堪！你相信吗？我时常和你说到书店的事，总是起冲突，所以许多事明知做得不对，也只好不敢说。多说话徒染自寻烦恼。想必你也晓得……你口口声声要□，跳黄浦江，一方面又偏偏拼命办书店，不顾一切。负债能否对付？非人过的生活，身体能否支持得了？我是非常担忧，你知道吗？”总之，这三四年来，她是为了她的事业而忙碌，而贫穷，而担忧，而悲伤，整个生命就这样为事业而牺牲了。

去年六月，上海晨报社创办《现代妇女周刊》，请她尽义务主编，她起初也很努力编辑，后来因身体不健，始邀《女子月刊》一读者陈白冰女士来代她主编那周刊和月刊。但书店里的一切琐事仍旧要她做。那周刊也出至年底方才停刊。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不健康，加上生育过多，便益发衰弱了。但若没有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则不但不会这么劳苦，而且不会这么伤感，那么也不至于这么年轻就死亡了。

最近二年来，她没有一天不患头痛，请教医生，不是说受气压低的影响，就是说因贫血所致，总没有人注意到肺病方面。医生给她吃的药从来没有见效，甚至服用麻醉性的立止头痛粉及万金油之类，也完全无效，她因为“习惯成自然”，身体受得了，也就不以为意，索性连什么药也不服了。谁知道肺结核早已于此时埋伏呢？

今年二月初，心勉的胞姊宝姑患病住在西门妇孺医院，心勉每天去看她，镇天服侍她，家里的孩子们没有人管，第四个女儿因此伤风发热，变成肺炎，赶快送入红十字会医院。心勉爱女心切，不忍让这不到两周岁的孩子独自住院，便在医院里服侍她，每夜起床十数次，劳惫不堪，头痛加剧。阴历过年那天，我们一家四人，分在两处，甚觉凄惨，等到女儿病愈出院，心勉已不能再支持了，到这地步，心勉方才去请红十字会的医生诊治，隔数天去诊一次，服药总不见效。而店里家里的琐屑事却又不能不料理，只得勉强去办。直至二月初，医生发现她有干咳，始疑心她有肺病，用X光拍照，始知其左肺尖有流动性的结核，我们方才着急，方才劝她完全休息，不要办事。但不幸得很，这时又已怀孕三四个月了。顾寿白医生说若不取出胎儿，恐肺病进行加速。赶往妇孺医院问可否堕胎，但不幸未逢肺科产科的诊期。到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看肺科，又叫她去看产科。再往看产科，先叫用人去挂号，挂不到号，等我们到时，又已过了门诊时间。忿愤之余，折往请顾医生诊察，诊察的结果，认为肺病很轻，即不堕胎，亦或可无妨。于是决计请顾医生注射肺病针，希望同时保全母子二人了。谁知这一着便铸成大错呢？

打针一个多月，左臂忽然痛起来，改注风湿针，甚至注射静脉针，结果反使头痛加剧。顾医生每闻心勉说有头痛，总说这几天天气不好，恐怕又伤风了。没有想到这时早已成了结核性的脑膜炎啊！四月二十日，头痛欲裂，饮药即吐，终日呼痛，惨不忍闻，延医来家，仍不知何病。所给的药，丝毫不能下咽。心勉痛极之时，忽然说：“这次一定会痛死了，一定是脑膜炎，没有救的。”我还疑心她乱说，谁知果然不错呢？到二十四日，心勉实在受不了了，才肯听从医生的话，投入西门妇孺医院。该院黄医生诊察之后，私对我说：“一定是结核性脑膜炎，即世俗所谓肺痨病，这个病人一定死的！”我恍惚晴天骤闻霹雳，全身震颤，半晌不知讲话，过了一会儿始颤声哀求医生，务必设法挽救，尤其必须赶快减少她的痛苦。那医生便要我签字具结，保证死了不怨他们。我连忙打电话顾医生问是不是这种病没有救，他说是的。问要不要住在这医院，他说只有住院，没有别的办法。我因为心勉实在痛得剧烈了，只好狠心签了字，把她送到病房了。

可恨的四月廿四日啊！这天是我这生苦乐的分水岭，以后便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明知心勉的死期已近，却又不敢告诉她，不敢请她留遗嘱。只好镇天服侍她，安慰她，故意逗她说话，伪作笑容，引她欢喜。等到她打了安眠针，唱催眠曲，央她睡着以后，我的眼泪便忍不住如泉奔涌，立刻跑到病房外恸哭一场。拭干眼泪，便雇汽车出去找医生请教或向学校借薪水。起初找了许多西医，西医都说没有办法。第三四天后，每天找几个中国名医，他们有的也说没有办法，有的不肯入医院去看，只开了些凉药，给她服过，毫无起色。医院明知这病人没有生望，也很尽心医治，无奈病菌已入脑脊髓中，非药力所能及，所以一天一天的沉重，一天一天的昏迷。起初是头痛颈强，呕吐，经医院抽去脊髓液后，头痛渐轻，呕吐渐止，能进食物。但神经渐乱，手足颤动拳曲，有如摸索，不能自主。后来常说梦话，念念不忘书店，月刊，和四个小孩子。直至五月三日临终的前夜，特别护士还听见她说了几遍：“我的工作没有做完，你们要替我干下去呀！”最后三天，眼睛已经模糊不能见人，但说话仍旧清楚。二日她教诫我道：“你的最大的毛病，是轻信人言，自己没有主张。”一会儿又劝我道：“《女子月刊》仍要办下去，书店则可办可不办。”一会儿又自言自语道：“我还没有好，这么多的小孩子怎么办呢？”三日，忽执我的手而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独身主义真正好。”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她又笑说：“你若抱独身主义，怎么会这样的麻烦和辛苦呢？”我也笑道：“你若抱独身主义，怎么生产这么多的孩子，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她又笑道：“谁叫我们俩这么要好？”唉！唯其这么要好，所以才闯下这滔天大祸呀！假如我也和一般弃旧恋新的男子一样，把心勉遗弃在乡下，那会生下这么多的孩子呢？假如心勉也和一般独善其身的女子一样，不问社会国家的事；假如我也和一般重男轻女的人一样，不帮她过问妇女大众的事；怎么会创办《女子月刊》和书店，把自己劳死压死呢？

永久不敢忘记的五月四日啊！这天心勉便不再同我讲话了。镇天昏睡，加倍安静，谁知死辰已到呢？下午我还找着了一个号称治肺专家冯子钧到医院去诊看，谁知我同去取药，还未回院，便接到了告急的电话，赶去一看，护士便宣布没有希望了。我目睹心勉那种惨容，便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喊：“心勉，心肝，你的名达在你面前。你不要怕，你放心去吧，你好好的去吧。你不要挂念我们，更不要挂念月刊和小孩子。月刊一定会办下去，不会辜负你的志愿。小孩子一定会好好的教养她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你，她们一定不会吃后母的亏。我自己也会保重身体，你尽管放心去吧。人世你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你这生的痛苦也受够了，也应该去休息一会吧。我不可怜你的死，只可怜你生前太受折磨了，只可怜你这次病得太痛苦了。病在你身上，痛在我心上。我天天去找医生想法子救你，但可恨这种病是医不好的，更可恨，还害你痛了许多天。现在你受的苦也够了，安静点去吧。大姊也在你面前，恕儿也在你面前，昌树也来了，余善也来了，白冰白凌也来了，清阁也来了，大家都在这里送你。心勉，我的心肝，你知道我们哭你吗？你的手东摸西摸，是不是在找我？让我和你握紧手，带我一块儿去吧。我对这人生也深深地觉得没有多大意味，失去你更加没有生存的价值了。心勉，你死得好苦啊，是我害死你啊。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我和《女子月刊》仝人围着她床前，从七点钟到十点钟足足哭了三小时。为得减轻她的痛苦，我抚摩她的心胸，抚摩她的手足。九点一刻还注射一针麻醉针，针入肉时，犹知呼痛。直至十点敲过，我大呼“心勉”，她的眼睛还晓得动一动。再呼，再动。十点十分，便不再动了，气也绝了，心脏也不跳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痛心哟！我唯一的爱妻，我唯一的挚友，我唯一的灵魂，我唯一的主宰，她竟撒手去了。

在她枕下，发现了三道遗嘱：其一是给《女子月刊》的读者的：女子月刊亲爱的读者们：

我负不起社会和家庭的重任，离开你们去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干下去！

心勉其二是给我名达的：名达：

我含着痛楚去了，你不要忘记我一生受尽了一切痛苦！你虽然真纯爱我，然而不曾减免我一点痛苦！

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为人太多，为己太少，太刻苦了，太忠厚了，太轻信人言了，太没有主张了！叮嘱你切记我的话，不要把自己杀害了。

我的四个女儿，你要好好教养她们！

你唯一的爱妻心勉其三是给四个女儿的：恕、□、惒、忞，我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妈妈，不幸被恶疾杀害了，可怜你们这么小就成了孤儿了！我真不放心！好在你们的爸爸是一个最好的人，一定会好好教养你们的！

你们要服从父亲和姑母的教训，努力求学，自立不靠人，尤其要姊妹互助，不可自相吵闹。你们若都能成大人物，我死也甘心了！

你们的母亲心勉总计她的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从一岁到十二岁，可谓幸福时期，做富家的娇女，也许没有什么苦恼吧。

第二期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可谓烦闷时期，被关在闺房里，辜负了天赋的聪明，虚度宝贵的光阴，一生的苦恼就在这时期播种了。

第三期从十八岁到二十六岁，可谓痛苦时期，二次升学，都因产儿辍业。所生一子一女皆夭亡，怀第三胎时曾患牙疮，几乎死去。再加上夫妻的相思，大家庭的委屈，痛苦可想而知了。

第四期从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可谓进修时期，方才拨云雾而见天日，和夫婿同居，读书作文，认识社会，增长学识。内心的烦闷一扫而空，渐有向上进取的趋势了。

第五期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可谓奋斗时期，受了社会的打击，失了亲爱的母弟，二次毁家，反而促进她舍己救人，改良社会的雄心，因而创造空前未有的妇女文化事业，奠定女子书店的基础，开辟了《女子月刊》的规模。不幸因为经验不足，力量太薄，赞助的人极少，因此拼命挣扎，以致力尽而死。

盖棺论定，心勉是一个有志向上，有志救人，而环境不许她达到目的的女子。自己痛感到求得智识的不易，所以想帮助她人求得智识；自己备受社会的压迫，所以想改良社会；自己饱尝一般妇女所共有的痛苦，所以总想设法解除女性的痛苦。总之，她从内地乡村的旧社会跑入大都市的新社会，所以具有旧社会的德性，兼具有新社会的才情。但亦唯其在新旧社会交替中，所以兼受新旧社会的压迫，同时饱尝新旧式妇女的痛苦。

至于她的早死，原因很多：（一）先天已得了她的父亲的结核遗传，所以生性是那么一种易受刺激，易起反应的神经质，一生没有快活过一天。而且身体是那么单薄，疾病是那么多。（二）她的母亲是那么刻苦度日，她少时的营养不足，自在意中。我的家庭又是那么贫困，一个月没有几天食肉。后来自己主持小家庭，又因节俭成性，还是那么食无兼味，有时买点肉类食物，又一定要让给我和孩子们，自己是永久只食那二碗米饭，怎么能使身体强壮呢？（三）夫妻的恩爱是那么浓挚，节育的方法是那么茫昧，隔一年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天生要我们替妇女做点工作，接连生产五个女孩。她既深深地自伤女子没有出息，所以每次产后一定要伤心地暗泣几天。但又那么怜惜女孩子，不愿交给乳妈带，恐怕她们沾染坏脾气。这样衰弱的身体，怎么经受得六个孩子的吸髓吮血呢？所以去年会流产，今年怀第八胎时会引起肺结核的暴露，死时还带去了一个五个多月的胎儿，真是凄惨到极点。（四）内地教育的落后，父亲的早死，家庭经济的贫穷，社会习惯的束缚，早婚和多子的阻碍，皆不容许她顺利升学，把她变成一个极端悲观，万分抑郁的伤心者。（五）更因为未受高等教育，学识和经验皆感不足，朋友又不多，所以创办事业时，到处都感觉困难。我又不能用全副精神帮助她，以致创业不能发达，更加使她觉到苦恼。（六）家事的琐屑，孩子的麻烦，文化事业的艰巨，使她终日操劳，毫无休息。以那么衰弱的身体，做那么繁重的工作，怎么不会半途跌倒呢？（七）起初因夫妻离别，相思甚苦。后来又因母弟迭亡，举目无亲。我虽爱她，而双方的个性都很强，常常因事冲突，虽然冲突之后，立即互相安慰，并不会决裂；然而究竟使她烦恼，她确实不能从我的爱情里得到深永的欢悦。天下之大，竟无一人能使她脱离悲伤烦恼的陷阱。这也许是她早死的一因吧。

无疑的，她是数万万被社会压迫的妇女的一个代表，有志抵抗而终于抵抗不了，终于失败而死了！

思想和性情的解剖

她的行事并没有显赫的功绩，不过是代笔那些有心向上而不幸失败的妇女而已；她的思想也并没有精深的成就，只是代表现代中国一般痛苦的妇女要求解放而已。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然不会贩卖洋货以欺骗国人。然而她所说的，尽是一般妇女所要说的话，而且尽是一般妇女所愿听的话。她能暴露旧式妇女痛苦，她能抉出新式妇女的毛病，她能指示妇女的出路。她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引起读者的共鸣。

她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主张，有好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她主张妇女们人人都要参加生产事业，先把中国救起来。她说：“中国妇女应该完全集中在生产事业的旗帜下，与男子共同努力，把中国从贫困状态中拯救出来。因为中国是产业落后经济破产的国家。好逸恶劳，吃现成饭，是中国人最大劣根性，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最大劣根性。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现代中国的致命伤。一家八口，仰给于一人，怎么不会感觉生活困难呢？四千万人生产，四万万人消费，每年流出现银数万万元往外国，七十一年来的入超共计一百一十余万万元，整个国民经济怎么不会闹恐慌呢？大家都在闹穷，怎么不会你争我夺，紊乱社会呢？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的痛苦，都由本身不努力生产所致，而妇女们尤当多负这种责任。大家都好逸恶劳，吃现成饭，专门享乐，不去工作。男不乐耕，女不乐织，以致衣食必需的棉花棉纱棉布米麦面粉等物竟占进口货的半数。民穷财尽，咎由自取，莫怪他人。因此我主张，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妇女，如欲解除本身痛苦，必须即日屏除享乐主义，参加生产工作。无论耕田，织布，做工，经商，每人一生必须做一种是生产而不是消费的工作，方才不愧是一个人。若一点工作也不做，只在家里任人玩弄，受人豢养，那是猪豕，是娼妓，不是堂堂正正的人。有智识的妇女应该洗雪被人视为娼妓猪豕的耻辱，赶紧屏除享乐主义，立刻参加生产工作。”她在另外好几篇文章都说及参加生产事业的重要，“认为要救贫弱的中国，惟有从事于生产事业，惟有努力于消费节制。所以在《女子月刊》里决不会告诉读者以怎样花钱，而只是贡献些省钱或生利的方法。”她所以创办女子书店，也就是提倡女子参加生产事业的意思，所以用的多是女职员。无奈大多数妇女在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滔滔者皆享乐之徒，欲得志同道合的人是不容易的，怎么不会失败呢？

（二）她主张妇女们必先从男子手中夺回经济权力，然后才可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她说：“经济权力的丧失，尤其是妇女一切痛苦的根源。因为男子既尽了生产的义务，便有支配的权利。女子既失了生产的能力，就不能不受男子的支配。社会状况一天一天发达，经济组织一天一天复杂，男子的权力也一天一天高涨。女子早就失了掌握经济的大权，没有运用经济的能力，（最多只做个生产事业的助手，）除了屈服于男子，相依为生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既依男子以为生，怎么不会吃男子的亏呢？”所以“我们妇女必须获得遗产继承权，必须享受职业自由权，必须把握财产管理权，尤其必须具备运用经济的能力，然后可以解除种种痛苦。妇女的财产，必不容男子代为经管，职业必不容男子妄加限制。我们要求妇女人人都有工作，我们要求我们和男子有同样的职务，即受同样的待遇。”“我们今日，不但需要财产，而且需要职业。不但需要所有权，而且需要管理权。不仅权是重要，力尤其重要。有权无力，等于无权。倘能有力，自可得权。妇女不要仅仅知道争权，而忘记培植本身的能力。我们认为妇女有了经济权力以后，不但妇女生活可以改善，就是人类生活亦必大有进步。”

（三）她主张妇女们应努力求得智识，方才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她认为“家庭制度成立以后，女子可以在家享受男子由外面得来的生活品，家里琐事又无须多大的聪明才能去料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增长知识，培植能力，只有终老闺阃，任凭男子的支配和欺骗。久而久之，视为当然。知识既永由男子私相传授，女子的智力便因不能享受平等教育权而日益薄弱了。社会上多少事业，女子便没有机会去干了。”妇女有无数痛苦，都由智识不够所致。所以“我们妇女必须获得教育平等权，必须享受学问自由权。必须启发智识，造就智力。”所以她创办《女子月刊》，以开发妇女智识为宗旨。而她本人亦以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为职志。

（四）她主张妇女必须屏除装饰品及享乐主义，方才可以脱离奴隶生活。她说：“妇女的身体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不容男子来雕琢束缚。妇女的精神不应该花在服装修饰上面，须知脂粉绮纨是古代妇女谄媚男子的产物，只可以表现奴性，不是自由人所应有的。我们需要有完全的体格和强大的体力，方才可以负重致远，改变奴隶生活为独立生活。我们认为妇女欲脱离奴隶生活，必先从屏除专供男子玩弄的装饰始。”又说：“都市的摩登女郎并没有真正的解放，不但没有解放，而且是更加堕落了。她们只知道把她多余的金钱，拼命的享乐，拼命的买外国货，弄得中国的金钱都向外国流去了。而且她们为得要达到她享乐的目的，竟不惜出卖她的身体，情愿去做变相的姨太太。”所以“现代中国妇女的急务，莫过于屏除享乐主义。”不错，心勉就是一个不涂脂粉，不靠颜色以邀宠，谨省刻用，以自苦为极的女子，只可惜先天后天都不足，以致不能负重致远，这也是她的遗憾啊。

总之，她的思想是不曾十分成熟，也没有整齐的条理，有时虽偶有一二句他人所不曾说或不敢说的话，但究竟不曾组织一个伟大的系统，也不曾详细指示几条出路给妇女们。这是为学力和时间，精神所限，她自己也曾说过，“我想做的文章常常无暇做成，而做成的是随意写出的废话。”今年曾把那些曾在《女子月刊》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名为《心勉偶存》。前数年曾把《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印成单行本。虽皆不是成功之作，而前书可以激发妇女的志气，后书可以指导妇女以方针。有志向上的妇女皆不妨一读。

至于她的性情，也很奇特。我把她分析一下，有四点是和一般人不同的：

（一）多情爱丈夫，爱儿女，爱母，爱弟，爱广大的群众，待什么人都是那么慈祥，和蔼，忠实，同情，体贴入微，使人感激，使人敬爱，使人永志不忘。甚至对那些讨厌的女孩子，虽然有时因她们吵闹而恨极了，但旋即又热爱如常。我想送一二个给亲友，她也坚执不肯。此种慈母之爱，真是伟大之至！

（二）善感有不如意的事，必泣；有极可喜的事，必泣；想起死去了的母亲，弟弟和儿女，必泣；甚至有时因为我待她太好了，也必感极而泣。但一经我的劝慰，立刻又破泣为笑了。有时劝慰之后，若仍旧不回心转意，我必自怨自艾，陪她恸哭，她便又反回来劝我慰我，甚至逗我笑了。

（三）精明她虽然读书不多，入世尚浅，但她对于人事，观察得很深到。某一个人的个性如何，应该如何对付？某一件事情的利害得失如何，应该如何办理？她的论断常常比我精明得多，准确得多。三四年来，我们对于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无形中分头负责，月刊大半归她，书店大半归我，我不大肯听她的话，结果是常常失策，至今月刊已爬上国内妇女刊物的最高地位，而书店仍沉沦于狂涛骇浪中，没有一日安稳。就这一点而论，我的才干已不如她了。只可惜，她既不曾受高等教育，又受家庭和儿女的牵制，以致不能发挥她的天才，难怪她死不瞑目呢！

（四）坚毅她“自己有自知之明，除了诚恳的志愿，耐劳的习惯，坚毅的意志以外，实在一无所长。虽然忝居文化事业发动者的地位，实在不宜长此包办一切。”所以屡次声明“《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是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公有的。”总希望获得大众的援助，庶几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很不幸，表同情的人多是没有余钱余力的人，有钱有力的人根本不愿赞助这种妇女文化事业，结果是使她觉到失望了。所以曾痛哭流涕的说：“亲爱的读者，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差不多就要心灰意冷了，再不得读者的帮助，纵使不随风转舵，急流勇退，也恐就会被风浪打击，葬身鱼腹了。”亲友们也说：“这是做不得的，你们救得人来，却先把自己牺牲了！”而她“既有目标和方法，又抱着热诚和毅力，早已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仍旧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而且说：“我就是劳苦死了，中国之大，《女子月刊》读者之众，难道没有第二个人继我而起吗？”死字常常不离她的口，常常不离她的笔。结果是成了谶语，终于劳苦而死了。心勉的躯壳是果然死了，而她的精神是永久不会磨灭的。死了的心勉是不会再“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了，而她所创办的服务机关是永久不会消灭的。为了追悼心勉之受种种折磨而死，我每夜十点十分钟一定对心勉的遗像流泪，直至我死的那一天。为了纪念心勉的服务精神，我一定要维持并充实心勉所创办的《女子月刊》，直至我死的那一天。心勉已为我而死，我将为心勉而生。“心勉何在？”在我的心坎中，在数万读者的心坎中，在千百年后的历史中。悲悼心勉时，固然万分伤心；更进一步时，又不觉自相勉励呢。

黄心勉女士年表

中华民国纪元前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江西兴国。

民国三年毕业于兴国县立女子高等小学。

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病故。

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与姚名达结婚。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生子汉寿。

民国十四年一月五日，生第一女春申。考入江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月二十三日，子汉寿病死。

民国十五年仍肄业师范，秋转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十一月七日女春申病死。

民国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生第二女孟恕，□此辍读。

民国十八年二月五日，与名达同游上海，十二月五日，生第三女仲□。

二十年四月，撰《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八月十六日生第四女叔惒。十月十七日，母死于赣县。共党毁其家。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三十日，日本兵焚其沪寓。三月二十日，创办女子书店。九月十日，弟邦俊病死。十一月，为上海《国货日报》主编《女子与社会周刊》。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创办《女子月刊》。五月十六日，生第五女季忞。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为上海《晨报》主编《现代妇女周刊》。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得病，五月四日死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原载《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6月9日出版）国难的由来和现状1936年

国难的由来和现状一

国难不是自“九一八”开始的，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的。我国自有国难到今年，已经九十四年了。我们的国家天天在灾难中，我们的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世世在国难中生活，“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忍受最大的耻辱，忍受最剧烈的痛苦，忍受最劣等的待遇。整个民族都在昏睡中，凭人家宰割、剥削、玩弄，虽然也有少数人曾惊醒数次，但不久又昏睡如故。

“国难”，“国难”，什么是国难？谁造成我国的国难？国难的现状怎样？如何才可消除国难？这是国民人人必须知道的问题。

二

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企图获得利润的欲望造成的。远在十五世纪的末年，欧洲西部各国的人欲避免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居奇垄断，探险绕道，企图与东方的印度、南洋、中国直接通商，竟然发现许多新航道，获得许多新市场，占据许多殖民地。他们无耻的向未开化的民族榨取很高的利润，造成很多的资本家，只要于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是无所不干的，多少航海商人同时兼做海盗也不以为耻。

十六世纪初年，欧洲商人已来到我国的广东、福建海岸通商，因为我国在当时是强大的国家，武力足以抵抗外患，所以欧人概能服从法律，忍受限制，不但不敢侵占土地，而且还不能自由贸易。一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改换一个局面。

一七八五年，蒸汽机和纺纱机结了婚以后，英国的实业革命开始发展，各国亦相继仿效。生产技术完全改变，一切经济组织随之改变。生产力量扩大，本地不能消费完了，自然须把货品推销到国外市场去。原料的需要激增，本地不能充分供给，自然须向国外去寻求。于是殖民政策，一变昔日仅占海港的办法而深入内地。各国纷纷向未开化的地方争取殖民地，就地开发富源，推销货品。遇有国家有组织的地方，则或用手段骗取各种经济利益，或用武力分割其边疆的一部分，或用阴谋分化其内部。

到一八七年，发电机又成了一切工业的动力，第二期实业革命开始。资本更加集中，实业更加集体化，对一切利益有独占的企图。于是实业发达，资本充足的国家对其他各地便更加剧烈的侵略。或再强占其领土，或分划为利益势力范围，或灭亡其国家。

这便是所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便是帝国主义，它的发展便是我国国难的来源，便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我们死，要我国亡。

三

侵略我国最早的是从南海来的英国和跟它来的法国，其次则是从西北方来的俄国，日本国最后兴起，但其侵略我国却是最厉害恶毒的，美国别有原因，对我侵略的压力比较小。

它们侵略我国的手段是分六个步骤。第一，强迫开放海口，减低关税。第二，强迫开放内地，扩大市场。第三，强迫割让边疆与属国，改为他们的殖民地。第四，强迫租借海口，骗取开矿筑路的权，分割势力利益范围。第五，诱惑各民族脱离中国，挑拨各军阀互相残杀，甚至用武力助逆，不让我国统一。若再进一步，则非把我国灭亡不止了。

举事实来证明吧：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便是第一个步骤，英国硬把我国的海口开放了，并用欺骗手段与我国协定海关税则，使我国实业永难兴起。其他各国跟着也用威吓手段前来通商了。一八五八至六年的英法联军和天津、北京条约，便是第二个步骤，它们硬要我国开放内地，并规定最低的子口税，使洋货得以畅销内地。以后俄国占我西北、东北许多土地，法国夺我属国越南，英夺缅甸，日夺琉球、朝鲜、台湾，便是他们的第三个步骤。至一八九八年，德、俄、英、法四国纷纷强占要港，分割势力利益范围，日本也追随其后，便是第四个步骤，它们的企图是要独占一块市场，以便投资。虽经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来抵抗，却也无济于事。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们深恐我国有强大的政府，俄国助外蒙古独立，英国助西藏独立，日本国除助军阀破坏政府外，近年甚至侵占东北四省，抬出傀儡来组织伪国。这便是它们的第五个步骤，现阶段快要到第六个步骤了。

这都是我们的国难，国难远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到今年已九十四年了。

四

日本自一八五四年始被美国强迫开放海口，比我国迟了十二年，可是它的国土小，容易接受西洋文化，进步较我国为速；自一八六七年变法维新后，不过二三十年便已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有向外发展的必要。一八七八年既骗取了我属国琉球，一八九五年又夺取了我属国朝鲜，属地台湾、澎湖，并在我国各商埠设立工厂，且得享受各国同样的许多的特殊权利，一八九八年又以福建为势力范围。一九五年又打败了俄国，取得南满洲的铁路、矿山、军港租借地，直扼我国首都的咽喉。在华三十年功夫，便把我国的生死之权握在手里。这三十年中，除在东北三省用种种卑鄙手段取得了许多特殊权利，如开商埠，租耕地，驻兵，设警察，开铁路，开煤铁矿，采森林，设各种工厂，强占旅顺、大连，满期不还外，又于一九一五年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想把我国成为它的属国。

一九一七、八年借款给段祺瑞，又骗取了许多利益，并支配着北京政府的一切。后来虽因一九二二年的《九国公约》，稍受限制，但它仍旧毫无忌惮，在东北方面，侵占各种利益。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它便出兵阻碍进行，禁止东北军阀降附。等到国民政府要求关税自主的时候，它却单独反对。后来因东北民众开发各种实业，建筑许多铁路，它便出兵占据东北三省，扶傀儡登台演戏，造成个满洲伪国来，一面轰炸淞沪，以解散我国的抗日抵货运动，一面继续向关内侵略，夺热河，破长城，逼北平，迫订《塘沽停战协定》。至去年，一面用经济提携的口号，想扩大它的市场和取得大批廉价原料。一面却又唆使华北各省自治，以便独占其各种利益。野心不死，非灭亡我国必不肯休。

日本所以要侵略我国，完全是要取得经济上各种利益。因为台湾产糖、茶、米，所以要夺取台湾。因为朝鲜地广人稀，可供殖民，所以要占领朝鲜。因为东北各省煤铁丰富，大豆奇多，所以要骗取东北。因为华北各省盛产棉花、小麦、煤、铁，长城口外盛产羊毛，所以现在又要侵略华北。将来它如欲得到盛产丝米的长江下游各省，定然又要来侵略江南了。

东北的损失，并不是九一八才失去的，老早在一八九五年即已被占领一部分，后来虽赖俄、德、法三国干涉，得以赎回，但不久又被俄国侵入，及一九五年日本逐去俄人，便强占南满铁路及辽东半岛，每年仅仅从铁路、矿山、森林、工厂，各项收入，便已赚得二三万万元。后来东北的军阀陆续断送种种利益与日本，又一向准其日俄驻兵于铁路及租借地，我们可以说自一九五年以后，日本即已占领南满洲了。我国不图自强，不欲废除不平等条约，自留祸根，及至九一八祸发，便不可收拾了。

岂但东北？日本对任何地方各种利益都有侵略的野心。山东金岭镇的铁矿由它开采，湖北大冶铁矿已订好了合同一定要廉价专卖给它。胶济铁路尚未赎回，南浔铁路欠了许多日本债。淞沪铁路经过它的兵营门口，各个商埠大都有日本租界，驻有日本兵舰或陆战队，日本飞机可以在河北任意飞停。天津、上海有许多日本纱厂丝厂。北方有许多日本贩毒队。内蒙古老早和它有勾结。华北有些亡国奴已在听日本之命宣布自治了。到处都是危机。日本早已公然宣称中国没有国家组织，前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声明更公然宣称日本欲独占中国的野心，蚕食狼吞，不尽不止。

五

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如上述，我国竟然从来不曾起过一次真正的伟大的抵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把我们自己封锢在暗室中，目无见，耳无闻，手足不知所措，任凭它们来骗欺侮、压迫、剥削、残杀。迄今还不知应付它们，解除国难的方法。

在鸦片战争以前，欧洲各国要求我国改善通商的章程，外交的仪节，假如我国政府明白世界大势，与它们订立平等的、相互的通商条约，则正当的国际贸易可以发展，白银不致大量流出，鸦片禁输问题亦不致引起战争，而且关税壁垒未除，对洋货的输入亦可防闲，对国货的保护亦可周到。无奈满清政府在事前一味坚执专卖专买的通商制度，一味抱持自尊自大的态度，不肯稍加改变。同时又不知道采用新式的枪炮及蒸汽铁甲舰，冒昧用旧式刀矢和英国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唯命是遵，赔款、割地之外，开放海口，划定租界，让与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协定海关税则，进出口货关税减至百分之五，准许外国商船及兵舰入各商埠，减轻船钞，把门户开放，任凭外人自由榨取各种利益。从此以后，直至一九二年，洋货进口都只征百分之五的关税。欧洲各国自实业革命后，生产技术既精，经济组织又密，有迅速的交通机械如火车轮船为之运输，复从各殖民地榨取廉价的原料，拿来制成各种商品，大量生产，成本低廉，形质俱优，人人爱用。因此洋货输入我国一天一天激增，每年超过出口货额自数千万元至数万万元，九十四年来的商品入超总数在一百万万至一百三十万万元之间，而黄金与白银的流出，赔款与汇款的支付，尚不在此数之内。这就是我们人人感觉经济恐慌，生活困难的最大原因。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便是我们第一次的卖身契约，自杀合同。

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英法要求修改条约，减低关税，本来亦无战争的必要；而满清政府坚决拒绝英法公使入京，竟致交战，弄得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皇帝出奔，国威更加堕落，纸老虎已被拆穿，订下的条约丧失了更多权利利益。从此以后，外国商船兵舰更可深入内河，外国传教士人民更可深入内地，不但门户早已经敞开，而且堂室也完全洞开。国难又更深一层了。

强盗已入屋内，既无力拒之门外，又不知充实反攻的力量。当初既免去外人日用品的入口税，又禁止各种新机器进口。后来又用官办实业的政策，叫些贪官污吏试办些新式工厂，及轮船局，结果统统失败。洋货入口，征税既极轻，且不准重征，而国货流通，反受厘金关卡的重税盘剥，日就衰落。等到一八九五年以后，日本和英国已在我国各商埠设立工厂，我国商人才慢慢创办工业，可是已经太迟了，技术的幼稚，资本的微少，厘金苛税的剥削，封建思想的余毒，在在都阻碍新工业的发展。后来虽经欧洲大战，洋货减少，及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刺激，一时兴起，可是不久又衰落了。

农业方面，因生产技术的墨守旧规，人口繁殖与产量增加的比率悬远，农民对田赋杂税的担负太重，外国粮食进口的免税，或低税，以致民食不足，内乱时起，经过太平天国、捻、回、苗等长期的讧乱，农村残破，水利不兴，失业的农民大多入伍当兵，赖军饷以自活及养家。尤其民国以后，许多军阀争城夺地，兵的需要更加激增，农民的数额日益减少，生产衰落，民食更加恐慌，近年以来，每年的米、麦、糖、杂粮的进口，总在二万万元以上。农业的崩溃即在目前了。

自从受过鸦片、英法、太平三次战役的教训，方才知道外国的大炮铁舰委实厉害，满清政府有人在提倡训练新式军队，创办了些少的新式海军和陆军，可是进行的速度既很慢，而大部分的军队仍用旧式训练及刀弓，不肯彻底改革。混账的那拉太后甚至把建设海军的经费改作修理颐和园的用途。加以中法战役、中日战役，海军二次被歼，一蹶不振。强盗早已闯入屋内，紧紧扼制我们的咽喉，堵塞我们的脏腑，不让我们活动了。

一八九五年，对日一战，海陆均败，许多帝国主义强盗，乘火打劫，有瓜分我国之势。康梁变法，想用立宪政体来挽救垂亡的国运，但百日维新的努力，却经不起那拉太后的一怒，反因此激起那老娼妇吸引义和团来排斥外国势力，结果又弄得更糟，她所负的孽债到现在仍旧要我们代她还！从此以后，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国便不曾再起拒抗强盗的运动，天天忙于自相残杀了。辛亥革命既未能肃清腐化的封建势力，反而留下孽种，让它复活。于是民国为名，军国其实，二十五年来的局面，竟成了军主专制的国体，袁世凯窃国于先，张勋拥溥仪复辟于后，段、曹、吴、张、冯，相斫于北方，陆、唐、陈相斫于南方。人人只知争夺地盘，剥削民众，饱足私囊，而忘记了尚有更大的利源老早或正在赠送与帝国主义强盗了。有枪阶级事实上已成了封建式的帝王，割据一方，尽情谋利。对于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竟没有几个人去拥护和保持，反而陆续出卖与赠送与帝国主义强盗。而一般士大夫阶段，则只知仰承有枪阶级的鼻息，分尝点余沥以养其家口。

直至一九二五年以后，国民党从广东方面发扬着反帝统一的大旗，进行北伐，而不幸因共产党的相煎太急，中途分手，反帝的势力减弱，国民党遂与封建式的军阀妥协，不彻底的革命遂因妥协政策而得早产，早产的婴儿自然不会是健康的，故不久即有许多军阀在各地叛乱，征战连年，无暇反帝。而共产党又趁机捣乱，结果是引起了强邻的野心，而发生九一八巨变，日本施展巧腕，把东北数省攫去了，一般人都说国难来临了。

自九一八迄今，已五六年，而国难不但迄未减轻，反而日益加重。我国政府用尽种种方法，迄未能挽救危机，消除困难。这不完全是政府的失策或无策，而实在是因为历史的压力太大了，虽有上智大勇的政府，一时亦不易转变这局面的。我们可以说，国难的加深，不纯粹是政府的责任，而民众每一个人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试把我国国难的现状用地图表示出来，则可得到下列各种系统的知识：（请参看中国现势图）

（1）日本的领土在我国东方海外，象锁链一般，紧紧地把我国镣锁起来，把我国的出路堵塞了。

（2）日本近年用武力占去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察哈尔省东部多伦、宝昌等县，河北省长城外兴隆等县，及山海关，名义上算是属于伪“满洲国”。这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各项权利完全已属于日本，与日本领土无异。

（3）辽东半岛自一九五年即由日本国用租借的名义占去，其南端旅顺、大连附近的行政权早已丧失。现在更不用说了。

（4）河北省自通县以东十八县原属所谓停战区域，现在殷汝耕所谓“自治”的名义下，等于划入日本或“满洲”的版图了。十二月十六日，殷军竟然占领了塘沽，华北的门户已破除了。

（5）河北、察哈尔两省包括北平、天津二市，自被强迫“自治”以后，已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军既可自由行动，随时都可占领。

（6）福建省老早已由清朝和袁世凯声明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7）山东自一九一四年后胶济铁路和沿线矿山的利益已归日本，青岛更在它的海军掌握中。

（8）汉萍冶公司和其他几个小公司的铁砂一定要廉价专卖给日本。南浔铁路负的日债比资产还要多。

（9）段祺瑞政府由西原龟一经手所借的日债多至四五万万元，不久日本又要来讨债了。

（10）苏俄表面上说以平等待我，而事实上和日本一样，在外蒙古制造了一个“蒙古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国报纸对这个伪国的记载，竟和一般独立国无异，不用“”号称明，真是荒谬到极点。）

（11）新疆省在经济上已归并于苏俄了，政治上也有名无实的属于中国。

（12）内蒙古前年已“自治”了，日本和苏俄各想拉拢它，它的领袖德王和日本很接近。

（13）英国自一九一二年即已把西藏变成一个独立国了，虽然也和“外蒙古”、“满洲”一样，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承认，可是它是不受我国政府统治的。

（14）法国有滇越铁路通云南，所以它的经济势力早已支配了云南。

（15）英国有香港作侵略中国的根据地，特别是广东受其威胁与控制。例如去年十一月四日我政府公布的新货币政策即不能毫无变改的施行于广东。

（16）弱小的葡萄牙也盗取了我国的澳门，更是奇耻大辱。

（17）其他在内地及沿海所损失的主权和经济利益更是擢发难数，须另作一文记之。

（《女子月刊·新年扩充特大号》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出版）程伊川年谱小序程伊川年谱小序八年前，何柏丞先生尝与予讨论浙东史学，征得王岫庐先生同意，爰有《中国史学丛书》之撰辑计划；予于数年之间，分撰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学诚诸年谱，概已成书。后经一二八之难，宋黄二谱被毁，个人对史学之观念既已转向唯物方面，进而创为唯利史观之说；而近五年来，又瘁精神于大学教课，无复余力以治著作。去年春，岫庐先生重提旧事，命撰《程颐年谱》；中经爱妻心勉之丧，悲怛过甚，虽已着手而或作或辍，不克如期完成。搜史料于杭州，写正稿于普陀；历时年余，始得杀青。覆检一遍，深深自惭！论考据之精审，既无以逾于旧著诸谱；而史观之发挥，更未表丝毫于简端；使亲我者谬以年谱专家相谥，仇我者更远斥之出史学之门：此皆予之罪也。然洋海之量，固不可升斗量；以管窥天，谓天小者，非天之罪，乃窥管者之陋耳。予之学固未有成，然笃志苦读，精思力索，则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可雪斯耻耳。彼徒骛虚名攘实利者，予固不屑与之争也。

二十五年八月一日序于普陀山报本堂

（原载姚名达著《程伊川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37年）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1937年

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

一正是吃苦的时候

二十世纪上半纪是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一切的时代，弱国受强国侵略，穷人受富人剥削，已成为天经地义，不容（不是不应该）反抗的正常事态。受各帝国主义者侵略已有九十六年的中国，国防尽撤，军事上固绝无反抗的力量；而重要资源大半已被强占，经济壁垒大半已被毁灭，交通命脉大半已被控制，生产机关亦半被据有，半被支配，非但新兴的民族机械工业不能发展，即固有的农业，手工业，及贩卖土货的商业亦已尽被破坏，趋向完全崩溃的路途，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除了极少数被帝国主义者豢养的买办阶级，以及偶然占得统治权的官僚军阀，谁不叫苦连天，深切地感觉生活的困难？对外既无力反抗，不能夺回已失的权利，惟有对内自相争夺。中国社会所以不能安定，乃是帝国主义大力侵略的必然结果，无从避免的。血气方刚，头脑清醒的青年，谁不痛恨那些争权夺利、误国害民的官僚军阀？谁不痛恨那些为虎作伥、重利盘剥的买办奸商？可是一到中年，为了谋生，依旧不能不向他们屈服，合流同污。“雨落檐前水，点点照旧行！”谁都只知道自己的名利着想，纵使妨碍他人的幸福，断送国家的命脉，扰乱社会的安宁，亦不之顾。“人到中年万事休”，中国被那些中年人弄坏了！

他们——那些高踞社会上层的中年人，紧握着对外屈服，对内斗争的政策，争权夺利，此仆彼起。政治方面，酿成长时期的内乱！经济方面，酿成即将崩溃的局面；思想方面更坚执着顽固的封建思想，给予青年人以莫大的痛苦。生活在这时代的青年，外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内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忍受既有所不甘，反抗又没有力量，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是比较任何人剧烈得多。十余年前，我曾说过：“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里头最烦恼的、最痛苦的，恐怕没有比中学毕业生更甚的吧！”的确，中学毕业生的思想比任何阶段的人都来得尖锐：他们对现实的社会感到万分的不满意，可是又没有方法改造它；想用自己的力量供给自己的生活，可是所学的知识却不够谋生之用，社会上又没有现成的职业期待他。有些想升学，可是家庭的经济力量担负不起。在每年数万的中学毕业生中，能顺利地如意前进的，究竟有多少人？大多数人还不是天天在苦闷中过活吗？

不过，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男子的出路毕竟比女子远大得多，无论是升学，是谋生，男子都占有优先权或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回到家庭去，他也比他的姊妹和妻子享有大的幸福。最痛苦的还是女青年。她们想向前进，社会与家庭都不让她向自由前进。藉口经济关系，婚姻关系，或礼教关系，家长常常禁止她升学或谋生。纵使是有钱升学，或有能力谋生，她们也不能如意地达到目的。大多数的女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有些是未到毕业之前）便被迫出嫁，“以嫁人为职业”。“回到家庭去”，或做供人驱使的牛马，或做供人玩弄的小鸟，或做受人豢养的猪狗。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能舒展自己的意志。另外有一部分，虽侥幸得升大学或谋得职业，亦不能如意发展，有时为个人享乐主义所迷，有时为万恶社会所阻，常常中途折回，仍旧投到男子的怀中，不能超然独立。只要是头脑稍微清醒的人，谁不觉感到女子经济独立不易，妇女解放运动的未成？她们内心的痛苦，是比男子都来得加深的！

正是吃苦的时候！数万万的劳苦大众都在啼饥号寒，最后的一滴血快给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榨取完了，谁不叫苦呢？

二站在三条歧路的当口

中国现有中等学校学生四十万名，每年有十余万名毕业，这十余万人的出路对于整个民族的前途委实有重大的影响。假定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女子，这一万余女学生趋向到何处，也是判定妇女解放运动的命运。她们和他们在这六月里头已站在三叉路口：一条路是升学，一条路是找事，一条路是回家。歧路中还有歧路：升学的人，进普通科好呢，还是进专门科好？文理科好呢？工商科好？找事的人，进教育界好呢，还是进商业界好？回家的人，立即结婚好呢，还是养晦待时好？一大堆的问题，陈列在每一毕业生面前，萦迴于每一毕业生脑中。

初级中学毕业的学生，如果要升学，一般都喜欢进高中普通科，这有种种原因：普通科名额最多，学校亦最多，录取较易；普通科科目较齐备，便于升大学，其实假如高中毕业后有力量能够再升大学，那也是应该的。只可惜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的比例仅仅为十与二之比，大半的高中毕业生还不是不能升入大学？等到那无力升大学时，再忏悔早不曾学习专科，以致身无一技之长，却已来不及了！不过这也难怪他们：请看全国职业高中和师范后期校数的寥寥可数，便可以知道他们不得不入普通科的不得已了。况且投考高中的人亦十九不能考取，因为每一省中不过几个高中，偏远的省份也许只有一个，即在教育号称发达的浙江省在前也仅有三四个省立高中，直至本年度才决定再添四个。人口多至六十万的杭州，除杭高、女高、杭职高及之江附中，再也找不有一个高中了！职业科吗？那更可怜！女生想入职高吗？那不要做梦！在上海，也许有好几十个高中，因为那是全国学生的最后一条出路，凡是想求更好的学问的，投考本省不取的，想享受物质繁华的，统通跑到上海来了！职业科也比任何地方多些，因为买一二部中英文打字机，一个悬挂算盘，就可以挂商科的招牌了！切实的，学了有用的，究不多见！

升学是人人梦求的光明之路，可是十个中有九个都失望了！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找职业一个办法。那么找什么职业好呢？耕田，田是多数人现成有着的，可是受不了风吹日晒的苦楚。做工，手工是没有饭吃的苦童才有来投师傅学习的，中学毕业还值得去做吗？机械工业轻便些，可是没有学过，有机械也不会用，况且中国内地绝对没有工厂，有些大都市有几个工厂也只收容着饥饿线上的一些贫苦无告之男妇，最多不过有几位留学生在做着工程师罢了，中学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经商吗？那还可以将就将就的，因为也可以着长衫、着西装呀！可是新式商业机关也要资格、学识等等才可以插入，旧式商店未免有点琐屑龌龊也受不了吗？综合看来除了特殊关系，有极少的中学生转入商界外，大多数是没有机会从事实业的，最大的出路只不过在小学教书，不过这条路早给后期师范毕业生占据了，满满的，很少有空位置。再退一步，那只在地方上当土豪劣绅愚乡愚，骗点钱用，这不是正当职业，而且也有许多前辈很有经验地独占了！最后或者投考什么机关做一名书记或干事，那也要看人情和靠山啊！算来算去，找职业在中学毕业生实在是一桩极难的事情。

最后一条路只有在家安享了！安享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一须有钱，二须是男子，那才行。女子却不行了，须得出嫁。男子还有家可归，女子却必须卖身投靠了！而且大多必须受家长的支配，不一定能自行选择。在都会中，那是碰运气，靠着姿色，靠着手段，也许可以自由找得一位如意郎君，多财多情，那真一生食着不尽了，谁不羡慕？可是一旦，“强中还有强中手”，你漂亮还有比你更漂亮的，那你就倒霉了！那也不要紧，也许还可以捞一笔赡养费呢！那真是好职业！只可惜这种职业只限于少数大都会中的少数大官大贾！运气最不好的是“男子有进步”、“女子没有进步”的内地女子，眼看着从前可靠的男子后来都靠不住了！一个个陷落于痛苦的深渊中。即使丈夫是永久可靠的。假如不是地主或官商之家，谁不在叫苦连天？有几个能优裕快乐？这样看来，究竟“以嫁人为职业也不是一桩很稳的职业了”！

三条歧路陈列在你面前，而前途却一样并不平坦，你将走那一条路呢？

三最可靠的前进路线

那么，你便可以不前进吗，那不行的！人生一点钟不呼吸空气就要死的，假如要生活，便得要活动啊！

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代你们解决难题，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给你们指示出路。不过我尽可以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件随身法宝奉献给诸位。

第一件，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诸位有的也许会下象棋，便知道二句话算是斗棋的秘诀。人生就是棋局，社会就是你的敌手。你如果想生活，便得进攻。假如你恃着家有田产，尽够自守，那结局不是失败便是痛苦！假如你安于小成，不求上进，你的知识是会落伍到不能生存。所以，无论升学也好，求职业也好，在家安享也好，你必须保持一种进攻的精神，不要偷闲，不要疏懈。无论对于任何事件你必须留意他对你发生的影响，你必须预防他对你的进攻。再充分点说，你必须前进，不可后退。在这个原则下，在家安享已是不应该的了！纵使家里有饭吃，也应该去找职业。假如想找更好的职业，更应该升入更好的职业学校。

第二件，充实自己，依靠自己——世间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你千万不要依赖任何人！纵使父母爱你，纵使家有万金，纵使夫妻恩爱，纵使一切都很顺利，你切不可自满，切不可大意。因为人生是像行云流水一样，顷刻万变，绝对不能保障将来一定如意的。你在幸福的当儿，应该预料想到贫苦时是怎样的痛苦！你当恩爱的当儿，应该设想到失爱时是怎样的痛苦！可是，无论怎样，你自己的能力总是不灭的，最可靠的！一旦你没有了家产，你还有自己的能力可以换取你自己生存，一旦你没有了快乐，他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觅取你的生趣。再说，不但如此，向前进攻时，更加靠自己的力量，他人的帮助是不可完全倚仗的。你不可凭借父兄亲友的情面和势力去求得所欲，必须习惯了用自己的力量，然后能开拓出自己的前途。有个比喻，假如你乘船时忽然船破了，他人只顾救自己了，你还靠谁呢？倘使你会游泳，自己便可以救自己了。所以我奉劝诸位，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你不要忘记充实自己的能力，无论是智识，体力，道德，你必须把他时时刻刻点点滴滴地充实起来。纵使不能升学，无职业可找，难道你不能在家进修吗？

第三件，利用环境，改造环境——可是，自己的力量究竟有限，人类所以能发展到占有这个世界，便是因为善于利用环境和改造环境。自己有了力量应该用在这个目的上。环境的力量大极了，他能使你生，使你死，使你笑，使你哭：你一味去反抗他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利用他，改造他，使他为你所用，使你不为他所困。比喻说：升学是不成功了，那困人的家庭啊，比牢狱还要讨厌！假如你天天愁眉不展，那真糟了，你不应该如此，你必须利用这个空闲的机会，努力自修。不可以烦闷的心情度过这难得的光阴。再说，家是这么地穷，还有什么方法改造它呢？那不是这样说：你不能升学难道不能入函授学校吗？难道不能向有学问的亲友请教吗？难道不能向图书馆或朋友借书看吗？这是就退一步讲。若是向前进，更必须应用这个道理。你不能一味委屈自已去适应那个环境，必须去改造它才是。比喻说：在学校里，同寝室的同学都很吵闹，弄得大家不能安心读书，你不可仅仅讨厌他们或避离他们。你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引诱他们也用功，改变他们吵闹的习惯，组织自治的规则，这不是不久就可以改造你这小环境吗？小之于一室，大之于社会国家，我们都应该用这种态度。

四三个前提

可是话虽如是说，如果不树立我们的共同目标，先解决那些前提，则我们的前进也没有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成功。

我可以说：在现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女子，应该建立起三项目标：

一、　打倒帝国主义。

二、　打倒封建思想。

三、打倒个人主义。

第一点如不办到，则国家不能复兴，人人皆无出路。第二点如不办到，则妇女地位不能与男子平等，痛苦仍是不免的。第三点如不办到，则人吃人的社会依然存立，安宁与幸福是不会达到的。

最痛苦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是最有希望的人才，“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此吃紧的关头，保持前进的勇气，充实自己的能力，固定不变的目标，成功是必然的，纵使因人而有迟早的不同！

此文起草于去年五月，廿六年六月二日始完成之。

（《女子月刊》第5卷笫6期，1937年6月15日出版）《中国目录学史》·自序《中国目录学史》·自序书恒有序，以自炫也；而美其义曰：述著作之旨！自《庄子·天下篇》、《太史公·自序》已不能无过实之辞；其他复何论哉？名达三十二载之生程，印满汗血与泪之污迹：智不足以免饥寒，仁不足以救妻子，勇不足以雪耻辱，其有忝于达德也甚矣！方且贻讥学阀，见笑高明，招架不住，落荒而走；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法董子之下帷三年；岂敢妄弄丹铅，嫁灾梨枣，自欺之不足，复以欺世乎？虽然，吾之著作，非以猎取功名，亦非为博得升斗；正因学力孱弱，窃欲藉此多读专门之书以自营养耳。忆昔清华园中，涵芬楼下，优游修习，其乐何极？而不幸一遭倭燹，再罹乱离，内增家室之忧，外乏图书之豢；犹复妄据讲坛，漫刊空论；驯致荏苒五年，学无寸进。其不合流同污，与狗争骨也几希！及乎妻死家残，故交乖戾，然后恍然于傲骨之不容于媚世而实学又不足以称其虚名也，乃有折节读书之志。

先是二十四年冬，商务印书馆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名达自维业愧专门，学无创获，旧著《目录学》舛漏百出，方滋内疚，故受命之后，忧心忡忡！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书馆借读，累月弥年，丛料愈积而组织愈难，乃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其始原欲博搜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

是书绝非成熟之作。如能假以岁月，或可保持最初彻底研究之精神，求得明确详备之知识。惜因汗青期迫，致有虎头鼠尾之弊，不能一一如意探寻，私衷深以为憾。书中论断，多出心裁；近人新作，未克遍窥。姑举数端，聊示一斑：对于史事之考察，如谓《别录》无辑略，《诗》、《书》皆丛书，《隋志》四部为《七略》、《七录》之嫡裔，而非荀勖、李充四部之后身，《佛经》之《旧录》及《别录》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及《别录》，马怀素之续《七志》与褚无量之整比四部并不同功，此类皆一反古今成说，不惮立异之讥。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对于研究之结论，间有创说，如谓目录必兼解题与引得而有之，丛书必须拆散，不应合入总类，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皆昔人未出之言也。然统较全书得失，则其创获远少于过谬。如详究佛经目录而抹杀藏书目录，讲述分类而忽略编目，甚至同于特种目录篇中，亦各有详略，每无理由之可陈。此其剪裁之失均，大病一也。有时专读一书，兼旬弥月，有时片刻之间，涉猎数部，初则每书必目击心知，后竟望名生义。此其精懈之不等，大病二也。其他挂一漏万，知古昧今，荒谬之处，诚不堪专家之一击。且丛稿盈箱，每有已知而未用；私见所及，临时反忘而不录。他年如有余兴，尚拟痛改而重造之，不敢隐恶拒善，自画于不知妄作之列耳。

当名达之写此稿也，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趱程愈远而痛苦愈深，废然思返者数矣。况又箪觚屡空，典质俱尽。而又不愿苟且，初未因腹馁而漫剪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当斯时也，有人焉济以干粮，煦以慈爱，俾其精神复振，有进无退，乃克有成，斯诚不可以不纪。今日何日？非吾父母六旬诞辰耶？非巴雪楼翁许吾与漱泉订婚之良辰耶？谨以此曾经用功而成绩极劣之著作呈献于父、母、雪翁暨漱泉之前，尚祈继续扶助而勉励之，俾于崎岖行尽之后，终能步入学域而有所树立，则尤幸事也。

最后，更以至诚感谢陈叔谅先生暨浙江省立图书馆诸君子，赖其恩惠，享有最大之自由，始得丰厚之养料以喂此弱不胜衣之婴儿。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原载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1939年

《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一年表之渊源及其功用

年表之作，始见于《太史公书》十二诸侯年表。盖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用意各异：“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睹诸要，难。”司马迁“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见《史记》卷十四）表字原有外表、显明之义，谱字则有簿录、布列之义。布列诸侯史事以表显盛衰大指，而用年岁贯串之，故号曰年表。观其体例，以经纬线条，区分类别，各有所明。循上而下，则同年之中，各国大事，朗如眉目。循右而左，则一国之事，逐年序记，畅如江河。理纷纭为条贯，使学者得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之语）岂不快哉！故历代史书，颇遵其法。例如《宋史》宰辅表序即谓“国家世祚，人事岁月，散于纪传世家，先后始终，遽难考见，此表之不可无，而编年不容于尽变也。”（卷百二十）刘知几《史通》表历篇虽甚诋表为无用，亦谓“列国年表，或可存焉。”实则繁杂之事物，为辞句所不能明或不易明者，一列于表，则莫不显若丹青，凡表皆然，不独年表而已，此则知几所不及知，故妄肆抨弹耳。

“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于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故章学诚“疑古人于累计之法，多用谱体。”“《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七《永清县志职官表序》）《汉书》艺文志历谱类中以谱名者仅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二种，未有自注，故其著作年代不明；然其分量多至二十卷，或五卷，且书之以卷计者必为布帛所成，当非古籍可知。而《周谱》却不见于著录中。刘知几则谓“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桓谭《新论》）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见《史通》表历篇。《史记索隐》引刘杳之言，亦与桓同。）郑樵亦谓“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观司马迁所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然“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故“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并见《史记》卷十三）司马迁既“读春秋历谱牒”，故能著《十二诸侯年表》耳。证以上文所引，则历、谱、牒为三种体裁不同之书，各有所偏，迁始综合改制为年表。纵使三代世表确仿《周谱》而成，亦不可谓各种年表皆然。故年表之体例，非特以《太史公书》各表为今存之最古者，且可推定司马迁为创造人焉。

二学术史与年表

政治史之在我国，畸形发展；政治年表独立成书，所在多有。学术史则向无专书，及佛教输入始有《释迦谱》《高僧传》一类之著作问世。《释迦谱》乃梁僧祐之创作，已具学术年表之规模，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则有帝年三卷，自佛逝后，历年佛事，莫不择要记述，一目了然！返顾各科，则迟至北宋，始有《韩柳年谱》附集而行。而上下千载，通述古今者，迟至数十年前始有吴荣光之《历代名人年谱》。且其所述，多属个人之行动及诗文，殊未能表显学术史之大势！较之佛家谱纪，自有惭色！

自西洋通史体例传入我国后，无论政治史、各科学术史、综合文化史，大都分裂史事为若干集团，各命题目，自具始末，其法颇善！然自一章一节言之，固能答复指定之问题，终述史事之大势；自全局全书言之，则同时之事，分纳数处，或后起而先述，或先发而后言，或一人而裂付三章，或一举而复陈四次；审其流弊，何可胜言！读者苟非先具充分之历史常识，鲜有不迷惑者！此由固执唯一之体例，未知参用年表以明先后，传记以叙生平，且不知扩充本纪之意，综合各章大势，指陈各项史事之交互关系，岂不陋哉！

年表之用，在学术史中为尤显！盖同时并存，则彼此之交光互影，一望而知；先后顺序，则古今之渊源流派，参考可得。且各章之所不及详或无类可归之事，亦莫不有其归宿。举凡著作之成毁，学者之生平，与学术有关之时事，莫不可按年月而序列之。小之则可考一人一书之出没，大之则可悟一时一代之大势。学术史之有年表，其犹簿记之有日记帐欤！

忆昔治《中国史学史》，即有《史学年表》之创作，每年分栏，除详列当代年号年数，折合民国纪元年前若干年，相当于西历若干年外，以一栏记朝廷或社会对于史学之举措，以一栏记史书之著作或刊行，史料之发现或湮没，以一栏记史学家之经历，其生卒年岁则特辟一小栏以醒眉目，而时事之有关于史学者亦另有以安排之。使读者循读考据，莫不如意。十余年来，随时增益，已成钜帙。当拟刊行，而因每栏文字之有无多寡不一，殊不便于排版。何柏丞先生建议改为本纪体裁，每年依月日次序，混合编排，以省篇幅而便排印。然不分栏则同年之事太多，各种并陈，不易寻检，且重写一遍，亦非有长时期不可；以是踌躇，迄今犹未出版。

三目录学史及年表

一二八之难，垂成之旧稿《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及《中国目录学年表》并毁于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之寓庐。（另有《宋濂年谱》《黄宗羲年谱》则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同归于烬）劫后重撰，以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完成《目录学》，其历史篇仅撷述少数特别目录学家，亦有年表，并嫌漏略。然其年表之体例等于不分栏者，即因惩于《史学年表》之不易排版也。二十五六年间，第三次研究目录学史，其搜罗之久，考索之烦，组织之艰，莫不十倍于曩昔，既已尽辞兼职，用心自较专精，故其见解或有不苟同于俗论者。创业之始，亦件系史事为编年，扩大疆域，遍寻史传，尽收目录，其费力耗时，较著作正文为尤多。然时代则愈考而愈明，大势则愈综而愈显，有造于论述者亦殊非浅鲜。且各种目录之零星出现，既不能尽入史文，自应按年月以记载；而各篇分种，系统多端，读者无由知悉一时之大势，及某事某人之年代，则有年表以补其憾，实大佳事。遂将此种编年史料改编为《通纪篇》，位于《溯源篇》与《分类篇》之间，使读者于渊源具悉之后，先后全史梗概，然后逐篇研究，可无支离灭裂之弊。然因此篇字数数万，条数数千，每条各占一行，则篇幅或与史文全部相等，殊有枝大于干之嫌。故又抽出独立，恢复原名，单行问世。名虽年表，实似本纪。问其体例，读文可知，无庸一一赘陈也。

史与年表，交互为用，若论实际，诚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盖有史无表，则年代不明，要事多漏。有表无史，则概念虽得，枯燥无味。今既不得已而分印各行，则允宜综合全史，指陈大势，庶不致如宋人之读《资治通鉴》，未及终卷而昏昏然欲睡耳。

四、目录学史之全貌

拙著《中国目录学史》已刊列于《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等十篇，约二十万言。《叙论篇》考定目录二字之意义，谓“编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又重述目录学之夙定意义曰：“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分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故其所谓目录不限于书名”，而篇目引得解题皆包括焉。其所谓目录学，“亦不限于分类编目”，其职务“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故凡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学，凡有关于目录者皆兼而有之，然全史组织，实未能遍及此种专科，所偏重者仍为书目。《溯源篇》“拈取《别录》、《七略》为追求之出发点，先领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后遍查古书，从字里行间，拔识有关于典籍与目录之记载，”“综合比较”“用追问溯寻法向上循察，”“以解答所欲寻索之问题，”“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分类、编目、以至插架，莫不推寻其原始状态，混合叙述。”此种追问法“有已知之史事为向导，循其脉络，钩沉显微，”似不失为研究古史之一良法焉。

《录》、《略》以后，史事较繁，而其“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故全史各篇，皆不用断代法，“而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故首及之。然编目之法，变化无多。故兼包“构成目录之质料，目录构成之体质，”而改名曰《体质篇》。“以统摄编目、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质料，与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体式。”然其搜集未广，论证未详，盖非著者所重。故虽以解题之为著者所亟欲提倡，亦只茕茕一纸即已了之，在全书中，此篇殆其最陋劣者。《分类篇》则探讨最深，分析最精。论分量则占全史四分之一，论内容则尽收古今目录之分类纲要而余蕴无几。论其要旨则“以为自荀勖经李充至梁、陈之四部目录，仅为以甲乙丙丁部次书名之分类法，确可谓之单纯四分法，最多仅可认为四部目录之第一时期，与后来《隋书经籍志》以下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部绝对不同，《隋志》之四部四十种，貌似荀、李而质实刘、阮，远承《七略》之三十八种，近继《七录》之四十六部，嫡脉相传，间世一现。治目录学者绝不可谬认《七略》、《七录》之学已失传，而妄谓《隋志》为荀、李四部之血嗣也。”“此项第二时期之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亦即分类史中之正统派。”“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偶有二三贤哲颇能闯出藩篱，自创新法，”亦已另辟专章，详加表阐。然花样虽多，善法未见，“如蚊撼泰山，终未能淘汰《隋志》，代之而兴。”故又有修正与补充《隋志》之类目者，亦已逐一论述。最后则于上述四部正统派，四部修正派，四部反对派之外，略述近代新分类法之尝试及杜威十进法之采用。论锋所及，对于幼稚鄙陋之作，抨击颇厉，实则全史中迄无一种合理合用之分类法，不独《七略》、《四部》不能专美于前，即十进诸法，亦无庸夸口于后。若推著者之意，则竟主张文集宜归总类，日报、年鉴宜入史类，诸多变动，骇人听闻，诚未便一一提出，以自戾于史裁也。此二篇“皆所以勘同辨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凡古今公私总目录之演变，无不尽摄其中矣。然总目录之成，多先经校雠之手续。“校雠之义，近乎整理，非只校勘字句。”“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故另作《校雠篇》，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其所考索，亦多一般所不及知者。计汉代校书七次，魏、吴两晋校书六次，南北朝校书十余次，唐代校书四次，宋代校书五次，元明两代不校书，清代则以校写《四库全书》著闻于世，至于私家校雠，“则有异于秘阁，其功不在于整理，而在于搜罗与比勘。”故亦择述其最精者略述十数家，牵于体裁，不能详也。

每一时代之书籍，辄有正史艺文志述其名目，虽“并据前代秘书目录，随意转誊，既非尽收古来一切书目，又非当代确实保藏之物。”然亦我目录史之一特色也。故作《史志篇》，“以时代为主，凡正史艺文志之来源，后世补志之纷起，莫不加以评骘。”使研究古籍者，有所问津焉。“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自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自门户，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故作《宗教目录篇》，详述向来不齿及之《佛经目录》，而以各教书目附之。由于原料之集中，考索极便，“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几于每录一段，有录必述。古代佛录之不为通人所知者，几尽罗列。于其优劣，亦肆论评。全篇分量，竟亦恰占全史四分之一。此由佛录确有其特长，确为目录史之精彩，可资后人模范者不一而足，故不惮辞费若此也。

“百科竞出，群籍充栋。”“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此专科目录所以先乎藏书目录而产生，迄乎现代而尤盛”也。“溯自汉初韩信、张良即已序次《兵法》”，汉末始有《佛经录》，晋初始有《文章篇目》，宋、齐始有《书画录》。他如《史目》起于李唐，《金石》原于赵宋，时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其始多就现存之书专门深入，明清以来，则上穷往古，遍考存佚，及乎现代，更横越东西，分支百学。数量之富，实质之精，迥非一般藏书目录所能望其项背矣。故特作《专科目录篇》，以学术分段，举凡经解、译书、哲理、宗教、文字、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创作、地理、金石、历史、国学论文等目录或引得，莫不逐一叙述，溯古详今，侧意提倡。各科学者，如欲知本科书目，一索即得，便利极矣。

然专科目录，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得而有之。尚有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其最著者为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种。此外则妇女著作、家族著作、学派著作、日报要闻、杂志论文、杂志名称、参考书、书评、外族书籍，亦莫不有撰为目录或引得者，概括述之，名曰《特种目录篇》。

最后则殿以《结论篇》，稍抒著者对于古今目录学之感想，及对于将来目录学之希望。略谓古录“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矱，纵有改易，未能远胜。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而现代目录“不校异同多寡，不辨真伪是非，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失。知经书之为丛书而不知子集亦然，则分类仍不能尽革古人之弊。知书目不足而不知扩而及篇目，则编目亦不能补救古人之穷。”故著者主张“最重要之转变，实在插架目录与寻常目录之分家。窃谓插架不妨略依学术而排列，而寻书必循事物以追求。非但丛书文集之俦，必有分析目录以便寻书，即科学历史之书亦非撷出其所叙事物之主题以为目录不可。”其他似此之怪论，颇散见于各篇章中；然亦不敢过于高谈阔论，以陷于不知妄作之讥。故非迫不得已，则从未穿插主张也。

五目录学史之缺憾

今观全史，则缺憾弥多：“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故势宜另加一篇总括全史大势，依时代而略陈之，俾各篇能相联络，而学者亦得以易生概念。然书既出版，追补不易矣。“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致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故亟须有年表以备列全史所不及详，顺序全史所不及理。此本年表所由刊行也。一则偏重各科目录而忽略最多数之藏书目录，除于《分类篇》已将类目特别之藏书目录一一收入外，余概不著一字。初拟仿《宗教目录篇》之《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作《中国藏书目录所知表》，《读书题跋所知表》，俾古今目录，尽收无遗。然以见闻不广，甚至无力以北赴幽燕，诚恐举一漏万，见笑大家，故不复为之。他年有暇，尚思有以弥此一憾也。此外，则对于最重要之目录学家亦无传记，以资表扬。（除佛教目录间述一二外）对于讨论目录学原理之各家学说，亦未辟一篇综述，虽间尝征引各说，亦未能慎审详判。（例如郑樵、章学诚之说，竟未加以一字抨弹。）其他疏忽遗漏，更不一而足。甚至陷于自相矛盾而不自觉，例如第七六页第一行，谓荀勖之《中经簿》，“于四部之下固犹有小类之分，”“固”字乃“似”字之误，且应再加下列数句：“著者则以《隋志》既述荀朂‘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而又接言某部有某某书者，只谓某部中‘有’某某书，非谓某部中‘分’某某等类也。”必加此句乃可与上文“四部之内，不更分类”一语不相冲突耳。其他排版之偶误与原稿之偶忘，俱所不免。兹为避免误会起见，补一勘误表勘误表从略——编者注于此：

六目录学年表之补订

《中国目录学年表》之作，原为全史之一篇，曾用功三次，已如上述。然费力虽多，而遗误均所不免。原稿既远在香港，著者又僻在赣南，每欲订补，迄不能遂。凭记忆所触，见闻所及，觉犹有须增加者。例如宋绍兴十九年，应加“郑樵上其所著书于行在。”元至正二十七年，应加“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版，自《资治通鉴》为始。”（见《元史百官志》）清嘉庆十年，史文不误而年表有误，自应声明改正。然其他不及修补之处，如朱彝尊《经义考》成书之年月，何等重要，而迄无暇以考索真相。自抗战以来，图籍之散失焚毁者何只千万册，即以著者弃于杭州者记之，亦逾万册之数。《目录学史》及本《年表》所取之材料，以浙江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为多。今则咸成灰烬，无复再见之缘。著者逃荒肥遁，学殖日落。睹《目录学史》之出版，已如死者之再生。今闻年表刊行有日，其喜殆如寡妇之遗腹产子，良可深思也。行箧所存，尚有《中国史学史年表》，《中外大事年表》，犹冀继续添修，有观成之一日。愿我师友，有以教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日

姚名达自序于赣县濂溪书院廉泉之上

（原载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年表》，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1940年）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

一、 绪论

在秦始皇帝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统一过。周王虽号称诸侯共戴的天子，但不过是许多小国里的一个顶大的王国，他的统治权并不曾直接加到各小国的诸侯和百姓。而且尊周攘夷的也只限于黄河流域一些小国，长江流域的楚、吴、越、蜀等国的统治者都自称为王，和周王并肩，在名分上也不肯相让。坊间印行的《历代分合图》把唐、虞、夏、商、周等代都画成统一的颜色，那是缺乏史事常识的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画出来献丑。

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在中华民族史里第一次出现，是秦始皇帝和他的祖宗、将、相、兵、民的丰功伟烈。这一段削平六国的战史，在中国战史里可以说是最伟大、最悠久的第一个节目。无论在政略的远大，战略的正确，兵员的众多，将士的智勇，组织的严密，准备的充实，乃至战斗区域的寥廓，屠杀兵民的残酷，任何方面都不愧为首屈一指，无可伦比。即使放到世界战史里，也很难得到此例，除了一九一四—八年的欧洲大战。

研究这一段战史，当然不能划定秦始皇帝在位的三十余年为范围，最远应自秦初立国写起，近点应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写起。我们要明了为什么单独秦国能够统一战国，自然要追溯到立国以来的内政和外交，不过单是这样还不够，必须更仔细的考察秦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质，方才可以切实了解一切因素。再把六国和他一一比较，兴亡的大原理，当可自然的显示出来。

政略是战略的目标，战略是政略的手段。如果不是早确定了一定的政略，自然不会有优胜的战绩。仅有政略而不能运用奇巧的战略，则政略也不能完成。我们研究秦之统一，必须关照到这两种策略的相互为用。

二、 秦国的地理环境

一国文化的盛衰，武功的强弱，和他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小平原有山、有河、有耕地，往往是新文化产生的区域。因为河水既可灌溉农田，又可运输商品，山里蕴藏着矿物和燃料，供给住民以铜铁制成的工具和武器。大平原因平地多而山少，往往留滞于畜牧或渔猎生活，无从进入农工界，所以进化总较小平原为迟。举例来说，尧都平阳，是在汾河流域，东有太岳山，西有吕梁山。舜都蒲坂，是在涑水流域，又当黄河转弯处，在中条山与稷山之间。夏禹不论是在阳城或安邑，都在小河流域上面。周呢？和秦一样，都兴起于泾、渭二河之间，在现代陕西省中央带的西部，在北纬三十四度和三十五度的中间，东经一五度和一一度的中间，古代叫关中。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描写关中地理状况的话，很可以让我们明了周、秦的地理环境：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风，好稼樯，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而事末也。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所说的虽参杂了西汉情形，但距秦不远，必有一部分能合秦的真况。据他所列，关中多农业，巴蜀多林矿，陇西各郡多畜牧，而陇、蜀的商品因交通的关系都集中于关中。这大约秦时亦是如此。秦的根据地是在关中，但自得到陇、蜀之后方才强盛起来。《史记》的记载固然很能够显示这些地方资源的丰富，却并不见得完备。我认为秦的强盛，除了粮食充足一个原因之外，最要紧的有二点，第一项是《史记》同一篇里提到过的，陇西各郡盛产牛、马：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牛是耕田的动力，马是作战的动力。乌氏是地名，在现代的甘肃省平凉县。秦国骑兵的骁猛，得力于西戎的畜牧最多。秦始皇帝尊重这个“鄙人牧长”，大约是酬赏他增加马匹的功劳。

第二项在《汉书·地理志》的自注里偶然露出一点消息，《史记》却不曾特别提醒我们。汉制在产盐或产铁的县份设置盐官或铁官，《地理志》里也分别注明了。京兆尹的郑县，左冯翊的夏阳县，右扶风的雍县和漆县，都有铁官。据《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至献公二年始“徙治栎阳”，雍县做了恰巧三百年的国都。除了雍水流域是适宜于耕田以外，铁矿的出产对于农具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尽量供给原料，实在是造成一个国都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凭着这个理由，秦都附近即有铁矿，秦的国力才发展得很快。等到他占有了漆县、郑县、夏阳以后，平添了三个铁矿，农具工业和武器工业的兴旺自然加上几倍。这四个地方都在关中，即现代陕西省的中央带。雍在凤翔南，漆在邠县治，郑在华县北，夏阳在韩城南。这些都是秦缪公以前逐渐占领的土地。往后向南拓殖到南郑，在沔阳又得到一个铁矿。再拓殖到蜀，在临邛（今邛崃县治），武阳（今彭山县东）又得到二个铁矿，一共有了七个，如虎添翼，自然更加富强了。

以上是就资源的丰富而言。还有地形的险固，也是战略上最占胜着的所在。据《史记·苏秦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还有写得更详细的，如《战国策》：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范雎也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以下三段皆见《史记》）娄敬劝汉高帝建都关中，也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夫与人斗，不扼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肮而拊起背也。张良也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试一看关中地形图，以泾、渭合流处为中心点，东至黄河滨约二百里，西至宝鸡将近四百里，渭河的二岸，尽是拔海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原，南北开拓自数十里至二百里不等。这便是数百万农民生活的耕地。它的南面，有至低一千五百公尺的秦岭山系连绵亘列着，其中包括四千公尺的太白山和二千二百公尺的华山。到山南去，只有五条栈道。若在武关、蓝关、子午镇、斜峪关、大散关那些山口驻兵防守，就可阻止南方深入的敌军。西面有六盘山系，北面有桥山山系，高度也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都是相当险厄的。惟独东面留一缺口，自郃阳到潼关一段，有一百里是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地。所以关中如有外寇侵入，多数是从这个缺口进来。而关中民族如果向外发展，也是从这个缺口出去。

从地理环境的种种条件看来，关中是很适合于一个民族的发育和繁殖的。

三、 秦的民族特质

这里住的民族是由畜牧进化到农业的周民族和秦民族。不过周民族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种植生活，已经失去了勇猛、团结的特性。而汧山以北，六盘山以西的戎狄，却又相反的被山地和草原滞留在畜牧生活的阶段，不能得到严密的政治组织。惟有介在戎狄和周族中间的秦族，他是生长六盘山下的谷口，刚巧踏上进化的路途，既保存着畜牧民族的勇猛团结，又吸收了农业民族的生产教训，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形成了崭新的组织，磅礴扬厉的朝气鼓动他们向外发展。“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成了他们的特质。

据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战国策》卷二十四，朱己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戻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史记·魏世家》作无忌之语）《史记·李斯传》写秦人的欢歌，更加可以表现其真性：夫击瓮叩缻、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又在《商君传记》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李斯也说过：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商鞅的法是怎样呢？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居五年，秦人富彊。（并见《史记》）到了惠王的时候，苏秦便肯定的说：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见《战国策》）到了昭王的时候，范雎也肯定的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上文已引）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驰韩庐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亦见《史记》）像这样一个民族，拿来和当时别的民族相比较，就可以知道谁优谁劣了。据《史记·货殖传》：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这是东周的所在，和韩魏二国的一部分。“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这是赵国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则又不同：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中山后为赵所灭，故这里是谈赵的风俗。

附近的郑、卫、燕等国大致和赵相近：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

燕……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粟之饶。……惟有齐在极东，距秦最远，富而不强：“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他们的勇怯，恰巧和秦人相反。此外还有：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梁宋……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

西楚……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东楚……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吴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

南楚……俗大类西楚。……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患，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并见《史记》）照上文所引，各地的富力和民性已很了然。《史记》虽是写汉初的情态，但战国末年距离不远，大致相似。拿来和秦族的特性较量一下，显然是拙劣怯弱得多，怎怪秦族会统治他们呢？

四、 秦民族的根据地

秦族的最初根据地在哪里？据《史记·秦本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可见秦的祖先是畜牧民族，非子封在犬丘附近的秦那个地方。秦邑又在哪里呢？据《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史记正义》则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后汉书·郡国志》则说：陇县有秦亭。按汉制陇县在今甘肃清水县之北，不是现代陕西的陇县。陇西县是隋代新置，徐广是晋宋间人，那时还没有这县，西字想是衍文。这样，三说都肯定秦亭是在清水县了。《水经注》也说：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西南注清水。

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依从这些考据家的意见，秦邑是在现代甘肃省的清水县北不远的地方。但是犬丘又在哪里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又引《地理志》云：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懿王自镐徙都犬丘”是宋衷的话。（《史记集解》引）也许是确有其事。但始平是现代的兴平，距离清水很远，不大符合《史记·秦本记》的原文。第一，周孝王召非子，“使主马于汧渭之间。”汧渭之间在兴平以西。假使非子是兴平人，孝王不应该叫他跑到距镐京更远的地方去。第二，孝王想把非子立为他的父亲大骆的嫡子，因为有人反对，才分土给他为附庸，立邑于秦的地方。大骆的嫡子的住所即是犬丘，《史记》下文有“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这二句和中间一段非子子孙伐西戎的话，可以证明非子封的秦邑距离犬丘必极相近。还有一句很好的证据：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这所谓西犬丘必是在秦邑附近的犬丘，不是懿王所徙的犬丘。《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不知征引何书的结论说，犬丘一个在甘肃天水县西南，这是很合秦的最初的史事的。因为秦邑的秦川，即现代清水县的牛头河，下流在天水县东部合入渭河。清水县城到天水县城不及一百里。我们假定非子的祖宗一向住在天水县的籍水流域，到了非子由周孝王分封他到数十里外的清水县的牛头河流域去，这是很合地理的条件的。后来嫡派的子孙被西戎灭掉了，本派的领土也失去了。周宣王叫非子的本派子孙庄公兄弟去恢复失地，连嫡派的领土也一并给予他们，这也是很合政治的条件的。我们考究秦民族的根据地，不妨确定它在清水天水二县。（根据地图）

这两个地方的位置是在北纬三十四度三十分到三十五度，东经一百五度二十分到一六度之间。气候是温暖的，它的地形是河谷，拔海在一千公尺到一千五百之间。水利是丰裕的。牛头河古名秦川，自陇山西山麓发源，由五个小源合成一条河，流向西南流入渭河。渭河自西向东，下流二百里即到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原。这关中平原老早已进化到农业生产时代。而一千公尺以上的地方尚由畜牧民族盘踞着。渭河的两个源头各有三百里的河谷，成千成万的牛马在这里供住民的利用。秦民族住在这个畜牧民族的东境，距离农业区域很近，自然容易吸收两种生活不同的民族的优质，而造成本身的伟大性质。

至于《史记》所说，秦的祖先是柏翳的后裔，和由造父传下的赵氏是同一系统，这些悠昧的传说，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各种野蛮民族照例有夸耀祖宗的习惯，本来未可相信。我们只问他们的最确实的祖宗是住在什么地方，不问那些悠远的祖宗又是什么人的子孙。换句话说：地理背景比较祖宗血统重要得多。

五、 秦民族的第一步发展

秦民族大约是西戎开化较早的一支，他的发展是从征服和开化西戎各族开始。《史记·秦本纪》记申侯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申侯常与周王连婚，是周民族的一支。照他说话的语气看来，西戎和大骆是同一个民族。不过西戎不只一支，有的和周亲近，改号秦嬴，已经开化；有的保存旧俗，仍称西戎，有时与周秦为敌。所以到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宣王乃召（其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见《史记·秦本纪》）立定基础的是庄公兄弟。他的长子世父与戎人苦战，次子襄公徙都汧。（据《帝王世纪》）据《括地志》“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现代是陕西的陇县。陇县和清水县恰巧分背在陇山的东西两麓。秦民族是由陇山西麓徙到东麓来了。这时适值：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襄公的子文公营邑于汧渭之会。《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毛苌的话，说是在郿县东北十五里，这很不合。郿县在渭水之阴，汧水在渭水之阳，是一不合。汧、渭会流之处，到郿县将近百里，是二不合。郿县在岐山之东，是三不合。文公顺汧水向下流发展，营邑于合流渭水处，是在今宝鸡县东三十里，即非子养马之地。文功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岐是现代的岐山县，在汧渭之会以东三四十里。岐山县和邻县凤翔的北方，便是犬戎盘踞之所。文公把戎逐走了，才能安居在汧水和雍水二流域。到了宁公徙居平阳。平阳即今阳平镇的平阳聚，在岐山县南，汧渭之会东三十里，濒渭水之阳。

以这些地方为根据地，迭次征服周围许多不大开化的民族，那些史事可以罗列出来：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毫战，毫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这些小民族究竟确在什么地方，古人没有考查出来。比较靠得住的，是小虢在岐山附近。不过彭戏氏既在华山下，秦的兵力也就很可观了。最少我们可以说：秦武公时，领土已越渭水而南，远到华阴了。自缪公以前，史书不大详细，一定有许多伐国占地的史事不曾记载下来。我们不妨假定的说：自襄公到成公经过一百二十二年的努力，渭水流域西自天水起，东至华阴止，大体都归秦国占有了。这是秦氏民族的第一步发展。到德公元年定都雍城的时候，秦民族雄踞着这拔海七八百公尺的都会，西面牵着畜牧民族的马，东面吃着农业民族的粟，真是左右逢源，立好富强之基了。

六、 秦缪公的称霸

向来和秦族斗争的，只限于关中各民族，大概是戎人居多。首先遇到秦族攻击的中原各民族，是晋。晋虽立国于河东，在今山西省；但河西也有很广大的领土，现代陕西省的北部和中部濒河一带都是。秦族的发展，既沿渭水而下，很快的就到河渭合流的地点，这些地点正是晋的祖业。秦宣公四年，便“与晋战河阳，胜之”。再传到次弟缪公时，晋有内乱，给他一个过问晋政的绝妙机会：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五年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九年……晋（内乱），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使百里徯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背约，不与河西城。……十五年九月壬戍，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二十年，秦灭梁、芮。……二十四年春……使人送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二十五年，……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周）襄王，杀王弟带。这一段史事是秦缪公得意的成绩，二次立晋君，一次纳周王，声威是很烜赫的。扩充领土到了黄河西岸，即关中平原的东面缺口，但不久即遇到了晋的反噬。缪公三十三年，发兵袭郑，东过晋地和周都，至滑，为郑贾人弦高所欺，不敢前进，灭滑而还。晋襄公怒，发兵遮截秦军于殽，没有一个得脱的。次年又伐晋，战于彭衙，也不利。直至三十六年，才“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而还。这样便和东方的晋国保持着均势，晋也没有西侵的力量。次年，秦便“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大约自秦岭山系以北，黄河和陕西的洛河以西，六盘山系以东，到缪公晚年，已完全归入秦国的版图了。（河曲图）

七、 秦中衰的一段

往后二百三十五年间，秦势稍衰，晋兵西侵河西，渭北、泾东的一块领土常成战场。一次是秦康公元年，以兵送晋公子雍至令狐，想再来一趟立君的妙策，不料为晋师所败。次年又伐晋于武城。二次是“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三次是秦桓公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四次是秦景公十五年，救郑，虽“败晋兵于枥”，但“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五次是厉共公十年“拔魏城”。六次是厉共公二十一年“晋取武城。”七次是“灵公六年，魏城少梁，秦击之。”八次是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九次是简公六年，魏“伐秦，筑临晋之里。”七年，又“伐秦至郑，还筑洛阳。”十次是简公十四年，魏“伐秦至阳狐。”十一次是惠公九年“伐韩宜阳，取六邑。”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陕。”到出子时止“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这所谓晋自灵公以后，是指魏国。秦对于晋、魏的威胁是很恐慌的。所以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补龙戏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灵公八年，“城堑河濑”。十年“补庞城，城籍姑。”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这都是对晋采取戒备的手段。（见《六国表》及《秦本纪》）堑是挖掘一条战壕，城是建筑一座城堡。这些国防工事是在东方的国境建设起来了。

在这个积弱时期还有三件大事可记。第一是义渠的崛起与秦为敌。厉共公三十三年虽然“伐义渠，虏其王，”但不久又有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的事实。（据《六国表》，《秦本纪》误作渭南。）义渠是在今甘肃的泾县庆阳一带，即泾水的上流，当秦国的北方。这时秦国东北两方都有外患，形势是很危急的。第二是秦哀公三十一年，曾发兵“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这次战役可说是秦军首次的远征，空前的胜利。但也因为吴军不善陆战，他的占领地距离根据地又太寥远所致。秦虽助楚复国，也不闻有乘机取利的行为，想必因破吴的功不是秦军一手所成，楚军的威力一定相当的强大，所以秦国不曾要求报偿。第三件大事是秦国和南方各民族渐渐发生关系。历共公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见《六国年表》）躁公二年，“南郑反。”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见《秦本纪》）南郑在秦岭南麓，既入秦国，为将来向蜀、楚进取建立起一个前进根据地，是秦民族超越天然国界的第一次。但最后一条，《六国表》作“蜀取我南郑，”似乎是文字错误。蜀是弱国，似乎没有侵秦的力量。况且南郑是反了再取回来的。如果这次被蜀取去了，何以后来不见夺回的记载呢？《六国表》很多错误，比较的不大可靠。

八、 复兴的开始

当这秦国积弱二百余年之后，如果晋国不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也许有灭亡秦国的可能。因为晋国的领土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兵马很强，在春秋时代，东方的齐、南方的楚和西方的秦都不是他的敌手。可惜因为军阀专权，各占一隅，到秦简公十二年竟分别立国，势力当然就分散了。加以这三国的疆界分划得很不方整。（三晋地图）韩国割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在现代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南，伏牛山系以北，华山以东，可是中央还有雒阳附近若干城由周王保守着，被挖去一块，东西两头较大，中央只有一线走廊相通，这已够不便了。北部在黄河以北，现代山西省的东南部，当时叫做上党。它和南部的联络，似乎被魏周的领土隔绝了。魏国呢，也和韩国一样的散碎，而其长瘦更甚。西部在黄河以西，与秦国的渭北毗连，现代陕西省的北部都是，甚至中部的潼关、朝邑、大荔那些咽喉似的城也被魏据守着，这对于秦国是最大的威胁，等于胸前的炸弹，喉里的骨梗。魏都初在中部的安邑，它的附近即现代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转弯处。后来迁都大梁，是在国境的东部，约当现代河南省平汉铁路以东，开封附近，山东、河北二省毗连的几县也属于他。这东部和中部的联络是在黄河北岸温、汲等县，也似走廊，两头大而中央小。赵国呢，也是长条似的，西北直至绥远和山西的北部，东南则占有河北的西南部和河南的最北部。论起这三国领土的劣点，最大的是交通的不便：赵国的东西两部被太行山阻隔着，南北二部被恒山阻隔着。魏国的东部和中部被王屋山阻隔着，中部和西部被黄河阻隔着。韩国的东西二部被嵩山阻隔着，南北二部被黄河阻隔着。一个国家的各部分如果不能密切联络，在政治上自然不容易团结，在军事上则不容易呼应，都是很不利的。反观秦国则渭水不似黄河，对于灌溉和运输都尽了最大的贡献。又是自西流向东，正导秦民族顺流向东发展。所以一俟晋国分裂，压力减轻，秦国的力量立即复兴起来。

担任这复兴的责任的是秦献公。他在位二十四年，有左列五事可述：二年，城栎阳，

十一年，县栎阳。

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十九年，败韩、魏于洛阳。（并见《六国表》）

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并见《秦本纪》）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北濒渭水，西距雍邑三百五十里。秦孝公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可见他离弃三百年的故都，向东推进，是很有作用的。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才能得到三战三胜的结果。这里的洛阳是陕西洛水之北，少梁也在洛北不远韩城县南，秦魏的正面冲突正在这洛北、河西的三角地区。石门则据《括地志》说是在三原县西北三十三里。距离渭北太近，距离洛南很远，当时应该是秦的腹地，魏军未必能渡洛深入到这里。查栒邑东六十里有石门关，在三原北百余里。秦魏大战似乎是在此地。因为陕西的北部当时尚属魏，魏军由陕北南侵，石门关正是一条要径。这三战的胜利，舒缓了韩、魏的压迫，树立了复兴的基础。

九、 秦孝公和卫鞅的侵魏政策

献公的太子孝公即位的时候，战国的局势是这样的：（七国地图）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候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秦本纪》）这里的郑即今华阴县，洛应该是陕西的洛水。《史记正义》说“洛即漆沮水”，似乎不合。漆沮水是泾水的支流，在今邠县东部。这时泾东渭北的平原，已归秦国。魏的西界，应自华阴向北至大荔，然后以洛水为天然国境，向北不远，大约自宜君、洛川等县以北，整个陕西北部都属魏国，叫做上郡。秦国则占有白水、同官、栒邑、邠县以南，蒲城、渭南以西。东北两方都是与魏为邻，所以秦献公和孝公的政略都以魏国为敌手。这时秦都栎阳东距魏边郑县不过百余里，可见献公的迁都是一种进取的攻势。楚国的汉中即陕西的南部，在秦岭以南，有高山阻隔，不足为害。所以秦的兵锋专指着魏国。

当时的魏国正由惠王当政，好大喜功，与东方的齐、宋，北方的赵，西南方的韩，都取着敌对的态度。它因为赵、韩的国势稍薄弱些，常常侵略他们。他们便求救于齐，三国同盟，从东、北和西南三方面攻击魏国。这样的国际局势当然是秦国复兴的好机会。所以秦献公开始的侵魏政策，到孝公更加确定为不变的国策了。

秦孝公的第一步是“布惠，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下令募“能出奇计强秦者。”第二步是“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三步是信用卫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这些法令上文已征引过了。结果是“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以后，便出兵侵略魏国：八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见《六国表》）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见《秦本纪》）

十一年，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见《六国表》）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邛。（见《秦本纪》）

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白，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见《商君传》）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见《秦本纪》。但《六国表》作“二十三年与晋战岸门。”较确。）

秦大荔围合阳。（见《六国表》）终孝公之世，一心一意以征略魏境为目的，这是地理条件所赋予的必然结果，所以卫鞅的政略是很正确的。他对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商君传》）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独擅山东之利”一句话。魏都安邑在解池之北。解池是产盐的所在。不但附近的三晋和周要仰给于解池的盐，就是西方的秦也别无他处可以获得盐的供给。魏国若懂得现代经济封锁的办法，断绝对秦的交通和贸易，即可制秦的死命。因为不只食盐一项，一切秦所需要而不出产的商品，都靠魏国的商人转运进口。魏国堵塞了秦国的大门，从汾水的上流和黄河的下流吸收山东各国的商品，以供给秦人的需要。秦国多余的商品也靠魏人转销给各国。这些经济的武器，魏国不曾好好的运用。加以外交上的失策，魏惠王妄想开疆辟土，和比邻的韩、赵、齐、宋四国都不和睦，弄得四面楚歌，到处受敌，结果是损兵失地，割让了三分之二的领土给秦国，一变而成贫弱不堪的小国了。魏国的失败即秦国的成功。卫鞅不但为秦国收复了河西八县的失地（洛北的少梁和渭南的郑县等），敞开了东面的大门；而且从［重］新获得了河东的安邑等县，利锥似的，建立了向山东列国进攻的前哨据点。从此秦的领土，东境在河南到了潼关以东，在河东到了中条山麓。无怪乎有“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荣耀了。

卫鞅的侵魏政策所以成功，除以内政的改革很增强秦的武力以外，战略的合理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魏国的领土自西北部到东南部很长而很狭，如带、如蛇。卫鞅的战略是用快剑斩蛇的毒计，集中全力以攻击黄河以西，渭水和洛水南北岸各城，更进而直捣河东的魏都安邑。魏兵分守各地，不能集中防御，秦兵结合全力，攻击一点，自然容易达到中央突破的战果；魏军首尾不能兼顾，自然防不胜防。我们查考秦孝公时代从魏国得到的城邑，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县南，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安邑在今山西安邑县。可见秦兵是由蒲城渡洛，破魏兵于澄城南，进取韩城南的少梁。少梁是河西洛东的要镇，秦兵占据了便可隔断魏军的联络，从此陕西北部的魏军不能援救山西西南部的首都，所以秦军很快就围降安邑了。岸门在今山西河津县南，即汾水入河处。固阳不是绥远五原附近的固阳，大约在洛东河西。这时秦、魏交争的要点，完全集中于汾、洛、渭三水入河之处。秦孝公和卫鞅对魏的胜利，只是战略的胜利，占地并不很多，可是极其重要。无论在战略上、政略上，秦占有了河东、河西，都是莫大的成功。不过秦的铁骑踏到了河东以后，魏国的首都竟被迫迁徙，这件大事不免震动天下的人心，所以不久便有苏秦起来提倡合纵之说，想联合六国攻击秦国。

十、 六国分立的形势

这时除了魏国四面受攻，国土大削以外，战国列强都保有强大的兵力，并不弱于秦国。我们若把苏秦和张仪二个政敌所称道的各国国势概况列举出来，比较一下，当可窥见一点真情。不过我们先要知道，苏秦的话是秦惠文君四、五年说的，张仪的话却迟了好多年，而且不是一时说的。现在请看苏秦口里的韩国大势：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摘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涧、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斩坚甲铁幕。革抉芮，莫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见《史记·苏秦传》）若据张仪说来，韩国的情势是这样的：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糠糟。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见《史记·张仪传》）韩国的东北方是魏国，据苏秦对魏襄王说：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颖、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那时河西上郡尚属于魏，国势尚强，苏秦的话，相当可靠。但过了十六年后，即周慎靓王四年，张仪对魏哀王说话的时候，魏的国势已被秦国削弱得不成样子了：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魏国的东北方是赵国，赵的国势是很强盛的，据苏秦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二十二年后，即周赧王四年，张仪也还承认赵是秦的劲敌，他对赵肃侯说：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这便是合纵的功效，让下文再说。且看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怎样：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粟矣。此所谓天府也。这是苏秦的话，但燕的国势是很弱的，苏代已明白指出：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见《战国策·燕一》）燕的南方，赵、魏的东方是齐国，他的富盛是当时第一。苏秦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张仪也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这也近乎事实。不过齐在六国中，强倒不是最强，只有国富确是第一。论兵精则不如赵，论地广则不如楚。楚国在齐、魏、韩、秦四国的南方。据苏秦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张仪也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本来楚秦接境的地方并不多，但自苏秦合纵之后，秦兵不敢出函谷关，他便一意南征，先灭蜀国，后取汉中。从此对楚国的西北两方，取一种两面包围之势。

统观秦惠王时代——即苏秦、张仪时代，战国七雄的国势，以秦、赵、齐、楚为较强，分据在西、北、东、南四隅。韩、魏居中，其势较弱；与赵、楚都时受秦军的侵略。因此有人起来联合六国，一致团结，抵抗秦国，这就叫做合纵。秦国要打破他们的联合阵线，就派人去离间挑拨他们割地事秦，以便逐渐蚕食，这就叫做连横。这些纵横家的钩心斗角，也没有多大的成就。倒是便宜了秦国乘机取利罢了。

十一、 合纵同盟的失败

当苏秦合纵的时候，秦军虽已占河西，进据河东，但还不能确实的占领。只看合纵失败后三年，才有“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的记载，又二年才有“魏纳上郡于秦”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如果六国能够真诚团结，一致抗秦，则秦的武力未必便能蚕食六国，以致于统一。

受秦侵略最早的是魏国，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即秦惠文君五年以前，魏已吃过很大的亏，失掉了战意。据苏秦说魏襄王的话：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熟察之！这种因怕秦而想事秦的愚蠢政策，不仅兵败的魏国有它，就是韩国亦是一样。据苏秦说韩宣惠王的话：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熟计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又对赵肃侯说：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对楚威王则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楚威王也很明白的，对苏秦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像楚王这样的担忧，当时韩、魏二国的当局都有的。不过因为秦国早放出了许多说客，即所谓衡人到各国去劝他割地事秦，各国迷而不悟。等到苏秦一出来提倡，六国才愿意结合起来。苏秦对于直接受秦威胁的韩、魏、楚三国则说：“事秦则须割地，不事秦则受蚕食，不如合纵以孤秦。”对于国境不连秦界的赵、燕、齐三国，则说：“若没有韩、魏阻隔，秦兵必然侵境。要预防秦的侵略，必须合纵，协助韩、魏以拒秦。”请看他说燕文侯的话：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说齐宣王的话差不多同一意思：……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对赵肃侯亦说：……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向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苏秦的见解一点也不错。为当时六国计，自然首先要团结一致，保护韩、魏。照苏秦的计划，秦是不足畏惧的：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纵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百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博阙，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纵亲以摈秦，则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赵肃侯听信他的话，果然赠他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去约会诸侯。六国居然完全同意，共推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

这种六国同盟，反抗秦国的局面，如果能持久不变，当然是秦国的大害。可是第一因六国本身有许多利害冲突的所在，第二因秦国当时只侵略了魏国，其余五国并未受过秦的直接侵略，自然不能够长久的一致团结。所以秦国一派犀首去鼓动齐、魏，联军伐赵，苏秦受不了赵王的责难，自请到燕国去疏通，他刚离开赵境，纵约就解散了。苏秦合纵，开始说燕是在周显王三十五年，次年六国成立纵约，又次年纵约瓦解，真正发生效力的时间不过一周年。《史记·苏秦列传》据《战国策》说：“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这一句大话吹得太大了，和事实距离太远。从显王三十六年往后十五年之内，秦兵攻魏六七次，占魏七城，而且明明出过函谷关攻取陕县。最后一年还取了韩国的鄢。这可见秦兵并未得到因畏惧六国合纵而缩头不出。相反的，魏国并未得到五国的援助，除了被秦占领七城以外，另外还被迫割让了广大的领土给秦国。秦国的战略仍旧着重攻击魏国，轻易不肯撩犯其他各国。直至纵约瓦解后第十五年，才因进攻韩国的鄢，引起五国联军共击秦这一幕悲壮剧。

“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这件大事，《史记·六国表》明白记在周慎靓王三年，即秦惠王后七年。各国世家都不曾详细记载这件事，只有《楚世家》记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最末一句不是说齐兵独较后撤退，乃是说齐国出兵独较后，所以《六国表》在齐国那一栏独没有“击秦不胜”的字样，而其余各栏都有。这时苏秦还不曾死亡，须再过七年才死，虽然《史记》在他的列传不曾记载这第二次合纵的事，但我们也不妨相信《楚世家》这一个孤证，姑且承认这第二次的合纵是苏秦所主动。

这次六国联军的失败，使整个局面激剧变化。从这时以前，秦国还有所忌惮，不敢侵略赵、楚二国，就是韩国也只侵犯过一次，他的凶锋只指着魏国，对于其他五国概用连横的政策去离间他们。从这时以后，秦兵北向攻赵，南向攻楚，东向攻韩、魏，有时还公然与两三国的联军为敌，也能取胜。六国的君臣有时反而接受秦国的勾结，助纣为虐。主张合纵的苏秦终于不得志而被人暗杀死了。

十二、 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

秦惠文君即位不久，即遇着苏秦合纵的威胁，虽然一时不曾受着什么损害，但也不能不慎重警戒。肤浅的史家也许只知道他曾用连横的方法去离间六国，破坏合纵；但不知张仪连横并没有成功。秦所以不曾受六国连合的攻击，是由于遵守卫鞅的攻魏政策，不轻易侵犯第三国，这是第一点。暂时不向东急进，先扩充南方和北方的领土，使实力加厚，又使六国误信他专心西顾，无暇东进。这是第二点。连横当然也不是没有帮助，但不过是第三种手段罢了。

侵魏政策的继续推行，是秦惠文君前二十年所一贯遵守的。列举这类史事，便有一大串。第一件是雕阴之战。雕阴在今陕西的鄜县北，当秦国向北侵略魏国上郡的孔道。这一战关系上郡的存亡。《史记》有四处记载这件事：

《六国表》魏襄王二年：秦败我雕阴。《秦本纪》：惠文君七年，公子邛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苏秦传》：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魏世家》：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据《六国年表》，魏襄王二年即秦惠文君五年，秦惠文君七年即魏襄王四年，魏襄王五年即秦惠文王八年。右四条记事的年份有三种的差异。究竟确是三次的事呢？还是记事的偶然差误呢？若论三次都在雕阴作战，都是龙贾为魏将，似乎是一次的事。若论斩首数目的不同，又似是二次；但不同的原因也许是秦国虚报说多些，魏国隐讳说少些，关系倒不大。苏秦开始说燕合纵，在秦惠文君四年。其次说赵，即闻魏有龙贾雕阴之败，才加紧进行。这样看来，似乎确是秦惠文君五年的事。这是秦惠文君侵魏的第一次，其目的在得上郡。但魏一时尚不愿割让上郡，只于次年“割阴晋”给秦国做和平的条件。大约秦还不满足，所以二年后又围魏的焦和、曲沃二城，魏又割少梁、河西地与秦。（据《魏世家》）可是次年秦又渡河取魏的汾阴、皮氏、焦，次年又取魏的蒲阳，逼迫魏国把上郡十五县完全让给秦国，（据《六国表》）秦却把焦与曲沃交还给魏，伪装没有东进的意思。这时他的武力却转移到义渠方面去了。过了二年，却又回师东向，攻取魏的陕县。再过二年又取曲沃，这些地方都在函谷关东，再东进便是周的雒阳。从此秦有问九鼎的野心，而魏则已尽失河南与河西的领土了。

秦的北境，东北面与魏的上郡河西比邻，现已收入版图；西北面有一戎翟的国，叫做义渠，在现代甘肃省的东部庆阳，泾川、宁县一带。泾水从他境内发源，流入秦国，在秦都咸阳的北面合入渭水。义渠是半开化的民族，他循着泾水向南发展，与秦民族冲突是不可免的。秦厉共公三十三年曾“伐义渠，虏其王。”大约这次把义渠的实力削弱了，所以《秦本纪》好久没有与他交涉的记载，到秦惠文君七年，即苏秦合纵后二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见《六国表》）秦的威力能够过问义渠的内政，可见义渠早已成为秦的保护国了。再过四年，又“县义渠。义渠君为臣。”（见《秦本纪》）却进一步降低国君的地位，直接统治他的地方了。这一年的前一年，得到魏的上郡。在二年中，北方的国境开拓千方里，这是秦国加强的新力量。因为这些地方是产马的畜牧地带，马匹的加多使秦的骑兵更无敌于天下。后来义渠曾经反叛多次。惠王后七年，五国共伐秦，秦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送义渠君。义渠君料定秦有外患，起兵袭秦，大败秦兵于李伯之下。（见《犀首传》）十年，秦伐义渠，取二十五城。（见《秦本纪》，《六国表》作十一年。）秦武王元年“伐义渠”，据《六国表》）直至昭王时代才完全消灭义渠王的统治权，合并他的领土为郡县。

秦国的南境，最初以秦岭山系为界，后来曾越秦岭取南郑，已见上文。到秦惠王时，南郑南面的苴、蜀两国互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王欲伐蜀，因道路险狭，不易达到，而韩国又正来攻秦，不知应该先伐韩呢，还是先伐蜀好。张仪是主张伐韩的。他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荣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另有一个司马错是主张伐蜀的，他说：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

不如伐蜀完。（并见《张仪传》）秦惠王听信司马错的，果然出兵伐蜀，把它灭了，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因此更加富强，更加看轻诸侯了。这件大事，《秦本纪》和《六国表》都列在惠王后九年。但张仪独列在前十年之前，似乎是前九年的事。查后九年那一年有攻赵之役，前一年有打败韩、赵、魏的大战，再前一年有五国共击秦的危急局面，似乎那样紧张的年代很难有余力去伐蜀。如果是前九年或十年的时候，秦的敌国只有一魏，魏正在尽纳上郡与秦，秦没有东顾之忧，自然尽可出兵南征了。

所以我认为秦的北服义渠，南灭蜀，目的固然是开疆辟土，实际也避免合纵同盟的联合攻击。两件大事似乎是在相近的数年发生的，甚至采用的政略也是相同。义渠与蜀被秦灭国后，仍有傀儡式的君或侯，但国政的统治权，则操在秦国特派的“相”的手上。经济上各种权利，当然完全由秦人控制着，以便榨削。这种帝国主义者侵略殖民地的方法，和现代相差不远。所以亡国的民众常有反动。义渠后来的余波，上文已载。蜀呢？秦惠王后十一年，封公子通于蜀。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据《秦本纪》，但《六国表》无“来降”二字）秦武王三年，“诛蜀相壮。”昭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据《秦本纪》，但《六国表》末条作“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大约过了很久，秦的统治权才十分稳固。蜀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对于秦的统一六国出了很大的力量。不过因为蜀的东方就是楚国的黔中、巫郡，联络秦蜀的南郑的东方就是楚国的汉中。秦国要想保障蜀的资源和通蜀的交通线，对于楚国是从［重］新起了敌意。继魏、赵之后，受秦兵祸最烈的便是楚国了。

当苏秦合纵的时候，并没有解消六国相互的矛盾，因此秦国得派所谓“衡人”——即主张连横的人到六国去挑动战争。齐、魏首先被秦挑动，联军攻赵，赵决河水去浸联军，合纵的盟约因此瓦解。上文已述过了。后来秦又派张仪去挑拨楚、魏的国交，魏败楚于陉山，楚败魏于襄陵。秦的攻击对象是魏，所以用种种欺骗的手段去推动他和邻国争斗。魏兵曾败韩举赵护的联军。这时的魏和从前一样，依然处在四面包围之中，还没有觉悟，甚至有时反而被迫用最凶恶的敌人张仪为相，真是可笑到极点了。我们可以说：在苏秦第一次合纵以后，第二次合纵以前，这十五年间，秦国并没有吃到合纵的亏，吃亏的反而是魏国。河西、上郡的广大领土是在这一段时期让给秦国的，受列国联合攻击的也是魏而不是秦。这可见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是很适宜的，连横也不失为妙策之一，不过不是惟一的手段罢了。

十三、 各个击破的战略

为六国计，自然是依照合纵的政略，联合攻击秦国，以防阻他的蚕食。相反的，为秦国计，最好是拆散他们的合纵，然后集中武力，在一定的时期攻击一国，以达到各个击破的战果。我们可以把几次的攻秦联军做时代的界线，依次观察秦国的战略。第一期，自秦惠王后七年，五国共击秦一役以前，献公、孝公、惠王三代的一贯战略是全力侵魏，并鼓动赵、齐、韩、楚一起去支解他。这年以后可算第二期，直至昭王九年孟尝君率六国联军攻秦一役止。秦国用的是联甲倒乙，各个攻破的战略，这期又可分四段：首段攻赵，次段攻楚，三段攻韩，末段又攻楚。首段凡五年，秦军全力侵赵，迫韩、魏同他和亲，利用齐国去扰乱魏、赵、燕等国。因为后七年那一役，据《楚世家》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根本两军并未交锋，未战即退，可见六国的战意并不坚固。而且联军不分途并进，南攻武关，北攻河曲，却只屯兵于车不并轨、骑不并行的函谷关下，在战略上已大失策了。（《秦本纪》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有齐无楚，一定错了。应照《楚世家》为是。）秦看破了联军的胆怯，次年便进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武县）守土未退的韩、赵联军：“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见《秦本纪》）同时，齐军从东方攻击赵、魏联军，在观泽大胜。这时的局势，以赵国为最孤。据《赵世家》记当时赵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所以这几年内秦便以赵为侵略的主要对象。“伐取赵中都西阳”，“伐败赵将泥”，又“攻赵虏赵庄”，“拔蔺”。虽然也曾“伐取韩石章”，“攻魏焦降之”，又拔曲沃“败韩岸门，斩首万。”但韩、魏实已畏服，韩派太子入质，魏王屡与秦王会盟，战意丧失已尽。所以这时秦的目的，实在是开拓汾河中流的领土，并扼守吕梁山石楼山中间的要道，以防阻赵军南下。秦惠文君十年已经攻赵，杀赵疵于河西，取赵的蔺、离石。这两县都在现代山西的离石县。这时又由离石进取中阳和西都（今孝义），好象插一短剑到人腰似的，对赵国北部的威胁是很严重的。这时倘使不是楚国对秦国发生纠纷，秦军也许有进取晋阳上党之势。这才激动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

秦国的威力既能支配韩、魏，东方已无忧虑，惟有南方因楚的北境逼近商於，西境逼近巴蜀，很感到威胁。加以魏国被秦屈服之后，很怕他步步进逼，便极力鼓动他去进攻楚国。《战国策》卷二十五记有人为魏献书与秦王说：梁（魏又名梁）者，山东之腰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腰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

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不能救。地可广，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楚自这时以前，似乎没有受过秦军侵略的记载。只有一点影痕可以推断，昔时秦曾夺楚的商於一带。据张仪劝楚怀王的话有“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则商於原是楚的领土（城在今河南的淅川县），似乎是秦孝公时代夺去了，所以曾封卫鞅为商君。秦在秦岭以南，有两个根据地，东面是商於，西面是南郑。楚国的汉中上庸恰巧在这两地的中间，无怪乎秦国想侵夺过去。不过这时楚和齐很要好，秦怕他们联合抵抗，一面叫张仪去欺骗楚王，用割让土地去诱惑他，果然达到了楚齐绝交的目的。一面出兵助魏韩去攻齐，虏声子于濮，又助魏攻燕。赵国则派赵何攻魏。当那五国各有问题的时候，秦便拒绝楚的要求，不肯割让商於。楚王大怒，出兵攻秦，大战于丹阳（今河南省西南角荆紫关附近）。秦庶长章大破楚军，虏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占取汉中郡（今陕西东南角安康一带）方六百里。楚王再尽调国兵，深入秦地去袭击秦都，大战于蓝田，又大败。韩魏闻这消息，又得秦兵来助，即联合向南进攻，到了邓县，围景座军，楚在前方的大军方才引退。这是秦惠王后十三年的事。秦在汉水流域的领土已到了上庸。上庸是现代湖北的竹山县，在汉水之南，房山之北，距离楚的郢都约有五百里。楚都已在秦军的控制中了。

这时秦对六国的威势是显然很雄壮的：正面的大军雄据着函谷关，虎视雒阳，对周、韩、魏取一种搏噬的姿势。北面左翼极远已至西都，窥伺赵、韩的北境。南面右翼占有商於和上庸，东临韩、魏，南瞰郢。六国对于这种武力的威胁，自然是很恐慌的。所以张仪游说六国诱胁他们奉事秦国，经过二十三年不能成功，到了楚兵大败之后，再去一说，六国居然信服了。请看张仪口里的秦国：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

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鸟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鸟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秦楚的形势是这样的：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今四川茂县），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关（今四川奉节东），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这时的楚国确已在秦国两面包围之中，无怪楚王被迫要对秦和亲，换得了十年的安谧。这一段的灾难该移到韩国的身上去了。

这时秦的东境像蟹的双螯张开着，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上地被夹钳在当中。请看宜阳地图（附图）：它的北面是函谷关，南面是商於，西面是武关，显然是在秦军三面保卫之中。所以范雎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犹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疾也。”张仪老早就警告韩襄王说：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以上并见《张仪传》）其实韩事秦不可说不谨，但究竟不能遏止秦的侵略。虽说张仪的连横因秦惠王死了而不曾实现，但纵使实现了也不能长久和平。秦武王一即位，便采用甘茂的战略，一意攻取宜阳了。甘茂把取宜阳的利益和计划献给武王，武王用他为相，派他和甘寿去魏国，要求魏勿助韩。魏已允许了，甘茂却叫甘寿先回秦叫武王勿攻宜阳。武王亲到息壤迎接甘茂，问他什么缘故。甘茂说：“宜阳是大县，上党和南阳两郡的粮食和武器积蓄得久了，名虽为县，其实同郡一样坚固。现在我们要越过数重险厄，行走千里去攻陷它，确是很难的事。我恐怕大王不能坚决听从我的话，会中途变化呢！”武王说：“我是信任你的，请和你立誓吧。”随时在息壤立下盟誓，出兵攻宜阳。攻了五个月还不能陷落，楚国违反秦国的和约，出兵救韩，武王有点动摇，叫甘茂回来问计。甘茂说：“息壤的盟约还在，大王不能翻悔。楚军虽来救韩，他决不会替韩先战。韩亦恐战而楚又捣乱他的后方。韩楚必定互相观望，不必骇怕。”武王再加兵去攻宜阳，到第二年才攻下来，斩首六万。秦军又渡河，筑城于武遂。（有人说是今山西临汾西南，不对。《战国策》卷三十有“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可见平阳和武遂都在宜阳附近。）韩国虽失了宜阳，仍旧不敢怨秦，因先王的墓在平阳，距离秦的武遂只有七十里，所以更怕惧秦国。（此事见《楚世家》）

次年秦昭王即位，暂时收敛凶锋，把围魏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的秦军撤回，把武遂送还韩国。（见《秦本纪》）后来又迎娶楚女为妇，与楚怀王约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把上庸还给楚国。齐、韩、魏联军伐楚，楚求救于秦，秦出兵救楚。（见《楚世家》）另一军攻魏取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虞都镇）、阳晋（今山西虞乡县西）、封陵（今山西封陵渡）。一军攻韩再取武遂。但不久又与韩魏会盟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把蒲坂还给魏。昭王六年，竟又派庶长奂（见《秦本纪》）连合齐韩魏，四国联军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而去。（见《楚世家》）斩首凡二万。（见《秦本纪》）次年楚围韩的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韩求救于秦，（见《韩世家》）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见《楚世家》）拔新城。（据《秦本纪》，但《六国表》作襄城）次年秦军又攻楚，夺取新市。齐、魏、韩三国也联军，共攻楚方城。（据《秦本纪》，但称“取唐味”）秦又派奂伐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见《秦本纪》，但《六国表·楚世家》迟一年）秦王又弄个诡计，骗楚王入武关会盟，却把他虏到咸阳去，要求他割巫郡和黔中。楚王不许，便被囚禁，死在秦国。楚另立王，拒绝割地。秦兵又出武关，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内乡县西北）十五城而去。这四年内，楚国又吃了很大的亏。

秦兵为什么不向韩魏赵而只侵略楚国呢？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以后，国势突然强盛，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据《赵世家》载：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国威之盛，在赵史中为第一。武灵王甚至伪装使者入秦去窥察它的地形。《战国策》卷十八有一段话很可以表现秦惧韩魏赵联合的心理，及秦这时所用的政略：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有楚而伐韩，有韩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见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韩梁，东窥于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恶三晋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复之，已五年矣，攘地千余里。今谓楚王苟来，举玉趾而见寡人，必与楚为兄弟之国，必为楚攻韩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语，怒韩梁之不救己，必入于秦。……楚王入秦，秦楚为一，东面而攻韩。韩南无楚，北无赵，韩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案移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韩之用，梁不待伐矣，挈马兔而西走。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攘于赵矣。以强秦之有韩梁，楚与燕之怒，割必深矣。……臣故曰：事有急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若楚王入秦，见三晋之大合而坚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祸不离楚也，有利于三晋。愿王之熟计之也急。

赵王因起兵南戍韩梁之西边。秦见三晋之坚也，果不出楚王昂而多求地。这段说辞和最末的记事，很合这时的局势。不过自楚怀王死于秦境以后，楚人怜悯他，如悲亲戚，因此更加痛恨秦国，坚定战意了。一方面因孟尝君率五国兵攻秦，而激起秦国继续侵略韩、魏。所以秦、楚绝交六年之久，秦又来楚议和，一经楚顷襄王迎妇于秦以后，秦楚间的和平又维持了十年。

十四、 大兵团的灵巧运用

从政略和战略的运用分析起来，秦昭王九年孟尝君合纵攻秦这一役是一个分水岭。这役以前，政略上只有侵略疆土，没有一气灭亡大国的骇闻。以后不久，即有瓜分中山，瓜分宋，瓜分齐的激烈变态。战略上，过去虽有数国联军共伐一国或一国独抗数国的现象，但兵员的数量没有后来那么多，杀人斩首的数字更没有后来那么大，最高的记录是八万，但后来竟增至四十余万之多。这种过度的屠杀固然是我们所痛恨的，但从战略的研究而论，一个将领能够运用成百万的兵士在掌上，进退如意，有条不紊，这不能不说是军事学的伟大进步。我们研究这一大进步，对于秦国的兵制和名将如白起的战略，不能不表示惊异。

自秦昭王九年到五十一年这一段，我想叫它大兵团的运用时期。从侵魏期，各个击破期算下来，已是第三期了。这期从孟尝君攻秦起，至信陵君攻秦止，它的特色只是大兵团运用的灵巧。在政略上，范雎的远交近攻政策并不见得是秦国制胜的唯一原因。因为昭王时代虽然间或用过远交近攻的政策，而大多数时代都遵循着联甲乙攻丙的战略，并不违反远交近攻的意义。而且自范雎秉政以后，秦国也不曾收到远交近攻政策的巨大利益。秦国得意的政略不外乎拆散六国的合纵，挑动他们相互争斗，想要攻击某一国时，就联合他的邻国一同去攻击，这样自然可以获得胜利，原不必拘守一定的远交近攻政策。

当孟尝君攻秦的时代，六国的武力依然强盛，曾受过秦军打击的不过四国。齐燕距离最远，金瓯无恙。魏国受害最深，失去三分之一的领土，韩国失去伊洛上流，楚国失去汉丹上流，赵国受害最轻，只失去西部中阳、祁、蔺、离石五县。若把秦国的东境划出界线来也不是不可能的。最东北自祁县起，大约与赵国以吕梁山为界。汾水的上流属赵，中流属韩，下流属魏。汾县河东一大块土地如安邑、皮氏、蒲坂还属于魏。安邑虽曾降归秦，但这时以后又有“魏纳安邑”的记载，似乎中间曾经魏军收复，只封陵河岸一小带属秦。自黄河以南则河岸函谷关一带已属秦，东界止于渑池。向南拉一直线，经伊洛上流的宜阳到丹水上流的商於，向汉水上流的汉中南郑，也早已属秦。再向南拉一直线，线东的巫郡、黔中属楚，线西的蜀属秦。（附图）

六国的领土、资源、人口、兵力，合计起来，都比秦国超过数倍。所欠缺的只是一致的利害关系，不能认识秦国的最后目的，又没有精明能干的领袖出来团结六国为一条阵线，纵使偶然结合也不能持久不散。而且每一次合纵攻秦之后不久，秦军必来一次猛烈的反攻，韩魏所受的害必更大。这一次，齐的孟尝君田文为得要雪入秦被囚的耻辱（据《孟尝君》传），连合韩、魏、赵、宋、中山五国的兵，共败秦军于函谷，河渭绝一日，至盐氏而还。（据《秦本纪》，《六国表》）秦国有点畏惧，割河外的领土，再加封陵给魏，武遂给韩，以求和平。这二件事，《秦本纪》仝在昭王十一年，不大准确。《六国表》和《齐·韩·魏世家》都记伐秦事于九年，记秦割地于十一年。这个时候，赵正与燕、齐联军共灭中山国，韩、魏都听命于齐，楚又因怀王被虏，对秦绝交，六国没有一国对秦和亲的。倘使孟尝君或赵武灵王有领导六国的能力，结成坚固的反侵略阵线，秦国势必被他们防阻，暂时敛手。可惜孟尝君不愿“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令楚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见《本传》）动机既不纯洁，结果自然很苟且了。赵武灵王又恰巧在这时（这后一年），因内乱饿死，六国失去了这个英勇的领袖，形势只有一天一天的不利了。

自此以后的四十年中，秦的兵制已扩大到百万员的组织，随时有应付二三国的力量。他的一贯战略是歼灭韩、赵、魏的主力军，虽然也曾一度联合攻齐，一度突然袭破楚都，但这四十年精力特别消耗在三晋的争斗中，而且最着重于赵国的打击。因为赵国在前二期只受到秦军些微的教训，损伤不大，必较屡受摧残的韩、魏确是不同。所以这一期的秦军差不多专门以歼灭赵军主力为目的。只要最强的赵军被打败了，统一六国也就不难了。

在首段十年中，因为齐、赵刚灭中山，不久齐又灭宋，秦的外交政策俨然是远交近攻——注意这时范雎尚未出现于秦国——一心一意专以攻击韩、魏为职志，轻易不侵犯赵、楚两国。在屡破韩、魏之后，竟于十九年与齐湣王相约，互立为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这一段的战役凡十八次：第一役，秦昭王十二年，秦尉错攻赵，拔襄城（今河南的县）。

第二役，次年，魏与秦战于解（今山西的县），不利。

第三役，同年，秦向寿伐韩，取武始。（古人说在邯郸西南，不对。）左更白起攻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或山西闻喜东）。

第四役，十四年，韩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斩首二十四万，虏喜，拔五城。

第五役，次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今山西垣县西二十里），复予之。

第六役，秦攻楚，取宛（今河南南阳）。

第七役，次年秦拔韩宛城。

第八役，同年，秦左更错取轵（今日南阳附近）及邓（今河南的县）。秦封公子市于宛，公子悝于邓，魏冉于陶，为诸侯。

第九役，赵、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第十役，魏予秦以河东地方四百里。韩予秦以武遂地二百里。秦以垣易蒲坂、皮氏。

第十一役，十八年，秦客卿错击魏，至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取城大小六十一。又攻垣、河雍、决桥，取之。

第十二役，次年，赵与魏伐宋，得河阳于魏。

第十三役，秦拔赵梗阳（今清源县）。

第十四役，次年，赵攻齐。

第十五役，同年，秦拔魏新垣、曲阳之城。

第十六役，二十一年，秦败韩师于夏山。

第十七役，秦错攻魏河内。魏纳安邑及河内予秦。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者赐爵，赦罪人迁之。

第十八役，齐灭宋。（据《六国表·魏·齐世家》。《秦本纪》独提前二年。）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于齐。这十年内的特殊现象，一望而知是秦攻韩、魏，次数多至十二，最激烈的一次竟至杀死敌兵二十四万。战场上的斗杀，往往是死伤相当。纵使秦兵较勇，大约也有半数的死亡。韩、魏的大军不见得全部覆没，假定生死各半，初出阵时即将有五十万之众。秦军能够战胜，人数谅必相差不远。我们猜测这一役双方的兵员合计将达百万人，似乎不算估计太高。

这时秦国的态度是很慎重的。昭王十九年虽曾称帝，一遇列国反对，第三个月即复称王。而同时称帝的齐湣王则于灭宋之后，过于骄横，惹起列国的恶感。先前燕国曾被齐军破灭，复兴已二十七年。这时正给他一个联合六国的机会。

据《战国策》卷三十记苏代的话，齐破宋，六国破齐，都是秦国所主动：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此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这条史料是很重要的。虽然《燕世家》有“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一语。《乐毅传》有：“王若欲攻之利，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必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这些话只可解释四国攻齐的动机，而不曾指出秦为什么亦参加攻齐之役。我们试看左列这些史事发生于燕兵攻齐的前一年，便可知秦实为攻齐的主动者。昭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见《秦本纪》，《齐世家》、《六国表》皆有。）秦王为什么要会楚王、赵王？次年为什么又要“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不外是订立攻齐的同盟罢了。《韩世家》记“韩釐王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佐字便是一个显明的证据。秦、齐国境被中间的韩、魏、赵、楚隔绝，不得各国的同意秦兵便无法假道攻齐。秦兵既已首先攻入齐境，燕国自然可以放胆出兵了。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见《秦本纪》）

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见《燕世家》）这里最末一句不大可靠。据《赵世家》，次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历为秦遗赵王书，……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秦。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次年“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后二年，赵又派“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次年又派“廉颇将攻齐”。可见齐地被占的六年内，秦赵等国各占若干城，并不是只由燕国独占。还有楚将淖齿，以救齐为名，杀了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得了淮北一带。（见《齐世家》）

齐国后来虽赖田单之力，得以恢复燕军占领地。如果攻齐的五国同盟不瓦解，齐的复兴是不易的。复兴之后，秦、赵、楚等国的占领地曾否收回，史无明文。证以秦昭王三十六年，秦“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刚寿在穰侯的陶国附近，可见秦前所取齐的九城，也许不曾归还齐国。穰侯魏冉是昭王的母舅，秦国的相，攻齐正所以扩充陶国的领土，自然不肯轻易放弃的。不过这一种劳师攻远的政策，大为范雎所反对。从范睢秉秦政以后，齐国不再有外患。秦齐和好，列国亦不侵齐，一直至秦灭六国的最后一着，才加兵于齐，也毫不费力的，很和平地便解决了。

秦国参加攻齐的兵，于破齐济西的次年，即“取魏安城（今河南原武县东南），至大梁（今开封）。燕、赵救之，乃去。”这不过示威的性质，所以次年秦王即与韩釐王会新城，与魏昭王会于新明邑，胁迫他们对秦和好，以后有七八年不曾侵犯韩、魏。《战国策》卷三十，有一段苏代的话，很可以表现韩、魏畏秦的形势：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大约在今山西垣曲县附近），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太岳山上），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骨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韩魏既已服事秦国，赵的国势又正当强盛，时时侵略魏国：这八年间，曾夺取魏的伯阳、几、房子、安阳等城，还决过河水。秦国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最初藉口赵不合作击齐，出兵攻赵，拔取两城。次年又拔取石城。（今河南林县西南八十五里）次年又派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强营村），斩首三万。要不是这时楚顷襄王想合纵攻秦，秦军必继续攻赵。秦昭王二十八年所以肯和赵惠文王会盟于渑池，就是为得要集中全力攻击楚国。（见《秦本纪》，《赵世家》，《六国表》）

楚自怀王困死秦境以后，被迫事秦已有十七年之久。《战国策》卷三十，苏代的话可以为证。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到秦昭王二十七年，顷襄王忍无可忍，遣使往各国，欲合纵以伐秦。（见《楚世家》）秦一得讯，即发兵攻楚。（见《秦本纪》）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见《楚世家》）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由蜀攻楚的黔中，拔取其城。（见《秦本纪》）次年，秦又派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今湖北宜阳）、邓（今湖北襄阳东北）、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赦罪人，迁往这些占领地。（见《本记》、《世家表》）次年即秦昭王二十九年，白起的大军进取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烧其先王在夷陵的墓（今宜昌东）。楚王的大军被击散了，不敢再战，向东北逃走，直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才站定脚步。（见《本纪世家》）秦的占领地向东推广，直至竟陵（今湖北天门县），改组这些地方为南郡。（见《六国表》）封白起为武安君。次年秦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改为黔中郡。（见《秦本纪》）次年，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向西恢复秦所攻拔的江旁十五邑，设一郡以拒秦。（见《楚世家》。即《秦本纪》所谓“楚人反我江南。”并非如《正义》所谓“黔中郡反归楚。”）秦军亦无意东进，改向北方的魏攻击。楚国得以保持残局，直至五十年后始有亡国之祸。（附地图）

这时秦国因楚的主力军队已经歼灭，无向东开拓领土的必要。而北方的赵、魏失和，正可乘机进取。所以破楚后即移师北上，派白起伐魏，取得两城。次年又派穰侯攻魏，又拔两城，驻军大梁城下（今开封）。韩使暴鸢救魏，为秦所破，死者四万，鸢走开封（今县南五十里）。魏以温县（今河南昌县西）等三县与秦，请和。次年，秦又派客卿胡伤攻魏，拔卷（今河南原武县西北）、蔡阳（蔡河即贾鲁河，在郑县中牟）、长社（今长葛县西）等四城，斩首四万。次年即秦昭王三十四年，秦将白起击魏、韩、赵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杀十五万人。魏将芒卯逃走，魏割南阳（今获嘉北）以和。（据《魏·赵世家》、《秦本纪》及《六国表》。但《韩世家》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败赵、魏于华阳之下”，似不确。）次年因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见《赵世家》但误作明年之事。）秦军佐韩、魏、赵、楚伐燕，（见《秦本纪》）似无所得。次年又与赵攻齐，赵取平邑（今河北南乐县北），秦取刚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次年，赵请秦交换土地，已收回了蔺、离石、祁，却不肯交出焦黎、牛狐，秦兵攻赵围阏与。（我以为在今山西陵山县东北的平城镇，古人说是武安或和顺皆误。）赵使赵奢将兵救阏与，大破秦军。这役战史，本书另有一篇专述。秦军败退后，三四年不敢侵赵，只夺去了魏的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和郪丘（或作廪丘，或作邢丘。今温县平皋故城）。从此魏国的地位降低到属国似的，对秦自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有一次齐楚相约而攻魏，魏竟赖秦的救援而免祸。魏王因秦肯相救，很想借力伐韩以求故地。公子无忌极力反对，曾指出这时的秦军的战略：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信邺朝歌，绝漳釜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厄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武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

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盐。所亡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亡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见《魏世家》，《战国策》作朱己的话。）无忌这一篇话，是在韩国受秦攻击三年之后说的。他指出韩的本部是魏大梁的保障，韩的上党是赵邯郸的保障。所以劝魏王“速受楚、赵之约，……以存韩而求故地，……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他又指出二点：……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

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不幸魏安釐王畏秦过度，竟听凭秦去姿意蚕食韩国：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今山西曲沃县西北），拔汾旁九城，斩首五万。（见《白起传》，《六国表》，《秦本纪》，《韩世家》，但传作五城）

次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据《白起传》）取韩南郡。（据《秦本纪》）

次年，白起攻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秦。（据《白起传》）五大夫贲攻韩，取叶阳（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等十城。（见《秦本纪》）除了叶阳是在河南之外，韩国这些地方都在黄河北岸，是联络南北二部的重要据点，自被秦占领后，北部上党郡与南方本部的交通断绝了。所以上党郡守冯亭才把上党城市邑十七降赵，他以为：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见《白起传》，这是四十五年的事。《韩世家》误作前一年。《秦本纪》作后二年）赵孝成王把这个严重的问题征求群臣的意见，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

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与为难，必勿受也。赵禹的意见则完全相反：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并见《赵世家》）赵王竟采用赵禹的意见，即发兵取上党，使廉颇将军屯驻上党南部的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二十里王报村）。这一着粗看似乎赵是失策，其实也有不得不进占上党的必要。因为上党即今山西省的东南部，正太行山盘亘之处，这一带山岳地，易守难攻。它的东方不远，便是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十里赵王城）。如果赵军不进驻上党，邯郸必感受秦军的极大威胁。请看苏厉口里的秦赵形势：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此指边界而言，郡治则不只百里）……秦之上郡（今陕西省北部），近挺关，至于榆中（今榆林）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今山西中央西部），羊肠（今交城县东北，太原县西北）之西勾注（今代县西北）之南，非王有已。逾勾注，斩常山（关名，今河北飞狐口）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见《赵世家》）苏秦很早也已预料到：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秦由渡河逾漳，据番吾（今河北平山县），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见《本传》）一看上党地图，（附图）便可知道上党是邯郸的屏藩，关系赵国的存亡异常重大。他的进军上党，决不是失策，实在是战略上必要的机警的处置。

上党降赵之后，秦兵不曾即刻进攻，却另攻取韩的侯氏（今河南偃师南）、蔺（今地不详）。这一着的作用是控制着韩守成皋、巩的大军，不让他渡河进攻秦军后路以救上党。到第三年，才使左庶长王龁进攻上党，上党的民众逃往赵国。赵军进军驻长平，以保障上党民众。四月，王龁开始攻赵。赵使廉颇统率全军，前哨开始冲突。秦的哨兵斩了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据守，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壁垒。廉颇坚壁以待秦；秦屡次挑战，赵兵不出。（见《白起传》）

廉颇这种战略是不错的。上党边界距邯郸百里，长平距邯郸亦不过三百里。赵的大军很容易得到后方的接济。秦军则距后方的国都有七八百里之远，水运既有砥柱之险，陆行又有崤阪之隘。为赵国计，自然以旷日持久为宜。上党是山岳地带，长平在山谷的出口。秦军由南攻北，是自下流向上仰攻。赵军扼守山谷，凭险而守，俯瞰山下，形势较便。若依廉颇的战略，谁胜谁负，尚未可料。

秦军挟其坚甲利兵，铁骑长戟，宜于速战。且知赵国的主力军队大部集中在长平，很想诱引赵军出战，以便捉得歼灭主力的机会，于是派遣间谍到赵都去扬言道：“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的子赵括做大将呢！廉颇是容易解决的，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赵孝成王本来有点怨怒，恨廉颇常打败仗，损失了不少兵士，又反而坚守壁垒，不敢出战。现在一听得这种谣言，便决定要罢免廉颇，改派赵括为将。赵相蔺相如抗议道：“王因赵括的名誉好而叫他带兵，这很象胶着柱来鼓瑟一般。括徒然能读其父的书传，不知道变化运用。”赵王不听，竟派赵括去统率四十万的大军。

赵括自少时即学兵法，谈兵事，自以为天下莫能当。曾和他的父亲赵奢辩论，奢不能驳难他，然总不赞成他的意见。括的母亲问是什么理由，奢说：“兵是死地，而括谈得太容易了。假使赵国不用括为将也罢了，若必用他，破灭赵军的人必是他了。”这时赵奢已死，括将上前线去，他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说他不可当大将。王问何故？她说：“从前他的父亲为将的时候，亲自奉饭饮而进食的人在十个左右，当做好友看待的在百个左右。大王和宗室所赏赐的金钱物品，他完全分散给军吏和士大夫。受命的那一天，不再问家事。现在我的括儿平空做起大将来，东向而坐，军吏没有敢仰视他的。王所赐的金帛，拿回藏在家里，天天留意那一处有便利的田宅，可买的便买下来。大王想想，他那里比得上他的父亲？父子的心显然不同，愿王不要派他出去。”赵王说：“你不要管吧，我已决定了。”赵母道：“大王既是一定要派他去，即使有什么不合王意的恶果发生，我可以不跟他受罪吗？”赵王许诺。赵括即抱着大志，到了长平。把廉颇的一切约束完全改易，另派许多军吏，预备出战。（见《史记》卷八十一《赵奢传》）

秦国闻得赵已易将，知道机会已到，不可错过。即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改派原来的主将王龁为尉裨将。还怕赵括震畏白起的威名，会改取慎重的战术，所以下令军中，有敢泄露武安君白起为将的消息的人必须斩首。这时还是秦昭王四十七年的秋天。赵括一到即出兵击秦军，白起令秦军诈败而走，另派出二支奇兵绕到赵军的后方去。赵军追逐秦军，直逼秦的壁垒。壁垒很坚固，秦军抵抗得又很猛烈，赵军无法冲进去。秦的奇兵一支二万五千人深入赵军壁垒的后方，截断由邯郸来的接济。又一支五千骑直逼赵军的壁垒，阻隔赵军，分为两部。赵军的粮道被隔绝了。秦军才出轻兵迎击，赵军前队苦战不利，赶筑临时壁垒，坚守以待救兵到来。在这紧急的关头，而秦昭王闻得赵军的粮道已绝，即亲身来到河内，赐人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的壮丁完全到长平去，听白起的指挥，加厚在赵军四围和后方的兵力，遮断赵国救兵粮食的通路。相持到九月，赵军已有四十六天不曾得到后方的救济，粮食不足，都觉饥饿，有些竟暗暗的互相屠杀，割肉充饥。最后分成四队，四向冲击，想打破秦军的壁垒，冲出重围去。但冲了四五次都不能冲出去。赵的将军赵括亲身率锐卒冲锋，正在搏战的时候，忽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全体投戈愿降。四十万大军的战斗力，竟因饥饿而在一天中消灭了。（见《白起传》及《赵奢传》）

这一幕生擒四十万俘虏的大战，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有最伟大的贡献。这和西洋史上汉尼拔的卡内战争，无论从兵员的多少，战略的优劣，和战果的大小比较起来，都卓越若干倍。我国谈兵法的只知道有卡内兵法是歼灭战的典型，却不知自己的战史上早有这一幕惊天动地的长平大战！若不是后来坑杀降卒，白起的战略是很值得佩服的！

很可惜的是白起对付俘虏很不得法，他们担心着“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竟“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统计这役大战，秦军前后所斩首虏，竟有四十五万之多。（见《白起传》及《赵奢传》）这实在残忍过度，毫无人道，打破了一切罪恶纪录。

照白起的主张，应该趁这赵国人心震惧的机会，进军邯郸，以灭赵国。（见《战国策》卷三十三最后一段）所以于大破尽歼长平赵军的次月，即昭王四十八年十月，即进而平定上党郡。分军为二，派王龁率一军攻拔武安、皮牢，派司马梗率一军定太原，尽占韩的上党。（见《白起传》、《秦本纪》）白起则归秦，（见《秦本纪》）请增加军粮以灭赵。（见《战国策》）韩、赵二国更加恐慌，派苏代去汾说秦相范雎道：“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的已有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的大军。虽周召吕望的功勋也不比他多了。假使赵国灭亡了，武安君必为三公，你能够做他的属官吗？……不如乘这次大胜，割取韩赵一些地方，不要留给武安君立功吧！”范雎便把秦兵劳苦做藉口，请秦王许韩、赵割地以和，使士卒得以休息。（见《白起传》）秦王因国虚民饥，（见《战国策》最后一段）也就乐得听从他，割取韩的垣雍（今河南原武西北），赵的六个城，便订了和约。到正月，双方都停止军事行动。秦军退守上党。白起闻得是范雎的主张，从此和他不和。

秦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问计于白起，白起却又不赞成。王说：“前年国虚民饥，你不估量百姓的力，要求增加军粮以灭赵。现在我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的俸，比从前加了一倍。而你说不可伐赵，有什么理由呢？”白起说：“长平的战事，秦军大胜，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战死了的有厚葬，劳役的互以饮食铺馈相飨，这样是消耗很多财富了。赵人死了得不到收葬，伤了的得不到医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产他们的财富。在这样的局势下，大王虽征发较前增加一倍的军队，我料赵国守备的力量也已增加十倍了。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弊，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以防备秦军为急务。他的国内很充实，他的外交已成熟。当现在这个时候，赵国在实在未可去征伐呢。”昭王不听，只淡淡的说：“我已经兴师了。”（见《战国策》最后一段）

这是四十八年九月，即最后一月，（见《白起传》，《秦本纪》误作其十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都邯郸。次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更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见《白起传》）昭王欲使白起去代王陵，白起说：“邯郸实在还不容易攻陷呢。而且诸侯的救兵天天都有到达，他们怨恨秦国已很久了。我军虽然打破了长平的赵军，而我军的士卒战死了的也过半数，国内已很空虚。现在远绝河山而去争人家的国都，赵在城内响应，诸侯自外围向里攻击，我军夹在当中，必定会被击破，我不愿去。”（见《白起传》）

秦王自己命他去，不肯去，又叫范雎去请他，（见《白起传》）责备他道：“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你前次率数众的兵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联合，兴兵很多。你所带的不及他们的半数。伊阙一战，大破两国的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还自称为秦的东藩。这些都是你的大功，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现在赵卒死在长平的已有十分之七八，他的国内虚弱已极。所以我们大发军人，比赵国的人数多上数倍，愿派你去带领这支大军，我想一定会消灭赵国了。你曾经以寡击众，取胜如神。何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吗？”

白起对答道：“那个时候，楚王自恃他的国土广大，不好好的修明政治。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所以我才能够引兵深入，经过很多城池也不去攻陷，沿途拆毁桥梁，焚弃舟船，以阻滞他的援军。抢掠楚国郊野的粮以足军食。当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所以我才能建立功勋呢！”

“伊阙那一次，虽遇两国联军。但韩军很孤，依赖魏军，不愿先用其众。魏恃韩军很锐，想推以为先锋。两军争占便宜，不能合力。所以我才能够设置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军的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然会溃散。乘胜逐此，所以才能立这样功勋。这都是计较利害形势，很合自然的道理，有什么神奇奥妙呢？”

“我们前二年已在长平破灭了赵军的主力，不在那时乘他们震惧的机会去灭亡他的国家，反而畏他，竟至释放他，使他得耕稼以益其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他们的君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其士，乃至平原君一流都叫他的妻妾在行伍之间补缝士卒的衣服。臣人一心，上下同力。这很像勾践困在会稽的时候呢。我们若想结合长围去攻击他，他必固守。若想挑引他的军队决战，他必不肯出。只包围他的国都，必不可剋。攻他的列城，必未可拔。掠他的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我只见这次攻赵是很多损害，没有看出有什么利益。况且我的病未愈，也不能出去带兵呀！”（见《战国策》最末一段）

这段话，大旨着重政略，从政治、经济的良否，民意、兵意的坚否，来判断战役的胜败，实是抉原探本的真理，可做一切战略的根本条件。白起善能把握各种有利的条件，所以才百战百胜，从未失败过。可惜范雎不能了解这种正确的理论，反而误会他有意讽刺前次主和的失策，很惭愧的退去了。

昭王知道白起一定不肯去，便发怒道：“没有白起，我就不能灭赵吗？”更加多发军队，叫王龁去代替王陵。王龁的大军围邯郸八九月，死伤甚多而城终不破。（见《战国策》）楚、魏的援军数十万来攻秦军，（见《白起传》）赵王又出轻锐的卒以扰秦军的后方。秦军屡战都失守，亡伤很多。白起听得了，便说：“不听我的计策，现在究竟怎样了呢？”昭王知道了，发怒，即去见白起，强迫他坐起来，说道：“你虽病了，勉强为我去睡下来带兵吧！若有功，很合我的志愿，将更看重你。如果你仍不去，我真恨你了。”白起顿首答道：“我也知道去了虽没有功也可以免罪。若不去，虽没有罪，也不免被诛。但我惟愿大王能鉴我的愚计，释赵的罪，休养兵民以待诸侯的变化。若抚其恐惧，伐其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也可以完全平定，何必一定要从赵国开始呢？这可说是被一个臣子屈服而能胜天下了。大王若不察我的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罗致我的罪，这也可说是胜了一个臣子而被天下屈服的了。试想：胜一臣的尊严，那可比得上胜天下的威风那么大呢？我闻古人说过：‘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我宁愿伏受重诛而死，也不忍为辱军的将。愿大王再省察一下吧！”秦王愤愤不平，不答而去。（见《战国策》）这才免去白起的官爵，降他为士伍，迁到阴密去。白起因病未能即行。又过了三个月，因诸侯进攻秦军很急，秦军屡次退却，天天派人回秦求救。秦王气极了，派人勒令白起不得留住咸阳城中。白起走出咸阳西门刚才十里，到了杜邮地方，即得到秦昭王的命令，逼他自杀。这时是五十年十一月，他临死时才忏悔不应该坑杀数十万的赵国降卒。（见《白起传》，《秦本纪》作十二月）

白起的计策不被采纳，是秦国的巨大损失。长平之战，已歼灭赵军的主力，秦王不能把握这良好机会，加紧追击，扩大战果，已很失策。后来却因赵不肯割让六城，（见《战国策》卷二十二）再起兵去围邯郸，在战略上又患了劳师攻远的错误。从大局着眼，这时秦国最要紧的是想巩固后方，应该残灭周、韩，打通从崤阪、函谷到成皋、荥阳的要道；灭赵本非急务；即使要削弱赵国，也应该从上党直捣井陉，截断太原、代郡、云中与邯郸的通路，分裂赵国为二部，然后循汾水向上流进攻略取太原，甚至再到代郡云中，使赵国得不到北部的巨大资源和人力，则邯郸自然变成孤城，不能持久了。秦王和范雎当时没有筹算到这里，竟屯兵于邯郸坚城之下，坐受诸侯救兵与城内赵军的夹攻，以致失败。甚至老羞成怒，逼杀百战百胜的大将白起。这一失着，使秦国统一六国的伟业，迟了三十六年完成。若依照白起的计策，则不必待秦始皇帝，也许老迈的秦昭王也能亲眼看见六国的君臣都变成咸阳的俘虏。

邯郸被围，自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开始，至五十年十二月或正月才解除，足足在危险艰苦中度过了十五六个月。这一段时期含蓄着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纵横捭阖的议论，很有记载的必要。第一件是围城中兵民的痛苦。据李同对平原君赵胜的话：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见《平原君传》）赵胜听从这种劝导，果然得到敢死之士三千人，出攻秦军，秦军被他们打退三十里。这很合前文白起所说：“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无怪乎秦国虽久“围其国都，必不可剋”了。

第二件是鲁仲连打消尊秦王为帝的谬说。魏王畏秦，使新垣衍游说赵王道：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原文衍湣王二字）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原文衍昭字）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鲁仲连和他对辩很久，最后拿出切身的利害关系来说：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因此说：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并见《战国策》卷二十）赵国从此坚决抵抗秦军，不肯求和了。

第三件是毛遂劫盟楚王，得到救兵的一幕活剧。赵胜率毛遂等到楚国求救，向楚考烈王指陈利害，谈到日中还没有得到楚王的首肯。毛遂按剑历阶而上，故作声色向赵胜质问。楚王叱逐毛遂，遂按剑而前，痛骂楚王忘百世之怨，说合纵是为楚国着想，胁迫他歃血为盟。（见《平原君传》）楚王方才遣将军景阳救赵。次年开到新中（今河南安阳县），秦军已解邯郸之围，闻风先逃了。（见《楚世家》）

第四件是信陵君无忌夺军救赵。这支生力军的开到，方才击退秦军。起初是赵求救于魏，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派人警告魏，说谁敢救赵的，破赵后必先移兵攻击他。魏王恐慌，叫晋鄙留驻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四十里），阴持两端，观望形势。秦攻赵益急，赵胜屡次催促无忌，无忌再三请求魏王，王终不许。无忌得到侯嬴的秘策，叫如姬窃取虎符，带着力士朱亥往邺，矫发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军权给无忌。晋鄙合符，仍有疑惑，给朱亥一铁椎打死了。无忌既得军权，即令军中：有父子俱在的，父可回去；兄弟俱在的，兄可回去；独子无兄弟的，也可回来供养父母。选得精兵八万，直向邯郸，进击秦军。秦军不利，解围而去。（见《信陵君传》）

当秦将王龁围赵之时，别派张唐攻取郑（今河南郑县）。五十年十二月，因魏、楚救兵将到，秦王益发兵驻汾城旁（此汾城不是今山西汾城，必在邯郸南方不远）以为后援。不久即将围赵的大军撤回汾城。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军走流死河中的有二万人之多。攻汾城即从唐（不是今山西冀城）拔宁新中。更名宁新中曰安阳。初作河桥（似在阴晋到永济的黄河中），以便交通。次年秦将军摎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三十五里）、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黄城），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纵，想联军出伊阙，使秦无路通阳城。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无抵抗而降，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传国八百六十七年的周室，从此灭亡。秦昭王五十余年攻城陷阵的事业，也从此收束，敛回云卷波涌的攻势，以休息其兵力。自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及孝文王元年，六载之间，只用过一次兵攻魏取吴城（今河南舞阳东三十里）。在五十三年的时候，天下各国都来秦贡献。韩王则亲身入朝，魏王则委国听令。秦昭王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见《秦本纪》）

十五、 统一大业的完成

严格而论，自长平战后，秦国统一六国的趋势即已确定。因为六国兵力最强的首推赵军。他有骁勇的骑兵，过去又不曾受过重大的损失，战斗力是很坚强的。《史记·燕世家》记乐间的话：“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廉颇传》记他晚年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这句话是老将含着血泪说的，足以证明赵兵很善战。长平一战，赵的主力消灭，其他各国再也没有能单独与秦军对抗的兵力。兴亡的局面早已确定，所差的只是时间而已。六国不曾受到秦害的只有齐、燕两国。这两国在三十年前的互相攻击，已使他们的实力削弱，迄未恢复元气。秦国自采取范雎的远交近攻政策以后，再也不去攻击燕、齐了。齐国也乐得安享太平；燕国则不安本分，当秦昭王晚年息兵养民的时候，误信栗腹的计策，曾经出兵分二路袭击赵国。却不料赵军虽少，反而大破燕军于鄗（今河北高邑）及代（今河北蔚县），杀得燕军狼狈而逃。廉颇率领赵军追逐五百余里，竟围其国都，割取五城，始允和解。以后廉颇又继续夺去繁阳（今□□□□），再过二年，赵又派李牧夺去燕的武遂（□□□□）、方城（□□□）。还有一次赵将庞煖又大破燕将剧辛，斩首二万。（见《燕·赵世家》，《廉颇·李牧传》）像这样兵连祸结，毫不觉悟，自然是秦国之利。至于韩、魏两国，一向受秦军的残害最大，国土已缩小到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二三。楚国也不及原有的半数。在地理的形势上，这三国已陷入秦军三面包围的状态，特别是韩、魏更加觉得危急万分，朝不保夕。这些，一看当时的疆界地图便可明白。（附地图）

秦始皇帝在名义上是昭王的曾孙，但他即位这年距昭王老死只隔四五年。我们记述他统一六国的史事，不妨把他的前一代庄襄王也包括在一块儿，因为那只有三年。从庄襄王元年以后，只经过二十九年的时间即统一了六国。秦军对于这些残破的国家，无论是蚕食或鲸吞都不曾遇到强劲的敌手，除了楚国曾经得过一次胜利。我们从此以后，只须分国记述，即可了然。不过在分述之前，应该总述一些秦国所用的的政略和战略。

当时六国的人心有两种现象，平民很怕受秦人虐待，游士很怕失去富贵，所以大家明知各国大势已去，也还在各为其主，运筹帷幄，捨舍疆场。秦国对付这些游士的政略是用金钱收买。范雎、顿弱、姚贾、尉缭都曾献此计。《战国策》卷五载：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会，相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十金，随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卷六又载：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兼欤？”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秦帝，即以天下供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卷七又载：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客宾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封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史记·秦始皇帝本纪》也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为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矣。”秦王征其计。从这些性质重复的记载，可以知道秦国散在六国的间谍网是多么厉害！花上那么多的金钱，自然很少不会被他收买的。各国内部的贤明的将相往往被间谍谗毁，以致无人能够负起救亡的责任。这实在是六国的致命伤。例如魏的信陵君很会用兵，秦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得晋鄙的客去向魏王谗毁他，以致罢免兵权。（见《本传》）又如上文所引的李牧是赵的勇将，秦多送些金钱与赵王的宠臣郭开，叫他诬陷李牧，竟把牧杀了。（见《李牧传》）又如秦攻五国，齐相后勝受了秦国间谍很多金钱，宾客入秦的也被收买为反间，都劝齐王不要助五国。（见《齐世家》）从这些实例来看，秦的收买间谍的政策对于统一的顺利完成是有很大的帮助了。

一个国家的兴亡，人心的向背必有重大关系。上文已写出秦国的领土一年一年的扩大，人口自然也跟着增加。这些新附的人民对于秦国的统治是不是愿意接受呢？这点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不愿意，必常起反叛。秦国若不能巩固新占领的统治，必不能继续进攻。假使处处都像冯亭所说：“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见《战国策》卷十八）苏代所说：“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见《白起传》）那么秦国的开疆拓境必很困难，统一的大业就不易完成了。长平战役以前，经过百年的战争，秦国从六国所得的领土，不及后来三十年所得的半数，恐怕就是“其民皆不欲为秦”所致。

《商君书》有一篇《徕民》，指陈秦国招诱三晋人民的方案；据我考察，这不是商鞅的原文。请看他说：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夫百万。

襄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因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夫实旷土，出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

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

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书起也。论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周军之胜，（似指伊阙之战）华军之胜，（指华阳之战）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莱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

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即白起大破赵括之役）秦所亡民几何？民客之兵，不能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己！（《商君书》第十五篇）这篇关系重大的奏议，秦王必已采用实施，所以后来才能势如破竹，一气吞并天下而不感觉困难。古人读这篇文章，总认做商鞅的手笔。殊不知这里明明说出“今三晋不胜四世矣，自魏襄王以来。”试从魏襄王往后计算，四世为安釐王，其元年当秦昭王三十一年。文里提及的三次大战，长平之胜在昭王四十七年，华阳之胜在昭王三十四年，周军之胜似指伊阙一役，在昭王十四年。这三役既不是孝公时代商鞅所及见，——自鞅死至长平战凡七十八年——魏襄王即位也不是商鞅所及见，那么我们还能够说这篇文章是商鞅对秦孝公说的话吗？早则昭王晚年，迟则庄襄王时代或始皇帝时代，才有人贡献这种徕民的政策，一被采用，立即发生很大的效力。试看《墨子·非攻篇》所叙述的战争之祸，则知当时的人民如果能够得一个安居乐业的乐土，不受战争的痛苦，他们怎么不会“欣然愿往”呢？

现在，我们可以分国记载最后决定存亡的战事了。首先应该写到周国的残土：秦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见《秦本纪》）其次应该写到韩国：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见《秦本纪》）荥阳。（见《韩世家》，《六国表》）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见《秦本纪》）成皋和巩在嵩山的北麓，当雒阳东通大梁的要道，倚山临河，形势险厄。秦从东西两面夹攻，韩军自然不能久守。此地一失，韩国的灭亡即已注定了。过了二年，秦又派王龁悉拔韩的上党，（见《秦本纪》、《韩世家》）完成十二年前未成的功绩。到了秦始皇帝三年又派“蒙骜攻韩，取十三城。”（据《秦本纪》、《韩世家》、《六国表》误作十二城。）十四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见韩世家）“韩王请为臣。”“十六年九月发卒受韩南阳地。”（见《秦本纪》及《六国表》）次年，“内史腾攻韩，虏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见《秦本纪》）韩国从此灭亡，亡国之前还苟安了十四年，事实上却早已丧失了独立的性质。秦军差不多没有一点损失，就收拾了这奄奄一息的弱国。（附地图）

韩国的东邻是魏，所以秦国的目标依次便要指着魏国了。根本上魏国也同韩一样，早已“委国听令。”不过自出了一位信陵君，解救邯郸之围以后，信陵君虽“留赵十年不归，”（见《本传》）秦兵也不敢犯赵、魏。（据《六国表》）直至秦庄襄王二年，魏、赵联军攻燕，（见《赵世家》）秦军才进攻赵国，得榆次三十七城。（同上）又移师攻魏。魏王敦促信陵君归，授以上将军印。次年信陵君派代表遍告诸侯，诸侯各遣将带兵救魏，他率魏、韩、赵、燕、楚五国的兵，破秦将蒙骜河外，蒙骜败走，联军乘胜追逐，至函谷关，阻抑秦兵，秦兵不敢出。信陵君的威名由此大振。倘使能够长久掌握兵权，联合各国，则秦的凶锋或可暂时收敛。秦王很畏惧他，即按兵不动，改用离间之计，收买晋都的宾客去向魏王进谗言，说他想夺王位。魏安赘王天天听得谗毁，不能不信，竟使人代信陵君为将。信陵君不久便气死了。（见《本传》）秦国一听得魏军换了大将，即派“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次年十月又派将军蒙骜因攻韩之便，攻魏氏畼（□□□）、有诡，次年始拔其城。旋因岁大饥，撤退休息。（见《秦本纪》）次年即秦始皇帝五年，闻信陵君去岁已死，又使蒙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等二十城，都攻下来了。改置东郡。在（见《信陵君》及《秦本纪》）次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军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即散去。秦军拔魏的朝歌和卫都（□□□□），迫东郡。卫君迁到野王去了。次年，秦攻赵的兵归来，拔魏的汲。魏因邺城孤县，自动割让给赵国。隔了一年，秦又攻魏的垣（□□□）、蒲阳（□□□□）、衍。从此以后，魏国在黄河北岸已无片领土，秦也不复以魏为意。所有的兵力都用向赵国攻击了。秦始皇帝十六年，将要灭韩之前，曾强迫魏国割献一些地方。直至残破了赵、燕两国的国都以后，方才叫王贲率破燕的大军渡河而南，先把楚兵击破了，然后回师，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请降。秦国尽取其地改为郡县。这是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的事。信陵君死去已十八年了。大梁的破陷所以较迟于邯郸、蓟城的缘故，纯粹是魏国的主力军早已歼灭，犯不着秦军去光顾。而且大梁的东方是齐，南方是楚。秦国不愿惊动向来和平的齐楚两国，所以姑且保留这残余的魏国，孤弱的大梁，做一个缓冲地带，让齐、楚的君民多做几年和平梦，他才好用全力去解决赵、燕两国。并不是魏国有力量多支持几年，这一切步骤的谁先谁后，全都是秦国的战略罢了。（附地图）

赵国当长平大败之后，若不是秦王不听白起，停止进攻，一时确有亡国的危险。幸亏白起之计不行，秦军迟延了一年才再进攻，战略上又陷了屯兵坚城的错误，政略上又惹起魏、楚出兵相救，这才缓和了危急的局势。可是秦国一向就采取亲燕政策，自秦惠王嫁女给燕文公的太子以后，这种政策很收到夹攻赵国的效果。例如“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解围之后，“燕攻昌壮，五月拔之。”秦昭王死的那一年，燕信栗腹之计，以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次年，廉颇围燕。又次年，赵又遣乐乘攻燕，围其国。又次年，又遣“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这十年间，秦国正在息兵休民，养精蓄锐；而赵军反与燕军打得难解难分，耗损实力。给秦国一个很好的机会。（见《赵世家》）当魏、赵联军攻燕的时候，秦国却派蒙骜出兵攻赵，去定太原。次年春，蒙骜的大军先攻魏，取高都、汲。次进攻赵，取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秦将王龁又悉拔上党诸城，将要东窥邯郸。幸亏魏信陵君提倡合纵，赵、燕都加入了，五国联军把秦蒙骜军自河内方面打退。这时赵、燕暂时和好，交换一些土地，赵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秦始皇帝初立，晋阳的赵人起兵反叛，秦将蒙骜赶到平定了他们，赵国也无可奈何。这时赵的领土失去了一半，只剩下句注山南北的代郡云中和太行山东的邯郸一带。秦军的战略是要先攻取魏国的北部和韩国的西部，所以空了十年不攻赵。赵国的君臣毫无远略，竟毁弃了纵约，时而派廉颇攻取魏的繁阳，时而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时而派庞煖攻燕杀其将剧辛。待秦军尽取魏的北部二十城以后，赵国才又觉悟转来，派庞煖将赵、楚、魏、燕的锐师，攻秦，取了寿陵。再攻蕞（□□□□），不能拔。秦兵出关，五国的兵赶即撤退，移攻齐，取饶安。这是秦始皇六年的事，各国联军攻秦，这可算是最后的一次了。这一次的力量显然比前几次都较薄弱，秦军并不畏惧他们。次年，赵派傅抵将兵居平邑（□□□□），庆舍将兵居东阳（□□□□），又派河外师守河梁（□□□□），以防秦军的进攻。秦将蒙骜进攻龙孤（□□□□）、庆都（□□□□），病死了，兵才撤退，顺便拔取魏的汲城而去。次年，秦王弟长安君成蛴攻赵，死在屯留。魏因邺孤危，割让与赵。过了三年，赵因秦连年有嫪毐之乱、吕不韦之乱，误会秦国暂无向外侵略之力，赵王竟入秦置酒为欢。甚至出兵攻燕，取狸阳城。兵尚未罢，秦已遣将王翦、桓、杨端和三路出动，攻赵的南方，取邺等九城。王翦并进攻阏与橑扬，都陷落下。秦王命合并三军为一，由王翦统率，归秦。但旋即又命桓取安阳。过了一年，又命桓攻武城（□□□），赵将扈辄率师来救，大战于平阳，秦军大胜，斩首十万，扈辄也战死了。秦军即继续东向击赵，取赤丽、宜安，又杀赵将。赵遣李牧来救，大战于肥下，把秦军打退了。次年，秦国大兴兵马，一军至邺，攻番吾（□□□□），赵将李牧迎战，又把他打退了。一军至太原，取狼孟。自秦始皇帝十一年取邺以来，五年四战，秦、赵的决斗，紧张已极。幸有李牧善战，才得相持不决。往后二年，秦灭韩削魏，沈机俟变。收买间谍，谗毁李牧。而赵国又适巧遇着地震和大饥两重灾难，国力大削。始皇帝十八年，秦大兴兵攻赵，分两路：王翦率上地的兵下井陉（□□□），杨端和将河内及羌瘣的兵围邯郸城。赵使李牧、司马尚将兵抵抗。秦国已买动了赵王的宠臣郭开，叫他诬蔑李牧、司马尚想要反叛，赵王竟派赵葱与齐将颜聚去代替李牧。李牧不受命，竟被捕杀害了。司马尚也被罢免。过了三个月，王翦的大军即急击赵军，一举而杀赵葱。颜聚逃去，赵军溃败。始皇帝十九年十月，邯郸降秦，赵王迁逃到东阳，也被追虏了。王翦尽定赵国的南部以后，引兵进驻中山，欲攻燕国。（参见《秦本纪》，《赵燕世家》，《李牧传》，《六国表》。但《本纪》称“东阳得赵王”较《世家》“以王迁降”为可信）（附地图）

燕国一向同秦国和亲，上文已述。燕太子丹曾在赵做质。秦公子政生在赵都，两人的私交一向很好。但公子政立为秦王以后，丹也到秦做质，这位堂堂的秦王看待这个弱国的质子便不大客气了。所以丹很抱怨，竟私自逃归燕国，天天在想报怨的办法。秦军灭赵蚕食三晋，国土距燕日近。燕国的君臣都恐大祸将至。韩国既灭，赵国将亡的时候，燕太子丹已求得刺客荆轲，想派他去要劫秦王，使他悉返诸侯侵地。赵国灭亡后，秦军向北略地，已至燕的南界。燕人大恐，即遣荆轲持秦叛将的头与燕督亢的地图去见秦王。秦王接见荆轲，图穷而匕首见。轲急刺秦王，未至身，即惊走，追逐很久，秦王才得拔出长剑击杀荆轲。这一幕活剧促使秦王益发兵往赵地，命王翦、辛胜带去伐燕。燕国联络在代郡起兵抗秦的赵公子嘉，发兵迎击秦军。秦军破燕军于易水之西。这都是始皇帝二十年的事。次年十月，秦将王贲攻燕都蓟城（□□□），秦益发卒上前线，遂破燕太子军，取得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向东逃去，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甚急。代王嘉致书燕王，劝他杀太子丹，献首给秦王，以保社稷。燕王竟听他的话，领导秦将李信的轻兵，杀太子丹于衍水中。秦的大军恐楚、魏袭击后方，由王贲带着，向南撤退，在归途中，顺手把魏国灭了。（见《秦本纪》，《燕世家》，《刺客传》，《六国表》）再过了四年，秦已灭楚，才又大兴兵，使王贲带去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归途攻代，又虏代王嘉。燕、代两国与楚国的江南同于始皇帝二十五年完全并入秦国。（见《秦本纪》，《燕世家》，《赵世家》，《六国表》，《刺客传》）。（附地图）

楚国自被秦将白起破陷鄢、郢徙都陈城以后，从未遭受秦兵的蹂躏。虽然有一次遣将军景阳救魏，又一次与诸侯伐秦，都未与秦兵交锋。推测秦不侵楚的原因，大约是地位与地形二件，在战略上皆属不便。据黄歇说秦王的话：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这是说由秦攻楚，以经过韩、魏的路线为最近捷，地位的隔阂使韩、魏伐［代］楚受灾难。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这是说秦兵若由汉水流域东进，则须经过大洪山系和桐柏山系的广大山地，方可到达淮水流域，用兵既很不便，得地也无利益。还有一点是恐怕韩、魏、齐乘机瓜分楚国那些肥沃的地方：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兴（□□□）、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并见《春申君传》）这些顾虑应当是秦国五十年不侵楚的因素。楚国虽失了西部的领土，但自竟陵以东，还有十分之六七在楚王的统治中。楚相黄歇虽有能使“上客皆蹑珠履”之富，而不能养兵选将，恢复失地。虽有数十万大军，不用以攻秦而只能灭一弱小的鲁国。甚至在秦始皇帝六年，庞煖合纵攻秦的最后一个机会，楚考烈王身为纵长，黄歇亲率大军，也不能长久团结，全力反攻，以致秦兵一出，五国的兵皆不利而去。楚国君臣眼见魏地日蹙，旦暮将亡。秦军已占魏的许（□□□）、鄢陵（□□□），距陈只一百六十里。恐慌日甚，即去陈，徙都寿春。过了五六年，秦军北攻赵，恐楚袭其后，发四郡兵助魏击楚，以便牵制。待始皇帝二十一年，秦将王翦已灭赵破燕，班师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南向击楚，楚兵败，得了十城。北还击魏，魏王也降。秦王遂欲灭楚，问将军李信，攻楚须用几何人。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便够了。”改问王剪，王剪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欢喜李信的勇敢，叫他和蒙恬将兵二十万攻楚。王翦因进言不用，托病告老，回频阳（□□□）去了。李信的兵攻平兴（□□□），蒙恬的兵攻寝（□□□□），都大破楚军。信又攻破鄢郢（□□□□），引兵向西，欲与蒙恬相会于城父（□□□□）。楚军追随李信军之后，三日三夜不停顿歇宿，竟大破信军，冲入两个壁垒，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去。秦王得到这个消息，大怒，自驰往频阳，请王翦再起。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乃尽发秦国的甲士，完全交给王翦。楚王闻王翦增兵来攻，也尽发全国的兵去抵抗。王翦既至前线，筑很坚固的壁垒以保护士卒，不肯出战。楚兵屡次挑战，都不理会。王翦天天抚循士卒，给他们很好的饮食，让他们自由玩戏。有一天，叫人问：“军中有什么游戏吗？”答道：“正在投石超距。”王翦欢喜道：“士卒可用了！”探得楚兵已东退，即举兵追击，大破楚兵。至蕲南（□□□），杀楚将项燕。乘胜略地取陈以南之地，至平舆，虏得楚王负芻。灭楚，改为楚郡。楚将立昌平君为王，在淮南反抗秦军。王翦命蒙武攻破楚军，杀昌平君，继续略定楚江南地，南征百越之君，降越君，置会稽。自王翦出征，凡三年始克完全征服楚国。（据《秦本纪》，《楚世家》，《王翦传》，《六国表》。但项燕之事，不依《秦本纪》而据其余三篇。楚王被虏之年亦应依《六国表》，不依《秦本纪》。）（附地图）

楚的江南，赵的代，燕的辽东，既于同一年内被秦将王翦、王贲父子完全征服，列国残存的只有齐国。齐国东边是海，向无外患。自君王后当政以后，事秦很谨，交诸侯有信，安享了五六十年的和平。君王后死了，后勝为相，得了秦国很多金钱，派到秦国去的代表也受了秦国收买，都劝齐王不要参加合纵的盟约，所以不助五国攻秦，也不修攻战的军备。（见《齐世家》）等到五国都已灭亡之后。即墨大夫劝齐王建道：“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三晋的大夫皆不服降秦国，逃到我国阿鄄之间的有成百个。王若收集他们，给他百万的兵，去恢复三晋的故地，很快就可冲入临晋关了。楚国的大夫不肯降秦而逃到我国城南下的也有成百个。王若收集起，给他们百万的兵，去恢复楚的故地，武关也可以进去了。这样，齐的国威可立，秦国可亡，岂不较臣事秦国较好得多吗？”齐王不听。（见《战国策》卷十三）不久，秦王便命王贲率扫平燕代的大军，向南开入齐国，直冲临淄。齐国的兵民没有一个敢反抗格斗的。秦军竟不必发一矢，挥一刀，即把齐王田建俘虏了。（见《秦本纪》，《田世家》，《六国表》）

统一六国的大业，竟成功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我们再综合这最后一段二十九年的战事，鸟瞰一下：在白起破赵长平以后，六国已无巨大兵团足以对抗秦军。秦军首取成皋，韩、魏与东周已在掌握。适遇赵、燕相攻的机会，故转而先取赵的太原、榆次三十七城。再回来取成皋附近的韩、魏属邑。东郡既下，魏势已孤，姑留下他来缓和齐、楚的戒备。偶逢嫪毐之乱，乱平后即进攻赵国，五年四战，赵力已衰。因有李牧为赵将，相持不决，故退而收拾韩室。待反间已行，即一举而灭赵。燕遣刺客，徒使秦兵提早攻燕。既逐燕王出塞，即返而攻楚。楚师既却，即顺手收拾魏室。五年以内，三次举兵，始克平定楚国，分兵北上肃清燕代。最后乃用凯旋的兵，带齐王回咸阳去。轰轰烈烈的战国纷争从此终结。天下一统的局面从此展开。

十六、 分立与统一的利害比较

当列国分立，常起战争的时候，人民的痛苦，可从《墨子·非攻》中篇看出来：今师徒兴起，（略去唯毋二字，因系语词。）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返者，不可胜数。又与其矛戟戈剑乘车，其往则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返，往死亡而不返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数。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可得也！《非攻》下篇则揭发战争的破坏性：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差论其爪牙之士，……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淹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猝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挠乎哉？罪死无赦！”还有黄歇描写战士的死伤，民众的流离，更加深刻动人：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见《史记·春申君传》）像这样的悲惨现象，并不是秦与韩、魏所单独具有的，任何国际战争莫不如是。生活在这时代的人民，实在再痛苦没有了。人民对于战争的厌恨，是如何的深切，可想而知。经过了二百年此伏彼起的全面战争，无论谁也热望统一息争的局面出现。所以秦军所占领的土地，很少有遗民反动的事发生。而秦始皇帝统一以后的法令也确实有很多适合人民的需要。请看他：（1）自号曰始皇帝，除谥法，后世以计数。

（2）“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3）“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4）“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5）“事皆决于法”。“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6）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7）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8）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9）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10）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11）“治驰道”。“堑山堙谷，直通之。”

（12）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13）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14）“勤劳本事，上农除末。”“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15）“匡饬异俗，陵水经地。”

（16）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筑长城。

（17）适治狱吏不直者。

（18）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19）“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20）“防隔内外，禁止淫泆。”（并见《秦本纪》）这种种举措，都是向着统一的前途迈进。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能够成功为完整的、团结的、不可分裂的，秦国的严刻的法令，奏效最多。统一的局面虽说仅仅十三年即又分裂，但六国的统一是经过了长久的时间，有好些地方，老早就已受秦统治。民族血统的混和与民族文化的混和，三二百年来即已超越国界而迅速进行。一俟政局统一，国界打破，血统与文化的同化也就表面化、具体化，而再不能分裂了。

自秦献公元年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经过一百六十六年的长期战争所成功的统一，使汧渭之间的秦人投入中华大民族的怀抱，并确定我们的地盘：“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二千二百年来，我们的祖宗即生息在这些地面！

1939年11月22日晚12点写成学术通讯——平阳与韩原1940年

学术通讯——平阳与韩原颉刚先生：

《责善》五期收读。大作《燕迁汾水考》提及韩原非今之韩城，弟甚赞同。鄙意可由平阳之所在以定韩原之位置。《史记·韩世家》：“韩武子事晋，得封于韩原，宣子徙居州，贞子徙居平阳。”鄙意以为韩都三迁皆当在浍水、绛水流域。《战国策·秦四》：“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水经注》：“绛水出绛山，西北流注于浍。”又：“绛县南对绛山。”此绛县当即今曲沃，但非晋都新田。新田又称新绛，既非今日汾水北岸之新绛县，亦非绛山南麓之绛县，鄙意疑其在汾、浍交流之三角洲上。《左传》成六年，韩献子称其“土厚水深，有汾、浍以流其恶”，足证俗说新田在曲沃西南二里之非。新田之义，似为新近冲积之田，既兼濒汾、浍，则决不仅濒浍水。浍水南岸即绛山北麓，绛水流经其间，则平阳应于此间求之，约略当今侯马南方附近之地。俗说谓唐尧所都之平阳为在今临汾县，鄙意决为非是。盖《史记·晋世家》已明言“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又言“曲沃邑大于翼，翼城，晋君都邑也”。“献公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俗说既承认翼与绛皆在浍水及其支流绛水流域，则此流域应为周初所灭古唐国之旧域，《帝王世纪》所称之尧都平阳亦应在此旧域求之，不得更于北方百里外嫁之临汾也。《战国策·秦四》既明言“绛水利以灌平阳”，则更证明此平阳确为唐尧之古都，亦即韩贞子之新都，至三家灭智氏时仍未他迁者。鄙意上古地面气温较高，雨量较富，故大河之濒多储渟为大泽。汾水上游有昭余祁泽即其一证。古人定都设邑，因此多在小河之流域。例如陕西之雍水、汧水为周秦古都，而泾、渭之发达反在较后。故唐尧患水之时，决不致定都于汾水泛滥之临汾。晋迁都三次亦皆不出浍水流域，亦即不出唐之旧域。而其自上游逐渐移居下游，则与周秦相似，可为河水渐干之证。此固闲话，然平阳既为韩贞子之都，则其故都韩原亦当在附近。由周、秦、晋迁都皆自上游趋下游之例推之，则韩原当在平阳之东方，浍水上游之南岸。而晋都故绛则犹在其上游。盖秦穆公渡河伐晋，必循汾水、浍水南岸以指故绛，晋惠公“三败及韩”，急云“寇深矣”，则韩原距离故绛必极近也。江永疑为“盖在山西河津、万泉之间”，似亦非是。

除上述理由外，梁山之所在亦可为一证。鄙意梁山当在浍水发源之地。《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因“山崩川竭”，故次年“晋人谋去故绛”而迁于“土厚水深”之新田。《大雅·韩奕》所恭维之“奕奕梁山”必在韩原举目能见之地。晋人因山崩而迁都，则此梁山即《韩奕》之梁山。盖故绛濒浍，梁崩而浍竭，故不得不迁都于浍水下游与汾水交流之三角洲上也。尊说欲以吕梁山当此梁山，鄙见未敢赞同。一则吕梁在晋、韩北方，相距四五百里，为人目所不能见，当不致尊为国之镇山；再则吕梁山崩颓，汾水枯竭，与晋之国都无直接影响，不致无故迁都。鄙意翼城、浮山两县界上有山高至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当为浍水导源于是，似足当梁山之称，为晋、韩之镇。

上述平阳之说，仍有二点须解辩：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则平阳此时实为赵邑。然此时韩宣子方卒，及其子贞子始徙居平阳，安知韩不以马首易赵之晋阳，平阳接近韩之韩原，互相调换，以便统治。《左传》所载，不乏先例。易得平阳之后，始移治之，此理固可通也。二、《战国策·燕二》：“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起乎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此平阳当在宜阳附近，当非复绛水旁之平阳矣。此点自宜注意。秦之侵韩，以少曲为左翼，宜阳为右翼，两周为中军，甚合当时战略。宜阳在河南，则此平阳当在宜阳之东，只二日程，似曾为韩都。《史记·楚世家》：“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亦以宜阳、平阳连类而称。可知韩在去绛水之后，迁阳翟之前，似曾在伊水或汝水或颍水之上游建都，仍名平阳。此种迁都而不易名之事不乏先例，商都之亳多至四处，郑东迁后仍名郑，即其明证。不仅平阳为然，即魏都安邑亦非首在姚暹渠流域之夏县也。鄙意安邑初在汾水旁之霍县附近。《史记·六国年表》：“秦武王后九年，取赵中都、西阳、安邑，”此安邑当为魏之故都而后来易与赵国者。《左传》闵公元年：“晋献公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史记·魏世家》：“魏武子治于魏，魏悼子移治霍。”魏、霍连类而称，两地相距必迩。俗说乃以魏为在今之芮城，本无证据。霍在汾水东岸，魏或在其附近之支流。魏绛徙治之安邑亦当在魏、霍不远濒汾之地，故魏桓子惧智伯决汾水以灌之耳。三家共灭智氏之后，三分其地，魏始分得解池附近及河西之地，然后徙都于今夏县之北，仍名安邑。盖智城在今解县或虞乡县，《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及《括地志》，似无疑义。智氏于晋六卿为最强，其力能远征赵之晋阳，当不容魏处解池之东共享池盐之大利也。鄙意不仅汾水有安邑，河西亦似有安邑，不仅河东夏县一地而已。《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此安邑，据《秦本纪》，知其属魏。既已降秦，不闻秦还之于魏。同年为魏惠王十九年，“魏筑长城塞固阳”，用意当在拒秦。而次年“卫鞅围固阳，降之”。此固阳，俗说乃推之往绥远，甚可笑。据战略地理求之，必在渭、洛之间，扼秦、魏之冲，是时魏在河西尚有二郡数十县，迟至二十余年后始割让与秦。秦既尚未占有河西，则亦无能迳陷河东之安邑。秦军首陷安邑而后陷固阳，则此安邑似在固阳之西。鄙意虽不愿坚持此说，但亦不妨提出备考，且用为安邑不限一处之证耳。在卫鞅围降此安邑之后六十六年，魏割河东四百里与秦之后四年，魏又纳安邑及河内与秦，一若此安邑不在河东而在河内者然。今虽未暇深究，然最初之安邑必在汾水流域则固可深信不疑也。

凡此皆未定之论，敬乞先生指正。此颂撰安。

弟姚名达上

（原载《责善》第一卷第十一期，1940年8月16日）史字的本来意义史字的本来意义一史官制度与史的本来意义有什么关系

要研究中国的史官制度，当然首先要确认史官是什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第一、因为有的时代虽有史官这种名称，却又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史官。第二、我们所要研究的史官，历代的官制很少明白标出史字，往往用一些仿佛没有关系的名称。第三、有些官吏的职务明明是史官的本分，偏偏连名称也没有，只是临时兼充。所以如果我们不确认什么是史官，史官制度将没有方法考查明白。

但是史官的性质跟着史字涵义而来，而史字的涵义却又跟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我们不精密的分析史字涵义在文字史上的变化，或是虽已分析过了而又不确认某一类涵义才是真正的原始的定义，那么，我们仍旧不能决定史官的性质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借助于文字学，先把史字的涵义分析清楚并确认下来。

不过一个字的涵义更换，主要的是由于字形的变化。而字形的变化，主要的又是由于写字工具的陆续发明。

殷虚甲骨文字和大小篆的差别，在直线和弧线多寡的比率上面。用刀笔在甲骨简牍上面刻字，同样是硬碰硬，自然是直线的笔画多过弧线的。但，如果用漆笔在简牍布帛上写字，却是自然会多写弧线，少画直线了。不过它们也有相同点：线画的粗嫩都是相等的。因为甲骨简牍都太坚硬了，刀笔不容易刻得更粗肥些。而漆笔尚没有用羊毛制造，硬的芦管和凝滞的漆也实在不容易分出粗嫩来。

到了蒙恬造笔，始用羊毛，然后才有程邈发明隶文，始有肥瘦如意的笔画。再进而到蔡伦造纸，纸面光滑，方笨的隶文也就变而成楷文草文了。

史字在文字进化的过程中，形态也跟着多次的变化。我们必须考察它的变态，追究它对于涵义的影响，然后才可以决定史官的性质。

二史字的形态有什么变化

现存最古的甲骨文，拓印在《殷虚文字》、《殷虚书契前编》、《后编》、《铁云藏龟之余》、和《新获卜辞写本》里面的，都有史字。它们的最初形态就很不一致；这是因为甲骨文也不是一朝一夕刻成的，经过了数百年的长时期，自然会发生变化。现在可以分析它上半部的形态和下半部的位置，模写为左列的图样：史字上半部的形态

甲、上半是乙、上半是

丙、上半是丁、上半是

戊、上半是己、上半是

史字下半部的位置

子——在全内

丑——在半内

寅——在旁

卯——在上

辰——在旁这些文字值得注意的所在有五点：第一、的形态不一，下角或，或，或，或；但上方，两端都突出于的上面。第二、有水平的，有倾斜的，有两端越出于的外面的。第三、最宜注意，每一字的都很长，总是和相接触。第四、有时紧握的下部于全掌内，有时只握于半掌内，有时只用一指接触的中下部，有时只接触的末端。第五、握的有时是，普通是。这里交给我们的问题是：是不是手的指掌？是什么？、、、是什么？和合并起来又是什么？最后则问整个字的涵义又是什么？

殷末和周代的前半期往往在钟鼎上铸刻文字，留存到今的还很多。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啸堂集古录》、《铁纲珊瑚》、和《金文编》等书所载，史字的形态已孳乳成数十种，可以分列为左图：史字上半部的形态

甲、上半是乙、上半是

丙、上半是丁、上半是

戊、上半是己、上半是

史字下半部的位置

子——在全内史颂簠吴彝颂敦师艅敦盖

丑——在半内史颂敦周公敦颂鼎

史姬钟史兽鼎、公史敦、庚午父乙鼎

格伯敦史仆壶盖

寅——在旁史卣、史彝、父辛爵史父庚鼎

史伯硕父鼎

卯——在上叔上匜史宾钘鬲攸从鼎

史敦杨敦、颂敦、颂壶、寰盘

汉大官壶散氏盘格伯簋、冗彝

史自彝

辰——穿出外寰盘周史张父敦盖师酉敦

史燕簋毛公鼎周季姜杅

巳——缩入内师奎父鼎散氏盘鄦专鼎

郜史硕父鼎师西敦

午——在上吴王姬鼎格伯敦史农

未——在间锡奚尊

申、的变形子史为母作爵师艅敦盖（重出）

鄦专鼎（重出）寰盘（重出）

格伯敦

酉、史下有口史彝从这些文字的形态变化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形不见了，于、、以外，新生了。二、有长有短，长的越出手下，短的竟缩入内，不在手中了。三、下半部的变形很多。特别是戊卯组的竟很像隶楷的史字，丁申组的竟很像隶楷的事字。这里告诉我们以由到史的过程，以及史事分途的痕迹，让我们研究涵义的时候，得一个正确的基本观念。

甲骨文和钟鼎文都不是一个短时期的特产，但是我们要把这长时期的文字个别的确定它的年代，排列成一个顺序，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考察史字形态变化的顺序，却也有个肤浅的方法。第一、比较它的上半部，甲骨文有而钟鼎文没有，钟鼎文有而甲骨文没有，原则上我们已确定甲骨文较钟鼎文为古，那么我们也可以确定是最早的形态，是最晚的形态。再比较、、、四种，觉得、的面积和边线都和相似，只不过改曲线为弧线罢了，在年代上应该是较稍后，顺序第二。再看带扁形，和相似，在年代上应该是较稍前，倒算起来也是第二。带方形，横幅有的宽，竖幅有的长，应该列在、的中间，顺序或倒数都是第三。惟有的年代较难确定；论它是直线，甲骨文也有了，应该紧接的后面，排在的前面；但是钟鼎文里面的太短，和的相同，又似应抑后。还有、两形，似乎可以分别安排在、的地位里，算是缺笔，不另讨论。

第二，甲骨文的一律很长，可见长的是较早。汉代的字很短，可见短的是较晚。不过钟鼎文有的在全手内，或竟穿出手下，有的在半手内，有的缩至手上，有的甚至缩入内，不在手内，的伸缩是很不规则的，因此我们不能依的长短来编排时代的早晚。我们只能研究的伸缩与、、、、、的变态顺序是否平行的发展，再去推定它们是两种物体还是一种。如果顺序相同，便是一种物体；否则是两种。请看上图，自甲至己各组，每一组的都有长有短；再看自子到辰各组很长的也不限于，或，各种变态都有：这就可以证明是一种物体，自至的形象又另是一种物体了。

其次，我们还要研究、、、、、是一种物体，还是许多种？这可从甲骨文有这些形态的字去考察，我在下文里已证明它们是一种物体形象，这里姑且不提。

三史字的本来意义究竟是什么

要想知道一个字的涵义，普通是查阅字典。例如史字，《辞源》载它有三种涵义：一、“古掌书之官也”；二、“记事之书曰史”；三、“姓也”。除了第三种和本书关系较浅，可以不论外，第二种是后世新定的意义，不是上古的本来意义；第一种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很不明白。如果把书字当做图书、典籍的名词用，那就错了。如果把书字认做书记、书写的动词用，那就不错。但《辞源》是现代的辞典，照那句话的文法和现代的习惯看来，是指书籍而言。我们不能依据这种普通的辞典来解决专门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

即使是古代的字典，也未必便可凭信。因为上古还没有字典，中古的人综合古字来写成各种解释，未必便是上古本来的意义。例如《说文解字》，在现存的古代字典算是最早的，它解释史字说：“记事者也，从又从中，中，正也。”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第一、这个“者”字的涵义就不很明显；如果是指记事的人，固然不错，但也容易引起误会；如果是指记事的书，却又错了。第二、它把史字的上半部认做中字并解释中字的涵义为正字，意思是认以手持正为史字取义的标准，这个错得更厉害些。所以我们研究古字的本义，确实不能仅仅依据现存最早的字典，这也是一个原则。

最靠得住的二种原料：第一、是文字的本来形态和后来变化的痕迹；第二是秦汉以前的古书所提及的字义。因为古字最早多是象形，顾形思义，最易得到本来的意义。古书虽无意解释字义，但它们所承认的意义确是当时和稍前时所通行的，比较后世字典的解释，究竟亲切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研究史字的本来意义，应该采用这最后的两种方法，不必相信说文解字，更谈不上什么辞源之类。

上文我已确定史字的上半部是两种物体的象形，不该看做一种物体。但古人对于这上半部始终认为整个的中字，和下半部的手字合并成史字。不过他们的解释也各有不同，可以分成四派：

第一、可以叫他为许慎派。《说文解字》是东汉中年许慎做的，原文已于上段引征过了。后世有许多文字学者都遵信它的解释。例如南唐徐锴《说文系传》说：“记事当主于中正也。”清桂馥《说文义证》说：“‘中，正也’者，文公元年《左传》：‘举正于中’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又有一部《说文部首订》说：“从又从中者，犹持正也。盖史之所记，如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亦无偏倚。故从又持中，为人记事之称。因其记事无虚伪，遂名其所记之书为史，亦名其所记之实为史。”这一套的说法，都从中字得来。我的亡师王静安先生轻轻的举了两个理由，便把它驳倒了。他在《释史篇》说：“其字古文篆文并作，从。（秦泰山石刻‘御史大夫’之‘史’，《说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中’作、、、、、诸形，‘伯仲’之‘仲’作，无作者；唯篆文始作。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这自然是严正的反驳。根本史字的上半部不是中字，那能用中正的美德来解释？纵使假定确是中字，中正不是有形的物体，那能用手去执持？我还可以加上一句闲话：中固然确是史官的美德，但造字的人那能预先主张史官记事必须抱定中正的态度？根本上古不曾有史籍，史官的职掌也不仅仅是记事，从那里可以得到中正的抽象观念呢？不用追究，这一套说法是后起的解释，不是本来的意义。

第二，可以叫他为吴大瀓派。大瀓是清末人，在《说文古籀补》说：“象手执简形。按古文‘中’作，无作者。”林义光在《文源》上亦说：“从，不从中，‘中’古作，象简形，执简所以记事。”他们一致反对许慎“中，正也”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说象简形，象手执简形，却不一定很对。王静安已经说过：“与简形殊不类。”因为一简的形态应该画作或，即使说有点象，但为什么中间平添一条很长的直线呢？这直线的上下二端都已越出的体外，自然更加不象竹简了。如果象手执简形，就应该画作。若说甲骨文不便多作弧笔，也不妨画作。篆文则可作。现在甲骨文的史字作，篆文作，手并不直接执简，可见吴大瀓派的说法确是错了。

第三，可以叫他为江永派。江永是清初人，在《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中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王静安说：“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自注：“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著者则认为这一派说象簿书，实在不对。因为一简既不象，众简并列成册，应画作，即使不用丝编，亦应作，无论如何，决不象。可见不是象众简的簿书了。这是一点。再则，如果照江永的说法，手持簿书的人叫做史，那又应该用什么话来解释典字呢？《礼记·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甲骨文的典字作或，是象两手持册的形态，是掌管簿书的意思。这字比较字合理得多了。这是二点。三则《周礼》的“中”字都是指司法衙门的判决案而言，并不是通指一切官府的簿书档卷。请看《周礼》的原文：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这所谓群士即下文所引的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命，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就郊而刑杀，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令三公会其期。

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各就其县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命六卿会其期。

方士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狱讼于国，司寇听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书其刑杀之成，与其听狱讼者。这些明白的全文，一望而知它所谓“中”是群士司刑议定狱讼的判决案，绝不是普通行政衙门的簿书档卷。我们先看了这些全文，再去看《周礼》的另一条，才不致误会。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史之治。这里所谓群史就是上文所引的群士。古文“士”“史”两字有时通用。治中也就是上文所引的议定狱讼的判决案。天府保藏这些判决案，以备考察。不过是许多职掌的一种。另外还有别的簿书也由他受藏，但不叫做“中”。例如同这一条规定着：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这就是另二条所定：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

司民以制国用，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这可见登记人口数字的版不叫做中，但也藏在天府。又如：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

……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这些盟书，贤能之书也不叫做中，也藏在天府。还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这里的禁令也是文字写成的簿书，也不叫做中，但也藏在天府。我们看了以上各项证据，当可相信“中”字是一个专门名词，只指司法衙门的判决案而言，确实不是普通的包括一切官府的簿书档卷。江永和王静安引证《周礼》，断章取义，随意解释，实在违反原来的意义，我们不愿信从他们。

第四，可以叫他为王国维派。国维字静安，民国十六年才去世。他在《释史篇》赞成江永的话，说史是手持簿书的人。但又讥笑他：“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因此找了些证据，说中是盛筭的器具，亦可用以盛简，因为简与筭是一物，所以簿书也可叫做中了。把这篇繁碎的文章完全转钞本来是可以不必的。但因为他是近代的考据专家，很多人都尊信他的意见。而我呢，却并不因为他是我的先师而迷信这一篇周文曲纳的话。所以不得不择要引述，逐一加以反驳。

首先他引了许多话，考出中是什么。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这一句结论也许是对的。但盛筭的“中”是执在小臣师的手里，大史不过实筭于中，取出“中”的筭，改放一些进去罢了。纵使“释获者设中”也是大史的职掌，“中”也不是常常执在大史的手里，那便不能说字是象手执盛筭的中了。况且根据同在一书，同记一事的《乡射礼》，释获者即叫做释获者，并没有标明是主人之史。而同属《仪礼》的另一篇《既夕礼》里面却明明有主人之史。如果释获者设中，实筭，取筭，易筭的职掌确实是史官最重要的工作，那么《乡射礼》篇就应该指定主人之史来担任这些工作。既然没有标明，我们便不应该因为《大射礼》有些提及史和筭有关系的证据，便硬说盛筭的中也执在史的手里。

其次我们要注意盛筭的中，究竟象不象或？据静安先生说：中之制度，《乡射记》（名达按：记字是仪字之误）云：“鹿中髤，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境，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形，而于之上横凿孔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在这里，他明明知道周代的“中”和字形不象，却又凭空设想出一种和相象的盛筭之器来，而咬定《乡射礼》所明白规定的不是周初的制度。这种武断的态度，可说是很不合理的。在没有新的证据发现以前，不能鲁莽的听信他的话。这点和我们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也用不着去追究。因为无论盛筭的中是有点象或者是借用字，它都和史字拉不上来。

往后，王静安另外想出二项理由，说明古代的筭和简策同是一物，同为史官所执，因此说“中”亦是盛简策的器具。他的第一项理由是说筭和策的长短相符：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详见余《简牍检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筭二字往往互用。这里他有一点最大错误是不曾注意筭的大小。据《汉书·律历志》：“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可知筭是很小的竹条。《汉书·艺文志》：“刘向以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李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可见简策必较筭大得多，方才可以刻二十余字，决不只一分。一分宽的筭绝不能容许史官刻字。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说“简与筭为一物”，最多只能说相似，不能说相同。这个前提决定了，他的第二项理由也就很难成立了：《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注：“古文筭皆作。”《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筭也。《史记·五帝本纪》：“迎日推。”《集解》引晋灼曰：“，数也，迎数之也。”案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算”，又假筭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民。”案《后汉书·皇后纪》：“汉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民”，即“八月算民”，亦以为算。是古筭同物之证也。筭是竹做的，即是策，亦是竹做的。策的长短分四种，有二种齐巧和筭的长短一样。因此古文把筭二字引申通用，亦合情理。但不能因二字可通用，便说二物同是一物。譬如杨和柳相似，用字时亦随意相通，但若说杨柳同是一物，那却错了。王静安对于上述二项既有误解，因此把古书的字当作筭字看待，引《少牢馈食礼》“朝服，左执筮”，《士冠礼》“筮人执”，说“筮亦史事”，“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其实这些便是，筮人便是筮人，不必牵混为一谈。史究竟和筮有何关系，容于他文讨论，现在不必谈。

他既一口咬定，“筭与简策本为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就武断“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又引征《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执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就说：“是中二物相将，其为盛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又说：“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这里有二个罅漏可以攻击：一、用什么物体作？盛筭的中可以作吗？“执从中”的从字可以作盛字解释吗？据我看《尝麦解》的原文，升阶作在“承王中”之后，不妨说中是作的物体，或许就是刀笔，也未可知。“执从中”，就是纸跟着笔的意思。这唯一的孤证恐也不足为王静安的帮助吧。二、除这篇《尝麦解》以外，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试想筭的大小不过“径一分”，盛筭的中盛筭不过八枚，它的体积是多么的狭小！盛一简已很为难，那能够盛放十简下去？

退一步讲：纵使筭就是简策，盛筭的中就是盛简的中，也不能说“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我们不必引经据典，只打一个譬喻，即可明白。古代的简策，没有字的现代叫纸，有字的现代叫文稿。盛筭的中如果就是盛简的中，那就等于现代的稿纸篮或文稿篮。如果我们依照王静安的意见，说“盛简的中就是簿书”，这就无异于说：“盛稿纸的或盛文稿的篮就是簿书”。这句话通不通？读者下一句断语吧！

总括这几条我反驳王静安的结论是：

一、中纵使是盛筭之器，也不是盛简策之器。

二、筭字虽可和字通用，简策（）和筭也不是一物。

三、大史虽然有时饰中设中，有时舍筭，有时执，但这些不是经常的工作，不会常常手执盛筭的中。

四、中字在《周礼》只是司法衙门的判决案，不是行政衙门的簿书档卷，更绝对不是一般的书籍。

五、史所手执的不是盛筭之中，也不是判决案，也不是簿书，更不是一般的书籍。

综合上文对于四派的反驳，我们可以相信史字的上半部一定不是中字了。

照上段所辨正，史字的上半部不是中字，似可确定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呢？照前文分析字形的变化，已经证明史字的上半部是两种物体所组成，不只一种物体。这两种物体又是什么呢？拿甲骨文和钟鼎文另外许多字的形态来比较，并征引秦汉以前的古书所称述，似乎两种物体是笔和口，史字的上半部是象笔在口前的形态。

象刀笔，有尹字聿字和书字可证。甲骨文的尹字如左：

钟鼎文作，从又从，这可反证《说文解字》“尹从又，握事者也”是错误了。其实尹字就是聿字。《说文解字》：“聿，所以书也。从聿，一声。”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此象手持笔形，乃象形，非形声也。父辛从与卜辞同。”这样解释，一点也不错。王国维《释史》也说，尹字从又持，象笔形。周初的史佚，有一部古书（偶忘其名）称为《尹佚》。《书·洛诰》又称为《作册逸》。作册必须持笔，持笔的人叫做尹氏，持笔作册是史的职掌，所以《作册逸》也可叫做《尹佚》或《史佚》。作册就是为书。《左传》鲁襄公十四年，晋师旷明明称道旧制：“史为书。”《周礼》：“史掌官书以赞治。”书字颂鼎作，颂敦作，是象手持笔在简上刻字的形态，亦可助证是笔的象形。《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国语·晋语九》，董安于多称：“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又载士茁称：“臣以秉笔事君。”秉笔和载笔都就是持笔。史不持笔则无法作册或为书，所以史字上半部的一定是笔，绝对无疑。

许多形态应该确定它是什么？最初，我因为看见的甲骨文的史字只有形，揣测它是夹钳中央的木片，曾在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讲义上发表过。后来看见了更多的甲骨文，已有改方为圆，改长为扁的趋势，和钟鼎文相差不多。再比较书字在钟鼎文里，下部有，似象简形。《礼记·祭统》又有“史由君左，执策命之”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得更明白：“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可见史常执简以书时事，似乎史字和书字的都象简策的形态。不过书字的在下，很象持笔刻简，可以说得过去。史字的和则混在一处，说它是一件东西固然错了，说它是简和笔一同执在史的手里，却不很像，因为固然在里，却不在里，似乎不是象简。最后看见甲骨文从口的字，如古字作，字作等形，日字作，品字作，各字作，吠字作，告字作，名字作，问字作，唯字作，司字作、、，占字作、，这些口字的形态也有种种不同。因此觉得史字的上半部恐怕也是口字和笔字所合组而成，史持笔放置在口的正前面，就是用文辞代替语言的意思。引古书来证明，便可相信这一说。《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这句话表示史是文辞很多的人。和《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是同一意义。最重要的证据是《左传·桓公六年》梁季所说：“祝史正辞，信也。”《昭公十七年》太史所说：“祝用币，史用辞。”《成公五年》绛人所说：“祝币，史辞，以礼焉。”《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所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昭公十二年》昭子所说的“书辞无颇”。这可见史以正辞立信为职掌之一。《襄公二十五年》又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郑伯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这更可见文辞是来补足语言的不足的。史字的上半部，是手持刀笔，置于口前自然是“文以足言”之意。

由上段对于史字的上半部定了一种解释，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史字的本来意义确是什么了。现在不妨再引一些古书的文字证据，来确定史字的涵义。第一项应该先证实史是一种技术专家。《礼记·王制》有两句很要紧的话：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很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和“余死，汝必为太史”。《左传·定公四年》，子鱼也把“祀、宗、卜、史”相提并论。这可见史是父子兄弟世世相袭的官吏，不兼职，不改位，终身专用他的技术以事奉上面的王侯和长官。

第二项应该要证实史是一种雕刻文书的技术专家。后汉王充《论衡·量知篇》给我一个显明的证据：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埳，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夫文史查《论衡》原文作“吏”。——编者注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于儒生哉？后汉时代叫雕琢文书的刻字匠为史匠，固然带着鄙薄的意思，但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史的主要职掌就是雕琢文书，所以手上才要常常持着刀笔。证以《左传·昭公六年》叔向所说：“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知周代作书是用锥刀的，这种刻字作书的史最要多多的认识文字。《汉书·艺文志》有一条：汉典，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这是说识字到九千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做史这种官。这种史官就是现代所谓书记员。又要刻字刻得顶好，六体都很擅长的人，才可以做尚书和御史两种衙门的“史书令史”这种官。这种史书令史是比较小衙门的书记员高贵一些，也俨然是一种技术专家了。推远到周代去看，也和这个意义相符合。《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史的职掌是“掌官书以赞治”，这个书字是指书记的书，不是书籍的书。史掌管的是书记的事，不是藏书的事。这与上文已引的“史为书”，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说“史不绝书”，《礼记·内则》所说：“十年出就外傅，屈宿于外，学书记”，比看一下，便知载笔是为得要写字了。所以各种衙门都有史官，并不限于王侯面前。《周礼》规定得详详细细，一望可知。

第三项要证明这种雕刻文书的工作就叫做书或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侯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书月。《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和《国语·鲁语》上都记曹刿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史记·晋世家》：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礼记·玉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又《内则》：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这可见史的工作就是书他所应书的事情了。这书字或作记字，都是动词。《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说：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侯诸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礼记·王制》亦载：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这篇史官书记下来的简策，就叫做书，书经就是因此得名。书字也由动词变为名词了。

第四项要证明史载笔为书，以代语言；但亦须以语言诵读书里的文辞。前句的证据是《左传·僖公十一年》：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后句的证据是《仪礼·聘礼》：……史读书展币，再原文应为“宰”。——编者注执书告备具于君。……史读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又《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礼记·王制》：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又《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皆同）。又《曾子问》：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诸侯相见，必……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反，……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祭统》：古者名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最好的证据是《国语·楚语下》：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有这些证据，再加上前端所引的“祝用币，史用辞”，便可相信史的口和笔是一样的重要，都是表达意志和情绪的工具。

第五项要证明史的作书正辞两项工作都以立信垂远为标准。《国语·鲁语》上有一条记夏父展说：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礼记·曾子问》：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这可见国君的举动，史必书记下来。纵使是恶劣的事，亦不隐讳。这有两件明显的事例，一是《左传·宣公二年》：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何等的刚强！何等的正直！奸臣杀人不眨眼，大史亦毫无畏惧，终能不改其直笔！这两件并不是特殊的例，大约因为古代原有这种风气：凡做史官的人记事说话必须真实可信。如前段所引《左传》各条：“祝史正辞，信也。”“祝币，史辞，以礼焉。”“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已可见史辞必信。现在再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的话来作证：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和原文应作“私”。——编者注，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杀原文应作“刈”。——编者注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人后原文应作“后人”。——编者注。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矣原文应作“美”。——编者注，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从这段话益发可以证明史祝对鬼神说话是以陈述可信的事为原则，说谎作伪是没有效力的，古代的人类最敬畏鬼神，所以不敢对它说谎。史官的记事和说话一样，老早就养成一种“修辞立其诚”，“民无信不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以诚信为圭臬的风气。这种风气对于史官的尊贵和史学的发达，大有关系。

综合上文五项，可以知道史字的本来意义是载笔为书，正辞立信，执技以事上的人。它的字形是以手执笔，置于口前，象征着以文字补充语言的不足的意思。既不是象手执简形，也不是象手持盛筭的中形，更不是象手持簿书形。

（原载《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

不平凡的一九四年不平凡的一九四年

一

一九四年是世界史上最使读者惊心动魄的一章，除了蒙古骑兵西征那一役差堪比拟而外，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一年来得离奇雄伟。在那新年的论文中，谁能预料到欧战的空间会扩大？谁能预料到欧洲会有十一个小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丧失其自主权？谁能预料到马奇诺防线可以攻破？谁能预料到法国接战才三十八天便一败涂地？谁能预料到意大利反而给希腊击败了？谁能预料到罗斯福能够连任美国第三次总统？谁能预料到英国竟自愿租借海空军根据地给美国？谁能预料到美国一再贷款至一万八千五百万美元之多给我们中国？谁能预料到备受轴心国煽惑的苏联仍不变其援助中国的政策？谁能预料到日本不但不能进攻我西南，反而从南宁撤退？谁能预料到汉奸汪兆铭在敌军卵翼下表演的傀儡战会在国内国外不发生丝毫动摇？这一切，莫不是出人意外的发展，时时刻刻的像狂风巨浪一般的震撼人心，不让我们的神经有片刻的安息。成千万的斗士，成千万的技工，不知若干亿万的财富，都听命于战争，死伤浪费而无悔。这一年里的国际大局变幻的速度，和电光的闪烁差不多，捉摸描写，殊不易易！

二

由于天然物产的地理分布不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殖民帝国之组织时间不同，各国所占有的生活资料、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多寡不等。工业发达而资源不足之国，往往用武力侵犯邻国以满足其欲望。日本的入侵我国，德国的挑起欧战，都不外乎企图独占邻国的资源和市场。但因地理的环境，经济的机构，敌国的力量，彼此不一，故这几年来，德国已一跃而成欧陆的霸主。而日本的泥足却陷入深渊，行将崩溃。

一九四年的欧洲大局，和前几年一般，无疑的是以德国为原动力。一九三九年一月德意联军既帮助佛朗哥解决了西班牙共和政府，布置好了三面包围法国的阵地，三月德国又不费一弹，灭亡了前一年九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出卖的捷克斯拉夫国，从南西北三面包围着波兰国，鲸吞之势已很显明，而英、法、波兰咸不觉悟。波兰既不许苏联陆军入境援助，英法复不许保障波罗的海四小国不受侵略。终于给予德国一个间隙，在英、法、苏联协商久延不定的时候，突然缔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扫除了苏联对德的猜疑，树立了瓜分波兰的条件。协定公布一周后，九月一日德军以疾雷闪电的威力，在十八天内破灭了波兰。苏联在事先也许已秘密约定，所以在第十七天里出兵夹攻，把波兰平分净尽。英法虽对德宣战，并给波兰以口惠，而屯兵境上，无法援救。这样，德国已无东顾之忧，为从容消化脏物，严密剥削波兰起见，乐得高唱和平，息兵观变。英法也因为军备落后，正在加紧充实，无力进攻。所以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年五月初旬，德法边境，两军对垒，有如儿戏。倒是苏联对强暴的德国一旦接境，很不放心，赶紧逼迫西邻四国，让他驻兵筑港，以固西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苑三国当即租借海空军根据地给他，惟独芬兰不许，这才引起旧年底新年初的苏芬战争。

当一九四年的春天，全世界的眼光正在集中芬兰一隅，英、法、美的同情皆偏向芬兰，不明了苏联的用意是防德。过后还是苏联担心着因此促成英德的反苏阵线，在占领维堡之后，接受了德国的调停，停止进攻，取得了汉哥等要塞，以巩固芬兰湾的门户，便又乘机伺变。苦战三四月的结果，只在苏联的机构内增置了一个卡累利芬兰共和国。

德国的军火工业高速度的生产，陆军的机械化和空军的高度发展，已臻极点，为确保铁矿来源起见，应以实力控制瑞典国。但瑞典的铁矿实权大半原在德国资本之手，用不着出兵夺取。而且瑞典的国土横亘在苏联的门前，苏联也不愿他受别一国的统治。同时，瑞典北部的铁矿运输路线，因波罗的海波的尼亚湾半年冰冻的影响，多取道于挪威领海，由纳维克出口。英法海军常在海面拦截，并有完全封锁的计划。德国为巩固后方，并伸张右翼以侧攻英国起见，突于四月八日假道丹麦国，并同时五路进攻挪威国，丹麦、挪威未及预料，一日之内，国都及各要港尽被占领。丹麦实力小而国土窄，当天即已屈服。挪威虽得到了英军登陆援救，但英陆军力薄，海军又为德空军所震慑，不敢冲截丹挪间的斯喀基儿拉克（Skager　Rack）海峡，因此终于败退。德国自此以后，不仅确保了瑞典铁矿的来源，而且又可饱饫挪威的鱼和丹麦的牛乳、牛油和其他农产品。在资源竞争中，确是一大胜利。

这一役的经验，证实了优势的空军足以压倒海军而控制海权，德国因此起了征服英法的雄心。战局的发展已进到主力决战的阶段。天气也渐渐暖和了，内燃机发动的重武器正好发挥其威力；五月十日是德国开始主力攻击的最好日期，实施名将舒里芬的加强右翼之遗策，五路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三国，陆空联络，风驰电掣，五天便解决了荷兰，十九天便解决了比利时，英法联军虽赶到比利时协助防御，但经不起德军数千辆自三十吨至一百吨坦克的冲击，和成万架飞机的轰炸，纷纷败退。在接冲的第五天，德军即已突破马奇诺防线的一段，从色当冲入法国北部，一直向英法海峡进展，第十四天即已陷落海峡岸的布伦，把已进入比利时西部和原在马奇诺防线西段的英法联军成百万包围在袋形阵地内。英法军拼命掩护退却，也仅仅剩余三十余万英兵从敦刻儿克撤回英国。马奇诺东段的法军被齐格飞防线的德军牵制着，临时调集一部分来防御从色当冲入的强大机械化部队，丝毫不能发挥效力。直至法比边境的联军消灭之后，德军才回师南向，于六月十四日和平的开进法都巴黎，二十日进占里昂，二十三日俘虏马奇诺东段法军五十万，二十七日占领法国全部西海岸，完成了对英大包围的阵势。

受了援挪失利的影响，铸成大错的英相张伯伦受国人的责难，悄然下台。一向反德的邱吉尔临难拜相，其日期适为德军进荷、比、卢、法之日。显然已嫌迟晚了。匆促出师，一蹶不振，坐视四国之亡而不能救。巴黎既破，法阁雷诺受反战派的排挤而去，老将贝当在组阁之前即向德国要求停战，几日内便签订了停战协定，解除陆军的全部武装，供给德国驻军的费用。时为六月二十三日，距五月十日仅四十四天。若计要求停战之十六日止，法国抗战仅得三十八天。

英军既退出了法比，除了直布罗陀，在欧陆已无立足之地。德军右翼延至挪威极北部，左翼延至法国西南极端，正面由荷、北、法紧临英法海峡，双方距离最近处仅二十二英里。德陆空军的强大几乎震破了每一个英人的胆，整个世界都为英国的命运担心。猜想着伦敦也即将为巴黎之续。然而在内燃机高热度下苦战数旬的德军须要安静的休息，肥美的六国财富须要仔细的消化。当着希特勒面前的不是气吞三岛的问题，而是如何掠夺六国资源，改组六国机构，以满足其无厌的欲望。

而且当德陷巴黎的次日，苏联又突然进兵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不久即夷为联邦的三个共和国。同月二十八日，苏联又出兵占领罗马尼亚国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那。这原是鉴于德军的闪击战术十分可畏，不能不加强西境的防御力量，所以乘德国全力西进之际，先行断然的处置。而且这些地方在苏联革命之前原是帝俄领土，收回失地，无可非议。可是德国国内缺乏天然煤油，煤油的来源除用油母页岩蒸溜而外，全仗罗马尼亚和苏联供给。如果东邻发生了问题，煤油来源一断，作战便极困难了。这时，罗马尼亚既无从取得英国所曾口惠的保障，割让了一片土地与苏联后，老冤家匈牙利、保加利亚两国又乘机要索失地，国势危急，十分引起德国的焦虑。因此，费了不少的手续，才把罗马尼亚原从匈、保夺来的两片领土割让他用，这已是八月下旬的事。不料罗国又发生内乱，直至十月初德军入罗镇压始得安静。这么一耽搁，英伦三岛的雾季已到，敌前登陆的机会已经错过。德国所能威胁英国的只剩下大队飞机轰炸各工业城市一种办法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意大利国，在英军已退出欧陆后一周，德军已临巴黎城下之际，方才向英法宣战。进攻法境，才数十里，有名可道的战利品只有一个世界最小的摩纳哥国。德法停战之后，意军也不得不停止前进。参战已八个月，除了在东非洲夺得了英属索玛利兰外，埃及西北的索伦姆一役，丧失了数万大军，自十月二十八日进攻希腊，陆空海军一再被英希联军击破，其阿尔巴尼亚的殖民地已沦陷了一半。德国想从保加利亚或南斯拉夫假道援意攻希，既恐苏联的反对，土耳其的对抗，又恐整个巴尔干半岛战祸一发，粮食和铜矿的生产要受影响，因此按兵不动，让那盟友丢脸。

到一九四年底为止，欧洲的国际壁垒是这样的：轴心国以德国为霸主，控制着法国，降服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吸收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最后二国虽号称盟友，实际与法国无异。他们皆须绝对服从德国的支配，等于保护国。意国虽是德国并肩之友，但与西班牙一般，须相当的接受德国的指挥。南斯拉夫和瑞士则战慄于德意均势之下，苟安旦夕。保加利亚则已倾向德国，但受苏联影响，未敢参战。

民主国以英国为领袖，附和他的，在欧洲只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三国了。西班牙所以未助德意攻英之直布罗陀，即因恐英、葡联合进攻之故，此外则内部不稳，经济上依赖英国，亦其一因。

在二派之外，不偏不倚，举足重轻的，是苏联。在这一年中，他明白的吞并了立、爱、脱三国，并将比萨拉比亚并入摩达维亚，改组第十六个共和国。介在德苏均势之间的，有芬兰和瑞典。

这三大势力是今后欧洲大局的显明分野。自大陆而言，德陆空军已由三面包围着英国，但其海军力尚不足以合海而之圈。自海洋而言，英海空军也已由三面包围着德意等国，但其陆军纵使有窥伺意大利的可能，即决不能破坏德国的霸权。今后局势的推移，其决定力不在于德英两方，而在东方的苏联和西方的美国。

三

美国目睹着欧战的区域越打越近，重兵器的使用，越打越历害，反省到自身军备，特别是陆军装备的落后，着实起了绝大的恐慌。自德军出现于英法海峡以后，美国人心的恐慌更加十倍。罗斯福知道必须举国一致，庶可应付当前的危难。在法德停战之际，即以国防重任——陆海两部长，让与共和党领袖史汀生和诺克斯，从而实施征兵制度，再三增加国防经费，大举扩充海陆空三军的装备，以求自身武力的充实。一面陆续加强对英国的援助，以阻止德国的攻势。

英国自盟友中道仳离以后，形单影只，危险万状。八月十五日，德国飞机一千三百架首次袭击伦敦，以后动辄数千架，声势汹涌。英政府为救亡图存起见，不得不乞援于美国。八月十八日，英领加拿大与美国订的设立永久联合防御部，事实上已沦加拿大为美国的保护地。二十一日，英相又公布永久租借纽芬兰各军港及西大西洋各要岛予美国为海空军根据地。九月二日签约时始公布美国以驱逐舰五十艘让与英国，互相交换。这样美国公然助英抗德，已为毫不隐讳之事，德国为牵制美国减轻其援英力量起见，重新要求日本缔结同盟。日本正因为企图占有法领越南不遂，便要挟德国许他占有，以为同盟制美的条件。因此，德、意、日三国同盟便于九月二十七日签订，明白规定除苏联以外，如有尚未参战之国助英攻这三国，三国必联合一切力量以反攻之。这一个协定给与了美国以无上的威胁。美国便毅然负起反侵略的责任，于十月八日下令撤退在日本及其占领区的美侨，十七日又传出贷款一亿美元与中国的消息。战争的危机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袭来，美国人心担忧着国运的前途，惟恐政府的更动会摇动国本，甚愿老成持重的罗斯福领导着国民应付这危局，因此，总统选举竞打破了建国以来的惯例，罗斯福竟能连任第三次。自此以后，美政府更能专心扩充军备，并加紧援助中英及希腊了。

四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自一九三九年即已进入相持不决的阶段。那一年的三月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了运动战侧攻战的战略以后，几乎每战必胜，五月的鄂北豫南大捷，九十月间的湘北赣西大捷，便是很明显的证据。日寇的战略自那一年起，即转入徬徨的歧途。除了琼崖、南昌、汕头、定海、钦县、南宁而外，别无所得。这一年的开始，粤北正传播着大捷的捷报。当群丑集聚表演搭戏的时候，卖国的密约应时暴露，使中外耳目莫不了然于敌寇侵掠及汉奸卖国的目的。二三月里，绥西有五原之捷，粤西有灵山之捷，使三月末日出现的汉奸集团汪家班相显失色，而世界各国亦咸知伪组织之无甚影响。继之以四月晋南、皖南，迭战迭胜，五月鄂北枣阳之役，进退数次，终于夺回。只可惜鄂西空虚，宜昌竟于六月被敌袭据。但我援军及时赶到，卒能阻遏凶锋，不让他溯江入川。自此以后，战局遂成胶着状态，与西欧瞬息万变的战局恰成一对比。

日本米内内阁，当荷兰受侵略之际，亟欲染指荷属东印度，但一经美国声明不容变更荷印现状，立即忍气吞声。旋即乘英法危急，要求各国撤退在中国的驻军，并逼迫英法封锁滇缅、滇越两路和香港广州湾对中国的军需运输，法国不用说，立即照办，英国亦允许封锁三个月，欲逼我对日屈服。美国劝阻无效，便统制高等汽油和废铁铜出口，以示报复。七月二十二日，近卫继任日相，对内施行所谓新体制，对外一变迩年来的不介入欧战政策而进行德意日同盟，其目的仅在求得德国给予他对越南的统治权，德国则利用他以牵制英美的兵力。九月底三国同盟成立之后，日越协定亦跟着签定，日本在越南已取得海空军根据地，对美属菲律宾完成了三面包围之势。美国知道，欲保全在远东的利益，恢复远东的和平，只有援助中国，击败日本。因此立即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给我国，禁止废钢废铁出口，并力促英国开放滇缅路的军运。十月初，又下令撤退旅日侨民，以便采取自由行动，滇缅路既如期开放，美国又贷款一万六千万与我国，日本知道已不能征服我国，便退出盘据已十一个月的南宁和钦县，承认其一手制造的汪傀儡班，并取得一纸卖国契约以欺骗自己。这是对我们毫无影响的。我们的实力已增强国际地位，英美的利害已和我们结合一致。英国在自救不遑之际，也愿贷款一千万英镑给我国，便是最具体的表现。在一九四年的年尾，一切都带着洋洋的喜气，以迎接反攻胜利的一九四一年。统计这一年，日军新占之地除宜昌、沙市二三城尚未夺回，但南宁、钦县的克复足以抵偿而有余外，许多城市都在激战之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比较前一年，踏入了更加坚实不摇的相持局面。这是反攻的基础，这是胜利的先声。

姚显微写于一九四年年十二月

（《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第七期，1941年1月1日出版）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1942年

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一、问题的提出

自倭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声势汹汹，到处胜利；民主各国手忙脚乱，左支右绌。关心国事者莫不留意战事消息，担忧着西南太平洋各处的危急。但在战事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不仅读者还未注意，各民主国当局者亦似还未讲求对策。这一问题如果再不好好解决，则大势所趋，不利于民主阵线，并对我国抗战也有不良影响。亟应从早提出研究，并清醒各民主国觉悟。

这一问题的存在，从下列各项消息可以发现：（一）泰国卸下中立的伪装，竟与倭寇联盟；（二）北婆罗洲的萨拉瓦王欢迎倭寇，谴责英美；（三）菲律宾在倭寇占领局面下已成立伪组织；（四）直至最近缅甸国总理宇素秘密通敌，并供出愿与倭寇携手的隐衷，然后引起注意。在这一串怪异的消息里头，包含了一宗秘密的阴谋，我们从倭寇的侵略作风，早就知道他，向以挑拨离间煽惑播弄为能事。在中国，鼓动军阀内讧，在东北，冒称满族自决，在朝鲜，假托日韩一元。这些都是具体史实，它已欺骗过多少民族，从中掠得了巨大的领土和利益。到了现在，移转侵略的目标到西南太平洋，自然会驾轻就熟，再来一套哄骗小孩子的□术，钓诱肥鱼上钩。

问题的内在因素

西南太平洋包括三大区域，几乎完全在西欧各国统治之下。（一）印度支那半岛，除泰国因英法均势而侥幸独立外，属英的有缅甸属邦、马来属邦、马来联邦、海峡殖民地，属法的有安南属邦、老挝属邦、柬埔寨属邦、东京殖民地、交趾支那殖民地；（二）南洋群岛除我国领土海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外，属美的有菲律宾自治国；属英的有北婆罗洲的殖民地萨拉瓦属邦、汶来属邦；属荷的有东印度殖民地。（三）澳洲除日本代管的加罗林群岛外，属美的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属英的有澳洲自治国、新西兰自治国、纽几内亚岛、俾士麦群岛及其它小岛。另有些属法的小岛。

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局面建筑在三种势力的均势上。（一）站在统治地位的英、法、荷、美等各强国，凭其武力及资本势力的优势，坚持着主人的威权，凌驾一切，颇有使人难堪之处。（二）站在被统治地位的土著各民族，因为文化低劣，性情懒散，在政治经济上都丧失了平等的权利，忍受着白种民族的管束和剥削。（三）站在侨民地位的中国人，从事于劳苦的农林工矿事业，以汗血创造这些地方的繁荣与幸福，但在权利上却夹在白人及土著的夹攻中，颇受欺凌。（四）各民族在人口数字及生产劳动力上，却占着优势，所以能与白人保持平衡状态。可是这种均势是不太合理的，如不加以改良，势必不能持久。

三、问题的外来机缘

倭寇自夺得台湾、澎湖及小笠原、琉球以后，早已存有窥伺西南太平洋的野心。加罗林的争占，为它树立了腰斩菲律宾，囊括关岛的战略基础。“七七”大战以来，既袭据广州、海南岛及汕头，以为围困香港的准备，又并占斯巴特来九小岛，进驻海防、金兰湾及西贡，控制着整个法属越南五部，已将香港、新加坡与菲律宾之联络，中央突破，使菲律宾亦转入三面受敌的困境。

泰国自受英法欺凌，丧权失地，又因华侨过多，深恐中国胜利，故一经倭寇诱惑，便陷入圈套。自去年因倭寇的调停，而从法越收复一些失地后，感激图报。故于倭寇南侵的第一日，即允假道联盟，西侵缅甸，妄图截我最后的国际通路，南侵马来亚，妄图攫取战略中枢的新加坡。其目的无非是藉倭寇的卵翼，以压迫华侨及收回马来西亚。

缅甸、萨拉瓦、汶莱、印度等属邦，受英统治数十年，屡次独立而不获。倭寇伪竖大东亚主义，赐官扶助各土著民族，以图驱逐白人势力，自为土人所欢迎。在平时，倭寇的第五纵队已下过很大功夫，到这时，自然加紧运动。故如缅甸总理及萨拉瓦王之流，早已秘密通敌，而英国各地方政府麻木不仁，竟不能事先发觉，坐令敌寇获得机密情报，突袭夏威夷珍珠港美舰队，使其损失重大，无力进援菲律宾及马来亚。

香港及马来亚有百万以上华侨，英国不知利用，一旦受攻，孤军无援，或亡或危，不可终日。印度有无穷的人力，在第一次欧战曾尽了莫大的力量，而英国自食诺言，竟吝自治领的地位而不予，其愚尤不可及。

至于荷印，平时待遇土人及华侨，较英国尤苛刻。而其资源又更重要，其为倭寇之最大侵略目标，尤属显然。

从倭寇的野心推测，除力倾全力以求一逞，直取新加坡以击碎民主阵线的战略中枢外，对各土著民族的伪宣传与秘密联络，势必日甚一日，以后的惊人事变，将层出不穷。

四、问题的严重

如果英、美、荷、法各国，仍不设法改良土人的政治待遇及经济利益，再不善用伟大雄厚的华侨潜力及尽忠勇敢的中国援军，则白人三百四十年来在西南太平洋的惨淡经营，势将前功尽弃。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既已否决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对英表示好感。如果英国再不给予自治领的待遇，那四亿人民不为英国，危险将更严重不堪。

如果我国忙于保守国土，不遑出师南洋，或不发动侨民协助各民主国，则我侨民二千年来在南洋各地所树立的经济基础必受倭寇摧残，势将毁灭。因而影响及于国内经济，无法进至以工业立国。

如果西南太平洋各土著民族一起接受倭寇的煽惑，起而与当地政府为难，加速白人的失败，及倭寇的胜利，则整个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资源势必尽入倭寇私囊，以强大其侵略资本。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更随即表现在土人面前，代替和平的伪善的白人统治的，是残暴的、极黑的倭寇掠夺。而土人从此更要享受更痛苦的生活。

截至一月二十日止，倭寇的前锋距新加坡只九十公里，距仰光亦只一百二十公里。各民主国当局也许正在焦思劳神于增援与防御，那有工夫注意这民族问题呢？从美国当局的声明研究，他们只相信优势的生产力可以战胜一切，竟不明白出奇制胜的战略，亦可以侥幸得胜利。我们要向他们提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也许不觉兴趣呢？

五、民生史观的解释

从民生史观的立场来看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土著民族的要求自决自主，是相当合理的。但若说可以抹杀白人及华人的开化大功，应由土人享受一切，那便绝对不合理了。至于倭寇，徒恃武力侵略，并无开化微勋，若说有权代替白人为土人的主人，或有心代土人驱逐白人及华人以增高土人的福利，那更是笑话！

史事的发展由于人类求生存，白人有权生存，土人自然亦有权生存；这足证明土人要求自决自主的合理。过去如荷兰虐待土人，自然是不应该的，但社会的进化，由于先进的民族用其智力创造文化，以渐推广，方有进化，如果抛弃优秀文化的领导，保有野蛮风俗的惰性，那真是开倒车了。智力落后的土人，有何资格独享白人及华人开创的成绩？文化的创造有赖于人与人的互助，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掠夺为目的。西南太平洋的灿烂文明，是华人、白人与土人共同开创出来的，倭人有何功勋要分享这些资源？更有何资格要独享这些利益？

依据民生史观的推论，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资源问题，非遵照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则无法解决。

六、三民主义的方案

是人类都有生存的权利，是人类都有平等的资格。但各民族的利益，各阶段的利益，都应该合理的协调，而不必争夺，人类文化，方有进步，世界大同，方可实现。这是三民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原则，现在正可用来解决西南太平洋问题。

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在经济上的剥削政策，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必须彻底取消，代之以公平的三民主义。各民族的权利必须平等，不仅对土人的待遇应该公平，对华人的功绩尤应尊重。

在政治方面，应采用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各民族皆能享受直接政权，组织超国界的联邦，实行五权宪法，以增进全民福利。

在经济方面，应采用民主主义，节制私有资本，平均土地所有权，由联邦把握国家资本，开发重要资源，举办社会事业，使各民族都能享受自然及文化所给予的利益。

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彻底改造西南太平洋的不合理的局面，各民族始有合理的生活。否则互相残杀，终究同归于尽。

七、各民主国应有的觉悟

英美法荷诸国，应明了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已经来到。中国的抗倭大战即其先锋，以后再没有继承帝国主义的必要。依据三民主义，解放弱小民族，对各先进国并无不利。片面享受特权大利，在势不能持久。与其动摇不安，不如互让互助而得到安定。惟有尊重土人及华人的权利，才有得到中国和各土著民族的助力，以击退倭寇的侵略。亦惟有信仰三民主义，解放弱小民族，才能和中国抗战目标相一致。

像美国解放菲律宾一样，更进一步，完全准许各民族合组自治民主政府，撤废殖民地机构及封建组织。同时设法觉醒土人明了倭寇贪婪的真面目，鼓励抗战，并尊重华侨的利益，接受华侨及华军的援助，我们相信，劳师侵远的倭寇是不难击退的。白人的合法权益终能赖华人与土人的合作，而得保持不失。

八、各土著民族应有觉悟

各土著民族，应知倭寇在中国、东北、朝鲜、台湾的非法掠夺，及无理压迫，较白人统治凶恶万倍。如果为虎作伥，必引狼入室，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为了解放自己，绝对不能依赖外力。必须提高本身的政治知识、生产能力，方才可以求得民族自主。特别要明白华侨开化的功劳，不可误信倭寇的宣传。惟有迅速与白人及华人合作，然后可提高政治地位，分享经济利益。当前摆着千载一时的机会，土人如果不在抗倭史上留点功绩，将来更没有要求自主的资格。倭寇如果侥幸得志，土著人更不要梦想有什么福利。

九、我国政府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我国大军现已开入缅甸以保障对英美的联络线，并有进援新加坡之势，足证我政府已负起保障侨民及拯救友邦以避免倭寇侵略的责任。但我们需知任重道远，不仅在军事方面而已，出兵的目标，亦不仅保侨救邻而已，西南太平洋民族问题与资源问题的最后解决，仍有赖于我们的三民主义。惟有阐明三民主义的公平原则及妥善方案，使白人及土人皆能明了而实行，方才可以保障胜利的获得，方才可以促进世界大同的实现。

一月二十一日在微雨庐写

（《江西民国日报·专论》，1942年1月27日出版，署名“显微”）史理释义史理释义本刊不以史地为名，而特提史理一词以与地理对立，事属首创，义应解释。

一、中小学校教科书，例以历史与地理对称，也为常识之二种，而意非科学。故其所以仅历史无原理可言，即地理亦忘记了理字而沦陷于地志之渊。我以为如须从根救起失败的史地教育，必须正名定分，先揭起史理的名义，再纠正地理的内容，并注重推进史地二科入科学之林，然后才能提高史地二科的地位，增加史地二科的效用。

二、历史一词，沿自日本，未毕通义。史字本是书写文字的专家，南北朝以后，始用为史书之名，近世则移以指人类故事的本身，历字原有经过之意。历史合称则有历代史书或历代史事二义，用以指研究之对象，固未可厚非。但向来研究历史者，或限于搜集记录，或进至考索鉴别，很少当他是一种科学探讨他的原理者。故欲提倡史事原理的研究，必须另定一个学科名词。未可援生物学为例，即名此科学为历史学。

三、一般所谓历史学，通常仅指对于史事的搜集、考察、鉴别、著作而言，故凡以史学或史学通论为名之书，实际与历史研究法大同小异。其实方法只是方法，未可冒充科学的本身。科学的本身自有原理可言。一般不承认史事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原理，故自安于浅陋，以历史为常识，以史学为偶然，以记录考证的方法为学问的极步；而不知尚可更进一步，变成有理可讲的科学。这实在是重大的错误。

四、还有所谓历史哲学也者，玄之又玄，唯心唯物争个不休，莫不谓史事的发展，只有一句话或一段话即可解释完了。岂知史事繁复，决非唯一的哲理可了！如果不把他当做科学研究，如果不利用种种科学的原理去分析史事，永久无法解答这人生之谜，我所以不采用历史哲学这名词，一则以这名词的含义不明显，易流于反科学的迷途；二则以这方面的哲学家还没有解答这问题的力量，他们自身意见尚未一致。

（原载《江西民国日报》《史理与地理》双周刊第一期，1942年3月17日）三民主义与史理学三民主义与史理学一全篇要旨

此一命题的任务是阐发三民主义与史理学的关系，一望而知。分条论之，则首为史理一新名词的解释，次为史事发展确有原理的证明，三为三民主义根据史理而成的指陈，四为史理学必须遵循三民主义的主张。条分缕析，容有牵混；一言以概之曰：国父已发明许多史理并用以发明三民主义，吾人亟须领会三民主义的原则并用以建立史理学。

本文所称三民主义当然概括国父全部遗教而言，并不限于三民主义讲演的白话文。所谓史理学乃指作者新创名词用以指研究史事原理的科学，并不是一般所谓史学，更不是一般所谓历史。

史理学名词的创立

历史一词，创自日本。在五十年以前，国人称过去的事和记事的书皆不叫历史。清末译倭文，编教科书，始沿用彼邦新名词亦设历史一科，以与地理对立。沿至今日，通称史事史书为历史，尚无人提出抗议。

历字有经过，阅历之意，用以冠冕史字，表示过去，原无不合。但既混合史事史书为一个名词，已嫌其代表的实质不明；复用以冒称学科，视为记述往事之学，与描写现象的文学美术并列，不可侪于科学之林，此实一大错误，亟宜纠正，不容稍缓者。

晚近史家亦有不满于此义的含混而企图改革者；或则严辨历史与史学之界限，攻击英文混称History之非；或则嫌史学之义不明，标名历史科学，并提倡采用科学实验方法，用为征文考献之助；或则又嫌此第二派偏重考证，忽略解释而提倡深入史事之奥（？），抉出根本之因，遂标名历史哲学，唯物，唯心，争辩不已！至于超越著作、考证、解释三派的障碍，利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原理，直接探索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企图阐发沉潜未现的史理，以建立媲美各种进步科学的新科学，则不仅还没有几个人想这么做，而且还没有适当的新术语可用。

作者认为如果要创立新科学，首先必须打破旧名词。废除历史那个名词不用，分析他所包含的意义为若干新名词。

人类的活动叫做事。事字并非与言语对立之字，实际包含了言语思想和动作。但人事并不□有记载的价值，其对当时有关系，对后世有影响的，才有资格被记载下来，这可命名曰史事，记载史事，曰史记。被记载的文字与被保留的遗迹一般已叫他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一般叫做史学，其实应该改名曰史法。应用史法写成之书曰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到一定的原理，应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的基本观念，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而不个细分析，这或可叫他史事哲学。

史事哲学自为不断解释个别的史理，史观只是一种观念，一点立场，可为史理学之一助，而不是客观□科学。史法只是一种技术一点手段，确是史理学的重要工具，但亦不是有原理的科学。史书只是一种较完善的史料，史料只是史事的局部遗迹，他们都不是史理学研究的对象。史理学只利用史料与史书为标本的一种，□□切实注意活跃的时事发展，以求研究出史事发展的原理来。只有史事才是史理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史事原理才是史理学研究的目标。只有研究出史事发展的原理来才可促进这学科成为科学。史观、史法、史料、史书，都不过是史理学的用人或用具，都不足以代表史理学。执一不化的，所谓历史哲学与只知方法而不知原理的所谓历史科学，皆不是史理学。

研究史事发展而发明其原理的科学，可定名曰史理学。史理学是新生的科学，是可以实验的科学。

物理、心理、生理、生物之理、伦理、论理、数理、地理的研究，皆已先后成为科学，各有定名。独文章、绘画、记载之类，被认为技术，虽尸居文学、绘学、史学之虚名，而绝对被拒绝于科学之外，治其术者固未尝有志求得原理以自进于科学，不治其术者更根本认为这些不过表现现象的技术，根本无原理可言，永久不能成为科学。他们振振有词，说史事不能实验，不能还原，故无法求得因果关系。不知许多已成科学的科学在不久以前亦被认为无法成科学，而且直至今日亦仍有许多原理无法实验，徒凭推理而得。伊太，电子，还是宇宙的大迷，难道可说物理、化学不是科学？生命的动力，精神的归宿，亦非生物学所能解答，难道可说生物学不是科学？

所以我们只问史学发展有无原理可以发明？如有原理，便可仿物理、心理等科之例，名此科学为史理学。不仅史理可成科学，文理、书理，莫不可成科学。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三章便说过：“欲知文章之所当然，则必自文法之学始。欲知其所以然，则必自文理之学始。”

三史事原理的发明

史事发展必有其所以然。发明此所以然的原理是史理学的正确任务。

过去的史家以记载表面现象为能事，能保留局部的真相已属可贵。至于整个时代的大势以及种种变化的因素，则很少能阐发无遗的。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如司马迁、章学诚曾经有意追究史事原理而并未实践其志愿外，绝大多数人皆不知史理为何物。

首先发明史事原理，而且应用史理于实用政治学的，是我们的国父孙逸仙先生，讳文。他不仅是中华民国之父，而且是史理学之父。

（甲） 国父对于史事和史书的重视

国父研究各种问题，最尊重客观的事实，一则曰：“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见民权主义第一讲）再则曰：“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见《民生主义》第一讲）这可见他主张从事实的研究去发现原理。

过去的事实保留在史书上，所以国父最善利用史书的记载去发现问题，探索原理。他知道一种事实的发生是从若干年代酝酿成功的。所以说：“现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态度还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动生出来的。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见《民权主义》第五讲）因此，他对于国史内容的丰富是极其赞美的。他说：“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推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用矣。”（见《孙文学说》第三章）这是何等的明了史书的功用！

此外，他屡次称道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发明了“物质是历史的重心”的原理。他虽然不赞成这一种唯物史观，但他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和马克思一样专从事实和史书方面用功，并且利用最新发明的各种科学原理以助理解，不为十八九世纪的陈腐学说所迷惑，故能发现马克思的错误，而提出崭新的民生史观去研究史事发展的原理。因此，发现更多更正确的理解，不仅为政治学树立新机构，而且为史理学建筑了极坚固的基础。

全部总理遗教，特别是《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简直是一部史理示范教本。国父从中外史事的研究，发明了种种原理，并应用这些史理，以建设他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说。西洋人把《旧约全书》兼当圣经史书读；我们尊这些政治宝典为史理范本，确是正当。

（乙） 史事基本原理之一

国父精究史事，彻悟真理。其所用之利器乃近数十年来新发明之科学原理。其所建立的史事原理，多至数十条，绝非一篇论文所能提示。这里只能抉出最主要的五条基本原理。

第一条可命名为宇宙进化分期论。其原理谓宇宙进化可分三期，最初为物质进化时期，以造成地球为目的。其手段则为凝合，其结果则为地球表壳的生成。次为物种进化时期，以造成生物为目的。其手段则为竞争，其结果则为自然淘汰，新陈代谢，物种日繁。三为人类进化时期，以造成人类大同世界为目的，其手段为互助，其结果为文明昌盛，兽性日消。但因马尔萨思的人口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风靡一时，以致人类自相残杀，不知“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见《孙文学说》第四章）国父全部学说皆建筑在这种宇宙观之上。在他以前，没有人敢对马、达、马三氏之说提出抗议。只有他，精究史事的发展，发现了人类的进化不同于物种。生物只知竞争，不知创造文化，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作用之故。人为万物之灵，能合群，能互助，能以人力控制自然界，利用自然界，并改造自然力，使自然力减至最低度，以蕲求“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这是生物界所无能为力的。马、达、马三氏过于重视自然力，而轻视人力，不提倡互助而反提倡竞争，论人类于禽兽，其害固不可胜言，其错误尤一望可知，国父根据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及人类学，最新发明的原理及史书所载创造文化、征服自然的史事，从而抉出人类进化与物种进化不同之点，这是一大发明，是史理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由这一原理推出一条定律：“人类以互助为原则。”互助的目的是大同，互助的成绩是文化，互助的团体是国家社会，互助的工具是仁义道德。

国父所以要提倡道德，标榜三民主义，订定建国方略，都是根据这一事理和定律出发。

（丙） 史事基本原理之二

第二条史事基本原理可命名为人类进化分期论。国父研究史事，知道古人并未尽依互助的原则是因为脱离禽兽为时未久之故。时间的作用足以促成进化。（见《孙文学说》第四章）人类脱离兽性遗传，加强精神作用，扩大知识力量，那是逐渐进化的。所以可分为三期。最初是不知而行的时期，活跃的都是些不知不觉的实行家，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男女无别，和禽兽相差无几。其次是行而后知的时期，积若干年代的经验，随时启悟，渐有粗浅的文化，后知后觉者仿效前人已有的成绩，愈强愈多，人类生活乃脱离野蛮□进入文明，有合群之体，亦有互相之用。最后乃至知而后行的时期，先知先觉者烛往知来，预先计划，专事建设，一切改良，避免错误。“人人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损己利人，发挥互助的最高作用，世界大同，必可从速实现。（据《民权主义》第三讲、第五讲，《孙文学说》第五章推演）这是从知识程度的进步来分别人类进化的时期，标准准确，最合真理。

由这一原理可得一定律：“知而后行，最能加速人类进化。”因为不知而行则多过失，行而后知则太迟缓，必须知而后行方可直切了当。国父所以提倡科学，重视知识，所以提倡知难行易说，所以分别权能，所以主张计划政治，计划经济，所以主张以汉族同化中华民族，莫不由于重视先知先觉者对于创造文化的功绩。这当然是观察史事发展得来的结论。

（丁） 史事基本原理之三

互助的反面是斗争，斗争是史书上最占篇幅的史事。国父对于这类史事也发明一条原理，可命名为人类奋斗分期论。第一期，人与兽争，是用气力。第二期，人与天争，是用神权。第三期，人与人争，国与国争，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现在到了第四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争，善人同恶人争，公里［理］同强权争，是用民权。“世界的潮流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抵抗。”（见《民权主义》第一讲）这是说斗争的对象各期不同，因而各期各有一种领导的权力。权力亦是促成人类进化的要素，而以民权为最有效。

所以由此原理得一定律：“伸张民权即是发挥互助作用，避免斗争，以加速进化。”国父所以主张国民革命，同时又反对阶级斗争，即是这一定律的作用。

（戊） 史事基本原理之四

斗争与互助是人类活动的两面，其目的都是□得要求生存。求生存□是人类活动的动机。国父发明认定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也可定名为人类进化动机论，或史事动因论。

他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这本是美国人威廉的学说，国父认（为）他所发明“适与吾党主义若合符节”，他所谓社会问题就是我们所谓民生问题。（见《民生主义》第一讲）所以承认他的正确性，但是人类求生存的手段不一，自相残杀，亦未尝不是由求生的动机出发，所以威廉的概念不足以□□国父的思想。国父虽采用他的民生史观，可是加强了很充实的内容，确定了很正确的解释。上述三项原理即所以补威廉学说的不足，并先为之正本清源。必须以互助为原则，以服务为目的，民生问题始有圆满解决之日。

总裁蒋先生对于生字的意义有更精彩的解释，他说：“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我们必□□有这么正确的观念，才可了解国父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乃包括往古来今的全体人类而言，并非仅指一个的生命或生活，必须了解民字是指多数人说话，才可以了解三民主义。

国父既承认“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史理秘府的锁钥业已发现，解释一切问题皆可有条不紊，由这一原理产生一定律：“解决民生问题，便是人类互助或奋斗的目的。”

国父所以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即是要解决民生问题。

（己） 史事基本原理之五

史事的发展并没有循照世界大同的最高目标进行，有时倒退，有时错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先知先觉的人所领导的力量对不知不觉的人所蕴蓄的力量，比重有时盛，有时衰，而后知后觉的人有时助先知先觉的人前进，有时又助不知不觉的人倒退。力量的比较乃是史事成败与变化的原因，这一项原理，也已被国父发明。我们可定名为史事变化因素论。他说要分别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最适当的方法是探索。他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天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造成的，国家是用人为力（武力、政治力、经济力）造成的（见《民族主义》第一讲）。他又说世界的进化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是政治力和经济力（见《民族主义》第二讲）。他又说明列强一时不能吞并中国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比中国少，（《民族主义》第一讲）而且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成了平衡状态。（见《民族主义》第五讲）他说政权便是力量，对于行政机器也要同时配备推动力和节制力。（见《民权主义》第六讲）他说“社会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见《民生主义》第一讲）这都是重视力量的比重。如何加强人为的力量以改善民生，发挥民权，团结民族以加速大同世界的到来，正是互助，知而后行的主要目的。

这一原理的发明，也促成一定律：“加强文化力量足以加速人类进化。”国父所以主张用全国的大力量增加生产，改革分配原则，以解除社会阶级对立的冲突，分别权能，解除人民对政府对立的冲突，扶助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促进世界大同，以解除国际各民族分立的冲突，都是着眼于力量的平衡。

（原载《大路月刊》第七卷第二、三合刊号，1942年5月31日出版）姚名达年谱简编附录

姚名达年谱简编说明：

关于《姚名达年谱》，王咨臣先生在1993年已经完成了一部初稿，曾经“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过世后，《姚名达年谱》便无人问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编辑将此稿转给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帮助联系出版”丁波：《唯一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第114页。。

除了寄给出版社的这份，姚名达的儿子姚果源先生也整理了一份《姚名达年谱》的电子稿。“姚果源注：王咨臣先生原著《姚名达年谱》全稿本截止于此（1957年），于1993年完成，后将誊清本邮往上海书局，一直未能出版，本人从1998年至2001年曾3次赴沪寻找未获。遂以原草稿本请人打字输入，又因电脑故障，多有损失。2004重新输入，2005年1月至今2006年4月21日一校完毕，仅顺手补写修改了数段，其它未作改动。从2006年5月起编校《姚名达文集》稿本，待初稿完成后再全面补编《年谱》。”

此次辑录之年谱简编，主要依据姚名达本人自述（如《我为的是什么？》、《中国史学史自序》、《黄心勉女士传》，及其他序跋中的记述），以及家人朋友的记载（如黄心勉、巴怡南、王咨臣等人的回忆文章）等材料，对其生平进行编年，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修订。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岁，居兴国。

3月16日，农历二月十一日，姚名达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城南竹坝村。姚名达出生日期，有以下四说：其一、3月16日，据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由其元配黄心勉所撰之介绍；其二、3月17日，据1934年姚名达在《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中所撰文《我为的是什么》；其三、3月23日，据1937年姚名达所作《生辰有感兼怀漱泉》诗（原载《女子月刊》第五卷第四期），1942年其继配巴怡南所撰《先夫姚显微事略》也沿用此说。王咨臣1993年《姚名达年谱》初稿亦沿此说。其四、农历二月十一，据1996年编成的《兴国坝南姚氏四修族谱》中的世系所载。而1905年3月16日与1937年3月23日，均为农历的二月十一。另姚果源在主编《浩气壮山河》一书过程中整理上述巴怡南的回忆文集时，“近年才发现巴怡南保存的原文复件上，亲笔补写了‘生于一九五年阴历二月十一’，换算公历1905年3月16日”。故由此可推断其出生日期为公历的3月16日。父母名之曰侠生。

父亲姚芳权，名舜生，号衡宇，别号黄华曼叟，亦号卢庄掘农，民国南京参议院文牍，江西内务司民治科及第二科科员，优附生。状似疏野，人近情狂，秉性光明，作事坚毅。

母亲徐才琳，城内太学生英明翁之女。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岁，居兴国，家徙炉庄。1910年，清宣统二年，6岁，居兴国。始名“名达”，从塾师识字。1911年，清宣统三年，7岁，居兴国随父。读书于三十里外之燕山南魁小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8岁，居兴国。独学于兴国达德小学校。

值民国成立，父亲奔走于外，始渐渐注意国事。1913年，民国二年，9岁，居南昌、兴国。侍父母于南昌，肄业第三小学校。

夏，仍返达德。1914年，民国三年，10岁，居兴国。父躬教之，始向学。乍见史籍，窃阅无暇晷。始患近视。

“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中国史学史自序》）1915年，民国四年，11岁，居兴国。初等班毕业。父始字之曰“达人”。1917年，民国六年，13岁，居兴国。徙家桐凤岗。始理家务，通世故。1918年，民国七年，14岁，居兴国。高等班毕业，入县立中学校。

徙家衡庐。1920年，民国九年，16岁，居兴国、赣县。11月15日，与黄心勉结婚。黄心勉，小名瑞姑，长名邦瑞，字慕琰。民国纪元前九年（1903年）6月12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筲箕窝进士第。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兴国县立女子高等小学。转学赣州第四中学校。1922年，民国十一年，18岁，居兴国、赣县。11月1日，子汉寿生。1923年，民国十二年，19岁，居兴国。中学毕业。家贫不能更进，拟为师为贾为医，皆不果。

“等到我在中学毕业以后……欲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困守家中，足足一年。”（《黄心勉女士小传》）1924年，民国十三年，20岁，居上海。父竭全力遣游上海。秋，入上海南洋公学。

“民国十三年，我的父亲卖了田土送我升大学。”（《黄心勉女士小传》）1925年，民国十四年，21岁，居上海、北京。1月5日，第一女春申出生。

3月29日，因父亲的指示，买了一本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到4月23日看完以后，总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重新把研究历史的兴趣提起。

4月29日，偶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才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也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

6月1日，借到一本石刻本《文史通义》。

6月17日，买到一本木刻本《文史通义》。

7月6—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正取30名，备取2名。姚名达参加考试并被正式录取。

9月14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业。各教授讲题及时间表如下：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星期一（上午）9—10时；说文练习，星期三（上午）9—10时。

梁启超先生：中国通史，星期三（下午）7：30—9：30，与大学及旧制部学生合班。

赵元任先生：方言学，星期二、四（上午）9—10时；普通语言学，星期二、三（下午）2—3时，供研究生和旧制生选修。

李济先生：人文学，时间尚未定，待11月中旬方开始讲。

9月28日，下午4点，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师生茶话会，出席者50余人。姚名达是日午前到校。

9月29日，上午9点，王国维讲授《说文》。姚名达课后向其请教。

“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哀余断忆》）

受业于梁任公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即立志用十年工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

10月6日，《清华周刊》第355期刊出研究院各生选定的研究专题。

10月18日，买浙本，借刘本，开始从事“章实斋的史学”之研究。

10月中旬，王国维增开“尚书”课程，每周一小时。

10月23日，子汉寿因病夭折。

10月31日，致信何炳松，相与讨论章实斋之史学观，以及历史研究中“因果关系”之观点。

是年，赣县新设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父亲担任教职员，妻黄心勉亦入校肄业。1926年，民国十五年，22岁，居北京。

1月20日，写成《许真君故事的起源和概略》一文。

1月25日，“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那天便发心愿替邵先生做年谱，先来了解他一下。又两日就动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2月18日，复信与何炳松。

2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新学期开学。李济赴山西进行考古发掘，各教授的普通演讲课依旧进行，并如期开课。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上学期已讲授完毕，开学后改授“古金文字”。

3月1日，颇欲研究《史记》，向王国维请教。“先生谓‘规模太大，须时过多，奈何？’对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如命而为之半月，并参考先生所著之书，始领会先生治史，无往不为穷源旁搜之工作，故有发明，皆至准确。”

3月17日，就《六国年表》之笺注，继续请教王国维。“问‘《六国年表》，每多年差事误，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笺注可也。吾人宗旨，为辑《秦纪》。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纪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名达遵命，改《六国年表笺注》为《六国年表寻源》，又旬日而告成。”

4月16日，《什么是学问》一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75期。

4月30日，《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一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77期。

5月30日，论文《章实斋之史学》完稿。

夏，导师梁启超以名达行将研究院毕业，特为临集张迁碑字，书七言联赠之。联云：“幽林独石有道气；宿墅崇兰无俗芬”。署款上款：“达人仁弟属集张迁碑字”；下款：“丙寅夏季梁启超。”

6月11日，得王国维先生教诲。“请益之余，先生谓曰：‘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地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名达因陈所欲努力之方径，且谓毕业后仍当留院。承先生垂询家况，并勉以读《诗》、《礼》，厚根柢，勿为空疏之学。又三日，辞行于先生家，谈论逾时，所受教益逾繁。”

6月20日，初见胡适。“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她补好了寄给我。”

6月21日，国学研究院举行教务会议，29名学生皆准毕业。姚名达以《邵念鲁年谱》与《章实斋之史学》的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乙五的毕业成绩。与其余15人成绩较为优良者，获每人100元奖学金。

6月25日，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姚名达等15人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经教务会议讨论准其申请。

暑假，因父亲的指示，打算改编《章氏遗书》。又另写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

9月8日，国学研究院第二学年举行开学典礼。

姚名达继续在梁启超指导下，以“历史研究法”专修学科的“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研究。

第二学年，各教授普通演讲课目如下：王国维：（一）仪礼，（二）说文练习；梁启超：（一）儒家哲学，（二）历史研究法；赵元任：音韵练习；陈寅恪：（一）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二）《梵文—金刚经之研究》；李济：（一）普通人类学，（二）人体测验。

秋冬间，就刘刻《章氏遗书》改编成了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个年表。

秋，妻子黄心勉转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

11月7日，女儿春申因病夭折。

11月21日，写成《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一文。

12月3日，为王国维五秩初度之辰。国学研究院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

12月10日，王国维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昔。1927年，民国十六年，23岁，居北京。

1月20日，写成《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一文。

2月9日，写成《〈章实斋遗书〉叙目》。

2月16日，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授业。研究院本学期课程略有增改。王国维每周四加授“仪礼”一小时。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暂时停止，改讲“从历史到现实问题”第1—5讲“经济制度革新问题”，此题讲完后，仍续讲“历史研究法”。李济之“普通人类学”改为“考古学”。陈寅恪于每周二加授“梵文”一课。又请梁漱溟担任一学期的讲课，讲题为“人心与人生”，时间为每周五下午4—6时。

2月21日，开始写作《朱筠年谱》。

3月16日，《朱筠年谱》完稿。“那时的用意原是帮助章学的探讨，而所采的史料又仅限于《笥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伟大程度达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见了此谱时，亲笔批曰：‘为朱筠作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我也因此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3月18日至5月底，整理梁启超授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义，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

3月20日，写信给时在厦门的顾颉刚。

5月12日，发起组织的史学会正式成立，梁任公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皆出席而各致己见于众。

“先是，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划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可断言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哀余断忆》）

5月14日，第二女孟恕出生。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姚名达等30人经审查合格，给予毕业证书。姚名达等11人被准许留校继续研究一年。

正午，举行师生叙别会。

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8月13—28日，整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授课讲义，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

9月7日，暑假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新学年开始。第三届学生到院报到。

本学年所开课程：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和“儒家哲学”，赵元任“方言学”（吴语），陈寅恪“梵文文法”，李济“考古学”，林志钧“人生哲学”。其间，梁启超多病，赵元任常赴南方调查方言，李济则忙于考古调查发掘，故“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者主要是陈寅恪教授。

12月25日，陆侃如从上海到北京，谈起胡适之先生的近况，并告以商务印书馆近来想出《千种丛刊》，把《章实斋先生年谱》收入《国学小丛书》内的消息。陆侃如又提出要姚名达代他去主干《国学基本丛书》的想法。

12月30日，写信给胡适，告之以陆侃如处获悉的消息。1928年，民国十七年，24岁，居北京。

2月29日，撰《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置于《邵念鲁年谱》的后面，评论邵、章二人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至为详细。

5月19日至21日，翻译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两文，因内藤湖南《研几小录》末页注明“禁汉译”，所以译文未曾发表。

6月14日，名达肄业。清华国学研究院三年期满，经由校长温应星，导师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林宰平诸人审查成绩，认为合格，特授予毕业证书，以资证明。（据清华学校研究院姚名达毕业证书）毕业后，仍居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并为导师梁启超整理史籍。

6月中，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

8、9月，赴章学诚生长、生活的江浙一带实地访查。

“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钞本看。虽然旅行的结果很不错，足以助我解决许多问题；但此行竟把我父亲吓坏了。他老人家从我简略的家信里看见我犯暑蹈危，东奔西跑，以为我是忙于求食，写信给我，竟说‘谁令为之？吾有隐恸！’那时他正抱病，竟把他身边仅存的七十元邮寄给我，为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个。”（《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9月19日，“适之先生谈时提起那小本子，说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吗。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再过二周就成功了这本书——《增补章实斋年谱》。”

10月7日，写信给胡适，商谈增补章谱的一些具体问题。

10月15日，为《章实斋先生年谱》撰写序言，历叙研究章学诚的前后经过与心得。1929年，民国十八年，25岁，居北京、上海。

1月19日，导师梁启超先生病逝。

3月5日，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供职。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

3月20日，撰《章实斋先生年谱·校补后记》。

5月23日，开始《刘宗周年谱》的撰著。

10月3日，姚名达感觉女子因为没有历史，所以对于本身不能认识；因为没有专用的图书馆，所以无法获得实用的智识；乃大发宏愿，要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著作一部《妇女中国史》。因此买了数千册妇女读物和有关妇女的历史。

10月，胡适著，姚名达增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1月10日，开始著作《目录学》。

12月5日，第三女出生。1930年，民国十九年，26岁，居上海。

1月15日，写信给胡适，通报《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出版事宜。

5月8日，校对完梁启超的授课讲义稿，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10月25日，完成对《朱筠年谱》的校订，撰写序言。该谱初创于1927年2月，原计划做完章实斋的研究后就可销毁。后因日积月累，成之不易，拿来做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参考书又很有用处，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为世用，且以纪念梁任公先生。

11月17日，写信给胡适，第一次全面整理出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计划与架构。

12月19日，写信给妻弟黄邦俊，论大学教育。

12月，《邵念鲁年谱》列入何炳松主编之《中国史学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初版发行。1931年，民国二十年，27岁，居上海。

1月19日，写信给黄邦俊，论婚姻问题。

2月2日，《妇女杂志》编辑杨润余请姚名达作一论文，指导妇女运动。

2月12日，姚名达复书杨润余，贡献编辑《妇女杂志》之方法多种。姚因编辑《万有文库》，无暇作文，请其妻黄心勉女士代作。

4月17日，写信给黄邦俊，论读书问题。

5月10日，写信给黄邦俊，论迎母问题。

8月4日，写信给胡适，谈及姚名达的游美计划。

8月16日，第四女出生。

8月17日，完成《刘宗周年谱》的编纂，撰写序言。

9月中旬，写信给黄邦俊，论反日运动。

11月23日，致信黄邦俊，论留学生。

12月5日，致信黄邦俊，论内讧。

12月21日，致信黄邦俊，慰丧母。姚名达之岳母，10月17日在江西兴国殁于战乱。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28岁，居上海。

1月23日，致信黄邦俊，论成败。

1月27日，致信黄邦俊，论才学。

1月28日，晚11时后，日军以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进攻，遭到十九路军的奋力抵抗。

1月29日，10时许，日本空军部队又以飞机助战，滥施轰炸。在世界出版业负有盛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总厂以及尚公小学都遭受到日机的滥炸，至下午3时尽毁，损失惨重。

1月30日，姚名达位于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寓所毁于日军炮火。姚名达大量书稿及参考资料一并被毁。

2月8日，致信胡适，表达其从“纸上工夫”转向“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思想转变。

3月20日，姚名达、黄心勉和他们的朋友，集会于上海南京路冠生园，发起组织成立了女子书店。

4月1日，在圆明园路二十九号三楼三九号租了一个写字间，作为女子书店的店址。

7月21日，国立暨南大学在《申报》刊登“念一年度教职员”名单，姚名达受聘为讲师。（《申报》第21296号，第9版）

9月10日，妻弟黄邦俊病逝。

9月18日，因股东意见分岐，姚名达、黄心勉将女子书店和家合在一起，搬到霞飞路铭德里八号，继续脚踏实地地经营女子书店。

10月3日，正风文学院高材生洪亮的《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交由女子书店出版，姚名达为其撰写跋语。

10月31日，黄邦俊的遗著《苦闷的大学生》由女子书店出版，姚名达撰《苦闷的大学生跋》。

11月，黄心勉为上海《国货日报》主编《女子与社会周刊》。

12月，姚名达从商务印书馆辞职。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9岁，居上海。

2月7日，为朱鸿禧《现代日本妇女》撰写序言，该书由女子书店出版。

春，为国立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

3月1日，《中庸》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刊载有姚名达《荀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一文。

3月8日，《女子月刊》创刊。《发刊词》中言：“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姚名达担任该月刊“学术讲座”及“妇女历史与新闻”的特约编辑。

5月16日，第五女出生。

5月17日，得叶恭绰在经济上的帮助，女子书店搬到霞飞路五百二十三号。这里有门面，有栈房，有办公室，交通也便利。

6月30日，国立暨南大学在《申报》刊登二十二年度教职员名单，姚名达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研究室研究员。（《申报》第21628号，第16版）

11月5日，重写毁于“一·二八”炮火中的《目录学》完稿，撰自序。

11月15日，《女子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刊登《姚名达紧要启事》一文。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0岁，居上海。

1月25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新年特大号。卷首刊登有“梁任公先生遗像及其墨迹”图片，其墨迹为梁启超集张迁碑字赠送给姚名达的一副对联，及遗稿信纸四页。其中之一末端有题跋：“此吾师梁任公先生遗稿也。十六年春，先生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手写大纲如此，而由余笔记成书。倏忽七年，此书犹未见印行，思之怆然。姚名达敬题。”又刊载姚名达著《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一文，署名“大任”。

3月3日，整理在暨南大学授课时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撰写自序。

5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一文。

8月11日，上海作家教授协会召开第五次执委会，提议设立教授作家图书馆，推王伯伦、杜钢百、姚名达负责筹备。（《申报》第22024号，第15版）

8月22日，为《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撰写《读后致辞》。

9月1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出版。

10月20日，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举行第十二次常务会议，改组学术委员会，姚名达被推为学术委员之一。（《申报》第22093号，第16版）

10月25日，姚名达自暨南大学真如校区写信给《女子月刊》。

11月1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先生来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1岁，居上海。

3月10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出版，“二周纪念”专栏刊载姚名达《为什么征求永久社友？》和《我为什么肯当社长？》二文。“时代知识”专栏刊载姚名达《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和分析》一文。

5月4日，黄心勉病逝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6月9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六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撰《黄心勉女士传》。

又，姚名达与上海150余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读书与生活》，1935年3月第2号）

9月6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九期出版发行“时代妇女特辑专号”。卷端刊有本社迁移启事：“本社因原址不敷应用，自九月一日起，迁至上海江湾车站西路123号洋房。以后各方凡有接洽及通信，请至新址为要。女子月刊社启”。

又有姚名达启事：“名达自心勉去世！心思烦乱，精神颓废，执笔为文，辄不能就。匆匆数月，一无所成，非特《女子文库》未能编成付印，即追悼文字亦复未能成篇。愧对亡妻，失信读者，内疚实深。惟幸《女子月刊》赖有白冰及同人编校，得以照常出版。谨登启事，诸惟公鉴。”

11月，姚名达与上海3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5年12月《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

11月6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出版。卷端有姚名达为《女子文库》继续出版，征求书稿启事：“本书库自心勉女士病故，停顿已久，名达因心情冷淡，难于振作！愧对读者，深自谴责，兹因移居乡村，赖大自然之熏陶，精神渐旺。念社会服务不能稍已，复憬然兴起，再为读者努力。谨登启事，恳求《女子月刊》读者踊跃投寄书稿，介绍新订户，俾得增加新力，完成计划，幸甚幸甚！本文库编辑部设在上海江湾车站西路123号，预约价为23元，敬乞注意。”

11月21日，姚名达撰写《女子月刊明年的计划》。

12月10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出版，刊载《女子月刊明年的计划》一文。另，姚名达于该期封底刊出启事一则。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32岁，居上海、杭州。

1月1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国难的由来和现状》两篇长文，另刊载社评两篇、《最近一月的时事》一篇，均署名“达”。

2月15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出版，刊载姚名达《一年来的中国经济》、《最近一月的时事》、《编后小记》等文，另有署名“达”的社评三篇。自该期起，姚名达为主编。

3月8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三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我们的根本态度》、《一年来的中国经济（续）》、《最近一月的时事》等文。

是日，上午9点半到9点一刻，为庆祝妇女节，唤醒全国妇女起见，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社在元音广播电台播出演讲，内容包括姚名达“纪念三八妇女节”、赵清阁“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陈白冰“三八节与妇女大众”、梁雪清“怎样解放我们自己”。（《申报》第22576号，第27版；第22577号，第10版）

4月10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四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最近一月的时事》一文。

4月11日，姚名达作《悲君亦自悲》一文，纪念黄心勉逝世一周年。

5月4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悲君亦自悲》、《最近一月的时事》等文。

7月10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七期出版，刊载姚名达《现代大事日记》。

7月，文学女作家凤子（封禾子），于上海私立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由教授赵景深介绍与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相识。第一次见面时，杏邨即向凤子提出一个方案，党要办好一个妇女刊物，占领文艺阵地，组织各方面的人物写文章，把刊物办活，为我所用，也就是办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这便是当时党的中心目的。凤子接受此一任务以后，便由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介绍来到上海女子书店接洽编辑《女子月刊》，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表示热烈欢迎。便将《女子月刊》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凤子。（凤子《回忆阿英同志》）

8月1日，于普陀山报本堂撰《程伊川年谱小序》。

10月6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十期出版。自本期起，《女子月刊》改由大光书局发行，于卷末刊登了一则启事：“本刊原由女子书店总发行，兹为推广经营起见，自四卷十期（即十月号）起，改由上海牯岭路64号大光书局总发行，嗣后读者订阅同广告、批发以及惠登广告，请向大光书局接洽，特此声明。女子月刊社代表人姚名达启”。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33岁，居杭州。

2月1日，撰《让我说》，刊载于2月15日出版的《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二期。

3月8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三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所撰《家庭儿童化的设计》一文。

6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六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所撰《中学女毕业生的前进路线》一文。

7月11日，撰《中国目录学史·自序》。

7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七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上）》。

8月5日，《大公报》第一版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标题，刊登了姚名达和巴怡南的来信全文。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4岁，居武宁、赣州。

5月，《中国目录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初版印行，列为王云五、傅纬平所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第一种。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5岁，居兴国。

6月11日，显微于兴国写作长篇《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刊于《闽侨月刊》第四期。（巴怡南辑《显微纪念册》，1942年）

11月22日，撰《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36岁，居兴国、泰和。

5月，《中国目录学年表》由长沙南正路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列为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本。

6月9日，写信给顾颉刚，讨论“韩城与平原”。

7月8日，长子姚振夏生于兴国衡庐。是年因系抗战第三年，故乳名“抗三”。字果原，系名振夏，有振兴华夏的意义。

8月，名达应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之聘，就任该校文法学院副教授兼导师，讲授《中国通史》。

11月，《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史字的本来意义》一文。1941年，民国三十年，37岁，居泰和。

1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第七期出版，刊登姚名达所著《不平凡的一九四年》。

1月30日，《江西民国日报》刊载姚名达署名“显微”的文章《今年世局的预测》。

4月，为了纂修《江西通志》，江西省通志馆正式成立于泰和橘园村。姚名达受聘为特约协纂。（《江西民国日报》1941610）

6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日本国名探源》一文。

6月6日，为夏禹王许诞辰，即中国工程师节日，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30周年纪念日。工程师学会江西分会特请姚名达教授做专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4167）

8月1日，姚名达继续受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之聘，改任研究部研究教授。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38岁，居泰和。

1月17日，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敦请姚显微教授于江西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演讲《三民主义与史理学》。（《江西民国日报》1942117）

1月29日，设舜生、才琳史理奖学金。

3月17日，显微假得《江西民国日报》一版园地，每两周一次，主编《史理与地理》专刊。是日出版第一期，首由主编显微撰《约束与期待》发刊辞，在《史理与地理》中，显微还发表他独具见解的《史理释义》一文。

4月12日，第五女姚大因生于泰和双龙村国立中正大学宿舍，夫人巴怡南出。乳名秧秧。

6月12日，显微教授发起组织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举行成立大会。

6月25日，早晨大雨滂沱，团长姚显微、副团长王纶以及全体团员，人人斗志昂扬，身衣戎装，头戴箬笠，足穿草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冒雨自国立中正大学大礼堂出发，名誉团长胡先骕以及全校师生列队欢送，至临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船，沿赣江而下吉安，向樟树出发，奔赴前线的战地。

7月7日，姚名达、吴昌达殉难于新干石口村。有关姚名达研究的部分论著目录（1949—2011年）有关姚名达研究的部分论著目录（1949—2011年）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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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芳：《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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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执行主编：《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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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旖：《关于姚名达对〈七略〉的几点否定的思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期，第79—81页。显微先生著述目略（王咨臣）先生讳名达，字达人，史号显微，侠生其乳名也；生兴国望族，世代书香。父舜生公，一宿学士也，性耽诗书，长于文史，先生耳闻目染，日受薰陶，自幼即好史书，及长入清华研究院，学于任公先生之门，专攻史学，造诣遂深。

先生生性聪敏，智慧过人，器识恢宏，见解卓越；每治一学，每撰一书，必以沉毅之精神，精密之思想，奋勉之功力以赴之如其之撰章实斋年谱也：曾费数度之功，而易数回之稿，且远渡东海，为钞本之访求；浪游两浙，为疑难之乃决。其撰刘宗周年谱也：搜遗文于沪肆，异本备罗；访古迹于越城，芳徽深挹。细读深思，不厌早起；析疑着笔，每致迟眠，历挥汗与围炉，遂积分以成寸。其采集之勤，稽考之苦，笔削之审，可谓至矣精矣！故每一书出，士林必交相推重，称为国内学术界之权威巨制也。溯述为先生自入清华研究院研究以还，无日不与典籍为伍，无日不以著生，故先生春秋方盛，而著述粲然。近年来更拟撰史法学丛书、中国史学丛书、史家传谱丛书、通史与文化史丛书、地方史与家史丛书、国史综析及三民主义与史理学诸书等。其对于已出版者，恒病其简陋舛误，视同未定之作。以原名“名达”发表为可憾，拟悉毁之。乃卒废原称，更号显微，盖“以示前后著作之划分也”。

顾学者之通病，为兴趣之广博与计划之伟大，一书未完，而复计划一书，或同时并撰诸书。盖每读一书，其中史料，绝非单纯，如欲采摘无遗，则非同撰诸书不可，既可省时，且免重读之劳。但读书愈多，则兴趣愈博，而欲撰之书亦愈广，遂致未克专一，反无所成矣！梁任公既有覆辙于前，而先生亦复不免，遂致著述多无所成，于日记及著述序跋中，尝作忏悔语以自警惕，且常诫笔者，盖余亦染此通病也。

先生为人，诚恳热肠，忠贞自守，其待人也恕，其接物也谦，居恒虚怀自持，常若有不足者，余常假先生著作读之，璧还必亟询该书体例有何不善？搜罗有何不广？见解有何不当，考证有何不精。若中则记之于书，以俟异日之补正，不中亦和颜悦色以讨论之。此非抱有客观之研究态度与夫虚之忱者，曷克臻此耶？余之交先生也，自上海始，尺素恒通，商量学术，八稔于兹，余之睹先生之英仪也，自正大始，互相过从，可谓得长相聚，不意方及期年，而先生竟死于大义，死于奋发人心，死于振拔士风民气，死于国难省难矣！先生独立特行之举，临危授命之行，文山叠山而后，兹复睹大节于先生。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邦，今又得一历史完人矣！

方噩耗之传来也，余实不置信，而实亦不敢信。于半月之前，其戎装藁履，头戴箬笠，笑容满面，生气如虎者，何有死如斯之速耶？何天之肆虐遽夺斯人耶？何天之不佑斯人而为敌伪所害耶？及战地服务团函电纷来，缕述先生等殉难始末，乃不得不信，心情瞀乱，背人泣下，呜咽者屡。曾几何时，而先生之风范，永不可复接也耶？先生之音教，永成绝响也耶？呜乎恸哉！私意余之哀恸尚若是之甚，其夫人巴怡南先生，必有尤甚者乎？乃破涕为笑，亟往慰之。至则果泪容满面，消瘦之甚，如醉如痴，不进饮食者已数日矣！频频以手槌胸，时时发呜咽之哭，睹景凄然，复为泪下，而不知所以慰之者。及后乃强作镇定，晓以大义曰：“显微先生之死，死于国家民族，非等闲可比也。江西、正大、夫人、朋辈，均将与有荣焉。姚先生身后萧条，子女均未教养成人，所赖者惟夫人耳！望自节哀珍重！”怡南先生频频点首曰：“吾以情感之深，哀恸不能自已！显微此次成仁取义，固得其所而无所憾，所憾者其著述计划伟大，多未观厥成耳！先生能佐吾踵撰而编校之乎？异日若有所成，显微亦可稍慰于地下矣！”余含泪而诺之。顾思余之学也陋，先生之学也博，其不能踵撰者一也；余之识也浅，先生之识也卓，其不能踵撰者二也；余之理解也稚，先生之理解也精，其不能踵撰者三也。且思想不同，见解各异，先生补苴刘宗周年谱尚有“劫后重修之望像，纵出一手，终觉不如原型之完善无憾。”之惑，况一书而出于二手者乎？愈思愈感惶恐，愈惶恐愈感无踵撰之勇。于是出先生之遗著而遍读之，藉明其学术思想之渊源，探其学术思想成长之演变及察其学术思想之特质，撰显微先生学术思想之研究一文以阐发之，以便遵循一也；著先生之先世与环境，察先生之个性与行动，析舜生公之指引，辨梁任公之师传，明浙东诸史学家之影响，明朋辈往来之关系，列国家有关之要政，记壮烈殉难之始末，撰显微先生年谱一书以综述之，以便遵循二也；明著述之演变，记著述之年月，述著述之要旨，分著述之类别，载著述之已成与未成，撰显微先生著述目略以总记之，以便遵循三也。目略所载，无论巨细存佚，刊行拟撰，或言之于先生著述之序跋，或载之于思想之日记，均一一钩稽而采辑之。都凡百有四十四种，不可谓不多矣！苟天假以永年，则虽未必能观全成，然较之于今日者，当更多多矣！此目既便于自览，将择其尤者而踵撰之，使后学者知先生著述计划之伟大，若有好学之士，群起而完成之，则尤为余所深望焉。

总类

目录学：原理

目录学一册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未及付梓，“一二八”之难，毁于上海宝山路先生寓庐。二十二年十一月复重撰之，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国学小丛书本。

新目录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书志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三种。

图书编目法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是书除详述编目之原理及方法外，最要者为撰述提要及批评二事。

图书分类表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是书确守单、十、百、千各位标题及号码，以供图书馆编目之用。

目录学：通史——中国

中国目录学史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未几付梓，即与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年表并毁于“一二八”之难。二十六年一月复重撰之，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是书凡十篇，都二十万六千言，穷三度之力，费八月之功，而书始成。其搜罗之博，体例之善，考订之精，尤称国内目录学界权威巨制。出版后，经先生数度审阅，手自批注，或增或删，丹黄垒，预计再版时补正者也。

中国目录学年表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未几刊行，为“一二八”之难所毁。二十六年一月复重撰之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是书为中国目录学史之姐妹篇，上起秦代，下迄民国，凡中国数千年图籍文化之盛衰递变，莫不具备。先生尝病其简陋，嘱笔者代为补订之，屡辞不许，乃移录拙稿书目学术编年一书，新得史料凡五百余条，费一月之功，而补编是成。先生见之欣然曰：“迨再版时补入之，更为美善矣”！今先生已逝，言犹在耳，未及见再版之编，呜乎痛哉！

目录学：史部

史书目录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法丛书第十八种。

古书存佚考证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是书仿经义考、小学考之例，遍考一切古书之真伪，存佚，内容及一切。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册

民国十五年梁启超讲，先生等笔记。民国十六年三月代为整理编校，已成，铅印本，是书人多以为先生所自撰，非也。

书目：晋代

晋代书籍总目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撰，未成，稿本。原名晋代书籍目录，笔者以是书为集各书目之大成，故改为今名。是书撰法：先抄二十五史晋书艺文志（凡五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晋书、全晋文，隋、唐、宋志，分列书名、作者、五志及各书页数，缮于卡片，按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次第排比后，再缮书本目录，读者一检即得，便莫大焉。

书目：现代

今书总目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凡民国以还所出版者，无论公私著述，莫不搜集罗列，分书名、著者、出版处、价值、内容大要等项著录之。

书目：史部

史书目录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一名中国史书目录，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六种。

史书目录辞典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学大辞典丛书第三种。

史书提要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撰，垂成，稿本。是书师章实斋史籍考（笔者按：是书今役。）之意，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凡史书之名称、作者、内容纲领，主要意旨、体例优劣、事实真伪，莫不一一叙述之。以便治史者先得一指南，而免“不知从何读起”之苦。

史书要籍解题

民国二十八年撰，垂成，稿本。先生搜览一切史书，记其内容大要及著者姓名、里籍、著作年代、出版地址等等。不论巨细存亡，均所采录，略仿章实斋编撰史籍考之理法而变通之。中国史籍，数逾万种，先生已成数千矣。为先生中国史学丛书第十一种。

史籍通考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中国史学丛书第十二种。

史书所知表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撰，垂成，稿本。一名中国史书所知表。是书内容计分书名、卷数、性质、撰人、书成年代、西历、存佚、出处等项。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三种。

史书统计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书目：佛家史书

佛家史书所知表

民国二十八年撰，垂成，稿本。是书内容计分：史书名目、篇数、册数、制作年代，制作人名、著录出处、存佚年代、流传版本、真伪，体裁、内容纲要十项著录之。

书目：地方——江西

江西艺文志

民国二十九年撰，未成，稿本。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第五种。

江西先贤著作所知表一册

民国二十八年撰，已成，稿本。是书内容计分：先贤姓名、字号、籍贯、著作名称、卷数、存佚、备考各栏，凡数千种，卷为研究乡贤遗著者之一助也。

社会科学

三民主义：原理——与史学之关系

三民主义与史理学

民国三十年撰，未成，稿本。先生尝撮是书要旨，撰三民主义与史理学一文，刊大路七卷二三期合刊，三民主义学术专号中。

三民主义的历史基础

民国三十年撰，未成，稿本。一名三民主义运动史。

三民主义：原理——思想史

三民主义思想史

民国三十年撰，未成，稿本。是书纲领为：民族，对内同化，对外统一；民权，权能分立，人民四权，政府五权；民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国营企业，改善民生是也。

三民主义：辞典手册

三民主义辞典

民国三十年拟撰，未果。

三民主义手册

民国三十年拟撰，未果。

民族：运动史

民族发展史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民族：中国

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册

民国二十八年撰，垂成，稿本。一名中华民族之伟大。

中国民族奋斗史

民国三十年撰，未成，稿本。已成大纲，尝与叶青先生讨论之。

民众生活：史

民众生活史

民国二十六年撰，未成，稿本。一名群众生活史，或人民生活史。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五种。

众生史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撰，未成，稿本。初，先生本撰民众或群众、人民生活史。至是读释迦谱卷一：“无有男女尊卑，众共生，故名曰众生。”之文，觉众生二字涵义至佳，且绝对平等，故统称之曰众生史。

民生史料汇编

民国二十六年撰，未成，稿本。

妇女生活：通史

妇女生活史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四种。

中国的妇女过去和将来一册

民国二十一年撰，已成，上海女子书店铅印本。

妇女生活：兴国

兴国的妇女生活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七种。

军事学：中国战史

中国战史

民国二十八年撰，垂成，稿本。是书为将中国历代对内对外战争之起因经过及其影响，各分专题，自为起讫，多至百有数十，分析至为详明。其已成者计有长勺的战，城濮的决战，吴越的相灭，马陵的战，閼兴的战，燕昭王的破齐和田单的破赵，李牧破匈奴的战术，王翦的灭楚，第一次平民革命——豪杰灭秦，汉楚的争雄，韩信破魏赵的战术，淮水的战，吴楚胶西七国叛汉的战争，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等篇，文短者有一二千言，长者有五万八千余言。

语言学

字音学：方言注音

正音录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撰，已成，稿本。先生生长兴国望族，方言字音多误，恐易令人误会意旨。先生乃以读误之字，一一注出国音，撰写是书。

文学

诗词集：诗集

行云流水诗稿一册

民国二十六年撰，已成，稿本，纸为花笺，所缮格式不一，至足美观，是书为先生与其夫人巴怡南女士初恋及游杭州无锡江西诸名胜唱和之作，诗凡五十余音，后附词数阙，情意绵绵，先生至乐之情，盖溢乎言表矣。

诗词集：词选

行云词选一册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编，已成，稿本。是书为先生初选，经巴怡南复校而定者。计稼轩词（辛弃疾作）二十四阙，珠玉词（晏殊作）六阙，漱玉词（李清照作）十二阙，李后主词（李煜作）十阙，东坡词（苏轼作）五阙，唐五代词（冯延巳等作）十五阙。

史理与地理学

史理与地理：原理——研究法

史地交互（相对）研究法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是书要点为研究史事，应采地理学之原理，研究环境，应采史理学之原理。地理环境，随时代而变迁，如不明史事，则不能解释前后不同之理。例如研究一地人口或物产，不应只任取一时统计，而应逐年比较，研究其增减之原因；又如一代之兴衰，不应只从政治优劣，经济兴衰着眼，而应注意地形地位气候等所给予之影响，及各地方治乱之不同是也。

史事的地理研究法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七种。

史理与地理学：原理——通论

史理学与地理学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拟撰，未果，先生以为两学皆以研究人事为目的，史理注重人事与时间之关系，地理注重人事与空间之关系。人事因时间推移而时有变化，因空间隔离而各有差异，故史地两学，自其相同处言之，皆以人事之综合现象；自其相异处言之，一则纵贯其先后，一则横通其四方；自原理言之，一则考察人事之先后变化，一则考察人事之各地差异；自方法言之，一则偏重今古之不同，一则偏重东西南北之各异。究其实际与根本，则注重人事之交互影响，其为综合性理解科学则一也。

史地学：原理——史地与青年

史地知识与青年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撰，未成，稿本。是书为先生应教育部之约而撰。其内容注重：一、史理学定义之建立，与地理学同其重要；二、唯利史观之原理，应充分发挥，详明解释，引用于史地两方面；三、青年与史地两学之关系，应叙述特别密切，特别有趣；五、研究两学之方法，与青年更有关系；六、史地相互之关系；七、史地为各科之综合，一纵一横，与各科相互利用。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二十二种。

史理学：原理——通论

史学原理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一种。

史理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撰，垂成，稿本。考“史理学”名词，为先生所独创。其意以为历史一词，创自日本，名记述人类活动总成绩之书，涵义不当。盖人类活动之事，与当时有关系及后世有影响者，始记载之，名曰史事；记载史事，名曰史记；被记载之文字与被保留之遗迹，名曰史料；搜集史材，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者，名曰史学，可更名曰史法；应用史法写成之书名曰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之因果关系，得一原理，可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观念名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之基本原理，可名之曰史理学，与心理、论理、生理、物理、地理、数理、哲理同出一型式也。

史法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是书涵义与史理学相近而微有不同，一为研究史学之原理，一为研究史料鉴别考证著作组织之方法是也。

史理学：原理——历史哲学

史观史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

唯利史观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一名利害史观，先生尝云：“吾以唯利史观，解释历史，似无不可通者。”并举宗教之产生，是为人类求利而避害，尧舜之禅让，第是为求大利而牺牲小利；仁义恩爱均是唯利是图；以至学术之研究与进步，莫不有利于人生。……等为例以证之。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种。

史理学：原理及方法——丛书

史法学丛书二十二种

民国十六年拟撰，多未果成。是书专论史学之原理及方法，都二十二种，其目如次：（一）史学原理，（二）史料搜集学，（三）史料考证学，（四）辨伪学，（五）史料统计学，（六）史料图表学，（七）史通评注（八）新编文史通义评注，（九）史书著作学，（十）唯利史观，（十一）年谱学，（十二）传状学，（十三）书志学，（十四）方志学，（十五）记事学，（十六）家谱学，（十七）史事的地理研究法，（十八）史书目录学，（十九）刘知几史学，（二十）章学诚史学，（二一）史学与报学，（二二）史地知识与青年。

中国史学丛书十二种

民国十五年拟撰，多未果成，稿本。先生以中国史学史内容广泛，非一二书所能胜任，须分若干部，单行独立而后可。都十二种，其目如次：（1）中国史学史，一名史学通史，（2）中国史学年表，（3）中国史书所知表，（4）中国史学家列传，附史家所知表，（5）中国史学家论文集，一名史学论丛，中国史学家论文总集，（6）中国史书目录，（7）史学溯源，一名史学的起源，（8）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9）方志学史，（10）传记学史，（11）史书要籍解题，（12）史籍通考。

史理学：原理——溯源

史学溯源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一名史学的起源，为先生中国史学丛书第七种。

史理学：原理——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册

民国十五年十月梁启超讲，先生及周传儒笔记。十六年八月代为整理编校，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本，饮冰室合集第二十三册本。一名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别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称也。是书人多以为先生所自著者非也。

史理学：原理——作史法

史书著作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一名著作学，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九种。

作史方法史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史理学：原理——辨伪学

辨伪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四种。

史理学——考证学

史料考证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一名考证学，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三种。

史理学：原理——搜集学

史料搜集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二种。

史理学：原理——统计学

史料统计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一名史地统计学，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五种。

史理学：原理——图表学

史料图表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一名史地图表学，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六种。

史理学：原理——记事学

记事学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五种。

史理学：原理——家谱学

家谱学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六种。

史理学：原理——传记学

年谱学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一种。笔者拟师其意而撰之，已成大纲，惟未着笔为文耳！

传状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二种。

史理学：原理——传记学史

传记学史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种。

史理学：原理——方志学

方志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四种。

史理学：原理——方志学史

方志学史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九种。

史理学：原理——史学与报学

史学与报学

民国十八年拟撰，未果。是书主旨为报即史，报人应有史学知识，史家应有报人技能。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二十一种。

史理学：原理——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一册

民国十八年撰，垂成，上海复旦大学讲义油印本。一名史学通史。是书为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之最高目的，中国史学数十千年来之大势，咸表现之，可使世界学者知中国史学之伟大精深。先生自清华研究院研究以还，即定十年二十年之计划，以沉毅之精神，精密之思想，研究此书。而此不朽之伟大著作，终未观厥成，先生泉下有知，其亦耿耿于心者乎！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一种。

中国史学年表六册

民国十五年始撰，已成，稿本。一名史学年表。是书为先生所发明，空前之创作。凡史学家之重要行动与著作，史书之撰著出版与亡佚，史官之建置与废除，及与史学盛衰有关之事件，皆一一按年分格记载于表中，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二种。

史理学——史官制度

史官制度

民国十八年撰，垂成，稿本，一名史官制度考。考中国史官制度之完备及其发生之早，为世界各国所不及。是书以历代史官制度作一系统之叙述与详密之考证。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八种。

史理学：史书体例

史书体例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史理学：佛家史学

佛家史学史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撰，垂成，稿本。初，先生于浙江省立图书馆读日本大正版大藏经，内有传记部一二册，凡佛教史俱全，其精善远出正史之上，且多理论及方法可资表彰者，至是故撰是书。

史理学：史家史学

刘知几史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十九种。

章学诚史学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二十种。

章实斋之史学

民国十五年撰，垂成，稿本。是书以代述体之法，将章氏之意组织成一系统，用白话文译其文章，凡大端小节，概括无遗，不加论断或改易及补充，可视章氏之自述也。前后撰一绪论及结论，即作评论及介绍之语，实较随引书随评论混淆者为愈也。

章实斋遗著

民国十五年十月改编，已成，稿本今佚。是书为先生以刘怡翰所刻章氏遗书为蓝本，采新分类方法改编而成者。梁任公见而赏识之，拟即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广流传。而先生以微有未妥之处尚多，不欲草草问世。嗣后是未刊行而不克流传于人世矣，今稿本亦佚，惜哉！

章实斋著作年表

民国十五年九月撰，已成，稿本今佚。是书为先生改编刘刻章氏遗著，考出著作年月一半有奇，而撰成者。

史理学：评论

史通评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七种。

新编文史通义评法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为先生史法学丛书第八种。

史理学：评论——史家论文

中国史家论文集

民国十七年撰，已成，稿本。一名史家论文集，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论丛诸名。是书为集古今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之文，凡得五百余篇。惜尚未加注释。考中国史学家之思想，大都埋没于文集与笔记之中，先生费时费力，从事录集，并拟加以新式标点、分段、注释之功，使治史学者不必分别找寻，而历代史学家之名言伟论，即可一览无遗矣。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五种。

史理学：辞典手册

史学大辞典丛书四种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都凡四种，其目如次：（1）史学术语辞典，（2）史家人名辞典，（3）史书目录辞典，（4）中国史学辞典。

史理学辞典

民国二十八年撰，垂成，稿本。

中国史学辞典

民国十八年撰，未成，稿本。是书综合史家、史书、史事、史官制度、史学术语诸项，保存一切史料。全书预计可五百万字，惜未成书。

史学术语辞典

民国十八年撰未成，稿本。是书为先生将中国史学特别名词术语，作精详之解释，以便治史学者之参考。为先生史学大辞典丛书第一种。

史家人名辞典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史学大辞典丛书第二种。

历史手册

民国二十八年撰，未成稿本。是书与袖珍日记及怀中字典大小相同，专记历史要项，及各式图表。出版时多用锌版缩小之。

史理学：中国传记——丛书

史家传谱丛书十一种

民国十五年始撰，多成，是丛书为先生史学专家研究之巨大工程。凡对于史学有所发明，或对于研究历史之方法有所贡献，或对于史事有巨大之著述之史学家，皆一一加以深入之研究，撰著年谱以记述其生平。此丛书范围颇广，不若何炳松柏丞先生所拟中国史学丛书目录，仅偏重浙东一派也。都凡十一种，其目如次：（1）刘知几年谱。（2）程伊川年谱，已出版。（3）吕祖谦年谱已成，而未出版。（4）宋濂年谱，已成而毁。（5）刘宗周年谱，已出版。（6）黄宗羲年谱，已成而毁。（7）邵念鲁年谱，已出版。（8）朱筠年谱，已出版。（9）章实斋先生年谱，已出版。（10）万斯同年谱。（11）梁启超年谱。

史理学：中国传记——英雄总传

民族英雄传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撰，未成，稿本。是书为每一时代，合撰同时民族英雄一篇。先写时代背景，以证“时势造英雄”之语。文中注重其人对时代之关系，及□代之影响，不详述其生平，是为传记之又一体也。

史理学：中国传记——史家总传

中国史学家列传

民国十六年撰，垂成，稿本。一名史家传记，或史学家列传。考中国史学家之行事，多湮没不彰，先生从文集笔记方志墓志铭与史书中，钩稽遗事，各撰传记一篇，以表彰之。中国史学家约二千余人，先生已得十之四五焉。末并附史家所知表一种，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四种。

史家所知表

民国十六年撰，垂成，稿本。一名中国史家所知表，附中国史学家列传之后，为先生中国史学史丛书第四种。

史理学：中国传记——诸姚传

诸姚传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拟撰，未果。是书为先生师虞预诸虞传之意，撰之以寿父母六十诞辰。集古今文集史传中之姚氏家谱序文及姚氏传记，合为是书。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八种。

史理学：中国传记——史家分传

刘知几年谱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按刘知几年谱，傅振伦先生本已撰之，先生病其条例不善，故拟改撰。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一种。

程伊川年谱一册

民国二十五年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本，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二种。

吕祖谦年谱一册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撰，已成，稿本。按吕祖谦本有年谱，附文集中，先生病其简陋舛误，故改撰之。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三种。笔者遍检先生遗嘱未□，殆已散佚之欤？

宋濂年谱一册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既编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中而未及付梓，即罹“一二八”之难。嗣后先生未尝重撰，而斯谱竟成绝响矣！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四种。

成吉思汗一册

民国十七年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丛书本。

刘宗周年谱一册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补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本。先是，此谱于二十年八月即已成书，交商务付梓，藏铁柜中，“一二八”之难，毁者及半，至是乃补苴而刊之。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五种。

郑和一册

民国十七年与朱鸿复合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丛书本。

黄宗羲年谱一册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编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史丛书中，尚未及印行，即与宋濂年谱同毁于“一二八”之难。先生尝拟重撰，但未果。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六种。

邵念鲁年谱一册

民国十五年二月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本。是谱有图有表，分谱前谱后，其条例盖为先生所首创者，较朱筠年谱为佳。先生于章实斋先生年谱序中自评之云：“写……朱筠年谱，……比做邵谱容易多了，因为史料是现成的，然而朱谱没有邵谱好，我自信，邵谱有许多创例，是空前的，如用直叙法，多用图表，辟‘谱前’‘谱后’两条等。……”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七种。

朱筠年谱一册

民国十六年三月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本。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八种。

章实斋年谱一册

民国十五年七月撰已成，十六年四月国学月刊二卷四期铅印本。是谱与内藤湖南先生所撰者略似而史料较望，与胡适先生所撰者史料多而方法各异，是为先生第一次所撰章实斋年谱也。

章实斋年谱补正

民国十七年一月撰，已成，稿本。是书原以胡适所撰章实斋年谱为蓝本，以所补史料插入原文之中，如原文有舛误者，则径加删改之。后陆侃如先生以为有割裂卤莽之嫌，乃再以应补应改者另钞为一册，邮寄胡适先生，请其自行订补，是为先生第二次所撰章实斋年谱也。此谱稿本早佚，笔者未及之见，其名为何？亦无从而知之，此名盖笔者所代命之者也。

章实斋先生年谱一册

民国十七年十月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本，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本。是谱原为胡适先生所撰，先生病其遗漏与舛误之处颇多，特撰章实斋年谱补正一书，请胡适先生自行订补之。九月先生至上海，遇胡适，谈及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事。适云：“吾事冗忙，竟未克完成此工作，殊为憾事，现倩先生代吾订补之可乎？”先生诺之，并商定增补之体例。乃以第二次所撰章实斋年谱补正者为蓝本，将新增史料插入原文之中，与胡适所撰者合为一册，是为先生第三次所撰章实斋年谱也。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九种。

万斯同年谱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十种。

梁启超年谱

民国二十八年拟成，未果。为先生史家传谱丛书第十一种。

史理学：世界史——通史

中外大事年表二十册

民国十六年一月始撰，垂成，稿本。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二种。

世界大事日记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始撰，至三十一年止，已成，稿本。是书为先生每读报摘录而成者。凡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莫不记之，诚一当代良好之史料也。

史理学：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小史一册

民国十七年撰已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丛书本。

中国文化年表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始撰，垂成，稿本。先生以为通史与文化史丛书有分书而无总述，应有一年表以连贯之。是书仿文化史丛书及目录学年表之例，每面十一行，每行三十九字。凡著作年月、学者生卒年月、岁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物质建设，……莫不著录之。

史理学：中国通史

国史综析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始撰，未成，稿本。是书为先生任教国立中正大学中国通史讲义之别称也。其编撰原则：一、教材不分时代，综合古今，一气观察；二、题目各有专名，集中一事；三、使大学生明了民族之盛衰，民权之伸缩，民生之荣枯，但求意识之正确深刻，不重琐事之记忆。其法先印史料，以供学生之参考，后印研究大纲，以便矫正学生之笔记。此法虽为先生尝试之作，然已深得成功，学生无不敬爱之者。其入室弟子熊振湜痛悼显微师暨殉难六同学文云：“犹忆第一年受中国通史，师首次授课，谓同学曰：‘今来与诸君讲授国史，兹事体大，愧对于二十四史尚未毕其读，深虞陨越，惟当竭尽棉力，冀于诸君对国史之全般了解，少有真助耳！’时师甫草创国史综析，即以拟定纲要为施教程序之所本，标目凡百数十，分门别类，每题皆以专史。……师……性耽书，潜研之甚，无不有关国史之重要项目为对象，而各形成一史书之集团，依时代先后，次第加以贯串，条分缕析，自具始末，皆复穷其原委，明其所归，折其因果，究其利弊，使学者渗合当代事实，明史势之趋向，而获得整体之系统知识，此固‘通史’之正宗讲授法。然而无如师之博洽淹贯及其综合董理之识力，则材料杂芜，统驭无方，鲜有不迷惑者。师虽屡言此为其初步尝试之教授法，然虽尝试而亦可谓成功矣！顾师所授者终不自惬意，而于并世诸家之作，虽间有采撷，亦尝指陈其疏陋及阙略，认为不当于心，因发愿完成国史综析一书，谓当于每一题目，痛下工夫，从头彻底加以研究，旁稽博考，贯通成篇，然后合为一较精当美备之著作。尝询以成书之期，则答云：‘此非易事也，不自羞且芜陋，则数月之内，亦可成书，既弗愿草草问世，当俟诸十年之后。’迄今师成书之愿未酬，而以身殉国，吾知师死无所憾，所憾者此耳！师于治史，主全体趋势而不尚铺叙故事，重时代变迁而无取琐陈异闻，注重社会动态，而鲜叙权宦行状，关怀民生疾苦而不及帝王起居，所谓能着眼其大者。……”诚至言也。

人民本位的中国通史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三种。

初中历史教科书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拟撰，未果。

史理学：中国通史——丛书

通史与文化史丛书七种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多未果成，一名中国文化史丛书，都凡七种，其目如次：（1）中国文化年表，（2）中外大事年表，（3）人民本位的中国通史，（4）妇女生活史，（5）群众生活史，（6）中国近代史，（7）史事展开地图。

史理学：中国上古史——丛书

上古丛书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拟撰，未成。是书以新芥为时间断限，以汉志为搜集根据，罗列以前古书，无论经、史、子、集、碑帖、钟鼎、甲骨文字，乃至伪书伪注，完全集中，刊一丛书。详校异文，广辑佳注，附刊考证，兼辑佚文，名之曰上古丛书，则业古者克无他求矣！

史理学：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六种。

中国革命史

民国三十年十月撰，未成。是书为先生任教江西党务人员训练班讲义。

史理学：中国现代史

九一八一册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始撰，垂成，稿本。是书详论“九一八”以前日本侵略中国之因素；“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之经过，“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之影响，条分缕析，一一皆穷其原委，明其所归，析其因果，评论至为精当，惜尚未全成。其夫人巴怡南先生拟踵成之。

史理学：地方史——丛书

地方史及家史丛书八种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多未果成。都凡八种，其目如次：（1）中国史上的江西，（2）江西省史，（3）江西文化史，（4）江西经济史，（5）江西艺文志，（6）兴国县史，（7）兴国的妇女生活，（8）诸姚传。

史理：地方史——江西

中国史上的江西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一种。

江西省史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二种。

江西文化史

民国二十九年撰，未成，稿本，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三种。

江西经济史

民国二十九年撰，未成，稿本。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四种。

地理学：地方地理——江西

江西经济地理

民国二十七年拟撰，未果。其纲目篇章已定，共凡百余条，惟未着笔为文耳！

史理学：地方史——兴国

兴国县史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为先生地方史及家史丛书第三种。

兴国县志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拟撰，未果。先生应省参议员谢远涵先生之约，代为考察兴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情状。先生拟利用此机会，编著一独撰之兴国县志。

兴国十论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拟撰，未果。十论者何？一曰地形论：平地少，耕农苦。山地多，民智塞，战争便；二曰地质论：沙山塞河，矿山生利，梓山、茶山桐山皆有望；三曰气候论：多雨由于近海，偶旱由于乏林；四曰水利论：陂渠水力，防沙、防泛，凿井，凿池，防湿；五曰政治区域论：宜划岭北之县，接受赣县一部分，移治步头；六曰名胜论：冰心洞奇，东龛岩幽；七曰经济论：出口、入口，农、林、渔、畜、工、矿、商、堪舆、锢藏；八曰风俗论：迷信之宜革，新习之宜倡；九曰教育论：中学不健全，小学不完备，升大学者少，图书馆宜充实；十曰民性论：勤、俭是其长，愚戆为其短。

史地图表：历史年代表

历史年代总表

民国十八年撰，已成，稿本。计分朝代兴亡，帝王长短等表。以不便于印刷悬挂而未出版，商务印书馆尝请先生改编为小册，以便装订印行。

历史年代挂表十幅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撰，已成，共十幅。每幅平分为二，横分二百三十格，每格相距二密理米□外加宽线为边，每逢十之格则稍粗，基本色浅而显，十幅可代表三三年，自尧立至今（民国三十一年），共三二九九年，恰可容纳之也。

历史挂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计分三代世系挂表，宰相世系挂表，宗室世系挂表，氏族挂表，封建挂表，谥法挂表，朔闰□气表等。

史地图表：历史大事年表

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计分宗教大事年表，四裔大事年表，诸侯大事年表，诸国大事年表，部族大事年表，属国大事年表，交聘大事年表，功臣大事年表，灾异大事年表等。

史地图表：历史大事月表

历史大事月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计分秦楚之际月表，汉宋三国月表，晋宋十六国南北朝月表，隋唐之际诸国月表，五代十国月表，五代两宋辽夏金元月表，明清之际月表，太平天国月表，清末民初月表等。

史地图表：学术挂表

学术史挂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果。

史地图表：政治挂表

政治史挂表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表计分中央政府组织系统表（官制），中央政府组织五权分立表，中央政府实权递移表，地方政府阶级系统表（官制），宰辅拜宠表，职官表，选举表，地理沿革表，行政区划沿革表等。

史地图表：经济挂表

经济史挂表

民国二十九年拟撰，未成。是表计分田赋增减统计表，田赋制度变化表，国用表，币制表，赋税表，物产表，□□表，国际贸易商品出入统计表等。

史地图表：军事挂表

军事史挂表

民国二十九年拟撰，未果。

史地图表：史事展开地图

史事展开地图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拟撰，未果。其法以电影卡通片式，绘多幅地图表示史事。如秦之统一，即自秦初有土地起，逐年扩大，各绘一幅以数字表明扩地年月，进攻路线，对峙局势，或用颜色，或以线点，既易识别，且可减少每一主题之幅数。如是以地图表示史事之展开，最易令人明瞭也。为先生通史与文化史丛书第七种。

史地图表：政治地图

政治地图

民国二十九年拟撰，未果。是图计分地方行政区域图，国境扩缩图，分裂变化图等。

史地图表：经济地图

经济地图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图计分商品分布地图，农产分布地图，矿产分布地图，畜牧分布地图，工业分布地图，都市分布地图，人口分布密度地图（或户口图），人口增减统计图，水利图（或河渠图），黄河改道图，运河增减图，铁路增减图，驿运增减图，漕运图，海运图，对外交通路线图，都市街道宫殿苑囿图等。

史地图表：军事地图

军事地图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图计分历代对外军事战争图，历代内乱战争图，历代战争阵法图等。

史地图表：社会地图

社会地图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图计分语言分布图，人才分布图，人种分布图，风俗习惯图等。

史地图表：民族分合地图

民族分合地图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图图例以三角形代表一民族之盛衰，钝角表衰，底线表盛，而汉族则上锐而下钝也。

史地图表：抗战地图

抗战史图

民国二十八年拟撰，未成。是图以地图表示抗战形势之变化，仿电影画片卡通格式，每一周为一段落，各绘一图或数图。根据军事委员会发表之一周战况，用箭头表示进攻之路线，用曲线表防御之阵地，用数字表战争与进退之月日，地形亦绘入焉。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于中正大学研究部

（原载《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1942年10月11日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罗根泽文存

总序

前言：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

诸子之学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墨子》探源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庄子》外杂篇探源

子莫考

《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别录》阐微

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

中国诗歌之起源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

先秦散文发展概说

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贡献

乐府之类别

古代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

周秦文学批评史.诗说

周秦文学批评史.“文”与“文学”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上）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下）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句图

自序自述

《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

乐府文学史.自序

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我的读书生活

附录一：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

附录二：罗根泽先生未编年作品

附录三：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

蓝文徵文存

前言

第一章 总叙

一、隋唐五代之年历

二、隋唐五代之地理

三、隋唐五代之民族

第二章 隋史纪事

一、隋之代周

二、隋平江南

三、开河与置仓

四、外征与通远

五、隋之乱亡

第三章 唐史纪事（上）

一、唐之开国

二、贞观之治

三、平定东国

四、高武之世

五、开元盛世

第四章 唐史纪事（下）

六、安史之乱

七、方镇之祸

八、宦官之祸

九、唐之乱亡

第五章 五代纪事

一、梁唐之争

二、晋引契丹

三、周世宗之恢复

四、汉辽之同化

五、十国大事

《中国通史》叙例

《西安》导言

范蔚宗的史学

会昌遗事

海上的女真

唐代边疆政策

李白的氏族与籍贯

朱舜水之思想

《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序

《王国维年谱》序

《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序

《韩玉符骏马集》序

《回鹘史》序

《宋史研究论集》序

《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序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附录一：蓝孟博先生碑文

附录二：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

附录三：蓝文徵先生大事年表

附录四：蓝文徵先生学术著作简目

梁启超文存

清华国学书系·梁启超文存总序

未竟的后期 ——《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刘东

1919年

欧游心影录（节选）

1920年

《改造》发刊词

清代学术概论（节选）清代学术概论（节选）

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演说词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老子哲学

孔子（节选）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1921年

墨子学案（节选）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选）

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1922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节选）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地理及年代

评非宗教同盟评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情圣杜甫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节选）

什么是新文化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大乘起信论》考证（节选）

屈原研究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选）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1923年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节选）

人生观与科学

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选）

1924年

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

戴东原哲学（节选）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节选）

亡友夏穗卿先生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

非“唯”非“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1925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节选）

1926年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选）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节选）

《庄子·天下篇》释义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

1927年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选）

北海谈话记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儒家哲学（节选）

学校读经问题

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

1928年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辛稼轩先生年谱（节选）

梁任公生平大事记梁任公生平大事记

姚明达文存

导读

一、 姚名达其人

（一） 抗日烈士

（二） 现代目录学家

（三） 历史学家

（四） 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创办人

二、 姚名达的著述

（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

1. 研究历程

2. 组织架构

3. 主要观点

（二） 古史研究

（三） 妇女运动

三、 姚名达及其时代

1. 姚名达与何炳松

2. 姚名达与胡适

3. 姚名达与张元济

4. 姚名达与顾颉刚

实斋与邵念鲁

实斋与浙东学派

实斋与朱笥河

实斋与戴东原

实斋与邵二云

实斋与其它诸友

实斋境遇之困踬

实斋与当时之学风

实斋之志趣及造诣

实斋为学之次第

实斋之史学观（上）

实斋之史学观（中）

实斋之史学观（下）

五，三十，清华研究院

吾今将告读者以吾整理是书之例：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达人史话达人史话小序

达人史话之一：史话的史话

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之五

历史学与历史哲学

第一节殷时的史官制度

第二节西周时的史官制度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的史官制度

第四节东汉时的史官制度

梁任公先生小传

论女学

试办不缠足会章程

禁早婚议

人权与女权

结论

三十三年的梗概

思想和性情的解剖

黄心勉女士年表

一正是吃苦的时候

二站在三条歧路的当口

三最可靠的前进路线

二学术史与年表

三目录学史及年表

四、目录学史之全貌

一、 绪论

二、 秦国的地理环境

三、 秦的民族特质

四、 秦民族的根据地

五、 秦民族的第一步发展

六、 秦缪公的称霸

七、 秦中衰的一段

八、 复兴的开始

九、 秦孝公和卫鞅的侵魏政策

十、 六国分立的形势

十一、 合纵同盟的失败

十二、 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

十三、 各个击破的战略

十四、 大兵团的灵巧运用

十五、 统一大业的完成

十六、 分立与统一的利害比较

不平凡的一九四年不平凡的一九四年

问题的内在因素

史理学名词的创立

（甲） 国父对于史事和史书的重视

（乙） 史事基本原理之一

（丙） 史事基本原理之二

（丁） 史事基本原理之三

（戊） 史事基本原理之四

（己） 史事基本原理之五

姚名达年谱简编说明：

总类

今书总目

中国战史

史学溯源

中国史家论文集

国史综析

人民本位的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