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心理学（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Author: 乐国安 李安 杨群
Date: 2015-12-31 16:00:00+00:00
Description: 内容简介 中国心理学专家向世界讲述法律心理学，反映中国学者的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 法律心理学是用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问题的一种学问或一门科学，它是心理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在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在强调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国际学术背景下，“法律心理学”成为了当前“最 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本书是《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中的《法律心理学》分册，其内容包括法律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行为模式、证言、辨认、讯问和供述、犯罪人特征描述、司法决策、测谎、法律相关心理的评估、罪犯心理矫正与治疗、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恢复等议题。本书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阐述法律心理各个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介绍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同时也展现了心理学的技术方法如何回答法律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本书可供高校法学和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法律心理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作者简介 乐国安，男，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法律心理学。(Email: yuega@126.com) 李 安，男，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院长。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访学。主要研究领域：法律心理学、法律方法论、刑事法学。 杨 群，女，博士，硕士生导师
Publishe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律心理学/乐国安，李安，杨群编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ISBN 978-7-5675-4090-3

Ⅰ.①法… Ⅱ.①乐…②李…③杨… Ⅲ.①司法心理学 Ⅳ.①D9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172号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法律心理学

编　　著 乐国安 李　安 杨　群

策划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王叶梅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倪志强 陈军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96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090-3/B·972

定　　价 34.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

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

《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杨玉芳

2015年10月8日

法律心理学——心理学家的自说自话

1 绪论——法律与心理学的结合

- 1.1.1 几个术语的界定
- 1.1.2 法律心理学的产生
- 1.1.3 法律心理学的形成
- 1.1.4 早期法律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 1.1.5 20世纪后的统合——融入法律现实主义

2 行为模式

- 2.1 行为模式的人性论

- 2.1.1 精神分析学的人性行为观

- 2.1.2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行为观

- 2.2 行为模式的外部决定论

- 2.2.1 个体为什么产生行为

- 2.2.2 个体行为发生机制

- 2.3 行为模式的认知观

- 2.3.1 社会学习理论
- 2.3.2 社会格式塔
- 2.3.3 建构主义
- 2.3.4 信息加工理论

3 证言

- 3.1 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

- 3.1.1 证言的认识机制

- 3.1.2 证言的表达机制

- 3.2 证言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 3.2.1 对成年证人的影响

- 3.2.2 对儿童证言的影响

- 3.3 儿童证言

- 3.3.1 儿童证人的资格

- 3.3.2 儿童证言真实性

- 3.4 认知询问技术（CIT）

4 辨认

- 4.1 面孔认知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 4.1.1 面孔再认模型
- 4.1.2 面孔记忆的改变
- 4.1.3 面孔记忆的异族效应

- 4.2 辨认方法及其应遵循的规则

- 4.2.1 辨认方法

- 4.2.2 操作规则

- 4.3 错误辨认与辨认评估

- 4.3.1 实践中的错误辨认现象

- 4.3.2 对辨认的评估

5 讯问与供述

- 5.1 供述的心理学基础

- 5.1.1 犯罪嫌疑人的人性假设

- 5.1.2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拒绝供述的心理原因——态度

- 5.2 讯问的策略

- 5.2.1 讯问策略的心理学原理——态度改变

- 5.2.2 讯问的具体策略设计

- 5.3 虚假供述与讯问质量的提高

- 5.3.1 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

- 5.3.2 讯问质量的提高

6 犯罪人特征描述

- 6.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述

- 6.1.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念与目标

- 6.1.2 侦查中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两种取向

- 6.2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方法与程序

- 6.2.1 犯罪现场分析法

- 6.2.2 行为证据分析法

- 6.3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与提高

- 6.3.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

- 6.3.2 犯罪人特征描述效果的提高

7 司法决策

- 7.1 司法决策的理论模型

- 7.1.1 司法决策的理性模型
- 7.1.2 司法决策的直觉模型
- 7.1.3 司法决策的双加工模型

- 7.2 影响司法决策的因素

- 7.2.1 经验直觉因素
- 7.2.2 情绪因素
- 7.2.3 专业知识和训练以及理性监控

- 7.3 司法决策的神经机制

- 7.3.1 司法决策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比较

- 7.3.2 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模型

8 测谎

- 8.1 行为心理测谎技术

- 8.1.1 什么是谎言
- 8.1.2 行为观察
- 8.1.3 言语内容效度分析

- 8.2 心理生理测谎技术

- 8.2.1 心理生理测谎的常用范式
- 8.2.2 多导生理记录仪
- 8.2.3 ERP技术与测谎
- 8.2.4 fMRI技术与测谎

- 8.3 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8.3.1 测谎证据的实际应用

- 8.3.2 测谎技术的未来发展

9 法律相关心理的评估

- 9.1 法律能力的评估

- 9.1.1 刑事责任能力
- 9.1.2 民事行为能力
- 9.1.3 其他法定能力

- 9.2 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 9.2.1 精神疾病的界定与诊断标准
- 9.2.2 精神分裂症
- 9.2.3 妄想障碍
- 9.2.4 心境障碍
- 9.2.5 人格障碍
- 9.2.6 精神发育迟滞

- 9.3 人身危险性评估

- 9.3.1 人身危险性定义

- 9.3.2 危险性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10 罪犯心理矫正与治疗

- 10.1 罪犯心理矫正概述

- 10.1.1 罪犯心理矫正的历史发展

- 10.1.2 罪犯心理矫正的目标

- 10.2 监禁的心理后果

- 10.2.1 监禁引起的一般性心理后果

- 10.2.2 监禁对青少年罪犯的影响

- 10.3 罪犯的心理学分类

- 10.3.1 罪犯分类系统的目的

- 10.3.2 罪犯分类的原则和方法

- 10.4 罪犯心理矫正方法

- 10.4.1 心理动力学治疗
- 10.4.2 行为治疗
- 10.4.3 认知治疗
- 10.4.4 愤怒管理（Anger Treatment）

- 10.4.5 社会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

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恢复

- 1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

- 11.1.1 典型的犯罪受害者创伤反应
- 11.1.2 特殊犯罪受害者的创伤反应
- 11.1.3 影响受害人创伤的风险因素

- 11.2 受害人的心理恢复

- 11.2.1 认知行为疗法

- 11.2.2 应用于儿童受害者的心理恢复技术

索引

法律心理学——心理学家的自说自话

自序

我们所熟知的心理学鼻祖冯特先生对法律心理学十分重视，他强调心理学对实践的服务，希望心理学成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并指出法律制度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工具。自此，法律现象成为心理学家关切的领域，法律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是用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问题的一种学问或一门科学。通俗地说，就是法学家问，心理学家答。所以，从事法律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深知法学家的疑问。

从学科产生来看，法学是与医学、神学并列的最古老的三大学科之一，自然比仅仅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心理学要早，法学家对法律领域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也比心理学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要早。法学领域涉及心理学内容的最早时间难以考究，涉及什么心理内容也难以明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被誉为刑法学鼻祖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已经详细地谈到了证人的可信程度、讯问与口供，其中都涉及许多心理学的内容；尤其在谈到刑讯时指出：“每个人的气质与算计都随着本人的体质与感觉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刑讯的结局正体现着个人气质与算计的状况。因此，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问题解决得更好；他根据一个无辜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计算出会使他认罪的痛苦量。”[1]这一道理，与现在心理学中关于感觉阈限的规律（韦伯定律）[2]不谋而合。这一刑法学的经典著作包含如此深刻的心理学思想让人钦佩。一百年后（1876年）被称为犯罪学之父的龙勃罗梭出版了《犯罪人论》一书，将犯罪人的个性纳入到犯罪研究的视野中，为法律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准备，也吸引了人们去关注心理学与法律两个学科的结合。

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离不开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先生，我们对他的《生理、心理学原理》、《伦理学——事实与习惯生活规律的研究》、《哲学体系》等著作较为熟悉，而对他的《法律哲学概要》这一著作却了解较少。冯特把心理学体系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对感觉、知觉、情绪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提出的民族心理学的见解，认为系统发展的实验心理学要靠“文化科学”的研究来补充。他在《法律哲学概要》一书中，着重于团体意志的探讨，认为法律的历程，就是民族心理的历程。因为心理学运用了实验的方法才得以独立，所以实验室的研究一直被心理学家重视，那时心理学家对法律领域的研究还缺乏兴趣，只不过在研究知觉与记忆时发现了知觉与记忆的不可靠性，客观上为证言的不可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这对于心理学家而言仅仅是一个副产品而已。稍后，法国的比纳（Alfred Binet）在1900年就试图了解儿童的作证能力，在德国，威廉·路易·斯特恩（William Louis Stern）在1902年就开始发表了关于证人的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证人的心理》并开办了一个杂志，刊名为《为证人心理学投稿》，而且他还被法庭聘请为专门识别证言的专家，他坚信“完全正确的回忆不是一项规则，而是一个例外”。[3]他的研究在美国与欧洲引起一个热潮，使曾跟随冯特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出版了《在证人席上》（1908）一书，作者在该书中就指出：“实验心理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注意它对生活的实际需要能够提供的服务，似乎是很自然也是很合理的。”[4]于是，他研究了记忆的扭曲、证言准确性、供述易受暗示、催眠在询问中的应用、犯罪侦查与犯罪预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学家对心理学法学主题的思考范围。盖伊·蒙特罗斯·慧普尔（Guy Montrose Whipple）于1909、1910、1911和1912年在《心理学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中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将aussage（证人证言）这个术语引进英语，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将证人证言和证据与知觉和记忆联系起来的一些经典性研究。但是，“绝大多数的法律人认识到心理学家关于证言错误问题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时间，无不感到惊讶！”[5]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没有转化为法学议题。

时至今日，法律领域终于被看成是心理学的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也被看成法律界的一个研究对象。[6]但是，由于心理学家的研究风格和研究目的与法律人的职业特点和心理期待的差异，导致了从事心理科学规律研究的心理学家与致力于减轻个人的有害行为的司法实践人员之间的分歧：一方面，法庭面临着如何处置由于心理障碍或犯罪倾向而进行了违法行为等问题的困惑；另一方面，实验室中的心理学家却热衷于从事各种不同的自以为是法律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如知觉与记忆规律的研究。由于这种分歧，使整个法律心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陷入了低潮。在将近65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经验性的研究。斯波里（Sporer，1981）对这个低潮时期进行了解释：“对于实验性研究的热情推广，并没有适当地满足复杂的法庭现实的需要。”[7]另一种解释理由是由韦尔斯和洛夫斯特（1984）提出的，认为“这个时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趋向于理论问题，而很少关注实际问题。”[8]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实验心理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又开始关注法律领域，内格尔（Nagel，1983）指出：“当代的法律与心理学运动，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其学科在促进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败所作出反应的直接产物：它是对学院中已经衰退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好奇心的明确抛弃，是将社会心理学变得更具有‘实际倾向’的一种尝试。”[9]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与法律期待的距离仍然存在。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就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社会科学对法律有很多看法；从另一意义来说，看法却惊人地少。这‘很多’分散在许多学科和文章中。这种分散使已知的东西显得比实际还少。然而，总的来说，很少研究直接涉及法律过程，除了显著的例外，法律社会学的大量作品都是最近产生的，行为政治学也是新的，法律和心理学的科学刚刚开始。”[10]在我国更是如此，能够推动法学理论进展的法律心理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已有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在犯罪心理学或某些具体的议题上。在我们看来，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心理学专业人员必须兼通法学、心理学两门学问，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是“纯心理学家”的心理学法学和还是“纯法学家”的心理学法学哪个更糟，应该说，二者都不怎么样。西班牙学者加瑞多（Vincente Garrido）和雷登多（Santiago Redondo）提出，法律心理学家应当接受良好的训练，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律心理学家应具备下列特征：（1）精通法律；（2）精通心理学，并明白心理学解释法律问题的实际局限性；（3）与其他专业人员密切合作，努力勤奋工作，但是不为某一社团的利益而奋斗；（4）即使在批评某种制度时，也不能对该制度有偏见或者先入为主；（5）熟悉自己的专业，知道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最合适的工作方法；（6）了解自己为之工作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并且努力去改善它们；（7）注重“行为研究”（Action Research）。用一句话来概括，最好的情形是：“已经成为法学家了的心理学家进行法律心理学研究。”

作为拙作的编写者，我们丝毫没有小觑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我们只是强调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更加关切法律实践。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顺畅，我们不惜重复一些在某一学科中十分基础的知识模块。例如，文中的第二章——行为模式已是心理学领域最为浅显的知识模块了，但却是法律学探讨的根基，因为法律说到底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遗憾的是，多数法律人至今关于行为的认知仍然局限于朴素的人类行为模式，即人类行为是趋利避害的，于是遵循着先人智慧“乱世用重典”的法治思维建构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各种制度。至于心理学家揭示出人类的犯罪决策可能是基于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所作出的现象时，这对习惯于将法律视为理性事业的职业群体而言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因此，拙作与其说是追求法律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不如说旨在追求法律与心理学两大学科之间的沟通。为此，拙作是以法律实践在心理现象中的扩展与心理学对司法实践的关切所形成的交叉议题为出发点，以法律学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为根基，通过证言、辨认、讯问、犯罪人特征描述等发现事实的心理学方法，通过司法决策、心理评估等法律裁判领域的心理学理论，通过罪犯心理矫正、被害人心理恢复等执行环节的心理学技术，基本上依循了司法过程或法律思维的逻辑脉络逐一展开的。

当然，囿于编写者的学力有限，文中的错误或疏漏之处必将难免，恳请方家斧正指教！

[1] ［意］贝卡里亚.（1993）.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3.

[2] 韦伯指出人的差别感觉阈限随原来的刺激量变化而变化。

[3] Binder，D.A.& Bergman，P.（1984）.Fact Investigation from Hypothesis to Proof.Minnesota：west publishing co.143.

[4] 李安，房绪兴.（2005）.侦查心理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3.

[5] Ainsworth，P.B.（1998）.Psychology，Law and Eyewitnesses Testimony.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Ltd.127.

[6] Wrightsman，L.S.（2004）.司法心理学.吴宗宪，林遐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2.

[7] Wrightsman，L.S.（2004）.司法心理学.吴宗宪，林遐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7.

[8] van Koppen，P.J.& Penrod，S.D.（2003）.Adversarial versus Inquisitorial Justice：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167.

[9] Slovenko，R.（2002）.Psychology in Law.New York：Brunner-Routledge，103.

[10] ［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2004）.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1 绪论——法律与心理学的结合

法学对心理学问题的关注，最早出现的是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促成了法理学和政治学中的心理学运动。这一运动是以柏林大学法学教授Otto Von Gierke的著作为起点的，与社会学法学的其他运动不同，这场心理学运动的驱动力源自社会学法学内部，因为掀起这场运动的是一位法学家。在这一情形中，法理学中的一场运动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但是在一般情形中，都是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动影响法理学，或者说，通常来讲各种运动首先是在某些其他社会科学中出现，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渐渐影响到法律科学的（Pound，2004）。这或许就是法学的保守性。在1520年，亦即在现代罗马法开始人文主义运动的时候，Zasius就指出：“所有的科学都脱掉了它们的肮脏外衣，唯有法理学仍穿着它的破布衫。”但为何以保守性著称的法学却对心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法律心理学是用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问题的一种学问或一门科学。通俗地说，就是法学家问，心理学家答。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心理学专业人员必须兼通法学、心理学两门学问。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是“纯心理学家”的法律心理学还是“纯法学家”的法律心理学更糟？应该说，二者都不怎么样。西班牙学者Garrido和Redondo提出，法律心理学家应当接受良好的训练，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律心理学家应具备下列特征：（1）精通法律；（2）明白心理学的局限性，从而谨慎行事，但是不能持怀疑态度或者缺乏自信；（3）与其他专业人员密切合作，努力勤奋工作，但是不为某一社团的利益而奋斗；（4）即使在批评某种制度时，也不能对该制度有偏见或者先入为主；（5）熟悉自己的专业，知道在各种情况下使用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6）了解自己为之工作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并且努力去改善它们；（7）相信“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观点。所以，法律心理学的研究需要一些已经成了法学家的心理学家进行研究。

不过，法律心理学并不属于法教义学。据康德所言，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例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拷问，也仅仅是在系统内部，并不触及现实的体制。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以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为名，拒绝其他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时，危险便会显示出来。

舒国滢教授（2004）曾概括过法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一个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旨趣，可称之为“法学内的法学”；另一个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简称为“法学外的法学”。这一基于研习法律主体的术业背景所进行的区分看似清晰，其实也是模糊的，因为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称谓并不比法学是什么的界定来得明确。就像凯尔森这样的法学家也承认“纯粹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紧密联系。他曾指出，纯粹法学所研究的法律前提是国家，规范的基础是宪法，而社会法学则研究法律的制定者以及所制定的规范规定了什么内容，这在表述上是清楚的，可是在适用时，根本无法分清规范与规范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心理学属于社会法学，因为法律心理学关注规范制定者、适用者及其规范对象的心理状况。

法学需要吸纳或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成果是一回事，法学是不是自洽或自足自立的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法学要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要反映当代科学的发达水准，确实需要看重和借用各相关学科的新成就新成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同相关学科的界限，但法学终究应当有自己的地域和个性，终究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哪怕是相对独立性。在这个问题上，法学自己的一套是“体”，相关学科的一套是“用”。所以，学科的交叉并不影响学科的独立，在西方国家盛行已久的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等主要的法学流派都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在美国法学界，以“法律与××”为题的学科以及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随处可见，如法律与考古学、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人类学、法律与心理学、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学、法律与政治、法律与妇女、法律与种族等。甚至有些与法学关系比较远的统计学、社会生物学的知识也大步侵入传统的法学领域。尽管如此，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是随着历史的进展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在消失，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我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当下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愈发减少，共识、启发、借鉴也就愈发减少。我们应当认为，法学可能会自洽，但法学绝对不能自给，更不能自足，也没有必要自足。我们只需侧目经济学，便会发现经济学正是不断从数学、统计学、物理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吸收需要的知识才使自己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提出前景理论以解释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喜爱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然后他将这一思想结合到经济科学中，结果于200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周国梅&荆其诚，2003），正是经济学的包容与吸收的品行，才使经济学的足迹踏遍了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虽然法学对其他学科的入侵没有表现出像经济学那样积极包容的态势，但是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可交叉性已成定局。谁能否认，自然法学没有伦理学的作用、分析法学没有逻辑学的影子、社会法学没有社会学的影响呢？心理学与法学的结合虽然没有形成类似于自然法学、分析法学与社会法学那样范式鲜明的学派，但是法律心理学在法学历史上也曾耀眼过。虽然这种耀眼是以批评法律形式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对于法律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历史上的法律心理学是如何形成的呢？

1.1.1 几个术语的界定

从心理学家的立场出发，Haney从精神病学家“在法律制度内部”工作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法律制度外部”工作的学科交叉实践特点中获得启发，在法律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语言表述关系中，通过变换介词的方法中梳理出了三个主要的知识取向，分别为“法律中的心理学”（psychology in the law）、“心理学与法律”（psychology and the law）以及“关于法律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law）。依据Blackburn的解释，“法律中的心理学”指法律领域的具体问题的心理学应用，例如，目击证人的可靠性、被告人的心理健康、离婚父母对孩子监护能力的评估等问题；“心理学与法律”指罪犯、律师、检察官、警察与法官等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关于法律的心理学”指将法律视为一个整体性观念，在较抽象的分析层次上研究法律是否能够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影响人们与法律相关的社会行为，例如，为什么人们会遵循法律或不遵循法律，社会公众对不同刑罚的知觉与态度等问题。不难看出，这三个取向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存在由低到高的纵向差别：“法律中的心理学”主要为了回答法律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关于法律的心理学”关注较为抽象的甚至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而“心理学与法律”则处于两者之间，处理现实的具体法律问题但不将法律原则视为既定不可变的，力求进行理论分析但又不特别追求结论的普遍适用性。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心理学对于法律研究的知识参与，但毕竟不是一种严格的概念界分，所以对有些具体的研究进行归类时，难免会出现模糊。

1.1.2 法律心理学的产生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1879年，以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所以，关于法律心理学是如何形成的分析也应将重点放在19世纪的社会与法律的背景中。

在西方国家，直至13世纪，法律几乎都是依靠神学哲学（theological philosophy）来支撑自身以维持权威。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教会的法律权威被摧毁了，而且法律理论的权威性神学基础也被摧毁了。到17世纪上半叶，有关帝国连续性的学理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罗马法的约束力，也都不再有效和灵验了。因此，第一，法理学从神学中获得了解放；第二，法律从查士丁尼法典的文本中获得了解放。法律从神学中出来，又跌入到“理性”之中。结果，法律科学和法律本身中的所有东西都必须以理性为依凭且只能以理性为依凭；此外，在法理学思想和法院对法律材料的实际适用及发展方面也展开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是Hugo Crotius（1583—1645），这场运动最终形成了18世纪自然法学派并达到了高潮，即使对当今的法理学仍有很大影响。

但由于自然法学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它混淆了实际的权威性律令体意义上的法律与人们对特定论者所认为的应然法律所做的思考——这种思考多少会受到源自现行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前见或偏见的影响。所以，这样的方法再也没法盛行下去。所以，19世纪出现了一系列以反对与修正自然法学为目标的各种法学派。

在19世纪法学派中，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出现的法学派是历史法学派。在历史法学派形成不久，欧洲大陆又出现了另一个以推进哲理为特征的法学派即形而上学法学派，而且在19世纪中叶与历史法学派一起二分天下，这个法学派继续推进哲理法理学的进路。不过，该派并不试图从抽象的人性构设一部完整的法典，而是努力构设一种理想的原则体——这些原则经由对某项单一的根本性的正当原则或某项根本性正义准则所作的推论而为法律系统化、法律批判，尤其是为法律制定者奠定工作基础。在19世纪晚期，反对18世纪自然法学派的努力是经由Blackstone的论著而在英国为人们所知晓的，而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法学派，尽管分析法学派的创建人是一位狂热的功利主义者，但该学派却与哲学分道扬镳。分析法学派的学者并不试图从人性中推论出一种普遍的法律体系，也不试图从某项按形而上学方式确证的首要原则中推论出一种理想型的法律原则体，而是努力从实然的角度去认识发达的法律体系，努力去分析那些实际存在的法律制度、法律律令和法律概念，并且努力按这种方式为一种普遍的法律科学探寻材料。Bentham是分析法学的一员，但创始人与首要阐释者却是Austin，他于1832年出版了《法理学的范围》一书。这些学派共同的矛头是自然法学，但当打击了自然法学后，历史法学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最后，在19世纪末，欧洲大陆又出现了反对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法学派的运动，已有学派仍然存在，新的运动又已发动，所以，19世纪的西方法学流派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集中与多元。这场运动从三个路向展开，产生20世纪所特有的两大法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法学家的形成，他们有着一种独特的法律科学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法律秩序和司法过程的纲领。这两大法学派就是社会哲学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种方法便是经济学解释方法，而这种方法则导向了一种新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形成（Pound，2004）。

正是由于社会哲学法学派与社会学法学派的形成，才使法学与广袤的社会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经济学解释方法在法学中的成功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驱使法学家尝试运用当时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与解释法律。这些条件为心理学与法学的结合提供了契机。当然，此时除了心理学与法学结合外，法学还与许多社会科学紧密联系，如法律与社会学、法律与人类学等。在20世纪，法学家又力图通过某种社会哲学的形式而将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部门统合起来。

1.1.3 法律心理学的形成

最早出现的法律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早期社会学法学派中的一些社会学家，也即Pound所说的社会学法学派发展过程中心理学阶段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法国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G.Tarde（1843—1904），Tarde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法是在模仿者（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服从心理的基础上建立的；美国的社会学家L.F.Ward（1841—1913）认为心理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20世纪初德国法学家O.F.von Gierke（1841—1921）也被列为法律心理学派，他认为法来源于集团人格和集团意志；L.J.Petrazycki（1867—1931）是20世纪法律心理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为法律现象是由独特的心理活动构成的，法可分为实在法与直觉法，后者就是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法。现代资产阶级法学中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派，在有些著作中，也都被列为法律心理学派。

1.1.3.1 法学家的尝试

从学科产生来看，法学是与医学、神学并列的最古老的三大学科之一，自然比仅仅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心理学要早，法学家对法律领域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也比心理学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要早。法学领域涉及心理学内容的最早时间难以考究，涉及什么心理内容也难以明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被誉为刑法学鼻祖的意大利刑法学家Beccari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已经详细地谈到了证人的可信程度、讯问与口供，其中都涉及许多心理学的内容；尤其在谈到刑讯时，指出“每个人的气质与算计都随着本人的体质与感觉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刑讯的结局正体现着个人气质与算计的状况。因此，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问题解决得更好；他根据一个无辜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计算出会使他认罪的痛苦量”（Beccaria，1993）。这一道理，与现在心理学中关于感觉阈限的规律（韦伯定律）[1]不谋而合。这一刑法学的经典著作包含如此深刻的心理学思想让人钦佩。一百年后（1876年）被称为犯罪学之父的Cesare Lombroso出版了《犯罪人论》一书，将犯罪人的个性纳入到犯罪研究的视野中，为司法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准备，也吸引了人们去关注心理学与法律两个学科的结合。

1.1.3.2 心理学家的努力

在Cesare Lombroso出版《犯罪人论》一书后的第三年，即1879年，因冯特的作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心理学运用了实验的方法才得以独立，所以实验室的研究一直被人们重视，这时心理学家对法律领域的研究还缺乏兴趣，只不过在研究知觉与记忆时发现了知觉与记忆的不可靠性，客观上为证言的不可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这对于心理学家而言仅仅是一个副产品而已。稍后，法国的Alfred Binet在1900年就试图了解儿童的作证能力。在德国，William Louis Stern在1902年就开始发表了关于证人的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证人的心理》并开办了一个杂志，刊名为《为证人心理学投稿》，而且他还被法庭聘请为专门识别证言的专家。他坚信“完全正确的回忆不是一项规则，而是一个例外”（Binder & Bergman，1984）。他的研究在美国与欧洲引起一个热潮，使曾跟随冯特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Hugo Munsterberg出版了《在证人席上》（1908）一书，作者在该书中就指出：“实验心理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注意它对生活的实际需要能够提供的服务，似乎是很自然也是很合理的。”他强调心理学对实践的服务，希望心理学成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法律制度是实现这一使命的一种工具。于是，他研究了记忆的扭曲、证言准确性、供述易受暗示、催眠在询问中的应用、犯罪侦查与犯罪预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学家对法律心理学主题的思考范围。Guy Montrose Whipple于1909、1910、1911和1912年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中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将aussage（证人证言）这个术语引进英语，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将证人证言和证据与知觉和记忆联系起来的一些经典性研究。由此可见，心理学家对法律领域的关注是19世纪末，始于对基础理论知觉与记忆的研究。

经过这些人的努力，法律领域终于被看成是心理学的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也被看成法律界的一个研究对象（Wrightsman，2004）。但是，由于心理学家的研究风格和研究目的与法律人的从事要求和心理期待的差异，导致了从事心理科学规律研究的心理学家与致力于减轻个人的有害行为的司法实践人员之间的分歧：一方面，法庭面临着如何处置由于心理障碍或犯罪倾向而进行了违法行为的问题；另一方面，实验室中的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现象，如知觉与记忆规律的研究。由于这种分歧，使整个法律心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陷入了低潮。在将近65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经验性的研究。Sporer（1981）对这个低潮时期进行了解释：“对于实验性研究的热情推广，并没有适当地满足复杂的法庭现实的需要”（Wrightsman，2004）。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个时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趋向于理论问题，而很少关注实际问题”（van Koppen & Penrod，2003）。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实验心理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又开始关注法律领域，Nagel（1983）指出：“当代的法律与心理学运动，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其学科在促进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败所作出反应的直接产物：它是对学院中已经衰退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好奇心的明确抛弃，是将社会心理学变得更具有‘行动倾向’的一种尝试”（Slovenko，2002）。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与法律期待的距离仍然存在。

[1] 韦伯指出人的感觉与外部刺激存在着对数关系。

1.1.4 早期法律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在法学理论中，一般将法社会学当作法理学对待。庞德认为，法社会学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经济学取向；另一是心理学取向（Pound，2004）。所以，以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学课题，解决法学问题的学科理所当然属于法学，而且是法社会学的主要分支。

1.1.4.1 欧陆状况及其法律观点

当Kohler（1849—1919）的法律哲学在社会学法学与法律理想主义之间飘忽不定的时候，奥地利思想家Eugen Ehrlich（1862—1922）则提出了一种彻底的社会学法律理论。用Northrop的话说，真正的社会法学认为，“离开‘活法’的社会规范，就无法理解实在法”（Northrop，1955）。Ehrlich认为（1936），“活法”是“联合体的内在秩序”，即与国家实施的法律相对的由社会实施的法律。他把活法视作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律，即使它没有被列入法律命题之中。“现在以及任何别的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学和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Ehrlich，1936）。由于Ehrlich把为裁判纠纷而制定的“审判规范”（normals of decision）与那些产生于社会并决定普通人的实际行为的“组织规范”（normals of organization）做了比较，指出：“人们履行法律义务，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思考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无意识地使自己习惯于周围人的情感和思想的问题，最重要的规范只是通过联想起作用的”（Carson & Bull，2003）。所以，人们认为Ehrlich的法律理论中有一种心理学的成分：即他认为习惯在法律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波兰法律哲学家Petrazycki更详尽地阐述了法律中的心理学因素。他认为，法律现象是由独特的心理过程构成的，而只有通过运用内省的方法才能观察到这种过程（Petrazycki，1955）。“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和他人都有着种种行为的权利并可以根据这些权利行事，然而这完全不是因为法典或诸如此类的规定对此作了陈述，而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确信应该这样”（Petrazycki，1955）。于是，他提出了一种“直觉法律”（intuitive law）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个人的法律意识和人的内在经验在解释法律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时候具有重大作用。

法律心理学派是随着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出现心理学派而开始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激化。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传统的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法学家注意到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并将这种实证的、经验的方法具体运用于法学的研究中。在19世纪中叶，对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的是生物学。社会科学家在国家和法律的研究中，纷纷引进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采用进化论的概念，主张有机体的国家理论。

到19世纪后期，多种因素促进心理学理论不断地向社会科学研究渗透。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哲学，使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作为民族精神自然表现的法律上。尽管民族精神的概念很空洞，但却引起他们对政治制度和理想的心理背景的关注。群众心理学研究运动的兴起，就是关注民族精神的结果之一。学者们企图通过语言、神话、风俗和法律的研究来发现各个民族和人民心灵上的特点。一些国家有机体学说者，开始认为国家不是一种生物上的有机体，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有机体。

法学家Vongierke和Mainlane就将国家看成是由许多各具心理人格的同等团体组成。这种国家概念，极容易推导出政治过程的性质是心理的，政治服从、产生于心理势力。此时，一些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物质，不如说是心灵。他们从团体意识的角度研究团体生活。于是，人性和人类行为的种种法则成为研究的起点。本能与冲动、理智与意志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社会学中的心理学理论也被法学家所采用，开拓社会学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形成法律心理学派。法律心理学抛弃传统的自然法学对空幻价值的探究，摈弃分析法学派将法律规范与社会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将法律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并改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从现实社会环境中寻找法的渊源。就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而言，对西方法学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总之，法律心理学注重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效果和法律的社会目的的研究，其主要法律观点是：（1）法是个人心理活动的产物，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心灵交往造成的。法律规范同样要经历发明、模仿和冲突的过程。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观念或行为方式，就是群体中优秀的个体在社会冲突过程中为了适应生活而发明的。（2）法律规范确定的行为模式，常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采用的行为。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行为方式必须要和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才会被人们争相模仿发生效力。（3）最根本的社会力是一切生物推动其行为的欲求的力，欲求是社会的主要起源和根本力量。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起源于人类的欲求和情感。

法律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Tarde、美国社会学家Ward和出身波兰贵族的法学家Petrazycki。其中，Tarde、 Ward对法律现象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构成了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而Petrazycki被认为是法律心理学派中造诣最深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代表。

1.1.4.2 美国的状况及其司法观点

Duwey和Frank等人对司法的实际运行作了专门研究，心理学在司法领域的功能才初步显现出来。他们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尤其采用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如内省法、自我报告法等方法。他们对许多法律判决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许多法律判决是基于不确定的事实、模糊的法律规则或者不充分的逻辑作出的。他们还通过法官的“自我报告法”对法官是如何为案件寻找答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理解法官发现裁判结论的实际心理运作不仅有助于法官为案件提供更加高明的裁判结论，还能够使裁判结论的正当化更加明晰；裁判‘发现’的心理过程与结论的正当化证成之间并非毫无关系的相互独立过程，相反，裁判思维本身既包括‘发现’与‘检测’案件答案的思维，也包括将思维结果予以说明的思维”（Anderson，1995）。

Duwey与Frank都认为法律裁判既不是由法律规则决定也不是依据演绎推理来进行的。他们借助心理学家对“问题解决”的已有研究成果，来诠释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是如何发现案件的答案或为案件提供创造性的答案。虽然Duwey和Frank将判断的作出与结论的说明作了区分，但是他们仍将判断的作出与结论的说明视为问题解决的两个元素而已，判断的作出与结论的说明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结论的说明在法律裁判中并没有显示出比结论的“发现”来得重要，尽管结论的说明涉及结论为什么是正当的论辩，尽管结论的说明可能是裁判的审慎、理性与正当的基础。他们将依赖于顿悟的直觉判断与裁判结论的阐明进行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结论的阐明可以以逻辑推理的形式进行。Frank认为，法官的实际思维过程是不合逻辑的，但表现在判决书上的说明却可以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正当化自己的裁判结论。Duwey也认为三段论仅仅提供了思维的结果，三段论的法律推理与法官的实际思维无关。

Duwey和Frank虽然肯定了演绎法律推理可以在结论的说明中予以应用，即通过法律规则的大前提与案件事实的小前提来正当化自己的结论，但他们都没有将“结论的阐明”作为与“结论发现”并列的思维活动，而是将结论的说明视为问题解决的一个元素，演绎推理仅仅是为裁判的结论披上一件理性的外衣而已。

Hermann Kantorowicz在德国首届社会学会议上曾当着与会的社会学家宣称，法社会学只有由法律家以兼职的身份来做才能结硕果。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法社会学对社会学家来说如此之艰难？人们通常认为，不理解法律家所使用的概念、符号和论证方法，社会学法学就不会得到发展，法律心理学也是如此；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法律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因而，在经验上很难将其孤立为一种特定的现象。由此，一方面，与法律和法律机关的关系得到了强调；另一方面，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被其复杂性所消解，法律淹没在作为“全能背景因素”的社会功能之中。这样，造成了法律心理学研究课题的模糊性。于是，经验的法律心理学研究开始转移其关注点。一种将注意力从法律转到了法律家（法官和律师）和法律职业，这一研究类型与法律心理学并无理论上的相互联系，而只与角色理论和职业心理相关。另一种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司法机构的行为上，将行为主义的理论引入到法律判决之中。但由于过分注重实验性质，致使许多研究结果无法适用于司法实践，以至于被法学家讥笑为法心理的研究将“法官当成了巴甫洛夫的狗”。第三种关注的焦点不在法律，而在人们对法律的态度、观点以及法律知识在大众中的传播。这些关注的焦点无法达到对事实看法的把握，所以得到法学家的认可程度也较低。例如，卢曼就认为，由于法律的复杂性，经验研究必定总是狭隘的、有限的，所有上述研究都严格受到了各自的法律主题的限制，其中都不见法律本身，而且各种研究也缺乏内在一致性。

1.1.5 20世纪后的统合——融入法律现实主义

晚近以来，在实证主义社会学、新康德主义相对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现象学的影响下，经济解释导向了那种自诩为法学现实主义（juristic realism）的理论，而这种法学现实主义理论又具有若干形式。“现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是在艺术家使用这些术语的意义上（而非哲学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哲理现实主义认为，认知的对象衍生于更高级的实在或构成性原因。然而，今天的法学现实主义者却认为，这种哲理现实主义观——在被适用于法理学的情形中——是极不现实的。从法学现实主义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意义上看，“现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是一种自诩的称谓而非一种描述。人们还界分出五种类型的法学新现实主义：经济决定论、心理学现实主义、怀疑论现实主义、逻辑实证论现实主义以及现象学现实主义。

19世纪这个时代，每个法学家都给自己封个自诩性的称谓。分析法学家所论及的是“纯粹的法律事实”；历史法学家自称他们的理论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纯粹的思辨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法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始于一种“不容置疑的形而上学基础”。机械实证主义者论辩说，他们理论的基础衍生于观察并且经由科学方法的进一步观察而得到实证的社会发展法则——因此，这些法则一如物理性质的法则那般不容置疑。

在现实主义法学家看来，逻辑实际上是在一项司法裁决以后采用的，其目的就是要给某项根据一种在那些被认为是指导审判之权威性依据之外的基础而达致的裁定添上理性的色彩。与此类似，心理学研究指出：第一，我们还必须考虑对非理性的个人行为所施加的各种约束因素；第二，法官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好于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于是，许多现实主义者都把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抨击逻辑、观念、原则和任何指导审判的权威性依据的基础，因为他们认为，判决是根据一种感情经验而达致的，而原则和逻辑在其间只具有次要的作用。又由于心理学在司法领域已得到某些成功应用，例如，对特定法官的个体心理与特定个案的关系进行详尽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曾被建议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础。加上有些法学家将对法院所进行的心理学调查以及对司法活动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通过在公认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化，当一种较不严格的行为主义方法与上述现实主义观点相调和的时候，它完全有可能产生一种有助益的结果，在19世纪的心理学独立的初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功效。所以，这种独特的系统化知识就融入到现实主义的范式之中，最终被称为心理学现实主义。

心理学现实主义的一项更为切合实际且更具助益的研究纲领是根据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而对经济现实主义所做的一种发展。心理学现实主义的信奉者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彻底颠覆了此前的法理学。他们认为，做人们在此前相信他们依据法律所做的事情，从心理学上讲是不可能的。法律并不是一种增进对内在本性进行控制的力量——亦即那种可以遏制法官和行政官员所具有的有可能导致他们专断、不平等且不公正地运用政治组织社会之力量的种种偏见和个人化倾向的力量。法律只是法官和行政官员的所作所为，亦即为他们的偏见和个人化倾向所驱动的所作所为。因此，心理学现实主义者渐渐达致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决定论者所主张的学说相类似的学说，只是它所依据的基础不是经济而是心理学。他们坚持认为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中的非理性要素就是现实或实在的，而其间的理性要素则是幻觉。19世纪强调一致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而忽略了这些理想在实践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但是，心理学现实主义者却强调对一致性的否弃，强调不确定性以及特定情形中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所具有的影响，并且把这些背离机械适用规则的做法（这些做法必定隐含在颇为不同的选择类推论证之出发点的过程之中和颇为不同的适用标准的过程之中）归因于个人心理的问题。

就其极端形式而言，心理学现实主义认为司法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完全而且肯定是由那些决定个别法官之行为的心理因素所形构的。这种心理学现实主义从“法官”的角度来考虑司法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致力于关注抽象法官的每一个环节。就其温和形式而言，心理学现实主义认为司法过程是由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无力为人们所发现的个人心理因素所决定的，进而认为司法行为“在一个具有任何点滴新颖的案件中”都是无从预见的。按照传统形式主义的理解，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逻辑自足的观念相联系，它意味着法律相对于所适用的对象总是存在唯一正确（既确定又妥当）的答案；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机械的、纯客观反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也不应该掺杂主观的选择因素，法律适用如同自动售货机。对此，心理学法律现实主义通过对许多法律判决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许多法律判决是基于不确定的事实、模糊的法律规则或者不充分的逻辑作出的，因此，“真正的”判决根据并不清楚；他们对不同官员在类似情况下所作出的判决的比较表明，法官的个性、政治因素或偏见对判决的影响比法律要大。他们注意到法官不是机器，并告诫法官应更有原则，更具社会意识（Friedman，2004）。这些研究成果多少有些冲击着以往法律者所恪守的某些信念，心理学现实主义也正是以批判传统的形式主义法学的姿态而获得了生命力。

但是，心理学现实主义由于恪守批判的角色，所以有些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法律不能完全被逻辑所解释，那么它是否还具有可供遵循的规律呢？如果没有规律可言，法律思维岂不成了无章可循的一团乱麻？尽管当代的法学思潮对形式逻辑主导的法律推理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们并未放弃寻求“法律规律”的努力。所以，更多的法学家认为，心理学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有关司法过程的理论，因过于教条而显得极为狭隘，因为它忽略了下述因素：法庭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对司法行为的各种制约以及行业批评和行业舆论所具有的约束作用、一种经由讲授而传承的传统所具有的坚固性——正如梅特兰所指出的那样、各种公认的有关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理想的影响以及他们与公认的传统理想及主观理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心理学现实主义的有些观点过于极端，但以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已经取得了功效，它丰富了现实主义法学的内容，并当然地成为现实主义法学的主要支柱。所以，关于法律心理学究竟是心理学还是法学的争议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法律心理学这一称谓也基本被现实主义法学所取代而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

法律现实主义，是当代法学理论界最值得注目的法学学派之一。20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形成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并将现实主义法学推向高潮。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60年代，在美国法律思想界、法律实务界和法学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7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法学的思想、观点和传统被行为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批判主义法学等继承。甚至到了90年代，在美国的“新公法运动”里，都能找到现实主义法学思想的踪迹。如果说，在1920年代，法学还是一个由法学家垄断的封闭体系，然而，法律的发展证明其自治性并不能阻隔社会的批判和影响，现实主义理念打开了法学封闭的大门，从此，法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已不可逆转。社会科学方法的导入给法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发展动力，开始重新检验法学据以自洽的前提，推翻了一些神话、修正了一些前提，也描画出了法律的真实作用及其限度。借助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和全面地发现和界定事实；而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则可以对法律现象乃至规则提供更加开放和现实的解释。这为法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又一次提供了新的契机，心理学的迅速进展不仅可以为法学提供微观的基础知识，如对抗制诉讼所依赖的人类社会认知状况，而且心理学还可以为法学本学科的疑难议题提供一些外来的解决方法的视角。因此，21世纪又应该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心理学。

总之，法律心理学是以心理现象解释法律为特征的法学总称，在西方法学史中，属于社会学法学派的一个支派，又称社会法律心理学派。严格说来，在西方法学理论流派的谱系中，法律心理学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派别。只是由于从19世纪末以来，不断出现一些思想家或法学家，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因而被列为法律心理学派。心理学能在法律中得以应用是心理学本身需要拓展研究领域，还是法律领域期待有心理学的加入，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难以简单定论。不过，不同的诉求或动力将会直接影响法律心理学的研究风格与研究议题的选择。现实也确实如此，有法律人研究法律心理学；也有心理学家研究法律心理学。前者的研究目标是解决法律问题，研究方法以阐释性为主；后者的研究目标是深化心理学理论，研究方法以经验性为主。这两个研究群体往往缺乏交流，正像法学家Wigmore所言，“绝大多数的法律人认识到心理学家关于证言错误问题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时间，无不感到惊讶！”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没有转化为法学议题（Ainsworth，1998）。

在法学理论中，有些实证主义法学家十分重视心理学的作用，甚至将心理学取向作为与社会学取向并列的一个研究进路。在现代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1]（不同于心理学中的实证方法）内部就分为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逻辑—分析学的三个方向，这种强调心理学方向的法律理论即心理学方向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Kaufmann，2002）。由此可见，现在以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学课题已经理所当然属于法学了，只不过因为融入到法律现实主义之中，法律心理学这一称谓被淡化了。称谓的淡化尚属次要，但对心理学在法学中的应用不应浅尝辄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交叉得过多而是结合得太少。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Friedman就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社会科学对法律有很多看法；从另一意义来说，看法却惊人地少。这‘很多’分散在许多学科和文章中。这种分散使已知的东西显得比实际还少。然而，总的来说，很少研究直接涉及法律过程，除了显著的例外，法律社会学的大量作品都是最近产生的，行为政治学也是新的，法律和心理学的科学刚刚开始”（Friedman，2004）。在我国更是如此，能够推动法学理论进展的法律心理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已有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在犯罪心理学或某些具体的议题上。其实，法律与心理学有着广阔的结合空间，在美国被收入SSCI的法律杂志中就有多个涉及法律与心理学的，如forensic psychology，law and human behavior，psychology，public policy，and law，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psychology，crime & law等，还不包括法律与社会科学中所包含的心理学内容。而我国没有一个法学期刊是关于法律与心理学的，甚至连一个栏目也没有，所以单从我国法学专业期刊的单一性来说，我们关于法律心理学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了解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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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律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将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

2 行为模式

黑格尔指出：“需承担法律后果的只能是人的行为。”马克思也认为，真正的法律，其调整对象只能是人的外在行为，“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确实，行为是法律的规制对象，法律正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来建构社会秩序。每一个时代的法律背后都有一个特定的人性行为观，尽管人性行为观是仁智之见，但主流的思想总是主宰着法律制度的设计。

众所周知，作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基础有心理强制说，而心理强制说的基础则是人性的趋利避害。心理强制说系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年）所倡。费尔巴哈认为“人是避免不快、追求快乐、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把刑罚作为犯罪的后果预先予以规定，实施犯罪时立即执行法律上规定的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不犯罪而产生的小的不快和因受刑罚而产生大的不快，合理地加以权衡，因为了避免大的不快抑制小的不快而不去犯罪，就有必要在法律上预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生物这一本能特点的认识，即生物体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作为万物之灵亦莫能外。费尔巴哈将痛苦进行了合理的比量，使其成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效理论基础。在费氏看来，既然是“趋利避害”，这“趋”与“避”之间，“利”与“害”之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方可选择。否则，“利”在何方，“害”在何处都不知道，那么“趋”与“避”的选择也无从谈起，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正是社会个体辨析“利”与“害”的标准，是自己选择行为方向的依据。他以此为逻辑基础进一步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人之所以犯罪，无非是犯罪能给人带来某种生理或者心理上的满足。例如，强奸者为了获得性欲上的满足，泄愤者为了追求宣泄愤怒的快感等。这种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满足，对其而言都是一种利，而性欲上的压抑、愤怒的煎熬，对他来说就成为一种害，趋利而避害，他就选择了强奸。但是，事先明文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的出现，则使利害发生了改变。例如，上面提到的强奸，强奸虽可得到性欲上的满足，但要坐牢；泄愤虽可得到泄愤的快感但要偿命。两相比较，先前的满足之利相对于后来的坐牢偿命来说，就转化为害了，自由与生命才成为利。权衡利弊，欲行强奸之行为者就会放弃强奸以保自由与生命。在此，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及其法律后果，就成为一把悬在社会个体（潜在的犯罪人）头上的一柄利剑，对其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强制，提供一个选择的标准，警醒其趋利而避害，以避免实施犯罪行为。

费尔巴哈的解释非常合乎常识，我国古人早有类似概说。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韩非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法学家对此似乎也深信不疑。自十九世纪费氏以来，法律规制行为的手段无一不是建立在这一趋利避害的认识之上。如果人们的行为果真都受这一规律的支配，那么我们国家的刑罚不可谓不严，但为何犯罪还屡屡发生呢？人们常说，理论里面的东西，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趋利避害法则看起来十分可爱，但并不契合实际。那么，人的行为究竟有无决定因素，是否能够被预测？如果能够被某些因素决定，那么这些因素又是什么呢？尽管行为模式在构建秩序中是如此重要，可是我们对行为模式却知之甚少。

2.1 行为模式的人性论

虽然法学对行为的关注远胜于对人性本身的关注，但正像哲学家休谟所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人类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并以之确证自身有别于生物的存在，这些均可谓是普通的共识。那么是什么因素对人类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呢？绝大多数人们都会从人的自身，即人性来分析，然而不同的人们所持的人性观是不同的，由此便形成了不同的行为决定论。

在不同的学科与不同的境域中，人们对人性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划分。虽然在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看法是众说纷纭、派别林立，可是在心理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人性问题的学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精神分析学，另一种是人本主义心理学。

2.1.1 精神分析学的人性行为观

精神分析理论属于心理动力学理论，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它的影响远不是局限于临床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心理科学乃至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经典精神分析主要指弗洛伊德的理论，同时，阿德勒和荣格理论也包含在广义的经典精神分析之中。弗洛伊德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清教主义的伦理观颇为盛行，社会弥漫着一种陈腐伪善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于公开场合中绝不敢贸然谈到性的问题，一般人对此问题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人们正常的性冲动、性驱力得不到满足，性本能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社会背景对弗洛伊德以性的本能冲动解释人类的行为动因有着很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其思想颇丰，理论也很完整。他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则主要是通过人格理论、本能理论与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这三个亚理论来进行的。

2.1.1.1 人格理论

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人格与行为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阿德勒就将人格区分为攻击型人格与非攻击型人格。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更具系统性，能够较好地解释行为的发生，不过，他在早期和晚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人格结构论。

（1）早期的人格结构论

早期的人格结构论称为意识构造论。在弗洛伊德之前，心理学家一直以为意识和心理是平行的，意识就是心理，心理即意识，彼此可以作为对方的代名词。因此对心理过程的探讨仅局限于意识的层面。弗洛伊德则把心理学家的视线转向人类心理的深层即无意识领域。并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意识构造论。

在精神分析者看来，心理的第一个层次为意识，指可觉察到的心理活动。意识的作用微乎其微，在人类心理领域中仅占极少的部分。心理的第二个层次为前意识。前意识是指通过集中注意或回忆、联想而能浮现于意识领域的心理事件、过程和内容。在弗洛伊德的原意中，前意识是指那些能轻易进入意识系统的心理事件，至于潜意识中的内容，只有克服压抑作用后才能进入前意识。后来，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皆可互通，但潜意识中的内容只有经过前意识的检查才能达到意识。由此可见，前意识的功能主要是对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起压抑和监督作用，以保证各种不能见之于社会的欲望和冲动不至于大量涌入意识领域。心理的最底层为潜意识，指的是意识层面以外所有的心理活动。从描述性的观点来看，潜意识包括了任一时间内不存在于意识层面的所有心理事件。从动态观点来看，潜意识包括了个人无法接受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这些欲望和冲动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是相互冲突的，是社会不能接受的，因此被压抑到心理的底层——潜意识领域。

对于潜意识而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一般条件下，潜意识中的内容不能达到意识领域。由于前意识的检查作用成为潜意识和意识之间通路的障碍，因此，只有在克服压抑和监督作用后，或者在压抑过强或过弱的条件下，潜意识的内容才可进入意识领域。第二，潜意识的操作方式是非理性、非逻辑的。意识的内容是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潜意识则恰恰相反，它可抛开逻辑，让相互矛盾的事件同时存在；也可超越时空，把幻想和现实等同起来。第三，潜意识追求的是快乐，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欲望满足或本能释放。它依照快乐原则，追求刺激，毫不考虑外在条件。第四，潜意识系统的内容与语言相互分离。由于潜意识的内容不易进入意识领域，因此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潜意识的内容。但是弗洛伊德指出，如果采取自由联想，若能以语言表达被压抑的内容，则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可复返于意识。

依据该说，有些人会表现出一种希望被惩罚的潜意识需求，这是道德感在起作用，而道德感一般而言是属于压抑与监督作用的前意识，因此，很容易进入意识系统。

（2）晚期的人格理论

意识构造论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只是一个过渡模式。因为按照前述观点，道德感是容易进入意识系统的，但事实上许多人在行动进行时根本意识不到道德感。于是，弗洛伊德修改了原初的意识构造论，并于1923年的《自我与伊底》一书中，提出了伊底、自我和超我三合一的人格结构论。

伊底又译为本我，它处在潜意识中，其内容主要是通过遗传获得的。它的作用是迫使心灵指向本能欲望的满足。精神生活中的欲望和冲动方面大多与本我有直接联系。本我促使人趋乐避苦，纯粹依照快乐原则追求本能能量的释放和紧张的解除。它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要什么时候得到就什么时候得到，不顾忌现实。它是冲动、盲目、非理性、非社会化、自私、自恋、自以为是，且纵情享乐的。超我的作用恰与本我相反，它代表人类心理功能中的道德分支。超我的作用是指导和控制行为，以使行为符合社会准则。超我给好的行为提供奖赏（例如，感到骄傲、自爱等），对坏的行为给予惩罚（如内疚、惭愧、自卑等）。人格结构中的第三个成分是自我，本我追求快乐，超我追求完美，而自我则追求现实。

依照这一解释，本我同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本能欲望的满足必须通过一个中介环节，这个在个体的内部需要和外在环境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就是自我。自我是本能欲望的执行者，具有自我保护作用。它对内可以控制本能的释放，可依据现实原则决定生理和心理需求是否应获得立即的满足。就外在事件来说，它可以感受刺激，也可以逃避过度的刺激。总之，自我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必须成为本我与外在世界的中间人；其二是必须保卫本我不受外在世界的伤害。为了避免危险、焦虑和不快乐，自我必须采用各种方法来达到目的。我们称这些方法为自我防御机制。

2.1.1.2 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勾勒了人格与行为关系的框架，即潜意识与本我是决定行为的根本因素，那么防御机制则是人格对行为影响的具体机制。防御机制有三个特点：首先，防御机制的作用是避免或减轻消极的情绪状态，它不仅可以作用于焦虑，也可作用于心理冲突和内在挫折。其次，大多数防御机制是通过对现实的歪曲起作用的。它可对各种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最后，大多数防御机制在起作用时，人们是意识不到的，因为人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歪曲现实，这种歪曲就不能起到避免或减轻消极情绪状态的作用。这就像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人们的具体行为会在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依照减少内心焦虑与维护自尊的倾向来表现自己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压抑（repression）

压抑是指人们把令人感到紧张和痛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无法接受的欲望和冲动排除于意识之外，使其不为自己觉察到的一种机制。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曾在1934年《压抑》一书中指出：“压抑理论是整个精神分析框架赖以存在的柱石。”

其实，在人的心里，压抑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储存到潜意识中去了。一旦伴随被压抑的消极情绪体验消失了，那些被压抑的思想观念就可能重返到意识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压抑仅仅是一种动机性遗忘，它不同于一般性的遗忘过程。前者是有选择地把某些能导致个体痛苦或紧张的思想观念从意识中删除，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活动过程；后者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自然遗忘，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过程。这一机制无论在犯罪心理还是侦查心理中都具有较好的解释功能。

（2）投射（projection）

这种防御机制就是把能引起焦虑的冲动、欲望、人格特征或动机加到他人身上，认为那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所具有的特性。西方学者对投射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投射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经典投射，这种类型的投射是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特性，而将这些特性加到他人身上。当这种投射起作用时，个人不仅压抑了这些不称心的特性，而且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就好像在说：“不是我，而是他人具有这些特性。”已有研究指出，那些不了解自己具有吝啬、固执、害羞等特征的人较之于那些具有同样特性而了解自己的人，更容易把这些特征投射到他人身上。第二种类型是归属投射。这种类型的投射是指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不称心的特性，而且把这些特性加到他人身上，认为他人也具有同样的特性。Holmes在1968年的一则研究中指出：“如果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不称心特性，则个人更愿意把这些特性投射到自己喜欢或尊敬的人身上，以此来重新评价这些特性，达到减少焦虑的目的。”第三种类型是补足投射，意指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某些特性或情感时，个体把这些特性或情感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他人。例如，一个恐惧的人认为他人怀有敌意，令人担忧。通常认为，这种投射的防御功能在于能使个体为自己的情感或活动寻找理由，以减轻内心的焦虑。

（3）移换（displacement）

精神分析中的移换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对象移换（object displacement）。这种移换是个体把应该对某个人或物表达的情感转而表达给另外的人或物。例如，一个被老板训斥而恼怒的人，回家后向妻子发泄自己的愤怒。一个丧失了爱妻的人，加倍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移换往往发生在对原有对象的情感表达是不可能的条件下，个体不得不通过对象的移换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对象移换的防御功能在于通过危险对象的转换，个体可避免报复的威胁，且原有情绪能量的发泄又导致内心紧张或焦虑的解除。

第二种是驱力移换（drive displacement）。对象转移是情感不变，对象转变，而驱力移换是对象不变，情感改变。驱力移换最明显的事例是性与侵犯。当性本能的能量受到压抑时，可由侵犯表现出来；同时，侵犯的能量又可通过性的活动表现出来。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来看，驱力移换的发生是因为这种驱力无法得到表现，与这一驱力相联系的能量不得不通过另一个可以表现的驱力发泄出来。

（4）否认（denial）

否认是拒绝承认那些令人感到痛苦的情感、思想、经历或可怕的事实。例如，一个内心极度恐惧的人可能无视自己的恐惧而认为是激动。一个面临失败的人可能忽视失败的消极含义和后果，而认为这是应交的“学费”。在精神分析学者看来，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尽管处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仍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也是内心上对可怕经历的一种否定。因为承认面临死亡会引起极度焦虑，这些人宁愿欺骗自己，也不愿承认残酷的事实。

否认不同于压抑，否认中重新解释占有很大成分，而压抑则是从意识中抹去某些经验，但否认中压抑也可能起着一些作用。

（5）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个体觉察到某种令人恐怖的潜意识欲望可能返回意识层面，则个体可能会运用与这种欲望相反的行为加强压抑的力量，以减轻不断增强的焦虑。这种反动机行为就是反向作用。例如，危险的欲望和冲动可能表现为温柔和仁慈，执拗和顽固可能是为了掩盖顺从和依赖，最明显的反向作用表现在爱与恨的对立，爱可能通过攻击、讽刺、拒绝等恨的形式表现出来。

（6）认同（identification）

认同是把某人的特征加到自己身上以某人自居，所以也称自居作用。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认同在儿童的心理发展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处于俄狄浦斯阶段的儿童，只有通过对父亲的认同，恋母情结才能得到解决，从而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作为防御机制的认同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如果个体发现追求某种需要的满足是件令人恐惧的事，则个体可以视自己为另外一个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人，从而获得替代的满足。其次，通过对威胁性的个体的认同，个人可将威胁性个体的力量和特征加到自己身上以减少自我的脆弱和恐怖感，这种认同也可称为对攻击者的认同。某些关押时间较长的罪犯在谈话、打扮、动作姿态上模仿某些暴力犯罪人，于是狂暴地攻击同伴，表现出典型的对攻击者的认同。

（7）退化（regression）

退化指当个体面临冲突、紧张、焦虑，特别是遭受挫折时，退回到较早年龄阶段的活动水平。弗洛伊德把退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对象退化（object regression），第二种为驱力退化（drive regression）。前者指个体在不能从某个人或物那里获得满足时，就转向以前曾获得满足的对象。例如，失恋者可能会转而寻求以往恋人甚至自己的异性父母的注意。后一种类型的退化指一种驱力受挫的个体转而追求另一种驱力的满足，例如，失恋者可能会抽烟、饮酒、吃过量的饮食等。对象退化和驱力退化与对象转移和驱力转移之间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在于对象退化和驱力退化含有发展上的回归，无论对象还是驱力都是早期已出现过的。例如，抽烟、饮酒都是口欲期满足口欲的表现。而移换则不具备这种特征。

（8）升华（sublimation）

升华是指原来用以满足本能的活动为更高的文化目的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对文化与文明事业的追求。弗洛伊德认为成为外科医生、屠夫或拳击手，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是攻击冲动升华的表现。在弗洛伊德看来，现代文明就是人的性与攻击能量升华的结果。

除了上述防御机制外，还有合理化、抵消等心理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具体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表达。从精神分析学来看，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具体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防御机制来解读个体行为的心理意义。

2.1.1.3 本能理论

就一般意义而言，本能指的是某种生物所具有的特殊行为，这种行为主要来自遗传，受后天的影响很少。弗洛伊德对本能的解释是：本能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心灵和生理交接领域的未知部分；是生理刺激到达心灵的心理表现，是生理对心理的要求度量。简言之，本能处于心身交接处，是生理需求的心理表现。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个与本能极为相似的概念称为驱力。本能与驱力都能引发行为，促使人产生活动。因此，有些精神分析学者干脆将二者合而为一，提出本能驱力（instinctual drive）。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本能是最为重要的人类本能，是人行为的内在潜力，这种本能促使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满足。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通常被人们称为“泛性论”。早期，弗洛伊德将本能分为两种：性本能和自我本能。性本能是追求快乐，而自我本能则是害怕危险，保护自我不受伤害。后来，弗洛伊德把上述两种本能合为生本能，另外又增加了一种与之对立的本能即死本能。生本能指向生命的成长和增进，代表着爱和建设的力量；死本能并不是只表现为一种求死的欲望，它可以指向外部，表现为仇恨、攻击、破坏，也可以指向内部，表现为自我谴责、自我惩罚、自杀等。

至于本能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原则。他受赫尔姆霍茨学派关于能量学说的影响，把人看作是一个能量系统。他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维持能量平衡的趋势，当内在张力增加，能量过剩时，就需要发泄。快乐原则正是上述思想的产物。弗洛伊德指出，快乐原则是与生俱来的，它使生物趋乐避苦，发泄能量获得满足。但直接的满足，并非时时可能，有时直接满足后面临的则是更大的痛苦，因此，必须调整快乐原则以符合现实条件，这种调整就是根据现实原则进行的，目的是使快乐原则符合外在环境的要求。而现实原则是通过后来的挫折经验中习得的，具有符合现实的特点，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仍在于使人获得更大的快乐，只是拖延到条件许可时而已。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理论也是最为系统与完备的，后来一些精神分析学理论如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弗罗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霍妮的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等大多是因为反对泛性论的观点并从其他角度解读人类行为的本源而形成的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理论都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从精神分析学者看来，个体的行为背后确实存在着某种决定因素，不论这种因素是潜意识的本能还是性冲动，是儿童期的早期经历还是个体的自卑情结，是集体无意识还是“逃避自由”。

2.1.2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行为观

大多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是能够自主的，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选择。人在出生时并不具备恶的本性或冲动，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影响而逐渐染上了恶的行为和观念。依据这一立场，社会对个体不良人格之形成应承担相应责任，这也可以视为近代刑法新派所倡导的社会责任的哲理依据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之所以持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强调人类潜能的自我实现。他们把自我实现作为人类毕生的追求，看成是人类成长、进步的基本动力。他们主张人类的意志自由。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相径庭，弗洛伊德把行为的动力归结为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从而否定了人类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能力。

亚伯拉汗·马斯洛（1908—1970）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动机与人格》（1954年）、《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年）奠定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并对人类行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是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

马斯洛试图融合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论，以整体和动力的观点探讨动机的性质，于是也将自己的动机理论称为“整体动力理论”。在该理论中，动机的基点在于需要，需要的性质决定着动机的性质，需要的强度决定着动机的强度，但需要与动机之间并非简单对应的关系，人的需要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但只有一种或几种成为行为的主要动机。

马斯洛将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缺失性的需要，又称为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这是低层次的需要。另一类是发展性的需要，又称超越性的需要，主要指求知和理解、审美等自我实现范畴内的需要，这些需要不是为欲望所左右的，而是由实现自我潜能、超越自我所驱策的，这类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对于各种具体需要的性质和特点分述如下：

2.1.2.1 生理需要

生理需要同生存直接相关，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它包括饥、渴、性、睡眠等。马斯洛认为，生理需要在所有的需要中占优势地位。如果某人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将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正如马斯洛所言：“如果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机体因此而受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会全然消失，或者退居幕后。这时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克服饥饿的行动中。此时的能力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似乎都成为仅仅用于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效用的其他官能则处于休眠状态或隐蔽起来。”由此可见，马斯洛对于生理需要是极为重视的，不过，马斯洛反对那种用生理需要的满足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观点。他指出，生理需要固然重要，但影响人的社会行为的需要不是生理需要，因为生理需要是易于获得满足的，问题在于生理需要满足以后人会期望什么、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探讨了生理需要满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生理需要并不是决定行为的主要因素。

2.1.2.2 安全需要

若生理需要获得了满足，安全需要就会随之出现。马斯洛把安全需要解释为对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虑和混乱折磨的追求，对秩序、法律的需要等。这些需要同生理需要一样，当得不到正常的满足时也会支配个体的行为，使行为的目标全部集中并指向安全，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可能仅仅是为安全而活着。这种安全需要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明显，例如，儿童受到突然的干扰时的防御反应；面临陌生的、奇特的环境时的恐惧反应；喜欢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环境倾向等。马斯洛指出：“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虽然成年人不如儿童明显，但一般都是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遭受难。”

成人与儿童有着类似的安全需要，但成人的安全需要更多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健全的法律保障；二是追求有保障的工作，渴望得到各种保险，如财产险、医疗险、养老险等；三是偏爱熟悉的事物和熟悉的环境，因为陌生的事物或环境中可能潜伏着危险。虽然这些表现在形式上有别于儿童安全需要，但性质上却是相同的。

2.1.2.3 爱与归属的需要

一旦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获得了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就产生了。马斯洛指出：“每个人都有一种为他人所需要、为他人所接受的倾向，这种倾向就表现了人的归属需要。”一些人通过交朋友满足这种需要，另外一些人则通过家庭生活，夫妻、亲子关系，参加社团或组织来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归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产生较深的孤独体验。

人本主义心理学将爱的需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缺失性的爱，另一种是存在性的爱。缺失性的爱是一种自私性的，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目的的爱，而存在性的爱类似于成熟的爱，是一种不带有色彩，无私奉献的爱。以对花的爱为例，缺失性的爱驱使个体摘下花朵据为己有，而存在性的爱则是注视和关怀花的成长，不去尝试改变它和控制它。作为低层次需要中的爱主要是缺失性的爱。

2.1.2.4 尊重需要

低层次需要中的最高级别的需要是尊重需要。马斯洛把尊重需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自身的对实力、成就、胜任感、自信、独立等的期望，这是自尊的需要；另一种是对地位、声誉、名望、赞赏等的愿望，这是来自他人的尊重需要。一般而言，一个具有足够自尊的人总是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也更有效率。例如，自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感到自卑、自贱，丧失对自己的信心。因此自尊需要的满足对于个体的健康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但马斯洛也指出，自尊需要的满足应当建立在一个较为现实的基础上，若超越这个基础，把自尊建筑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就会形成自负。来自他人的尊重也是如此，这种尊重不应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名望或无根据的奉承上，这种需要的满足只有建筑在实际的水平上，所产生的效应才能持久，从而为更高层次的需要的出现奠定基础。

2.1.2.5 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通常是在上述四种需要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的。当这些需要满足后，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就迅速发展起来，表现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指出：“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马斯洛并不认为人类所有个体都依照上述需要模式，从低到高，不同层次的需要依次出现。但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需要的产生和发展遵循上述模式，尽管存在例外。例如，有些人把某一种需要看得格外重要，即使获得了适当的满足，但仍固执于这一需要的追求。也有一些人等级层次颠倒，较高层次的需要较早产生。

人本主义心理学本身不是一个体系严谨的学派，而是一种相同观点学派的广泛联盟，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主要应用于心理治疗与教育上，与个体行为直接相关的并不多，因此这里对其他内容不再赘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健康人的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现已被行为科学所吸收，成为行为科学的主要基础理论之一。其核心结论可概括为：人的行为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动机发展，高层级动机和行为的出现有赖于低层级需要的基本满足。

2.2 行为模式的外部决定论

在个人的成长发展中，人性与环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心理学家及其他行为科学家争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灵魂与动物不同，它具有意识和自由意志。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稳定的人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于是人们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心理学上，就是行为主义占据美国心理学的主导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心理学家华生教授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只要控制环境条件，就可以塑造出不同的人。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宣告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诞生。后经赫尔、托尔曼、斯金纳等人的发展，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被称为心理流派中的“第一势力”。

华生把人的行为简化为：刺激—反应（S-R）的简单公式，把行为分解为刺激和反应。在该公式中，存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或动物的行为都受外界刺激的直接控制。不过这里的刺激范围颇为广泛，把人类社会所有能够引起个体反应的复杂因素也包含在内，而反应则几乎是行为表现的同名词。所以，行为主义就是研究刺激与反应的科学。华生坚信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明确了解这种规律及其背后的信息，以使心理学由刺激而预知反应，由反应而确定有效的性质。在他看来，似乎人只有一种被动的东西，刺激要他怎样反应，他就怎样反应。由此，华生得出了环境决定论。他有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和我可以用以养育他们的特殊世界，我就可以保证随机选出任何一个，不问他的才能、倾向、本领和他的父母职业及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小偷。”这一观点因过于极端，遭到了不少批评。不过，与华生的行为主义相比，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理论对于人类活动的解释更具现实意义（高觉敷，李伯黍，刘恩久，&孙名之，1989）。

2.2.1 个体为什么产生行为

行为主义心理学恪守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探讨因果关系仍是该学派的主要使命。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原因”指的是“自变量的变化”，“结果”指的是“因变量的变化”，原来的“因果联系”变成了一种“函数关系”。所以，他们关心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想知道人为什么产生行为，或者说产生行为的条件或因素有无可能总结出来？如果能够被总结出来，就可以通过发现与分析这些原因来预测行为；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原因，也就能控制人的行为。

行为主义者认为那些主张身体结构可以决定行为的观点是无稽之谈，那些主张人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经常听到诸如“他之所以表现出这一行为，是因为他生来如此”等观点。对此，行为主义者认为：“行为需要有一个产生行为的有机体，而这个有机体是遗传过程的产物。不同物种的行为的巨大差异确实表明了遗传素质的重要性，不管这种遗传素质是在身体结构中观察到的还是从遗传史上推测出来的。但是，生来如此的信条却与这些已被证实的事实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是无知的表现。遗传，正如外行所惯用的术语，是对作为其属性的行为的一种虚构解释。”

行为主义者还否定个体行为的发生存在着内部原因。具体而言，否定的事项包括神经原因、内部心理原因。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将个体行为的发生过程归因于神经原因是一种外行的观点，是人们在没有对神经系统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形下，利用神经这一词汇来充实自己对行为的肤浅解释；而且，我们现在不具备可能将来也无法具备足够的神经学知识来确定行为发生前的神经状况，更无法改变个体此时的神经系统，所以在神经系统中寻找行为的原因对于预测和控制特定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发轫于原始人泛灵论的内部心理原因论，将个体行为的产生归结为相应的“心理”或内部“人格”特征，例如，将犯罪行为归因于“失调的人格”。行为主义对这一观点也予以批评。行为主义者认为，对个体的内部心理无法进行直接观察，所以将行为归因于个体内部心理原因是不科学的，即使内省心理学也只是假惺惺地提供关于行为原因的事件的直接信息罢了，所以能直接观察的也只是行为的某种伴随物。行为主义者指出：“由于人们容易发现心理过程正好具有解释行为时所必须具有的特征，所以就提出了行为的内部心理原因，这本身就表现了该解释的虚假性。例如，一个教授走错了教室或上错了课，是因为他心不在焉，至少当时是这样；如果他忘记了布置作业，说明他心里没有想着这回事；他正要讲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却又停住了，这时人人都会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在回忆他那个学期里是否已经讲过这个笑话。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心理和思想以及它们的特性都是信口编造出来的，对行为提供了虚假的解释。行为科学不指望从这种解释中得到什么有意义的指示。既然精神或心理事件被认为缺乏物理学的维度，我们就更有理由拒绝它们了。”（Skinner，1998）

行为主义者主张，对个体行为发生原因的分析应当着眼于个体的外部，原因就存在于现在和过去的环境中，它具有一种适合一般科学方法的物理状态，使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就像科学解释其他事物一样成为可能。以喝水为例，它虽然不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行为，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实例。假设我们把一个人带到一间屋子里，并在他面前放上一杯水，此时这个人将要喝水吗？这里仅存在两种可能性：不喝或者喝。但如果将这一“两极”的问题表述为“机会”，就可以用概率来描述从喝水行为不发生到喝水行为发生这个范围，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喝水概率进行评估来了解个体的具体行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一匹马到河边是否要喝水，假设我们预先知道这匹马经过了严格的饮水剥夺情形，那么就会倾向于作出这匹马要喝水的推断。当然，除了饮水剥夺之外，还可以通过加速对水的排泄来获得类似于剥夺的效果。例如，通过提高室温或强迫个体进行剧烈的活动来诱发出汗，还可以通过在食物中添加食盐等物质来增加个体的排尿次数。总之，我们要预测一个人喝不喝水，必须尽量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如果要诱发一个人喝水，还必须尽量控制这些因素。

2.2.2 个体行为发生机制

行为是生物的基本特征，我们几乎可以将行为与生命本身相提并论，在生物世界，任何能够运动的事物都可以说是具有生命的事物，特别是运动有方向或者能够改变环境时。

2.2.2.1 以反射活动为基础

迪卡尔认为，生物的某些自发性动作才具有外显性，行为有时与外显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在那时，迪卡尔已经推测到行为具有外部可控性，这一观点在两个世纪之后才得到了有力证明。生物学家发现，当接触或刺穿蝾螈的身体时，它的尾巴就摆动，即使把尾巴从身体上割下来尾巴仍会摆动，这一发现对行为内因论提出了激烈的挑战。如果被割掉的蝾螈尾巴的摆动能由内外力控制的话，当尾巴与身体在一起时，它的行为是否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应该怎样评价对行为发生机制的解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内因论？至今仍有人们认为，“意志”一定与身体同时存在，行为是由意志决定的。但是，事实不容否认，外部事件是值得重视的，它能够取代内因说的解释，正如迪卡尔的大胆假设那样。后来，外部诱因被人们称作刺激，由它引起的行为叫做反应。刺激与反应结合在一起，叫做反射，即由刺激所产生的兴奋传到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又返回到肌肉的过程。

（1）经典条件反射

在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最初发现个体生活过程中可以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一成果后，反射成了更重要的行为分析工具。在巴甫洛夫看来，条件反射过程是刺激取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中性刺激获得了引起反应的能力，这一反应最初是由另一个刺激引起的。当中性刺激由有效刺激伴随或强化时，这一变化便发生了。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强化，则反应能力会逐渐消失，这一过程称为消退。

条件反射的情境涉及四个事项，两个属于刺激，两个属于机体的反应。一个是中性刺激，它在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并不引起预期的、需要学习的反应。这是条件刺激（CS），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就是铃响。第二个刺激是无条件刺激（UCS）。它在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就能引起预期的反应：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出现了食物，即UCS，就引起唾液分泌。对于无条件刺激的唾液分泌反应叫作无条件反应（UCR）。这是在形成任何程度的条件反射之前就会发生的反应。由于条件反射的结果而开始发生的反应叫作条件反应（CR），即没有食物，只有铃响的唾液分泌反应。当两个刺激紧接着（在空间和时间上相近），反复地出现，就形成条件反射。通常，无条件刺激紧跟着条件刺激出现。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相随出现数次后，条件刺激就逐渐引起唾液分泌。这时，动物就有了条件反应。一度中性的条件刺激（铃响）单独出现即可引起唾液分泌。

中性刺激与无条件刺激在时间上的结合称为强化。强化的次数越多，条件反射就越巩固。条件刺激并不限于听觉刺激。一切来自体内外的有效刺激（包括复合刺激、刺激物之间的关系及时间因素等）只要跟无条件刺激在时间上结合（即强化），都可以成为条件刺激，形成条件反射。一种条件反射巩固后，再用另一个新刺激与条件反射相结合，还可以形成第二级条件反射。同样，还可以形成第三级条件反射。在人身上则可以建立多级的条件反射。当条件刺激不被无条件刺激所强化时，就会出现条件反射的抑制，主要有消退抑制和分化。条件反射建立以后，如果多次只给条件刺激而不用无条件刺激加以强化，结果是条件反射的反应强度将逐渐减弱，最后将完全不出现。例如，对以铃声为条件刺激而形成唾液分泌条件反射的狗，只给铃声，不用食物强化，多次以后，则铃声引起的唾液分泌量将逐渐减少，甚至完全不能引起分泌，出现条件反射的消退。

巴甫洛夫认为，消退是因为原先在皮质中可以产生兴奋过程的条件刺激，现在变成了引起抑制过程的刺激，是兴奋向抑制的转化。这种抑制称为消退抑制。巴甫洛夫指出，消退抑制是大脑皮质产生主动的抑制过程，而不是条件刺激和相应的反应之间的暂时联系已经消失或中断。因为如果将已消退的条件反射放置一个时期不做实验，它还可以自然恢复；同样，如果以后重新强化条件刺激，条件反射就会很快恢复，这说明条件反射的消退不是原先已形成的暂时联系的消失，而是暂时联系受到抑制。消退发生的速度，一般是，条件反射愈巩固，消退速度就愈慢；条件反射愈不巩固，就愈容易消退。

在条件反射开始建立时，除条件刺激本身外，那些与该刺激相似的刺激也或多或少具有条件刺激的效应。例如，用500赫的音调与进食相结合来建立食物分泌条件反射。在实验的初期阶段，许多其他音调同样可以引起唾液分泌条件反射，只不过它们跟500赫的音调差别越大，所引起的条件反射效应就越小。这种现象称为条件反射泛化。以后，只对条件刺激（500赫的音调）进行强化，而对近似的刺激不给予强化，这样泛化反应就逐渐消失。动物只对经常受到强化的刺激（500赫的音调）产生食物分泌条件反射，而对其他近似刺激则产生抑制效应。这种现象称为条件反射的分化。

巴甫洛夫所做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如果只有非条件反射是无法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的。可以设想，机体不能只依靠食物掉入口中才引起吃食动作，更不能只在身体遭受伤害时才引起防御动作。实际上，在生命活动中，单纯的非条件反射是不存在的；机体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不断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所以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相比，前者的数目是无限的，后者是有限的。条件反射扩展了机体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范围，使机体能够识别还在远方的刺激物的性质，预先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条件反射使机体具有更大的预见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他的研究公布后不久，一些心理学家，例如，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华生开始主张一切行为都以经典性条件反射为基础。虽然在美国这一极端的看法后来并不普遍，但在俄国以经典性条件反射为基础的理论在心理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占统治地位。无论如何，人们一致认为，相当一部分的行为，用经典性条件反射的观点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释。

（2）操作性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及其学派所研究的条件反射，称为经典性条件反射。另一种条件反射叫做操作性（工具性）条件反射，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把一只饿鼠放入实验箱内，当它偶然踩在杠杆上时，即喂食以强化这一动作，经多次重复，鼠即会自动踩杠杆而得食。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训练动物只对某一个待定信号，例如，灯光、铃声出现后，做出踩杠杆的动作，才给以食物强化，这类必须通过自己某种活动（操作）才能得到强化所形成的条件反射，称为操作性条件反射或工具性条件反射。

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它们都以强化和神经系统的正常活动为基本条件，但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在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过程中，动物可以自由地活动，它通过主动操作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但在形成经典性条件反射时，动物往往被束缚着，是被动地接受刺激。另外，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强化只同反应（操作）有关，并出现在反应之后；而在经典性条件反射中，强化是同刺激有关，而且出现在反应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在一个复杂的反射活动中，既包含有经典性条件反射，也包含有操作性条件反射。

斯金纳在华生等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有别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另一种条件反射行为，并将二者作了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行为主义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他长期致力于研究鸽子和老鼠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提出了“及时强化”的概念以及强化的时间规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在斯金纳看来，操作性行为更具有代表性，因为这种反应可以有效地应付多变的环境，从而塑造新的行为。他所建立的行为公式是：

R=f（S）

其中R表示行为反应，是因变量；S表示刺激情境，是自变量。有机体的行为反应就是自变量和情境刺激的函数（f）。

斯金纳还将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应用于对人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做出某种行为，不做出某种行为，只取决于一个影响因素，那就是行为的后果。人并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是根据奖惩来决定自己以何种方式行动。斯金纳还将自己的强化理论推广到教育心理学领域，他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并研制设计出了新型的教学机器。在他的领导之下，新教材开始编制，教学机器也在各大中学校广为应用，一时间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程序教学运动。斯金纳在各个领域推销他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在心理治疗领域，他提出了塑造行为的行为矫正技术，不断地利用奖惩来塑造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做出好的行为，改变不良行为。现在行为主义学派的行为矫正技术仍然在心理治疗领域广为应用。斯金纳还提出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在其名著《沃尔登第二》一书中，他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孩子从诞生之日起，就通过强化来进行严格的行为形成训练。孩子们要被训练成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的人，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和幸福。这本书在美国极受推崇，大学生们尤其热衷于阅读此书，在弗吉尼亚州，甚至还有人真正根据《沃尔登第二》的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公社。斯金纳在美国公众中的名声远比在心理学界的名声大得多，一位崇拜者写道：“（斯金纳）是一个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学家英雄，普洛米休斯式的播火者，技艺高超的技术专家……敢于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权威的人，他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古代的局限。”这些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斯金纳在心理学界的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斯金纳认为华生所坚守的“没有刺激，就没有反应”的信条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进而提出了“引发反应”与“自发反应”两个概念。如果是因为某种刺激的出现才发生的行为，就是“引发反应”；如果没有明显的外在刺激而自主发生的行为，就是“自发反应”。引发反应是先有刺激后有行为，而自发反应是先有行为后有刺激。之所以要区分这两种行为反应模式，是因为引发反应不具有可操作性，而自发反应具有可操作性。在这里，“可操作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准确含义是自控而不是他控。依据对行为的两种反应的区别，斯金纳提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模式：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应答性行为是指由特定的、可观察到的刺激所引起的行为，如巴甫洛夫的狗。操作性行为是指在没有可观察到的外部刺激的情境下发生的行为，它是自发的，如斯金纳箱中的白鼠和鸽子。

应答性行为实际上属于被动行为。它由刺激所控制，刺激的强弱和频率直接制约着行为的发生概率及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行为受制于环境，做出行为是为了获得刺激，这就是工具性条件反射。操作性行为实际上属于主动行为，它能对环境做出主动适应，是由行为的后果反过来控制下一步行为的。如果行为的后果能产生积极效应，使行为者获得较大的满足，那么这种行为就能得到正强化，使得该行为在以后发生的概率增大；如果行为的结果未能使行为者感到满足或满足程度不够，包括使行为者失望，这种行为就得到负强化，行为主体就会自动调节自己的行为，使这种行为在以后发生的可能性降低。

2.2.2.2 以强化与惩罚为条件

华生深受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研究的影响，认为行为是刺激与反应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二者直接联结，中间不存在中介变量，即S-R，其中刺激是指能引发行为的物体或事件，反应则是指被引发的行为。比如，一些犯罪人把缺钱这个事件与偷窃这个行为进行联结。但是如果用电击的疼痛代替偷窃得到钱后的喜悦，在经过数次之后，人们就会在对电击的恐惧与偷窃之间形成新的条件反射。当老的条件反射被打破，而新的条件反射形成的时候，偷窃的行为也不会再发生了。英国学者艾森克认为，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现在的大多数行为都是从出生开始经历一次次不同的经典条件反射作用而形成的。每个人受到的刺激不同，反应不同，联结也不同，所以有些人会去犯罪而有些人不会。

在解释为什么更多的人不犯罪时，艾森克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典条件学习的影响远大于操作性学习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遵纪守法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已经形成了对社会规范的条件反射，只要做了违反社会或道德的行为，警示灯、超我、良心，无论它叫什么，都会使我们感到不舒服。按照艾森克的理论，这就是条件反射。它强调在大多数家庭里孩子做了违反社会规范的事就会受到斥责和惩罚（Bartol & Bartol，2009）。

英国心理学家戈登·特拉斯勒也支持犯罪行为是通过条件反射作用学会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有犯罪行为，是因为个人都倾向于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幼年时期不恰当的教养活动往往使个人形成不正确的条件反射联系。

斯金纳认为，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建立依赖于操作及强化两个因素。他认为，如果一个操作发生后，接着给予一个强化刺激，那么其强度就会增加。强化增加的是反应发生的概率，而不是某一具体的反应。比如，第一次职务犯罪的人在帮人办事和得到好处之间建立了联结，强化刺激是此犯罪行为非常顺利的，并没有被发现，而且获得了财富、满足自尊心等，那么其以后职务犯罪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强。相反，如果这一行为受到了惩罚，那么以后发生这一行为的概率就会迅速降低。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趋利避害”。按照斯金纳的理论，人的犯罪行为是个体根据自身的经验从环境中不断学习、不断强化得来的。强化的方法简单且易于操作，使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刑事司法系统以及矫正机构等很多现实的场合，既可以用于巩固理想的行为，也可以用于消除不良的行为。

2.3 行为模式的认知观

认知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对行为的描述不全面，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如何思维。Ulric Neisser出版了《认知心理学》一书，对认知主义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把认知心理学界定为研究人们如何学习、构造、存储并使用信息的学问（Sternberg，2006）。社会认知作为认知主义的一个分支，是研究人们理解、储存、回忆有关他人社会行为信息的方式。

犯罪作为社会行为信息的重要一部分，社会认知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为什么犯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美国犯罪学家罗纳德·克拉克和英国犯罪学家德里克·科尼什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犯罪的理性选择理论。其中，克拉克把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之所以进行犯罪，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犯罪人之所以选择不同类型的犯罪，不仅取决于他们不同的需要，即用不同的犯罪行为满足不同的需要，而且也取决于进行犯罪决策时情境因素的不同和犯罪人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同（吴宗宪，2006）。

社会格式塔和社会学习传统、建构主义传统、信息加工传统三大传统对社会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对于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犯罪有积极的启发和意义。

2.3.1 社会学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即观察学习论。他认为人的行为是通过观察、模仿他人而获得的，班杜拉虽然也是行为主义学者，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认知与行为联合起来，不再排斥认知在行为中的作用。他主张，为了更好地理解犯罪行为，必须要考察个人的知觉、思想、期望、能力、价值观等人的主观世界。

班杜拉对观察学习的研究主要采用模拟现实情景的实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进行了重点研究。他认为，观察学习包括注意、保持、复制、动机四个过程。首先，儿童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攻击行为的示范上，对其进行感知的过程；其次，儿童会把观察到的内容进行编码，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经验，存储到记忆系统中；接着，当与儿童先前注意到的情境相似的情况出现时，儿童的记忆系统中就会提取出当时内化的个人经验，把当时观察到的动作整合成个人的新的行为反应模式，并在此情境中表现出来；最后，虽然儿童学会了观察到的攻击行为的技能，但是并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儿童是否表现出他观察到的行为受到动机的影响，即他会综合考虑得失然后采取行动。如果表现出这种行为会受到惩罚或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儿童就不会表现其攻击行为。反之，如果在环境中出现一定的刺激或诱因（比如，可以抢到布娃娃或是在大人面前增加自信心），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攻击行为。

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得以保持，是由于外部强化、替代强化、自我强化的结果。外部强化是指外部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强化，如社会赞许、实物报酬等，甚至是被攻击者的痛苦表现，都会增强个体攻击行为之后产生的快感。替代强化是指观察者看到他人（他所观察的对象）受强化而受到强化。当儿童看到他人攻击别人从而得到奖励，就会增强儿童今后在相似情境下产生这一行为的频率。自我强化是指自己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自己的行为的强化。例如，当儿童把自己对其他小朋友的攻击行为理解为“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不受伤害”，那么就会增强他今后的攻击行为；如果他理解为“我把小朋友的头打破了，他哭得好伤心，我觉得我自己错了”，那么他今后的攻击行为就会大幅度下降。攻击行为如此，其他犯罪行为也是如此。社会学习理论是一个可以非常广泛地运用于犯罪心理学上的理论，各行各业都会在无意中强化犯罪行为。比如，媒体对一些犯罪案件的报道，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未犯罪的人从事类似的犯罪活动。这时候，媒体就要基于客观报道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的规律进行积极强化的引导。

2.3.2 社会格式塔

勒温是把实验方法扩展到研究具有情景性的和整体性的社会生活中去，即扩展到个性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去的早期贡献者。人们把这种思想称为社会格式塔（郑全全，2008）。

勒温的理论中对研究犯罪行为最有帮助的是他提出了三种心理冲突，即接近—接近型、接近—回避型、回避—回避型。接近—接近型冲突是指冲突的两方面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面都想接近，就是我们俗称的“鱼和熊掌”；接近—回避型冲突是指冲突的两方面中，一方面是自己想得到的，而另一方面是自己极力想回避的。比如，犯罪嫌疑人在交代犯罪事实之前，他的内心是冲突的；如果交代了，那么他会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他想回避的一方面。而另一接近方面，他仍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不交代，公安部门没有充分的证据告他，他将会被释放；回避—回避型冲突是指两方面都不是当事人所希望的冲突。比如，抢劫罪的当事人在犯罪决策时，就要衡量心理冲突，一方面，他欠了一屁股赌债，如果不还钱，随时会被人砍死；另一方面，如果他抢劫，就可能会进监狱。两方面都是他极力想要回避的，这时候他会衡量综合因素的利弊，作出他认为理性的决策。其实，犯罪人从犯罪动机到犯罪行为的形成以及被抓获或自身的结果的发生，一系列的过程中心理冲突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个时期的心理冲突是不同的，他总是会在衡量各种因素后，在几个他最冲突的因素中挣扎。这时候司法人员要善于抓住犯罪嫌疑人心理冲突中的重点，即那些值得我们突破的因素，对症下药，冲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最终使得犯罪嫌疑人伏法。

阿希通过研究人们如何形成有关他人的印象从而把格式塔方法引入社会心理学。从根本上说，阿希认为，某些个性特质对于人们形成印象是“中心的”，而其他一些特质是“边缘的”。形成印象是一个组织的过程。不一致性会产生一种情形，来维持印象的统一性（郑全全，2008）。在阿希研究的基础上，很多研究者对印象进行研究。例如，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指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个性特征方面予以的期望、要求和一般看法。社会所期待的女性性格特征是攻击性弱、依附性强、常将自己放在从属地位、意志薄弱、感情脆弱等，这些刻板印象有时候会影响司法决策的形成（宋卫琴，2006）。此外，第一印象是指人们第一次对一个人的总体印象，这种印象会影响到之后的评价。例如，在撰写判决书的时候需注意运用第一印象的心理原则，使当事人对判决书产生一个积极的印象。例如，在判决书的外观上，纸张质量要好，软硬合适，给人一种很正式庄重的感觉，此外在判决书的内容上要让人一眼看上去思路非常清晰、逻辑条理清楚、理由分析层层深入等。

罗德重视认知因素在学习理论中的作用，他把勒温研究中强调的社会和认知中介因素运用于学习理论，即期望和强化。他认为，一个人的期望可以预测和影响这个人的行为。这种心理期望也可以运用于犯罪行为的研究。在他看来，人的行为特点在于目的性和功利性，因此，人总是抱着一定的期望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并进而根据这种期望与实际结果的吻合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司法审判中存在着结果的相对同一性，这一结果为裁判受众提供了裁判的心理预期。司法裁判的认可与否首先就与裁判的受众对裁判的心理预期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逻辑公式是：受众对裁判的心理预期结果与裁判的实际结果之间的吻合程度同预期者对裁判的可接受程度成正比例（刘召，2008）。一般来说，我们将这一问题分为当事人的心理预期和普通市民的心理预期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当事人的心理预期是当事人基于自己对法律的认知，根据案件的进程和自己对案件的把握程度，对案件判决的心理预期。当案件的最终结果与其预期不符时，当事人一般会认为该裁判不具有可接受性，不符的程度越高，反差越大，心理抵触情绪越强，不可接受的程度也越高。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最好先以一定的技巧给予当事人一些心理暗示，降低他们的心理预期值，这样即使案情结果对当事人不利，但是由于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心理预期值低，那他接受裁判结果也比较容易。而普通市民的心理预期是市民基于自己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兴趣，结合实体法律规范对案件作出的内心评价。普通市民毕竟不是当事人，他们对案件的接受性相对要好，存在着从众心理，这需要媒体以及司法机关客观公正地告知案情进展，进行正确地引导。

2.3.3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皮亚杰，他坚持从内外因相互作用的方面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认为，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个体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建构起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过程。

皮亚杰认为，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把外界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简单地来说，一个职务犯罪个体作出犯罪决策之前，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如物价高涨、金融风暴、工资低等）吸收到了他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即同化；而个体无法承受因物价高涨、工资低、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环境刺激，心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他的认知结构为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抢劫，就是他的顺应的过程。他建构起来的这个“抢劫可以解决一系列外部刺激所带来的问题”的认知，导致了他犯罪行为的产生。当然，更多的人碰到诸如物价高涨、工资低等问题时，所产生的认知是“我应该通过省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新的平衡就会建立，他也不会产生犯罪的行为。犯罪个体与不犯罪个体的认知建构之所以产生差异，与犯罪人原来的认知结构、所处的环境、早期经验等诸多因素有关。

在这个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涉及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即图式。图式是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它会随着同化和顺应而不断改变，从而形成新的图式。例如，“犯罪”这个图式显然包括了无穷无尽与犯罪有关的情境。但是这些情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总有犯罪的个体，犯罪实施的对象以及犯罪过程实施中的步骤等。图式既包括了概念的属性，又包括了各属性之间的关系。“犯罪”的图式，既包括了犯罪这个概念的属性，也包括了犯罪者、犯罪实施对象、实施过程、实施后得到的好处等一系列因果关系。当一个相似的情境出现时，图式就会被激活，从而有助于信息加工。巴特莱认为，图式是表征过去经验的先前概念，它的作用是解释（或重新认知）新的输入资料，并不断为正在体验到的经验所更新（郑全全，2008）。在巴特莱看来，个体是在不断地解释和重构故事。例如，目击证人解释自己看到的事实就是一个重构故事的过程。同样的，司法人员重构一个案件事实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新的图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受到自己先前的经验的影响，并加入新的刺激。为了使得这些新刺激的发生合理化，他开始建构自己理解的新的图式。

由于行为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过程，使得其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而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时候建构主义和信息加工模式开始出现在舞台上。建构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主要强调个体对其经验的意义主动建构的过程。

2.3.4 信息加工理论

所谓信息加工，就是对信息的接受、编码、储存、提取以及表征的过程。1956年，西蒙第一次用计算机模拟了信息加工的过程。用计算机模拟信息加工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看似摸不着的认知通过程序表达得清晰明了，让我们真实感受到认知的存在。

2.3.4.1 归因理论

海德主张，用日常通俗的语言来研究人们如何考虑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最著名的是提出了归因理论，而且他也是最早提出归因理论的人。海德认为，人们是主动参与对事件进行整体的经验。人类的行为是以因果归因方式呈现的，一般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种。内部因素是指个体自身所具有的导致行为表现的原因，如人格、情绪、动机等。外部因素是指除个体自身以外其他导致行为表现的原因，如环境条件、社会支持、他人的影响等。郭星华（2010）在海德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关于犯罪归因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犯罪人对自己犯罪原因的归因，作出外部归因的与作出内部归因的比例较接近，但是作出外部归因的要多一些。韦纳曾经说过，归因会影响到期望的改变和倾翻反应，而这种归因后果会影响后继行为的动机，即成败归因——情感反应和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后继行为动机（张爱卿，2003）。也就是说，我们在罪犯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归因问题上要进行积极的引导；特别是对于那些把犯罪完全归因于外部条件的人，对他们归因的改造就相当于对于他们对事情认知的改造。这有助于他们对现实社会以及自身形成正确的认知和评价，为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再次犯罪率是有帮助的。

Weiner在他的《责任的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有两个责任推断序列，一是内在的和个人可以控制的——责任；二是内在的但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无责任。不同的责任推断会激活相应的不同的情绪反应，例如，生气伴随着他人对某种消极状态负有责任的知觉而产生，而同情产生于他人对其不幸的情形没有责任。在事件知觉之后，责任判断过程的第一步涉及引起事件的原因主要在于个人（即内在的）还是情景，只有原因属于个人时才可能认为个人负有责任，进入责任推断序列。Weiner认为责任判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判断原因是定位于个人还是情境（非个人原因）。如果是情境的原因，那么责任判断过程停止；如果是个人的原因，那么过程继续。进入第二阶段，既然是个人原因，就要决定原因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原因不可以控制，那么，过程再次停止；如果原因可以控制，那么，就要决定责任是否具有缓和因素。再进入第三阶段，如果那里具有缓和事件责任的情境，那么责任得到减轻或不予追究；倘若那里没有缓和的因素，那么，就会从先前觉察到的与个人原因和控制性原因相联系的事件中得出应负责任的推断。

2.3.4.2 决策理论

犯罪的决策也可以用信息加工来描述，从对外在刺激信息的接受、编码、建构，最终表现为犯罪的认知表征。西蒙运用信息加工提出的有限理性的观点就非常适用于犯罪决策。西蒙把所有人看成是资源丰富的、会犯错误的、能获得专长能力的人。他认为，人们是有理性的，但是有限的。西蒙提出了一种被他称为满意原则的决策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在作出一项决策时，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而只是一个个考虑可以想到的选择，一旦发现有个选择可以达到自身所希望的标准或可以接受的水平，个体就会接受它。接受它之后，不会再继续考虑其他可能的选择。例如，罪犯在做出犯罪决策之前，他会一个个考虑选择，当他发现犯罪这个行为可以达到他所希望的标准（满足金钱的需要、性的需要等），那么他就会选择采取犯罪这一行为。这一行为在他当时看来是理性的，是他综合各种因素之后作出的有限理性的决策。其实总的来说，信息加工的过程，是综合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语言等心理活动的整合加工的过程，里面无处不包含心理学的原理与应用。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人的任何决策、任何行动的发生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心理学知识，要了解犯罪的行为模式，就是要了解犯罪者当时所有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

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以认知过程为基础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法律领域，如攻击行为，这一人类最古老的侵犯行为也受到这一研究趋势的影响，涌现出以认知解释攻击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尤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研究最为突出，它提出了攻击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式；还有学者提出了“理性犯罪决策”的理论，认为对绝大多数罪犯来说，犯罪决策过程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犯罪决策的作出应是“踌躇—选择”的主动操作性的动机行为，而不是“刺激—反应”的被动反应性的动机行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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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星华.（2010）.从“他者”到“主体”——一项关于犯罪人自我归因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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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休谟.（1980）.人性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2.张爱卿.（2003）.归因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教育研究与实验，1.

13.郑全全.（2008）.社会认知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3 证言

证人相对于案件当事人较为中立，提供的证言一般比较客观。在美国，如果犯罪嫌疑人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供述，视为证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不同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其实，这两种处理方式都有道理，前者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与证人的共性；后者则强调犯罪嫌疑人与证人的独立性。就共性而言，犯罪嫌疑人可能拒绝供述，证人也可能拒绝作证；犯罪嫌疑人可能作虚假供述，证人同样会提供虚假证言，所以讯问的基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态度，讯问策略的使用是为了改变犯罪嫌疑人的态度，这些策略对于证人也可适用。但从个性角度考虑，证人愿意提供证言的比率比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的比率要高得多；证人愿意提供真实证言的可能性也比犯罪嫌疑人提供真实供述的可能性要高，所以，讯问的重点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说”，而询问的目的则是要让证人“说对”。因此，讯问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意愿（态度），而询问不仅关注证人的意愿，更关心愿意作证的证人为何出错的心理机制。

3.1 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

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主要涉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表达，这里的认识活动主要指知觉、识记与保持，表达则主要指记忆的提取与言语陈述。

3.1.1 证言的认识机制

3.1.1.1 知觉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外部客观事物的整体属性的反映（Best，2000）。正常的知觉依赖于正常功能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依赖于合适的刺激强度和性质；依赖于知觉者的一定知识经验。但是尽管具有正常的知觉条件，证人仍然有可能对客观事物作出片面的或歪曲的知觉反应，这也被称为错觉。

知觉具有选择性。单以视知觉为例，当人一睁开眼睛，外界各种景象立即充满视野，但人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即自己对投入视野的许多东西是“视而不见”的。例如，你站在窗前向外张望，眼前有高楼、树木、汽车、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与物都会刺激着人的视觉感受器。但是，如果你当时是想在人群中寻找熟人，那么高楼、树木、电线杆等对你来说尽管在视网膜上有映象，即有了视感觉，但你过后难以确切地把它们回忆出来，因为你对它们是“视而不见”的。这就意味着，人虽然能够感觉到大量的外部信号，但却只能对其中一部分产生知觉，或者说只能对其中一部分信号的意义作出解释。这就是知觉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特点一方面对人们了解客观世界是有益的，它使人能把有限的心理资源集中到当前需要处理的事物上；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可能了解到外部世界信号的各个方面，所以使得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总是根据对不完整的信息作出解释而得到的。当某处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时，有一个人恰巧在场，于是他成了目击证人。从常理来说，因为他在场，所以他应该是能够准确地观察到现场发生的情况的。不过，根据知觉选择性的特征，则也要对此提出怀疑。首先，证人当时一般来说不会预先知道那里要发生杀人案，他到那里也许是为了另外的目的，即在案件发生以前，他对准备犯罪的人还是视而不见的。因此，他可能难以报告出在凶杀事件前的现场状况。其次，在凶杀事件发生过程中，证人即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选择性地观察这突如其来的凶残场面，而放下原先的注意对象。但是，由于他的注意广度有限，他也只能选择性地注意案件中的一些情形而忽略了另一些情形。例如，他也许知觉到了被害人的性别、脸孔特点，而没有知觉到被害人穿什么鞋，留什么发型。

人们知觉外界信息不仅具有选择性，而且对知觉的解释还须具有合理性。由于知觉具有选择性特点，使得人们不可能对接触到的外部世界事物的信号全部都了解，总会留下一些空白。而证人为了使自己相信知觉，便用恰当的材料去填补这些空白，常常通过选择一些情节，把他们和确实知觉过的可靠情节联结起来放进事件锁链中，使陈述出来的事件成为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事件。但是，这样会造成证人陈述的事件与真实的过程不相符合了。A·特兰克尔在《证据的可靠性》（1972）一书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乐国安，任克勤，&金昌平，1987）。一天，一位律师乘出租车通过城市的一条大街。突然，出租汽车来了个急刹车，这时，律师透过汽车前窗看到前面的一辆小汽车突然停住。他见到这辆小汽车的左侧后门打开了，并同时注意到一位老人倒在街上，一些行人急忙上去帮助那位老人。他认为老人是从车门里倒下来或从车门里被抛出来的。律师则继续乘车赶路。第二天，当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这次事故的报道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的观察非常不正确。前面的那辆小汽车事实上是试图避免撞倒一位没有留神的过马路的老人，但由于避免措施没有成功而将老人撞倒在地。实际上律师知觉到的情节只是失去知觉地躺在地上的老人和打开了车门的那辆小汽车。这两个印象却被变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事件过程的一部分：老人从车门里倒下来或从车门里被抛出来。这就是律师对自己的知觉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结果，但却与事实相差甚远。

知觉的选择性会获得片面的信息，那么建立在片面信息基础上的加工结果自然会与客观事实有出入；而且人们习惯于对自己的知觉结果作合理化的解释，而侦查人员也习惯于用是否符合逻辑来评定证人证言的正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观的信息补充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区别。因此，造成了错误证言的发生。一般而言，知觉的选择性及对知觉的合理化解释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证人已有图式的影响。图式是一种心理结构，是用于表示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已经内化了的知识单位。图式有两个作用，一是决定个体接受信息并决定如何理解那些信息；二是具有从环境中抽取信息的计划作用。那么，不同的证人由于已有图式的不同，从外界知觉到的信息也就有差异。2）预期或先前观念的影响。知觉并不是简单地由感觉器官接受外界信息，而是包括从环境中对信息的取样及其分析信息，如何取样就受到预期或先前观念的影响。3）动机与情绪的影响。动机与情绪作为证人的意向性心理活动，决定着证人知觉的方向，使得证人的知觉可能出现偏向性甚或沿着错误的方向进行。如果证人处于恐惧的情绪之中，包括知觉在内的认识活动水平就会下降，这时对犯罪过程的细微情节就无法准确知觉。除了以上几个影响因素外，还可能受到知识经验、职业背景、年龄性别、个性等影响。

3.1.1.2 识记与保持

识记是在记忆中建立和保持外界事物印象的反映过程，是整个记忆过程的开始。人们不一定对映入眼帘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知觉，同样人们对于知觉到的事物也不一定都会通过识记而进入长时记忆。人们只会对那些与当时的任务有关（即对他来说具有重要性）的事情或与自己的愿望和兴趣相符的信息进行识记。识记在心理学中根据当时是否有预定的目的和任务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无意识记与有意识记两种。所谓无意识记，是指人们没有识记的目的，也没有运用专门识记的方法，不需要意志努力就将某事件记住了的识记。无意识记带有选择的性质，对于接触过的东西，体验过的情绪是否被记住，要受到人对周围事物关系的影响。例如，对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与人的活动目的、任务适合的事物，与人的需要和兴趣符合的事物，引起了强烈情绪活动的事物，往往容易被无意识记。例如，每天上楼的楼梯台阶个数，许多人都记不住；但无意中看到有人因车祸而惨死，即使是无意识的，也不想将之记住，却终生难忘。所谓有意识记，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按照一定的方法步骤，并付出一定意志努力的一种识记。在学校里的大多学习都是有意识记。但是，不管有意识记还是无意识记都会受到事件的重要性、个人的兴趣、加工深度的影响。在现实中，证人既可能进行有意识记也可能进行无意识记，他们对信息的加工与编码是不同的，在收集证据时应当考虑到这一因素。

在记忆的整个过程中，记忆的质量与效果还依赖保持。保持是记忆的中介环节，它对于决定证词的精确性和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保持的效果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保持时间。人们都有经验，对间隔时间长的事件比对时间间隔短的事件报告出来的精确性要低而且不完整。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做了一个实验，他本人学习一系列无意义音节，停止一段时间后再去学习这些无意义音节，他记录下重新学习所节省的时间或重新学习时节省的阅读次数。艾宾浩斯得出了一条典型的“遗忘曲线”：人们对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忘得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速度越来越慢。这一结论被后来许多人用不同的被试和不同的记忆材料进行的研究所一再证实。当然，艾宾浩斯的研究结论是从机械记忆中得到的，实际证人的知觉材料是有意义的，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二是后来的信息。毫无疑问，证人在较长时间间隔之后回忆的信息比短时间间隔之后回忆的信息的精确性要低。自然，人们会问在保持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精确性会降低呢？是否在最初的编码和后来证人的陈述这段时间内插入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呢？有证据表明，发生在识记之后的一些事件与信息是可以改变对初始事件的记忆表象的，新的信息进入已有的记忆结构中会丰富与改变这种结构。三是自我诱导。已有的研究指出，自我诱导会使证人记忆中的原始事件与诱导的目标事件产生混淆，造成记忆的保持与客观事实有出入。一般认为，在记忆的保持阶段，人们所获得的信息从数量上来说会变得越来越少、从内容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合理。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情境记忆，其记忆的准确性很高而且保持的时间也很长，但保持的趋势还是符合上述变化。总之，证人的记忆保持阶段并非是仅仅将外界知觉的内容记录下来的静止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3.1.2 证言的表达机制

3.1.2.1 记忆的提取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指出，记忆的提取存在着重构现象，像“遗忘”这样的简单概念并不足以描述证人提取困难或提取失败的现象。虽然在试图提取曾经知觉过的材料而未能成功提取时可以说是产生了遗忘，但在有些时候提取的错误表现为提取了错误的信息或事件而并非没有提取出材料，而且有时候还出现证人所记忆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节（排除故意伪证的情形）。为何证人确信自己是记得清楚的事件还可能出现错误呢？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都坚信，只要证人不存在做伪证的动机与故意，那么其陈述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这其实是误将记忆二分为遗忘与记住（准确）的表现。这一观点忽略了在提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重构现象，高估了证言的准确性。当然，主张记忆的提取存在重构现象并非排除一切证言的可靠性。侦查人员对于记忆的提取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证人的提取除了在特定的情形下出现错误外一般都还是值得相信的。已有研究（Deffenbacher，1983）指出，证人无法在心理上区分后来插入的信息与最初记忆的事件是提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即混淆了信息的来源可能是造成错证的心理原因。

以下几种因素可能会造成信息来源的混淆：一是提取被压抑的记忆。提取任何信息几乎都会受其所出现的背景的影响；而且编码与提取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提取就越可能出现歪曲与错误。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有些非常痛苦以至不能处理的记忆内容往往放到意识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所以提取也较困难同时也容易歪曲。二是错误的记忆。已有研究（Fisher，1992）指出，想象某件事会导致“想象膨胀”：即使某事没有发生过，但对其进行想象的人却会相信它曾经发生过。许多侦查人员都认为记忆的持久性可以表明其准确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知觉。记忆的持久性不仅不能代表其准确性，反过来很可能是对记忆失误的一种表达。三是环境的需求。提取的可能和速度与环境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不经常用到的信息可能很难提取，即使提取出来也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而且以前对记忆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环境再次用到它的可能性，当反复用到某种材料时，记忆系统就会认为其再次被用到的概率也大，因此对这些材料的提取也快。

提取作为证人陈述之前的一个心理机制，对陈述的影响也较为直接。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提取存在重建现象，或者说提取中存在“重建”现象比存在“对应反映”现象更切合实际。可是实践中仍然有许多侦查人员恪守“对应反映”，这一观念应当改变。

3.1.2.2 证人的陈述

证人要将自己的记忆内容传递出来，通常借助于陈述。证人的陈述离不开对语言的运用，离不开具体的言语活动。语言与言语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所谓语言，其实就是词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人使用语言进行思考、进行交流活动的过程。证人的陈述就是要研究证人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言语活动，以及他的言语如何被感知和理解等问题。语言的功能在于提供了一套可供说话的人用以达到目的的标准形式，这些标准形式的内容随着说话者的目的不同而变化，而且这些内容也从形式中得到独自的分析。此外，由于语言的作用，说话者也能保持听话者已知的内容痕迹，并能用满足听话者要求的方式把话说出来。现代心理学将语言的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讲话活动；二是主题内容；三是论题建造。其中主题内容体现了说话者试图通过说话活动而传递的深层主题，证人的陈述正是通过主题来反映自己知晓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而论题建造可以确保询问的有效进行，有助于侦查人员与证人的有效沟通。

在询问过程中，证人的语言一般都是思维的语言，因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可能对定罪量刑起到重要作用，所以证人的表达一般是经过思考的。当证人被询问时，证人要通过词语去思维，回忆所贮存的信息，然后将贮存的信息加以条理化，说出思考过的答案（感知的情形），这既是口头陈述，也是证人运用内部语言进行思维。语言是概括性地表示事物的形式，它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事物的具体形象。例如，证人在陈述时，可能撇开当时看见的鲜血、凶器、尸体等具体事物，而借助词所表示的概念进行思维，用红色、血迹等词加以描述，然后合乎逻辑地将这些联系起来，以反映与揭示事物的规律和属性。

证人的陈述能力是询问甚至诉讼法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证人的陈述能力常常涉及是否具有证人资格的问题。年龄太低，不具有陈述能力的儿童在许多国家都不具备作证的资格（只不过对年龄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异而已），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证人的陈述能力就是证人能顺利地完成作证行为所应具备的心理特征，对于询问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证言心理可以分为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与影响证言形成的心理内容。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信息的获得与信息的表达两个方面，或者分为信息获得、保持、信息表达三个方面，本质与二分一样，只不过将记忆的保持独立出来。影响证言形成的心理内容具体包括：证人的期望、动机、兴趣、人格等心理，在证人认识与证人的表达中起作用，也会影响证言的正确性。

3.2 证言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证据最常见的是目击证人的证词。警察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击证人的报告，如果没有目击证人的报告，许多调查都是不完整的。在美国，警察、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目击证人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指着被告说“就是他！就是他做的”给陪审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了。目击者证词是最具说服力的，然而与目击证人证词有效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目击证人证词心理学研究却表明人类知觉和记忆的严重缺陷（Wells，1993）。

目击人证词心理学的研究是法律心理学中最早的领域，一些学者甚至以Munsterherg（1908）对目击证人证词不可靠性的证明，作为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这一课题研究盛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容易运用传统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典型的研究范式是，呈现给实验中的被试一个模拟犯罪，随后要求被试就此进行报告，然后检验实验操纵对于知觉、编码、贮存和提取信息的影响。从现有的研究看，下列因素对于目击证人的证词产生了重要影响。

3.2.1 对成年证人的影响

事件目击者的记忆精确性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影响因素具有年龄效应。一般而言，成人需要考虑更多的是伪证情形，而伪证主要受动机的影响，是属于故意提供假证言的情形。至于记忆精确性（错证）问题，却较少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而更多受记忆机制的制约。

（1）情境的心理物理特性影响。

出事地点的亮度和对比度，物体与知觉者的距离，背景声音的水平等因素影响知觉的心理物理过程；暴露的长度、场景和复杂性也影响信息的获得及随后的认知过程，以及情绪应激影响信息的获得过程。研究发现，一个拿着武器的人比一个拿着无害物体的人后来被认出的可能性更小，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注意力从作案人的脸转向武器造成的（Kramer，Buckhot，& Eugenio，1990）。然而，Tollestrup等（1994）发现，在实际抢劫案中当运用了武器时，受害者和目击者能够更详细地描述犯罪者。当然，不同的证人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具有不同的认知图式，对外界事物的物理特性的把握与注意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侦查人员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来考虑情境的心理物理因素才能获得准确的证言。

（2）贮存

贮存是记忆的重要环节，人们只有将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知觉过的信息进行合适的编码，才能存到记忆库之中。那么，编码的质量或加工的精度以及贮存的时间等因素都会影响记忆的效果。人类记忆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它的法律意义是清楚的：该尽可能快地访问目击证人，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分钟遗忘的信息比随后几周遗忘的信息还要多。同时，时间的延迟可能污染证人对于事件的记忆。Loftus和她的同事（1987）研究表明，有关一个事件的误导问题会导致后来对事件的回忆出现偏差。在这些实验中，暗示性提问导致被试错误报告。Weingarl等（1994）认为，误导的信息实际上替代了原来事件。而Koshmider等（1989）却认为，原来事件的记忆痕迹仍保持完整，和在记忆中与新信息共存，在一些条件下，被试可能保留着进入原先的记忆通道。不过，近来一系列实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下，原先的痕迹或被污染或不能通达。不管精确的机制是什么，传递给侦查人员的信息是清楚的：对目击证人不经意地暗示性提问，可能会导致证人将与暗示有关的信息插入到提供的证言之中。

（3）提取

提取具有建构的特性已经在认知心理学中成为常识。不仅暗示性提问会歪曲记忆，问题的用词也能使反应出现偏差。Loftus和Zanni（1975）研究表明，在英语国家中，用定冠词比用不定冠词提问时，被试更可能对问题表示默认。例如，与“你看到一个停车标志吗”的提问相比，被试更可能对“你看到那个停车标志吗”的问题用“是”作反应，定冠词“the”意味着那个停车标志是在场的，仅有的问题是被试是否看见它，而用“a”代替“the”时这种意义就不存在。问题的形式也表现出差异。设计的一般陈述反应的问题（例如，“你能告诉我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比设计的探究特殊知识的问题（“你能描述他拿的枪的类型吗？”）产生较不完整的信息，但获得的信息可能更为精确。

（4）压抑

现代心理学认为，压抑等情绪会影响记忆的阈限。研究压抑的记忆的临床心理学家曾报告，在一些特别严重的、长期的心理创伤案件中，人们可能无法记起创伤性事件（Herman，1997）。偶然地，也会出现当事人报告重新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忆的某个事件。19%—55%之间的成年妇女报告有性虐待史，但有一段时期记不起它了。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反复证实，人们能够“记起”并没有出现过的事件和“恢复”以前“忘记了的”事件的记忆。于是在一些案件中，有嫌疑的性虐待的作案人成功地控告了有嫌疑的受害者的治疗师用不法行为“种植了”假记忆。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任何方法只在被试报告的基础上对真记忆和假记忆作出区别。

其实，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成人证人的记忆的精确性，也能够影响儿童证言的精确性。由于在现实中儿童被作为“特殊的证人”来对待，所以将这些因素放在成人证言中予以讨论，以下着重讨论对儿童记忆的影响因素。

3.2.2 对儿童证言的影响

影响儿童目击者记忆准确性和证言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因素，包括侦查人员特点、调查情境和调查结构等。侦查人员的特点因素中主要是侦查人员偏见的研究。外部因素还主要研究了调查问题效应、玩具的使用和事件后信息的影响等。另一类是内部因素，包括儿童的情绪、生理和认知功能。认知因素中研究较多的是智力因素、知识基础和源监控能力等。内部因素还研究了羞怯、依恋等因素对儿童目击者记忆的影响。

3.2.2.1 影响儿童目击者记忆的外部因素（调查因素）

（1）侦查人员偏见

侦查人员偏见是外部因素中较主要的因素。侦查人员偏见是侦查人员对所发生的事件有先存信念，而且控制被侦查人员的陈词以使之符合自己的先存信念。有人指出，从第三者处得到的信息会使侦查人员形成先存信念。侦查人员偏见的特征之一是只收集符合先存信念的证据，避免使用否定先存信念或与先存信念不一致的证据。“甚至在侦查人员无意识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可能加强并激起儿童的反应，从而导致一种歪曲的陈述或记忆。”

（2）调查问题效应

问题效应是调查结构因素中的一种效应，侦查人员在提问目击证人时常使用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即特殊性问题。被侦查人员对于开放式问题给出的答案更长且质量更高，开放式问题也使儿童对事件结果作出更多的描述。而封闭式问题被用于聚焦调查目的。封闭式问题常有三种形式：识别性问题，用于对人、地点等的识别；选择性问题；是非型问题。儿童对封闭式问题（即特殊性问题）回答的正确性显著低于开放式问题；在封闭式问题中，是非型问题比其他问题更能影响记忆的准确性。

（3）人体细节性玩偶

专家常在向儿童调查涉嫌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人体细节性玩偶。使用人体细节性玩偶的一种理论是：此类玩偶可以让儿童操作玩偶——回想重要事件（性虐待）的物体，因此能根据此线索进行回忆，从而克服语言和记忆问题。另一种理论认为，使用此类玩偶可以克服尴尬和羞怯引起的问题。此类玩偶也用于投射测试。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一个儿童主动避开此类玩具，在此类玩偶裸体时有极痛苦的表现，或对玩偶的外生殖器非同寻常地关注，那就可以证明儿童有性虐待经历。不过，另外的研究表明（Vogeltanz & Drabman，1995）它们无助于报告的正确性。争议较少的方法是使用普通玩偶研究发现使用普通玩偶同样可以帮助儿童再现性虐待的细节（Myklebust，Trond，Alison，& Laurence，2000）。

（4）事件后信息的影响

有研究者研究（Schwartz-keney & Goodman，1999）了哪种事后错误信息的条件下可能改变6岁和9岁儿童对自然事件的报告。在参加交互活动的两周之后，72个儿童听到了包括中性信息和错误信息的陈述。然后使用是非再认测试，测量的结果显示了所有儿童不但接受了错误信息，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接着进行了自由——再认测试，发现只在年长儿童中存在误导效应（即对事件信息的抑制）。而相比较而言，错误信息效应只在与房间和人物等信息有关的项目中发现，而在动作项目中不存在。而且，令人意外的是，除了自由——再认任务的操作之外，其他项目的操作并没有出现年龄差异。还有研究（Wright，Self，Gail，Justice，& Chris，2000）发现，第三者传出的事件信息会影响记忆的报告，即目击者记忆存在从众性。总之，目击者在目击事件后受到的与目击相关信息的干扰，可能会对目击事件的记忆产生消极影响。不过，虽然被试者对目击事件的外围细节的记忆容易被目击事件后的误导信息影响，但关于目击事件更核心或突出的细节则不容易受影响。

（5）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于儿童目击证人来说，侦查人员与儿童的熟悉程度、多次的调查、对调查问题的重复、对儿童给出的答案的重复、审判前调查的时间和效率、调查情景的熟悉与陌生、视觉化技术（如假装想象）和对嫌疑犯进行辨认时是同时还是顺序呈现选定的照片等都会影响证言的准确性。Davies和Milne（1985）认为，降低儿童的错误信息效应的一种可能的技术是在事件发生的原始情境中测试。情境恢复可作为提取线索从而激活原始记忆、帮助儿童避免提取错误信息并联结原始信息的正确来源，避免来源混淆。

3.2.2.2 影响儿童目击者记忆的内部因素

（1）智力

在儿童记忆研究中，智力最常用来解释相同年龄相对同质团体的操作差异的变异量。在法庭案件中心理学专家做报告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的是智力测试。虽然儿童记忆发展的实验室研究一致发现，智力对学龄儿童记忆的影响是中性的和积极的，但对儿童目击者记忆的影响是复杂的。虽然小学高年级儿童的智力可作目击报告的基本预测，低智商儿童并不比高智商儿童更易受暗示。不过，如果要学习困难者或心理缺陷儿童在法庭上作证，他们可能会表现不佳。

（2）知识基础

个体的知识表征有时可以说明极少数研究中为什么年长儿童比幼儿更易受暗示。Linderg（1991）让三年级、六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看一场电影，故意错误地告诉被试者此电影是描述考试作弊。六年级学生和大学生会把一些无关行为（例如，一个学生问另一个学生时间报告）视为作弊。Ornstein（1996）等研究发现，知识会影响幼儿对使他们感到紧张的医疗程序的回想。对这种程序了解得越多，他们记住的信息越准确，且不易受暗示。

（3）监控源记忆的能力。

Ackil等（1995）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和小学儿童有时不能区分真正进行过的活动和想象的活动。学前儿童常把在联合活动中实际由自己操作的活动错误地回忆为别人操作。一些研究者根据这些发现推测：幼儿监控知识资源的困难可能影响他们对目击过的事件回忆的准确性。

（4）心理——社会因素

研究（Weber，1993）认为，儿童所具有的一些心理——社会特征使得他们容易受暗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顺从——取悦成人的愿望和对成人固有的信任。在成人问两次问题后，儿童会改变自己的答案。“大人一定不喜欢我的第一个答案，因此，我得给出另一个答案。”

（5）人格因素

气质、性格等也会影响儿童的目击者记忆。外向性得分高的被试者对于辨认一排人中的个体（可能是嫌疑犯）明显更自信，虽然他们的正确率并不比其他被试者高。在典型的调查情境下特别是在生态研究中，羞怯对儿童的行为和记忆操作影响显著。研究（Roebers，Schneider，& Wolfgang，2001）指出，羞怯影响儿童对观测事件的自由再现的信息量。儿童在学校或非学校活动的中等或极其不熟悉的情境中要进行言语交流就必须克服羞怯。Roebers等（2001）实验发现，并非是羞怯儿童没有记住事件，而是因为有陌生人的情境使他们觉得不舒服，因而他们对记住的事件只做简洁的陈述。而极羞怯的10岁儿童在自由陈述时报告的信息多于同年龄的不羞怯儿童。这一有违直觉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年长羞怯儿童在调查情境中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们会更努力地取悦侦查人员，因而在再现事件的提取策略上花更多的精力。

（6）年龄效应

很多研究表明，儿童在受暗示方面存在与年龄相关的差异（Bruck & Melnyk，2004）。一些研究表明，6岁或小于6岁的学前儿童更容易受暗示的影响（Chae & Ceci，2005）；另一些研究表明，年长儿童（或成人）在暗示性调查的情况下也会受暗示（Baxter，Jackson & Bain，2003）。发展性研究可能低估了年长儿童的受暗示性，当学前儿童与年长儿童参加同一研究时，任务常适合于学前期儿童，对于年长儿童来说太容易。要设计有相同意义、相同兴趣水平、对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者都合适的实验情境很难。同时，在相同任务下，年长儿童很容易识别某些项目中的骗局，从而具备抗暗示性。大量的证据表明，大于6岁的儿童在很多事件情境中易受暗示；在使用暗示性的调查技术下，甚至成人也易受暗示。Goodman等（1988）指出，虽然年长儿童有更成熟的大脑，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年长儿童比幼儿目击者记忆更强，因为他们趋向于做太多的结果推论。而幼儿有时不能报告所目击的细节，更不能自己下结论。总之，年龄本身并不能说明所观测到的所有变异数。1990年以前，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调查程序会吓倒儿童，从而使他们不能叙述有过的经历。不过，对影响儿童目击者记忆因素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儿童记忆不准确的关键之处，从而为判断儿童提供的证言的可靠性提供参考。

3.3 儿童证言

世界各国对儿童证言[1]的研究几乎都是伴随着儿童受害案件尤其是猥亵儿童案件的增多而展开的。正如一个学者所言，“没有一种犯罪能像猥亵儿童罪那样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与争议”，“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特定的文化主题之一”（Henderson，2003）。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轻轻一点，就会发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儿童受害案件。[2]在这些案件中，儿童往往是主要的或唯一的证人，其证言对于控诉与定案至关重要。因此，关于儿童证言的研究对于儿童权益的保护和证言理论的深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儿童证言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儿童证言包括作为证人的儿童证言和作为被害人的儿童陈述；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的儿童证言仅指作为证人的儿童证言，而将被害儿童的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被害人陈述）加以规定。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作为证人（大陆法系）的儿童证言与被害儿童的陈述合在一起加以论述，即采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儿童证言的概念。

[2] 案件链接可参见http：//www.chinacpjr.org.cn/zhi/3et/zjsj/zj2-2.htm.

3.3.1 儿童证人的资格

证人资格问题探讨的是能够作为证人和不能作为证人的范围（王少华&冯兆蕙，2000），它所强调、解决的是潜在的证人是否有资格提供证言的问题（王进喜，2002）。具体到儿童证人的问题上，早期普通法（19世纪前）对儿童作证的资格曾作苛刻的限制，主要原因在于“法官对陪审团评估少儿或精神错乱者之话语的能力缺乏信任”（王进喜，2002）。立法者通常也表现出对儿童证言的谨慎态度，认为儿童的能力不如成人，其观念可以概括为三点：1）儿童的认知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其思维与记忆能力比成人差；2）儿童通常不能区别真假，而且可能捏造事实与有意说谎，所以儿童的证言不能相信；3）儿童容易被教唆，所以儿童的证言可能被询问与意见误导（Ainsworth，1998）。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人资格的一个总的趋势是限制逐渐被削减，年龄、宗教、利害关系等因素相继与证人资格分离，现在各国基本上都倾向于不对证人资格作出限制，原则上任何人都有出庭作证的资格。

3.3.1.1 关于国外证人资格规定的简介

英国《1999年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第53条规定：“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所有的人（不管其年龄）都有资格给出证据”，对证人的基本审查是：是否“（a）理解向他提出的问题，并且（b）作出能被人理解的回答”。《美国联邦证据规则》601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何家弘&张卫平，2000）[1]加拿大《证据法》第16条规定：“（1）证人不足十四岁或其精神状况有争议，法庭应当在准许此人作证之前先行聆讯并决定：①此人是否懂得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②此人是否可以表达证据内容。（2）前述第（1）项之人若懂得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则应当经宣誓或郑重陈述后作证。（3）前述第（1）项之人若不懂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但能够表达证据内容的，可以在许诺说出真相的情况下作证。（4）前述第（1）项之人既不懂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也不能表达证据内容的，则不得作证。（5）对14岁或14岁以上的人的作证能力提出质疑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是使法庭认为此证人能否经宣誓或郑重陈述而作证存在着疑问。”这说明，在加拿大，未成年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其证人资格（何家弘&张卫平，2000）。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第12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a）任何人皆有作证之资格；以及（b）有资格就某一事实作证的人有义务作证。”第13条规定：“（1）在作证中不能理解的人没有提供宣誓证言的资格，但有义务提供事实陈述（truthful evidence）。（2）由于本条第（1）款之规定不具备提供宣誓证言资格的人，符合以下情形的，有提供非宣誓证言之资格：（a）法院确信该人理解事实与谎言之区别；以及（b）法院告知该人陈述事实之重要性；以及（c）在对其进行询问时，该人表明拟在诉讼程序中陈述真情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所有人均具有作证的能力。”（何家弘&张卫平，2000）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预审法官应当通过执达员或警察代理人传唤任何他认为其证言有助于查明案情的人到庭作证。……证人还可以自行到庭。”第103条规定：“证人应当宣誓据实陈述，除实情外无他。……”第108条规定：“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作证无须宣誓。”没有任何因为年龄而产生的限制（何家弘&张卫平，2000）。在德国，任何人均得为证人，即或精神病患及儿童亦得为证人（克劳思·罗科信，2003），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0条还规定：“对下列人员，不要求宣誓：（1）接受询问时还未年满十六周岁或者由于理解力欠成熟或者因精神病或者因智能上或者心理上的障碍不能充分认识到宣誓的本质与意义的人员……”（李昌珂译，1995）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3条规定：“法院，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对任何作为证人的人进行询问。”（宋英辉译，2000）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凡是可能知悉本案应当判明的任何情况的人，都可以被传唤作为证人提供陈述。下列人不能作为证人进行询问：……（2）由于自己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缺陷，不能正确理解对于案件具有意义的情况和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作正确陈述的人……”（何家弘&张卫平，2000）

3.3.1.2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简要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本条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限制儿童作证，实质上这一规定对于证言要求过高。一般而言，证人证言是指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办案人员所做的有关案件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陈述，所以证人只要能将自己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即可，并不要求证人能够辨别是非、提供意见（樊崇义，2003）。我国虽然也强调证言是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陈述，却未曾意识到对事实进行陈述的心理基础是记忆而非思维（辨别），辨别是非、提供意见的心理基础恰恰是思维。记忆与思维是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心理过程。儿童的思维比记忆的发展要慢（几个月的儿童就有记忆，然而，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6、7岁的儿童还仅仅处于前运算阶段），以思维的标准来要求记忆，实质是提高了标准。证人心理学家Gross（1910）认为，怀疑儿童作证能力比成人差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健康的儿童的作证能力与成人没有差异，甚至对于一些简单事件的回忆要优于成人。由此可见，我国虽然没有直接对年龄作出限制，但以“辨别是非”这一实质条件对儿童证人作出了限制。

[1] 它表明除以下情形外，证人作证不再需要其他的资格条件：（1）缺乏亲身知情的普通证人，不得就该事项作证（规则602）；（2）法官不得在其主审案件中作证（规则605）；（3）陪审团成员不得在其作为陪审员的案件中，在该陪审团面前作证（规则606）；（4）凭借其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不够格进行翻译的人，不得以翻译人员身份出庭翻译（规则604、规则702）。

3.3.2 儿童证言真实性

早期的研究（Parker & Ryan，1993）认为，儿童可能因为说谎或记忆错误而使其证言的真实性较差，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者对儿童的说谎与记忆错误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与早期研究相反的结论，如果采取合适的询问方式，儿童证言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远比原先所认为的高，与成人相差无几（Goodman & Hirschman，1987）。以下对儿童的证言的失真问题进行讨论，依其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证人无意产生的证言错误（错证）和证人有意导致的证言错误（伪证）。

3.3.2.1 儿童证人的错证

错证，是指在某些情况下，证人虽无意作伪证，但由于受外界客观条件和证人本身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的证言错误。

以往人们对儿童的错证指责较多，主要认为儿童的知觉与记忆没有充分发展，于是比成人的真实性差。然而，多数研究表明，成人在知觉过程中更易受到自己观念的影响，这可能与成人的生活经历较为丰富有关（Henderson，2003）。相对于知觉而言，人类的记忆更易出错。可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这种静态的反映观认为记忆不会出错，除非没有记住，许多证据法关于言辞证据都还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现代记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人的先前观念与经历都会影响自己的记忆内容，甚至他人的诱导观念也会影响记忆，例如，证人心理学家loftus于1975年做的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被试观看一段录像，录像的内容是发生的一个车祸，要求所有被试注意观看细节。观看结束后，他将被试分为两组。他问第一组一个中性问题：“那辆车沿着乡间小路行驶的速度是多少？”，问第二组一个诱导性的问题：“那辆车沿着乡间小路行驶，经过一个谷堆时的速度是多少？”一个星期后分别问两组同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看到谷堆啊？”结果第一组只有3%的人回答看到，但第二组却有17%的人回答看到，其实录像里根本没有谷堆。类似于此的心理学实验结果为禁止诱导询问（英美法系在反询问cross-examination允许诱导询问）奠定了理论基础。Bull在1992年指出：提问的策略对有效询问儿童是非常关键的，相对成人而言，儿童更容易受提问影响。Fivush（1993）的研究表明，即使儿童的记忆成绩（数量）不如成人，但儿童已经记住的内容的准确性并不比成人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无法区分现实与表象，有时将梦境的内容与现实内容混淆在一起，容易将想象的内容当作事实予以陈述。尤其是年幼的儿童，这样会导致其证言的真实性下降。这个观点最早是弗洛伊德提出并强调的，其实在现实中已大打折扣了。现代心理学研究指出，儿童不能想象或幻想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Slovenko，2002）。即使儿童幻想自己被性犯罪，由于儿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容易被发现；但如果有着性经验的成年妇女幻想自己被人强奸，仅从证言的角度来看，她的陈述与真实更难区分。在这一问题上，成人比儿童有更大的危险。

所以，只要儿童能正确表达，其知觉与记忆的准确性并不比成人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Henderson，2003）。可是成人制定的法律总是对儿童抱怀疑态度，有时甚至提出比成人更高的要求。例如，在1994年英国上诉法院要求，儿童不能在法庭上重读在警察面前已作的陈述记录，而成人却可以重读并已成惯例（Thomas，1994）。不管从科学的角度，还是出于保护儿童的角度（儿童被害增多而指控困难），都应当改变传统的对儿童作证能力的怀疑态度。

3.3.2.2 儿童伪证

儿童伪证是指儿童故意提供虚假的陈述或书面证言。从产生伪证的原因看，一是来源于外部的暗示（建议）与教唆（甚至被人训练），二是来源于自身的故意说谎与恶意陷害。

（1）暗示（建议）与教唆对儿童作证的影响

首先，对于暗示（建议）而言，毫无疑问，儿童是会受到暗示的影响。但是有大量的研究指出成人也非常容易（extremely）受到暗示或建议的影响（Henderson，2003）。尽管年幼的儿童比成年更易受暗示的影响，但研究表明，7岁以上的儿童与成人在克服受暗示影响上有着相同的效果（Henderson，2003）。对于儿童来说，一些过去的细节问题由于在记忆中保持效果较差，容易受到他人暗示的影响，但对于自己被人侵犯的事件（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记忆是很难被人改变与灌输的。尤其是对儿童的性犯罪，几乎没有儿童愿意将自己是清白的说成自己被人性犯罪了，即使在很大的压力下也是如此（Henderson，2003）。即使儿童想提供伪证，指控他人对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由于儿童自身没有经历，儿童是很难提供详细情况的，尤其是案件的细节，人们完全可以区分出来。但如果是成人想提供伪证，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现真伪了。所以，一般而言，儿童能提供详细的关于犯罪的证言，其可靠性往往较大，因为儿童无法自己虚构犯罪事实的细节。但反过来，儿童不敢提供犯罪事实的证言却较为常见。因此，人们需要操心的是儿童为什么不敢提供证言，而不是怀疑儿童会提供虚假证言。

其次，对于教唆而言。在实践中，人们对儿童的证言比对成人的证言抱有更大的怀疑，尽管也知道儿童无法自己虚构有关犯罪的细节，但仍然提出质疑儿童有可能被教唆或被人训练的可能。儿童是有可能被人教唆或训练成能提供具有犯罪细节的伪证，已有研究指出，教唆与训练的可能性与犯罪类型密切相关，对于被性犯罪的证言，儿童很难学会，也很难提供伪证（Stone，1984）。Bussy等人（1996）的研究指出，3到7岁的儿童会为了得到玩具听母亲的教唆，但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时，他会说“我妈妈要我这样说的”，所以对于这一年龄段的教唆毫无法律上的意义。即使年龄较大的儿童被教唆成功，其提供的证言在精细程度和时间持续上与真正经历过的儿童仍有显著差异，而且真正经历过的儿童会伴随更多的情绪表现，而被教唆的儿童可能言语更加流利。使用一些简单策略（例如，以内容为基础的陈述分析）（content-based statement analysis）就可以判断真伪，但如果成人被人教唆而提供伪证则更难判断真伪了。

（2）儿童的故意说谎与恶意陷害

故意说谎与恶意陷害的表现都是有意说谎，只不过它们的动机强度或具体内容不同而已。已有研究（Stone & LL，1984）指出，儿童不大可能为了其他的动机而故意说自己被人犯罪，主要有三个理由：四岁以下的儿童基本上不会说谎，更不知道说谎的道德意义；年龄较大的儿童知道如果被人犯罪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局面，为了避免尴尬或害怕不好的局面，不会故意将自己是清白的说成被人犯罪（侵害），尤其是涉及性犯罪；说谎的内容缺乏支持细节与相应的情绪反映，而且说谎的内容往往难以长期保持。

即使说谎的儿童其动机也较简单，常见的有：迫于父母或同伴的压力；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逃避惩罚；为了报复他人。例如，有些儿童由于晚上回家太迟了，害怕父母责骂，就说自己被人侵害，企图唤起父母的同情而获得宽宥。如果父母承诺只要儿童诚实说真话就决不惩罚甚至可以获得赞赏，那么儿童往往会放弃编造谎言，因为儿童知道任何谎言总有揭穿的可能，说谎本身就会给自己带来焦虑和心理压力。所以，对于儿童的说谎或恶意陷害，只要注意分析动机，满足需要，儿童并不会长时间地坚持某一说谎内容或陷害某一特定对象。如果是成人故意说谎或有意陷害，由于动机复杂，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强，往往较少有破绽，人们更难以发现。

综上所述，从心理学上分析可知儿童证言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不比成人差，如果采取合适的询问方式，可以获得真实和详细的证言。但何种询问方式算是适合儿童的方式呢？一般要求所提的问题适合儿童的理解水平、询问的环境要考虑儿童的情绪等。要将这些心理学上的结论变成法律上的共识，还有待于法律制度的变革。正像一个学者所言：“二战之前是心理学家将心理学引入法学，而二战之后应当是法学主动到心理学中去寻找的时候了。”（Slovenko，2002）

3.4 认知询问技术（CIT）

警察很能抓捕犯人，但警察很少是目击证人，所以警察要懂得向目击证人获取信息。

多数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能认识到讯问策略的使用是必要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情形下。但在询问证人过程中，许多侦查人员仅仅关注如何收集更多的有关案件的材料与信息，而疏于对询问技巧的关注。其实询问证人所能获得的证言的内容的数量与质量都与询问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Ainsworth，1995）。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都将询问策略作为业务培训的内容之一。

认知询问技术（Cognitive Interview Technique）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两位心理学家Fisher和Geiselman提出（Fisher & Geiselman，1992）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技术一经提出便受到侦查部门的重视，近年来这一技术又不断地得到修正完善，现被许多国家的实践部门广为应用。认知询问技术，简单地说就是涉及两个心理内容，拥有一个核心程序，强调证人中心角色。两个心理内容：一是记忆（记忆提取）；二是沟通（人际沟通）。对记忆部分来说，询问要使证人提取更多有关案件的信息，而且要能够将所提取的信息用言语表达出来；对于沟通而言，要使侦查人员有效获悉证人的提取内容，并有效交流。其核心程序是引导记忆提取，即侦查人员必须帮助与鼓励证人接近或进入已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强调证人中心角色也是该技术与传统的询问方法的区别所在，将证人摆在询问的核心位置，侦查人员的角色则成了帮助者或辅助者了，这一要求对已经习惯于在询问中进行调整与控制的侦查人员来说难以真正做到。

Fisher和Geiselman特别指出使用认知询问的建议：1）询问的场所会影响侦查人员与证人的沟通与交流，询问场所最好考虑到各自的性别与心理期待，而且给人感觉应当是轻松的；2）侦查人员不要让证人感到紧张，并鼓励证人积极参与到询问中来；3）证人被侦查人员牵着鼻子走可能越少，那么证人所提取的信息的准确性就会越高；4）侦查人员应当以开放式的问题进行提问，并允许甚至鼓励证人给出宽泛的答案，因为当侦查人员开始用封闭式的问题（用是或否作答的问题）进行提问时，证人容易误认为不需要提供详细的、具体的信息，于是就会主观地排除了一些很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5）证人的陈述不要随意被打断，侦查人员应当认真倾听证人的陈述，并让证人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倾听，在实践中许多侦查人员习惯于在询问中连续发问，并只要证人提供简单的回答即可，还有研究者曾经作了一项调查，发现侦查人员在证人陈述期间平均每7.5秒钟就打断一次（可能提问，可能要求复述等），这不利于证人的准确陈述；6）侦查人员应当具备犯罪学等知识，这可能会有助于证人作更详细的陈述；7）尤其在询问被害人时，有些受害人（性犯罪的被害人）常常感到尴尬而不愿陈述一些细节，侦查人员应当先与她们建立和谐与信任的关系，并提供合适的询问场所，进行个性化的询问与有效的人际沟通，最好侦查人员的性别与证人也相同；8）当发现证人陈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不一致时，不必立即指出，否则证人容易产生心理防御，并对不一致的内容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而解释的内容可能并非自己所知觉的；9）侦查人员鼓励证人用相对的回答，而不必作绝对的评定，例如，犯罪嫌疑人比他高还是低能判断就行了，不必准确估计出具体的身高，因为一般人没这个经验。

认知询问技术的核心程序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建背景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目睹某一事件的发生，会在大脑里留下印象，但人们的记忆会受到当时背景的影响。这些背景包括当时的心境、情绪、健康状况以及当时正在做的事情等，因为这些背景的出现对记忆的贮存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很可能对于提取事件的细节也会产生影响。于是Fisher和Geiselman认为在询问过程中允许证人回忆背景并重建背景对于记忆的提取起到较好的作用。那么，侦查人员在证人回答某个具体问题之前，可以先要求证人回忆当时的背景或者先询问证人当时的背景，例如，你当时的感受怎么样？犯罪嫌疑人正往哪里走？他们是否很慌张？Fisher和Geiselman甚至强调在每个问题之前都需要重构背景。

已有研究（Fisher & Geiselman，1992）指出，当证人觉得自己应该是记得的，但目前想不起来的情况下，背景的重构作用特别显著。甚至通过重建当时的感受还可能有助于提取出平时容易忘记的一些情节。当证人觉得当时是记住的，可是现在忘掉了的情形下，通过重建记忆也会有一定的效果。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一个证人目击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他当时有意识地、努力地记住肇事车辆的号码，过了一年后，当警察询问他时他想不起车牌号了。警察鼓励证人回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号码？当时怎么有效地就把号码记住了？”结果这个证人回忆起当时之所以有意识地记起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号码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住址，并刻意地记了一下。在警察的帮助下，证人循着记忆的痕迹，通过过去的住址重建了车牌号。这个案例被Fisher和Geiselman作为认知询问技术的重要成功典范，因为当时使用其他的所有策略都没有获得成效。

（二）鼓励证人集中注意

Fisher和Geiselman指出证人在记忆中可能同时贮存一般的、概括性的与具体的、详细的信息；与之对应证人在记忆时使用两种编码，一是概念编码，二是图像编码。询问的任务是要从图像编码中抽取出尽可能多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最好的办法就是证人要高度集中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侦查人员应当鼓励、告知证人，尽管集中注意、努力回忆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所有的信息都在记忆中保存着，只要集中注意、努力尝试就能将相关信息提取出来。侦查人员鼓励证人更多地注意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系统的更具体的形象表征，比仅仅要求证人回忆一般印象要有效得多了。

当通过集中注意证人获得了部分回忆，侦查人员应当尽力使证人将注意维持在这一水平。侦查人员应当尽力避免对证人回忆的干扰与影响，包括避免言语或非言语的干扰。Fisher和Geiselman甚至建议侦查人员应当学习不唐突的、不多嘴的、客气的、谦虚的询问方式。

（三）多重提取尝试

记忆的提取类似于搜索过程，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他会到最可能存放该物品的地方去寻找。如果还没找到，他将会进一步寻找或全面寻找，搜索的范围会扩大。当证人的提取遇到困难时，也可鼓励证人进行多种尝试。许多证人在提取案件的细节出现困难时就不愿进行其他的尝试。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侦查人员应当尽量鼓励证人进行其他的尝试。已有研究表明，记忆很少是“全”或“无”的系统，仅仅使用一种方法提取信息产生困难，并不意味着该信息就不在记忆库之中，因为许多记忆问题用提取困难解释比用贮存困难解释更加合理（Vank & Penrod，2003）。但是，许多证人尝试一次失败后，就会认为自己没有记住，其他的尝试也不会有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在询问过程中可以使用言语策略或非言语线索进行鼓励，例如，侦查人员对证人的停顿表现出急切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多重提取尝试要考虑证人是否真的目击了现场。如果证人根本没有知觉案发情况，那么采用多重提取策略，就可能使证人虚构出证言。所以侦查人员的询问语言应该避免使用过于肯定的表述，例如，你一定知道……

对于“舌尖”现象，意指证人相信自己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不能根据需要进行提取的现象。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当自己想说出某个事情，突然说不出来，只要不刻意地去回忆，过了一会儿就能想起。所以，在询问中如果碰到这一现象，侦查人员可以不必停下来，接着询问，等一会儿再回过头来询问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

（四）多面提取

当侦查人员要求证人回忆某个案件的细节时，证人往往会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角度进行叙述，或者按照时间顺序进行陈述。如果要求证人再从另外的角度或另外的顺序进行回忆，往往可以获得较准确、较丰富的证言。但这也会带来风险，可能使证人将自己猜测的成分当作原始记忆的内容进行陈述了，尤其对于暗示性强的证人与儿童要慎用。所以在使用这一方法时，要求证人不知道答案也不要猜测。但是，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人们对认知询问策略的多面提取进行了修正，现在使用的认知询问技术对多面提取已较少强调，而且更多地使用重复回忆来替代多面提取（不同角度与不同顺序）了。

Fisher和Geiselman认为在询问中还可以鼓励证人使用不同的感觉器官，尽管大部分的信息是依靠视觉获得，但是通过另外的感觉器官也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细节，例如，通过听觉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声音。有研究指出，如果所回忆的信息是通过多种感觉器官进行整合而获得的，往往比单纯的视觉信息要准确与丰富，而且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也需要多种渠道的信息（李安，2004）。

Fisher和Geiselman还指出，对特定细节的提取需要考虑两种潜在的原则，一是关于某个事件的认知往往是多个细节特征的集合；二是多个特征之间是相互联合的，一个特征可以激活另外一个特征。例如，一个目击了共同犯罪的证人，只记得其中一个从犯的姓名，已经记不得主犯的姓名了，但通过从犯的姓名进行激活，他回忆起主犯的姓名似乎是一个绰号，再通过多面提取，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就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侦查人员不仅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且要对已经获得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不仅要让证人确认自己回忆的结果，而且要允许证人有更多的回忆机会。所以最好鼓励证人一旦想起某个事件的细节就随时与侦查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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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辨认

中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让被害人、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有类似的规定。从心理学上来说，辨认其实就是一个再认的过程，一般情形下，人的再认比回忆要容易，许多事件已经无法回忆却仍能再认，而且再认的效果比回忆要更加客观，所以在侦查实践中比较重视对辨认的运用（Best，2000）。但是，现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对事件的再认与对面孔的再认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规则，而且通常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更多依赖于对面孔的再认（Best，2000）。在诉讼价值上，出于保障人权，避免冤枉无辜的考虑，以上两个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都比对物品、文件、尸体、场所的辨认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公安机关要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检察机关要经检察长批准。正是由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在心理学上可能与一般事件的再认规律不同。在诉讼价值上较之于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更应值得保护，所以本章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进行重点论述。

而对物品、文件、尸体、场所等辨认的心理机制与证人证言的产生的心理机制基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就是在信息提取阶段前者是再认，后者是回忆，但再认与回忆均是提取。所以这里不再对物品、文件、尸体、场所的辨认心理机制进行论述。但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仍然存在一定的疑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9条第二款规定：“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对犯罪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的，不得少于十人的照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13条第二款规定：“辨认犯罪嫌疑人时，受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五人，照片不得少于五张。”这些数字规定的依据是什么？

4.1 面孔认知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对面孔的认知通常被认为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其实并非如此，面孔的再认是一个需要认知努力的复杂的过程。大部分人在辨认自己亲友的面孔时不太会出现麻烦，但要求对他们的面孔进行准确描述时也会遇到困难。这说明对面孔的再认与对面孔的回忆可能包含了不同的认知过程。Schooler和Engst（1990）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对面孔特征进行回忆的尝试会影响面孔再认的效果。他们让一群人（实验被试）观看一个记录犯罪过程的录像片，然后将这些被试分为三组，要求第一组被试用语言描述出犯罪嫌疑人的面孔特征，要求第二组被试在大脑里想象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形成视觉表象），对第三组被试没有作任何要求。过了两天后，让这三组被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结果出乎意料，发现第一组的准确率最低。后来School等（1996）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面孔细节的语言描述确实会干扰对面孔的再认，在大多数情形下的干扰是负性的，在有些情形下干扰很少，甚至还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以往观念无疑是一个冲击。因为以往观念认为，如果证人能够较好地把犯罪嫌疑人的形象用语言进行描述，那么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也会较为准确。

4.1.1 面孔再认模型

Bruceh和Young（1986）的研究指出，面孔的记忆提取过程与其他记忆的提取过程不完全相同。但是一些基础的影响因素是一样的，例如，知觉时间、保持间隔、先前知识、期望、诱导性意见、情绪压力等因素对面孔的记忆与对事件的记忆都会产生影响。已有研究（Stone，1994）指出，人们对自己的房子的物理特征的回忆仍然比对自己好朋友的面孔生理特征的回忆要容易得多，人们仅仅能回忆起朋友的头发颜色、身高等特征，对其他的一些特征却较少提取。尽管只能提取较少的特征，但人们仍然毫无困难地在拥挤的人群中识别出自己的朋友。于是，有人认为对面孔的再认可能至少包括三个认知过程：（1）这个面孔（脸形）是否熟悉？是否曾经见过？（2）是怎样熟悉这一面孔的？熟悉面孔的途径以及在何处熟悉这一面孔？（3）如果是熟悉的，那么他的姓名是什么？在这三个认知阶段的任何一个过程都可能出错，人们可能将某一陌生面孔当作自己熟悉的面孔；人们也可能碰到一个熟人，但不知道是怎么与他认识的，在哪里与他认识的；更常见的是，碰到一个熟人，但忘记了他的名字，不知道怎么称呼，或喊错了姓名。这些错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是很少有这种现象，人们能够记起朋友的姓名，却难以想起他的脸形。这可以说明脸孔记忆可能包含与物体记忆不同的加工过程。

首先，对脸孔表情的识别与对脸孔特征的再认可能是相互独立的认知过程。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都承认人脸的表情具有普遍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跨文化的，例如，不管来自何处总是用笑脸来表示高兴；人们还能够通过他人的嘴唇运动来推测其想表达的意思，即使是陌生的也能做到。有研究（Slovenko，2002）指出，当人们第一次碰见某个人时，那个人的表情是喜悦的，下次再碰见那个人时，正好他处于悲伤之中，假如没有其他特征的支持，许多人都会觉得识别前后是否同一脸孔有困难。这对于侦查的辨认是有启示作用的，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表情与被辨认时的表情很可能是不一致的，那么尽管证人目击了犯罪嫌疑人，在今后的辨认中仍然会存在困难。这似乎是表情对识别的干扰。另外，对某一脸孔的多次知觉总比一次知觉所留下的印象要深；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知觉比仅仅从一个角度进行知觉效果（今后识别的效果）要好；如果只能知觉一种角度的脸孔，那么以45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在今后的识别中效果最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研究者（Perrett，May，& Yoshikawa，1994）指出，人脑中有两种面孔再认的细胞，一种是对正面知觉作出反应的细胞；另一种是对面孔的轮廓作出反应的细胞。当从45度的角度进行观察，也即能看到四分之三的面孔的位置，能激活以上两种细胞，所以对面孔再认的效果也就较好。如果面孔再认细胞被破坏，人们将无法区分熟悉与陌生的面孔，就可能将自己的亲友都当作陌生人。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一个牧羊的人由于脑部受到损伤，导致无法区分人的面孔（熟悉还是陌生），但奇怪的是他能识别羊的面孔（McNeil & Warrington，1993）。这或许又是面孔记忆可能包含与物体记忆不同的加工过程的一个例证，而羊的面孔是依照物体的记忆机制的。

其次，人们在知觉某一面孔时，一定会先判断这一面孔是否熟悉。Bruce和Young（1986）指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会唤起所谓的面孔识别单元（face recognition unite）”。有时，人们还只能隐隐约约地觉得某一面孔有点熟悉，但无法激活面孔识别单元，却可能激活“容貌特征结点（person identity nodes）”。面孔识别单元与容貌特征结点都具有线索的意义，有助于人们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认识那个人的，在何处认识的”等情节。一旦这些回忆能够顺利进行，那么面孔与姓名就可以对应起来。当人们想记住某一面孔，一般是有重点地记住某些特征，并非对面孔的所有特征进行平均的记忆。一般会遵循一定的顺序：首先人们会关注头发，但所关注的内容并非发型与颜色，而是头发如何影响面孔的轮廓；接下来人们会关注眼睛、嘴巴、嘴唇、下颚等部位，但下颚所引起的注意相对较少。所以，戴假发的犯罪嫌疑人一旦去掉假发，许多人都认不出来。但也有例外的状况，当面孔有显著的特征时，例如，鼻子长得特别高，人们会优先关注这些特征。有研究指出，有吸引力的面孔更容易被人记住（Ellis & Shepherd，1993）。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证人进行辨认的角度是45度较好，为何在侦查实践中却经常从正对面进行识别呢？这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的考察。

4.1.2 面孔记忆的改变

首先，插入信息与诱导提问都能使事件的记忆产生改变，那么是否也能使面孔记忆产生变化呢？研究（巴特莱特，1998）表明，面孔的记忆与其他的记忆一样容易受到干扰，并发生变化。早在1932年，Bartlett（1932）就指出，脸孔的表象在记忆中保存事件越久，就越可能发生变化。Davies和Ellis（1977）也通过研究指出，将脸孔与某一角色或名称联系起来，就能使脸孔的记忆发生变化。他们设计了这样的实验，让被试观察一个男性的照片30秒钟，然后要他们重构脸孔的形状，在重构脸孔之前，对其中一半的被试说，刚才的那张照片是一个救生船的船长，对另一半被试说刚才的男性照片是一个杀人犯，结果两组被试所构建的脸孔就出现了轻微的差异，后一组被试（与杀人犯联系）描述的脸孔，倾向于缺乏智慧、凶残的、令人不快。后来类似的研究也表明，误导的信息是能够被整合到脸孔的记忆之中的，并对脸孔的记忆产生影响。而且，包含在复杂问题之中的诱导信息比蕴涵在简单问题之中的诱导信息更容易改变脸孔的记忆。更加有趣的是，故意提供脸孔的细节特征居然也干扰脸孔的记忆。有一则研究（Loftus & Palmer，1974）是这样的，让被试观看一段录像，录像中有一个男主人公，录像结束后，要求被试听解说者的解说，而解说者故意将男主人公描述成是有胡子的（其实没有胡子）。过了几分钟后，让被试从12张照片中挑选出男主人公，这些照片中有6张有胡子，另6张没有胡子，结果69%的被试挑选出的男主人公是有胡子的（受到解说的误导），只有13%的被试挑选出没有胡子的主人公（没有受到误导）。这些误导与暗示对面孔的识别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都规定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

其次，因无意识漂移而产生的记忆改变。前述已指出，可能会因为误将陌生的脸孔当作熟悉的脸孔或错误回忆知觉脸孔的地点与方式而使脸孔识别产生错误，所以证人可能会将案件发生后偶然见到的某个脸孔（人）当作犯罪嫌疑人的脸孔，导致将某些旁观者作为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识别。在这种情形下，证人对脸孔的熟悉性的判断是正确的，与特定场所的联系也是正确的，错误之处是将犯罪嫌疑人的脸孔与旁观者或后来者混淆了，这会导致冤枉无辜。在一个著名的关于无意识漂移的案件中，一个在地铁站的书报亭里卖报的职员被人持枪威胁并拿走了他的钱包，后来他参加了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结果他挑选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海员，后来有更确切的证据证明了这个海员当时根本不在现场。被害人的解释是因为他的脸孔看起来有点熟悉，所以就挑选了他，其实是因为这个海员曾经在该书报亭里买过几次东西而已。这个书报亭职员准确地回忆了海员的脸孔是熟悉的，但错误地将他与抢劫者联系起来。幸亏有其他证据的存在，海员才幸免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脸孔的识别有时导致了将英雄误认为犯罪嫌疑人，Ainsworth（1998）设计了一则研究，让被试阅读一个关于强奸案件的报道，在文章的后面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犯罪嫌疑人，另一张是阻止犯罪嫌疑人的见义勇为者。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要求被试从6张照片中挑选出犯罪嫌疑人（事先被试并不知道要求辨认）。被试分成三组，第一组的被试所需辨认的6张照片中包含犯罪嫌疑人的照片；第二组被试所需辨认的6张照片中包含见义勇为者；第三组被试所需要辨认的6张照片中既没有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见义勇为者。要求他们找出犯罪嫌疑人，第一组被试约40%找对了犯罪嫌疑人；第二组被试中有50%将见义勇为者当作犯罪嫌疑人。可见，对犯罪嫌疑人的正确识别与将见义勇为者当成犯罪嫌疑人的概率几乎相当。

4.1.3 面孔记忆的异族效应

研究发现，对异族人面孔的记忆与识别比对本族人面孔的记忆与识别的困难程度要大得多（杨红升，黄希庭，2008）。在日常生活中，异族面孔的识别和记忆比较困难，这种现象称之为“异族效应”，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分类假说认为，异族面孔与本种族相比，有着更显著的分类标识（彭小虎，罗跃嘉，2003）。例如，西方人的鼻子高而突出，使人们倾向将其归于一组；更重要的是异族面孔属于一个不同于本种族面孔的组别，因此，相对于本种族组这个“组内”来说形成了“组外”。Linville（1989）等人的实验表明，组外的成员比组内的成员更加具有相似性，所以容易混淆。Linville认为对不同种族面孔的视觉处理也许反映了认知对比，或许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在编码上就是按有无种族特征来进行编码的。他还发现白人被试在白人和黑人混合面孔中搜索黑人面孔的时间要远远短于搜索白人面孔的时间（52—75ms），说明黑人面孔比白人面孔有着更显著的分类标志。

特征选择假说（张敏，杨昭宁，2011）认为，人们在对异族面孔进行编码时，在种族特征上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导致了对个性化信息接收的减少。因为很多面孔认知任务都依靠个性化信息，所以异族面孔记忆起来很困难。这正如小孩识别面孔时对帽子、眼镜等非面孔成分关注得更多。

以上两种假说并不互相矛盾，虽然分类假说强调分类标志，特征选择假说强调资源消耗，但它们的共同出发点一致性地强调种族特征。异族效应是人们在对异族面孔的分类或特征选择上所产生的差异引起的，而对异族面孔的分类或特征选择都受面孔材料本身性质的影响。Donchin和Fabiani（1991）认为，材料本身的差异对于记忆编码的效果（不考虑技巧处理）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即在一个具有物理差异的样本之内，记忆的效果是不同的，至于不同的民族态度或情感对异族面孔的记忆的影响是较少的。这一结论，有助于正确理解与评估证人对异族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其实，辨认就是心理学上的再认，再认是把知觉输入的表象和贮存在记忆中的表象进行比较而作出判断的过程。因此，再认也可以说是一个决策过程，一般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在给出的回忆要求中找出提示性信息；其次，用提示性信息产生出潜在的回忆对象；最后，在提示的基础上辨别实际回忆的对象。

4.2 辨认方法及其应遵循的规则

4.2.1 辨认方法

当侦查人员发现某人是犯罪嫌疑人时，通常要求被害人或其他目击证人进行辨认。辨认的方式常见的有列队辨认与照片辨认，这两种辨认方法各有优点。一般而言，列队辨认能够提供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信息，如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走路姿势、举止等，这些信息能刺激证人的多个感觉器官；照片辨认具有携带方便、操作容易、便于重复、减少证人辨认时的焦虑情绪等优点。至于“单一辨认”（show up），实际上是仅仅由一人组成的列队辨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确认”，但人们似乎都认为“单一辨认”程序本身比由4个、5个或6个陪衬者组成的列队辨认具有更大的暗示性；但也有研究（Wells，2005）指出，证人在“单一辨认”程序中往往比列队辨认程序中更加谨慎，因为仅有一人的单一辨认会激起证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一个人的信息。Davis等人（1996）发现，82%的被试愿意把列队辨认中的一个人作为犯罪人，而在单一辨认中，只有48%的人愿意这样做。

4.2.1.1 单一辨认（show-up）[1]

单一辨认是指证人或被害人辨别某一个对象（人或照片）是否为犯罪人的过程。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辨认方法，但也是较容易出错的一种辨认。由于仅有一个辨认对象，相对于列队辨认与照片辨认而言，单一辨认会给证人或被害人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且，如果参与辨认的是被害人，往往有更强烈的辨认动机，于是更倾向于将单一辨认对象确认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侦查人员暗示证人或给证人增加压力，都可能使这一倾向更加明显，这时的单一辨认变成了形式上的确认。尽管单一辨认的准确性不高，但是许多国家在侦查中都将之作为一种辨认方法予以应用，例如，美国法院常常允许这一证据，只要能提供这一程序是可靠的即可。至于单一辨认的法律地位，许多国家都未予以认可，如美国法院一般不准使用这一程序，除非迫不得已；英国对于单一辨认的立场是不鼓励使用，但也不完全禁止，所以上诉法院规定了例外适用（Ainsworth，1998）。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专门规定的辨认并未包含这种辨认方法，如果在犯罪现场使用，可以作为“当场指认”。Yarmey（1979）等研究指出，单一辨认的便利性与潜在错误性几乎并存，他建议除非在关键的场合，不要轻易使用单一辨认；或者即使使用了，也应该有更多的其他证据支持。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规定对于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人可以先行拘留时涉及“单一辨认”。这里的当场指认类似于“单一辨认”，从立法精神来看似乎对现场的单一辨认具有较高程度的确信。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反映了单一辨认的危险性（Wrightsman，2004）。一个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指控了某个犯罪嫌疑人是抢劫者，当法院开庭审判时，这时犯罪嫌疑人穿着黄色的囚服，拖着长长的头发，人也消瘦得多了，结果被害人差一点怀疑法院换了犯罪嫌疑人。

4.2.1.2 列队辨认

传统的列队辨认是指证人或被害人从由犯罪嫌疑人与陪衬者组成的一个队列中挑选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陪衬者的性别应当与犯罪嫌疑人一样，年龄、身高、相貌等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相当。列队辨认相对于照片辨认而言，能够使证人看到真实的辨认对象，并且有机会了解到辨认对象的行为举止，这些会有助于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但是，列队辨认也存在着一些疑问，例如，究竟陪衬者的数量多少为好？英国要求进行列队辨认的陪衬者的数量最低不得少于7人，美国要求陪衬者的数量不得低于5人，我国的公安机关规定列队个数不得少于7人（其实陪衬者只有6人），我国检察院规定列队个数不得少于5人（其实陪衬者只有4人），有许多国家没有规定最低的陪衬者数额。从理论上来说，列队辨认包含陪衬者的数量越多，犯罪嫌疑人被辨认出的概率就越低，如果列队的个数只有四个，那么犯罪嫌疑人被认出的概率就是25%，如果列队个数包含10个人，那么犯罪嫌疑人被认出的概率就只有10%，但无辜者被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概率也降低了。有研究指出，为了有效地辨认出犯罪嫌疑人，列队辨认的陪衬者个数少一点为好，但为了减少将无辜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概率，列队辨认中的陪衬者最低个数不得低于5个（Wells et al.，1995）。

但有研究指出，列队辨认的组成状况比列队包含的数量来得重要，尤其是陪衬者与犯罪嫌疑人的相似程度（Slheck，Neufeld，& Jim Dwyer，2000）。缺乏相似程度的陪衬者，单纯依靠数量的增加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选择相似性时，究竟要让陪衬者与证人所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相似呢？还是要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相似？有人建议这两种方法都使用，但如果某个陪衬者同时符合两者条件，是否要让该陪衬者参加两次列队辨认呢？更麻烦的是很难找到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类似特征的陪衬者又该怎么办？如果按照证人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样来组织陪衬者，当证人的描述比较模糊时可能会导致列队成员的外貌与犯罪嫌疑人的外貌差距过大；反之，当证人的描述过于详细时，又可能导致列队成员的外貌与犯罪嫌疑人过于类似。因此，提供了详细描述的证人可能会遇到比提供简单描述的证人更加困难的辨认任务。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希望证人能顺利进行辨认，于是往往所选择的陪衬者与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法律往往要求陪衬者与犯罪嫌疑人尽可能相似。至今，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仍是一个理论难题。

另外，列队辨认中，许多证人希望自己能够识别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则有更强烈的动机识别犯罪嫌疑人。所以，当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处在列队之中，这种追求辨认的动机会有助于证人辨认，提高识别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但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在列队之中，则这种强烈的动机可能促使证人将其他的人作为犯罪嫌疑人予以识别，同样增加了错误的概率。已有研究指出，当证人参与辨认时，证人会从列队中选择最接近自己记忆的人作为犯罪嫌疑人，即使在“目标缺失”（犯罪嫌疑人不在队列之中）的情形下，证人似乎更愿意挑选出结果，而不愿承认自己辨认不出（Yob，2002）。从理论上来说，证人在列队辨认过程中是一个一个进行的，结论也可一个一个作出。但事实上，证人更喜欢全部看完后，综合作出哪一个最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这在本质上已非识别，而是一个逐一排除的过程，当排除的前提不存在（犯罪嫌疑人不在列队之中）时，错误的结论便可想而知了。所以，研究者建议采取“识别一个决定一个”的程序，这样的确可以提高辨认的准确性，甚至可以两者并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犯罪嫌疑人也有一些无法做到与陪衬者一样的地方，尽管现实中的列队辨认也允许犯罪嫌疑人选择自己的位置，但在辨认程序、辨认的组成等方面都是无法控制的，所以犯罪嫌疑人在辨认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加紧张与焦虑。而陪衬者则显得相对平静、从容与自信。这种情绪及由情绪所带来的行为举止的差异提供给证人辨别的额外信息，以至可能使证人在忽略面孔的记忆特征情形下作出了判断，或者说这种判断的作出主要是依赖情绪的差异。

所以，在列队辨认中，有效地克服消极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辨认并没有如直觉的那样准确。已有研究指出，在列队辨认中，陪衬者的个数不应当低于5个，也就是说列队总数应当多于6人（黄维智，2004）。而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辨认犯罪嫌疑人时，受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5人，照片不得少于5张。”

4.2.1.3 照片辨认

对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辨认，是通过拍摄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照片进行的辨认。一般拍成4.5×6cm、相貌缩小到1/10大的正面和左侧面免冠半身照片各一张。照片要清晰，配光要均匀、柔和，头部轮廓清楚，不要作艺术加工或修饰，要真实反映其相貌特征，必要时可以加拍其右侧面的照片。拍摄正面照片时，令犯罪嫌疑人以立正姿势紧靠背景幕站立、挺胸、抬头、两眼平视相机镜头、双肩平衡、两臂自然下垂、枕部靠紧头托，使背幕中线、前额中心、下颌中心及胸牌中线形成一条垂线；两眼瞳孔与两耳的上1/3处形成一条水平线并平行于背幕上的某条横线。胸牌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编号和拍摄单位，固定在犯罪嫌疑人前正中的第一至第三纽扣之间。拍摄侧面照片时，犯罪嫌疑人身体的姿势与拍正面照片相同；头向右偏转80度，右眼睫毛微露，右耳靠紧头托；左耳对着相机镜头，勿使头发遮盖耳朵，使两眼与左耳上1/3处呈水平，左眼外角与右耳屏连线和水平线交角为15度。

照片辨认是实践中应用较多的一种辨认方法。它与列队辨认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使用照片而后者使用真实的人。与传统的列队辨认类似的是：照片辨认也要求证人尽量挑选出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形下，侦查人员往往在心目中已经初步认定某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只不过让证人进行确认一下而已；不同于传统的列队辨认的是：在照片辨认中，证人往往不能见到真实的犯罪嫌疑人，只能从一些相似的照片中挑选出哪个是犯罪嫌疑人，然后询问证人是怎样知道及在哪里认识到所挑选的人是犯罪嫌疑人的。

照片辨认有着许多优点，相对于单个（照片）辨认而言，证人在照片辨认中有着更多的目标选择与更多的排除对象，于是更有可能获得较为正确的结论，以及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相对于“嫌疑人照片挑选”[2]（mug shot）而言，照片辨认更有目标，而“嫌疑人照片挑选”更像是大海捞针，而且证人能够从照片辨认的陪衬者中挑选出犯罪嫌疑人也可以确保一定程度的准确性；相对于列队辨认而言，一般证人见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比见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更容易出现紧张，有些证人见到凶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见到犯罪嫌疑人还可能产生恐惧焦虑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些消极的情绪会影响辨认的准确性。所以当儿童或被害人进行辨认时，选择照片辨认比列队辨认更好。

当然，照片辨认也有许多缺点。首先，证人当初的知觉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状况（活生生的表现），而在照片辨认中则是静止的照片，这两者有一定的距离，可能会使证人在辨认上产生困难；更有甚者，侦查人员所能提供的照片（短发）与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真实形象有差异（带了假发）；照片的质量也可能影响到证人的识别。其次，在不同案件中，应当提供不同的照片辨认的数量，有些案件涉及人员较多可能需要更多的陪衬者，有些案件只需较少的陪衬者即可，有些案件有实际的困难侦查人员无法提供足够的陪衬者，但各国法律大多硬性规定了最低的陪衬者数量，如英国规定照片辨认必须达到12张，而且年龄与相貌都要相似，我国也规定了最低的数量（公安机关10张，检察院5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照片辨认的灵活使用。再次，客观存在照片辨认中的“目标缺失”情形，即照片中没有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的辨认，儿童在辨认“目标缺失”的照片时极为困难，而且目标缺失的辨认容易产生错误。

[1] 注：Show up国内有人译为当场辨认，其本意为“揭露”，在国外侦查心理文献中一般意指对一个辨认对象的辨认，故本人认为译为“单一辨认”更为准确。

[2] 注：从警察局档案的嫌疑人照片中集中挑选是否其中有犯罪嫌疑人。

4.2.2 操作规则

一般而言，在使用辨认时，应当注重陪衬者的选择，侦查人员使用的辨认方式应当遵循一些规则，这样有利于提高辨认的效率，减少辨认的错误率。他们建议侦查人员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选择不知道列队或照片成员中的哪一个是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主持列队辨认或照片辨认。

在实践中，经常是经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主持辨认，这是不科学的。由于经办特定案件的侦查人员已经知道列队或照片中的哪个是犯罪嫌疑人，即使尽力排除个人的暗示作用，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一些信息。在与证人交流中的眼神、面部表情、语气、体态等都会流露出个人倾向。例如，有些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无法辨认的情形下，便会情不自禁地问证人：“你看看这个或这张照片像不像？”而且证人在自己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总希望从侦查人员那里获得一些信息，甚至从侦查人员流露出的信息中进行推测，而侦查人员也可能会满足证人的这种预期，但是如果采取双盲程序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现象。双盲程序，是心理学中常用的一种实验程序，即主试与被试互不知晓的情形下设计实验，将这一程序应用到侦查辨认之中稍微有点变化，即证人和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双方都不了解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所以侦查人员不可能流露出相关信息，更不可能公开信息，并且还能对证人辨认的自信程度进行评估。

（2）应当明确告知证人，犯罪嫌疑人有可能不在列队里或照片之中，从而使证人觉得自己不一定必须要辨认出某一个。也应该让证人知晓，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并不知晓哪个人是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当犯罪嫌疑人不在列队或照片之中时，证人容易将熟悉的无辜者作为犯罪嫌疑人予以辨认。而且许多证人对进行列队或照片辨认的动机进行如下推测：侦查人员一定知道犯罪嫌疑人了，否则有必要做如此麻烦的工作吗？因此，这里面的人或照片肯定有一个是犯罪嫌疑人。如果让证人从一个包含700个人的照片中辨认，证人就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动机推测；相反，证人面对相册时，通常会假定，这个相册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以前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因此，向证人强调犯罪嫌疑人可能不在列队或照片中是必要的。Steblay（1997）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当犯罪嫌疑人不在列队里时，明确的警告可以减少辨认的错误率。

（3）在列队中或照片中不应该突出犯罪嫌疑人。

证人曾经对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进行特殊的关注，或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进行过言语描述，那么辨认中的犯罪嫌疑人最好避免出现这些特征，否则容易干扰证人的辨认。证人的言语描述对于面孔的记忆会有干扰作用。在有些辨认中，存在着突出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有：1）犯罪嫌疑人在列队之中是唯一符合证人早先向侦查人员描述的特征的人，例如，鼻子较高；2）犯罪嫌疑人在列队之中是唯一符合证人早先向侦查人员描述的衣着；3）犯罪嫌疑人照片的拍摄角度与陪衬者照片的拍摄角度不同。Wells和他的同事们强调说，没有必要选择与犯罪嫌疑人相似的人作为陪衬者，而应当选择与证人描述的人具有相似特征的人作为陪衬者。可能在现实中，侦查人员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4）在辨认时，对证人辨认出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作出反馈之前，应当让证人作一个明确的陈述。

证人的最后陈述，有两个基本的作用，一是，作为评价证人的确信程度的依据；二是，可以促使证人增加责任感，提高辨认的可信程度。

在遵循以上规则时还需考虑以下因素：

（1）注重证人关于犯罪的首次陈述或报告的内容。最先调查的侦查人员应当获得更多的有关资料，并且准确记录，良好保存。

（2）不管是列队辨认还是照片辨认，都不能对组成成员有所暗示。而且需要详细记录辨认的程序与结果。

（3）侦查人员应当对证人进行详细地询问，尤其是对辨认的依据、依据的来源方式、依据的来源地点等要详细了解。

（4）侦查人员不应该对证人抱有偏见，尤其是当有多个证人时，不要因为证人的身份、教育等因素而对证人持有不同的态度。侦查人员应当详细地记录证人辨认的结果，或无法辨认的原因与结果。

（5）在有条件的情形下，应当先考虑使用列队辨认。在进行辨认之前，侦查人员应当向证人作充分地解说，尤其要让证人明白辨认的目的是找出犯罪嫌疑人并排除无辜。

4.3 错误辨认与辨认评估

4.3.1 实践中的错误辨认现象

法律心理学家埃利森（Ellison）与巴克霍特（Buckhout）曾举过一个列队辨认的例子。在一起杀人案件的调查中，侦查人员组织了列队辨认。当时侦查人员已经逮捕了一名黑人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列队辨认的最低人数不得低于6个，于是侦查人员就找了5个白人作为陪衬者。侦查人员提供的理由是，列队的人数构成代表该镇的人口组成，在该镇的人口中黑人是少数；另一个理由是，现实有困难，在这幢楼里的其他人员更加不符合条件。不管证人是进行列队辨认还是照片辨认，如果采用了不正当的程序，都会对证人的正确回忆产生影响。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常见的错误：（1）侦查人员暗示犯罪嫌疑人肯定在列队之中。（2）迫使证人作出辨认的结果，或由于侦查人员的需要与期待造成证人有过度“强迫”感。（3）向证人询问列队中的某个人的详细情况，而对其他人员却较少关注。有心理学家专门将这种现象称为“确认偏向”。（4）鼓励证人或促使证人降低再认阈限，减少证人不能辨认的情形。例如，催眠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辨认阈限，但由于极易受暗示性影响，许多国家的法律已经禁止使用了（如德国）。但是，侦查人员为了获得更多结果或验证自己的预期常常仍使用各种手段来降低证人的再认阈限。（5）侦查人员在辨认中流露出自己的偏好与预感，这不同于暗示，是无意的流露，但容易使证人感觉到那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6）在证人作出选择后，如果侦查人员告诉证人，他的辨认是正确的，这会强化证人的成就感，增强证人辨认的信心度。证人的信心度与辨认的正确性相关较低，可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会依据证人的信心强弱来判断其辨认的正确程度。

Wells的一则研究表明，列队辨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的判断过程”，也就是说，证人选择的那个最相似的人，就存在于证人的记忆中，就是犯罪的实施者。如果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出现在列队中，那么，这种辨认程序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列队里只有陪衬者，那么与犯罪人相似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挑出来。有人曾做过一个模拟实验，他们模拟了一个犯罪过程，然后让证人从列队中挑选出犯罪实施者。当真正的犯罪实施者不在列队之中，同时也没有向证人就这一事实提出警告的情况下，78%的人会选择其中一个无辜者作为犯罪的实施者。而在向证人警告了犯罪实施者可能不在列队里时，只有33%的人在无辜者之中选择了一个人（Cutler，Steven，& Penrod，1995）。这表明，即使对证人提出了犯罪实施者可能不在列队或照片中的警告之后，大约仍有1/3的人或更多的人在没有犯罪实施者的列队里选择一个无辜者作为犯罪实施人。这一错误现象是危险的。刑事侦查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更应当注重人权保障，所以减少这些错误辨认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4.3.2 对辨认的评估

有些国家对辨认获得的证据专门规定了评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对辨认心理规律的把握与总结，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也有借鉴作用。

德国最高法院关于辨认正确性的评估标准：

（1）知觉阶段的因素（目击阶段）

1）目击的机会；

2）观察持续的时间（犯罪行为持续或暴露的时间）；

3）犯罪实施者的特征（与众不同的特征）。

（2）保持阶段的因素

1）保持的间隔（多于5年的保持时间）；

2）犯罪实施者的媒体报道情况；

3）重复辨认的尝试。

（3）辨认程序中的因素

1）对犯罪实施者出现在列队中的期待；

2）是否是单一辨认（1人列队的辨认）；

3）列队中陪衬者的数量；

4）是列队辨认还是照片辨认；

5）有无不一致的辨认结果；

6）是否再进行法庭辨认。

（4）陈述或目击的综合因素

1）证人描述与证人辨认的一致性；

2）关于犯罪情形详细陈述的质量；

3）辨认结果的确信程度。

（5）证人因素

1）证人的知觉缺陷与认知能力状况；

2）儿童证人的辨认状况；

3）侦查人员的辨认（成功压力）。

美国联邦法院关于证人辨认的正确性的评估规则：

（1）看见或目击犯罪情形的机会；

（2）注意的程度；

（3）先前描述的正确性；

（4）目击犯罪与辨认的时间间隔；

（5）辨认结果的确定水平。

这些评估规则基本上是围绕知觉、保持、提取三个环节因素展开的。

虽然一般来说人们都擅长认出面孔，但描述一个面孔却是很困难的。因此，面孔回忆的技巧一般是把言语描述与面孔再认的程序联合起来。例如，警察艺术家一般首先从证人那里得到言语描述，运用描述绘出大致的肖像轮廓图，然后反复修改直到证人满意，不能再修改为止。同样的程序运用于剪辑脸部照片的拼集装置和肖像匹配。这两种系统已经可以用计算机进行操作。运用任何一个系统，警察调查者可能从证人给予的言语描述构建一个面孔，然后矫正它，或者要求证人从能够得到的轮廓图中挑选出一个最好匹配的特征。证人完成这个程序时有很大的困难，从现有研究看，运用这两个系统描绘面孔的再认精确率通常是较低的。

列队检查嫌疑犯。当有一个或更多的嫌疑犯时，调查者可能用真人或照片或录像组成一队嫌疑犯，心理学家检验了影响列队再认嫌疑犯信度和效度的几个因素，包括形式（真人、相片或录像），大小，嫌疑犯的排列，指导语，先前再认任务的影响。在实验研究中，原先认为的真人比相片或录像具有优势的看法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研究者运用的材料、嫌疑犯的步法、动作或言语在一些案件中比其他案件中更重要。研究者和调查人员传统地运用六人的嫌疑犯再认排列，其中，由于机会正确选择的概率是1/6，或稍微少于0.17。不过，在一个典型的嫌疑犯再认排列中，目击证人并没有要求选择任何人，通过机遇选择某人的概率不能简单地加以计算。警察抓到一个适合证人描述的嫌疑人，然后带证人去看嫌疑犯，简单地要求证人确定是否嫌疑犯是作案者。尽管证人总是说“是”或“否”，通过机遇正确回答的概率是0.5。不过，证人对这类任务表现得更加谨慎，“不知道”的回答是常见的，虚报率实际上比传统的嫌疑犯列队检验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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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讯问与供述

曾有人将口供概括为：“口供是证据之王，供述是控方的最有力武器。”先不讨论这句话是否合理，但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控方为何在实践中如此钟情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在现实中当被告人已有供述的情形下，律师仍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或举出新的证据时，我们就可以听到法官的如此评论：“他自己都已经供述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法官的态度是对供述作用的肯定，也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供述的信仰与追求。于是，侦查人员为了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得口供而进行各种探索，有时为了获得犯罪供认的愿望，可能会采取非法手段也可能造成胁迫无辜。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对于讯问手段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从允许刑讯到禁止刑讯，再到有些国家实行沉默权，更有甚者将“毒树”与“毒树之果”一并排除。于是文明讯问逐渐深入人心。

5.1 供述的心理学基础

据说最早有关警察讯问的记载是在大约2000年前的第12个埃及王朝的坟墓中发现的。墓壁的画像显示，警察正对一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一名警察正用棍子殴打一个男子，另外3个警察按压住男子的腿和胳膊，还有一个警察在旁边监督观察。刑讯逼供一度成为讯问的常用方法，至今许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刑讯逼供，联合国也有禁止使用酷刑的公约。尽管刑讯仍没有杜绝，但总的趋势是对羁押人员的讯问越来越重视利用心理学方法，而不太利用生理性方法了。那么，如何用合法的手段获得真实的供述就成了侦查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于是，人们意识到了有效的讯问首先应当建立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的了解基础之上。

5.1.1 犯罪嫌疑人的人性假设

侦查人员的讯问是为了获得关于犯罪的详细信息。当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时候，讯问尤其重要，犯罪嫌疑人的配合或许成了侦破犯罪的唯一途径。所以，侦查人员会使用各种策略来获取口供，但任何讯问策略的使用要想取得效果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基础之上。

西方古典刑法认为，人是理性的、意志自由的与趋利避害的动物。这一假设虽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刑法学的影响，但在现在的西方刑事法律制度上仍占主流地位。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犯罪嫌疑人会根据供述的结果可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来决定自己是否自白或供认。当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供认所带来的好处大于不供认便选择自白，反之则保持沉默。但是，利害的权衡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自己觉知的基础上，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评价为标准的，这种内心评价的标准与社会或外部客观的利害评估可能不一致。所以，尽管在刑事政策上鼓励犯罪嫌疑人自白，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或侦查人员承诺会向法官请求减轻处罚，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不供述罪行就不会被发现，也可能选择保持沉默。

根据理性的人性假设，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冲突进行类型化，具体可分为双避冲突、趋避冲突、双趋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组合状况。所谓双避冲突，就是指一个人面临两种事件的影响或威胁，但又无法同时避免而在内心中出现的冲突。这一现象在讯问中是较为普遍的，例如，犯罪嫌疑人既想避免侦查人员的追问又想避免被拘禁。所谓趋避冲突是指人们所追求的事件中同时又存在着他想避免的事由而出现的内心冲突。例如，美国的侦查人员有时对犯罪嫌疑人说：“只要你如实供述犯罪，那么你的妻儿的安全我们就会保护好的。”这句话就包含了典型的趋避冲突的内容，如实供述是犯罪嫌疑人所不愿意的，但妻儿的安全又是他所期待的，于是犯罪嫌疑人会在内心中出现冲突，并可能对冲突作出选择。有时侦查人员为了使犯罪嫌疑人的选择符合自己的要求（供述），就会不断调整“趋”与“避”的力量对比，例如，“只有你如实供述，你的妻子的安全才能获得保障，而且你也可因之而减轻处罚。”这句话既增加了“趋”的力量又同时减少了“避”的力量，使趋避力量的对比更加显著，达到供述的目的。其实在许多的犯罪过程中人们都会经历趋避冲突。所谓双趋冲突，是指人们同时追求两个事件但又无法同时得到满足的情形，而在内心中出现的冲突。类似于我国俗语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例如，犯罪嫌疑人既想通过贪污获得金钱，又想不受法律的制裁而仍然获得自由状况。但是，在实际讯问中典型的双趋冲突并不多，因为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的利益大多数是对立的，所以较少出现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选择自己所追求的事件，但双趋冲突可以与双避冲突或趋避冲突混合在一起，共同对犯罪嫌疑人产生影响。建立在以上人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侦察人员对于那些不合作、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使用一些策略促使其供述。

5.1.2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拒绝供述的心理原因——态度

美国的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或自白的比率约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50%到60%之间（van Koppen & Perrod，2003）。司法心理学家还指出，在美国的讯问中有59%以上的犯罪嫌疑人保持了原先的态度（自白、拒绝供述或介于两者之间），只有极少数的犯罪嫌疑人从拒绝供述的立场改变态度（van Koppen & Perrod，2003），而我国几乎全部的刑事案件都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或许与“米兰达规则”以及犯罪嫌疑人享有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反对自我归罪权有关。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讯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愿意供述的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信息，或使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改变态度作出供述。其实，前者也是使犯罪嫌疑人改变态度，只不过是为了犯罪嫌疑人改变虚假供述而已。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主要就是改变犯罪嫌疑人态度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态度说服的过程。

所谓态度，按照Freedman（1985）的观点就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在讯问过程中，其中认知成分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外部对象包括侦查人员已经收集的证据、相关的法律知识及对自己的罪行能否被发现等内容的心理印象，认知成分是态度与其余部分的基础；情感部分，指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及侦查活动与过程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情感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行为倾向；行为倾向成分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及侦查活动的反应，具有准备性质，主要表现为供述或拒绝供述，但行为倾向成分不等于外显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态度来预测其行为表现。犯罪嫌疑人是否供述取决于其对态度目标（供述）的肯定与否定评价，当知觉到态度目标（供述）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肯定效果或较少的否定结果时，那么就可能选择供述；反之，则选择拒绝供述。所以，犯罪嫌疑人对态度目标（供述）所带来的利益与代价的评估就是决定其是否供述的认知基础。

那么，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评价呢？我们认为在询问过程中，以下因素可能会引起犯罪嫌疑人的关注：（1）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事实与证据是否充分。一般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知觉到侦查人员已经收集到较为充分的证据了，倾向于评价供述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反之，当觉得证据较少，就会倾向于作出供述会付出更大代价的评价。Moston等人（1992）指出，当侦查人员已有较充分的证据时，约67%的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而当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并不充分时，约10%的成人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但只有9%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2）供述后能得到减轻处罚的可能性与幅度。我国的刑事政策虽然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仅仅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能否得到减轻处罚仅仅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可能性而已，而且幅度也极其有限。导致现实中犯罪嫌疑人形成了另一种信念“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种信念的形成极容易影响犯罪嫌疑人选择拒绝供述。有的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作了无法兑现的承诺，犯罪嫌疑人信以为真选择了供述，但到监狱中方知被骗了。有些侦查人员觉得这是成功的做法，其实不然，要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犯人）的言语对其他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群体的影响比今后侦查人员的承诺要有力得多了，其实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相比而言，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做法对犯罪嫌疑人更有影响力。只要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可获得警察警告（在英国需犯罪嫌疑人申请）、辩诉交易、减轻处罚等好处。这些制度在时间的及时性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上对犯罪嫌疑人都具有更大的诱惑力。许多犯罪嫌疑人都是无法忍受延迟满足的。[1]（3）讯问场所或过程给犯罪嫌疑人造成的压力大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讯问的场所应当简单，讯问过程应当枯燥，这样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自己与外界隔绝的错觉和失去控制力的真切感觉，这会在心理上产生孤独与无助，可能减少侥幸与幻想，有助于与侦查人员配合与合作。即使是有经验的犯罪嫌疑人也想尽早结束讯问过程，因为他的心里认为，尽管没有供述也会受到法律惩罚的，倒不如合作，可以减少现在麻烦与减轻将来的判刑。在实践中出现犯罪嫌疑人刚开始不想供述，但被羁押几天后就供述了，主要也是这个原因。（4）犯罪嫌疑人自己保守秘密的强度。著名司法心理学家Vrij等（1999）研究指出：一个人要完全保守不向任何人透露是极为困难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明白一旦自己的秘密被人知道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否定性的后果，也会向一些人（陌生人或信任的人）透露。当然，不同的人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有些人保守秘密的时间长一点，有些人保守秘密的时间短一点；有些在透露自己信息时会改变一部分情节，例如，将自己说成是自己的一位朋友等，有些会比较真实。其实所改变的情节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大多是围绕维护自我价值而展开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要严守犯罪秘密，绝不透露，就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心理压力，而且随着压力的积累，寻找宣泄的渠道也会越迫切，侦查人员只要把握这一心理规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任何秘密总会有人知晓，他人知晓的线索可以为讯问的顺利进行带来机会。

总之，依据理性人的假设，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否关键就是两部分原因，一是外部的利害关系（前段的1、2、3因素），二是犯罪嫌疑人自身的强度（前段的第4个因素）。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外部的利害是可以改变成朝向有利于供述的方向；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因素往往无法改变而只能认识，只能建立在了解基础上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以，在讯问过程中不能简单恪守一种曾经有用的方案，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个性为基础改变外界因素，促使犯罪嫌疑人的评估朝向有利供述的方向改变。由于认知的评估仅仅是犯罪嫌疑人态度中的一个成分而已，侦查人员还需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情感成分，避免造成个人情绪上的对立与仇恨，也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理性人的假设在一般情况下是适合犯罪嫌疑人的，但也有例外的情形，一是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水平来看，智力低下（但仍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有人格障碍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出现有违理性的原则；二是正常的犯罪嫌疑人在特定情境的讯问中，尤其存在强烈冲突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自动化的反应，这种反应建立在内隐的认知加工基础之上，其认知机制与深思熟虑有着显著差异。

[1] 注：延迟满足与一个人的控制力密切相关，控制力强的人往往可以忍受晚一点到来的更大的奖励。

5.2 讯问的策略

建立在5.1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性分析与供述原因讨论的基础上，再来探讨讯问的具体策略与技术。侦查心理学的应用原则应当遵循合法性和避免精神损害原则，作为原则自然应当贯彻到任何具体侦查的措施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对讯问的策略的限制也不一样。其实任何策略都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一定的压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容许这一压力有不同的要求。英美国家分成两种情形，一是有罪的自白：以犯罪嫌疑人的“自愿”即“明知且理智”为标准，于是英美国家排除一切强制方法包括生理强制与心理强制，标准极为严格；二是犯罪嫌疑人放弃沉默而作有利于自己的陈述，那么讯问的策略只要不造成犯罪嫌疑人损害（排除非法）即可，比自愿要求低。大陆国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可采用”，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避免损害与追求真实”为标准（樊崇义，2003）。于是，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德国则注重供述的真实。所以，美国法院对于任意自白的审查非常严格，甚至排除通过心理强制获得的口供，其实这一高标准的要求与美国犯罪嫌疑人经自白就直接进入量刑阶段密不可分。我国仅仅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之一来对待，即使是有罪的自白也要经过法院的审理才可定罪，所以对自愿与否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但从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81条“禁止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供述”来看，似乎与德国法律的规定更为接近，如果对立法意图进行推敲似乎又在鼓励侦查人员用合法的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所以，可以认为我国对讯问的规定兼具英美与大陆的折中意味。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讨论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讯问策略。

5.2.1 讯问策略的心理学原理——态度改变

讯问策略心理是讯问心理的一部分，讯问策略的使用目的是让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让作虚假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作出如实供述，所以讯问策略的关键是要改变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因此，态度改变的原理也就成为讯问策略的原理了。人们经常通过说服来改变他人的态度，说服成了改变他人态度的最有效的方法。心理学家Hovland（1959）等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个说服模型，该模型涵盖了所有与说服有关的因素。如下图：

图5.1 基于Holand观点的说服模型

在该模型中，外部刺激由说服者、说服信息和说服情境组成，其中说服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专业程度、可靠性和他是否受欢迎。说服对象的特点包括其投入或承诺、是否对说服有免疫力及人格特征。在态度改变的作用过程中，被说服者首先要接受信息的内容，在接受信息的基础上发生情感转移，把对一个事物的情感转移到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事物之上。当接收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致性机制便开始起作用。一致性理论认为，有许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减轻这种紧张，有时候人们还采用反驳的方式对待说服信息。按照认知反应论的观点，人们在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后，会产生一系列的主动思考，这些反应进而决定个体对信息的整体反应。但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所引发的反驳的数量及性质。如果这种反驳过程受到干扰，则产生说服作用。说服结果有两个：一是态度改变；二是对抗说服，包括贬低信息来源、故意扭曲说服信息和对信息加拒绝掩盖。

侦查人员所追求的说服结果是引起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那么按照这一模型在讯问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可以促使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呢？第一，说服者的可信度与吸引力。在讯问过程中的说服者大多是侦查人员（也可请专家协助），侦查人员的言语是否被犯罪嫌疑人相信会影响犯罪人的态度改变。一般而言，侦查人员的可信程度取决于侦查人员的业务水准与可靠性，所以当犯罪嫌疑人知觉到讯问自己的侦查人员是业务能手而且是一诺千金的人就可能产生更多的心理紧张与主动思考；至于侦查人员的吸引力主要是指侦查人员的形象及其人际沟通能力，因为讯问的前提毕竟是要让犯罪嫌疑人愿意开口与侦查人员说话才行。第二，说服信息的因素。由于侦查人员的说服信息所倡导的态度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往往差异很大，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有利于态度改变。但是如果差异太大，犯罪嫌疑人会发现自己的态度不可能改变到消除这种差异的地步，于是就会采取贬低信息拒绝改变。所以侦查人员应当合理把握自己的说服目标（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侦查人员的说服信息会唤起犯罪嫌疑人的恐惧感。已有研究（侯玉波，2003）表明，在一定限度内的恐惧感增加会促使态度改变，但超过一定程度的恐惧感会诱发人的自我防御本能，可能导致拒绝态度改变；侦查人员呈现说服信息的方式也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一般而言说服信息非常复杂时，通过不生动的媒介（如书面信息）传递信息效果较好。当信息简单的时候，视觉最好，听觉次之，书面语最差。研究还表明，出现争论时双面说服的效果比单面说服好，而当犯罪嫌疑人最初就同意该信息时单面说服效果好（侯玉波，2002）。第三，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心境与卷入程度。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包括说服性、智力和自尊，Holand指出，可说服性人格的人很容易说服，而有些人则很难说服，称为不具备可说服性。智商只有在论点难的时候才起作用，智商高低一样可以被说服，自尊心低的人一般容易被说服。Janis和他的同事（1959）通过研究指出，心境好的人更容易接受他人的说服性观点，但这一点在讯问过程往往难以保证，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情绪状态往往比较低落，所以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侦查人员比较幽默或许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犯罪嫌疑人的卷入是一种动机状态，指向与自我概念相联系的态度。Johnson和Eagly（1989）研究指出，卷入越深，态度改变越难；另外，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个体差异，如犯罪嫌疑人如果对讯问产生了免疫力，积累了经验就会增加说服的难度，态度也难以改变。第四，情境因素。这方面的因素包括两个：一是预先警告，如果犯罪嫌疑人预先知晓将可能获得与自己的立场相矛盾的信息，态度就会难以改变，所以侦查人员应当在第一次讯问时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将讯问提纲泄露，否则以后就更难了，因为第一次讯问以后律师就有权了解涉嫌罪名（参见我国刑事诉讼法96条规定），客观上会起到预先警告的作用。但Apsler（1968）指出，当个体对问题了解很多时，预先警告就会引起抗拒，而当人们对该问题了解较少时，预先警告反而有助于态度改变；二是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力能减少抗拒，因而对改变态度有利。

其实，这些都是外部对犯罪嫌疑人的影响，如可信的说服者、有说服力的信息以及充分的论据等，但Simons（1971）认为，说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说服者创造适当情境，以使他人愿意改变态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起到主要的作用。所以，在讯问时应当注意犯罪嫌疑人的自我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讯问策略的运用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或虚假供述的情形。若犯罪嫌疑人能合作并如实供述，那么就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进行讯问即可，因此可以认为讯问策略的基础是态度的说服，而一般讯问的基础则是案件事实的需要。

5.2.2 讯问的具体策略设计

基于以上影响因素的探讨，我们提出以下讯问策略。

5.2.2.1 侦查人员的角色转变与替代劝说者的帮助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不享有沉默权。但法律又未规定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会承担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又严格限制了侦查人员不许使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供述。那么，对于拒绝供述或虚假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从逻辑上说侦查人员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供述用其他证据定罪（零口供），二是使用合法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是理性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认知评估，自然选择拒绝供述，因为拒绝供述不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或许还可能隐瞒罪行，而自愿坦白也只是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而且侦查人员并不能直接在法庭上为其说情，只能期待不确定的公诉人转述，这种趋避冲突的失衡促使犯罪嫌疑人选择拒绝供述或虚假供述。但口供毕竟是重要的证据种类，至少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线索，所以侦查人员不会轻易放弃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了打破这种趋避冲突，现实中刑讯逼供的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刑讯逼供毕竟是一种违法的手段，而且在人权保障入宪的背景下，侦查人员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在没有对法律制度作重新设计的情形下，讯问策略的研究是缓和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了。那么侦查人员应当如何努力呢？

根据对前述说服模型的探讨，侦查人员对于拒不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应当作相应的角色转变，从“居高临下”带有威胁的角色转变成“劝说者”可以商谈的角色。而且侦查人员应当具备专门的有关劝说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知识，注重提高自己的声望与诚信。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良好的讯问效果需要长期的学习与积累，可以短时弥补的就是侦查人员预先做好讯问计划，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了解得越多就容易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弱点。但是侦查人员毕竟与犯罪嫌疑人立场冲突，沟通与劝说有时会遇到障碍，所以侦查人员可以请社会工作者（我国许多高校正在培养社会工作的人才）或甚至请已经改造好的刑毕出狱人员进行劝说。前者是中性的角色后者是与犯罪嫌疑人相似的角色，我们将社会工作者与刑毕出狱人员称为“替代劝说者”。已有研究指出“当说服者反对与自身利益相同的立场时，说服的效果最大（时蓉华，2005）。”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劝说者”的劝说并不是替代讯问，他们仅仅是在侦查人员讯问之前进行劝说，目的是让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并如实供述，一般不涉及案件的事实内容。

5.2.2.2 讯问的操纵策略

1.正确利用恐惧唤醒

恐惧的唤醒不同于威吓，是通过合法的手段组织与分析事实资料进行的。前述曾指出犯罪嫌疑人的心境会影响说服，良好的心境容易接受他人的劝说。但是，心境与恐惧是不同的概念，心境属于情绪状态而恐惧属于情绪；情绪状态是情绪产生的背景。已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心境与适度恐惧的情绪都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侯玉波，2002;乐国安，2004）。心境难以短暂改变，而且很难让犯罪嫌疑人的心境有所提高，但唤起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容易操作也易于实现。在实际的讯问中可以进行以下操作：（1）强调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分析可能受到的惩罚；（3）刑罚带来的相关后果（例如，开除工作，子女无人照顾）；（4）减少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的陈述与探讨；（5）对已经获得的证据表现出肯定的信心。

2.合理使用单面或双面证据

所谓单面证据是指在说服过程中仅仅强调有利的或不利的一个方面；双面证据指在说服过程中同时使用正性的与负性的理由。究竟使用单面还是双面证据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教育程度及原有的态度的方向来决定。具体要求：（1）在犯罪事实与证据层面，不管受教育程度高或低，在讯问时都呈现更多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内容，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获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则应当如实告知；（2）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由说服，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使用双面证据，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使用单面信息。（3）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引导他自己作出判断，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犯罪嫌疑人可替他作出判断并让其接受。（4）对于原有态度是拒绝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将支持原有态度的理由作为双面信息的一面内容，并提供更充分的另一面理由。

3.合理利用首因与近因效应

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是利用时序对记忆结果的影响，即最先呈现的材料与最后呈现的材料在个体的记忆保持中具有较好的效果。认知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的意识决策是建立在自己能提取的信息基础之上，所以侦查人员可以利用记忆的保持效果不同编排证据与事实的顺序使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规定传唤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连续讯问时间是12小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接受更长时间的讯问。在这么长的讯问时间里，加上生理上的疲劳与心理上的紧张，态度一致性机制便开始起作用，人们在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后，会产生一系列的主动思考，这些反应进而决定个体对信息的整体反应。但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所引发的反驳的数量及性质，如果这种反驳过程受到干扰，则产生说服作用。所以，侦查人员通过对信息的精心编排可能会产生较好的说服效果。具体可以这样操作：（1）重要的有罪证据首先呈现，（2）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在谈话的过程中呈现，（3）讯问结束前总结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与理由。

4.合理组织不同层次的说服信息

认知评价的结果会受到信息组织的影响，与说服力有关的信息的组织会影响态度的改变。同一层次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不会增加特别的说服力，只会具有越来越少的说服效果；不同层次信息量的增加，有助于增加说服力；不同层次的说服与运用后果唤起相结合的效果更好。所以在讯问过程中应注意：（1）将已收集的有罪证据依据重要性与真实性从低到高排成一个序列；（2）避免在同一层面机械地增加信息量；（3）依据犯罪嫌疑人的情绪反应增加有罪证据的呈现；（4）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依据重要性与真实性从高到低排成一个序列；（5）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最高序列的证据应当低于有罪证据的最低序列（如果有交叉的，依据需要进行剔除）；（6）对确实需要运用双面证据的犯罪嫌疑人，将有罪证据从低到高呈现；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从高到低进行呈现，确保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反差程度逐渐增加。

▅▅ ▆▆ ▇▇ █▉ 有罪证据从低到高序列

▄▄ ▃▃ ▂▂ ▁▁ 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从高到低序列

一般而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无论是数量、重要性还是证明力程度都低于有罪证据，否则，本着保障人权的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决定，没有理由再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了。

5.建立与犯罪嫌疑人的可沟通的关系

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表现出同情、理解，在讯问中有时应当设身处地为犯罪嫌疑人着想，将犯罪嫌疑人所为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与犯罪嫌疑人仍然作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来对待区别开来，这是人本主义的理念。依据古典刑法学及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是由行为构成的，法律是对犯罪行为的否定与谴责，所以侦查人员对犯罪的愤怒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理解分开来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以同情与理解为基础就可能建立友善的人际关系，就可能增加说服的概率。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与犯罪嫌疑人形成敌对的关系，依靠力量的较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从理论上来说征服型与合作型都可以达到讯问的目的，但是侦查人员的征服态度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是应激因素，应激会唤起一个人的警觉与激发一个人的动机，这些都将增加说服犯罪嫌疑人的成本与代价。具体可以进行以下努力：（1）激发犯罪嫌疑人的求生或减刑的欲望；（2）有效地调节犯罪嫌疑人的情绪；（3）在谈话中表现出对犯罪嫌疑人的理解与尊重；（4）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顾虑提供新的解释；（5）使用一些建立人际关系的技术。

除了以上这些策略之外，还有设计讯问场所与营造讯问气氛等策略可以使用，合理的讯问场所与气氛使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缺乏对自己的控制感与自信，这是有利外界信息产生影响的心理条件。具体的讯问策略可以有很多，但关键的原理都是如何有效利用能使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

以上讯问策略的使用带有犯罪嫌疑人已经是未来的罪犯的设想与预期，这对于增加说服的信息与提高对犯罪信息把握的感受性是有利的，因为侦查人员不需要像法官一样保持中立。而且即使这一设想引起了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认罪），也会得到法律制度的矫正，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仅仅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不能定罪的。以上策略是在恪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禁止刑讯、威胁、引诱与欺骗等）进行设计的，讯问策略的使用目的是使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或作了虚假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再次作出真实的供述。

Sasaki（1988）对警察圈套（Police Trickery）所下的定义是，讯问中有歪曲介绍案件事实，或者不公平地利用被告人的情绪、信念或生理条件，或者不把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认的重要事实或情节告诉犯罪嫌疑人，只要使用任何一项即是警察圈套；而Thomas（1979）则认为，警察圈套是在没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下使其面对证明他有罪的证据的警察活动。他们是从“任意自白”的要求下进行鉴定的，其实警察圈套应当是一个法定概念，由本国法律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例如，侦查人员欺骗犯罪嫌疑人说：“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犯罪经过，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赶快认罪吧。”这种提问在美国虽然属于警察圈套，但法庭还没有将其裁决为非法的警察策略（Wrightsman，2004）。只要犯罪嫌疑人是自愿的就行。但在我国如果使用这样的讯问显然是一种欺骗，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管现实中存在这种讯问方式）。类似的还有使用同犯给犯罪嫌疑人设置陷阱等策略，这些策略在我国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

总之，讯问策略的随意设计并不困难，但关键是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设计有效的讯问策略。

5.3 虚假供述与讯问质量的提高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讯问的难点是如何使保持沉默的犯罪嫌疑人开口以及如何使得作虚假供述的犯罪嫌疑人道出实情。前者的主要任务是态度改变，后者除了使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外还要注重发现真相。

5.3.1 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

在美国，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大约有20%会因为虚假供述而被撤销（Wrightsman，2004）。我国也有许多犯罪嫌疑人声称自己侦查时作了虚假供述而翻供的。大致可将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分为以下几类：

5.3.1.1 自愿型虚假供述

自愿型供述是指未经侦查人员讯问而故意提供虚假供述。例如，儿子犯罪，父亲为了替儿子承担责任，就到公安司法机关自动投案，并自愿陈述所有罪行都是自己作出的，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亲属之间；随着经济贫富差距的悬殊，有些富人就用高价钱雇用贫穷的人去公安司法自首并承担责任，这也会出现虚假供述；还有一些类似精神病性的行为，为了广为人知或出名而自愿声称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在美国曾出现有200人作了虚假供认，承认自己绑架了林白夫妇（著名的飞行员，Lindberghs因在1927年第一个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世界），这种现象在我国比较少见。自愿型供述，可以通过讯问犯罪经过的细节，并与实物证据进行对照来考察真伪。

5.3.1.2 强迫—屈从型供述

强迫—屈从型供述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明知自己无辜的情形下所作出的供述。之所以会作出供认或供述，可能是为了逃避遭受进一步的审讯、获得承诺的好处、避免威胁要给予的惩罚。这种犯罪嫌疑人内心并不相信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而是在外部压力下所作出的屈从的表现。一般而言，屈从是指个人的公开行为与内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刑讯与酷刑都容易造成屈从型供述，屈从型供述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各国的法律及有些国际准则都对刑讯与酷刑作出了禁止。在讯问中，有些警察圈套也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出现屈从供述。如何避免出现屈从供述是侦查人员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

5.3.1.3 强迫—内化型供述

在强迫—内化型假供中，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不仅作出了供认，而且逐渐真的相信自己有罪。因为侦查人员的讯问会引起犯罪嫌疑人高度应激的体验，这种体验会引起多种反应，包括高度易受暗示性状态，在受暗示性状态下，真实发生的事件与谈话内容的事件容易产生混淆而难以区分。所以，在现实中出现有些犯罪嫌疑人供述认罪后被判刑了，但过了若干年又发现了真正的犯罪者。这种供述是由于记忆的混淆所致，而且非常逼真，在讯问中识别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采取诱导性的讯问容易产生这种现象，而且内化型供述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点有关。

5.3.2 讯问质量的提高

讯问质量的提高首先要有新的讯问理念，以往常常将犯罪嫌疑人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希望通过打击犯罪来消灭犯罪，这就无法保持一个良好与平和的心态。随着刑事诉讼理念中对保障人权的强调，讯问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侦查人员要改变依赖讯问来发现犯罪事实和迫使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态度，树立讯问仅仅是发现事实真相的一个渠道而已（而事实不一定就是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理念。所以，侦查人员要做到：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进行讯问；平等地对待犯罪嫌疑人（因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无辜的）。

首先应当以开放与平和的心态进行讯问。Moston等人（1992）曾观察与比较了侦查人员的两种讯问方法的效果：一是指控取向的讯问策略，在讯问每一问题之前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谴责；二是收集信息取向的讯问策略，以开放式的问题进行讯问，鼓励犯罪嫌疑人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其间没有谴责与指控。结果发现大多数的侦查人员习惯于第一种讯问方式。侦查人员采取何种讯问方式与对证据的强弱及罪行程度的知觉有关。当侦查人员知觉到有罪证据较充分而且罪行严重时就会倾向于采用指控式讯问，不愿意采用第二种讯问方式；此外，还与侦查人员的人格特点有关。发现大多数的侦查人员具有冷酷、理性与支配倾向等特征。如果内心已经假定或确信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那么仍要保持开放的讯问策略就有困难，因为这种确信的偏向会促使侦查人员去寻找、解释，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预期，客观上可能会造成对相反信息的排斥与拒绝，于是可能产生认知的偏差。为了克服这种偏差的产生，应当鼓励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允许犯罪嫌疑人有充裕的时间陈述，而且在陈述过程中不被干扰；（2）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讯问的回答；（3）避免使用令人痛苦的、令人厌恶的和支配式的讯问方式；（4）以公平与诚恳的立场来检测犯罪嫌疑人的解释；（5）不应当以是否供认来衡量讯问是否成功。平和的讯问心态是重要的，有的侦查人员在讯问中比犯罪嫌疑人更容易愤怒而导致讯问进入僵局状态。

其次，平等地讯问与有效使用策略。Pearse等人（1998）研究了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的状况，指出在一些具有较强证据的案件或比较直接的案件里，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压力是没有必要的；但他发现许多侦查人员习惯于使用增加对犯罪嫌疑人压力的方法，而对其他有效策略的运用往往不够灵活。甚至有些侦查人员不管对何种类型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都只会使用一种讯问策略，有时明显是没有效果了仍不采用其他讯问策略。所以，要提高讯问质量，侦查人员应当做到：（1）平等地对待犯罪嫌疑人，以免产生预期效应，出现认知偏差；（2）详细分析案情，减少讯问中的认知负载，使有限的认知资源集中于有效策略的使用上；（3）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个性，拟定讯问计划，制定讯问目标；（4）了解与评定犯罪嫌疑人的受暗示性程度；（5）建立良好的关系，营造宽松的气氛，可获得更多信息；（6）不要在讯问一开始就提供过多的信息，这样会削弱识破犯罪嫌疑人说谎的可能；（7）细心聆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仔细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表现，确定基线以评定供述真实性；（8）注重供述的真实性比注重供认更重要。

供述中的虚假成分难以从讯问本身中发现，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已经确认的证据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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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犯罪人特征描述

犯罪人特征描述可以当作侦查人员的一种副业，它还不是真正的科学，即使在研究较多的美国也无法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得到采纳。但对于侦查来说仍有着积极的意义，至少可以为侦查人员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时候缩小侦查范围，而且随着人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科学性也不断得到提高。我国侦查人员对犯罪人特征描述还比较陌生，应当持正确态度，不要过于夸大它的功能，也不应漠视。

6.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述

看过《沉默的羔羊》电影的人，都可能认为克拉丽斯·斯塔林（Clarice Staring）是非常了不起的，对犯罪人进行准确分类，对犯罪人的特征进行准确描述。如果侦查人员都能学会这一技术，一定能有利于对罪犯的侦查。尤其当犯罪线索较少，案件难以侦破时，侦查人员对这一技术的憧憬便尤为强烈。那么，到底什么是犯罪人特征描述呢？

犯罪人特征的起源并不清楚，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人试图识别与犯罪行为或越轨行为有联系的生理特征或心理特征。在我国的《三国演义》中曾描述，诸葛亮很早就预料魏延会造反，因为他的后脑有“反骨”。于是诸葛亮嘱咐下属，当自己死后魏延造反之时，让魏延高呼“谁敢杀我”三声。诸葛亮在死前又吩咐魏延的副将，当魏延高喊“谁敢杀我”的第三声时就迅速将其头颅割下，这一切都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恺撒》中，将恺撒描述成“有一种邪者的、渴望的眼神”，也表现了人们试图通过身体特征描述不受欢迎行为的尝试。这些或许都是虚构的，但是被称为犯罪学之父的“龙勃罗梭”在《犯罪人论》中描述的“天生犯罪人”却是有据可循的。现代的基因科学表明，可以通过基因的分析来预测人的状况。人的心理与行为或行为与心理是否存在着“决定论的规律”，如果有，人们能否发现？

6.1.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念与目标

犯罪人特征描述被看成是一种提供某些类型犯罪嫌疑人的信息的经验性尝试，是一种对行为模式、趋势和倾向进行的个人传记性简要描述。犯罪人特征描述的基本假设是，个人思维方式指导个人行为。犯罪特征描述并不提供犯罪人的具体身份。

但对犯罪人特征描述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者认为，它是指“从收集犯罪现场的信息以及从已被定罪的犯罪人身上获得的信息来推断特定犯罪人最可能特征的过程”（Graham & Crighton，1996）；有研究者（Beauregard & Proulx，2001）认为，它是“根据犯罪特征来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要个性和行为特质的技术”;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是“建立在对犯罪现场的心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的过程，用以确定最可能的犯罪嫌疑人的一般特征”（李昌钰，2002）；还有研究者（Turvey，1999）认为，它是“从物证和行为证据中对作案人的特征进行推论”（刘杰，2004）。台湾学者杨士隆（2002）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是“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资讯和策略对某一特定暴力犯罪类型进行犯罪心理痕迹检视、剖析对罪犯的辨识技术”。在美国，侦查人员更喜欢使用社会心理学特征描述（sociopsychology）的表达方式。

从上述国内外专家的界定来看，犯罪人特征描述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1）建立在某种决定论的假设之上；（2）运用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3）是一种经验性的判断与推论；（4）目的是提供犯罪分类或特征，缩小侦查范围。

下面是一个犯罪人特征的描述与犯罪人供述的对比例子：

霍姆斯是一位司法心理学家，他根据已有证据对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描述：“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正确假设，这名犯罪人尽管残暴，但是，这名犯罪人是很聪明的。他的疯狂以及谨慎都是有条理的，也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确保自己的犯罪行为不被发现。可是这个地区没有发生过这样残忍的犯罪，可以正确推测，这名犯罪人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如果他是一名流浪者，他至少是这样一个人：一到达这个地方，就会迅速离开这里的人。”

后来，这个犯罪人被抓获，他自己的陈述是：“首先，任何到过我犯罪现场的侦查人员都会立即推断，这名犯罪人具有极端的性虐待的性质。可以看到绷带标记、被害人伤口的情形，就会推测这名犯罪人并不是第一次进行性虐待的人，他在过去就残忍地进行过这样的行为，在将来也会继续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侵害行为。所以，我一般不总在一个地方作案，不断地更换地点。”

通过对犯罪人特征的描述与犯罪人供述的比较可知，犯罪人特征的描述与犯罪人的供述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由于犯罪心理的复杂性，有些犯罪是由于在特定的情境中才产生的。而且较多受心理过程影响的犯罪，可能不大适用犯罪人的特征描述。例如，伪造信用卡、抢劫银行、劫持人质等犯罪就不适合作犯罪人特征描述。已有研究指出，以下案件适合犯罪人特征描述：Graham和Crighton（2010）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研究的大部分是关于谋杀和强奸的案件，近年来也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暴力抢劫、绑架、勒索、恐怖活动和夜盗行为。Ronald（2010）等人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研究的焦点一直是在系列犯罪和性侵害方面，90%的犯罪人特征都涉及谋杀或强奸。Geberth（1996）等认为，下列八种犯罪适合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虐待、折磨的性攻击行为；摘出内脏的凶杀案件；死后深砍与肢解行为；缺乏动机的纵火案件；色欲及切断手足的谋杀案件；仪式主义的犯罪；强奸案件；恋童癖。结合我国的犯罪现象和司法实践，以下案件特别适合运用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技术：（1）凶残杀人与伤害案件；（2）性伤害案件；（3）爆炸、纵火和投毒案件；（4）抢劫案件；（5）敲诈勒索案件（刘杰，2004）。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标：Graham和Crighton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缩小嫌疑范围，以帮助侦查人员认定和逮捕犯罪人。Wrightsman和Holmes认为，目标在于缩小对具有特定行为人与人格特征的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而促使执法人员在侦查中做正确的判断，不致徒劳无功。Holmes（2009）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标主要有：（1）评估犯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心理特征，如种族、年龄、职业、宗教、婚姻状态、教育程度等，预测犯罪人未来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的地点；（2）对犯罪人的占有物进行心理学评估。比如，通过分析犯罪人持有的纪念品、照片、色情书刊、色情录像、喜好物品等来分析犯罪人的心理特征；（3）为审讯提供一些建议和对策。Boaunegard和Proulx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标主要有：（1）犯罪人特征描述能对犯罪人进行心理上和行为上的评估，因此能帮助预测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和身份（年龄、性别、种族、工作、社会地位、宗教和教育程度），而且帮助认定是哪类犯罪人实施了这起犯罪行为；（2）在讯问中提供有益的帮助，帮助警方对嫌疑人采取最好的讯问方式和最佳的态度；（3）减少嫌疑人数量，帮助制定侦查措施和预防犯罪。一般而言，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标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1）勾勒出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及社会性特征（如种族、年龄、职业、宗教、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和心理特征（如兴趣、智商、性格、气质、心理健康等），确定侦查范围，尽早破获案件；（2）从犯罪现场提取犯罪人的“行为证据”（如犯罪惯技、犯罪标记等），为串并案件和犯罪现场重建提供心理学依据；（3）掌握犯罪人心理特征，为审讯提供心理学对策。

犯罪心理学家通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犯罪现场，能够识别和解释犯罪现场的一些证据，从而提供有关犯罪人的人格类型的线索。所以，Geberth（1990）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目的就是：向侦查人员提供未知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帮助逮捕犯罪嫌疑人。

6.1.2 侦查中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两种取向

6.1.2.1 对犯罪人共同特征的描述

犯罪人特征描述主要是寻找实施了类似犯罪的犯罪人之间在人格、背景和行为方面的一致性。例如，寻找强奸犯们有哪些类似的人格？大量的犯罪人特征描述揭示了某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大容易预测到的，例如，“典型杀人犯”往往是来自下层社会经济群体，教育和职业方面不成功，他们的母亲往往适应不良，典型杀人犯本人在童年时代经历过心理挫折和身体虐待。杀人犯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不大容易被人们认识。在进行特征描述时，主要有两类思路：一是犯罪人的早期经历；二是考察犯罪人的人格特征。

1.犯罪人的早期经历

熟悉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早期经历对人格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当人们尝试用许多方法解决犯罪人之间在背景方面的一致性问题时，精神分析的理论为之提供了一个范式。Murphy（1992）研究（1992）指出，大量的临床经验表明，遭受过性侵害的历史，是性犯罪人背景中一个突出的因素。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组也曾统计了41名（每个都有10次或以上的强奸经历）强奸犯，发现其中的31名在童年时期受到过性虐待。当然这些证据的获得大多是在西方社会，由于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不能简单类推。但是，在刑事侦查中，通过对犯罪情况进行分析来描述犯罪人的早期经历仍具有重要意义。

确实，许多犯罪人在童年期都存在不良的经历，这种不良的经历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于是进一步影响人的外部行为。Doge，Bates和Penttit的一个纵向研究（1990）表明，敌意归因可以预测儿童以后的敌意行为。还有研究（Shaffer，2000）表明，攻击性、社交上被拒绝的儿童归因方式与社交上受欢迎的儿童不同。被拒绝的、攻击性儿童比受欢迎儿童更倾向于对社交失败作外部的、不可控归因，而不是内部的、可控制归因。此外，攻击性儿童会过分夸大自己对积极交往结果所起的作用。当事人的自我归因对当事人的下一个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事人对自己在社交中的成败的不同归因会影响当事人的下一次交往行为。已有研究结果（周宗奎&林崇德，1998;潘佳雁，2002）表明，那些标定为攻击性的、行为异常的人对大多数的社会提示（刺激）都较少注意，但对攻击性的社会提示（刺激）却有较多的注意；他们更倾向于对他人的意向作敌对的解释；他们对特定的情景产生可供选择的反应也较少，而且更具冲动性，对攻击性的反应也予以更多的肯定性评价。尽管攻击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倾向，但它的表达取决于个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什么是令人讨厌的或唤起愤怒，同时也取决于个人的哪些应付策略在冲突情境中是可用的，所以个体对情境的社会认知会影响个体是否采取攻击的策略。正像研究者（Schwartz，Chaang，& Farver，2001）Matza所提出的，青少年犯具有“否认责任”的特点；Blackbum（2000）也提到：“攻击者显示出在明确的情境中不能准确地解释同伴意图的倾向，并且在有消极结果的含糊不清的人际情境中，对敌对意图的认识方面有偏向。这反映在对信息的快速反应和对信息社会线索的选择性注意上，表明对恶意认识有偏见性的预期。”（Blackburn，2000）Heider（1958）指出：“在冲突中，人们对他人的知觉常常根据其行为，而忽略行为发生的环境，并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其内在个性倾向，而不是归因于情景因素”，即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行为”吞没“场”，通俗的意思是指人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产生原因是由于其本性不良，而非特定情景所致，即不容易设身处地为他人的行为作出解释。研究者也考察了暴力犯罪人的责任归因，提出攻击性个人有着将原因或责任归于他人的倾向性偏差，这种倾向会促进攻击性行为（Farrell & Sullivan，2001）。这些研究说明：早期经历会影响犯罪人的内部认知并对犯罪人激起攻击行为有促进作用。

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这种关系简单化。犯罪人有着不良的早期经历，并不意味着有不良早期经历的人必然会成为犯罪人。在现实中存在着绝大多数的人，在童年期遭受过各种侵害的儿童长大成人后，都没有成为犯罪人。

2.通过心理测验进行犯罪人的特征描述

在心理学中，寻找共同特征的常用方法就是使用心理量表（人格量表）对犯罪人类型进行心理学特征描述。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与多相性调查问卷是常用的人格量表，而且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以往研究在攻击型与性犯罪方面较多。已有研究指出，犯罪人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的分量表4上得分较高，分量表4是用来测量精神病态异常的。结果显示，犯罪人具有反抗性、冲动性、自我中心、挑战权威等特征。Quinsey（1980）对儿童性骚扰者、强奸犯、杀人犯、纵火犯等人进行MMPI的测试，发现这些人在分量表4与分量表8（精神分裂症）上得分都较高。另有研究指出，监狱里的犯人与精神病人在分量表4上得分较高，或者在量表4和量表8或量表9（躁狂量表）上的得分都较高。另一个常用的量表是Nichols与Molinder在1984年为了评价性犯罪人而发展起来的。Clark等人（1993）研究了30名先否认自己是儿童性骚扰者，后来又承认自己是儿童性骚扰者的男子。结果表明，儿童骚扰者在L量表（即说谎量表）上的得分可以区别否认进行了这种犯罪的犯罪人和承认进行了这种犯罪的犯罪人。

6.1.2.2 根据犯罪现场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

1978年美国FBI成立犯罪行为部，重点研究犯罪行为背后的犯罪人个性和犯罪动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与实施了性谋杀的系列杀人犯访谈以了解他们如何防止被捕。他们收集的信息主要涉及犯罪行为惯技、犯罪现场特征和相关的谋杀犯个性方面的特征。他们基于犯罪惯技和犯罪人个性提出了一种分类方法，即“有组织力与无组织力”的二分法。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外表特征、职业、住所、生活状况、犯罪记录等方面对有组织力的犯罪人与无组织力的犯罪人作了区分。

有组织力犯罪人更有可能：（1）有计划性，（2）使用约束措施，（3）重视利用操纵技术或者威胁手段控制被害人，（4）使用犯罪工具。

无组织力犯罪人更有可能：（1）在犯罪现场遗留作案工具，（2）重新安置尸体，（3）保存尸体，（4）不使用交通工具。

Douglas和Munn（1992）区分了犯罪人的惯用作案手法或标准程序与犯罪人的“识别标志”。一名夜盗犯罪人开始的几次犯罪都是通过打破地下室的窗户开始，然后进入到房间中。但是他认识到进房的响声可能被别人发现，因此，在后来的行为中，他就携带切割玻璃的工具，并精心设计了自己的惯用作案，以便降低被抓获的风险。其实，犯罪人的识别标志正反映了犯罪行为独特的、个人化的行为表现。例如，一名强奸犯可能经常按照相同的顺序与其被害人进行性活动，这也反映了“识别标志”仍然是每个犯罪人不变的和持久的组成部分，一般比较稳定而不轻易改变。

Douglas对犯罪人的惯用作案手法与识别标志之间的区别作了以下描述：

惯用作案手法就是犯罪人为了完成犯罪而必须做的事情。它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行为，并且随着犯罪人越来越顺利地实施犯罪而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例如，一个银行抢劫犯的共犯在进行了一两次犯罪之后可能认识到，在实施抢劫期间，他应当让供逃跑使用的汽车的引擎开着。这就是惯用作案手法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识别标志则是犯罪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必须做的事情。识别标志不是为了成功地完成犯罪而必须做的事情，但是，识别标志首先是他实施特定犯罪的理由。

Douglas介绍了两个典型的案例来说明这一区分。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两起抢劫银行的案件，但都发生一个相同的现象，就是在抢劫过程中都让银行的职员脱光衣服，直到抢劫者离开银行，职员们才能穿衣服。但稍有不同的是，在其中一个案件中，抢劫犯还逼迫银行职员们摆出一种有辱人格的性姿态，然后对他（她）们进行拍照。

Douglas认为，第一个案件是惯用作案手法的一个例子，第二个案件则是识别标志的一个案例。在第一个案例中，抢劫犯让银行职员都脱光衣服，使他们感到不适和窘迫，这样他们就不会看抢劫犯的相貌，这对于抢劫者来说是有利的。而且，一旦抢劫者逃跑了，银行职员就会在报警之前想到自己还光着身子，因此就会先穿好衣服后再报警。这对于犯罪人实现从银行中抢劫的目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第二个案例的抢劫者对银行职员进行拍照，与抢劫目标的关系甚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拍照的举动还会影响到抢劫者的逃跑速度，更容易被抓获。因此，对于抢劫者来说，这种举动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情绪满足才做的事情。这就是识别标志——那名犯罪人所特有的现象。

6.2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方法与程序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犯罪现场提出关于犯罪人类型的假设，然后寻找具有那些特征的具体的人。犯罪人特征描述有着大量的逻辑推理的内容。行为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但是，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专家更关注常人不易觉察的细节。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说过，“或许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得能够看见别人忽略的那些东西”。在《歪嘴男人》中，对福尔摩斯的挑战是：确定一个消失的丈夫的状况。在一封信中显露了一个线索：

福尔摩斯：我也看到，在这个信封上写地址的任何人，都必须去寻找这个地址。

圣克莱尔夫人：何以见得？

福尔摩斯：你看，姓名用纯黑墨水书写，墨水已经干了。其余的是用浅灰色墨水书写的，这表明，使用了吸墨水纸。如果信封是一口气写成的，然后用吸墨水纸吸干，那么，就不会有深黑色的洇迹。这名男子先写了姓名，停顿了一段时间后，再写地址，这只能意味着，他不熟悉地址。这一结论不是一般人所能获得的。

所以，犯罪人特征描述主要就是对信息的组织、解释或者侦查性理解，并提出假设性的意见。犯罪人特征描述是要求很高的一项技术，吸引许多从事司法心理学的人去研究。已有研究总结了一些规律与方法。

6.2.1 犯罪现场分析法

1978年美国FBI成立犯罪行为部（BSU），FBI在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时主要有以下六个阶段：

（1）信息输入阶段

即搜集所有的证据，包括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如血迹、物品等）和一切源自犯罪现场的证据（如照片、调查记录、测量结果等）。

（2）决策过程模型

将前述犯罪信息加以分析，区分成各种类型和问题。比如，这起案件是否是系列案件的一部分、被害人具有哪些共同的特征等。

（3）犯罪评估

将犯罪现场的证据组织起来，重建犯罪现场，侦查人员判断犯罪实施的过程、在犯罪情境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过程，以及犯罪工具的使用顺序等。

（4）犯罪人特征描述阶段

结合前三步的工作并深入考虑犯罪人的动机、体态特征以及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对犯罪人进行描述。具体分为5个步骤：（a）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和过去实施过类似犯罪的犯罪人类型进行综合研究；（b）仔细分析犯罪现场；（c）深入考察一名或多名被害人的背景和活动；（d）描述卷入犯罪的各方行为人可能具有的动机因素；（e）根据犯罪现场和过去的犯罪人行为的明显特征，对作案人进行描述。侦查人员利用这些信息决定对犯罪人最佳的审讯策略。

（5）犯罪侦查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书面报告以及带有数据的结论在这一阶段交给侦查人员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如果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和出现了新的信息就要重新进行特征描述与分类。

（6）抓捕阶段

在确定嫌疑人之后，嫌疑人被讯问、搜查、与特征描述结论比照等。如果侦查人员相信嫌疑人就是作案人的话，就会获取对嫌疑人的逮捕令。

例如，血迹的模式可以提示很多信息。枪弹的力量可以使血迹喷溅得比钝器伤更远；被害人在什么地方倒下，是否试图爬起来；杀人犯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在哪里开的枪等信息。以下是Douglas通过现场描述法所作的特征描述：

例1 被害人是一个顺从的、听话的、屈从的人，但是犯罪现场显示她的身体遭受了折磨。

特征描述：这名犯罪人是为了折磨她才对她施加痛苦的，这可能正是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满足的内容。于是推测犯罪人与她有仇恨或犯罪人是一个虐待狂。

例2 侦查人员发现一些人单独地被杀死在人迹罕见的山中步行小路上，每个被害人都是在背后遭受袭击的。

特征描述：Douglas告诉侦查人员，这名杀人犯有口吃的毛病。他分析道：“在隐蔽处，他不可能与任何人接触；被害人不是从人群中接近的，也不是被哄骗与他在一起的；他觉得甚至在偏僻的地方，也必须进行闪电式袭击——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我，我们寻找的人应该有这样一种特征：感到自己笨拙或羞怯。制服一名不会起疑心的被害人，并且能够支配和控制她，就是犯罪人克服缺陷的方式”。当最后犯罪人被抓获并供述的时候，人们发现犯罪人真的有严重的口吃。

6.2.2 行为证据分析法

Brent Turvey是一名司法科学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私人心理特征描述专家。他提出“行为证据分析法”，强调心理特征描述必须根据现场的各种证据，通过证据进行行为分析，进而进行特征描述。Turvey（1999）提出了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行为证据分析，认为演绎犯罪人特征要从下面四个方面入手：

（1）刑事和行为证据分析

在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之前，必须根据所有的物证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刑事分析以确保所分析的受害人和作案人行为及犯罪现场特征的完整性。

（2）被害人研究

被害人研究是对被害人特点的全面研究分析：了解被害人的所有信息，并根据被害人的特点推断出作案人的动机、惯技及作案人幻想行为的决意等。被害人研究的部分内容是风险评估。犯罪人特征描述专家不仅要评估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风险系数，而且也对被害人遭受袭击时的风险系数及作案人对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风险系数进行评估。

（3）犯罪现场特征

犯罪现场特征涉及现场进入方式、攻击方式、对被害人的控制方法、场所类型、性行为的种类和顺序，器械的使用、言语活动及案件准备行为等。犯罪现场特征可以从刑事证据和被害人研究当中明确地找到。一个作案人的犯罪现场特征能推断出作案人的精神状态、计划、幻想和动机，这将帮助犯罪人特征描述人员区分出作案人的惯技行为和标记行为。

（4）犯罪人特征

这是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最后一步，即在前三步的基础上推断犯罪人的行为特点和个性特征。犯罪人的特征主要有：种族、职业、婚姻状况、特殊技能、犯罪经历、体态特征等。Turvey认为，在犯罪人特征描述中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来分析行为证据。这种科学方法的步骤是：（a）详细说明问题为调查一个特殊案例，评估已知的刑事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和确认已知的犯罪现场特征；（b）收集相关信息，确定需要收集、分析或检验什么更详细的证据和信息来恰当地报告刑事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和犯罪现场特征；（c）形成一个工作假设或解释工作假设或解释其中包含关于已知物证、已知被害人研究、已知行为模型（即惯技和标记行为）、潜在动机和个性特征的信息，把工作假设或解释当作一种调查工具来利用，将有助于说明为完成最后的特征描述还需要什么更多信息；（d）通过实验来验证假设当新发现的案件特征和随后的案件分析被证明有效时，要对获取到的物证和行为证据进行全面分析和解释来重新评定犯罪人特征并重新估计犯罪人特征，挑出刑事科学家的合适见解和观点来解释任何被怀疑的地方；（e）解释结论。根据新发现的案件证据来解释犯罪人特征的有效性，抛弃没有物证和行为证据支持的任何犯罪人特征而保留其余的特征；（f）提取结论和按照需要修改假设，寻找表现犯罪人特征的行为模型。

这些行为模型包含心理的、情感的、个性的及社会关系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从物证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和犯罪现场特征中发现的模型汇集当中推论出来的。这些行为模型组成未知犯罪人特征描述。特征描述中的任何要素应该是根据行为证据可论证的汇集得出的。

Turvey认为，行为证据分析有两个独立但重要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根据不同的目标和顺序决定的。一个阶段是调查阶段，指嫌疑人被逮捕以前；另一个是审判阶段，指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期间。（1）调查阶段。犯罪人特征的调查阶段通常涉及借助已知案例来对未知凶手模型的行为证据分析。调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一是在案件调查中排查嫌疑人，缩小搜索犯罪范围，并帮助警察确立对哪些嫌疑人优先展开调查；二是通过确认犯罪现场证据和行为模式（惯技和标记等）来串并可能有关联的案件；三是对厌恶的犯罪行为逐步升级到更暴力或血腥犯罪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四是为调查人员提供一些与调查相关的指导方针和策略。五是对被追踪和未被追踪的嫌疑人保持全面调查。（2）审判阶段。犯罪人特征描述的审判阶段包括对有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时是被认定的被告人）的已知案件的行为证据分析，这种情况发生在聆讯和审判（审判的定罪、判刑和/或上诉阶段都是使用犯罪人特征描述技术的合适阶段）的准备过程。审判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一是在一起特殊案件的物证种类和价值评估过程中能有所帮助；二是在提高访谈或讯问策略的过程中有所帮助；三是帮助看清楚凶手的幻想和动机；四是帮助看清楚凶手在作案前、作案中和作案后（即作案计划、懊悔的证据、准备行为等）的思想状态；五是通过检验惯技和标记行为来帮助说明与犯罪现场有关的一些问题。

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心理学原理为基础，主要进行的是演绎式的推理。

举例：对于责任判断的特征描述。

Weiner（2004）认为有两个责任推断序列，一是内在的和个人可以控制的——责任；二是内在的但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无责任。不同的责任推断会激活相应的不同的情绪反应，如生气伴随着他人对某种消极状态负有责任的知觉而产生，而同情产生于他人对其不幸的情形没有责任。在事件知觉之后，责任判断过程的第一步涉及引起事件的原因主要在于个人（即内在的）还是情景，只有原因属于个人时才可能认为个人负有责任，进入责任推断序列。Weiner认为责任判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判断原因是定位于个人还是情境（非个人原因）。如果是情境的原因，那么责任判断过程停止；如果是个人的原因，那么过程继续。进入第二阶段，既然是个人原因，就要决定原因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原因不可以控制，那么，过程再次停止；如果原因可以控制，那么，就要决定责任是否具有缓和因素。再进入第三阶段，如果那里具有缓和事件责任的情境，那么责任得到减轻或不予追究；倘若那里没有缓和的因素，那么，就会从先前觉察到的与个人原因和控制性原因相联系的事件中得出应负责任的推断。

知道了以上规律就可以推断人们的行为表现：

例如，人们看到一个醉汉和一个病人分别跌倒在地铁站里，人们会如何表现呢？从以上的模式就可以获悉：其跌倒的原因并评定这个原因的可控程度、人们的同情或厌恶的情感以及人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6.3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与提高

许多人对犯罪人的认识具有刻板印象和简单化假设，这在犯罪人特征描述中应当加以克服。例如，一般人认为，银行抢劫犯大多智商较高，具有一定技术，而且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与修养。而实际上，大多数的银行抢劫者是年轻的、冲动的、经历过个人危机；许多人认为，贪污犯罪人大多是年龄较大，具有一定的信任度，而实际也并非如此。所以，在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时既要合理利用已有的经验，又要避免因经验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与简单化假设。

6.3.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

6.3.1.1 对犯罪现场分析法的评估

犯罪现场分析法即通过分析犯罪现场的事物或曾在现场的人大脑中关于犯罪的印象所反映出的罪犯心理状况，描述罪犯的行为特征，重建犯罪现场，并将许多特征拼凑合成出罪犯人的特征与分类。描述内容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智商、居住地、个性特点、作案动机、行为特征、潜逃地点等。在美国，这种描绘主要用于凶杀案中，其程序与方法可概括为“两种描绘、三条途径和三种内容”。“两种描绘”，一指计算机描绘。其程序为：资料输入—分析研判—罪犯评估—罪犯描绘—调查—逮捕。二是人工描绘。主要通过研究犯罪行为，进而推测犯罪者个性。“三条途径”指分析犯罪现场、分析受害方和分析作案人。“三种内容”即主要通过对犯罪的计划与准备、付诸行动及案后行为三个阶段状况的分析，描绘出罪犯特征。鉴于任何类型的故意犯罪都是受罪犯心理支配的行为，我们可以在不断总结规律的基础上，将该方法运用于各类案件的现场勘查中。依据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理论，罪犯在现场留下心理痕迹的过程一般是：犯罪人—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现场事物或人—现场痕迹与当事人印象。相应地，对这种痕迹的提取程序是：侦查员—现场—现场物品或有关人—痕迹或印象—犯罪行为中的主观心态—罪犯心理特征。由此，可将现场心理痕迹检验的方法顺序概括为：收集现场资料—单项分析—综合分析（进行“犯罪再现”）—得出心理痕迹检验结论—调查验证。在侵犯人身案件中，现场心理特征描述的程序是：现场勘查—对受害人进行检验人身与社会关系调查—访问知情人—综合物质检验结果与心理检验判断—再现犯罪—罪犯人特征描述；在一般案件中这种检验则表现为：现场物质痕迹分析—心理痕迹分析—再现犯罪—犯罪人特征描述。

犯罪现场会留下犯罪心理痕迹，犯罪心理痕迹是对有关犯罪事实、犯罪物证的心理再现。它既包括对作案人的体貌、言语、行为过程的感知和记忆，也包括对与犯罪有关的各种现象、状况（如火光、声响、气味）以及已消失的实物痕迹的感知和记忆。印象痕迹同样能反映作案人的犯罪心理，也经常是犯罪心理痕迹的载体。当印象痕迹包含反映作案人犯罪心理的信息时，这些印象痕迹可称为印象痕迹型犯罪心理痕迹。例如，在一起强奸抢劫案中，被害人陈述：半夜2时左右，我听到阳台上有响动，就伸手去把电灯拉亮。突然一个蒙面人扑了过来，用被子蒙住我的头，伸手就去拉我的短裤……我感到他是戴着手套的……根据上述印象痕迹，结合现场环境及实物痕迹，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犯罪心理进行了特征描述：作案人作案从容不迫，自信度高，有一定的犯罪经历和反侦查经验，对当地环境相当熟悉。据此，很快查明系本村某刑满释放人员所为。

犯罪人特征描述技术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犯罪人特征描述趋于完善的标志。从宏观上看，应根据较长期的系统研究确定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技术指标体系，并以此指导侦查工作。例如，美国FBI的行为科学专家经过长年的调查研究，发现男性青少年初次暴力犯罪的侵害对象往往是老年妇人，从心理上分析是因为其对自己的犯罪能力尚缺乏信心，所以选择年老体弱的老年妇人作为侵害对象进行试验性犯罪。因此，当发生老年妇人被害案件时，现场附近有劣迹的青少年便往往会被纳入侦查视线。我国目前尚没有这样的技术指标，也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技术指标，因为国情不同，国人的心理倾向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研究工作，尽快建立起我国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技术指标体系。FBI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专门立项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研究，取得初步研究成果后又长期不懈继续探索，目前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在诸如亚特兰大系列杀童案、安克拉治系列残害妓女案等一大批重大案件中，犯罪人特征描述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正确的犯罪嫌疑人范围，甚至精确的犯罪嫌疑人特征，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兵役、职业、智商、教育程度、犯罪记录、性格、交通工具颜色、问话形式等各个方面。而在旧金山的“林径杀手”（Trailside killer）等案中，FBI的行为科学专家甚至告诉警官“凶手具有口吃的特征”，为及时抓获杀人凶手提供了重大的技术支持。

6.3.1.2 对刑事和行为证据分析法的评估

犯罪人特征描述理论来源是行为主义和法庭科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主要包括条件反射和学习理论。其中，对犯罪人特征描述理论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Watson的学习理论。Watson认为，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学习的结果，而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习得的，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某些简单可见的反射作用，正是这些简单的反射作用构成了他的整个行为的遗传特征；人的行为从偶然到必然，从随机到有序，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根据行为主义原理，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实际是在其面临刺激时的一种行为模式，这种行为反应具有个性化与稳定性特征。根据其犯罪行为的外部反应现象特征，就可能刻画犯罪人的个人条件。犯罪人特征描述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目前的观点看当时的犯罪人特征描述属于归纳式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与法庭科学原理运用的密切配合，在犯罪重建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演绎式的犯罪人特征描述。两种犯罪人特征描述在逻辑过程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构成其各具特色的方法论内容。而刑事和行为证据分析法主要依赖演绎推理。

演绎式犯罪人特征描述认为，犯罪重建构成犯罪人特征描述的基础。犯罪重建重在解决“发生了什么”以及“它是怎样发生的”等涉及犯罪行为过程的问题，而犯罪人特征描述则以此为前提，重在回答隐藏在行为过程及其特征背后的犯罪动机和罪犯的人格特征，即“犯罪为什么会发生”和“是什么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问题。犯罪人特征描述只有在对犯罪过程进行准确、全面重建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效进行。否则，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结论就会因为缺少客观的事实前提而丧失价值。特威（2005）将演绎式犯罪人特征描述定义为“通过对包括诸如犯罪现场照片、验尸报告、尸体照片和犯罪人与被害人冲突关系的法庭科学证据的研究，准确地重建犯罪人在犯罪现场的行为痕迹，并根据这些特定的、个别化的行为痕迹，对犯罪人的个性特征、自然特征、情绪情感特征及动机特征进行推断。”演绎式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理论假设包括：（1）无动机则无行为；（2）每一罪行都应被视为具有独特的行为方式或犯罪动机；（3）同类犯罪之间的不同犯罪者常常具有不同的动机与行为；（4）由于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影响，所有人的行为的形成都具有个性；（5）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犯罪行为的反复实施，特定犯罪者的犯罪手法也会不断变化。

以上述理论假设为前提，并依据特定资料来源并遵循与之适应的分析思路，就可以进行演绎式的推论：（1）根据行为证据进行的推论。在着手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工作之前，必须将现场采集的证据资料进行检验、分析。依据证据所揭示的事实，才能确保特征描述工作中对犯罪行为和犯罪现场特征所进行的分析具有全面性，不能基于假设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2）根据犯罪现场特征进行的推论。根据对各种刑事报告、科学证据以及所有证据记录文件的分析，揭示出犯罪发生时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现场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系列犯罪案件中，如系列强奸案件、系列凶杀案件，随着这些资料的不断补充、确定，犯罪现场的特征也会被固定下来。而在单一犯罪或多重犯罪案件中，犯罪现场特征有助于推断出罪犯的动机、犯罪手法和签名式犯罪行为的目的。（3）根据犯罪人——被害人关系研究进行的推论。在某次犯罪或犯罪人经历的所有犯罪中，通过犯罪人所选择的被害人的特征，可以引导侦查人员对犯罪者的动机、犯罪手法及签名式犯罪行为进行适当的推理。演绎式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一大特点就是通过犯罪手法和识别标志行为来推断其人格特征。犯罪手法又称犯罪的方法、模式，是一种习惯性的、经学习而形成的行为。随着犯罪经验的增加，犯罪手法也会发生变化。犯罪手法只包括那些实施犯罪所必要的行为。识别标志行为又称仪式性行为，包括选择性行为与多余行为。选择性行为是指在诸多可供选择的犯罪方式中选择符合其人格特点的行为。例如，对作案时间、地点、作案工具和犯罪对象的选择，在不同案件中对同一犯罪顺序的选择，以特定的方式处理尸体和现场，等等。多余行为则是指那些实施犯罪所不需要的行为，最典型的当属变态行为。这些行为与其人格特点和犯罪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犯罪学家普遍认为，识别标志行为与其独特的人格幻想有关。如同个人签名的唯一性特征一样，签名式行为也具有高度的个性化，从而使犯罪人在现场的行为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性质。对犯罪手法和识别标志式犯罪行为的研究在犯罪分析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归纳式犯罪人特征描述比较，演绎式犯罪人特征描述具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逻辑思路是从一般到个别，即依据一般的法庭科学理论对犯罪现场的个别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依赖于过去案件的统计分析来确定现实案件的特征。二是注重现实案件的“个性”，包括犯罪现场的个性和犯罪人的个人特征，这些个性或特征是其他同类案件所不具备的特殊之处。三是注重对犯罪主观特征，尤其是对犯罪动机和犯罪人格的分析，以犯罪动机为切入口，掌握犯罪者的全面的个人特征。四是可以随着犯罪的重复发生和调查过程的深入而不断进行分析资料的补充，并对犯罪人特征描述的结果不断修正、完善，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并趋于具体化。而真实、具体的犯罪人特征描述结论，能有效地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并使侦查工作更加容易。以演绎论的思维形式所推动的犯罪人特征描述虽然具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不可否认，它并不能代替全面的犯罪分析。归纳式犯罪人特征描述局限性较大，但其根据一定的犯罪规律进行犯罪预测和犯罪分析的思想恰恰是前者所缺乏的。对犯罪现场和犯罪行为的共性的认识尽管对勾勒一名犯罪者的具体人身特征帮助不大，但却有助于形成种类型的或一般性的人身特征。

6.3.2 犯罪人特征描述效果的提高

虽然犯罪人特征描述可以使侦查人员找到新的侦查方向，但不应把特征描述作为解决犯罪案件的唯一途径。犯罪人特征描述毕竟是一个假设，在实践中这种假设并非都是正确的，所以侦查人员的思维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固执于某一特征描述的结论。

6.3.2.1 选择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案件与时机

人具有个体差异，不是所有杀人犯都是相似的。Wolfgang等人研究（1967）指出，杀人行为有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有预谋、有计划和有理智的杀人；二是激情冲动下的杀人或杀害致死，这是没有预谋的杀人。在犯罪人实施了有计划的犯罪中，以及犯罪人有某种精神病态的案件中，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可能效果更好。一个有异常行为模式的人，会有更多的识别标志性动作，在其行为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模式。因此，行为发生地会留下更多异常的线索。为了使特征描述获得成功，很有必要揭示犯罪人的人格或识别标志。

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系列犯罪、纵火犯、爆炸犯等比较适合做犯罪人特征描述，而且已有研究建立了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价指标。

6.3.2.2 合理平衡犯罪人特征描述所存在的缺陷

犯罪人特征描述存在着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假设一定范围内的犯罪人具有相同的人格特征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没有这一假设前提，犯罪人特征描述将无法存在，因为犯罪人特征描述从本质上是提供一种分类。尤其是在犯罪人特征描述中使用一些心理量表（如MMPI），所揭示的往往是犯罪人的人格都是相同的，而且利用心理测试的报告具有过多的相似性。这一假设还暗含了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总追求从犯罪人特征描述中获得更多的、更具体的信息。例如，Gebrth（1990）对有组织力的犯罪人的一般特征作出如下评价：（1）年龄，这类犯罪人的年龄大体上与被害人相当；（2）婚姻状况，已婚往往与伴侣在一起或者与某一妇女有着重要关系；（3）汽车，拥有中档汽车，汽车颜色可能是黑色的，保养良好。他通过研究指出，夸大这种分类作用是很危险的。经过以上分析可知，这里就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犯罪人特征描述具有相同的人格（一定范围）与犯罪人本身的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二是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模糊性与侦查人员的期望（获得具体、清晰的描述）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缺陷是，具有所描述特征的人是多数的，而实际案件中的犯罪人只有一个或几个（即圈定的侦查范围往往过大）。例如，美国的毒品强制管理局对毒品走私犯的特征描述，是黑皮肤的少数民族人。于是警察往往截住少数民族群体的无辜者，对他们进行搜查。有一次还拘留所谓的走私潜犯人数达600人，最后却只有其中的十人是应当被捕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即案件中的犯罪人数量的特定性与符合描述特征的不特定的多数人之间的矛盾。

所以，不应当过于夸大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作用，而应当将犯罪人特征描述与其他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将犯罪人留下的心理痕迹与物质痕迹结合起来，综合地确定侦查范围。而且侦查人员还应当具有概率性的思维方式。

正如Holmes（1996）认为，犯罪人特征描述现在还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优秀的犯罪人特征描述专家发展了一种或几种类型犯罪的直觉，因此，这反映了对某种艺术的直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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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司法决策

法律决策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审判人员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作出司法裁决最终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结果。法庭审理是司法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在完成了案件相关的事实确认之后，在民事诉讼中，司法决策者需要依据法律解决民事纠纷；而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决策者需要依法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判刑，给予何种刑事处罚。那么，司法决策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呢？司法决策过程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近期，学者对司法决策的心理机制兴趣渐增，有关司法决策的认知及神经机制的研究也日益丰富。[1]

[1] 本章节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440046）的资助和支持。

7.1 司法决策的理论模型

很长时间以来，在法律界法律推理的功效被无限放大，甚至有学者认为法律裁判形成的过程就是法律推理过程。随着对司法过程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实际裁判的形成过程并非是单纯依靠逻辑推理来完成的（李安，2007）。有学者指出：“自有法律以来，所有的法官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判断和一个具体事实判断推出另外一个具体的规范判断，都是以一种跳跃的、直觉式的思维方式完成的”（张继成，2003）。

7.1.1 司法决策的理性模型

7.1.1.1 基于逻辑推理的形式主义

在判决书中，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种印象，裁判结论是基于法律规定演绎推导出来的，并且结论是唯一正确的。与此同时，这种印象也符合社会公众以及法官的普遍期望，即希望法律审理是一个论证严谨和富于理性的过程，以此来保证司法审判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哈佛法学院的首任院长Langdell提出“法律的逻辑神学”。在他看来，法律是一门科学，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原理或规则基础上的逻辑自足的规则体系，而司法裁判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逻辑演绎过程。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律原理，并进行逻辑推理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根本（Haack，2007； Langdell，1871）。Langdell对法律过程中理性的推崇，使其成为传统法律形式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法律形式主义认为，司法决策是一种对法律进行文本解读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过程是法律推理，即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条文为大前提，而案件中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法官根据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最后作出司法判决的结果（Leiter，2005）。

按照法律形式主义的理解，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演绎推理过程（如图7.1）。而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演绎推理过程也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逻辑证明的过程，所使用的推论规则存储于某种心理逻辑体系当中（杨群，邱江，&张庆林，2009）。根据形式主义的观点，法律裁判思维作为一种常见的推理形式，其本质是一个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反映过程，目的是为了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无论由谁作为决策者，只要使用法律推理的思维过程，最后裁决的结果都将是确定的。

图7.1 形式主义的裁判思路

法律形式主义对纯逻辑理性的追求和推崇在19世纪的英美法学中达到顶峰，但学者们很快发现，这种视法律思维为纯客观的机械过程，视法官为纯理性的机器人的观点既不能对相关的司法实证研究作出解释，也不能对实际的司法实践活动作出有效预测。

7.1.1.2 基于概率统计的贝叶斯模型

在法律形式主义看来，法律的事实总是确定的。但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决策者对案件相关的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此时，决策者可能需要借助概率推算来作出法律裁定，而贝叶斯概率模型是目前司法决策的概率模型中最具影响力的（Levett，Danielsen，Kovera，& Cutler，2005）。贝叶斯法是概率论中的一个规范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利用新的信息来调整以往的信念，它的基本表达式为：

其中P（A|B）是在B发生的情况下A发生的可能性，P（B|A）是在A发生的情况下B发生的可能性，P（A）是A独立于B发生的概率，也称A发生的先验概率，P（B）是B独立于A发生的概率，也称B的先验概率（Pearl，2000）。

根据贝叶斯模型，在庭审的开始阶段，司法人员会对被告是否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进行初步的概率判断，而随着庭审的进一步开展，陪审团会把每个证据视作一个信息单元，然后赋予每个信息单元可能发生的概率，并且结合最初信念的概率，依据贝叶斯法则，随时更新和调整被告可能犯罪的概率。最后，他们会把调整后的有罪概率判断和他们的定罪临界值进行比较，如果超过了临界值，便会作出有罪判断，否则会作出无罪判断（万应君，2010）。

例如，在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后，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不肯承认，给案件的审理过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假定根据嫌疑人和受害者的陈述，司法决策者认为嫌疑人有45%的可能性实施盗窃行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一名证人作证，亲眼目睹嫌疑人进入被害人房间。而根据司法人员的调查，该证人在嫌疑人确实实施入室抢劫时，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的可能性为70%，而无论嫌疑人是否实施抢劫行为，也有40%的可能性向司法机关作证。那么，依据贝叶斯法则，当掌握了该证人的证言后，嫌疑人实施扒窃的可能性为：P=0.45*0.7/0.4=0.78。即当掌握了证人的新信息后，司法人员应当将原有定罪的概率从45%调整到78%。

尽管贝叶斯法则作为一种理性工具，对于解决案件证据和事实认定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并没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明司法人员实际决策过程中确实遵循贝叶斯法则。

7.1.2 司法决策的直觉模型

7.1.2.1 基于直觉的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所提倡的理性法律思维固然重要，但是，无视法律裁判过程中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的做法本身并不客观。为此，20世纪以来，法律形式主义受到了大范围的批评和质疑，法学家开始关注法律规则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司法裁决的可能影响，法律现实主义也随之兴起。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看来，法官并不是规则主导的机器，他们的个性、偏见和直觉经验都对裁判结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图7.2）（李安，2007）。

图7.2 法律现实主义的裁判思路

事实上，诸多长期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律工作者都发现，很多法律裁决都是基于不确定的事实，模糊的法律规则或者不充分的逻辑（Friedman，2004）。最早在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法官Holmes（Holmes，1881）在《The Common Law》这本著作中就提出“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Holmes认为，“抽象的命题并不能解决具体的案件，裁决应当基于判断或者直觉，而非任何连贯的重要理论”。类似地，Hutcheson（1998）法官强调直觉判断在司法中起到预感的作用，他如此描述自己实际作出司法判决的过程：“在我看过手边所有材料并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就让我的想象力发挥作用。我陷入沉思等待着感觉和预感的到来，这个预感就是了解问题的直觉，它是能把问题和决定联结起来的火花”。由此可见，直觉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功能是发现初始结论。Frank（1931b）认为，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境中，人们是无法通过理性分析获得结论的，因此，法官并不总是遵循三段论法获得结论，而是通过直觉机制，将头脑中零散的信息进行整合，先形成一个模糊的尝试性结论或猜测，然后去寻找能够证实这个结论或猜测的理由。Frank（1931a）指出，法官的尝试性顿悟或对结论的正当直觉是法官裁判中最有意义的环节。

法学学者所提出的司法过程中直觉因素具有重要作用的主张和心理学领域关于直觉的研究是一致的。绝大多数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判断和决策时常常会犯错误，即使是非常聪明、富有才华的精英也无法避免推理的错误（Reisberg，1996）。诺贝尔奖获得者Kahneman和Tversky提出（1996），人类的判断存在启发与偏见。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很少是通过严密的演绎推理方式作出的，更多情况下，是依靠直觉快速地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启发式策略普遍性地存在于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中。在一项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对英国的两个法院的342件保释案件的庭审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观察。结果发现，法官的司法决定一般会基于某一种线索，他们会依赖于警察、起诉人和一审法院的决策结果，而事实上这些决策结果和案件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不相关。据此，研究者提出，尽管理论上，司法决策者需要对所有和案件相关的信息进行评定、权衡和整合，而事实上，他们的决策过程可能更多依赖于简单快速的直觉匹配策略（Dhami，2003）。

直觉因素在司法决策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小视，但司法决策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司法审判必须依据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必须严格遵循特定的法律程序。完全忽视司法决策活动中理性分析系统的存在与功能，显然不符合实际。因此，正如哈特所言，无论是主张绝对理性的形式主义还是过于强调直觉经验的现实主义，都是一些极端的立场，过于偏激（李安，2007）。

7.1.2.2 基于解释的故事建构模型

在英美法系中，由社会公众组成的陪审团群体在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鉴于陪审团在法庭中的特殊作用，学者们开展了大量有关陪审团的法律决策的研究。其中，基于解释的故事建构模型主要就是为了揭示陪审团司法决策的心理机制（Pennington & Hastie，1986）。根据该模型，起初陪审团会将所有的证据信息进行整合，建构成一个或多个故事，在建构故事的过程中，陪审团会基于他们以往的个人知识经验、态度和期望作出解释，推测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因为陪审团成员之间的知识经验可能存在差异，他们对证据的解释也会存在不同，所建构的故事也可能不同，甚至最后的裁决也会不同。陪审团可能会同时构建出几个故事，而往往他们会依据故事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独特性等标准选择一个最佳的故事，它通常能较好地解释庭审过程中所呈现的所有证据。在第二个阶段，陪审团会面临不同的裁决选择，同时，在法官的指导下，学习和了解法律上对不同裁决的定义和规定。此时，陪审团个人的正确或错误的法律知识会影响到他们对裁决定义的理解。最后，陪审团会将他们之前构建的最佳故事模型和各种司法裁决的定义进行匹配，他们会选择和故事匹配最佳的裁决结果。

多项研究表明，基于解释的故事模型可以成功地解释陪审团的实际司法决策过程。例如，Pennington和Hastie（1981）要求陪审团对同一个案件作出司法裁决，之后对他们进行单独的访谈。结果发现，作出一级谋杀裁定的小组和作出无罪裁定的小组所构建的故事类型，在组间有明显的差异，而各自小组组内却有很高的相似度。在另一项研究中，Pennington和Hastie（1992）将相同的证据以完整的故事形式或者以分类信息的形式呈现，结果发现，被试在故事情境下达成有罪裁定的自信心更高。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前者使得被试更容易构建故事。

基于解释的故事模型更多地适用于解释陪审团的司法决策过程，法官在司法裁决过程中，是否也会构建一些故事模型还不得而知。

7.1.3 司法决策的双加工模型

前述的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对于理性和直觉在司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各执一词。而近期有学者指出，和其他社会认知的心理机制类似，司法决策可能既包含“经验—直觉”系统，其功能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快速地获得初步结论；同时也包含“理性—分析”系统，其功能是依据法条，对案件信息进行细致、严谨的推理分析（Guthrie，Rachlinski，& Wistrich，2009）。

来自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为司法决策的双加工模型提供了认知基础。有关推理、决策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拥有两套信息加工系统：其中系统I是一种快速、平行、自动的加工系统，较少地受到意识控制的影响，容易受到个体直觉经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系统II是一种缓慢、系列的理性分析的加工系统，受到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的限制，加工过程是在意识监控下的，在该系统中，人们主要通过运用概念、规则，理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般不容易受到无关信息、刻板印象等因素的影响（Evans，2003）。研究发现，个体在完成很多社会认知任务的时候，例如，推理、决策，可以同时激活两个推理系统，它们相互竞争并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反应（Satpute & Lieberman，2006）。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双加工模型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证据。例如，Goel（2003）采用fMRI技术对三段论推理进行研究时发现，当有现成知识可利用时，人们会采用启发式策略，此时更多激活的是额—颞叶系统（frontal-temporal system）;当没有现成知识可利用，材料较为抽象时，人们会利用形式逻辑规则，此时，更多激活的是顶叶系统（parietal system），并且在进行抽象推理时，随着推理难度的增加，会伴随顶叶系统的激活增强。Greene等人（2001）发现，当个体进行功利性的道德判断时，与工作记忆有关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DLPFC）和顶叶区域被激活；而当个体进行道义性的道德判断时，与情绪有关的脑区，如额中回（medial frontal guys）、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和角回区域（angular gyrus）被激活。而当情绪和认知产生冲突的时候，与执行控制有关的脑区，比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anterior cingulate）会被激活。

多数法学家在对待司法过程中的直觉因素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尽管意识到，法律结论可能通过直觉系统获得，但是，考虑到司法裁决结果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法学家们会尤其强调法律结论的正当化论证。例如，MacCormic（1978）认为，尽管法律结论的获得可能是借助一种“发现思维”，但是实际裁判过程中必须充实正当化的论证过程，尤其在疑难案件中，除了进行一般的演绎证立之外，还需要第二层级的证立。Wasserstrom（1961）认为，建立在直觉经验基础上的司法决策具有误导性，法官在得出结论之前，就应该通过正当化程序，对发现的结论进行论证。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李安（2013）提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司法认知模型（如图7.3）。在他看来，我们首先要认可，而不是回避经验—直觉系统在获得初步法律结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强调理性—分析系统在对初步结论进行检测以及正当化论证过程中的必要性。具体来说，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一开始主要依靠其丰富的专业法律知识和相关的实践经验，即“法感”来较快速地发现初步的结论。然后，法官需要使用“理性—分析”系统来对初始结论进行检测，以获得更为准确的结论，保证司法过程的客观性。最后，法官同样需要依靠理性分析对所获得的裁决结果进行正当化的论证，目的在于将建立在个体认知基础上的裁定结果转化为能够被社会公众认可的法律结论，从而实现和社会大众的沟通，展现司法过程的正当性。李安进一步指出，“检测”和“正当化论证”是两个不同的理性分析过程，应进行区分，前者主要依靠的是法官的自我反省认知，而后者则应该考虑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论证方式。

图7.3 司法决策的双加工模型

双加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人们在判断、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该理论也得到了大量实证数据的支持。司法决策除了其法律属性外，其过程和一般的决策过程也是类似的。李安所提出的司法过程的双加工模型一方面强调人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直觉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规律的，同时该模型通过“检测”和“正当化论证”两个环节，保证了司法决策的客观性和正当性，兼顾了司法属性的特殊要求。

7.2 影响司法决策的因素

2011年，Danziger等人（2011）通过录像的方式，记录了8位专业法官一天中如何处理犯人的假释申请。结果发现，由于申请数量较多，决策者平均只花6分钟便决定一个犯人是否该被假释。通过对罪犯作出假释决定的比例和茶歇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获释的比例在茶歇之后可高达65%，然而随着时间延长，接近下一次茶歇之前获释比例接近0，而在下一次茶歇之后又立即恢复到约65%。该研究似乎验证了一句话“正义就是法官早餐吃的东西”。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司法决策过程并不像理想中的那么理性，它和其他领域的决策一样受到直觉、情绪因素的影响。如果司法决策过程不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7.2.1 经验直觉因素

当人们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或者一个不确定的环境时，基于有限理性，人们并不能像经典的理性观所预期的，严格按照逻辑规则、概率等作出判断和决策。相反，他们会在过去经验的引导下，采用一些简单、快捷、直觉性的启发式规则来解决问题。研究者指出，一方面启发式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必要的适应性工具，也是一种能让我们在实践活动中作出合理推断和决策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采用这样的认知捷径是有风险的，很多时候可能带来认知偏差甚至是错误，从而限制人们的判断、选择和决策结果（Gigerenzer，Todd，& Group，1999）。

由于司法审判关系到个体的切身利益，社会公众期望司法决策者能够足够理性地作出公正的裁决，避免像普通人一样受到认知偏向的影响。然而，事与愿违。无论是通过对法律实践活动的审视，还是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的总结，都可以发现，司法决策者并不是神，即使是最有才华、最严谨的法官也可能依赖一些可能导致系统错误的决策策略。

7.2.1.1 代表性启发

当人们在归类判断中，使用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策略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会高一些。如果一个事件与总体中的其他绝大部分事件很相似，它们就是代表性的事件”（Eysenck & Keane，2004）。例如，在判断一个罪犯被告多大程度上可能是有罪的，他们可能倾向于首先判断所获得的证据信息在有罪证据这一类别中的代表性程度，代表程度越高，他们对有罪性的概率估计就越高。

代表性启发策略可能会导致被试忽视一些相关的数据，最常见的就是忽视基本比率信息。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当研究者让大学生判断一个“具有高智商、低创造性、做事有条理、对他人缺乏同情心”的研究生属于计算机、人文以及教育专业的概率。结果，尽管明知人文和教育专业的研究生的数量要比计算机专业要多三倍，被试还是更愿意相信该研究生是计算机专业的（Kahneman & Tversky，1973）。

在法律裁判中，如果决策者过分依赖代表性启发，忽视一些基本比率信息，则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其中常见的是倒置错误（Inverse Fallacy），即认为证据成立的前提下，假设成立的概率（比如，原告受伤情况下，被告被判有责的概率）等同于假设成立前提下，证据成立的概率（比如，被告被判有责的情况下，原告受伤的概率）。假设在一起犯罪案件中，一位法律专家通过鉴定，发现被告的DNA和犯罪现场的DNA样本是一致的。该法律专家指出，随机抽取的一个DNA样本和犯罪现场的DNA样本匹配的概率大概在一百万分之一。此时，如果司法决策者依赖于代表性启发，可能会犯的错误是，会认为被告无罪的概率也应该是一百万分之一。而事实上，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因为被告是否无罪的概率还取决于他所在的样本量大小以及DNA测试的可靠程度（Guthrie，Rachlinski，& Wistrich，2001）。

人们在法律判断中使用代表性启发策略还可能表现为，他们会依赖于刻板印象，较为常见的是，当被告的身份特征和一些不被信任的群体特征相匹配时，司法决策者做出有罪判断的概率更高，反之，则更低。不少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罪犯具有的非裔身体特征越明显时，即使是排除了意识层面的种族歧视，法官或者陪审团对这些罪犯的量刑处罚仍会更严重（Blair，Judd，& Chapleau，2004； Eberhardt，Davies，Purdie-Vaughns，& Johnson，2006； Vidmar，2011）。相对于那些拥有令人信任的脸部特质的被告，在达成有罪结论时，具有令人不信任的脸部特征的被告往往需要的证据更少（Porter，ten Brinke，& Gustaw，2010）；具有婴儿长相或者外貌出众的罪犯可能受到的处罚会更轻（Downs & Lyons，1991）。被告的脸部纹身会激活罪犯的刻板印象，促使司法决策者作出更强的有罪推定（Funk & Todorov，2013）。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还通常利用案件的相似性进行裁决，这个过程中，也很容易受到代表性启发策略的影响。尤其是在英美法系中，经验被认为比逻辑更为重要，判例被视为是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法官的审判要尽量和以往的判例保持一致，不然就有可能被上诉。当面临一个复杂案件的时候，法官首先会在头脑中搜索与之有关的典型案件，如果能找到类似或匹配的典型案件，则将该案件归之于典型案例所代表的某一法律类别。如果没有典型或先决案例存在，就考虑最接近的类别，法官在对先决判例进行搜索，并将新的案件进行归类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会进行严格的推理，而且这一过程往往不受法官的意识监控，法条似乎是因为经验而突然出现在法官的大脑之中（李安，2013）。

7.2.1.2 可获得性启发

Tversky和Kahneman（1974）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在决策或者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还经常使用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策略，也就是他们倾向于根据事件在长时记忆中被提取的难易程度来评估该事件发生的概率，简单来说，即容易被回想起来的事件倾向于被判定为更常出现，更具合理性。例如，当要求被试判断，英语中是首字母为k的单词数量更多，还是第三个字母为k的单词更多？大多数被试给出的答案是前者，因为提取以k开头的单词更为容易，而事实上，后者的数量是前者的两倍。

可获得性启发也常见于司法决策活动中。法官的个人经验阅历有可能使某一信息变得更容易提取。例如，在涉及枪支和电缆盗窃的案件中，根据案件的性质，可以分别以盗窃枪支，以及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进行定罪。但是，法官可能会将被告的罪行定为普通盗窃罪，原因是，在他们的知识网络中，相对于盗窃枪支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而言，盗窃罪更容易被激活和提取。因此，知识的熟悉性程度的差异会导致信息的可获得性不同，同样的案件中，也可能带来不同的判决结果（李安，2013）。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英国地方官的保释决策做了观察分析，结果发现，这些法官平均使用在一个案件上的时间不到10分钟，在95%的案件中，他们都使用了快速简单的启发式策略，即将自己的判断基于公诉人，或者前审法庭，甚至是警察的意见。如果公诉人，提出要对被告进行有条件的保释时，地方法官就会作出处罚性决定；如果公诉人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他们就会转向依赖于前审法庭的意见；如果公诉人、前审法庭甚至是警察都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他们会基于被告是否有前科这样的信息作出判断。研究指出，地方法官往往基于某一条线索而不是多种线索作出判断，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判断过程是富有理性的（Dhami，2003）。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来看，地方法官应该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被告案件的性质、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和严重程度等，但是实际上，地方法官更喜欢基于直接可获得的线索信息作出决策。当然，研究者指出，这些地方法官一般都来自当地的社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对于他们决策的结果是否合理也很少得到反馈。

7.2.1.3 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作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研究表明，当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给予最初获得的信息以过多的重视（Englich，Mussweiler，& Strack，2006）。在一项实验中，Tversky和Kahneman（1974）要求被试对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作出判断，当告诉被试这个比例会高于或者低于一个绝对值，而这个绝对值通过旋转幸运转盘来确定（设定一个锚定值）时，结果发现，这个随机确定的无关锚定值会影响被试的比例估计值大小。

锚定效应影响到人们各个领域的决策，其中也包括法律决策。研究发现，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律师的赔偿额请求会影响模拟陪审团对合理赔偿额的评定和裁决。当律师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0万美金时，陪审团最后裁定的损失赔偿额度会稍稍高于9万美金，而当律师在同一个案件中提出的赔偿额是50万美金时，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额会接近30万美金。有时，即使看上去非常不合理的赔偿请求也会影响陪审团的决策（Chapman & Bornstein，1996）。例如，研究者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发现，相比较于在合理赔偿请求的条件下，当原告律师提出了高达十亿美金，一个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赔偿数值时，模拟陪审团依然会判定更高的赔偿额（Malouff & Schutte，1989）。这些研究表明：当原告律师提出的赔偿额度越高，陪审团实际裁定的赔偿额可能会越高。为此，学者提出，在这些案件中，应该让法官代替陪审团作出裁决。而事实上，Guthrie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法官在案件中也同样受到无关锚定值的影响。除了民事案件，锚定效应在刑事裁判领域也同样存在。Englich和Mussweiler（2001）在实验中让19名德国法官对一起假定的强奸案件中的罪犯进行量刑裁决。他们将法官分成两组：一组被试看到检方提供的量刑建议是2个月，而另一组被试看到的建议则是34个月。结果发现，第一组法官最后对罪犯量刑（28.7个月）的严重程度会显著高于第二组（18.78个月），表明检方提供的量刑信息成为一个锚定值，明显地影响到了法官的决策结果。此后，Englich等人（2006）通过实验，进一步发现，即使是无关的锚定值，例如，记者的提问，甚至是自己投掷骰子随机确定的数值也会显著影响专业法官在刑事案件中对被告的量刑裁决。

锚定效应如此强大，即使是出色的法官也无法避免受其影响，这提醒我们在实际的司法决策活动中应当尽量避免无关的锚定信息的出现，同时，民事案件中对赔偿额以及刑罚强度的限制性说明可能有助于减少不公正的裁决。

7.2.1.4 框架效应

当面临风险决策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来对选择进行归类：可能的受益或是可能的损失。这两种不同的分类可能影响到个体接下来的风险决策。如果所作的选择是代表收益的，那么人们更多地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如果选择是代表损失的，那么人们会更多表现出风险寻求。例如，在确定赢100美金和50%的可能赢200美金两个选择项之间，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而在确定输100美金和50%的可能输200美金之间，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在上述例子中，由于人们处于收益和损失两种不同的参照点，因此，也出现了不同的对待风险的态度。这种决策结果受到问题呈现方式的影响的现象称作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Tversky & Kahneman，1981）。

在司法领域尤其是民事司法领域，框架效应对决策过程也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当需要作出是接受调解还是开庭打官司的决定过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面临的选择是：接受被告提出的调解方案，或者选择赌一把，希望未来的诉讼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被告面临的选择是：提供一定的赔偿进行和解，或者选择赌一把，希望未来的诉讼可以减少他们的损失。由此可见，原告通常作出的选择代表的是收益，而被告作出的选择代表的是损失。为此，原告更愿意规避风险，接受调解，而被告更愿意选择开庭，进行风险寻求（Guthrie，2000）。Rachlinski（1996）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现象。他以法学学生作为被试，要求一半的人扮演原告，一半的人扮演被告。原告面临的选择是：20万美金的调解或者50%的可能打赢官司并获得40万美金的赔偿。而被告面临的选择是：赔偿对方20万美金，或者50%的可能输掉官司支付原告40万美金的赔偿。结果发现，77%的原告愿意接受调解，而只有31%的被告愿意接受调解。

民事案件中，法官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促成两方和解的中间方。Guthrie等（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法官站在原告或者被告的角度上阅读案件的时候，同样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即使调解和开庭后的赔偿额具有同等的经济效益，若站在原告的角度，调解似乎会更有吸引力，而若站在被告的角度，开庭似乎更有吸引力。

框架效应的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为了促成更多的和解，法官采取的策略不应该是规劝原告接受一个不合理的调解方案，而应该更多地站在原告的立场，促使被告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额度。尽管上述研究发现，被告是最不愿意接受和解的，但是和解对他们来说却是有利的，因为开庭审理可能不但不会降低他们的损失，实际上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Rachlinski，1996）。

7.2.2 情绪因素

尽管在进行司法裁判的时候，法官或陪审团都会被明确告知不能受到情绪的影响，以免产生偏见。但事实证据表明，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司法决策过程（Feigenson & Park，2006）。有关模拟陪审团的研究表明，如果被试在证据材料中看到生动的图片材料，他们会比没有看到这些材料的被试有更强的情绪反应，同时会作出更严厉的惩罚决策（Douglas，Lyon，& Ogloff，1997）。即使看到的是同样的证据材料，彩色图片比黑白图片更能唤起陪审团的情绪，同时也促使陪审团作出更严厉的司法决策（Oliver & Griffitt，1976）。对于司法决策者，情绪对他们决策的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他们意识不到的（Feigenson & Park，2006）。接下来我们将主要讨论三种典型的情绪对司法裁决过程的影响。

7.2.2.1 愤怒对司法决策的影响

愤怒的一个核心认知成分是责任归因，这使得它和司法决策中的罪责判断关系尤其密切（Salerno & Bottoms，2009）。当事件出现不利结果时，愤怒情绪会促使人去寻找应受谴责的对象，并且生气者更倾向于将伤害或者事故的责任归于人而不是环境（Keltner，Ellsworth，& Edwards，1993）。愤怒情绪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法律决策：①愤怒情绪的激活会导致“他人不正当行为引起伤害”的认知评价结构变得更容易提取，因而在之后的司法决策任务中，决策者使用同样的认知评价结构的概率提高，同时和该结构一致的信息也更容易被注意和加工。此时，情绪对司法决策的影响是间接的（Feigenson & Park，2006）。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要求被试回忆亲身经历的生活事件以诱发相应的情绪，结果发现，在愤怒条件下，被试会认为一个拉美裔的攻击者比一个非拉美裔的攻击者罪恶更大，而在悲伤和中性情绪条件下，则没有发现这种差异（Bodenhausen，Sheppard，& Kramer，1994）。研究者认为，当被试被诱发出愤怒情绪后，他们负面刻板印象的认知结构的提取变得更容易，拉美裔攻击者的特征因为和这种种族刻板印象一致，因而被试针对这些群体进行司法决策的时候会使用更严厉的标准。②把体验到的情绪状态作为一种当前决策和判断的线索和信息，此时，情绪对司法决策的影响是直接的。这种情绪即信息的加工方式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当被试能意识到当前愤怒情绪的真正来源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便会随之降低（Feigenson & Park，2006）。比如，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采用情绪启动范式，通过录像诱发大学生被试的愤怒情绪，接下来让被试对一些模拟的民事侵权案件中的被告进行责任归因和处罚评定。尽管情绪启动录像内容和之后评定的案件没有关系，当被试的愤怒情绪被启动后，他们对被告的惩罚强度会增加。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启动的愤怒情绪会简化认知加工过程，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依赖于无关的情绪状态线索。而当实验中增加被试的认知监控时，愤怒情绪对惩罚强度的预测会显著降低（Lerner，Goldberg，& Tetlock，1998）。

司法决策者除了受到外源性情绪的影响之外，很多时候会受到案件当事人行为诱发的情绪的影响。Bright和Goodman-Delahunty（2006）向模拟的陪审团呈现一段关于一个丈夫谋杀了妻子的案件材料。材料中的证据以三种形式来呈现：文字描述，包含中性图片，包含恶心的图片（显示受害者脖子上的伤口、衣服上的血迹）。模拟的陪审团的任务是对案件中的嫌疑人作出司法判断和决策。被试在看到材料之前或者之后都要进行情绪的测量。结果发现，当案件证据材料中包含令人恶心的图片时，被试报告体验更强的愤怒和厌恶情绪，同时认为定罪证据更充分，对被告的判罪率也随之上升。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包含恶心图片的证据对定罪证据以及定罪率的预测主要受到愤怒情绪的调节。也就是说，当被试看到受害者受伤的恶心图片时，会对被告产生厌恶和愤怒情绪。而其中产生的愤怒情绪引起了认知偏向，最后导致了定罪率的上升。

7.2.2.2 厌恶对司法决策的影响

在早期的研究中，厌恶通常是和味觉上排斥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Darwin，1872）。但研究者继而发现，诱发厌恶的刺激除了和病原体相关的物体，比如，污染了的食物、身体排泄物和某些动物，还包括一些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Chapman & Anderson，2013）。研究表明，厌恶情绪会提高个体道德判断的标准（Pizarro，Inbar，& Helion，2011）。有研究甚至发现，厌恶情绪可能会导致个体将中性事件判断为不道德（Horberg，Oveis，Keltner，& Cohen，2009）。

有学者指出，厌恶情绪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案件中的行为是否和道德有关（Pizarro，2000）。厌恶情绪尤其会导致个体作出自动化、非理性的判断，受到感染直觉（Contagion Heuristic）的影响控制，并且这种影响事后较难得到理性的矫正（Haidt，2001；Rozin & Nemeroff，2002）。Inbar等（2009）提出了厌恶情绪可能影响法律决策的一些可能方式：①陪审团的厌恶情绪敏感性会影响到决策结果，尤其在涉及违反纯洁度的相关案件中，厌恶敏感性高的陪审团可能作出更为严厉的有罪判断。②涉及道德纯洁性违反的案件，比如，和性相关的犯罪（强暴）、和贪婪相关的行为（贪污受贿）等尤其会诱发厌恶情绪，进而影响司法决策。③对外群体的厌恶可能会导致对于这类群体的不公正的司法裁决。厌恶被认为是“行为免疫系统”中的重要成分，可以避免人们作出接近病原体及污染物的行为，也使人们避免与那些被视为可能带有传染风险的群体或人接触（外群体，如陌生人等）（Schaller & Duncan，2007）。尽管这种免疫机制能帮助人类回避危险、对进化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种对外群体的过分排斥也可能会影响当今社会的法律决策的公正性。

Jones等（2008）指出当个体的厌恶情绪敏感性过高时可能导致道德洁癖，进而影响司法决策。他们的实验发现，模拟陪审团的特质性厌恶可以预测定罪率，高厌恶敏感性被试的对嫌疑犯的定罪意愿更强，所持的合理怀疑水平更低，对犯罪威胁的敏感性更强，同时对罪犯量刑更严重。研究者认为，罪犯群体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对他人健康、安全带来威胁。高厌恶敏感性的个体在态度和行为上都会表现出将此类威胁发生可能性最小化的倾向。但因为这仅仅是一项相关研究，研究者承认无法获知厌恶和司法决策的因果关系。

7.2.2.3 同情对司法决策的影响

同情指的是对他人困境的一种高度关注，试图减轻他人痛苦的一种情绪（Wispe，1986）。当司法决策者对案件中的当事人（原告或者被告）产生同情情绪的时候，他们司法决策的结果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一项模拟陪审团研究中，案件材料涉及一家大型医药公司的产品可能导致了一位妇女罹患癌症。被试需要对案件中的医药公司进行责任判断和损失赔偿的决策。结果发现，原告受到的伤害越严重，模拟陪审团认定是被告方的责任的可能性越高。回归分析发现，伤害严重程度和责任判断的这种关系受到同情情绪的调节（Bornstein，1998）。Horowitz等（2006）发现，同情对司法决策的影响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他们向被试呈现了一起医生谋杀病人的案件，同时设计了两种情绪条件：在同情条件中将谋杀案中的受害者描述为一个有爱心，大方的慈善家，而在非同情条件中将受害者描述为曾虐待自己孙女、有犯罪前科的暴徒。实验因变量为被试对犯罪嫌疑人的裁决结果。研究发现，当医生为了财产有意谋杀病人，同时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要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裁定时，同情条件对结果没有影响。但是，当医生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对他实施安乐死，同时指导语中允许被试遵循自己的良心进行裁定时，同情条件会显著影响司法裁定结果（Horowitz，Kerr，Park，& Gockel，2006）。

以上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都可能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带有强烈情绪意义的证据能否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还是更大程度上会干扰理性判断和决策，从而带来司法决策过程中的偏见？这还需要更多来自法学和心理学的实证研究。

7.2.3 专业知识和训练以及理性监控

司法决策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甚至可能是生命。正因为如此，原则上，司法审判必须依据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必须严格遵循特定的法律程序，司法决策者在审理民事或者刑事案件的时候，应该完全基于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但是，我们在此前所讨论的大量研究表明，司法决策过程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验—直觉普遍性地存在于司法决策过程中。在这些直觉经验的指导下所获得的法律结论有时候是符合法治规范的，而很多时候可能会带来偏见和不公正的结论。那么，如何对司法过程中的直觉经验进行防范和控制呢？

7.2.3.1 专业知识和训练

在很多的司法体系中（例如，美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等），除了专业法官，非专业的社会陪审团也会参与到司法决策过程中。至今为止，国外大量的司法决策的研究针对的都是陪审团，结果发现，陪审团的决策普遍受到认知偏向的影响，因此，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中，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建议，敦促对陪审团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限制，同时让专业的法官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训练，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是否能使得法官作出更理性的决策呢？

1994年，Landsman和Rakos在一项研究中，要求专业法官和非专业的陪审团对一个假设的民事案件进行裁判。在一个条件下，被试了解到一些在法律上不可采信的事实；在另外一个条件下，他们被明确告知，在审判的时候一些信息不应该被采信。控制条件中则不包含不可信证据信息。结果发现，实验中的不可信证据对法官和陪审团的决策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不可信信息的明确指导不仅仅对陪审团没有产生作用，同时也未能让法官更少地无视这些无关信息（Landsman & Rakos，1994）。2005年，Guthrie和Rachlinski（2005）作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结果同样发现，法官不能有效地排除或抵制不可信证据。同时，不少实验研究发现，和陪审团一样，法官的决策会受到刻板印象、锚定效应、框架效应、情绪等直觉因素的影响，导致认知偏差（Englich et al.，2006； Guthrie et al.，2001）。

尽管如此，专业的知识和训练还是会让法官受这些直觉因素影响的幅度更小（Wessel，Drevland，Eilertsen，& Magnussen，2006）。一些研究者指出，某个领域的专家，因为所获得的丰富的知识、经验和实践训练，他们会在所处的领域比常人更胜任工作（Herbig & Glöckner，2009）。接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学人士会发展出复杂并且良好的知识结构，因为其知识结构的表征的分类更为抽象，他们更能胜任对复杂信息的加工处理，同时受到认知偏向的影响会更小。例如，Dickert等人（2012）在他们的实验中，招募了具有正规严格法学训练的高年级法学学生，没有严格训练但是具备一些法律实践经验的社会陪审、还有没有任何法学相关的知识经验或者训练的普通学生，对8个曾经由德国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进行裁决。结果发现，法学学生的裁决结论和联邦法院的裁决结果一致性最高，并且他们的决策过程更少地受到案件内容中情绪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些法律实践经验的社会陪审和控制组的决策过程更为类似。研究者指出，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学学生对案件的心理表征是建立在抽象的法学概念基础上的，而社会陪审团和控制组的学生他们更依赖于他们此前听说过或经历过的类似具体案件。Guthrie等（2001）的研究表明，尽管法官也会受到像锚定效应这样的直觉因素的影响，但是法官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尤其是丰富的司法裁决经验会让他们对有关证据和无关证据有更好的区分力。

以往司法决策的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来自陪审团，对于专业知识和训练多大程度上可以矫正认知偏向并不是非常清楚，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进行揭示。

7.2.3.2 理性的意识监控

根据双系统加工理论，理性分析系统发生在意识操作层面，它可以对直接经验系统的决策过程起到监控作用。提高法官的意识监控能力也是防范和矫正认知偏差的一种重要方法。Lerner，Goldberg和Tetlock等人（1998）在他们的实验中通过录像诱发被试的愤怒情绪，之后让被试对一件假设的民事侵权案件进行裁决。一半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在做完决策任务之后，将接受来自专家的采访，采访目的是为了了解他们在司法裁决过程中的推理，采访过程将被录像；而另一半的被试则被告知他们的司法裁决过程将是匿名进行的，裁决的结果也将是保密的。实验结果发现，自我报告的愤怒情绪可以显著预测对被告的处罚分数，但这只发生在不需要接受采访的被试身上出现。愤怒情绪会简化认知加工过程，使人更多依赖直觉信息。而要求被试接受采访这一做法提高了被试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的意识监控，降低了情绪对裁决结果的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法官并不是神，不可避免地也会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直觉偏差是一种无意之错，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法官或者陪审团在法律决策过程中的意识监控，从而有效地降低直觉带来的偏差的影响。

一方面，法官需要自身的努力，习惯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认清司法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直觉因素，有效利用直觉对决策的促进作用，避免其消极因素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反省认知能力。例如，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官会允许自己使用一些确定的、和案情相关的锚定信息，而对由诉讼当事人提供的无关锚定值，如原告提出的赔偿额度，则需审慎考虑。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法治的角度，进行制度完善，促使司法决策者的理性分析系统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保证法官在诉讼程序中获得充分、必要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全面是认知纠偏的基础。其次，落实裁判文书的说理制度，尽管初步法律结论的获得可以通过直觉经验，但是要将法律结论转化为面向公众的裁决书，必须呈现成分的说理过程。说理论证的环节不仅可以促使法官在最初获得结论的过程中提高意识监控，更重要的是，对先前结论在意识水平上进行论证，可以纠正偏差导致的不公正裁决，对司法决策起到二次监控的作用。在论证环节可以对每个已获得的信息的合法性和相关性进行质疑，对多个论辩间的价值进行权衡，对法律规则、事实证据和裁判结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演绎等。第三，将程序法规定的合议制度，科学地细化为合议规则，群体决策增加法官对自身直觉的监控力度。事实上，在英美法系统中采用陪审团的一个优势便是陪审团是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群体，群体间彼此相互间的质疑和辩论可以对直觉的结论进行有效地限制（李安，2013）。

波斯纳认为：“看住入口是与认知错觉作斗争的方法之一，另一方法就是对抗体制和程序本身。”（Posner，2004）总之，对直觉偏差的控制不仅仅要在认知的范围内进行，同时，体制与伦理层面的配套建设也很必要。

7.3 司法决策的神经机制

至此，我们可以说司法决策作为人类的一种常见思维模式，既受到直觉情感因素的影响，又同时受到理性分析的监控。那么，法官或者陪审团的决策过程在神经机制层面是如何发生的呢？目前对有关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还很少，且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司法领域裁判决策。

7.3.1 司法决策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比较

司法决策和道德判断都被视作是一种规范性的判断，即运用某种规则、价值和期望对哪些行为应该做，哪些行为不应该做所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具体来说，道德判断是运用道德信念和规范对行为作出对与错的判断，而法律决策是运用法律规则对行为作出是否违法以及应受到如何惩罚的判断和决策（Goodenough & Prehn，2004）。在道德研究领域，早期的理论家提出，道德推理驱动道德判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柯尔伯格（Kohlberg，1969）。但是随着“情感革命”在认知科学中的兴起，研究者开始重视直觉、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Haidt，2001）。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人们可能是使用双加工系统来进行道德判断的（Greene et al.，2001）。那么同样建立在规则、价值观基础上的法律决策和判断在神经机制上是否和道德判断有重合？又有哪些差异呢？

有学者提出，基于语义逻辑的法律规则和基于直觉的道德判断在神经水平上可能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普通人更多地是运用高效、非言语的道德直觉对一个人行为的对错作出判断，而法律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个体的思维从道德直觉模型转向理性法律模型。该观点也得到了脑成像研究的初步验证。有研究者使用fMRI技术对法律和道德判断的大脑机制进行了直接的对比。他们向具有专业法律知识背景的律师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呈现故事情境，要求被试从道德或者法律的角度来判断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和道德判断共同激活了一些脑区，包括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DMPFC）、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Gyri，PCG）、楔前叶（Precuneus，PC），还有左侧的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这些脑区对评价和推测他人的信念和意图非常重要，同时它们也被视作是“道德大脑”的典型组成成分。不过相比较于道德判断，法律判断更多地激活左侧背外侧前额叶，这表明道德判断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基于直觉的自动化加工，而法律判断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外显规则的加工。尽管研究者假设具有法律背景的律师比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会对规范更为敏感，而情绪情感卷入度更低，但结果并没有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相关支持的证据（Schleim，Spranger，Erk，& Walter，2011）。

在对罪犯进行量刑的时候，法官或者陪审团在一些减刑情境下会对被告产生同情。在一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中，Yamada等人（2012）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了被试在存在同情和非同情情境的谋杀案件中，对被告作出量刑裁决的神经机制。实验结果发现，当被试在裁决过程中对被告产生同情时，内心会产生道德冲突，同时，量刑决策会显著地激活与他人心理分析和道德加工相关的脑区，如DMPFC、 Precuneus和TPJ。

目前有限的研究似乎表明，法律决策和道德判断存在共同加工的脑区，这和行为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李安（2009）对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已审结的刑事判决书为材料，对影响量刑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道德因素是影响我国法官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安，2009）。

7.3.2 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模型

刑事司法决策本质上是通过公正的、国家授权的第三方裁决者对违法者进行惩罚。在很多现代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司法决策者首先对证据进行评估，如果能够证明一个人有意实施了法律禁令的行为，那么司法机关就会判其为有罪，然后依据犯罪意图和行为造成伤害的程度确定惩罚强度（Alter，Kernochan，& Darley，2007）。司法决策者要顺利完成对一个罪犯的定罪量刑可能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认知过程（Buckholtz & Marois，2012）：

① 对罪犯意图和心理状态的推测和评估。之所以要对罪犯进行惩罚，结果取向（Consequentialist）的理论认为是为了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安定。而惩罚取向（Retributivist）的理论认为人具备自由意志，应对自由选择的错误行为负责（Greene & Cohen，2004）。自由意志假说使得犯罪意图成为评定罪行严重程度的首要考量因素（Alter et al.，2007）。以往有关心理理论以及道德归因的研究发现，对他人意图和心理状态的评估可能包含的大脑结构有：内侧前额叶（mPFC）、TPJ和PC，TPJ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尤其明显（Young，Cushman，Hauser，& Saxe，2007）。在一项fMRI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普通人的自由意志信念如何影响罪犯的惩罚决策。结果发现，只有在情感卷入度低的情境下，自由意志信念强的被试才会表现出更严厉的惩罚倾向，并且在脑区上表现出右侧TPJ更强烈的激活。而在情感卷入度高的情境下，情绪成为影响被试量刑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所有被试都表现出右侧脑岛（insula）的显著激活，而右侧脑岛是负责负性情绪加工的典型脑区（Krueger，Hoffman，Walter，& Grafman，2013）。

② 对犯罪行为伤害程度的评估。犯罪行为的伤害程度同样是惩罚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谋杀行为往往比普通的攻击行为造成的伤害更大，所受到的法律惩罚也会更严重（Alter et al.，2007）。犯罪行为的伤害程度可能和负性情绪的唤起有关（Heekeren et al.，2005）。负性情绪的唤醒可能成为一种信息源，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决策者产生惩罚强度的直觉。那些在负性情绪管理中被激活的脑区，如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Ventrolmedial Prefronal Cortex），可能是司法决策者将伤害严重性转换为惩罚直觉的决策过程的神经基础（Buckholtz et al.，2008）。

③ 整合意图和伤害信息，形成惩罚性动机。在这个阶段，对犯罪意图的推定和对行为伤害程度相关的情绪直觉可能会进行整合，从而产生一种笼统性的惩罚强度直觉（Buckholtz & Marois，2012）。内侧前额叶和其他大脑区域，如颞顶联合区、杏仁核、背外侧前额叶等，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存在连接（Van Overwalle，2009）。因此，该区域可能在这个整合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④ 形成惩罚选择的反应空间，作出合理的惩罚决策。最后，惩罚直觉必须进一步和特定情境下可用的惩罚选择相结合，以针对具体情境作出合理的惩罚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右侧DLPFC可能对裁判过程中的直觉反应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Haushofer & Fehr，2008），同时，顶内沟（IPS）可能会和右侧DLPFC一起从相互竞争的惩罚反应选择中选择一种和情境相对应的惩罚，把应得的惩罚直觉转换为一种精确的惩罚决策（Buckholtz & Marois，2012）。

在此基础上，Buckholtz等（2012）提出了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假设模型（如图7.4）：TPJ将有关犯罪意图和刑事责任的信息进行编码，然后从心理计算中抽取出罪犯的心理状态。杏仁核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伤害程度产生一种情绪性的唤醒信息，这种信息可能被作为一种直觉信息来引导惩罚程度。mPFC整合来自TPJ的意图表征和来自杏仁核的伤害程度的信号，之后这些信息转换到DLPFC。DLPFC可能接收多路信息，包括mPFC有关意图和伤害的信号、IPS有关惩罚的情境特异性的反应空间表征信号。最后，所有这些输入信号会影响DLPFC从一系列竞争性的惩罚选项中进行选择的反应过程。

图7.4 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模型

Buckholtz等人所提出的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模型能较好地解释目前司法决策领域为数不多的脑成像数据。但是，司法过程毕竟是复杂的，对于司法决策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仍然等待解答。例如，司法直觉除了情绪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它们影响司法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是什么？和非法律从业者相比，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训练的法律从业者，如法官或律师，在静息状态或者作出司法决策的过程中大脑活动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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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测谎

欺骗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是一种无论环境、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及职业而遍布人类生活的社会现象。人们几乎每天都在考虑并判断他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尽管谎言并不都是恶意的，但是很多时候，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甚至严重干扰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通过新闻媒体，我们会发现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嫌疑人总是会千方百计地编造谎言，否认违反犯罪的事实，给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于司法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来说（如警察、法官），准确地判断真实性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为此，在“心理学与法律”的框架下，研究者开展了大量关于欺骗和测谎的研究。[1]

[1] 本章节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440046）的资助和支持。

8.1 行为心理测谎技术

DePaulo等人（1996）要求美国的一些大学生记录7天的日记，记录他们生活中持续10分钟以上的社交活动，包括当时他们所说的谎言。他们发现，撒谎是一种频繁发生的日常事件。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每天有25%的人撒谎，每周有34%的人撒谎。谎言如此普遍，为了避免被欺骗，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识别谎言呢？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测谎方法有：行为观察、言语效度分析和心理生理测谎（包括对生理反应和大脑活动的测量）（Vrij & Ganis，2014）。行为心理测谎包括基于非言语行为和言语水平上的测谎，较少地依赖专业的仪器设备，使用灵活，因而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测谎方法。那么，一个人在说谎时，他在非言语行为和言语水平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特征呢？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听其言，观其行”来有效地识别欺骗和谎言吗？

8.1.1 什么是谎言

研究者Coleman和Kay在1981年开展了一项关于“什么是谎言”的研究。在实验室中，他们让67名被试判断所呈现的例子是否是“谎言”，结果发现，被试几乎对所有的例子，都没有给出一致的意见。事实上，不仅仅普通被试对于“什么是说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难统一，关于说谎定义的争论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也一直存在。

对说谎定义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哲学先哲Augustine（1948）首先提出，“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要根据他是否有说谎的意图，而不是根据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之后，他进一步在《论说谎》这本著作中，将说谎定义为“否认事实真相”。美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Sissela Bok在详细整理了前人对说谎的论述之后提出：说谎是欺骗形式的一种，通常指个体以口语的形式在信息传导过程中，有意引导他人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信息。因此，说谎者的欺骗意图和口语表达的外在行为构成说谎的两个必要要素（Bok，1989）。

在心理学领域，Mitchell（1986）所界定的说谎定义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他认为说谎是一种“倾向于有利于沟通者的错误沟通”。英国心理学Vrij（2008）指出Mitchel对说谎的定义一方面混淆了人类和动物的欺骗行为，同时忽略了欺骗意图这个要素。根据Vrij的观点，说谎是“一种没有预先警告、使他人产生一种交流者自身认为是虚假的信念的成功或失败的企图”，在这里，谎言的概念包含4个基本成分：存在说谎意图、没有预先警告、撒谎者必须知道自己所说是虚假的、最后撒谎活动至少涉及两方。基于一系列有关说谎的实证研究，DePaulo等人（1996）认为，说谎行为中欺骗意图和真实的欺骗行为都是必要的，并且说谎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形式。近期，Masip等人（2004）在梳理前人有关说谎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撒谎可等同于欺骗，只要是“通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形式，故意地隐瞒、伪造事实或情绪信息，以误导他人形成或维持某种沟通者本人认为是虚假的信念，无论成功与否，都可以被视为说谎”。

谎言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常见的包括：伪造、扭曲和隐瞒。

伪造是指完全的虚假，交流的每件事都与事实相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

扭曲是指偏离事实，夸大也属于这个类别。最后，隐瞒指的是撒谎者在知道或记得事实的情况下说自己不知道或不记得（Granhag & Vrij，2005）。各国的法律也普遍定义了一些涉及欺骗且应受惩罚的违法犯罪行为，例如，通过伪造公文获得经济利益，散布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谣言造成社会恐慌，提供虚假口供或作伪证等。这些欺骗性犯罪行为虽然不会像暴力犯罪一样，会对个体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但却会让社会和个人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为此，了解说谎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测谎，无疑是心理学家、法学家、律师及执法人员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8.1.2 行为观察

Akehurst等人（1996）使用问卷，调查了南英格兰警务人员和业余人士有关撒谎线索的信念。他们发现：无论是专业警务人员还是业余人士都相信，手臂和腿部移动、拍后脑勺、抹鼻子、拍头发、拉直头发、拉衣服的线头之类的非言语行为在人们撒谎时会增多。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以上这些专业和业余人士所持有的有关撒谎线索的信念并不可靠。但不可否认的是，非言语线索确实可能会“泄露”人们试图隐瞒的信息。研究者指出，相比较于言语交流，人们更难控制他们的非言语行为（DePaulo et al.，2003）。对于一些不了解自己自然状态下的行为是怎样的人来说，控制行为显得尤其困难。因此，非言语线索可能是识别谎言的有用信息。

根据心理学家Vrij（2005）的看法，说谎者可能会在欺骗时体验到3种不同的过程：

（1）情绪情感过程：欺骗可能伴随多种不同的情感，如激动、恐惧和内疚等。这类由撒谎产生的情感反过来会影响撒谎者的行为。举例来说，恐惧可能会导致撒谎者感受到压力和生理唤醒，说话音调升高、出汗、脸红、说话磕巴（Ekman，2009）。

（2）内容复杂化过程：撒谎可能是一种复杂的认知任务，因为撒谎者需要推翻事实，重新构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故事。研究显示，人们在从事复杂认知任务时，可能更多地出现口吃、口误、语速变慢、句子之间停顿增多、在回答问题前等待时间增加（Goldman-Eisler，1968）。认知任务的复杂性也会引起对肢体语言的疏忽，从而导致手部运动的减少（Ekman & Friesen，1972）。

（3）尝试行为控制：撒谎者可能意识到自己在撒谎时的困难和情感，并对此加以掩饰。所以，撒谎者试图表现得“正常”，给人一种诚实的印象。这时撒谎者可能过度控制了自己的行为，常常会听起来更没有口头表现力，更被动，更不确定。

这三个过程对欺骗的行为线索的假设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情绪情感和内容复杂化假设由于精神紧张或认知负担，说谎者口吃和口误会增加，但是，尝试控制假设说谎者会有意地抑制口吃和口误的发生。因此，当我们在判断欺骗的行为线索时应意识到，这些预示撒谎的指示并不一定意味着说谎或欺骗。不过通常来说，这三个阶段存在一定的顺序性，例如，说谎者会首先感受到情绪体验，然后才会出现尝试行为控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非言语行为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多，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一般要求被试提供一些真实或虚假的报告，然后运用一定的编码系统分析他们在报告过程中的非言语行为，并且记录这些行为的发生频率。Vrij（2008）在对这些研究的结果做了回顾和整理并指出，撒谎的非言语线索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声音特征：口误、口吃、音调变化、语速、潜伏期（提问和回答之间的沉默期）、停顿频率（说话中沉默的频率）等。

一般来说，由于紧张和压力的原因，说谎者的音调较之说实话者更高（Sporer & Schwandt，2007）。由于这种差异只有几赫兹，实践中只能通过专业的仪器才能进行检测。嗓音压力分析（VSA），或者也被称为心理学压力评估仪（PSE），可以用于检测并记录来自现场或电话中的嗓音中的低频压力变化（Horvath，1973）。另外，说谎者说话停顿的时间似乎比说实话者更长。在大多数研究中，发现口吃和口误在说谎者身上出现增加，而语速出现减慢的倾向，但是也有少量研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和不同研究中，被试说谎的难度不同有关。

（2）面部特征：注视、微笑和眨眼。

虽然笑容被认为和欺骗行为不相关，Ekman等人（1988，1990）提供的多项实验证据表明，如果能区分出真笑和假笑，笑容和欺骗是存在关联的。真笑时，大颧肌把嘴角拉向颊骨，眼轮匝肌会提高脸颊，并且把周围的皮肤挤向眼眶，形成眼袋和眼角的皱纹。假笑时，眼轮匝肌活动不明显。Ekman等人（2009）在实验中显示，说实话者的真笑多于假笑，而说谎者刚好相反。在面部特征线索中，微表情分析被认为是在识别谎言中较有价值的方法。情绪多数情况下是自动地激活脸上的肌肉活动的，例如，害怕时眉毛上扬，愤怒时眉毛下沉，这些微表情是无意识的，绝大多数人无法抑制正在体验的情绪或者伪装自己并非正在体验的情绪。不过，因为微表情发生的时间很短，对于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捕捉和谎言相关的微表情是非常困难的。

（3）动作：自我控制（挠头等）、手和手指运动、腿脚运动、躯体运动等。

在动作线索方面，相比较于说实话的人，说谎者更少地移动他们的胳膊、手、手指、脚和腿，这可能是认知负担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说谎者为了避免表现出僵硬的动作，有意尝试控制行为的结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指标并不对应于说谎，仅仅说明，这些行为更多地发生在说谎者身上。Vrij等人（1997）的实验结果显示，在181名被试中，有64%的被试在动作方面出现了上述趋势，但是有35%的被试表现出身体动作的增加。

针对其他的一些非言语行为线索，如目光转移、笑容、自我控制、改变姿势或眨眼等，研究者指出，它们作为测谎的指示器并非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靠，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操纵和控制（Vrij，2005）。

研究表明，人们通过观察行为来识别谎言的几率仅稍高于随机概率。Vrij（2005）对39项使用非言语行为测谎技术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研究的测谎准确率在54%—56%之间，说明人们并不擅长于识别谎言（Vrij，2005）。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的测谎准确率可能是因为：首先，即使是像警察这样的专业人士，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在撒谎时，也经常依赖于一些不可靠的线索，如目光转移（Inbau，Reid，Buckley，& Jayne，2013）。一项研究在全球75个国家展开了关于撒谎线索的信念调查，研究者用不同种语言询问被试：“你如何发现别人在撒谎？”基于58个国家的数据发现，64%的被试相信人们在撒谎的时候目光接触会减少（Granhag & Vrij，2005）。而事实上，在所有的非言语线索中，目光转移已被证明并不可靠（Sporer & Schwandt，2007）。其次，测谎者缺少科学的训练。研究表明，系统的谎言识别训练可以提高测谎准确率（Driskell，2012）。此外，Masip（2005）提出，以往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的是对虚假陈述的诊断力，而忽视了对识别真实陈述的诊断准确率，后者的诊断准确率要远远高于前者。还有研究者指出，测谎能力的个体差异必须引起重视。虽然大多数人不擅长于测谎，但是也有一些“测谎奇才”，他们表现出较普通人更为出色的测谎能力（O'Sullivan & Ekman，2004）。

8.1.3 言语内容效度分析

除了非言语行为线索，言语线索也是测谎者通常会考虑的有价值信息。Vrij（2005）认为，情绪情感、内容复杂化、尝试行为控制这三个过程均可能会影响撒谎者的言语特征。欺骗过程中产生的内疚情绪、负罪感可能会让说谎者使用间接的、不明确的、过分概括的语言进行沟通。同时焦虑情绪可能会激怒说谎者，从而导致更多负性描述的出现，也可能导致回答的时间变短。由于撒谎时认知负荷增加，撒谎者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构建一个较为详实的故事，说谎者所提供的虚假陈述可能会比较短，并且陈述中会较少地提及自己。最后，说谎者为了努力给他人留下诚实的印象，可能会急于提供一些信息，但由于他们并不确定该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有可能是无关的。

为了区分出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分析说谎者的言语特征，研究者发展了几种常用的言语内容分析技术，目前常用的包括：陈述有效性评价技术（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SVA），真实监控技术（Reality Monitoring，RM）和科学内容分析法（Scientific Content Analysis，SCAN）。

8.1.3.1 陈述有效性评价技术（SVA）

SVA是最常用的评估言语陈述可信度的技术之一，这项技术是在德国为在性侵案中确定儿童证词可信度而开发出来的，目前也有研究者将该技术应用于其他情境下的陈述真实性评价（Vrij，2005）。该技术的具体实施程序中主要由三个要素组成：

（1）一个结构化的面谈。

访谈者设计一系列具有诱导性的关键问题，进行面谈，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用于接下来的内容分析。

（2）一个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CBCA），该分析系统用于评估陈述的内容及性质。

这是SVA中最核心的步骤，受过训练的评价者基于标准系统对访谈中获得的陈述在内容上的可信度进行评价。CBCA的基本假设是：基于真实记忆和伪造记忆的陈述所包含的认知过程是有差异的，撒谎者比说实话的人更具印象管理的动机。Steller和Köhnken（1989）根据这些假设提出了四个维度下的19条标准的内容分析方法，评价者可逐一参照这些标准对描述者的陈述内容进行分析。相比欺骗性的陈述，真实性陈述和这些标准更为一致（见表8.1）。

表8.1 CBCA评定标准

续表

专业的评价者一般采用3点量表来评价陈述的真实性，如果陈述在某个标准上缺失，则记为“0”，如果出现，则记为“1”，如果明显出现，则记为“2”。逻辑结构、无组织的描述、细节的质量、语境铺垫、对交互的描述被认为是确定真实陈述最不需要的条件（Marxsen，Yuille，& Nisbett，1995）。如果陈述中存在其他任何14个标准的特征，可以增加陈述的可信度，但这些特征的缺乏不代表陈述就不可信（Vrij，2007）。

（3）使用一套问题来评价CBCA结果。

在对陈述进行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之后，研究者提出了有效性检查列表，通过结合评价列表中的每一项，探究CBCA提供可能的解释，以便最终做出陈述真实性的评定（Steller，1989）。

表8.2 有效性检查列表

续表

评价者对有效性检查列表中的评定结果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则和CBCA的结果一致；如果是肯定的，则会对CBCA的结果提供一个合适的质疑。

Horowitz等人（1997）的研究结果为SVA技术提供了支持。他们让法官在两种场合下对110份声称受到性侵的儿童的面谈记录进行真实性评价，以检验CBCA 19项标准在法官间一致性及重测的可靠性。他们发现，所有19项标准都有足够的重测可靠性，其中14项标准具有跨法官间的可靠性，但对于每一条标准，法官一致性信度则有些不同。Vrij（2005）回顾了37项研究，发现使用SVA技术，正确识别真实陈述的平均准确率为73%，正确识别欺骗陈述的平均准确率为72%。Vrij（2005）指出了SVA的几个主要局限性：（1）SVA不是一种标准化的工具，它既没有对确定一个真实的陈述所需要的CBCA标准的数量进行规定，也没有对不同标准的权重进行说明，整个评价过程存在很大的主观性；（2）SVA技术是特别为儿童性侵案设计的，它在其他情境中的使用并不合适。

8.1.3.2 真实监控

（RM）

相比SVA技术，RM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性虐案。该技术的基本假设是，真实体验的记忆与想象事件的记忆有质与量的差别。具体来说，真实事件的记忆清晰而生动，来自知觉过程，因此更可能包含：来自各种感觉器官的知觉信息；特定经验、细节的背景信息；和事件相关的情感信息。而想象事件的虚构的记忆或陈述产生于身体内部，更可能带有如思考、推理之类的认知操作特征（Masip et al.，2005）。如果陈述是基于外部驱动的记忆而叙述的，那么该陈述更可能是真实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内部驱动的记忆，则更可能是虚假的。Sporer（1997）基于这些假设，提出了一套真实监控的标准用于陈述真实性评价（见表8.3）。

表8.3 RM的评定标准

基于对11项有关的实证研究，Vrij（2005）发现，真实性陈述比谎言陈述更多地包含知觉、空间信息和时间信息，同时叙述的重构能力也较强。没有证据显示欺骗性陈述比真实性陈述包含更多的认知操作。3项使用成人被试的研究发现，RM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分别为71%、61%和75%，识别虚假陈述的准确率分别为74%、71%和68%（Vrij，Edward，Roberts，& Bull，1999； Hofer，Akehurst，& Metzger，1996； Sporer，1997）。可以看到，测谎的准确率远高于随机水平。Vrij等人（2007）使用CBCA和RM技术来评价警察使用3种不同的面谈风格获得的言语欺骗线索，结果发现真实监测比CBCA更能区分撒谎者和说真话者。

真实监控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者发现，真实监测的准确率受时间的影响，如果回忆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较长的话，那么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2）儿童在真实和幻想之间的差异没有成人那么明显，因此该技术用在儿童身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Vrij，2005）。

8.1.3.3 科学内容分析（SCAN）

SCAN技术是由一位以色列的前警方多道测谎仪检验员Avinoam Sapir开发的，用于成人测谎的言语分析技术。这是一种执法部门、部队及私家侦探更熟悉，而心理学家较少接触的技术。SCAN的基本前提假设是：（1）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间有显著差异；（2）嫌疑人的叙述必须独立完成，不受调查人员的影响；（3）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编码，但代词除外（Granhag & Vrij，2005）。在实施SCAN程序过程中，一般首先嫌疑人会被要求写一份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的所有活动的描述，然后由测试专家根据SCAN的评价标准（见表8.4）进行评定，作出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的判断（Nahari，Vrij，& Fisher，2012）。

Driscoll（1994）报告了使用SCAN技术对30份由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同一个测试员的多道测谎仪测试之前提供的书面陈述的分析。结果显示，该技术对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的区分准确度和多道测谎仪技术相当。他发现，“对控罪的否认”这一标准可以预测77%的说真话者和88%的撒谎者。Smith（2001）报告了一项SCAN现场研究，研究中她要求5组评估员（3组是SCAN用户，1组是没有接受过SCAN方法培训的资深侦探，1组是没有接受过SCAN方法培训的新招员工）评估27份陈述。结果显示：（1）3项能区分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的标准分别是“对控罪的否认”、“信息缺失”和“时态变化”；（2）不同的评估员使用的标准上没有明显的一致性；（3）接受过SCAN培训的被试组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为80%，识别虚假陈述的准确率为75%。不过，也有研究发现SCAN的测谎效果很有限。Vanderhallen等人（2008）发现，对警员进行SCAN培训并没有显著改善他们的测谎成绩。Nahari等人（2012）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SCAN并不能有效区分真实和虚假的陈述，相比之下，RM技术效果更好。

Smith（2001）曾指出，在考虑广泛采用SCAN技术时，应持有谨慎的态度。因为该技术目前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它的标准化程度要低于CBCA和RM技术。同时，某些SCAN的标准与其他技术已经被实证研究确认的标准之间存在矛盾。正如Adams（1996）所提出的，目前SCAN更适合用于指导对嫌疑人的进一步询问，而不是作为一种检测虚假陈述的精确工具。

表8.4 SCAN的评价标准

8.2 心理生理测谎技术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寻找更好的测谎技术。通常，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除了言语或者非言语行为会出现特异性反应之外，生理活动上也会发生变化。于是，研究者开始尝试发展生理测谎技术。在应用该技术时，研究者一般会采用一些常用的实验范式，让被试回答一系列的问题，然后通过测量、记录和分析个体在回答问题过程中的生理反应来判断其是否在说谎。最先出现的专业测谎设备是基于自主神经系统指标的多导生理记录仪，或者也被称作是测谎仪。人们很快发现，测谎仪不仅仅难以发现罪犯的反测谎策略，而且容易对无辜者造成误判。近期，测谎专家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测量大脑活动模式的新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 Related Potentials，ERPs）和功能性磁共振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ce Imaging，fMRI）。

8.2.1 心理生理测谎的常用范式

在心理生理测谎技术中，研究者发展出了一些常用的实验范式，目的是通过设计问题让被试进行反应，在此过程中，利用仪器记录和分析被试的生理反应，从而来推断被试是否在犯罪相关问题上撒谎。

8.2.1.1 相关/不相关范式（Relevant/Irrelevant Technique，RIT）

相关/非相关范式

由Larson于1932年提出。在RIT范式中，测验包含两类问题：一类是犯罪相关问题，即和当前调查的犯罪有关的问题，例如：“今天是你偷走了项链吗？”另一类是犯罪无关问题。测试人员要确保所有受测人员，包括罪犯和无辜者在这类问题上的答案是一致的，因此，客观性是该类题目的重要特征，例如，“今天是星期四吗？”。

RIT范式的基本假设是：罪犯和无辜者在不相关问题上的反应是一致的。尽管在行为上，罪犯会在回答相关问题时隐瞒答案，但是在生理活动上，他们会产生较强的反应。而无辜者无论是在回答相关还是非相关问题时，都不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Keeler，1939）。为此，如果发现某个受测人员在回答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要大于非相关问题，那么可以推测他在说谎，有可能是罪犯（见图8.1）。

图8.1 RIT范式中，罪犯和无辜者在相关问题和无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预测

RIT范式存在两个重大问题：（1）忽视无辜者在相关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强烈生理反应，从而可能导致“错判好人”。在相关问题上强烈的生理反应可能是由于说谎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某些人本身是无辜者，但是由于过度担心结果误判导致的。相比较于不相关问题，犯罪相关的问题可能和个体自身的一些经历有关，而且答案的结果对于证实清白也很重要，因此，有些人难免会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反应等。（2）难以识别罪犯的反测谎策略，导致“错放坏人”。如果是一个惯犯，或者罪犯采用一些反测谎策略，训练自己视相关问题为不相关的，这样一来，相关问题和不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唤醒可能并不会有太大差异。

鉴于以上这些问题，学者们普遍达成了共识：RIT范式在生理测谎技术中的使用是不合适的，不应该被继续使用（Raskin，1986）。为此，测谎专家们开始寻找新的实验范式。

8.2.1.2 对照问题或控制问题范式（Comparison Question Test或Control Question Test，CQT）

对照问题或

控制问题范式

是现在测谎技术中的一种常用范式，该范式由Reid于1947年创立，它在北美地区得以广泛使用。在CQT范式中，包含三类问题：第一类是相关问题，与被调查的案件事实相关，以诱发罪犯的说谎行为（Iacono & Patrick，1997）。例如，“今天是你偷走了项链吗？”为了避免被认定为罪犯，所有的受测者在这类问题上都应该是类似于“不是”或者“没有”这样否定性的答案。不同的是，罪犯在说谎，而无辜者的回答是诚实的。第二类是控制问题或者对照问题，有时也被称为准绳问题。它们往往从受测者的生活事件中进行抽取，可能与正在调查的罪行性质类似的，无论是对罪犯还是无辜者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类事件（Inbau，1948）。例如，“在过去的时间里你曾经偷过东西吗？”可以看出，控制问题涉及所有受测者在过去的生活中都做过的一些不良行为，或者说如果承认了做过这些行为，会让他们觉得尴尬。一般情况下，测试者会事先告诉受测者，如果承认做过一些不良行为可能会诱导测试人员作出“有罪”的判断。因此，无论是罪犯还是无辜者，在这类问题上也都应该是否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在说谎。如果有被试在对照问题上诚实作答，就会导致对照问题无效，此时，要对问题重新进行编制（O'Toole，Yuille，Patrick，& Lacono，1994）。第三类问题是中性问题，它们的答案是客观的、确定性的，并且被试回答这类问题时没有任何说谎的必要性。例如，“你出生于1975年吗？”

一般来说，被试以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以偷窃项链的案件为案例，下表中给出了CQT范式三类问题的编排顺序。

表8.5 CQT范式三类问题编排举例

续表

CQT范式的基本原理是：罪犯会在相关问题和控制问题上都进行谎答，因此在两类问题上都会产生较强的生理反应。但是由于相关问题有更大的意义，代表着更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一名罪犯，他在相关问题上应该会比在控制问题上产生更强烈的生理反应。无辜者在相关问题上给出的是诚实的回答，而在控制问题上给出的是不诚实的回答，并且由于测试前获知对控制问题的回答对于证实自己的清白至关重要。因此，对于一名无辜者，他在控制问题上可能会比在相关问题上有着更强烈的生理反应。也就是说，罪犯和无辜者在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模式可能是不同的。中性问题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生理反应活动的基线；另一方面是为了检测受测者是否认真听并回答测试问题。

图8.2 CQT范式中，罪犯和无辜者在相关问题和控制问题上的生理反应预测

应该说，CQT范式通过比较相关问题和控制问题下的生理反应来推测说谎行为，比RIT范式通过直接比较相关问题和中性问题来判断说谎，效果要更加稳定一些。即使在现在，CQT范式在研究或是司法实践中也常被使用。但是，该范式也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Lykken，1974）。（1）CQT范式高度依赖于测试人员对控制问题的编制技巧。一方面，要使得无辜者在控制问题上比在相关问题上引起更强的生理反应；另一方面，要使得罪犯在控制问题上比在相关问题上引起更弱的生理反应。显然，要编制这样的问题并非易事（Vrij，2005）。而且在测试之前的面谈过程中，测试者对被测者所形成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可能会影响控制问题的效果。假设测试者认为受测者是无罪的，那么他可能在控制问题上给予更多的强调，从而引起被试对控制问题更多的关注；相反，如果测试者认为受试者是有罪的，那么他的某些倾向性指导可能会导致被试对控制问题减少关注，从而增加“有罪”结果的可能性（Furedy，1996a）。（2）某些情形下，即使控制问题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受试者本身个人特征的影响，结果还是可能出现误判或漏报。例如，有些无辜者对我们的司法机关人员可能存在不信任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担心和焦虑的人，他会担心自己可能会被错误地指控自己没有做的罪行（Ekman，2009）。（3）尽管测试人员是在掌握了被试的大量个人材料之后编制控制问题，被试在控制问题上回答“不是或者没有”，表明他在说谎的判断是测试人员根据这些掌握的材料所作出的假设性判断。事实上，这样的假设有时候可能会不正确，因为由于记忆模糊等因素影响，被试回答没有，可能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在说谎。此时，控制问题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Ben-Shakhar，2002）。

CQT范式是心理生理测谎技术中的标准化测试范式，尽管备受各方诟病，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测谎范式之一。

8.2.1.3 犯罪情境范式（Guilty Knowledge Test，GKT）

犯罪情境范式最早由Lykken于1959年提出，也被称为隐藏信息范式（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CIT）（Lykken，1959； Verfaellie，Bauer，& Bowers，1991）。GKT范式背后的认知原理是定向反应。巴甫洛夫最早将定向反应定义为：“当外界环境出现最微小的变化，人或动物所产生的即刻反应的反射。”（Pavlov 1960）目前，定向反应被理解为由新异刺激或者刺激变化引发的生理或者行为的综合性反应。如果对刺激进行重复性表征，个体生理或行为上的反应强度便会减弱，产生习惯化；而如果当前的刺激具有信号价值，则会加强个体的定向反应（Gati & Ben-Sharkhar，1990）。Lykken（1974）利用定向反应的原理，逐渐发展了GKT测谎技术。他认为，与犯罪相关的信息，对于罪犯来说，是一个具有信号价值的刺激，因此会产生比其他信息更强烈的定向反应。

GKT测试一般会让受试者完成一组问题的回答，每个问题会给出多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是在被调查案件情境中包含的或涉及的，其他选项均为无关信息（Lykken，1988）。例如，罪犯在抢劫银行的时候丢了一顶红色帽子在现场，而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否认自己和这起案件有任何相关。此时，如果测试者使用GKT测试进行测谎的话，可以向嫌疑人呈现可能丢在犯罪现场的物品，包括那顶帽子，然后提一个以这些物品作为选项的问题，让被试进行回答（见表8.6）（Vrij，2005）。

表8.6 GKT范式中的问题和选项举例

GKT范式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罪犯熟悉犯罪情境，才能对犯罪情境包含的信息进行识别，因此，那个包含犯罪情境的选项可以引发罪犯特异的生理反应（Ben-Shakhar & Elaad，2003）。无辜者一般对第一个选项会产生稍微强烈的反应，而对犯罪情境选项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的概率则较低（Bashore & Rapp，1993）。当然，如果整个测试只有一道题，那么误判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为了保证测试效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测试中最好包含多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和犯罪情境匹配的其他问题选项也应在测试前进行预测，确保在模拟的嫌疑人身上，所有选项都应该出现相似的反应，而不会产生某些选项引起的反应会比另一些选项更强烈的情况。

图8.3 GKT范式中，罪犯和无辜者在犯罪情境和非犯罪情境选项上的生理反应预测（假设帽子是犯罪情境选项）

GKT范式以科学的心理学原理为基础，相比较于其他的范式，引起的争议更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完美的测谎技术。使用GKT范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GKT范式要求只有测试人员和罪犯能识别犯罪情境，但在实际情境中，目击者可能和罪犯一样熟悉犯罪情境。同时，由于媒体、调查人员或律师等相继介入，了解犯罪情境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使得GKT范式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真正的罪犯和知情无辜者。其次，使用GKT的基本前提是罪犯能够识别犯罪情境，但罪犯可能自身并没有在意犯罪细节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犯罪细节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Vrij，2005）。此外，罪犯如果使用反测谎策略，例如，逃避注视，GKT范式的测谎效果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8.2.2 多导生理记录仪

（the polytraph detector）与测谎

正如很多人所知，焦虑通常伴随有生理变化：出汗、口干、心跳加速、多数人会在撒谎时感到焦虑并导致可测量的生理变化，这种信念自古就有。在古代中国，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在焦虑或害怕的时候，人会停止分泌唾液，并因此而口干。嫌疑人会被要求嚼一些米饭并吐出。如果吐出的米饭是干的，则被作为有罪的证据（Sullivan，2001）。类似地，在古代西方的一些国家，嫌疑人会被要求吞下一片面包和奶酪，如果吞不下，则会被视为说谎（Larson，1932）。无论是米饭还是面包测试，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当人在撒谎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紧张焦虑，此时，唾沫分泌就会减少。这些早期利用说谎时个体的生理变化进行测谎的尝试，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了多道生理仪测谎方法的基础。

研究表明，罪犯在说谎时，会导致情绪上的变化，例如，引起说谎者的兴奋、恐惧、紧张等情绪，这些情绪进而会导致自主神经系统生理指标的特异性反应，例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出汗等（Bull，1988）。这些自主神经系统的变化往往不受大脑的控制。现在，多导生理记录仪一般通过计算机，可以实时、准确、客观地记录被试的这些生理指标的变化，而这也正是该项测谎技术的基本原理。

多导生理记录仪测谎的一般程序为：（1）测试前调查，主要是了解和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2）测试范式的确定和题目的编写，目前较为常用的范式由CQT和GKT（CIT）；（3）测前评估与协调，通过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了解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确认被试具备接受测试的能力；此外，建立测试人员和被试的信任和合作关系；（4）测谎测试，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步骤，被试完成对测试题目的回答，同时结合使用计算机和生理记录仪，获得被试在回答不同类型问题时的生理指标，常用的指标包括呼吸、心率、血压、皮肤电阻等；（5）对测谎结果进行评分并形成测谎图谱。（6）最后，测试人员要对图谱结果进行解释并判断个体是否存在说谎行为（杨旭垠，2003）。

一些多道测谎仪的支持者指出，犯罪调查中使用多导生理记录仪测谎具有较好的效果。例如，多道测谎仪的部分实验室研究报告了93%—97%的准确率，司法人员使用此技术询问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得相当高的（30—80%）的招供率（Raskin，1989）。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对多导生理记录仪的测谎效果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多道测谎仪的结果。

首先，测试人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测试人员在对测谎图谱进行解释并作出是否存在说谎的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知识经验、主观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一种条件下，向测试人员告知受测者已经招供罪行；在另一种条件下，向其告知其他人承认了罪行。实验结果发现，当多导生理测谎仪没有给出明确有罪或者无罪的指示时，这些被操纵的先前期望明显会影响测试人员对结果的解释（Elaad，Ginton，& Shakhar，1994）。

其次是嫌疑人的反测谎策略。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2003）指出，个体可能会采取一些反测谎策略，即通过一些认知或者物理手段干扰测谎过程，此时，生理指标就有可能被改变，从而导致生理仪的测谎结果变得非常不可靠。熟练的撒谎者可以瞒过多导测谎仪，如果接受过心理对抗手段培训的话，被试可以在CQT和GKT范式中击败多道测谎仪（Gudjonsson & McKeith，1988）。在一项研究中，被试接受了30分钟的反测谎训练，例如，当控制问题出现的时候，做一些类似咬舌尖或者脚趾触碰地面的动作或者用一个大于200的数连续减7。结果显示，这些训练最后可以使50%的被试在CQT测试中骗过测谎仪（Honts，Raskin，& Kircher，1994）。

此外，嫌疑人的人格特质也会显著影响测谎仪的效果。研究表明，焦虑特质会影响多道测谎仪的准确率，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情绪稳定的被试可以引导检验员犯假阴性错误，情绪不稳定的被试更常导致假阳性错误（Gudjonsson & McKeith，1988）。研究发现，某些精神病患者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通常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这就使得利用测谎仪来识别他们的谎言几乎是不可能的（Lykken，1998）。

正如Lykken（1998）所提出的：“我们不像小说里的匹诺曹那样有一种在且仅在我们撒谎时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生理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找到测谎行为的唯一确定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变化模式，这也是多导生理测谎仪在司法调查和法庭审理过程中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的原因。

8.2.3 ERP技术与测谎

事件相关电位是由外界刺激或心理反应诱发的脑电位，反映了人脑在进行认知加工过程中的神经电生理变化（魏景汉&罗跃嘉，2010）。当个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再认或回忆时，那些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刺激，如犯罪情境或细节，可能会引发被试特殊的心理活动，而与此同时，大脑的神经电生理也会发生变化，这使得利用ERP技术进行测谎成为可能。事实上，自研究者将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ERP技术应用于测谎领域后，它成为继行为观察和多导生理仪之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第三代测谎技术。

1988年，Rosenfeld小组，首次结合ERP技术和GKT范式进行了测谎研究。在他们的实验中，大学生被试在一个模拟偷窃的情境中，被指定进入一个无人房间，然后从一个装有9样物品的盒子里选出一样，假装偷走。此后，主试人员要求被试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将偷走的物品和其他物品的名称一起随机呈现给被试，同时记录被试的脑电。结果发现，在参加了模拟偷窃的这些被试中，被偷物品的名称会诱发一个明显的P300波形。而在“无辜”控制组中，被试尽管也反复看了盒子里的物品，但却没有要求偷窃物品，结果没有在这些被试身上发现有P300的诱发。

自此以后，研究者对ERP的测谎功能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且P300也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测谎指标。P300最早是在经典的oddball实验范式中发现的。它一般是在刺激呈现后约300ms左右，由小概率刺激诱发的一个正波，反映的是被试对小概率事件注意资源的投入和记忆的更新（魏景汉&罗跃嘉，2010）。

正如Rosenfeld等人的研究，P300和GKT范式结合形成的P300-GKT测谎范式是ERP测谎研究中最常用的范式之一。该范式一般包含三类刺激：（1）探测刺激（probe）：和犯罪相关的，只能被罪犯识别；（2）无关刺激（irrelevant）：和犯罪或者实验目标均无关的刺激，对所有被试来说，都是无意义刺激；（3）目标刺激（target）：和犯罪无关，但和某种任务关联的刺激，被试一般需要对目标刺激进行反应，因而需要对其分配较多的注意资源。例如，在一个偷窃项链的案件中，使用P300-GKT范式对嫌疑犯进行测谎，探测刺激可以是被偷走的手链，无关刺激可以是类似于手链的其他饰品，例如，耳环或者是项链等，而目标刺激是识别后要进行反应的目标，如绳子。被试看到绳子后需要按左键进行反应，而看到其他物品则按右键进行反应。在这里，无关刺激为大概率事件，目标刺激和探测刺激都是小概率事件。目标刺激和任务相关联，为了做出正确的反应，被试需要对其分配注意资源，因此，目标刺激会诱发明显的P300成分。探测刺激对罪犯来说，是有意义的小概率事件，因此，也会在大脑中诱发一个P300成分；但是对于无辜者来说，探测刺激没有任何意义，属于无关刺激，此时，探测刺激只能诱发很小或者不能诱发P300。

Farewell和Donchin在1991年也使用了P300-GKT范式进行了测谎研究，并在个体水平上做了测谎诊断。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在模拟犯罪情境中从陌生人那里获得机密文件。在ERP记录环节，所有的刺激以词语的形式呈现，模拟犯罪情境中包含的6个细节作为探测刺激，指定的某些词组作为目标刺激，其他和反应任务以及模拟犯罪都无关的则为无关刺激。当目标刺激出现时，被试被要求按左键进行反应，而当非目标刺激出现时，则要求按右键进行反应。在该实验中，目标刺激和探测刺激的概率均为33.33%，而无关刺激的概率为66.67%。对于罪犯来说，探测刺激是他们所熟悉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小概率刺激，实验中，被试会对它们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而对无辜者来说，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一样，属于非目标刺激，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结果和预期相符，探测刺激在罪犯组诱发了明显的P300成分，而无辜者则没有出现这个效应。为了进行个体水平上的测谎诊断，研究者采用了Bootstrap分析方法[1]，结果获得了100%的测谎准确率。

P300除了和GKT范式结合之外，也可以和CQT范式联合形成P300-CQT范式。1991年，Rosenfeld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使用P300-CQT范式的研究。在实验之前，研究人员了解到参加研究的大学生大概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假身份证，于是，研究者便利用此信息编制了对照问题。研究中，研究人员向被试呈现由2—3个词组组成的违法行为，同时向被试呈现这些词组的具体意义。此后，一半的被试参与类似间谍活动的模拟犯罪，而另外一半被试则没有参加模拟犯罪。在他们的实验范式中，“使用假身份证”为对照刺激或者控制刺激，是被试在过去的生活中曾经做过的不良行为；涉及模拟犯罪的违法词组则为相关刺激；其他的词组为无关刺激。依据CQT范式的原理，如果被试在对照刺激下的P300波幅显著小于相关刺激下的P300波幅，则可诊断为有罪，反之为无罪。研究结果显示，罪犯的检出率为92.3%。

尽管P300测谎技术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代替多导生理测谎仪的一种最具应用前景的测谎技术，但美国国家科学院同时也忧虑，该技术可能同样也无法摆脱反测谎的干扰。事实上，陆陆续续的研究发现也证实了这种忧虑。研究显示，当被试将无关刺激和某种刺激进行关联的时候，无关刺激诱发的P300就会显著增强，并且由于被试有意识地增加了对无关刺激的关注，导致任务难度上升分散了注意资源，这又降低了探测刺激的P300波幅，最终使得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P300波幅难以区分。例如，在Rosenfeld等人的研究中，主试让被试对无关刺激进行动作反应（动一下左脚大拇指）或进行联想（想象被别人扇了一耳光），结果无关刺激的P300波幅明显增强。这些简单的反测谎策略的应用，使得罪犯检出率从原来的82%降到18%（Rosenfeld，Soskins，Bosh，& Ryan，2004）。

为了提高P300测谎技术的抵御反测谎干扰的能力，Rosenfeld研究团队进一步展开研究，提出了复合反应范式（Complex Trial Protocol：CTP）。该范式只包含两种类型的刺激：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出现概率为1∶4。被试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简单反应阶段，探测或者无关刺激为白色，随机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被试只需要集中注意力侦查刺激是否出现，并按键报告看到了该刺激。在第二个辨别阶段，两种类型的刺激会以不同颜色的形式出现，被试需要将某种颜色的刺激作为目标进行按键反应。结果以第一个阶段呈现的探测刺激所诱发的P300作为测谎的指标。为了确保被试在第一个阶段注意刺激的内容，每隔20—30个试次，就要求被试报告该刺激（Meixner & Rosenfeld 2010； Rosenfeld et al.，2008）。

以往的实验范式，如P300-GKT，由于在刺激出现时，被试要同时进行探测—无关刺激的内隐操作和完成目标和非目标刺激的外显辨别任务，这就意味着有限的加工资源会被分配到两种决策过程中，从而很可能导致由于注意资源的不足而引起探测刺激条件下P300波幅变小。P300-CTP范式中，由于在第一个阶段没有了外显的目标和非目标刺激的辨别任务，只需要在内隐层面上作出探测—无关刺激的判断，被试对探测刺激就会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从而可以降低认知资源分散对探测刺激诱发的P300波幅的影响。之后，针对P300-CTP的测谎效果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均表明，该范式的罪犯的检出率很高，甚至可达到100%，而假阳性的概率则很低，并且能较好地抵御反测谎策略带来的干扰（Winograd & Rosenfeld，2011）。

除了P300之外，少量的研究发现伴随性负波（Contigent Negative Variation）也可用于测谎（Fang，Liu，& Shen，2003）。但由于缺少充分的实证数据支持，目前这些成分是否能作为稳定可靠的测谎指标还不确定。

ERP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但是对于说谎心理过程所涉及的大脑空间定位并不太准确。近几年，随着神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使用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ce Imaging，fMRI）技术进行测谎。

[1] Bootstrap Method：为了弥补样本量太小而进行重复样本取样，从而实现在单个被试水平上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该统计方法在测谎的个体水平诊断过程中常用到。以P300-GKT的范式为例，具体的做法是：在个体水平上，在单试次的P300原始波形中进行重复取样，获得足够数量的探测、目标和无关刺激的P300峰值数据，然后进行平均，最后，做波幅差异显著性检验或者波幅的相关差异比较。例如，假设每个被试接受60个试次的探测刺激和目标刺激，226个试次的无关刺激。此时，采用Bootstrap方法，可以在60个P300原始波形数据中随机抽取1个样本，抽完后放回，然后进行下一次抽样，直到抽取研究者需要的任何数量的样本，例如，1000个探测刺激条件下的P300峰值。同样，以此方法可以获得1000个无关刺激的P300峰值。然后，分别对1000个探测刺激和1000个无关刺激的P300峰值进行平均。最后，如果是做显著性检验，则以90%作为置信度，检验探测刺激的P300波幅是否大于无关刺激，是为罪犯，反之为无辜者。如果是做相关差异比较，则比较探测刺激和目标刺激的P300波幅相关系数r（pt）与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相关系数r（pi），如果r（pt）比r（pi）显著更大，则为罪犯，反之则为无辜者，以此实现对每个被试的测谎诊断。

8.2.4 fMRI技术与测谎

在行为水平上，欺骗或说谎行为会比诚实行为的反应时更长，因此，研究者提出，欺骗行为可能较之诚实行为需要更高级的执行功能的参与，同时会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这是最初使用fMRI技术开展测谎研究的理论基础（Vrij，Fisher，Mann，& Leal，2006）。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早期研究的范式为：首先在实验中同时诱发说谎和诚实反应，然后以诚实反应为基线，利用“相减法”，探索说谎行为的大脑活动机制（崔茜，蒋军，杨文静，&张庆林，2013）。例如，一项采用fMRI技术探索说谎和诚实条件下大脑脑区活动模式差异的研究中，实验人员要求被试对自传信息，例如，被试自己的名字或者生日进行说谎或者诚实作答。结果发现，说谎时，腹侧前额叶皮层（ve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es），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激活更明显（Spence et al.，2001）。Langleben等人（2002）首次在测谎研究中结合fMRI技术和GKT范式。在实验之前，被试拿到一个信封，里面装有20美金和一张梅花5的纸牌，被试在记住了纸牌后将其放回信封。然后被安排坐到电脑屏幕前并且被告知，如果屏幕中出现了该纸牌，他们必须说谎，予以否认。只有说谎成功后，才能获得信封中的20美金。研究者认为，被试事先看过的这张牌就相当于GKT范式中隐藏的探测刺激。实验结果发现，那些在认知检测和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脑区，如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SFG）在说谎反应中也更活跃。此后，研究者陆续开展了类似的研究，结果都较为一致：相比较于诚实反应，说谎反应更多地激活了前额叶皮层（prefronal cortex），ACC和顶叶皮层（pareital cortex）（Farah，Hutchinson，Phelps，& Wagner，2014）。从这些已有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大脑需要抑制事实，同时要检测和控制冲突加工，因而说谎的心理过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和认知资源的参与。

至今为止，大多数有关测谎的fMRI研究都是组间分析，而该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前景取决于个体水平测谎诊断的准确率。Langleben等人在2005年首先进行了使用fMRI技术对个体进行测谎的尝试。实验之前，被试首先获得两张纸牌的信息，之后被要求对其中一张牌进行说谎表示没有见过，而对另外一张牌进行诚实回答，表示见过。研究者最后采用逻辑回归统计方法，报告了fMRI测谎准确率为78%左右（Langleben et al.，2005）。此后，在其他的研究报道中，fMRI被个体测谎的准确率甚至达到接近100%。但也有其他的研究发现，fMRI对罪犯和无辜者的个体水平测量并不敏感（Farah et al.，2014）。总体来说，目前使用fMRI技术进行测谎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基础的阶段，其临床应用价值当前还不明确。

8.3 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测谎技术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公众、司法和人事筛选等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和期待，尤其是在司法领域，测谎技术更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案件侦查阶段，应用测谎技术可以帮助区分证人证言的真伪，以利于锁定犯罪嫌疑人；在审讯阶段，可以帮助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供词真伪；在司法审判阶段，可以作为事实证据，影响裁决结果。不过，由于目前各项测谎技术的准确率尚未达到足够理想的程度，人们对于测谎的结论是否可以成为司法过程中可采信的证据一直存有争议。

8.3.1 测谎证据的实际应用

行为心理测谎技术目前在司法领域中多用于案件调查阶段，作为确认事实的参考依据。自西德最高法院在1954年通过一项决议之后，德国的心理学家开始在法庭中，尤其是性侵案中，作为专家证人使用SVA方法检验目击证人供词的真实性。除了德国，在瑞典、奥地利、英国、瑞士、荷兰等国家，SVA技术也用于分析儿童目击者和声称的性侵受害人的供词，分析结果被允许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Kapardis，2000）。SCAN技术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主要被执法部门、军方机构、情报机构等采用。此外，它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英国、美国、荷兰、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也被使用（Nahari et al.，2012）。但是，目前尚未有关该技术的评定结果能否作为法庭审理的可采信证据的报告。

针对多导测谎仪的测试结果是否可以被法庭作为可信证据，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除安全部门外）、德国和法国等是不允许使用多道测谎仪的。但在美国、加拿大、土耳其、以色列、韩国、菲律宾、泰国、日本、波兰、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多导测谎仪被允许使用。在美国，联邦政府国防部多道测谎仪学院每年培训100个新的联邦检验员，有50个州的32个法庭接受此类证据。多导测谎仪在司法机构中被广泛用于调查、检验证人证言，洗清嫌疑人嫌疑，以及引导审讯。多道测谎仪也可以被犯罪嫌疑人用来向警方证明自己的无辜（Kapardis，2000）。

虽然使用ERP和fMRI技术进行测谎的历史还较短，并且应用这两种技术进行测谎的信度、效度还存有较大的争议，但是它们也开始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

由美国脑指纹实验室开发的EEG P300脑波已经申请到了专利并用于美国的刑事案件调查中。在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中，Terry Harrington于1978年被指控为谋杀罪。在25年之后，爱荷华最高法院采纳了脑指纹公司提供的罪犯大脑中所存有的记录与犯罪情景不符的大脑指纹证据，最后基于此推翻了对被告的定罪（Granhag & Hartwig，2008）。2008年，在印度Pune省的一个刑事案件中，法官采纳脑电振荡信号（Brain Electrical Oscillations Signature，BEOS）的测谎结果，并将其作为最后裁决的主要证据之一（Editorial，2008）。近年来，fMRI测谎技术也逐渐开始应用于司法领域。2010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起医疗保险诈骗案中，被告人Semrau认为自己并不是有意触犯法律，为证明他在法庭上的陈述属实，他向法庭提交了Cehpoes公司[1]对其进行的fMRI扫描结果。尽管由Cephoes公司的专家呈现给法庭的fMRI结果显示被告人并没有说谎，但法庭拒绝采纳该证据。法官认为，fMRI技术测谎在科学界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fMRI测谎的实验室研究和该技术在现实情境中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差异。[2]在近期的另一起案件中，被告Smith在二审中以二级谋杀罪被起诉，被告试图让法官接受来自No Lie MRI公司提供的fMRI证据，同样也被法官拒绝。[3]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测谎技术最广泛的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上，有两起著名的案件对法官如何对待测谎证据提供了重要依据。

8.3.1.1 Frye案

Frye案涉及了一项当时的测谎新技术——心脏收缩压检测，即专家可以通过监测被试的心脏收缩压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在该案中，被告James Alphonzo Frye被指控二级谋杀。在承认自己的罪行的几天后，Frye否认了自己的罪行，声称他是无辜的。来自哈佛大学的Marson教授作为专家对被告进行了测谎，测谎结果是被告人没有说谎。最后，审判法官给出的裁定意见中指出，法庭所接受的证言必须是“从公认的原理和发现中推论出来的，并且这些推论出来的东西必须在它所属的领域内得到认可。心血压测谎技术还未得到生理学和心理学权威科学的认可，因此，不能作为从发现、发明和实验中推论出的专家证言在法庭中使用”。这就形成了Frye规则，即“基于科学技术的专家证言必须是在相关的科学界被普遍接受之后才能作为可采信的证据在法庭中使用”。[4]此后，在遇到类似案件中，Frye规则被普遍采用。上述的两起涉及fMRI测谎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即以fMRI所提供的证据不符合Frye标准而被拒绝在法庭上采信。

8.3.1.2 Daubert案

在Daubert案件中，两名患有先天性身体缺陷的婴儿的父母认为，孩子的畸形是因为服用了一家医药公司销售的治疗孕妇呕吐和眩晕的药物所导致。因此，他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药物当时在全世界被广泛销售，同时针对该药物的民事诉讼也不止一起，因此，该案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加州地方法院审理时，原告所提供的8名专家证言显示，通过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资料分析，该药物可导致婴儿畸形。但最后法官认为原告所提供的专家证言在相关的科学界并未达成普遍的共识，最后以Frye标准，拒绝了对原告所提供的专家证言的采信。随后，原告以1975年制定的联邦证据规则中的第702条[5]为依据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明确指出，Frye的“普遍接受”原则已经被《联邦证据规则》所代替，法官应该在审理科学证据时担任“看门人”的角色，而不是简单地服从“普遍接受”原则。最高法院提出，一项科学技术或方法是否能作为专家证据被法庭采纳，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是否具有可验证性；是否在同行评审的已发表的文献中报告过；是否存在可知的或潜在的错误率；是否具有如何使用该技术或方法的规范程序；是否被相关的科学界所公认。在法律使用中，普遍接受原则只是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Daubert规则，它比Frye原则更宽松，重点强调科学证据获得过程的科学性（Lasagna & Shulman，1993）。

Daubert案虽然不涉及测谎，但在该案件中提出的Dausbert原则成为此后美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是否采信测谎结论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各个州具有制定自己法典并作出自由解释的权利，最高法院对联邦证据规则作出的解释以及最终的判决对州法院并没有拘束力。事实上，虽然Daubert原则被多数州认同，但在实际庭审中，在判定科学专家证据是否应该被采纳时，大多数州仍然遵循的是Frye原则（Imwinkelried，2010）。

在测谎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英美法系的国家所持的态度比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开放。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最开始，测谎技术应用于刑事侦查领域。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指出：CPS多道心理测试可以在刑事侦查中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迄今为止，测谎结论还未见在我国的法庭审理中被采纳。

[1] 美国一家专业的测谎公司。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Lorne Allan Semrau 07-10074（2010）.

[3] Gary James Smith v.State of Maryland 418 Md 587，16 A.3d 977（2011）

[4] Frye V.United States，293F，1013（D.C.CIR.1923）.

[5] 该规则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业知识能够帮助事实审判者了解证据，或者裁定争议中的事实，那么，因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以提供意见或者其他的形式作证。”

8.3.2 测谎技术的未来发展

目前，无论是行为心理测谎还是生理测谎技术的发展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可以被普遍采用的程度，归根到底，测谎技术当前的信度和效度还未能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未来要提高测谎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8.3.2.1 完善测谎的理论基础

根据Daubert原则，在法庭上一项科学技术能否作为专家证据被采纳，关键看该科学证据从假设提出，到程序的操作，再到结论的得出是否具有科学性。目前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我国，司法人员对待测谎证据非常审慎，很多情况下会拒绝采纳测谎证据为专家证据，其原因还在于对该技术的科学性的担忧。从程序上规范测谎技术相对较容易，然而，要保证一项测谎技术确实是由“说谎”心理导致的却不容易。在行为心理测谎技术中，各项非言语、言语指标和被试的说谎之间基本都是一种相关关系，其中，陈述效度分析和科学内容分析这两项言语技术尤其因为缺乏理论基础备受诟病。虽然有学者宣称心理生理测谎技术具有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Raskin，Honts，& Kircher，1997），但是，建立在情绪唤醒理论基础上的多导生理记录仪的测谎结果令人堪忧。结合P300和以定向反射理论为基础的犯罪情境测试的测谎技术，相对来说效果相对稳定，但是个体诊断正确率仍有待提高。fMRI测谎技术仍然在起步探索阶段，未来的研究者也需要朝着为该技术提供科学理论框架的方向努力。

8.3.2.2 提高测谎研究的生态效度

生态效度问题也是限制测谎技术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基于实验室任务下的测谎和实际生活中的测谎毕竟有差异，尽管有研究者在实验任务中，模拟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情境，以期提高生态效度（Mohamed et al.，2006）。但是，要同时保证生态效度和实验的内部效度并不容易，而且在很多方面，处于实验室控制环境下，人们的表现和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差异的。首先，在实验室研究中，被试通常是被要求在一些情境中撒谎，而且撒谎的内容很难让他们产生较高的自我卷入感，情境的熟悉性和情绪的卷入度在实验室条件下要比现实环境中更低。来自行为和脑机制的测谎研究都假设，人们在撒谎任务中，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因而需要更强的认知控制。然而，在现实环境中，为了应对审问，撒谎者很可能会反复地演练撒谎，此时，很可能说真话比说谎话更困难。

8.3.2.3 降低反测谎策略的影响

现实情境中，撒谎者采用反测谎策略干扰测谎结果是非常普遍的。一项新的测谎技术的出现必然要面对撒谎者更新测谎知识以提高反测谎能力的挑战。而反测谎策略的应用可以显著降低测谎技术的测谎准确率。已有测谎研究者通过增加新的反应指标，提出了一些反—反测谎方法，其中一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未来，研究者应该开展更多的反测谎研究，尤其是在测试一项测谎技术的效果时，要综合考虑受测者的年龄、健康、个性、生活经历等各项因素。

8.3.2.4 综合运用多种反测谎测试

回顾测谎研究时，一个明显的发现是此类研究分为不同的阵营：一些研究者建议非言语反应，另外的研究者提倡检验言语反应。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基于生理反应和大脑机制的测谎技术，而综合这些手段进行测谎的研究却很少见。人的说谎心理是一个认知和情感共同参与的过程，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考察个体的非言语行为、言语内容、生理唤醒反应以及大脑活动等多个方面，是未来测谎研究中应重点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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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律相关心理的评估

在司法过程中，心理学家需要参与到大量的心理评估与鉴定的工作中，例如，当患有精神障碍的个体剥夺他人生命后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何确定个体是否具有基本的法律能力？年龄较小的儿童所提供的证言是否可靠？如何对违法犯罪过程中常见的精神疾病进行评估和鉴定？如何对个体的犯罪风险进行评定？本章内容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1]

[1] 本章节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440046）的资助和支持。

9.1 法律能力的评估

公民的法律能力指的是行为人作为所参加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自己的行为独立地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与责任的资格（陈立成，2012）。我国公民的法律能力主要包括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受审能力、作证能力、服刑能力等。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法律能力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决是国内外司法心理学家和司法工作者共同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9.1.1 刑事责任能力

大多数情况下，犯罪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1）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2）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理状态；（3）犯罪客体：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如公民的人身安全；（4）犯罪客观方面：被刑事法律所禁止的危害性行为，如杀人、放火等。只有具备这四个要件，才能构成犯罪。公民犯罪被起诉后，法院首要的任务是要确定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从而可以给予应得的惩罚。当前，刑事法律的哲学依据是自由意志的思想，即个体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做某件事的能力（Greene & Cohen，2004）。如果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是个体在有意识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受到指责和惩罚。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意实施谋杀行为而导致他人死亡则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一个人在驾驶时非常小心，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但由于意外因素造成了行人的死亡则被认为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刑事责任能力，简称为责任能力，是指行为当事人在实施了被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当时，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动机、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且能在正确辨认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简单地说，即行为当事人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定资格（张明楷，2007）。我国法律规定，只要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生理和心理发育正常，且精神活动正常的公民，就具有了相应的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对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作用、后果的认识能力。具体而言，辨认能力体现在行为主体是否明确意识到其行为的动机、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要采取的手段，是否能够判断所实施的行为是合法或者违法的，是否能够预见行为对社会、他人和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等。判断和评定辨认能力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1）行为人的动机、目的是否荒谬离奇并脱离现实；（2）行为人是否不能理解危害行为的违法性质；（3）行为人是否对危害后果缺乏认识。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实施或者不实施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能力。控制能力是以辨认能力为前提的，不具备辨认能力的行为人往往就不具备法律意义的控制能力。因此，在进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时，只有在辨认能力存在的情况下，才需要确认是否具备控制能力。刑法要求犯罪行为人要同时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只具有其中一种能力，则属于无责任能力。判断和评定控制能力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1）行为人的社会功能与生活功能的受损程度；（2）行为人自知力的完整程度；（3）行为人的自我保护能力；（4）行为人既往一贯的行为方式（陈立成，2012）。

9.1.1.1 青少年的刑事责任能力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法院判决的刑事罪犯中，青少年罪犯总数从2000年的220981人上升到2010年的287978人，增长了23%，其中，不满18周岁的罪犯人数从2000年的41709人上升到2010年的68193人，增长了63%[1]。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青少年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犯罪行为普遍受到了法律的特殊对待。多数国家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起点规定为14周岁，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等；仅在少数一些国家中，有小于10岁的儿童出现在刑事法庭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青少年不承担责任，属于绝对无责任时期或者完全无责任时期，已满十四周岁但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属于相对负责任时期，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属于完全责任时期，对一切犯罪应承担责任（张明楷，2007）。

之所以对青少年犯罪群体在法律上进行特殊对待，是考虑到低于一定年龄的青少年，由于受大脑发育和认知能力所限，他们的决策能力不足，人格发展不成熟，对自己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并且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发育正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突触数量减少，髓鞘化程度不断增加，灰质体积减小，白质体积增大，脑区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负责情绪、奖赏、刺激寻求功能脑区（如杏仁核、腹侧纹状体、眶额皮层、内侧前额叶等）的发展，和负责认知控制、情绪管理的相关脑区（如前额叶、顶叶皮层、前扣带回）的成熟并不同步，这就使得青少年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表现的控制能力之间会出现不协调（胡传鹏，邓晓红，周冶金，&邓小刚，2011）。在青少年的早期阶段，个体的情绪唤醒度增高，对奖赏的敏感度增强，表现出感觉寻求的特点，当发展到青少年中期阶段，个体往往无法应对同伴压力，容易采取冒险性的冲动行为，同时情绪上和行为上的问题显著增多，直到青少年的晚期阶段，随着前额叶的发育成熟，他们的认知控制和自我管理能力才会明显提高（Steinberg，2005）。此外，来自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和成人在加工他人的心理状态和意图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当要求被试区分某人说话的内容是真诚的还是具有嘲讽意味的时候，相比成人组（23—33岁），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青少年（9—14岁）在前额叶上的活动更强。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去理解语句中字面意义和言下之意的区别。另外一些研究发现，10岁之前，儿童的情绪面孔识别能力稳步发展，然而到了12岁左右，这种能力会显著下降，而一直到青少年晚期，这种能力才会再次得到提高（Blakemore，2008）。

这些来自青少年大脑发育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少年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Roper V.Simmons一案中，参照了科学界有关青少年大脑发育的神经科学研究，认为青少年的决策能力不足、冲动性强、容易做出冒险性行为，同时，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尚未发育完全，最后裁定犯罪嫌疑人未满18周岁，不适用死刑，并自此案后，通过宪法明确禁止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2]

9.1.1.2 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病患者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有资料显示，在西欧的杀人案件中，有10%的案件是精神病人所为（Hornsveld & Nijman，2005）。在我国，近年来精神病犯罪率也在逐年上升，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如何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刑事处罚是多数国家及其法律体系所困扰的问题。相关的法律假设是，精神障碍会剥夺个体的自由意志。因此，在刑事犯罪中，被告如果患有精神疾病，在案发当时，其行为受到病理性心理状态的影响，因为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这个构成要件，被告可以以此申请减轻或者豁免刑事责任。

早在古代，各国刑法中就体现出了对精神病人触犯法律的行为予以免除刑罚或者从宽处罚的思想和做法。例如，在《周礼·秋官·司刺》三赦之法中明确指出“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其中，“蠢愚”主要指的是有精神障碍的痴呆者。在古罗马帝国的法律中，规定了精神病患者可以免除处罚（赵秉志，2001）。在当今各国法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活动进行评估并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各国刑法所采纳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标准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医学—生物学标准。依据该标准，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存在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1954年，在德拉姆诉美国一案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并发展了“Durham条例”，该条例规定如果被告的犯罪行为是由精神疾病或心理缺陷导致的，则被告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Durham条例”过多强调医学诊断，限制了法官或者陪审团的司法决策权力。并且在现实中，精神病专家对“精神疾病”的定义也往往不是唯一确定的，而是带有很多主观性，这就可能导致在审判中，精神病专家或者司法心理学家的权利滥用。[3]为此，该标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2）法学标准，即规定以评估被告的心理状态或者辨认控制能力作为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1971年修订的《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心神丧失或精神暂时不正常导致无法判断案发时所实施罪行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赵秉志，2001）。（3）混合标准，即结合医学生物学和法学两种标准来确立被告的刑事责任，被告不仅必须存在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并且这种精神障碍导致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法定的心理状态。该标准为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刑法所采用。在英美法庭中，“M'Naughton”规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评估被告刑事责任能力的混合标准。根据这条规则，“被告人首先可以清楚证明行为当时由于有心理疾病而出现推理缺陷，并且不知道或不理解他的行为的性质和特性，或者即使知道，也不能理解该行为的对错”，如果符合上述描述，那么被告无需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该规则强调个体的认知因素，也被称为“精神错乱的认知标准”，但由于该规则只涉及鉴定被告的认知能力，过于狭窄，这就导致了“不可抗拒冲动标准（Irresisitible Impulse Standard）”这个补充规则的产生。虽然被告人具有认识行为对和错的认知能力，但是如果作案当时被告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能力或者意志力而导致无法在是非之间进行选择，那么被告仍然可以获得精神病的合理辩护。1972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AlI）在美国诉劳纳（United States v.Brawner）案件中，发展出的“Brawner规则”（也被称为“ALI标准”）也属于混合标准。根据该规则，“若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由精神疾病或缺陷导致的，个体缺乏评价其犯罪行为的性质或者缺乏根据法律要求行事的实际能力”，那么被告对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与“M'Naughton”规则不同，在这里，“精神疾病或缺陷”不包括重复犯罪或者其他反社会行为的精神疾病，也就是这一标准不允许反复违反法律规范的精神病态患者申请辩护。“Brawner/ALI标准”包含了认知和意志两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相对比较综合性的标准（Bartol & Bartol，2009）。目前，在美国有二十一个州采纳这个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也采用的是医学生物学和法学的混合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我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立法中，对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按“三分法”进行，即“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无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司法鉴定结果同时满足生物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证明被告患有刑法规定的精神疾病，并且这种疾病导致其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时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则为无刑事责任能力。1981年，John Hinckley在一家希尔顿酒店门口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导致里根和其他几个人严重受伤。在法庭审理中，精神病专家通过诊断，确认Hinckley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案发当时，失去了辨认行为后果以及控制行为的能力。最后，陪审团裁定Hinckley无罪，不过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限定责任能力：一般来说，如果能够证明精神疾病导致被告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减弱，但是并未完全丧失，则可以申请减轻刑罚的辩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程度进行较为准确的量化是一个难点。2011年3月，上海“80后”青年汪某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汪某使用水果刀，向母亲连刺数刀，导致其母当场昏迷。案发后，汪某被当地民警抓获，其母亲经过医院的救治转危为安。数月后，经司法鉴定，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正处于发病期间，情感方面存在障碍，案发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最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和司法鉴定结果，认为汪某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可以从轻处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在这起“机场刺母”案件中，被告作为精神疾病患者在案发当时的心理状态成为决定法院审理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如果被告精神活动正常或者即便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在案发期间拥有正常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则需要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1992年，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Jeffrey Dahmer承认自己在十几年间杀害并肢解了17名年轻男子。庭审中几位精神病专家指出，Dahmer患有精神疾病，同时，也有专家指出，Dahmer并没有丧失辨认和控制力，他在犯罪过程中非常谨慎，能够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并且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最后，Dahmer被判处999年的刑罚。

以精神病作为辩护理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人们对暴力犯罪者尤其是对那些造成严重伤害的罪犯申请精神病辩护持有消极的态度，因为很多精神病患者表现得冷漠、凶残、冲动，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作案方式残暴异常，带来的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往往会引发民众强烈的愤怒情绪。最近，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反社会个体的行为可能和他们“异常的大脑”有关系，这些研究可能为当前的精神病辩护提供一些科学的证据支持。

研究发现，反社会个体在内侧和腹侧前额叶、杏仁核、角回和前/后扣带回等区域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异，而这些脑区在社会情绪的加工、道德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来自儿童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内侧前额叶受损的患者在道德推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而成年人在腹内侧前额叶受损后，会采取比正常人更为功利性的道德判断标准（胡传鹏等，2011）。研究发现，精神病态患者能根据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则，正确地判断，哪些行为是对，哪些行为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共情、内疚等情绪，在行为上，他们较难抑制自己的暴力攻击倾向，这种对行为对和错的辨认能力保持完整但是控制能力丧失的表现同样在额颞痴呆患者身上可以找到（Glenn，Raine，& Laufer，2011； Mendez，2010）。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在为我们揭示精神疾病患者犯罪行为的生理机制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关的研究结果对司法决策的影响也开始有所显现。在Hinckley刺杀美国总统里根一案中，辩护律师就向法庭呈现了对被告大脑使用计算机断层X射线（computed tomography X-ray scan）扫描的结果，证明Hinckley患有精神障碍。不过，司法工作者当下对认知神经研究报告在法庭辩护中的作用所持有的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Brain Dugan在上世纪80年代犯下了系列的强奸杀人案，在2010年，Dugan面临死刑的裁决。但Dugan被诊断为一个精神变态患者，神经心理学家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对Dugan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他在情绪加工的某些脑区上的激活比正常人更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接受fMRI的扫描结果作为证据之一，并且允许神经心理学家作为专家出庭作证，但拒绝向陪审团呈现神经成像的图片（Hughes，2010）。虽然神经成像的结果能够揭示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和正常人存在差异，但是并不能确定这种异常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能揭示被告在案发当时的心理状态。最后，Dugan并未获得减刑。尽管如此，学者预测，随着技术的发展，使用fMRI对被告的精神活动进行诊断，将在未来的有关精神病罪犯的法庭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刑事司法责任能力的评价是法律能力评估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的鉴定工作中，由于各鉴定机构之间、不同鉴定人之间在对辨认和控制能力理论上的理解以及实际评定存在较大的学术分歧，常常导致鉴定结论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因此，一方面，司法心理学家在对罪犯的精神活动作出判断之前，应该从相对独立的多种信息源了解多方面的信息，包括罪犯的自我陈述和生活历史、警察的审讯、医院的鉴定报告、心理测量结果、罪犯社会关系中的人所提供的信息等（Goldstein，Morse，& Shapiro，2003）。另一方面，可以发展一些标准化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量化工具。国际上较常用的刑事责任评定量表有：Rogers发展的刑事责任能力量表（Rogers Crinimial Responsibility Assessment Scale，R-CRAS）和Slobogin等人编制的精神症状筛选评价（Mental Screening Evaluation，MSE）（Wrightsman，2004）。

[1]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Roper v.Simmons U.S.Supreme Court，2005

[3] Durham v.United States，214 F.2d 962（D.C.Cir.1954）.

9.1.2 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简称“行为能力”，指的是民事主体（通常指自然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具有发生、变更或终止法律关系的资格。和刑事责任能力相比，民事行为能力通常和处理个人日常生活事务相关，例如，依法支配个人财产的能力、结婚和离婚能力、按照法律签订契约或合同的能力等。但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民事行为能力不仅仅指公民独立从事合法的民事行为能力，还包括为自己违法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如没有履行合同而需要依法对合同方进行赔偿的能力。

《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就意味着，民事主体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宗教、智力水平等差别，均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权利能力，与个人的意志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民事主体人身存在便享有的法律资格，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是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但是民事权利能力不等同于民事行为能力。公民享有民事权利是一回事，而是否具备依法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是另一回事。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年龄、智力水平、精神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类似，司法实践活动中，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可分为三个等级：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首先，公民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水平，具备相应的智力水平，才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次，公民的精神状况是影响民事行为能力的重要因素。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评估，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类似，我国法律中一般采用医学生物和法学的混合标准。采用医学生物学标准是为了确定被鉴定人是否罹患精神障碍，精神障碍的性质、阶段、严重程度和预后等；即使个体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其民事行为能力的削弱或丧失，因此，除了参照医学生物学的评估结果，还需要采用法学标准评估被鉴定人在从事某一特定的民事行为活动期间，其民事行为的辨认能力，包括对民事行为的性质、目的、意义、后果等的认识和评价，对各项法律程序性质的理解、对主客观一致的真实意思的正确判断等（陈立成，201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我国民法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无民事行为能力：“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在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中，当确定了当事人的精神障碍后，确定其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关键还是要评估当事人在犯罪行为实施当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种行为具有不可恢复和更改的特性；而在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中，关注的是当事人从事某种民事行为“期间”的辨认能力，这种行为不仅仅指过去已经发生的，而且还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民事行为，因此，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民法通则》第19条第2款：“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他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陈立成，2012）。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法院，其他任何人、组织或者机构都不具备宣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资格。法院也只有在接到公民的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后，经过审核和认定，才能审查和宣告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9.1.3 其他法定能力

除了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之外，常见的法律能力还包括诉讼能力、作证能力、服刑能力等。在对精神障碍者的法律能力作出评估时，一般也都是结合医学生物学和法学两方面的标准进行。

9.1.3.1 诉讼能力

诉讼能力或者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当事人亲自进行诉讼活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法律上的资格。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合法资格，从出生开始就有，到死亡后终止。有诉讼权利能力而无诉讼行为能力的人，虽然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却不能自己独立地进行诉讼活动，而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由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

诉讼行为能力包括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能力，其中刑事诉讼能力也称为受审能力，具体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接受刑事审判，对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和行使能力。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受审能力的评估被认为是刑事司法精神鉴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根据Steadman等人（1982）的调查研究，发现1978年美国有25000名被告参加了受审能力的评定，结果有6500人因为无受审能力接受住院治疗。在所有的重罪案件中，大约有2%—8%的人会接受受审能力的评估。

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因为受到病理性精神活动的影响而缺乏或丧失受审能力。对这些被告进行受审能力的评估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采用医学—生物标准对被告是否患有某种精神障碍进行评定；其次是采用法学标准了解被告的受审能力，包括：是否能够理解他和诉讼的关系，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否能够理解刑事诉讼的基本内容和程序，例如，自己所处的刑事法庭有法官以及检举自己罪行的公诉方的存在；是否理解自己被起诉的目的和性质；是否能够理解自己有律师，并且能够和律师之间进行交流，告知律师自己的基本情况，以及案发当时、当地的基本事实；是否能够理解可能的审判结果等。

在美国，如果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无受审能力，一般会被强制送入医院接受治疗，直到恢复受审能力，并且法律规定，恢复受审能力的住院时间不能超过合理的期限，在此时限内，间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对被告的受审能力进行评估。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能恢复受审能力，则可能会被释放（陈立成，2012）。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受审能力的相关规定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中止审理。但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且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由于我国法律对受审能力缺少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较少有人提出对受审能力进行鉴定。

9.1.3.2 服刑能力

服刑能力是指达到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能够理解刑罚的性质、目的和意义，并且具备接受和承受刑事惩罚的能力。刑罚的主要目的包括惩罚犯罪、警示可能的罪犯和改造罪犯。罪犯在服刑期间，由于生活环境突然改变，失去人身自由，缺乏社会支持系统，服刑期间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根据国内某省的调查，服刑人员中出现精神障碍的比例在10.9%左右（郑瞻培，2009）。有研究者对309例患有精神疾病的服刑人员进行服刑能力的鉴定，结果发现，无服刑能力者占58.3%（魏海燕，秦文，&刘小林，2007）。对服刑能力的鉴定和评估一般也是依据医学和法学两方面的标准：通过精神医学的临床诊断评估精神障碍的性质、程度、恢复能力；通过法学标准评估服刑人员对刑罚的理解、对相应刑罚的承担能力。如果被鉴定为无服刑能力，那么则可能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精神活动恢复正常，再继续接受刑罚。

9.1.3.3 作证能力

在诉讼程序中，证人证言对于案件审理中的事实确认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也就是说，公民具有作证的法定义务，但是是否具备作证的能力还依赖于公民的智力发展水平和身心状态。在作证时，证人需要向司法工作人员口头描述或者书面陈述自己实际感知到或者从他处了解到的案件情况。

儿童由于在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受到限制，他们的作证能力是各国司法工作者普遍遇到的难题。由于在一些案件中，尤其是涉及儿童性侵的案件中，儿童可能是案件现场的唯一目击者，此时就有可能允许儿童作证。在确定儿童是否具有作证能力的过程中，心理学家一般会采用一些标准化的面谈技术来获得相关信息，例如，国际上常用的“标准化内容分析技术（CBCD）”就是一种区分儿童真实性描述和虚假描述的临床方法。

临床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经司法鉴定，如果不能明确理解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明确辨别事物的是非，记忆有障碍，或者不能正确表达，也不具备作证能力。

9.2 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根据国家疾控中心2009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重症精神障碍患者有1600万，患病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2.7%上升到目前的15.6%（彭少慧，2010）。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由于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出现异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同时伴随自我保护能力下降；另外一方面，在精神病患者群体尤其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群体中，有一部分具有明显的主动攻击意识，较容易出现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中国社科院《2010法治蓝皮书》中提到，“在故意杀人的案件中，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比较突出”。我国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断面临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问题，而如何对各类精神疾病作出正确的诊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9.2.1 精神疾病的界定与诊断标准

精神疾病是一种由临床诊断确认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个体无法有效适应生活环境，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活动偏离正常标准。从精神医学的角度考虑，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认个体是否存在精神障碍：（1）是否存在痛苦或功能不良；（2）是否能够适应社会；（3）行为或言语方式是否是理性的，能够被他人所理解；（4）言语是否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5）行为方式是否在统计学上处于极端位置并且违反社会认可的标准；（6）言语是否让周围的观察者感到不适；（7）行为是否违反了全社会所公认和期望的道德标准或理想标准（Gerrig & Zimbardo，2003）。

在对精神障碍进行诊断时，首先要了解并收集被诊断者的精神状况相关的详细材料，然后将出现在被诊断者身上的各种异常表现，按照专业和公认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估，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结果，然后对照某个公认的疾病诊断标准，作出最终诊断（陈立成，2008）。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一般包含症状标准、病程标准、病情严重标准、排除标准等，其中，症状学的指标是最为基本的。现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常用的临床诊断工具有：

（1）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简称为《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ICD依据疾病的病因、病理、部位和临床表现等特征，将各类疾病进行分类，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疾病分类方法，其中包括了精神与行为障碍的内容。目前，最新修订的版本为ICD-10。

（2）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的《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DSM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常用于精神障碍临床诊断的指导手册，它对每个诊断条目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内容非常细致和严格，相比ICD而言，DSM更为精确。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推出了DSM的最新版本DSM-5，该版本中吸收了基因和神经影像学的研究成果。

（3）中华医学会精神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即Chinese Class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CCMD）。CCMD是适应于中国文化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2001年修订完成的CCMD-3一直沿用至今。[1]

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而精神活动本身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这就导致精神障碍的诊断变得复杂而困难。临床医生确认精神障碍的症状时，尚不能像对生理疾病的症状进行确认一样，可以凭借客观的医疗设备，而主要依赖于病史材料的分析、临床观察、面谈等方法，因此，临床医生的知识和经验丰富程度对精神障碍的诊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常见的精神障碍类型包括精神分裂症、妄想障碍、心境障碍、人格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等。

[1] 本节内容中所涉及的几种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均采用CCMD-3。

9.2.2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在感知觉、思维、情绪情感和意志行为等方面表现出功能紊乱，社会退缩明显，从言语中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精神活动，以及主观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客观环境之间呈现不协调的特征。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起病于青壮年，有些在儿童时期就可能表现出症状。通常情况下，患者意识清晰，智能基本正常，但也有部分患者在发病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认知功能的损害。精神分裂症自然病程多迁延，有慢性化倾向，病情多反复发作并加重，有部分患者通过治疗可以保持痊愈或者基本痊愈。

9.2.2.1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

（1）思维联想障碍：思维联想过程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性，是精神分裂症最具特异性的表现。患者在意识清晰状态下，思维联想松散或破裂、缺乏具体性，和现实环境脱节。患者在口头或书面语言的交流过程中，语句和概念之间缺乏意义联系，没有主题性和现实性，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结构文法错误、言语之间支离破碎或者出现逻辑推理荒谬离奇（逻辑倒错性思维）。有些患者可能会使用普通的语词表达一些外人无法理解的意义，用特殊的方式将无关语句进行拼凑，赋予特殊意义（象征性思维）。另外，有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在无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下突然中断或强制出现思维云集或无关的联想，这个过程常伴有被控制感、不自主感。

（2）情绪情感的障碍：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周围事物的情感反应淡漠、迟钝。情绪情感反应与外界环境不协调。

（3）意志行为方面的障碍：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意志缺乏和社会退缩，个人行为变得被动、懒散、孤僻，不愿意与周围的人交往、互动，终日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对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4）幻觉和妄想：幻觉和妄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的表现，但非特异性的症状，患者可能会出现威胁命令性的幻听、评论性幻听，幻听往往会影响患者的情绪。精神分裂症的妄想对象比较泛化，内容荒诞离奇，最多见的妄想包括被害妄想、关系妄想、疑病幻想、嫉妒幻想等。

根据ICD-10和CCMD-3，精神分裂症还分为多种亚型，如偏执型分裂症、紧张型分裂症、青春型分裂症、未定型分裂症等，但DSM-5取消了对精神分裂症亚型的划分。

9.2.2.2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断

依据CCMD-3，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标准如下：

（1）反复出现的言语性幻听；

（2）明显的思维松弛、思维破裂、言语不连贯，或思维贫乏，或思维内容贫乏；

（3）思想被插入、被撤走、被播散、思维中断，或强制性思维；

（4）被动、被控制，或被洞悉体验；

（5）原发性妄想（包括妄想知觉，妄想心境），或其他荒谬的妄想；

（6）思维逻辑倒错、病理性象征性思维，或语词新作；

（7）情感倒错，或明显的情感淡漠；

（8）紧张综合征、怪异行为，或愚蠢行为；

（9）明显的意志减退或缺乏。

至少确定出现以上两项，并非继发于意识障碍、智能障碍、情感高涨或低落，单纯型分裂症另规定。诊断的严重标准是自知力障碍，并有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或无法进行有效交谈。

病程要求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持续1个月，单纯型另有规定。若同时符合分裂症和情感性精神障碍的症状标准，当情感症状减轻到不能满足情感性精神障碍症状标准时，分裂症状需继续满足分裂症的症状标准至少2周以上，方可诊断为分裂症。

诊断过程中要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及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尚未缓解的分裂症病人，若又罹患本项中前述两类疾病，应并列诊断。

9.2.2.3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涉法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左右。国内的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在5.69%（1982）—6.55%（1993）之间（WHO，2002）。在涉及司法鉴定的各类精神病人中，精神分裂症占31.7%—50%，排在第一。在各类精神障碍导致的恶性凶杀案件中，精神分裂者的比例占到34.78%—75.5%（陈立成，2008）。

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精神疾病。尽管事实上，大多数精神分裂症并没有攻击倾向，社会公众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更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调查发现，精神障碍者家属中有70.4%，公安人员中有94.2%的人认为，精神分裂者的暴力危险性高于普通人；超过50%以上的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暴力倾向（丁启方，程云，王静，&黄成兵，2010;王小平，刘铁桥，郝伟，&李凌江，2010;徐东，费利鹏，许德广，邵贵忠，&曾闽风，2002）。参与违法犯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案行为呈现出作案动机不明、作案突然、行为极端残忍、方式怪异、缺乏自我保护性、作案后情感淡漠等特点。引发精神分裂症暴力犯罪的常见疾病危险因素包括：（1）非系统性妄想伴发的恐惧和自控能力丧失；（2）系统性的偏执型妄想；（3）不可抗拒的欲望冲动；（4）源自幻觉的行为，如命令性幻听；（5）共病诊断，尤其是合并物质滥用的诊断；（6）强烈的负性情绪（陈立成，2012）。此外冲动型和攻击性人格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刘桂花等，2009）。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则是诱发精神分裂症暴力犯罪行为的主要社会因素。

对精神分裂者的法律能力评估要充分考虑患者所处的疾病阶段。以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为例，在疾病的发作期，患者如果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时，丧失了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则可认定为责任能力。如果患者由于疾病发作导致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减弱，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动机，则可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但是，如果患者虽然处于疾病发作期，而病理性的精神活动和犯罪行为本身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犯罪具有明显的现实动机，则会被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疾病的残留期，要对被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做鉴定，如果没有完全恢复，并且这种残留的精神症状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以鉴定为限定刑事责任。在疾病的缓解期，如果被告的精神症状已经恢复到病前水平，应有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整则应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陈立成，2012）。

9.2.3 妄想障碍

妄想障碍，也称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是一种典型的病因未明的精神性障碍，一般起病在30—40岁左右，其典型的临床特征是出现一组系统妄想。妄想障碍的症状标准是以系统妄想为主要症状，内容较固定，并有一定的现实性，不经了解，难辨真伪。主要表现为被害、嫉妒、夸大、疑病，或钟情等内容。严重标准是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和自知力障碍。病程标准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持续3个月。诊断该精神障碍要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

在国外的调查中，妄想障碍在精神疾病患者中占1%—2%。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调查中发现，妄想障碍患者占到精神障碍者的刑事案件鉴定案例的2%（郑瞻培，2009）。对妄想障碍的法律能力的评估参见精神分裂者。

9.2.4 心境障碍

心境障碍也称为情感性精神障碍，它是一类患病率高、复发率高同时自杀率高的重性精神疾病。心境障碍可以是各种原因引发的，以明显而持久的心境改变为基本临床特征的精神疾病。心境的改变可以表现为心境的持续性高涨（躁狂）或者持续性的低落（抑郁），两种形式可以单独也可交替发作。部分心境障碍者可能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该病有反复发作的倾向，病情缓解期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有一部分患者可以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9.2.4.1 心境障碍的临床诊断

心境障碍一般可分为五个亚类型：躁狂发作、抑郁发作、双相情感障碍、环形抑郁障碍、恶性心境障碍。

（1）躁狂发作的基本临床特征是情绪情感高涨，自我感觉非常好，思维活跃，思维联想速度加快，行为活动明显增多，此外常伴有瞳孔增大、心率加快等躯体症状以及注意力随境转移、记忆力增强紊乱等认知功能的异常。躁狂发作的症状标准以情绪高涨或易激惹为主，至少有下列三项（若仅为易激惹，则至少需4项）：①注意力不集中或随境转移；②语量增多；③思维奔逸、联想加快或意念飘忽的体验；④自我评价过高或夸大；⑤精力充沛、不感疲乏、活动增多、难以安静，或不断改变计划和活动；⑥鲁莽行为（如挥霍、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行为等）；⑦睡眠需要减少；⑧性欲亢进。

躁狂发作诊断的严重标准是发作可严重损害社会功能或给别人造成危险或不良后果。在病程上要求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持续1周；可存在某些分裂性症状，但不符合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若同时符合分裂症的症状标准，在分裂症状缓解后，满足躁狂发作标准至少1周。诊断过程要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性物质所致躁狂。

（2）抑郁发作的临床表现为心境低落，严重程度可以从轻度情绪低落到重度悲观绝望，思维迟钝，反应缓慢，言语减少，动作行为减少，社会退缩性强。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以心境低落为主，并至少有下列4项：①兴趣丧失、无愉快感；②精力减退或疲乏感；③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④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⑤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⑥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⑦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⑧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⑨性欲减退。

抑郁诊断的严重标准是社会功能受损，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病程要求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持续2周。可存在某些分裂性症状，但不符合分裂症的诊断。若同时符合分裂症的症状标准，在分裂症状缓解后，满足抑郁发作标准至少2周。诊断中要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抑郁。

（3）双相情感障碍临床上常表现为躁狂和抑郁在很短的时间内交替发生，心境和活动明显紊乱。诊断标准为目前发作符合某一类型躁狂或抑郁标准，以前有相反的临床相或混合性发作，如在躁狂发作后又有抑郁发作或混合性发作。

（4）环形心境障碍的症状标准为反复出现心境高涨或低落，但不符合躁狂或抑郁发作症状标准。病程要求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两年，但这两年中，可有数月心境正常间歇期。诊断要排除心境变化并非躯体或精神活性物质的直接后果，也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附加症状；排除躁狂或抑郁发作，一旦符合相应的其他类型情感障碍标准，则应作出相应的其他类型诊断。诊断的严重标准是社会功能受损较轻。

（5）恶劣心境障碍在临床上表现为长期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属于一种轻度抑郁，没有任何躁狂表现。患者在很长时间里，感觉疲惫、心情低落、沮丧、社会兴趣明显下降，缺乏自信心，对未来感到悲观。恶劣心境的症状标准为持续存在心境低落，但不符合任何一型抑郁的症状标准，同时无躁狂症状。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两年，在这两年中，很少有持续两个月的心境正常间歇期。诊断要排除心境变化并非躯体病（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或精神活性物质导致的直接后果，也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附加症状；排除各型抑郁（包括慢性抑郁或环性情感障碍），一旦符合相应的其他类型情感障碍标准，则应作出相应的其他类型诊断；排除抑郁性人格障碍。恶劣心境的社会功能受损较轻，自知力完整或较完整。

9.2.4.2 心境障碍的涉法问题

心境障碍在欧美国家的患病率为3%—5%左右（郑瞻培，2009），国内心境障碍的患病率为0.76‰（1982）—0.83‰（1993）（江开达&郭晓云，2007）。近期，一项对北京地区综合医院就诊的5000多名患者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综合医院患者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8.22%，其中重性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5.32%（李献云，张艳萍，王志青，杨少杰，&费立鹏，2010）。心境障碍是司法精神鉴定中的常见疾病，占全部鉴定案例的5%—10%（郑瞻培，2009）。躁狂发作患者多涉及治安事件，如猥亵、扰乱公共秩序、偷窃等，而抑郁症患者的违法犯罪行为较躁狂症患者更多，也更严重，其暴力犯罪行为的发生率仅次于精神分裂症。据调查，在被鉴定的杀人案件中，抑郁症患者肇事比率占到20.2%，其中受害者以患者的亲属居多（陈立成，2012）。心境障碍者在民事案件中也常因为情绪紊乱，心境异常导致一些常见纠纷，例如，躁狂症患者容易出现行事草率，随意施舍，与他人签订一些不合理的合同，甚至随意与他人进行婚姻登记，从而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和损失。

对心境障碍的法律能力的评估较为困难。首先是司法精神病专家对心境障碍的界定尤其是程度上的界定存在分歧。重度心境障碍患者可能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一般情况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不完整的。但是患者在轻抑郁和轻躁狂状态下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到何种程度较难判断。其次，心境障碍属于发作性疾病，患者可能出现行为发生时无症状但在鉴定时症状加重，或者行为发生时病情严重，但是在鉴定时病情得到恢复和缓解，这种症状的不稳定性也给司法鉴定带来了困难。

9.2.5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是指患者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人格障碍患者一般无智能障碍，但会出现明显的社会适应不良，并且行为模式较难矫正。通常开始于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并长期持续发展至成年或终生。

9.2.5.1 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人格障碍的症状标准为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①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②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③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④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人格障碍的严重标准是特殊行为模式的异常偏离，使病人或其他人（如家属）感到痛苦或社会适应不良。病程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期，现年18岁以上，至少已持续两年。诊断时排除人格特征的异常偏离并非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表现或后果。

人格障碍的临床亚型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最常见于违法犯罪案件中。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类精神障碍，以高攻击性、冲动性、缺乏羞愧感等为特征，男性多于女性。诊断标准为首先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然后至少符合下列3项：①严重和长期不负责任，无视社会常规、准则、义务等，例如，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或学习），经常旷工（或旷课）、多次无计划地变换工作；有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且这些行为已构成拘捕的理由（不管拘捕与否）；②行动无计划或有冲动性，例如，进行事先未计划的旅行；③不尊重事实，例如，经常撒谎、欺骗他人以获得个人利益；④对他人漠不关心，例如，经常不承担经济义务、拖欠债务、不赡养子女或父母；⑤不能维持与他人的长久的关系，例如，不能维持长久的（1年以上）夫妻关系；⑥很容易责怪他人，或对其与社会相冲突的行为进行无理辩解；⑦对挫折的耐受性低，微小刺激便可引起冲动，甚至暴力行为；⑧易激惹，并有暴力行为，例如反复斗殴或攻击别人，包括无故殴打配偶或子女；⑨危害别人时缺少内疚感，不能从经验，特别是在受到惩罚的经验中获益。其次，在18岁前有品行障碍的证据，至少有下列3项：①反复违反家规或校规；②反复说谎（不是为了躲避体罚）；③习惯性吸烟，喝酒；④虐待动物或弱小同伴；⑤反复偷窃；⑥经常逃学；⑦至少有两次未向家人说明外出过夜；⑧过早发生性活动；⑨多次参与破坏公共财物活动；⑩反复挑起或参与斗殴；被学校开除过，或因行为不轨而至少停学一次；被拘留或被公安机关管教过。

9.2.5.2 人格障碍的涉法问题

在一项持续10年之久的精神评估调查中发现，被指控为不同罪名的1195名罪犯中，有将近40%的罪犯被诊断为人格障碍，其中三分之二被确定为反社会人格障碍（Bartol & Bartol，2009）。国内的调查发现，人格障碍在普通人群中患病率为0.13‰（1982）—0.10‰（1993）之间（沈渔邨，2001）。男性服刑人员中，人格障碍患者占7.96%—13.94%，反社会人格障碍占4.08%（陈立成，2012;马恩轩，赵万利，栾清明，曹中昌，&成义仁，1998）。反社会人格障碍以持续的违法行为作为诊断标准，其有效性目前仍存有很大争议，甚至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伪装成临床诊断的道德判断（Bartol & Bartol，2009）。这类病人对社会和他人持续造成严重的威胁，各国立法中极少有允许申请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辩护的，相反，如果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可能会被加重处罚或是被判断或被判死刑（陈立成，2012）。

9.2.6 精神发育迟滞

精神发育迟滞是指一组智力发育不全或受阻、社会适应困难的综合征，起病于18岁以前。具体表现为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缺陷，在心理成熟和社会功能方面显著落后于同龄人。本症可单独出现，也可同时伴有其他精神障碍或躯体疾病。

9.2.6.1 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

精神发育迟滞根据智力损伤的程度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4个级别。

（1）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标准为：①智商在50—69之间，心理年龄约9—12岁；②学习成绩差（在普通学校中学习时常不及格或留级）或工作能力差（只能完成较简单的手工劳动）；③能自理生活；④无明显言语障碍，但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延迟。

（2）中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标准为：①智商在34—49之间，心理年龄约6—9岁；②不能适应普通学校学习，可进行个位数的加、减法计算；可从事简单劳动，但质量低、效率差；③可学会自理简单生活，但需督促、帮助；④可掌握简单生活用语，但词汇贫乏。

（3）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标准为：①智商在20—40之间，心理年龄约3—6岁；②表现为显著的运动损害或其他相关的缺陷，不能学习和劳动；③生活不能自理；④言语功能严重受损，不能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

（4）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诊断标为：①智商在20以下，心理年龄约在3岁以下；②社会功能完全丧失，不会逃避危险；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

9.2.6.2 精神发育迟滞的涉法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1985的报告表明，人群中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的患病率为3%，重度和中度的患病率为0.3%—0.4%。1988年研究者对我国八省市0—14岁的儿童智力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精神发育迟滞的患病率约为1.2%（沈渔邨，2001）。在司法鉴定中，精神发育迟滞的比率占35.54%，在刑事案件中占19.3%（吴东，熊典樟，彭岚，易燕，&胡伟，2010）。对精神发育迟滞的法律能力评定时，一般是把重度和极重度患者评定为无法律能力，而把轻度或者中度患者评定为限定法律能力。相比施害者身份，精神发育迟滞更常见于受害者，尤其是性侵案件中，调查发现，在接受司法精神鉴定的性侵受害者中，精神发育迟滞的比例超过80%（郭新宇等，2011）。我国法律规定，“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用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在对精神发育迟滞的患者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中，同样要结合医学生物和法学标准，一方面要确定患者的智力迟滞严重程度，另一方面要鉴定患者对所受到侵害或者后果的实质性认识。

9.3 人身危险性评估

Prosenjit Poddar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门诊接受治疗时，告诉医生，自己头脑中出现了伤害并杀死一名在舞会上结识的名叫Tatiana Tarasoff的女孩的幻想。在Prosenjit Poddar中断治疗后，医生将这名病人的情况告知了当地的警察。因为Prosenjit Poddar实际上并没有做出违法的行为，警察只是约见了他并做了警告。两个月后，Poddar杀害了Tarasoff，被抓捕后被指控为一级谋杀。随后，被害女子的家人起诉了精神病医生，认为医生在知道Poddar具有严重人身危险的情况后，没有提前警告被害人，这是一种严重的渎职。[1]该案在美国引发了临床医生是否有向第三方警告潜在伤害的义务的大讨论，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罪犯潜在的人身危险性是否能够被预知。

[1] Tarasoff v.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

9.3.1 人身危险性定义

19世纪末，意大利犯罪学家Cesare Lombroso在基于大量人类学调查以及解剖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思想。他认为犯罪具有遗传生物学的基础，“天生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就具备一些特异的生理构造和精神特征，具有固有的犯罪倾向（何川&马皑，2014）。根据“天生犯罪人”的假设，社会中有一类人天生就具有极高的犯罪可能性，他们随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威胁，带来危险，如果能够加以鉴别，则可以有效地遏制犯罪。“天生犯罪人”的思想的先天论以及对身体特征的强调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英国犯罪学家Charles Buckman Goring在考察了3000多名罪犯之后指出，罪犯在身体方面和普通人并没有在统计上显示出差异（Goring，1913）。尽管如此，“天生犯罪人”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的思想逐渐成了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人身危险性指的是个体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或者再犯的可能性。在中国刑法学界，人身危险性主要指的是罪犯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曲新久，2000）。对人身危险性的预测和评估，目的是为了及时地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人身危险性对刑罚制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一般来说，对初犯、偶犯可以从轻处罚，而对累犯和惯犯则要加重刑罚。各国在刑罚执行上，普遍设立假释和减刑等制度，这些制度中都充分体现出刑法对人身危险性的考虑。在一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采用保安处分的制度，以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为前提条件，对人身危险性高的个体进行及时的干预和矫治，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吴昊，2011）。英国在修订精神卫生法时，也提议对具有较高危险的重度人格障碍者进行预防性拘留。“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表明，在死刑的判决、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治疗和对性犯罪的审判中，必须参考对被告人的危险性评估。”（胡传鹏等，2011）

我们必须承认，犯罪高风险的个体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他们对社会的秩序和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的反社会倾向与其成年期的反社会性人格和违法行为存在相关，由品行障碍的青少年发展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个体，可能会成为终生持续犯罪人”（胡传鹏等，2011）。通过档案分析，Beck和Bemand（1989）发现，“5%的犯罪人对45%的案件的发生负责”。同样，Farrington（1996）在研究中也发现，“所有案件中，有将近一半是由6%的犯罪人完成的”（何川&马皑，2014）。那些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无视道德和法律规范，对他人冷酷无情，表现出持续侵犯他人的行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能对个体的暴力行为发生可能性作出有效的评估和预测，则可以显著降低社会犯罪率，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9.3.2 危险性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为了实现对个体人身危险性的预测和评估，社会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发展了一系列评估手段和方法，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临床评估法，这种方法主要由评估者（通常由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组成）依据个人的理论和经验，通过大量非结构性的访谈，对单个的罪犯的潜在危险性作出鉴定和评估。另外一类方法是统计评估方法，评估者采用标准化的工具，利用统计学手段，通过访谈和调查，获得影响犯罪的可能因素，包括生理、心理、行为、社会因素等，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评估模型，进而对个体的未来犯罪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结构化的危险性评估方法要比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准确率更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个标准化的评估工具被开发出来用于人身危险性预测。下面所介绍的内容为当前临床或者刑事司法领域几种常用的危险性评估工具。

9.3.2.1 精神病态核查量表修订版（Psychopathy Checklist Revised，PCL-R）

精神病态者是一种和暴力犯罪行为最为相关的人格障碍，这些患者的核心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欺骗、冲动性强、缺乏共情、缺乏罪恶感、极具破坏性。研究表明，大多数的精神病态罪犯都可能犯下严重的罪行，并且容易成为惯犯和累犯（王绍坤&杨波，2011）。

由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编制（1991）的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是目前预测精神病态人身危险性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并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PCL-R包含20个题目，评估者在每个题目上对被评估者进行打分，0分表示没有出现，1分表示可能出现，2分表示肯定出现。这20个项目分别为：①能说善道或表面上很有魅力；②极强的自我价值感；③需要刺激或倾向于无聊；④病理性的说谎；⑤欺骗或喜欢控制别人；⑥缺乏自责或内疚感；⑦情感浅薄；⑧麻木或缺乏同情心；⑨寄生的生活方式；⑩缺乏行为控制；性行为混乱；早年就出现了问题行为；缺乏现实的长期的目标；冲动；无责任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多次短暂的婚姻关系；青少年犯罪；假释失败；犯罪的多样性。

所有这些项目可以归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反映的是情感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另一个维度反映的是反社会行为。尽管Hare等人开发精神病态核查量表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预测暴力行为，但实际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已经成为成年以及青少年罪犯人身危险性预测的可靠指标，那些PCL-R得分更高的性犯罪者比得分更低者更容易出现暴力攻击行为（Firestone，Bradford，Greenberg，& Larose，1998）。

9.3.2.2 暴力风险评估指南（Violence Risk Appraisal Guide，VRAG）

暴力风险评估指南由加拿大心理学家Grant Harris等人开发的（Harris，Rice，& Quinsey，1993）。他们对来自Penetanguishene心理健康中心的618名精神异常的暴力攻击犯进行了为期10年的追踪调查研究，通过采用统计分析技术，最后形成了由12个项目组成的测量工具，这12个项目分别为：

① 16岁之前是否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除了父亲或者母亲去世的情况）；

② 小学阶段是否出现行为失调及其程度；

③ 父母或者自己有酗酒的历史；

④ 是否结婚（在指标犯罪（index offense）[1]之前）；

⑤ 在指标犯罪之前的非暴力犯罪史；

⑥ 曾经假释失败（包括假释期违反规定或者任何在假释期被重新抓捕的情况）；

⑦ 指标犯罪的年龄；

⑧ 在指标犯罪中受害者最严重的受伤情况；

⑨ 在指标犯罪中是否涉及女性受害者；

⑩ 是否满足DSM诊断的人格障碍标准（必须由持有资格证的专业人士评估）；

是否满足DSM诊断的精神分裂症标准；

精神病态核查量表的得分。

和PCR-L不同，使用VRAG计分时，每个项目的计分权重不同，项目总分从-26到+38分，分数越高，暴力风险越高。在VRAG中，精神病态核查量表的得分是预测再次犯罪的最佳因子，仅仅出现精神障碍并不能预测暴力行为。自VRAG问世以来，它已经成为预测罪犯再次犯罪的最好的研究工具之一（Fazel，Singh，Doll，& Grann，2012）。但由于VRAG和PCR-L关注的都是被鉴定者的历史情况，是一种静态水平上的测量，而忽视了动态发展因素，为此，受到了较多的批评。

9.3.2.3 基于历史、临床和风险管理的暴力风险评估方案（The Historical，Clinical，and Risk Management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HCR-20）

HCR-20是由Christopher Webster等人开发的一项暴力危险性评估手册，由三个维度组成：历史因素（10个题目）；临床因素（5个题目）和风险控制因素（5个题目）组成，评分者对照每一个题目以0、1、2进行计分（Webster，Douglas，Eaves，& Hart，1997）。和PCL-R和VRAG一样，历史项目是从静态的角度对一些过去发生的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因素进行评估，具体包括以前有过暴力行为；第一次出现暴力事件的年纪很小；关系不稳定；工作问题；药物使用问题；有较严重的心理疾病；精神病早年行为失调；人格障碍；以前有过监护失败的经历。和前两种评估工具不同的是，HCR-20还包含了涉及被评估者当前和未来的临床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动态的，随个体心理疾病或治疗的变化而变化。和精神病理相关的因素需要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作出评估，具体包括自知力缺损，负面心态（反社会、敌意、愤怒），心理疾病症状明显，冲动，对治疗反应迟钝。风险控制因素与被评估者未来的生活环境相关，评价其是否能拥有足够的食住、财力和人际支持，具体包括：计划缺乏可行性，暴露在不稳定装置前，不能自食其力，不服从矫治尝试，压力。

HCR-20对暴力行为的预测效力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验证，无论是司法精神病、普通民事的精神病群体还是在监服刑的精神障碍群体中均发现，HCR-20的分数和暴力行为之间呈现高相关（Farrington，Jolliffe，& Johnstone，2008）。

9.3.2.4 服务水平修订量表—（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Revised，LSI-R）

LSI-R是在由心理学家Don Andrew和James Bonta（2001）在对加拿大罪犯群体进行犯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用于矫正治疗过程中，帮助矫正专家作出应该给罪犯提供怎样的指导和治疗的决策，同时用于提供罪犯再次犯罪的风险性的总体预测。LSI-R从众多影响犯罪行为的因素中，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确定了54个最重要的预测变量，所有题目可以划分为10个类别：①犯罪历史，②教育和就业，③经济状况，④家庭和婚姻状况，⑤住宿，⑥休闲与娱乐，⑦酒精/毒品问题，⑧同伴，⑨情绪/人格问题，⑩态度取向。一般情况下，评估者要对被评估者进行采访，以此对照每个题目，以0或者1进行计分。研究表明，LSR-L的分数可以稳定地预测未来的暴力和非暴力犯罪（Kroner & Mills，2001）。

9.3.2.5 神经心理因素与人身危险性的预测

近年来，在人身危险性预测研究领域，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关注。研究证据表明，“反社会谱系（Antisocial Spectrum）”，包括攻击、精神病态、品行障碍或对立违抗性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等的反社会行为具有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其中被很多研究证实的一个神经生物学标记是P300波幅的减少（Gao & Raine，2009）。多项研究分别发现，具有暴力攻击史的群体、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被试和在监冲动型暴力犯在实验中均被发现P300波幅的减少（Barratt，Stanford，Kent，& Felthous，1997； Bauer，O'Connor，& Hesselbrock，1994； Branchey，Buydens-Branchey，& Lieber，1988）。Drake等人（1988）发现，习惯性表现出暴力行为的犯人，他们P300的潜伏期比普通被试更长。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在因为暴力犯罪被监禁的病人的被试样本中，P300波幅和Buss-Durkee的敌意量表分数呈显著负相关（Branchey et al.，1988）。

来自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MAOA）基因和暴力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动物和人类身上，MAOA在冲动性的攻击行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MAOA基因高表达型的男性个体（MAOA-H）相比，MAOA基因低表达型的男性个体（MAOA-L），在早期经历过创伤或虐待后，成年后更倾向于表现出暴力或者攻击行为（Sabol，Hu，& Hamer，1998）。结合了基因和脑成像技术的研究表明，MAOA-L个体在情绪唤起时，杏仁核出现高度反应，而在认知控制中起关键作用的前额叶和扣带回的激活显著减少（Meyer-Lindenberg et al.，2006）。这些研究表明，MAOA-L等位基因和一些特定的环境因素一起或许可以预测男性群体在反社会行为或者暴力行为中的风险（Nadelhoffer et al.，2012）。

对于不同评估方法的预测效力，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哪一种方法是人身危险性预测最好的方法，研究者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原因在于一方面研究者所采用的预测力的指标不同，另外一方面研究者在实际使用这些评估量表时所调查的群体、所采用的评分程序和标准等可能有差异。此外，还有一些精神医生对以精确数字或以特殊人群为基础开发出来的风险评估工具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些工具可能会忽略个案的一些特殊因素。总的来说，这些评估方法对于我们预测潜在的罪犯或者累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各种评估方法之间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单独地依赖某一种方法来对人身危险性进行预测可能会导致一些偏差或者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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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标犯罪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每年的统一犯罪报告中报告的八类犯罪行为，包括谋杀和非过失杀人、强奸、抢劫、恶意攻击、盗窃、扒窃、纵火、汽车盗窃

10 罪犯心理矫正与治疗

刑罚是国家司法机构依照法律对违法犯罪者实施制裁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刑罚制度从最开始强调用严刑峻法对罪犯进行严惩逐渐过渡到以矫正手段帮助罪犯重建合法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单纯的刑法惩罚虽然具有威慑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消除罪犯心理上的犯罪倾向，则很难预防和阻止罪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再次威胁。[1]

[1] 本章节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440046）的资助和支持。

10.1 罪犯心理矫正概述

10.1.1 罪犯心理矫正的历史发展

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有犯罪的存在就有针对罪犯惩罚的刑罚。自刑罚产生以来，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就一直在探索合理有效的刑罚制度。刑事古典学派中有两大流行的刑罚模型：功利主义刑罚论和报应主义刑罚论。在功利主义刑罚论看来，对罪犯的惩罚是为了通过法律的威慑力预防犯罪，减少罪犯，以促进社会福祉。没有人会否认法律的这种制止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围绕该理论的争论是，这种刑罚理念原则上可能会导致过分严厉的处罚。例如，如果判违规停车死刑，那么可以将这种行为基本降为零。但是仅凭直觉，我们就能认定杀死一个违规停车的人是错误的。在报应主义刑罚论看来，除非存在一些特殊的减刑情况，我们之所以要对罪犯实施惩罚，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一个具备自由意志的人可以在犯罪和不犯罪之间进行选择，而如果他主动选择了违反法律，那么他就应该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接受相应的惩罚（Greene & Cohen，2004）。报应主义刑罚思想对各国的刑罚理论和制度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不乏支持者。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报应主义刑罚论，在犯罪对策方面，都强调法律本身的功能，尤其是试图通过刑罚树立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从而达到预防与阻止犯罪的目的。

和刑事古典学派不同，刑事实证学派否定了自由意志选择理论，提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实证学派强调以实证方法探求犯罪的生成机制，主张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并非仅仅是个人意愿决定，它和生物、心理和社会多种因素有关。正如著名的犯罪学家菲利所指出的：“古典学派和一般公民都认为犯罪含有道德上的罪过，因为犯罪者背弃道德而走上犯罪均是个人自由意志所选择。实证派犯罪学主张犯罪人犯罪并非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暂时地或永久地置身于这种人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中”（恩里科·菲利，1987）。正是在这种犯罪原因观的引导下，实证主义学派主张“犯罪的对策不应该是单一的惩罚性刑罚，而应以犯罪的危险状态为根据，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采取救治措施”。Cesare Lombroso认为，司法者应该在对罪犯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相应的救治措施，例如，“对偶发性犯罪人、情感犯罪人、采用训诫、不定期刑、罚金刑、缓刑等措施；对遗传性犯罪人采取刑罚遏制措施，使其丧失犯罪或者再犯罪的能力和条件等”（宗晓妍，2012）。Franz von List提出“刑罚不是对犯罪行为事后报复，也不是对他人的恐吓，而是对那些危险状态的体现者采用的预防措施”（李斯特，2009）。总之，刑事实证主义强调刑法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而实现这种功能的途径是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正，消除罪犯的危险性格。

在刑事实证学派的影响下，罪犯的康复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以康复为导向的矫正项目通过教育、培训、咨询、治疗等方法和手段，对引起犯罪行为的病症进行矫治，旨在培养罪犯合法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帮助罪犯适应在监狱以及获释之后的生活，使其重新获得自我价值感。康复模式曾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在20世纪70年代衰落。Martinson（1974）在总结和回顾了231项监狱康复计划的研究之后指出，大多数的康复矫治项目并没有对降低再犯率产生足够的影响。这篇论文对当时美国的刑事司法中的罪犯矫正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矫正工作人员都开始怀疑康复矫治项目的效果，认为人类在科学上还未能找到有效的解释和预测犯罪行为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试图以预防罪犯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矫正系统都可能是徒劳的。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放弃了康复模式。Palmer重新对Martinson分析的231项研究做了分析，发现Martinson对康复模式所做的研究结论是片面性的，事实上大概有48%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康复项目对某些类型的罪犯是有效果的（Palmer，1975）。到了20世纪90年代，康复作为罪犯矫正的一个目标又重新受到了重视。Tonry和Petersilia（1999）对Martinson的“康复无用论”提出质疑，并认为人们有理由对包括在成人监狱中所实施的某些认知技能训练、药物治疗、职业训练、教育和其他计划在内的康复项目持乐观态度。为了寻求更为有效的矫正模式，除了在拘留所和监狱内开展矫正项目之外，研究者开始利用社区这样的社会资源对某些类别的罪犯，如缓刑犯、假释犯等，实行心理和行为矫正。在社区环境下，罪犯由于不需要受到完全的隔离，允许接触社会，可以降低监禁带来的负面效果，对于帮助特定类型的罪犯重返社会，适应获释后的自由生活更为有效（Bartol & Bartol，2009）。

我国的监狱法中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改造和心理矫正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通过强制犯人劳动，一方面为自己所犯罪行赎罪，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接受教育，养成劳动习惯，学会一些基本的技能。因此，劳动改造仍然具有较强的惩罚性质。而矫正系统基于的是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个人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为了帮助罪犯重新适应社会生活，矫正项目需要纠正罪犯的异常心理和行为习惯，消除和降低罪犯的犯罪倾向。我国监狱法在规定了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同时还规定了对罪犯实施扫盲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开展体育与娱乐活动等。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这些都属于罪犯矫正。但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矫正特指使用心理学的方法，对罪犯提供行为矫正、心理咨询和治疗等服务（乐国安，2003）。

我国监狱系统开展心理矫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据调查，到200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159所监狱和少管所中，已经有127所监狱开展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刘邦惠，2002）。此外，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也进行了初步尝试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2002年，我国在部分省市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2004年5月9日，司法部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程、矫正机构和人员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郑列&潘恒，2006）。

10.1.2 罪犯心理矫正的目标

1.为罪犯提供心理支持，促进罪犯的成长和发展

根据刑事实证主义的观点，罪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罪犯的心理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事实表明，绝大多数罪犯都深受不良情绪的困扰，最常见的是抑郁情绪，其次是愤怒和焦虑情绪，他们普遍存在人际关系紧张、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有些甚至有长期的毒品或酒精等物质滥用史。不少罪犯还有各类神经症症状，如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神经衰弱、疑病症等，还有些罪犯表现出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等精神病症状。监禁和刑罚本身也会引起罪犯的心理问题。此外，罪犯在监禁情况下有可能会遭遇应激状况，例如，监狱中遇到暴力冲突、突闻家里出现变故、得知死刑判决等。监狱工作者或者临床心理学家采用行为矫正、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针对罪犯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心理支持，帮助罪犯适应监狱生活、增强改造动机、减少不良情绪、有效地应对应激反应，最终在心理上获得成长和发展。

2.帮助罪犯重返社会，提高罪犯重新适应生活的能力

对罪犯实施矫正不仅仅是为了罪犯适应监狱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犯人原有的认知和行为，培养起合法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可以帮助罪犯重返社会后，能够适应自由生活。要达到这个目的，罪犯矫正的工作者要努力阻止罪犯化（Criminalization）和监狱化（Prionizatioon）的过程。在罪犯化的过程中，“犯人们交换、共享和鼓励彼此的建构系统、信念、态度和感受，从而导致在罪犯之间形成小团体，建立起友谊、忠诚和承诺”。在监狱化过程中，“犯人学习监狱社会的具体规则，一般文化和对犯人的期望过程，产生固化思想”，逐渐依赖监狱的制度化管理（Bartol & Bartol，2009）。在矫正过程中，要提高罪犯的自我价值感，重塑罪犯回归正常生活的信心，最大化地发挥社会矫正机构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罪犯从监禁到获释的良好过渡。

3.对危险性进行预测，起到预防和阻止犯罪的功能

控制和减少罪犯的再犯率一直是罪犯矫治的重要工作目标。并不是所有犯人在接受矫正后，都能达到康复目的，甚至有些罪犯对矫正具有较强的抵抗情绪，或者很难在矫正过程中获得成效。罪犯矫正工作者要对罪犯的矫治效果作出及时的评估，尤其是要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作出预测，为罪犯在改造过程中，或者刑满释放后的罪犯的再犯可能性作出预估。

4.帮助监狱管理，维护监狱秩序，改善监狱环境

监狱作为关押犯人的场所，集中了各种暴力冲突引发的因素。如果没有合适有效的管理措施，容易造成监狱的秩序混乱。一个良好的监狱环境，本身也有利于罪犯的改造。罪犯矫治通过心理测量、评估和干预等方式，掌握罪犯的心理和行为状况，为监狱管理者及时提供和反馈相关信息，从而促进监狱管理水平的提高，维护监狱的正常秩序，优化监狱管理环境，以便最终提高罪犯矫正的效率。

10.2 监禁的心理后果

罪犯由于在生活习惯、环境、情感、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落差，面对监狱中的高墙和刑期，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渺茫，并伴随着强烈的无助感。对罪犯实行监禁的目标是为了惩罚罪犯，培养守法公民，但是短期或者长期的监禁很容易导致罪犯的各种心理问题，如监狱适应困难、悲观绝望心理，甚至是拘禁性精神障碍等的产生。

10.2.1 监禁引起的一般性心理后果

面对自由的剥夺，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烦躁、恐惧、苦闷、抵触等情绪，监禁可能会导致罪犯产生脱离现实生活的特异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当然，监禁的心理效应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效应也是可以扭转的。并不是每个被监禁的人都会因此而产生精神障碍。但是，监狱生活很痛苦，很多有监禁经历的人，在离开监狱很长时间之后仍然会长期深受其扰。

1.过度依赖监狱的制度化管理，决策能力减弱

一旦个体触犯刑法被定罪量刑后，就不得不面对监禁生活的开始。在监狱环境下，罪犯的所有生活，包括日常饮食居起，都被严格的规则和规定所限制，这意味着原有的人身自由和自治权的丧失，个体不再需要依靠自己主观的需求和意志组织和管理行为。对大多数刚进监狱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少部分人可能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这种生活的突然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作出调整和改变，很多罪犯会逐渐适应这种主观意志和自主能力的丧失。这就使得有些罪犯会对监狱的文化和制度从一开始的抵触到后来产生依赖，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期被监禁的罪犯，他们完全习惯于他人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作出所有的决定。极端情况下，罪犯的主动决策和自主管理能力可能会严重受损，甚至在出狱以后，他们会对重新获得的自由生活变得无所适从，由于长期生活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他们变得不知道如何独立地生活，如何控制自己做一些可能对他人或自己造成伤害的事情，这也是罪犯再次犯罪的原因之一（Haney，2003）。

2.对环境高度警觉，人际信任缺失

显然，监狱对于个体来说，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被关押的罪犯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罪犯的攻击，也可能因为自己行为不符合监狱管理制度而受到来自狱警的惩罚。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不像在监狱外可以自由地逃跑。罪犯在监狱中很快会变得高度警觉，时刻对可能对自己的安全产生威胁或风险的信号保持警惕（Haney，2003）。McCorkle曾经调查了戒备森严的田纳西监狱中罪犯采用什么样的行为策略来面对危险。他发现，监狱中很多罪犯的生活伴随着恐惧感，大概有40%的罪犯为了避免危险而选择在空余时间待在自己的囚禁室内。大概有75%的罪犯会避免自己沦为受害方，迫使自己和另外一个罪犯相处时采取一些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同时大多数的罪犯都相信，如果不能树立一种潜在暴力的印象，那么很有可能自己在剩余的刑期里会被其他罪犯利用和欺负。大概有超过25%的罪犯会在身边藏有一些防卫性的武器（McCorkle，1992，1993）。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罪犯会习惯性地与他人保持距离，容易对人际关系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3.情绪过度控制，社交力退缩明显

监狱中布满弱肉强食的法则，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不可预测和充满风险。如果在其他罪犯面前表露出自己的脆弱，那么个体在监狱中更有可能面临威胁。为了展现出自己的强硬的姿态，个体在监狱中需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压抑对外界环境的情绪反应，就像时刻都要带着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具，与他人保持距离。虽然一开始这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是一种对监狱不可预测的人际环境的功能性适应，但长此以往，罪犯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实际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当重返社会后，他们会表现出较明显的社交力退缩（Haney，2003）。

4.自我价值感降低，自卑感增强

罪犯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控制，每日生活在空间狭小，监管严厉、戒备森严的环境下。入狱之前，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个体对生活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入狱之后，对于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决策，例如，何时起床，何时休息，三餐吃什么，什么时间可以洗澡，什么时候打电话，罪犯也丧失了选择的权利。监狱中的环境时刻提醒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和作为犯人的耻辱。同时，罪犯在服刑期间，可能身患各种疾病，由于受到狱内医疗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像在正常生活中能得到医生和家人的悉心照顾，身心的折磨可能会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持消极悲观的态度。如果中途经历恋爱中断、婚姻破裂更会让犯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感产生怀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产生严重的自卑感（Haney，2003）。

5.内化不良的监狱文化，亲社会行为减少

高墙之内，罪犯之间，罪犯与狱警之间形成了一个监狱小社会。犯人除了要遵守监狱机构制定的正式规范之外，私下里也要服从犯人之间达成的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不成文的监狱文化和规范。有些罪犯会认为自己处于恶劣的监狱人际关系中，为求得自保，尽可能多地接受监狱文化下的这些非正式规则，甚至包括那些严苛的、带有剥削性的规则。尤其是在矫正不足而惩罚过度的环境下，犯人可能很少有机会去参与亲社会的或者积极的活动。他们曾经在享有自由时候的那些基本需求，包括娱乐需要、工作需要、尊重与爱的需要等，在监狱服刑期间也都受到了压抑。由于找不到其他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参与监狱内的一些被禁止的非法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恃强凌弱的生存理念会不断得到强化。为了提高自己在群体中的声誉，树立自己的权威，即使是碰到微不足道的冒犯时，他们也会全力反击。一旦罪犯内化大量的这些监狱中的非理性价值观后，当他们重返社会后，就可能很难建立正常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带着强硬的面具，不善求助；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保持冷漠的态度，避而远之（Haney，2003）。

6.应激压力激增，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很多罪犯在入狱之前就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心理失调或心理障碍，在被判刑之后，封闭、强制的“监狱环境”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罪犯的心理问题。罪犯在服刑期间可能罹患的“心理疾病”不仅包括严重精神病、人格障碍，也包括神经症类问题，如抑郁神经症、焦虑神经症、恐怖症、强迫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等。监禁是一段痛苦的人生经历，囚犯即使在重返社会后，仍然可能会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他们会感到莫名的焦虑，出现注意力涣散、失眠、情感麻木、抑郁等表现（Haney，2003）。我国学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I-90）对服刑罪犯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罪犯群体在量表的阳性项目数和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偏执和精神病等9个症状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吴红顺，林榕发，&陈育鑫，2012）；82%罪犯的心理问题和正常群体相比都达到了异常或严重的程度（钱福永，2001）。

那么，是否服刑时间越长，囚犯的心理健康问题就越严重呢？我国学者使用SCI-90量表对服刑时间不同的罪犯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服刑5年以下的罪犯组在大部分的因子和总分上和常模有显著差异，而服刑5年以上的罪犯组在所有因子和总分上和常模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并且服刑时间在5年以上比3年以下的罪犯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焦虑、恐怖、精神病性、抑郁等因子上得分显著更高（吴红顺等，2012）。但之前也有类似研究发现，入狱5年以上罪犯在敌对因子上明显高于入狱时间不足1年的罪犯，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差异（钱福永，2001）。Heskin和他的同事（1974）使用横断研究设计，比较了服刑时间为2.5年，4.9年、6.9年和11.3年四组囚犯在认知测试、人格测量、态度量表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四组被试在认知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人格和态度测试中，随着服刑时间的增长，敌意会增加，而自我评价分数则会降低。Rasch（1981）比较了服刑时间分别为3年、8.5年和13.5年的囚犯在智力、精神病症状和身体健康方面的状况，结果并未发现组间的差异，而明尼苏达测量结果则发现，病理性症状随着服刑时间的增长而有所降低。Dettbarn（2012）对87名平均监禁时间达14.6年的囚犯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囚犯的智力测验没有显著变化，心理异常的总体比率比刚刚入狱时有所下降，因此也未找到长期监禁的负面效应的证据。Zamble和Porporino（1988）在对加拿大狱犯的应对策略和适应特征做了研究后发现，多数罪犯在被宣判初期存在明显的情绪问题，其中抑郁症状尤其突出。随着服刑时间的延长，压力指标会随之降低，在刑期接近结束时再次增加。研究者同时指出，“监狱不会给囚犯的心理健康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也没有发现，监狱生活对罪犯会产生积极影响”。

10.2.2 监禁对青少年罪犯的影响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于1989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旨在保障18周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权益。该公约中提出：“对未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应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被监禁的儿童应与成年犯隔开；不得对儿童施以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处理触犯刑法儿童的方式应在于促进他的尊严和价值感，目的是使他们重返社会”。至今为止，除了美国，所有公认的国家都批准了该公约。我国法律规定14周岁到16周岁之间属于限定责任能力阶段，对8种重性犯罪要负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的青少年则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阶段。我国监狱法中也特别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做了规定：“未满18周岁的罪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可以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美国收监拘留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数居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首，某些州甚至允许14周岁或者更小的青少年被移交到刑事法庭，最后和成年人罪犯一起关押（Lambie & Randel，2013）。

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罪犯实施监禁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Aizer和Doyler考察了芝加哥未成年法庭系统35000名青少年罪犯，发现监禁更可能造成青少年从高中辍学，并且还会增加这些青少年再次犯罪的可能性（Aizer & Doyle，2013）。和普通群体相比，被关押的青少年犯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研究表明，被监禁的多数青少年犯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自杀企图、吸毒和酗酒问题（Kiriakidis，2008）。Ng等人（2011）在控制了入狱前的精神状况等因素后，发现那些在成年监狱服刑的青少年罪犯的抑郁程度要比在青少年犯安置机构的同类型青少年罪犯高出37倍。不过，也有研究显示，这些由监禁造成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负面效应可能不会持久。Brown和Ireland（2006）在对男性青少年犯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犯人获释之后的6周内，焦虑和抑郁情绪都有所缓解。

被监禁青少年的自杀问题也尤其值得人关注。在苏格兰被监禁的青少年犯中，报告曾有自杀企图的人数比例高于普通青少年群体（Kiriakidis，2008）。而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被监禁的青少年有52%的人自述有自杀意念。监狱由于有严格的监管措施，实际发生在监狱中的自杀率并不高。不过，有监禁经历的青少年的终生自杀企图和意念比较高（Penn，Esposito，Schaeffer，Fritz，& Spirito，2003）。

即使在获释之后，监禁的效应也可能持续影响青少年。当青少年犯重返社会后，一方面曾经的犯罪史会给他人造成不良印象，这就会给他们在学校或者工作中的适应过程带来困难；另一方面，青少年自己也可能将犯罪视作耻辱，贬低自身价值，对重新融入社会的信心明显不足。

总体来说，监禁，尤其是和成年犯关押在一起，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效应要大于积极效应。出于保护的目的，社区矫正系统（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可能更适合青少年罪犯，在社区矫正系统中，犯人可以接受教育、参加工作或者参与其他社区活动。同时，如果能够提供有效的矫正和治疗服务，注重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养，那么监禁的负面效应则可能大幅度降低，并能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10.3 罪犯的心理学分类

罪犯是一个异质性较高的群体，如果对所有的罪犯实行同样的管理制度或者矫正方法，不仅会把监狱变成一个再次犯罪的危险场所，而且会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矫正带来极大的困难。我国监狱法对犯人分押分管的规定是：“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和心理特点。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的管理。”这些仍然是基于外在因素的最基本的分类方法，往往采用较为绝对或单一的标准。为了达到更好的矫正目的，心理学家们试图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风险、需要、心理和身体健康等多个因素，发展更为有效的罪犯分类系统。

10.3.1 罪犯分类系统的目的

罪犯分类是按照一个或多个标准，将罪犯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现同质罪犯能够被归为一类，生活在相同的监房，并接受类似的矫正或干预措施。在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被拘留或监禁的罪犯实施分类是监狱管理的一种常用做法，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目的的考虑。第一，分类可以有助于监狱管理者更有效地安置罪犯，便于管理和决策，保障所有囚犯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例如，“一个被判性虐待儿童者可能需要保护性的监禁，以防可能受到其他囚犯的攻击；没有暴力行为前科，被判谋杀其配偶的人，可能不需要关押在高等级警戒的地方”（Bartol & Bartol，2009）。Megargee和Bohn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矫正所里，尝试将攻击性水平高和容易成为受害对象的犯人分开管理之后，监狱中骚动和斗殴等恶性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下降（乐国安，2003）。第二，分类可以有助于对犯罪实施针对性的矫正和治疗，提高康复的效果。Clements提出：“为了达到矫正的目的，在‘所有罪犯都一样’和‘每个罪犯都是独特的’两个极端的中间存在着一个分类系统，这个分类系统对于实现矫正的目标是有价值的，分类系统将罪犯归到不同的群体中，同一个子群体的罪犯有着相同的症状、病因、行为特征和其他相关的特征”（Bartol & Bartol，2009）。第三，分类有助于预测罪犯的人身危险性，预防和降低罪犯重返社会后再次犯罪的风险。一方面，接受分类矫正有助于提高罪犯的康复率从而减少罪犯重返社会后的危险性；另外一方面，分类系统有助于监狱工作人员在作出假释决策过程中，全面评估罪犯的人身危险程度，从而有助于科学判断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10.3.2 罪犯分类的原则和方法

一个较为理想的分类系统，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该分类系统应该能适用于不同年龄的罪犯；（2）分类系统的标准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确，尽可能排除模棱两可的现象；（3）该分类系统应该可信，不同人使用它对同一组犯人进行分类时，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4）它应该是有效的，足以保证每个犯人按照其固有特征，能明确地划入到一个类型中；（5）该分类系统能反映出犯人在入监和出监过程中动力变化的特点；（6）这种分类应该有助于对犯人的处置；（7）该分类系统的应用应该是简便而经济的（乐国安，2003）。无论是拘留所、监狱还是社区结构，在选择或者构建一个罪犯分类体系的时候，必须明确“这种分类系统用于什么目的”。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有助于我们在矫正过程中能够正确有效地发展和使用罪犯分类方法（Andrews，Bonta，& Hoge，1990）。

10.3.2.1 基于风险或需要原则下的分类方法

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被认为是矫正分类系统的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对罪犯的矫治应与其风险程度相适应，所谓罪犯的风险性即指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依据风险性原则，可以将罪犯分为低风险、中度风险和高风险，并依此将罪犯进行安置或关押在警戒程度不同的监狱，从而最大化地减少罪犯对社会公众再次构成的威胁。不仅如此，依据风险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也有助于提高矫正效果。例如，研究表明，高强度的矫正或干预项目对预防高风险和中度风险罪犯的再次犯罪更有效；而对低风险罪犯，这些项目不仅效果甚微，甚至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低风险罪犯本身并没有完全失去亲社会特征，而一旦投入到高强度的矫治项目中，可能反而增加了他们接触和了解更多的反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机会（Van Voorhis，2009）。相比较于静态风险因素，如暴力犯罪史、性别、父母等，那些随时间和条件变化的因素如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更能预测罪犯的未来再次犯罪的风险。

在矫正项目中还要特别考虑罪犯的基本需要，如工作、教育、医疗等。Andrew和Bonta提出，并不是罪犯的所有需要都和犯罪行为相关，在对罪犯进行矫治时，为提高效率，要特别关注和针对那些和未来犯罪相关的犯罪性需要（Criminogenic Needs），这些需要事实上也是动态风险因素，如反社会价值观、信念、心理健康水平、人际问题、药物滥用等（Andrews，Bonta，& Wormith，2006）。如果我们在矫正过程中，能有效地降低这些需要，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未来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在风险和需要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大量的分类系统，如暴力风险评估指南（VRAG），精神变态核查量表（PCL-R），包含历史项目、临床项目和风险管理项目的HCR-20，服务水平量表（LSI-R）等。我们已经在心理评估这一章内容中对这些量表做了详细的介绍。

10.3.2.2 基于响应原则（the responsivity principle）下的分类方法

在我们根据风险和需要原则对罪犯进行分类，并将不同类型的罪犯分入特定的矫正项目中后，还需要考虑罪犯对矫治项目的响应程度。响应程度越高，就意味着罪犯参与矫正项目的成功率越高，所获得的治疗和康复效果越好。罪犯的智力水平、情绪特点、认知成熟度、人格特征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罪犯在矫治项目中的康复效果。根据响应原则，我们应该找到那些可能阻止罪犯在某个特定的矫正项目中获得成功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考虑罪犯响应程度的个体差异，那么很有可能会掩饰某些干预项目的效果，因为这些干预项目应用于某些类型的罪犯可能是成功的，而应用于另外一些罪犯，很有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从整组的情况来看，如果不加分类，我们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该项目是无效的。例如，van Voorhis考察了人格风格对某个认知技能项目干预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神经质的罪犯（具有很高的焦虑水平）和高依赖性罪犯（行为不成熟，易受他人的诱导）在参与了该项矫正项目后，效果截然相反，前者的再犯率显著上升，而后者的再犯率则显著下降（van Voorhis，2009）。

人际成熟水平体系（Interpersonal Maturity Level or I-level）和基于明尼苏达人格量表的分类系统（the Megargee MMPI-based Typology）都是在响应原则指导下的常见的罪犯分类方法。

人际成熟水平体系分类方法和矫正模型关注的个体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它是基于早期Sullivan、 Grant和Grant等人（1957）提出的人际成熟水平理论，主要适用于青少年犯的分类管理。根据该理论，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个体对社会、他人和自我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人际能力发展也从最低级的婴儿阶段发展到最理想的人际成熟阶段，总共经过7个阶段：I1：区分自我和非我的阶段；I2：区分人与物体的阶段；I3：区分简单社会规则的阶段；I4：了解别人期望的阶段；I5：移情理解和区分角色的阶段；I6：区分自我和社会角色的阶段；I7：高级移情水平和理解自我与他人的整合过程的阶段。研究表明，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达到第七个阶段（乐国安，2003）。

人际成熟水平与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一般来说，当发展阶段低于第2阶段或高于第4阶段，个体与他人和社会产生冲突，以违法犯罪行为来实现个人目的的可能性比较小，大多数犯罪青少年的人际发展水平都介于第2到第4阶段。Warren根据人际反应模式，在上述三种人际成熟水平中，进一步区分出了九种少年犯罪的亚类型（乐国安，2003）。

表10.1 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体系中I-2，I-3，I-4中的9种亚类型[1]（Blackburn，2000）

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体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际成熟水平，对罪犯实行分类管理和矫正，以降低再次犯罪的风险。该分类体系最初用于美国军事法庭判刑的海军军人，后被广泛应用于加州青年管理局属下的青少年矫正中心。

Megargee等人使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MPI）对佛罗里达州联邦矫正所服刑的青少年犯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基于MMPI的罪犯分类系统，它按照人格特质亚类型，区分出了10种类型，适用于青少年和成人罪犯的划分。表10.2分别列出了这10种亚类型的简单介绍：

表10.2 以MMPI为基础的罪犯分类体系（Blackburn，2000）[2]

基于MMPI的人格分类体系能有效识别表现出心理障碍的罪犯。例如，被划分为“How”类型的罪犯一般都有一定的心理障碍，被获批安置在一些精神健康的机构中。该分类体系被认为可以应用于不同矫正机构的犯人，能较有效地预测罪犯在矫正机构中和获释后的适应性（Zager，1988）。

罪犯分类系统已经成为罪犯矫正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工具，正确地使用一定的分类体系对罪犯进行分类被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罪犯矫正和干预的效果，改变罪犯的行为模式，减少累犯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罪犯分类系统的矫正项目一定是成功的，如何提高罪犯分类系统的信度和效度仍然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1] 转引自乐国安（2003）.法律心理学.p313

[2] 转引自乐国安（2003）.法律心理学.p315。

10.4 罪犯心理矫正方法

关于犯罪原因，自由意志的思想依然盛行，犯罪行为的选择被认为是由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理性决策过程决定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犯罪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由生物—心理—社会多种因素决定的，反社会态度和行为的习得过程，不良情绪的发展有时甚至超出罪犯本身的控制能力。这种强调犯罪原因多元化的思想为采用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方法来帮助罪犯消除或减少犯罪行为的罪犯矫正实践提供了可能。广义的罪犯矫正指的是改变犯罪思想、情感与行为、帮助罪犯提高社会适应性的一切活动，如监狱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思想教育、心理咨询与治疗等。本节内容将要介绍的罪犯心理矫正方法特指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针对罪犯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矫正，改变罪犯的反社会行为和认知模式，塑造其健康人格，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

10.4.1 心理动力学治疗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理论基础。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个人的行为主要受到意识深层次结构潜意识的支配和驱动，潜意识在个人童年时期便已形成。人格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成分：受无意识本能驱动的本我，调节现实和本能之间冲突的自我，受社会和道德原则支配的超我。超我代表的良心是个人内化社会道德规范的结果。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犯罪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个人的本我力量过于强大，而自我和超我结构存在缺陷。犯罪行为实质是一种向婴儿时期原始非道德行为模式的退化。此外，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还采用焦虑、神经症冲突来揭示犯罪行为（乐国安，2003）。

基于心理动力学理论的罪犯矫正围绕患者的无意识和意识的关系，采用自由联想、防御与阻抗分析、移情分析、梦的分析等方法对罪犯展开治疗。该方法的几个突出特征是：（1）强调行为和情绪背后的心理动力，以及它们和早期童年经验的关系，尤其关注意识和无意识动机之间的动力关系。（2）注重对罪犯早年成长史的了解。痛苦的童年经历往往是被压抑的，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导致了当前心理冲突的产生。如果能帮助罪犯认识过去经验并从中解脱出来，则可以使其更好地应对当下的生活。（3）心理动力学治疗非常强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尤其是患者和治疗师之间在治疗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心理互动，利用移情和反移情，来促进矫治工作。（4）强调罪犯患者对心理防御机制的正确使用。

早期一些心理学家使用心理动力学对罪犯心理进行矫正，并没有获得成效。因此，在监狱环境中，该方法并没有被广泛使用。

10.4.2 行为治疗

行为主义理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学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条件反射、观察模仿习得各种行为，包括违法犯罪行为。美国犯罪学家Edwin Sutherland提出，系统的犯罪行为的习得过程和系统的合法行为的习得过程基本相同（张远煌，2008）。因此，要了解犯罪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类一般性的行为是如何习得的。

行为主义起源于经典条件反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动物实验基础之上，主张我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形成的结果。当条件刺激物和无条件刺激物之间建立联结之后，条件反射就形成了。例如，当铃声和食物建立起联结之后，狗在听到铃声后就会分泌唾液。个体对事物的过度情绪反应，如愤怒情绪，可能就是条件反射的结果。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认为，个体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行为和结果建立起联结，行为作用于环境之后会出现某种奖励或者惩罚的效果，当行为受到强化后，该行为的发生频率便会增加，如果受到惩罚后便会减少。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我们多数的行为，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的。调查发现，儿童观看暴力节目越多，越可能在日后表现出攻击和犯罪行为，与那些每天观看电视不到1个小时的14岁儿童相比，那些看3个小时的同龄儿童在16岁或22岁时的犯罪率是前者的5倍。不仅如此，实验研究表明，观看暴力节目比观看非暴力娱乐节目更多地导致暴力行为（Myers，2011）。

Akers在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了犯罪行为的形成。他认为，犯罪行为是在包含多种强化源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习得的，强化的数量、频率等因素都会影响犯罪行为的强度。如果一个人长期暴露在犯罪环境中或者和从事犯罪行为的人进行交往时，那么他就更倾向于把犯罪行为视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犯罪行为带来的结果若是奖励而不是惩罚，那么人们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Akers，1998）。

使用行为主义原理的罪犯矫正方法对改变罪犯的态度和心理并不感兴趣，它强调使用一系列手段和方法来操纵目标行为，包括违法或者合法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是关键因素。

隔离法是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行为治疗方法。Akers区分了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影响，社会性强化指的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一切能够增强社会或群体认同的活动，包括他人的言语、表情或者行为反应等。非社会性强化指的是生理或者物质上的满足。如果能将个体从自由获得社会或者非社会性的强化环境中隔离，那么通过消除强化物，便能有效地遏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Akers，1998）。

系统脱敏法对于治疗罪犯的焦虑、恐惧情绪具有较好的效果。该方法将诱发患者焦虑或者恐惧情绪的环境刺激进行强度分类，然后让患者通过心理放松，逐步适应由弱到强的情绪刺激，增强其耐受力，最后对真实环境体验不再产生过度的焦虑或恐惧（McGlynn，Smitherman，& Gothard，2004）。

厌恶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条件反射原理，将罪犯的不良行为，如酒精滥用、吸毒等，和某种令其不愉快或者厌恶的刺激联系起来，从而达到戒除或减少该行为的治疗目的（Martin & Sandra，2005）。常见的厌恶刺激包括电击、药物、恶臭等。为了治疗酗酒者，临床医生有时会让病人服用某些催吐药物，然后饮酒，引发其出现恶心或呕吐反应，每天多次重复逐渐使病人建立酒精和恶心之间的联系，最后病人一喝酒就会出现恶心、呕吐，最后对酒精产生厌恶，从而停止酗酒。

除了治疗违法犯罪行为，行为治疗还看重合法行为的塑造。例如，采用激励机制，当罪犯表现出一些好的行为的时候，对其进行及时表扬和奖励，从而实现合法行为的塑造。Fo和O'Donnell（1975）将一些成年志愿者分配给违法青少年，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持续的强化，结果发现，该措施在严重违法的青少年身上有效，而对一般违法的青少年效果不明显。

代币制也常用于积极行为的塑造和消极行为的矫正。使用该方法时，矫正工作者事先要列出那些试图改进的目标行为清单，如遵守规则、积极互动等。当一个罪犯完成这些目标行为后，则给予代币。代币累积到一定程度，可以换成罪犯想要的物品或活动，如咖啡、饮料、香烟、糖果，或者看电视等一些娱乐活动。但如果罪犯表现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则扣除其代币。该方法的原理是通过选择性的强化（正强化或者负强化），激励好的行为，抵制不好的行为。研究表明，代币制在短期，对未成年和成年罪犯均有较好的效果，但是长期效果并不显著（Hollin，2006）。代币制原则上可以使罪犯更容易管理自己的行为，但是对康复的价值仍然存在争论。

行为主义疗法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但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其治疗的效果较难维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犯人出狱后，由于无法控制其生活的环境，罪犯原有的不良行为很大可能上会重新出现。

10.4.3 认知治疗

如果完全像行为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个人的行为由外在的强化或惩罚决定，那么“人们可能会时刻变化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外在环境的瞬间变化，当和不道德的人在一起时，便会腐败，当和正直的人在一起时，便会从事出令人尊敬的行为，当和独裁者在一起时，便会变得独断专行”（Bartol & Bartol，2009）。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接触罪犯的人，包括那些长期生活在暴力家庭环境中的个体，一定会从事反社会行为。行为主义完全忽略了罪犯的主观心理过程。事实上，罪犯的个人信念、态度、动机、期望、思维模式等都会影响到他的行为模式。认知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和个体的思维模式有关。某些错误的认知会导致罪犯产生一些不符合现实的需要，然后让罪犯一直处于未满足的状态，引起消极的情绪状态，从而很可能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理性情绪疗法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重建方法，常应用于那些冲动性强的罪犯。其提出者Ellis认为，所经历事件的性质并不能最终决定个体的反应模式，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事件刺激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原因在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解释、评价可能是不同的。诱发事件仅仅是引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间接原因，而人们对事件所持有的信念才是引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直接原因。Ellis提出了人们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信念，同时指出了与其对应的合理信念（Ellis，2004）。理性情绪疗法，就是要鼓励罪犯用合理的认知模式来取代不合理的认知模式。Solomon和Ray（1984）调查了94名商店偷窃犯，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普遍的错误认知模式，例如，“大家都这么做”，“商人就应该被偷”等。研究者试图一一改变罪犯的这些不合理信念，结果在一年追踪的时间里，只有一名罪犯重新犯罪。

推理和康复疗法（Reasoning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R&R）由加拿大研究者Ross，Fabinao和Ewles（1988）开发的一种实证取向的认知疗法，它建立在近40年的关于认知和犯罪行为关系的研究基础之上，同时，在正式提出该方法之前，研究者严格评价和分析了在未成年和成年犯中使用该方法的一百多项项目，结果证明使用该方法的康复效果明显。目前R&R方法在各国罪犯矫正工作中普遍流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应用已经遍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丹麦、荷兰、西班牙、德国、瑞典、黎巴嫩等20个国家。

R&R的目标在于培养罪犯的下列认知和行为技能：问题解决、社会技能，情绪管理、批判思维、价值观、谈判技能、人际关系训练、社会观点采择，认知风格。R&R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转变调节和影响罪犯行为的认知过程以最终实现不良行为模式的改变。该方法强调培养罪犯具体的思维技术，用亲社会的认知模式代替反社会的思维模式，鼓励罪犯而不是强迫罪犯在作出某种行为之前多思考。该方法的理论前提假设是，认知在犯罪行为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罪犯因为此前未接受过相关的教育，缺少认知技能，从而导致他们在自我控制、认知风格、人际问题解决、批判性推理、共情、价值观、元认知等领域能力不足。R&R致力于教会罪犯“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当罪犯具备了思维的技术，就会作出亲社会行为选择，从而摆脱反社会的生活方式。

R&R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矫正技术，总共包含36个治疗单元，每个治疗单元持续两个小时左右，每次接受治疗的罪犯数目在6—12个之间。理论上，每周会开展2—4次的治疗单元，但具体的治疗进度可以根据监狱或者罪犯的情况作出适当调整。治疗过程中主要通过小组内讨论或者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方法，同时贯穿角色扮演、思维游戏、两难困境、棋盘游戏等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旨在挑战罪犯的自我中心思维，增加被试观点采择能力和推理能力（Ross，Fabiano，& Ewles，1988）。该方法适用对象是具有中度或者高度风险的罪犯，IQ值低于70、具有认知缺陷，或者精神有障碍的罪犯，由于在理解项目矫正内容上存在一些困难，不适合使用该方法（Joy Tong & Farrington，2006）。在正式开始矫正治疗之前，矫正工作者一般会使用半结构化的面谈，和治疗对象开展一对一的交谈，一方面是为了评估认知缺陷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解释项目的基本原理，为参与者提供答疑解惑。

在一项元分析中，Pearson对7项使用R&R方法的矫治项目做了分析，发现和控制组相比，接受治疗的罪犯的再犯率下降了26%（Pearson，Lipton，Cleland，& Yee，2002）。在另外一项使用元分析的研究中，Joy Tong和Farrington（2006）评价了16项使用R&R方法的矫治项目，结果发现，接受治疗罪犯的再犯率相比控制组下降14%。研究者指出，R&R从总体上来说，治疗效果是显著的。

认知治疗方法通过改变罪犯的歪曲的、不合理的、消极的认知模式，对罪犯的不良情感和行为实行矫正，强调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已经成为矫正心理学家青睐的治疗方法。Bonta和Cormier指出“对犯人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研究已经使人们广泛接受这种疗法，并将其作为治疗罪犯所偏好的方法”（Bartol & Bartol，2009）。认知治疗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罪犯和危险性较高的未成年和成年罪犯。

10.4.4 愤怒管理（Anger Treatment）

愤怒管理也是一种应用于罪犯矫正的常见方法和技术。某些暴力行为的发生和罪犯当事人的愤怒情绪的失控有关，研究发现，愤怒情绪能显著预测犯罪活动中的暴力水平（Birkley & Eckhardt，2015）。Novaco（1975）指出，当个体已经在为生活中的事情烦恼的时候，愤怒情绪就很容易出现，而且这种愤怒往往会发泄到身边无关的人身上。通过发泄愤怒，个体会觉得可以暂时控制局面，而这种认知模式又会强化愤怒情绪。为了有效地管理愤怒，Novaco认为应当重视认知在情绪唤起之前的作用，治疗师应该引导罪犯：（1）认识到自身的愤怒情绪，（2）控制自己的愤怒行为，（3）以积极的方式解决冲突。

在愤怒管理中任何的干预措施不是为了阻止个体体验愤怒，而是教会他们学会监测、控制和管理愤怒反应。多数的愤怒管理治疗一般分为三个步骤：（1）认知准备，在该阶段，罪犯被要求分析自身愤怒的模式，识别引发愤怒的情境类型、伴随愤怒的思维过程、愤怒反应可能带来的结果。治疗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针对导致或者维持愤怒情绪的非理性认知过程向罪犯提出质疑和挑战；（2）技能获得，在该阶段，罪犯习得控制和管理愤怒情绪的认知和行为技能，包括挑战不合理信念、放松、转移、社会沟通、问题解决等技能；（3）应用练习，在最后这个阶段，罪犯将所学的技能应用于控制良好的或者不具威胁性的环境中，例如，和其他罪犯进行愤怒情境的角色扮演（Ainsworth，2000）。

Feindler等人（1984）发现在接受愤怒管理的训练之后，年轻男性罪犯在自我控制、问题解决以及再犯率方面都有显著改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愤怒管理并不适合所有的罪犯。Howitt（2009）指出有些罪犯并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这样的罪犯，愤怒管理很可能是无效的。而有关该治疗方法效果的研究结论之间仍然存在诸多不一致。Rice（1997）发现，精神病态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后，攻击性变得更强了。研究者分析可能是因为所学的技能提高了他们的自尊水平，导致他们更善于操纵他人。因此，愤怒管理目前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罪犯治疗和矫正的方法。

10.4.5 社会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

社会技能训练也是罪犯矫正的方法之一，其基本理念是许多罪犯缺乏必要的社会技能，最后导致他们要么选择犯罪，要么处境更糟。而通过改善罪犯的社会技能，则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再次犯罪。该治疗方法建立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之上，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指导、模仿、角色扮演、反馈、社会强化等让罪犯学会各项社会技能，包括像眼神接触、人际距离这样的微观技能，也包括像发起并维持谈话、与人协商等这样的宏观技能。事实上，社会技能训练并没有对训练的技能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案例和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针对社会技能训练的矫正效果，研究结论之间也存在不一致。Hopkins（1993）的研究发现，在对监狱关押的罪犯进行训练后，他们在行为和心理方面都出现了积极的改变。Valliant和Antonowicz（1992）报告，对性犯罪罪犯进行社会技能训练后，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Spence和Marzillier（1981）发现，罪犯可以习得相关的技能，但似乎只能维持3个月。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罪犯矫正方法中也包含着社会技能训练的内容。应该说，在当前的罪犯矫正的实践工作中，已经很少依赖某种“单一模式”的治疗方法，“多模式”治疗方法逐渐成了矫正和治疗罪犯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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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恢复

据报道，在美国，平均每31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每5.8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每14.5秒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1]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大约共发生了1214462起暴力犯罪事件，平均每100000居民中大约会发生386.9起暴力犯罪事件（FBI，2012）。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治安问题也非常突出，社会民众随时可能受到犯罪活动的威胁和伤害。据统计，我国法院判决的刑事罪犯总数从2000年的639814人上升到2010年的1050747人，增长了64%（石艳芳，2014）。每一起犯罪活动必然涉及犯罪受害者，犯罪率的逐年增长也意味着受害者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的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侵害，并且很可能在精神或心理上受到伤害。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惩罚上，却忽视了犯罪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和恢复。[2]

[1] 《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16日

[2] 本章节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440046）的资助和支持。

1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

尽管从广义上来说，受害者包括犯罪活动、自然灾害、社会政治行为、战争等活动中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伤害的个人或社会团体，但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受害者主要指的是正当的权利或合法利益受到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体或团体，一般可分为刑事被害人和民事受害人（任克勤，1997）。本章内容中所讨论的受害者特指刑事受害人。刑事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不仅仅给受害者带来了人身或财产上的伤害，并且还可能对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各种创伤。它可以改变受害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令受害者短期或者长期遭受抑郁、焦虑、愤怒、恐惧等情绪困扰，带给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11.1.1 典型的犯罪受害者创伤反应

短期的创伤反应发生在犯罪活动发生后的三个月之内。很少有受害者能预测到犯罪活动的发生，因此，当遭受犯罪侵害时，他们会感到极度惊慌和恐惧，会产生完全不真实的感觉。遭受犯罪初期，不少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会经历高水平的生理性焦虑，包括心跳加速、呼吸加速、肠胃功能失调，同时伴随认知上的焦虑症状，包括感到恐惧、内疚或者失控感。这些生理上和情绪上的反应被认为是处在危险情境下正常的反应。然而，大多数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在经历犯罪创伤之后的数周，甚至是2—3个月内仍然会持续性地表现出高水平的恐惧、焦虑和抑郁症状。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良的认知模式，例如，头脑中被创伤事件占满，甚至出现闪回或者在梦里再现；非常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他人不相信他们所经历的或者担心自己可能会遭受惩罚；认为这个世界不再安全，他人不再可信。这些负面的认知方式会造成他们的认知功能短暂性衰退，包括注意力涣散，记忆能力减退，甚至难以完成一些简单的认知活动。如果犯罪受害者的短期内的创伤症状较为严重，则需要考虑是否患上急性应激障碍。多数犯罪受害者最终能够应对犯罪创伤，尤其是当他们掌握了他们自身的权利保障和有关的司法程序等信息，得到了及时的心理咨询和帮助以及获得朋友和亲人的支持之后。然而，如果受害者没有受到及时关注，或者没有获得及时帮助，那么他们初期的创伤反应就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甚至有可能产生自杀企图或行为，滥用酒精或者其他药物，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1]

11.1.1.1 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

犯罪受害者在目睹或者面临暴力侵害或威胁的初期，一般是两天至4周内，很可能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美国精神病协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中（DSM-IV）第一次将急性应激障碍确定为一种精神障碍。其典型的症状包括：受害者在暴露于创伤事件中，会伴随强烈的害怕，无助和恐惧的情绪反应。在经历了创伤事件后，出现三种以上的分离性症状，包括：（1）情感麻木，脱离；（2）认知功能受损，意识涣散；（3）丧失现实感，例如，感到外部世界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变得不真实；（4）人格解体，自我关注增强，但感到自我的全部和部分不真实或虚假，例如，感到身体的某部分突然变大或变小；（5）产生分离性遗忘，即对创伤相关的信息不能进行回忆。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受害者会极力回避可能引起创伤回忆的刺激，但受害者还是会不断重现与创伤经历相关的想象、思考、梦境，并伴随强烈的痛苦体验。此外，受害者还会出现焦躁不安、易激惹、高度警惕、失眠等过度警觉的症状（杜建政&夏冰丽，2009）。

如果受害者出现ASD反应持续一个月，那么就可能会发展成为慢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ASD被引入DSM-IV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预测和识别之后可能出现的PTSD个体。Brewin等人（1999，2003）对157名受到暴力侵害不到一个月的受害者进行了访谈，并且在6个月之后，对其中88%的受害者进行了再次的电话回访。结果发现，被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9%，而接下来诊断为PTSD的比例为20%，所有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都能显著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Kleim和Ehlers（2008）对203名暴力侵害幸存个体进行了一项追踪研究。受害者被试受到侵害后两周的时间完成自传记忆测试和结构性临床访谈，然后在6个月的时候，研究者再次对这些被试进行了回访。研究发现，与非ASD组比较，在创伤事件发生两周后，ASD组被试提取了更少的与创伤相关的具体记忆，而这种对创伤相关的具体记忆的提取缺陷也能较好地预测两个月后的PTSD和抑郁症状。

Meiser-Stedman，Dalgleish，Smith，Yule和Glucksman（2007）对ASD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年龄在10—16周岁之间的儿童和青少年，涉及的创伤类型包括暴力侵害和交通事故两种。研究结果表明，19.4%的受测者被诊断为ASD；主观的创伤威胁感、感觉负载记忆（Sensory-Laden Memories）、对消极情绪的沉湎、担忧、焦虑敏感性与ASD存在显著相关；焦虑敏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沉思（Rumination）、凡事往好处想（Positive Beliefs About Worry）这3个认知风格变量共同调节主观的创伤威胁感与ASD的关系，同时，感觉负载记忆也调节主观的创伤威胁感与ASD的关系。

11.1.1.2 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经历了初期的急性应激障碍后，很多暴力侵害受害者很可能在之后发展成慢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是个体在经历了创伤性的压力事件后，在情绪和行为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困扰。依据DSM-IV-TR，PTSD的一般性诊断标准如下：

（1）标准A——个体曾经暴露于创伤性事件

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中，目睹、面临或者遭遇到涉及自身或者他人的实际死亡，或者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同时，这个过程中会伴随个体强烈的恐惧、无助或惊恐感，儿童则可能表现为混乱或激惹性的行为。

（2）标准B——持续性的重新体验症状

个体会在头脑中通过清醒的回忆、梦魇、闪回、幻觉、错觉等形式反复重新体验与创伤相关的刺激，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对和创伤直接相关或者象征性代表创伤的刺激保持高度的警觉。

（3）标准C——持续性的回避症状

受害者在行为上会表现出对创伤相关刺激的回避，例如，回避与创伤相关的想法、感觉或者对话，回避会促使个体回忆起此创伤的活动、地点或人物，久而久之，导致个体在社会互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退缩，与他人出现疏远与隔离，对外界环境的情感反应淡漠。

（4）标准D——持续性的唤醒症状

个体会体验不断增强的焦虑、过度警觉、易激惹、愤怒、夸张的惊吓反应、睡眠困难，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也出现衰退。

在诊断PTSD时，上述所有症状的持续时间必须超过一个月，并且这些症状会导致痛苦体验，并且其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各项功能出现受损。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出现时间如果在3个月之内，则被认为是急性的，超过三个月则被认为是慢性的，而若超过6个月则被认为是延时的。

研究调查表明，25%的犯罪受害者会经历终生PTSD，而非犯罪受害者患终生PTSD的比例则为9.4%（Kleim & Ehlers，2008）。在遭遇过性骚扰的人群中，有25.6%的女性和12.6%的男性会发展出PTSD。[2]在美国911事件发生6个月后，纽约城中有11%的学生出现PTSD症状，是当时纽约城外学生患PTSD比率的5倍（Cloitre，2002）。

遭遇痛苦体验的犯罪受害者在犯罪过程结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不断地闪回或者在记忆中反复再现犯罪当时的情境，受害者一般很难自主对这种痛苦的闯入性创伤记忆进行控制。而当犯罪受害者遇到类似或象征创伤性事件的刺激时，都有可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心理或生理反应，例如，出汗、心悸、呼吸加快、恐惧、恶心、抑郁等。由于伴随强烈的痛苦体验，犯罪受害者会极力回避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刺激或相关活动，表现出不愿意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有明显的社会退缩倾向，情感上反应麻木、淡漠。Fleukens等人（2014）采用接近—回避任务测量了经历性侵害的受害者对创伤性相关刺激的回避倾向。和23名健康未受过创伤的女性相比，16名经历了性侵害患有PTSD的被试，对高威胁的性相关图片出现了回避倾向，回避程度可以由被试的唤醒度分数预测。此外，PTSD症状严重的被试同时也表现出对高威胁的交通事故图片出现回避倾向，表现出一定的泛化趋势。PTSD被试在经历了严重的犯罪事件后，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受害者也会时刻体验到来自犯罪的威胁，精神紧绷，表现出过度警觉，对刺激反应过度。长期的紧张状态会损害个体的健康，造成身心疲惫、睡眠不良、注意力不集中、易激惹（王恩界，汪新建，&严俊，2005）。

此外，不少研究表明，由暴力创伤事件引发的PTSD患者在注意和记忆等认知方面表现出特异性。DePierro等人（2013）对27名长期遭受人际暴力的女性进行研究，要求被试完成创伤经历、PTSD的自陈式量表，并且对他们在基线水平以及在完成一项情绪点探测任务时的生理反应进行测量。研究结果发现，实验任务中，被试的注意力会偏离积极和焦虑词汇，指向人际暴力词汇。PTSD的总分越高的被试，这种注意指向倾向越明显；PTSD的闯入性和回避性的分数越高的被试，基线水平上呼吸性窦性心律变化越低（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RSA））。遭受暴力总类越多的被试，心率则越低。

Paunovi等人（2002）结合使用情绪Stroop，内隐记忆（速示器辨认）和外显记忆（自由回忆）任务，在阈上和阈下两种条件下，比较了39名患有急性PTSD的犯罪受害者和39名控制组在三类词汇（创伤相关词汇、积极词汇和中性词汇上）的反应。结果表明，PTSD被试只在阈限上水平对创伤性词汇和积极词汇有Stroop干扰效应，同时外显记忆任务中对创伤相关词汇表现出记忆偏向。但是，在阈限下，被试对所呈现的词汇没有前注意偏向，同时也未出现内隐记忆偏向。研究者认为，PTSD被试对和威胁相关的词汇存在注意和记忆偏向。

Fleurkens等人（2011）则研究了患有PTSD的性侵害受害者的注意偏向是否在对象上存在内在泛化现象。他们采用情绪Stroop任务，要求14名经历了性侵害的PTSD女性和24名健康女性对四类词汇的颜色进行报告：威胁性的性暴力词汇，非威胁性的性相关词汇，威胁性的交通事故创伤词汇，以及积极词汇。和控制组相比，PTSD患者在具有威胁性的创伤相关词汇上存在干扰效应，但在交通事故创伤以及积极词汇上则没有效应。此外，那些PTSD症状表现严重的被试在非威胁性的性相关词汇上也存在干扰效应。研究者指出，PTSD患者在不同情绪唤醒程度的刺激上均存在注意偏向，但限于和创伤相关的主题。

[1] Wasserman，E.& Ellis，C.A.（2007）.Impact of Crime on victims.National Victim Assistance Academy.Foundation-Level Training.

[2]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2000）.The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Rape.Charleston，SC：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1.1.2 特殊犯罪受害者的创伤反应

11.1.2.1 受虐妇女综合征（Battered Woman Syndrome，BWS）

受虐妇女综合征最初是由Lenore Walker（1979）提出来的，它指的是那些在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环境下的女性的心理和行为表现。Walker（1979）指出，家庭暴力一般可以分成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矛盾积累阶段，这个阶段，施害男性对受害女性表现出敌意和愤怒，并且施加轻微的伤害行为。第二个周期是实际的暴力侵害阶段，暴力行为在这个阶段频频发生，施害者行为失控，对受害者持续施加伤害。第三个周期是悔过阶段，在实施暴力行为后，施害者对受害者道歉，乞求原谅，并且保证不再实施暴力。Walker（2000）认为，第三个周期可能是受害妇女继续维持婚姻或两性关系的一个正性强化，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暴力行为的升级，矛盾积累周期会越来越频繁，而悔过周期则会逐渐减少。

受虐妇女的典型反应是习得性无助，经历过无数次的受虐，她们会形成一种思维上的定势，即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阻止丈夫或者男友对他们施加暴力，久而久之，她们变得越来越被动，以至于不再做出试图改变受虐处境的努力（Scott，2007）。

受虐妇女的典型心理是，认为暴力行为源于她的错，无法对男性施加暴力行为的责任进行归因，对自己的生活或者孩子的生活有强烈的恐惧感，并且持有暴力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非理性信念（Walker，1984）。

受虐妇女综合征一般用于法庭上，作为对杀害施虐者的受虐妇女的辩护理由，目的是让法官或者陪审团理解妇女在长期遭受虐待而被迫杀害对方的行为的合理性。尽管有些研究者指出，受虐妇女在很多表现上和PTSD的症状相似，因此，BWS是PTSD的一个子类，但在现有的精神障碍诊断工具中，BWS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精神障碍（McGrath，2013）。

11.1.2.2 强奸创伤综合征

强奸是一种具有暴力性的性侵害行为，不同的强奸犯在实施性侵害行为时可能具有不同的动机。有些强奸者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男性魅力，并对与受害者发展两性关系存有幻想，他们会在实施性侵害后向受害者道歉，甚至可能事后联系受害者；有些则是为了惩罚受害者，在犯罪过程中可能表现得野蛮和残忍。而受害者对这种强奸行为的反应取决于性侵害过程中的暴力水平，对未来生活的恐惧感以及对当时情境的控制感（Fleurkens et al.，2011）。

强奸会严重破坏受害者的正常心理，尤其是个人的安全感，对他人的信任，导致羞辱、自卑、自我否定，不信任、恐惧和愤怒等（Fleurkens et al.，2011）。并且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受害者很可能会感到再次地体验创伤（Koss，2006）。尽管强奸受害者的症状反应可能和一般性的暴力犯罪受害者大体相同，但是它所带来的创伤强度会更大，影响时间也会更持久。Burgess和Holmstrom（1974）首次提出了强奸综合征的概念，指的是在经历了强迫性行为或者未遂的强迫性行为企图，受害者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强奸综合征一般分为两个阶段，急性反应期和长期的重组期。在受到侵害的初期，受害者会体验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和痛苦，但是受害者情绪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对于表达型的受害者，他们会有强烈的情绪外在表现，例如，大声哭喊、表现出明显的愤怒、紧张和焦虑等情绪；对于防御型的受害者，他们则会抑制住这些情绪，而表现出情绪情感反应淡漠，行为呆滞迟缓。当然，这两种类型可能在同一个受害者身上先后或者交替出现。此外，受害者在急性反应期很可能会出现睡眠、饮食方面的困难和障碍，也可能存在身体不适的主诉。受害者会体验到羞辱、恐惧、内疚等情绪，也可能会对性侵害当时的情境产生闯入记忆。在经历性侵害后的数月甚至是数年，受害者逐渐进入一个重组期，尽管情绪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复，但受害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仍然可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包括长期感到不安全，没有自信，不信任他人（Burgess & Hazelwood，2001）。

事实上，和受虐妇女综合征很类似，强奸综合征更多地用于法庭中，而在临床心理学上，并没有对强奸综合征有明确的诊断标准，也并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Boeschen，Sales，& Koss，1998）。不过，PTSD经常和性侵犯相联系。强奸受害者患上PTSD的可能性是未经历过犯罪创伤的女性的6.2倍。[1]Rothbaum等人（1992）对95位受到强迫性行为侵害或者遭遇未遂强奸行为的受害者进行了为期12周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在遭遇性侵犯的一周内，94%的受害者会满足PTSD的症状标准，而到了第四周，这个比例保持在65%，到了第12周，仍然有47%的受害者表现出PTSD的症状。研究者指出，PTSD虽然是性侵害受害者在心理或行为上可能出现的主要反应，但也并不是唯一的或者普遍的。

11.1.2.3 受虐儿童创伤反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儿童虐待（Child Maltreatment）指的是未成年人的抚养者或者监管人对其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以及经济上的剥削。[2]美国健康和人类事务管理部门2013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根据美国50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波多黎各自由联邦提交的数据，2009—2013年，儿童性虐待的比例大约为0.9%，2013年，大约有679000的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其中大约有1520名儿童因虐待致死。[3]中国目前尚未有全国范围内的有关儿童虐待的权威调查数据，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2013）显示，我国儿童虐待比例较高，且农村的发生率高于城市。[4]

受虐经历会对儿童的生理、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带给儿童短期或者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可能造成他们终生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神经生理方面，受虐经历会给儿童大脑的正常发育造成破坏，改变他们应对环境的能力，因虐待造成的压力和恐惧的压力使得他们的大脑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自主神经系统变得病态性敏感（Perry，2000）。已有研究发现，早期的创伤性反应会导致神经内分泌反应、大脑的形态功能以及基因活化方面的改变（郑信军，2006）。严重的忽视也会对儿童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刺激的严重缺乏会导致学习相关的神经通路的减少，他们的大脑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5]在认知方面，受虐儿童的记忆和执行功能会出现明显受损（黄国平et al.，2006），他们的语言机能、学业成绩方面会显著地落后于正常儿童，表现出一般性的认知缺陷（Eckenrode，Laird，& Doris，1993； Eigsti & Cicchetti，2004）。受虐儿童在社会情绪方面，与正常儿童相比，更容易表现出高攻击、低自尊、抑郁、愤怒、冷漠、固执，自我的情绪体验更为消极，也更容易产生PTSD、抑郁症、人格障碍以及物质滥用等精神疾病（Arias，2004； Saunders，Villeponteaux，Lipovsky，Kilpatrick，& Veronen，1992； Toth & Cicchetti，1996）。研究发现，儿童期的受虐经历，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是成年患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子（Pompili et al.，2014）；相比普通的抑郁女性，童年时期遭受过性虐的女性更容易在生命早期出现抑郁症状，也更容易产生自杀企图，或者有意的自虐行为（Gladstone et al.，2004）。在同伴交往和社会行为方面，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对同伴会表现出更强的敌意，更多的攻击性和退缩行为。研究发现，在夏令营活动中，受虐儿童明显适应不良，常被同伴提名为争强好斗，合作性差。此外，他们缺乏对同伴的关心，甚至对那些有难过情绪的同伴表现出攻击行为，倾向于回避和远离表示友好的同伴的接近（Marlys，2001； Shields，Ryan，& Cicchetti，2001）。

[1]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2000）.The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Rape.Charleston，SC：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1999）.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aion.Geneva，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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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Maltreatment on Early Brain Development.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http：//www.childwelfare.gov/pubPDFs/earlybrain.pdf。

11.1.3 影响受害人创伤的风险因素

Wallace在2007年提出，尽管不同个体对暴力犯罪的反应可能是各异的，但总体上他们会经历以下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经历犯罪侵害的最初阶段，受害者会面临心理上的各种冲击。在第二个阶段，受害者试图去面对曾经发生的伤害，进行自我复原，以更好地应对犯罪侵害带来的负面效果。在该阶段，受害者仍然会经历类似于愤怒、焦虑、恐惧、悲伤、自怜等各种情绪，甚至会使用否定等自我防御机制。第三个阶段被视为重组和再适应，各种负性情绪强度会有所降低，受害者表现得更为自信，更有效地面对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活动。Wallace指出，犯罪受害人在每个阶段所可能经历的创伤反应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犯罪侵害的强度、人身伤害的程度以及对未来生活可能造成的威胁程度，同时还受到受害者本人年龄、个性、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生活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很难去预测个体对犯罪侵害的应对能力。有些个体可能在经历了严重的侵害后仍然能较好地应对生活，而有些个体则可能在经历一些轻微的创伤后就会产生适应障碍。

一般来说，犯罪创伤事件给受害人带来风险大小的预测因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犯罪受害者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精神疾病史、过往的创伤史等。研究发现，性别可能是预测犯罪受害者创伤反应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暴力犯罪案件中，女性在被攻击后所面临的风险比男性受害者高出10倍（Kilpatrick & Acierno，2003）。年龄和PTSD、抑郁风险之间存在负关联。Norris（1992）发现，较年长的成人受害者出现PTSD的比例不到较年轻的成人受害者的一半。Kessler等人（1995）同样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犯罪受害者出现PTSD的比例出现下降。

精神疾病历史，尤其是曾经患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抑郁的个体在遇到新的犯罪时也会增加创伤程度的风险。Cottler等人（1992）在控制了抑郁、性别、种族和年龄效应之后，仍然发现，那些滥用可卡因的犯罪受害者会增加患PTSD的风险。

创伤事件后个体的应对策略也是预测创伤后反应的重要因子。研究发现，问题聚焦的应对策略对受害人的心理恢复要比情绪聚焦策略和回避型的应对策略更为有效。女性受害者被认为偏好于情绪聚焦的应对策略，从而导致更高的压力水平（Green & Diaz，2008）。

过往的创伤经历会提高未来遭受攻击的风险，尤其是可能增加新创伤后患情绪障碍的风险。Kilpatrick等人（1998）发现，那些一生中遭受多重创伤的女性被诊断为PTSD的比例比那些创伤经历更少的女性显著更高。在他们的调查中，普通女性被试被诊断为PTSD的比例为3.2%，而在过去两年曾经遭受攻击的女性被诊断患有PTSD的比例为19.4%，而曾经有过两次被攻击经历新近又遭受攻击的女性被诊断为PTSD的比例则高达52.9%。

第二类风险因素是情境性因素，主要指的是犯罪特征。客观方面的犯罪特征包括犯罪类型、犯罪持续的时间、暴力程度、可预期性、攻击发生的地点以及罪犯和受害者的关系等。一般暴力犯罪比财产犯罪对受害者的创伤更大，其中又尤以身体伤害和性侵最为严重。主观方面的犯罪特征指的是受害者对犯罪威胁的知觉。那些报告认为犯罪活动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是死亡的受害者比同类案件中的其他受害者更容易出现创伤后的情绪问题。

第三类风险是社会因素，主要指的是社会支持系统。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系统，都会缓冲创伤后应激反应，对受害者的心理恢复具有积极作用。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系统会减少受害者的精神疾病症状，包括抑郁和焦虑症状（Green & Diaz，2007）。Greene和Pomeroy在对175名犯罪受害者进行访谈调查后发现，社会支持系统的水平和愤怒、焦虑情绪之间有显著关联。社会支持水平和情绪聚焦以及回避型的应对策略之间呈现负相关，而和问题聚焦的应对策略呈正相关。

Semb等人（2009）结合使用评价创伤特异性症状量表（Harvard Trauma Questionnaire，HTQ）、评价一般性的精神症状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以及半结构访谈，调查了41名在抢劫、强奸和身体伤害等暴力犯罪中的受害者在事发8个月后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所有被试在接受调查时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创伤后病理性症状。创伤经历、童年逆境、精神疾病历史、失业都和更多的创伤痛苦反应相联系，其中事发后对创伤进行认知评价后产生的二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s）可以预测PTSD中的三种核心症状。女性比男性受害者报告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多的创伤特异性以及其他的精神病理症状。Greene和Diaz等人（2007）在对175名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中的受害者的情绪压力的预测因子进行调查研究。回归分析中发现，个体特征（性别、种族、婚姻状况等）、应对策略、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身体健康可以解释74%的数据变异，其中只有性别、曾经遭受过的犯罪类型、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系统能显著预测犯罪受害者的情绪压力。

总而言之，不是每个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都会出现严重的精神病理症状，个人的、情境性的以及社会的各种变量和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个体创伤后的反应。了解这些风险因素，对于帮助犯罪受害者心理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11.2 受害人的心理恢复

犯罪作为一种创伤性事件对受害人的生理和心理会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持续终生，如何及时有效地对受害人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是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节首先介绍认知行为疗法在受害人心理恢复中的应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通过对创伤性事件进行直接的探索和讨论，通过运用暴露方法、脱敏或者放松等技术，促使患者对创伤事件的不合理归因进行探索，认识并阻止自责和幸存者内疚情绪的产生和发展，最终学会重新认识和组织创伤事件和体验。该技术的治疗效果需要通过行为练习、后效强化进行巩固（Berliner，1997）。CBT的基本理念是个体的想法、情感和行为之间关系密切，因此，通过操纵认知成分，可以重塑三者之间的关系（Deblinger & Heflin，1996）。除此之外，我们还将简单介绍常应用于儿童受害者的心理恢复技术。

11.2.1 认知行为疗法

11.2.1.1 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是通过倾诉、放松、想象、现场和延时等技术，让患者暴露在能够引发个体创伤性记忆但确保安全的环境中，随着暴露的进行，不断地面对创伤性刺激内容，促使个体对创伤性记忆和情境逐渐产生习惯化，从而矫正创伤性刺激和痛苦体验的联结，降低恐惧和焦虑情绪，减少相应的逃避和回避行为，让受害者逐渐意识到讨论、回忆或者面对和犯罪事件相关的情境并不会带来危险，最终学会正视现实和控制情绪（刘兴华，2009）。常用的暴露疗法技术包括延时暴露（Prolonged Exposure，PE）、虚拟现实情境暴露、眼动脱敏和再加工等技术。

延时暴露疗法通常采用个体治疗的形式，一般整个治疗分成初始治疗阶段、暴露治疗阶段和治疗结束阶段。患者总共需要参加9—12次治疗，每周一次，每次持续时间大约为90—120分钟，每次治疗均以回顾作业开始，以布置作业结束。在初始治疗阶段，治疗师重在与患者建立信任的关系，要向患者表明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帮助患者通过治疗恢复健康的信心。在第1—2次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受害者的资料，了解受害者的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向受害者讲解有关治疗方法的原理，介绍整个治疗的程序，强调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完成家庭作业对取得治疗效果的重要性，同时给患者做一些放松训练。在受害者对治疗方法有一定的理解和认同之后，则协同受害者一起构建治疗过程中的暴露等级，选择合适的暴露情境和刺激。一般从第3次到第11次治疗期间，进入正式的暴露治疗阶段，暴露治疗可分为想象暴露（Imaginal Exposure）和现场暴露（Vivo Exposure）。在想象暴露中，在治疗师的指导下，受害者闭上眼睛，反复回忆犯罪当时的情境，想象的内容要尽可能地具体和生动，同时用语言大声描述想象的内容，自己所体验到的想法和感受。治疗师要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或录音，治疗技术实施后要求受害者每天看录像或听录音。想象暴露达到的目标是使受害者对创伤性的记忆能够正常面对，不再感到困扰。在现场暴露中，治疗师选择从受害者中等恐惧回避程度的刺激和情境开始，按逐步推进的方式，让受害者反复接触和面对这些刺激，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记录和报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受害者在与治疗师会谈的间隔中，要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完成治疗师布置的现场暴露的练习。当受害者对引发创伤性的刺激或情境所感到的困扰程度下降到原有困扰程度最高点的50%以下，现场暴露即达到目标。第12次治疗，也即最后一次治疗，治疗师主要和受害者一起回顾和总结整个治疗的效果，以及讨论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Foa，Hembree，& Rothbaum，2007;刘兴华，2009）。

虚拟现实暴露技术（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repy）是传统的现实情境暴露的一种替代性治疗方式，该技术采用即时计算机图形学、身体感觉传感、视觉成像等技术，建立起一个实时互动的三维虚拟世界，为来访者提供看上去或者感觉近似真实世界物体和事件的虚拟现实环境，以此达到暴露治疗的目的。传统的现实情境暴露虽然使用成本较低，但是某些时候较难以还原或再现受害者的创伤情境。而虚拟现实技术通过电子手段，可以将犯罪当时的情境进行模拟还原，使受害者暴露在一个高度逼真但是确保安全的环境中，最大程度地体验“创伤事件”的再现。并且治疗师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和技术能较为精确地操控压力级别，可以采用更科学的监测指标评估受害者的状态和治疗效果（Price & Anderson 2007;王广新&李立，2012）。

眼动脱敏技术和再加工（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是由Francine Shapiro发展的心理治疗方法，用于帮助那些经历了严重创伤后深受其困扰的个体。Shapiro认为未处理好的创伤性记忆，阻滞了大脑正常的认知和神经应对机制，从而引起心理病变。因此，EMDR方法通过双侧刺激眼动，激活大脑内的适应性加工系统，帮助个体发展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EMDR包括8个治疗阶段，在躯体、感觉、认知、行为和情绪多个水平上应对创伤性经历的各个方面。第一个阶段是对来访者的历史经历进行初步的评价，了解来访者的主诉和创伤性记忆，并发展一套针对来访者的治疗方案；第二个阶段则是借助一些想象或者放松技术，帮助来访者发展出一套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以便帮助来访者在治疗期间平复自己的情绪，同时，治疗师还会向来访者介绍EDMR的治疗方法、科学原理以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建立起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三个阶段是评价阶段，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加工和评价每个目标创伤性事件。治疗师要求来访者在创伤性事件中选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情境，进行想象，同时描述和这个想象联系在一起的负面想法和情绪感受，同时治疗师要求来访者用积极的认知代替消极的想法，并和头脑中的想象建立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要在标准化的量表上，对消极和积极信念的相信程度进行评价和报告。第四个阶段是眼动脱敏阶段，该阶段针对处理所有引发来访者痛苦体验的反应，包括情绪、记忆、幻觉等。来访者在治疗师手指的带动下做眼球运动，然后放松，排除杂念，休息几分钟后体验和评价躯体和情绪的不适感，如果不适感较强则重复眼球运动，直至不适感淡化或消失。第五个阶段是认知重建阶段，通过指导语，给来访者植入积极和正面的信念，取代消极和负面的想法，以扩展疗效。第六个阶段是身体扫描阶段，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只有当来访者有意识地面对创伤性记忆，但没有出现情绪和躯体不适时，治疗才被认为有效。如果来访者报告有身体不适，则需要针对不适的部分进行再次眼动处理。第七个阶段是疗效的再体验和评估阶段，治疗师和来访者针对治疗过程的内容、体验和效果等方面进行协商和讨论。最后是治疗结束阶段，制定下一步的目标和治疗计划（Shapiro，2002； Tarquinio，Schmitt，Tarquinio，Rydberg，& Spitz，2012;刘将&葛鲁嘉，2009）。

11.2.1.2 焦虑管理

焦虑管理训练主要为来访者提供一系列的技术，如放松训练、呼吸训练、生物反馈、积极自我陈述等，帮助他们获得对恐惧和焦虑情绪的掌控，降低这些负面情绪的唤醒度。应激预防训练是一种常用于帮助性侵害受害者的治疗方法，目的是通过帮助受害者习得一些常用技巧，以更好地控制由创伤性的强奸事件带来的恐惧和焦虑感。应激免疫训练方法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给受害者提供心理卫生的知识和教育，让来访者理解自己恐惧和焦虑情绪的来源。在第二个阶段，治疗师提供受害者适当的训练，学习具体的技巧，包括呼吸调节、肌肉放松、角色扮演、想法停止、潜在矫正训练。例如，当使用想法停止技巧时，受害者一旦在思考和创伤性事件相关的问题时，治疗师便使用语言或动作阻止受害者的这种思考（刘将&葛鲁嘉，2009）。

11.2.1.3 认知重建

认知重建技术重在以一种富有逻辑的、基于证据的方式挑战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或者不适应的思维，如全或无的二元论思想、过度概括思维、情绪推理等，对来访者的歪曲、消极的思维和态度进行矫正，最终目的是帮助来访者建立合理或者积极的思维方式。在挑战不合理信念过程中，常用的策略包括苏格拉底式提问、思维录音、指导想象、重新归因、认知练习（cognitive rehearsal）、证据检测（进行利弊分析或者损益分析）。建立在认知重建原理基础上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Ellies的合理情绪疗法、Beck的认知治疗方法和Meichenbaum的自我指导疗法（乐国安，2003）。[1]

合理情绪疗法和认知治疗方法在基本论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强调人们对事件的负面思考和不适当信念才是产生情绪困扰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改变个体对事件的情绪反应，应当把焦点放在引发困扰的反应和想法上，用合理的信念来取代不合理信念。这两种治疗方法在使用时，常包含四个步骤：首先是确认错误的或者有问题的自动化思维，这些思维和想法往往是对自己、他人、世界和未来的一些负面想法。接下来是识别这些思维方式中的认知错误；然后使用相应的策略，如苏格拉底提问法，挑战不合理的自动化信念。最后是针对每一条自动化信念发展理性的替代性信念（Beck，1967； Ellis，1962）。

自我指导疗法更多地强调介入患者的内部对话中，改变其自我语言和自我陈述，因为该疗法认为内部语言、认知结构是行为改变的中介因素，人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会影响认知结构，从而进一步决定他们外在的行为反应。自我指导疗法常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我观察，识别消极的内部语言结构；然后是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改变原有的不适应的内部语言结构，开始一个新的内部自我陈述，实现认知重建；最后将习得的技巧在现实生活中加以练习，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Meichenbaum & Goodman，1971）。认知重建技术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应对一系列的心理不适，包括抑郁、物质滥用、焦虑、社交恐怖、注意力缺陷等。

犯罪受害者，尤其是性侵害、性虐待受害者在经历了性创伤事件之后，很容易产生内疚、羞辱、自卑，甚至对自己感到厌恶。治疗师可以使用认知重建技术，帮助受害者认识到对创伤性事件的思维方式本身会带来情绪困扰。同时，逐步帮助受害者使用积极的信念代替原有的消极认知模式，减轻受害者的自责，恢复其自信心。临床实践中，认知重建技术可以和其他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共同使用，如心理教育、监控、想象和现实暴露技术。童年期经历过性虐待的成人幸存者往往会有被玷污的感觉，Steil等人（2011）结合了认知重建技术和想象修正方法对9名有类似经历而且被诊断患有PTSD的患者进行了训练。结果发现，经过两个阶段的治疗，这些患者不仅在玷污感的感觉强度方面显著下降，而且PTSD的分数也显著降低，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Steil，Jung，& Stangier，2011）。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restructuring

11.2.2 应用于儿童受害者的心理恢复技术[1]

未成年人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儿童，在经历犯罪创伤之后，尤其需要社会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帮助。认知行为技术也可用于帮助儿童进行心理恢复。但对于年龄较小的，认知发展水平较低的儿童，他们对自己内在的情绪状态的评价，对事件的归因以及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能力都较为局限，因此，心理学家或者治疗师还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心理恢复技术。

游戏治疗法（Play Therapy）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帮助年龄较小的受创伤儿童（通常是3—7岁）的治疗方法，通过游戏的方式帮助儿童解决心理问题，实现成长和发展。游戏是儿童与外界互动交流的方式，通过游戏，儿童可以获得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扮演社会角色，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理解与他人的关系。游戏既可以帮助儿童应对内在的情绪问题，也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外在的社会关系问题。和生活中普通的游戏不同，游戏治疗必须是依据特定的理论基础，游戏中所设定的主题、人物以及情节都是为了减轻儿童症状，帮助其解决问题。治疗师对游戏过程进行设计，向儿童提供各种玩具，包括可以引发和创伤事件相关主题的布娃娃、玩偶、玩具屋、警车、电话、打扮的衣服、救援车、医生救护工具箱等。治疗师观察儿童在游戏中的自发性行为，记下和犯罪事件相关的情节。治疗师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对游戏中主题的言语解释或者讨论，对儿童进行引导，使得他们的交流变得清晰。治疗师对儿童暴露于痛苦记忆和情绪的强度和节奏进行控制，保证他们可以应对。通过对创伤事件循序渐进性的记忆和交流，该方法可以实现儿童对创伤经历的脱敏化。通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治疗师可以帮助儿童建立起创伤事件的认知框架。通过游戏情节，治疗师可以帮助儿童确认和表达情绪、困惑以及儿童对事件替代性过程和结果的想象，帮助儿童获得安全、正义和能力感。游戏治疗的有效性取决于治疗师在游戏中是否能够充分理解儿童试图表达的感受和想法，以及在互动过程中是否能够找到有效的回应方式以帮助儿童减轻痛苦，增强其适应能力。

表达性治疗法（Expressive Therapies），如美术治疗（Art Therapy）以及沙盘游戏治疗法（Sand Tray Therapy），允许儿童以一种象征性的、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和交流痛苦的事件和体验。美术治疗法是一种让受创伤儿童通过绘画、拼贴以及雕刻等这些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知觉和感受的治疗方法。沙盘游戏则是让儿童在沙盘中对沙子、水和玩具进行摆弄，从而创造出一种静止的或者动态的意象。在创伤聚焦的沙盘治疗中，治疗师要保证儿童能够运用沙具创造出和他们自身的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沙盘情境。在对儿童受害者进行心理恢复的过程中，表达性治疗和游戏治疗经常结合使用。

此外，亲子互动治疗方法（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是针对遭受家庭虐待的儿童受害者（一般是2—8岁）的一种人际关系干预技术。具有虐待倾向的父母在对儿童管教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暴力、严厉但却无效的策略，他们与孩子的互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消极的，很少有积极互动。遭受身体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更多地表现出对抗、挑衅以及攻击性。亲子互动治疗方法用于帮助改善那些具有虐待倾向的亲子关系，针对不良的亲子关系中发现的特异性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该治疗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治疗师在单向玻璃中观察父母如何与孩子在游戏活动中互动，同时，通过预先放在父母身上的微型交流装置，治疗师现场指导父母使用有效的方法在肢体活动以及语言上和儿童进行交流和沟通，目的是增加积极的亲子互动，减少儿童的反抗和攻击行为，改进父母的育儿技巧，改善亲子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提到的，影响受害者创伤反应的风险因素有很多，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和特定的创伤症状进行匹配。心理咨询或者治疗师应当基于治疗方法有效性的实证证据，结合临床经验和受害者的特殊情况，合理选择心理恢复技术，帮助犯罪受害者有效地应对创伤事件，尽早地恢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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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napp，P.Urquiza，A.Kent，J.Winterstein，M.Treatment of Child Crime victims.

索引

Bootstrap分析方法，149

“Brawner规则”，163

Cesare Lombroso，6

Daubert案，153

Daubert规则，154

Frye案，153

Frye规则，153

“M'Naughton”规则，163

P300，148

P300-GKT测谎范式，148

B

伴随性负波，150

报应主义刑罚论，186

暴力风险评估指南，180

暴露疗法，216

贝叶斯概率模型，110

辨认，62

辨认的评估，74

辨认能力，160

表达性治疗法，220

“不可抗拒冲动标准，163

C

操作性（工具性）条件反射，31

陈述有效性评价技术，136

创伤后应激障碍，208

错误辨认，73

错证，53

D

代币制，200

代表性启发式，115

单面证据，85

单一辨认，67

道德判断，124

定向反应，144

多导生理记录仪，146

E

儿童虐待，212

儿童伪证，54

儿童证言，47

F

法教义学，2

法律决策，108

法律能力，159

法律现实主义，10，12

法律形式主义，109

“法律中的心理学”，3

反测谎策略，149

反社会谱系，182

犯罪情境范式，144

《犯罪人论》，6

犯罪人特征描述，92

犯罪现场分析法，101

犯罪现场特征，99

犯罪心理痕迹，102

犯罪性需要，195

非社会性强化，199

非言语线索，133

分类假说，66

愤怒管理，202

服刑能力，168

复合反应范式，149

G

隔离法，199

功利主义刑罚论，186

供述，77

“关于法律的心理学”，3

归因理论，38

《国际疾病分类》，170

H

谎言，132

J

基于MMPI的罪犯分类系统，196

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136

基于解释的故事建构模型，112

基于历史、临床和风险管理的暴力风险评估方案，181

急性应激反应，207

监狱化，188

建构主义，37

焦虑管理训练，218

近因效应，85

经典条件反射，29

“经验—直觉”系统，113

精神病态核查量表修订版，179

精神病态者，179

精神发育迟滞，177

精神分裂症，170

精神分析理论，18

《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170

警察圈套，87

K

可获得性启发，116

控制能力，160

控制问题范式，142

口供，77

框架效应，118

L

“理性—分析”系统，113

理性情绪疗法，201

列队辨认，68

M

锚定效应，117

美术治疗法，220

面孔记忆，65

面孔认知，63

面孔再认，63

民事受害人，207

民事行为能力，165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95

目击者证词，46

目击证人，45

N

扭曲，133

Q

强奸综合征，212

强迫—内化型假供，88

强迫—屈从型供述，88

亲子互动治疗方法，220

“确认偏向”，73

R

人本主义心理学，23

人格障碍，175

人际成熟水平体系分类，195

人身危险性，178

认知行为疗法，216

认知询问技术，56

认知治疗，202

认知重建，218

S

嗓音压力分析，134

沙盘游戏，220

社会格式塔，35

社会技能训练，203

社会性强化，199

社会学习理论，34

社区矫正系统，193

事件相关电位，147

首因效应，85

受害者，206

受虐妇女综合征，211

受审能力，167

双避冲突，78

双加工模型，113

双盲程序，71

双面证据，85

双趋冲突，78

说服，82

诉讼能力，167

T

态度，79

特征选择假说，66

“天生犯罪人”，178

推理和康复疗法，201

W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66

妄想障碍，173

危险性评估，179

微表情分析，134

伪造，133

无民事行为，167

无刑事责任能力，164

无意识记，42

X

系统脱敏法，200

现场暴露，217

限定责任能力，164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66

相关/非相关范式，141

响应原则，195

心理动力学治疗，198

心理强制说，16

心理学现实主义，11

“心理学与法律”，3

信息加工理论，38

刑罚，185

刑事被害人，207

刑事古典学派，185

刑事实证学派，186

刑事责任能力，160

刑讯逼供，77

“行为证据分析法”，99

行为治疗，199

行为主义心理学，27

虚假供述，88

虚拟现实暴露技术，217

讯问，78

讯问策略，82

Y

延时暴露疗法，216

言语线索，135

眼动脱敏技术和再加工，217

演绎式犯罪人特征，103

厌恶疗法，200

异族面孔，66

“异族效应”，66

隐瞒，133

应激预防训练，218

游戏治疗法，219

有意识记，43

Z

责任推断，38

照片辨认，70

真实监控，138

证人，40

证人证言，40

证人资格，52

证言，40

证言形成的，40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170

自我指导疗法，219

自愿型供述，88

罪犯的康复模式，186

罪犯分类，193

罪犯化，188

罪犯矫正，187

作证能力，168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总主编序言
目录
法律心理学——心理学家的自说自话

1 绪论——法律与心理学的结合

- 1.1.1 几个术语的界定
- 1.1.2 法律心理学的产生
- 1.1.3 法律心理学的形成
- 1.1.4 早期法律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 1.1.5 20世纪后的统合——融入法律现实主义

2 行为模式

- 2.1 行为模式的人性论

- 2.1.1 精神分析学的人性行为观

- 2.1.2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行为观

- 2.2 行为模式的外部决定论

- 2.2.1 个体为什么产生行为

- 2.2.2 个体行为发生机制

- 2.3 行为模式的认知观

- 2.3.1 社会学习理论
- 2.3.2 社会格式塔
- 2.3.3 建构主义
- 2.3.4 信息加工理论

3 证言

- 3.1 证言形成的心理机制

- 3.1.1 证言的认识机制

- 3.1.2 证言的表达机制

- 3.2 证言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 3.2.1 对成年证人的影响

- 3.2.2 对儿童证言的影响

- 3.3 儿童证言

- 3.3.1 儿童证人的资格

- 3.3.2 儿童证言真实性

- 3.4 认知询问技术（CIT）

4 辨认

- 4.1 面孔认知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

- 4.1.1 面孔再认模型
- 4.1.2 面孔记忆的改变
- 4.1.3 面孔记忆的异族效应

- 4.2 辨认方法及其应遵循的规则

- 4.2.1 辨认方法

- 4.2.2 操作规则

- 4.3 错误辨认与辨认评估

- 4.3.1 实践中的错误辨认现象

- 4.3.2 对辨认的评估

5 讯问与供述

- 5.1 供述的心理学基础

- 5.1.1 犯罪嫌疑人的人性假设

- 5.1.2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拒绝供述的心理原因——态度

- 5.2 讯问的策略

- 5.2.1 讯问策略的心理学原理——态度改变

- 5.2.2 讯问的具体策略设计

- 5.3 虚假供述与讯问质量的提高

- 5.3.1 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

- 5.3.2 讯问质量的提高

6 犯罪人特征描述

- 6.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述

- 6.1.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概念与目标

- 6.1.2 侦查中犯罪人特征描述的两种取向

- 6.2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方法与程序

- 6.2.1 犯罪现场分析法

- 6.2.2 行为证据分析法

- 6.3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与提高

- 6.3.1 犯罪人特征描述的评估

- 6.3.2 犯罪人特征描述效果的提高

7 司法决策

- 7.1 司法决策的理论模型

- 7.1.1 司法决策的理性模型
- 7.1.2 司法决策的直觉模型
- 7.1.3 司法决策的双加工模型

- 7.2 影响司法决策的因素

- 7.2.1 经验直觉因素
- 7.2.2 情绪因素
- 7.2.3 专业知识和训练以及理性监控

- 7.3 司法决策的神经机制

- 7.3.1 司法决策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比较

- 7.3.2 刑事司法决策的认知神经模型

8 测谎

- 8.1 行为心理测谎技术

- 8.1.1 什么是谎言
- 8.1.2 行为观察
- 8.1.3 言语内容效度分析

- 8.2 心理生理测谎技术

- 8.2.1 心理生理测谎的常用范式
- 8.2.2 多导生理记录仪
- 8.2.3 ERP技术与测谎
- 8.2.4 fMRI技术与测谎

- 8.3 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8.3.1 测谎证据的实际应用

- 8.3.2 测谎技术的未来发展

9 法律相关心理的评估

- 9.1 法律能力的评估

- 9.1.1 刑事责任能力
- 9.1.2 民事行为能力
- 9.1.3 其他法定能力

- 9.2 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 9.2.1 精神疾病的界定与诊断标准
- 9.2.2 精神分裂症
- 9.2.3 妄想障碍
- 9.2.4 心境障碍
- 9.2.5 人格障碍
- 9.2.6 精神发育迟滞

- 9.3 人身危险性评估

- 9.3.1 人身危险性定义

- 9.3.2 危险性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10 罪犯心理矫正与治疗

- 10.1 罪犯心理矫正概述

- 10.1.1 罪犯心理矫正的历史发展

- 10.1.2 罪犯心理矫正的目标

- 10.2 监禁的心理后果

- 10.2.1 监禁引起的一般性心理后果

- 10.2.2 监禁对青少年罪犯的影响

- 10.3 罪犯的心理学分类

- 10.3.1 罪犯分类系统的目的

- 10.3.2 罪犯分类的原则和方法

- 10.4 罪犯心理矫正方法

- 10.4.1 心理动力学治疗
- 10.4.2 行为治疗
- 10.4.3 认知治疗
- 10.4.4 愤怒管理（Anger Treatment）

- 10.4.5 社会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

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恢复

- 11.1 受害人的心理创伤

- 11.1.1 典型的犯罪受害者创伤反应
- 11.1.2 特殊犯罪受害者的创伤反应
- 11.1.3 影响受害人创伤的风险因素

- 11.2 受害人的心理恢复

- 11.2.1 认知行为疗法

- 11.2.2 应用于儿童受害者的心理恢复技术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