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讲国学 / 季风编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8

ISBN 978-7-5699-0458-1

Ⅰ. ①梁… Ⅱ. ①季… Ⅲ. ①国学－研究－中国 Ⅳ. 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432号

梁启超讲国学

著  者 季 风

出 版 人 杨红卫

责任编辑 李 争

装帧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郑珊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0316-351599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9-0458-1

定  价 35. 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梁启超谈史学：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壹 梁启超为什么要发动史学革命

贰 为什么说墨子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实干家

叁 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来的吗

肆 清朝为什么会走向衰弱

伍 清朝时的读书人都忙些什么

陆 为什么说赵武灵王是天下第一雄主

柒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吗

捌 大同就是大一统吗

玖 什么是正统与非正统的史观

第二章 梁启超谈文学：急难风义今人少，伤世文章古恨多

壹 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是什么样的局面

贰 为什么说杜甫是情圣

叁 小说具有移风易俗的功效吗

肆 戏剧具有哪些现实功效

伍 为什么要推崇少年

陆 为什么说少年强则国强

柒 诗歌是怎样来托物言志的

第三章 梁启超谈儒学：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壹 后世是否可以培养出“孔子魅力”

贰 为什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叁 梁启超眼中的君子

肆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伍 何为“威武不能屈”

陆 什么是浩然之气

柒 为什么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第四章 梁启超谈修养：淡看风云，毁誉不动

壹 缺憾也是一种美

贰 宽容是一种智慧的善行

叁 淡定，停下来看看路边风景

肆 怒对不公于事无补

伍 懂得知足，生活就不苦

陆 寻求淡然，在得与舍之间

柒 如何在低调中修炼自己

第五章 梁启超谈佛学：静而能虑，定能生慧

壹 什么是悲智双修

贰 什么是佛教的因果报应

叁 什么是佛教的入世和出世

肆 中国的佛学有什么特色

第六章 梁启超谈法学：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壹 不变法有哪些危害

贰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典籍

叁 管子的法治思想是怎样的

肆 管子是怎样讲述法治与君主、人民的关系的

伍 法家为什么最厌恶术治主义

陆 为什么说国家的意志是立法

柒 如何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第七章 梁启超谈伦理：独立精神之道德法律与风俗习惯

壹 什么是公德和私德

贰 为什么要培育国家思想

叁 为什么要倡导进取冒险的精神

肆 为什么说享有权利是人的天性

伍 为什么说自尊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陆 权利和义务是怎样的关系

第八章 梁启超谈教育：教育之成效在将来，不在当下

壹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贰 耕耘与收获

叁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

肆 立志，更需养志

伍 为什么说“百善勤为先”

陆 学会自立自强自勉

柒 尽力而为，因材施教

前言

岁月书写历史，众生融成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人都成为稍纵即逝的微小浪花，然而对有些人而言，他们虽然走不出人生的宿命，注定要成为历史的过客。但是，当时代的大潮奔涌而来时，他们能顺势而为，勇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举不胜举。在这里，我们把时空缩短，把眼光放近，从清末到民国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选取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也许是受他力图变法的思想影响，他的一生也与“变”紧密相连，这既包括他个人的命运，也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

梁启超于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的一个殷实之家。受家庭的熏陶，他自幼起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并在6岁未满时，读完了儒家经典中的“五经”。缘于天资聪颖，他为自己赢得了“神童”的赞誉。11岁时，他考中了秀才。16岁时，在广东省的乡试中，他考中举人，名列第八名。18岁那年，他赴北京成婚。由这些简历中可以看出，凭借着自己的聪颖，梁启超的成长之路非常顺利。所以，这期间他的“变”，是一种顺应成长的积极变化。

而之后，使他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他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后，他的眼光开始由国内转向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也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在25岁那年，他和康有为一道，发动了戊戌变法；29岁那年，他主编了成为一代青年精神食粮的《新民丛报》；在五四运动期间，面对各种风云变幻，他都要评点一番……

不过，梁启超的“变”既有让人眼花缭乱之处，也有让人匪夷所思之处，更有让人大跌眼镜之处。比如在政治主张上，他一时大力抨击专制制度，呼吁民主，一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叫好。所以，在旁人看来，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成了专制的捍卫者。在清朝灭亡后，他一改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大力拥护共和政体。武昌起义后，他去投靠袁世凯；和袁世凯闹翻后，他又去投靠段祺瑞；在段其瑞那里待不下去了，他又转向从佛学中寻求解脱……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启超的多“变”，更多是时势使然。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还有一个贯穿一生的“不变”，他的那些多“变”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这个“不变”而转的——这个“不变”就是浓浓的爱国情怀。他一介书生，为了国家，积极奔走，几至被杀头；他长期流亡海外，辗转游离，但不改初衷。在他的学术作品中，所围绕的核心思想都是爱国。也正是缘于他的这种爱国情怀，我们除了对其怀有一份崇敬之情，也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做些普及性的推广工作，从而让我们鉴古知今，于社会和个人多增些裨益。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著述数量蔚为大观，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平均每年创作达39万字之多。并且，他的这些著述，在他的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反响。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少年中国说》，其感情之深，着意之远，爱国之切，希望之挚，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读了这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词句，怎能不催人奋发，频频涌动爱国之心呢！又怎能不鼓舞人心，屡思报国之志呢！

本书有侧重、有针对性地选取了梁启超著述中的相关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并辅以故事性的叙述方式，来做解读。这些内容包括史学、文学、儒学、佛学、法学和教育、修养、伦理等诸方面。我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希望通过本书能让初接触的读者一看就入门，让有基础的读者一看就能见微知著，从而更上一层楼。

第一章 梁启超谈史学：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梁启超被公认为清末最优秀的学者，涉猎各个学术领域，并且均卓有建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梁启超一生酷爱历史，在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研究的史学范围包括“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东西交流史”等方面，并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的史学理念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尤其是西方进化论史学观传入后，他大胆借鉴，勇于探索，在介绍西方的新史学的同时，开拓了一条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的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壹 梁启超为什么要发动史学革命

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他批判旧史学，提倡以进化史观研究历史，并发动“史学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生活于清末民初之际，当时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成形，国衰民蔽，一切都处于汲汲可危之中。但是，他的内心时刻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支配着他力图挽国家于既倾，拯黎民于水火之中。当他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后，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其对历史更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发现：史学，是产生爱国之心的源泉，在西方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占据着一半的功劳。那么，中国的史学状况呢？

在梁启超眼里，中国两千年传统史学，虽说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陈陈相因，如同一个模子出来一样，根本不能在国民中普及。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他看来，这其中存在着四大病源。

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就如同二十四姓的家谱。史学家们根本不从国家的层面来记叙史实，而把天下都归为君主一人的天下。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内容就是谈某个朝代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采取了哪些治理措施，最后又是怎样失去江山的。《左传》是记录鲁国国史的书，《资治通鉴》也只是供君主参阅的书。历来的史书，都是用来供君主和大臣们看的，而不是供国民看的。这样造成的弊端是，人们只知道朝廷而不知国家。所以，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往往被置之不顾，爱国思想也就不能建立起来。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的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历史成了人物的画像，时代成了人物的附属。就本质来说，中国历史是由无数墓志铭累积而成的。但从来没有史学家将眼光放在群体的身上，来记叙他们交涉、竞争和团结之道。这导致了中国人不能产生群力、群智和群德的状况。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中国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西方人写历史，越靠近现代越详细，而中国却是不等到改朝换代，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能出现，并且在记述中还有不少隐讳。其根源，正是把历史当作了朝廷的专有物，所以除朝廷外，民间的事竟少有记叙。这是史家的一大罪过。

其四，“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历史的精神是什么？是理想！历史就是让人通过鉴察以往的大趋势来预示将来的变化走向，这样写出的史书才有实际意义。但是，中国的史书呢？不过呆板地写道：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其前因后果是什么，就见不到了。所以，中国史书，就如同蜡像馆里的蜡像，毫无生气。而这也让中国的历史成了不能开启民智而只能是损耗民智的工具。

在总结出中国史学存在的四大病源后，梁启超又从中引申出两大弊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所记载的，都如同记邻家的猫生下一个猫崽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且只就事而记事，没有思考和思想类的东西。这六种病端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是难读懂，其次是难选择。即使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有耐心，读遍所有的史书，但如果没有极敏锐的眼光、极高深的学识，也不能区别书上哪条有用哪条无用，只能枉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无启发作用，不能开启民智。这样即使读遍全史，也无法激发出爱国之情。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是落后于时代的问题，而是治学方法错误的问题。要想让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四万万同胞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史学就应当成为无论老、幼、男、女、智、愚、贤和不肖的人们每天必须从事的事，像饥渴时需要饮食一样。但是，遍查中国的历史，没有哪一部史书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梁启超认为必须要发动史学革命，改变现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在那个国弱民穷，山河破碎的年代，国人在饱受西方列强践踏和摧残的屈辱中，首先所能想到的就是“师夷之技以制夷”，希望通过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某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是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共同想法和心愿。然而梁启超似乎是个另类，他所想到的竟然是通过发动史学革命来实现拯救国家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联系那个时代，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于该年8月1日海战全面爆发。史称这场海战为甲午战争。此前，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并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力量。这使得当时的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战争爆发时，从整体上来看，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相差不大。但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为中方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屈辱地割地赔款。那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梁启超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那就是，战争胜负也好，救国图强也好，关键不在什么技术手段，而在于人的素质。再好的技术，到了一个一窍不通的人手里，都无异于垃圾。欲要救国，必先要提高人的素质；欲提高人的素质，必先要开启民智；欲开启民智，必先要接受学习教育。教育从哪里开始并普及呢，在中国最易为人接受的莫过于那些让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典故和传说了。但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又存在着一些弊端，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本身的过错，而是史学记叙的过错。所以，要想让民众从史学中增长知识，当务之急就必须进行史学革命。

而不管梁启超史学革命的观点提得是否合理、在现实之中是否得到响应，单是他那种拳拳的爱国之心、忧世情怀，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贰 为什么说墨子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实干家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学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他提出了“兼爱”、“非攻”等观点和“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学说深刻影响着当时一些人的行为。梁启超称他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实干家。

在诸子百家之中，倡导尚贤的人包括孔子在内有很多，但是没有人能达到墨子的力度。因为墨子的尚贤，重在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能切实可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严格的亲疏贵贱的等级差别，国家所任用的人，基本上都是靠亲缘、血缘和身份等来鉴别提拔的，没有任何择优汰劣的用人机制。而墨子的尚贤主义，义和利相统一，也就是通过实践来发现贤人并任用。

梁启超推崇墨子尚贤，是因为墨子的尚贤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了贤人就要使用，不要把他们当作炫耀的摆设，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才干获得报酬。

唐代的李商隐写过一首《贾生》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中的“贾生”指的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贾谊。贾谊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二十多岁即当上了博士。后来遭到权臣的嫉妒，被贬到长沙。几年后他才回到长安与汉文帝见面。然而，尽管贾谊“才调更无伦”，文帝召见他所谈的并不是什么治国安邦的大计，而是其一时感兴趣的鬼神的故事。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首讽刺诗，讽刺那些把求贤挂在嘴上却并不是真心求贤的人。如果像墨子所提倡的那样注重实行，那么，贾谊的才干也许就不会被闲置了。

墨子重实行还体现在其不持天命论或宿命论之态度上，即命不是由天定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命在我不在人，梁启超把它称为“非命说”。墨子不主张听天由命，而认为人应该不悲观厌世、不彷徨观望，持乐观的态度积极投身实践当中，自然“强而莫能御也”。墨子的这一观点与孔子的儒家观点相左。孔子的主张是建立在天命观上的，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墨子的非天命说同现代人的进取主张十分接近，有一种昂扬的斗志：强者走天下，踏碎冰雪霜。

墨子认为鬼神是存在的，而且还认为鬼神能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他还为鬼神的存在举过不少实例。杜伯杀周宣王就是一例。

杜伯是周宣王的臣子，他并没有犯什么罪却被周宣王杀了。杜伯被杀前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若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就罢了，假若死者有知，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主知道后果。”第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千人，人群布满山野。太阳正中的时候，杜伯突然出现了，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他在车上射出一箭，射中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死去。这件事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

不过，与其他人信奉鬼神的观念不同，墨子信鬼神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以限制当时统治集团的残暴统治。“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僭速也！”意思是：“警戒呀！谨慎呀！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鬼神的惩罚这样的惨痛快速。”在《墨子·鲁问》中，墨子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有一天，鲁国国君对墨子说：“我害怕齐国攻打我国，可以解救吗？”墨子说：“可以。从前几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只不过是百里见方土地的首领，喜欢忠诚，实行仁义，终于取得了天下。而几代的暴王桀、纣、幽、厉，把怨者当作仇人，实行暴政，最终失去了天下。我希望君主您对上尊重上天、敬事鬼神，对下爱护百姓，为百姓着想；准备丰厚的皮毛、钱币，而且辞令要谦恭，赶快用礼交遍四邻的诸侯；动员全国的人民，抵御齐国的侵略。这样，祸患就可以解救。不这样，看来就毫无其他办法了。”这里，墨子要求鲁国国君敬事鬼神的目的，就是告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不然必遭天谴。

梁启超认为墨子的“明鬼论”不圆满。但是，他从中看出了积极的一面，指出“明鬼论”能够振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改过去的衰颓面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鬼神的力量是一种敬畏的信仰，不仅能够促使人性向善，还能让人产生一种让人性中充满善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公正无私的风范。为此，他还特意举例子让大家了解墨子对待死的态度。

鲁国有一个人因为相信墨子，就把他的儿子送给墨子教育。后来，他的儿子在战场上战死了，那个人就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我教你的儿子，现在学成了，却因为战死就怨恨我。这就像买进粮食，粮食卖出去了，又为粮食减少而生怨恨一样，难道不荒谬吗！”这个例子中，墨子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所表露的只是对生死的坦然。

在现实中，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这些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孟胜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孟胜是墨家学派的钜子（很有成就的人），与楚国的阳城君交情很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并把璜玉裂开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楚王死后，群臣围攻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武。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孟胜的食邑。孟胜对身边的人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这样去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位置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德的人，哪里需要担心墨家在社会上会断绝呢？”徐弱说：“像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用来扫清道路”。于是，徐弱自杀，其头颅被送回孟胜身前。孟胜死后，弟子们为他殉死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人。有三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给田襄子后，打算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胜已把钜子的位置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可是，这三个人还是返回去为孟胜殉死了。接受墨子学说的人认为，钜子不能明察就不能听从，哪怕用严刑厚赏的手段。现在世上谈到治理天下，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但对于墨家弟子来说，都是不起作用的。

墨子学说是以利为目的的。“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句话是墨子本人经常说的。不过，他所说的利，所涵盖的是整个天下，而不是个人。所以，梁启超认为，墨子所取利的行为已到了轻死生的地步，如同践行儒家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主张。这样的行为，自然是可以称颂的，而采取这样行为的人，自然是可以被称颂的实干家。

叁 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来的吗

每个民族都是从漫长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梁启超是运用近代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第一人，并且是赋予“民族”一词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于“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通过研究，他得出：中华民族自始就是多元部落的结合，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融汇，才形成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22年，他在作品中十分欣喜地写道：“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一直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他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

下面，就以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来作分段说明。

在先秦时期，除华夏族外，在中国大地上还生活着八个少数民族。它们分别是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其中，除苗蛮族和百濮族外，其余六个民族全都融合进了华夏民族。

蜀族的居住地，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高山，又有大的江河阻隔，这就如同天然的屏障，致使后人有“蜀道难”的感叹，外方的人很难进去。而盆地内，又非常适合植被的生存繁衍，所以，蜀族被中原华夏族发现较晚，当与苗蛮族被发现的时间相同。到黄帝的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为妻并生下高阳时，两族才开始交通往来。秦惠王时，秦惠王派司马错灭了蜀国，蜀族的居住地才并入中原；又经过汉代和三国时期的融合，蜀族被中原来的华夏族完全同化。

巴氐族的居住地，在四川盆地外围的东南面，即从巴江、嘉陵江两岸到重庆夔州、湖北荆州之间的大片区域。自古以来，巴氐族与蜀族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并且互为仇敌。在一些古籍中，将巴和氐区分为两个民族，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同族同源。

巴氐族开始外迁，大致起于汉朝。汉武帝元封年间，迁徙一部分氐人居住于甘肃酒泉。东汉光武帝建武中期和东汉和帝永元中期，两次迁徙巴人到湖北江夏。汉末天下大乱，一部分巴人从四川绥定府迁到陕西汉中府，号为车巴。曹操攻克汉中后，再将一些巴人迁到秦川。这时的巴人已经充斥关中。后来没多久，又有一部分巴人迁到甘肃巩昌府。到南朝时期，襄阳和武昌一带，都是巴氐族聚居的地区。后来，在北朝时的西魏和后周期间，王雄和陆腾两次斩杀巴氐人，其族才衰弱下去，并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徐淮族又称东夷族，但与秦汉时所称的东胡不同。因为东胡居住在域外，而徐淮族聚居在域内，大致在淮河一带，包括庐州府、淮安府和河南省商丘、山东曹州之地，另外还散居在环山东半岛以及向南黄海沿海一带。徐淮族以强武著称。在战国以前，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未被华夏族统治。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徐淮族才逐渐被华夏族同化。但是，他们的强武精神，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

吴越族与徐淮族之间以长江为隔，居住地大致在今天的苏南和浙江省境内。自夏、周时期就与华夏族相互往来。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断发的习俗。这一习俗是其他的民族所没有的。另外，他们还纹身，目的是通过断发纹身来躲避蛟龙的伤害。史书上称吴越的君王好勇，百姓们喜好用剑，断发轻死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把先秦时的吴、越人归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吴越族，原本属于华夏族的一支。

闽族为一个大的民族，由来已久。他们居住于以福建省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平定闽越地区后，将闽人迁徙到了江淮之间定居，并毁掉他们的原居住地。随后，闽族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百粤族是一种通称。因为五岭以外，古称百粤，各个民族名目繁多，不能一一指定。在远古时期，大致从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广东的全部以及越南、泰国和缅甸，南印度的一小部分，都为同一族所占地。与华夏族以及其腹地的其他民族之完全不同。后来，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形成华夏族与百粤各族杂处，再到后来，大部分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汉代时，雄居塞外者有三大族群：正北面的是匈奴，东北面的是东胡，西北面的是月氏。其中的匈奴族，在秦始皇时期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到东汉时期分化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向西而去。内附的匈奴在西晋后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除被追杀的以外，剩下的融入了华夏族。月氏族以游牧为主，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后遭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到中亚的一支称为大月氏，东迁到甘肃、青海一带的为小月氏。

东胡族群的历史比较复杂。汉朝以前的东胡，居住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一带，当时称为北戎。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大败北戎，至此一百多年间北戎未见经传。到燕昭王时，通过武力驱逐东胡于千里之外。从这时起，东胡就成为了居住关外的一个族群。汉朝初期，匈奴冒顿单于大败东胡。一部分东胡人退居到科尔沁的乌桓山自保，因而称他们为乌桓。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迁徙乌桓人在上谷、渔阳、辽西和辽东等地。东汉末年，曹操亲征乌桓，战胜后将他们迁到齐地，成为齐民。到这时，东胡中的乌桓一支完全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南北朝时期，东胡族群中的鲜卑分支入主中原，到了隋唐时期，完全融入华夏族。鲜卑入主中原后，塞外的东胡族又经历了一些更替。到唐朝时，其中的契丹分支内附。到五代时，中原无主，契丹族崛起。更国号为辽。到辽被金灭时，一部分入于蒙古族，一部分入于华夏族。到明清，特别是清朝统一女真各部落，东胡作为一个族群完全消失，形成了华夏族的一个分支——满族。

梁启超通过历史研究来告诉人们一个真相：世界上没有所谓天生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在相互磨合、交融、相互学习中向前发展的。这种认识，如今已经成为了各民族的共识。而在当时来说，其观点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摩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肆 清朝为什么会走向衰弱

自1840年开始，清朝就进入了一个让人充满屈辱和忧愤的时期。山河破碎，大地沉沦，广大人民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一步的呢？作为炎黄子孙，谁都会在沉痛之余沉下心来扪心自问。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再次将整个清朝推向痛苦的深渊。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忱的梁启超来说，无疑是对身心的又一次沉痛打击。不过，他于痛苦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并开始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国家，从中搜求答案。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关注到人的本身来研究社会成因的人，并试图通过这一角度从历史中找出清朝落后挨打的根源，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早日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让国家走出积贫积弱，最终走向强大。

梁启超通过《韩非子·喻老》中扁鹊给蔡桓公看病的故事来说明“审病源”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一次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他就对蔡桓公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的。”桓公听后很不高兴，也对其不予理睬。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公听后依然很不高兴，不理睬他。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公转身就跑。而这时桓公却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最后桓公死了。

梁启超引用这个典故，目的恐怕是和该典故得出的结论相同：良医治病，趁它还在初发阶段时就加以治疗；问题产生了，要抢在其弱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但清朝的积弱已经越过了初始阶段，因此就要对其根源进行寻找。通过分析，他归结出清朝积弱的四大根源。

首先，源于国民的爱国之心的薄弱，这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主要表现在：不知国家与天下的区别、不知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和不知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在当时，国民的这些表现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可散见于各种记述中。

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争斗。

其实，国人在这方面的薄弱，实是与漫长的家天下的强权统治有关。长期的阶级对立造成了民心的离散，因此他们才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冷漠。

其次，源于国民的人心风俗。梁启超把国家积贫积弱的首罪归于当局者和各层官吏。但同时，他认为国民的责任也不浅。这主要表现在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六个方面。

爱因斯坦于上世纪20年代来过上海，当时中国人的愚钝与奴性让他十分吃惊。他说：“在外表上，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也许正因为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才导致了国民的为我心性，自私，各顾各，没有团体意识。当时的日本以区区小国之躯，竟敢对庞大的清朝发动战争，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结果正被他言中。当时的中日之战，实际上清朝就如同以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从而导致了大败。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好伪”，主要是针对清朝官场来说的。当时的官场，处处行“伪”：“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的怯懦，主要是针对尚武精神说的。他发现，当时的甲午乙未年间，日本人都有从戎爱国和慷慨赴死的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战死沙场作为一种荣耀。而中国人呢？从唐代杜甫的《兵车行》中就可见一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通过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怯懦的一面。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不动”的心性，大概是从清朝的潜规则“多叩头，少说话”中得出来的，并由官场推及全体国民。不过，他所得出的中国人“不动”的心性的表现，恰是这种心性产生的根源：“污吏压制”、“虐政残害”。

再次，源于民贼们的政术。“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梁启超将民贼的政术归为四种：驯术、餂术、役术和监术。

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说：“支那礼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教育的宗旨。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后代的八股取士，所用的都是驯术。它们就如同让女人缠足一样，从小就裹上脚布，等到长大后脚就变成了畸形，哪里还能发挥正常状态下的作用呢？

梁启超用了孟德斯鸠的话来解释餂术：“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俸禄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也。”由这番话可看出，餂术就是用一种小施舍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奴颜婢膝。

役术就是让天下的英才，最终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的死物，然后好受民贼的驾驭驱使。监术，简单来说就是防民，让国民没有言论自由、著述自由、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和行动自由等。梁启超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清政府积弱的重要因素。

最后，源于“近事者”。梁启超对清朝的历史进行了剖析，从清初的顺、康到乾隆时期，再到咸丰、同治，最后到光绪时期，其指出造成国家积弱的根源就在于人祸。

梁启超认为：“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遗憾的是，他的这种良苦用心，在当时并没有几人真正了解。

树大根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招致清政府积贫积弱的根源也由来已久。梁启超所列的各种根源，尽管在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伍 清朝时的读书人都忙些什么

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到了同年农历的五月初十日以后，就变成清朝顺治元年了。与以前的明朝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心态上的巨大变化。

南明王朝的小朝廷尽管看上去时间短暂，但吸引了当时很多有名望的读书人，如黄石斋、钱忠介、张苍水、王完璧、瞿文忠、陈文忠、张文烈这样的学者书生，就出现在朝廷议事当中。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的人，不过是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在南明王朝内隐忍迁就于一些悍将暴卒，对外又与清朝为敌。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认为是读书人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开始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其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葬送在了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所做的学问，原是为了新政治建设做准备的，结果对政治的绝望，才不得不使他们转向学问本身。其中有许多人因政治活动而死去，剩下的人也不肯与满洲人合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满洲人虽仅用四十天工夫便占领了北京，却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国。在这四十年里，对于统治汉人，他们积累了好些经验，觉得用武力征服那些将卒没多大困难，最难缠的就是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在民众中有影响，能指导他人。所以，针对这些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因人因时而变的政策。

在多尔衮摄政时代，由于满洲人仓促进关，许多事还要靠汉人为他们做。所以，他们一面招纳降臣，另一面用明朝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来笼络热衷于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多尔衮死去后，顺治皇帝亲政。到顺治七年时，除了两广、云南和福建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时，对于下等的读书人，他们开始板起面孔，找准机会给他们苦头吃。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清廷最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文人汇集，可以说是舆论的发源地，到处宣扬反满洲的精神。顺治十八年，清廷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达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幸免。另外，对于真正的知识阶层，他们还兴起文字狱，对其大加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这次事件让许多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同时遇难。只是，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其更加增强了汉人的反抗情绪。因此，康熙皇帝亲政后，一改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康熙十二年开始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项措施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所收买的都不过是二三等的人物。直到康熙十八年，开设《明史馆》才使这一目的达成，因为许多学者对故国文献十分爱恋。

所以说满人入关后对读书人的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当时读书人的心态。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在支配学界，他们所做的都是希望能为前朝干一番“经世致用”的事业。但康熙二十年以后，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长大，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另一方面社会日趋安宁，安心求学的风气渐长。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日趋条理。当时读书人致力于钻研各种学问，于是出现了：经学派，其直接开创了后来的乾嘉学派；历算书派，他们可算作科学先锋；程朱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与汉学间的折衷过渡；再就是实践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结果。

在康熙皇帝亲政时期，对于学问，有宏纳众流的气象。康熙朝的学者，对于各种问题，能够相对自由地研究。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学者的思想自由又被剥夺了。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他大兴文字狱，发布禁书令，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间，一共烧书二十四次，烧毁的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他还严谕禁书。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只能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经书的笺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轶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

乾、嘉年间的考证学，在学术界独领风骚，引领了社会上的治学风气。不过在嘉庆时期，虽然学界绝大部分学者仍然专注于考证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稍有改变。如经学家王怀祖抗疏劾和珅，史学家洪亮吉应诏直言等。同治年间，国运日渐颓败，学术上也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江、皖、浙，偏偏这三地受害最深。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是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在这以后，宋学开始复兴；西学开始被讲求；排满思想开始被引动。

到了光绪时期，学界的思想被根本动摇起来。二百多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过来。有些人开始大胆地抨击君主专制，投身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之中。那时候，新思想界的急先锋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有介于其间的学者如章太炎和严复等。

从梁启超总结出的清代读书人之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读书人总是为政治所左右，中国的学术脱离不了政治，而且时时都会受政治的干扰——有时简直就是伤害。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体现在挚热的爱国情怀上，还体现在对政治文明的探索上。他对清代读书人和他们的事业史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希望能对现实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得益于此，对旁人来说，他的成果可说是一条察古知今的捷径了。

陆 为什么说赵武灵王是天下第一雄主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对于他所建的功业，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梁启超在看了赵武灵王的事迹后，不由地发出惊叹：“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其武灵王哉！其武灵王哉！”那么，赵武灵王究竟立下什么样的功业，让梁启超发出如此的惊叹呢？

赵武灵王（前340年至前295年），嬴姓赵氏，名雍（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应叫他赵雍，不叫嬴雍），是战国中后期赵国的君主，死后谥号武灵。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军事力量不强，常受中原大国欺侮。一些游牧民族也不时对其进行骚扰。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年），他推行“胡服骑射”政策，改革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使得国家逐渐强盛起来。随后，赵国灭掉中山国，打败林胡、匈奴二族，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两岸的区域，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筑长城以抵御胡人。

赵雍的父亲赵肃侯赵语在位期间，颇有称霸的雄心，其戎马一生，与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征战。在群雄逐鹿的战国兼并战争中，他连续发动合纵攻势，打击魏国，使魏国的百年霸业受到严重削弱，为赵国向中原发展扫除了最强大的一个对手。他在位后期，赵国俨然已成了虎狼之群中的一员，引起了齐、秦等大国的不安。他们视赵国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前326年，也就是赵肃侯二十四年，赵语去世。那时赵雍才十五岁。得知赵肃侯去世的消息后，魏、楚、秦、燕、齐各国分别派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参加会葬。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以会葬的名义，各派精兵，趁赵国新君主年幼之机，俟机侵占赵国。

谁都清楚，赵肃侯的葬礼实在是凶险，搞不好赵国就会被五国联军灭掉。在赵肃侯的托孤重臣肥义的帮助下，赵武灵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鱼死网破的强硬应对措施，摆开决战的架势来迎接这些居心叵测的吊唁使者。

首先，赵武灵王命令赵国全境处于戒严状态，其中的代郡、太原郡、上党郡和邯郸的赵军一级戒备，准备随时战斗。其次，联合韩国和宋国这两个位于秦、魏、楚、齐之间的国家，使赵、韩、宋三国形成品字型结构，将秦、魏、楚、齐四个国家置于两面受敌或者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之下。然后，他又安排重赂越王无疆，让他出兵攻打楚国，先把楚国的精力转移到对付越国身上去。接着又重赂楼烦王，让他们去攻击燕国和中山国。燕国是五国中势力比较弱的一个，对于楼烦的强力攻击，燕易王比较紧张，他十分担心赵国与楼烦夹击燕国。中山国虽然不是一个强国，但由于其领土深入赵国的疆域内，并且经常受齐国的指使从背后攻击赵国，所以，对赵国的威胁比外部的强敌更大。中山国在楼烦的攻击下，也就没心思打赵国的主意了。在摆脱了燕、楚两个强敌后，魏、秦、齐集团对赵、韩、宋集团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做好这些安排后，赵武灵王命令来会葬的五国军队不得进入赵国边境，只许五国使者携带吊唁物品入境，由赵国派大臣将他们直接送往邯郸。魏、秦、齐见赵国，戒备森严，而且赵、韩、宋已结成联盟，于是不得不打消了各种图谋的念头。五国使者入赵后，见赵国应对战争的措施准备充分，就更不敢妄为了，在葬礼后，便都匆匆离去。就这样，魏惠王发起的五国图赵的阴谋失败了。年少的赵武灵王初涉君位就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当然，梁启超所称赞的赵武灵王的贡献并不在这方面，而是在他扫除外部入侵方面。首先，赵武灵王彻底灭掉了中山国。

中山，是春秋时期鲜虞、赤狄人所建的最大的一个部落。他们所建的中山国，正好楔在赵国的中央地带，只有东北角一小块与燕国接壤。所以，中山国将赵国的领土弄得四分五裂，成为赵国名副其实的心腹大患，严重威胁着赵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赵肃侯在位期间，对付中山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赵武灵王即位后，在肥义的帮助下，展开了对中山国的进攻。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率军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国王投降。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曾经威震一方，经过350余年时间，至此彻底宣告灭亡。

其次，赵武灵王彻底荡平了狄人。狄人自春秋上半叶起，灭了邢国、卫国、温国，并讨伐周朝，攻打齐国、晋国、鲁国，使中国300年间不得安宁。往上推，自黄帝时期的獯鬻、周朝时的严狁、犬戎和狄人都是同一族，在中国为患长达三千年。最终，赵武灵王“犁其庭而扫其穴也”。

赵武灵王十九年时，秦武王在周举鼎绝膑而死。因秦武王无子，秦国在立新国君事宜上发生了两派激烈的斗争。而当时的楚国和越国发生了大战，并把齐国也吸引了过去。可以说这时，除了赵国和宋国外，各国之间都处于混乱时期。面对各国无暇干涉赵国内政的天赐良机，赵武灵王向全国发布实行胡服骑射的法令，赵国的骑兵，取胡人机动性强的优势，抛弃掉其纪律性差的缺点，经过重新整顿的军队，在与北方胡人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在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1年），趁秦国内战正酣的时候，赵武灵王率军西渡黄河，攻取了秦国与林胡接壤的榆中地区（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河套地区）。林胡在与赵军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林胡王被迫向赵武灵王献出大量的良种马，才得以求和。次年，赵武灵王继续攻击中山国，夺取中山与代郡和燕国交界的土地，把中山国完全裹在赵国境内，对中山进行严密地封锁。林胡与楼烦想与中山国一起夹击赵国的代郡，结果遭到赵武灵王的痛击。赵国夺取林胡和楼烦的大片土地，设立雁门郡（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间地区）和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迫使林胡和楼烦大幅度地向北迁移。赵武灵王派人修建了两道长城，以阻止林胡和楼烦的南下。第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第二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一线。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位给王子何，任肥义为相，兼任赵王何的师傅。自己自号主父，专心赵国的军事建设和对外战争。公元前297年，慑于赵国的军事力量，楼烦归附赵国。至此，经赵武灵王之手，赵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不难理解梁启超之所以推崇赵武灵王，自然是与赵武灵王锐意改革、奋发图强、荡平外寇的功绩分不开的。因为他所生活的晚清，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列强践踏的时期，而他空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面对社会现状却无能为力。所以，他的内心一定有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期盼能有英雄横空出世，荡平一切外寇，让国家早日走向安定和富强。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对赵武灵王的推崇和称赞，并不仅是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实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袒露。

柒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吗

翻开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或打开一些网站的知识百科，对“武士道”一词的解释大同小异。比如百度百科上就是这样陈述的：“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无一例外的大家都把日本当作武士道的起源地。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有没有出现或存在过武士道呢？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但有，而且曾经盛极一时。

中国的武士道盛行于春秋时期。当时，周王的势力减弱，各诸侯国开始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争夺，于是相继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样的霸主。在他们称霸的过程中，穿梭其间的侠士们身上，普遍具有武士道精神。以他们的信仰来划分，可分为十种人。

一种是以国家的名誉为重，对有损于国家的名誉者不能忍的人，如先縠、栾书、郤至、雍门子狄这样的人。比方说雍门子狄，他是齐国的臣子。当时，越国军队开赴齐国边境，准备攻打齐国，雍门子狄听说后，单身前往越军营前，拔剑刎颈而死，越军见齐国有这样忠君的义士，便觉得齐国是不容易战胜的，于是就引军撤退。

一种是在国家间交往时，凡是出现有损于自己国家权利的，必以死相争，不畏强势的人，如曹沫、蔺相如和毛遂这样的人。其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了。

一种是如果自己牺牲对国家有益，就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人，如郑叔詹、安陵、缩高、侯嬴和樊于期这样的人。比如说郑叔詹这个人，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用名贵的宝物来乞和，晋文公不答应，说：“你们把叔詹交出来，我就退兵。”郑文公不答应，郑叔詹再三请求说：“用我一个人可以救百姓、安国家，君主何必对小臣如此爱惜呢？”无奈之下，郑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最终将郑叔詹交给了晋国。幸运的是，郑叔詹依靠自己的机智，最终打动晋文公，让他把自己放了出来。

一种是自身的名誉受到污损，难以容忍。然而不为寻短见而自裁，不为怀忿而报复，务必选择死于国事来为自己恢复名誉的人。如狼瞫、卞庄子、华周和杞梁这样的人。卞庄子是鲁国著名的勇士，能够单独与虎格斗。他的母亲在世时，他随军作战，三战三败，朋友看不起他，国君羞辱他。但在他的母亲去世三年的时候，鲁国出兵伐齐，他请求参战。在战斗中他三战三获敌人甲首，雪除了昔日败北之耻。最后又冲入阵地杀敌七十人，于战斗中战死。

一种是忠实于尊长，但在其做了有损于国家利益或声誉的事时，就会违抗尊长的意旨行事，事后又不肯原谅自己的犯上之罪，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人，如鬻拳、先轸、魏绛这样的人。晋襄公的嫡母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她请求将俘获的三名秦将释放回国，以免两国结怨过深，襄公答应了，随即将三人释放。先轸听说襄公将秦囚释放了，勃然大怒：“不知花费了多少力气牺牲了多少将士的生命才擒获的敌军主将，却因为妇人的几句巧言就被轻易赦免！”他对着晋襄公“不顾而唾”。没想到晋襄公并没有责怪他的这种目无尊长的行为，事后反而为释放秦囚的事向先轸道歉，这让先轸感到十分自责。这一年，狄人攻打晋国，晋国出兵抗击。八月，晋军在箕（今山西蒲县东北）击败狄军，俘获一名狄军首领。随后，先轸脱下头盔铠甲，冲进狄军中战死，以此相抵自己冒犯襄公的罪过。

一种是犯了罪不逃避刑罚的人，如庆郑、奋扬这样的人。晋惠公因不听庆郑的建议，惹怒了秦国，秦国举兵伐晋。庆郑认为这是晋惠公咎由自取，惠公责备庆郑出言无礼。后来，庆郑劝告晋惠公应用本土车辆，惠公仍然不听。在秦晋会战中，惠公马陷于淤泥中，召庆郑驾车，他说这是晋惠公咎由自取，不予理睬，致使晋惠公在战争中被秦军俘虏。这年冬季，因为晋惠公姐姐秦穆姬的努力，晋惠公才得以被释放回国。庆郑自知“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所以没有逃走。最后任凭晋惠公把自己杀了。

一种是在什么职位就爱什么职位，以牺牲自身或自身的所爱来殉职的人，如齐太史兄弟、申鸣、孟胜这样的人。齐国的大臣崔杼以下犯上杀了齐庄公，齐太史于是秉笔照实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谁知道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如实记载，所以，他俩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又警告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吧。”太史弟弟正色回答道：“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

一种是受人恩惠，以死来报答的人，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这样的人。豫让做了智伯的家臣后，受到智伯的尊重。后来，智伯被晋、韩、魏合谋灭掉了，晋国的赵襄子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饮具。智伯遇害后，豫让逃到了山里，其思念起智伯的好处，对赵襄子的做法极为愤恨，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行刺赵襄子。于是，他更名改姓，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他怀揣匕首，伺机行刺赵襄子，但计划被赵襄子识破了。当赵襄子审问他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欲为智伯报仇！”

一种是接受朋友的相托后，以牺牲生命及一切来挽救的人，如信陵君、虞卿这样的人。一种是他人有急难，虽然与自己无关，但出于一种大义或大局考虑挺身而出的人，如墨子、鲁仲连这样的人。一种是与人共事，如果自己的死能够替人保守秘密，成就事业的话，就坚决去死的人，如田光、江上渔父这样的人；一种是通过让自己死掉而让他人不受连累的人，如聂政、贯高这样的人；一种是以死来成全他人名声的人，如聂荣这样的人；一种是战败后宁死也不愿为俘虏的人，如项羽、田横这样的人；一种是追随自己所尊重亲近的人去死的人，如孟胜的门人、田横的门客这样的人；一种是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时选择了符合义的举动，事后以死来表明自己当初选择的不得已的人，如锄麑、奋扬、子兰子这样的人；一种是以死的决心来做一件事，事过境迁生不论这件事成与不成，都以死来不负自己当初的志向的人，如程婴这样的人；一种是追求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后世行为的法则，不让后人因学他的错误而成为流弊的人，如子囊这样的人……

这些人的事迹充斥于史书中，非一言所能道尽，也就不一一举例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不但存在武士道，而且源头久远。在春秋时期，强国开始称霸的时候，就形成了武士道的风气。到了战国时代，武士道随霸国崛起而极盛。到楚汉相争时，武士道仍然盛行。只是到了汉初，武士道开始走向衰微；到了孝景平定七国之乱时，武士道才消失。

梁启超之所以把中国的武士道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翻出来，显然不是单纯为谈历史而谈历史，而是希望这种精神能够重现在中国人身上。如果国人面对列强的铁蹄，都展现出同仇敌忾、大义凛然、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精神，那么，这样的中国谁还敢欺负、谁还敢不尊重呢！

捌 大同就是大一统吗

梁启超在《春秋载记》中写道：“世运尊大同，治法贵统一。”这种说法，可谓道出了大同与大一统的区别。

大同的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番话的意思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和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收贮它们不是为了独自享用，而是杜绝浪费；人们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要做到劳动不是为了私利。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大一统的提法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诠释道：“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大体意思是：天下所行的事，可推及政治、法律、思想和社会行为各方面，都遵循同一个源头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的要求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最终达到天下风气相同，各个地方都遵循着共同的维系标准。

大同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仁爱思想。按儒家的观点，大同的核心在人的自身素养，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让天下具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信仰。而大一统体现在社会层面。一个社会里，思想本身可以多元，政权形式可以多元，但是国家规范不能多元。具体表现就是，国家的主权不能多元，不能各自为是；国家所拟定的行政法规，可以规定其中内容的差异性，但同一行政法规的权威性不能多元，不能政出多头；涉及国家的利益时，局部必须服从全体，集体必须服从国家……

梁启超把大同归到世运的范畴，把大一统归到治法的范畴。这也就表明，大一统是大同的前提，大同是大一统治法后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先有大一统，然后才有大同。那么如何看待大一统呢？

梁启超对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是大加赞赏的：“古昔大地未沟通，国人称禹域曰天下，我累代先民，盖常怀抱一至高之理想焉，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表现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秦汉以降，政权发施之所自出，虽常有迁移分裂，而所谓中国人者，则已成为永不可分之一体，他族入焉非久必与之俱化，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长地久，盖恃此也。”

梁启超重述大一统思想，显然与当时的国势（世运）有关。清朝本是个大一统的社会，可到了他生活的年代，一切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

1840年7月5日，中英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42年，清军战败后，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且还要付出巨额赔款。随后，社会矛盾激增，各地民众脱离朝廷趁机纷纷起事，淮河及其以北地区爆发了捻军起义，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云南的杜文秀起义和马如龙的回民起义。自此天下大乱，清朝国力迅速衰退。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也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使得国力有一定的增强。随着太平天国被灭亡、捻军被消灭、陕甘的回变和新疆的回乱被平定，清朝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但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的完败结束，并换来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款二亿三千两白银。这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为了让国家强大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对全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要求——维新运动，这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的声势最为浩大。1897年底，德国以两名本土传教士被杀为由，乘机侵占胶州湾，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在天下大势面前，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推行新政的要求，决定变法维新。6月11日，维新开始。梁启超本人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委派出任办理译书局事务。新政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试图通过变革，让清朝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这场维新运动仅持续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给废除了。随后，许多维新派人士被捕杀，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得不逃到日本避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军战败后，于1901年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可以说，一部晚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衰弱史，一部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史，它让中国陷入了灾难深重之中，列强成了法外治民，民上之民。在那样的国运前，作为梁启超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有志之士，现实带给他的自然是充满痛苦的屈辱。因此，他将目光投注于像汉唐那样的强盛而大一统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国家强大而统一，人民扬眉吐气地活着。可是眼前，国将不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融为国民心性和民族心性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局面遭到了空前破坏。于是他为此发出呐喊：泱泱大国，什么时候才能重振雄风呢？

在梁启超的思维里，大同的思想的内涵是：“大同是平等主义”“大同是互助主义”“大同是世界主义”，这是一个紧密关联且递进的过程。在他看来，大同就是精神上的人格平等、存在平等，物质上的索取平等、追求平等，最终形成一个无阶级对立、无矛盾隔阂的世间。

玖 什么是正统与非正统的史观

毫无疑问，自西方的进化论史学观传入中国后，梁启超就完全接受了它，并把它融入进了自己的史学观。为此，他在文章中写道：“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在进化论的史学观指导下，他对中国的史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得出了古往今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史学家的结论。其中，最受他诟病的就是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说。

梁启超认为，中国正统说的实质是“君权神授论”的另一种说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迎合皇家统治天下的合法合理性，从舆论上来箝民之口。他把中国的历史翻了个个儿，归结出古人判定一个政权是否正统的标准有六项：一是以取得土地范围的多寡来定正与不正，只要取得天下，不管是谁都称为正，如晋朝、元朝；二是以统治江山时间的长短来定正与不正，凡是取得天下在位时间不长久的，都不为正，如项羽、王莽；三是以前代的血胤为正，如三国时的蜀汉、东晋和南宋就为正；四是定都在前代旧都的为正，如汉以后的曹魏，唐以后的五代就为正；五是所继承的朝代是否为正，如唐朝是由隋朝而来，唐朝为正，那么隋朝就为正；六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如南北朝时的南朝就为正。

梁启超指出，这些判定标准相互矛盾，前后互歧，进退无据。为此，他还一一加以史实来佐证。

十六国时期，氐族人苻坚博学多才，汉文化修养较深，擅长谋略。开始时他被封为东海王，357年在氐、汉豪贵的支持下，杀死暴虐的苻生（苻健子），自立为大秦（史称前秦）天王。在即位前他就结纳人才，以作为治国的储备。即位后他用人唯贤，励精图治。那些无才能的皇亲国戚一律靠边不用，而像王猛、吕婆楼等有文武之才的人，他都委以重任。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的北方基本上都纳入了前秦的版图。其在强盛期，疆域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远超同期的其他国家。

另一个史实是，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灭北宋后，其领有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疆域面积超全国的三分之二。

但是，这两个政权都没被传统史学家归为正统。如果按取得土地的多寡来定正与不正，这两个政权完全有资格归为正统。而疆域小的南朝和南宋却成为了正统。梁启超为此发出疑问：“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

从居位时间上来看。

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从建都平城开始，北魏居位时间长达148年；如果按统一北方来计算，其居位时间95年；如果按分裂后的东魏灭亡时间来计算，则拓跋氏居位时间长达171年。而同时期作为正史的宋、齐、梁、陈的居位时间分别为59年、23年、55年和32年。结果反而是北魏没有被列入正统。

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的居位时间分别为16年、28年、10年、3年和9年，而这个时期的吴越国，居位时间71年，南汉国据位54年。但列入正统的是梁、唐这五代。另外，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居位时间长达189年，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但它也没有被列入正统。

从血胤上来说看，远的不说，以明末为例。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的时候，明朝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都存在正朔，但它们都没被列入正统。

从定都上来看。刘渊建立的前赵、石勒建立的后赵、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苻坚建立的前秦、姚苌建立的后秦、赫连勃勃建立的胡夏和鲜卑拓跋氏建立的魏，都是三皇五帝的故土。但它们都没能列入正统。

从继承的关系上来看。史学上把晋归入正统，而把晋所继承的魏不列入正统；把隋归入正统，却又把隋所继承的北周不列入正统。以中国的种族来看。宋明之间的元朝，由蒙古人所建，但史学上又把它列入了正统之中。

梁启超把传统史学上的正统说的由来，归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各个朝代，史学的记叙都偏袒自己的国家。“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三国时的蜀国和魏国的态度。主张以都邑定正统的，都力挺魏国；主张以血胤定正统的，都力挺蜀国。在史界，陈寿力主魏国为正统，而习凿齿力主蜀国为正统。原因很明了：陈寿出生在西晋，西晋的都城是魏国的旧都，如果不都邑为正统，那么西晋的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习凿齿出生在东晋，系南渡政权，如果不主张血胤说，那么当时北方沿袭旧都邑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就为正统。所以，习凿齿以蜀国为正统，实际上也就是来表明东晋为正统。到后来，司马光力主魏国为正统，朱熹力主蜀国为正统，原因也不过是司马光生在北宋，以魏为正统就是以北宋为正统；而朱熹生在南宋，南宋与当年的东晋的情形相似，所以他力主蜀国为正统就是力主南宋为正统。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家没有不是为皇帝来考虑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有关政权正与不正、伪与不伪的论辩，最终都屈从于强权者的意志，并按他们的意志来穿凿附会，成为皇家的私书。而后来的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计较于一些细枝末叶而已。

其次，是一些浅薄无知的读书人误解经义，以此来奉迎巴结权贵。这些人把帝王看成是真龙天子，认为国家无时无刻都不能缺少他们，但又不能同时具有两位这样的真龙天子。在天下没有帝王的时期，他们会选取一人，不论他是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都会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称他为圣神。当天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有时还挺多时，就会用抓阄的办法选取一人，将他称为真圣神，而其余的都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之伙。这样就出现了这种矛盾的现象。同一个人，甲书把他称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把他称为圣神。甚至是同一本书，今天会称某人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天则又称他为圣神。比如说金朝人兀术和完颜亮，在《宋史》里称他们为贼、虏和仇，在《金史》里则被称为先祖、皇帝，而且同列在正史里。还有如朱温、朱棣，开始称他们为盗、叛，到后来又被称作祖和皇帝，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治史者并没有秉持尊重史实的态度，而是谄媚于皇权，奉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世故态度来治史。梁启超为此发出不平地质问：“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

最终，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上的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给予了全盘否定。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担上正统或非正统之名：“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同传统的读书人一样，他身上既有忠君情结，也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而随着清庭的日趋没落，西风东渐，他的思想起了积极的变化。在政治上，他是改良主义者，主张维护清廷统治，走君主立宪之路来实现强国。但当时国人主张革命的声音也很响亮，并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而由于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如果以华夷之辨来看待，他们的历史地位的正统与非正统就显得尤为重要，梁启超显然是不愿看到这一争论的。于是，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以进化史观来对待传统史学。

当然，不管梁启超的动机如何，他的思想是符合人类进步的潮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是走向融合的，人们应该顺应潮流，而不应该人为制造隔阂。

第二章 梁启超谈文学：急难风义今人少，伤世文章古恨多

“鱼鸟长号草木悲，桥陵弓堕忽三稘。征经合有禅除礼，恋阙微闻歌舞词。柱折久忧天北坠，陆沉惊逐日西驰。遗臣未敢修私祭，血洒桑田海不知。”随便举梁启超创作的一首诗，从中就可看出，其作品显然受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影响。由此他的文学作品也就多与国运、民运相关联，而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忧国忧世之情怀。

所以，与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不同，梁启超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政治、历史、社会以及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由各种学问融会贯通而成，但其间的主旨都出脱不了对爱国、治世、忧民、感世和命运之类主题的思考。

壹 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是什么样的局面

对于如今中国读书人来说，如拜伦、雪莱、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的欧洲作家，已不再陌生。这些人都是出生或生活于19世纪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

梁启超生活于19世纪，所以，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致力于西学传播的过程中，对于西方文学自然十分重视，进而把它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内。梁启超将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分为两派，前半期被他称为浪漫忒派，又称为感想派；后半期则被其称为自然派，又称为写实派。

浪漫忒派随古典派的衰微而崛起。他们拒绝摹仿，推崇创新，打破形式束缚，纵性发挥感情，与当时唯心派的哲学和在政治上、生活上追求自由主义者的方向一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霍夫曼、沙米索和海涅，英国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法国有史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缪塞和乔治·桑。下面，我们以拜伦为代表来阐述浪漫忒派文学的历史特点。

乔治·戈登·拜伦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学生时代起，他便向往参加社会活动，在哈罗公学时，他醉心于练习演说。21岁那年，他离开英国，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撒丁岛、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家和地区，23岁时回国。次年，他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出版，立即震动了英国文坛，并赢得全欧洲的声誉，在该年内重版五次。

拜伦在诗作中所塑造的人物，都高傲倔强，不满现实，具有叛逆的性格，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人们就把他作品中的这一类人物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他的诗作侧重于从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比如他未完成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就是这样一部气势宏伟，意境开阔，见解高超，艺术卓越的叙事长诗。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梁启超称浪漫忒派文学：“万事皆尚新奇，总要凭主观的想象力描出些新境界、新人物，要令读者跳出现实界的圈子外，生一种精神交替的作用。”究其形成之原因，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思想初解放，每个人都觉得个性的发展可以不受限制，于是就渴望一种别开生面、完全美满的生活。所以，当时的诗人，就有点像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那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当时的小说作家，每部小说中多半会有一位主人翁——实质上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总是与现实中的平常人不同，是理想的武士，用来表现英雄万能；是理想的美人，用来表现恋爱神圣。结果全部成为空想，与现实格格不入。

19世纪中叶，自然派兴起。梁启超把自然派兴起的原因归为三点。首先是继承浪漫忒派后，将破除旧套和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基础，自然就转到通俗求真方面来。其次，物质发展过于迅速，社会现象日趋复杂，容不得人们留时间进行幻想，直接把精力放到对现实的描述上来。再次，当时唯物的人生观正风靡一时，人们的思想都回归到现实层面上，文学创作同样如此。另外，当时科学的研究法已经普遍推广，文学也不例外，因此，一些人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缘于这些原因，当时的文学界出现了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狄更斯、哈代、普希金、果戈理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巨匠。下面就以福楼拜及其作品来作说明。

居斯塔夫·福楼拜出生于法国卢昂。在28岁至30岁期间游历了马其顿、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国内外见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加深了他的悲观主义倾向，甚至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为《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

福楼拜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使情节构造上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他这种貌似随意的态度，却非常“客观”地揭示了：爱玛的死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梁启超将这种写作手法形象地比喻道：“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所以，他们书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来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国，却是眼面前我们所栖托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不是圣贤，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却是眼面前一般群众。书中的事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奇情，却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片断。”

不过，浪漫忒派和自然派并不是截然对立或彼此孤立的两个派别，而是文学的两种呈现形式，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看谁占的比重大些罢了。以大文豪雨果为例我们来看看。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作家。从他的生平就可看出，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度过，是名副其实的19世纪作家。他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所创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和《悲惨世界》，短篇小说有《“诺曼底”号遇难记》。

雨果出生于一个军官家庭。受家庭影响，他的最初作品大多是歌颂君主和宗教的。到了21岁时，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政治态度开始转变，文学作品也开始向浪漫主义转变。27岁那年，雨果创作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并写了长篇序言。这篇序言就是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篇序言成为了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和开展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以及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9岁那年，雨果创作出了最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通过描写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在中世纪受到摧残和迫害的悲情故事，反映了专制社会的黑暗，反动教会的猖獗和司法制度的残酷。故事情节复杂，人物性格夸张，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小说的特点。

60岁时，雨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问世，这部小说运用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从其问世时间上来看，它印证了梁启超所说的19世纪下半期的文学创作特点。

不过，梁启超对自然派的写作风格是持批判态度的：“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一面，赤条条地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以后，越发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化而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区别，越发让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世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

贰 为什么说杜甫是情圣

自小时起我们就知道，在唐朝，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并驾齐驱的大诗人，一位是李白，一位是杜甫。并且，为表示对两人的尊崇，后人们特意为两人分别冠以“诗仙”和“诗圣”的雅号。不过，梁启超对其中的诗圣杜甫，似乎格外推崇，竟意犹未尽地对他再冠以“情圣”的称谓。这是为什么呢？

梁启超之所以关注杜甫，是因为他认为：“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杀。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的价值。”另外，“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从这两点来看，杜甫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梁启超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是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达）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而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杜甫出生于开元初年，早年漫游四方，黄河以北都有他的足迹。中年时国家发生“安史之乱”，他一度被叛军俘获，后来侥幸逃脱，跑到灵武谒见唐肃宗，得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没想到碰上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死。到后来，他流落四川，投奔于一位老熟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只得避难到湖南，最终在由潭州行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

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投奔严武后，一点也不趋承将就人家，相反还顶撞人家。他有一首著名的诗《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首诗句句都有意境，讲述的是弃妇之怨。但该弃妇虽有悲惨的命运，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节操，让人对她既有同情，更有钦佩。梁启超说：“这位佳人，身份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这位“佳人”，就是杜甫本人的真实写照。

杜甫是最富同情心的人，如他的诗中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同首诗中，他还写道：“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做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唐朝的黄金时期，当大家都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时，他的眼里却有无限的悲哀。他的眼光，总能关注到别人看不到的社会最下层，并能反映出别人不能反映出的真实情景。他后来创作的著名的“三吏”和“三别”，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状况的“影戏片”。

《垂老别》中写道：“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新安吏》中写道：“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石壕吏》中写道：“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能写出这些情形，只有作者与所写的人精神一致才成。这就是杜甫的同情心，其极富真情，顺从心性描写，让人读之作品后，必有同病相怜的体验。同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也是这种真性情的流露。

杜甫对自己的亲朋，则又是一种真情了。他对被贬的郑虔说：“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对于遭流放的李白，他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他想念自己的兄弟和妹妹，写了二十来首诗，最沉痛的莫过于《同谷七歌》所写：“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鴐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杜甫早年还写有一首《月夜》诗，表达了对妻儿浓挚的爱：“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在“安史之乱”前后，他写了许多诗抒发真情。战乱前他回家一次，小儿子饿死了。他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他的许多诗都写出了浓浓的亲情，如《述怀》《羌村》《北征》和《彭衙行》等。

杜甫的本身遭际，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忠君爱国”。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说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与时局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相关。如在《后出塞》中他就写出了豪强们骄奢专横的情形：“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裳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在《丽人行》中，他通过铺叙，深刻揭露了权贵们的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另外，在杜甫的诗中，也少有的有歌颂的主题，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往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这首诗写出了一派自然的风光，也写出了作者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不过，在歌颂生活的同时，也暗示了战乱和沉重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杜甫在写情的同时，能将各种情绪归拢到一块，形成一种调和之美。比如他的长篇叙事诗《北征》，虽说总体上属于忧时之作，但其中“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及后面几句，就纯粹是欣赏天然的美；到“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及以下几句，又是凭吊往事的；到“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及以下几句，又是纯写家庭实际情况的；到“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及以下几句，就是正面感慨时事的，既盼望朝廷早日平定叛乱，又担心凭借回鹘外力可能带来危险；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句直至篇末，所有过去发生的事一齐涌上心头。像这种将杂乱的情绪聚集在一块，同时又能将他们调和得恰当，形成一种美，足见杜甫文字功底之深厚、思想之深刻。

杜甫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比如《哀王孙》诗，几乎一句一层意思。他的情感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地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他写情，有时又一口气地说出。如《忆昔行》第二首中，从“忆昔开元全盛日”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其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对其进行赞美，令意义格外深远。

杜甫还有一种特别的技能：他最能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无限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中的“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句，仅用十个字就把他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酸甜苦辣都写了出来。又比如《垂老别》中“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句，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能期限长些作安慰，这是何等的沉痛。

杜甫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只要写出来的，都必定是对所观察的景物达到入微的地步，把景物做象征，并寄托情感。如《旅夜抒情》：“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些句子能让人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

叁 小说具有移风易俗的功效吗

梁启超很早就开始了对小说的关注。早在1897年，他受到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谈到了小说的功效。他指出了中国语言应用情况：古代人是文学与语言合而为一的，而现代人创作出的文学与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分离的；现代人日常交谈时用的都是通俗用语，可写出文字时，都用的是古文。所以，妇孺农氓，都把读书当作难事，也就导致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的读者反而比六经的读者多的现象。透过这些现象他认为：如果用通俗语言来著述各种书籍，上可以传播圣贤教育，下可以陈述各种历史，又可以激发爱国热情，往远看还可反映各种风土人情，包括官场上的各种丑态、试场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吸食鸦片的顽劣癖好和妇女缠足这种虐刑。这些都可起到揭露丑恶、遏制丑恶，从而改变社会风气、振奋人的精神的积极作用。

很明显，梁启超通过语言使用的现实状况，看出了通俗语言的普及性以及通俗小说具有变风易俗的巨大影响力，进而萌生了通过小说来变易风俗的设想。随后，他就将设想化作了行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那里，他还抱着希望将自己没完成的维新事业走完。1897年的秋冬间，他在路途中偶然得到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从中他受到启发，便以小说的形式来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在翻译的同时，他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与译文一起在《清议报》的创刊号发表。这篇文章不过八百来字，但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他想借小说来变易风俗，进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强烈愿望。文章的大意是：“西方各国变革的开始，国内有大学问的人和仁人志士，往往都是将他们亲身的经历、心中的想法、政治的观点一起寄托在小说中。所以，通过小说的传播，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包括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以及妇女儿童，都知道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这样一来，每部书面世后，都能引来全国性的议论。西方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引起全民关注，这都是小说的功劳。”这也可以说是他翻译《佳人奇遇》这部小说的动机。那么，《佳人奇遇》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有过多次参战经历。明治元年9月，官军征伐会津，柴四郎全家参战，结果他的父亲受伤、二哥战死、母亲和妹妹也丧身战火，他本人被俘并被关押起来。这种亡国之痛的体验，成了柴四郎文学创作的基础，这在《佳人奇遇》中有突出的表现。

《佳人奇遇》以柴四郎本人两次游历海外的见闻和感受为素材，并把自己当作主人公，虚构了他与两位西方姑娘的奇遇与恋情。在留美期间，“他”偶然遇上了西班牙贵族女子幽兰和爱尔兰姑娘红莲。在佳人寄寓的一个如仙庄桃源的地方，他们互谈各自的经历。幽兰是顿加罗斯党领袖的女儿，全家遭受迫害，来美国避难；红莲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来美国寻找力量促进民族独立，另外还有一位亡命来美的中国明朝遗民范鼎卿。他们互诉苦难，为民族、国家和自己的人生而忧戚悲伤，也决心为民族的新生而奋斗。在这过程中，“他”与幽兰产生恋情，不过恋情没有继续发展。为了拯救将被处死的父亲，幽兰带着红莲和范鼎卿赴西班牙，救出了名震于世的老将军。他们辗转海上，却遇上了大风浪，导致船只覆没，庆幸的是，他们都侥幸地活了下来，只是各自流落一方。后来，红莲经法国回到美国，与“他”相见。幽兰父女被人救起并随船来到埃及，正遇上亚历山大抗英起义。于是，应起义军首领亚刺飞之邀，幽兰父亲担任起义军顾问，期间屡遭不测。范鼎卿辗转到了香港。“他”留学结束回国，第二次出游海外时与这些人一一见面。

《佳人奇遇》就是通过上述情节线索，通过“他”的见闻和人物的转述，广泛地展示了各国遭受西方列强掠夺、压迫的悲惨场面，以及其他的改革和民族的独立战争，作品对弱小民方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本意是：日本是要沦落到像那些弱小的民族一样，还是应以自己的独立品质屹立于列强之列。应该说其中作者的政治思想十分明显：反对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认为只有伸张国权，才能免遭众多弱小民族所经历的悲惨命运。

《佳人奇遇》日文原著自1885年开始连载，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有名、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显然日本民众从中受到鼓舞并看到了希望。由此，梁启超对小说的功效有了坚定的信心。于是，他便着手翻译介绍起这部小说来。1898年12月，在旅日华侨的帮助下，他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的宗旨是：“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意；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他把自己翻译的《佳人奇遇》中文在报上连载发表，一直连载到1902年初为止。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创作起文学作品来。1902年初，他创作了文白夹杂的《劫灰梦传奇》，还有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他特此创办了《新小说》杂志，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本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

《新中国未来记》属梁启超所推崇的“政治小说”。小说以倒叙的手法，以60年后（当时是1902年）中国的繁荣富强为开端，然后借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在博览会上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来讲述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对于六十年前（即1902年前）中国现状的思考，以及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而引发的辩论。在这当中，既有对国家现状的记录，也有对各种人物形象的描述。其中黄克强与李去病二人关于政治改革方式的辩论，可以视作梁启超本人对革命派和改良派孰是孰非的主观倾向。

不难发现，梁启超是在试图通过这部小说，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产生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来，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产生，并不是完全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共同体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从中也可看出他的政治倾向：在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

此外，梁启超还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一部小说，取中文名为《十五小豪杰》。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有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念，如果不是为政事所累，他还能翻译介绍进更多优秀的外国小说作品，他本人也能创作出更具有文学意义的小说来。

梁启超如此推崇小说的功效，首先缘于他想快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强烈愿望。不过，尽管小说具有变易风俗的功效，但相比全面变革社会所需的庞大措施来说，他的此举颇有病急乱投医之嫌。当然，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关键年头，他能想到以小说为手段首先从思想上来改变世人的精神状态，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风貌，也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让人钦佩。

肆 戏剧具有哪些现实功效

梁启超是晚清时期极少数能看出国家积弱的根源在于人的素质低下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强弱，由民之强弱决定。为使中国日益强大，抵御异族侵略，“今日最主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为此，他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同时，无不把提升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当作一项要务。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他都是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施展影响。这其中，既包括小说这种他最为推崇的文学形式，还包括散文、诗歌、戏剧之类的文学形式。那么，对其中的戏剧他又寄予了什么样的现实期，或者说，在他看来，戏剧具有哪些现实功效呢？

与提出“史界革命”一样，梁启超也高擎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发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号召。对于戏剧，他发出的是改良的声音，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提升戏剧的文学地位，提升戏剧的社会功能。

戏剧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与史俱在。但是，它的实际地位却十分低下，不能像诗词那样能够登上大雅之堂，正史不记曲家生平，许多作品湮没无闻。从事戏曲表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地位就更惨了，被剥夺了作为平民的起码的权利，甚至连人格也难以得到保证，有时候，他们几乎成为权贵的玩物。

《啸亭杂录》上记载有雍正皇帝“杖杀优伶”的故事。一次，雍正皇帝兴致勃勃地看杂剧，杂剧讲的是历史上常州刺史郑儋打儿子的故事。扮演常州刺史的演员技艺高超，“曲仪俱佳”，因而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节目演完后就赏赐他银两。然而，这位演员根本不懂得当时的等级阶别，于是无心地向雍正皇帝问道：“现在任常州刺史的人是谁？”谁知雍正皇帝听了后勃然大怒，当即喝道：“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时不可长。”并当场下令将这位演员用杖打死。

所以，要提升戏剧的地位，首先就要提升戏剧演员的地位。当然，这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梁启超戏剧的改良观点重在内容上。他认为在内容上，要突破以往那种才子佳人题材的局限，将其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以实现提升民智和强国的目的。为此，他自己也做了一些尝试。

1920年初，他创作出了戏剧《劫灰梦传奇》。该作品所写的也是书生逢国难一类的内容。书生杜如晦，早年登科，旅居京城为官。自从甲午战争后，惊心于时局的变化，于是对仕途的进取完全失去兴趣。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曾弃官南下，浪迹江湖。而后他回到京城，每天在城西枣花寺中以读书自乐。他自感“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于是就把自己所见和所想编成一部小小的传奇，“就算尽我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

这里的主人公杜如晦，就属于“觉醒”了的国民，他看出了现实真实的一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携后宫“仓皇出走”，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臣们“狼狈逃命”，侵略者“野蛮暴掠”，民间“狼藉颠连”。并且，他对景“触绪伤怀”，颇有远见地看出：“你道甲午庚子两役，就算是中国第一大劫么？只怕后来还有更甚的哩！”剧中还描写了八国联军走后不久，京城里又是歌舞太平如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情景。描写了一些人，奴颜婢膝，“见鬼唱喏，见人磨牙”的嘴脸。这国格和人格都丢了，国家的前途也就岌岌可危了。对此，该怎么办呢？作品中是这样阐述的：“物耻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国自今以后，上下一心，发愤为强，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戏剧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具有易流传、传播快的特点。如果把它用来传播政治理想，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途径。梁启超的意图恐怕就在于此。作品中举了一个例子，从前法国路易十四执政的时候，法国的人心风俗和现在的中国完全一样。他们是怎么做到让国家和人民接受政治改革，从而变得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呢？原来是有一个读书人，名叫伏尔泰，他创作了许多小说戏本，结果把一国的人都从睡梦中唤醒了。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戏剧有《凯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海罗普》；哲理小说有《查第格》等。伏尔泰的著作和思想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梁启超通过伏尔泰的事迹，看出了文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力。所以，针对戏剧最易流行和最具感染力的特点，他认为应该对它好好加以利用，使它成为传播救国救民的知识和政治改革的工具，进而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这既是改良戏剧的目的，也是戏剧本身最大的现实功用。

需要提及的是，梁启超的《劫灰梦传奇》只见《楔子》，未见后文，属未完稿之作，颇让人遗憾。

其次，革新戏剧的形式，促进戏剧的传播。

戏剧的形式如何改良？简单来说就是平民化，那如何使其平民化呢？首先，就从戏剧语言入手。既然小说能“专用俚语”，那么戏剧的语言也应该通俗化。另外，在取材上，不必拘泥于中国，也可取他山之石。梁启超创作的《新罗马传奇》就带了一个好头，开了以中国戏演外国事的先例。该作品在题材、人物、情节和语言方面，与古代的戏剧相比，做了简化，使它更贴近现实层面，时代特色十分突出。

在《新罗马传奇》中，梁启超借大诗人但丁之口，表明了写作缘由：“老夫生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唏嘘，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可伸，或者国耻可雪。”他借但丁来起头，现实用意十分明显。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解体后，也出现了群雄割据，强敌入侵，国家分崩离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但是但丁著的几部小说传奇，使国民精神大振，以致后来“三杰齐生，一王崛起”，意大利也成了欧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国了。

中国能出但丁和伏尔泰这样的人物吗？梁启超对此是抱着极大期待的，并且他还抱着极大的热忱和自信尝试着自己去做一些事。除了在内容上，他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一改古代语言的凝炼、晦涩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改句式上的诗赋格式为自由句式，这种改革就体现在《新罗马传奇》中。如第三出《党狱》中丑角说的话：“兄弟们，我们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须是轰轰烈烈，不要垂头缩尾，堕丧了国民志气者。”这种语言，就是现代的白话文，日常用语。这种句式，再也没什么格式的拘束了。

梁启超的戏剧题材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历史，一是中国古代兵强国强、四夷宾服的故事。无论哪一种题材，都非常明显地贯穿着一种共同精神——呼唤国家强盛、民族独立，让中国重现往昔的辉煌。这就是他所推崇的戏剧的现实功效。

伍 为什么要推崇少年

梁启超是较早接触和传播西方文化的学者之一。同一般的学者以纯学术研究为目的不同，他的学术研究有着明确的服务政治的动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出贫穷落后的境地，不再人见人欺，成为屹立世界的强国呢？在研究诸多列强的政治变革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他本人有过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对日本维新后社会出现的积极变化自然感触颇深。而日本实现强国之路走的就是改良之路。这应该说是他在政治上始终坚持通过改良走君主立宪之路的思想基柱。

可是，中国的现实是：“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

中国已是衰朽不堪，老大无能。梁启超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为此他还专门从人的素质上溯寻中国积弱的原因。他十分理性地意识到，想让那些浸淫着传统等级观念的官员，或者是深受旧学之害的儒士和长期受到专制统治者摧残的老百姓在一夜之间从思想认识上幡然醒悟，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希望何在呢？梁启超认为，应把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少年身上。

自古英雄出少年。对此，梁启超比旁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为此，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非常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从这篇文章中，就能直接感受到他为什么要推崇少年的原因。

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老少，就好比人的老少。老年人经常思考的是已经过去的事，而少年人经常思考的是将来的事。老年人只想着过去的事，就会产生留恋的心，人就会变得保守；少年人思考将来的情况，就会产生希望的心，人就会变得进取。所以，老年人思考过去，事事都是他们经历过的，做事时也就只会遵照旧规矩，不会再有创新；少年人思考将来，所面对的都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因此也就能够取得突破，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并且，老年人常多忧虑，产生灰心的念头，遇事时也自然会表现得怯懦，只求安稳，所以他们抱残守缺，没有一点积极的变化；少年人喜欢追求快乐，身上有着旺盛的活力，还有雄心壮志，面对未知的世界敢于冒险，因此也就能够改造世界。另外，老年人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致，经常觉得对一切事都无能为力了；少年人则对一切都充满着兴趣，经常觉得一切事都值得去做。

通过老少对比后，梁启超进而得出结论：“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老年人与少年人之间的差异呢？梁启超举出了正反对比的例子。白居易创作的长诗《琵琶行》，诗中的琵琶女，年老色衰，只得下嫁给一位商人，成日辗转漂泊于江湖间，身心憔悴。那么，她少年时又是怎样的呢？十三岁她就学会了弹琵琶，在教坊中名列第一。每次弹完一首曲子，都能让那些弹琵琶的能手们叹服；每次化妆好后，都能引来那些有名的歌女们的嫉妒。当时，五陵一带的听众们都争着赠送礼物给她，每当她弹完一曲，收到的红绡不计其数。每天她都在欢笑中从容地打发着光阴。梁启超提到的另一位是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在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失败后，被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几年后病死在了那里。那么，他少年时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少年时期的拿破仑，就成为一名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的出色军事家。26岁时，他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在意大利，他统率的军队多次击退了奥地利帝国与撒丁王国组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联军，最后还迫使对方签署了有利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停战条约。1802年，在他35岁时，通过自己的影响，成为了法兰西的皇帝。1805年8月，奥地利、英国、俄国组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亲自率领军队与之进行对战。该年10月12日法军占领慕尼黑，17日法军和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激战后，一部分反法同盟军投降。12月2日，法军以7万的弱势兵力打败了9万俄奥联军的强势兵力，取得胜利，使反法同盟再度瓦解，并且迫使奥地利帝国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拿破仑随后联合了德国境内各诸侯国组成“莱茵邦联”，把它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1806年秋天，贡国、俄国、普鲁士组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4日，拿破仑率军攻打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达武元帅的指挥下，法军以少胜多，普军几乎全军覆没，普王和王后仓皇逃命，拿破仑因此取得了德国大部分地区。1807年6月法军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自此，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拿破仑本人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并分封他的兄弟们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另外，除了军事方面，拿破仑还进行了多项政治、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比方说其中的《拿破仑法典》，直到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影响。该法典在1804年正式实施，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都是法国的现行法律。并且该法典对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立法也起到重要影响。至于拿破仑确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和法国荣誉军团制度，保留至今还在实行。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拿破仑所创的丰功伟绩，都是在他青春年少之时建立的。可是在他老的时候，在战场上是一败再败，最终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为此，梁启超曾这样感慨道：“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无论是琵琶女还是拿破仑，他们成为美人和豪杰的时期，都是在少年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人就会身老心老，就会“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每日只知道得过且过。如果让这些人来管理国家，国家能不落后进而招致挨打吗？要想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那就只能是大胆启用和委任少年们。

所以管梁启超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本身并没过错，但是，他把国家和社会的衰颓、落后的根源归因于老年人，并把老年人看得一无是处，就显得十分偏激了。从古到今，有多少老年人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来。姜子牙八十多岁出山，辅佐周文王开创帝业，诸葛亮四十多岁辅佐刘禅创蜀汉鼎足之业，黄忠六十多岁还横刀立马、驰骋沙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多少老年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所以说，有些事根本原本不在于人的年长与年少，而在于这个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施展舞台。

当然，针对梁启超如此推崇少年的用意，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评价。从当时举国暮气沉沉、缺乏进取精神的情况来看，他推崇少年，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

陆 为什么说少年强则国强

梁启超十分爱读龚自珍写的诗歌《能令公少年行》。这首诗创作于1821年（道光元年），当时龚自珍任内阁中书。在此之前，他考授军机章京没成功，感到非常失意，对黯淡污浊的官场也感到非常厌恶。于是，为排遣胸中的郁闷，他写下这首让自己过上了“隐逸”生涯的诗。诗中把自己想象成了少年才俊：“名惊四海如云龙，攫拏不定光影同。征文考献陈礼容，饮酒结客横才锋。”在取得功名后，又与佳人由相遇到相知：“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有时言寻缥缈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

虽然，龚自珍的《能令公少年行》的思想还是归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才子佳人”的老套。但梁启超所欣赏它的原因是“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即把人生的精彩阶段归到少年时期，这也就符合他推崇少年的主张了，所以这首诗对他也就有趣味了。

梁启超推崇少年的用意，不是从人生的角度出发，让人生能够在少年时期就出彩，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让少年勃发的青春用来为强国服务——进而让国家具有少年那样的蓬勃朝气。而他的理论支柱就是少年强则国强。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之所以被称为老大帝国，就在于握国权的人都是“老朽之人”。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呢？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环境促成的。在中国官场上，一个人如果不是摇头晃脑读了几十年八股文、不是手写了几十年的奏折、不是混了几十年的差事、不是坚持着吃了几十年的官俸、不是几十年都在人前唯唯喏喏、不是冲着皇帝磕了几十年头、不是给上级官员请了几十年的安，就不能得个一官半职。在当时，在朝内任内卿以上职位的和任外监司以上职位的官员，一百个人当中，年老到五官不齐整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他们不是眼睛瞎了就是耳朵聋了，不是手打颤就是脚跛了，除此之外就是半身不遂的。他们自身的饮食和行动包括听人说话、与人交谈都不能自理，必须三四个人在左右扶着才能度日。对于让这样的人来处理国事，梁启超不禁感叹道：就好比是让无数的木偶来管理国家。另外，这些人在少壮的时候，就不知道亚洲和欧洲在什么地方，汉高祖、唐太宗是哪朝皇帝，只知道自己顽固愚钝和腐败还没达到极至，于是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这方面。到他们脑髓固化、血管闭塞、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时候，中国的二万里山河、四亿人的性命也就在他们手上断送了。

梁启超把当时的官场看得很透。那些在官场上当差的人，之所以能够混得下来，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能耐，也不是缘于他们曾经干出个什么实绩，而纯粹是在官场上亦步亦趋，靠几十年的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和请安的经历，千辛万苦才得到红顶花翎的服饰和中堂大人的名号，于是就使出全部精神、竭尽毕生心血来维护它。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好比乞丐捡到金元宝一样，即使响雷打到头顶上，他们的手也只顾紧紧抱着荷包，别的事不再去关心了。到这个时候，告诉他们国家将要灭亡了、国家将被瓜分了。他们根本不去听，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即使国家真的灭亡了，被瓜分了，他们已是七十、八十的人了，只要能求得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那自己就能快活过一世了。再说了，就是割三头两省的土地换来自己几个衙门、出卖几百万人民去做人家的奴仆，以此换来自己的一条老命，那又有什么不可！又有什么难办的呢！梁启超感叹道：让这些老朽来治理国家，只怕还没等到他们死去，国家就先死去了。

梁启超认为：造成中国成为“老大”的原因，就在于老朽们的腐朽僵化。所以要想让中国变得朝气蓬勃，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少年化中国来，这就是中国少年的责任。而如何创造出少年化中国来呢？在中国历史上，不说汉唐以来的文学，就说离他最近的清朝康乾时期，“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毫无疑问，作为改良派的他，尽管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但从他在变法失败前后的一些言行来看，其实，梁启超在骨子里仍然推崇君主制。所以，他心目中的少年化中国形象，就少不了以康乾时期的社会为模板。

康熙皇帝即位时，还不满8岁。在位期间，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打击和驱逐沙俄侵略者、平定噶尔丹叛乱……另外，在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和兴文重教诸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乾隆皇帝25岁即位，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他在位时镇压边疆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安定西藏、稳定新疆……另外，在文化建设方面，他也做出了有益的实践。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梁启超把他们在《少年中国说》中并列出来，显然是把他们当作了少年强则国强的一个有力论据。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不少兴邦立国的少年英俊。战国时期秦国的甘罗就颇具代表性。

甘罗十二岁时为秦国宰相吕不韦的舍人。当时，秦始皇想派张唐到燕国为相，联燕伐赵，以开拓河间的土地。张唐听说后就对吕不韦说：“当初我为秦昭王伐赵，所以赵国十分怨恨我。他们曾放出话来：谁要是能抓到张唐，就赏一百亩土地。现在派我去燕国，必须经过赵国的国境，所以从人身安全上来说，我不能去。”吕不韦听了很不高兴，但张唐的话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就没勉强他。甘罗听说后就对吕不韦说：“我去请他。”吕不韦叱责他说：“我亲自请他都不肯，你怎么能行？”甘罗说：“大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而我今已十二岁，你可让我去试试，为什么要叱责我？”吕不韦听他说得有理，就让他去说服张唐。见了张唐后，甘罗就问道：“你的功劳，可与武安君相比吗？”张唐回答说：“武安君南面挫败强大的楚国，北面威震燕国和赵国，战胜攻取，破城陷邑不知其数，我不如他。”甘罗说：“在秦国，应侯与文信侯（吕不韦）谁的权力大？”张唐答：“应侯不如文信侯。”甘罗说：“应侯想攻打赵国，而武安君从中阻挠，结果他离开咸阳七里就立死于杜邮。今天文信侯亲自请你去燕国为相，而你不肯去，我不知你将死于何处。”张唐一听，马上就答应去燕国。

张唐出发后没几天，甘罗对吕不韦说：“请借我五辆车，把张唐的事先通报给赵国。”吕不韦就向秦始皇奏道：“张唐本不想去燕国，所以就称有病。后来还是甘罗说服了他，他才愿意去的。现在，甘罗愿意去赵国报信，请允许他去。”秦始皇召见甘罗后，同意派遣他出使赵国。赵襄王听说甘罗出使赵国，亲自到城外去迎接。甘罗对赵王说：“大王听说过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的事吗？”赵王回答说：“听说过。”甘罗又说：“听说过张唐入燕为相的事了吗？”赵王回答说：“听说了。”甘罗说：“燕太子丹入秦，说明燕不欺秦；张唐入燕为相，说明秦不欺燕。燕秦不相欺，联合伐赵，赵国就危险了。燕秦相联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攻赵以扩展河间地区。大王不如赠我五座城池，以拓宽秦国在河间的土地，我回国请秦王遣还燕太子。这样，强大的赵国便可去攻弱小的燕国了。”赵王当即割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归还了燕太子丹，解除了秦燕联盟。随后，赵国攻打燕国，夺得上谷三十座城池，送秦国十一座城。秦始皇得知后，封甘罗为上卿。

甘罗十二岁就具有如此的胆识和才智，就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得利益，真是让人佩服。秦国为什么最后能统一天下，这不就是明摆着的少年强则国强的事实吗！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呢？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所以，少年强，其后来者则更强。如此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国家能不为此而走向富强终至欣欣向荣吗！

梁启超眼里的少年，一定如唐朝王维所写的那样：“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有这样的少年在，国家能不强盛吗！为此，他大声疾呼：“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他更有着美好的展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柒 诗歌是怎样来托物言志的

梁启超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述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在内容上千姿百态，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他在诗歌领域同样如此，其诗歌作品在形式上，有律诗，有绝句，有古体诗，还有类似于散文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有与友人互答的，有描写儿女情长的，有忧国忧世的，许许多多，不一而足。这里，就择其托物言志诗几首，做一些阐释。

托物言志，指的是用诗的形式来描写客观事物，从而寄托、传达自己的某种感情、抱负或志趣。

首先看《太平洋遇雨》这首诗：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这首诗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9年。梁启超由日本奔赴美国的途中，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突然大雨倾盆，于是他即景抒情。前句通过“纵横”、“二洲”，写出雨量之大，雨势之猛。次句在写景中加以夸张与想象。眼前大雨巨浪，使他产生联想：大雨似乎要荡涤天地间的万物，将它们挟裹进浩瀚的太平洋中。由后面两句可知，这场暴雨并不是什么及时雨之类的性质，而是一种阻力。这首诗句意浅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我乘船去美洲的太平洋上，突然遇上了一场纵横连贯两大洲的暴雨。这场雨来势非常凶猛，似乎要把中国土地上的一切不受欢迎的人和物都要卷进太平洋中。然而，像我这样为国家兴亡而奔波的人士是怎么也淘不尽的。你看我，又满怀豪情地与风雷作伴，踏上了去遥远的美洲的征途。

这首诗气势磅礴，意境阔大，抒发了梁启超为了心中的政治理想，不畏艰难的豪情壮志。1898年9月21日，以国家图强为目的的维新运动在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的强力干预下彻底失败，许多维新派人士被追捕和杀害，光绪皇帝也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作为维新派的骨干分子和首领的梁启超，在一些友人的帮助下，仓皇逃到了日本。那么，经过这番打击，他的精神状态也受到打击了吗？他的心态发生变化了吗？从这首诗中就可看出，在挫折面前，他毫不畏惧，更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托“雨”这一事物，言出了他为了变法图强的大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志向。

再如《东归感怀》这首诗：

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

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

鹃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

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为《梁父吟》。

这首诗作于1900年，这一年，也是腐败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书写屈辱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20日梁启超分别致函唐才常、康有为商议筹款及起事计划；4月28日，梁启超致书孙中山，举光绪皇帝为总统，使两党相合。这一年的6月17日，英法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并血洗天津；7月17日，俄军屠灭中国江东六十四屯居民；在7月，俄军还残酷地屠杀了中国海兰泡的居民；8月3日，俄军大举入侵东北；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后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8月19日，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将珍宝窃掳殆尽……

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1900年8月），梁启超由夏威夷回国前夕写了这首诗。诗的大意是：“遥望祖国还深深被传统势力禁锢着没有一点生气，而我们这些人为了祖国的未来纵然有百年的谋划之心，却不能去实施，一任岁月蹉跎。哪里有能将我流下的三千斛涕泪，换成为国效力的值十万金的头颅呢！那些为了改革图强而献身的忠君爱国的志士们，如今已寂寞地躺在了故土中，人世的变迁换来的只是更加肃杀残酷的现实。人世的恩恩怨怨交织在一起，盈满于胸间，而岁月易逝，功业未成，我只能徒然地吟唱着《梁甫吟》。”

《梁甫吟》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是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在离开长安后创作的作品。它借用乐府古题，袭用诸葛亮《梁父吟》立意，通过姜子牙、郦食其等人的故事和一些神话传说，表达其遭受挫折的愤懑以及期盼明君知己的愿望。梁启超变法受挫后流亡海外，但他的心仍紧系祖国。然而不管他的报国之心怎么真诚执着，都无法有施展的机会了。所以，他借用李白《梁甫吟》的立意，抒发了岁月蹉跎，人生受抑的无奈以及报国无门的苦楚。

所以，全诗通过“暮色”、“鹃拜故林”、“鹤归华表”这些景物典故，来表达作者不能为国变法图强的苦闷，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浓浓的爱国情怀。

再看一首《秋夜诗》。

秋色不可极，秋心无定端。酒颜争叶瘦，诗骨挟风酸。

笛脆吹愁急，灯寒煮梦难。那堪淡黄月，弄照到更阑。

这首诗梁启超作于1902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悲愤至极，决心推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他辗转到日本后，便和康有为、梁启超商讨，决定组织武装“勤王”，以实现君主立宪的目的。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唐才常回国。次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随即改名为自立会，对外称“东文译社”，以教授日文为掩护，秘密筹组自立军。这年七八月份，唐才常到汉口建立自立军总机关，在长江沿岸联络会党，运动清军，组成自立军七军，由秦力山统前军。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并没有按时接济其款项，所以他只好决定延期举事。但大通的秦力山没有接到延期通知，所以如期起兵，遭致失败。唐才常闻报，决定23日起兵，没想到消息泄露。而得到消息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英国领事，于21日破获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人遇难，自立军起义失败。

得知消息后，梁启超郁郁不乐，于是写下了这首《秋夜诗》。该诗言浅易懂，通过“秋色”“秋心”“酒”“诗”“笛”“灯”这些景物，表达了自己面对失败时的沉痛难以排遣的情感。

在梁启超的长篇诗作中，《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无论是从文笔还是立意，都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全诗既有古体诗的韵律，又有白话文的明快；在句式上既承古人诗赋的特色，又有现代人叙事的不拘一格。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写于1900年1月30日午夜。在诗中，梁启超提出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纪是“河流文明时代”，由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这四个“古文明祖国”组成。第二纪为“内海文明时代”，由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构成。第三纪为“大洋文明时代”，即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出现的。文中所提出的河流文明时代的“四大古文明祖国”，可以说是“四大文明古国”说法的早期雏形。

创作这首诗歌时，梁启超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因想到当时是1899年的除夕之夜，所以有“独饮独语独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之语。然后，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人类文明经历的三个世纪。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抒发了他历经磨难不改志向和对实现变法图强的理想充满必胜信念的豪迈情怀。

由于全诗篇幅较长，下面仅摘录一些句子来供大家吟咏。

“巨灵擘地铓鸿荒，飞鼍碎影神螺僵，上有抟土顽苍苍，下有积水横泱泱，抟土为六积水五，位置错落如参商。尔来千劫千纪又千岁，倮虫缘虱为其乡。此虫他虫相阋天演界中复几劫，优胜劣败吾莫强。主宰造物役物物，庄严地土无尽藏。”又，“蛰雷一声百灵忙，翼轮降空神鸟翔，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造化乃尔神秘藏。阁龙归去举国狂，帝者挟帜民赢粮，谈瀛海客多于鲫，莽土倏变华严场。朅来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蘖，亘五世纪堂哉皇。”再，“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海云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鼍腥龙血玄以黄，天黑水黑长夜长，满船沈睡我彷徨，浊酒一斗神飞扬，渔阳三叠魂憯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

第三章 梁启超谈儒学：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儒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只有正确认识儒学，才能认识到儒学对梁启超的影响以及梁启超对儒学发展的推动，这对于研究梁启超国学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对于认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儒家历来讲求的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内圣外王”之学，他们十分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梁启超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过激烈批评，不过，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儒学的影子，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直将“圣贤之学”谨记在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是“圣贤之学”的践行者。在他看来，儒学的根本意义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而作为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带有先哲往圣的人文情怀。他始终以君子之义，看待和对待中国文化的转变和发展。

壹 后世是否可以培养出“孔子魅力”

儒家可以说是发端于孔子，而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也是出自孔子之手。但到了后世，儒学流派所产生的分歧现象日渐严重，不过他们依然尊孔子为先师、至圣。梁启超在起初也对孔子颇为推崇，并在书中这样描写孔子：“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将用教主这个尊贵的身份来尊称孔子，然而仅凭教主这一身份，还不足以代表孔子的全部。教主的感化力量，只可以影响他的信徒，而对于孔子来说，但凡是生灵全部都将得到他的亲近，例如，很多中国人，虽然没有尝试着去读孔子的书，但依然受到孔子化的影响。可以说，孔子是德行的代表。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在模仿和复制孔子的人格德行，以孔子的行事准则为效法依据，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这种独特的人格。

曾经，鲁国法律条令中有明确规定，如果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赎回本国流落在外的女奴，那么这个人将会得到嘉奖，并且可以去官府领取赏金。

有一次，子贡外出游历，在途中遇到了一名鲁国人并将其赎回国，但他没有要官府所提供的赏金。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对子贡说：“子贡，这件事情你做得不对，考虑不全面。众所周知，圣人处理事情时可以移风易俗，让其他人紧随效法，这样就可以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而不是仅仅彰显自己的道德。如今，鲁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穷的人逐渐在增多。如果人们在赎人回来后，在领取赏金时被人们指责为不廉，这样就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导致自愿赎人的人大量减少。因此，你的这种做法仅仅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德行修养，而忽略了他人，这必然会导致鲁国人今后不愿意再去其他国家赎人。”

孔子的这番话，给子路带来了很大触动，让其深受启发。不久之后，子路将一位落水者救了起来，那人要送给他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没有推脱，就直接接受了。孔子知晓后，十分高兴地说：“今后，在他人危难之际甘愿出手相救的人，必然会增长很多。”

后来，子路被鲁国君主任命为蒲城的郡守，当时水灾泛滥，为了抗洪救灾，官府四处召集民工，对各处水利展开抢修。当时，大家工作十分辛苦，但是他们携带的饭菜常常都不够吃，子路看到这种情况，就利用自己的一部分俸禄，购买了足够的饭菜，接济民工。孔子听说此事之后，不但没有支持自己的弟子，反而让子贡将那些饭菜直接丢掉，并毁掉了那些做饭菜的器具。子路看到子贡所做的一切，十分气愤，极为不理解，并直接找到孔子那里去质问“老师，我所做的都是仁义之事，您时常教导我们，做人要以仁义为先，如今，我将自己多余的粮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老师为何制止呢？”

孔子听完子路的话，叹惋道：“子路呀！你处理事情时，往往都太单纯了，做事情要从深层次理解，不要只看表面。如果你觉得民工的饭菜不够，那么你就应该上报鲁君，让朝廷开仓放粮。但你用自己的俸禄去做这种事情，无疑是在掩盖鲁君对百姓的恩泽，只彰显出你的德行，现在如果立即停下这种做法，或许还能挽回，如若不然，你被处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子路听完老师的话，十分惭愧地走了。果然，不久鲁君派来的使臣就找到了孔子，并说：“先生让自己的弟子自讨俸禄接济民工，这是在跟鲁君争夺民心么？”

看到这种情形，孔子知道大势已去，无论如何解释，鲁君都不会轻易相信了，于是便带着弟子，投奔他国去了。

其实，这件事情彰显出的正是孔子的特殊人格魅力，梁启超在其著作中，也曾多次提到“孔子专在养成人格魅力”。在他看来，孔子的言行举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属于一些庸言庸行，只要肯下功夫，就都学得会，“孔子的人格魅力，在平淡中展现出伟大的一面。它的可学习性和不可学习性都在此处有着充分体现。”

总而言之，梁启超认为，从关于智力、情分和意念等方面考虑，如果将古今中外的伟人相互比较，没有人能跟孔子一样处事圆满，所以，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孔子的人格魅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日常行为模范。

事实上，孔子的言行，旁人也可以学习，可以后天去培养。孔子身上特有的人格魅力，完全可以拿来参照己身，用于增强自己的德行和人格魅力。

贰 为什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句话历来被人们所诟病。很多人认为，孔子这是将女子和小人捆绑在了一起，这是对女子的不尊敬。梁启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古文一向注重微言大义，而且《论语》还是一部‘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显然不能用浅显的字面意思对其进行理解！”

《论语》自出现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其被列为儒家经典是经受了诸多考验的。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社会来说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人们才对《论语》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和研究。但是，仅其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却让孔子饱受非议。

在后世看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正是孔子歧视女性的最有利的证据。因为孔子直接将小人与女子罗列在了一起，很明显是将女子归为了小人这一类别中。《论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所以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更大，甚至是让人们深信不疑。所以，在孔子之后的大量有关《论语》的注释著述中，很少有人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考究，追查个究竟。

北宋经学家邢昺曾在其著作《论语注疏》中写道：“正义曰：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蓄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不逊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文王的母亲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贤惠奇女子，因此自然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但是对比孔子的《论语》原文，显然是没有这层意思的，所以，很明显这是邢昺在为孔子开脱，委婉地指出孔子的论述有失公允。

清代著名知县刘宝楠曾在自己的著作《论语正义》中写道：“此为有家国者戒也。养犹待也。左僖二十四年传：女德无极，妇怨无极。杜注：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即此难养之意。”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所说的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国家的统治者而言的，算是对统治者进行的劝告。这里的“养”指的是对待的意思。这种解释，其实与孔子的原意是极相符的。

近现代知名学者中，对《论语》研究比较多，并且颇有权威性的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有这样的表述，大意为：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是正确的，他没有为女子进行辩护。孔子的原意是如果对女子太好了，就容易导致她们变得骄纵蛮横。而此后如果一旦对她们有一点不好，就容易引来对方的仇恨。这是无解的难题，关键是，绝大多数男子也都没有逃脱“小人”这顶帽子。实际上，孔子所说的这句话，夹带着把全天下的男人也一起骂了。

从南怀瑾所表述的意思来看，他认为孔子将男人和女人都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梁启超对此也进行过一番研究，他认为，仅根据《论语》中的句子来分析，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到里面到底蕴含着何种意思，甚至不了解孔子当时说出这句话的缘由。《论语》中的句子，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前后联系，因此，仅凭此来推断出孔子说这句话的真实背景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根本就不可能。不过，从某些著作中对孔子进行记载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用信息的。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

梁启超在读《史记》时，曾对此处做过评注，他认为，孔子毫不掩饰地说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完全可以判断出孔子在说出这句话时的情景。当时，在卫灵公身边，还有弥子瑕这种佞臣，行的都是阿谀奉承之事。所以，孔子在看到这种情形后，直接将“女子”和“小人”归为了一类。从此可以得出，孔子所说的小人，指的是南子和弥子瑕等奸佞之臣。他们为了得到君主的重视，极尽阿谀奉承之能，相互勾结，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取悦君主。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无怪乎他会说出“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话。

梁启超还指出，除了《论语》之外，在孔子的其他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女性的不利言辞。而且孔子还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出对女子的尊重和同情。

在《礼记·哀公问》中，文章显示的都是孔子对女子的尊重和关心。哀公曾向孔子询问关于国家治理的方法，孔子着重强调应该尊重妻子、儿子，同时爱护自己的身体。随后，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答：“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故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正为大。”哀公又问：“敢问何谓正？”孔子答：“政者，正也。”哀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答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

在哀公与孔子论述治国之道的最后，孔子直接道出了治国的根本：如果想要处理好政事，那么首先要处理好夫妻、父子和君臣之间的关系。其中，孔子对夫妻关系的处理尤为看重。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孔子对女子是保持尊重态度的。

因此，自古以来，认为孔子歧视女性的言论是有失偏颇的，没有经过客观分析的，没有可信度。

在梁启超看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其实就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孔子对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治理难题的实时感叹，在孔子看来，君主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主要出现在“小人”和“女子”的身上，但这并不是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发出的感慨。

叁 梁启超眼中的君子

梁启超在其著作《论君子》中写道：“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为英人所称劲德尔门包罗众义与我国君子之意差相吻合。证之古史，君子每与小人对待，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似无定衡。顾习尚沿传类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望治者，每以人人有士君子之心相勖。《论语》云：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明乎君子品高，未易几及也。”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君子两个字的意思十分广泛，如果想要对其进行注释，那么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如同英国人所称的德尔门有众多意思一样，中国的君子也是这样。根据历史来看，每个解释都是君子与小人对立的，勤学从善的就是君子，不学无术的就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似乎是没有什么衡定的意义。所以从古至今，基本上都是沿用以君子来作为人们行事的准则。希望天下大治的人，都通过君子的德行相互勉励。《论语》中记载：君子之间的交往，都明白君子的品德高尚，没有什么不认同的。

自古以来，文人志士追寻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修身，由此可见，修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时的明君，之所以可以引天下人不远万里前来投奔，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德行，所以人们在他们麾下效力，自然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就必须从修身开始，只有积极地去提高自己，才有能力去应对以后的事情。

在儒家看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将修身当做为人处世的首要修行课程。儒家坚持的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但具体应该怎样做呢？子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认为，但凡君子，都会通过提升自身德行，来消除社会对己身产生的种种影响，并树立良好的德行，去感召世人，引导更多的人从善，并在修德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自我完善。由于儒家主张入世修身，同时又将“中正”作为修身准则，所以修身过程中树立“中正”之心便成为人们永恒不变的道德底线。

而梁启超在《君子》篇中，还这样叙述道：“君子之义，既鲜确诂，欲得其具体的条件，亦非易言。《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钩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子的具体意义，既然很少有准确定义，那么想要得到具体的解释，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情。根据《鲁论》讲述的内容来看，其大都是关于圣贤德行修养的论述，以及君子立身修德的方法。周易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五十三卦讲的都是君子。最重要的乾坤二卦，还有这样的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根据这种卦象推断，成为君子的条件就显而易见的了。因此，在梁启超看来，想要成为君子，那么就必须从自身做起，勤修自身，努力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这样就可以成为君子了。明朝初年的开国将军徐达，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

明朝初年，朱元璋按照功劳大小对众多开国元勋进行封赏，徐达因其功高，被赐予一座豪宅，但他拒不接受。这让朱元璋十分为难，朱元璋的万里江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达打下来的，徐达的功劳如此之大，如果不封赏他，那以后谁还愿意争先立功呢！朱元璋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在他看来如果臣子有功不赏，他以后还怎么领导群臣，怎么服众呢？此时，朱元璋的随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是为群臣摆下庆功宴，在酒席上将徐达灌醉，趁其昏睡之际，让人将他抬进豪宅，这样即便他醒来，也已经不已成舟，只能接受。朱元璋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就让手下人照此去办了。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徐达酒醒后立即离开了这座豪宅，依然坚辞不受。最后，朱元璋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换了一座小一点的新居赐给徐达，这时他才欣然接受。

这件事情传到徐达夫人耳朵里，她十分不解，于是问徐达：“太祖的天下，有一大部分是你打下来的，你也是劳苦功高，皇帝嘉奖，理所应当，但你为什么坚辞不受呢？”徐达笑着说道：“如果我答应皇上，住进豪宅，在豪宅里安逸的生活，皇上看到之后，会作何感想呢？他肯定会认为我懈怠了，甚至是居功自傲了。这样是有违我本心的，时间长了就会蒙蔽我的心智，失去杀敌报效国家的心思。”徐夫人听后，恍然大悟，连称徐达做得对。

后来，胡惟庸做了大明的宰相，朝中很多官员纷纷带着贺礼前去攀交。而胡惟庸却悄悄地来到徐家拉拢徐达，不料却被徐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徐达心里十分清楚，胡惟庸是个心术不正之人，因此他不想与对方有任何联系。这无疑体现出徐达的君子德行。对于这件事情，徐夫人十分担心，在她看来，胡惟庸贵为宰相屈尊来到家里拉拢徐达，却被直接拒绝，这无疑是拂了对方的面子，所以她害怕胡惟庸会因此心生怨恨，报复徐达。而徐达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种心术不正之人，或许可以风光一时，但必然不会长久地风光下去，最终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虽然今天拒绝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会引起对方的仇视，但在将来胡惟庸出事后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牵连。果然，不久，胡惟庸因谋反泄露，被朱元璋下令处死了，很多与其关系比较紧密的人，也都受到了牵连，而徐达因为和胡惟庸保持了距离，平安无事。

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徐达拥有一颗“君子之心”，所以他才逃过一劫，没有受到胡惟庸的牵连。而在儒学继承者心中，儒家文化能得以长久流传的主要因素，除了拥有一颗“君子之心”外，还应该做到“诚”。在《论语》中，有很多言语都提到了这一点，比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提升至儒学根基的高度。随后，“诚”又逐渐发展为儒家文化的本源，并开始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甚至成为我国“民族道德”的至高境界。

而在梁启超看来，“诚”也是儒家德行修养中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修成“君子”。事实上，在儒学众多体系中，所谓的君子之德，并不只是认清“君子之心”和“诚”这两方面，还有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也需要积极把握住，那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时时懂得感恩。这样才能谨守君子德行，做一个品端德正的人。

著名作家马铁丁曾经说过：“如果人们内心充满了感恩之情，那么就不会觉得世界亏欠自己什么，相反，自己还会生出一种愧疚之情，因为自己难以回报世界对我们的慷慨厚赠！”一个人只要懂得感恩，那么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就会处处都是和谐的，美好的，反之，你看到的则是不顺和黑暗。所以，坚定自己的感恩之心，既可以为他人带来幸福，也可以让自己保持欢愉的心情；学会感恩就是对回报他人做出的最好行动；学会感恩，还可以练就君子之德，使自己的胸怀更加坦荡，还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起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具备感恩之心的人，往往也具备君子之德，在德行方面让人无可挑剔。

不过，通过“真诚和感恩”等儒学观念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君子，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长久以往地坚持下去，牢记君子的根本操守，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为他人带来美好和光明。事实上，仅仅待人“真诚”，懂得感恩还远远不够，还应该不断地修正己身，转变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坚持“正义之心”，处理公事而不偏私，这样才能将自身的修养变成一种财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们可以将“真诚、感恩、正己”等理念彻底融合起来时，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德就可以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品德高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社会就会充满和谐，并在这种情形的推动下，得到飞速发展。

所以，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梁启超眼中的君子。

肆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一种思想的出现，必然都是从已有的某个单一的或多种思想中演化而来的。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阐述。他从各种典籍资料中旁征博引，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论述，并对一些与儒家发展有关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研究和评述。

梁启超认为，任何学派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虽然孔子被后人称为圣人，但也必然不能毫无所承。这就如同某些历史事件一样，它之所以会发生，必然不是毫无征兆的，肯定是某种因素或者多种因素聚合起来，引发了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而针对于秦始皇时期发生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焚书坑儒”事件，梁启超自然不会放过，他对此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始皇焚书坑儒，非敌儒教……秦承魏制，置博士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其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之所以会焚书坑儒，主要原因不是他敌视儒学。秦朝沿用的是魏国的制度，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秦始皇屡屡采用李斯的策略，通过一些措施为天下定下某种特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而就统治天下而言，没有比儒教的教义更适用的了。由此，梁启超认识到，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但是，如果要了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具体原因，还得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讲起。

秦始皇横扫六国之后，为统治思想文化做出了诸多努力。他运用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相关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阶层与统治阶层的矛盾愈演愈烈，因此引发了千古悲剧“焚书坑儒”。

秦始皇平定天下之后，采用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将以前的诸侯国分改为郡县。当时的博士淳于越反对这一政策，他向秦始皇进言：“凡是不尊旧奉古的政策，必然得不到有效的推行。”这一说法在民间引起了争议。

当时的丞相李斯则反对淳于越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国家推行的法规制度，必须按照实际的国情来制定，古代的制度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社会。同时，李斯还指出，淳于越的这种说法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骚乱，甚至是影响民心，这将给政令的推行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必须制止这种言论的传播。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逐渐引发了一些儒生和游士的激烈反对，他们针对这种体制，引用《诗》《书》和百家语，借古讽今。针对这种状况，李斯决定采取激烈的办法一举消除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所以，他向秦始皇提建议：“除了官方的藏书以及秦国政府的藏书之外，其他所有关于《诗》《书》《礼》《乐》的书籍，甚至是百家语和史书等，都必须全部烧毁。如果社会上再有谁胆敢公众谈论《诗》《书》这类书籍内容的，就要被判处死刑。当时仅剩的书籍就是那些关于医药、算卦和农业水利等方面的书籍，而且严禁民间私人办学等。”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焚书。秦始皇规定，所有禁书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上交官府，进行集中焚毁，为此还制定出了相关法律，凡是吟诵《诗》《书》内容者，将在闹市被处死；借古讽今者株连九族；官吏看到却不举报的，同样要株连九族；一个月内没有焚尽禁书者，需服兵役四年，夜里修筑长城，白天站岗等等。可以说，秦始皇的这一做法为古代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的史书都遭到了焚毁，所以如今关于战国历史问题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定论。

而坑儒事件则发生在焚书之后，从性质上而言，坑儒是焚书的顺延，只是起因不同而已。众所周知，秦始皇晚年十分迷信术士的长生不老之术，曾派遣大量人员远赴海外，寻求长生不老药，企图延年益寿，统治永存。因此，当时的术士都受到秦始皇的格外重视，其中就有两位术士，深得始皇帝的信任。但是这两人看到秦始皇制定的各种残酷刑罚，尤其是因焚书而造成的诸多杀戮之后，对始皇帝的意见很大，总在私下妄加议论，认为秦始皇是一个残暴无道的君主。终于，在一天夜里，这两人弃官出逃。秦始皇得知此事之后大怒，十分生气地说：“我对这些术士恩宠有加，他们不知恩图报也就罢了，竟在私下议论我，现在还背叛我，逃出城去。所有的术士都是一个嘴脸，他们辜负了我对他们的信任。目前，咸阳城内有数百个书生，他们平时定然也总是在背后议论我，妖言惑众，所以必须要将此事彻查清楚。”

随后，秦始皇命令御史将咸阳城内的所有书生抓捕入狱，对他们进行拷打和盘问。起初，这些书生坚称自己无罪，没有在背后议论秦始皇，抨击时政。但酷刑之下，都忍受不住了，最后被屈打成招。于是，秦始皇下令将这些书生全部杀了。公子扶苏是个正直的人，他不忍这些人枉死，于是向秦始皇求情，却被秦始皇臭骂一顿。当时的监斩官看到秦始皇震怒，就想若直接将这些书生的头砍了或许不能平息始皇帝的心头怒火，所以便将这些书生驱赶到一个深谷中，然后用石头将这个深谷填满，活埋了这些书生，这次死于非命的书生共计四百六十多人。坑儒事件发生后，公子扶苏认为这种处理手段过于残暴，于是便对秦始皇讲述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的生活还没有归于平静，却又出现这样的事端，恐怕会在社会上引起骚乱。秦始皇听后大怒，直接将公子扶苏发配到了边疆，跟随大将蒙恬戍边。

坑儒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了猛烈反弹，在儒生中引起了普遍恐慌，他们开始与朝廷发生冲突并激烈抵抗，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孔子后人孔鲋也参与到了起义队伍中，足见儒生对秦始皇的愤恨。

在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之后，秦始皇担心受到天下儒生的报复，因此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但又担心他们闻讯之后，会逃跑或隐蔽起来，这样就会生出更多事端。秦始皇就想出一个计策，他颁布了一道命令，让地方官员寻访名士，然后有意愿做官的人都送到咸阳，以待后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各地陆续送往咸阳的书生就有七百多位。随后，秦始皇下令，封这些书生为郎官，这一举动让天下的书生都激动不已。

同年冬天，突然有人向秦始皇通报，说骊山附近的山谷中有瓜果出现，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纷纷要求前去一观。秦始皇则命令七百多位郎官一同前往，探查事情。这些人不疑有他，纷纷领命前往。到了骊山山谷后，他们发现谷中果然生有瓜果，于是纷纷进谷查看。正当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时，却未曾想到，在山谷周围，已经埋伏好了大队人马，只等他们全部进入山谷后，向谷中丢巨石了。七百多位书生就这样被全部砸死，无一生还。而山谷中之所以会在冬季生出瓜果，是因为山谷的地下有温泉，因此这里四季如春。秦始皇就是利用这里的天然优势，让人秘密的在此种植瓜果。然后以此为消息，引诱书生们前来查看，最后将他们全部砸死在谷中。

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同时也预示着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已经日渐失去民心。秦始皇企图通过高压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却未曾想起到了反作用，激起了人民的普遍反抗，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近代以来，多有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其中不乏精要观点。梁启超在自己的作品《中国思想史上的儒学统一时代》中这样写道：“天下大乱，兵甲满地，学者之日月，皆销蚀于忧皇忧攘之中，无复余裕以从事学业。而霸者复肆其残忍凶悍之手段，草薙而禽弥之。苟非有过人之精神毅力，则不能抱持其所学，以立于此棼乱暗黑之世界。故经周末兼并之祸，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术，若风扫落叶空卷残云，实诸学摧残之总原因，儒学与其他学共之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焚书坑儒的态度，虽然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单单针对经书和儒生进行的，而是为当时的政治而服务的，但是他对秦始皇的这种过激的做法，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秦始皇其实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应该采用轻缓的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儒生们的态度，这样或许大秦帝国也就不会二世而终了。

伍 何为“威武不能屈”

自古以来，儒学一直被人们所议论，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一直被统治阶层奉为“治世宝典”，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确实对社会的安定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也屡有人提及儒家和儒学，虽然儒学已经逐渐没落了，但它的影响依然还在。

梁启超就对儒学颇有研究，并从客观角度对儒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文学革命者都在积极地推行新文化，推行白话文，他们倡导打倒孔家店，号召大家批孔反古。认为儒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应该完全抛弃掉。他们认为既然想要新文化逐渐发展起来，那就要舍弃掉旧文化，尤其是儒学。而梁启超则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新事物完全是好的，旧事物完全是坏的，也不能说今完全是对的，古完全是错的。在他看来，古今新旧，并不是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

梁启超认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分为两类，之所以分为两类，就是因为它们所具备的时代性不同。许多学说，经常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导致价值出现一定的损益。在梁启超看来，符合时代发展的，就可以采用；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就暂时不取用，这样才是正确对待学说的做法。

在梁启超看来，儒学中的很多观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十分适用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而其最推崇的莫过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他看来，这三点正是儒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只有做到这三点的人，才是大丈夫。自古以来，有很多能人志士都能做到坚持己身，即使面对生死危局也依然毫不屈服。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唐明皇开创开元盛世之后，唐朝的国力达到历史的顶峰，此后，唐明皇便怠慢朝政，宠信奸佞，以至于后来爆发了危及唐朝统治的“安史之乱”，自此，唐王朝由盛转衰。各地节度使纷纷趁乱兼并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这就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长子李适即位，史称唐德宗。唐朝历代皇帝都想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就接连颁布政令，企图削减藩镇的势力，不料却引起了叛乱。于是，唐德宗派兵讨伐，但是，强势镇压不仅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反而扩大了叛乱波及的范围。

公元782年，唐朝疆域中有五个藩镇拥兵自立，发生了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所拥有的势力最为强大。他将自己封为天下都元帅，直接挥兵攻唐。

五镇联合作乱，让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看到这种情势，忧心忡忡，这时，宰相卢杞向其献策说：“其实，这次叛乱对朝廷来说并没有多大威胁。皇上只需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阵前对他们进行劝告，甚至不用刀枪相对，就可以直接平息这场叛乱。”

唐德宗问卢杞说：“那么派谁去最合适呢？”

卢杞推荐已近耄耋之年的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唐德宗立即准许。

唐德宗时期，颜真卿在朝中是颇有威望的，是历经四朝的老臣。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他在平原郡担任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唐王朝的大部分郡县均被叛军占领，但平原郡因为有颜真卿带领士兵誓死抵抗，所以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其他郡县纷纷响应，大家推举颜真卿为十八路勤王盟主。颜真卿率领十八路联军在抗击安禄山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唐代宗即位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因此，当时人们也称其为颜鲁公。

颜真卿为人威武不屈，十分正直，所以被奸臣所不喜，时常受到他们的陷害和排挤，只不过因为他是四朝老臣，素有威望，所以那些奸臣不得不表现得对其十分尊重。而当时的宰相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嫉贤妒能，并且心狠手辣，若有人对他有小小的忤逆，他就要置人于死地。他向来都对颜真卿十分憎恶，但在平时没机会下手，此次，趁着藩镇叛乱的机会，劝告唐德宗，让其派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无疑是想借李希烈之手除掉他。

此时的颜真卿，已近耄耋之年。很多敬佩颜真卿为人的文武官员纷纷出言劝阻，让其不要上卢杞的当，他们知道，以颜真卿的性格，去了敌营十有八九就回不来了。但是，颜真卿却毫不在乎，仅带了几名随从，便驾车前往淮西了。

李希烈素来敬仰颜真卿的为人，听说朝廷派其前来劝降，虽然不欲置其于死地，但还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因此，在接见颜真卿的时候，命令他手下的将领和他的义子率领一千多将士将大帐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颜真卿到来之后，刚一开口，想让李希烈不要一错再错下去，谁知那些兵士就纷纷冲了上来，扬起手中的刀枪，摆出阵势，扬言要将其乱刀砍死。谁知颜真卿面无惧色，毫不畏惧，一直对着兵士们冷笑。

李希烈看到这种阵势吓不住颜真卿，于是也不欲过于为难对方，所以命令部将退出大帐。

接着，李希烈命令士兵将颜真卿送到驿馆里休息，并好酒好菜招待着，企图用这种方式慢慢软化他。

过了几天，其余四个藩镇的叛贼头目纷纷派遣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并纷纷劝其即位称帝。李希烈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荣登大宝的日子不远了，于是摆下宴席招待前来传话的使者。期间，李希烈想让颜真卿看看其他四镇拥其称帝的场面，并让其他使者劝其归降自己，于是就将其请到了帐中。

叛镇使者见到颜真卿之后，纷纷向李希烈祝贺，连称其即将称帝，就有贤才来投，他们还说：“颜鲁公的威名早有耳闻，见面更胜闻名。如今李元帅即将称帝，颜鲁公来到这里，就不愁没有合适的人选当宰相了。”

谁知，颜真卿眉毛倒立，对着四个使者破口大骂：“狗屁的宰相，我不稀罕！老朽已近耄耋之年，已近活够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会受到你们的诱惑吗？还用害怕你们的威胁吗？”

四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威势吓了一跳，于是不敢再声张，缩着脖子退出了大帐。

李希烈素来仰慕颜真卿的为人，不想因此而杀他，但又没有其他好办法，所以只好再次将其囚禁起来，派兵日夜监视，防止颜真卿逃跑。期间，看守颜真卿的兵士们在其居住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将其扔进坑中活埋，但颜真卿依然不为所动。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直接说道：“何必拐弯抹角呢！我是不会投降于你的，所以我的生死也就定了，不用在对我威逼利诱，或者恐吓了。直接把我砍了，一了百了！”

一年后，李希烈在汴州自立为帝，年号武成。随后其派部将再次威逼利诱颜真卿，劝其归降。兵士们在囚禁颜真卿的院子里，架起了柴火，在上面浇满了油，恐吓颜真卿说：“如果你再不投降，我们就将你活活烧死！”

谁知，颜真卿二话没说，直接向着柴堆走去，然后纵身就往里跳，叛军的将士们见其不怕威胁，只能将其拦住，向李希烈汇报了这件事。

李希烈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依然没能让颜真卿屈服，归降自己，最后他失去了耐心，便派人逼迫颜真卿自尽了。

颜鲁公所表现的不屈精神，就是儒学所讲的“威武不能屈”！这是人的德行品质的崇高体现。梁启超对这种行为颇为赞赏，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崇高品质，如果可以培养出这种品质，中国人将变得空前团结，中国的伟大复兴，必然可以尽早实现。

陆 什么是浩然之气

梁启超在其著作《为学与做人》中曾对“浩然之气”做了很好的诠释：“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大意是：浩然之气，是一种最为浩大最为刚正的气。如果在行为上做出问心有愧之事，那么这种气就会萎缩。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理亏，那么纵然是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能不害怕吗？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行得端做得正，那么纵然是面对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自古以来，但凡有正义感的文人墨客，都对孟子的“浩然正气”十分推崇。梁启超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因此身上颇有一种中国读书人特有的性格，所以其常怀凛然正气，只要是义之所在，虽然前路艰险，坎坷满布，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梁启超就准备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抨击帝制的不合时宜性，痛骂袁世凯。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袁世凯就曾派人给梁启超送去二十万大洋，让其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谁知梁启超不但拒绝了袁世凯送上的巨款，还将文章抄录一份，送给袁世凯。袁世凯看后十分生气，声称：“你已经在外流亡十几年了，这种滋味想必你已经尝够了，如果你非要发表这种文章，那么我不介意再让你重新体验一下流亡的滋味。”谁知梁启超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对流亡很有经验了，再次流亡国外也没什么，只要不在浑浊的空气下苟且偷生就好！”

梁启超的这种不畏权贵，大义凛然的气概，受到后人的敬佩。其实自古至今，泱泱华夏，从来都不缺少这种大义之士。南宋丞相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天祥海丰兵败被元军俘虏之后，亲眼目睹了厓山海战，宋军大败的场景，坐北朝南大声恸哭。此时，元军统帅张弘范召集将领，准备为这次的胜利庆功，因为其钦佩文天祥的忠肝义胆，所以将其请来。酒席上，张弘范十分诚恳地对文天祥说：“如今大宋已灭，丞相可谓是拼尽全力了，已经尽到了身为臣子的最后一片忠心。只要您肯归顺大元，想必世祖依然可以让您身居相位。”

文天祥满脸悲戚地说道：“虽然已经国破家亡，但我依然是大宋的臣子，我没能挽回败局，已然有罪，怎么还能苟活于世呢？”

张弘范一再好言相劝，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只得遵从上命，将文天祥送往大都。

几经辗转，半年之后，文天祥终于被送到了大都，元世祖亲自下令，将其安置在上好的住宅中，用上等的饮食招待文天祥。过了几天，元朝丞相博罗让宋朝归降的官员留梦炎前去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对背叛家国的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在看到留梦炎之后，十分气愤，破口大骂，留梦炎自知无颜面对文天祥，所以灰溜溜地离开了。

元世祖看到在短时间内文天祥不会归顺元朝，所以将其押送到兵马司，对其实行囚犯式待遇，让其尝尝囚徒生活。一个月之后，元朝丞相博罗将文天祥从大牢提了出来，亲自审问。

随后，文天祥被押到了枢密院，博罗一脸凶狠地注视着文天祥，但文天祥目不斜视，腰杆笔直地走到博罗近前。旁边的士兵让文天祥跪下答话，但被其拒绝了。博罗恼羞成怒，让士兵齐上，将文天祥扭倒在地。

博罗居高临下地喝问文天祥：“归顺大元，不仅对你既往不咎，还有高官厚禄封赏。不降，则死！”

文天祥十分淡然地说：“自古至今，朝代更迭之时，屡有旧朝大臣遭到屠戮，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身为大宋的臣民，当随国家的覆亡而死，如今国已不在，我只求速死！”

眼看审问出现僵局，博罗害怕误了大事，因此想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于是他便问道：“自古至今，屡有朝代更替，产生的帝王也有不少，你身为宋朝状元，可知共有多少帝王吗？”

文天祥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前人和今人所著的十七史（指《史记》等关于历史的书籍），对帝王纪事均有记载，应该从何说起呢？我并非应考之人，没心思与你们闲扯。”

博罗被文天祥数落一顿后，自讨无趣，于是就对文天祥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抨击，说其也不过如此。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使得博罗哑口无言。最后，他视死如归地说：“既然我已经落在了你们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废话呢！”

听闻此话，博罗大怒，让士兵将文天祥押回兵马司，等待处决。他添油加醋地将文天祥的话向元世祖转述了一遍，建议元世祖杀掉文天祥，但元世祖担心杀了文天祥会影响民心，因此没有同意。

关押文天祥的监牢，又矮又窄，并且十分潮湿。如果遇到雨天，监牢里到处都是水；天热的时候，牢房里闷热不堪。而文天祥所居的牢房旁边，还是狱卒做饭的地方，总会发出刺鼻的烟火，甚至是霉气，另外厕所传出来的气味，让人不堪忍受。

虽然文天祥身处牢狱，周围的环境十分恶劣，让他的身体受尽了折磨，但他的意志始终不毁，一直坚持初衷，誓死不降。他坚信，只要保持自己的爱国之心，那么他就会身具浩然正气，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在牢房里，文天祥还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在这首诗中，他例举了各代秉持正义的先贤，高度赞扬了那些悍不畏死的忠臣义士，在他看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他在诗中如此写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这段诗的意思是：天地之间自然存在着一种正义之气，可以表现为各种事物形象。往下可以化为山川河岳，往上可以化为日月星辰。而表现在人身上时，就化为了浩然之气，这种正义之气充满了整个宇宙。世道政治清明，一派祥和。只是到了危机时刻，才能看到气节的体现，那些忠臣义士的事迹全部被一一载入史册。

而在文天祥被囚禁的第三个年头，元朝统治区域地再次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领导起义的人自称是大宋皇室之人，积聚了大量人马，准备攻打大都，救出文天祥。

这次的农民起义让元王朝朝野上下一片震惊，他们纷纷议论，如果不除掉文天祥，万一他真被救出去，那天下必然要再次大乱，只是，元世祖认为文天祥是个人才，不忍心就此屠戮，想要亲自劝降对方。

随后，文天祥被从监牢押了出来，带进大都皇宫，面见元世祖。

见到元世祖之后，文天祥依然不愿下跪，仅仅做了个揖，算是行了见面礼。元世祖不以为意，直接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文天祥说：“我是大宋丞相，甘愿为大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不过遭到奸臣陷害，让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致使我兵败被俘。这样即便我死了，也不会甘心。”文天祥咬牙切齿，一脸愤怒地说着。

元世祖言辞恳切地劝说：“你对宋室的忠心，日月可鉴。但事到如今，已经是事不可为。所以，如果你愿意归顺大元，那我依然可以让你身居要职，做我大元的丞相。”

文天祥十分激动地说道：“我生是大宋的臣民，死是大宋的鬼，不愿侍奉两朝。如果我不死，归降元朝，那么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那些忠义之士。”

元世祖又说：“既然你不愿意做丞相，那么给你一个枢密使的职位如何？”

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只愿一死，别无他求！”

元世祖看出劝降无望，因此准备成全文天祥，让人将其押回大牢，等候处决。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刑场，临刑前，监斩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便询问为他送行的百姓，哪里是南面。然后他对着南方拜了几拜，而后从容就死。至死，文天祥依然保持着一身浩然正气不灭。

梁启超对文天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钦佩。他在《为学与做人》中还写道：“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变为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曾经说过：“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讲的就是做人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如此，那么就枉在世间走一遭。

梁启超还做出这样的评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在梁启超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身具“浩然之气”的人，不会畏惧任何事情，只会勇往直前。

柒 为什么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梁启超对儒学十分推崇，他认为，儒学可以帮助人们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在他看来，儒家所推行的一些立身处世之道，运用在任何人身上，他还认为，儒家的一些学说，不分时代，不分国界，适用于任何方面。他认为孟子所说的变化之道，对社会的优胜劣汰就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孟子·公孙丑下》中有这样的记载：“彼一时，此一时也。”这就是说，一个时候，一个样子，任何时候所应对的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梁启超认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地适应社会，才能跟得上潮流的发展，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很多学者称梁启超具有“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和决心，并且一直在践行着这一行为准则。

梁启超在其著作《释革》中，如此写道：“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

这讲的就是梁启超对“变革”的认识，他认为，世间任何事物，都要遵守“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不适应当下发展的，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将这种“淘汰法则”分为“天然淘汰”和“人事淘汰”，并认为，被“天然淘汰”的人或事物，必然是不被社会所容的，无论怎样都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人事淘汰”则是在知道了自己不适应社会之后，积极地想办法去适应社会和周围的一切，以此来保证自身的生存。“人事淘汰”，简单来说就是自我变革。外界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人事淘汰”是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自我变革都要一直保持下去，永不停歇。

在梁启超看来，只有进行主动淘汰，才不会面临被迫的“天然淘汰”，才能达到以变应变，以新求新的目的。而“人事淘汰”需要勇气，最重要的是变革者必须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只有勇于自省，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做到及时改正。

古人虽然在关于“变革”的学说和经验上都远不如我们，但他们深明变革的重要性。每个时代都会在社会上掀起声势浩大的变革浪潮，比如战国时期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以及后来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一次次变法，推动社会产生重大变革，获得巨大进步，为时代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变革一直到了后世还在继续，比如北魏孝文帝进行的风俗改革。

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自太武帝去世之后，国家政治日益腐败，鲜卑族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因此经常压迫百姓，导致民怨不断，人民纷纷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之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让各民族呈现出大融合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孝文帝首先对官员的俸禄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国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随后，又在土地方面实行“均田制”，将多余出来的土地全部分到农民手中，但凡成年男子，都可以得到耕地四十亩，而妇女则减少一半，每人二十亩，通过这种方式鼓励百姓耕作，另外还分给农民桑地，全面鼓励耕织。但是，百姓也必须遵从政府的政令，每年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赋税，同时还要定期的服兵役。如果拥有耕地的百姓意外身亡，那么除了桑田以外，其他的耕地都应该归还政府。这样一来，可供农民耕种的田地就变得多出很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必然也可以迅速稳定下来，最主要的是还能增加北魏政府的国库收入。

北魏孝文帝是一个身怀雄才大略的明君，他想要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不说后无来者，但也一定要做到前无古人，至少在北魏历史上无人可出其右。在他看来，如果北魏想要巩固自身的统治，就必须从汉人入手，积极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改革鲜卑族落后的文化习俗。为此，孝文帝决定将北魏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移到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但是，孝文帝担心臣子们反对他的这一主张，于是他先谎称要挥军南下，扫灭南齐。在一次朝会上，他提出了这个构想，不出所料，立即遭到了众位大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反对声最大的要属任城王拓跋澄。

看到这种情形，孝文帝十分生气，说：“整个国家都是我的，我想对谁用兵就对谁用兵，你竟敢阻挠我？”拓跋澄丝毫不惧，据理力争，反驳道：“国家自然是陛下的，可我是你的臣子，有责任对你的行为进行提醒，我深知用兵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讲。”

孝文帝沉默了一会儿，直接宣布退朝。但是，随后他又将拓跋澄召进宫里，见到对方后，直接说：“其实，刚才我在朝堂上对你发火，是为了吓唬诸位大臣。实际上，我认为平城是一个可以宣扬武力的地方，不适合进行整治改革。如今我想要改变我们鲜卑族的一些不好的风俗，因此必须要迁都。这次我之所以说要挥军南下伐齐，主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将北魏的都城迁到中原去，你认为如何呢？”

拓跋澄听了孝文帝的解释后，恍然大悟，经过简单分析，他认为孝文帝的主张可行。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亲自率领三十万将士挥军南下，从北魏都城平城出发，马不停蹄地赶往洛阳。此时正值雨水期，在行军过程中正好碰上了秋雨，而且这雨足足下了一个月，道路泥泞坎坷，对行军造成了诸多不便。在他们赶到了洛阳后，只在这里稍作休整，然后孝文帝便立即披挂上马，准备出城，继续向南齐进发。

大臣们本来就不支持南下伐齐，这时又遇上了阴雨连绵，都感觉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纷纷上前劝阻。孝文帝十分严肃地说：“此次南下伐齐，可谓是兴师动众，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如果半路回去，那岂不是让后世笑掉大牙。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南下伐齐，那么我就将国都迁移到洛阳，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众位大臣听了，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孝文帝趁热打铁地说道：“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听我口令，赞成迁都洛阳的站在左侧，不赞成的站在右侧。”

这时，队伍中的一位贵族上前说：“如果陛下立即停止南下伐齐，那么就算是要将都城迁移到洛阳，我们也不会反对。”虽然依然有很多大臣不支持孝文帝迁都，但听到可以停止伐齐后，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孝文帝迁都洛阳。

孝文帝看到大势已定，于是直接在洛阳展开部署，随后又命城王拓跋澄赶去平城，向一些顽固的皇亲国戚，宣扬迁都洛阳的好处。另外，他还亲自跑到平城，将众多王公贵族的老臣召集起来，共同商讨迁都事宜。

平城的王公贵族有很多人依然不同意迁都。他们例举出各种各样迁都的坏处，想让孝文帝收回成命，不料却被孝文帝一一驳倒。最后，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就说：“迁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可以动摇根基的大事，谁也不知道吉凶祸福，所以，还是占卜一卦，测测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孝文帝说：“人们之所以会卜卦，主要目的是解决一些让人犹豫不决的事情。而关于迁都的事，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了，所以没必要进行占卜了。如果想要治理好天下，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四海为家，走南闯北，体验各处的风俗习惯，实地考察民情，所以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北魏历史上又不是没出现过迁都的事情，为什么到了咱们这个时代，就不能迁了呢？”

王公贵族全都被孝文帝驳得哑口无言，于是，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直接敲定了。

国都正式迁到洛阳之后，孝文帝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对鲜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进一步改革。

有一次，在朝堂上，他跟众位大臣一起商讨这件事。他说：“大家认为主动革新、移风易俗好，还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自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好，接下来我将会宣布改革风俗的条例，任何人都不可违背。”

接着，孝文帝当场宣布了几条法令：鲜卑族整体改说汉语，不过因为三十岁以上的人已经形成习惯，立即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慢慢来，但是三十岁以下者，尤其是在朝中为官的，必须改说汉语，如果有人胆敢违反，轻者降职，重者撤职；规定官民统一着装汉人服装；鼓励鲜卑人与汉族通婚，并改用汉姓。北魏皇室复姓拓跋，但是自改革条令颁布以后，整个皇室一律改姓元。而孝文帝的名字元宏，就是改用汉姓之后起的。

北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促使北魏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空前提升，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为全国乃至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动力。

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变革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因为只有不断地进行变革，才能让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如今这个时代，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不过，任何事物在改变的时候，都是十分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经历时间的检验和社会以及周边环境的检验，只有通过了检验，才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固步自封，不肯做出改变，那么连继续存在下去的希望也会丢失掉。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进行自我变革，只有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一切事物才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只有经历了变革，才能在较长时间内，获得一个安稳的生产环境，安静地去发展和持续进步。

第四章 梁启超谈修养：淡看风云，毁誉不动

《菜根谭》中有一句至理名言：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可以说是人生至高的修养境界，一个人只有看淡宠辱，才能毁誉不惊。

梁启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肯定，必然会有人否定；只要有人夸赞，必然会有人诋毁；人们可以追求赞美，也必然难免受诋毁。如果人们一直被外在的毁誉所束缚，那么将会无法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而致最终一事无成。

孔子曾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这就是说：芝兰在林间深处开花，并不会因为没人欣赏而不吐露芬芳；君子应该修炼自己的德行，不能因为生活上的窘迫而违背道德伦理。

梁启超十分推崇孔子的修养观，他认为，做人应该不急不躁，遇事不能慌乱；做事时应该知进退，不能逞强；看淡名利，不为繁华的种种蒙蔽了心智。此外，还要修炼出一种得之坦然，失之泰然的心态，不在得意时忘乎所以，不在失意时悲愤难耐。

淡定是一种修养，一种人生境界。学会淡然处世，就可以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我们要学会与自己对话，在沉静中思考，这样即使是浮华绕身，也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

壹 缺憾也是一种美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这样写道：“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圆满的，正因为它的不圆满，才有了孜孜不倦的人，去完善它改造它，让它变得更好。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完善事物的过程中，享受着独特所带来的乐趣。如果世界圆满了，那么人们就无所事事了，这样迟早会迎来毁灭。只有一直有缺憾，才能一直有前进的动力。

在梁启超看来，人生不可能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人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挫折和坎坷，这其实就是人生的缺憾。我们无法预知人生的缺憾具体是什么，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无论何种缺憾，我们都要去面对，不能逃避。

有些人，一生都在追求完美。当他们看到桌子上有一根头发时，会发出尖叫：怎么还有头发呢？于是会再次进行一次大扫除，因为他们总喜欢表现得一丝不苟。他们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称赞：看，人家的生活多么精致，多有品位！他们总自诩是完美主义者。

生活中，这种人往往是“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不喜欢任何缺憾，整天都会为完美而纠结。虽然追求完美的人往往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但在你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对人对事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这样很可能会对你的人际关系带来影响。甚至会让你因为害怕失败而造成某些事情不完美而失去接受挑战的信念，最终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庄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这就是说：无论事情大小，如果你不遵循规律办事，那么就很难将其做好。如果将事情办砸了，或许就会出现人为的刑罚祸患；而如果将事情办成了，或许会因为过度在意事情的结果而可能让人的阴阳气失调，导致身体出现隐患。无论事情成败，都可以泰然处之的人，必然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可以做到。

的确，任何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不敢保证自己可以做得完美无瑕，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生命是完整无缺的，一个人拥有这一点，或许就会缺少那一点。例如，有人才学过人，却相貌丑陋；有人富甲一方，却子孙不肖；有人权倾天下，却没有朋友；有人家庭和睦，却没有子嗣，等等。每个生命都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尽管你一直在自我修复，但缺口仍在。只有正视这个缺口，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或事，人们注定要与“缺憾”相守一生，因此，不圆满其实就是一种圆满，只有正视自己不完美的人，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彩。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古人之所以能欢乐多，悲苦少，就是因为他们足够豁达，不苛求圆满。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是需要人们认真学习的，只有具备这种修养的人，才能体会到人生的真谛。

贰 宽容是一种智慧的善行

梁启超说：“因为大地足够宽容，所以才有了万物的蓬勃生长；因为大海足够宽容，所以才有了一望无际的浩瀚；因为天空足够宽容，所以才有了云雾成就的绚丽；因为人生足够宽容，所以才有了让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赢得不一样的未来！”

在梁启超看来，宽厚待人的人，往往很善良，因为他既然可以以宽容之心对待别人，那么必然可以做出一些善举，而每一次善心的流露，其实也是宽容的表象。而待人宽厚的人，也必然有大智慧。

如果你可以宽容地对待他人，你将会感受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如果你能给予仇敌宽容，你将会收获化敌为友的感动。

其实，宽容并不容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战胜自我的过程。宽容越多，自己距离光明就越近。任何人的心灵都是一方净土，但是，如果你总是怨恨事实不公，那么这里就会变成地狱；如果你宽容待人接物，那么这里将会变成天堂。

有人说，宽容是弱者才会尊崇的东西，它代表的是软弱和妥协。其实不然，如果你在对待某些事情时软弱和妥协了，那么这必然不是真正的宽容。宽容是人生最难达到的境界，它是真正地放下和看淡。

适度的宽容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宽容指的就是对周围人或事所出现的错误的原谅，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矛盾加剧。很多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懂得宽容，那么他身边会聚集起很多朋友；如果总是抱怨和记恨，那么他将是孤独一人。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曾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可见，人的心胸是何其宽广，所以在待人接物时，我们应该以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这样才能收获良多。要知道，人生在世，并不是一个人在独行。虽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路要走，但必然离不开人际交往，如果你拥有很多朋友的扶持和陪伴，那么你的人生路必然会顺畅很多。只不过，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产生一些摩擦，因此，我们需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身边每一个人，这样才能保证彼此之间的友谊长存。有了宽容，才能让一些过错成为“美丽的误会”。

1926年初，梁启超身患重病，并且久治不愈，经过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他得了尿血症。随后，他不顾家人与亲朋好友的劝阻，毅然接受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治疗。经过透析，医院发现梁启超的右肾上有一个小黑点，最后经过分析，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后医院建议其切肾，认为这样的治疗方式效果最明显。于是，梁启超再次不顾朋友的反对，决定进行手术，手术后，梁启超却依然尿血，这让社会对西医产生了很大质疑。很明显，右肾已经切除，但梁启超的病却没有好，所以说有病变的是左肾，而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却弄错了，这无疑就是一桩医疗事故，这导致社会上对西医的质疑越来越强烈。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西医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国，但当时的中国中医无疑更占优势，可以说占据着医药界的整个天下，在这种环境下，西医根本难成气候。直到梁启超因病需要进行手术时，西医在中国依然是根基未稳。人们有了什么病痛，首先选择的就医方式还是中医的望闻问切。

虽然中医自古传承至今，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很多病症束手无策，比如伤寒、结核、麻风等传染病，以及粉碎性骨折、器官破裂等等。梁启超曾在国外留学，认识到了西医的作用，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病向大家证明，西医不仅可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安全性还很高，尤其是在手术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当时的西医，显然还不具备如今先进的检查流程，更没有相应的检查设备，所以由于误诊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这可以说是一出悲剧，正是因为知道要承担怎样的风险，所以很多朋友在开始时竭力反对梁启超做手术。如果当时梁启超接受的是保守治疗，没准还可以再活几年。

这起医疗事故发生后，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和徐志摩等人非常气愤，纷纷通过手中的笔杆对协和医院展开了口诛笔伐，向其兴师问罪。这直接让西医站在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为梁启超主刀的大夫是拥有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助手是一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谁知最后好事未成，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这使得协和医院失去了众多患者的信任，西医的权威性被人们不断质疑。

而身为手术的受害者，梁启超已经证明，这桩手术的确错在协和医院，是因为他们检查的失误，造成了手术失误，他已经看过，右肾没有任何病变，他对协和的这种疏忽十分生气，认为对方简直就是将人命当成儿戏。而协和也承认了自身的错误，确实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病人受到了无谓的伤害。

当时，如果梁启超气愤不过，直接现身说法，指责西医不可信，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相信西医就很难在中国立足，因为他自己正是西医的受害者，这更具说服力。但梁启超经过一番思考后，并没有那样做，因为梁启超意识到，当时的西医已经是科学上非常重要的科目之一，因而维护西医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必然有助于引导人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从大处着眼，这可以说是在维护可以让人类文明获得进步的事业。当时的中国，不是一直在提倡民主和科学吗？

因此，到最后，梁启超不仅没有状告院方，还不让自己的学生们起诉协和医院，而且不接受任何赔偿，也没有让协和医院做出书面道歉，甚至是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亲自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开脱罪责。1926年6月2日，梁启超亲自执笔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正式发表，他将自己接受手术的整个过程作了详细陈述，同时肯定了协和医院的医疗技术，连称这次手术并没有白做，有很大效果。梁启超这样写道：“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康复。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

任何事情，即使再简单，也有失败的可能。更何况是难度如此大的手术。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手术失败了，就认为手术治不了病，否定它的作用。西医确实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可以根治许多中医治不了的病症。梁启超用自己的宽容之心，维护了西医的权威性，让人们不因为一次成败而彻底否定西医的作用，其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梁启超坚信，宽容，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精神良药”，他不需要进行任何投资便可以得到。而学会宽容，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还可以赢得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友谊、爱情、合作等等。所有开阔明达的人生境界，都离不开宽容，只有懂得宽以待人的人，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叁 淡定，停下来看看路边风景

在梁启超看来，静下心来看世间变幻，可以观察到天下各种变化，真正看透自己的本心。他认为，“怀圣人之心，做平常之事，才能有所成。凡是不可急躁，更不能急功近利，要时常保持一颗超然物外的心，得失随心，才能得到真正自在。”

这是淡定的心态，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的外露。面对大喜大悲、大失大得、大起大落都能淡然处之的人，必然拥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

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为了不被淘汰，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变得越来越快，基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留意一下身边的风景。为了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忙碌之中，每天埋头赶路，埋头工作，有时甚至忘记了时间。

殊不知，一味地追求速度，让自己一直处于高度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之下，精神会极度紧张，让生活多了一份焦躁，少了一份从容，这样最终会使你变得郁郁寡欢，没有丝毫的生活乐趣。

在忙碌之余，一定不能忘记呼吸一下周围的新鲜空气，留些间隙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只有学会了淡定沉静，才能在闹市中找到片刻宁静，即使浮华绕身，你也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梁启超认为，其实很多事情原本是很简单的，只是因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眼光不同，而让事情变得捉摸不定。他十分认可一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他看来，生活中的很多烦恼都源于自身，都是臆想而来的。

的确，在处理生活琐事时，有的人就可以化繁就简，用极为简单的方法处理繁琐复杂的事情，这样不仅可以快速理清，还能让事情变得水到渠成；而有的人则是杞人忧天，总是将小事化大，简单变复杂，最后作茧自缚。

任何事情都有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这个我们是无法掌控的；所有的吉凶祸福，我们也都无法预料，该来的总会来，所以我们不必去为这些事情担忧，因为那样没有任何益处，我们还不如将精力放在做该做的事情上，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可以变得无比宁静。

事实上，世界上本来是没有烦恼的。秋天树木枯黄，那是时节的交替；冬天大雪纷飞，照样是大自然的安排；春天柳絮飞舞，夏天蛙声一片等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杰作，没有人想着要去改变这种现象。其实生活中，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可以去改变什么，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很多你认为是了不得的大事，如果放在生命长河中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便足够了。我们应该笑看人生的输赢得失，这样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梁启超认为，山峰有高有低，道路有宽有窄，水流有急有缓，人生在世，自然要经历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因此，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失去一颗平常心。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无惧得失，不以成败而欢喜或沮丧。

在梁启超看来，如果缺少了一颗淡泊之心，就会被事物所累，进而心情急躁，处事失去章法，最终导致失败。其实，生命旅程中的输赢，根本就不能仅凭一次的得失而定论。过去的不能代表现在，现在的也不能决定未来。就算你当下获得了成功，那也不代表你可以一直赢下去；今天输了，仅仅是暂时还没有成功而已，并不能证明你以后都没有机会成功。因此，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以输赢为判断某件事物的标准，只有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才有闲暇之心来享受生命旅途中的诸多乐趣。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成功了固然令人欣喜，但失败了也不能气馁，更不能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范仲淹曾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就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是一种很高的修养境界。人们如果用一颗淡泊之心看不平常之事，则事事会变得平常。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以功利之心去看待事情，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生活的标准，这样自然就容易被欲望困扰，最终陷入欲望的漩涡无法自拔。

佛家有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超然物外的境界，也是对淡泊之心的深刻体悟。在梁启超看来，世人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必然会非常执着，因为执着会带领着人们逐步的靠近成功。但执着也会带给人们痛苦，而且过分的执着反而有害无利。所以，在处理事情时，尽力就好，不用太过执着，应该看淡输赢，放下得失，这样才能在平淡中有所成就。

肆 怒对不公于事无补

在梁启超看来，如果人们想要成功，就要学会忍受，忍受心智、身体上的双重折磨，这样才能磨练自身，增加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最终获得成功。这种忍耐，不仅是对各种磨练的忍耐，更是对愤怒的忍耐。梁启超认为，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乱发脾气，一定要学会制怒，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平静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选择恰当的应对措施。

在他看来，只有愚者才会斗气，智者从来都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妄动肝火。愤怒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恶劣，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于人于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在面对误会和不公时，不能只顾着生气，必须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愤怒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因为生气而导致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那么还不如不生气，将心放宽一些，静观其变。

梁启超认为，能够很好地控制自身情绪的人，才能生活得足够潇洒。愤怒仅能让你在情绪上进行发泄，却会将你的灵魂变得扭曲，让你自乱阵脚，甚至是滋生对别人的怨恨。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愤怒，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在人们失去理性的判断时，往往会让自身的处境陷入危机之中。反言之，如果你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就可以保持理性，在遇到事情之后就可以做出合理的分析，避免让自己落入险境。

而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愤怒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会让事态继续恶化。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学会平复心中的愤怒。例如，如果有人误会了你，你就会非常生气，其实这完全没必要，只要你平心静气地去对待这件事情，心结自然而然地就解开了，这样你也不会承担愤怒所造成的损失。

西晋的司马炎执政期间，有一位叫石苞的将军，其能征善战，立下过赫赫战功。任何朝代，擅长打仗并且手握重兵的将军在朝中的地位都非常高，但也容易受到君主的猜疑，石苞所处的位置正是如此。当时天下还未统一，战乱依然不断，东吴的势力还在，并且经常出兵攻打西晋。石苞作为领军大将，为了击退来敌，防止东吴不断进犯，所以常年驻守在边关。

有一句古话叫作“山高皇帝远”，而且当时石苞还手握重兵。因此，朝中的奸佞之臣便找到了攻击他的理由，那些嫉贤妒能的人开始在司马炎身边说石苞的坏话。其中一位名为王琛的官员，对司马炎进献谗言，称石苞心怀二心，居心不良，意图谋反。正好当时在京师测风水的先生说，西晋的东南地区将有大的战事发生，结合两者，顿时让司马炎对石苞起了疑心，开始让人调查石苞。虽然石苞是个忠于朝廷的人，但身处君主之位的司马炎却不得不防。

不久，司马炎得到荆州刺史胡烈送来的消息，东吴已经列兵边境，将大举进犯。此时，石苞派出的探子也带回来了同样的消息，于是，他开始积极备战，整顿边防，加强防御。

司马炎听到石苞固守自卫的消息之后，疑心更重。于是他就问当时的中将军羊祜：“东吴的军队每次进犯我国边境，都是东西同时开战，很少有单面攻打的。难道是与石苞勾结好了，来个里应外合？”羊祜与石苞相交多年，十分了解对方的为人，因此其劝告司马炎，连称石苞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司马炎对石苞的疑心并没有因此而解除。而当时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在朝中担任尚书郎，司马炎有事召见他，一天之后，也没见到他的人影。这让司马炎的疑心更重了。

于是，司马炎决定秘密派兵前去讨伐石苞。事实上，石苞正在忙于备战，对朝中的事情一概不知。根本不知道他一直在遭人诬陷，并且受到皇帝的猜疑。直到司马炎派遣的军队到了石苞驻守的地方，他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朝廷唱的是哪一出。石苞正在积极备战，准备为国家而战，但突然遭到了朝廷的讨伐，受到君主的猜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愤怒。因为能一心为主，最终却遭到这种对待，所以石苞顿时怒火冲天。

但他转念一想，自己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并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呢？必然是司马炎对他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误会，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石苞本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于是，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不带任何武器，独自出城，不作任何反抗，直接走到对方的营帐中，等候处理。

司马炎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并并不是一个昏君。在得知石苞的反应之后，他才消除疑虑，其实关于石苞谋反的事情仅仅是传言而已，如果他真要谋反，之前他已经修好了防御工事，为什么不做丝毫抵抗就出城接受处理呢？再说，如果他与东吴有所勾结，那么怎么不见东吴有任何举动呢？最后，石苞班师回朝，司马炎还对其进行了一番嘉奖。

其实，当时手握重兵的石苞，完全有实力举兵攻晋。但是他没有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走上不归路，反倒是进行了极为理智的思考，然后又接受了部将的提议，最终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梁启超曾说：“愤怒是一把可以燃烧一切的大火，它可以将自己和敌人统统烧死。”可见，怒火可以燃烧一切。因此，我们在处理事情时一定要认清形势，让自己平和一点，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处理方式。

伍 懂得知足，生活就不苦

梁启超认为，“贫而不苦的原因是知足，失意不苦的原因是安分。”在他看来，知足者才能常乐。人生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远都不能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一旦被欲望所左右，人们就会一直生活在烦恼痛苦中，找不到幸福在哪里。其实，真正的幸福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它只有一个自我标准，自我满足了就是幸福。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其意思就是：功名与性命相比，哪个比较重要？性命与货物相比，哪个比较重要？得到名利与失去性命相比，哪个不好？所以说越是喜欢的东西，想要得到它必然要付出很多；东西收藏得多了在失去的时候，必然会更加难过；因此，知足常乐的人往往不会受到屈辱，凡事适可而止的人不会受到伤害，这样才可以活得更长久。

人们总是说知足常乐，但实际上人们真的知足吗？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名利东奔西走，懂得知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相反，见利忘义的人却有很多，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俗话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明代著名律学家朱载堉曾写过一首《山坡羊·十不足》的诗，来描述人心的贪婪，诗是这样的：“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思为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

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懂得知足，就会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某些乐趣，那么他就比别人幸福。

我们无法保证人生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幸福与苦难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虽然幸福可以带给你美好的感觉，但痛苦也可以让你拥有一颗坚强的心。

任何人都不想面对苦难，但当它不声不响地出现时，我们也无法摆脱，这时，我们一定要换个角度对待它——懂得感恩，生活就不苦。

梁启超曾说过：“吃苦是福，人生就是苦难和幸福的合一体。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永远幸福，幸福可以让你体验到快乐，而苦难可以让你变得更坚韧。”

世上任何成功人士，都经历过远超常人的艰难困苦。人生在世，吃苦是在所难免的，只不过苦也有轻重，无论命运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苦难，你都无从抗拒。但我们必须相信，命运从来都是公平的，你承受多大的苦，就会享受多大的甜。

因此，我们不能怕吃苦，同时也要懂得知足，更应该用乐观的心态去审视苦难，勇敢地面对它。当你成功战胜它的时候，就是你展翅翱翔的时候。

陆 寻求淡然，在得与舍之间

梁启超曾说：“患得患失，得不偿失。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

的确，人生在世总有太多的事情会让人患得患失，有太多不舍，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执着的根源，因此我们很难放下，而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越来越累，为心灵和身体承受着诸多负担。

任何事情，都是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人生之所以充满烦恼，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取舍，什么东西都愿意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就会使我们背负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枯燥。一位哲人曾说过：“当你紧握双手时，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而当你将手掌松开时，整个世界就在你手中。”

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会纠结、浮躁，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想舍弃，既害怕失去这个，又害怕丢了那个，总是在患得患失中度过。而到最后，这个和那个都失去了。太过在意得失的人，心中总会充满了忧虑。如果有人想给予他帮助，那么他会认为你是有所图谋，甚至是不怀好意；朋友间的聚会，如果他有事情没去，那么他就会猜测大家在背后议论他等等，这就是典型的患得患失，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轻松和快乐。

著名歌手许嵩说过：“人生是一部不怕剧透的戏，因为开头和结尾都明摆在那儿了，没什么悬念的。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站在终点看来毫无意义；一个人内心的无数次天人交战积淀成长，随着躯壳的腐朽也一同消亡。活着不能不认真，但也不必太认真。”

在人生的路上，你之所以行走得太过艰难，是因为你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你之所以会背负如此多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懂得舍弃。丢掉烦恼，你便会得到快乐；丢掉名利，你便会得到淡然。

舍得是人生不得不做的选择题，也是对智慧的考验。明智的舍得，要远胜盲目的执着。当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某一事物时，你必然就不会为失去它而忧虑，这样你才能淡然处事，甚至是得到更多。

在梁启超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如果在旅行过程中，只顾着往背包里装东西，而不将没用的倒出来，那么最后只能将自己压垮。他认为，要想快乐旅行，那么就要将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仅剩下几件必需品，其余的完全可以不要，这样才能轻松，才有时间去看路上的风景。

柒 如何在低调中修炼自己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一棵树木若长得比绝大多数树都高，那么其必然会被劲风吹断。土堆高出了河岸，那么必然会被水流淹没。这其实就是说一个人锋芒毕露往往会遭到妒忌。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能干、多么聪明都应该学会低调，学会隐忍，明白大智若愚的道理。如若不然，最后等待他的必然是失败。梁启超对历史颇有研究，从大量史实中，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上，很多才高于世的文人墨客，往往终生郁郁不得志；不少名臣良将功高千秋，最终却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其实，这都是不懂韬光养晦招致的灾祸。

一个人，如果有惊世才华，那么在为人处事时，一定不要锋芒太露，这样才能保全自己，并在日后逐渐将自己的才华充分发挥出来。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张狂，得理不饶人，一定要低调为人，低调处事。睿智的人懂得通过谦逊来隐藏自己的锋芒，防止被他人恶意中伤。

在梁启超看来，低调是一种智慧，他要求一个人需“胜不骄，败不馁”，同时低调还是一种境界，代表着成熟、稳重。高调做人，会让自己受到攻击和非议；而低调做人，则不会轻易碰壁，也是在危险中保全自身的有效方法。

其实，历史上，有些名臣良将被统治者杀害，也并不是他们为人锋芒毕露，而是由于他们功高震主，为他们招致了很多美誉，因此，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会引来一大群人的争相追逐，甚至有些百姓只知道某个名臣良将，而忘记了君主。大家只尊崇这一个人，而不再尊崇君主，那么君主就算不想杀这个人，也要不得已而为之了。

所以，为人应该保持低调，否则必招祸端。而一个人在建功立业后，就应该急流勇退，逐渐退出公众的视线，从此以后尽量不对时事做出评价，以免再引起关注，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俗话说：树大招风。为人高调的人，往往容易遭人记恨，他们往往会在无形中为自己招来强敌。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低调，适当地降低自己的标准，不能什么事情都要与人争个高下。在如今的大环境中，低调不争的人，才更容易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许。

“唯有埋头，才能出头。”任何种子如果不经历泥土中向上挣扎的过程，那么它也将永远是一颗种子，最终因为缺水而干瘪下去，再也没有成为大树的可能。

低调是做人的最佳姿态。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学会低调做人，将自己的根基打牢，这样才有可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即使你拥有满腹经纶，能力超强，也要学会藏拙。

海之所以可纳百川，最终形成汪洋之势，就是因为它将“姿态”放得很低。心高气不傲的人，才能高能低，能屈能伸，这样的人才可以成就伟业。

梁启超认为，君子要不露聪明，不过分呈现自己的才华，要学会将自己的真正意图隐藏起来。在危机之时，甚至可以往自己身上抹黑，来隐藏自己，这样才有机会暗中审时度势，然后做出正确决策，摆脱困境，一举成功。

历史上，很多有伟大抱负的人，往往都懂得隐忍，深谙韬光养晦之道，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公元前613年，楚穆王病逝，其子熊侣继位，史称楚庄王。楚庄王继承大统之后，从来不上朝，也不与大臣商讨国政，整天游手好闲，只知道打猎、饮酒作乐。很多正直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形，十分焦虑，于是纷纷上书，请楚庄王商讨军国大事。但楚庄王没有做出任何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有些大臣实在看不过去，便进宫劝谏。这让楚庄王非常生气，将劝谏的大臣严厉地训斥了一番，并下了一道指令：“再敢劝谏者处以死罪！”

当时，有一位叫伍举的大臣忍无可忍，便拼着一死闯进了王宫，这时楚庄王正同美妾观赏舞蹈，看到伍举闯了进来，便问：“大夫非要见我，是想观赏舞蹈，还是想要品尝寡人的好酒？”

虽然伍举闯王宫的行为看似鲁莽，而他却是一个十分机智的人。听到楚庄王的问话，笑着答道：“臣斗胆觐见君王，既不是为了赏舞，也不是记挂着君王的美酒，而是想让君王猜一个谜语。”观察到楚庄王没有生气，于是他接着说：“有一只大鸟，落在楚国都城郊外的一座高山上，其浑身上下长满了五彩仙羽，外表十分美丽。但是，三年来，它却一直待在高山上，既不飞向天空，也不鸣叫，敢问君王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楚庄王听完便明白了伍举话里隐含的意思，但他没有动怒，也没有直接点破，而是笑了笑，随后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只鸟必然来历非凡，不是一直普通的鸟。它之所以三年没有挪动地方，就是为了辨清方向；三年没有展翅，就是为了让翅膀得到成长。这种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回去吧，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听完楚庄王一席话，伍举顿时豁然开朗，心里有了底，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楚庄王并不是一个无道昏君，他三年来的荒淫无道都是表现给外人看的，而真正的意图则是韬光养晦，隐忍图强。伍举还联系楚国周边的情况，做出了分析：楚穆王在世时，曾对外用兵，攻占了一些领土，但也引起了邻国的不安。令秦国、晋国和齐国等这样的强国纷纷对楚国产生了很强的敌对意识。而国内则是若敖氏专权，众多大臣多不堪大用，而且忠奸难分，楚国可谓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楚庄王若是在刚继位时，就励精图治，必然会引起周边各国的恐慌，同时也不能正确了解和掌握朝中情况，而楚庄王三年来的奢靡生活，却让群臣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让周围国家放松了警惕。想通了这些，伍举笑着走了。

楚庄王隐忍三年，对朝廷大臣们的德行可谓是了若指掌，中原强国也放松了对楚国的警惕和防范。这只五彩大鸟开始展翅高飞了。他以迅雷之势清除了朝中一批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官员，提拔了一批正直忠诚、踏实能干的文臣武将，并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史料记载，当时楚庄王的这一举动，导致朝廷官员“所诛数百人，所进数百人”。

三年时间里，楚庄王在饮酒作乐的同时，必然也在留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尤其对朝中大臣的考察，必然尤为仔细。可见，楚庄王是一位头脑清醒、为正清明，并且具备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同时他也十分注重“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楚庄王在位期间，凭借自己的深谋远虑，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韬光养晦三年，一直深藏不露，可谓是大器晚成的典范。这是一种做人的境界，也是对己身智慧和修养的修炼。因此说，在为人处事时，人们应该学会低调隐忍，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当下的形势，从而做出正确判断。

梁启超曾说：“观时而动，暗藏锋芒地等待时机，不用太长时间，就可以出现重大机遇，只要抓住它，你就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成功人士，往往都懂得韬光养晦，明白观时而动的道理。”

第五章 梁启超谈佛学：静而能虑，定能生慧

佛教在中国流传有上千年的历史。梁启超与佛学十分投缘，但与一般学者为学术而学术不同。他研究佛学带有一定的目的，把它当作一种武器，用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比如1902年，他在《论佛教与群治关系》一文中，就是站在对中国命运前途思索的高度，从六个方面阐述了佛教有益于群治的观点。

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在精神追求上，梁启超更加痴迷于佛学。1920年游历欧洲回国后，他决心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开始系统研读佛典。在这前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研究中国佛教史沿革、佛经翻译和传播以及佛学理论等论文。如《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

壹 什么是悲智双修

佛教在中国与儒、道合称为三教。梁启超在研究佛教时指出：佛教的最大纲领是悲智双修，从最初立志成佛，到坚持把人生转迷为悟的修炼当作最大的事业。那么，什么是悲智双修呢？

其中的“悲”，指的是大悲，就是无上的怜悯心，愿助众生超拔痛苦、愿助众生得菩提之心。佛教的教义，所倡导的就是让人有悲悯之怀。也就是让人多多行善。

梁启超说，佛教的善，不是独善，而是兼善。这也就是佛家说的，“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所以，佛教的善，并不指一时一地之念，或为追求某种世俗的要求，或为达成某个世俗的愿望而产生的念头，而是指人的一种本性，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这样来看，佛教对于引导人性向善，从而引领社会风气健康化，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悲智双修中的“智”，指的是般若实智。佛教徒修行要求从实智开始，“一门深入，长时薰修”，该怎么做呢？譬如说学经，和尚们每天就念一部经，天天念，念到他内心当中一个妄念都没有了。这就求得了根本智。至于说和尚念的那部经的意思是什么，那无关紧要，他不需要懂，懂不懂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集中在一个地方，放在一个地方就得定，佛家叫三昧。其三昧没出现前，是没有什么功夫的，也就是什么也没学到，因此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去念一部经，不生任何妄想。这样念个三四年后，就得定，三昧就出现在眼前，清静心就出现了。这样再念个三四年，就肯定能够开悟。一开悟，他念的经里面的意思就全通了，没有别人的讲解他也全明白了。不但这部经他明白了，所有的佛经他都明白了，所有宗教经典都明白了，所有世间的典籍全明白了。所以说，一开悟，智慧就开了，一切都从智慧里面流出来了，也就一通百通了，什么东西只要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不需要学。

佛家所说的“悲”属于人性中利他的成分，智属于人性中利己的成分。但这二者并行不悖，能够同时融入心性。下面这个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有个和尚在山上的寺院修炼了近三十年，年纪已经步入老迈。一天他下山化缘，碰到一位年轻的女施主。女施主施舍了他一些斋饭，随后问：“你真的是修佛的吗？怎么看上去你并没有修炼之人的仙风道骨、不老容颜呢？看你面容憔悴，皱纹累累，连牙齿也没有几颗了。如果我说话刻薄，还请你原谅我。”

老僧听后，只是笑了笑，便离开了。他一面走，一面想：“在寺院中，别的僧侣也都经常说他不像修炼人，怎么越修越老？”

不过，尽管如此，可僧侣们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虽不善言语，但很热心，喜欢帮助别人。

有时，老僧心里也犯嘀咕：“和自己同岁的那些僧侣，都显得很年轻，很有活力，惟独自己如此的老相，真是不晓得为什么？”同样，疑问归疑问，老僧照常勤奋的诵经念佛，清扫寺院，若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尽力去帮助人家。

一天，寺院的老方丈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召集了所有的僧人，说：“明天，我想给老僧一天的无为日，所以大家明天不要让他做任何事。”

第二天，老僧醒来后，想去敲击鸣钟。年轻的僧人不让他敲，对他说：“今天是你的无为日。”老僧刚拿起扫帚，想去清扫寺院，另一僧人跑来说：“方丈昨天说了，今天不让你做任何事。”就这样，这一天老僧什么也没做。

后来，趁大家一起诵经时，他悄悄地进入方丈的禅室，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眼睛转了一圈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满是灰尘的镜子上。于是，他把它擦拭干净。镜子里的自己竟是如此的年少，身上不断散发出祥瑞的光芒，身后有很多天女在飞舞，他看到镜中的自己，早已是佛的形象，很多天人对他顶礼膜拜，纷纷流露出无比的尊敬。

老僧顿时明白了。周围的人之所以很年轻，是因为他为众生承担了衰老；年轻的僧侣之所以常常喜笑颜开，是因为他的善心善念如意的变化所致；人们可以如常的品味山茶、食谷物精华营养身体，也是因为老僧以其默默修心的德行，化来的因缘善果。老僧看着镜子，豁然内心明了：众生的存在，犹如这面布满灰尘的宝镜，多为众生想想，多多行有利于众生的事，擦去尘垢后，最终宝镜成就了自己不朽的金身。

而悲智双修是佛教信仰中，为实现成佛目标的必经方式。

贰 什么是佛教的因果报应

梁启超指出，凡是宗教，都一定要和人的祸福紧密相联，并且，祸福都是从外界来的；像祈祷、礼拜这种行为，就能为自己引来福分。在佛教中，因果报应的含义，为各个教派普遍适用。“佛说现在之果，即过去之因；现在之因，即未来之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现在做了坏事，将来必有恶果来报复他；如果他现在做了好事，就不用担心将来会没有好的回报。

东晋王琰所著的《冥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佛家弟子陈安居因生病下了地狱，在地狱里与他一起受审的是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原本住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经过审问，因为陈安居信奉佛教，并且和这位妇女都无大过，被判生还。只不过，这位妇女的舅舅重新被收入地狱中。陈安居还阳身体康复后，就去冠军县黄水里寻访，果然发现有一个妇女，就是他在地狱中见到的那人。妇女对他说，她死过去后，又活了过来，但她的舅舅那天突然死了。

这样的故事，就是因果报应的体现。佛教《涅槃经》上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

现报，指的是今世作业今世得到报应。今世报有福报也有祸报，这种报应有的报在早年，有的报在中年，有的报在晚年。比如说福报，在现实中往往是，有的人一生做好事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佛教认为，这是因为他上一辈子干了坏事，在今世里他行善积德，抵消了前世的罪孽，所以也就没什么福报了。但是，如果今世他一直积德行善，把善事做多了，把前世的罪孽抵消了，那么在随后的年岁中或来世里，他就能得到福报。有些人之所以早年就能得到福报，是因为他在前世里行善积德，所以报在今世的缘故。

《齐谐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地的当阳县，有个叫董昭的人，有一次，他乘船过钱塘江，突然看见江中央有一只蚂蚁，依附在一短芦苇上，十分惶恐地从一头爬到另一头，然后又从这头爬到那一头。董昭想：“它这是怕死啊。”于是，便拿出绳子系住那段芦苇，想把它放到船上。船上有人骂道：“这种有毒的东西，不能让他活着，让我来踩死它。”董昭十分可怜这只蚂蚁，就没让人踩它。船到岸上后，这只蚂蚁成功地爬了出去。这天晚上，董昭突然梦到一个黑衣人，带领一百多人来感谢他。黑衣人对他说：“我今天不幸落到江中，为难你搭救了我，我是虫王，你如果以后有急难的时候，就告诉我。”又过了十多年后，董昭所在的地方抓强盗，董昭被误当作强盗头目抓进了余姚的监狱。董昭突然想起了当年做的那个蚁王的梦，于是便把梦到的情况告诉了同监狱的犯人。那人就告诉他：“取三只蚂蚁，放在手掌中，并向其告诉你的情况。”董昭就照那人说的做了。这天晚上，他果然梦到了那只蚁王。蚁王对他说：“可急事躲到余杭山中，如今天下大乱，一时还不能赦免到你的头上。”等到董昭醒悟过来时，他身上捆绑器械全被蚂蚁咬断了。于是，他赶紧逃出监狱，渡过钱塘江，躲到余杭山中。不久遇到大赦，他也就平安无事了。

董昭因为救了一只小小的蚂蚁，就能换来日后的得福报平安，这就是积德行善的福报。

生报，指的是前生作业今生报，今生作业下世报。这种因果报应，同样分福报和祸报。有的人前世行了善，积了德，在当世没用完，就转到今生来用，所以今生享福。如他今生虽然享福仍行善积德，那么下一世仍然是享福之人。同理，有的人上世做的恶太多，或者老来作恶，当世清算不完，这一世就苦。如某人对前世的恶，后世的苦认识不到，继续作恶，那么他下一世还要继续受苦难。

有个年青人，和未婚妻约好了结婚日期，谁知到了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年青人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家人用尽各种办法都无能为力，眼看没救了。这时，出现了一位游方僧人，他决定点化一下年青人。于是僧人到他床前，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年青人看。

年青人看到茫茫大海边，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的人，都是看一眼后便摇摇头走掉。又过了好久，走路来一个人，他将衣服脱下盖在女尸身上，然后走掉。再后来，又有一个路过的人，在那儿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女尸掩埋了。年青人疑惑间，画面切换，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在洞房花烛中被她丈夫掀起盖头的瞬间。

年青人还是看不明白。僧人解释道：“看到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吗？她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脱衣给她盖上的那个人，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终生要报答的人，是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人就是他现在的丈夫。年青人听了恍然大悟，病很快就好了。

年青人之所以没有和自己喜爱的未婚妻结成夫妇，就因为他前世积福不厚的缘故。

速报指的是报应来得快，如昨天做坏事今日遭恶报；上午做坏事，下午遭恶报；或者九点作坏事，十点就遭恶报。同理，福报也是这样。只要你做了善事，同样得到速报。

北齐颜之推所著的《冤魂志》中，记录了许多现世速报的故事，这里就选取一例。

汉朝交趾刺史张敞，他率部下出行到苍梧郡高要县，傍晚住在鹊奔亭。还没到半夜的时候，有一女子从楼下出来，到他的身边自我介绍道：“我姓苏名娥字始珠，本是广信县修里人，早年时失去父母，又没有兄弟，丈夫也去世了很久。当时家中留有杂缯一百二十匹，还有一个奴婢，名叫致富。我力气小身子弱，不能自己振兴家业，就想到旁边的县去卖缯。于是，就从同县人王伯那里租赁了一辆车和一头拉车的牛，共花了一万二千钱。当时，装上缯后，就由致富驾车，我们一道前往旁县，在前年四月初十日到这个亭边。当时天已黑下来，路上没有行人，我们不敢再往前赶路，就在这儿停了下来。谁知致富突然大腿疼得厉害，我只好前往亭长家，乞求浆火。亭长龚寿于是拿着刀和戟来到我的车旁，问我：‘夫人从哪里来，车上装的是什么，丈夫在哪里，为什么独自行走？’我回答说：‘不需要你挂心。’谁知龚寿捉住我的手臂说：‘喜欢你长得有姿色，愿意跟我一起快乐去吗？’我当时非常害怕，不肯听从他。那龚寿就拿起刀，一刀杀死我，接着又把致富杀死。他把我和致富埋在楼下，把我的财物全部拿去，然后杀死牛并烧掉车辆。牛杠和牛骨都放在亭东的空井中。我死后，十分痛心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所以只好求你了。”张敞问道：“我发掘你的尸骸，凭什么来验证是你呢？”女子说：“我上下都穿着白衣青丝，脚上的鞋还没烂掉。”第二天，张敞派人挖掘，一切都和苏娥说的一样。于是，他立即派人逮捕龚寿，审问之后，龚寿全都招了。然后，张敞又到广信县调查，一切都和苏娥说的相同，他又将龚寿的父母和兄弟全部抓到狱中。后来获准将他们全都杀掉。

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对于劝导人性向善，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戒恶的作用。但是，现代人多半会将它与迷信挂上钩，认为那只是一种人为的臆想，经不起科学检验。对此，梁启超就很明确地指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叁 什么是佛教的入世和出世

梁启超说：“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所向往的天堂，不是有形的天堂，而是无形的天堂；不是其它界域的天堂，而是人的内心中创造的天堂。所以佛教说：“不厌生死，不爱涅磐”“地狱天堂，皆为净土”。

一般来说入世，指的是置身世俗，成家立业，建立功勋；出世指的是净发修行，清心寡欲，研究经典。出世和入世是佛家对尘世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修行观点。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佛家对入世和出世的态度。

有一次，无相禅师在行走时感到口渴，正好遇到一名青年在池塘里踩水车。于是，他上前向青年要了一杯水喝。青年以羡慕的口吻说道：“禅师，如果有一天我看破红尘，我一定会跟您一样出家修行。不过我出家后，不想跟您一样居无定所到处行脚，我会找一个地方隐居，好好参禅打坐，不再抛头露面。”

禅师含笑道：“哦！那你什么时候会看破红尘呢？”

青年答道：“我们这一带就数我最了解水车的性质了，全村人都靠它来解决水田灌溉。如果找到一个能和我一样了解水车的人，到时我就没有责任的牵绊，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出家了。”

无相禅师说道：“你最了解水车，请告诉我，如果水车全部浸在水里，或完全离开水面会怎么样呢？”

青年说道：“水车全部浸在水里，不但无法转动，甚至会被急流冲走；完全离开水面又车不上水来。”

无相禅师说道：“水车与水流的关系，已说明了个人与世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完全入世，纵身江湖，难免会被五欲红尘的潮流冲走；假如纯然出世，自命清高，则人生必是漂浮无根，空转不前的。”

青年听后，欢喜不已地说：“禅师您这一席话，真使我长知识了。”

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入世就是人置身于现实世界中，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入世指的是物质的范畴。佛家认为：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给人带来的是五欲尘劳。所谓的五欲，指的是财、色、名、食、睡；所谓的尘，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受五欲六尘的诱惑，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打斗纷争的世界，一个灾难重重的世界。这时，加在人的肉身上的，除了生、老、病、死的痛苦外，还有心灵上的痛苦。如何摆脱这些痛苦呢？那就要做到，不再关心功名、权位、财富等这些物欲要素，超脱世人的生活，让物欲世界归于虚空。这，就是出世。

大乘佛法讲求入世，通过入世修行，教化大众以求正果。小乘佛法讲求出世，脱离凡世间的困扰和诱惑，寻找寂静清幽之所，静心修行而达到高超境界。出世要求修行者去除一切杂念，舍弃身外之物，物我两忘，身外无我，我亦非我，无我无常。出世的终极目标在于渡己，即追求自身的解脱。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助于对佛家所要求的入世和出世的理解。

在南北朝的时候，佛教禅宗传到了第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当时在黄梅开坛讲学，手下有弟子五百余人，其中修行最深的当属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也是大家公认的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弘忍渐渐老去，所以他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于是他就对徒弟们说：“大家都做一首偈子（有禅意的诗），看谁做得好就传衣钵给谁。”神秀很想继承衣钵，但又怕因为出于继承衣钵的目的而去做这个偈子，违法了佛家的无为而作意境。所以他半夜起来，在院墙上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首偈子的意思是，要时时刻刻的去修炼自己的心灵和心境，通过不断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种种欲望。这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而这种理解与禅宗大乘教派的顿悟是不太吻合的，所以当第二天早上，大家看到这个偈子都说好，而且都猜到是神秀作的。但弘忍看到这个后，没有做任何的评价，他认为神秀还没有顿悟。

当庙里的和尚们都在谈论这首偈子的时候，被厨房里的一个火头僧——慧能禅师听到了。慧能是个文盲，他不识字。他听别人说了这个偈子，就说这个人还没有领悟到真谛啊。于是他自己又做了一个偈子，央求别人写在了神秀的偈子旁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由这首偈子可以看出慧能是个大彻大悟的人（后世有人说他是十世比丘转世）。他这个偈子很契合禅宗的顿悟理念，是一种出世的态度。其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既然心本来就是空的，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也就不留痕迹。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

弘忍看到这个偈子以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边上的人说是慧能写的。于是他叫来了慧能，当着众人的面，把衣钵传给了他。这个慧能，就成了禅宗第六代祖师。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佛家所说的出世指的是度己，入世指的是以度己之心度人。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实现一种社会功能：通过人性的修炼，减少社会纷争，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间。所以，要出世必先入世，要入世，必要先有出世的思想。如果以入世的精神做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那么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我们知道，孔子的哲学是主张入世的。孔子认为人应该主动面对与经历自然和社会给予的一切，只是在面对和经历时，要做到淡泊、温良、谦和、宽容和知足。尤其是在气节方面，儒家不以财富、权力、声望为追求目标，而讲求修身、养德、济世。这样看，佛家的入世观和出世观与孔子的修身、正心和济世的观点是一致的。

梁启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政治主张，本质上还是儒家思想的顺承，只不过引入和扩充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内容，他本人，更是发自内心的将孔子奉为圣人。从他的著述中明显看出：包括他引鉴的西方的政治观点，始终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变法失败后，他不得不流亡海外。到了欧洲后，他突然发现，人家并没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各个国家都在为自身的利益大打出手，世界整个就是乱世。这时，他的思想必定经历了一个十分纠结的过程。当他突然发现，佛家的入世和出世观与孔子的哲学观点几乎一致时，他的眼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从而萌生了以佛教来提升国人精神的愿望。他举佛家的一个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有佛门弟子问佛（释迦牟尼）道：“谁应当下地狱？”佛回答说：“佛应当下地狱。不但下地狱，还常住地狱；不但常住地狱，还以常住地狱为快乐的事；不但快乐，还把地狱作为庄严的地方。”这个例子所要说的意思是，真正实现了佛家超脱的入世观，也就身外无物，不存在什么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了。所以，梁启超从中看出了佛家修行的巨大力量：如果通过弘扬佛法，也就能实现人性向善，从而熄灭人世的各种纷争，国家也就能实现和平安宁了。他说：欧美数百年前就好比是地狱世界，他们能达到如今的发达，就全靠数十仁人志士以佛家的那种无视天堂地狱的入世观为之奔走奋斗；世人懂得了佛家的入世观，“小可以救一国，大可以度世界矣。”

肆 中国的佛学有什么特色

梁启超十分欣慰地指出，外国的学术和思想，只要传入中国，就必定会被中国人发扬光大，并形成自己的特色。算学上是这样，佛学上更是这样。中国的佛学由印度传入，结果成了中国自家的佛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当初印度的佛学有着明显的改变。

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到了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尊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在摩崖和石柱上刻敕令和教谕。同时，他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在西汉末年时，佛教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以后，经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梁启超说：“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时期，中国玄学思潮正流行。为了能够让佛教在中国更好的发展，一些翻译人员采取了外典内用的手法，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词语来解释佛教教义。这样，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开始了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过程，并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举一个对人行为认知影响的例子。

中唐时期的懒残禅师，修行造诣远近闻名。有一天，皇上派使者来请他。这时，懒瓉正在山洞中烤芋头吃，使者向他宣读圣旨，他睬也不睬。时值隆冬天寒，他冻得流着鼻涕，使者见状，劝他擦去鼻涕，他说：“我没有工夫给俗人揩鼻涕。”使者回去将见到的情形报告给了皇帝，皇帝感叹道：“这样的修行人，就不是靠追求外在的快乐以满足自己的”

在印度，佛教创立后有过多次演变。人们把释迦牟尼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释迦牟尼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释迦牟尼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便对教义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约在释迦牟尼去世后的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为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继续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逐渐形成了大乘佛教。这些教徒把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在传播过程中，往北——主要是往中国传播的是大乘佛教，而往南传播的是原始教法，至今未变。它们被北传者称为小乘佛教。所以，梁启超说：“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

因为将佛教传入中国，唐代的玄奘可以说是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玄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唐僧。他在贞观三年（629年）孤身一人动身西行，经秦凉高昌等地，到达天竺北境，即越过今天的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进入印度境内。到贞观五年时，他留学那烂陀寺，入戒贤论师门下，习瑜伽师地论，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论，钻研诸部，一共经历五年。这以后，他遍游五天竺，拜访佛教名贤。游学十二年后，他回到那烂陀寺，依戒贤之命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戒日王等听到他的名声后，竞相拜访。贞观十七年，他正式东归，经由今天的新疆南路、于阗、楼兰返回国内，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前后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继续发展，并逐渐“中国化”。所以，梁启超说：“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他指出，在中国最有功德、最有势力的佛学宗派分别为天台宗、法相宗和华严宗。

天台宗始创于南北朝的北齐，以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为二祖，发源地为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国清寺。一念三千说，是天台宗的中心思想。一念三千，指的是人们当下一念之中具足三千诸法，包容现象界的全体。心在迷时，含三千法，对之执着不舍；心在悟时，也含三千法，但对之并不起执，而视为方便，视为性德。

法相宗，又有慈恩宗、瑜伽宗等诸多称谓。它着眼于佛法，是研究佛法和实践佛法的佛学宗派。法相中的“法”，指的是佛法，“相”，指的是佛法的形式。它的创始人就是唐代的玄奘。

华严宗，依《华严经》立名。它的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说。宇宙万法、有为无为、色心缘起时，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并用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来阐明无尽缘起的意义。

这三种教派，其所秉承的都是大乘教普渡众生的教义。下面这个故事，可以体现出它们的主旨思想。

印度曾有一个大国叫叉尸罗国，国王叫提婆王。提婆王膝下有十个王子，各自统领一个小国。善住王子统领的国家最小，但国力稳固，百姓生活富裕。邻国有一个恶王叫做罗目侯，十分眼谗善住国的富庶，于是派兵侵略它。善住国王虽然尽力抵抗，怎奈寡不敌众，丢失了国土，他只好向父王的叉尸罗国逃去。

当时，善住王膝下有一个男孩名叫善生，年仅七岁，十分可爱。善住王夫妇抱着儿子，在兵荒马乱之中逃向国境外。从本国到其父王的国境，要走七天的时间，中间隔着荒无人烟的荒野。他们出逃时，只携带了七天的干粮，不料，中途迷了路，七天后仍未抵达父王的国境。而粮食已经吃完了，一家三口便有饿死的可能。

“不能让三个人都丧命在路上，总得牺牲—个人，让其他两个人活下去。”善住王心里暗自寻思，看见夫人拉着儿子的手走在前面，他抽刀就要从背后砍她。就在这时，善生急忙阻止父王说：“千万不能杀死母亲，世上怎有孩子吃母亲的肉来维持生命的呢？请父王杀我吧！应该把我的肉作为你们的粮食才对。”善生说完，紧紧搂住母亲不放。

善住王收了刀，泪落如雨。善生又对父王说：“请割下我的肉当粮食吧！但是如果我死了，肉就会腐烂。所以不要杀死我，只需一块一块地削下肉来吃，保住性命就行。”可作父母的怎么也不忍心下手。善生看见如此情形，就自己拔刀割下身上的肉，跪着呈献给父母。善住王夫妇惊慌失措，悲叹许久，最后只好成全爱子的心愿，吃下他的肉。连续几天，善住王夫妇一直在悲伤与饥饿的旅途上苦撑。善生童子的身上，也只有骨骼之间仅存的几片肉了。父母最后取下这几片肉，充作粮食，然后含泪把爱子的尸骨留在荒野上，匆匆离去。

当父母离去后，善生王子心里祈盼：“父母亲啊！但愿你们能够平安回国，也希望以我这份自我牺牲的功德，将来能开悟成佛，济度—切众生。”

他一念至此，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天上诸神赞叹之余，泪如雨下。这时，帝释天王为了试探善生童子的心，化成一只狼来吃他。善生毫不畏惧地说：“虽然我仅存一副骨头，也愿意施给饿狼充饥。”帝释天立刻消失狼形，现出本来面目，赞叹道：“割下自身的肉来维持父母的生命，真是罕见的义举。你如有什么愿望，不妨对我实说。”

善生说：“我没有其他愿望，只希望开悟成佛。”

帝释天又问“你的身体，已经无肉仅存骨头，到了这种地步，你恨自己的父母吗？”

善生说：“我没有一点儿憎恨之心。倘若我能悟道成佛，就可以还我本来面目。”

善生童子话音刚落，忽然皮肉渐生，很快便恢复了原来的可爱身影。

除了这些，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

中国的哲学，多属于人事和国家上。佛教的觉悟，成为了中国原有哲学的辅佐。比方说，佛教的修行与儒家的修身，其动机和归宿都是宣扬人格的自觉修炼，属于智慧修造。所以梁启超说：“自佛学入震旦，与之相备，然后中国哲学乃放一异彩。”

第六章 梁启超谈法学：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今人对梁启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他所从事的变法运动及其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的这种身份。事实上，在晚清的时段内，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变法图强上。除了积极参与拟定具体变法事宜外，他还从理论上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期待着自己的变法主张能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与中国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等人所倡导的变法明显不同的是，梁启超所提的变法是与世界政治大趋势相协调的，在他的变法理论中，处处都打上了世界列强国家的政体烙印，尤其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从而实现国家强大这一事实，让他的变法思想在很长时间内都围绕着改良的主张转。晚清灭亡后，他的思想才转变到更为理性的范畴。所以，梁启超的法学主张，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他的法学著述包含了宪法、政体、行政、立法、司法、君臣和国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各个朝代的成文法、国体以及西方人的相关法学学说等内容。他对中国近代法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壹 不变法有哪些危害

1896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组反响强烈、影响深远的《变法通议》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的道理，并且极力主张改变现行的腐朽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通过兴办新式学校来培养人才，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国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实现清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组文章中，他旁征博引，论述了不变法的危害。

晚清的中国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然而国中的人呢？要么是“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要么是看到了危险，却又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要么是只做些“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宜。这些，在梁启超看来，最终都只能是“同归死亡”。

在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就因为其守旧不变，最终成为了英国人的藩属国。突厥，曾经拥有横跨三大洲的领土，建立国家长达千年，就因为守旧不变，最终被六个大国分裂了他们并占有了他们的土地。非洲土地广袤，面积是欧洲的三倍，内地除沙漠一带外，都是植被繁茂，物产富饶、畜牧众多的地方，结果由于土著人不开化，全都拱手让给了西方列强。波兰为欧洲有名的一个国家，因政事不修，内讧不断，结果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了……

与此相反的是，以前的俄国，居处在苦寒之地，皇帝残暴，国民们死气沉沉，国家岌岌可危。然而出了个彼得大帝，他在各个国家间游历，学习人家的工艺，回国后实行政治改革。他后面的皇帝都接受了他的策略，坚持改革，结果让国家一天胜一天地强盛起来，开辟领地数万里。还有德国，曾经被别的国家瓜分统治，没有统一政权，法国侵占他们后，人民过着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后来，他们发愤图强，兴办教育和操练军队，终于打败法国，成为欧洲的强国。另外，距中国最近的日本，曾经是幕府专政，各个割据势力拼命厮杀，在遭到俄国、德国和美国的沉重打击后，国家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于是，他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到三十年，就成了新的一霸。

中国当时的国情是怎样的呢？梁启超对此做了具体描述。他说，中国由于没有增加新的土地，导致人满为患，河北一带的省份，一年中虽然有些收成，但路途上随处都能看见饿死的人。都城北京一带，饿死的多达上千人。一到发大水或干旱时，道路就不能通行，运送救灾物资就没有办法，结果因灾荒而导致十室九空。沿海一带的老百姓，没有东西可吃，就逃到南洋、美洲的一些地方，被迫卖身为奴，遭人驱使。在国内，老实的人守着田地靠天吃饭，心思不正的人跟随着别人做起了盗贼，在他们的教唆下，这种人蔓延到全国的各个地方，等待机会实施盗窃。工业技术没有兴办起来，商业事务又没有开展起来，致使本土的产品越来越没起色。而外国人投中国人所好，制造出各种物品，在国内畅销。国家利益越来越被外面人侵占，要不了多久，国家资源就会枯竭。新的学校也没有开办起来，学生们除了会应付科举考试外，对新生事物一点也不知道。学者考据词章，残缺不全，没有系统。对他们说起海外的事，都瞪大眼睛表达不相信。他们管理生员没有准则，习惯于没有羞耻，糊涂到不知道责罚。军官不讲究学习，士兵中没有勇敢的人，老的老，弱的弱，只知道以吸食烟土为癖好，对内凶悍，骚扰百姓，实际上一点用处也派不上。一旦要打起仗时，临时招集来的人多半属流浪乞丐之类的；部队所用的兵器粗劣，而给士兵的补贴又很微薄，副将以上，各种没品级的人员混杂，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论是读地图还是部队守则，都不清楚，更不要说作战的方法了。让这样的人与那些有学问、有纪律的军队相遇，必定是溃不成军。官员管理制度不完善，熟悉的东西用不上，能用上的又不是自己熟悉的。把权力交给那些做内职事务的人，各种弊端纷纷跟着起来：一个官职由好多人来做，或一个人当好几个官，遇事时相互扯皮推诿，办事效率极低；向上推荐的人蒙混过关，买来的爵位充塞官场；早上还是市侩，晚上就成了具有显赫品级的官员；正当的官员进阶的途径完全被堵死了，致使候补的人落入困窘憔悴的境地，不靠钻营找门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官员的正当俸禄太微薄了，开销又繁多，政治的官员想要解决问题很难。严格限制进阶年龄，即使有奇才，也只能捱到年老体衰、暮气渐深的时候才能被委派事务，这就造成了虽然拥有满朝廷的官员，却没有可派上用处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对变法表示了漠不关心呢？梁启超用历史的眼光进行了剖析。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周围的国家都很小，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所以，历来的朝代，都只担心内忧而不用害怕会有外来的侮辱。这样就造成了防弊的用意多、兴利的用意少和追求安定的念头重、考虑危险的念头轻的局面。从秦朝以来，近二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这种时局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就可以不更改。清朝沿袭的是明朝的制度，只是稍微做些有益的增删。如赋税很低，各种征役几乎没有；通过科举来选取做官的人，即使不讲经世致用，也足够保证天下太平；从队伍中来选取武将，即使没有学习过什么学问，也足够能够震慑强盗贼寇；任用官员讲究资格，即使得不到奇异的人才，也足够胜任各地的官职；皇亲国戚，不干预政事，也就没有了权臣僭权妄为的担心；总督、巡抚、监察和清吏司相互监督牵制，也就没有了藩镇割据一方的祸患。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关闭与外国交往的大门，从而成为一个永远独立的国家。于是各朝代就守着既定的法律，代代相沿，只是对其稍加整顿，以用来治理天下。而这样一个居安不思危的中国，没想到会突然与欧洲的国家碰上了。

欧洲各个国家共同存在，大大小小有几十国。他们各怀心机，互相猜忌，稍微比人家差一点，国家就会被人家消灭。所以，他们到处开设学校，培养人才，以免人才不足导致国力衰微；他们振兴本国工业，保护本国商业，担心国家的利益和资源被别国侵夺，国家变得困窘起来；他们的将领必须有学问，士兵必须识字，而且军队会日夜训练，如同面对强大的敌人，轮船器械保持最新制造，并争着熟悉使用它们，怕的是兵力比人家弱而败到不能振作的地步；每个国家都是这样，每天都在与人家比较、竞争，所以他们的国家强盛。

19世纪末的清朝，自高自大，唯我独尊，欺凌百姓，并通过愚民政策来束缚民众的才智。这样积弱愚民，天长日久，当遇上欧洲强国时，就好比拿衰败化脓的身躯去抵挡具有千钧之力的弩箭一样，失败是必然的。

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呢？这就是梁启超急切主张并要施行的：必须变法！

其实在清朝，从梁启超所说的变法往前推一百年，已经在开始向西方学习变革。比如效法法国推行举用官员的新制度，从嘉庆十七年就开始实行了；以国家拨款的形式兴办学校，在道光十三年就开始了；邮政售票，在道光十七年就开始实行了；轻减刑律，从嘉庆二十五年就实行了；汽轮机制造，在乾隆三十四年就开始了；海上航行的轮船，在嘉庆十二年就开始实行了；修建铁路，在道光十年就开始了；电线架设，在道光十七年就开始了。但梁启超认为，这些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调整，同他的变法要求相去甚远。

贰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典籍

梁启超认为：中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法理学就达到全盛状态，远远超过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学说。而欧洲自从《拿破仑法典》成立，才开启私法的新纪元。一部法典能开创一个新时代，可见它的不同凡响。那么，《拿破仑法典》是一部什么样的典籍呢？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一世）被视为法兰西的国家英雄。他率领着法国进入了军事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他还在政治、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法律方面，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就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它都是被作为法国的现行法律来使用。而且它对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立法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拿破仑法典》最初被命名为《法兰西的人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了它《拿破仑法典》的尊称。它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建立在工商业之上的民法典。它的问世，主要缘于两个因素：首先是在此之前，法国没有统一的民法，国家需要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其次，大革命已经成功，需要一部新的成文法来巩固革命成果。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尽管法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在法律上却是不统一的。那时候法国的法律界限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部是成文法地区，施行着罗马的《优斯蒂宁法典》。北部是习惯法地区。它施行的是由法国官方记录的地方习惯和一般习惯。主要是巴黎习惯和奥雷昂习惯。在南北两地，罗马法和习惯法在施行的内容上也是各种各样的。另外，在施行习惯法的地区，罗马成文法的精神也渗入其中；在施行成文法的地区，也融入了习惯法作为补充。所以，当时的法国民法处于分歧状态，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迫切需要一部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民法典。

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为了巩固革命成果，维护社会安定，就必须制定一部新的民法典。

《拿破仑法典》除“总则”外，共有2281条，是拿破仑治国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它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人法、物法和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内容十分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它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到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拿破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概括为：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该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公民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展开一切民事生活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只是对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规定了某些限制。针对所有权原则，该法典第544～546条对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给予了充分的权利和保障。其中对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公正的原则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附加在该财产上的一切物质。这一规定使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契约自治原则，也称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的其它规定，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去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在该法典中用了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必须是在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

随着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变化，为了不断适应新的情况，法国人对《拿破仑法典》做过100多次的修改。其中较重要的有：1819年法律废止了第726、912两条，这两项条款的废除让外国人在继承法上和法国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废止了第22～33条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条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记法改进了关于抵押权的规定。1871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得到巩固以后，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典改革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特别是放松了对于父母同意的要求。离婚制度曾在1816年被废除，1884年又恢复使用，但建立在夫妻双方都同意的离婚直到1945年才得到恢复。1889、1910、1921年的法律分别对《受虐待或遗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亲权的行使做出新的规定，即亲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予以剥夺或限制。由于战争的结果，1923年的法律对收养的规定作出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对此再次进行了修改。1891、1917、1925年的法律补充规定了对配偶遗产的享用权。1965年的法律废除了奁产制，许可妻子自主管理其个人财产。1970年的法律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长的原则。1972年的法律废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拿破仑法典》虽然在其后的二百多年间不断修改，但所做的都是技术性的修补，它的基本精神被完全继承或完全适用。1804年问世后，它不但在法国本土使用，还在法国的殖民地和广大被征服的地区使用。因而，对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是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是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的。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从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只是对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以该法典为蓝本来制定本国的民法典的。比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都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都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比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该法典作为自己的法典。

《拿破仑法典》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宣布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承认土地制度变革的既成事实，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所有制关系，促进法国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部法律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对于企望通过变法来实现国家强大的梁启超来说，无疑受到了巨大鼓舞。这也许可以说是他长期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为变法而奔走的动力之源。

叁 管子的法治思想是怎样的

管子，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他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它们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通过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提高军队战斗力，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在辅佐齐桓公实现称霸的过程中，管子的治国思想被广为推崇。其中的法治思想，被后来的法家学派奉为圭臬，他本人也成为了法家的代表和思想先驱。梁启超把管子的法治思想称为法治主义，并对他的法治思想进行了论述。

管子认为，必须先有法，然后国家才能成立。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像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聪明的人诈骗愚蠢的人，力量强的人欺凌力量弱的人，这样的结果是，老、幼、孤、独的人们都过得不安分。于是，就有了兴利除害的行为出现，道术和德行开始产生。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就建立起来了。因此，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能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这个过程中的道术和德行义理的形成，便是法的起源；赏罚措施便是法的内容。

管子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为人民兴利除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仗恃的就是法这个武器。他说：法，是人民的父母；法，是天下最高的准则。不依法推行法度，国事就会没有常规；法度不用强制推行，政令就不能贯彻。法，通过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使国家的秩序得以成立。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的事就忧愁，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是如此。对接近的东西就会去追求，对远离的东西就会被遗忘，人情也都是这样……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

法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这一切都建立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管子就曾对这种常情做过十分明晰的断定。

齐桓公在晚年的时候，变得昏庸骄傲起来，当时他非常宠幸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一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父母祖国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而阉割自己的竖刁。他很想从这三个人中提拔一个出来，接替管仲的相位。于是，他就问管子：“你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子回答说：“这个人杀自己的儿子来讨好你，不近人情，不可用。”他再问道：“你看开方这个人如何？”管子回答说：“这个人背弃自己的父母和祖国来讨好你，不近人情，难接近。”他又问道：“那你看竖刁这个人行不行？”管子回答说：“这个人阉割自己来讨好你，不近人情，难信任。”管子所说的意思基本差不多，是说这三个人的作为，完全违背了人之常情，属于反常行为。怎能靠得住呢？

法是建立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这同现代社会的法律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的精神是相通的。这其中贯穿的是法治的精神。管子的法治手段是赏功罚过。他主张要想治好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想要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的损耗。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人民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的同时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的同时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么，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反过来，如果做不到赏功罚过，让法成为摆设，那么，法的作用也就失效了。所以，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

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是管子的干涉主义，并称管子的学识卓越千古，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管子认为：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就会让人民困迫，困迫了，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无所适从时，人民就会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就会导致人民放纵，放纵了，就会走向淫邪，淫邪了，就会只顾私利，这样也就背离了公共的准则。背离公道，这样的人就不能为国服务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梁启超为此拿西方社会的施政主张来支持管子干涉主义观点。他将西方的施政主张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张放任，让一切事都由百姓自主谋划；另一种就是主张干涉，认为民如果能够通过自主谋划就能让社会安定祥和，那么国家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前者，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都还只限于理论上。在世界发展史上，还从没出现过无政府的国家。所以，管子干涉主义的核心是：法，必须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管子法的观点除了指出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外，还格外强调有法必依——“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管子认为：“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为什么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为什么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人多地位就高，用的人少地位就低，那么，君主哪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自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西汉文帝统治后期，官僚、地主、商人不断加重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农民们终年辛勤劳苦，不得休息，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和各种赋税的盘剥。尤其是那些沉重的赋税，实行起来，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往往来得很突然；征收的内容随意改变，往往早上做出的规定，到了晚上就改变了。这种变化无常，逼得农民有粮食的只好半价出卖，没有粮食的只好借高利贷。农民被迫卖地卖房，卖儿卖女，以此还债，以致大量农民破产逃亡，生活极端困苦。晁错看到这种危机现象后，为了维护西汉王朝的统治，于公元前168年上书文帝，反映情况，提出政见。汉文帝看到晁错的上书以后，接受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国家的经济有所增强，使得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西汉文帝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其实质就是有法不依，如果不是得到及时发现和纠正的话，其后果必会是管子说的“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由上面的描述，可以归结出：管子的法治思想包含了法的起源、法的目的、法的重要作用、法的手段、法的应用等方面内容。

肆 管子是怎样讲述法治与君主、人民的关系的

在现行的立宪制国家里，针对国君，所订立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不是限制君权的。但是，管子的做法与现代人相反，他所订立的法律条文都是增加君权的，梁启超认为这些都不是管子法治的不足之处。因为管子那个时代，周室王朝政权被架空，贵族阶层实行专政，从而导致天下政出多门。如果不以各诸侯国的国君来压制贵族，那么贵族专制就不会收敛，从而让国家最终归于灭亡。也就是说，管子主张扩展君权，并不是用来压制人民的，实际上是用来压制贵族的。所以，管子所订立的法，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订立的，君主和臣民一样受到它的限制。“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并且，他还要求禁律能够首先管住君主本身。

管子说，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住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在谈到君主与人民的关系时，管子是站在爱惜人民的角度来规谏君主的：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君主的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就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

“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其民。”这是管子法治思想的主要精神。作为君主，不能滥用国家的威权，把法当作压制人民的手段。管子认为：“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这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想索取又索取不到，威信就日益降低；想禁阻又禁阻不住，刑罚将受到轻视；有命令却不实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如果下面不听命就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被众人所谋算，就是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所以，国家立法，首先必须取信于民，然后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在现实中，管子本人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的。

有一次，齐桓公决定攻打莱国。管子就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齐桓公说：“可以。”于是，管子便下令在泰州的野外准备旗鼓，并召集军队战士。当时，齐桓公站在台上，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一个个依次挨肩站立。管子拿着鼓槌向战士拱手为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人队伍的，赏黄金百斤。”连续三次发问都没有人回答。许久，有一位战士握着剑向前询问道：“敌人队伍是多少人呢？管仲说：“一千人。”“一千人的队伍，我可以攻破。”这位战士回答道。管子于是当场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然后管子又发问道：“在短兵相接的交战当中，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赏黄金百斤。”下面有人就询问道：“是多少人的卒长呢？”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到。”于是当场赏给这人一百斤黄金。管仲接着又发问道：“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这次，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管子当场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其余凡是自己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齐桓公忧惧地叹息说：“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管子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宁戚等五人都说：“好。”桓公也接着说：“可以。”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千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他们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没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死战于前线，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齐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战场在莒地的必市里。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于是齐国便攻破他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土地，并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因此，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等到再拿出黄金行赏，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

这则典故，既可从中看出国家威信的由来，也能看出国家威信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也表明：国家立法典制用，其出发点和动机都应是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

另外，管子还强调了人民的监督作用。他说：“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意思是说：“丹青在深山，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在深渊，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所以，我有好处，人们就表扬我；我有过错，人们就指责我。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

管子的法治思想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法治精神，以及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定，无疑具有榜样和激励的积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具有开创性，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梁启超之所以对管子倍为推崇，显然是管子的法治思想与自己所倡导的法治思想有共通之处。管子的法治思想付诸实施后，让齐国成为了天下一霸；而自己所倡导的新法，实行了不过短短的百天就夭折了。对此，梁启超是该感叹人心不古呢，还是该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呢，抑或是该感叹国运不济呢！

伍 法家为什么最厌恶术治主义

法家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管仲、子产是法家的思想先驱，到了战国前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将法家思想发扬光大。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

梁启超发现，在法家流行的时期，还存在着两个与法治主义让人容易混淆的两个派别。一个叫术治主义，一个叫势治主义。韩非子对“法”与“术”这两个词的解释是：“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意思是：术，是掌权的人个人行事时运用的方法和手段；法，是官员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尹文子对“术”进一步解释道：“术，是君主个人秘密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他的手下不可妄加窥测。”

所以，梁启超认为：术治主义的作用全在秘密，而法是要公之于众的，所以两者的性质极不相同；

人治主义是儒家创立的治国理论，其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

西魏时期的苏焯，是与诸葛亮、王猛齐名的谋士。当时的丞相宇方泰找到他讨教治国之道——当然，他的真实用意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为此两人密谈了三天三夜。

宇文泰问苏焯：“国何以立？”苏焯回答说：“具官。”宇文泰问：“如何具官？”苏焯回答说：“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焯回答说：“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宇文泰问道：“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焯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给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做，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又不解地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焯回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地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苏焯说：“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对你来说，不怕官贪，怕的是官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都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就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是硬把他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让他们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还有就是，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苏焯说：“高举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宇文泰问道：“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苏焯回答道：“杀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承担搜刮民财的名声，而得搜刮民财的实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收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当然，上面的故事只能见于野史之中。但是，它所提示的恰是术治主义的本质。历史也表明，宇文泰最终能废西魏而当上北周的皇帝，所使用的策略大部分都归功于术治。

与术治截然不同，法家的主张是存公法，废私术。早在管子时期，他就从人性的角度看出了术治的不可行。他说：“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的事就忧愁。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是这样的。对接近的东西就会去追求，对远离的东西就会去遗忘，这也是人之常情。”人的心性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在处理问题时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唯有法，作为一种公共准则，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根据它来处理问题也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在里面了，结果必然是深得人心。

其实，在推崇人治的儒家当中，荀子对人性是看得十分深入的。为此，他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认为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从这点上，他与法家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说：“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因循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要发生争夺，也就不再讲求谦让了；人一生下来就有好忌妒仇恨的心理，因循着这种本性，于是就会发生残害忠厚善良的事情，这样忠诚信实就丧失了。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因循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淫乱的事情，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都丧失了。既然如此，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会出现违反等级名分、扰乱礼仪制度的事，从而引起暴乱。所以，—定要有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确立合乎等级制度的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

也许是因为这些，法家极力反对“明主勤民任智”的想法和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韩非子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意思是说：“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只有贤人、巧匠才能办成事的这种想法，奉行中主、拙匠也能办成事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所以，法家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依赖所谓的明君、贤人，而是要靠好的法术和规矩。这也是梁启超所倚重法家的方面。他和康有为为变法维新积极奔走，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没想到慈禧太后从中作梗，发动政变，让自己的所有愿望一时化为乌有。慈禧太后的做法，就是让中国回归到人治的老路上。这对于满怀爱国之心的梁启超来说，自然是痛心不已的。不过，相比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两人最后都落个凄惨的下场来说，他对自己的遭际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陆 为什么说国家的意志是立法

梁启超认为：凡是人，都必定是先有意志然后才有行为，无意志能有行动的，不是智障的人就是梦游的人；国家的行为是行政，国家的意志是立法。

然而，梁启超发现，自周公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三千多年里，中国社会都是“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期间，从没出现过专门的立法部门。在历史上唯一有过让立法有别于行政而自成一部门的，只有北宋时期王安石设立的条例三司，但那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在西方历史上，有专门的立法部门，称为议会。在上古时期的希腊，有长者议会，由君主召集贵族，制定法律，颁行天下。还有国民议会，凡是君主贵族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在该议会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古罗马也这样。每有大事的时候，由百人会议来议决。到后来，又有罗马元老院、罗马平民议会，再到后来又有国民评论会。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互相仿效，立法之业成为了政治上的第一关键。在这些国家，上自元首，下到普通的国民，都知道立法为立国的大本大原。

梁启超的观点十分明确，你连个立法的部门都没有，怎么才能制定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来？所以，中国古代所有朝代所制定的法律，只能是体现君主个人意志的私法，而不是代表国民意志的国法。这样的法律，都不是国家的意志。这也就让中国成为了“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的国家。

在中国，正因为没有体现着国家意志的立法出现，所以，在执法上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来。这些结果，都源于君主个人的意志，并受他的意志左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太多了，比方说赵奢征赋一事。

战国时期，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参政。其权势显赫，家中单门客就豢养了几千名。赵胜的亲信家臣们依仗有主子做靠山，拒绝缴纳国家规定的田赋，负责征税的官吏赵奢对他们这种无视国法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依照法律规定，严惩了赵胜家为首的九个管事者，这下子像捅了马蜂窝，赵胜恼羞成怒，传来赵奢，找茬子要把他杀掉。赵奢义正词严地对平原君说：“你在赵国身居要职，不能遵守国法，反而纵容家臣属下破坏国家法制，这样下去，法制削弱了，国家也会衰败，别的国家就会加兵侵略，赵国还能存在吗？国家不存在了，你平原君有什么权利可言？只有你这样的达官贵人都奉公守法了，才能做到上下一致，上下一致才能使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才能使政权巩固。可是你不顾国家利益，只注重个人私利和特权，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你好好的想想吧？”

听了赵奢这番话，平原君觉得很有道理，打消了杀赵奢的念头，后来还在他哥哥面前夸奖了赵胜一番。赵惠文王也很满意，便把治理整个国家赋税的重任委托给赵奢担任。很快赵国的收入连年增长，国家也富强起来了。

再看董宣的故事。

东汉光武帝时期，京都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聚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最后，光武帝刘秀百般无奈，决定任命年已69岁的董宣做洛阳令。董宣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问题，就是处理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这位公主仗着自己和皇帝的姐弟关系，豢养着一帮凶狠的家奴，在京城里作威作福，横行无忌。有一天，公主的家奴在街上杀了人，董宣立即下令逮捕他。可是，这个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第里不出来。按当时规定，地方官不能到这个禁地去搜捕。董宣对此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派人监视湖阳公主的住宅，下令只要那个杀人犯一出来，就设法抓住他。

有一天，湖阳公主带着这个杀人恶奴出行。董宣听到后，立即带人赶到城内的夏门亭，拦住了公主的车马。湖阳公主坐在车上，看到这个拦路的白胡子老头如此无礼，便傲慢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带人拦住我的车驾？”

董宣上前施礼，说：“我是洛阳令董宣，请公主交出杀人犯。”

那个恶奴在马队里看到形势不妙，就赶紧爬进公主的车子里，躲在公主的身后。湖阳公主一听董宣向她要人，仰起脸，满不在乎地说：“你有几个脑袋，敢拦住我的车马抓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可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这位小小的洛阳令竟然怒气冲天，双目圆睁，猛地从腰中拔出利剑向地下一划，厉声责问她身为皇亲，为什么不守国法？湖阳公主一下子被这凛然的气势镇住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董宣又义正词严地说：“王子犯了法，也得与老百姓一样治罪，何况是你的一个家奴呢？我身为洛阳令，就要为洛阳的百姓作主，决不允许任何罪犯逍遥法外！”董宣一声喝令，洛阳府的吏卒一拥而上，把那个作恶多端、杀害无辜的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了脑袋。

湖阳公主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丢了个奴仆，她倒并不十分痛心，可是在这洛阳城的大街上丢了这么大的面子，怎么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她顾不得和董宣争执，掉转车头，直奔皇宫而去。见了刘秀后，她又是哭，又是闹，非让刘秀杀了董宣替她出这口恶气不可。刘秀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不禁怒形于色。他感到董宣如此蔑视公主，这不等于也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想到这里，便喝道：“快把那个董宣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捉来后，他对光武帝叩头说：“请允许我先说一句话，然后再处死我吧！”刘秀十分恼怒，便说：“你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说！”

董宣这时声泪俱下，却又十分严肃地说：“托陛下的圣明，才使汉室再次出现中兴的喜人局面。没想到今天却听任皇亲的家奴滥杀无辜，残害百姓！有人想使汉室江山长治久安，严肃法纪，抑制豪强，却要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我真不明白，你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现在陛下的亲族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不加管教，反而将按律执法的臣下置于死地，这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陛下的江山还用什么办法治理？要我死容易，用不着棍棒捶打，我自寻一死就是了。”说着，便一头向旁边的殿柱上撞去，碰得满头满脸都是血。

刘秀被董宣那一番理直气壮的忠言和刚烈的行为打动了，同时又有感于他刚直不阿、严格执法的行动，于是又惊又悔，赶紧令卫士把董宣扶住，给他包扎好伤口，然后说：“念你为国家着想，朕就不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一点面子，给她磕个头，赔个不是呀！”董宣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也无礼可赔！因此，这个头不能磕！”

刘秀见状，只好向两个小太监使眼色，示意他们把董宣搀扶到公主面前磕头谢罪。两个小太监照办。谁知，年近七十的董宣用两只胳膊支撑着地，硬着脖子，怎么也不肯磕头认罪。两个小太监使劲往下按他的脖子，却怎么也按不动。

湖阳公主自知理亏，却仍耿耿于怀，不出这口气心里憋得慌，便冷笑着对光武帝说：“嘿嘿！文叔(刘秀的字)当老百姓的时候，常常在家里窝藏逃亡的罪犯，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当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个小小的洛阳令也不敢驾驭了呢？我真替你脸红！”

刘秀笑着回答说：“正因为我当了一国之君，才应该律己从严，严格执法，而不能像过去做平民时那样办事了。你说对不对呀！”于是，他转过脸对董宣说：“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够硬的，还不快点退下去！”

以后，董宣继续打击不法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声都吓得发抖，人们都称他是“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董宣的这个故事，听了总让人有长出一口恶气之感。不过，同样让人深思的是，这种情形也只有在明主身上才会出现。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个案，其反映的依然是，所谓的国法，不过是皇帝个人的私法。

要让法律成为国家的法律、国民的法律，首先就得有专门的立法部门，再由这个部门来产生法律。梁启超所大声疾呼的，就是渴望由体现国民意志的专门机构来立法。

柒 如何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再好的一部法律，都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施行的。这其中就牵涉到人与法的关系，尤其是手握国器、身居权位的人。梁启超说：“法治必藉强制而始实现，强制必借权力而后能行。”意思是说：法治必须借助强制的力量才能实现，强制的力量必须通过授权才能执行。这就牵扯到权与法的问题。

梁启超指出，在没有法之前，权力有绝对的影响力；有了法以后，两者互相影响：法通过权力来执行和维持，权受到法的制约和保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推崇人治的，所以，就会出现君权至上的社会。惟有法家，提倡对权力的制约。

韩非子就看得十分清楚，他举例说：“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就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那么，他们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有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韩非子明确指出，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重要的是法。“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如何执行法呢？这就涉及权。儒家推崇的是仁君的力量，借助君王的权力来推动法治，但法家反对这一点“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法家认为仁爱的君主和残暴的君主都能导致天下灭亡，所以不能指望他们让天下得到治理。而应如管子说的那样：“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治理天下，并不是靠仁君、贤人，而靠的是法。法家的这种观点，也是今人的观点。按这样的观点，权与法的关系一目了然：法是权赋予的，但权必须受法的制约；权虽受法的制约但法的执行也有赖于权。在摆正权与法的关系的人中，春秋时期的李离可以说是有史第一人。

李离是晋文公任命的狱官。他错误地听取了下级的汇报判处了一个人死罪。为此，他把自己关押起来，并给自己定了死罪以作为惩罚。晋文公知道后就对他说：“官有贵贱之分，处罚有轻重之分，那都是下级官吏有错，不是你的过错。”李离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并不让位给下级官吏；享受俸禄多，不和下属平分利益。现在我听了下级错误的汇报而判人死罪，却把罪转嫁到下级官吏身上，这是没有听说过的。”所以，他坚持自己的决定。晋文公说：“你如果以为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狱官遵守法纪，错误地判刑，应判自己的刑。错误地判人死罪，就应判自己死罪。您认为我能审察和判定疑难案件，所以让我当狱官。现在我错误地听取下吏的汇报而判人死刑，罪责应当死。”于是他不接受晋文公让他免死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

李离是个执法者，他在工作中违了法，自然就该受到惩处。不过，晋文公完全可以免除他的死罪。但是，李离不为所动，坚持以死谢罪。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只要为官者摆正权与法的关系，这个国家就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为霸主，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同样能够正确处理权与法的人，还有春秋时期的楚庄王

楚庄王时期有外朝的法规：“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车子不准坐到第二道门。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有一次，楚王急着要召见太子。当时，天下着雨，院子里有积水，太子就把车子赶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达第二道门，到达第二道门是不合法的。”太子说：“国王召唤得很急，我不能等到没有积水。”接着就赶马向前，执法官举起兵器刺向太子的马，并摧毁了太子的车。太子进去后，对楚庄王哭诉道：“院子里积水很多，我赶车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不合法，举起兵器刺我的马，毁我的车，父王一定要杀了他。”楚庄王说：“前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越规办事；后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楚庄王给执法官加了两级爵位。然后拉开后门让太子出去，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中国有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居高位者依仗权势，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一切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这样一来，下层乃到基层的就会跟着效仿，社会风气就这样跟着污浊混乱起来。楚庄王身为一国之君，他完全可以循私情为儿子出一口气。但是，他没这么做，而是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完全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不因私废公，赏罚分明。由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楚国之所以能在楚庄王手上成为春秋一霸，与楚庄王个人严于治法的执政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对于权力有着明确的主张：对于身居权力顶端的国君，要以法来限制君主的权、禁止君主越权，让君主意识到法的重要性而自觉遵法。管子在《法法》中就对权与法有着明确的界定：“不以法推行法度，国事就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政令就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束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在法家的眼里，治理国家不在于国君多么仁慈、有美德，而在于国君首先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这一点与现代人的法制观非常一致。不过，梁启超的主观做法恐怕要与它相左。他在清朝灭亡前，一直致力和倡导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并且，他尤其推崇君主个人的美德。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明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时，他把光绪皇帝当作了圣人，把中国发展变革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为此，他洋洋洒洒写出了《光绪圣德记》，把光绪皇帝当作了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在这篇文章中，他大加赞扬光绪皇帝“舍位忘身而变法”“群僚士民皆许上书”“日昃勤政”“求才若渴”“明罚勅法”“从善如流”“俭德谨行”“爱民忘位”等诸多美德。

所以，梁启超一面大力谋求变法图新，一面又脱不去人治的桎梏，即使他的变法主张全部能实现，由于权与法的关系没有理顺，其后的国家政治局面一定会让他感到非常失望的。

第七章 梁启超谈伦理：独立精神之道德法律与风俗习惯

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国人见识了先进科技的力量，人们的目光大都被吸引到了技术层面上。但是，自1894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思想开始转变，转变为以西方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开始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梁启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他融合中西伦理思想，试图以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传统伦理，从而创造出一套符合中国需要的新伦理。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前瞻性。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研究，目的是要实现他的道德救国的愿望。他指出：人类之所以需要并制定伦理道德，就是要用它来促进自身的完善，增进生活的幸福。

壹 什么是公德和私德

道德，可分为公德和私德。梁启超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生活，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全都依靠公德来成立的。所以，公德指的是：“人人相善其群者”，即合乎或有益于群体要求的行为规范。那么什么是私德呢？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道德。没有私德，人就不能立身；如果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的人合到一起，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没公德就不能形成团体，即使有无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的人，也不能形成一个好的国家。

自古以来，尤其是儒家学说，把人的道德修炼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高度。但是，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对待公德和私德问题上，严重偏向于私德。在所有的道德说教中，私德占到了十分之九。在奉为国教的儒家学说中，几乎所有涉及到道德的内容，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推崇的主要都是私德。在中国古典书籍中，都有关于如何修炼私德的说教。比如说通过“忍”来成全自己的私德。

明朝的理学大师薛文清说：“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自古以来，有许多豪杰人士大多败在这里！”

曹魏时期的文人王昶告诫儿子说：“别人抨击我们，我们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我们自己有可被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就说得很恰当了。如果我们没有他所说的缺失，那么他就是在妄语了。对方批评得当，则对他没有伤害，对方妄语，我们自身并没有过失，我们又何必去报复呢？”所以忍辱的要领在自我反省。

明朝大臣陆文定说：“当对方无理抨击我们时，如果他比我们贤能，则我们应当逆来顺受，等他自己觉悟。如果对方跟我们自己差不多，比较严重的抨击，我们就透过理智和反省来排遣；比较不严重的抨击，我们就运用感情来宽恕他。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我们就原谅他的经验不足。”这种忍辱的要领在于了解别人。

明朝的官员杨翥，仁厚老实，对于别人不能忍受的事物，他都能处之泰然。一次，隔壁邻居盖房子，屋檐下的瓦片掉落在他家的屋顶，家人感到颇为愤慨，他却说：“没关系！反正最近大多是晴天，很少下雨嘛！”邻居生了小孩，他怕自己所骑的驴子鸣叫惊吓到婴儿，便卖掉驴子出入用步行。他家祖墓的碑被农夫的儿子推倒了，看管坟墓的墓丁赶来告诉他，他问：“那个孩子有没有受伤？”墓丁回答说：“没有！”杨翥说：“太幸运了！你去告诉那位农夫好好爱护孩子，不必担心！”有人侵占他的土地，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过来一些也没有什么妨害！”他曾经梦到自己吃别人两个李子，醒来以后，他颇感内疚地说：“我一定是白天求利和想占别人便宜的心太重，所以才会做这种梦！”说完，他绝食三天。

有一位姓陈的书生，对医术非常精通。他曾经医治好一位贫穷而且垂危的病患，没有收取分文，而且不求回报。有一天傍晚，他路过那位病患的家，患者家属留他住宿，夜晚，病患的妻子对他说：“您救活我的丈夫，为报答你，小姑叫我陪你！”他看见她年轻而且美丽，颇为动心。但他克制自己说：“不可！”少妇勉强他，他连说：“不可！不可！”而且拿起笔，在桌上连写“不可”两个字，最后几乎把持不住，他又连呼：“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就这样，他坚持着挨到天亮才离去。

后来，这位书生的儿子参加考试，阅卷官丢弃他的文章时，忽然仿佛听到“不可”这两个字。阅卷官挑灯重看，再丢弃。又听到：“不可！不可！”阅卷官因此又看了一遍，决心不录取，忽然一直听到呼声：“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因而便录取了陈姓书生的儿子。

放榜后，房师询问陈姓书生的儿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怪事？儿子不知原因，回去禀告父亲。陈姓书生才回忆起往事叹道：“这是不邪淫的福报。”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偏重私德呢？首先还是看一下赵苞的故事。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任太守的第二年，他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身边来。他们在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时，遇上了鲜卑人入塞抢掠，他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问题来了：赵苞该怎么办？因为赵苞遇到了一个伦理道德上的最棘手的问题，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以前的传统思想中，孝道为大。比如说春秋时期的管仲，他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能得到大家原谅的。原因是：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中有老母亲。如果他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就没有人来赡养老母亲了。但是，到了秦汉时期乃至以后，孝开始让道于忠，向君权倾斜。所以，由于时代的变迁，让赵苞遇到了忠、孝两难全的问题。宋代的理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

不妨做些假设。如果赵苞选择以孝为先，也就是选择以私德为处世准则，为保全家人的性命，而做出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可以设想，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赵苞哪怕是投降了鲜卑人，也不会让他的声名受牵累，甚至还可成全一种孝的美誉。反过来呢？如果他坚守公德，以国家利益为重，与敌人战斗，哪怕他最终成功救出了家人，也会被人所诟病。因为他一旦这样做，就会置家人于危险境地。那么，赵苞是怎么选择的呢？他选择的是后者。结果呢？他的母亲被鲜卑人杀死。他本人在埋葬母亲后呕血而死。他这样死，也许是一种“正确”选择。

赵苞的选择，如果在今天的话，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佳话。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赵苞的这种大局观。但他的下场太让人可惜了。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本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道德倡导者都偏重于私德，也就导致了国民当中，没有人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而公德的最大目的，在于有利于群体，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所以培育和建立公德，是中国培育国民精神的当务之急。

贰 为什么要培育国家思想

晚清时期，国家可谓分崩离析，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梁启超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自强的道路而积极奔走，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他蓦地发现，国家好像是他们这几个人的事，对于广大官僚和国民来说，对于国家事务表现出了全然的麻木不仁。他为此感慨道：“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

梁启超将中西伦理进行对比后得出：中国伦理分为五类，分别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西方伦理分为三类，分别是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当中，缺乏国家伦理这一项，这也就导致了国人没有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将国家思想的体现总结为四个方面。它们包括，通过自身知道国家存在，通过朝廷知道国家存在，通过外族知道国家存在，通过世界知道国家存在。比方说朝廷，一个具有国家思想的人，也会有爱朝廷的时候。但是，他爱朝廷，并不表明他爱国。只有当这个朝廷成为国家的代表时，爱朝廷才可称为爱国。可惜的是，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从自身起就不知道国家的存在，以致出现了两种让人痛心的人，一种是不肖的人甘于成为侵略者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人民；一种是只知道些古代典籍，并甘心成为它们的奴隶。

梁启超所说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为什么要培育广大国民的国家思想？这当然同抗击外辱、国家图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的众多事实也表明，当一个国民具有国家思想时，他就会将国家的利益奉为至上。

齐景公时，晋国攻陷齐国的阿城和甄城，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派出去作战的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忧心忡忡。大夫晏婴对他说：“田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请让他领兵打仗。”于是，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退敌之策，他的才干让齐景公非常欣赏，于是景公便任命他为大将，领兵抗击晋、燕两国的军队。

田穰苴对景公说：“为臣出身卑微，陛下从平民中把我提拔上来，士兵不敬重我，百姓也不信任我。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国君派宠信的大臣来担任监军，以壮我军威。”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后，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立标杆和滴漏以计时间，等候庄贾。这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庄贾向来骄横，他认为自己是国君的心腑重臣，现在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把田穰苴放在眼里，他兴致勃勃地与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到了正午，太阳高照，集结军队的广场上，军旗猎猎，准备出征的将士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看到与庄贾约定的时间已过，便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派人去请监军，自己在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此时庄府里，众人酒喝正酣，庄贾吃喝正在兴头上，门丁来报，说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地嘲讽说：“平头百姓当将军，爱把鸡毛当令箭！”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检阅完毕的将士，仍然排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山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众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这时，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乘马车来到。田穰苴疾步上前，责问庄贾为何不按时来军营。庄贾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来饯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家庭；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父母；战鼓擂响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国君寝食不安。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饯行！”于是，他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该如何处置？”军法官答道：“应当斩首！”这时，庄贾害怕了，他忙派人快马报告齐景公。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全军将士震惊。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使者拿着符节前来救庄贾，鞭马急跑冲入军中。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里，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应当斩首！”使者也吓坏了。

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能处死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车夫，砍断了车左边的车把，斩了左边的那匹马，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如此果断刚毅，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于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担任齐国的三军统帅。

在这个故事中，田穰苴毫不顾忌庄贾是国君的心腹宠臣这层关系，而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处理问题，不徇私情。最终，在他的带领下，齐军战胜敌人，收复失地。他的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认识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足以说明梁启超所说的让国民具有国家思想的重要性。

国家，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形成的共同体。在国家的架构中，存在着治理社会的权力机构。梁启超指出，有两个原因让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一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一是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这也就导致了国家常处于被侵吞、被分裂的局面。历史和现实一而再地告诉人们，只有当国家得到保全，国民的各种权利才有保全的可能。当人人都把国家的利益置为最高利益时，这样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全体国民具有国家思想。

所以，梁启超所倡导的国家思想，既是一种爱国精神，又是一种做人的素质，更是一种强国的武器。这样的国家思想，自然值得大力培育和宣扬了。

叁 为什么要倡导进取冒险的精神

人的一生中往往都是与忧患相伴在一起的，如果怕难，就会落到危险的境地。梁启超十分惊惧地看到，在整个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快速退步，险象环生。通过分析后，他认为，欧洲各民族之所以比中国人优秀、坚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富于进取冒险精神。为此，他举出了许多有关个人的进取冒险的事例。

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四次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美洲大陆。哥伦布本是意大利人，自幼热爱航海冒险，并掌握了丰富的航海知识。他十分向往印度和中国。当时，地圆说在欧洲已经很盛行，哥伦布也非常相信。为此，他为了实现由西向东的航行以前往东方，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提出过资助申请，但都遭到了拒绝。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到处游说，花了长达十几年时间。直到1492年，他说服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他的愿望才得以实施。1492年8月3日，他带着西班牙女王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百吨位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在大西洋上直向正西航去。经过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1492年10月12日凌晨，他们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以为到达了印度，后来才知道，哥伦布登上的这块土地，属于现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此后他又三次重复他的向西航行，又登上了美洲的许多海岸。

梁启超所举的另一个人是立温斯敦（今译作利文斯敦）。他“只身探险于亚非利加内地，越万里之撒哈拉沙漠，与瘴气战，与土蛮战，与猛兽战，数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开通，为白人殖民地。”

立温斯敦是英国传教士，非洲地理考察家，1841年到贝专纳(今博茨瓦纳)的开普敦任传教士。这期间，他一面传教，一面从事地理考察。40年代后期遍游贝专纳北部，并于1849年到达恩加米湖。从1852年开始，为了传教和开辟内陆的贸易通道，他对非洲中南部进行了3次长途考察，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横越非洲大陆的欧洲人。在考察中，他发现了赞比亚河上的大瀑布，于是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来命名它。1857年，他写的《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一书出版。1858年他第二次去非洲，先后考察了赞比西河、希雷河和鲁伍马河流域及马拉维湖和尼亚萨湖地区。1865年发表了《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第三次考察从1866年开始，其目的地之一是勘察中非分水岭和尼罗河的源头。他勘察了大湖地区，并考察刚果河河源。1868年发现坦噶尼喀湖，不幸在那儿染病。1871年3月他抱病到达卢阿拉巴河注入刚果河处的尼扬圭。1872年，他再次向南探察尼罗河河源，后因病重于1873年逝于今赞比亚境内的班韦乌卢湖畔。

而后梁启超一口气举出了十多位富有进取冒险精神的人物，他们基本上为欧美人。他赞赏他们道：“其精神有江河学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其成也，涸脑精以买历史之光荣，其败也，迸鲜血以赎国民之沉孽。”为什么欧美人会有如此让人推崇的进取冒险精神呢？他认为，生成这种精神源于四种原因：一是生于希望，二是生于热忱，三是生于智慧，四是生于胆力。他指出，中国人失去进取冒险的心性，由来已久，每况愈下。其实，在历史上，中国人是不乏进取冒险精神的。比方说班超出使楼兰国的故事。

东汉名将班超，早年曾经率领军队出击北匈奴贵族，战功显赫。一次，他与从事郭恂一起被派遣出使西域。刚到楼兰国时，楼兰国王还款待得十分周到，后来突然改变了态度。班超感到十分奇怪，猜想这一定是北匈奴派来了使臣从中作梗，让鄯善王不知该怎么做出决定的缘故。于是，班超唤来对方侍臣，诈他道：“我听说北匈奴使臣已经来了好几天了，他们现在在哪里？”侍臣一听，十分惶恐，就交待了一切。班超一听，果然不出他所料，便私自把随他一起来的官兵共三十六人全部召到一起喝酒。趁大家喝得酒劲正浓时，他激发道：“现今大家和我一起都身在异国，本是想立大功，以求发达。可匈奴使臣来到这里没有几天，楼兰王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说不定哪天他会把我们送给匈奴，那我们的身体骨肉可就要被豺狼吞吃了，大家说该怎么办？”部下们都说：“在这危亡之地，生死都听你的！”于是，班超提议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下，也只有趁夜火攻匈奴使臣大营，让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马，然后趁乱消灭了他们。这样一来，楼兰王就会吓破了胆，我们的事才能成功。”大家提出：“这事要不要跟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怕郭恂胆小坏事，一口否定。就这样，班超独自率领三十六人，一举拿下匈奴军营，结果让楼兰国举国震惊。于是，班超和他的部下们一起，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出使任务，与楼兰王和盟后返回国内。

班超他们的表现，的确是一次为人称道的进取冒险行为。并且，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那么，是什么导致中国人的进取冒险精神到后来走向了衰微呢？我们从中国人有关孝的伦理道德观中“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中就可见一斑。类似这样的话还有，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梁启超认为，除了老子的无为影响之外，对于国教中孔子的话，人们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舍弃了孔子思想中“为”主义，而取了“勿”主义；舍弃了“乾”主义，而取了“坤”主义；舍弃了“力”主义，而取“命”主义，“于是进取冒险之精神，澌灭以尽”。

靠着进取冒险精神，哥伦布和立温斯敦不仅为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也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梁启超大力倡导，让进取冒险精神在国人身上回归，不管中国的传统儒家学说中有没有刻意泯灭人们进取冒险精神的用意，从国人几乎固化的人生价值观上来说，这首先就是一种伦理观念的突破。

在国人的心性中，有一句与进取冒险精神勉强挂上钩的话：“富贵险中求”。但这纯粹是功利性的诉求。它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进取冒险精神大相径庭。梁启超所说的进取冒险精神，是基于一种良好人格之上的开拓精神，它的出发点是为了征服和改造自然，它的动机是振作人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实现强国梦，它的归宿是为国家和人类服务。所以，为了让国家自强自立，他除了呼吁进取冒险精神融入中国人的心性外，还格外地把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他为此“抚弦慷慨，为《少年进步之歌》”。这首歌原文是英文，此处姑且做个翻译以呈现出来。

少年进步之歌

永远不要朝后看，少年们，当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在未来的岁月里，时间宽裕，少年们！

尽管这道路漫长，少年们，心怀梦想面对它！

当攀登一座山峰时，不要停下来朝后看！

首先要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少年们，然后鼓起坚强的勇气！

肩负起重担，迈着坚定的脚步一直前行，前行！

当你接近峰顶时，少年们，在这崎岖的路上，

不要瞻前顾后，努力攀登，攀登！

成功的峰顶就在眼前，少年们，鼓起勇气，

哪怕生病衰老，也要坚持爬上去，站到峰顶！

肆 为什么说享有权利是人的天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朝兴朝废，涉及人的权利时，所尊奉的准则可以用一句话带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典型的等级制度下的权利分配。梁启超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都有先天性的自捍自保的功能，人之所以比其它生物高贵，是因为人不是单纯为生存而生存，还有一种把保全人格当作责任的权利。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他发现许多人连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放弃了，而选择了自杀。所以，他说：“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

梁启超十分赞同德国伊耶陵的观点。权利的目的在于让人生活在平和之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就离不开战斗。有侵犯自己权利的，就必须抵抗；侵犯不停止，抵抗就不停止。就权利的本质来说，它就是竞争。历史上，为权利而战斗的事不胜枚举。比方说春秋时期的夏征舒杀陈灵公一事。

夏征舒，是陈宣公的曾孙。陈灵公在位时，他担任司马。当时，陈灵公和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通奸。陈灵公十五年的一天，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三人在夏征舒家喝酒。陈灵公跟仪行父开玩笑，说夏征舒长得像他仪行父，仪行父也跟陈灵公开玩笑，说夏征舒长得像他陈灵公，夏征舒听后很生气。陈灵公喝完酒出来，夏征舒在马棚边设下埋伏，让弓箭手射死了陈灵公。

在这个故事中，夏征舒所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人格权利。梁启超认为，人有需要，需要满足后就设法保护它，这就是权利思想的来源。有权利思想的人，一受到侵犯和压迫，就会产生苦痛的刺激，于是就有了捍卫权利的抵抗；而没有权利思想的人，受到侵害后，感觉不到苦痛，呈现出来也就是麻木不仁了。谈到麻木不仁，最让人痛心、寒心的事，莫过于清兵攻陷扬州城后，战败方老百姓的表现。

据史料记载，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当地老百姓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精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一声：“跪！”呼啦啦这些人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这些被屠杀者的表现，让人想到了任人宰割一词和羊引颈甘愿受戮的情形。那么，是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呢？这显然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没有权利思想的人。梁启超指出，权利思想的强弱，与人的品格紧密相关，对于高尚的武士来说，为了自己的名誉，可以做到以死相拼，而决不委曲求全。战国时期，颜蜀见齐王时的表现，就表明他是一个权利思想很强的人。

颜蜀是齐国的高士。齐宣王慕他的名，把他召进宫中。颜蜀随随便便地走进宫内，来到殿前的阶梯处，见宣王正等待他拜见，就停住脚步，不再行进。宣王见了很奇怪，就呼唤说：“颜蜀，走过来！”不料颜蜀一步不动，冲宣王说：“大王，走过来！”宣王听了很不高兴，左右的大臣见颜蜀目无君主口出狂言，都说：“大王是君主，你是臣民，大王可以叫你过来，你怎么能叫大王到你那儿呢？”颜蜀说：“我如果走到大王面去，说明我羡慕他的权势；如果大王走过来，说明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羡慕大王的权势，还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齐宣王恼怒地说：“到底是君王贵，还是士人尊贵？”颜蜀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士人尊贵，君王并不尊贵！”宣王说：“你凭什么这么说！”颜蜀神色自若地说：“当然有凭据。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秦王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在高士柳下季坟墓五十步以内的地方砍柴的，格杀勿论！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不就是说，一个活着的君主的头，竟然连一个死的士人坟墓都不如啊。”齐宣王无言以对，满脸不高兴。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像颜蜀这样有着强烈权利思想的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比比皆是，同时大家也都清楚，就像过了这村没这店一样，离开了这个时期，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权利思想似乎彻底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迸出些战斗的火花来，为什么呢？梁启超分析后认为，自孔子以来，中国先哲的教育，所倡导的都是宽柔待人，不提倡对无道的人采取报复的措施。在具体应对措施上，往往采取的是：“犯而不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这实在是用说教来掩盖人的懒惰、懦弱和胆怯，是一种劣根性，从而误尽天下。所谓的百忍成金、唾面自干，这不是善，更不是美德，实在是愚钝无耻，是造成“全国人而为无骨无血无气之怪物”的罪魁祸首。它造成的恶果是：“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这其中的奴性，可谓深入国人骨髓，不亚于一种罪恶。

而如何改变国人的奴性呢？首先，自然是让权利思想重新主导人的大脑。梁启超认为，权利的实质就是竞争，要想让人的权利获得保障，就得依靠法律。所以，有权利思想的人，要把争取立法权当作第一要务。一个群体的法律，都是由掌握立法权的人制定出法律来保护自身权利的。具有很强权利思想的国民，保护他们权利的法律必定会经常变更，并逐渐向善的方面转变。权利思想越发达，那么人人就都会争取成为强者。这样强与强相遇，权与权相衡，就会形成平和善美的新法律。而有了权利思想，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还是看人家国外的事例吧。

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并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他为此大为扫兴，觉得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于是，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谁知，倔犟的磨坊主毫不顾忌国王的权势，居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于是，他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其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在这个事例中，如果按梁启超的观点，磨坊主不但是个权利思想极强的人，而且是个维护自身权利极坚决的人。在他看来，权利的实质就是尊严，为了它，就必须战斗。而中国人，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恢复，这样的国家能有进步吗？

梁启超感叹道：在这个世上，再没有比中国人的权利思想更薄弱的了。所以不能再让旧的伦理道德观来束缚国人了，而应该让权利思想复苏了。为此，他大声疾呼：“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

伍 为什么说自尊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让中国人的心性中烙下了深深的奴性。梁启超为此感叹道：“悲哉！吾中国人无自尊性质也簪缨何物？”进而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自尊，就做不到去维护国家的自尊；国家做不到自尊，就不能屹立于世。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都有以自己的国家为荣的自尊之言。中国人呢？

清末时期，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谁知，还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皇上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太监们处于被欺凌、奴役的地位反不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看似维护国家尊严的话，其实质不过是用来体现奴才对主子的忠心。至于国家，恐怕连这种观念也没有。没有国家意识，没有自尊的诉求，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梁启超十分辛辣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君相官吏，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好像孝子侍奉自己的父母；士农工商，仰外国人的鼻息，奉承他们，围着他们转，好像妓女讨嫖客的欢心。那么，是中国人的心性中固有这种奴性吗？显然不是。请看晏子使楚的故事。

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上，让晏子从这个洞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迎接晏子。晏子完成使命要走时，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派遣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没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只能出使到楚国来了。”

又有一次，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这消息后就想羞辱他。于是，就和侍臣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晏子来到楚国后，楚王赐晏子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个士兵捆绑着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捆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武士回答说：“是齐国的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对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晏子离开座位，回答说：“我听说过，橘树生长在淮南是橘树，生长在淮北就变为枳树，橘树和枳树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其实它们果实的味道却完全不同。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啊。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就偷窃，莫非是楚国的水土致使百姓善于偷窃吧！”

在这个故事中，晏子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义正词严地将个人和国家的自尊一道维护了。而这也印证了梁启超所说的，国家是靠国民来成为一个整体的，想要求得一个国家的自尊，首先必得从国民自觉维护个人的自尊开始。

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宾卑聚。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坠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剑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宾卑聚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

宾卑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弄得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昨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敢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三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

于是，每天一早，宾卑聚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像一样的人。可是，三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他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

在这则寓言中，宾卑聚宁可搭上身家性命，也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初看起来非常让人敬重。但它的这种举动的本身，很明显含有愚昧的成分。所以，他选择自刎，看似在维护自尊，实际上无异于自暴自弃。梁启超指出，自尊之道，首先在于自爱。然后做到自治、自立、自牧和自任。一个连自身都不爱惜的人，也就谈不上能做到维护自尊。中国人从心性中就抛弃了自尊，也就做不到自爱、自治、自立、自牧和自任了。

陆 权利和义务是怎样的关系

梁启超指出，他所倡导权利思想的目的，是深恨中国数千年来，有人（特权阶层）只拥有权利而不尽义务，所以希望广大国民们都能通过权利思想来武装头脑，以此来对抗特权阶层。事实上，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人人生而拥有应得的权利，同时，人人生而拥有应尽的义务。在野蛮时代，有的人拥有权利却没有义务，而有的人只尽义务而没有权利，这都是不公正的。前者，如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后者如奴仆雇工，太监宫女，而这在梁启超生活的年代，仍然蔚为大观。这似乎约定俗成般地形成了一种传统：权利只属于特权阶层的，而义务仅限于广大百姓。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义务思想，源于私人与私人之间的，非常发达，而对于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事，就变得非常薄弱。这也就让那些在别的国家能得到贯彻的公民应尽的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成为了中国人最为畏惧的两件事。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权利思想造成的恶果，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义务思想。造成这种状况，并不是先天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正面和反面的事例都在表明，中国人原本就有深厚的义务思想。

东汉时期，会稽郡比较偏僻荒凉，当地老百姓不断受到贪官剥削，日子过得很苦。刘宠任会稽太守后，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治河患身先士卒上堤劳作，视百姓之疾为父母之疾，为官十分清廉，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说：“为官之道，舍一分则民多一分赐，取一文则官少值一文钱！”《后汉书》评价他的政绩说：“宠治越，狗不夜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

刘宠为朝廷官员，身先士卒，为老百姓谋福利。从国家角度来看，他是在履行国家义务；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行使的是国家的权利，从而让老百姓认识到了国家的价值。那么，这种本是国家与国民互动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到后来成了国人认知上的盲区呢？对此，梁启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明确的是，千百年来的社会阶层分离、等级对立的专制制度是主要原因。

所以，梁启超所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建立在国家的高度，从现实出发，目的是为了让权利变为尽义务的权利，让义务，变成拥有权利的义务。

第八章 梁启超谈教育：教育之成效在将来，不在当下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这样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段话表达出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少年的强盛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少年如何才能变得更强，当然唯有依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才能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成长，最后成为有用之才。不过，虽然教育可以将他们培养成才，但教育不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应该慢慢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梁启超也说过：“教育之成效在将来，不在当下。”所以，我们必须重视长远的教育效果，而不应该只关注眼前。

如今，每个家长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有的父母甚至不惜花费重金将孩子送往外国，接受西式教育，他们认为这就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并不一定适合他们，因为他们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安排。所以，如果想要制定出合理的教育方式，那么就应该根据孩子自身的特质而定，这样既不会磨灭孩子自身的闪光点，也可以培养出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从而将其培养成不可多得的人才。

壹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清末民初，参与维新和革命的仁人志士越来越多，逐渐兴起了一股国民思维的变革浪潮，这其中就包括对国民思想、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改造。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用教育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梁启超对教育的研究颇有心得，他所提倡的主要是德育，也就是为中国社会培养所谓的“新民”。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核心内容便是德育，他说：“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优劣，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素质。他指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始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国民素质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受到一些国家的压迫和欺凌，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因为社会制度的落后，导致国民素质下降，从而致使国家衰弱。

在梁启超看来，想要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就必须从培养国民的素质方面着手，加强国民教育，提高人们的整体修养。梁启超认为，任何教育都要从德智体三项入手，而其中智力与体力的教育比较简单，道德的教育才是最困难的。他曾这样说过：“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他将道德建设视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中心环节。

中国古代人就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他们认为有德行的人，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才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古代的选官制度，多项考核都与个人修养有关。在两汉时期，所推行的察举制和征辟制的选官制度，就与人才的德行有直接关系，只有品学兼优或者被乡里推举为孝廉的人，才可以担任官员。由此可见，古人对人的德行是多么看重。

在梁启超看来，古人对德行的看重无疑是提高人们素质的有效途径。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人们的素质。他认为，教育虽然复杂，但究其根本，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尤其是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在这方面，古代先贤，无疑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关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李勉葬银正好就是其中一例。

李勉是唐朝人，自幼喜欢读书，看到书上有益处的教导，他就会跟着去做，在实践中检验书中的知识。时间长了，他就逐渐养成了习惯，谈吐之间流露出的都是诚信儒雅的君子之风。李勉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一直坚守君子之义，奉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名言至理，从来都不会做出一些罔顾道德的事，更不会贪取不义之财。

有一次，他前往梁宋地区（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求学，路逢大雨，所以不得不找一家客栈留宿。而这时，正好有一位进京赶考的书生也路过这里，两人便同住一家客栈。经过一番交谈，两人一见如故，因为阴雨连绵，不便赶路，所以两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接连几天，两人在一起谈古论今，讨论学问，很快便成了知己好友。

有一天，这位书生偶感风寒，一下子卧床不起。李勉了解到情况后，赶紧为其请来郎中，并根据郎中的吩咐帮对方抓药熬药，照看书生按时服药。

一连好多天，李勉一直细心照料着这位书生，对方的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都由李勉来打理。但是，就算如此，那位书生的病依然不见好转，反而逐渐恶化。看着日渐虚弱的朋友，李勉十分痛心，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对方治好。于是他开始在附近百姓家里寻访民间药方，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治好书生，除此之外，李勉还经常一个人进深山，找寻一些药店没有的名贵药草。

一天傍晚，李勉从深山寻药回来，准备煎药给书生服用，当他来到书生房间后，看到书生的气色明显比昨天好了很多，因此心里十分高兴，便关切地凑到床前问：“兄弟，今天感觉如何？是不是好多了？”

书生说：“我想，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这极有可能就是回光返照，不过，临终前兄弟还想拜托你一件事。”

李勉连忙安慰道：“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怎么可能是回光返照，今天看你的气色好了很多，只要安心静养，过不了几天，必然可以痊愈的。兄弟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书生说：“你将我放在床下的箱子拿出来，帮我打开。”李勉照做，依言打开了箱子。

书生指着里面一个包袱说：“我一病数日，真是麻烦李兄了，感谢你近日来无微不至地照顾。包袱中有一百两银子，是我准备上京赶考的盘缠，现在没什么用处了。我死后，麻烦你用这些钱为我置办棺木，顺便通知我的家人，让他们前来领取我的遗体，带回老家安葬。剩余的钱都送给兄弟了，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不能拒绝，不然就算是我死了都不会安心的。”

李勉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再安慰也是徒劳，为了让书生安心养病，于是他答应对方收下银子。

第二天早晨，李勉再去看书生时，发现对方已经去世。李勉感慨万千，遵照对方的遗愿，为其置办棺木，精心为他料理后事。书生留下的银子，除去花费，还剩下了很多，但李勉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将这些钱财仔细包好，随着书生放进了棺木中。

不久，书生的家人收到李勉传来的消息后赶到了客栈。书生的家人十分悲痛，但他们还想看书生最后一眼，于是合力移开棺木，但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其中发现还有陪葬的银子。于是，他们便问李勉是怎么回事，了解到银子的来历后，书生的家人对李勉赞不绝口。

李勉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高贵品格，从来都不贪图享乐，不贪图他人钱财。后来，李勉官至当朝宰相，但他依然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诚信自守，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同时在朝中的威望也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并且深得唐肃宗器重。

自古以来，品德高尚的人往往会受到世人的爱戴；廉洁奉公的臣子，也会受到统治者的重用。但一个人的品格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由此可见，教育对人们的品格培育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曾言：“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在他看来，人们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与培养，尤其是在德行方面，要经得起磨砺。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出一番成就。

贰 耕耘与收获

梁启超在《家书》中曾这样写道：“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

梁启超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的教育思想，从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教育之道上的确颇有建树。梁家的九位子女分别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出现了“一门三院士”的辉煌景象，堪称“满门俊秀”。梁启超对子女往往都是言传身教，从来都不溺爱他们，更不会做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他不限制孩子们的发展，没有强硬地要求孩子们走与他相同的道路。他认为，人的主观创造力是十分强大的，可以助推人们获得难以想象的成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孩子们才走上了成功之路。很多学者都研究过梁启超的教育之道，认为梁家之所以“满门俊秀”，并非偶然事件，是得益于梁启超教育的结果。

梁启超十分注重幼儿教育，并且懂得因材施教，人身作则。他曾在自己的作品《论教育》中写道：“春秋万法论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对孩子们的启蒙教育非常看重。他认为，启蒙教育是人们接受教育的起点。确实如此，人在幼年时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具备很强的模仿性和可塑性。而孩子们最先接触的必然是自己的父母，因此，父母就是孩子早期的启蒙老师，家庭就成为了孩子们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而孩子们所处的环境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言行举止。可以说，家长就是孩子的镜子，而孩子则是家长的影子。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因此，只有家长行得端坐得正，孩子们才不会歪斜。梁启超认为，家庭教育必须将“严”与“爱”充分地结合起来。“严”是因为教育容不得半点马虎，而“爱”则是出于家长对孩子的关爱，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名利的问题上，梁启超经常教育子女，要做到“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也就是把握住当下，努力去做，享受拼搏的过程，仅仅将收获看作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如今，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十分在意事情的结果。有的甚至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熟不知，太重视结果的人，就会将收获当作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这样最后成功了还好，如果失败了就会万劫不复，因为期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

梁启超对曾国藩十分推崇，他曾发出过这种感慨：“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在家庭教育方面，他也学习曾国藩，要求子女不要看重一件事情的结果，要享受其中的过程。其实这也就是要求子女们看淡名利，不要太在意得失。不要苛求将来能不能成就伟大事业，只管辛勤耕耘。

不问结果，只看过程，就是要求人们坚定地朝自己选定的方向走下去，人生路或许充满坎坷和泥泞，不是每个目标都可以实现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选择的道路一定是正确的，但一旦选择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在你拼搏的过程中，你还可以继续观赏周边的风景，观察你走过的每一步。

梁启超的名声不可谓不响亮，但他的子女并未利用自己的声望来谋求事业前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人生高台的。辛勤地耕耘，不问结果的付出，最终让他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抗日战争期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和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在偏远的山区一待数年，辛苦搜集了大量的古建筑资料，将我国古代建筑史料的一段空白进行了高效填补，他们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梁启超所教授的“但问耕耘”的行事理念。

人生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心想事成”，很多时候，虽然你付出了很多，却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回报，但你努力过，坚持过，奋斗过，就必然会有所得。梁家之所以可以“满门俊秀”，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但问耕耘”的理念，一直默默付出，才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收获了成功，这就属于自然而然的结果。

其实，成功并不一定是功成名就，也不一定是名利双收，更不一定是事业有成，而是坚持不懈的奋斗过程。只有经历了艰苦卓绝地奋斗与拼搏，人们才能积累到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让自己的精神更饱满，让人生更圆满。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曾说过：“不问苦乐，不管得失，不看成败，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去战斗！”这其实跟梁启超坚持的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无论任何事情，只要坚定不移地去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受外界的干扰，不为最后的结果而焦虑不安，这样在最后必然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收获。

因此，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必须得沉住气，如果他们在乎的只是结果，那样就会将目标变得极为利益化，这样的教育过程自然是收效甚微，到了最后也不可能得到自然而然的结果。

叁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

很多人认为，只要一个人拥有了知识，那么这个人就有学问了，就可以为社会做更多贡献了。其实，这种想法虽不算错，但也有着一定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良好德行，那么自然是拥有的知识越多越好；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德行，那么拥有的知识越多就越坏。历史上不乏一些俊才豪杰，他们都具有渊博知识，并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为百姓安居乐业添了一份力。但在天下稳定之后，他们便失去了起初的进取之心，以至于做出违背道德，抛弃社会责任的事情。这样的人，拥有的知识越多，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一个合格的人，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在梁启超看来，“智仁勇”是成为合格的人的基本要求。

孔子曾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无惧。”为了培养出“智仁勇”兼备的人才，梁启超认为，应该将教育进行分化，分为智力教育、情操教育和意志教育，而且这几种教育要按照孔子所说的去做，智力教育就是要为人解惑，情操教育就是要让人不忧虑，意志教育就是让人不害怕。那么应该怎样做才能教人不惑呢？

在梁启超看来，这要从四方面入手，第一，从基础知识抓起，让人们打下深厚的知识功底；第二，从专业知识着手，让人们掌握足够的专业技能；第三，在作出判断的时候要果敢，培养人们当断即断的魄力；第四，要保持清醒头脑，以便做出最快反应。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困扰，究其根本，就是在为成败和得失而忧虑。而如何才能做到不忧呢？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对待现实，积极乐观地去处理遇到的烦心事，做到了这些，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加坦荡。

梁启超认为，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人，那么首先要培养的不是他的智慧，也不是他的勇气，而是他的仁义，也就是德行。也就是说只有拥有了崇高的品质，才能去谈其他，不然一切只能是空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因为从小便受到这种教育，才逐渐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家。

在欧阳修4岁时，他的父亲欧阳观便在官任上去世，母亲郑氏与年幼的欧阳修生活没有了着落，所以他们母子俩只能依靠母亲为他人拆洗换取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由于欧阳观生前为官清廉，因此其死后家里可谓是一贫如洗，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所以郑氏只能用芦荻作笔，将沙滩抹平，在沙滩上教欧阳修认字。郑氏的这种教导，为欧阳修以后在文学界大放异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家里贫困，欧阳修买不起书，所以想看书只能去别人家借。随州城南的李家藏书颇丰，欧阳修便经常来找李家的孩子玩耍，等两人熟识之后，欧阳修便向李家借书拿回家看，此后，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冬，还是酷热难耐的盛夏，他从未间断过，借书看书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在看书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书中的一些有意义的内容，他就会拿出纸笔直接将文字抄录下来。

一天，他照常去李家玩耍，临走之前，他在李家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六卷本韩愈的文集，看了一眼之后就沉迷其中。后经过主人允许，他便将这几卷文集带回家仔细阅读。这次的阅读，让欧阳修大开眼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读这些书。十分佩服地说，“此文只应天上有”，当时，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但毕竟当时的欧阳修还尚属幼年，所以对韩愈的文章表达的意思有些吃不准，不过他完全被韩愈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文风所震撼。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宋朝以来，社会上关于文章的写作和研究仅限于讲文法，却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文章，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有益之处，甚至一直在误人子弟。也正是在韩愈文学思想的启示下，一个提倡韩愈文风，彻底清除当时文坛上坏风气的念头不可遏制地出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地方做过掌管行政事务以及司法事务的底层官员。他十分注重百姓的生活问题，关心民间疾苦，因此他一直坚持着廉洁作风，受到了众多百姓的喜爱。后来，欧阳修做官以后，他母亲郑氏也不断地为他讲述他父亲为官的准则和一些事迹。郑氏告诫欧阳修，你父亲在担任地方司法官期间，总是在夜里处理案件，凡是与老百姓有关的案件，欧阳观在处理时总是十分细心，翻来覆去地去看相关案宗。但凡可以从轻发落的，他必然会从轻判处；对于某些不可以从轻发落的，则是十分痛惜，常常摇头叹息。郑氏还说：“你父亲为官，一向廉洁奉公，不掺杂任何私欲，同时他还喜欢拿出一部分财物去接济他人，他最喜欢的就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他的俸禄不多，但经常不让钱财产生剩余。他经常说，不要将钱看得太重，如若不然，必然会被钱财所累，生出一些不该有的想法。”因此，在其去世之后，没有为家里留下任何财产。

此外，她还告诫欧阳修，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为父母提供十分丰盛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孝心。自己虽然没有余财去帮助比自己还穷的人，但要保证自己心中长存仁义，这样才能端正自己的德行。郑氏还说：“我没有能力教你太多，你只要记住你父亲的话，记住他曾经教你的道理，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母亲所说的每一话，都深深地印在了欧阳修的脑海中，并终其一生都没有忘记。

北宋景祐元年景祐三年(1036年)，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与当权宰相吕夷简斗争失败，最后被逐出京城。而当时的欧阳修与范仲淹几乎没有任何交情，得益于早年的父母教诲，他在目睹重臣蒙受不白之冤时，义愤填膺，上书为范仲淹鸣冤，并指责谏官高若讷忠奸不分，私心作祟，文过饰非。欧阳修还用，“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种言辞激烈的文章，自然让高若讷等人大为恼火，因此，没过多久，欧阳修也遭到了对方的诬陷而被贬出京，担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当时与欧阳修敌对的派系纷纷出言，让其马上离开京城，不得逗留，因此欧阳修只得匆匆上路。乘船之时，由于过于仓促，欧阳修险些淹死在湍急的河流中。

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心中十分忧虑，对仕途前景一片茫然。他的母亲郑氏，这位受尽磨难的女子，在看到儿子仕途不顺之后，表示支持儿子的义行，没有任何沮丧的情绪。母亲的理解和支持，无疑是在为欧阳修打气，让他坚持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无疑为欧阳修的重新振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欧阳修逐渐从被贬的心情中调整了过来，重新激起他对生活和事业的热爱，最后仁宗将其召回了京师，他也展开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这就是美好德行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在成长的道路上，端正的品行可以启迪智慧，激发人们潜在的力量，让自己为人处事的境界得到快速提升。只有具备了优秀品质，人们才可以成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打造出与众不同的人生。

肆 立志，更需养志

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学约》中有这样一段话：“志既立，必养之使勿少衰。如吴王将复仇，使人日聒其侧，曰：‘而忘越人之杀而父乎’学者立志，亦当如此。其下手处，在时时提醒，念兹在兹。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后，必求学问以敷之，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此又一端也。”这里讲的就是立志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立下志向之后，就应该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在梁启超看来，“立世应以立志为尚”。人的学问和知识之所以会不断进步，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人们立下了或大或小的志向，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学习时就没有动力，就很难做出自己的学问。而志向明确的人，却往往可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因此，如果人们带着明确的志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必然会在做事的过程中，产生无尽的勇气及斗志，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磨难和阻碍都会被坚定的志向踏破，成为有志者磨练自身意志力的有效工具。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明确的志向，那么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和失败，就会出现畏惧之心，再也不敢向前走，这样只能一直失败下去，最终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教育中，十分重视立志问题，他经常从细节上引导孩子们立志。在与子女的相处过程中，他会在衣、食、住、行以及专业等方面的选择上入手，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指导，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专业，从小树立起自己的伟大志向。他认为，只要足够细心，就可以帮助孩子在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中，挖掘出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事物。

这一点在梁思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梁启超在外游历期间，为远在家乡的梁思成寄来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本书为梁思成树立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的出现，让梁思成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建筑行业当中，之后在学校选择了建筑专业作为攻读的主要方向。

由此可见，立志很重要。但梁启超认为，立志虽然重要，但养志更重要。所谓养志，简单来讲，就是像越王勾践复仇一样，每天卧薪尝胆，时刻让随从提醒他，复仇才是自己的主要目标。为学也样如此，在树立了志向之后，就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愿望。但是，如果一个人立志高远，而不去落实，不付诸努力，那么就永远是空想。

梁启超认为，养志还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知识的力量来明确志向，如若不然，志向就会变成没有依托的梦幻泡影，而没有清晰的方向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沉沦下去。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一定的知识修养之后，他所树立的志向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对志向的坚持也会变得更加坚定。如果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就要努力做到这一点。

无论任何时代，确立志向，提出自己的理想，都是孩子人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志向可以激发孩子们的进取心，让他们拥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只要他们坚持下去就可以收获美满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应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志向和理想，指引其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而不是没有任何头绪地埋头乱撞。

众所周知，林则徐是我国的民族英雄，其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虎门硝烟”沉重打击了西方列强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而他的人品、事业都离不开早年父母对他的悉心教导。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个对对联的高手，经常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向他讨教。一天，一位老先生听说林则徐的父亲对对联十分厉害，也来登门拜访。林则徐便问对方是谁，老先生自认自己还算有些名气，没想到林则徐竟然不认识他，这让他大为恼火。但是细想一下，毕竟对方还小，少不更事。不过这位老先生还是有意刁难了一下林则徐的父亲，他看到林则徐光着脚在追赶着小鸭子玩耍，于是便想出了一个上联：鸭母无鞋空洗脚。林宾日听后，开始思索下联，谁知这时林则徐脱口而出：鸡公有髻不梳头。老先生听到林则徐对的下联之后，大为赞叹，认为他对得十分工整。但仔细一想，觉得林则徐是在嘲笑他的外表，于是生气地走了。林宾日看到林则徐对的对联十分工整，于是兴奋地要带着林则徐去买好吃的，谁知林则徐说自己不想吃好吃的，而想去父亲的学堂读书。当时徐父觉得他太小，怕他跟不上其他人的学习进度，所以出言劝阻，但最后在林则徐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同意让其在学堂试听。

第一次上课，由于学堂前面没有了位置，所以父亲只能将林则徐安排在后面。这就导致林则徐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所以一直在左看右看的自言自语，其父看到之后认为林则徐学习不专心，因此便出了一题来考考他，题目就是解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林则徐解释不出来，他父亲很生气，认为林则徐的不用心听讲，所以才解释不出来。于是便说，如果你跟不上，就回去喂鸭子。

回到家中，林则徐的父亲看到他正在写字，但想到白天在学堂发生的事情，还是忍不住发火，对林则徐一顿训斥，说是如果他以后上课再不用心听讲，就罚他抄写唐诗。林则徐正在写字，旁边就有一只蚊子围着他飞，于是他就去抓蚊子，又被他父亲逮个正着。父亲又十分生气地将其训斥一番，这时，他母亲帮其说话，并且帮他赶走蚊子，让其用心学习。林则徐说自己要好好读书，将来好考取功名，谋得一官半职以奉养自己的双亲。而他的母亲却说，当官并不是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报效国家，为百姓谋福祉。母亲的叮嘱让林则徐铭记于心。

后来，林则徐开始认真学习，并不断取得进步。一次，林则徐的父亲为学生们展示岳飞当年在背后刺下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林则徐看不到，就爬到了桌子上，他父亲认为他喜欢登高，于是决定明天带他去爬山。

第二天，林则徐的父亲带着他去爬鼓山，但是越向上越累，到了最后林则徐干脆坐在一个地方不走了，在被父亲训斥了一番后，他才坚持爬到了山顶。在山顶，面对眼前的壮丽河山，父亲决定考考他，于是便让他以山和海为题做一副对联，而且要将两个字分别用在山下两联中。林则徐略作思考后，做了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让林则徐的父亲大为赞叹。

正是在自己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林则徐才树立了自己的志向，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并努力提升自己的学问，最终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伍 为什么说“百善勤为先”

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古人有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我却欲改窜着说：‘万恶惰为首，百善勤为先。’因为上帝创造了世人，并不是他开了面包铺，销售不了，给我们白吃的。世上无论何人，勤劳是他的本分，设使他不劳作而吃饭，便是抢劫侵占，一切虚伪嫉妒，种种罪恶，因此而起。但是历来宗教家和政治家，到底是奖励勤劳，还是奖励懒惰呢？释迦牟尼削发入山，四十九年苦行救世，每天只吃中饭，而教人不倦，他是勤劳可嘉的。”

在谈及教育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应该重视学生的勤勉问题，“百善勤为先”。在他看来，无论任何人，都应该重视勤劳，因为勤劳才是人们应该坚持的本分，如果一个人不经过辛勤劳作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和抢劫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他十分重视勤劳。

梁启超认为，勤劳是通往成功的路径。但凡勤劳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必然都会亲力亲为，绝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勤劳的人，不会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而会努力地超越自我，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在逆境中不懈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俗话说：“勤能补拙。”一个人即便没有高人一等的智慧，但只要勤奋，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么照样可以获得成功；而一个天才，如果失去了勤奋，那么他的天才之名必然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众所周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便流亡日本，随后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之后又策划云南起义，奔走呼号阻止袁世凯称帝等等。很多历史事件当中，都有梁启超的身影，应该说这些活动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而如果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梁启超自然就没有其他时间来著书立传了，但事实是，他的著作却不止一本。

由此可知，梁启超必然是在政治光环照不到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海洋中的“养分”，同时著书立传。从他的著作成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勤奋。梁启超享年56岁，在这不算长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所著的《饮冰室合集》就有1400多万字，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的各个门类。如果梁启超是在20岁开始写作的，那么他就是在36年时间里完成了海量的文字，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年要完成大约39万字的写作量。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写出如此多的字数，只能说他足够勤奋，如若不然，何以完成如此巨大的写作量。有人曾经如此形容过梁启超勤学苦读的状态，“任公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这种勤学苦读的姿态，值得任何人去学习和效仿。可以说作为学者，勤勉更是其有所成就的必备条件，这一点被无数事例证明了。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就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他正是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就。

童第周不仅是生物学家，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他一直在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工作，是我国这门学科的开创者。

1902年5月，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山村里。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所以童第周小时候一直是跟随父亲学习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直到17岁那年，他才有幸进入学校学习。

上中学期间，由于童第周知识基础薄弱，所以学习起来十分吃力，一学期下来，各门成绩都未及格，因此学校勒令其退学或留级。后来，在他的一再恳求下，学校才批准他跟班试读。

此后，他便与路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到路灯下读外语；夜间学校熄灯后，他也会来到路灯下温习功课。皇天不负苦心人，期末考试，他的各科成绩均突破了70分，甚至数学还考了100分。通过这件事情，童第周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可以做成的事情，通过不懈努力，我也可以做成。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天才，天才都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后来，他还将这次感悟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激励自己奋发向上。

大学毕业后，童第周前往比利时留学。在此期间，他学习更加刻苦，经常钻研项目到深夜，他的这种表现得到了老师的赞赏。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拒绝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到了饱受灾难折磨的祖国。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灯，童第周就和他的同事们在阴暗的环境下利用阳光在显微镜下进行科研工作；没有培养胚胎的工具，他们就用一些碗或杯子代替；没有显微解剖器，他们就用一根被拉长了的玻璃丝来代替；实验所使用的蛙卵，也是他们亲手在野外采集的。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关于金鱼卵子和蛙卵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童第周出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在此期间，他对文昌鱼卵发育规律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到了晚年，他跟其他研究学者进行合作，在细胞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们从鲫鱼卵子中提取一种特殊物质，然后将其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最后长成的金鱼便拥有了两种鱼的特性，而金鱼的双尾也变成了单尾。这种具有开创性的成绩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童第周正是凭借着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才在生物领域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成就。

人生旅途中，很多聪明人最终都是一事无成，但原本被人们看作笨蛋的人，却经常会做出让人震撼的成绩。勤奋或许不一定能让人成功，但要想成功，那么就必须勤奋，不然成功将成为空谈。

英国著名散文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如果你是天才，那么勤奋将使你如虎添翼；如果你不是天才，那么勤奋将帮助你赢得你想要的一切。”一些习惯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勤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陆 学会自立自强自勉

《周易》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古以来，人们就以自立自强自勉，所以对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品格十分看重。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不能太依赖自己身边的拐杖，应该主动的丢掉，学会独立自主地去做一些事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者。因为，有主见的人，在危机来临时，他们不会盲目地选择跟从谁，而会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其中的利弊，当一切都了如指掌时，才时选择最佳时机出手。

其实，生活就是一个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或许你害怕因为独立而失去了某种信赖关系，但如果你扪心自问，就会发现，人们钦佩的都是那些勇于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人。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在心理上保持一种独立，也要在行事上保持一种独立。虽然独立了并不代表着你就成功了，但是学会独立是你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果事事都依赖别人，那么你将失去进取之心，没有了进取之心，何谈成功。一个人只有独立自主，才有创业的勇气，才有机会取得让人惊叹的成绩。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寻求便利，便会求助于他人，这或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自己。如果没有独立的个性，即使有了好的机遇抓不住，就算抓住了，也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在教导孩子时，就十分注重对他们自立品格的培养。

郑板桥三岁丧母，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五十岁以前，一直依靠教书和卖画为生。乾隆七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山东一带出任知县。由于他勤于政事，因此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只不过后来因为主张赈济饥民，得罪了官绅，不得不辞官返乡，此后又操起了老本行，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五十二岁时才有儿子，可谓是老来得子，因此对这个儿子十分喜欢，后为其取名为小宝。为了将儿子培养成才，他可谓费尽心机。

郑板桥在出任地方知县时，因路途遥远，于是将妻子和儿女留在了家中，让其弟郑墨代为照看。郑板桥在为官期间，看到很多官僚子弟，因为娇惯而变得嚣张跋扈，因此，尽管他身在山东，但依旧放心不下远在家乡的儿子。

古人云：“娇子如杀子。”一次，当郑板桥听说儿子经常在家炫耀，“我爹是大官”，并经常欺负佣人家孩子时，他便立即写信给堂弟：“我老来得子，自然对其十分喜爱，但爱之必以其道。”

他认为将儿子交给堂弟看管，必然会比自己更为娇惯。所以，他不断寄诗词回家，让儿子学习诵读。他要求家人对儿子严加管教，要“长其中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家人便按照郑板桥的方法教育孩子，果然取得了明显效果，孩子的进步非常大。家人高兴地给郑板桥写信，告知这种可喜的变化，并说，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小宝必然可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长大也会当个大官。

谁知，郑板桥看了信后，认为家人对小宝的教育不当，在他看来，这样做对孩子没有任何益处。所以，他立即回信说：“将读书的目标定为中举，中进士，作官，这样怎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从根本上就差生了偏差，这样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最终没有什么好结果。”他还说：“其实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在小宝六岁时，郑板桥将其接到了自己身边，亲自教导。每天都让其背诵诗文，并且经常给儿子讲一些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故事，让其明白生活的艰辛，珍惜所拥有的一切。郑板桥还带着儿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他学洗碗，而且必须洗得十分干净才算过关。在小宝十二岁时，他便教儿子挑水，并专门为其打造了一个小桶，方便他独立完成挑水的任务。无论酷暑天寒，郑板桥都要求儿子每天将水缸挑满，从未间断。因为郑板桥的言传身教，所以小宝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当时郑板桥所掌管的地区灾情严重，很多人都吃不起饭。而郑板桥为官清廉，所以家中也没有余粮。一天，小宝哭着说自己肚子饿时，他母亲便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让小宝吃，并告诉他这是郑板桥省下来的。小宝看到有吃的，自然十分高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来到了他家门口，盯着他手里的窝头。小宝看出这个小女孩也非常饿，于是便将手中的窝头分给了对方一半。郑板桥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高兴，连称儿子做的对。

此外，郑板桥对女儿的教导也十分细心。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在诗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来，女儿到了出嫁年龄，郑板桥还亲自为女儿挑选对象，并以一切从简的原则为其办了婚事，他亲自将女儿送到男方家里，特意为其作画一幅，当做陪嫁。在画的一端，他写了一首诗：“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妆薄，赠尔春风几笔兰。”由此可见，郑板桥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很到位的。

郑板桥在临终时，还让儿子亲手做了几个馒头。当儿子将馒头端给他时，他十分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告诫儿子：“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随后他便合上眼睛，与世长辞了。

古人一直在告诫后人，“君子当自强自立，而不能自暴自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脚踏实地，不依靠他人而活，只有这样才能称作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清楚，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如果总是依靠别人，那么自己早晚都会垮掉。这就好比是依靠树木而活的藤蔓，当树木枯萎，轰然倒地之时，藤蔓也不能幸免，将迎来自己的末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别人就算再怎么帮助你，那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就要学会如何独立去战胜困难，只有自己掌握了处理事情和困难的方法和技巧，才能独立自主地存活下去。

梁启超曾在《道德与知识修养》中这样写道：“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他认为，为人应先做自己，一步步地实现自立自强，然后才能去做其他事情。

由此可见，究其根本，人还是要先实现自立，然后才能做出一番成绩。因为“自己挑的水更甜，自己做的饭更香”，所以从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也要努力做到自立自强。

柒 尽力而为，因材施教

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启超认为，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勉强自己，只要尽力而为了，就可以了，不必按照某个标准要求自己。

很多父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表现出某方面的天赋后，就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去练习相关方面的东西，甚至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全才，如果孩子稍有一点做得不好，就对其施加压力。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教育方法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他认为，教育必须以孩子为本，一切教育事宜都应该为人自身服务。因此，人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尽力了，就无须担心事情的成败，无须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丰富而多彩，而不是被压迫的暗无天日。

那么对家长而言，要怎么做才是以孩子为本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材施教。每个人的能力都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需要做的事情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教育时一定要因材施教，对接受教育者“量体裁衣”，这样才能让教育过程顺风顺水，取得最好的效果。

先秦时期，先圣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就已经懂得根据个人才能酌情施教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社会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体”组成的。而这些“个体”代表的就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发掘出自己的独特价值，然后确定自己应该从事哪个行业。

梁启超曾说：“人们因为地位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所以做的事情也不相同。”例如，你可以成为飞行员，而他不行；他可以成为作家，而你不行。

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先找准自己的定位。凡事都不要强求，这样才可以从容地面对生活。如果你已经尽力了，但最后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就说明你确实不是做某个行业的料，所以与其强迫自己继续干下去，还不如换个行业，也许你在新的行业中就可以大放异彩。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梁启超一直在强调，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学到知识，而不是争名次，只要用心去学了，就不必再去强求其他，更不能因看重结果而导致自己精神受损。

梁启超的二女儿梁思庄在初上大学时，第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在班中占到了第16名，而当时班中总共才有37位学生。梁启超知道这一事情后，不仅没有生气，还一直担心女儿因为没有考好而内疚自责。于是他给女儿写信：“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占到第16名，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可见，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开明的，并不以成绩好坏来要求他们，只要他们尽力了，便不去计较太多。

人生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只要心中有追求就是快乐的。但有些人在“求索”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之后，便有些急功近利，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失去原有的快乐。梁启超在教育中十分重视这一点。梁思成在准备出国时，突发车祸，而后十分沮丧，认为这对自己的学业很不利。梁启超则劝解道：“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致精神上之萎畏。”

梁启超认为，无论任何事情，尽力而为了，就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一直都在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无一不是尽力而为的。在教育当中，如果我们也能借鉴这一点，那么就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快乐的学习，这样学习效率必然会得到明显提升。

如今，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头脑灵活，聪明懂事。其实，要想实现这一点，除了平常的教育之外，家长还必须保持端正的教育态度。简单来说，就是要重视孩子的特长，因材施教，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人擅长语文，喜欢写作；有些人擅长数学，喜欢推理；有些人擅长艺术，喜欢画画等等。实际上，从每个人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他自己的特质和优势，所以家中应该“量体裁衣”，为孩子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机会，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是如此，很多父母都会根据孩子的性别和角色对他们进行生硬的设定，这样就会阻碍孩子们的创造性，限制他们的发展，甚至是扼杀他们的发展潜力。

梁启超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种子，没有成长起来之前，谁都不知道他将会向着哪方面发展，这时就要看孩子们的喜好而定，尊重他们的特性，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好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发展潜力。

因此，如果孩子提出另类想法时，并且这个想法不具备危害性，那么父母就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让其保持自己的特质和闪光点，这样他才有可能从“大众儿童”中脱颖而出。很多时候，往往是那些看起来“不乖”的人，才能想出与众不同的“点子”，在危急时刻，想出更简单直接的处理办法。这体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孩子的创造力，而其实只要父母进行适当的引导，孩子必然可以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事情。

任何种子想要成长为大树，必然离不开“浇水施肥”，但在“浇水施肥”的过程中，还必须因材施教。只有使用了适合的肥料，种子才能获得需要的养分，从而为成长为大树打下坚实基础。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们的差异性，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合适的教育。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其实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让他们可以更好地接受教育，并喜欢这个学习过程，只有孩子们主动去喜欢某个事物，他们才会去学习和研究，才会有所进步。因此，要想让孩子取得更大进步，就必须让其在宽松的环境中学习，从而体验到学习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