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书名：模仿者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蔡安洁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版次：2016年2月第一版

ISBN：978-7-5442-7755-6

校对、排版：Stuck

第一部

1

我战后不久初到伦敦。过了几日，我在肯辛顿高街找到一处寄宿公寓，人们管它叫私人旅店。房子是夏洛克先生的，他自己不常住，只把阁楼留作自用。马耳他籍的女管家列安妮告诉我，夏洛克先生有时会在阁楼和一位年轻姑娘共度良宵。“这些英国姑娘！”列安妮不屑地说。她自己有个私生子，是战事刚结束时一场冒险的产物。她带着孩子住在地下室。在阁楼和地下室之间，在纵欲无忧及其沉重代价之间，我们房客过着逼仄的生活。

我一周付夏洛克先生三几尼的房租。我的房间细长，像本立着的书，衣橱活像口棺材，房里有好几面镜子。夏洛克先生有十五个房客，每人每周收三几尼；他有一个情妇，他西装的布料细软得都能吃下嘴。我对他充满了钦慕之情。我既不通达伦敦社会的人情世故，也不习惯北方人的面相和肤色。夏洛克先生在我眼里气度不凡，不是律师商人就是个政客。他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我知道欧洲最近发生的事，并为此深感痛苦。尽管我每周仅靠七镑勉强过活，却向夏洛克先生倾注了全身心的、无声的同情。

冬天，夏洛克先生死了。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从列安妮口中听到他被火化的消息。夏洛克太太没有亲口把死讯告诉列安妮，这让后者颇受冒犯，并有点担心未来。死亡在伦敦是如此迅速而悄无声息，这个事实让我不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伦敦之后从未想到过死亡，也从未见过送葬的队伍。在我的故乡加勒比伊萨贝拉岛，无论晴雨，午后的气氛总会被送葬的队伍闹得活跃起来。而夏洛克先生就这么死了。好在列安妮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寄宿公寓的运作照旧。夏洛克太太始终没有露面。列安妮依旧住在地下室。两周后，她邀请我去参加她孩子的受洗仪式。

我们要在下午三点前赶到教堂。午饭后，我回到狭小的房间等待。天很冷。屋里暗了下来，我留意到屋外光线诡异，死气沉沉，却又似蕴含一股铁青的怒气。然后天空飘起了雨，颇不寻常的毛毛雨：雨滴颗颗分明，我能听见它们敲打窗户的节奏。

急促的女性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我房间的门被推开。列安妮有半张脸洗过了，洁白光净。她手握着沾染化妆品的棉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外面下雪了。”

雪！

她挤着眼，压着唇，用棉球扑着脸颊——宽大的手掌，粗长的手指，小小的棉球——又跑了出去。

下雪了。属于我的元素终于来了。雪花，轻盈无比的碎冰，细碎而棱角分明。但最迷人的还是光。我出门来到黑暗的走道，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爬楼，朝向天窗走去，在每层楼都停下来张望街道。地毯铺到了尽头，楼梯在一个狭窄的走道处结束。我头顶是天窗，脚下是没入黑暗的楼梯。阁楼门半掩着，我走了进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盏颇不自然、毫无生气的荧光灯。废弃的房间阴冷萧瑟，无遮无盖。地面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凄凉。布满灰尘的报纸上搁着一张床垫，此外还有一面破旧的蓝绒布被单、一张摇晃的书桌，仅此而已。

我站在窗前。窗框扭曲，墙面剥落，这里脆弱的结构让楼下的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映着死气沉沉的光亮。雪花飘浮着，打着旋儿。它们触到玻璃，变成一层融化的冰。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映着一块块白色和闪亮的黑色屋顶。被轰炸的废墟一片洁白，灌木、丢弃的瓶罐和盒子的线条都被雪勾勒出来。我看到了这幅景象。然而这一片静美和我有什么关系？从这间房望出去，丑陋的烟囱里冒出细细的褐色的烟，紧挨废墟的灰泥墙被紧紧支撑加固。从这间地上摆着床垫的空荡的房间向外看去，我觉得这座城市的魔力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仿佛暗示着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凄凉无助。

床垫一张，书桌一台。夏洛克先生生前会不会有更多的家具？这么个地位显赫的人，衣着讲究，这间房见证了他的享乐时光。我打开书桌抽屉，看到一张磨毛了边的身份证，上面有夏洛克先生工整的笔迹。抽屉里还躺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毛衣和羊毛裙的丰满女孩。摄影师颤抖的手让照片显得很不寻常，就像某篇杂志文章中有关重大事件的相片，仿佛这是照片中的人留下的唯一影像。女孩一脸单纯，面孔并不醒目，尚未被堕落之行和“情妇”这个词必将赋予她的神色所染。她站在后院，身后的房子像是邻居家的。我在脑海重现当时的场景：照片是在她熟悉的家中拍的，或许是某个初夏周日的午后，就在午餐前。拍照的一定不是夏洛克先生，或许是女孩的父亲或者兄弟姐妹？但不管怎样，在这个房间，照片中那爱意冲动的一瞬间已烟消云散。身处这个位于许多烟囱之间的废弃房间，后花园的女孩必定觉得身处异国。

我觉得自己应该保留这张相片，转念一想还是放回了原处。我暗自思忖：这事儿可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想避开的是死亡吗？但这是所有人都将面临的结局。那就让我在身后留下更多的痕迹吧，让我的遗物得到尊敬，不要让我死后被人耻笑。然而在当时，即便我努力寻找字词表达我心中所想，却早已明白，我尚未启程的旅途已在我一生都避之不及的海难中终结。

这是一个黯淡的开头。但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不是我在从政时偶尔想象自己在功成名就后的晚年从容撰写的那种政治回忆录。这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我想用个人经历展示我们时代的弊病，展示只有接近权力才能把握的事态发展。但这不是一本我现在能让自己全心投入的书。没错，我此刻也在从容撰写。但这不是由我选择的从容，因为现在并非我功成名就后的晚年。我才四十岁；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

我明白回到我的岛继续从政是不可能的。殖民地的事态发展迅速，政权更迭频繁。我早已被遗忘，而那些取代我的人也即将被别人取代，我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落入窠臼。殖民地的政治生涯通常短暂，且结局残酷。我们缺乏秩序。更致命的是我们缺乏实权，而且对此浑然不知。我们误把口号和叫嚣当作实权，一旦有人让我们亮出底牌，我们就溃不成军。政治对我们来说，是个你死我活、孤注一掷的买卖。一旦投身其中，就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我们经常是在为活命而战。我们处于过渡期的社会无法为我们提供缓冲。在激烈的战斗过后，没有大学或者市议会可以让我们重整旗鼓或者收容我们。我们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失势。失败者只有一条路：逃亡。我们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伦敦和周边各郡。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审慎地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住在郊外小小的半独立住宅。我们周六上午挤在熙熙攘攘的森宝利商店买日用品。我们比周边那些最大的理想不过是中足球彩票的邻居见过更大的世面，却被包围在中下阶层之中，被视为移民。和平社会自有其残酷之处。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我偶尔会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封讨论重大主题的读者来信，通信地址是一个贫寒地区。我认出了作者的名字，看到某个被束缚的绝望灵魂的挣扎，感到巨大的同情。某天我去西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地下，那里的售货员都别着塑料胸牌。我在未上漆的厨房家具间徘徊，想买个木制的折叠晾衣架放在住所的浴室里。一位售货员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她转过身。这是一张熟悉的脸，胸牌上的名字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和她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一次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上，她的丈夫是一名煽动者。我们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中见过彼此。当时她穿着她的“民族服饰”，显得颇为诱人，丝绸衣料的颜色衬出她那亚洲人的浓郁肤色。如今商店的制服把她的胸和臀挤成皱巴巴的一团。记得我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违反规定抱着一束花跑向她。这是一份私人礼物，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急切地想保住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害怕被送回自己单调乏味的出生环境中。如今她这样站在未上漆的家具中间。我无法面对她。我没买东西，并转开脸希望她没看到我。

后来，我坐在车厢里，盯着窗外被烟熏的高耸的房子、摇摇欲坠的棚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廉价公寓，公寓花园无人打理，有些花园干脆成了杂乱的加勒比式后院。我想着那位煽动者的归宿：他是驯服地在办公室上班，还是因落差太大而无法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只好住在郊区，靠着一份微薄的津贴终日闲荡？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报纸的财经版偶尔报道某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士银行倒闭的消息。然而没必要太当回事。毕竟我们多数人不是没胆就是没脑，不可能变得腰缠万贯。我们用从前无足轻重的梦想，来衡量机遇和需求。

人们讨论年轻人的悲观，就像是谈论无神论和叛乱，认为这种心情过一阵就会消失。然而在夏洛克先生过世近二十年后，我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去伦敦、给种种经历和活动画上句号时，我的心绪越过了这些年以及其间对这座城市的多次拜访，跳过了老爷车、宾馆、热心帮忙的官员和马尔伯勒大楼里的乔治三世画像，跳过了我的婚姻和生意，最终连接到我第一次踏进夏洛克先生家阁楼的心绪。其间发生的事仿佛都被括号包裹着。什么是现实？是情绪，还是夹在情绪间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以往的情绪衍生，继而再次引发同一种情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夏洛克先生的房子是几年前。我不是有意寻找它；与我共进晚餐的部长住在附近。从前镶着玻璃和铜钉的厚重木门换成了浅紫色的齐边拉门和花体的门牌号。前门标示这是一家女士内衣商店的入口。当时我完全不为所动：那段生活早已结束，终得其所。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还能保持这般冷静。但肯辛顿地区既非我的住地，也不是我想探访的地方。它变得有点过分拥挤，而且我觉得这里相当昂贵。这里也成了一处种族骚动的中心，而我如今已经没兴趣置身于与己无关的冲突之中。我不再想分担不幸；我已丧失了这种才能。除了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不再有倾诉的需要，而在这些文字中，我将尽量压抑自己作为兜售奋斗目标的政客的身份。这不是难事，我早写够了政治文章。我当前所想不过是在强加于我的无所作为中，维持最后的虚空。

我见过很多场雪，它们总是让我沉醉。但我不再觉得雪是属于我的元素了。我不再幻想理想的景色，不再试图把自己置身其中。所有的风景最后都会变成贫瘠之地，所有金色的幻想都将止于铅灰色的现实。我无法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住在郊区的半独立住宅里；我无法假装生根安家，成为社区的一员。我连自己都骗不过。我更喜欢远郊旅店的自由，全无责任的牵绊；喜欢居无定所的感觉。我被我在夏洛克先生阁楼里端详过的照片上的那种房子包围，之前那种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如今让我汗颜。我现在很少去看这种房子，也不会细想屋里住的人的生活。我放弃了从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的生活中寻找美感的尝试。我憎恨压迫，恐惧被压迫的人。

受洗仪式在下午三点。两点五十五我去了列安妮的房间。她的房间比平时更凌乱：壁炉上堆着各种杂货、账单、日历和空烟盒；衣服随意地搭在床、油地毡和婴儿床上；地板上堆着旧报纸；积着灰的缝纫机上搭着破破烂烂的布。透过地下室的格栅窗能看到小小的后花园，平时黑乎乎的花园现在变成了白色。雪覆盖在野草、裸露的树枝和高高的砖墙上。雪让房间里变得潮湿，似乎也加剧了混乱的状态。婴儿被收拾妥当，列安妮站在华丽的镜子前磨指甲，她全身焕然一新，就快准备好了。她形象的巨大转变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列安妮喜欢谈论“时髦的伦敦姑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她与那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人说起一个英国姑娘嫁给了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口气里满是鄙夷。列安妮自认为是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无论何时和我们（有时还带着那个和她约会的印度工程师）一起出门，无论是去街角便宜的意大利餐馆，还是稍远处的电影院，她都要摆出那副派头，仿佛这是她对这座城市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对自己的。

参加受洗仪式的客人聚到地下室房间门口。过了三点，客人们开始进出列安妮的卧房提醒她时间。她让大家别着急，并在房间里和大家闲聊。我认识其中一对从乡下来的夫妇，妻子是意大利人，对战争和贪婪的神父心有余悸，丈夫是英国人，是他的种族里我所见过身材最矮小的。两人战时的罗曼史以及爱情的结晶为他增长了不少自信，但他幽深的眼中满是苦难的折痕。拜他新近收获的安全感所赐，他把自己视为列安妮的“支持者”，事实上他是孩子的教父。另一位纤瘦的意大利中年女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四方下巴，眼里写满疲倦，动作缓慢。列安妮说她是个女伯爵，活跃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她还在马耳他的皇室舞会上见过伊丽莎白公主。“女伯爵正在考虑买下这座寒酸房子。”列安妮说，美式俚语与她的意大利口音很相称。我对女伯爵笑笑，她报以疲倦的一笑。

大家终于准备就绪。矮小的英国人出门叫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列安妮开始不耐烦，领着大伙儿在门廊等。街道被人踩成了脏兮兮的褐色，走起来又湿又软，门柱上的雪依旧洁白，挡住了旅店的招牌。出租车到了，小个子英国人坐在前面的翻椅上，他穿着大衣，可笑地显得更加瘦小了，却依然敏捷好动。教堂离得不远，我们三点二十到达，时间正好，因为相关人员还没准备好。教堂已经被炸毁了，受洗仪式只能在附楼里举行。我们坐在候见室等，周围还有其他母亲和孩子。时髦的伦敦姑娘列安妮一直在帽子下展示着微笑。有个婴儿发出尖细的哭声。桌上有一盒蜡烛，上面的卡片写着“蜡烛两便士”。两个小姑娘在盒里丢下硬币，点亮蜡烛，然后插在烛台上。小姑娘的妈妈环顾四周的我们，微笑着，邀请我们见证并嘉许。

三点半，一个没刮胡子、领子也脏兮兮地没洗过的男人冲进来问：“来受洗的？”“是的是的。”母亲们回答。那人走出去，片刻后又回来问：“几个人？几个人？”自己数过婴儿后，他说：“三个。”然后再次消失又再次迅速出现。他打开门让我们紧随其后。我们跟着他上了楼，一路上布满了烛台和两便士一支的蜡烛，直到来到一间土黄色墙壁的房间。他从钩子上取下一件白袍，硬把自己塞了进去。一位牧师微笑着静静地走进屋来，从架子上取下一条绣着金色十字的紫色围巾。那个没刮脸的男人匆忙地跑来跑去，寻找三位教父，把装在透明而光滑的护套里的小卡片交给他们。受洗仪式开始了。最后才轮到列安妮的孩子。

“约翰·赛德里克，汝向教堂祈求什么？说：信仰。”

教父不乐意受人指挥，自己从卡片上找回答。然后说：“信仰。”

“信仰给汝什么？说：永生。”

“我知道，牧师。是永生。”

牧师用他的唾液、拇指和其他手指为婴儿祈福，用他的鼻子在婴儿身上画了个十字。仪式的细节在我脑海里迷蒙一片，我大概记得在某个阶段他把一撮盐放进了婴儿嘴里。约翰·赛德里克做了个苦脸，开始说话。婴儿通过教父宣布自己与魔鬼斩断了一切关联，接受了上帝。受洗仪式结束。列安妮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她向牧师奉上捐赠（被拒绝了，我相信）的时候泪光闪闪。这让我在那天下午第一次记起列安妮是个未婚妈妈，而不是一个时髦的伦敦姑娘。矮小的教父在出租车里挑起了带动大家兴致的重担，就连他敌视神职人员的妻子艾尔莎都说经历了一场美好的宽恕仪式。

列安妮在受洗的庆祝聚会上邀请了所有朋友。六点左右大家陆续到达，有些人刚下班。列安妮在厨房忙前忙后，她的妆容被布满污渍的旧围裙侵蚀得所剩无几。教父在门前充当主人。几个穿着湿漉漉雨衣的马耳他人聚在一起，闷闷不乐地用英语和马耳他语交谈。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钱和工作，还有伦敦社会的歧视，觉得所有马耳他人都是卖良为娼者。女伯爵对大家投以微笑，寡言少语。法西斯主义者约翰尼偕妻子一同前来。他穿着黑衬衫，暗示着他在“动员”某些地区。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醉醺醺的。所有马耳他人向他热情问好。“哎哟，约翰尼小子！今晚在哪儿忙呢？”“诺丁山门。”约翰尼小子说，“人不太多。”“天气不好。”一个马耳他人说。“太太在那家马车和马的酒馆里喝醉了。”约翰尼小子回答着，仿佛这是更好的解释。他带着一贯的耐心忍耐着怒气。约翰尼的妻子听到有人谈论自己，眨了眨眼努力坐得更稳。其他的房客闻声下楼：一个肯尼亚女孩和她的金发醉鬼男友，后者用僵硬的微笑和文明的举止来弥补无法长时间谈话的空虚脑袋；一直微笑默不作声的缅甸学生；高个子的犹太学生，穿着黑衣，仿佛带着先知的神气；戴着眼镜的年轻伦敦佬，据列安妮说，他和两个意大利情妇闹得不可开交，和警察之间也有麻烦；从摩洛哥来的法国人，用石蜡炉把房间保持在摩洛哥温度，飞速翻译完整的美国惊悚小说，每月翻译一两部。能见到他们总是件好事，在未知的城市里拥有熟悉的人。但他们总以二维的形态出现，展现的是个简略的形态。除了那一群马耳他人，我们彼此间的交谈都不容易。我们坐着等列安妮，听着她在厨房里的动静。

列安妮的弟弟来了，他在西区的一家餐馆做侍应，请假过来。他面孔苍白，长相英俊，一脸倦容。他不太会说英语。列安妮带着一筐煤走进来。傍晚时房间很冷，现在又变得太热。列安妮一边新加了一些煤，降低了火炉的温度，一边对弟弟说：“鲁道夫，干吗不给大伙儿讲讲那次我让你买纸的事。”鲁道夫吸了口气，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让他重复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惹得大家大笑。鲁道夫开始讲述：他才到伦敦的时候不懂英语，被列安妮派去买一卷写信的纸，好把一封紧急的信寄出去。他去史密斯书店买“一卷纸”，结果被一名泰然自若的店员指引到博姿药店，气呼呼地带回了一卷厕纸。

醉酒的妻子在椅子上摇晃着，不吭一声地摔倒在地。约翰尼小子对此习以为常，起身整好她的衣服，然后扶起她，带她出了房间。

“嗨！约翰尼小子！”

说话的是保罗，他正好在约翰尼小子和妻子离开时进了屋。我们听到他的脚步踩碎台阶上的冰和煤渣的声音。保罗矮小壮实，头发所剩无几，戴着眼镜。他为人温和，英音浓重，是个同性恋。在列安妮的房间里，这是他的“个性”。他喜欢系上围裙做家务，喜欢清扫灰尘，把它们聚成一堆，丢掉之前得意扬扬地欣赏灰尘的规模，喜欢熨平桌布和床单。他一进屋就对杂乱的房屋感到大惊小怪，摆出打扫的架势。他翻出扫帚系好围裙，列安妮跟在他身后提着一桶煤。房间里现在已经热得快要待不住人了。

“可怜的约翰尼小子。”保罗说。

“保罗，给大伙儿讲讲。”列安妮说。

保罗做了个鬼脸。

“说啊保罗，和大家说说一个乳头朝这边，还——”

阴郁的马耳他人笑出声来。

“我有天去找约翰尼小子，他正和他老婆睡在一起，他老婆光着身子。就是这么回事。”保罗操起他的口音。

“废话，”列安妮说，“继续讲，告诉大家啊。”

“她睡着，光溜溜的，一只奶子朝这边，一只朝那边。”他皱起鼻子做出厌恶的样子。

火把大伙儿熏得头昏脑涨。酗酒的年轻人机械地递起了香烟。法国人穿着件美军外套，面无表情地直挺挺坐着。艾尔莎和丈夫在厨房进进出出。女伯爵在房间里坐下，对着大家微笑。不知列安妮在准备什么晚饭，但她坚决让大家要留着胃口。她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说了，每次提着一桶煤进屋的时候就让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我们听她的指挥群魔乱舞。大家都热得满身大汗，只好贴着潮湿的墙壁降温。

地下室的门铃响了，列安妮跑去走廊应门。对话声传进来，我们猜测那低沉的男声来自与列安妮约会的工程师。我们等列安妮带他进来。他是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羞怯男人，但是这样的场合和他也有关联。大家耐着性子等，却听到卧室门摔响的声音，接着门上了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打开又关上，脚步声蔓延到门外，走上台阶，积雪和煤渣发出枯叶被踩碎般的声响。列安妮没有回房间来。

艾尔莎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工程师带来了让列安妮洗的衣服，这是他的习惯。有一次列安妮的生日，他一声不吭地在白外套口袋里放了件首饰。这次列安妮掏口袋的时候摸到一封来自工程师印度老家的信。原来他是个有家室的人，老婆孩子都在印度。这也许是故意的残忍，或者说勇敢；也可能是无意的过失；反正工程师没有否认，既不自我辩护也不安慰列安妮。列安妮伤心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他就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

聚会就此宣告结束，客人们三三两两离开。鲁道夫回到餐馆，约翰尼小子在厨房试图让妻子醒酒；他做到了；她吵闹起来。艾尔莎和丈夫准备赶火车回乡下。列安妮这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把自己关在房间，远离自己几小时前带来的混乱。女伯爵依旧坐着，目光游移。保罗系着围裙，收拾好房间，做好了晚饭。

我去了达维斯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跳舞。我和一个闲逛的法国女孩调情打趣。和法国女人聊天总让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着对方的期待进行下去。我问：“愿意跳舞吗？”她立刻起身。我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残酷的冲动，说“我不愿意”，然后扬长而去。我穿过公园往回走，积雪透过鞋底传来凉意。我觉得奇怪，虽然天这么冷，我还是觉得口渴。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在我门口啜泣。列安妮两眼通红地站在冰冷的走廊。我让她进屋。我坐在床沿，她坐在我腿上。她不是个身材轻巧的女人，我的注意力从她的不幸转移到她的骨头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知道她的眼泪渴望着什么，但那非我所愿。我摇了摇抽筋的双腿，她抱紧了我的脖子。我站起身，她滑到了地上。她坐到椅子上开始哭，粗胖的手指拍打着椅子的软扶手。我让她小声点，她哭得更响了。我只能让她离开。而她竟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又尴尬得无地自容。她有一次告诉我列安妮在马耳他语里是“美女海伦”的意思，还加上句：“你见过这么胖的海伦吗？”其实她没有那么胖。白天发生的事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应该去安慰她，于是走下漆黑的楼梯，穿过冰冷发霉的一楼，那里是空无一人的公共房间，然后走向充满食物味、焦味和婴儿味道的地下室。列安妮房间的小夜灯亮着，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可以隐约看到屋里挂着的衣服。我拧动门把手，门开了。衣服、报纸、盒子、洗手盆、婴儿床、缝纫机和衣柜在微光下投出深深的阴影，一片混沌。列安妮躺在床上，睡得很香。

这是我的第一场雪。

2

我们雅利安人的祖先创造了神明，这真是正确无比。我们追求肉欲，结果只是两具独立的肉躯纠缠在污迹斑斑的床上。更大的情欲之梦，神明，离开了我们。每当我们从自身中走出，寻找自己的延伸时，神明都会躲避我们。这种情结无论放在情欲还是城市上都是一样。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城市格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体，是单个部件。然而城市的概念还保留着；我们仍徒劳地追求着城市之神。

伦敦很快就令我失望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我曾因为逃避混乱，而希望在此找到秩序的开端。城市在物质方面提供了太多承诺。奇迹般的光线，柔和，不带阴影，总带着保护的感觉。人们讨论热带和西班牙南部的光线，但温带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光线给万物稳定感，并且从事物的中心提取色彩。来自热带的我见惯了夜取代日的迅猛，黄昏对我来说新鲜而迷人。我坐在列安妮的地下室，在混乱中研习光，生怕错过变化的过程。光亮缓缓隐去，一抹蓝色依依不舍，由淡转浓，华灯初上前，整个世界如在水中一般，我们仿佛浸在深沉的海底。夜间天空低垂，人们仿佛在天篷下漫步，城市的灯光犹如困兽般猛烈地燃烧，有时阴湿的街道上洒着星星点点的光。

这是城市，是世界。我等待着花开满城的时候。泰晤士河堤边的电车闪着蓝光。河面被红黄蓝的灯光割裂。令人激动！激动之心一定埋藏在某处。但是城市之神深居简出。电车上载满了人，每人都即将回到自己的囚笼。工厂与仓库外墙的彩灯装饰了河面，掩盖了自身的空落。我走过空寂的街区，站在桥上，琢磨着那些笼罩着光环的名字。但是名字的魔力很快褪去。河流与大桥就在脚下，那座著名的建筑就在那边。然而神明隐而不见。我咒语里的名字没有被应验。这座伟大的城市，在灯光中如此坚实，那光线甚至为没抹灰的混凝土墙增添了色彩——光秃秃的混凝土建筑在我眼中如同腐烂的木头栅栏和新做的铁皮波浪屋顶一样黯淡无光。在这座坚实的城市里，生活是二维的。

讲堂里有个缺乏安全感的年轻英国学生，主动和我这个局外人搭话。他把自己包裹在印着学院徽章的围巾里，我认定他日后成不了大事。不过我还是听他讲述。他的理想多变。有一周他想当诗人。他说，他有一种有关自然和英国乡村的独到见地，他不指望我能理解。我记得“草之苍翠难蔓”是他的诗句。下周他又想做哲人。“告诉我，我看上去像基督徒吗？像？哈！大家都这么说。”再下一周问题变成，“瞧瞧我，你觉得我能成首相吗？”他和我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需要从旁人的看法中获得指导。

我从讲堂走到学校食堂，然后回到住所。法国人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列安妮在地下室喋喋不休，从马耳他来的多米尼库则总在讨论逃脱之道。多米尼库矮而肥，在百货公司工作，懂得储蓄。他一周去看一场电影，剩下的时间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躲在房间里看报纸杂志，做填字游戏。他晚饭吃罐头肉或罐头鱼，用一把刀从罐头里挑出来就吃。他说他们家在马耳他有些地位，他和列安妮相处不快是因为她的社会阶层低。他受不了在伦敦被这样一个低下的人指使。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靠偷窃来弥补被侮辱的伤痕。他经常在商店小偷小摸，总是有战利品向人展示。他说：“我才不像某些人花了五先令吹牛说花了五百先令。我是诚实的，这东西是偷来的。”

我从住所游荡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我用法语和一些做女佣的姑娘和女人绞尽脑汁地进行无关紧要的谈话，我并非每次都明白她们有何所求。这些姑娘自称来自不错的家庭，她们很可能所言不虚。我滑稽地和挪威姑娘练着ø音，和瑞典姑娘练着j音。这些前奏过后，我们一起去电影院，在我狭小的房间过夜，笨拙地宽衣解带，她的嘴唇欲拒还迎，带着年轻姑娘准备接受求爱时的热切神情。

在伦敦我没有向导，无人能把我的现在和过去相连，无人会注意我是否前后一致。我可以随意选择角色。我决定呈现出随意而迷人的性格。我是个花花公子，是个从殖民地来的有钱人，对奖学金毫不在意。事实上我收入微薄，给自己规定的生活费更只有其中一半，挥霍让我心生愧疚。我夸耀我的家族在加勒比的岛上掌控着可口可乐的灌装生意，结果大家却并不在意。同样来自加勒比的青年听说后倒是很把我当一回事，列安妮也非常配合地顺水推舟。我曾说我没有向导，的确如此，但住在地下室的列安妮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以为她只不过是接受了我那些精心选择过的特质，然后拔高它们。但现在看来如此明显，正是她的暗示和奉承塑造出我这个殖民地有钱人的形象。我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她假装我比现实更富有，让我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觉得自己不是个怪物就心满意足了。是列安妮说我的眼睛让人意乱情迷，我柔顺黑亮的头发让人心旌荡漾。是这个女人领着我在柜台间挑选衣服，建议我买那条红色的宽腰带。战火连天的浪漫背景随着和平的延续开始褪色，她心中那段时期的魅力渐渐凝聚于一段与一位驻意大利的印度军官有过的风流韵事。她说这是她对我有意的原因。这令我忐忑不安，却有一种古怪的满足感：成为被人珍视的替代品，还用不着承担责任。我成了她的聪明学生。

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某项活动精心着装成了一件乐事，举着双臂旋转着系上宽腰带充满了乐趣。周围有观众时，我会故意夸张地跳舞。所谓的观众不过是几个从加勒比来的穷学者，过来抱怨，希望以此结交同伴。我能看出，我的轻浮举止让他们更加绝望。列安妮建议我应该每周有两三次多花半克朗坐出租车去学校，而前大半段路程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列安妮教我穿衣，给我信心，送我踏上征服之路。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的举止得到了从伊萨贝拉岛来的男孩的仰慕，他们容忍着我的荒诞举止，但由于我演得够好，他们觉得我时髦，对我点头哈腰。我夸张地扮演自己在他们眼中的角色。有一回我见到一个男孩从一家流行的连锁茶室走出来，戴着学院围巾。我说：“年轻人，千万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再从那种地方出来，并且记住，你学院围巾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擦鞋。”这当然不是我记忆里发生的情形，我当时很可能不过是轻率地责备了几句。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小有名气，这个故事在伊萨贝拉岛流传开来。不得不承认，我很满意列安妮为我塑造的传奇形象。

列安妮带着她有限的见解鼓励我出去招蜂引蝶。她渴望分享或见证我的猎物，她希望我能把女人带回家让她瞧个究竟。我照办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有不少等着被搭讪的女人，带一个回家绝非难事。礼堂并不舒适，里面充斥了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人们，他们戴着金边眼镜，领子笔挺洁白，像培育美德似的培养对自身种族劣势的委屈，理直气壮地从天真的女人身上获取性的回报。尽管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还是比学校的礼堂好。那些读书的女孩身上充满了家庭传承的苦涩和野心，几乎分不出她们自身和她们处心积虑的家庭，我太理解她们的言外之意。我更适合和语言不同的女子寻欢作乐。我从礼堂闲逛到艺术馆，那里有适合交流的宽敞空间，赏画时还能随时前后左右移动，为寻找目标提供了便利。可惜我不是唯一发现这个窍门的人。不过我敢说，借乘火车游览其他郡的文化中心之机搭讪完全是我的独创。

比如周三有班去牛津的游览列车，十一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出发，十二点五十七分就到牛津，双程票价是七先令六便士。欧洲大陆的姑娘很容易认出，四十年代末，她们追求苍白无血色的肤色，穿着棕黄色的平底鞋和浅黄色的雨衣，我仔细地挑车厢，最后还是凭运气随遇而安，在这类事情上，运气往往是不错的向导。我不会立刻发起话题，而是等到检票员来之后。游览列车的车票是浅黄色，普通票是绿色。如果女孩出示浅黄色的车票，我就估计她也是一名游客。我用心地带着一本杂志，一般是一份周三出版的《笨拙》，问女孩有没有兴趣看，她们往往不拒绝。接着我开始越来越熟练地展开话题，无非是法语、挪威语ø和瑞典语j的发音，水到渠成地建议一起探索牛津。在这三四个阶段里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法国人说得好，只要尽心，成事易如反掌。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我连续四个周三都交了好运？一个挪威姑娘（在我看来挪威的声誉被它粗俗的邻居瑞典的夸张声名影响了），一个法国女孩，一个法国女人，一个德裔瑞士女孩。最后这次历险过后，我对火车上的艳遇失去了兴趣。

那次经历让人心烦。我们没有顺着放假的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木头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去探索本科生宽敞的公共休息室和狭小的卧室。我们只是不停地走，偶尔停下吃点心。晚上回到伦敦的圣约翰伍德，已是午夜一点，我们仍在走着，喝了无数杯摊子上的热茶，不过那天，我体会到了一种在伦敦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已经足以让我精力充沛。当时的街道无比静谧，与现在深夜两点仍喧嚣的街道相比，足可见时代的变迁。静谧的街道上，贝雅特丽丝说了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动容。她说她决定让我做她的朋友。她解释说“朋友”一词意义重大，我担心她希望受邀去我的书形房间。然而我们只是绕着她在圣约翰伍德暂住的房子一圈圈地走。我们最后停下在门口道别，她没有提出要求，这让我如释重负。她轻轻地在我的唇上印下一吻——注意看，我的全部意志都已投降——轻轻地用手捧住我的脸，仿佛在了解它的形状。她说这是个美好的开始。

我带着极度的苦恼回到住所。我怀疑自己根本不记得她的容貌。我完全沉浸在她的情绪中，她主导，我跟从。她表达看法，我随之响应。我小心地不发伪誓。在艳遇中这从来不是我的行事方式。但我还是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伊萨贝拉的纸币，这是我以前谈话的有用道具，用在好玩的瑞典语发音的话题冷却后。当时，给她这张纸币似乎意义非凡，在浓烈的情绪包裹中，我们行事何等错乱。而此刻，只剩下烦恼和胁迫的感觉。“一个好的开始”是一种胁迫，她频繁说起她父亲两周后将从巴塞尔来，他是个“文化人”，这也是一种胁迫，贝雅特丽丝热情地想向她父亲介绍我，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共同点。

运气出手干预。那一天完整无瑕。然而那真是好运吗？如果我追求了如此感动自己的事情，我会不会就此发现自己正在寻找的秩序，秩序会不会随着与过去的决裂而到来？但是我那时有疑虑；我不知道哪天我会不会仅仅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人。我至今仍然好奇：要是我见了她父亲，一个文化人——这些欧洲词语变成英语时是多么奇怪——要是我跟了那个女孩走，我们在群山和白雪间牧牛挤奶，把做好的奶酪滚到山间，会不会更好，或者某种程度上更有趣？

但是我的运气——让我继续用这个词——干预了。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我把纸币还给你，请收下。

除此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没有“亲爱的”，没有“爱你”。这看得清楚的瑞士人！我身上的谜团是她不可承受的，她选择躲开。她不仅体察到我们感情的荒谬之处，还体察到了它的错误。或许她明白，我们的感情缺乏美德的存在。

让我细细解释。“美德”。哪个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随格兰特少校学过拉丁语的人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让我带你去那个书形房间；让我们关门的时候景象不要消失，而那个女孩的脸，已经变得严肃而空白，转了过去，静默不动。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刻。但也是我畏惧的时刻。我们两人都漂泊在伦敦，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带着我的过去和阴暗，她无疑也背负着包袱。总是在这些时刻，我想听她们谈论往事、风景，她们熟悉的背景，接着又害怕听到。我甚至都不愿在想象中走进她们的诺曼农舍，或是她们在奈舍的公寓，或是出现在地理书中岩石峡湾顶端的房子。我从来不想听她们在那些地方的情感关系，那些已经禁锢了她们的琐碎。我从来不想让我们的阴暗或气氛彼此纠缠不清。请理解我使用的语言。我在形容一个失败的人、一种先天不足，这些都是如此私密。我一生都混迹于女人中，无法设想离开她们和她们的影响生活。也许我和列安妮的关系就已足够；也许其余种种都是错误。亲密：这个词包含着恐惧。我原本可以永远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停留，如果它们饱满，有点重量，需要支撑。但是还有皮肤，有皮肤的味道。有疙瘩和伤痕。有十几件这样的小事能让我愤怒。我有能力完成要做的事，但那经常是在醉酒或是吃了两顿晚餐的情况下。亲密：这是侵犯和自我侵犯。在书形房间里的故事不总是有好结局。它们有时在泪水中结束，有时在愤怒中结束，胸脯在扣子扣上后变得无用，一间仿佛需要立刻洁净的房间的房门被关上。

但这是我的“个性”。我从到书形房间过夜的女孩那儿保留战利品：长筒袜，各式内衣，甚至还有一个考虑留下来过夜的女孩的一双鞋。我没有恋物癖。我保证！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我相信我曾读到或听说，有些男人一想到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乘地铁的时候少了几件衣服就会兴奋。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性爱日记。我记得，一开始是为了排遣空虚和无聊。但是很快，写日记成了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我分析的是自己最细微的反应。荒谬！低俗！甚至在当时，我也这么觉得。然而我还是坚持写下去，直到我发现列安妮鼓励我出去征服异性是为了读我的日记，我才停了下来。我没有生她的气。这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她偶尔来我房间或是阅读我的信件不是入侵。我欢迎这种参与。但是我不再写日记。有天晚上，她在地下室门口把我的故事讲给某些房客听；这被当作一个很好的笑话，和我的“个性”相称。法国人说：“你真该去法国娶个法国妞。”但是他当时一定在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是他刚吃的列安妮做的晚餐，因为他接着说：“她用一点面包和奶酪就能给你做出最美味的菜。”从此以后，列安妮变得肆无忌惮，她开始对着其他房客背诵日记中的某些段落。她用她嬉戏的马耳他方式捉过我的裤裆，威胁着要把“它”咬掉。在特别兴致高涨的时候，她甚至试图解开我的扣子。我在房客眼里的个性从此添上了这么滑稽的一笔。

警告的信号那么清楚。然而当时我只觉得是在玩，觉得保留战利品和写日记是在表达自己不存在的一面。仿佛我们真的可以玩。仿佛我的性格，它所有的旁门左道、任性偏离、所有看上去的不一致，都没有相连在一起。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入某些特定的状态。只有当我们重新向上攀爬时，才能看到我们一度持续的完整而清醒的意识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来到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寻找秩序，寻求盛名，寻求在这座光线奇妙的城市里的自我延伸，我努力加速看似难以实现的过程。我试图给自己一种个性。这是我以前不止一次尝试并且等待别人回应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雄心被迷惑，接着淡去，我还发现自己渴望在伊萨贝拉岛上的确定性，我曾经像海难一样把它抛弃。

海难：我以前用过这个词。在岛屿长大的经历让这个词总闪现在我脑海。而我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再度遇到这种感觉：身不由己地飘零，只有小房间里的一点印象，也许会被任何相遇短暂地改变。我和列安妮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她的儿子，她的情人，她的弟弟，是在公共房间里玩私人游戏的人，是个和像贝雅特丽丝一样的女孩在一起的敏感的年轻人。我是个残忍的人，被那赤裸女孩的粗糙后背惹恼，而她对我的厌恶的反应竟是泪眼迷蒙地给我看一幅她家诺曼农舍的照片。人们在极端情绪下的行为多么莫名其妙。这最后一段经历一度成为耻辱的记忆，因为我居然真的对这个女孩叫嚷。我人生中犯过三四次纯粹残忍的罪行，没有更多。现在我已记下了其中两桩；它们的发生时间很近，都在同一段压力大的时期。

在这伟大的城市里——如此立体，如此根植于土壤，从如此深处汲取色彩——只有城市是真实的。来到这里的我们则失去了一些坚实性；我们被困在固定而扁平的姿势中。我们和城市日渐分离，我们在其中行走，与很多不同的人相遇，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会把这些相遇关联在一起，我们成了感知者：每个人被相互简化成一系列这样的会面，于是先是体验，然后是人格，分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隔间。每个人都隐藏起自己的黑暗。列安妮；戴围巾的英国学生；多米尼库，在我想象中永远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污迹斑斑的窄床的紫红色床单上，从罐头里叉火腿，胡子在嘴上方活动着，在满嘴食物的时候说他即将逃离；还有我自己。我也已经有了小小的惶恐，不是畏惧迷失或者孤独，而是畏惧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向往广阔。在城市怎么能得到广阔？我如何在这些无关的探险和际遇中组织秩序？我自己一直在变化，甚至连串联这些事情的线索都在变化。它们从黑暗中无尽地涌现，无法安置或固定。夜晚的尽头，在这书形的房间，高高的窗户下，我独自坐着，对着灯光，或者对着镜子。

迹象都在那儿。崩塌将至，但是我只能在崩塌到来时，以及寻找秩序被更迫切和更安慰人心的事情替代时，才能看清。对安慰的需求是恒定的。我开始，像传言所说的那样，经常召妓。这不仅仅是本能导致，也是受读过的书影响。我开始对这些女人所提供的东西上瘾，不是快感，不止快感：是对恐惧的迅速刺激，接着立即耗尽。但这是荒诞的生意，同样荒诞的是词汇。个人服务；纠正；支配；穿衣三十先令，脱光两几尼。第一次失败了；是一次未平息的恐惧。我记得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前厅，生着煤气火，墙上贴着花朵和乡间小屋图案的墙纸，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吸着烟，伴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坐在带软垫的扶手椅上读晚报。在房间后谈价钱，还给女仆一些额外的钱；接着就是羞辱。过了一些时间，那身体把我甩开，重新整理它僵硬难闻的头发。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残酷和欺骗是非同寻常的。我再没有经历过它们。随后的几次一片模糊：不像是和独立的身躯相遇，更像是无名的肉体。每一次都把我深深压入空虚，持久的震惊感让我每天每刻都需要忍受。我还是戴着宽腰带，还是精心梳理头发：在那些日子里，它们是我唯一的英雄举动。

我写得让列安妮看起来像是该怪罪的人，这绝非我本意。列安妮甚至可能救了我。当崩塌来临时，她不在。我离开了那栋楼，搬家的时候让人极度心慌意乱。楼卖给了女伯爵，我们和列安妮都被告知要搬走。于是我们散落各方。我没有去找列安妮。现在我自己心绪混乱，觉得无法面对她。十二年后，我坐在出租车里看见了她。在相同的地区，周日的下午，阳光灿烂，街面散落着纸片。她在一群穿着雨衣的马耳他人中，或许是我认识的那群人：矮小、苍白、忧虑、浑身上下带着童年饥贫的痕迹。她的风格几乎没有改变，鞋跟依旧高耸，宽嘴唇上的口红依旧过于鲜亮。但她不再是那个时髦的伦敦女孩，而是个丰满成熟、可以被一眼认出的移民，来自马耳他、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

搬走后六个月，我在《世界新闻》上读到女伯爵和房子的消息，那栋房子被改造成了一家妓院。我大声告诉房东缪瑞尔太太，很高兴能认出和我有关联的地址。这是缪瑞尔家的报纸，这种新闻是他们一家感兴趣的。但是他们没在乎我和这则新闻的关联。缪瑞尔家处在战后的上升期，他们家是男童子军的温床；他们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严肃。有一次缪瑞尔先生在一家有很多分店的公司定做了件西装，那张通知他西装已做好的卡片就在大厅里收信的盘子上躺了一个星期。他特别爱开账单。我小恙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照顾我，然后账单来了，开头是：给医生打电话三便士。我什么都没说，付了钱。他折好我的支票，没有把它放到一边，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在战时，有一回他见到海尔·塞拉西皇帝。“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可怜的皇帝！缪瑞尔太太小心地照顾着家人，我的定额卡用在了这上面。事实上，我得到的配额很少。我的早餐，有一点配给的黄油和一小碟配给的糖，每天早晨都由一队人送来：缪瑞尔太太，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还有一条狗。

有天早晨，大女儿赖在我房间里有话想说。她问：“你想看我的下流画吗？”我觉得有趣。她向我展示了一幅孩子眼里没有穿衣服的娃娃的画。她说：“你喜欢我的画吗？”“伊芳，我喜欢你的画。”“我明天再给你看其他的画，你想不想留着这些？”“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伊芳。”“你可以留着它们，我自己还能画呢。”我成了她勤奋艺术创作的赞助人。当事情败露的时候她多少反映出了我。你不能责怪缪瑞尔一家让英国保持白种人占多数的愿望。

我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逐渐远离市中心。那些房子！脆弱易逝的红砖墙，建在被践踏的田野上。那些商店！那些售报摊！很快每个地区都被蚕食。我记得夏日周日的百无聊赖。在我的想象中，有个女孩曾经在这样的一天拍下一张照片：纯粹是拟人的感伤。在这样的一天，我在纸上勾勒出窗外所有房子的背面。我坐立不安。我乘车去不同的郡，乘火车只是为了体验它在移动。我用积蓄游历欧洲大陆。所见的美景只能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波折和不安，结果毁伤了眼前美好的片刻和景物。我的世界变得堕落！我不忍直视它。但是躁动还在。它驱使着我光顾无数污迹斑斑的房间，拉上的帘子和床单暗示着其他温暖的肉体。有一次我看见了妓女的晚餐：粗劣的食物摆在后屋里光秃秃的茶几上，这尤其加剧了我对自己的厌恶。

随着离开列安妮和夏洛克先生的住所，我有秩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秩序说走就走。我没有带着标记。天空没有摄像机记录我的行踪。我不让自己在脑海里对景致有所留恋。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铁路卧车咖啡杯里躺着一支分量沉甸甸的汤匙；西班牙北部暴风雪侵袭中的褐色高原；在阿尔卑斯山，火车哐当哐当的颠簸声令我无法入睡，车窗外几英寸就是一片素净的白与黑。我消除了所有无法和自己相关联的风景，我只向往那些我知道的。我想逃离，想逃回我不久前才逃出的地方去。

但是我不能很快离开，我还有学位尚未完成，我想像当初完整地来一般完整离去。我两年后觉得够坚强的时候才有勇气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并非独自一人。

我们从埃文茅斯离开，那是一个位于灰绿色荒原的港口。八月的风已带寒意。海鸥在港口的垃圾中像软木塞一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有一天夜里起风了。我们想着穿件套头衫，但是没有必要：风是暖的。黄油融在盘子里；盐罐里的盐倒不出；船上工作人员的制服从黑色换成白色；甲板上的早餐从牛肉茶换成了冰激凌。浪尖在风的抽打下变成水珠，闪烁着彩虹色。一天早上，我们在风平浪静中醒来，岛屿呈现在眼前。船舱玻璃镶出了一幅幅画：浅蓝的天空，苍翠的山丘，多彩的房子，椰子树摇曳在碧色的海水边。

于是我已在大海和雪景的两幅风景中完成了双重旅程。对每一幅风景，在第一次道别时，我都觉得自己说过了再见，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另一幅。现在岛屿在我眼前：《黑天鹅号的覆灭》里五彩斑斓的岛屿，影片里的三桅大帆船和炮舰，在风中漾起波纹的船帆和马克斯·斯坦纳的晨之曲。但是我的欢愉是残缺的，事实上，是被迫的，受恐惧的裹挟。有点像游客试图对受欢迎的景物做出回应，因为它太出名，让他觉得寒冷。伦敦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即使住在繁华的中心也觉得寒意逼人。六几尼一晚的旅店，热心的门卫，配有司机的亨伯汽车，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客厅，斯黛拉小姐的卧室，我刚离开的另一个伦敦仍像个威胁。你知道，威胁从两个地方来。

3

在我随后而来的生活里，那个在准备投身生活和抽身而出之间的阶段，那个生活在括号中、分外活跃、在外人眼里是个活到极致的人的阶段，我并未体会到强烈的情感。我觉得自己已经历过双重失败，正继续活在它们带来的双重威胁之中。我曾说过，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想到了写作。我希望传达出躁动不安和深刻的无序。伟大的探索，三块大陆上建立的社会组织被推翻，不自然地把人们聚到一起，这些人只能在自己安全的社会和先人吟唱过的土地下实现成就。我希望能抒发伟大的变革带来的骚动。我们时代的帝国气数短暂，却永远改变了世界；它们的逝去是最不值得一提的特征。我希望可以捕捉一段能让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书写的主题。如今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宣言和古籍研究；在帝国的主题上只有刻薄人的小册子。但是我现在不会书写这段历史，我是动荡的受害者，它无法成为我的主题。而且我承认，对我来说，写作的迷人之处不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而是其中的平静和秩序感。

正如我所说，我曾设想过另一种人生晚年。生活过，努力过，冒险过。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我自己住在古旧的木头房子里，灰色的房子，波浪形的屋顶漆成的红和白已经褪色，阳台的屋檐宽而低，悬挂着清凉的蕨类，深色地板被磨得发亮。到处都有旧木料和蜡的气味；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木头，门上有木雕的藤蔓，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折叠屏风，高高的镶板门。没有比岛上老宅子更精美的房子了。这些房子少有幸存的，我怀疑现在伊萨贝拉还有没有四座这样的房子。

还有可可，我最喜爱的作物，生长在山谷间，那里很凉爽，有些早晨你呼出的气能变成雾。清泉流过布满苔藓的岩石，落成小小的瀑布，再顺着白色的沙径汇成清浅沁凉的涓涓细流。可可树下落满了宽大的树叶，金色棕色相交织。在矮小、黑色树皮、枝干像橡树一样强健有力的可可树之间，咖啡树浅绿色的树丛上结着红色的果。巨大的不凋花树遮盖着其他树，一到时节，便落尽树叶，满山都是橙黄色的形似飞鸟的花，像燃烧的火焰，数日间在森林里飘荡。潺潺水声随处可闻，雨后的溪流汇成汪洋淹没低地。五点时我会在树林里散步。从洞穴走到洞穴；涨起的水泛着泥土的颜色，在泥土的缝隙中吐着水泡。可可树黑色的树干立在水中，豆荚闪着光，从柠绿到深红到绛紫，由短短的茎连在掉光叶子的枝干上。

太阳在山谷深处升起很晚。我会在清晨去骑马。劳工们从事着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用刀砍着豆荚，手形的砍刀如中世纪骑士的武器。也有劳工坐在阴凉处，剥着一堆五彩的豆荚。他们聊着天，聊工作、家庭和儿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这是旧时代的农场劳工，还不是政治家口中的“人民”！他们早晨回到庄园吃早餐，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可可和木头混合的香味。这是真正的可可，是蒙特祖马国王和宫里人喝的可可；不是滋味榨尽的可可粉，而是用烘焙过的可可豆压成泥，加入香料后在阳光下晒干的，在滚热的牛奶里释放了所有滋味。早餐有可可、番木瓜、炸大蕉、新鲜出炉的面包和牛油果。洁白的桌布一尘不染，熨烫时留下的边还在。光亮的餐具上铺着洁净的餐巾，玻璃器皿接住了从蕨类叶片透过的光，透过纤细绵密的防虫网能看到热带的景致。我会用早晨的时光写作，慢慢地在白纸上铺满黑字。夜晚我仍笔耕不辍，静谧得只能听到不远处发电设备的声音，或是它失灵时，汽灯嗡嗡的鸣响。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字和农作物一起生长，“农业”这个词少了岛屿粗犷的特质，多了古典的情怀。

我一遍遍设想如此惬意的景象，因为我当下写作的环境截然不同。我从旅店处理的多余家具中颇费周折地弄回一张窄小粗糙的台子。房间在旅店新建的侧楼，标准图案和尺寸的金属窗，标准订制的齐边拉门，门是由复合材料做成的，轻得已经翘起，除非把它关上，要不就会慢慢地来回摆动。壁脚板缩了，木头也是，这里没有什么是用爱甚至是技艺打造的，因此视线所及没有赏心悦目的地方。窗户外是宾馆的草坪，阳光好的时候，按照吧台侍者的话说，中年妇女扮得“老来俏”，让自己晒黑。远处是一大块浅红色的砖，再远处，呼应了我房间的壁纸上古董车的图案，是车辆无休止的咆哮，污染的空气震动着。没有可可树！没有橙色和黄色的不凋花！没有枯去的金色树叶和新鲜的红花嵌在白色的沙子里，林中清泉从上面淌过！没有晨间骑马！

我每天午饭时离开宾馆，去几百码以外的酒馆。我住的宾馆工作日不提供午餐，两英里之内除了一家难吃的餐馆以外就只有这家酒馆提供食物。走到酒馆需要穿过它巨大的停车场，沥青取代了花园，花园的照片放在幽默广告间以作纪念。我总是点一份奶酪三明治和一杯苹果酒，这是最不会出错的选择。女招待一脸满足地切着火腿或牛肉，在围裙上抹着手。脸上有疙瘩的男孩在脏水里浸着用过的酒杯。大家讨论着拥挤的道路和国外的节日。一个坐在吧台椅上的乡下人坚信“飞机不是适合绅士的交通工具”，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忍不住又重复了一次。顾客对自己的意见坚信不疑，吵吵嚷嚷，用力放下酒杯，餐刀在盘子上划出尖锐的声音。谈话声嘈杂，笑声豪放，衣着粗俗。我不相信这种亲密；我不相信这些人之间能有多少交流，正如我不相信周围的广告能有多少笑料。在那些让人烦的画里，滑稽人的嘴大张着，来表示幽默的话，我背下了那些啤酒垫上环形的文字。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

还有一段是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噢，我被杀了！给我一罐啤酒再活回来。

从这里回旅店是解脱。至少这里有礼貌和镇定；没有人坚持要进行不可能的交流。管理不妨碍人却颇具警惕性。虽说没有好看的，一切倒是都正常；一切都因每天使用和清洗得来光亮和温暖。人情味的欠缺被小小的细节软化，比如餐厅桌子上的鲜花。这间房像一座大厅。屋里镶有墙裙，光线昏暗，有一座庞大的装饰壁炉，配着高壁炉架。我们在勋爵和夫人的油画下用餐。勋爵和夫人本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不是用桌子的高度和我们区分，而是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用一扇滑动的玻璃门分隔，既能彼此看到，同时也保持了共同尊重的距离。我们觉得这区别合理；我们感激他们所提供的，我们指望他们提供持续的秩序。

这是一种秩序。但不是我的。这超越了我的梦想。在一个简化成独立小房间的城市，这个秩序是进一步的简化。它没有根基；不和任何事物相关。我们谈论逃进简单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把自己说的当真。我们想从这样的简化中逃离，回到更基本的复杂中去。

但是请观察破败的可可庄园之梦的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梦，但我梦想它时，我们已经通过制造闹剧和不安全感，将这种过去亲手摧毁。农业协会和商会不是我们的朋友。政治抱负最普通的类型是驱逐和继承。但是殖民地政客继承的秩序不是他的秩序，而是他被迫摧毁的东西；摧毁伴随他的登台而来，是他获得权力的条件。于是对继位的合理欲望被中和；闹剧随即而生。我惧怕闹剧。我有关可可庄园的梦不是驱逐的梦，并且不仅是一个有关秩序的梦。这是来自权利的顶峰对退隐的渴望，是一种惆怅的放弃欲望。这不太是政客的动力。但是那时我绝不是一个政客。我绝没有那种狂热，那种使命感，那种必不可少的伤痛。

政客是信口开河、空手套白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给人民提供切实的好处。他们不是工程师、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他们致力于把人操控于股掌。因为无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所求为何。他们也许会说求的是权势，但权势的定义虚无缥缈。有权势是不是拥有车座上铺着白麻布且配着司机的豪车，忠于职守的门卫或者毕恭毕敬的仆人？这仅仅是奢华铺张，任何人在一流宾馆都能消费到。权势是肆无忌惮地欺负侮辱报复他人吗？这种权力转瞬即逝，来得容易去得决，而真正的政客是想一辈子玩弄权术的人。政客不仅仅是目的性强烈的人，虽然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满足私欲。他受过往的小伤痛驱动，受小小的缺失感驱动。他想磨练某种完全不像工程师那样具体的技术，这种技术虚幻到唯有上手的时候才知大概。我们经常见到那些费尽心思向上爬的人，经过多年的挣扎操控终于靠近梦寐以求的职位，甚至得到了，迎接他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从野心家的角度而言他们完整了。他们在别处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一场世界大战把丘吉尔从政治困局中拯救出来。然而真正的政客只有在成功中实现自己的能力，成为完整的人。天分从天而降，平日刻薄多变而软弱的人突然展现出慷慨温和与机智。权势证明了政客的价值，对意外的失败或者胜利表示惊讶是天真的表现。

我们更多见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政客，怀才不遇，内心酸楚。明智慷慨的个性、为民造福的初衷变成了软弱和优柔寡断。他抛弃了原则章法，节节败退让他穷途末路，他不懂得收放和火候，操之过急或贻误时机，沦落到斯文扫地。他纵情美酒美食，阅女无数，不分优劣。他成了小丑，让自己都觉得鄙夷。唯有深夜时分，不再有观众相伴，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看得清他的真人。他不肯妥协放弃的特质成就了他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你们真正的政客，有着模糊的技能，付之以权力，他将回复当年的英勇。

我不是在描述自己。政治对我而言不过是场游戏，是对生活的充实拔高，是我回到岛上的激动心情的延续。那些准备充分、关注权力的来源、有更多政治敏感度的人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离开伦敦后我想延续那种庆祝的心情。权力来得很快，让我措手不及。它让我充满震颤，这种情绪是最不适合我现在职位的。我记得很清楚——虽然那种情绪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一旦我再次得权，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清楚记得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当权之时，仿佛一切皆在脚下，命运莫名的馈赠让我害怕。

在我秘书的召唤下，理发师会忙不迭地奔向我的宅邸。他能为我服务的快乐大大地超越了我享受服务的快乐。我几年前建了这座宅子，当时我的婚姻分崩离析。我用庞贝古城的韦蒂住宅做原型，用游泳池替代了中庭的积水池。快乐的理发师用手拂过我的头发说：“先生，你的头发很柔顺，你用了什么？什么特别的？”这是列安妮会说的话，我觉得这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来很可悲。我的头发天生柔软，斯托克威尔勋爵在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称赞了我的头发。“你永远不会秃顶，这是肯定的。”但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的国有化面临危机，斯托克威尔的宅子处在争议中。而这句话不仅解除了紧张的气氛，还令我忍不住钦佩地注意到，不再让人留意到他自己高大又笨拙，无疑只能见到我的头发。对斯托克威尔勋爵和列安妮而言，头发不过是谈话的润滑剂，对理发师却不是。我想：“这个人怎么受得了？每天要把手插进别人的头发，他怎么能坚持下去？”不仅是理发师，连滑稽的擦鞋工也满怀骄傲地带着女性的愉快气质擦去我鞋上的最后一块尘土，满怀期待地让我评价他的作品。记者怎么能忍受“在机场迎接我”这样的词句在他们印刷的报道中出现？他们热切地跑来与我会面，带着发廊女学徒般的神情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他们在大局中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他们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尊的？

从我权力的高点，我暗暗试图对每个人传达我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对他们身上勇气的钦慕，这是一种我永远无法获得的勇气。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我却心如止水，淡漠疏离，然而我在举止间决不让自己暴露丝毫迹象。我保留并发展了夏洛克先生房子里那个浮夸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现在它已无需设计，一开口就会浮现。我对萍水相逢的人都竭尽热忱，心怀悲悯，自己却精疲力尽。尽管这样，时候一到，我还是被人指责傲慢冷淡。

我记得一场采访。是我们要再次协商铝土矿税率的时候。对我而言，这是一场个人的胜利，我成了当时的热点。交谈时我带着同情的眼神打量着对面的记者：他闪亮的领带，被疲倦和忧虑侵袭的年轻的脸，语气犹疑，双手纤细柔弱。采访接近尾声，他收起笔记本，一时有些出神，想着自己的事情。我一度以为他想谈谈自己。那些以报道别人意见为生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困扰，我总是顺其自然，从不打压。他突然没有恶意地问：“先生，如果这一切在明天都终结，您会怎么办？”仿佛在寻求宽慰。我以往的策略是立即回答，这次我却犹豫了。很多荒唐的画面涌进脑海。我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眼前的记者让我觉得轻松起来。他的问题让我脑海中浮现了一幅画面：我穿着骑士的行头，穿得像个忏悔的人，披着隐士的麻衣，朝圣殿匍匐前进，哭泣着为眼前的人、为自己、为所有人、为一事无成的人默哀。解脱、孤独、忏悔、安宁。言语和画面交织，在那震颤的片刻，我体验到一种弥漫的愉悦，一种为人类受苦的使命感。请不要误解我，觉得我自命不凡。那种平静、有所保留以及感同身受的本质是恐惧。我所扮演的角色：政客、浪子、名人都名不副实。然而正是在政客角色的庇护下，我很快地回答：“那我会回到之前的商业生涯，回到婚姻生活。我从政以前过着颇为惬意的日子。”

我表达得非常真诚。仿佛在我们一手创造的闹剧里，我们完全可以退后一步回到原先的生活。仿佛我没有理解记者问题的意义！我揣测他问题背后的动机。也许是个人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弱者想戏弄他人的渴望。无论原因何在，他的报复达到了目的。发言者和录音者来来往往，记者开始采访别人，世人也不在意我的观点。在往上爬的路上，记得对沿途的人好，因为你走下坡路时还会遇到他们。无足轻重；非常安全；非常沾沾自喜。我的权力之路的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下坡路，只有销声匿迹才是结局。尘归尘，土归土，一路褴褛，一路恐惧。

4

在我生命的活跃期，那些被我描述成活在括号里的阶段，婚姻是其中一个章节。婚姻解体后我阴错阳差地跨入政界。在外人眼里这是因果关系，可惜显而易见的往往并不正确。我千疮百孔的婚姻为我赢来不少同情，后来也为我设下种种陷阱。我的婚姻是跨国婚姻的反面教材。我被当成受害者，是被利用的那个。我给一个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女人提供了一切，她却不懂得珍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完全正确。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现在我对她有的唯一怨言是她的名字：桑德拉，无论第一个元音发长音还是短音，都永远让我心烦。敌视我的人说我因为魅力而追求她。同情我的人说我是她的猎物。事实上结婚是她的主意。

在我精神恍惚、饱受折磨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游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我的旅途没有乐趣可言，归来只觉得更加身心疲惫，更加因失落无助而压抑。假期最后一周的一天下午，我带着糟糕的心情游荡到学校，发现无事可做，站在公告栏前机械地读着上学期的通知。那些学生组织！为了表现得像学生，装模作样地质疑权威、与众不同，装作朝气蓬勃，装作心怀天下！这是年轻人的虚伪！我不属于这样的学生组织。这样的直白也许会吓着那些把我的政治生涯和这所名校相关联的人。我后来看到，名校的声誉尤其沉重地压在那些在各自的社会中下沉得不留痕迹的人身上。

我读着土耳其协会一张乱糟糟的通知：年终大会被相当随意地无限期推迟。通知的下方用鲜艳的蓝墨水写着：“另外，抱欠不便！”下面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签名。典型的热情奔放、粗枝大叶的土耳其人！当时的细节历历在目，因为桑德拉从走廊向我走来。我们交换了眼神却没有出声。她站在我身旁，假装入神地看通知。她默不作声地等着我先打招呼。过了几秒，我打破了沉默。

她似乎情绪很差。也许是我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我是除她家人之外唯一一个能感知并了解她情绪的人。我问她假期过得怎么样，她提起自己和父亲一直在争吵。最近的一次冲突是当天早晨，她怒气冲天，继而愤然离家。“父亲简直就是自然的一处败笔。”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她还说自己干脆当修女或者做国王的情妇。我对她刮目相看，满心敬畏接着心生爱怜，仿佛是听到萧伯纳剧里的对白。我觉得她对父亲的评论也令我有类似的感觉，然而我永远也找不到出处了。我们站在土耳其协会的通知前，她又有了一句评论。“你知道我早上说了什么吗？我说他吵起架来像只螃蟹。你觉得我说得好吗？像只螃蟹。”我说喜欢这个比喻。她扭过身来说：“我受不了这个地方像公共厕所一样的气味。”我说有可能是消毒剂的味道。她让我请她喝茶。她说话短促缺乏连贯性，我对她的两个观点都表示支持，这也驱散不了她阴郁的懊恼。我们离开学校，走在奥德维奇街上，走进布什大楼，来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欧洲中心的食堂。我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员工没有干涉。

我知道桑德拉不是所有人眼里的美人儿，很少有美女是所有人眼里的西施。但当时她在我眼里摄人心魄，就是现在也让我毫无抵抗力。她的容颜随着时光和阅历臻于完美。她身材高挑，瘦削的脸偏长，我喜欢她微微外凸的下巴和下唇。我喜欢她狭窄的额头和略带幽怨的眼睛，也许她需要戴眼镜。她皮肤粗糙的质感让我着迷，我喜欢皮肤略带颗粒的质地，这让我觉得很性感。她举手投足坚定精准，说话总带着刺。女人们很容易被她的举止激怒，觉得她冷嘲热讽，其实这完全非她本意。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旧雨衣，我非常乐意在她坐下的时候帮她脱下。雨衣底下是令人惊喜的柔软的浅色衣服，鲜活而精心呵护的胴体。连雨衣也藏不住她丰满的胸部，我很快就发现了。它们不是拘谨的法国风格，不像个能自我支撑的切开的苹果，而是有曲线而滚圆的胸，沉甸甸地下垂，看客意识到伸手去捧的确是不恰当且粗鲁的行为，却本能地伸出手来支撑；胸在主人动作变换下，自由地改变形状和轮廓。这样的酥胸最后只能让人疯狂，因为如此惊心动魄的美貌只能让人手足无措。没人比桑德拉自己更喜欢这对尤物，她会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抚摸它们，正是这种仪式般，几乎是法老般的姿势——右手支撑摩挲着左胸，左手支撑着右胸，让我在枯燥的图书馆见到这番香艳的景象时惊奇又欣喜，不由自主地在借书单上写下一起喝咖啡的邀请，然后夹在书里滑过我们的同一张桌面。后来我发现她涂红了乳头，这让我欣喜若狂。这么荒谬，这么可悲，这么引人入胜。我用双手和面颊亲吻爱抚着它们，激动得语无伦次。“太诱人了，太诱人了！”我连连赞叹。桑德拉冷静地说“谢谢”。我躺在她双乳间，觉得这话冰凉，大脑和双手一瞬间停滞。但这是她真实的回答，缺乏情调，充满自信。没有什么能和她的自恋相比；甚至在第一次相见时，我就能感到她自我的违背感。一刻镇定，另一刻变得疯狂，摸索不该继续下去。

语言非常重要。在此之前和我相处的女人对英语的掌握有限，而我对她们的语言往往一无所知。这些感情是在混杂语言中进行的；它们是一种负担；在肉体欢愉的简单明了之后，我分辨不出我们关系的复杂程度。这种刺激曾经让我受用，现在却觉得若有所失，仿佛走进一条光怪陆离的爱的通道，在那里，就像做梦时一样，在关键时候却不能用手脚挣扎，渴望放声呼喊。和桑德拉在一起没有这种挫败感，两人的交流是一种乐趣，和她在一起我有所转变。随着她在我房间反复出现，我们的关系进展了。我惊奇地发现，她在这座城市的处境和我并无二致。她没有所属的社区或团体，她把自己的家庭拒于门外。她觉得在这个世界孑然一人，毅然决然地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用她的话说，她讨厌“庸众”，却大方地承认自己出身于此，因此有足够的权威来表示没人比自己更了解“他们”。她对“庸众”冷眼相待，把过激的言辞也传染给了我。她独身一人，两三个学校好友分散在各方。显而易见，她感到被禁锢与恐惧，惧怕被归为平凡的一类。想做国王的情妇！我了解她野心的尺度和相应的奋斗的苦楚，与她惺惺相惜，却尚未知晓她为了实现目标，不久将让我扮演的角色。

她与世界不可和解的冲突留下了痕迹。没有人比她更敏锐地享受奢侈的滋味，没有人比她更会制造庆祝的机会。从一瓶好酒，餐厅就餐到戏院的雅座，她珍惜每一个特别的场合。我被她利用了吗？我从未误解她的兴趣，但我自己欣然哄她欢心。她很贪婪。她充满社会野心，孜孜不倦地阅读当代名家的作品，追求文化，为此在家人中她心甘情愿乃至毫无必要地背负着“奇怪”的标签。她走路的姿态，说话的措辞，咀嚼的样子无不显得有分量。这一切，以及她对自己肉体的喜爱，都无不流露出对自己难以遏制的爱慕之情。但我如何能抵挡她迅速创造出的快乐？她的贪婪吸引了我。我在伦敦飘零的生活乏善可陈，她是我唯一觉得积极的理由。她向我展示了从这座城市可以获得很多，只要想庆祝，随时可以创造机会。她的欢愉给我打下一剂强心剂。在公共场合，我装作和她初见，凝视着她迷蒙不耐烦的双眼，突出的下唇。那些在伦敦的日子，每天早晨要决定穿什么衣服，要设法度过一天，无数个夜晚我唯有想到鲁格枪指着我的脑袋，或是第二天就抛弃的学位和学校一走了之才能睡着，在那些日子里最黑暗的时刻，我想到桑德拉就有了力量。我会说：“我明天见她。让我到时候再决定。”明天总会到来；我们总能从周边的枯燥中创造出特别的场合。这是一段感情完美的基础。

那天下午是她情绪的最低点，我们去地下室食堂喝茶，她的脏雨衣围在腰上。她在家的几个星期尤其艰难，她饱受家人的冷嘲热讽。她补考的资格考试又没过，政府奖学金到期，她的学校生涯宣告终结。她没有学位，走投无路。我们坐在低矮憋屈的地下室，她勾画出了黯淡无光的未来。没有了学位，宏图大志和满腹经纶都无处施展。我个人的困扰因为她的阴郁更加尖锐。她的情绪是我的情绪的写照。她的绝望影响了我，我们彼此影响。食堂里的广播在遥远的国家听来充满了大都市的权威和浪漫，听众可以感受到鲜活的画面：电影院和杂志，混凝土砖石和玻璃的丛林，川流不息的汽车，琳琅满目的灯光，人头攒动的戏院，一个万事皆有可能的世界。然而在这座都市的中心，我们坐在塑料桌子边，粗厚的茶杯里茶水已凉，盘子里散落着黄色的蛋糕屑，都逼对方暴露了疯狂的一面。她前途如何？秘书培训课程，图书管理员课程，平凡的雇员，仅此而已。她不断控诉着社会，埋怨没有人保护支持她。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打字员；伍尔沃斯商店柜台的售货员。她把自己逼到歇斯底里，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她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带着仇恨的眼神，几乎用命令的语气说：“你这个傻子

，为什么不求婚呢？”

我在脑海里不止一次回忆这一时刻，回忆与事实应该毫无差池。桑德拉的语气和要求的内容带着不协调的怪异，背后的原因重重。我觉得她的这番话出于冲动，像一道清晰的闪光划过黑暗的惊惧。她懊恼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这个解决方案，她急不可耐地想立即实现，她由于自身的崩溃和示弱而缺乏耐心。我想假如她对我恳求而不是命令，假如她不是这么坚定和明了而是暗示着哪怕一丝不确定，我也许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对她的贪婪了如指掌，坚信她温和无害，我近乎迷信地依赖她，从她身上汲取力量。那一刻，我觉得和她结婚是获得她提供的保护，分享她的倔强，那份倔强是我一度拥有却早已失去的。我按照她的要求请她嫁给我，甚至道歉没有更早地求婚。现在想起，我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奇怪。她的怒气消退了，霎时有些羞赧沉思的表情。我们静默地坐在喧闹的食堂。一两秒后，我第一次在说话时想到她涂红的乳头。

事后有几分钟的默不作声。桑德拉没有给我时间。两天后，她搬来和我住。这让我的房东艾里斯太太高兴了一阵。我发现桑德拉在艾里斯太太面前表现出我们已经结婚的假象。在艾里斯太太和后来不少人的眼里，这段感情带着黑暗和让人不安的浪漫因素。不过艾里斯太太对我表现出一丝忧虑。她把自己的结婚礼物，一只陶瓷狗，送给我，眼带泪光地希望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她的话和当时奇怪的境地一样让我愣了一下。桑德拉把困难的处境告诉了父亲，他吵得像只螃蟹。如果她当时能读懂人心，她该知道我站在她父亲那边。显然他也以为我们结婚的事木已成舟。我反对，但并没有很直白，只是满足于想知道既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她为什么要告诉她父亲这件事。即使在最后的阶段我还是无力地拖延时间。她说：“我没有耐心详细告诉他，更没耐心欺骗他。”这句话让我放弃抵抗，她在遣词造句上有天赋。她说艾里斯太太很快会觉得我们该“名正言顺”。这是她用词的另一个特点。她说工人是“劳动者”，在不相关的句子间加上“因而导致”，我们两间房的公寓是“宅子”，还要供应“膳食”。这也许是学校的影响。

如今在我闪亮的棕色衣橱里出现了那件脏雨衣，在粉蓝相间的衣架上，挂着让我窒息的柔软浅色裙子和上衣。这一刻让我觉得尤其悲哀。桑德拉体察了我的低落，晚上奉上了涂色的双乳。以前她只是消极地配合，接受一切的爱抚和亲吻，仿佛这是应得的尊重。这次她变得主动。她让我仰面躺着，然后用胸压过我的胸、肚子和腹股沟。她挂在我身上，捧着乳房，用乳头在我身上画线。她的胸脯掠过我，丝滑的皮肤让人觉得酥痒。她做这一切时充满了决心和责任感。不过我仍然对此很感激。她还做了件让我觉得困惑的事情。她涂红我的乳头，然后用力咬，再用指甲掐住它们，仿佛想把它们掐掉。我得遗憾地承认，这种疼痛驱散了激情，后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确认那红色的是口红而不是鲜血。但即使在这剧痛中，我仍体察到这种爱抚中的实验与评估性质，把它们归结于某些草草写出的性爱手册，正如我当初把她的话都当成萧伯纳剧的对白。我不想伤害她的骄傲或者阻止她继续探索。我假装若无其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忍住不叫出声或者拍走她的手。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她精疲力竭却非常高兴。

我觉得肉体之爱的艺术在于女人的状态，和女人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女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把握爱的能力就会下降。女人既不会服侍也不会被服侍。随着从假正经中释放，对情欲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都需要重述。荒谬的观点说性爱既不邪恶也不神秘。于是我们达成了投币售货机式或是农民式的性，对世俗爱情的礼赞让位于对怀孕和分娩的农家抒情。我点到为止。我想说的不过是我和桑德拉在性爱上完美契合，不过是表达我的惊奇：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凭着无数偶然事件与随意决定，同类嗅出同类的几率该有多低。

我们在威尔斯顿登记处结婚。我们坐八路汽车去登记处，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做见证人。可笑的仪式细节大家都明白，没必要重复。我记得登记员为桑德拉担心。他提醒说有些国家女人可以被随意抛弃。他亲手写下一家为英国妇女提供信息和保护的机构的地址。他没有向我提供任何建议或慰藉，而是言行之中带着克制的责难。在宽敞的房间里摆着没人坐的折叠椅，糟糕的结婚仪式就在此举行。这下我真切地觉得胆寒心惊。我想立刻逃跑，去反思，一个人待着。但是我被一位见证人耽误着无法脱身。就是那个诗人、哲学家和政客。他一度狂热地想操控社会，如今像我怀疑的一样，早已沉没在社会里了无踪迹。早在那时他就穿着花呢外套，蓄着胡子，很接近教师的样子，他现在无疑已是其中一员了。“干得不错，老兄。我知道在婚礼上找新郎帮忙不容易，但你能不能给我个五镑？”他的措辞和所要的数额都显得经过推敲，远远超出了他的需要。我给了他十先令。我打断他兴高采烈的致谢，语无伦次地对桑德拉说我在市中心要办事。我追赶着一辆八路汽车，跳上车怔怔地被带到霍尔本。习惯驱使着我下车走进一家酒馆。我只当了几分钟的丈夫，却觉得自己像个卡通人物那样，由于对婚姻的责任玩忽职守，即将遭到暴雨当头的报应。

跨国婚姻的黑色浪漫！设想一下我坐在霍尔本的酒吧，喝着健力士啤酒压惊，握着一份晚报装作若无其事，这是灰狗版，其他报纸这个时候还没出来。我胆战心惊。我想着自己，从这个若有所思的人中抽离出来，回想着他近来不堪的冒险。今非昔比！这句话在我脑海走过，直到变得毫无意义，直到它变成一种失去、悲伤、甜蜜和忧虑混杂的情绪。报应降临在了花花公子、伦敦的造物，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厅、画廊和游览列车里游荡的人身上。今非昔比！

我谈起过离开伦敦时雀跃的心情，这种心情我努力维持了十年，每天心无旁骛地享受乐趣。我也谈起过回到岛屿那天早晨的不安之情，透过舷窗看到热带岛屿蓝色、绿色和金色的旖旎。如此纯净新鲜！我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人造、枯竭、具有欺骗性、残酷的，最可怕的是，它不属于我。但我假装如此，与按着相机快门的游客一起站在栏杆边。他们把硬币丢进清澈的水中，看着黑孩子们潜入水中争抢。他们粉红的脚底仿佛是发光的鱼鳍。男孩子们还在水中捡橘子、苹果以及一切游人丢入水中的玩意儿。灰绿色的港湾风平浪静，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远处的晨雾中，浮现出正在捕鱼的渔船微小的轮廓。水中的男孩们晃着木筏。咯咯地笑得露出所有牙齿。水珠在他们看似干燥的头上闪烁。他们让我们扔更多的东西让他们捡。有人丢进一只烂橘子，男孩们纷纷潜入水中捡。我觉得这让人难以忍受，后来下令制止了这种事。但不用说，没能持续太久。对苦难的共鸣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超出那个限度不过是设想。在伊萨贝拉岛近来的旅游宣传上，潜水取物的男孩再次成为当地特色一景。

我现在比当初更留恋初回岛上的时光。我一度以为它会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而我这么迅速地回来是失败和耻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屈辱和不安的感性埋藏。我不太相信公正，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个道德的平衡点。只要我们挖掘得足够深，就能在小小的不真实、小小的堕落中窥见最终压垮我们的不幸的开端。在第一个早晨，我早应该说：“这个被污染的小岛不适合我。我几年前就决定这片土地不属于我。我们向前看吧。让我们待在船上去其他地方吧。”

在我心里，对庆祝的情绪和最近惨烈的失败我都有借口。此外，也许是和桑德拉结婚后的影响，我开始随波逐流，不仅仅听从她的，也听从事情的安排。不诚实和不诚实相连，不安和不安相连，审视自己的反应意味着再次体验那种飘零和无助，体验我许多夜里想起鲁格枪指着脑袋才能驱散的噩梦。我觉得这也是我为日后行为找的理由。令我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才像一位充满同情心地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在微小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灾难的种子那样，发现这些年的活动，按我的话说是在括号里的日子，代表了一种退缩的态度，是坚实的城市中的三维生活造成的伤害，我身在其中觉得自己如幽灵一般，土崩瓦解，无意义且像液体般流动。由人创造的城市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对此的消极反应是崩溃，积极反应是丰富的活动。它们是相同位置相反却对等的两面，就像回忆一般，变得真切尖锐，便成了痛苦之源。

当时我相信桑德拉的运气，这很快受到了考验。我们靠近码头，贴着旅游招贴画的小岛消失在视野中。灰蒙蒙晨雾中的山丘、棕榈树和捕鱼船为码头边的各国各式设备让路。高耸的仓库遮住了视线，遮住了起重机、沥青和一台旧的小型火车头。到处有近乎赤身裸体的黑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卡其短裤在停下的货车里休息。在观光的游客眼里他彻头彻尾地象征着热带国家的游手好闲。但我知道他的衣服是所谓工作服。他是个码头工人，属于一个善于争吵的工会，这个工会的拖沓和故意为之的低下效率让无数调查无果而终。

虽然如此，此处是一片宁静：起重机停转，暴躁的码头工人在休息，一切都等待即将到来的工作日的高温和尘土。但是那时，在工作开始之前，就扬起了让人害怕的噪声。

我必须坦白自己没有告诉母亲我结婚的消息。每当我坐下写信时，紧张总是转为疲倦。桑德拉以为我母亲早就知道，很容易想象，我随意的一句“瞧，这是我妈”导致了两个女人的沮丧。然而或许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是个充满戏剧化的民族，从来不浪费让大家都看见的机会。想象一下，桑德拉穿着精心挑选的上岸衣服，与一位着装传统的印度寡妇面对面的场景。想象她把我母亲举起的手臂和一声哀叹当成欢迎的仪式，她下定决心妥协地接受这奇异又古老的仪式，隐藏起了一切惊讶和困惑的情绪。随着哀叹的调子越来越高，痛苦的表情变成了明显的拒绝。桑德拉意识到我母亲的态度，向我母亲探出的身子迟疑起来，最后干脆站着不动。这番情形开始引人围观：疲倦的码头工人、乘客、游客、官员以及各国籍的船员。

我自己镇定异常。她叹着气说我逼死了她，我却无动于衷。我忙着照管行李，和认识的海关官员点头打招呼，和前来采访归国学生的记者说上几句。可怜的老伊顿，他是我在伊萨贝拉岛的帝国学校的同学，如今在《问询报》做记者。他的报道很公平，只是简单地写我的母亲在码头迎接我和妻子。我如此冷静是因为觉得情况没那么重要。我突然怀疑母亲早已通过伦敦和伊萨贝拉间便利的交通往来知道了我结婚的消息，她早已准备好演出一场闹剧。我的怀疑后来得到了验证。这真是一场早有准备的闹剧，也许是她演过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我让她在旁人面前蒙羞的补偿。不少家庭有待嫁的闺女，母亲趁我不在的时候经常在那些家庭走动。说出来不好意思，我那时可是女婿的热门人选！我不仅是贝拉贝拉灌装公司的继承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得到国外的学位且游历多国，和其他的商人非常不同。我的选择让母亲倍受打击。不过我也知道沉默和消极接受才是危险的真正标志，意味着长久的谴责，也许会以慢性自杀或者绝食的方式表现。码头的一幕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纯粹的任性表现。这番推断合情合理。

这件事非常复杂，桑德拉无法做出和我一样的快速判断，我也无法用只言片语告诉她实情。她走过来站在行李堆边。她看上去脾气很差，我觉得她已经能够掌控她自己和局势。我对她的期待一向如此之高。我说要是住到我母亲的家里不太好。她暴躁地带着学究气说：“这倒是解决问题的有趣方法。这座破岛上不会有叫旅店的东西吧？”我错误地判断了她的情绪，我以为她只是果断。后来我才意识到遭遇我最冷酷对待的是桑德拉而不是母亲，可惜后悔没有用。我指望桑德拉的直白和眼光。但是这种指望在她眼里一定像是在她最不安的时候把她无情抛弃。可我当时对她的感情是非常细腻的！我注视着她在伊萨贝拉岛的下午被暖风熏得懒洋洋，伸展着四肢躺在旅馆的床上。她穿着干净的白胸罩和纯白的棉衬裙，电风扇悬在天花板上。她戴着在亚速尔群岛上买的廉价白框太阳镜，我觉得那太阳镜会损伤视力。她用工厂女工的方式抽着烟，嘴唇湿润地把香烟嘬在中间，仿佛急需养分似的猛吸一口。这是她在英国多塞特的农业夏令营学会的，她待的一个月里学会了抽烟，她抽烟的样子很吸引我。烟圈在风扇的鼓动下升起，越来越细。我精疲力竭，接近于自怜，想着床上这个好笑的、激烈的戴着太阳镜的人儿。她的皮肤开始变得湿润，我觉得她来到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真是充满了勇气。以前她从未旅行过，也从未住过旅馆。我虽然在伊萨贝拉岛炙手可热，却找不出比娶桑德拉更好的回国方式。

两星期后，我们透过客厅看遍了岛上的风景，我已婚的姐妹们安排了我们和母亲见面。地点是炎热的、没什么遮盖的旅店露台，我们在斑驳的金属茶几上喝茶，脚边都是棕色和棕绿色的杏树叶。大家决定和解。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正如桑德拉夸大码头一幕的重要性一般，她现在开始夸耀她的胜利。我觉得这让她的性格更明显，这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5

我母亲在码头发起的制裁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身在一个随意、混乱、混杂的社会，被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事。在前两周过完之前，我们就加入了一个中立流动的圈子，此后混迹其中五六年。圈子里的男人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主要是年轻的印度人，也有几个当地的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在海外结婚。在伊萨贝拉岛，他们因国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而不是背景或职业而联系起来。一些单独或成对的美国人也在圈子里。在他们看来，小岛不过是个背景，当地的活动和兴趣不过如此。没有复杂的忠诚感和深度，因为每个人的过去都被割断。圈子里的一切我们用两个星期就熟悉了，之后的不过是老调重弹和衰老的过程。但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眼花缭乱。一开始我们预料岛上的生活单调压抑，然而接下来我们仿佛是被阳光弄得目眩，被每个欢迎我们的人的自由态度所迷倒。这些衣服！如此轻巧、样式清新，与以往完全不同！我们因为在富人之中而头晕目眩，他们把我们当成一伙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相信相似的财富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节俭和审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两周！我们的收获和给予一样多。我们豪饮香槟，大啖鱼子酱。我们喜欢香槟和鱼子酱只是因为喜欢它们的名字，这是我们圈子的简单之处。经历了伦敦的苦闷之后，经历了简陋的房间、关闭的大门、紧锁的窗子、布满污渍的天花板之后，经历了磨损的窗帘和少给电的投币式供气供电表，经历了穿梭于砖砌露台的沉闷旅行和索然无味的生活之后，我觉得获得了重生。在那两周里，能听到桑德拉鄙视半干邑香槟，说自己最喜欢梅西耶香槟。这个灿烂夺目的姑娘！发自内心地跳出她平凡的背景！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两周，这是她最活跃最有鉴赏力的时光。我们庆祝着出乎意料的自由，我们庆祝着这座岛和我们的知识，我们雄心勃勃，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我们庆祝着自己的国际化，这比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厅里有更深远的意义。

在庆祝的内心里是无比的平静。我曾经心怀天下，想和这座岛说永别，如今则在蔓生着开满紫花的茂密绿藤的炎热沙滩上野餐，在闪着微光的游泳池边烧烤，从我们圈子里的人口中获得故事，不必担心或渴望，也不会受到抵触。她少年时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某个州，曾经秘密地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路骑自行车，去镇外一座红山丘上看日落；又看到一幅画面，灰白的色调，布拉格的雪和德国人；还有英国中部黄昏的风景，在小溪边的月亮雏菊间散步，水边无尽的夏日漫步，入夜，伴着天鹅；这些场景在岛上组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我觉得已不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努力从中隐退。我喜欢思考这个被我们拼在一起的碎片世界，我似乎觉得自己即将走向灭亡。我属于一个早已注定灭亡的小社区。我们是处在中间的种族，被动的基因，在两代人之内会融入世界的三大种族而消失，唯有眼睛的形状或者柔软的手腕才能证明我们的基因入侵。我母亲的责难无疑是表演，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游荡在另一片大陆的先人的崇敬。我理解这种崇敬感。但是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怎么样的解脱感啊。把它当作基本的情绪，偶尔在醉酒的迷蒙中浮上意识的表面，当乐队或者留声机的音乐变得遥远，我好像第一次思考我们的圈子，我和桑德拉都在其中。对这种情绪的审视从未越过这个界限，这种情绪从未表露。这是我平静的情绪，我在活动丰富的新生活中的情绪。我心中那种平静，离开伦敦，彻底接受一种新的现成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变了。我觉得这种变化并非自愿，最终我的“个性”不再是别人给予的特性，而是我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这种在欢腾中保持宁静的能力成了我的强项；我想像宁静藏在一片围墙高筑坚不可摧的田野中。我中立地活着，活动是真实的，却仅浮于表面。我觉得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了。

后来人们都说我“工作卖力，玩得尽兴”。这些词语是那么地相称！我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我缺钱。我研究了所有的资源，在周围寻找机会。岛上人们除了些专门技能和农业，只能想到从代理贸易中挣钱。我的做法一定是显得有点太冷酷而冒险。但至少我在学校的时光不能说是浪费了。我从贝拉贝拉的产业里继承了一些钱，五年内那笔钱增值得比整个产业都多。我是少数能预见战后城市扩张以及居所间的空地损毁的人，我是在伊萨贝拉岛上唯一有此远见的人。我不好将所有功劳聚在名下。考虑过我的资源后，我所做的显而易见。我继承了城外一片一百二十英亩的荒地。这是一片害枯萎病的柑橘种植园，在经济衰退时期无人照管。这块地曾经卖给赛马人，却未能在这里培育出赛马。我祖父买下这块地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图便宜。这笔投资一无所获，我怀疑地的收益够不够付看护的工资以及骡子的饲养费用。有些周日，祖父去摘些牛油果和葡萄柚，他装作这些东西是免费得来的。这算不上什么遗产。一片废弃的柑橘种植园算得上是热带的贫民窟。土壤不够肥沃，树皮发霉，青苔遍布，灰色的枝干又细又脆，几乎是光秃秃的，树叶枯黄，果子在成熟前就腐烂，软塌塌地挂着，像得了病一样苍白，散发着有毒的味道。我得到这块地的第一反应是出售。可即便是在一九四五年，我都找不到买家。

那种感觉依旧存在，在战争中变得愈发破败的交通系统巩固了那种感觉。城镇是城镇，乡村是乡村，连我们的城市也长久地保持原样，我们坚定地带着近乎中世纪的迷信想法，认定城市是有界限的。在所谓的城里，电报杆上面贴满了海报；而在两百码之外，乡村的电报杆上就光秃秃的。

这就是我想开发的土地。从很大程度而言，这块地的风景不错，起伏有致。这里离城市不远，可以借水和电之利。我把地分成一百五十份半英亩的小块。我修建了公路，铺设设施，出售土地。两千元一小块地，二十五年租期，地租是五百元一年。要记住我用的是伊萨贝拉岛的货币交易，五伊萨贝拉元值三美元。它们不算贵。我们的城市建在短租地之上，即使一块不起眼的土地你也可以每个月花上五块钱租半块地，大概是一又十六分之一英亩。我的租赁条款非常优惠，唯一苛刻的条件是每栋房子都需要经我批准，且造价不准低于一万五千元。如今这笔钱算不了什么，教师和公务员都买两万元的房子。但是在五十年代初的伊萨贝拉，这是一大笔钱。我叫这片土地科里帕镇，很快它被叫成了跛子镇。这名字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这片土地自动选出了合适的居民。这个计划需要的只是办法、精准和时间。我平稳地为这件事忙了两年。我坚信未来的成功，甚至在我欠银行十五万的时候都觉得项目没有任何问题。我对待人就像对待钱，依赖的是直觉。雇人的时候我无视别人的意见和推荐，不考虑种族的影响。我只雇让我喜欢的工头、职员和劳工，我从来不给人第二次机会。让你失望一次的人就会让你再次失望。尤其对于那些长期表现让人满意却突然变得玩忽职守的人，这个结论非常实用。这种人的玩忽职守说明他对职责和雇主的态度从此改变了。这是一段关系的终结，互相埋怨没有任何用处。这个人需要新的雇主，一段新的关系；最好是让他立刻走。

跛子镇的项目步入正轨，土地开发的时候没有出现闹剧。一年之内，一百块地出手。人们买了地却不一定建房；两年后土地转手时，价格升到了五六千。现在看起来简单明了，当时我看来也是如此。当项目完成的时候，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是因为承受了巨大风险，而是发现自己脑海中忽视了那些让项目成功的因素。没有蚊子是其中一点；其他两三处受我启发开发的土地结果成了传播疟疾的贫民窟。跛子镇周围有山丘。我之前只是把山丘当作景观；但其他新开发的地产在进一步开发中被吞并，结果迅速衰退，跛子镇的山丘却限制了那个方向的城市的发展，地产得以保持原样。从市中心去跛子镇的路途让人心旷神怡，而其他通向郊区的路都不可避免地经过贫民窟。我在事成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因素，这让我大气都不敢出。也许是我的孤注一掷和坚定的信念让我如此轻易地贷款成功。不过同时我也很幸运，选择和急于在岛上立足的美国银行进行生意往来。不敢想象老牌的英国或者加拿大银行会给我如此的便利，不过这也怪不得它们。

有人追求安稳，一辈子工作储蓄，最终有幸存了一万镑。而有的人，平静地想到自己时日不多，在五年内挣了五十万。我觉得这无关野心或者规划。这份馈赠是落到我们头上的。我们在成功的状态下会觉得没有什么是手到擒来或理所应当的；我们在失败中，就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瞧瞧我的运气和直觉是怎么帮我的吧。我最初的计划得以大力实施的时候，我买了周围尽可能多的地。我用之前顺利挣到的钱在赌，当时却不觉得。我用不同的方法开发新买的地。我留出许多空地，把剩下的分成小块，一块八分之一英亩，要价较低：五百元一块地，地租一百二十五元一年，一栋房子是五千元。非常高的性价比，可以想象当时争相购买的盛况。这样看来又是简单不过；但我本有可能简单地像之前那样开发土地，从而陷入危机，几个模仿我的人就尝到了苦头。我们的中产阶级规模小，愿意或有能力在房子上花大价钱的人有限。新开发地产的朴素让之前开发的地产显得高档，之前开发地产的高档增加了新开发地产的吸引力。两批地产互相扶持。跛子镇获得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完整性。这不是远见，而是直觉。

成功像滚雪球一般，仿佛我能一直走下去。这让我不安，这样的正确和肯定以后都会成为利刃。我不觉得需要为日后发生的事负责；我觉得自己总和自己做的事分离。时间淡化了不真实感、违背感和自我敬佩。现在我才真正可以将成就归为名下。我记得一件发生在最初的小事。工人们在探察地形。下午，工头告诉我他们碰到了一棵大树的残枝和根，用炸药炸了三次才能把它移走。他让我看那个大坑，仿佛是红土上一块巨大的伤口。一棵巨树，或许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年纪。我很想亲眼看见它，我想保存它。我在书桌上留了一块它的木头，出于兴趣，作为违背自然的纪念，也作为护身符。成功伴随着惊惧！我说过，成功向我敞开了大门。很快我觉得必须走下去。在前进和无为之间，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带来的恐惧之间，没有折中点。说实话，要退出的时候我很高兴。这看起来有悖常理。但落在我们头上的馈赠也是难以忍受的负担。它让我们渐行渐远，扭曲了我们，让我们远离那个熟悉且亲密的自己。每个星期，世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男人白手起家，挣上数十万，很快又会一无所有。悲剧和懊恼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里。这是一份带着自我毁灭的靡菲斯特的礼物。尽管在潜意识里散去了，但其中的污点也会留存下去。

在岛上的圈子里，我们和别人似有藩篱。忌妒或者艳羡不是充分的理由。周日早上在一个拉脱维亚女孩家，我和桑德拉一定让人觉得不安。朗姆潘趣酒的时间到了。我戴着墨镜；印度棉衬衫的袖口用扣子系在我手腕上；我向前倾，两手捧着磨砂杯子。桑德拉坐在高高的黑色座椅上。这椅子原先是个拉脱维亚的箱子，如今被改造成座椅。房子和家具改造不断用到了女人的聪明才智。桑德拉穿着白裤子。她双腿分开，双手放在腿间，压着座椅的边缘；她指环细细的小克拉二手钻戒几乎看不见。她的脚随着留声机打着节拍；她金色的印度凉鞋的鞋跟一摆一摆，从她血管纤细形状秀气的脚踝跳起。她的脚踝是她纤纤玉足的一部分，形状和颜色因她修长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和凉鞋金色的袢子更鲜明。伦敦的丝袜和鞋子曾让那对美足深藏。它们敏感而不太瘦弱，这是可以抚摸的双脚，我经常爱抚它们。但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刻。我透过墨镜——没有口袋能放它：这是热带衣着一贯带来的不便——向下看《伊萨贝拉问询报》双面的社会版面，水磨石的地板在阴凉处很凉爽，当它铺在天台游泳池的水泥地上，却白得晃眼。世事更替。社会版面充满了眼睛突出的职员，穿着宽大的双排扣西装，挽着衣裙布满褶子的新娘。人物变换，《问询报》近来成了所有人的报纸。但是对我们这些认为名字不见诸报端是一种荣誉的人，社会版面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有传言，负责版面的人每周向我们提供一个笑话，一个特别、假装的笑料：不动声色的描述，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一个“在市议会工作”的人举行婚礼，这个信息放在最后提起。这是我们寻找和分享的周日早晨笑话。部分源于我们的自我珍惜，一个贫困国家必要的残酷；部分源于我们殖民地的单纯。当然，这是今天的判断。当我戴着墨镜的双眼掠过每一篇新闻，试图找出这周的故事时，还没有这样的自我评价。

我注意到桑德拉干净的白裤子，还有我想爱抚的双脚。那双脚带着快乐和活力。我觉得桑德拉特别卖力地和那个拉脱维亚女人交谈。这个女人才进我们的圈子，红发、老鼠脸、尖鼻子、戴着眼镜；她丑得吓人，结果大家都对她特别好。很快这就会引来麻烦。拉脱维亚女人会把这些注意力真当回事，满怀信心地不自量力，那时候别人就不会对她好了。她从柳条筐里拿酒给我们喝已经让我们有点紧张；我们越尴尬她就越高兴。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情形。我们的尴尬没有作用，因为柳条筐也让她丈夫高兴。他是个出身贫寒的人，仍得意于自己的成就，像很多这种类型的人一样，对小玩意痴迷。

其他人陆续加入。每当我听到娇惯的孩子优雅的小声音在背景里尖细地响起，就觉得他们在过度表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有特殊的小橡皮鸭，还有其他没必要的充气玩具，帮他们在游泳池里浮来浮去。他们的家长用惯用的轻率语气谈论跛子镇，我不参与。不是出于恼怒，而是我从不在工作时间之外谈论工作。不是我出于原则，而是我性格平静，桑德拉带着女性害怕太直白的特性，也学会了这样。从此以后，我开始学会了故做不在意的在意。谈话有些太吵闹、太真诚、太好斗或太自我辩护。这些人都在演戏，过分专注于家庭生活和细节，过分强调他们生活丰富。桑德拉的脚不再那么轻快地敲击。我意识到我们让这些人紧张，而这些人的欢迎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珍惜这些人的友情，我们分享这些人的欢乐。桑德拉看上去自然而快乐。也许她真的是这么觉得。但是她太年轻了！她丈夫也太年轻了！这种自然的态度值得信任吗？离开聚会之后，他们不仅仅是在谋生，他们是在挣大钱，这一定让他们筋疲力尽！他们在聚集财富，管理跛子镇，在与承包商、银行、律师和会计的生意往来中真正得利。这是他们生活中更重大且更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一本万利，用着痴迷的态度工作。他们在这里能自然又放松，但这是不是他们在利用朋友呢？我明白，我们所有表示友好的举动在别人看来都虚伪又假惺惺，令人本能地不愿回应。我发现报纸上社会版的虚构内容而笑出了声，这也让他们恼火。这样年轻，这样冷静，这样冷冰冰地隐藏激情，这样痴迷钱财，是无可名状的。这些我都看得穿，却不知道怎么和桑德拉沟通。她还是我的幸运星。我如以往一般让她为自己而战。我知道她定会胜利。我依旧喜欢她充满做作的词语，还有那突出的下巴和下唇。

于是我们和其他人有隔阂。稍有些高高在上。人性是需要秩序的；那些情愿置身于我们之下的人需要我们表现出卓越的特质。我们需要更友好，更体贴，更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对一样东西在意，那就是钱，因为这是让别人与我们有隔阂的地方。我们不断地遭受挑战、激怒和考验。这种加在我们身上的额外力量让我们的朋友们相应地表现得弱势。我们却错误地回应。当主人真是难！我在应该表现权威的时候却开始调解。桑德拉则用她语言的天赋、她伦敦北部的口音，在本该安抚别人的时候咄咄逼人。我觉得好笑，这样恐怕是鼓励了她。她经常只是为了逗我，而在公共场合说出伤人的话。

周末我们去一对朋友家建在岛中央山丘的房子。别人都对海滨房痴狂不已，在山丘上盖房子颇有独创精神。我们对这座房子早有耳闻，但是细节依旧保密，为的是给我们惊喜。通往房子的路糟糕危险，只能走得很慢。天下着雨。桑德拉开车，我们到达的时候她心情不好。女主人谦虚地问对房子的看法，桑德拉对女主人说的第一句是：“我希望你能决定这到底是一座乡村小屋还是一座乡村宅子。”空气里顿时寒气逼人，不只是房子所在的高海拔带来的凉意。温度在日出前也许降到了十五度，最多只能说有了木柴取暖后没有那么难过。许多上了清漆的松木，树干上长着很多节疤，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我们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壁炉前，黄铜皮革带子之类的镶着铜钉的装饰物挂在两侧。我们大为惊讶，哑口无言，然后惊叹声和赞美声不绝于耳。我们没有听清，我们已经走开了。我们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面对着浓密而青翠欲滴的植物。现在阳光明媚，雨后雾气氤氲。桑德拉说：“这里肯定冷死了。”我们的女主人是瑞典人，她的英语口音失去了控制。桑德拉意识到自己有点过火，自己的话没有起到博人一笑的效果。她没有试图弥补伤害。我们的女主人端上了单片三明治，其他姑娘用各种口音惊呼不已时，她也无动于衷。在此后数年间的许多场合，我都会讲起这食物的瑞典语名字，把它当成一个空洞的笑话。主人用英语说再见，听起来像瑞典语。桑德拉开车载着我，驶下潮湿危险的弯道。她的行为如今在我看来，显示了她不打一处来的脾气或恶意。“平庸的小拉普错！”一段苦涩的小小的爆发，断续的抱怨语句达到了顶点。我笑了；桑德拉微笑着皱眉，把精力集中在路况。我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然后把手指压在她的嘴唇上。语汇的天赋！但这一次完全不着边际，这个瑞典人身材匀称，有着无可挑剔的斯德哥尔摩背景，还有个在出版业的父亲。

她越来越依赖她语言的天赋，让简单的词语硬化成成见和态度。她用这种天赋给那些她曾想结交、曾经喜爱其生活态度的姑娘怪诞的称号。她把这些姑娘变成滑稽的合唱团，为每个人构思出一个轻蔑的种族描述。有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粗壮女孩，嫁了一个苏里南人，两人移居到伊萨贝拉，成了桑德拉口中的“次等德国佬”。拉脱维亚人成了“次亚细亚佬”。我接受了这些词汇；在我们家，当然也存在着种族矛盾。我听见自己非常自然地说：“我们要不要请次等德国佬来喝荷式金酒？”或者说：“看来拉普佬已经原谅你了。她想请你参加为一个大胡子的瑞典人办的聚会。他来这里收集伏都教的歌曲，好在瑞典广播上放。”

最后这项邀请确实是和解。我们虽然是世界主义者，却非常重视远方的来客。我们的女人们面对这样一位客人会争相邀请，把某些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来表现不满或者发出邀请来宣告和解。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待客之道的基础。这种善待只能持续于他客人的身份尚存时，在他的外国香烟、衬衫和鞋子还新鲜的时候，在他成为我们中一员之前。这样一位客人在场时，往往会有一段未经安排的集体悲哀时间。每个女孩都好像同时看到了她此前与之决裂的风景；在变暗的阳台，我们让客人享受热带之夜，会有轻微的批评，期待客人对狭隘的岛上生活做出评判：缺乏美好的谈话、缺乏真正的社交，没机会去戏院或者听一场好的交响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对难以让人满意的交响乐质量这么看重。似乎一直如此；好像我们在伊萨贝拉岛上就该遭到这种待遇，去听一系列差劲的交响乐仿佛是一种居住条件。印度共和国日那天，在印度委员会的一场聚会就是这样一场软性批评会。伊萨贝拉岛上的外交官和准外交官聚集一堂，女伴们身着纱丽，巴纳拉斯的丝绸和圭亚那的珠宝熠熠发光。身着纱丽的桑德拉成功地对抗了所有人。她在对音乐的抱怨中大声说：“我来到这地方唯一学会的就是如何分辨出差劲的交响乐。”

于是桑德拉用她伦敦北部的口音继续奋战，公开对抗敌意。所谓的敌意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种挑衅。最终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在我们和别人间打响。我们继续见面，继续提供且接受款待。但是现在一切约束都不复存在。这是我们最后的分歧。这些我以后都要偿还，而在当时受苦的是桑德拉。“平庸”是桑德拉用来形容我们的词，现在却成了她的代名词。她成了一个从伦敦东部来的姑娘，没有教养，缺乏教育，是被我拯救出来的，因为我沉迷于她种族的魅力。但是金钱更让人充满了遐想。我觉得我们无法让任何人相信桑德拉觉得这钱来得理所应当，她一直觉得金钱是她的一部分。她对钱的概念很模糊，在学生时代甚至从不知道奖学金有多少或者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在金钱方面，她缺乏我神经质的准确，我唯有清楚自己拥有多少或一年里能挣多少才能安心。这个姑娘结婚前把五十镑当成一大笔钱，三年后镇定地谈论透支十万块的事情，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她对奢侈的感觉、乐意用有限的资源制造场合的性格，自从我认识她后就没有改变。即使在富有的时候，她的需求也不多。她离开我时的财产和我们在一起前所差无几。这不仅关乎自尊，不是因为那是有污点的意外之财。而是，我确信，因为她认为钱已经不是个问题。这是随着天赐的礼物而来的疯狂；这让很多不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在世人惊诧的眼光中抛开一切。

这种简单！这种扭曲！举个例子，印度委员会发生的事被别人在叙述中夸大。据说话题转到了音乐。加拿大商贸委员对桑德拉说：“你喜欢音乐吗？”传闻中的桑德拉操着伦敦下层阶级的口音说：“你觉得我是谁？我会让你知道我喜欢好的交响乐。”接着还有书店的故事。售货员对我说：“哦，你的妻子爱读书！”我愤怒地回答：“瞧着，我会让你知道我妻子喜欢读好书的。”也许是书店的店员散播出这个滑稽的故事。这是这种故事的对话风格：桑德拉和我总是“让人知道”事情。对于这些故事和其他传言，即使有挑逗、背叛甚至古怪的性偏好的成分，我也不给予反应。我以为桑德拉也是这么镇定，这是她的天赋，随着我们的婚姻也教给了我。但是她所忍受的比我了解的多。我没想到她并不是每次都能处理她激起的愤怒。我没想到她虽然有语言的天赋，但也会因语言而脆弱。她对低级的曲解束手无策，正如某些孩子会因同伴的欺负而无助，无论大人把事情解释得多么合理。

她会勤勉而心怀忌妒地结交每一位新来的女性朋友。对于那些刚刚结婚、才进到圈子里的人，她会每天与其见面，用每一个机会展现慷慨和善意。很快，这段感情的每一方面都气数已尽；关系不可避免地破裂，免不了生气伤人。我发现她越来越喜欢结交美国人。美国人在我们圈子里是中立而多变的元素，她们和桑德拉被彼此的口音所吸引。在每一次相遇、每一位新朋友面前，她都会表现出一种与其种族相配的善意。她从来不满意将个人当作个人；她想突破，这是她贪婪和热忱留下的，只要有一点迹象就会恢复。真希望我当时能像现在这样看得清楚，看出她在下沉。

是什么组成了婚姻？什么让住着两人的房子空荡荡？我们毫无疑问地般配，甚至互补，却正是这种般配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她开始有些我的地理概念，觉得被世界摆脱了，那些风景和记忆都锁在我们遇见的人的脑海。她越来越多地提起她的童年、学校、散步，提起她有一个朋友梦想有一辆纯白的汽车。我们睡在各自的房间有些日子了。有天早晨，她告诉我晚上因为恐惧而惊醒，一种简单的对地点的恐惧，恐惧这不在场的世界。她和我有了同一种恐惧，这种念头让我变得坚强。我对她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她那些曾经让我仰慕的特质——自信、野心和正确性——如今成了我同情她的理由。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是出于自卫。但早晨总是会到来，总是有治愈的语言——语言的天赋是多么让人宽慰却又有欺骗性啊。“我觉得这一定是世上最低劣的地方。”她说，“低劣的当地人和低劣的外国人。低劣得吓人还兴高采烈得吓人。这两点一定是绝配。”我建议去趟英国。但是她没有兴趣；英国仍旧是她希望远离的国家。没有家人或者圈子等着她，她也不是游客，她不想去伦敦塔、画廊或者戏院。她甚至不需要闭上眼想象就能知道在伦敦待上两周或者一个月是什么样。她说：“毋庸置疑。”她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更长。在炎热无风的下午，她经常光着脚来回走，她穿着白色的棉衬裙，胸罩支撑着她不再涂红的乳房。一个男人每周有两三个早晨会过来打理花园；还有一位格林纳达的女清洁工。除了他们，我们没有雇其他人。桑德拉开始讨厌他们，有时候歇斯底里地把他们当作入侵者。反正没有什么好做的。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里，装备齐全的厨房大多数时间冷冷清清。我们很少在厨房烹饪，做的不过是咖啡还有面包、热牛奶、炒蛋和一些简单的煎炸食品。架子上是发霉的旧罐子和一桶桶香料。晚上，日光灯一亮，蟑螂就在白色的地面上四处散开。我们圈子里的女人们大为震惊，当时，是以我的名义。后来当然不同了。

但对我和桑德拉而言，我们一有机会就想从房子里逃出来。进入那世界上最低劣的地方。我们能去哪儿呢？海滩？我们早就熟悉得不得了；“毋庸置疑”。去山间的村落，看带着奴隶史和奴隶风俗的黑人或者黑人白人的混血儿？他们的故事在周日的《问询报》上读起来比亲眼看更精彩：混凝土和波纹铁皮建成的破败村庄，淹没在绿色中，闪着绿色的光芒，和其他十几个村庄一样。晚上我们去开车，只是为了体验速度的感觉。我们开到机场，坐在候机室喝酒，身边是中转的旅客，我们听着外国城市的名字。我们走遍了每一个新酒吧、餐馆和夜店：伊萨贝拉的这些场所经常易主。我们在外面最快乐。在外面，在人群里，在深夜，香槟起了作用，我们开始亲密。房间另一端的桑德拉让我心海沸腾，有时能让我觉得颜面尽失。那充满怨气的眼！那瘦削的脸庞和突出的下巴。那双脚，和手一样强劲而充满表现力，只是更加微妙和复杂，更加美丽！她时刻准备好奉上双乳，就像是对待孩子一般。我喜欢穿过房间把她从某个男人身边带走，那些被她的胸所吸引的男人往往是美国人。在公共场合，我们开始亲密。这是我们用的词。我会说：“我们要不要亲密一下？”“好吧。”她会回答，“让我先喝一杯。”她会坐在高椅上，头和肩膀紧贴着墙，双脚松松地搭在我肩膀上，我坐在椅子下面的地上。我会心满意足，亲吻爱抚她的脚和双腿，抽搐和挤压是它们的回答。正如对桑德拉冷清的厨房一样，亚洲与欧洲的女性本能地对我们的公开表演愤怒不已，也许这是对的。

但是征服我们的情绪很少能圆满。如果我们愿意激怒所有的感受，在公共场合完成人们的流言对我们圈子的期待，我们也许能做成。但是我们的情绪很难随我们回家；我们无法消除挫败感和房子的空旷感，一切解决方法似乎都是暂时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日夜都会如期而至。我们从未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两人睡一张床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在热带，身体会出油，让人觉得不健康。我们睡在各自的房间，这样一个人不会影响另一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一从外面归来，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

是房子的原因吗？这是老殖民地时期的大型木头连栋房屋，厨房是新式的，但其他部分免不了有些衰败。我们都觉得这栋房子很吸引人，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未能成功地占有它。许多空间还空空荡荡；它看起来仍然像是一栋出租房，很快就要回到主人手里。我们从来不觉得有自己的房子是件重要的事。我体会不到把房子当成家、当成个人创造的感觉。我没有东西，没有财产，甚至不收集书籍，正如桑德拉所言，没有家神。除了一些学校的奖项，她也没什么东西。虽然如此，建一间自己的房子似乎是正确的事，一直住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开始显得太过招摇。我当时正在阅读一本关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画册。我为罗马房屋的简单所惊叹，它的外表简朴，室内却隐秘地豪华。我惊异于它能很好地适应我们的气候，我屈从于冲动。

还是因为其他？是不是那被棉质衣服包裹的身体，带着未生育时的洁净和清新，没有危险或神秘，因而令人生畏？只不过是躯体本身，没有成长的前景，只表达肉体和徒劳，以及我们即将到来的灭绝。

我们最亵渎的是自己的身躯。我们像猫经常撕破伤口那样对待自己的身体。我看到了浪费，我感觉得到，就让它浪费吧。我学生时代的习惯从未彻底消亡，如今复活。我在岛上和不少不同种族的女子有染。像以往一样，偶尔的奢侈变成一种瘾，如今却毫无负罪感，反而有了治疗的意味。有时我需要压抑内心的厌恶，有时进展顺利。人们说动物交配后会悲伤，但是以我的经验，完成这件事总是伴着特别的温柔和乐观的情绪。在一个美好而成功的下午过后，我们穿衣准备出门，那句话在我脑中组织好，乐趣转化成汇报下午进展的冲动。我发现自己差点对桑德拉说：“亲爱的，我度过了一个非凡的下午。我和一位技巧娴熟令人愉快的女人同床共枕。”当我在脑海重复这句话，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桑德拉也想着相同的话。

我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吃惊。

在我这种处境待过一段时间的男人会激起别人不同的反应。有人嘲弄，我对这种反应疑惑不解。我从未采取西西里岛式的占有态度；但我也在想，这种嘲弄会不会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态度，还是一种对自己恐惧的虚伪的掩护。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人愤怒、鄙夷或怜悯。在我婚姻的特殊性质中，这些东西全部落在我的头上。我的淡定让我对此漠不关心，是否正是这种淡定打消了来自如此多人的流言？若是我说我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桑德拉，会有人相信吗？我内心充溢着对她的同情。我们相识不久我就觉得自己对她有这样的责任。对于我自己，我只感到轻微的、让人反胃的恐惧。恐惧周围的不真实；恐惧帷幔层层落下，压抑着他最深沉的反应；惊恐于无法撕毁他周围的不真实，抵达坚固的地方，那里一切都简单、普通、易于把握。这是我的伦敦式恐惧，如今我害怕自己曾归功于桑德拉的运气，我觉得我们的运气相连。在这时我开始把一切送走：天赋、野心以及一切，正如在伦敦那样，我有意识地用死亡的念头来安慰自己，把它当成模糊而笼统的命运。我只有带着鲁格枪指着脑袋的念头才能睡着。对震惊的消息的奇怪反应！也许是好得难以成真；无论如何，肯定是好得都不算是件好事。我应该奋起反抗大闹一场。我应该掴她的嘴，那张给了我思考的快乐的嘴。这也许会让我们都宛若重生。事实却是，我让这可怜的孩子下沉。我既恐惧又有无言的同情，我在沉默中等待来袭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在跛子镇的罗马式住宅正在建造中。它自顾自地建造着。我们都对它丧失了兴趣，但是我们都不让对方知道这一秘密。为一栋别人会住的房子监督进度是件让人紧张的事。然而房子是最容易显示惯性的东西。半路弃建比大功告成难得多。我们在建房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仪式和神圣的象征，终于到了最后的仪式：乔迁喜宴和安置家庭守护神，守护神能把砖石和木头转化成神奇的东西。灯光、美食、灯火通明的游泳池（我们对古罗马方形蓄水池的改造）、低调的乐队、门外来看热闹的人闪亮的脸、挤满汽车的路，甚至还有几个警察，戴着白色的夜间臂章，就像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这一切的中央，我觉得像个陌生人，这种感觉经常发生在自己组织的盛大场面中。我们请的所有人都来了。我注意到了桑德拉的美国朋友，对我有点过于热情，而我只是像对待儿子般对待他。这和我猜测的他对我的态度不谋而合，于是我们之间横贯着无言的尴尬。我也意识到，即使在我们关系的后期，我们仍可以接受各自的角色，只要我们知道如何扮演。在场的女人们精心打扮，多数人明显在早上或者下午去了美发师那里。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乔迁聚会依旧是一场盛事。

鉴于我的心情，聚会出了岔子或者成为一场闹剧也不足为奇。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开始的。也许是最近流行的“打碎”聚会起了个坏头。聚会的某一时段，一般是酒后饭前，客人们需要打碎主人指示的一些东西：有缺损的玻璃器皿和瓷器、过时的家具、老式的收音机或是孩子们长大后不玩的玩具。这也许是为了对抗我们都面临的无聊。当我们不谈论孩子的时候，我们谈论过去的活动和以后的活动。的确如此，在香槟、黄油面包上的鱼子酱和烧烤之后，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新事物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篝火边准备食物的兴奋劲过了之后，我们除了吃还能做什么？还有游泳池。游泳池是最乏味的东西。如果你能跳进去游十二趟，这不错。但是如果你不是个想锻炼的人，如果你在游泳池里只是为了享受在夜间泡澡的奢侈，为了泳池边身着制服的服务生一见你挥手就急急忙忙地端来让人倒胃的各种食物和酒水，如果你想要的仅此而已，那你很快就会变得焦虑不安。正是在泳池的百无聊赖中，一切开始了。我很确定。泳池里的人吵着要玩球，要打比赛。也许是从美国人强健的手中，球飞向了桌子，打碎了碟子、玻璃杯，也许还有一扇窗户。这我就不确定了。几秒内，球从一只手抛向另一只手，从泳池传向房子再传回泳池，带着积极毁坏的狂躁。游泳池在中央，破坏别的地方很容易，且效果让人满意。激动的笑声四起，似乎最初令人如释重负的玻璃和瓷器破碎的声音让客人们开始歇斯底里。每个人都装作比实际醉得更厉害，突然间所有人都非常活跃。但是我回到岛上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愤怒，深刻、盲目且有毁灭性的愤怒。我大喊，我尖叫。我不知道自己在盛怒爆发之下走到哪儿、打了谁、说了什么。我只能记得些画面。水波晃动的蓝色泳池，晃荡到平静的一瞬间，泳池边四溅的水花，明亮的灯光，阴暗的深底，笼子里的水下灯上聚集的飞虫，一两张确定我已经疯狂的面孔，水花、洒出的酒水和浪费的食物。

然后我在车里，穿过大门，驶过别人停泊的车，驶过一张张脸孔和在夜风里包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我驶出了城市，一直前进，穿过暮色、偶尔出现的灯光、沉睡的房子，不愿停下。直到我开到著名的奴隶种植园的废墟，糖厂高耸的砖墙，砖头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商船的填仓物。还有，噢，我想哭。不是因为新房子一地狼藉。不是那种新东西有刮痕或凹痕就觉得被全毁了的愤怒。我觉得损毁是表面的，工人们一早上就能修好。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我就是想哭。我伏在方向盘上要哭，但是我哭不出。痛楚依旧，难以释放，我感到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无法排解，我知道这是彻底的绝望。

哭泣是因为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我能体会亚历山大大帝的泪水。这是真实的泪水，却来自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伴着夕阳站在小屋外的孩子的泪水，田间开始变暗；这是建功卓越的男人的泪水，因为无力感而倦怠，他渴望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人，渴望为整个人类忏悔，他们感到了人和脚下的土地间缺乏同情，并且明白无论做什么，这道鸿沟总会存在。这是一支血脉最后一人的眼泪，能预见到灭绝的命运。但是这种情绪会雨过天晴。亚历山大回到了将军们的身边，宽容地接受将军们对他的感受力的种种误读；孩子回到了小屋，庞大的世界缩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空间。如今，伏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我回归了自己，愤怒和绝望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些气愤和耻辱。我意识到这块奴隶种植园是谈情说爱的男女，以及强奸犯和其他试图报复社会的人的乐土。我开回主路，打开车里的收音机，伴着音乐缓缓地开，收音机里是一些廉价的老歌，我的泪从脸颊滚下，挺痛快。

门外的车都开走了，人群和警察也没了踪影。房子空荡荡，灯光昏暗，游泳池一片黑暗，只有喷水池还在工作。一切都被打扫干净一没有碎玻璃，洒上水清扫过的混凝土在温暖的夜里几乎要干了——我对工人们充满了好感！这是多么高尚的本能啊；修护，修补，为早晨做好准备。不时有一块破裂的玻璃窗。处理起来再简单不过。损失轻微。但是我没有去桑德拉的房间。我决意把天赋抛弃；我的祷告应验了。间接地实现了，正如所有的祷告一般。

6

如今桑德拉只有离开。对她来说这段日子想必不容易。但我觉得真正受伤的是我，然而我一言不发，觉得我表现得不错。毕竟桑德拉位于要离开的处境：即将迎来其他的关系，其他的国家。我无处可走；我不再想体验新的风景；我已割断了从她身上得来的渴望。不是我决定让她走，这是她自己的决定。我们依旧一起出去游逛；我们依旧尝试新餐馆和夜店。但是我在等她离去。我们争吵的时期已成过去。不过在她离开前发生了一次争吵。不是和我，是和温迪·德尚诺弗。

德尚诺弗家族在我们岛上颇有名气。他们是我们的老牌法国家族——他们家总有一位成员在赛马会的委员会里，总有一位成员在“体育俱乐部”任要职。但自从一位家庭成员在一八七七年的暴乱中作为普通人的领袖，代表弱势群体开始，他们家的名声就变得不明晰了。那次对殖民地政府的挑战严重到宣布紧急事件，一位总督被召回。但仅仅十年之后，德尚诺弗又变得受人尊敬，得到接待曾撰写帝国主义宣传册的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的殊荣。这次访问的故事在伊萨贝拉人尽皆知。弗鲁德紧张兮兮地来访。他是个阴郁成疾的人，被一名在纽约的爱尔兰电报操作员惹得非常恼火：这位操作员在发送事实的间隙穿插着想象生动的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在伊萨贝拉岛上，弗鲁德没有兴趣查看衰落的种植园或者倾听更多帝国悲哀的故事。德尚诺弗家的人提议带他去高山上炙热的硫黄湖“魔鬼的大锅”探险。这三天艰难的旅行需要靠徒步和骡子来穿越丛林、雨水和烂泥。弗鲁德的脾气被磨得岌岌可危。每次看到黑人的丛林小屋都让他对黑人的游手好闲愤怒不已，他还得出了这个民族前途堪忧的结论。他看到树丛卷土重来，不禁苦涩地回想奴隶制度的废除，他觉得黑人不久就会后悔的。他说伊萨贝拉唯一的希望是大规模的亚洲移民，因为他们“不仅因别具一格和文明而拥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更具备勤劳节俭的美德”。当他来到硫黄湖边，看到一个全裸的黑人洗着衣服时，事情到达了转折点。弗鲁德超越了访客的特权，也超越了岛上的风俗，他“彬彬有礼地要求这位年轻的黑人穿上他已经褴褛不堪的衣衫，然后请他自行选择一个方向离开”。黑人变得“愠怒”，继而“口出谩骂”。后果可想而知，甚至弗鲁德也说，是伟大的德尚诺弗出面干涉，用山里的法语方言安慰那个黑人，才让自己免受皮肉之苦或者恶言相向。弗鲁德没有特别感动。他把这段在伊萨贝拉的插曲用在《尤利西斯之弓》里谩骂法国人、他们的语言和宗教，他觉得这些事物出现在英国所属的岛上是对英国统治的威胁。因为这件事，德尚诺弗家族模糊的名声得以继续。从此之后这家人没做什么非凡的事，但是只需要一点点小事就能恢复家族游离在外却以自己的方式极力投入岛上事物的名声，比如支持克里奥尔赛马而非英国马。

温迪·德尚诺弗是个矮小、难看、聪明又快乐的人，她像我们曾做过的一样，庆祝自己回到岛上。她之前在比利时或者瑞士上学。这种庆祝总让我觉得别扭。我在她小时候匆匆见过她一次。那时候她从我身上和我的椅子上爬过，有点爱表现。对我而言，那顿在德尚诺弗家的下午茶是段不快的回忆，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和这个岛告别了。长大的温迪复苏了我所有的尴尬。我从未质疑过这一家人的资质，但是我对他们从来不感兴趣。奴隶主的后代用一句方言就能抚慰奴隶的后代。而我是后来的入侵者，奇特的亚洲人，和两边都没瓜葛。然而在我年轻时代的很多年里，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和德尚诺弗家族有联系。在那场茶会上，我没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因此，我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继续与主人和奴隶间的冲突相关联，从而在离开岛时带着希望能避开的污点，而且这种污点会引领我回来。这种默认、这种软弱就像耻辱。如果我放下报纸觉得不对劲，觉得有不让人安宁的未了的事，然后往回追溯，总能发现原因是德尚诺弗这个让人不安的名字出现了。我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对我无关紧要，他们的重量我却无法摆脱。我在自己身上认出了我形容别人的态度。我在伤害温迪与不要伤害她的欲望间游移。她那么陶醉于自己的名字！在我们去的房子里第一次碰见她，听见她的名字有些过于随意地读出，我震惊得如同受到当头一击。

如果说我无法解释地感到尴尬，桑德拉却立刻为她着迷；在两个女人之间立即萌生了强烈的友情。她们每天相处好几个小时，她们白天和周末都一起出门。我经常荒谬地觉着自己要对这两个奇怪的女人负责。她们之间相互吸引的基础在哪儿？是不是丑女和美女间的相互吸引？很有可能，虽然在这样一段关系里温迪的名字起了平衡作用。或许是温迪知道桑德拉即将离开，因此温和无害？或许是从两个极端出发，她们达成了相同的社会态度？我确定这些多少都是原因。也有一点是出于热情，桑德拉在岛上的最后几天不可思议地重新振奋。在我们的岛上，我这样的婚姻往往如此终结：妻子和体育俱乐部的人私会，心甘情愿被背叛的丈夫晚上开车过来在门口等。我们的情况有些不同，这也是真的。我不相信我们圈子里的女人散布的故事：桑德拉在温迪的影响下开始常去体育俱乐部。这些女人，拥有着国际化的背景和新近获得的财富，喜欢把酒放在筐里装腔作势，谈论室内装饰的话题，看《时代》杂志新一期里的书评，对她们来说，体育俱乐部不过是破败衰落的地方。我想象不出有语言天赋且对普通人持鄙夷态度的桑德拉如何在销售员、银行职员和地产监工之间待得长久。

当然，这段友情同样有终点。共度周末，早上在我们有空调的酒吧和咖啡馆与温迪喝咖啡，去海滩，毫无疑问还有一起探险，这些活动终结了。桑德拉如往常一样，穿着衬裙和胸罩在房里游荡的时候宣布了这一消息。有一回，透过她房间敞开的门我看见她。傍晚，她躺在床上，双脚相并，脚趾紧张地颤动；我非常为之动容。

还有间餐馆要去。我们周六去了那里。我们的餐桌在前排，离乐队和主持人的舞台只隔几英尺。经常有人走到主持人面前，在他耳边低语或者递给他一片纸。一两分钟以后聚光灯射到一张桌子上，先前低语的人会在乐队的演奏声中站起身来，或者扮小丑，或者做出受到冒犯的样子，仿佛隐私受到打搅。桑德拉和我都认为这家餐馆开不长。我们桌和歌舞乐队之间人来人往。我们意外地看见温迪·德尚诺弗和一小群人在三桌以外的地方。

我看得出桑德拉被吸引住了。我看得出她无可救药地屈服。音乐停了。她起身走过去。温迪没有看见她。温迪没有面露愠色，手脚也没有敲动，没有哼音乐或者慢慢地点头，没有向前望或看过人群。温迪仅仅是没看见。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训练成这看不见的完美一刻。几秒后桑德拉开始往回走。她往回走的时候更加淡定。她从桌边的椅子上取过包，非常清晰地在这个小房间里说：

“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

岛上的俗语！在主人和奴隶之战中战败人的呼喊！我感到恶心。我在德尚诺弗家喝下午茶的时候曾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一句话——当时温迪爬过我的椅子，像只猫似的蹭我——如今完整地重现。认出了敌人，你为什么不迅速杀死他？

这些脆弱的感情，当我们试图用伤人的能力来吓唬别人，被惊吓得最厉害的却是自己！结果是如此不同。即使在当时，说什么或做什么也已太晚了。我走下去，穿过台阶上崭新的“热带”装饰，从装饰奇异、配着空调的饭店走到了温暖带着臭味的街上。

7

正如我所言，我最先的冲动是书写历史。产生这种冲动让我吃惊。它诞生在我事业蒸蒸日上时体验到沉静和退隐的时刻，在我同情别人时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体而是表演者的时刻，在那场孩子的游戏之中，那时受害者总被视为是在折磨者的号令下行动，甚至拒绝都无济于事，因为拒绝本身也有可能被视为听从命令，结局唯有眼泪汪汪地离开。那时我第一次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看见震惊的幻境，你可以说是虔诚的时刻，无比谦卑。这种幻境呈现出一种超越任何人掌控的混乱。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弄清它，就能给我带来安宁。这是如今与我同在的幻境。这个人，这间房，这座城市；这个故事，这种语言，这种形式。这一刻会消亡，但它将在我理想中的叙述里延伸。这种瞬间有时会短暂地向我袭来。我走在城市的中心，这座垂死的机械化城市，在一家印刷店的窗户里看见一幅这座城市在其他时代的照片：羊群漫步在如今的苏豪广场。一念间我渴望被传送到那样的场景中。同时我被这荒谬的念头以及它隐含的失落感压垮。在一条如此真实的街道中央，在如此务实和真实的自我评估中，我像那个黄昏中站在小屋外的孩子，觉得世界广袤而未知，时间无穷无尽。我看到中亚骑手的幻象，我也身在其中，在大雪将至的天空下骑马前行，直到一个空旷世界的尽头。

1. [1] 英国著名讽刺杂志，现已停刊。

2. [2] 原文为拉丁语。

3. [3] 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1975），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

4. [4] 194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场景位于牙买加。

5. [5] 马克斯·斯坦纳（1888-1971），美国作曲家，被誉为“电影音乐教父”。

6. [6] 原文为“Rigret Inconvinience”，拼写和语法均有误。

7. [7] 原文为拉丁语“Quantum mutates ab illo”，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8. [8] 主人公以自己姓氏的一部分“科里帕（Kripal）”为地产命名，英文中“Kripal”与“Cripple（跛子）”发音相近。

9. [9] 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

10. [10] 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

11. [11] 弗鲁德1888年出版的著作，又名《西印度群岛上的英国人》。

第二部

1

当我在伊萨贝拉岛上还是个孩童的时候，贫穷是件令人斯文扫地的事。唉，现在却不再如此。当我初到英国，发现这里也不歧视贫困时，着实吃了一惊。我来到英国时正值改革时期。政客们宣传自己出身多么贫寒，成长多么艰苦，义愤填膺地把自己描述成光脚的男孩。在伊萨贝拉，有许多孩子真的没鞋可穿，“光脚男孩”是孩童骂人的常用语；我替这些大人物感到尴尬。从几代游手好闲与一事无成的先人那沿袭下来一条无例外地缺乏想象力、无进取心且被压迫的血缘，我总有种深刻而沉默的耻辱之感。桑德拉对她出身的轻蔑态度在我看来更健康自由，更容易激起努力，然而她从来不试图隐藏自己的出身，这让我困惑不已。

无疑，这就是我模糊不清的新大陆背景。我父亲是一位教师，很贫穷。我从没见过他的家人，自然就朝最坏处想。虽然我是因为父亲而被拖进了公共生活，但孩童时期我竭尽所能淡化和他的关系。我更愿意和母亲的家族有关。他们是岛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属于“伊萨贝拉百万富翁”这个小团体。上学的时候有塞西尔说“我们是亲戚”是件乐事。他是我母亲的弟弟，几乎和我同龄。塞西尔是个专横的人，他反复无常地提供或者撤回保护。但我从不动摇我的立场。

我母亲的家族拥有贝拉贝拉灌装公司，这是可口可乐在当地的灌装厂，因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可口可乐产生了几乎是所有者般的兴趣。我对因此收到的嘲弄照单全收，还喜欢装作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我还不能和塞西尔的离谱相比，他会和任何一个对家族产品不敬的男孩打架。我外祖父娴熟地处理着公共关系，尽管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所以在伊萨贝拉，我肯定无人不知贝拉贝拉。我们——或者他们——赞助了当地电台的两档节目：一个是“往日之歌”，这是为贝拉贝拉定制的点播节目，非常无聊；另一个非常流行，是为可口可乐定制的“可口可乐问答”，它提供奖品。这场节目的票会分给岛上所有的学校，大家总是趋之若鹜。一周有两三个下午，一群群学生们被带去参观贝拉贝拉工厂。我外祖父向教育部提出现代工业的工厂游是有教育意义的，虽然我父亲激动地反对，他的意见却无关紧要，教育部同意了。上学的时候组织参观，每个孩子能得到一瓶免费饮料。和“可口可乐问答”一样，参观人数必须极力控制。

我喜欢和这些学生参观团去灌装工厂，不过不为人知是一种折磨。我渴望得到主人般的优待或者被员工认出来。我还幻想在紧急情况中大展身手，对庞大工厂的复杂机器了如指掌。这对塞西尔再容易不过。他从来不在参观团里，而是四处徘徊，大家都称呼他塞西尔先生。他对糖浆的清澈度和浓稠度做出严肃的评论，这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人最严格评价的地方。总而言之，他想暗示自己不是学生而是密探。我们有时候在城里就一起做这种事，吓唬那些最初以为我们是单纯学生的店主。有时我想自己做密探，却不能经常成功。

塞西尔对财富和家族的显赫心怀敬畏，以至于所有人都以为家族在塞西尔懂事的时候已经开始赚钱了。事实绝非如此。但也许塞西尔像我一样记得他家的老房子。房子后院有一大片地方搭起了房顶，很长时间我看到里面有一根像是生锈铁杆的东西，听说是贝拉贝拉第一批灌装设备。我觉得这曾是用来手动给瓶子加盖的，一次一个。我还记得房子里有长长的木制走廊。它被分隔成阴暗的小隔间，在隔间的架子上能找到瓶装的着色的浓缩液和小包装的粉末，都是从英国进口的。标签奇怪地净是科学和医学术语，精致的黑白印刷，和即将兑成的饮料标签上鲜亮的色彩和水果图案迥然不同。

在新房里，当然没有家庭作坊的痕迹。我觉得塞西尔为此感到惋惜。他就是贝拉贝拉和可口可乐。他不喜欢任何人忘记这一点，他也不喜欢自己忘记。他通晓可口可乐销售的所有事实和数据，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获准知道了家族生意的秘密。他知道很多可口可乐的故事。是塞西尔告诉我可口可乐是一种春药，或者在有些东方国家被当成春药。我还记得塞西尔告诉我，为了防止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在一场可怕的事故中消失，美国的公司董事们从来不一起旅行，甚至坐同一班电梯都不行。不过这也可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有关另一个公司的事。至于塞西尔自己，据说他小时候被请去伊萨贝拉边一个小岛上野餐，他看到为这次野餐准备的百事可乐的盒子，气愤不已，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百事可乐丢出了船外。他在被逗乐的主人和愤怒的客人面前大发了一通脾气，试图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声称用百事可乐是对他家族的不敬。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次，它获得了传奇故事的特质。塞西尔在年轻的时候总说这个故事，可悲的是，他在那时就开始回忆童年，他的辉煌时光。孩童时代，塞西尔相当受纵容。他喜欢把自己想得奇特又暴力，这受到了家人的鼓励，他们都喜欢这些故事。他天生好斗，我感觉到在现实中制造故事的激情让他久久地难以平静。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孩童时期就想成为某种“人物”的人。

我父亲恨塞西尔。这是对塞西尔的鄙夷不温不火的回应。塞西尔不尊重年长的人。我父亲经常说：“那个小畜生以后会在绞刑架上晃荡的，你记着我说的话。”因为痛恨塞西尔，他也恨可口可乐，还发了誓永远不碰可口可乐，我相信他一直遵守着。我把父亲永远不碰可口可乐的誓言告诉塞西尔，他说：“这是年轻人的饮料。”我把话传给父亲，他火冒三丈。他们都因对方的鄙夷而愤慨，人人都想把对方比下去。我在中年男子和年轻男孩间充当中间人。

“外公”，指的是塞西尔的父亲。有天我说：“外公去美国买烟斗。”

“你真的信吗？他多半是在美国时买了一个烟斗。他不是为了买烟斗才去美国的。”

“塞西尔这么说的。”

“你要是信了，就比那个大傻瓜还要傻。”

还有一天，父亲听说我要去参观贝拉贝拉工厂。他从捕鼠器前拿来一只死老鼠，带着忧虑的微笑在我耳边低语：“我和你赌六分钱，赌一先令，你不敢把这个丢进那个大桶，或者不管什么他们用的东西里。我打赌你不敢。”

问题在于我母亲家族的钱晚来了五六年。当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他才是屈尊俯就的一方。他刚刚三十岁出头，就已经在传教士圈子里小有名气，在教育部是一颗公认的新星。我父亲的书橱里有一册薄薄的装订老派的《伊萨贝拉殉道者》，里面记录着他少年得志的证据。这是《殉道者》系列的一册，饰有花边的卷首或卷尾空页里列出了所有人的名单，有些来自“西博”这样我从没听过的地方。《伊萨贝拉殉道者》书中的殉道事件都不太血腥：年迈的传教士在床上逝世，他身在祖国，却死于在热带感染的疟疾。书里有传教士日记、他妻子的日记、他的书信和布道词节选，以献给他的墓前致辞结尾。还有很多照片刻意让伊萨贝拉看上去尤其荒凉。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年轻时候的，几乎还是个男孩，站在茅草屋顶的木屋外，在一群人中间，背景只是一片树丛。翻印出来的照片质量很差，光影模糊；他穿着不合身的老式衣服，脖子和下巴好像都被挤出来拔高了。我父亲看上去有点像土著人，眼神迷离，站在世界尽头，在森林的空地间。这个印象没有完全被文本掩盖，因为书中传教士与妻子的日记和通信展现出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他们的传教活动；一切从这里发出，再回归于此。伊萨贝拉几乎成了一片圣经中的土地，充满了符号和预兆以及上帝荣耀的标志。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走过坚忍克己的旅途，遭遇嘲笑的人群，受到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官员敌视，穿着东方长袍的婆罗门教徒狡猾地试图辩论来扰乱传教。这不是我知道的伊萨贝拉岛。我也没法从传教士妻子日记中的描述中认出我的父亲。是她发掘了我的父亲。是她发现他虽然年轻，却带着上帝恩惠的痕迹。我怀疑地读着，这个年轻的男孩，我的父亲“宣扬法律的威严”，敦促“嘲笑的人群接受福音的恩赐”。一次又一次，当他的女庇护人“面对狡诈的争论者一筹莫展”时，他总会前来援救。他仅仅说“让我说”。然后她就站在他身后，他“像一匹战马在最危险的喧嚣的战场欢欣鼓舞。对手了无声息。”有个周日，她在传教士之家等他。他迟到了，她有点不耐烦。然后她看见他在远处沿着高高低低的土路骑车过来，所有责备的念头烟消云散。她猜是自行车轮胎漏气了。她看见他“骑在自行车上，就像骑在驴子上，去做安息日的工作”。他慢慢靠近，然后骑到了高高的木槿树篱的后面。只有他白色的缠头巾露出树篱。阳光射来，光华闪烁。她感觉看到了一位天使在天堂中飞翔，让永恒的福音传到人间。我觉得她日记里的这一篇无法言喻地感人。总是在书里这样的阶段我觉得需要一段高潮。但是在这之后，《伊萨贝拉殉道者》里就没我父亲的内容了。传教士的妻子比丈夫年轻很多，据两人说妻子身体非常虚弱，生病后被送回了娘家。在多年孤独的传教生涯后，传教士追随她回家了。所以就我父亲而言，一切付诸东流。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曾觉得我父亲与他真正的祖国分离。在我想象中，他的国家和传教士妻子的日记中描写的伊萨贝拉一样辉煌。除此之外，还有哪里的人能从白色的头巾、木槿树篱、自行车和周日早晨的阳光里看到奇迹？我曾觉得父亲像故事书里那样在船失事后漂流到岛上，多年后获救的希望淡去。这本奇妙的书在他的书橱，但他从不提起。我从没见他读过。也许他也觉得那写的是另一个人。

当我们讨论到可口可乐或者我和塞西尔度完周末回来后，他会说：“你母亲和她家族大可以趾高气扬。但我还记得你外祖母卖牛奶给你祖母的时候。带着奶牛一路卖。把牛奶挤在平底锅、瓶子和桶里，像那样在路上挤了就卖。我还记得你外祖父用一个漏斗灌瓶子。管他是不是立法委员会和执法委员会任命的委员呢。”

这无法减少我对他们的仰慕之情。我想象着外祖母牵着母牛走过纯粹的田园风光：挂历照片上的英国花园叠加在伊萨贝拉村子的烂泥和野草上，凉爽早晨的乡间小路，绿草如茵的沟渠，晶莹的水花，茅草屋前的花园里被精致多彩的花照亮。她和丈夫像故事书中鲜亮的人物一般。我想象他坐在木头桌子边，在油灯下，细心地用漏斗灌着瓶子。这份劳作因此带着一种心满意足、近乎宗教情怀的静谧。他内心专注于一个超越他眼前琐事的目标，不过当下这件事：软饮调配的品质和标准，仍有着凌驾一切的重要性。当目标达成时会让哂笑的世人震惊。但这不会让他震惊，也不会让他的妻子震惊，因为她和他一样投入，当她如苦行般每天早晨牵着奶牛走过开满花的小径时，她能看到更深远的东西。

可以想象，这对我父亲一定是个缓慢的耻辱：我父亲娶了店主家的女儿，多年后却发现自己被迫变成了报酬低廉的老师，富有的实业家家族轻率地和他联姻。我母亲默默地接受了她的罪过，这种举动并没有什么帮助。我母亲没有接受英语教育，和后来家庭富裕起来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隔了一代。结果她开始夸大年龄。她喜欢觉得自己很传统，和父母而不是和兄弟姐妹们更有共同话题。她努力用这种方式解决困境。我觉得她成功了。传统的教育要求她无怨言地接受，这帮了她的大忙。她忍受我父亲的辱骂，接受她家族对我父亲无言的不赞许，当然塞西尔是公开地表达不满。通过始终内疚的表现，她向两方都表现了忠诚，甚至在我父亲不再登外祖父母的门之后也是如此。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奇怪的安排，两个毫不相关的人被凑成了一对。我还在学校低年级的时候就想找出个解释。我记得我们从内斯菲尔德的《语法》书里学阴性阳性。老师说阳性，学生们说阴性。修士，修女；雄鹿，雌鹿；雄赤鹿，雌赤鹿；雄狐，雌狐。

“丈夫？”

轮到我了，我面红耳赤。

“丈夫，孩子。”

我知道需要给出一个答案。我离开桌子，沿着过道走向谢普德先生的讲台。他很困惑。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担心地俯下身，我向他耳里低语：“妻子。”

三十多年后，这个男人同意当年的男孩：这是个可怕的字眼。

对塞西尔而言童年是段好时光。他无法停止悼念逝去的童年。我和他不同。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童年结束。我没有经历过特别的苦难或者贫困，但童年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斥着无能、困惑、孤独和让人羞耻的幻想的时期。这个阶段充满沉重的秘密，比如“妻子”这个词，对世界有所发现却耻于让世界知道。我非常渴望走在成人世界和责任的清新空气中，一切都可以理解，我的心扉像本敞开的书。我讨厌我的秘密。顺从的记忆删除了大多内容，把我的童年编辑成短暂的电影式的模糊片断。即使这样也让我极端痛苦。

我最初关于学校的记忆是带苹果给老师。这让我不解。伊萨贝拉岛上没有苹果。一定是橘子，但是我的回忆坚持是苹果。经剪辑的内容一定有误，但这是我唯一有的版本。这个版本包含了几节课。一节是关于英国国王加冕和他皇冠的重量，皇冠太重了，他只能戴上几秒。我想知道更多，但电影跳到另一间教室，里面是恐怖的算术。然后在这个版本里，像在那种坠落前会醒来的梦里——有时也不会醒来。最近无疑是记忆和写作的缘故，我梦见被无助地丢入这座城市一条奔腾的河流，倾斜的泰晤士河。唯一不让我坠落的方法是把脚伸向突然横贯河面的桥梁的水泥柱，在梦里我感到受了冲击，知道我摔断了腿，以后再也用不了它们——但在这个版本里，像在那种梦中一样，算术的恐怖消失了。然后我在一所新学校。塞西尔也在。第一天早上需要在庭院里走队列。“向右转，向左转。院子里的男孩们，向右转。平台上的男孩，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礼堂，前进！向左向右转。”我转来转去。我按当时听到的记录：转圈是冲劲十足毫无意义的学校操练。但是学校就是没有意义的地方。老师说：“今天，在我填满考勤册的时候，我要你们安静地坐下给未来的雇主写封求职信，离校后申请份工作。”他告诉我们工作的细节，在黑板上写下开头的句子和一两句让我们抄用的句子。我知道我年纪太小不能工作，我大惑不解。但是其他男孩都没有迷惑。我写：“亲爱的先生，我谦卑地申请今早伊萨贝拉《问询报》刊登的货运职员职位。我在伊萨贝拉男校读四年级，我学英语、算术、阅读、拼写和地理。我相信我的资质将适合该职位。学校三点下课，我必须四点半到家。我觉得能三点半上班但是必须要四点离开。我九岁七个月大。相信我的申请会得到您的注意，向您保证我时时刻刻投入工作。我亲爱的先生，我将一直是您谦卑恭顺的仆人。R.R.K.辛格。”老师填好签到册后，对着全班读了这封信。全班笑成一团。我知道这是封滑稽的信，但这是老师让我写的。然后布朗和德尚诺弗等等其他孩子的信也被老师读了。我意识到他们写的是绝对的范本。但他们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们世界和学校的规则的？

事实上，我早就对德尚诺弗略有耳闻。很快我就知道得更多。他的特质很模糊，但是人人都知道。老师们对他很小心。穿着制服的仆人，一男一女，把用篮子装好的午餐送到学校，还在他的桌子上铺上一张白桌布。他有回带我去他家看长在车道棚子上的葡萄藤。他告诉我这是岛上唯一生长的葡萄藤，非常稀奇有历史。他还让我看了他的建造玩具。葡萄藤和建造玩具顿时成为超出我野心的东西，在那一刻前，我都不知道他们。那是降临在德尚诺弗这样的人身上的东西。他管理世界的能力还体现在对现任国王的观点上，他更喜欢之前的国王，画像挂在我们学校的礼堂，这个判断多年来影响了我对两任国王的观点。

当然布朗没有建造玩具或者葡萄藤。但是布朗也了解这个世界。他的话是一百个黑人后院的智慧的精华。布朗认得警察，我相信他甚至和那些黑人也有联系。布朗知道那些活跃的恶棍，也传运动员的闲话。布朗本人也很有名。他知道很多滑稽的歌曲，只要学校要求唱歌，表演的一定是他。在我们的音乐会上，他戴着草帽，穿着一件像样的西装，戴着领结。他一上台人们就鼓掌。他最热门的歌曲是“噢，我是个快乐的小黑人”。他唱歌时的模仿表演好到让大家在椅子上笑得前倾，你压根就听不见歌词。我非常羡慕布朗的大名和受到的尊敬。对他而言，这个世界早已规划有致。

对我们家族里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塞西尔不仅像是活了一百年还有超强的记忆力。他经常提起他的过去，而且已经有看见事物规律的天赋。还有塞西尔的姐姐萨利。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觉得自己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她有一个和其他家族的年轻女孩组成的小宫廷。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女孩都非常严肃和成熟。萨利读美国时尚杂志，她和这些女孩讨论。她们用一种我觉得新奇的方式讨论电影。她们对演员比情节更感兴趣。每个女孩对演员都有独家丰富的知识。这种知识让我灰心丧气。萨利对男演员的鼻子尤其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想都没想过。她是不是赞赏彼得·劳福德的鼻子呢？不，他是几年后才出名的。这种对鼻子的兴趣转到我们身上，让她的听众注意到她自己的鼻子。她的鼻子是经典的印度雅利安式，萨利自己告诉我们她的鼻孔完全是豌豆的样子。有萨利这样的姑娘我还能去哪儿？

我对自己的无能和缺陷的反应不是将其简化而是复杂化。比如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我们是辛格家人。我祖父的名字是科里帕。我父亲为了官方认证，在新世界穿上了他土著的服装，把这些名字合在一起让自己姓科里帕辛格。我的名字是阮吉特，我的出生证上写着阮吉特·科里帕辛格。这样我有了两个名字。但是德尚诺弗除了姓以外有五个名字，都是法语，都很短，都很普通，但是凑到一起却奇妙地暗示了不平凡。我想竞争一下。我把科里帕辛格一拆为二，我觉得自己正确地复兴了一个古老的结构。我还给自己加了拉尔夫的名字，签名就是R.R.K.辛格。在学校我是拉尔夫·辛格。我选拉尔夫就是为了首字母和我的真名一样。这样我觉得减轻了想象或欺骗的成分。这在学校成绩单里也起了作用，我只是简单的辛格·R。从八岁到十二岁，这是我最深的秘密之一。我害怕在学校和家里被戳穿。真相大白于即将离开小学之际，我们的成绩记录被整理好送到伊萨贝拉皇家学校。需要出生证明。

“辛格，这张证明是你的吗？”

“我不知道。我这里看不见。”

“有意思的人。这里写的是阮吉特·科里帕辛格。你是他吗？你是化名进学校的吗？”

我只好解释。

“阮吉特是我的秘密名字。这是印度一些种姓的习俗。秘密名字是我的真名，但是不能在公共场合用。”

“但这样你就没有名字了。”

“确实如此。这就是拉尔夫这个名字的用处。被人叫的名字不重要，这样可以被大家随便叫。”

这就是我想出的解释，虽然确切的措辞或者语调和当时不一致。事实上我记得，当时我是站在老师边上几乎悄声说出来的。他是一个以自己心胸开阔而自豪的人。他看上去很谦卑，仿佛学到了奇怪的知识。我们继续讨论着“辛格”这个姓氏，我解释说自己只是恢复了一个古老的结构。困惑取代了兴趣。最后他大声说，这样其他人能听到：“孩子，你是不是自己住？”在善意的笑声中，这件事在学校结束了。但是我父亲那里难过关。他不高兴签宣誓书，他带到这个世上的叫阮吉特·科里帕辛格的自家儿子如今却成了拉尔夫·辛格。他觉得这是一种冒犯，是受到塞西尔和我母亲家族坏影响的例子。

我轻率地叙述这段故事。当我们写过去的痛苦时，轻率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它粉饰并嘲笑那种苦楚。很明显，我没有经历过物质上的苦难。但是看看我的秘密多么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父亲的秘密，他仅仅是个愤愤不平的学校老师；“妻子”这个词的秘密；我的名字的秘密。还有个秘密将把其他的秘密都比了下去。这是被“标记”的秘密。从我向别人询问这个问题的结果看来，我发现人们要么立刻理解，要么就一点都无法理解。我觉得，为了赋予自己一些征兆，我是以某种方式受保护的。一架天空中的摄像机记录我每一个动作，不偏不倚，不评判也不同情。我被标记了，我被注意着，我会活下来。这让我在艰难的时刻得到力量，但这是我最耻辱的秘密。

这么多秘密！我想把它们都消灭。但是在伊萨贝拉很难。在学校和那些男孩之中很难。我们把自己的岛变成了一个大秘密。在教室里提起任何涉及日常生活的事情都能引来激动的笑声：商店的名字，街道的名字，街头食物的名字。笑声否认了放学后我们将回归的事物。我们否认了能从门窗外看到的风景以及人们。我们给老师带苹果，写参观温带农场的作文。无论我们解剖木槿花还是背诵伊萨贝拉鸟类的名字，学校都依旧是块私密的半球。

班上有个姓郝的男孩。我喜欢他的长相、他的聪明、他有点别扭的身体和他女孩子似的扔球的样子。他有关节修长的秀气手指，他一紧张就习惯性地摩擦。我羡慕他优雅的举止，我相信他也羡慕我的举止。我和德尚诺弗比赛打嗝。我和郝比赛其他方面。班上同学觉得我们都很“紧张”。我们各自决定要比对方表现得更紧张。我们会在上课的时候盯着天花板，听不见老师叫我们专心的训诫。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吃纸。这方面我比不过郝。他是个不要命的，有一次上课，他不声不响吃了课本的一整页。我想起了我家里的老师——父亲对我的偶尔监管，所以只敢把书页啃掉一点。我开始嚼领子，郝几乎把他的领子吃掉了。我把校服领带咬成了一条条的破布，郝领带的尾巴从来不离他的嘴，他像嚼口香糖一样嚼。我们之间还有一重联系：我们都是秘密书籍的秘密读者。我们经常在卡耐基图书馆看到对方，然后偷偷摸摸地互相躲藏，都不愿意让对方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但是我发现了郝读的书。他在读中国部分。他的名字显示了他有中国血统，但是他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也有叙利亚或者欧洲的血统，我觉得他还有非洲的血统。这是个快乐的组合，诞生了一个敏感吸引人的男孩。

有时候我们班会被带到教师培训学校，给受培训的老师教书的机会。我们的队列吸引了各种注意力，让我们的老师倍感尴尬，有时非常恼火。但是在队列中，我们仍然在自己的半球里。我们穿过城市的街道时，犹如缺乏敬意的游客，居民熟悉的一切事物都是离奇且引人发笑的：一段谈话，小贩的叫卖声，一辆驴车。我们用这种方式享受着我们城市的景象，这时候有几个男孩开始嗤笑，打着响指，引起老师的注意。

一个男孩说：“先生，刚才郝和他母亲擦身而过，他对她什么都没说。”

老师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强烈关切，大为惊愕：“郝，这是不是真的？孩子，那是不是你母亲？”

队列停了下来。郝低头盯着人行道，脸色发紫，搓着双手。我们搜寻着他的母亲，郝每天都见到这个隐秘的人，早上和她道早安，然后两个小时后的午饭期间再见面。她的确让人吃惊，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矮小还很胖，非常不起眼。她蹒跚地离开，对路过的儿子漠不关心，头上戴一顶红色毛毡帽，晃着篮子，无疑是去市场。

“郝！过去和你母亲说话。”老师说。

他吹响了哨子，我们都立正站好，夸大着军队的站姿，好给路人、当地人和普通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郝继续盯着鞋子，搓着手，用手指交替搓着手掌。

“郝，现在就去和你母亲说话！”

她静静地走远了。

郝转过身，开始朝她缓缓地走去。她几乎到了拐角。很快她将消失。

“郝，快跑！听见没？跑！”老师自己追赶郝，用罗望子树枝做的教鞭吓唬他。

郝拔腿就跑，像个女孩似的别扭地跑。安全而未被出卖的我们立正观看。我们看着他追上戴着帽子挎着篮子的矮胖的人形。那个人无疑听到了跑步的声音，激动地转过身。在郝赶上她之前，她的头倾向了郝。黑色的脸对着郝紫色的脸，他们两人分开，女人走到角落，郝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我们。他紫色的脸庞肿得仿佛要炸开。紧张的郝，秘密的读者，吃纸和领带的人，如今彻底被戳穿，和街道一样平凡。可怜的男孩哭了起来。

我知道他是为了这种被丢到平凡中的背叛而哭泣。这种背叛让我们中勇敢的人开始偷笑。不仅仅因为他母亲是普通的黑人，当然这也是原因，而是因为他从生活在其中的私密的幻想半球里被驱逐出来。他最近读的一本书是《英雄》。珀尔修斯的母亲和那位普通的母亲真是天壤之别啊！他才知道的白色、蓝色和深绿色的景色和那条街有多大的区别啊！在那条街和卡耐基图书馆中国书籍区之间；在那位平静地去买菜的母亲和因智慧与容貌而被我们誉为孔夫子的儿子之间。我觉得自己不公平地瞥到别人最深藏的秘密。如今我回想起那条街，阴凉，带着花园，非常美丽，当时我却觉得单调乏味。在那条街上我感到，郝和我有一样的梦，也许也觉得自己被标记，活在远离我们、远离这座岛的想象里，像我父亲、像我一样因为海难被困在这个岛上。

我必须稍做解释。我珍视我母亲的家族以及贝拉贝拉灌装公司。但是在我的秘密生活里，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是辛格家的。中国是郝的秘密阅读主题。我的是拉其普特人和雅利安人，我爱读骑士、牧马人和漫游者的故事。我甚至读了托德的难懂的著作。我读了有关亚洲和波斯雅利安人的祖国的书，有些书上说他们的祖国远在北极。我生活的秘密世界有无尽的平原、高耸荒芜的山，白雪覆盖在山顶，我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中间，每日把帐篷支在冷绿的山间激流边，水流从灰色的岩石上冲过。我在清晨的雾气雨水和危险的天气中醒来。我是辛格家的人。我梦想整个中亚平原的骑士都在寻找他们的领袖。然后一位智者告诉他们：“你们找错了地方。你们真正的领袖在远方，船失事后困在一座你们无法想象的岛上。”海滩和椰子树，高山和白雪：我把这些景象并排地放着。

在这种时候我觉得这座岛尤其让人难以忍受。了解一下我幻想的自相矛盾吧。我持续地观察自己，我处在痛苦之中。我发现自己比多数人更痛苦。我和塞西尔的父亲沿着一条乡村路行驶，经过一片沼泽。潮湿的茅草屋顶小屋建在泥地上，沿着路边排成行。这是一个雨天，一片灰色，天空低沉压抑，沟渠里的水浑浊漆黑。到处都是半裸的人们，在泥中赤脚工作，身体、脸上还有工作穿的破衣服都被染得变了色。我不仅仅是悲伤，也不仅仅是愤怒。我感到了危险。我的心情一定向塞西尔的父亲传递了消息，那一刻他说：“我的人民。”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平静的话语在我身上有这么大影响。我憎恶说话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让我失望。我曾觉得他清心寡欲、公正而虔诚。我觉得这些我钦佩的特质随着他的钱和成功而来，我对此深爱不已。甚至在这件事情后的很长时间，我仍把这些特质归结到辛苦挣钱的人的身上。我仰慕他的低调，他把生意和家庭生活分得开。我注意到他低调真诚的品位。别人会在后阳台摆轮胎公司的温度计和各种公司送的挂历。他摆了宗教图片和印度电影明星的照片。他对好莱坞明星的电影和照片不感兴趣，那些东西放在家里让他觉得无可救药地粗俗。但是后阳台的印度演员是和宗教图片同一个层次的，是对过去的虔诚，对祖先土地的景仰。这些细节组成了我对他的印象。

如今我失望了。我觉得我应该会流露出更多的激烈感情和痛苦。但是我把思绪留在心里，仅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给那些人裹腿呢？”“他们”指的是斯托克威尔庄园，窗外不久后出现了那里监工的房子，高大的混凝土柱子，奶油色的混凝土墙，红色的波纹铁屋顶，看上去很紧凑，没有花园，和它们所在的甘蔗田一样没有树木。可悲的人们！但是我感到的痛楚是我自己的。塞西尔的父亲说：“裹腿要花钱。”

田野落在我们身后。道路从商店和两层的房子间穿过。交通在小镇的主路上更加缓慢，我们跟在一辆卡车后面，车上的面粉袋上盖着湿的防水布。防水布上躺着两个湿透的印度装货人。他们盯着我们看。塞西尔的父亲拥有这个年龄的人无视这种打量的能力。我也盯着他们看，却仍然带着同情。我们司机焦虑的凝视里没有同情，他仅仅是不耐烦地想超车。他以为机会来了。但是他错估了对面的车速，只好抢到卡车前面，卡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司机是新来的，对工作很满意，急切地想留住这份工作。我们车里的沉默演化成紧张。在下一个减速的地方我们的司机太过谨慎。卡车超过了我们，一下子占了道。装货人不再躺着，他们坐起身来，开始辱骂我们。我一向厌恶下流的字眼，和塞西尔的父亲一起听让我加倍厌恶。我们摇上车窗。装货人开始做猥亵的手势和威胁的动作。他们说已经记下了我们的车牌号码，会追踪我们，射杀我们，用剑刺我们。这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

终于我们离开了镇子，卡车在开阔的路上驶开。我们的司机没有追它。当卡车消失的时候，塞西尔的父亲崩溃了。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丧失了自制力。他握紧拳头又松开，敲打着手掌，敲打着司机座位的靠背。司机出于同情，或许也是害怕被袭击，靠路边停下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朝前望着作响的挡风玻璃雨刷。

“你凭什么让我受这种罪，凭什么让我受罪？”塞西尔的父亲问司机。

“老板，我有他的号码。”

“你有他的号码，你有他的号码。那有什么用？你让我听了那些下流话。”

“老板，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他们能找到装货人，教训他们一顿。”

“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喂，米歇尔先生，今早几个该死的文盲在路上侮辱了我十分钟。因为我自己的司机做错了。”他开始发狂。他是塞西尔的父亲，因而受制于同一种失控的盛怒。

我努力让他冷静下来：“外公，他们只是装货的人。”

这让他更激动了。他咆哮起来，拍打着自己的前额。“他们让我丢脸。他们让我丢脸。噢，老天！”在停下的车里，在关上的窗户边上，他表现得像得知丢了一大笔钱。这就是可口可乐的灌装商，伊萨贝拉的百万富翁，被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在最初的车程里我感到了危险。如今我觉得看到破坏是多么容易。一个人只是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我得到了将成为岛上首领的暗示。这是我政治觉醒的时刻。这也许是我第一堂政治课。我是人民的领袖？恩将仇报的人？或者仅仅是一个辛格家的人，为自己遭遇海难而报复？无论是什么样的冲动，这很容易学到、很容易在合适的时候实践的一课，是非常简单和愚蠢的。

2

塞西尔有时下课和我回家。他这样做时我总是很高兴。我喜欢塞西尔。他和郝截然相反，但是他的特点一样有魅力。我喜欢他的自信和野性。我喜欢他左撇子的姿势，他走路时耸起肩膀的样子。他常由于一时冲动而慷慨。他的父亲比当时我们所有人看得更清楚，他曾说过，塞西尔生来是散财的料。我也喜欢给塞西尔东西。但是我没什么能给他。我们家唯一有趣的东西是纸，有着教育部的抬头的纸，或者白纸。我父亲带很多纸回家，他说偷纸不算偷东西。我曾给塞西尔一些纸。他的兴奋之情让我不解。我从来不知道他要纸来做什么。

有一天我们翻着我父亲的书桌，我和塞西尔都到处找我能给他的东西。我们翻到一本破旧的印着裸体女人的小册子，有一块块内容模糊脱落。丰满娇小的身体：弱者引诱弱者。我很吃惊，就像在塞西尔父亲的车里听到装货人说的下流字眼那般羞耻。我告诉塞西尔这些照片是我的，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羞耻感，一方面是向他暗示我有他想不到的邪恶之处。我说他可以拿走这些图片。我“用过”——我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个词的——它们，不再需要它们了。他极度兴奋，兴奋得忘记了实行把一枚可口可乐瓶盖钉在我父亲书桌的威胁。

他第二天带了这小册子上学，引起一阵轰动。这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小册子被传来传去，直到停在校长的桌子上。塞西尔说书是我的，当我被质问的时候我也说是的。我没有被鞭打。事实上，我受到了尊敬的对待，尤其在我重复了不需要这些照片因为我已“用过”它们之后。老师写了一封信给父亲，我负责传达。他来到学校，我们在校长办公室当面对质。我们坐在从未执行的整齐的时刻表和写着历届优秀学生的留言板下方。小册子孤零零地放在校长办公桌上，仿佛是一件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校长从我父亲看到我。我一直希望能向我父亲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不会因为他对这些图片感兴趣而看轻他：他毕竟有“妻子”，也只是屈从了广泛的弱点。我父亲忍受了不少。他是个诚实的人。校长催促着他，但是他无法下决心谴责我。“我会和他谈的。我会和他谈的。”他一直说。

他从来没和我谈。只在那个周五，我的图书馆日，仿佛发生了续集。我在后走廊读《雅利安人及其迁徙》。这是一本带着陈年味道的老书，我每次打开它书脊都会裂开。我相信我是第一个把它带出图书馆的人。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

我的父亲进门，他的自行车夹还在，他的鲨鱼皮外套口袋里松松垮垮，脏兮兮的，他满面倦容，镜片后的双眼溢出眼泪。

“你今天在读什么？”

我给他看。

“你能用这本书让你母亲家的人佩服了。他们不动嘴唇就读不了书，不舔手指就翻不了书页。但你别想糊弄我，你听好了。你明白你读的吗？”

“当然了。”

“你真是个骗子。雅利安人，你到底懂个什么？”

我想起布朗在学校的时候被抓住看人猿泰山的书，他用滑稽的样子向老师解释：“先生，我只不过读讲常识的书。”于是我现在说：“我只不过读讲常识的书。”

我真的相信他要揍我。当他从我手中重重地夺过书，用力大得把脆弱的封面给扯了下来时，我以为他要用书打我。但是他只是随意地翻开书问道：“同质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甩开了手。直到那一刻优势还在我这里。但是现在，面临着家庭版的“可口可乐问答”，我慌了神说：“我把书带回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给你看。”

“该死的骗子。”

“我才不听呢。你记得圣诞节给我买的板球棒吗？我要把它给塞西尔。我现在都不想碰它了。”

“给塞西尔好了。穷人总把东西给富人。”

我周一带塞西尔回家，向他展示板球棒。我把球棒放在前阳台，留了张正式的字条，说我不愿意用我父亲送的礼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真的，因为我放弃了去国际板球赛事的幻想，认为它太过平庸。在那个幻想中，我用这个球棒的时候被发现，然后立即被选中——有个球手的球棒断了，他和球棒一同出局，我拯救了他的队。我问塞西尔想不想要球棒。他读了字条，让我难过的是他没有和我母亲一样，哄我留着它。他只是把字条撕了，揉成一团，丢进花园。他说法律上板球棒现在是他的，我未经他批准不得摸它。塞西尔，他是个奇怪的男孩。我后来觉得很难过。

我父亲回家发现我把板球棒送了人，打碎了好几件东西。他回到自己房间，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晚上他出了门。他在街角的小店喝了点饮料。那儿一定有什么惹到他了，因为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他砸了店。最初是简单地打碎东西，但是很快我父亲开始专注于可口可乐。他一瓶接着一瓶地打，一直用锯齿状的可口可乐瓶颈做武器，把可怜的店主吓得不轻。他一共打碎九十六瓶，四整箱，一瓶接着一瓶地敲碎，有条不紊，仿佛是有人付钱让他这么做。他没有仅仅是提起一箱可口可乐然后扔到地上。我母亲听到邻居带来的消息跑出门外。有人报了警，来的是位年轻的警察，以前我父亲经常叫他平息街上的骚扰，例如有人无照屠宰动物、在人行道上做游戏之类的事情。幸好这件事没有上法庭或报纸。我们大方地赔偿了所有人。

这件事让我父亲在当地大有名气，在周围游手好闲的人中获得了不止一点点尊敬。这就像是装货人对塞西尔的父亲咒骂的重演。没有人对店主有所不满，他总是给人赊账还不计利息。如果你要一杯水他也会给，即使你什么都不买也没关系。只不过因为店主富有，闲人贫穷，所以这些闲人都高兴看到有钱人多么容易变得滑稽可笑。但是这不愉快的事件最让人不安的后果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他表现得好像他当时发了疯，不能为周一晚的事情负责。但是很明显，他享受自己新的名气。他带着无声的骄傲炫耀他的绷带和石膏。他的双手割伤得厉害，脸上和胸前都有伤口。他从教育部得到两周的病假。他开始觉得街上人都对他有好感。以前他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则毫不犹豫地请路边的闲人帮他修漏气的自行车轮胎或者给花园松土。他非常容易地得到了帮助，非常让人吃惊。疯狂，但疯狂中也有条理，即使这条理是事后才发现的。

我的姐妹们和我在母亲家那边度过的时间更多了。我们每个周末都去，很快我们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便分放在两边的房子里。我的姐妹们加入了萨利的宫廷，因此和我更加疏远。这没有什么损失。她们是漂亮的女孩，但是她们的容貌是我耻辱的根源。伊萨贝拉的男孩们有这样的习俗，漂亮女孩的兄弟们多少有些柔弱，会遭人嘲弄，也许其他地方的习俗也一样。我压制父亲，接着我压制姐妹。结果她们长大后和我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和我亲近。我觉得她们对我父亲的态度极端。她们对萨利和其他人说，她们不为他负责。这比塞西尔还要过分，至少他还从小店事件里看到了好笑的地方。

塞西尔的父亲建了一座海滩房，要在那里度过一个长假期。他属于第一批在伊萨贝拉海滩上建房子的人。当然今天热带岛屿的海滩已变成了郊区，人口和外观因为相同的规划而一样拥挤，无疑它们也会变得声名狼藉；但是那之前毁灭的工作已完成。然而在我所写的年代，大家依旧认为海滩应该是无人居住的荒野，甚至连一间更衣的小屋也不该有。你要注意把自己和另一群游泳的人隔开两三百码，要是无法实现，你会说海滩拥挤，干脆回家，希望下次好运气。那时候海边屋是新鲜事物，一个学期我们都听塞西尔和萨利谈论这件事。

但尴尬的是，我和姐妹们没被邀请。去荒凉无人的海滩，在我们眼里，如同旅行本身，有探险的因素。没人愿意在海滩假期的几个星期为我们负责。塞西尔的父母和我母亲都不愿意征求父亲的同意，怕向他强调我们与他分离。我们自己也不愿意问他，害怕被拒绝。于是，我们虽然有权住在两边，却什么都没说。塞西尔父母的房子即将没人住，我们不知道是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还是回自己家。我母亲用沉默鼓励我们。离开的那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打包，虽然仍没被邀请，我们依旧等着一起走。当然我们如愿了。

大海在我们面前毫无预警地出现。只有天空的高度和树尖后的一片空旷暗示着再远一点就没有陆地。在椰子树大道的尽头是活跃的带有毁灭性的元素，在这个距离看来几乎无色。树木摇晃，发出沙沙声和噼啪声。白浪在宽阔的海滩上撞碎，咝咝作响。在树之间立着两层高的木房子。没有花园，没有庭院，没有栅栏：只有沙子。不自然的植物和藤蔓闪着绿色的光，长在炙热的带着盐分的沙间。不是我的元素。我更喜欢土地，我更喜欢山和雪。

夜幕降临，月光或黑暗，幽灵一般或虚空一片，只听得见风声和树的嗦嗦声。海滩小屋不适合我。这种在空旷世界的尽头被抛弃的感觉不适合我。甚至塞西尔也看上去变乖了。女孩们聚在油灯边，在大海喧嚣声中低语。最后，时间还不是很晚，我们玩起了跳棋。我非常擅长玩跳棋，越玩越好。我和塞西尔玩，他发现要输的时候，“啊”地大喊一声，抢走了筹码。我和姐妹们玩也杀得她们片甲不留。我打败了萨利，她愿意和我再玩一次。我又一次赢了她，她哭了。她跺着脚回卧室，大喊我自负。

早上醒来发现世界还在，我松了一口气。一有机会，我就出门。藤蔓和椰子壳上挂着露珠。潮落了，留下一地潮水带来的潮湿的垃圾；海风清爽。在海滩的远处，我能看见一棵大树剥落的残躯，受着海水的洗刷。有人告诉我，这棵树来自天知道哪座岛或大陆，日日夜夜在海上漂流，漂了数周、数月、数年后，在几个月前搁浅在我们的岛上，搁浅在这座荒芜的海滩。我产生了一种事物只有被看见时才存在的念头，它令我太惊恐，不敢再深思。我回到房子，发现他们准备吃早饭。热气腾腾的热巧克力和炸大蕉的味道盖过了海风的咸味。

然后萨利跺着脚下楼，穿着黄色泡泡纱长袍。这种款式的衣服和布料同时来到伊萨贝拉，很快风靡一时。连我的姐妹们都穿着宽前襟的泡泡纱长袍，走路的时候露出点衬裙边。萨利穿着黄色泡泡纱长袍，跺着楼梯下来。她和昨晚上楼时一样痛苦。“有人用了我的牙刷！”她抽泣着，挥舞着被玷污的牙刷。

年纪大的妇女们立刻担心起来——萨利美丽而娇弱——她们立即去安慰这个戏剧化家庭里戏剧化地生气的女孩。她们的担心比不上我的。萨利一开口，我就知道是我用了她的牙刷。我回忆起了牙膏的味道。我觉得非常不干净。我从她身边跑上楼去漱口。“是他！是他！”萨利大喊。她还在跺脚的时候眼泪已消失了。她咯咯笑起来，她大笑起来。早餐的时候她又提起了这件事。

之后我独自沿着闪光的荒凉海滩漫步。我观察藤蔓、贝壳、野草和沙蟹。几乎透明的小鱼，每个浪头都把它们带上来，几乎让它们搁浅。我想该不该坐车回到市里。我朝村子走去。黑暗、生锈、腐烂的村子：遍布旧铁皮的锈迹和腐烂木头的灰色。在一家简陋的咖啡店，我要了一罐百事可乐，还要了一块里面是热的糖渍椰子的油酥派。我沿着村外崎岖不平的沥青路漫步，远离海洋。躲在木槿树篱后的人奇怪地打量着我。对这些人而言，岛的这一部分就是世界。我听说他们一生从未离开出生地五英里的地方。一个多小时后我往回走。天很热。叶子静止不动，开始变蔫。沥青铺在地上，形成颜色一致、高低不平的小块，已在脚下变软。这里远离海洋，一天的清新已消耗殆尽。

在村里，影子收缩到小屋的边缘，在树下形成微弱的光斑图案。我离开时空荡荡的海滩，如今散布着人群和某种活动。沙子不再清爽。原先平整闪光干净的沙，现在看上去脏兮兮。沙滩被磨损划开，刮成不规则的小块，丢着已经扁平无生气的红色和浅蓝的动物内脏。流浪狗瘦骨嶙峋，毛色不明，浅褐或淡黄，两腿夹着长尾巴四处游荡。沙的热度穿透了我帆布鞋的鞋底。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海滩上。我注意到远方的活动，让我奇怪的是这项活动无声且没有中心。有些人盯着海。更多人无所事事地站在沙滩上。有人站在渔夫身边，渔夫坐在椰子树下有阳光的地方补网，边上是他们破旧却漆得色彩鲜艳的船。加勒比和非洲血统的渔夫面无表情，皮肤被阳光、盐分和风侵蚀成黑色，纯到不再是一种醒目的颜色。在我周围，沙滩上始终有人走动，却不慌不忙，漫无目的。我之前买了百事可乐和油酥派的小店传来留声机的音乐。我记得播放的歌曲。是《热烈地吻我》。歌词和音乐越过风声和海浪，散落在拥挤的海滩。然后我听见有人溺水。在地狱般吞噬的元素里，有人溺水。有人求渔民出海救人。渔民坐在椰子树根上补网，把竿子削成条做鱼篓。他们瘦削的加勒比黑脸好像面具。我想象自己溺水。在想象的过程中我变得抽离。我不再对渔民感到愤怒，现在我听见他们用方言聊天；我只觉得试图救人有多么荒谬和无力，他们如今已成了尸体，藏在浪花下青绿色的海水中。游客和度假的人大惊失色；当地人和渔民一样镇定。我，漠然地站着，死亡的恐惧包裹了我，故事成了片段。一个哥哥下海救溺水的妹妹们，自己也消失了。潮水退得快，他们一定被带得很远。短时间我听到很多哥哥救妹妹的版本。他惊惶又愚蠢，太早让自己筋疲力尽。他试图与海浪搏斗而不是在海浪下游泳。他被海浪冲走，身体扭曲，在海床上被拍得稀烂。他是镇上人，他不会游泳。这么多故事。

我在恐惧中走开，走回海滩屋。我私下里深深地害怕，私下里因为血肉之躯的脆弱受到刺激——这可怜的双臂，这可怜的双脚，这脆弱的头颅——肉体的脆弱带来的羞耻让我不敢把消息告诉女人们。她们以为我的沉默是由于早晨事件带来的不快，于是表现得很和善。我接受她们的善意；仿佛我为全人类肩负了刚刚见证的血肉之躯的悲剧。这样的安慰，女人所能做出的帮助，恰合时宜。

塞西尔带来了消息，我假装第一次听到。然后我们全部跑了出去，女孩们穿着泳衣沿着海滩磕磕绊绊地跑，退潮后的海滩现在非常宽广，塞西尔从冒着泡沫的水边跑，离我们很远。他迈着大步，溅起水花，像是奇怪的庆祝的样子。沙子仿佛是污迹斑斑的竞技场的沙。渔夫们消失了。他们的船已出海。围网在水上的浮标在海浪边围成个半圆形。两艘船从浪中驶来，激起白色水花。突然它们清晰地现身，上下起伏几乎到了海的边缘，船被拖上了海滩。人群分开跑向两艘船，接起绳索把围网拖上岸。溺水的故事又传到我们这里。这是在两点之前，早晨和下午之间的宁静时段。渔民缓慢有节奏地拖拉绳索。从穿着就可辨认出游客和镇上人，他们疯狂地拉着绳索，仿佛是拔河比赛。咖啡店里的唱片依旧放着。依旧是那些歌词越过风和椰子树枝。“热烈地吻我，就好像是最后一次。”流行音乐可笑的歌词！然后我认出了德尚诺弗，仿佛还有他的家人，也在疯狂地拉绳索。我不想被人观察。我站在一旁。在此之前这漫长的事件还只是私人的时刻，如今我成了观察者。

半圆形的浮标越缩越小，越来越近。它们穿过了海浪。渔网出现了。然后人们叫喊起来。大海的拖拽！多大的努力，多么徒劳无用，就像是《英雄》里写的。但是有了结果。第一具尸体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他们死在一起，尸体在海中翻滚漂动，如今缠在一起。渔网被拖上海岸，里面还有鱼，鲜活地银光闪闪。这是所谓的狗鲨，被死人吸引。还有几千条小鱼。很快一切都变了形，在肮脏的海滩上晾干。鱼在沙上扑腾，因一阵阵抽搐而弯曲。一分钟前还杀气腾腾的狗鲨，现在躺着死气沉沉。人们仿佛带着复仇的心态走到它们中间，砍下它们的头。

尸体在阳光下并排躺在沙滩上，游泳衣还像他们身上活的一部分，湿得像是我游泳用的泳衣。在远离被人群包围的直挺挺的尸体的地方，有些渔民和帮忙拖网的人发生了小争执。人们想要鱼，渔民要收鱼钱。人们说已经付过渔民钱了，付的是撒网的钱。一个没牙的渔民一直说着脏话。最后事情解决了。我觉得渔民得到了钱。尸体被带走，在退潮后的海滩上，周围都闪着光，除了尸体躺过的地方留着暗淡的痕迹。留着拖曳刮擦痕迹的沙子只能再保留几个小时，告诉人们这里曾发生了什么。海滩布满了小鱼，刚才还是完整的，现在死气沉沉，像垃圾，从银色转成深灰。流浪狗紧张地踱步。秃鹰在椰子树上虎视眈眈。黄貂鱼棕色的背朝地，它蓝白色的腹部带着尾巴被砍掉的血痕。

岛上这部分的海滩长达二十多英里，规整的水流渠把沙滩分成一块块，渠中流的是淡水，却带着咸味，从椰树林流出来。椰子树、沙滩和白浪似乎在远处相遇在一点。看不见椰子树从哪里变成了红树林和沼泽地。到处是从海上漂来的树干，打断了海滩的直线。我起了一个念头，让自己走到一棵树，然后走向下一棵。很快我远离了村子和人群，独自一人走在海滩上，沙滩在微弱的光中显出光滑闪亮的银色。这里已经没有椰子树，只有红树，高大的树干在黑色笼子般的根须上长起。水流渠中的水从红树林里流向海洋，两旁的沙岸每天被塑成又碎裂，像是用机器整齐地割出，浅浅的水道里的清水映着枯叶的黄色，脚浸在水中觉得清凉，和温暖的大海不同。海滩上这些水道的沙岸上，现在上涨的潮水持续地侵蚀沙滩，留下竖直的断面；塑成和侵蚀的过程周而复始：一堂快进的微型地理课。树深深地埋在沙中；不可能再移动。它曾经轻轻地在水上漂浮，在某个时刻到达终点；现在它成了很多动物的家，随我走近，它们散开。这座岛仿佛依旧等待着哥伦布的探索。

一个没被标记的男孩在这里做什么？遭遇海难的首领在未知的海岸，等待着救援，等待奇形怪状的轮船带他回山里？可怜的男孩，可怜的领袖。但是我带着标记。摄像机在空中，跟随着男孩。从这样的高度看，男孩很小，在远方岛屿的红树林旁沿着大海边缘散步。岛屿失落荒凉，就像电影《黑天鹅号的覆灭》里的场景，伴着柔软、泛着涟漪的音乐，迎着古船鼓起的风帆，在清澈晨光中，出现在甲板上焦虑的人眼前。带着标记。因此无须恐惧。傍晚，天已转暗，沿着回荡着古老声响的空旷海滩，我往回走，无所畏惧。

许多光点眨着眼，一刻不停，在远处出现，像是在黑暗中想象出的事物。这是满月之日，母蟹跑出洞，到水里清洗带在腹下的卵，被手电一照吓得呆住了，然后被捉走。我向舞动的灯光走去。我穿过捉蟹的人群。他们戴着帽子，把扣子扣紧抵御晚风。我能看到海滩屋的时候早就耗尽了心情，它微弱的光在交织的椰子树间散开，显得更加昏暗。

沙滩上有个小身影在踩沙子。是塞西尔。他用脚踩出自己名字的巨大字母，非常大的字母。他把浑身精力用在无聊的事情上。我站着看他。月亮升起来了。我们没说话。我知道他期待我帮他踩名字的字母，或者踩出我自己的名字。我什么都没做。我丢下他走回房子。他丢下自己的名字跟着我，我毫不吃惊。我听到留声机放着《当我老到无法做梦》。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我看见姑娘们在跳舞。我走到窗前倚在窗台上。窗台沾满沙和盐，黏糊糊的。

我说：“萨利，你知道我觉得你怎么样吗？”

她陷入了圈套。她说：“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个傻瓜。”

看见她跺脚我很高兴。

在学校我从来没有提起海边的假期。我让德尚诺弗说溺水以及他帮着拖网的事。我听着，仿佛是第一次知道。

最后，至少在人际关系上，我开始清除和简化。我专心于学校和这个私人领域内的人际关系。我没有努力学习或者考前突击。我还保持着自己的骄傲。塞西尔愿意仰慕聪明学生；他父亲经常暗地里把钱或者其他东西给不同种族的贫困有前途的孩子。但是在我们之中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教育主要是为下层阶级准备的。我自己没想得这么绝对。我的理想是不费力地做到优秀。虽然我觉得这就是郝做到的，我放弃了和他比“紧张”。

我选了体育。我报名打板球。我想自己会成为投球手，不用说，我希望自己是个很敏捷的投球手。我练习了很久，到头来仍然既丢了跑步的节奏又丢球。两边的队都不想要我。但是力气没有白费。我不那么难为情了。毕竟，穿上好笑的板球行头，面无表情地走到场地中间并非易事。郝和他的支持者嘲笑我的新角色。我不在意。我在很多男孩那里得到了补偿，虽然我明显地失败了，他们依然觉得我是运动员。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其实是对自己没把握。觉得自己弱小、善变、粘人，我在别人身上寻找着类似的弱点。这是我现在加以抑制的愤世嫉俗。我发现很多人愿意接受我为自己塑造的形象，这着实让我高兴。这就像是获得了关于完整性的启示。

我不想过多夸耀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几片操场，准确地说——为了破坏“几片操场”这种说法暗示的壮观及随之而来的相互比较——不想夸耀那片多少有点颓败的板球场。但我是在这儿获得了某种镇定和某种态度。当时我自己无法明确地解释那种态度。但是如今看来，这种态度是关于观众的真相。态度是这样。观众从来不重要。观众由个人组成，多数人有可能比你低劣。这是让人不快的自白。但我从来不相信说自己“爱”观众的演员。他爱观众就像是爱自己的狗。无论任何领域的公共表演者，他之所以成功，也许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在更深意义上缺乏对观众的尊重。演员和那些为他鼓掌的人是分开的。领袖，尤其是受欢迎的领袖，和人群是分离的。我后来以公共演说家和管理者为职业让很多人吃惊，有些人觉得这是我性格上非常猛烈的突破。在我看来却非如此。公共演说者只是滑稽的学校板球队员的另一个版本，压制了自我意识，忽视了观众，像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围着网子的板球练习场一样。

唉，这个理论！唉，这种持久的恐惧！请留意它的后续。一次如我以前所想、在运动方面出类拔萃的机会不久就出现了。时机是一年一度的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运动会。我觉得自己在我们组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和四百四十码比赛中胜算很大。原因很特别，如今在我脑中已经不是很清晰。似乎和我的报名日期或者生日或者是两者相加有关，多一天或少一天都会有很大差别。还有一个原因是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幼儿园，几年前关闭了，然后又短暂地恢复，最后终于彻底关闭，孩子们都并入了主校。那里有两队，一组十一岁或者十岁以下，另一组在十三岁或者十二岁以下。我在后一组得到了特别的机会。在这组，我像一个巨人。因为幼儿园的招生断断续续，我将和比我小十五或十八个月的孩子们比赛。通知版上稚拙而沾着污渍的选手签名证实了这个令人快乐的事实。

我开始练田径。我让母亲帮我买跑步短裤。下午，我勤奋地在学校操场上练习。我模仿年长的运动员。练跑后，我不是简单地停下来。我放缓速度，控制自己慢慢停下，这样结束的时候我像位舞者，手肘高举，双手微微握拳，双臂伸展，和高抬的双腿同一节拍。看着年幼的对手让我觉得好笑，一堆脆弱的小小肢体在操场的另一端，他们也这样训练。他们也用加拿大恢复油或者斯隆的软膏涂抹，像我一样，像其他年长的、腿部肌肉发达、长着腿毛的运动员一样。

我的新角色没逃过家里人的法眼。这被归因于塞西尔的影响，引得我父亲心生厌恶，母亲暗自喜悦，姐妹们骄傲欣慰。她们已经放弃了我的父亲，没有亲近的男性来依靠或谈论。女人们喜欢跑步短裤，最喜欢暴露的被按摩过的四肢，因为这意味着男子气概。鉴于我的“紧张”，她们一定觉得我的男子气概来得晚。我把父亲的厌恶理解成忌妒，这给我不痛快的感觉。女人们的兴趣也让我不痛快。以前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被一个英国来的校长武断地以住宿分成不同的舍堂，他无疑是认为小单位可以鼓励团队精神和竞争性。这个理念没得到发扬。但是这位校长为每个舍堂设计的不同徽章保留了下来。它们一年一度在运动会上恢复生机。我母亲开始把我们舍堂红色的标志绣在我的运动背心上。她带着爱意，把已经花哨的设计用自己的方式弄得更花哨。她夜复一夜地忙活着，像一个给婴儿做衣服的人。家里的婴儿服准备和学校操场长达一周的准备工作相呼应：标出跑道，竖起小旗，搭起大大小小的遮阳帐篷。我开始觉得自己的努力不仅不重要，还被夺走了。终于在我发现姐妹们开始设想她们也去运动会的时候，我发了脾气。我反对。她们坚持。她们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准备。我开始骂骂咧咧。她们骂回来。为了惩罚我，她们决定不理我，再也不和我有任何瓜葛。我如释重负：这种事差点就发生了。

这天到了。早餐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的早餐一般很简单，只是可可或茶配涂黄油的面包，有时有鳄梨或者大蕉。现在我面前却有橘子汁、玉米片、鸡蛋、烤面包和果酱。对我来说，这样的早餐和大日子有关，因而我有点抵触。仪式本来就让我尴尬，今天被当成了大日子让我加倍地尴尬。我紧张不安，只有在我交替咀嚼或者压碎玉米片的时候，我才能羞愧地想起我做过的梦。这是个双重梦，梦中梦，我在梦中害怕自己的喜悦并非真实，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然后认定自己不在梦中。我梦见我回到了婴儿时代，在我母亲怀里。多么喜悦！乳房在我的脸颊和嘴边：让人感到安慰的重量，柔软光滑的肌肤的亲近感。在黄昏时的模糊背景里，没有灯光，在后阳台，周围是模糊的深色树丛。我母亲摇着我，我获得了拥有她乳房的自由。一个梦？不，我不是在做梦。醒来是多大的痛苦，多么羞愧啊！

我现在看着她，刺绣舍堂徽章的人，她对我的梦毫不知情。我觉得秘密上增加了秘密，重量上叠加了重量。但是在清晰的思路和平常的阳光下，羞耻散去了。午饭前，我穿上带红徽章的背心，用衬衫盖住了它。我在老式的木屋里悬挂着蕨类植物的阳台亲吻了母亲，我感到非常快乐，这让我很惊讶。我一个人走上街头，没有母亲和姐妹们，没有父亲，我一个人。摄像机在空中。我是一个远离装模作样者的人。我一直觉得单调的街，现在成了通向奇迹的大道。

我来到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所在的居住区，敞开的房门让人感到周六下午无精打采的沉默。我紧张的情绪回来了，我无力仔细观察它。从边门一进学校操场，我就看见大大小小的帐篷，还有精心穿着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几百人像我一样做了准备，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努力无关紧要。我的勇气减退了，被一种倦怠取代。

运动会开始，操场成了彼此无关的个人活动大杂烩。耐心的长跑运动员不被人注意地沉重地前进，仿佛是兑现一个誓言。有人练习冲刺和起跑，练习和比赛同时进行着。你转到这里看到跳远，转到那头看见跳高。在忙碌的半裸的运动员旁边，散落着冷静的、衣冠整齐的人们，他们在聊天或喝酒。我看到了我的对手。很多有父母陪同。很多已经脱好衣服，露出和我一样精致刺绣的徽章，我的徽章还藏在衬衫下面。竟有这么多私下的准备！通知响起，男孩们激动地走到起点，一两个人像模像样地练跑。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加入他们，这场比赛不会，其他的也不会。他们排好，老师看着他们，手里拿着发令枪。我决心已定，我的疲倦和无关紧要的感觉消失了。发令枪打响，赛跑开始。这是一百码比赛，比赛很快就结束了，没引起太大关注。老师早就去了其他地方，嘴里衔着银哨子，他的领带飞扬，一手拿着草稿本，一手握着发令枪。我加入了争抢免费冰激凌的传统。然后我在大帐篷周围游荡。过了一会，我开始由放松变成了无精打采，最后出于无聊，我参加了全校的四百四十码障碍赛——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不需要报名费或者报名，会给小男孩们缩短一百或者两百码的距离。全校的人跑着，许多双腿像一座移动的彩色红树林，我跑在其中，我的腿是众多双腿中的一对，我的徽章还在衬衫之下。我放弃了，不引人注意地融入了中心的人群。有些穿着精致的男人有点醉意，在享受最后的喧闹。女孩们累了，女人们的脸闪着光。但在四百四十码障碍赛一贯的扮丑传统之下，还有不少官方的严肃行为，纸张被传来传去，交换意见，接着是颁奖。人群流向摆着奖杯奖品的帐篷。

我没有留下。回家的时候母亲在等着我。她问：“所以，怎么样？”

“我没赢。”

周一早晨，班主任在全班面前对我说：“你周六表现得非常有体育精神。当然我从不怀疑你会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运动员的名声不仅保住，而且还提高了。那天的事情成为我另一个秘密，我担心会在睡梦中或者在手术麻醉下泄露出来。

我不想有更多这样的秘密，不想再有更多的周六下午，不想在人群中被海难和错乱的感觉毒倒。我以为我已经开始简化我的关系。但是我开始得太晚。我太早陷在梦幻的污染中。我想有个崭新干净的开始。在这一刻我决心放弃这座遭遇海难的岛屿和上面的一切，开始寻找我在真实世界的领袖地位。像父亲一样，此前我和真实世界断开了联系。这个决定带来了慰藉。我周围的一切变得转瞬即逝，无关紧要。我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因为现实居于别处。

我读到过古希腊的一句俗语，幸福的首要前提是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城市。这样的说法由于像专利药瓶上的说明那样涉及了特定的明确事件，所以看上去很轻率，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是事实。生在一个像伊萨贝拉这样的岛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且荒蛮，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从幼年起，几乎从我在学校里第一节课上听到皇冠重量开始，我就感觉到了。现在我将发现这种杂乱有自身的逻辑和持久性：希腊人是明智的。就在我酝酿逃离的决心时，一系列事件开始了，让我在更想离开的同时，更扎根于事情发生的故土。

3

我父亲成了一辆二手车的主人。这是一辆三十年代的小型奥斯汀车，甚至在当时都显得奇怪。在伊萨贝拉，人们多开叫“火柴盒”的美国车。我觉得父亲用政府无息贷款买了这辆车：他在教育部的工作需要他出差。在街上，我父亲早有了打碎瓶子和砸咖啡店的迷人声誉。迷你奥斯汀车的到来，象征着尊敬和稳重，把他变成了一类奇怪的乡绅。他们都喊他“激进分子”。在伊萨贝拉，这是赞赏的词语；它描述了一个不寻常的或者有“个性”的人。随着车和与之相伴的尊严和焦虑——买汽油，维修保养，和无能却因浑身沾满油污而看起来很厉害的机修师不断交涉——我父亲产生了变化。他对世界的兴趣复燃了。他更大声地在家里和外面讲话，他着了魔似的对幽默产生了奇怪的激情。他断章截句地重复你的句子，然后大笑。他靠问自己荒谬的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把你说的词语组成让人尴尬的问题，然后笑出声来。这让人不安。只要他在开车，他的脸上总带着固定而丑陋的笑容，他的头轻轻扬起，手摆在教练建议的位置，双唇分开。他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唱歌，他下决心在所有事物里找到幽默和乐子。这让人疲倦。

同时他努力让家庭凝聚，并恢复一家之主的声誉。为了让我们周末在家，他发起了周日“家庭午餐”。我们平时是用一种杂乱却让人满意的方法各自吃饭，每人自己从厨房盛饭，好像是在宾馆吃自助餐一样。一次，在这种不舒服的团体午餐上，他做了一场正式的小演讲，让我们觉得窘迫。这也是最后一次家庭午餐。

他说：“家庭成员时常相聚一堂一起分享食物是件好事。我觉得这样能增强家庭的纽带关系。家庭是一切文明和文化的基础单位。这是我孩童时从来到这座岛上最伟大的传教士那里学到的，他们把岛当作家。我相信你们知道，他们待我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学生。”

这很奇怪，不仅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以前的事情。我的姐妹们快要笑出声来，而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这种情绪太高涨和美好，不可能坚持多久。然而我母亲享受这番话，她喜欢话语的声音。她缓缓地吃，盯着盘子，眼里泛出了泪光，险些落下来。我父亲也泪眼婆娑。我的姐妹们注意到了，变得严肃起来。

“你们大家都受过教育，无需告诉你们，生命短暂而不可测。比如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坐在一起，相亲相近，相知相伴。你们知道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吗？你们知道以后的日子你们也许会回想这一刻，觉得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吗？一件事物成长到达完美会衍生出另一件。没什么能静止不动。我们今天的午餐是一种完美。我想让大家都静默一会儿，思考这一刻。”

他被自己的言语打动了。他把头垂下看着盘子，我看见泪水滑下他的面颊。我们在悲伤的静默中吃完了午饭。

之后他变得悲伤地快乐。这是同样不平常的情绪的延续。他说我们该穿好衣服，他要带我们兜风。“家庭出游，家庭出游。”他说，假装从中开个玩笑，用他新式的幽默感适应他的新情绪。我和姐妹们没有感到激动。车——真家伙：我们外祖父的车——对我们而言不是新鲜事，我们不想周日全家出游。这是我们觉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塞满全家人的二手车，像宝贝一样擦得铮亮，漫无目的地慢慢开动，擦着粉、系着缎带的女孩们透过车窗看着行人，强忍住微笑。但是我父亲说一不二。我们穿好衣服挤进车，希望没人认出我们。车启动时碰到了问题。这带给我们一线希望，但是没能持续多久。在我父亲的指示下我们下了车，姐妹们、母亲和我自己去推这辆小型奥斯汀。引擎震动了一下，然后自信地恢复生机。父亲没有带我们走常去的周日下午城市环游路线，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他带着我们开出了城市。接着我们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担心这台嘀嗒作响的小引擎能否带我们上山。开出狭窄的海岸地带，就是许多陡峭的山丘。我们听着引擎的节奏和我父亲对驶过地区的评论。

我们沿着狭窄崎岖的路驶进东边山丘的山谷。我们经过完全住着黑白混血人的村庄，人们的肤色是烤过的古铜色，因为疾病而毁容。他们有大而亮的眼睛和卷曲的红发。我父亲称他们是西班牙人。他们是个小社区，非常贫困，在蓄奴时代就与世隔绝，如今因近亲结婚而退化，却仍以对纯种非洲人近乎迷信的恐惧和憎恨，乃至对一切不像他们的人的憎恨而闻名。他们不让黑人在他们之间定居，有时甚至用石头砸黑人游客。我们驶过加勒比地区，这里黑人多过加勒比人。曾经的奴隶逃离了种植园，在此安家，和在蓄奴时期他们最大的折磨者、专业追踪从森林逃跑的黑奴的人联姻。经过通婚，成为他们压抑的奴隶。如今加勒比人融入当地，不再特殊。我们离城市不远，小店里摆着熟悉的商品，印着熟悉的广告——但是这里像一片传说中的土地。在时间、数量和面积上都是微缩的。在这儿，在这一刻，人的兴衰和灭亡，这个庞大而让人震惊的概念，变得具体而近在咫尺。奴隶和逃亡的人，猎手和被猎杀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们对我而言没有浪漫意味。他们传达给我的信息仅仅是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我们驶过废弃、枯萎的可可种植园，父亲向我们展示了可可树之美。我们来到印度区，平坦的地上长着水稻和甘蔗。我父亲谈起了迁到此地的旅程，发生在不久以前，但在我们陌生的半球里已遥远，父辈们和我们看见的有些人从另一个大陆来，来充实我们自己小小的杂种世界。

“噢，天啊，爸爸！”一个姐姐喊了出来，“你把那个女人的桶撞飞了。”

的确如此。那女人在路边的储水塔旁，手里没了桶，一副惊愕和讶异的表情。我父亲扭过头看。正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自行车手，倚着自行车，在边上聊天。突然他带着卡通动画里人物的敏捷，扭动自行车的把手闪开了奥斯汀的路径。

“噢，天啊，爸爸！看你开到哪里了。”我姐姐声音里的恼怒激怒了父亲，这恼怒打断且嘲弄了他高昂的情绪。他一言不发，我们在安静中走了一段时间。他开始自言自语，咬起了下唇。即使情绪是真实的，他也总是表演得过火。

蜿蜒的路在路堤处变直，路堤建在一座座陡峭的斜坡下，两边是风铃木。父亲看到笔直而空荡的路，似乎下定了决心。

“贱人！”他说，手松开方向盘然后加速。

我们冲出路面，快速地滚下路堤。偏离路线后安静了刹那，紧接着响起我姐妹们的尖叫。我们快速地冲下去——但是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慢动作——朝着风铃木的树干冲去。然而迷你奥斯汀的车型有它的好处。我们直接穿过树桩没有擦到。在软草上颠簸了一阵之后，汽车停下来，有点倾斜。引擎熄了火，一片沉寂，直到姐妹们回过神来又开始尖叫。她们放弃了风度，急急忙忙逃出车外，一路抓着草向上爬，爬上了路面。她们说绝对不想坐父亲开的车回家，她们要走到有公交车或者出租车的地方。我母亲叫她们回来，不是要她们改变主意，而是给她们钱坐车。她的举止暗示着待在车上是她的职责，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承受。

把奥斯汀的车身扶正没花多少时间。不久，我们被一辆过路的卡车拖了出来。司机和他的一家穿着考究，坐在驾驶室，他们也在周日下午出行。我父亲和他们开着轻巧的玩笑。我们也在途中把姐妹们接了上来。她们已经开始有点憔悴，几乎用不着劝说。她们也欢迎辱骂我父亲的机会。父亲假装没听见，一路唱了回家。但是一到家，他就开始闷闷不乐。他拉下脸，眼袋更深了，白天不寻常的心情如今显示出一种歇斯底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不理会我母亲的叫喊，甚至不出来喝杯茶。

于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周日家庭出游结束了，我们的周日午餐也终结了。父亲又缩回了自己的世界。迷你奥斯汀不再滑稽，它在我们看来成了不可界定的恐惧的象征。要是车因为损坏停在修理站我们就更高兴。我要在这里加上一句，从那时起，我开始带着至少是复杂的心情看待个头小的人坐在小小的车里。我和姐妹们又开始在我母亲家过周末。我怀疑一个姐姐和塞西尔之间有乱伦关系。我没有证据，但人就是会突然知道这种事。

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从学校走回家。工人们在埋电缆，路被挖开了。鲜艳的红土在沟里像油漆似的流动。人行道上到处是巨大的电缆线轴。电缆盖着一层白色粉末，看上去像大规模生产的糕点，像一种果馅甜卷，长得惊人，这样绕在线轴上运输，光着背脊的男人用力推着它们过街，到了零售店，店主会把它们割成小段。我听到清爽的阵雨将至，我开始奔跑。我父亲好像在街角等了我很久。他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支在人行道上。奥斯汀停在某个机修工的修理店。

“跳上来。”他说，“我觉得我们能试一试。”

在我眼中，骑自行车载人是严重而诱人的违法行为之一。这种行为可以和夜间骑车不带灯或者骑无牌照的自行车比肩；即使诱惑力有所不足，在违法程度上也足以与开没保险的车或无证驾驶不相上下。我父亲，一位政府公务员，选了一条主路公然违法，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是他伸着双臂做出邀请的姿态，而且天下着雨。

我坐在自行车杠上。我感到了突出的四肢带来的别扭感和体重施加的负担。他的双臂圈住了我。我们摇摇晃晃地起步。我能听到他颤抖的呼吸声，意识到在泥泞滑溜的沥青路上每个动作都颇为艰难。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雨很大，打在身上刺痛。很快我们都湿透了。在商店屋檐下躲雨的人盯着我们。热带地区的人们躲倾盆大雨的时候都是安静又沉思的。我们没有躲雨。我们之间没有说话。我们继续前行，注意着路和行路的困难。排水沟满了，水流奔涌。有一处路没有预警地下陷，我们陷入了几英寸深的水中。自行车直打滑。但是我们没出事故。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头发滴着水，流着鼻涕，书湿得烂成了一团，衬衫一块块粘在胸前背后，让我直发痒。父亲的西装毁了。但是我们还是一言不发。我们在沉默中分头把自己弄干。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不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说些感谢或者同情的话——如果我知道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接触，之后我们都将追随各自的命运；如果我知道，无论我有多不情愿，我的命运都将和他的相连。

我母亲对下层阶级有个理论。她需要一个理论，因为我们的街上住的都是下层阶级。除了一两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和三四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整个城市就是这样，在没有篱笆的贫民窟的窝棚边上就是两层的豪宅。这种系统，或者说缺乏系统，自有它的作用。既然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好地段或差地段，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单独判断的权利，这非常公平。每人收到自己该得的，一片和谐。我母亲的理论是下层阶级只尊重那些自重的人。她曾经把这个理论告诉一个白人中年妇女。她住在街上很多年，曾经广受大家尊敬，但是那时她由于和一个下层阶级人短暂地成了情人，遭到了他们的愤恨，被迫搬家。她的房子被人用石头砸，还被破门而入，当她走在街上，她被以前乐意帮忙修理花园或者提沉重行李箱的人辱骂。如今，毫无预兆地，我们发觉自己处在了她的位置。我们没被扔石头或者辱骂。但是我们绝对进了那些不再尊重自己的人的范畴。

雨中骑车之后，我父亲某天下午没有回家。我们保守着秘密。第二天他不在教育部。我们继续保守秘密。直到周末，我们才发现自以为是秘密的事岛上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焦急地在家等候，一出门发现自己已经声名狼藉。事情就是如此。我们出门才发现父亲绝非安静地消失了，他成了一种人物。他在山里，是一位传道者、一位领袖，狂热的追随者不断增加。

我们读过有些人“某天”离开了家的故事。这是事实，我们几乎无法超越这一现实。我的理性上百次地尝试弄清那天和那周发生的事，每一次却只能找到详细验证的事实，整件事仍是个谜。很明显，那天早上我父亲离开家去教育部时还打算回家。有些从部里带回家的文件还在他的桌上；他的衣服在衣橱里；他的银行存折在他的抽屉里。发生什么了？在办公室里发作，盛怒之下冲出了办公楼？或者更低调些？他把奥斯汀丢在那里，是不是因为他想到了市中心，知道那里会交通拥堵？他精神错乱，发着脾气；他不断走着。他走到市中心，走到滑铁卢广场。他发觉自己走到了闲人和失业者中间。他发觉自己在罢工的码头工人之间。他们互相交谈。他插进去，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讲起自己的早年生活，传教士、他的妻子和土著年轻人在森林的空地中。他讲起他被遗弃之后的黑暗时光。他从未提起过这些事情，他吸引了他的听众。他对这些和他一样感到绝望的人说出了他的决定，也许甚至是边说边想到的决定：要拒绝这黑暗。他知道自己的听众是谁：奴隶的孩子们。他告诉他们，从前，在废奴之后，曾经的奴隶们离开了陌生的城市，退到了森林中来重新发现荣耀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无所畏惧：恐惧不在森林中，而在管理严格的城市和种植园里。这些人活了下来。相同的事情难道不能重现吗？他的演讲可以渐入佳境。他意识到了，他的语言生动起来。然后他们开始列队走。他们走过码头，一周以来，被锁在门外的码头工人和一样抑郁的“志愿者”每天都在混战。码头工人和志愿者纷纷加入队伍，码头门边上的地方除了警察以外空荡无人，一片宁静。成功就是成功，一旦发生了，就不言自明。在走进山丘的路上，食物和住宿一定是穷人提供的。每天早晨人数都在增加。看看我父亲，在周末与追随者在公有土地“荣耀的树林”里宣称队伍隐退，只要求不受打扰。

这是一场古怪的下层阶级运动，在下层阶级中总有古怪的运动。随便哪个周日在我们城市，你都能找到二十个奇怪的游行队伍，都献给上帝和荣耀。在第一周，报纸只报道了码头一片寂静。它们忽视了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成了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的大学发表的专著的题目。这些专著准确地描述了这场运动的兴衰，描述了偶尔令人恐惧的仪式。但是像很多社会研究一样，原本的谜团依然成谜，什么都没有解释。二十个人说同一件事情，他们是二十个疯子。但是第二十一个人来了，他就成了英雄、领袖和圣人。是因为这个人的特质，还是因为特别的时机？是因为他传递的信息，还是因为他对敏感的绝望情绪做了恰当的微调？一场码头罢工被无情地破坏。有谁会相信他击败得这么彻底？有谁在看到了这场击败，不能理解它的恐怖时，不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会被保护或者报复？如今，我们能把这次出走看成战争来临前夕殖民地和美洲贫困地区骚动的一部分，每片地区都产生了自己的症状，自己的奇葩。我们带病生活，自己早就注意不到了。如果你注意，每天都能看见一些狂热的传教士在商店的棚子下和小小的乐队唱着将至的毁灭。这些过剩的宗教活动甚至已经成了这座岛上奇特的旅游特色，我认为它们是用来否认这场深受共鸣的海难的尝试。像我父亲那样的运动——这些运动缺乏转化为真正革命的意志力——表达了绝望，但同时是积极的。它们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这些人以前觉得自己消沉得都不愿加入运动，它们激起了同志精神。最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大家自我欺骗认为有序的地方激起了无序。无序是闹剧，发掘闹剧是人类必需的养料。

基本的历史趋势如今可以解释。但是我的思绪固执地回到第一天，回到父亲离开教育部，决定走路而不是开车的那一刻。回到我父亲在广场的那一刻，他插入了罢工码头工人的谈话；那一刻他觉得离开广场的时候到了，人群跟着他走。回到了运输承包商的遗孀的谜团，她看见我父亲带着深深的悲伤和真诚，从第一天，就向他奉上了她的忠诚。对她而言，他是在努力过好雅利安先祖们铺下的美好生活。他不再是一家之主或者重要人物。她看着他在最后的放弃之前进入冥想的阶段。这是他从她那里得到的理念，并加以发扬。这是他和她都融在生活中的理念。我总是在我父亲的疯狂中见到条理。

我相信当他离开教育部时——可能是在一场有关会议记录或者任命学监的争执之后，甚至在上班时间剪头发受到“敌人”斥责之后——脑海里有砸瓶事件的重现，他还带着那次事件的胜利感。但是他走到广场混入了罢工队伍。一位买过东西歇脚的寡妇看见了他的美德。他灵感附身，开始滔滔不绝。他失去了对自己和事态的控制；我觉得甚至在一开始，他的行动就抢先他一步。这位传教士的妻子所发掘的潜力，这个戴着高领子的原住民男孩从贫困和黑暗中向上拼搏的精神，终于即将实现。时机已到，他可以发誓自己从未寻找过。时不我待，他一定知道。他一定聚起了所有的天赋。但是现在，在他面前的是这位运输承包商的寡妇，带着她特有的虔诚。父亲早就被预言会成功，讽刺的是，那一刻来临时，他是个印度教徒。他在山间穿着印度托钵僧的长袍，他用着基督教的象征和语汇，这是他阐述的一种印度教，接受、反叛、绝望和行动的混合体，疯狂和逻辑的混合体。他向很多人提供了一些东西，但重要的是他的榜样和存在，而不是他的教导。他的运动如火燎原。火是他的关键词。在他走过的路上，甘蔗田熊熊燃烧。他在山丘中平静地待着，带来了无序和闹剧。终于报纸注意到了。

我不能说岛上惊恐起来。我们——如果我现在能把自己和与自己关联这么密切的事件分离开——更多是激动。伊萨贝拉岛上鲜有大事，我们私下期待继续出现暴乱和纵火。我们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其他动乱的地区。我们听到一些人抛出的暗示，说我们这里的事态也成熟到了需要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出马的程度，并为此受宠若惊。但是对于我们古鲁德瓦家族——这是我父亲现在用的姓——可以想象这件事多少有点不同。我的姐妹们尤其焦虑：风格和时尚基本和普通疯子的女儿无缘。在最初的日子里，运动的支持者大多来自我提过的三四个非常贫穷的地区。公共报道很少，也没人暗示这个疯子有可能被当成一位伟大的工人领袖，成为受人尊敬的德尚诺弗的接班人。

第一批报道只是提到，一个多年来受尊敬的家庭突然出了一名街头传教士。街头传教士有他们的地位且享受特有的尊重，但是下层阶级在他们之间寻找这样的人。穷人出于一种已经成为生存状况一部分的不道德理念，辱骂堕落的体面人，如今他们嘲笑我们。他们不知疲倦又荒唐地故伎重施。我的姐妹们离开了家，去和母亲的家族住。街上的人很满意，他们以前就“赶走”过其他人，传统得以保持。我母亲和我继续住在家里。我们多少落个清静，直到父亲穷人领袖的新名声宣扬开。然后我们收到的不只是尊重，他们对我们是一种敬畏、崇敬和亲近随意的混合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简单的敌意还让人不安。

但是我真正的麻烦是在学校。我努力压制父亲和我的家庭生活。现在，我好像几年前的郝一样被背叛了，学校对我而言不再是个私密的半球。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传统是残酷的。那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担心伤害某人的种族或者政治感情。结果很奇怪，几乎没有人受到冒犯。比如，一个头特别突出的黑人男孩被所有人叫成“芒果”。如今我成了“古鲁”，格兰特少校起了这个名字并发扬光大。他教我们拉丁语，戴着单片眼镜，我觉得一部分是做喜剧道具。他是个非常会起名的人。我已领悟到对付格兰特少校的唯一方法是毫不留情地还击。现在我必须要做两倍的努力，一边把自己和父亲撇清关系，一边要为他说话。

格兰特少校有个老笑话，说的是在学校学习差的男孩可以为我们的报纸工作——要是他英语不及格的话；或者为市议会工作，从此光荣地驾驶着蓝色垃圾马车穿过街道。对于歌手布朗，格兰特少校预测他不能去伊萨贝拉《问询报》：布朗的英语还可以，这让他自动丧失了资格。但他能驾驶蓝色垃圾车。少校因此叫他蓝车布朗，这几年被简称为“蓝车”。

有天布朗上学迟到了。

“今早迟到了，蓝车？像以往一样收垃圾呢？”

“没错。”布朗说，“鲁伯特街上有很多垃圾。”

这是对少校的一击：他住在鲁伯特街。他试图反攻：“哎，我挺高兴我们没有都罢工。”他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等待，继续开始上课。“很多人不知道是我们罗一马一人朋友发明了‘罢工’一词。”这是他说话的方式，在他觉得重要或有趣的词上重读，把t和r读成了西班牙语辅音的发音。“最早的罢工发生在公元前四九四年。”他起身在黑板上写上日期。“公元前四九四年，259A.U.C.。你们也许会问，什么是A.U.C.？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是‘从罗马城建城之日起’。”他吐出了拉丁语，听起来像是一个词。“并且他们把罢工称为secessio。”他写出词，在写出的日期下画线，加上英语“第一次罢工”，然后回到他的桌前。“和我们有些人开始相信的不一样，罢工不是古

-鲁-德-瓦发明的。”

他笑起来，狡黠地盯着我。一个桌子的盖板狠狠地敲响了两次。这像是一次警告。这来自布朗。我必须说，我没有从他那里寻找支持。格兰特少校自己开始退缩。他是个无害的老家伙，他的笑话又少又蹩脚，在几代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男孩里已经成了笑话。他在剩下的课时里试图安抚布朗。他温和地对他说话，叫他“蓝车”，还经常对着他讲课，好像和他单独说话一样。

“Caeruleus。当你们看到这个词，不要都去拿你们脏兮兮

的笔，写下‘海蓝’。”他用假音发出最后一个词，然后继续用假嗓子说：“Thaeruleuth。妈妈，这是海蓝。先生们，这是胡扯

！Caeruleus只是海的颜色。可能是蓝色，可能是棕色，可能是绿色。蓝车，它甚至可能是黑色

。”他突然停下，被自己预料之外的用词吓了一跳。

在笑声中，布朗的桌盖又撞响了。他站起身，一言不发走出课堂。格兰特少校脸红了。他小心地把单片眼镜戴好，低头看维吉尔的书。

那时我发现，自以为是背叛的，不再是背叛。学校不再是私密的半球。被我们否认了很久的外面世界，开始入侵它。在布朗的事迹广为宣传之后，我也没有必要害怕受嘲弄。对很多人而言，我成了在街上早已成为的人：突然成为领袖的人的儿子。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继续扮演着双面角色。和有些男孩在一起时，我和以前一样对父亲的运动表示漠然，可他们的批评还是让我痛苦。但还有些时候，我无法拒绝别人共谋般的忠诚。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自己也充满了阴谋论，表现得仿佛知道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发生。有段时间，仿佛确实是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开始发生。报纸写增援警力“冲向”山区；有张警察局长的照片，握着枪，带着他一脸害怕的手下搜寻某些建筑。很奇怪闹剧是如何占领某些地方的，此前没有人能把浪漫主义或者冒险精神与这些地方联系起来，如今那些地方却彻底改变，于是连它们的名字都有了不同的味道。警察在监视我们家，这在报纸上有报道，我在闹剧中也成了一个小角色。

说实话，这一切让我厌倦而恶心：愚蠢的闹剧，很多人对我愚昧地虔诚。如果我想具体地描述对家庭遭遇的反应——有时候在头昏脑涨的状态下，带着逃避和震惊，在一场事故后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整场恐怖，把过去和现在比较，是有可能的——我会说这件事带给我一种鲜血淋漓和侵犯的感受。仿佛我在嚼着有弹性的生肉，被逼着吞下被污染的油。我决定抛弃伊萨贝拉，远离我在热带弃岛上的海难生活。但这座岛曾是《黑天鹅号的覆灭》里的岛，是伴着音乐出现于黎明时分的新鲜翠绿的岛屿。如今它却让人觉得腐败溃烂。正是这种腐败感让我想逃离。我要在自己的元素中建立崭新的开始，让自己摆脱那些人际关系——它们曾经在我觉得短暂和无关紧要时给我慰藉，但是如今我觉得它们已经腐坏。

时间和我们的生命都在流逝。我们无法为了前方广阔的生活而让自己停伫。我们被一切造就，被行动和退却造就；那些关系，那些在腐败中开始，我觉得能在合适的时候不屑一顾的关系，到头来却有着禁锢的作用。它们变成我的一部分；我没有寻找它们。但是我的失败在于我的沉默。

我沉默着。举个例子，在地理课上。这是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的课。老师从一本枯燥的书里读提炼糖的过程。他读着，在年初，成熟的甘蔗被收割。他读到了最后一句，叹了口气，然后加了一句，还是书里的话，但像是个人的感叹：砍甘蔗的人按甘蔗数量得工钱。“得工钱？一根才不到一分钱！”说话的是布朗。他的声音响亮清晰，让嗡嗡声和低头看书的老师的嘟囔静下来。在静默中，很多男孩看着我，仿佛我在发起一场为砍蔗工提高报酬的运动。我看得出来，真正让人尴尬的是我在班上的存在。我茫然盯着前方，一言不发。这种忠诚，这种对我是“他们一员”的假设，可怕而令人感到被贬低。我感到受威胁。我的领袖地位在别处。但是我保持沉默。

像我父亲这样的运动无法持久。正如我说过的，这不过是一场大型抗议，一场对绝望的陈述，没有理念或目标。政府当局保持冷静。一个鲁莽的总督也许会想驱逐我父亲和他在公有土地的营地里的追随者，继而产生流血事件和怨恨。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采取了某些必需的防御措施，以防止周边地区发生掠夺和纵火事件。营地有人监控，但是没有受到丝毫侵扰，狂热自然减退。有些森林保留地被烧毁，心不在焉地种上了庄稼。但是荣耀的森林在四周或六周里都没有产出食物。人们厌倦了给营地奉上财物，却很少得到回报；他们厌倦了闲散而缺乏戏剧性的生活。人潮涌回城里。码头罢工解决和“志愿者”撤出意义重大。从此建立的工会让我们一直苦不堪言。

山中营地成为我们岛上生活的另一个元素。一连两三天报纸对它没有报道。在学校——如果我能再次将自己抽离出来——我们不再觉得这是戏剧性的来源，于是放弃了它。这让那些模糊地盼望某些社会动荡的人，以及像德尚诺弗那样享受激动的人失望不已。但是我们没有感到奇怪。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伊萨贝拉岛上的人主要关心家长里短，没能力支持大型事件。我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向其他东西：非常有特色地转向了一场广告语竞赛。

这是为了一个牌子的朗姆酒征集广告语的比赛。头奖是闻所未闻的五千美元，很快将公布优胜者。塞西尔不断地发挥着创造力。成千上万的彩色报名表弥漫了城市、小镇和乡村，甚至能在下水道里看见粉红、蓝色或者绿色的报名表，但是塞西尔坚定不移地觉得自己稳拿头奖。他让人印象深刻地说他“需要”那笔钱。朗姆酒名叫伊萨贝拉朗姆酒，塞西尔寄出广告语后就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大奖作品，无疑想让我们其他人绝望。他写的是：在我的宴会上，我随伊萨贝拉高飞。

我们觉得说到“宴会”是受评委首肯的必需“技巧”。参赛表上画着北方国家的聚会场面。现在我相信这幅画是从外国来的多功能图案。可以用来宣传一场舞会或者舞蹈学校、饭店或者宾馆的聚会之夜，或者新开业的裁缝店。但是我们写的所有广告语都把自己扮成了大都市的宴会承办者。我们自然地做到了。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是天生的模仿演员。

广告语带来的激动劲儿和我们其他的激动一样无力地终结。结果让学校很失望。很多悄悄写过广告语的人粉墨登场，和塞西尔一样聒噪。我们觉得评判有失公允。一方面，比赛截止后结果公布得太快；另一方面，我们不觉得获奖的广告语有什么了不起。广告语是别感谢我，感谢伊萨贝拉。

配图上一个男人穿着晚礼服，把客人们引到门口，从高挑的女士们身上的皮草判断，这是冬天的夜晚。他对着客人说话；他头上由一系列逐渐变大的小圆圈连着一个泡泡，用来表示心里想的，想的是“是朗姆，伊萨贝拉！”一个多星期，报纸刊载着广告语撰写者喜笑颜开的照片。他是一位年老的黑人劳工，那种在自己的细葱田或者在柑橘种植园工作的人。他坐在他饱经风霜的窝棚前一把弯曲木的椅子上；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伊萨贝拉朗姆酒的瓶子和酒杯摆在刺绣的桌布上。

“我以后再也不会碰伊萨贝拉朗姆酒了。”塞西尔说，“让他们喝他们自己的朗姆酒吧。‘是朗姆，伊萨贝拉！’我不觉得这算是个广告词。”

德尚诺弗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愁的。他们当然要把奖发给一个黑人。而且是个工薪阶层的黑人。”他和其他人一样寄了参赛作品，有点气恼。

“哎，”伊顿说，“我不明白你干吗怨恨一个穷黑人。毕竟是他们喝那该死的东西。”

“我怨恨？该怨恨的是你。等着瞧，早晚有一天你就是这么穷这么黑。穷黑人！你把这个叫广告词？他们管这个叫比赛。但是你看看得奖的人。他们从这里选一个，从那里选一个，然后把所有种族混在一起，让大家都高兴。你们都绞尽你们受过教育的脑汁，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这座岛上发生的事。等着吧。不久他们就要让这些愚蠢的黑人管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们优秀之类的，而是因为他们笨，又是黑人。你就等着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吧。”

“也是件该死的好事。”伊顿说。

“伊顿，你知道。”德尚诺弗沉思地说，“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怎么没有赢这次比赛。你不用寄广告词过去。你只要寄一张照片。彩色照片。”

伊顿总是丑角。他是学校里最黑的男孩，有段时间被叫作“憎恨”，因为有些男孩说他因为憎恨才皮肤黑。他很早就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建立了小丑的名声和他与德尚诺弗的特殊关系。在三年级的科学课上，老师举起一台简单的仪器，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台仪器看上去像一个两齿叉带着闪光的把手，两个齿都用铰链固定在一个木头或者金属底座上。这也许是一个开关，电影里科学家用的。德尚诺弗坐在伊顿边上，小声说：“它能发电。”伊顿向老师挥动手指，要求回答问题。“安静！”老师说。“我们要从亚当那儿得到消息。你说，伊顿？”“先生，它能发电。”老师发狂了。他把仪器丢在地上。然后他把在长实验桌上能拿到的一切东西都丢到地上。“扔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把这些都扔掉。”他丢下两三只电灯泡；他像一个突然不在乎个人安全的人。“先生，它能发电。伊顿，你要是能让这个发电，我就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你。这个月？我要把今年剩下的工资都给你。我一辈子的工资。我还要给你我的养老金。我会在晚上为你工作。我会把我的孩子们送到孤儿院，然后和我的老婆离婚。”于是这场面一直继续下去，焦虑地涨红脸的男人对着平静的黑人男孩大声斥责，直到玻璃在地上打碎——一根试管或者一只灯泡。玻璃碎的时候，老师咆哮起来：“我会在你的花园为你工作。”他把这句话留在最后，不仅是为了这熟悉的有关伊甸园的双关，而是他身为白种人对黑人男孩的话，他认为伊顿的真实角色是花园或者院子里帮忙的男孩。这很残酷，因为它离现实太近，伊顿的背景非常卑微。我们的传统很残酷，但是现在我们都安静了。德尚诺弗低头皱眉瞪着交叉的胳膊，好似他也受到了辱骂。

后来，当这件事成为笑话的时候，德尚诺弗说他知道那仪器是什么，他故意误导了伊顿。但是我不相信他知道。我相信他只是真心地使用或者错用了一个刚学的词。我相信他对自己的错误所招致的辱骂而震惊，他受到的震惊和我们一样大。但是他们的关系从此形成：德尚诺弗是滑稽角色，伊顿是他心甘情愿而诚实的跟班。

有一天我们讨论婚姻，讨论这个习俗多么荒谬：它将把我们认识的傻气男孩变成丈夫，成为可怜的女孩们的君主和主人，她们此刻还猜不到自己长大后的命运。我们接着讨论选择性繁殖。德尚诺弗定下了规矩。在这个话题上，他有一定的权威。大家知道在蓄奴时期，德尚诺弗家在伊萨贝拉边上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个种奴农场。听说那里的黑奴至今还是特别优良的品种。伊顿想扮小丑，也许是想寻找自己优秀体魄的出处，他说：“尚，你让不让我繁殖下一代？”德尚诺弗上下打量着他。“要是让这个品种灭绝了真是可惜。”他说，“是的，憎恨。我想我们会让你繁殖的。但是我们必须把你和一个特别聪明的女人杂交。”

德尚诺弗能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他生于贵族家庭的安全感能让他和最穷困最残忍的孩子轻松地打成一片。从这点来说，他不像那个英国牧师的儿子，只有虔诚，不承认街上黑人孩子的存在，于是让自己荒唐可笑。德尚诺弗很大程度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他机智有创造力。比如说，他喜欢给一个男孩标价；但也只有他能逃脱谴责。只有他可以这样说一个他不喜欢的男孩：“他不值五块钱。”这需要他蛮横无理。

“你只要，”他现在对伊顿说，“寄一张照片。彩色照片。”

但是他没有得到笑声。时机不对。他的语调不对；带着一丝真正的苦涩。布朗不喜欢这样。伊顿学着布朗的样子，也不喜欢这样。如果更年幼一些，他们也许会打起来。伊顿会无言地做新的情绪要求他做的事。但是当时他们连气话都没说。老师到了；每个人回到座位。宣战不了了之。在主人和奴隶旧战争的新阶段，只留下我对抗德尚诺弗，这是我从来没向往过的战斗。我有自己的幻想。我决定离开。把我和那些在体育俱乐部门口扭打的人混为一谈，让我非常厌恶。

我父亲的运动衰落了。甚至在我们的房子里，他也被淡化了。他成了一个遥远的公共人物，所有人的财产；他偶尔是报纸上的名字。我发现我不再试图具体地想象他。这么私密的担忧看上去不真实。在学校，大家不再谈论古鲁德瓦、暴乱或者焚烧。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宁愿忘记这样的挫败。广告语比赛的不公正也被忘却。我们有了新的可激动的事情：伊萨贝拉赛马俱乐部的圣诞赛事。《问询报》每天告诉我们赛马是国王的运动。就像有些沮丧的男孩永远没有机会开上那些车，却和塞西尔讨论车型讨论个不停，这时也有男孩，在伊萨贝拉的标准上地位还没有马夫高，却不停地讨论国王的运动。他们知道马、骑手和驯马师的名字；他们知道马的血统、以往表现和让步赛等事情。我自己不相信他们的兴趣。我讨厌赛马；我讨厌随之而来的赌博。但是甚至连我都被迫了解到一些赛马的情况。

圣诞赛事的主赛是马来杯。《问询报》每年都会讲述奖杯的故事。休·克利福德总督在世纪之交把奖杯赠予赛马俱乐部。休爵士是在伊萨贝拉岛上首次担任殖民总督，但他仍然把在伊萨贝拉和其他加勒比地区的工作经历都当成从马来亚的放逐，他对马来亚死心塌地。他花了大量时间在政府楼里写一本马来亚生活回忆录，题为“海岸和部落”。在这本书得到约瑟夫·康拉德的差评之后，他更加投入地进行文学训练，写起了长信，这促成了他和这位当时还未出名的小说家的友谊。马来杯是休爵士离开岛的临别礼物，他爱这座岛不及文学深。

那年马来杯最热门的一匹马叫塔曼歌。它是德尚诺弗马厩的。因为特殊原因，塔曼歌在学校也受欢迎。很多男孩声称是德尚诺弗的朋友，因此对他的马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此外，这个名字是非洲名，虽然这个名字的意义很模糊，但黑人男孩们都很高兴。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都知道这名字是哪儿来的。有些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能从体育版面上推测出这一点，更不用说格兰特上校经常从中挑出低级错误已经让这些版面声名狼藉；这小众的知识让我们更有特权。

塔曼歌，这故事简化和缩写的版本，收录在我们低年级用的法语教材里。我们都知道梅里美写的非洲酋长的故事，他是一个卖奴隶的人，自己也被背信弃义地奴役，最后成为叛乱的首领。给马起这样的名字是德尚诺弗家族特有的冷静和模棱两可。他们似乎不断地急着让人注意他们的过去，尽管他们自己也同意它声名狼藉。

大家对他家里的马的兴趣，让德尚诺弗在学校令人忍无可忍。他早晨来学校散发着一股马味，鞋子和裤脚又湿又脏，粘着一点草。他看上去疲惫，好像整晚都没睡。他忧虑重重，而在一个漫不经心的体育世界，观众和赌徒把乐趣当作理所应当，永远不能理解或者欣赏这种担忧。他一整天都不允许自己有轻率的举动，最后一节课刚刚结束就立刻离开。他的举止引来担心的询问。但是一切询问和兴趣都会惹得他不耐烦且态度粗鲁。他对那些假装比实际知道更多的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想取悦他的男孩尤其残酷。

然后这匹叫塔曼歌的马消失了。

学校里对此的态度很奇怪。该说的话当然是“太可惜了”，或者如果用报纸上的词语，那是“大家义愤填膺”。但是暗流涌动。人们立即觉得马是找不到了；人们还觉得德尚诺弗某种程度上将继续遭受损失。他的损失是场悲剧，但是这让他显得可笑；两天内，损失本身成了情有可原的事。曾经忍受德尚诺弗残酷的男孩们，回想起以前的事，心生恼怒。马的优点遭到怀疑；曾经引起骄傲的塔曼歌这个名字，如今被当成挑衅和侮辱。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听说马被找到了。它死了。这是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消息没有让任何人吃惊。但是接下来听到的，让我不寒而栗且觉得恶心，给我无比强烈的血腥和侵犯的感觉：有弹性的生肉，被污染的圣油。这不仅仅是死亡。一个烧木炭的工人发现了这只动物，躺在新准备好的由泥土打好、抹上灰泥的平台上，戴着金盏花和褪色的木槿编成的花环。心脏和内脏被掏了出来，但是有鲜花放在马的鬃毛上，鲜花编在尾巴里，马皮仿佛被骄傲的马夫刷过。在平台中间，有一个更小的浅平台，上面是火的余烬，仍然散发着烧焦的糖、松木、黄油和椰子的清香。香蕉竿立在小平台的四角，每个角落用面粉标记着卐。马祭

。我对自己说出这个词。这让我充满了出乎意料的敬畏和恐惧。古老的献祭，在我的想象中是充满美感的，诉说着世界的青春，未经践踏的森林，未经污染的溪流，晨光中的骏马和年轻的勇士，如今却令人生厌。我的头脑中，现实和幻想刹那交织，塑造了一条深邃无尽的隧道：我觉得我在隧道里不停地下降，我想要的只是回到光明。

塔曼歌之死不可避免地和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追随者有关联。报纸都义愤填膺，要求采取行动。但是什么也做不了。报纸呼吁摧毁我父亲的营地，把他从领地驱逐出来。政府无视了这不公正且不合时宜的建议；总督继续保持冷静。然而我在学校很不好过。我和那些欺负我的人在同一所学校。他们的欺辱带着幻想的色彩，但是他们的亵渎感不比我自己的更强。我不能取笑，我不能辩护。我为德尚诺弗感到难过：报复性的暗流依旧和他作对。我体会着他的愤怒、伤心和厌恶。但当他向我挑战打架的时候，我出战了。

我从来没有打过架，我确定自己一定会占下风。我们身高相仿，但是德尚诺弗比我重。我想我无论要做什么，最好都快点下手。在我们第一次交锋的尾声，我和其他人一样诧异：德尚诺弗躺在地上，我压在他身上。我知道，这是我成功的极限；我们的胳膊和腿不科学地纠缠着，我能从中感觉到他恢复很快。刹那间我感到惊恐，而且又多了一个原因。在我心里，我曾以为我有支持者，现在却发现自己只能一个人战斗。败者为寇。但是我们的老师对这种打斗很警觉，休息时不同寻常的安静提醒了他。他过来分开了我们。我如释重负。那些之前对我表示忠心的男孩们，刚才情愿让我孤军奋战，如今变得更加忠诚。

在历史书里，正如我所说，我父亲的运动成了世界某地区发生的事件里可辨认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气氛似乎创造了领袖以及和他关联的这个事件。“事件”指的不是从城市撤出，不是罢工者和志愿者从陷入困境的码头撤退。“事件”指的是塔曼歌之死。这是整场运动里最著名的事件，赛马之死之于这场运动就像赛马场自杀事件之于英国的妇女投票权运动一样重要。它们都成了历史事件，因此不再显得恐怖或可憎，而是情绪的表达，自然而然，几乎符合逻辑。它们如今看来奇怪地合乎预期

，并且戏剧化地正确。如今的地区历史书会这样描述不安定的战前时期，在牙买加，出现过罢工和暴乱。在特立尼达岛，发生了一场油田罢工，三人被射死，一位警察被活活烧死。在伊萨贝拉，他们杀了一匹属于一个老派法国家庭的赛马。

于是这些行动成了现有情绪的结晶。但是我那些日子的记忆告诉我，在这种情境下，行动是必需的。没有它，情绪就没有用，会自行消耗殆尽。这件事之后，我们的岛变了，虽然这改变在十五年后才显现。就像是装货工对塞西尔父亲的侮辱，这行为突然显示社会是一致意见的集合，它还教会我们一致的意见可以撤回，这对所有人的未来都是危险的。于是我回想到领袖和行动。领袖由直觉感到了必要的行动。在这个为体育而狂热的岛上杀一匹赛马，马来杯的热门马，是让人愤慨和厌恶的。然而它成了正义和地下情感的召集事件。成功的领袖依靠直觉工作。他靠直觉给追随者施加自我违背感，他一定要不停地让他们吃惊。

但是对我来说，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原始、残忍、堕落：这是用在岛上某些地区的词语。我能体会他们的恐惧，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因。马祭

。我读过这段文字，我知道这个词。马祭

，是雅利安人胜利和称王的仪式，对力量的大胆声明，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敢这样冒险。这个仪式被温和的阿育王净化，由后来者恢复，孔雀王朝末代将军的孙子举行过它，庆祝把希腊人从雅利安伐尔塔赶走。我父亲如何想到这个的？仅仅是领袖的直觉？这献祭是不是和简单的印度教仪式相伴，任何人都能观察和仿效？或者这伟大的献祭是一个海难后流落荒岛的人向轮回报应发起的挑战？马祭

。受污染的油，生肉。在群山和白雪中的领袖生涯是我最隐秘的幻想。如今，我深深地感到被背叛和嘲弄。我拒绝了奉献给我的忠诚。我想飞，渴望重新开始，清晰地开始。

4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我父亲依照某些战时规章被拘留。我松了一口气。被拘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他几乎是刚留下痕迹就立刻消失。他留下了一个可以被回忆发扬光大的名声。他躲过了被慢慢遗忘，进而沦为笑柄的下场，这无疑是会发生的。随着战争，随着美国人来到伊萨贝拉，随着基地的修建，随着由此带来的金钱和繁荣，随着接近伟大事件的新感觉，我父亲的运动会因为自身的徒劳而消亡。当他战后被释放时，已不再有人需要他。他好像是个死了六年的人。这很适合他。他想独自一人；在主要来自报纸的喧闹持续了差不多一周后，他被允许过上安静的退休生活。但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些人际关系。

首先是和德尚诺弗的关系。我们从来没亲近过。我记得他在海滩上拖装着三具尸体的渔网。因为一个我永远无法给出的理由，我那时尝试过躲开他。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像在之前学校那样比赛打嗝。被请去看他的葡萄藤和建构玩具的事情仅有一次，如今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记得。我们的打斗不过是在桌子间的空地上混战一阵。我记得的只有四肢的混乱，德尚诺弗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脸上的诧异，以及油腻地板上的灰尘。但是老套的剧情发生了：我们事后更加友好。他对我不再那么没礼貌。他告诉了我一些他的秘密。他也希望离开伊萨贝拉。他想去魁北克学画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画画。他觉得这个兴趣在伊萨贝拉会被人觉得娘娘腔。然而魁北克是个法国式的、不可思议的地方，那里的人会理解他。他也想结婚，越早越好；他想要十个孩子，这样他能“坐着看那些小家伙们吃饭”。我怀疑这个志向：我从一个年长且更加愚蠢的人嘴里听过这些话，某个在周日午餐上疲倦又贫困的亲戚。我没有兴趣，也不想冒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回馈的。在这一切之后，他的友谊让我尴尬。或者说，他在伊萨贝拉提供的友谊暗示的东西让我尴尬。

布朗向我提供一种不同的友谊。他也有自己的秘密。他做小丑和唱黑人歌曲的过去折磨着他，他对我忏悔。但是我无法洗净他。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伟大的成功。我记得他的快乐：一个快乐的跳舞男孩，穿着儿童西装，戴着领结和稻草帽，握着手杖，涂红了嘴唇。我还记得他父母的快乐，还有我对他名声的忌妒。

我喜欢蛋糕，我喜欢蜂蜜，

钱财到眼前我决不会放弃。

我能睡在棉花包上，

也能栖息在树上。

男孩们，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能让我受伤。

他责怪他的父母。我记得他的父亲，穿着厚重的棕色西装，坐在折椅上向前倾，发出黑人女性般的咯咯笑声，像要吐痰似的。但是他该怪的是我们的单纯无知。我不知道布朗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需要我的同情心和愤怒吗？他强调着自己的过去和耻辱，但奇怪的是，他对我的反应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感到的不是同情。当我想起家里发生的事，感到更多是恶心。正如我不乐意地进入德尚诺弗的个人世界，我同样害怕听到更多布朗的私人生活。这不是我的过去。这不是我的性格。我缺乏布朗所有的特质，那种他如今极力想压抑的天真。

我时常望着我们东方的山丘，从城市看来无处可逃，我想象这些山丘是田里上千人凝望的目标，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期待，除了在阳光下辛勤劳作，日复一日。但是这想象应该停止！这不是我希望自己在余下的岛上时光里看待这座岛的方式。我开始害怕布朗的陪伴。我开始厌恶这些山丘。这也许是青春期的痛苦。我们多么容易忘记那个过程的狼藉！这段时间有些日子，我看到汽车事故，就出于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而想为他们禁食。如今，通过布朗，我看到到处是悲伤。看我是如何对付自相矛盾的。瞧，我虽然抵触我父亲的运动，我开始被他教给追随者的态度所污染。

撤离：如今这件事对我来说变得紧迫。在这之前，这件事一部分是幻想，一部分是逃离海难和回到我用想象力构筑的土地的迫切愿望，回到那片有骑手、高原、群山和白雪的土地。时间和地点一样不真实。现在我只感到必须逃离，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去到我永远不需要走入他们生活甚至语言的人群之中。我把紧迫感传递给了别人。我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的第一年，曾经惊吓到了一位老师。我在课开始时走去问：“您真的是文学学士吗？”我在学校杂志上看到这件惊人的事情。他把我尊敬的本意当成了嘲讽，把我赶回座位上。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大学很敏感，那是一座加拿大不出名的学校。如今我在课间休息时又一次让他吃惊。我问：“先生，您觉得生活在伊萨贝拉怎么样？”他把这当成一个政治问题。我只好解释：“我的意思是，您在著名的国家生活过，见识过著名的城市。您不觉得更喜欢住在那里吗？”他说：“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战前休假的时候曾去英国和欧洲大陆，觉得还不错。我做了大家都做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工作是在这里。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真的。”我不相信他。我记得有天他如何谈论起加拿大苹果的种类。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说：“劳伦琴山脉适合滑雪。”然后，好像自言自语般，仿佛又见到了蓝白相间的风景，他加上一句：“但是要小心别摔断腿。”这一刻和想象的风景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劳伦琴山脉！美丽的名字，献给白雪皑皑、人迹未至的山坡！我向往在那一片荒芜中滑雪，连冒着摔断腿的风险也不顾。我的元素，我害怕会被它拒绝。还有一个比利时老师，带着糟糕的口音，教英语和法语，我几乎记不得他：一个整洁无聊且无趣的人，戴着金边眼镜。连他有天下午也轻声笑起来，眼里泛着怀旧的光：主题是交通。突然我们和他一起坐在拥堵街道中的出租车里，计价器跳动着，出租车司机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声称这活跃的计价器不是他的责任。那里，在列日的交通拥堵中，在劳伦琴山的白雪覆盖的斜坡上，是真实纯粹的世界。我们，在我们的岛上，尽管翻着在这个世界印刷的书籍，用着这个世界的东西，却已经被抛弃和遗忘。我们假装真实，假装学习，装作为生活做好准备，我们是新大陆上的模仿者，身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曾侵袭世界的腐蚀也将很快来到这里。

我的沉迷转了个奇怪的方向。我开始害怕我们的老木屋不安全。在我们的城市，房子倒塌是常事；在雨季，报纸上尽是这种悲剧的报道。我开始搜集这些报道，每篇报道都加深了我的恐惧。只要我躺在床上，就会心跳加速，我误把心跳当成房子在颤动。有时候我头脑开始眩晕；天花板和墙似乎要向我倒下来；我觉得床在倾倒，我在冷汗中坚持，直到错乱过去。我只有在房子外面才是安全而清醒的。所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走出家门，走在这个布朗坚持向我揭露秘密的岛上。

我以前曾把伊萨贝拉设想成一座等待被发现的荒岛。布朗则向我展示这热带风光是人造的，我们觉得最自然和有特色的植被里都有历史。我们都知道布莱船长带来面包果的故事。他则告诉我点缀我们海滩的椰子树、甘蔗、竹子和芒果的来历。他告诉我岛上鲜花的由来，它们的颜色出现在商店明信片上。战争为我们带来了游客，他们比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学会了和他们一起观光，像游客一样看待事物。在市中心，他向我展示了一丛老果树：这是奴隶食物供应场的原址。从这里看着城市的屋顶，想象一下！我们的风景像任何伟大的法国或者英国公园一样是人造的。但是我们走在地狱的公园里，有些树还没有通俗的名字，有些种子是从奴隶的肠子里被带到这座岛上的。

这是布朗教给我的。这是他秘密阅读的主题。我以为他的激情会演变成对某个目标乃至是态度的定义。我很耐心。但是定义没有来。他探求这一主题似乎仅仅是为了知识本身。他的友谊成了负担。

有个周六早晨布朗骑车到我们家，在街上按车铃。除了塞西尔外，布朗或者其他男孩都没来过我家。这次拜访显示了学校私人空间被破坏的程度，我确定这目的是表现什么。我不在家。我母亲以前没见过布朗。她只看见一个顽童坐在自行车座上，响着车铃微笑。这是布朗不幸的特征——直到他三十岁长胡子为止——他看上去总像是在神经质地微笑。他下唇的皮肤到下巴尖总是紧绷绷地成波浪状，好像他忍住了笑。他的下巴尖长了一颗疣子，更突出了他实际上不存在的笑容。从远处望去，这疣子好像一滴水，暗示着布朗刚刚洗过脸懒得擦干。这些特征组成了一张喜剧演员的脸，他的父母真是物尽其用。我母亲从我们阳台的蕨类植物之间望去，问他想做什么。他说他想见我。但是他用了我的姓。母亲以为他是又一个嘲笑她和丈夫的人，于是像赶一个街头流浪儿似的赶走了他。

我听了大吃一惊。我知道他住哪儿，直接去了那里。他的家和我们的房子一样旧，风格相似。但是他家位于城里一条繁忙的街上，没有阳台，几乎就在人行道边上陡然升起，顶部有百叶窗。一个真正的旧时模样的黑人，银发，吸着烟斗，身子探出窗口，漠然注视着拥挤的街道。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法兰绒背心。法兰绒背心是下层阶级的穿着，法兰绒是患病或者年老的虚弱黑人喜欢的布料。我希望没有看到它穿在布朗父亲的身上。房子边是一间叫克里姆林宫的黑人理发店：黑人理发店喜欢把这么遥远的戏剧性元素和自己联系起来。走廊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鹦鹉。

我向穿着法兰绒背心的黑人打招呼，记着布朗在我家遭遇的不幸，急急忙忙地说自己是布朗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同学。我还注意问“埃塞尔伯特”在不在家。我说出那个名字时觉得很尴尬。我从未用过这个名字，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记起了布朗自己曾经告诉我，奴隶经常被人起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或者罗马将军的名字。布朗的父亲，几年前曾盛装打扮自己的儿子，教他黑人歌曲的歌词的人，立刻注意起来。他叼着烟管咕哝着，急忙打开前门，然后急切地让我坐下。这是对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而不是对我的尊敬，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表现好、爱读书的穷孩子能得到奖学金：这意味着出国留学，谋得一份职业，独立生活，洗刷掉过去。

在房间的前面，有两个弯曲木摇椅。他让我坐在一个上面，叫道：“伯帝！”他坐在另一个摇椅上，用旧时黑人的方法嘬着烟管，一边摇一边盯着我。伯帝！小名！这像打开了一封私人信件。我感觉布朗不会喜欢我这次拜访，因为他父亲穿着法兰绒背心，衣服上粘着小卷小卷的灰尘。这是个很窄的房间，被一块红褐色的帘子隔开，它的倒影让散布着污点的抛光地板变得暗淡。摇椅后是四把藤编的直椅子，围绕在一张大理石桌面的三条腿桌子旁。桌上覆盖着白色花边布料，上面放了一个黄铜托盘，盘里有一个包着绉纸的铁罐，里面插着矮小却头部沉甸甸的棕榈。罐子上的绉纱带着细细的流苏，几乎破碎，起了毛边。一面土黄色的墙上带着白色的饰面，上面挂着乔·路易斯、杰西·欧文斯、海尔·塞拉西一世和耶稣的画像。墙对面立着玻璃门的柜子，里面装着彩色酒杯、釉面黏土的小天使和粉白相间的女士，三个醉酒的戴高帽的人穿着皱巴巴的晚礼服，站在落地灯下，还有一束纸花。柜子上是一大幅照片，上面有一对黑人男女，一个女孩，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孩长着紧紧的下巴和水珠状的疣，表明他正是喜剧歌手布朗，他们都站在一幅绘出希腊神庙废墟的背景前。布朗的父亲跟随着我的视线。他已不再为此骄傲；但是他的表情里仍有年老又愚蠢的人觉得自己因为活得久所以干了不少事的满足。

他用哽住了似的声音又喊了一次：“伯帝！”布朗应声推开红褐色的挂帘。他穿着洗旧卷边的卡其短裤，光着脚，眼睛通红。他刚刚在睡周六的午觉。他见到我并不高兴。他父亲摇着摇椅，坐着享受两位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学者的对话。布朗只是和我打了个招呼，立刻又推开红褐色的挂帘。我瞥到椭圆形的小塞浦路斯餐桌，和一些沉重的抛光椅子。我听到了说话声。布朗恼怒地提高了声音；我听到他说了些关于“那个黑傻瓜”的话。然后有人对他喊：“伯帝！”传来女人的叫声，装作不是在喊叫。“恺撒！”又叫了一声，“恺撒！”恺撒·布朗起身，小心地拖着球鞋剪短做成的拖鞋走过光亮的地板，朝着红褐色的挂帘走来。有人从挂帘后面拽了他一下，于是他看上去突然丧失了对四肢的控制；接着，他很快消失了。

布朗自己再次出现之后，在法兰绒背心外穿了一件衬衫。热带的确让居民们总是有衣着不整的难堪，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变成风格。他坐在父亲离开后空出来的摇椅上，打着哈欠，把手摆到腿上。他想表现得随意，但是他面色阴沉，不太欢迎我。我说我是来借他的《岩石山上》。他没有受骗。但这让他有事可做。他去拿那本书。这是认真的学生的书。书的封面用棕色的商店包装纸包好，由于在大汗淋漓的上学路上不断地翻看，常被手翻到的边缘黑乎乎、毛茸茸，几乎被磨穿。我觉得它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然后布朗的姐姐带着男朋友回来了，他在警局工作。这个小房间突然鲜活起来。大概有一分钟，我带着莫可名状的不安，看着动作，听着谈话。然后我离开了。

我不该去的。我应该忽略布朗的不幸；我不该让他知道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原谅那些在我们尴尬的时候抓个正着的人。那个周六，伴随着两次行动，两次拜访，两次失败，标志着我们异常密切的关系的终结。我不能否认我如释重负。我在那个室内快要窒息，不仅仅因为它很狭小。乔·路易斯和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图片挂在墙上，法兰绒背心，家庭照片，“那个黑傻瓜”：我进入的不仅仅是一座房子。我觉得我瞥到了布朗灵魂被囚禁的地方，这是他每天醒来的地方。在那些房间，他收集了事实，他无法从那里总结出模式。我怀疑他是否知道他为何要把那些事实告诉我。他想让我分担他的痛苦。但恼人的是，他止步于痛苦。离开房子时，我想到痛苦是他现实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得不出任何结果。我不想再被拖入那私密的恐惧了。把伊顿放进那些房间，会显得合适又好笑。但是布朗的神经拒绝喜剧空间。在那房里，他的种族和阶层所有的特质都像是秘密，任何一个朋友都不该直视。

我们的友情终结了。没有收获；也没留下仇恨。但是它的毒素还伴随着我。在学校伴随着我。伊顿说他希望加入日本军：他们强奸的报道非常激动人心。他经常残酷地仔细描述这件事；这不再是一个笑话了。他意识到这点；在谈话中他将强暴外国妇女的愿望升华到旅行的愿望。德尚诺弗说：“去看，还是去被人看？”他描绘出一幅奇异的景象，伊顿戴着布帽和墨镜，带着照相机，穿着白色西装，靠在轮船的扶手边。此时穿着纱笼的亚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停下舞蹈，奔向水边看这奇怪的游客。伊顿将亚洲锁定为游览的大陆；他受到了《吉姆老爷》的震动。他最深刻的愿望是黑人这个种族被消灭。他的中级梦想是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他是一群异国的美丽人民中唯一的黑人，像一种性帝王一般统治着他们。吉姆老爷，伊顿老爷。可怜的伊顿。但是，布朗也很可怜。一个只希望消灭自己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超越不幸的表达呢？

在我们宽广世界的每一次提醒下，我回到了那间客厅，布朗厌恶的安全之地，他做售货员的姐姐带年轻的男人回家，从警局来，有一分钟左右，在我后来认定的不安之中，他们像卡通人物一样夸张扮演他们的角色：小弟弟布朗，会收到好处和赞美，年轻人谦虚又咄咄逼人，有点可笑，姐姐轻快而果断，在家里受不了胡闹。也许我夸大了。这是我当时的倾向，是我焦虑的一部分，想要把自己放在那些我觉得忧虑的人的情境里。也许，像那些被误导的改革者相信对于富人和穷人，只有金钱才是现实那样，我未能看清。我贬低天真，贬低个性的质量。但我们就是这样通过承担起别人的重担来忘却自我。我担心的仅仅是布朗吗？

我开始在电影院花很多时间。这是我的避难所。平时我去傍晚或者晚上的场次。周六我去一些廉价电影院看下午一点半的场次。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是这些场次被年轻人挤得满满的，像我一样被假日和允许放松的气氛所吸引。当我们大约四点出来时，外面明亮得惊人，既戏剧化又让人愉快，如同从有空调的房间出来受到热浪的冲击。

一个周六下午，我在看一点半的场次。天很热。有些吵闹的中学生，主要是白人和棕色人种，脱下衬衫。开始下雨了。一两群人继续光着上身，但是他们明显更安静。雨滴敲打在波浪状铁皮屋顶上：这声音在热带地区很安慰人，其他地方的人却讨厌。雷声隆隆，盖过雨水的敲打声，淹没了电影配音。厚重的帘子在敞开的出口处翻动，雨水喷溅进来。雨继续下着，伴着大风从屋顶一边吹到另一边。很快电影院地板变得湿漉漉。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电影。我们热带的生活平淡无奇；我们享受戏剧化的时刻。但是当时我想的是我们家的房子和雨水的危害。屏幕上电影在继续，但是出口的帘子被那些想要看雨的人掀起，画面变淡了。电影配音听不清。演员微弱无意义的动作给几个喧闹的人带来了快乐。

我出门站在贴着瓷砖的大厅里，站在宣传板之间，宣传板上展示着下午和晚上的电影海报，在潮气中黏糊糊的。打雷了；闪电发着强光；我们前方公园里的树在风中摇晃，弯下腰又直起身。下水道已经满了，就在我看着的时候，人行道被雨水漫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漫无目的。他在水里骑车只是为了好玩。更多的男孩女孩走出来，站在大厅里看。我们喜欢恶劣天气。我又想起我们家的房子，现在更加急迫。在戏剧性之外，我惊恐起来。公园里的一棵树在一系列加速的弯折中呻吟，然后慢慢地倾倒，倒在它的树枝上。这是一棵伟大的树，那种有历史的树。它的叶子碧绿闪着湿润的光泽，浅而旁逸的根须乱蓬蓬地带着泥。

我走进雨中。淹没的人行道与车道无法分辨。雨模糊了我们东边的山丘，模糊了所有近处的轮廓。商店屋檐下站着湿漉漉且若有所思的一群群人。我脑海里放映着灾难的画面。它创造出一幅房子变成一堆瓦砾的景象，房子的残骸陷入泛着涟漪的烂泥，好像那些被冲刷到我们海岸的树干。我的脑海出现了孤零零的潮湿木板，一面因为陈旧的油漆结了一层壳，扭曲的波浪铁板，死亡，和后来发现的小小的私人物品。走在雨中，我辨认出了我有时躺下睡觉时感到的惊惶。

雨变小了。我感到衣服潮湿，口袋里的硬币冰凉。当我回到自家街上时，只发现一片平静。通过某个工程师的技巧，我们城市的这部分虽然在海平面以下，排水却尤其顺畅。这里没有淹水。阴沟里的水在奔流，但是其他一切都矗立着，屋顶、道路和植被让雨水冲刷一新，闪闪发亮。我母亲在缝衣服。对她来说，雨只是周六下午上演的戏剧，是让她在清凉中愉悦地微微颤抖的缘由。我如释重负。至少灾难的不适和嘲弄放过了我们。但是我同样不能控制自己的失望：某人失去了独自一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5

我母亲家族的房子很结实。我每次去过周末的时候都要去检测一番。觉得没人在看时，我在地板上跳来跳去；有时候我平躺在上面来测量它们是否处于水平状态，靠在墙上检查墙是否笔直。这些预防措施让我觉得安全，使得我睡觉时不再恐惧。我不喜欢回到有实际危险的自己家，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渴望有一天不用再迈上这一段旅程。我以为这种荒谬的混乱，这种无家可归感，是来自少年时期和我普遍的不安，只要我一离开伊萨贝拉，症状就会消失。但是某些感情贯穿了时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能感到同样的不安。那时在宾馆或者酒馆没有坍塌的恐惧，我当时——现在也一样——把时间都花在了那两个地方，但是我厌恶地感到自己被囚禁，感到潜伏的外在危险，感到一个丰富的世界被毁灭和清空的痛苦。也许是努力写作导致的。我周围的房子正像我在落雪时肯辛顿高街的阁楼上仔细端详过的一张照片里，为了重现我在年轻女孩，尤其是那个在阳光明媚的后花园里穿着毛衣的女孩的甜美中发现的秩序，我曾在想象中尝试进入的房子。那些红砖屋和我们热带街道的房子变得可以互换，我们的房子有波状的铁皮和边锯的房檐，我曾经也希望永远见不到它们。特定的情绪贯通了这几年的时光，联系起不太可能的地点。有时这种联系破坏了空间感，我们只剩下自己：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一个孩子。这个我们继续证明的物质世界，于是像是我们一直很熟悉的私人创造。

然而，这是一座坚实的房子。它还提供了一个远离布朗和德尚诺弗的岛屿的自由。我最初将一切简化的努力失败了，以在两个世界、两套人际关系间来回转换而告终。我外祖父母的房子变了。它成了年轻人，主要是塞西尔朋友的房子，他们是商人家庭的子女，就像塞西尔一样。他们新建立了一个小群体。这个群体让我吃了一惊。我说过我对德尚诺弗家族的背景不感兴趣。其实当时我除了自己家，对任何家庭的背景都不感兴趣。学校之外是我的世界，贝拉贝拉和可口可乐是巅峰。我从未想到，也许有其他像我一样的家庭，有着相同的自恋缘由。他们做衬衫或者建铁路，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我必须承认，看到贝拉贝拉的风采有点褪色，我感到失落。这些年轻人和塞西尔很像。他们没有那么铺张，但是他们有同样的才能来谈论参加过的场合以及他们即将参加的场合。我对他们没有对塞西尔的感情，塞西尔和我血肉相连；而且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员。然而我的姐妹们轻松地适应了。但是虽然我在房子里不再完全地无拘束，至少我发现那里没人讨论过去的伤害，甚至没人讨论过去。这些年轻人属于新世界。他们让后阳台的印度演员的照片显得奇异而古旧；他们让图画显得有古旧的虔诚，那些图上画的是神明、侍女和鲜花遍布的草坪上的秋千，远处勾勒出广角透视下的白色宫殿。

这座房子还有个吸引人的地方。萨利成了我的女伴，那个穿着泡泡纱长袍，跺着脚的萨利。我们是童年时的敌人，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在这座被改变的房子里越走越近。我们没有表白。我们就这样走到一起；再没有什么能和那突然的理解、和那种共同的自我违背感相等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安全和纯粹。我无法想象自己和一个来自另一个团体，甚至是来自和我相似的家庭的女孩或女人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安全感、理解、建立在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感情，一个身体骨肉和相同骨肉相融合，所有外界的威胁都变得微弱。后来我会得到好色之徒和嫖客的名声。但是在每一段关系中，我都能意识到污点；我会察觉出胜利或羞辱。不再会有这样相互的接受，无需言语或宣言，没有装腔作势或欺骗；没有如此愉悦的肉体，几乎如我自己的一般。我开始将这个我曾经渴望进入的世界看作对我俩的妨碍，不可避免，但是依然痛苦；这像是在变老或者死亡。我感觉我在失去进入世界的勇气。我逃离的渴望变质了，这座岛成了我的过去。我的世界变窄了。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老人待在这间充满年轻人的房子里。我像是我母亲和她的父母，发现自己在一座变得陌生的房子里等待终点。

我离开了学校。战事依旧，无法远游。我开始工作。每个人都工作了。伊顿实现了格兰特少校有关英语不及格学生的预言，被我们的一家报纸选中。郝加入了《问询报》，成了专题作家。当格兰特少校听到这个消息后，据说他的原话是“他是能证明这条规律的特例”。郝的名字现在开始出现在文笔潇洒的文章上，他的才气仍能让我觉得忌妒，这忌妒很容易就变成了公开的仰慕，是我们向天生才华横溢的人的敬意。布朗在某个美军基地做职员。我听说他在写一本关于奴隶的小说。很多人早就知道了情节：一名奴隶领导了一场叛乱，受到背叛被残酷镇压，他逃向森林，反思，直至自我厌恶，然后自愿回到奴隶生活，死亡。我读到了一个早期章节的复本，我觉得是第二章。奴隶们从非洲来，他们很高兴能再踏上陆地；他们跳舞唱歌；他们求着被尽早买去。场景看起来都像是从远处上演的哑剧。这故事残酷且不愉快；我不想读下去了。我觉得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德尚诺弗在一家银行得到份工作。那些银行的工作！它所激起的憎恨！这些工作合乎情理地为那些对金钱有经验的家庭所保留，这些家庭对钱有可靠的态度，而不是贪婪而模糊的体验。结果这些工作有了白人和特权的光芒。有天伊顿在路上遇见我，艳羡地告诉我德尚诺弗的职责。好像德尚诺弗已经开始称硬币了。对伊顿而言，这种对硬币如批发商般的随意态度，仿佛硬币是一种像面粉、豌豆那样的常用商品，是让人疯狂的奢侈。这就是我们岛的天真程度。我也可以看出，德尚诺弗还是像以往那样经常恶作剧：有意识地通过透露他觉得是秘密的事，引起人们的忌妒。他判断得没错，人们想知道内部消息。这一招在伊顿身上奏效了，他很高兴能知道硬币是需要称量的，又因为自己不能做一点称硬币的事而愤怒。

我无法给伊顿他需要的同情。我没在称硬币。但是我做着一项同等枯燥的工作。我在一个政府部门做代理二等职员，手写各种证书。任何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都是最漫长的，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个部门，某些灾难会发生，然后我会被迫一辈子留在那里。发工资的日子尤其痛苦。人人皱着眉头进门，假装心情很差，没人说话。整个早上，下属和上级流露出痛苦神色，集中注意力做他们的工作，那天的工作显得尤其繁重。大约十点，一级职员像个强忍住愤怒的人，带着钱袋子去了财政科。他一小时后回来，一点都没丧失他刽子手的冷酷神情，他坐在自己桌前，将带进来的钱分发进许多信封。没有人看他，每个人都疯狂地干着活。然后他来回走动，递上信封和一张签名的纸。每个人都签了名，没人检查自己的信封。年纪大些的人对待信封最随意，把它们丢进拥挤的桌子的角落或者抽屉，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半个小时后，开始有人去厕所了。信封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视野，里面的内容被查验。午餐后的时光就像在庆祝节日。男人们眼睛发红情绪高涨，发出小小的满意的打嗝声；女孩们在地下室咯咯笑着，互相展示着午餐时间买来的东西，一般是内衣。

这些都是人：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该幸免。我开始忌妒那些老职员，仅仅因为他们已活了很久。我忌妒他们的平静，忌妒他们发薪日发自内心的快乐，忌妒他们已放弃奋斗。我忌妒他们脸上的年岁，他们刻意培养出的深思熟虑的手势和动作。我现在感到这派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没有看上去那么老。我渴望变老。我害怕自己一人出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任何东西。我只需要萨利提供的黑暗。这是我的一部分病态，我害怕我的病态。但是我希望这种恐惧会最终成为它的保护。每个周末我去那坚实的房子去找萨利。那里有我们害怕的违背感，有我既为她害怕，又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违背感：我把她从中拯救出来，意识到每周末过去后能够用来救她的时间和纯粹的时刻越来越短。

为了面子，我被迫和塞西尔以及他的朋友去探险，被迫和他们一样成了无法无天的年轻人。他们有时无法无天得过火。塞西尔从来不会停止享受他的钱，也从未丧失用钱来惊吓穷人的欲望。在乡间路上，他会急踩刹车，离某个贫穷年老、用托盘盛着香蕉或者橘子卖的女人仅有几英寸。他会大喊：“滚开！滚回家，你这个丑婆娘！现在就把那破托盘丢下，要不我就拿它在你的头上敲碎。”惊恐的女人准备服从；他会生气地叫她回来，给她十美元或者二十美元，这是他高价购买托盘和橘子的钱，他不要这些东西，却还是拿了。塞西尔依旧表现得仿佛抽烟和喝酒是他发明和专用的恶习。他去找卑贱的黑人妓女。快乐仿佛存在于他自我违背的增加中；他像是在测试自己对不快的容忍度。我越来越不相信他的高涨兴致。但是他把这种兴致讲给他的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讲给一个大约四十岁的黑人，这人是他找的保镖、同伴兼男仆。他叫这个黑人塞西尔。也许这就是他的真名，也许是出于塞西尔的奇怪念头。这个黑人不识字，身无分文，似乎没有家庭。他完全指望塞西尔。我有这样的印象，当他们在公共场合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喜欢扮演非常戏剧化的主人和仆人、黑帮分子和跟班的游戏。我相信他们都觉得自己在演一部电影，他们的行动如此渺小，一定让他们一直觉得挫败。我觉得他们都不正常。

从这些探险中回来，回到萨利身边是件好事。这是一座大房子，但是周末挤满了人。东窗事发是不可避免的。一位客人发现了我俩。我以前见过她，她是某人的母亲或者阿姨，年迈，非常虚弱，戴着的眼镜古怪地放大了她的眼睛。我大脑一片空白：没有羞耻，没有罪恶感，没有焦虑。我痛恨随后的盘问带来的更深入的侵扰。询问得很详细，我觉得毫无意义，让一切都沦为荒谬。但是这次威胁没有下文。客人残弱的视力和身体似乎和她不济的记忆相称。当我们又一次在房子里见面时，她早就忘了我是谁。

那个星期日，家里来了个我以前没见过的年轻人。他叫达力普。他衣着讲究，在一屋子的陌生人中没有显出不安。塞西尔建议我们三个午饭前开车去海边。移动是塞西尔的乐趣之一；我们经常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却发现无事可做。我厌倦了驾车旅行。但是塞西尔坚持，达力普也同意。我们在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停下来。塞西尔按响喇叭，他的仆人跑了出来。他看上去在等待；他似乎总是在等塞西尔。他拿着一瓶威士忌和一瓶朗姆酒，和达力普坐在后座。

很快我们到了乡村。我们在狭窄弯曲的路上高速行驶。“他们认识我，他们认识我。”塞西尔说，好像这样能避免事故。他看到我不安很高兴。男仆咧嘴笑着，紧握住安全带。达力普很放松。我们到了一片遍是弯道和山丘的地区。车开在路的正中央，有一次，一辆公交车在转弯处出现，我们来了吓人的急刹车。他们打开酒瓶来庆祝。我和他们一起喝。酒极其讨厌。在飞速行驶的车中，倒酒或喝酒都不方便。朗姆酒和威士忌倾洒出来。车散发出一股朗姆酒的味道。

塞西尔说：“帮我把仪表板上的杂物箱打开一点。”

我照办了。在黄色的布、脏兮兮的光面小册子和便笺中，我看见两把手枪。一把小的，带着象牙的枪托；另一把大的，是纯金属的。我以前从没见过手枪。

“把那个大家伙拿出来。”

我拿出了大手枪。车子逆行冲上山脊。我从未握过一把手枪。我以前以为手枪是全金属的，但是现在我看到枪托有木头的饰面，雕着精细的交叉花纹。我震惊于枪的重量，震惊于金属的颜色，震惊于铸造如此精准，像美人一般无瑕。我的手指抚过手枪的边缘。

“一把鲁格手枪。”塞西尔说，“重吧？”

达力普和黑人在后座上心照不宣地笑着，他们也知道鲁格手枪。

塞西尔盯着前方，一手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在他衬衫的口袋里用优雅的姿势摸索。他的手腕动作灵活，经常这样用手摸出香烟盒。他掏出一颗子弹。他说：“这是和它配的。”

我把鲁格枪放回去。我拿出那把小枪。它古老而光滑。

“不错的小玩意。”塞西尔说，“这是比利时的。女士的左轮手枪。你用手掌就能盖住它。试试看。”

我说：“我更喜欢鲁格枪。”

我把左轮手枪放回去，关上杂物箱。

这是他们觉得好玩的事。香烟、酒精，没有目标地开快车，往惊恐的农民身上扔钱。现在是枪。

这是周日清晨，海滩空无一人。略咸的小溪从椰树林流出，流过倒下的树，流入沙中。天是灰色的。今天不会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脱了衣服。达力普圆滚滚的，很快就会发胖。塞西尔一向都精瘦又强壮。

那个黑人有着举重运动员的体格。我们脱了衣服但是没走进水里。塞西尔开始闲逛，我们和他一起闲逛。我多么了解塞西尔的闲逛啊！正是在这种无所事事中，他制造了美好时光的故事。他踢着沙子，用椰子树枝做着傻事。黑人看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达力普在捡贝壳和海胆。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是喝酒。很快他们用孩子般的观念讨论起大海。大海。不是我的元素。但是它总是出现在我对岛屿的回忆里。

突然，塞西尔用大脚趾狠狠踢进沙中，从扬起的飞沙中抬头看我。他说：“你之前从来没见过达力普？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看着达力普。他随和的表情变了，脸上带着纯粹的仇恨。

塞西尔用他屏住呼吸嘶叫般的笑声咆哮起来，在他姐姐脸上那么细巧的鼻孔在他脸上微微张开。他手拍着大腿说：“他是你哥哥，你这个傻瓜！”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个达力普是我父亲变成古鲁德瓦后同居的寡妇的儿子，他被带着进了山。我曾希望永远不见到她或者她那个我曾听说过的儿子。但是这样的见面迟早会发生，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才发生。我们是个小团体，我们的上层阶级交错地联姻，已经是近亲结婚。无处隐藏，没有秘密。但是现在，看着柔弱而苍白的达力普，我又有了那种被迫吃生肉、喝脏油的感觉。那种污秽感抹除了羞耻。

达力普说：“古鲁的儿子，嗯？”

黑人笑了。

塞西尔靠着一棵褪色的树干，这棵树曾在其他岛屿或者大陆上倒下，然后被冲刷上这里的海岸，陷进沙中。他抿紧嘴角，狠狠地看着我。我明白了。他手放在腰际，握着一瓶可口可乐。他左手腕上的手表装饰着他赤裸的身体。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停伫在一个词上。我想到了鲁格枪和那枚子弹，比利时女士左轮手枪。这是在清早。我想到一个词：处决。这种事曾发生过。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不认同这孤岛的法律。我们的准则仍然私密而完整。那次处决发生在周日早晨炎热的沙滩上。一次家庭纷争。这种事可以被掩盖：这件事以前有人做过。一个人消失了；一具被损毁的尸体沉在海底，渔民的渔网捞不到。但是我不能相信这个。要是表现得好像这真的会发生就蠢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宣布过。我要了杯酒喝。他们给了我朗姆酒。我更喜欢威士忌。但是我喝下了朗姆酒。味道呛人，让人作呕。我惊恐地发现，我是被动的。我像被猫催眠的老鼠或者蜥蜴。我容忍了。我准备好了做别人期待我做的事。

正如我想的一样，嘲弄开始了。达力普喝得脸红，他的脸肿了，眼皮沉重。他把一些沙子抛在我脚上说：“伟大领袖的儿子。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不觉得他是什么该死的领袖，你听好了。他是个卑劣的人。骗子。流浪汉。他们该一直把他关起来。”

这番嘲弄很奇怪。他说的话让我觉得乏味。但是我回应他了，因为我知道他在嘲弄。

塞西尔靠着树干，银色的表带在他裸露的手臂上很显眼，他屏着呼吸似的咧嘴笑。他的仆人和他一起笑。

我开始说话了：“你以为你是——”然后我放弃了，想出一句话再说完的疲惫打败了我。

“我告诉你一件事。”达力普说，“你爹欠我三十块。三十块。”

什么时候？我面对着处决，面对我自己的无助和容忍。什么时候的事？我试图想象我父亲创造的另一番生活，重新发掘自己，发掘那些传教士的妻子所看到的天赋：那一番生活，带着它自己熟悉的纽带，太熟悉了，因此可能伴有金钱的需要。他是虚弱地哀求？或者出于先知的力量，轻蔑人类觉得珍贵的东西？

“三十块。”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突然间我承担了我父亲的痛苦。这是要偿还的债，而且要立即偿还，在未来自行发生之前。三十块。这么一笔钱！但是他曾经需要过、曾经索要过这些钱。可怜的古鲁德瓦！这泪水也是我自己羞辱的泪水。虽然我非常想偿还这笔债，洗刷这羞辱，但我没带这么多钱。但是我好像有这笔钱似的跑向车子。我从裤子口袋里拿出纸币。差不多十二块。在车里，弓腰趴在敞开的门后的座位上，我想着：鲁格枪。但是我没有子弹。我记得：子弹在塞西尔衬衫里。但是我不愿意碰那件衬衫。我能知道怎么上子弹吗？也许这词语和恐怖只存在于我自己的脑海。这是个荒唐的情况。荒谬没有让我轻松。我需要大笑着走向死亡，直到最后我都要假装没人脑海里想着死亡。我把鲁格枪丢在杂物箱。我带着纸币跑回去，交给达力普。

他说：“这不够三十块。”

“我以后把剩下的给你。”

“我只要我的三十块。”

我把钱扔在他脚下。当它们落在干燥的沙子上时，我想，当然，等一切结束后它们不会还在那儿的。

他打了我。我打了他，虽然我希望不要有打斗。而且他醉了。塞西尔和他的男仆并肩靠着树桩，大笑着。达力普扑了过来。他身体沉重，不受控制。他没扑到我，脚下踉跄了一下。他捡起一块扭曲而光滑的浮木，试图用它打我。这块木头对他来说太重了。木头从他手中直直落下来，我得以逃脱。塞西尔向我扔了些沙子。他的男仆也这样做。他们走得更近了。

塞西尔说：“那把鲁格枪。子弹在我衬衫里。”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还把子弹留在衬衫里。黑人轻松地跑向车，他有很多时间。我停止打斗。我任由塞西尔和达力普打我。他们把我扑倒在地，对我拳打脚踢。即使在那时我仍不能确定他们的目的。

“三十块。你爹欠我三十块。”达力普一次次重复这句话。

我只想着：大海，沙滩，绿色的波浪，拍击海岸的浪花，古老而奇妙的帆船，清晨的音乐。这些不是我的元素，而我将在这里终结。我产生了我们三个遭遇海难的幻觉，我们迷失了，怪异而堕落，我们是自己种族在岛上最后的幸存者，迷失在倾倒的树和沙子间，无人走过的沙滩如此细腻平滑。

“一辆车。”塞西尔的仆人说。

我听到车轮碾过椰子壳和沙子的声音。一扇车门砰地关上。传来说话的声音。

塞西尔笑着大声说：“但是这个人躺在沙子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在堤岸上，仅仅比椰子树下略咸的溪水高几英尺，我看到一家白人。我站起身。达力普也站起身。他没有像塞西尔和黑人那样笑。他还生着气，还抱怨着他的三十块。他还想打架。他醉得厉害。塞西尔和他的男仆不停地笑着，表演给新来的几个人看。我被迫和达力普扭打起来。新来的人看着。

“游泳！”塞西尔说。

黑人跑向水边。塞西尔像体育比赛一样追着他。我推开达力普跟着他们。他摔倒在原地不动。那家人在海滩上散步，有些穿着普通的衣服，有些穿着泳衣。达力普过了一会儿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边。他打开车门，然后好像倒在了车后座上一堆衣服和毛巾上。我终于游出了浅滩。海水瞬间向我袭来，这巨浪——沙滩上褪色的白板上用红字写着“危险”——每一个浪头都让我觉得离自己更近。如山里人说的，这是从远方的归来。前几刻的情绪从何而来？海洋和沙滩。噢，永远不再有了。

后来我们发现达力普睡着了，全身赤裸。他曾试着穿衣服，结果仅仅把游泳裤脱了下来。他还试图喝更多酒。朗姆酒瓶在一边打开，几乎空了。朗姆酒浸透了我们的衣服，给衣服染上酒味。他显然还试着走回家。我们跟着他的足迹从椰子树下干热的沙滩来到路上。柏油路凹凸不平，带着车辙的痕迹，坑坑洼洼，坑的底部是绿色的，水积在里面。大约在路上五十英尺远的地方，他倒下了。柔软苍白的肌肉，天真而受过虐待的脸，生殖器可笑而松弛。我们把他抬回车，给他盖了些衣服。

我们飞速地开回去。车里潮乎乎的，还有很多沙子，散发着朗姆酒的味道。我们把达力普送到他家。这是一栋大而蠢的两层混凝土楼，粉刷得非常鲜艳。我能看到楼上阳台挂着印度教神明的画像和圣雄甘地的照片。当我们回到家里，他们都还在读报纸。还没有吃午饭。仍是早晨；这次探险很短暂。塞西尔只说了达力普烂醉的事，其他的只字未提。

我脑中还留着疑惑。现在仍有些疑惑。第二天达力普打电话道歉，他的声音柔软而迷人。我告诉他不要担心。但是我小心地避免见到他。我们多年后再次见面，是在我们都出国归来之后。那时这件事已经终结；尘埃落定，三十块的事情解决了。

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塞西尔家里。我再也没见过萨利。他们几个月后把她送到了美国一所女校。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到伊萨贝拉。她就这样走进广大世界的污染中，被世界吸收。我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我和我们被发现时一样不知所措。我去办公室上班，写我的证书，我感到的忧伤陷入了已经陪伴我一段时间的空虚。没有消散。

然而我听到了更多有关鲁格枪的事。

塞西尔的父亲在乡下买了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买的最后一样东西。从他的角度，这不太算是一笔投资。我相信在他心底有着反常的苦行主义，世人眼中轻松的乐事，对他来说是生意。在他事业的尾声，源自彻底的安全感，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用漏斗灌瓶子”。我也相信这是他特殊的虔诚的最后一个行动：电影院主要放映印度电影。

电影院成了塞西尔的玩具。这是可口可乐的重演：无限制地进入别人要付钱的充满乐趣的场所。这是另一个可以开车去的地方。他和男仆在电影院进进出出，骚扰经理；在村里被认出是拥有电影院的人，让他很快乐。有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到电影院去，电影正在放映中，他命令经理打开灯光。大厅里传来喊叫。他走进去，手里握着鲁格枪，身后跟着男仆，他们爬上舞台，在投影仪灯光下，在屏幕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他一枪射到地上，一枪射到天花板。“滚出去！拿回你们的钱，然后滚出去！”有些人在经理的办公室前排队，但是多数人回家了。灯光再次昏暗下来。塞西尔坐在里面，脚放在前排座位上，枪放在腿上，看着电影，和他听不懂印度电影的男仆一起。

我从姐妹们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她们还住在那栋房子里。她们继续与和她们订婚的年轻人见面。对她们来说，塞西尔现在只是她们浪漫气氛的一部分，这只是另一个塞西尔的故事，就像是他小时候出名的百事可乐野餐事件。

我依旧不确定那个周日早晨在沙滩发生的事。但是它的启示、它揭示的意外让我突然对父亲产生强烈的同情。可怜的古鲁德瓦！在沙滩上，我觉得自己和他的力量、疯狂和耻辱相连。三十块钱。以后我能付一万倍。但是我记得。

6

战争刚结束，塞西尔的父亲去世了。他对塞西尔的失望表现在他的遗嘱里，他的财产分配出乎意料地分散。他给我母亲留下不少钱，足够让她说自己过得不错。他也给我和姐妹们留下相当数目的财产。此外他给我留下一些没有价值的土地，我想卖却卖不掉。即便塞西尔很气恼，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的外祖父曾经说塞西尔是生来散钱的主儿，他开始说的时候很是骄傲，后来就听天由命了。他是对的。两年内，塞西尔把贝拉贝拉拖垮了，公司丧失了可口可乐的加工许可。然而即使在那时，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失去一点活力。他戏剧化地渲染他的衰败，只将自己看成命运的受害者，高兴地讲他视作巅峰的儿时回忆。

我离开伊萨贝拉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周一早晨，在主街上。他从一间酒吧跑出来请我和他喝啤酒。他的友好那么纯粹而急迫，让他变得很迷人，于是我同意了，虽然当时还没到十一点。他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打着领带。这不寻常。他说他要去银行。“我需要点小钱。”他大声说。他左手握着半空的酒杯快到杯底的位置，重重地敲在吧台上。“我要去管他们要二十五万。小子，二十五万。”他咕哝道。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只是想让酒保印象深刻。但是我为贝拉贝拉担忧。他说要为他的父亲在家弄个宗教仪式。他想让我去。我说我会去。但是我不打算去，他也知道。那房子，如今是他的，不再是我逃避的地方：没有了可口可乐的光彩，或者平坦地板的安全感。

你可能会觉得我无礼。但你同时想想，也许会觉得我幸运，在那个变革的时代，我不再需要这些支柱。我终于要离开了。我给世界各地的学校写申请信，然后被伦敦的学校录取。很多其他人，各种人，也要离开。现在我发现，那种雄心不只是我独有的。战争让世界离我们更近：列日的交通堵塞，劳伦琴的白色山坡，由法语读本里布罗克的插画激发出的想象填满的风景。更多的奖学金可以申请了。布朗得到一份。他要去伦敦，学语言。他家里很失望，他们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我没再听说他的小说。伊顿申请了奖学金，想到加拿大学新闻，让我们惊恐的是，他差点得到了。申请失败没有让他太苦恼；他高兴地安下心来写研究轮船和旅客行动的文章。郝什么都没申请；一种倦怠占据了他；我们还听说他恋爱了。

我曾经不时地和德尚诺弗见面。他还在银行，依旧作画。他近期没有旅行的安排。他说他还没准备好去魁北克或者巴黎。我觉得他很享受他在伊萨贝拉“激进”的名声。他在我们的艺术协会大出风头，他在绿天空下画只红驴子，或者在红天空下画只绿驴子。常有信件寄到报社支持或者批判，引用各种有名的名字；最后尚成了个人物。他继续把我当成“严肃”的人，我们会进行智者般的谈话。我相信我们都享受这种感觉：我们在破败的殖民地城市游荡，讨论着艺术和思想。他对宗教产生了兴趣，把我当成专家。我不觉得这个理由让我开心：这像是对我父亲奇怪的敬意。但是我假装用他需要的权威口气说话。这些谈话让人紧张；每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点高兴。

我离开前约一个月，午饭时我们偶然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交换了一两个想法。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走之前能来我家。”

我因为尴尬而痛苦。他说话的态度仿佛在暗示去他家的邀请是岛上的人都求之不得的。他说话的样子好像知道他将受到冷遇，因为一旦受压迫和无权利的人发现自己被讨好时，没有比他们更愿意冷落对方的。然而，他说话的态度又像是要求对方把这两种想法放到一旁。他把邀请当作他和解的提议，当作对我们僵硬的知识分子友情的正式批准。

我不想去他家。我们只有在中立的场所才能轻松地见面。但是我不想表现得怠慢。我拖延着时间。

我问：“葡萄藤怎么样了？”

“出了一件怪事。它被蚂蚁袭击了。”

邀请悬而未决。

我说：“什么时候合适？”

我们定了一个下午。

我已经放弃了这座岛。但是一家人，尤其是在家的时候，能强加自己的想法；我在德尚诺弗家时，发现自己正是对这样的想法做出反应。德尚诺弗的父母和小妹妹温迪在家。他的父亲健壮黝黑，母亲瘦削苍白，没有臀部可言，一张尖脸十分憔悴。温迪和她母亲一样瘦，但是丑得更引人注目。她正在喜欢蹭来蹭去、咬人和人来疯的阶段。她从我身上和椅子上爬过，在另一把椅子上倒立，一直渴求着注意。我听说把她送进学校有困难。

德尚诺弗太太说：“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虽然这里的人不这么想。我在纽约的时候把她带去看了精神病医生。”

我表现出兴趣。我半信半疑，觉得精神病医生只存在于卡通里。

“他说她超出常人。智商非常高。”

温迪在房间的另一头，在一把安乐椅上倒立。

“他还不像是知道我们是谁或者类似的事情。”

墙上挂着家庭成员的照片，有一位我觉得是伟大的德尚诺弗，一八七七年弱势群体的领袖。还有一幅大油画，一个女人穿着十九世纪初期的服饰。这幅画崭新且耀眼，我觉得画得丑极了。还有组图，法国乡村照片，一两座法国城堡，六张镶在旧镜框中的伊萨贝拉风景的旧画：人们从波涛汹涌的海滩登上陆地，被赤裸的黑人背到岸边，森林植被，瀑布，黑人戴着稻草帽、穿着及膝的条纹短裤，滚着朗姆酒桶。一面墙上还有我不敢看的照片：赛马，塔曼歌无疑也在其中。

“我听说你要去英国。”德尚诺弗太太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她一直淡化她的口音，现在她说话听上去像是个当地普通女人。我以为她想评论雨或者寒冷天气。但是她做着鬼脸说：“白妞。”

她丈夫扬起一只手，表示带着容忍的责备。

我大感窘迫。这是街头的黑人用来形容白人的词。对我来说这含义和发音一样下流。我不知道是我此前一直误解了这个词，还是德尚诺弗太太装作粗俗，没有充分了解这个词的意思。按照街上的理解，她自己就是白妞，非常地白妞。我想到她也许想努力表现得亲民：她用这样的话向那些她看来是热衷政治和民族主义的人声明，她和别人一样属于这个岛，也许比别人更有资格。她下一句话证实了这点。

“当然，可能也因为我是法国人。但是我不觉得任何来自伊萨贝拉的人能和那些人相处。我们与他们不同。孩子，这个地方是天堂。你自己会发现的。”

德尚诺弗先生问我：“你喜欢音乐吗？”

我发出点声音，让这个话题继续。

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向书柜。温迪爬在他的腿上，阻碍他向前走。他打开玻璃门，从架子上拿出两张硬纸片。

“这是几张市政厅音乐会的票。我们不去。小尚不喜欢音乐，我觉得不该浪费它们。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能得到这样的东西。”

“罗杰经常能得到这样的东西。”德尚诺弗夫人说。

“拿着吧。”她丈夫坚持。

“要不没人用它们了。”她说。

好吧，我接过了票。

德尚诺弗夫人问我打算在伦敦做什么。我告诉她学校的事。但是她对小事情更感兴趣。比如说，她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度过周末。我不知道她期待听到什么。她催促我回答。但是我不会用幻想来背叛自己。

她说：“我想你会带着一个白妞新娘回来。”

她丈夫说：“你为什么非要安排所有人的生活？”

“孩子，让我告诉你。听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给你的建议。别带个白妞回来。”

说完这话她离开了房间。

德尚诺弗先生说：“你回来以后打算做什么？你打算在那里做的事，在这里没什么前景。”

但是我还想着德尚诺弗太太。她有点太咄咄逼人。我想：天啊，她咄咄逼人，是因为我对她来说是已经出国的人，不再受到这座岛的规则约束。

尚说：“到底是谁在安排每个人的生活？你为什么觉得每个人都那么想回来？”

他父亲说：“哦，是啊，我们都想离开。但是你在哪里出生是件有意思的事。我曾祖父，甚至我的祖父，总是讨论搬回去定居。他们回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你知道，你出生在一个地方，你在那儿长大。你熟悉那里的树和植物。你永远不会再像熟悉它们那样熟悉其他的树。比如说，你看着番石榴树长大。你知道它棕绿的树皮像旧漆一样剥落。你试过爬树。你知道它爬过几次以后，树皮会变光滑，你抓不住。你脚底下觉得痒痒的。不需要有人教你什么是番石榴。你到别处去了。你问：‘那是什么树？’有人告诉你：‘榆树。’你看到另一棵树。有人告诉你：‘那是一棵橡树。’好，你认得它们了。但是这不一样。你等着风铃木在一年的某个星期开花，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等。好吧，你走了。但是你会回来。孩子，你生在哪里就是哪里。这块岛是天堂，你会发现的。”

我感到他想把我拖回他的世界，他带着安全感行走的世界。我说：“我不会回来的。”

他没有生气。“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你们是从东方之类的地方来的，古老文明之类的，你们是目光长远的类型。你们太容易就放弃了。我们的非洲兄弟正相反。目光短浅。不能朝前看，也没有东西来回顾。所以我遗憾地说，我看不到我们的非洲朋友有什么前途。很多声喧哗之类的，但是短视。我告诉你。你知道南美丛林的人，当他们杀了什么动物，比如一只鹿之类的，他们就坐下来把那玩意吃得精光，好家伙。他们什么也不留给明天，你知道。”当他用起了流行的口音时，轻轻笑了一声。

我说：“你指的是丛林里的黑人？”

“印第安人。”他又笑了起来，“美洲印第安人，你知道。但是同样是短视的一类。”

这显然是他最喜欢的理论。他举的例子，这场南美鹿宴，让人感到它原本是一个事实，在反复讲述中被打磨成了传说。依照他特有的方式，他是个种族专家。他知识面广，有些地方和我重叠，而我曾觉得那些知识是我个人的，且足够深奥。他提到的书透露出他痴迷于种族理论。他反对简单的种族分类，觉得那样太粗糙。他把民族分成目光短浅的，像非洲人，还保持着自然的状态；目光长远的，像印度人和中国人，痴迷于有关永恒的念头；以及居中的，像他自己。居中者是实干的，是幸存者。

“没有伟大的哲学之类，但是我们活下来了。老天，多少次革命？”他假装数起来，“法国大革命，一次。然后发生什么了？我们来到世界的这个部分，到圣多明各。然后那里又有了革命。咱们别讨论海地。人们总在说光辉的十年革命之类的，但是从来不提之后的一百三四十年。咱们不讨论海地。反正，然后我们来这里了。轰隆一声！我们到了不久，我们的英国友人就来占领了。看看结果。听我用难听的伊萨贝拉口音讲英语。尚几乎都不会讲法语。”

确实如此。尚的法语不堪入耳。

“但是我们还在这里。那位女士——”他指着那幅耀眼而糟糕的油画，“是这个孩子的一位祖先。”

“不是你的祖先。”尚说。这似乎是一个家庭笑话。

“她出生在圣多明各。最早跟着老杜桑也不差。然后当然我们都来了这里。她还是个孩子。快十五岁的时候，她去了巴黎。受教育，认识人。你知道的。她非常漂亮，你能看出来。她也有点野性。我觉得你也能看出来。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追之类的。她曾经住在一个叫克莱门泰·库利亚尔的女人家。”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

“她的丈夫是个将军，是个伯爵。我觉得是拿破仑家族的。有个人在房里进进出出。丑陋的小个子，话多。也不太有钱。他大概四十岁，写了一大堆没人读的垃圾。传记和游记之类的。胖胖的小子。然后你知道不？她——”他指着画像，“爱上了他。他叫亨利·贝尔。”

我吃了一惊。

德尚诺弗先生抬起手，为我的知识喝彩，但是请求我允许他继续讲。“她回到伊萨贝拉时，带回一摞亨利·贝尔写的信。当然什么也没发生。贝尔那小子的问题是，他做爱的本事不如谈情说爱的本事大。有一天，我想是一八三一年，还没到废奴之类的时候，她收到一本巴黎寄来的书。书名叫《红与黑》。扉页上写着书页的号码。她翻到那页，看到两小段被标了出来。她读了这几段后，撕了亨利·贝尔所有的信，然后毁了那本书。”

我们在六年级学过《红与黑》。我不喜欢这本书。我觉得它的语言粗糙，并且故事简单不真实，更像个童话而不是个真实人物的故事。我把这些对德尚诺弗先生说了。

“好吧，在我们这里看来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像侯爵那样的人，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社会。我们也理解不了像于连或者德拉莫尔侯爵那样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

“我知道。我们要写关于它的作文。司汤达标出来的是哪几段？”

“哪几段。看来你很了解那本书？你记得于连晚上爬到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小姐的房间吗？”他走到书柜前，拿出一本书，轻易地翻到他要找的地方，“于连才把梯子和绳子丢到花圃上。你记得吗？”

“这就是那种我不欣赏的童话般的情节。”

“是的，是的。”他开始用法语从书里读，“‘那我怎么走？’于连用愉快的声音说，带着克里奥尔口音。

”德尚诺弗先生口音浓重得正合适，“突然，你看，那个贝尔小子丢进一个克里奥尔式的法语。完全没有缘由。这是他故事里的一个重要时刻，他却去做了件这样的事。你记着，他在括号里写：（屋里有个女人出生在圣多明各。）你，你从这扇门出去，玛蒂尔德说，对自己有这个想法感到很高兴。

完全没有缘由。那一点克里奥尔法语。就是一个私人的笑话。笑话就是他在克莱门泰·库利亚尔家，和那位你看到的画里的女人说过完全一样的话。”

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觉得德尚诺弗先生的故事把过去拉近了。相信我们的岛和这个伟大世界存在联系，是有可能的。我自己的梦想变得荒谬。外面世界被剥除了传奇的特质，简化成了可理解的事情。伟大的人物被拉近了。一位公认的伟大作家成了一个简单的男人，身材肥胖，爱讽刺挖苦的中年人。这种接近令人振奋，没有遭到贬低。

“一辈子。在书里只剩下这么点东西。小说里的一小段旁白，一句在括号里的话。一点点爱意，一点点嘲弄。‘屋里的女人’。不真实，也不美。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不想留下这么多。这种不朽是件好笑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得到它。有多少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停下来想想我刚才告诉你的，你觉得呢？她撕碎了所有信。你觉得她该不该感到被冒犯了？”

显然，又是一个熟练的话题。就像对待第一个话题一样，我没有参与。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尚陪我走了一段。我问他有关他祖先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要不是真的，我父亲会自杀的。我敢说《红与黑》是他唯一读过的小说。”

这是我们在伊萨贝拉又一天的尾声，太阳已落山，风很凉爽，染成红色的云朵在西方的天边熊熊燃烧，在这转瞬即逝的壮丽的映衬下，高大的棕榈和枝叶繁茂的雨树显得黑漆漆，但是带着一丝更深更暖的色调。司汤达，那位祖先，圣多明各的克里奥尔法语萦绕在我脑海，我看着面前的景色，仿佛我已经离开它了，它出现在记忆中，在一本书里。

“那位女士的画像，很有历史吧？”

“不用对我这么客气。是一个佛罗里达或者明尼苏达之类地方的人画的。他根据照片给人画像，我父亲寄给他一幅素描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幅，如果你想知道，在我父母的卧室。我让他们挂在那儿的。画在一个盘子上，还上了釉。”

我得到的不仅是司汤达和那位女士的故事。我还得到了这次会面结束时发生的荒谬情形的回忆。老德尚诺弗真的没有看到我要握手吗？我尝试了两次，然后当他真的把手伸给我时，却只伸出两根手指。这无意义的侮辱让我吃了一惊。好像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个素不相识、未曾注意的人突然袭击了我，然后继续走一样。这么隐秘！这么让人记忆深刻！我往回走，经过布朗说过的可怕的人造景观时，我想着尚的话：你不必在乎他们代表什么或者他们是谁，他们没有能给你的东西。你要走了，你已经走了：母亲看出了这一点。认出了敌人，你为什么不迅速杀死他？

我们总是低估或者高估我们的力量。我们拒绝伤害别人，因此浪费了我们的手牌。我们为未来制造问题。《红与黑》。上学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司汤达让于连在书的开头错把教堂地板上的水当成血的这份机智吸引。我曾经觉得这个设计很粗糙。但是如今，满怀着与司汤达的亲近感，我看着红色天空，看到了血。我还是高兴自己离开了。不要摒除情节剧和艺术风格：它们都是人性的需要。它们多么容易把那些我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的风景变成战场的景象啊。

我离开前必须要去一个地方一趟，去拜访我父亲。战争结束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有几天，报纸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感兴趣的还有几个由皇家调查委员会中诞生的新派政客，他们是商人和承包商，觉得政治是他们私人业务的延伸，有望从中获得回报。这些人觉得我父亲的赞同还是颇为重要。但是父亲没有回应，这些人就走开了。父亲没有回到东部山丘的营地。他在西南选了一块林子，靠着海边。也是在公有土地上。我高兴地发现，政府没有骚扰他。

我去的时候口袋里装着钱。我有债要还。他的营地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这是一块难看的空地，使森林减色不少。他，或者是还追随着他的弟子，把树桩间的地面弄成了泥浆，铺上木板和椰子树干做成通道。这片空地没有一直开辟到海边。一层薄薄的树林掩住了海，仿佛那是受污染的风景。在空地的一头是他的小屋，泥巴墙，用棕榈树叶搭起屋顶。土丘上的一个树桩上，有个东西看上去像这个小屋的玩具模型。土丘被刨清了野草和植物，糊了一层灰泥。这个玩具小屋明显是某种神龛。这种孩子气完全不符合我对古鲁德瓦的期待。暴徒的领袖也比这个颓废的人强，他胡子拉碴，穿着黄袍，没看见我，在他的神龛里摆弄着小东西，石头、贝壳、叶子、根须，还有他的椰子。椰子看上去尤其重要。他以前发明过那么多东西。他的发明都充满才气。难道这种天赋现在被收走了？

我去了那个大些的屋棚。身着白衣的女人和我打招呼。她认出了我，我知道她是谁。只有我觉得尴尬。我说：“我要彻底离开这座岛了。我走之前来看他。”她用印地语对我说：“你来是为了参见他吗？”她用了一个带着强烈宗教含义的词“参见”。我不想说谎。我一言不发，屈从着，仿佛在德尚诺弗家那样，屈从于她对自己的想法，屈从于她对自己的职责和这片土地的神圣印象。她超越了在性关系上的羞辱：这是我曾害怕会感到的羞辱。她说：“今天是他静默的日子。他放弃了尘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苦行僧人。”

苦行僧人、黄袍、林间！在这座被暗绿的海环绕的岛上，林间无休止地吟唱着雅利安的圣歌。今天是他静默的日子。他从神龛回到屋棚，向我打了个招呼，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但是接着他用双臂搂住我。我记得他以前双臂拥抱我的样子，那天我坐在自行车前架子上，他载着我。他温和而沉默。他进了屋棚的里屋。我对他存留的同情是为了他的灵感。古鲁德瓦，马祭

：这些是灵光一闪的时刻，郁积已久的承诺在几个星期内就变为现实。

但是我来也是为了还债。不可能真正偿还得了，但是姿态是不可缺的。我对那个女人说：“我想把这个留给古鲁德瓦。”我递给她一沓准备好的一百块钞票。然后我给了她三张十块的钞票。“我父亲从你的儿子达力普那里借的。”她身着白衣，是象征纯净的颜色。她接过钱，没有露出一丝惊奇之色。

后来我在海滩上散步。这里的海滩蛮荒而凌乱。海水不时泛起泥泞的黄色泡沫。海滩上散落着从汹涌的南美河流漂来的浮木和残骸，洪水泛滥时，那些河流里变色的淡水能一直向北涌上这里的海岸。沙子是黑色的，藏着很多卵石，还很硌脚。又是一个多云的日子，云彩像海水和沙滩一样肮脏而粗糙不齐。我走着。公有土地的树丛到了尽头，眼前是破败庄园里乱蓬蓬的椰子林，树干上有橘红色的斑点；后面是劳工住的白色木头屋，旧铁皮屋顶盐水的锈迹沿着涂成白色的墙一道道流下。海滩上有辆车。浅滩上，一群人挤作一团，仿佛是在广阔的天空、海洋和沙滩中间，聚在一起寻求庇护。这是一个白人家庭，看上去只有女人和女孩。一个男人，明显是一起的，站在海滩上。一个受女人拖累的男人。我们朝对方走去。

他用讲笑话的口吻说：“你去古鲁德瓦的营地了？”

“我刚去看他。我是他儿子。”

“噢，德尚诺弗说你去拜访他了。”

“他儿子请我去喝茶。”

他不出四十岁，但是带着一副很早就找到自己在生活中位置的男人的疲倦表情，他已能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光辉岁月。

“你觉得老德怎么样？”他问。

“他还行。”

“他和你说他的祖先了？”

“说了。”

“可怜的德尚诺弗。”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德尚诺弗可怜。”

“他挺可悲，真的。他有着那股子法国人的毛病。”

“我知道。”

“不过当然了，你也知道，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

这句话完整地说了出来：这句话以前有人说过。我如鲠在喉。我渴望新鲜空气。我希望生活在怀着更深广的恐惧的人们之间。

“德尚诺弗告诉我你要出国深造。”他用了报纸上的词。他稀疏的头发潮湿卷曲地贴在蜡黄的额前，眼镜后是深深凹下的眼睛。“你知道，这是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所有出国的朋友回来后都说他们过得精彩极了，但我留意到，他们都回来了。我告诉你孩子，这地方是个天堂。”又是这句话。“我想你会和其他人一样带个白妞回来的。”又是这个词。

他把手抬到额头，推回松散的头发。我端详他的血管。它们像河流的地图。白妞：我已经学会说这个词了。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天堂。新鲜的空气！逃离！到更大的恐惧、更高大的人、更广大的土地中间，到大陆去，那里有五英里高的山峰，河流宽广得看不到对岸，踏上需要两日一夜的旅途。再见了，这环绕着岛屿的污浊的大海！

我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朋友们为我安排了顿晚餐。我受宠若惊。在跌跌撞撞地摸索人际关系之后，发现有希望为我践行的朋友是件暖心的事。太暖心，太让人不安。郝开车来接我去餐厅的时候，我找了些借口。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反悔。毫无疑问这是孩子气的冲动：对大场合的恐惧，对温暖和友谊的恐惧，中毒般地体会到不胜任感，想一个人体会突然而莫名的刺痛。我不明白。他离开了，去把我的借口转达给其他人，我一时觉得羞耻而后悔。第二天早晨，他带来了他们打算送给我的书。上面写着他们变得时髦的签名。《乡间游园会：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绘画》。我觉得书是德尚诺弗选的。

直到离开的航程中，我才发现了书页里夹着一张窄窄的纸条，纸上是一条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息，没有署名：终有一天我们会相遇，而终有一天……

我怀疑是郝，因为打字和这种纸张是报纸办公室用的。这像是我父亲安排的最后一次家庭午餐。在这安排好的场合，在这正式的离愁别绪里，毕竟还有一些内容。我在海上明白过来，这张以省略号结尾的信息，告诉我有关海难的想法都是假的，告诉我这违背我的意愿，告诉我我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过去，那种快乐或不快乐的规律多少是人为决定的。

我们一刻不停、日复一日地航行——我始终有些怀疑我们夜间也在前进——驶过无际的海洋。我在这航程中想着哥伦布。风把浪尖吹成折射着彩虹的水雾。阳光愈加苍白黯淡；彩虹消失了。我觉得，随着我逐渐与它分离，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被发现，越来越不真实。不再有愚蠢的恐惧：我永远不再回来。

看我，在仅仅四个月之后，站在肯辛顿高街所谓私人旅店的阁楼里，手里握着一张女孩的照片，祈祷着一点点不朽，以预防已经降临在我身上的更大规模的混乱无序，预防这场更大的海难。

7

我当时希望像离开那样完整地回去。但是尽管重新开始不太可能，尽管世界仍在我们的自我构造中继续，离开终究是离开。它会破碎，每次骨头都需要重接。我在伦敦，等待康复，等待着我的幸运星桑德拉时，听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消息来自我姐姐一封用词谨慎的信。我去好久不去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阅览室，读我们当地的报纸。伦敦报纸上连一个段落都没写的事情，在《问询报》上是头条，配着我见过一次的营地的照片，它如今看起来很陌生，奇怪地暴露在官员和警察之间。我父亲被射杀，还有个女人也是。武器是一把鲁格枪。这条新闻需要回应。需要伤感和对伤感的反驳。我在街上游荡。后来我找了一个妓女。我满腹的话要说。但是我把话留到了最后。她报以浅薄的妓女式的反应，带着同情和斥责，这就是我所能要求的全部。不久，在单调的夜晚，我伏在桑德拉的胸前哭泣。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已准备好了离开。我们从埃文茅斯启程。虽是八月，风却很凉。海鸥在海港的垃圾中像软木塞那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

1. [12]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砍下了女妖美杜莎的头颅。

2. [13] 印度的战士民族，自称属于古印度武士种姓刹帝利。

3. [14] 创作于1940年的抒情歌曲，在拉丁美洲家喻户晓。

4. [15] 原文为西班牙语。

5. [16] 对印度教中精神导师的称呼。

6. [17] 原文为拉丁文：ab urbe condita。

7. [18] 男孩“伊顿”的名字和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是同一个英文词。

8. [19] 梵语意为“雅利安人的君所”，在梵语文学中，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孟加拉部分地区的总称。

9. [20] 比利时东部城市。

10. [21] 威廉·布莱（1754-1817），英国海军将领，18世纪90年代将面包果树从塔希提岛运至西印度群岛，广泛种植，作为奴隶的口粮。

11. [22] 埃塞尔伯特这个名字来自一位肯特国王（约560-616）。

12. [23] 乔·路易斯（1914-1981），职业重量级拳击手，非裔美国人。

13. [24] 杰西·欧文斯（1913-1980），广受欢迎的非裔美国田径运动员。

14. [25] 原文为西班牙语。西班牙著名作家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1833-1906）的作品。

15. [26] 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有主人公流落到虚构中的南亚岛屿后成为首领的情节。

16. [27] 原文为法语。

17. [28] 杜桑·卢维杜尔（1749-1803），海地革命的领袖。

18. [29] 笔名司汤达，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著有《红与黑》。

19. [30] 原文为darshan，指由于见到神圣的人或景象而得到祝福。

20. [31] 原文为sanyasi，指印度教“弃绝期”的实践者。他们为与梵合一，放弃物质和世俗生活，只可托钵乞讨，由信徒供养。

21. [32] 华托（1684-1721），法国洛可可风格的重要画家。

22. [33] 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擅长描绘精致的花园风景。

第三部

1

写作的时候，我对自己行为的看法改变了。我曾说过，我的婚姻和随后仿佛从中而来的政治生涯，我生命中所有活跃的部分，都发生在某种括号中。我曾经觉得它们脱离常轨是在某种程度下失控的异想天开与恣意妄为。但如今，带着对错失良机的浪费感和懊悔，我开始怀疑这点。我怀疑任何行为一旦超过某种程度，是否还有可能是完全恣意、异想天开或者不诚实的。我如今怀疑性格并非由别人的眼光所锻造。性格彼此勾连。它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桑德拉在我身上看到丈夫的特质。她是对的。她看到了那里有什么。我想起她离开那天。她在一次去迈阿密购物之旅中正式离开了我。这是我们的圈子开始流行的时髦的朝圣。去了的女人们回来都带着包装陌生的又大又轻的袋子，以及当天的《迈阿密先驱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夸张的太阳镜，走下泛美航空的飞机。对我而言，这一刻包含另一种戏剧性：飞机是电影的象征。《卡萨布兰卡》中的鲍嘉，穿着雨衣，独自站在停机坪上，达科塔飞机起飞，消失在夜空中。

后来我开车回到罗马式的宅子。我在中央的泳池边走来走去，喷泉的水花嘈杂地溅入蓝色的池水中。我想，现在没人听它们。我去她房间仔细查看她橱柜里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她打算回来。她丢下了一些鞋子，都被永远地抛弃了，还留下一些她有阵子没穿的裙子。我握着一只鞋，端详着磨损的鞋跟，皮革上细小的裂痕。我抚摸着裙子。我喝了威士忌觉得轻飘飘的，这样的举止似乎正适合一个独角戏的时刻。

直到过了一会儿，几分钟后，当喷泉无休止的喷溅变得不可忍受，我营造出的慰藉突然消失时，我才意识到，无论把玩桑德拉留下的鞋子和衣服显得多么自我满足、夸张做作，这种行为都依然蕴含了一定程度的事实。就像那天的举止一样：在伦敦奇妙的光线里，我经历第一场雪的那天，捧着不知名的女孩皱巴巴的相片，希望在这一刻保护它不受此后的侮辱。

我的政治生涯也如同这些举止一样。我曾真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对从政做任何准备。最后，我表现得像是愿意别人将它看成我花花公子作风的一部分。大错特错！我对自己都夸张了自己轻浮的一面。我发现我确实把自己的青年时代描述得像个领袖、政治家，至少是个搅乱秩序的人。我塑造了他的孤独状态、他复杂的痛苦和特别的狂热。我还相信，或许是通过这被标榜的轻浮作风，通过他缺乏判断和平衡的性格，通过他深刻的疏离和闯入感，我塑造出了他被拖入角色后的不胜任形象，以及他不可避免的失败。从逢场作戏到混乱无序：这就是模式。

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名字等待着我。这是我试图否认的名字。这是我向桑德拉隐瞒的事情，感觉这名字像一种任何人都随时可能提起的畸形状态。如今这名字找上了我。伴随着名字而来的，还有和布朗让人不安的关系，来伦敦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永远把这关系抛在了脑后。

我们同时在伦敦。但是我们的兴趣从未相交。我猜想布朗一定对政治、公共集会以及《新政治家》极为热衷。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伯爵府车站附近。他急急忙忙，雨衣在他身后飘动，我们相遇时他脚不停步，朝我喊：“哥们儿，怎么样？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一个贱人朝我吐口水，哥们儿。”

“朝你吐口水？”

“是的哥们儿。朝我吐口水。”

我们迎面而过；他正在匆匆赶路。全部经过就是如此。好像他几小时前刚刚见过我，很快又会见到我一样。和他说的那件事相比，他表现得过于兴高采烈。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编出了这个故事；是不是他听说了我的生活方式，借以讽刺；是不是他把我误认为别人；或者此事确实是真的，只是他见到我时还在震惊之中。正如我所说，他急急忙忙。但是我想，即使那次照面的时间短暂，我也看出伦敦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就像它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一样。他比六年级时更轻快自由。

后来，他在岛上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伦敦一瞥给我的印象与他的形象相配。他的个性独树一帜。像布朗这样的人是我们身边最近似于诗人、叛逆者和有趣的失败者的人。我们珍惜他们这样的人。他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出身普通、得奖学金去读书的男孩，没获得什么成就，不修边幅。他放弃了自己的教职，成了一个写小册子的人。他为《问询报》写文章，和编辑争执，把争论变成更多小册子的主题。他偶尔是个出版商，偶尔是个编辑，在中产阶级酒吧里是个不知疲倦的谈论家。

他的口才胜过文采。他总是词锋激烈，但奇怪的是，总是态度消极。他兴致勃勃、视角敏锐地分析局势。但是他对每件事情都同等重视。他满足于对每一个后续片段都给予狂热的评论。他最常谈的话题是自己种族的不幸。他对这个主题的矛盾态度拯救了他。他写了一本关于黑人头骨的小册子，反对所有人，言语恶毒，他用这种方法发泄自己对美国期刊上一篇文章的愤怒。然而他在酒吧里最喜欢讲的故事之——他喜欢用上层社会的英语口音——是一位困惑却诚实的英国板球队队长在一八八〇年发电报回伦敦：被有六个黑人的当地队打败。

布朗争取黑人进入英国电信公司工作的权益。却也是他，赞许银行拒收黑人雇员。他曾说：“一想到是黑人在管我那几个钱，我都睡不踏实。”

在不幸这个主题上，毫无疑问，他很严肃。但是他激愤痛苦的言辞只存在于写作中。他不像别人那样让人认为，他隐秘生长的愤慨将成为力量的来源。也许他在对话时潜意识里想奉承他的听众。如今比在学校更明显，布朗更喜欢和其他种族的人在一起。也许是他需要外来的见证人来证实他的真实性，让他剖析的不幸显得确凿。也许是他害怕与不幸独处，只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用上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狂热像是如此私人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对诗人的期待，也许是对我们的小丑的期待。这种狂热引人着迷。总有人支持他最疯狂的行为。我自己也在他写黑人头骨的小册子封底登了一则低调的广告：跛子镇是一处郊区。

当布朗来我罗马式的宅子里敦促我扬父亲之名时，他留了胡子，在编辑一份叫《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这胡子和他的消瘦的脸和纤弱的身体很相配。胡子遮住了他下巴上的疣子，让他看上去不那么像喜剧演员。这是留胡子的主要目的，和报纸没多大关系。至于报纸，在第一期长篇大论地阐述宗旨之后，就很少有社会主义内容了。布朗总长篇大论地写他每份报纸的宗旨。他是个写小册子的人。阐明报纸的宗旨后，他对这份报纸就丧失了兴趣，好像把大部分精力花到了获得广告上。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甚至令人扫兴，给读者的印象是编辑不仅拉广告有困难，在广告之间填内容也有困难。

布朗来见我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正处在这一阶段。他说自己有一个计划和一个想法。计划是我来在这份报纸上投钱，或者我投钱，我们一起办份新报纸。想法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庆祝码头工人从城市撤出的周年纪念日，并且由我来写有关我父亲的主要文章。

某些想法因其简洁而势不可挡。首先吸引我的是扬我父亲之名的机会，接着是专刊这个概念。我的激动让他惊奇，接着让他也激动起来。他做了我熟悉的动作——搓手，快速晃动着右手食指，讲到要点时在椅子上大幅度地旋转。他对自己报纸的兴趣复苏了，仿佛他已经做好准备写上又一篇冗长的编辑宗旨。他的视野拓宽了。他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国际报纸，他还谈起了我们当地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出版社。这是他常谈起的计划之一，我知道这是他也许会投身其中的事。然而即便我也在兴奋之中，我仍能看出这笔生意毫无意义。我把他引回《社会主义者》和周年庆刊的话题上。

在罗马式的宅子里——一个我为完全不同的主题准备的场景——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蓝白相间的香港藤编桌椅、饮料、灯火通明的游泳池、洛布古典丛书版本的马提亚尔作品集：这一切与其说是为了威慑布朗，不如说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的形象，无论他的私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他都从容淡定。读马提亚尔的作品很容易解释。我重新拾起拉丁文。这是我自己的疗法。跟着一位笔法通俗易懂的作者，入门一种已消亡的精准语言，是件让人安慰的事。它需要努力，填充了时间，它带我从一天进入另一天。

我的心境也许能解释我感到的激动之情。我欣然接受这一想法，而这想法在岛上很多人看来是荒谬的，连我自己在几个月前都会觉得冒犯。但是我也被和布朗的特殊关系所囚禁，那种相互理解在误解中开始，持续，然后淡去。当我们相见时，才发现这段沉重的关系，这种男孩间的不安情绪从来没有被遗忘。如今这显得令人感到荣幸。他需要外来的见证人来证明他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他的文字提供了相似的证明，好似是一种慷慨。自从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日子以来，我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完整的人。他记得话语、想法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一个整体。他赋予我一幅关于我自己的画面，让我放心地继续学习。这是他的慷慨。它将我从自己和桑德拉都曾属于的圈子里对人际关系持续的质疑和挑衅中解脱出来。于是在我和布朗之间，旧时的情谊重续。他邀我分担他的不幸。他向我介绍我的角色。我没有拒绝他。我怎么能把后来的事当作背叛呢？

即使第一次在罗马宅子会面时，我都没有完全压抑住自己的不安情绪。我曾经带着一个仿佛是畸形的名字，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了一段布朗随时会提起的过去。然而他没有问我有关桑德拉的问题，也没提起罗马宅子的事。甚至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局促的表现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无法想象他在家里放松的样子。一个细节加剧了这种印象。他的胡子好像让他觉得刺痒。他用手绢抹了抹喉结边突起的皮肤，把手绢放在脖子上，让胡子落在上面。这样的举动让人不安：我脖子上的汗开始刺痛我。我对他的胡子发表了些评论。他轻快地自嘲说这是“黑人的胡子”，打发掉了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然后他说，他在伦敦的三年中，从没去过理发店。这不成问题，他的头发一向长不长。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仍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不像是个适合随口询问的话题。我对此感到好奇，但在这座我已声称为归属的岛上，多数人不觉得这身体特质有什么特别。我模糊地想到自己如今置身于一整套新神话，黑暗而陌生，置身于一系列我从不想进入的内部。乔·路易斯、海尔，塞拉西一世和耶稣，那个黑傻瓜

、那个滑稽的唱歌的男孩：对少年时代的厌恶和恐惧强烈地升起。但是布朗已经把话题转到民族主义的出版社。喷泉水花四溅，令我回到这座坚实的罗马豪宅。种族话题惊惧的刺痛过去了。这是一个细节，一个溺水者般的时刻：我始终记得它。

我为《社会主义者》写关于我父亲的文章，文章仿佛自然而然地写成。我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后来我意识到，它之所以得来全不费工夫，是因为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虽然我没有失去才华，但后来每写一篇都越来越难。但是当时，当我的笔尖在纸面上飞跃时，我觉得句子倾泻而出，一句连一句，没有差错。因为我在自白，扬父之名，为之补偿。讽刺却仍然伴随着我：这篇文章非常不诚实。这是一个转变信仰的人的作品，这个人是刚刚才由一个形象创造和呈现出的。这篇之后，我还写了很多篇类似的文章：不偏不倚，公正，回避了最后的真相，直到真相终于消失。写这本书不仅把我从这些文章里解脱出来，也让我得以重新发掘真相。

于是，伴着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者》周年庆刊的发行，我们的政治运动小规模而荒诞地开始了。想想我们激起的波澜，想想我名字的奇特力量。还有我花花公子的名声和更令人生畏的年轻的“伊萨贝拉百万富翁”声望，他“工作努力玩得尽兴”。想想布朗的特别地位，叛逆者、浪漫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这个称呼象征着他拥有在我们岛上没有用武之地的公认天赋。瞧瞧当时，虽然我们在政界是无名小卒，但我们互相扶持，一起成了不容忽视的征兆。有些理念因其简单而势不可挡。三个月内——由我提供经济支持和管理的新版《社会主义者》仅发行六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的与其说是政治觉醒，不如说是政治焦虑，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指出方向。

这样的运动已在二十个国家开展起来。我不想夸大我们的成就。或迟或早，有没有我们，类似的事情总会发生。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勇气居功。有必要阐明我们岛上政治生活的性质。我们是殖民地，是承蒙宗主国厚爱的附庸。只要我们依附的地位仍不容置疑，我们的政治就是个笑话。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举动夸张的人，只是成了和平年代一个短暂的杂音。他融入了依附的模式，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利用了战争结束前赐予我们的有限的宪法。这些政客是城里的承包商和商人，是乡村的农夫，他们是小人物，提供不了政策，只提供得了自己。他们不太受尊敬。他们的名字和照片经常在报纸上出现，但是他们是有点滑稽的人物，民间经常流传他们没有文化或者走歪门邪道的故事。

当时步入政界不是现在看来这么简单的决定。我们本有可能容易显得要和经验丰富的政客一争高下，从而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我们本有可能让自己受尽愚弄。相反，我们忽略了他们。我们说他们早已作古、无足轻重。我们不仅公开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更展示了人们所向往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拥有资源：知识分子和支持的提议让我们能质疑体制本身。我们否认竞争，事实上也没有竞争。仅仅是站了出来——布朗、我和《社会主义者》一起——我们就终结了一个旧秩序。就是这样。

勇气：这是我如今觉得我们的早期运动唯一值得称道之处。摧毁任何体制都需要勇气，无论体制有多破败，它毕竟允许人成长。我们当时不觉得这种破败是和我们境况相配的秩序。我们直到把它清扫一空时才看清。然而，相对地，这种破败也不能代表我们，它无法持续。我们那时是在行动吗？还是被影响而行动？当我们的运动结束时，不会再有像我外祖父那样挣了钱，被提名为委员会成员的人。他们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需要冒险的情况下，凭小心谨慎留住这一位置，在这个位置勤勉努力，通过慈善和好政绩，得到表彰或者头衔。

我知道我在从两面来写。我无法偏向某个极端。我外祖父无疑是个名声扫地的人物，是个轻易受调侃的对象。但至少在最后，在我们旧秩序的框架中，仁慈和服务的品质被强加在他身上。他从来没有像我们放在他位置上的人那样荒谬：他们除了有控制某些人民的声誉之外，没有其他才能或成就，没有生产力，没有创造力，唯有通过加倍地散发每个无才的职员都散发出的怨愤来为自己博取声望。他们的怨愤回应了我们的呼吁。在这样的回应中，我们认为呼吁成功了，并且发现了其中的真理！

然而当我们自己也是这模式一部分的时候，如何能看清？我们能观察别人。我们能看见他们即使在最热的天里也穿着新西装。我们能看见他们对公众摆出愚蠢的严肃的脸，来隐藏他们新得到显赫地位后的欢愉。我们能看见他们和“秘书”从餐馆走出来。我们能看见他们单穿衬衫——外套招摇地挂在衣架上——坐在政府专车里，车上印着字母“M”，这是他们坚决要求的，用来宣告他们的部长地位。专车、衬衫、衣架上的外套：这潮流在我们行政部门里乘车出行的人中风靡一时，也许被当作我们这场革命的时尚衣着。在运动会上，他们坐在看台的最前排。几个月间，我们看见他们后颈的肉不断隆起，这是生活优越和缺乏锻炼的结果。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越来越多的警察。

我们的这些同事是容易受惊吓的人。他们害怕乡村，害怕黑暗，乃至开始害怕那些给他们投票的人。不明不白地获得权力的虚饰的人，也害怕失去那些虚饰。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已经见了太多像自己的人。然后，从破败之中，我们创造了闹剧。至少我外祖父从来没要求投票，从来没要求保护。至少他知道自己位置的坚实程度，明白他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我说过的，勇气。破坏需要勇气，因为必须对人的存活能力怀有信心。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想过存活的事情。我从未觉得那是个问题。而当我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为时已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乎了。

2

这样的运动发生在二十个地区，二十个国家、岛屿、殖民地、领地中——我们摆弄这些词汇，觉得它们可以互换使用，而使用特定的一个词就能改变事实。我不觉得我们的困境有何特殊。甚至如今的报纸报道，换了面孔和风景，我仍可把自己置身其中。这些报道谈论的是战后政治变更的步伐。这不是创造的步伐。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毁灭的步伐。两者都需要时间。在我看来，事件的步伐不过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混乱。我说的当然是像伊萨贝拉这样的领地，随波逐流却没有彻底被抛弃，在激昂的演讲和象征性的驱逐后，这受控的混乱快到了尽头，抵达了持续的秩序。所有混乱都积聚于内部。

我不会流连于我们运动的细节。我不能说这场运动是我个性所引发的现象。我几乎无法用个人的口气来谈论它。政客处理的是抽象的事情，甚至在对待自己的时候也不例外。他是一个从自己身上抽离的人，和他的个性分离开来，他不时会承认这一点。我让跛子镇自行运转，我放弃了学拉丁语。我投身于《社会主义者》和我们党派的组织。这是我生来就适合的那种管理工作。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还是要说，发现自己成为一位有魅力的公众人物，令我的工作显得更诱人。如果不这样说就有失公允。这是布朗在我身上见到的人格：有某种名声的有钱人，站在穷人那边，对挣钱不再感兴趣，和以前的合伙人分道扬镳，好像突然看到了真理。现在我意识到了他的魅力所在。于是在不太可能的情境下，这个伦敦花花公子复活了。我知道他引起爱慕和友善的嘲弄，在最初的日子里，成为这样的自己简直让人愉悦。我之前从未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接着创造场景吧。想象一下领袖布朗，穿着他破旧的记者服，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为了谐谑或是嘲弄，经常蹦出当地方言。他身边是我，言语和穿着优雅有度：我知道自己的角色。想象广场和礼堂的公共集会。想象傍晚和夜间驱车经过尘土飞扬的乡间路，头灯照亮了路边的甘蔗，密实得像两堵墙。想象在罗马宅中发展壮大的组织，从企业和政府部门来的心甘情愿的黑人志愿者。想象《问询报》对我们演讲的长篇报道。想象其他成功的标志：穿着厚重哔叽短裤的警察，随着人数增加，变得越来越不好斗，越来越倾向保护。他们的和善很可悲，就像是匪徒试图在上流社会表现出友善。加上一个生动的细节：黄色灯光照在闪亮的黑色面孔上，一个年迈而疯狂的女人在人群里宣称末日的讯息。到处是摆着华丽烛台的摊位，因为它们是人们的一部分，成了一个整体，警察不敢命令他们离开或者上前驱散。

在掌声加上黑人的汗味中，我们穿过追随者，走过一张张闪亮的面孔、一双双闪亮的眼睛，走上讲台。他们身材矮胖结实，我们则高而颀长。在这一度受排斥的热腾腾的汗味中，我试图寻找美德：穷人的美德，劳动者的美德，受压迫者的美德。这种粗鄙是民众们引起的，既在他们之中，也在他们的操纵者中。我在这刺鼻的气味中找到的美德，是属于保护者的美德，是属于鲁莽的群众的美德。不那么多愁善感是布朗的特权。“非洲的古老芬芳。”他咕哝。有时候，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时，他问：“你听明白那老黑了吗？”

这情绪是真实的，是他矛盾心理的一部分。但也越来越变成为了让我安心的举动，用来在我们日益简化的政治演讲语言中告诉我，我们是一致的。在其他需要创造的场景里，加上了其他细节：随意的庄园劳工，性格独特的亚洲人，不愿意分担苦难，黄昏时分在乡间路上游荡，无动于衷，仅因为我的名字而表现出礼貌。我们阵营里有人正在对付扩音器或者液压灯。面无表情的店主在他黑暗的店里卖糖或面粉给一个对我们使命漠不关心的年轻姑娘，正如后来他也卖给我们啤酒一样。然后我们开车回城，穿过这静默的土地：安静的屋子里散发出微弱的光。烂泥和深深的车辙让我们大为吃惊。我们意识到安全的镇子以及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设施离这里有多遥远。我们无言地同情着被我们丢在身后的独特的人们。在这种同情中，我们对使命和事业更加坚定。我们只需要时间，团结起所有苦难的人。

让罗马宅里再次人头攒动吧。压抑所有的吵闹和过分热烈的欢愉，但是不要摧毁这房子的寒冷气息，那是它们注定的命运，在房屋建成之前，它就被建造者从心理上抛弃了。在它们被新房客温暖得有人气之前，这些房子都不像适合居住的地方。记住冷冰冰的厨房，记住空荡荡房间里的水磨石地，这里曾有一个迷失的女孩，通体纯粹，四处徘徊，想着别处的风景。现在用新的更合适的女性气质填满这间房子吧。这是尽心和彼此忠诚的氛围，这里言语轻柔，无论表述多不精准，都不会受到激烈反驳。甚至连酒，由忠诚的女人向值得忠诚的男人奉上，都如圣餐一般被接受。

我们周围发展出了一个宫廷。人们争相提供服务，在这些帮手中，我们知道有人藏着谋杀的企图。在门外，夜里开始有奇怪的人出现。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警察，无疑在最初的日子有一两个是。但是我们慢慢熟悉了这些脸孔。他们是从城里主动过来保护我们的。于是宫廷带来了戏剧性事件。戏剧在我们身边自行诞生。一旦有各个地区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房子周围的保护就会增强。

已经开始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挡。处于宫廷的我们是否负有责任？在女性气质的罗马宅里，一切都是善意和奉献。圣洁的特质不仅表现在食物与饮料上，还在臣子间关系中表现出来，在英俊的男人和丑陋的女人，美貌的女人和面相不善的男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性是为了达到目的的牺牲以及对即将到来的释放的允诺。这与布朗的姐姐和男友的关系中卡通般的不真实相差甚远。虚假的博爱中，丑陋彼此吸引。我在去布朗家的唯一一次里看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学生。

当时，那些我惧怕进入的内部在罗马宅里向我展开。在这种气氛下，欢愉不能公开表达。而且我觉得，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暴力的报道都越来越具有种族特征，这让我们心怀敬畏。我们已经足够敬畏自己，在安静的夜里工作，飞溅的喷泉让我们更注意到四周的沉默，评估进展，撰写演讲，安排行程。我们觉得在自己身上发掘出了美好而真实的东西。我说“我们”。也许我感到是我们。但是一种畏惧将我排除在外。我们的臣子，那些从事着清苦的工作，身为教师或公务员的男女，我唯有将他们的敬畏称作神圣。我克制地写作：这种敬畏看上去动人且让人害怕。这是天资平庸的人拥有的敬畏，他们在同样天资平庸的伙伴的回应里，认为自己纯粹由于忍耐，突然发现了等待已久、已经不抱希望能找到的力量和重生之源。

我不确定布朗在此的立场如何。他和别人一样尽心。但是他敢比其他人更轻佻。我们经常见面，但是不再像在罗马宅第一晚会面那样亲近。仿佛当时我们已不可挽回地开诚布公，因此后来没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于是，荒唐的是，当我们各自进入角色时，我们在公共平台上再次变得亲密无间。

我觉得，我对宫廷的敬畏将我排除在外。我有时想：他们独断专行，他们向我索取太多。但是我只能赞成，不久，当一个亚洲小贩在我们运动的名义下被打，或者一个白人女孩被侮辱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其他人来说一些有价值的安定人心的话。这件事要搁置一下。这是表面现象。这些是我说出的话。我听见它们回响。我们运动的真相存在于罗马宅，里面的宫廷，外面的守卫。我自己的静默和同意包含着我对自己建立的组织的奉献。其中也有虚荣：身为主要负责人的虚荣，他相信他的权力可以调控他一手创造的运动。在我为《社会主义者》写的文章里，没有自我违背。我写道，美洲的暴力不是新鲜事。它随哥伦布而来；我们从那时起就与暴力相伴。这呼吁被宫廷接受了。但是我注意到他们仍带着特殊的敬畏。

我们运动的真相存在于罗马宅中，也存在于我们不可否认的成功里。我们吸引了各种族各阶层的支持。很快，在大家看来，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从痛苦中解脱，还有戏剧性。我们的运动增加了一个名字，让我的名字稍稍褪色。这是德尚诺弗家的名字：温迪，对不久前的历史毫不在意，不理会对她的断然拒绝，擅自继承了祖先的怪异。我能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段关系摆正？人们欢迎她：她在做正确的事情。她来到罗马宅，统治了两个月，我在她的信心面前束手无策。她用她年轻女孩的明快风格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提供了最终的恩赐：她的名字和种族，这两者都把她和我们分离开。丑陋，平足，声音尖细！

谣言显著地影响了她。这些谣言把她和码头工人联系起来，把她和布朗联系起来，最后把她和我联系起来。在最初的日子，这是有利的谣言，后来却成了反对我的论据：它证明了我甚至在开始就被魅力所腐蚀，正因如此，即将背叛。温迪享受每一段谣言。只要我们在同一场集会里，她就竭尽所能地暗示我们的亲密关系正是我描述的那种神圣形式。人们表示赞同。温迪的奉献赢得了他们对她的喜爱。眼睛明亮、面容愚笨的矮壮男人们向她提供了我们其他人享受的保护。她与他们交流往来，仿佛是他们丑陋的女王。至于我，毫无意外地成了别人眼中的我，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对我是一场戏，对她是一场戏。

两个月后，她宣布自己厌倦了运动，厌倦了伊萨贝拉岛。所有人都宽恕了她。她飞到加拿大投奔她的哥哥。第二年，我收到一系列她加拿大的哥哥寄来的信。他还在画画，刚刚发现了印度教。他向我出关于宇宙和存在的谜语，直截了当地询问我古老的智慧。我尽己所能。

温迪离开后，我感到忌妒的刺痛和孤独带来的惊恐。我羡慕她的自由，觉得她是我们中最自由的。我对她心怀感激，感谢她在那些热烈的日子里提供的安慰。那是一种由困惑、欺骗、恐惧、快乐和敬畏组成的热烈。我的敬畏与别人不同，是突然领悟了人民这个概念而诞生的惊异和迷乱，人民响应我们，可以被操控，可以在罗马宅里为他们设计最普遍的策略。我现在可以坦白了，随着这种惊异，我对那些闪闪发亮的面庞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埋藏在被这种愚蠢的力量保护的愉悦之下，像它汗水的味道一样充满美德。恐惧埋藏在身为演说者和操控者的快乐下，我新近掌握了时机感，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使用空泛的字眼，来激起人们钦佩的惊叹声；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讲个笑话，我们用这些笑话摧毁了过去，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展现我花花公子的举止，对我来说，这些表现像是喜剧演员对熟悉他的观众说的口头禅。欺骗：那些演讲的精彩之处受到众人交口称赞，许多人不顾路远来听，然而演讲中有着根本的轻鄙，我们知道无论说什么都不重要。我们出现就足够了。无论说了什么，结尾总是一样：喝彩，从人群中穿过，许多只手轻拍、摩擦、抚摸我的肩膀，奴隶们心甘情愿的手，他们如今为了以为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工作。

迷乱：最终它支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被成功弄得头晕目眩。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创造了运动还是运动创造了我们。我回归到敬畏之情。如今当我审视自己，我想不出哪个缘由，想不出有哪个政治家的演讲能震撼或者说服我，让我走上街头，成为受操控的人群中的一员。我们热情地废除了一种秩序，我们从未明确我们的目的。这样的事已经在二十个国家发生了：人民概念的觉醒，政客的人性，关于政客所持真理的扑朔迷离的证据。

我们谈论了什么？当然，我们是左翼。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代表工薪阶层的尊严。我们代表不幸者的尊严。借来的口号！左翼，右翼：这重要吗？我们相信废除私人财产吗？这和我们违背秩序的主题相关吗？我们像诚实的人一般说话。但是我们用借来的词语，以此回避思想，回避那个我们想让人们看到、现在却几乎无法面对的现实。我们把侮辱和苦难捧上宝座。我们没有再进一步。

我不敢肯定我们党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不比我们诚实。他们承诺在十二个月内根除贫困。他们承诺取消自行车许可证。他们承诺整顿警力。他们承诺支持通婚。他们承诺农民能把糖、干椰子肉和可可卖到更高的价格。他们承诺要重新商谈铝土矿税，国有化每一块外国所有的地产。他们承诺要把白人踢进海里，把亚洲人送回亚洲。他们承诺，他们承诺，他们激发了街头传道者的热情，这个传道者始终描绘着高不可攀的富人世界在火焰中毁于一旦的景象，让听众热血沸腾。我们当然不赞成。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说过，我们感到敬畏。我们被敬畏攫住，无能为力。这不是欺骗。抽离本身就足以向我们展示，我们运动的成功里恰恰包含着我们境况的无意义和无望。在我们的成功里就藏着混乱，我们对它的恐惧与日俱增。

3

大选近在眼前。狂热加剧，快要白热化。胜利者将获得战利品：到伦敦参加进一步的宪法会议，然后获得独立。更多的晚间集会，更多的游行、示威、车队、枯燥的乘车旅途、罗马宅里持续至深夜的会议。在我们的支持者和我们的宫廷中，偶尔会产生惊恐。我们让他们尽情假想失败，在这狂乱之中，失败一定显得像一场惨败；他们被鼓励得更加努力。

一切都通往必然：大选之夜的胜利，欢呼庆祝，旗帜挥舞，尽情畅饮。这一切带来的胜利时刻，在长久的努力后，短暂得令人震惊：几乎可以被时钟定格，逐渐消退，只留下空虚、疲倦甚至厌恶。不满之情纠缠不休，最后把自己归为忧虑和不安。

不安：在罗马宅里，我们刚刚获胜几个小时，心中的不安就都集中到了布朗身上。几个小时里我们不时地燃起这个念头，昨天还是同事，几小时后已成为首席部长，他变得格格不入。他因我们的努力而与我们格格不入。戏演完了。兴奋烟消云散。我们不能再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这时每个人都深省自己，却只能发现脆弱，发现自己曾是个孩子，而且至今依然是。

意识到脆弱之后——力量只有在与某种强大的事物作战时才能爆发——我们到达了绝望。好像在拔河比赛中，对方突然放手。同样的事情在二十个像我们一般的国家发生：在成功的一刻猛然清醒，逢场作戏却成真。我们的愤懑针对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是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是造就我们的东西。我们对成功如此轻而易举感到奇怪，我们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揭穿我们是虚张声势。我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是一场欺骗。要是我们没能明白这场已经参加的游戏没有退路，这一切本不会显得那么重要。如今每个人都陷入了孤独。

那个早晨见证了罗马宅里生活的终结。在胜利的时刻，女性化的气氛消失了。每个人都动辄发怒。无数的忌妒终于宣泄出来。发生了一两场公开的争吵。魔杖挥舞：王子又变回了蛤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寻找带头的人来建立新基调。我们指望布朗。他努力了。他试图加强他两方面的举止，权威的一面和通俗的一面。我们有意开始挑剔地研究他，尤其是那天下午他从总督府和总督会晤回来时。我们寻找弱点，并如愿发现了。他表现出优雅的社交魅力，这让我们有点惊讶。我知道这是布朗的延伸，这个布朗随意地谈论他读的期刊里的作者和评论员。这一部分是他的本色，一部分是他的热情，这份热情寻找到了新的食粮。但是我们宫廷愚蠢的女人感到高兴则另有原因。她们把这看成对运动的彻底证实，是种族的胜利。他们的代表布朗与统治力量的代表平等地谈话。通常情况下，布朗会把她们的快乐当作奴性，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看起来没有丝毫不悦。

他有个善于分析的头脑来对付抽象的事物，但他没有描述的天赋。而如今他展现出描述的才能。他讲起和总督会面的故事时，让我无比清楚地想起我母亲的父亲从牙买加回来说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有人乘飞机，这件事足够让一个无趣的人兴致勃勃。

这时布朗讲起有关装饰和仪式的话题，讲起通过门窗观察我们的城市，讲起绘画，让我们全神贯注。有一刻总督把布朗带到一间凹室，说：“但我们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是一幅粉白相间的地中海渔村的风景画，是一份送给总督的礼物，送礼的人是用名字称呼的，“温斯顿给的。”我们分享着布朗的钦慕之情：这是与世界的崇高联系，包含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接着布朗记起了他的新角色。庄重取代了快乐。

“设想一下，”在我们由仰慕之情产生的静默中，他说道，“关涉我们未来的决定一直是在那样的房间里达成的。”

这让人失望。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布朗的快乐而失望，或者因为那天他对合法性和仪式性的强调而失望。我们的失望部分源自我们的单纯。仪式是与过去安全的联系。布朗，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需要安慰。他也因为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被误解而烦躁。后来我会说我的背叛早有预谋，但是我自己从不相信。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复杂地处理过问题。

罗马宅外聚集了一群人。各种各样的商人前来表达敬意。也有人来请愿，要求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或者推翻法院判决。我们很快就疲倦不堪，命令不要再让人进来。但是有个老黑人不愿意就范。他大喊口号，并加上了宗教语汇。他痛苦得发狂，为渴求正义而情绪高亢。当他被放进来的时候，他差点落泪。

他无视了我们所有人，直接走向布朗，这位种族的救赎者。他打开带来的一个包裹，拿出里面的东西：一个小书架，说是他自己做的。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但是他的痛苦没有减弱，话语不容易听清。他说，他为一个英国承包公司工作了许多年。这些年间，每当有晋升机会的时候，他都被遗落一旁。他的雇主选择提拔更差的黑人，以证明黑人不能承担要职。这么多年以来，他受尽羞辱，却保持沉默。如今他能开口了。这些年他吞下的屈辱现在倾泻而出，来证明他的美德和价值。他晚上做书架，他曾绝望地认为找不到值得相赠的人。如今他为书架找到了合适的主人。瞧：书架由四个可拆卸的部分连在一起，不需要用胶水黏合。

这是老生常谈，我们司空见惯，早已麻木。即使是苦难，重复得太多也会变得庸俗。但是这一幕宏大而让人动容。这个老黑人穿着旧西装，边缘和腋下磨得褪了色。我看得出，他骑着自行车从屈辱的办公室来到这里，头上戴着帽子，这是令人尊敬的象征，骑车回到他住的街区，他那里必定备受尊敬，也许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睿智的老黑人的形象：他知晓白人世界的一切，却只在时机到的时候才开口。现在正是时候！

布朗耐下性子听，没有不悦之色。当老人说完了，布朗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公司。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建议。”老人目瞪口呆。布朗停顿片刻，然后继续说：“瞧，我能拿起这个电话然后打给董事长。明天早上，你就会坐上经理的位子。”布朗话语里的直接，他创造这样淳朴画面的行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和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老黑人看上去局促不安，脑海里反复玩味着自己坐在经理位子上的想法。我们都默不作声，研究着布朗，这个魔术师，如今与我们越走越远的人。“但是然后呢？”他突然带着怒气问。老黑人低下头，他不再说话。“然后呢？”布朗说，“你想让我告诉你吗？某个在伦敦的人会决定接这个项目或者那个项目。接着又怎么样呢？他们会派谁来问我？派谁来贿赂我？派谁？”

这个老黑人，玩着修辞的游戏，骄傲而满足地回答：“他们会派我。”

接见结束了。请愿的人和宫廷都满足了。我想：老天，几个小时之内，权力意识就把一个半吊子政客、一个半桶水空想家、一个小丑变成了一个民众领袖。

他察觉到我们的钦佩。他装作不耐烦地说：“要是我还待在这里，这些可恶的人要把我吃了。”

这时我再也读不懂他的矛盾。

布朗相信他的权力吗？他有没有被成功一刻的绝望淹没，有没有在意识到成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后，被绝望淹没？他向我展现出我们一直在利用的违背行为的本质。他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违背就是违背，即使以他的地位，在他雄心的顶点，也没有办法收回？我再也读不懂他的矛盾。我所知的是他渴望隐退的时刻，渴望回到我们轻率摧毁的过去。但他已经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能力，这样做怎么能被我们造出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所允许？M代表着部长，M代表着主人。像我一样，他成了自己角色的囚徒。

于是，罗马宅死了第二次。布朗搬进了他的官邸。他在那里受到保护，免受乞丐、请愿人、疯子甚至他的同事的骚扰。他养成了向我写信的习惯。开始我以为这是为了安慰我，就像他在公众讲台的私语那样。后来我开始觉得这些信件是练习。我捕捉到了他的情绪，我的信件配合他的信件。这是本科生般的信函往来，有些装腔作势，有点像我和温迪在魁北克的哥哥的信件，他感到极度痛苦；我们在信里讨论一个分裂的法国省以及湿婆的生死之舞。布朗和我互相写的信仿佛是为了发表。我们写读过的书，打动我们的想法，我们什么都写，唯独不谈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虽然我们在信里提起我们曾见面，但我们真正见面时却绝口不提写信的事。我们继续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虽然不如以往频繁，却仍恪守各自的角色。但是我们比在内阁的时候亲密不了多少，那时每个人都独来独往、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学习的过程开始了，每个人都把自己所知晓的藏在心里。

我们了解到权力。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贫困。两者并存，但正是我们的贫困令人急于理解权力。在我们这样的地区，了解权力的过程需要四年。我们的宪法规定第五年大选，在第五年人们开始狂热地挑战他们对手或同事的能力。每个人的虚张声势都被拆穿，强者显露。接着会发生动乱，结果第二场选举往往无法进行。伊萨贝拉到了紧要关头，我却是第一个离开的人。我天真地离开了。我不怪任何人。该我行动时，我却没有行动。我有一手好牌，却丢到一边。当时看来，我的行为挺有逻辑。现在看来是不负责任。

我们的部分天真在于，起初把掌声和汗味当作权力的唯一来源。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依靠的不过是一群暴徒，我们对暴徒的掌握只不过来自不牢靠的言语。我比这稍微进了一步。我发现在我们的处境中，这些缺乏技术的暴徒没有生产力，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最终得不到权力。暴徒可以烧毁城市。但是暴徒会被打倒，城市将由金钱的力量重建。在胜利的时刻，我们曾好奇为什么没有人揭穿我们在虚张声势。很快我们发现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权力不过是空气。我们身后没有工会，没有有组织的资金。我们甚至没有民族主义力量，只有深深的违背感带来的消极狂热，它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狂热，呈现世界熊熊燃烧的幻象：这是唯一的救赎。

形势恶劣不堪。但是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世界的财富突然展现。我们受到外国政府邀请访问，在伦敦参加会议，乘坐配有司机的亨伯名车，下榻不少一流宾馆。我们在权力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受骗与苦涩，害怕如此美妙地呈现在眼前的豪华世界也能随时被收回。焦虑恰如其分地把权力描绘得不可靠，因此，每个人都努力把缥缈的权力变成现实。有些人挣快钱。瑞士银行的特使来拜访我们。这种边缘的腐败我们无力抵挡。有些人试图成为工党领袖。有些人试图推翻警察。这些人都必须宣扬苦难和与其相辅的种族对立。

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处境中。每次确立个人安全的努力，都为进一步的无序铺路。说实话，这情况让我惊恐。我为内阁准备了一份五千字的文件，试图重整警力。我的目标是将它重整为社会化的力量，我想看它变成负责任的社会中的元素之一。我建议在建立我们官员阶级的时候保留英国官员，不允许贸然提拔缺乏资质或者不为社会接纳的人。这份文件让我显得可疑。它被看成僵化狭隘的表现，被发言人愤怒抨击，结果没有实现。我发现在我们的境况下，警力或者军队本身就会成为政权，正如它的所属机构一样，权力可能随时改变，士兵可能拒绝听命。事实上十个坚定的人就可能推翻他们不愿遵从的领导，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服从。

我以前从未觉得服从是个问题。如今我觉得这是社会的奇迹。鉴于我们的境况，除非我们立刻行动，否则会陷入无休止的无政府状态中。但是我们在权力和巩固一时的权力上浪费了精力，直到更大的真相到来：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这个破碎的、无机的、人和景物间没有关联，不是因共同利益而凝聚的社会，不会有真正的源自内部的力量，凡是并非来自外部的权力，都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用如此高涨的热情给自己带来的所有受控制的混乱。

也许这是歇斯底里、顽固、极端不负责任的看法。但是这削弱了我。我被眼前的残酷压倒。我躲回了我的角色。布朗也是。他大谈苦难、尊严和自我发掘，但是从未想要更进一步。他从未学到超出我们第一次会面的东西。他依旧是民众领袖，像我一样等待重要关头。他的角色是他的力量。我的角色让我暴露于来自同事的危险中。

我如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社会主义者》，宣扬苦难的尊严。我的演讲保持着抗议的旧调子。我从来没有放弃花花公子的个性。这样既不是诚实也不是不诚实；这是最容易脱身的办法。但是我开始被公众认定为内部反对者的类型，从而让我受到支持。很快我发现，由于自己不管不顾的连贯性、拒绝使用策略，我的地位，在我的同事眼里，变得强有力而且极其危险。我手上握了太多的牌。我本可以捞到大把的钱，在需要时这里那里榨一下。我本来能掌握银行、斯托克威尔庄园和铝土矿公司；我本来能争取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我本能地属于他们；我本来能从农民、像我自己这样的亚洲人，从这些时刻准备听从血缘的召唤的人那里争取选票。我本可以将自己从简单的分担苦难者的错误定位中解救出来：这种信仰的改变，对信徒和非信徒都很可疑。牌都在我手里。我一张也没有打，我的愚蠢让所有人迷惑不解。

像布朗一样，我不是政客。伊萨贝拉权力的前景让我疲惫。为我选择的道路很轻松，相比之下太轻松了。那条路上有我和布朗的通信，我和温迪在魁北克的哥哥的通信。我对一个人写有关宇宙之舞的异想天开的论文，对另一个人越来越多地写历史，我对历史越来越入迷。我记得我写了一篇长论文，叙述内战时罗马将军庞贝的表现。他的表现总让我觉得像个谜——这是我和布朗通信中“安全”的主题。我觉得继续写信是为了我写信的对象，以及他们眼中的我。但是这种行为也让我更加相信，自己有更深刻的秘密生活。公众生活中的花花公子，政治操纵者和组织者之下；在那之下，藏着这样的否定。我不相信浪漫。但是瞧瞧，我就这样向它屈服。

我觉得，一个人只在他看到希望的时候才会战斗，当他能想象出秩序时才会战斗，当他强烈地觉得自己和脚下的土地有关联时才会战斗。但是我看到的是任何人都无法纠正的混乱。我感到自己错了，这感觉始于我回来时那个静谧的早晨，当时我眺望这座奴隶之岛，假装它是我的归宿。当我觉得权力越来越是口头表达的时候，我的入侵感加深了。在我脑海中，我挑衅地把自己的角色当作入侵者，这个奇特的亚洲人是为了其他的风景而生。

接着是疯子的诱惑：我相信星星与宿命，不是幸运星，而是我若屈服于境况，做了被召唤的事，便会将我带到指定之地的星。救世主的同情，为世界赎罪的人：我已经解释了这在权力顶峰和自我珍视的时候让我吃惊的荒谬情绪，那是我们都向着平坦世界的尽头疾驰而去的感觉：孩子的幻想，或者是征服者的幻想，开启了宗教或者疯狂。

4

有个孩子，在雨天和外祖父乘车沿着乡间路行驶，看到庄园劳工用烂泥和茅草搭成的屋子被浇得湿透。他看到劳工在深及小腿的黑泥里干活，泥巴变干，在黑色的皮肤上结成白色的硬块。他惊呼：“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裹腿呢？”他的外祖父说：“裹腿要花钱。”孩子觉得这回答让人失望，当他看到监工带有院落的房屋，看到土黄的墙和红色的屋顶、浅色头发的孩子在乱糟糟的花园里嬉戏时，他愤怒不已。

他成了政客，仍带着那种愤怒。但是坐在内阁，或是在理事会辩论时，他必须把农业当成一个议题。他知道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国家里农业有何等价值。他了解事实和数字；他知道糖或椰子干在国际上的价格；他知道是谁保障他的出口市场。他知道农民耕作不划算，土地安置计划不切实际。他知道国家的利益和庄园相关，庄园站在他这边。他知道它们同意修改某些税收方案。他选择忘记在泥中跋涉的人影；他选择忘记看到监工大宅时的愤怒。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无关痛痒；但正是这些刺激他前进。他所有的领导行为都在于把这一信息归还给人民。他是个政客，一个与自己脱离的人。

我们在虚张声势中开始。我们继续虚张声势。但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开始时天真单纯，相信汗味的美德。我们继续时拥有对贫困和权力的知识。殖民地的政客容易成为讽刺对象。我希望能避免讽刺；我将略去文盲和缺乏社会经验的故事。不是因为我想让他显得比实际伟大或缺点更少，而是因为他的境况本身就是自我讽刺，将讽刺翻了个底朝天，让讽刺深入到一个触及悲怆乃至悲剧的状态。出于他巨大的违背，话语说出口很容易，太容易。他必须违背自己的话。在成功中，他必须不顾这种违背。他必须背叛自己，最后除了保全自己没有其他奋斗目标。他收到的支持，不是理想吸引了理想，而是苦难吸引了苦难，他背叛、大肆毁坏：解放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例如，我们曾谈论过有必要驱逐基本垄断了我们公务员行政部门的英国人。我们把他们的存在看成羞辱，是我们财政部门不可忍受的负担。他们拿海外津贴；他们的住房受补贴；每三年可以和家人公费去伦敦。雇佣外国人的成本比本地人要高一倍。要是少一点天真就能看出我们对赶走外国人有多么无能为力：他们人数众多，仅仅是付赔偿金就至少会搞垮我们两年的财政，我们也无法毁约。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林业和农业高技术人员享受伦敦补贴，其资助来自一个慷慨的殖民地援助计划。

我们任由这个议题悬而未决。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们信任公务员系统的忠诚；从我们自己较低级的部长那里经常传出虚伪的比喻，说钢琴的黑键和白键一起工作创造和谐。事实上，我们逐渐发现自己抵触公务员本地化。在我们权力游戏的秘密的气氛中，有些人愿意被那些将在任职结束后回到自己国家，因而对他们没有威胁的人服务。

本地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是我们支持者中最聪明的一群人。如今他们觉得受到背叛；无论政策发布时多么富于同情，一个五十岁的人都不会接受他将在四十五岁的上司终身合同期满后得到晋升。出现很多不满。它潜入了公务员期刊《白皮书》，在我们到来时，这份期刊包含了任命、调动和退休的名单，发布有人去休假的消息，薪酬协商的报告，不时刊登一篇精心写的短故事，以人们喝酒开始，在一间酒吧里，一个人提起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决定打击一两个身处高位、言语流露出失望的当地人。这不难。《白皮书》帮了我们。我们对比旧时的顺从和新的不敬，暗示新制度受到了冒犯。出言不逊的公务员是有色人种；他们去英国度假，送他们的孩子去英国学校；他们选择婚姻对象，保持肤色纯正、头发笔直。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公众表示赞同。

不久，伦敦派来更多技术支援和短期合同的专家。我们感激地接受；结果外国人比以前更多。有些部长煞费苦心地在公共场合让人看见和英国秘书一起，英国秘书表现得无懈可击。这是部长们给后来者提供的：黑人被白人服务的奇观。这是我们声称自己创造的革命。

讽刺悄然而至。但是请了解一下殖民地的政客吧。也许正是个人的屈辱促使他前进。他成功时只能以个人尊严答复，短暂地让他的追随者满足。他是一个符号。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权力的装饰也成了他功能的一部分：标着“M”的汽车，哪怕在最热的天里也穿着西装，身旁是白人男女侍从。也请理解他神经质的不安。他知道自己的徒劳无用；每次他从富裕国家归来，都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欢喜的反应：“至少世界的这部分是我的。”但这种反应很快消失在他岌岌可危的地位引发的不安中。他看不清未来，所以必须积攒金钱；就在从机场到市内的短短的仪式性车程中，他的不安已经转变成惶恐，这段行程同样带他经过监工家高大的赭红色大宅。理解这种不安，这种对批判的敏感，这种孤独吧。

请理解布朗非理性且惊恐的行为，理解他不再举止轻浮，理解他在我们和人民中降临的愤怒，理解他随着对自己个人尊严的肯定，不再宣扬已减轻的痛苦，而是宣扬新近发现的痛苦，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他适应了人民领袖的职责。他没有勇气来超越它，而是忍受了这个角色想必会带给他的痛苦和自我厌恶。他的演讲改变了，虽然对民众而言内容还是相同的。以前他仿佛只对不幸的人谈起不幸，现在他好像也对负罪的人讲不幸。他对他们叫喊、悲叹，试图恐吓他们。他的蔑视变得和他疾呼反对的事物一样可耻。依我看来，他是在和他的下级竞争。但是这努力获得了回报。他因此自成一类，赢来了国际周刊描写他的段落。他先前宣扬尊严和坚忍克己，这种呼吁排除了局外人，所以他们表示冷淡。现在他们听到他表达出更明显的痛苦，对此深感满足，终于愿意把他认作领袖。即使布朗曾有意超越他空洞的职位，这种承认也削弱了他的意愿。

我们继续通信，这拐弯抹角且无关紧要的对话现在看来暴露了很多信息。正是透过通信，我越来越感到他渴望走下政坛，这个职位禁锢了他，就像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理发店边的房子禁锢了他一样。在信里，他把我带回过去，带回伦敦，带回他未完成的小说，带回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和我父亲带来扰动的时代，带回那个被梳妆打扮的孩子，他演唱黑人歌曲大受欢迎，让父母高兴，让同学忌妒。从这些信中，我得知他不仅仅鄙夷我们不再因为个人的苦楚而敏感的同事；他不仅仅鄙夷那些利用同一种族和共同过去的借口，源源不断地祈求帮助的乞丐；我觉得进入了一个仿佛来自自己的幻境。这里不只是对我们摧毁的过去的怀念，对刊登着政策方针的古怪杂志、偶尔出版的小册子、在酒吧里灵机一动的念头的向往。这是一种对不同风景的渴望，向往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一个孩子对学校最初的记忆是带一个苹果给老师，作文里写的是在温带农场度过的日子。这是一种渴望，正如我自己渴望的一样，向往自由和我们认定的真实性格。在幻境中，也许这真实是成功理应带来的结果；幻想的失望同样真实。于是我们互相解释我们的行动或不作为——我明白这是自己写庞贝将军的文章的目的——我们继续当政治上的同事，互相支持。

我们执政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伊萨贝拉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它没有削弱我们在外拥有的稳定和判断力强的名声。体育俱乐部出了一个格调粗俗的主意，为布朗的生日办一场化装舞会，有些人格调粗俗地打扮成非洲部落人，拿着长矛，留起小胡子。当晚，话就传到了布朗那里。一个俱乐部的侍者觉得这是他的职责。第二天早晨，参加舞会的人里面能被驱逐出境的都收到了驱逐通知。不少外籍公务员都是这样被抓住的。

有两三天，布朗在公共会议上、在理事会、在电台咆哮。他好像疯了。他像一个渴望激起种族起义的人。报纸终于抗议了。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漫画，说我们的机场等候室有三扇门：到达，出发，驱逐出境。布朗立即冷静下来。他发表了一份理智的声明，表达他和政府对种族俱乐部的态度。他说，只要他们没有得益于任何公开或隐秘的公共基金，就没有人会反对他们；体育俱乐部也不会受到反对，因为这不再是一个“关乎我国深切利益的决定在喝威士忌苏打水时达成”的地方。他的爆发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尴尬。但是这没有损害到他，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为他赢来大量同情的外国媒体评论；他随后有关种族俱乐部的言论被局外人看作有政治家风范，他的支持者觉得他“圆融得体”，可怜的布朗！他把自己带到了个怎样的位置？他还知道自己怎么想问题吗？

这事件还发生了后续。一个月后，流传开了一篇匿名的讽刺文《尼日尔河与塞纳河》。文章是英语写的，但几乎是完全模仿伏尔泰的讽刺小说《憨第德》，读起来像是法语的翻译。蓄奴制刚被废除，一个法国克里奥尔家庭的女儿某天回家，宣布要嫁给一个黑人。她解释自己动机的可敬的讲话被父亲打断，父亲拥抱了她。他不仅同意婚事，还承诺尽力扶持这个黑人和他的家庭。他会把女婿送到巴黎，并支付他的学费。这一切都完成后，岛上有了一个殷实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后人继续着异族婚姻。这个法国家庭的后人也这样繁衍：他们的负罪感深重，他们的自由精神十分坚决。后来某天，黑人家庭的女儿，如今和白人没有区别，回家宣布想嫁给那个法国家庭的后裔，现在已完全是黑人。她的父亲拒绝了；空气里弥漫着种族歧视的悲伤气息。女孩自杀了。自由的循环结束；它达到了目的；它无法被复制。

《尼日尔河与塞纳河》是一篇精巧的文章，细腻、诙谐、尖锐，残酷得几乎让人难以接受。自从作家弗鲁德访问之后，这是唯一直率描写伊萨贝拉的文章。它为种族态度的讨论带来了残酷的一面，这种残酷此前在岛上被心照不宣地默认为非法。从违反之中诞生了某种的平衡和秩序。如今，随着化装舞会、布朗的爆发和这本讽刺小册子，秩序很明显在日渐崩塌。当然，将遭遇苦难的正是入侵者，那些阻碍主人和奴隶完整理解彼此的人。

5

于是我们把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带到了岛上。我把这当作我们的成就之一。戏剧，无论我们多恐惧它，总是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更加敏锐，给我们某种对自我的感觉，让我们成为演员，给每一天赋予意义，有时还会赐予荣耀。戏剧性改变了单调的风景。于是，正如很多人已发现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在对任何人类发展都有害无益的混乱形势下，人的性格反而更多样和充实。这的确是一种创造！有可能是我写得太主观，是从这个郊区旅店的秩序出发的。旅店坐落在咆哮的工业城市，它曾经沐浴在多么奇妙的光线中！城市的忙碌隐藏不了它已经死亡的事实，一旦走进内部，死亡就会浮现，忙碌分解成了自己的组成部件。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

我们制造的闹剧的确让我振奋起来。它消灭了我孩童时代就体会到并且和这里的风景关联起来的乏味：炎热安静的周日下午，我父亲茫然地在老旧的木房子和光秃秃的院子里闲逛，穿着背心和短裤，有时候专心致志地清洗他的自行车，为下周单调乏味的差事做准备。我会从头开始玩自己发明的游戏。起名字的游戏。我会说：“我刚从惠灵顿和可可椰路街角的会议上回来……”不过是混凝土和锡建成的呆板房子；但是给它们起名让我快乐，用文件和宣言起草地点的村镇名给这些文件与宣言起名也让我快乐。于是我继续，起名，起名；后来我要求所有东西——每一栋政府大楼、每一条路、每一块农业用地——都要被命名。命名暗示着剧情和行动。它增强了现实。它增强了归属感，每当我从国外回来，都被这种感觉淹没。不要认为我体会不到这种感情。戏剧性让我振奋地开展我的活动，命名之中也有戏剧性。以前政府机构并不显眼，现在我们这些主演，不管权力多么低微，不管最终是多么徒劳无用，都成了公众人物，我们走到哪里都受议论。我已退出的权力的游戏中也有戏剧性。在一个层面上，分裂和结盟是公共谈资；然而还存在另一个层面，有可能假装他们不存在。戏剧性和我们同行；这不会让人不悦。我宣称它是一种成就，虽然结果对我来说远远谈不上愉快。

然后，我们把精力用在凸显已经存在的事情上。我们很忙。我们建立学校，以前开办学校不需要这么大张旗鼓；我们在乡间路上剪彩；我们开洗衣店、鞋店和加油站。我们和来自美国或德国旅行社的游客合影，他们说了正确的事情；我们和一家法国汽车公司的代表握手合影，他们来评估建立一个地区办事处的潜力。我们参与岛上所有的活动，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地区一切和工业化或投资有关的活动。

一家英国公司开始做饼干。还有个人做牙膏或者引进往牙膏筒里填充牙膏的机器。我现在记不清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鼓励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当地人制造罐装当地水果。这件事失败了。没有任何相关人员想过研究当地人是否需要当地水果罐头；其他人也没深究。这个人后来制造罐装人造黄油，大获成功。人造黄油是进口的，罐头是进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动机器，机器把平整的罐头皮做成筒状。我们盖上罐子的一头，装入进口人造黄油，然后盖上另一头。我把这过程记得很清楚。工厂是我宣布开始运行的。我们的人造黄油比进口罐头还略微贵一些，需要予以保护。我记得工厂雇了五个黑人女工，她们在照片里穿着白大褂，看上去严肃而富有技术。

在我们的地区，工业化仿佛是把各种进口的东西填在进口的容器里。只要超出这个内容，就会陷入麻烦。比如说塑料生意，以及随后的塑料丑闻，我的名字与此相连。有一天一个捷克人来找我。他说自己是来自一家荷兰大公司的避难者，建议我们应该让他当国有塑料工厂的负责人。他展示的塑料的前景让我们眼花缭乱；我必须承认自己被他的国籍吸引。后来他生产出一些塑料梳子和塑料碗，都是斑驳的棕色或肮脏的蓝色。但是他的生产流程有无法弥补的错误。他生产的一切都散发出恶臭。关键时刻即将到来——让这件事在所有的冒险、所有的活动和闹剧中被人记得吧——我毫不怀疑有人会用塑料事件来削弱我，要不是几乎在捷克人逃跑的同时，传来了铝土矿合同的重大新闻的话。

我们一开始就尽心重新谈判铝土矿的合同。这是我们唯一的主要资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它的开采也许是把我们的经济从彻底毁灭中拯救出来，也让岛上避免了革命的唯一原因。但是很多人不满意；到处弥漫着一种感觉，觉得合同是在焦虑和无知中商定的，我们没有获得该有的报酬。《社会主义者》描绘了用增加的开采报酬创造的灿烂图景。然而铝土矿的问题在于，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是外行。保证要重议合同的殖民地政客，所处的位置相当于一个向五年级学生许诺造原子弹的物理老师。我们在开始之前就陷入麻烦。我们没有知识，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知识。伦敦没有帮上忙。我们需要一位专家，我们愿意付钱。但是显然没有一位铝土矿专家既有空又愿意过来。

我与公司进行官方的接洽。他们用非官方的邀请回应，邀请我去泳池边举行的友好的烧烤聚会。非常友好的聚会。男人腰上长着友善的游泳圈；他们玩球、逗狗，偶尔对泼水的孩子放出几句狠话。肉在炭火上嘶嘶作响；欢笑的妻子往肉上涂油。在这种气氛中，我谈起铝土矿显得不合时宜，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则像是威胁。大家和新加入的人打招呼；一个安静的当地女仆出现了；有些人对着一只游泳的狗发笑。我被告知，南美有品质优秀的铝土矿，就埋在白沙之下，只需用软管运出来；牙买加的铝土矿就埋在土壤的几英寸下，没有石头要开采；澳大利亚事实上是一块完全由铝土矿构成的大陆。伊萨贝拉的铝土矿很难开采，品质参差不齐。找太多麻烦是在拿我们的未来赌博；即使是现在这样，也没什么能阻挡所有公司离开伊萨贝拉，然后本地人就可以尽情地玩红土了，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就像他们一九三五年以前那样。此外，未来稍有不确定的迹象，就可能导致现在正在顺利推进的矾土工厂建设计划宣告终止。那是一项几百万的投资。

这件事被放大夸张。我没有产生警觉。《社会主义者》继续表达怨恨，但是我们能做的似乎到此为止。你怎么能谈判不知道价值的东西？对于我们所有的官方接洽，公司们一律用非官方的邀请回应。我相信有些经理换了人，但是烧烤和家庭气氛毫无改变，我们的谈话毫无改变。这些公司不想对我们无礼。我们是个新国家，诸如此类，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在我们报纸上的软文广告的主题。但他们的底线是，一切无须讨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办法召集工人支持我们。我们对工会没有控制力。此外，这些公司工人的薪水是伊萨贝拉最高的，人们争相为他们工作，公司甚至还建立了住房和娱乐设施，他们成了模范雇主。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位置。又一个归还给人民的信息，又一次行使领导权。

牙买加拯救了我们。他们有更多资源，有经验更丰富、精力更充沛的政府，以及更多国际人脉。他们也有铝土矿，开采比我们容易得多，他们也在重新谈判合同；最后他们看上去取得了进展。我们仅仅是效仿他们的例子，听取他们的建议。烧烤聚会停止了。照片中，我们和援助者在一间会议室里，身处空白的吸墨纸、玻璃水瓶和平底酒杯之间。我们都神情严肃，表现得务实认真。从公司发布的广告看来，没有人能比他们更高兴。

这是一场胜利。这是我政治成就的巅峰。之后，下坡的速度飞快。

社会越小，问题越复杂：发生在六百人议会里的敌意和联盟，比发生在二十人的教区委员会里的更容易理解。即使现在回顾，我也只能看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人的动机仍不明朗，我怀疑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除了混乱还能达成什么，能否含混地达成某种结论。我能肯定的是，动机和联盟在重议铝土矿合同之后急速变换。关键时刻即将来临；惊恐和紧张开始浮现。

恰在做出发臭塑料的捷克人逃走的同时，恰在为新铝土矿合同举行欢庆仪式和宣传的同时，斯托克威尔蔗糖庄园发生了一场浩大而持续的骚动，我们的警力大约有一星期无力控制事态。

看，这最初的两件事如何以我为中心；看，神经质的不安如何把我和第三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场亚洲人的运动，他们对分担不幸的念头漠然处之。这是我们第一场必须面对的对秩序的严峻挑战，我们认为它是展现真正力量的时机。正是收获的时节。成熟的甘蔗立在田中等待被收割；纵火造成了惨重损失。看看不安如何迅速地转成恐慌；看看对这场一开始看来不可控制的动乱有多少种解释。看看互不信任的人们，这些认为自己的权力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人，想出了多少种方式来行动。有人渴望争取和控制这突然展现出的力量；有人想要摧毁它。有人讨论剥削和外居地主；同时，镇上到处有反暴力示威，却完全是种族示威的性质。

我身在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的中心。我了解聚焦在我身上的情绪。我了解各种谣言。连那些烧烤聚会都有邪恶的解释：一个被收买的人采取的拖延策略，一个将全部政治生涯投身于他自己种族命运的人采取的拖延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证据显而易见，因为《社会主义者》一反常理，继续宣称蔗糖庄园的国有化是一个理想目标。它曾经构成我的连贯性，有一小段时间是我的优势，现在则是用来摧毁我的东西。

然而在所有的混乱中，在每日有关成熟的甘蔗被焚烧以及镇上的暴力事件的报道中，正是“国有化”的呼声，从岛的一头回响到另一头。庄园需要国有化，为了统一，为了大家一直讨论的，从剥削中解放，获得自由。庄园需要国有化，以均衡新铝土矿合同的财富。庄园需要国有化，以防止对未来秩序的威胁。我位于中心；这任务是我的。布朗发话了，态度模棱两可：这任务是我的。我有许多支持者，他们盼望的无疑是个奇迹。国有化和摆脱外籍公务员一样不可能：伦敦方面已经表达得很明确。有人提议派代表团去伦敦。意料之中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但是呼声在岛上没有销声匿迹；我不能忽略它。国有化成了一个词。它没有意义。它只代表着亚洲人的威胁和亚洲人的希望；对某些人而言，这个词代表成就，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词代表复仇。国有化变得连一个词都不如：它成了一个宣泄感情的声音。甘蔗田被焚烧；两三个乡村警察局被占领；城镇的商店和住宅遭洗劫。我们身处种族暴乱中，但是我们把它说成是国有化。对朋友和敌人说的一切我都尽力了：关于国有化、统一、尊严、分担苦难。

曾经，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在一片晦暗的海滩上，不得不让自己笑对一把鲁格枪带来的死亡；最后我不得不假装那是一个玩笑，因为它有可能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假象中，他们正准备做的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有可能喊道：“不！你不能杀我！”两次回答都可能是：“谁说要杀你？”最好是玩笑，最好是假象。

因为每天都随波逐流，退出更不容易。每天的随波逐流削弱了我。我手中握有权力：控制权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直白的宣言。我没有夸张。在混乱的形势下，我的立场一如既往地清晰，而正是从这虚假的立场中，我能聚起岛上足够多的群体，确立我的权力，让局势回归平静。其中有空想家，仍然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发表内部反对意见的媒体；有那些把铝土矿看作我们政府唯一真正成就的人；还有各种族的中产阶级，看到我在内阁出现时总是感到安慰；还有庄园的工人，只不过是为他们的力量寻找代言人。这些人都指望着我；我让他们都失望了。控制，意味着对杀戮的怀疑，是伪装以外的唯一办法。但是控制也意味着拥有权力，这将带来必然的推论：在这样一个手中权力总是化为乌有的形势下，我必须保住权力，这前景让我心生疲惫。

我的戏剧感消失了。这对我而言是真正的损失。四年来，戏剧感支持着我；现在，顷刻之间，戏剧落幕了。这是一个私人的损失；不负责的感觉和责任的想法减弱，变得滑稽。我挣扎着让戏剧继续上演，因为取代它的将是绝望：一个男孩走在无尽的荒凉的海滩，走在活着然而腐烂倾倒的植物和无生机地活着的大海之间。当时我并不平静：那是后来才出现的感觉，转瞬即逝。戏剧落幕了，我了解狂乱。狂乱让我沉默。沉默让我伪装。

国有化？我将出发去伦敦。派出代表团的想法已经被接受：朋友和敌人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两周后，我将离开，将被削弱。暴力将会继续；没有可以让我回归的东西。说实话，我开始觉得放松；我渴望离开。

6

如释重负：这种情绪降临在我身上，令我吃惊。我曾经错过了离开的机会。现在，它终于迂回地来临：成就感和真相。我以后当然要回来；但是那将是访问的性质，是一件我知道要发生的事。离开前的时光非常美好。我慢慢地准备。我的情况报告是我最不担心的。事实我可以信手拈来，我们的论点我早已烂熟于心。伦敦已经明确表态。它接受代表团，但是代表团不会受部长接见。伦敦把这个游戏玩到了一定程度，帮了我们一个忙。

伊萨贝拉的甘蔗田熊熊燃烧，正是收获时节，伦敦却仍是早春。外套：是有必要出行之人的标志。那时，在我们明亮而炎热的候机室里，搭在我手臂上的外套总是令我愉悦。去机场的路上，锡和木头房子，地中海的色调，田野，树木，商店，广告牌，黑人做的牙膏和黑啤酒广告：再也不会用拥有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机场有一场示威。运动的彻底性让我吃惊。当然这是支持我们运动的示威，对我们有利。我作了一番适合这场合的演讲，和其他演讲一样信手拈来。这是我最后一场演讲：我的风格保持到最后。不久，舱门关闭，我们起飞，在田野、河流、道路和居住地上空飞过，这些风景从来没有如此井井有条。

离开时受到如此欢送，到达伦敦机场时却几乎默默无闻。这可能会让我察觉到，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政治有多么悲哀。但是现在这很适合我的情绪。我们派来了一名委员会成员；他们派了部里一名低级官员；没有新闻记者。但是有一辆车和一个司机；旅途的终点是一座一流的宾馆。很少有可以和住在这种大城市的一流宾馆相媲美的享受。住在豪华舒适的房间，需要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付账单。周围环绕着无声而紧急的动作发出的嗡嗡声：一系列服务等待着客人最轻声的呼唤。魅力笼罩着每个人：客房女服务员，接电话的女孩，她的语音和语调始终不变，服务台后面的男人，报摊里的女孩。他们是仙境的一部分，直到看到在闪烁的操作台后，接电话的女孩穿着制服的疲惫身躯松垮地坐在洗衣房的椅子上，直到看到面色苍白的夜间工作人员穿着破旧的雨衣到达，直到仙境的结构变得平常，宾馆成为工作的地方，不再与航线时刻表的魅力相连，却和从机场驶过的房屋相连时，仙境终于不复存在。这是该离开的时候；这时日子开始飞快掠过，索然无味。然而直到这一刻之前，宾馆都是一处向城市散发魔力的地方。

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事先计划的和官员的谈话几天内都不会开始。我独自一人。我的助手们已经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欢作乐或者去拜访朋友和亲人，大多是学生或移民，他们为这些人带来了朗姆酒和香烟作为礼物。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多么容易变得渺小！这座城市连接着我在其中的过去。然而现在从旅店里思索，我发现自己曾有意识地消灭它。我解剖和摧毁这城市的魅力；我看见它由个人组成；我不再去看它。

现在我试图重建这奇境般的世界：拥有奇妙光线的城市，在其中行走，身后不会伴随着影子。我试图重新发现散发着愉快的刺鼻气味的烟草店，和黄昏时寒冷空气里呛人的煤灰味道。我试图在这座曾经教给我不可能逃离的城市中做一名游客。这是我的情绪，我做到了。三天里我都非常高兴。日子并非完全空白。每天都有一些我可以参加的活动：和商人共进午餐；和驻伦敦的伊萨贝拉报纸代表共进晚餐；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部门的采访，录制地点在布什大厦。在那里的地下室，桑德拉，穿着雨衣，由于不敢设想未来而歇斯底里，要求我和她结婚。

但是还有代表团的工作。从伊萨贝拉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暴力事件增多；《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小段报道。我们和官员进行了对话。他们说的都是重复过很多次的话，都在我们预料之中。他们清楚而简明地归纳出国有化的后果。我们的会议只需要一分钟；我们把它拉长到了三天，每天开新闻发布会，然后被伦敦报纸忽视。不知是否出于想象，我觉察到不仅仅是官方对我怀有敌意。我觉得我作为个人也不受欢迎：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在只需要稳定的地方惹是生非的人。

在我三天的空闲日子里，伊萨贝拉越发强硬的态度反映在伦敦。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已经投身于我们的游戏。我不得不加剧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和官员的会谈以失败告终。我坚持要见部长：这是我唯一还能做的事。我的请求两次被回绝。第二次时我被告知，我可以被邀请去部长出席的午餐。我用了最后一招：我打电话给伊萨贝拉媒体的代表，告诉他们我的请求。两天后我被告知，部长将接见我，但是我的代表团不能参加。至少胜过一无所有。

这是一段简短而屈辱的回忆。我之前随政府出行到伦敦时不止一次见过这个人，我觉得他和蔼友善且有点愚蠢。而现在他几乎没有花时间客套。他的举止明显地表现出，我们的游戏玩得够久了，他除了帮助殖民地政客处理公共关系，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用大概四十五秒，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伊萨贝拉政府任何不克制的行为将导致的后果，简直让我感觉这是针对我的谴责。

接着我说出了一句刚出口就折磨我的话。无疑正是这句话让我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加倍痛苦。我说：“我怎么能把这消息带回给我的人民？”“我的人民”：为了这种说法我经受的一切都是活该。他说：“你可以随意把你喜欢的消息带给你的人民。”会面就这样结束。

我被彻底打垮了。我这么漫不经心地进入这个游戏。我像个游客一样在部长的城市走动。如今我玩味着毁灭的景象，然而怀着无助，明白自己孤立无援。但是我周围处处是发展与欢欣、复兴重建与绚丽多彩的迹象。这座城市让我忍受痛苦，我想复仇，但是又感到这复仇愿望的无望。在这座城市变得渺小是多么容易的事！成为曾经的男孩和学生是多么容易！奇妙的光线如今在哪儿？我在这可怖的城市中漫步。道路比我记忆中更宽阔，汽车更多，气味更刺鼻。穿外套太热，我出汗了。我和出租车司机争吵，和服务员和售货员争吵。这举动有失尊严，但是我觉得极度悲苦，第二次感到被这座城市遗弃的凄凉，两次了，我把一个如此重要的希望托付给这个地方。

安慰来自一个意外的地方：斯托克威尔勋爵本人，他的庄园陷入了麻烦。他艰难地亲手给我写了封信——每个字母是分开的，但是很难辨认——邀请我共进晚餐。虽然参加这庆祝的晚宴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念头，但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接受邀请。于是我思考起来。我料想这次邀请隐约有些官方气息；我敢肯定部长已经兴致盎然地汇报了我们短暂的交锋。我开始感到怨愤，并且觉得它给予我某种力量。怀着这种出现在别人身上时令我不快的情绪，我出发了。这情绪容纳着戏剧性，它在黑暗的出租车里支撑着我，我准备好了司机一开始绕路我就抨击。我准备好了一出公开的闹剧。这是对斯托克威尔勋爵和那些高枕无忧的人的行为方式的无知引发的简单反应。我应该更清楚这些；我确实清楚。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对自己如此精神错乱而粗俗感到吃惊。

出租车司机没有绕路。我在沉默中下了车。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个南欧人，一副来自贫民窟的面孔，面色苍白，神情严肃。我当时没注意到其他。我感到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这种内部度过的。它消除了黑泥和监工的红色和赭色房子的回忆。在那个瞬间，这些回忆本该更加清晰。这个人接过我的外套，叠好，放在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幅卡立格特绘画，它顿时让我心烦，因为画面过于出乎意料：奎师那，蓝色的神，上身直立着，左腿在右腿前盘着，唇边吹着笛子，对一位白人挤奶女工求爱。门开了，我的名字被通报。女人们：我转过脸把视线从她们脸上移开，孩童时受到的训练重现；一个小个子男人；一个高大的男人向我走来，个头很高，扣紧的外套让突出的肚子更明显，下唇肥厚卷曲。我预想的是一个块头小得多、更优雅的人。

介绍完毕。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不断响起。也许是在谈论天气；问起我对伦敦的看法；谈到伊萨贝拉的阳光。我无法回应。在这样的声音中，我对她说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听进，我的情绪在心里危险地紧绷起来。这一次敌人一定要被消灭，迅速地消灭。

接着斯托克威尔勋爵说：“你永远不会秃顶，这是肯定的。”房间恢复了真实。我大受感动，我非常高兴，我如释重负。这是我急需的镇定药。我愚蠢地表达感激。斯托克威尔勋爵补充道：“你父亲从来没秃顶过。”这让我重新思考我背负的名字。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什么都没说。

女人们接过了谈话。有三个女人：斯托克威尔夫人，她的女儿斯黛拉，还有个约四十五岁的女人，我整晚都没记起她的名字。我在记住她毫无特征的相貌上花了不少工夫。她和那个小个子男人是一起的，他的名字和工作我也没记清。让我高兴的是，他们似乎也没记住我的名字和职业。他们不时表达礼貌而漠不关心的兴趣，有时问个问题：我是来伦敦出差吗？在这种场合不够得体。不过他们往往是在和斯托克威尔夫人聊天，谈论他们都认识的人，或者个人的兴趣。

晚餐时我坐在斯黛拉小姐身边。我觉得她二十岁出头。当她父亲沉默时，她仿佛觉得招待我是她的责任。她很聪明。我一定很紧张。我花了些时间才习惯她叽喳的声音。她的声音和她母亲非常不同，她母亲的声音粗糙却清晰。于是，在我认真地看着斯黛拉、赞赏她言谈的同时，我实际上在听她母亲说话，为的是让自己放松而非出于兴趣。斯黛拉看上去有点疯狂，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在能做评判的立场上。夜晚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进行。我留心地听她的声音，试图将话语从她声音里无休止的叮当声中分离出来。直到吃晚餐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美人。接着我心绪混乱，无法再注视她。她有一种透明的美，透明的皮肤、无色的头发、通透的双眼。也许正是她的眼睛让我不安，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在我看来空洞而无法解读，当我看到它们时只能看见颜色。也许正是这个，还有难以解读的声音，暗示着疯狂。

她继续说。我能分辨出的话越来越多。终于有可能交流。她问我儿时读过的书。我想起了《雅利安人及其迁徙》，但是忍住没说。她对儿童书感兴趣。我只好坦白，我除了些安徒生童话，其他都没读过。

“没看过亨蒂或伊妮德·布莱顿之类的？”

我只好摇头。

“没读过童话或者童谣？”

“我想我们在学校阅读材料里读过《做蛋糕》。”

她看上去黯然而难以置信。她儿时读过的故事对她意义深远，她的理论是，没有读过相同的童书、没有听过相同童谣的人，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斯托克威尔太太说她不赞成对童年和童书的追捧，这不过是又一件被商业化的事物。她补充说这是特别英国化的一件事，如果通过我说的话来判断，像我这样的社会，“尽管过于匆忙”地鼓励孩子们像大人样是更明智的举动。

斯黛拉的前额抽动。她对我说：“你知道咕咕鹅

吗？”

我摇摇头。

她说：“你不知道咕咕鹅，我到哪里闲逛？

”

斯托克威尔太太说：“我觉得让动物穿上衣裳很下流。我受不了那些熊和兔子穿着褶边衣服。”

“楼下，楼上，还是女士的卧房？

你不知道吗？”

“我受不了那些菜单。”四十五岁的太太说，“‘在晨露间采摘的蘑菇’之类的东西。他们就不能单单写蘑菇吗？”

“心满意足的牛挤出的牛奶。”她的同伴说。

“轻松的牛，美丽的牛，挤下你的牛奶。

”斯黛拉背诵起来，“我给你件丝衣裳。

你不知道这首吗？”

“我不知道这首。”斯托克威尔太太说，“这肯定是你从那本牛津的书上看来的。”

“你一定要经常研究它们。”斯黛拉说，“它们里面有关性的部分多得吓人。”

“我经常觉得，”四十五岁的太太说，“杰克和吉尔是文学中最下流的一对。”

“我不知道，”斯托克威尔太太说，“我读到说他俩的故事大都是十八世纪写成的，写的都是真人的事。”

“没有意义的那些故事才吸引人。”斯黛拉说。

我一直感觉到斯托克威尔勋爵盯着我。我不时地看着他：他蜡黄色的大脸，宽大长方形的前额下小而不安的眼睛。他对我的注视没有反应。他继续盯着我，左手稳稳当当地从他的盘子移向嘴里。他像在吃坚果，其实是在捡起小块面包屑送到嘴里，但是动作很大。我接受了他的审视，思考着我的父亲，我的童年，那些我错过的童书和童谣。这不只是酒和我自己的如释重负感。这个夜晚，我说过，是在陌生的模式下进行的。

女人们离开房间后他才再度开口。那时至少他有事可做。他拿出白兰地，自己却不喝；他掏出雪茄，却没人抽。他继续吃面包屑。

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您见过我父亲。”

“我见过他两次。”

我对父亲知之甚少，我曾希望知道得越少越好。现在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告诉我，显示出尴尬的神情会不合时宜。

他说：“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政治。他在海边有座小屋。奇怪的是在公有土地上。他已经放弃了政治，但是有一小队人排队等着见他。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无法告诉他。他说，‘好吧，你就自己坐在那儿。’我自己坐在一个角落。这场面很感人。这些纯朴的人们来向他倾诉困难。稀松平常的事。工作、疾病、死亡。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做些别的事。但是最后他总是说一两个字，有时候说一句话。不可思议。坐在那儿，亲眼看见这一切，你会感到深深的安慰。我无法离开。”

“真是非同寻常。”小个子男人说。

我觉得不舒服。我问：“他都说些什么？”

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前额紧皱，和他女儿如出一辙。“有些事情简单乏味。但是有些人让你愿意度过这种生活。”他笑了；这与他不相称。“就像是交通规则。只有上了路才有用。那时它比逻辑还要有用些。”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很失望。

我努力做出庄重的表情。我说：“那时候我很少见我父亲。”

“那是自然。我会告诉你些他的其他事情。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只裹着一块黄腰布。他袒露着胸膛，皮肤有一种光泽。”

我们坐着沉默了一会儿。谈话转向别处。我请求暂时离开，去了洗手间。我以为自己要吐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眩晕。我在那小房间回过神来，我简直可以为自己的孤单落泪。

就在我离开前，斯黛拉小姐说：“等一下。”她跑出房间，带回了一本《牛津童谣选》，“读一下这个，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我婉拒了借书的美意，说我在此停留的日子不多，到时候就难还书了。她说：“你很忙吗？你不能明天或者后天还吗？”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话。我感到飘飘然。和过去、和这座拥有奇妙光线的城市的联系复苏了。我们约好一起吃午餐。她有间自己的公寓，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我走回旅馆。我闻到带着煤烟味的寒冷空气。天空低垂，街灯和店铺橱窗透出的灯光漂浮在只比街道略高一点的地方。城市仿佛笼罩在穹顶下，我没有暴露的感觉。我身边的天空在发光。也许伊萨贝拉的天空也发着光，原因却不同。时间已过午夜。我的情绪与过去相连，那时的此刻，这座城市该是沉寂的。现在街道上车流喧嚣，红色的尾灯仿佛是夜色中的警报。和白天没有差别。

《牛津童谣选》的厚度和质感奇异地让人感到坚实、有学术味道。我攥着书，走进仙境般的宾馆。我泡了个热水澡，啜饮每晚在暖壶里等着我的热牛奶，我开始读。我按先前的指示，像孩子那样读着。这毫不费力。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

我的心境柔软。很快我开始伤感起来，但是带着愉悦。我伤感不仅仅是为了这咆哮的红色城市失去的村庄绿地、马背上的骑手、挤奶女工、集市、篮子里的鸡蛋、乡下人进伦敦城的旅途，也是为了书中对世界清澈而直接的想象。我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欢乐的想象，也没有有序的世界。

当它们打扮得干干净净，

适合让人见到，

她会穿着优雅的衣裳，

在绿地上舞蹈。

“小熊维尼？”我说，把书递了回去，“我经常在书店看到，也经常听人提起。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读过。我觉得这书名总是让我打退堂鼓。”

“小-熊。

”斯黛拉说。

“小熊？”

“你不明白？我看这个也一定要读给你听。”她坐起身，把被单拉过胸前，“你准备好了吗？那我要开始了。”

代表团已经回到了伊萨贝拉。我仍然留在伦敦。我不再试图解释，我只是记录。我在伦敦继续逗留了八天，其间我留下的无论什么名声都正在被毁坏殆尽。我留在伦敦，被第一次见到斯黛拉时察觉到的她的行为举止所吸引。我最初觉得这是疯狂，的确是一种疯狂。这是产生愉悦的能力，我在桑德拉身上也看见过，但她没有桑德拉的苦闷。这是一种冷静，远远超出了桑德拉对某种场合的愉悦。这是一种看待城市并身处其中的方式，一种似乎能掌握它，在其中安排一系列独立、完美的乐趣的方法。这是对我害怕失去的那种情绪的延续，知道它将一去不复返。她创造出了我曾经追寻的城市，我从未想到这种创造会这样实现。也许我被斯黛拉的举止和技巧欺骗了，这也许是她那个阶层的举止和技巧。但是我心甘情愿地受骗。

当然，这些都需要偿还，以在她公寓的那些下午偿还。我对别人性能力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根据这些知识，我不能说对我的要求过高。但是我相信讲到现在我已经明显地表达出，我的性能力低落而不可靠。事实上，我畏惧那些在垂下的窗帘后的下午，最终正是它们把我逼走。事情开始于我第二次去她公寓时。她许诺给我讲些故事。她穿着一件衬有夹层的粉色家居长袍，也许是件睡袍。我轻轻地吻她的前额。我记得闻到一股难闻的烧焦气味：她才去做过头发。她的表情没有变，我对她的开场白毫无准备。她说：“我们去床上吧？”我惊讶于她平静孩子气的声音和提议的内容之间的对比。但是我记得，这似曾相识。“你要不要看我的下流画？”语句里有着相同的天真无邪。不容拒绝。

我们做爱很标准化。沿用了那天下午的模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献给我的，第二部分斯黛拉宣布属于她自己。第一部分她被动地躺在一边。第二部分她跨在我身上，向后靠，把手放在床上或者我胫骨上。她不停地动着，闭着双眼，皮肤湿润。她不出声，只有一回，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身体多美妙呀！”我当时没有赞同她的观点。后来我惊叹于她的准确和诚实。她向后靠时，乳房如此娇小！这么私人的疯狂，我也许还没到那儿。她有点担忧。对我而言，这无言而漫长的第二部分是折磨。我把思绪分散在其他事物上。这个办法十分奏效，我有一次甚至拿起了床头柜上的一本大画册，我记得讲的是图坦卡蒙之墓的宝藏。我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本来以为只是在脑海里念头一闪，“你有这本书。”我得到轻快的一巴掌作为答复。我放下了书。

于是现在，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听着维尼熊、驴子和小猪的历险故事，知道面对严峻事实的时刻会很快到来。这一刻到了。被单掀开，书放在一边，我耐心地平躺在床上。书就在手边，我只期望被准许继续安静地看书。我研究起了书的封套。它印在了我脑海里，无论何时看到它，我都会被一种微妙的感觉激怒，不久它将自己定义为匮乏。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害怕它会发生。我开始衰退。我身上的身体悲哀地疯狂着，我希望自己能帮上忙。后来，当衰退成为定局，孩子气的脸庞因为失望和无可饶恕的愤怒而显得空洞茫然。这是终结。没有关系能从这样的失败中恢复，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游戏性质的关系。

的确是离开的时候了，离开幻想之城，离开宾馆的仙境，它已经不再是仙境。但是，斯黛拉把《小熊维尼：阿噗角的小屋》的平装书寄到宾馆是一桩善举。

7

是离开的时候了。但是我没有必要回伊萨贝拉。然而，我太晚才发觉。事实上，直到飞机离伊萨贝拉只有几分钟的航程，我们开始系安全带时，我才意识到。城市和白雪，岛屿和大海，只能用一项和另一项交换。于是我的思绪飞驰，启程离开意味着一处目的地。我很平静。这是在多次危机时刻来临的平静。斯黛拉的态度还影响着我，让我体会到她挥霍者的信念：现状会一直持续。在我看来，这是她特有的傲慢，也许是她阶级或者种族的天赋。成就感能创造出关于它自身的幻觉。桑德拉对她期待已久的财富变得漫不经心，现在我轻易地不理会这座我终于看到光芒的城市。直到来到机场，我的航班早早抵达，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平静，然后立刻开始质疑它。错误！质疑、自省、安心：这过程很快不断循环，我害怕自己是在熟悉的神经质状态下来回转换。我觉得当时只有这种恐惧在影响我。我感到恐惧，并且发现我的恐惧有迹可循。几分钟内，我近来还是完整的世界被毁坏殆尽，我的镇定荡然无存。

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有问自己是不是必须回到伊萨贝拉。我只想拖延，绕一番路，短暂地逃离。恢复平静，找回对世界的清晰看法：这是我现在所关注的。其他一切都缩小了：斯黛拉，伊萨贝拉和在那儿等待我的一切。我又成了城市里的学生。我需要新的景象、新的自然风光、陌生的语言。暴风雪中的西班牙北部，褐色的土地渐渐变白，光线骤然晦暗；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绿色和黄色的朦胧景象，大卧铺火车的咖啡杯被一个沉重的勺子固定住。

中途停留：我突然想起航空公司的广告词。在这个阶段并不容易实施。但是我在狂热中忽视了斥责，克服了困难。几个小时后，我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像在梦中。我以为自己不知道这座城市，但它不时浮现出熟悉的元素，以及我猛然间感觉似曾相识的地方：真实感被扰乱，声音奇怪地减弱，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正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目睹相同的景象或做相同的事情。我喝着十二年前第一次尝过的饮料，吃相同的开胃菜，它们像以往一样沉重地落在我的胃里。我瞥到花纹熟悉的瓷砖地上的锯末，黑暗角落里刺眼的荧光灯，一张脸，一种我一知半解的语言的零星对话：我彻底陷入不安之中。我那天第二次对航空工作人员大为光火。但是那天没有去伊萨贝拉的飞机。明天有，一张新贴纸粘在我机票上。十六小时的中转时间等待着我。

我走进书店，读着昂贵、不便翻阅的该国经典书籍，直到店员变得过分殷勤。然后连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再没有值得逛的地方。我在宾馆闲逛，在大厅，在我的房间里消磨时间。乳白色的塑料电铃按钮上画着一个平足的女佣，她平静地看着我；一个瘦弱的服务员奔跑着，高举托盘，外套下摆在空中飞扬。对愉悦的承诺！我按铃叫了我不想要的零食和喝不完的饮料。我把宾馆的所有服务都试了一遍。我泡了个澡然后上床。过一段时间我爬起床。这才九点钟。我费了一番努力穿上衣服，然后走到街上。

我走进一家又一家贴着瓷砖的小小酒吧，从酒吧疲惫的男招待那里要小杯的酒喝。每一杯都让我的胃更沉重。一个十字路口、一栋楼、一个斜坡、一处转弯，都是熟悉的地方。一个女人缓慢地走在我前面，转了个弯，走进了一家小餐馆的入口。回忆被激起。我跟着她穿过旋转门。我感到紧张，不仅是因为酒；我筋疲力尽，这是我最不想去寻找的事情。但是我的胃因一种往日的兴奋而轻快起来。我觉得自己是被引来此处的：灯光、低矮的桌椅、细长的半满的酒杯，孤独紧张的年轻男子穿着双排扣西装，妆容精致的女人，三三两两，冷淡地隐藏如此的技巧和能量。

在这种场合我只看脸庞。身体无法让我感兴趣，一具躯体和另一具没有什么差别。我感到的兴奋已经足够，接下来是堕落，或者，奇怪的是，责任。我挑了一张鲜活、有吸引力、聪慧的脸，在这个国家显得不寻常地瘦小，但是这张脸却连着一具和其他人一样丰满的身体。她友善温柔，这类女人都是这样。当我们离开小餐馆走路回宾馆时，她轻松地谈天说地，旁观者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老朋友。甚至到宾馆后，她的好心情也显得很协调。前台瘦小的年老女士，虽然穿着浆过的围裙显得职业而麻利，却仍然热情奔放地向我的女伴打招呼。她说很高兴又见到我的同伴，夸她看上去不错，是不是身体好些了？我的同伴回答说是好些了。前台的女士研究了下我签字的登记表，说她并不吃惊。她开玩笑地责备我的女伴先前的绝望，说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把一切交到上帝手里才更明智。我们走上了昏暗的铺着地毯的楼梯。没有人对我说话，这是在这间宾馆工作的女士的善意习惯，不去注意她们顾客的客人。我微笑的女伴意识到了我听到她们讨论疾病时表露出的无声的惊惧，解释说她瘦了不少。她做出讽刺的表情，两手张开比画着，说她曾经很胖，哦，不过还不是庞然大物。

挂着窗帘的房间很温暖，红色的床头灯让房间显得舒适。同时，白色的洗脸池擦得雪亮，两条小毛巾躺在一尘不染的坐浴盆上，其他毛巾整齐地叠好放在床边，又让这里多少有点手术室的感觉。我付给女伴我们在小餐馆笑着商量好的价钱。她抚摸我的脸，说她不喜欢事先收钱，这摩登而贪婪，但是她之前有不愉快的经验。她的恳挚让我高兴。她离开了房间，无疑是把我刚给的钱拿一部分给宾馆的那位女士。我听到她们之间热烈的谈话。片刻后，我的女伴回来了，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像面对一个孩子般为她刚才的离开道歉。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筋疲力尽。刚刚进入这间舒适的、手术室般的房间后感到的所有兴奋都已消退。这个微笑而欣然的女孩，我现在发现她挺年轻，她愿意取悦我；这种意愿看上去很遥远，有点感人，有点荒谬。

她把外套仔细地挂在椅背上。没有了外套，她立刻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要胖。她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慷慨标准。她的手臂宽而松弛。她的乳房之前被紧紧上托，平贴在胸上，即使这样还是显得丰满而巨大。现在，随着我女伴一声叹息，随即转为一阵笑声，乳房被释放了。它们轰然下落。它们硕大无比，是丑陋怪诞、空荡而饥饿的袋子，只在尖头残留了些物质，只在那里保持着些许形状。她松开衣服，解开束带，释放自己。被勒得一条条、陷下去、皱巴巴的赘肉无助地下落。她的双乳像宽大、松弛的刀鞘，一直垂到腰间，泛起涟漪似的松弛肚皮在下面层层叠叠。腿上流动的褶皱里的赘肉像发起的面团般颤动。如此骇人，如此悲惨，一具来自地狱的躯体，带着一个微笑的女孩的脸庞，减肥者饥饿消瘦的脸庞。这个被肉体折磨的人告诉我肉体的信息。“太胖，太胖。

”她不停地说，笑着，表情凄惨。礼貌和同情让我回答：“没有，没有。

”我知道我不会碰她，我也害怕她碰我。我一直没动。肉体，肉体。我想：我怎么能厌恶呢？我甚至要怎么才能评判？她从浴盆里起身，坐在床上。液体似的赘肉横向流动着，她的胸触到了大腿。我闭上眼等待。

没有潮湿、松弛、令人窒息的拥抱，只有最轻柔的语言，最甜美的呼吸，对我乳头的一阵轻拂——是来自那对乳房吗？以及指间绕着我乳晕的一点点触摸。我没有触摸她，我的双手依旧放在身侧。但是我已经把自己与周围隔绝，成见消失了。指甲、舌头、呼吸和嘴唇像脱离了身体的探测工具。我胸上被划上两道轻轻的痕，舌头轻快地舔着我肚子的侧面，我紧张的腹部肌肉颤抖，泛起波纹，变成液体。探索更向下，现在不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不需要排斥这个世界、液体的叹息和声响。成见消失了，我满是痛苦的感觉。肉体，肉体：但是我对它的意识减弱了。我被翻过身来肚子朝下。探测在继续，用着相同的工具。自我一层接一层地剥落，剩下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感知细胞，对快感或痛苦浑然不觉。中立的感觉，越来越细致，合情合理，只因为那越来越弱的探测还需要领会，只因为这是生命的唯一证据而存在。细致的感官只随着时间持续反应，这也是宇宙。这是延长、延长、不断延长的一刻。不可能有问题。当释放没有结果，感官再次扩大，这一刻把它本身定义成延长的恐怖。这一刻后来伴随着我。三年后我还能轻易回忆起它：永恒、恐惧和慰藉的一刻。交通规则！通过可怜的丑陋肉体来了解肉体，通过肉体来超越肉体。

但是庞然的她陷入绝望。歇斯底里的笑容被泪水取代，她为我的失败而自责。我安慰她，那一刻我是真心的。“太胖，太胖。

”她说，捧起她的胸和肚子。我说：“没有，没有。

”她又开始笑，她漱口，化妆，重新整理头发。我们磕磕绊绊地用她的语言聊天。她误解了我说的一些事情。她好像回答问题似的说：“那些时候，我从不睁开眼，我从不思考。”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我看着她重新把身体直立起来，准备去小餐馆，不带任何厌恶或评判。这就是我所能给予她的一切。我陪她走回小餐馆的旋转门。只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那晚，我在宾馆被一阵恶心惊醒。我一到洗手间就开始呕吐：把前一天所有未消化的食物和饮料都吐了出来。我的胃抽紧了，我有些痛苦。塑料按铃上的女仆依旧在凝视，侍者依旧在飞奔。但这才刚过三点，宾馆静悄悄的。我开始等待早晨。我没有睡好。在一连串的梦里，我发现自己躺着，趴着，在伦敦街头或是隧道里，红色地铁纵横交错的轨道上。在地铁另一边，我能看到萨利、桑德拉、我父亲、斯托克威尔勋爵急着走向我，我却不能走向他们。我睡睡醒醒，等着日光降临这座幻境之城，已知和未知的，记忆和梦境一起浮动。当日光降临，我感到虚弱想吐。中途停留宣告终结。必须起身准备好另一次启程。

8

我抵达时很安静，没有人预料我会回来。我之前中途停留的安排导致了传言，说我已经消失或潜逃了。那时候，我坐一辆出租车回罗马宅，就像是个普通人。我需要睡眠。车子开得很快，后来被报道成偷偷地回府，也不失公允。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在这座我一度需要靠关注和戏剧性来维持自己的岛上，我如今却在享受私密性。有一会儿，我玩味着不可能的念头，想着通过辞职和沉默来延长这种乐趣。当然，鉴于我们政治生活的性质，这是不可能的。

我成为公众视野之外的个人的时光没有维持太久。我回来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早晨有一个警卫站在我房子外。警卫是有必要的。由于我中途停留，一队打算在机场见我的示威队伍失望了。公众情绪被激怒。我获悉，在机场的示威里，我本可以发表陈述、回答问题。这本该是表演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匆匆召集的会议上不允许我发言。我甚至都没接到出席的邀请。

在这场会议中，有人向我抛出一个严重的反对指控，效果却让人满意。我的私生活——我有条不紊地挣钱，在跛子镇房产开发时具有种族排他性，我和桑德拉的婚姻，我和温迪的关系，我与斯黛拉的越轨行为——这一切都被用来加深我欺骗公众的形象。我在国有化议题上出卖了伊萨贝拉，这就是我对苦难的花花公子态度。同时，我坚定地推崇国有化，推崇主要造福于亚洲人的举措，是企图创造种族分裂，以保证我权力能够持续。我对苦难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我加入了运动，协助创造了运动，只是为了毁灭它代表的一切。我甚至试图掌控警力，还秘密建议警力应在英国控制之下。正如我所说，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在公共会议的歇斯底里中，这种叙述一定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我无法从弱势的立场理性地回答，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真实的点滴。只能用质疑的态度回答，从强势的立场来应对。

但是没有人对我的回答感兴趣。一个月内，我放弃了我的权力。一个月内，我身败名裂。报纸是自由的，却无人为我说话。我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但是没人来罗马宅，我也从没离开过。我们打造了一场闹剧，令人意识到力量和脆弱，我们制造了一种让人不愿冒犯的姿态。我母亲来探望我，我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们也来了。我们在游泳池里戏水。奇怪的是，我的罪行在报纸上铺天盖地之时，私密的生活却降临了。我每天早晨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读报纸，很快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不再有反应，它不再能和我自己相关联。我关注着别人的命运。我读到温迪在蒙特利尔订婚的告示，她要嫁给一个有法国名字的人。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下面配上了充满爱意的文字。目光中等、既不过分长远也不短浅的人，才是幸存的！

我给布朗写信。他没有回复。现在，读着报纸，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重视他的沉寂。他没有出席谴责我的公共会议。不久传出消息，他没有受邀请，有模糊的暗示说我们走得太近。于是我发觉，回到伊萨贝拉不仅没必要，而且比我离开的举动还要不负责任。

我已经看出，布朗身为黑人民众领袖，无能力走出那贫瘠的命运，与我们创造的无名的人对抗。无论我归来与否，那种对抗都会继续，维持在那一层次。在我们的运动中，权力将被重新定义，它真正的拥有者将会出现。我尽管占据了报纸的诸多版面，但已遭淘汰出局。但是通过归来，通过把自己置于事件的消极中心，通过成为那个花花公子、那个古怪别致的亚洲人，我为这场斗争赋予了某种方向。我的出现让斗争更合理，让它拥有多种个性。它指示了和我无关的斗争需要的期限。它暗示了一种方式，无名的人，通过创造无序，可以展示他们的力量。而国外媒体，一向按惯例对不幸的呼声表示同情，因而对此赞同！我能做什么？我有我的警卫。我待在罗马宅。

对于接下来那场灾难——没有其他专门的词来形容小区域里的公开种族冲突——我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这责任始于我回到奴隶岛的一刻开始，始于那个静默的早晨，持续到我最后离开的时刻。不要觉得我只是想让自己内疚，因为承受内疚比采取行动更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让人满足。在这种混乱中升上高位、获得短暂荣耀、个性模糊的人，是绝不会感到内疚的。他们顺应着不可治愈的内在不幸。他们被苦难造就，也是苦难的一部分。他们的后继者也是如此。

不要觉得我是站在安全的立场镇定地说话，无安危之忧，在千里之外的郊区旅店避难，每天晚上在被视为我们庇护者的老爷和夫人的画像下吃饭。我的不作为和愚蠢等同于残酷。但我是这种残酷的一个无助的旁观者。无助，但是我不能说那时候我觉得负疚。我活着，我度过一天又一天。罗马宅里的一切继续运转。游泳池里的水不断更换，不断从过滤器流过。如果机器三十六小时不运转，那一片无休止地从深深的水底闪动网状波纹的蓝色池水就会变得静止而不透明，泛出浑浊的绿，微小的植物在水中生长，仿佛森林里的池塘。喷泉飞溅着水花，每天早晨我都会坐在喷泉边树荫下的早餐桌旁。桌上摆着鳄梨、炸大蕉、肉桂味的巧克力，铺着白色桌布、熨平的白餐巾，还放着一小碗鲜花。我在桌前读报。

当有组织的暴力开始，当人们被愤怒、恐惧和悲愤折磨得忧心如焚——他们觉得被我背叛，却在困境中发现除了找我，无处求助——当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走在城市街头，来到罗马宅讲述亚洲人的不幸，讲述着妇女儿童受到袭击，有人被砍伤，一家人在木屋里被活活烧死时，我闭上眼想象着骑手纵马奔向世界的尽头。肉体受煎熬的细节进入我的脑海。在一本讲日本战俘营的书里，我曾看到一幅照片：一个澳大利亚人被蒙着双眼，跪在地上，远离家园，即将被斩首。这个中心人物在我短暂的恐惧中看来是英勇的：英勇且非常私密，这私密嘲弄了折磨他的人的嘲弄。那时我让说话的人不要告诉我更多细节。我用安慰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我说：“把这些想成书里的事情，报纸上的事情。不要告诉我姓名。不要告诉我人们是怎么死的。就说‘发生了种族暴乱’。就说‘有人丧生’。”

有个可怜的人带来一块石头，上面沾着血和纤细的头发，也许是个孩子的头发。我对他的证据和见证能做什么？我试图让他进入我的脑海，和我一起纵马去这个空虚世界的尽头。像其他人一样，他在悲痛中更容易接受建议。这时是夜晚。我带他去罗马宅的花园，让他扔掉石头。他很乐意地遵从。那时我们的联系不仅仅是语言的联系。我给他的安慰是给自己的安慰，用来摧毁脆弱的肉体形象。这是残忍还是欺骗？那一刻我在自己身上发觉了安慰的天赋，向其他人传达我对世界的想象的能力，我可以用这种天赋创造奇迹。我知道这一点，即使当时已是末期。但是这需要眼前的秩序的保证，而我无法带领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呼声是我提出的景象的必备成分，没有这个，天赋毫无用处，反而会有毁灭性。所以这天赋在被发觉的时刻就遭到抛弃。我成为领袖已经太迟了。

一周以后，那个我在黑暗的花园中看不清面庞的人，听到我接受离开的建议后攻击了我。我听到这消息不觉得吃惊。我接受了新领袖提出的条件，乘一趟免费、保障安全的航班去伦敦，带着六十六磅行李和五万块钱。这只是我财产的一小部分。我的不负责任甚至波及了我自己：我没有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他们只是头脑简单的人，受到了惊吓。我敢肯定他们没有伤害我的意图。但是在他们的处境下，他们不再相信自己。他们给我的提议，是时候一到，他们期望自己所遭受的。

也许那时候，我是个叛徒。但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还有想采访我的人，这不是可以向记者解释得清的事情。我再度默许了自己被赋予的角色，这点不值得惊奇。

9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以为不过是三四个星期的工夫。我在《社会主义者》和内阁文思泉涌的回忆依旧鲜活。关于重整警力的五千字文件，一篇不容忽视的作品，是一个晚上聚精会神地完成的。在这所旅馆以麻醉状态生活的十八个月里，绝望和空虚已经消耗殆尽。带着一种由紧张和再次拥有工作带来的美好感觉，我让宾馆添置了一张写字台，放在窗边，让自己定下心来，开始工作。

早餐刚刚吃完。讨人欢喜的中年爱尔兰女仆一早把我的房间打理好，她会在十一点给我送来咖啡。我的嘴里感觉清爽，我的双臂泛起激动的紧张和麻刺感。到预定的时间，咖啡送来了。我的兴奋变成一种焦躁的疲倦：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灰色、黑色、红色的墙纸，印着古董车的图案。桌边的窗帘是厚重的红色棱纹平布，经常触摸的地方泛着棕色，暴露在阳光下的褶子已经褪色。窗玻璃安在现代风格的铁框里，窗户很低，看得见宾馆的果岭，远处由一道浅红褪色的砖墙围绕。围墙之外，是更多的红砖，仓库、车库、房屋，仅仅是城市的一角。我一方面因自己虚无缥缈的经历，以及我试图重述它时身处的场景与它天差地远而不知所措，一方面也因为现在的场景本身，我的客观处境，这座城市、这个房间、这里的风景，这平淡无奇的光线而不知所措。直到傍晚，兴奋消退，天光暗淡，窗帘即将拉上，我的胃、头和眼睛一起体验着恶心的死寂的感觉。一整天逼迫它自己浮上水面、让笔记本的第一页除了日期以外一片空白的回忆终于到来：我的第一场雪，以及我怀疑地审视的，有着奇妙光线的城市。

距离我在一间被电炉烤得过于干燥的房间里重现那一幕景象：我沿着黑暗的楼梯爬上夏洛克先生的阁楼，在肯辛顿一处变白的屋顶望着飘雪，已经过去了十四个月。通过这种重现，事情变成了历史，可以控制，它被归入自己的位置，不再扰乱我。这成了我的目标：从这个场景的核心事实——我作为学生、政客以及如今避难的移民出现在这座城市——为我自己的历史施加秩序，消灭按时间顺序叙述可能导致的心神不安。

在伊萨贝拉的最初日子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大谈文化以及本国文学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我对作家没有多大尊敬，虽然我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我把他们看成不完整的人，对他们而言，写作是对我乐于称作生活的事物的替代品。当我静下来写这本书时，在我预想三四个星期的工作中，我也在考虑其他事情。我知道最后经济上的报酬会很少。但是我想，书一旦出版，将很有可能给我带来一些不定期的愉快工作。比如对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的评论和文章，布什大楼打电话来让我准备演讲，甚至享受一下在电台讨论时开开无害的玩笑。也许，在一两年这种轻松的地下工作后，我能在电视上找个合适的定位：殖民地专家，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冷静地离开郊区旅店，之后乘着别人付款的出租车返回，发现自己是受敬重的，当然他自己不承认。这最后一项，我必须坦白，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白日梦。旅馆里的人对我一无所知。我不明智地说自己是商人。而我长达十八个月的深居简出已经开始引起怀疑。

我从未想过写这本书本身将成为一个目标，记录生活可以成为对那种生活的延续。我从未想到自己会逐渐喜欢旅店生活的限制和秩序，之前这样的生活让我绝望。我也想不到，一成不变的房间和我缓慢进展的创作相对比，会给我这样的满足。秩序、顺序、规律：每次电表一响，就要吞下我一个先令。十四个月，电表吞下了几百个先令，有时是空洞的声响，有时是盛满了的声响。我见过在各种天气下的草坪，最喜欢冬天的景象。那时用吧台招待的话说是“老来俏”的中年女士们不再晒太阳浴，无家可归的人不再在周末穿着运动服亲切谈话，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我知道桌子上方墙纸上的每一条线。我没有看出损毁的迹象，但是听说这里要重新装修。还有这张桌子：我第一次坐在它面前觉得它粗糙而狭窄。深色的桌面遍布污渍和划痕，凹槽被沙土和灰尘填满，抽屉拉不出，桌腿被截断。它不是旅店的标准家具，是专门提供给我的。它是一件旧货店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没有用处。现在我觉得它仿佛恢复了生机，干干净净，熟悉又舒适，连划痕都带着光泽。这是我随着写这本书而获得的观察入微的才能，一种秩序，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应着我创造的另一种秩序。这还带来一个我最没有料到的好处：持续而安静地享受时光流逝。

我融入了旅店，写作的事实得到了评论。怀疑消除，自从我学会充实地过日子，怀疑就得不到养料，消失了。我吃早餐。我在房间里工作。我走去酒馆吃午餐。啤酒杯垫从不更换。谁来这儿？一个士兵。

有时我在下午去一家餐馆，油烟悬在静止的空中仿佛是雾气。在玻璃之外，货车、公交车和轿车在它们蓝色的烟气中无休止地穿行。我喝茶，读着晚报。周日我们都在旅店的大厅里喝茶，当时的习惯是女人为男人倒茶。年纪大的人玩牌，其余的人读报。我观察一位女士没有特征的手，她是中产阶级下层，但是人很好，她一九四七年以前都生活在印度。去过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之后，她丈夫去世了，家庭四散，她放弃了帝国。就如我一样。我经常在晚餐前去酒吧，喝杯酒，看看电视。这是一家内部酒吧，移居国外的住客寄来的明信片和纪念品被珍重地陈列。我在餐厅有自己的桌子。它在一个方柱后面，镶着上过清漆的松木。我喜欢坐在柱子后面。它和我的桌子一样宽，给了我某种私密性。这也给了我机会，在不冒犯人的情况下，看一个人的手，我叫他“垃圾”。

“垃圾”也坐在柱子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手。手指细长，属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年人。这双手的主要任务是把一盘肉和蔬菜变成一盘可以接受的垃圾。尽管混乱和迅速同时席卷了其他所有的盘子，肉被叉住然后推来推去，蔬菜混成一团，散落在乱糟糟的一摊酱汁上，刀叉不停歇地混合起新鲜的一口口食物，朝着它们造成的混乱探下去，切割、刺穿、涂抹着食物，那两只手却有条不紊地、科学地维持着秩序，定义出垃圾，分开最终要被吃掉和被丢弃的。丢弃的部分被高高举起，小心地放在盘子的一角，这不断扩大的一角专门留给垃圾。直到分区的工作完成——这时其他的盘子通常已经丢在一边，准备交还给餐厅——他才开始吃饭。吃饭只需要一会儿的工夫，他的盘子和其他人的一起准备交还给餐厅。女招待经过。双手僵硬地奉上劳动成果，请对方离去：一个整洁地堆着垃圾的盘子。我仿佛目睹了某些早期基督教仪式的开头。这还不是全部。继垃圾盘之后，轮到了对奶酪的屠杀。巨大的左手在一块切德干酪上方高高拱起，大拇指和中指找到着力点轻按着；右手推下弧形的两齿刀。但是在最后一刻，手假装奶酪活了过来，想要逃走。切德干酪在油腻的屠杀板上四处滑动，一阵挣扎，拇指和中指放开了奶酪，却紧接着更用力地按下去。霎时间，刀子落下，干净利落地切开奶酪，直到奶酪被截成两段一动不动。我几乎以为会见到血。

时光流逝。偶尔有些小插曲。有人反对一个聋子用刀刮擦他的盘子，他和“垃圾”不同，喜欢递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盘子。吧台招待喝醉了。一名女侍者在争吵后离开。有时候我要忍受一两个艰难的星期，我隔壁的双人间被占了，他们是附近把美国玉米变成糖浆的工厂的员工。接着我只好听着没完没了的粗鲁的谈话声，去酒馆前，从酒馆回来后，谈话总是索然无味，还被我厌恶的单调阴郁的四拍子笑声截成一段段。

但是这些人来来往往，很快被遗忘，他们没有成为宾馆生活的一部分。我初到此处，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残废的人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属于这里的人既不残疾也不老。这里四分之三的人和我年龄相仿，他们有自己负责的工作，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我们是由于种种原因退出的人，离开各自的国家、城市和家庭。我们逃离了不必要的责任和牵挂，简化了自己的生活。我不相信我们的旅店是独一无二的。想到仅仅在这座城市里就一定会有成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感到了安慰。

我们发生过不愉快的插曲。但是我们也举办庆祝活动。最隆重的当然是圣诞节。这场活动正式把忠实留守的人和那些坚持了一年、却在最后关头让人伤心地另有所属的人区分开来。在忠诚的拥护者中，这件大事几个星期前就被提起。一张报名表流传开：我们和男女主人交换礼物，正像他们和员工交换礼物一样。有不少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座次安排，因为圣诞节那天桌子会拼成E字形，然后男女主人和忠诚的房客们一起用餐，最新来的就要坐在离中心最远的地方。

我一年一年地往中心靠近，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坐在女主人的右手。那个位子是为一个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的人保留的，一个害羞、温和、五官精致的男人，看上去依旧年轻，在大厅、酒吧和草坪都那么谦逊，以致圣诞节那天他显赫的地位让很多人吃惊。这是个诚挚的场合。没有克扣，甚至连无限量供应的酒水都没有额外收费。但是我们感激的不仅是这晚餐。我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庆祝着我们获得的安全。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女侍者会在这些场合代表所有工作人员，当她在厨房入口处从穿着制服的同事中间走出来，捧着一大束玻璃纸包好的花，默默走到大厅中央，在一番简短、轻声、一字不差的演讲后，把花递给女主人时，气氛感动得让人受不了。我必须承认，去年，我们的女主人第一次在祝酒词里说道：“为我们的海外宾客干杯”，当所有的头都转向我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我不怕羞地哭着，晚餐结束时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鼓掌送我们的男女主人一路走出大厅。确实，我用伊萨贝拉阴凉的可可山谷的法语方言想道，我打远处来

。我来自“远处”，来自边缘。

于是目前在伦敦居住的生活，我觉得可以称作流亡，却成了一段最有成果的时间。然而它的开端比其他经历都更荒谬。我刚到的时候，决定不要住在伦敦。它最近变得繁华闪耀；我也不想碰见我认识的人。我想住在一家乡间旅店。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别处，我之前从未这样做过。但是在近来的事件之后，我强烈地确信自己又身处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国家。于是我没有事先咨询，只是选了学生时代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下游览过的一个小镇。我的想象力依赖于“乡间”和“旅店”这两个词，创造出一番景象：花园和宁静，凉意和独处，鸟鸣声叽叽喳喳的灌木丛和晨间散步，宽敞的房间和古式的敬重。这些是我心目中的期望。

但是我很快发现，正值假期：到处是冰激凌盒子和软饮瓶，撒尿的小孩和三明治包装纸。旅馆要么客满且脏兮兮，要不就是半客满却非常脏兮兮。到处充斥着滋滋作响或尖锐刺耳的煎炸声音。天花板腐朽，窄窄的隔墙像纸一样薄，四十瓦的灯泡没有灯罩，裸露在外。破破烂烂的客厅里摆着破破烂烂的汽车杂志、旅游杂志和航空公司年刊。乡间小路成了高速公路，花园成了停车场。高高的树篱令汽车无法从拥挤的假日车流中逃离，把狭窄的小路变成了通向死亡和毁灭的绿色隧道。碎玻璃在十字路口被碾成粉末。也有真正属于死亡的小客栈，完全寂静的地方，非常老的人聚在一起等死。这里食物是流质的，调配成药剂的颜色，老人们坐在那里吃饭，晶体管收音机的耳机连在耳朵上，像戴着晶体管助听器，小小的塑料排风扇只靠温暖的风推动，不时静静地转动一阵。

每天，我坐上不规律的公交车，艰难地换乘，从一个小镇跋涉到另一个小镇，带着六十六磅的行李找落脚的地方，总是在傍晚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很快将无处可宿。白天的时光花在漫长的等待和短暂的旅途中。钱，我最终注意到的问题，正在从我口袋里溜掉。换洗的衣服将成问题。第一周结束时，我筋疲力尽。即使那样我都不愿放弃我的探寻，我沮丧得无法做出那个艰难的决定。第十一天，当换洗衣服确实成了问题时，我做了决定。我决定回到伦敦。但是我又没考虑到假期，我做决定的那天显然是假期的高峰。我没考虑到在这样的日子，许多不规律和中断的车次将把列车时刻表变成一本通往噩梦的指南。

我一大早就出发。下午我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空荡荡的乡村车站，离伦敦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高大的火车经过，没有为我停下来。这些火车很长，挤得满满当当，走道上也站着人。番茄酱、肉汁和咖啡弄脏了餐车上的桌布。我知道。几小时前，也是一辆这样的火车把我带到这个车站。我等着另一辆带我走。早先的不耐烦被绝望取代，绝望被漠不关心取代，漠不关心被奇怪的中立感知取代。水泥站台在阳光下呈现出白色，不断伸长的倾斜的影子深沉而轮廓分明。热浪从铁轨和枕木上干燥油腻的沙砾中升起。再远处是茂密的田野，浅绿混杂着黄色棕色和白色。废弃生锈的金属看起来都让人觉得热。

我和下午无处可归的惊恐作战，这惊恐是莫名其妙地降临在我身上的吉卜赛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种凄凉让我无法忍受。这一刻与一切都没有关联。我觉得自己没有过去。那个早晨，或者昨天，或者过去的十一天里，什么都没发生。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何出现在这个车站，或者期待在我并未靠近的伦敦最终实现这越来越不可能的追寻，无论哪一件都意味着彻底迷失，认为自己在世界的尽头。自助餐厅绿色的门关上了。三个黏糊糊的桌子，一个非常狭窄的黏糊糊的柜台，黏糊糊的地板；玻璃罩子空着，连装橙汁的混浊塑料桶里的塑料橙子都一动不动。

高大的洋红色火车经过，车上是明媚的夏日衣服，车下是忙碌的黑色金属，奔跑的影子如一阵阵涟漪，落在我身上，落在站台上，让我眼花。“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这是缪瑞尔先生的话，他是童子军的培养者。那时我心想，可怜的皇帝，被人看见这副模样。然而我见过他，站在斯温顿的车站就像站在布朗房子那张照片里一样：穿着斗篷，头微微仰起，一脸庄严，一脸淡漠。这是缪瑞尔先生见证的流亡，庄严和淡漠暗示了有观众存在。不像现在：一个人坐在无法忍受的凄凉之中，两个安特勒行李箱重达六十六磅，他要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时刻，不能把它和其他的事情相关联。谁会在事后给我这一刻的证据，哪怕是缪瑞尔先生的那种见证？这是全然无助的一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假期的火车从眼前驶过。这是很久以前了。这样的时刻无法重来。这是我生活的一个章节彻底结束的时刻，过去的十四个月，我一直记录着自己生活的某一部分，而正是这个时刻彻底终结了它。一个荒谬的时刻，但是我从此、以此衡量我恢复的程度。我打远处来。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曾为自己在四十岁就身处活跃时期的终点而忧心忡忡，现在我不再为此忧心了。我现在甚至不觉得事实如此。我不再期待理想的风景，不再希望了解城市之神。我不再认为这是令人痛惜的损失。相反，我觉得自己活过了挂碍，把自己从一种事件的循环中解放出来。我快乐地发现，这样我也完成了雅利安祖先规定的四重生活阶段：我做过学生、房主、重要人物和隐士。

我的生活从未比过去的三年里更受身体上的限制。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已经清除了障碍，做好准备参与新的活动。这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行动。我还不好说这行动是什么。我曾考虑过新闻行业，有时我会考虑联合国的工作。但是这些只对疲倦的人有吸引力。我也许会再次经商。或者用接下的十年撰写一部大英帝国的历史。我不好说。然而对行动的某种恐惧仍然存在。我不想重新投身于自己已经解脱的循环。我害怕继续被这座城市洗刷。

大约十个月前，我在写我的婚姻，在文字中重温了我对桑德拉刻骨铭心的爱。那时我曾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坐在我的柱子后面，看到她独自走进餐厅，我该怎么做。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问题不过是个愿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回到了离自己原本观点更近的地方。我再次把我的婚姻看作发生在括号里的一幕，我深深地把其中的感情看作欺骗。所以写作，尽管最初发生过一些扭曲，终于阐明了事实，甚至成了生活的一段过程。

我不觉得自己夸张了桑德拉或者我的情绪。上周六，旅店里的人们都非常激动。通过我们的男女主人，我们有幸请到当地银行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来此参加某个国际兄弟会的本地分会晚宴。晚餐设在楼上预留给婚宴的一间房间。我们这些在餐厅用餐的员工和房客看着宾客受到迎接然后走上楼梯。我们的贵客偕夫人到了。是斯黛拉小姐。我转过头，把脸藏在柱子后面，看着“垃圾”用两齿刀切下挣扎的奶酪。话到此为止。

一九六四年八月至一九六六年七月

1. [34] 马提亚尔（约40-约103），罗马帝国诗人，擅长描绘城市生活，风格讽刺诙谐。

2. [35] 原文为法语。

3. [36] 即温斯顿·丘吉尔，曾任英国首相。

4. [37] M是Minister（部长）和Master（主人）的首字母。

5. [38]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舞蹈之神。

6. [39] 19世纪在印度的卡立格特神庙兴起的绘画风格，线条简单明快，色彩鲜艳，多描绘神像和日常生活情景。

7. [40] 又译克利须那、黑天，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至高之神。

8. [41] 亨蒂（1832-1902），英国少儿冒险故事作家。

9. [42] 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10. [43] 原文为克里奥尔法语：Je vens d'lué。

11. [44] 原文为拉丁语：Di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