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村上春树
Date: 2014-01-14T16:00:00+00:00
Keywords: 文学
Publisher: 南海出版社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10月31日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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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大二那年的七月起，直到次年一月，多崎作几乎只想着死这一件事。其间他迎来了二十岁生日，但那道刻痕没有任何意义。在那些日日夜夜里，自我了断对他来说似乎最为自然、合情合理。他至今仍不明白为何那时没有迈出最后一步。那个时候要跨越隔断生死的门槛，分明比吃下一只生鸡蛋还简单。

作没有尝试自杀，或许是因为死的念头太纯粹太强烈，与之相配的死亡方式无法在内心世界呈现出具体的意象。不如说具体性是次要问题。假如当时在伸手可及之处有一扇通向死亡的门，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不必深思熟虑，那可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延续。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没有在近旁找到那样一扇门。

也许那时死去就好了，多崎作常常想。那样的话，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那似乎是件诱人的事。眼前这个世界不存在了，这里被视为现实的东西变得不再真实。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已然不复存在，同样，这个世界对自己来说也将不复存在。

然而同时，作并不明白为何那时一定要把自己逼向死亡的境地，直至咫尺之间。就算有具体的理由，可对死的憧憬为何拥有那般强大的力量，居然纠缠自己将近半年之久？纠缠，没错，就是准确的说法。就像被巨鲸吞入腹中幸存下来的《圣经》人物，作掉落进死亡的胃囊，在黑暗淤滞的空洞里送走一个个没有日期的日日夜夜。

他作为一位梦游者，或是一位尚未察觉自己已然死去的死者，度过了那段时光。旭日初升时便醒来，刷牙，把一旁的衣服套上身，坐电车赶往大学，听课做笔记。如同遭受狂风袭击的人死死抱住路灯不放，他只是遵循眼前的时间表行动。除非有事，否则不和别人说话。回到独居的房间里，瘫在地板上倚墙呆坐，想着或死或生的失落。在他面前，黑暗的深渊张开巨口，直通地心。眼前浮现出化作坚硬云朵旋转的虚无，耳际传来压迫鼓膜的深深沉寂。

不思考死亡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其实不难。不看报，不听音乐，甚至感觉不到性欲。世间发生的事对他不再有任何意义。厌倦了闭门不出，便走出门去，漫无目的地在附近游逛。或是走到火车站坐在长椅上，久久地望着列车来来去去。

每天早上淋浴，仔细地洗头。每周洗两次衣服。清洁也是他死抱不放的支柱之一。洗衣、洗澡和刷牙。几乎不注意吃饭。午饭在大学食堂里吃，然后基本不再像样地吃东西。饥肠难耐时就去附近的超市买苹果和蔬菜。或是干嚼几片白面包，拿起盒装牛奶直接喝下去。到了就寝时间，像服药般喝上一小杯威士忌。所幸他酒力不济，少许威士忌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他睡去。那时他连梦都不做。就算做梦，也是刚一浮现，便沿着意识那没有扶手的光滑斜面，朝虚无之境直直地飞速滑落。

多崎作如此强烈地被死吸引，起因十分明确。有一天，四位相交多年的密友忽然向他宣告：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你，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斩钉截铁，毫无妥协余地，又突如其来。而且没说明为何一定要他接受如此严厉的通牒。他也没有特意询问。

四人是高中时代的挚友，此时作已经离开故乡，在东京读大学。因此尽管被小团体驱逐，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不便的地方，并不会在街头尴尬地迎面撞上他们。但这种话说到底无非是空头理论。与四人相距遥远，作感受到的痛楚反而被夸大，变得更迫切。疏远与孤独化作长达数百公里的电缆，被巨大的绞车吱吱作响地卷起。难以判读的信息通过那根绷得紧紧的线，不分昼夜地传输过来。那声音仿佛掠过林间的疾风，一面变换着强度，一面断断续续地蜇咬他的耳朵。

他们五人是名古屋郊外一所公立高中的同班同学，三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年级夏天因为参加义工活动成为朋友，虽然历经升级、重新分班，他们仍是关系亲密的小团体。那次活动是学校布置的社会课暑假作业，在规定时间结束后，小团体继续按照自身意愿自发地活动。

除了义工活动，休息日里大伙儿一起去远足，打网球，到知多半岛游泳，聚在某个人家里一同复习备考。要不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最多）不挑场所，大伙儿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预设讨论的主题，话题却总是无穷无尽。

五个人邂逅纯属偶然。当作暑假作业的义工活动有好几项，其中有一项是到招收跟不上正常课程的小学生（多为厌学儿童）的课外学堂帮忙。那所课外学堂由天主教会开设，三十五人的班级中，选择这一项的只有他们五个。他们参加了三天在名古屋近郊举办的夏令营，跟孩子们成了好朋友。

在夏令营工作的间隙，他们见缝插针地谈心，了解彼此的想法与人品。大家真诚相对，畅谈自己的理想，倾吐内心烦恼。当夏令营结束时，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此时此刻在正确的场所，结交了正确的朋友”。自己需要另外四个人，同时也被另外四个人需要——就有这样一种和谐感。很像偶然引起的幸福的化学融合。就算凑齐相同的材料，将一切都准备齐全，只怕都无法获得相同的结果。

从那以后，他们还是大概每个月两次利用周末去那所课外学堂，教孩子们学习，读书给他们听，跟他们一起运动、做游戏。还给院子除草，给墙壁涂漆，修补游戏设施。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有约莫两年半。

但是三男两女的结构，也许从一开始就多少隐含着紧张的因素。比如说有两男两女成双成对，便会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这种可能肯定常常像小而硬的伞云，笼罩在他们头顶。但实际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甚至连可能发生的迹象都看不出来。

或许该说是偶然，五人都是大城市郊外“中上等家庭”的孩子。父母是所谓“团块世代”1，父亲不是专业技术人士，就是在一流企业供职。在孩子的教育上不吝投资。家庭至少在表面上平稳安定，没有父母离异的情况，母亲也大多守在家里。他们上的是重点学校，成绩总体都很好。就生活环境来说，五人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不同点多得多。

而且除了多崎作，其他四人还偶然有个小小的共同点：名字里都带有颜色。两个男生的姓氏是赤松和青海，两个女生姓白根和黑野。唯独多崎作与色彩无缘。为此，作从一开始就体会到了微妙的疏离。名字里带不带颜色之类，自然是与人格毫不相干的问题。他完全明白这一点，却深感懊恼，甚至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很受伤。其余的人一个个都理所当然似的，很快以色彩称呼彼此。“赤”、“青”、“白”、“黑”，就像这样。而他仅仅被喊成“作”。作好多次认真地想过，要是自己拥有一个带颜色的姓氏该多好！那样一来，一切就完美无缺了。

赤的成绩出类拔萃。似乎没怎么拼命学习，却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但他并没有自命不凡，而是退后一步，颇为顾及身边人的感受，简直像为自己的聪颖过人感到羞愧一般。只是有身材矮小的人（他的身高最终没超过一米六）常见的那种性子，一旦作出决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轻易让步。遇上不合情理的规则，或是能力上有问题的教师，他常常真心动怒。天生不服输，网球比赛一落败就心情不爽。倒不是说败相难看输不起，可话明显少多了。其余四人觉得他这样的急性子很有意思，常常取笑他。到最后他自己也笑出声来。他父亲是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

青是橄榄球部的前锋，体格无可挑剔。三年级时做过校队队长。他肩膀宽阔，胸脯厚实，宽额头阔嘴巴，还有个分量十足的鼻头。是个热血球员，身上总是新伤不断。他不太适合踏踏实实的学习，但性格爽朗，人见人爱。说话时总直视对方双眼，声音洪亮。食量大得惊人，不管什么东西都吃得津津有味。很少说人坏话，能迅速记住别人的名字和长相。别人说话时他虚心倾听，拿手好戏是统筹与协调。他在橄榄球开赛前大声激励结成圆阵的伙伴的情形，作至今记忆犹新。

他大吼道：“听好了，接下来我们会赢。对我们来讲，关键是怎样去赢、赢多少分。我们没有输球这个选项。听好了，输球这个选项，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选手们大声呐喊，在球场上四处散开。

但他们高中的橄榄球队并不强大。青运动能力出众，是个聪明的选手，可整支球队的水平只能说是马马虎虎，经常草草败给用奖学金吸引全国各地优秀选手的私立高中强队。然而一旦比赛结束，青却不太介意胜败。“重要的是追求胜利的意志。”他常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所向无敌。既会有胜利，也会有失败。”

“还有遇雨顺延。”爱挖苦人的黑说。

青悲哀地摇摇头。“你把橄榄球跟棒球网球混为一谈了。橄榄球可不会遇雨顺延。”

“下雨也得照样比赛吗？”白惊讶地问。她几乎对所有体育项目都没有兴趣和认知。

“真的哦。”赤一本正经地插话，“橄榄球比赛不管下多大的雨也不停赛，所以每年都有许多选手在比赛中淹死。”

“多残酷呀！”白说。

“真够傻的，真是的。这种鬼话当然是开玩笑了。”黑不屑地说。

“跑题了。”青说，“我想说，输得高明也是一种运动能力。”

“而且你每天都为此刻苦训练。”黑说。

白五官端正，让人想起古典风格的日本偶人。她体态修长，有模特般的身材。头发又长又美，光润乌黑。她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经常情不自禁地回首张望。但她似乎对自己的美貌有点束手无策。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性格，很不习惯无端地引人注目。弹一手美妙动听的钢琴，却不肯在陌生人面前炫耀，只有在课外学堂耐心地教孩子们弹钢琴时才显得无比幸福。作从未在其他场合见过白如此心旷神怡的样子。她说，好多孩子也许不适合普通的学习，却拥有音乐天赋，这样埋没未免可惜。然而那家课外学堂只有一架近乎古董的立式钢琴，于是他们五个为了弄到一架新钢琴，热心地开展募捐活动。大伙儿都去打暑期工，还跑到乐器行求助。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弄来一架三角大钢琴。那是高三春天的事。他们这种踏实的义工活动引起关注，还上了报纸。

白平素沉默寡言，但很喜欢动物，一说起狗儿猫儿，表情就陡然一变，谈兴大发。她声称将来的梦想是做个兽医，可作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拉布拉多猎犬的肚子，或是将手伸进马肛门的情景。如果去念专业学校，当然得进行这种实习。白的父亲在名古屋市区经营一家妇产科医院。

说起黑的容貌，比姿色平平要略高一点，不过表情生动，活泼可爱。她身材高大，体态丰满，十六岁时胸部就很大。自立心强，性格坚韧，说话语速快，脑筋也同样转得快。文科功课成绩优秀，数学和物理却很糟糕。她父亲在名古屋开了一家税务师事务所，看来她根本帮不上忙。作经常帮她做数学作业。黑常说些尖酸挖苦的话，却有种开朗的幽默感，跟她聊天既愉快又刺激。她还是个热心的阅读爱好者，总是手不释卷。

白和黑初中时就同班，早在五个人形成小团体前就很熟悉了。她们俩站在一起时，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富有艺术才华却性格内敛的出众美人，和聪明伶俐总爱挖苦人的谐星。别具一格又魅力十足的组合。

如此想来，小团体中唯独多崎作没有鲜明的特征与个性。成绩也就是中等偏上。对学习没有太大兴趣，但上课时总是全神贯注听讲，最起码的预习和复习也从不落下。不知为何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像餐前一定要洗手、饭后必定要刷牙一样。因此虽说从未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每门功课都能轻轻松松及格。父母不会有事没事就絮絮叨叨追问学习成绩，也没逼他去念补习学校或给他找家教。

作不讨厌运动，但也没有加入体育社团积极参与活动。时不时地和家人朋友去打打网球滑滑雪，或是去泳池游泳。仅此而已。他五官端正，但无非是（偶尔也有人这么说）“没有明显破绽”罢了。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经常感到难以救药的无聊。对艺术没有浓厚兴趣，也没有这类爱好与特长。相对而言话很少，经常脸红，不善于社交，跟初次见面的人在一起会坐立不安。

硬要举出他的特点的话，就是五个人中他家大概最富有，而且有位姨妈是资深演员，虽然低调却也算家喻户晓。但说到作本人，他并没有能向人夸示的显著鲜明的特质。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感觉。一切都很中庸。或者说色彩稀薄。

只有一样不知能不能称作爱好：多崎作最爱做的事是眺望火车站。不知是什么原因，从懂事起直到现在，他始终如一地沉迷于火车站。不管是新干线的超大型车站，还是乡下的单线小站，甚至是纯属实用的货物集散站，只要是火车站就行。有关火车站的一切事物，都强烈地魅惑着他的心。

小时候和大家一样热衷铁道模型，然而真正勾起他兴趣的，不是制作精巧的机车头与车厢，不是错综复杂逶迤绵延的铁道线，更不是苦心设计的立体模型，而是像附属品般被搁置一旁的普通车站模型。他喜欢观察列车驶过这样的车站，或是徐徐减速，准确无误地停靠在站台边。想象着乘客熙来攘往的身影，聆听站内广播和发车铃声，浮想站员敏捷利落的身手。现实与空想在脑海中交错混杂，过度的兴奋甚至让他浑身颤抖。可为什么会对火车站如此痴迷，他却无法向周围的人一五一十说清楚。就算能说清，结果也无非是被当成怪孩子。连他自己都推测过：没准自己身上是有些东西不正常。

尽管没有引人注目的个性与特质，而且每每有追求中庸的倾向，但自己（好像）与周围的人不尽相似，身上有些难说是普通的部分。这种蕴含着矛盾的自我认识，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三十六岁的今天，在人生中处处给他带来惶惑与迷乱。有时很微妙，有时相对深刻一些、强烈一些。

至于被那个友人团体接纳的原因，作时时感到疑惑。自己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被大家需要？如果没有自己，其余四人会不会反而更亲密无间、快快乐乐地相处下去？他们会不会只是出于偶然，还未觉察到这一点？难道想到这些不是时间的问题？多崎作越想越糊涂。追求自身的价值，正像测量没有计量单位的物质，指针不会发出铿然一响，停顿在某个位置上。

但他以外的四个人似乎完全不在意这种事情。在作看来，他们似乎发自内心地享受着五人共同行动。似乎非得五个人不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如同正五边形是由长度相等的五条边构成一样。他们的表情显然在如此诉说。

能成为那个五边形不可或缺的部件，多崎作自然感到高兴，也为之骄傲。他打心眼里喜欢其他四人，更无比喜爱这种一体感。就像小树从地下汲取养分一般，作从这个小团体中接受青春期必需的养分，充当成长的珍贵食粮，或是珍藏在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尽管如此，他心底却时常有种恐惧，担心有朝一日被这个亲密的共同体筛落或排挤，变成孤零零一个人。告别朋友后一人独处时，这种不安常常冒出头来，仿佛阴暗不祥的礁石在落潮后露出海面。

“你那么小就开始喜欢车站了呀。”木元沙罗钦佩地说。

作点点头。略显慎重。他不愿被她看成工科院校或职场中常见的呆瓜专家型宅男。但说不定结局就是这样。

“嗯，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车站。”他承认。

“真是始终不渝的人生啊。”她说道。虽然有些凋侃，但听不出否定的余响。

“干吗是车站？非得是车站不可吗？这些我没办法解释清楚。”

沙罗微笑。“那一定就是天职喽。”

“也许吧。”作答道。

怎么会说起这种事情？作想。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可能的话，很想把这种记忆一笔勾销。但沙罗不知何故很想打听作高中时代的故事。他是个怎样的高中生？做过什么事？等回过神来，他已经自然地在谈论那个亲密无间的五人小团体。色彩丰富的四个人，加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两人坐在惠比寿外沿的一家小酒吧里。本来预约了沙罗熟悉的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吃晚饭，但她说午饭吃得太晚没食欲，便取消预约，改成找个地方喝杯鸡尾酒，吃点奶酪和坚果之类的东西。作也不觉得肚子饿，没有异议。他本来食量就小。

沙罗比作大两岁，在一家大型旅行社供职，专做海外旅行团的策划工作。当然经常去海外出差。作在一家覆盖西关东地区的铁路公司负责设计与管理车站建筑的部门工作——果然是天职。两人虽说没有直接关联，但都算和运输业相关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作的上司庆贺新居落成的家庭晚宴上经人介绍相识，然后交换了电子邮箱。这是第四次约会。第三次约会时，吃完饭后去作的家里做了爱。到那次为止进展极其自然。今天距那次已有一个星期。微妙的阶段。照此发展下去，两人的关系大概会进一步加深。他三十六岁，她三十八岁，理所当然，与高中生谈的恋爱不能同日而语。

第一次见面，作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她的容貌。她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美人。颧骨突出，显得性格倔强。鼻翼薄薄的，鼻头略尖了些。但那张脸上有某种生动的东西，是它勾起了作的注意。她的眼睛平时是细细的，要辨认东西时会猛然睁大，露出一对毫无怯意、充满好奇的黑眼珠。

通常意识不到，但作的身体上有一处极敏感的部位，是在背部某处。那是自己的手无法触及的柔软微妙的部分，平时被东西覆盖，从外表看不见。但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由于某种微小的变动，那个部位会裸露出来，被某个人的指尖按住。于是作的内心世界就有某样东西开始动起来，体内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物质。那种物质混进血液，被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那里生出的刺激是肉体性的，同时也是意象性的。

初次遇见沙罗，他就有种感觉，仿佛一只无名的手从某处伸来，指尖牢牢按住了背部那个开关。相识那天，两人聊了很长时间，他却几乎不记得聊了些什么。只记住了背部那突如其来的触感，还有它给身心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奇妙刺激。有些部分松弛下来，有些则被卡住勒紧。就是这种感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崎作连续想了很多天它的意义。然而思考没有形态的东西原本就不是作的拿手戏。他发了封邮件，约沙罗一起吃饭。为了弄清那种触感与刺激的意义。

如同喜欢沙罗的外表，作对她的衣着也很有好感。装饰极少，剪裁自然而美观，一看就知道十分合身舒适。虽然给人简朴的印象，可是连作也能想到这身衣服是花费不少时间挑选，支付不菲的价钱买来的。首饰和妆容也很相配，典雅而节制。作对自己的穿着不太讲究，但一直喜欢看很会穿衣服的女人，就像欣赏美妙动听的音乐。

两个姐姐也喜欢打扮，她们出门赴约前常常抓住当时年龄还小的作，问他对她们的穿着打扮的意见。不知怎的还相当认真。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这样搭配好不好呀？他每次都直率地表达身为男子汉的意见。姐姐们很多时候都尊重弟弟的意见，他感到开心，不知不觉便养成了这种习惯。

作啜饮着淡淡的高杯酒，脑中偷偷想象把沙罗这身衣裙剥去的情形。解开后领钩，轻轻拉开拉链。尽管只体验过一次，但跟她做爱既惬意又充实。无论穿着还是脱去衣服，她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五岁。肤色白皙，乳房不大，却长成好看的圆形。慢慢地抚摸她的肌肤当然美妙，射精后搂着她的身体，心中也充满温柔。不过，当然不止这些。作心知肚明。这是人与人的结合。既然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

“你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多崎作问道。

沙罗摇摇头。“我念高中时的事就无所谓啦。没什么意思。以后再找时间跟你说说也没关系。但这会儿我想听听你的事。你那个密友五人组后来怎么样了？”

作抓起一把干果，往嘴巴里塞了几颗。

“我们之间，虽然从没有说出口，但是有几个无言的约定。其中之一是‘尽量五个人一起行动’。比如说要尽量避免谁和谁两个单独干什么。不然，团体说不定最后就会四分五裂。我们必须是个有向心力的团体。该怎么说呢，我们试图维持一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

“和谐有序的共同体？”可以听出纯粹的惊讶。

作的脸庞微微涨红。“高中生嘛，难免有各种古怪的想法。”

沙罗日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稍稍歪了歪脑袋。“我倒不觉得古怪。可是那个共同体的目的是什么？”

“团体最初的目的就是刚才说过的，去给招收在学习能力和学习热情上有问题的孩子的课外学堂帮忙。这就是出发点，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始终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是个共同体的事实也许就成了目的。”

“它的存在和存续就是目的。”

“大概是。”

沙罗紧紧地眯起眼睛，说：“跟宇宙一样。”

“我不太了解宇宙的事儿。”作说，“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彼此间发生的特殊的化学变化，就像在风中擦燃火柴不让它熄灭。”

“化学变化？”

“偶然发生的场的力量。再也不会重现的东西。”

“就像宇宙大爆炸？”

“我也不太了解宇宙大爆炸的事儿。”作说。

沙罗啜了一口莫吉托，从几个角度观察薄荷叶的形状，然后说：

“哎，我说呀，我一直念私立女校，老实说，对公立学校里那种男女混合的小团体没什么了解。想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五个人，为了让那个共同体有序地存续下来，竭尽所能把它弄成一个禁欲的东西。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清楚禁欲这个词是不是恰当。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夸张。但我们的确很注意，努力不把异性关系带进来。”

“可是没有明确地说出口。”沙罗说。

作点点头。“没有明说。没有规则手册之类的东西。”

“那你自己呢？整天待在一块儿，有没有对白和黑动过心？听你一说，觉得她们俩都很有魅力呢。”

“那两个女孩真的很有魅力，哪一个都是。要说没动过心，那是说瞎话。但我尽量不去想她们两个。”

“是尽量吗？”

“是尽量。”作回答道，觉得脸颊又开始涨红，“没办法不想的时候，我就把她们俩放在一起想。”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想？”

作略微停顿，寻找合适的措辞。“我也解释不清楚。该怎么说呢，就是当作一种虚拟的存在。一种没有肉体的观念性的存在。”

沙罗钦佩地哼了几声，然后想了想这个问题。似乎要说什么，又改了主意，将嘴巴抿成一条直线。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你高中一毕业就考进东京的大学，离开了名古屋，是吧？”

“是呀。”作说道，“自那以来一直生活在东京。”

“另外四个人怎么样了？”

“除了我，他们四个都考进了当地的大学。赤考进了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就是他父亲当教授的那个学院。黑考进了一所英文系很出名的私立女大。青拿到推荐，进了一家以橄榄球著称的名牌私立大学的商学院。白最终被身边的人说服，放弃报考兽医学校，进了音乐大学钢琴系。每个人上的学校都在可以从家去上学的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考进了东京的工科大学。”

“你怎么想到要离家去东京呢？”

“很简单。因为以‘车站建筑第一权威’著称的教授就在那所大学。车站建筑很特殊，跟普通建筑的建造方法不一样，就算考进普通工科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得跟着专家学习才行。”

“限定目的，能使人生变得简洁。”沙罗说。

作也同意这个说法。

她又问道：“那么，他们四个人留在名古屋，是不愿看到那个美丽的共同体就此解散吗？”

“三年级时，我们五个曾经讨论将来的去向。除我之外的四个人都说打算留在名古屋，念当地的大学。没有明说，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不想让小团体解散。”

以赤的成绩，哪怕是东京大学也旨定能轻轻松松考上，父母和老师也拼命劝他这么做。青也是，凭他的运动能力，准能被推荐到闻名全国的学校。黑的性格适合大城市更讲究、更有知性刺激的自由生活，本该考到东京的私立大学去。名古屋固然是大城市，但淡到文化方面，跟东京相比，不可否认有点大型地方城市的印象。可是他们偏偏都选择留在名古屋。每个人都把要读的大学降低了一级。大概只有白一个人，就算没有小团体的存在，从一开始也没打算离开名古屋。她不是那种积极地要走出去寻求刺激的类型。

“你打算怎么办？他们问我时，我回答说还没定下来。可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下决心到东京念大学了。如果可能，我当然也想留在名古屋，在当地考进一所说得过去的大学，马马虎虎对付着念书，跟大家亲亲热热待在一块儿。在各种意义上这么做更轻松，家里也希望我这样做。他们暗中期待我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亲经营的公司。但我明白，要是不去东京，今后大概会懊悔。无论如何，我就是想进那位教授的研究会。”

“这样啊。”沙罗说，“于是你去了东京，那其余的人又是怎么想这件事？”

“我当然不知道大家的[真实]想法。不过我猜他们大概很失望。因为我的离开，五个人之间最初的那种一体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化学反应也消失了。”

“要不然就是变成了性质不同的东西。我当然是说，或多或少。”

然而他们得知作的决心己定，没有表示挽留，反倒是鼓励他。东京嘛，坐新干线也就一个半小时，不是随时都可以回来吗。况且第一志愿也未必就能录取。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当真要考上那所大学，作必须前所未有地——不，几乎是生来头一次——刻苦用功才成。

“那么，高中毕业后，那个五人团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沙罗问道。

“一开始非常顺利。春秋两季的连休、暑假，还有元旦假期，只要大学一放假，我就立刻赶回名古屋，尽量跟大伙儿待得久一点。我们和以前一样亲密。”

作回乡期间，也是因为久别重逢，大家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在作离开后便四个人行动。然而只要作一回乡，就快复原先的五人制（有人因事到不齐时，自然会变成三人或四人）。留在当地的四个人像时间从不曾间断一般，自然地接纳了作。至少作没有气氛有微妙的不同呀、产生了肉眼看不见的隔阂之类的感觉。他为此高兴，所以并不在意自己在东京一个朋友都没有。

沙罗眯起眼睛盯着作，问：“你在东京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吗？”

“我没有顺利地交到朋友。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作说，“我原本就不擅长社交，但也不是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我生来还是头一回单独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日子过得相当愉快。东京这地方铁路网密布，车站不计其数，单是一个个看过来就费了好多时间。我跑到各种各样的车站，调查它们的结构，画简单的素描，把注意到的事情记在笔记本上。”

“好像很开心嘛。”沙罗说。

然而大学里的日子并不算有趣。通识课程中很少有专业领域的内容，大部分课程平庸乏味。但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考进大学，作几乎门门功课都去听，还热心地学德语和法语，跑到英语会话练习室学习。自己适合学语言也是个新发现。然而他在周围没有遇到一个能引起兴趣的人。与高中时代邂逅的多姿多彩、令人激情洋溢的四位男女相比，人人看去都缺乏活力，呆板又缺少个性。一次也没遇到渴望深交、能多说说话的人，所以在东京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度过的。拜其所赐，倒比从前多读了很多书。

“你不寂寞吗？”沙罗问。

“当然会感到孤独啦。但也不怎么寂寞。当时的我甚至以为这才是理所当然的状态。”

他年纪尚轻，对世事知之甚少。而且东京这个新地方与此前的生活环境在许多方面差异太大。那差异远远超出他事先的预想。规模大得过头，内容的多彩多样也差距悬殊。不论做什么都有太多选择，人们以奇妙的方式说话，时间流逝得太快，所以把握不好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平衡。最主要的是那时候他还有退路，可以抽身回去。从东京站坐上新干线大约一个半小时，他就能回到“和谐有序的亲密空间”。在那里，时间平稳地流淌，可以推心置腹的友人在等着他。

沙罗问道：“那么现在的你又怎么样？把握好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平衡了吗？”

我在现在的公司里工作了十四年。对公司没有什么不满，工作内容让我感到满意，跟同事也相处得很好。以前和几个女人交往过，每个都无果而终。不过这里面，呃，也有种种缘故。不全怪我。”

“所以说，虽然孤独，但不太寂寞。”

时间还早，除了他们没有其他客人。店内轻声播放着爵士钢琴三重奏。

“可能吧。”作犹豫片刻，说道。

“但已经没有可以抽身的退路了，是吧？那个对你来说和谐而有序的亲密空间。”

他想了想。虽然没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已经没有了。”他用平静的声音说。得知那个空间已然消失，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

1 指日本在1947年至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2

那件事发生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以那个夏天为界，多崎作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就像险峻的山脊让山两侧的植被面貌发生陡变一般。

他一如既往，大学刚放假便收拾好行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行李），跳上新干线。回到名古屋的家中稍事休息，立刻往四人家里打电话。但谁都联系不上。说是四人都出门了。准是一起去哪儿了吧。他给各家接电话的人留下口信，便独自出去散步。走进闹市区的电影院看了一场并不想看的电影消磨时间。回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又给四人家里打了电话。大家还没回来。

翌日中午前再次打电话，四人仍旧不在家。他又留下口信。等回来了，请给我打个电话。明白了，会转告的。接电话的家人应道。然而那声音里隐含着某种东西，让作惴惴不安。第一天他竟没有注意到，感觉与平常的声音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像是在躲避和他亲热地说话，有种迫不及待想赶快挂断电话的气氛。尤其是白的姐姐声音比往常冷漠多了。作跟这位年长两岁的姐姐很投缘（虽不及妹妹耀眼，她也是位美丽的女子），给白打电话时有机会就跟她说笑几句，至少也会亲热地打个招呼。但这一次她却忙不迭地匆匆挂断电话。给四人家里打完电话后，作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一个浑身沾染了恶性的特殊病菌的人。

也许出了什么事，作想。自己不在时，这里出什么事了，于是人们开始和他保持距离。某种不合时宜、令人不快的事件。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可能是什么事？他绞尽脑汁也理不出头绪。

有种感觉残存在胸口，仿佛误吞下一大块东西，既无法吐出来，也无法消化掉。那一天他未曾走出家门一步，一直等待着电话打来。就算想做什么也没法集中意识。已经对四人家里反复说过自己回到名古屋的事。换作以往马上就会有电话打回来，听见他们兴奋的声音。然而电话铃在固守沉默。

到了傍晚，作想，要不要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就此作罢。没准他们其实都在家里，只是不想接电话，才谎称不在家。没准他们跟家人交代了：“要是多崎作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家。”所以家人接电话时，声音才会出奇地尴尬。

为什么？

想不出理由。上次小团体是在五月长假相聚。作乘新干线回东京时，四人特地赶到车站送行，大家还隔着车窗一齐夸张地挥手，简直像欢送奔赴遥远边疆的士兵。

后来作从东京给青写过几封信。白不会用电脑，他们平常都是写信联系。青承担起了收发窗口的任务，信只要寄给他，其他人就会传阅。这样就不必费劲写四封大同小异的信了。他主要写自己在东京的生活。自己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有怎样的体验和感受。不论看到什么，不论做什么，他总是想要是大伙儿都在身边该有多快活。这是他的真情实感。此外没写过像样的内容。

四人也有几次联名给作写过信，里面从未写到过消极的事情。只是详细汇报他们在名古屋做了些什么。大家似乎在自幼成长的都市里尽情享受大学生活。青买了辆二手本田雅阁（后座上有块像狗尿的污迹），大家坐着它去琵琶湖玩了一趟。这车轻轻松松坐得下五个人（只要没人胖得超标）。只可惜作缺席。期待着夏天再会——信的末尾写道。在作看来，这么写似乎是发自内心。

那一夜，他没有睡好。心情亢奋，种种纷乱的思绪在心头翻来覆去。然而说到底，诸多思绪尽管形状各异，其实无非是同一个念头。作就像失去方向感的人，绕着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兜圈子。偶然回过神来，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的思考一度像滑了丝的螺丝钉，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

直到凌晨四点，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后来小睡了片刻，一过六点便再次醒来。根本不想吃东西。把橘子汁倒在杯子里，喝了一杯。就这样还是轻微地恶心。家人见作忽然食欲全无，不禁担心起来。没事，他笞道，就是胃有点累了。

那天作待在家里没出门，躺在电话机前看书，或者说努力想看书。午后又往四人家里打了电话。本来不想打，但不能莫名其妙地一直干等着回电。

结果还是一样。接电话的人十分冷淡，要么像是很抱歉，要么以过于中立的声音告知他们不在家。作简短而郑重地道谢后挂掉电话。这次没留口信。恐怕像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事态持续下去一样，他们肯定也无法忍受每天撒谎说某人不在家。至少接电话的人肯定叫苦不迭。作如此估计。只要自己这边继续打电话，不久肯定会有反应。

果然，晚上八点过后，青来电话了。

“抱歉，希望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青说。没有“嗨”、“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之类的开场白，统统没有。劈头一句“抱歉”，他只说了这一句社交辞令。

作倒吸一口凉气，反复咀嚼对方的话。他迅速转动脑筋，力图参透那声音中隐含的情感。可那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宣告。没有情感容身的空隙。

“如果大家都不希望我打电话，我当然不会再打。”作回答。话几乎是脱口而出。他以为自己的声音极普通极冷静，可传入耳中的声音听来却不是自己的，竟像是陌生人的。住在远方某个城市的素昧平生（今后只怕也无缘相逢）的人的声音。

“请你就这样吧。”青说。

“我无意做别人厌恶的事情。”作说道。

青哼了一声，不知是叹息还是同意的呻吟。

“只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可以的话，我想知道原因。”作说。

“这个不能由我告诉你。”青说。

“该由谁告诉我？”

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像厚厚的石壁般的沉默。能微微听到鼻息。作想起青扁平厚实的鼻子，静静地等着。

“你自己想想不就明白了？”青终于开口了。

作一瞬间无言以对。这家伙在说什么鬼话？自己想想？我到底还能怎么想？还能进一步想的话，我就要变得不是我了。

“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青说。

“这是大家的意思吗？”

“嗯。大家都觉得遗憾。”

“我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作问道。

“问你自己吧。”青说。从中微微能听出悲哀与愤怒的颤抖，然而也转瞬即逝。作还没想出该说什么话，电话就挂断了。

“他跟你说的就这些？”沙罗问道。

“短得不能再短、少得不能再少的对话。没法更准确地再现了。”作说。

两人隔着酒吧的小桌子对坐着说话。

“后来有没有机会跟他或其他三个人谈过这件事？”沙罗问。

作摇头。“没有。打那以来没跟他们任何一个说过话。”

沙罗眯起眼睛望着作的脸，仿佛在验证物理上不合逻辑的风景。“跟谁都没？”

“跟谁都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

沙罗说：“为什么非得被那个小团体忽然撵出来不可，你难道就不想知道理由？”

“该怎么说呢。对那时候的我来说，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自己嘭的一声被关在门外，差点撞上鼻子，不让再进屋了。连理由也不说。但如果那是大家的一致要求，我觉得也没办法。”

“我可搞不懂。”沙罗似乎真的无法理解，“那很可能是由误会造成的。喏，你不是根本想不出原因吗？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兴许就是因为微不足道的误会，竟然失去了宝贵的朋友。那误会只要努力说不定就能消除，结果却没消除。”

杯里的莫吉特已经空了。她冲侍者做了个手势，要了杯红葡萄酒。经过仔细考虑，从几个选项中挑了加州纳帕赤霞珠。作的高杯酒还剩一半。冰块融化，玻璃杯周围沾满水滴，纸质杯垫被水濡湿，鼓凸起来。

作说：“被别人那么决绝地排斥，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何况对方还是四个最最信赖、熟悉亲近得就像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好朋友。别说寻找原因、消除误会了，我首先就受到巨大的打击，差点再也爬不起来。我感觉心中有什么东西土崩瓦解了。”

葡萄酒送上桌来，换上了新的坚果碟。侍者刚离开，沙罗便开口说：

“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但大致能想象你当时的痛楚，当然也理解你会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当初的打击缓解了，不就可以动动脑筋吗？总这么莫名其妙的也不是办法呀。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心绪不宁吧？”

作微微摇头。“第二天早上，我对家里人胡乱编了个理由，坐上新干线就回东京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天也不想待在名古屋了。别的事我没法考虑。”

“我要是你就留下来追根究底，查个真相大白。”沙罗说。

“我没那么强大。”作说。

“你不想弄清真相吗？”

作望着自己放在桌上的双手，字斟句酌地说：“我大概是害怕了，不敢去刨根问底，不敢看到真相大白。我觉得不管真相如何，对我来说都不可能是救赎。我不明白为什么，但相信肯定是这样。”

“现在你还相信吗？”

“不好说。”作说，“但那时候确实是。”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回东京闭门不出，闭目塞听。”

“简单来说，是这样。”

沙罗伸出手，叠放在作的手上。“可怜的多崎作。”她说。手掌那柔软的触感缓缓传遍他全身。片刻后，她将手移开，把葡萄酒送往唇边。

“自那以来，我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回名古屋。”作说，“有事回去，也尽量躲在家里不出门，事情一办完马上赶回东京。母亲和姐姐们担心起来，总是问个不休：是不是出事了？我一个字也没透露过。这种事情难以启齿。”

“那四个人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这些你知道吗？”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谁都没有告诉我，老实说我也不想知道。”

她转动酒杯摇晃红酒，盯着那波纹瞧了一会儿，仿佛在看谁的运势。然后说道：

“这在我看来非常奇怪。就是说，那次的事给你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你的人生，是吧？”

作轻轻地点头。“跟这件事发生前相比，我觉得从种种意义上来说，自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比如说从什么意义上？”

“比如说，也许我常常感到自己对别人来说不值一提、微不足道。没准对自己来说也一样。”

沙罗紧紧凝视着他的双眼，过了一会儿，用诚恳的声音说：“我觉得你并不是不值一提，也不是微不足道。”

“谢谢你。”作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不过，这是我脑袋里的问题。”

“我还是不太明白。”沙罗说，“你的脑袋里或者说心里，要不两者都是，仍然残留着当时的伤痕。恐怕还相当鲜明。可是你居然十五六年都不想弄清原因，不想知道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不是不想了解真相。但事到如今，我觉得还是把这种事情彻底忘掉更好。已经时过境迁，早就埋进深深的地底了。”

沙罗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说：“那肯定很危险啊。”

“很危险？”作问，“怎么危险？”

“记忆可以巧妙地掩藏起来，可以牢牢埋进地底，可是它形成的历史却无法抹消。”沙罗直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这一点你不妨记住。历史是不可能抹消，也不可能改变的。那么做就等于杀死你自己。”

“怎么会说到这种事？”作半是冲着自己这么说，口吻不如说是明朗的，“以前我从没跟人提起过，也从不打算提起。”

沙罗淡淡地一笑。“也许你需要跟准聊聊这件事，比你以为的更需要。”

那个夏天，身体成分彻底换了个个儿的奇妙感觉支配了从名古屋返回东京的作。从前习以为常的色彩，如今看上去似乎隔了一层特殊的滤光镜，变成了不同的颜色。以前从未听到的声音如今可以听见，而从前能听到的声音如今却听不见了。打算运动身体，便知道自己的动作变得僵硬笨拙。似乎周遭的重力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回到东京后整整五个月里，作就活在死亡的入口。在黑暗无底的洞穴边筑起狭小的蜗居，孤零零地生活。那地方危险至极，只要翻个身，就可能跌进虚无的深渊。然而他毫无恐惧，只是觉得——坠落，原来竟这般容易。

环顾四周，是一片布满岩石的荒凉大地。没有—滴水，不长一棵草。没有颜色，也没有像样的光。既没有太阳，又没有月亮和星星。只怕也没有方向。唯有不明底细的薄暮与深不见底的黑暗，隔一定时间交替轮换。对于拥有意识的人来说，那是终极的边境。但同时那里又是丰润之地。薄暮时分，喙尖利如刃的鸟儿便会飞来，毫不留情地剜取他的肉。而当黑暗笼罩地表，鸟儿振翅飞去，那片土地又无声无息地用替代品填满他肉体生出的空白。

不论送来的替代品是什么，作都不能理解，也无法容许和否认。它们作为一群影子留在他体内，产下许许多多影子的卵。很快黑暗离去，薄暮重归，鸟儿再度飞临，疯狂啄食他身上的肉。

这种时候，他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既是多崎作，又不是多崎作。感觉到难以承受的痛楚时，他游离出自己的肉体。然后在稍隔一点距离的无痛的地方，观察强忍着痛楚的多崎作。只要努力集中意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那种感觉至今仍不时在他心中苏醒。游离出自己的肉体。把自身的痛楚当作他人的痛楚，遥遥观望。

走出酒吧，作再次邀请沙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怎样？比如比萨。我还是没有食欲，沙罗说。那现在去我家怎样？作邀请道。

“不好意思，今天我没心情。”她像是难以启齿，却又明明白白地说道。

“因为我说了那些无聊的事？”作问。

她微微叹了口气。“那倒不是。只是我要再想想。好多事情。可以的话，今天我想这就回家去。”

“好。”作说，“能再见到你跟你聊天，我很开心。要是话题更有趣些就好了。”

她紧闭双唇，过了一会儿像下定决心似的说：“我说，下次你还约我好吗？当然，得要你愿意。”

“我当然还会约你，只要你不嫌烦。”

“我一点也不嫌烦。”

“太好了。”作说，“我给你发邮件。”

两人在地铁站入口告别。沙罗乘自动扶梯上去坐山手线，作走下台阶去坐日比谷线，赶回各自的住所。一面沉湎于各自的心事。

沙罗在想些什么，作当然无从知晓。而自己此时此刻的心事，作也不可能告诉沙罗。有些东西，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在回家的地铁中，多崎作脑中的东西就属于这种念头。

3

在死亡边缘彷徨的那半年间，作瘦了七公斤。毕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所以也算是理所当然。他自小就有张胖乎乎的脸蛋，可如今完全变成了纤瘦的体形。光剪短皮带还不够，裤子也得买小几号的。光着身子时肋骨突出，看上去就像廉价的鸟笼。体态明显变糟了，肩膀向前耷拉。两条腿上的肉掉得厉害，走起路来飘飘忽忽的，如同水鸟的腿。他赤裸着站在久未照过的镜子前，心想，这简直就是老人的身体，或者说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

即便看起来像个濒临死亡的人，大概也无可奈何。他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就是个濒死者。就像吊在树枝上的虫子蜕下的空壳，风稍微大一点就会被吹到天涯海角，勉强抓住这个世界才生存下来。然而这件事——自己看起来简直就像濒临死亡的事——还是狠狠地重创了作的心。他不厌其烦地久久凝望着自己映在镜中的裸体，就像无法从电视新闻中偏远地区被大地震或猛烈山洪袭击后的惨状亡移开视线。

我也许真的已经死了。作这时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想。去年夏天，当自己被那四个人否定时，多崎作这个少年事实上已经一命呜呼。唯有那存在的外表勉强维持下来，但也在半年间被大刀阔斧地改造过了。体形和脸形都为之一变，观察世界的眼光也改变了。吹拂而过的风的触感，流泻而去的水的声音，云缝中倾洒而下的阳光的感觉，不同季节繁花的色彩，他都觉得和从前不同，似乎是重新打造过的东西。身处此地映在镜中的，乍一看似乎是多崎作，实际却不是。那仅仅是内容已被更换，为了力便暂且叫多崎作的容器。还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暂时没有其他叫法。

那一夜，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被强烈的忌妒折磨的梦。许久没做过如此逼真的梦了。

说实话，此时作还没有切身理解忌妒这种情感。当然，他大致了解忌妒是怎么回事。比如说看到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拥有的才能、资质和地位，有人却生来就拥有，或者（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到手时体味到的感情。再比如得知自己苦苦恋慕的女人被别的男人搂在怀中时的体会。那是羡慕、忌恨、懊恼、无处宣泄的失意与愤怒。

实际上，作从未体味过这种情感。他从来不曾真心渴望自己不具备的才能与资质，也没有与人热恋的经历。从未憧憬过别人，也没有羡慕过别人。当然，对自己也有不满，自身也不是完美无缺。如果有人要求，他还可以一一列举出来。虽说不至于写成一份长长的清单，但两三行肯定不够。然而那些不满和不足，归根到底是在他的内心便得以了结的东西，并不需要特地去别处寻找。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

然而在那个梦里，作无比狂热地追求一个女人。那人是谁，梦中没有点明。她仅仅是一个存在。而且她能将肉体与心灵分离开来。她有这种特殊能力。这两样东西，我只能送你一样，她对作说。要么是肉体，要么是心，你不能同时得到。所以希望你现在挑选一样，另一样我还要送给别人。然而作追求的是她的一切，不能把一半交给别的男人。这对作来说不可容忍。既然那样，我什么都不要。作很想这么说，可是说不出口。他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

那时作感到整个身躯仿佛被一双巨手嘎吱嘎吱拧绞，剧烈疼痛。肌肉撕裂，骨骼悲鸣。还有一种全部细胞行将枯涸的极度的干涩。愤怒令肢体颤抖。是不得不将她的一半交给别人的愤怒。那股愤怒化作浓稠的体液，从身体的核心黏糊糊地挤榨出来。肺变成一对疯狂的风箱，心脏好像油门被一踩到底的引擎，加快了运转速度。于是亢奋的暗色血液被输送到身体末端。

他浑身剧烈颤抖着醒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个梦。然后像剥皮般脱掉被汗水湿透的睡衣，用毛巾擦拭身体。但怎样用力也擦不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然后他领悟r，或者说有了某种直觉：这就是所谓的忌妒。有人试图把他所爱的女人的心或肉体，抑或两者全部，从他手里夺走。

按作在梦中理解的，所谓忌妒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牢狱。因为那是囚徒囚禁自我的牢狱，并非被人凭借暴力关进去，是自己走进去，从里面锁上牢门，亲手把钥匙扔到铁栏杆外的。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幽禁在那里。当然，只要他下决心出去，就可以走出去。因为那牢狱就在他心里。然而下不了决心。他的心变得像石壁一样坚硬。那正是忌妒的本质。

嗓子渴得冒烟。作从冰箱里拿出橘子汁，倒进玻璃杯里，连喝好几杯。然后坐在桌前，凝望着渐渐发亮的窗外，镇定被感情巨浪冲击得东倒西歪的心灵与身体。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想。是预言，还是象征性的寓言？它是打算告诉自己什么吗？没准是连自己都一无所知的本来的自己，正试图打破硬壳走出来。也可能是某种丑陋的生物孵化完毕，拼命想接触外界的空气。

他事后才想到：恰恰就是在那个时间，多崎作停止了对死亡的渴求。他凝视着映照在镜中的裸体，看到了并非自己的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那一夜，在梦中生来第一次体验了（应当是）忌妒的情感。到天亮时，他已经把长达五个月的与死的虚妄比邻而居的黑暗日子抛在身后。

大概是那时炽烈鲜活的情感以梦的形式穿越内心世界，抵消了一直以来苦苦纠缠他的对死的憧憬。就如同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空中厚厚的云层。这是作的推测。

只剩下类似达观的平静。那是缺乏色彩、风平浪静的中立的感情。在空空如也、宽敞古老的房子里，他一个人坐着，聆听古旧的大挂钟镌刻时间的空洞声响。他双唇紧闭，目不转睛，凝视着指针的移动，然后用薄膜般的东西将感情层层叠叠包裹起来，将心留在空白中，每一小时都实实在在地老去。

多崎作慢慢地开始正经吃饭了。买来新鲜食材，做了简单的饭菜。可是下降的体重却只回升了一点点。他的胃似乎在将近半年间彻底萎缩，吃进去的东西超过 定的量就会呕吐。晨间，他还开始去大学里的游泳池游泳。由于肌肉萎缩，爬个台阶都气喘吁吁，至少得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买了新的泳衣和泳镜，每天游一千米到一千五百米自由泳。然后顺道去健身房，默默地做器械运动。

改善过的饮食与有规律的运动持续了数月，多崎作的生活大致恢复了从前那种健康的节奏。再次长出必需的肌肉（尽管跟从前的肌肉长得很不一样），脊梁骨笔直挺起，血色重新回到脸上。也再度有了久违的坚挺的晨勃。

恰好就在这时，母亲少见地独自来到东京。大概是因为作最近的言行很奇怪，而且连新年放假都没回家，不免担心，来看看情况。她见仅仅数月间儿子的外貌就有巨大的变化，不禁倒抽一口气。但听儿子说“这不过是年龄原因，自然变化，现在我只是需要几件合身的新衣服而已”，母亲便顺从地接受了这个解释，相信这大约是男孩正常的成长过程。她在全是女孩的家庭长大，结婚后养育女儿娴熟习惯，对男孩如何成长却一无所知。于是她欢欢喜喜地跟儿子去百货商场买了全套新衣。母亲偏爱Brooks Brothers和Polo。旧衣服不是扔了就是捐了。

脸型也变了。对着镜子一看，少年时那张还算周正却平凡无奇、缺少焦点的圆脸不见了。镜中对视着这边的，是一张似乎用锐利的抹子抹过、面颊线条坚硬陡直的年轻男子的面孔。那双眼睛里浮现出新的光芒。是连他自己都不曾见过的光芒。孤独、走投无路、在限定的场所内完善自我的光芒。胡须忽然浓密起来，每天早晨都得刮脸。还留起一头长过以往的头发。

作不太满意自己重新获得的相貌。不满意，但也不厌恶。说到底，那不过是将就着使用的应急之物。然而眼前这张脸不再是自己原先那张脸，多少让他感到欣慰。

总之，以前那个名叫多崎作的少年死了。他在荒凉的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断了气，被埋葬在森林中一块小小的平地里。在人们还陷于深沉睡眠的黎明时分，偷偷地被埋葬了。连块墓碑也没有。而此时此地正在呼吸的，是内里已然脱胎换骨的“新多崎作”。但知道这一点的只有他自己。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多崎作一如既往地到处跑车站，画站内写生，大学里的课程也一节不落。早晨洗头洗澡，饭后一定刷牙。每天早晨把床铺得整整齐齐，自己动手熨衬衣。努力不让时间出现空闲。晚上读两小时书，多是历史书或传记。这种习惯倒是宜成不变，和从前一样。习惯推动着他的生活前行。但他已经不再信赖完美的共同体，也感受不到化学作用的暖意了。

他每天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凝视自己的脸，让心一点点熟悉（经过改造）焕然一新盼自己。就像修习一种新的语言时牢记语法。

不久，作交了新朋友。那是被名古屋的四个朋友抛弃将近一年后，是六月间的事。对方是同一所大学里小两岁的同学。和这个男生是在大学的游泳池认识的。

4

和这个男生是在大学的游泳池认识的。

他和作一样，每天早晨独自来这里游泳。两人自然而然熟悉起来，开始简短地说几句话。游完泳在更衣室里换好衣服，有时一起去自助餐厅吃顿简单的早餐。他比多崎作低两届，是物理系的。虽说同为工科大学的学生，物理系和土木工程系却几乎是不同的类型。

“你在土木工程系学什么？”那个男生问作。

“造车站。”

“车站？”

“是火车站。不是公共汽车站。”

“干吗是火车站呢？”

“因为世界上需要火车站呀。”作理所当然似的说。

“有意思。”对方好像觉得很有趣，说，“世上需要火车站，我还真没好好想过呢。”

“可你也用得到火车站吧？坐火车时，没它多不方便。”

“用当然得用，没有车站自然很不方便……可是，呵呵，世上竟然真有人那么满怀激情地要造火车站，我可从来没想过啊。”

“世上有人写弦乐四重奏，也有人种生菜和番茄。造车站的人也要有那么几个。”作说，“况且我呢，也不算是满怀激情地要造车站，只是对特定的东西感兴趣罢了。”

“我说这话可能有些失礼，但人生中能找到一样感兴趣的东西，不就很了不起吗？”

作疑心是不是受到了嘲笑，盯着那个年轻男生端正的脸庞。但对方好像是真心这么想。表情诚实得没有一丝阴霾。

“作是真心喜欢制作嘛。人如其名。”

“我从小就喜欢制作有形的东西。”多崎作承认。

“我就不是。不知怎的，我天生不擅长手工活。念小学时，简单的手工作业都做不出样子，甚至连塑料模型玩具都拼不好。我喜欢进行抽象思考，想多久都不厌倦，但是动手制作有形的东西就不行了。做菜倒喜欢，可做菜这件事，从开始动手就是在不断消灭它的形状……不擅长动手的人考进工科大学，可真有点尴尬。”

“你在这儿想学什么专业？”

他稍稍认真地想了想。“不知道。我跟你不一样，没有要实现的明确目标。不管怎样，我愿意尽量深刻地思考问题。就是希望纯粹而自由地进行思考，仅此而已。但细想一下，所谓纯粹地思考，说不定就跟制造真空一样呢。”

“制造真空的人，世上大概也要有那么几个吧。”

作这么一说，对方开心地笑了。“跟生菜番茄可不一样，要是世上的人都开始拼命制造真空，可就麻烦了。”

“所谓思考就像胡须，发育前是长不出来的。好像有人这么说过。”作说道，“不记得是谁说的了。”

“是伏尔泰。”年轻的男生说，然后用手掌搓着下巴笑了。他的笑容明朗天真，“但这话也许不恰当。我几乎还没长出胡须来，可我从小就喜欢思考。”

的确，他的面庞光滑洁净，连胡须的影子也没有。眉毛又细又浓，耳朵像美丽的贝壳，轮廓鲜明。

“伏尔泰想说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省察吧。”

对方歪了歪脑袋。“催生出省察的是痛苦，并不是年龄，更不用说胡须了。”

他姓灰田，叫灰田文绍。作听到时暗想，这里也有个带颜色的人！灰先生(Mr. Gray)。尽管灰色的确是非常低调的颜色。

两人都算不上社交型性格。不过多次见面聊天，自然地互相产生好感，消除了戒心。每天早晨在相同的时间见面后一起去游泳。两人都以自由泳游长距离，灰田游得稍快些。他很小就进过游泳学校，学会了不浪费体力的漂亮泳姿。肩胛骨与水面若即若离，像蝴蝶翅膀般优美地舞动。作让灰田矫正泳姿的细节后，又有意识地加强肌肉训练，不久也能跟上他的速度。起初两人的话题集中在泳技上，慢慢地，谈话范围愈来愈广泛。

灰田身材矮小，是个英俊的青年。像古希腊雕塑一般，脸庞小而细腻。而且五官端正，说来是古典、知性、谦逊的类型。他的清秀之美是在见面的过程中自然地显现出来，不是那种招摇的美少年。

短发微微鬈曲，总是随便穿着同一条卡其布裤子，配一件浅色衬衣。但不论多么简单朴素的衣服，他都知道该如何穿得舒适得体。喜欢读书，但是跟作一样，不怎么读小说。他偏爱哲学书和经典著作。此外还喜欢戏剧，爱读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对能剧和文乐也很了解。他出生在秋田县，肤色白皙，手指纤长。不太会喝酒（这一点跟作相同），能分辨门德尔松和舒曼的音乐（这一点作却不行）。性格非常腼腆，超过三个人凑在一起时，他宁愿被当作不存在。脖子上有道像是刀砍的四厘米长的深深的旧伤疤，给那稳重的风貌平添一份奇异的点缀。

灰田这年春天从秋田来到东京，住进了离校园很近的学生宿舍，还没交到亲近的朋友。知道谈得来，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跟着变长，不久他便常常到作居住的公寓玩。

“你一个学生，怎么住得起这么漂亮的房子？”第一次来访时，灰田发出惊叹。

“我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东京市区也有几处房产。”作解释道，“就让我住到碰巧空着的房子里了。之前是我的小姐姐住在这里。她大学毕业后就由我接班住进来了。名义上是公司所有。”

“你们家是有钱人喽？”

“怎么说呢，我家是有钱还是没钱，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如果不把会计、律师、税务师和投资顾问都喊到一起，只怕连父亲自己也搞不清楚。但眼下好像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还能让我住在这里。谢天谢地。”

“你对这类生意提不起兴趣吧？”

“是啊。这种买卖，把巨额资金从右手转到左手，再把大笔资金从左手转到右手，总得把什么东西转来转去。我可做不了这种劳碌伤神的事情。跟父亲性格不一样。尽管赚不到什么钱，可是扎扎实实地建造车站，我觉得更轻松快乐。”

“特定的兴趣。”灰田说完，莞尔一笑。

最终，作也没搬出自由之丘那套一居室的公寓。大学毕业，在总公司位于新宿的电气化铁路公司就职后，他继续住在同一个地方。三十岁时父亲过世，那套公寓正式转归他所有。父亲似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套房产转让给儿子，名义上不知何时已经改成作的名字。父亲的公司由大姐夫继承，作仍留在东京从事与家业无关的车站设汁工作。一如既往，几乎从不回名古屋。

回乡参加父亲的葬礼时，他还想过弄不好那四人得知消息，兴许会赶来吊唁？那样的话该怎么同他们寒暄？但最后谁都没有露面。作长舒了一口气；同时又多少有些寂寞。他再次真切地体会到，那件事当真已经过去。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五人都已年届三十，也不再是梦想“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的年龄了。

世上大约有一半的人不满意自己的名字，作曾在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统计结果。而他却属于那幸运的一半。至少他不记得对自己被赋予的名字有过不满。不如说，他想象不出起了另一个名字的自己，以及那个自己会度过的人生。

本名是“多崎作”，但只要不是正式文书，平时都写作“多崎つくゐ”，朋友们也都以为他的名字就是平假名的“つくゐ”。只有母亲和两个姐姐叫他“阿作”或“小作”，因为日常叫起来方便。

是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父亲好像在他出生很久以前，就打定主意要给第一个儿子取名“つくゐ”。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本来长年过着和制作毫无干系的人生。也许他是在某一刻受到了某种启示。也许是伴着无声的雷鸣，看不见的电光将“つくゐ”这个词清晰地烙印在了他的大脑里。然而无论是对作还是其他人，父亲从未谈起过这个名字的由来。

不过对应“つくゐ”这个名字，汉字是该写成“创”，还是该写成“作”，父亲久久地迟疑不决。哪怕读音相同，只要汉字不同，含义就会大相径庭。母亲推举“创”字，但父亲深思熟虑了许多天，选择了更通俗的“作”字。

父亲的葬礼之后，母亲回想起当年的讨论，便告诉了作。“你爸说，要是取了つくゐ字当名字，人生的负担会不会太重了些。‘作’字虽然也念‘つくゐ’，可孩子大概就轻松多了。总之为了给你取个名字，你爸可真费了不少心思。你是头一个男孩，可能也是原因吧。”

自打懂事以来，作儿乎没有和父亲亲密相处的记忆，可他还是不得不赞同父亲的见解。相比“多崎创”，“多崎作”无疑更合适。因为在自己身上几乎找不到独创之类的东西。至于“人生的负担”是否因此有所减轻，作也难以判断。说不定的确由于名字的缘故，肩上的负担多少有了形状的改变。然而就重量而言又如何呢？

总而言之，就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叫“たざき·つくゐ”的人。此前的他不过是“无”，是没有名字的黎明前的混沌，是在黑暗中勉强呼吸着发出哭声的、重量不足三公斤的粉红色肉团。首先被赋予名字，然后产生意识与记忆，继而形成自我。名字是一切的出发点。

父亲名叫多崎利男。这的确是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多崎利男，在诸多崎岖坎坷处赢取利益的男人。白手起家，继而崭露头角，投身房地产业，乘着日本经济发展的长风，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苦于肺癌侵扰，六十四岁便撒手西去了。然而那是后话。作邂逅灰田时，父亲还健在，一天吸五十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精力充沛、咄咄逼人地把城区的高级房产买进卖出。房地产泡沫虽已破裂，但他早预见到这种风险，采取措施分散投资确保利益，推进事业，因而那时还没有遭受重创，也没有发觉肺部不祥的阴影。

“我父亲在秋田一所公立大学的哲学系当教师。”灰田说，“跟我一样，是个喜欢在头脑中推演抽象命题的人。总是听着古典音乐，热心地埋头阅读谁也不读的书。至于赚钱方面，他却是一无所能，到手的钱大都花在买书和唱片上了。什么家庭啦存款啦，统统不在考虑之列。脑袋永远与现实分居两地。幸亏我考上了学费不贵的大学，住进了不用花生活费的学生宿舍，这才好歹能到东京上学。”

“物理系比哲学系在经济上更有优势吗？”作问。

“就赚不到钱这一点来说，大概算得上平分秋色吧。当然，拿到诺贝尔奖的话就另当别论。”灰田脸上浮现一贯的迷人笑容。

灰田没有兄弟姐妹。从小朋友就很少，喜欢狗和古典音乐。他住的学生宿舍没有能正经欣赏古典音乐的环境（当然也不能养狗），所以他总是带着几张CD到作的住处听。大多是从大学图书馆借出来的。有时也抱来他自己的LP。作的家里有一套还说得过去的音响设备，和它一起由姐姐留下来的唱片，说来只有巴瑞曼尼洛和宠物店男孩之类，作几乎从不用那套唱机。

灰田主要爱听器乐、室内乐和声乐。交响乐队轰隆隆响成一片的音乐不是他的爱好所在。作对古典音乐（或任何音乐）没有多大兴趣，却喜欢跟灰田一起听那些音乐。

听某首钢琴曲时，作发现那是以前听过几次的曲子，不知曲名，也不知道作曲者。那音乐充满了静静的哀伤。开始由单音弹奏，是徐缓又给人深刻印象的主题。那平稳的变奏。作从正在阅读的书页上抬起眼，问灰田：这是什么曲子？

“弗朗茨·李斯特的《Le Mal du Pays》。收在钢琴曲集《巡礼之年》的《第一年：瑞士》里。”

“Le Mal du……”

“Le Mal du Pays，这是法文。一般用来表示乡愁、忧思之类的意思。说得更详细点，就是‘由田园风光唤起的莫名的哀愁’。是个很难准确翻译的词。”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经常弹这支曲子。是我的高中同学。”

“我也一直很喜欢这支曲子。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曲子啊。”灰田说，“你那位朋友钢琴弹得好吗？”

“我对音乐不太了解，判断不出好坏。不过每次听到都会想，好美的曲子！该怎么说呢，充满了平静的哀愁，但并不感伤。”

“能让你有这种感受，一定弹奏得很高明了。”灰田说，“这曲子看似技巧简单，实际上很难表现。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地照谱演奏，就会变成索然无味的音乐。反之如果过度渲染，又会显得太过廉价。单是一个踏板的用法，就能让音乐的品性相差千里。”

“这位钢琴家叫什么名字？”

“拉扎尔贝尔曼。俄罗斯钢琴家。他就像描绘细腻的心灵风景一样演奏李斯特。李斯特的钢琴曲一般多被看作讲究技巧、浮华虚饰的东西。当然，其中的确有那种卖弄技巧的作品，但只要细心地听完，就会明白内里蕴藏着独特的深意。可是它们很多时候都被巧妙地掩藏在表层装饰的深处。钢琴曲集《巡礼之年》尤其是这样。在世的钢琴家中能准确优美地诠释李斯特的并不多。在我看来，相对较新的就数这位贝尔曼，而老一辈的也只有一位克劳迪奥阿劳。”

灰田只要一谈起音乐，就会变得饶舌。他纵声谈论贝尔曼演奏的李斯特特质何在，作却几乎充耳不闻。白演奏这支曲子的身影浮现在脑海里，鲜明立体得令人惊异。简直像眼前有几个美丽的瞬间正逆着时间的压力，决绝地溯流而来。

放在她家客厅里的雅马哈三角大钢琴。音准永远调试得精确无误，反映出白一丝不苟的性格。锃亮的表面光可鉴人，没有一枚指纹。从窗口流进来的午后阳光。落在庭院里的柏树影子。在风中飘曳的蕾丝窗帘。茶几上的红茶杯。她那端正地束在脑后的黑发。盯着乐谱的认真眼神。搁在键盘上的十根纤长美丽的手指。控制踏板的双脚精准踩踏，蕴藏着平日的自身上无从想象的力量。小腿肚像上釉的瓷器那样白皙光滑。央求她弹点什么，她就常常奏起这支曲子。《Le Mal du Pays》。田园在心中唤起莫名的哀愁。乡愁，或是忧思。

轻轻地闭目倾听音乐，心灵深处感到难以排遣的苦闷，仿佛无意中吸入了小而硬的云朵。唱片上的这支曲子奏毕，下一支曲子响起，作却犹自紧闭双唇，心似乎沉浸在眼前浮现的风景里。灰田时不时瞟一眼这样的作。

“要是不碍事的话，请允许我把这张唱片放在你这里。反正我的宿舍里也没办法听。”灰田一边把唱片收进唱片袋，一边说。

这三张一套、硬盒包装的唱片，至今仍然放在作的房间里，紧挨着巴瑞曼尼洛和宠物店男孩。

灰田是个厨艺高手。声称是感谢借他地方听唱片，经常买来食材下厨做菜。姐姐给作留下了一套厨具和餐具。作像对待许多家什，也像应对她的前男友常常打来的电话一样（“对不起，我姐姐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只是继承下来。两人每周有两三次共进晚餐。听着音乐谈论各种话题，一起吃灰田做的饭菜。大都是简单的家常菜，休息日有时也会花时间挑战复杂的菜肴。味道总是十分美妙。灰田似乎有做厨师的天分。哪怕是简单的蛋包饭、味噌汤，甚至是奶油沙司或西班牙海鲜饭，样样做起来都利索潇洒。

“待在物理系太可惜了。你该去开一家饭店。”作半开玩笑地说。

灰田笑着说：“那也不坏。可我不喜欢被拴在一个地方。在喜欢的时候去喜欢的地方胡思乱想，爱想多久就想多久——我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过，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没错。可是我决心已定。我想要自由之身。虽然喜欢厨艺，但我不愿被关在厨房里以做菜为生。如果那么做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恨起别人来。”

“恨别人？”

“厨师恨跑堂，跑堂恨食客。川灰田说，“阿诺德威斯克那出叫《厨房》的戏里的台词。被剥夺了自由的人肯定会怨恨别人。你不这么想？我可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

“永远置身于不受束缚的状态，用自己的脑袋自由思考——这就是你希望做的事喽？”

“嗯。”

“可是我觉得，用自己的脑袋自由思考可不简单。”

“自由思考，就意味着游离于自己的肉体之外。跨出肉体这个受限制的牢笼，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纯粹飞翔在逻辑的领域，赋予逻辑自然的生命。这就是自由思考的核心内涵。”

“似乎很艰深啊。”

灰田摇摇头。“不，那要看怎么认识了，其实并不难。许多人应时而动，不知不觉就在这么做，以确保自己心智正常。只是他们没有觉察罢了。”

作思考了一番他的话。他喜欢以灰田为对手讨论这种抽象和思辨的话题。他平时寡言少语，但是和这位年轻的友人谈论这种话题时，一定是内心某处受到了刺激才会滔滔不绝。这种情形他还是头一回体验。连隶属名古屋五人组时，他也大都充当听众。

作说：“但是，不知不觉可不行。如果不能有意识地这样做，就无法获得你说的真正的‘自由思考’，不是吗？”

灰田点头说：“确实。但这就好比有意识地做梦一样困难。普通人很难做到。”

“但你是刻意尝试着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灰田说。

“工科大学的物理系竟然传授这种技术，难以想象啊。”

灰田笑了。“我原来就没想过会在大学里学到这些。在这里，我只希望得到自由的环境和时间。至于其他的，就非我所求了。本来嘛，所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在学术上讨论的话，就必须有个学理定义。这可非常麻烦。所谓独创，不是别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模仿。现实主义者伏尔泰这么说过。”

“你也这么看吗？”

“不论什么事情肯定都有框架。思考也一样。不必对每个框架都感到恐惧，也不能害怕打破框架。人若想变得自由，这一点至关重要。对于框架的敬意和憎恶。人生中重要的东西常常具有双重性。我能说清楚的只有这些了。”

“我想提个问题。”作说。

“什么问题？”

“在形形色色的宗教里，很多时候先知们都是在深度恍惚状态中从上帝那里接受启示的。”

“没错。”

“那是在超越了自由意志的地方进行的？说到底还是被动的。”

“没错。”

“而且那启示超越了先知个人的框架，广泛而普遍地发挥功能。”

“没错。”

“其中既没有二律背反性，也没有双重性。”

灰田沉默着点点头。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如此，人类的自由意志这东西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非常精彩的问题。”灰田说，然后静静地微笑，就像是猫儿躺着晒太阳时露出的微笑，“我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周末，灰田开始在作的公寓里过夜。两人聊到深夜，灰田在客厅的沙发床上铺好被褥就寝。早上准备咖啡，做蛋包饭。他对咖啡很挑剔，总是随身携带精心烘焙的芳香咖啡豆和小电磨。对生活清贫的他来说，热衷咖啡儿乎是唯一的奢侈。

作对这位足可交心的新朋友，坦率地讲起了关于自己的种种，唯独慎重地没有言及名古屋四位好友的事。因为那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出口。他心灵遭受的创伤仍然很深。

尽管如此，在与这位年少友人共同度过的日子里，他基本成功地忘掉了那四人。不对，忘掉不是正确的说法。自己被四位密友毫不留情地驱逐造成的痛楚，一成不变地长存在胸中。只是现在它变得如同潮水，有涨有落。它有时直逼脚下，有时退向远方，远得几乎看不见。他真切地感到自己正在东京这片新土壤里一点点扎根。虽然孤独脆弱，但新的生活正在这里形成。名古屋的岁月渐次变为往事，化作多少让人感到异样的东西。这无疑是灰田这位新朋友带来的进步。

灰田不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意见，还能条理分明地表述。见面次数越多，作对这位年轻朋友越发生出由衷的敬意。然而另一方面，灰田究竟被自己身上什么东西吸引，抑或说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作却莫名其妙。总而言之，两人热烈地交流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忘了时间的流逝。

然而一人独处时，时不时便渴盼有个女朋友。渴望拥抱女人，用手掌温柔地抚摩她的躯体，尽情嗅闻她肌肤的气味。健康的年轻男子自然都有这样的欲望。然而他想起普通的女性形象时，当他渴望将她们拥入怀中时，自动浮上脑际的不知怎的竟是白和黑。她们总是双双现身，结伴造访他的想象世界。而且作总会变得心情不畅，郁郁寡欢。为什么时至今日依然还是她们两人？她们可是毫不留情地将我拒之门外，说了再也不想见我、再也不想跟我说话的。为什么还是不肯静静地远离我的心？多崎作已经年满二十，却还没有搂抱过女性的躯体。非但如此，他没有接过吻也没有牵过手，甚至连约会也没有过。

兴许自己身上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作屡屡这样想。兴许是自然的精神溪流被障碍阻遏，于是给自己带来了扭曲。那障碍是遭到四位友人的驱逐才产生的东西，但也可能并没有关系，是自己体内与生俱来的结构性问题。作无法辨别。

某个周六晚间，两人聊到夜深，谈着谈着，话题转到了死亡上。关于人不得不死的意义，不得不与死的预感共生的意义。两人大致从理论上探讨这样的问题。作很想向灰田和盘托出自己曾一度与死近在咫尺，那体验给身心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很想谈谈在那里亲眼所见的奇妙光景。然而一旦搬出这个话题，就得详细说明来龙去脉。因此一切照旧，依然由灰田主讲，作当听众。

时钟指针转过十—点，一旦话题止尽，沉默就降临屋内。如果在平时，会就此告一段落，各自准备睡觉。两人都是天一亮就醒的早起者。但灰田仍盘腿坐在沙发上，独自沉思。然后罕见地用犹豫不决的声音说道：

“说到死，有个奇妙的故事。是父亲告诉我的。他说是他二十刚出头时的亲身经历。正好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这个故事我从小到大听过无数遍，所以连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这故事太奇怪了，直到现在我都难以相信这种事当真会发生在人身上。但父亲绝不是吹这种牛皮的人，也不是能编故事说假话的人。还有一点你也明白，谎言每说一次，细节上都有所变化。不是添油加醋，就是忘记了前后顺序……可是我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永远连细节都一致。所以说，这大概真是他的亲身经历。作为熟知父亲人品的儿子，我只能不折不扣地相信这个故事。你当然不认识我父亲，所以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你不妨姑且听听。把它当作民间故事或传奇异闻听也无所谓。故事很长，时间又很晚了，我继续讲下去不要紧吗？”

当然不要紧，我还不困，作说道。

5

“我父亲年轻时，曾经度过一年左右的流浪生活。”灰田开始讲述，“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那是个大学纷争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代，就文化而言是反文化风潮的鼎盛期。具体情况没有告诉过我，好像是在东京的大学里念书时目睹了一些不可理喻、愚不可及的事，结果父亲厌倦了政治斗争，从运动中抽身。申请休学后，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周游全国。靠干体力活赚取生活费，得空就看看书，还接触了许多人，积累了人生的经验。父亲常常说，说不定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代。从那种生活中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从小就听了无数遍那些日子里他经历的种种事情。简直就像士兵在讲述远古时代发生在远方的战争趣闻。那段流浪生活结束后，父亲重返大学，开始了平静的研究生涯，再也不曾出门远游。据我所知，父亲大致过着仅仅往返于家和职场之间的生活。不可思议吧。无论看上去多么四平八稳的人生，肯定都会有巨大的虚脱期。也许能说成为发疯而准备的时期。人类大概需要这种类似间歇期的东西。”

那年冬天，灰田的父亲在大分县深山中的一处小温泉做勤杂工。他彻底喜欢上了那个地方，打算安心待上一段时间。每天完成规定的体力活，干完分派给自己的几件杂务，其余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尽管薪水可想而知，但提供一日三餐还有宿舍，能随意泡温泉。还可以躺在狭小的单人间里，利用空闲时间尽情读书。周围的人们对这位寡言古怪的“东京学生哥”很亲切。提供的饭菜尽管简朴，但用的都是本地产的新鲜食材，非常美味。最重要的是那里与世隔绝，因为信号不好看不到电视，报纸也只能看到头一天的。最近的公交车站位于沿着山路走下去三公里的地方，只有旅馆的一辆破吉普能跑到那里的险路。连通上电也是最近的事。

旅馆前面流过一条美丽的山涧，能捉到许多色彩鲜艳、肉质肥厚的河鱼。鸟儿尖声啼叫着在河上喧闹地飞来飞去，看到野猪和猴子也是平常事。山上是野菜的宝库。在这孤绝的环境中，青年灰田尽情沉湎于读书和思考，不再关心现实世界复杂繁多的事情。

住进旅馆后大概两个月，他开始和一位房客聊天。那是个看起来大约四十五六岁的男人，身子长，手脚也又细又长。短发，额头光秃秃的，戴着金丝眼镜，脑袋的形状像刚生下来的鸡蛋一般圆溜溜。他肩挎一只塑料旅行包，独自走上山来，从一周前便寄宿在这家旅馆里。外出时，总是皮夹克配牛仔裤外加工作靴的装扮。天冷时会戴上绒线帽，脖子上绕一条藏青色围巾。他姓绿川。至少这姓氏连同东京都小金井市的住址都留在了登记簿上。为人好像一丝不苟，每天正午前结一次账，用现金付清前一天的房钱。

（绿川？这里又有个带色彩的人。然而作没有插嘴，侧耳倾听。）

自称绿川的男人无所事事，有空就去泡露天温泉。到附近的山上散步，烤着被炉一本又一本地读自己带来的文库本（多半是无害的推理小说）。晚上一个人喝两合1烫热的酒。既不会多，也不会少。他像灰田的父亲一样寡言，没有必要的事情就不跟别人说话，然而旅馆的人们并不介意，他们习惯了这类客人。特地跑到这种深山里来泡温泉的人，多少都有些怪癖，长期逗留的客人这种倾向就更明显。

青年灰田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泡在河边的露天温泉里，恰巧绿川也来了，是他先打的招呼。不知何故，绿川似乎第一眼就对这个做勤杂工的青年有不小的兴趣。说不定看到灰田休息时坐在檐廊边看乔治巴塔耶选集也是原因。

我是从东京来的爵士钢琴家，绿川说。因为私生活上遇到了无趣的事，对每天的工作也感到疲倦，想在安静的环境中休息一段日子，就一个人跑到这深山里来了。可以说是在漫无计划的旅行中，出于偶然走到了这里。这里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合我的心意。你好像也是从东京来的吧。

微暗中，灰田泡在温泉里，寥寥几句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向大学提出休学申请，漫无目的地游历。反正大学也处于封锁状态，留在东京也没什么意义。

现下东京发生的事情，你就不关心吗？绿川问。蛮好看的。每天到处都是各种骚乱，简直就像世界翻了个底朝天。错过了这样的好戏岂不可惜？

世界不可能那么简单就翻个底朝天的，灰田笞道。翻个底朝天的是人自己。就算错过了这种闹剧也没什么好可惜。他那冷漠又直率的谈吐似乎很合绿川的意。

说不定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弹弹钢琴？他问青年灰田。

翻过一个山头，那里有所中学，放学后也许可以借那儿音乐教室的钢琴弹弹。灰田答道。绿川喜出望外。抱歉，回头可以请你领我去那儿吗？灰田把这话告诉了旅馆老板，老板说既然如此就领他去吧，并给中学打电话交涉妥当，对方同意借用钢琴。午饭后，两人翻过山岭赶到那所中学。刚下过雨，山路滑溜溜的，绿川将挎包斜背在肩头，走得又快又稳。外表看上去是个城里人，腰腿倒出人意料地强健。

音乐教室里古老的立式钢琴键盘受力不匀，音也调得不敢恭维，但大体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钢琴家坐在吱吱作响的琴凳上，伸开十指将八十八个琴键试了个遍，确认了几个乐音。五度，七度，九度，十一度。他看似对音响并不满意，但按一按键盘似乎就能获得一定的物理性满足。看他那敏捷强韧的指法，灰田猜想他应该是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

大致确认了钢琴的状态，绿川从挎包中取出一个小布袋，小心地放在钢琴上。是一只上等布料做的袋子，袋口用细绳扎紧。或许是谁的骨灰。青年灰田猜测。演奏钢琴时把那只布袋放在乐器上似乎是他的习惯。他的动作给人这样的印象。

然后，绿川犹犹豫豫地弹起了《午夜时分》。一开始，就如同一个人踏入山涧试探水流，寻找立足之处，他认真而小心翼翼地弹奏一个个和弦。主题奏完，接着是一段长长的即兴演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手指仿佛是熟悉了水性的鱼儿，动作开始变得轻灵舒展。左手鼓舞着右手，右手刺激着左手。青年灰田其实对爵士乐不太了解，但碰巧知道这支由塞隆尼斯·蒙克作曲的曲子，感觉绿川的演奏内质坚致，十分美妙，里面隐匿着深邃的灵魂，让人几乎无心介意钢琴音高的问题。在深山的初中音乐教室里，作为唯一的听众聆听那音乐，有种体内的污秽被荡涤净尽的感觉。展现在眼前的率直的美，是与充盈着臭氧的清凉大气、清冽澄澈的山涧交叠重合彼此呼应的东西。绿川全神贯注地演奏，现实中的琐事似乎从他身畔消散了一般。青年灰田还从未见过如此专心致志的形象。他凝望着绿川那像独立的生命体般跃动自如的十指。

大约花了十五分钟弹完乐曲，绿川从包里拿出—条厚毛巾，细心拭去脸上的汗水，像冥想似的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说：“好，足够了。咱们回去吧。”然后伸手拿起钢琴上的小布袋，小心地放回包里。

“袋子里是什么？”

灰田下决心问道。

“是护身符。”绿川淡然笞道。

“是钢琴的守护神之类的？”

“不是，大概可以说是我的分身。”绿川嘴角浮出疲倦的微笑，说道，“这里面有个奇怪的故事。说来话长，而我现在又累得没力气讲话。”

讲到这里，灰田停下话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然后望着作。当然，作眼前是儿子灰田。但大约是由于年龄相仿，在作的意识中，父子的身影自然而然地重合起来。有一种两个迥然相异的时间性混为一体的奇妙感觉。或许实际经历这件事的不是父亲，倒是眼前这位儿子。没准他是假托父亲的虚像，讲述自身的经历。作忽然为这种错觉袭扰。

“已经太晚了。要是你犯困的话，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

没关系，我一点也不困，作说。实际上，他已然睡意全消，很想听听后事。

“那好，接着说。我也还不困。”灰田说。

绿川当着灰田的面弹钢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初中音乐教室里弹了十五分钟的《午夜时分》，他对钢琴的兴趣似乎就此消释了。青年灰田劝他：“你不想继续弹钢琴了吗？”他只是默默地摇头。这下灰田也死了心。绿川已经不打算弹钢琴了，尽管他还想再好好听绿川演奏一次。

绿川拥有真正的才华。这毫无置疑的余地。他的音乐具有物理地、从肉体上震撼听者的力量。全神贯注倾听他的音乐，会产生一种货真价实的感受，仿佛自己被带到了另外某个世界。这可不是轻易能产生的东西。

拥有这种非同寻常的资质，对他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青年灰田无法切身感受并理解。对于拥有者来说，这是至福呢，还是重负？是恩宠，还是诅咒？抑或是将这些统统包含在内的东西？总而言之，绿川没有给人足够幸福的印象。他脸上的表情大抵介于忧郁和冷漠之间。偶尔浮上嘴角的微笑，有种压抑的、隐含着知性反讽的东西。

绿川有一天叫住正在后院劈柴搬柴的青年灰田。

“你喝不喝酒？”他问。

“只喝一点点的话，没问题。”青年灰田回答。

“一点点就行。今晚陪我喝一杯。老是一个人喝酒，我嫌烦了。”绿川说。

“傍晚我还有杂活要干，得等到七点半左右。”

“行。七点半左右到我房间来，好吗？”

七点半，青年灰田来到绿川的房间。准备了两份晚餐，酒也烫好了。两人相对而坐，喝酒吃菜。准备的饭菜，绿川连一半都没吃掉，只顾自斟自饮。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却对灰田的出生地（秋田）和东京的大学生活追问个不停。得知他是哲学系的学生，便问了几个专业问题。关于黑格尔的世界观，关于柏拉图的著作。一交谈便知道，他曾经系统地读过这些书，并非一味只看无害的推理小说。

“是么，那你相信逻辑那玩意喽？”绿川说。

“是的。我基本是相信逻辑的，把它当作靠山。我本来就是做这门学问。”灰田答道。

“不太喜欢不符合逻辑的东西？”

“喜不喜欢姑且不论，但不分青红皂白，把不合逻辑的事物拒于千里之外，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我还不至于把逻辑奉为信仰。探索这种不合逻辑的事物与逻辑性的接触点也很重要。”

“比方说，你相信魔鬼的存在吗？”

“魔鬼？就是那个头上长角的魔鬼吗？”

“是呀。但是不是真长着角，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作为‘恶’的比喻，我当然不妨相信有那样的魔鬼。”

“‘恶’的比喻套上现实外形的魔鬼又如何呢？”

“这个嘛，在亲眼看到前，我心里没底。”灰田说。

“等你亲眼看到那家伙，说不定就晚了。”

“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讨论假设。要想继续探究这个话题，就需要更明确的具体例子。就像桥必须要有桥梁一样。假设这个东西，越往前走就越脆弱，得出来的结论也就越不可靠。”

“具体例子吗？”绿川喝了一口酒，皱起了脸，“但有时这样的具体例子一出现就必须归结到一点上：接受还是不接受，相信还是不相信。没有中间环节。就好比精神的飞跃，逻辑在这里使不上力气。”

“的确，说不定在这种时候是使不上力气。因为逻辑这东西并不是方便顺手的手册。但等到事过之后，恐怕还是可以适用逻辑性的。”

“等到事过之后，很可能就太晚了。”

“太晚还是不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跟逻辑无关。”

绿川笑道：“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哪怕知道事过之后未免太晚，也是个跟逻辑无关的问题。确实是正确结论。没有反驳的余地。”

“绿川先生，难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接受某种东西，信赖它，从而超越逻辑性得到飞跃？”

“没有。”绿川说，“我什么都不信。既不相信逻辑，也不相信非逻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其中没有假设的延长，也没有飞跃之类的玩意儿。只是把它当作那个东西默默地接受下来。这正是我的根本问题。我无法巧妙地筑起一道高墙，严格区别主体和客体。”

“可是你有音乐才能。”

“你这么看吗？”

“你的音乐里无疑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率真。我对爵士乐知道得不多，但这一点还听得出来。”

绿川不耐烦似的摇摇头。“呃，才能有时的确是种让人愉快的东西。既体面又惹人注目，弄得好的话还能赚大钱。还会有女人投怀不送抱。有总比没有好。不过才能这东西呀，灰田君，只有在肉体和精神全神贯注的支撑下才会发挥作用。脑袋里哪个地方掉下一颗螺丝，或者肉体哪个部位啪地断了根线，全神贯注什么的就会一下子消失不见。比如说仅仅是因为槽牙疼或者肩膀酸，你就弹不好钢琴。真的，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为了一颗虫牙，一次肩膀酸痛，所有美丽的幻象和声音嗖的一下就化为乌有。人的肉体就是如此脆弱。它是个复杂无比的体系，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原因就会令它受损。而且一旦受损，很多情况下是很难修复的。虫牙啦肩酸啦大概还能治好，但还有许许多多治不好的。不得不仰仗这种危如累卵的基盘，你说这才能还有什么意思？”

“才能也许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能把它维持到底的人也许很少。不过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催生出精神上的大飞跃——作为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差不多是独立的现象。”

绿川思索片刻，然后说：

“莫扎特和舒伯特都英年早逝，他们的音乐却永远流传。你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打比方的话，就是这样。”

“那样的天才终究是例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是削减生命，甘愿接受早逝的代价，用生命换取天才。就像是拿性命做赌注的交易。交易对手是上帝还是魔鬼，那就不知道啦。”绿川长叹一声，沉默片刻后补充道，“这跟刚才的事无关。说实话，我正在迎接死期的到来。我只剩下一个月好活了。”

这下轮到青年灰田深思了。他想不出该说什么。

“我并不是得了什么病，不是。”绿川说，“身体很健康。也不打算自杀。如果你是在想这些，那大可不必担心。”

“那你又怎么知道只有一个月好活？”

“有个人告诉我的。说你的生命还剩下两个月。那是一个月前的事。”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医生，也不是算命先生。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但那时他也快要死了。”

青年苦苦思考他的话，却找不到逻辑的头绪。“莫非你是到这里来寻找死亡归宿的？”

“简单说，呃，就是这回事。”

“你说的话，我有点莫名其妙。难道就没有办法避开那死亡吗？”

“只有一个。”绿川说，“只要把那个资格，说来就是到死亡之国去的入场券转让给别人就行。说得简单点，就是找一个代替自己去死的人，把接力棒交给他，说句‘好，下面就拜托你了’，转身扬长而去。这样就可以暂且免去一死。但我不想用这个办法。因为很久之前我就想赶快死掉。没准该说是正中下怀。”

“你真想这么一死了之？”

“是呀。老实说，活着实在叫我心烦，一死了之也无所谓。可叫我想方设法自绝性命，我又没那个力气。但只是默默承受死亡的话，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怎样才能把那张‘入场券，转让给别人？”

绿川无所谓似的耸耸肩。“简单得很。对方理解并接受我的说辞，完全认可前因后果，并且同意收下入场券就行。这时候转让就算大功告成了。口头协定也没关系。要是再握个手就更完美了。什么签名盖章呀合同呀统统不需要。跟政府机关的形式主义大不一样哦。”

青年灰田有些不解。“可是眼看死到临头，却甘愿代人去死，要找到这样的人肯定不容易吧？”

“是啊，这倒是个理所当然的疑问。”绿川答道，“这种莫名其妙的鬼话，自然不能遇到谁都去商量：‘抱歉，可以麻烦你替我去死吗？’肯定得仔细挑选对象。从这里开始，事情就变得麻烦起来啦。”

绿川缓缓地环顾四周，假咳了一声，然后说道：

“每个人身上都是有颜色的。这个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沿着身体轮廓微微发光，浮在表面。就像是佛光或者背光。我的眼睛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这种颜色。”

绿川自己往杯子里斟满酒，细细品味。

“眼睛能看到这种颜色，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吗？”灰田半信半疑地问。

绿川摇摇头。“不，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一种临时资格。作为交换条件，只要接受迫在眉睫的死，就会被赋予这种能力。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这个资格此刻交到了我手里。”

灰田青年沉默片刻，无言以对。

绿川说道：“世界上有令人喜欢的颜色，也有让人厌恶的颜色。有令人愉快的颜色，也有使人悲哀的颜色。有的人颜色浓，有的人颜色淡。这让人疲劳不堪。这种东西，你就是不想看也看得到。所以我不太愿意待在人群中，就流落到这深山里来了。”

灰田好容易才跟上对方的话头。“就是说，我身上发出的颜色，绿川先生你能看得见？”

“对呀。当然看得见。但我不打算告诉你那是什么颜色。”绿川说，“我应该找到拥有某种颜色、发出某种光芒的人。能转交死亡入场券的，实际上仅限于那种对象。并不是说交给什么人都行。”

“世上有很多拥有那种颜色与光芒的人吗？”

“不，没那么多。在我看来，嗯……一两千个人里大概也就那么一个。没法简简单单找到，但也不是压根儿找不到。困难的倒是如何创造跟这样的人认真交谈的情景。我猜你也想象得到，这事儿可不简单。”

“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甘愿代人受难，接受迫在眉睫的死亡的人？”

绿川微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哎呀，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拥有某种颜色，身体轮廓上浮现出某种浓度的光芒。这不过是外观上的特质。可是非说不可的话——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说不定他们属于那种不害怕飞跃的人。至于为什么不害怕，也许每个人部有不同的理由。”

“你说他们不害怕飞跃，可他们为什么要飞跃呢？”

绿川半晌闭口不言。沉默中，山涧流水的声音似乎更响了。然后他微微一笑。

“下面的话属于推销广告。”

“请说吧。”青年灰田说。

绿川说道：“当你允诺代人受死时，你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资质，也可以说是特殊的能力。能看见每个人身上的颜色其实只是其中一项功能。最根本的就是你能放大自己的知觉。你将推开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说的‘知觉之门’，你的知觉将变得不掺杂质，非常纯粹。就像雾散天晴，一切都变得清晰可见。于是你就能俯瞰平时看不见的情景。”

“你上次的演奏也是这样的成果？”

绿川摇摇头。

“那倒不是。那场演奏是我原来就有的能力。我一直都能达到那种水平。所谓知觉就是能自我完善的东西，它并不会化作具体的成果显露出来。也不会带来什么灵验。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不可能口头解释清楚，只有亲身体验后才能明白。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一旦亲眼看到那种真实的情景，自己以前生活的世界就会显得惊人地平淡呆板。那种情景里面既没有逻辑也没有非逻辑，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一切都融合为一。你自己也变成那融合体的一部分。你离开肉体这个框架，变成所谓形而上的存在。你变得直观。那是极好的感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绝望的感觉。因为几乎是在最后关头，你会觉悟到自己以前的人生是何等肤浅何等缺乏深度。你会战栗不已，懊恼自己居然能忍耐这样的人生。”

“只要能获得目睹那种情景的资格，哪怕跟死亡作交换，哪怕仅仅是暂时的能力，都有体验的价值——绿川先生你是这么认为的？”

绿川点点头。“当然。完全有这种价值。这一点我明确担保。”

青年灰田沉默片刻。

“如何？”绿川浮出笑意，说，“你也开始对那张入场券感兴趣了？”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什么？”

“或许我也是拥有某种颜色和浓度的光芒的人？那种一两千人里只有一个的存在？”

“完全正确。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明白了。”

“就是说，我也是那种追求飞跃的人了？”

“这个嘛，怎么说呢，我也搞不清楚。这应该由你去追问自己吧？”

“但总而言之，绿川先生你并不想把那张入场券转让给别人。”

“对不起。”钢琴家说，“我打算就这么死去。没有把这权利转让出去的意思。我嘛，就好比是个不准备出售商品的推销员。”

“如果你死了，那张入场券会怎么样？”

“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呀，会怎么样呢？说不定会跟着我一起消失，也可能以某种形式留在世上，然后被一个又一个人不断转手，就像瓦格纳的指环一样。那种事情我不知道，老实讲也无所谓。这不，我人都死了，不管再发生什么事情，都怪不着我了。”

青年灰田试图在脑中把事情梳理一番，但理不出头绪。

“怎么样？这东西毫无逻辑可言吧？”绿川说。

“非常有意思，不过又难以置信。”青年灰田诚实地说。

“是因为找不到符合逻辑的解释吗？”

“正是。”

“而且也没办法证实。”

“除非接受转让，否则就没办法证明这到底是不是事实。是这样吧？”

绿川点点头。“完全正确。你说得对。不实际来一次飞跃，就没办法证实。而如果你已经飞跃了，就没必要再证实了。这里面没有中间环节。要么飞跃，要么不飞跃，非此即彼。”

“绿川先生，你就不害怕死亡吗？”

“对于死亡本身，我并不害怕。真的。迄今为止，我看到过好多不足挂齿、无聊透顶的家伙死去。连那帮家伙都能做到，我怎么可能做不到呢？”

“可是关于死亡之后的东西又如何？”

“死后的世界，死后的生命。你是指这个？”

灰田点点头。

“关于这个，我决定不去想。”绿川用手掌搓着长出来的胡须，说，“就算想了也不可能弄明白的事，还有弄明白了也没办法证实的事，光去想是没有用处的。这种东西说到底，就是你讲的，只是假设那种不可靠的延长罢了。”

青年灰田深呼吸了一下，说：“你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

“我以前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想过要说出来。”绿川说着，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本来打算一个人悄悄消失。可是当我看到你，心里就在想，如果是这个人，也许值得跟他说说。”

“不管我是否相信你的话？”

绿川面露困倦的神情，打了个小小的哈欠，然后说：

“这些话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都无所谓。因为或早或晚，你注定要相信的。早晚你也会死。那么，当你面对死亡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怎样死——你肯定会想起这些话，那时便会全盘接受我说的，彻底理解其中的逻辑。真正的逻辑。我只不过是播下了种子。”

外边似乎又下起雨来。轻柔安静的雨。雨声被山涧的流水声抹去，听不见了。只是触及皮肤的空气的细微变化，让人感觉似乎在下雨。

没过多久，灰田忽然觉得在这间狭窄的屋子里与绿川对面相向，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是违逆自然原理、实际上绝无可能的事。有种类似目眩的感觉。在凝滞不动的空气中，好像嗅到了死的幽微气息。是肉缓缓腐烂时的气味。不过这大概只是错觉。这里还没有人死去。

“你过不了多久将回到东京继续大学生活吧。”绿川用宁静的声音宣告，“回到现实人生中。你要好好活下去哟。人生不管如何浅薄如何平板，仍然有活下去的价值。这—点我担保。什么反语啦讽刺啦，咱们撇开不提。只是对我来说，那价值有点成为负担了。不堪重负。可能是天生就跟这东西不对路吧。所以就像一只濒死的猫咪，藏到安静黑暗韵地方，默默等待那个时刻到来。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可你不一样，你完全担得起那重负。你要用逻辑之线把那值得活下去的价值巧妙地缝到自己身上。”

“谈话到此结束。”儿子灰田说，“两天后的早上，父亲因事外出期间，绿川结账离开了旅馆。听说跟来的时候一样，肩头挎着一只挎包，顺着山道徒步下山，走到三公里外的汽车站去了。没人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他只是结清前一天的账，什么话也没说就悄然离去。也没给父亲留下只言片语。他只留下了一堆读完的推理小说。父亲不久返回东京，然后去大学复学，进入专心向学的生涯。我不知道邂逅绿川这个人物是否成了契机，给父亲漫长的流浪生活画上了休止符。但从他谈到此事的口气中，我感觉怕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灰田在沙发上调整坐姿，用纤长的手指揉着脚踝。

“父亲回到东京后，试着查找有没有一位姓绿川的爵士钢琴家，但没找到。说不定他用的是假名字。所以至今也不清楚那人是不是当真在一个月后离世了。”

“你父亲还健在吧？”作问道。

灰田点点头。“嗯，眼下还天寿未尽。”

“你父亲相信绿川那番奇怪的话吗？他会不会觉得被一通巧妙的谎话戏弄了？”

“这个嘛，我不清楚。但大概对那时候的父亲来说，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感觉他是把那个奇怪的故事原封不动地当作奇怪的故事，整个儿吞了下去。就像蛇抓住猎物后不加咀嚼一口吞下，然后在体内慢慢消化一样。”

说到这里，灰田停下来，大大地叹了口气。

“到底还是困了。咱们睡觉吧。”

时间已接近凌晨一点。作退回自己的卧室，灰田在沙发上准备就寝，关掉房间的灯。作换上睡衣躺在床上，觉得耳边似乎传来山涧的流水声。但那无疑是错觉。这里是东京的正中央。

作很快沉入深深的睡眠。

那一夜，发生了几件奇妙的事。

1 日本计量单位，l台约有0.18升

6

多崎作用电脑给木元沙罗发了份邮件，约她吃饭。在惠比寿的酒吧聊过天之后，五天过去了。回复是从新加坡发来的。说是两天后回日本。次日（周六）傍晚后有时间。邮件里写道：“正好。我也有话告诉你。”

有话告诉我？她要告诉我什么？作当然毫无头绪。但一想到又能见到沙罗，便心情明朗起来，他再次着实感到自己的心在追逐这个年长的女人。有段时间见不到她，就像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快要失去一般，胸口感到轻微的疼痛。许久没有这种心情了。

万万没想到之后的三天，作竟然忙得不可开交。在地铁线的交叉计划里，发现了几处由于车厢形状不同导致的安全隐患。（如此重大的信息为什么事先没有通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几座车站的站台紧急进行局部改造。施工进程表不得不由他来做。连续几天几乎彻夜不眠。总算工作有了眉目，周六傍晚到周日可以休息了。他穿着西装就从公司往青山的约会地点赶。坐在地铁上竟然睡熟了，差点误了在赤坂见附换车。

“你好像很疲倦呀。”沙罗一看他的脸，就说道。

作简单说明了这几天非常忙的理由。尽量简短易懂。

“本来想回家洗个澡，把上班穿的衣服换掉。结果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他说。

沙罗从购物袋中拿出一个包装精美、扁扁小小的细长盒子，递给作。“给你的礼物。”

作打开包装。里面是一条领带。高雅的蓝色，没有花纹图案的真丝领带。伊夫·圣·罗兰。

“在新加坡的免税店里看见的。我心想跟你很配，就买下了。”

“谢谢。好漂亮的领带。”

“有的男人不喜欢别人送领带。”

“我不会。”作说，“我是绝不会有一天突发奇想跑去买领带的。而且你挑选这种东西的品位很好。”

“太好了。”沙罗说。

作当场把细条纹领带解下来，把沙罗送的新领带绕在脖子上系好。那天他穿深蓝夏季西服、普通的白衬衣，蓝色领带毫无不协调感。沙罗隔着桌子伸过手来，熟练地替他调整领结。淡淡的香水味扑鼻而来，令人心怡。

“很般配。”她说着，嫣然一笑。

换下来的领带放在桌上，看起来竟比印象中旧得多。好像同无意识地持续至今的恶习很相似。我得注意点自己的穿着了，他再次想道。日复一日地在铁路公司办公楼里做设计，很少有机会关注穿着。工作场所几乎全是男人。一进办公室便立刻解下领带，卷起衬衣袖子干活。还得常常跑现场。周围几乎没有人关心作今天穿了什么西服、系了什么领带。而且仔细想想，已经很久没有和某位女子定期约会了。

沙罗送他礼物，这是第一次。作很高兴。对了，得问问她生日是哪一天，送她礼物。这件事得放在心上。作再度道谢，将旧领带叠好，装进上衣口袋。

两人坐在南青山一座大楼地下的法国餐厅里。这也是沙罗熟悉的店。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餐厅，葡萄酒和菜都不算贵，近乎简单随意的小餐馆。但作为这种性质的店，桌子摆放得宽松，可以从容地说话。服务也很热情。两人要了一份装在细颈瓶里的葡萄酒，开始研究菜单。

她身穿碎花连衣裙，外面套着件白色薄开衫。哪一样看去都是上等货。作当然不知道她每月拿多少薪水，但看得出她习惯了在穿着上不惜花钱。

她边用餐边谈在新加坡的工作。跟酒店砍价，挑选餐馆，确保交通工具，安排各种活动，确认医疗设施……推出一项新的旅游项目，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得拟定一份长长的清单，赶往当地逐一解决。亲自跑腿去现场，亲眼一一确认细节。作业程序和建造新车站很相似。听她一说，就知道她是个细心能干的专业人士。

“最近我大概还得再去一次。”沙罗说，“你去过新加坡吗？”

“没有。说实话，我一次也没离开过日本。没有去外国出差的机会，也懒得一个人去海外旅行。”

“新加坡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东西好吃，附近还有很不错的度假地。要是能给你当导游就好了。”

要是跟她去国外旅行，一定很精彩。作想象着。

作照例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细颈瓶里剩下的全是她喝掉的。看来天生就是能喝酒的体质，不管喝多少都面不改色。作点了炖牛肉，她选的是烤鸭肉。主菜吃完后，她犹豫了很久，点了甜点。作要了咖啡。

“上次跟你见面后，我想了很多。”沙罗喝着最后的红茶，开口说道，“关于你高中时代的四位朋友。关于那个美丽的共同体，还有里面的‘化学变化’。”

作点点头，等待下文。

沙罗说：“那个五人组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那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这种事情，也许还是不经历的好。”作说。

“因为最后心灵会受伤吗？”

他点点头。

“这种心情我理解。”沙罗眯起眼睛说，“不过，就算结局残酷、令人失望，我仍然觉得能和他们相遇对你来说是好事。人和人的心灵能像那样天衣无缝地结合可不多见。何况五个人都能那样结合，难道不是只能称为奇迹吗？”

“的确近乎奇迹。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肯定是件好事，正如你所说。”作说，“但正因如此，当失去它时，或者说当它被剥夺时，那种打击实在巨大。丧失感、孤独感……这样的形容远远不够。”

“不过，打那以来已经过去十六年多了。你现在是三十多岁的大人了。不管当时的损伤有多巨大，大概也到战胜它的时候了吧？”

“战胜它。”作重复她的话，“说得具体点，是指什么呢？”

沙罗将双手搁在桌上，十根手指轻轻摊开。左手小拇指上戴着枚戒指，上面镶着一颗杏仁形状的小宝石。她盯着那枚戒指看了看，然后抬起头。

“为什么你会被四位朋友那么决绝地驱逐？为什么非得那样不可？我觉得差不多时机已到，你该亲自去搞清理由了。”

作打算喝一口剩下的咖啡，却发现杯子已经空了，便把它放回小碟里。杯子碰到小碟，意外地发出响亮而空洞的声响。服务员似乎听见了声音，来到桌边给两人杯子里加上冰水。

服务员离去后，作说：

“上次我说过，如果可能，我想把那件事彻底忘掉。那时候受的伤已经一点点愈合，我也总算克服了痛苦。为此还耗费了很长时间。好容易才愈合的伤口，我不想再撕开。”

“但真是这样吗？说不定只是表面上看似愈合了。”沙罗盯着作的眼睛，用平静的声音说，“也许里面还在静静地流血。你没想过？”

作默默沉思，无言以对。

“哎，你把他们四个的全名告诉我好吗？还有你们那所高中的名字、毕业年度、考进的大学、每个人当时的联系地址。”

“你要这些东西干吗？”

“我打算尽量详细地调查一下，看看他们如今人在哪里，在做什么。”

作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他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

“为什么？”

“为了创造机会，好让你见到他们，当面谈谈，听他们解释十六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假如我说不想这么做呢？”

她把放在桌上的手翻过来，掌心向上。眼睛却仍旧隔着桌子直视作的脸庞。

“我可以直说吗？”沙罗说。

“当然。”

“但有点难以启齿。”

“不管什么话都没关系。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上次见面时，我说了不想去你家。你还记得吧？知道原因吗？”

作摇摇头。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觉得我喜欢你。我是说男女之间的那种。”沙罗说完，顿了一顿，“但是你心里可能存在一点问题。”

作默默地看着沙罗的脸。

“接下去就是有点难以启齿的部分了。我是说，很难表达。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大概就会被过分地单纯化。但是又无法有条有理、逻辑分明地解释。因为那说到底是一种感觉。”

“我相信你的感觉。”作说。

她轻咬嘴唇，目测着某种距离，然后说：“当你抱着我的时候，我觉得你似乎人在别处，离我们相拥之处有一段距离。你非常温柔，这当然好极了。可还是……”

作再次拿起空咖啡杯，双手裹住它，然后放回小碟里。这次注意不弄出响声。

“我不明白。在那期间我心里始终只想着你一个人。也没感觉自己身在别处。说老实话，当时我根本没有余力去想你以外的事物。”

“也许是那样。也许你心里只想着我一个人。你这么说，我相信你。可尽管这样，你心里还是钻进了别的东西。至少我有这种类似隔阂的感觉。大概只有女人才明白这一点。总而言之我想让你知道，我无法长期维持这样的关系。哪怕我心里喜欢你。我的性格比外表更加贪婪、更加直率。如果你我今后还打算认真相处，就不希望我们之间有别的东西钻进来。不明真相的某种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是说，不想再见到我了？”

“那倒不是。”她说道，“跟你见面，像这样说说话也很好。这样我很喜欢。但不想去你家。”

“你的意思是，做不到相拥缠绵？”

“我想我做不到。”沙罗明明白白地说。

“是因为我心里有问题？”

“对。你心里有点问题。说不定它的根扎得比你想的要深。但我觉得只要你愿意，这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跟改建发现有缺陷的车站一样。只不过得为此收集必要的数据画出准确的图纸，制作详细的施工进程表。最重要的是得明确事物的先后顺序。”

“所以我应该跟他们四个再见一次，当面谈谈。你是想说这个？”

她点点头。

“你必须正视过去。不是作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天真少年，而是作为一个自立的专业人士。不是看自己愿意看的东西，而是看不得不看的东西。否则你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度过今后的人生。所以你把四个朋友的名字告诉我，先由我来了解一下，查查他们现在的情况。”

“怎么查？”

沙罗惊讶地摇摇头。

“你不是工科大学毕业的吗？没用过互联网吗？Google呀Facebook什么的，你没听说过？”

“工作上当然经常用。Google也好Facebook也好，我当然都知道。不过私下里几乎从来不用。我对这类网络工具不感兴趣。”

“我说，就交给我得了。这种事情我相当拿手哦。”沙罗说。

吃完饭，两人步行到涩谷。晚春里心旷神怡的夜晚，硕大明黄的月亮笼罩在云霭中。空气里有种漾漾的湿气。沙罗的连衣裙下摆被风吹起，在作身畔飘拂摇曳，很美。作边走边浮想那衣服下的肉体，想象自己再次拥抱那肉体的情形。想着想着，感觉阴茎硬起来。作不觉得自己产生这种欲望有什么问题。作为健康的成年男子，这是自然的情感和欲望。可是在根本上，说不定正如她指出的，蕴含着某种不合情理的扭曲的东西。作无法从容判断这些。关于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愈是左思右想，就愈发没办法认清自己。

作犹豫了半晌，终于下定决心，开口说：

“我上次说的话，有个地方需要订正。”

沙罗边走边饶有兴味地望着作的脸。“是什么？”

“我说了，我曾经跟好几个女人交往过，虽然跟谁都没有结果，但其中有种种原因，不全怪我。”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这十多年间，跟三四个女人交往过。每一次都历时很长，我是认真的，绝对不是随便玩玩。但是没有修成正果，每一次主要都怪我不好。她们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当然每次都不太一样。”作说，“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共通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对她们动过心。我当然喜欢她们，曾经一起度过很愉快的时光，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我从来没有疯狂追求过对方，甚至到迷失自我的地步。”

沙罗沉默片刻，然后说：“就是说你在十年间，跟那些从来没有真正动过心的女人，长时间认认真真地交往？”

“我想是这样。”

“我很难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你说得对。”

“那是因为你不想结婚，不愿受到束缚？”

作摇摇头说：“不是。我并不是害怕结婚、害怕受到束缚。因为我其实属于渴求安定的性格。”

“尽管这样，还是常常有精神上的压抑在影响你。”

“说不定是这样。”

“所以你只跟不必完全敞开心灵的女人交往。”

作说：“搞不好我是在害怕。害怕真心爱上了谁、需要谁，可到最后对方却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地消失，从此无影无踪，只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

“所以你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在自己与对方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者说只选择可以保持适当距离的女人，好让自己不再受伤。是吗？”

作沉默不语。这沉默意味着同意。但同时作也明白，问题的本质不止这些。

“而且你我之间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不，我想不会。你的情况跟从前的不一样。这是真话。对你，我愿意敞开心扉。我真心这么想，所以才连这种话都跟你说。”

沙罗说：“哎，还想跟我见面吗？”

“那当然。还想见你。”

“我也是。如果可能，我今后还想和你见面。”沙罗说，“我认为你是个好人，而且你本来就是个不说假话的人。”

“谢谢你。”作答道。

“所以，把四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以后的事由你自己决定好了。当种种情况水落石出时，你还是不愿跟他们见面的话，那就不见好了。因为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但与此无关，我个人对他们很感兴趣，想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这些至今仍然紧紧粘在你后背上的人。”

多崎作回家后，从书桌抽屉里拿出旧记事本，翻开住址页，把四人的姓名和当时的住址、电话号码准确地输入笔记本电脑。

赤松庆（あかまつけぃ）

青海悦夫（ぉぅみょしぉ）

白根柚木（しとゎゅすき）

黑野惠理（くちのリ）

作望着屏幕上排列的四人的名字，浮想联翩，感觉早已逝去的时间似乎在四周升腾弥漫。已然过去的时间无声无息，开始混入此时此地流淌的现实时间里。像烟雾从门扉细微的缝隙悄悄钻人房间一般。那是无色无味的烟雾。但某一刻他骤然返回现实，按下键盘，将邮件发送到沙罗的信箱里。确认发送成功后，关闭电脑，等待时间恢复现实相位。

“我个人对他们很感兴趣，想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这些至今仍然紧紧粘在你后背上的人。”

沙罗的话恐怕是对的。作躺在床上想。这四个人至今仍紧紧粘在他的后背上，只怕比沙罗想象的还要紧。

赤先生(Mr. Red)

青先生(Mr. Blue)

白小姐(Ms.White)

黑小姐(Ms．Black)

7

就在灰田讲述他父亲年轻时在九州深山的温泉邂逅爵士钢琴家绿川的古怪故事那一夜，发生了几件奇妙的事情。

多崎作在黑暗中忽然醒来。惊醒他的是噼啪一声轻微而干燥的响动。就像小石子砸在玻璃窗上的声响。兴许是幻听。不清楚详细的情况。他想看看枕边的电子钟确认时间，但无法扭动脖子。不单是脖子，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不是麻木，只是心中想用力，身体却不听使唤。意识与肌肉没有连成一体。

房间笼罩在黑暗中。作在明亮处睡不着觉，睡觉时总是将厚厚的窗帘拉得紧紧的，把房间弄暗，所以透不进光来。然而他还是察觉房间里有人。有人潜藏在黑暗中，凝望他的身体。就像拟态的动物，屏住呼吸，消除气味，改变颜色，将身体沉入黑暗。然而不知何故，作心里明白那就是灰田。

灰先生(Mr. Gray)。

灰色是由白色和黑色混合而成，而且可以改变浓度，轻易融入不同成色的黑暗。

灰田站在黑暗的房间一隅，只是一动不动地俯视着仰卧在床上的作。宛如装作雕像的哑剧艺人，他长时间地站着，纹丝不动。大概只有长长的睫毛显露活动的迹象。这是奇妙的对照。灰田遵循自己的意图，几乎是完美地静止不动，而作却违背自己的意图，无法活动身体。必须说点什么，作心想。要发出声音，打破这奇幻的均衡。然而他发不出声。动不了嘴唇，也动不了舌头。只有无声而空洞的气息从喉咙中流出。

灰田在这间屋子里干什么？他为什么站在那里，那样深沉地凝视自己？

这不是梦境。作想。要说是梦，那一切都过于清晰。不过作无法判断那里站的是不是真人灰田。灰田现实的肉体，此刻正在隔壁的沙发上酣睡，在这儿的，难道是从那里游离过来的灰田的分身？他如此感觉。

但作并不觉得这是凶险邪异的东西。不管发生什么，灰田都不会对自己做出不好的事——作有这种近乎确信的感觉。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便一直这么想。不妨说是出自本能。

赤脑子也很灵光，可他的聪明相对而言是实用性的，往往有功利性的一面。相比之下，灰田的聪明更纯粹，更有原则。甚至是自我完善性的。两人虽在一处，作却偶尔把握不了灰田此刻正在想什么。对方脑袋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江倒海，然而那东西属于哪类事物，作却浑然不解。那时自然会惶惑窘迫，甚至觉得自己将被孤零零地抛弃。但即便是那种时候，他也很少对这位年轻朋友感到不安与焦躁。无非是对方大脑的运转速度和活动领域与自己水准不同。作这样想着，放弃了追随对方的节奏。

灰田脑中大概有一条与思考速度相应的高速赛车道，他时不时地要在那里使用本来的挡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行驶。不然，要是陪着速度平庸的作一直以低挡行驶，他的思维系统也许就会过热，开始出现微妙的紊乱。作有这种印象。片刻过后，灰田从那条赛道下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面露和蔼的微笑，回到作所在的地方。然后放慢速度，配合作的思考节奏。

那深深的凝视持续了多久，作无法判断。灰田在深夜的黑暗中静立，无声地凝视着作。灰田似乎有话要说。他胸中有信息必须传递。但由于某种理由，这信息无法转换成现实的语言。所以这位聪明的年轻友人罕见地烦躁不安。

作躺在床上，忽然想起刚才听到的绿川的故事。面对近在眼前的死（至少他这么宣称），绿川在初中音乐教室弹钢琴时，放在乐器上的布袋里装的是什么？没有揭开谜底，灰田的故事便结束了。作一直惦念着那袋子里的东西。应该有人告诉他，那只袋子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绿川要把那只袋子郑重其事地放在钢琴上？那肯定是故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没人告诉他答案。在漫长的沉默后，灰田（或者说灰田的分身）悄然离去。最后似乎听到他发出一声浅浅的叹息，但不能确定。就像线香的烟融入空气一样，灰田的影子渐淡消失，回过神来，黑暗的房间里只剩下作一个人。身体还是动弹不得。联结意识与肉体的电缆依然处于断开状态。结合点的螺栓已经掉落不见。

到哪里为止是现实？作思忖着。这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影。肯定是现实。然而其中却没有现实应有的分量。

灰先生。

然后作再一次沉入睡眠。很快，他在梦里醒来。不，准确地说也许不能称为梦。那是具备一切梦的特质的现实，是由特殊时刻释放在特殊场所的想象力才能构建的、另一个现实的相位。

她们以初生时的样子躺在床上，紧挨着他的两肋。白与黑。她们不是十六岁就是十七岁。不知何故，她们永远是十六七岁。两人的乳房和大腿紧紧抵着他的身体。作能鲜明地觉出两人肌肤的滑腻与温暖。她们的手指与舌尖正无声而贪婪地抚弄他的身体。他也一丝不挂。

作并不渴望这样的状况，也不愿想象这样的情景。这东西肯定不该如此轻易便送给他。然而与他的意志相反，那形象愈来愈鲜明，触感愈来愈生动具体。

女人们的手指温柔纤细。四只手，二十根手指。它们像是由黑暗孕育的没有视觉的生物，湿润柔滑，一处不漏地在作的周身徘徊，刺激着他。那里有他从未感受过的剧烈心跳。那心情就好像有人告诉你，在你住了很久很久的屋子里其实还有个秘密的小房间。心脏发出铜鼓般细碎空洞的声响。手脚仍然完全麻痹失灵，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女人们的肉体柔曼地缠绕着作的全身，缭绕不放。黑的乳房丰满柔软。白的乳房虽小，乳头却像圆圆的小石子一般，变得硬挺。两人的阴毛都如同雨林般潮湿。她们的呼吸，与作的呼吸相互纠缠、化为一体。像远处涌来的潮水，在黑暗的海底不为人知地交汇。

经过漫长而执着的爱抚，作进入了其中一人的阴道。是白。她骑在作身上，握着他坚挺的性器，纯熟地导入自己体内。它像被吸入真空一般，毫无阻碍地进入白的身体。将它安置妥当，稍稍调整呼吸，白缓缓转动上半身，扭动腰肢，仿佛在空中描画复杂的图形。又长又直的黑发像挥舞的鞭子一般，在作的头上柔婉地摇曳。跟平日的白相比，是无从想象的大胆举动。

然而不论对白还是对黑来说，这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转变，连考虑的余地也没有。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犹豫。爱抚是由她们两人共同进行的，但作插入的人是白。为什么是白？作在深深的混乱中百思不解。为什么非是白不可？她们俩明明必须均等才行。明明必须二位一体才行。

作没有余力思考下去了。白的动作逐渐加快，幅度也加大。当作回过神来，他正在白的体内猛烈地射精。从插入到射精的时间很短。短得过分。作心想。未免太短了。不，难道是失去了正确的时间感觉？总而言之，绝不可能阻止那冲动。那简直像劈头倾泻而下的巨浪，没有预告，说来就来。

然而承接射精的人不知何故并不是白，竟然是灰田。回过神，女人们已经不见了，在那里的人是灰田。在射精那一瞬间，他敏捷地弯身将作的阴茎含在口中，接住了喷出的精液，不让他弄脏床单。射精很猛烈，精液非常多。灰田耐心地承接多达数次的射精，告一段落后，再用舌头把下面舔干净。他看似对这种事很娴熟。至少在作看来是这样。然后灰田平静地下床去卫生间。水龙头的流水声响了一阵子。大概是在漱口。

射精之后，作的勃起仍没有结束。白的私处温暖湿润的触感还鲜明地留在那里，就像刚刚体验了真实的性行为一般。还分不清梦境与想象、想象与真实的界限。

作在黑暗中寻觅词句。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只是为了填埋那里存在的无声又无名的空隙，必须找到正确的词句，哪怕只有一个也好。要抢在灰田从卫生间回来之前。然而他找不到。其间，脑海里周而复始地流淌着一句简单的旋律。事后他才想起那是李斯特《Le Mal du Pays》的主题。《巡礼之年》的《第一年：瑞士》。田园风光在人心中唤起的忧郁。

然后，深沉得几近暴力的睡眠笼罩了他。

醒来，是在早晨八点之前。

起身后，首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在内裤里射精。每当做这样的春梦，肯定会留下痕迹。然而没有。作不明所以。自己确实在梦中（至少是在并非现实世界的某个地方）射精了。非常猛烈。那种感觉还清晰地留在体内。分明有大量真实的精液喷射出来。然而没有痕迹。

然后他想起，是灰田用嘴巴承接了那些精液。

他闭上眼睛，脸微微地扭曲了。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吗？不对，绝无道理。不管怎么想，一切都是发生在我阴暗的意识里的事。那么，那些精液究竟射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消失在意识的深处了吗？

作怀着一颗混乱的心下了床，穿着睡衣走进厨房。灰田已经换好衣服，正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厚厚的书。他似乎将全部精神集中在那本书上，心灵迁徙到了别的世界。然而作刚一露脸，他立刻合上书，露出明朗的微笑，到厨房准备咖啡、蛋卷和吐司。新鲜的咖啡香气飘来。是分隔夜晚与白昼的香气。两人在桌前相对而坐，边小声听着音乐边吃早餐。灰田和平常一样，在焦脆的烤面包上涂上一层薄薄的蜂蜜。

灰田在餐桌上仅仅对从某处新找来的咖啡豆的味道和烘焙质量之佳发表了一通意见，然后独自陷入沉思。大概是在想刚才那本书的内容。那双聚焦在虚空之中的眼睛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明净澄澈，但深处什么也窥探不见。那是表明他在思考抽象命题的眼睛。它总是让作想起透过树木间隙看到的山泉。

灰田的神态看不出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和平常的周日早晨毫无二致。天空有些淡淡的阴晦，光线却很柔和。一开口，他就直视着作的眼睛说话，没有丝毫的隐情，现实世界里大概没发生任何事情。那到底还是意识里生出的妄想。作这样想。对此感到羞耻的同时，又被强烈的困惑袭扰。作此前做过许多次白与黑结伴上场的春梦。那梦与他的意志毫不相干，几乎是定期前来，将他引向射精。然而还是头一回如此前后连贯栩栩如生。最关键的是灰田也加入进来，这让作惶惑不已。

但作不再深究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苦想，都不会得到答案。他决定将这疑问放进一个贴有“未决”标签的抽屉，留待以后查证。他大脑中有好几个这样的抽屉，许多疑问存放在里面，不再理会。

然后作和灰田去大学游泳池，一起游了三十分钟。周日早上的游泳池人影稀疏，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游。作专注而准确地活动必要的肌肉。背肌、髂腰肌、腹肌。呼吸和打腿时不用想太多。一旦形成节奏，身体就会无意识地自发动作。总是灰田游在前头，作跟在后面。灰田柔软的打腿在水中有节奏地制造出小小的白色水泡，作无心地望着这一幕。这光景常常给他的意识带来轻微的麻痹感。

冲完澡，在更衣室里换好衣服，灰田的眼睛失去了方才澄澈的光辉，恢复平素文静的眼神。充分运动身体之后，作内心的混乱也总算重归平静。两人出了体育馆，并肩走到图书馆。其间他们几乎没有开口，但这情形并不罕见。我去图书馆查点东西。灰田说。这也不罕见。灰田喜欢在图书馆“查点东西”。这大体意味着“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回家洗衣服去。”作说。

在图书馆前，两人轻轻挥手告别。

从那以后，很久没有灰田的消息。不论是在游泳池还是在大学校园里，都看不到灰田的身影。作像结识灰田之前一样，过着独自默默用餐、独自去游泳池游泳，听课记笔记、机械地背外语单词和句子的生活。平静而孤独的生活。时间淡淡地掠过他的身畔，几乎连痕迹也不留。时不时把《巡礼之年》的唱片放在转盘上，侧耳聆听。

音讯全无一周之后，作心想也许灰田决心不再见我了。这并非毫无可能。他悄然消失，既没有预告也不说理由，就像从前故乡那四个人那样。

这位年轻朋友弃我而去，说不定得怪我那天夜里做的那场栩栩如生的春梦。作暗忖。说不定灰田通过某种途径，得知了发生在我意识里的来龙去脉，对此感到不快。甚至是满心怒火。

不对，这种情况绝无可能。那东西可绝对不会走出作的意识。灰田没有道理获知其中的内容。尽管如此，作仍然觉得这位年轻朋友明晰的双眼似乎洞察了自己意识深处一些扭曲的因素。这么一想，作无比羞愧。

总而言之，在灰田销声匿迹后，作重新感受到这位朋友对自己而言是何等重要、让日常生活变得何等丰富多彩。作满是怀念地想起与灰田形形色色的交谈，还有他那极富特征的轻快的笑声。他喜爱的音乐，时而为自己读的书，他对世间事象的解说，他那独特的幽默，准确的引用，还有他做的饭菜和咖啡。灰田留在身后的空白，作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发现。

灰田给了自己这么多东西，可相比之下，自己到底给过他什么？作不得不这样思考。我到底给这位友人留下了什么？

归根结底，我或许命中注定就得孤独一人。作只好这样想。许多人来到他身边，最后又弃他而去。他们似乎想从作身上获得些什么，却找不到，或者即便找到也不中意，于是作罢（或失望、愤怒），扬长而去。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没有解释，甚至连个像样的告别也没有。就像用一把锋锐无声的大砍刀，将温暖的血液奔流不息，脉搏还在静静跳动的纽带，一刀斩断。

自己身上肯定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让人心寒失望。缺乏色彩的多崎作。他喊出声来。归根结底，可以拿出来奉送给别人的东西，我只怕一样也没有。不对，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许连拿出来奉送给自己的东西都没有。

然而第十天早晨，灰田冷不丁出现在大学游泳池边。作不知在做第几次转身时，触壁的右手被谁的手指咚咚地轻敲两下。抬头一看，身穿泳衣的灰田蹲在那里。黑色泳镜推到了额头上，嘴角一如往常浮现惬意的微笑。两人小别重逢，却没有多说几句，只是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像平时—样，在同一条泳道游起了长距离。柔软的肌肉活动与稳健规律的打腿节奏，是他们在水中交流的唯一信息。这里不需要语言。

“回秋田待了几天。”爬出泳池，冲完澡后，灰田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说道，“有点突然，因为一些身不由己的家事。”

作含糊其辞地回答，点了点头。学期正中居然一连十天不来学校，在灰田可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他和作一样，除非有特别重大的理由，从来不旷课。因此那肯定是件大事。但他没有多说回乡的目的，作也没有多问。反正这位年少的友人已经安然归来，作总算把胸膛里郁积的沉甸甸的空气淤块似的东西吐了出来，感觉像堵在胸口的硬物被取掉了一样。他并没有遗弃作自己消失。

此后，灰田仍然用和从前一样的态度对待作。两人自然地谈天说地，一起吃饭，一起坐在沙发上听灰田从图书馆借来的古典音乐CD，谈论音乐，谈论读过的书。抑或仅仅是在同一间屋子里，一道分享亲密的沉默。到了周末，灰田便来作的家里，一直聊到深夜，在那里借宿。在沙发上准备就寝，然后睡下。再也没发生过他（或他的分身）深夜里走进卧室，在黑暗中凝视作的情形（假定这件事曾在现实中发生）。作此后也做过几次有白和黑出现的春梦，但灰田没有再次露面。

尽管这样，有时作还是觉得那天夜里灰田用他澄澈的眼睛，看穿了自己意识底层潜藏的东西。而且体内还有那凝视的痕迹，似乎留着类似轻微烫伤一样火辣辣的疼痛。灰田那时观察着作暗藏在内心的妄想与欲望，一一检查解剖，还继续把他当朋友来往。只是要容忍这种不安宁的状态，整理情感，让心情平静下来，就必须有一段隔离期。所以，他中断了十天与作的交往。

当然，这不过是推测，是缺乏根据、几乎不合情理的臆测，也许该称作妄想。然而这样的念头顽固地萦绕不去，让作心绪不宁。一想到可能被灰田看穿意识深处的角落，作就觉得自己仿佛堕落为潮湿的石块底下惨不忍睹的虫蚁。

尽管如此，多崎作仍然需要这位年轻的朋友，恐怕胜过任何东西。

8

灰田最终离作而去，是在翌年的二月末，两人结交八个月之后。这一次，他一去不复返。

学年考试结束，成绩公布后，灰田便回故乡秋田了。我大概马上就会回来，他告诉作。秋田的冬天奇冷无比，在家待上两个星期就叫人厌腻心烦。待在东京可安逸多了，他说。可家里需要人帮忙清除房顶的积雪，我非得回去一趟不可。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也过去了，这位年轻友人还是没有回来，连联系也没有。

作起初没在意。大概是在家待得比预想中舒适吧，要不就是雪下得比往年多。作在三月中旬回名古屋过了三天。他本不想回去，可又不能老不回去。名古屋自然不需要扫雪，但母亲一个劲儿往东京打电话。学校已经放假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因为假期里还有重要的课题要完成。”作撒了个谎。可就算那样，回来个两三天总可以吧。母亲坚持不让。姐姐也打来电话说，妈妈寂寞得很，你就回家看看她老人家吧，哪怕就几天也行呀。知道了，我回来。作答道。

回到名古屋期间，除了傍晚时分到附近的公园遛狗，他根本不出家门。因为他害怕迎面撞上四位曾经的友人中的哪一位。尤其是做了同白和黑交合的春梦后，作再也没有勇气面对她们了。那等于在想象的世界里强奸她们。哪怕那些梦跟自己的意志毫无关联，对方也绝不可能知道自己做过怎样的梦。或许她们只消看他一眼，就能洞察一切，知道他的梦里发生了什么。或许还会严厉地痛斥他肮脏自私的妄想。

他尽量克制着不自慰。倒不是觉得这种行为罪恶，而是因为自慰时会忍不住想起白和黑的身姿。就算努力去想别的，她们也会潜入脑海。但克制自慰之后，反而屡屡做春梦。梦里几乎都有白和黑出现。结果还是相差无几。但那至少不是他刻意在心里描绘的情境。这固然只是辩解，可对他来说，这种仅仅是改头换面的辩解也有不小的意义。

那些梦的内容大抵相同。每次做梦，场面和行为细节略有变化，但她们一丝不挂地缠绕着他，用手指和嘴唇爱抚他全身，刺激他的性器直至性交的过程却完全一样。而且作每次都在白的体内射精。哪怕是和黑激烈地交合，可接近最后一刻时，会忽然发现对手换了个人。于是他在白的体内释放。做这种一成不变的梦始于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是他被小团体驱逐、失去与她们见面的机会之后。也就是作决心想方设法忘却他们四人之后。在那之前，他不记得做过这样的梦。作当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也是深藏在他意识的档案柜中“未决”抽屉里的问题。

胸中深埋着无限的焦躁不安，作返回了东京。依然没收到灰田的联络。游泳池和图书馆都不见他的身影。往他的宿舍里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说灰田不在。作仔细一想，连他秋田老家的地址和电话都不知道。一来二往之间春假结束，新的学年开始了。作升上了四年级。樱花开了又谢，可还是没有来自年轻友人的联络。

作去过一趟灰田的宿舍。管理员告诉他，灰田上一学年结束时就提交了退宿申请，把所有行李都搬走了。作当即哑口无言。不论是退宿的理由还是新的地址，管理人都一无所知。或者说他声称一无所知。

到学生管理事务局查看学籍登记簿，得知灰田已经提交休学申请。至于休学的理由，则说事关个人隐私不便奉告。说是灰田在学年考试结束后亲自提交了加盖印章的休学申请和退宿申请。那时他还每天和作见面。一起去泳池游泳，周末到作的家里借宿，一直聊到深夜。尽管如此，灰田却对作彻底隐瞒了休学的事。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只是笑嘻嘻地告诉他：“回秋田待两个星期，”从此之后，便从作的面前消失了。

可能再也见不到灰田了，作心想。那家伙是怀着某种坚定的决心，一言不发地从我眼前捎失的。那不是偶然。他一定有非这样做不可的明确理由。不管理由是什么，只怕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作的直觉是正确的。至少在读书期间，灰田始终没有复学，也没有任何联系。

好奇怪，作当时想。灰田在重复与他父亲相同的命运。同样是在二十岁前后休学离校，销声匿迹。简直像重蹈他父亲的覆辙。难道他父亲那段人生插曲，竟是他编造的虚构故事？难道他是试图借助父亲的形象，来讲述自己的什么情况？

然而这次灰田不告而别，不知何故没有像上次那样给作带来深刻的混乱。也没有被弃之不顾的苦涩感受。失去灰田，他反而为某种宁静支配。那是奇妙而中立的宁静。他甚至觉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灰田可能是承担了自己的一部分罪恶与污秽，才遁迹他乡。

失去灰田，作自然感觉寂寞。真是令人遗憾的结局。他找到了灰田这个罕见而珍贵的真正的朋友。但就结局而言，这也许是不得已的事。灰田留下来的，只有一台小小的磨豆机、半袋咖啡豆、拉扎尔·贝尔曼演奏的李斯特《巡礼之年》（一套三张的LP），以及关于那双深邃澄澈得不可思议的眼睛的记忆。

那年五月，在得知灰田离开校园一个月后，作第一次和现实中的女人发生了关系。那时他已满二十一岁。二十一岁零六个月。新学年伊始，他开始在市内一家设计事务所里实习兼打工，帮忙制图。对方是在那里认识的年长四岁的独身女人。她在那儿做普通的行政工作，身材娇小，长发，大耳朵，有两条形状美丽的腿。整个身体给人小巧精致的印象。容貌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可人。一说笑话，她就露出一口漂亮洁白的牙齿。从作去那儿打工开始，她事事都很亲切。作感到她对自己有私人层面的好感。大概因为与两个姐姐一起长大，作和年长的女子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很放松。她跟小姐姐正好同岁。

作找准机会，约她一起吃饭，饭后约她到家里小坐，接着毅然邀她上床。每个约请她都不拒绝。几乎没有犹豫。作虽然是初次体验，但一切都顺顺当当。从头至尾没有惶惑，也没有畏缩。因为这个缘故，她似乎以为作虽然年轻却有丰富的性经验。尽管作实际上只在梦中与女性交合过。

作对她当然有好感。她是个颇具魅力的女人，而且聪明。自然不能期望她像灰田那样给自己知性的刺激，但她性格开朗，毫不做作，又富有好奇心，和她聊天很愉快。在性方面也活力十足。作通过她了解到很多关于女性身体的事。

她不太会做菜，但是喜欢清扫，作的公寓不久就被收拾得清清爽爽。窗帘、床单、枕套、毛巾、地垫等都换成干净的新品。在灰田离去后，她给作的生活带来不少色彩与活力。然而作积极接近这位年长女子，追求她的肉体，既不是出于激情，也不是出于好感，甚至不是为了化解平日的寂寞。他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也不单单只会在梦境中，还能在真实的女人身体里射精。恐怕作不愿承认，但这才是他的主要目的。

而这个目的已然实现。

周末，她便到作的家里过夜，就像不久前的灰田那样。两人在床上久久地缠绵。有时，性事甚至持续到次日拂晓。他在做爱的过程中，努力只想她和她的肉体。将意识集中在这一点上，关闭想象力的开关，把一切事物——白与黑的裸体和灰田的嘴唇——尽力驱赶到遥远的地方。她服用避孕药，作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精液射在她体内。她很享受跟作的性爱，似乎也心满意足，每次达到高潮时会发出奇妙的叫声。没问题，我是个正常人。作说给自己听。谢天谢地，从此也不做春梦了。

这种关系持续了大约八个月，然后在双方的谅解下分手了。是在他大学毕业前夕。那时候他确定要进电铁公司就职，已结束在设计事务所的工作。她在与作交往的同时，在故乡新瀉还有青梅竹马的恋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四月里将和那人正式结婚，辞职离开设计事务所，迁到对方供职的三条市生活。所以不能再跟你见面了。一天在床上，她对作说。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哦。”她把手放在作的胸脯上，说，“我想，他和我大概很配。”

“不能再这样见你，我很遗憾。不过我好像应该恭喜你。”作说。

“谢谢你。”她说，然后像在书页一角用小字加脚注似的补充道，“说不定哪天还有机会见到你。”

“要是可以，那就太好了。”作回答。然而那条脚注具体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读懂。只是忽然想到：她跟未婚夫在一起时，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声吗？然后两人又做了一次。

作说很遗憾不能每周再见她一次，这是真话。即便是为了避免再做鲜活生猛的春梦，为了循着现在这个时态活下去，他都需要一个固定的性伴侣。话虽如此，她结婚一事对作来说，不如说是正中下怀。面对这位年长的女友，除了温和的好感与健康的肉欲，作感觉不到更多。而且那个时候，作正要踏入人生的新阶段。

9

木元沙罗的电话打到手机上时，作正在给桌上堆积的文件分类，将不要的扔掉，整理抽屉里积存的文具，借此打发时间。这是跟沙罗见面后的第五天，星期四。

“现在说话方便吗？”

“没问题。”作笞道，“到目前为止，难得是清闲的一天。”

“太好了。”她说，“今天能见面吗？一点点时间就行。我七点钟有个晚宴，在那之前可以腾出点时间。要是你能到银座来，就再好不过了。”

作瞅了瞅手表。“我想五点半可以赶到银座。你能指定个地方吗？”

她报出位于四丁目十字路口附近的咖啡馆的名字。那家咖啡馆的位置，作也知道。

五点前工作告一段落，作走出公司，从新宿站乘丸之内线赶往银座。很巧，他正好系着上次沙罗送的蓝领带。

沙罗已经先到咖啡馆，正喝着咖啡等他。看到作系的领带，她嫣然一笑，唇边皱起两条小而迷人的细纹。女服务员走过来，作也要了杯咖啡。咖啡馆里挤满了下班后在这儿碰头的顾客。

“不好意思，让你大老远的跑过来。”沙罗说。

“难得来一趟银座，也蛮好的。”作说，“要是能顺便在哪儿不慌不忙地一起吃顿饭就更好了。”

沙罗嘬起嘴唇，叹了口气。“要是能当然好。可我今天有个商务晚宴，得招待法国来的大人物吃怀石料理。精神紧张不说，连品味菜肴的时间都没有。这种事我最不拿手啦。”

她的打扮的确比平时更讲究。一身做工考究的咖啡色套装，戴在衣领上的饰针中央有一粒炫目的小钻石。裙子短短的，下面是与裙子同色、图案精巧的丝袜。

沙罗打开膝上的栗色漆皮手袋，拿出一只白色大信封。信封里放着几页打印着字、折了几折的纸。然后咔嚓一声关上手袋。是那种让别人不禁回头张望的清脆声响。

“四位朋友的近况和住处，我都查到了。上次答应你的。”

作大吃一惊。“可是，连一个星期还不到呢。”

“我干活本来就很快。只要掌握了要领，这种事情费不了多少工夫。”

“我就不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嘛。车站之类的，我可造不来。”

“制图肯定也不行。”

她微笑。“就算活上两百年，我也干不来那种活儿。”

“那么，四个人的住址弄清楚了？”作问道。

“在某种意义上。”她说。

“在某种意义上弄清楚了。”作重复道，声音里带有奇妙的余响，“这是什么意思？”

她喝了口咖啡，将杯子放回小碟里。然后像是有意要停顿一会儿，查看起指甲上美丽的妆饰来。她的指甲上涂着和手袋相似（稍淡一点）的栗色，很美。作敢打赌这绝非偶然，就算赌上一个月的薪水也行。

“让我从头说起，不然讲不清楚。”沙罗说。

作点点头。“那当然。怎么说容易，你就怎么说好了。”

沙罗简单说明了调查方法。首先是运用网络。用一切可能的搜索工具，像Facebook、Google、Twitter之类的，追寻他们四个的人生轨迹。这样大体掌握了青和赤目前的状况。收集他们俩的信息不太难。或者该说他们是主动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大部分同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公之于众。

“其实想一想，这事还真有点奇妙。”沙罗说，“你不觉得吗？我们基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时代，却又处于如此庞大的他人信息的包围中。只要想做，就可以轻易获取这些信息。可就算这样，我们对别人还是几乎一无所知。”

“哲学的省察，跟你今天这身漂亮的打扮很配。”作说。

“谢谢你。”沙罗说着微微一笑。

黑的信息不太容易检索到。因为跟青和赤不同，她没有商务上的需要，不必非得将自己的信息公之于众。尽管如此，还是在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工艺系的相关网站上搜寻到了她的足迹。

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工艺系？她应该是考进了名古屋某所女子私立大学的英文系呀。作忍住没有插嘴，只是将疑问留在心底。

“可是，关于她的信息仍然很有限。”沙罗说，“于是我试着给黑的家里打了个电话。谎称是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正在编辑同窗会杂志，可以的话请把她现在的住址告诉我。她妈妈是个非常和蔼的人，告诉了我好多事情。”

“你的提问方式肯定很高明喽。”作说。

“说不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沙罗矜持地回答。

女服务员走过来，要往沙罗的杯子里添咖啡，她抬手谢绝。服务员离去后，她开口说道：

“关于白，信息的收集很困难，同时又很容易。根本找不到她的私人信息，好在从前报纸上的新闻提供了必要的东西。”

“新闻？”作问。

沙罗咬咬嘴唇。“这件事非常微妙。所以我刚才说了，请让我从头说起。”

“对不起。”作致歉。

“我首先想知道，你有没有下定决心，在查清楚四人现在的住处后去见他们。哪怕按下来你将知道的事实里，会有一些你不希望知道，或是觉得不知道反而更好。”

作点点头。“我猜不出那是什么事。不过，我会去见他们四个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沙罗盯着作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黑，就是黑野惠理，现在住在芬兰。几乎从来不回日本。”

“芬兰？”

“她和她的芬兰丈夫，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赫尔辛基。所以如果你想见她，好像只能赶到那里去。”

作在脑海中勾勒出粗略的欧洲地图，然后说：“其实想一想，我还没像样地出去旅行过。带薪休假也攒了好多。去考察一下北欧的铁路或许也不坏。”

沙罗微笑着说：“她在赫尔辛基的公寓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写下来了。至于她为什么会嫁给芬兰人，移居赫尔辛基，这些情况你要么自己去查，要么就去问她本人。”

“谢谢你。只要弄清楚住址和电话号码就足够了。”

“要是你打算到芬兰去，我想我可以帮你搞定行程。”

“你可是专家哦。”

“而且还很能干，手脚麻利。”

“那当然。”作答道。

沙罗翻开打印件的下一页。“青，也就是青海悦夫，现在在名古屋市内的雷克萨斯汽车特约经销店当销售经理。好像很能干，最近连续获得最高销量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销售部门的头儿。”

“雷克萨斯。”作暗自嘀咕了一句。

作试着想象着青的模样：一身西装，笑容满面，在明亮的展销大厅里向顾客解说高级轿车真皮座椅的触感、涂漆的厚度。然而那样的形象很难浮现。反倒浮现出青身穿橄榄球衣、大汗淋漓地直接对着水壶喝大麦茶，风卷残云般将两人份的饭菜一扫而光的身影。

“意外吗？”

“我觉得有点奇怪。”作说，“但听你这么一说，倒觉得青这个人没准就适合做销售。他大体上是个坦率的人，算不上能说会道，却属于自然就能博得旁人信任的类型，不会耍花招。但从长远来看，说不定这样反而能成功。”

“我还听说雷克萨斯是值得信赖的好车。”

“既然他是这么优秀的推销员，说不定刚见面我就被他说动心，结果买了辆雷克萨斯开回来呢。”

沙罗笑了。“那可说不定。”

作想起父亲只坐豪华型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父亲精确地每隔三年便更换一辆同一级别的新车。不如说哪怕不管不问，每隔三年，经销商就会主动更换成装备齐全的新车。车身没有一点瑕疵，永远簇新锃亮。父亲从未亲自开过那辆车，总是配有司机。车窗覆着一层深灰色的膜，从车外看不见里面。车轮就像刚刚铸造出来的银币，闪烁着炫目的光芒。车门合上时，会发出保险库一般结实的声音，车内简直成了密室。坐在后排座位上，仿佛远离了杂乱无章的尘世。作从小就不喜欢坐那辆车，太安静。他的喜好始终不变，就是人来人往、喧闹拥挤的车站与列车。

“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丰田特约经销店工作，在那里的销售业绩也很优秀，二○○五年丰田公司在日本国内推广雷克萨斯品牌时受到提拔，就调到这边来了。再见卡罗拉，你好雷克萨斯。”沙罗说着再次看了一眼左手的指甲油，“所以说，想见青不太困难。只要跑一趟雷克萨斯的展销厅，就能在那儿见到他。”

“哦。”作说。

沙罗翻开下一页。

“说到赤，也就是赤松庆，他走过了一段有些波澜起伏的人生。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名古屋大学经济系毕业，幸运地进了一家大银行。所谓的巨无霸银行。可是不知怎的工作三年就离职，转行进了一家中坚金融公司。那是一家名古屋资本的公司，总之风传是专靠放高利贷大赚黑心钱的‘工薪阶层金融公司’。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大变身。可没干两年半他又再次辞职，这次不知从哪儿筹来资金，开了一家自我启发培训班和企业培训中心二合一的公司。他称之为‘创新商务研讨会’。现在竟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公司设在名古屋市中心的高层建筑里，还雇了很多员工。如果你想详细了解业务内容，上网就能轻松查到。公司名字叫BEYOND。是不是有点‘新时代’的感觉？”

“创新商务研讨会？”

“名称虽然新奇，但基本跟自我启发培训班大同小异。”沙罗说，“总之就是培训企业战士的速成简易洗脑课程。取代敦典的是操作手册，取代解悟和乐园的，则是保证发迹和高收入。简直就是实用主义时代的新宗教。但是又没有宗教那样超凡脱俗的要素，一切都被具体地理论化、数值化。非常简洁易懂，于是有不少人受到它正能量式的鼓舞。但在基本属于催眠式地灌输实用主义的思维体系这一点上，它并没有什么不同。理论也好数据也好，都是单挑与目的相符的东西，然后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但他这家公司获得的评价眼下出奇的好，许多当地企业跟他签订了合同。查看他的公司网站，就知道他们在全面出击，推出了种种项目，从‘美军新兵训练营’式的新职员集体培训，到在避暑胜地的高级宾馆里举行的骨干职员再教育‘夏季集会’，再到为高级员工举办的高雅的‘权力午餐’，新颖出奇，吸引眼球。至少包装十分华丽。尤其是针对年轻职员进行彻底的教育，传授符合社会常识的礼节礼仪和正确措辞，不一而足。就我个人而言，对这种东西是敬谢不敏，但企业没准是求之不得。这下你大致了解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了吧？”

“大致想象得出。”作答道，“不过想创办一家企业，肯定需要相应的启动资金。赤到底是打哪儿弄到这笔本钱的呢？他父亲是大学老师，为人相当严谨。我无法想象他在经济上有那样的富余，首先就想不到他会主动投资这种高风险的生意。”

“这是个谜。”沙罗说，“暂且不论这个，难道这位赤松君从高中时代起就适合做这种教主型的角色吗？”

作摇摇头。“不是。其实，他属于那种稳健客观的学究型。脑筋转得很快，理解能力很强，紧要关头也能言善辩。但平常他尽量不显山露水。这样说也许不妥，但他属于退居幕后、出谋划策的类型。我无从想象他居然连吼带叫地启发和激励别人。”

“人也许是会变的。”沙罗说。

“那当然。”他说，“人也许是会变的。还有，不管我们看起来多么亲密，好像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但也许并不了解彼此真正重要的争晴。”

沙罗看着作，半晌后说道：“总之，现在这两人都在名古屋市内上班。好像都是生来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一步。一直在名古屋读书，工作地点也在名古屋。简直就像柯南·尔的《失落的世界》。哎，我说，名古屋真是那么宜居的城市吗？”

作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奇怪。如果情况稍有不同，说不定连他也会度过一种寸步不离名古屋的人生，而且没有丝毫疑惑。

沙罗一度中断交谈，将打印件叠好收进信封，放在桌边，喝了口杯里的水，然后郑重地说：

“那么关于剩下的一个人，白，也就是白根柚木，遗憾的是她没有现住址。”

“没有现住址。”作喃喃道。

这又是个奇妙的说法。说不知道现住址还好懂。但没有现住址这个说法，似乎总有些不自然。作思考了一阵话里的意味。弄不好她是行踪不明？总不至于成了无家可归者吧？

“非常遗憾，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沙罗说。

“不在这个世界上？”

不知何故，刹那间，白乘坐航天飞机漂游在宇宙空间的情景浮现在作的脑海里。

沙罗说：“她在六年前去世。所以她没有现住址，只是在名古屋郊外有座坟墓。不得不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我也非常难过。”

作一时无语。力气就像水从胶袋上扎出的细孔流淌出来一般，从身体中泄漏出去。周围的嘈杂远远逝去，只有沙罗的声音勉强抵达耳际。然而那也像在游泳池的水底听到的，仅仅是意义不明的回音。作用尽全力从水底抬起腰，将脑袋探出水面。于是，耳朵终于能听见了，声音多少有了意义。这时沙罗冲着他说：

“……她是怎么死的，我没敢把详情写下来。我觉得你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更好。哪怕得费些时间。“

作不由自主地点头。

六年前？六年前的话，她三十岁。还只有三十岁。作试着想象三十岁的白是什么样子，但想象不出。他只能想到十六七岁的白的模样。这让他非常悲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甚至连和她一起长大变老都做不到！

沙罗隔着桌子探过身来，把手轻轻地放在作的手上。温暖的小手。作为这亲密的接触而高兴，向她道谢。同时又觉得这像是在远方偶尔同时发生的、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系统里的事。

“对不起。结果竟变成这个样子。”沙罗说，“不过，迟早得有一天，得有个人告诉你这件事。”

“我明白。”作说。他当然明白，只是心要追赶上这个事实，还需要些时间。这怨不得别人。

“我该走了。”她瞟了一眼手表，把信封递到作手里，“你四位朋友的资料都打印在这里。但只写着最基本的信息。因为我觉得先跟他们谈谈对你很重要。详情那时就会水落石出。”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作寻觅着恰当的话，再说出声来，花了些时间，“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能告诉你结果。”

“我等着你的联系。如果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就跟我说，别客气。”

作再度向她致谢。

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在路边道别。作站在街头，望着身穿浅咖啡色夏季套装的沙罗挥挥手，消失在人流中。可能的话，很想跟她这样多待一会儿，从容地多聊一会儿。然而她也有自己的生活。不用说，她绝大部分的生活是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度过，由与自己无关的东西构成。

沙罗给的信封放在上衣的内袋里。四位友人在那件事之后的人生被简洁地概括在里面，折叠得整整齐齐。其中一个如今已经不在这里了。她变成了一小撮白色的灰。她的思考、她的观点、她的感觉、她的希望和梦想……这些东西统统消逝了，没留下一丝痕迹。只留下了关于她的记忆。黑而直的长发，搁在键盘上的形状好看的手指，如瓷器般光滑、白皙柔软（却奇妙地有力）的小腿肚，她弹的弗朗茨李斯特的《Le Mal du Pays》，她潮湿的阴毛与坚硬的乳头。不对，这些甚至连记忆都不是。这——不不，别再想这件事。

现在，该去哪儿呢？作倚着街灯沉吟。手表快要指向七点。天空还残留着光亮，街道两侧的橱窗像在招徕路人，每时每刻愈加辉煌。时间还早，又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还不想马上回家。不愿在寂静的去处一个人待着。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想去就可以去。几乎任何地方。但作想不出该去哪里才好。

这种时候适合喝酒，他想。一般的男人大概会走进一家酒馆买醉。他的体质却接纳不了过量的酒精。酒带给他的并非感觉的迟钝，也非惬意的忘却，只是次日早晨的头痛。

那么，该去哪儿好呢？

最终，可去之处只有一个。

他沿着大马路走到东京站。从八重洲检票口进站，坐在山手线站台的长椅上，眺望着络绎不绝、几乎每隔一分钟便驶来的绿色列车，吐出无数人再慌慌张张吞进无数人，匆匆驶去。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思不想，只是专心地用目光追逐着这番光景。景象并未缓解他心中的痛楚。但那种反反复复一如平素令他入迷，至少麻痹了时间感。

人们不知来自何处，源源不断地赶来，自觉地整齐排队，秩序井然地走进列车，被运往某地。如此众多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实实在在地存在，作首先被这个事实感动。继而为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众多的绿色列车而感动，他觉得这简直是奇迹。如此众多的人被如此众多的列车若无其事、秩序井然地运来运去。如此众多的人各有各的去处与归宿。

晚高峰终于退潮时，多崎作缓缓起身，乘上一趟驶来的列车回家了。心中的痛楚犹自未解。但同时，他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10

五月底，作请了假，连周末一共三天，回了一趟名古屋老家。正值父亲的法事，此时回乡在种种意义上都很合适。

父亲过世后，长姐夫妇与母亲一起住在这个宽敞的家里，作从前住过的房间仍原封不动地留着，没让别人住，他可以在这儿休息。无论床、书桌还是书架，仍旧是他读高中时的样子。书架上排列着从前读过的书。文具和笔记本仍然放在书桌抽屉里。

第一天完成了寺里的法事，与亲戚们聚餐，和家人闲聊了一通，第二天起就自由了。作决定第一个去拜访青。星期天，普通公司都休息，可汽车展销厅还在营业。去见谁都不提前预约，而是听任自然直接上门，这是他事先定下的方针。不给对方心理准备的时间，尽量当场诱导出直接的反应。就算见不到人或被拒之门外，也只得作罢，到时再想办法。

雷克萨斯展销厅位于邻近名古屋城的宁静一角。宽敞的玻璃橱窗里，从双座跑车到四轮驱动车，耀眼地排列着各色各样的雷克萨斯新车。一走进去，便闻到新车那崭新的轮胎与合成树脂、真皮气味混为一体的独特气息。

作来到接待处，跟坐在那里的年轻女子打招呼。她将黑发优雅地盘在头顶，露出纤细洁白的脖颈。桌上的花瓶里，大丽花绽放着硕大的粉红和雪白的花朵。

“我想见青海先生。”作说。

她朝作露出与明亮清洁的展示厅很相称的、平和端庄的微笑。嘴唇涂成自然的色调，牙齿整齐美丽。“好的，您是找青海吗？抱歉，可以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我姓多崎。”作答道。

“多吉先生，今天您有预约吗？”

作没有指出她微妙的误读，这样更有利。

“不。我没有预约。”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女子按下电话快捷键，等了约五秒钟，然后说，“青海先生，有一位多吉先生来见你。对，是的。多吉先生。”

听不到对方说了些什么，只见她简短地应对几句，最后说：“好的，我知道了。”

她放下话筒，仰起脸看着作说：“多吉先生，青海先生还在处理工作，脱不开身。实在抱歉，能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吗？他说用不了十分钟就好。”

训练有素的流畅应对。敬语也没有用错。听上去似乎对等候的顾客真心感到抱歉。是受过细致入微的教育，还是天性如此？

“好。反正我不着急。”作说。

她将作领到一看就很昂贵的黑色真皮沙发前。一旁有巨大的观叶植物盆栽，低声播放着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的曲子。细长的玻璃桌上摆着雷克萨斯的豪华目录。

“我们可以为您准备咖啡、红茶或日本茶，您是要……”

“那，请给我一杯咖啡。”作说。

作正翻着雷克萨斯新车目录，咖啡送了上来。奶油色的马克杯上印着雷克萨斯的标志。作向她道谢，喝了一口。美味的咖啡。香味新鲜，温度也恰到好处。

穿西装和皮鞋过来，看来是对的。作暗想。他不清楚来买雷克萨斯的人一般都是怎样的打扮，但Polo衫配牛仔裤帆布鞋的话，搞不好会被轻视。出门前忽然想到这一点，为防万一，他换上西服，系上了领带。

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作在这段时间里把正在销售的雷克萨斯车型全记牢了。他方才明白雷克萨斯不用“卡罗拉”、“皇冠”这样的车名，只通过编号来区别车型。像梅赛德斯一奔驰和宝马一样。或者说像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一样。

很快，一位男子横穿展销厅走来。高个子，宽身板。虽然身材高大，行动却很灵活。步幅很大，不落痕迹地向周围暗示，自己正在急促地进行空间移动。他无疑就是青。远远望去，和往昔的印象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只是躯体扩展了一圈，就像家里成员增多而扩建房屋一般。作将目录放回桌上，从沙发上起身迎接他。

“劳您久等，实在抱歉。我是青海。”

青站在作的面前，微微低头致意。高大的身躯裹在没有一道褶皱的西服里。蓝色里混着灰色、质地轻盈的高雅西装。从体型判断，一定是量身定做的。浅灰色衬衣配深灰色领带。无懈可击的装扮。按学生时代的他来看，简直无从想象。唯独短短的头发一如从前，是橄榄球选手的发型。而且照例晒得黝黑。

青注视着作，表情发生了些许变化，眼睛里浮现微微的惶惑。他似乎在作的脸上读出了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却想不起那是什么。他面带笑意，欲言又止，等待作开口说话。

“好久不见了。”作说。

听到这声音，青脸上淡淡的疑惑骤然消散。唯独声音没改变。

“作，是你吗？”他眯起眼睛，说道。

作点点头。“忽然闯到你公司来，很抱歉。但我觉得这样好像最合适。”

青耸动肩膀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然后像是在检查作的全身一般，视线徐徐从上扫向下，又由下扫到上。

“你可是模样大变了。”他惊讶地说，“要是在路上碰到你，我肯定认不出来。”

“你倒像一点也没变。”

青的大嘴微微歪向一侧。“哪里。体重增加，肚子突出来了，也跑不快了。最近除了每月一次陪客人打高尔夫，根本不运动。”

短暂的沉默。

“我说，你到这里，不会是来买车吧？”青像确认般问道。

“我不是来买车的，抱歉。可以的话，我想跟你单独谈谈。时间短点也没关系。”

青微微皱起眉头。他在犹豫，不知该如何是好。性格一如既往，心思在脸上表露无遗。

“我今天日程安排得很满。又得跑外勤，下午还要开会。”

“你指定个方便的时间好了。我配合你的时间。这次我是特地来名古屋的。”

青在脑海中将日程表过了一遍，然后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十一点半。他用手指使劲摩挲着鼻头，仿佛下了决心，说：“明白了。我十二点午休。谈个三十来分钟大概不成问题。这里出去左转，走几步有一家星巴克。你在那里等我。”

差五分十二点，青出现在星巴克。

“这里太吵。咱们买点喝的，再找个安静的地方。”青说，然后给自己买了卡布奇诺和司康饼。作买了瓶矿泉水。随后两人走到附近的公园里，找了一张空着的长椅并肩坐下。

天空微阴，不见蓝天，但又没有要下雨的感觉。也没有风。满是绿叶的柳树枝条低垂，拂掠地面，像陷入沉思般一动不动。不时有小鸟飞来，摇摇晃晃落在枝头上，很快又飞走了。柳枝像被搅乱了心，微微摇曳，不久又平静下来。

“谈话中途我的手机随时可能响，请你谅解。还有好几件工作上的事得安排。”青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很忙。”

“手机这东西，因为太方便，所以不方便。”青说，“呃，你小子结婚了吗？”

“没有。还是一个人。”

“老子是六年前结婚的，有一个孩子，三岁，男孩。另一个现在还在太太的肚子里，实实在在地长大。预产期是九月份。他们说是个女孩。”

作点点头。“一帆风顺的人生。”

“是不是一帆风顺姑且不说，至少是踏踏实实前进。也就是说，已经不可能倒退了。”青说着笑了，“你小子怎么样？”

“没发生太糟糕的事。”作从皮夹里取出名片，递给青。青拿在手上，念出声来：

“xxx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施部建筑科。”

“主要是搞车站的建设和维修工作。”作说。

“你从小就喜欢车站啊。”青好像很佩服地说，喝了口卡布奇诺，“到底还是以爱好为职业了。”

“受雇于人啊，哪能光拣自己爱好的事情做。无聊的琐事很多呢。”

“这个嘛，到哪儿都一样。只要是受雇用，无聊的琐事自然多得很。”青说着，像是想起了好几桩无聊的琐事，轻轻摇了摇头。

“雷克萨斯卖得好吗？”

“不坏。这里是名古屋嘛，本来就是丰田的根据地。就是不闻不问，丰田车也卖得掉。但我们这次的对手不再是日产或本田。目标是把以前一直乘坐梅赛德斯—奔驰、宝马之类高级进口车的阶层改造成雷克萨斯的车主。为此丰田创建了旗舰品牌。大概要花很长时间，但肯定会成功。”

“输球这个选项，我们没有。”

青一瞬间露出奇怪的表情，但很快笑逐颜开。“橄榄球赛的那句啊。这种怪事你倒记得很牢。”

“你很善于鼓舞士气。”

“是啊，只是比赛时老输球。不过说老实话，在工作上倒是蛮顺利的。世道当然不是太景气，但有钱人照样有钱。钱多得不可思议哦。”

作默默点头。青继续说：

“我开的一直都是雷克萨斯。真是好车。安静又不出故障。在试车道上开的时候，跑出了二百公里的时速，方向盘却纹丝不动。刹车也很牢靠。实在是了不起。把自己满意的东西推荐给别人是件开心事。哪怕再巧舌如簧，自己不以为然的东西，也不可能硬卖给别人。”

作表示同意。

青从正面注视着作的脸庞。“哎，我说话的腔调是不是像汽车推销员？”

“哪里。我不觉得呀。”作答道。他明白青是在诚恳地表明想法。话虽如此，高中时代他的确不这样说话。

“你小子开车吗？”青问。

“开是开，不过我没车。住在东京，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就足够，平常我是骑自行车代步。非用不可时就去租车，按小时计费。这种地方跟名古屋不一样。”

“是啊。那样的话更自在，还省钱。”青说，随后轻轻叹口气，“车子之类，没有也不算什么。那么，你怎么样？东京的生活还称心如意吗？”

“工作在那里嘛，况且住的时间也久了，风土人情也习惯了。又没别的地方好去。仅此而已。也不是多么称心如意。”

两人半晌沉默无语。牵着两条边境牧羊犬的中年女子从面前走过。好几个慢跑者朝古城方向跑去。

“不是说有话要谈吗？”青问道，像在冲着远处的某人说话。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回名古屋，跟你通过电话。”作开口说，“当时你说，再也不想见到我，希望我别再给你们打电话。还说那是你们四个一致的意见。还记得这件事吗？”

“当然记得。”

“我想知道原因。”作说。

“事到如今忽然想知道了？”青似乎吃了一惊。

“对。就是事到如今。那时候我怎么都没办法问这个问题。忽然听你那么一说，受的打击太大，也害怕听到被如此决绝地驱逐的理由。我觉得万一知道了理由，只怕会再也站不起来。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打算把一切都忘干净。心想随着时间流逝，心灵的创伤也许就会痊愈。”

青揪下一小块司康饼送进口中，慢慢地咀嚼，用卡布奇诺冲进喉咙深处。作继续说道：

“打那以来，十六年过去了。可当时的创伤好像依然留在心里，还在继续流血。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让我明白了这一点。这件事对我意义重大。所以我就到名古屋找你来了。也许太唐突，叫你为难了。”

青望了一会儿柳树沉沉低垂的枝条，终于开口了：“关于那个原因，你就想不到吗？”

“十六年来，我一直在想那个原因。可直到现在也没找到。”

青困惑地眯起眼睛，用手指摩挲鼻头。那是他沉思时的习惯。“当时我那么说的时候，你只是回答‘明白了’，就挂断了电话。没有抗议，也没有深究。所以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你对这件事心中有数。”

“心灵深受重创时，是说不出话来的。”作说。

青不置一词，又揪下一块司康饼，朝着鸽子扔去。鸽子立刻飞聚过去。看来他习惯了这样做。大概是午休时常一个人来这里，和鸽子分享午餐。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作问。

“你小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响起欢乐的铃声。青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手机，迅速看了看屏幕上的名字，然后面无表情地按掉，又塞回口袋。那铃声的旋律有些耳熟。是很久以前的流行歌，大概是自己出生前流行的歌曲。曾经听过几次，但想不起名字。

“要是有事，你先处理再聊也没关系。”作说。

青摇摇头。“没什么，不要紧。不是重要的事。待会儿也来得及。”

作对着瓶嘴喝了口矿泉水，润了润嗓子。“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必须被小团体驱逐出来？”

青想了一下，然后说：“既然你一点都想不起来，该怎么说呢，那就说明你跟白没有发生性关系？”

作惊讶得嘴唇变了形。“性关系？怎么可能！”

“白说被你强奸了。”青仿佛难以启齿，“说是被迫发生了关系。”

作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话来。分明刚喝过水，却觉得喉咙干得发疼。

青说：“我根本没法相信你小子会干出那种事来。我想其他两位也一样。黑和赤都是。无论怎么看，你都不会强迫别人做他讨厌的事，你不是那种人，尤其不可能用暴力强迫人就范。这个我很清楚。可是白说得煞有介事，死不改口。白说你是两面派，表里不一，光看表面那张脸，根本无法想象底下那张面孔。她既然这么说，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作咬着嘴唇，半晌不语，然后问：“白有没有说明她是怎么被我强奸的？”

“啊，说了呀。相当真实，连细节都有。如果可能，我真不愿意听到那些话。老实说，在听她诉说的时候我也很难受。又难受，又伤心。不，说是心灵受伤大概更接近实际情况。总之她特别冲动，浑身颤抖，激愤得脸都扭曲了。据白说，有位著名的外国钢琴家来举行音乐会，她一个人跑到东京去听，当时就在你位于自由之丘的公寓借宿。她告诉父母是住在宾馆里，好把房钱省下来。虽说是孤男寡女住在周一屋檐下，但对方是你，所以非常放心。谁知到了半夜却受到了暴力侵犯。她抵抗了，但是浑身发麻，使不出力气。临睡前喝过一点酒，说不定是那时候被下了药。她就是这么说的。”

作摇摇头。“借宿这话从何说起？白可从没来过我在东京的家!”

青耸了耸宽阔的肩膀，表情就像误吞丁一口苦涩的东西，将脸扭向一边，说：“可我只能不打折扣地相信白说的话。她说自己是处女。说是被强暴后疼得要死，还出了血。那么腼腆的白，干吗特地编造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我们想不出理由。”

作冲着青的侧脸说；“先不说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找我直接确认一下？完全可以给我个机会解释呀，不用那样缺席审判。”

青叹了口气。“到了现在再反思的话，的确像你说的。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下来，不管怎样都该听听你的辩解。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那么做。根本不是那个气氛。白异常激动，神志恍惚。置之不问的话，天知道会出什么状况。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安抚她，让她镇定下来。我们也不是百分百地相信白的话。说老实话，不是没有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但也很难认为完全是虚构。既然她那么言之凿凿，当中肯定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于是把我抛弃了。”

“喂，作，我们同样受到了打击，脑袋里一片混乱，也很受伤。而且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在这种情况下，黑首先站到了白一边。她主张大家接受白的要求，暂时把你舍弃。我这不是狡辩，赤和我迫于形势，结果就随波逐流了。”

作叹息道：“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没有强奸过白，也没有跟她发生过性关系。就连近似的事情也从来没干过。”

青点点头，一言不发。不管是相信还是不信，都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作想。不论是对其他三人来说，还是对作自己来说。

青的手机再度响起。他看一下对方的姓名，对作说：

“对不起。我可以离开一会儿吗？”

“当然。”作答道。

青拿着手机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开两步去接电话。从他的举止和表情来看，大概是在跟顾客谈生意。

作忽然想起那段铃声的名字。那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拉斯维加斯万岁》，但怎么想都不适合精明强干的雷克萨斯销售经理。形形色色的事物，每一样都缺少一点现实意味。

青很快回来了，再次在作身旁坐下。

“抱歉。”他说，“事情办妥了。”

作看看手表，说好的三十分钟马上就要结束。

他问：“为什么白要撒这种弥天大谎？而且，为什么非得针对我不可？”

“是呀，我也搞不懂。”青无力地摇了几次头，“对你，我很过意不去。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完全不知道。”

什么才是真实？应该相信什么？疑窦丛生，青混乱不已。而且他不习惯面对混乱状态。只有在规定的场地中遵循规定的规则，与规定的队友一起行动，他真正的价值才会得到最好的发挥。

“大概黑对情况了解得更详细。”青说，“那时我就隐隐约约有这种印象，觉得有些事实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你懂吧？像这种事，女孩之间更容易推心置腹，直言相告。”

“黑现在住在芬兰。”作说。

“知道。偶尔会来张明信片。“青说。

然后两人又陷入沉默。三个身穿校服的高中女生横穿公园走来。她们穿着飞扬起舞的短裙，高声欢笑着从两人的长椅前走过，看上去还是小孩子。白袜子，黑皮鞋，表情还很稚气。一想到不久前自己也曾是这样的年龄，便觉得很奇妙。

“作，你小子可是变了很多。”青说。

“已经十六年没见面了，当然会变啦。”

“我不是单单说岁月流逝。一开始我根本没认出是你。当然，仔细看看还是能认出来的。该怎么说呢，你瘦了，有种精悍的感觉。双颊消瘦，眼神变得深邃尖锐。从前你的脸可是更圆润更斯文呢。”

那可是将近半年间整天苦苦思索着死亡，思索着毁灭自己的结果啊。就是那些日子将自己的身心改造得面目全非。这些话，作没说出口。就算坦白地说出这种事情，那种走投无路孤立无助的心情也连一半都无法传达。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作沉默着，等待对方说下去。

青说：“你在我们那个团体中，始终扮演令人有好感的英俊少年角色。整洁利落，注意仪表，举止彬彬有礼。谈吐得体，不讲废话。不吸烟，也几乎不喝酒，还从不迟到。哎，你知道吗？我们的母亲都是你的粉丝呢。”

“母亲？”作惊奇地问道。关于他们的母亲，他几乎毫无记忆。“何况我从前也好现在也好，从来就没有英俊过。就是一张没有个性、索然无味的脸。”

青再次耸了耸宽阔的肩膀。“但至少在我们当中，你最有男子汉气概。我这张脸，要说有个性当然也算有，可简直就像大猩猩。赤呢，怎么看都是画中典型的眼镜秀才。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团体中，都像这样巧妙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当然我是说在它存续的时间里。”

“你是说有意地分饰不同角色吗？”

“那倒不是。恐怕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不过在这方面，可能大家都隐隐约约察觉了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分担的位置吧。”青说，“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运动员，赤是个头脑清晰的知识分子，白是个楚楚可怜的花季少女，黑是个机灵搞笑的滑稽演员。而你则是家境优越的英俊少年。”

作略微沉吟一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缺少色彩和个性，空无一物的人。这也许就是我在小团体中的角色。做个空无一物的人。”

青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不懂。空无一物的人是怎样的角色？”

“内里空空的容器。无色的背景。没有明显的缺点，也没有过人之处。这样一种存在说不定正是团体的需要。”

青摇摇头。“不对。你可不是什么空无一物。谁都没这样想过。你这个人，该怎么说呢，能给别人带来心灵的宁静。”

“给别人带来心灵的宁静？”作惊讶地反问，“就像电梯里播放的音乐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很难解释清楚，但好像只要有你在，我们就能自然地做回自己。你虽然话不多，但总是脚踏实地，给团体带来宁静的稳定感。就像船上的锚。你不在以后，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存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在你离开以后，我们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作无言以对，只好沉默。

“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完美的组合，就像五根手指一样。”青举起右手，摊开粗壮的指头，“现在我还是常常这样想。我们五个人合力，自然地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毫无保留地拿出最好的部分，慷慨地跟大家分享。那种情形在我们的人生中大概不会有第二次了。仅此一次。我觉得就是这样。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也理所当然地爱他们。不过老实说，哪怕是亲人，我也无法像当时那样，以一腔不掺杂质的纯粹的感情对待他们。”

作沉默不语。青用大手把空纸袋揉成一只硬球，在掌中玩了一会儿。

“哎，作，我是相信你的。”青说，“相信你对白什么也没干。想一想其实是理所当然。你不可能干这种事。”

作还在考虑该怎么回答，青的口袋里再次响起铃声。《拉斯维加斯万岁》。青查看后，把手机放回口袋。

“不好意思。我又得回公司拼命卖车去了。一起走到展销厅好吗？”

两人默默地顺着马路走了一会儿。

是作先开的口：“我说，你干吗用《拉斯维加斯万岁》做手机铃声？”

青笑了。“你看过那部电影？”

“好久以前在深夜电视节目里看的。不过没有从头看到尾。”

“是部无聊的片子吧？”

作脸上浮出中立的笑容。

青说：“三年前，我因为销售业绩优秀，受邀去拉斯维加斯参加全美雷克萨斯销售年会。说是年会，说白了就是奖励旅行。白天的聚会结束后，剩下的就是赌博和喝酒。那座城市里老是播放《拉斯维加斯万岁》，简直就像主题曲，我在玩轮盘赌时碰巧大获全胜，背景音乐就是它。打那以来，这支曲子就成了我的幸运护身符。”

“原来如此。”

“而且这东西居然出人意料地对生意很有帮助。跟客人交谈时这旋律一响起来，上了年纪的顾客往往就面露惊讶，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用这种老歌做铃音？结果谈话就变得很投缘。当然，《拉斯维加斯万岁》并不是普雷斯利风靡一世的名曲，名气更响的当红歌曲还有很多。但这支曲子有一种意外性，或者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人心融洽无间，或让人忍不住喜笑颜开。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你去过拉斯维加斯吗？”

“没有。”作答道，“我从来没出过国。但正在考虑近期是不是去趟芬兰。”青似乎有些吃惊。他边走边直勾勾地盯着作的脸。

“哦，这样大概也好。可能的话我也想去看看。我跟黑，上次还是在那家伙的婚礼上说过几句话呢。况且现在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曾经喜欢过她。”青转头向前，继续迈了几步，“不过我现在有了一个半孩子，工作又忙，房贷也没还完，还得每天去遛狗，根本没办法去芬兰。见到黑，替我问声好。”

“我会的。”作说，“但在那之前，我打算先去见见赤。”

“哦。”青说完，随即浮出暧昧的表情，面部肌肉抽动得有些古怪，“我跟那家伙这阵子没见过面。”

“为什么？”

“你知道那家伙在做什么工作吗？”

“大体知道一些。”

“不过，唉，这话还是不说为妙。我不想在你见到他以前给你灌输先人之见。我只能告诉你，那家伙现在干的工作我怎么也不喜欢。我不跟他见面也有这个原因。很遗憾。”

作默默不言，配合着青阔大的步幅向前走。

“倒不是怀疑他的为人，只是对他做的事有疑问。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青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不对，也不算有疑问。只是难以适应那种思维方式而已。不管怎样，眼下他在这座城市可是个大名人。作为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在电视上和报纸杂志上到处抛头露面。一家女性杂志评价他是‘最成功的三十多岁的单身汉之一’。”

“最成功的三十多岁的单身汉？”作说。

“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发展。”青感叹道，“你说怎么能想到，那家伙居然上了女性杂志！”

“那么，白是因为什么去世的？”作换了个话题。

青忽然在马路中央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像塑像般僵立在那里。后面跟上来的行人差点撞上他。他从正面直视作的面孔。

“等一等。白是怎么死的，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上星期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世了。谁都没有告诉我。”

“你不看报纸吗？”

“就是随便翻翻，但没注意相关的报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概是东京的报纸没有大加渲染。”

“你家里的人也不知道？”

作只是摇摇头。

青仿佛很受冲击，一言不发地快步朝前走。作紧跟其后。不久，青开口说：

“自从音乐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家教了一段时间钢琴，后来就离家搬到了滨松市，开始独自生活。又过了大约两年，发现她被人勒死在家里。是她母亲发现的。因为联系不上，感到担心，就上门去看她。她母亲受的打击太大，至今还没恢复。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

作倒抽一口凉气。勒死？

青说：“发现白遇害，是六年前的五月十二号。我们那时候几乎没有来往了，不太了解她在滨松的生活情况，连她为什么要搬到那儿都不清楚。发现时，她已经死去三天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就那样在厨房里待了三天。”

青边走边继续说下去：

“我出席了在名古屋举行的葬礼，眼泪不停地流。我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死了，变成了石头。不过刚才我也说过，那时我们那个小团体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大家都成了大人，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圈子，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我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高中生了。可就算是这样，亲眼看着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一点点褪色，逐渐消失，还是让人悲哀。毕竟是一起度过了朝气蓬勃的时代，一起长大的人啊。”

作吸气时，感到肺部像灼烧般痛。说不出话。舌头肿胀，不听使唤，有种口腔被堵塞的感觉。

手机里的《拉斯维加斯万岁》再次响起，可青这回不予理睬，继续迈步前行。那不合时宜的旋律在他的口袋里欢快地鸣唱了一会儿，最终停息。

到达雷克萨斯展销厅门口，青伸出一只大手，握住了作的手。强有力的握手。“见到你太好了。”他笔直地盯着作的眼睛说。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握手时使足力气。一如往昔。

“耽误了你的工作，抱歉。”作终于说出声来。

“没关系，小事一桩。等下次时间充裕时，我们再好好聊聊。好像有很多话得跟你说。回名古屋提前打个招呼。”

“我会的。我们大概还会见面。”作说，“顺便问一句，自从前经常用钢琴弹给我们听的那支曲子，你还记得吗？弗朗茨·李斯特的《Le Mal du Pays》，长约五六分钟，一支宁静的曲子。”

青略微想了想，摇摇头。“听到旋律也许能想起来。可是曲名这东西，说了我也搞不懂，因为我对古典音乐不怎么熟悉。那曲子怎么了？”

“啊，我只是碰巧想起来了。”作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雷克萨斯，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青笑了。“经常有人问我。没有任何意思，纯粹是人造的词。是纽约一家广告公司接受丰田的委托编造出来的。说是要显得高级，看上去大有深意，听起来音韵响亮。好个荒诞的世界。一边有人在辛辛苦苦建造火车站，另一边却有人领着巨额报酬拼凑华而不实的词句。”

“这一般叫‘产业提升’。时代潮流啊。”作说。

青笑容满面地说：“咱们都别被这东西抛在身后啊。”

然后两人告别。青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走进展销厅。

或许再也不会跟青见面了。作一面等着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由红变绿，一面想。三十分钟，这么点时间对于两个阔别十六年才重逢的旧友来说，也许的确太短。肯定还有许多事情来不及说。但与此同时，作又觉得两人之间不得不说的重大事情几乎都已说尽，所剩无几。

然后，作拦下一辆出租车，赶往图书馆，申请阅览六年前的报纸的微缩版。

11

第二天，星期一，上午十点半作拜访了赤的公司。他的公司在离雷克萨斯展销厅大约五公里的地方，占据了玻璃幕墙的现代化商业大楼第八层的半个楼面。剩下一半是一家著名德国制药公司的办公处。作身穿昨日的暗色调西装，系着沙罗送的蓝领带。

门口大大地装饰着时髦的BEYOND标志。办公室明亮、开放而整洁。接待处的墙上挂着大量使用原色的巨幅抽象画。意味不明，但也不是太难理解。此外没有类似装饰的东西。没有花，也没有花瓶。光看门口叫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里是从事什么业务的公司。

在接待处迎接他的，是头发漂亮地向外鬈曲、年龄应当不到二十五岁的女子。淡蓝色短袖连衣裙上别着珍珠胸饰。看来是在富有乐观的家庭里备受宠爱、在健康宽松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她接过作的名片，满面微笑，像按揉大型犬柔软的鼻头一般，轻轻按下内线电话按钮。

不一会儿，里面的门打开，出现一位身材健壮的女子。年龄大概在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两肩颇宽、色调偏暗的西服套装，脚蹬粗跟黑色船鞋。五官几乎令人称奇地找不到缺点。头发剪得很短，下巴线条硬朗，显得精明强干。世上总有些看似无所不能的中年女人，她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是女演员，大约最适合饰演资深护士长或高级会所的妈妈桑一类的角色。

她看了看作递来的名片，露出稍觉诧异的表情。东京某电气化铁路公司设施部建筑科科长助理，来找名古屋的“创新商务研讨会”的董事长，究竟有何贵干？而且没提前预约。但她只字不问来访的目的。

“实在抱歉，能请您稍等片刻吗？”她脸上浮出最低限度的微笑，说道。然后请作落座，又消失在同一扇门里。那是用铬和白色皮革制成、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风格的简洁椅子。美丽、清洁、宁静，但缺乏温暖。就像细雨霏霏的白夜。作坐在那把椅子上等待。其间，年轻女子继续敲打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不时将目光投向作，像鼓励他似的微微一笑。

和雷克萨斯接待处的女子相同，是在名古屋很常见的一类女性。五官端正，仪容整洁，令人心生好感。头发总是烫成漂亮的卷发。她们在看来费用不菲的私立女子大学读法国文学，毕业后在当地企业里就职，不是担任接待工作就是当秘书。在那里干上数年，每年跟女友去一次巴黎旅行购物。最后找个大有前程的男职员或通过相亲结婚，欢天喜地离职。从此以后便一心要把孩子送进著名私立学校。作坐在椅子上，想着她们这样的人生。

中年秘书约莫过了五分钟后回来，领作去赤的房间。她脸上浮出的笑容里，带着比方才提升了一个刻度的好意，透出对无须预约老板就乐意会见的客人的敬意与亲近。恐怕这样的事情不多见吧。

她走在前头，穿越走廊，步幅很大，脚步声就像勤劳铁匠的铺子里从大清早就发出的声响一样硬朗准确。走廊里排列着好几扇不透明的厚玻璃门，门后边没有传出人语和响动。跟作的办公室里那种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房门不断关上又打开、永远有人在高声喝骂的情形相比，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赤的办公室与公司的整体规模相比，竟意外地小巧。同样是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风格的办公桌、一套小沙发，还有木质文件柜。桌上放着类似先锋派摆件的不锈钢台灯和苹果笔记本。文件柜顶上摆着一套Bang & Olufsen音响，墙上同样挂着使用了大量原色的巨幅抽象画。与接待处那幅好像出自同一画家的手笔。窗户很大，面对大街，却听不到一点噪音。初夏的阳光洒落在室内铺的素色地毯上。那是优雅的，毫不懈怠的阳光。

房间统一在简素的格调之下，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每件家具和器物都价格昂贵，但是与雷克萨斯展销厅积极表现的奢华正好相反，这里一切都设定得谦虚、不惹人注目。低调的奢华似乎是这间办公室的基本理念。

赤从办公桌旁起身迎接作。与二十岁时相比，他的模样有相当大的变化。身高倒和从前一样，不足一米六，头发却明显稀疏了。原来发质就细，如今变得更细，额头整个儿露了出来，脑袋的形状清晰可见。仿佛是为了弥补头发的减少，从鬓角到下巴留起了络腮胡。与稀疏的头发相比，胡须显得又黑又浓，对比强烈。细细的金丝边眼镜架在脸上，与他瘦长的脸很相称。身体依旧瘦削，不见一点赘肉。白底细条纹衬衣，褐色针织领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部。奶油色工装裤，褐色软皮鞋，不穿袜子。暗示着休闲自由的生活方式。

“一大早就忽然上门，抱歉。”作首先致歉，“我还以为不这样就见不到你呢。”

“怎么会呢。”赤说着，伸手和作握手。跟青不同，他的手又小又软。握手的方式也很文静，却充满诚意，不是敷衍了事。“既然是你小子要见我，我怎么能拒绝？不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都很高兴。”

“你不是工作很忙吗？”

“工作的确很忙。不过这是老子的公司，上面再没别人了。只要一句话，什么都可以搞定。延长还是缩短时间全是自己说了算。当然了，最后必须保持平衡。毕竟不是上帝，没办法自己决定时间总量。但调整一部分还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我想跟你谈谈私事。”作说，“要是你现在忙，我按照你的时间安排，下次再来也行。”

“不必介意时间。既然特意来了，就在这儿好好谈谈吧。”

作坐在黑色双人皮沙发上，赤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们之间有一张椭圆的小茶几，摆着似乎很沉的玻璃烟灰缸。赤重新拿起作的名片，像检查细节一般眯着眼睛细看。

“怪不得。多崎作是如愿以偿，在建造车站喽？”

“我很想这么说，不过遗憾得很，难得碰到建造新车站的机会。”作答道，“城市里很少修建新的铁道线。我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老车站的改建修缮。无障碍化，厕所多功能化，设置安全护栏，增建站内店铺，调整跟其他公司线路的交叉换乘……车站的社会功能正在发生变化，摹做的事情还真不少。”

“呃，反正是从事跟车站有关的工作。”

“那倒是。”

“结婚了吗？”

“还是一个人。”

赤跷起腿，拂去裤脚上粘的一根线。“我结过一次婚。二十七岁的时候。但一年半就离婚了。打那以来一直独身。独身反而更轻松愉快。而且不必浪费时间。你小子也是这种情况吗？”

“不，不是。我倒是觉得结婚也不妨。时间嘛，我是多得几乎用不完。只是没遇到让我产生这种愿望的人罢了。”

作想起了沙罗。如果是跟她，说不定会有这种愿望。但自己对沙罗不怎么了解。她大概也不太了解自己。双方都需要更多一点时间。

“事业好像发展得很顺利嘛。”作说着，环视整洁的办公室。

十几岁的时候，青、赤和作是用“老子”和“你小子”相互称呼。时隔十六年再度见面，作发现已经不习惯这种亲呢的称呼了。他们还一如往昔地称呼作“你小子”，自称“老子”，可作没法轻易接受。这种不拘礼节的称呼，他觉得已不再是自然而然的叫法了。

“哦。眼下工作很顺利。”赤假咳一声，“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内容吗？”

“大概知道。我是说，如果网上写的全是实话。”

赤笑着说：“绝无虚假。全是实话。不过，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不会写进去，只装在这里。”赤用指头咚咚地敲敲自己的太阳穴，“跟厨师一样，关键之处不会写进菜谱里。”

“以企业为对象，教育和培养人才。我以为这就是你公司的主要业务。”

“完全正确。我们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对骨干员工进行再培训。向企业提供这类服务。根据顾客的要求量身定制方案，高效率职业化地开展工作。让企业节约时间，节省劳力。”

“员工培训的外包服务。”作说。

“完全正确。一切始于我的一个灵感。漫画里不是常有吗，脑袋上方啪的一下，浮现出一只闪亮的电灯泡。就是那东西。至于创业需要的资金嘛，我认识的一位‘工薪阶层金融公司’的老板对我很信任，是他出资的。碰巧有了这么个后盾才大功告成。”

“可是，你这个灵感打哪儿冒出来的？”

赤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大银行，工作很无聊。高高在上的全都是一帮无能之极的货色。目光短浅，竭力自保，从不看将来。”我想，连日本的顶级银行都是这副样子的话，这个国家的前途可真是一片黑暗啊。整整三年，我忍了又忍，埋头苦干，可事态并没有好转，甚至越来越糟。于是我跳槽进了一家‘工薪阶层金融公司’。那里的老板对我非常器重，邀我加盟他的公司。在那里，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比银行自由，工作也很有意思。可我还是跟上面那帮家伙意见不合，就向老板赔了不是，干了两年多一点就辞职了。”

赤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万宝路。“我抽根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赤叼着香烟，用小巧的金质打火机点上火，眯起眼睛慢慢吸一口，吐了出去。“我知道得戒，可戒不了。戒了烟就没法干活。你有戒烟的经验吗？”

作从来没有抽过一支烟。

赤继续说道：“我这个人好像不适合在别人手下干活。但乍看却看不出来是这样，直到大学毕业后进了公司，我也没发现自己这种性格。但事实就是如此。每次收到那帮窝囊废下达的不合情理的命令，我马上气不打一处来，都带着呼呼的响声呢。这种人是当不好小职员的。所以我下了决心：只剩下一条路啦，自己干！”

赤暂时中断叙述，像在追溯遥远的记忆一般，凝望着手头徐徐升腾的烟雾。

“我从公司职员经历中学到另一样东西，就是世间大多数人并不抵触接受和听从他人的命令。他们甚至对听命于人感到喜悦。自然也发牢骚，但那不是真心，只是习惯性地嘟嘟囔囔发泄一通。如果你要他们开动脑筋自己思考，承担责任自主判断，他们就会惶恐不安。于是我想，何不把它搞成实业呢？简单得很。懂吗？”

作沉默不语。对方并不是在征求意见。

“所以，我就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不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只要是能想到的，统统列了一份清单。然后以这份清单为基础设计出方案。只要这么做，就能高效地培养出听从上司命令、系统行动的人才。说是设计，其实看看每一部分，全都是东拉西扯拼凑而成的玩意儿。我刚进银行时参加新员工培训的经历起了很大作用。再掺进一点宗教崇拜和自我启发培训班的手段。我还研究过在美国大获成功的同类企业的业务，读了好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纳粹党卫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兵教育手册也在各处派上了用场。辞掉工作后的半年里，我真是心无旁骛地埋头准备那个方案。在一件事情上集中精神，奋力工作，一向是我的拿手戏。”

“而且脑袋聪明。”

赤微微一笑。“谢谢你。自己来说，就不好意思说到那个份上。”

他又抽了一支烟，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然后抬起脸看着作。

“宗教崇拜和自我启发培训班的目的基本都是捞钱，为此要搞些粗暴的洗脑。我这儿可不干那种事。要是搞那种装神弄鬼的东西，一流企业肯定不接受你。仰仗暴力的休克疗法也不行。尽管能暂时博得惊人的效果，但是难以为继。灌输准则固然重要，但方案必须始终是科学、实用而简练的才行，绝不能逾越社会常识的界限，而且它的效果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制造木头人，而是培养既按照公司的意愿行动，同时又觉得‘我是在自主动脑思考’的劳动力。”

“相当愤世嫉俗的世界观。”作说。

“也许可以这么说。”

“可是参加培训的人，应该不会都老老实实地接受灌输准则吧？”

“那自然。压根儿不接受我们方案的人也不少。这样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反社会的人。用英语来说就是outcast。只要是采取建设性姿态的东西，这帮家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不接受，要不就是对被纳入团体纪律不以为然。这种家伙，理睬他就是浪费时间，只好请他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还有一种是真正能开动脑筋思考的人。这帮家伙任其自便就行，不用多管。任何体系都需要这种‘杰出人物’。诸事顺利的话，将来他们大概会走上领导岗位。不过在这两拨人中间，还有个唯上司之命是从的阶层，这个阶层占了人口的绝大部分。照我的估算大约在百分之八十五。总之，我就是以这百分之八十五为基础，来推广自家买卖的。”

“而且业务推广顺利，一如预期。”

赤点点头。“唔。目前在顺利增长，完全跟我预计的一样。一开始是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公司，如今已经有了这种规模的办公室。名字也变得广为人知了。”

“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希望避免的事数据化，加以分析，做成一项实业。这就是最初的出发点。”

赤点点头。“很对。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希望避免的事具体列出来并不难。就跟把自己想做的事列出来并不难一样。不同的只有积极还是消极的区别。无非是方向性的问题罢了。”

那家伙现在干的工作，我怎么也不喜欢。青的话浮现在作的脑海里。

“可是，这里面或许还有你作为带反社会倾向的精英，向社会复仇的意义。”作说。

“说不定是有这么回事。”赤说着，愉快地笑了，啪的一下打了个响指，“好球！多崎作得分！”

“你自己做不做培训项目主持人的工作？当真站在大家面前讲课吗？”

“嗯。一开始，这些事情也都是我一个人干。要知道可以信赖的人只有我自己呀。作你说，你能想象我干这种事的模样吗？”

“不能想象。”作诚实地答道。

赤笑了。“可是天知道怎么了，居然效果极佳。自己说有点那个，但真是相当得心应手。当然一切都是表演，不过还蛮逼真的，有说服力。可现在我不做了。我扮不了教主，说到底，我就是个经营者。非做不可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现在我负责培养培训师，实务就交给他们去做。最近这段时间演讲工作倒是增多了。请我到企业聚会或大学的择业讲座去演讲。出版社还约我写书。”

赤说到这里停下来，在烟灰缸里摁灭香烟。

“这种买卖一旦掌握了窍门，接下去就没什么难的了。搞一本豪华的小册子，罗列些自我吹嘘的漂亮话，在高级地段弄间时髦的办公室就行了。再配齐品位高雅的家具，高价雇一批仪表堂堂精明能干的员工。形象很重要。为此我不惜投资。另外，口碑也很起作用。一旦好名声传出去，接下去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但我决定暂时不再扩大规模，把范围限定在名古屋周边的企业。因为不在我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我就无法保证工作质量了。”

赤这时像试探一般看着作的眼睛。

“我说，你对我的工作大概没什么兴趣吧？”

“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你居然会做起这种买卖来，十几岁的时候，我可是连想都没想到。”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说着，赤笑了，“我以为大概会留在大学里当教师。可是进了大学一看，才明白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做学问。那是个极其乏味、固步自封的世界，我可不想在那种地方待一辈子。不过大学毕业进了企业一看，才知道自己也不适合在公司工作。就这样一试再试，一错再错。但好歹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处，得以苟延性命。那你怎么样？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满意当然谈不上。但也没有太多不满。”作答道。

“是因为在做跟车站有关的工作吗？”

“是呀。借用你的说法，就是好歹算是积极的一方。”

“工作上有没有感到过迷惘？”

“每天都在制作肉眼可见的东西。连迷惘的空儿都没有。”

赤微微一笑。“太精彩了。很像你。”

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赤慢慢地转动手中的金质打火机，却没有点燃香烟。大概是规定了每天吸烟的数量。

“你到这里来，大概是有话要说吧？”赤问。

“是从前的事。”作笞道。

“好呀。就谈谈从前的事。”

“是白的事。”

赤镜片后面的双眼眯了起来，伸手抚弄胡须。“我就猜到你大概要说这件事，就在秘书把你的名片递给我的时候。”

作沉默着。

“白很可怜。”赤用平静的声音说，“没过上快乐的人生。人长得漂亮，又有音乐才华，却死得那么凄惨。”

只用三言两语便概括了白的一生，作没法不感到微微的抵触。然而可能是有时间差的缘故。作得知白的死讯还是最近的事，而赤和这个事实已经一起度过了六年。

“事到如今可能没有意义了，但我还是想消除一个误会。”作说，“我不知道白说过些什么，可是我没有强奸她。不管是以什么方式，我都没和她发生过那样的关系。”

赤说：“我觉得，所谓事实就像埋没在沙漠里的城市。有时候时间越久，黄沙埋得越深；还有些时候，随着时间流逝，黄沙被风刮走，城市的轮廓就会越来越清晰。这件事怎么看都属于后一种。也没什么误会可消除，你原本就不是会干那种事的人。我完全理解。”

“完全理解？”作鹦鹉学舌似的重复对方的话。

“我是说，现在我完全理解。”

“因为堆积的黄沙被风刮走了？”

赤点点头。“是的。”

“怎么好像在谈论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在谈论历史。”

作端详了一会儿坐在对面的老朋友的脸。但读不出类似感情的东西。

“哪怕记忆能掩藏，历史却无法改变。”作想起了沙罗的话，脱口而出。

赤连连点头。“没错。就算能掩藏记忆，也无法改变历史。这正是我想说的话。”

“可是总而言之，那时你们大家把我抛弃了。弃如敝屣，毫不留情。”作说。

“是的，没错。这是历史事实。不是辩解，那时候我们只能那么做。白说得非常逼真。那可不是表演，她真的受到了伤害。里面有真正的痛苦，流淌着真正的血。不管怎样，那种氛围都不容你表示怀疑。但是在抛弃你之后，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变得越来越糊涂了。”

“怎么回事？”

赤十指交叠放在膝上，考虑了五秒左右，然后说：

“最初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几桩很小的不合情理的事情，让人觉得怪怪的。不过我们没在意。因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一点点增多，最后变得相当频繁。于是我们明白了，情况有点不妙。”

作默默地等着他说下去。

“白恐怕患有精神疾病。”赤从桌上拿起金质打火机，一边摆弄一边慎重地斟词酌句，“是一时性的还是倾向性的就不清楚了。可至少在当时，那家伙表现得有些奇怪。白的确有音乐才能，能熟练地弹奏优美的曲子。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很遗憾，那不是她需要的那种水平的才华。在小圈子里可以畅通无阻，可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更大的世界施展。无论如何刻苦训练，都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水准。你也知道，白是那种认真而内向的性格。考进音乐大学后，这种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点一点地，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作点点头，一言不发。

“常有的事。”赤说，“很让人同情，但在艺术世界里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才华这东西就跟容器一样，不管你如何刻苦如何努力，那容量大小也一成不变。当水超过一定的量，就再也装不进去了。”

“这说不定是常有的事。”作说，“可是，在东京被我下药强奸这种话，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再怎么说神经有毛病，这话未免也太突兀了吧？”

赤点头表示赞同。“没错。太突兀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相信白的说辞，觉得白不可能在这种事上撒谎。”

作想起埋没在沙漠里的古代城市，想象自己坐在高高的沙丘上，俯瞰那干燥枯槁的城市废墟的情形。

“可是，为什么对方偏偏是我？为什么非我不可？”

“这我就搞不清楚了。”赤说，“也许白暗恋着你，所以对独自去了东京的你感到失望和愤怒。或者是她对你心存忌妒。或者是她想离开这座城市获得自由。不管怎样，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弄清她的真正想法了。我是说，假如有真正想法的话。”

赤手中不停地转动着金质打火机，说：

“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你一个人去了东京，其余四人留在了名古屋。我不是对这件事说三道四。只是你有了新天地和新生活，我们却要寄身在名古屋这座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吧？”

“抛弃已经变成外人的我，比抛弃白更切实可行。是这个意思吗？”

赤不回答，低声长叹。“想来在我们五个当中，你的精神大概是最坚强的。和文静的外表相比，有点出人意料。而剩下的我们却连走到外面世界去的勇气都没有。害怕远离故土，远离气味相投的朋友。抛舍不下这份舒适惬意的温暖，就像寒冬的早晨不敢钻出热乎乎的被窝一样。那时候东拉西扯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到了今天就真相大白了。”

“但你并不后悔留在这里吧？”

“是啊，我想我不后悔。留在这座城市有许多现实的好处，我也充分利用了这些好处。这是一片乡缘关系大行其道的土地。比如说成为我后盾的那位‘工薪金融’的社长，就看过介绍我们高中时代义工活动的新闻报道，并因此对我信任有加。我在感情上是不愿为了个人利益利用大家那项活动，可结果却成了这样。还有，我这家公司的顾客里，有不少人读大学时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名古屋产业界存在这种牢固的关系网。名古屋大学教授在这里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品牌。可是拿到东京大概就不起作用了。连屁都算不上。你说是不是？”

作沉默不语。

“我们四个留在这里，我猜也有这种现实的理由。不妨说是选择了安于现状。可是缓过神来，才发现至今仍留在这座城市里的只剩下我和青了。白死了，黑结婚搬到芬兰。而青和我近在咫尺，却连面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见了面也没话好说。”

“干脆买辆雷克萨斯。那就有话题了。”

赤闭上眼睛。“我现在开的是保时捷卡雷拉4。硬顶半敞篷。六速手动挡，换挡手感极好。尤其是换挡减速的感觉太美妙了。你开过吗？”

作摇摇头。

“我对它很满意。不打算再买新车。”赤说。

“那就不去动它，另外再买一辆算是公司的。反正可以从经费里出吧？”

“我的顾客有日产的相关公司，也有三菱的相关公司。不能把雷克萨斯当公司用车。”

短暂的沉默。

“白的葬礼，你去了吗？”作问。

“嗯，去了。从来没见过那么悲惨的葬礼。真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过。青也去了。黑没能去。那时候她已经在芬兰，快要生产了。”

“白去世的事，为什么不通知我？”

赤半晌无言，只是恍惚地望着作的脸，仿佛眼睛无法聚焦。“不知道。”他说，“我还以为有谁通知你了。可能青会……”

“没有。谁都没告诉我。一个星期前，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

赤摇摇头，似乎是要背过脸去，转眼望着窗外。“看来是做了件对不起你的事。不是我要辩解，我们也慌了手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白遇害的消息肯定传到了你的耳朵里。以为你不来参加葬礼，大概是因为不方便来。”

作沉默片刻，说：“遇害时，白是住在滨松吧？”

“嗯。我想她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独自一个人生活，教小孩子钢琴。应该是在雅马哈音乐教室上班。不清楚她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滨松去。在名古屋应该也能找到工作的。”

“白在那里是怎么生活的？”

赤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衔在嘴上，过了一会儿，用打火机点着，然后说：

“在她遇害半年前，我因为工作去过一趟滨松。那次给白打了个电话，约她一起吃饭。那时候我们四个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连面都很少见了。只是偶尔联系一下。可是在滨松要办的事意外地很快办完了，空出一点时间，我就想见见很久没见的白。她看上去比我预想的平静，好像也很享受离开名古屋、在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我们俩聊了聊往事，吃了饭。在市内有名的鳗鱼馆喝了啤酒，相当放松。她也会喝点酒了。我稍稍有些意外。可是该怎么说呢，也不是一点都不紧张。就是说，聊天时不得不避开某种话题……”

“某种话题，是指我吗？”

赤表情中似乎略有些不快，点点头。“是的。这好像仍是她心里的一块疙瘩。她没有忘记那件事。但除了这一点，白看上去已经没有古怪之处了。笑声不断，说得似乎很开心，谈话内容也很正常。我觉得改变生活地点倒意外地给她带来了正面作用。只不过，我也不愿说这样的话，只不过她没有以前漂亮了。”

“没有以前漂亮了。”作鹦鹉学舌似的重复对方的话。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遥远。

“不，说没有以前漂亮有点不准确。”赤略作沉吟，“该怎么说呢，当然脸型和五官基本没变，按照普通的标准来说也照样是个美人。假如不认识十几岁的白，人们看到她也肯定不会有更多印象。可是我熟知从前的白。她曾经是那么光彩照人，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然而我面前的白却不是那样。”

赤像是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脸庞微微扭曲。

“面对那样的白，老实讲，我相当痛苦——从前曾经存在的某种炽热的东西，如今再也找寻不到。那样非凡的东西居然会走投无路，以致不知所终。而且那已经不再令我的心灵震颤，这都让我痛苦。”

烟灰缸上，香烟在冒着烟。他继续说下去：

“那时候白才刚满三十岁。不用说，还没到衰老的年龄。跟我见面时，她的衣着非常朴素。头发扎在脑后，感觉几乎没有化妆。但这种事情也无所谓，只是微不足道的表面现象。重要的是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自然光彩。她的性格很内敛，但是身体里有一种跟她的意志无关的东西，在活泼地跃动。它的光和热从周身的缝隙中自动向外喷射。我说的你懂吧？可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这种东西已经消失。简直像有人绕到身后，把电源插头给拔掉了。曾经让她水灵娇艳、光彩照人的外貌特征，如今看上去反而令人心痛。不是年龄的问题。不是因为岁数大了才变成这样。听说白被人勒死时，我真的难过极了，由衷地同情她。不管有什么理由，我都不希望她那样死去。但同时我不禁感觉：在某种意义上，那家伙在肉体被杀害之前，生命就已经被夺走了。”

赤拿起烟灰缸上的香烟，深吸一口，闭上眼睛。

“她在我心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到现在还没有平复。”赤说。

沉默降临。坚硬而致密的沉默。

“你还记得白经常弹的钢琴曲吗？”作问，“李斯特的那首叫《Le Mal du Pays》的很短的曲子？”

赤想了一下，摇摇头。“不，我不记得这首曲子。只记得舒曼的曲子。《童年情景》中的名曲。是叫《梦幻曲》吧。我记得她常常弹。你说的那支李斯特的曲子，我不知道。那曲子怎么了？”

“不，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刚好想起来。”作瞧一眼手表，“占用你好长时间，我该走了。能和你这么谈谈太好了。”

赤坐在椅子上，姿势不变，直直地注视着作的脸。他的眼睛里没有神情，就像看着尚未镌刻任何东西的新石板。“你赶时间吗？”他问。

“一点也不。”

“那我们再谈会儿，如何？”

“好。我有的是时间。”

赤掂量了一会儿要说的话的分量，然后说：“你大概不那么喜欢我了吧？”

作一瞬间无言以对。一来是完全没预料到这个问题，再则是他觉得对眼前这个人抱持不是喜欢就是讨厌这种二分法式的感情，不知怎的似乎不太合适。

作字斟句酌地说：“不好说。跟我十几岁时的感受大概不一样。不过这个——”

赤抬起一只手，制止作说下去。

“你不必那么小心翼翼地措辞，也不必努力喜欢我。如今根本找不到对我有好感的人。理所当然。就连我都不怎么喜欢自己。但从前我也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你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失去了他们。就像自在某一刻失去了生命的光辉……但是不管怎样，已经无可挽回了。开了封的商品不能退换。我只能这样做下去。”

他将手放下来，搁在膝上，手指不规律地敲着膝头，像用摩斯电码传送电文。

“我父亲做了多年的大学教师，因此染上了一身教师特有的习性，在家里说话也是教训人的口气，居高临下。我从小非常讨厌那一套。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竟然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他还在咚咚地敲膝盖。

“我一直在想，我们对你太残酷了。真的。我，我们，既没有这么做的资格，也没有这么做的权利。我一直在想必须找个机会，好好向你道歉。可怎么也没有创造出这个机会。”

“那件事就算了。”作说，“事到如今已经无可挽回了。”

赤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作，我有个请求。”

“什么？”

“希望你听听我的诉说。是我的心里话，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些话你也许不愿听，但是我想弄清自己的创伤所在，也想让你知道我背负的东西。当然，我不认为这么做就能补偿对你的伤害。这只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看在老朋友的分上，你愿意听一听吗？”

作不明白事态将如何变化，但还是点点头。

赤说：“我刚才说了，直到考进大学，我都不知道学术界不适合自己。还说过直到进银行工作，也不知道当公司职员不适合自己。对吧？惭愧啊！大概是我这个人疏于认真地正视自己。可其实还不止这些。实际上直到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不适合结婚。总之，男女间的肉体关系不适合我。你大概明白我想说的了吧？”

作沉默无言。赤继续说道：

“说得直言不讳些，我对女人不容易产生欲望。不是完全没有，但相比之下，对男人更容易一些。”

深深的静寂降临在房间里，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原本就是很安静的房间。

“这种情况不算罕见吧？”作像填补沉默一样说。

“唔。也许不罕见。你说得很对。但这种事实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猛然摆在面前，对本人来说可是相当难耐。很痛苦。泛泛而论不解决问题。该怎么说呢，那种心情简直像船正在航行，忽然孤零零地被人从甲板上扔进深夜的大海里。”

作想起灰田，想起在梦境里——那恐怕是梦境——灰田用嘴承接自己射精。那时作张皇失措。孤零零地被扔进深夜的大海里。的确是击中要害的形容。

“不管怎样，大概只能尽量诚实地面对自己。”作挑选着词句，说道，“只有这一条路。诚实地，尽量自I竹地。抱歉，我只能说这些。”

赤说：“你知道，名古屋就规模来说在今日本都是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但也是个狭隘的城市。人多，产业兴盛，商品丰富，可选项却出乎意料地少。我们这样的人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自由地生活下去，在这里绝不容易……看，你不觉得这是个巨大的悖论吗？我们在人生的进程中一点点发现真实的自己，但是发现得越多，越会失去自己。”

“我希望对你小子来说，所有的事情都能进展顺利。真心希望。”作说道。他真心地如此希望。

“不生我的气了吗？”

作简短地摇摇头。“我没生你小子的气。本来就没生任何人的气。”

作陡然发觉自己在叫对方“你小子”。 最终，这个称呼自然地脱口而出。

赤一直把作送到电梯口。

“说不定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我想再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可以吗？”在走廊里，赤边走边说。

作点点头。

“这是我在第一节新员工培训课上每次都要讲的。我环视教室一圈，随意挑选一名学员，请他站起来。然后说：‘好。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首先是坏消息。现在要用钳子拔掉你的手指甲，或者是脚指甲。抱歉，已经决定了，没法改变。’我从包里拿出一把可怕的大钳子，展示给大家看。慢慢地，不慌不忙地给大家看。然后又说：‘接下去是好消息。就是拔手指甲还是拔脚指甲，选择的自由交给你。好，你选择哪个？你要在十秒钟内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了，就把手指甲和脚指甲都拔掉。’然后我手里拿着钳子，开始读秒计数。大概数到第八秒时，他就会说：‘脚指甲！’‘好。那就脚指甲。马上拔你的脚指甲。但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选择手，而是选择脚呢？’我这么问。对方回答：‘不知道。我觉得大概都一样疼。可是非选一样不可，没办法就选了脚。’我就对着那家伙热烈鼓掌，说：‘欢迎你进入真正的人生。’Welcome to the real life。”

作一句话也不说，凝视着老朋友瘦削的脸庞。

“我们大家手中都握有自由。”赤说，然后眯起一只眼微笑，“就是这个故事的要点哦。”

电梯银色的门无声地打开，两人在此道别。

12

与赤见面那天晚上七点钟，作回到东京的寓所。从旅行袋里取出行李，把身上穿的衣服扔进洗衣机，洗了个澡，冲去身上的汗。然后给沙罗的手机打了个电话。对方设为录音留言状态，作留了个口信，告诉她自己刚从名古屋回来，方便时请联系。

作一直没睡，等到十一点，可电话没有打来。第二天是星期二，午休期间她打来电话时，作正在公司食堂吃午饭。

“怎么样？名古屋的事顺利吗？”沙罗问。

他起身走到走廊的安静处，简单说了周日和周一直接拜访雷克萨斯展销厅和赤的办公室，同他们俩交谈的情形。

“我觉得跟他们俩谈谈很有用，这一来许多事都渐惭搞清楚了。”作说。

“那太好了。”沙罗说，“没白跑一趟。”

“要是你那边没有问题，我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这件事。”

“你等一等，我看看日程安排。”

约莫十五秒钟，她在查看日程表。其间，作眺望着在窗外延展的新宿街景。天上遮覆着厚厚的云，好像随时都会下雨。

“后天晚上有空。你呢？”沙罗说。

“后天晚上可以呀。一起吃饭。”作说。不必翻开记事本看。他的日程表上几乎每个晚上都是空白。

两人约定见面的地点，结束了谈话。关上手机，他发现胸中仿佛残留着异物感。像吃下去的东西有一部分没有消化，就是这种感觉。和沙罗通话前没有这种感触。确凿无误。但是他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原本就有所意味。

他在脑海里尽力再现同沙罗的谈话。交谈的内容，声音的印象，停顿的方式……似乎没有和平时不同的地方。他将手机收进口袋，回到桌边打算继续吃饭，但已经没有食欲了。

这天下午和第二天，作带着一个刚进公司的新同事当助手，去察看几个需要新建电梯的车站。让助手协助测量，逐一确认公司总部的车站图纸跟现场的实际情况是否一致。设计图和现状每每会出人意料地产生偏离和误差。可以列举出好些原因。总之开工前必须准备一份连细节都是可信任的设计图纸。若是动工后再发现有重大偏差，事态就无可挽回了。那就像作战部队凭借错误百出的地图去攻占某个岛屿。

工作全部完成后，跟站长商讨改建工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间题。由于设置电梯，车站形状会产生变化，而形状一变，客流也会变。必须巧妙地在结构上吸收这种变化。乘客的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同时也得保证站员业务上必需的活动路线。作的使命就是汇总这些要素，决定改建计划，再转换成实际的图纸。虽然是苦差事，却是人命关天的重大工作。作耐心地逐一处理。查明问题所在，制成一览表，再按部就班地一个个细心解决，这原本就是他擅长的东西。同时在现场将工作流程教给缺乏经验的年轻同事。那个姓坂本、刚从早稻田大学理工系毕业的青年，是个非常不爱说话的长脸家伙，但理解事物极快，老实听话，测量的活儿也做得很麻利。这家伙看来是可用之才。作心中暗暗想道。

同某个特快列车停靠站的站长谈了约一个小时，商讨改建工程的细节。正好赶上午休时间，就叫了便当，一起在站长室吃。饭后边喝茶边闲聊。站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中年胖男人，透露了好些关于车站的趣闻。作就喜欢跑到现场听人家讲这种事。说着说着，说到了遗失物品。列车上和车站里，人们会落下很多失物，里面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就是这些话题。骨灰，假发，假肢，长篇小说原稿（读了几页，内容很无聊），装在盒子里、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带血衣衫，活的蝮蛇，一叠四十张专拍女性私处的彩色照片，漂亮的大木鱼……

“里面还有些难以处理的东西。”他说，“有一个我认识的站长，收到的失物中有一只旅行袋；哩面装着死去的胎儿。所幸我还没有这种经历。但在从前当站长的车站，曾经收到两根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手指。”

“这好像也够毛骨悚然的。”作说。

“是啊，当然毛骨悚然了。一只漂亮的袋子里，装着个蛋黄酱瓶似的东西，两根小小的指头浮在液体中。看上去像是连根切下的小孩的手指。我当然打电话报了警，天知道会不会跟什么罪案有关。警察马上赶来拿走了。”

站长喝了口茶。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那位来拿手指的警察又来了，再次向在厕所里发现那东西的站员详细询问当时的情况。我那时也在场。据那位警察说，瓶里装的不是小孩的手指。经过实验室检查，搞清楚了那是成人的手指。之所以小，是因为那是第六根手指。警察说，偶尔有人一生下来就长着六根指头。父母一般都厌恶畸形，在婴儿时期就会把它切除掉，但也有人长大后还留着六根指头。那就是在成人后才动手术切除的第六根手指，放在福尔马林里保存着。据推定，手指的主人是二十多岁到三十五岁左右的男性，至于切除后经过了多少年，已经没办法查出来了。也无法推测经过了怎样的来龙去脉，被遗忘还是被丢弃在车站厕所里。但好像不太可能是罪案。最后手指就这样交给警察了，也没有乘客前来申诉遗失了手指。说不定现在还保管在警察局的仓库里呢。”

“好离奇的故事。”作说道，“都把第六个手指留到长大成人了，干吗又要急吼吼地切除它？”

“是呀。充满谜团。后来我被勾起了兴趣，就对六指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这叫多指畸形，也有许多多指畸形的名人。据说丰臣秀吉就长了两根大拇指，但不知真假。还有好多例子。有著名钢琴家，也有作家、画家、棒球选手。虚构的人物里面，《沉默的羔羊》中的雷克特博士就是六指。六指不是特异现象，事实上它的遗传因子甚至还是显性遗传。不同人种之间有差异，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大约每五百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生来是六指。只是绝大部分像刚才说过的，在手指功能稳定下来的一周岁前，就按照父母的意志切除了。所以我们几乎没机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也是在那两根丢失的手指送来前，都没听说过第六根手指这回事。”

作说：“可是这就怪了。既然六指是显性遗传，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长着六根手指呢？”

站长百思不解。“是啊，为什么呢？这种难题，我可就搞不懂了。”

一起用餐的坂本这时开口了，像把堵住山洞的沉重巨石挪开一般，他怯生生地说：“后辈本来不该多嘴多舌，不过，我可以插嘴说一句吗？”

“好。”作惊讶地说。因为坂本根本不是那种主动在人前直陈已见的青年。“说什么都没关系。”

“由于‘显性’这个词的影响，世间许多人常常产生误解。其实，说某种倾向是显性遗传，并不意味着它就会无限制地扩散。”坂本说，“在被称作怪病的疾患里，就有不少的遗传因子是显性遗传。但要说这种疾病是否因此变成普遍现象，其实倒也不是。幸运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会被遏制在一定数量，停留在疑难杂症的状态。所谓显性遗传，说到底只是倾向分布的因素之一。其他的还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因素。这只是我的推测——六根手指对人类来说可能太多了。说到底，用五根手指干活恐怕才是应该的、足够的，或者说是效率最高的。所以哪怕是显性遗传，在现实世界里，六指也只能占绝对少数派。大概是淘汰法则胜过了显性遗传。”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坂本再次陷入沉默。

“哦。”作说，“我倒觉得，这跟全世界的计算法从十二进位统一到十进位的过程没准也有相通之处。”

“听您这么一说，说不定这跟六指和五指的数字正好呼应。”坂本说。

“可是，你怎么会对这种事知道得这么详细？”作问坂本。

“我在大学里听过遗传学的课。因为对这方面感兴趣。”坂本满面涨红。

站长愉快地笑着说：“哪怕是进了铁路公司，遗传学的课照样能派用场嘛。总之学习总不会是自学的，的确是这样。”

作对站长说：“不过，我想有六根手指的话，钢琴家们说不定会感到方便些？”

“这个呀，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站长说，“据长了六根手指的钢琴家说，多出来的手指反而碍事。的确像坂本君刚才说的，人类要均等熟练地使唤六根手指，这负担没准还有点沉重呢。也许五根恰到好处吧。”

“六根手指有没有什么好处？”作问。

站长说：“我查过，有人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六指的人曾经被当作男巫女巫用火烧死。还有人说十字军时代，某国六指的人被悉数杀光。只是真假难辨。据说在加里曼丹岛上，六指的小孩生下来就被送去当巫师。这种事情也许称不上好处吧。”

“巫师？”作说。

“总之是加里曼丹岛的事，”

至此，午休结束，谈话也结束了。作感谢站长请的便当，起身和坂本一起返回公司总部。

回到公司后，在图纸上加上几条该加的注脚。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从前听灰田说的他父亲的故事。在大分县深山温泉旅馆长期滞留的爵士钢琴家，演奏前放在钢琴上的布袋里，难道就装着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双手的第六指？由于某种原因，他在成年后做手术将它们切除，放在瓶里随身携带。而且演奏前肯定要放在钢琴上面，就如同护身符。

当然，这不过是凭空想象，没有根据。而且那件事发生在（假如真有此事的话）四十多年前。然而越想越觉得这是有效的片断，可以填补灰田讲的故事中的空白。他握着铅笔坐在制图台前苦思冥想，直至黄昏到来。

翌日，作在广尾和沙罗见了面。两人走进住宅街深处一家法式小酒馆（沙罗知道许多遍布东京小巷深处的小店），吃饭时，作说了在名古屋和两位老朋友见面的经过和谈话内容。是概括地说的，可还是相当长。沙罗兴致勃勃地听他讲，不时打断他提问。

“在东京你家里借宿时，被你下药强奸了。白对大家这么说的？”

“是的。”

“她在大家面前非常逼真地描述了细节。她生性腼腆，从来避而不谈和性有关的话题。”

“青是这么说的。”

“她还说你有两张面孔。”

“她说‘光看表面那张脸，根本想不到底下还有另一张阴暗的面孔’。”

沙罗面露不快，沉思了一阵。

“我说，对于这一点，你能不能想起什么对得上的？比如说你和她之间，曾经有某个瞬间产生了特殊的亲密感。”

作摇摇头。“没有，我想从来没有过。因为我一直很注意，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直都很注意？”

“就是说，努力不让自己意识到她是异性，所以尽量不制造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沙罗眯起眼睛，歪歪脑袋。“你认为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也这么小心？就是说，男孩们不把女孩们、女孩们不把男孩们当异性看待？”

“其他人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当然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但以前我说过，不把男女关系带进小团体已经成了我们的默契。这一点一清二楚。”

“可是，你不觉得这很不自然吗？那个年龄的男男女女亲密交往，一天到晚待在一起，彼此间生出性方面的兴趣难道不是必然的趋势？”

“想找女朋友，像普通人那样一对一地约会，这种心情我也有过啊。当然也对性爱感兴趣。跟别人一样。也有在小团体之外找女朋友的选项。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个五人小团体的意义高于一切。几乎无法想象离开它单独行动这种事。”

“因为其中存在美妙的和谐？”

作点点头。“人在其中，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那种特别的感觉。”

沙罗说：“所以你们只好把对性的关注强行锁进某个地方。为了不扰乱五个人的和谐，不让那个完美的小圈子崩溃。”

“时过境迁再回想当年，也许会发现不自然的地方。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们还只有十几岁，一切都是初次体验。根本不可能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所处的状况。”

“就是说，你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被禁闭在那个小圈子的完美性中。可以这么理解吗？”

作稍微思索了一下。“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这样。但我们是自愿禁闭在那里面的。我至今都不后悔。”

“很有趣。”沙罗说。

白遇害半年前，赤在滨松同她的相会，也引起了沙罗的注意。

“问题不太一样，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一个高中的同班同学。她长得很美，身材标致，家里又有钱，是所谓的归国子女，会讲英语和法语，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一举一动十分引人注目。被大家奉为女王，是低年级学生崇拜的对象。私立女校嘛，这些方面很厉害的。”

作点点头。

“大学进的是圣心女子大学，中间去法国留学两年。回国后又过了两年多，我偶然见到了她。那次是久别重逢，看到她时，我竟然说不出话来。该怎么说呢，她显得色彩暗淡。就像长期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周身的色彩消退殆尽，虽然外表几乎没有变化，照旧是个大美人，身材也好……只是跟从前相比，色彩淡去很多。让人不禁想拿起电视遥控器把颜色调深几格。那是一次很奇妙的经历。短短几年间，人居然会那样明显地变得黯淡无光。”

她用完餐，等待甜品单送上来。

“我跟她不是特别亲密，但有共同的朋友，后来也偶尔碰面。每次见面，她的色彩都一点点暗淡下去。于是从某个时刻起，谁都能看出她已经风光不再，不再美丽动人，也不再魅力四射。连脑子似乎也变笨了，说话索然无味，观点平庸之极。她二十七岁时结婚，丈夫是政府机关的精英官僚，一看就是个浅薄无聊的男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美貌已逝、魅力全失、不再引人注目了，还跟从前一样像女王似的招摇。在一旁看着都心情沉重。”

甜品单递上来，沙罗仔细地研究一番。决定后合上菜单，放在桌上。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因为看到她那种模样实在心痛。不，说得准确些，那不是心痛，而是有种怯意。那是女人心里多少都有的怯意。担心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分明已经逝去，自己却一无所知，或者说无法坦然面对，还和从前一样招摇，结果被众人暗地里耻笑和疏远。就是这样一种怯意。在她身上，鼎盛期比别人来得早。仅此而已。她所有的资质都在十几岁时像春天的庭院一样盛开怒放，等到花期一过，就急速地枯萎了。”

白发侍者走过来，沙罗要了份柠檬蛋奶酥。她从来不错过甜点，却能保持美丽的体形，作不得不佩服。

“关于白的事，恐怕你从黑那里能打听到更详细的情况。”沙罗说，“就算你那个五人小团体是和谐完美的共同体，有些事肯定也只能在女孩之间说。就像青说的那样。这种话大体不会传出女孩的小圈子。我们也许爱咋咋呼呼，但是会严格保守某种秘密。尤其是对男人们。”

她移开目光看着远处的侍者，像是后悔点了柠檬蛋奶酥，也许该要别的。但她又改变了主意，将视线收回正对面的作身上。

“三个男孩之间，就不说这种推心置腹的话吗？”

“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哦。”作说。

“那你们说些什么？”沙罗问。

我们那时候都说些什么？作想了片刻。但根本想不出说过什么。分明是长久而热切地、推心置腹地聊过天呀……

“我想不起来了。”作说。

“真怪。”沙罗微微一笑。

“到下个月。现在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作说，“等有了头绪，我想去一趟芬兰。已经跟上头说好了，请假不会有问题。”

“确定日期后，我想我可以帮你制订旅行计划。比如说订机票和房间之类。”

“谢谢你。”作说。

她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用手指摩挲着杯口。

“你的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作问。

“我是个不起眼的女孩。进了手球部。不漂亮，成绩也不是会受表扬的那种。”

“你不是在谦虚吧？”

她笑着摇摇头。“谦虚也许是了不起的美德，但跟我不太相称。说实话，我是个毫不起眼的人。我大概跟学校这种体制合不来。从没赢得老师的欢心，也没受到低年级学生的崇拜。男朋友什么的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被顽固的青春痘惹得心烦。有威猛乐队全部的CD。穿着妈妈买的白色棉内裤。但我也有过几个好朋友。两个。虽然不像你那个五人小团体，远没到紧密的共同体的程度，但也能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平安无事地度过不起眼的少女时代。”

“现在还常常跟朋友见面吗？”

她点点头。“嗯，我们现在仍然是好朋友。她们俩都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不能经常见面。但偶尔也一起吃饭，滔滔不绝地聊上三个小时。各种话题，该怎么说呢，相当口无遮拦。”

侍者将柠檬蛋奶酥和意式浓咖啡送上桌。沙罗吃得很专注。看来挑选柠檬蛋奶酥是对的。作来回看着她的模样和意式浓咖啡升腾的热气。

“你现在有朋友吗？”沙罗问。

“我想，现在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

唯有名古屋时代的四个人，对作来说是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之后有过很短的时期，灰田是与之相近的存在。此外就一个也没有了。

“没有朋友，你不寂寞吗？”

“怎么说呢？我搞不清楚。”作说，“就算有，我想大概也不能口无遮拦地说心里话。”

沙罗笑道：“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这东西的。当然，口无遮拦地说心里话只是朋友的一部分功能。”

“那当然。”

“先不提这个了。你不吃点蛋奶酥？可好吃了。”

“算了。还是你自己吃完最后一口吧。”

沙罗珍惜地把剩下的蛋奶酥吃完，放下叉子，用餐巾仔细地擦净嘴角，想了一下，接着抬起脸，隔着餐桌看着作。

“喂，现在去你家行吗？”

“当然。”作说，随后举起手，向侍者要账单。

“手球部？”他问。

“这事我不想提。”沙罗说。

两人在作的家里紧紧相拥。能再次拥抱沙罗，她再度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作十分开心。两人在沙发上相互爱抚对方的身体，然后上了床。她在薄荷绿的连衣裙下，穿了一条小小的黑色蕾丝内裤。

“这也是妈妈买的吗？”作问。

“傻瓜。”沙罗笑了，“这当然是自己买的。”

“青春痘也不见了。”

“当然啦。”

她伸过手来，温柔地握住作变硬的阴茎。

然而过了不久，正打算插入时，它却失去了足够的坚硬。作是生来头一次经历这种事。他困惑不已，慌了手脚。周围的一切都奇妙地安静下来。耳朵深处静谧无声，能听见心脏干涩的搏动。

“这种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沙罗抚摸着他的后背，说，“静静地抱着我就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搞不懂。”作说，“这阵子明明一直在想要好好抱抱你。”

“弄不好是期待过度了。你这么真挚地想着我，我当然很高兴。”

两人光着身子在床上紧紧相拥，久久地彼此爱抚，但作没有恢复足够的坚硬。终于到了她该回家的时间。两人默默地穿上衣服，作把她送到车站，一边走一边为事情不顺利道歉。

“这种事情无所谓的呀，真的。你不用放在心上。”沙罗温柔地说着，握住了他的手。小小的、温暖的手。

应该说点什么，但没有词句浮上心头。他静静地体味着沙罗手上的触感。

“你大概是觉得困惑。”沙罗说，“回名古屋，跟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见面，一下子弄清了许多事，所以你被搅糊涂了，不知所措。只怕比你感受到的还要厉害。”

是有些张皇失措吧。封闭多年的门打开了，一直刻意回避的诸多事实一下子刮进来。那些完全不曾预料到的事。它们还没有在他的内心找准顺序，找到存身之地。

沙罗说：“有些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堵在你心里，阻挡了原来自然的水流。我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

作想了想她的话。“我心里的疑问，并没有因为这次名古屋之行水落石出。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觉得。但说到底，这只是我的感觉。”沙罗表情严肃地想了一下，补充似的说，“也许正因为这次搞清了几个事实，反而让剩余的空白的意义更重要了。”

作长叹一声。“我是不是把不该掀开的盖子给掀开了？”

“说不定一时半刻还真是这样。”她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摇摆和反复。但你至少朝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这一点很重要。我想，这样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碎片来填埋空白。”

“但是，可能要费很长时间。”

沙罗紧紧捏了捏作的手。力量出乎意料地大。

“哎，用不着急于求成。慢慢来好了。我最想知道的，是你今后有没有跟我长久相处的意思。”

“当然有。我想跟你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真的？”

“不骗你。”作坚定地说。

“那就不要紧。反正还有时间，我可以等。而且我也有那么几件事需要解决。”

“有那么几件事需要解决？”

沙罗没有回答，脸上浮出谜一般的微笑，随后说：

“尽早去芬兰看看黑吧。开诚布公地跟她谈谈。她肯定会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我有预感。”

从车站独自走回家的路上，作脑海中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思绪。有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时间的水流在某处分岔，变成了两股。他想着自，想着灰田，想着沙罗。过去与现在，以及记忆与情感，平行而均等地向前涌流。

我内心也许潜伏着某种乖戾扭曲的东西，作想。正如白所说，也许我还有一张光凭表面这张脸无法想象的真面目。就像永远处于黑暗中的月亮背面。也许我在自己都不曾觉察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场所，在另一种时间性中，真的强奸了白，深深地撕裂了她的心。凭借暴力卑劣地干了这种事。而且有朝一日，也许那阴暗的背面终将凌驾于表面之上，把它完全吞噬。红灯时，他差点就要横穿人行道，被踩急刹车的出租车司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回到家里换上睡衣，钻进被窝，时针指着近十二点。就在这时，作发现像忽然想起似的，勃起回来了。那无疑是石柱般硬的完美的勃起。居然能硬到这种程度，连自己都难以相信。太讽刺了。他在黑暗中发出一声深深的长叹。随即起床，打开灯，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顺风威士忌倒进小玻璃杯。然后摊开一本书。一点钟过后忽然下起雨，还不时狂风大作，像是暴风雨，大颗的雨粒斜打在玻璃窗上。

作忽然想起来。说我就是在这个房间这张床上，强奸了白。把药掺进酒里，让她身体麻痹，脱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她是处女。那地方剧烈疼痛出血。于是以此为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从现在算起，那是十六年前的事。

一面听着雨打窗户的声音，一面胡思乱想，他渐渐感觉整个房间似乎变成了和平日不同的异质空间，简直像拥有意志一般。身处其中，他渐渐无法分辨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真实。在一个真实的相位中，他不曾碰过白一根手指。然而在另外一个真实中，他卑劣地强奸了白。自己此刻究竟进入了哪个相位，作越想越不明白。

最终，直到两点半，他也没能入睡。

13

周末，作去健身馆的游泳池游泳。从他住的公寓骑十分钟自行车就能到那儿。他的自由泳节奏固定不变，一千五百米游三十二到三十三分钟。遇上更快的人，便让到一旁让对方游到前面。跟别人比拼速度不是作的性格。这天也一如平日，找了个泳速和自己相似的游泳者，跳进同一条泳道。那是个瘦削的年轻男子。身穿黑泳衣头戴黑泳帽，戴着泳镜。

游泳缓解了身体积蓄的疲劳，松弛了紧张的肌肉。在水里，他感觉比其他地方都平静。他每周游两次，每次半小时，保证身体与精神的稳定平衡。而且水中也是适合思考的地方。和坐禅很类似。只要适应运动节奏，就可以让思绪在脑中无拘无束地漂游。就像把狗狗放进原野。

“游泳时心情舒爽极了，仅次于在天上飞。”他曾经对沙罗说。

“你在天上飞过吗？”沙罗问。

“还没有。”作回答。

这天早晨作游着泳，几乎一直在想沙罗。浮想起她的面庞，她的躯体，想到没能成功地跟她合为一体，还想起她说过的几句话：“有些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堵在你心里，阻挡了原来自然的水流。”

没准真是这样，作想。

多崎作走过了一帆风顺、没有太大问题的人生之路。许多人这么认为。毕业于著名工科大学，进电气化铁路公司就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表现在公司里一直广获好评，深受上司信赖。经济上也没有后顾之忧。作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住宅区拥有一居室公寓，没有贷款。几乎不喝酒，也不抽烟，没有什么乱花钱的嗜好。不如说他几乎不花钱。不是刻意省吃俭用或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只是想不出把钱花在哪里。既不需要汽车，衣服也是有那么几件就够穿。偶尔买些书和CD，但也花不了几个钱。而且不爱去外面吃饭，更喜欢自己动手做。床单也是自己洗，甚至还自己熨。

基本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不善于交际，但并没有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平时也能配合周围的人行动。不会主动追求异性，但一直不缺交往对象。独身，长相不难看，行事低调，衣着整洁。自然总有人凑过来，或是有周围的人把熟识的女子介绍给他（沙罗就是这么认识的）。

三十六岁，乍看是在优雅地享受单身生活。身体健康，没有赘肉，也从不生病。一般人大概都觉得这是没有摔过跟头的人生。母亲和姐姐们也都这么看。“你呀，单身生活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才不想结婚。”她们对作说，于是不再提起相亲的事。同事们也都这样想。

的确，多崎作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该得的都得到了，没有不足，从未体味过想要却得不到的苦涩。然而想一想，也一次都没有真正想要的东西历尽艰辛才到手的喜悦。高中一年级邂逅的四位友人，恐怕是他得到过的东西中最有价值的，但说那是他依据自身意志作出的选择，不如说是上天所赐，是自然而然地降临身边的，而且很早（同样与他的意志无关）就失去了，或者说被收走了。

沙罗是他罕见地想追求的人。虽说没到坚信不疑的地步，但他被这位年长两岁的女子深深吸引。每见她一次，这种念头就变得更加强烈。现在为了得到她，作愿意牺牲许多东西。他很少有如此强烈却自然的感情。但不知何故，紧要关头总是好事多磨，于是障碍出现，阻遏了水流。人慢慢来好了，我可以等。”沙罗说。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人每天在不断移动，每天改变所在的位置。谁都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作就这样浮想联翩，以不致呼吸紊乱的节奏在二十五米的泳池中往返。从侧面微微仰起脸，短促地吸气，在水中缓缓吐出。随着距离的增加，这种规律的循环逐渐自然起来。单程所需的划水次数也变得完全相同。他委身于这样的节奏，只需计算转身次数即可。

不久，他发现同一泳道游在前面的男子的脚底似曾相识。跟灰田的脚底一模一样。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呼吸节奏紊乱，鼻子呛进了水，花了一点时间才让呼吸稳定下来。肋骨的牢笼中，心脏怦怦地发出硬而急的跳动声。

没错，就是灰田的脚底，作心想。大小和形状都很相似，简洁有力的打腿方式也相同，就连在水中打出的气泡形状也一样。和脚的动作很像，气泡也是又小又软，十分放松。他曾在大学的泳池里一直游在灰田身后，望着他的脚底。就像在夜间公路上驾车的司机紧盯着前面车辆的尾灯。脚底的形状鲜明地刻在他的记忆里。

作停下来，爬上池边，坐在起跳台上等待游泳的人转身游回来。

那不是灰田。他戴着泳帽和泳镜，看不清长相。但仔细一看，说是灰田的话身材太高了，肩膀上的肌肉太多，脖颈的形状也不一样，而且年纪还轻。应该还是个大学生。灰田现在应该过了三十五岁。

明明知道认错了人，作的心跳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坐在泳池边的塑料椅子上，久久地望着素不相识的人游来游去。恰到好处的美丽泳姿。整体上跟灰田很相似，甚至可以说一模一样。不溅起水花，也没有多余的声响。肘部优美流畅地划向空中，从拇指开始静静地依次入水。不慌不忙。这种泳姿基本的主旨是集中精力保持平静。但不管泳姿多么相似，那都不是灰田。不久男子结束游泳，爬上池边，脱去黑色泳镜和冰帽，用毛巾哧哧地擦着短发走开了。他长了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感觉跟灰田完全不同。

作就此作罢，不再游泳，去更衣室淋浴，然后骑车回家。吃着简单的早饭，他想，灰田恐怕也是堵在我心里的事物之一。

去芬兰旅行的休假手续没有遇到问题。他的带薪休假几乎从未用过，就像屋檐下冻凝的雪堆那样高高堆积。只有上司露出诧异的神情，“芬兰？”仅此而已。高中时的同学住在那里，是去看她。他解释道。而且我想今后也不太有机会去芬兰。

“芬兰到底有些什么？”上司问。

“西贝柳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玛丽梅科·诺基亚·姆明。”作把想到的列举出来。

上司摇摇头，似乎对哪一样都没兴趣。

作打电话给沙罗，参照成田与赫尔辛基之间直飞航班的时刻表，定了具体的行程。两周后从东京出发，在赫尔辛基住四个晚上再返回东京。

“要跟黑联系好再去吗？”沙罗间。

“不，我打算跟上次回名古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上门。”

“芬兰可比名古屋远多了。来回一趟要花好长时间。弄不好你跑去一看，却发现黑三天前就到马略卡岛度暑假了。”

“如果那样也没办法。我就悠闲地在芬兰逛一圈再回来。”

“既然你这么想，当然没关系了。”沙罗说，“不过巴巴地到那么远的地方，要不要顺便去其他地方看看？塔林和圣彼得堡都近在眼前。”

“不用。只去芬兰。”作说，“从东京到赫尔辛基，在那里住四个晚上再回东京。”

“护照你当然有吧？”

“刚进公司时就说要按时更新，以便随时可用。说随时可能去海外出差。可到现在还是崭新的。”

“在赫尔辛基市内说英语大致就够用了，可到了地方上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司在赫尔辛基有一间小小的事务所，跟办事处差不多。我会跟他们联系，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万一遇到弄不明白的事情，就去找他们。有个叫奥尔加的芬兰女孩，她会帮你的。”

“谢谢你。”作致谢道。

“我后天去伦敦出差。飞机票和赫尔辛基的酒店订好以后，我马上用电子邮件把详细信息发给你，还有我们公司驻赫尔辛基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

“知道了。”

“我说，你真的不事先约好就去赫尔辛基见她吗？万里迢迢地穿过北极圈？”

“有悖常规吗？”

她笑了。“我倒想用‘大胆’这个词。”

“不过，我感觉这么做会有好结果。当然，这只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那祝你好运。”沙罗说，“在那之前要不见一面？周一我就从伦敦回来了。”

“不了。”作说，“我当然想见你，但觉得还是先去芬兰更好。”

“这也是直觉一类的东西吗？”

“对呀。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你本来就是直觉灵敏的人？”

“哪里。那倒不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凭直觉行动过。就像从不凭直觉建造车站一样。其实我都不知道这能不能叫直觉。只是忽然这样感觉。”

“反正这次你觉得这么做更合适？不管这是直觉还是什么。”

作说：“上次在泳池里，我边游边想，想你，想赫尔辛基。该怎么说呢？就像顺着直觉向前回溯。”

“边游边想？”

“游泳时能好好思考问题。”

沙罗好像挺佩服，沉默了一会儿。“就像鲑鱼一样。”

“我不太了解鲑鱼的事儿。”

“鲑鱼会朝着某个特定的目标漫长地旅行。”沙罗说，“你看过《星球大战》吗？”

“小时候。”

“愿原力与你同在。”她说，“别输给鲑鱼。”

“谢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我再跟你联系。”

“我等你。”

然后电话挂断了。

然而乘上去赫尔辛基的飞机几天前，作很偶然地看到了沙罗的身影。只是沙罗不知道。

这天傍晚，作想给黑买些简单的礼物，便走到青山。送给她的小首饰，还有送给孩子们的日本绘本。适合购买这些的店在青山大道后街的小巷里。花了约一个小时买好东西，作打算休息一下，便走进一家面对表参道的玻璃墙面的咖啡馆。在临窗的桌前坐下，点了咖啡和金枪鱼沙拉三明治，眺望着夕阳下的街景。走过面前的大多是一对对情侣，他们看上去似乎幸福无比，好像都在走向某个特别的地方，那儿有开心的事情正等着他们。人们这样的身姿越发让作的心宁静平和。类似无风的冬夜里冻结的树木般寂静。但其中几乎没有痛楚。在漫长的岁月里，作已经完全习惯这样的心境，不再感觉分外痛苦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是沙罗也在这里多好。没办法。是自己拒绝和她见面的。这是自己希望的。是他让自己赤裸的枝条冻僵的。在这舒爽的夏日傍晚。

那是正确的吗？作没有信心。这种“直觉”是否可以信赖？会不会其实不是什么直觉，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沙罗说了，“愿原力与你同在”。

作想象了一会儿听从本能或直觉在黑暗的大海中漫长地旅行的鲑鱼。

恰好在这个时候，沙罗的身影进入了作的视野。她穿着上次见面时那件薄荷绿短袖连衣裙，脚穿浅褐色船鞋，从青山大道朝着神宫前方向走下徐缓的斜坡。作倒抽一口气，脸不禁扭曲了。他无法相信这竟是现实的风景。有几秒钟，作还以为她的身影是自己孤立的心灵制造的精巧的幻影。然而毫无疑问，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沙罗。作反射性地从椅子上抬起身，差点把桌子掀翻。咖啡溅落在小碟里。但他立刻把抬起一半的身子放下去。

她身旁有个中年男人。体格健壮，不高不矮，穿深色调的外衣和蓝衬衣，系一条小圆点图案的藏青色领带。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中混杂着几缕白发。大概五十多岁。下巴略尖，但算得上相貌堂堂，神情中能看出那个年代的某类男人常见的简洁安静的从容。两人似乎很要好地拉着手走在大街上。作微微张着嘴，目光透过玻璃墙追逐着两人的身影。像一个在穿衣打扮的时候怔住了的人。他们就在作眼前缓缓走过，沙罗却没有把目光转向他。她好像沉浸在与那男人的谈话中，周围的东西根本没进入她的视线。男人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沙罗开口笑了。连牙齿都清晰可见。

然后，两人被薄暮中的人群吞噬。作隔着玻璃望了许久他们消失的方向，心底暗暗期待着沙罗也许会返回。也许她会忽然发现作在那里，回来向他说明情况。然而沙罗一去不返。只有长着各种面孔、穿着各种衣服的人络绎不绝地走过眼前。

作重新坐回椅子上，喝了口冰水。留下来的只有寂寂的悲哀。胸膛左侧仿佛被尖利的刀具割伤，剧烈疼痛，温乎乎的还有流血的感觉。那大概就是血吧。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了。也许是大学二年级的夏天被四位好友抛弃以来头一次吧。他闭上眼睛，如同让身体漂浮在水面，在那疼痛的世界里漂流片刻。有疼痛感还算好。他试图这样想。真正不妙的是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种种声音混成一体，在耳鼓深处形成叮的一声尖锐的噪音。那是在深邃无际的沉默中才能听到的噪音。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自己五脏六腑中发出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有这种固有的声音，但几乎没有亲耳听到的机会。

睁开眼，他觉得世界的形状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塑料桌子，简洁的白色咖啡杯，吃剩一半的三明治，他左腕上戴的全自动豪雅旧手表（父亲的遗物），读了一半的晚报，街道两旁的景观树，对面商店不断变亮的橱窗。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变形。轮廓模糊，没有正确的立体感。比例尺也有误。他连做几次深呼吸，让情绪一点点平静下来。

他内心的痛楚并不是忌妒带来的。作知道忌妒是什么。他曾在梦中栩栩如生地体验过，虽然只有一次。那时的感觉至今依然留在心里。他明白那是何等令人窒息，何等无可救药。然而此刻的感受并非那样的苦楚。仅仅是悲哀。仿佛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幽暗的深深洞穴中的悲哀。但说到底那只是悲哀而已。那里存在的不过是物理性的痛楚。作甚至对这一点感到庆幸。

最令他痛苦的不是沙罗与别的男人手牵手走过街头，也不是她接下去或许会跟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想象她在某个地方脱去衣服，跟别的男人上床，对作来说当然残酷。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这番情景赶出大脑。但沙罗毕竟是个三十八岁的独立女子，未婚，是自由之身。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作有作自己的人生。她有权跟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

对作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当时沙罗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和那个男人说着话，整张脸绽放着欢笑。她和自己在一起时，脸上从来不曾浮现如此坦率的表情。一次都没有。不管在什么场合，她展现给作的表情永远是冷淡内敛的。这比任何东西都严峻无情地撕裂作的心。

他回到家，便开始做去芬兰的准备。反正动手干活就不必胡思乱想了。话虽如此，也没有那么多行李。几天的换洗衣物，装盥洗用具的小包，几本飞机上看的书，泳衣和泳镜（这两样不管去哪儿总放在包里），折叠伞，就这些。全都装进随身的挎包里。连照相机都没带。照片能有什么用处？他想寻找的是血肉之躯的人，是鲜活的话语。

准备完，取出久未听过的李斯特《巡礼之年》。拉扎尔贝尔曼演奏、一套三张的LP。是十五年前灰田留下的。他几乎只是为了听这套唱片，才依然留着老式唱机。把第一张唱片放上转盘，唱针落在第二面上。

《第一年：瑞士》。他在沙发上坐下，闭上眼聆听音乐。《LeMal du Pays》是这套曲集的第八支曲子，在唱片上位于第二面起首。他常常从这支曲子开始听，听到《第二年：意大利》的第四支曲子《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至此，唱片这一面播完，唱针自动抬起。

《Le Mal du Pays》。这支宁静忧郁的曲子，让裹着他的心的形状不定的悲哀一星一点现出轮廓。宛如潜藏在空中的透明生物，因为表面附了无数细蒙蒙的花粉，整体形状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而这一次，最终显现出了沙罗的形象。身穿薄荷绿短袖连衣裙的沙罗。

心口的疼痛再次复苏。不是剧烈的疼痛，只是关于剧痛的记忆。

不是没办法吗！作说给自己听。不过是原本就空无一物的东西，再次变回空无一物的状态。又能找谁诉苦？大家都跑到他这里，确认他是何等空无一物，之后又离去。在他们身后，空无一物或者说更加空无一物的多崎作再次被孤零零地抛弃。仅此而已，不是吗？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时留下小小的纪念品。灰田留下了《巡礼之年》精装版唱片。他大概是有意留在作家里的，绝不是单纯的遗忘。作喜欢这音乐。它联系着灰田，也联系着白。不妨说它是将已然离散的三个人连为一体的血脉。虽然纤细脆弱，但那里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是音乐的力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作每次听这音乐，尤其是倾听《Le Mal du Pays》时，关于他们两人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有时还觉得他们此刻仍在自己身畔，正静悄悄地呼吸。

他们两人都在某个时间从作的人生中悄然离去。连理由也没说。无比唐突。不对，不是悄然离去。说将他割合、弃于不顾恐怕更接近事实。不必说，这刺伤了作的心，那伤痕至今犹存。但归根结底，真正负伤或者受到损害的，与其说是多崎作，不如说是他们俩吧。作最近常这么想。

我是个没有内容、腹中空空的人。作心想。但正因为这样空无一物，哪怕是暂时的，也有人在这里寻觅到栖身之地。就像夜间活动的孤独的飞鸟，在某处无人居住的空屋的屋檐下，寻觅白昼安全的休息地。飞鸟们大概是把那空空如也、微暗寂静的空间当作理想之地。如此看来，也许作应当为自己的空洞感到喜悦。

《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的最后一个乐音在空中消失，唱片结束，唱针自动抬起，唱臂水平移回唱臂架。然后他再次把唱针在同一面的开始处放下。唱针沿着唱片沟槽游走，拉扎尔贝尔曼重新演奏起来。无比纤细，无比优美。

连续听了两遍这一面的音乐，作换上睡衣上床。随即关掉枕边的台灯，再次感谢自己心中只有深切的悲哀，而不是沉重的忌妒。那东西无疑将夺走他的睡眠。

不久睡意来临，环抱住他。只有短短几秒，他全身却感受到了那令人怀念的柔软。这也是他那个晚上感谢过的极少的东西。

在睡眠中，他听到了夜鸟的呜叫。

14

在赫尔辛基机场一下飞机，先在外汇兑换所将日元现金换成欧元，找到手机店买了一款操作尽量简便的预付式手机。然后挎着包走向出租车搭乘点，坐进一辆老式梅赛德斯一奔驰，把市内一家宾馆的名字告诉司机。

驶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眺望着窗外掠过的浓绿树林和写着芬兰语的广告牌，分明是第一次海外旅行，却没有来到外国的真实感。仅仅是移动上所需的时间长了一点，心情跟回名古屋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有钱包里货币的种类改变了。服装也仍是工装裤配黑色Polo衫、浅褐色棉上衣、帆布鞋。跟平日一样的装扮。只带了最少的换洗衣服，不够的话找个地方买点就行。

“你是从哪儿来的？”

中年司机浓密的胡须从面颊一直长到下巴，望着镜子里他的脸庞，用英语问道。

“从日本。”作回答。

“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行李很少嘛。”

“我不喜欢行李太重。”

司机笑了。“谁都不喜欢行李重。但回过神来，就到处都是沉重的行李了。这就是人生哦。C’est la vie。”然后又开心地笑了。

作也微微一笑。

“你做什么工作？”司机问。

“造火车站。”

“工程师？”

“对。”

“是来芬兰造火车站的吗？”

“不，请了假来看朋友的。”

“那好啊。”司机说，“假期和朋友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两样东西。”

是芬兰人都像这样，喜欢满口说些关于人生的警句，还是这位司机的性格倾向？如果可能，作希望是后者。

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三十分钟，开到赫尔辛基市内的某宾馆大门前，作才发现没有看看旅游手册确认该付多少小费，还是根本不用付。（仔细想想，自己事先没做过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功课。）所以比计价器显示的价格多付了一成，算作小费。司机似乎很高兴，递来一张收据。看来这么做没错。就算错了，肯定也没有让对方不快。

沙罗为他选了市中心一家古典雅致的宾馆。在英俊的金发侍者引领下，乘坐摇摇晃晃的古董电梯，入住四楼某个房间。有古老的家具和一张很大的床，褪色的墙纸上描画着细巧的松叶图案。浴缸是旧式的老虎腿，窗户是上下开合的，配有厚厚的帷幕和薄薄的蕾丝窗帘，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气息。从窗口可以俯瞰中央行驶着绿色有轨电车的宽阔大街。让人心平气和的房间。尽管没有咖啡机也没有液晶电视，反正他也不用那些东西。

“谢谢。这房间就可以。”

作对侍者说，递给他两枚一欧元硬币当作小费。侍者微笑一下，像聪明的猫咪般静静走出房间。

洗完澡换好衣服，已经是黄昏时分。窗外却像正午一样明亮。天空清晰地浮着半只白色的月亮。望去像一块用旧了的浮石，被谁扔到了天上，因为某种缘由滞留在那里。

下楼来到大堂，向大堂经理桌前的红发女子要了免费的市内地图，然后说了沙罗她们旅行社驻当地的事务所地址，请她用圆珠笔标上记号。那家事务所与宾馆只隔三个街区。他听女经理的建议，买了市内公交车、地铁及有轨电车通用的交通卡，请教了相关的乘坐方法，还要了张线路图。她大约过了四十五岁，长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和蔼可亲。和年长的女性交谈，作的心情会变得像平日一样从容自然。看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在大堂一隅的安静处，用在机场买的手机往市内黑的公寓打了电话。电话是录音状态，传出一个声音粗重的男人用芬兰语说的约二十秒钟的录音。最后有信号声，好像可以往里面录信息。作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稍过片刻再拨这个号码，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一遍。录音里大概是她丈夫的声音。内容自然听不懂，但有种说不出的明快和积极。是没有不满、生活富裕的男人发出的健康的声音。

作挂掉手机，放进口袋里。再一次深呼吸。有种不太妙的预感。黑现在可能不在家。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眼下正是七月。没准真像沙罗说的那样，全家暑假出游，去马略卡岛玩了。

时针指向六点半。沙罗告诉自己的旅行社事务所肯定关门了。可是试试又不会吃亏。再次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那家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跟预想相反，事务所里还有人。

一个女人用芬兰语说了句什么。

“请问奥尔加小姐在不在？”作用英语问。

“我就是奥尔加。”那位女子用发音纯正的英语答道。

作自报姓名，说是沙罗介绍来的。

“啊，多崎先生，沙罗对我说过你的情况。”奥尔加说。

作说明了现状。是来见朋友的，可她家里的电话设为录音状态，自己听不懂里面的芬兰话。

“多崎先生，你现在在宾馆里吗？”

是的。作答道。

“现在事务所正好下班。三十分钟后我去你那里。能在大堂见面吗？”

奥尔加身穿瘦瘦的牛仔裤配长袖白T恤，是个金发女郎。大概过了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脸蛋胖乎乎的，气色很好。给人一种出生于富裕的农家、同温良聒噪的鹅儿一起长大的感觉。头发拢在脑后，肩挎黑色漆皮包。像邮递员一般姿势端正，大步走进宾馆大门。

两人握手后，并排坐在大堂中央的大沙发上。

沙罗多次来过赫尔辛基，每次都是跟奥尔加一起工作。两人不单是工作上的伙伴，奥尔加私下里对沙罗也有好感。

“好久没见到沙罗了，她好吗？”她问。

很好。工作好像很忙，总是飞来飞去。作答道。

“她在电话里说，你是她要好的私人朋友。”

作微微一笑。要好的私人朋友。他在大脑中重复。

“只要能办到，我很乐意帮忙。有事尽管跟我说好了。”

奥尔加盯着他的眼睛，笑嘻嘻地说。

“谢谢你。”

他觉得像是在接受评估，观察他是否配做沙罗的恋人。好歹能有个及格分就好。他暗忖。

“我来帮你听听那段录音。”奥尔加说。

作拿出手机，按下黑家里的电话号码。奥尔加从包里取出草稿纸和细细的金色圆珠笔，放在膝盖上。听到电话通了，他把手机递给奥尔加。奥尔加神情认真地聆听录音，迅速记下需要的信息，然后挂掉电话。一看就是个心灵手巧、精明能干的女子。跟沙罗大概谈得来。

“录音里的声音好像是她丈夫的。”奥尔加说，“他们全家上个

周五离开赫尔辛基的公寓，到夏季别墅去了。要到八月中旬才能回来。他留了那里的电话号码。”

“那地方远吗？”

她摇摇头。

“不知道地点在哪儿。听录音只知道是在芬兰国内，还有这个电话号码。我想大概可以打电话询问地址。”

“要是能麻烦你帮这个忙，就太好了。不过我有个请求。”作说，“打电话时，别把我的名字说出来。可能的话，我想不事先通知，直接去看她。”

奥尔加脸上微微浮出好奇的神色。

作解释道：“她是我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猜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看她。我想忽然去敲她的门，让她大吃一惊。”

“突然袭击呀。”她说，随后在膝盖上摊开双手，“那很开心啊。”

“要是他们也觉得开心就好啦。”

奥尔加问：“她是你以前的恋人吗？”

作摇摇头。

“不，不是那样。我们属于同一个友人团体，仅此而已。但我们关系很好。”

她微微歪了歪脑袋。

“高中时代的朋友很难得。我也有个高中时的朋友。现在还经常见面聊天。”

作点点头。

“你的朋友跟芬兰人结婚，来到这里。而你跟她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是这样吧？”

“已经十六年没见面了。”

奥尔加用食指揉了几次太阳穴。“明白了。我不说出你的名字，想办法把地址问到手。让我来想个好主意。你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吗？”

作把黑的名字写在草稿纸上。

“你们的高中在日本哪座城市？”

名古屋。作说。

奥尔加再次拿起作的手机，按下录音里报出的电话号码。铃声响过几下，对方接起了电话。她用芬兰语彬彬有礼地跟对方交谈。她在解释什么，对方也在提问，她再次简短地说明，口中几次提到惠理这个名字。几个来回后，对方好像终于理解了。奥尔加用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郑重地向对方道谢，挂断电话。

“非常顺利。”奥尔加说。

“太好了。”

“他们这家人姓哈泰宁。丈夫叫爱德华，在赫尔辛基西北方一个叫海门林纳的城市郊外的湖边有座夏季别墅，他们在那里度夏。当然惠理和孩子们都在一起。”

“没说出我的名字，你是怎么问到这么多的？”

奥尔加调皮地微笑。“我撒了个小小的谎，冒充联邦快递的投递员。告诉他从日本的名古屋给惠理女士寄来一个包裹，问他应该转寄到哪儿去。是她丈夫接的电话，听我一说，很爽快地把转寄地址告诉我了。这就是地址。”

她说着，把草稿纸递给他。然后走到大堂经理的办公桌前，要了份芬兰南部的简略地图。她摊开地图，用圆珠笔在海门林纳标了个记号。

“这就是海门林纳。夏季别墅的准确地址用Google查一查吧。今天事务所已经关门了，我明天打印出来给你。”

“到海门林纳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嘛，论距离的话大约是一百公里，从这里开车去，顶多一个半小时吧。高速公路笔直通到那里。坐火车可以坐到城里，但从城里到他们家还是得开车去。”

“我租辆车。”

“海门林纳有一座美丽的湖畔城堡，还有西贝柳斯的诞生地。不过多崎先生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吧。明天，方便的时候来我办公室好吗？事务所九点开门。附近就有家租车行，我会替你安排好，去了就能租到车。”

“有你在身边，真是帮大忙了。”作向她致谢。

“既然是沙罗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奥尔加眯起一只眼说，“能见到惠理就好了。要是能让她大吃一惊，那就更好啦。”

“是啊。我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奥尔加犹豫片刻，毅然开口问道：“这跟我当然没关系，但你万里迢迢跑到这里见她，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事。”作说，“但对她来说也许不算重要。可以说我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的。”

“事情好像相当复杂。”

“以我的英语能力，要解释清楚也许太困难了。”

奥尔加笑道：“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

作点点头。锤炼关于人生的警句大概是芬兰人共同的特性。说不定跟冬季太长有关。但的确如她所说，这是个与语言无关的问题。恐怕是。

她从沙发上起身，作也站起来，两人握了手。

“那明天早上我等你。大概会有时差综合征。况且就算时间很晚，天照样亮得很，不习惯的人也许睡不好。为防万一，你向宾馆约个叫醒服务好了。”

我会这么做的，作说。她把挎包挎上肩头，踏着很大的步子横穿大堂，出了门。始终面向前方，没有回头。

作折起她给的草稿纸，放进皮夹里，把地图塞进衣袋。然后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

至少弄清了惠理人在何处。她就在那个地方，和丈夫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愿不愿意接纳自己。就算坐飞机穿越北极圈来见面，说不定她也会拒绝见自己。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据青说，就是黑在强奸事件上率先站到白那边去，要求抛弃作。作无法想象白惨遭杀害、小团体解散之后，她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包许是冷漠至极。总之只能赶去那里看看。

时间已过八点，正如奥尔加说的，天完全没有要黑下来的意思。许多商店还在营业，人们在亮如白昼的大街上漫步。咖啡馆里，人们喝着啤酒或葡萄酒谈笑风生。走在圆石铺的老街上，不知何处飘来烤鱼的气味，很像日本的快餐店里烤青花鱼的香味。作肚子饿了，便迎着气味追溯而去，走进一条小巷，却没找到源头。在大街上逛来逛去，香味渐渐淡薄，最终消失了。

他不喜欢在吃的东西上想来想去，嫌麻烦，便走进一家映入眼帘的比萨屋，坐在露天餐桌边，点了冰红茶和玛格丽特比萨。耳边仿佛响起沙罗的笑声。专程坐飞机到芬兰，就吃了玛格丽特比萨回来吗？她大概会乐不可支地这么说我。但比萨远比预期的美味。好像真正是炭火烤出来的，焦黄薄脆，香喷喷的。

这家朴实的比萨屋几乎爆满，坐满携家带口的食客和成双成对的年轻情侣。还有成群的学生。人人都手持啤酒杯或葡萄酒杯。多数人都毫无顾忌地抽着香烟。环顾四周，独自一人喝着冰红茶、默默地吃比萨的也只有作了。人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耳边传来的（大概）都是芬兰语。餐桌边的客人似乎都是当地人，看不到貌似观光客的身影。直到此时，作才认识到自己已然远离日本、身在外国。不管在何处，吃饭时他几乎总是孑然一身，因而不怎么介意这种状态。但在这里，他并不单单是孑然一身。他在双重意义上是孑然一身。他是异邦人，周围的人们都在用他无弦理解的语言纵声谈笑。

这与他在日本一直感觉的孤立又很不一样。相当不赖，作想。双重意义上的孑然一身，或许与孤立状态的双重否定一脉相通。就是说，作为异邦人的他在这里处于孤立状态，完全合理。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此一想，就变得心平气和。自己无疑置身于正确的场所。他扬手喊来侍者，点了一杯葡萄酒。

葡萄酒送上来不久，来了一个身穿旧西装马甲、头戴巴拿马帽、拉手风琴的老人，牵着一条尖耳朵的狗儿。他像拴马一样，娴熟地将牵狗绳拴到街灯杆上，倚着灯杆站在那里，开始演奏北欧民谣风格的音乐。久经战阵又游刃有余的演奏。有人和着音乐唱出声来。他还应听众要求，用芬兰语唱了一首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不要太冷酷》。黑色的瘦狗坐在那里，不看周围，像回顾往事似的盯着天上一点，耳朵一动不动。

“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部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奥尔加说。

的确如此。作啜着葡萄酒想。不光是解释给别人听，连解释给自己听也太困难。硬要解释，就会在某些地方生出谎言来。不管怎样，到了明天各种事情肯定比今天清楚。只要等待就行了。就算不比今天清楚，不也无所谓吗？没办法呀。缺乏色彩的多崎作，就这样缺乏色彩地活下去就好。这样又不会给谁添麻烦。

作想到了沙罗。想到她的薄荷绿连衣裙，她明朗的笑声，还有和她手牵着手攫步街头的中年男子。不过这思绪并没有把他带往别处。人的心灵就是夜间的鸟。它在静静地等待什么，时机一到，便径直冲那里飞去。

他闭上眼睛，聆听手风琴的音色。那单调的旋律穿过人们嘈杂的交谈声传人耳际，宛如狂涛怒吼下几乎消失的雾笛。

作喝掉半杯葡萄酒，随意放下些纸币和零钱，起身往琴手面前的帽子里投入欧元硬币，学众人的模样，走过时摸了摸系在街灯杆上的狗儿的脑袋。可是狗儿就像在扮演雕像，一动也不动。他缓步走向宾馆。途中顺便在售货亭买了矿泉水和更详细的芬兰南部地图。

马路中央的公园里，摆着固定的国际象棋石桌，人们自带棋子来下棋寻乐。全是男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跟比萨屋的客人不同，他们个个沉默寡言。连在一旁观棋的人也沉默不语。沉思需要深深的沉默。走过街头的人大多牵着狗。狗狗们也沉默不语。走在路上，不时有烤鱼的香味和土耳其烤肉的气味随风飘来。将近晚上九点了，花店还在营业。店里摆满了色彩缤纷的夏季鲜花，似乎彻底忘却了夜晚。

到了宾馆前台，请他们七点钟打电话叫醒自己。忽然想起来，问道：“这附近有没有游泳池？”

那位员工微皱眉头想了想，礼貌地摇摇头。简直像对自己了解的国家历史不够完整表示歉意。“实在抱歉，这附近没有游泳池。”

作回到房间，把厚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遮蔽光线，脱衣上床。然而光线仍像难以简单消除的古老记忆，总要悄悄钻进屋来。望着昏暗的天花板，一想到打算拜访黑的自己竟然不是在名古屋，而是在赫尔辛基，就觉得奇怪。北欧夜间独有的明亮给他的心带来奇妙的震颤。身体在期待睡眠，大脑却希望再持续片刻清醒。

然后想到了白。已经很久没梦见她了。从前经常做有她出现的梦。许多时候都是春梦，梦中自己在她体内猛烈射精，然后醒来。在洗脸盆中搓洗被精液弄脏的内裤时，总是被复杂的思绪囚缚。那是奇妙的情感，罪恶感与强烈的憧憬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大概是现实与非现实悄然混合、只能产生于不为人知的阴暗场所的情感。作莫名地怀念起那种情感来。不管是怎样的梦，不管心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能再梦见白一次就好。

不久睡眠来临，但那里没有梦。

15

七点钟，催他起床的电话打进来，他终于睁开眼。感觉似乎睡得很长很深，整个身子处于舒适的麻痹状态。洗完澡，刮完胡子，直到刷好牙，那麻痹始终来消。漫天薄薄的阴云，没有一丝缝隙，又不见要下雨的迹象。作换好衣服，去餐厅吃了简单的自助早餐。

九点过后拜访了奥尔加的事务所。这家位于半坡上的小事务所里，除了她就只有一位眼睛长得像鱼眼的高个子、男人。那男人正对着电话解释什么。墙上贴着芬兰各地的彩色海报。奥尔加把打印出来的几张地图递给作。从海门林纳沿着湖边前行一阵，有座小镇，哈泰宁一家的夏季别墅就在那里。那个位置上标有一个x。那湖简直像条运河，弯曲而细长，延绵不绝。大概是几万年前由移动的冰河深深剜出来的吧。

“我猜路大概很容易找。”奥尔加说，“芬兰跟东京和纽约不一样，交通量不大。只要照着道路标志开，别撞上麇鹿，你肯定能找到。”

作道了谢。

“车子订好了。是一辆只跑过两千公里的大众高尔夫。费用打了折，尽管只便宜了一点点。”

“太好了。谢谢你。”

“祝你一切顺利。毕竟是专程来一趟芬兰嘛。”奥尔加嫣然一笑，说，“万一遇到为难的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作说。

“当心麋鹿。那是些呆头呆脑的动物。别开得太快哦。”

两人握手告别。

到租车行取了那辆还很新的藏青色高尔夫，问了服务台的女职员从赫尔辛基市中心上高速的路线。需要稍加留神，但路线并不复杂。只要开上高速公路，接下去就简单了。

作听着FM电台播放的音乐，以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一路西驰。几乎每辆车都超越了他，可他不介意。很久没摸过方向盘了，况且又是左舵。而且可能的话，他打算在哈泰宁一家吃完午饭之后抵达。时间绰绰有余，不必着急。古典音乐台正在播放轻快华丽的小号协奏曲。

道路两侧几乎都是森林，给人整个国土都覆盖在水嫩丰腴的绿色之下的印象。树木大多是白桦，其中混杂着松树、鱼鳞云杉和槭树。松树是树干挺拔的红松，白桦枝条四面低垂。都是在日本看不到的品种。不时还能看见阔叶树。拥有巨大翅膀的飞鸟一面搜寻着地上的猎物，一面缓缓在空中翱翔。处处可见农家的屋顶。农家占地很广，栅栏在平缓的丘陵上绵延，还能看到放牧的牲畜。牧草收割完毕，正用机器打成一捆捆巨大的草垛。

十二点前到达海门林纳。作把车停在停车场上，在街头走了约莫十五分钟后，在面对着中心广场的咖啡馆坐下喝了杯咖啡，吃了个羊角面包。面包太甜，但咖啡浓郁美味。海门林纳的天空和赫尔辛基一样，也漫天蒙着一层薄薄的阴云，看不到太阳的身影，空中只有一个渗着橘黄色的轮廓。吹过广场的风微带寒意，他在Polo衫外边套上了薄毛衫。

海门林纳几乎不见观光客的身影。只有抱着购物袋穿着日常服装的人们来来往往。市中心的街道说是面向观光客，不如说是面向本地居民或到别墅度假的人们，以经营日常食品和杂货的商店为主。隔着广场，正对面有座大教堂。绿色圆屋顶的矮矮的教堂。黑鸟成群，仿佛海岸边的浪涛，在众多屋顶之上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白色的海鸥在广场的石板路上溜达，用毫不懈怠的目光四下窥伺。

广场附近有几辆卖蔬菜和水果的手推车，他在那里买了袋樱桃，坐在长椅上吃。两个十岁或十一岁的女孩走过来，在稍有些距离的地方盯着他看。大概来这座城市的东方人不太多吧。一个女孩又瘦又高、肤色白皙，另—个晒得黑黑的脸上有些雀斑。两个都梳着小辫子。作朝她们微笑。

两人像谨慎的海鸥，一点点走近。

“中国人？”高个女孩用英语问。

“是日本人哦。”作回答，“很近，但有点不一样。”

两人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

“你们是俄罗斯人吗？”

两人连连摇头。

“芬兰人。”雀斑女孩表情认真地回答。

“道理跟这一样。”作说，“很近，但有点不一样。”

两人点点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雀斑女孩问。就像在测试英语句式。大概是在学校学了英文，想跟外国人试一试。

“我是来看朋友的。”作说。

“从日本到这里要几个小时？”高个女孩问。

“坐飞机大约十一小时。”作笞道，“中间吃了两次饭，看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虎胆龙威12》。”

少女们似乎得到了满足。两人手拉着手，裙裾翻飞，轻盈地跑过广场离开了，像被风刮走的草团。没有关于人生的省察和警句。作松了口气，继续吃樱桃。

作抵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正值一点半。找到他们的住处不像奥尔加预言的那般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堪称道路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位热心的老人，说不定他永远都找不到。

见作把车停在路边，拿着Google地图不知所措，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老人凑过来。他戴顶旧鸭舌帽，穿着长筒胶靴。从耳边探出白发，眼睛通红充血，看似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作把地图给老人看，说自己在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

“就在这附近。我领你去。”老人先用德语，然后用英语说道。他将看似很沉的黑自行车随手靠在一旁的树干上，不容分说地钻进高尔夫车，坐在副驾驶席上，向前伸出枯树桩般凹凸不平的手指示道路。沿着湖岸，有一条穿过林间的泥路。说它是路，不如说是由车轮反复碾压出来的野径。两条车辙之间长满了茂盛的绿草。沿着它向前驶去，很快便分出一条岔路。路口有好几块用油漆写着名字的标志牌钉在树干上，右边一块写着“Haatainen”。

顺着右边的小路前行，很快来到一片开阔地。白桦树的枝干间看得见湖水。有座小小的堤坝，一艘深黄的塑料船系在堤边。是钓鱼用的简单的小艇。在树丛中有幢小巧的木屋，房顶上探出砖砌的方形烟囱。木屋旁边停着一辆赫尔辛基牌照的白色雷诺面包车。

“那里就是哈泰宁家。”老人用庄重的声音宣告，接着像个即将闯入暴风雪中的人，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朝着地面呸地吐了口痰。像小石块一样硬的痰。

作向他道谢：“我送你回停自行车的地方吧。我已经知道路怎么走了。”

“不，不用。我走回去。”老人发怒似的说。作猜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从发音来判断可能是芬兰语。然后老人连握手的间隙都不给他，下车甩开大步就走，头都不回。简直像已经把奔赴冥界的途径告诉亡者的死神。

作坐在路旁夏草中的高尔夫车里，望着老人的背影。然后下车，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比赫尔辛基的空气还要清新很多。仿佛是刚制造出来的空气。徐缓的风摇着白桦树叶，不时传来小艇碰撞堤岸的轻微的咔嗒声。某处传来鸟鸣。很有穿透力的短短的呜叫。

作看了看手表。吃完午饭了吗？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想不出其他事可做，便决定去拜访哈泰宁一家。他踏着绿色的夏草，径直朝木屋走去。正在门廊午睡的狗狗站起来，盯着他。小小的褐色长毛犬连吠了几声。没用绳索拴着，但那并不是威吓的吠叫，所以他继续前行。

大概是听到了狗叫声，作将要到达门口之际，门开了，一位男子探出脸来。他从面颊到下巴长满浓密的金色络腮胡。大约四十五六岁，个头不算高，就像超大尺寸的衣架，肩膀又平又宽，长脖颈。头发也是浓烈的金色，好似纠缠在一起的毛刷，耳朵朝着一旁钻出来。上穿短袖格子衬衫，下穿蓝色工装牛仔裤。他左手抓着门把手，看着走近的作，然后呼喊狗狗的名字，制止它吠叫。

“哈啰！”作说。

“你好！”男子用日语说道。

“你好！”作也用日语回应，“这里是哈泰宁先生的家吗？”

“是的。是哈泰宁家。”男子用流利的日语答道，“我叫爱德华哈泰宁。”

作走上门廊的台阶，伸出手。男子也伸出手，两人握手。

“我叫多崎作。”作说。

“作，就是制作东西的作吗？”

“对。就是那个作。”

男子微笑了一下。“我也制作东西。”

“那太好了。”作说，“我也是制作东西的。”

狗狗跑来，用脑袋蹭了蹭男子的腿。然后像附送赠品似的在作的腿上如法炮制。这大概是欢迎仪式。作伸手抚摸狗狗的脑袋。

“多崎先生，你制作什么？”

“我制作火车站。”作回答。

“呵呵，你知道吗，在芬兰，最早铺设的铁路就是赫尔辛基和海门林纳之间这一段。因为这个缘故，本地人很为火车站自豪。就像为这里是让西贝柳斯的诞生地自豪一样。这说明你来对地方了。”

“是吗？这个我倒不知道。那么，爱德华先生，你制作什么东西呢？”

“我制作陶器。”爱德华答道，“跟火车站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来，请进，多崎先生。”

“打扰了。”

“哪儿的话。”爱德华说着摊开双手，“这里欢迎任何人。制作东西的人就是我的伙伴，尤其欢迎。”

木屋里没有人。餐桌上有只咖啡杯和一本摊开的芬兰文平装书。看来他是独自边看书边喝饭后的咖啡。他请作坐下，自己坐在对面。往书页里插进一枚书签，合起推到一边。

“来杯咖啡如何？”

“好的。谢谢。”作说。

爱德华走到咖啡机前，往马克杯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到作面前。

“需要砂糖和奶油吗？”

“不用。黑咖啡就好。”作说。

奶油色的马克杯是手工制作的。把手歪歪扭扭，形状非常奇怪。但拿着很顺手，摸着感觉很亲切。好像只有自家人才能听懂的温馨的玩笑。

“那只杯子是我大女儿做的。”爱德华笑嘻嘻地说，“当然，拿到窑里去烧制的是我。”

他的眼睛是柔和的浅灰色，与头发和胡须浓烈的金色很相配。作极其自然地对他生出好感。相比都市生活，他是与森林湖泊更相称的类型。

“多崎先生一定是有事来找惠理吧？”爱德华问道。

“嗯。我是来见惠理女士的。”作说，“惠理女士在吗？”

爱德华点点头。“在。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了。大概就在湖边走一走。那儿有条很不错的散步小路。和平日一样，狗狗总是先回来。她们马上就会回来。”

“你日语说得非常好。”作说。

“我在日本住了五年。岐阜和名占屋。在那里学习日本的陶艺。不会日语什么都干不成。”

“你是在那里认识惠理女士的吗？”

爱德华爽朗地笑起来。“对。很快就坠入情网啦。八年前在名古屋举行婚礼，然后两个人一起回了芬兰。现在在这里制作陶器。回芬兰后一开始在阿拉伯陶器公司担任设计，可我一心想自己干，两年前自立门户，成了自由设计师。每周还到赫尔辛基大学讲两次课。”

“总是在这里过夏天吗？”

“对。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在这里生活。附近有个我和同伴共同使用的小作坊。上午我从清早开始就在那里干活，总是回家吃午饭。下午主要和家里人一起度过。散散步，读读书，有时大家还一起去钓鱼。”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爱德华开心地一笑。“谢谢你。这一带很安静，工作也很顺利。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孩子们也喜欢这里。可以接触大自然。”

屋子里有面白色灰浆墙安了一排落地的木橱架，摆着像是他烧制的陶器。此外几乎没有称得上装饰的东西。一只朴素的圆钟挂在墙上，一套小型音响和一堆CD搁在结实的旧木柜上。

“那个架子上的作品，大约有三成是惠理做的。”爱德华说，从声音中能听出自豪的余韵，“该怎么说呢，她有种天生的才华。与生俱来的东西。表现在她的作品里。赫尔辛基有几间店放着她的作品，有些店里的甚至比我的作品更有人气。”

作稍感吃惊。他从来没听说过黑对陶艺感兴趣。

“我不知道她在制作陶器。”作说。

“惠理二十岁过后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从普通大学毕业后，又考进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工艺系重读。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

“是吗？我好像只了解十几岁的她。”

“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吗？”

“对。”

“多崎作先生。”爱德华再度念叨这个名字，眯起眼睛搜寻记忆，“这么说来，我听惠理提起过你。在名古屋，关系非常好的五人小团体中的一位。对不对？”

“哎。是的。我们属于同一个小团体。”

“在名古屋我们的婚礼上，那个小团体来了三个人。赤、白和青。好像是吧？色彩丰富的人。”

“没错。”作说道，“遗憾的是我没出席婚礼。”

“不过，现在我还是见到你了。”他浮出温暖的笑容。胡须就像篝火上亲密的火苗一样在脸上摇曳。“你是来芬兰旅行吗？”

“对。”作说。如果讲真话，势必需要冗长的解释，“我来赫尔辛基旅行，心想可能的话很想见见好久没见过的惠理女士，就顺便跑到这里来了。事先没跟你们联系，很抱歉。没给你们添麻烦就好。”

“不不不。怎么会是麻烦呢。非常欢迎。这么远，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幸好我留在了家里。惠理一定也很开心。”

要是真的开心就好了，作暗想。

“可以参观一下作品吗？”他指着墙边橱架上的陶器，问爱德华。

“那当然。用手拿也没关系。我的作品和惠理的作品混在一起，但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不用说明你大概也能分清楚。”

作走到墙边，一件件观看摆在那里的陶器。大半是盘子、盆钵、杯子一类很实用的餐具。还有几件花器和壶罐之类。

正像爱德华说的，他的作品跟惠理作品的区别一目了然。使用光滑的素胚、浅色调的是丈夫的作品。颜色处处忽浓忽淡，描绘出行云流水般的微妙阴影。一件带图案的也没有。颜色的变幻本身就是花纹。烧出这样的颜色应该需要高超的技艺。连完全是门外汉的作也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他作品的特色是排除多余装饰的设训和烧制出光滑高雅的手感。基本属于北欧风格，但在那种删繁就简的朴素中，日本陶器的影响显而易见。拿在手上意外的轻巧称手，对细枝末节都精雕细镂。总之是一流匠人才能做出的手艺活，在追求批量生产的大公司里，他的才华只怕很难充分发挥。

与之相比，惠理的风格更为简约。从技术角度来看，远远不及丈夫的作品致密精妙。整体而言显得壁厚，边缘描绘出的弧度也微妙地歪曲，看不到简练锐利的美。然而她的作品奇妙地有种让观者气定神闲的温暖感觉。些微的瑕疵，以及粗粝的手感，让人有触摸天然的布帛，或是坐在檐廊边远眺天上流云时那种静谧的从容。

她的作品特色与丈夫的相反，在于花纹。每件作品都描绘着如秋风吹聚的树叶一般，时而零乱时而整齐的细致花纹。由于花纹不同的聚散力式，整体印象时而清寂，刚而华荧。那种精妙令人想起旧和服上的细碎花样。作凑过去，想看清一个个花纹表现的是什么，却没有弄清那些形象的意义。奇怪的图形。稍稍隔开一段距离再看，只能看出像是飘飘洒洒散落在林间的树叶。被不知其名的动物悄然无声地踏过的树叶。

与丈夫的作品截然不同，色彩于她的作品而言不过是背景。如何让花纹活起来，如何把它凸显出来，这才是色彩被赋予的使命。色彩淡而静默，却有效地支撑着花纹的背景。

作把爱德华和黑制作的餐具交替拿在手上对比。这对夫妻在实际生活中一定也巧妙地维持平衡，和谐相处吧。这种温馨的对比让人这么想。尽管风格不同，却努力接纳对方的特色。

“作为丈夫，我也许不该如此赞美妻子的作品。”爱德华看着作的样子，说，“日语怎么说的来着？偏心……吗？”

作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不过，我倒并非因为是夫妻才这么说，是因为喜欢惠理的作品。世上大概有许多人比她做得更好更漂亮。可是她做的东西没有小家子气，能感受到心胸的浩瀚。要是我能表达得高明些就好了。”

“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作说。

“这种东西，一定是上天赐予的。”他指了指天花板，说，“天赋。她今后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惠理还大有发展空间。”

外边，狗狗叫起来。那是充满爱意的叫声。

“好像是惠理和女儿们回来了。”爱德华把脸扭向那边，起身向门边走去。

作把惠理的陶器小心翼翼地放回橱架，站在那里不动，等着她出现在门口。

16

第一眼看见作的面孔，黑似乎没有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她的表情忽然消失，变成了空白。她将太阳镜推到额头上，一言不发，只是盯着作——午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回到家里居然发现丈夫身边站着个似乎是日本人的男子，那张脸还似曾相识。

黑牵着小女儿的手。女儿大概三岁左右。旁边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孩，比妹妹大两三岁。两个女孩身穿同样花色的连衣裙和塑料凉鞋。门洞开着，狗在外边热闹地吠叫。爱德华伸出脑袋，简短地呵斥。狗立刻停止叫唤，趴在门廊的地板上。女儿们学着母亲的样子，沉默不语，只是望着作。

黑的整体印象与十六年前最后一次见面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少女时代胖乎乎的面影退向远方，率直而有力的轮廓填埋了留下的空白。坚韧的性格历来是她固有的特色，而坦率的没有阴翳的眼睛如今被赋予了内省的感觉。那双眼瞳无疑目击过许多留存于内心的风景。她双唇紧闭，面颊和额头似乎晒得很健康。浓密的黑发直直地垂到肩头，刘海用发卡夹住，不让它垂到额头。胸似乎比从前大了很多。在没有花纹的蓝色棉裙上披了条奶油色披肩。穿着白网球鞋。

黑像寻求说明似的转向丈夫。但爱德华一声不响，只是微微摇头。她再次看着作，轻咬嘴唇。

作此刻看到的，是一位走过了与他迥异的人生的女性健壮的肉体。作不禁深深感受到它的分量。面对着黑，他终于透彻地体悟十六年岁月具有何等的分量。世上有一类东西，只有女性的身体才能传达。

黑望着作，脸略为扭曲，嘴唇像涟漪般抖动，扭向一侧，右颊上现出小小的酒涡。准确地说，那不是酒涡，是用来装满欢快的苦酒的小小凹陷。作对这表情记忆犹新。每当她要说出挖苦的话，脸上必定现出这种表情。但她并不打算挖苦作，只是单纯地要把假设从远处拽到近前。

“作？”她终于把那假设转换成了语言。

作点点头。

黑首先把小女儿拉到身边，仿佛要保护孩子免受威胁一般。女儿目不转睛地仰望着作，身体紧紧贴在母亲的腿上。大女儿站在稍远处不动。爱德华走到她身旁，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这孩子的头发是浓烈的金发。小女儿是黑发。

五个人默默无言，保持一个姿势半晌不动。爱德华抚摸着金发女儿的头发，黑搂着黑发女儿的肩膀，而隔着餐桌，作一个人站在那里。简直像在模仿相同构图的绘画中的姿势。位于构图中心的是黑。她，或者说她的肉体，处于画框中的情景的核心。

她率先动起来。先放开小女儿，取下额头上的太阳镜搁在餐桌上。然后端起丈夫的马克杯，啜了一口里面剩的冷咖啡，随即皱起脸，似乎味道不佳。好像难以理解喝下去的是什么。

“要不要给你倒杯咖啡？”丈夫用日语对妻子说。

“拜托了。”黑没有看他，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爱德华再次走到咖啡机前，打开开关重新加热。姐妹俩学着母亲的样子，并排坐在窗边的长木椅上，看着作的脸不说话。

“真的是作吗？”黑小声问。

“是真人哦。”作答道。

黑眯起眼睛，径直望着他的脸庞。

“你那表情就好像看到了鬼一样。”作说。他是打算开玩笑的，但连他自己都觉得听来不像玩笑。

“你的样子变了很多。”黑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很久没见过面的人都这么说。”

“你瘦了好多，变得……像个大人了。”

“那大概是因为我长成大人了吧。”作说。

“也许是吧。”黑说。

“你几乎没变。”

黑微微摇头，什么也没说。

丈夫端来咖啡，放在餐桌上。小巧的杯子像是她自己烧制的。她往里面放了一匙砂糖，用小勺搅拌，小心地喝了一口冒着热气的咖啡。

“我带孩子们到镇上去一趟。”爱德华用明朗的声音说，“得买些食品，还得给车子加点油。”

黑朝着他点点头。“是呀。拜托了。”

“有什么想要的吗？”

她默默地摇头。

爱德华将钱包塞进衣袋，取下墙上挂的车钥匙，对女儿们用芬兰语说了些什么。女儿们满脸喜悦，立即从长椅上起身。作听到了“冰激凌”这个词。大概是答应购物时顺便给她们买冰激凌吧。

作和黑站在门廊里，望着三人坐进雷诺面包车。爱德华打开左右对开的后车门，短促地吹了声口哨，狗儿欢欢喜喜奔过去轻快地跳进车厢。爱德华从驾驶席探出脸来挥挥手，白色面包车随即消失在树林深处。两人望了一会儿面包车消失的方向。

“你是开那辆高尔夫来的吗？”黑指着稍远处停的藏青色小型车间。

“对呀。从赫尔辛基来的。”

“你怎么会到赫尔辛基来？”

“为了见你呀。”

黑眯起眼睛，像在辨别难解的图形那样，直直地盯着作。“你单单是为了见我，才专程跑到芬兰吗？”

“完全正确。”

“在音信全无的十六年之后？”她惊奇地问。

“说老实话，是我女朋友叫我来的。她说差不多该见见你了。”

黑的嘴唇又描绘出熟悉的曲线。她的声音带上了轻微的戏谑。“哦。你的女朋友对你说，差不多该见见我了。你就从成田坐飞机不远万里地跑到芬兰来。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见不见得着也没个保证。”

作沉默不语。小艇碰触堤岸的咔嗒声还在继续。风静静的，不像会波涛大作。

“我担心事先联系的话，你也许不愿见我。”

“怎么会！”黑惊讶地说，“我们不是朋友吗？”

“曾经是朋友。现在可就不知道了。”

黑将目光移向林间现出的湖面，无声地叹了口气。“他们回来需要两个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好好谈谈吧。”

两人走回屋子，隔着餐桌坐下。黑取下了卡住头发的发夹，刘海耷拉到额前。更接近从前的她了。

“我有个请求。”黑说，“你不要再叫我黑了。要叫的话，希望你喊我惠理。也别管柚木叫白。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再使用那样的称呼了。”

“那些名字已经寿终正寝了？”

她点点头。

“我还是老样子，还叫作，不要紧吗？”

“你一直都是作呀。”说着，惠理静静地笑了，“就这样，不要紧。制作东西的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五月里我去了趟名古屋，见到了青和赤。”作说，“青和赤，这么叫可以吗？”

“没关系。我就是想把我和阿柚恢复成原来的名字。”

“我和他们俩分别见面聊了聊，虽然时间都不太长。”

“他们都好吗？”

“看上去都很好。”作说，“工作好像也很顺利。”

“在令人怀念的名古屋，青顺利地卖着雷克萨斯，赤顺利地培育着企业战士。”

“是的。”

“那么，你怎么样？好好地活着吗？”

“好歹还活着。”作说，“在东京的一家铁路公司工作，负责建造火车站。”

“这事我不久前听人说了。说多崎作在东京埋头造火车站呢。”惠理说，“还有个聪明的女朋友。”

“目前是。”

“就是说，你还没结婚？”

“是。”

“你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作沉默着。

“在名古屋跟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惠理问。

“谈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作说，“十六年前发生的事，还有这十六年间发生的事。”

“跟他们俩见面，搞不好也是那位女朋友的劝告？”

作，点点头。“她说，我必须解决这种种事情，回溯到过去。否则……我就无法从中得到解脱。”

“她感觉你心里有什么问题。”

“她是感觉到了。”

“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断送她和你的关系。”

“大概是。”作说。

惠理像搂抱一般，用两只手握着杯子，感受它的暖意。然后又喝了一口咖啡。

“她多大年龄？”

“比我大两岁。”

惠理点点头。“怪不得。的确，你大概跟年长的女人相处得更好。”

两人沉默片刻。

“每个活着的人都怀抱着各种问题。”惠理说，“一个问题联结着好几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总会有另外几个问题纠缠过来。说不定没法那么容易得到解脱。你是这样，我也是。”

“当然，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得到解脱。但让问题始终是笔糊涂账恐怕也不好。”作说，“我们可以给记忆盖上盖子，但是绝不可能掩藏历史。这是我女朋友说的。”

惠理起身走到窗边，把窗户向上推开，又回到餐桌旁。风摇曳着窗帘，传来小艇凌乱的咔嗒声。她撩开刘海，然后把手放在桌子上，望着作的脸说：“说不定里面还有已经彻底凝固、再也打不开的盖子。”

“不必强行打开它。我并不想做到那种程度。但至少想亲眼看看那是什么样的盖子。”

惠理看着自己搁在餐桌上的手。那双手远比作记忆中的大，而且肉也更多。手指长，指甲短。作想象着那些手指转动陶钧的情景。

“你说我的样子变化很大。”作说，“我也觉得的确变了。十六年前被那个小团体驱逐后，有一段时间，大约五个月吧，我每天只想着死。真的是认真地只想这一件事。根本无法考虑别的事情。我不想说夸张的话，但觉得真的被逼到了绝境。我到了绝境边缘往里窥探，没办法移开目光。可我总算成功地返回原先的世界。其实那时我就是死去也不足为奇。如今回想起来，可能是脑子出了毛病。不知是精神病还是抑郁症，反正那时大脑不正常，这是实话。尽管这样，我还没有错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片静寂，连一点噪音也没有。回想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状态。”

作盯着惠理沉默的双手，继续说下去：

“那五个月过后，我的脸变得跟从前大不相同。体形也变得几乎所有衣服都没法再穿。看着镜子，我觉得好像被装进了一个不是自己的容器里。当然，我也许只是碰巧赶上了人生中这样的时期，正好撞上了大脑必须失常的时期，脸形和体形必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但导火索就是被那个小团体驱逐。这件事大大地改变了我。”

惠理不说一句话，听着他说。

作继续说道：“该怎么说呢？那种心情就像船在航行，忽然孤零零地从甲板上被抛进了黑夜中的大海。”

说完，作忽然想起这是上次赤说过的话。他略微顿了顿，说道：

“不清楚是被别人推下去的还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但船继续向前行驶，我在黑暗冰冷的水中，望着甲板上的灯火渐渐远去。船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旅客还是水手，都不知道我掉进了海里。周围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那时的恐惧至今还留在心中，没有消失。那是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因为自己的存在突如其来地遭到否定，莫名其妙被孤零零地扔进深夜的大海。大概是这个缘故，我从此以后不敢跟别人深交，总是有意设置一定的距离。”

作在餐桌上摊开双手，比出大约三十厘米的宽度。

“当然，这种东西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气质。也许我身上早就有本能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设置缓冲地带的倾向。可是高中时代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缓冲我可是连想都没想过。至少我记得是这样。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惠理将两只手掌贴在面颊上，像洗脸似的缓缓搓揉。“你是想知道十六年前发生了什么，是吧？想知道全部真相。”

“我想知道。”作说，“但首先要讲清楚，事实上我对白，就是阿柚，从没做过任何错事。”

“这我当然知道。”她说完停止了搓脸的动作，“你肯定不可能强奸阿柚。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可是你起初相信了她的话。跟赤和青一样。”

惠理摇摇头。“不对。这种事我从一开始就没相信过。我不知道赤和青是怎么想的。但我不相信。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不可能干那种事。”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辩护，为什么相信了阿柚的说辞，把你从小团体中赶出去，是不是？”

作点点头。

“那是因为我不得不保护阿柚。”惠理说，“想这么做，就必须抛弃你。不可能一面保护你，另一面还要保护阿柚。我只能百分百地接纳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百分百地抛弃。”

“她就是有如此严重的精神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有如此严重的精神问题。明白地说，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必须有人全力保护她，那个人只可能是我。”

“那也可以把事实告诉我呀。”

她缓缓地摇了几次头。“那个时候，老实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告诉你。‘哎，作，对不起，就算是你强奸了阿柚好吗？现在只能这么做。阿柚有点不正常，得把这场面糊弄过去才成。以后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你就先忍耐忍耐。对了，就忍个两年左右吧。’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所以很抱歉，只能请你自己对付了。事情就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顺便说一句，阿柚被人强奸并不是谎话。”

作吃惊地望着惠理的脸。“被谁？”

惠理再度摇摇头。“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违背了阿柚的意志，恐怕是在暴力逼迫下跟什么人发生的性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口口声声说强奸她的就是你。说得非常明白，对方就是多崎作。还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详细逼真到令人沮丧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能不照单收下她的说辞，哪怕心里明白你不可能干那样的事。”

“怀孕了？”

“嗯。肯定没错。因为是我陪她一起去的妇产科。当然不是她爸爸的医院，是更远的地方。”

作长叹一声。“然后呢？”

“经历过好多事情，到夏末流产了。于是到此结束。但那绝不是假性妊娠。她是真的怀孕，真的流产了。我可以保证。”

“流产了，那就是说……”

“对，她准备把孩子生下来，自己一个人抚养。根本没想过要堕胎。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下不了手杀死一条生命。你也能理解吧？她父亲做堕胎手术，她一直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我们还经常为此争论。”

“她怀孕和流产，其他人知道吗？”

“我知道。阿柚的姐姐也知道。她是个口风很紧的人，还帮忙筹措各种费用。但此外就再没人知道了。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赤和青也不知道。这一直是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但事到如今，我觉得说出来也没关系了，尤其是对你。”

“阿柚声称我就是那个人。”

“非常坚定。”惠理说。

作眯眼盯着她手上的咖啡杯看了一会儿。“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那个人非得是我不可？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惠理说。“可以猜测很多理由，但哪一样都难以让人信服。没法解释清楚。但有一个理由可以考虑，恐怕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也许成了导火索。”

作惊奇地看着惠理。“你喜欢我？”

“你不知道？”

“当然。一点也不知道。”

惠理轻微地歪了歪嘴唇。“事到如今说出来也可以了——我一直很喜欢你。作为异性被你强烈地吸引。直白地说，就是心怀恋慕之情。当然，这种事情我从没有说出口，一直深藏在心底。赤和青肯定都不知道。可是阿柚当然知道。女孩之间很难长期隐瞒这类事情。”

“我根本没有察觉。”作说。

“因为你是个傻瓜啊。”惠理用食指按着太阳穴，说，“我们待在一起那么久，我还一点点地发出信号呢，只要稍微长点脑子，很容易就察觉了呀。”

作想了一会儿她所说的信号。但想不出相符的东西。

“放学后，我经常请你帮我补习数学。”惠理说，“这种时候我很幸福。”

“不过你完全没搞懂微积分的原理。”作忽然想起那时她脸颊上不时泛起红潮，“你说得对。我脑筋比别人迟钝。”

惠理浮出淡淡的笑容。“在这种事情上。而且你心里喜欢阿柚。”

作想说点什么，惠理阻止了他。“你不必辩解。不单是你，不管是谁心里都喜欢阿柚。也是理所当然。她那么漂亮，楚楚动人，就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白雪公主。可我就不一样了。只要是跟阿柚在一起，我就一直担任森林里七个小矮人的角色。那也没办法。谁叫我跟她从初中开始就是好朋友呢，只能好好适应这样的位置。”

“那就是说，是阿柚忌妒我了？因为你对我有异性间的好感？”

惠理摇摇头。“我只是说，这说不定成了一个潜在的原因，仅此而已。我不太明白这种精神分析式的东西。但是不管怎样，阿柚始终相信那件事当真发生在她身上。她说是在东京你家里，被你强行夺走了童贞。这对她来说成了真实的最终版本，而且直到最后也不动摇。我至今仍然不理解这种妄想来自何处，为什么要这样篡改。大概谁都无法搞清真相了。不过，有一种梦可能会比真正的现实还有真实感，还坚固。她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梦。说不定就是这么回事。当然，很对不起你。”

“有没有这种可能：她作为异性，对我产生了兴趣？”

“不可能。”惠理干脆地说，“阿柚对谁都没有异性间的兴趣。”

作拧紧眉头。“你说她是同性恋？”

惠理摇摇头。“不对，跟那不一样。她根本没有那样的迹象。毫无疑问。只是她一贯对性有强烈的厌恶，或许该说是恐惧。我也不明白为何有这种心理。我们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但是几乎没谈论过性的问题。我呢，相对而言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可她只要一谈到这种事情，马上就会转换话题。”

“那么流产后，阿柚怎么样了？”作问。

“首先向大学提交了休学申请。因为她那种状态根本无法在人前露面。声称健康上出了问题。闭门在家，足不出户。接着她又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吃下去的东西差不多都吐掉，剩下的还要通过灌肠弄出来。我想这样下去的话，她毫无疑问得丢了性命，就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总算治好了厌食症。花了有半年时间吧。有段时期她真是不像人样，体重掉得厉害，都不到四十公斤。那时候她看上去简直像鬼魂。但拼命努力，勉强恢复到了最底线。我每天都去看她，竭尽所能地跟她说话，鼓励她。于是她只休学了一年，好歹成功让她回大学复了学。”

“怎么会患上厌食症呢？”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她想让月经停下来啊。”惠理说，“如果体重变得极轻，月经就会停止。她盼望能那样。她再也不愿意怀孕了，而且大概也不想做女人了。如果可能，她甚至想把子宫摘除。”

“事态很严重。”作说。

“对，事态非常严重。所以我只能舍弃你了。我真的觉得很抱歉，打心底明白对你做了一件残酷的事。而且从此再也见不到你，比什么都让我难受。这可不是假话。就像身体被撕裂了一样。刚才我也说过，因为我喜欢你啊。”

惠理稍稍停顿，像在调整情绪，紧盯着餐桌上自己的手，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得先让阿柚恢复健康。那个时候这才是我的首要任务。她遇到了可能致命的大麻烦，需要我的帮助。只能让你一个人在黑夜里游过冰冷的大海。我感觉你一定能做到。你足够坚强。”

两人半晌没说话。风中摇曳的树叶，在窗外发出微波荡漾般的声响。

作开口说：“阿柚终于治好了厌食症，读完了大学。然后呢？”

“仍旧每周去看一次心理医生，但几乎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了。至少看上去不再像鬼魂。可是这个时候，阿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她了。”

惠理喘了一口气，选择合适的语句，又开始讲述：

“她跟从前不一样了。许多东西从心中扑啦啦掉落下来，与此同时，对外界的兴趣急速衰减，也完全丧失了对音乐的兴趣。在一旁看着真令人难过。只是还像从前那样喜欢教孩子音乐。唯独这份热情没有消退。哪怕自己的精神状态相当恶劣，身体虚弱得几乎站不起来，她仍然坚持每周去一次那家教会办的课外学堂，教喜欢音乐的孩子们弹钢琴。她一个人孜孜不倦地坚持着这种义工活动。我想大概正因为有这种劲头，她才能从谷底恢复过来。否则，阿柚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惠理扭头看着窗口，眺望树林上方延展开去的天空，又转头望着作的脸。天空仍然薄薄地笼罩着云朵。

“但那时阿柚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无条件地和我亲密接触了。”惠理说，“她说，非常感激我，因为我为她尽心尽力。她是真心感激我。但是同时，她失去了对我的兴趣。刚才我说过，她几乎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我也包含在那‘一切事物’之中。承认这一点，我非常痛苦。毕竟我们多年以来是彼此唯一的挚友，我把她看得非常宝贵。但这是真的。那时候，我对她来说已不再是必不可缺了。”

惠理凝视着餐桌上并不存在的虚无的一点，说道：

“阿柚已经不再是白雪公主。或者说，她大概厌倦做白雪公主了。而我呢，也有点厌倦做七个小矮人。”

惠理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咖啡杯，再放回桌上。

“总而言之，那时那个美妙的小团体，我是指缺了你的四人团体，不再像从前那样正常运转了。大家都毕业离校，忙于各自的日常生活。本来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不再是高中生了。不必说，舍弃你的事也成了大家的心灵创伤。那伤痕绝对不浅。”

作紧闭双唇，听她讲述。

“虽然你已离开，但是你始终就在身边。”惠理说。

短暂的沉默再度降临。

“惠理，我想更多地了解你。”作说，“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我首先想知道这个。”

惠理眯起眼。歪了歪脑袋。“说老实话，十八九岁二十出头时，我的生活始终被阿柚牵着鼻子转。猛然环顾四周，才发现已经处于几乎失去自我的状态。我很想写作。从小我就喜欢写文章。小说啦诗歌啦，我很想写那样的东西。你知道吧？”

作点点头。她总是带着厚厚的笔记簿，想起来就往上面写点什么。

“可是进大学之后，根本没有那份余力了。一边照顾阿柚一边完成课业就耗尽了全力。大学期间我交过两个男朋友，相处得都不顺利。整天忙于照顾阿柚，连约会的空闲都没有。总之干什么都不顺利。偶尔停下脚步看看周围，不由得想，我这到底是在于什么？看不见人生目标。各种东西都在空转而已。我都快要失去信心了。当然，阿柚一定很痛苦，可我也很痛苦啊。”

惠理眯起眼，像在遥望远方的风景。

“就在这时，同学邀我一起去陶艺教室，我半是闹着玩地跟着去了。然后发现这是我寻觅已久的东西。转起陶钧，就能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只要在造型上倾注全力就行，其他事情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从那天开始，我迷上了陶器制作。在大学读书期间还纯粹是兴趣爱好，可到了后来就一心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大学毕业后，我边打工边学了一年，重新考进艺术大学的工艺系。再见啦小说，你好啊陶艺。勤勤恳恳地学习制作，其间结识了在那里留学的爱德华，于是一来二往，就跟他结婚，来到了这里。真奇妙。如果那时同学没有邀我去陶艺教室，我一定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吧。”

“你好像很有才华。”作指着摆在橱架上的陶器，说，“我不懂陶器，但是看着它们，触摸它们，似乎能感受到强烈的感情。”

惠理微微一笑。“才华嘛，我不太清楚，但我的作品在这里卖得很好。尽管赚不了大钱，但自己制作的东西以某种形式被别人需要，是件很美妙的事。”

“我理解。”作说道，“我也是个制作东西的人。虽然制作的东西大不相同。”

“就像火车站和盘子一样不同。”

“两者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需的东西。”

“那当然。”惠理说，然后想着什么。口角的笑意一点点淡下去。“我很满意这里。大概会埋在这片土地上吧。”

“再也不回日本了？”

“我有芬兰国籍，最近芬兰话也说得流利多了。虽然冬季很长，但反倒可以多读些书。也许有一天自己想动笔写点什么。孩子们也熟悉这片土地，还结识了不少朋友。爱德华是个很好的人哦。他的家人都待我很好，工作也上了正轨。”

“而且这里需要你。”

惠理抬起脸，直直地看着作的眼睛。

“在接到阿柚遇害身亡的消息后，我下决心埋葬在这个国度。是青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大女儿正在肚子里，所以连葬礼也没能参加。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好像胸膛真的要裂开一样———阿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惨遭杀害，被烧成灰，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时候我下定决心：如果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就取名叫柚，而且再也不回日本了。”

“原来她叫柚。”

“柚·黑野·哈泰宁。”她说，“至少在这个名字的发音里，阿柚的一部分还继续活着。”

“可是，为什么阿柚要一个人去滨松？”

“就在我移居芬兰后不久，阿柚搬到了滨松。不清楚理由。我们定期写信，但是她只字未提前因后果，只写了一句，说由于工作需要搬到滨松了。找工作的话，名古屋肯定也要多少有多少，她单身一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简直就等于自杀。”

阿柚是在滨松市内自己的公寓里，被人用衣带之类的东西勒住脖颈杀害的。作在报纸的微缩胶卷和过期杂志上读到了详细报道，还上网检索过。

那不是入室盗窃杀人。装有现金的钱包仍然放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动也没动。而且也没有受到强暴的迹象。屋内整洁有序，没有反抗的痕迹，同一楼层的邻居不曾听到可疑的响动。烟灰缸里丢着几根薄荷香烟的烟蒂，但那是阿柚自己抽的。（作不禁皱眉，她居然抽烟？）行凶时间推定为晚间十点至深夜，那天从傍晚时分直到天明，下了一夜五月里罕见的冷雨。她的尸体是在三天后发现的。整整三天，她都以同一姿势躺在厨房的地板革上。

杀人动机始终不清楚。有人趁着黑夜侵入室内，无声无息地将她勒死，什么都不偷什么都不干就扬长而去。房间有自动电子锁，门上挂着安全链。不知是她从里面开的门，还是凶手搞到了备用钥匙。她孤身一人住在这公寓内。据公司同事和邻居们说，她也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姐姐和母亲有时从名古屋赶来看望她，此外她总是一人独处。在众人看来，她是个服装朴素、寡言老实的女子。对工作很热心，在学生中间的声誉也很好，只是一下班便不和别人来往。

为什么她竟会被勒死，谁都想不明白。最终，警察的侦破虎头蛇尾，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找到便中止了。关于这宗案件的报道也越来越少，最终消失。一宗凄凉而悲惨的案件，就像一夜下到天明的冷雨。

“她被恶魔缠住了。”惠理像揭秘似的用神秘兮兮的声音说，“那恶魔不即不离，就在她身后，对着她的脖颈吹出冰冷的气，一点一点把她逼上了绝路。不这么想，种种事情就无法解释。你的事也好，厌食症的事也好，还有滨松的事也是。我本来不愿说这种话。一旦说出口，那东西好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一直把这话藏在心底，原本打算沉默到死。可是此刻，我决心在这里说出来。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恐怕你得彻彻底底了解这件事。那就是恶魔，或者跟恶魔相近的东西。阿柚终究没摆脱那家伙。”

惠理长叹一声，凝视着桌子上的双手。那明显在剧烈颤抖。作将视线从那双手上移开，从飘曳的窗帘间望向窗外。屋内降临的沉默充满深深的悲痛，令人窒息。当中无言的思绪像深剜地表、造出湖泊的古代冰河，沉重而孤独。

“你还记得李斯特的《巡礼之年》吗？里面有一支阿柚经常弹的曲子。”过了不久，作为了打破沉默，问道。

“《Le Mal du Pays》。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惠理说，“现在我还常常听。你想听吗？”

作点点头。

惠理起身到木柜上的小型音响前，从摞在一起的CD中取出一张，放在播放机的转盘上。音箱里流淌出《Le Mal du Pays》的旋律。单手轻轻弹奏出单音构成的朴素的主旋律。两人再次隔着餐桌坐下，默默地聆听。

在芬兰的湖畔听到这段音乐，和在东京公寓中听的有几分相异的韵味。但不管在何处听，不管其中是否有激光唱盘与老式LP的差异，那音乐都没有变化，依旧很美。作想象阿柚坐在客厅的钢琴前演奏这支曲子的光景。她俯身面对键盘，闭着眼睛，微张着嘴唇，探寻着不成声音的语言。这种时候，她游离了自己，身在别处。

不久这支曲子奏完，短暂间隔之后，进入下一支曲子。《日内瓦的钟声》。惠理用遥控器调低功放的音量。

“跟我一直在家里听的，演奏的感觉不太一样。”作说。

“你听谁的演奏？”

“拉扎尔·贝尔曼。”

惠理摇摇头。“我没听过这个人的演奏。”

“他的演奏可能更唯美些。刚才的演奏非常精彩，但不太像李斯特，倒有些贝多芬钢琴奏呜曲的格调。”

惠理微笑着说：“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嘛，也许说不上唯美。但我很中意他。从很早以前起，我就—直听他的演奏，说不定是耳朵习惯了。”

“阿柚这支曲子也弹得很美，充满激情。”

“是啊。她演奏这种长度的曲子非常美妙。如果是大作品的话很遗憾，弹到中途她就无力为继。不过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风格。她的生命仍然鲜活地藏在这种晶莹闪烁的乐曲里。”

在课外学堂，当阿柚教几个孩子弹钢琴时，作和青大概在小操场上和男孩们踢足球。分成两支球队，把球踢向对方的球门（大多是用纸板箱搭的）。作一面传球，一面似听非听地听着从窗口传出来的钢琴音阶练习。

逝去的时间变成尖利的长签，刺穿作的心脏。无声的银色痛感袭来，将脊椎变成冻凝的冰柱。那痛感始终以相同的强度留在那里。他屏住气息，紧闭双眼，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疼痛。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继续端庄地演奏。曲集从《第一年：瑞士》移向《第二年：意大利》。

直至此时，多崎作才终于接纳了一切。在灵魂的最深处，他领悟了。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每一份宁静之中，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大地；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深处存在的东西。

“我说，作，她真的还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惠理在餐桌对面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说道，“我能感受到。在我们周围所有的声音里，在光里，在形状里，以及所有的……”

然后惠理双手掩面，再也说不出话来。作不知她是不是在哭。倘若在哭，那她就是无声地啜泣。

青和作踢足球时，为了拦住几个想去妨碍阿柚教钢琴的孩子，惠理和赤想方设法勾起他们的兴趣。或是读书，或是做游戏，或是到外边唱歌。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尝试都不奏效，孩子们不倦不舍地跑来妨碍钢琴课。因为比其他事情更有趣。事不关己地在一旁看着他们俩苦斗，倒也很有意思。

作几乎是无意识地起身，绕到餐桌对面，默默地把手放在惠理肩头。她仍然用双手紧紧掩着脸。手触上去，才知道她的身子在不停颤抖。是肉眼看不见的颤抖。

“哎，作。”惠理的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我有个请求。”

“好。”作说。

“能不能抱抱我？”

作把惠理从椅子上拉起来，从正面拥抱了她。一对丰硕的乳房像某种证据般紧紧贴着作的胸膛。后背上能感觉到她温暖厚实的双手。柔软濡湿的脸颊触着作的脖颈。

“我大概再也回不了日本了。”惠理小声耳语，温暖湿润的气息吹拂在作的耳朵上，“因为不管看到什么，我大概都会想起阿袖，还有我们……”

作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抱着惠理。

两人站在那里紧紧相拥的身姿，应该从洞开的窗户外就能看见。可能会有人走过窗外，可能爱德华他们现在就会回来。然而这种事情都无关紧要。随便别人怎么想，他和惠理此时此地必须尽情拥抱，必须肌肤相触，将恶魔长长的影子抖落。大概就是为了这个，自己才赶到这里来的。

许久许久——过去了多长时间？——两人紧紧相偎。白色的窗帘在拂掠湖面而来的风中飘摇不止，她的脸颊一直濡湿，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的《第二年：意大利》也未停止。《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接着是《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104号》。作连这些曲子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随口哼出来。此时他才察觉，原来自己曾经何等深沉地将耳朵与心灵倾注于这音乐之中。

两人已经不再说一句话。语言在这里失去了力量。就像停止了舞蹈的舞者，他们只是静静相拥，委身于时间的流逝。那是过去与现在（大概还要加上一点未来）浑然化作一体的时间。两人的身体间没有空隙，她温暖的气息规律地吹拂在作的脖子上。作闭着眼，寄身于音乐的回响，聆听惠理的心跳声。那声音和系在堤坝边的小艇发出的咔嗒声交叠了。

17

两人再度隔着餐桌坐下，互相倾诉肺腑之言。许多都是长期收藏在灵魂深处、不曾化作语言的东西。他们掀起心灵的封盖，打开记忆的门扉，尽量如实地道出心声，静静地倾听对方的讲述。

惠理说：“最终我还是扔下了阿柚，没再管她。我千方百计一心想逃离她。想尽力逃得远远的，逃脱纠缠她的那个东西，不管那是什么。所以我沉湎于陶艺，跟爱德华结婚，来到了芬兰。当然说到底，这对我而言是自然的结局，并不是刻意为之。但这么一来就不必再费神照顾阿柚了——我并不是没有过这种心情。我比谁都喜欢她，长期以来甚至把她看作自己的分身，不管怎样都要支持她。可是另一方面，我真的疲惫不堪。一直忙于照料她，我真的已经筋疲力尽。如何努力也无法阻止她日趋严重地逃避现实，我真是苦闷极了。如果我继续留在名占屋，只怕也要变得不正常。但这种话无非是辩解吧？”

“你只是把心情坦率地说出来了。不是辩解。”

半晌，惠理咬着嘴唇。“不过，这跟我抛弃了她没有两样。于是她一个人去了滨松，被人以那么残酷的方式杀害了。她的脖颈很纤细、很美丽。记得吧？就像美丽的鸟儿，一点小小的力量就会让它折断。如果我在日本，那么残酷的事情肯定就不会发生。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

“也许。但就算那次没发生，可是总有一天，换一个地方，说不定还会发生同样的事。你不是阿柚的监护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在她身边。你有你的人生，你能做的事也有限。”

惠理摇摇头。“我也对自己这么说过，说过好多次。但是这种话根本救不了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远离阿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跟她最终能否得救无关，是关乎我心灵安居之处的问题。何况其间连你也失去了。因为要优先考虑阿柚的问题，就不得不合弃无辜的多崎作。仅仅由于自己的原因，我给你造成了深重的伤害。其实，我是那么喜欢你啊……”

作沉默不语。

“但是，还不止这些。”惠理说。

“不止这些？”

“嗯。老实说，我舍弃你不单单是为了阿柚。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胆怯了。我缺乏身为女人的自信。我明白再怎么喜欢你，你大概都不会理睬我。我以为你心里大概向着阿柚，才能那样毫不留情地割舍你。就是说，那也是为了割断对你的感情。假如我有一丁点的自信和勇气，而不是无聊的自尊心，我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大概都不会那样冷酷无情地抛弃你。那时候的我，脑子一定出毛病了。真的对不起你。真心向你道歉。”

片刻的沉默。

“本该早点这样向你道歉。”惠理说，“道理我很清楚，可是怎么都做不到，因为我感到很羞耻。”

“我的事情，你就别介意了。”作说，“我总算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也算成功地独自游过了黑夜的大海。我们大家各尽其力，活过各自的人生。而长远地看，就算那时我们作出不同的判断、选择不同的行动，只怕最终——尽管可能有点误差——还是会落到与今天相同的田地。我有这种感觉。“

惠理咬着嘴唇，想了一下，然后说：“嗯……有件事你可以告诉我吗？”

“不管什么都行。”

“如果那时我下决心向你表白，说喜欢你，会让我做你的恋人吗？”

“冷不丁当面跟我说，我大概不敢相信吧。”作说。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想象竟然有人喜欢我、想做我的恋人。”

“你很温柔，冷静又稳重，而且那时就有了自己的活法。还长得帅。”

作摇摇头。“我那张面孔无聊透顶。我从来没喜欢过自己的脸。”

惠理微笑着说：“也许吧。没准是你的脸无聊透顶，没准是我的脑子不太正常。至少对一个傻头傻脑的十六岁少女来说，你够帅了。我当时想，要是能有像你那样的男朋友该多好。”

“而且我还没有个性。”

“只要活着，谁都有个性。只是有的人显而易见，有的人不易看清。”惠理眯起眼睛，直直地注视作的脸，“那么，答案怎么样？会让我做你的恋人吗？”

“那还用说。”作说，“我非常喜欢你。跟被阿柚吸引的意义不同，我强烈地被你吸引。假如那时你向我敞开心扉，我想当然会跟你成为恋人。我们肯定能相处得很好。”

两人应该会成为亲密的恋人，享受浓烈的性爱。作暗想。自己与惠理肯定有许多可以分享的东西。尽管乍看性格很不一样（作腼腆又口舌笨拙，惠理爱交际又喜欢饶舌），但都喜欢动手制作有形有意义的东西。但他觉得这种两心相依的时期大概不会太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惠理和他追求的东西不免产生分歧。他们只有十几岁，大概都会朝着各自追寻的方向一点点成长，而前进的路上不久就会迎来分歧点，自此便分道扬镳。他们应该不会大吵大闹，也不会彼此伤害。自然而平稳地分手。最后，作大概继续在东京建造他的火车站，而惠理与爱德华结婚，辗转来到芬兰。

这样的事即便发生也不足为奇。有很大的可能性。这样的经历对两个人的人生绝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就算不再是恋人关系，大概也能变成好朋友。然而一切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两人身上实际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如今这个事实有大于一切的意义。

“哪怕是假话，你这么说，我还是很高兴。”惠理说。

“不是假话。”作说，“在这种问题上，我绝不信口开河。我和你一定会度过美好的时光。没有这样实在遗憾。我打心底这么想。”

惠理微笑起来。那微笑中没有挖苦的色彩。

作想起自己经常做有阿柚登场的春梦。在梦里，惠理也会出现。她们两人总是如影随形。然而作在梦中刺精时，却总是射在阿柚体内。一次也没在惠理体内射过。那也许具有某种意义。不过，这种话不能告诉惠理。无论多么坦率、多么推心置腹，有些事仍然不能说出口。

思考这种梦境时，作会觉得哪怕阿柚声称遭到他强奸（还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也无法断言那就是编造，跟自己毫不相干。尽管只是梦中的行为，但他总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不，不单单是强奸这件事。阿柚遇害一事也是如此。兴许在那个五月的雨夜，是自己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自己都没察觉的情况下赶到滨松，扼住了阿柚像鸟儿般纤细美丽的脖颈。

作眼中浮现出自己敲着阿柚的房门，口里说着“开开门好吗？有话跟你说”的情形。他身穿湿淋淋的黑色雨衣，飘散着沉重的夜雨气息。

“作？”阿柚说。

“我有话无论如何都得告诉你。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才赶到滨松来。要不了很长时间。开开门吧。”他说，接着对着紧闭的门继续说下去，“事先没联系就直接赶来，很抱歉。但要是事先联系，你肯定一开始就不愿见我。”

阿柚犹豫一阵，默默地取下安全链。作的右手紧紧攥着一根带子。

作的脸不禁扭曲了。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无聊的想象？为什么我一定得扼住阿柚的脖子？

当然，根本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作从来没有想杀人的念头。然而说到底不过是象征性的，也许他曾经试图杀害阿柚。自己的内心究竟潜伏着何等浓重的黑暗，连作也一无所知。他只知道阿柚心中大概也潜藏着属于阿柚的浓重黑暗。而且那黑暗或许在某个地方，在地下极深的去处，与作的黑暗一脉相通。而作扼住她的脖子，也许正因为她希望这样。作或许在那一脉相通的黑暗中听见了她的希望。

“你在想阿柚的事情吧？”惠理问。

作答道：“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牺牲者，毫无道理地遭受了残酷的对待，因此深受心灵创伤，毁掉了应有的人生。老实说，我恨过你们四个。心想为什么偏偏就我一人遭此大难？但说不定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我不单是个牺牲者，同时还不知不觉给周围的人造成了伤害。或许又由于反作用力，反过来伤到了我自己。”

惠理一句话也不说，凝视着作的脸庞。

“而且，也许是我杀了阿柚。”作坦率地说，“那天夜里，去敲她房门的也许就是我。”

“在某种意义上。”惠理说。

作点点头。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杀了阿柚。”惠理说完，将脸扭向一侧，“那天夜里，去敲她房门的也说不定是我。”

作望着她晒得很好看的侧影。那微微上翘的鼻子，他从前就喜欢。

“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这样的歉疚。”惠理说。

风好像暂时停息了，白色窗帘一动不动。小艇的咔嗒声也听不见了。唯有鸟呜声传人耳际。是奏出从未听过的奇异旋律的鸟儿。

她听了一会儿鸟呜，拿起发卡再次把头发问上拢去。然后用指尖轻轻按住额头。“你怎么看赤从事的工作？”她问。时间的流动稍稍变轻了，似乎卸去了重压。

“说不清。”作说，“他生活的世界离我太远。我没法简单地判断是好是坏。”

“我不太喜欢赤干的事情。这一点很明确。但也不能因此抛弃他。那家伙以前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也是好朋友，哪怕是七八年没见过面了。”

她再次抚弄着刘海，然后说道：

“赤每年都向那家天主教慈善机构捐献一大笔钱，维持课外学堂。那里的人非常感激他，因为那家慈善机构就靠着一点非常拮据的财政支出勉强运营。但他捐款的事没有人知道。赤强烈要求对捐款人的身份保密。知道的除了当事人，大概就只有我了吧。我因为一点小情况碰巧得知了这件事。作，你瞧，那家伙绝不是坏人。你要理解啊。他只是装出一副坏模样。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做，大概是情非得已吧。”

作点点头。

“青其实也一样。”惠理说，“那家伙仍然保持着一颗纯粹的心。我很清楚。只是要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活下去很不容易，他们两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他们尽了自己的力量，规规矩矩的。作，我们是曾经的我们的事，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曾作为小团体融为一体的事。我是这么看的。哪怕它只存续了有限的几年时间。”

惠理再次双手掩面。片刻的沉默。然后她抬起脸，继续说道：

“我们就这样幸存下来了。我也是你也是。幸存下来的人，就背负着幸存者必须完成的职责——尽可能好好地活下去。哪怕有许多事情永远不会完美。”

“我能做的，最多是继续建造火车站。”

“那就好。你只要继续建造火车站就好。你造的车站肯定既完美又安全、大家都觉得舒适方便。”

“我希望尽量造出这样的车站来。”作说，“这其实是不允许的——我在负责修建的车站里，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某个地方。从外侧看不到的地方，用钉子在半干的混凝土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多崎作。”

惠理笑了。“就算你不在了，你那美妙的车站也会留下来。跟我在盘子背面写上名字的缩写一样呀。”

作抬脸看着惠理说：“谈谈我的女朋友，可以吗？”

“当然。”惠理嘴角浮出富有魅力的微笑，“我正想听听你那位聪明的年长女友的故事呢。”

作谈起了沙罗。第一次见面就奇妙地被她吸引，第三次约会便有了性关系。她很想了解名古屋的五人小团体和它的始末。而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作不知为何没充分勃起，没能进入她体内。作甚至坦白地说了这种事情。沙罗还强烈地劝说作去名古屋，去芬兰。否则内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作认为自己喜欢沙罗，感觉哪怕是跟她结婚也行。大概还是头一回对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然而，她好像还有个年长的恋人。跟那个男人走在一起时显得很开心。我也许没有本事让她那么幸福。

惠理非常仔细地听着他的叙述，没有插一句嘴。最后，她这么说：

“作，你应该把她追到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是这么觉得。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

“但是我没有自信。”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缺乏自我吧。既没有突出的个性，也没有鲜明的色彩。我没有任何东西拿得出手。一直以来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自己是腹中空空的容器。作为容器，也许形成了一定的轮廓，但是里面根本没有可以称作内容的东西。我怎么想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她。时间越久，她越了解我，只怕越会感到失望，然后终将离我而去。”

“作，你应该更多些自信和勇气。要知道我喜欢过你啊。一度情愿把自己献给你。如果你要，我什么都愿意给你。一个浑身热情洋溢的女孩，就是心诚到如此的地步。你有你足够的价值，绝不是腹中空空。”

“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作说，“真的高兴。但现在如何，我心中没底。我三十六岁了，可认真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时，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加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因为生来还是头一次对别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就算你是腹中空空的容器，又有什么关系？”惠理说，“就算是那样，你也是非常美妙、令人心仪的容器哟。自己到底是什么，其实谁都搞不明白。你不觉得吗？既然如此，那你索性就当个形态美丽的容器好了。当个能让人很有好感、情不自禁想往里放点什么的容器。”

作思考着她的话。他理解惠理想说的意思，姑且不论这是否适合自己。

惠理说：“回到东京后，赶快把一切对她说清楚。你必须这样做。直言相告永远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千万不能对她说你看见过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一定要藏在心里。有些东西，女人是不愿被人看见的。但除了这件事，把你的心情毫不保留、老老实实地告诉她。”

“我害怕。怕自己万一做错了事，或者说错了话，结果把一切都毁了，让一切都化为乌有。”

惠理缓缓摇头。“这就跟建造车站一样啊。只要那东西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目的，就绝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便全面崩盘、化为乌有。哪怕不够完美，也总得先把车站造出来，是不是？没有车站，电车就没办法停车，也就没办法迎接心爱的人。如果发现有缺陷，以后再根据需要动手修理不就行了嘛。首先把车站造好。一个为她建造的特别的车站。一个哪怕无事可做，电车也情不自禁想停靠下来的车站。在心里勾勒出这样的车站，再赋予具体的色彩和形状，然后把你的名字用钉子刻在地基上，在里面注入生命。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你不是一个人就能横渡黑夜中冰冷的大海吗。”

惠理劝他留下来吃晚饭。

“这一带常常能钓到肥美新鲜的鳟鱼。配上香草，用平底锅煎。虽然很简单，但是味道可美啦。干脆跟我们一起吃完饭再走吧。”

“谢谢你。但我该回去了。我想趁天还亮着赶回赫尔辛基。”

惠理笑了。“趁天还亮着？你瞧，这可是芬兰的夏天，差不多一直到半夜，天都明晃晃的。”

“可我还是……”作说。

惠理理解他的心情。

她说：“谢谢你这么远专程来看我。能跟你说说话，我很开心。真的。从前长年憋在心里的东西，好像得到了化解。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全都消释了，但我还是得到了巨大的解脱。”

“我也一样。”作说，“你帮我得到很大的解脱。还见到了你先生和女儿们，知道了你在这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单是这些，就不虚此行了。”

两人走出小木屋，走到大众高尔夫停放的地方。缓缓地，仿佛在确认每一步的意义。最后，再一次拥抱。这次她不哭了。作在脖颈处感觉到她平静的微笑。她丰硕的乳房充溢着生存的力量。环绕到后背的手指无比强劲真实。

然后，作忽然想起从日本给她和孩子们带来的礼物。他从放在车里的挎包中取出来，递给她。给她的是黄杨发卡，给孩子们的是日本的绘本。

“谢谢你，作。”惠理说，“你一点也没变。总是这么友善。”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作说着，想起了买礼物的那天傍晚，在表参道看到沙罗和一个男人走过街头的情形。假如没想到要去买礼物，就不会目击那个场面了。世事真是不可思议。

“再见啦，多崎作。路上小心哦。”临别之际惠理说，“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

“坏心眼的小矮人？”

惠理眯起眼，嘴唇像以往一样调皮地歪了歪。“在这里我们常常这么说。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要知道这一带的大森林里自古以来就住着各种生灵。”

“知道了。”作笑着说道，“我会当心，不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

“如果有机会，请转告赤和青，”惠理说，“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会转告他们的。”

“对了，你可以时不时去看看他们两个。或者三个人聚一聚。我觉得这样对你对他们都好。”

“是啊。那样也许挺好。”作答道。

“恐怕对我也是。”惠理说，“尽管我大概没办法参加。”

作点点头。“等我安顿好了，一定创造个这样的机会。哪怕只是为了你。”

“真是不可思议啊。”惠理说。

“什么？”

“那个美好的时代悄然逝去，而且一去不复返。各种美丽的可能性竟被流逝的光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个。”

作默默地点点头，想说句什么，但想不出来。

“这里的冬天无比漫长。”惠理望着湖面说，像是说给远在天边的自己听，“夜晚很长，甚至会觉得永无尽头。一切都冻得硬邦邦。你会怀疑春天大概永远不再来。于是不知不觉地，你就会想起各种阴郁的事情，任你怎么打算不去想。”

尽管如此，还是无话可说。作只是沉默着，将目光投向她视线前方的湖面。等想出应该在此时此地说的话，他已经坐上了飞往成田的直达航班、系好了安全带。不知为何，恰如其分的话总是姗姗来迟，错过最恰当的时机。

他转动钥匙发动汽车。大众车的四缸发动机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活塞嗡嗡地敲打出踏实的循环。

“再见啦。”惠理说，“保重！你一定要想办法追到沙罗。你无论如何都需要她。我相信。”

“我一定试试。”

“听着，作，有一件事你得记住了。你不是缺乏色彩。那种东西仅仅是姓名而已。我们的确拿这件事开过你的玩笑，可全都没有意义。其实，多崎作，你是个无比优秀、色彩丰富的人，一直在建造美妙的火车站。如今你是个三十六岁的健康市民，拥有选举权，定期纳税，为了看我甚至还一个人坐飞机到芬兰来。你什么都不欠缺。你要有自信，要有勇气。你需要的就是这两样。千万别因为怯懦和无聊的自尊失去心爱的人。”

作换到前进挡，踩下油门，从敞开的车窗伸出手挥动。惠理也跟着挥手。她把手扬得高高的，不停地挥舞。

很快，惠理的身影隐没在树丛中，看不见了。只有芬兰夏日里深沉的绿色映在后视镜中。好像又起风了，宽广的湖面上处处涌起白色的涟漪。一位年轻的高个子男人划着皮划艇过来，仿佛一只巨大的豉虫，无声地向前缓缓滑去。

大概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也不会再跟惠理见面了。今后两个人大概会在各自注定的场所，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吧。就像青说的，已经不可能后退了。这样一想，悲哀便如同水流一般，不知从何处无声地汹涌而至。那是透明无形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又是伸手莫及的远处的悲哀。胸膛像刀割般疼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驶上柏油路后，将车停到路边熄火，趴在方向盘上闭起眼睛。为了调整心跳，他不得不花时间慢慢做深呼吸。这样做着，作忽然发现体内临近核心处有个又冷又硬的东西，就像终年不化、完全冻僵的冻土芯。就是它生出了胸中的痛楚与窒息。以前他竟不知道自己内部存在这种东西。

不过，这是恰到好处的痛楚，恰到好处的窒息。这是他必须好好品味的东西。这冰冷的芯，他今后必须一点一点消融。或许得耗费时间，然而这才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情。为了让这冻土消融，他需要某个人的温暖。单凭他自身的体温还不够。

先回东京再说。这是第一步。他转动车钥匙，再度发动汽车。

在返回赫尔辛基的路上，作衷心祈祷惠理不要在森林中被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此时此地，他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18

多出来的两天，作只是在赫尔辛基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不时飘落小雨，但不必在意。边走边想种种事情。有许多事情不得不想。回东京前他打算尽量整理自己的心情。走累了，或想累了，就走进咖啡馆喝杯咖啡，吃个三明治。途中迷了路，不知此刻身在何处，他也不介意。这座城市不算大，况且到处都跑着有轨电车。而对此时的他来说，迷失方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让人心情舒畅。最后一天午后，他走到赫尔辛基中央车站，坐在长椅上，呆望着来来往往的列车打发时间。

作从车站给奥尔加打电话道谢。找到哈泰宁家了，她看到我的时候果然很惊讶，海门林纳是个很美的城市。那很好，太棒了。奥尔加说。她似乎由衷地为作高兴。如果方便，今晚我请你吃晚饭以示谢意。作发出邀请。我很高兴，不过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得待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奥尔加说。请代向沙罗问好。一定转达。辛苦你，谢谢。作说。

黄昏时分，去奥尔加推荐的港口附近的餐厅吃鱼，喝了半杯冰镇夏布利白葡萄酒，想起了哈泰宁一家。他们四个人此刻一定也围坐在餐桌边。风还在吹拂着湖面吗？惠理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她温暖的气息仍然留在自己耳朵里。

回到东京，是在星期六的早晨。整理好旅行袋，优哉游哉地泡了个澡，然后什么事也不做，度过了一整天。刚到家，他就想给沙罗打电话。甚至当真拿起话筒按下了号码。但他最终把话筒放回原处。调整好自己的内心还需要一些时间。虽然是一次很短的旅行，中间还是发生了种种事情。还没有此刻已身处东京正中心的真实感。似乎刚才还在海门林纳郊外湖畔聆听透明的风声。不管告诉沙罗什么，他都必须斟词酌句。

洗衣服，浏览一遍积攒多日的报纸，傍晚前上街买了些食品，却没有食欲。大概是时差闹的吧，天还很亮便困倦难耐，八点半上床躺下，昏昏睡去，可没到半夜叉醒过来。想把飞机上没读完的书接着读下去，可脑子又不听使唤。于是他打扫房间。将近天明时再度入睡，再次睁开眼已将近星期天的中午。看来是炎热的一天。他打开空调，泡了咖啡喝，吃了一片芝士吐司。

洗完澡，往沙罗的住处打了个电话。但电话是录音状态。“信号音响后请留言。”该怎么办？作略一犹豫，没说一句话就放下了话筒。墙上时钟的指针显示刚过下午一点。他想，要不给她的手机打一个试试？可又改变主意作罢了。

说不定此刻她正在跟恋人一起享用假日的午餐。这个时间上床还太早。作想起了和沙岁手牵手在表参道漫步的中年男子。无论如何试图赶走那人的身影，它也不肯离开脑际。在沙发上躺下，迷迷糊糊地想着这样的事，觉得后背上仿佛有针在扎。细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针。微微地疼，也不出血。大概是。但疼痛还是疼痛。

骑上自行车去健身馆，在游泳池里游了平日的距离。浑身还残留着古怪的麻木，边游泳边感觉似乎忽然睡熟了。实际上当然不可能边睡边游，只是感觉而已。但身体在游泳时变成了近乎自动操作的状态，不必再想沙罗和那个男人。这对他来说值得庆幸。

游完回家，睡了半小时午觉。那是无梦的、意识被彻底截断般浓稠的睡眠。然后熨了几件衬衫和几块手帕，做了晚饭。将鲑鱼加上香草放进烤箱，烤好后挤上柠檬汁，和土豆沙拉一起吃。还做了豆腐葱花味噌汤，喝了半罐啤酒，看傍晚的电视新闻。随后躺在沙发上看书。

夜间九点前，沙罗打来电话。

“时差综合征没问题吗？”她问。

“睡眠简直乱七八糟，但身体状况不算坏。”作笞道。

“现在说话不要紧吧？困不困？”

“困是困，不过我打算坚持一小时再睡觉。明天就开始上班了。在公司里可没办法睡午觉。”

“我看这样蛮好。”沙罗说，“对了，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往我家里打电话的是你吧？我一直忘了查看录音电话，刚刚才发现。”

“是我呀。”

“我正好出去买东西了。”

“嗯。”作说。

“可你没留言。”

“我不太会往录音电话里留言。总是紧张得说不出话。”

“那也有可能，可自己的名字总说得出来吧？”

“那倒是。的确该把名字留下。”

她稍微顿一顿。“喂，我也很担心，不知你的旅行是否顺利。你总该留个话，就一句也行嘛。”

“对不起。的确该那么做。”作道歉说，“对了，你今天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洗衣服，买东西，做菜，打扫厨房和卫生间。我偶尔也需要这样朴素的假日。”她说，然后沉默了一下，“那么，芬兰的事情办妥了吗？”

“我见到黑了。”作答道，“跟她好好谈了谈。奥尔加帮了我很多忙。”

“太好了。她人很好吧？”

“非常好。”他说了从赫尔辛基驱车一个半小时到美丽的湖畔去见惠理（黑）的情形。她同丈夫、两个年幼的女儿，带着一条狗，一起在夏季别墅度暑假。附近有个小小的作坊，她和丈夫每天在那里制作陶器。

“她看上去很幸福。芬兰的生活大概很适合她吧。”作说道。除了漫长阴暗的冬夜。但他没说出口。

“万里迢迢赶到芬兰去见她，你觉得值得吗？”沙罗问。

“嗯。我想值得。有些事情一定得当面谈才行。幸亏去了这一趟，许多事情变得清楚多了。不能说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但这对我而言有重大意义。我是说，对我的心而言。”

“很好。听到这话我很开心。”

一阵短暂的沉默。像测量风向般意味深长。然后沙罗说：

“对了，你的声音听上去跟平时有点不一样，是我的错觉吗？”

“我不知道。声音听上去怪怪的，也许是因为我太累了。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

“该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吧？”

“没有问题。我有好多话得跟你说，但说来话长。还是过两天咱们见个面吧，我慢慢从头说给你听。”

“是啊，见个面吧。不过总而言之，芬兰这趟没有白跑就好。”

“辛苦了，谢谢你。全亏了你。”

“别客气。”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作仔细地倾听。那里的深长意味尚未消解。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作下定决心，开口说，“这种话也许不说为妙，但我还是觉得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更好。”

“好呀。”沙罗说，“当然是诚实面对自己更好。不管什么，你只管问好了。”

“我说不好，但觉得除了我之外，你好像还有正在交往的男朋友。这件事我一直有点挂心。”

沙罗沉默片刻。“觉得？”她说道，“你是说，仅仅是朦朦胧胧地有这种感觉吗？”

“是呀。仅仅是朦朦胧胧地有这种感觉。”作说，“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本来就不是直觉灵敏的人。我的大脑基本是为了制作有形的东西才形成的。人如其名。结构相当简单，往往理解不了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么说起来，我好像连自己的心理活动都不能理解。在这种微妙的问题上，我屡屡犯错，因此许多事情尽量不在脑子里想得太复杂。可这件事情一直有点挂心。所以我想，与其傻乎乎地想来想去，坦率地直接问你更好。”

“哦。”沙罗说。

“那么，你是不是还有喜欢的人？”

她沉默着。

作说：“希望你明白，哪怕情况就是如此，我也不是要说三道四。那也许不该由我多嘴多舌。你对我没有义务，我对你也没有权利。但作为我来讲，只是很想知道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

沙罗长叹一声。“什么义务呀权利呀，最好别用这样的词。怎么听上去就像讨论修改宪法。”

“明白了。”作说，“是我的说法不太妥当。但是，刚才我也说过，我是个相当简单的人。心里抱有这种念头的话，怕是很难好好相处。”

沙罗又沉默片刻。她对着话筒紧闭着嘴唇的模样历历在目。

过了一会儿，她静静地说：“你可不是简单的人。只是你自己乐意这么想罢了。”

“既然你这么说，说不定真是这样。这方面我也不太明白。但简单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我的性格，这也是事实。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多次受过伤害，可能的话不愿再有这样的经历。”

“我知道了。”沙罗说，“你诚实地对待我，所以我也要诚实地对待你。不过，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

“要多久？”

“嗯……三天左右吧。今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三，我想就能跟你认真地谈谈了。大概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星期三晚上你有空吗？”

“星期三晚上有空。”作答道。用不着查看记事簿。天黑以后，他什么安排都没有。

“那天我们一起吃晚饭，再好好谈谈。诚诚恳恳的。好吗？”

“好。”作答道。

然后两人挂断了电话。

那天夜里，作做了个又长又怪的梦。他坐在钢琴前弹着奏鸣曲。一架巨大崭新的三角钢琴，白键无比的白，黑键无比的黑。乐谱架上摊着大开本琴谱。一个女人身穿没有光泽的紧身黑色礼服，站在他身旁，用雪白修长的手指敏捷地为他翻动乐谱，时机把握得准确之极。她头发漆黑，长及腰际。那个地方的一切东西似乎都是由不同层级的白与黑构成。不见其他色彩。

他不知道是准作的奏呜曲。总之是一支宏大的曲子。琴谱厚得像电话号码簿，上面密密麻麻填满了音符，不折不扣地“黑压压一片”。这是一支结构复杂、需要高超演奏技巧的艰深曲目。而且作是第一次看到要求即席演奏的曲子，但还是看一眼谱面便理解了它表现的世界的形态，成功地转换成乐音。就像立体地读取错综复杂的设计图。他有这种特别的天赋。训练有素的十指像疾风般拂过琴键。那简直是令人目眩的精彩体验。他能比任何人都快地正确解读那片浑蒙混乱的暗号形成的茫茫大海，同时赋予它正确的形状。

心无杂念地弹奏着音乐，他的身体似乎被夏日午后雷光乍现般的灵感锐利地穿过。那音乐既有大师风范的结构，又非常美丽、富于内省。它无比坦率、纤细立体地表现了人类生存行为的状态。只有音乐才能表现世界的那种重要面貌。他为亲手演奏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剧烈的喜悦令脊骨震颤。

遗憾的是，他面前的观众似乎不这么想。他们忸怩地扭动着躯体，似乎既无聊又焦躁。摇动椅子和咳嗽的声音传人耳中。这是怎么回事？人们根本不理解这音乐的价值。

他在一个像是宫廷大厅的地方演奏。地面由光滑的大理石铺成，天花板很高，中央有扇采光用的美丽天窗。人们坐在优雅的椅子上听音乐。大约有五十人，都是衣冠楚楚的文雅之士，似乎也很有教养。但很遗憾，他们不具备听懂这音乐精髓的能力。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制造出的噪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终于变得不可收拾，甚至盖过了音乐的回响。最终连他的耳朵也几乎听不到自己演奏的音乐下；只能听到放大到荒诞不经地步的夸张的噪音、咳嗽和不满的呻吟。尽管如此，他的眼睛仍然像舔舐般读着乐谱，手指着魔似的疾速驰过琴键。

随后在某一瞬间，作忽然发觉翻动乐谱的黑衣女子手上有着六根手指。那第六根手指跟小指差不多大。他倒抽一口凉气，胸膛剧烈颤抖。很想抬眼看看身旁女子的脸。她是个怎样的女子？是自己认识的女人吗？然而乐章演奏完毕之前，作的眼睛一瞬也无法离开谱面。纵使听音乐的人已经一个也不在了。

这时，作醒过来。枕边电子钟的绿色数字显示着两点三十五分。浑身大汗淋漓，心脏还在镌刻冷冰冰的时间。爬下床脱掉睡衣，用毛巾擦拭身体，换上干净的T恤衫和短裤，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黑暗中思念沙罗。方才在电话里对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深感后悔。不该提那种事。

他很想立刻给沙罗打电话，把自己的话一句不剩地收回。然而将近深夜三点，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更不可能让对方彻底忘却已经说出口的话。我也许会就此失去她，作想。

然后他想起惠理。惠理黑野哈泰宁。两个小姑娘的母亲。想起白桦树林背后延展开去的蓝色湖泊，想起系在堤坝上的小艇的咔嗒声。画着美丽花纹的陶器，小鸟们的鸣啭，狗儿的叫声。还有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弹奏的中规中矩的《巡礼之年》。惠理静静抵在他身上的丰腴乳房的触感。温暖的气息和泪水濡湿的脸颊。已然丧失的许多可能和永逝不返的时间。

有时两人隔桌相对，半晌无言，却不用刻意搜索词句，只是聆听小鸟的呜叫。那啼声有独特而奇妙的旋律。相同的旋律在林中反反复复。

“鸟爸爸鸟妈妈就是那样教小鸟呜叫的。”惠理说着，嫣然一笑，“来到这里我才知道。鸟儿们还得一点点学习怎么叫呢。”

人生就像复杂的乐谱，作想。写满了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以及许多奇妙的符号、意义不明的批注。很难正确地解读。即便解读出来，将它转换成正确的乐音，也未必能正确理解和评价当中寄托的意义。它也来必能让人幸福。人类的行为为什么非得如此错综复杂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追到沙罗。你需要她。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能放开她。我相信。”惠理说，“你什么都不缺。你要有自信，要有勇气。你需要的就是这两样。”

而且，千万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

作想起沙罗，想到她可能正被某人赤裸的手臂搂在怀里。不，不是某人。他亲眼看见过那个人。那时沙罗满脸幸福。笑脸上微微现出美丽的牙齿。他在黑暗中闭上双眼，用指尖按住两侧太阳穴。不能怀着这种心情活下去，他想，哪怕只是三天。

作拿起听筒，按下沙罗的电话号码。时钟的指针快要指向四点。电话铃响了十二声，然后沙罗拿起话筒。

“这种时候打电话实在抱歉。”作说，“不过，我很想跟你说句话。”

“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

“不到凌晨四点。”

“你看，我甚至都不知道世上真有这种时间。”沙罗说，听声音就知道她的意识似乎尚未清醒，“那么，是谁去世了吗？”

“没有人死。”作答道，“还没有人死掉。不过有句话，我一定要在今天夜里告诉你。”

“什么话？”

“我是真的喜欢你。打心底想得到你。”

电话那头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有塞寒率牢的声响。然后她轻咳一下，发出叹息般的声音。

“现在说话方便吗？”作问。

“当然。”沙罗管道，“现在不是不到凌晨四点吗？不管说什么都行。谁也不会偷听。大家都深陷在黎明前的熟睡中呢。”

“我是真的喜欢你。打心底想得到你。”作重复道。

“这就是你在不到凌晨四点时，要打电话告诉我的话吗？”

“是呀。”

“你喝酒了吗？”

“没有，滴酒未沾。”

“哦。”沙罗说，“一个学理科的人，倒很浪漫嘛。”

“这和造车站一样呀。”

“怎么一样？”

“这很简单。假如没有车站，电车就不能在那里停靠。我非做不可的，就是先在脑中构想那个车站，然后给它添上具体色彩和形状。这是最开始要做的事。哪怕有什么不完备的地方，等以后再修改就行。我对这种工作是得心应手。”

“因为你是优秀的工程师。”

“我希望如此。”

“而且你直到天快亮时，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建造特制的车站喽？”

“是的。”作答道，“因为我打心里喜欢你，想得到你。”

“我也非常喜欢你呀。每次见面，心就一点点地被你吸引。”沙罗说道，然后像给文章留白似的稍作停顿，“不过现在是凌晨四点不到，连鸟儿都没醒呢。我的大脑也难说在正常运转。所以，你可以等我三天吗？”

“好。但我只能等三天。”作答道，“这可能是极限了。所以我才在这种时间给你打电话。”

“三天足够了，作。我会严守工期的。星期三傍晚见。”

“把你吵醒了，抱歉。”

“没关系的。我总算知道了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时间也在照样流淌。这是好事。天已经亮了吗？”

“还没昵。不过一会儿就要亮了。鸟儿们已经开始叫了。”

“早起的鸟儿能捉住好多虫子。”

“在理论上。”

“不过我猜我大概看不到。”

“晚安。”他说。

“喂，作。”

“嗯。”

“晚安。”沙罗说，“安心地好好睡一觉。”

然后挂断电话。

19

新宿站是个巨大的火车站，一天总共有将近三百五十万人次通过。吉尼斯纪录正式认定JR新宿站是“全世界上下车旅客最多的车站”。许多线路在站内交汇。主要有中央线、总武线、山手线、琦京线、湘南新宿线、成田特快专线。这些铁轨纵横交错，复杂得令人惊愕。乘车站台多达十六处。再加上小田急线和京王线这两条私铁线和三条地铁线分别像电线插头般接在它的侧腹。简直就是一座迷宫。上下班高峰期，这座迷宫就化作了人海。海水泛着泡，翻卷咆哮，冲着入口和出口奔涌袭来。换乘的人潮到处交汇，生出危险的旋涡。不管是多么伟大的先知，也别想把这狂野澎湃的海水分作两半。

每周五天、早晚两次，这排山倒海的庞大人流在人手绝不算充裕的站员的疏导下，居然巧妙而无甚大过地得以处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早高峰更成问题。人们步履匆匆地奔向目的地。他们得赶在规定时刻前摁下计时器打卡。心情不可能好。睡意还未全消，拥挤得几乎连缝隙都没有的列车又磨损着他们的肉体和神经。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有个座位坐下。作每每感慨：居然从来没发生过骚乱，没造成事故或是发生流血惨案，万一这种拥挤至极的列车或车站成为有组织的狂热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无疑将造成致命的事态。损失将达到惊人的程度。对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说，对警察来说，当然尤其是对乘客来说，那都是无法想象的噩梦。但眼下几乎没有防止这种惨案的办法。而且这样的噩梦一九九五年春天曾在东京真实发生过。

站员们拿着电喇叭不停地呼喊，不停地恳求，发车铃几乎永无休止地鸣响，自动检票机不断地默默读取交通卡、车票和月票里的庞大信息。长长的列车以秒为单位出发与到达，仿佛训练有素、吃苦耐劳的家禽，有条不紊地吐出这一批乘客，再吞人下一批，等不及关车门便匆匆驶向下一站。万一上下阶梯时在人群中被身后的人踩了脚，一只鞋子掉落，大概就别指望捡回来了。鞋子被吞没在早高峰狂猛的流沙中，不见了踪影。他也好她也好，只能穿着一只鞋子度过漫长的一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美国一家主流大报刊登了一张早高峰时人们走下新宿站阶梯的大幅照片。（也可能是东京站，反正是一回事。）照片上的上班族似乎事先商量好了，都低着脑袋，就像装进罐头里的鱼，毫无生气，表情阴郁。报道中写道：“也许日本的确富裕起来了。然而大多数日本人都这样低着头，似乎很不幸。”于是，这成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实际上，作也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究竟是否不幸。然而清晨走下拥挤不堪的新宿站台阶的上班族都低着头，他们与其说是深感不幸，不如说是必须小心脚下。不要失足踩空，不要弄丢鞋子——在上班高峰的大型火车站，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照片却不曾言及这样的实际背景。而身穿暗色调大衣低头走路的人，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都不会显得很幸福。当然，将每天早晨不担心丢失鞋子就没法顺利上班的社会称作不幸的社会，在逻辑上还是理由充足的。

人们每天上下班花费多少时间？作心里计算着。平均单程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大概差不多吧？结了婚、有一两个孩子、在东京市中心工作的普通工薪阶层，若想拥有一栋独立住宅，就只能搬到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上下班的郊外。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有两三个小时得专门用在上下班路上。在满员电车中，运气好的话还能看看报纸或文库本。或许还能用iPod听海顿的交响乐、学西班牙语会话。有人或许还能闭上眼睛，沉湎于漫长的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怕很难把一天中这两三个小时称作人生中最有益、最优质的时间。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时间被这种（大概是）毫无意义的移动剥夺得全无踪影？这又是多么让人疲惫，让人耗损！

然而这问题不应由在铁路公司供职、主要担任火车站设计的多崎作来思考。别人的人生交给他们自己即可。那是他们的人生，不是多崎作的人生。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何等不幸，抑或并非不幸，人们自行判断即可。作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恰当而安全地疏导那数量惊人的人潮。这并不要求省察，只要求经过精确验证的实效性。作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过是一介工程师。

多崎作喜欢眺望JR新宿站。

到了新宿站，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张票，一般总是走上9-10号线站台。中央线特快列车在那里停靠。是开往松本或甲府的长途列车。与上班族为主的其他站台相比，上下车的旅客少得多，列车的停靠也不那么频繁。可以坐在长椅上，不慌不忙地观察车站的情况。

其他人会去听听音乐会，看看电影，去俱乐部跳舞，观看体育赛事，逛街看看百货商店的橱窗，而他以相同的感觉逛火车站。当时间有富余，又想不出该做什么好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到车站去。心绪不宁时，还有思考问题时，双腿自然就会迈向车站。然后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喝着从小卖店买的咖啡，用袖珍时刻表（这东西时刻放在包里）确认电车的发车和到站时间，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在那儿消磨时间。学生时代还曾查看火车站的形状、乘客的流向、站员们的行动，把留意到的地方仔细记在笔记本上，如今毕竟不再干这样的事了。

特快列车渐渐减速，抵达站台。车门打开，乘客们络绎不绝地下车。仅仅是望着这番光景，他就能心满意足、神清气爽。尽管这车站并不属于自己供职的铁路公司，看到列车精确地按时到站、顺利发车，作仍然为它自豪。安静而淳朴的自豪。清洁工迅速走进到站列车回收垃圾，把座位整理干净。头戴帽子身穿制服的乘务员干脆利落地交接班，为下一趟列车的运行做好准备。车厢更换目的地标识，列车被赋予新的编号。一切均以秒为计时单位，秩序井然、精准高效、顺畅无阻地进行。这就是多崎作所属的世界。

他在赫尔辛基的中央车站也做过同样的事。要了一份简单的时刻表，坐在长椅上，手端纸杯喝着热咖啡，眺望着长途列车。用地图确认列车的去向，确认它是来自何处。遥望着络绎不绝下车的乘客，还有快步走向要去的站台的乘客的身影。目光追逐着身穿制服的站员和乘务员的行动。心情就能像平时一样宁静。时间均质而平滑地消逝。除了听不到站内广播，跟在新宿站一样。只怕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火车站的运营秩序也没有太大不同。准确高效的专业水准。这种景象在他心里唤起自然的共鸣，让他感觉显然是身处正确的地方。

星期二，多崎作完成工作时，墙上的挂钟显示已经过了八点。这种时候还留在办公室里的只有他一个。他手上的工作不是十万火急非加班不可。然而星期三晚上约好要跟沙罗见面，他想先把积攒下来的活儿大致干完。

告一段落后，他关上电脑，将重要的光盘和文件收进带锁的抽屉，关掉房间的电灯。然后跟熟识的门卫打个招呼，从后门走出公司。

“工作到这么晚，您辛苦了。”门卫说。

本想找个地方吃饭，却没有食欲。但又不愿直接回家，便走向JR新宿站。这天他照例在站内的小卖店买了咖啡。夏季的东京特有的闷热夜晚，后背湿淋淋的都是汗，可他还是不喜欢冰冷的饮料，更爱喝热腾腾的黑咖啡。这是习惯问题。

九号线一如平素，开往松本的末班特快列车正准备出发。乘务员走过一节节车厢，用熟练却毫不懈怠的目光检查，看看有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列车是见惯的E257系。没有新干线那样惹人注目的华丽，但他对那朴实无华的车型很有好感。至盐尻为止走中央本线，然后至松本为止走筱之井线。列车到达松本是在深夜十一时五十五分。八王子之前是在市区行驶，因此必须抑制噪音，之后大多在山区地带行驶，弯道又多，跑不出惊人的高速。相对于距离来说，很费时间。

离完成乘车准备还有些时间，要乘坐这趟车的人们匆匆忙忙在小卖店里买便当、点心或罐装啤酒，准备几本杂志。也有人将iPod的白色耳机塞在耳朵里，让即将上路的自己有个专属的小小世界。到处都有人用指尖灵活地操作智能手机，或者用不输于站内广播的声音冲着手机吼叫，在跟什么人联系。还有似乎是结伴外出旅行的年轻情侣。他们在长椅上并肩依偎，幸福地小声说话。一对五六岁的双胞胎兄弟满脸睡意，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从作面前快步走过。他们各自拿着小小的游戏机。有两个背着沉甸甸的大型背囊的外国青年。还有抱着大提琴匣的年轻女子，侧影很美。乘坐夜行特快列车奔赴远方的人们。作心生几分艳羡。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去处。

多崎作却没有自己的去处：

细想起来，他还没有去过松本、甲府和盐尻。但这么说的话，他甚至连八王子都没去过呢。新宿站这个站台上，他眺望过不知多少开往松本的特快列车，但一次都没有想坐上那趟车的念头。甚至想都没想过这种事。为什么？

作想象自己就这样坐上列车，继而前往松本的情形。这绝不是不可能。他觉得这是个不坏的想法。要知道他甚至因为一个念头便远赴芬兰呢。要是想去松本，难道会去不成。那里是怎样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他摇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明天上班前不可能从松本赶回东京。这种事不查时刻表也知道。而且明天晚上约好了跟沙罗见面。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天，现在可不能去松本。

他把已经变得温乎乎的剩咖啡喝掉，将纸杯扔进近处的垃圾箱。

多崎作没有自己的去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不对，不是这样，他心想。

回想起来，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只有一次明确拥有自己的去处。高中时代，作盼望考进东京的工科大学，系统地学习火车站设计。那就是他自己的去处。他为此拼命学习。以你的成绩，大概没有指望考进那所大学，班主任老师冷淡地宣称。但他刻苦奋斗，好歹闯过了那道难关。那是第一次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他不善于跟别人争名次争成绩，但如果给出一个他认可的具体目标，他就能为之呕心沥血，发挥相应的能力。这在他来说是个新发现。

结果，作离开名古屋，在东京开始了单身生活。身在东京期间，他渴望早日回到故乡，与朋友们欢聚片刻。那里就是他的归宿。就这样，往返于两个城市间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然而在某个时间点，循环被突兀地斩断了。

之后，他便失去了去处和归宿。在名古屋市还有他的家，他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留着，母亲和大姐住在那个家里。小姐姐也住在市内。作每年礼节性地回家一两次，每次都受到温情的款待，可他面对母亲和姐姐们却没有话可说，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向作索求的，是他曾经有过，但视为无用之物弃如敝屣的身影。为了再现和提供它，作只好不自然地演戏。名古屋这座城市也格外让他感到疏远乏味。作寻求或怀念的东西，在那里一样也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东京纯属偶然给予他的场所。曾经是学校的所在地，如今则是工作的所在地。就职能而言，他归属于这里，没有更多的意义。作在东京过着井然有序、平稳宁静的生活。就像一个被逐出国门的流亡者亡命异乡，尽量不在周围激起风波，不惹是生非，不至于被收缴居留许可证，小心翼翼地度日。不妨说他是作为人生的流亡者生活在这里。对这种期望过匿名生活的人来说，大都会东京正是理想的去处。

他没有称得上密友的人。交往过几位女友，后来都分手了。平淡的交往，圆满的分手。没有一个伙伴走进他的心。他并不刻意追求这样的关系，对方恐怕也没有那般需要他。彼此彼此吧。

我的人生，简直像在二十岁时就止步不前了。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之后那些去了又来的日子几乎没有堪称分量的东西。年月就如同温软的风，在他的周围静静拂过，没有留下伤痕，没有留下悲怆，也不会引发激烈的情感，或是留下值得一提的喜悦与回忆。而他竟已渐入中年。不对，离中年还有些距离。然而，至少已不能再说自己年轻了。

仔细想想，其实惠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人生的流亡者。她也同样心负创伤，结果抛弃了一切，抛弃了故乡。话虽如此，她又是主动选择芬兰这个新天地的。于是她如今有了丈夫和女儿，有了陶器制作这份足以倾注心血的工作、湖畔的夏季别墅和神气活现的狗狗。还学会了芬兰语。她在那里踏实地构筑起了自己的小宇宙。跟我不一样。

作瞅了一眼左腕上的豪雅表。时间是八点五十分。特快列车已经开始上车。带着行李的人陆陆续续走进车厢，对号入座，将箱包放到行李架上，在冷气充足的列车里歇口气，喝口冰凉的饮料。透过车窗能望见这样的情景。

这块手表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多的有形之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制造的美丽的古董。三天不戴在手上，发条就会松弛，指针停止不动。但这种不便反而让作觉得正中下怀。美丽而纯粹的机械制品。不，也许应当称作工艺品。没使用一片石英和微型芯片，完全依靠精妙的弹簧与齿轮勤劳地运转。将近半个世纪里，它从不休息，一直工作到今天，镌刻的时间却依旧准确得惊人。

作从未自己买过手表，总是用别人送的廉价货，佩戴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他以前对手表的看法是只要弄清准确的时间就行。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能满足需要。所以当父亲过世，继承这块看似很贵的手表作为遗物时，他也没有太多感慨。只因为需要上发条，便像职责般每天戴在手上。然而一旦用了，作竟彻底喜欢上了这块表。它的触感，恰到好处的分量，发出的轻微的机械声，都让他心生欢喜，还比以前更频繁地看时间了。每一次，父亲的身影都会隐约掠过脑际。

说实话，他对父亲没有清晰的记忆，尤其不会生出怀念之情。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一起出门和亲亲热热说话的记忆。父亲原本就少言寡语（至少在家中几乎不开口），即便不是如此，平日工作也够忙的了，连家都很少回。如今想起来，大概是在外边另有女人。

对作来说，说他是血脉相连的父亲，更像一个频频来访的有地位的亲戚。作差不多是由母亲和两个姐姐抚养大的。父亲度过了怎样的人生，拥有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观，每天具体在做些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勉强知道的点滴信息，无非就是父亲生于岐阜县，从小便父母双亡，由当僧侣的叔父收养，勉强读完高中，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获得惊人的成功，积累了今天的财富。是个饱受磨难的人，却少见地不愿多谈磨难。也许是当年不堪回首吧。总之，父亲无疑拥有非同寻常的商人天赋。能迅速地将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又毫不留恋地丢弃无用之物。大姐继承了他这种经商才能，尽管只是一部分。小姐姐也部分地继承了母亲游刃有余的社交天赋。作却丝毫没有继承这两种资质。

父亲一天要抽五十多支烟，患肺癌去世。作赶往名古屋市某大学的附属医院探望时，父亲完全发不出声音了。那时候，父亲似乎想对作说些什么，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离世。留给作自由之丘的一居室公寓，以作的名义存的一大笔钱，还有这块豪雅自动机械手表。

不对，他还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多崎作”这个名字。

作提出想报考东京的工科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时，父亲颇为失望，因为独生子竟毫无兴趣继承自己一手打造的房地产事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大为赞同作要当工程师的想法。既然你这么考虑，那就去东京念大学好了，这笔钱我很乐意出。父亲说。不管怎样，学会一门技术，制作有形的东西总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用的事。好好学习，铆足劲儿去造火车站！父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果然没白挑这个“作”字。那说不定是作第一次让父亲感到喜悦，或者如此喜形于色，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九点整，开往松本的特快列车准点驶离站台，跟时刻表完全一样。作依然坐在长椅上，一直望着那串灯火沿着轨道远去，渐渐加速，最后消失在夏夜深处。末班列车消失后，周围陡然变得空荡荡的。似乎都市的辉煌减弱了一个档次。就像戏已演完、照明熄灭的舞台。他从长椅上起身，缓缓走下站台。

走出新宿站，进了近处一家小餐馆，坐在柜台前点了牛肉糕和土豆沙拉。每样都剩了一半。倒不是味道差。那可是一家以牛肉糕味美著称的餐馆。只是没有食欲。啤酒也和平时一样，只喝了一半，还剩一半。

乘电车回到家，洗了个澡。用香皂仔细地擦洗身体，冲去汗水。然后穿上橄榄绿浴衣（从前的女友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的礼物），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面吹着夜风，一面听着微弱朦胧的街市噪音。已经将近十—点，他却了无睡意。

作想起念大学时满脑袋光想着死的那些日子。已经是十六年前了。那段时间他甚至觉得，只要一直深深地凝视自己的心底，心跳就会自然地停止。觉得将精神尖锐地凝聚一处，对准焦点，就会像用透镜聚焦阳光引燃纸片一样，给心脏致命一击。他发自内心地盼望事态照此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好几个月过去了，心跳仍然没有停止。它是不会那么容易停下的。

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响声。似乎朝这里飞近，声音渐渐大起来。

仰望天空，搜寻踪影，感觉那仿佛是携带重要信息的使者即将到来。然而他最终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螺旋桨的声音渐渐远去，没多久就消失在西方的天空。只留下都市的夜晚柔软而杂乱的噪音。

白那个时候的希望，说不定就是五人小团体解散。这种猜想忽然浮上作的脑际。他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点一滴给它绘出轮廓。

高中时代的五个人亲密无间，几乎毫无隔阂。他们全方位地接受彼此，互相理解，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深邃的幸福。但这样极致的幸福不可能永远持续。乐园迟早会消亡。人的成长速度各不相同，前进的方向也彼此相异。随着时间流逝，其中难免要产生不谐，恐怕还会现出微妙的裂痕。于是不知何时，那种不谐与裂痕注定变得很难用“微妙”来概括。

白的精神大概就是没有承受住这种注定到来的东西的压迫。或许她感觉不赶紧切断与那个小团体的精神联系，就势必被它的崩溃连累，遭受致命的伤害。就像让沉船造成的旋涡吞噬、被拖到海底的漂流者。

这种感觉，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就是“现在能理解”的意思。恐怕是性压抑带来的紧张开始产生不小的意义。作如此想象。后来他做起鲜活激烈的春梦，或许也是那种紧张衍生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它还给另外四人带去了某种东西，但无从得知那是什么。

白大概是想从这种状态中逃脱。面对不断要求控制情感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她或许再也无法忍受了。白在五个人当中无疑是感受性最强的。她恐怕最先听到了那不协调的声音。然而她不够坚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到圈子外边。所以她把作塑造成一个叛教者。作那个时候是第一个走出小圈子的成员，成了共同体中最薄弱的一环。换言之，他有遭受惩罚的资格。于是当她遭到强奸时（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强暴了她并使她怀孕，这大概是永远的谜），在巨大打击带来的歇斯底里的混乱中，她就像拉下电车的紧急停车装置一般，使出浑身力气扯断了那个脆弱的拉环。

这么一想，许多事情也许就显得合乎情理了。白那时大概是听从了本能，试图把作当垫脚石翻越闭塞的高墙。多崎作就算置身那样的境况，也肯定能巧妙地生存下去。白大概是凭借直觉这样判断的。和惠理冷静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冷静的、总是很酷地严守自己节奏的多崎作。

作从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走回房间。从橱柜里拿出帆船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端着杯子再次回到阳台。随后坐在椅子上，用右手在太阳穴上按了一会儿。

不对，我并不冷静，也没有很酷地严守自己的节奏。这不过是平衡的问题。只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怀抱的重量巧妙地分摊在支点的两边罢了。在别人看来或许很酷，可做起来绝不容易。远比看上去劳神费力。而且支点承受的总重量也不会因为保持均衡减轻些许。

尽管这样，作还是宽恕了白——也就是阿柚。她身负重伤，仅仅是一心想保护自己。她是个软弱的人，未能裹上一层足够坚硬的外壳自保。面对步步逼近的危机，为了寻觅一个稍稍安全的藏身之地，她已经耗尽全力，再无余力去选择手段。谁又能责怪她呢？但归根结底，她不管逃得多远，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潜藏着暴力的黑暗影子穷追不合。那就是惠理称作“恶魔”的东西。于是五月里一个冷雨霏霏的静谧的深夜，那东西敲开了白的房门，用绳索绞住她美丽的喉咙，杀死了她。恐怕是在注定的场所，注定的时刻。

作回到房间里，拿起话筒，不假思索地摁下快捷键打给沙罗。听见电话铃响过三声，他猛然醒悟过来，改变主意放下了电话。时间已晚。而且明天就能见到她，可以面对面地和她说话。之前不该以暖昧的形式与她交谈。这些他心知肚明。然而无论如何，他此刻就想亲耳听到沙罗的声音。这是从内心自然涌起的感情。这股冲动难以抑制。

他将拉扎尔贝尔曼演奏的《巡礼之年》搁在转盘上，放下了唱针。平定心绪，侧耳聆听那音乐。海门林纳的湖畔风景浮现在眼前。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飘曳，小艇在波浪间摇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林中的鸟儿在不厌其烦地教幼鸟鸣叫。惠理的发间留着柑橘类洗发露的香气。她的乳房柔软丰满，蕴涵着生命延续的稠密的重量。似乎很难亲近的指路老人，冲着夏草吐一口硬硬的痰。狗儿欢欢喜喜摇着尾巴跳进雷诺车。追溯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记忆中隐存的心痛又回来了。

作倾斜酒杯啜饮帆船威士忌，品味苏格兰威士忌的香气。胃囊深处隐约发热。从大学二年级的夏天直到冬天，满脑袋光想着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每晚就是这样喝一小杯威士忌。不这么做就睡不好。

电话铃突如其来地响起。他从沙发上起身，抬起唱针，站在电话机前。十有八九是沙罗打来的电话。这种时间还打电话来的，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大概是知道自己打过电话，于是回电了。铃声连响十二次，作始终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拿起话筒。他双唇紧闭，屏息静气，紧盯着电话机。就像为了寻找线索解答黑板上又长又难的算式，离开几步检查细节的人。但找不到线索。铃声不久停息，沉默随之而来。意味深长。

作为了填埋那沉默，再次放下唱针，坐回沙发上继续听音乐。这次他努力不想具体的事。闭上眼睛，清空脑袋，将意识集中在音乐上。不久，仿佛是被那旋律引诱出来一般，形形色色的影像在眼睑内侧接连不断地浮现又消失。那是一连串没有具体形象和意义的影像。它们从意识的黑暗边缘朦朦胧胧出现，无声地横穿可视领域，被吸入另一边消失不见。就像横穿显微镜的圆形视野、具有谜一般轮廓的微生物。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作仍然没有拿起话筒。这次连音乐也没停，坐在沙发上不动，只是注视着那黑色的话筒。他也没数铃声的次数。不久，铃声停息，只有音乐传入耳中。

沙罗，他想。我想听你的声音，比什么都想。但是，此刻我不能跟你说话。

明天，沙罗说不定不选择我，选择另一个男人。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想。这完全可能发生，也许对她来说，这才是正确选择。

那位男子是怎样的人，两人缔结了怎样的关系，相处多久了，作无从知晓，而且也无意知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刻自己能给沙罗的很少。数量有限，种类有限。而且从内容来看，大体是不值一提的东西。谁会真心想要这种东西呢？

沙罗说她对我有好感。那大概是真话。然而世上有许多事情，单凭好感是无济于事的。人生漫长，有时过于残酷，有时还需要牺牲者。必须有人扮演那样的角色。而且人的身体本来就被制造得很脆弱，容易受伤，割一刀就会流血。

总而言之，假如明天沙罗不选择我，我大概真的会死去。他想。不是真实地死去，就是象征性地死去，不论哪种都相差无几。不过这一次，我大概真的要一命呜呼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一切都化为无，只剩下一小块冻得坚硬的泥土——说不定这就是结局。

没什么大不了。他说给自己听。这是一直以来好几次差点就要发生的事，就算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不过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上足的手表发条渐渐松缓，转矩无限接近于零，用不了多久齿轮就会停止运转，表针忽然停在某个位置上。沉默降临。仅此而已，不是吗？

在日期变更前上床，关掉枕边的台灯。要是能做个有沙罗出现的梦就好了，作心想。哪怕是个情色的梦也行，当然，不是也可以。但可能的话，最好不是哀伤的梦。如果能在梦里触碰到她的身体就更好了。无非就是梦嘛。

作的心追求着沙罗。可以这样发自内心地追求某个人，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在时隔许久之后，作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也许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然并非每件事都很美妙，同时还会感到痛心，感到窒息。会有恐惧，会有阴郁的倒退。然而就连这种痛楚，如今都成了令人眷恋的可贵的部分。他不愿失去此刻这种心情。一旦失去，或许再也不能遇到这样的温情了。失去它，还不如索性失去自己。

“作，你应该把她追到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

惠理这么说过。她说得大概没错。作也明白，不管发生什么，都必须追到沙罗。但不消说，这并非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心灵之间的问题。有应当付出的东西，也有应当获取的东西。总而言之，一切就看明天了。假如沙罗选择我，接受我，我立刻就向她求婚。把现在自己能给她的东西，不论是什么全都给她。趁着还没有迷失在森林里，被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

“并不是一切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这是作在芬兰的湖畔分别时，应当告诉惠理的话。不过那时他没想到。“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

作静下心，闭上眼睛入睡。意识尾部的灯火，如同渐渐远去的末班特快列车，徐徐增速，越变越小，被吸入黑夜的深处消失了。身后只留下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日）村上春树

著施小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913 10

I ①没… Ⅱ ①村… ②施… Ⅲ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Ⅳ①1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351号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版　　次：2013年10月第l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毫米x 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　　数：185千字

印　　数：0,000—0,000册

定　　价：39.50元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JinE（精益）制作组

（www.jebook.org）

排版样式：JinE精益样式001 (2013-07-3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11月17日

更新时间：2014年1月15日

制作软件：Jutoh V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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