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解密杜月笙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这不仅在于他以一个来自乡下的15岁孤儿，单枪匹马闯入上海滩，由一个三餐不继的小混混、小瘪三，摇身一变成为了威震上海滩的大亨、阔佬；还在于他发迹之后的所作所为，俨然已由流氓白相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

结识黄金荣，是杜月笙发迹于烟土的起点。黄金荣门生弟子众多，杜月笙作为一个小跟班后来居上，得以与年长于他20岁的大亨黄金荣称兄道弟，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黄金荣、张啸林的青帮大亨，靠的不仅仅是他的机警干练与足智多谋。

杜月笙发迹后，很快青出于蓝，冲出法租界，占领英租界，放眼大上海。令一辈子蛰居法租界的黄金荣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杜月笙审时度势，晋身工商金融界，成为拥有几十个企业、同业公会的董事长、理事长、常务董事、常务理事等头衔的“现代实业家”……而跻身为“最具力量”的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更使杜月笙成为名正言顺的上海地方领袖，成为相当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与此同时，杜月笙长袖善舞，上下通吃。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甚至结拜为把兄弟，或收为门生弟子。对失意政客、文人耆彦、报界影剧界人士更是给予经济奥援，或月奉规银，养为食客。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

有这样一张足以操纵政界、工商金融界的关系网，有法租界做靠山，有帮会黑势力垫底，杜月笙在上海滩可谓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无往不胜。

——在发迹、晋身过程中，杜月笙如此如鱼得水，除了他过人的投机钻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真正依赖的法宝、王牌，就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

杜月笙用钱，堪称民国第一大手笔。即使后来杜绝烟土，跻身工商金融界以后，收入大不如从前，但“用之如土”，一掷万金的豪爽、豪迈仍不改从前。

当年在黄府当差，黄金荣看重的就是他的豪爽、义气，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小弟兄们买吃的。尽管黄金荣一生小气吝啬，但他深深懂得，只有舍得用钱、会用钱，才能广结人脉，成就大事。

黄金荣的眼光没错，杜月笙就是因为舍得用钱、会用钱，才使得他这个白相人出身的流氓大亨得以顺利晋身，有了与金融巨子、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政界高层称兄道弟、交欢于“师友之间”的身份资格。

由于时局变化，由烟赌捆绑在一起的三大亨随着烟赌生意的衰落而分道扬镳。黄金荣自知已不合时宜，选择了退隐养老。张啸林刚愎自用，心浮气躁，有奶便是娘，最后上了日本人的船，在上海的铁血锄奸中被刺杀。杜月笙虽然无贵不交，但在与国民党高层的亲密接触与相互利用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国民党为靠山。可悲的是，当杜月笙对国民党统治者失去了可利用价值，蒋介石便过河拆桥，兔死狗烹，令杜月笙伤透了心。

杜月笙也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如救助灾民、热衷慈善，特别是他积极支持抗战，组织上海抗日救国会、上海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募捐，支援前线抗战。他不受金钱利益驱使，绝不落水当汉奸，甚为难能可贵。在八年抗战之中，更是遥控上海地下工作，铁血锄奸，亦多为杜门弟子。尤其是，杜月笙也曾为八路军筹备过抗战物资。但他毕竟有多年的反共历史，自知罪孽深重，没有勇气投向人民。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曾亲自出面令杜月笙离沪，他委婉拒绝追随蒋介石，最终选择了避居香港。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民国用钱第一大手笔，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一掷万金的杜月笙，最终以区区十万美金的遗产谢幕人世，其晚境的凄凉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立足于翔实史料，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入手，力求再现杜月笙在波诡云谲的旧上海，起伏跌宕、充满传奇的一生。

引子

1931年6月9日上午，上海华、英、法三界居民万人空巷，倾城而出，从法租界华格臬路到金利源码头，人们摩肩接踵，层层叠叠，争相目睹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况——

一支由5000余人组成的仪仗队，由身骑阿拉伯骏马的英国巡捕、骑自行车的法租界安南巡捕和迈着正步的中国巡捕为开路先锋，由海军、陆军、公安、保卫团以及学生童子军，分别抬着政界、军界、租界、上海各界以及十八行省要人赠送的匾额、旗伞花亭，在军乐齐鸣、爆竹喧天之中缓缓行进……

整个仪仗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发的“孝思不匮”大匾。而北洋政府的两位总统——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两位大帅——吴佩孚、张宗昌，一位少帅——张学良，各自送的大匾排列在一起，征战十多年的直、皖、奉、直鲁等各派系首脑统统在这里“聚集”，更是颇多耐人寻味。

——这仅仅是杜月笙奉主入祠的仪仗，接下来在高桥镇的开祠大典，聚集全国名角的三日“沪上空前未有之堂会”，其盛况更是无与伦比。

杜月笙，何许人也？何以如此荣耀？

44年前的鬼节，在上海县高桥镇杜家花园破败的老屋中，杜月笙作为杜家长子也是杜家的独生子降临人世。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一出生就鬼里鬼气的孩子日后会成为大上海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实中等待他的命运，不仅仅是三餐不继，3岁丧母，5岁丧父，8岁的时候继母神秘失踪。8岁孤儿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似乎不难想象。

由于受不了老娘舅一家的冷落和白眼，杜月笙干脆流落街头，由乞讨到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街头赌博，很快成了一帮同龄孩子的小头目。在高桥镇那个小地方，在一帮街头小混混中，杜月笙有了指挥若定、呼风唤雨的小派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杜月笙爱上了赌博。从此，他由儿时的试赌，到少年的滥赌，青年的溺赌，中年后的豪赌，一生与赌博结下不解之缘。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13岁的杜月笙，开始历练出日后闯荡上海滩的基本素质：足智多谋，隐忍薄发，坚韧不屈，蛮横霸道而不露声色的狠劲儿。

15岁，杜月笙看到了不远处的上海滩，五光十色，波诡云谲。那里才是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高桥镇通往浦东渡口的小路上，杜月笙跪在送行的老外婆面前，连磕三个响头。

老外婆伸出颤巍巍的双手，将几个铜板塞进杜月笙肩头的土布小包里。

杜月笙抬起头，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

“外婆，高桥家乡人人看不起我，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进这块土地！”

在老外婆的泪眼婆娑中，杜月笙大步走向渡口，扑向大上海的十里洋场。

29年后，杜月笙一身光鲜地回来了！起家祠、造藏书楼、建学塾，一掷百万大洋。这位“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现代春申君，在内忧外患持续百年的旧中国，三日盛会，竟创下“堂上珠履十万客”，空前绝后的大场面！

一个15岁的乡下小混混，是如何在大上海发迹、崛起的呢？

第一章　小瘪三闯进大上海

一、烟花间里遇知己

1902年春天，杜月笙闯进上海滩的时候，高楼大厦刚刚开始兴建，外滩的外白渡桥还是一座平桥，跑马厅但见一片芦蒿，泥城桥北荒烟漫漫。杜月笙在外滩下了船，怀揣着外婆托乡邻写的推荐信向西走，转眼之间便到了十六铺。

十六铺一带地处上海水陆交通的要冲，从外滩一直到大东门，中外轮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招商、宁绍等都沿黄浦江建有码头。各大码头附近都是商贾云集，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周围货栈店铺鳞次栉比，人烟稠密，每天从早到晚，摩肩接踵，人声鼎沸。

刚从浦东乡下赶来的杜月笙，看到这热火朝天的景象，不由得热血沸腾，一种强烈投入其中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他顾不上多看，就急急忙忙找到“鸿元盛”水果店。他晓得在水果店当学徒不过是他生活的一块跳板，他人生的舞台应该更大、更宽广。

“鸿元盛”老板看过推荐信后，打量了一下杜月笙：人虽长得略显单薄，但个头还算说得过去，看上去也蛮机灵，加上看推荐人的面子，就留他在店里当了学徒。当学徒只管吃住，没有薪水，每个月只发两块剃头洗澡钱。杜月笙初来乍到，学生意的事自然沾不上边，整天除了在店里做些杂活，就是帮着老板娘做家务。

老板娘小名叫花儿，是老板在上海做生意临时纳的小妾。花儿看上去比杜月笙大不了几岁，人虽说不上漂亮，但却泼辣风骚。杜月笙长到15岁，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每当老板不在的时候，杜月笙的眼睛就往花儿身上瞟。他虽然不喜欢花儿那副泼妇相，可每当看到花儿那凸显的丰满大乳，就止不住瞪大眼睛，恨不能撩起那层薄薄的小褂，抱住她亲一口。

这天上午杜月笙正在给老板收拾屋子，花儿从店堂回来，毫不避讳地当着杜月笙的面换褂子，白生生的胸部赤裸裸地出现在杜月笙面前。杜月笙看呆了，只觉得血直往头上涌。

“小囝子，发什么呆？”不想，花儿竟然挺着胸走到杜月笙跟前，举起手里准备换上的小褂，说：“你帮我穿上。”

这是杜月笙自有性别意识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女人。他哆哆嗦嗦接过小褂，手指划过花儿的乳房，花儿呻吟着向他身上贴过来。

这真是郎有情，妾有意。杜月笙一把抱住花儿，腾出一只手在花儿胸脯上又揉又捏。花儿呻吟着，使劲往里屋挣。

杜月笙明白花儿的意思，可是他突然停住了。他不是不想占这个送上门的大便宜，他是担心大白天这种事情不好做。自家在上海滩尚未站住脚，这一晌要是出点事体岂不闯了穷祸！

“怕啥？老东西到码头接货去了……”

花儿的声音变得软软的，杜月笙被撩拨得欲火难耐，立马与花儿搂抱着向里屋走去。

偏巧在这个时候，前边店堂里传来师兄王国生的喊声——

“月笙，你在哪儿呢？快过来搬货！”

杜月笙吓了一跳，一肚子的柔情蜜意全都吓跑了，立刻推开花儿，向店堂跑去。刚跑到通往店堂的后门口，就见老板像一座黑铁塔站在那里，堵住了他的去路。

老板两眼虎视眈眈，看着慌慌张张跑过来的杜月笙。杜月笙心里蓦然一惊，表面却不露声色，就像刚放下手里的其他活计，匆匆跑出来搬货一样，问一声“老板好”，脚步都没停，就从老板身边绕过，一溜小跑进了店堂。

这倒令老板疑惑不解了，盯着杜月笙的背影看了半晌，这才想起去看看自己的老婆。等他进到后面睡房，花儿早已经穿上小褂，整理好头发。

“莫不是我回来的辰光不对，搅了你的好事？”老板话里有话。

“有啥话你就直接说吧，别拐弯抹角的。”花儿脖子一梗，若无其事地说。

花儿虽然是小妾，可她的堂兄是码头上一霸，老板多有仰仗，轻易不敢得罪。但这件事在老板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为平时店堂里最少要留两个人，老板不在的时候老板娘要在这里坐镇。今天花儿明明知道大伙都去码头接货了，却不到店堂来，偏偏杜月笙也在后面，店堂里只剩了王国生一个人，老板怎么能不起疑心？可没抓住把柄，也只得作罢。

这之后，老板不敢再把杜月笙留在店里，只好让他跑外，做些提货送货的活计。这下子杜月笙反倒因祸得福，犹如脱缰的野马，头也不回地奔向小店外面的大世界。

十六铺的水果店大多是做中盘批发，就是把从大水果行批发来的水果转卖给零售摊、店和流动商贩，有时候也直接去轮船、码头接货，然后直接给零售商送货上门。杜月笙开始跑外之后，很快就摸清了店里的经营方式，加上他脑瓜活络，渐渐得到老板的认可，做起了兜揽生意的营生。

穿梭往来于十六铺的大街小巷，杜月笙有种鱼入大海的感觉。看着那些流连于土行（贩卖鸦片的商行）、燕子窝（吸食鸦片的烟馆）、赌台、花烟间的官洋商贩、流氓白相人以及地痞无赖，杜月笙羡慕极了。但他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个水果店的小伙计，还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界里混。不过他相信，一准会有那么一天，他要叫这个地界的各色人等一个个跪在地上跟他叫“爷”！

很快，杜月笙发现了一个适合他的好去处——十六铺的小东门。这里是法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区，若干破旧城区和现代面目的租界接壤点，肮脏湫隘，破败简陋，一些小赌档、下等妓院便应运而生，成了车夫、小贩、苦力以及小流氓、小瘪三的消遣场所。

杜月笙的赌瘾再也控制不住了，只要外出有时间，就要绕到这里，赌上几把过过瘾。由于囊中羞涩，他只能蹲在路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单双。可就是这样的小打小闹，点儿背的时候照样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杜月笙蹲下没半个时辰，就把几个月节省下来的淴浴费输进去了一大半。为了翻本，他干脆钻进赌棚去推牌九。推牌九是一掀两瞪眼的玩法，输得快赢得也快。这回杜月笙手气不错，翻回赌本还略有盈余。

当时天色已晚，他不敢恋战，要赶回店里跟老板交差。不料，一出赌棚门口，就被几个小瘪三围住了。

“小赤佬，赢了钱就想跑，看小爷不收拾你！”为首的说了一句，几个人就挽胳膊撸袖子要动手。

打架杜月笙不怕，别看他长得瘦削，动起手来倒是个狠角色，有股子韧劲。可眼下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单枪匹马，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乘对方毫无防备，他瞅个空子撒腿就跑。对方立刻追了上来，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几步就迈到了杜月笙的前面，伸出长腿轻轻一扫，杜月笙就吃了个大马趴，“啪”的被绊倒摔在地上。后面的人追上来，拳头、棍棒一齐朝杜月笙身上落下来。

“哎呀！姆妈呀！”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呼，“阿根，你们在这里做啥？”

“阿姐，救我！”杜月笙一听那女人带有浦东口音，灵机一动，赶紧大喊。

几个小瘪三听杜月笙叫”阿姐”，以为他和那女人有关系，赶紧停了手。杜月笙一翻身跳起来，向那女人跑过去。那女人是一间花烟间老鸨，人称“大阿姐”，杜月笙这声“阿姐”算是叫对了。大阿姐见杜月笙鬼灵精怪的蛮乖巧，不由得心生喜欢，又听杜月笙一口浦东乡下话，是个小老乡，更生了恻隐之心。

“都是自家人，出了啥事体要给小囝子吃生活？”大阿姐问那个叫阿根的人。

“没啥事体，没啥事体。”阿根赶紧打个哈哈，“不晓得是大阿姐的家里人。”

杜月笙借着弄堂里昏暗的灯光，打量了一下这个叫阿根的人，只见他方头大耳，看上去蛮憨厚。个头不高，却身胚结棍，威武勇猛。心想这是个人物，如果能跟他交上朋友，说不定日后会派上大用场。于是把青布褂子的口袋兜底一翻，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出来，一把塞到阿根手里。

“兄弟今儿个多有冒犯，这点铜钿物归原主。”

阿根见杜月笙如此豪爽，也觉得杜月笙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立刻把钱推回来，杜月笙哪里肯收。阿根没办法，只好让大阿姐代杜月笙收下了。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阿根名字叫顾嘉棠，家住上海赵家桥，原来在哈同花园做花匠，人送外号“花园阿根”。阿根擅长拳术，善打架也敢打架，有霹雳火、猛张飞的火暴性格。几年后杜月笙在黄金荣的手下组建小八股党，顾嘉棠成了他的得力干将，也成了与他相伴一生的挚友。

这时候，阿根和一帮弟兄簇拥着大阿姐向她的烟花间走去。

“小囝，还愣着干啥？”

杜月笙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去，大阿姐一声招呼，他爽性放弃了赶回店里的想法。

“管他什么店规！”杜月笙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赶紧大步追上去。

一走进大阿姐的烟花间，立刻有一帮小姐妹迎上来。跟在后面的杜月笙看得清楚，那些女子虽说不上多么漂亮、高雅，但也一个个年轻、有活力。转眼之间，一帮人就风流云散，各自带着自己的相好去了各自的房间。大阿姐关照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子留在前堂招呼客人，自己带着杜月笙来到后面一个房间。

一进屋，大阿姐就回身关上了房门，把一片莺声浪语关在了门外。

“今天这事让我碰上算是缘分，你就给我做个过房儿吧，往后也好有个照应。”大阿姐一边说一边给杜月笙倒茶。

“做干儿子？”杜月笙心里老大不高兴。他看着大阿姐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和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觉得大阿姐怎么也不像姆妈辈的。

“你做我阿姐吧！”杜月笙很干脆地说。

“小滑头！”大阿姐“扑哧”一声笑了，随手把一杯茶端给杜月笙，“你以为我不晓得你肚子里绕得什么花花肠子？”

经大阿姐一点，杜月笙还藏在潜意识里的那个想法一下子冒了出来，脸“腾”地红了。上次和花儿虽然好事没成，可当时那种感觉常常令他回味无穷，夜不成寐。不过天地良心，如果不是大阿姐点破，他真的不敢冒犯大阿姐，他只是不愿意认他做干娘。他脑子里想的是和阿根他们在一起的那些小姐妹。进门的时候，他还以为大阿姐会让他选一个小姐妹玩玩呢。

现在，大阿姐那裹在旗袍里的躯体充满了魅惑力，相比之下，花儿那肥硕的乳房只能叫做一堆肥肉。他觉得全身都在膨胀，猛地扑过去，一把抱起大阿姐，噔噔噔几步奔到里屋，把大阿姐往床上一放，像剥玉米皮一般三下五除二就把大阿姐身上的衣服剥了个精光。30岁女人那成熟的胴体，就那么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面前……

杜月笙兴奋极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女人——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这个30岁的女人给了他充满美妙与新奇的体验，将他带到了快乐的峰巅。

“真看不出，这么瘦弱的小囝子，还蛮有股子猛劲和狠劲。”这是大阿姐对发迹之前的杜月笙的评价。当然，她更欣赏的还有他的豪爽和大男人气。

杜月笙拗不过大阿姐，最终认她做了寄娘。

二、玩命结下生死之交

回到“鸿元盛”水果店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这是杜月笙小心忍耐半年之久第一次违反店规。毫无疑问，等待他的是老板的一通训斥。杜月笙老老实实地听着，频频地点头，一副知错必改的样子。

但实际上，杜月笙那颗跑野了的心根本无法再收回来，戒赌对他来说更是不可能。在高桥镇的时候，为了赌博，他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要不是老娘舅的一顿臭骂，祖上留下的两间半老屋也早已变成了他的赌资。如今结识了大阿姐和顾嘉棠那一帮弟兄，他哪里还有心思好好给店里跑生意呢？从此，只要是外出有时间，他就会去小东门赌几把过过瘾，违反店规的事便时有发生，不到一年半时间，就被老板辞退了。

饭碗砸了，衣食无着，杜月笙只好流落街头。宝大水果行的账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把一些卖不掉的快烂的水果便宜批给他，让他沿街叫卖，挣口饭吃。杜月笙脑瓜活络，什么样的烂水果都有办法推销，生意竟然做得不错。有了点本钱之后，又从水果行进货，渐渐地有了一个固定的水果摊。

因为这段恩情，杜月笙发迹以后，特地把黄文祥请到杜公馆做了账房先生，黄文祥去世后，他的儿子黄国栋接替了账房一职，黄文祥的两个儿子都得到了杜月笙很好的照顾。

有了固定摊点，杜月笙身边也有了一帮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弟兄。杜月笙天生侠义心肠，乐善好施，只要手头有钱，就要拿出来和小兄弟们共享。有时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弟兄们买东西吃。加上他处理事情公正，弟兄们有困难有纠纷总是找他解决，渐渐的他身边的弟兄越聚越多，很快形成一个小团伙。

在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有个叫“杭州阿发”的流氓白相人，专在码头上干抢劫的营生。杜月笙有了自己的小团伙之后，就和杭州阿发联合，两帮人常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一齐登上去，有打掩护的，有偷的，有抢的，然后把偷抢来的水果带到大街、茶楼、烟馆、赌场去叫卖。

这期间，杜月笙接到一桩“大买卖”——一个锡箔商人从杭州运来一批锡箔，要在东昌码头卸货，想出保护费找人保护货物。来谈“生意”的人叫张啸林，杭州人，刚到上海不久，在东昌码头上混饭吃。

“这么好的生意老兄为什么不自家做，要跟别人合伙做呢？”杜月笙看着身材高大，相貌清奇的张啸林，很是有些不解。

“不瞒你说，兄弟初来乍到，自然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张啸林说话直来直去。

“论起跑码头的流氓团伙，我这伙人实在是小弄弄，肚子都填不饱，老兄为什么偏偏看中我呢？”

“这很简单。”张啸林听后哈哈大笑。“我虽然来上海时间不长，对‘水果月笙’却是早有耳闻，欣赏的就是‘水果月笙’的江湖义气。”

“水果月笙”是杜月笙的绰号，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莱阳梨”。这两个绰号来自杜月笙的两手绝活，一手是削水果——他常常站在赌棚里，眼睛看着人家手里的麻将或者牌九，嘴里和人家拉着呱，手里飞刀旋转，眨眼之间，一圈圈果皮就被均匀地削下，一刀到底，白生生的果肉就送到了人家嘴边上，因此得了个“水果月笙”的绰号。

另一手绝活是削烂梨——一只烂梨子拿在手里，一转、一削，一剜，就剩下了雪白的梨肉。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下一戳，送到对方嘴边，喊一声：“甜脆喷香的莱阳梨，物美价廉，尝一个！”叫人不得不买。由此，人送外号“莱阳梨”。

现在，这两个绰号竟然成了杜月笙在小流氓、小瘪三中的一张小招牌。

杜月笙和张啸林谈得投机，当场定下了这桩生意。

岂料，消息不胫而走，其他几个在码头上以抢为生的流氓头头知道后，认为收保护费这样的好事应当大家一道做，应当大家都有铜钿好拿，岂能让杜、张独吞？结果，锡箔卸货那天，他们纠合在一起，从四面八方一起涌上码头，公开动手抢劫。

张啸林和杜月笙压根就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靠码头吃饭的流氓团伙都有各自的地盘，一般情况下互不“侵犯”。张、杜对锡箔的保护也只是为了抵挡一两个流氓团活的半偷半抢，像这样联合起来哄抢，杜月笙的人手根本抵挡不住。但收人钱财，就要为人消灾，杜月笙只好带着自己的一帮兄弟拼死保护锡箔，随即与对方展开一场生死恶战。

杜月笙手下的弟兄大都是小流氓小混混，何曾见识过这样的大阵势、大场面？不一会儿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逃命，只剩下杜月笙一个人在那里死扛。论力气、论打架，杜月笙实在上不得台面，但论狠劲、韧劲无人可比。直被打得浑身是血，奄奄一息，他仍然不撤退，不讨饶。

杜月笙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张啸林的鸽子间里。张啸林比杜月笙年长10岁，却也是混得穷困潦倒，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时值寒冬，杜月笙见张啸林身上的棉衣不见了，晓得张啸林把棉衣当掉，换成了自己的医药费，不由得心生感动。

“啸林哥……”

这是杜月笙第一次称呼张啸林为啸林哥。后来杜月笙入了青帮，比张啸林低一辈，按帮规应该称张啸林为“爷叔”，但终其一生，“啸林哥”这个称呼始终没有改变。

“啸林哥，实在抱歉，好好的生意让我给砸了。”

“别这么说。”张啸林也是大来大去之人，当下挥挥手，大咧咧地说，“兄弟你是个狠角色，够义气。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几日后，杜月笙伤势好转，就搬到了大阿姐的烟花间，一边继续养伤，一边做些拉皮条、给嫖客跑腿、给店里打杂的营生。

大阿姐认杜月笙做干儿子以后，这个寄娘还真做得有模有样，店里的小姐妹任杜月笙随意挑，喜欢哪个要哪个。杜月笙醉卧花丛，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一日，杜月笙正在和一个嫖客谈生意，张啸林的随从风风火火地跑进来。

“不好了，爷叔出事体了！”

“出了啥事体？”杜月笙吃了一惊，“莫急，慢慢说。”

“他们把爷叔抓进稽查局关起来了，听说晚上就要扔进黄浦江。”张啸林的随从气喘吁吁地说。

原来，前不久新开河码头建成，外省的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通过张啸林等人的关系，纷纷到别处卸货。这班稽征吏打听到是张啸林在船商中捣鬼，抢了他们碗里的肥肉，决意抓住张啸林，置于死地。

今日午前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被驻该处的稽征吏发现，立刻纠集一帮稽征巡警，一拥而上，把张啸林捆起来拖进了稽查局。

杜月笙听罢，立刻行动，不久便找来一帮自家弟兄，一面派人去稽查局摸情况，一面和几个小头目商量营救办法。

当时是过午，日头刚刚偏西，有人担心夜长梦多，主张马上去抢。但稽查局里有枪，白天又没有掩护，恐怕救不出人还会打草惊蛇。最后决定等到巡警们下班后再行动，剩几个稽征吏就不是对手了。

傍晚时分，杜月笙带领一帮弟兄早早埋伏在稽查局周围，等稽征巡警陆续下班离开后，便和事先选好的十多个身手利索的弟兄悄悄摸进去，其他人留在外边做接应。

这时候张啸林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装进一只大麻袋里，扔在房间的一角。几个稽征吏正在屋里大吃大喝，大声谈笑。

杜月笙隔着窗户数了数屋里的人数，为做到万无一失，他安排弟兄们按一比二对付屋里的稽征吏，不给他们拿枪的机会。他自家和一个叫李阿三的负责营救张啸林。

——这是杜月笙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当时的想法是搭上性命也要救出这位老兄。

一切安排妥当，杜月笙打个手势，十多个人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冲进屋里。几个稽征吏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捆住手脚，嘴里塞上了臭袜子、破布之类的东西。

杜月笙解开麻袋，扶起张啸林。张啸林浑身是血，站起来拍拍杜月笙的肩，冲着几个稽征吏一阵哈哈大笑。

张啸林只是受了点皮肉伤，没几天就休养复原了。他打听到要置他于死地的稽征吏头头叫“金狮狗”。就请出三十六股流氓的头子“吊眼阿定”为自己报仇。“吊眼阿定”与“金狮狗”原本就有过节，如今愿意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带着十几个人埋伏在江边。等“金狮狗”巡查商船路过的时候，十几个人一起出击，把“金狮狗”掀倒在地，一顿痛打之后，拖到江边，用力往江中抛去。

“吊眼阿定”原是想送“金狮狗”上西天的，岂料此时正好漂来一只大粪船，只听“扑通”一声，“金狮狗”落进大粪船中，虽然饱尝了大粪的滋味，但终究保住了小命。

“金狮狗”没死，张啸林不敢在上海待下去了，只好打道回府，返回了杭州。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杜月笙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在上海滩站住脚，混得像个人样，光有一帮小弟兄还不够，还要有靠山，于是决定——拜“老头子”，入青帮。

三、小东门拜了老头子

说起杜月笙的老头子，实在有辱杜月笙的鼎鼎大名。在旧上海的青帮中，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不大不小的流氓混混。而陈世昌的出名，倒是因了杜月笙这样一个得意门生。

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所谓套签子，是一种街头巷尾常玩的赌博：一只铁筒，里面插32支牌九，形状下尖上方，像签子一样；或者16支铁签，分别缠上五四三二一不等的五色丝线。庄家赌客，每人各抽5支。赌牌九则配出两副大牌，比较大小，赌颜色即比较谁的颜色多。陈世昌一手抱签筒，一手提竹篮。竹篮里装的花生糖果，既可以叫卖，也可以做赌品。当然也可以赌铜板。

陈世昌混来混去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杜月笙发达后，便把他养了起来，每年供给吃喝用度，免得他再出去套签子给杜月笙塌台。每年春节杜公馆都有聚赌，杜月笙也会把陈世昌请到公馆赌博，所得抽头全部孝敬陈世昌。陈世昌自然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

陈世昌有个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帮忙解困。杜月笙问要多少铜钿方可了断，陈世昌说最低两万五千大洋。第二天杜月笙便派人将大洋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久陈世昌的儿子又欠下一大笔债务。陈世昌包羞忍辱再来求杜月笙，杜月笙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但是陈世昌的儿子实在太会败家，不到两个月这笔钱又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月笙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杜月笙初到小东门，寄情摴蒲，迷恋花丛的时候，陈世昌正挽篮抱筒，在小东门一带沿街兜卖兜赌。杜月笙开始时囊中羞涩，后来手里有了俩钱，身边也有了一帮小弟兄，便常常是一手进一手出，手头拮据几乎是家常便饭，和陈世昌的流动小赌摊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世昌在青帮中虽然名气不大，却有一双识人慧眼，他欣赏杜月笙的为人，认定杜月笙日后会有大作为，加上两人平时谈得来，杜月笙要拜老头子，自然就想到了陈世昌，两人一拍即合。于是，陈世昌决定开香堂，收杜月笙为徒。

和杜月笙一起开香堂拜老头子的同参兄弟有十多个，其中一个就是杜月笙最要好的弟兄袁珊宝。袁珊宝也是水果店小伙计出身，和杜月笙一起摸爬滚打好几年，为了入香堂拜师，两人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先是准备了拜师红帖，又倾其所有，准备拜师贽敬。可两人倾其所有，凑在一起也只有三块大洋。

“我们就每人孝敬师父一块洋吧。”袁珊宝用红纸分别包起两块大洋，说，“余下这块还够我们俩混几天日子。”

杜月笙觉得这样做对师父不够心诚，坚持一人孝敬师父一块半。袁珊宝不答应，争了半天不得结果，杜月笙只好让袁珊宝送一块洋钿，自己多放进去5角，但还觉得不够，又向王国生借了一块钱，瞒着袁珊宝，悄悄装进了拜师的红纸包。

若干年后杜月笙解释当时的心情说：“进香堂入清帮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体，似乎不这么做，就不足以表示自己的诚心和欢喜。”

那是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杜月笙和袁珊宝怀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从小东门出发，踏上了前往市郊一座小庙拜师入青帮的青石板小路。

在旧中国，“青帮”是仅次于洪门的第二大帮会，相传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关于青帮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青帮起源于清乾隆年间的漕运，却是不争的事实。

乾隆年间，清廷困于盗贼遍地，漕运受阻，征募督办漕运人员。翁宕、钱坚、潘清三人进京揭了皇榜，在朝廷的准许之下召集水手，组织帮会，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这就是青帮的起源。

但青帮中人却把历史渊源推向明朝，尊明朝金幼孜、罗清、陆逵为“前三祖”。此三人皆为皈依佛门禅宗之人，而金幼孜为罗清之师，罗清为陆逵之师，所以后来的青帮组织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而青帮的真正创始人，则是翁宕、钱坚、潘清，三人皆为陆逵的徒弟，称为“后三祖”。

青帮建立以后，“后三祖”向陆逵请示，陆逵以祖传24字相授，作为帮内“家谱”，即24辈排行。这24字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能，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立帮后徒子徒孙越来越多，怕原来的24字不够用，又续订了24个字。

青帮繁盛一百多年后，由于清末运河堵塞，漕运凋敝，海运兴起，“青帮”组织只得离开运河登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成为青帮新的立足点。但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同时，上海滩的流氓瘪三，也终于找到了“组织”，纷纷加入青帮。流氓与青帮的结合，使青帮变了味，渐渐转化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

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滩的青帮以“大”字辈当家。而这些“大”字辈的老头子，是不可以与流氓头子相提并论的。如袁克文是袁世凯最喜爱的二公子，是清末民初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人可比；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运一直不错，为人也很正派。

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陈世昌是“通”字辈，杜月笙和袁珊宝拜陈世昌为老头子，按顺序排为“悟”字辈，是很低的辈分了。

当晚，当杜月笙、袁珊宝赶到小庙时，陈世昌与邀来撑场面的青帮前一辈人物已经全部到齐，进了大殿。留在庙门外的只有“引见师”和杜月笙他们这一队即将入帮的“倥子”。

引见师点了一下人数，见人已到齐，就上前在庙门上轻轻敲了三下，随即听见里面有人高声问：“你是何人？”

引见师赶紧答话，通名报姓。接下来，按着开香堂的规矩，里面问一句，外面引荐师答一句，全部答对之后，庙门“吱”一声敞开。引见师带着十来个“倥子”进了大殿。

杜月笙进得殿来，抬眼一望，只见神案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17位祖师的牌位。陈世昌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两边雁序般排开两行赶香堂的前辈，又称“爷叔”。在几十位爷叔之中，除了“本命师”（收徒的陈世昌）和“引见师”，还有分司执事的八师，称为“传道师”、“执堂师”、“护法师”、“文堂师”、“武堂师”、“巡堂师”、“赞礼师”、“抱香师”，这便是所谓的“香堂十大师”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沐浴和斋戒。所谓“沐浴”，就是有人端了一盆水来，从本命师起始，挨着辈分次序，让大家一一净手。一盆水，几十双手，轮到杜月笙洗时，盆里的水变成了泥粥。斋戒，就是盛一大海碗水，仍是从本命师依次传下去，一人喝一口，喝时嘴巴不许碰到碗边。一口水喝下去就算斋戒过了，从此一其心志，迎接神祖。

沐浴斋戒完毕，“抱香师”从行列中走出来，开始高唱请祖诗，然后燃烛焚香磕头，在每一座牌位前磕三个头。

然后“赞礼师”朗声赞礼，“十大师”由“本命师”领头，一一参祖，赶香堂的其他爷叔紧随其后。等这些人全部拜祖完毕，杜月笙精神一振，他晓得轮到他们这帮“倥子”登场了。

果然，由引进师和传道师带领，杜月笙一行先参拜祖师，再按顺序参拜香堂十大师和在场爷叔。一连串两百来个头磕下来，腿都不大听使唤了。

参拜完毕，赞礼师分给“倥子”们每人三炷香。杜月笙等人双手捧着香，一字儿排开，并肩跪下，聆听传道师介绍青帮历史。

待传道师讲述完青帮历史，终于轮到本命师陈世昌登场了，他站在坛前，俯望着杜月笙那一帮矮了半截的人，问：

“你们进帮，是自身情愿，还是受别人劝说？”

“自身所愿。”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同答。

“既是自愿，就要听明白。俺青帮不请不带，不来不怪，来者受戒。进帮容易出帮难，千金买不进，万金买不出！”

“是！”

十几个人齐刷刷地回答后，依次将预先备好的拜师帖和贽敬递了上去。拜师帖是一幅红纸，正面当中一行，写着“陈老夫子”，右边写着三代简历，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左边由引见师预先签押，附志年月日。拜师帖的反面，写着16字的誓词：

“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

陈世昌收齐贽敬和拜师帖后，大喊一声：

“小师傅受礼！”

然后开始向弟子们传授“十大帮规”，以及帮内各种“切口”的秘本。

青帮帮规相当严格，违者轻则罚跪香堂，重则戒板、除籍，甚至三刀六洞，秘密处死。而帮内各种切口、动作、手势等种种暗号，更是繁杂而细致，必须背诵得一字不差，熟练得一毫不爽。

“你们掌握了这些切口，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青帮人在，亮出牌号，就能得到帮助。但如果对错切口，对方会认为是冒充的倥子，因此会招来杀身之祸。你们已经是‘悟’字辈的人了，要熟背切口，好自为之。”

听完老头子的教诲，杜月笙感到无比兴奋和鼓舞，认为从此自家就是在“组织”的人了，而且是一个有着百万徒众遍布全国各地的庞大组织！事实上，杜月笙以后的发迹、崛起，也正是得益于青帮，他一生最大的权势也是建立在青帮帮众势力之上，而他一生最终没有实现的宏大“抱负”，也正是因了他的帮会出身。

四、鬼门关里走一回

走出香堂，仰望星空，杜月笙感慨万千，仿佛要干的大事已然成功了一半。直到来到袁珊宝蜗居的小屋里，他才猛然想起一个最要紧的问题：衣袋里没铜钿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同时欠债一块大洋！

杜月笙和袁珊宝是不分彼此的好朋友，当初杜月笙赌红了眼，曾经把袁珊宝的衣服拿去当了当赌本，袁珊宝只好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等他翻本把衣服赎回来。这样的好朋友莫说是吃几餐饭，纵是叫他把全部家当统统拿出来，也断乎不成问题，只是杜月笙背着袁珊宝给老头子多交了贽敬，不便对袁珊宝明说，不得不自家忍着饿肚皮。

好在杜月笙朋友多，总能找到人接济一下，第二天便讨了个可以填饱肚子的营生。

和杜月笙一起在鸿元盛学徒的王国生，苦熬三年之后，如今已经出师自立门户，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行。杜月笙找到王国生，想在水果行谋个差事。

王国生晓得杜月笙是块做生意的料，有他来当活计自然求之不得，当下便眉开眼笑，点头应允：

“好啊好啊，有你水果月笙加入，这个小店还愁不发财？你我自家弟兄，不分店东伙计，大家平起平坐，赚了钱对半平分。”

“不行，不行！”杜月笙赶紧推辞，“店东就是店东，伙计就是伙计，自家弟兄也不能坏了规矩。”

话虽这么说，王国生对杜月笙却是礼敬有加，待遇优厚，着实让杜月笙感动。这段时间，杜月笙杜绝嫖赌，一门心思给水果行跑街拉生意。入了青帮，再拾起这个老本行，那真是如鱼得水，到处都是帮会弟子，不仅认识的同门师兄弟，不认识的同辈弟兄，以及爷叔辈也都处处关照，加上他会来事、讲义气，又有一帮弟兄捧场，业务做得有声有色，潘源盛的生意蒸蒸日上。

有了钱，杜月笙想起了寄娘大阿姐。好久没去看望大阿姐了，这天得空，他便换了行头，一身光鲜地去了小东门。

这一去，遇上了花园阿根顾嘉棠。顾嘉棠刚刚在码头上做成一笔抢土的生意，手头宽裕，便拉着杜月笙去白相。所谓“白相”，用普通话来说就是“玩耍”，在这里一般指赌博冶游。所谓“白相人”或者“吃白相饭”，一般就是指那些不务正业，以赌博冶游等游荡为生的人。

顾嘉棠拉杜月笙去白相，实际是去赌博。杜月笙原是下了决心戒赌，好好与王国生做生意的，这会儿经顾嘉棠一撺掇，顿觉手心奇痒，决定赌一次。

可就是这一次，便让杜月笙失去约束信马由缰起来。

那天玩的是挖花。挖花是叶子戏的一种，也就是纸牌。这种赌博不仅输赢大，尤其浪费时间。当时杜月笙不到20岁，精力旺盛，一上赌桌就忘了水果行的生意，一口气赌了三天两夜，直到全部家当输光，才失魂落魄地回了“潘源盛”水果行。

王国生晓得，除了赌博，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杜月笙如此沉迷，但偶尔白相白相他不会言语。不料接下来杜月笙仿佛走火入魔，经常一连三五日不见踪影。而杜月笙跑街的营生尤其重要，他不来店里做事，生意就等于停下来没人做了。

往后得了机会，王国生方始委婉相劝：

“月笙，白相归白相，事体归事体，只要莫误了营生，你尽可以去白相。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杜月笙自然晓得这个道理，可嫖赌两项的用度已经将他所有家当罗掘一空，他心里的焦躁烦恼比王国生更胜十倍，王国生的话他哪里能听得进去？接下来不但旷工加剧，而且开始挪用店里的钱款。只要有钱过手，他便毫不客气地拿去碰运气，赢了立刻归还亏空，输了只好再挪一笔，等着赢了一并归还。

杜月笙嗜赌，但赌技并不高明，历来输得多赢得少，于是亏空越来越大。渐渐地就输红了眼，为了尽快翻本还账，居然决定铤而走险，急匆匆从麻将、挖花桌上跑出来，直奔花会赌场而去。

花会赌博是一种近似疯狂的赌博，类似抽签，庄家列出36个人名，称为花神。然后将其中一个花神的名字写在一个条幅上，严密捆扎起来，高悬在梁上，称为彩筒。赌客任选一个花神的名字写好，和赌注一起投入密封的大木柜中。然后开彩筒和密封柜，如果赌客所写的花神名与庄家条幅上所写的花神名相符，则赌客赢，庄家照赌注赔28倍，反之则庄家赢，押不中的赌注全归庄家所有。

对赌客来说，胜算的概率是三十六分之一。而庄家又惯于做手脚，和赌场不熟的赌客极少赢，结果杜月笙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洞，亏空越来越大。

渐渐的杜月笙看出了门道，原来赌场里赢钱的只有老板和“航船”。“航船”，顾名思义，就是载客入内的意思，也就是给赌场拉生意的营生。

看准这个营生赚钱快，杜月笙便和老板套起了近乎，终于讨了个干“航船”的差事。相比给水果店拉生意，给赌场拉生意来钱更快。但杜月笙急于堵上“潘源盛”水果行的亏空，不仅将赌客交付的赌注擅自代赌，甚至私吞赌客赢得的彩金。他晓得这样干很危险，赌场都有流氓势力作靠山，万一被发现少不得要“吃生活”。但他怀有侥幸心理，认为一时半晌不会被发现，一旦还清亏空马上收手。

可是有一日杜月笙一进赌场，忽然觉得气氛不对，幸亏他反应快，没等赌场的流氓打手围过来，他撒腿就跑。后面打手们紧追不舍，但最终还是让他跑掉了。

杜月笙从江湾的花会一口气跑到“潘源盛”水果行的住处，一进屋便一头栽倒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一惊吓非同小可，连续近半年的冶游赌博、黑白颠倒、饮食无常、担忧焦虑所带来的对身体的损害，统统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杜月笙一下子病倒了，高烧、昏睡、昏迷不醒、胡话连篇。

王国生一看，也顾不上埋怨他耽误生意了，赶紧给他延医诊治，煎汤熬药。

杜月笙醒来的时候，看到王国生忙碌的身影，感动的泪水直流。自从做了赌场“航船”，他就再也没有给水果行拉过生意，每天早走晚归，回避着王国生，而且欠着店里大笔的账款。

“国生哥，真对不起……”杜月笙愧疚难当。

“月笙，好生养病，身子要紧，其他都不要去想。”王国生安慰他说。

可这次杜月笙的病来势凶猛，一连几天诊治不见起色。他的好朋友袁珊宝就在潘源盛水果行隔壁店里当店员，听说后赶紧过来照看。见王国生店里生意离不开，就把杜月笙背到自家的小屋里，停下店伙计的营生，天天守在杜月笙身边。

病重客地，生死俄顷，朋友们的义气让杜月笙觉得这近20年没白活，心想渡过这个生死坎，这一生都要善待朋友。但这道坎似乎过不去了。半月之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甚至一连几天昏迷不醒。

“这个药不好开了。”这日医生检查之后，摇着头对守在旁边的袁珊宝和王国生说，“没指望了。”

一看到了这光景，两个朋友都难过地呜咽起来。

医生不再开药，不就是等死了吗？王国生和袁珊宝商量，还是准备后事吧。可是，两个人只晓得杜月笙的家乡在高桥，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清楚了。也晓得杜月笙是孤儿，可姑姨娘舅总该有的。这个后事，也只有问了杜月笙才能准备。

终于有一天，杜月笙忽然魂魄悠悠，醒转过来，倏然睁开了双眼。

“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戚没有？”袁珊宝一看杜月笙醒来，赶紧凑过来问。

此时杜月笙神志清醒，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完了，自己没救了！想到自己一事无成就这样打发了，真是心有不甘。不由得悲从心来，眼泪止不住地汩汩而出。

“月笙，莫难过，你的病没大碍。不过，医生说要耽搁一些时日，你要有亲人，接一个人出来照顾着会方便一些。”王国生赶紧过来安慰。

“是啊，月笙哥，你看我粗手笨脚的药都熬不好。”袁珊宝紧跟着解释说。

亲人？哪里还有什么亲人呢？父母双亡，继母不知流落何方，胞妹生下来不久就送了人，唯一的亲人只有外婆，前不久听说已经过世……老娘舅早就看着他不顺眼。至于伯父、堂兄，从小到大不曾见过几次面，杜月笙的死活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

“还有个表姑妈，住在高桥乡下。”杜月笙突然想到这房远亲，断断续续地说，“表姑父叫万春发，在高桥乡下种地。他们的儿子叫万墨林，约莫十来岁，听说也到小东门来了，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王国生和袁珊宝是想找个和杜月笙沾亲的人来料理后事，免得杜月笙落个孤魂野鬼。可断乎不会想到，这个表姑妈万老太太竟然把杜月笙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十六铺的铜匠铺只有三五家，袁珊宝和王国生很快就找到了万墨林。但万墨林太小，一个人不敢回高桥。袁珊宝问清地址，写了一封信，托一位浦东的朋友带走了。

三天后，万老太太迈动着小脚，颤巍巍远道而来。一走进袁珊宝的小屋，看到仰面躺着死人一样的杜月笙，扑上去就是一场号啕大哭。哭过之后，万老太太抹去眼泪，向袁珊宝和王国生询问病情。

听说医生不给治，万老太太就迈动小脚走进庙宇佛堂，四处求神拜佛，搜求偏方。终于打听到蛤蟆粪能治杜月笙的病。

上海人所说的蛤蟆粪，就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其性奇寒大凉。万老太太从水边弄来一些鲜活的小蝌蚪，放到碗里捣碎，让袁珊宝掰开杜月笙的嘴，悉数灌下。又把盛蝌蚪的碗用水涮涮，一并灌进杜月笙的喉咙。

杜月笙一连几天服下这种怪药后，居然睁开了昏睡的双眼。

“姑妈，是你吗？”昏暗的灯光下，杜月笙看到了眼前晃动的万老太太，。

“月笙醒了！月笙醒了！”万老太太欢喜得老泪直流。

打地铺的袁珊宝腾地跳起来，凑到杜月笙的病榻前。

“月笙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还真是偏方治大病，不几天杜月笙居然能下床了。见杜月笙基本痊愈，万老太太又迈着小脚回了高桥。

杜月笙住在袁珊宝的小屋里，又休养了半个多月，便有些憋不住了。袁珊宝晓得他的赌瘾又上来了，不忍心看着他被赌瘾折磨得难受，拿出身上仅剩的铜钿，交给杜月笙。

“月笙哥，莫要再去花会，就去路边赌档小来来，过过瘾，好不好？”

杜月笙没有去接袁珊宝递过来的钱，他晓得自家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大难不死，倘若继续狂赌滥嫖地混下去，不但把自己弄得没个人样，还会把朋友拖进烂泥塘！往昔在高桥镇、在十六铺，他也曾有过一帮小弟兄，也曾小小地风光过。今朝有了老头子，有了帮会做靠山，岂能落得整日靠朋友接济！

杜月笙下了决心，要大干一场。不久，他便组织起昔日那帮弟兄，依仗帮会势力，干起了抢收“小货”、“拉船”、“拆梢”之类的营生。

所谓抢收“小货”，就是强行收买、包买轮船水手由香港以及海外带来的走私货；“拉船”就是半路拦截农家小船，这些小船都是从浙江等地运送蔬菜水果到上海的，他们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行买进小船上的农产品，然后再以市场价卖出，转手渔利。“拆梢”即敲诈勒索，就是对那些没有靠山、小本经营的商户进行敲诈勒索。

杜月笙带着一帮弟兄把个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干得有声有色，大有斩获，他本人也在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中名声鹊起，并渐次以“军师”闻名。但此类勾当毕竟只是小弄弄，干不出大名堂，对杜月笙来说不过是个历练，是个权宜之计，他那双欲火喷闪的眼睛，无时不在寻找着鸢飞鱼跃、借步登天的机会。

第二章　黄公馆偶尔露峥嵘

一、黄公馆雾里看花

机会终于来了。

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有个同辈兄弟黄振亿，外号“饭桶阿三”，自家庸庸碌碌，却一向欣赏杜月笙的为人和能力，觉得他日后必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于是把他推荐给了当时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

那是1907年8月的一天，在陈世昌的街头小赌摊上，黄振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月笙。当时听到“黄老板”这三个字，杜月笙的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大。

“黄金荣”的名讳，20岁的杜月笙早已如雷贯耳。在上海滩的小白相人心目中，这位法国巡捕房里的华探头目，简直就是财势绝伦，八面威风，高不可攀。

无数次，杜月笙走过法租界的同孚里，眺望着弄堂里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一排两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住的，都是在法租界响当当的大阔佬。就连黄公馆进出的小当差，都让杜月笙羡慕得不得了。后来杜月笙才知道，那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是黄老板的，他自家住一栋，余下七栋住的都是他的朋友和手下。

杜月笙幻想过无数种飞黄腾达的方式，唯独没想到会攀上黄金荣这棵大树。

“只要能走进那个地方，就一定要干出点名堂，要对得起黄爷叔和师父的栽培！”杜月笙暗下决心。

跑回去告别了一帮弟兄，又去向袁珊宝、王国生告别。袁珊宝给杜月笙打点好的行李，又亲自背着送出老远。兄弟俩依依告别后，杜月笙跟在黄振亿身后，向着八仙桥的同孚里走去。

走进同孚里的弄堂总门，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一个个派头十足，想到往后自家也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了，杜月笙心里有点儿自豪，又有点儿紧张。

走进黄公馆大门，高大的门楼、开阔的天井、门廊两边那些神气活现的保镖，以及天井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都让杜月笙目不暇接。

黄公馆会客室的富丽堂皇，更是杜月笙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豪华、最高档的场面。他跟在黄振亿身后，其实并不敢东张西望，但感觉到那种炫目的流光溢彩无所不在。其实黄金荣同孚里的房子格局并不是很大，会客室的布置也不如后来均培里的黄公馆豪华奢侈。但在当时的杜月笙看来，那种气派毫无疑问是顶级的，那些覆盖着湘绣围披的檀木桌椅、波斯地毯、丝绒沙发，以及四壁的名人字画，都是杜月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有四个人正围着一张宽大的方桌玩纸牌，黄振亿走过去，站在其中一人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说：“老板，我介绍的小囝子来了。”

“喔。”一个方头大耳的胖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着杜月笙。

杜月笙一阵紧张，晓得这个人就是黄老板了。看到黄老板审视的目光，杜月笙的一颗心被提了起来。暗想，倘使黄老板想找保镖打手，自己必定不够格。他刚才在门口看到的那些保镖一个个膀大腰圆、虎背熊腰，没有他这样单薄瘦弱的。

“蛮好。”黄金荣端详了杜月笙一会儿，点点头说。

杜月笙那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

“你叫啥名字？”黄老板接着问。

“小的姓杜，木土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当时连杜月笙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这个仅仅上过三天半学堂的文盲，说出话来竟然是文绉绉的。

“月生”是杜月笙的本名，他生于七月十五中元节，月圆之夜，他的父亲就给他取名“月生”。“月笙”是他发迹之后一些文人墨客为他另题的雅号。“生”字上加竹字头，取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从此改称“月笙”。同时，又以同疏：西方之乐谓镛，于是他便得名“镛”，号“月笙”。

“好！好！”黄老板高兴得哈哈大笑，“我这里的小朋友个个都叫生，苏州来的徐复生，帮我开老天宫戏院，前面有个金廷荪、顾掌生、厨房间里个常州人马祥生……”

听到马祥生的名字，杜月笙一阵欣喜。来之前袁珊宝就告诉他说：“咱们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就在黄公馆当差，你去了找到他，相互可以有个照应。”他当时还有点疑惑，马祥生是常州来的，在黄浦滩没根基，怎会有机会进到黄公馆呢？没想到马祥生果然在这里，看来他本事着实不小！

在厨房的灶披间，杜月笙遇到了同参兄弟的马祥生。

灶披间是与厨房毗连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一张是留给杜月笙的，另一张住的就是马祥生。马祥生来上海比杜月笙要晚，但路子比杜月笙要宽，到上海不久便经朋友介绍，进了黄公馆。

既是同参兄弟，杜月笙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马祥生请教，可马祥生总是笑着说：“往后你自家多看看，自然就晓得了。”这让初来乍到的杜月笙觉得，黄公馆真是迷雾重重，深不可测。

为了早一点拨开重重迷雾，看出黄公馆的真实面目，以便打入黄公馆的核心圈子，杜月笙一改过去种种恶习，嫖赌两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彻底杜绝，每日沉默寡言，冷静观察。同时，上自黄老板，下至最底层的听差马祥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秉性，他都用心揣摩，以便灵活应对。

但是对黄公馆的核心事体，上上下下一大干人的营生，他简直像雾里看花。黄老板在法捕房领一份薪水，却在家里养着十几个“三光码子”，即“包打听”的助手，加上黄公馆杂役佣人等等，各种开销大得惊人。而时至初冬，黄老板又一次性给叫花子们发放了新棉衣、新棉裤3000套、银角子3000元，出手之阔绰，简直富可敌国，把冷静观察的杜月笙惊得目瞪口呆。可黄老板这许多铜钿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谜底终于在一天夜里露出冰山一角——

那天，熟睡的杜月笙被马祥生急切的声音唤醒。

“月笙，快，去大厅！”

“出了什么事？”

“去了就知道了！”

杜月笙一骨碌爬起来，跟着马祥生往外走。

大厅里气氛紧张，黄老板撸着袖子，叉着双腿，怒气冲冲地站在大厅正中。公馆里的打手、保镖、小包打听、杂役佣人等全部到齐，分左右两排站在大厅两侧。

杜月笙对这个阵势大吃一惊，默默站在队尾。

“触那娘！”黄老板大骂一句，“哪个做了家贼，自个站出来，死罪活刑全免，放他走路。不然的话，哼哼……”

黄老板这声冷笑透着杀气，但凡胆小点的就会主动投案，以求落个活命。但是等了半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认罪。

到底丢了什么，当时黄老板没说，似乎也没必要说，那个做了家贼的心里一准有数，必然会掂量掂量后果的。

事后杜月笙才晓得，丢了两包体积很小的东西——“团年糕”。

“团年糕”是用麻袋装着的，每次都是在深夜运进黄公馆。只要这种货物一到，没有通知出来帮忙的人一律不许出门走动，更不许出来看。可是这天夜里，刚运到公馆的一只麻袋被人打开了，黄老板发现后，赶紧叫人过来清点，结果少了两块“团年糕”。

“触他娘！做贼做到自家来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难怪黄老板气得直骂娘。

一连几天，黄公馆气氛紧张，除了黄老板夫妇，上下人等全部成了怀疑对象，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引火烧身。

但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在黄公馆当差的老王。丢“团年糕”的那天碰巧老王的兄弟来看他，这件事发生后，他就想到了自家兄弟，莫不是兄弟见财眼开，偷走了两块“团年糕”？他不敢耽搁，赶紧向黄老板报告，黄老板立刻派人去查访，这时老王的兄弟已经将两块团年糕脱手，换了几百块大洋，回乡下买房成家去了。

“两块团年糕可以卖到几百块大洋？”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吃惊不小。后来他才明白，所谓的“团年糕”，是从印度漂洋过海运来的鸦片！每天夜里秘密运进黄公馆的东西，竟然都是鸦片烟！黄金荣所以挥金如土，靠的是抢“土”这种一本万利的大生意！

事情查清以后，总算不是家贼，这让黄老板多少有些安慰。

“触那娘，便宜小赤佬了！”黄金荣当众宣布被盗事件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黄老板有这么大度吗？杜月笙想，在黄老板的眼里，几百块洋确实不算什么，可他是法租界的捕快头，自己家里都出窃案，这不明摆着塌台吗？

不久，杜月笙看到老王一个人背地里抹眼泪，一问，原来他的兄弟买了房子娶了媳妇以后，突然得病死了。杜月笙心下一惊，晓得这事和黄老板有关，但这个疑惑对谁也不曾吐过一字。

他得出一条结论：要想富，贩烟土！

从此，他开始留心黄公馆所有与烟土有关的动静，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打入黄公馆的抢土行列！

二、女主人心有灵犀

打入黄公馆的抢土行列绝非易事，不久经考验，不取得黄金荣和黄金荣的太太林桂生的信任，休想得到这个美差。

正如马祥生说的，“往后你自家多看看，自然就晓得了。”时间久了，通过注意观察、分析，杜月笙看出了黄公馆的门道——

上海的弄堂房子都有前门和后门，两种都是进出通道。但在黄公馆，两个门的作用大不相同，走前门与后门的人，身份地位、接洽处理的事务都大不相同。

在黄公馆常走前门的，是黄老板公事上的客人或朋友，在后门进进出出的，都是给黄公馆做着另一种生意的弟兄。

难怪黄公馆的厨房那么大，杜月笙第一次搬着行李进灶披间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厨房里除了一副灶台，橱笼薪炭，竟然有两张大方桌，四面都摆着红漆板凳。他当时就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厨房间里吃饭？今朝晓得了，原来这里是变相的会客室。厨房连着后门，从后门进进出出的人都要在这里歇脚。

杜月笙一直以为，住在灶披间的马祥生是和自己差不多的最底层的听差，现在才晓得，马祥生在黄公馆里着实不简单，他其实做的是传达和联络员，进出后门的那些穿短打的小朋友，一般见不到黄公馆的主人，都是通过马祥生汇报和得到指令的。

同时，杜月笙看清了黄公馆运行的两大系统和明暗两面。明里是黄老板和进出前门的那些兄弟、朋友、客人在办公事，暗里则是黄老板的太太林桂生策划指挥着进出后门的那帮小朋友做着烟赌两档发财生意。

原来，黄老板的太太林桂生比黄老板要忙得多！

原来，黄公馆的灵魂人物不是黄金荣，而是黄金荣的太太林桂生！黄金荣的飞黄腾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太太林桂生的出谋划策与亲力亲为。

黄金荣和林桂生从相识到结婚，颇有些戏剧性。

黄金荣出生于苏州，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垫，后来到上海在他姐夫开的瑞嘉堂裱褙店当学徒。但他根本没心思学手艺，整天听书看戏流连茶楼戏院，20多岁的时候返回苏州开了一爿老天宫戏院，在苏州白相人中很有了些小名气。

林桂生原来的男人在苏州府衙门当捕快，是个温吞水，胆小怕事，窝窝囊囊。林桂生长得小巧玲珑，看上去是一个柔弱女流，但却精明能干，处事果断干练，对丈夫的猥琐很是有些看不起。有天黄金荣到捕快家里办交涉，林桂生就在旁边看着。黄金荣虽然个头不高，却气宇轩昂，说话落门落槛，拿得起放得下。林桂生对黄金荣顿生好感。

这边黄金荣也发现了林桂生对自己暧昧的眼神，再看林桂生，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很是可爱。两人当着捕快的面便开始眉目传情。

不久，林桂生与丈夫正式脱离关系，黄金荣置办结婚宴席，明媒正娶，两人做了夫妻。

据说林桂生有助夫相，自从嫁了黄金荣，黄金荣便好事连连，一帆风顺。先是在朋友家遇到前来苏州物色华人包打听的法租界头脑，法国头脑久闻黄金荣的大名，对他极为赏识。黄金荣赶紧回家和新婚夫人商量。

林桂生说：“你问问那边的条件，只要能保证你的个人自由就可以答应。”

黄金荣通过翻译告诉法国头脑，他对法国人规定的“捕房中人不得兼营别业”这一条不能接受。

“我这个人历来喜欢听书看戏，兴办娱乐是我的嗜好，我不能为了给你们当包打听，放弃我公务之外的个人自由。”黄金荣按照林桂生的主意说。

法国头脑考虑半晌，最终接受了黄金荣的条件。于是，夫妻两人欢欢喜喜回到上海。不但苏州的老天宫戏院照开不误，又在上海开茶楼、办戏院、设赌场，直至抢土贩土。林桂生外帮黄金荣出谋划策，处理各类疑难问题；内理家敛财，中兴家业，夫妻俩明里暗里的生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摸清了黄公馆的底细，杜月笙决定先从林桂生身上打开缺口。

本来，像杜月笙这种和佣人混在一起打杂的小囝，根本没机会接近老板娘，可杜月笙运道好，那叫运气来了挡不住。就在他想接近老板娘的时候，偏偏老板娘就病倒了。

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还不是很发达，黄公馆内迷信旁门左道。老板娘病了，要借年轻小伙子头上的三把火，驱妖镇邪。借法很简单，就是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守护。

哪个年轻小伙子愿意守护病人？何况这个病人还是女主人，稍有差池就会招来麻烦。因此大家都避之不及。这个时候杜月笙蔫蔫地站了出来——所以是蔫蔫的，他怕人家说他巴结老板娘，他做出的样子是替大家分忧。

“让我去陪护老板娘吧。”他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

管家一看有人主动请缨，立刻带着杜月笙上到二楼，进了老板娘的卧房。

林桂生是江湖上有名的“第一白相嫂”，人称“桂生姐”。杜月笙自从进了桂生姐的卧房，除了下去洗个脸，淴个浴，把自己收拾干净，其余时间全都守护在病床边，一连半个月衣不解带。

别人守护，就是陪着，只要不走开就可以了，生活上另有女佣照顾。杜月笙则不然，他不但陪着，但凡桂生姐一声呻吟，或者一个眼神，他都心领神会，立刻奉上桂生姐想吃的、想喝的、想要的，比女佣侍奉得更周到。

一天，杜月笙正看着熟睡中的桂生姐的脸出神，桂生姐突然睁开眼睛问了一句：

“月笙，想啥呢？”

这一问把杜月笙吓了一跳。他本来没什么邪念，可这样盯着一个女人的脸看，又被人家发现，好像有种做贼的感觉。

“没，没想啥。”杜月笙有些惊慌失措。

“看把你吓的。”桂生姐笑了，然后喟然一声长叹，“哎，老了，嫁给老板的时候我刚20多岁，也就你这么大。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老啦！”

“桂生姐，你看上去蛮年轻的，你自家不说，人家会以为你不到30岁呢。”

这个“桂生姐”是杜月笙自然而然地叫出来的，按规矩、按辈分他应该叫“老板娘”或者“师母”。倘若他当时注意的话，也许不敢这样乱叫，弄不好会给自己招来以下犯上的罪过。但这句脱口而出的称呼在桂生姐听来却十分受用，好像她自家真的变年轻了。

“桂生姐，你这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杜月笙说着就要去准备。

“坐下，陪老姐说说话。”桂生姐笑着说。

“老姐”这两个字让杜月笙幡然醒悟，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口，不知不觉地长了辈分。虽然桂生姐没有怪罪，他心里却是紧张得要命。

“怎么了？”桂生姐看着他那副紧张的样子，突然眉头一皱，拉下脸说，“晓得自己说错话了？”

“嗯……”杜月笙一看桂生姐变脸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小的知道错了，小的见老板娘相貌如此年轻，又如此面善，就像自家姐姐，便一时忘了辈分。小的往后一定注意，再也不敢了。”

“底下人还没有你这么大胆的！”桂生姐绷着脸说。

“是，小的冒犯了老板娘，甘愿受罚。”

“看把你吓的！”桂生姐又似笑非笑，“你这小囝，说就说了，做就做了，敢作敢当，那才是条汉子！”

杜月笙惊得抬起头，看着桂生姐，揣摩着她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女流之辈如此豪爽，实在让他佩服。可桂生姐这话明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桂生姐……”他又叫了一声，却没有再说下去，两眼倔犟地望着桂生姐，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撞击着他的心扉，心里说：有朝一日，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是不是条汉子！

桂生姐大病初愈，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常会说起：“莫看月笙是个孤小人，可面相不俗，额骨蛮高，运道邪好。”

当时江湖中人都很重视运道，一个人运道好，吉星高照，很容易得到老板的重用。某人运道不好，也会被老板冷藏一段时间，免得把晦气带给大家。杜月笙的好运道，给他在黄公馆的高升架起了云梯。

三、抓住机遇大显身手

杜月笙晓得，如今只是能够和桂生姐说上话了，要想得到桂生姐和黄老板的信赖和重用，还要靠自己的真本事，这个真本事不是伺候病人，更不是邀宠女人，而是真刀实枪的打拼。

果真是运气来了挡不住，当杜月笙正想着要真刀实枪大干一场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就来了。一日夜深人静，黄公馆后门开启，却没有听到纷杂的脚步声，令躺在灶披间里的杜月笙顿时心生疑窦。夜里开启后门，多半是有“土”运进来，即便是一麻袋烟土，也至少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可今日似乎只有一个人匆匆进去，便再没了声息。杜月笙料定发生了什么事。

旋不久，有人传话，让所有男角色到大厅集合，杜月笙匆匆赶去。桂生姐一脸严肃地给大家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今晚做成一票货色，一只大麻袋已经得手，交给一个叫刘斌的下人雇黄包车运回来。结果几个时辰过去了，运货的人还没到，怕是路上出了什么岔子。需要马上派人去查找。偏巧黄老板外出未归，几个得力打手保镖都跟在黄老板身边，所以桂生姐才把公馆里留下的人统统喊到大厅里，看派哪个去比较合适。

但是大厅里除了老弱残兵，就是没经历过刀口舔血的嫩角色。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哪个敢担此重任。

桂生姐急得团团转，她晓得辰光一过，一麻袋货色运出城去，那才叫糟糕透顶！一麻袋货色的价值暂且不论，明摆着这个台黄老板就塌不起！黄老板自家做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倘若黄公馆的货色被劫走，传出去岂不砸了黄老板的招牌！

“老板娘，让我跑一趟吧！”就在桂生姐束手无策的时候，杜月笙从人群中默默走出来说。

桂生姐深感意外。她看了杜月笙一眼，心下难免狐疑：一个如此单薄瘦削的人，能行吗？

杜月笙看出了桂生姐的疑惑，感觉受了莫大侮辱，他朝前跨了一步，倔犟地望着桂生姐，大声说：

“老板娘，辰光不早了，莫要错失了良机！”

桂生姐没想到，单薄瘦弱的杜月笙却有着豹子一样的胆量。既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也只好让他试试了。

“好吧，要帮手吗？”桂生姐问。

“不用。”杜月笙说得很干脆，成败在此一搏，他不希望有人分功。

问清了运送麻袋所走的路线后，杜月笙便向桂生姐借了一支手枪，自己又带上一把匕首，大踏步冲进夜幕之中。

杜月笙并非蛮干，他分析着：既然刘斌没有回来，那么这个盗土贼很有可能就是刘斌本人。即便是另有他人，人数也不会多。说不定就是有内线才会得手，这个内线非刘斌莫属，否则刘斌不会一去不归。倘使果真如此，那么找回货色需要的是智斗，而非武力。所以杜月笙心里有底。

同孚里弄堂口的黄包车24小时不断，杜月笙跑过去跳上一部。

“快，只管向前跑。”

杜月笙还没想好路线，但他不能等，他必须一边追一边思考从哪里下手。倘若这个盗贼就是刘斌本人，或者与刘斌相关的人，那么他劫了黄公馆的货便不会待在法租界。因为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地盘，他不会飞蛾扑火；他也不可能在华界满大街跑，因为黑吃黑的抢土帮派复杂，带着一麻袋烟土，随时有可能挨刀子、吃卫生丸；那么，这个盗土贼应该是赶往英租界去了。

“去洋泾浜！”杜月笙吩咐车夫。

洋泾浜是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处的一道河沟，滨南是大英地界，滨北是法国租界。杜月笙希望能够在法租界截住盗贼。

夜色深沉，天空昏暗，街上没有路灯，杜月笙只能耳眼并用，仔细搜索着可疑的人影。由于他分析准确，所以在追出去没多远的时候，便蓦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黄包车。

“快，追上去！”

车夫甩开步子跑着，很快便缩短了和前面那部黄包车的距离。杜月笙看清了，那部车子走得很慢，这说明车上有东西。他几乎敢肯定，那一麻袋烟土就在这部车上。一麻袋烟土足有一百多斤重，再加上盗土贼的体重，车夫拉起来定然会很吃力。

他悄悄握紧了手里的枪。车夫也加快了速度，放轻了脚步。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杜月笙的车子跑到了那部车子的前面。没等盗土贼反应过来，杜月笙已经跳下车子，站在那部车子前面，把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车上的人。

“兄弟，你失风了！”

说这话的时候，杜月笙紧紧盯着车上那个人的动静，如果见他抬手，那就证明他手里有枪，或者有其他武器，那就要先下手为强。这一刻的关键是，看谁出手快！

可是等了半天，不见那人有动静。那人大概想跳下来逃跑，可前面挡着一只沉甸甸的大麻袋，慌乱中没法往下跳，一时待在车上不知如何是好。

“想活命，就老实呆着别乱动！”

杜月笙仍然不敢放松警惕，一边说着，一边举着枪一步步靠近，然后一跃跳上了黄包车。

“兄弟，饶命啊，饶命！”那人苦苦哀求。

没想到那人丝毫没有反抗，便乖乖地束手就擒。杜月笙摸了摸那人身上，确实没有武器，这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把那人的双手倒绑起来，然后回过头对车夫说：

“我晓得不关你的事，你把车子拉到黄公馆，赏你两块大洋。”

车夫一听是黄公馆的人，哪敢怠慢。又有银洋赏赐，何乐而不为呢？立刻掉转车头往黄公馆拉。杜月笙跳上自己那部黄包车，吩咐车夫与那部车子并排前行。

盗土贼晓得一麻袋烟土价值万把大洋，生怕自家小命难保，一路上不停地哀求：

“兄弟，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求你发发慈悲放我一条生路吧！”

杜月笙听这人的口气，料定他不是刘斌本人，便问：

“你认得刘斌吗？”

“认得，认得。都是我自家鬼迷心窍，从刘斌那了探了口风，劫了这一麻袋货色。”

原来，盗土贼是刘斌的朋友，听说今晚有一麻袋鸦片要运到黄公馆，便动了邪念，预先在路上埋伏好，等运土车一到，将刘斌骗下车，乘其不备，一拳将刘斌打昏，锁进一间空屋，然后携货逃走。

“我一大家子人都等着我养家糊口呢，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没法活了。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盗土贼讲完事情经过，又开始哀求。

“放心吧，你死不了。”杜月笙说，“你见黄公馆啥辰光‘做’过人？”

“我这个罪过大喔，求兄弟你给讨个人情。”

“不必多说，我会尽力的。”

盗土贼一听，连连称谢。

车子抵达黄公馆后门，马祥生和等候的弟兄听到动静，赶紧开门出来，把烟土搬进了大厅，然后禀报桂生姐。桂生姐一听说人赃俱获，立刻飞跑下楼，迎接杜月笙这个大功臣。

“老板娘，托您的福，东西找回来了，人在厨房，听候老板娘发落。”杜月笙简单地说。

“就这么简单？”桂生姐倒是有些不懂了，她以为杜月笙会和她讲抓贼经过，可杜月笙说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没遇到什么麻烦？”

“托老板娘的福，还算顺利。”

“喔……”桂生姐看着杜月笙，心说：好小子，这么大一桩事体，竟然干得波澜不惊，倒像做了一件普通跑腿的杂役。换了别人，少不得邀功请赏，这小囝还真是条汉子！

杜月笙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做事能够把握火候，该低调时则低调，该张扬时则张扬。邀功请赏不是他的性格，他从不看重眼前的小利，大丈夫建功立业，靠的是深谋远虑。

看着桂生姐那赞赏的目光，杜月笙心想：走着瞧，我这条汉子的厉害还在后头呢！

杜月笙并没有给盗土贼求情，但他在讲述盗土贼劫土的时候，顺便把自家的态度亮了出来。不明说，但有着明显的倾向。桂生姐听了，觉得杜月笙这小囝够大度，善于放人情，这样的人必能成大事。

因此，桂生姐并没有为难那个到盗土贼。一则烟土追回来了，特别是杜月笙追回来的，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欢，高兴还来不及呢；二则她虽然是个女光棍，但是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别人不幸。一个大男人跪在你面前磕头哀告，你怎么狠得下心给他“吃生活”，更别说要他的命了。

但一通责骂是少不了的，骂过之后，让他带人去找到刘斌，然后放他走路，走得远远地，永远不要再踏进黄浦滩。

通过这件事，杜月笙也见识了桂生姐的为人，觉得桂生姐远在黄金荣之上。

当天夜里，黄金荣回来听说了这件事，着实吃了一惊。

“这小子瘦巴巴的，看不出还是个狠角色。”

“岂止是狠角色，一个人敢应承下来，就是个胆识。干了天大的一件事，不居功不邀赏，交了差就不声不响睡觉去了，是个人才。”

黄金荣这才意识到，黄公馆这个小当差，早已不是当年的“水果月笙”了。也就是从这一日起，黄金荣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渐次委以重任。

而在桂生姐心中，已经视杜月笙为心腹，开始交给他一些外派差事——让他去黄金荣开的戏院收盘子钱——就是戏馆里前座和花楼包厢座位摆放的果品，观众吃不吃都要交钱；到妓院去取月规钱；她用私房钱放的印子钱也交给杜月笙经手管理。

杜月笙晓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因此倍加小心，恭谨从事，每一笔收入都分文不差，悉数上交。再也不曾发生过在水果行那样任性胡来的事。

四、不露声色卖了朋友

随着杜月笙在黄公馆地位的攀升，在许多重大抢土的行列中，便有了杜月笙瘦削的身影。

这时候，杜月笙也渐渐摸清了黄金荣发“土”财的内幕——

鸦片烟最早于明万历年间由海口传入中国，到清雍正年间，中国方始颁布禁烟令。

上海开埠以来，由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受中国法律制约，上海很快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鸦片成为了英、法商人在中国的重要买卖，从广东转来的“潮州帮”土商也很快在租界扎根，利用租界大量走私鸦片，大发“土”财。

上海的土著流氓看到这帮外人在自家的地盘上大发其财，岂能不眼红？无奈生意沾不上边，唯有下手硬抢。于是，上海滩头便天天发生着“黑吃黑”、“抢土”、“窝里反”的神秘恐怖案件。

抢烟土，无须打家劫舍，而是钻运送烟土的空子，瞅准空子抢它几宗货物，抢了便跑。来无影，去无踪，令被抢的土商无处查寻。

鸦片烟由远洋轮运至吴淞口，为避开从吴淞口到租界码头一带的关卡，就在吴淞口卸货，将鸦片装进麻袋，等到晚上黄浦江涨潮时，再将装满烟土的麻袋推进水里。这些装着烟土的麻袋浮在水面上，目标明显，被涨潮的江水一只只推送到岸边。然后，接货的人用舢板小船捞取货物，或者预先等候在岸边，用竹竿挠钩将麻袋拖上岸来。

抢土的流氓如法炮制，先驾着舢板躲在暗处，见烟土麻袋浮到身边，立刻用挠钩钩过来，拖上岸装进车里就跑。这种劫土方式，江湖上叫“挠钩”。

烟商接货后，一般都在十六铺附近的新开河一带库房入栈。这是英、法、华三界接壤地段，各巡捕房都不相干，极便于隐蔽。

为了掩人耳目，烟商先把鸦片分装在煤油箱里，然后才运进库房入栈。抢土的流氓则事先布下眼线，等煤油箱进栈，便公开驾着马车进入土栈，车里藏着大木头箱子。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迅速将木箱套在煤油箱上，搬上马车堂而皇之地开出客栈。这种劫土方式，江湖上叫“套箱”。

也有流氓单独出动，拦路抢劫单身烟客的，江湖称为“硬爬”。

黄公馆抢土，既有在码头上的挠钩，也有在货栈的套箱，但更多的时候，是在烟土批发运送过程中抢劫。

一日，黄金荣得到消息，一个南京客商在法租界买了5000两印度大土，分装在10个大包里，准备夜里在龙华周家渡登船，运往嘉兴。

当晚，桂生姐便派出以“歪脖子阿道”为头头的一行七人前往劫土。几个人提前埋伏在漕河泾，在离周家渡几百米的地方设下路障。

运送烟土的是一辆马车，除了车夫，有四个押送保镖，都坐在车厢里。

在这次抢土任务中，杜月笙担当的是“套绳圈”的角色。就是甩出绳套，套住车夫的脖子，将车夫拉下马车。这手绝活源于杜月笙当年穷困潦倒的时候，跟在老头子“套签子福生”后面“抛顶宫”——抢别人的帽子，学来的一手甩帽子功夫。“套绳圈”和甩帽子相通，杜月笙一练就会，一会就精。绳套一甩，不偏不倚，正中车夫脑袋。稍稍一抖，绳套便从车夫的脑袋上落到脖子上。然后用力一拉，车夫便一头栽到了车下。

至此，大功告成一半。不等车上四个押送保镖亮出家伙，歪脖子阿道他们已经用手枪、匕首对准了四个保镖的脑袋。四个人只好束手就擒，乖乖被捆绑起来。

阿道命令弟兄们上车搬货，杜月笙拦住说：“别忙，找个安全的地方。”

阿道一听有道理，就让杜月笙驾着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马车停稳后，几个人从车上推下几个酒坛子，砸开酒坛子，把一包包烟土装进麻袋，各自扛着逃了。

半小时后，一行七人在徐家汇一间小屋里聚齐，开始清点数目，结果发现多了两包。阿道抽出匕首，把多出的两块烟土切成八块。

“老板娘要的是10包，这两包外快，弟兄们每人一块，分点香香手。”阿道发狠说，“弟兄们出来混都不容易，要是有人敢告密，小心老子的‘三刀六洞’！”

当下，每个人都拿了一块揣进怀里。杜月笙有些犹豫，按说第一次参加抢土就发了一大笔外财，在谁看来都是一件大好事，偏偏他觉得不妥。以前坑蒙拐骗的事杜月笙也没少干，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考虑过后果。

“莱阳梨，还愣着干啥？发土财本来就是黑吃黑的事体，有啥好犹豫的？”阿道说着，拿起一块用纸包了包，递给杜月笙。

杜月笙不敢再犹豫，赶紧做出感恩戴德的样子接过那块土。

最后剩了两块土，阿道包了包自己揣进怀里。

回到黄公馆，桂生姐已经命人在大餐间摆好一桌子酒席，等着犒赏几个抢土的有功之臣。她让人取出麻袋里的土，一一清点过目。然后拿出一包土，让人分成八份，作为对弟兄们的赏赐。

“这一票干得漂亮，每人赏赐一份，阿道两份，大家收起来吧。”桂生姐说完站起来，又对杜月笙说，“先把货搬到我屋里去。”

桂生姐的卧房在大厅的楼上，除了贴身女佣，只有杜月笙可以进出。大家把货搬进大厅，再由杜月笙搬到二楼桂生姐的卧房，锁进大铁柜。杜月笙干完活没有马上离开，他把私分烟土的事告诉了桂生姐。

桂生姐一听，立刻柳眉倒立，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要下楼传歪脖子阿道问罪。

“桂生姐，使不得。”杜月笙急忙拦住桂生姐，附在桂生姐耳边，如此这般地谋划一番，桂生姐频频点头。

第二天晚上，桂生姐与黄老板突然来到大餐间，身边跟着顾掌生、金廷荪、马祥生等几个手下。弟兄们觉得气氛不对，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把歪脖子阿道给我叫出来！”黄老板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叫道。

马祥生赶紧跑出去，叫来了等在门口的歪脖子阿道。桂生姐看到门外还站着几个人，就叫马祥生把他们全部叫进屋里。

“触那娘！”黄金荣的声音里带着杀气，“昨晚抢土的都给我站出来！”。

弟兄们一听，晓得昨晚的事情败露了，一个个心惊胆战地走过来，在歪脖子阿道身边站成一排，杜月笙自然也在其中。

“好你个阿道，手脚做到老子头上来了！巡捕房接到报案丢了12包土，另外两包哪里去了？”

阿道一听，吓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触那娘！”黄金荣怒骂一声，“家有家法，帮有帮规，把这欺师灭祖的拖出去宰了！”

“救命啊！老板娘，救命啊！”阿道吓得连滚带爬，爬到桂生姐跟前，连连磕头。

一看这光景，其他六个人也都吓坏了，一个个“扑通”“扑通”跪下求饶。

“那两包土你是怎么处置的？”直到这时，桂生姐才开口说话。

“小的该死，小的分给他们每人一份，自家留了两份。”

“这主意是谁出的？”

“是小的财迷心窍，小的对不起师父的栽培。”歪脖子阿道吓的磕头如捣蒜。

“哼哼！歪脖子，这俩小钱就把你迷倒了？你还算不算条汉子！”桂生姐冷笑一声，“念你跟随师父多年，三刀六洞就免了，你起来走路吧！”

阿道一听说被放生了，“咕咚”、“咕咚”给桂生姐连磕几个响头。又爬到黄金荣跟前，一边磕头一边念叨：

“谢师父师母不杀之恩！谢老板、老板娘不杀之恩！”阿道磕头谢恩之后，退出大餐间，灰溜溜离开了黄公馆。

“一人做事一人当，没你们的事，你们都起来吧。”桂生姐对跪在地上的杜月笙等人说。

通过这票抢土生意，桂生姐再次证实自家没看错人。杜月笙在这次抢土中表现出的忠心，令她赞口不绝。桂生姐晓得，一块烟土价值几百块大洋，一般人不会舍得破了这笔外财，而杜月笙因为“悔罪”，连桂生姐赏的一块烟土也上交了。抢土的七人中除了歪脖子阿道，其余五人都比杜月笙资格老，却不曾有一个人站出来揭穿这件事。推及以往，此类事件断乎不在少数，只是老板和老板娘被蒙在鼓里罢了。

想到此桂生姐越发觉得，杜月笙是个难得的左膀右臂。

歪脖子阿道走了，主管抢土的这个位子就空了出来，黄老板私下里和桂生姐商量：

“让顾掌生接替歪脖子，行不？”

“行，让月笙帮着他干吧。”

“好。”黄金荣也觉得杜月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多给他些机会。

如此一来，杜月笙又高升一步，进入了抢土的主力阵营。但这时他的追求又高了一层，那便是打入黄公馆的势力核心，干四两拨千斤的大事体。凭他此时在黄公馆的炙手可热，要到达这个目的并不困难。

有段时间，法租界接连爆出两起抢土大案。但凡这种黑吃黑的土生意，一般土商都不敢报案。偏偏这两起案子是驻沪法军给外国鸦片贩子包运的大土，货物一到新开河码头就被流氓抢走了两箱。第一次被劫，法军头子暴跳如雷，把他的手下一通大骂。不料，半月后又一宗大土运到，竟然再次被劫走两箱。法军头子立刻拨通法租界总监华尔兹的电话，勒令他缉拿劫匪。华尔兹只好把巡捕房总探长黄金荣找去训话，勒令他立即追回被劫走的大土。

当时各帮流氓连连火并，劫土的流氓一经得手便逃得无影无踪，黄老板手下的“三光码子”全都变成了睁眼瞎，一个个被搞得昏头转向摸不着北，总探长黄金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生怕自己的金字招牌被砸。

桂生姐历来是黄金荣的智囊，这次也有点束手无策。她把杜月笙找来讨主意，杜月笙通过以往那帮弟兄以及同门师兄弟，还有他的好朋友顾嘉棠，很快查出抢土的流氓团伙。并借流氓团伙火并之机巧妙布置内线，使黄金荣为驻沪法军顺利找回了四箱大土。

黄金荣顺利破案，在法国头脑那里挣足了面子，“黄老板”的金字招牌也越叫越响。杜月笙为此立了头功，不仅顺利地打入了黄公馆势力核心，同时成为了黄老板和桂生姐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第三章　情场得意扶摇直上

一、征服了一个女人

就在杜月笙地位猛蹿的时候，桂生姐不经意间发现，黄公馆上下个个身穿绫罗绸缎，唯有杜月笙，每日一身青布裤褂，每日穿，每日洗，换来换去还是那一身，这在黄府上下尤其显得刺眼。桂生姐不免心生疑窦。

按黄公馆规矩，除了正经佣人，公馆里其他人都没有工钱可拿，除了逢年过节，或是老板喜事临门发些赏钱外，没有别的进项。

然而他们个个收入不菲，爬到上层的个个都是大阔佬。他们的钱从何而来？

原来，“黄公馆”这三个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一棵摇钱树。外面来求人办事的，少不得先要上下打点，这样才好行些方便。那些混得有头有脸的心腹人物，单是下面每月按例规定“孝敬”的银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赶上有要紧事相求，往往这些自家人在黄老板、林桂生面前的一句话就是几千块大洋。

杜月笙不是不爱钱，更不是说不上话。他为别人说话、办事，从来不接受人家钱财。他觉得人家求你就是有棘手事，你收了人家的钱，有几个不在肚皮里骂娘的？相反，你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不收礼金，人家一定从心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钱吗？

可是，不收人家的例规钱，又没有别的进项，在黄公馆青云直上的杜月笙，私底下便是苦哈哈的，寒酸得很。

桂生姐经过一番不动声色的观察，终于晓得了杜月笙的一片苦衷，由此对他更加赏识，于是和黄金荣商量一下，决定派给他一个美差。

“月笙，巡捕房隔壁头的公兴记赌台，你晓得吧？”有天，桂生姐叫住杜月笙问。

“晓得。”杜月笙不明白桂生姐问这个是何用意。

“你去寻他们老板，就是我喊你去，帮帮他们的忙，照例吃一份俸禄。”

“哦！”

杜月笙表面不露声色，心里头却是高兴得很。“公兴记”是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生意兴隆，整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杜月笙每次路过，都忍不住羡慕地看了又看。如今桂生姐居然派他到那里去抱台脚，真是运道来了挡不住！

“抱台脚”就是给赌场当保镖。当日，杜月笙就兴冲冲地去了公兴记赌场。

不料，一进门，赌台老板就给他吃了个闭门羹。当他说明来意后，老板不软不硬地说：

“小伙子，空口无凭这话晓得吗？”

杜月笙一愣，无言以对，登时满脸涨得通红，匆匆扭转身离去。回到黄公馆，杜月笙什么都没说，他怕让桂生姐坍台。后来桂生姐偶然想起这个事，便主动问起杜月笙：

“公兴记那边给你多少俸禄？”

“嗯……”杜月笙支支吾吾，半晌答不上来。

桂生姐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便看出出了问题，一经盘问，果然不出所料。

“真是狗眼看人低！”桂生姐一声怒骂，从椅子上跳起来，“走，我自家给他送凭证去！”

走进赌场，桂生姐先找个显眼的地方坐下，然后唤过当差的。

“告诉你们老板，我给他送凭证来了。”

桂生姐是有名的“第一白相嫂”，白相人地界都尊称她为“老正娘娘”。赌台老板听说“老正娘娘”驾到，忙不迭地出来迎接。可走近一看，桂生姐身边还站着个杜月笙，正是那日他三言两语打发走的那个小伙子，一时间就傻了眼，赶紧上前打躬作揖，赔笑脸，说好话，委婉地解释那天的误会。

“你要凭证，现在凭证自家来了。”老板好话说了一箩筐，桂生姐仿佛一句没听到，依旧是那一句话。

“老正娘娘，天地良心，我哪里敢跟您要凭证呢？那不明摆着砸自家饭碗吗？那天实在是误会，误会！”老板说着，马上招呼账房，“给这位爷吃一份长生俸禄，按月支领30块银洋。”

账房忙不迭地过来，询问杜月笙尊姓大名，给他登记入册。

当着众人面，桂生姐面子挣足，一时高兴，就想赌两把。她看着其中一张停下来看热闹的赌台说：

“我来推几把。”

“好！好！”

老板连声应着，赶紧亲自引路，桂生姐被众人簇拥着走过去，正在推庄的赌客赶忙让位。赌台上玩的是一掀两瞪眼的牌九。32张牙牌，一次每人发四张，配搭成双，逐一和庄家比大小。

桂生姐落座，瓜子糖果立刻摆满身边的一张小茶几。赌场老板亲自奉上热毛巾，又亲手捧上热茶。杜月笙站在桂生姐身后，看见老板连连向四周做手势，很快就有十几个人过来，围在四周飞来飞去做“苍蝇”，分别在三门押注。

这么多人过来捧场，桂生姐心情舒畅，笑声不断，十几把推下来，已经赢钱不少。

“月笙，你帮我接下去。”桂生姐突然想起，以自己的身份，不宜在赌场中久留，“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桂生姐说完就往外走，赌场老板亲自送到车上。

杜月笙久离赌场，早就手痒难忍；加上平生第一次坐在这么豪侈舒适的赌场之中，又面子挣足，风光无限，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于是呼幺喝六，赌得痛快淋漓。三个钟头下来，足足赢了2400元之多。这是他在赌桌上平生从所未有的快事。

赌兴正浓，忽然间就想到，这个庄是自家代桂生姐做的，手气是桂生姐的手气，采头是桂生姐的采头。现在赢了钱，应该赶紧退场，否则等下再输进去，就不好对桂生姐交代了。于是赶紧鸣金收兵，站起来双手抱拳，作了个四方揖。

“各位弟兄，辰光不早，我公馆里还有事体，要先走一步。”

话音一落，立刻有人抗议：

“你小子不能赢了钱就走！”

“赌品太差！”

……

杜月笙当然晓得，庄家赢钱就走，太不合赌场规矩，别人抗议是自然的事。但这次实在身不由己，只好笑眯眯地一再解释。大家都知道他是黄公馆的人，抗议几句之后，也只有自认倒霉。

杜月笙将筹码换了2400块大票，找张申报纸包了，雇辆黄包车返回了同孚里。

回到黄公馆，杜月笙径直上了二楼，桂生姐正倚在沙发上吃茶点，杜月笙把一大包大票递了过去。

“桂生姐，”自从杜月笙给桂生姐侍疾之后，私底下一直称呼林桂生为桂生姐，“桂生姐，我把你的铜钿带回来了。”

桂生姐打开报纸，见他赢了这么多钱，不由得怔了一下，又莞尔笑了。

“月笙，这真叫运道来了挡不住。我喊你代几把，赢了呢，你得两个零用钱，输了算你触霉头。哪想你赢了这么一大票，这铜钿归你，我一文不要。”

“我是代你坐庄，赌本是你的，赢钱是你的手气，你的运道。这钱我不能拿。”

“叫你拿你就拿！”桂生姐见杜月笙不肯收，摆出了老板娘的架势。

揣摩女人心理，杜月笙自有他的一套，和桂生姐相处这么久，他已经摸透了这个黄公馆内当家的脾性，加上与桂生姐私底下接触比较多，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桂生姐虽相貌平平，论年龄也已是人到中年，但杜月笙和她在一起，感觉就是同辈人。这不仅因为桂生姐长得小巧玲珑，面相年轻，更因为她的个性活泼，心态好，处事干练爽快。在杜月笙心里，有一种对她的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欣赏与崇拜，而她时不时摆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女主人姿态，特别是在私下里，往往就唤起杜月笙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

“我说不收就不收！”

杜月笙固执地把钱推回去，带着一种像他这种文质彬彬的男人所特有的蛮横与霸道，这种蛮横与霸道是黄金荣那种粗俗男人所没有的。在桂生姐心里，相对她那个窝囊懦弱的前夫，她欣赏黄金荣那种敢作敢当的派头；而相对于黄金荣那种“三字经”不离口，敞胸露怀、挺胸腆肚的做派，她更欣赏杜月笙这种文质彬彬、深藏不露的智慧。

杜月笙把钱推回去的时候，顺势一翻手腕，抓住了桂生姐纤细的小手，见桂生姐没有反对之意，便随意而自然地一拉，如同大丈夫娇宠自己的小媳妇一般，将娇小的桂生姐拥入怀抱。

换了别人，桂生姐会立刻发怒，尖声大叫，被豢养的家人“轻薄”，是女主人不可容忍的奇耻大辱！但这一刻，桂生姐在稍稍一怔之后，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只剩了娇喘吁吁。

拥抱上床，宽衣解带……好久没有碰女人了，杜月笙以最强有力的忍耐，让自己的力量在桂生姐快乐的呻吟中持续迸发……

看着被压在身下的女人，杜月笙在心里狠狠地咬牙：哼，看你还敢不敢给我摆出一副晚娘脸！

果然，从床上爬起来，桂生姐那张“晚娘脸”就有了那么些小女人的味道。

“400块我留下，2000块是你赢的，你拿去。”

拿就拿！杜月笙忽然间觉得，拿这个钱很是理直气壮了。

二、还清了一片孽债

当时，杜月笙以为桂生姐给他这么多钱，是见他穷兮兮的有意贴补他一下，并不晓得桂生姐是有意考验他。当晚桂生姐把这件事告诉黄金荣的时候，黄金荣也不明白桂生姐的良苦用心。

“月笙一个孤小人，给他那么多铜钿做什么，还不是胡乱花掉。要给也要喊他存起来。”

“我要看看他怎么处置这笔钱。”

当晚，杜月笙捧着2000块钱走进灶披间的时候，马祥生躺在床上还没睡着。

“祥生，要用铜钿不？”

马祥生懒懒地看他一眼，翻个身，把脸转到里边去了。那神态分明在说：真会拿人寻开心，你哪里会有铜钿！

“你想要多少，50，100？”杜月笙没在意他的态度，往马祥生的床边一坐说。

“别寻开心了！你要能拿出5块来，我就能拿出50块！”马祥生有点不耐烦了。

杜月笙打开报纸，拿出100块钱，塞到马祥生手里。马祥生一看这么多钱，一下子从小床上跳起来。

“发啥财了？”

杜月笙便把事情经过，说给马祥生听。

“都说你运道好，吉星高照，看来一点不假。”马祥生说完，又问杜月笙，“有了这么多钱，你准备买房子开店，还是成家立业？”

“没想过。”杜月笙摇摇头，“我要去十六铺看朋友。”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就去向桂生姐请假，说要到十六铺看朋友，桂生姐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

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杜月笙好事连连，如今又有了钱，再回到十六铺那帮兄弟面前，心里就有了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当然，他心里清楚，无论在黄公馆怎样红得发紫，自家也还是给人家当差，他的目标是自立门户，出人头地，那时候再来十六铺地界，才真叫是衣锦还乡。

他先去找了袁珊宝，兄弟俩一见，好像分别了许多年，两个都高兴得直跳脚。

珊宝，你我弟兄向来不分彼此，啥话都不说了，我今朝手头宽裕，来，收着。”杜月笙说着，就把150块钱塞到袁珊宝手中。

“你哪来这么多钱？”袁珊宝吃惊不小。

“放心，不偷不抢，正道来的。”

“不行不行，你这晌应酬多，手头要留俩钱。我赚的铜钿够用。”袁珊宝仍然在“潘源盛”隔壁店里当店员，没有了杜月笙的叨扰，他赚的钱足够一个人开销。

“外道！你我弟兄向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忘了早前我把你衣裳当了下赌场，你躺在被窝里等着我赢钱给你赎回来。可那时运道差，逢赌必输。”提起过去，两兄弟眼里都有些涩涩的。“好了，你等我，我去隔壁看看国生哥。”

在潘源盛水果行，王国生一见到杜月笙，高兴得不得了。

“哎呀月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潘源盛都是熟人，大家一见全都围了过来，一阵寒暄之后，杜月笙把王国生拉到后房。

“国生哥，我以前做了许多对不住你的事……”

“什么大不了的嘛，亏你还放在心上！”王国生立刻打断杜月笙的话。

“我晓得你不介意，可我实在是拖累了你……”

“难得见一次面，说点别的好不好哦！”

“好。不过，我这晌境况好转些，当初挪用店里的铜钿要补上。”

杜月笙说着，拿出200块钱硬塞到王国生手上。

“哪有这么多？”王国生看看手里的钱，“要还可以，多余的你收回去。”

“你拿着，把这个店扩大一些。”

“那就算你的股份吧。”王国生想想说。

“别你的我的了，当初大难不死，命都是你和珊宝送的。”

随后，杜月笙找到老头子陈世昌和爷叔黄振亿，请两位前辈下馆子吃了午餐，又送上自己孝敬的铜钿。两位前辈欢天喜地，都说自家有眼光，没看错人。过晌，杜月笙又找到在花会做“航船”时被他吃掉赌本和彩金的赌客，分别给了双倍的补偿。

晚间，杜月笙请王国生和袁珊宝在餐馆吃饭喝酒。

“总算无债一身轻了。”一落座，杜月笙就大发感慨。

这一天时间，杜月笙2000大洋用了一多半，他又还债，又送朋友，十六铺一带的朋友几乎都走访了，逢人便送上三十五十。他知道这帮朋友的难处，三十五十能给他们解决很大问题。他几乎忘了此前自己手里也不曾有三十五十。

“月笙，我晓得你把朋友看得比自家重，可你这一晌场面多，手条子不能太宽。”王国生真诚相劝。

“是啊，月笙哥，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要晓得手头上不能没铜钿，不能像早前总是花脱了底。”袁珊宝也跟着劝说。

“好，我会记得。”

杜月笙理解弟兄们的好心，也曾把朋友的话记在心里，可终其一生，杜月笙为朋友用钱从没有过计算，花脱了底也毫不在意。

告别了两位兄弟，杜月笙又去了大阿姐的花烟间，他不是去找女人，而是去看望寄娘。一进花烟间前堂，那帮熟悉的姐妹就围了上来，杜月笙少不得又是一番打点，然后去后边看望大阿姐。

大阿姐一开门，见是杜月笙，一时又亲又恨，恨不能上来拧他两把。

“月笙，你还晓得来看望寄娘啊？”

“干娘，你知道的，进了同孚里黄公馆，就不像以往那样自由了。”

“嗯，到底是场子大，出息人。”大阿姐打量着杜月笙。

“混到现在还不是给人家当差。”

“别着急嘛，运道来了挡不住！”大阿姐喜得一拍手，“对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寄娘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什么人？”

“去了你就晓得了。”大阿姐哈哈笑着，“放心，寄娘给你看的是良家女子！”

直到这时杜月笙才明白，大阿姐要给他保媒。

杜月笙跟在大阿姐身后，七拐八拐，来到一条弄堂里，“吱——”一声，推开一扇小门，走进一个小小的天井，带着杜月笙走进一间厢房。

屋里灯光很暗，大阿姐让杜月笙等着，自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大阿姐带着一个老太太走出来。

“这位就是我的干儿子杜月笙。”大阿姐转过头又对杜月笙说。“这是沈老太，我的表姨妈。”

“姨妈好！”杜月笙说过之后才发觉辈分错了，想改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改。

沈老太太倒是没在意，只是一个劲地朝着杜月笙看。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沈老太不知是看上了杜月笙是黄府家人的身份，还是看上了杜月笙的相貌，或者才干什么的，总之，老太太看过之后大概还算满意。

“祖上有家产吗？”老太太开口了。

“没有。”杜月笙回过之后突然想起来，自己在老家高桥镇杜家花园还有两间老屋呢，于是连忙改口，“有，有家产。”

“哦。”老太太一听眉开眼笑，“多大家业？”

“嗯……就是高桥镇的杜家花园。”

杜月笙稍一含糊，杜家两间半破败老屋就变成杜家的大花园了。

老太太没再说什么，一挑门帘进了里屋，大阿姐赶紧跟了进去。当下杜月笙的感觉是：成了！可转念一想，成什么成，自家还没相媳妇呢！

等了没几分钟，只见门帘一挑，一个小女子走了出来。那女子虽穿着普通棉布旗袍，却挡不住她的天生丽质。杨柳细腰，亭亭玉立，细眉大眼，瓜子脸，把杜月笙的眼睛都看直了。

“我叫沈月英，你叫什么。”

小女子那一口吴侬软语，听得杜月笙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杜月生。月亮的月，生活的生。我生在七月十五月圆之日，所以取名月生。”

杜月笙说完这一串后，看到沈月英捂着嘴偷笑了一下，这才晓得自己刚才说多了，人家本来没问那么多嘛，就跟着笑了一下，事后想想当时那一笑真是很傻。风月场上，杜月笙什么女人没见过，那些烟花女子自不必提，水果店老板娘花儿、寄娘大阿姐也不必说，精明能干高高在上的林桂生终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吧，杜月笙在她面前何曾冒过傻气？今天这是怎么了，面对一个小丫头不会说话了！

从沈月英家里出来，大阿姐才告诉杜月笙，沈月英是苏州南桥人，早前一家人在哈尔滨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她父亲病死客地，沈月英只好跟随母亲回到上海。

“现在娘俩衣食无着，好在月英相貌不俗，就想找个有钱能养家的男人，娘俩也好有个依靠。”

大阿姐一说到钱，杜月笙猛然想起，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总该给他们留点铜钿。

“寄娘，你等我。”杜月笙说着，扭头就往回跑。

出来开门的是沈老太太。杜月笙拿出200块钱递到老太太手上。

“姨妈，这点铜钿你先接济一下，日后我再送来。”

沈老太太拿到灯下一看，一下子就惊呆了，200块！娘俩何曾见过这么多钱。

“这小囝，早干吗来着？”

沈老太太埋怨着，直后悔自己没松口，没给杜月笙个明白话，这会儿踮着小脚追出去，杜月笙早已没影了。

杜月笙追上大阿姐，又塞给大阿姐100块钱。大阿姐一看这么多钱，立马乐颠了。

“好小子，干娘没白疼你。”大阿姐拍拍杜月笙的肩，“早干吗来着，惹得老太太最后像只闷葫芦。不过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三、唱了一出双簧

返回黄公馆，2000大洋已经所剩不多。好在有了一份美差：抱台脚。在桂生姐和黄金荣没有安排其他事情的时候，杜月笙就去公兴记赌场当差。

这个抱台脚的差事实际只是名义上的，就算杜月笙一直不露面，30块大洋也是照拿不误，赌场老板不敢有半点含糊。倒是杜月笙极其热衷这个地方，仿佛看别人赌钱也够过瘾。

赌场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赌客中既有达官贵人、富商阔佬，也有流氓无赖，更有赌脱了底的亡命之徒，突发事件几乎每日不断。应对突发事件，杜月笙每每露峥嵘，不经意间，成了赌场老板和那帮保镖的灵魂人物。

有天“夜局”，赌场里坐满了沪上富贾，一派长袍马褂，珠光宝气，吆五喝六的筹码越叫越高，老板笑容满面地在全场逡巡。

正值“夜局”最热闹的时候，突然从门外闪进五六个大汉，一个个紧绷着脸，神色冷峻。看上去不像赌客，倒像犯了瘾的烟客。

老板蓦然发现，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只香烟罐，不由得心里发毛。再看那几个人，转眼间已经各奔一张赌桌，在赌场里均匀地散开。尤其让老板心惊的是，他们每人手里的香烟罐，这会儿竟全部齐刷刷地齐肩举起，煞是令人惊骇。

“这帮人干啥来的？”老板急忙问身边一个保镖，

保镖也在懵懂中，人家进来没闹事，保镖也不好动手。

“他们手里那个东西，会不会是炸弹？”保镖提醒老板。

这时，杜月笙从赌场的一侧走出来，若无其事地打量着那帮人，分别在他们各人身边转两转，然后走到老板身边，拉拉老板的衣袖，两人一前一后进了赌场边上的写字间。

“你看是啥个路道的朋友？”老板亟不可待地问。

“看样子是革命党。”杜月笙压低了声音说，“这件事情不好办，对付革命党不像对付流氓那么简单，弄不好会出大事体。”

老板一听说是革命党，立刻吓得七魂跑了三对半。“革命党多携炸弹”，这是江湖上尽人皆知的，毫无疑问，手里的香烟罐就是炸弹了。万一炸弹一响……老板吓得面如死灰。

“月笙兄弟，你赶快出去和他们讲讲斤斗。只要我能办到，啥个价码都好商量。”

杜月笙去了赌场，找到那几个人的头目讲斤斗。哪承想，他们真的是革命党，是武汉的一个暗号叫“汉声”的团体。这几个人秘密路经上海，必须尽快乘船赶回武汉。但他们刚刚逃过清兵的追捕，行李钱款全丢了，现在既缺少旅费，又付不出客栈房钱，甚至连吃顿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们只需要800块大洋回武汉，钱款凑齐，立马离开，不与赌场为难。否则，我们手里的炸弹……”

“汉声”同志这话老板隔着门缝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拉开门，迎上去。

“800块大洋，好说，好说。”老板压低声音，指着“汉声”同志手里的香烟罐说，“这个，麻烦各位收起来，要不然……”

老板说着看看四下的赌台。这时候，赌客们已经发现了赌场里的变化，吆五喝六的声音早已戛然而止。

“汉声”同志的头目似乎明白老板的意思，向四周几个同伴挥挥手，几个人举着香烟罐的手便都落了下去。

“月笙，你快去账房支800块大洋。”老板赶紧吩咐。

“汉声”同志收了钱，一挥手，几个人迅速离开了。

“月笙兄弟，多亏了你。”老板松了一口气，慨叹道，“黄公馆的人真是个个了得！”

赌场老板根本不曾想到，这一场风波，正是杜月笙一手导演的双簧。

原来，几年前杜月笙就帮助过湖北的革命党人。那时候他在黄公馆还是个进出后门的小打杂。但由于他朋友多，特别是帮会中的弟兄多，有次“汉声”朋友过沪，被清兵追赶，处境危急，杜月笙联合帮会弟兄紧急救援，终于使“汉声”朋友得以脱离险境，逃出上海。从此后，杜月笙的大名便在湖北“汉声”中传开。

这次几个“汉声”同志在上海遇到困难，便慕名前往同孚里黄公馆找杜月笙帮忙。偏偏杜月笙手里的2000块钱全部告罄，每月30块大洋的俸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他只好先请“汉声”的同志饱餐了一顿，送他们住进客栈，然后再想办法。

当晚杜月笙躺在床上想了大半夜，也没想出怎么弄到几百块大洋。向黄老板借钱？那是断乎不能！想到桂生姐的私房钱，杜月笙不由得打个冷战，连忙告诫自己：此念万万不可有！

桂生姐看上去永远是那样平凡朴素，竹布短衫裤，平底布鞋，可是谁会想到，她已然是拥资数万的一大富婆了。就连黄老板都不曾晓得她手里有多少铜钿。她用大笔的私房钱到处放利，经手往来，一概信托杜月笙。杜月笙无论多么困窘，从未想过动用一分一厘。唯有眼下……想到这里，杜月笙马上勒令自己打住。

辗转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杜月笙才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睁开眼睛，突然计上心来，办法有了！

诈骗这种伎俩，杜月笙早前玩过不计其数，尽管都是小把戏，却也屡试不爽。可是约了革命党人一起演双簧，他不晓得那几位“汉声”朋友是否会同意。

“如今处境险恶，早日离开才是大事，以免误了军国大事。”杜月笙来到客栈，对几位“汉声”同志苦苦相劝，“再说，但凡下赌场的流氓大佬，有几个钱是正道来的？”

迫于形势紧急，军情如火，几位“汉声”只好勉为其难。没想到这场双簧倒是演得有声有色。

翌日清晨，杜月笙替“汉声”朋友买好船票，约了黄公馆的徐复生，两人一起护送“汉声”朋友登船，离开了上海。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公兴记老板对杜月笙更加倚重，几乎到了一日不可无君的地步。桂生姐见杜月笙对抱台脚干得有声有色，心里有了另一种打算。有天下午杜月笙回来，上楼向桂生姐交差，桂生姐忽然说。

“我喊你去公兴记，是想让你照例吃份俸禄，不曾想你对那个场子蛮喜欢的。”

“我是得空过去看看，长点见识。”杜月笙一时摸不透桂生姐什么意思。

“好。”桂生姐笑笑，却转了话题，“铜钿用得差不多了吧？”

杜月笙知道，桂生姐问的是那2000大洋。按说20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不该两个多月就花光的，可杜月笙用了不到一个月。如实说出来，会把桂生姐吓一跳，只好尴尬地点点头。

“手条子蛮宽的嘛！”

杜月笙以为桂生姐会责备几句，没想到桂生姐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听说你交了女朋友？”

杜月笙心里一惊：怎么桂生姐连这事都晓得？立刻就想到，桂生姐会不会限制自家和别的女人来往？

自从和桂生姐有了第一次的床笫之欢，桂生姐这张床他便时不时地光顾一下。他看得出，在床上，桂生姐对他是真的喜欢。这大概还是和黄金荣相比，他能带给她更多的激情和快乐吧。或许，她也想报复一下黄金荣。黄金荣在外面，明里暗里的女人一大把。倘若桂生姐果真是为了报复黄金荣，自家岂不成了桂生姐利用的工具……想到这儿，杜月笙心里油然生出一股苦涩之感，先前那种征服的快感倏然间变了味道。

“哎，说话呀！”桂生姐催促道。

“哦……”杜月笙猛地醒悟过来，可一时不晓得和沈月英的事该不该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

听桂生姐如此说，杜月笙倒是有些搞不懂了。

“说啊，到底是不是有了中意的女人？”

“是有人给介绍一个，可我这么穷，不晓得人家愿不愿意跟我。”

杜月笙想，既然她非要弄个明白，那就干脆说吧，反正自己也没钱成家，和沈月英成不成又有啥关系？爽性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沈月英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桂生姐。

“好，我只问你一句，你喜不喜欢她？”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对一个和自己上床的女人说喜欢另一个女人，未免太残酷！杜月笙的脑瓜转得何其快，怎么也不会点下头，或者说个“喜欢”。

“说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怎么变得像个大姑娘，没一点爽快劲！”桂生姐有些急了。

“喜欢。”杜月笙被逼牢，他不能违心地说不喜欢。虽然说的声音很小，可到底是承认了。

“好！”桂生姐爽快地说，“喜欢就把她讨回来。”

这又让杜月笙吃了一惊，到底是第一白相嫂，不愧是女中豪杰，杜月笙一个大男人反倒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你是一匹野马，没有鞍鞯就套不住。”桂生姐正色说：“所以你要先成家，再立业。只要你喜欢，就要把她讨回来。”

“可是，”杜月笙嗫嚅地说，“我哪里讨得起，她姆妈嘴巴张得好大。”

“这个你放心，我会安排的。”桂生姐很干脆地说。

当天晚上，桂生姐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黄金荣，她有把握说服黄金荣。桂生姐分析说：

“倘使孤小人把2000大洋拿去狂嫖滥赌，就算他有胆量有肩胛，充其量也就是个小白相人的材料；倘使他把铜钿存起来或者买房子、开店，那他就不合适在我们这个地界里混。结果他把大把的铜钿拿去清还旧债、广交朋友，这说明他重义气，讲交情，不会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从这一点上看，将来会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

“是这个道理。”黄金荣历来佩服桂生姐的胆识和眼力。

“现在孤小人要结婚了，你这个做老板的，打算怎样帮他？”

“你说怎么帮就怎么帮，这些事还不是你说了算。”

“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

“嗯？”黄金荣有些不明白了，“不就是用钱吗？对，给他点面子，我自家出面保媒！”

桂生姐笑着摇摇头。

“这还不够？”

“总不能让他把媳妇娶到灶披间里吧？你把同孚里的房子调一套出来给他住，让他有个场面，又离得近，支派着也方便。”

“这……我得考虑一下。”

黄金荣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黄公馆是藏龙卧虎之地，比杜月笙资格老、辈分高、贡献大的人多的是，突然给杜月笙在同孚里调套房子，给他一个场面，让他另立门户，别人会不会服气？

这一点桂生姐自然明白，所以她只是提出来让黄金荣考虑，并没有让他马上答复。

“还有，前些日子让他去公兴记抱台脚，想让他吃一份俸禄，可他干得蛮有起色。不如把这只赌台拨给他，让他自家有个财源。”

桂生姐的这个条件，让黄金荣伤透了脑筋。

拨这只赌台给他，并不是叫他去经营赌场，经营赌场的是拥资巨万的广东大老板。而是叫他去负责这个赌场的安全。这个负责，不像抱台脚、当保镖那么简单，不仅要管着赌场里的保镖，随时应对突发事件，还要把上至法租界衙门，下至流氓瘪三、亡命之徒、三教九流，统统摆平，避免被人找碴、讹诈、惹是生非。这是个责任及其重大的差事，把这个差事派给刚刚出道的杜月笙，任他怎么精明强干，没经历过赌场上的枪林弹雨，黄金荣仍旧是不会放心的。

再说，赌场是个发横财的码头，可以说人人眼红、个个垂涎，赌场保护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中最复杂、最阴暗的一面，弄不好赔钱塌台，甚至会搭上小命。

当时法租界有三大赌台，都是在租界当局的首肯和捕房的支持下开设的，因此首先分肥的是租界洋人和捕房里的中西头脑。从法租界总领事以次，包括总巡、总探长等，这一干人得到的红包每月至少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法捕房及会审公堂的职员则按级别享受特殊津贴，每人每月40至500元不等。这其中任何一个关系摆不平，都有可能出大问题。都头来塌的是他黄老板的台，更会影响到黄老板的财源。黄金荣不能不三思而行。

“这个事关系重大，我再慎重考虑一下。”黄老板答复桂生姐说。

桂生姐依旧是笑着点头。她想提携杜月笙，目的也是为了她和黄金荣的共同利益。她是看准了杜月笙这个人才，也看准了他的为人，看准了他不会忘恩负义。至于他和杜月笙的私情，在这位第一白相嫂的心里，自是公私分明。

四、消弭了一场火并

“绝顶聪明”，是黄老板早年对杜月笙的评价。

黄老板没有立刻答应桂生姐的提议，但在人前人后，总是对杜月笙赞不绝口，显然是在有意提高杜月笙的威望。同时，许多重要的机密事情，都交给杜月笙去办，有意给他加码，考验和提高他的办事能力。而杜月笙的确是“绝顶聪明”，每项任务都完成得很漂亮。

那段时日，黄公馆所有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杜月笙运道太好，说不定就要自立门户了。

此后，一次意外事件促使黄老板很快做出了决定。

杜月笙自从做了公兴记的抱台脚，就开始有了拉山头的打算。但又怕黄老板和桂生姐多心，迟迟不敢付诸行动。而随着外派任务的加码，他越来越感觉到人脉的重要。他并不晓得黄老板和桂生姐已经打算放他自立门户，于是，就想从开香堂说起，到桂生姐那里探探口风。

桂生姐一听杜月笙想开香堂收徒弟，立刻表示赞同。

“开香堂，好啊！有人脉才能成大事。”

杜月笙怔怔地看着桂生姐，对这个第一白相嫂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桂生姐的豁达大度让他觉得自家仿佛就是猥琐小人。

得到了桂生姐的许可，这位清帮“悟”字辈的小师傅，在师父陈世昌、爷叔黄振亿的捧场下，第一次正式开了香堂，这个开山门弟子，就是以嗜赌出名后来被称为“赌场郎中”、“摇摊能手”的江肇铭。

江肇铭是苏州人，牙医出身，长得尖嘴猴腮，佝偻着身子，端耸着双肩，生就一副罗圈腿，大有溥仪的尊范，人送外号“宣统皇帝”。但他却心思缜密，伶俐剔透，又性格柔和，善于鉴貌观人。

令杜月笙不曾料到的是，收了这个开山门徒弟，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便给他闯下一场穷祸。

江肇铭嗜赌，尤以赌“摇摊”为最。“摇摊”又叫“摇宝”，赌台上放一只摇缸，投入三颗骰子，庄家代表赌场，赌客下注猜点，双方血肉相搏。

当赌客多、赌注大的时候，庄家往往会使出“假骰子”、“一线天”等方法作弊。所谓假骰子，就是在骰子里塞上铁屑，并用“一线天”的方法看清缸内是什么点子，然后再看桌面，如果大部分被赌客压中，就手握小磁铁吸动骰子，换成其他点子，使赌客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吃掉赌注。

江肇铭久经赌场，自然明白这些赌场作弊的手法。那段日子他常常光顾公共租界西区的一爿以摇摊为特色的赌场。尽管平时有输有赢，输多赢少，但一般都在掌控之中。唯有一次连输数局，连战连输，心里就有了疑问，怀疑庄家作弊。

当时江肇铭在赌场上还是个小脚色，还没有后来“摇摊能手”、“赌场郎中”的鼎鼎大名，要想看出庄家的破绽，也是并非易事。

“老子今儿个算是撞见鬼了，可就是不晓得这鬼到底出在哪个节骨眼上！”江肇铭嘟哝着，两眼盯着庄家捧着摇缸的双手。

“慢！”一向不急不躁的江肇铭忽然大喝一声，把庄家吓了一跳。

看不出庄家有什么作弊的破绽，江肇铭就想孤注一掷。他单押“三”点，倾其所有，大约近两百大洋，全部推到“出宝”门上，意思是向庄家单挑，来一次龙虎相斗。

由于赌注下得大，招数险，赌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其他赌客都咋舌不语，退到一旁观战。

庄家抱着摇缸，连摇几下，只听骰子“哗哗”作响。

“开缸！”随着庄家一声大喊，摇缸在赌台上放定，缸盖猛然掀开，赌客们都伸长脖子向缸内看去——

三颗骰子，两颗四点，一颗二点。——这是“二”点，恰好落在“白虎”门上，庄家统吃，江肇铭输定！

“哎——”只听观战的赌客们齐齐地发出一声叹息。

这个结果，江肇铭自然比其他赌客看得清楚。他更清楚，这近两百大洋，是他最后的全部家当。此局一输，可谓满盘皆输，他连翻本的铜钿都不曾有了。

到底是不急不火的性子，到了这个当口，脑子里还在寻思着到底是哪个节骨眼出了问题，他认定庄家做了手脚，眼睛一直盯着那只摇缸……

转机就在这一刻出现了——

尽管他看到的不是庄家作弊的破绽，但足以为他扭转败局！

按赌场规矩，一局揭晓，摇缸内摇出的点必须保持原状，然后清算赌资——赢的吃，输的赔，等台面上的赌资统统结清之后，才能将摇缸盖上，连摇几下，等摇缸里的骰子点色全部换过，才可以准备开始下一局。

岂料，庄家在打开缸盖，让所有人见证了缸里的点数之后，不知是一时高兴忘乎所以，还是手忙脚乱粗心大意，不等清算赌账，便将摇缸盖上，连摇几下，放到了一边。

江肇铭岂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他要硬吃！

“慢着！”见庄家准备清账，江肇铭不紧不慢地说，“老兄，这次是你输了。”

“少废话！”庄家说过之后，看看摇缸，这才发现出了大错，不由得一怔，然后软中带硬地说，“摇出来的是二，你押的是三，想硬吃吗？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界！”

“老兄，点子还在缸里，明明是三，这和谁的地界不生关系！”江肇铭的话同样软中带硬。但他不敢保证摇缸里现在是“三”，但是“二”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那就看谁的运道好了！”江肇铭在心里说。

江肇铭这一叫板，庄家心里也没了底，重摇了一下之后，谁敢保证仍然是“二”呢？但是不是“三”，也没人敢保证！

庄家不敢轻易冒险，这局摇出的“二”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开缸的，大家有目共睹，他只好向四周赌客求援。

“我摇来的是‘二’，各位都看到的！”

“是‘三’！”江肇铭十分肯定地说。

赌客们明明知道是“二”，但摸不清江肇铭的来路，没人敢出来作证。有的赌客存心想看热闹，就等着好戏开场了。

得不到声援，庄家狠狠心，一咬牙：开缸！说不定谁输谁赢呢！

掀开缸盖，庄家傻眼了——竟然是“三”！

这次，四周赌客又一次看清了：三！

“看清了？赔钱吧！”江肇铭紧逼一步。

“赔钱？”庄家火了，“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界，不信你小子敢硬吃！”

这个地界的确非同不一般，赌场老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严老九严九龄！严老九听到争吵，从写字间里走出来，看了一眼瘦猴子一样的江肇铭，不动声色地吩咐庄家：

“闲话少说，赔钱！”

然后，严老九坐下来，用江湖上的“切口”，盘问江肇铭的来路。不料盘问结果，竟是法租界黄金荣门下刚刚出道的“悟”字辈杜月笙的弟子，一个“觉”字辈的黄毛小儿！严老九火了：

“哼哼！了不起！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黄毛小儿，也敢到我这里来硬吃！”严老九冷笑着，突然大喝一声：“给我关门！收档！”

如同晴天霹雳，大批保镖从天而降，大门“咣当”一声被关牢。看热闹的赌客如梦方醒，纷纷向赌场后门逃去，唯恐慢了一步，陪着江肇铭吃卫生丸。

江肇铭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当时吓得屁滚尿流，连连向严老九讨饶。

“严老板饶命啊！严老板饶命啊！”

江肇铭一边告饶，一边连滚带爬地向后撤，竟然混在其他逃命的赌客中，逃出赌场后门，一口气跑到法租界同孚里，没等黄公馆后门打开，就瘫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杜月笙听江肇铭说完此事，顿觉五雷轰顶——

江湖上的关门收档，是帮派间火并的信号。严九龄是英租界大亨，财势绝伦，其权势未必在法租界黄老板之下。两强相斗，必有一伤，而伤者未必是严老九。

一时间，严、黄两边剑拔弩张，风声鹤唳，各界人士都在静观其变，都想看看刚出道的杜月笙如何摆平这场风波。很多人都以为杜月笙会求救于黄老板，但杜月笙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因为自家弟子将黄老板拉入这场较量之中！他更清楚，自己必须独当一面处理好这件事，否则以后休想在江湖上站住脚！

他分析严老九的情况后，当机立断，连夜筹措钱款，第二天便带着江肇铭前往英租界，专程拜访严老九。

严老板的赌场里，从后门门口经过赌场大厅一直到严老板的写字间，两排彪形大汉，依次排列，一个个腰里别着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杜月笙手无寸铁，从容走过。江肇铭跟在他身后，不时左右顾盼，生怕发生意外。

杜月笙在两排持枪保镖的夹道威吓中，坦然地走进严老九的办公间，按照帮会规矩，双手抱拳，给严老九施了一礼。

“严老板，小徒多有冒犯，杜某带弟子专程登门谢罪，请严老板海涵。”

严老九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后面，冷眼旁观，不动声色，一心想掂掂这个声名鹊起的“悟”字辈青帮弟子的分量。

“严老板，英法租界，严、黄两大亨威震上海滩，无可匹敌。而鹬蚌相争，自有渔翁得利，看热闹的更是大有人在。何必为了一个黄毛小儿，伤了两大亨的和气，给他人留下可乘之机？”杜月笙不卑不亢，侃侃而谈。

严老九依旧不动声色。

江肇铭赶紧跪在严老九面前，哀声求告：

“严先生，小的有眼无珠，您大人大量，恳求您放小的一马。”说完，把盛着500块大洋的钱袋子毕恭毕敬地呈到严老九面前。

“严老板，能否给杜某一个面子，抽落门闩，重新开张？”杜月笙步步紧逼，“届时，杜某必定约朋友前来捧场！”

“哈……”严老九站起来，一阵开怀大笑。

下台的梯子已经搭好，此时不下这个台阶，更待何时？对严老九来说，关门收档并非本意，江肇铭一个“觉”字辈无名小儿，竟敢到大名鼎鼎的严老九的场子里硬吃，不给他点颜色看，岂不大塌其台！至于与黄老板火并，严老九自然晓得鹬蚌相争的道理，倘若不是被逼无奈，严老九断乎不会出此下策。他也并没指望由黄老板登门赔罪，毕竟黄老板实为青帮“倥子”。他原本以为，刚刚出道的杜月笙没见过大世面，会被这白相地界的惊涛骇浪所吓倒，想不到他竟恪尽礼数，从容不迫，不卑不亢，严老九不得不暗暗佩服。

“不愧是黄门弟子，有胆识，有气度！”严老九如此一说，一场剑拔弩张，顷刻间烟消云散。

杜月笙单刀赴会，四两拨千斤，摆平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恶斗与火并，在英法租界博得了一个肯担肩胛的好名声，一时间声名大振，身价倍增。有了单枪匹马和严老九“扳斤头”的经历，便等于有了同黄老板、严老九一辈人物相提并论的资格。

黄金荣和桂生姐早已听说了这件事，只是一直躲在幕后静观，见杜月笙处理的落门落槛，不禁满心欢喜，对桂生姐此前提议的给杜月笙调一套房子和拨一只赌台的事，黄老板也一口应承下来。

五、头一回做了新郎

一日午后，黄老板和桂生姐在会客室喝茶，杜月笙进来给老板汇报事情，桂生姐笑眯眯地说：

“月笙，你这一晌要双喜临门了。”

“我哪有什么喜？”杜月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板决定把同孚里的房子调一套给孤小人结婚，另立门户，你说是不是喜？”

杜月笙愣住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他心里一直蠢蠢欲动的那个念头，不就是自立门户吗！可是，他不但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有些颓丧。

“怎么，你不满意？”

“不不不，老板和老板娘这么抬举我，我感谢还来不及呢！只是……立啥门户啊，媳妇都没了。”

“出啥事情了？”

“她姆妈嫌我穷……”

“啥？嫌你穷？”黄老板一听，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触那娘！也太小看我黄金荣了，我黄府的人要是讨不上老婆，天底下男人都得打光棍！”

“嗨，我以为啥大不了的事呢。”桂生姐也轻快地笑起来，“不就是铜钿吗？老板早给你预备好了！”

“别的事我插不上手，这个保媒下聘的事我来办！”黄金荣拍拍杜月笙的肩，高兴地说：“放心，一准跑不了她。”

当天，黄老板就带着保镖、佣人，前呼后拥地去了十六铺的小东门，找到大阿姐，由大阿姐带着，前往沈月英的住处，面见沈老太，给杜月笙保媒。

走进沈家居住的小弄堂，黄金荣带去的人一直从天井里站到大门外。大阿姐对沈老太棒打鸳鸯十分不满，故意什么都不说，直接带着黄金荣进屋。沈老太闻声迎出来，从堂屋里往外一看，看到黄金荣的那些保镖，以为是哪个衙门的人来了。

“出了啥事？”沈老太神色紧张地问大阿姐。

“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黄老板。”大阿姐对沈老太说。

沈老太一听“巡捕房”和“督察长”，更是吓得不得了。

“这里是华界，犯不着法租界的事啊！”沈老太拉一下大阿姐，悄悄说。

大阿姐笑笑，仍不明说。黄金荣向外面挥挥手，四个黄府女佣分别捧着不同的聘礼——丝绸布料、珠宝首饰等，从大门外走进天井，又从天井里走进堂屋，将手里的聘礼一一呈给沈老太过目。

沈老太这才明白过来，以为大阿姐又给女儿介绍了一门亲事，看样子这次是个富贵人家。顿时眉开眼笑，忙不迭地收下那些聘礼。

“你这死丫头，吓姨妈一大跳。”沈老太点一下大阿姐的脑门，回过头招呼黄金荣，“黄老板请坐，我们小户人家，屋里窄别，您别见笑。”

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黄老板就在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大阿姐赶紧泡了茶端过来。

沈老太看看黄老板，觉得岁数大了点，看样子是纳妾。不过老太太倒也开通，她想：大户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做妾就做妾，只要是富贵人家就好。她坐在黄老板对面的椅子上，毫不客气地谈起了条件：

“黄老板，我闺女还是黄花闺女，嫁过去要单门独户才好。”

“不生问题，同孚里一楼一底的房子，单门独户。”黄老板回答说。

“闺女是我后半生的依靠，我要搬过去同住。”。

“应该的。”

见黄金荣答应得如此痛快，沈老太满心欢喜。她晓得大户人家都有佣人侍奉，与其让女婿给派佣人，不如提携一下自家的穷亲戚，一来落个顺水人情，二来也有个体己。

“还有……”

黄金荣一听还有，一下子头皮发炸，忍不住要骂娘，不过终究还是忍住了，毕竟是替人保媒，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我有个亲戚叫焦文彬，能写会算，想跟着找碗饭吃。”

黄金荣想，杜月笙自立门户，好歹也要有个人管家管账什么的，就一口应承下来：

“不生问题。”

“有个亲戚的孩子，父母都不在了，怪可怜的，能不能……”

“不生问题。”黄金荣一口打断沈老太的话，“就让他在府上做个小听差吧。”

话说尽了，沈老太就想让女儿和黄老板见见面。

“菊子，”沈老太叫着大阿姐的小名，“你妹在东院阿嫂屋里，你去喊她回来。”

大阿姐晓得沈老太误会了，就想逗她一下，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嫌贫爱富，棒打鸳鸯。她悄悄把沈老太拉到一边咬耳朵，沈老太一边听一边点头。

然后，大阿姐告诉黄老板，就按刚才沈老太提的条件，随时可以迎娶沈月英。

黄老板保媒成功，打道回府。旋不久，桂生姐找人看了日子，定下了喜期。同孚里的房子也很快调好，粉刷一新，置办了家具。婚前的一应准备工作，都由桂生姐一手操办起来。

眼看婚期要到，杜月笙派人到高桥，把表姑母万老太太接来，在法租界栈房里开了房间，又替姑母买好衣料，请裁缝缝制，并特地为姑母打好一副金手镯，亲自送到栈房。

“姑妈，这副金镯头你收着。”

万老太太接过金镯头，看了一下，又放回到杜月笙手中。

“这么贵重的金镯头，应该送给你舅母。”万老太太说，“高桥乡下，你的长辈不止我一个，都应该请到才是。”

杜月笙沉默不语。在他年幼无知四处漂泊的辰光，那些亲戚好像没人认得他，就连亲老娘舅都一心把他往外撵……

“即便是哪个都不请，也该把你老娘舅、舅母请来。”万老太太见杜月笙不言语，又特地强调。

“好吧。”杜月笙沉思半晌，问，“应该请哪些人呢？”

“你的老娘舅、舅母，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阿姨……”

万老太太一口气开出了长一串名单。杜月笙回首前尘，不胜感慨，这不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写照吗？

“我这就派人，把他们都请来。”杜月笙无可奈何地说。

“好！好！”万老太太满心欢喜，说，“这副金镯头送给你舅母吧。”

杜月笙晓得万老太太的意思，按亲戚的远近排，舅母应该是头一位，最近的亲戚应该是最隆重的礼节，最厚重的礼品。而万老太太仅仅是表姑母……

想到此杜月笙的眼睛一阵酸涩，当年就是这位表姑母，听到他病重的消息，毫不犹豫地迈着小脚从高桥镇步行赶来；就是这位表姑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四处求医问药找偏方，煎汤熬药，昼夜无眠。若不是这个表姑母，恐怕就没有今朝的杜月笙了。

“姑妈，这副你留着。舅母和阿姨，我会照这个样子各办一份。”杜月笙说。

万老太太这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金手镯。

杜月笙的婚礼规模不是很大，但却十分热闹。迎亲队伍中，一顶高价租来的宁波龙凤花轿格外引人注目，花轿停在沈月英家的大门口，乐队吹吹打打，鞭炮齐鸣。

当杜月笙一身光鲜地站在沈老太面前时，沈老太瞠目结舌——

“怎么是他？”沈老太太赶紧到里屋找大阿姐，“不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月英跟了他，莫说过好日子，穿衣吃饭都成问题！”

大阿姐这才想起，那次本想逗她一下，后来就忘了告诉她实情了。

“你相中了黄老板的人，还是黄老板的财？”大阿姐问。

“我都相中了！”沈老太急了，“都到这节骨眼了，快想个办法吧！”

“你那天提的条件，我干儿子都能做到。”

“就算他能做到，他根基浅，底子薄，说不准哪天我们娘俩都会跟着他饿肚子。”

大阿姐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

“实话告诉你吧，那天黄老板就是来给月笙保媒的！”

一听这话，沈老太太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菊子啊菊子，你可把我害苦了……”

一顶花轿抬走了沈月英。沈老太不放心，怕黄金荣答应的条件不能兑现，没等杜月笙派人来接，就收拾好一个包袱，雇了辆黄包车，自家去了同孚里。

一进同孚里弄堂，看到那些两层楼的弄堂房子，老太太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底。她晓得，这等弄堂房子唯有阔佬才住得起！倘使她知道杜月笙住的是黄老板的房子，还不知会生出啥是非来。

婚筵吃的是流水席，客人凑齐一桌便开，吃完便走，如此周而复始，一天川流不息。高桥来的亲眷住在栈房里，酒席整整吃了十天，十天后尽兴还乡，杜月笙每家送上20块大洋做旅费。因此无论老娘舅、阿姨还是姑母，人人高兴，个个满意。

这是1915年，自8岁便没有了家的孤小人杜月笙，现在姑姨老娘舅全有了。

婚后，杜月笙与沈月英十分恩爱，家务事外有焦文彬当账房，内有沈老太太操持，还有个男孩华生当差跑腿，杜月笙倒成了甩手掌柜的。

正应了桂生姐那句话，“你要先成家，再立业”。成家后的杜月笙，可谓一顺百顺，事业一日日发达，收入一日日增多，新建立的杜公馆，呈现出一派兴隆气象。

沈老太太一直担心杜月笙根基浅，底子差，不曾想女婿本事蛮大，闺女又是正房妻，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一年后，沈月英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杜维藩。

小维藩生得头角峥嵘，白白胖胖，头一回抱到黄公馆，桂生姐和黄金荣就喜欢得不得了。

“月笙，恭喜你有了儿子！”桂生姐笑吟吟地说，“你们结婚是老板做的媒，把这个孩子过继给我们，好不好？”

“好，好，当然好！”杜月笙一口答应。要知道多少人想和黄老板攀亲都攀不上呢！

黄金荣收小维藩做了干儿子，两位亲家从此便以兄弟相称，杜月笙改口喊黄老板为“金荣哥”，也公开称老板娘为“桂生姐”了。而进黄公馆比杜月笙早的金廷荪、顾掌生、马祥生等人，仍还在口口声声地喊黄金荣为“爷叔”，喊桂生姐为“娘娘”。

黄、杜成为了亲家，来往一日比一日密切，沈月英常常抱着杜维藩去看他的寄娘，两亲家母如同胞姊妹一样亲热，私房话常常说起来没完。倒是杜月笙，极少再有机会单独接近桂生姐了。

六、清除了赌台隐患

结婚之后，杜月笙到公兴俱乐部走马上任，由原来的抱台脚升为了当权者。

上任伊始，便发生了一件大事，如同与严老九单刀赴会，杜月笙再次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

那日夜场散局，已经是后半夜。赌场打烊后，杜月笙和江肇铭从后门出来，忽然听到有人求救，声音隐隐约约，但好像就在附近。旧上海街道窄，街巷岔路多，两人一时分辨不出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救命啊！救命啊！”

声音在继续。当时已是寒冬季节，北风呼啸，那个人的声音顺风而来，两人迎风寻找，在一个拐角处，发现蹲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杜月笙一看，立刻明白了，此人被“剥猪猡”了！

“剥猪猡”是帮会“切口”，意即抢劫过往路人，而且抢劫得十分彻底，金钱饰物之外，连被劫者身上的衣服也要剥光。各赌台夜场打烊都在午夜以后，这些大赌场的赌客又多是些衣冠楚楚的阔佬，赢了钱的更有大笔财香，这些人便成了抢劫者的最佳人选。加上租界一街之隔便是两国境域，街道纵横，弄巷复杂，也为抢劫者提供了便利，于是，夜场赌客被“剥猪猡”的事件便常有发生，以至于胆小的赌客不敢涉足夜场，赢钱的赌客不得不自备保镳。此风一开，各赌场生意纷纷下跌。

偏偏今日这个被剥猪猡的不是一般赌客，他是法军一个头目的“小舅子”——一个被包养的舞女的姘头，名义上的干弟弟，外号“癞皮狗”。当时他躲在一个暗角，杜月笙和江肇铭都没认出是谁。岂料癞皮狗狗仗人势，被剥了猪猡还气焰嚣张地大骂：

“触那娘！你们公兴记竟敢让老子给剥猪猡！”

杜月笙一听是癞皮狗，本来就对这号“吃软饭”的流氓没好感，又听他把被剥猪猡的账算到“公兴记”头上，气便不打一处来。

“好小子，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界，跑这来耍赖！”

杜月笙在心里骂着，也不言语，一步跨过去，照着癞皮狗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癞皮狗赤裸着身子，被踢得“嗷嗷”直叫。

江肇铭担心被癞皮狗赖上，赶紧拉了师父一把，两人扬长而去。

其实这并非杜月笙的本意。赌客被剥猪猡，纵使赌场没责任，可终究是赌场的客人，杜月笙原本想给癞皮狗弄套衣服让他回家，不曾想癞皮狗倒打一耙，也只好让他活该挨冻了！

杜月笙晓得，癞皮狗以“赖”出名，事情不会就这么完结。好在当时黑影里光线昏暗，第二天癞皮狗带了安南巡捕到赌台，转了半晌也不敢指认是哪个踢了他。杜月笙在一旁看着，打趣地问：

“阿力兄弟，要不要黄探长亲自来查一查？”

“不必，不必。”癞皮狗赶紧回答。

“凭黄探长的金字招牌，一准能查出是哪个睡了法国头子的女人，”江肇铭看着癞皮狗，提高嗓门说，“弄不好要叫他吃卫生丸的。”

癞皮狗一听，不敢再查，赶紧带着几个安南巡捕溜走了。

杜月笙压根就没把癞皮狗这种流氓当回事，要紧的是怎么样对付剥猪猡的那帮流氓。那帮流氓不解决，赌场生意会越来越糟糕。于是，杜月笙广泛撒网，仗着朋友多，耳目灵，又沾着帮会的光，在各个白相地界都说得上话，很快就摸清了法租界专吃“剥猪猡”饭的那几帮小流氓的底细。令他不曾想到的是，早前曾和他一起摸爬滚打的李阿三，竟然也拉了几个弟兄干上了这个行当。

杜月笙让李阿三把另外几个团伙的小头目全找来，大家坐下来讲条件。杜月笙推己及人，想着自家就是从这样的小流氓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现在既要保护赌场利益，又不能挡了弟兄们的财路。

用不着去茶楼“吃讲茶”，对这个道上的弟兄，最现实的莫过于大吃大嚼一顿。杜月笙在公兴里离赌台不远的街边找了家苏州酒菜馆，约一干人到那里边吃边谈。

去之前，杜月笙已经想好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办法，待一干人到齐，杜月笙方始讲出自己的条件：

“我计算过，法租界三大赌台，按月赢利抽出一成给弟兄们分红。这个比例既能让弟兄们有饭吃，又能保证赌台的利益。条件是，保证三大赌台的赌客不被剥猪猡！”

月盈利的一成？各位小头目心里都开始拨拉各自的小算盘——三大赌台哪个门前不是车水马龙，哪个门前不是阔佬云集，财源滚滚！剥猪锣无非就是为了几个钱，现在既能按月拿到钱，又省了黑道营生的提心吊胆，还可以送杜月笙一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月笙哥，只要你言语一句，弟兄们保证照办！”李阿三带头表态。

“是的，月笙哥，弟兄们保证照办！”

其他几个头目赶紧附和，生怕好人都被别人做了去。

“好，一言为定！”

杜月笙对江肇铭招招手，江肇铭把事先封好的大洋递过来。

“这些铜钿先给弟兄们做个生活补贴，从月底开始按利抽成。”杜月笙掂着手里的大洋，郑重地说，“不过，请在座各位务必管好自家手下的弟兄，否则，为了场子的清静，我会不客气地请他吃三刀六洞！”

杜月笙说这话的声音不高，在座各位却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当晚，法租界三大赌台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一起赌客被剥猪猡的事件。从第二天晚上开始，夜场赌客骤增，三大赌台营业额直线上升。

原来，那帮剥猪猡的弟兄坐地抽成，无事可做，便到处宣传法租界赌台杜绝了剥猪猡，华界、英界赌客一听，纷纷到法界探虚实，一看果然如此，纷纷转移赌场。加上那帮兄弟为了多分润，不仅给三大赌台做着义务宣传员，还到处为三大赌台拉客，使三大赌台出现了场场爆满的盛况。

三大赌场的广东老板不明就里，到处打探是怎么回事。这件事，除了杜月笙，还有两人晓得，那就是另外两大赌台的掌管人——金廷荪和顾掌生。

金廷荪和顾掌生都是青帮“通”字辈弟子，比杜月笙的“悟”字辈高一辈，又比杜月笙早入黄门，杜月笙此前先去跟两位商量，两人居然皱起了眉头，认为赌台拨出一成赢利，数字太大，广东老板那边摆不平。如今赌场面貌忽然大变，便晓得是杜月笙单枪匹马干起来了，赶紧找到杜月笙，一问果然如此。

三人分别找到各自的赌台老板，老板见利润大于支出，“抽一成”立马拍板，月底利市倍蓰，各方皆大欢喜。

杜月笙此举，不仅为法界赌台扫除一大障碍，也替法捕房减少了大量鸡零狗碎的劫案，总探长黄金荣越发可以高枕无忧。而于杜月笙自家，这帮剥猪猡的弟兄，成了他日后第一批赴汤蹈火的徒众。

没想到，解决了“剥猪猡”，“大闸蟹”的难题又接踵而来——

所谓“大闸蟹”，就是把抓进捕房的赌徒用绳子绑成一串，押到马路上去游街。人们见他们一串串的绑着，触景生情，谑称为“大闸蟹”。

法租界洋人从上到下都从赌台分肥，却偏生还要做样子抓赌，正所谓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但租界当局板起面孔，法捕房的中西头脑、华洋巡捕也只得照办，无论吃了赌台多少的红包，也不得不随时闯进赌台，抓些人去向洋人交差。

但凡到赌台去白相的人，多半都有点身家，罚两个钱不重要，当“大闸蟹”游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每当捕房采取“大闸蟹”游街的办法，赌客便骤然大减。

近一段时间，不晓得哪位洋人头脑犯了毛病，连连责成捕房抓赌游街，搞得各赌台门可罗雀，生意一落千丈。

为了应付“大闸蟹”，三大赌台的老板找来几个掌管人，大家凑到一起商量办法。

“这个办法不好想。外国人定的规矩，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收回。”杜月笙思量着说。他晓得黄老板是吃公事饭的，他不能为了赌场利益去和租界当局扳斤斗。

“难也要想办法，这样下去赌台会关歇的。”金廷荪说。

其实杜月笙已经想到一条避重就轻之计，只是还没征得黄老板同意，因为这个办法需要巡捕房配合，所以能不能达成一致他自家说不准。

当天下午，杜月笙去见桂生姐，说出三大赌台面临的困境。

“你来找我，想必是有了应对的办法。”桂生姐问。

“办法是有一个，只是要劳驾桂生姐和老板出面斡旋。”

原来，赌场里一日两场，日场叫“前和”，夜场叫“夜局”。杜月笙的办法简单得很，那就是牺牲日场，保住夜局，和捕房达成一致：只抓日场，不碰夜局。

“那样的话，谁还来日场赌呢？”桂生姐疑惑不解。

“牺牲日场，总比三大赌台收档要好些。”杜月笙无可奈何地说。

“日场没人赌，捕房抓谁去交差？”

“起码我们有赌台里的自家弟兄。”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桂生姐想想说，“赌台上就那么几个弟兄，整天让他们扮演大闸蟹，看来看去就那几张熟面孔，那怎么行？”

“可以找些其他道上的朋友客串。”

“像这种出丑卖乖的事，自家弟兄吃赌台这碗饭的，也就没办法了。旁的朋友谁肯帮这种忙？”

杜月笙笑笑，把剥猪猡那帮弟兄白吃一成利的事告诉了桂生姐。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帮人空吃一成利这么久，想报答都没找到机会，现在不是正好给他们个机会吗？”

“呵呵……”桂生姐开心地笑起来，“难怪老板说你聪明绝顶，你脑瓜里的鬼点子就是多！”

随后，桂生姐和黄老板双双出动，大力疏通，捕房巡捕和赌台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按杜月笙的计策实施，一旦洋人必定要抓赌销差，捕房只抓日场，由杜月笙的自家兄弟扮演大闸蟹，而真正的赌客，早已闻讯溜之大吉。

如此一来，日场并没受到多大影响，而夜局则场场爆满，三大赌台依旧是火树银花，城开不夜，赌场营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杜月笙主持赌台不久，便为赌场消弭两大隐患，原先对杜月笙迅速蹿红、一步登天很有些不满的黄门元老，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杜月笙的确了得！

第四章　发“土”财大显身手

一、组建“小八股党”

正当法租界三大赌台生意红火、财源滚滚的时候，黄金荣的抢土生意却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源于“大八股党”。

“大八股党”是以英租界为根据地的流氓团伙，以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等八人为头目。这帮人从抢土、硬吃开始，渐渐地由抢土改为“护土”——与土商达成协议，收取巨额保护费，保护烟土的运输安全。

随着势力的扩大，“大八股党”打入上海的两大缉私机关：水警营与缉私营，甚至担任了这两个“肥”营的营长之职，彻底控制了这两个缉私机构。

如此一来，官盗合一，“大八股党”化暗为明，公然以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为保护，烟土一到吴淞口外，便一路畅通地运到了英租界，从而控制了上海的大部分烟土生意。黄金荣的手下以及其他流氓团伙再想抢土，便没有往昔那么容易了。

英租界的沈杏山并没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到眼里。一来法租界占地面积小、人少，力量有限；二来鸦片商和土行多半设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寥寥无几。所以英租界独吞烟土生意，也是顺理成章。

沈杏山作为英租界巡捕房探目，和法租界巡捕房总探长黄金荣常打交道，他以为只要和黄金荣打个招呼，黄金荣便会命手下歇手，纵使不歇手，他作为朋友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沈杏山派去打招呼的人叫谢葆生。谢葆生来到黄公馆的时候，黄金荣和杜月笙、金廷荪正在会客室旁边的密室里商量抢土的事。

一听说“大八股党”之一的谢葆生来了，几个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挡了弟兄们财路，还有什么好说的？

“沈老板让小弟给黄老板知会一声，现在水警营与缉私营直接押送烟土，黄老板这边的弟兄最好收手，免得伤了和气。”谢葆生说。

杜月笙一听这话，火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沈杏山也太狂妄，欺人太甚！独霸了烟土，还要装模作样地充好人！但有黄老板在前，他不便表态。黄老板却回过头来，征求杜月笙的意见。

“月笙，你看这事能答应吗？”

“不行！”杜月笙斩钉截铁，一口回绝，“有饭要大家吃，他们不能一口独吞，坏了江湖上的义气！”

“好。”黄金荣点点头，对谢葆生说，“你回去告诉沈大哥，就说这事我黄某爱莫能助。手下弟兄们要靠烟土生意养家糊口，我不能断了弟兄们的财路。”

其实黄金荣不买账，沈杏山也并不在意，就算黄金荣手下弟兄来抢土，那也不过是小来来，九牛一毛。既然已打过招呼，出了什么事体他黄老板就得自己担着。

这个道理黄金荣自然明白，所以谢葆生离开后，黄金荣依旧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让他的两员心腹大将赶紧想办法。

两天后，杜月笙有了计策。

“眼下‘大八股党’财势浩大，正面火并办不到，唯有智取。”

杜月笙只是在继母失踪前念过几天私塾，应该说大字不识几个，但他爱听说书，特别是《三国演义》，听了一遍又一遍，自然懂得“力敌”与“智取”之分。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搜罗亡命之徒，组织一支精干队伍，躲在暗处，与“大八股党”对抗。

桂生姐当即表示赞同，黄金荣却不免担心。

“亡命之徒白相地界遍地都是，可要找几个有真本事又忠心肯卖命的不那么容易。”

“话虽如此，却也不妨一试。”杜月笙思索着，心里却已经有了人选。

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精干队伍，这对杜月笙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出道几年，杜月笙虽然有了一大帮铁杆弟兄，但真正能成为左膀右臂的几乎没有几人。这次，他可以公开招兵买马了！

不久，杜月笙便拉起了八个人的精干队伍，他把这支队伍带到上海豫园大假山的望江亭上，一排九人齐刷刷地站在亭子里，凭栏远眺。但见江面上帆船点点，沿江码头一片繁忙。

“吴淞口！”站在正中的杜月笙用手指着远处的吴淞口，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就是要从那里开始，把沈老大切断的财路接起来！”

两旁左右的八个人，一齐远眺着吴淞口，一个个面容严肃，斗志昂扬。

这八人中，第一位是杜月笙的老朋友，花园阿根顾嘉棠。他方头大耳，个子不高，却有着霹雳火、猛张飞的个性，是“男儿由来轻七尺”一型的侠义人物。

第二位是大名鼎鼎的芮庆荣。芮庆荣以膂力过人而闻名于上海滩。他祖上世居上海曹家渡，以打铁为生。芮庆荣自幼练就一身过硬功夫，膀阔腰圆，臂力过人；脾气急躁，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拼命三郎之风。

第三位是“花旗阿柄”叶焯山。阿柄”是他的小名，“花旗”在上海人心目中意指美国，因为美国的星条旗看来似乎花纹很多。叶焯山曾在美国领事馆开过汽车，因此得名“花旗阿柄”。叶焯山的绝活是枪法准，在任何一个房间里，无论何时何人向天花板抛一枚铜板，无论他本人隔着羊毛围巾、大衣皮领还是西服绑紧，都能迅速从肋下抽出手枪，一弹击中到达最高点未来得及坠落的铜板。

第四位是球僮出身的高鑫宝，他个子高，骨头硬，在网球场上给外国人捡球，训练出一口无师自通的英语，和眼疾手快反应敏捷的本事。论头脑灵活和随机应变，在“小八股党”中无第二人可比。

这四人便是日后闻名于上海滩的“小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

另外四位是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都是卖气力的工人出身。平时见多了江湖中人的奢侈和阔绰，巴不得有个一试身手的机会。尽管他们不在白相地界，但杜月笙的鼎鼎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在他们的心目中，杜月笙早已是大亨了，如今能和“亨”字号人物称兄道弟，简直就是一个筋斗跌到青云里了。

回过身，厅柱上已挂好“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锦绣挂幅，石桌上摆好猪头三牲，两侧燃起一对蜡烛，三支线香。

九个人排成两行，跟在杜月笙两旁和身后，面向“刘关张桃园结义”锦绣作揖，下跪，起誓：

“关帝神明在上，我等九人，义结金兰，共闯码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异心，天打雷轰……”

起誓之后，仆人送上一酒坛。杜月笙打开盖子，倒满一只大海碗，抽出匕首，朝左手食指一划，鲜血滴入碗中。其他人依次效法。

然后，杜月笙端起大海碗，猛地喝下一大口，将海碗递给顾嘉棠。顾嘉棠喝过后依次下传。

——这就是杜月笙和他的八个把兄弟，后来威震上海滩的“小八股党”。

于是，1918的冬天，杜月笙有了自己的铁杆核心队伍——“小八股党”。

杜月笙对朋友历来真诚，和顾嘉棠这八人相处，更是亲亲热热，不分彼此，食则同席，出则同行，使这八人无不心悦诚服，死心塌地，八个人一条心——跟牢杜月笙，出生入死，流血拼命。

杜月笙严格的训练他自己和他的“小八股党”，每次出动都有严格的行动方案：精密的调查，妥善的布置，猛如鹰隼的动作，疾似狡兔的撤离。他们要以神出鬼没的行动，痛击“大八股党”对烟土财香的垄断。

黄金荣和桂生姐十分惊奇，一向文质彬彬，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杜月笙，分明是一个筹思谋策、运筹帷幄的军师角色，怎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拉起一支剽悍凶猛的快速部队？

同样令黄金荣和桂生姐惊奇的是，他们所忧心的抢土的困难，转眼之间便在“小八股党”面前得以化解。

“大八股党”化暗为明，接货有了武装押运，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土商们早已大发其财，资金雄厚，均以每艘10万银元的代价，包租远洋轮船，将烟土直接从波斯口岸运到上海，每船动辄以千百吨计。运土外轮抵达吴淞口外的公海后，“大八股党”这边早已接到电报，将接货的小船舢板排成队，由便衣军警荷枪实弹，沿途保护，前往接驳。小船装货之后，依旧列队而行，经高昌庙、龙华而进入英租界。沿途岸边，更是便衣军警林立。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挠钩”、“套箱”抢土的机会了！但杜月笙自有办法。第一次下手，便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那天深夜，北风呼啸，天寒地冻，黄浦江面风波荡漾。

远处，吴淞口外无声地升起两颗信号弹，两道白光划开黑暗的夜空。

这边岸上，顷刻间人影幢幢，迅速沿江岸拉开战线。江面上小船舢板列队驶向吴淞口。

紧接着，但见同样两颗信号弹从江边升起。

——这是“大八股党”在为潮州帮土商接驳。

很快，小船舢板载货后，依旧列队驶离吴淞口。最后一只船没有装货，船上是专门负责巡视海面动静的军警。

不料，就在几个人四处张望、巡视的时候，小船无声无息地翻了，几个人还没来的及哼一声，便被按到了江底。

与此同时，后面的一只舢板悄悄离开了队列。当舢板上的人发觉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已人仰船翻……

风声、水声，在江面上汇成震耳欲聋的和弦。一切的声音，全部被淹没在这声势浩大的和旋中之了……

一只只装满烟土的麻袋浮上江面。

不知从什么地方划来一只小船，将麻袋一只只钩近，拖上小船。转眼之间，小船箭一般地驶向岸边。

旗开得胜，一船烟土，价值几万银洋，“小八股党”个个欢呼雀跃。

回到黄公馆，桂生姐和黄金荣眉开眼笑。杜月笙这个黄府功臣坐在旁边，仍像初入黄公馆单独寻土归来一样，谦恭、低调。

“月笙，了不起！为兄没看错人！”这时候的黄金荣已经和杜月笙做了亲家，这个年长于杜月笙20岁的大亨，却也甘愿纡尊降贵，和杜月笙称兄道弟起来。

通过这次“抢土”，杜月笙看出“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这更激发了他放手大干的决心。由于运土途径水陆兼程，路程相当长，即使人手再多，“大八股党”也防不胜防。杜月笙便率领他的“小八股党”，趁月黑风高，或雨雪载途，适时出击，来无影，去无踪，窥伺到一个空隙，立刻一拥而上，抢到一包两包，掉头就跑。由于每次布置周密，出手方式不同，令“大八股党”无从防范。

这时候杜月笙抢土的大手笔，已不同于黄公馆早前的零星抢土。无论是黄公馆还是杜公馆，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地方作为这些烟土的临时存放地。事前，杜月笙已看好一个囤积烟土的好地方——潮州会馆。

潮州会馆位于三马路，地处偏僻，房屋幽深，人迹罕至。会馆后面是一排排阴风凄凄的“殡房”。殡房里的棺材排列成行，有的装进了尸体——客死异乡等候家属扶柩还乡的潮州人；有的是空棺，是一些做善事的潮州人买来存放在那里，以备同乡救急用的。

杜月笙看中了潮州会馆这个地点，和殡房里的空棺材，于是买通了会馆的管事人。每当抢了土，便运来放进空棺材里。然后再化整为零，等候时机卖出。

但会馆里的空棺材有限，抢来的烟土很快就没地方放了。与此同时，法租界的几家土行原是向英租界土商进货的，但在“大八股党”保护下的土商任意操纵价格，令他们十分不满，如今听说杜月笙手里有土，便派出代表同杜月笙交涉，希望能从他这里进货。

面对这种情况，杜月笙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是这个想法，使他的烟土生意更上一层楼，也为他的发迹、崛起架起了天梯。

二、开办三鑫公司

杜月笙的想法是开一爿土行，但他知道，黄金荣碍于身份，不会答应公开卖“土”，于是避开黄金荣，先去找桂生姐商量。

桂生姐听完杜月笙的想法，点头赞同。

“只是……”桂生姐同样担心黄金荣会持反对意见，“先不要让老板晓得，做起来再说。”

天大的一桩生意，桂生姐就一个人拍板了，而且担起了瞒着黄老板的干系。这让杜月笙着实佩服。爽快、干练、拿得起、放得下，不愧是女中豪杰！

“需要多少投资？”桂生姐问。

“要买幢房子，装修装修，再预备些办货的本钱，加上手里的货，两三万就可以吧。”

“好。”桂生姐表示赞同，又说，“哪些人入伙，各人负担多少股本？”

“不管老板晓不晓得，都要算一股。”杜月笙试探地说，“桂生姐你一股，我一股，金三哥一股。每股5000，一总两万股本。”

“我跟老板只算一股。”桂生姐干脆地说：“你一股，金廷荪一股。每股出一万，一共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自然比两万块钱运作起来要宽裕，但杜月笙却皱了皱眉。

“知我者莫过于桂生姐也。”这是杜月笙偶然醉酒后对他的结发之妻沈月英吐露的心声，由此引来沈月英醋意大发。但这确实是杜月笙埋在心里没对任何人说过的肺腑之言。

杜月笙一皱眉，桂生姐立刻心里了如明镜。

“是不是你股本不够？”桂生姐笑笑问。

杜月笙点点头。

“差多少？”

杜月笙没说话。桂生姐又笑笑。这笑容里带着嗔怪和宽容、也带着妩媚和暧昧，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息息相通。

桂生姐打开保险箱，取出两万块钱的钱庄庄票，交到杜月笙的手上。

“你现在不是孤小人一个了，娶妻生子，肩上就担了责任。给朋友花钱，不能花脱了底。”

这一刻，杜月笙觉得，桂生姐更像慈母，像姐姐，言语间透着的那种亲情，已经远远超过了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他甚至有些不明白，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了黄金荣。黄金荣那一脸的浅麻子、五短的身材，永远挺胸腆肚、敞胸露怀、“三字经”不离口的做派，哪一点配得上桂生姐这样既精明强干，又温柔体贴的好女人！

杜月笙收起两万元庄票，下楼去找金廷荪。

在黄公馆，杜月笙和金廷荪是走得最近的弟兄。同是黄老板和桂生姐的心腹大员，两人一文一武，在黄公馆的诸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廷荪是浙江宁波人，绰号“金阿三”，是素有“长江一只虎”之称的青帮“大”字辈王德霖的关山门弟子，属于“通”字辈，比杜月笙高一辈。但由于两人私交甚好，杜月笙从不称他“爷叔”，终其一生都是喊他“金三哥”。金廷荪心思缜密，精于盘算，善摸行情，算盘子打得十分精确，是黄公馆唯一的“理财家”。所以说到合伙开公司，杜月笙和桂生姐都想到了金廷荪。

这会儿金廷荪正在混堂里“水包皮”。杜月笙找到金廷荪，如此这般一说，金廷荪一听，好事啊！立马答应下来。两人在洋盆房间隔着张茶几，就开始商讨公司章程等诸项事宜，最后商量公司名字。杜月笙想了想说：

“三鑫。”

“三鑫？”

“一二三的三，三个金字的鑫。”杜月笙笑着说，“老板的名字里有个‘金’字，你的尊姓也是‘金’，就我杜月笙没有金，只好托你们的福，算一金吧！”

三鑫公司由杜月笙任公司董事长，金廷荪任总经理。最初设在法租界自来火街宝成里二号，写字间和仓库连在一起，从弄堂口起有一道道的铁栅栏，安南巡捕夜以继日分批守卫。

由于一开张便生意红火，黄老板不久便听到了风声。黄老板历来珍惜羽毛，珍惜他在巡捕房总探长的职位，又一贯处事谨慎，因此烟赌两档生意从来不曾公开出面。如今见这一爿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自然乐得分肥，哪里还有反对的道理。

杜月笙见黄老板默认了，赶紧和金廷荪一起，笑眯眯地呈上账簿。黄老板一看盈利数字，很是吃了一惊，两个小兄弟居然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此后，黄金荣开始参与公司事务，做起了三鑫公司的幕后董事长。

三鑫公司包揽了法租界烟土的全部零售与批发，业务做得红红火火。但和英租界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当时财力最雄厚的潮州帮大烟土行，郭煜记、郑洽记、李伟记，以及本帮人士所设的广茂和等，都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麦家园一带，属于“大八股党”的势力范围。三鑫公司想拓展营业，一时难以冲过“大八股党”把定的那道关口。

恰在此时——刚刚进入1919年，国际社会宣布禁烟，禁烟会议将在上海公共租界召开。消息传来，杜月笙为之一振——

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在英租界召开禁烟会，那些财力雄厚的烟土行岂能坐以待毙？要想继续发财，只有一条路：迁居法租界。

然而，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还没来得及欢呼雀跃，北洋军阀政府的一道禁烟令便颁布下来，令曰：鸦片危害最烈，已经明颁禁令，严定专条，各省实力奉行，已着成效。惟是国家挽回积习，备极艰难。所有前次收买存土，业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克期悉数销毁。……致私种、私运、私售，均将厉禁，并当各懔刑章，勿贻伊戚。

当金廷荪将一纸禁烟令带给杜月笙的时候，杜月笙正在三鑫公司的大写字间里踱步，正在考虑着怎样从“大八股党”手里，接过英租界那一大批土商的保护权。

金廷荪将禁烟令念了一遍，然后说：“看样子北洋政府真要借禁烟会在中国禁烟！”

“没那么简单。”杜月笙说，“外国人只要有税可收，只要那些头头脑脑的有红包拿，有油水捞，才不会理会中国的禁烟令。”

“道理是这么道理，可北洋政府选中这个时候下禁烟令，分明是想借机在租界禁烟。”金廷荪提醒说，“月笙，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想办法应付一下。”

“是要应付，三鑫刚刚开张，不能就这么让他给禁了！”

第二天，金廷荪又带来了最新消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出的禁烟专员张一鹏，将于1月17日抵达上海。

“听说沈杏山已备了一份厚礼，我们也应该早做准备。”金廷荪通报说。

“这次北洋政府动静弄得这么大，送铜钿未必解决问题。”杜月笙思谋着。

“不送铜钿，那不就等着让他开刀吗？”金廷荪有些不明白。

“送铜钿的，必定少不了。”杜月笙分析说，“可他最需要的，不是铜钿。既是在中国开禁烟会，人家自然看着你中国政府的举动，各界人士也都在看着。他要是不禁烟，回去没法向北洋政府交差。”

“你的意思是……”

“送铜钿不如送名声。”

“名声，怎么个送法？”

“就是一张纸。”

“一张纸？”

“对，把这张纸送给他，就等于给他送了名声。”

金廷荪有些明白了。杜月笙又对着他一阵耳语。金廷荪一边听，一边点头。

“好，我们马上行动，给他准备这张纸。”

三、收买禁烟大员

几天后，张一鹏如期而至。

正如杜月笙所料，张一鹏一到上海，就被租界、华界的头头脑脑包围了，其中，自然少不了“大八股党”的头目沈杏山。无休止地宴请，没完没了地奉承，当然，还有塞不完的铜钿。也正如杜月笙所料，这铜钿对张一鹏来说有些烫手，中外各界都在看着，送铜钿的这帮人暗中都在较着劲，一个闹不好就会让他翻船。

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他打听鸦片走私、贩运、贩卖等一系列情况时，那帮人便三缄其口，一个个成了闷葫芦。

几天过去了，张一鹏除了吃了一肚子的好杂碎，禁烟的事毫无进展，甚至他连一点烟土的影子都没见着。他晓得周围的人都在瞒他、骗他，欺负他两眼一抹黑，有劲使不出。这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无名火无处发泄。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围着他转的这些人里竟然没有法租界的人！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地盘，不仅黄金荣牌子叫得响，就连他手下一步蹿红的杜月笙，对张一鹏来说也是如雷贯耳。这对师徒历来各界通吃，谁都不得罪，为什么对北洋政府的张一鹏就不理不睬呢？

正当张一鹏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张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张一鹏的面前。

与其他讨好张一鹏的人不同，杜月笙宴请张一鹏，选在了一品香旅社的一个高级套房里。一品香旅馆是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一家老式旅馆，叫堂差的牌子响，都是一水的秀丽婀娜的江南美女，从而使一品香在花界颇有声誉。

事先杜月笙已经打听到这位钦差大人的嗜好——不亲烟赌，好美人。于是投其所好，选在了一品香。

张一鹏应邀赴宴，一进高级套房，见偌大的厅堂里只有一个人，不觉略略一惊。这个看上去不到30岁的瘦高个年轻人，想必就是杜月笙了。他原以为黄老板会带着一帮心腹大员在此恭候呢！

杜月笙起身迎上去。

“杜某在此略备薄酒，不成敬意，望张专员海涵。”

在杜月笙寒暄的时候，早有江南秀女服侍张一鹏脱掉大衣，引领到沙发前落座。

“敝人久仰杜先生大名，理应登门拜访，不意杜先生破费，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张专员乃总统钦差，公务在身。杜某本想请专员光临寒舍，又觉多有不便，就包了这个房间，如若张专员不嫌弃，在沪执行公务期间，不妨在此下榻散心。”

张一鹏已见识过这家旅馆进进出出的江南秀女，闻听此言，立刻明白杜月笙的用意。看着坐在对面这个沉着冷静、谈笑自如、恭敬而又不失身份的年轻人，张一鹏心想：杜月笙果然非同一般！既然是两个人的宴会，这里面必定大有文章。

果然，酒菜上齐之后，两人边吃边聊，杜月笙开门见山：

“恕杜某直言，张专员赴沪禁烟，怕是不会一帆风顺吧？”

“是的。”杜月笙的一句话勾起了张一鹏的烦心事，“不怕杜先生笑话，敝人到沪数日，还不曾见到鸦片烟的影子。请问杜先生有何见教？”

“在上海做烟土生意的，但凡没点实力，没点靠山，怕是一天都混不下去。专员找来了解情况的那些人，恐怕对烟土多少都有染指。所以……”

张一鹏默默听着，不明白杜月笙此话什么意思。杜月笙未必没有发过烟土之财，特别那个响当当的三鑫公司，他对此还是有所耳闻的。岂料，杜月笙就像晓得张一鹏脑瓜里转的什么念头一样，话锋一转，朗声说：

“不错，我杜某人也发过烟土之财。当着明人不说假话，专员此次执行公务，绝不愿空手而归。我可以交100箱大土给专员处置。”

杜月笙的直截了当，让张一鹏又一次深感意外。

“租界烟土行多得很，杜某人做得绝不是最大的。和公共租界的土行相比，杜某人的三鑫公司实在是九牛一毛。”

看似无意中，杜月笙点出了英租界的土行，而英租界土行的保护神沈杏山，也就顺理成章地快要被抛出了。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或许对专员此行有所帮助。”杜月笙说着，递上了他和金廷荪商议之后，又请黄老板过目圈定的那张单子。

张一鹏看着这张单子，不得不对杜月笙暗暗佩服。正如杜月笙所说，“在上海做烟土生意的，但凡没点实力，没点靠山，怕是一天都混不下去。”这些土行的靠山自然有大有小，有他管得了的，也有他管不了的。杜月笙的精明就在于，他所列出的名单，都是他这个小专员管得了的。对于那些势力通天的大土行，那些碰一下便会惹一身麻烦的买卖，杜月笙都巧妙地略掉了。

当然，张一鹏一眼就看出，这张单子里，没有一家是与三鑫公司有关系的公司。这一点，两人心照不宣。

还有一点，是张一鹏端详很久才发现的，被列入名单的，大多数是英租界的土行，而在保护人的条目下，英租界华捕探长沈杏山的大名赫然醒目，屡屡出现。

“万国禁烟会就要在英租界召开，就算作秀，也是事半功倍，功德圆满。”

杜月笙不愧精明，他所点的句句在理，这何尝不是他张一鹏想要的结果！

“好！只是这个秀，总要有人去做个铺垫。”张一鹏望着杜月笙说。

“这不难，只要专员信得过我，我会请黄金荣探长出面，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听到杜月笙这个话，张一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几天摸不着头绪的事体，如今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一切商定，杜月笙该退场了。重金请下的江南美女适时推开门，款款走进来。

“杜先生，刚才府上来电话，家里来了客人，催您回去。”

“哦，今晚约了朋友，我倒忘了。”杜月笙站起来，对张一鹏说，“抱歉，杜某先告辞了。”

张一鹏满意地点点头。

“酒菜凉了，麻烦张小姐通知大厨撤掉，根据专员口味，另摆一桌。”杜月笙对那位江南美女说，“替我好好招待专员。”

杜月笙说完，转身离去，随手轻轻带上了房门。

四、算计竞争对手

当杜月笙来到黄公馆的时候，黄老板和金廷荪已经等候多时了。听说按原计划办妥，三个人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请君入瓮。

“乘禁烟会东风，借张一鹏之名，不怕这次扳不倒沈杏山。”杜月笙胸有成竹，“只是宜快，不宜拖。”

“是的，要在禁烟会期间把这些土商迁过来。不然，禁烟会过后，谁敢说那些贪财的英国佬不会变卦。”金廷荪紧跟着说。

“英租界那些大土商与‘大八股党’合作已久，如果沈杏山不肯松手，这个事情办起来就会有些麻烦。”黄老板老成持重，不无担忧。

“张一鹏那里已经给他挂了号，就算他不肯松手，英租界那些土商也未必会听他的。”杜月笙分析说，“国际社会禁烟令一来，北洋政府一施加压力，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海，哪个不是先顾自家？”

“有道理。”金廷荪赶紧对黄老板说，“不如把他请出来，先探探口风。”

“好！”黄老板一口答应。

第二天晚上，在公共租界四马路倚虹楼，沈杏山果然如约而至。

倚虹楼坐落在四马路会乐里口，以中国厨师烧的西洋大菜而著称。由于地处英租界，属于沈杏山的势力范围，所以沈杏山没有任何顾虑。

黄老板带了四个人，除了他的心腹哼哈二将杜月笙和金廷荪外，还有专门冲锋陷阵充当保镖打手的顾掌生和马祥生。

尽管“小八股党”抢土使沈杏山心里很是不爽，但双方并没有撕破脸面。特别是沈杏山和黄老板，两人见面依旧像往常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

但沈杏山此番前来，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以为国际社会禁烟，不过是开个会而已，会议过后，在英租界的地盘上，自然还是英国人说了算。英国人在租界大发烟土财，绝不会把自己嘴边的肥肉拱手送给旁人。而北洋政府禁烟，说到底更是做做样子，在租界地盘上北洋政府的话哪里作数？何况沈杏山已经功夫做到家，还怕他张一鹏不给面子？

既然如此，他此番赴会是什么目的呢？

那就是以防万一。万一大英租界抵不住国际社会的呼声，那么他沈杏山就带着他的大队人马到法租界避避风头，或者就在法租界扎根，继续吃他的保护费。由于法租界是黄老板的地盘，所以他想借此机会给黄老板打个招呼。

酒过三巡，金廷荪首先开口：

“听说英租界马上就要开国际禁烟会了，那些大小土行要想生存，只有搬家。要搬，就只有搬到法租界，华界是去不了的。这就叫三百年风水轮流转，这个保护的差使，也该我们来做做了。”

沈杏山一听这话，火气噌地蹿上了房顶。

“笑话！英国人禁烟，只是应付差事，天底下没人不晓得！”

“这次要是来真的呢？”金廷荪紧追一句。

“没那种便宜事！”沈杏山急切地一口咬定。

“看来你还真不相信？”杜月笙斜眼看着沈杏山，不动声色地问。

“相信怎样，不相信又怎样？开会的人还没来呢，你们急个啥？”沈杏山急得要动肝火了。

“我们急着接管那些土商呢！”杜月笙依旧慢条斯理地说。

“接管？好大的口气！”沈杏山冷笑着，“天下是哪个打下来的，他们自会跟牢哪个，旁的人休想插手！”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太明白了，那就是土商走到哪里，他就会跟着保护到哪里！这也是他此番赴会的目的。

“沈老板的意思，不会是跟着那些土商到法租界，继续吃保护费吧？”杜月笙的话软中带硬。

“没什么不会？”沈杏山被激火了，“局面是我姓沈的打下来的，财路是我姓沈的开通的，这个财香，别人接不过去！”

“那要看在谁的地盘上！”杜月笙的口气也硬起来。

顾掌生和马祥生早已怫然变色，虎视眈眈。房间里顿时剑拔弩张。

此间，黄老板一直如老僧入定，半眯着眼睛一言不发。如今见双方顶了火，就睁开眼睛，想缓和一下这个气氛，他还不想和沈杏山闹崩。

“杏山，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英租界这回动荡不小，几家大土行都在准备撤出，你不会一点不知道吧？你早点把保护权放手，我也好给他们安排场子。你我是老朋友，将来怎么样拆账都好说。”

沈杏山直到这时才明白，黄金荣今晚设的是鸿门宴！他是带着一帮打手要保护权来了！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

“金荣哥，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保护权我还没打算放呢！”

“哦？”黄老板一听心里也来了火，口气也跟着硬了起来，“难不成你真要到我的地盘上收保护费？”

沈杏山心里也清楚，没有黄老板点头，这个保护费他也收不顺当。火并，他也未必是对手。可让他一手交出去，他压根没生个这个念头。联想以前“小八股党”下手硬抢，让他在土商面前坍台；居然又用抢来的“土”开公司，让他和土商始终无法操纵市场土价，真是越想越气愤，越想越窝火，再张嘴便有了十足的火药味。

“金荣哥，你吃着捕房的饭，做着无本生意，何必要什么保护权呢？你干脆弄个船队直接去吴淞口接货算了！”

沈杏山这几句话，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杜月笙和金廷荪勃然变色，顾掌生和马祥生霍然站起，一步跨到沈杏山的两侧，拉开架势，只等黄老板点一下头，立刻动手。

黄老板铁青着脸，死死盯牢沈杏山，一言不发。沈杏山被盯得心里直发毛。

忽然间，黄老板倏地站起，伸出巨灵掌，对牢沈杏山的脸，左右开弓，“啪！啪！”两掌，速度之快，用力之猛，把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沈杏山的脸上，一边一个大手掌印，迅速变红，凸起。

沈杏山吓傻了。

马祥生、顾掌生一见老板动了手，立刻就要扑过去。

“莫动手，莫动手，有话好说！”沈杏山吓得大叫。

沈杏山这一告饶，气氛方始缓和下来。于是，由金廷荪开口提条件，沈杏山不得不一一应允。

其实，就算沈杏山不让步，“大八股党”中另外七人也未必愿意继续为他卖命。一方面“大八股党”发足土财，有了身家，锐气消减，早已迥异当年。另一方面，由于八人之间素有嫌隙，各有各的小算盘，若经历一场变故，很难再拧在一起。而“小八股党”年轻气盛，充满锐气，势头正强劲，而且人心归一，又有黄老板做靠山，绝非“大八股党”可比。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沈杏山都败局已定。

几天后，在万国禁烟会议上，张一鹏宣布了他对上海烟土贩卖情况的调查与查禁结果。并特别指出，英租界巡捕房探长沈杏山，利用职务之便，在英租界大肆保护烟土运输、倒运贩卖烟土，要求英租界工部局尽快做出调查处理，给国际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做出明确答复。

同时，张一鹏又宣布了他在英租界查禁的土行名单。而这些土行，正是沈杏山放弃保护权后，在杜月笙的安排下，由英租界悄悄迁往法租界的。

张一鹏此次禁烟之行的另一个功劳，就是销毁了封存在上海海关的鸦片。

那是1915年袁世凯派清末担任过上海道台的蔡乃煌，任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赴沪查烟。后因蔡乃煌在袁世凯授意下大肆从中渔利，查烟以丑剧收场，而那批剩下的鸦片就封存在上海海关。张一鹏命人将这1000多箱鸦片搬出，当众点火焚烧，使国际社会以及上海各界，都看到了北洋政府禁烟的决心。

这一次，张一鹏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可谓功德圆满，载誉而归。

被杜月笙抛出去的沈杏山，这次彻底塌台。以往沈杏山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英租界官方的默许或授意下进行的。但张一鹏的报告一出，事关英国的国际声誉，英方一面极力否认，一面表示彻查此事。很快，沈杏山被严重警告，撤销探长职务，并象征性地处罚3000银洋。沈杏山从此退出了烟土生意的竞争之列。

五、拿到一张王牌

扳倒沈杏山，“大八股党”彻底被“小八股党”吃掉，三鑫公司独揽了上海滩土行的保护权，经营状况突飞猛进。但是，在他们面前，还有一道瓶颈无法突破。

自吴淞口到龙华而入租界，这条长长的烟土入港必经之路，都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也都虎视眈眈，哪一炷香烧不到，或者烧得不好，都会受到钳制。这个关节打不通，运输方面说不定还要走“水里抛、顺江流”的老路。那样的话，抢土事件会卷土重来，不但对土商不好交代，更会使到手财香大打折扣。唯有打通关节，攀上淞沪护军使，方可以财运亨通，利市三倍。

那么，怎样才能打进淞沪护军使衙门呢？

就在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

说杜月笙运道太好，此言自有道理。自从跟了黄金荣，机遇总是频频出现。自从开办三鑫公司，独占了法租界的烟土市场，正发愁在“大八股党”控制下不得翻身机会，偏巧吉星高照，英租界宣布禁烟。拿到了土商的保护权，正发愁运输不畅通，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物就是张啸林。

张啸林1877年出生于杭州，原名“小林”，发迹后，改名为张啸林，取“猛虎啸于林”之意。这一点，倒是和杜月笙有异曲同工之处。张啸林幼年时读过书，后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与后来在浙江路军中称为“武备派”的军阀周凤歧、夏超、张载阳等是同学，并在同学期间结为密友。在此期间，张啸林学得一口京腔和十足官派。

进武备学堂前，张啸林曾在杭州机房学过手艺，当过绸缎织造工，由于经常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各机房的老板暗中串通，谁也不招他做工。从武备学堂辍学后，在杭州开过茶馆，此间拜青帮“大”字辈流氓樊瑾为老头子，于沪杭一带收了不少徒弟，成为杭州有名的流氓白相人。由于善打好斗，辛亥革命以前，在茶馆里为争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命案。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后来案子不了了之，才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继续独霸一方。岂料回到杭州不久，再次出手伤人，致人死命，只好逃往上海。

就是那次在上海，张啸林与杜月笙在保护锡箔的生意中相识，结成生死之交。当张啸林得罪“金狮狗”离去再次踏上上海滩的时候，当年的“水果月笙”已经成为黄金荣身边的红人，操纵烟土走私的亨字辈人物。

在三鑫公司的大写字间里，两兄弟久别重逢。

“月笙，多年不见，你这一晌出息了！”张啸林拍着杜月笙的肩膀，哈哈大笑。

“啸林哥，此次来沪，有什么打算？”

“初来乍到，暂时还没看好做啥营生。”

杜月笙听后，灵机一动，他晓得张啸林在武备学堂的几个要好同学，如今都成了气候，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念头，何不来个“一杠通天“的惊人之笔，利用张啸林，一把香烧上“阎罗殿”？有“土”才有财，有钱大家赚，还怕阎罗殿里的阎王小鬼嫌洋钿烫手？

当时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圈。1919年8月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故后，北洋第三镇出身的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任浙江督军，卢系大将何丰林继任护军使。何丰林及手下军警头目俞叶封以及其他军警要人，均为浙江籍。而浙江省省长张载阳是张啸林在浙江武备学堂的铁党。

言谈中，杜月笙得知，张啸林与以上人等均有往来。如果由张啸林出面和俞叶封、何丰林，甚至卢永祥拉拉交情，套套近乎，念念生意经，彼此必有合作机会。帮会、租界、军阀三位一体，从此瓶颈突破，鸦片烟土进上海，接驳护运化暗为明，军警法捕房联合护土，上海滩的烟土生意，岂不任凭杜某玩转？

于是，杜月笙向张啸林发出邀请。

“啸林哥，有没有打算加盟三鑫，我们弟兄一起干？”

“不敢有这个打算哦！”不想，一向直来直去的张啸林一声长叹。

“为啥？”

“不瞒你说，上次来沪，就有洪帮大哥介绍我到黄公馆，见过了黄老板。可黄老板摆着一副晚娘脸，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杜月笙一听，大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张啸林中等身材，圆头大耳，长着一对豹子眼，看上去颇有些杀气。加上目高于顶，傲气凌人，又脾气火暴，一语不合，张口便是“妈×个×”，稍有不如意，便拳脚相向。因此，一般人很难跟他合得来。唯有杜月笙能与他相处融洽，后来张啸林加入三鑫公司，两人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成为极亲密的好搭档。尽管黄老板并不见得比张啸林高雅，但杜月笙晓得，他不喜欢张啸林这副流氓痞子相。

“只要啸林哥有这个意思，这件事包在小弟身上！”杜月笙拍着胸脯说。

“你有把握？”

“嗯。”杜月笙点点头，“此一时，彼一时嘛！”

“我晓得你在黄老板面前说得上话，不过……”

“黄老板无须看我的面子。”杜月笙坦诚相告，“他看的是啸林哥手里的王牌！”

“哦？”张啸林一愣，随后哈哈大笑，“月笙，难怪人家说你绝顶聪明。”

当天下午，杜月笙来到黄公馆。黄老板正和几个朋友玩“铜旗”，杜月笙便在一旁候着。

“铜旗”和“挖花”一样，也是纸牌的一种，是黄金荣毕生唯一的嗜好，五六十年来乐此不疲。

牌局散了之后，杜月笙把张啸林的事告诉了黄老板。果然如张啸林所料，黄老板一听“张啸林”这三个字便连连摇头。

“这个人我晓得，没的谈！”

“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啥王牌？”

于是，杜月笙把张啸林浙江武备学堂的背景，和他那些在军界成了气候的同学，一一告诉了黄老板。

“就算张啸林和卢永祥、何丰林这一干人没有私交，通过他的同学张载阳，那也是一句话的事。”杜月笙说，“攻下淞沪护军使，岂不比‘大八股党’的化暗为明来势更大！”

“真看不出，这个痞子居然有这么大的背景。”黄老板思量着问，“可他那副做派，在这些军界官场人物中，能行得通吗？”

“这个不妨事。他自家读过浙江武备学堂，又会说普通话，和那班官场上的同学也常往来。到了正式场合，那也是官派十足呢！对于官场交际应酬，有他自家摸出的一套办法，用不着搭架子。”

“好，就依你。”黄老板终于拍板。

第二天，得到杜月笙的消息后，张啸林便专程到黄公馆拜码头。拜见了黄老板，张啸林正式加盟三鑫公司，成为三鑫公司打入军界的一张王牌。张啸林从杜月笙那里领了交际费，将上下行头掉换一新，然后腰缠万贯，打着满口杭谚，走进了浙江军政高层、淞沪护军使衙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宴请挥霍，一掷千金。而此时，俞叶封、何丰林早已敞开大门恭候多时了。

当年的军阀，大多以鸦片烟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上海又是走私烟土集散地，淞沪护军使衙门每天看着一船船烟土从吴淞口源源不断运往租界，岂能不眼馋、不动心？在租界经营鸦片，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丰林、俞叶封何尝不想插一手，分享这股财香？只因为地位悬殊关系搭不上，不得不以水陆查缉得一点小财。

如今，张啸林上门，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帮会、租界、军阀，结成了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瓶颈突破，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宏图大展。

此时，英租界各大土行已经全都搬到了法租界。而三鑫公司比“大八股党”更进一步，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鸦片保险公司”。一方面，它是一个专门从事鸦片包运的机构，即保护土商的鸦片运输安全，按价抽取保险费。当然，如果鸦片被抢，三鑫公司也会照价赔偿。同时，三鑫公司又是一个包销的大土行。凡是运销上海租界和华界的鸦片，都得有三鑫公司在鸦片烟土上盖戳才能入市。各鸦片烟馆售卖的鸦片，也只能从三鑫公司进货。因此，三鑫公司几乎把整个上海滩的烟土纳入了它的掌控之中，操纵控制着烟土的进出与价格的涨落。

三鑫公司成为了上海滩烟土走私的龙头老大后，人们干脆以“大公司”相称。渐渐地，三鑫公司的名字越叫越响，成为了上海滩包括普通市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公司。

第五章　黄老板跌霸乘虚而入

一、原配夫人叫板

三鑫公司飞黄腾达，法国人吃足了烟土税，又个个有红包拿，黄老板也就不再遮遮掩掩，干脆由幕后站到了前台。法捕房的安南巡捕也成了三鑫公司押运、保护烟土的一支力量。但除非有大事，杜月笙等人找上门来商量，一般情况下，黄老板仍做他的甩手掌柜。

金廷荪总揽三鑫公司内部业务，开支预算，精打细算。杜月笙和张啸林负责外务，交际联络，上下相融。但整个公司运营拍板的，是杜月笙。

“小八股党”也个个旧貌换新颜，早已换下短打，穿起长衫，各自在大公司里担任职务。杜月笙从小要好的朋友袁珊宝也被拉了来，做了大公司的职员，吃了一份俸禄。

口袋里有钱了，排场自然就大了，同孚里的房子也就显出了窄吧。这时候，黄金荣一家已经搬到了钧培里。同时又在钧福里置业，买下钧福里整条弄堂，分给他的手下住，每家只象征性地拿四五块钱房租，意思意思而已。

杜月笙迁入了钧福里，是两上两下的弄堂房子，要比同孚里的房子大了一倍，勉强敷衍杜月笙当时的场面。

杜月笙的生活也逐渐形成规律。他通常上午九点至十点起床，盥洗之后，用过早餐，便到三鑫公司去转一转，然后便是见客、拜客、饭局和赌局，有时深夜两三点钟才回府，有时也会到长三堂子留宿，捧捧哪个中意的花国女魁。

只要杜月笙晚上在家，钧福里的杜公馆必定车水马龙。由于杜月笙和他的一帮手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所以杜公馆的热闹场面和黄公馆宾客盈门的氛围完全不同。弟兄们一到，或者大摆筵席，或者拉开桌子豪赌。这一赌，往往要到下半夜或者通宵，而且晚餐和宵夜都要准备酒席。

应付这样豪奢的场面，杜公馆的女主人沈月英显得力不从心。沈月英性格恬静，不喜欢热闹。虽然具体事情都是下人去做，但她作为女主人总要应酬一下，背后就免不了发发牢骚。这让杜月笙心里很是不愉快。

就在这个时候，杜月笙的表姑母万老太太来了。

万老太太在高桥听说杜月笙成了上海有名的大阔佬，就想让他提携一下自己的儿子万墨林。因此不辞千辛万苦，再次迈着小脚来到上海，找到法租界钧福里。

当时杜月笙不在家，沈月英听说万老太太登门，哪敢怠慢，赶紧下楼迎接。万老太太说明来意，沈月英一口应承下来。

原来沈月英有自己的盘算，她原先带入杜公馆的华巧生是贴身服侍她的下人，现在经常跑外，她正需要一个听使唤的小囝留在身边，服侍她吸食鸦片。她不但无心料理偌大的杜公馆，同时还染上了阿芙蓉癖，一经躺在楼上喷云吐雾，任凭杜公馆天塌下来都与她不生关系。杜月笙见到她这个样子，心里难免窝火。

沈老太太见沈月英一口答应，就把万墨林带到了杜公馆。

当时万墨林19岁，身体健硕，衣着朴素，在上海住了十来年，还是乡下孩子的憨厚相。杜月笙一见到他，就打心眼里喜欢。一来是自家亲戚，二来万墨林面相上诚实可靠，自然要提携一下。杜月笙看人，如同桂生姐，一生中看走眼的时候很少。

“好，让他留下来，先在家里打打杂，熟悉一下，看看以后适合做什么。三鑫公司那边，先给他挂个名，吃份俸禄。”

“好！好！”万老太太一听，自是满心欢喜。

沈月英见杜月笙留下万墨林打杂，正合她的心意，也就没说什么，直接带万墨林到楼上，给她烧烟泡去了。

万墨林跟在沈月英身后，诚惶诚恐地上了二楼，来到一间卧室。只见屋里布置得美轮美奂，靠墙一张贵妃软榻，更是精致得不得了。

万墨林一时踌躇，不知该怎么称呼沈月英。按说他和杜月笙是姑表兄弟，属于同辈，可他已经和杜月笙堂兄的女儿订了亲。这样，杜月笙又成了他的叔岳父，比他高出了一辈。

“婶娘。”万墨林想了半天，还是给自己降了一辈。以后对杜月笙，也只好称呼“爷叔”。好在以前见面不多，也没正经叫过他表哥，如今喊“爷叔”也还顺口。

见沈月英躺在贵妃软榻上，端起了烟枪，万墨林站在屋子中央，顿时手足无措。他在十六铺学的是铜匠，很少走出那家铺子的大门。虽然也见过人家吸食鸦片，但让他烧烟泡，确实有点拙手笨脚。

正好华巧生有事进来回复，沈月英就叫住了他。

“墨林，你过来好生看着。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巧生。”

万墨林虽然身体高大，但心灵手巧，很快就烧得一手好烟泡，很讨沈月英喜欢。沈月英让万墨林做了贴身佣人，杜月笙心里很不高兴。好在万墨林有眼神，往往服侍完婶娘，又下楼去料理其他事务。接待客人，迎来送往，渐渐地担起了大半个家的杂务。

杜月笙考虑到沈月英懒得管家，就提升万墨林做了杜公馆的总管。万墨林果然不负杜月笙厚望，不仅把杜公馆一切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连三鑫公司分派俸禄的事，也都按照杜月笙的意思料理得头头是道。

但杜月笙还是觉得有些欠缺，那就是欠缺一位贤内助。他不指望沈月英像桂生姐那么能干，但起码，管管钱柜的事体应该做得来。

为了便于保管财物，杜月笙买了一只保险箱，还有几个大铁柜。一大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沉甸甸的，很不方便。他想把这串钥匙交给沈月英保管。

“你晓得我们家有多少洋钿吗？”有一天，杜月笙突然问沈月英。

沈月英摇摇头。她只晓得自己的男人很有钱，至于有多少，她想不出。嫁给杜月笙的时候，沈老太太一直担心女婿家底薄，将来会跟着饿肚子。后来见杜月笙生意越做越大，也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她教给沈月英的，就是看好杜月笙，别让其他女人抢了去。

杜月笙把沈月英带到保险柜和铁柜前面，打开保险柜，里面有金银元宝、金条、金叶子、珍珠宝石、一叠叠的钞票和银行存折……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沈月英看呆了。

“这里有公司的钱，也有我们自家的钱。公司的钱是大家信得过我，交给我开销用的。”杜月笙解释说，“光棍财香，四海有份。有的朋友要长期接济，有的朋友要不时送礼。墨林那里有张单子，你看看就晓得了，有许多人按月指着这只保险柜里的铜钿吃饭呢！”

沈月英怔怔地看着杜月笙，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些。

“账目有账房管，分派俸禄有墨林管，这些铜钿我们要自家管。”杜月笙说着，把一大串钥匙交给沈月英。

沈月英接过钥匙，心里一阵高兴。她记得姆妈说过：如果他肯把钱柜的钥匙交给你掌管，就证明他没有外心。男人去堂子里找女人没啥，要紧的是别娶到家来争名分。

沈月英高高兴兴收起钥匙，当时还在想把杜家的洋钿管好。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就被这一大串钥匙拖累得心烦意乱了。

本来，在这间宽敞舒适的卧室里，除了杜月笙，没有其他人可以随意进来打扰她。就连侍奉她吸烟的小囝、贴身老妈子和小丫头，没有她的允许也不能随意进来。可自从接了这一串钥匙，自从那个保险柜和铁柜子抬进这间屋子，她就再也不得安宁。一会儿华巧生进来了，要铜钿去买什么物品；一会儿杜月笙的亲随马阿五来了，奉命来给杜月笙取铜钿；一会儿万墨林又跑来，扯着大嗓门哇啦哇啦地喊：“婶娘，要开保险箱，拿铜钿。”

起床，下地，开保险箱，开铁柜，取铜钿，锁保险箱……钥匙又重，保险箱又难开。等再回到床上，端起烟枪，还没吸两口，外面又喊上了……

一天下来，光那张床就不知爬上爬下多少次，她简直快被逼疯了。

“给，钥匙还你。”沈月英下了决心，不再当这个管家婆。

“哦，为啥？”

“一日十来趟，上上下下，我应付不来。”

“我没指望你像桂生姐那么能干，可也没想到，你连管管钥匙的营生都干不来！”杜月笙显然动气了。

“又是桂生姐！就连做梦都想着你的桂生姐！”沈月英也来了气，又把杜月笙醉酒后说的“知我者桂生姐也”的旧事重提，“既然你桂生姐那么好，你何不娶了她做老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如今杜月笙身价大增，桂生姐也是白相人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两家又是干亲，这种话岂能乱讲？何况在杜月笙心里，对桂生姐的敬重与热爱远远超过了儿女情长。

杜月笙被激怒，几乎想都没想便抡起胳膊，“啪”的一声脆响，给了沈月英一个大耳光。

这是杜月笙第一次打老婆，沈月英被这一个耳光打愣了，仿佛天塌地陷，“哇——”地一声号啕大哭。

杜月笙是极要面子的人，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他也不愿让下人看到自己塌台。

“你敢再号一声，我立马休了你！”杜月笙定定地看着沈月英，狠狠地说。

也许是沈月英真的怕被休掉，也许是见杜月笙动了肝火，沈月英的哭声戛然而止。

“我要去讨两房小，给我做起管家婆！”

杜月笙这个话又给了沈月英莫大刺激，但她不敢再嚷，只好嘟哝着：

“当初是哪个追着赶着上门，瞒着骗着把我娶过来，这会儿发达了，要讨小……”

杜月笙不再理她，转身下楼。

“你回来！你要把话说清楚！”沈月英最怕的就是别的女人进门，与她争名分。

“好，既然这样，我再告诉你，你听好！”杜月笙站住，回过身，一板一眼地说，“我要讨的不是姨太太，在我杜月笙的家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就算我讨三房五房，同样都是正房夫人！”

杜月笙说完，转身下楼去了。沈月英呆愣半晌，扑到床上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二、娶了两房姨太

杜月笙说到做到，第二日就在三鑫公司约张啸林去舞厅跳舞。张啸林当时颇感意外，他晓得杜月笙喜欢平剧，喜欢捧角；喜欢去长三堂子吃花酒，捧花魁，唯独不喜欢跳舞，不喜欢那些个洋玩意，以往每次去舞厅都是他和王晓籁生拉硬拽把他拖去的。

“今天日头打西边出来了？”张啸林看着杜月笙，大为困惑。

“差不多。”杜月笙神秘地一笑说，“你说去不去吧？”

“去，难得你有如此雅兴，为兄的能不陪你去！”

“好！”杜月笙满心欢喜。

杜月笙想去舞厅，并不是对跳舞来了兴趣，而是对舞厅里的舞小姐来了兴趣。他晓得舞厅里除了一些职业舞女外，还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女学生晚上到舞厅伴舞。他自家不识字，就想讨个识字的女子做二房，舞厅里的女学生正好是最佳人选。

当晚，两人便去了位于麦特赫司特路306号的丽都花园舞厅。丽都花园舞厅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开办的，里面除了舞厅，还有游泳池，以及精舍包厢若干间；酒饭鸦片，莺莺燕燕，无美不备，无丽不臻。

杜月笙和张啸林进舞厅，可谓派头十足，跟班保镖一大队，前呼后拥。老板又是自家弟兄，场子里尽是熟面孔，不等高鑫宝这大老板出来，茶房大班便都围拢过来，挪地方拼台子，先请两位坐下，舞小姐们更是蝶飞燕舞，翩翩而来，都一心盼望着能与杜先生搭两句腔，跳一支舞。

西洋乐队一见杜月笙来了，立即停止正在演奏的舞曲，马上改奏中国调子。因为大家晓得，杜先生除开中国调子以外，其他一概跳不来。

舞曲一换调，写字间里的高鑫宝晓得杜月笙到了，立刻奔了出来。杜月笙到舞场是十分难得的，比不得张啸林常来常往，高鑫宝生怕有所怠慢。

“大帅，月笙哥，你们来了！”高鑫宝见两位同时来到，兴致勃勃，“先下舞池还是……”

高鑫宝的意思是先跳舞还是先吃酒，或者是吸食鸦片。张啸林早已等不及了，早与一位熟悉的舞女眉来眼去了。

“月笙，你自便，我要单独活动了。”张啸林不等杜月笙答应，拉起那位舞女便下了舞池。

“月笙哥，你呢？”高鑫宝凑过来问。

“我是要跳一支曲子，你给我找个好舞伴。”杜月笙压低声音对高鑫宝说。

高鑫宝看看围在身边那一大群舞女，不晓得杜月笙说的“好舞伴”是个什么标准。

“月笙哥，你是不是想找个当红的，挂头牌的？”

“不是。”杜月笙摇摇头。

当时的人们不兴交女朋友，却可以吃花酒，逛堂子，下舞厅，跟妓女、舞女结为相好，或者娶为姨太太。舞女与妓女又所有不同，堂子里的花魁是纯粹的职业妓女，舞女则是以伴舞为生，多数卖身，也有的不卖身，其间不乏有文化的女子。杜月笙下堂子嫖妓是行家里手，但要娶回家，他却不同于当时许多豪门富贾社会名流，那些人纳妾都喜欢独占花魁，以花国总统、当红舞女装点门面，他要的却是雏，他不喜欢吃被人嚼剩的东西。

见高鑫宝疑惑不解，杜月笙微微一笑说：

“找一个念过点书的，识几个字的，没开苞过的，女学生最佳。”

高鑫宝惊异地瞪大眼睛看了杜月笙半晌，心想：月笙哥玩女人换口味了，要玩处女了！想到此情不自禁地“嘿嘿嘿”一阵坏笑。

“你笑啥？”

“没啥，我马上去给你找。”

高鑫宝起身离去，只消一眨眼的工夫，便带着一排五六个女孩走过来，排成一队站在杜月笙面前。原先围在身边的那一群舞女，只好让开地方，气嘟嘟地离去。

杜月笙抬眼看去，这几个女孩倒是水灵清秀，羞答答地确实都是雏，和方才那些风骚张扬的舞女完全不同。其中一位姿容艳丽，令他眼前一亮。他几乎没有比对，便毫不犹豫地站起身，走过去拉起那个女孩的手。

女孩受宠若惊，显得十分紧张和慌乱，这一点足以证明不曾接触许多男人，杜月笙十分满意。

杜月笙拉着女孩下了舞池，舞场的曲子立刻慢了下来，因为乐队都晓得他跳舞的习惯，肩膀耸耸，下巴伸伸，两手和舞小姐轻轻一搭，他睥睨群雄，独步全场。

其他的舞客，不约而同退到舞池边上。倒不是担心撞到了杜月笙或者唯恐躲之不急被撞到，而是为了欣赏杜月笙那独一无二、难得一见的舞姿。

乐队的曲子，为了配合杜月笙的舞步，渐渐变成“声声慢”，慢之再慢。而杜月笙的步法，则兼采平剧老生和旗人八字之所长，加上他一袭罗衫，仙袂飘飘，老布底鞋，稳如泰山，故所以徜徉舞场，倒像极了漫步花丛。

一乐终了，杜月笙挽着舞小姐，回桌落座，于是掌声四起，欢声雷动。等下一曲响起的时候，杜月笙挽着舞小姐去了后边的精舍包厢。

高鑫宝早已吩咐茶房将吃的喝的用的全部准备好，待两人进到里面，便从外面轻轻将房门带上了。舞小姐一看房里只有他们两人，房门紧闭，一下子紧张起来。

“先生，对不起，我只是陪舞，不卖身。”

“哪个叫你卖身了？”

“那……”舞小姐愣住了，疑惑地望着杜月笙，“那，到这里……”

“到这里说话方便。”杜月笙直截了当地说，“晓得我是哪个吗？”

“杜老板。”舞小姐点点头说，

“叫我杜先生。”杜月笙严肃地说。

舞小姐又愣了一下，在她看来，“老板”和“先生”似乎没有太多差别，便嗫嚅地说：

“是，杜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陈帼英。”

“今年几岁？”

“15岁，上初二。”

陈帼英来自苏州。因为家里穷，晚上到舞厅伴舞，挣些钱养活自己。杜月笙选中陈帼英，倒不是因为她站在那几个女孩中多么出色，而是和沈月英相比，陈帼英不仅容貌出色，而且看上去温良贤淑，更重要的是沈月英那副大风可以刮倒的纤弱身躯，使杜月笙一见陈帼英那既亭亭玉立而又相对结实的身段，便立刻心有所动。

摸清了陈帼英的出身背景，杜月笙很满意，当下问：

“我要把你娶回家，做我的二房太太，你可以愿意？”

当时许多舞女都想找个有钱人家做太太或者做姨太，陈帼英虽说不是职业舞女，却也是想选个好人家嫁了，给杜大亨做姨太也是许多舞女求之不得的。但杜月笙如此直来直去地问，陈帼英一个女孩子怎好直接表态。杜月笙自然能看出她的心思，更有办法得到明确答案。

杜月笙拿起茶几上的香槟，给自己倒了一杯，又倒了一杯递给陈帼英。

一杯酒喝下去，陈帼英娇羞的脸上越发红润。杜月笙伸手将她揽入怀中，陈帼英没有拒绝。当杜月笙一边与她耳鬓厮磨，一边为她宽衣解带的时候，陈帼英已经娇喘吁吁，完全没有了拒绝的力量。

占有了陈帼英，杜月笙高兴极了，吩咐高鑫宝派车将陈帼英送回原住所。

回到钧培里杜公馆后，杜月笙喊来万墨林准备彩礼，第二天便派人上门提亲。陈帼英的父母羡慕杜月笙的财势，当即应允了这门婚事。钧培里的房子住不开了，便另设一座杜公馆，地点在民国路民国里，因为民国里里面也有几家老朋友，顾掌生、松江阿大王阿庆都住在民国里。

一切准备停当，民国里张灯结彩，贺客盈门，杜月笙大摆宴席，大张旗鼓地把陈帼英娶进了门。

婚后，杜月笙与陈帼英如鱼得水，十分恩爱。陈帼英默默地接管了杜月笙身边的琐事，但是决不过问外间事务。杜月笙见陈帼英识大体，渐渐对她倚重起来。凡有重要事体都去钧培里的杜公馆处理，晚上便留宿民国里。

秋天来到的时候，陈帼英怀孕了。杜月笙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到此时他膝下只有一子，沈月英第二胎生下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以后便再也没有生育。

朋友见杜月笙已经开了纳妾之门，又见二太太怀孕，而大太太沈月英的卧房杜月笙已极少光顾，为了帮他排解空虚，又悄悄给他物色了一个孙小姐孙佩豪。

孙佩豪也是15岁，也是来自苏州，也是初中文化。与陈帼英不同的是，孙佩豪在书寓里做“先生”，卖艺不卖身。这一帮朋友觉得孙佩豪配得上杜月笙，可以娶回杜公馆做三房太太，于是大力介绍，极力撮合。

杜月笙一想，反正已经娶了两房了，何妨再接再厉。于是，跟随朋友们来到书寓。一见孙佩豪，小家碧玉，楚楚可人，立马打心底喜欢上这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

在陈帼英进门的同一年秋天，杜月笙在民国里再设一座杜公馆，大摆宴席，将孙佩豪娶进了门。二太太陈氏和三太太孙氏同在一条弄堂，中间隔了两家，杜月笙来往非常方便。在二太太怀孕的那段日子，杜月笙便天天留宿在三太太的公馆。

这一年，即1918年，杜月笙30岁。

杜月笙连娶两房太太，将正房夫人沈月英完全晾到了一边。此时的沈月英，可谓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整天除了一榻横陈吸食鸦片，便是喋喋不休地念叨当初杜月笙是如何如何上赶着娶她，如今发达了便忘恩负义把她甩到了一边。其实她恰恰不了解，杜月笙有了身家之后，各式各样的女人见得多了，论相貌、论性格、论文化、论理家，在沈月英之上的大有人在。而他对沈月英的敬重，也正是因为沈月英嫁给他的时候，他还不曾如此发达。但沈月英每每以此说事，在他看来未免太托大，是他最最不能容忍的。故她越是如此，杜月笙对她越是厌恶。

从此以后，沈月英沉溺于鸦片烟中再也无法自拔了。

三、女戏子引爆恶战

杜月笙连娶两房姨太，公馆设了三处。相比之下，倒是黄金荣守着一个结发妻子，看上去“本分”了许多。想不到这个时候，黄金荣却因为一个女人捅了大娄子。

有天晚上，杜月笙留宿孙夫人的公馆，半夜里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赶紧披衣下床，拿起话筒一听，是黄老板打来的。

“月笙，你快过来，出了大事体！”

一听黄老板急切的声音，杜月笙心里“咯噔”一下。如今上海滩是黄、张、杜的天下，有啥事摆不平把老板急成这样？

杜月笙赶到钧培里黄公馆的时候，张啸林已经提前到了。为了不惊动桂生姐，三个人躲进会客室旁边的密室里。

“今晚在共舞台，卢筱嘉给露兰春喝倒彩，我们的人把他打了。”黄金荣垂头丧气地说。

杜月笙和张啸林一听，都倒抽一口凉气。

卢筱嘉是皖系实力派、权倾东南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民国十年间有名的四公子之一。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与在广州的孙中山暗中联系，结成孙、段、张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居间联络的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时人称此四人为“四公子”。

四公子个个风流倜傥，靠山硬扎，风月场上，有哪个敢与他们叫板？何况上海滩是浙江军阀的天下，三鑫公司的业务也是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心腹部下何丰林合作的。得罪了“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就是得罪了卢永祥、何丰林，势必会影响到三鑫公司的业务，倘若如此，三鑫公司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岂不前功尽弃！

“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杜月笙大为不解。

“哎，说来话长，还不是为了露兰春……”

露兰春是最早在上海登台的坤伶，自幼被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张师领为养女。张师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两人又同在法捕房任职，露兰春小时候便常到黄公馆玩。小时候的露兰春皮肤雪白，小脸圆圆，非常讨人喜欢，黄公馆上下都称她为“粢毛团”。

杜月笙进黄公馆当差的时候见到过露兰春，她当时只有六七岁，称黄老板为“公公”，称桂生姐为“奶奶”。

“粢毛团”稍稍大一点的时候，常到黄家公公开设的几爿戏院里去看戏，回家便常常学着哼几句，居然有板有眼。养父见她有唱戏的天分，又相貌脱俗，就专门请了师傅来教她。谁知露兰春一点就透，一学就会。当时正时兴女唱男角，露兰春就学唱生角，练刀马功夫。几年下来，竟然学会十几出老生戏，同时兼工青衣。

张师夫妇想让露兰春登台亮相，就带着她来到钧培里，登门拜访黄老板。

几年不见，那个可爱的“粢毛团”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绝代佳人。当露兰春站在黄金荣面前的时候，黄金荣的眼睛都看直了。

杨柳细腰，樱桃小口，蛾眉弯弯，美目娇羞，幼年时雪白的皮肤如今透出了粉红，细嫩得仿佛一掐出水。特别那一袭藕荷色滚着红边的旗袍，更把一个刚刚长成的娇嫩躯体包裹出迷人的曲线……

“黄家公公好！”

露兰春一声娇滴滴的问候，把黄老板从梦幻中惊醒。从那一刻起，露兰春在黄老板心里扎下了根，再也挥之不去。

黄老板与张师夫妇商议，让露兰春到到开设于郑家木桥南堍的老共舞台粉墨登场，挂头牌，与另外两位坤伶粉菊花、小金铃搭档。张师夫妇求之不得，欣然应允。

于是，黄老板不惜斥重资，聘名师，为露兰春排演连台好戏《宏碧缘》。由于露兰春艺貌俱佳，首场即火，唱得老共舞台场场爆满，上海的有闲阶层简直为露兰春着魔，人人争说露兰春。黄老板又在报纸上为露兰春刊登戏目广告，“露兰春”三个字足有鸭蛋那么大。露兰春最红的时候，声势不在后来的伶王梅兰芳之下。而由露兰春唱红的那部《宏碧缘》，十多年来风行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露兰春不但为黄老板赚足了钞票，更让这位54岁的大亨返老还童，春心萌动。黄老板对露兰春的体贴爱护，可谓无微不至。不但给露兰春派了专车、保镖，每日包接包送。他本人无论多忙，更是每晚必去老共舞台，亲自为露兰春捧场、压阵。黄老板为露兰春撑腰，上海白相人地界无人不知，没有人敢动露兰春的念头。

但有一个人不买黄老板的账，这个人就是卢筱嘉。

卢筱嘉年方22岁，风流俊雅，卓荦不羁，尤其喜欢看戏，对上海滩的京剧名伶了如指掌。露兰春一唱红，他便慕名前往观看。

不曾想，这一看便看上了瘾。露兰春不仅戏唱得好，人长得更是出众。虽然唱的是生角，但唱念做打、一板一眼中，无不透着一种诱人的娇媚。从此，卢筱嘉展开了攻势，频频送花、约会。

然而，露兰春晓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黄老板给的，更晓得黄老板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老共舞台是黄老板自家的戏院，到处都有黄老板的耳目，黄老板本人又每晚必到，她的一举一动都在黄老板的掌控之中。所以，对所有人的追求、献殷勤，她都不予理睬。

而卢筱嘉自恃财势绝伦，他倒要看看，是堂堂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够派，还是那个法租界弹丸之地的黄麻皮厉害！

于是，卢筱嘉一袭青衫，轻车简从，带了两个随从，再次前往老共舞台看戏。

此时，戏院里人已经坐满了人。绅士、名媛、太太、小姐，以及票友白相人，都在一边吃着茶点，一边窃窃聊天，等着好戏开场。

卢筱嘉在预定的包厢里坐下来，将一张名帖交给随从。

“给露小姐送去，让她见识见识本公子的身份，看她还敢不敢拒绝！”

露兰春正在后台化装，看到卢筱嘉的名帖吓了一跳。堂堂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有权有势，更是得罪不起。偏偏这两天黄金荣开始逼婚，已经找露兰春的养父谈过，要讨露兰春做小。露兰春从小叫着“黄家公公”长大，现在让他嫁给这位比养父年长的老头子，她心里根本转不过这个弯。何况黄金荣那一脸的浅麻子和五短的身材，让她想想心里都不舒服。

本来正心绪烦乱，又收到卢筱嘉的名帖。既不敢得罪，又不敢赴约，让她左右为难。眼看演出时间已到，露兰春来不及多想，只要收起名帖，想冷静想想再作打算。

露兰春此举，在卢筱嘉看来，无疑是碰了个软钉子，当即便憋了一肚子火。

这晚，露兰春反串小生，演岳飞《镇潭州》。这是她的拿手好戏，本不该出差错。怎奈心烦意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不意中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

当时台下也有观众听出来了，但慑于黄老板的声势，没人敢吱声。卢筱嘉精通音律，自然听得清清楚楚，这下子报仇的机会来了！

“吱——”一声呼哨在戏院中猛然响起，紧接着是一声怪叫，“好腔哟！好腔！调都找不到，下去啵！下去啵！哇——哈哈！”

“下去啵！哇——哈哈！”卢筱嘉的两个随从也跟着喊起来。

露兰春何曾受过此等侮辱，心里一酸，眼泪簌簌而下。总算哭哭啼啼把戏唱完，赶紧跑回后台，号啕大哭。

黄老板正在台下坐镇，一听有人喝倒彩，肺都气炸了。

“给我打！”

黄老板一声令下，几个打手蜂拥而上，直朝卢筱嘉扑去。

卢筱嘉根本没把这几个打手放在眼里，他晓得只要报上名号，这一干人都得吓得趴下！不曾想，几个狗仗人势的打手“不容分辩”，揪起他的衣领，“噼啪”就是两个耳光。

这两个耳光用力够猛，打得卢筱嘉两眼直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一阵天旋地转。等他回过神来，已经被拖到了黄老板面前。

黄老板满脸怒气，正要呵斥，突然发现站在面前的是大军阀李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一时间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戏院里几百双眼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两人的一言一行都有千钧分量。

黄老板有心道歉，可想到平日里卢公子气焰之高，如今当众受辱，岂能三言两语善罢干休？如此众目睽睽之下，卢筱嘉要是不给面子，岂不让自己塌台？想到此只好装作不认识，脸上依旧阴云密布，对左右随从冷冷地说：

“放他走路！”

黄老板的意思是说：你喝了我的角儿倒彩，我手底下请你吃了耳光，双方扯平，两不相欠。现在放你走路，我黄老板做得够宽容。

“好极！”卢筱嘉按捺住怒火，咬牙切齿地说，“咱们走着瞧！”

说完，昂首挺胸，大踏步走出老共舞台。

黄老板讲完大体经过，一脸沮丧地说：

“哪晓得今晚会触霉头，早知这样，那个老共舞台就不会去。”

“事已至此，唯有尽快想办法补救，以免晚一步发生意外。”杜月笙说。

“对，对。问题是，怎么个补救法？”黄金荣紧接着问。

“唯有找个够身份的人出面调解，这桩公案才好了结。”杜月笙思忖着说，“这个人必须牌头更大，字号更响亮。他一站出来，双方都会服服帖帖，整个上海滩的人都会说：喏，某某出来说话了，黄老板和卢少帅不能不买账，化干戈为玉帛了。”

“到哪里去找这一个人呢？”

“莫急，一准会找到。”杜月笙说，“我们都静下心来想想。”

张啸林一直没有开口。他的火暴性子是在江湖上出了名的，他历来天不怕，地不怕，开口便是“妈×个×”。滋事打架、杀人放火这类事最对他胃口。偏偏黄老板出了事，他三缄其口，什么都不说了。黄老板觉得他没有肩胛，不够朋友，心里很是不满。

其实张啸林早已憋了一肚子火，这一肚子火都是冲着黄老板来的，对黄老板以一个50多岁的老翁，如此不顾后果，不识大体，充满了鄙夷与唾弃。他不开口还好，倘若开口，黄、张必定会爆发一场大战，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救老板别出心裁

回到民国路孙夫人处，杜月笙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想到一个可以摆平这桩公案的大人物——海格路上范园里的张老太爷张镜湖。张镜湖既是青帮“大”字辈人物，又做过通海镇守使，威望颇高。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老板，黄老板表示同意。杜月笙是“悟”字辈，比张镜湖小了两辈，自然说不上话，只好请张镜湖的开山门弟子——“通”字辈的吴营长吴昆山出面斡旋。

黄老板对杜月笙的办事能力历来信赖有加，见杜月笙已经着手办理这件事，便又悠哉游哉地去了老共舞台，看露兰春演出。不曾想这一去，竟然出了大事。

卢筱嘉在老共舞台受辱后，气急败坏地回到龙华护军使署，直接找到何丰林，要求调军队开进法租界，活捉黄金荣，非要挖掉黄金荣的两只眼睛，惩罚他有眼不识泰山之罪。何丰林以为不妥，华界军队进入法租界抓人，弄不好会引起国际纷争。但卢筱嘉受辱，这口气还会要给他出的。最后商量决定，改用便衣，进入法租界老共舞台，活捉黄金荣。

原本还担心黄老板会躲在公馆里避风头，结果老共舞台的戏还没开场，黄老板便驱车而至。黄老板一下汽车，便被埋伏在路边的便衣抓个正着，塞进汽车。等黄老板的保镖反应过来，汽车早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下黄公馆炸窝了。桂生姐晓得了事情的经过，也顾不上再吃醋，赶紧找来杜月笙和张啸林商量对策。杜月笙一听黄老板被抓，头一下就大了。这边张镜湖还没联系上，又出了这么大事，万一黄老板有个好歹，那才真叫麻烦大了！

张啸林则气得破口大骂：

“妈×个×！妈×个×！”不晓得他在骂卢筱嘉还是在骂黄金荣。

“要赶紧想个办法，卢公子年轻气盛，真要挖了老板眼睛，那就不得了啦！”桂生姐一时急得六神无主。

“应该不会。”杜月笙肯定地说，“无论是他老子卢永祥，还是何丰林，他们都从三鑫公司分润。为了这个利益，也不会让卢筱嘉胡来。”

“对的，对的。”张啸林附和说。

“不过，事不宜迟，救人要紧。”杜月笙说，“啸林哥，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去找你的亲家俞叶封，他是何将军的部下，好歹能说上话。我去找张镜湖老先生出来说话。”

从黄公馆出来，张啸林直接去了龙华护军使衙门，杜月笙却绕了一圈回了杜公馆。他没有去找吴营长，现在看来这个不重要了，他有了另外的想法——

杜月笙忽然意识到，对他来说，黄老板被抓并非坏事。黄老板“跌霸”，是上天送给他杜月笙取而代之的良机。只有黄老板自己跌倒，他杜月笙才有机会站起来。虽说杜月笙已经是法租界亨字辈人物，但终究还是站在黄老板身后。他岂能甘心！

如今报纸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什么黄老板跌霸，什么黄老板、卢公子火并……全上海人都在看着这场纷争的发展。

杜月笙决定只身闯虎穴，单刀赴会。他要让上海滩所有人都看到，是他杜月笙一个人救出了黄老板！他要全上海人都晓得，他杜月笙够仗义、有实力、担得起肩胛，只有他杜月笙才配做上海滩第一大亨！

不过，只身入虎穴，要掂掂自己的身价和分量，在何丰林、卢筱嘉眼里够不够重。

他思考着踱步到那只保险箱前，打开保险箱，取出十根金条，封成一封；又取十根，再封一封。看着这两封金条，他笑了——这就是他的身价、分量，对何丰林、卢筱嘉来说应该足够重！

翌日傍晚，一辆黑色轿车从杜公馆悄然开出，直驶龙华护军使衙门。

这边，黄老板已经抓来，何丰林也算为上司的爱子出了口气。可卢筱嘉非要挖掉黄金荣的双眼，这让何丰林颇费踌躇。兹事体大，来不得半点疏忽。就算抛开共同的烟土利益不说，黄门弟子一千之众，黄老板在上海滩根深蒂固，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为了一时负气非要拼一下，怕是得不偿失。

可是风已经放出去了，上海各界闻人纷纷出面为黄老板说话。眼睛是挖不得，人更放不得，局面就僵在了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杜月笙来了。

与林桂生托的那些说客不同的是，杜月笙不是来说，而是来“做”。他带来的不是一张嘴，而是实实在在的谈判“条件”。

与张啸林更是不同。张啸林在亲家俞叶封的陪同下，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只会哇啦哇啦大叫。杜月笙却是低调出场，深藏不露，一句话砸出一个坑。

轿车抵达何公馆时，杜月笙没有马上下车。而是由司机将两只红丝缎锦盒和一张名帖交给卫兵，送进了何公馆。

锦盒里是分别封好的一式十根的金条。何丰林打开锦盒，见到黄灿灿的金条，就晓得打破僵局的人到了。

在何丰林的书房里，杜月笙和何丰林、卢筱嘉三人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既不像“吃讲茶”，也不像谈判，更像是老朋友谈聚会。

“请二位见谅，杜某此番专为黄老板的事而来。”寒暄过后，杜月笙开门见山，“只要能为卢公子消气，卢公子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杜某能做到，一定尽力。只请卢公子对黄老板手下留情，当然，如能尽快让老板回家是最好的。”

“既然杜先生这样说，想必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何丰林见杜月笙如此畅快，就想尽快促成双方和解。

“不行！”卢筱嘉仍然余怒未消，“不让黄麻皮吃点苦头，这事不能算完！”

杜月笙点点头，表示理解，这让卢筱嘉的火气多少消了一些。因为在杜月笙心里，只要不挖眼睛，多关几天无妨，时间越长，黄老板的霸气也就越消减，出来以后也就雄风难振了。这对他自家当上青帮第一霸主大有好处。

“杜某确实想了几个方案，现在提出来请二位斟酌。只要卢公子能消气，一切都好说。”见何丰林点头，卢筱嘉默许，杜月笙接着说，“露兰春一个戏子，又是残花败柳，卢公子何必为她劳心费神？我可以把稻香楼里的头牌小木兰送给公子，做夫人做小妾还是做丫头，公子自己随意。稻香楼虽然是长三堂子，可小木兰卖艺不卖身，还是黄花闺女。”

“你敢保证？”卢筱嘉来了精神。

杜月笙点点头。

“不怕二位见笑，上海滩的‘长三’，没有我杜某人不熟悉的。黄老板喜欢捧角，我杜某人更喜欢捧花魁。”

杜月笙说完，三个人不约而同，哈哈大笑。

“第二条，老共舞台的那些保镖，其中有几个还是我的徒弟。这些人都是在上海滩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他们也都不认得卢公子，既然是误会，不如让他们在稻香楼为公子摆酒压惊，当面道歉。求公子放他们一马，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自然是言语一句。”

这一条，卢公子也点头答应了。

“第三条，是我杜某诚邀卢督军和何将军赏光的。我和黄老板、张啸林筹集了1000万资金，准备开一爿“聚丰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烟土生意。如果卢督军和何将军同意加入，我们可以按五支股份，平均分红。”

何丰林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立刻凑上来问：

“一股要多少洋钿？”

“有督军与将军的名望与财运，这就足够了。”杜月笙说，“只需两位在运销上向部下打个招呼，在浙江各地，‘聚丰’的货畅行无阻就行。”

民国时期，各军阀对烟土均有染指，但一般不会直接甚至常年走私贩卖烟土。位于租界边上的淞沪护军，尽管近水楼台，除了盘剥榨取土商的赋税外，最多也就是参与分肥。像和三鑫公司的联手，从卢永祥、何丰林到俞叶封以及手下诸人，均以不同的形式收取报酬，或抽成，或暗里吃一份俸禄，或拿红包。直接参股分成，特别是不需出股金，对卢永祥和何丰林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何丰林当即拍板。对这样无本万利的生意，卢筱嘉也替他的父亲卢永祥表示同意。

公司说着就成立了。既然大家都是股东，那么，黄老板也就该放回去了。和“聚丰”的股东相比，卢筱嘉和黄老板的龃龉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了。但黄老板也是雄霸法租界，威名赫赫的一大亨，就这样不声不响的放回去，杜月笙无法对黄老板交代。

“不如这样，由我出面，在法租界摆酒，请青帮大字辈张镜湖老先生做调停人，大家握手言和，卢公子和黄老板都不塌台。”

何丰林和卢筱嘉都表示同意。

大功告成，杜月笙先去了黄公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桂生姐。

听说黄金荣安然无恙，桂生姐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快，我先把小木兰的事办妥，再去联系张镜湖老先生。”

一听说用小木兰代替露兰春送给卢公子，桂生姐心里的结又打上了。

“都是因为这个露兰春！留下这个扫把星，还不晓得会出啥事体。”

“露兰春是老板捧红的角，桂生姐不必多心。”

杜月笙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个露兰春竟改变了桂生姐后半生的命运，也成为了黄金荣命中的克星。

由于桂生姐催得急，杜月笙把小木兰送进卢公馆，交到卢筱嘉手上之后，便悄悄接回了黄金荣。这时，黄金荣已在护军使衙门的地牢里，度过了六天之久。

“请金荣哥暂时不要露面，现在还没法收场，还差一个漂亮结局。”杜月笙对黄老板依旧是恭恭敬敬。

黄老板看着杜月笙，感慨万千：黄门弟子千人之多，怎么一遇到事体，一个个都成了酒囊饭袋！只有这个杜月笙，自己没看走眼。

就在杜月笙准备联系张镜湖老先生的时候，何丰林来电话告知，有了一个更漂亮的结局：卢永祥要“辕门斩子”。

由于近日卢、黄这一公案在各大报纸上愈演愈烈，卢筱嘉动用军队抓捕黄老板，也就越来越引人注目地成为了贻人口实之举；加上为黄老板说话与打抱不平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端，卢永祥有些坐不住了。

早在四年前的1917年，卢永祥在淞沪护军使任上时，曾聘任黄老板为护军使衙门上校督察，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又考虑到三鑫公司的共同利益，和聚丰公司的开业在即，卢永祥觉得，应该有点行动，给黄老板一个面子。

于是，卢永祥赶到上海龙华，不问卢筱嘉挨打之事，只借口卢筱嘉无权调兵，违反军纪，命人将卢筱嘉捆绑到官署门外，他要严肃军纪，大义灭亲。

何丰林立刻率领文武官员，请求卢永祥网开一面，宽恕卢筱嘉。

而杜月笙得到何丰林通知后，立刻电话联系上海滩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前往龙华护军使衙门。这些原来为黄老板说情的社会闻人，统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为卢筱嘉说情。

但卢永祥故作姿态，仍然要辕门斩子。

现在该黄老板出场了。这个天大的面子就是留给黄老板的。

黄老板按照杜月笙的安排，带着当时发生冲突时的一干保镖，赶往护军使衙门负荆请罪。

在护军使衙门的会议厅里，黄金荣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给卢永祥施了一礼，然后说：

“都是黄某对手下管教不严，冒犯了卢公子，卢公子实属无辜。请督军赏给黄某一个面子，收回成命。”

几个保镖早已跪在门口，这时也一起请罪，为卢筱嘉求情。

卢永祥见火候已到，沉吟一下说：

“既然护军使衙门上校督察黄金荣先生出面为卢筱嘉开罪，那就暂且饶过卢筱嘉……”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早已有何丰林的部下跑出会议厅，去官署门外为卢筱嘉松绑。

卢永祥这场新“辕门斩子”的表演，不仅使报纸纷纷表彰他的大义灭亲，改变了他教子不严的形象，也给黄老板做足了面子。

黄、卢之争圆满解决，得到实惠最多的应该是杜月笙。只身救老板，已经有了和黄老板相提并论的资本，超越黄老板指日可待。同时，拉近了他与何、卢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交情。在随后共同经营烟土生意的过程中，杜月笙通过何丰林，结交了一部分军阀，打开了一条走私贩卖烟土的新渠道。当时仅与北方一个军阀成交的土生意，一年便达几百万元之巨。何丰林原先设在江南造船厂附近的仓库，以及直接充作仓库的淞沪护军使署的部分房屋，也都成为了聚丰公司以及三鑫公司的仓库，分别囤积了大量烟土。

五、桂生姐发妻下堂

从龙华护军使衙门回到黄公馆，黄老板的心情有了些好转。桂生姐为了宽慰黄老板，使他尽快走出这次事件造成的阴影，特设家宴，为黄老板压惊，并请来黄老板的几员心腹大将杜月笙、金廷荪、张啸林作陪。

家宴上，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轻松而融洽。黄老板虽然比第一次回来不便露面时精神状态好了许多，但却显得心不在焉。桂生姐则是满面春风，给黄老板又是夹菜，又是斟酒，极尽体贴。杜月笙暗暗观察，心中感慨万千。黄金荣哪辈子修来的福，找了桂生姐这样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女人。杜月笙的三房太太加在一起，都没有一个桂生姐的分量重。

但黄老板并不以为是福，他甚至对桂生姐设这个家宴使他不得分身，恨得直咬牙。此前刚向张师夫妇求亲，还没得到答复便生出这一场大变故，舆论上炒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张师两口子和露兰春作何感想。既然为这个事塌了台，那就更要把露兰春弄到手，面子上才算好看些。何况多日未见到露兰春，黄老板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

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便悄悄出门，直接把张师夫妇请到了聚宝茶楼。

堂倌泡好茶，就无声地退出去了。黄金荣吩咐保镖：

“把门关好，没有我的话谁都不准进来。”

保镖诺诺答应着，退出去关上了门。

张师夫妇看着，心里不由得发毛。这和上次求亲的情况大不相同，上次还是有说有笑有吃有喝，这次看样子是没有回旋余地了。

果然，黄金荣一开口，便拿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上海滩我黄某人好歹也是个人物，也是呼风唤雨一呼百诺的场面，没想到为一个小囡塌这么大台。也多亏老卢给面子，不然我姓黄的这辈子休想再爬起来！”黄金荣越说越来气，大手掌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人是我捧红的，面子也跌在那了，今儿个你们就给个透亮话吧！”

一看黄金荣火气这么大，张师两口子哪还敢说个“不”字。黄金荣为这事跌霸，露兰春是非嫁给他不可了。

“就按老板的意思办。”张师唯唯诺诺地表态，“不过，春兰自家有个想法。”

“讲。”黄金荣端起盖碗茶，呷了一口，神情有些缓和。

“春兰想，嫁过去要掌管钥匙，当家。”张师声音颤颤地说。

张师这个要求，是想逼黄金荣知难而退。他晓得那个家是桂生姐一手操持起来的，更晓得桂生姐的厉害。掌管钥匙当家，明摆着就是向桂生姐夺权，夺取桂生姐大半身的心血，这一点桂生姐是绝对不会答应。黄金荣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如此一来，有可能这桩亲事就会搁浅。

不曾想，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黄老板现在似乎豁出去了！

黄老板十分清楚桂生姐在黄公馆是有功之臣，没有桂生姐，就没有现在的黄金荣。可是，他现在看桂生姐处处不顺眼。她永远是那一身竹布短衫裤，平底鞋，女学生似的一头直发，毫无修饰，没有重要场合绝不穿旗袍。这让黄金荣非常倒胃口。加上现在桂生姐徐娘半老，一张黄脸皮又不涂脂粉，本身相貌就不出众，和年轻貌美，懂得梳妆打扮的露兰春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凭这一点，黄老板也要把露兰春讨到手。

“好，当家就当家。”黄老板硬着头皮说。

张师夫妇暗暗吃惊，只好亮出最后一道杀手锏。

“怎么说春兰也是黄花闺女，自家心气蛮高，恳请老板明媒正娶，用一乘龙凤花轿抬过去。”

用龙凤花轿抬过去？黄金荣咂摸着这句话。当初他娶桂生姐都没用什么花轿，桂生姐拎一个小包袱就搬过去了，请几个弟兄吃了桌酒就算成亲了。如今要用龙凤花轿……

“好，就这么定了！”黄金荣咬咬牙，把手里茶碗往桌上一蹾，“我回去就差人下聘，定日子过门。”

张师夫妇瞠目结舌，无奈之下，唯有同意嫁女。

但是，对桂生姐摊牌，黄老板却没有这个胆量。他晓得杜月笙是桂生姐一手提携起来的，杜月笙的话在桂生姐心中占有很大分量，就把这个烫手的热山芋抛给了杜月笙。

一个电话打到三鑫公司，杜月笙赶紧开车直奔法大马路的聚宝茶楼，在张师刚刚离开的位子上坐下来。黄老板不紧不慢，把自己的一番心思全盘托出。直到这时杜月笙才明白，黄老板不讨到露兰春是绝不罢休了。

“怕是桂生姐这一关不好过。”杜月笙不无担忧。

“你看看身边弟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凭什么我黄金荣就该守着一个老太婆走到底？”

“别人家的女人怎能和桂生姐比。”

“怎么不能？”黄金荣瞪着眼珠子狡辩，“就算林桂生曾经帮助我打天下，那也不能限制我找女人吧？”

黄老板的话让杜月笙一时语塞。黄老板身边的人都晓得桂生姐限制黄老板找女人，同时也都晓得，黄老板睡过的女人，上海滩无第二人可比！黄老板有多爿戏院，凡他看上的角，没有不上手的。早年黄老板和小东门外著名的史锦绣十姐妹中的老三阿桂姐私通，几十年藕断丝连。倘若不是迫于桂生姐的厉害，黄老板的姨太太怕是早已挤爆了黄公馆。

不得已，当天下午，杜月笙只好去了钧培里的黄公馆。他晓得桂生姐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担心吓到桂生姐，费尽心机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可是，越绕越说不清自己要说什么，加上那个话又难以出口，一时间急得头上直冒虚汗。

“好了，你还是直接说吧。”桂生姐到底是明白人，也是最了解杜月笙的人，杜月笙不会当她的面撒谎。看他说着这么为难就已猜出几分，“是不是老板叫你来的？”

杜月笙点点头。

“是为了露兰春？”

杜月笙吃惊地看了一眼桂生姐，又点一下头。

“我不反对老板讨姨太，讨哪个都行，就是不能讨露兰春。”桂生姐说的句句在理，“张师是老板的学生子，露兰春是张师的女儿，差了两辈。这个小囡是一口叫着‘黄家公公’‘黄家婆婆’长大的，现在改口叫‘金荣’、‘姐姐’，未免太不成体统。”

“这个理老板是知道的。”杜月笙自然知道桂生姐的话有道理，怎奈黄老板主意已定，怕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去和老板说，除了露兰春，他讨十个八个我都成全。”

杜月笙只好如实去回黄老板。但黄老板非露兰春不娶，杜月笙只好再去同桂生姐商量。

“算了，由他去吧。”桂生姐终究是女中丈夫，拿得起放得下。

但接下来的两个条件却让她无法委曲求全。

第一个条件，交出黄公馆大权，保险箱的钥匙交露兰春掌管。桂生姐本不是爱财之人，忍口气：交就交。唯有这第二个条件，露兰春是黄花闺女，要一乘龙凤花轿抬进黄公馆，和黄金荣正式结婚。无论有意无意，这都是对桂生姐的一个讽刺，讽刺桂生姐嫁给黄金荣的时候不是处女身；讽刺桂生姐：你到黄家来都不曾坐过花轿，都不是正式结婚！明摆着就是要做正房夫人！

实在是欺人太甚，桂生姐忍无可忍！

“既然老板连这样的条件都答应了，多年的夫妻算是走到头了。”桂生姐当机立断，对杜月笙说，“你去和老板说，叫他出五万块钱安置费，我走路。”

杜月笙一时愣住，想劝，又深知桂生姐的个性。但若如此，岂不太便宜了黄金荣与露兰春！

“桂生姐，不妨缓一缓……”

“不必。”桂生姐摇摇头，一声长叹，“斯人已归沙陀利，不必再费心思了。”

以当时黄金荣的万贯家财，光戏院就开了好几爿，还有茶楼、地产，桂生姐仅拿区区五万，实在是太便宜了黄金荣。

黄老板一听说桂生姐提出离婚，仿佛死囚得了大赦令，立刻派人拿着地契去银行押了一笔钱。让杜月笙转交桂生姐。

桂生姐虽是女中丈夫，但想到将与儿孙分离，不免柔肠寸断。

桂生姐和黄金荣只有一个儿子黄钧培，小名福宝。黄家的两处物业钧培里、钧福里的里弄名称，便是由黄公子的名字得来。黄钧培自幼和李志清定亲，李志清的父亲李祥庆也是法捕房的探目，苏州人，和黄金荣是要好的弟兄。李志清17岁过门，育有一双璧儿，长子名黄启予，次子名黄启明。但黄钧培不幸英年早逝，黄家这一媳二孙就成为黄金荣和桂生姐争夺的对象。

桂生姐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出黄公馆的时候，特地喊来李志清，想征求李志清的意见。

在公婆这场离婚风波中，李志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凭心而论，她想跟着婆婆走，她从心里不能接受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掌管这个家，给自己当长辈。可是黄金荣明确告诉她，要离开这个家，必须留下孩子，她怎么舍得让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再失去姆妈呢！

看着桂生姐一屋子的凌乱衣物，李志清哭泣不止。

“妹妹，你要跟爷住，还是跟姆妈住？”

“妹妹”是黄家长辈对李志清的称呼。

李志清只是一个劲地哭，一句话也说不出。

“好吧，你就跟爷吧。”桂生姐长叹一声，伤心地落下泪来。

杜月笙在西摩路给桂生姐租下一幢新宅，里面装修、布局、家具摆设全部仿照钧培里黄公馆的样式。杜月笙不再管黄老板是不是生气，亲自登门把桂生姐接到了新宅。

桂生姐一走，黄金荣一顶龙凤花轿把露兰春娶进家门。

拜堂成亲的时候，两人站在一起，相映成趣——新娘子肤如凝脂，娇嫩白皙，黄金荣脸色黝黑，麻痕点点；新娘子年方25，青春年少，黄金荣年届54岁，老态龙钟；新娘子亭亭玉立，黄金荣又矮又胖。

这对看上去极不协调的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黑一白，一胖一瘦，一粗一细，在众宾客的喝彩声、哄笑声中入了洞房。

六、露兰春携财私奔

从黄老板的婚宴上出来，杜月笙忽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黄老板会毁在这个女人手里。

说不清这个预感从何而来，反正，黄老板已经为她塌了一次台。如今黄老板的元气尚未恢复，就把这个女人娶进了家门。看样子，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不出所料，黄老板自露兰春进门，便再也没有过安生日子。露兰春接过保险柜上的钥匙，掌管了黄公馆的财政大权后，越发恃宠而骄，整天缠着黄金荣，要去老共舞台唱戏。

“人家是老共舞台公认的娘娘，老在家里待着，‘老正娘娘’这个牌号就要被别人抢去了！”

“抢去就抢去，做黄金荣的娘娘不比做老正娘娘更好？”

“那是不一样的，人家喜欢唱戏嘛！”

黄老板被缠不过，只好答应。也怪黄老板一时大意，以为煮熟的鸭子不会飞了，连卢筱嘉都不是对手，旁的人哪个还有胆量敢和黄老板叫板？何况这个女人已经做了黄老板的正宫娘娘。因此，亲自接送几天之后，就把接送、保护、侍奉等诸事交给了司机、保镖和娘姨，他自家又回到了往昔的生活轨道之中。

但是，出乎黄老板的意料，敢捅马蜂窝的，比卢筱嘉更厉害的大有人在，这个人就是富家公子薛二。薛二的父亲薛宝润在欧战期间靠囤积颜料发了大财，薛二和他的弟弟薛四是上海滩有名的荷花大少，兄弟俩都是风度翩翩，手面阔绰，也都精通音律，能票几出戏。

自打露兰春在上海滩走红，兄弟俩便在老共舞台长期包定座位，露兰春每唱必到，竭力捧场。两人避开黄老板的耳目，买通露兰春身边的娘姨，频频对露兰春送花，请求见面。怎奈露兰春被黄金荣的手下看牢，即使有心也不敢贸然赴约。

后来露兰春嫁了黄老板，薛四放弃追求，薛二仍不死心，继续对露兰春展开攻势。恰巧黄老板不再坐镇，薛二有了可乘之机。露兰春被薛二的执著所打动，便通过娘姨把薛二约到化装间里私会。

一见面，薛二的风度翩翩令露兰春眼前一亮。加上薛二读过书，言谈举止儒雅风流，与黄金荣那种张口便是“触那娘”的粗俗做派可谓天壤之别，露兰春不由得春心荡漾。

薛二也不愧是情场老手，一看露兰春的神情，便晓得自己终于等得荷花见日开。随即将准备多时的法国名贵香水递到露兰春手中。见露兰春面带微笑地接过去，又挽住露兰春的纤纤玉手，轻轻一吻，直吻得露兰春双颊绯红。

露兰春自从跟了黄金荣，床笫之欢便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黄金荣虽然竭力讨好露兰春，却不懂得怎样细致地疼爱女人，加上五短身材，肥胖的肚腩，一身的赘肉，令露兰春厌恶不已。如今遇到如此善解风情的翩翩公子，露兰春早已心旌摇曳。

薛二乘机将露兰春揽入怀抱，两人在化装间里便开始了耳鬓厮磨，绵绵爱抚，双双缠绕着褪去衣裤，倒在了地板上……

露兰春贵为“老正娘娘”，单独享用一个化装间，门外有贴身娘姨放风，两人便无所顾忌，直折腾得筋疲力尽，才从地板上爬起来。穿戴整齐之后，又是一阵呢喃爱语，海誓山盟。

从此，露兰春除了去老共舞台排戏、唱戏，还常常外出“应酬”、白相。黄老板晓得她喜欢做“老正娘娘”，也喜欢和一班当红伶人往来，也就由她去了。

时间一长，自然有风声传出，但手下人都不敢对黄老板讲。一来没抓住证据，二来倘若事体闹大，从老共舞台的一干人到露兰春身边的娘姨、保镖、司机等，都难脱干系。

杜月笙是最早知道这个秘密的，但他不动声色，静观其变。倒是张啸林，气得双脚直跳。

“妈×个×！卢公子连面都没见着，就挨了两巴掌。如今让薛二捡个大便宜，这世道太不公平！”张啸林越骂越上火，“薛二算个什么东西，不行，老子非教训教训他不可！”

“啸林哥，不能莽撞，这事需要好好计议一下。”

张啸林生就的火暴脾气，根本不听杜月笙劝告，更不等杜月笙计议便擅自动手了。当晚，张啸林带了几个打手，埋伏在老共舞台附近，准备等夜场散戏后把薛二掳走。

可是，戏院的人都走光了，也没见到薛二的身影。

“妈×个×，老子不信他能钻进地洞！”

张啸林正准备带人进戏院搜，薛二从戏院后门出来了。

张啸林的人立即出动。薛二连人影都没见到，就被蒙住头捂住嘴，塞进了汽车。

随后，张啸林的电话打进了杜公馆。

“月笙，薛二被我捉到了！”张啸林在电话里洋洋得意。

“哦？把他弄哪儿去了？”杜月笙正和一帮朋友搓麻将，听张啸林这么一说，赶紧让万墨林接替自己，在电话里和张啸林计议起来，“啸林哥，你打算把他怎么样？”

“哼！照我的意思，种荷花！”

“种荷花”是上海白相人的切口，即将人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溺死。杜月笙一听，赶紧阻拦：

“啸林哥，使不得。闹大了对老板没好处。”

“怕啥？不过是一个小开！”

“露兰春不会罢休的。”

“那又怎样？老板能放过她就不错了！”

“啸林哥，你不是不晓得，老板对露兰春是动了真格的！”

“好好好，留他一条狗命。”

张啸林说完，便挂了电话。杜月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不晓得是轻松还是沉重。黄老板上次跌霸跌得还是不够彻底，虽然弟兄们见识了黄老板也有“吃瘪”的时候，但卢永祥最后的“辕门斩子”，又给他脸上打了光，特别是风风光光大张旗鼓地娶了露兰春，明摆着就是卢筱嘉败给了黄老板，这使黄老板渐渐地又恢复了元气。黄老板不倒，杜月笙名声再大，也还是站在黄老板身后，这是如日中天的杜月笙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正想利用露兰春红杏出墙，让黄老板再“吃瘪”一次。只是还没想好怎么利用……

当晚，张啸林把薛二关进了三马路的潮州会馆。如今烟土生意转暗为明，潮州会馆里的空棺材也就用不着了。张啸林命令手下把薛二痛打一顿之后，扔进空棺材里，然后，一帮人扬长而去。

薛二被打得血肉模糊，躺在阴暗的棺材里，自然是凶多吉少。第二天，杜月笙知晓了这个情况，派人把薛二弄出来，抛到离薛家不远的地方，让薛二捡回了一条命。这之后，薛二吓得很长时间没敢公开露面。

不久，黄老板隐隐约约听说了这件事，特别是自从薛二在露兰春的生活中消失，露兰春脸上便没有了笑容，这让黄老板从侧面印证了这件事。堂堂的黄霸主被戴了绿帽子，这个塌台非同一般！倘若不是为这个女人经历了这么多风波，黄老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事到如今，他只能捂着、盖着、装聋作哑。既然张啸林已经给薛二吃生活，只要他们不再来往，他也就不去计较了。但还是特地叮嘱露兰春：

“以后你出去应酬、白相，去老共舞台，要事先让我知道。”

“为什么？”露兰春冷冷地问。

“你没听说绑票的事闹得很凶么？”黄老板只好找借口。当时上海确实绑票风炽，掳人撕票，惨案不断。黄老板说，“我是捕房的人，你若一时大意被绑了去，我岂不塌台？”

黄老板这个借口倒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黄老板历来谨慎，总是告诫家人不要出法租界，唯恐一出法租界便失去了安全保障。儿孙读书的学校，也是以法租界为限。

露兰春嫁给黄老板两年多不曾有孕，为了让她收心，黄老板替她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黄源焘。露兰春身边有了牵绊，黄老板多少有些放心了。

1923年5月，山东、江苏两省交界的津浦线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临城劫车案。盘踞在山东峄县抱犊崮深山峻岭里的土匪，将赴北平参加关税会议的各国代表300人劫持上山。由于有法国公使馆的参赞茹安、法国人贝路比以及上海素孚众望的首席律师穆安素被困在山上，生死未卜，法国驻沪总领事便敦请巡捕房总探长黄金荣北上抱犊崮，参与调解“临城劫车案”。

黄老板临行前，杜月笙通过吴营长，拜见青帮“大”字辈张镜湖老太爷，得到张老太爷允许，黄老板借张老太爷的招牌与威望，很快与劫人土匪接上头，使土匪与官方达成对话，圆满解救人质，并使土匪顺利被官方收编。于是，“黄天霸拜山”功德圆满。

历时一月，六月中旬，黄金荣踌躇满志地回上海。岂料一进黄公馆，气氛完全不同于往日，家里的杂役、佣人、娘姨，以及儿媳李志清，一个个脸上像结了霜。

“妹妹，发生了什么事？”黄金荣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上楼看看就晓得了。”李志清用手指指楼上。

黄老板一肚子狐疑地往楼上走，心里打着小鼓，一时不敢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从捧红了露兰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都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一次次意外的打击使他从心底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进到他和露兰春的卧房，看到的是一片凄凉萧杀的场面，那些与露兰春相关的花团锦簇的色彩全都不见了，她的衣物、脂粉，还有存放在卧房里的戏装等等，也都不翼而飞。

黄老板傻了，傻呆呆地站在卧室门口。倏然间想起他的家当，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全部家当都在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是交给露兰春掌管的。他急奔到卧房的床后，一拉保险柜的门，竟然没锁，里面的金条、美钞、银元、庄票、珠宝首饰、文件道契，全部不翼而飞。

黄老板顿觉天旋地转，眼冒金花，一屁股跌坐在地板上。

跌霸、塌台、戴绿帽子，一切触霉头的事都经历了。如今，连他的家底都给抄了……

露兰春进门不到三年，黄老板的心情由亢奋到忧悒，由忧悒到萎靡，和桂生姐在一起时的那股子“龙马精神”（黄金荣属龙，桂生姐属马，手下称之为“龙马精神”），都被这“龙凤呈祥”（露兰春属鸡，黄手下人称两人婚配为“龙凤呈祥”）消弭殆尽了。天长日久的身心折磨，都在这一刻集中凸显出来，那便是综合了一个人的相貌、心态、精神状态的全部体现——心灰意冷，疲惫不堪，垂垂老矣！

当杜月笙被唤来，站到黄金荣面前的时候，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一月不见，这还是那个叱咤法租界的黄老板吗？还是那个自命为“天”字辈青帮的大亨吗？

完了，黄老板这次跌霸怕是跌到家了。杜月笙在心里暗暗说。

从黄老板离开上海那一天起，杜月笙便料到露兰春和薛二的机会来了，他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从薛二被打之后，杜月笙便一直派人跟踪露兰春，知道露、薛二人并未中断往来，不过做得更隐蔽罢了。杜月笙秘而不宣，静观事态的进展。乘老板外出，露兰春席卷了黄老板的全部家当，与薛二双双外逃——这件事，杜月笙摸得一清二楚，只等着黄老板北上归来……

“金荣哥，我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去向，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杜月笙想试探一下，看看黄老板还有没有争风吃醋的心气。

“哎——”半晌，黄老板才发出一声哀叹，“算了。她既然变了心，寻回来又有何用？随她去吧，只要把她带走的东西寻回就行了。”

黄金荣一生小气吝啬，在他心里，钱财是第一位的。

杜月笙请来上海会审公所的法官聂榕卿、上海清文局局长许沅，为黄金荣、露兰春调停，最后，露兰春交回卷走的全部财物和文件道契，两人解除婚姻关系。

经此一番风波，黄老板心灰意冷，时年56岁，至死不曾再娶。

露兰春与薛二却是爱情弥坚，婚后两人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后来无所事事，一起吸食鸦片，躺在鸦片烟榻上过了大半辈子。抗战胜利后露兰春患病，临死前托人带信给李志清，说死前有要事相告。李志清担心黄老板怪罪，同时也对露兰春耿耿于怀，因此未予理睬。露兰春便带着她的秘密魂归天国了。

第六章　长袖善舞上下通吃

一、拿下沈杏山

“黄天霸临城拜山”，使劫案顺利解决，法租界当局想给黄老板晋级，但黄老板在法捕房的级别已经顶头了，于是法国人破例升他为督察长。

黄老板升了官，却心灰意懒，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事。他把家务事和所有的财产物业，交给儿媳李志清掌管，外间公事全部推给了杜月笙。他自己为了消愁解闷，开始抽上了大烟，进入了半退休状态。

在这个时候，黄金荣接到一封匿名信，指责他犯了帮会戒条：1.黄金荣实为倥子，却自诩为青帮中人，独创“天”字辈，用青帮规矩收学生纳名帖；2.冒充“大”字辈张镜湖张老太爷的门人，深入临城匪窟，博得“黄天霸拜山”的虚名。

由此，黄老板的势力与青帮势力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杜月笙既是出自黄老板门下，又是青帮正式成员，深知两大势力如若抵制下去，必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一面说服黄老板，一面通过张老太爷的开山门弟子吴昆山出面联络，终于打通关节，促使黄老板向张镜湖递了名帖，送两万大洋挚敬，虽然没进香堂，但也算入了青帮，成了青帮“通”字辈的前人。他比杜月笙高一辈，却和手下的金廷荪、顾掌生、张啸林，乃至杜月笙身边的顾嘉棠，高鑫宝等是同辈人。

青帮势力与黄门势力的进一步结合，为杜月笙独撑门面、扩展势力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此时的杜月笙羽翼已丰，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他不像黄老板，一辈子不出法租界，他的目标是整个上海滩。但第一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足法租界，向英租界进军。

英租界由英、美两租界于1945年合并而成，因此又称“公共租界”。但美国一直委托英国人代管，典章制度等一律英国化，所以上海人习惯称它为“英租界”、“大英地界”。“公共租界”的字样，仅在官文上使用。

英租界地域比法租界宽阔得多，市容与秩序也比法租界整齐，既是上海的心脏，又是上海的商业中心，闻名于世的英大马路和四大游乐公司都在英祖界内。英租界大亨除了赌界的严老九、“大八股党”中的沈杏山等人，巡捕房里的先后三任华探长谭绍良、尤阿根和陆连奎等人，都俨然是大英地界的“黄金荣”。

法租界的亨字辈人物和英租界的亨字辈人物，历来是面和心不合，明争暗斗。特别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抢了沈杏山“大八股党”的烟土饭碗，黄金荣甩了沈杏山两耳光，就连小角色江肇铭都曾在严老九的赌台讹诈、闹事，一系列的纷争，都潜伏着火并的危机。

在这种局面下，杜月笙怎样打进大英地界呢？

杜月笙虽没读过几天书，不认得几个字，但却深知“人气”的重要性，更懂得强强联手，和气生财，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占领大英地界的策略是：化敌为友，为我所用。

几年前沈杏山倒运后，曾躲到天津避风头。天津虽然也有租界，但他一个外来客，没有人接应，无法打入租界内部。过了一段时间，仍找不到占码头的机会，只好打道回府，返回上海，躲在家里孵豆芽。

要想把“大八股党”拉过来为我所用，就要从沈杏山入手。但请沈杏山出山，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杜月笙去游说黄老板。

“金荣哥，听说沈杏山从天津回来了。”

“回来作甚？还想重开码头？”黄老板心不在焉地说。

“此一时，彼一时。”杜月笙说，“金荣哥那两巴掌伤了他的元气，听说躲在家里孵豆芽呢！”

“哦。”黄老板仍提不起兴趣。

“当年沈杏山从崇明岛来上海滩闯世界，听说身上只有两块洋钿，用到第二块的时候，居然是哑板（假的）。他和我们自家一样，也是苦海里浮过来的。如今他一个跟头跌倒，只有金荣哥能拉他一把。”

“哦？”黄老板有点动心了。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想当初金荣哥和沈老板也是谈得来的朋友。”

“好，你说咋办吧？”

“不如登门拜访沈杏山，也让他看看黄门的肚量。”

“好。”黄金荣被说动了心，果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前往英租界，登门拜访沈杏山。

听说杜月笙陪同黄老板来访，沈杏山喜出望外，当两位到达大门外的时候，便倒屐相迎，那份感激之情和受宠若惊，溢于言表。

宾主在豪华的大会客室落座，为表示隆重和敬意，沈杏山特地唤出两个小女儿，三小姐和四小姐为两位长辈敬茶。

杜月笙见两个小姑娘聪明秀气，举止端庄，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一个念头闪现脑中——不妨好事做到底，给沈杏山脸上再贴一金。于是，在喝茶的当儿，向黄老板示意沈家四小姐，黄老板马上会意，含笑点头。

“杏山兄，请问四小姐可曾许人？”在两位小姐退下去之后，杜月笙问沈杏山。

“不曾许配人家。”沈杏山一听，知道杜月笙要做媒，心里非常感激。

“真是天赐良缘喔。”杜月笙笑着看看黄老板。

见黄老板笑呵呵地点头，沈杏山明白了几分。

“金荣哥的二公子，杏山兄见过吧？”

“见过，见过。”

“你们二位做个儿女亲家，我来做媒，讨杯喜酒，怎么样？”

“荣幸之至！荣幸之至！”沈杏山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表示。

黄、杜登门拜访，已经在英法两租界给沈杏山撑足了面子；黄、沈联姻，杜月笙保媒，又给沈杏山脸上贴足了金。

“月笙兄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只管说，兄弟定当在所不辞！”沈杏山对杜月笙感激涕零，在送别的时候悄悄对杜月笙说。

不想沈家一行，成全了这样一桩好事。虽然沈四小姐比黄金荣的养子黄源焘年长两岁，但说到底也是“政治联姻”，大家谁又会计较呢。这对亲家在日后你来我往，倒是亲密得很。

沈杏山面子撑足，开始穿针引线，“大八股党”纷纷东山再起，投奔到杜月笙门下。不仅给杜月笙带了业务关系、人事关系，更给杜月笙带了权势和威望。他们在三鑫公司除了每人吃一份俸禄外，一年三节，另有红包收入。无论他们如何俯首帖耳，杜月笙对他们始终谦恭有礼，使他们无不为之心悦诚服。

二、攻下严老九

收服了英租界烟土一档的亨字辈人物，接下来便是和赌档上的大亨严九龄严老九建立“政治同盟”。但严老九不同于“大八股党”，他和黄门以及杜月笙素无往来。两人打过唯一一次交道，还是因为杜月笙的开山门弟子江肇铭闯了大祸。

严老九自家开赌场，自己更是嗜赌，尤其喜欢打麻将，这一点和杜月笙嗜好相同。杜月笙决定和他在赌桌上建立交情。他请出身份资格以及关系都够得上的一个人物——英租界大亨范回春，请他给严老九递话，说杜月笙想到大英地界白相相，陪严老板搓搓麻将。

范回春是黄老板的儿媳李志清的过房爷，与三鑫公司是业务关系，与严老九也是不错的朋友。他本人曾当过几天上海县长，在虹口外的江湾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座跑马厅，论身价地位远在严老九之上。照理说严老九应该给他这个面子，可是话递过去之后，严老九不理不睬。

范回春对严老九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并不在乎，他又发帖子，请严老九到杜公馆赴宴。这一次，范回春把帖子交到严老九手上，总算死拉硬拽，把严老九拽到了杜公馆的酒桌上。

这一桌酒席摆得别开生面，作陪的除了范回春，另外四位都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大”字辈前人：高士奎、樊瑾成、王德龄、曹幼珊。还有一位因仰慕四位“大”字辈前人特地赶来助兴的——新近跻身于大亨行列、发迹于黄包车一行的黄包车夫总帮主顾竹轩。

顾竹轩是江苏盐城人。当年江淮一带连年闹大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上海，很多男人拉起了黄包车，顾竹轩便是其中之一。但很快，顾竹轩便在这帮江北弟子中崛起，成为了这帮黄包车夫的帮主。他手下拥有弟兄八千之众，八千弟兄个个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打架卖命。由于这帮黄包车夫横跨英、法、华三界，其气势锐不可当。因此，顾竹轩的光临，也多少给这次宴席提高了一点档次。但事情也坏在了这位目中无人、口无遮拦的江北大亨身上。

由于严老九是被硬拉来的，宴席上一直绷着脸。他坐在主宾的位子上，摆着一张晚娘脸，四位青帮“大”字辈前人作陪已经折了身价，哪个还去给他捧臭脚。杜月笙虽一心想与他结交，但也是有分寸的，只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礼。范回春身价地位也在他之上，他如此不给面子，心里自然窝火。

只剩了个不明就里的顾竹轩，一看这桌酒席吃的冷冷清清，觉得很没意思，于是起身告辞。偏偏他不想一人走，特别是他想去白相相，于是就想去严老九的赌场。

“这闷酒吃得没劲，老九，我们走，去你那白相相。”顾竹轩大大咧咧说着，站起身就走。

严老九大概也觉得这样走了太过分，但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告辞了。

“杜先生，抱歉，严某先走一步了。”

“严老板请便。”杜月笙依旧微笑着，站起来送客。

这时候菜还没上完。范回春坐在一边，气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见严老九离开，屁股都不曾抬一下。

岂料，严老九摆足了架子，却有他吃瘪的时候。

严老九有个最要好的朋友谢鸿勋，是直系福建督军孙传芳部下的军长，因公过沪，请严老九代为引见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慷慨好客，已天下闻名。但凡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到上海而不曾接受杜月笙的招待，回去后都觉得脸上无光。

这下严老九犯难了，别说面见杜月笙，就是再找范回春递话，他都觉得抹不下脸。可谢军长在上海不认得其他人，这个引荐非他不可。犹豫再三，严老九只好厚着脸皮去求范回春。

“回春兄，谢军长要见杜先生，这事只有麻烦你老兄了！”

“亏你张得开口！”范回春还在生闷气，“那杜先生是你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的吗？就你严老板身价高，你以为别人都没有身价吗？”

“回春兄，小弟知错了，消消气，消消气。”严老九只好赔笑脸。

“既然还要在上海滩混，就不要把事做绝喔！”

“是，是，回春兄说的是。”这会儿严老九整个一个没脾气，“怎么样，还是跑一趟给小弟递个话吧。”

“要不是我欠了杜先生这个人情，你的事才懒得管！”

范回春数落一通，心里的闷气总算消了些，只好亲临杜公馆递话。

杜月笙听说此事，非常高兴，当即吩咐万墨林备下两张帖子，派专人送到英租界严公馆，约严老九和谢军长当晚到杜公馆赴宴。

谢军长得到请帖满心欢喜，严老九看着请帖却是羞愧难当。这天的晚宴与上次气氛大不相同，一桌人推杯问盏，谈笑风生，气氛欢快热烈。严老九见杜月笙对以前的事毫不在意，不由得暗暗佩服。

酒宴过后，谢军长和杜月笙已俨然成了好朋友，大家在会客室里喝茶，谈天说地，好不畅快。由于身在租界，自然就谈起了洋人。

“逛租界最大的感受就是洋人会玩，会享受，大烟间和咖啡厅里到处都摆着稀奇精巧的西洋小玩意儿，洋鬼子制作的这些小玩意儿真是巧夺天工。”谢军长高兴地谈着自己逛租界的感受。

“没错，要说会玩，洋人远在中国人之上。”杜月笙微笑着对站在一边随侍的娘姨说，“去卧房里把那个鸟笼拿来。”

不多时，娘姨拿来一个金光闪闪的鸟笼，镀金笼架，白玉粟盂，里面那只玲珑剔透的黄莺儿看上去栩栩如生，不近看，没有人会认出那是假的。杜月笙把鸟笼递到宾客面前，谢军长和严老九仔细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

“哦，原来是假的！”谢军长啧啧赞叹，“漂亮！漂亮！足以乱真。”

杜月笙打开鸟笼，取出那只黄莺儿，上紧发条，那只黄莺儿竟变活了，又是扑棱翅膀，又是蹦蹦跳跳，又是饮水啄食，又是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像极了黄莺儿的叫声。

“妙极！妙极！”谢军长抚掌大笑，一边小心翼翼地接过鸟笼，一边问杜月笙，“这玩意儿上海有的卖吗？”

“怕是没有。昨天法国朋友送来时说，就是巴黎也只有这一只，是特地买来送我的。”

“哦，遗憾，遗憾！”谢军长说着，取出黄莺儿，一遍遍把玩起来。

杜月笙悄悄唤过娘姨，叮嘱她把鸟笼的包装盒、包装纸和红丝带拿来，等下照原样把鸟笼包装好，送到谢师长的汽车上。

谢师长只顾摆弄那只黄莺儿，没注意杜月笙说什么，严老九却注意到了。杜月笙如此大度，让他深感无地自容。

“杜先生，谢军长不会收的。”严老九悄悄拉拉杜月笙的衣袖。

“那就请严老板代收了。”杜月笙微笑着，悄悄对严老九说。

谢军长玩够了，送回鸟笼。杜月笙把鸟笼交给娘姨，娘姨按照杜月笙的吩咐，将鸟笼照原样包装好，在客人告辞之前送到了谢军长的汽车上。

这只黄莺儿按巴黎价格折兑成中国银洋大约五六百块钱，杜月笙用五六百块钱交了一个甘愿肝脑涂地的朋友，是一件十分划算的事体。严老九也是重义气讲交情之人，只是与法租界黄门素无往来，打过一次交道还是因为杜氏弟子江肇铭硬吃，加上本身财大气粗，目中无人，自然不买杜月笙的账。可通过这件事，杜月笙的大度豁达，让严老九崇拜得五体投地。

从此，不仅严老九与杜月笙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谢军长也与杜月笙成了好朋友。谢军长带着那只黄莺儿返回福建，逢人便说杜月笙做事漂亮，落门落槛。两年后谢军长赴前线身受重伤，送到上海治疗，不治身亡，严老九身穿孝服主持丧葬，杜月笙亲临执绋。

交上了严老九这个朋友，杜月笙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英地界，严老九俨然成了杜月笙前往大英地界的引路人。他约杜月笙去大英地界威海卫路总会搓麻将，牌搭档除了他们二人外，另有范回春和“塌鼻头”郑阿塔，郑阿塔官名郑松林，是上海有名的金子大王，牌风和杜、严、范极为相投。

四人每天下午三四点入局，午夜散场，输赢在三四千元之间。当时一担米在两三块钱之间，四大亨的输赢已极为可观。

豪赌三四个月之后，杜月笙在大英地界结交了一批朋友，也把大英地界的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黄老板躲在家里，虽然不曾出门，却早已听说了杜月笙的豪赌。他担心杜月笙像早年一样，赌瘾上来不管不顾，不赌脱了底誓不罢休，赶紧让儿媳李志清请来她的过房爷范回春。

范回春来到黄公馆，会客室里却不见人。原来黄老板正在大烟间里一榻横陈。范回春被引进大烟间，在烟榻旁边坐下。黄老板抽足三枪，方才从烟榻上坐起来。

“听说月笙日日赌铜钿，输赢来得蛮大。输钱倒不是大事体，那么大场子交给他，我怕他耽误了正经事体。”

听了黄老板的话，范回春感慨万千：杜月笙出自黄门，又是黄老板一手提携起来的，他竟然如此不了解杜月笙。当然，黄老板向来小心谨慎，即使退回到豪情万丈的年轻时光，怕是也不敢有杜月笙扫平大英地界的大手笔。

“听说你是他的牌搭子？”黄老板又问。

“是。”范回春唯唯诺诺地回答。

“我晓得你劝不动他戒赌，我自家也劝不动，但是你可以退出来。找不到合适的牌搭子，他自家就会撤了。”

“好，我就退出来。”范回春当即答应下来。

三缺一，威海卫路总会的牌局被搅黄了。三个人都在埋怨范回春，范回春却笑着看看杜月笙，不做任何解释。杜月笙望着范回春若有所思，他似乎明白了，也随之哈哈一笑。

杜、严赌兴正酣，岂能就此罢休，索性将赌场搬到了泰昌公司楼上盛五娘娘的公馆里。

盛五娘娘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五小姐。盛氏家族是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豪门显贵，一门豪阔，富可敌国。盛宣怀子女七人，个个嗜赌。在这个赌局里，杜月笙的输赢创历史新高，有一晚竟然输掉三万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谈笑自如。他的豪爽、豁达、一掷万金的大手笔，连盛氏豪门的兄弟姐妹都暗暗吃惊。

凡是参加盛氏赌局的，除了社会名流，便是商界富豪，更有军政要人。在盛五娘娘家里，在盛氏兄妹的引荐下，杜月笙进入了大英地界的上流社会。

豪赌半年，杜月笙对大英地界可谓了如指掌了。英租界不同于法租界之处在于，英国人爱体面，重法治，流氓白相人要想胡作非为，总是心有余悸，不像在法租界那么容易。因此英租界政治修明，秩序稳定，社会名流以及商贾富豪便都喜欢在此置业侨居，加上地域宽广，市井繁华，英租界的市容便远在法租界之上。

而法国人只认钱，于是金钱万能，贿赂公行，红包满天飞，天大的事都能用洋钿了断。因而法租界成了罪恶的渊薮，烟赌娼三业兴盛发达。在法租界浑水摸鱼赚洋钿，要比在英租界容易得多。

杜月笙和大英地界的朋友有了密切往来，把大英地界的朋友引进了法租界，给那里的朋友打开了广进财源的另一方天地，那帮朋友自然对他感激不尽、唯命是从。而黄门以及杜门弟子进入英租界，也如同在自家的地界，处处兜得转。

至此，黄老板终于看明白了杜月笙这场豪赌，不同于他年少时的溺赌。不由得对杜月笙伸出了大拇指。

“月笙真正了不起！”

杜月笙依旧用谦恭的微笑面对黄老板。但他心里想的，岂止一个大英地界，他的下一步，是占领整个上海滩！

三、巧妙觅黑粮

攻下英租界后，杜月笙所掌握的黑社会力量已经遍及整个上海滩，也使他在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中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说，从1924年开始，杜月笙实际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黑社会老大。当然，杜月笙不会满足于仅仅坐上帮会大亨的第一把交椅，他要依靠帮会的力量，把势力扩展到上海滩的各个领域。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直系、皖系、奉系各派军阀之间，大小战争不断，今天你联他，明天他打你，总统、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上海由于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特殊地位，自然而然成为了军阀政客争夺、厮杀和占领的风水宝地。

当三鑫公司以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势力为靠山，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早已对卢永祥独占上海耿耿于怀，随着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明显，双方于1924年9月3日爆发了“江浙之战”。

两军对垒，第一次战役在浏河前线拉开序幕，齐燮元部下率军突破卢军在太仓方面的防线，卢军战事告急。杜月笙闻讯赶紧去找黄老板。

“金荣哥，战局紧张，我们要帮帮忙才好。”

“能帮得上自然要帮。”事关三鑫公司利益，黄老板也在关注着这场战争，“你有什么法子？”

“别的我们插不上手，我们可以出车，援助何将军运送军队。”

“好，我们分头联络，尽快组织卡车队开往龙华。”

于是，杜月笙又去找张啸林，各自通知其手下，分头奔走，很快集中了法租界里的大部分卡车，首尾衔接，一字长龙般地开往龙华，供卢永祥、何丰林运送官兵，急援太仓。由于增援及时，使得战局转危为安。

这个战果，使杜月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没过多久，齐燮元与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达成合作之局，孙传芳乘卢永祥不备，从背后包抄，使卢永祥腹背受敌，被迫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一起通电下野。卢永祥东走日本，转赴大连、天津。孙传芳抵达上海，收降卢永祥、何丰林的部队，同日任命前海州镇守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善后及收抚事宜。

转眼之间，上海滩成为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天下。

这个结局，使杜月笙愁肠百结。比杜月笙更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还有另外两人，那就是昔日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两个人如丧家之犬，慌慌张张从龙华逃出，趁天黑潜入法租界，又悄悄摸到钧福里杜公馆。

当下人进来给两人通报时，杜月笙立刻迎出门外，大有倒屐相迎之势，那份关切、真诚溢于言表。不晓得两人换了投奔黄老板，黄老板会作何表示。

“杜先生，你晓得我们的来意……”

卢筱嘉刚刚开口，杜月笙便挥挥手，表示出同命运般的沉痛与理解。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杜月笙安慰说。

“杜先生说的是。”何丰林赶紧附和。

“我在杜美路26号有一幢洋房，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二位只管放心住在那里，我会派人过去照顾二位起居。”

就这样，杜月笙将卢筱嘉和何丰林保护起来。尽管后来孙传芳听说了此事，但也鞭长莫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随之而来的，是三鑫公司陷入了困境。

自从三鑫公司独霸了上海烟土市场，“潮州帮”退居附属地位，业务每况愈下。他们中一部分人联合上海另一股力量，另外开辟运土途径，选择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驳运的驿站。

启东、海门以至南通，都是通海镇守使青帮“大”字辈张镜湖老先生的辖区，他们和张镜湖的部下搭上关系，雇用外轮驶入长江北岸，然后用小船接驳，深入苏北，转运全国各地。使三鑫公司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

今朝，三鑫公司又失去了军界靠山，原先运送烟土的那条路线已不敢再走。眼看烟土将全部断绝，杜月笙却一时无计可施。上海成了直系江苏人的天下，即使有心结识孙传芳、白宝山那一批新贵，临时抱佛脚也是来不及的。

以前哪曾想到会发生战乱，货到立即发售，从未考虑过存货。如今运输中断，上海的大小土行，便都面临断档的恐慌。

烟土生意停顿，杜月笙这一帮人便断了财源。黄老板置业多，底子厚，平时又节省，不会发生恐慌；金廷荪会理财，自然有储蓄；杜月笙、张啸林和“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却是挥霍惯了，洋钿一手进一手出，等烟土一断，这才发现手中一文不名。

最惨的是杜月笙，不但没有积蓄，反而还背了一身债务。杜月笙的开销和张啸林等人比起来不算大，除了那段日子豪赌，大把地输过洋钿，平日用在自家身上的钱不多。只是他善门大开，施医施药施棺材，修桥筑路，打发数以万计的乞丐，还给孤寡贫困人发折子，让他们按月到杜公馆领钱……如今年关将到，需要关照的、打发的人太多，场面已经撑起来了，手中断了洋钿，这个年关怎么过？

张啸林急坏了，逼着他太太把头上手上的首饰全部拿出来当掉。可没几天这笔钱就用光了，接着又是长吁短叹，愁眉苦脸。

正当杜月笙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柳暗花明。有一天他正闭门家中坐，思考着怎样重新打开烟土局面，“小八股党”一帮人排着长队来了。他以为弟兄们是来讨法子的，可一个个笑容满面，不禁有些纳闷。

“怎么，捡到金元宝了？”

“比金元宝珍贵。”顾嘉棠乐着卖关子。

“有土了？”杜月笙知道，对他们这伙人来说，没有比烟土更金贵的了。

“借到10箱土。”叶焯山美滋滋地说。

“哦？”杜月笙来了精神。他晓得上海滩的烟土都快被瘾君子们罗掘空了，这10箱土一定另有来历，“跟谁借的？”

“陆冲鹏。”顾嘉棠说，“没想到吧？姓陆的又不经营烟土，手里居然有存货！”

“未必。”杜月笙敢肯定，这10箱土不是存货，“如果他手里没有200箱，就不会借给你们10箱。”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土？”顾嘉棠越发搞不懂了。

“就是这个问题，他的土是从哪里来的？”杜月笙问顾嘉棠等人，也在问自己。

陆冲鹏出身于海门世家，家有良田千顷，有佃户数千户之多。海门是通海镇守使张镜湖的辖区，陆冲鹏拜张镜湖为老头子，是青帮“通”字辈弟子。如果这批土和张镜湖有关系，那么，只能是假道海门……陆冲鹏在晚清时考取秀才，废除科举后就读于苏州法律专科学校，是上海滩的执业律师，民国初期上海选出的国会议员，和皖系的段祺瑞、李思浩等人关系密切……

当时的军阀大多插手烟土冲军饷，段祺瑞上台，面临巨大财政亏空，他到哪里去弄洋钿呢？走私烟土，必然要通过上海的口岸，而和他们关系极其密切的陆冲鹏就在上海！

“有了！”杜月笙微微笑了，然后抓起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杜月笙得到准确消息，陆冲鹏手里果然有土，而且不是200箱，是1000箱！

“1000箱？”“小八股党”个个瞪大了眼睛。

“能不能让他匀给我们一些？”顾嘉棠迫不及待地说。

“试试看。”

没把握的事从不夸口，这是杜月笙的一贯风格。而且就算有把握，不到水到渠成的辰光，也不会提前揭开谜底。因此，对于熟悉他的“小八股党”来说，试试看，差不多就是有把握了。

杜月笙马上派人去调查。“大八股党”在走私烟土一行中比“小八股党”根基要深，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几天后，杜月笙便摸清一场北洋政府走私烟土的内幕。

1923年6月，直系军阀赶走了黎元洪，组成“摄政内阁”。同年10月，曹锟以重贿当选总统。1924年10月，直奉两系军阀大战，直系大将冯玉祥乘机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11月，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李思浩是段祺瑞的亲信，段祺瑞一上台，便任命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李思浩一上任，就面临一大难题：军费庞大，外债纷杂，财政极度困难。当时海军将士索饷，竟使海军总司令杜锡珪被逼下台。

因此，段祺瑞和李思浩，一心想给海军筹付欠饷。一番奔走之后，他们得到日本财阀三井的暗中协助，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月从波斯采购鸦片500箱，运往上海销售，资金由三井垫付，赚的钱用来偿付海军欠饷。但他们需要在上海找一个所谓“安福系”的自家人做这桩生意的总代理。于是，选中了陆冲鹏。

首先，陆冲鹏是“安福系”支持当选的国会议员。其次，1920年直皖开战，段祺瑞兵败下野，与李思浩等要人均住在陆冲鹏家里避难，将这项美差给他，也有报答之意。当然，还因为陆冲鹏与上海的烟土商很熟。

杜月笙还了解到，陆冲鹏接了这项“美差”后，与广茂和土行签了合约，约定广茂和土行见货付款。第一批红土500箱运到外海后，陆冲鹏去通知广茂和土行，让他们准备现款接货。这一去才知道上当了，广茂和竟一时筹不出这么多现款。

货物眼看就到，买主临阵脱逃，陆冲鹏只好把500箱红土搬到他的田庄。他的田庄面积辽阔，以前就给别人充做过鸦片仓库。另外，陆家佃户中青壮年都接受过军事训练，他买来一些枪械，分发下去，由他们负责保护。

杜月笙摸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陆家田庄已经囤积了两个月的货，1000箱波斯大土。正如杜月笙所分析的，陆冲鹏已经向他的老头子，通海镇守使张镜湖张老太爷假道，将其中500箱大土运往苏北去卖，另外500箱，也将在近日运出。

四、戒严运大“土”

摸清了陆冲鹏的底细，杜月笙即刻起身，前去拜访通商银行老板傅筱庵。傅筱庵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旧属，杜月笙通过盛五娘娘的牌局和他混得熟稔。加上傅筱庵为人四海，杜月笙张口借两万，傅筱庵二话没说，立马借钱，既无抵押，也无须保证。

拿到两万块现款，杜月笙喊来了张啸林。

“啸林哥，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有你的事做了。”

“没有土，还有啥事好做？”张啸林无精打采地说。

“土很快就会有的。这一晌还差你的一步棋。”

“哪一步？”

“攻下孙传芳那批新贵。”

“真有土了？”张啸林来了精神。

杜月笙点点头，然后说：

“孙传芳以前的驻沪代表，我们有过交往，啸林哥还记得吗？”

“记得。”

“你去找他们居间介绍，尽快和孙传芳左右的官员搭上关系。”杜月笙拿出两万块钱，交给张啸林。

“好！”

腰缠万贯去和那帮军人花天酒地，是张啸林的强项。

张啸林领命离去之后，杜月笙又给“大八股党”首领沈杏山派上了用场。

杜月笙要与某人合作一项事体，一般都不会直接出面找某人协商，必定先找和某人要好的人出面斡旋，一切水到渠成，他才会姗姗来迟。尽管他与陆冲鹏稔熟，在盛五娘娘的牌局中又是非常对手的牌搭子，陆冲鹏还是黄老板的忘年交朋友，但他还是要请沈杏山先出马。

沈杏山一到，陆冲鹏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整个上海滩都在闹土荒，“小八股党”不久前刚向他借土10箱，杜月笙的三鑫公司自然也缺土。

“现在还能运土到租界吗？”这是陆冲鹏担心的。

“怎么不能？”沈杏山满有把握，“你放心，老杜做事落门落槛，价钱一点不会少。”

“这个我晓得。”陆冲鹏说，“我是说，现在江山已改，上海又成了孙传芳的天下。”

陆冲鹏言外之意，担心杜月笙没有军警保护押送，万一在路上被劫，或者被没收，这个千斤重担，到时候叫谁去挑？

沉杏山不敢应承，回来向杜月笙如实汇报。

杜月笙笑笑，没有言语。

第二天，山东督军张宗昌的驻沪代表单先生出现在陆冲鹏的家里，杜月笙、张啸林和单先生都是要好的朋友。单先生在陆冲鹏的会客室里一落座，就大大咧咧地嚷起来说：

“你不就是怕你的土上岸后被劫了吗？你对杜先生真是不了解。”

“单先生此言差矣。”陆冲鹏赶紧给自己圆场，“就因为这土不是我的，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以才不得不谨慎。”

“好！”单先生豪爽地说，“你尽管发货吧，下了船，由他自家负责运，出了差错，我替杜先生担保。”

“好，三天后发货。”有单先生这句话，陆冲鹏就放心了。

“为什么等三天，你不是有现货吗？”

“不瞒你说，囤积了两票，第一票前几天发了。第二票前些时刚接洽到买家，这两天便要起运，也是发苏北。”陆冲鹏笑笑说，“放心，你只管告诉杜先生，下一票三天后到货，也是500箱。”

“好！”单先生高兴地告辞而去。

接下来，杜月笙登场了。杜月笙谈的是接货、运输、付款等具体事宜。他知道陆冲鹏担心的是接货后的运输环节，但既然有单先生担了保，他自家多说无益。具体事宜他自然都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只是，他不会事先在陆冲鹏面前夸下海口。

三天后，1924年腊月二十七，大年夜的前三天，从波斯启航运送鸦片的远洋外轮抵达吴淞口外，在公海上抛锚。陆冲鹏一面通知杜月笙做好接货准备，一面搭乘楚谦军舰，前往公海接驳。

军舰驶到公海，停靠在远洋外轮旁边。陆冲鹏登上轮船，和押运的日本人办理手续。与此同时，外轮上的500箱鸦片搬上了楚谦舰。

一切办妥，陆冲鹏回到楚谦舰。随即，楚谦舰载着500箱烟土，由舰上海军押运，驶向高昌庙。

夜色深沉，江风阵阵。陆冲鹏蓦然惊觉，自己肩上的担子何等重大，不能有半点疏忽。为慎重起见，兵舰抵达高昌庙后，陆冲鹏先下兵舰，给杜月笙打了一个电话。

“杜先生，我已经到高昌庙了。”

“好。我已经派了车，有人接你过来。”

“接我？”陆冲鹏顿一下说，“我想先卸100箱货，如果路上没有风险，明天再把另外400箱运过来。”

“不必！还是500箱一起卸。”杜月笙口气十分坚决，“我马上打电话给宋希勤，请他宣布从高昌庙到枫林桥戒严，让你的货直接运到租界。”

“宋希勤？”陆冲鹏倒吸一口凉气。听杜月笙的口气，好像宋希勤就是他的门生弟子。如同“小八股党”一样，对他唯命是从。要知道，宋希勤是孙传芳的心腹，是当今上海滩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怎么会听命于杜月笙呢？

原来，宋希勤是孙传芳以前的驻沪代表——驻沪办事处处长。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以其租界的特殊地位和水陆码头等有利条件，在南北对峙全国四分五裂的形势下，成为微妙的政治中心。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政治军事的策划和交易，诸如政见的发表，议和的进行，情报的交换，军饷的筹措，军火的采购，舶来品的采买，鸦片的运销，乃至下野政客军阀的避难，秘密性质的观光游历，眷属家人的侨寓，少爷小姐的入学出洋等等……因此，但凡有点实力的军阀政要，无不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而这些办事处的代表们身处异地，为办事方便，千方百计结交当地势力。

杜月笙秉性使然，无贵不交，一边与卢永祥、何丰林亲密合作发土财，一边与其他军阀的驻沪代表打得火热。当然，这个方面的酬酢交往自有张啸林出面，杜月笙要做的，是关键时候点到为止。有了这个伏笔，孙传芳得势，宋希勤是孙的心腹大员，打入孙传芳内部也就有了缘由。张啸林拿了两万块交际费，做得就是这项工作。

而对于孙传芳来说，卢永祥在上海大发土财，他何曾不晓？对东南半壁上的这座金矿——上海，哪个军阀不是垂涎欲滴！走私鸦片，是上海滩最旺盛的财源，与其另组班底，劳心费神、延误时日，不如接过卢永祥、何丰林的现成关系，坐享财香。大利在前，孙传芳自然会伸出手来和杜月笙一握，杜月笙就是揣摩透了孙传芳的心思才走这步棋的。宣布戒严，帮忙运土，便是双方合作前的序曲。

“陆先生，请尽快把全部货物卸下，我们戒严到两点钟为止。”在陆冲鹏发愣的当口，杜月笙在电话那头又在催促。

“两点？”陆冲鹏看看表，“好，我马上卸货。”

陆冲鹏返回兵舰，指挥楚谦兵舰卸货。岸上早有“小八股党”在指挥手下人接货装车。陆冲鹏办完交接，坐上杜月笙派来的汽车，向法租界疾驶而去。

一路上，在车灯的照射下，只见公路两旁人影绰绰，这一路荷枪实弹的官兵，不正是孙传芳最精锐的手枪旅某团吗？陆冲鹏又一次暗暗吃惊，他真是低估了杜月笙的能量。

车抵枫林桥，在华界与租界的交界处，陆冲鹏从车里看到了杜月笙，他裤腰带上别着手枪，正和几个手下等着接应。孙传芳的戒严官兵，也是到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为止，交界处这边，换上了法租界的安南巡捕。

一路上所见，令陆冲鹏啧啧称羡。车子进入法租界维祥里三鑫公司新址，500箱鸦片也随后首尾相衔地驶入法租界维祥里三鑫公司。

500箱波斯大土到手，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以及所有在三鑫公司分红利、吃俸禄、拿红包的各色人等，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些即将断绝黑粮的瘾君子闻讯，更是欢呼雀跃。500箱烟土转手告罄，三鑫公司获利甚丰，陆冲鹏及时收到了应收货款。三鑫公司的信誉由此倍增，杜月笙的金字招牌也因此大放光彩。

有了孙传芳方面的第一次帮忙，接下来便是双方联手，孙传芳委任杜月笙为督署咨议。杜月笙欣然接受委任令，与孙传芳在烟土生意上开始了亲密合作。三鑫公司在上海滩易主的困境中重新打开局面，业务迅速恢复、攀升。同时，经此一举，杜月笙的势力迅速蔓延到苏北，和苏北地界上的军政要人以及土商、烟馆老板有了接触往来，为三鑫公司的业务开展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不久，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到达上海，由陆冲鹏引见，杜月笙和张啸林在法租界大摆筵席，为李思浩接风。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陆冲鹏再返回上海的时侯，带来两张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

这是1925年杜月笙第一次做官。只是杜月笙历来低调，从不对外言说，晓得这件事的几乎没有几人。

五、堂子里迎大帅

军阀混战，不仅北平政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连上海也是轮流坐庄，频繁易主。卢永祥倒台，直系孙传芳部下白宝山坐庄，旋不久，即1925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力挺卢永祥势力，以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张大帅为统兵前锋，大举南下。

元月29日，张宗昌率官兵一万多名，号称“雄兵十万”大军，抵达上海。孙传芳的部下退到新龙华，双方划地而治，暂且相安。

张宗昌进驻上海，杜月笙这次要抢占先机。一方面奉系支持卢永祥，杜月笙与皖系卢永祥势力渊源、交情都够；另一方面有上次烟土断档的教训，这次不敢再掉以轻心。

单先生是张宗昌的驻沪代表，杜月笙与单先生早已是要好的朋友。于是，杜月笙在第一时间将单先生请到杜公馆，两人在会客室里摆开酒宴，边吃边聊。杜月笙要了解的是张宗昌的个性爱好，探讨如何投其所好。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身材高大魁梧，坐在汽车里要蜷起身子，由于腿长，人送外号“张长腿”。又由于嗜赌，尤其喜欢玩推牌九，北方人称推牌九为“吃狗肉”，于是又得绰号“狗肉将军”。张大帅素来胸无城府，粗鲁不文，尤其不喜欢繁文缛节。

“好！”听完单先生的介绍，杜月笙心里有底了，“那就从张大帅的嗜好——玩牌九入手。”

“不仅牌九。既然是玩，自然也少不得女人。”单先生看着杜月笙，会心一笑，接着说，“辛亥革命，大帅曾投身上海光复军。如今旧地重游，会有许多旧日朋友争相为他洗尘接风，杜先生暂且静观数日，然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宴会……”

“好！”杜月笙频频点头。

果然如单先生所言，张宗昌一进上海，上海几家阔佬的公馆、豪华酒楼，便开始布置灯彩，安排山珍海味，忙得不亦乐乎。

上海商报的老板李徵五曾是张宗昌的上司，如今老部下率“雄兵十万”进驻上海滩，这位老上司自然要抢在前头聊尽地主之谊。这一天的接风宴，李徵五请了杜月笙和张啸林到席作陪。酒宴上高朋满座，推杯问盏，觥筹交错，花天酒地，一席千金。杜月笙发现，这位胸无点墨的张大帅果然对繁文缛节了无兴趣。

张啸林绰号“张大帅”，如今在酒席上见到真的张大帅，也是粗人一个，高门大嗓，大大咧咧，感觉甚是投缘。酒席一散，便跟杜月笙嚷嚷着请客。

“我们啥时给大帅接风，你怎么没个表示？莫让别人抢尽风头。”

“不会。”杜月笙对张啸林神秘一笑，说，“我们接风要接出个名堂才是。”

果然，杜月笙别出心裁，直接把张宗昌请到了长三堂子富春楼富老六的香闺。

所谓“长三”，就是上海滩的高级妓女，以出局陪酒收银洋三元、到堂子里打茶围收三元，而被人们借用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得名。上海的妓院分为三等，长三、幺二和花烟间。长三堂子是最高等级，多半设在四马路东荟芳里和西荟芳里，大多有一定的家庭氛围，主客之间也显得“亲切”随和，犹如家人一般。“长三”的“公定价格”虽是“三元”，但若在堂子里摆酒席或者设赌局，则分别收银洋10余元。

但是，自从杜月笙这帮帮会大亨经常把长三堂子作为交际场所，而杜月笙出手之阔绰又是天下闻名的，豪兴一起，信手漫撒，原先的“公定价格”便被打破了。杜月笙曾在长三堂子里一赏千金，打一次牌，抽头三五千元，引得叫花子们编了顺口溜在堂子门口唱，然后黑压压进来一大堆人领赏。

近年来被杜月笙捧红的名妓不计其数，但其中最美的一个，应推“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富老六来自苏州，说一口吴侬软语，莺声甜润，可爱至极。身材苗条，袅娜多姿。梳一个横爱司（S）发髻，皮肤水嫩，明眸皓齿。由于杜氏登门捧场，顿时声价倍增，特将香闺设在汕头路，门前下马停车的尽是沪上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帮会大亨。

杜月笙选中富春楼老六的香闺设宴欢迎张大帅，确实够规格、够气派。除富老六外，又精选花国十大美女作陪。环肥燕瘦，粥粥群雌，直在张宗昌身边穿梭般来往。席间，主人殷勤，美女多情，直把张大帅乐得手舞足蹈。

富老六自然晓得这一餐对杜月笙的重要性，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引张大帅开心。

“哎呦，今晚我们这里有两位张大帅了！”富老六拍着纤纤玉手，直对张宗昌送秋波。

“两位？”张宗昌愕然，“还有哪一位？”

“啸林兄绰号也是张大帅。”单先生赶忙解释。

“哦？哈……”张宗昌一阵开怀大笑，然后竟出乎意外地来了个小幽默，对张啸林说，“你张大帅，我是张小帅。”

“折杀死人了！”张啸林满脸通红地说，“大帅不要开玩笑。大帅统兵十万，是真正的大帅！”

“嗨，是张小帅嘛！”张宗昌叫嚷起来，“我的号叫效坤，手下人都喊我‘效帅’。你们上海人说‘效帅’，可不就是‘小帅’嘛！”

众人一听，举座哄堂。杜月笙这才晓得，张宗昌看上去像个粗人，肚皮里却不简单呢！

这一席盛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张宗昌赌兴大发，麻将间里早已准备好赌具。于是，众人移驾麻将间。

“大帅，怎么玩法？”张啸林兴致勃勃地问。

“推牌九呗。”富老六看着张大帅，代为回答。

“我是推牌九拿手。可你们上海人的玩法太蹊跷，要把大牌九拆开来打，又要分为前后亮牌，还有什么轮流推几副的赌法，太麻烦，玩不来。”张宗昌哈哈笑着说，然后转过头看看身边各位，问，“玩麻将怎么样？”

“好，玩麻将，玩麻将。”张啸林立刻大声迎合。

“好，好。”杜月笙和单先生自然也是拍手叫好。

这一夜，杜月笙等人陪着张宗昌打了一夜麻将。

张宗昌在上海停留了半个月，杜月笙供以吃喝玩乐，并派张啸林专门与奉系军阀交游，与张宗昌及其部下打得火热，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加上张啸林与张宗昌颇对脾气，以至1928年张宗昌准备在日本侵略下的大连举行军事会议时，特地派代表赴上海邀请张啸林参加。倘若张宗昌的部队在上海站住脚，杜月笙这次捷足先登，便会给他的烟土生意带了莫大帮助。

只是不曾想到，张宗昌的部队进驻上海后，给上海市民带来莫大恐慌。由于他的部队构成人员复杂，既有山东大汉，也有白俄军队，更有东三省改编了的红胡子。这些人个个凶猛粗暴，野蛮无礼，张口便是“妈×个×”，军风纪律极坏。加上个个头戴皮帽，身穿灰棉军装，高大臃肿，仅这班红眉毛绿眼睛的形象就足以将上海人吓晕，偏偏还寻衅滋事，接连闹出奸淫烧杀的案件，使华界居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往租界。

由于上海各界达成一致，多次电请段政府勒令奉军撤离。2月14日，张宗昌在进驻上海滩半月后，以北上磋商军事为名，率军撤离。但以“清乡”为名，将毕庶澄的一个旅留驻上海。

六、总统政客通吃

送走奉系张宗昌不久，当年11月，又有皖系政要大员徐树铮自日本秘密归来。杜月笙不曾想到，迎接和保护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重任，竟然会落到自家头上。

徐树铮到达之前，一天晚上，一位皖系卢永祥的部下、杜月笙的旧相识秘密进入杜公馆，说明来意：徐树铮亲自点名法租界三大亨，负起徐树铮上海之行从迎接到居停、外出等全部保安工作。

照理说，杜月笙与皖系卢永祥、何丰林合作烟土走私，只是利益关系，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这种保护的事体完全可以推托。但杜月笙讲义气，擅交游，无论对方在朝在野，得势失势，他都会倾力相助。特别是对方指名道姓，在杜月笙看来，那是一种信任，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招牌。杜月笙当即表示：

“放心，不生问题。”

“杜先生，事关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来人郑重叮咛。

“我晓得。”杜月笙也郑重答复。

但杜月笙尚不知黄老板和张大帅的想法，不晓得他们两人是否愿意承担这份性命攸关的风险。

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是段祺瑞的得力助手和亲信，曾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1920皖系在皖直战争中兵败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徐树铮被时任总统徐世昌下令通缉查办。

与此同时，徐树铮已躲进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在那里一住三个月，后因英美法三国公使帮助直系，力主“驱逐罪魁”，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小野寺的帮助下，徐树铮被装进一只柳条箱里，秘密“运”到天津，然后乘隙逃往上海。在上海，由皖系接应，住在英租界麦根路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的房子里，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南洋路九号秘密居住。

1922年元月，徐树铮代表段祺瑞，由广州经桂林和孙中山先生会晤，策划孙、段、张（奉系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联盟。同年10月又潜赴福建延平，联络皖系余部，通电成立建国军政制政府，自任总领，奉国父孙中山和段祺瑞为领导。但很快失败，再次逃往上海，仍秘密居住在南洋路。

1924年齐卢之战爆发，卢永祥兵败逃往日本后，徐树铮立刻被英租界巡捕房软禁，五天后被迫登上达达鲁斯货轮，前往英国利物浦。

然而，徐树铮出国没多久，“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端又被冯玉祥拥出来当临时执政，徐树铮立即成为了被委派考察欧美日本各国的政治专使。徐树铮在意大利时，曾与墨索里尼订立协议，由意大利提供大量军备支持段祺瑞与徐树铮。

由于段祺瑞早已徒有虚名，大权握在冯玉祥手里。倘使徐树铮得以回到段祺瑞身边，那么，段祺瑞极有可能由傀儡而重新掌握军事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

因此，徐树铮此次回国，可谓杀机四伏，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密切关注着他的行踪，他的消息。保护这样一位政治人物，既是兹事体大，又是风险极大！

因此，送走神秘来客后，杜月笙立刻喊上张啸林，两人一道去黄公馆拜见黄老板。一路上杜月笙一言不发，直把张啸林憋得哇哇大叫：

“月笙，到底出了啥事体，你倒是透露一点！”

“莫急，一会儿见到老板，自然就会晓得。”

黄金荣正和几个朋友打铜旗，见到两人突然登门，一个沉重得拉着脸，一个人急得直瞪眼，赶紧喊管家接手，自家过来带这两人进了大烟间。

“说吧，啥事体？”黄老板在烟榻边坐下问。

“徐树铮要回上海了。”杜月笙不动声色地说。

“徐树铮？”

黄老板和张啸林都大吃一惊。

“他来上海关我们屁事！”张啸林大吼起来。

“卢永祥的部下来送信，要我们三人做好保护工作。”杜月笙说。

“凭什么要我们保护？”张啸林又大声嚷起来。他这一晌正和奉系打得火热，哪里还有心思管皖系的闲事。

“徐树铮的公馆在大英地界，又不是在我们的地盘上，保护他不方便。”黄老板也想推托。

“卢督军和何将军，历来和我们的交情不错，如今人家落难之中，派人来请托，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如若我们推托不管，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再说，谁又敢保证皖系不会重新得势呢！”

杜月笙这最后一句话，点到了黄老板的死穴。黄老板向来处事谨慎，自然哪一方都不愿得罪。于是赶紧附和：

“是这个道理。”

“保护的事不生问题，我会请大英地界的朋友关照。”杜月笙说着，看了张啸林一眼，“这个事体就算雪里送炭吧，人在江湖，多一些义气总是好的。”

“好好好，听你的！”张啸林只好表态。

徐树铮到达上海那日，从日本启航的“大洋丸”刚刚抵达吴淞口，黄老板、杜月笙和张啸林便乘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在官方欢迎人士出现之前，提前登上大轮船与徐专使会合。

码头上人群麇集，官方为了敷衍段祺瑞，只好做做样子，派官员前来欢迎。报馆记者更是闻风而动，早早赶过来抢新闻，还有许多市民也跑来看热闹。杜月笙安排的保镖，此刻便混在嘈杂的人群中。

大洋丸徐徐驶近码头，徐专使穿一袭西装，满面春风地出现在甲板上，身边站着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场面，这个场面无疑是一个信号：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保护徐树铮，任何人都休想对徐树铮下手！

毫无疑问，这个信号在上海滩起到了震慑作用。

徐树铮下了轮船，登上三大亨备好的专车，在三大亨的陪同下，前往英租界南洋路。

徐树铮在南洋路九号住下后，杜月笙派出的“小八股党”以及众多手下，日夜轮班守护，并随时充当保镖，在徐树铮外出时躲在暗处加以保护。

此间，徐树铮公开参加了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自命为“五省联帅”的直系孙传芳，在得知徐树铮返沪的消息后，故意“因事耽搁”，晚一步从南京赶来迎接徐专使。于是，第二天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便成为“隆重欢迎徐专使与孙馨帅”的欢迎大会。孙传芳大号“馨远”，故称“孙馨帅”。

随后，孙传芳与徐树铮一起赴南通，拜访德高望重的东南耆老——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任实业总长张謇。从南通返回后已经是12月初，12月19日，徐树铮乘“顺天轮”离开上海，前往北平面晋见段祺瑞。

直到徐树铮上船后，杜月笙的保护工作方始结束，好在风平浪静，善始善终。

徐树铮于24日到达北平，与段祺瑞见面那一刻，两人对面跪拜，抱头痛哭，然后共商讨敌大计。也是徐树铮性急，也是由于他回国后未曾出事而放松了警惕，住了5天就想离开北平南下。段祺瑞和皖系人物都劝他等些时日再走，他执意不肯，一意孤行，结果于30日在廊坊火车站，被冯玉祥的部下拖下车来枪毙。

杜月笙闻讯欷歔不已，皖系彻底无望了，段祺瑞这个傀儡执政，彻底成为了张作霖与冯玉祥手中的工具。不过，徐树铮之死，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三大亨的实力：在上海滩，没有三大亨办不到的事！更进一步讲，没有杜月笙办不到的事！

对退位总统，杜月笙也曾倾力保护。

1923年6月13日，被直系军阀捧上台的总统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直系大将王怀庆干脆派兵“请”他直接上火车离京。黎元洪捏住大小15颗总统印信，携带姨太太黎本危，仓皇逃出北平。途经杨村时，被当初声泪俱下、坚请黎元洪复职的王承斌武装扣押，强行取走总统印信。黎元洪先赴天津，几经努力复位，由于得不到枪杆子支持，只好作罢，遂黯然南下上海。

当时皖系卢永祥势力占据上海，黎元洪便想和皖、奉合作，借助皖系实力派卢永祥的力量，在上海组织政府。

黎元洪到达上海之前，已通过他的驻沪代表与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联络，明确此行进驻法租界，迎接、护卫、居停等等一切听凭三大亨安排。

时逢黄老板刚刚解决“临城劫车案”返回，正被露兰春私奔之事搞得焦头烂额，忽然得到黎元洪驻沪代表的秘密通知，心情更加烦乱，只好喊来杜月笙、张啸林一道商议。

“迎接退位总统，照理说是天大的好事，是人家抬举我们。可我这一晌后院失火，还不晓得怎么样收拾残局，你们说这个事体怎么办好？”

“好办。”杜月笙说，“居停就在杜美路26号，我派人收拾一下。保护的事我和顾嘉棠他们负责。”

“哦？”黄老板疑惑地看着杜月笙，仿佛他说的太简单了。

“具体细节我会再考虑。”杜月笙赶紧补充。

“好！”黄老板还是不放心，又叮嘱道，“最重要的，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要照顾好黎总统的饮食起居。”

“我晓得。”

杜月笙说的杜美路26号，就是前不久新购置的一幢美轮美奂的小洋楼，庭院里水木清华，优雅别致。他随后雇工人将楼里楼外修葺一新，配置了全套家具。

黎元洪抵达上海，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以及作为保镖的“小八股党”悉数出动，前往车站迎接和护卫。当天由黄老板做东，准备了豪华宴席，为黎元洪和黎本危接风洗尘。

黎元洪入住杜美路26号后，杜月笙亲自率领他的“小八股党”以及众手下，轮流值班，日夜守卫。如今的“小八股党”已非当日吴下阿蒙，个个有钱有势。他们也如同杜月笙，仗义疏财，广交朋友，每人手下都有一班精兵强将。这一支精锐部队保护退位总统，自是万无一失。杜月笙本人更是带着几个随身保镖，与黎元洪、黎本危同进同出，寸步不离。

黄、杜的盛情款待，使黎元洪不胜感激。由于黄老板与黎元洪身高体型相仿，黎元洪赠送黄老板一套崭新的陆军上将制服。黄老板如获至宝，心情好的时候，就一一穿戴起来，迈着八字官步，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客室，在私交甚好的友人面前展示。黎本危送给黄金荣的礼物，是一套名贵的鸦片烟具，连同花盘，全部纯银镶钻。黄老板拿在手里把玩再三，赞不绝口。

黎元洪在杜美路26号住了三个月，虽然由于英、法租界以及江浙士绅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黎元洪在上海地区从事任何“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政治活动，黎元洪不得不离开上海，但他对杜月笙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行前，黎元洪特地定制十枚纯金奖牌，分别赠给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更是特地题写一幅对联，赠给杜月笙，以彰显他的慷慨好客，群贤毕集。对联云：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上联写战国时期春申君，仗义疏财，交游广阔，以门下食客多达三千而著称；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此地盛唐时为贵族住宅地。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五尺的显赫气势。以此典故暗喻杜月笙犹有如春申君仗义疏财，朋友、门生遍天下；杜公馆门庭若市，气派非凡。

这等于送给杜月笙一块金字招牌。杜月笙如获至宝，特地请来高手，将此对联篆刻为黑底金字，悬挂在会客室两楹。后来搬到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一副悬挂会客室两楹的对联与公馆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可谓相映生辉。

第七章　附庸风雅改头换面

一、杜、张起豪宅

杜月笙自立门户后的种种表现，特别是长袖善舞，在军阀政客各色人等中的左右逢源，让惜钱如命、作风老派的黄老板深感自愧不如，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与妒忌。但杜月笙终究是为黄门增了辉，也为黄门弟子带来了利益，更为黄门徒子徒孙撑起了一把保护伞。黄老板明白，杜月笙越是势头难挡，越是要拉住他，拉紧他，让他服服帖帖归依在黄门之下。

于是，黄老板对杜月笙比以往更加关心，常常嘘寒问暖。

“你现在场面大了，钧培里的房子是不是转悠不开了？”乘杜月笙前来探访，黄老板关心地问。

“我正为这个事体头疼呢。”

当时杜月笙有三处住宅，除了钧培里的杜公馆，还在民国里分别为二太太陈帼英和三太太孙佩豪租了住宅。但四五年下来，陈氏、孙氏连生贵子，杜氏人丁旺盛，佣人更是一批批的招进。加上杜月笙交游渐广，弄堂房子再大，终究显得窄巴，不够派头。

“你该造一幢像点样的房子了。”黄老板体贴地说。

“是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皮。”杜月笙皱着眉说。

“我在华格皋路有一块地，足有两亩，你要觉得合适，就送给你造房子吧。”

杜月笙一听，非常高兴。华格臬路在大世界附近，与跑马厅也仅隔两条街，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在两亩地上盖一幢深宅大院，自是闹中取静，气派非凡。

杜月笙谢过黄老板，高高兴兴返回杜公馆，适逢张啸林来访，见杜月笙如此高兴，开口便问：

“莫不是捡到金元宝了？”

“算你猜中。”

“哦？”张啸林来了精神，赶紧凑过来问，“快说说，啥好事，有没有兄弟的份。”

“金荣哥把华格臬路两亩空地送给我造房子，你说是不是白白捡个金元宝。”

“两亩空地？好极好极！”张啸林历来直肠子，也不管他与黄老板交情够不够，也不管杜月笙愿不愿意，开口便说，“那么大一块地皮，我们何不一人造一幢，两幢房子连在一起，以后来往也就方便了。”

杜月笙一听，心里不免犹豫。两亩地造一幢深宅大院，必是够风光，够派头。要是两家造两幢，自然空间就小了，气势也就小了。但张啸林已经说出口，自己怎能驳回，何况张啸林又是他最要好的兄弟。

“好，就按啸林哥的意思办。”

杜月笙答应了张啸林，只好又去禀告黄老板。黄老板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一来他和张啸林的关系远不如和杜月笙走得近，二来他从没想过要送张啸林这样一笔厚礼。可事到如今，整个让他无话可说。

“送都送了，说别的还有啥用？”尽管如此，黄金荣仍不免抱怨，“本想让你场面大些，这倒好，还是一个紧巴巴。”

话虽这么说，两亩地上造两幢洋房，终究还是宽房大院。

接下来，华格臬路大兴土木。两亩地皮，杜月笙和张啸林一家一半。两幢洋房，一式的格局，相同的工料。分别为三层楼，一楼一侧设有三间华屋，分别为会客室、账房间、文书写字间。另一侧分别为古董间、大烟间、会客室、起居室与卧房。二楼、三楼分别为太太、少爷、小姐们的起居室、卧房。

两幢洋房中间隔一道砖墙，砖墙中开一扇小门，两家往来只走小门。

1925年春天，两幢洋房同时落成，杜家、张家同时搬进新居。

杜月笙的三房太太，原配沈月英住在一楼正房，往来朋友都称她为“前楼太太”，二太太陈帼英住二楼，称她为“二楼太太”，三太太孙佩豪住三楼，称她为“三楼太太”。

三房太太当时有六个孩子，全是儿子。早前沈月英曾生育一个女儿，但不幸夭折。沈月英只有长子维藩一个孩子。“二楼太太”陈夫人生了老二维垣、老五维翰、老六维宁。“三楼太太”孙夫人生了老三维屏和老四维新。

而前楼、二楼和三楼，仿佛每层楼各成一个单位，自有其大司务、下手、听差、娘姨、小厮和ㄚ头，三位夫人另有男女佣人四五名，每位少爷拥有佣人三四名。

杜公馆有九部汽车，每部车子备有司机和助手各一名。其中一辆牌照为“七七七七”的雪佛兰轿车是杜月笙的专车，杜月笙的司机是无锡人，名为钟锡良。

杜月笙的贴身保镖，原是“小八股党”诸人，后来“小八股党”发达了，个个自立门户，都成了有身家的大老板，杜月笙便经朋友介绍，另外找了三名保镖。这三人都是彪形大汉，其中陆桂才是东北人，以枪法精确而著称，只要一枪在手，一人可以抵挡三五十人。另一位张文辉来自山东，枪法、技击也都了不起，并擅长武术、柔道与西洋拳。还有一位广东籍的陈继藩，以身手矫捷、出手迅速而闻名。

三位保镖和一位司机，跟随杜月笙数十年，风里雨里，无往不胜。杜月笙对待他们，人前自是摆着一副尊严，人后则是家人父子般的感情。杜月笙在三大亨中，向来以“会做人”著称，这也是身边诸人甘愿死心塌地跟随他的原因。

杜月笙的三位年长一点的少爷，另有三名罗宋保镖护卫。所谓罗宋，是俄国人Russian的言译，其实就是指大鼻子俄国人。当时有三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老大维藩、老二维垣、老三维屏，都在大东门的育才学校读书，后来杜月笙自己创办了正始中学，三个少爷便就读于自家学堂。三位少爷上学，除有专门的汽车负责接送外，这三位荷枪实弹的罗宋保镖寸步不离。

其中有个保镖叫康士坦·铁诺夫（ConstainTeelov），杜公馆的人叫着别扭，于是称他为“江苏省济南府”。“江苏省济南府”是一个爱读书的白俄青年，平时喜欢读读写写，不仅俄文流利，英文、中文说起来也十分流畅，和杜公馆上下人等，相处都十分融洽。尤其保护三位少爷，更是尽职尽责，能做到“眼不离人，枪不离身”。杜维藩三兄弟要去孵混堂，一进混堂便要泡大汤。“江苏省济南府”陪同下水，身上一丝不挂，唯独带着手枪。

杜月笙由于自幼失学，对子女的学业要求特别严格。他自家虽然闯出了一番天地，特别是他后来“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但他的白相人出身，始终是他讳莫如深的一块心病。所以，他要他的子女一定要出身高贵，一定要学有所成，起码要成为留学海外的归国博士，成为名实相符的“长衫”、“白领”阶级。所以，他除了舍不得让长子维藩远离膝下，老二维垣很早便送到美国留学。老三维屏、老四维新，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让他们的母亲孙夫人陪同，远赴英国伦敦读书。

杜月笙不仅对自己的儿女在学业上要求严格，对隔壁张啸林的公子也是如此。

张啸林娶了四位太太，却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法尧。搬到华格臬路的时候，杜月笙自家的孩子还小，便整天和张啸林念叨让他好好培养这棵独苗苗。

“我自家不识几个字，啸林哥你读过几年书，可也是半途而废。对下一代，要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读出个名堂来。”

“大不了留洋读书，还能要啥样？”张啸林大大咧咧地说。

“你舍得让法尧离开吗？”杜月笙开始用激将法。

“舍得，咋不舍得？”

“好，要留洋就尽早。”杜月笙分析说，“法尧自小聪明，送出去定会学有所成。”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就在搬进华格臬路新居的当年，在杜月笙的撺掇下，张啸林果然给张法尧买来船票，乘大邮轮赴巴黎留学去了。

但出乎杜月笙的意料，张法尧打小娇生惯养，花钱大手惯了。一旦没有管束，手里有多少钱都不够花了，每每钱一到便信手挥霍，没几日便花个精光。一封封电报发回来，都是：要钱！要钱！要钱！

当时张法尧在巴黎购买的豪华轿车，比中国派驻法国公使的座驾都高档。顾维钧博士任法国公使期间，曾多次向张法尧借用豪华轿车。

张法尧无休止的要钱，气得张啸林每每跳脚大骂“妈×个×”。有一天张啸林气极了，穿过两家中间的小门，到杜月笙这边来讨办法。

“如果把法尧的太太也送到巴黎去，对法尧或许有个约束，对他也有个照顾。”杜月笙想想说。

“也许这法子行。”

张啸林考虑了一下，尽管没有把握，几天后还是买张船票把儿媳妇送到了巴黎。

哪曾想，儿媳这一去，张法尧更有了要钱的理由。小张太太不懂法文，首先要请个家庭教师教法语；两个人在巴黎建立小家庭，需要租房购置各种生活用品，这又是一笔很可观的开支；接着是每个月大笔的生活费开支……要钱的电报信函雪片般飞来，张啸林肺都气炸了。

“妈×个×！”张啸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我只当没养这个儿子，以后一只洋钿都不给！”

张啸林说到做到，以后无论张法尧发来多少电函，他都置之不理了。

杜月笙见此情况，总不能让张法尧的学业中断。历来杜张不分家，既然张啸林不再管，杜月笙只好接过来，继续给张法尧汇钱，前后一共汇了40多万法郎。

张法尧1925年赴法读书，到1933年秋回国，夫妇俩在法国快活了七八年。回国之前，张法尧写信给杜家爷叔，说他已经读完了法学博士，即将荣归故里。

张啸林听说儿子终于学出了名堂，早就忘了儿子的种种不是，欢喜得一跳老高。

“月笙，多亏了你，不然这孩子又跟他老子一样，半途而废了。”

“只要学成就好！”杜月笙嘴上这么说，心里不免忐忑，就凭张法尧的挥霍与贪玩，真的学出了名堂吗？

张法尧夫妇乘坐的豪华邮轮抵达上海，张啸林和杜月笙乘一只小火轮，开到吴淞口外去迎接。小两口不愧是留洋归来，张口闭口都是洋文。回到华格臬路张公馆，亲朋好友争相为小两口接风洗尘，一轮接风宴过后，又是一轮答谢宴，张啸林一直忙了半个多月才消停下来，然后穿过小门来到杜公馆。

“月笙，法尧是留法的法学博士，你说安排个啥营生好？”

“我也想过这个事情。”杜月笙分析说，“凭我和许世英委员长的交情，请他把法尧推荐给蒋主席，请蒋主席给安排个营生应该不成问题。”

“好，好，当然好！”张啸林高兴地双手一拍。

许世英是民国政府赈济委员会的委员长，杜月笙在长江发生水灾后，组织劝募救济基金的活动中与许世英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借着这层关系，杜月笙专诚拜访许世英，希望他能将张法尧推介给蒋主席，请蒋主席安排个理想的位置。

许世英果然应允，并带着张法尧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

在许世英的大力推介下，蒋介石破格接见了张法尧，并随口提出几个问题，想看看这位法学博士的学问是否高深。不料，张法尧竟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一个问题。

南京归来，张啸林憋着一肚子火来找杜月笙，埋怨蒋介石不给情面，忽视了法学博士的真才实学。杜月笙已知其中缘由，但又不便对张啸林明说。此时杜月笙已经跻身金融工商界，为了让张法尧施展才能，他在自己拥有的机构里，给张法尧安排了十几个要职，都是给杜月笙自家当副手。但令他失望的是，张法尧根本看不起这些职位，没有到任何一家机构里上过班。

张法尧在家无事可做，张啸林对他不免又烦躁起来，一看他不成器的样子就破口大骂。张法尧只好又来找杜家爷叔。

“杜家叔叔，你给我安排个律师的角色吧。”

“做律师？”那天杜月笙正在会客室吃茶，一听这话心里不免来气，“有那么多重要事体等你去做，怎么又想当律师呢？”

“那些个事体我做不来。你弄个律师事务所，找几个帮办我来管管就行了。”张法尧嘻皮笑脸地说，“我本来就是个马浪荡嘛！”

当时杜维藩就站在旁边，他清清楚楚看到，他父亲脸色骤变。

虽然杜张不分家，但出钱出力的事体好办，替人家管教孩子的事体不好做。杜月笙当时没再说什么，很快给张法尧办了个律师事务所。但从此后再也不过问张法尧的任何事情。

张法尧果然当起了甩手掌柜，招揽了不少有才学的“帮办”，大小案子一律由“帮办”代办，他自家从不出庭，整天躲在大烟间里，和太太一起吸食鸦片。

后来张啸林下水做了汉奸，被保镖一枪打死，张法尧夫妇依旧安安稳稳地躺在烟榻上。早些年杜月笙和张啸林开过一爿“临记香蠋店”，这爿小店就成了张法尧夫妇黑白二粮的来源。抗战胜利后，小店被封闭，张法尧就把华格臬路的房子卖掉，和太太搬进了亭子间。维持几年后，鸦片烟换成了海洛因、白面。再后来，张法尧那个大烟鬼的尸体出现在弄堂里。

张法尧的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先后进天主教堂，做了修士、修女。

张啸林对子女教育上的失误，杜月笙历来引以为戒。所以当他的老三维屏、四子维新将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杜月笙特地安排他们的母亲孙夫人前往照顾、管教。

二、文角色进杜府

1925年搬进华格臬路新居的时候，杜月笙38岁，几爿赌公司生意兴隆，烟土买卖做得一顺百顺，仅是三鑫公司派定的“公费”，每月便可收入现大洋一万元，加上其他种种收益，更可能十倍于此。此时正是他烟赌两业的鼎盛时期，加上他交游广阔，军界政界路路通吃，青帮第一大亨的牌子已经在上海滩叫得响亮。

但是，杜月笙不同于黄老板和张啸林的是，他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他深知自己的影响主要还是在黑社会中，社会名流、知识阶层虽有往来，但他们从内心里对“白相人”是多有鄙夷的。因此，要想在上海滩真正做番“事业”，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白相人”身份，必须接近士人，与他们交朋友，让他们为我所用，特别要利用乃至控制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才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月笙开始附庸风雅。他首先从着装上入手，以从外观上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

旧上海的流氓白相人，包括像黄老板这样的大头子在内，穿的是黑拷绸短打，一襟中分，单排密扣。卷着袖，露出胳膊上的“刺青”，敞着怀，露出胸前悬挂的金怀表链，表链越粗，身价越高。金表链在左胸绕个半圆圈，表链末端系以西洋打簧金挂表，塞入衣袋。此外，手指上大多戴一枚耀眼的金刚钻戒指。如果少了这三样，似乎就是很寒酸了。

作为白相人，杜月笙也不例外，他甚至别出心裁，在右手腕上刺了一只蓝靛的小小铁锚，将衣袖向上一卷，那只小小蓝锚赫然在目。他佩戴的那只火油金刚钻戒，重四克拉半，寒光熠熠，耀眼夺目。

有一次杜月笙和张啸林出席一个宴会，见纷至沓来的全是达官贵人，个个高冠峨服，衣冠楚楚。他环顾左右，除了他和张啸林，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白相人。他当时觉得特别自卑，坐在那里混身不自在。这时候有人提议请他讲几句话，这让他越发感到窘迫，正想站起来推辞，张啸林在一边着急了。

“月笙你倒是讲不讲啊，大家都等着呢？”张啸林说着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神色有点不对劲，就哈哈一笑说，“好，还是我来讲吧。”

杜月笙一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在张啸林大放厥词的时候，他悄悄打量那些出身高贵、有才学、有教养的绅士，忽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所有在座的人，除了他和张啸林，没有一个手上戴戒指的。他顿时感到无地自容，额头直冒虚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手上那只大钻戒，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实在惹人注目。他赶紧将手上的钻戒转了一圈，把那只大钻石握在掌中。好在那天他穿的是长衫马褂，否则非找个地洞钻下去了。

那天回到家里，他马上摘掉钻戒，放进保险箱里，从此再不佩戴。同时命令门人弟子，一律去掉短打装扮，夏天也不准赤身露体。他本人则一年四季身穿长衫，领口扣子都一直扣紧，即使三伏暑天，袖口也不曾挽起，以免露出腕上的“刺青”。

杜月笙改了装，门人弟子改了装，流氓白相人纷纷效仿，一时间，黄浦滩上最少摘掉了几千上万只钻戒，白相人和大绅士，同样的衣冠楚楚了。

外貌变了，不等于骨子里就变得风雅了。为了使自己从里到外都变得风雅起来，杜月笙开始“听说书”，听说书对他来说就是学文化。他因为自幼失学，到中年以后也不认得几个字，拿起一本通俗演义，很难逐字认下去。但他喜欢历史小说，从搬到华格臬路开始，就请来上海最有名的说书先生，给他说书。

上海的说书先生，有说“大书”和说“小书”之分。“大书”说的是历史兴衰交替、英雄侠义故事；“小书”说的是言情段子，民间传奇。杜月笙只听“大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等，一听便是两年之久。

杜月笙听说书如同自家读书，向来认真，开了讲便不间断，每天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听书。听的时候，耳、目、口并用，一边听说书先生说，一边看说书先生绘声绘影地表演，一边拿着“大字本原著”对照着读，帮助自己识字。

杜月笙的太太和子女对旧小说不生兴趣，就算有兴趣也会买来自家看，向来不参加听书。和杜月笙一样乐之不疲的，是他那帮亲随、旧友，如同参弟兄袁珊宝、马祥生、马阿五，还有万墨林、陆阿发、陆桂才等人，和这帮人在一起，可以不拘形骸，使杜月笙感到轻松自在。有时候他们也会恢复本来面目，荤的素的一起上，拿那些道貌岸然绅士政客调侃一番。

“听说书”的习惯杜月笙保持了大半辈子，后来远走香港、重庆，仍然花重金从上海聘来说书先生为他说书。

而杜月笙肚子里的知识，以及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做派，无不得益于他的听书。在这些历史文化的熏陶下，他从里到外，渐渐脱掉了“白相人”的烙印。

在听说书的同时，杜月笙开始考虑怎样把文角色引进杜公馆。他看好一个人，这个人可以给他当参谋，为他出谋划策。

这个人叫苏嘉善。苏嘉善是早年做土生意的常州老板，后来他的土行被三鑫公司兼并，他跟着过来做了一名基层职员。三鑫公司的人有个通病，那就是个个吃喝嫖赌，挥霍无度。唯独苏喜善不同，他始终沉默寡言，本分做事，出污泥而不染。

杜月笙与他谈了几次，发现他果然头脑冷静，有眼光，有见识，更难得的是他宅心仁厚，忠心耿耿。苏家住在华格臬路芝兰坊，和杜公馆只有一街之隔。于是，每天早晨，苏嘉善先到杜公馆。杜月笙起床以后，先和苏嘉善密谈一次，然后再出来处理事务。

“要创大事业，图大发展，必须从健全人事着手。”苏嘉善首先建议说。

“怎么个健全法呢？”杜月笙认真听着。

“如今杜先生交游日益广阔，信函文电增多，公馆应该设一个文书间，请一位秘书，专司翰墨与文案。”

“嗯，是这么个理！”杜月笙想想说，“以往这些都是账房兼着，他们自家的事体都够忙，往往就耽搁了。”

正巧张啸林穿过小门过来说话，一听杜月笙想找秘书，就把自家的一个同乡推荐过来。

“我公馆里的翁左青，文笔极好，让他过来帮你吧。”

“我晓得他，你舍得让他过来，当然好。”杜月笙满心欢喜。

由此，翁左青成了杜月笙的第一位秘书，后来更兼办总务，始终是杜月笙的得力助手。

“杜先生还需要一位得力的法文翻译。”苏嘉善分析说，“黄老板决意退休，往后与法国人的联络，他这一边的关系就用不上了。要重新与法国人建立关系，没有法文翻译不行。”

“是的。”杜月笙说，“法文翻译倒是好找，法租界中法学校的毕业学生，个个精通法文。”

“不行，仅仅通晓中法语文远远不够。杜先生要找的翻译，必须熟悉彼邦政情，受法租界头脑敬重，甚至可以和法国头脑平起平坐。要担当起顾问、大使、翻译这项重任才可以。”

杜月笙明白，凭他自家的文化智力，直接和法国头脑打交道远远不够。借助一位有身份的翻译，反而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第一位法文翻译王茂亭进门了。

王茂亭是早期法国留学生，在法租界小有声望。他不仅熟知法国政情，更熟知法国人的心理。他帮助杜月笙和法捕房里法国巡捕建立关系。

当杜月笙第一次和法国巡捕接触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国巡捕，对他伸出去的这只友谊之手，竟然握得非常之亲热。他们的热烈欢迎，使杜月笙的自卑心理悄然顿失，忍不住洋洋得意起来：原来法国人这么看重我杜月笙！

“法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有王公贵族，也有乞丐瘪三。”王茂亭告诉杜月笙，“这些飘洋过海的老法，说到底，万里远游只为财。”

听到这里，杜月笙笑了，底下的话不用明说，对付“爱财”的人，杜月笙比谁都有办法。不久他便发现，法国人所以对他那么亲热，正是为了纳贿分脏那点事体。

一直以来，老法们都是按月在三鑫公司吃俸禄。但红包送进去要转几道手，他们拿到红包后，总是心存疑惑，不晓得被经手人吞去了多少。如今出钱的主子露面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少一层经手的人对他们来说，自然要实惠得多。杜月笙找来金廷荪，把这个分派红包的事体理顺，老法们得了实惠，个个眉开眼笑。

引领杜月笙走进法租界公董局，直接与法国上层打交道的，是杜月笙的第二位法文翻译李应生。李应生是广东人，也是老法国留学生，自家经营一爿珠宝店，身家不菲。王茂亭因故离去后，李应生走进了杜公馆。

和王茂亭相比，李应生更“兜得转”，他和法国头脑够交情，可以同起同坐，一口法语讲得和洋人同样的流利。他交际手腕灵活，在法国人面前，他是杜月笙的代表。杜月笙后来在法国人面前说一不二，能够“鸢飞鱼跃，借步登天”，也是得益于李应生运用多方面政治关系的运筹。

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头换面，文角色纷纷进杜宅，杜月笙俨然成了文绉绉的绅士。他的言谈举止几乎很难再看出有什么流氓白相人的痕迹。当时沪上富商巨贾、绅士大亨，慕其名，惮其势，纷纷前来拜访结交，更有慕名而来求他办事的人，杜公馆门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从上午八点多钟开始，会客室外间便已坐满来访的客人。

杜月笙一般九点起床，吃早饭的时候，翁左青会送来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这一整天需要应酬的事项细节。

早饭后，杜月笙开始接见客人。他的领悟能力极强，一见到来客，就会想起他身上发生的事体，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对方一张嘴，他就什么全明白了，有时甚至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截断对方的话，摆着一副大绅士的派头，和蔼地给对方一个答复，一般是以下几句话：

“你的事体我晓得了。”

“你放心，我会替你办好。”

“好，再会。”

说起杜月笙的热心，帮会大亨里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只要人家来找他，无论认不认得，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一概答应，一概圆满解决，甚至连乞丐上门，他都会吩咐账房拿出洋钿打点，账房先生那儿专门有一笔洋钿，是用来给按月领取奉银的乞丐派发的。

看他整天为别人的事赔钱受累，家人、朋友和给他跑腿办这些具体事的人，免不了就要絮叨两句：

“整天自家的事都忙不来，还要给人家管闲事，倒贴钱，这是何苦呢？”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意味深长。

“人家来托我办事，就是看得起我，信得过我。就冲这一点，我就应该帮他们把事体办好。”

由于有求必应，杜月笙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

三、玩转新闻界

杜月笙以前所收门生弟子，皆为“武角色”，即小流氓、包打探、巡捕、赌徒，但为数不多，“出色”的也微乎其微。如今人气旺了，自然要广收门徒，尤其要招纳“文角色”入杜门。

为了便于广招门徒，杜月笙简化了青帮开香堂的程序，并把上海商界通行的“拜先生，学生意”的仪式移花接木到青帮的拜师礼中。将开香堂改为点香烛，磕头跪拜改为三鞠躬，多人同时拜师时，还可以集体鞠躬。写有祖先三代的“拜师帖”改为“门生帖”，拜师帖上一贯沿用的“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的套语，在缩短为“愿拜门下听从训诲”。门生一律改称“学生子”，“老头子”则称为“先生”、“老夫子”。

这种招纳门徒的方式简便易行，不仅使杜门很快吸纳大批知识界学生子，而且在1927年杜月笙步入政治舞台后，手下又涌进一大批官僚买办、投机政客、以及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其中不少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物。

上海是中国报业的发轫地，杜月笙深知新闻事业的重要。他一边跟报馆老板拉关系、攀交情，一边着力结交各报馆编采两部的中坚分子。《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便是杜月笙在新闻界招纳的第一个学生。

唐世昌从业20余年，在新闻界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杜月笙看好这一点，先派唐世昌身边要好的朋友递话，说杜先生想与唐先生结交。唐世昌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杜月笙虽然势力强大，可毕竟是白相人地界的人物，和自己一介文人有何相干。但犹豫之后还是去了杜公馆。

第一次登门，见到杜公馆门前排起长队的汽车、黄包车，乌压压一大片的司机、保镖、黄包车夫，他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杜公馆竟如此门庭若市。穿过水木清华的深宅大院，看到排队坐在会客室外等候接见的人们，唐世昌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都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或者黑道的流氓瘪三，似乎也有普通市民甚至乞丐。

自己是应邀而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该排队。如果排队的话，这个自视清高又有着几分硬气的新闻人士大概立马会拂袖而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去通报的人还没出来，便有一位看上去有点羸弱的中年男子迎出来。

“唐先生，久仰，久仰！”

想必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了。这时唐世昌注意到那些等候的人，一个个都非常羡慕地望着他，似乎陡然间也生出某种荣耀的感觉。

再看杜月笙，一袭白绸长衫，一双布鞋，身材修长，面孔瘦削，一双硕大的招风耳尤其醒目。他原先以为，此等流氓瘪三出身的人物，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也该是一介赳赳武夫，却怎么也没想到，杜月笙竟是一副文人雅士的模样。

坐下来交谈，杜月笙嘴里不但没有一般白相人挂在嘴边的粗话，甚至说出话来都是文绉绉的，加上彬彬有礼，这不得不让唐世昌刮目相看，并很快倾心相交，引为知己。

唐世昌拜杜月笙为先生之后，由于他的影响和辗转介绍，更多报馆的编辑记者成为了杜公馆的座上客，以后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著名报人，也都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学生子。通过这些人，杜月笙控制了新闻界一大批从业人员。

按帮会惯例，徒弟拜师都要孝敬师父。而杜月笙晓得，这帮报业人员多半薪金不高，生活清苦，他不但不收这些学生子的贽敬礼金，反而转过来资助他们。这些在报馆工作的杜氏门人，每月都有杜公馆账房派发的津贴，50块至100块不等。如果他们把这笔收入存下来，每年足以购置一部小轿车。

对于不买账的报馆人员，杜月笙自然有他的办法，因为哪个报馆老板都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小编辑、小记者去开罪杜月笙。曾经有两位分属北平《世界日报》和天津《逸世报》的青年记者，每人写了一篇描写上海烟土的通讯，见报以后，某位上海市长亲自出面，委婉告诫两位记者：

“你们这样写，杜先生晓得一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

两位记者从此再也不敢写烟土方面的文章。有市长出来说话，可见杜月笙当时的势力之大。

凭着硬扎的靠山，唐世昌和其他较有实力的杜月笙的学生子，一个个成了当时颇有势力的人物，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他们可以压下不发，无中生有的事他们可以在报上掀起滔天大浪，一条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当天会突然失踪，报馆老板会视而不见，采编人员会一言不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杜氏门生在执行杜先生交给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大多是杜月笙受人之托布置下来的。

靠着在报界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一年下来，这样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事件不知要有多少次。这种交情的分量足够重，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不用开口便一个个设法帮忙，鼎力相助，作为报答。杜月笙自家就曾高谈阔论他的“生意经”——存交情。

“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凭着这些“交情”，他的关系网可谓四通八达，在上海滩他处处“吃得开”“兜得转”。

而杜月笙的“存交情”不仅仅是为别人“排忧解难”，遇到他自家有事，他解决的更是巧妙和高明。当年左派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办了一份《生活》周刊，有一段时期，《生活》周刊集中火力，向身为“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的杜月笙猛烈开火，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

这件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慨，“文武角色”聚集在杜公馆的会客室里，吵吵嚷嚷。“武角色”要求杜月笙下令，给《生活》周刊点厉害的，“文角色”则主张以文章反击。杜月笙坐在八仙桌边的高靠背太师椅上，一边慢悠悠地品茶，一边面带笑容，摇头不语。

“杜先生，你倒是说话呀！”开山门弟子江肇铭急了。

“干脆乘夜深人静，我们弟兄几个去把他报馆砸了。”顾嘉棠看看“小八股党”的其他几个弟兄说，“看他们哪个敢吭一声！”

“别急。”杜月笙终于开口了，“他们有兴趣，让他们骂去好了。”

“就听他们骂下去？”连陈世昌都忍不住了。

杜月笙依然笑而不答。其实他心里早有了主意，

不久，租界当局下令封闭《生活》周刊，并下令逮捕邹韬奋等人，其内幕杜月笙自然心知肚明。那晚，杜月笙在公馆里和一帮朋友推牌九，其中有一位捕房的总探目。赌兴正酣的时候，那位总探目忽然起身告辞：

“杜先生，抱歉，今晚有行动，我要先走一步了。”

“有啥行动？”杜月笙一边理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还不是去捉邹韬奋，封生活书店。这帮家伙一直在骂你，今朝给他们吃点苦头。”

“算了，算了。”杜月笙连连摇头。

“是警务处下的命令，我们哪敢违抗。”总探目为难地说。

“哦……”杜月笙沉吟一下说，“这班卖字的也不容易，何必捉他们到捕房受罪。你们还是在前门喊喊，让他们从后门口逃脱算了。警务处怪罪下来，我自家顶着。”

“好，就按杜先生的意思办。”

总探目执行任务去了，在座的门生、朋友，都埋怨杜月笙不该对那帮书生心慈手软。但杜月笙心里明白，他是不想得罪共产党人，所以才想出这种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计策。

那些探目到了生活书店，果然按照杜月笙的意思，在大门口装模作样，大呼小叫，等邹韬奋一班人从后门全部逃走，才一拥而入，自然一个人也不曾抓到，只在大门上贴张封条了事。

后来《生活》复刊，果然不再有对杜月笙的骂声。

四、广结名流耆彦

除开新闻界人物，结识其他有名望的学界泰斗，更是杜月笙梦寐以求提升身价的途径。对国学大师章太炎，杜月笙早就想结识，正苦于找不到机会，忽然收到章太炎的一封信。当翁左青把那封信交到杜月笙手上的时候，杜月笙眼睛都看直了。

“章缄？”信封上这两个字让杜月笙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会不会是章……”

他急不可待打开信封，抽出信笺，果然，“炳麟谨上”的落款让他激动万分。

“真是章太炎先生的来信？”杜月笙识字不多，生怕自己认错了，赶紧把信笺递给翁左青。

“是的，是章先生的来信。”

原来，章太炎有个侄子住在法租界，因与一位颇有背景的人物发生房屋纠纷，双方相持不下。章太炎风闻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

这对杜月笙来说，自然是小事一桩。第二天，杜月笙立刻亲自出马，当天就为章太炎的侄子解决了困难。然后，杜月笙请翁左青给章太炎回了一封信，告知事情已经解决，并表示要去章太炎的苏州寓所专程拜访。

这次登门，给杜月笙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正是这次会面，他有了自己的大号。

当时，章太炎将杜月笙迎进会客室里，一番寒暄，章太炎惊讶于杜月笙的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这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使章太炎非常高兴，和杜月笙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闲谈中，杜月笙说起自己的祖籍，本是浙江海宁，世代以养蚕织丝为业，后来才搬到上海浦东高桥。章太炎的祖籍也是浙江海宁，如此一说，两人居然还是同乡，关系自然拉近了一层，谈话的氛围也愈加宽松。

杜月笙又谈到自己的名字，说自己生在阴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鬼节”，那天月亮正圆，所以父亲给他取名“月生”。

杜月笙一直说着，却见章太炎一直没有应答，好像凝神屏息在思考什么事，以为章太炎先生对自己的话不感兴趣，正不知怎么结束这个话题，章太炎却开口了。

“杜先生，老朽给你换个名字可好？”

“好！好！”一听国学大师要给自己改名字，杜月笙感到非常荣幸。

“老朽给你换一个名字，就叫‘镛’，号月笙，生字头上加一个竹字头的‘笙’。”

杜月笙听的一头雾水，茫然地看着章太炎。章太炎笑笑，接着给杜月笙细细解释一番：

“《周礼》上讲，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所以改称‘月笙’。同时，又以同疏：‘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所以名镛，号月笙。杜先生喜不喜欢这个名字？”

杜月笙虽然听得不甚明了，但也晓得个大意。总之这个名字比原先的名字要文雅，有讲头。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自家取的名字，这是何等荣耀的大事体！他赶紧起身离座，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在章太炎面前一躬到地，毕恭毕敬地施了一个大礼。

“多谢章先生赐名，从今天起，晚生就叫杜镛了。”

这一次登门拜访，奠定了两人“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深厚交谊。当杜月笙告辞离去之前，悄悄把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在了茶杯下面，这是他的贽敬。以后，他每月都会派人送一笔款子到章公馆，接济当时境况并不太好的章太炎。

而杜月笙与大律师秦联奎，却是相识于赌台之上。

一般人都是尽量回避至亲好友同桌共赌，免得涉及输赢伤了感情。杜月笙却恰恰相反，以赌会友，历来是杜月笙结识朋友的妙法，而且屡试不爽。他把赌台当作了交际工具，结交了不少情同手足的“割头朋友”，严老九是一个，还有一个玩老千的吴家元，在知识分子之中，也是半生中对于杜月笙帮助颇大的，便是上海名律师秦联奎。

杜月笙搬到华格臬路新宅后，曾在公馆里大设赌局，场面大得惊人。盛宫保、盛宣怀的几位少爷小姐，上海叉袋角豪门世家的小开朱如山，地产投机大王钟可成等，都是杜公馆的座上客。其豪华盛况，可谓一博万金。仅两个月积攒下来的头钱就有五六十万之多，当时吃一桌鱼席不过五六块大洋，普通人家的娘姨一月工资只有一两块大洋，五六十万大洋足够开几爿像样的工厂了。

秦联奎执业不久，小有积蓄。听说杜公馆的赌局场面豪奢，年少好奇，便托朱如山带他去开开眼界。那晓得一入赌局，便控制不住自家了，就想小试两把。人家推磨庄牌九，他试着押了几注，不想转眼之间连输4000大洋。4000大洋对执业不久的秦联奎来说，绝非小数，心里后悔不跌，极为沮丧。悻悻地拿出一张庄票，付了赌账，黯然离去。

由于秦联奎第一次进杜公馆赌场，又是杜月笙的好友朱如山带来的朋友，杜月笙对他自然注意。见秦联奎输了钱怏怏而去，就向朱如山打听秦联奎的情况。

“你这位朋友是做啥事体的？”

“是个开业不久的小律师，原本是带他来看看热闹的，不曾想他竟下起注来了。”朱如山摇着头说。

听说秦联奎是做律师的，杜月笙当然愿意结交，他当即寻出那张4000元的庄票，丢给朱如山。

“当律师靠的是动脑筋、费口舌，能有几个铜钿好赚？你把这个钱还给他。”

见到这张“退票”，能言善辩的秦律师一时百感交集哑口无言。这笔钱对他来说，确实来之不易。可他本来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收下这张“退票”觉得面子上很过不去。

“杜先生绝没有轻蔑之意。”朱如山劝慰说，“杜先生自家没念过什么书，一向赏识读书人。你刚刚执业，他怎么好赚你的钱？以后你会晓得，杜公馆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派送出去的钱一律不得收回。”

秦联奎收回了庄票，由于感念杜月笙的豪爽、义气、善解人意，便经常前往杜公馆行走，两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秦联奎也成为了杜月笙的义务法律顾问，为杜月笙处理法律事务，甚至运筹帷幄，可谓殚精竭虑。

此外，当年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留法博士，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郑毓秀；乃至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以及晚清名士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度，都先后与杜月笙结交，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人称“江东才子”的杨云史，当过国民党监察委员、号称“诗人”的杨千里，也先后成为杜月笙的私人秘书。

只念过四个月书的杜月笙，身边不仅有了众多知识界的学生子，更与一大批举足轻重的学界泰斗、当代耆彦交欢于“师友之间”。如此攀龙附凤，水涨船高，杜月笙俨然已经由白相人脱胎换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绅士。

在杜月笙以前，上海滩上的“白相人”，特别是流氓大亨，虽然也能够呼风唤雨，称霸一方，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够像杜月笙这样，晋升到“绅士阶层”，并由此跻身于“上流社会”。

换言之，无论那些人多么“风光”，他们的影响也仅仅在黑社会，在流氓白相人中间，他们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馆的杜月笙，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黄金荣“黄老板”，黄金荣会很得意。你可以称张啸林“张大帅”，张啸林会很神气。但你绝对不能称杜月笙“杜老板”或是“杜大帅”！

——“叫我杜先生！”这是杜月笙对自家身份的定位。

五、赌场套牢老千

杜月笙以赌交游，还交了个赌场奇才吴家元。

杜月笙烟赌起家，一生嗜赌，但他的赌技实在算不上很精。如果细论赌技，在各种赌法中，杜月笙尤以挖花为最精。

挖花牌一共128张，和打麻将一样，也是四人一桌，每人取牌20张，可吃可碰，凑满九对才能和牌。最后一张算麻将头，却是单的，以四六幺三为最尊。挖花的赌法刻板规矩，不大容易作弊。但有一阵子，杜月笙在泰昌公司赌博，几乎每局必输，动辄成千上万，以致连输10万大洋。

这钱输得太蹊跷，杜月笙尽管不在意，依旧有说有笑，而且并没有打算就此歇手，但心里也是有些犯嘀咕：连续两个月的输牌，而且输得数额如此巨大，这在他的赌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但这时候他“化敌为友”的朋友严老九坐不住了，他认定杜月笙的牌搭子里出了“老千”。而且他已经注意到一个人，自从这个人来到泰昌公司这个场子，自从挤进了杜月笙所在的这只赌台，他就跟定了杜月笙，成为了杜月笙每日必到的挖花赌友。他赌得精，赌得狠，赌得准。巧就巧在他每局必赢，场场得利。而杜月笙每局必输，场场败北。

老九盯上的这个人就是吴家元。

吴家元早年以清客自居，奔走于北方豪门之间。曾陪军阀张宗昌打麻将，张宗昌需要什么牌，他就能给什么牌，使张宗昌场场必赢。而更为奇妙的是，他自家虽不断地拆牌、供牌，却能维持场场小胜的局面。使张大帅惊为“奇才”，高兴之余，就在赌台上赏了他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美差。

吴家元官场、赌场一起捞，几年下来，捞足了赌本，便来到上海，想放开手大赌一把，大捞一把。他打听到杜月笙本钱大，为人豪爽，输赢不在意，便决定从他身上下手。又打听到杜月笙经常光临的赌场是泰昌公司、宁商总会，和公记中华票房，便频频穿梭于这几家赌场，追寻杜月笙踪影。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泰昌公司“巧遇”杜月笙，而且很快有了同桌共赌的机会。

有了这个机会，吴家元便拿出来看家本领。他不仅对麻将精通，对类似麻将的挖花也是极有研究。遇到这样的对手，杜月笙只剩了输钱的份。

正所谓天外有天，严老九开赌场出身，对于赌博这一门，自是无一不懂，无一不精，他晓得挖花牌赌法的刻板与规矩，除非有人会偷牌，否则他挖不出什么枪花。

于是，严老九决心为杜月笙捉“老千”。他不动声色地坐在杜月笙和吴家元之间看牌，似乎看着不生兴趣，就喊茶房拿一份申报。他用报纸挡住脸，看上去是在看报，却悄悄在报纸上戳一个洞，透过那个洞，注视着吴家元的一举一动。这一看，自然就看出了破绽。

赌局结束，果然又是杜月笙大输。杜月笙和其他牌友离去后，严老九叫住吴家元。

“老兄，手气不错哦！”严老九乜斜着眼看着吴家元，挡在他的前面说，“老兄在赌场可谓是生财有道哦！”

“你……什么意思？”吴家元做贼心虚。

“老兄可晓得我严某是吃哪碗饭的？”

“不晓得，吴某初来乍到，请见谅。”

“这么说，你只晓得月笙兄输得起大钱？”

“不敢，不敢……”

“好，我告诉你，我严某开赌场出身，在赌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什么样风浪没见过，什么样的老千也休想逃不过我的眼睛！”严老九见吴家元不见棺材不落泪，很干脆地说，“是不是还要我挑明了说？”

“不敢，不敢。严老板，我们有话好说。”吴家元左右看看说，“我们去写字间说话好不好？”

两人进了赌场一侧的写字间，吴家元随手将门关好。

“严老板的意思，是不是要跟我劈坝？”一进写字间，吴家元便兜底说。

“劈坝”也就是分赃，是上海滩上的江湖暗语。严老九一听，立刻勃然大怒，正要开口大骂，善于察言观色的吴家元立刻打躬作揖，连声讨饶。

“严老板请息怒，我晓得你的意思了。咱们明人面前不说假话，请你放我一马，从明天起，杜先生那边我一定有个交代。”

第二天下午，杜月笙正在公馆会客室里与朋友聊天，忽然吴家元来访。杜月笙看到递进来的名片，颇为错愕。吴家元并让下人传话，说有要紧事要面见杜先生。

杜月笙不晓得严老九替他捉老千，更不晓得吴家元有什么要紧事。既是牌搭子，又是头一回登门，杜月笙连忙称“请”。

吴家元走到会客室门口，看到里面坐着好几个人，就在门口停住了。杜月笙看他的样子，大概真有什么要紧事，便迎了出来。

“吴先生，我们到这边说话。”

杜月笙说完，和吴家元走进会客室旁边的文书间。令杜月笙更为惊愕的是，吴家元一进门便两眼流泪，接着就给杜月笙跪下了。

“吴先生，你这是干啥？”

“杜先生，我求你高抬贵手，别和我一般见识。”

杜月笙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

“吴先生，快起来，有话好说嘛！”

吴家元这才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严老九“捉老千”的事说了一遍。吴家元以为杜月笙听了会发怒，他甚至做好了挨两巴掌的准备。可就是没想到，杜月笙脸上竟然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好像这件事早就在意料之中。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杜月笙笑呵呵地问。

“我想，从明天起，我跟杜先生合伙，替杜先生挑土。以前杜先生输的钱，我都负责替你赢回来。”

“好啊。”杜月笙好像很赞成这个办法，当下一口答应，“我们就这么办。”

第二天晚上，杜月笙先和严老九通过电话，然后像往常一样，按点到达泰昌公司。在以往玩挖花的那张赌台上，三位牌搭子已经在等他了。杜月笙却没有过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而是走到吴家元身边。

“老吴，你手气好，想沾你点光，今朝跟你合伙咋样？”

“……好吧。”吴家元故意沉思一下说。

“三缺一，那怎么行？”立刻有人提出异议。

这时候，严老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兴冲冲地说：

“我来轧一脚，给各位凑凑兴。”

严老九是捉了吴家元“老千”的，换了别人怎敢和他同台赌钱？但他已无退路，总不能到这个时候再临阵脱逃。吴家元只要硬着头皮迎战。

杜月笙闲得无聊，到处东游西逛，一会儿到推牌九的赌台上看看，有人邀他同推磨庄牌九，他笑着摇头谢了。一会儿又到玩麻将的赌台上瞅瞅，人家邀他搓麻将，他推托等一歇还要去挖花。一会儿又去当磨庄牌九桌上的“苍蝇”，飞来飞去，信手押几只筹码，完全是小来来、自相相的意思。

这时候，吴家元又在那里赢钱不少，杜月笙走过来坐在他身边一坐。吴家元回头看看，见是杜月笙，也就不必避讳，继续玩偷牌的勾当。原来，他是乘人不备，把挖花牌吸在掌心，一个快动作，偷来的牌便移到膝盖上，紧接着开始换牌，动作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见杜月笙在后面看得如此投入，吴家元侧过头来，冲着他笑笑。

“老吴，该让我白相相了。”

吴家元没想到杜月笙要赌，说好了的他把杜月笙输得钱赢回来，如此一来，何时才能赢回10万？再说，谁敢担保他不会把赢来的再输出去？但既然已经当众说好合伙，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便推辞，只好乖乖地站起来让地方。

“明天下午，你到我家一趟。”杜月笙坐下后，又对吴家元说。

这话明摆着就是今晚没吴家元的戏了，接下来就是杜月笙自己玩到底了。吴家元只好起身走路，猜不透杜月笙让他去杜公馆是何用意，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翌日下午，吴家元应邀而至。杜月笙随即屏退左右。

“老兄，很抱歉，昨晚你赢来的钱，我又输出去了。”

这一点吴家元倒是想到了，只是他不明白，杜月笙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他再有钱，10万大洋也不是个小数。

“老兄的手法的确高明，承蒙你让我大开眼界。不过，老兄这等聪明应该用到正途上。”

听到这里，吴家元羞愧难当，一句话也说不出了。他晓得杜月笙真的不要这10万了，这让他吃惊不小。但他不晓得杜月笙会怎样处置他，倘若玩起黑的来，杜月笙手下那帮武角色个个都不是好惹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条件。”杜月笙面色严肃，“你在黄浦滩这个地界赌铜钿，只要不再掉花枪，这码事便就此了断，我们还是欢迎你一道白相相。”

吴家元一听，真是感激涕零，他再次“扑通”跪在杜月笙面前，赌咒发誓，绝不敢再施展此等郎中手段。

杜月笙笑了，然后抓起了电话。电话是打给严老九的，大意是念吴家元是个赌场中人才，放他一马，不要把他的秘密放出去。

从此，吴家元再也不敢施展“老千”的手段。同时，他带着知恩图报的心理，成为杜月笙赌场上的义务保镖。无论任何人以任何赌法作弊，都逃不过吴家元的一对秋水眼。有了吴家元保驾护航，杜月笙方以并不高明的赌技，豪赌于春申江上、香港九龙以及陪都重庆，一辈子不曾遭遇过大的赌场险恶。

六、大亨粉墨登场

“杜先生”的牌子在上海滩打响后，杜月笙的交游往来自然就多了些社会名流、当代耆彦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赌台上、堂子里以及茶楼饭店的交游似乎还嫌不够，当时最时尚的娱乐方式无疑是跳舞，而大凡有点身份的人一般都喜欢听戏。

为了附庸风雅，也为了便于交游，杜月笙也要学一点洋的玩意儿，或者高雅的玩意儿装门面。但是，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全不像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这些大亨乐此不疲。杜月笙喜欢京戏，特别是他学东西快，一学就会，尤其喜欢唱《黄鹤楼》中的赵云，《天霸拜山》里的黄天霸等角色。经常给他指点传授京戏的，有金少山的令兄金仲仁。

前后二三十年间，每一次上海发起劝募捐款、募捐义演，杜月笙不是当主任委员，便是当总干事。他排出的戏码总能令人叹为观止，他也总能请齐天下名角儿。而在好戏连台的节目单里，总要排上一场沪上名票大客串。

“名票”，实为“名人”的代名词，如杜月笙、张啸林、沈田华、王晓籁，张蔚如以及许多字号响当当的大亨。他们在台上汗流浃背，观众在台下阵阵哄堂。要么是荒腔野调，要么是忘词走板，以满台的幽默滑稽表演，引得满座喝彩。似乎戏演得越糟，反倒越加讨好。

因此，只要海报中张出杜月笙他们的戏目，义演场中，定准全场爆满之外，还会有许多人千方百计弄张站票。

1924年爆发齐卢之战后，江南一带炮火连天，各地难民纷纷逃往上海避难。这些难民餐风露宿，生活无着。杜月笙登高一呼，吁请各界伸出援手实施救济。在那次义演中，他和张啸林也决定露下脸，票一出戏。

这是杜月笙平生第一次公开登台。为了演出成功，他除了恶补之外，更做了一套簇新的行头，那一回他演的是《天霸拜山》里的黄天霸。

戏装店老板来给杜月笙量尺码的时候，一群朋友在旁边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杜先生这个戏装里，头盔是顶要紧的，不妨做得漂亮些。”有个朋友提议。

“怎么才算漂亮呢？”杜月笙问。

“角儿的头盔用的是泡泡珠，杜先生不妨用水钻。灯光一照，那才叫耀眼夺目。”

“好，就用水钻。”

杜月笙当时的想法是，自家的唱功和做功自然都比不得角儿，但是行头上倒是可以比一比。不想，又有人提出了建议。

“《天霸拜山》里，黄天霸一共有四次上下场。杜先生不如做四套行头，每次出场换一套。”

“这个想法好，就做四套。”杜月笙当场答应。

四套戏装全部做好送来，一色湘绣，价钱高得吓人。杜月笙站在大穿衣镜前，由海上名伶苗胜春帮他一套一套地试穿。杜月笙票戏，从定制行头、排练到检场，统统归苗胜春一手包办。堂堂海上名伶自甘屈驾，担任杜月笙的“跟包”。

但是，杜月笙人太消瘦，穿上戏装，站在大穿衣镜前做了几个招式，自家感觉很不满意。

“哎，看我这身材，天生不是衣服架子。再漂亮的行头，到了我身上就变味。”

周围的人一阵哈哈大笑。

公演之夜，台上台下堆满层层叠叠的鲜花，观众席里全场爆满，更有不少观众“作壁上观”。上海早期“三老”之一人称“洽老”的虞洽卿、商界名流王晓籁，坐在文武场面旁边，为杜月笙和张啸林把场。

这场戏里的第二主角，大花脸窦尔墩，由张啸林客串。他的黑头戏出于金少山的传授，因此他信心十足，最起码他运腔咬字要比杜月笙的浦东口音准确得多。

大幕拉开，张啸林率先登场，张口念了四句“引子”，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观众们大概都晓得张大帅的毛躁脾气，怕他光起火来要骂“妈×个×！”

紧接着绣帘一挑，杜月笙迈着台步出来了。但观众未见其人，便被其人头顶上光芒四射的“百宝冠”抢去了眼球。上千颗熠熠生辉的水钻，在顶灯、台灯、脚灯，十几道光线的交相映照下，变幻出五彩缤纷的万道霞光。他身上那套全部湘绣的行头，蟠龙绣凤，珠光宝气，同样灿烂夺目。杜月笙未曾开口，这套行头便让观众大饱眼福，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台上的张大帅，虽然事先看到过杜月笙这身行头，但在台下看和在台上的灯光下看，效果大不相同。现在见杜月笙让这身行头带来了这么旺的人气，心想：这个“水果月笙”就是鬼点子多，晓得自家唱念做打功夫不到家，就拿行头当看点。别说，这招还真能遮丑……

张大帅这么一走神，竟然忘了该他念台词了。见杜月笙直朝他使眼色，这才明白过来，可一时又想不起是什么词了。不过他并不着急，而是不慌不忙地把大折扇一甩，上下一摆，好像在做什么招式，其实把扇面上的文字都看清了，而且一边看一边念，原来扇面上写得全部戏词。

杜月笙一眼看见张啸林玩的把戏，心里又羡慕又佩服。张啸林演得是窦尔墩，窦尔墩每场都要带把大折扇，那把折扇真是发挥了作用，他可以下一次场换一把，整出戏演完都不会忘台词了。这样一想，杜月笙暗暗叫苦，自家演的是黄天霸，整出戏里都是赤手空拳单骑拜山的，自家要是也忘了台词怎么办？

心里这么一想，一下子紧张起来。偏偏这个时候窦尔墩的道白念完了，杜月笙竟然一个字也接不上了。张啸林示意他赶紧往下接，他看着张啸林急得直发蒙，两人四目相对，僵在那儿了。

虞洽卿和王晓籁急得直搓手，前台后台都在替杜月笙着急。这时候，只见苗胜春擎着一把小茶壶向杜月笙走去。杜月笙一看，晓得救星来了，赶紧把耳朵凑过去。苗胜春趁他喝茶的时候，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杜月笙得救了，立刻用他那浓重的浦东腔继续念起了道白。

管他念的是什么呢！只要念下去，别僵在那就行！

在台上的虞治卿、王晓籁、和张啸林，以及台下的小八股党、保镖亲随，还有成千上百的观众，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黄天霸在“拜山”一剧中“出将入相”，四上四下，按说在每次上下场的空当里，杜月笙可以稍微歇息一下。可是没想到的事，他四套行头频频换虽然漂亮抢眼，可一下场马上就有人忙不迭地为他卸行头，一进后台化装室，又要手忙脚乱换新的。这样一来，他得空喘口气的时间都没了。

第二次上场，杜月笙额头已经汗水涔涔，脚步蹒跚，看起来头重脚轻，摇摇欲坠，谁也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唱完整出戏，一进下场门，便有太太少爷、随从保镖把他搀住，扶进化妆室。他坐在椅子上，无论谁问什么话，他都一语不发。直到卸完装，换上他平日穿的衣服，一大堆人服侍了他大半晌，这才看到他脸皮由白转红，然后浩然一声长叹：

“这只要命的百宝冠！今朝害死我了！”

沈月英连忙过去捧起那顶头盔。

“哎呦！”她惊叫一声，“不得了，太重了！”

众人纷纷过来捧捧这只头盔，这才发现头盔上的水钻密密匝匝，至少共有一两千颗之多，水钻的份量又够重，一顶头盔足有20斤。就杜月笙那瘦长的体格，能支撑着唱完这出戏已经很不错了。

有了第一次登台的经验，往后票戏杜月笙就轻车熟路了。凡赈灾义演，凡有名票参加的，必然少不了杜月笙。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50元。有人说：“花50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并不贵。他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像样，但他的行头漂亮，在台上那副做工与唱腔，看了让你笑痛肚皮！”

自民国以来，谭鑫培以及各京剧名角，凡到上海演出，照规矩都要拜码头，而黄杜张金四大亨是必须先拜为宜的。拜了这四人的码头，就会得到各方面的照顾。因此之故，杜月笙出道以后的三四十年间，结交过的国内知名伶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这些人只要曾经拜过杜门，天大的事杜月笙都会替他们撑着。

在这些名伶中，杜月笙私下颇为推许的，便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梅兰芳。梅兰芳1913年第一次到上海，在许少卿开设的丹桂第一台演出。那时杜月笙还没出道，梅兰芳到同孚里黄公馆拜望黄老板时候，杜月笙和他见过一面。

梅兰芳再次来沪，杜月笙已成为沪上闻人，华格臬路杜公馆冠盖云集，门庭若市。梅兰芳前往拜见，两人惺惺相惜，相互倾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梅兰芳每次来上海演出，无论多么繁忙，都会经常抽时间到杜公馆走动。后来梅兰芳迁居上海，两人更是交往甚欢。

第八章　山雨欲来选了靠山

一、毕军长迷恋花魁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与北洋军阀展开殊死较量。此时杜月笙的态度依旧是讨好四方，谁都不得罪。

进入1927年，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部队节节败退，局势渐渐明朗。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先后于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在全市建立了一支3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3月16日，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在闸北建立，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3月，南北两大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张宗昌的直鲁部队会师上海，以北火车站毕庶澄的司令部为中心，在大街小巷堆沙包，拉铁丝网，布置防线，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由于全市的报纸被迫停刊，上海滩成为了与世隔绝的死城。

战火迫在眉睫。在毕庶澄率部再次抵达上海的当日，杜月笙便假钧培里黄公馆召集会议。参加的除了他本人和黄金荣、张啸林、金廷荪外，还有顾掌生和马祥生。商议的自然是如何速避战祸之事。

杜月笙的主张，是设法拖住毕庶澄，缓和目前局势。

“毕庶澄率部两万进驻上海，如果能拖住这位直鲁军大将，不但有助于北伐革命军的顺利推进，同时也可以消减上海滩一触即发的冲突。如果能进一步劝诱毕庶澄归顺革命阵营，一举解决这两万余人的直奉军主力，那么剩下孙传芳第九师李宝章部，官兵2800人也就成了癣疥之疾，革命军尽可以传檄而定，战火也将远离上海而去。”杜月笙分析形势说。

但张啸林对杜月笙的主张持有异议。他平时与张宗昌以次奉系将领相交甚好，杜月笙的主张使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张宗昌虽说是奉命援助孙传芳，但在他背后实际发号施令的，还是关东王奉军首领张作霖。张作霖驻屯关内关外的奉军多达50万，又有日本人为奥援，而革命军北伐以后固然曾破吴佩孚，败孙传芳，但如果纯以力量比较，和奉军之战未必占优势，最终鹿死谁手，如今下结论为时过早。”张啸林此番言论意思很明白，那就是要支持奉系，也就是支持毕庶澄。与北伐军相对抗。

“我看未必！如今北伐军势头正盛，又是人心所向，战局已然明了。何况张作霖远在北方，解除上海危局唯有此举。”杜月笙正是看好这个局势，所以押了蒋介石一宝。

黄金荣的主张与杜月笙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好，不仅在蒋介石困难的时候曾慷慨解囊，而且还曾收蒋介石为徒。于是，当场表态说：

“就按月笙说的办吧。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滨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交关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除了黄、杜、张三人，另外几人也都同意押蒋介石一宝。凭着黄老板和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一旦得势，黄门弟子自然是实惠多多。张啸林没有再坚持，接下来便开始商讨瓦解奉军拖住毕庶澄的具体办法。

3月10日，由杜月笙、张啸林出面备了一份请帖，派人送到毕庶澄的司令部，以为毕庶澄接风洗尘为名，请毕庶澄赴宴。宴席设在英租界上海名妓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的香闺。

毕庶澄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本为皖系，后来倒向奉系。在两年前跟随张宗昌进驻上海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补充旅长。在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跟随张宗昌南下救援，任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如今率两万奉军代替孙传芳部队控制了上海。

尽管毕庶澄军务繁忙，但杜月笙知道，他绝对不会不来。一是毕庶澄会晓得，杜、张都是他顶头上司张宗昌要好的朋友。这场接风宴，自然是缘于张宗昌而给他的面子。同时，毕庶澄要想在上海立住脚，他应该晓得三大亨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果然不出所料，毕庶澄欣然前往。不过，他赴宴的更重要一个原因，却是出乎杜月笙意料之外，那是事后富老六告诉杜月笙的。原来，两年前进驻上海滩，毕庶澄眼巴巴看着张宗昌与三大亨同进同出，酒池肉林，豪华至极，心下羡慕得不得了。但以他一个小小补充旅长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沾边。不曾想仅仅两年时间，他自家便身价倍增，拥兵沪上，有了三大亨接风洗尘、一亲花国大总统芳泽的资格。这一场十里洋场春华梦，岂能错过。

此前，杜月笙亲访富春楼老六。当时与富春楼老六旗鼓相当、艳名大噪的，还有张素云、云兰芳、和芳卿三位美娇娘，这四人合称“四小金刚”。四人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杜月笙将延请“四小金刚”的具体事宜交付给富老六，又将招待毕庶澄的重要细节对富老六细细交代一番。杜月笙走后，随即有各色人等上门，将富春楼老六那幢一楼一底的房子布置得美轮美奂。

3月10日，毕庶澄接到请柬的当天傍晚，着一身便装，轻车简从，悄悄地从北站坐车，直达富春楼老六的香闺门口。

杜月笙和张啸林早已等候在楼下，毕庶澄还没下车，两人便已迎出门外。

初次见面，杜月笙和张啸林都被毕庶澄的外貌大吃一惊。他身穿湖色夹衫，一领墨禄马褂，身材挺拔，风度翩翩，唇红齿白，容貌俊雅。站在面前的哪里是什么军长、总司令，分明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

关于毕庶澄的一表人才，杜月笙早有耳闻。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难怪他自比周公瑾再世。“此等奶油小生，见了漂亮女子定是个迈不动步的角色。”杜月笙在心里暗暗得意。

握手、寒暄之后，三人上楼。一进房门，一缕幽香隐隐扑鼻。房内名人字画、古玩珍品，美不胜收。于古色古香中，透出女子闺房的淡淡馨香。毕庶澄早已如醉如痴，原以为艳光四射的女主人会在此恭候他的到来，没想到客厅里只有四个穿着大红大绿的双丫侍儿。

请著名厨师，办特等酒席，这一桌酒宴的菜谱让杜月笙和厨师颇费心思。而坐下来的毕庶澄，心不在酒宴上，他在火烧火燎之中等待着女主人的亮相。

作陪的只有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人见毕庶澄心不在焉的样子，心里已经有底。

酒过三巡，毕庶澄已经心痒难忍。就在他不时抬头望着客厅门口的时候，富老六终于姗姗来到。

富老六一进门，正好与毕庶澄焦渴的目光相遇。看到富老六，毕庶澄眼睛都直了。

富老六一袭粉白绣花绸旗袍，勾勒着迷人的曲线。修长的身躯婀娜多姿，白皙的皮肤水嫩透红，灿若羊脂。他身后有三位一色鲜红的女子，都比她稍稍矮了一些，众星拱月般构成一幅举世无双的仕女图。

“天仙啊！天仙！”毕庶澄在心里暗暗叫道。

富老六秋波一转，眉目传情，风情万种。然后仙女下凡般，娉娉婷婷走过来。

毕庶澄看着，仿佛泥塑木雕，完全呆若木鸡了。

“毕总司令，小女子适才更衣，迟来一步，请总司令见谅。”

富老六一口吴侬软语，如莺声呖呖，听得毕庶澄心里越发酥酥痒痒。

“不迟，不迟。”毕庶澄如梦方醒，忙拉开身边的椅子，请富老六入座。

“谢总司令。”富老六大大方方地在毕庶澄身边坐下，然后伸出纤纤玉手，亲自为毕庶澄斟酒，“这一杯是小女子敬总司令的，请总司令赏光。”

“好，我喝！我喝！”

富老六连敬三杯，毕庶澄全部喝下。

面对珍馐玉馔，琼浆玉液，群雌粥粥，毕庶澄终于有了置身十里洋场、金粉世界的感觉。于是，他开始不拘形迹，放浪形骸，在两位大亨面前，千杯不醉，一会儿笑话连篇，谈笑风生；一会儿找人猜拳行令，一会儿与富老六耳鬓厮磨，窃窃私语。那种纵欢作乐，旁若无人的风流本色，比他的老上级张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本说好陪毕庶澄赌一局的，但看毕庶澄和富春楼老六的情景，杜月笙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早点取消的好。他向张啸林使个眼色，两人先行告辞。富春楼老六和毕庶澄也不挽留。于是，两位主人起身离去了。

二、指挥部搬进妓院

毕庶澄初到上海，正是战鼓雷鸣军情紧急之时，他原本有一番斗志，也想在上海力挽狂澜，为直鲁军建立功勋，但自从走进富春楼老六的香阁，便一个筋斗跌进桃花陷阱里，花天酒地，难以自拔。

毕庶澄一介武夫，却是个顾影自怜多愁善感的角色。他自诩“周公谨在世”，却又常常自叹没有小乔相伴。如今有花国总统，貌冠群芳，岂是一个小乔可比！至于北伐军，哪有这么快就攻到上海？此时不乐，更待何时？于是，毕庶澄放下心来，纵情欢乐。

就挥金如土而言，毕庶澄决不在他的顶头上司张宗昌之下。他送给富春楼老六的第一笔缠头资，便是两万大洋。后来玩得痛快，干脆叫副官、卫士把成捆的钞票搬来。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不设账房间，也没有保险箱，副官和卫士只好把钞票当凳子，坐在上面应付差事，随时等候总司令下令付账。

这时候，渤海舰队的官兵发现总司令失踪了，第八军官兵也不见了军长的面。驻沪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拒绝渤海舰队南下，声称由他的舰队担任水路防卫。毕庶澄的部下来报告这件事，毕庶澄听了，觉得没什么不妥。

“好，我晓得了，他愿意南下随他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哪曾想，6日之后，杨树庄率领海军官兵归附国民革命军，电令各舰易帜。这样一来，第八军不但腹背受敌，而且断了归路。但芙蓉帐里的毕军长却懵然不知。

而此时，北伐东路军下衢州，定杭垣，克宜兴，目标直指上海，一路势如破竹。孙传芳苦守南京，眼看力不能支；张宗昌转战徐州，为毕庶澄孤军陷在上海焦急万分，接连拍发急电，严令毕庶澄率全军速援南京，以解孙传芳之危。然而，一封封急电发出后石沉大海。尽管毕庶澄孤军陷在上海，但此时并未挨打，撤退自然不成问题，但毕庶澄置之不理，令张宗昌恼怒万分，无奈战局危机，鞭长莫及。

张大帅哪里会想到，他这位老部下，比他两年前在十里洋场走马章台浪迹平康更加得意忘形。此时的毕庶澄，使用钞票攻势，连续掼倒上海花界“四小金刚”，燕瘦环肥，左拥右抱，哪有工夫应付张大帅？索性来个将在外帅令有所不受，将一封封急电放一边不理不问了。

远在徐州的张宗昌想不出毕庶澄有什么理由抗旨不尊，唯有发生变故。为以防万一，3月21日，张宗昌恳请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任命毕庶澄为海军副总司令。毕庶澄在汕头路的长三堂子里升职，索性就把指挥部设在长三堂子里。毕庶澄“办公”，“四小金刚”一个个左抱右拥，而富春楼老六，更与他一日日形影不离，对直鲁军每日的动向了如指掌，于是重要情报便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杜月笙那里。

自从毕庶澄在富春楼老六香闺住下，杜月笙再也没有露过面，富老六自然有方法与他联络。这时候，孙传芳、张宗昌前线战事连连失利，每天传来的都是坏消息，毕庶澄变得焦灼彷徨起来。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又指使富老六用枕边风劝毕庶澄投诚北伐军。

“我有一次听杜先生说，他曾经怂恿蒋尊簋劝孙传芳向北伐军投降。”富老六在适当时机有意无意地说。

“会有这事？”毕庶澄看着富老六，眼睛亮了一下。

“孙传芳当时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是保持苏、浙、皖、赣、闽五省总司令的名义。为这事蒋尊簋去年10月26日专程到南昌晋见蒋总司令。蒋总司令明知孙传芳心存诡诈，却答复说：如果孙传芳能够先行定下江西、湖北各路军队的撤退日期，准许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开放人民组织集会自由，筹备国民会议，其余的事都好商量。”

“杜月笙怎么会认得蒋尊簋？”毕庶澄将信将疑。

“你们大帅都是杜月笙的好朋友，他为什么不能认识蒋尊簋呢？”

“这倒也是，这个杜月笙的能量太大了！不过，蒋尊簋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毕庶澄说，“蒋伯器，也就是蒋尊簋，是中国有数的兵学专家之一，曾经参加辛亥革命杭州之役，出任过浙江都督，在军界资格老，威望高。”

“哦。”富老六笑笑说，“蒋伯器先生一直住在法租界，许多年了。”

“是这样？难怪。”

“在法国人这个地界上，哪个有身份的人不是杜公馆的座上客。蒋伯器不但是杜月笙的好朋友，还经常到杜公馆走动。孙传芳尊敬他是老前辈，对他的话很听得进，所以他才代为接洽投诚这桩事体。”

“原来孙传芳还有这么档子事。”毕庶澄心有所动。

看来，毕庶澄对这件事已经深信不疑，而且沉思着似乎动了什么心思。富老六乘机再加一把火。

“五省联帅都曾经投降，你何必要硬挺？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局势这么紧张，你不如提早接洽，北伐军答应了，你照样带兵做官，说不定还能留在上海，我们也可以做长久夫妻了。”

毕庶澄不能不承认，富老六的话不无道理。直、奉兵败如山倒，即使返回北方，也未必能长久，何况自己曾抗旨不尊……渐渐地，他下了投降的决心。

说来也巧，杜月笙一别多日不见，第二天竟顺路来访。毕庶澄一见杜月笙，霎时喜出望外，赶紧屏退左右，与杜月笙密谈起来。

“只要北伐军不攻打淞沪地区，我决定演一出‘让徐州’，率领部队退往江北。”毕庶澄提出投诚条件。

“好，我去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请他代为与北伐东路军接洽。”杜月笙一口答应。

钮永建与东路军联络后，东路军方面倒也痛快，很快给出一个答复：

“倘若毕先生留沪不走，在东路军进抵上海时，缴械投诚，东路军总部可以呈报蒋总司令，派毕先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8军军长，兼华北海防总司令。”

毕庶澄一看回电，顿时喜出望外，当天便交出直鲁军最机密的全盘作战计划表示诚意。

从此，毕庶澄醉卧花丛，高枕无忧，一心一意等着东路军到来，做堂堂北伐军的高级将领。

东路军稳住毕庶澄后，继续挥戈北上。白崇禧率第一、二、三纵队，进兵嘉兴，直指淞沪。何应钦率第四、五、六纵队，攻宜兴、滦阳，取丹阳常州，3月15日到达溧阳。3月16日，白崇禧兵分两路，会攻上海。

3月18日，孙传芳见援军无望，败局已定，悄悄逃往扬州。19日，孙传芳部下周荫人、白宝山、李宝章等四个师分别渡江撤走，退守江北。至此，直、奉两系军阀，除毕庶澄一支孤军外，全部撤离江南。

20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挥师进攻松江第31号铁桥，毕庶澄的部下仓皇应战，随即溃败，京沪、沪杭铁路被切断。此时，毕庶澄仍在富老六的香阁里醉生梦死。其所率领的第八军群龙无首，不战自溃，北伐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畅通进驻新龙华，跟法租界只隔了一座枫林桥。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及3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向指定地点，于下午一时同时向各战区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整个上海滩枪炮声四起，喊杀声震天。工人民众为推翻军阀统治，对毕庶澄的司令部发起进攻。张宗昌、毕庶澄一手打造的直鲁军精锐之师第八军，加上举国闻名、剽悍善战的白俄部队，包括他们的大铁甲车，在一日之间被一群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得落花流水。

情况万分危机之时，毕庶澄依旧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暖帐中寻欢作乐，等候东路军的委任状。但这一天，副官、马弁接踵而来，报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紧急。开始毕庶澄不相信，他认定北伐军不会食言，可又不明白，北伐军已经进驻上新海龙华，为什么委任状迟迟未到？

等听到外边枪声大作，毕庶澄才感到大事不妙，急忙穿好衣裳，望一眼同床共枕十多个日夜的富老六，不由得黯然神伤。富老六这时也动了感情，想到这位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军长、总司令，只因一个小小的延误，竟至英雄末路，此一去生死未卜，两眼不由得盈满珠泪。

万般无奈之下，毕庶澄告别富老六，驱车赶往北车站。

这时北火车站还掌握在直鲁军手里，毕庶澄一到车站，立即登车，升火待发，准备逃跑。这时有一位记者，不知通过了谁的指点，竟然找到车上求见。毕庶澄心急如焚，但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当记者问到外面风传毕总司令已经和北伐军议和了时，毕庶澄立刻打断他的话。

“上有青天，下有黄泉，外面的谣言，日后自会有事实证明。”

事实是，毕庶澄离开上海后，撤到江北，一直不敢回山东。张宗昌因为他违抗军令，贻误战机，于4月5日命人把他诱到济南。在济南火车站，毕庶澄被预先埋伏的褚玉璞的手下乱枪击毙。

三、蒋高层看中杜大亨

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消灭北洋军阀部队3000多人和2000多名武装警察，缴获大批武器装备。上海工人和群众300多人在起义中献身，1000多人负伤。

22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推选钮永建等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代表9人，工人代表1人，国民党左派、右派及资产阶级代表共9人。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等5人为市临时政府常委，并于25日由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令杜月笙等人惴惴不安，他们担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会日益强大，他们的好日子将宣告结束。

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到达上海，住进枫林桥原淞沪护军使署。蒋介石的到来，使杜月笙看到了希望，预感到好运道再次来临！

尽管此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杜月笙还不了解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但他晓得蒋介石与上海帮会渊源已深。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时就结识了青帮“大”字辈陈其美（陈果夫、陈立夫之叔父），并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蒋介石投奔已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蒋介石大部分时间浪迹于上海滩。其间曾和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至1921年他们合作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严重亏空，经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由黄金荣资助，赴穗投奔孙中山。

因此，杜月笙相信，只要蒋介石控制上海，就会有他们这些人生存的天地。

第二天晚上，杜公馆赌局大开，杜月笙和张啸林正在牌桌上呼卢喝雉，忽然电话铃声骤响。不一会儿，万墨林跑过来，低声向杜月笙报告。

“爷叔，快，黄老板请你们二位马上过去，说有要紧事体。”

“好，好。”杜月笙赶紧叫过江肇铭替他挑土，一把拉起张啸林，“走吧，啸林哥。”

万墨林已经吩咐司机备好汽车，两人登上汽车，疾驰而去。

来到钧培里黄公馆，只见金廷荪、马祥生、徐复生、顾掌生，几个人早已在客厅里等候。见大家都乐呵呵的，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没出什么大事体。”杜月笙对张啸林说。

“没大事体半夜三更把我们都喊来，正玩得高兴呢！”张啸林嚷嚷着。

“谁说没大事体了？”黄老板满面春风地走进客厅，“有天大的好事呢！”

“啥好事？”大家一听，都来了兴趣。

“介绍你们认识两位朋友。”黄老板说着转向杜月笙，“月笙，其中一位和你很熟识。”

话音未落，屏风后面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一位虎背熊腰的大汉闪了出来。

“月笙，你现在灵光了！”

“哎呀，你是啸天哥？”杜月笙一看，顿时又惊又喜。

啸天，就是杨虎，字啸天，曾官拜“大元帅”府参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是早年往来于法租界的革命党人。当时杜月笙尚未出道，但他好交游，性慷慨，对革命党人执礼甚恭，杨虎对他青睐有加。

“亏你还记得我。”杨虎说着，亲昵地一掌拍在杜月笙肩上，“来，我替你介绍。”

杨虎要介绍的，是站在他身边的一位中年绅士——陈群。他中等身材，小眉小眼，举止端庄，看上去一脸精明相，曾在孙总理帐下任秘书，时任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陈群先生大号人鹤，是我在广东最要好的朋友。他在结拜兄弟中排行第八，平时我们就喊他陈老八。”杨虎介绍说。

杨虎和陈群，这两位北伐军高层人物，一武一文两角色，深夜便装来访，正是奉蒋介石之命，专程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来秘密取得联系的。

上海的形势，让蒋介石感到十分苦恼，他既想篡夺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又害怕承担破坏国共合作的罪名。因此，他决定借助帮会力量，先把局面搅乱，然后在混乱中下手，在舆论以及全国各界尚未反应过来之前，一举除掉以80万工人为后盾3000名工人纠察队，捣毁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明白了蒋介石要镇压共产党与工农革命力量的意图，三大亨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黄金荣，看到自己的门生这么威风，心里非常得意。想到蒋介石已非当日吴下阿蒙，在蒋介石到上海当天，黄金荣便托虞洽卿将门生帖退还给蒋介石，不敢再以老头子自居。蒋介石收回门生贴子之后，还是称黄金荣为老师，并特地送给黄金荣一块纯金怀表作为纪念。黄金荣将怀表作为身价之物，宝贝得不得了，此后每逢有喜庆大事的时候，总要戴起来炫耀一番。

尽管如此，老谋深算的黄老板仍然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深受工人大众以及广大市民的拥护，担心蒋介石对付不了共产党，想看看双方胜负再说，便示意杜月笙不要急于表态。

岂料，杜月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么，只有蒋介石统治上海，才会有他们这些人的好日子过。只有参加反共，才能与蒋介石建立密切关系，从而攀上蒋石这个高枝，获得新的政治靠山。如今杨虎、陈群找上门来，机不可失。杜月笙不顾黄金荣阻止的眼神，当下便表示了决心。

“只要是陈先生和啸天哥的事体，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月笙，进步不小啊，你居然出口成章啦！”杨虎欢喜地一拍大腿说：“就像三国志上面说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们分明晓得，这些都是我听书听来的。”杜月笙自嘲地说。

杜月笙在不经意间，用一个“我们”代表黄老板与张啸林表了态。对此，黄金荣与张啸林心里颇有些不满，但当着杨虎、陈群的面也不方便说什么。黄金荣老成持重，处事一向谨慎，未经深思熟虑的事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张啸林心里则一直对北洋军阀那帮哥们弟兄念念不忘，对于帮蒋介石打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力量并不怎么热心。事后，经杜月笙说服，两人才下了反共的决心。

经过一番会谈，杨虎、陈群根据三大亨的表现，秘密呈报蒋介石，认为黄金荣由于法租界巡捕房职务的关系，不便对外公开露面，仅可暗中助力。张啸林喜交军阀，崇慕权势，性情刚烈，易于树敌。唯有杜月笙，“时刻不忘奋发向上，谦冲自抑，且时值年富力强，”正可以为党国效力。于是，国民党中枢秘密决定重用杜月笙。

第二天下午，在华格臬路杜公馆专为接待贵宾而设的古董间里，杜月笙、张啸林和杨虎、陈群，开始了一个下午的秘密策划。为配合国民党的全面“清党”，他们初步议定了几项任务。

一、尽可能拉拢一切有力量的人物加入，以扩充实力。

二、在工人中进行欺骗性宣传，尽可能地蒙蔽和拉拢工人，以削弱上海总工会的力量。

三、迅速组建一支民间武装力量，密切监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工人的动向，在适当时机，配合蒋介石发动政变。

这实际上意味着，将由杜月笙出面组织一支帮会流氓武装队伍，来充当镇压革命力量的帮凶。

至于行动步骤，他们决定首先从拉拢一切有力量的人物入手，先让杨虎、陈群拜青帮“大”字辈张镜湖张老太爷为老头子，从而加强对青帮势力的影响和利用。但拜张老太爷的门却颇费周折，由于杜月笙自己身价不够高，当晚便前往黄公馆，恳请黄金荣代为引见。

“只怕，我这个资格不够啊！”黄金荣也深感为难。

“金荣哥，清帮里不是有这么两句切口吗：引见无大小，传教分高低。”

“不是这个事体，你也晓得我拜师没开香堂，一定要我引见，到时会很尴尬。”

黄老板的为难之处杜月笙自然晓得，尽管黄老板给张老太爷递过门生帖子，送过两万元贽敬，已经是张门的学生子。不过，由于张老太爷一味谦虚，始终不让黄金荣在他面前磕头行大礼。如今他要去引见杨、陈二人，这二位磕头的时候，回首前尘，抚今追昔，黄金荣是补磕如仪呢，还是装痴卖傻？

“可是，杨、陈二位拜门，绝非一般门生弟子拜门。张老太爷见多识广，一定会了然二人拜门的原因和目的。如果他想超然事外，避免麻烦，那一定会推辞。”杜月笙分析说，“恐怕除了金荣哥，别人都没这么大面子让张老太爷答应这件事。只有金荣哥出面，张老太爷不好意思驳回。这不但由于金荣哥身价高，还因为金荣哥从来不曾求过老太爷什么事。”

“好吧。”黄金荣终于答应下来，“他二人为了这桩大事体不惜拜门入青帮，我就尴尬一回吧。大家都说我老了，我倒要在临老之前，做桩大事体给大家看看！”

“金荣哥，我们这一帮人成龙修凤，得道升天，就在这桩事体上。莫说金荣哥并不曾老，假使你真是老脱了牙齿，也要领着我们把这桩大事做好。”

“好极！”黄金荣被杜月笙一番话说得心情舒爽，“你立马去联络，只要老太爷给面子，我就出场。”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去拜访张老太爷的得意弟子吴昆山，由吴昆山去做张老太爷的工作。三天后消息传来，张老太爷答应收杨虎、陈群为徒。杜月笙立刻代杨虎、陈群把门生帖和贽敬送到张老太爷门上。又两天后得到吴昆山知会，杜月笙便请黄老板陪同杨虎、陈群前往海格路范园拜见张老太爷。

那天三个人穿着一式全新的长袍马褂，走进张老太爷为保密开的小香堂，举行了简单而隆重仪式，杨虎、陈群都磕了头，成为青帮“通”字辈弟子，与黄金荣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有了帮会的身份，特别是有了张老太爷的招牌，杨虎、陈群走遍上海滩，到处都有自家人，给他们的阴谋活动带来了极大便利。

四、“小八股党”重温旧梦

与此同时，杜月笙委托几位做军火生意的洋行买办，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大量购买枪支弹药。

“价钱不必担心，只要有货色，多少铜钿都照付。”对于此类“政治投资”，杜月笙从来都是慷慨大方。

黄老板听说杜月笙在大量搜购军火，不免有些担心，打电话将杜月笙喊到黄公馆。

“在租界私藏军火，这个事体不小。外国头脑顶怕这种事，你要多加小心，免得节外生枝。”黄老板提醒道。

“我晓得。”杜月笙向黄老板说明，“如今已是箭在弦上，就怕军火买得不多，到时误了大事。”

“哦……”杜月笙如此一说，黄老板越发担心，既担心误了蒋介石的大事，又担心被租界发现，于是叮嘱说，“你们那边要是不方便存放，不如送到我这里来，捕房里的人总不会跑来搜我的家。”

“好，我晓得。”

“要是铜钿不够，随时到我这边来拿。”

“好，好。”杜月笙连连点头。

华格臬路杜公馆变得紧张忙碌起来，一天到晚人影憧憧，大门随时紧闭，变得神秘诡谲。杜公馆和隔壁张公馆同时停止了接待客人，特别是赌档里的客人，全部被提前通知停止上门。

如今的“小八股党”一个个成了身家不菲的大老板，这帮靠烟土发家的弟兄都晓得，他们能有今日，都是因为跟了杜月笙。如今场面做大，也因为有杜月笙罩着，他们的命运与杜月笙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杜月笙一句话，他们便立刻抛开一切，重聚杜公馆，开始外出招兵买马，四处搜罗流氓打手，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

叶焯山是“小八股党”中身怀绝技枪法独步沪上第一人。他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有“水浒传”上的“霹雳火秦明”之风，尤其喜好冲锋陷阵，亲冒镝石。他和芮庆荣两个一搭一档，同为杜月笙的左右先锋。

此次叶焯山奉杜月笙之召来到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介绍他和杨虎、陈群见面，简单说了些这次的任务，然后把一个顶重要的事体交给他去办理。

“焯山，我们购进的第一批军火已经运到，我交给你一批人，你选择一个秘密地点，教他们打枪。”

“没问题。”叶焯山爽快地答应。

这时候，一旁的陈群见如此大的事体，三言两语就这么说好了，很不放心，赶紧叮嘱道：

“叶先生，这件事体绝对要机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练习的时间和地点，都要特别安排。”

“我晓得，陈先生，我保险不会漏了风声。”

“放心吧，老八。”杨虎见陈群不晓得这些帮会人物的行事规矩，便解释说，“黄埔滩比不得军营，哪敢大张旗鼓地练枪？他们平时练枪都是绝对机密的。”

叶焯山却是粗中有细之人，不仅把杜月笙交代的事体处理得绝对安全，还考虑到杨虎、陈群以及杜公馆的安全问题。

“月笙哥，以前我们使用过的钢丝马甲（防弹背心），不妨找出来，二位客人出门的时候最好穿一下，也好以防万一。”

杜月笙一想，对呀，杜公馆来了客人，这事是保不住密的，于是赶紧吩咐万墨林找出以前用过的钢丝马甲。

“还有，二位客人来来往往，最好请黄老板从捕房里派人保驾。这样既可以确保安全，又能办事方便。”

“好，好！”

杜月笙连连答应，当下便拨通了黄金荣的电话，黄老板在电话那头说：他将指派他的副手，华捕第二位头脑沈德复，给杨虎、陈群当保镖，同时帮二位办事。

接着，叶焯山又建议杜月笙把公馆里原有的枪支拿出来分给大家。开始时杜月笙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以为公馆里的保镖都是枪不离身，而且个个功夫过硬，公馆里绝对安全。但叶焯山却摇头说：

“非常时期，还是小心为佳。杜公馆人进人出，就算不会走漏点风声，也难免引起外人注意，还是防备万一的好。要晓得，工人纠察队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令他骤然惊出一身冷汗。他自然晓得工人纠察队中既有三山五岳的好汉，飞檐走壁的高手，也有出身行伍的行家里手，其余的人也都经过专业培训。万一走漏风声，阴谋败露，必然会遭到工人反击，杜公馆的几十名保镖岂能抵挡得住？

杜公馆原有五六十支枪，从可以藏在手掌心的勃朗宁、连发二十响的匣子炮，到轻重机关枪，式式俱全，都是上乘之选。其中有的是杜月笙买来供保镖使用的，有的是军阀政客的赠品，也有各方朋友作为礼物赠送的。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吩咐他给杜府上下派发枪支。如此一来，杜公馆上下所有男丁人手一枪。

为慎重起见，叶焯山又吩咐司机把他的行李及洗漱用品送到了杜公馆。“小八股党”的其余七人——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也都抛下华屋娇妻，留住在杜公馆，夜以继日，随时待命，使杜公馆本来神秘诡谲的气氛中，又平添了不少火药味。

为了名正言顺，方便联络更多的流氓打手，纠集更多的徒众，杨虎、陈群和三大亨商量后，决定给这支流氓武装队伍取一个对外公开的名字。最后竟然盗用1912年7月成立的“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名义，定名为“中华共进会”，企图以此掩盖该组织的反动本质。而其中另一层含义，则为青洪两帮人士，团结在“共进”的大纛之下，通力合作，完成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力量的任务。

但关于会长人选，则颇费周折。杨虎、陈群心中属意杜月笙，在三大亨面前却不便出口。杜月笙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他虽然已经决定跟着蒋介石反共，但不愿意担这个骂名，便做顺水人情，推举黄金荣。

“我看会长就由金荣哥做，金荣哥的威望就是一种号召力，具体跑腿的事体我和啸林哥去做。”

黄老板当然晓得杜月笙“抬举”他的目的，这个“共进会”要做啥事体他心里清楚，他可不敢公开跟80万工人大众对着干。何况他一向小心，才不会出这个风头。

“我们弟兄三人谁当会长都是一样的。为了让洪门弟兄出力，这个会长最好请一位洪帮大哥来做。”

“不行不行。”黄金荣话音未落，张啸林心直口快，立刻挡了回去，“金荣哥这个意思好是好，可上海是水陆码头，自古以来青帮要比洪门人多势大，不会有哪位洪门大哥肯做这个会长，出来领导青帮弟子。”

张啸林说的确实有道理，事情就僵住了。

“看来只有你们三兄弟中的一个来做了。”陈群说着看看杜月笙，又看看黄老板，那意思很明白，既然黄老板不肯做，就只有你杜先生做了。

“有了！阿水哥浦金荣！”杜月笙高兴起来，大声说，“把阿水哥拉进来，他那一大帮徒子徒孙便都成了我们的力量了。”

“这个主意好！”张啸林拍手赞成。

杨虎、陈群不晓得阿水哥是哪一个，不便表态。

“好是好，就怕请不来哦！”黄金荣说。

“阿水哥常年在我们三鑫公司吃份俸禄，这点面子总不会不给吧？再说，他儿子浦贤元是我的学生子。廷荪哥和他关系也蛮好。”杜月笙满有把握地说，“这个事体一准能成。”

黄老板看着杜月笙，真是感慨万千，正应了他的前妻林桂生所说的：别人存铜钿，他存交情，这个孤小人说不定将来就能成气候。没想到，他存下的这些交情，还真成了他呼风唤雨的资本。

阿水哥浦金荣，绰号“阿水徒”，是青帮“通”字辈，和金廷荪是同参弟兄，是“悟”字辈的高鑫宝的老头子。此人会武功，擅拳脚，力大无穷，据说他双手可举起千斤石担，视打架斗殴为家常便饭。他在法租界混过几十年，酒肉朋友、徒子徒孙不计其数，发动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事体，那才叫一呼百诺。请他当共进会的会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听了杜月笙这番介绍，杨虎和陈群自然就同意了。

当天下午，金廷荪便奉命前往浦金荣家里去劝驾。正如杜月笙所料，浦金荣不仅一口答应，而且非常热心。

“共进会会址有了没？如若不曾找到地方，爽性就设在我家里好了。这边的大写字间可以拨出几间用的。”

浦金荣的公馆在法租界西门路紫祥里，建筑恢弘、豪华，很有点大写字间的气派。

金廷荪回去复命，几个人一听，就是这个会址还没来得及考虑，现在会长有了，会址也有了，正是一举两得。

五、紧锣密鼓做帮凶

“中华共进会”一经成立，立即化暗为明，大造声势。4月3日，淞沪警察厅长吴忠信宣布：奉总司令蒋谕：中华共进会准予成立；4月4日，中华共进会筹备处在法租界西门路紫祥里七号开设；4月5日，上海各报登载通告宣布“中华共进会成立”。

与此同时，杜月笙几人商量之后，又让浦金荣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大登通告，欺世盗名地把这个反动组织说成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共进会的延续，叫嚷进步舆论对他们的抨击是“缺乏常识”、“误会太甚”，甚至穷凶极恶地威胁：倘若再有人破坏他们的名誉，“即视为公敌”。

表面上看，共进会会长是浦金荣，实际负责的自然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幕后操纵指挥的则是杨虎、陈群和晚一步赶来的王柏龄。

王柏龄是蒋介石的第一军副军长。二次革命刺杀徐宝山时，杜月笙还住在黄公馆的灶披间里，但由于他善交游，很得王柏龄赏识。王柏龄苦于无计刺杀徐宝山，杜月笙帮忙摸情况，出主意，最后联络了与徐宝山有过古董交易的古董商，将炸弹藏在一只花瓶里，以“宋瓷均窑朱砂红花瓶”的名义，让古董商带入扬州徐公馆，终于将徐宝山炸死。

王柏龄的到来，使“中华共进会”镇压工人革命力量的阴谋，得以加快落实与实施。

参加共进会的青洪帮成员，属于帮会首领的，名义上有：蒋伯器、刘春圃、袁寒云、樊瑾成、徐朗西等人，实际上的骨干力量则是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顾竹轩、杨顺铨等人。

共进会的宗旨是：制止劳工煽动分子的活动，使各外国租界免遭总工会的袭击。

“中华共进会”的声势浩大，拉起徒众来有了许多便利。由于“中华共进会”的宣传极富欺骗性，租界一些不明真相的有影响的人士，以及普通民众难免被蒙蔽，稀里糊涂地被拉进“共进会”，或挂名为其助势，或与那些真正的地痞流氓一起，成为了“共进会”的打手。

不多时日，“共进会”的徒众便猛增到1.6万余人。其中，全上海的戏馆、旅社、酒店、餐厅、混堂、妓院里的案目、茶房、侍役、保镖、擦背匠、扞脚匠、小贩、伙计，全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以及由他们拉来的群众，人数足有五六千之多。杜月笙身边的“小八股党”，每一股二三千人不等，张啸林自有他手下的一帮徒子徒孙，再加上浦金荣、金廷荪、傅阿发、马祥生、顾掌生、徐福生、严老九等人的门生弟子，独树一帜如顾竹三、顾竹轩两兄弟的“江北帮”，把3000多名黄包车夫全部拉了进来……

杜月笙购买的军火也源源运到，一共购得12000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其中包括长短枪枝、轻重各型的机关枪和大量炸弹等弹药。

紧接着，“共进会”总部开始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研究镇压工人武装力量的具体计划。参加的主要人物，除了三大亨和杨虎、陈群、王柏龄，以及金廷荪、顾掌生、马祥生、浦金荣、顾竹轩和“小八股党”诸人外，还有从镇海炮台司令卸任下来的张伯岐和一位自告奋勇参加进来的洪帮大哥江干廷。

张伯岐是杜月笙的老把兄弟，两人结义远在民国初年，当时杜月笙刚刚从黄公馆脱颖而出，张伯岐则光复杭州，功成不居，仍在家乡浙江四明一带卫戍地方，不时到上海来白相相。杜月笙对他最了解。与杨虎、陈群、王柏龄相比，张伯岐资格最老，作战经验丰富，地理环境又熟，而且眼下没有官方身份，便于公开出面，所以由杜月笙提议，推举张伯岐为镇压工人革命力量的“四一二”行动总指挥。

江干廷是袁世凯的亲信，当过袁政府特别军法处长。袁世凯新华宫羞愤致卒以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由于他和三大亨都是帮会中人，气味相投，十余年如一日，每天往返于杜公馆或黄公馆、张公馆，吃喝赌博、谈天说地。杜月笙见他开销大，坐吃山空，特地在三鑫公司给他吃一份俸禄。江干廷十分感激，此次自动参加共进会，多半是想借此机会报答杜月笙。

在共进会总部的大写字间里，三大亨并排坐在一起，黄老板穿一袭夹衫，杜月笙穿一身小挂裤，张啸林则穿着宽宽大大的东洋和服。坐在另一头的杨虎、陈群、王柏龄，都穿着笔挺的西装，其余的人多是长衫短打，还有的身着旧军装，有的穿着黄包车夫的破挂裤……这群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连开了三天“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进攻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以及驻扎在商务印刷厂、华商电车公司等处的工人纠察队的行动方案。

随后，杜月笙又亲自前往英国总领事馆与总领事费信惇办交涉，4月12日凌晨共进会的一队人马要通过大英地界，请费信惇准许假道。

费信惇在任期间，杜月笙多次给他帮忙，包括帮他摆平女人，因此两人关系一向交好。而共进会的宗旨是保护外国租界免受上海总工会的袭击，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费信惇自然不会拒绝杜月笙的要求。但他却无法相信共进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工人纠察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我们公共租界集合了两万多官兵，黄浦江里还有兵舰和炮艇，这么雄厚的兵力，都不敢贸然出动。杜先生仅仅纠合一些乌合之众，用血肉之躯，去跟长枪火炮拼命，你是不是疯了？”

“正所谓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共进会自然有共进会的办法。”杜月笙狡黠地一笑说，“4月12日我的人要过英租界，你只管借路，我的人通过以后，你立刻拉关铁丝网，架好机关枪，倘若有人退回来，你尽管下令开枪扫射！”

费信惇一听这口气，知道杜月笙决心已下，立刻答应借路。

第九章　“四一二”做了帮凶

一、送出勾魂帖

4月9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委派白崇禧、周凤岐为戒严正副司令，做好了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当天下午，华格臬路杜公馆气氛异常，万墨林被喊进大烟间。

与往日气氛不同的是，大烟间里九人，一个个板着脸，一言不发。杨虎、陈群、张啸林、张伯岐坐在左侧，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坐在右侧，杜月笙坐在正当中。只见杜月笙愁眉紧锁，面若冰霜。

万墨林大为吃惊：出了什么事体，一个个神情这么严肃？

“墨林，限定要在今朝，你寻得到汪寿华吗？”杜月笙面无表情地问。

“寻得到。”

“好，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份帖子交给他。”杜月笙说着，递过一张封好的帖子。

“你要关照他，有机密大事相商，叫他一定要来！”张啸林大声说。

“晓得了。”

万墨林转身出门，感觉到大烟间里九个人18只眼睛都在盯着他。但他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自从领导上海工人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武装起义，汪寿华在上海工人之中名声鹊起，威望甚高。但在万墨林看来，他还没有资格到杜公馆做客，更没有资格和杜月笙平起平坐。请他吃饭，根本用不着杜公馆大管家亲自出面！

万墨林之所以有如此想法，是因为此前汪寿华偶尔有事到杜公馆，一般是找万墨林。由于杜月笙善于拜四方，哪一方都不得罪，汪寿华本人与朋友需要掩护救援或接济等，曾找杜月笙帮忙。由于国共合作，杜月笙对他的要求也是一概答应。而且对杜月笙来说，也都是小事一桩。那点小事体，找万墨林就足够了。而万墨林在汪寿华面前，却每每摆出杜公馆大管家的架子，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势。如今杜月笙要请汪寿华吃饭，要万墨林亲自送请帖，万墨林便觉得大塌其台。

不管万墨林觉得杜公馆大管家这一身份如何了不起，不管他怎么看不起汪寿华，当他驱车驶近湖州会馆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汪寿华并非他想象中的等闲之辈。湖州会馆高高悬起的“上海总工会”招牌，以及门前荷枪实弹的巡逻人员，都使这个机关透出一种神圣的威严与气派。

万墨林下了车，有人进去通报后，汪寿华派一名职员代表他出来欢迎，连声说“请进”。万墨林跟着那名职员，走进一间挂着“委员长室”牌子的大房间，房间里高大宽敞，陈设豪华。

“想不到小赤佬还真发达了！”

万墨林在心里气哼哼地说着，进屋后却看不到汪寿华在哪里。正在东张西望时，只见从大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后面露出一个头来。

“墨林哥，真的是你啊！”汪寿华坐在大办公桌后面，一边问，一边翻着手里的文件，“墨林哥，你稍等，我马上就好。”

“我是奉命来送请帖的。”万墨林见汪寿华没有马上迎出来，心里很不高兴：哼，当了个什么委员长，就不晓得自家姓什么了！

“哪一个请客？”汪寿华随口问。

“当然是杜先生了。”万墨林走过去，隔着大办公桌把请帖递给汪寿华。

“不敢当不敢当！”汪寿华放下手里的文件，一边接过请柬，一边绕过大办公桌走出来，“墨林哥，你请坐。”汪寿华指指旁边的沙发，对万墨林说，然后又喊一名职员给万墨林上茶。

“都有哪个参加？”看过请柬后，汪寿华问。

“好像还有张大帅，杜先生说有机密大事要同你商议。”万墨林不冷不热地说。

“哦？”汪寿华略有沉思。

“杜先生请客，你一定要按时到！”

“一定，一定。”汪寿华肯定地说。

“告辞！”万墨林说一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汪寿华送出门外，又吩咐送茶的职员将万墨林送出工会大楼。

回公馆的路上万墨林还在想，杜先生要和汪寿华交了朋友，往后汪寿华成了杜公馆的座上客，自己岂不是要反过来服侍汪寿华？这真是太不成体统了！可他不曾想到的是，他刚才送出的根本不是什么宴会请帖，而是勾魂帖！共进会的魔爪已经伸向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

4月11日下午，浓烈的火药气味笼罩了整个上海滩。英、法租界巡捕房以及英法派驻上海的军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仿佛有什么大的事情要发生。大批受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包括二十六军第二师的武装官兵，从龙华一批批地开往南市、闸北。在下午4点左右分批抵达后，立即开始巡逻、布岗，整个华界进入临战状态，许多商家提早打烊。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时，大街小巷已人迹寥落。入夜，华界宛若一座死城。

当晚七时一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气氛骤然紧张，各楼太太、少爷、小姐，以及娘姨杂役，各自回房，关好门，不得再迈出门槛一步。宅院内外，悄无声息，隐蔽处暗岗密布。

一楼大厅里灯火通明，杜月笙、张啸林和“小八股党”，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来回踱步，但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大厅里沉寂无声，仿佛大爆炸前的沉寂。

“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猛然响起，所有人的脑袋都刷地甩向橱柜上的那只电话。万墨林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了话筒。

“哦，汪先生。”万墨林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杜月笙示意，意思是问他要不要接这个电话。

张啸林一回身，伸手夺过话筒。

“是寿华兄吗？……对，我是张啸林，今晚老杜请客……就老杜和你、我三个人……是八点。”

张啸林放下电话，一屋子人都把目光投向他。

“八点，准时到。”

张啸林说完这句话，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直到这时，万墨林一肚子的疑团才得以解开——今晚汪寿华赴的是鸿门宴。不，不对，鸿门宴还要摆一摆宴席呢，等待汪寿华的是一个阴谋的陷阱！

随即，客厅里的人迅速散开，按照事先的部署各就各位。

天色渐渐暗下来，宅院内外人影憧憧，很快又恢复平静。大门内负责的是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以及助阵的老一辈狠角色马祥生和谢葆生，全部在暗处隐蔽下来。大门外的“机动部队”也变得悄无声息，包括两辆汽车，一辆停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处，一辆停在杜公馆大门口，完全看不出里面有人在严阵以待。

杜月笙一直坐在大厅的太师椅上，双目低垂，一动不动。自从踏进上海滩，打打杀杀许多年，直接或间接做掉一个人，似乎用不着犹豫。但从他一心想摘掉“黑社会”这顶帽子那天起，对这类事体便越来越谨慎了。特别是汪寿华，杜月笙虽然与他未曾谋过几次面，但对他的义气和胆识十分欣赏，单凭汪寿华能拢住上海80万工人这一点，他就是个英雄，杜月笙是非常敬重这样的英雄的。更何况，汪寿华的身后还有80万工人。杜月笙无论如何不愿意把自家放在80万工人的对立面，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可是怎么能不杀汪寿华呢？杨虎、陈群、王柏龄几乎天天在念叨着这件事，还有他们背后几乎是高坐在云端里的蒋介石，他们都在看着他。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后果不难想象。事到如今这个杀手他无论如何都要充当，这个骂名他也要承担起来。

决心是下了，但心头的结依然无法打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他便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眼下事到临头，心里就越发无奈与忐忑，他心里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有一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取得革命胜利，谋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这笔血债会不会算到他杜月笙的头上来？这个念头吓得他一激灵，顿时面若死灰。

7点45分的时候，顾嘉棠悄无声息地走进大厅。

“我刚巡查一遍，一切按照预定计划部署妥当，保证万无一失。”

听了顾嘉棠的报告，杜月笙终于抬起眼睛，定定地看着顾嘉棠。

“大街上有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

“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

“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埋伏在黑角落里的自家人。”

“哦，你去吧，不可麻痹大意。”杜月笙又叮嘱一句。

“晓得了。”顾嘉棠转身离去。

万墨林一直守候在杜月笙身边，他早就发现杜月笙近几天愁眉不展，心神不宁，这晌又见他脸色苍白，声音喑哑，就劝他上楼去歇会儿。正巧张啸林进来，也劝杜月笙离开。

“对的，你在这里反而行事不方便。”

杜月笙苦笑一下，上到二楼，来到大烟间，歪倒在烟榻上。跟在身后的万墨林赶紧上前服侍他吸食鸦片。看着烟榻上的杜月笙，回想他在同孚里雄姿英发的情景，万墨林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正值鼎盛中年的杜月笙，闹到非要靠阿芙蓉来提精神了？

寂静中，有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杜月笙倏地坐起来，侧耳倾听。万墨林看看墙上的自鸣钟，差两分八点，应该是汪寿华到了。

二、赶赴鸿门宴

汪寿华的车子在杜公馆门口停下的时候，大门口的灯倏然亮了，大铁门也徐徐移动，杜公馆司阍随之出现，彬彬有礼地喊：

“汪先生，请进！”

汪寿华跳下汽车，跟司阍打一声招呼，便大步迈进了门槛。随即，铁门在他身后悄悄关闭，门口的灯也无声地熄灭了。

对杜公馆宽敞的庭院，汪寿华早有光顾，但作为杜公馆邀请的客人走进这个深宅大院，他还是第一次。对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的事，汪寿华早已从报上看到，也知道他们背后站着的是谁。在这种情况下，他竟敢一个人走进这个大院，自然有他的道理。

首先，汪寿华和他的同僚都没有把“中华共进会”放在眼里，三大亨的势力再大，上海滩的白相人再多，一共能有多少？和80万工人比起来，那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了。一帮赤手空拳的白相人若敢和武装工人纠察队较量，纯粹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当然，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借助帮会势力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没有想到杜月笙等人会秘密拉起一支流氓武装队伍。

其次，杜月笙历来哪一方势力都不得罪，对于势力大的，更是拉拢逢迎。汪寿华身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杜月笙拉他为座上客也不无道理。而汪寿华与杜月笙也曾打过交道，杜月笙对他的工作也曾有过援助，这无疑使汪寿华对此行放松了警惕。特别是杜月笙广收门徒，在部分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同时也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听说杜月笙有要事商议，汪寿华便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并准时赶往杜公馆。

带着这样的心情，汪寿华迈着稳健的步伐，朝着灯火辉煌的一楼大厅走去。走进中门，大客厅的摆设赫然在目，明亮的灯光下却不见一个人影。连个佣人的影子都没有，这让汪寿华感到颇为不可思议。不料，偶尔一抬头间，另一幅景象让他始料不及——

客厅门檐前，一盏顶灯放射着熠熠强光。不知什么时候，张啸林出现在灯下。他穿一袭东洋和服，两腿叉开，双手抱在胸前，一对豹子眼愤怒地瞪着，满脸杀气。在他的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上海滩有名的两煞星——马祥生和谢葆生，同样是怒目圆睁，满脸杀气。

汪寿华顿觉苗头不对，转身便往回跑，张啸林三人也不追赶。汪寿华跑到中门的时候，分别埋伏在门里门外的四大金刚出现了。第一个窜出来的是叶焯山，当汪寿华一脚跨过门槛时，躲在门边的叶焯山用右肩向汪寿华的左胸猛地撞去。汪寿华猝不及防，险些被撞倒在地。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一拥而上。汪寿华寡不敌众，被四人抓牢胳臂，反剪住双手，捂住嘴和鼻子，向大门外拖去……

呆在楼上的杜月笙，一直站在大烟间的窗前，倾听着楼下的动静。这时候听到汪寿华被捂着的嘴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抵抗的声音，立刻回转身，噔噔噔跑下楼来，冲着大客厅门口大声喊：

“不要做在我家里！”

张啸林、马祥生、谢葆生三人正站在大客厅门口观看着中门的这场“战斗”，听到喊声，都回过身来。

“晓得。”张啸林大声说，“已经给架出去了。”

“哦，好！好！”杜月笙喃喃念叨着，在沙发上坐下来，“架出去就好，免得以后客人不敢上门了。”

汪寿华被顾嘉棠“四大金刚”拖出杜公馆的时候，他来时乘坐的轿车和车上的司机、保镖已杳然不知去向。杜公馆门口停着一辆早已备好的车子，里面放着麻袋、绳索、铁锹、铁铲等。四人将汪寿华塞进车后座，芮庆荣和叶焯山一左一右，四条铁胳膊把汪寿华牢牢箍住。高鑫宝开车，顾嘉棠坐在前座眺望把风。

车子启动，车灯不曾开启，黑夜飞车，直驶枫林桥。

汪寿华已经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奋力挣扎，无奈嘴巴和鼻子被芮庆荣那只蒲扇般的右手捂住，说不出话，呼不出气，身体被紧紧箍住，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快到枫林桥啦。”黑暗中，汪寿华听到坐在前排的人在说话。

枫林桥是法华两界的的交界处，华界是工人纠察队的天下，说不定就会遇到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到那时自己就有救了。汪寿华不再做无望挣扎，他在静静地等待时机。

但是，“四大金刚”做贼心虚，他们晓得工人纠察队的厉害，一旦遇到工人纠察队，莫说完成“任务”，就连他们自己怕也是泥菩萨过海。因此，车子尚未到达枫林桥，便提前对汪寿华下了毒手——坐在后排的芮庆荣，将捂住汪寿华口鼻的那只手倏然移到脖子上，两只手一齐用力，只听“咯吱吱”一串声响……

汪寿华来不及吭一声，便在一双魔爪下昏死过去。

车到沪西，在一片事先看好的树林边停下来。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将汪寿华从车里拖出，装进麻袋，由芮庆荣和叶焯山搬到指定地点，几个人一起挥动铁锹、铁铲掘土挖坑。

坑挖好一半的时候，忽然麻袋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呻吟，几个人顿觉毛骨悚然，不约而同地停住了手。

“他还活着？”叶焯山壮着胆子问。

“不可能！”一听这话，芮庆荣火气上来了。凭他打铁的出身，膀阔腰圆膂力过人，若连一个瘦弱书生都对付不了，岂不贻为江湖笑柄？不过，话可以壮着胆子说，若一个人走过去一探虚实，芮庆荣还是缺少一点胆量。

“嗯——”

偏偏这个时候，麻袋里的汪寿华又发出一声沉重的呻吟。这次大家都听清楚了，几个人一齐呆住，心里都“咚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芮庆荣壮壮胆子，抄起铁铲朝麻袋走去。这次芮庆荣看清了，汪寿华果然苏醒过来，正在麻袋里用力挣扎。芮庆荣老羞成怒，高高举起铁铲，正要铲下去时候，顾嘉棠一步蹿过来，伸手抓住他那条铁臂，低声叱喝道：

“不可以！”

“为什么？难不成你要给他放生？”芮庆荣气咻咻地问。

“算了，好歹他也是条汉子，给他留个囫囵尸首吧。”见芮庆荣停了手，顾嘉棠的语气缓和下来。

然而，当四个人将汪寿华埋进坑里，在封穴的一刹那间，漆黑如墨的东方天际，倏然亮起一道白光，像闪电照耀，却又比闪电时间长久，像大量的火药在爆炸，偏又听不见爆炸声。

四个人面面相觑，虽说江湖上行走，什么样的阵势都见过，但这种阵势几个人都不曾经历。都说天上什么星宿下凡、什么皇帝诞生会有天光一片，可这偏偏不是诞生，而是送终。难道这人杀不得？难道日后会遭报应？

四人都胆战心惊，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好了，可以回去复命了。”顾嘉棠望一眼三人，轻声说。

一听这话，高鑫宝、叶焯山转身就跑，顾嘉棠紧跟在他们身后，唯有芮庆荣跑得慢了一些。

时隔22年，终于有人遭到了报应，为这桩血案付出了代价。上海解放前夕，芮庆荣与高鑫宝已于此前相继离世，杜月笙与顾嘉棠等人逃往香港，马祥生和叶焯山舍不得上海的身家财富，怀着侥幸心理留了下来，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被逮捕，在枫林桥汪寿华遇害的地方，二人被执行枪决。

三、炮轰工纠队

为了加紧勾结，也为了相互壮胆，当天晚上“四大金刚”劫持汪寿华离开后不久，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与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六人，上演了一场歃血为盟的闹剧。

按照事先约定，当晚九点左右，黄老板与杨虎、陈群、王柏龄等人先后赶到杜公馆。此时杜公馆大门内外仍旧是黑黢黢静悄悄的，所有来人都是悄悄停车，悄悄熄火，连大门口的灯都不曾再打开。但大厅里却是另一派景象。

杜公馆一楼的大厅如舞厅般大小，可轻松容纳一二百人。大厅正当中，已有仆人扯起一幅“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图，图下是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摆着猪、牛、羊三牲之头，两旁点起一对粗如儿臂的巨型蜡烛，正中香炉里燃起三支线香。

八仙桌上烛光跳跃，烟雾缭绕。八仙桌前，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六人，清一色换上了黑马褂，蓝绸衫，黑贡缎鞋，并按年龄长幼依次排列，先拜天地，后喝血酒，海誓山盟，交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六位把兄弟中，老大黄金荣，老二张啸林、老三王柏龄、老四杨虎、老五杜月笙、老六陈群。对于杜月笙来说，五人中只有陈群是新结交的把兄弟，其余四人都是早已换过金兰帖的把兄弟。与黄金荣、张啸林可以说是为共同的“烟、赌事业”绑在一起的把兄弟；与杨虎、王柏龄的结交，则是由于杜月笙擅交游、志趣相投使然，全是出于私人感情。

如今六人结拜金兰，则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起即将爆发的反革命事件将这六人绑在一起的。

随着结拜仪式的结束，共进会的头头脑脑，以及部分流氓打手纷至沓来，宽敞的大厅里逐渐爆满……待顾嘉棠等人回到杜公馆，穿过人群，来到八仙桌前时，杜月笙等人齐刷刷地停止了正在谈论的事情，六双眼睛在他们脸上像扫描一样扫来扫去。四个人会意地冲他们点头示意，六人便知晓了结果。

不知是出于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还是由于杀人后心情沉重，杜月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午夜一点，杜公馆摆起自助宴席，一批批男听差、俏娘姨手捧大托盘，把大肉面、蟹壳黄，各色各样的中西糕点、下酒的卤菜、花生核桃之类的干果，以及从香槟到阳河高大曲、高梁大曲等各种美酒，统统送上了事先备好的长条桌案。

午夜时分，夜凉如水，热气腾腾的饭菜来的正是时候，加上这桌丰盛的自助餐，流氓头目们兴致勃勃，端酒端面，大吃大喝起来。

为了给这些流氓头目们打气，吃罢宵夜，三大亨开始轮流讲话。首先站起来的是爱出风头的张啸林。他清了清嗓子，煞有介事地作起了所谓的“战斗动员令”。

“弟兄们，两点半我们就要出发了。离开租界，就应了那句老话‘生死有命’！妈×个×，赤佬纠察队搞得黄浦滩上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要是让他们霸占了上海滩，我们这些人休想过好日子！我们喝春申江的水，吃黄浦滩的饭，不管上海老百姓怎么样看待我们，今朝，我们拼了这条性命，也要把赤佬纠察队打得屁滚尿流！”

张大帅一通颠倒黑白大放厥词之后，立刻有顾嘉棠跳起来为他叫好、助威，带头喊起了“打倒赤佬纠察队”的反动口号。大厅里顿时乌烟瘴气，甚嚣尘上。

最后讲话的是杜月笙，他对这帮流氓头目又是吹拍利诱，又是威逼恐吓，让他们“今朝走出这个大门，就只有向前冲。”他最后的一句话，更是透着威慑：

“我只奉请各位一句，千做万做，小吊码子不做！”

“死也不做小吊码子！”顾嘉棠立刻又带头喊起来。

就这样，近200人在大厅里又吃又喝，又嚷又叫，足足折腾了几个时辰。12日凌晨2时30分，这批人撤离杜公馆，分赴法租界各个预定的集合地点。

在各个集合地点，一群群共进会徒众与流氓打手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他们身穿玄色或蓝色的短打，腰上扎着宽板带，找到自己所属的队伍后，入队排列，每一小队18至20人，由队长发给枪支子弹，副队长替他们系上臂章。臂章是一匝白布，上面用墨笔写一个大大的“工”字——盗用工人名义，对工人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按照预定计划，1.6万名流氓打手从南北两面进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北面兵分三路，第一路负责攻打设在商务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第二路攻打商务图书馆对面的商务印刷厂，因为印刷厂里驻有100多名工人纠察队队员；第三路进攻闸北湖州会馆里的上海总工会会所。

南面一路为第四路，进攻工人纠察队的另一处聚集点——南市华商电车公司。

杜月笙调集了法租界绝大部分机动车辆，进攻南市华商电车公司的第四路人马由于路程远，500多人分乘十八九部大小不一车型各异的汽车，全都熄灯在黑暗中由集合地点驶往南阳桥。

其余三路人马，先出发的整队步行出击，后跟上来的搭汽车前往。

上万名共进会徒众自法租界出发，步行穿过大英地界，分批由外白渡侨、乍浦路桥、四川路桥、自来水桥、天后宫桥渡过苏州河，沿北四川路、北江西路和北河南路齐头并进，直扑各自的攻击目标。费信惇果然配合积极，每一条通往华界的道路都豁然敞开，各路全无阻碍。交界的地方洋兵麇集，枕戈待旦，铁丝网机关枪准备齐全。共进会的人马一过，各路口立即封闭，机关枪架好，铁丝网关牢。

共进会四路人马全部出发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金廷荪等共进会头脑，立即移驾法租界西门路紫祥里，在共进会总部宽敞的写字间里遥控指挥。

按照整个计划，最先开战的是攻打南市华商电车公司的第四路人马。但这一路出师并不顺利。他们对华商电车公司开火后，睡梦中的工人纠查队员被惊醒，一个个从床铺上跳起来，火速披挂上阵，对共进会的流氓武装展开猛烈还击。

共进会500多人分为三队从三面对华商电车公司展开攻势，原以为胜券在握。但他们没想到纠察队手里有机关枪，而且在电车公司东南西北四面，各架一挺水冷式机关枪。这四挺机关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迫使共进会的流氓打手节节败退。

进攻受挫，只好打电话向总部求援。接电话的是张啸林，他一听工人纠察队的四挺机关枪便把共进会的流氓打手们吓住了，气得破口大骂：

“妈×个×，一堆饭桶！你们就不会匍匐前进，趴在地上掼炸弹，炸掉他们的机关枪？”

“机关枪在钢筋水泥的工事里面，炸弹很难掼上去。而且进攻地点都很空旷，找不到掩护，躲不过机关枪的视线。”

张啸林回过头把南市电车公司的情况向杜月笙一讲，问杜月笙怎么办。杜月笙一拍桌子站起来。

“还能怎么办？我们也用机关枪，和他们对轰！”

“我们只有手提式机关枪，也都给别的弟兄们带走了。”张啸林皱着眉头说。

“跟二十六军借。”

杜月笙胸有成竹，一个电话打到驻扎在南市的二十六军。一听说借机关枪，电话立刻转到了第一团。因为第一团有一个机关枪连，当时驻防的地方距离南市不远，而且当夜没有任务，全连官兵和枪械齐全。

“借枪没问题，请问杜先生，那边有没有使用新式机枪的人？”一团团长在电话里问。

“放枪的人我们有，我们只借枪。用掉多少子弹，三天之内买齐归还。”

“好的，请杜先生派人过来拿吧。”一团长一口答应。

杜月笙安排在此武装待命的顾掌生和马祥生，让他们前去接洽办理这件事。顾掌生与马祥生领命后，开了两部卡车到南市，就地拉上30多个弟兄，一道到二十六军一团团部，借来了四挺马克沁机关枪和12箱子弹。

当时5点10分，天色已经大亮，四挺马克沁机关枪运到后，气急败坏的流氓打手们对电车公司开始了长达50分钟之久的疯狂轰炸，直炸得电车公司墙壁上砖石迸溅，子弹横飞，连墙里墙外的电车线，都被扫射得七零八落，这才将工人纠察队的水冷式机枪火力压下去。在马克沁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流氓武装冲进了电车公司……

攻打闸北湖州会馆总工会以及攻打商务印刷厂等处的各路人马，与攻打南市华商电车公司的第四路人马一样，也都遇到工人纠察队的顽强抵抗。与训练有素一身正气的工人纠察队相比，共进会的流氓武装尽管有蒋介石的正规军做奥援，尽管攻打各处的流氓打手都数倍于工人纠察队队员，但若想战胜工人纠察队绝非易事。

由顾嘉棠等“四大金刚”亲自带队的第一路人马，聚集流氓打手一万余人，由共进会总指挥张伯岐亲自指挥，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宝山路商务图书馆的四层楼大厦，分里外三层团团围住，变换多种战术，组织一次次进攻，从清晨5点20开火，一直打到上午9点多，气焰嚣张的共进会流氓武装始终处于劣势。而大楼里仅有工人纠察队员1000余人。

上午9点30分，二十六军第二师第五团及时开到。团长邢震南带着一份公事，以“调停”为名，限令双方在上午11点以前停火，并上缴所有武器。

张伯岐与顾嘉棠等人一听，心里非常高兴。顾嘉棠赶紧电话请示坐镇总部的杜月笙，杜月笙立刻表示接受调停，指示顾嘉棠公开表态。顾嘉棠打完电话，直接了当地对邢团长说：

“共进会愿意接受调停，停火缴械！”

“好！”邢团长把手里的半截香烟一丢，带领他的部下向商务图书馆的大铁门走去，准备出示“公事”，勒令工人纠察队停火缴械。

但是，邢团长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楼上的工人纠察队早已识破其中阴谋。他们晓得二十六军是蒋介石的部队，晓得他们和共进会的流氓武装是串通一气的，因此，非但没有缴械投降，而且用炮火给了邢团长一行人明确答复。

邢团长被楼上的炮火拦了回来，一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冲着楼上声嘶力竭地叫嚷：

“我告诉你们，我是奉命出面调停的，以11点钟为限，如果哪一方不肯接受调停，我会用武力把他们解决掉！”

回答邢团长的，又是一串清脆的枪声。

“好，你们既然执迷不悟，任何严重后果，都是你们咎由自取！”邢团长说完，带着部下仓皇离去。

张伯岐拿起电话，把情况报告给杜月笙。杜月笙的态度十分坚决，那就是：尽快攻下商务图书馆！

随后，张伯岐又组织发动了三次冲锋，都被工人纠察队的火力顶了回来。杜月笙闻讯发了急，立刻和黄金荣、张啸林、金廷荪乘车赶了过来。

“妈×个×，弄几门大炮来一轰，不就全解决啦！”张啸林一下车便骂骂咧咧地嚷着。

“用大炮轰是爽快，可哪里有大炮呢？”黄老板也发了急。

“听说大英地界有不少小钢炮”张伯岐看一眼杜月笙说。

“费信惇肯借吗？”黄老板不无担心。

“我看没问题。”

杜月笙说完，立刻驱车前往英租界，很顺利地借来了20门小钢炮。

20门小钢炮运到了宝山路前线，在商务图书馆大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同时对大楼开炮。“轰隆轰隆”的轰炸声响成一片，顿时山摇地动，硝烟弥漫。

楼上纠察队的武器只有步枪手枪，这些武器打起大炮来犹如隔靴搔痒，而一炮却是威力无穷。借助炮火威力，众流氓打手攻进大楼。

这场从清晨5点20分开始，持续到当夜9点多的战斗，前后打了16个小时，共进会的流氓打手打死、杀害工人纠察队员达100多人。

四、杜、张生龃龉

就在共进会的各路流氓武装对工人纠察队大举进攻的时候，当日中午，淞沪警备总司令白崇禧贴出了布告：

“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值此戒严时期，并前方用兵之际，武装工友任意冲突，殊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不得不严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外，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安商善后办法，以免再起斗争，而维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厂工友，务各照常工作，毋得轻信谣传，自贻伊戚。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布。”

按照事先预谋，黑白颠倒地将流氓武装对工人纠察队的袭击说成是“工人内讧”，借帮会之手打击工人武装力量，军队再堂而皇之的地出面“调解”，缴获双方武器，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人武装力量的目的。这一出双簧，杜月笙心知肚明。

但出乎意料的是，下午5点多钟，上海戒严司令部司令、第二十六军长周凤岐也发布告，而且遍布上海华界大街小巷。正是这一布告，使共进会内部大起纷争。

周凤岐的布告云：

“照得本日拂晓，本埠各处忽闻枪声四起，即经派人调查，据报系有工人及莠民暨类似军人持械互斗，势正危急等语。当以本埠地处要冲，偶有不靖，势将影响大局。况当戒严之际，尤不容有此等越轨行动，危及安宁。本部职责所在，不得不力予维持，妥为消弭。当即分饬所部，赶赴各地弹压，不论何方面有不遵约束者，即依照戒严条例，勒令解散缴械，以靖地方。去后，兹据报称：所有各地持械之工人莠民等，势甚嚣张，无法制止，业经遵令一律解散，并将所持枪械，暂为收缴等情前来。似此突如其来之事变，业已平定，深恐地方人民未明真相，转滋误会，合亟布告，仰尔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务宜各安生业，勿得惊扰，致碍治安，倘有不逞之徒，仍敢造谣生事，一经查觉，定当严办不贷，切切！此布！”

“莠民”、“类似军人”、“越轨行动”、“影响大局”，这样的用词，激起大多数共进会头头脑脑的愤愤不平。黄老板和杜月笙只好苦口婆心相劝。

“我们应该了解，官方办事总要考虑大局，比不得私人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只管自家做得对不对，既然我们自家是自愿协助清共之役，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们就不必去计较了。”

为了表示诚意，杜月笙又下令将他私人购置的所有枪械、弹药武器，全部送到二十六军，请周凤岐转呈中央，表示共进会也缴了械。

然而，杜月笙此举，无意中引发了他和张啸林的分歧。

当晚8点，杜月笙回到共进会总部，已经先一步回来的黄老板告诉他陈群来过电话。

这一天，共进会的流氓武装队伍出发以后，陈群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开始着手组织成立善后委员会，杨虎则负责与各方面的联络调度及指挥事宜，根据情况或派军队出面“调停”缴械，或派军队武装镇压。

陈群电话的内容是：各路工人纠察队已全部缴械，但共产党正在分头奔走联络，说不定还会出事情。

“老八的意思是叫我们多派些人出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与他联络。”黄老板说。

“好的。”杜月笙点点头，“我看陈老八说的对，共产党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罢不罢休，关我们屁事！”

张啸林这一嗓子，突然爆发，震惊四座。当时大厅里有共进会头头脑脑100多人，大家都在吃饭，闻听此言，一个个都放下了饭碗。

“他妈×个×！枪都缴了，还用我们这些流氓、莠民干什么！”张啸林不晓得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火气，他把饭碗往饭桌上重重一趸，扯着大嗓门骂起了山门，“哪个不晓得老子是流氓，是莠民，用着的时候八拜结交，用不着缴械镇压，共产党夺了上海滩关老子屁事！”

“啸林哥！”杜月笙站起来想制止，可张啸林毛躁脾气上来谁的账都不买。

“我们走！”张啸林对杜月笙理都不理，回过头，向他的弟子们一招手，“今朝老子算是白忙活一场，往后就是天塌下来，看哪个流氓还管这等闲事！”

说话间，他的徒子徒孙早已放下饭碗站出来，一个个跟在张啸林身后离开了共进会总部。

“月笙，你晓得大帅是怎么一回事？”待共进会的头头脑脑都离去之后，大厅里只剩了自家身边的弟兄，黄老板这才把憋了半天的话问出来。

“说来话长。”杜月笙这才原原本本说出和张啸林的分歧，“一开始，啸林哥和我商量，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票好生意。我们组织自家弟兄给人家去拼命，说到底和当炮灰也差不多，我们不为自家着想，也该想想手下弟兄们。这军粮、军饷、军械总是要有的，他主张先提条件，要求发50万的饷和3000支枪。”

“不像话！”黄老板也觉得张啸林的要求太过分了。

“我当时就跟啸林哥解释，这桩事体不是做生意。我们这样做，也事关自身的利益。再说，人家也没有要我们去拼命，是我们自家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怎好跟人家谈条件呢？”

“这话有道理。”黄老板连连点头。

“当时啸林哥也认可了，谁知今朝这个布告又把他惹翻了，缴获来的枪上缴也就罢了，自家花大价钱买来枪，他不同意缴出去。”

“这能理解。”黄老板说，“这些枪械军火属于个人私产，弟兄们出了这么大力，就算不缴，戒严司令也应该不会追究。再说，把这些军械往法租界一搬，戒严司令部鞭长莫及，也只好作罢。”

“说起来是这样。可100多弟兄的性命我们都搭上了，为这点军械落得贻人口实，得罪军方，岂不是因小失大。”

“有道理！有道理！”黄老板不得不佩服杜月笙顾全大局，有远见。

当晚，杜月笙安排好陈群布置的“打探消息”的任务，方才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一进大厅，万墨林就报告说：

“爷叔，张先生在二楼大烟间等你呢。”

原来，张啸林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

杜月笙上楼径直来到大烟间。张啸林正歪倒在烟榻上，自家动手烧烟泡，见杜月笙进来，也不搭理，照旧“嗤嗤”地抽自己的大烟。

杜月笙这一天也折腾得筋疲力尽，在共进会总部的时候就有些支撑不住了，一进大厅万墨林就看他脸色不对，赶紧跟进来，准备动手帮他烧烟泡。但张啸林看到万墨林跟在后边，豹子眼一瞪，还没等说话，万墨林就站在杜月笙背后不敢再往前走了。

“你下去吧。”

杜月笙晓得张啸林火气没地儿发，赶紧吩咐万墨林离开。自己斜靠在烟榻的另一头，烧起了大烟泡。

等两人都抽足了鸦片烟，疲劳散去，精神陡增，张啸林终于先开口了。

“月笙，我今天不该当众让你难堪。不过，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你说。”

“好，我在听。”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河滨里的泥鳅，修了500年道行成了鲤鱼，好不容易熬到有个跳龙门的机会。如今我们打败了共产党的工人武装，可这个龙门跳得过去吗？人家不照样把我们当流氓！当莠民！”

“那只是周凤岐的一张布告，不能代表别人的观点，包括陈群、杨虎他们。”杜月笙耐心说，“今天刚打完这场仗，事体还没有见分晓，跳不跳龙门这晌也不会晓得。”

“好，就算是这样，跳不跳龙门我们暂且不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军到上海，绝不会像卢永祥换了孙传芳，孙传芳换了张宗昌！不信走着瞧，不出三年，黄浦滩一准变样，到时候土与赌两档，怕是要彻底铲除。你想过到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吗？”

“这个……”杜月笙自然想过，但是没考虑成熟的事现在怎么能说得好呢？

“月笙，我们就是不为自家打算，也要为手底下的人打算。”张啸林这个一贯的毛躁性子，这会儿显出了极大的耐心，“我们不能跟黄老板比，黄门的人出道早，很多都有了身家事业，就算有些人还要照他牌头吃饭，他有那么多戏院、茶楼，万八千的人也都可以养活。我们就不同了，自家除了土与赌，没有其他事业，这些年也都是一手进账，一手出钱，手底下人却比老板要多几倍，到时候难不成叫他们喝西北风去？”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只是时局变化太快，就像是钱塘江涨潮一样，一冲过来便是万马奔腾，江里的大鱼小鱼只有跟着跑。这个力量不是哪个可以抵挡得了的。所以我觉得浪潮来了就要赶上去。”

“就算我们赶上去了，还有手底下的人呢？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淘汰，被消灭吗？”张啸林顿了一下，一双豹子眼紧紧盯着杜月笙说，“其实新浪潮来了，就怕被消灭的不光是我们手底下的人，连我们自家也要被淘汰、被消灭！不然还叫什么新浪潮？”

“新浪潮来了我们只要跟牢，就应该不会被淘汰。我们也不可能守牢烟赌吃一辈子，革命军来了，我想不会没有我们该吃的饭。”

“做梦吧你！”张啸林被杜月笙的固执气得直跺脚，“我们今朝跟得牢吧，结果怎样？我们是地痞！流氓！莠民！堂堂革命军要是连地痞流氓都除不掉，还算什么革命军？不信走着瞧，我们早晚都是人家要打倒的对象！”

虽然杜月笙不曾被说服，但此时却也无话可说。多年后当他被蒋介石当“夜壶”，特别是蒋介石一次次想把他打倒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张啸林这时的话是对的。

“啸林哥，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枪被你上缴了，人被你解散了。”张啸林一边踱步，一边思索着，“办法嘛，也只有一个了，我们替革命军玩命，建了多大功劳他们心里应该有数。我们只求他们能够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把烟与赌的事业做大。”

杜月笙觉得现在提这个要求很为难，不经意地问：

“那这算谈条件，还是讲斤头？”

不料，张啸林却被这句话激得勃然大怒，他抻着大嗓门，哇啦哇啦一阵大叫：

“谈条件也好，讲斤头也罢，不管你做不做，我自家是要把这烟赌两档大做特做的！”

张啸林说罢，也不告辞，头也不回，气哼哼地转身就走。等在大厅里的万墨林见张啸林下来，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送他过去。

“我自家过去，不劳你送！”张啸林带着满腔的火药味，怒冲冲穿过大厅走了。

第十章　三大亨分道扬镳

一、张大帅倒粪缸

4月13日，杜月笙一整天都躺在大烟间里，除了万墨林，家人下人一概不得入内。这一天，电话铃声不断。一个个电话，把上海工人反抗新军阀的示威、游行、集会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杜月笙经过筛选，再把有用的信息提供给陈群。

下午2时许，陈群的电话打进了杜公馆的大烟间。

“月笙哥，我现在有两件大事刻不容缓，一件是改组总工会，一件是进行‘清党’，也就是全面肃清转入地下的共产党。”陈群顿一下说。“我现在急需一位行动大队长，月笙哥，请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给我。”

“好。”杜月笙脑筋一转，“芮庆荣怎么样？他一身功夫过硬，脑子又好使，手底下的人也够多。”

“好极了！能否马上请他过来？”

“没问题。”

杜月笙放下电话，立刻迈出了大烟间。

这一天，“小八股党”几个人一直守在杜公馆的一楼大厅里，随时等候应对突发事件。

杜月笙下得楼来，把这件事体如此这般一说，芮庆荣喜出望外，“小八股党”纷纷向他道贺，众贼个个欢呼雀跃。

“公门里面好积德，得饶人处且饶人。”临行前，杜月笙对他叮嘱再三，“你给我记牢，天底下容易得的是钱财，顶难得的是名声。”

“月笙哥，晓得了！”芮庆荣连连点头。

芮庆荣走马上任的当天，即4月14日，便“扫荡”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几大机关团体——“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以及“中国济难会”，抓捕共产党员1000多人，全部解交龙华总指挥部讯办。而此次行动，除了配合行动的驻军和警察外，芮庆荣调集的帮会弟兄最少在2000人以上。在13日下午短短几小时内发动这么多人参加，当然不是芮庆荣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

陈群明白，他向杜月笙借的不仅仅是一个芮庆荣，而是整个杜总部。杜月笙在以实际行动，答复陈群还没有开口提出的要求。陈群深受感动，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杜月笙的好意，从此，杜月笙的人马，连同他自己在内，一道投入到“清党”的战场之中。

有杜总部的支持，陈群的工作开展迅速，继以董福开为主席的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收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另行组织“上海工联总会”外，4月14日，上海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陈群任‘清党委员会’主任。

‘清党委员会’设总部于枫林桥下的淞沪交涉使公署，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大厦，座落在田野与一道疏林之间。后来由于这一幢大厦不够使用，又将大厦左邻的上海道尹公署一并收了过来。

为了便于密谋策划，也为了投杨虎、张啸林之所好，陈群在法租界嵩山路18号设置了一个俱乐部，里面鸦片、赌具、美女、高级厨师一应俱全。每天无论多忙，陈群、杨虎、杜月笙、张啸林必到这里碰一次头。往往杨虎、陈群一到，拨一只电话过去，杜月笙和张啸林便轻装简从，从华格臬路出来，权当散步，拐个弯溜达着来到嵩山路18号的俱乐部。

于是，许多机密情报在这里交换，许多重要公务在这里秘密磋商。接下来便是放浪形骸，寻欢作乐。四兄弟在这里吃喝嫖赌，远比在家里自由自在。

当时上海人都不晓得，‘清党’工作在法租界还有这么个权力中心。

张啸林对杜月笙虽有一肚子不满意，但见陈群、杨虎对他如此尊重与信任，心里便多少找到一些平衡。特别是张啸林一向向往权力，如今虽无职位，却手握实权，随便一句话，便可定人生死。有了这样的机会，焉有不用之理？于是，黄老板的情敌，与露兰春先私奔后结婚的薛二，被抓进了枫林桥。

说薛二是共产党，那真是天大的笑话！黄浦滩流连于烟馆、赌场、长三堂子、戏院、茶楼的白相人以及富商阔少，哪个不晓得薛二是个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荷花大少！这种人要能当共产党，打死也没人相信。可偏偏薛二就作为共产党被抓进了枫林桥。

一时间，白相人地界议论纷纷，人们都想当然地把矛头指向了黄金荣。

自从杜月笙的心腹大将当了行动大队长，黄金荣门下的徐福生紧接着跟进，任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谍报处处长。黄、杜二门，各有其人，掌握了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两项重要职位。在这种情况下，黄老板百口莫辩，一个电话打进了杜公馆。

“月笙，我问你薛二是怎么回事？”黄老板怀疑是芮庆荣受了杜月笙指使所为，所以一腔怒气，厉声质问。

“薛二？”杜月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薛二被抓进了枫林桥，难道你不晓得？”

“什么时候？谁抓的？”杜月笙反问。

“我倒要问你呢？”黄老板气哼哼地说，“你的得意门生是行动大队长，你会不晓得？”

“金荣哥，你别急，我马上询问芮庆荣。”

放下黄老板的电话，杜月笙又接通枫林桥，向芮庆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听“大帅”两个字，杜月笙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放下电话，杜月笙驱车赶往钧培里黄公馆，和黄老板一起商议对策。

听说是张啸林指使芮庆荣抓起了薛二，黄老板气得破口大骂。

“触那娘！早就晓得他，一头横踢竖咬的野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算了，金荣哥，念他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把人放了也就是了。”

“他会是好意？”黄老板气得直瞪眼，“出于好意他会不给知会一声？明摆着就是弄耸我！过去多少年的事了，他还要再倒一次粪缸，生怕人家不晓得我那点塌台的事体，满大街都骂我黄金荣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他才高兴！”

总算等黄老板骂够了，两个人才商量怎么去和张啸林说。

“月笙，还是你去叫他把人放了，我懒得跟那头野驴去置气！”

“我去是可以，就怕我说了不管用。你晓得，这阵子他正跟我别着劲。”

“哎！”黄老板长叹一声，“还是我自家找他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就他那个驴脾气，我说也未必管用。”

黄老板说的果然没错，杜月笙回到华格臬路没半小时，张啸林就打两家中间的小门过来了，直奔一楼会客室。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好心全让他当成了驴肝肺！”

杜月笙正在会客室和朋友说话，张啸林就这么一路嚷着就进来了。

“月笙，你倒是给说说，当年露兰春给老板戴绿帽子，老板弄个烧鸡大窝脖都没敢言语一声，如今好不容易给他出口恶气，倒落了一身的不是！”

“啸林哥，这个事体我也晓得，老板年纪大了，不想旧事重提，给他把人放了算了！”

“你也这样说？”张啸林瞪起了豹子眼，“你们都在怨我多管闲事，是不是？”

“没有没有。”杜月笙赶紧否认，“老板自家不计较，我们何必去管他。”

“这个事体我既然已经管了，今朝就要管到底！”张啸林牛脾气又上来了，“老板计不计较我不管，薛二也快活好几年了，今朝栽我手上算他倒霉！”

看张啸林这架势，杜月笙也只好作罢。可要是置薛二于死地，这个黑锅黄老板背着实在太窝囊，何况在外界看来，三大亨历来三位一体，自家也要跟着挨骂。不为救薛二，单为黄老板和自家名声，也要把这桩事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怎么个化法呢？

晚饭后，杜月笙躺在大烟间里，一边吸食阿芙蓉，一边思考对策。就在这个时候，万墨林进来悄声告诉他：陆冲鹏来了。

“陆冲鹏？”杜月笙眼前一亮，“办法有了！”

而陆冲鹏正是受露兰春之托，为解救薛二而来。

二、杜先生救“情敌”

露兰春自打跟了薛二，夫妻恩恩爱爱，小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露兰春洗尽铅华，深居简出，一心一意相夫教子。薛二除了在家吃吃鸦片烟，就是出去小赌几注，输赢不计，只当消遣。

那天上午和露兰春打个招呼后，薛二去了江湾跑马厅。正在人群中看赛马，忽然有两个人挤过来，一左一右，一人架起他的一只胳膊。

“你们干啥？”薛二左右一看，顿时有些发蒙。

“莫做声，跟我们走！”

薛二还想呼救，只觉得硬梆梆的枪口抵住了肋条骨，一下子吓得两腿发软，哪里还敢出声。两名大汉连拖带拉，把他塞进了汽车。

薛二鸦片烟瘾大得吓人，又经此一吓，汽车还没有到枫林桥的“清党委员会”，就已经眼泪鼻涕直流，呵欠打得闭不上口。两名大汉见他身子软得像一滩烂泥，两脚下不了地，只好把他拖出汽车，不经审问，直接拉进牢里关了起来。

露兰春等到天黑不见薛二回来，心里就有些害怕。一直等到天亮，仍没有薛二的消息，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本来也是交游广阔，认识不少有钱有势的朋友，但自从嫁了薛二，老朋友早都不往来了。如今心里着急，只好外出打探。她晓得薛二去了跑马厅，到那里一问，果然有人看到薛二被抓了。再细问，才晓得是黄老板那边的人把薛二抓走了。而且抓去了枫林桥。

一听“枫林桥”三个字，露兰春吓出一身冷汗，脑袋嗡嗡直叫。

枫林桥，那是审讯处决政治犯的地方，全上海的人都晓得那个地方有多么可怕！

当时杨虎、陈群扩大‘清党’范围，抓进去的人多，放出来的人少，那是全上海人有目共睹的事实。由于滥抓滥杀，搞得黄浦滩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出趟门不晓得还能不能回来；闭门家中坐，又怕祸从天上来；突然有人敲门，一个个会吓得面无人色。人们用“狼虎成群”形容当时的情形。

“狼虎成群”是杨虎陈群名字的谐音，当时杨虎任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由于读书少，不解权术，对陈群言听计从。陈群是“清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群认为“清党”是当务之急，杨虎便把这部分工作全部拜托陈群去办理，从此不再过问。“清党”工作原本应该由“清党委员”会执行，但陈群一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此那十多位“清党委员”始终形同虚设，“清党”大权全部落入陈群一个人手中。

于是，陈群一手抓住杨虎——他要使用杨虎的军警武力，一手抓住杜月笙——也要利用杜月笙的群众力量。抓牢了这两股势力，陈群把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在枫林桥总部两幢相毗邻的大厦里，监狱、刑场、办公室、审判厅和行刑室一应俱全，大量的“嫌疑犯”抓进来，监狱里关不下，就一堆一堆地坐在办公室、审判厅、走廊的地板上，等候审讯与判决。

但几乎所有被抓进来的人都晓得，审讯与判决都形同虚设，等待他们大多数人的，都是同一种命运。第一步的考验来自行刑室，各种各样的刑具：夹棍、老虎凳，钉上铁钉的皮鞭，卷上铁丝网的狼牙棒，使这里发出的惨叫声足以令人血液凝固。而审判过程却是十分简短，执行方式更是简单潦草。正常法律程序上的庭审、判决、上诉、重审，或者写遗书、验明正身、监刑验尸等过程，一概全免。军法官做个手势，施个眼色，押解的士兵将犯人拖着就走，几步下了石级，走向办公室后的荒林旷野，一边走，一边掏出腰间的盒子炮或手枪，手一抬，枪声响，一条生命就此结束。

薛二去了“虎狼成群”的窝穴，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露兰春急得团团转，可找谁才能救薛二呢？既然是黄老板要算老账，那么找杜先生和张大帅也都不会有用。当天下午，她只好掼出大把钞票，恳托有力人士，先打探薛二在监狱里的情况，然后再想计策。

当天就有了用洋钿买来的消息：薛二是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羁押在枫林桥交涉使署的。这就是说：薛二随时都有可能绑赴刑场枪毙。更为可怕的是，如不及时解救，恐怕薛二等不到枪毙，就会白白丢了性命。因为他鸦片烟瘾奇大，黑粮一断，片刻难熬。何况薛二进去以后还被拷打，饱受磨折。

几位热心朋友商量着，只有找一个跟三大亨够交情的人，或者在杨虎、陈群面前说得上话的人，才能救出薛二。于是，露兰春想到了陆冲鹏。正巧薛二的朋友周培义和陆冲鹏一向交好，周培义立刻登门拜访陆冲鹏。

陆冲鹏听完周培义讲述的情况，总觉得这事不像三大亨所为，以三大亨今朝的场面，犯不上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更没必要借“清党”报这一箭之仇。特别是以杜月笙的为人，他怎么会为这种小事毁坏自家名声呢？

陆冲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行动大队，正好接电话的是芮庆荣。陆冲鹏一听他的声音，当即毫不见外地直来直去。

“我晓得薛二在你们那边，你帮帮忙，放他一码，让我派人送几只鸦片烟泡给他，先保住他一条性命。”

“陆先生，你的消息真快！”芮庆荣在电话里笑起来。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也是受朋友之托。”陆冲鹏坦率的说，“你也晓得薛二不是共产党，就算他以往做错过什么也还不至于搭上性命。请你想办法拖延一下，给我点时间，容我想想办法。”

“好，你派人把东西送过来吧，我一准给你送到。”芮庆荣一向脾气爽快，做事干脆，当下便直接说，“时间上我尽量拖延，反正大帅也不会到这边来。”

一句话露出了破绽。如果是三大亨共同所为，芮庆荣为什么单怕张啸林一个人呢？可三大亨历来三位一体，况且这个事体又是因黄老板而起，真的会与黄老板、杜月笙没有关系吗？

陆冲鹏放下电话，拿出挂表看一下时间，回头对周培义说：

“你赶快去薛府，转告露兰春，让她尽快把鸦片烟泡、食物、寝具送到枫林桥去。”

“好的！”周培义答应着，转身欲走。

“别忘了多带点洋钿，把监牢里上下打点一下，让他们多照顾着点。我去杜公馆看看，等我消息。”陆冲鹏又特别叮嘱一句。

在杜公馆大烟间里见到杜月笙，还没等他开口，杜月笙反倒向他讨起办法来了。

“我正有一桩要紧事体要向你讨教。”杜月笙递过一杆烟枪，笑眯眯地说，“来，你先养养精气神，听我慢慢道来。”

陆冲鹏一边烧着大烟泡，一边听着杜月笙讲述事情经过，

“一直以为三大亨一个鼻孔出气，没想到在这个事体上露出了破绽。”陆冲鹏听完杜月笙的话哈哈大笑。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好在你是自家兄弟。”杜月笙说，“这个事体，只有你能调停。”

“说说看。”

“以薛家的请托为借口，直接找陈老八、啸天哥摊牌。以你和他两位的交情，自然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喔，三面光。”

“哦？你晓得我为何而来？”

“眼下特殊时期，你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好！”

陆冲鹏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高明，借着说几句心腹之言的机会，把黄老板和他自家的态度，借陆冲鹏之口传播出去，既洗刷了他和黄老板的嫌疑，又把请释薛二的差使，轻轻地往陆冲鹏身上一放。黄、杜的目的达到，张啸林那边也不至于伤了和气。

陆冲鹏找到杨虎、陈群，把来龙去脉这么一说，二位这才明白是张啸林自作主张，当时便以陆冲鹏出面为由，将薛二开释。

薛二被放，张啸林丢了面子，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由于黄老板和杜月笙曾为这事埋怨过张啸林，此后再见面，张啸林便耿耿于怀。更有挑拨者投其所好，把风言风语吹进张啸林的耳朵里，张啸林大发雷霆，哇啦哇啦怪叫一阵，然后跳着脚指着隔壁头大喊：

“好么！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喊完，张啸林吩咐下人寻来泥瓦匠，把杜张两家中间那扇门堵死了。

三、黄老板触霉头

这边，一桩薛二案件，使华格臬路两大亨堵死了往来如自家的“通道”。

那边，薛二案件的发生，使钧培里的黄老板刚刚燃起的热情之火再度熄灭。

4月12日“清共”这一仗，让半隐退的黄老板又看到了希望。自打四年前为露兰春一事跌霸，黄老板已消沉的意志被激发，他晓得这次功劳不小，无论二十六军的布告怎么说，蒋总司令自然会心中有数，连蒋本人都是黄门走出去的，他黄老板还怕什么！而国民党的要员之中，更有不少是他的旧交。再加上杜、张、杨、陈四位把兄弟“金荣哥”、“金荣哥”地叫着，杨、陈又掌控着上海滩的生杀大权，因此，黄老板有了复出之意。

于是，黄老板振作精神，多方联系，一心一意准备东山再起。他的嫡系人物更是起劲，一个个兴奋异常，四处奔走活动。因此，当杜门芮庆荣当了行动大队长之后，黄金荣立刻暗示杨、陈，随后，黄老板的左右手徐福生，任职淞沪警备司令部谍报处。

然而，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令黄老板大触霉头的是，张啸林竟然无事生非，又把露兰春那件倒霉事体重新翻腾出来，让他无端被人指责，而且百口莫辩。偏偏跟这个张大帅无理可讲，白白地生了一肚子闷气。尽管最后摆平，但和张大帅也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步。而且杜月笙早已成气候，势头也早已盖过黄老板自家，虽然对黄老板依旧执礼甚恭，但已不大可能甘为黄门马前卒。

就在黄老板心气渐消的时候，另一件事使他彻底打消了复出的念头。

有天黄老板在家纳福，新任市政府秘书耿家基上门，一进黄公馆客厅，耿家基便摆出一副政府官员的架势和他说话。

“在下受市政府指派，前来知会黄老板，市政府要检查各戏院演出的剧目，请黄老板给予配合。”

黄老板一听大为光火，他晓得耿家基在杜月笙那儿每个月吃着一份俸禄，如今却跑到黄门装腔作势，当下便断然拒绝。

“我的戏院都在租界，租界上的事，市政府管得着么？”

表面上，耿家基被黄老板严词斥退，但没隔几天，一位主管戏剧检查的年青朋友持耿家基的介绍信再次登门，要求检查黄老板所有戏院的剧目。这让黄老板大为头疼，他没想到市政府这帮小朋友竟这么难摆弄，很是费了些口舌，才把这位小朋友打发走。

黄老板拒绝检查的理由仍然是：租界的戏院，无法奉行市政府的政令。但事隔没几天，黄老板被请进了法国驻沪总领事、兼法租界公董局总董范尔迪的大办公室。

“中国人开的戏院，接受中国官员的检查，有什么不妥吗。”范尔迪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板无言以对，不得不接受政府官员的检查。尽管这件事报纸上不曾登载，但所有场面上的人无人不晓，黄老板这次又塌台了。

黄老板吃了个大窝脖，闭门思过，连市政府的小朋友都敢骑着脖子拉屎，想自家真的是老了，搁在杜月笙身上，看他们哪个敢！

当时黄老板已跟另一个女人同居，由于这个女人是黄府上下都熟识的，也是桂生姐的好朋友，黄老板只好瞒着家里小辈，和她在新城隍庙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居住。后来家里小辈发现，原来这个女人是上海清丈局长曾绍棠曾伯伯的下堂妾，因为她住在漕西，也就是黄、杜、张三大亨原始根据地八仙桥的西边，所以都喊她西海好婆。

黄老板打消了复出的念头，把这位新欢堂堂正正接进黄家花园，把黄家所有事业交给儿媳李志清打理，自家关起门开始了养老生涯。

这一年，黄金荣60岁，杜月笙40岁，张啸林50大寿刚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三大亨实际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

黄老板退居黄家花园不久，陈群要在嵩山路18号俱乐部宴请三大亨。黄老板刚刚宣布不问外间事，陈群的电话便打到了黄家花园。

“金荣哥，退隐养老不妨碍朋友聚会，有了主家婆也不妨碍会会俱乐部里的妙龄女嘛！你那个不问外间事不应该包括自家兄弟！”

“好！”黄金荣原本就耐不住寂寞，经陈群一撺掇，立马抛开新欢，欣然前往。

但陈群此次宴请三大亨的主题，远不是吃喝嫖赌，而是报喜！

参加此次宴会的就是陈群、杨虎和三大亨。大家入席就坐后，陈群满脸笑容看着三大亨，却不肯说出谜底。

“老八，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什么事，快说吧！”杨虎是急性子，一边催陈群，一边对三大亨说，“他刚从南京回来，看他一脸的喜气，一准有好事！”

“老八，说说看！”黄老板来了兴趣，他心想：四一二“清共”之役过了这么久，南京方面也该有个表示了！

“此次进京谒见蒋总司令，提起上海“清共”之役，蒋总司令为表彰三位所建功勋，特地委任三位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和‘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陈群说着，从秘书手中接过三个牛皮纸大信封，一一递到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手上，说，“十月十日另行颁发勋章。”

三人恭恭敬敬地接过大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委任状。

面对此等殊荣，三大亨自然是喜从天降。黄老板笑眯了眼，有了这张委任状和勋章，他可算善始善终，光荣退休了。

张啸林则得意忘形，手舞足蹈——此等殊荣岂是流氓、莠民可得？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有个这个政治资本，烟赌事业还愁做不大么？当初对杜月笙一肚子的埋怨，这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加上一向脸皮厚得可以，面对杜月笙自然没有一点儿难为情的意思，甚至连堵门的事也都忘了个干净。

杜月笙双手捧着总司令部颁发的委任状，表情凝重，心里充满着感激、感动和感慨。从高桥镇到十六铺，从十六铺到八仙桥，从八仙桥到华格臬路，他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一个飞跃。但他晓得，他走的是黑道，是夜路，是见不得日头，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歪门邪道。如今，这张委任状可以让他鲤鱼跳龙门，让他堂堂正正地站到日头底下！他怎么能不激动呢？他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看陈群，又看看杨虎，一边点头，一边微笑。

“祝贺！祝贺！”

杨虎喊着带头鼓起了掌，其他四人赶紧相随，张啸林更是把手掌子拍得山响。一时间，俱乐部里掌声雷动，笑语飞扬。

这一桌酒宴吃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三大亨都急于回家报喜，陈群只好取消原定的其他节目，三大亨各自打道回府，杨、陈二位留下来继续寻欢作乐。

对黄金荣来说，这一张委任令他一扫前些日子的晦气，坐在车上都在乐呵呵地想着，回去要好好庆贺一番，大事宣传一番，让市政府那帮狗眼看人低的小朋友晓得，姜还是老的辣。

蒋介石给黄金荣的面子远不止这些，犹如黄金荣送还拜师帖，给足蒋介石面子一样，蒋介石也要做得落门落槛，给足黄金荣面子。蒋介石送给黄金荣的这个最大的面子，就是亲自登门给黄金荣拜寿。

11月24日，是黄金荣60大寿的日子，会客室里布置得金碧辉煌，前往拜贺的中外客人络绎不绝，热闹空前。各方赠送的寿礼琳琅满目，堆积如山。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张啸林等一帮老弟兄，一个个袍褂整齐，一大早便赶来帮忙料理。

下午3点前，从大门口到正厅，全部经过特别的布置，不论门生弟子，还是朋友客人，以及家里的闲杂人等，一律避开了那条主要的通道。客人们被引到楼上，或玩牌，或吸食鸦片，或聊天。大厅里只留了几个娘姨，黄金荣穿一身崭新的长袍马褂，红光满面地恭候一位贵客的到来。

3点整，贵客登门。这个贵客不是别人，正是黄老板的得意门生蒋介石。

蒋介石在黄公馆客厅坐了一个小时，两个人长话短说，尽叙家事国事、公谊私情。一小时后，蒋介石起身离去。黄金荣亲自送到大门口，连连作揖称谢。

送走蒋介石，黄老板回到客厅，喊出门人弟子、朋友客人，向大家报告了这一喜讯。大家一听，纷纷欢呼雀跃，再次向黄老板道贺。

黄老板退休以后又添上如此绚烂的一笔，总算是面子挣足，终身无憾了。

四、杜月笙晋见总司令

杜月笙拿着蒋介石的委任状，兴致勃勃地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当即吩咐定做少将军服。不几日军服送来之后，又郑重摆上香案，对着少将军服和委任状三鞠躬。这些以示尊崇的仪式完成之后，杜月笙穿起军服拍照，将照片放大配上镜框挂在墙上。紧接着大宴亲朋，宴席连日排开，前往道贺的人络绎不绝，一连热闹了好几日，黄浦滩头但凡有点头脸的人物，无人不晓得杜先生以及黄老板、张大帅官拜少将参议，成为了军界要人。

热闹过后，三大亨忽然觉得，受了蒋总司令如此大的荣宠，光耀了自家门厅，对蒋总司令总该有所表示才对。至于怎么表示，三大亨齐聚钧培里黄公馆商议。

“自古以来，做官的接受了委令，都要‘谢委’，就是去拜见上级，向上级道谢，听上级训话。”张啸林到底念过书，轻摇羽扇，咬文嚼字。

“照这么说，我们应该去一趟南京，拜谢总司令了？”黄老板问。

“当然！”张啸林回答得煞有介事。

“我们三个一道去？”

“当然！”张啸林说，“这个事体，旁人不好代表的。”

“不慌。”杜月笙急忙阻拦说，“总司令一定很忙，我们去了，总司令没时间接见我们怎么办？”

“对啊！”黄老板赶紧推脱，“月笙，你去问问老八怎么办。”

一问陈群，陈群哈哈大笑。

“都什么年代了，还谢委请训？也亏大帅想得出来！国民政府不兴官场上那些老套套，总司令要召见谁都会事先邀请的。”

黄老板听了这个话，了却一桩心事。张大帅听了却一肚子的不高兴，好不容易有个晋见蒋介石的机会，就让陈群这么一句话给否了。

偏偏事隔不久，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杜月笙受宠若惊，感到荣耀非凡。可三个人单单召见他一个，又担心为这事再生龃龉。

“不能三兄弟一道去吗？”杜月笙问陈群。这个诏令就是陈群带来的。

“你当这是赶庙会呢？”陈群笑说。

既然这样，杜月笙觉得，这事还是由自家亲口告诉黄老板和张大帅为好。黄老板已经退休，自然懒得争这个风头。果然，电话打过去，黄老板一味的祝贺。张啸林则不同了，接到电话后半晌没做声，杜月笙晓得大帅的狗熊脾气，何况他又特别热心官场事体，不在电话里骂娘就已经很知足了。果然，憋了半晌，大帅还是在电话里迸出一句酸溜溜的话：

“好么月笙，你自家攀了高枝别忘了提携一下老弟兄！”

不管怎样，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赶紧打点行装，准备动身。只是他手下的一帮学生子，个个都想给他当随员，杜月笙又好气又好笑。

“你们应该晓得，我这个少将参议只不过一项名誉职位，又不是真的做官，哪里配带什么随员？何况到了南京说不定会有公事，又不是去白相，带着一大堆人像个什么样子！”

最后人选确定下来，除了司机、保镖、总管万墨林、随身侍奉杜月笙的马阿五外，还有杜月笙几个学生子。临行前杜月笙一再叮嘱，到了南京一定要守规矩，既不要提甚么参议随员，也不要拿出勃兰西地界的作风，以免闹出笑话。

一行人上了火车，一个个欢天喜地，一路上说笑不停。车抵下关车站，总司令部派来迎接的专车早已等候在车站，一行人登车后，直抵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首都最高级的旅馆，专门招待各地来的大员和国际贵宾的，杜月笙觉得带了这么多人，要占不少房间，心里很是忐忑，便悄悄吩咐万墨林等下先把房租付掉。

走进中央饭店，杜月笙发现，这里的设备设施豪华程度与上海的几家大饭店相比，应该不相上下，但是氛围与上海的大饭店截然不同，全没有那种喧嚣、喧哗与流光溢彩，而是于整齐洁净、宁静安谧之中透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就连茶房都是彬彬有礼，令杜月笙不由得肃然起敬。

一进房间，杜月笙便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再一次谆谆告诫，要遵守这里的规矩，不可任性胡来。

第二天，杜月笙应召前往拜见蒋总司令。

这是杜月笙一生中第一次晋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41岁，杜月笙40岁。他们一个是国民革命军领袖，一个是崛起于沪滨的帮会大亨。论身份地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而杜月笙正处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转折点，他这个帮会大亨的身份也正可以为蒋介石所用，也只有蒋介石可以给他改变这个身份。因此，虽说两人一个是彬彬有礼，一个是谆谆教诲，但却是相谈甚欢。

这次晋见，让杜月笙深受鼓舞，蒋介石的器重与恩宠，给了他迎头赶上的动力。此时的杜月笙尚不晓得自家的角色，其实就是蒋介石的“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用不着的时候又嫌碍眼又嫌臭，放在床底下犹嫌不够，恨不能抛出去扔进垃圾箱。当然在以后许多年间，蒋介石都是用得着这个“夜壶”的，他也因此攀龙附凤，光耀显赫许多年。

但眼下，他是受宠若惊，一门心思跟定蒋介石，踌躇满志，要干一番比烟赌更大的事业。

然而，这次风光无限的南京之行却让他意外地出了一个大丑——一个“随员”给他闯了穷祸！

不晓得杜月笙为什么会收一个弱智阔少做学生子，更不晓得像晋见总司令这样的头等大事，杜月笙为什么会带着一个弱智阔少做随员？

这个弱智阔少名叫黄振东，其父做的是轮船和糖生意，足有百万身家。黄振东不读书不做事，整天就晓得白相相，其他事体一概不懂。这次南京之行，黄振东憨劲上来，不去决不罢休，纠缠得杜月笙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下来。反正去了也不用他出面，只是跟着走一趟而已，对他约法三章后，便带着一同来到南京，住进中央饭店。

岂料，杜月笙晋见蒋介石离开不久，黄振东便招呼大家到他的房间乐乐。

“先生拜见总司令不晓得几时才回，我们在这里也没事做，不如我订桌酒席，叫几个南京顶有名的姑娘出堂差，大家一起乐乐，怎么样？”

黄振东在冶游玩乐这种事体上的表现，看不出有什么弱智，反倒比常人更加胆大妄为。他的提议，立刻遭到所有人的严词拒绝。

“杜先生从上海就关照我们，这趟旅行不比寻常，要注意形象，庄重得体，以免闹出笑话。”马阿五好言相劝。

“你懂个啥子，摆桌酒席，叫几个堂差就不得体了？”黄振东振振有词。

“杜先生当初就不该带你来！”万墨林愤愤地说，“别理他，大家各自回房！”

“费这么大劲跑出来，还就是为了白相相，见识见识秦淮名妓吗？你们不敢，我偏要来！”黄振东不但不听，反而大声吵闹起来，

万墨林见黄振东越嚷越不像话，怕他越闹越凶，被外人听到，赶紧说好话，连哄带推地把他弄回自家房间，然后大家赶紧抽身，把门一关，看他一个人怎么折腾。

别人不买账，黄振东照样有办法，他打电话把茶房找来，要一桌酒菜。这一项茶房可以办到，爽快答应了。

“还有一桩事体拜托，”黄振东把天大的一桩事体说得轻轻松松，“麻烦兄弟给喊几个秦淮名妓来乐乐。”

“什么？”茶房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这里可是堂堂的中央饭店啊，“你想叫堂差？”

“没错。”

“不行不行……”茶房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你到外边去怎么找乐子都成，就是别在饭店里边。上头有规定，闹不好小的连饭碗都给砸了。”

“去去去，不给叫算了，啰嗦个啥！”

黄振东连说带推，将茶房轰出门外。然后打电话出去，叫来了秦淮河边上一家书寓里的一名妓女。那位名妓走进来的时候，茶房一路拦截，那女子却一步不停，只管朝里走。黄振东听到动静，立刻开门迎出来，一见茶房跟着阻拦，破口大骂：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是我太太，女朋友，姘头！你管得着吗？”

万墨林、马阿五等人闻声跑出来，一见这阵势，哪还敢阻拦，只好眼睁睁看着黄振东把那位女子迎进门去。

这时候，听到动静赶出来看热闹的人聚了一大片。但凡能住进这里的人，大都是有头有脸的角色，或者是头面人物的随员或跟班，总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无论私底下怎样，在这种场合一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大家一见有人把堂差叫进了饭店，全部为之震惊，纷纷打听是哪个如此胆大妄为。

“还有哪个，听说是黄浦滩头杜先生的手下，要见识秦淮名妓。”有知情人说。

万墨林一听这话，气得火气直往头顶上冒。茶房也急得直搓手。

“这位弟兄是你们一道来的，还是你去劝说劝说吧！”茶房哀求万墨林说。

“他哪里肯听我的？”万墨林压着火气，低声对茶房说，“麻烦你叫大家散了吧，否则越闹越大！”

“人还在里面，怎么能消停得了！”茶房比万墨林更着急，“你们哪个能想想办法？”

“除了杜先生，哪个都镇不住他。”万墨林一把拉过马阿五，“你快去外面看看，有没有杜先生的影子。”

正说着，杜月笙满面红光地走进来，一见这边一大片人，便好奇地往这边走过来，正与马阿五走个对头，听马阿五如此这般一说，立刻气冲牛斗，勃然大怒，大踏步地向前冲去。

“塌台！果然让他塌台塌到首都来了！”杜月笙愤怒地喊道，“黄振东，你给我开门！”。如果是在自家，他会毫不犹豫地一脚把门踹开。

“开门！开门！杜先生来了！”万墨林等人也跟着喊。

起初黄振东不相信，但仔细听听，果然是杜月笙的声音。他哪里想到杜月笙会回来得这么快，当即吓得抖作一团，抱着那名女子躺在沙发上动都不敢动了。

“这门我撞开，我会喊人来修好。”杜月笙对茶房说，正要撞门，被茶房一手拦住。

“不用，杜先生，我这里有钥匙。”茶房说着，打开了房门。

房内一副春宫图尽收眼底——白光光赤条条两个身子粘在一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茶几上的酒菜还是刚摆上的样子。

“岂有此理！”杜月笙怒不可遏，一声厉喝，“你给我滚起来！”

两个人赤身裸体，众目睽睽之下，哪里还敢动。万墨林一边捂着嘴偷笑，一边进到里屋抽出被单床单，一个人扔给一条。两人赶紧用被单裹着身子，抱着衣服逃到里屋去了。门外一帮人哈哈大笑，连茶房都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振东你听着，限你半小时离开中央饭店，马上乘夜车回上海去！”杜月笙余怒未消，冲里屋喊了一嗓子后，又对万墨林说，“这个事由你监督，他晚走一分钟你来告诉我。”

本来进京晋见总司令是一桩荣耀无比脸上贴金的事体，结果被黄振东一闹，很快被传为笑柄。杜月笙一行还没离开南京，这桩丑闻便传回了上海，让很多人简直笑歪了鼻子。

杜月笙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命人送还黄振东的学生帖。

黄振东的父亲早已知晓了这件事，如今又见杜月笙退回了黄振东的学生帖，心里又气又急，狠狠训斥黄振东一通后，赶紧请人到杜月笙那边去求情。他深知儿子和杜月笙这个师徒关系万万丢不的，这个师徒关系就是黄家上下一干人的保护伞，走到哪里都没人敢欺负；黄家庞大的生意也有人罩着。

怎奈黄振东给杜月笙出的这个丑实在太大、太荒唐，黄门出了这样的学生子着实有损杜月笙的名声，杜月笙已经铁了心，无论谁做说客，他都一概拒绝。

黄振东的父亲为了深表歉意，怀着赎罪补过的心情，花巨资买下一艘豪华游艇——上下两层船舱，上层有两间卧室，一个大餐间。下层有两排六个房间。他托人将这艘游艇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听后啼笑皆非，三番五次原封退回，黄振东的父亲决意不收回，这艘豪华游艇便一直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上。

过了很久，有人告诉杜月笙，新船扔在那里不用，时间长了会生锈烂掉，杜月笙这才决定启用，他给这艘游轮取名为“月宝”号，这艘游轮便成为杜氏“海军”，包括月宝、欢迎、波涛三艘游艇中第一艘的由来。

杜月笙收了游艇，黄振东便奉父亲之命开始到杜公馆行走。黄振东的父亲如此费尽心机赔礼赔罪，杜月笙的火气也就消了，时日一久，黄振东又成为了杜公馆的常客，又开始“先生长先生短”地喊起来。后来又走万墨林的门路，把那张学生贴送了回来。

五、张啸林大开销金窟

南京归来，杜月笙俨然一身凛然正气，满脑袋里装的都是蒋总司令的谆谆教诲，都是国家民族、党国利益。他看到了自家的差距，下决心要迎头赶上，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

首先，请来书法老师，每天教他写字，写毛笔字。从写三字经开始，一天写一大张。由一开始提起笔来手发抖，到最后练成一手蛮有气派的行书。

其次是听报、听书。如今听报不像以前那样囫囵吞枣，现在是一边听，一边问，直到问明白为止，常常问得读报人满头大汗。然后要提纲挈领地研究，把小问题化为大问题，小中见大，再把大问题扩充为专题。于是，又聘请学者和教授来给他上课。

第三是听书，不再听历史演义一类的书，现在要听的是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说书先生换成了知名教授。

正在杜月笙学得起劲的时候，张啸林笑吟吟地上门了。自打一怒之下把两家相通的小门堵死后，张啸林再上门，只好绕道走前门了。

那天，给杜月笙读报的先生刚走，杜月笙正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读着，张啸林一推门进了会客室。张啸林进杜公馆从来不用下人通报，只要向下人问明白杜月笙在哪个房间便可。

“月笙，这阵子忙活啥呢？”

“没啥。啸林哥，坐。”杜月笙放下报纸，过来招呼张啸林。

“哈，能看报了？长劲不小啊！”

“不行，字还是认不全。”

“哎，不是我说你，你以往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不也照样发财，照样是黄浦滩头顶天立地一大亨吗！”张啸林历来不喜欢杜月笙识字看报学文化，他喜欢的是杜月笙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烟赌两档发财的事体上。

“时局不同了。”

“这话对！自打那晚六兄弟结拜，黄浦滩就是咱兄弟的天下了！”张啸林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地说起来，“你数数看，上海警备司令位子上坐的是谁？是咱哥们！和卢永祥、何丰林不同，杨兄是自家人！老八身兼20多职，哪个不晓得他是上海党政军的实际当家人？还有柏龄兄，如今又出任镇江要塞司令，管辖镇江两岸，权力大得很哦！”

“是的，这哥仨要文有文，要武能武，真让人佩服！”

“你也别小看自家，咱们老哥仨如今也是总司令部任命的少将参议呢，说起来也算是党国新贵了！”张啸林越发得意，“还有老哥仨手下的弟兄，叶焯山、芮庆荣、谢葆生、马祥生、乔松生，一个个被提到紧要的位子上，有权有势。这么好的形势，咱哥仨还是要劲往一处使，那才好发财呀！”

“是这么个道理。”

“对呀！我说月笙，我就等你一句话呢！俗话说时来顽铁成金，运去黄金变铜！人生在世，能有几次这样的好机会？说句不好听的话，谁晓得黄浦滩的天下哪一晌就又变了？”张大帅一时说得兴奋，吐沫星子四溅，“我看好一处地方，就是福煦路一百八十一号的一幢巨宅，大约有60余亩地的一个大庭院，庭院中是一幢三层楼的英式洋房，这可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豪宅。”

“是谁的宅邸？”

“是洞庭山富户席姓的产业，我们把他租下来开个三鑫公司的俱乐部你看好不好？”

“像老八那个俱乐部？”

“不是不是，老八那是供自家兄弟玩的。”张啸林正色说，“我们要开的俱乐部，名义上是供三鑫公司员工与客户玩的，事实上有钱都可以去玩。那么大一片场地，那么豪华一幢洋房，自然要开成黄浦滩乃至全国独一无二的豪华俱乐部！”

“那么，这个俱乐部的主业，是赌还是嫖？”杜月笙皱皱眉问。

“俱乐部嘛，自然是样样齐全，主业是赌台！”张啸林说完，瞪着眼珠子看着杜月笙问，“你认为咋样？”

“好事！好事！只是……”

“只是啥？别跟我说你没兴趣！”张啸林不知不觉地瞪起了豹子眼。

“赚钱的事我怎么会没兴趣！”杜月笙笑笑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黄浦滩刚刚到了革命军手里，还不晓得上边是个什么政策，万一总司令对这个烟赌没兴趣，到时候我们不好交代。”

“就凭我们给他卖命，就算他心里不高兴，也不能咋的，何况我们是开在租界！”张啸林一急，嗓门又大起来。

“话是这样说，可总归不够稳妥，不如缓一缓……”

“缓什么，缓到黄浦滩换了主子，我们手底下万把个弟兄都喝西北风去？”张啸林牛脾气又上来了，大吼道，“我告诉你月笙，不管你和黄老板干不干，这个赌场我开定了！缺了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呢！”

发过了脾气后，张啸林大步走出了杜公馆，他又去见黄老板。其实他并不是非要黄老板加入，他是想通过黄老板把杜月笙拉进来。一方面三大亨历来三位一体，特别是杜、张不分家，这是面上的朋友都晓得的，他不想破了这个例。另一方面，他还要借杜月笙的人气。无论如何，今朝杜月笙的人气、势力都在他和黄老板之上。特别是三大亨有一爿三鑫公司做土生意，再来一家与三鑫公司相对应的赌台，岂不是两全其美！

黄老板听完张啸林的一番阐述，先问：

“月笙是啥想法？”

“别提他，那是个呆瓜！”张啸林一下子来了火气，“去了一趟南京，还真以为他就是老蒋的红人了，非要等等看老蒋是个啥政策。”

“既然这样，你只管自家做。我是退休的人了，不好再抛头露面，有用的着我的地方只管说话。”

张啸林又碰了个软钉子，一出黄公馆大门，气得破口大骂：

“一个个当了上将，都不晓得自家吃几碗干饭了！妈×个×，不信老子自家干不起来！”

张啸林说干就干，立刻找人联络，以每月4000两银子的租金，租下了福煦路一号那幢豪宅。前门开在福煦路，后门直抵巨籁达路。前后门都是双扇大铁门，汽车可以直接进出。从前门进入后，首先是一座辟有亭台楼阁、柳岸梅洲的大花园，花园正中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中间点缀着奇花异卉，四季长春。花园后面是那幢三层楼的大洋房，恢宏壮观，大有月殿云堂之概。

豪宅租下来，接着是设计装修、搭班子准备大干。杜张原本不分家，杜月笙的门生，张啸林都是当自家手下使唤的。如今要开一家天字第一号的大赌窟，既想用杜月笙的人气，又想用杜月笙的门生，晓得杜月笙一准会反对，只好先斩后奏，以杜月笙之名，把顾嘉棠喊来负责赌台保护，配给十人携带手枪“抱台脚”。又喊来杜公馆的账房钱曾宝当一八一号的经理。钱曾宝曾是上海法电公司买办，不仅嗜赌，而且非常善赌。赌台“挡手”则由杜月笙的开山门弟子江肇铭担任，在全场主持赌博。江肇铭本就是赌场奇才，嗜赌成性，这个差使不仅让他大赚洋钿，同时也使他在赌界身价倍增，成为黄浦滩上“摇缸”第一把手。

在三层的豪宅内，一楼二楼为赌场，仅三十六门的轮盘赌台就有八张。每只赌台除有固定的人“抱台脚”外，还有吃陪二人，管筹码二人，转盘一人、望清（看场）一人、招待二人、管伙食二人、茶房二人，共12人。在八张轮盘赌台之外，环绕着中央大厅的，还设有数不清的大小赌室，麻将挖花、牌九铜旗、沙哈摇缸，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客可根据嗜好选择赌博方式。赌台里还特地开了一个秘密房间，专供达官贵人们赌博之用。

三楼是赌客的休息场所，大小房间各具特色，布置得迷宫一般，里面的家具摆设中西结合，时尚别致。每个房间都设有烟榻，备有足够的上等鸦片烟，供瘾君子们免费吸食。对于不抽鸦片烟的赌客，自有高级香烟免费供应。更有名厨日夜掌勺，各种中西大餐，中外名酒，咖啡糖果，各色中西甜点，应有尽有，随时供应。而三楼的另一大特色，便是以女色见长。随侍赌客的是清一色的美貌少女，个个训练有素，烧烟挑土，侍奉巾栉，服侍餐饮小憩，莺啼燕语，娇声呖呖。

这一层楼，集烟馆、妓院、酒馆、茶馆、咖啡厅等功能于一体，赌客赌累了，直上三楼，立刻会有漂亮女子过来服侍，或抽，或吃，或喝，或嫖，随心所欲，一律免费，服侍殷勤周到。仅烟泡消耗每天便在1500只以上，仅赌客伙食一项开支，每月便达几千元之多。

赌台还规定，凡是坐汽车前来赌博的，发给其司机5元饭费，有保镖的再加5元，每辆汽车免费送5加仑汽油。坐黄包车前来赌博的，发给车夫2元。为吸引女性赌客，赌台特地准备了法国巴黎香水作为赠品。凡步行来赌台的，离去时赌台会提供小汽车免费送其回家。但对于第一次徒步前来的陌生赌客，门岗要对其搜身，以防将炸弹之类的危险品带进赌台，

“一八一号”大赌台开张后，每天下午从4点开始，到夜色降临时分，福煦路和巨籁达路便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前后两个大铁门，进进出出的小汽车络绎不绝，男男女女纷至沓来。法租界开了这样一家赌台，立马震惊黄浦滩，很快轰动全国，成了举国第一的天字号销金窟。

而这家赌台的豪赌，也创黄浦滩之新高。大赌客的挥金如土，一夕胜负动辄十万八万，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之间声名较著者，都是早先华格臬路杜公馆的座上客，或者是经常陪杜月笙白相相的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包括晚清大臣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几个儿子、女儿。盛宣怀兴办洋务起家，私囊富可敌国，留下巨大产业。其子女大有乃父之风，能赚能花。当年盛家和诗人邵洵美在静安寺路做邻居，两家都是黄浦滩数一数二的巨富，门当户对。于是，邵洵美的父亲邵月如娶了盛宣怀的女儿做太太，邵洵美又娶了盛宣怀孙女做夫人，两家父子郎舅姑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一八一号赌台，每每输赢都在三五十万之间，甚至至亲之间对赌，照样锱铢必计，当钱不让。

叉袋角朱家的小开朱如山，与杜月笙私人交往好得不得了，赌场开张，朱如山第一个大捧其场，随后父子兄弟往来不断，成为了一八一号不可或缺的豪门赌客。叉袋角一带工厂林立，朱家的产业几乎涵盖了这一带所有物业。而这一带横跨闸北和公共租界西区，从长安路底麦根路北近苏州河一带，可见朱家产业之大。

朱如山是朱家父子兄弟中最会享受的一人，妻妾成群，个个有倾国倾城之貌。朱如山御妇有方，姨太太们个个乖顺。兴致来了，朱如山会带着他的一大群姨太太到赌场助阵。每次来的时候，都由朱如山的的正房夫人带队。正房夫人单独着装，姨太太穿同一种式样，同一种颜色的时装，戴同样的首饰，烫相同的发式，一律梳横S髻，髻边插一朵鲜花。她们以各自身份名次为顺序，依次排列，在朱如山身后层层环立，目不斜视，樱唇紧闭。在赌台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广东人钟可成，对杜月笙佩服得五体投地，杜公馆开赌场的时候，他每赌必到，常常模仿杜月笙的言谈举止，竟然学会一口地道的浦东腔的上海话。钟可成在中国营业公司任买办，专做地产生意，赌风豪迈，手笔阔绰，“一八一号”一开张，钟可成便成为了常客。

后来又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叶楚伧，以及南京政府不少“党国要人”纷纷来上海“度周末”，“一八一号”大赌台成为了竞相登访的理想场所。

大赌台开起来了，满赌台管事的都是杜月笙的门生弟子，满赌台豪门赌客都是杜月笙的朋友，可唯独不见杜月笙露面。黄老板不露面没人觉得奇怪，大家都晓得黄老板历来是在自家打铜旗，从来不下赌场豪赌。杜月笙却是赌台中豪客，自家开这么大场子，不到自然说不过去。这帮豪门赌客纷纷询问，杜月笙的手下只好借故搪塞，张大帅却十分尴尬。于是，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到杜公馆，杜月笙也只有借故打着哈哈搪塞。更有朋友亲自上门询问，杜月笙也都巧妙抵挡过去。唯独张啸林一次次上门相催，令杜月笙着实头痛不已。以张大帅的脾气，何曾有如此耐性，又何曾有如此温婉软语？

这个时候，杜月笙不但不会去，同时也在为张啸林的目空一切、装疯卖傻、借机大捞无比担心。无论如何这家赌场是以三大亨的名义合开的，他不晓得党国高层对于黄、杜、张大开赌场持何种态度，他希望的是这些上层人物能看到他对过去的改变，以致忘掉他的过去，了解他的现在，提拔他于未来。因此他小心谨慎，生怕给人留下“本性难改”的印象。

但他一次次的推托，迟迟不去“一八一号”亮相，使张啸林对外间无法交代，面子上带来极大难堪，两兄弟之间的裂痕随之越来越深。

偏偏就在杜月笙抱定蒋介石这棵大树，痛改前非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这让杜月笙措手不及，刚攀上的高枝要折，杜月笙心急如焚，闻讯后立刻奔走于支持蒋介石的活动之中。

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乘轮船由南京返回奉化老家，途径上海，杜月笙带着一大帮武角色弟子，提前前往码头，在码头周围布置岗哨，为蒋介石保驾护航。轮船靠岸，杜月笙立刻登轮谒见蒋介石，力表忠心。

后来蒋介石住进陈群杨虎的嵩山路俱乐部，杜月笙出面盛情款待，并给下野的蒋介石留下巨额款项。但杜月笙对此事从来不敢提起，别人问起，也是支支吾吾，不做正面回答。无论蒋介石吩咐他做什么事，他都感到无比荣耀，受宠若惊，必定当做头等大事全力做好。

虽说蒋介石下野是“以退为进”，但四周反蒋声不断，无不令蒋介石深感凄凉惶然。见杜月笙如此表示效忠，心中无不慰藉，蒋、杜关系也由此进一步加深，一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都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同路人、铁哥们。

蒋介石隐退之后，南京形势大变，官员们贪污舞弊，竞相搜刮，纷纷带着大笔钱款到上海狂嫖滥赌，花天酒地。他们在上海冶游赌博，自然要找熟人引领，黄、杜、张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便成为最理想的人选。

官员们纷纷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杜月笙瞠目结舌。但沉下心来一想，这帮高级官员都是如此沉溺于吃喝嫖赌，自家也还是随波逐流的好，于是，轻袍缓带，陪着几位南京贵客，第一次迈进了“一八一号”大赌台。

杜先生大驾光临，从赌台的杜门中人，到张啸林以及全体赌客，无不大为震惊。一个个都停下手中的“活计”，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行人，令被陪同的客人大出意外，不晓得是哪位高级官员如此引起全场震惊。

张啸林远远地看着杜月笙，从心底发出一丝冷笑。好在他脑瓜灵光，立马想到全场的人不仅在看杜月笙，更要看他张大帅和杜月笙的关系！赶紧哈哈大笑着迎上去。

“杜先生到赌台来了！”

这个消息很快在赌客中传开，无论那天在场的不在场的杜月笙的朋友，都大受鼓舞，前往捧场的空前火爆。

与此同时，南京来的朋友一天天增多，开始时还躲躲藏藏，后来来的人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了。特别是每逢周末，南京来的官员成群结队，某长某公的喊声此起彼伏，与黄浦滩上那帮赌场的元老争奢斗富，一掷万金，一争短长。大门外汽车排成长龙，司机保镖都得另设招待的处所。

张啸林得意极了，他以为这一宝果然压中，高兴得手舞足蹈，整日里笑口常开，乐不可支，周旋于官员富豪之中。“一八一号”这一“远东第一赌窟”，同时成为了官商人物的高级俱乐部。

第十一章　介入工运言语一句

一、吃瘪大英烟草

说起来，张啸林趁机大捞一把，也算是抓对了时机。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浦滩的主子”很快就换了。

1928年蒋介石重新出山不久，“虎狼成群，鬼神皆惊”的悲剧宣告结束，杨虎以及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七个处长被撤职，陈群自然也不会幸免。

杨虎一向搜刮掠夺，胡作非为，仅在西湖之滨建造的豪华别墅，便可富埒王侯。庞大的财富、奢侈的享受，费用从何而来？一旦下台，杨虎脑满肠肥，宧囊丰盈。

陈群则不相同。陈群用钱全无数字概念。由于他本性颇为慷慨，对朋友讲道义，加上喜欢搜集善本图书，免职之后，穷得连吃饭都有困难。而因清党结下的仇家更不在少数。如今下的台来，茫然四顾，全无落脚之地。眼看走投无路，甚至性命难保，杜月笙铁肩担道义，亲自找到陈群，用十倍于平素的谦逊和热忱，一再殷殷相邀，终于把陈群请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

杜月笙对各路军阀政客，无论在朝在野、得意失意，一概笼络援助；而黄浦滩头相干不相干的各色人等在杜月笙这里吃俸禄的更是不计其数，陈群作为杜月笙的把兄弟，岂会有生活之忧？杜月笙把他请到家里，敬以师礼，礼如上宾。后来杜月笙开办正始中学，以陈群为校长全面主持学校工作，直到陈群复出。

住进杜公馆后，陈群沉下心来，开始为杜月笙的事业出谋划策——

时局演变，潮流日新月异，烟与赌不可能长久维持，理应准备收档。眼下杜月笙的资本，是在黄浦滩头有很高的声誉，有很好的人缘，有一张四通八达的关系网，有一支庞大的群众队伍。但是，杜月笙的势力虽早在几年前便伸展到大英地界和华界，甚至环绕大上海的近郊地区，但似乎仅限于所谓的白相人地带，并没有打进英租界里掌握工商势力的“上流社会”；同时，他那支庞大的群众队伍里，虽早已文武角色齐全，但还缺少另一种力量，一种新生的、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工人阶层的力量。

于是，确定了目标。原则上就是改变方向，全心全力向工商业进军。具体步骤：

第一步，掌握法租界华人纳税会。

第二步，拉拢上海市工人和商会。

第三步，结交银行界同业。

陈群为杜月笙策划的三步棋中，杜月笙已经开始走了两步，令陈群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一步，早在1927年1月12日，杜月笙通过他的法文翻译李应生奔走斡旋，便已当选为华人纳税会委员，而在九名委员中有六七人，如张啸林、尚慕姜、程祝荪、于正水、鲁廷建、沈仲俊等，为“杜系人物”。其中尚慕姜每日早晨都要去杜公馆给杜月笙读报。

1928年元月，杜月笙力举张啸林荣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在这个基础上，只要顺水推舟，杜月笙便可轻而易举地登上华董职位。果不其然，在时隔不久的1929年7月，杜月笙继张啸林之后，荣膺华董，与著名绅商陆伯鸿、朱炎、魏廷荣等在公董局内平起平坐。而法租界每个人心目中，都深知杜月笙无异于华董中的首席。

陈群为杜月笙策划的第二步棋，杜月笙也于此前开始行动。当时上海的产业工人有很多人参加帮会，工人参加帮会的目的无外乎就是为了保障饭碗和人身安全。而杜月笙为了争取工界的好感，增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工人中广收门徒。这为他插手工运奠定了基础。

吃瘪大英烟草公司，就是杜月笙利用工人朋友，幕后插手策划的一件最重要、最有价值，也是最曲折复杂、波涛壮阔，而又最富戏剧性的工运事件。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以前，中国的香烟市场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天下。由于英美烟草公司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也无须向中国政府纳税，因此，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烟草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总和。

1927年6月，南京政府财政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财政部长古应芬于6月26日通令：从民国16年7月1日起，实行统一卷烟税，废除原定的二点五出厂税以及其他附捐。

两天以后，中央政治会议函告财政部，决定从8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各省厘金税或通过税，入口关税除特定物品如烟酒等依特定税则征收外，其奢侈品征30%，普通品征12.5%。

此时，全国“打倒列强，恢复主权”的呼声方兴未艾，政府征收关税的消息传出，国人一片喝彩，尤其是民族烟草行业，更是欢欣鼓舞。一旦英美烟草公司失去免税特权，照章纳税，那么，民族烟草行业便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然而，英美烟草公司并不买账，他们摆出一副蛮横架势，扬言拒不认缴。南京政府财政部当时便予以反击：不缴纳可以，但往后英美烟公司的产品不许出租界一步。一旦走出租界，立刻予以没收。

区区一个租界，最多能有几箱销量，而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历来畅销全国各地，这个通道一旦堵塞，无异于置英美烟草公司于死地！英国绅士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同财政部讨价还价，要求降低关税，多少缴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下。财政部的反馈是：不准。

于是，英美烟公司以退为进，借口关税过重，宣布该公司所属一、二、三厂同时停工两个月。

三爿工厂共有工人8000多，8000多工人失业，会导致8000多个家庭数万人生活无着落，将这样一大批人投在社会秩序不安宁、工潮纷起上海市面，无异于一枚猛烈的炸弹。其目的正是利用8000多失业工人向南京政府请愿，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财政部收回成命。

宣布停工两个月后，英美烟草公司担心此举不足以将8000多个家庭逼到饥饿的边缘，于是对工人们使出一道杀手锏——

原来，英美烟公司与华人雇员定过一项储金办法，即华籍雇员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公司将在5年之内，每月拨给月薪5%，专户存储，满5年后，赠加一倍发给雇员。若5年之内公司辞退雇员，同样加发一倍。同时，5年中雇员可以随意支取储款，但以全额的一半为限。

正如公司所料，公司宣布停工后，工人们并没有因此发生太大恐慌，存在公司的储款帮他们渡过两个月问题不会太大。因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公司支领储款。

而公司的杀手锏便是——拒绝工人提款。

在公司提款处，公司方面有关人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申：停工、拒绝提款，都是南京政府增加关税所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找南京政府！

工人们提不到款，失望、愤怒、绝望，可想而知。但这些工人的善良柔顺，叫他们充当武打角色在黄浦滩上闹事，再跑到南京去为公司要求减免税捐，恐怕不太可能。但公司单方面认为，一旦他们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公司有耐心等下去。

英美烟公司工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如李长贵、顾若锋、陈培德，都是杜月笙的朋友，其中江南学院法学士出身的陈培德，更是黄老板的学生。英法烟草公司的一系列变故杜月笙了如指掌，李长贵等人更是鼓动杜月笙站出来，为工人们主持公道。而杜月笙此时想到的不仅是工人的利益，他更关心的是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他要和蒋介石的政府保持一致。

于是，杜月笙由不平之鸣，一变而精神抖擞，准备和英美烟公司的财阀展开一场较量。他通过相关朋友很快摸清罢工内幕，在公司当局巴望工友肇事、赴南京请愿的要求还不曾说出口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利用工会中人，以及8000多人中的徒子徒孙，操纵工人，将矛头指向了公司当局。

说起来，杜月笙的方法很简单，他只是把那个足以令工人们愤怒的消息，散步到工人中去，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三爿工厂的工人们分别找到厂方高声质问：

“为什么公司宣布停工以后，公司里的职员还是照拿薪水，而工友不但没有薪水，连储蓄金都不许提？”

厂方负责人无言以对，只要装聋作哑。由于杜月笙的消息来的真实、确凿，成为了工人们回击厂方的有力武器。

“职员是人，工友也是人，为什么待遇不同？”

“职员要吃饭，工友就该挨饿吗？”

“讲讲看嘛，公司为啥要这样做？”

“讲道理，讲道理！把道理讲出来！”

……

群情激愤，怒吼的声涛此起彼伏。厂方负责人吓得逃回了办公室。

于是，惊天动地的中美烟草公司的工潮爆发。

工人群中开始有人登高一呼，全体工友团结一致，工会负责人挺身而出，代表全体工人向公司当局提出三点要求：

一、公司停工期间，不分职员、工友，薪水一律照发。

二、储蓄金应照以前所订办法，加倍发给。

三、毫无理由宣告停止的“工人抚恤养老条例”，应该即刻恢复。

李长贵等工会头脑将这三点要求正式通知厂方，厂方答复并转呈公司。

至此，英美烟草公司利用工人力量扰乱社会秩序，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的企图已成泡影。但是，要支持一个8000多人，进而影响数万家属生活的罢工，着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三四万人睁开眼睛要吃饭，住了房子要付租，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副担子有多重？这个巨额费用是多少？恐怕算都难以算清。难怪英美烟公司风潮初起之时，连那个以党政军三个单位为后盾的工统会，都在一边谨慎地看着，不敢轻易插手。对表现激烈的工友，他们耐心疏导劝说，生怕事体闹大不好收场。

此时的杜月笙却是非常乐观，在华格臬路的杜公馆的大烟间里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却有无数的消息纷至沓来。正所谓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精气神养足，下楼和朋友们磋商对策，除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朋友，还有各路闻讯赶来相劝的朋友。

“月笙，兹事体大，以你个人的力量，万万不可插足，须防北方人讲的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连黄老板闻讯后，都在电话里谆谆告诫。

“月笙，这桩事体关系到三四万人的衣食，怕你一个人是担不起来的，你千万莫要陷进去喔！”更有好友亲临杜门好言相劝。

“船到桥头自然直。”杜月笙笑吟吟地说，“这桩事体要担责任的是英美烟草公司。英国人宣告停工，停工之后职员薪水照发而工人不发，这才是这场工潮的起因。将来万一饿煞了人，谁都晓得这是英国人欺侮劳工，怪罪不到其他任何人头上。”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以你杜先生的为人，只怕是忍不下心眼睁睁看着饿煞人！”朋友说。

“当然。”杜月笙坦然承认，随后又说，“我晓得自家有多大能力，8000多人不是个小数目。可是，各位不妨想想，黄浦滩头有多少中国人自己的烟厂，从简家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哪一家不是在英美烟公司的强压力下，多少年苦心经营，也不过混个生存之本，哪个想过和英国人竞争一下？”

“有什么条件和英国人竞争呢？论资金、规模、声誉等，中国人都是比不起的。”

“英国人的资金、规模、声誉还不是在中国市场上打出来的，凭什么打出来？还不是因为不缴捐税，一本万利！如今终于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什么不借机拼他一拼？”

“哦？怎么个拼法？”朋友来了兴趣。

“各位都是吸香烟的，烟瘾上来都会有同感，虽说比不得鸦片烟瘾那样大，可也忍受不得。英美烟草公司自家要罢工两个月，烟厂停产，吸烟的却无法戒掉两个月烟，没有了英国人的强盗牌、红锡包、白锡包，也还有旁的牌子可买啊！”

“喔！”有朋友恍然大悟，“杜先生是想趁此机会……”

“常言说风水轮流转，英国香烟独霸中国市场不少年了，中国香烟也该翻翻身了！”杜月笙无限感慨。

“不过，英国人既然宣布停工两个月，想必他们仓库里的存货，足够应付两个月的市场供应。”又有朋友提醒说。

“是的，这就要看我们的工作怎么做了。”杜月笙胸有成竹。

原来，杜月笙想利用的是人们的反英情绪，动员经销商和瘾君子抵制英国货，改吸中国香烟。自从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和广州沙基惨案相继发生，1926年9月，又有四川万县附近英国商轮浪沉中国民船及驻军船只，在万县驻军扣押肇事轮只未及交涉之际，英国兵舰突然炮轰万县，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近几年来反英怒潮席卷全国各地，眼下正是给英美烟公司还击的大好时机。

在杜月笙的幕后操纵下，8月1日，在祥生铁厂附近的空地上，几千名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云集此处开会，工会主席李长贵和另一工会负责人陈培德慷慨陈词，振臂疾呼，激发工人们的强烈反英情绪，顾若锋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派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请国民政府对英美烟公司无故停工影响工友生活，提出严重交涉。

二、请求全国各商人团体，设法抵制英美烟厂的产品。

三、请求本埠行政机关，函知上海各中国烟厂，收容失业工人。

四、请求各界发起募捐，以实力援助失业工人。

五、组织临时失业工人代表团，囊助工会办事。

六、停工期内，任何工友不得入厂工作。

此这6点建议，当场一致通过。

集会一散，李长贵等人立刻着手将6点建议整理成文，一开头便指责英美烟草公司“抵抗国税，狼吞储金，意图捣乱革命后方，突使工友失业”，文件以英美烟草公司工会（名义是上海烟草公会第五分会）的名义分发出去，英美烟草公司头脑以及三爿工厂头头们都从各自的案头上看到了这份工会文件。

工人们的反戈一击，使英美烟草公司措手不及，方寸大乱，不知如何应对。

接下来，报刊舆论愤怒声讨，街头巷尾的中国老百姓纷纷大骂英国赤佬欺人太甚！随之而来的，是各商店、烟贩自动拒卖英国人的各品牌香烟。英美烟草公司停工关门，原本就走了一步险棋，如今营业又一落千丈，英国人感到事态严重，但已无计可施，透出的口风开始软化。

8月12日，上海市总商会统一委员会宣誓就职，第一任劳工局长马超俊从南京赶来，代表中央监誓。对于英美烟草公司停工一事，他出面请上海交涉使署办理交涉，以免时日一长影响工人生活。

13日上午，上海交涉使署委派专员郭泰华，与工会代表李长贵、顾若锋、魏云春，前往英美烟公司磋商复工事宜。英美烟草公司正愁无法收回成命，这一行人的到来，正好给他们搭了下台阶，随即派出代表谈判。最后英方代表马立斯答应工会三个条件：

一、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开工后不得借故辞歇工人。

三、停工期间，赔偿工人损失工资二日。

协议达成，在停工两周后的8月15日，英美烟公司的三爿工厂全面复工。

这一场外交战最直接的成果，便是英美烟草公司接受了值百抽五十的统一卷烟税。这对南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财政收入。

二、幕后操纵罢工

岂料，英国人并不甘心失败，开工之后既没有履行与工会达成的约定，也没有打算给财政部纳税。

9月30日发放工资，工人们并没有收到按约定赔偿的两天工资，仅有叶子间的工人收到一天的赔偿，其余的一概被赖掉。

工人们找工会代表出面与公司交涉，叶子间的工人主动找到厂方，向英国人提出质问。英国领班海纳和哈木兰一听，张口大骂叶子间工人不识好歹，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对工人们施以拳脚。海纳又去打电话，不一会儿英国海军陆战队荷枪实弹开到厂里，叶子间工人一见，立刻四处散去，随后开始罢工。

由于流水作业，叶子间工人罢工，其他工序全部停顿，好几个厂同时停产。这次罢工比上次规模更大，人数在一万人以上。

10月6日，英美烟草公司工会发出罢工宣言，宣言揭露了英美烟公司的一大秘密——该公司为逃避统一卷烟税，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调集大批的军舰，将香烟运往长江沿岸各省，再转运各地，以武装走私逃避掉多一半的应纳捐税。

毫无疑问，8月份的停工是英美烟公司引起，这一次的罢工则是工人主动。面对资方的言而无信，特别是武装走私，站在工人背后的杜月笙全力运作了此次大罢工。

由于罢工关系到每个工人的生活出路等切身利益，要动员全体工人心甘情愿罢工并非易事。但杜月笙在黄浦滩头历来有讲义气乐善好施的声誉，工人们对他多有信任。于是，由李长贵等工会负责人和公司内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口耳相传，使公司一万多工人很快晓得，杜先生讲过：在这次罢工中，倘若工友发生任何问题，杜先生绝对负责。

于是，杜月笙“言语一句”，罢工告成。10月14日，英美烟草公司三爿工厂开始了全面大罢工。

罢工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万多工人及家属的吃饭问题。其次，要为他们以后可能失业早作打算。罢工一开始，杜月笙暗中策划的“罢工后援会”立刻宣告成立，展开活动。华界大小华商烟厂、香烟零售商，以及杜月笙和他的朋友，纷纷慷慨解囊。捐款中最大的一笔，是劳工局长马超俊和中央委员覃振，亲自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劝募来的。这一笔30万大洋，平均分配给罢工工人，一开始就让他们拿到近一周的工钱。

杜月笙果然没有食言，各项捐款存放在后援会里，按时给罢工工人发放，数值与工人工资不相上下。

此时英国人并不紧张，一万多工人每天的开支最少要六七千块钱，后援会不可能有这么大财力长时间负担下去。他们不曾想到，时间越长对华商烟厂越有利，当瘾君子们渐渐忘记英美烟厂品牌的时候，华商烟厂便更有能力捐出大笔款项。

到11月19日，英国人越看情形越觉得不对劲，如此下去岂不让华商烟草把市场全占领了？于是调来大批英国军队，开到租界的工人宿舍，逼迫工人去烟厂里上班。工人们聚在一起，高声抗议。带路的公司领班和工头唆使英国兵使用武力，一时间枪托棍棒如雨点般向工人们身上打去，工人们赤手空拳，无力还击，只好任人殴打。哀号声、咒骂声以及枪棍的殴打声响成一片。

混乱中，一名工人被打死。其他工人一见工友身亡，顿时怒不可遏，吼声震天，他们要反抗，要还击，一个个赤手空拳上阵，就要与英国兵展开殊死决斗。英国领班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招呼英国兵迅速撤离。

惨案发生后，上海滩乃至全国各地为之震惊。杜月笙早已为罢工做好长远打算，他立刻通过工会中人，组织起一支一万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开始了对华界市场上英美香烟的扫荡与监督。他们日夜轮流，在华界大街小巷巡查，谁敢再卖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立刻没收，当众烧毁。

同时，杜月笙手下那些武角色也纷纷出动，协助纠察队工人街头巡逻。他们对各界地面上各色人等比工人们熟悉得多，零售烟商根本不敢忤逆他们。

为了加大对英美烟草的打击力度，华商烟业上万名工人也加入了抵制英美烟的行列。他们和英美烟公司的工友，以及杜月笙的群众力量融合，抵制范围越来越大，查缴方式越来越严，甚至连英美烟草公司设在华界的巨幅广告牌，也一夜之间全无踪影。与此同时，纠察队加大力度查截运往外地的英美香烟，车站、轮船码头等通往外地的交通要道，到处都有便衣纠察队的足迹。

英美烟草公司被便衣纠察队卡住了咽喉，黄浦滩没有了英美烟的踪影，运往外地的通道被封锁，当英国人意识到事态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1928年的元月，罢工已经开始整整三个月，他们等待的“罢工后援会”后援不足，一万多工人衣食无着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他们看到的是，后援会维持一万多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从容轻松，同时看到市面上英美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本土香烟。瘾君子们因为英美烟断档，纷纷改吸国产香烟，南洋、华成等华人烟厂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英美香烟在瘾君子心中逐渐淡忘。英美烟草公司的头脑们一时慌了手脚。

在华格臬路杜公馆，英美烟草公司工会的负责人和杜月笙坐在暖融融的会客室里商谈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罢工三个月，看样子他们吃不住劲了。”李长贵提议说，“我们是不是该提条件了？”

“是啊，杜先生，总这样僵持下去后援会的压力太大了。”顾若锋不无担忧地说，“无论如何，这是个两败俱伤的事体。”

“这个损失是值得的。”杜月笙含蓄地笑笑，他所指自然是为增加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牺牲其他利益。然后又说，“也不能说是两败俱伤，劳方没有败嘛！后援会压力大不是问题，国产烟占领市场本身是另一个大的收获。”

“但罢工终究是要停止的，而什么时候停止，选择时机很重要。”顾若锋强调说。

“是这个道理。”杜月笙笑着肯定，但话锋一转说，“但这个时机大概不用我们选，我们不妨再等一等，自然会水到渠成。”

工会的几个头头面面相觑，一时弄不懂杜月笙话里的含义。

果然，水到渠成的日子到了。

1928元月7日，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为弥补中央财政赤字，上任伊始便旋即赶赴上海，亲自调解英美烟草公司工潮。英美烟草公司于束手无策之中，就复工的原则问题，立刻与中方意见达成一致。

元月16日，劳资双方互派代表，并以上海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和江苏卷烟局长为证人，在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签订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会与英美烟厂劳资互助条件”十二条协约。协约中，工人待遇得到改善。同时，英国人不得不接受百分之五十的统一卷烟税，按照中国税法照章纳税，这是此次罢工最大的收获。

尽管在整个罢工过程中杜月笙不曾露面，所有新闻与官文中他也一概无名，但他这个幕后操纵者无人不晓。此时他与财政部长宋子尚不曾相识，但他的为人和作风，已给宋子文留下深刻印象，也为两人的日后往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英美烟草公司罢工风潮圆满结束，李长贵、顾若锋、陈培德的工会负责人成为了众人仰慕的风云人物，甘居幕后的杜月笙也为他以后一次次担任劳资调解人积累了经验，他的“言语一句”也成为他“季布一诺，黄金百斤”的金字招牌。

三、出手援助吴同根

1928年9月发生在法租界的吴同根遇害案，杜月笙当仁不让，出手调停，又落得一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好结果。

9月16日晚上11点，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收班调车回厂。空车驶达法租界霞飞路和萨坡赛路口时，五个喝醉了酒的法国水兵忽然出现在电车前面，强行拦车。吴同根被迫停车，五个醉汉不由分说，强行上车，用洋泾浜的中国话，喝令吴同根开车兜风。

法商电车公司明文规定，司机收班调车回厂，不得搭载乘客。吴同根怕丢了饭碗，苦苦哀求那五个醉汉，请他们下车。

法国兵借酒发疯，根本不理会吴同根的哀求。见吴同根迟迟不肯开车，一名法国士兵二话不说，嗖地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弹簧刀，在吴同根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弹簧刀已经刺向吴同根的左眼。

当时街上还有许多行人，听到这边吵闹，人们纷纷聚拢过来。这时，聚拢到车前的人都听到了吴同根发出的惨叫声。

电车里灯光明亮，人们看到站在车门前的吴同根血流如涌，身子向后栽倒。由于法国兵这一刀由左眼直刺大脑，吴同根倒下之后，两脚一伸便没了气息。

法国兵当街行凶杀人之后，下车扬长而去。

围观的中国同胞义愤填膺，顿时群情激愤，第二天华文各报便刊出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整个淞沪为之震撼，中国同胞同声声讨法国士兵草菅人命的残暴罪行！

上海市工整会发表激烈宣言：

“……一切不平等条件的罪恶，租界的罪恶，我们难道真个束手以待残杀吗？……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一致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大声疾呼：

“……吴同根是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而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侮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尽管中国人愤怒声讨，吼声震天，法租界当局却毫无反应，仿佛这件惊天杀人案和他们毫无关系。于是，中国官方出面，向法国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公开道歉，赔偿受害者家属，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案件。

面对中国官方的抗议，法国总领事范尔迪只有一句无关痛痒的答复：

“肇事水兵已经被已拘禁。”

那么，肇事法国水兵的具体情况、姓名，将对他怎样惩罚？法租界如何赔偿受害者家属等问题，范尔迪一概不予回答。

于是，中国人的声讨、怒吼不断升级，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杜月笙坐不住了，他要以私人身份来解决这场公案。

杜月笙首先派人调查了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然后让人写成一份详细报告，翻译成法文。有关杀人凶手的所属军队、姓名等个人情况，至今逍遥法外的情况，在场目击证人，都列举的十分详细。

杜月笙带着翻译，带着全部证据，前往拜访范尔迪。在范尔迪的大办公室，杜月笙说明来意后，范尔迪皱皱眉头，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定要达到目的，似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杜先生，这种小事你何必要管？”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杜月笙义正词严，大义凛然，“这是在中国，是中国人的事，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管？”

“杜先生，这件事情解决起来很麻烦。”

“这件事情不解决会更麻烦。”

“这话怎么讲？”

“总领事，你喊人把这几天的报纸给你翻译一下，再派人到街上听听中国人愤怒的呼声你千万不要省了小麻烦，带来大麻烦！”

“什么大麻烦？”

“自从五卅血案以来，中国人反过日，反过英，总算没有反过法，一旦引起中国人的反法情绪，你的责任就大了。”

“这个我晓得。只是，按照法国的法律，醉酒的人犯罪，应该减免罪刑。”范尔迪委婉地说，“那个肇事水兵已经抓起来了，至于怎么处罚，自有法国的法律决定，中国人何必管那么多？”

“不对！总领事，”杜月笙针锋相对，“倘若他杀的是法国人，中国人当然不会过问，但他杀的是中国人，法国人就应该对中国人有个交代！”

“哦……”范尔迪沉思一下说，“那就等审判结果出来再说。”

“会有审判结果吗？”杜月笙紧逼一步。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肯定明白，那个杀人的凶手，并不曾抓起来！”

“你怎么晓得？”

“总领事，请你看看这些证据。”

杜月笙说完，翻译立刻递上厚厚一叠法文资料，包括照片资料。关于肇事法国兵自醉酒杀人，到最近的自由行踪，一应俱全。

“杜先生，看来你真要管这件事？”范尔迪接过资料并没有看，而是加重语气再问一遍杜月笙。

“是的。”杜月笙肯定地回答。

“哎！”范尔迪叹口气，颓丧地往圈手椅上一坐，“好吧，这件事怎么解决，说说你的想法？”

“很简单，中国人有五点要求：第一，正式道歉；第二，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第三，从优抚恤死者的家属；第四，取缔法租界的外国酒吧间；第五，取缔法租界只许外国士兵出入的妓院。”

“不不不！”范尔迪一听急了，“你们中国政府都没提这样多条件！”

“这不是条件，这是我给你的几点建议。你只有照这几点做，这件事体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道歉、赔偿和保证，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可以商量。你为什么又叫我取缔酒吧间和妓院？”

“我加上这两条，自有我的道理。”杜月笙指指那厚厚一叠调查资料说，“那天晚上，那五个水兵就是在法国人开的酒吧里喝得大醉，又跑到专供外国兵消遣的妓院里去大闹，闹够了才去拦住吴同根的电车闹事杀人。不关掉酒吧妓院，你怎么能保证，往后这样的事体会杜绝？”

“好吧。”范尔迪无可奈何地说，“对吴同根的遗属，给多少钱比较好？”

“是赔多少钱。”

“是赔。”范尔迪改口说，“由法国总领事馆赔给他们1000块钱，你看好吗？”

“好！”杜月笙答应得很爽快。

范尔迪一听，区区1000块钱就把一桩公案了断，立刻长出了一口气。岂料，杜月笙紧接着说：

“吴同根的遗属一共是10口人，包括一个老婆和九个儿子，1000块只怕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杜月笙爽快地说，“法国领事馆赔他们1000块，我个人送他们1500块。”

堂堂法国领事馆的赔偿竟然不如个人送的钱多，范尔迪听了觉得很丢面子，但多出钱又不舍得，为了一点挽回面子，想了想说：

“叫法商电车公司也送1000块。”

“好！”杜月笙高兴地笑起来，“3500块就算是吴同根九个儿子的教育基金吧，一家10口的生活费我另外支付，每个月支付30元，一共10年。”

范尔迪一听，不禁哑然失笑。他深知杜月笙的风格，豪爽、大方、义气，这一笔生活费用就是3600大洋，加上杜月笙1500的赠予，就是4600大洋。而法国政府一共才赔偿2000大洋，这个面子他是争不回来了，只好不再接话。

“另外四条你打算怎么办？”杜月笙紧接着问。

“还能怎么办？”范尔迪苦笑着，耸耸肩膀，两手一摊说，“我只有照你说的办了。”

“好！谢谢！”

杜月笙交涉完毕先行一步，留下法文翻译李应生，与法国总领事馆的人交涉，当天中午便拿到了范尔迪承诺的2000大洋，杜月笙又从杜公馆账房那里支取1500大洋，另加一个月的生活费30大洋，然后由万墨林出面，乘车将吴同根的太太吴张氏接到了杜公馆。

在杜公馆豪华的会客室里，杜月笙将3530块大洋对吴张氏一笔笔交代清楚，然后又交代那每月30大洋的月供怎么领取。

生活在贫民区的吴张氏何曾见过这么多钱，政府都没讨来的这笔赔偿杜月笙以私人身份讨来了，而且又自掏腰包赠送一大笔抚恤金，令吴张氏感激涕零。听完杜月笙的交代，接过杜月笙递过来的银行庄票，吴张氏流着泪，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

“谢谢杜先生！谢谢杜先生！杜先生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第二天，各大华文报新闻版，还在声讨法兰西帝国主义残暴骄横的时候，广告栏中赫然出现了吴张氏鸣谢杜月笙解囊救济，与法国总领事馆厚恤遗孤的大幅启事。人们在稍稍一惊之后，顿时醒悟：早就该请杜先生出面，上海滩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

——杜月笙闷声不响，出钱出力，这一记漂亮手条子，赢得法租界以及整个黄浦滩的中国同胞的喝彩。

四、法国头脑有私交

吴同根事件圆满解决后，很多外间人士不明，为什么政府解决不了的事体，杜月笙私人出面便迎刃而解？在法租界，杜月笙当时也仅仅是华人纳税会委员，此时尚未荣升公董局华董，也未当选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的主席，范尔迪为什么对他言听计从，服服贴贴呢？

早在杜月笙刚刚搬到华格臬路，苏嘉善为他谋划未来，劝他广泛接触文角色的时候，杜月笙就聘请了法语翻译。引领杜月笙打进法租界公董局的就是他的第二位法文翻译李应生。黄老板吃了大半辈子法捕房的饭，熬到最后也只是升到了督察长的职位，而杜月笙一打交道就是法国驻沪总领事和总巡，一抬脚就迈进了法租界公董局。

当时的法驻沪总领事是那齐亚，杜月笙派出李应生前往斡旋。法租界弹丸之地，唯有烟赌两档兴旺发达，而这两档正是杜月笙的强项，两人自然达成相互“合作”与“支持”的默契。当时范尔迪初到上海，任法领事馆书记，与杜月笙还不甚熟悉，但他遇到的一桩事，使他们成为了莫逆。

范尔迪到上海时还是单身，在社交场上邂逅中国女子樊菊丽。樊菊丽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兼通英、法语。范尔迪跟她第一次见面，便对她的窈窕秀丽，风姿绰约，以及娴雅的风度、大方的仪态、流利的法语所倾倒。而范尔迪人高马大，英俊潇洒，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樊菊丽是宁波人，家住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父亲是长江轮船的买办，虽不是大富大贵，却是中西合璧，彰显洋派。樊菊丽26岁仍待字闺中。从此范尔迪以法国男士的热情，向樊菊丽展开热烈的追求，不久两人便在慕尔鸣路法国总会正式结婚。

婚后，两人出游太湖，在万顷烟波的太湖上驾舟小游，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好不惬意。哪曾想太湖深处有土匪，他们这样一对中西合璧的“鸳鸯”，正是土匪的一票好“生意”。两人玩兴正浓的时候，冷不防一群土匪呼啸而至，不由分说，将两人架起就跑。

在土匪窝里，范尔迪只好按照土匪的要求，写了一封呼救函，寄往法国驻沪领事馆。

收到范尔迪的信函后，法国头脑大为恐慌，一贯养尊处优、习惯于风月场上驰骋的法国绅士，哪有胆量和隐藏在深山的土匪较量，只好去找巡捕房的总探长黄金荣。当时黄老板正处于半退隐状态，一来打不起精神，二来苦于与太湖土匪那边没熟人，搭不上关系，说不上话，就把杜月笙喊来问计。

“好办！”杜月笙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

杜月笙和太湖土匪也说不上话，但他的关系四通八达，几乎没有他想办办不到的事体。他随后便把“小八股党”找来，果然，没出杜门便有了路子。

“小事一桩。”高鑫宝听后一排胸脯，“交给我吧，一周之内必定办妥。”

“哦？那么有把握？”杜月笙又惊又喜。

“月笙哥，你可晓得太湖的众山之主吴世魁是谁？”

“不晓得，”

“是我要好的弟兄！”

“哈！杜门真是能人辈出啊！”杜月笙高兴得大笑。

第二天，高鑫宝单枪匹马赴太湖，到烟波寨里拜山。一听说交情甚好的兄弟高鑫宝到了，吴世魁立刻吩咐山门大开，隆重迎接。太湖绿林早就耳闻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的大名，如今“小八股党”之一的高鑫宝上门，一个个争相结识。

吴世魁的确够义气，高鑫宝一到，说明来意，吴世魁立刻吩咐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然后大摆酒筵，一方面热烈欢迎高鑫宝，一方面给范尔迪夫妇压惊。

宴席过后，众土匪排起长队，送高鑫宝一行三人下山。

范尔迪夫妇有惊无险，安然归来，对杜月笙感激不尽。为了报答杜月笙，他曾经假公济私，一口气给杜月笙发了20多张通行证。持有这种通行证，可在法租界免于检查，畅通无阻。杜月笙和他手下的人使用多年，其价值不可估量。

到那齐亚卸任归国，范尔迪走马上任驻沪总领事，杜月笙和他的公私交欢自然不在话下。从此范尔迪开始收取陋规，烟与睹两档坐地分赃，杜月笙每月从三鑫公司收入中拨出18万元，作为范尔迪的“私人津贴”。

杜月笙和范尔迪如此这般的关系，而杜月笙对付外国人，专会抓住弱点，尽量发挥，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范尔迪岂有不就范之理？

不仅对范尔迪，杜月笙自从与法租界上层交往以来，与历届法驻沪总领、总巡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友谊”。法租界历届总领、总巡从杜月笙这里的私人进账每月不下一二十万，就是在捕房工作的普通洋人，杜月笙也是大到汽车一类的物品，小到逢年过节送上一份厚礼，动辄千元以上。法捕房中，法籍巡捕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的更是大有人在。甚至对公共租界，杜月笙也大笔出手，不吝洋钿，以求凡事路路行得通。

正是基于此，杜月笙在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调解租界工潮，更是他“言语一句”便得以轻松解决的事体。杜月笙自从介入工运，便成为了上海滩调解调停劳资纠纷的主要人物。或大或小的劳资纠纷、罢工工潮，劳资双方僵持不下，官方无法解决，便会有人提出建议：何妨去请教请教杜先生？

五、调停水电车工运

吴同根一案圆满解决后，“清党”中已经解散的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受到杜月笙赢得胜利的鼓舞，迅速调整恢复，并于1928年10月27日发表告全国各界同胞书，指控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无故拘押工会执行委员徐宝生，并开除工友10余人。此前的10月8日，他们曾向公司提出改善待遇要求16条，但事隔19天公司仍不予理睬，为此，他们请求各界给予正义支持。

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召集劳资双方到场调解。法商公司却置之不理，既不到场也不解释。

于是，1200多名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工人，一怒之下，于12月3日开始了大罢工。

法国人早有防范，工人罢工后，电灯自来水照常供应，但电车全面瘫痪。

罢工当天，法捕房政治部派出代表，到工会请求工人复工。工会严辞拒绝后，开始发动为罢工工人募捐。12月5日，上海市各工会纷纷组织工界后援会，援助罢工工友。

法商电水公司眼看事态扩大，复工无望，迫于无奈，只好请杜月笙充当资方代表，与工会谈判。

此时，上海各工会已经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声明全力支持罢工工友。

而官方党政军各机关在12月8日成立了“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当时响当当的重要人物。如军方的冷欣、刘云，市政府方面的张廷灏，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的贾伯涛等。

杜月笙第一次代表资方调解工人罢工事件，由于对对方估计不足，一上来便吃了个烧鸡大窝脖。

他首先派一名够身价的学生子，专诚邀请“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的那几位委员到杜公馆磋商。不料，那几位委员摆着官方的架子根本不买他的账。

“杜月笙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喊我们到他家里去？”其中一位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声斥责，“要谈公事，叫他到办公室来！”

这个学生子吃了气，回去向杜月笙汇报，他以为杜月笙也会拍桌子，大光其火。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他的话，不但没发火，反而略一沉吟，当即做出决定：

“好，我明早就去他们办公室。”

“先生，看他们这种态度，你何必要管这桩闲事？”

这位学生子以为，那几个委员太狂傲，居然连威震黄浦滩的杜先生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要杜先生去办公室杜先生就去，岂不太折身价？

“这不是闲事，再不复工，电灯、自来水都要断了。”杜月笙很会给自家找台阶下，他说，“官场自然有官场的规矩，人家说谈公事到办公室，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跟官场的人打交道，还是遵守他们的规矩吧，这没什么塌台的。”

翌日，杜月笙便来到该委员会办公室，他果然是能屈能伸，在这些委员面前，他谦恭自抑，坦诚相见，使对方心服口服，很快达成共识，拟定草约，议定12月11日正式复工，15日劳资双方在社会局正式在条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法商公司，资方头脑惊喜交集，没想到复工问题解决得如此之快。但一看草约，一个个目瞪口呆——

杜月笙自作主张答应劳方的条件完全不是法商公司的意思，法商公司的本意并不是要给工人让步，而是借杜月笙的声望和威信，迫使工人复工。他们以为，杜月笙发迹、崛起于法租界，本应与法国头脑站在一起；而杜月笙一向与法国头脑交好，自然也是巴结和互为利用的结果。他们哪里晓得，杜月笙早已不是昔日吴下之阿蒙，他早已看到大势所趋，看到了工人中那股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所以他要改头换面、另谋发展，此时的杜月笙自然要借这个机会讨得工会以及工人大众的信任。

但是，人是他们请出来的，是代表他们去和劳方谈判的，如今草约拟定，他们也无话可说。何况杜月笙也不是可以得罪的。他们只好装聋作哑，暗地里做手脚。

到了11日复工那天下午，1200多名工人工友到公共体育场举行复工大会，然后整队向公司进发。当他们抵达辣斐德路华法两界的接壤处时，法租界巡捕看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以为又在罢工游行，因而竭力拦阻。工人们一怒之下，放弃复工，解散回家了。

工没复成，杜月笙再次出面调停，一方面与法租界巡捕沟通，达成共识。他压根没想到法租界巡捕的行为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他向工人慨然承诺：前日所签订的草约，他负责敦促法商水电公司通过，实现草约上的全部条款，否则一切后果他愿自行承担。——他希望12日下午复工。

有杜月笙这句话，12下午两点，1200多名工人从四面八方，向法商电水工会集中，然后整队出发回厂复工。工人们进入工厂大门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和守候在大门内的一位瘦削颀长的中年绅士打招呼——

“杜先生，你好！”

“杜先生好！”

“杜先生，你怎么来了？”

这时候的杜月笙，已经有了一大批最基本的工人群众。杜月笙微笑着回答工人们的问候：

“各位放心工作，草约的事我负责和公司谈。”

杜月笙在工人面前打了保票，却完全没想到法商公司不买账。多年在法租界说一不二的他，被法商电水公司开了个大玩笑——1200多名工人复工后，公司不但不履行草约条款改善工人待遇，反而开工之初无故开除工人十多名。15日是劳资双方签约的日子，双方应同时到社会局履行签约手续，法商电水公司却根本不曾前往。

杜月笙对工人的承诺没有兑现，这个台塌得够大。

工会见法商电水公司毫无诚意，复工4天后，于12月16日1200多名工人再度罢工。

此时的杜月笙，公开站在劳方一方，以他所主持的“华人纳税会”和“商界总联合会”，致函资方，给予忠告：

请勿徒恃意气争端，酿成无谓恶感，目前的僵局长此相持下去，对于每天好几万位电车乘客，你们将何以交代？

法商公司收到这封信，非常生气：不要说杜月笙是他们请出的谈判代表，就是“华人纳税会”和“商界联合会”，杜月笙也是借了法国头脑的支持才得以主持的，如今杜月笙却巧妙的运用两个华人团体名义，致函法商公司，而法商公司却不敢开罪这两大团体。他们深知杜月笙言而有信，信而必征，绝不会发封信虚声恐吓一下就此罢休的。

杜月笙的信发出之后，迟迟不见法商公司的回音。杜月笙的朋友和手下都开始劝他退出，头一个劝他的就是陈群。

“你该做的都做了，工人方面自然也知晓了你的好意。法商公司不买账，这个不是你能左右的。”陈群说。

“是这么个理，法商公司不买账，先生正好歇歇了。让那些工人去跟他们去闹，终究他们要让步的。”苏嘉善也劝杜月笙退出。

“歇是一定要歇一歇的，不信走着瞧，不等我自家要歇，就有人要我歇了。”

杜月笙哈哈笑着说，看上去似乎满不在乎，但心底下难免苦恼，一旦自家的“资方代表”资格被取消，自家对工人的承诺就成了一句空话，杜月笙岂不成了言而无信之人？

果然，法商公司对杜月笙的信不予理睬，另外找了一位资方代表，开始与“处理法商电水工会罢工委员会”交涉谈判。杜月笙的消息何等灵通，早有工会方面的人把这个消息递给了杜月笙，并表示愤愤不平：

“杜先生，为什么法商公司换了新代表？”

“杜先生，是你自家辞掉代表的吗？”

杜月笙哭笑不得，只好婉言安慰：

“无论谁做代表，只要达成的合约公平合理，不损害工人的利益就好。”

杜月笙身边的朋友也不明就里，纷纷过问此事：

“你的代表资格，是法商公司取消的，还是你自家辞掉的？”

“以你杜先生的风格，不达目的是不会退出的。莫不是法商公司自作主张另找的代表？”

杜月笙仍然笑而不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它：

“这件事我了然于心，无论派谁做代表，法商公司不让步是解决不掉的。不信走着瞧，这桩事体迟早要到我家里来解决掉。”

果然如杜月笙所言，从12月16日到19日，整整三天，新聘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谈判南辕北辙，各走极端，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到了19日下午，法商公司的新代表和农工商局的官员，只好双双移驾华格臬路杜公馆，问计于杜月笙。这时候，杜月笙哪方代表都不是，反而成为了双方的调停人。

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作为双方调停人介入谈判。谈判进行了10天，资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答应了劳方的条件：应允了增加赏金、普遍加薪、减少工作时间、增添人手、因公受伤工资照发，另商其他改良办法等八项优惠条件。

至此，法商公司除却电车罢工24天营业损失不计外，其结果是越拖形势越不利，越拖给予劳方让步越多，法商公司痛定思痛，大有悔不当初之感。

杜月笙在这次罢工调解中，于谈笑之中纵横捭阖，处理类似事件越来越轻松自如，越来手法越高明。

六、新锐力量入杜门

在插手工运，“调解”工潮的过程中，杜月笙与工人、工会人士频繁接触，交游面更为广阔，目光也更加敏锐。他注意到黄浦滩头的工人队伍中，一大批新锐工人领袖正在脱颖而出，迅速获得工人大众的信赖与拥戴。这批人年轻、有朝气、有胆有识、积极向上、敢作敢为，他开始关注这股与白相人地界迥然不同的新生力量。

在这股新生力量中，最先引起他注意的，也使他最感兴趣的是邮务工会的那几个年轻人。在上海七大工会中，邮务工会在“清党”以后，以后来居上之势，突飞猛进，令沪上政界人士对他们刮目相看。跟定南京政府的杜月笙自然也不例外，在他注意到这股新锐力量之后，便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们工会的动向，以及几个负责人如陆京士、于松乔、张克昌等人的行踪，他甚至指派专人去调查搜集陆京士的背景资料。

陆京士来自江苏太仓，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1925年加入国民党，后被推选为邮务工会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担任要职，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可谓年轻有为。1927年陆京士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3月21日响应北伐，竟然手持枪械，跑到南市和闸北，凭血气之勇，同直鲁军精锐部队毕庶澄部作战。战斗中与他同队出发的信差杨龄不幸中弹身亡……

在陈群为杜月笙谋划进军工商业第二步的具体实施条款中，其中之一便是虚心接纳工人中的新锐领袖。陈群对杜月笙强调说：

“如今方向转变，人力资源必须调整。以往的大小八股党、帮会徒众，作为基层力量。维持便可。未来开创局面，要结纳新锐力量。大到党政军领袖，小到金融界、工商界、文化界的头头脑脑，包括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要尽量多招纳一些有群众基础的青年朋友做学生子。”

杜月笙深表赞同，但是，他有自己的苦衷，在陈群面前他没有必要隐瞒，他说：

“我也看到不少可以结纳的新锐力量，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很多把我看做地方恶势力的代表，认为我是革命的障碍。他们怎么会拜到我的门下来？”

听了这话，陈群不由得一愣。他平时见杜月笙对市党部那帮朋友一视同仁，没有亲疏。没想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却心知肚明。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能识人。

“市党部那帮新锐人物中，的确有人持此种看法。”既然杜月笙把市党部中人对他的看法说穿了，陈群也就不再避讳，他分析说，“但是，月笙哥，你在黄浦滩头所拥有的深厚力量，也正是市党部中人需要倚重的。遇到具体问题，他们自然会拜到你的门下。眼下，你不妨与他们在见解和作风上保持一致，然后设法找机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友谊。”

“嗯，好，好。”杜月笙频频点头。

“月笙哥，你有啥可担心的，你化敌为友的本领天生无人可比。”陈群见杜月笙一副认真而又专心致志的样子，半开玩笑说，“任何人只要和你共过事，便会拜到你的门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老八，我哪有那么神？”杜月笙嘴上如此说，心里却很受用。

“你说说看，你看中的新锐人物有哪几位？”陈群问。

“我看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很了不起！”

“我也有同感。”陈群又问，“具体哪几位？”

“陆京士……”杜月笙报上了一长串名单，头一个就是陆京士。

“好，我来安排。”

陈群并没有直接出面去找陆京士，而是把一个口风轻轻吹了过去。于是，几天后，在陆京士工作的工会办公室里，有人给陆京士递话说：

“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

“杜先生？”陆京士一愣，大为踌躇，“我与杜先生素无往来，杜先生见我有什么事？”

“去了不就晓得了。”递话的人说。

“去吧，一定要去！”在场的陆京士的同事劝说道，“就算杜先生不请你，你也最好是登门拜访，结识了杜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是啊，京士兄，一定要去！”其他同事也都一致附和。

“好，我下午去。”陆京士明确告诉递话人。

下午，陆京士第一次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当门房报上陆京士姓名的时候，一直在一楼会客室里恭候的杜月笙倒屐相迎，令陆京士颇为感动。

陆京士久仰杜月笙大名，也晓得杜月笙的能量，但自知不是同道，没想过会和杜月笙走到一起。在他的印象中，像杜月笙这样帮会起家的大亨，从穿着到行为举止，自然都是一副流氓白相人的做派。岂料一见面，杜月笙却是一副文质彬彬的形象，中等瘦削的身材，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清癯的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一双硕大的招风耳煞是引人注目。陆京士看着面前的杜月笙，分明就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中年绅士啊！

双方在会客室坐定，早有下人奉上茗茶。陆京士一边品茗，一边等着杜月笙的下文，他倒要看看杜月笙把他找来究竟有何事情。倘若仅仅是想与他结交，那么总该有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杜月笙主动结识的人不计其数，从高层政要，到社会文化名流，诸如“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朴学大师古文泰斗章太炎等，尽管对方的学识车载斗量，而与目不识丁的杜月笙在一起，照样相谈甚欢，或议论时政，或谈古论今，或共叙师友之情，何况面前这个20多岁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

令陆京士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杜月笙一开口，竟然谈吐清新脱俗，国民党刚带来的新名词，他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运用得十分恰当。谈起黄浦滩头此起彼伏的工运，以及黄浦滩的未来，他都颇有见地。这个40出头的大亨的思想思维，竟然完全与20多岁的新锐人物的思想思维合拍，所谈话题完全是陆京士感兴趣的跟潮流的时事话题，因而不知不觉中，陆京士有一种获得一位蔼然长者、知心朋友的欢欣和喜悦。

晚餐时分，一桌精品菜肴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谈，似乎有说不尽地话题，一直谈到深夜，陆京士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离开之前便约好了次日的见面时间。

接下来，陆京士成了杜公馆的常客，每星期总要光顾杜公馆两三次，不曾约晤的日子，两人便通过电话互致问候。

不久，陆京士加入杜门，拜杜月笙为师，成为杜月笙在新锐力量中的第一个学生子，并成为杜月笙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此两股力量合流，无论两人中哪个出面处理工潮，对方都会给予支持与援助。从此若干年间，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领导的工运渐趋一体化，无不得益于此时杜月笙与陆京士的结合。

此后，陆京士联络了自己的一帮兄弟友好11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39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弟兄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50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股最大势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杜月笙谦恭下士，广纳各界新锐学生子，上海劳工界领导人物、工人领袖，不分华界租界，不论各行各业，莫不纷纷投入杜门，杜月笙的学生子遍布市政府、市党部、工会、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租界巡捕房等。有了这样广泛的关系网，杜月笙调解工潮确实易如反掌。

20世纪30年代以前，杜月笙调解工潮多限于英法租界，30年代以后不仅调解工潮次数增多，而且面积遍及整个上海滩。特别是帮会首领人物朱学范出任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以后。当时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朱学范便请杜月笙出来撑腰。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已到市党部工运担任要职并任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也是杜氏门生，因而杜月笙一出面，大家都要给面子，毕竟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朱学范等人手下的罢工积极分子一旦被警察逮捕，通常是工人从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旗号，随后便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更是乐于出面排忧解难。

从一次次处理工潮、调停劳资纠纷的经历中，杜月笙逐步确定了他的始终奉行不懈的三点原则：

一、必须照顾到双方的利益。

二、宁可贴钱吃亏，但凡问题到了自己手上，就下定决心，非解决不可。

三、决不羼入私欲，而且，抱定宗旨，功成不居。

本着这三点原则，在30年代黄浦滩头罢工工潮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的时候，杜月笙几乎包揽了黄浦滩头所有劳资纠纷的调停。许多社会闻人、工会领袖、党政军机关、英法两租界当局解决不了的罢工事件与劳资纠纷，只要杜月笙“言语一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杜月笙的金字招牌也越叫越响。

第十二章　玩转租界吃瘪老法

一、扣了法总领红包

杜月笙插手工运的同时，已经开始向金融界、工商界大步迈进。但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的主要进账，仍然来自法租界的赌台和烟馆两档。而与法租界各头头脑脑的“良好关系”，自然都和烟赌两档分不开。到1931年下半年，法国驻沪领事馆人事变动，杜月笙和张啸林的矛盾由此再次凸显。

1928年1月法驻沪总领事那齐亚回国时，杜月笙制作大银盾牌二方，万民伞三顶，执事牌八方，和张啸林一起组织“各界”代表，由童子军、军乐队伴送，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出发，恭送到外滩法国总领事署。并由杜月笙和张啸林分别向那齐亚“告以市民敬仰之德意”。使那齐亚风光无限。

1931年下半年，总领事范尔迪身体不适，准备回法国巴黎检查治疗，向法国外交部请了两个月的病假。与此同时，总巡捕费沃里也将会调回巴黎。杜月笙准备在六国饭店摆酒，为两位饯行。法租界的烟赌两档是三大亨的共同事业，杜月笙便分别把电话打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和隔壁头的张公馆。

黄老板自搬到黄家花园，每日里就是三件事：打铜旗、淴浴、吞云吐雾，外间事体一概不过问，何况范尔迪任上黄老板已退隐养老，就婉言谢绝了。张啸林的反应却令杜月笙大出意外：

“好极！”张啸林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正好他每月18万大洋可以省省了！”

杜月笙重交情，虽说范尔迪从他这里得了不少钱，但租界的烟赌又何曾不是借了范尔迪的光呢？何况范尔迪一走，自有人接替他的工作，这个洋钿是省不得的。但在电话中，杜月笙不想和他纠缠。

“其他以后再说，现在你只说晚间去不去六国饭店？”

“你晓得一八一号走不开的，我就不去了吧。”张啸林说完，又叮嘱说，“那赤佬一走两个月，18万大洋一定要停发，最近市面越来越不灵光，燕子窝里香两筒的价钱，已经跌到了小洋一角。赌生意除去一八一号，巡捕房规定下一注不许超过100块钱，市面差到这样，各处赚到的铜钿，几乎都给法国佬拿走了。省下这36万，正好用来调头寸。”

杜月笙不同意，但不好直接拒绝，只好先挂了电话，然后另想办法。

当晚，前来六国饭店为范尔迪和费沃里饯行的，都是法租界的朋友和杜月笙的自家兄弟，也都是两位法国佬的朋友。范尔迪因为抱病，精神难免不济。总巡捕费沃里由于被提前调回，心情也有些不爽。好在都是自家弟兄，没有人见外，宴席上气氛轻松，喝得畅快，聊得也畅快。两位法国佬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

费沃里和杜月笙的交情，远不在范尔迪之下。费沃里从巴黎远道而来走马上任的时候，杜月笙刚刚荣膺公董局华董。当时法租界对杜月笙这一位华董就任格外隆重，破格饰以一连串的仪典。先是法国总领事馆以110号公事，明令发表新职，满街贴出红榜。随后又一次发布通告，确认杜月笙的民选华董资格，这一次的公开发布，使杜月笙后来居上。一步便超越了一年前当选的张啸林，使他在法租界公董局全部华董之中，居于首席、领导者的地位。杜月笙的朋友、门人热烈庆贺，大声喝采！但杜月笙却非常低调，没有任何表示，似乎把这样天大的一桩荣耀看得无足轻重。

费沃里就是在这个时候走马上任的。趾高气扬而又年轻有为的费沃里到任以后，到处听到的都是“杜月笙”这个名字和“杜先生”这个称呼。照理说法租界总巡换人，杜月笙总该露个面认识认识，可一连多日看不到杜月笙的踪影，这个傲慢的法国人开始愤愤不平，觉得杜月笙太不把他这个总巡放在眼里。但初来乍到，也不晓得怎样出这口气。

有一天，一位中国绅士前来商议公事，一张嘴竟然是一口地道的法语，令费沃里吃惊不小，想不到中国本土竟然有这么出色的人才！又见他极有教养，气魄不凡，赶紧请教尊姓大名。

“在下李应生，是杜先生的法文翻译。”

“哦！”费沃里更为惊讶，眼前这位学养俱深、态度雍容的中年绅士，居然只是杜月笙的法文翻译而已。据此推想，杜月笙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身边的人立刻对费沃里耳语，告知他李先生也是黄浦滩头的富商之一，在租界身价极高。费沃里不禁肃然起敬。李应生是代表杜月笙前来办理公事的，两人顺利谈好公事后，费沃里说：“你可不可以帮忙联络杜先生，我先去华格臬路拜访他。”

李应生稍稍吃了一惊，因为法国新上任头脑主动拜访华人，这样的事体在黄浦滩尚没有先例。他随即淡淡一笑，欣然应允。

杜月笙并非不把法国新任总巡放在眼里，而是故意摆派头。凭他的势力，反正法国人也不敢拿他怎样，但费沃里上门却是他没有想到的。杜月笙交游，历来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杜月笙轻袍缓带，谦虚和蔼，而又不失应有的庄重与矜持。东方式的温文尔雅与繁文缛节，与杜公馆的豪华气派使费沃里大开眼界，佩服得五体投地，法国人的傲慢一扫而光。

费沃里登门，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要好的朋友。从此，杜月笙在法租界所做的每一件事，费沃里都全力支持。杜月笙对费沃里也不含糊，除了明里暗里的俸禄红包外，对费沃里工作的支持更是令费沃里感动。

当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将邮政总办一职从法国人手里收回，法国驻华使馆企图阻止，费沃里受命疏通关系，办理此事。杜月笙毫不含糊，硬是想办法打通了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门路，王终于答应将撤换邮政总办的决定延期三个月，如此，费沃里得以圆满交差。

所以，平日里费沃里常说：“杜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好朋友。”

酒至半酣，范尔迪由于身体不适，提前告退。费沃里开始与杜月笙在一旁窃窃私语起来。他劝杜月笙同他一起去法国，他对中国的形势看得一点都不比杜月笙差。

“杜先生，你不如和我一起去法国。”

“去法国？”杜月笙大出意外，“我去法国做什么呢？”

“选一处风景幽美的地方，盖一幢豪华别墅。急流勇退，到法国去享享清福。”

“享清福？”

杜月笙哑然失笑。当年杜月笙44岁，事业如日中天，庞大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他一生中最有社会地位、最显赫、最鼎盛的时期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去外国当寓公呢？但是，费沃里的分析不无道理。

“杜先生，据我分析，租界在中国不会长久，你的烟赌两项事业也不会长久。我劝你随我去法国，就是这个原因。”对杜月笙在政治、金融、工商等事业方面的全盘推进，费沃里并不是不了解，但他对中国的政局没有把握，所以他说，“从目前中国的局势看，将来会是怎样，一切都很难说。所以我劝你急流勇退。”

“谢谢！”费沃里的推心置腹令杜月笙十分感动，但他对中国的未来有自家的看法，凭他路路通吃的本事，无论将来天下轮谁坐庄，总会有他杜月笙的活动空间。于是他推托说，“我哪有这许多钱，带起一大家人，到外国去长期赋闲。”

“好吧，杜先生。”费沃里非常诚恳地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到法国来，请事先知会我，我会竭尽所能，盖一幢舒适的房子，奉送给你。”

杜月笙只好连声称谢。

二、张大帅遭了报复

范尔迪走了，费沃里随后也登船离去，代理总领事甘格林抵沪。张啸林见状，高兴得直跳脚！

“哈哈！妈×个×，总算可以把总领事两个月的俸禄节省下来了！”

这是在甘格林走马上任的当天，张啸林拉着杜月笙去漕河泾黄家花园，非要黄老板拍板这桩事。

“两个月就36万，这不是个小数字！”张啸林振振有词。

当时总领事范尔迪每个月要从杜月笙这里收30万元的“私人津贴”。这30万分为明里和暗里两笔。暗里一笔是18万，明里一笔是12万。暗里的18万完全归范尔迪一人的腰包，但他私下对杜月笙说过，这笔巨款并非他一人独吞，他在法国的上司自然要打点或分润。是否需要打点拟或打点多少，无人晓得。12万的分配是公开的，是经费沃里的手分配的，从总领事馆、公董局、会审公廨、巡捕房等等所有法国人人人有份，只是每个人的数额多少大有悬殊，这主要是根据每个人工作性质决定的，凡是从事与烟赌相关工作的，分配的钱就多。

当时刑事部捏第二号卡的西捕分管鸦片烟与赌博，在这个位子上的萨利，不仅每个月要从12万里分得一笔公开的津贴，还从杜月笙手里吃一笔2万大洋的俸禄。这2万是暗盘中的暗盘。萨利在上海多年，赚的洋钿着实可观，所以他白相起来，往往出手阔绰。上海早年最著名的交际花，有AA殷明珠、SS王汉伦、FF传文豪等。名字前标以相同的两个英文字母，代表她们身价之高，非比寻常。其中SS是比蝴蝶资格更老的影后，追求者要么是腰缠万贯的阔佬，要么是官宦世家子弟。但萨利一个法租界包打听，竟然得以与SS王汉伦长期住在一起，可见手头洋钿之丰盈。

“月笙你晓得，法国人分财香分得这个数额是忒大了！”张啸林见杜月笙和黄老板都不说话，有些急眼了，“前几年土生意红火，赤佬们多分些倒也没的说，如今生意差了，总不能把辛辛苦苦赚的洋钿都给了他们，让自家弟兄饿肚皮！”

“啸林哥说的有道理。”杜月笙先表了一个态，然后话锋一转，“只是，范尔迪走了，还有代理总领，两个人都没有的话，这事怕是说不过去。”

“有个屁的说不过去！妈×个×！”张啸林立马反唇相讥，“人在人情在，范尔迪不在了自然就没有了。新来的是代理，两个月就滚蛋了，分他一份财香那才是傻瓜！”

“照你的意思是否另外12万也免了？那12万是费沃里代收，反正费沃里也要走了。”黄老板终于开口。

黄老板历来不敢得罪法国人，凡事宁可自家吃亏，也不愿从法国人嘴里省财香。张啸林自然能听出黄老板话里的意思，只是他尚不敢直接顶撞黄老板。

“能免当然好，只怕那12万是免不得。”张啸林不敢顶撞黄老板，却可以装疯卖傻，“那又不是给费沃里本人的，何况费沃里走了还有别人拿。要是连这一笔也免了，法国人一只铜板见不到，怕是要和我们过不去的。”

见张啸林装傻发飙，黄老板用鼻子哼了一声，不再说话。杜月笙见黄老板碰了钉子，自知不是对手，只好三缄其口。

其实，黄、杜二人沉默的主要原因，便是如今法租界烟赌事业日薄西山，如今又被张啸林敲响了丧钟，便都兴意阑珊。黄老板坐拥家财百万，一心颐养天年，犯不上为这笔财香伤脑筋、卖交情。

杜月笙正雄心勃勃向金融工商业进军，于烟赌两档无暇顾及。同时国民政府已制定长期根绝烟赌的计划，第一步，采取寓禁于征的和缓步骤，将各地鸦片烟的买卖，化私为公，纳入控制之下。具体步骤虽然尚未明确，但杜月笙不愿遗人把柄。虽然看得出来张啸林的意见，无疑是自掘烟赌两业的坟墓，但也懒得与他争辩了。

沉默代表默认，张啸林当下一拍大腿，高兴地大叫：“既然你们都不反对，那就是同意了！”

果然，到了月头，代理驻沪总领事甘格林那份18万元的“个人津贴”消失了。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法国人总共收到12万大洋。

甘格林早在来中国之前，已经把驻沪总领事这个肥差的门道摸得清清楚楚，三大亨每个月奉送的“个人津贴”是多少，给法国人的俸禄是多少，每月的津贴与俸禄如果发放，领事馆以及巡捕房给租界烟赌提供哪些服务，他都装在了肚皮里。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当张开荷包等着白花花的银子装进来的时候，这笔钱却被取消了。

“欺人太甚！”甘格林大光其火，他晓得三大亨欺负他是代理总领事，又是初来乍到，本想禁烟禁赌加以报复，但也是因为这个“代理”二字，使他不敢轻举妄动。他怕自己闹不好弄坏了范尔迪的财源，两个月之后范尔迪归来不好交代，只好忍气吞声。

两个月的时间倏忽而过，甘格林黯然整理行装。正准备将这个临时肥差交还范尔迪的时候，却从法国传来了范尔迪病逝的噩耗。范尔迪回法就医，病情恶化，不治身亡。法国政府一个电令，甘格林从代理总领事转为正式驻沪总领事。

甘格林一转正，第一桩事体就是整治三大亨。法租界开数十年未有之先例，总领事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贴出布告：租界全面禁烟（鸦片烟）、禁赌。

霹雳一声，租界天下大变。张啸林闭门赌场坐，祸从天上来。当手下弟兄一个个跑来报告街上的情况时，张啸林目瞪口呆。

“妈×个×，不信甘格林这法国佬敢把事做绝！”

就在张啸林破口大骂的时候，法租界巡捕房的中西巡捕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开进了“一八一号”。

“啸林哥，弟兄们也是奉命行事，吃的这碗饭也没办法，你老兄给个台阶下吧。”

捏第二号卡的萨利毕竟从三大亨这里分润不少，行起事来倒还是蛮有情分。不过，结果是一样的：关门打烊。张啸林有点悔不当初了，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照办。

杜月笙闻讯，赶紧通知手下，将所有赌台烟馆全部打烊关门，免得巡捕上门丢面子。

三天后，法租界大小赌场、烟膏行、燕子窝一扫而空，往日熙熙攘攘的市面一下子变得消停下来。张啸林慌了手脚，和洋人打交道他一窍不通，要说摆平洋人，只有找杜月笙。又生怕杜月笙不肯答应，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黄老板，黄老板的话杜月笙是从来不敢忤逆的。

多少年来三大亨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尽管如今已现分道扬镳之势，但外间并没有人知晓。张啸林塌台，黄老板与杜月笙照样丢面子，这个面子黄、杜二人比张啸林更在意，何况还有那许多亲朋好友、徒子徒孙吃的都是烟赌两档的饭，真要就此关张，这桩事一时难以摆平。

不等黄老板说话，杜月笙便开始疏通甘格林的关系。岂料甘格林对一上来受的那个窝脖气耿耿于怀，不整治一下三大亨决不罢休，无论拖出谁来说话，他就是不买账。最后总算开了金口，却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50万，范尔迪是18万，我就要50万，少一点别想开禁！”

“50万？”三大亨一听，对着调停人苦笑摇头。

“就怕所有盈润加在一起都凑不够50万！”张啸林气得哇哇大叫，“妈×个×的，甘格林这赤佬分明是狮子大开口……”

“啸林哥！”杜月笙赶紧打断张啸林的话，生怕他说出更难听的。

“50万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黄金荣向出面调停，替甘格林传话的人说，“这笔账让啸林给他算一下就会明白。”

张啸林一听，赶紧根据目前烟赌两档的营业情况，作了一番分析和推断。

“啸林哥所讲的都是实情，如果总领事不信，只管派人去打听。”杜月笙对调停人说，“倘若总领事愿意合作下去，希望他的要求在我们所能负担的范围之内。”

此番话递到甘格林那里，甘格林回答的也很干脆：

“好，那就40万，不能再少！”

“30万！”

这是三大亨所能承受的最高限额。每月缴纳这30万之后，除去各项开支，三大亨本身等于白尽义务，但考虑到手下弟兄们的饭碗，也只好让路。

岂料，甘格林咬定40万，少一个铜板都休想开禁。

40万是万万做不成的，三大亨总不能倒贴做生意。

于是，谈判陷于僵局。福煦路“一八一号”前后大铁门自打关上，便再也没有打开。

三、老杜妙施还魂枪

正当烟赌两档在法租界受挫之际，1932年元月7日，吴铁城宣誓就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吴铁城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后又跟随蒋介石奔走革命，曾带兵打过仗，也曾纵横捭阖，运用卓越的外交手腕，促成张学良宣布易帜。以其资格、资历与阅历之丰富，被国民党人士尊称为“铁老”。

吴铁城对杜月笙极为赏识，两人私谊之笃，为上海历任市长所罕见。当时也曾有国民党中人对此甚为不解，认为杜月笙为“恶势力”、“白相人”、“旧时代的渣滓”、“新潮流的障碍”，吴铁城堂堂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不应该杜月笙此类帮会人物过从甚密，铁老的回答却意味深长：

“政通首重人和，杜月笙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说他是上海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总该不会有人反对了吧。我既奉命担任上海市长，我为什么不能跟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保持友谊呢？”

其实，吴铁城还有没说出的，那就是连蒋委员长都与帮会中人过从甚密，甚至蒋本人就曾经为帮会中人，为什么上海市长就不可以如此呢？

吴铁城一上任，杜月笙便将法国总领事甘格林狮子大开口，公然索取重贿的事情一五一十告知吴铁城。当时国民政府全面禁毒，名曰“寓禁于征”，实际是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源。吴铁城把这一政策讲给杜月笙听，杜月笙脑瓜何等灵光，立刻明白了吴铁城的意思。

“既然这样，不如把土行、烟馆统统搬到华界，一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二来给甘格林一个下马威。”杜月笙立刻提议。

“好！”吴铁城立刻表示赞成。

“既然这样，就要做得彻底，让甘格林不得翻身。”杜月笙兴趣盎然。

“这话怎讲？”吴铁城一时没有明白杜月笙指的什么。

“就是要出其不意。我和老板、大帅的土档好说，勃兰西地界那帮‘土朋友’都要事先联络好，大家一起行动，给甘格林个措手不及。”

杜月笙和吴铁城商定计策后，先去漕河泾黄家花园向黄老板报告这一情况。黄老板一听，举双手赞成。

“好！好！搬到华界既为政府做贡献，又给手下弟兄们寻了出路，自是两全其美。”黄老板说，“既然政府支持，你自家看着办就是，先不用告诉张啸林，免得节外生枝。”

“嗯，好。”杜月笙答应一声，又说，“迟早他会知道，不晓得最后好不好摆平。”

知会了黄老板，杜月笙把他打点烟土生意的弟兄、门生弟子们喊来，包括金廷荪、苏嘉善、马祥生、顾嘉棠、芮庆荣等，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然后大家分头行动。

当天晚间，华格臬路杜公馆一楼大厅里灯火通明，法租界烟土档上各路朋友纷至沓来。杜月笙见土档上的朋友们差不多到齐，便把和吴铁城商议的决定对大家讲了一遍。

“现如今政府欢迎我们把土行、烟馆、燕子窝一并搬到华界南市和闸北一带。大家晓得，那边的房地价格远比租界便宜，这是天大的好事！”

杜月笙话音一落，大厅里一片哗然：

“华界可以公开开土行么？”

“国民政府也允许公开贩毒吸毒？”

“连北洋政府都喊禁烟，怎么民国政府连喊都不喊？”

“大家静一静！”杜月笙见大家议论得越来越离谱，赶紧叫停，“这鸦片烟哪里说禁一下就禁了呢？总归要慢慢来嘛，这叫寓禁于征。”

“是啊，是啊，我们只管开烟馆，做生意，有铜钿赚就好！”顾嘉棠大声地说。

金廷荪、马祥生一帮人就都随着嚷起来：

“对对对！”

“这土生意原本就是黑道的买卖，有得赚就好！”

那帮有疑问的朋友也不过说说而已，民国政府不禁烟正对他们心思呢。当下，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搬家，烟土统统入华界！

几天工夫，租界满世界的烟馆、土膏店全不见了。土商们纷纷涌向华界，仗着华界房地价格便宜，一家家店铺大事装修，有的爽性制作当时颇为稀罕的霓虹灯来装点门面，“福寿宫”“凌烟阁”之类的招牌，遍布南市、闸北的里弄之中。一时间，南市、闸北热闹起来了，白天晚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正所谓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租界上的“黑粮朋友”反倒要到华界掼钞票了。重要的是，烟土一档的朋友生意照样有得做，洋钿照样大赚特赚，而原先奉献给洋人的“红包”、“俸禄”变成了政府的法定税目，政府也获得了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巨额投资从法界移到了华界，也带动了这一带的繁荣……

吴铁城刚刚上任就抓了这样一件大“工程”，给财政部带来一笔巨额收入，他又怎么能不看重、不倚重杜月笙呢？

甘格林稳坐钓鱼台，咬牢每月40万“个人津贴”不松口，等着杜月笙上门低头归顺。他以为三大亨离了法租界没法活，杜月笙迟早要上门负荆请罪。可是等着等着，越等越没动静，派出手下到大街上一巡查，这才发现情况不妙。再到华界一看，不得了，租界原先与鸦片烟有关的店铺全都搬到了华界！

这下轮到甘格林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杜月笙竟会如此神通广大，几天工夫便把租界最值钱的生意搬了家。要知道，烟土生意可是法国人分润最大的生意，这个生意一走，仅剩下租界的赌台，就算全部开禁，能有多大油水？何况烟赌不分家，鸦片烟一走，人气全无，杜月笙这一手断魂枪，实实在在给了甘格林一个下马威，使刚刚扶正不久的这位总领事，结结实实栽了一个大跟头。害得甘格林肠子都悔青了，不但他自家的财香白白溜掉，连他手底下人的额外收入也都泡了汤。法租界官家的收入本来就有限，如今这笔额外的进项化了泡影，领事馆、巡捕房没有一个人不在埋怨甘格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杜月笙的断魂枪，不仅让甘格林威风扫地，顺便也将张大帅搞得一败涂地。土档全部搬家，留下一档赌生意使张啸林孤掌难鸣，即使甘格林把那笔“津贴”降回原数目18万，但凭一门赌也是难以支撑的。何况甘格林根本就没的商量。

福煦路“一八一号”不仅铁门深锁，还有法捕房派人监守。既然开不了张，里面的生财家具、豪华设备不如卖掉，可又怕买主“萝卜不当小菜”，价钱一杀还能收回几个铜板？

但赌台歇业，房租不得不付。一个月四千两纹银，再加上一时遣散不了的员工，指望“一八一号”吃饭的门生、弟子以及朋友，这里要钱，那头讨债，急得张啸林撞墙，就是掉不开头寸。跟甘格林结了怨，没有一个法国人敢给张啸林撑腰。

正在张啸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之际，张宗昌的一名代表来到上海，给张啸林带来了新的希望，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张宗昌为东山再起，特地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辽东半岛大连市，举行北洋军阀集会，专程邀请张啸林前往列席参加盛会。

张啸林手捧请柬，大为振奋。他原想把这桩天大的喜讯告诉隔壁头的杜月笙，毕竟是结义多年，情逾手足的兄弟。倘若杜月笙能与他同行，本身就为这次盛会大震了声威，毕竟杜月笙的牌号比他张大帅要叫得响。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张大帅毛躁性子遇到这种事体倒也能静下心来斟酌。杜月笙虽说对各路权贵都不得罪，但今朝好像跟牢了蒋介石，闹不好会反过来拖住他的后腿。

果然不出所料，张啸林带着他的一帮朋友翁左青、陈效沂、杨顺铨和唱大花脸的”霸王”金少山等人前脚走，杜月笙后脚就得到了消息。

当日“一八一号”赌台的经理钱曾宝闻讯，便慌慌张张跑到杜公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月笙。钱曾宝去“一八一号”赌台当经理之前是杜公馆的账房，深得杜月笙信任，也对杜月笙的心思比较了解。

“听说张大帅要借日本人的力量夺天下。”钱曾宝这里说的张大帅是指张宗昌。

“这个啸林哥真是糊涂啊！糊涂！”

杜月笙急得连连顿足，立刻吩咐万墨林派人火速追赶，并且写信打电报，请各地的朋友设法拦组。莫再让他这位毛焦火躁、不明事理的老把兄失身变节，陷于泥淖。

但是，没人能拦得住张啸林，无论从上海到南京再到天津一路追踪而去的人，还是各地好心拦截的人，无一能改变张啸林的初衷。

第十三章　结人脉打入金融界

一、巧集资银行开张

在烟土尽入华界之前，杜月笙在他早先的智囊陈群、苏嘉善等人的擘策下，已经着手介入金融工商界。而于1929年2月创办的国民银行——中汇银行的前身，则是受了一位重要人物的启发，这位人物就是时任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及四行准备库主任、上海金融巨头之一的钱新之。

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但出生于上海，出身工商世家，留学法国，可谓新派知识分子成功者的典型代表。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位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这位黄浦滩头上流社会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杜月笙等白相人出身的大亨的看法，刻薄一点讲，说“疾恶如仇，避之有如蛇蝎”怕是并不为过。

但就是这个上流社会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却在1929年的新春到来之际，一身笔挺西装，气度不凡地迈进了华格臬路杜公馆。

钱新之的到来，令杜月笙大吃一惊，甚至受宠若惊。能得到此等人物的认同，能与此等人物往来交游，是杜月笙莫大的荣幸。但杜月笙表面上依旧是不卑不亢，他依旧是一双布鞋，一袭长袍，外套一件狐皮小坎。

两人外貌一中一西，一土一洋，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的沟通与交谈。

“杜先生是否想过开一爿银行？”钱新之落座之后，开门见山。

“钱先生何出此言？”杜月笙略略一惊。

“烟赌非正业。杜先生‘清党’有功，已身价不同，以杜先生之精明，想必会有所长远打算。”钱新之一边吸着杜月笙递过来的红锡包，一边审视着杜月笙。

“钱先生，了不起！”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不瞒你说，杜某正有此意。可一来缺少资金，二来是地道的外行，正不知从哪里入手呢！请钱先生赐教。”

“杜先生自家就有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及源利五爿赌台。当然，进账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生意，这个杜先生心里自然比我更清楚。开爿银行资金自然不是问题。”

杜月笙摇头笑笑，心里是老大不高兴。他想开银行不假，但没想自家掏钱开银行。

“不过，开银行是为了赚钱。”钱新之话锋一转，说，“股本不一定要自家出，一凑一挖自然就差不多了。”

“嗯。”杜月笙会意地一笑，自然明白怎么凑，怎么挖。

“开一爿资本额为50万元的银行，凑足25万，银行就可以开张。”

“哦？差着一半就可以开张？”杜月笙对办银行显然外行。

“上海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银行开张，其他银行都要在开业当天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这笔钱叫做堆花。”钱新之分析说，“上海滩大小银行好几十家，凭杜先生在上海滩的势力和影响，这笔堆花洋钿，数额一定比别家大，存期也一定比别家长。仅这一笔，为数一定很客观。”

杜月笙用心听着，连连点头。

“还有，杜先生控制着租界的烟赌两档，上海滩凡开烟土行、开赌场的，哪一个不是仰承你杜先生的鼻息？这两档恰恰都是银行的大客户。上海滩哪家银行不对这两档生意垂涎三尺？只要杜先生开了银行，这部分游资还有别家银行的份吗？”

“这倒是。”杜月笙笑笑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杜某本来就是烟赌档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面子朋友们还是会给的。”

“同业的堆花，加上烟赌两档的游资，25万开爿银行，是完全可以运转自如的。”

“谢谢钱先生指点迷津。只是，杜某有一事不明。”

“请讲。”

“杜某与钱先生素昧平生，又非同道中人。钱先生乃黄浦滩头屈指可数的金融巨子，而杜某与金融界一窍不通，钱先生如此提携杜某，敢问是何原因？”

“哈……”钱新之爽朗地笑起来，“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杜先生在黄浦滩头可谓财势熏天，如今又深得蒋总司令器重；我钱某人在金融界也算执一牛耳，如今已奉总司令调令，前往南京政府就任财政部次长。倘若杜先生进军金融界，往后便可强强联手，共谋大业。”

钱新之一番话，说的杜月笙特血沸腾，感慨万千。看来蒋介石这条船是上对了，连以往对自家这等白相人不屑一顾的金融巨子都来寻求联手，共谋大业，黄浦滩头还有什么事体杜某人兜不转呢？

“好，我拍档了！”杜月笙开怀大笑，再三表示，“钱先生但凡有用的着杜某人的地方，言语一句！”

送走钱新之，杜月笙派人喊来苏嘉善和田鸿年商议。苏嘉善善于经营，算盘子极精，不仅是杜月笙的智囊，更是杜月笙的经济顾问。田鸿年是杜月笙的跑街先生，专门负责杜月笙与各银行的业务往来，头寸调转。两人听了杜月笙开银行的打算之后，一致表示赞同。

“这25万的股本，我自有办法凑来、挖来。”杜月笙对田鸿年说，“至于同业银行的堆花有多少，烦劳你摸下底，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开业那天塌台。”

“晓得了。”田鸿年诚恳地答复，“杜先生你放心，我自会尽心尽力把这桩事体办好。”

“好。”杜月笙点点头，又对苏嘉善说，“嘉善兄，你对烟赌两档人头熟，你去知会一声，就说我杜月笙要开银行，请弟兄们届时务必捧场。自家的五大赌台和土行不必说，要关照的是面上的同行。”

两人领命而去之后，杜月笙开始考虑25万股本从哪里凑、挖。杜月笙心里有一本账，黄浦滩头的不少富商大贾、金融巨头凡遇到家族内讧、桃色纠纷、流氓敲诈以及家暴丑闻，需要报界手下留情或撤稿等，无不请杜月笙出面摆平。而这些事情，迟早是要有回报的。其中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的财产纠纷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过世后，留下二千及数百万的遗产。由于老爷子走得突然，没有留下有关财产分配的遗书。徐懋棠作为长房长子，自然想霸占全部财产。岂料其父的小老婆不依，非要闹着分割财产，搞得徐懋棠焦头烂额。这时，自然有说得上话的人出面，找徐懋棠说：“何不请杜先生给调停一下？”

徐懋棠眼前一亮：是啊，上海滩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体。于是，赶紧托这人传话给杜月笙，说徐懋棠要前往杜公馆拜访杜先生。杜月笙自是心知肚明，摆平此类事体当时并不会直接捞到什么好处，但留下一个人情，迟早有用得着的地方。

于是，在徐懋棠拜访杜月笙的第二天，杜月笙便派出顾嘉棠、芮庆荣以调解为名，将徐庆云的小妾接到杜公馆。杜月笙唱红脸，从正面规劝、诱逼小妾放手徐家财产。而后杜月笙借故离开，又由顾嘉棠等人出面唱白脸，杜月笙的保镖也一个个横眉立眼地出现在大厅的周围。

“你可晓得徐先生是杜先生要好的朋友？”顾嘉棠首先开口，“既然杜先生出面调停，你要是不给杜先生留面子，塌了杜先生的台，我们弟兄可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又能怎样呢？”这时候小妾还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怎样？”顾嘉棠冷笑一声，“我们弟兄可不是杜先生，没工夫和你讲斤斗！晓得什么叫种荷花吗？”

小妾一听，吓的浑身一抖。

“黄浦滩头消失个把人，问都没人问。”芮庆荣接上一句，然后故意向四周一扫。

小妾的目光也随着芮庆荣的目光在大厅四周转了一下，这一转不打紧，那些散站在大厅四周的保镖一个个虎背熊腰，双眉倒立，令小妾不寒而栗。

“不过，只要你明事理，晓得自家的身份，晓得不是自家的东西贴不到自家身上，别跟长房夺财产，我们弟兄也就省的麻烦了。”

这番恐吓发挥了作用，等杜月笙在大烟间抽足了鸦片，养足了精神，准备和那小妾继续讲斤斗的时候，小妾自家就退让了。

“杜先生，这个事体怎么解决我听你的。”看到杜月笙从楼上走下来，小妾赶紧说。

“哦。”杜月笙佯作刚刚看到大厅里拉开地架势，故作惊讶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做啥？”

“是我喊弟兄们来的。”顾嘉棠赶紧接上，“徐先生这桩事体就交给我们哥几个去办把。”

“不不不！”不等杜月笙答话，小妾赶紧说，“杜先生，这桩事体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杜月笙干脆地说，“既然你这么明事理，我喊徐先生送你50万大洋，作为你日后的生活用度。至于你是走路还是继续留住徐家，你自家决定。”

事到如今，小妾只剩了答应的份。

天大的一桩事体在杜月笙这里轻而易举地解决，徐懋棠感激不尽，当即拜杜月笙为老头子，送上一笔贽敬礼，甘做杜氏门生。

如今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怎会没有表示？

经过一番筹备，即将开张的银行正式定名为国民银行，由杜月笙亲自任董事长，田鸿年任总经理，苏嘉善协助工作，日常事务由田鸿年与苏嘉善商量定夺。地址设在爱多亚路九十七号。声势造大，25万股金很快凑齐，除了杜月笙自家投入的股金外，另外两大股东是徐懋棠和时任通江信托银行经理的朱如山。

1929年2月银行开张。揭幕之日，爱多亚路九十七号车水马龙，贺客盈门。果然不出所料，银行同业堆花的几乎全部到齐，存入的款项也都是其他银行堆花的数倍。烟土、赌台两档除了杜月笙自家的，其他大小商户也如约前来捧场，纷纷存进大笔款项。还有一笔来自法国头脑的大额存款，是法驻沪总领事范尔迪存进的，当时范尔迪尚未患病归国。尽管范尔迪与杜月笙一向交情甚好，但范尔迪前来捧场还是让他多少有些意外。

国民银行经营之初，由于有苏嘉善帮忙，与田鸿年通力合作，业务做得相当不错。但不幸的是，两年后苏嘉善病逝，剩下田鸿年一人孤掌难鸣，加上他以前原本做得是跑街业务，也就是与银行的联络工作，真正经营管理一个银行，应该说是门外汉。

1930年，田鸿年利用客户存款，去黄金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不幸屡战屡败，落得亏损累累，年终结账，银行负债达50余万。这个纰漏实在出得太大，田鸿年既无法扭转局面，也没法补偿，只好去向杜月笙负荆请罪。

杜月笙听完田鸿年报告的亏损情况，老半天没有说话。没盈利倒也罢了，亏损50多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但田鸿年在杜公馆多年，杜月笙也不好说什么过分的话。

“算了，也怪我自家不懂银行业务。”杜月笙长叹一声，“还是琢磨一下怎么拯救吧。”

“只有找个真正的行家里手。”田鸿年建议说。

随后，田鸿年黯然辞职，杜月笙一面设法弥补亏空，一面另行物色长才。后来请到中国通商银行老板傅筱庵的哲嗣传品圭继任经理，将国民银行正式易名为中汇银行。

二、银行圣人有外室

国民银行开张，杜月笙终于在金融界插进一脚。但他志不在此。

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开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等。官僚资本控制的所谓国家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还有号称“北四行”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号称“南三行”的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号称“小四行”的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等银行，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家民族资本经营的小银行。杜月笙的目标是进入并控制上海市银行公会，以在金融界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竭力拉拢实力雄厚的金融界人士，以增加竞争力量。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便是杜月笙看重并设法拉拢的金融界重量级人物之一。

徐新六出身世家，曾留学英美，获得博士学位，对财政金融和经济有广泛研究，若论见识与学问，上海银行家中非他莫属。徐新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账务，全部无懈可击，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银行界无论“老派”“新派”，对他不是尊敬，便是崇拜。

1935年南京政府推行所谓的“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多一半银行措手不及，被加入官股，大权旁落。但浙江兴业银行却顶住了，成为当时仅有的两家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徐新六在中国金融界更是声名大噪，

为了接近徐新六，杜月笙先派出手下搜集徐新六的资料，了解徐新六的私生活。手下把得来的情报向杜月笙一汇报，杜月笙便心中有数了。

原来，徐新六重视名誉，讲求绅士风度，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称于金融界。他一向与吃喝嫖赌无缘，对纳妾娶小也毫无兴趣。在纸醉金迷的黄浦滩头，一个身价数百万，往来酬酢不断的银行家，能够独善其身，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以，银行界尊称他为“圣人”。

但这只是表面的，杜月笙得来的情报，揭开了另一个秘密——徐新六虽然没有纳妾，但却养有外室，而且育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并专门为这母子四人造了房子。这件事家中太太子女以及亲朋好友无一人知晓。捂得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随着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也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担心，他担心自己万一发生个意外，有个三长两短，外室和孩子都得不到承认，没有资格分享他的财产，会落得生活无着落。因此，他想找个有势力又可靠的人，在他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能够出面摆平这桩事体，为他的外室和孩子挣得一部分财产。而他自家在有生之年是没有勇气揭开这个秘密的。

这个情报对杜月笙来说太重要了。他非常想得到徐新六的信任，为他担当这个委托人。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接近徐新六。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30年末，两人一度交谈，杜月笙的谦谦君子之风度使徐新六为之心折。此前虽不曾谋面，但徐新六对杜月笙大名自是如雷贯耳。如今相识，深感投缘，此后又对杜月笙做了多方面了解，已有心托付后事，只待时机成熟。

时机终于到来——

每年夏天，黄浦滩头的金融巨头、商贾大亨都要去浙江杭州西北的莫干山避暑。徐新六和杜月笙也不例外。1933年夏季，他们在莫干山相遇。山风习习，长日漫漫，两人或在晨光中徜徉，或在落日霞光中漫步，每每尽兴长谈。徐新六几度想说出那件绝对隐私，但总是难以出口。倘若这位圣人晓得杜月笙对此事早已心知肚明，哪会费如此周折呢？

杜月笙察言观色，心里不免暗暗着急。

一天傍晚，两人漫步山间，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的柔肠百转，终于开口对杜月笙说：

“我有一件心腹之事，想委托杜先生代劳。”

“徐先生请讲。”

“哎，说起来难以出口啊！”徐新六摇头嗟叹，“这人世间的事，以男女之情最难捉摸，即使圣人，也难免一时忘情。”

于是，徐新六将外室之事向杜月笙一五一十道来。

“我总算薄有财产，为防万一，我要对他们母子四人的生活做个安排。”

“不过。”杜月笙担心地说，“就怕空口无凭，到时候没法服人啊！”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徐新六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委托信。

杜月笙接过委托信看看，上面有徐新六的亲笔签名，并盖有图章。

五年后的1938年8月24日，徐新六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自香港乘桂林号飞机到汉口，中途遇日机袭击，机毁人亡。杜月笙闻讯，亲自登门讲明徐新六外室一事。

听说徐新六筑有外室并有三个子女，所有徐氏亲友无不为之震惊，甚至无法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杜月笙拿出徐新六的正式函件，徐新六的笔迹、图章家人自是晓得，大家无话可说，只得照徐新六的遗嘱办，使徐新六的二太太和子女得到财产的同时，也得到家族的承认。

徐新六在遇难之前，对杜月笙严守口风感激不尽，每每在人多的场合，总是对杜月笙大加溢美之词：

“英雄不论出身，诚然诚然！譬如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白相人地界里竟然也会出杜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徐新六的褒扬，对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杜月笙在金融界有用得着这位金融巨子的地方，徐新六更是乐于出手相助。

三、仗义救援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也是杜月笙有意笼络结交的金融界人士。但没等杜月笙找到接近陈光甫的机会，便有一桩事体求到了陈光甫头上。

1931年初，杜月笙的智囊之一，也是得力助手、好朋友苏嘉善突然病倒。苏嘉善原本有肺病，拖到50来岁又突发气喘，这在当时无异于绝症。趁杜月笙过来看望他的时候，苏嘉善拉着这位老朋友、老东家的手，吐露了肺腑之言：

“杜先生，我晓得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我这一生，大把的洋钿来来去去，都不过是过手财香。临到要咽气的时候，却还有许多事体未了……”

杜月笙听得心酸，赶紧打断苏嘉善的话：

“嘉善兄，你安心养病，其他不用担心。你晓得我们是最要好的兄弟，万一天有不测风云，任何事体都由我杜某扛着。”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苏嘉善摇摇头说，“我是想托你一件事情。”

“好，你说。”

“你晓得我的大儿子，中学快毕业了，很想将来吃碗银行饭，比较牢靠一点。”苏嘉善气喘咻咻的说。

“这好说，包在兄弟身上。”杜月笙信誓旦旦，“他一出学堂，我立刻给他找好银行差事。”

“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嘉善兄别这样说，我们是要好的兄弟嘛！”杜月笙又问，“让他进那一家银行比较好？”

“顶好是上海商业银行，那边对新进的练习生训练严格。”

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

众所周知，上海商业银行的老板陈光甫，是黄浦滩头有名的实业家，事业心极重。他任用人员，一律公开招收，不卖面子，不讲人情。杜月笙一心想巴结交游，怎奈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但是，苏嘉善重病在身，他无论如何都要答应：“好，我一定办到。”

不久，苏嘉善病逝。杜月笙于悲痛之中，把他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只是，苏嘉善的儿子从中学堂毕业了，杜月笙正为实践诺言大伤脑筋的时候，杨管北来了。

杨管北是杜月笙发掘的新锐人物之一，也是杜氏智囊的核心人物，江苏杨州人，毕业于之江大学，1926年投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曾在陈群的“清党委员会”担任股长，他的才识与风格极受杜月笙的厚爱。而他对杜月笙的慷慨尚义、礼谦下士也是十分的仰慕。杨管北后来成为杜月笙倚畀甚深的门人，是杜月笙投资金融工商事业的核心擘划经营人物。

看到杨管北，杜月笙眼前一亮：办法有了！

“小开，你和商业银行老板是同乡？”杜月笙充满希望地问。

“是。”杨管北莫名其妙。

“说得上话么？”

“一般没问题。”

“好！”

杜月笙便把苏嘉善儿子的事体托付给了杨管北。没想到，杜月笙虽与陈光甫素无往来，陈光甫倒很给杜月笙面子，竟然打破惯例，不经考试便录用了苏嘉善的儿子，令杜月笙感激不已。

1931年7月长江大水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的一票食盐生意，浪沉船损，直接损失一二百万元，但外间传言损失好几千万。存户闻讯，担心银行倒闭，纷纷前去提款。商业银行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一捆捆的钞票从库里搬出去，一连三天，提存高达二千余万，超过总存款额的一半，这在任何业务正常的银行都会承受不住，但谣言并未停止，第四天前来提款的人有增无减。商业银行的老板陈光甫和全行高级职员，急得直跺脚。

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面支持，一车车的银元送过来，还是应付不了挤兑者。万般无奈，商业银行只好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将从银行同业临时紧急借贷的洋钱国币，一卡车一卡车的地拉到商业银行，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原箱送回去。这种障眼法无疑可以坚定存户的信心。但是当日存户仍不减少，第二天早晨又排起长队。

银行的高级职员们个个急得跳脚，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山穷水尽，陈光甫一个电话喊来了他的同乡老弟杨管北。

“舍了杜先生，怕是没有人帮得上忙了。”陈光甫对杨管北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下了结论。

“好，我马上去找杜先生商量。”杨管北爽快地回答。

待杨管北十万火急赶到杜公馆，偏偏杜月笙通宵麻将连轴转，快到中午还没有歇手的意思呢。杨管北心急如焚地坐在杜月笙身边，好不容易等他下了麻将桌，又陪他来到大烟间，杜月笙要香两筒鸦片烟提神了，随身侍奉的马阿五赶紧挑土烧烟泡，杨管北这才坐在烟榻旁边，把上海商业银行的挤兑风波一五一十告诉杜月笙。

“有那么严重？”杜月笙对商业银行的挤兑风早有耳闻。

“是的，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杨管北肯定地说。

陈光甫的忙，杜月笙自然要帮，他想接近陈光甫，好几年都没有找到机会，何况他还欠着陈光甫的一个人情。放下烟枪，杜月笙精神抖擞地来到大厅。杨管北紧紧跟在身后。杜月笙喊来万墨林。

“你打电话，把烟赌两档上体面点的朋友，统统给我请来。”

万墨林对数字记忆堪称一绝，杜公馆所有往来电话都记在他的脑子里，无论杜公馆要谁的电话，他都能随口说出。一个个电话打出去，烟赌档上一个个脑满肠肥的阔佬纷至沓来。

“明朝银行开门以前，各位可以凑齐多少现款？”杜月笙对着满大厅的朋友直接问。

片刻后，大家纷纷报数，万墨林一旁汇总起来。

“两百万。”

“好！”杜月笙高声说，“请各位明朝早晨8点半集中起来，9点准时送到上海商业银行。”

烟赌两档的朋友离去后，杜月笙又交代万墨林给自己的国民银行打电话，敲定明天一早搬出一百万银元，送到商业银行。

如此一番安排，杜月笙还是担心镇不住提款的人，又让万墨林电话通知所有工商界的朋友，明天早上8点到杜公馆开会。

第二天早晨8点，与杜月笙素有来往的工商界人士纷纷赶到，杜月笙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一见杜月笙下楼，大厅了顿时鸦鹊无声。

“各位都晓得做生意的路数，上海商业银行只不过打翻了一船盐，大家算算一船盐值多少洋钿，有一票做几千万盐生意的吗？”杜月笙仗义执言。

杜月笙如此一说，大厅里顿时议论纷纷。

“对呀，是这个道理！”

“是啊，不合逻辑嘛！”

“是的，这个谣言传得毫不根据。”杜月笙提高嗓门说，“请各位帮帮忙，从现在起，凡是上海商业银行的存户，不要再提现，最好再多存点铜钿进去。没有上海商业银行户头的，就请去开个户头，把所有的现款全部存入。”

这日上午9点以前，上海商业银行门口照旧排成一字长蛇阵，等候提款的人心急如焚，生怕晚一步提不出他们的老本。正在存户们人心惶惶的时候，三辆黑牌骄车首尾相接缓缓驶到，在这支队伍前边停下。人们首先看到了杜月笙的车牌：七七七七。

“是杜先生！”队伍中有人大叫。

“杜先生来了！不是来提款的吧？”

在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杜月笙从第一辆豪华轿车上走下来。一袭绸衫，衣袂飘飘，快步向前走去。从三辆轿车里下来10多人，多一半手里拎着沉甸甸的麻袋和手提箱，紧随杜月笙向前走去。

银行大铁门随即打开。

“杜先生来存铜钿了！”排在队伍前边的人惊喜地大喊。

“杜先生来存铜钿了！”队伍中人们首尾相传，一个个兴奋起来。

这时候，又有一长串黑牌轿车缓缓驶来，烟赌两档老板们的专差携带200万大洋赶到。这一帮十几人下得车来，呼啦啦一大片，一个个提着麻袋或手提箱，昂首挺胸地走进银行大铁门。

紧接着，工商界的老板派出的存款专差也接二连三地赶到。提款队伍中有工商老板派出的专差，也都闻讯离开。

其他提款人一看，5天来上海商业银行只出不进，今日忽然来了多笔巨额存款，而且存户都是财力雄厚的烟赌帮。上海人都晓得杜月笙有号召力，如今杜月笙带头存款，商业银行怎么会倒闭呢？不一会儿，提款的人便渐渐散去了。

上海商业银行面临倒闭的危机，就此安然渡过。当天不再有人挤兑，翌日，提光了存款的客户又纷纷返回，重新存入，银行存款很快恢复原状态。陈光甫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凡杜月笙有用得着的地方，只消言语一句，必定全力奥援。

四、出手保全唐寿民

杜月笙与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的接近与往来，也是源于唐寿民的国华银行陷入危机之中，杜月笙出手救援，从此引为知己。

唐寿民在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之间，私人斥资创办了一家国华银行，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上海及全国民众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纷纷为十九路军捐款。但后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被迫转移，临行前将剩余捐款存入了国华银行。

岂料，1933年11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的十九路军，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一方面调兵遣将前去镇压，一方面在上海等地组织“民众集会”，声讨十九路军的倒戈。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唐寿民是宋子文系统的人，有人对他依靠宋子文的势力大肆搜刮渔利而不满，便以国华银行有十九路军存款为借口，准备在“民众集会”上提出“没收国华银行股份，勒令该行停业”的议案。

唐寿民闻讯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去找兼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钱新之。钱新之是老资格的金融家，当时除官、商都有任职外，还担任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

钱新之晓得杜月笙跟蒋介石跟得最紧，黄浦滩头此类“民众集会”一准少不得杜月笙，即使杜月笙不亲自参加，幕后情况也会晓得一些。

“眼面前只有一个人能够帮你，旁的人怕是兜不转的。”

“谁？”

“杜月笙。”

“我和他素不相识啊！”唐寿民为难地说。

“我代你托托他看。”钱新之慨然允诺。

钱新之赶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正和杨管北聊着这次民众集会的事。见钱新之进来，杜月笙笑了。

“钱先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哦？你晓得我为何而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准是国华那桩事体。”

“杜先生果然消息灵通。”钱新之说，“这桩事体已经十万火急，你想想办法给压下来。”

“国华今朝让人家抓了把柄，想压下来不那么容易。”杜月笙说着指指杨管北，“我和小开正在谈论这桩事体。”

“我不信还有你杜先生办不到的事。”

“你别抬举我，你老兄让办的事体，无论办得到办不到都要办。”

杜月笙这话不假，钱新之是宋子文手下的干将，又是金融界大亨，与杜月笙又素有交情，所以钱新之委托的事体他一定会尽全力办的。

当下，杜月笙喊过万墨林，吩咐他拨几个电话，然后对钱新之说：

“钱先生稍候，我喊来几个弟兄来摸摸情况。”

杜月笙和说完，和杨管北去了会客室，把钱新之一个人留在了古董间。

不一会儿，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和陆京士三人先后赶到。

吴醒亚是新任的上海市社会局长，跟杜月笙私交甚笃，合作无间；唐世昌和陆京士都是杜月笙的门生。

三人到后，杜月笙将请他们来的来意说明，就是商量怎样把国华那桩事体压下。

“来不及了！”杜月笙话音刚落，吴醒亚一拍大腿说，“那个民众集会已经开始了，就在西门公共体育场！”

由于这个“民众集会”是由社会局操纵组织的，最了解情况的自然就是社会局长吴醒亚。

“这……也许那十条议案还没有通过，”杨管北怂恿说，“不如打个电话问问。”

“试试看吧。”

吴醒亚打电话到公共体育场，找到参与组织的社会局官员。问过之后，吴醒亚放下电话，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十大议案刚刚全部通过，其中就包括没收国华银行股本、勒令国华银行停业的一条。”

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一时哑口无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杨管北焦急地问。

“几万人在大会上通过的议案，你说还有什么办法改变？”吴醒亚无可奈何。

“有一个办法。”杨管北说，“请唐寿民他们直接向中央呈情，对社会说明，请求查明实际情形，暂缓采取行动。”

“这不现实！”陆京士当即表示反对，“中央对十九路军反叛正在气头上，无论怎样，国华与十九路军有牵连，唐寿民一去等于火上浇油。”

局面一时僵住，谁都想不出办法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杜月笙忽然开口问：

“醒亚兄，我只消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从心里愿意帮助国华吗？”杜月笙一板一眼地问。

“只要我有能力办到，一准帮。”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杜月笙振振有词地说，“群众的愤怒是因为十九路军的反叛，把他们存在国华的洋钿充公才是正道，借机把国华整掉这不公平！”

“可是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除开杜月笙、杨管北外，众口一词地说。

“有办法！”杜月笙语惊四座。

“什么办法？”

“十大议案，为什么不能变成九条？既然醒亚兄愿意帮这个忙，”杜月笙先封住吴醒亚的口，然后盯着唐世昌说，“明天上海各报，以及今晚各通讯社发出去的电报，全部统一口径，一致说群众大会通过了九大议案，把制裁国华银行的那一条撤掉。明朝报纸一公布，就成了不可变更的铁案！”

此话一出，除吴醒亚外，其他一致热烈响应。唐世昌是杜月笙控制舆论的一颗棋子，多年来凡新闻稿件的撤换全部通过他的手运作，当然这其中少不得杜月笙在新闻界的其他徒众的配合。

为难的是吴醒亚，杜月笙非要这么做，他只好顶住另一方的压力，去说服那些想要借机制裁国华银行的人。那些人本来就不敢公开与以宋子文为后台的唐寿民作对，只得同意按杜月笙的办法行事。

国华银行面临的巨大风暴，就此飘然而去，销声匿迹。唐、钱两系的银行巨子，对杜月笙感激不尽。

凭着费尽心机的结交、拉拢，出手救援，杜月笙渐渐在金融界打出一片天下。尽管他自家经营的银行谈不上怎么景气，但他本人却有了和金融巨子相提并论的资本。

1934年，杜月笙斥资156万，在当时最热闹的爱多亚路143号建起一幢银行大楼，命名为中汇大楼，9月，国民银行正式更名为中汇银行，迁往中汇大楼，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兼办储蓄信托。资本额提高到200万元，收足100万元，隆重开张。

中汇银行开幕那天，盛况空前，比1929年国民银行开张热闹10倍。各界前来祝贺的人士熙熙攘攘。同业间送来“堆花”的存款，不但数额比往常大，而且期限也自动的延长。普通“堆花”一般三日后收回。但中汇银行开张，所有“堆花”普遍延长存期。上海商业银行老板陈光甫竟一次存入白银50万两，时间由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且不收分文利息。

中汇银行新址落成不久，杜月笙被推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到抗战前夕，请杜月笙出任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20余家，杜月笙从此成为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更将银行公理会这一举足轻重的金融团体操纵裕如。

第十四章　主动出击跻身工商

一、乘人之危，吃进“大达轮船”

如果说杜月笙进身金融业是以创办国民银行为开端，那么，进身工商业，则是以插手大达轮船公司开始的。

大达轮船公司是南通状元张謇于1904年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大达公司的航线，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曾独占此航线24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相继辞世。两位创始人相继离世，给大达轮船公司带来一定的混乱。不巧的是，以后接连发生的两次灾难，使大达公司负债累累。

其一是大达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公司因此损失几十万。其二是大达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此两项公司都要赔偿。偏偏在这时，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公司。大通公司以上海闻人、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天主教领袖、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伯鸿为总经理，靠山硬扎，实力雄厚，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大达轮船公司更是步履维艰，濒临倒闭。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轮船公司朝不保夕，心里非常着急。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是大达轮船公司的常董。陈光甫和赵汉生商量，要挽救“大达”，只有请杜月笙出面。舍了杜月笙，没有人有能力对抗大通公司。

陈光甫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第一挽救了“大达”，第二使商业银行免受损失；第三还了杜月笙出手为商业银行平息挤兑风波的人情债。

此时，杜月笙早已晓得“大达”的情况，早就看好这是个进身工商业的机会，并为此事多次与杨管北商议，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陈光甫来到杜公馆，将他和赵汉生的想法和杜月笙一说，正中杜月笙下怀。

“只是我自家对航运业务并不内行，这需要一名得力助手。”杜月笙在陈光甫面前无需遮掩，“你看小开怎么样？”

“我正有此意！小开出任经理名正言顺。”

陈光甫对杨管北这个小老乡了解得比杜月笙要透彻，镇江杨管北的家族及其亲戚投资张謇旗下公司的为数不少，杨管北本身就在大达公司以及上海南通地产公司有股份，同时是大生纱厂一厂的董事和三厂的常董。

两人当下打电话喊来杨管北和赵汉生，四人小组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将“大达”的人事安排做了内定。然后赵汉生前往大达公司，以大达常董的身份与张謇生前的得力助手掌握南通实业大权的吴寄尘商量。

岂料，吴寄尘以杨管北年纪太轻，少不更事为由，坚决反对杨管北出任经理。对杜月笙出任董事长一职，吴寄尘也是持排斥态度，只是不敢公开说出来罢了。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的一笑，随后找来杨志雄商议。杨志雄是张謇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后来又曾出长该校校长，和张謇以及周围的人物关系密切。杨志雄认为可以通过两条渠道做吴寄尘的工作，第一条是请出张謇的少爷时任汉口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的张孝若，第二条就是请出吴寄尘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侄子吴蕴斋出面做工作，吴蕴斋是杨志雄要好的朋友。

果然，吴蕴斋出面，三言两语便使吴寄尘改变了主意，并在吴蕴斋的陪同下，亲自前往杨志雄任职的西门子洋行，表示同意杨管北出任大达轮船公司副总经理，以张孝若为总经理。

杨管北上任后，为了强化在公司的地位，立刻着手从亲戚长辈手中收进一些股票，并回头劝杜月笙：

“你不必当这个空头董事长，大达到这个份上股票很容易收进的，我出面去办好不好？”

“当然好，我也正在考虑这个事体。”

杜月笙当即应允，杨管北低价为杜月笙买进大量股票后，又把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和胡筠庵拉进董事会，任常务董事。到这时，杜系人物已经控制了大达轮船公司董事会，杨管北这个副总经理已经实际上掌握了公司大权。

乘大达轮船公司之危，大量买进股票，全面控制大达公司。第一步的目的达成之后，杜月笙与杨管北等人开始设法扭转公司濒危局面。他们的目标是，提高竞争力，打败大通公司。

杜月笙不懂航运，杨管北却是行家里手，精明强干，善于经营。他认为要提高竞争力，首先就要打开交通堵塞的问题。

当时苏北一带遍地是盗匪，而这些盗匪大多属于青帮中人。当年陈调元上任淮海镇守使，居然不敢单独去苏北，不得不请出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护送上任。由于盗匪多如牛毛，苏北各地商旅通过，随时都有被劫的可能，以致交通阻塞。

杨管北想打开这个交通阻塞的局面，问计于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蛰居上海的青帮“大”字辈人称高老太爷的高士奎，在苏北青帮中声望极高，与苏北盗匪一向交好。当时上海滩黑社会的重心，已经从过去旧式帮会组织的老头子身上，转移到杜月笙这样以租界和国民党权贵为靠山的新式帮会头目身上，青帮内辈分比杜月笙高的，转而向杜月笙递门生帖子的人屡见不鲜。因此，杜月笙托人约高士奎到杜公馆议事，高士奎不但准时到达，而且对杜月笙一口一个“杜先生”的称呼。

“有点小事体，想请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寒暄过后，杜月笙对高士奎说。

“所为何事？”

“打开洪泽湖的航道。”

高士奎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洪泽湖位于苏皖边境，地处要冲，境内芦苇丛生，烟波百里，是强盗土匪聚集的渊薮。高士奎的老家就在洪泽湖附近的杨庄，而土匪窝里的头领吴老幺就是高士奎的同乡，也是青帮弟子，与高士奎多有往来。杜月笙就是让他去找吴老幺交涉这件事体。

“我也好久没有回过家了。”提到洪泽湖，蓦然勾起了高士奎的怀乡之情，“杜先生让我回，我就走这一遭吧。”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杜月笙大喜，当下便问。

“明后天都可以。”高士奎回答的倒也爽快。

“那就明天吧。我马上安排明天的专轮送老太爷动身。”杨管北说。

“好，那就明天。”高士奎当即答应。

“不要忘了老太爷的路费，至少要3000块。”杜月笙对杨管北说。

“我晓得。”

第二天，杨管北选大达公司的大裕轮作为高士奎的专轮，并派专人护送高老太爷还乡。

高士奎这边启程，那边消息早已传遍清江浦，轮船抵达时，码头上聚满了前来迎接的青帮弟子，高士奎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六天，才得以乘车回到杨庄老家。

次日，苏北顶有势力的土匪头子、土匪窝里的大寨主吴老幺应邀来见。吴老幺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便向坐在太师椅上的高士奎三跪九叩首。吴老幺是青帮“悟”字辈弟子，比高士奎的“大”辈低了两个辈分，执礼之恭，出人意表。行完大礼后，吴老幺垂手站立一旁。

“老幺，我这趟是专为找你来的！”

“老太爷，不敢当。”吴老幺作了个揖，不胜惶恐的说，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晓得吗？”高士奎问。

“晓得。”吴老幺答道。

“杜先生的大达轮船公司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凡是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拂。”

“晓得了。”吴老幺毕恭毕敬地说，“一准照老太爷的吩咐办，大达公司的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高土奎回到上海，向杜月笙交了差。为扩大业务，杨管北立刻着手筹备大达轮船公司的分支机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专在皖北苏北各线从事货运。为了关照吴老幺等青帮弟兄，杨管北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中，大多数起用青帮中人做经理，月薪200大洋，但实际业务另找有经验的人办理。

航线开通，机构设立完备，两家分支机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正式开始运营。

二、强势垄断，吞并“大通”

岂料，第一次航行便遇到一场大风险。

事发于运河柏树湾一带，这一带河道狭窄弯曲，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的地方。当时行驶到这一地区的船排成长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轮船，第三只是达通公司的火轮，火轮后面拖了十几条木船。

当时大概晚上十点左右，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突然岸上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便有人大喊：

“船上的人都听着，统统把灯熄掉，回到舱里去！”

听到喊声，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船员水手，都晓得遇到了劫匪，一个个吓得混身发抖，缩在船舱里动都不敢动。这时，前边两艘船上骤然传来低沉的哭喊声与咒骂声，夹杂着叮叮咣咣和突突擦擦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各种声音渐渐消失，河面上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劫匪并没有来！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前门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遭了抢劫，所有货物和行李一抢而光，满载货物的船变成了空船，只好黯然返航。

为什么达通公司的船没有被抢劫？当时船上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但很快便明白过来：大达轮船公司有杜月笙做董事长，土匪哪里敢抢杜月笙的船！

于是，消息迅速传开：达通公司的船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不会遭抢劫。托运货物的主顾们闻讯，纷纷赶到达通和达通公司办理托运业务。达通苏北航线的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直线上升，很快扭亏为盈。

杨管北脑瓜快，经营思路开阔，又鼓动杜月笙扩大经营。于是，杜月笙利用在银行界的特殊地位，向上海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借贷3000万元，专做苏北货物押汇。同时创办大兴贸易公司，代苏北各地商人在上海采办货物，货价以上海新闻报的行情报导为准。而委托方商人只需预付30%货款，另外70%货款由大兴垫付。大兴在货物办妥之后将货物交大达公司，取到提单，立刻向当地银行连水路运费一齐做押汇。如此一来，大达轮船公司便可赚到运费、代办费和利息差额。而苏北商人也得到了实惠，首先价格是公开的，而运输没有被抢劫的风险，货到付清款项。

由此一来，杨管北收到的是综合业务的提升。生意越来越红火。

而土匪也得到不少好处，除一些土匪任大达分支机构经理，甘拿俸禄外，更直接的实惠是出行的方便，上得船来不是坐官舱就是住房舱。舱房里除了他们自家人外，不得乘坐其他乘客。船上不仅要好生照顾，同时要严加保密。按惯例茶房只消送一趟茶水，然后就舱门紧闭，严禁擅自闯入。这帮土匪上船时个个衣衫褴褛，活似乞丐。但当他们到了上海，“货”一出手，回程时便全身置换一新，摇身一变成为土财主。

高士奎那里更是免不得送往迎来，或聊尽地主之谊，指点指点，或帮助解决困难。这些土匪送上的孝敬或贽见礼一年四季不断，高士奎因而也因此得到不少的收入。

在大达轮船公司生意红火的同时，大通轮船公司却是每况愈下。虽然几次降低运费，拼力相争，但哪里是杜月笙和杨管北的对手。大达、大兴、薛鸿记的一条龙服务——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让他们看得眼花缭乱。他们那项单一的运输业务在土匪的不断光顾下，哪里还有竞争的实力？

杜月笙和杨管北执掌大达公司之初，大通公司的董事长杨在田、总经理陆伯鸿原以为与杜月笙交情足够，杜月笙言语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最低限度，双方可以停止竞争，达成双赢协议。怎料杜月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竞争的结果却是杨在田、陆伯鸿大蚀血本，而大达公司局势霍然开朗。大通被逼无奈，只好派出代表找杜月笙谈判，企图达成一条双方均可接受的经营方式。

杜月笙有自家的打算，并不想和大通讲斤斗。但他和杨在田、陆伯鸿历来交情不错，回绝的话说不出口，只好推脱：

“我在大达是个甩手掌柜的，有什么事你去找小开商量。”

大通的人只好去找杨管北。不料，杨管北一张嘴却把大通的人吓了一跳：

“的确，竞争是两败俱伤的事体，不好摆平。不如联营？”

“联营？”对方错愕之后，回过神来问，“怎么个联营法？双方各占多少比例？”

“我们可以联合聘请一位有名望的会计师，细查大达、大通三年经营账目，根据各自营业额决定比例。”

大通代表回去汇报，杨在田、陆伯鸿只恨杜月笙不讲情面，乘人之危，却又无可奈何。后经会计师查账，双方又多次讨价还价，终于以大达公司55%，大通公司45%达成协议。

联合了大通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的业务更是突飞猛进。

在不断开辟新航线的情况下，原有的轮只渐渐的不够分配，1932年春，杨管北又有了新的计划。

“我们造一条新船吧？”杨管北找到杜月笙说。

“好啊！”凭杨管北把大达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杜月笙对杨管北的设想历来不加疑问，统统支持。

“钱怎么解决？”

“好办。”杜月笙略一沉思说，“向商业银行贷款。凭你是陈先生的小老乡，我和陈先生也够交情，贷款条件想必优厚。”

杨管北当即去找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赵汉生找陈光甫商量后，条件果然优厚：

一、利率七厘二毫半（当时贷款利率八厘至九厘）。

二、自轮船参加营运之日起，每天归还本息大洋300元，迄本利归清为止。

三、以上所载归还本息数额，大达可以多还，上海商业银行不得多讨。

于是，大达轮船公司从上海商业银行贷得白银60万两，造成一艘载客2000余人的“大达”轮船。

1933年，大达轮举行下水典礼，达官显要、名流富贾，纷纷以参加盛典为荣。新造成的大达轮花团锦簇。上千的嘉宾，成队的招待，衣香鬓影，盛况空前。

大达轮船投入运营后，大达公司的生意更为兴隆，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再度攀升。不久，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虞洽卿因蝉联两界卸任，杜月笙以航业巨子之一——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登上了第三届理事长的宝座。

三、抄人后路，巧得“华丰”

收购华丰面粉厂，是在杜月笙接手大达轮船公司之后。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动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2年，卢少棠在泰昌公司沉于豪赌，连输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决定卖掉华丰。

杨管北闻讯，立刻找到杜月笙商议。

“听说华丰要出手，我们要不要买进？”

“当然要买！这等好事岂能错过？”杜月笙一口答应，然后又问，“消息是不是可靠？”

“绝对可靠。”

“好，你马上去办。款子的事我想想看。”

杨管北与华丰面粉厂一位负实际责任的陈经理是老相识，而且素有交情。杨管北来到华丰，找到陈经理，开门见山，说杜月笙准备盘进华丰。

“晚啦！”陈经理说，“今朝已经有人来谈过了，定了基本意向。”

“是哪位？能不能顶掉他？”

“最好别问。因为这位先生同样是一位极有势力的人物，同意资金雄厚，同时与杜先生交情够好。”

杨管北一听，心里着急，生怕失去机会。

“我只要你老兄一句话，肯不肯帮忙？”

“哪能不帮啊，杜先生的事哪个敢回？”

“多谢多谢！”杨管北笑了，“我们抢在前面敲定价格，达成协议。那为先生呢，要怪就怪他自家没抓紧喽。”

“好吧，算我跟你小老弟够交情！”

当下两人细算账目，几经折冲，用最快的速度，决定以109万大洋成交。

价格谈定，杨管北到杜公馆向杜月笙报告。杜月笙一听事情谈妥，十分开心。

“不过，有位先生比我们早一步去接洽，只是还没有下文。”

“哦？”杜月笙一怔，“这么说你抄了人家后路？”

“再晚一步，这个后路就没的抄了。”

“这叫无巧不成书。”杜月笙满意地说，“那位先生是哪个？”

“他不说，我们何必要问？”

“聪明！”杜月笙哈哈大笑，“都说无商不奸，这话真是太对了！小开你还真是经商的材料！”

“谢谢夸奖。”杨管北也跟着笑。

“好，那我们就捷足先登。马上筹措款项，择日开张！”

去哪里筹措款项，杜月笙心里早已有数。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刚刚欠下杜月笙一大笔人情债，此时正好派上用场。由于傅筱庵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的时候，他还在为孙传芳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后来国民党政府借故通缉查办傅筱庵，杜月笙出面斡旋，才使傅筱庵转危为安，从逃亡地大连回到上海。

这个大人情杨管北十分清楚，所以杜月笙一说，杨管北立刻心领神会。当时杜月笙的国民银行尚未更名，也未搬迁新址，杜月笙每天都去国民银行会客，杨管北也每天必到，即使没事也要做些沟通与交流。

第二天上午，杨管北便在国民银行与傅筱庵相遇。财神菩萨不请自来，杨管北十分欢喜，立刻把傅筱庵拉进小房间密谈，将卢少棠赌博亏空盘出华丰的事说了一遍。

“傅先生，你晓得我家在扬州、高邮等地也是开面粉厂的，其中行情也略知一二，我细算了一下，109万盘出华丰确实很便宜。”

“你的意思是，这爿厂值得买？”

“值得！”

“那我们买下好了。”

“我们”指谁？含蓄、含糊。为了进一步明确，杨管北干脆直接说：

“傅先生买下这爿厂，一定好赚钱。”

“不不不，不是我买。”当时圈内人都晓得杜月笙要全力进身工商金融界，杨管北是杜月笙的门生，有这等好事岂有拱手送人之理？傅筱庵深沉地笑笑说，“我是说，我们应该帮杜先生买下来。”

“哦？”

“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样最好。”

“不过……”

“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可以低息放贷。”傅筱庵接过话说。

傅筱庵一头搞定，接着是国华银行唐寿民。杨管北亲临国华拜访，把杜月笙想盘下华丰面粉厂的意思透漏给唐寿民，唐寿民立刻心领神会，提出低息放贷。

109万大洋两日敲定，动作之快疾若鹰隼。华丰面粉厂到手，杜月笙担任董事长，杨管北、王禹卿、卞筱卿为常务董事，并负责主持一切。

面粉厂开张的当天晚上，杜月笙和杨管北一道进餐，两人边吃边聊。杜月笙忽然笑吟吟的对杨管北说：

“小开，你晓得我们刚拿下这爿厂的时候，谁找过我吗？”

“谁？”

“就是那个先我们一步找华丰谈的先生。”

“他说些什么？”

“说他接洽华丰厂在我们之先，说我们不该抄他的后路，捷足先登。”

“先生怎么回答他的呢？”

“他怒气冲冲，拉着脸当面质问，我怎好说什么？”

“做生意哪有那么多谦让，要怪只能怪他自家没抓紧。”

“话不能那么说，朋友嘛，总不能撕破脸面。”杜月笙笑着说，“我只是告诉他，我事先确实不晓得这个事，老兄你要盘华丰，你接过去做就是，大家是朋友，谁做不一样？”

“他会接？”

“他说你已经买下来了，我怎么好接？”

“他是不好意思接了？”

“是的。我说这爿厂并不是我买下来的，是几位好朋友合资盘下来，捧捧小开的场。小开现在也不是没有事情做，你接过去做不生关系的。”

“他怎么说？”

“他当然不会从你那里接了。”

“那么，这位先生是谁？”

“陈经理不是说不要问吗，这是我和他的事，你还是糊涂点好。”

说完，两人相视而笑。

四、联合弱势，智取交易所

杜月笙的目标不是一个华丰面粉厂，华丰面粉厂是他打入面粉界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以及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当时面粉买卖统统在面粉交易所里进行，而上海面粉交易所，又全部掌握在理事长王一亭、常务理事荣宗敬等人的手中。

荣宗敬是无锡实业巨子，财势绝伦。同样的面粉，在交易所里发售，荣家的兵船牌开价至少在每袋3元以上，而其他的厂牌，只能卖到两块八九，如华丰面粉厂出品的麦根牌，最高也不过卖到2.95元。

当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荣氏兄弟——荣宗敬与其弟荣德生。两兄弟自幼家贫，早年在上海当学徒，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开设了广生钱庄。光绪年间投资面粉业，回老家无锡开办“茂新”面粉厂。后来又开办茂新二厂、三厂、四厂，一直开到十厂。又嫌数起来麻烦，便再建立“福新”一系列的面粉工业，也是一厂、二厂、三厂的尽着开。荣家的的面粉事业迅速扩充到空前庞大，全国第一。

面粉工业让荣氏兄弟钞票赚得翻倒，接着又投资纺织业，由“申新”纺织一厂开始，连续不断地开到申新纺织十八厂，于是，两兄弟有了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双重头衔。荣家在无锡常州间所开的那许多厂几乎要连结成一个工业都市了。

上海人钦佩这兄弟两人的能力，艳羡他们的财富，慑于他们的魄力，从此改称他们为“宗先生”“德先生”。

在如此强大的实力面前，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为依托，想扳倒荣氏兄弟，打进上海面粉交易所，而且坐上理事长的宝座，谈何容易！

但是，杜月笙有杜月笙的手腕。首先是他有一个得力干将杨管北，杨管北的家族企业里便有多家面粉厂。靠着强大的实力背景，杨管北突出奇兵，出高价将荣氏面粉的主要经管人员王禹卿拉进了华丰。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来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家面粉厂，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于面粉行业。与王禹卿同时挖进华丰的，还有荣氏的“兵船牌”商标。

随后，杨管北再礼聘内地面粉厂商第一把手，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乡，由这两位经营机制面粉的巨擘出任华丰面粉厂的常务董事，负责华丰日常经营业务。杨管北只是月问政策和财务。

拉来这两位大将，华丰面粉厂等于上了赚钱的保险。拿进货来说，王禹卿负责荣家面粉厂时，每天要进十几万包小麦，价格自然拿得准，够便宜。如今他替华丰一天进一万包小麦，价格还是照旧，最低限度决不吃亏。出货方面，他带来的“兵船”招牌，在交易所的价格要比华丰的“麦根牌”高出八分至一角，即以八分计，华丰每天出货一万包，一年便可多赚30万。

面粉生意进入赚钱快车道后，杨管北又利用国华银行唐寿民与杜月笙的交情，以华丰面粉厂全部生财设备作抵，做了150万元的押款，归还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的贷款以外，剩下来的钱全部用于增添设备。

而此时，杜月笙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氏弟兄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氏，扩大自己的势力。

当年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同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前者由荣氏兄弟和王一亭掌控，后者早有杨管北的一席之地，这主要得益于其在扬州、高邮等处家族企业中的面粉厂背景。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长期以来围绕价格与市场分配等问题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1931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

“厘”即“厘金”，又叫“厘金税”，是旧中国对通过国内水陆交通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的一种捐税。

“裁厘加税”政策给上海面粉业商人带来了实惠，因为他们制作面粉的原材料——小麦，都要到外地采购，沿途都要交付厘金税。如今裁厘税取消，他们自然拍手赞成。

但苏浙皖地区的面粉商人基本当地采购原材料，无需长途贩运，因而几乎没有厘金税。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缴纳厘金税。所以，“裁厘”并没有减轻他们多少负担，相反，“加税”却使他们凭空多出一份捐税。原本交易所控制在荣氏兄弟及王一亭手中，苏浙皖地区厂商的产品在价格上就处于劣势，如今遭受“裁厘加税”的打击，双方的竞争实力更是拉大了距离。

杜月笙倒不在意“裁厘加税”政策给自家华丰面粉厂带来的实惠和发财机会，他在意的是处于劣势的苏浙皖三省商人。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告诉那些心情沮丧的内地厂商说：

“各位不必着急，不如我们大家一道来想想办法。”

有杜先生“言语一句”，那些厂商们个个精神振奋。有杜先生肯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看来会有转机。

杜月笙“言语一句”放出去，具体办法自然出自他的“智囊团”。在这方面陈群、杨管北脑瓜灵活，文章又好。三个人商量后，由陈群执笔，写出一篇理由堂堂正正的文章，首先声明拥护“裁厘加税”政策。然后笔锋一转，再述内地厂商面临的困境，进而要求“补助内地实业”，将其“加税”减免一半给予扶持。

文章写好，拿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请大家一一签字盖章，成为正式呈文，由上海厂商杜月笙领导三省面粉厂全体厂商，呈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

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是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朋友。省主席叶楚伧，与杜月笙也相交甚好。何况此举本身关系到江苏商人利益，因此江苏省财政厅、省政府顺利通过。

转呈中央，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都是杜月笙新近攀附的新贵。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税减少40%，江北面粉商人上交税减少50%。

消息传来，内地厂商欢欣若狂，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的拥护。又经杨管北从中活动，这些商人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联合，悄悄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当股权收购到得差不多了，内地厂商和上海厂商凑到一起一算，所持股票已能掌控全局，于是立刻要求召开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并由双方推派代表，恭请杜月笙届期出席。

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荣宗敬和理事长王一亭，此时还一无所知。他们像往常一样稳操胜券，在主持大会的时候居高临下，轻松怡然。然而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刚开始讨论议案，便遭到一连串猛烈炮轰。他们惊骇莫名的发现，上海厂商和内地厂商竟然连成一线，双方的炮口都对准了他们。

主要攻击的有两件事，一是荣宗敬、王一亭任意操纵面粉价格，压制同业。荣氏面粉高于所有同行面粉价格，这个事实让荣宗敬无以答复。而交易所历年积存的盈余白银六七十万两，荣宗敬挪用了将近30万两，王一亭挪用了20多万两，交易所的股东第一次发出怒吼：

“立刻交还挪用的银两！”

荣宗敬和王一亭以及台上其他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股东们竟然连挪用银两的事情都晓得。无奈之下，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投票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取代王一亭当上了上海市面粉交易所理事长，杨管北当选常务理事。杜月笙如愿以偿，由华丰面粉厂老板一跃而为上海十大业之一的面粉业领袖。

五、以毒攻毒，扳回败局

上海的纱布交易市场，也是杜月笙控制的行业。但杜月笙出任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却是歪打正着。起因是为了弥补做空的损失，结果一番运作，反倒落得个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原来，早在1929张啸林和杜月笙尚未分道扬镳的时候，张啸林看到纱布交易所的铜钿蛮好赚，硬拉着杜月笙去做空。

两人一到交易所，张啸林便主张做空。杜月笙担心做空不利，张啸林眼睛一瞪：

“老子抛空就不许不利！月笙，你也要抛空。总不能我做空，你去做多吧？”

“我奉陪，不过，我少做点。”

“不行，我们两个都做大，才可以把价钱掼下去！“

“好好好，一起做大！”杜月笙笑眯眯的答应。

没想到，张啸林一宝押错，闯了穷祸。纱布交易所股票天天看涨，拍一板就涨一截，而且一连一个多星期，天天涨停板，做多的人大获其利，个个赚得钵满盆盈。做空的人亏损无数，个个急得跳楼撞墙。

张啸林和杜月笙做空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如今每拍一板，两兄弟就要蚀本十多万。真到了拍一板都心惊肉跳的地步！

“妈×个×！只涨不跌，实在太怪！”

每天从早到晚，张啸林“妈×个×”一路骂到底。当时张杜两家中间那道门还不曾堵死，每天张啸林都到杜公馆二楼，与杜月笙隔一盏鸦片灯，算这一日又赔进多少。

“妈×个×！这交易所幕后定然有黑手。”张啸林把鸦片烟枪一扔，从烟榻上做起来说，“月笙，我们不能就这么赔下去！”

杜月笙也放下烟枪，从烟榻上做起来。

“我也晓得这里面有鬼，可我们没证据，怎么捉鬼？”

“妈×个×！我不信活人给尿憋死！”

没想到，第二天，捉鬼的人来了！

当时在上海经营棉纱生意的以江苏南通、海门一带人士居多，称为通海帮。通海帮里有一个亨字号人物顾永园，也在做空头，因蚀得性命攸关，急火火起找陆冲鹏。他晓得陆冲鹏和杜月笙私交甚好，这桩事体只有杜月笙出面才能摆平。

陆冲鹏是海门的大地主，通海帮里的人都和他有交情，顾永园更是他的知己朋友。顾永园一见陆冲鹏，劈头便说：

“不得了，棉纱交易所闹鬼了！”

“怎么回事？闹什么鬼？”陆冲鹏忙问。

顾永园便把交易所里的怪现象一五一十地道来。

“难不成你老弟陷进去了？”陆冲鹏冲着顾永园微微笑着。

“算你说对。不过不止我一个，杜先生和张大帅陷得更深，就要倾家荡产了！”

“哦？有这事？”陆冲鹏一下子紧张起来。

“纱布交易所从来就没有这种猛涨不停的事情！我们人人都晓得，这完全是里面有几个理事在作弊，就是苦于找不到证据。”

“那怎么办？”

“我把交易所的种种黑幕讲给你听，你去找杜先生他们商议，一准会有办法。”

“好。”

陆冲鹏听完顾永园所讲棉纱交易所的种种黑幕，开车直奔华格臬路，先去张公馆，喊上张啸林，一道过小门到杜公馆。

当时是上午11点钟的光景，杜月笙正在二楼大烟间里一榻横陈，见陆冲鹏和张啸林来到，赶紧放下烟枪坐起来。

“听说你们做空做蚀了？”陆冲鹏说。

“蚀大了！”杜月笙苦笑一下说。

“妈×个×！不行发他三五十杆手枪出去，叫他们把那个鬼交易所打成稀烂！”张啸林气得大骂。

“打烂它不是办法，啸林哥。”陆冲鹏说，“但是我晓得了一些交易所的黑幕，也许能有点作用。”

“说说看？”杜月笙来了精神。

陆冲鹏把顾永园所讲的内情叙述了一遍，话音刚落，杜月笙便有了主意，如此这般一说，张啸林和陆冲鹏齐声说好。三个人随即商量了具体细节。

“冲鹏兄，顾永园那边你去通知，啸林哥你去找一帮弟兄协助顾永园，我去公共租界联络巡捕。”

杜月笙布置完毕，三人立刻分头行动。

翌日上午，在位于爱多亚路北的纱布交易所门前，出现了几十位个横眉怒目的人。他们身穿短打服装，头戴鸭舌帽，帽檐拉低到眉毛，腰里还有鼓起来的“家伙”。

交易所准时开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顾永园立刻在那些横眉怒目的人物的簇拥下，怒气冲冲闯了进去。当交易所活计准备宣布开拍时，站在人群中的顾永园突然发难：

“交易所股票一周多天天看涨，拍一板就涨一截，从来没有过这等怪事！……”他捶胸顿足，慷慨陈词，“分明是纱布交易所若干理事联合作弊，制造一发不可遏止的涨风！”

交易所内开始骚动，做空的人纷纷跟着呐喊：

“一定是有人作弊！”

“揪出幕后黑手！”

顾永园受了鼓舞，声音更加高昂：

“强烈要求自即刻起宣告停拍，由各经纪人成立调查小组，澈底清查弊端，依法处罚作弊者！”

交易所在场的理事一看，这样闹下去真的就没法开拍了，一个个急得跳脚：

“快，把这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一名被指控的理事歇斯底里地喊。

其他人赶紧招呼场务人员，向前冲突，要把扰乱秩序的顾永园拖出去。

“抓住他，送巡捕房！”那名理事高声呐喊。

岂料，这帮场务人员左突右冲，根本无法接近顾永园。那些头戴鸭舌帽的人不言不语，冷着面孔，肩膀一顶，手一拨拉，便把那些常务人员推出老远。

“不得了，这些人好厉害！”一个场务向理事大喊。

“有啥厉害的，他还能有三头六臂？”那名理事显然对这帮无能的手下生气了。

这时，一个活计在左突右冲中，突然触到了陌生客腰间那硬梆梆的那家伙，不由得一声惊呼：

“妈呀！手枪！”伙计惊骇地大喊，“不得了，他们带了手枪！”

此言一出，交易所里所有理事、职员，以及场务人员和伙计，哄然一声，四处散开。

那名理事冲进办公室，抓起电话，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求援。

此时，守在大英巡捕房电话机旁的，是大英巡捕房顾问戴步祥戴老二。他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戴步祥是早年沈杏山的大八股党之一，杜月笙与大八股党争夺烟土天下的时候，一打一拉，化敌为友，与沈杏山的大八股党诸人成为了相交甚好的朋友。如今，这班朋友又派上了用场，他派沉杏山劝驾，请出大英巡捕房顾问戴步祥专门处理此事。

电话铃声响起，戴步祥缓缓拿起话筒，只听不说话。

对方十万火急地求援，请求巡捕房迅速派人前去纱布交易所维持秩序。戴步祥听对方把话说完，在对方迫切等待回答的时候挂断了电话。

一次、二次、三次……

电话铃声第四次响起的时候，戴步祥终于开口：

“好的，我会派巡捕去看一看。”

终于得到巡捕房的答复，纱布交易所的那名理事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这时交易大厅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在顾永园的煽动下，那些做空的人群情激奋，一个个跟着呐喊，几乎要把交易所的房顶掀了。

在场的理事们一个个成了缩头乌龟，躲进办公室不再露面，任外面闹得天翻地覆，只等巡捕房来人。

不知过了多久，四名巡捕终于懒洋洋地来了。经纪人一见，如逢救星，正要迎上去诉苦。顾永园却在场子中央大声疾呼：

“强烈要求查封经纪人账簿，揭开黑幕，依法追究责任！”

顾永园一喊，凡做空蚀本的人也都跟着喊起来：

“查封经纪人账簿，揭开黑幕！”

“查封经纪人账簿，揭开黑幕！”

交易所的人一看顾永园根本不怕巡捕，似乎还以巡捕为靠山，赶紧给交易所主要负责人闻兰亭、袁履登打电话。闻、袁二人一听情况，不由大大吃惊。交易所出现了带抢的人，已经非同小可，巡捕也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就说明来头不小。两人感到事态严重，赶紧告诉交易所的人：“不管来人是哪个，你们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马上请杜先生出面协调。”

当时，杜月笙调解各类纠纷已经在社会上名声大噪，他的“言语一句”已成为调停各类纠纷的金字招牌。凡是双方摆不平的各类纠纷与争端，当事人首先会想到请杜先生出面。

岂料，袁履登和闻兰亭驱车赶到杜公馆，却吃了闭门羹。

“对不起，杜先生还没起床。”听差的将二人拦在了门外。

“我们确实有急事，烦劳给通报一声。”两人只得好言相商。

“杜先生说他要多睡些时，我们底下人，哪个敢去喊呢？”

闻兰亭和袁履登一听，这话有道理，也只有找一位有资格够交情的朋友，才可以把杜笙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一商量，这事只有虞洽卿虞老了。虞洽卿是沪上工商金融界大佬，地位够高，身价够重，与杜月笙又极够交情。

主意一定，两人立刻驱车前往。虞洽卿一听两人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虞老为人向来热心，着起衣服便登车前往杜公馆。

杜公馆的听差见虞老驾到，哪敢再拦，连忙放行。

虞洽卿带着袁、闻二人直接上了二楼，一边走一边喊：

“月笙！月笙！”

万墨林连忙迎出来，示意杜月笙正在二太太陈帼英房里睡觉呢，连忙将虞洽老一行三人引进了古董间。

几人落座不久，杜月笙打着哈欠进来了。

“交易所里火上房了，你这里却睡得安稳！”虞洽卿不容杜月笙问什么，着急地说，“赶紧穿衣服我们去纱布交易所，详细情况路上说。”

当下，杜月笙换好衣服，一行人出了杜公馆，虞老坐上了杜月笙的车。

纱布交易所的情况是杜月笙一手策划导演的，不用虞洽卿说，他心里自然明白。当下也只好假装糊涂。

交易所的经纪人正焦急地等在门口，远远看见杜月笙的汽车疾驰而来，犹如天降救星，一个个欢呼雀跃，回声呐喊：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杜月笙一行人走进大厅的时候，顾永园正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地演讲、质问。一见杜月笙在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的陪同下来到，明白火候已到，顿时停了狂风暴雨般的煽动，等着杜月笙等人走过来。

顾永园终于住了口，经纪人、交易所员工和心中有病的理事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以为终于有人能制住顾永园了。

拥挤的人群见杜月笙走进来，迅速让开一条通道。杜月笙面带微笑走在前边，虞洽卿等人跟在他身后。

“这位先生，可认识在下？”杜月笙走到台下，望着台上的顾永园，笑吟吟地问。

“久仰杜先生大名，只恨没机会拜见。”顾永园在台上向杜月笙双手一拱说。

“不敢不敢！”杜月笙抱拳还礼，然后问，“我杜其人有一句话，不晓得先生愿不愿意听？”

“杜先生的言语一句，兄弟岂有不听之理？”

“多谢多谢！那么就请先生赏光到舍下走一趟，交易所这边也一道去，大家坐下来计议如何？”

“好，我去！”顾永园爽快答应。

双方小轿车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开往华格臬路杜公馆。双方在一楼会客室坐下，开始面对面商谈，杜月笙和虞洽卿是仲裁人。

顾永园当着这几位大亨的面，一口咬定这次棉纱一路暴涨有人幕后操纵，极力坚持查封经纪人账目，否则他要告到法院。

对方见顾永园态度强硬，两位调停人并不直接亮明态度，毕竟做贼心虚，只好承认做了手脚。

其实在当时上海滩所有交易所，包括杜月笙自家主持的交易所，几乎没有不作弊的。这也是杜月笙敢导演这出戏的原因。即使没有证据，只要有人敢出面大闹一场，自然就会让当事人自家拿出证据。结果也正是如此。

至于怎么收场，双方都等着杜月笙和虞洽卿两位调停人裁定。

“这个简单的很，怎么来的还叫它怎么回去。”一直听着双方各抒己见的杜月笙终于开口。

“请杜先生说具体些。”交易所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官司不要打，纱布交易下午照样开拍。各位以为如何？”

“好！好！”交易所的人一致表示赞成，只有顾永园一声不吭。

“不过……”杜月笙接着说，“开拍以后，行情要跌，让它跌停板。天天跌，跌回原价，两不吃亏，皆大欢喜。”

顾永园笑了。

交易所的人面面相觑。他们之中既然有人做了手脚，那他们这帮人自然就都是做多的，要是让股票再一路跌下去，岂不是把刚刚到口的肥肉又吐出了？

“各位曾做利多的手脚，想必这利空更容易做。”杜月笙不容质疑，当即拍板，“就照我说的，怎么来的怎么去，非法获利，物归原主。”

交易所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照办。事后那帮人才晓得，原来这次杜月笙、张啸林也是做空，一个个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背后给两位大亨单独补偿，怎会落得到手的白花花的银子又都吐出去！

不过，做空的人都跟着沾了光，使那些被蚀得要跳黄浦江的人物，一个个对杜月笙感激涕零。杜月笙既扳回了自家的损失，又收买了做空者的人心，可谓一举两得。而更直接的受益，则是他这一次的公开露脸，使他在纱布市场威信大增，此后但凡出了什么问题，都要借重他的“言语一句”来解决。

不久，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桂冠便落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第十五章　春风得意好事连连

一、来了母女三名伶

在杜月笙声誉日隆、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1930年，42岁的杜月笙遇上了挚爱大半生的女人——姚玉兰。

姚玉兰是京剧老生演员筱兰英与梆子青衣姚长海（艺名一斗金）的长女，9岁坐科学艺，12岁正式上台演出。工青衣、花衫及老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姚玉兰还能演关公，当时坤伶能演红生戏的极少，她则每唱必红。

杜月笙与姚玉兰的相遇，是在黄老板开设的黄金大戏院里。当时，黄金大戏院请到了三位红极一时的名坤伶——姚玉兰和她的母亲筱兰英、妹妹姚玉英。这母女三人，老太太筱兰英除了红生戏，无论老生、小生、武生甚至花脸，无不兼长。二小姐姚玉英工花脸、丑角、武生。母女三人合挂一块牌，在戏迷们看来着实新鲜，尤其三母女是梨园世家，唱念做打俱佳。母女三人合演《群英会》带《华容道》，筱兰英前鲁肃后曹操，姚玉英前周瑜后周仓，姚玉兰演关公，一时轰动上海滩，黄金大戏院场场客满。

杜月笙素爱平剧，自己也能票几出戏，唱的是须生和武生，黄金大戏院来了三位响当当的名伶，特别是有两位年轻貌美、色艺双全的小姐，他岂有不去之理？第一天便定了包厢，带着随从保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黄金大剧院。母女三人这一出《群英会》，看得他流连忘返，恋恋不舍。姚玉兰扮演的关公，让他看得如痴如醉。

戏一散场，杜月笙便来到后台拜访母女三人。见到便装的姚玉兰，花容月貌，端庄秀丽，杜月笙更是心旌摇曳，巴不得马上娶回家金屋藏娇。可当他刚一张口要与姚玉兰说话时，筱兰英立刻挡了过来：

“杜先生，久仰！久仰！”

“哦，筱老板……”

杜月笙刚要说些恭维的话，却见姚玉兰和姚玉英乘机转身躲进了化妆室，不禁大为扫兴。他杜月笙无论在堂子里捧花魁，还是在舞厅捧舞女，抑或是在戏院捧角，哪个不是以他的光顾为荣幸？只要他到场，何时不是莺莺燕燕，肉屏风围得水泄不通！偏偏这母女三人，见到他像见到了那摩温，一时觉得大塌其台，气愤难平。而面对筱兰英，偏偏又不敢发泄。他心里十分清楚，要降服这母女三人，让姚玉兰乖乖就范，决不可采取强硬手段。

当下，杜月笙胡乱搭格两句，便自家寻个台阶离开了后台。

接下来，姚玉兰唱完红生唱须生，越唱越火爆，杜月笙每逢有姚玉兰登台，无论多忙必定驱车前往黄金大舞台。他自家捧场还不算，还要拉一些朋友去看。适逢王柏龄来上海，杜月笙立刻拉着王伯龄去看姚玉兰的须生戏。

王柏龄一看姚玉兰的扮相做功唱功，当即赞口不绝，杜月笙听了心里更是奇痒难熬。他娶了三房太太，仿佛不曾尝过相思的滋味。和沈月英那时，虽然经历了点波折，但心里似乎也不曾怎么难过，当时不过是要成个家，换个张月英、刘月英似乎问题不大。和二太太、三太太更不消说，就是冲着认几个字、清纯小家碧玉去的，对方家里也是看上了他的财势，一拍即合。唯独这个姚玉兰，日日夜夜让他沉迷于她的举手投足余音绕梁之中，挥之不去，剪不断，理还乱，尝尽了求之不得，魂牵梦萦之苦。

“柏龄哥，我想讨她做太太！”杜月笙说。

“好哇，”王柏龄拍手赞成，说，“你把她娶进门，闺房里面对唱起来，那才是人生一乐。”

“哎，可惜……”

“可惜啥？”

“怕是没那么容易！”

“就凭你杜月笙的鼎鼎大名，这个还不够？”

“唉，她们是讲究老法规矩的梨园世家，那位老太太好厉害，三母女形影不离，捧她捧到了今天，我还不曾跟她说过一句话！”杜月笙沮丧地说。

“既然这样，何不把金荣哥拖出来做媒？”

杜月笙一想，也对，对于筱兰英这样的老太婆只能用媒妁之言。但这个大媒人不是黄老板，而是黄老板的儿媳李志清。

原来，黄老板隐退之后，几爿戏院全都交给他的儿媳李志清打理。李志清是老板，又是女流，与筱兰英母女三人接触便多了起来，自然也就成了闺中密友。

杜月笙打探到这个情况，当下便驱车前往钧培里黄公馆，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老板。黄老板听了，立刻警告他说：

“月笙，你自家的想法我不拦，我只请你小心一点，你晓得我当年为露兰春塌了多大的台，我对这些角儿算是怕了！”

“好，金荣哥，我会小心的。”杜月笙喏喏地答道。

“凡事不可强求，强扭的瓜不甜。”歇一晌，黄老板又叮嘱一句。

“好，我记住了。”杜月笙又答应一声。

“你去吧。”黄老板又说一句。

杜月笙来到小会客室，李志清已经等候在那里。

“杜家叔叔，有啥事体？”

“重要事体。”杜月笙神秘一笑说，“妹妹，你和筱兰英蛮要好？”

“妹妹”，是黄家长辈对李志清的称呼。

“蛮要好的。”李志清回答说。

“那好，我托你办一件事。”

话虽如此，但杜月笙和一个小辈把这件事说清楚，还是很费了一番工夫。李志清听得咯咯直笑：

“好了，杜家叔叔，我晓得了。我去和筱兰英说说看。”

等李志清将杜月笙的意思对筱兰英一说，母女三人都颇感意外。杜月笙一直给姚玉兰捧场，筱兰英和姚玉兰心里都有数，却也没想到这位大亨动了真格的。要说杜月笙的声望、财势以及他对姚玉兰的一片诚心，筱兰英未尝不想有这么一位金龟婿。但是，抛开年龄相差十几近二十岁暂且不说，这头一桩做妾，以姚玉兰正值青春年华，花容月貌，又在平剧艺术上造诣颇深，追求她的富家弟子也不在少数，她是定然不会答应的。

李志清把筱兰英的话毫无保留地转告了杜月笙。杜月笙略一沉思，对李志清说：

“你可以转告她们，无论我杜月笙前边有几房太太，我与姚玉兰都要正式结婚，我决不会把她当做偏房。”

李志清又把杜月笙的话传给筱兰英，筱兰英又把她的想法传回来。几经商讨，姚玉兰和她的母亲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一、必须明媒正娶，用龙凤花轿抬进杜公馆，享受正房夫人的待遇。

二、必须另设公馆，与华格臬路杜公馆里的那三位夫人分开来往。

李志清把这最后的条件传过去，杜月笙一口答应，随即下了聘礼，并在辣斐德路租下一层豪华考究的西式楼房，准备择日成婚。一切准备停当，杜月笙回过头来问李志清：

“妹妹，我要好好谢你！”

“谢我什么？”

“当年金荣哥给我保媒，我不曾感谢，甚至连聘礼带结婚的费用，都是桂生姐准备的。”杜月笙无限感喟地说，“你们两代人给我保媒，你说，我能不谢谢你吗？”

“杜家叔叔，你怎么谢我？”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做纪念。”

当天，杜月笙便派人去买了一只金手表，送给李志清作为谢礼。

二、三房太太齐抗议

正当杜月笙紧锣密鼓准备着婚事的时候，住在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听说了此事，一个个极为震惊。杜月笙从30岁那年接连娶了二太太陈氏、三太太孙氏之后，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这两房太太几乎瓜分了杜月笙的全部宠爱。至于正房夫人沈月英，虽然早已失宠，但顾及她是正房夫人，又是长子杜维藩的母亲，杜月笙还是很给她留面子，时不时会光顾一下她在一楼的卧房。

平日里，三房太太争风吃醋，各踞一楼，几乎互不往来，如今听到杜月笙要再次大婚的消息，居然凑到一起，商量阻挠的计策。三房太太各有儿子，她们想以儿子为杀手锏，逼迫杜月笙放弃娶姚玉兰的想法。最低限度，应该把她的身份定为四姨太，而不是和正房夫人平起平坐。

岂料，三个女人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万墨林的注意，他赶紧派听差、娘姨跟进，了解到她们真要以儿子要挟杜月笙。为预防意外，万墨林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旋不久，杜月笙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将三个女人喊到会客室一通臭骂，尤其将沈月英骂得狗血喷头。沈月英见杜月笙当着两位姨太太的面，公开撕破脸把她一通臭骂，当时便气得面色铁青，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把她弄走！”杜月笙正在气头上，对听差大声呵斥到，“把她弄回她的屋里，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她！”

沈月英被架走，杜月笙又回过头，对这两位姨太太大发雷霆：

“你们都看到了，她好歹是正房，我暂且留她住在公馆，你们两个该晓得自家身份，哪个待得不痛快立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两位姨太太一见，哪里还敢说什么，赶紧忏悔、认错，一致把责任推到沈月英身上。杜月笙这才作罢。

从此以后，沈月英被彻底打入了冷宫。

处理好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喜期已到，杜月笙用一顶龙凤花轿将姚玉兰抬进了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新设的杜公馆。杜月笙大摆筵席，大事庆贺，婚事办得比娶沈月英时场面更大、更风光、更热闹。

到场庆贺的亲朋好友都为杜月笙得到这样一位可以抛头露面的夫人而高兴。因为许多年来，杜月笙在对外交际方面都是独来独往，光棍一根。他的前三位太太都是旧式女子，既不喜欢出门，也做不来外间的一切应酬。而姚玉兰自幼跟随父母闯过码头，见过世面，又是走红多年的名伶，说话一口京腔，轻脆响亮，杜月笙正需要这么一位风光体面的杜太太，也算弥补了他多年来的一大憾事。

婚后，出于共同爱好，夫妻二人常常闺中切磋须生演唱技艺，也常常引吭高歌，自娱自乐，兴味无穷。姚玉兰洗尽铅华，专心做起了杜太太。但凡遇有赈灾义演，或者亲朋好友凑兴一起彩排，姚玉兰也会兴致盎然地粉墨登场。

第二年，姚玉兰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杜月笙的第一个女儿，杜月笙如获至宝，给女儿取名杜美如。杜美如满月的那天，辣斐德路杜公馆大宴亲朋，同时组织演出堂会，由当时风靡上海滩的梅兰芳、马连良联合演出，一时盛况空前。

姚玉兰自打进了杜公馆，差不多得了专宠，如今又给杜月笙生了一个千金，更是母以女贵，被杜月笙宝贝得不得了。

而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差不多等于被打入了冷宫。倒是三太太孙佩豪豁达些，能够排遣心中郁闷，将全部精力放到了两个儿子——维屏和维新身上。两个儿子念到初中后，三太太便报请杜月笙同意，带着两个儿子到英国伦敦求学去了。如此一来，远离了杜月笙、姚玉兰，倒也眼不见心不烦，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二太太陈帼英却是每天在醋意中耿耿于怀，好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场面大，杜月笙的许多活动要在这里进行，杜月笙在华格臬路公馆留宿的时候，没有了三太太孙佩豪的争宠，二太太陈帼英倒是多少得到一些宠爱。

正房夫人沈月英却是格外萎靡、消沉。唯一的儿子杜维藩长大了，每天要出去读书，服侍他的娘姨保镖丫头当差一大堆，沈月英插不上手，也懒得过问，便一天到晚躺在烟榻上，吸食鸦片，烟瘾越来越大，加上本来身体虚弱，多灾多病，以致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杜公馆搬到华格臬路以后，杜月笙为了沈月英照顾母亲方便，给她的母亲和她的老账房焦文炳，在杜公馆对面的一条弄堂里，另租了一套房子单住。沈月英只消走出房门，走出大宅，再走三两百步路，便可以与老母亲见面。但就是这几百步路她也懒得走，结果母女俩一年到头反倒见不了几次面。

有一次杜月笙在公馆，偶然之间撞见了沈月英，不禁骇然大惊。只见她形销骨立，神情呆滞，瘦弱不堪，完全一副失去了活气的行尸走肉的样子。杜月笙动了恻隐之心，但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使她戒绝鸦片。他晓得往日沈月英与金廷荪的太太关系蛮要好，便想让她到金家去住一段时日，换个环境，或许心境会好些，也好恢复一点元气。

岂料，金廷荪的老太太规矩极大，她晓得杜月笙和金廷荪情同手足，便将沈月英当自家儿媳妇一样看待，晨昏必定要去请安，老太太搓麻将的时候要陪着，对老太太哪一步礼节都要走到，即使杜公馆送进来的东西，也要先呈到老太太那里去看过。沈月英何曾受过如此约束，不但没有达到开心解闷恢复元气的目的，反倒是被老太太诸多规矩折磨得苦不堪言，心情更加郁闷。好不容易请金廷荪说服杜月笙，如逢大赦一般搬回了杜公馆。

从此，沈月英一门心思沉溺鸦片烟，结果天不假年，抗战在期间，杜月笙和杜维藩从香港转到重庆的时候，沈月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病逝，终年48岁。

三、开祠盛典创纪录

1931年前后是杜月笙一生中的峰巅时期，这一年，他实现了一个终生夙愿，兑现了一个对外婆发下的誓言。

29年前，15岁的杜月笙第一次离开家乡高桥的时候，对送别的外婆发誓说：

“外婆，高桥家乡人人看不起我，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进这块血地！”

为了实现这个诺言，杜月笙于1930年斥资50万元，以祖宅杜家花园为中心，收购周围土地50亩，招来名师良匠，建造起一座水木清华的祠堂。祠堂为五开间的门面，凡三进，头进是轿马厅，二进大厅，三进便是栗主奉安之所，亦为飨堂。门前两边雄踞的两座石狮子各有一人多高，栩栩如生，气魄壮观。飨堂里的一楹一柱，一龛一屏，莫不精工雕刻，蟠龙虬凤，精美至极。飨堂里将供奉杜氏祖先总主一座，大厅里供的是福禄寿三仙，又有两座一人半高的云南大理石屏，远山苍茫，白云泱泱，神似一幅写意的名画。

杜氏家祠附设的图书馆，亦称藏书楼，是一幢两层楼的白石建筑，中分五楹，两旁各有一大间厢房。藏书楼中藏书十万卷，全由杜月笙友好门人捐赠。

藏书楼之外，另外建起一座杜氏学塾。由于杜月笙幼年时家里贫困，不曾念过几天书，他要造福乡邻，让他们的孩子能有读书机会。

1931年初夏，祠堂造好，附设的藏书楼和学塾也已竣工，杜月笙决定举行开祠典礼，亲身奉主入祠。门生弟子和朋友得知这一消息，纷纷劝他大做一场，杜月笙原本就有此意，听身边人一劝说，随即决定下来，朋友门人立刻行动起来，向杜月笙在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请柬。

到5月份，遍及全国18行省的贺礼，从天南地北四面八方飞来。其中最多的是匾，其次是联、屏、幅，还有古董器玩，旗伞花篮，以及礼券现金。而送礼之人，几乎囊括了所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富商巨贾，其声势之显赫，令人咂舌。其中尤以党国政要居多，如：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实业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正廷、军政部长何应钦、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王宠惠、军法总监何键、淞沪警备司令熟式辉、党国元老李石曾、警察总监吴铁城、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宪兵司令谷正伦、前北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前国务总理顾维钧、河南省主席刘峙、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前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等。

由于杜月笙祖上三代无从稽考，便做了一座总神主。为了将把这座总神主从华格臬路杜公馆护送到浦东高桥杜氏祠堂，杜氏门人朋友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领导机构，其中：

总理3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

协理7人：张啸林、金廷荪、郭祖绳、蔡琴荪、胡咏莱、俞叶封、李应生

文书处8人：主任是前国史馆副馆长，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六君子中允称首魁的杨度。副主任是江西议员、民初政坛要角汤漪。六位秘书，首席为国民政府委员办公处秘书长陈群，以次皆为沪上名流：邱方伯、翁左青、徐慕邢、童学庸、许菩僧。由于这8位资望之高全国瞩目，因此方有“杜公馆8大秘书”之说。而事实上，这8位皆为杜月笙的朋友，杜月笙对这八位也从不敢以秘书待之。

执事人则设了8大处：

总务处洪雁宾、邬崖琴；

警卫处王杉彦、江倬云；

卫生处王培元、庞京周；

庶务处张延龄、沉荣山；

宴席处俞叶封；

会计处杨渔笙、朱步青，

剧务处张啸林、朱联馥。

而这八大处中，各有“处员”十几到20人。

八大处之外，另设招待主任两名：袁履登、李征五；副主任三名：樊潜之、杨虎、刘志陆。全部招待人员109名，另有外宾招待11名，总计120名。

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祠堂门前搭起一座五层高的富丽堂皇的彩楼，彩楼中央是戏台，楼后是嘉宾剧场，彩楼下是一片可容纳数千人的广场。

祠堂四周空地上搭起100余间席棚，里面摆满各地送来的礼物，足有数千件之多。

祠堂西面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席棚，里面摆开200多张就餐圆桌，以供开祠盛典三日之中客人吃流水席之用。

杜氏开祠盛典定为三日，第一日先行奉主入祠仪式，即将杜氏总神主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奉送到高桥杜氏祠堂；第二日正式举行开祠典礼，即将杜氏总神主牌位送进神龛里。此两日的下午与夜里以及第三日一整天，为南北名伶名票的评剧演出。

1931年6月9日，奉主入祠仪式开始举行，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开出的奉主入祠队伍，多达5000余人，分别为仪仗、旗帜、台阁、伞牌，中西乐队；护送的军警、商团、学生、童子军；陪送的名流、贵客；踵贺的嘉宾、亲友……队伍连绵两英里，从华格臬路到金利源码头，足足走了两个半时辰。围观的市民，更是人山人海，将道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

仪仗队的第一部分为金发碧眼的英国巡捕，一个个骑着阿拉伯骏马，排成整齐的队列，为一面硕大无朋的中华民国国旗作开路先锋。

紧跟在国旗后面的，是举着“杜”字大旗的队伍，一连串三五十杆之多，旗之大令人咂舌，每一杆都要有三五人把住旗杆，两三人拉住旗角，七八人左右护卫。

“杜”字大旗后面是法租界巡捕房里的安南巡捕。在当时，自行车还是很新奇的洋玩意儿，而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安南巡捕，则全部推着崭新的自行车，四人一排，随队伍缓缓行进。

安南巡捕后面是中国巡捕，一个个头戴钢盔，脚踏长靴，迈着正步，挺胸迭肚前行。

由黄金荣办的金荣小学学生组成的童子军，穿一式的海军中国童子军制服，敲着洋鼓，扛着齐眉棍，负责护送钱业公会合送的旗伞牌亭。

接下来是护送政要匾额的队伍，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的“孝思不匮”，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赠的“慎终追远”，军法总监何键赠的“辉光照国”，三面八人扛抬的巨型大匾，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乐队和一排荷枪实弹的步兵开路，由中央陆军第五师乐队，及一连步兵殿后护送。

第二部分是由公安局军乐队、保安队员、铁华学校童子军护送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张春甫副司令、上海市长张群、外交部长王正廷所赠的匾额。

第三部分是由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军队、静安小学童子军，护送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王宠惠等人的赠匾。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部分的军阀专号，即由陆军第五师军乐队开道，由闸北和南市保卫团、宁波旅沪小学童子军护送的军阀匾额，其中包括北洋政府的两位总统：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两位大帅：吴佩孚、张宗昌，一位少帅：张学良，这些征战10多年的北洋军阀直（曹、吴）、皖（段）、奉（张学良）、直鲁（张宗昌）各派各系的首脑人物全部到齐。幸亏他们送来的只是匾额，倘若这一帮人都来吃杜月笙的祠堂酒，说不定会在这里拉开战场。

第五部分，集中了中央各院部长首长、各省主席，以及党国要人、法国官员的匾额。由江湾救济会的西乐队前导。

第六部分由当时最负盛誉的海军司令部军乐队担任开路先锋，聚集了各国团体、学校、公会、私人赠送的旗伞与花篮。

走在最后的，是整个队伍之“中心”所在——

国民政府蒋主席于6月8日下午再次派员颁来一方祝辞匾额，这一块匾额使杜月笙荣宠倍增，杜月笙为此特地配备一座匾亭，由四人抬着走在杜祠神主轿亭之前。蒋主席的祝辞曰：

诗咏祀事，典备蒸尝，水源木本，礼意綦详。

敬宗收族，德在无忘，激彼秕秉，俗兹彛常。

元凯之家，清芬世守，孝孙有庆，服先食旧。

任侠好义，声驰遐迩，济众博施，号为杜母。

肯堂肯构，实大其宗，爰建新祠，轮奂有容。

簋簠旣饬，锵济攸从，式瞻枚实，介福弥隆。

蒋介石的祝辞匾亭后，便是杜氏家族的神主轿亭。而护卫仪队竟然用上了宫廷銮仪，由人扮为金甲武士，拿着古色古香的刀矛剑戟。

杜月笙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带领他的几个儿子，手扶轿杠，走在神主轿厅的旁边。在他的身后，高冠峨服衣香鬓影的杜氏亲友门人，排起长长的队伍，陪伴他护送神主轿亭。

在金利源码头，早已沿黄浦江干排好100多艘渡船，其中有轮只，有拖驳、舢板，尤有杜公馆自备的月宝、欢迎两艘游艇。大队人马到达金利源码头后，按顺序登船，于是大小船只，满载后立刻启碇，首尾相衔，源源驶往高桥。其中的两艘大轮，一艘专供女宾乘坐，一艘载的是杜公馆上下人等，护定那座神主轿亭。

船队抵达高桥码头后，依照次序一船一船地靠岸，一船一船地登上码头，再按原先的队伍顺序排好，向杜氏家祠进发。杜氏亲友宾客下船，则有专车接送。杜公馆一共备下15辆奥司汀汽车，150辆人力车，更有上海的人力车夫看准高桥有3天好生意，纷纷把自己的车子用船运来拉客。

从高桥码头到杜氏祠堂，八里路的路程，道路两边排起两条长龙，挤满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这一天，各地宾客以及专程游杜祠看评剧的普通群众络绎不绝地涌来，下午席棚剧场竟多达一万余人，一万多人挤在仅可容四五千人的临时剧场里，其拥挤状况，可想而知。

6月10日是开祠典礼，清晨5点一到，立刻鼓乐齐鸣，炮竹喧天。3支军乐队在飨堂前屋檐下，轮流演奏。

杜氏祠堂里灯火辉煌，从飨堂、大厅、席棚，高大的彩楼和附近的三座牌坊，到沿杜氏家祠至高桥码头的路上，无不布满水月路灯，照耀得附近如同白昼。杜祠飨堂和大厅里人如潮涌，川流不息，几乎就要挤破了这幢五开间的厅堂。

“栗主奉安典礼”开始，杜月笙身穿长袍马褂，面容肃穆，毕恭毕敬地将栗主安置在神龛里。

所谓“栗主奉安典礼”，实际上就是杜月笙双手捧住用栗木制做的总神主牌位，把它送进神龛里，便是“奉安”——永久保存，经常祭祀。

接下来是家祭，杜月笙率领四房太太，及一大群儿女，遵照古礼，面向神龛里总神主牌位跪拜磕头。

家祭结束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杨虎宣读国民党高层蒋中正及以次的党国要员的贺电贺词，然后莅临观礼的亲友、杜氏门人、嘉宾，各机关团体代表，一批一批地上前，对神龛里总神主牌位行礼，杜月笙则带着他的太太、子女在一旁答谢行过礼的客人。

这一场行礼结束后，奉主入祠典礼宣告结束。

这一天仅从上海专程游杜祠看评剧的普通群众，便多达一万余人。由于6月9日席棚剧场人满为患，险乎为之爆炸，10日和11日采取了紧急限制措施，限制一般群众乘坐杜公馆专轮专车。但没有杜公馆的专轮专车可乘，这些群众便自备交通工具。所以这接下来的两天里，由高桥到杜祠那8华里的“杜高路”，从早到晚贺客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据统计，从9日到11日三天之内到杜祠的贺客逾10万人之多。

正如6月11日《上海新闻报》以“人气白热”为标题，所作出的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围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浃背，全场空气，异常混浊，‘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众。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头痛欲裂，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一家名为《日日新闻》的日本报纸报道称：

“……国人（日本人）方面有……诸名士均行参加，祠堂从海关码头乘汽轮向下流，约驶一小时间至高桥码头，在八支里（支那里）之田园中，其中有特为杜氏宗祠修筑之社高路，可行汽车，足为一日之清游。其宗祠之壮丽华贵，不待言矣！昨日并有梅兰芳、程艳秋等名伶之演剧，且招待参观者，飨以酒食。自朝至夜，八支里之道上，络绎不绝，于此足以见杜氏声誉之隆，可谓壮观盛况矣！”

《福尔摩斯》报除了逐日刊载新闻，还刊载琐记曰：

“……各界投赠，琳琅满目，上自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庶民，无不备礼申贺，登门晋谒者，更不止珠履三千之数。军政商学诸闻人，亦亲往襄理盛举，京沪男女名伶，复登台串戏，其盛况为空前所未有。非杜月笙君交游广阔，恩德感人，曷克臻此，而其孝思不匮，更足以励末俗矣！”

杜月笙建造家祠及藏书楼、学塾斥资50万大洋，举行开祠盛典并唱3日名伶名票会串的评剧，再度斥资50万大洋。一掷百万金，完成了家族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开祠盛典，其声势之浩大、豪门之显赫，更为沪上空前绝后，为上海人津津乐道，传诵多年。

第十六章　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一、小弟子收押巨商

就在杜月笙于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突飞猛进，在上海滩飞黄腾达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在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沦为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10月初，上海各界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了抗日的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面对上海市人民同仇敌忾、势不可当的的抗日怒潮，杜月笙坐不住了，这正是一个增加政治资本，提高社会地位的好机会。他找到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商议成立一个抗日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

在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首肯与支持后，杜月笙等人迅速组成了规模庞大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人秘书长，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人为常务委员。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发挥了作用，便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建议获得通过后，抗日救国会迅速在各要冲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日货。检查所人员除了在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货物，更直接的行动是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发现立刻没收，然后运到保管所保管存放。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的大批人力，主要来自杜月笙的门徒、门人以及各自手下。杜氏智囊中的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和私人代表，也是杜月笙和上海工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此次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检查所、保管所的行动中，陆京士发挥了巨大作用。

禁止日货一开始，杜月笙的一个门生便大出风头，打了一个漂亮仗，给杜月笙挣足了面子。杜月笙的这个门生叫于松乔，是邮务工会出身，当时负责天后宫桥检查所工作。他和一个叫刘心权的青年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专拣有影响的大商户搜查，一上来就到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的“合昌祥”搜查，这一搜便搜出来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倚仗自己在商界的影响，根本没把“禁止日货”这回事放在心上，他以为压根就不会有人敢来搜查他的店铺，所以日货照存、照卖。

偏偏遇到了于松乔，要“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抓住一个大的，可以震慑一批小的，杀一儆百，事半功倍。当下，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运送到天后宫桥“保管所”暂行封存。

随后，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等好戏开场。因为他料定陈松源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过了不多时，一部轿车呼啸而至，陈松源下了轿车，昂首挺胸，不可一世地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身后跟着两名凶神恶煞般的保镖。

“哪个是这里的负责人？”陈松源往屋子正当中一站，仿佛领导视察一般，派头十足地问。

“是我，我叫于松乔！”于松乔才不管他什么派头，有抗日救国会撑腰，有杜月笙做后台，他陈松源算老几！

“哼哼！”陈松源冷笑一声，说，“方才贵所有人到我的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可有这回事？”

“没错！”于松乔也昂首挺胸，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抗日救国会明令禁卖东洋货，合昌祥经营东洋货，理应查收。”

陈松源愣了一下，缓和一下语气说：

“那一定是误会了，我那里不会有东洋货。”

“没有误会！”于松乔回答得干脆利索，“两箱东洋布，是我亲自查出来充公的。”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不曾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个道上的人，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见主人碰了钉子，以为于松乔不晓得陈松源的身份，立刻从后面走上来呵斥：

“喂，你胆子不小啊！你晓得这位先生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于松乔也不示弱，“如今国难当头，谁贩卖东洋货，给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人，谁就是奸商，是汉奸，汉奸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辱骂我们陈理事长？”保镖大光其火。

“我管他什么理事长？”于松乔也光火了，大声嚷道，“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你小子口气蛮大！”陈松源赫然震怒，对他的两名保镖喊道，“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立刻行动，抢前一步，正要推开于松乔，往保管所里间闯，于松乔毫不迟疑，伸出手去一把抓住陈松源的领口，使劲地往里间拖。

“你贩卖日货，又带人来抢我们保管所！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于松乔一边把陈松源往里间拖，一边高声呵斥。

保镖一看老板被捉，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

“你放手！不放手让你吃卫生丸！”

于松乔把陈松源的身子往自家面前一挡，倒拉住他往里走。

“再不放手，开枪啦！”两名保镖大叫。

于松乔决心把这位耀武扬威的布大亨关起来，他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咬着牙说：

“有种，你开！”

“砰”的一声，枪响了。这一枪自然没打到于松乔，他正躲在陈松源的身后。

枪声惊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开溜。

这当口，于松乔已经将陈松源推进了那个小房间，然后将门一关，任凭陈松源在里面捶门撞墙，咆哮咒骂，于松乔一概不予理睬，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是看牢了陈松源。

“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关起来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黄浦滩头。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作为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会被抓起来，整个上海滩都震惊了。

不多时，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检查所门前变得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了。探听消息的，看热闹的，一探虚实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后率先赶来，他们首先肯定和嘉许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但是，陶百川话锋一转说：

“抗日救国会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没有权力把人家关起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这桩事体怎么解决。”

这话于松乔却不爱听，他依然坐在地上，挡住关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说的都对。不过今天我不能听。陈松源带着保镖公开来所里抢东西，要不是我躲得快，早被他的保镖开枪打死了。我今天非关他不可，如果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指左侧的钢筋水泥墙壁，“我立刻撞墙自杀！”

门外，豪华轿车络绎不绝地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也闻讯赶来，但无论怎么劝说，于松乔都不为所动。

检查所里挤满了人，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娓相劝，有人推推挤挤，有人吵吵嚷嚷。于是，有人想趁乱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借机开门放出陈松源。

但当他们刚一动手，于松乔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边墙壁一头撞去。随着“咚”的一声，检查所里一片惊呼，随即安静下来。

只见于松乔满脸是血，飞快地退回到小房门口，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向他靠近了。

终于，陆京士得到消息匆匆赶来。他挤过人群，来到这位同门师弟身边。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看着于松乔头上不断有血流出，陆京士不胜忧急，“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唯有——杜先生。”

众人一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听完陆京士述说的情况，杜月笙当即便说：

“你去告诉松乔，他犯不着为这件事体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过去，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赶紧跑回去告诉于松乔：

“杜先生马上派车来接你去医院。”

“杜先生也叫我离开这里？”

“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治伤要紧！”

“好，我听杜先生的。”

于松乔这才站起身，目不斜视地跟在陆京士身后向外走。检查所门口，杜月笙派来的车已经开到。

于松乔一离开，人们赶紧打开小屋的门，放出陈松源。

事后，陈松源自知理亏，对于松乔的过激行为表示不予追究。当然，当他晓得于松乔是杜月笙的徒弟之后，更是后悔自家贸然闯祸，自讨没趣，哪里还敢追究。

经此一事，于松乔成了新闻人物，他的满腔忠义，慷慨壮烈，赢得上海各色人等的赞扬。他敢于扣押陈松源的故事被传诵一时，他本人更是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好汉。

这一场轩然大波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黄浦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各个经售东洋货的商家，自知自家“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连陈松源都不放过，哪个还敢抱侥幸心理？只好收起日货，退回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退不回的，也只好自认倒霉，藏到仓库里去了事。

二、恐怖夜沪战爆发

“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主要力量来自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杜月笙，他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他一手控制的青、洪两帮弟兄，一部分是通过陆京士、朱学范等可以运用裕如的广大工人群众。这些人在禁止日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有关东洋货的任何买卖活动他们都会得到情报，东洋货只要“一见天日”，便会立即被没收。贩卖日货的中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被处罚金后，还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如此一来，没有人再敢贩卖日货，以致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唯有关门大吉。

这一阶段，杜月笙忙碌无比，一方面指挥“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他在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的影响，积极组织募捐，将第一笔募到的10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马占山将军的部下。

随后，杜月笙又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假座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前后历时一月，筹得20多万元赈款，悉数转交赈济委员会，汇到北方救济难民。

到了1932年元月，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业已堆积如山。而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有利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北，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

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接受“任务”后，与女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制造一起由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为日本军队侵略上海提供借口。他们选定的栽赃目标即三友实业社。

元月18日下午，5个日本和尚游荡到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有意寻衅，引起厂里工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5个和尚被打成重伤。21日，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由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同时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

此事件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反日浪潮更加高涨。

岂料，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反而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停止抗日运动，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行动。

元月28日，天寒地冻。中午，杜月笙和陆京士等一帮“抗救会”弟子门人，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围炉饮酒，商谈“抗救会”工作，电话铃声骤响，市长吴铁城的电话打了过来。

和杜月笙同庚的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于元月7日刚刚接任上海市长一职，上任没几天就接到了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他立即向南京政府请示，但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吴铁城妥协，全面接受日方条件。

接到这一命令，吴铁城颇费踌躇。民众的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织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在这个时候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抗日群众的对立面，弄不好会被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席卷而去。

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可怎样才能确保顺利执行不出意外，他只好与杜月笙商议。论公谊私交，吴铁城与杜月笙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就在半年前杜祠落成之时，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兴建杜氏藏书楼，而且更亲临致祭与道贺。所以，他在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作最后谈判之前，从海格路望庐私宅打电话给杜月笙。

“你听好，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作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我们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一听，顿时头大。答应日方要求，岂不就是停止抗日，解散抗日团体！

“这是南京政府的意思。”见杜月笙无语，吴铁城又加上了一句。

杜月笙晓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导致东三省沦为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全国民怨沸腾。如今上海放弃抵抗，真的能消弭战祸吗？怕是未必！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杜月笙深感为难，但他既已上了蒋介石的船，也只有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沉吟一下，最后说：

“假使市长决意这样做，我只有照办，宣告抗日救国会暂时解散，我想大家多半可以谅解。”

“不，问题不在这里！”吴铁城说，“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制止抗日运动。”

这个问题的难度杜月笙自然晓得，而就在此时他们通电话的时候，闸北、虹口两区的民众，纷纷携带细软，扶老携幼涌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上海市民宁可放弃自己的家园，也不给日本人做顺民，就足以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

在抗日怒潮空前高涨的时候，制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谈何容易！以“闲话一句”驰誉于黄浦滩的杜月笙，这个“闲话”却是轻易不敢出口的。考虑了半晌，杜月笙只好委婉答复吴铁城说：

“这件事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能否做到，我想无论哪位都不敢打保票。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杜月笙放下电话之后，立刻对酒桌上的几人说明情况。大家一听，不禁面面相觑。两个多月以前，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弟兄，参加抗日救国，如今却要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

但是，不管说不说得过去，都要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日后大家自然会明白。

吴铁城在得到杜月笙的答复后，立刻前往谈判。国民政府的忍让与委曲求全，令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深感意外。吴铁城为取信于日方，甚至当场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一小时后，协议达成。下午3点，上海时报“中日交涉解决，战祸可望避免”的号外发出，成千上万逃到租界的难民放心大胆地返回虹口、闸北家中。

战事消弭，杜月笙也松了一口气，当晚便去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安歇。岂料睡到半夜，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姚玉兰也从睡梦中醒来。两人披衣下床，走到窗前向外探视，只见正北天边一片火光，烈焰腾霄，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便是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引起的大火。

战争到底还是爆发了。

“狗日的小日本！”

杜月笙破口大骂，拿起电话打到吴铁城的公馆了解情况。吴铁城也是从睡梦中惊醒才晓得小日本背信弃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杜月笙又将电话打到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的驻地指挥所，主动请缨：

“蔡军长，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十九陆军是从江西“围剿”红军的前线，奉命警卫首都南京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的，其总部设置在上海。

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其中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等人都与杜月笙私交甚好。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让步，与日本侵略者顺利达成协议，十九路军当时并无作战防备。哪曾想，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天夜里11点4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展开猛烈进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三个大队，共约3000余人，武器精良，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敌兵，如同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兵不血刃，一路畅通。岂知，倘若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岂有得逞之机！

若论武器精良，十九路军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他们初到上海时，个个头戴草笠，打着赤脚，穿着草鞋，一袭暗灰军装。他们的装备和设备精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相比。

但是，武器装备并不代表胜负，鲛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日军的猖狂进攻，激怒了十九路军官兵。他们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同时，立刻把电话打到真茹指挥所。蔡廷锴一惊而醒，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假思索地下达了命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指挥不谋而合，那便是：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当夜，宝山路至宝兴路一带弹雨纷飞，烈焰腾空，战火映红了半边天。

1月29日，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连连受挫。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从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兽冲到了宝兴路，十九路军官兵置生死于度外，冒险攀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将冒烟的手榴弹掼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如此，接连几辆装甲车都被十九路军炸毁。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1月30日早晨6时起，进攻闸北的日军先用7辆大卡车，满载死伤兵士800余人，经北四川路绕道至汇山码头装入军舰，运回日本。

接着，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前后使用了陆军11万、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固守阵地的十九路军只有3个师，兵力3万，稍后又有增援的第五军及其他部队，总兵力始终不到8万，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4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三、挺身援助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翌日清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联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班底，迅速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力推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本人和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副会长。

在“一·二八”淞沪之战前一天的1月27日上午9点，杜月笙便与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一行数人，分乘两部汽车，前往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司令部慰问。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有消息称政府准备撤退上海驻军，又称十九路军有北上抗日的可能。杜月笙表示十分关心这桩事体，一见到军长蔡廷锴，便提出心中疑问。

“实不相瞒，我的确打算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开赴东北抗日，这是我自家的主张。目前已经在本军志愿报名参加者中，挑选了6000名弟兄。如果政府决定撤退上海驻军，我将立即着手筹备寒衣，同时筹措4个月的军饷，在本月底下月初启程。”蔡廷锴说。

“蔡军长，你的雄心壮志，兄弟十分佩服。筹饷和购置寒衣的事体，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兄弟一定尽力而为！”杜月笙说完，又向身边的王晓籁等人说，“我和蔡军长是老朋友了，1929年蔡军长任六十师师长的时候，到上海考察，住在沧州饭店。啸天哥请他吃饭，约我作陪，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岂止是谈得投机？”蔡廷锴哈哈大笑，说，“那天晚上玩得也够痛快。”

杜月笙所说的“啸天哥”就是杨虎杨啸天。杨虎和蔡廷锴早在广东时便已相识。那晚杨虎设宴欢迎，叫了不少上海名妓执壶侑觞、莺莺燕燕。九点钟吃好晚饭，杨虎又和杜月笙把蔡廷锴拖到外国堂子里去白相。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个个大胆泼辣，搔首弄姿，令蔡廷锴大开眼界。

说起当年往事，两人开怀大笑。如今蔡廷锴已把乡下发妻接来，在爱麦虞限路金菊村设了公馆，与辣斐德路姚夫人居住的杜公馆不远，于是杜月笙又发出邀请。

“哪天得闲，携夫人到辣斐德路，我们兄弟聚聚。倘使有事，可随时联络。”

“一定！一定！”蔡廷锴又再三称谢。

从十九路军司令部返回后，王晓籁对随行人员说：

“杜先生的交游真是无人可比。随便哪一路的朋友，要找一个跟杜先生没交情的，倒是难事了。”

后来杜月笙才了解到，十九路军奉命开到京沪一带之时，正值蒋总司令下野，陈铭枢、汪兆铭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十九路军官兵饷银欠了好几个月，1931年12月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蔡廷锴奔走交涉到12月中旬，好不容易才领到伙食费20余万元，却是军需署打的期票，居然全部空头。

上海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第一步便是为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解十九路军的燃眉之急。杜月笙首先通过新闻界的门人弟子，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全面报导十九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宣扬十九路军的英雄事迹，呼吁全民支持抗战，支援前线。上海民众热烈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积极捐款捐物，前方需要捐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自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及至于砂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报上登载、电台广播，民众便会争先恐后地往“抗敌后援会”送。

2月1日上午，杜月笙又与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冒着炮火到蔡廷锴的司令部慰劳。他们带去了大批的捐款、米面、罐头和日常用品。看到十九路军打胜仗，杜月笙不胜感慨。

“十九路军在前方杀敌，物质方面所有需要，上海老百姓将全部负责供应！”杜月笙说，“前方需要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后方一准办妥。”

“谢谢！谢谢！”蔡廷锴对上海老百姓的全力支援十分感动。

“现在上海老百姓出的钱款、物资已经很多，抗敌后援会的仓库里都快装不下了。我建议贵军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和后援会联络处理此项事体。”

“好的！”蔡廷锴高兴地回答，“我尽快落实这件事。”

随后，十九路军在法租界成立驻沪办事处，由范志陆任办事处主任，叶少泉、邓瑞人、杨建平、庄伟刚等人任副主任。尽管办事处人手众多，但由于收到的钱款、物资太多，一帮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到4月下旬，所收到的捐款数额已经相当可观。于是，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决定，从捐款中拨出一部分，将1931年8月到1932年4月，全军所欠发的9个月薪饷，一次性发清。

当年十九路军所收到的捐款，除来自上海市民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十九路军到底收到多少捐款，沪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前，蔡廷锴请范志陆开出账目，现款为900余万，实物则无法计算了。

在1932年前后，900余万现大洋着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十九路军实在用不完，剩下的大量款项，有一部分存进了上海国华银行。

与此同时，上海市总工会联合上海工界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1000余人。第一团团长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朱学范，第二团团长是对杜月笙极为仰慕的周学湘。他们的任务是穿越枪林弹雨，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一旦有战区扩大，更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护送灾民。

然而，就在十九路军奋勇抗敌，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全力支援前线，连杜月笙本人都自带便当每日在抗敌后援会忙碌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忽然叫停了……

四、谈判桌上斥日将

那日，杜月笙一身疲惫地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早有一位“安福旧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所谓安福旧人，是指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中人。当时该政客集团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因此称为安福系。这位安福旧人就是李泽一。

李泽一和他的堂兄李老六李立阁，都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同时跟随皖系大将，段祺瑞的姻亲，曾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吴光新。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每到上海必为杜公馆座上豪客。因此，杜月笙对李泽一与李立阁兄弟二人并不陌生。皖系所需的庞大经费，不是大举外债，便为贩卖鸦片所得。他们曾以公债券收购存土，公私两便，大发利市。李立阁和李泽一两兄弟，当时便是皖系派在杜月笙这边的代表，往后便成了吃喝嫖赌的朋友。

后来皖系倒台，李泽一在政治上失去靠山，经济上断了来源。这位一贯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军阀政客再另觅新主子的时候，被日本特务开山祖师土肥原看中。土肥原对他诱之以利，动之以“权”，当下一拍即合。李泽一从小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土肥原麾下的第五纵队成员。

杜月笙对李泽一的去从并不知晓。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他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时常会有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其中便有李立阁和他的本家弟弟李泽一。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和辣斐德坊姚玉兰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更成为座上豪客。有段时间杜月笙每晚都在姚玉兰夫人那边，每晚便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李泽一爱打麻将，一输十万八万面不改色。

在杜月笙的印象中，李泽一为人四海，性格豪爽，特别是嗜豪赌，诸多地方与杜月笙颇多相像。因此，任何吃喝玩乐的场合，他都是理想的搭挡。他晓得李泽一很有钱，对于他的钱从何来并无疑问。北洋政府失意政客搜刮得来的家财，动辄以千百万计，毫不稀奇。1923年直皖之战，奉军查抄安福系人物的财产，当过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便被抄出1000万元，曾毓隽亦达330多万。

但令杜月笙想不到的是，李泽一的钱却另有来源。长期以来，土肥原的特务机构大量搜集中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名流、流氓帮会等各类资料，杜月笙也早已在他们的关注之中。因此不惜派出李泽一等人，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接近拉拢杜月笙。

而李泽一今朝造访，便是奉日本军方命令而来。

寒暄过后，李泽一直接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开火的问题，应该面对面谈判才好解决。”

“日本军方？”杜月笙吃了一惊，抬头盯牢李泽一定定地看了半天，“你怎么晓得日本军方的意思？”

“杜先生，不瞒你说，我也是受人之托。”

“哦？”杜月笙越发不明白了。“受日本军方之托？”

“也不能这么说，不过……”李泽一迟疑一下说，“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如果杜先生想为上海人民消弭战乱，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出面谈判，这桩事体极有可能谈成。”

杜月笙一听，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机会，一来可以让上海民众免于战火，二来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日本方面确有此意，我到愿意出面调停。免除战乱，也是造福社会的事体。不过……”杜月笙略一思忖，说，“这样一桩天大的事体，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好，我等你消息。”李泽一晓得杜月笙需要向中国官方请示，便说，“定下之后，务请赐我一个电话。我会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商榷一套切实可行的停战方案。”

玩味李泽一这番话，杜月笙胸中了然，无论李泽一与日本官方是何等关系，最低限度，他是代表日本军方而来。如此看来，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

李泽一走后，杜月笙立刻把他智囊团的朋友、学生子请来商议。通常，凡有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先与他们详细探讨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泽一来访的经过后，杜氏智囊团的人大为兴奋，认为杜月笙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介入国际交涉，成为穿针引线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着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体，一致赞成杜月笙出面调停。

“目前闸北虹口一带已成为一片瓦砾，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会多遭受一份损失。”陈群首先发言，他判断，“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军付诸决战。”

“是这个道理！”陆京士更注重的是杜月笙的声望，“先生若介入国际事件的调停，身价地位将非同一般，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不过，这两天东洋军连吃败仗，莫不是他们要增援了，使用缓兵之计？”有人警醒地提出。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家是不是也需要缓一下呢？”杜月笙慎重地说，“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我们用不着缓。那么，是不是可以趁机把他们一口吃掉？”

于是，智囊团商量决定：报告官方，由官方决定后再付诸行动。

事不宜迟，杜月笙立刻拨通市长吴铁城的电话。

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设在沪西枫林桥，旧沪海道尹衙门，跟法租界仅仅隔着一条界浜小河。而吴市长的私宅，就在法租界海格路上。由于事关重大，杜月笙只是在电话中与吴铁城简单说了一下，然后驱车直抵吴公馆，将李泽一的来访以及智囊团的分析全盘端出，请吴铁城定夺。

吴铁城听后即向国民党政府请示，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妥协的机会。但由于曾经被日本人耍过一次，担心再次上当，被国人谴责，因此给了杜月笙一个模棱两可，而又态度鲜明地指示：

“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政要人会晤，这个问题由杜月笙自家决定。”

杜月笙心领神会，立刻着手会晤日本军方。

杜月笙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密谈，要求会晤地点安排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并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英、美、法都在密切关注中日战局，甘格林当然想了解杜月笙与日本军方秘密会晤的内容，于是慨然允诺。

但当杜月笙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泽一的时候，李泽一却深感为难。因为日本人要的是杜月笙“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地位，并不同意有第三方国参加。

“杜先生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呢？”李泽一困惑地问。

“首先，我要考虑到自家的名誉和地位。甘格林答应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比如出现‘一·二八’那样出尔反尔的事体，他会代我洗雪。”

“甘格林是法国人，他怎么能够……”

“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是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我以这个身份，以保护法租界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岂不是更好一些？”

李泽一哑然失笑，心想，杜月笙真不愧是老奸巨猾，他晓得上海民众以及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妥协，凡有通日嫌疑的人，无不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此一来，即使事情办砸，他自家也不承担任何罪名。办好了，自然是名利双收。

李泽一只好去向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村野汇报。村野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本指挥官的。他急于停战的原因，正是由于开战后连吃败仗，再打下去，唯恐兵力不济，只好用缓兵之计，停火待援。但若直接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又担心被拒绝有失体面，便决定先作非官方谈判，一探虚实。于是，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之所以选中杜月笙，一则由于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二则由于他有“上海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其作用非同一般。如今杜月笙却公开回避了这两层关系，令村野中将不胜恼火。但迫于急于休战，只好接受了杜月笙的会晤方式。

五、两小时炸平租界

会谈之日，杜月笙身穿狐皮长袍，带着秘书、翻译，与多名保镖，分乘两部轿车，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随后，李泽一陪同几位身穿西装的日本军官来到。

岂料，李泽一刚刚介绍完双方身份，双方站在长条桌两侧还不曾落座，日军代表便板起面孔，气势汹汹地用中国话训斥杜月笙：

“十九路军必须撤出所驻守的防线！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地区，事先曾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是完全合法的！”

杜月笙一听，霎时心头火起，但他晓得有理不在声高的道理，便转过头去问甘格林：

“请问总领长，可有此事？”

甘格林尴尬地笑笑，摇摇头表示否认。

“好，就算有，”杜月笙看着刚刚发话的那位谈判代表，提高声音说，“请问贵军攻打华界，租界有什么权力表态？”

对方一时语塞，气得干瞪眼。

李泽一连忙出来打圆场，陪看笑脸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并不回答，仍然注视着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在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身边，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下。

杜月笙不是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晓得他们的心理，所以给了他们几句软中带硬的话以后，便直挺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李泽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比杜月笙更了解日本人。于是，他站在中间人的立场，重新挑起话题。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关系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泽一说完这一段话，停了一下，见日军代表没有反驳或者不同意的表示，看看杜月笙说：

“那么，请杜先生先发表意见，如何？”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紧不慢地说，“正如李先生所说，我就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停战的诚意！”

“当然有。”李泽一抢先回答。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日军首席代表赶紧补充一句。

杜月笙并不接话，而是一言不发，仿佛不曾听见。

甘格林一看场面又要闹僵，命令翻译为他传话：

“杜先生刚才说过，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向华方代为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提出一连串的停火方案。首先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

“冲突在1月28日深夜就由贵军造成了，结果是贵军的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被十九路军活捉，人员死伤惨重。现在要避免冲突，十九路军在自家的地界，为什么要撤？照说应该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

“中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地方，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家的地面上驻防，为什么要撤退呢？”

李泽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赶紧岔开话题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转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你看是否先与官方商量后，再由官方以外交途径解决？”

甘格林一听，赶紧附和：

“对，正式的交涉，本应由官方出面。”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日军代表也再无表示。

杜月笙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吴铁城的两位秘书耿嘉基和王长春早已在客厅里等候。耿、王二人听完杜月笙报告的会晤经过，立刻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吴铁城根据杜月笙提供的情况，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业已敞开，所以积极运作，最后由甘格林发起，在英国领事馆举行有英美法总领事参加的谈判会议。中方参加的有吴铁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日方参加的有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最后终于达成自2月2日起，停火三天的协议。

但是，停战三天未到，日方在获得补给增援后，再次撕毁协议，于2月4日下午3点提前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上海再度陷入战火之中。这次战役一直打到3月3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持续到5月5日，中日双方再次签订停战协议。

就在淞沪之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杜月笙以他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在外交场合大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始终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无话可说。然而，2月24日、25日、26日几天里，前后共有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然后分散住进日本侨民家中或店铺中。

杜月笙耳目众多，很快便知晓了这一消息，这数千名日军的目的，便是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一带十九路军的右翼。

当时，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9天，十九路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

如若让日军的包抄阴谋得逞，十九路军则必败无疑。

杜月笙立刻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车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呈报外交部。2月27日，我国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饬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在外交部的照会到达之前，杜月笙已经跑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到甘格林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甘格林晓得，杜月笙既然跑来责问，便是掌握了证据，只好坦然承认。但接下来他又陈述了自家的苦衷。

“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租界当局若采取强硬行动，必然会因激生变，给法租界弹丸之地招来战火。”

杜月笙听了，非常气愤，他告诉甘格林说：

“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的目的，就是以法租界为根据地，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为了自卫，照样会炮轰法租界，你以为法租界会安全吗？”

“我想，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不会耽搁得太久！”

“未必！”杜月笙干脆地说，“实话告诉你，兹事体十九路军已然知晓。日军混入法租界，要出大事体了！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公开吗？”甘格林着急地问。

“公开了，才能解决掉。”杜月笙再进忠告，“不然一定会出大事体！”

甘格林只好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各国驻沪总领事全部赶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方面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董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会上，甘格林首先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法租界驻军，中国则指控日军利用法租界作掩护，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法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请领事团决断。

岂料，甘格林话音刚落，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霍然起立，厉声咆哮，大放厥词，一连串的威胁恐吓迸发而出。在座各国领事为之震惊，一个个噤若寒蝉。

——没有人敢保证村井的恐吓不会变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还敢说话呢？

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极为不利，倘若即刻表决，结果将会与杜月笙的初衷相反——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与合法。

村井咆哮一阵过后，见各国领事无一敢站出来说话，得意地放声大笑。就在大家暗暗担心的时候，没想到杜月笙猛的一擂桌子，倏地站起来，挥舞拳头，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尽可以进驻租界，尽可以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闲话一句：只要议案通过，就让日本军队统统开进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之内，毁灭租界！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杜月笙说罢，又一拳“咚”地擂在桌子上，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各国领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个面面相觑。哪个不晓得杜月笙“闲话一句”的金字招牌？杜月笙在上海有多少帮会弟子，门生门客，他手里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闲话一句”，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两个钟头“毁灭租界”，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就绝不是空口白话！

杜月笙此次赴会是作了准备的，为了震慑日本人，特地带了一帮武角色，包括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这帮老弟兄。当时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司机助手等就等在门外，杜月笙大光其火的时候，一帮弟兄听个正着。这晌见杜月笙出来，一个个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

芮庆荣毛焦火躁脾气，一路大谈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法租界炸平。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以为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赤佬绝对不会再让东洋兵进驻法租界！”

这一点，倒是让顾嘉棠说中了，当天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名日军，竟然全部趁着夜黑人静，悄悄撤离了。

六、史量才死于谁手

从1月28日沪战爆发到2月底，侵沪日军陆续增加到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一部分第五军官兵，总共不到4万人。但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打得日军三易主帅，仍不能有所推进。

但在国民党政府对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干预下，3月24日，中日双方再次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

战事结束，杜月笙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躺在大烟间里，一榻横陈，整个人像散了架，似乎再也提不起精神。停战是好事，但《淞沪停战协议》的不公平，让杜月笙颇为郁闷。

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史量才忽然来访。

史量才，字家修。江苏溧阳人，晚清秀才。20岁时到上海，最初在南洋中学任教，之后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史量才的崛起沪滨，与杜月笙相比，却是另具途径。1912年，史量才花15万银洋，盘下上海申报馆，从此宏图大展。对于史量才的“瓦块翻身”，坊间猜测颇多，一种说是他巧遇贵人，得了北洋政府第十八任财政部长张弧之助，一种说他娶的太太原是北里名妓，给他带来大量私房。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大刀阔斧，锐意革新，聘请陈景韩（冷血）为主笔，聘请王钝根创办我国第一个副刊——《自由谈》，使《申报》销量扶摇直上，由1.7万余份猛增到7万份，两三年后史量才便成为了海上巨富。1931年前后，他又掌握了唯一销数超过《申报》的《上海新闻报》半数以上的股份，同时出任中南银行董事长，并在造纸、纺织、机器制造等业均有巨额投资。

一听说史量才到，杜月笙放下烟枪，从烟榻上坐起来。在抗敌后援会的合作，使杜月笙和史量才成为了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多有接近。因此，史量才一进来，杜月笙便大发牢骚：

“我就是想不通，苏州河以北，沿安亭镇东侧，北至望仙桥、沙头、浒浦口一线以东，中国军队不得进驻，而日军则可以暂时驻扎。家修兄，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没道理。”史量才说着坐下，也是一脸的苦闷，“浦东不驻兵，苏州河以南不增兵，在中国的地界却都是制约中国军队的！”

“真的是没道理！”

这时候的杜月笙，在上海以及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通过和史量才、黄炎培等人的接触，思想上发生了微妙变化，与国民政府之间有了一些距离。此前3月的时候，杜月笙、黄老板等人受聘为国民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王造时等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国难会议，因为国难会议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

“如今不用抗敌了，我们这抗敌后援会的使命也该结束了。”杜月笙说，“改个名称吧，战争带来的问题太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无家可归，三餐不继。”

“哈，想到一块去了！”史量才说，“改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咋样？”

“地方维持会，好！”

于是，“上海抗敌后援会”正式更名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仍由史量才担任，副会长则有杜月笙与王晓籁，会员有虞洽卿、钱新之、陈光甫、张公权、黄炎培等人。

黄炎培是上海浦东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曾赴日本留学，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人士，史量才接办《申报》后，他受聘担任《申报》设计部部长。当年《申报》被国民政府禁止邮递，史量才托《申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秦墨哂通过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疏通，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求史量才辞退黄炎培。史量才回复说，黄炎培并不到报馆上班，也不负责任何业务。他是自己的老朋友，由于生活困难，只是按月送一点津贴而已。

而黄炎培与杜月笙是浦东老乡，因此两人多有往来。

维持会会址设在福煦路一百八十一号已经停业的赌场内，成立不到半月，于当年6月7日再次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地方协会以其民间组织作为主体，请上海市社会局出面，邀集全上海的有关机关团体，组织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救济会，协助工厂复工，介绍失业工人获得工作，维持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资遣剩余劳力回到他们的故乡。于千头万绪一团乱麻中，总算群策群力将诸多事体逐一解决。

正如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俞鸿钧述及一·二八沪战时所指出：

“一·二八淞沪战役，我军激于义愤，仓卒应战，诸凡一切军需供应、军民救护、失业救济等问题，均需要地方协助。是时（杜月笙）先生担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曾竭其全力，协助政府，解除困难。”

为倡导抗日，反对内战，同年8月，杜月笙又与史量才、王晓籁、朱学范、李公朴等人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声称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肇止内战之运动”。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式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五个常务理事之一，也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后来杜月笙成立恒社，恒社弟子大部分反对内战，主张抗日。

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的主张肇止内战，很明显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主张。后来史量才更允许《申报》及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冷嘲热讽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甚至发表《围剿评论》，公开反对蒋介石“围剿”红军，越发锋芒毕露。

但是杜月笙无论如何不曾想到，这位配合默契的朋友，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暗杀。

那天杜月笙正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和杨管北商议他在工商方面的业务，突然万墨林一脸沉重地走进来。

“爷叔，出大事体了。”

“啥大事体？”

“史先生出事了。”

“出了啥事？”

“在沪杭国道上遇刺了……”

杜月笙呆住了，然后连连摇头。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他看一眼杨管北，“小开，那些事你自家看着办，我马上去史家。”

原来，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带着长子史咏庚前往南京照料业务，返回的时候，亲友都劝他坐火车，他偏要乘私家小包车，沿京沪杭国道徐徐进发，以便沿途欣赏美景。

在快要驶抵上海的时候，大路当中有人拦车。司机怕伤了前面人的性命，只得紧急踩刹车。车子一停，立刻有数名彪形大汉将车子团团围住。史量才以为遇到了劫匪，摇开车窗，大声喊：

“你们要多少钱，我照付，千万莫要动武！”

壮汉们也不言语，只管板紧面孔，打开车门，喝令史量才：

“出来！”

“各位若需用的数目很大，我可以人格担保，一回上海，立刻奉上。”史量才一边下车一边说。

“可惜，我们不要钱。”一名壮汉说着，掏出了手枪，“对不起了，我们受人差遣，跟你史先生向来无过。”

话音一落，枪声响起。史量才身子一震，扑倒在地。

此时，史量才的儿子史咏庚正坐在汽车后座，枪声响时，他一把推开车门，撒腿狂奔。行凶的壮汉没料到他会突然有此一举，急忙开枪射击。可是史咏庚身手矫捷，转眼间便逃得无影无踪，最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杜月笙来到史公馆的时候，整个史公馆哭声一片。史量才比杜月笙年长8岁，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辰光，突然遭此不幸，对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但杜月笙不曾想到，史量才死后，最大的受益者竟是他自家。杜月笙不但由上海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升为议长，由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升为正会长，更受史量才的遗孀和子女委托，接管了《申报》。

接手《申报》后，杜月笙成立了“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申”即《申报》，“新”指《新闻报》。杜月笙不但代史量才接任了《新闻报》董事，同时将他超过半数的股权，纳入亲自掌管运用之中。“时”为《时事新报》，那是杜月笙自家所有，是他出资交由张竹平主办的报纸。“商”曰《商报》，乃是杜月笙为董事长、老朋友李征五创办的报纸。

有关史量才的死因，周围人众说纷纭，对于既得利益者杜月笙，自会有人说三道四。唯有史量才的遗孀和子女对杜月笙深信不疑。

随后，人们渐渐知晓，史量才之死，与南京政府相关，死于特务之手。围绕杜月笙的谣言方始不攻自破。而杜月笙对于史量才遗属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连史咏庚和他的朱氏夫人闹家务纠纷，几至涉讼，都是由杜月笙亲自调解，使这对已成怨偶的小两口宣告离婚。

而史量才死后，“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宗旨渐次改变，已不再是以支援抗战为目的。其主要成员也逐渐成为上海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并渐次扩大，后来发展到240多人，在金融工商界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通过控制“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的地位更加显赫，俨然成为了一方社会领袖。

七、“春申”门下三千客

随着杜月笙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杜氏门生越来越多，涵盖面也越来越广。不仅涵盖青洪两帮、新闻界、文化艺术界，更涵盖金融工商界、政界、军界，乃至国民政府高层。于是，杜月笙的得意学生子陆京士便有了创办恒社，弘扬师门的设想。

1932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杜月笙在华格臬路杜公馆与几个朋友玩麻将，陆京士悄无声息地走进来，站在杜月笙身后，恭恭敬敬地等候。

“京士，你有事？”杜月笙一回头，看到身后的陆京士。

“有事，等你打完这一圈。”

“不用，叫墨林过来接着！”

立刻有侍奉茶水的娘姨喊来万墨林。于是，杜月笙与陆京士移驾隔壁的古董间。

两人坐定，侍奉茶水的娘姨退下后，陆京士才开口。

“以先生今朝的地位，又有门下三千客，何不成立一个组织？”

“哦？有道理，细说说。”杜月笙一听来了兴致。

“我的意思是，成立一个组织，将杜门弟子门生纳入可塑性组织。如此一来，要办事业，这个组织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这个组织是沪上精英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在这个组织的所在地设立会员高级俱乐部，想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吃喝嫖赌，交流感情。”

“这个主意不错。”

杜月笙当下表示赞同。他晓得帮会的形式早已不适合今朝的需要，青帮这种形式也早已过时。为了广收各路“英雄”，他在多年前就改变了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如今再改帮会形式为社团形式，的确是与时俱进的好办法。

旋即，杜月笙将智囊团中的文角色全部请到，商议这个组织的细则。为杜月笙打理正始中学的陈群，给这个组织取名为“恒社”。

恒，是取义《周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并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英文为“Constantclub”，可译为“永久俱乐部”，包含“恒”的意思。

恒社社徽为一圆形图案，图案中间是一鼎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轮新月。钟表示发声之源，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即为“月笙”，周围再以19颗星组成花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19”代表恒社理事人数，“众星拱月”代表了恒社弟子与杜月笙的关系。

1932年11月22日，由杜月笙指定的19名恒社发起人，在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筹备会议。这19名发起人亦即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那一纸名单可谓声势显赫，包括工运巨子陆京士、朱学范，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逸园跑狗场总经理东云龙，名律师鄂森，还有学运健将后为律师的周孝伯，富商孙祥簋及傅瑞铨，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东新进出口公司经理黄振东，买办蔡福棠——至于杜月笙开山门的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还是杜月笙特地关照，才得以加入的。

而恒社成立伊始的130名社员，同样是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人物，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任职者，如陈君毅、汪曼云、林美衍、黄香谷、黄造雄等；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任职者，如张秉辉、许也夫、王刚等；更有邮务公会的任职者，渔市场的任职者，法商电车公司任职者，交通业任职者，以及来自新闻界、电影界、京剧界的人士。此外，还有些不便身份公开的人物，如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简贯三，以及孔祥熙公馆中的一些人。恒社在军界的人极少，唯一的一名将军级军官王兆槐，还是戴笠出于工作之便，命令他拜到杜月笙门下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军界之人不想拜在杜月笙门下，而是杜月笙晓得蒋介石最忌讳别人插手军界，他要维持和蒋介石的关系，自然不敢问津这一“禁区”。

1933年2月25日，杜门弟子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宣告恒社正式成立。130名社员全部到齐，杜月笙作为恒社名誉理事长亲临“指导”，法租界特派总监到会祝贺。与以往帮会不同的是，恒社是经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而公开开张的民间团体。

恒社以“理事会”为领导机构，下设三科18组，计有总务、秘书、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杜门人才之多之广，恒社活动范围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敞开，而是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恒社社员的审查手续相当严格，陆京士为此定了一个“重质不重量”的标准。具体有四条。一、文科须科长级以上；二、武职限少校级以上；三、工商界须主任级以上；四、年龄至少满30岁。陆京士通过后，最后是否吸纳，还要经杜月笙点头。

凡是要求入会而落选的人，则可以加入杜月笙的弟子所领导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等。从而在各界收罗了一批可以加以利用的人物。

凡参加恒社的人，都要举行一次隆重拜师仪式。该仪式由青帮弟子开香堂发展而来。届时，息庐内燃起胳膊粗的红烛，点燃寿字浸香。椅子上一式的缎子椅垫，地上铺着红地毯。理事们全部先行到场，然后杜月笙出场，坐在前方正中的檀木椅子上。理事们和参加仪式的老会员分别坐在两旁。

新申请入会的人，要事先准备好门生帖，写明自家的祖宗三代，以及愿拜门下，听从教诲等语，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并准备好贽敬礼。仪式开始后，他们一起侍立在下边。司仪将他们的红帖子递上去后，便按顺序点名，点名后集体向杜月笙鞠躬。然后新老社员互相鞠躬行礼。最后是杜月笙训话。

这些新入会人员所交的贽敬礼礼金，统统存起来，取其利息作为恒社的日常开销。恒社弟兄之中倘遇天灾人祸、重大事故需要经济支持，可以动用基金或由杜月笙代为筹措款项。所有恒社社员均可得到杜月笙的庇护，得到同门弟兄的协助。

恒社的活动，有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每年7月15日为杜月笙祝寿等。凡有此类集会，以及逢年过节，恒社都要大设赌局，抽头所得，充作恒社日常开销。

在平时，每天晚上恒社要固定开一桌饭，恒社同人可以随意用餐，人多的时候，另外再叫，饭桌上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晚餐后大厅里的灯盏全部打开，灯火辉煌之中，会员们有的聊天，有的下棋，有的谈生意。隔壁一间大厅里却是锣鼓喧天，清唱平剧拉开序幕。

万墨林在社员中穿来穿去，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杜月笙解决的，一律由他带为转达。

杜月笙作为恒社的赞助人、名誉理事长，除了收学生或有大事外，一般不去恒社。恒社日常领导事宜由陆京士负责，日常事务则由万墨林处理，万墨林几乎每天都穿梭于杜公馆和恒社之间。因此，每每提到恒社，杜月笙便说：

“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到抗战之前，恒社弟子已发展到800多人，其中工商界最多，占了44%，其次是党政军警，占了29%，其余属于文化界。而他们都是各方能人，都有身家事业，其中便有数十位大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大商店的厂长、总经理、买办或董事长，他们都是经常出入杜公馆的红人。这些工商界新锐人物的庞大事业，构成了杜月笙的卫星组织，使杜月笙的能量越发势不可当。

八、装甲汽车敬师门

杜月笙的800学生子中，可谓人才济济，唯有三匹野马，让他又爱又恨。他不仅无法驱策驾驭，甚至拉不住他们的缰。三匹野马的所作所为，常让他摇头叹气，大呼“头疼”！

这三匹野马的共同特点就是野心奇大，勇气无匹，一张嘴巴能让顽石点头，任什么人什么事，他们都能搭上头，立刻能从毫无关系变成关系密切，最令人称奇的是气派大得吓坏人。杜月笙要摆场面，办大事，真还少不得这三匹野马。

可这拉不住缰的三匹野马，也会时不时地给他惹出些是非。

有天杜月笙闭门家中坐，万墨林慌慌张张跑来。

“爷叔，不好了。”

“别慌，有啥事慢慢说。”

“章荣初惹事端了！”

一听到“章荣初”这三个字，杜月笙大叹一声：

“又是这小子！”

章荣初是3匹野马之一，为人大来大去，进杜门之后，曾经有过五次崛起、五度翻倒的惊人纪录。这一次不晓得又创下了什么事端！

“他刚刚带钱庄小开来恒社，听说把小开的钱庄用光了！”

“章荣初这小伙子，我想尽方法都拉不住他，真正叫我头疼已极！”他顿足叹息，憾恨无穷。

原来，章荣初和一位钱庄小开轧上朋友，那位小开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到晚生怕章荣初不开口拿钱，如此不到两年，他用了小开300万大洋，一爿历史悠久，真正资金雄厚的钱庄，硬是倒闭了。

章荣初却一拍胸脯说：

“从今以后，你们一家跟我章某人过日子，吃喝玩乐尽管开口。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自会赚一爿钱庄还你！”

“他拿什么还人家钱庄？”杜月笙听罢，恨得直拍桌子。“他真是丢尽师门的脸！叫他往后不要再来见我！”

万墨林将杜月笙的话委婉地告知章荣初，章荣初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这么说，我最近不能去见他老人家啰？”

“顶好歇一段时期。”万墨林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章荣初忽然精神一振，“我自有办法！先生不是不要见我吗，我就送一样东西给先生，让先生天天见到这件东西，天天会想起我。”

“只怕不容易吧。”万墨林提醒他说，“杜先生什么东西没有？你能送他一件东西，他会天天使用？”

“我自有办法！”章荣初若有所思，然后神秘地一笑，“我到美国最大的汽车厂，订造一部名牌保险汽车，防弹玻璃，铁甲钢板，牌子指定凯迪拉克（Caldelac）。我要在司机座位后面嵌上一块铜牌，刻上‘夫子大人赐存，生章荣初敬赠’。先生天天坐这部车子出去，天天就会看到我的名字了。”

“主意是不错，这样东西先生倒是没有。只是……”万墨林问，“造这样一部车子要多少价钱？”

“大不了一万美金。”

“1万美金？”万墨林吓了一跳，然后说，“你口气蛮大哟！晓得你目前什么状况吗，你正在翻倒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借这么一笔大数目？”

“你等着瞧。”章荣初耸耸肩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几天后，章荣初再次来到恒社。见到万墨林，章荣初嘿嘿一笑。

“5000美金的定洋，我已经汇出去了。”

万墨林这次吃惊不小——章荣初这小子真正是匹脱缰野马，在如此窘迫的时候，竟会花1万美金订造一部汽车敬献师门！天大一桩事体连个招呼都不打，万一杜月笙拒绝接受，那章荣初又该如何是好？就目前境况，1万美金对于章荣初确实比山还重。应该帮他想个法子，莫让他的一片孝心落了空。

“你去找顾家叔叔商量商量。”万墨林想来想去，唯恐这副重担自家担当不起。

于是，章荣初找到顾嘉棠，把一桩事体的前前后后叙说一番。

“我明白了，你是要送先生一部铁甲汽车？怕他不肯收？”顾嘉棠问。

“是的。所以先来求教顾家叔叔。到时候万一先生不肯，只有顾家叔叔可以帮我美言两句。”

“这个不成问题。”顾嘉棠一口答应，“问题是另外5000美金你可有着落？”

“这个也不成问题！”章荣初一口咬定。

“既然这样，你把另外5000美金交到我这里。车子造好，先生若不肯收，自有我顾家叔叔做主。”

“好，三天之内我把5000美金交给顾家叔叔。”

“你晓得我为什么要你把铜钿送我这里吗？”

“晓得。”章荣初笑眯眯地回答，“顾家叔叔是怕我跑马，付了定洋付不出尾款，弄不好要我先生自掏腰包垫出来，所以叫我先把铜钿放在顾家叔叔这里。”

“小鬼，莫怪我信不过你。”顾嘉棠忍不住也笑了，“5000美金，在你先生那里都是一笔大数目啊！”

三天后，章荣初果然把5000美金送到顾嘉棠手里。先不说这笔铜钿从哪里筹来借来，单说这小子的能量，就足以让顾嘉棠刮目相看：真正是后生可畏！

这桩事体只有顾嘉棠、万墨林和章荣初三个人知晓，三个人口风把得蛮紧，整个把杜月笙蒙在鼓里。

直到一年以后，特别定制的凯迪拉克装甲汽车分箱运来，在上海装配好开到华格臬路，往杜公馆门口一放，霎时就轰动了整个黄浦滩。当时凯迪拉克保险汽车只有外国皇帝、美国总统以及世界闻名的王公贵族才乘坐的，上海滩还不曾有过，人们闻讯后纷纷前往观看，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那段时间杜月笙住在辣斐德路的杜公馆，这天大的一桩事体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叫他哭笑不得。章荣初一年多没有露面，一露面就整出这样一桩爆炸性新闻。他立刻放下电话，驱车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

远远地看到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坐在缓缓行驶的汽车里，杜月笙打量了一下那部保险汽车，看上去的确非同一般。但是，下车后他没有停留，而是快步走进大门。

早已等候在大厅里的顾嘉棠，一见杜月笙进来，立刻迎上来。

“月笙哥，章荣初可是一片孝心哦！”顾嘉棠见杜月笙眉头紧皱，赶紧跟在后面说。

“我晓得他，他就是想弄出个与众不同的事体来让我原谅他。”

“这也没什么不好嘛！”顾嘉棠跟着杜月笙身后，来到二楼小会客室。

“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坐保险汽车？我又为什么要坐保险汽车？难道我杜某人得罪了啥人？怕有谁来‘做’我？”杜月笙一连串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顾嘉棠赔着笑脸说，“月笙哥，你是有身家地位的人，黄浦滩上除了你，谁有资格坐这部车？”

“黄浦滩上有身价地位的人也不止我一个。”杜月笙终于说出自己的担忧，“嘉棠兄，树大招风啊！”

“月笙哥你多虑了！”顾嘉棠一听，哈哈大笑，“黄浦滩头哪个不晓得你树大挡风，哪个不想到你的大树下避个风雨，避个日头？”

“你只说对了一半。”杜月笙连连摇头说，“出了黄浦滩头，还有一个南京政府哦！”

“你自家又不在党，怕啥？”顾嘉棠说，“花1万美金，买都买来了，不坐咋办？”

“这匹野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事先说了，你老兄挡着，哪还买得成？”

“哦，看来你早就晓得？”

“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顾嘉棠不得不承认，“怎样，我这个面子不够大？”

顾嘉棠公开承认，杜月笙不得不给面子。何况，坐上那部总统级别乘坐的汽车，也着实风光体面。

杜月笙收下这位野马爱徒的重礼，开始启用新车。他把原来那部牌照“七七七七”的雪佛兰轿车送给二太太陈氏夫人，命人去领了一个容易辨认的牌照：“一一七一一”。

杜月笙收下了徒弟的重礼，章荣初又开始往杜公馆走动了。章荣初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如此大手笔孝敬师门，自然有他自家的打算，那便是“杜月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便是无价之宝。

第十七章　杜门密友皆大佬

一、范绍增送土200担

尽管杜月笙回避吸纳军队人物为学生子或恒社弟子，但他的朋友以及把兄弟却遍布军界高层，甚至各地方军队。范绍增便是他在地方军队中一个情同手足的朋友。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论职务他仅是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他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钱，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尤其为江湖人士敬重。但在贪色这一点上，他也算是蜀中顶尖人物。

1930年末的一天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的牌局还没有散，杜月笙的学生子陈松涛就将杜月笙从麻将桌上叫了出来，这令杜月笙稍稍有些吃惊。就连杜月笙的心腹弟子陆京士有事，都要等杜月笙打完一圈牌，这个陈松涛到底有什么事体这么着急呢？

“先生，范师长送来200担鸦片烟。”

“哦？”一听说鸦片烟，杜月笙瞪大了眼睛，“哪个范师长这么大方？”

大概杜月笙的朋友里姓范的师长不止一个，一时间想不起哪个有这深的交情，送这么重大的礼。

“就是四川袍哥范绍增师长。”

“喔。”杜月笙想起来了，“我只是受人之托，替他采办过军火什么的，并无其他交情，也从未谋过面，这个礼送得可是太重了！”

杜月笙当下算了一笔账，200担鸦片烟，大约需要十四五万大洋，但是从四川运到上海的特税，需要翻上好几倍！

“这个范师长，不愧是四川袍哥的首领，手面就是阔绰。”

“派过来的朋友说，这200担烟土运过来，多亏了刘甫澄军长。”陈松涛补充说。

“哦？怎么回事？”

原来，范绍增这200担土花了14万大洋。按照四川督办署财政处的规定，这200担的烟土运出去，要缴特税24万。这批烟运出四川，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特税40万元。24万元加40万元，仅一路上的税收就是64万元，特税要比烟价高出4倍之多。

于是，范绍增专诚拜访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

“听说过上海的杜月笙吗？”

“听说过，只是并无一面之交。”刘航琛点点头说。

“我也不认识。”范绍增坦然说，“不过，他在上海帮了我不少忙，我想送他200担鸦片烟。烟土我已经买好了，只花了14万块钱。”

“这个东西可是不好送，特税太高。”刘航琛提醒说。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200担烟土从四川运到上海，特税需要64万元。宜昌该抽的特税，我没办法，只好照缴。督办署财政处归你哥子管，你既然晓得我这票鸦片是送给杜月笙的，可否请你把这24万元的税免了？”

“这件事需要请示刘甫公，我这个财政处长可是给他当的。”

刘航琛所说的刘甫公就是第二十一军军长刘甫澄刘湘，刘甫澄同时兼任四川善后督办。范绍增就是刘湘属下的师长。

“我晓得。航琛兄，这个事情还是你帮我说好。”

刘航琛去找刘甫澄，没想到一提杜月笙的名字，刘甫澄爽快无比：

“好啊！范绍增和杜月笙交朋友，我何妨也跟杜月笙交交朋友哩。你跟范绍增说，这24万元的特税，算是我奉送杜月笙了。”

刘航琛把刘甫澄的话告诉范绍增的时候，特地反复叮嘱：

“这24万元特税的减免，是刘甫公送给杜月笙的人情，与我刘航琛无关。你要关照派去送礼的人，在杜月笙面前，万万不可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送礼的人自然把这些话全都传了过来。这么多人想跟杜月笙交朋友，杜月笙非常高兴。对捧他的人，杜月笙向来领情。无论是范绍增、刘甫澄，还是刘航琛，他都会在日后加倍奉还。

几个月后，即1931年元月末，年关将到，华格臬路杜公馆一片忙碌。下午4时左右，杜月笙正在二楼小会客室里和杨管壮商谈大达轮船公司业务，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刘航琛！

“哈，贵客到！小开，就这样吧，大达的事体你灵活把握。”杜月笙霎时满脸欢喜，不等杨管北答话，便欢天喜地地下楼去了。

大厅里坐着两位来客，一位是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杜月笙认识；另一位不认识的，想必就是刘航琛了。

“欢迎欢迎！”杜月笙直接朝刘航琛走过去，然后握住刘航琛的手，欣然地说，“刘先生，我久闻大名了！”

刘航琛一听，以为范绍增派来送烟土的人没说清楚，他最怕的是张冠李戴，夺人之功。果然杜月笙一开口便对他充满感激。

“承蒙刘先生看得起，凭我杜月笙三个字，就免了24万元大洋的特税，真是不胜感激。今天终于得以与刘先生一见，真是高兴不已。”

“不不不，杜先生误会了。”刘航琛赶紧说明，“我这个财政处长，是给刘督办刘甫公当的。”

“刘先生过谦了。”杜月笙哈哈一笑，诚心诚意地说，“没有刘先生的美言，刘督办怎么会放我这么大的交情？总而言之，我跟刘先生是神交已久，神交已久。”

刘航琛这才明白，并非送土的人没有说清楚，而是杜月笙为人旷达，不以金钱论友情，这让他十分感动。

刘航琛晓得杜月笙出身白相人，烟赌起家，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从杜月笙身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白相人的影子，从装束到言谈举止，都是一副上流社会贵族绅士的做派，丝亳没有江湖犷悍之气。

“杜先生，我今天冒昧登门拜访，是因为我一到上海，就遇到了一点麻烦事。”寒暄过后，刘航琛说。

“什么麻烦事，我可以帮忙吗？”杜月笙赶紧问。

“我正是来求救的。”刘航琛笑着看看将徐次珩，然后说了事情的原委。

刘航琛此次前来，是作为刘甫澄的特别代表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陈述刘甫澄统一四川计划的，声明将以统一后的四川，作为中国的一省，以四川深厚的人力物力，为中央所用。蒋总司令听完刘航琛的报告，很是欣慰，随即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拨2000挺轻机关枪，300万发子弹，以补助刘湘军备，为统一四川之用。

由于这批军械弹药需要到上海具领，刘航琛便前往上海办理手续。火车到上海北站，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早已在站台上迎候。

岂料，徐次珩并不是来接刘航琛，而是来送刘航琛的。

“你莫在上海停留，马上上车返回四川。”徐次珩将刘航琛拉到僻静处，神色紧张地说。

“为什么？”刘航琛一头雾水，“不领了那批军械弹药，办完手续，我怎么好离开？”

“就怕你领不了军械弹药，就被人绑黑票了！”

“哪个要绑我的票？”

“你的前任财政处长。”

“哦！”刘航琛立刻明白了。

“在四川他拿你没办法，如今你单枪匹马到了上海，他不会放过你的。”

“他要哪个来绑架我？”

“他和黄金荣素有交情，黄金荣派出的是他的学生刘颐漳。”徐次珩说完，“上海不比四川，你不晓得这其间的厉害。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但是，办不完公事，刘航琛是绝对不会回去的，否则他向刘甫澄无法交代。

“你看可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吗？”刘航琛问。

“你认不认识杜月笙？”徐次珩想了想问。

“不认识。”刘航琛摇摇头说，“不过，刘甫公放过他一次交情，他和范绍增多有来往。”

“这就足够了。”徐次珩高兴地说，“我们马上去找杜月笙！”

听完刘航琛的述说，杜月笙略一沉思，委婉地问：

“刘先生，你可不可以暂时乘坐我的汽车？”

“当然可以。”

“我想请一位朋友陪你，无论外出办事，还是在饭店下榻，有这位朋友照料，一准不会出差错。”

“那就多谢了。”

杜月笙当即打电话，把“那位朋友”喊来。当场一介绍，刘航琛惊呆了，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同样久仰而且响当当的名字：顾嘉棠。

刘航琛晓得顾嘉棠是杜月笙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小八股党”的头脑，有他陪伴，准确地说是有他做保镖，走遍黄浦滩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杜月笙亲自将他们送到杜公馆门外，看着刘航琛和顾嘉棠一起上了那辆牌照为“七七七七”的黑色雪佛兰轿车。当时的老上海都晓得这个牌号，一看就晓得是杜公馆的车子，走遍黄浦滩没有人敢拦它一下。

徐次珩见刘航琛不再有危险，便告辞离去。

正如杜月笙所安排，顾嘉棠与刘航琛同进同出，同吃同住，晚上在饭店的同一个房间下榻。果然一切顺利，没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

到了第三天上午，由于两人前一晚睡得迟，直到9点多仍睡得蛮香。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两人同时被惊醒。顾嘉棠从床上跳起来，走过去开门。

“刘颐漳！”顾嘉棠一声惊呼，将刘颐漳挡在了门外。

刘航琛听到这个名字，惊出了一身冷汗。

“刘颐漳，你晓得我为什么在这里吧？”

“晓得，晓得。”

“那你还来做什么？”

“我奉了黄老板之命，请二位晚上到黄公馆赴宴。”

“赴宴？”这倒是顾嘉棠没有想到的。

刘颐漳生怕顾嘉棠不相信，连忙亮出手里拿的请柬。

“请进！”见到请柬，顾嘉棠这才放行。

刘航琛在屋里听到两人的谈话，也松了一口气，赶紧穿衣下床。刘颐漳拿着请柬，笑容可掬地走进来，直走到刘航琛面前，双手奉上一份请柬。

“黄老板请刘先生晚上赴宴，请刘先生务必赏光。”

刘航琛接过请柬，看看顾嘉棠，意思是征求顾嘉棠的意见。顾嘉棠赶紧点头。刘颐漳又把另一份请柬递到顾嘉棠手上。

“钧培里黄公馆，嘉棠兄可是常来常往的，晚上要准时哦。”

“一定。”顾嘉棠说。

当晚，顾嘉棠陪刘航琛到钧培里黄公馆赴宴。两人原以为这是杜月笙运作的结果，岂料，杜月笙并不在场。

这是刘航琛第一次见到黄金荣，当时黄金荣已经60开外，居然和刘航琛一见如故，谈笑自如，待客十分殷勤，礼数相当周到。

“刘先生可晓得，鼎鼎大名的海上闻人杜月笙，还是出自黄门呢！”

“晓得，当然晓得！”

“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黄老板感慨道，然后话锋一转，说，“所以说，月笙的朋友，就是我黄金荣的朋友！”

黄金荣如此一说，将先前接下的“绑架”一事巧妙地盖过，不用作任何解释，彼此便双双释怀。酒席上杯觥交错，欢声笑语不断。刘航琛这一席酒吃得非常痛快，至晚上10点才尽兴而归。

回到饭店，刘航琛兴致勃勃，毫无睡意。对杜月笙化解事端与矛盾的巧妙手法，赞不绝口。

“杜先生办事，真是漂亮之极！”

刘航琛公事办完，危险解除，接下来的几天，多数时间是杜月笙陪着刘航琛。杜月笙能玩、能赌、能聊，刘航琛也是如此。但杜月笙晓得刘航琛是四川才子，满腹经纶，又是刘甫澄的第一号智囊，因此他更愿意听刘航琛谈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的行道。所以除了进赌场，他们每次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此后，刘航琛作为刘甫澄的特使，经常往来于渝、蓉、京、沪各地之间，每一次到上海，必定先进杜门，而且长日盘桓。在杜月笙的外界朋友之中，刘航琛要算是最亲密的朋友了。

二、好兄弟千里送舞女

刘航琛返回四川后，对刘甫澄与范绍增讲了在上海的情况。两人听后，纷纷感叹杜月笙为人豪爽，这个朋友值得一交。特别是范绍增，一心想寻个机会跑到上海拜见杜月笙。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但却是以一种范绍增不愿意接受的方式，让他见到了神交已久的杜月笙。

当年6月，广州生变，蒋介石将徐源泉军从湖北撤出，调入赣粤边境，命刘甫澄出兵3万，接替徐军的防务，在湖北洪湖跟共产党贺龙的军队作战。刘甫澄以王陵基代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在四川帮会组织“袍哥”中地位极高，他部下的官兵，是清一色的袍哥，因而平时不分级职，不论军阶，彼此都以哥子、兄弟互称，打起仗来，相当的剽悍勇敢，外间谑称他们为“袍哥军”。

范绍增跟贺龙的军队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战斗中范绍增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右腿受了重伤。

远在上海的杜月笙一直在关注着范绍增的军队，范绍增受伤的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他立刻打电话喊来爱徒陈松涛。

“松涛，你晓得范师长受伤了吗？”

“我刚刚听说。”

“你马上带两个弟兄去洪湖前线，把范师长接到上海疗伤！”

陈松涛带着两个弟兄出发后，杜月笙立刻派人联络了上海最好的骨科医院白渡桥公济医院，聘请了一个英国的权威医师。范绍增被接来后，直接送进了公济医院急救室。由于伤势严重，范绍增一直处在昏迷和半昏迷状态。医生检查、会诊、制定手术方案，杜月笙都一直等在旁边。当时有医生建议截肢，杜月笙立刻表示反对。

“我的意见，第一保命，第二保腿。现在看来伤虽重，但只是重在腿上，并无性命之虞，那就要全力以赴保腿。”

在杜月笙的坚持下，医生实施了保腿的手术方案。手术后，范绍增被推进了杜月笙事先安排的高档病房里。

范绍增从昏睡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瘦削的面孔，两只硕大的支棱着的耳朵。——这是刘航琛向他和刘甫澄描述的杜月笙的形象特点。想必眼前这个人就是杜月笙了。

“杜先生，多谢！”范绍增充满感激地说。

“应该的，应该的。”杜月笙的话确实是出自肺腑。

“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里。”范绍增苦笑着说。

“别多想，你现在疗伤要紧。”杜月笙只好安慰，“万幸的是，你这条腿保住了！”

“只要你杜先生坚持，我这条腿还能保不住？”范绍增忘了伤痛，爽朗地一笑，“能交上杜先生这个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彼此彼此。”杜月笙说完，又补充一句，“兄弟早有同感。”

手术后，范绍增的腿保住了，但却留下一点后遗症，就是走路有点儿跛。范绍增生性豪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就外表来看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人送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的意思是这人有点憨。而范哈儿又颇具雅量，即使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有人当面称他“范哈儿”，他依然笑嘻嘻照答不误。如今，有人又送一个外号：范跛儿。

范哈儿好赌、好玩，尤其好色，不喜空谈，这一点和刘航琛不同。所以腿刚刚有些好，便迫不及待地出院，他要玩遍上海滩，逛遍十里洋场。出院那天，杜月笙亲自把他接到位于南京路的汇中饭店，然后一连多日大摆宴席，作陪的全是上海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然宴席之余少不得要去赌场，更少不得叫堂差。

当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范尔迪还在任上，“一八一号”大赌台也还在正常运营，杜月笙带着范绍增走进“一八一号”大赌台，那场面令他大开眼界。陪赌的自然也都是沪上知名大手笔，个个出手阔绰，一掷万金。

范绍增出院的时候，刘甫澄拍电报给了他一个月假期。杜月笙一连多日的盛大招待，几乎占去了范绍增假期的三分之一，接着再派顾嘉棠奉陪。顾嘉棠带着他踏遍上海的长三堂子，访遍上海滩的花国领袖，范绍增犹嫌不够。别看范绍增面相憨，却偏偏喜欢时兴的东西，尤其喜欢洋玩意儿。什么大世界游戏场、新世界游戏场，逛完之后又迷上了舞厅，一流的高档舞厅，包括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他都一一跳遍。顾嘉棠又带他去了高鑫宝的丽都花园舞厅。别看范绍增跛着一只脚，跳起舞来却是蛮有风姿。

范绍增迷恋跳舞厅，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原因，就连整天陪在身边，与他极投脾气的顾嘉棠都没看出来——他迷上了跳舞厅的舞女。这些舞女个个有文化，最起码读过女中，个个会骑马、开车、游泳，会说外语。相比起来，那些花国领袖便成了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范家是四川大地主、巨富，当时范绍增可谓腰缠十万贯，驰骋十里洋场，又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他当年一掷万金的派头，让所有人为之震惊。不要说对花国领袖或者红舞女，就是对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欧、赏司阍的小郎，范师长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金鱼头（上海人俗称的红色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百元为单位。

一个月的花天酒地，十里洋场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在六国饭店摆开宴席，为范绍增饯行，杜月笙喊来一大帮朋友作陪。

“范师长，这一月假期，玩得可还满意？”席间，杜月笙问。

“满意倒是满意，就是有一事不够痛快。”

“哪一事？”

“那位当红舞女黄白瑛，实在是目高于顶，派头够大，随我怎样甩银子，陪小心，”范哈儿大咧咧说着，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哈……”一声举座哄堂，同席的朋友不禁为之喷饭。范哈儿也跟着大笑。

“这红舞女身价就是不同，比花国领袖难摆弄多了。”

这一句更是令陪客们笑出了眼泪。杜月笙莞尔一笑，不置一词。

第二天范哈儿一走，杜月笙打电话唤来丽都花园舞厅老板高鑫宝。

“当红舞女黄白瑛你可晓得？”

“晓得。”

“好，你去找黄白瑛，就说范师长是我杜月笙的客人，我要包机送她去重庆，她要给我好生侍奉范师长，银子让她开价便是。”

当时黄白瑛恋上宁波籍富家公子童三毛。童三毛是沪上一家国药店的小开，两人正爱的欲死欲活，哪里有心思去管四川的范哈儿？但一听范哈儿是杜月笙的朋友，黄白瑛不敢怠慢，杜月笙捧过的人没有不红的。虽然杜月笙不喜欢跳舞厅与电影这类新玩意儿，但对电影演员与舞女他照捧不误。当然他捧得更多的是京剧名角与花国女魁。

范绍增回到重庆的第三天，黄白瑛的电话就打进了渝简马路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范绍增一听那娇滴滴嗲兮兮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当即驱车前往黄白瑛下榻的旅馆。

一见面，黄白瑛再无那副高高在上的公主做派，先是娇滴滴地“请罪”，然后嗲兮兮地表示任打任罚。范哈儿怀抱着这位娇滴滴的可人儿，哪里还舍得打啊罚的。当下两人“鸳鸯戏水”，黄白瑛百般逢迎，侍候得范哈儿欲死欲仙。

在随后的宴饮中，范哈儿更是得意非凡地对刘航琛说：

“看看白瑛小姐，美女加才女，这才叫档次。那些花国女魁算什么，充其量是粗瓷花瓶。”

“遗憾遗憾！”刘航琛连连表示，“我当时哪晓得去跳舞厅？下次一定去开开眼界。”

宴饮中，黄白瑛更是小鸟依人，给范绍增挣足了面子。

黄白瑛一上飞机，范绍增感激的电话就打到了杜公馆。

从此，范绍增、刘航琛成为了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二，也为他抗战八年于两手空空之中，在大西南得心应手奠定了基础。

三、甘为张少帅居停主

杜月笙与张学良原本没有什么交往，但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南下上海，杜月笙出手救援，令困境中的张学良十分感激。

“九一八”之役，东北沦陷，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1933年春山海关、承德相继陷敌，张学良电呈中央，引咎辞退。

随后，张学良黯然南下。随行的有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以及大批的参谋、副官和卫队。一队人马自天津乘船秘密南下，抵达上海。由于张学良坐失东北，国人对此衔恨甚深，张学良一行在上海的住处，便成为大伤脑筋的一项事体。首先居住条件得够理想，警卫与保密工作尤其重要。这个居停主，不但要有身价，更要有势力，有人力。这个人力当然是指武角色。

如此看来，这个居停主，除了杜月笙，怕没有人担得起如此重任。杜月笙对张学良坐失大好河山，和其他国人一样愤慨。但是他也晓得，主要责任不在张学良，而在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雄末路，激起了杜月笙的侠骨柔肠。

杜月笙驱车前往公共租界海格路上的吴公馆，去见市长吴铁城。

“少帅寓户期间，这个居停主我来做！”杜月笙说得很果断。

“你做再好不过。”吴铁城当场表示赞成，但又说，“不过，你要想好，少帅可不是退位总统黎元洪，这个保卫工作做起来难度要大得多。”

“我晓得。”

“这个事体重大，要保证万无一失，出不得任何意外。”

“我晓得。”

接下来，两人就具体事宜又作了一番商议。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的朋友，也是杜氏智囊的核心人物杨志雄早已等候在此。

杨志雄，别名杨寅，早年留学德国，后任上海西门子洋行买办、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杜月笙进身工商金融界的每一步，杨志雄都多有参与擘策。

“是不是你要做少帅的居停主？”杨志雄问。

“你怎么晓得？”杜月笙很诧异，除了吴铁城，他这个想法不曾对第二人讲。

“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你这么认为？”

“不是我。”

“那是谁？”

“宋部长。”

一听“宋部长”三个字，杜月笙精神为之一振。

“如此说来，宋部长很关心少帅旅沪期间的生活和安全问题。”

“岂止是关心。”杨志雄说，“你可晓得，少帅是宋部长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哦？”杜月笙会意地一笑说，“我只晓得，你杨老弟是宋部长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你还应该晓得，”杨志雄也笑着说，“你杜老兄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杜月笙明白，为少帅做居停主，是宋部长的意思。只不过，宋部长不便明说罢了。

但是，杜月笙其他朋友和门生对此事却看法不一。主要因为少帅坐失东北，大家心中不平，认为费力不讨好，说不定会激起民愤。怎奈杜月笙主意已定，门生弟子只有执行。

少帅一行人生活上的事体，指派万墨林全权负责。所用厨师、听差、娘姨等均从杜公馆中挑选。警卫的事体交给顾嘉棠，从众家弟子中挑选精锐人才负责，作为少帅卫队的人员补充。

少帅一行人的居住，就选在福煦路一八一号。此前张啸林与陈效沂、翁左青、金少山等人远赴大连，杜月笙趁机将福煦路一八一号那爿豪华绝伦的赌场宣告关门大吉，如今这幢水木清华的巨厦正好派上用场，他派人将三层楼布置一新，待张学良一行人秘密抵沪，便直接住进了这幢大厦。

张学良一行人抵沪伊始，杜月笙在福煦路一八一号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张学良一家以及所有随从人员。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喜欢看评剧，杜月笙便调来名角，组织评剧堂会，张学良的家小和杜月笙的内眷，很快建立了亲密友谊。

张学良有感于杜月笙的慷慨侠义，特地与于凤至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登门致谢。当时春寒料峭，杜公馆那天暖气坏了，于凤至脱了貂皮大衣之后，里面只穿着薄薄的绸衫，直冻得脸色发紫。

正当盛宴盛会连绵不断之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大清早，顾嘉棠赶来杜公馆，把一封信递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看，脸色大变。只见信上写着：

“请张学良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的话，第二颗炸弹送来，保证爆炸。”

“什么炸弹？”杜月笙急问。

“是一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连同这封信一起放到一八一号大门口的。”

“什么时候？”

“不晓得什么时候放的，是天亮时刚刚发现的。”

“值夜班的人怎么说。”

“夜班两小时一换岗，没有人发现什么人到过门口。”

“你想想看，黄浦滩头到底有哪个跟我杜月笙过不去？”

在杜月笙看来，这桩事体并不是针对少帅，而是针对他杜月笙来的。在黄浦滩头，张学良是杜月笙的豪门贵客，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今有人竟敢丢放炸弹、留书警告，这就等于是跟杜月笙过不去。他既担心有亡命之徒真的做出事体来，又因为有人拆他的台感到怒不可遏。

“你马上增加人手，加强戒备，做到万无一失！”杜月笙吩咐顾嘉棠，“另外，此事不可声张，以免打扰少帅一家。”

“好。”

顾嘉棠领命离去后，杜月笙又喊来万墨林，要他马上去恒社，派出大批人马秘密访查。

接下来，福煦路加强了警戒，如临大敌。杜公馆人进人出，个个看上去紧张神秘。炸弹来源终于有了结果。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杀人王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所为。

王亚樵别称九光，有身价的称他王老九，辈份低道行浅的尊他为王九爷。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世代务农，家境小康。1919年只身来沪打天下，以安徽帮势力崛起于沪上。在20～30年代，王亚樵的安徽帮以与众不同的风格活跃于沪上，这个特色就是以反蒋为己任。

王亚樵的反蒋源于“四一二”事变对南京政府的抨击，由于被通缉，从此与南京政府形成水火之势。他从反蒋派那里接受经济后援，专门从事暴力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许多政治凶杀案都与他的安徽帮有关。他的帮会也因此被称为“暗杀党”、“暗杀集团”、“暗杀公司”，他本人被称之为“暗杀公司”老板。

王亚樵在上海时而是阔佬，时而当瘪三（衣瘪、肚瘪、住瘪），当他床头金尽之时，也曾托钵杜门，杜月笙自然愿意给他帮忙。但他的安徽帮大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因此，杜月笙对他也是忌惮三分。

不得已，杜月笙派出代表，去和王亚樵讲斤头，首先要问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王亚樵回答得倒也干脆：

“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对他加以制裁。”

他提出三项条件：

一、请张学良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交出全部财产购买军火，并且接济关外义勇军。

三条路，张学良必选其一。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客气了。

杜月笙又传话过去说：

“即使张学良有罪，自由国法制裁。现在张学良是我杜某人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你若伤了张学良的一根汗毛，我必将集合上海青洪两帮弟兄，管教你的徒子徒孙。”

王亚樵并不想和杜月笙闹僵，他的安徽帮再狠，和人多势众的青洪帮比起来，怕也不是对手。于是他降低条件，原先的三项条件合而为一：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以免他话已出口而不好回头，行走江湖讲的是言必信行必果，逼急了唯有以性命相拼。

杜月笙又叫人传回话去：张学良正在请上海疗养院的美国医生米勒（HarryWillsMiller）帮助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将离开上海，出洋考察。

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的手下当旅长的时候，目睹战争的残酷，心里恐惧不安，于是开始吸食鸦片，寻求麻醉。后来烟瘾越来越大，并且由鸦片到吗啡，由服食到打针，他到上海的时候，几乎每隔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毒剂。他曾卷起衣袖裤脚给杜月笙看，胳臂腿上，布满注射的斑痕，肌肉铁硬，有些地方连钢针都扎不进去。

杜月笙不禁为之骇然，他去找了吴铁城，也把这消息告诉了杨志雄，请他转告宋子文。于是大家纷纷劝说少帅戒毒。最后少帅下了决心，自己报告蒋介石，先在上海戒毒，然后出国考察、休养。

然后，由杜月笙与杨志雄推荐，由张学良的澳籍好友兼顾问端纳请来了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医师米勒，开始为少帅戒毒。

王亚樵得到杜月笙的答复，也打探到张学良确实已经开始戒毒，便没有再回复杜月笙。这样一来，杜月笙心里更加紧张。他一面督促米勒医生抓紧为少帅戒毒，一面加强福煦路一八一号的警卫，并派出人手严密监视王亚樵及其党羽的动静，以防陡然发生不测。

自从炸弹事件发生，一八一号气氛骤变，门里门外明里暗里都增加了警卫。张学良似乎有所察觉。他直接问杜月笙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想了想，决定如实相告。这样可以督促少帅加快戒毒速度，因为在上海多呆一天，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

这一招果然奏效，张学良迫于王亚樵的咄咄逼人，不得不加快戒毒步伐，以求早日离沪放洋。

杜月笙请杨志雄在暗中担任他的顾问和参谋，又派出他的私人医药顾问庞京周，给米勒担任助手。如此一来，组成了协助少帅戒毒的四人小组。而一八一号大楼内都是杜公馆派去的佣人和保镖，杜月笙会随时掌握张学良的戒毒情况，随时发现少帅戒毒障碍，然后反映到四人小组，四人小组通过商量拿出决定，再由米勒向张学良提出要求。

首先，米勒要求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他的密友赵四小姐同时戒毒；同时要求有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的权力；随后要求驱散少帅身边的私人医生和护士。

戒毒开始，米勒先给少帅灌肠，吃麻醉药，使他安静的入睡。漫长的第一天过去了，张学良竟然若无其事，丝毫看不出戒毒带来的痛苦。米勒对他的毫无反应感到不可思议，他征求杜月笙的意见，杜月笙告诉他：

“明朝，我会告诉你答案。”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给他提出了建议：

“请张少帅换一张床睡。”

米勒一下子明白了症结的所在。果然，他检查张学良的睡床，发现被褥、床单、枕头等隐秘的地方，到处藏着有毒物的药片。这是张学良的私人医师为张学良减少戒毒带来的痛苦而特地准备的。

秘密被发现，米勒命令卫队将张学良的私人医生和护士统统关押起来，待少帅戒毒成功再还他们自由。

岂料，这些医生护士仍不死心，被关押之后仍在秘密商议，如何透过封锁线，再递送毒物进去“解救”少帅。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于是请杨志雄面陈宋子文，由宋子文下一道命令：

“无论任何人干涉米勒医生为少帅的治疗，或者私递药物，一经发现，立予枪毙！”

其实，宋部长并没有枪毙谁的权力，但少帅的私人医师和护士全都吓住了，一个个再也不敢同情少帅。

于是，少帅全面戒毒正式开始。两日后，张学良的“痛苦”大为彰显，他身心崩溃，疯狂暴躁得无法控制。当米勒像往常一样推门进去探视的时候，张学良竟然当胸给他一拳，这一拳，将身强力壮的米勒打成了内伤。

米勒了解少帅目前的痛苦，但他晓得这是个无法避免的苦难历程。他狠下心，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以和张学良打斗、肉搏等方式，迫使张学良精疲力竭，然后张学良伏在床上，像个孩子般哭泣着倾吐内心的苦闷与忏悔。

一个月后，1933年4月，张学良终于脱离苦海，戒毒成功，身体迅速恢复。在杜月笙举办的庆贺宴上，张学良送给米勒医生5万块钱。

4月10日，张学良由上海疗养院派出的卡尔佛医生（RaedCalvert）随侍，带着同时戒毒成功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登上了远涉重洋的外轮。

临别之际，张学良向杜月笙表达深切的谢意：

“这次治疗，使我从此获得了新生。杜先生，你为我所尽的心力，我统统知道，此时此刻，我只能告诉你一句，我对你唯有万分的感激！”

四、宋子文送来发财生意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杜月笙大量结交各路军阀政客，以求兜得转、摆得开；大量结交文人墨客，以求装点门面，那么30年代，杜月笙进身金融工商，大量结交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则可说是与时俱进；而30年代中期使他身价倍增，处处兜得转，路路行得通的，则是得益于与党政军要人，乃至国民党权贵的结交，而与四大家族中人的往来，则将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事业推上了峰巅。

30年代初期，杜月笙与宋子文尚没有实际意义的往来，真正的交往始于1933年4月。4月末的一天，杜月笙接到杨志雄打来的电话，杨志雄告诉他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发行航空奖券。

原来，宋子文4月16日赴美，接洽棉麦贷款事宜，同时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当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呼吁加强国防力量，而飞机在当时是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少人谈之色变。于是“航空救国”说应运而生。宋子文为了广开财源，决定发行“航空奖券”。他打电报给杨志雄，让他帮忙找一个代理发行人。

杨志雄晓得这个差使油水颇丰，想染指的必定大有人在，必须找个有势力的人物，才能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加上他与杜月笙关系密切，当然第一人选便是杜月笙。他立刻给宋子文复电。其实宋子文心中的人选也是杜月笙，他看中的当然也是杜月笙的势力。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的欧美之旅结束回国时，想借杜门力量坐镇码头保护他的安全。因为当时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活动猖獗，而且专拣国民党要人下手。

对于杜月笙来说，结交宋子文还没有找到合适机会，没想到宋子文却将这样一个天大的发财机会送到了他的手里。听完杨志雄的电话，他一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你马上过来，我们当面商议。”杜月笙在电话里说。

杨志雄立刻驱车前往辣斐德路杜公馆。杜月笙高兴万分，拖牢杨志雄，请他帮忙筹备。

头一项，先要有一个办公地点。四川路会元坊是浙江兴业银行做地产生意买来的物业，杨志雄觉得那个地点比较适中，有利于开展航空奖券发行业务。于是，杜月笙跟徐新六打个招呼，用很便宜的价钱租了下来。

第二项，是要有一个机构，不能以私人名义运作。于是，“大运公司”应运而生。由杨志雄执笔制定公司章程以及规章制度。

接下来就是人员构成的问题了。杜月笙亲自担任大运公司董事长，但是谁出任总经理呢？杨志雄是没有时间做具体事情的。这是一个负实际责任的重要角色，必须要找一个有能力又能全力以赴的人。

“你看金三哥怎么样？”杜月笙征求杨志雄的意见，“金三哥经验丰富，各方面也兜得转，眼下正闲着没有事体。”

“好，当然好。”杨志雄也觉得金廷荪比较适合。

“不过，廷荪哥比较老派，新法办事比较外行，你还是要多关照才可以。”杜月笙又说。

“这个不成问题，我可以每天过来看看，把握一下，等一切上了轨道就好说了。”杨志雄一口答应。

杜月笙把这个安排告诉金廷荪，金廷荪一听自是满心欢喜。于是，大运公很快开张。

当时正值抗日怒潮风起云涌，杜月笙借助新闻媒体，大肆宣传“航空救国”，买“航空奖券”既是爱国之举，又有发财机会，何乐而不为？因此，航空奖券销路奇佳。为了取信于民，大运公司每届开奖之时，都特地请财政部次长张寿镛亲临监督摇彩。由于张寿镛次长代表政府而来，自然成为了航空奖券的代言人，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使航空奖券的发行量一路飙升，一连三期办下来，大运公司大获其利。

三四个月以后，大运公司上了轨道，金廷荪主持业务已能应付裕如，杨志雄功成身退。

岂料，没多久竟出了大事体——

一日，杜月笙前往钧培里黄公馆拜访黄金荣，黄老板一见面，劈头便问：

“月笙，你晓不晓得大运公司出了毛病？”

“啥毛病？”杜月笙急忙问。

“啥毛病具体我也不清楚，你最好去问金廷荪，怕是事体不小哦！”

金廷荪是黄老板的牌搭子，尽管接了大运公司后比较忙，但还是会抽空来黄公馆玩上一两把。

“金三哥最近没来？”

“有几天没来了。”黄金荣说，“哪个不晓得你我他之间的关系，他自家不肯说，旁的人哪里会明说。你赶紧去找他问个明白。倘若大运公司真出了事体，那可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

杜月笙赶紧电话约来杨志雄，一道前往大运公司。到公司一问，说金经理好几天没来了。两人又到南阳桥金老公馆，进去一问，才晓得金廷荪生病正在楼上躺着呢。到楼上一看，被金廷荪那副病容吓了一跳。

只见金廷荪面容瘦削，神情疲惫，两眼黯然无光。

“三哥，几日不见，你怎么了？”杜月笙担忧地问。

金廷荪苦笑一下，双手撑着床想坐起来。

“三哥，你莫动。”杜月笙赶紧上前拦住。

“我有事体要跟二位讲。”

金廷荪还是要支撑着坐起来，杜月笙赶紧上前帮忙。

“我金廷荪一辈子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这一次，我真是对不起月笙你了！”金廷荪万分愧疚地说。

“三哥，别这样说！”杜月笙大为惶恐，“你我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我现在病在床上，爬不起来，等我病有好转，立刻回宁波，我要做一个人！”金廷荪忽然恨得咬牙切齿，气喘吁吁地说，“做过了那个赤佬以后，月笙，我再拿我这条性命还报你！”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没底了，到底出了多大的事体要玩命呢？

“三哥，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自然会有办法。”杜月笙安慰说，“你说，有什么事体我杜月笙摆不平呢？”

金廷荪喘了一阵，浩然一声长叹，眼里流出泪来。他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紧紧捉住杜月笙的手，把大运公司出的事体一五一十讲给杜月笙和杨志雄听。

原来，金廷荪任大运公司总经理后，任命他的一个同乡学生子担任经理，大运公司所有的钱都在这位经理的手中。这人本来很安分，谁知如今财迷心窍，挪用公款做起了投机生意，结果投机失败，亏空越来越大。到事发时，已经挪用公款20余万，他自知无法向杜月笙和金廷荪交代，便悄悄逃回宁波老家去了。

“月笙，朋友挑你承办这个航空奖券，无非是看你门下弟兄多，负担重，想给你赚点铜钿调头寸。哪晓得我会用错人，让你白白吃一大票赔账！”金廷荪万分懊恼地说。

“不就是损失点铜钿嘛！”杜月笙故作轻松地说，“没啥大不了的，亏了的钱，我们再赚回来就是了。”

“是啊，金先生，铜钿亏了还可以再赚，你现在养病要紧。”杨志雄也跟着安慰说。

“三哥，你好生养病，大运公司的事先交给志雄兄打理，会渡过眼下这个难关的。”

杜月笙与杨志雄又对金廷荪安慰一番，然后告辞离去。直到汽车驶离南阳桥，杜月笙才浩然一声长叹。

“本来是你寻给我的一桩美事，如今反倒要请你替我处理善后了。”

“怎么能叫善后呢，哪有有那么严重，20几万数目也不算大，还有可能起死回生的。”杨志雄无奈地笑笑说，“你老兄要让我收拾这个摊子，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你替我收拾这个残局，别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一千个我都答应。”

“用不着那么多，就一个，大运公司如何整顿法，你必须听我的。”

“哪还用说，理所当然的！”

“你晓得金先生没有把大运公司办好，是什么原因么？”杨志雄问。

“你晓得我这个董事长是挂名的，什么事体都不过问。什么原因你说给我听。”

“其一，金先生太信任他的学生子，其实对公司内部的情形，他不尽了解，所以没有把握好。”杨志雄坦率地说，“其二，他太讲义气，抹不开面子，以致公私不分，背了许多亏欠。”

“这话怎么讲？”杜月笙大为吃惊。

“大运公司一开张，你从前那帮老兄弟、学生子，都以为公司是杜先生开的，航空奖券也是杜先生所有。他们缺了头寸就到公司里去拿奖券，金先生和他的学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一批批地拿了去，五块大洋一张的奖券两三块钱拿走，还是赊账，你想还不亏吗？”

杜月笙听了吃惊不小，办大运公司发行航空奖券，毕竟不同于做烟土、开赌场，如此运作自然是要亏空的。

“这个好办，以后任何人不照规矩交现款，绝对不许领奖券。”杜月笙表态说。

“这还不够，”杨志雄进一步地要求说，“以前的欠账也要限期还清。”

“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定出限期，我负责叫他们还清就是。”杜月笙一口答应。

“老兄，不是你自掏腰包垫出来吧？”杨志雄斜眄着杜月笙，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提醒你一声，这笔钱不是个小数！”

杜月笙哈哈大笑。

“还有，我要另外派两个人到大运公司，我希望你无条件接受、无条件支持。”

“大运公司的事你全权办理，根本不必问我。亏的铜钿能赚回来固然好，实在赚不到，赔了也就赔了。”

杨志雄果然出手不凡，整顿数月一切纳入正轨，亏了的钱也补了回来。杨志雄将已经赚了钱的大运公司交还杜月笙，杜月笙又去找金廷荪，要金廷荪出来继续当总经理。金廷荪哪好意思再接着干，可经不起杜月笙的软磨硬泡。

金廷荪再度出马，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又沿袭杨志雄的一套路数，用加倍的谨慎和用心，使大荣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等这一爿公司结束的时候，一共赚了两三百万大洋，只是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得的那一份，金廷荪一直不肯交给他，怕他又是左手进右手出，到手便光。金廷荪喋喋不休给地杜月笙吹风，硬逼着他存起几个钱以备不时之需。

“好，一切就照三哥的意思办。”后来杜月笙被逼急了，只好随金廷荪怎么办了。

有杜月笙这句话，金廷荪便开始策划。大运公司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分20余万元。若给他存进银行，他会很快转账取走；另外给他办个事业，钱又嫌少。金廷荪最后决定给他造幢房子。当时地产生意正热门，说不定一本万利。更重要的是，不论杜月笙如何掉不过头寸，也不会不顾面子把房子卖掉。

接下来，金廷荪在杜美路三鑫公司仓库旧址，为杜月笙造了一幢精美绝伦的华屋。这幢华屋日后帮了杜月笙的大忙，从1949年杜月笙携家眷逃亡香港，到1961年病故，所有的开销，全部仰仗卖掉这幢房子所得的45万美金。

五、邀宠演讲台词忘光光

自从宋子文将发行航空奖券这桩美差交给杜月笙以后，杜月笙就一直寻找机会报答宋子文。

宋子文欧美之旅长达4个月12天，返回时已到8月底，除了签订中美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议”外，更与美、印、西、澳、加、玻（利维亚）、墨、秘（鲁）九国，签订了“四年银协议”。

在宋子文载誉归国的前一个月，上海市总商会便开始筹备欢迎宋子文的事宜。由于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市商会总干事骆清华的巧妙运作，杜月笙得到了一项出头露面的美差——“上海市民大会”主席，在隆重欢迎宋子文载誉归来的大会上，代表市民致欢迎词。

接到这项美差，杜月笙高兴坏了，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事体，既露了脸，又讨好了宋子文。当时在市商会，他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情绪，极其谦逊与虔诚地表示：

“多谢各位信任，杜某一准代表大家组织好这个欢迎仪式！”

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里，杜月笙蓦地想起一件事体：站到主席台上当众演讲，这辈子还没有过啊！当那么多人的面，讲什么，怎么讲？到时朝台下一看，黑压压一片人，就怕紧张得腿都发抖。

“这怎么办，到时候忘了词咋办？”杜月笙越想越紧张。

“把杨先生喊来问问就晓得了。”万墨林见杜月笙急得头上直冒汗，赶紧建议，“杨先生当吴淞商船学校校长，每天都少不得站在台前讲话的事体吧。”

“对呀，是可以跟杨志雄取取经。”

杜月笙正要吩咐万墨林去打电话，恰巧在这个时候，杨志雄上门来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杜月笙眉开眼笑，把上台讲话的事体一说，杨志雄哈哈大笑。

“月笙哥，这有啥好紧张的，只要有稿子就行，背不下来可以照着念啊！”

杜月笙一听，敢情还可以照着念，立刻如释重负。只是这个稿子找谁写好呢？

“要想出奇制胜，一鸣惊人，就要找一个顶有学问的人来写这个稿子。”杜月笙踌躇满志，信心倍增，当下对杨志雄说，“黄炎培先生学问高，名气大，你看让黄炎培先生写这个稿子怎么样？”

杨志雄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黄炎培一听写一篇欢迎宋子文的稿子，立刻爽口答应。但不晓得他是有意拿杜月笙寻开心，还是他刻意求工，想要表演一下他的屠龙之技，反正那篇稿子拿回来一看，杜月笙居然认不出几个字，不晓得之乎者也地写了些什么。

杜月笙赶紧喊来杨志雄，杨志雄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杜月笙莫名其妙。

“黄炎培先生果然是学问高深，”杨志雄说，“按照这篇稿子宣读一遍，保准是传遍上海滩的头条新闻。”

“你是说这篇稿子不好？”

“是不适合在这种场合演讲。”杨志雄说，“这么引经据典佶屈聱牙的文言文，你以为是给大学生上课呢。”

杜月笙这才明白，这稿子高深得过了。可是黄炎培也不是一般人物，请人家写的稿子不念了不好交代。

“不好交代也没办法。”杨志雄说，“你去找陈群陈先生来写，一准叫好。”

杜月笙只好再去找陈老八。陈老八果然懂得这类稿子的文体风格，一篇亲切自然、热烈诚恳的欢迎词一挥而就，字数少，句子短，文词浅显，一条一条的，统共不过十条左右。

杜月笙拿到稿子一看，这次是满意极了。

但就这十来条的演讲稿，杜月笙整整练习了10天。每天下午三点，不办事，不会客，专门练习演讲。并由杨志雄做指导老师，现场指导。每天下午三点杨志雄一到，便直接进会客室，然后门窗紧闭，绒帘低垂，水果点心烟酒茶早已齐备，门口有保镖听差守候，无论谁来，一律不得入内。

进得屋来，杨志雄往沙发上一坐，又吃又喝。杜月笙则规规矩矩站在屋子中间，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起来：“宋部长，主席，呃，诸位……”

一天几十遍地讲，接连讲上10天，翻过来掉过去就那几十句，直听得杨志雄不胜其烦，好在嘴里有事做，除了现场指导外，还可以不停地吃喝。倒是等在门外的人，被万墨林、马阿五一帮人拦着，杨管北、陆京士等人还沉得住气，顾嘉棠、芮庆荣都是毛焦火躁的脾气，一个个急得火上房。等门一开，免不了纷纷抱怨。

“月笙哥，你用不着花这许多时间练习，台上台下隔得那么远，随便你讲什么，又有哪个听得见？”顾嘉棠大声嚷嚷着。

“这样一件大事体，岂能当儿戏。”杜月笙正色说。

“我有个办法，月笙哥讲演那天，我们召集众家兄弟统统挤在队伍前面，月笙哥你只管拨拨嘴皮子，至于讲什么不讲什么都不生关系，反正后边的人也听不到。前边都是自家人，只管鼓掌就是。”芮庆荣紧跟着说。

“对的，现在是该把众家弟兄召集起来了。”杨志雄忽然对杜月笙说。

“你还真要他们统统排到会场前边去？”杜月笙问。

“我说的是另一件事，安排保护宋部长全程安全的问题。”

在此期间，杨志雄已经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在宋子文抵达上海那天，要杜月笙派出保镖，负责从码头到宋公馆的全程安全。

杨志雄把这个事情一说，杜月笙立刻吩咐顾嘉棠和芮庆荣：

“现在用到你们了，不是当听众，是当全程保镖！”

于是，几个人开始协商具体保护措施，然后由顾嘉棠、芮庆荣出面去召集众家弟兄，挑选精锐人马，组织演练。

8月29日，宋子文欧美之旅归来，杜月笙通过上海市党部、市商会组织各民众团体代表前往码头，并派出一支军乐队，在码头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杜氏门生中的武角色，则负责起全程警戒与保护的任务。这个码头上的欢迎仪式以及安全保卫，令宋子文非常满意。

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民大会”隆重召开。杜月笙一袭绸长衫，单马褂，往主席台上一坐，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万头攒动。换做平时，他会感到无限荣耀与风光。可现在的感觉只有紧张，紧张地坐在那里，默默地背诵演讲词，再也不敢抬一下眼皮。

欢迎大会开始，当司仪高喊请大会主席杜月笙先生致欢迎词的时候，杜月笙脑子里正想着台词，竟然没有听到。身边坐着的人，后来他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了，轻轻推了他一下，悄声说：

“杜先生，该你讲话了。”

杜月笙一惊，从懵懂中醒来，照着练习过上百遍的动作，机械地迈着步子走到台前，鞠了个躬，一低头又看见了人山人海，不知怎的一慌，说了声：

“宋部长，主席，诸位……”

霎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背得滚瓜烂熟的讲演稿，竟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正值秋老虎发威的时节，天气燥热，杜月笙一窘一急，顿时大汗淋漓，突然间想起来芮庆荣那句话：拨拨嘴皮子……

总不能在台上干站着，不知怎么的他就支支吾吾、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至于讲的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蓦地，台下前面骤然响起一片掌声。前排鼓掌，后排立即效法，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原来，台下前边全是杜氏门生和恒社弟子。他们是来为杜月笙助威的，完全没想到真能为杜月笙救场。

在经久不衰的掌声中，杜月笙渐渐清醒、镇定，神志渐渐恢复，他晓得自己已经顺利过关，向台下一鞠躬，还扫了台下一眼。这一扫他才看清楚，前排尽是自家弟兄，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叶焯山……他们都在使劲地鼓掌。

杜月笙转身往座位上走，宋部长笑容可鞠地迎过来和他握手、道谢，杜月笙已经恢复了神态自若，谦恭地与宋部长握手。回到座位上后，杜月笙心中不免有点疑惑，杨志雄曾经告诉过他：“只要功夫深，水到渠自成。你只要把讲话稿背熟了，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讲出来。”如此说来，或许自己就是像平时练习一样，有条有理地讲清楚了，不是仅仅在拨拨嘴皮子？

这时，有新闻记者悄悄过来。

“杜先生，你的讲话稿可否借给我们抄一抄？”

杜月笙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问：

“我都讲过了，为啥还要抄？”

另一位记者陪着笑脸暗示他：

“杜先生，我们抄一下稿子，明天报上才有得登。”

杜月笙又愣了一下，他是不愿意让人家晓得他是背的别人写好的稿子，他更想让人家以为他是即兴讲话。但见好几个记者都围过来，只好从衣袋中拿出藏着的讲话稿。

欢迎大会一散，顾嘉棠、芮庆荣等老兄弟，居然也功臣一般，欢天喜地前呼后拥地跟着杜月笙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

当天晚上杜公馆大摆筵席，是一早就定下的庆功宴与谢师宴。席间，顾嘉棠一帮弟兄们猜拳行令，杨志雄忍不住低声问杜月笙：

“月笙哥，你今朝在台上都讲的啥？”

“讲的啥？”杜月笙大吃一惊，“你自家也在台上，难道你没听清楚？”

“老实说，我只听到嗡嗡的声音。”杨志雄摇头苦笑。

“糟糕！今朝这台塌大了！”杜月笙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嗫嚅地说，“莫不是我真的胡乱拨拨嘴皮子？”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难怪记者要演讲稿，又说抄了明天才有的登。

这是杜月笙第一次登台讲话，尽管是一败涂地，但有杜氏门生的捧场和救场，这个台塌得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从此，杜月笙谨记在心，不断的下工夫练习，先在人较少的场合发言，后来在人多的场合讲话，渐渐在大庭广众的公开场合，居然练得可以侃侃而谈，又由谈到讲，最后不用稿子即席致词，竟然也能出口成章了！

六、回报国舅，舞女“种荷花”

无论杜月笙欢迎宋子文的讲话是否成功，毫无疑问的是，他虔诚的态度和由他出面组织的这场规模宏大的欢迎仪式，以及杜氏门人为宋子文所做的警卫与保安工作，都使宋子文十分满意，这毫无疑问地拉近了杜月笙与宋子文的关系。

可是，就在杜月笙为此满心高兴的时候，上海北站骤然响起刺杀宋子文的枪声，这个枪声把青云直上的杜月笙卷进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案中。

宋子文归国两个月后的10月下旬，从南京乘特别快车赴上海公干，列车抵达上海北站，宋子文下车稍稍晚了一些，当时大部分旅客都已经进入了北站大厅，宋子文才从头等车上下来。同时下车的还有他的秘书唐腴庐和两名执手提机关枪的警卫人员。

宋子文和秘书唐腴庐，年龄不相上下，高矮胖瘦也相似，甚至面容也有些相同。两人都是身穿白色哔叽西装，头戴巴拿马白色草帽，一身洋派，潇洒倜傥，又并肩而行，步伐一致。两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

当几人走过火车末节车厢，离月台越来越近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月台上硝烟骤起，弹片四溅。两名警卫人员立刻卧倒，用手提机关枪扫射。对方猛烈还击，月台前后，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枪声夹杂着旅客们的惊呼骇叫，整个北站秩序大乱。

好在宋子文反应快，在手榴弹炸响的那一刻，他一纵身跳下了月台，贴着月台基石，选择了一个对方射击的死角，蹲在那里不再动。

唐腴庐不幸当场中弹，倒在血泊之中。

事后经侦查得知，对方系两人，同时掷出两颗手榴弹，一颗掷偏，宋子文侥幸逃生，另一颗则掷中唐腴庐。

宋子文在北站遇刺未遂的消息很快传遍京沪，舆论为之震惊，天下一片哗然。由于宋子文刚刚自国外凯旋而归，是举国钦重的青年政治家，人们想不出他遇刺的原因。

事情偏有凑巧，这个时期张啸林忽然动了北上一游的念头，带了陈效沂、翁左青一帮人，悄悄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天津，遍访故旧。人们都晓得张啸林与北洋军阀中人一直来往密切，而北洋军阀中企图东山再起的也大有人在。于是各种猜测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便有人怀疑，宋子文遇刺与沪上三大亨有关。

在老上海人的心目中，三大亨是绑在一起的。有人怀疑张啸林，自然会把杜月笙与黄金荣同时捎上。杜月笙本来是诚心结交宋子文，岂料横空爆出这么一桩事体，让他百口莫辩，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恒社弟子以及杜氏门生和杜月笙的朋友，闻讯后纷纷赶来商议对策，作出侦查部署。好在恒社弟子人才济济，杜月笙照部署派出各路人才，不惜代价，非要把刺宋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与此同时，唐腴庐的父亲、时任江海关监督的唐海安于万分悲痛之中，公开登报，悬重赏收买刺宋案的线索，以期为爱子复仇。

杜月笙派出的侦查人员很快传回消息，一条条线索加在一起，终于真相大白：刺宋案为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所为。

王亚樵接受西南反蒋派与孙科派的部署，在南京、上海两地分别设立了刺宋小组。南京刺宋小组不断与财政部内线联系，以摸清宋子文的行踪，然后报告给上海的刺宋小组。王亚樵在上海浦泊路大华公寓与亲信秘密商议，作好在沪行刺的准备。

终于，南京小组急电到沪：“康叔（宋子文代号）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

按照事先部署，王亚樵派出8名杀手，分别布置在月台附近，负责下手的刘刚、刘文成和李楷，都扮做接站的人，暗藏凶器，站在隔断月台的铁栅栏后，凭栏眺望，做出等人的样子。

当时王亚樵给他们配备的武器，有驳壳枪（俗称盒子炮，可连发20粒子弹）、手枪和手榴弹。

尽管准备充分，而且宋子文最后下车，旅客已少适宜动手，但不巧的是，两颗手榴弹都掷偏了。接着开枪，已经晚了一步。

摸清了行刺内幕，杜月笙立即电告南京政府，请国府通令全国军政机关，缉拿王亚樵等人归案。

在上海，杜月笙派出自家门生弟子，协助治安当局缉拿凶犯。李楷、刘刚、刘文成以及萧佩韦先后被捉。王亚樵没有抓到，却抓住了他的弟弟，在上海执业律师小有名气的王述樵，还有“暗杀公司”的党羽、刺宋帮凶宣炽章、洪耀丰、洪东夷等人。

最后经审判，李楷、刘刚、刘文成被处死，其余人等分别被判处徒刑。王述樵和萧佩韦十分侥幸，以罪证不足终获开释。

刺宋一案真相大白，杜月笙总算如释重负，腰杆也更加硬了起来，与国舅宋子文也越走越近。

1934夏季的一天下午，杜月笙从外面公干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刚躺到大烟间里准备香两筒，宋子文一个电话打到了杜公馆。当时郁永馥刚刚给杜月笙烧好烟泡，隔壁小会客室的电话铃声便传了过来，紧接着万墨林跑进来。

“爷叔，快，宋部长电话！”

一听“宋部长”三个字，杜月笙腾地从烟榻上跳起来，一溜小跑出了大烟间，冲进小会客室。

“喂，宋部长好！宋部长好！”

杜月笙一连声地问好。宋子文亲自打电话到杜宅，令他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谦恭地一连声地表示：

“好，好，好……”

放下电话，杜月笙猛然想起，宋部长说的啥？……他一下子蒙了，刚才光顾得激动和表示谦恭了，根本没注意听宋部长说的啥。

“爷叔，咋了？”万墨林见杜月笙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急忙问。

“刚才光顾的高兴了，没仔细听宋部长说的啥。”杜月笙懊恼地说。

“啊？”万墨林也吃了一惊，“不会一点没记住吧？”

“好像是说宋子良和一个舞女的事体。”

“那就好办，晚上我去恒社，让他们打听一下，明天一早保证会有回音。”

万墨林这招还真行，当天晚上从恒社返回的时候，便打听到了事情的经过。

宋子良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弟弟，蒋介石的内弟，当时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尽管宋子良在上海滩的声名比不上他哥哥宋子文和嫁与党国政要的三位姐姐，但毕竟是皇亲国戚，豪门阔少，也算得上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宋子良在维也纳舞厅跳舞时，看上了该舞厅舞女张小姐。张小姐不仅人长得美，舞跳得一流，言谈举止更是高贵优雅，令宋子良为之倾倒，频频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为张小姐购买服装首饰。为了方便，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

但几个月后，宋子良对张小姐渐渐失去兴趣，约会也越来越少。在最后一次约会中，宋子良本想明确提出与张小姐分手，却不曾料到，自家早已种下恶果闯了穷祸。那天一进包房，张小姐就把他紧紧抱住滚到床上，那一番柔情蜜意让他急不可待，来不及冲澡便直奔主题。

“轻点儿。”张小姐羞答答地对他说。

这句话本没什么不妥，但这不是张小姐的风格，宋子良不由得一怔。

“为啥？”

“怕伤着你的宝宝么。”张小姐嗲嗲地说。

“宝宝？”

这两个字把宋子良吓了一跳，霎时兴味全无，一翻身滚下床来。

“到底怎么回事，你讲清楚？”

“怎么了嘛！”

宋子良听到这个消息的表现，让张小姐深感意外。她本没指望明媒正娶进豪门，就算做小妾，她也没指望能够登堂入室。但做个外室总可以吧？无论如何，孩子也是宋家的骨肉，他本该把她们母子俩养起来的。别说宋家是豪门大户，就算一般殷实人家，也不会在意多养一两个小妾的。

“你去把孩子打掉！”宋子良略一沉思，说“我会叫人给你送几千大洋，作为你的营养费，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张小姐惊骇地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宋子良，仿佛没听明白他的话。

宋子良不再说话，匆匆穿好衣服，拎起外套就要走。

“你站住？”张小姐大喊一声，见宋子良果然背对着她站住，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不打呢？”

“打不打那是你的事，愿意生你就养着好了，与我无关！”宋子良头也不回，冷冷地说。

“你的孩子怎么会与你无关？”

“谁能证明是我的孩子？你也不止跟了我一个男人，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只有你一个人晓得。”

这句话让张小姐伤透了心，既然宋子良能说出这样无情无义血口喷人的话，她晓得和好已经无望，只好退而求其次。

“你也晓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没和任何男人有过接触。”张小姐理智地说，“既然你决意一脚把我踢开，那好，孩子我是要生的，你出10万抚养费和教育费，日后孩子的一切与你无关！”

“10万？”宋子良倏地回过身，全无了绅士风度，“你不看看自家的身价是不是值10万！”

“我说的是你的孩子！”张小姐已经怒不可遏。

“我不承认那是我的孩子！”宋子良说罢，又补充一句，“就几千，不过一万，多了免谈！”

宋子良说完，转身便走。张小姐恨得直咬牙，对着宋子文的背影说：

“既然这样，我会在媒体曝光的。”

这句话戳中了宋子良的软肋，他再次站住了，然后回过身，两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但无论怎么谈，终究难以达成协议。

于是，宋子良想到了杜月笙，想借用帮会之手，了断这段丑闻。

杜月笙听罢事情的原委，呵呵笑着直摇头。

“多纳一房妾又何妨？真搞不懂这些豪门贵族的公子哥是咋回事！”

“还不是怕影响家族名誉。”万墨林说。

“啥个家族名誉？在官宦富贾人家，舞女做正房妻的也不少见，何况人家只要个小妾，也许不要任何名分呢！”

在当时，舞女的身份远远高于妓女。妓女从良大多做嫖客的小妾，而舞女比较洋气，又有文化，接触的男性大多为社会上流人士，最差的也是经理、高级职员或者大学生等。她们一般嫁与对方为妻。如果对方门户太高，而且已经娶妻，她们会退而求其次，因而做小妾的比比皆是，做情妇的也不在少数。在社会人的心目中，她们并非纯粹的商女，甚至被视为职业妇女。所以在杜月笙看来，宋子良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件事体弄僵，就算为了孩子，也该接受这个张小姐。

但自家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

第二天，杜月笙乘车来到爱多亚路143号中汇银行大厦，派人把张小姐请来。张小姐见杜月笙出面调停，以为大有希望。她早就听说杜月笙调解纠纷往往自家垫付铜钿，说不定杜月笙会替宋子良付10万大洋。于是欣然前往。

但她大错特错了，杜月笙一门心思巴结国舅一门，岂能给国舅一族留下后患。杜月笙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张小姐同意打掉孩子，价钱可以再谈；如果张小姐不同意打掉孩子，只有一不做二不休——“种荷花”。

在中汇银行的董事长室里，杜月笙与这位张小姐展开谈判。张小姐见杜月笙文质彬彬，说话和风细雨，和蔼亲切，便哭哭啼啼地诉苦，一心想要杜月笙为她主持公道。并坚持不堕胎，坚持要10万元抚养费和教育费。

杜月笙见没有商量余地，只好决定实施第二步计划。

“既然这样，我会敦促宋先生，尽快把款凑齐，然后通知你。”

“烦劳杜先生费心了。”张小姐一听满心欢喜，但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又问：

“大约要多长时间？”

“很快，三两天吧。”

张小姐高高兴兴地告辞，坐上了杜月笙派去接她的汽车。岂料，汽车并没有开往维也纳舞厅，也没有驶向张小姐的住所，而是直驶江边。

张小姐感觉不妙，苦苦哀求。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杜月笙特派的一名手下。

“要怪只能怪你自家不识相，非要留下孩子，还要10万！”那名下手连连摇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对不住了。”

任张小姐再怎么反悔哀求，车上再无人答话。

车到江边，早有人等候在那里，几个人给张小姐嘴里塞上东西，身上套上麻袋，拖上小火轮，一直开到吴淞口外，抛入滔滔江水之中。

杜月笙圆满完成了宋子文派给的任务，为宋家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一桩风流案。两年后，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小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但由于此案涉及四大家族，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请示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馆不想为一个舞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因此迟迟不予答复。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七、杜氏戒烟，两部长助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齐头并进、与党政高层极力融合的年代，也是他多姿多采、诡奇瑰丽的一生之中，最绚烂也最变化莫测的年代。

由于杂务缠身，饮食起居毫无规律可言，身体情形每况愈下。从外表上看，瘦骨麟峋，面容清瘦，越发衬托出他的高颧、尖颏、隆眉、阔嘴，那一对硕大的招风耳也愈加显得突出。为了提起精气神，他养成了对阿芙蓉的依赖。但是每天人来客往，他难得抽足一筒鸦片烟，往往烟枪刚放到嘴上，外面又在通报某长某长来到，只好丢下烟枪再去会客。

在这种情况下，抽鸦片便成了头等大事。不抽，提不起精神；抽，只能见缝插针。为此，他特地把郁永馥从好婆——沈夫人母亲身边调过来。郁永馥原是专门服侍好婆吸食鸦片的，他乖巧伶俐，指法灵活，能以最快的速度装好高达一寸的烟泡，无论杜月笙要长抽短吸，他都可以应付自如。几年来，郁永馥便专门负责给杜月笙烧烟泡之责。

尽管如此，杜月笙所中吗啡毒并不深，这主要因为他吸食鸦片浅尝辄止，寸把长的鸦片烟泡，通常只抽三两口便抛掉，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因此他并无鸠形鹄面、脸黄肌瘦的烟容。但对于依靠“香两口”来提精神，依然让他苦恼不堪。

有一天杨志雄来访，杜月笙正躺在大烟间里大吸鸦片烟，杨志雄坐在他对面，望着鸦片烟灯畔吞云吐雾的杜月笙出神，许久，终于忍不住说：

“老兄，这几年你样样事业都走上了正规，唯独一桩……”

“哪一桩？”杜月笙漫不经心地问。

“还能有哪一桩？”杨志雄伸手一指杜月笙手里的烟枪。

杜月笙猛地一惊，把手中的烟枪重重的一甩，从烟榻上坐起来。

“王八蛋要吃这个！每天从早忙到晚，离了这个阿芙蓉就是提不起精神，凭良心说，我已经不晓得下了几百次的决心，要把这个东西戒掉！”

“哦，你也想过戒烟？”杨志雄高兴地问。

“我咋没想过？这个东西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杜月笙恨恨地说，“不出门还好说，在家里香两口总能抽出个空档，就怕外出办事体，哪里有烟榻随时给你准备着？”

“月笙哥你真想戒烟？”杨志雄认真地问。

“你不相信，我发咒！”杜月笙断然说。

“既然你真想戒烟，我就替你策划一下。”

“好！这桩事我就正式拜托你了。”杜月笙毫不迟疑地说。

杜月笙想戒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介石在提倡“禁烟”，并亲自担任戒烟委员会委员长兼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杜月笙是上海市禁烟委员会三大常委之一。尽管南京政府的禁烟政策是“寓禁于征”，但杜月笙还是想做个表率讨好南京政府。

杨志雄想协助杜月笙戒烟，自然也有这一层意思。尽管大家都晓得“寓禁于征”的背后是什么内幕，但表面文章却少不得要做。

因此，从辣斐德路杜公馆出来，杨志雄直接去见了宋子文，告诉他杜月笙想戒烟。

“真的吗？”宋子文一听非常高兴，“这件事我最赞成不过了。”

“我已经答应老杜，替他策划戒烟这桩事体。”

“那么，你打算怎样帮他戒呢？”

“我想请一位最有权威的医师。”

“哪一位？”

“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博士。”

“哦，好像没听说他在戒烟方面有研究啊？”

“又不是要他给老杜实施戒烟，只是借助他这个权威嘛。医学专家的权威和卫生机关最高长官的权威。请他出来，好处多多。”

“都有哪些好处，说说看？”

“其一，刘署长作为专家权威和领导权威协助老杜戒烟，报纸上一登，老百姓都会觉得，政府真是下了决心要禁烟的。其二，戒烟不是一桩简单的事体，毅力差的戒不掉。刘署长出面，老杜哪里好意思半途而废？其三，刘署长可以把老杜戒烟的事报告蒋主席，蒋主席听到老杜发奋向上，一定很高兴。”

“哈……”宋子文听了哈哈大笑，“说吧，是不是要给我派任务啊？”

“这个说法不对头。”杨志雄哈哈笑着说，“哪里是派任务啊，是你老兄级别高嘛！怎么样，刘署长那边你给说个话？”

“好好好。”宋子文一边答应着，一边拿起了电话，一个电话便打到了南京卫生署刘署长的府上。巧的是，刘瑞恒正要乘夜车到上海，明天一早抵沪。

第二天早饭后，杨志雄的电话打到了辣斐德路杜公馆。

“老兄，你昨天说好要戒烟的，现在戒烟专家已到，你马上到宋部长府上来。”

“好。”杜月笙惊一听宋部长府上，顿时惊喜交集，看来是宋部长出面帮着请的戒烟专家。

驱车赶到宋公馆后，一进大厅，杨志雄便已迎了出来。

“杜老兄，晓得宋部长请来的戒烟专家是哪位吗？”

“哪位？”杜月笙看看杨志雄，呵呵笑着说，“你不好直说吗，非要卖关子？”

“直说怕吓到你嘛。”

“瞧，又在卖关子。”

“好，直说。”杨志雄凑到杜月笙耳边，低声说，“卫生署刘署长。”

“刘署长？”杜月笙果然大吃一惊，“刘署长什么时候到上海来了？”

“早晨刚刚到。”

“杨老弟你的能量够大，搬出部长又搬出署长，真是让我诚惶诚恐。”

“是你的面子够大。”

两人边说边走进会客室。

杜月笙和刘瑞恒是第一次见面，宋子文站起来给他们作了介绍。

寒暄过后，大家坐下来为杜月笙商定戒烟步骤。主要是刘瑞恒提议，大家一起酝酿，杨志雄记录下来，杜月笙同时也默默地记在心里。

杨志雄这一招果然灵验，戒烟开始后，杜月笙实在抗不住烟瘾的折磨，曾几度想放弃，可是刘署长制定的戒烟方案，宋部长监督，这个烟怎么能不戒了呢？只好咬着牙坚持。

一个星期过去了，杜月笙挺了过来，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个个为之振奋，报纸上天天在刊登杜月笙的戒烟进展。

但是接下来，杜月笙忽然发起了高烧，家人朋友都吓慌了，一时全没了主意。

“莫不是戒烟戒的？”杨志雄也犯了嘀咕。

“不管是不是，还是让他香两口吧，保命要紧！”闻讯赶来的金廷荪急得直跺脚。

当时杜月笙躺在华格臬路杜公馆二楼陈氏夫人的房里，医生刚刚给他诊过病，正在隔壁房里开药方。听了杨志雄和金廷荪的话，陈氏夫人赶紧唤来郁永馥，让他服侍杜月笙吸食鸦片。

杜月笙看到郁永馥递过来的烟枪，不觉大为光火。

“你这是干嘛，要害我戒不了烟？”杜月笙看看郁永馥，又看看二太太陈帼英。

金廷荪从隔壁走过来，劝杜月笙说：

“月笙，别怪他们，是我的主意，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戒什么烟？”

“三哥，我生病和戒烟不生关系。”

“咋没关系？不戒烟的时候咋没发烧？”

“不戒烟的时候就没有伤过风，没有发过寒热吗？”杜月笙说，“戒烟和伤风没关系，你们不要给我帮倒忙。”

杨志雄本来是不同意给杜月笙吸食鸦片的，但又怕真是戒烟引起，责任可就太重大了！

“杜老兄，事到如今我也不劝你戒烟了。不管你发寒热由什么引起，戒不戒烟你自家决定。”

“当然要戒！就算我死了，这个烟也要戒！”杜月笙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志愿是我自家立的，杨老弟是我亲口托的，又劳动了宋部长，替我请来了刘署长。这种种的盛情我还不曾报答，我怎么能发一点寒热就半途而废呢！”

“好，既然你老兄态度这么坚决，”杨志雄转过身去，对陈氏夫人说：“嫂嫂，月笙哥的话，你都听到了，我希望你们家庭方面也有个态度。”

“我们一家子都支持杜先生戒烟。”陈氏夫人当场表态。

“好！”杨志雄转身对金廷荪说，“刚才医生也说杜老兄是伤风引起发烧，我看这个烟还是要戒下去。金三哥，你说呢？”

“你们都这样说，我只好同意。不过，要看病情变化。”

杜月笙服了药，寒热退去，伤风痊愈，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一个月后，杜月笙戒烟成功，整个人精神焕发，笑逐颜开。新闻界的门生连篇累牍宣传杜月笙的戒烟事迹，包括卫生署长亲自为杜月笙制定戒烟方案，都在报上大吹特吹。瘾君子们一个个为之震惊，街头巷尾，烟馆里的烟客都在议论纷纷：

“连杜先生都戒烟了，看来这烟非戒不可了。”

“是啊，说不定哪天黑粮就断绝了！”

于是，瘾君子们纷纷效法杜月笙，戒烟医生和戒烟药水广告充斥报章杂志，报纸杂志大发了一笔红利，不少医生也因此一项副业发了笔小财。

杜月笙戒烟成功，大摆筵席感谢杨志雄和卫生署长刘瑞恒。宴席摆了三桌，除了金廷荪等寥寥几位男士，特地邀请前来捧场助兴的全是电影女星、戏剧坤伶、金牌歌后与舞国名花。与20世纪20年代宴席上蝶飞凤舞的花国女魁相比，如今完全上了一个档次。

宴席过后，为了感谢杨志雄助其戒烟，杜月笙特地给杨志雄送了一套烟具作为纪念——一根烟枪和两只烟斗，是当年慈禧太后御用的，烟枪上密镂九龙抢珠的浮雕，精美绝伦。是江西九江景德镇磁器。两只烟斗一为玉器，磨琢得薄如蛋壳，放在掌中轻得仿佛没有份量，另一只烟斗上面缀满碎钻，镶出一条五光十色，变幻万端的彩龙。这副烟具可谓价值连城。

第十八章　做生意攀上四大家族

一、附权贵，解救七星公司

在四大家族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交情，比与宋子文的交情还要深。

1934年，有几位官员连络豪门，组织了一个机密的“七星公司”。七星公司以雄厚的资金及强大的势力，到上海来开辟战场。这是官僚资本第一次与上海商人斗法。他们以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发利市。

对这种利用特权攫取暴利的做法，上海商人十分反感。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决定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有一次大量炒金，在金业交易所掀起惊涛骇浪。紧接着连续抛空，使上海的金价一日数跌，跌势之凶，为金交易所有史以来罕见，连金融市场都为之震动。官朋友们以为上海人向来一窝蜂，眼见金价大跌，必定会跟进，等到人心惶惶，争相抛出之时，他们再以雄厚的资金照单全收。

但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上海商人齐心协力，不为所动，看着金价惨跌，就是不肯抛出手中黄金。而且施展妙招，抓住时机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影响市场的法宝，这次竟然失灵。由于空头做得太多，老本蚀光，一败涂地。

事已至此，官员与富豪们个个束手无策，上海商人斗法成功当“钱”不让，逼着七星公司如数结账。官僚资本想吃商人，反而被商人套牢，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种事情除了乖乖赔钱以外，可以说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但是，七星公司却是大有来头的，他们的后台就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虽说投机生意做砸，孔祥熙不能公开出面赖账，但他可以找人帮他们赖账，他们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商人中有影响，肯担肩胛，能赔能垫。这是孔祥熙看中杜月笙的原因。于是，沪帮商人用结账套牢官僚，官僚便以人情套牢杜月笙。吴铁城亲自到华格臬路杜公馆说项，请杜月笙出手救援。这是一桩棘手的事体，杜月笙却不能不答应，他不愿意得罪孔祥熙，只好挺身而出。

杜月笙派出手下，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约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开会。在一楼大厅里，杜月笙大声说：

“金交易所发生的事体我都晓得了，朋友走油（失财）跑马（绝尘而驰），我不能看冷铺（见危不救），只好由我杜某人担当了。有多少账，就请统统送过来吧，横竖我决定倾家荡产，把事体了结。”

杜月笙这一番话把债主们说得面面相觑，有人高声嚷道：

“笑话！没有这样的事体，别人掉了枪花（玩了花头），硬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

“是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于是，有杜月笙的朋友站出来说话了：

“可是，杜先生不赔出来，哪个赔出来？”

这句话问得针锋相对，大家再次面面相觑。

“照杜先生的牌头，七星公司的账就给他一笔勾销了吧。”杜月笙的那位朋友又说。

到手的钱被硬生生挖去，哪个不心疼？可这些商人都不愿得罪杜月笙，当然更重要的是也不敢得罪杜月笙，现在既然有人提议，也只好跟着响应。

“照杜先生的牌头，给他一笔勾销也可以。只是有一桩事体要讲清楚……”

这时有人提出新的意见。杜月笙赶紧说：

“哪一桩事体，请讲。”

“大家都晓得，这次七星公司来势凶猛，像要一口把我们吃掉。幸亏大家吃过亏，有准备，侥幸逃过了鬼门关。可哪个敢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

“是这个道理，我们免了他们的债，他们未必会放过我们。”

于是有人提议来个君子协定，规定不许七星公司卷土重来。但是君子协定不能付诸文字，不能签订条约，只能找一个保证人。

“请杜先生出来作保！”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

“作保自然没问题，只是这个保票也是不能随便开的。”杜月笙的朋友适时站出来说，“我提议请杜先生担任金业交易所的理事长！”

“好，这个办法最妙！”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对杜月笙来说，这是个意外的收获。此一举既向双方显示了他的实力，又讨好了孔祥熙，提高了他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从此，杜月笙的头衔前面，又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后来七星公司再度出事，又是杜月笙出手救援，才使孔祥熙化险为夷。

当时国民党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做生意，即使七星公司背后的孔祥熙，也是不敢公开露面的。但1937年，七星公司在上海的投机市场掀起一起严重的“钞交风潮”，并由此引起粮价暴涨，激起公愤。

于是，国民党内部与孔祥熙有矛盾的派系乘机在报上大造舆论，大肆抨击七星公司，暗指背后有人。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派出事业部部长吴鼎昌到上海彻查。吴鼎昌对七星公司的事早有耳闻，正想扳倒孔祥熙的两个参与此事的亲信，打击一下孔祥熙的气焰。

吴鼎昌一到上海，便开始调查取证，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当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一看吴鼎昌要动真格的，立刻急电命令吴鼎昌返回南京，案子移交法院。同时，一个电话打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接完孔祥熙的电话，转身喊来万墨林。

“你去选几个商号，通知他们，叫他们把七星公司的事体顶下来。”

“好。”

万墨林答应一声，去客厅拨出几个电话，七星公司便“换”了股东。等到法院查下来，已找不到任何官商的影子。加上法院一边杜月笙打过招呼，作了暗示，哪个还敢往钉子上撞？于是，一桩闹得满城风雨的经济大案，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孔祥熙对杜月笙的出手相助大为感激，两人从此成为莫逆，在“生意”中互相帮助，互为利用。孔祥熙利用中央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之便，为杜月笙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不少方便。

二、唱双簧，收复通商银行

这之后，杜月笙又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爿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此时，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

“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法币政策公布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而这12家银行中，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

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截止到1933年底，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钞票共3430万元，以通商银行的历史悠久与实力雄厚，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矗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立刻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为孙传芳大帅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北洋军阀全面失败后，若干年来还在秘密集会，企图东山再起，而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

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

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但国民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缉令，怎好再把他请回来？

中国通商银行发生的事体，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爿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入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

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吴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目前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我们不能坐看这一爿老字号银行倒闭破产。而这个残局，除了傅先生自家来收拾，其他人都代替不得。即使中国通商银行滥发钞票，也要叫傅先生自家来负责清理好。”

杜月笙的一番话，与会人员皆深表赞同。但是，有不明内情的人立刻提出：

“傅筱庵是通缉犯，他的罪名是阴谋祸国，哪个敢还他自由？”

“我担保傅先生是清白的！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误会。”杜月笙铁言铮铮，“我请求取消通缉令，让傅先生清白无辜地回上海。万一出了什么事体，由我杜月笙一人承担！”

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的要求，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然后说：

“请各位转告傅先生，我愿意出面请他回来，当众把账算个明白。天坍下来，有我顶着！傅先生的安全问题，由我杜某人负全责！”

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爿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对着电话告诉他的手下：

“杜先生铁肩担道义，我岂能无动于衷？就是上刀山下鼎镬，我也要回上海！”

这话传给杜月笙，杜月笙对此吹捧心中十分受用。而傅筱庵借吹捧之机，也强调了杜月笙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这令杜月笙心里暗自发笑：真是不识大体，哪个对你傅筱庵的性命感兴趣呢？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自然无法使3000多万钞票兑现。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1000万元的投资，以300万元的贱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懒，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事到如今，杜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只要能救活通商，怎么都可以啦。”

有傅筱庵这句话，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通商银行总经理，则由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调任，经营业务所需要资本，全部由中央银行挪腾拨用。

这样，中国通商银行保全下来，傅筱庵却大权旁落，心中难免憋气，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时期，杜月笙已在工商金融界全面开花，他所有的中汇银行也已经搬进爱多亚路143号新建的银行大厦。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如今中国通商这一爿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落入囊中，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三、攀高层，联手大发土财

杜月笙对四大家族的追随，一方面使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使他在金融工商界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但真正使他大发利市，大发横财的，依旧是他的老本行——烟土。这项事业的发展，则得益于他与蒋介石本人的亲自合作。

蒋介石“寓禁于征”的政策，实际是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了重要财源。同时在“寓禁于征”的招牌下，直接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以维持他围剿红军的庞大开支。

贩毒制毒，自然要找“业内”人士，而此项“业务”，恰恰是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等门生的强项。于是，设在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便都有杜月笙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的身影。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出自杜系。局长曾镛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芮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1931年，蒋介石调动30万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为把全国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在南昌行营设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十省特税收入，鸦片的收购与运销只听命于蒋介石的“行营”。之后，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当时日本人控制满洲的鸦片种植，制造大量的吗啡、海洛因，运往上海租界甚至内地走私，上海查禁的这些走私毒品，也交给杜月笙控制的地方禁毒委员会处理。杜月笙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实际上都投入了非法交易市场。

后来，杜月笙听说将鸦片加工成吗啡销售，利润可以翻几番，便将开一爿吗啡厂的想法上报南京政府。不几日，吴铁城忽然乐呵呵地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市长亲自上门，必然是有重要事体。果然，吴铁城是为开办吗啡厂一事而来。杜月笙赶紧将吴铁城迎进古董间里，两人秘密商议两个时辰，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第二天上午，杜月笙喊来顾嘉棠，将二楼后厢房陈夫人的牌局叫停，两人到牌室，将门一关。由于在后厢房，无须挡驾，没有特别重要的客人万墨林不得通报。

“月笙哥，有多重要的事体搞得这么神秘？”顾嘉棠不明就里，懵里懵懂地问。

“天字号重要的大事体。”杜月笙神秘地笑笑说。

“哦？又有大生意？”见杜月笙如此兴奋，顾嘉棠就晓得与毒品有关。

“岂止是大生意。”

杜月笙把与吴铁城商量的结果与顾嘉棠一说，顾嘉棠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两人就具体事宜研究了好几个时辰，连午饭都是喊娘姨端来在陈夫人的牌室吃的。

接下来，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员工300多人，吗啡厂隆重开工。杜月笙虽然不公开出面，但背后做得都是有关吗啡生意的大擘策。凡吗啡厂的重大决策事宜，都由杜月笙直接向孔祥熙等请示汇报后决定。有人撑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与国际贩毒组织取得联系，将吗啡生意做出了国界。

吗啡厂走入正规，大发其财，杜月笙得了空闲，来到辣斐德路姚夫人的香阁，与姚夫人自娱自乐唱起了平戏。

有一日正玩的痛快，顾嘉棠闯了进来。

“月笙哥，不好了，出大事体了！”

顾嘉棠站在大客厅门口大呼小叫。杜月笙晓得，只要顾嘉棠来，肯定是吗啡厂的事。于是赶紧叫停。

“啥事体？”

“蓝衣社抢了吗啡厂！”

“保安队没有警卫吗，怎么会让他们闯进去？”

“太突然了！”顾嘉棠说，“他们人多势众，来势凶猛，哪里抵挡得住！”

“都抢走了什么？”

“除了吗啡就是设备。哦，还有不少鸦片。”

蓝衣社（TheBlueshirts）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该组织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褐衣党和黑衫党。蓝衣是指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该组织于1938年解散，其成员绝大部分转入三青团，其余部分转入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蓝衣社率先发现了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尽管无法弄清它的背景，但他们看到了吗啡生意的红火与赚钱，于是起而效尤，选择浏河办起一爿同样的吗啡厂。岂料上海市保安队侦知此厂后，一举将厂子查抄了。

蓝衣社拖出各方面关系调停。吴铁城怕事体闹大牵出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赶紧命令保安队将抄去的东西送回。原以为事件平息了，怎料到蓝衣社对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发起突然袭击，以致吗啡厂损失惨重。

杜月笙听完顾嘉棠的汇报，当即让顾嘉棠将吗啡厂经理陈坤元秘密转移，以免蓝衣社将事体闹大不好收场。

果然，蓝衣社抢劫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后仍不肯罢休，到处告状。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派人到上海调查。哪曾想，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明就里，在蓝衣社的带领下，直接进入工厂抓人，当场抓走43名工人。还要抓陈坤元，但四处寻找不见陈坤元的踪影。

杜月笙闻讯，直奔法租界巡捕房，与巡捕房商定，拉出另一名吗啡大王罗春发顶缸，让他到法租界投案自首。罗春发到法租界巡捕房投案，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便插手法租界，只好作罢。罗春发在巡捕房待了一天，搪塞了一下舆论，第二天便被放回家了。

被抓走的43人，由南京政府做做文章，分别判处半年、三个月、一个月不等的徒刑，但不到一个月便全都放走了。

风波过去之后，陈坤元告诉杜月笙，吗啡厂经此一番折腾，足足损失60万大洋。杜月笙将这个情况上报之后，吗啡厂重新开工运营。

从1932年到1934年，孔祥熙从美国购买了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多为飞机。购买这些物资的经费，主要来自杜月笙暗中的贩毒利润。而杜月笙本人还购买过好几架飞机捐献给政府。1936年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一架飞机作为寿礼，飞机上赫然写着：上海禁烟号。

杜月笙暗里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明里却完全以维护与响应蒋介石“寓禁于征”的姿态出现。1931年杜月笙乘法租界总领事甘格林狮子大张口之机，将租界土行烟馆搬到华界，这一行动，正是迎合了蒋介石“寓禁于征”的政策。

后来他在市教育局播音演讲的《上海之戒毒问题》中曾说：

“……纵观以往的禁烟，禁来禁去总没有成功，推其原因，大都是因为没有系统，没有计划，没有替吸烟成瘾的人设想，或操之过急，或放任太甚。……这一次禁烟政策，是300年来体验出来的所图大计，即在6年以内将烟毒禁绝……”

也就是说，华界可以在六年之内供应烟土，公开吸食。

其实，杜月笙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很少直接插手做鸦片生意了，凡有这样的发财机会，他大都分配给门生弟子和朋友去做，他自家担当的责任是保驾护航，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是打通各关节。自然他本人的分润也不在少。

第十九章　杜月笙绝不下水

一、重建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同时兼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抗日这种大事体，岂能等闲视之。但没等他出面组织“抗敌后援会”，他的浦东老乡“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便率先登门了。

“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前方将士很需要后方的支援，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黄炎培对杜月笙说。

自从史量才事件发生之后，杜月笙又回到了与南京政府保持一致的轨道上，对黄炎培也开始有所疏远。虽说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已经开始抗日，但国民党政府对抗敌后援会这种事体究竟持什么态度，眼下尚不晓得，因此，他试探地问：

“怎么个组织法？”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就是抗敌后援会。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便可立即恢复，事体很简单。然后……”黄炎培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杜月笙。

“然后怎样？”

“需要补充力量，扩大影响，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你倒要说说，都补充哪方面力量。”

“一定要争取和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的人士参加。”黄炎培以为杜月笙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于是侃侃而谈，“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单独应付的。杜先生和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们都强烈要求抗日，这个抗敌后援会就不应该把我们排斥在外，杜先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杜月笙表面答应着，心里已经有底，话锋一转说，“卢沟桥刚刚开火，不晓得会不会又要谈判，我们歇两天看看风向再商定，好不好？”

“好吧，那我改日再来。”

杜月笙要等，黄炎培也没有办法，只好告辞。

黄炎培前脚走，第二位客人后脚便到。而这位客人却是杜月笙热烈欢迎的——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

说起杜月笙与吴开先的交往，中间还有一段大大的插曲。

吴开先是上海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1922年加入国民党，年届而立，是国民党的新锐人物。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选择许多方面大员调往上海，吴开先便是其中之一。

杜月笙久闻吴开先大名，有意结识交往。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陈君毅也在市党部担任要职，与吴开先在一起工作，无话不谈。他了然杜月笙的心意，便主动找吴开先游说，希望他去华格臬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

吴开先虽久闻杜月笙大名，但对杜月笙的白相人出身很有成见，不屑与之为伍，因此一次次地借故推托。

吴开先的态度使陈君毅很为杜月笙打抱不平，就连自己也觉得受了歧视。

“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杜先生的学生。”陈君毅索性全部说开。

“有这等事？”吴开先果然吃了一惊，呆呆地看了陈君毅半晌，“你什么时候入的杜门？”

“不久前。入杜门没什么不好，我晓得杜先生最爱朋友，跟他交往绝不会有坏处。”陈君毅见吴开先还是摇头，又说，“你放心，我不是拉你去拜杜先生的门。杜先生也不会因为哪个上了他的门，就收哪个做学生的。”

“我现在抽不出时间，以后再说吧。”吴开先还是推辞。

当时在市党部，尽管杜月笙的学生不在少数，但一些从南京新调来的人像吴开先一样对杜月笙抱有成见。越是这样陈君毅就越是打抱不平，他非要拉吴开先去见识见识杜月笙，让他看看杜月笙是怎样一个人。

几天后，陈君毅再次拜访吴开先。

“我晓得你对杜先生有成见，但你也要晓得，为什么连蒋总司令都信任杜先生。”陈君毅单刀直入，“无论怎样，我希望你们彼此见见面，你就会晓得杜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成见和误会就会消除。”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事情太多。”吴开先仍旧借故推脱。

陈君毅发了急，他一定要让吴开先改变对杜月笙的看法。因为这不是吴开先一个人的问题，只要攻克吴开先，会带动那些新来的自以为出身高贵的人转变对杜月笙的看法。

“不管怎样，我现在就替你去约，明早我会打电话通知你。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陈君毅说完，不等吴开先拒绝，转身便走。

但是，陈君毅约定了时间，吴开先还是推辞，一连推了两次。陈君毅有耐心，他非要用自家的耐心打动吴开先。第三次，陈君毅在办公室告诉吴开先说：

“我又替你约了一次，明天上午9点，杜先生会等你。到时候你有没有空，去或不去，全都不生关系。”

陈君毅离去后，吴开先忽然心头一动：何不去看看杜月笙，看看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么多人对他如此信赖？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吴开先驱车驶往华格臬路杜公馆。一进大门，便看到杜公馆总管万墨林，毕恭毕敬地站在天井后面的二门口迎候。再往里走，又见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头号法律顾问，黄浦滩上大名鼎鼎的秦大律师秦联奎，手里拿着一听茄力克香烟，抢先几步迎了出来。他把吴开先领到一楼的古董间里，杜月笙眉开眼笑地迎到古董间门口。

三道迎宾礼，使吴开先不由地想到前两次，万墨林在总门口，秦联奎在大厅外，杜月笙等在古董间，三个人就这么恭候着？想及当时的情形，吴开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杜月笙一见吴开先，高兴得不得了，将吴开先请入上坐，早有听差的奉上香茗。杜月笙闭口不谈对吴开先的一次次邀请，而是坦诚地说：

“照说该我去拜望吴先生，可这阵子太忙，一拖再拖，反到劳动吴先生过来看我了。”

“哪里，本该我来拜望杜先生的。”

吴开先回答得倒也干脆，不过当初他可没有这样想过。暗暗端详着杜月笙，的确看不出一点白相人的烙印，完全是一副上流社会的绅士派头。

两人聊起当前社会形势，杜月笙竟然很有见解，令吴开先不得不佩服。

进门的时候，吴开先已注意到大厅里的沙发和椅子上，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坐了很多等候接见的男男女女。他不敢过多打扰，聊了一个多时辰后，心想该告辞了。可杜月笙仍与他聊得兴致勃勃，说不定要与他作竟日之谈，这样下去外边的那许多客人不知要急成什么样了。于是，他找个空当，站起身来。

“今天打扰杜先生太久了。外面还有许多客人，我先告辞，改日再来拜访。”

杜月笙也不强留，站起身和吴开先握过手，把他送出古董间，再送出大厅。大厅里的客人看见杜月笙出来了，都站起来致意。杜月笙一面冲众人点头微笑，一面关照吴开先说：

“希望你有空常过来坐坐，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你讨教。”

见过这一次面之后，杜月笙便把吴开先当成了老朋友，以后凡是有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他便邀吴开先过来，或者就在电话里请教，吴开先渐渐被他虚心诚恳所感动，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居然成为杜月笙的最高顾问之一。

今日吴开先所来的目的，与黄炎培目的相同，也是为“抗敌后援会”的事体而来。

“我认为，中日问题，唯有付之一战。卢沟桥的炮声就是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吴开先首先分析了形势，然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持前线将士。”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杜月笙听吴开先把话说完，坦诚地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的各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也就是说，上海市只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

此话正中吴开先下怀，但由国民党党部来运作这样一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运动，显然不具备实力。

“市党部只管出面领导，我一定尽全力协助。”杜月笙补充说。

有杜月笙的协助，吴开先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借杜月笙的力量，往市党部脸上贴金，吴开先自然高兴。杜月笙也乐意这样做，把功劳送给别人，以此让别人为我所用，反正大家都晓得这桩事体背后有杜先生撑着，这就够了。这是杜月笙一贯的风格。

两人立刻行动，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会客室里，研拟了一纸名单，上海市声望最高、实力最雄厚的大佬们尽在其中。名单拟好，登时命人缮写请帖，邀请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请柬下款由杜、吴二人具名，请柬写好后，当即派人分头递送上门。

第二天上午，在中汇银行会议室里，上海滩各路阔佬云集，几经讨论，当场推选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等人组成主席团，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为组建新一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拉开了序幕。

二、招募救国公债

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代表几百人，当场选出抗敌后援会委员120名，常务委员35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为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兼任主席团秘书。

抗敌后援会下设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后，常委们实行分工，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的推来推去。

“抗敌后援，靠的是自觉自愿，我们大家也应该自告奋勇，拣重担子担才是。”杜月笙站起来，朗声说。歇一下，见大家并没有人自告奋勇，却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于是接着说，“好吧，我杜某人先来个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要数筹募委员会，这个就由我来做。”

说完又等一歇，还是不曾有人自告奋勇，杜月笙站起来点名：

“新之兄，这几个委员会，你要做一个的。”见钱新之点头，杜月笙直接说，“剩下的难度最大的要算供应委员会，你就做这个，好不好？”

“好好。”钱新之笑着说，表示接受。

接下来几个委员会，也由杜月笙根据个人特长，以半点名半毛遂自荐的形式推定。

抗敌后援会一经成立，应该马上办公，支援前方。但办公经费从哪里出？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也难以负担这笔庞大开支。

“就是个铜钿问题嘛，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自家垫出。”杜月笙当场表态。

经费落实，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迅速展开。上海各界民众积极支援抗日，为支援前线捐款捐物，不惜倾家荡产。抗日浪涛一浪高过一浪。杜月笙主持的筹募委员会，很快收到大批的钱款和救援物资。

一日，秘书长陶百川检查账目，发现杜月笙个人垫付的办公经费已不在少，便决定按照一开始商定的，从捐款中开出一张支票交还杜月笙。

“你这是什么意思？”杜月笙接过支票，颇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你垫付的经费，说好了要还的嘛！”

“那只是一说而已。”杜月笙表情颇为严肃，“这是市民捐来抗敌劳军的钱，我杜某人就算揭不开锅饿肚皮了也不能要这个钱！”

当时很多人在场，大家都晓得杜月笙用钱大手，拿出去的钱一般都不会收回，何况拨的是市民的捐款。

“市民捐的钱不能用，市党部又没有这项开支，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陶百川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他想尽快了结这笔账，“现在这个钱付，账上不好处理。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那就改做捐款吧，”杜月笙说，“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那写哪个的名字？”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杜月笙想一想说。

事后，蒋介石知道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地拨出10万元现款补偿杜月笙。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一地的劝募工作，自然也离不开杜月笙的运作。

有天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已是晚饭之后，一进大厅万墨林便忙不迭地告诉他：

“爷叔，你可回来了！宋部长等了很久了。”

“宋部长？”杜月笙愣了一下，这个时候宋子文亲自登门，必定有大事相商，他立刻迈开大步直接去了会客室。

“宋部长，抱歉，我回来晚了。”杜月笙一进会客室便问，“宋部长可曾用过晚饭？”

“我哪晓得你回来这么晚。”宋子文呵呵一笑说，“就在你这里吃个便餐吧。”

“好，好。”杜月笙一连声地答应着。

“我马上去安排。”不等杜月笙吩咐，守在会客室门口的万墨林便应了一声。

不多时，一桌子精致的饭菜便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聊。

“是这样，政府决定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织了一个‘劝募委员会’，但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办公地点好说，”杜月笙脱口而出，“我在杜美路那幢新房该够用的吧？”

“足够了。”

“那好，我马上派人收拾一下，捐给劝募委员会用，用多久都不生关系，我杜某人不收分文租金。”

但宋子文要谈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上海劝募公债。

杜月笙晓得这个劝募的难度。早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曾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3000万元加强了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又以1500万元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1000万元“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如今再度发行“公债”，因信誉低，数额大，即便打着“救国”的招牌，也未必会一帆风顺。

杜月笙心中有数，却不便明说。

“这个5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工商界的朋友认购怕是不行。”杜月笙建议说，“这次最好扩大劝募面，要是能让上海市民普遍购买，那应该也是一个大数目。”

“杜先生说的极是，是该把上海市民包括进来，聚少成多。”宋子文表示赞同。

最后商量决定，上海的劝募事宜，由杜月笙负责，然后成立两个劝募总队，一个是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由杜月笙自家担任；一个是上海商界劝募总队，总队长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

一切定下之后，宋子文方才告辞，满意而去。

旋即，财政部的“劝募委员会”在金廷荪以经办“航空奖券”所得，为杜月笙在杜美路建造的豪宅里开业办公。杜月笙和王晓籁发动朋友门生、恒社弟子，组成两支庞大的劝募总队，奔走上海各界，劝募推销。

后来王晓籁负责的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于推销业务进展缓慢，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扛不住，杜月笙索性连这个总队长也一肩担了起来。最后在全国总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仅上海一地便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折合当时的美元达2300余万元。

三、捐一部装甲汽车

抗战一爆发，杜月笙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这种忙碌比不得忙碌他的金融工商拟或走私贩卖鸦片。这种忙碌让他焦虑、寝食难安。他担心的是日本人打到上海，更担心万一上海沦陷，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杜月笙出身黑道，有一千一万的毛病，但抗日他是坚决的。他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只是他上了蒋介石的船不得已而已。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明确表示抗日，他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的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数不清的难题急于处理和解决。他在忙着“救国公债”劝募的同时，更要处理好抗敌后援会里的事体。

就在杜月笙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

7月底，北平陷落。

8月初，上海形势陡然紧张，日本侵略军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旋即被寻获的挑衅丑剧。

8月9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赴京举行军事会议之时，上海滩终于拉响战争的警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寻衅，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被当场击毙，中方阵亡一人。

8月11日，27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开战姿态。

8月13日，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

当时，蒋介石划定京沪杭为第三战区，由他本人兼任第三战区司令官，下辖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卫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地区。第九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驻守苏州河以北河口沿黄浦江至江口以西。以后又陆续调白崇禧、胡宗南、陈诚等属下部队到上海参战。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官兵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早已怒不可遏，加之被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压抑已久，“八一三”抗战开始，一个个奋勇争先，拼死杀敌，黄浦滩头杀声震天，战争打得激烈而残酷。

14日，沪战掀起高潮。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国军迎头痛击，一举击落九架，造成零比九的辉煌战果。当天下午，国军飞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天空中上下翻飞，落弹如雨，时而虹口被炸，腾起万丈烈焰浓烟，时而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滚滚浓烟封锁了整个江面。

虹口、闸北一带鏖战正酣，国民党官兵轮番进攻，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杜公馆电话铃声一直未断，杜月笙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密切注视着战场上的动向，互相交流着战争的信息。这一天，杜月笙坐在书房里，不停地吸烟、踱步，万墨林守牢电话机，一条一条地为杜月笙和杜公馆里所有人传报近来的信息。

这一天捷报频传，使杜公馆中所有人为之振奋。

正在欢天喜地之时，突然传来天崩地坼的一声巨响，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房屋被震得摇摇晃晃，玻璃窗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吓的杜月笙和所有守在大厅门口的下人脸色骤变，目瞪口呆。

万墨林稍一清醒，立刻拨出电话询问。哪晓得他的问话不曾说完，接连着又是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迭声的问讯，听准了对方的答复后，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杜月笙急切地问。

“喔，我再问问。”墨万林再拨电话，这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

“爷叔，是一架中国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落下了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一千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人。”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发生的大喜大悲的大变故，使上海人一时欢呼雀跃，一时悲痛呼号。由于战场在租界以外，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居民们便纷纷涌向马路，欢呼庆贺，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孰料一架受伤军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2000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好在那位不知名的空军飞行员，总算驾驶受创飞机飞过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倘若他跳伞逃生，任飞机坠落，带给上海人的灾难更加不可估量。

接下来，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整个黄浦滩，成天到晚都是轰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枪声。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黄浦滩五百万人触目惊心。

中日大战越演越烈，东洋军队不断增援，我国各地的部队也在源源不绝地投入上海战场，战事最惨烈的时期，淞沪一线的部队多达50余万。

同时，“上海抗敌后援会”开始了更为紧张的战争援助，上海各界民众对保卫大上海支援抗战前线的浪潮更是空前高涨，从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黄包车夫，人人踊跃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应有尽有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后援会”的办公地点，所有“后援会”仓库的里里外外都变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

杜月笙除了和“后援会”成员组织将这些援军物资送往前线外，他个人无论多么繁忙，每逢有大部队开到，必定要带上大批慰劳品，亲赴前线劳军。在带去大批的慰劳品的同时，也带回前线将士的需要。

一次，杜月笙带领大队人马前往真茹前线慰问张治中的部队，临别时，杜月笙照他的老规矩，殷殷地问：

“总司令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信器材。”张治中如实说，“特别是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好，我们今天回去马上办，一定尽快送来。”杜月笙慨然答应。

回到抗敌后援会，一行人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劝杜月笙回家休息，但答应下来的事体不落实，杜月笙哪能离开。他吩咐手下人：

“马上去采购一部电话总机，十部分机，四部机器脚踏车，购齐后连夜送到张总司令那里。”手下人转身要走，他又叫住，吩咐说，“不要用会里的捐款，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已经吩咐过了，可以回去休息了吧。”杜月笙的随从人员又在催促。

“谁晓得能不能买到，等东西送出去再说。”

果然，不多时，派出去采办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买不到，整个上海市场缺货。杜月笙一听，立刻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没货。

“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先送到真茹应急。”杜月笙对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吴开先说。

“那中汇银行怎么办？”吴开先问。

“中汇银行缓缓用不生关系。”

杜月笙说完，便拿起电话打到中汇银行，正要吩咐拆电话时，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进门便大发牢骚：

“好不容易寻到一部电话总机，结果已经有人定了。”

“在哪里找到的？”杜月笙急忙问。

“西门子洋行。”

一听西门子洋行，杜月笙马上改拨杨志雄的电话。

“杨老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拜托你……”杜月笙对着电话，讲了这部总机的重要性，然后扣下电话等消息。

取消别人定货谈何容易，好在杨志雄面子极够，订货方听说是支援前方军队，总算答应下来。电话送到“后援会”已是晚上10点多，一应物品齐聚，连夜运往真茹前线。货物运发，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和吴开先一起，各自回家。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一时抽不出身，先派代表去慰劳，同时也带话给张发奎。

“请问张总司令这边有何所需？”

“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张发奎直率地答道，“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代表如此一说，深感抱憾。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和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是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后援会”一点表示没有哪行？他又去和吴开先商量。

“张发奎总司令只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可我们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说不过去。总归要带些慰劳品过去，只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们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

“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后援会里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多运一些过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这些是消费品，他们部队缺不缺都不生关系。”吴开先建议说。

“光送这些，还是显得不够庄重。”杜月笙沉思一下说，“我晓得张总司令指挥作战，经常出入第一线，他的安全最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坐在装甲汽车里出入第一线，那样就保险多了。”

“这个办法当然好！不过，”吴开先慎重地说，“装甲汽车是市面缺货，买一部至少要花一万多吧？后援会账号上虽钱很多，可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个人的，就怕引起物议。”

“这个我自然晓得。”杜月笙朗声笑道，“开先兄，我只不过问你赞不赞成，你若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钿我会自家出。我出铜钿买下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既然杜月笙坚持个人出钱买，吴开先也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不愿意杜月笙再为此破费，因此还是向后援会常委会提出此项议案，由后援会拨款买车。但杜月笙还是坚持自家开销，不等后援会的议案通过，一辆簇新的装甲保险汽车买到了。

汽车开到后援会后，杜月笙邀请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陈小蝶等人，带上新车，外加吴开先说的“一人一件”的大批慰劳品，由外滩渡江，送到浦东张发奎的总部。

这部装甲保险汽车，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末期。6年多后，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防桂林。有一次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为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他和吴开先一道坐在那部车上。

“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张发奎说，“这就是1937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那部车子啊！”

“这部车子是抗敌后援会送的不假，”吴开先不无感慨地说，“但实际是杜先生自掏腰包买下来的。”

直到这时，张发奎才明白真相，对杜月笙充满敬佩与感激。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在杜月笙积极支援前线抗战的同时，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函曰：

“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月笙接到此信后，立刻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此项捐助事宜。但对支援八路军，有人持反对意见。

“既然是共同抗日，就应该不分彼此，总不能说八路军打死的小日本就不作数吧？”

杜月笙力排众议，坚持支援八路军抗战，终使此项议案获得通过。随后，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拨出1.6万元，购买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然后回函潘汉年：

“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1000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于是，有潘汉年接洽，此1000只防毒面具顺利运抵八路军抗战前线。

四、弟子尽入别动队

就在杜月笙为抗敌后援会以及劝募“救国公债”等诸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天晚上，难得早回的他终于在晚饭前料理好诸项事体，提早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晚饭后，刚刚到二楼后厢房陈氏夫人的卧室小憩，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戴雨农！

杜月笙一跃而起，快步奔出，一路小跑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戴笠，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家庭务农，父亲入过县学，他6岁丧父，7岁入私塾，17岁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19岁结婚，同年便投笔从戎，投身潘国纲的浙军第一师。其后曾一度返乡，当保安乡学务委员，又兴办自卫团，自任团长，由于经费无着，维持了一段时期，便告解散。1922年左右，戴笠来打上海，混迹于黄浦滩头。几年后，与杜月笙偶然相遇。而这个偶然相遇，改变了戴笠一生的命运。

起因是戴笠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由于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这让看场子的很不痛快，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赤佬，晓得这只赌台是哪个开得吗？”

“咋不晓得？”戴笠豪不示弱。

“晓得你还这样大摇大摆地往外走？”

“我要去见杜先生！”戴笠理直气壮地说。

“呵呵，杜先生也是你可以随便见的？”看场的用睥睨的眼神打量着他说。

“不信，你给通报一声看！”

“口气不小！”看场子的也较上了劲，“我倒要看看杜先生见不见你！”

当时杜月笙刚刚搬到新居华格臬路杜公馆一年多，赌场一散，看场子的就直奔杜公馆，把这桩事体报告给杜月笙。杜月笙一听这人不但赌技绝佳，而且智慧非同一般，极会揣摩人的心理。

“马上把他请到这里！”

杜月笙爽快的态度让看场子的颇为费解，他跟了杜月笙多年竟然还不如一个陌生人更了解杜月笙，真是自叹弗如，只好乖乖把戴笠请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一贯敬重人才，当然包括烟赌两道上的“人才”，当初吴家元赌场失风，他宽宏大量放过吴家元就是鲜明例证。何况吴家元是玩老千，而戴笠凭的是真本事。

戴笠一到，杜月笙马上把他请进会客室表演绝技。一看之下，果然不同凡响，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随即问了些戴笠在上海的情况，晓得戴笠刚来上海不久，尚无事情可做。再看看戴笠的衣着打扮，不消说，一准是落魄得很。随即喊来万墨林，到账房取来50块大洋交给戴笠。戴笠也不客气，说声“谢谢”，便接了过去。

“你先拿去置办几套像样的行头，用完了再来找我。”

“谢谢杜先生。”

戴笠以为杜月笙欣赏他的赌技，一准会在赌场给他派个差事，回去以后便赶紧置办行头，准备在赌场大干一场，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便再次来到杜公馆。

“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差人去喊你呢！”杜月笙一见到戴笠，满心欢喜。

戴笠一听，晓得赌台的事体安排好了。岂料，杜月笙却给他递过来一张船票。

“明天上午10点，你直接去码头，我会派人去送你。”

“杜先生要我走？”戴笠大吃一惊。

“是的。”

“我想留在上海。”戴笠有些着急了，“你晓得我的赌技，为什么不在赌台给我派个差事？”

“赌台？”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你的目光就看那么远吗？”

杜月笙的话让戴笠犯了糊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戴先生你是干大事的人，赌台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杜月笙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小楷写的收信人竟然是蒋中正！

“打开看看。”杜月笙催促说。

戴笠打开信一看，立时两眼放光。原来这是一封推荐信，是杜月笙请黄金荣写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的，被推荐人便是戴雨农。

“杜先生要我报考黄埔军校？”

“对的。”杜月笙呵呵笑着说，“不过，这封推荐信完全抵得上一张录取通知书。”

戴笠早已晓得黄金荣的大名，也晓得蒋介石曾拜黄金荣做老师，当年蒋介石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便是黄金荣资助的，黄金荣同时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大笔债务。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他的入学保证书。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再从账房取来50块大洋，给戴笠做盘缠。第二天，又派人将戴笠送上了船。

杜月笙果然没看错人，戴笠南下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同时宣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戴笠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并一举“肃清”骑兵营2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为北伐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然后拜见黄老板，感谢当年的帮助与提携。这次戴笠与杜月笙相见，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于是义结拜金兰。

杜月笙晓得戴笠是大忙人，又值此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必有大事相商。果然，戴笠一落座便开门见山。

“我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力量，需要月笙哥帮忙。”

“怎么个帮法，尽管说。”一听戴笠要建立武装力量，杜月笙来了精神。

“半个月前，我已经在天津搞过一个试点。”戴笠介绍说。

原来，戴笠见各界民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便想趁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首先以天津为试点，命军统天津站站长组织“便衣队”。不曾想，几日之间便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想在上海如法炮制。

恰在此时，上海的青洪帮头目，由向海潜领衔，通电“请缨”，说有数十万弟兄愿意听命点编指挥。戴笠信以为真，心想，别说数十万，就是一万也行，立刻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出面组织一支“江浙别动队”，协助军统执行任务。蒋介石觉得可行，当即批准。岂料，来到上海找到向海潜，向海潜一通忙活，和他的众多弟兄一再发动群众，最后仅落实几百人。等这几百人的队伍拉出来一看，整个令戴笠翻倒！

“咋的了？”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

“整个一支烟枪别动队！”戴笠哭笑不得，“而且，全都是些骨瘦如柴的‘老枪’！”

“你事先应该先问问我，青洪帮的头目哪个我不晓得。”杜月笙说，“向海潜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就是牛皮吹得大了些。”

“是想问来着，见你整天忙的四脚朝天。”戴笠一笑说，“眼下也只有你可以帮忙了，最低限度拉出1万人，咋样？”

“1万，照说不多。”杜月笙坦率地说，“但你晓得，如果是呐喊助威，聚众滋事，我手下工商两界的群众力量就足够，加上白相人地界的弟兄，莫说万把人，十万八万也是闲话一句。但你老弟是要编组军队，这个要求就不同寻常了。首先，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能拉的上战场；其次，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让吃着山珍海味的少年儿郎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体了。”

“嗯……”戴笠听着杜月笙的分析，心情也不免有些沉重，但仍然坚定地说，“无论怎样，天津能拉起两千，上海，无论如何要拉起1万。”

“好！”见戴笠信心十足，杜月笙唯有全力支持，“我们多找些朋友，大家分头行动，争取完成这个任务。”

有杜月笙这个话，戴笠就放心了。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向留有余地，办成之前绝不夸口，更不会说大话。只要他答应做，事情便成功了八九分。

“实话跟你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已经请示过蒋委员长，委员长表示支持，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你老兄要是不支持，我都没法向委员长交代！”

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便眼睛一亮。既然蒋委员长明确表态，那么，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当下，两个人便商量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接着拟定了委员会成员名单，除开戴笠、杜月笙外，其他人也都是政界、军警界、工商金融界大佬。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还有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刘军长刘志陆。

筹备会的地点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极无线电学校，离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的住处不远，杜月笙往来非常方便。

筹备委员会经过协商讨论，制定行动方案，然后大家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一支10800人的别动队迅速组成。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约2000人，均为青洪两帮弟子，队长何行健是杜月笙的学生。第二、三支队近7000人，来自各业工人，队长分别为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与朱学范。第四支队是戴笠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第五支队来自戴笠此前已组织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以上学生以及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由戴笠旧部陶一珊任支队长。

别动队人员聚齐，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15人，分别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加进去的一员。张啸林并没有明确答复愿意加入，而其他参选人员耐于杜月笙的面子，也不好表示反对。张啸林在抗战一开始便不断发出颓废悲观的论调，而且任何抗战活动都不曾参加，便一个人跑到莫干山避暑去了。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由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曾任军长的刘志陆担任。

“别动队”正式成立后，戴笠立即组织训练，分别在青浦和佘山成立技术训练班和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1万多名别动队员进行短期军师训练。除了常规的作战训练，还有从事游击战所必须的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技能训练。

“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答应过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武器弹药当地驻军只拨给一部分，数量远远不够；被服装具则一律自备。杜月笙只好发动大家想办法，武器方面，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同时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弹药，不足部分以及被服装具等，均由上海金融工商界捐款购买。

“别动队”一经成立，便按照戴笠的部署投入到抗战之中。

五、日本人重金利诱

就在杜月笙为抗战忙得寝食难安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为他大动脑筋。

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人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以贯彻“以华治华”的方针。杜月笙便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每月都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对杜月笙的跟踪调查，以不断向有关方面提供杜月笙的准确情报，有关方面再根据这些情报，作出拉拢策反的行动方案。

早在“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前，便有第一个日本人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对杜月笙进行拉拢利诱，这个人就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当时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途经上海，特地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登门拜访杜月笙。

永野修身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名刺递进来之后，杜月笙简直惊呆了。杜月笙自知与日本这位海军大将及日本驻沪总领事素无往来，这些日本的头面人物到杜公馆所为何事呢？

更令杜月笙吃惊的是，这位海军司令是专程前来与他谈生意的。一行人在会客室落座后，永野修身通过翻译，先是把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才能吹捧一番，然后说：

“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具，应该放手做一番大买卖！”

“过奖了。”杜月笙谦逊地说，“一来我杜某眼高手低，小来来尚可，做不了大事体。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晓得自家没有那么大实力。”

岂料这后一句话正中永野修身下怀，赶紧通过翻译告诉杜月笙：

“日本海军准备投资3000万日元，在上海开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请问杜先生可否愿意合作，出任公司董事长？”

投资3000万日元开一爿建设银公司，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是，杜月笙晓得，上海有一家“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日本人要办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岂不是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相对抗？

“办这个‘中日建设银公司’，就是为了和上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争高低。”永野修身坦率地说，“以我们雄厚的资本，以杜先生的能力，这场竞争我们必胜无疑。”

商业竞争本无可厚非，倘若在日本侵华之前，要杜月笙与日本人合作发财，杜月笙不会有任何顾虑。可眼下，日本人已进犯中国，这就等于人家打你，你还在给人家加油。这种事体杜月笙做不来。

永野修身描绘的那幅商业远景却是充满诱惑的——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而且日本陆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势力均属于日本海军，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雄厚人力资源，莫说“中国建设银”不足为惧，甚至整个华中、华南的资源和贸易，都可以运作自如。以发财而论，这绝对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好机会。

毫无疑问，永野修身的描绘会令任何致力于金融工商的人士，以及所有想发大财的人怦然心动，杜月笙也不例外。何况杜月笙原本黑道出身，也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商人。但杜月笙有自己做人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落水当汉奸。

“承蒙永野先生看得起我，不过……”在永野修身的催促下，杜月笙委婉地回答，“以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跟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既然杜先生这样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案。”永野修身又拿出了第二套方案，“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建一爿规模宏大的银公司，所用资金，全部由日本海军提供，银公司的经营运作，由日本海军背后助力，尤其悉照前议。”

“这样一桩大事体，容我考虑一下。”杜月笙只好来一个缓兵之计。

待永野修身返回日本后，杜月笙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之转陈永野修身：

“前次所谈，极感盛意，唯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继永野修身之后，即“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又有两位日本人先后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两位完全没有了永野修身的修养与礼貌，他们使出的招数是死缠烂打，威逼利诱。

先是板西利八郎，这位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任奉系关东王张作霖的顾问多年，是日本预备役中将。板西利八郎来到杜公馆，他的策略是拉拢许愿：如果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下来与日军合作，将给予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合作上的诸多好处。

平心而论，杜月笙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他发迹于黄浦滩头，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以及庞大的事业和“安乐窝”全都在上海滩，离开了上海滩他将一无所有。如若流落他乡，他岂能不担心“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但是留下来，日本人不允许他做寓公，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人合作。这个合作的结果无论多么的荣耀，说到底就是当汉奸。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杜月笙的心腹大员与手下徒众也曾就去与留做过多次酝酿，甚至有徒弟认为：

“先生历来各路通吃，处处兜得转，何惧于一个小日本呢？当初无论与皖系、直系、奉系，还不是系系交好，谁都不得罪。后来来了国民党，不是照样不予计较嘛！”

这个观点，遭到了杜月笙的厉声反驳。

“糊涂！糊涂！”杜月笙一迭声叫道，然后说，“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归根到底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哪能相提并论？这种大事体上拎不清，会吃大亏的！”

杜月笙的话，其实已说明他的态度，一旦上海沦落，他不会留下来当汉奸。

于是，杜月笙与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回答。板西利八郎数次莅临杜公馆，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渐渐失去耐心，一怒而去。

接着，土肥原贤二登场。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曾主谋把晚清逊帝溥仪诱到长春建立满洲国，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战争。从东北而热河、而冀察——天津、丰台、冀东和香河，但凡他所到之处，用不了多久必会有战争降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高升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并随着沪战爆发而南下上海。

与板西利八郎不同的是，土肥原贤二一出场就自以为捏住了杜月笙的杀手锏，他几乎肯定杜月笙不会离开上海，他的结论是根据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与“挥金如土”这两项而得出的。离开了上海滩，杜月笙将人脉尽失，家财尽无。他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他完全没必要付出如此大的牺牲。

因此，土肥原贤二一进杜宅，便笃定地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想必你也明白，离开上海你将不再是天下闻名的杜月笙。既然如此，何不痛痛快快与皇军合作一场呢？”

土肥原贤二说完，胸有成竹地望着杜月笙。

“这个事体很复杂。”杜月笙沉思良久，仍不作正面回答。

“你以为还会有其他选择吗？”

土肥原贤二50出头的年纪，由于面部肌肉松弛，特别是眼部肌肉下垂，使他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但是他说出的话却是软中带硬，充满了火药味。

“你出钱出力，奔走呼号，支持国军攻打皇军，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这些皇军都有登记在案。”土肥原贤二说得慢条斯理，却句句充满杀机。“倘若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土肥原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会列举你对皇军的种种反抗行为，加以严厉膺惩。”

土肥原贤二一走，杜月笙陷入了沉思。他晓得，尽管土肥原贤二说到做到，但起码在上海沦陷前不会对他怎样，他唯有早作准备，离开上海。

第二天，在辣斐德路辣斐坊十六号姚玉兰夫人的香闺里，他正跟学生子徐懋棠商量离开上海的事，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飞机引擎声。

正疑惑间，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从外面走进客厅，用一口京腔说：

“今儿个可怪啦，这架飞机怎么总在咱们的头顶上转呢？”

杜月笙一听，蓦然想起一桩事体，立刻站起来，跑到天井里朝天空眺望，果然是一架东洋军机正在头顶上盘旋，几乎就要俯冲下来的样子。

“莫不是土肥原贤二在挑衅？”杜月笙脸色大变，转身跑回客厅，坐在沙发里思考对策。

徐懋棠听到他说土肥原，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先生，最近我在蒲石路买了一幢公寓，十八层楼的洋房，房子也很讲究。先生和师娘何不搬到那边去住？十八层的公寓房子，先生住在中间，日本飞机即使再来，也什么都看不到了。”

杜月笙当即表示同意，又征求姚玉兰的意见，姚玉兰毫无意见，于是说搬就搬，当天下午便从辣斐德路搬到蒲石路，住进十八层楼的公寓大厦。后来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杜月笙与姚玉兰仍然住在蒲石路十八层大厦，时间一久，上海人便称姚玉兰为“十八层楼太太”。

六、老兄弟就此绝交

“八一三”淞沪之战一爆发，华格臬路杜公馆的隔壁便不见了张啸林的踪影。杜月笙晓得他去了浙江避暑圣地莫干山。

张啸林在莫干山置有一幢别墅，修竹万竿，一色青碧，号为“林海”。张啸林带着手下人等，在此一住便是三个月，任凭上海滩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他全然不闻不问。当沪战一打三个月，日军精锐部队齐出，国军渐渐不支，眼看即将转移阵地，日本人便抓紧了统治上海的准备工作。三大亨自然是他们选择的主要目标。他们一面加紧监视杜月笙的行动，一面稳住黄金荣，劝他留在上海，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派人前往莫干山，收买张啸林。

对于张啸林来说，日本人的到来，可谓闭门山中坐，喜从天上来。一见到日本人，他就晓得上海滩快要沦陷了。他晓得杜月笙不会留在上海，而黄金荣年迈不问外间事，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时机。他当即提出的条件是浙江省省长或上海市市长。但前去请他的是小角色，当不得这么大家，倒是满口答应予以美言。张啸林顿时大喜，立刻匆匆上路，返回上海。

张啸林一到家，杜月笙便得到了消息，当晚便兴冲冲来到隔壁张公馆。张啸林正在大烟间的烟榻上歪躺着吸食鸦片。

“啸林哥，你回来啦？”

张啸林一听是杜月笙，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抽他的大烟。

杜月笙一见这阵势，便陪着小心走过去，在张啸林的对面坐下，隔盏烟灯，没话找话地说：

“啸林哥最近还好吧？”

张啸林依旧不答话，引枪就火一个劲地猛抽，权当对面没有这个人。杜月笙感到非常尴尬。虽说先前有过别扭，可也不至于老弟兄久别后重逢不搭腔啊！杜月笙干坐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了开了口：

“啸林哥，最近前方的情况不大好。”

“关我屁事！”

猛地一声咆哮，把杜月笙吓了一跳。这一声咆哮过后，张啸林重又端起了烟枪。

“那么，啸林哥不准备离开上海？”

直等到那一筒烟抽完，张啸林才冷笑一声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离开？”

“日本人会打进上海……”

“那又怎样？”张啸林把烟枪重重地放下，豹眼一瞪，咄咄逼人，“日本人进了上海，就不要中国人了？”

“那倒不是，可做了亡国奴，总归会受欺负的。”

“日本人啥时候欺侮你了？”

“你听到外面轰隆轰隆的炮声没有？你晓不晓得，日本人每发一炮，要炸死多少中国人？”

“那个不关我事！我只晓得炮弹没落到我头顶上。”

“不管怎样，我是要离开上海的。”杜月笙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啸林哥，我们还是一道走吧？”

“走到哪里？”

“香港。”

“你在香港有田？有地？有工厂？有银行？”

“没有，可是……”

“可是个啥？”张啸林猛地坐起来，盯牢杜月笙，“什么都没有，你要我跟你到香港去喝西北风？”

“这……”杜月笙愣了一下，说，“我们到香港，也可以办工厂，办银行！”

“你做梦吧！”张啸林把手里的烟枪“啪”的一声扔进烟盘里，噼里啪啦一通数落，“自打为了一八一号咱兄弟俩闹掰，我就晓得你我再也走不到一起。你喜欢当什么议长、会长、董事长，你当你的。我就喜好铜钿，我就做我的烟土和赌台。等到国民政府坐庄，土跟赌不让做了，我就在租界上小来来，要是租界也做不成了，我回家当寓公，谁也管不着，我是抱定了主意不再跟你过话。可是今朝……”

张啸林大手往烟榻上一拍，站了起来，在屋里倒着手走了一个来回，最后站到杜月笙跟前，颇有些语重心长地说，“今朝眼看你就要一脚踏进大海里去了，兄弟一场我不能不说！”

“啸林哥，你说。”

“我刚才说过，你喜好的那些声望呀，名气呀，地位呀，现在你都有了。但是，除了一个虚名，这些年来你都得到了什么？社会公职担任了几十处，一只洋钿不拿，倒贴开销倒是常有的事。银行开了好几爿，有几爿真是你的？董事长理事长挂了十几个，可有几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愚兄陪你玩枪，打共产党，你一下就欠了300万大洋，是土档替你还清了债务。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点家业，又想拍屁股走人，重打天下，你出了上海滩试试，看看哪个买你的账！”

杜月笙无话可说。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走。”张啸林见杜月笙嗒然无语，方缓和了一下语气，“你倒是说说看，日本人哪点不好？”

“别的不说，就只有一桩，”杜月笙苦笑一下说，“不该跑到别人的国家来杀人放火。”

张啸林被噎了一下，豹子眼立马瞪大。

“我只问你，日本人有没有伤害到你我？”

“这个……”

“你想过没有？”张啸林打断杜月笙的话，振振有词地说，“说不定东洋人会把整个黄浦滩变成勃兰西地界！别说开一个一八一号，开一个三鑫公司，怕是要开比三鑫大千百倍的大公司！”

杜月笙遗憾地摇摇头，他晓得劝张啸林离开上海已经是天方夜谭的事了。张啸林也晓得他的话不会使杜月笙改变初衷。

“好吧，月笙，人各有志，我们谁都不要再劝谁。”张啸林叹口气，忽然有些感伤地说“你几时启程，我为你饯个行吧？

“现在还不晓得。”

“好，你我话已说尽，往后无论遭遇如何，都算对得起兄弟了。”

告别了张啸林，杜月笙又去漕河泾黄家花园看望黄金荣。当时黄金荣已年近古稀，不问外间事，杜月笙晓得他不会离开上海，东洋人也不会把他怎样。杜月笙只是想关照一声，以免到时走得仓促，来不及告别。

“月笙，你放心走吧，走得越早越好，免得晚了生麻烦。”黄金荣关照杜月笙。

平时杜月笙忙得四脚朝天，往往想不起过来看望黄金荣。倒是金廷荪，几乎每天下午要过来陪黄金荣打铜旗，让黄金荣免不了对杜月笙发几句牢骚。如今杜月笙即将远行，黄金荣也顾不上再抱怨，倒像是生离死别，多了无尽的伤感。

七、抢救杜门弟子

从黄家花园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坐在古董间里，心情抑郁，一言不发。直到一身戎装的陆京士走进来，他才蓦地抬起头。

陆京士是来告辞的。

“刚刚接到命令，别动队的五个支队全部支援前线，掩护全军撤退。”陆京士坐在杜月笙对面，低声说。

“这么说，上海滩真的就让给东洋人了？”

陆京士沉重地点点头。

陆京士告辞之后，便率领别动队的弟兄们进入了前线阵地。

11月9日，日军汇集陆续增援的第三、第五、第九师团，集中全力对驻守在上海的国军展开全线攻击。国军在别动队的掩护下开始全面撤退。

这一场掩护撤退仗一连打了三天，使大队国军得以从容撤退，免除敌军衔尾直追的威胁，保全了作战实力，以及无数弹药辎重。负责掩护的五十五师张旅和苏浙别动队因而立下了大功。

这三天中，华格臬路杜公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在杜公馆三楼，便可看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在那里掩护撤退的全是杜月笙的门生弟子。在浦东战场上的是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的一部，朱学范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的第五支队在一起守护南市。

杜月笙视他的徒子徒孙有如家人骨肉，生怕他们在战场上遭遇不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上楼下团团转，三天里目不交睫，食不甘味，以致双眼里布满血丝。

杜月笙的二太太陈氏夫人、杜维藩、杜月如兄弟姊妹，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都守候在客厅里，阗无声息，陪着杜月笙在那里干着急。

于无声处，万墨林从客厅外走进来，悄声对杜月笙说：

“京士兄的太太来了。”

“快请。”

不等杜月笙迎过去，陆京士太太已经焦急地走进来。

“陆家嫂，你放心，我杜某人的儿子可以牺牲，像京士这样的人才是绝不能牺牲的！”不等陆太太张口说话，杜月笙便当着家人、朋友以及下人的面，信誓旦旦地说。

“谢谢你，杜先生。”陆太太还能说什么呢。但她晓得，杜月笙本事再大，又怎么能左右战场的炮火呢？

出乎意料的是，杜月笙真的有办法。他沉思半晌，终于下了决心，吩咐万墨林：

“我要和戴先生说话，你给我接通电话。”

在电话里，杜月笙提出自己的建议：既然大队人马已安全撤离，应该保全别动队实力。再打下去唯有全部牺牲。戴笠接受了杜月笙的建议，决定将别动队化整为零，撤出阵地。一部分人由杜月笙接入法租界，一部分人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

通过电话后，戴笠立刻亲笔写好一道命令：

“苏浙别动队应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戴笠立刻将这道命令面呈宋子文，宋子文迅即派人送交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派人送到位于南市十六铺招商局码头的苏浙别动队指挥部。与此同时，杜月笙亲自与法国总领事馆及法捕房连络，接应中国军队退入租界。法国总领事一口答应，但有一个条件：

“退下来的军队，必需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全部解除武装。”

“那是当然。”杜月笙也一口答应。

但杜月笙仍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随即派出大批人马，布置在法租界邻近南市的沿线，负责接应撤退过来的弟兄。

11日下午，法租界的通衢要道、各个路口，都布满法国兵和大批巡捕，杜月笙派去的兄弟站在他们后面。别动队的弟兄撤退过来，一个个地通过路口，每跑过来一个，便解下枪支子弹，交给法国兵或巡捕，便算恢复了自由之身。杜门中人立刻迎上去殷切慰问。撤退过来的弟兄虽然打了三天三夜的仗，却一个个精神抖擞，亢奋振作，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打日本鬼子的经过。

可是，大队人马即将撤完，却不见陆京士的身影。等候在杜公馆的杜月笙急得火上房，赶紧命人查询，这才得知陆京士在太古、怡和码头一带指挥作战，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无法突围撤退。

杜月笙稳定一下情绪，分析一下情况之后，立刻派出两支小火轮，冒着枪林弹雨，驶往浦东孚油栈码头接应。接应的人出发之前，杜月笙下了一道死令：

“接不回陆京士，你们也就不必回来了！”

情况紧急，陆京士命悬一线。杜公馆大厅内一厅的人阒无一声，可每个人的心里都焦急万分。一直等到傍晚时分，突然由外入内，一路发出欢呼：

“京士兄回来了！”

这一声犹如一颗炸弹，在静悄悄的大厅里炸响。一大厅的人立刻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杜月笙一路小跑迎出去，陆太太和大批亲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陆京士在弟兄们的簇拥下，满面风霜地走进杜公馆大宅。

原来，他带了两名亲信，正准备冒死突围，在码头上正好遇见杜月笙派来迎接的小火轮。于是他登轮出发，沿黄浦江而行，绕过敌人的封锁线，顺利抵达外滩洋商码头，然后换乘汽车来到杜公馆。

在这次掩护国军撤退的战斗中，唯有戴笠改编的第四支队，遭遇最为悲壮惨烈。第四支队奉命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死守不退，掩护国军向苏州河南岸转进。他们深入敌军腹地，在任务完成以后，孤立无援，无法撤退，2000余名青年全部壮烈牺牲。

苏浙别动队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以后，大部分经由法租界化整为零，一部分放下枪杆换上便装回家了，一部分参加了戴笠的军统，如原二支队副官于松乔等人，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若干精锐撤退到安徽江苏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1938年戴笠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将这一部分加以改编，又吸收了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以俞作柏为总指挥，何行健为副总指挥，组成“忠义救国军”。

但是，还有一批与杜月笙直接相关的人物，是来自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他们不愿意解散回家，仍旧保持一支武力，留在浦东家乡打游击。这一支队伍成为以后杜月笙在香港直接遥控指挥的武装力量。

八、豪门大佬赴香江

国军撤离上海，三个月的淞沪之战宣告结束，风声越来越紧，杜月笙抓紧了与戴笠的密谋策划——在上海预先布置亲信门徒，以便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当然，对杜月笙来说，是通过这些人遥控指挥上海，以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

经过密谋协商，杜月笙准备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主要有他的管家万墨林，秘书徐采丞，私人账房黄国栋，亲信律师朱文德等人。这些人中，尤以万墨林、徐采丞最为重要。

万墨林身为杜公馆总管，对杜月笙所有门人弟子、至交亲朋以及租界、商界军政界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以往联络等具体事宜也都由他经手。因此，杜月笙得空便把万墨林叫到跟前，一遍遍交代离沪后的具体事宜。

“墨林，这些天关照你的事，你可曾记牢？”

“记牢了，爷叔。”

“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杜月笙宽慰地笑笑，又说，“还有许多我不曾想到的事，或者随时都可能发生想不到的事体，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你都晓得怎么办，我离开了上海，你不妨照旧办理。”

“晓得啦，爷叔。万一发生了意外的大事体，一时拿不定主意的，我会想办法与你联络。”

“要是联络不上呢？”杜月笙又不无担忧，“总之你要随机应变。”

杜月笙也曾单独召见徐采丞，对他面授机宜。

徐采丞本人是商人，原来跟随史量才，史量才遇难后渐次成为杜月笙的心腹。

徐采丞一直跟东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都有关系。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也很熟。徐采丞原是上海地方协会总干事，以这个身份留在上海，充任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会有诸多方便。

杜月笙将自己的想法对徐采丞一说，徐采丞欣然接受。

“杜先生尽管放心，对日方面的一应事体，我一准能全力周旋。”

事实证明，杜月笙这一步棋走得十分成功。上海沦陷后，徐采丞与日本“兴亚院”（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设置的临时机构）的人搭上了关系，并通过兴亚院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中不少重要人物。

当时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对侵华的具体细节主张不同，往往通过各自的途径与国民党接触，对蒋介石实行诱降的政策。日本人深知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以及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因此，一直没有放弃对杜月笙的笼络。兴亚院的人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的背景，是与重庆联络的重要桥梁，因此对徐采丞也颇感兴趣。后来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徐采丞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排好离沪后的头等大事，杜月笙又抓紧时间安排杜氏门人、帮会弟子以及恒社弟子的去留事宜。

11月23日晚，杜公馆大摆家宴，在座的皆为杜氏门人弟子中的头面人物。这一餐饭也可以说是散伙饭，安排好诸位弟子以及各自手下的去留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心情沉重无比。至晚间10点，众人散去，只留了几位心腹弟子移驾古董间，继续密议。

古董间里气氛肃穆，除了杜月笙，还有陆京士、朱学范和徐采丞三个人。

“今天川本请我转告杜先生两件事情。”徐采丞报告说，“第一件，东洋人占领高桥以后，会派一队宪兵去保护杜家祠，禁止闲杂人等前去骚扰。”

“呵呵，”杜月笙一声冷笑，“听起来像一番好心，哪个晓得不是诱擒之计呢？他们以为我杜月笙离开上海，一定会去拜祠堂，祭告祖宗，趁此机会，正好把我捉牢。”

“嗯。”徐采丞点点头，信以为然，又说，“第二件事，日本兵已在沿江一带布置重兵，严防杜先生等人出境，十六铺和杨树浦两边都有大队日兵把守。倘若杜先生从租界码头上船，他们会闯入租界阻拦。”

“这么说起来，日本人是决心要把我杜某人困在黄浦滩了？”

“日本人要在下月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已经开好人员名单。”徐采丞说，“名单里内定由杜先生担任会长，委员有王晓籁、陆伯鸿、荣宗敬、姚慕莲、顾馨一、尤菊荪等人。”

“东洋人这个愿望怕是实现不了啦！起码王得天这晌已经到了香港。”“得天”是王晓籁的号。他已于前几日启程赴港。杜月笙拍着桌沿说，“我的事你们不用担心，还有这么多要人在上海，戴先生他们一定有稳妥的办法。现在要商量的是其他人怎么个走法。”

由于黄金荣不走，金廷荪决定留下来看看情况，顾嘉棠、叶焯山他们表明要跟杜月笙到天涯海角，陆京士和朱学范将随国民政府赴川，于是，几个人商议了众人的具体走法和联络事宜，以及将来如何接洽。

一切准备停当，11月25日晚间，宋子文的一个电话打到杜公馆。

“船票已买好，渣华的‘阿拉密司’号，停在公和祥，明天晚上上船。”

“好，准时赶到。”杜月笙答应一声，放下了电话。

公和祥码头座落在百老汇路南边，离外白渡桥不远，和闸北、引翔两区相当接近。怎样才能突破日本人的重围上船，杜月笙的家人、心腹弟子出了各式各样的主意，但杜月笙自有主张，他将离沪后杜公馆一应事体对万墨林再交代一遍后，然后辞别妻子儿女，像往常外出一样，只带一名随身仆役，从华格臬路登车出门。

在附近监视的日本特务看到，以为杜月笙又是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公寓四太太那里过夜，因此未加提防。杜月笙的汽车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之后，却调转方向，前往法租界公和祥码头，竟然一路畅通无阻。

车到公和祥码头，“阿拉密司”号英国客轮灯光灿灿，杜月笙登上英国豪华邮轮。在灯光荧荧的大餐间里，早有一群高冠峨服、雍容华贵的中国大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杜月笙一眼望去，只见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都是他极熟极要好的朋友。

“杜先生来了！”

不知哪个一声惊呼，顿时一片寒暄。于是一一握手，谦让入座。

当一帮中国大佬在英国豪华邮轮分别归房就寝之后，成千上万东洋兵还在十六铺、杨树浦，沿黄浦江两岸布岗巡逻，准备随时拦截留在租界的那几位中国大佬。

翌日凌晨，“阿拉密司”号悄悄启航，徐徐通过黄浦江，辞离吴淞口，驶入万顷烟波，浩瀚无际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

第二十章　居香港遥控大陆

一、香港拜了码头

初到香港，杜月笙与钱新之一道，暂时住在九龙半岛饭店。

既是有备而来，杜月笙有心开展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结交官府。但他晓得，自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香港便沦为了英国人的天下，自总督以至差馆警察，他是一点关系也拉不上。这一项怕是无法开展起来。

第二项便是拜码头。广东、香港都是洪门的势力范围圈，青帮在香港不但没有立根，连露脸的人物也不曾有一个。好在自古青洪两帮不分家，帮会人物都晓得“但见金盆开花，不闻青洪分家”的道理。但是，大队人马未到，杜月笙孤家寡人，又苦于没有门路，只能干着急没办法，一点工作也没法开展，更莫说打开局面。

这期间，杜月笙便多少吃了一些苦头。

杜月笙过惯了大佬的生活，一个人住饭店自然有了许多不便。按照以往的习惯，他每晚都要有人捶腿捶背才能安然入睡，一直捶到他睡着才能歇手。如今身边一个下人都没有，每晚入睡就成了困难。其次，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夜里一个人睡不着觉，房里没有夫人，也要有个男伴，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必定疑神疑鬼，吓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两项原因加在一起，杜月笙的睡眠便成了大事体。

本来人换了地方有些不习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香港人欺生，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向外传播，一时间便成为了茶楼酒肆的谈资笑料。杜月笙何曾如此被人耍笑？顿时生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感慨，急不可待地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先是发电报，让留在上海的学生门人把家小护送到香港。岂料他一旦离沪，家里人便一个个有了主张。正房夫人沈月英自不必说，杜月笙与她已经分居多年，而且沈月仙阿芙蓉癖已深，压根就没考虑要她来香港。二太太陈帼英是计划要出来的，岂料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如今竟自作主张说要看看风色。三太太孙佩豪的两个儿子维屏、维新留学英国，她陪读去了英国。杜月笙望眼欲穿，等了许多天，姗姗而来的只有四太太姚玉兰，外加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以及几个小儿女。

按照事先约定，“小八股党”的头脑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率先来到香港。接着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以及杜月笙要好的朋友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先后来到。

杜月笙给众人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理文电和账房，胡叙五专任记室。

杜月笙又招来几个能办事的学生子，其中包括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人物张子廉。

江湖上讲究“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而杜月笙迟迟没有拜码头，江湖上便传出许多流言飞语，还有人编成故事，写成文章。说杜月笙刚到香港不久，某日的午后，柯士甸道公馆里突然来了一名壮汉，拿出手枪对准杜太太，命令她将手腕上的金镯退下。杜太太（按时间推算当然是姚玉兰）恐惧之中，只好照办，退下金镯交给壮汉。壮汉临行之前，向杜太太说：

“一只金镯没啥稀罕的，我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家先生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却不拜码头。莫说按帮规要认识“前人”，论平常交游也须行客拜坐客，你家先生未免太托大了。请你转告你家先生，让他自己瞧着办。”

杜月笙闻讯，自知理亏，访得当时香港在帮的以年近七旬的谢老头子辈分最高，便赶紧备了全名红帖，专程登门拜访。谢老头子原本也是义薄云天的人物，两人一见，惺惺相惜。几日后便有人来柯士甸道杜公馆归还了金镯，从此杜月笙算拜了码头，同当地帮会搭上了关系。

这则故事越传越广，以至于传到了杜氏门人的耳中，有人便特地去问姚玉兰。姚玉兰听了咯咯直笑，用她特有的京片子口音说：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姐妹几人都不曾喜欢戴金镯子。”

尽管此故事为坊间杜撰，但杜月笙初来乍到，急于与洪帮弟兄结交却是事实。这便是他急于召来张子廉的原因。

张子廉在上海办过三星棉织厂，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既是杜月笙的学生子，又是洪门中人，而且在洪帮中影响颇大。

早在1923年，张子廉便联络其他洪门大哥向松坡，明德，梅光培与朱卓文，五人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五圣山的五位大爷里面，张子廉来自浙江，向松坡籍隶湖北，明德是河南旱道上的人物，梅光培旅港多年，在警察、海员和渔民中，掌握住不少洪帮弟兄。五位大爷拼一山后，共为山主，以梅光培为五圣山的主峰。

按照洪门规矩，开山就要立堂，堂名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一字而成。梅光培的堂名为“仁培堂”，朱卓文为“义文堂”，明德为“礼德堂”，向松坡为“智松堂”，张子廉为“信廉堂”。

梅光培是国父的外甥，民国初年，担任过粤军南路司令；朱卓文也曾是粤军将领，却又受过香港政府的贿买，在1925年8月20日轰动一时的军官学校党代表廖仲凯被刺案中担任主凶。这两人旅港多年，在香港警察、海员、渔民中有不少弟兄，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张子廉一到香港，便找他早年的老弟兄梅光培、朱卓文，为杜月笙引见，与香港帮会势力建立起联系。

香港帮会中人也想借助杜月笙的“声名”，扩大影响。当年帮会中有一位风头正劲的人物杨庆山，因独开两山，被称为“双山头大爷”，是洪门中空前绝后开过双山的洪帮大亨。杨庆山的左右手刘联珂写了一本《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特请杜月笙题字。舞文弄墨之事杜月笙不敢答应，于是转请曾任复旦公学教员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秘书的杨千里代笔题字。

为了掬诚交好，尽管杜月笙客居香港手头“拮据”，但还是一掷千金，赠5000元港币给刘联珂，要他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10万册，广为发行。

二、得了两块招牌

人马一拨一拨地来，住旅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一一三号到一一五号，租得一幢双开间门面的三层楼房，楼主是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澳门烟赌大亨高可宁。

于是，杜月笙的所有家人、朋友、门生弟子一道搬入九龙柯士甸道，杜月笙和家人住在二楼，其他人住在一楼和三楼。起先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吴家元、张骥先等人和大家住在一起，后来各人的家眷陆续到达香港，顾嘉棠、芮庆荣便搬出去自立门户，住在柯士甸道附近的德乘街上。往后陆续从上海来的朋友、弟兄或门人，大都住在柯士甸道前后左右，亦即德承街上一些公寓房屋，四面围绕，把杜月笙簇拥在正中间。

尽管有了香港的杜公馆，有了众多人马，拜了洪帮的码头，但杜月笙在香港仍然有诸多的不自在。这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对黑社会活动给予一定的约束与限制。杜月笙到港后，英国殖民当局便对他多有防范，曾先后几次派警察登门查询，令杜月笙十分恼火。可与当局搭不上关系，自家又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正在无计可施之时，蒋介石远驻日大使许世英给他送来了一个公开的身份。

蒋介石给杜月笙送官，特别是送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官，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南京沦落不久，国民党政府的中心迁往武汉。东洋人的对华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这使他们感到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征服中国，因而抓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到处拉人。

为了阻止一些受到东洋人青睐的人物投奔到“膏药旗”下，落水当汉奸，蒋介石便想到了杜月笙的可资利用。杜月笙亦官亦民，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便于开展这项工作，于是，决定派许世英前往香港落实这件事。

1938年1月20日，国民党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降旗归国，特地绕道香港，前往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与杜月笙面谈此事。

“我即日赴汉口，准备以后专任赈济委员会的工作，普救百劫余生的天下灾黎。”许世英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希望你能帮我的忙。”

杜月笙听罢，十分爽快地回答：

“静老，这不成问题！”

许世英字静仁，他年长于杜月笙10余岁，因而杜月笙尊称他为“静老”。

“有什么事体需要我帮忙，静老只需言语一声，我一准会尽力而为。”杜月笙补充说。

“我这一次的帮忙与以往不同。”许世英笑着摇摇头说，“我是要你到赈济委员会来，担任一个实际的职务，做一份实际的工作。”

“静老是要我做官？”杜月笙愣一下问。

“这个……未必就算是做官。”许世英斟字酌句地说，“一来全民抗战，人人有责。再则赈济工作多少带点慈善事业的性质，和你在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任职是一个道理，都是为社会服务。只不过它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许世英之所以如此说，是担心杜月笙误会。他晓得杜月笙曾私下对他的亲密朋友说过：“你们不要看许多大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拿我当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藏到床底下去。”

这一番话并不代表杜月笙不想做官，而是那些大佬并不是真正想给他官做，不过是利用他而已。所以许世英特地强调“赈济委员会”是服务于社会的，与杜月笙曾经发起与参加的那些社会组织性质相同。

“好，既然如此，全凭静老安排。”

此时杜月笙正急需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无论这个身份是官是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能掩盖那个黑社会身份，能拿来抵挡英国当局的“关注”也就可以了，何况“赈济委员会”是官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就更加有了说服力。至于是不是被别人拿来当夜壶，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许世英回到汉口后，向蒋介石报告了杜月笙的态度。不久，蒋介石便下令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第九救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

接此任命后，杜月笙在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办公地点就设在杜公馆。杜月笙自任事务所主任，派他的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日常行政事务。林啸谷在一楼要了一个房间，每天过来办公。

同时，杜月笙又亮出他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招牌，由于会长王正廷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杜月笙便把“红十字总会办事处”也设到了香港杜公馆。红十字总会的一应业务，杜月笙交给他的另一名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负责。郭兰馨的办公室便设在杜公馆三楼的一个房间，他本人住在三楼的另一个房间，可谓常驻办公。

顾嘉棠和芮庆荣相继搬出去自立门户后，吴家元和叶焯山分别住在一楼和“赈济委员会”对面的两个房间，叶焯山在当时算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杜公馆一楼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虽然住在外头，但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到杜公馆报到，机密大事还是要和几位老兄弟共同商议。

后来许世英来到香港，寻到房子以前，也住在杜公馆三楼，与老革命党张骥先的房间遥遥相对。此间，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

往后江南名士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倘有重要文稿，题词题字，难免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杜月笙如获至宝，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

此间，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不断往来穿梭于港沪之间。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尚多，总是杨志雄在香港的时候，杨管北留在上海。杨管北要来香港了，杨志雄便会在上海。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一帮老朋友也都接受了杜月笙的邀请，相继避难香江，这帮人也成为杜公馆的常客，唯独相聚时赌兴大减。

无意间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杜公馆每日中午开一桌饭，人多时临时再加。除了杜月笙的太太女儿在二楼用餐外，住在公馆的人与住在外间的顾嘉棠等人以及临时来的朋友，便统统在一楼聚餐，家人父子、亲威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门人弟子，边吃边谈，交换消息，商议事体，全部在这一餐饭间进行。

这一餐菜色不多，但每一样都是精品。由于港沪之间轮船飞机往来方便，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便川流不息地送到杜公馆来，使这帮流浪客餐餐吃得大快朵颐，莼鲈之思便渐渐随风而去。

三、“复活”了段内阁

有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与“中国红十字总会”两块招牌，又有了可资指派的各类角色，杜月笙在香港总算打开了局面，虽说不上像上海一般呼风唤雨，但也有了得心应手、运转自如的感觉。

红十字会的事务，所有海外侨胞捐献的款项物资，都由杜月笙以副会长的名义和常务理事王晓籁、林康侯处理。如此一来，身处香港的杜月笙实际成为了蒋介石和上海以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接转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当了中介与策应工作。

“赈济委员会”挂牌之后，杜月笙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瓦解东洋人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解救”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人选。

当时戴笠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实际则主持局务。他拨给杜月笙一笔经费，请他派人将日方圈定的“汉奸对象”，自1926年段祺瑞垮台即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统统接到香港以及其他自由地区。

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无论皖系、安福系，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大多数亲日。1920年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四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瓦解，那帮安福要人被困北京，无论进东交民巷还是住六国饭店，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均拒绝接纳和庇护，唯有日本使馆加以收容，并随后协助他们潜逃而脱险。这一帮人官瘾相当大，自段祺瑞1926年最后一次下台已经被闲置了将近12年，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做官的机会，就算出钱出力接他们南下，他们自家心中是否愿意也未可知。

事实上，杜月笙对于执行这个任务早有准备，在离沪前与戴笠的密谋中两人便就此事做了安排，因而杜月笙将既不是门人，也不是学生，甚至谈不上是朋友的吴家元率先接到香港。完成这个任务杜月笙要借吴家元的关系。

吴家元做过青岛盐务督办，曾是张宗昌的门下客，跟过去的北洋要人都很熟。同时，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松、竹、梅”之一的“松”机关，其主持人和知鹰二手下有两名中国人——何益三和李泽一，其中李泽一便是安福系人物，是吴家元赌台上的朋友，何益三是吴家元生活中的好友。借着这两个人关系，吴家元可以自由出入华北沦陷区，达成杜月笙交付的使命。

李泽一曾奉日本人之命长期盘桓在杜月笙身边，与杜月笙也算交情不错。杜月笙派出吴家元的同时，特地请李泽一以及“松”机关中的朋友朱秀峯与陈兰帮忙，暗中分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将东洋人列入“汉奸名单”的北洋皖系人物分别接到香港。

在这一段时期内，经杜月笙遥控指挥，先后接到香港的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这些人抵达香港之初，大都住在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再加上半个东道主的许世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政府第二十八任国务总理，以至于有人说：“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由于杜月笙的拆台，东洋人组建的汉奸傀儡班底极差，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南京的“维新政府”，为首的只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而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曾经要好的把兄弟陈群陈老八，则甘愿下水当了“内政部长”。

除了段祺瑞系统的人物，杜月笙的“赈济工作”扩大范围，还拉散了东洋人在上海组织的“市民协会”，21位委员中有的被他劝来香港，有的经他安排出游以避过风头，有的由他派人掩护躲进租界。东洋人找不到人，却也无可奈何。

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杜月笙还动员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迁居香港。这些人包括前清遗老、北洋政府官员，甚至社会名流、文人学者，凡是能来的，都安排他们秘密南下。来不了的便派人按月送一点生活费，让他们生活无忧，抹得下脸来对付东洋人的威逼利诱。

这些人来到香港，杜月笙或做居停主，或做东道主，从此杜公馆热闹非凡，柯士甸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正应了后来刘航琛所说的杜月笙“已经成为中国的杜月笙了”。

由于杜公馆设在九龙，来往香港需要过海，为了便于会客议事，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租下705号房间，派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常驻办公。杜月笙每天午睡后过来会客。座上常客有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晓籁、林康侯，以及顾嘉棠一帮老弟兄。以至于每天下午705号房间客人爆满，拥挤无度，只好移驾设于八楼的告罗士打咖啡座，久而久之，客人一到干脆就直接奔八楼咖啡座了。这里也就成了杜月笙的大会客厅，咖啡座的生意因之大为红火。

蒋介石命杜月笙拉住了落水危险系数最大的段祺瑞的皖系人物，却没拉住他身边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议会长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潜离重庆，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及其随从人员在东洋人的严密保护下抵达上海。从此，上海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活动中心。

日本人将侵占的极斯斐尔路76号，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拨给汪精卫使用，并每月拨给4000万元，作为组建汉奸政府的活动经费。汪精卫收买党羽，招兵买马。许多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贸然附从。国民党政府留在上海的班底几乎全部动摇，舆论为之大哗。

蒋介石为之大为恼火，他把主管党务的陈立夫找去训斥一通后，令他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陈立夫经蒋介石批准，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收拾残局。

吴开先去上海前，先由重庆经昆明、河内，抵达香港，专程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对上海国民党留沪人员的哗变早已知晓，吴开先一走进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杜月笙便晓得了他的来意，立刻吩咐手下绝对保密，尤须严密防护。吴开先一落座，杜月笙便直抒己见：

“最近以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在上海大造其谣，说他们出来‘组府’是中央默许的，上海方面已经有不少人上了他们的当。只有当面解释，才可以粉碎这帮汉奸的谣言。”

“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吴开先笑了，“杜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

吴开先此行带了国民党蒋总裁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五人的问候函，以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生、秦润卿等人的十余封私函。

“我相信蒋总裁和孔院长的信送到他们手中，再传达中央旨意，他们会晓得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吴开先说。

“不过有一层，日本人和汪精卫要晓得你到了上海，一定会采取行动。”

“这正是我需要请杜先生帮忙的。”

“说帮忙就见外了，于公于私都是我应该做的。”杜月笙略一思忖，说，“我看这样子吧，你所携带的信件和密码，由我派人代你秘密送到上海。我再联络黄老板和金廷荪，请他们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拜访的人请到金三哥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话也说了信也交了，岂不是可以免却你一家家跑的麻烦和危险。”

“好！好！”吴开先一听，如释重负。

“你自家一定不要公开露面，有什么事需要联络，一并交给万墨林去处理，我会关照万墨林全力配合的。”

“好！好！”吴开先一迭声地表示同意，然后告诉杜月笙说，“我这一去，是要留在上海，加强上海的党务工作。”

“哦？”杜月笙略略一惊，“既是长期留在上海，何不坐下来好好筹划一下？如此仓促而去，万一发生意外岂不因小失大？”

“因为事关紧急。”

“放心！”杜月笙微微一笑，“我跟上海有专用电台，联络起来快得很，最多两天，一准办妥。”

果然，两天后，吴开先被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吴开先随身所携的信函密码，也由杜月笙派专人送到了上海。

杜月笙的安排果然周密妥当，船抵吴淞口已是深夜，月黑风高，江面波浪滔天。洋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之际，一艘汽艇驶到大轮船旁边，轮船上立刻有人放下缆绳、船梯。然后，从船梯上先后爬上来三个人，打头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汉。

这时候，吴开先正躲在船槛杆后，紧张地看着这一幕。当他看清来人时，不禁一阵惊喜。

“墨林，是你啊？”

原来，杜月笙担心走漏风声，特地派万墨林带着保镖，从吴淞口将吴开先接走，直接驶向法租界外滩。汽艇靠岸后，吴开先发现码头附近黑影憧憧，心中一阵紧张。

“那是我安排的人，暗中给你保驾的。”

万墨林如此一说，吴开先真是感动万分。在他所结识的同道人中，还没有谁像杜月笙对待朋友这般热心与负责。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安排好的住处，并为他提供了汽车和随从、保镖，然后交给他一本小册子——杜月笙“桓社”800弟子通讯簿。

“杜先生分头关照过，桓社所有留沪社员，吴先生可以随时调用。”万墨林说，“他们开的那些分司行号、茶楼酒馆、戏院旅社，吴先生可以随时使用。”

第二天一早，便有专人陪同吴开先前往漕河泾黄家花园和南阳桥金老公馆，分别拜访黄老板和金廷荪。这两人都已收到“月笙的电报”，并已商量了初步意见，认为吴开先要见的人太多，为避免目标太大引起敌伪注意，宜分为两次宴叙。吴开先表示同意，便在南阳桥金廷荪的家里，分两次宴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上海工商金融人士自虞洽卿以次，看到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亲笔信函，又听到吴开先当面报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背叛中央，卖国求和的真相，心中都有了底。

吴开先此举，可以说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无论这些人心里怎么想，有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信，有吴开先对大后方共同抗战的演讲，即使他们曾为投靠敌伪动过心，如今也不得不考虑为自家留条后路。

但接下来，吴开先的工作却难以打开局面，这主要因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整个组织基本垮掉了。其次，当时国民党各派系都争相往上海派遣“地下工作人员”，中统、军统、“三青团”都利用上海租界，建立活动据点。这些派系林立，互不买账，互相掣肘，各行其是，为此吴开先不得不暂时回重庆想办法。

返回重庆途中，吴开先路经香港，再度前往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此时逃亡中的刘航琛二度赴港，正住在杜公馆。杜月笙在三楼大摆宴席，请刘航琛以及住在杜公馆的其他头面人物作陪，为吴开先接风洗尘。

宴席过后，杜月笙与吴开先移驾会客室密谈。吴开先把上海工作进展的难度向杜月笙如实道来，杜月笙当即提出一个建议。

“何不建议成立一个囊括各派系的统一指导机构：上海统一委员会。”

杜月笙这个主意既是为吴开先考虑，也是为他自家考虑。眼下他在上海的力量除了他自家的，还有戴笠的力量可以配合，而戴笠也可以随时指挥调用杜月笙的力量。倘若其他各院部委、各派系的力量合在一起，不仅使杜月笙扩大了关系网，更扩大了可调用的力量。

“这个主意不错！”吴开先当即眼睛一亮，高声表示，“我回到重庆后，一定要设法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四、贴牢刘航琛

吴开先离开香港后，刘航琛突然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报，电文中说，“有要事相商，请即刻来渝。”这令刘航琛大费踯躅，杜月笙也因此疑窦丛生，不晓得对刘航琛来说是吉还是凶。

刘航琛是四川泸州人，祖上经营爱人堂药铺，和爱人堂香花酒、大曲酒，历时百年，富甲一方。他本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被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拉去管理财政，成为刘湘的心腹智囊。刘航琛一面辅佐刘湘，一面做自家的生意，至抗战前夕，所拥多家银行、公司和工厂，是四川名副其实的财阀。

但是，1938年下半年刘航琛触了霉头。1937年7月刘湘病逝，1938年8月刘湘的部将王缵绪兼代四川省主席。此前刘航琛主持四川财政时，为一宗盐税得罪过王缵绪，如今王缵绪大权在握，公开扬言，只要撞闯见刘航琛，必定不顾一切将他枪毙。

刘航琛迫不得已，外出逃亡，先到昆明，为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座上宾。不久后又从昆明走河内。那日刚住进旅馆，房门还没来的及关，就见一位虎腰熊背、相貌堂堂的大块头一步迈进屋来。

刘航琛蓦然一惊，以为被人跟踪，岂料抬头看时，更是大为惊讶。

“咦，你不是顾嘉棠先生吗？”

“正是。”顾嘉棠含笑点头。

“你怎么会到这里？”

“因为刘先生你到这里来了！”

刘航琛更加不解。他此行极端保密，除了前东道主云南省主席龙云，没有第二人晓得他的行踪。

“杜先生听说刘先生今日到河内，特吩咐小弟前来迎接，请刘先生到香港小住。”

杜月笙这番苦心令刘航琛感动至极。且不说追寻他的行踪费了多少心思，单说开罪王缵绪，除杜月笙外，不会有第二人有如此胆量。于是，刘航琛放弃预定的南洋之行，跟随顾嘉棠前往香港。

老朋友香港见面，感慨颇多。提起上次分手，已经一别两年。那一天正好是1937年8月13日，当时沪战在即，人人心头沉重，为了排遣郁闷，杜月笙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摆开一桌麻将，当时便有刘航琛在座。此间，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打电话到杜公馆，要刘航琛即刻去南京，说有要事相商。等刘航琛抵达南京，接他的人告诉他说，“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已经打得稀烂了。

自那日一别，到如今相见，两人一个是客居香港，一个是逃亡香港，真是世事多变，令人不甚惆怅。

就在那一夕长谈中，杜月笙问起他此次抛家舍业到香港，到底做得对还是错？

“对！当然是对！”刘航琛连连说，“原先在上海，你不过是上海的杜月笙。如今在香港，你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全国，你如今是全国的杜月笙了！”

“过奖，过奖。”杜月笙嘴上如此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为确保刘航琛的安全，杜月笙再次派顾嘉棠为刘航琛的全程保镖，贴身跟随，全天候陪伴，同时担任导游。杜月笙安排刘航琛住在圣斯酒店，顾嘉棠住在他的隔壁房间。

杜月笙晓得刘航琛交游广阔，即使是在避难阶段，以其慷慨好客的性情，往来应酬往还仍不会少。于是挑选几家高档次餐馆，轮流送餐，每天送一桌上等鱼翅全席到圣斯酒店刘航琛的房间，随他自用或者招待客人，一连三个月从不间断。

三个月后，重庆传来“噩耗”，刘航琛派到重庆料理事务的何九渊遇刺，虽侥幸未死，但由此可见王缵绪终究不会放过刘航琛。新愁旧绪加在一起，刘航琛向杜月笙告辞，继续上次未能成行的南洋之旅。杜月笙拗不过他，只好派人送行。

南洋归来，杜月笙继续接到圣斯酒店，继续有顾嘉棠全方位保护，继续一天一桌鱼翅全席。

如今孔祥熙有事请刘航琛回重庆，照理说刘航琛不能不回，可孔祥熙晓得王缵绪要杀刘航琛吗？

“我看重庆不能回！孔院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杜月笙极力阻拦，“倘若王缵绪闻讯布下陷阱，事体就没法收拾了！”

“逃亡在外，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刘航琛说。

“局势每天都在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让我再想想。”

尽管刘航琛如是说，但杜月笙已看出刘航琛的决定。

当晚，顾嘉棠走进刘航琛的房间，一脸愁容地坐下来。

“杜先生要我问问，刘先生能不能不去？”

“杜先生既然问，想必就已经有答案了。”刘航琛笑着说，“杜先生真是料事如神。”

“票定了吗？”

“定了。”

顾嘉棠一听，立刻拿起电话打到账房，关照再定一张与刘先生同一航班的机票。

“为什么再定一张？”刘航琛愕然。

“既然刘先生非要回去，我也只好奉陪了。”顾嘉棠说，“杜先生吩咐，我要一步不离地陪你回重庆，见过孔院长，办完事再陪你返回香港。”

听完顾嘉棠的话，刘航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这份情谊实在太深太重，顾嘉棠虽是杜月笙手下的弟兄，但以顾嘉棠在帮会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可以说仅次于杜月笙。出这么一位方面大将，为刘航琛的随行保镖，让刘航琛实在过意不去。

“杜先生的情我领了，怎好总是劳动顾先生大驾？”刘航琛的言外之意，是随便换个小朋友就可以。

“刘先生不晓得，杜先生特地派我，是因为刘先生去得的地方，我顾嘉棠也进得去。”

言外之意，如约去见孔祥熙才是最危险的环节，王缵绪既是盯牢刘航琛，就必然晓得孔祥熙之约，履约相见才是最危险的环节。随便派一位小朋友，进不去官府，进不去孔府，岂不是敢冒风险？

刘航琛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考虑问题详尽周到。

第二天，刘航琛向杜月笙道谢告辞，然后和顾嘉棠一道上了飞机。

回到重庆，刘航琛在顾嘉棠的陪同下，先去拜见孔祥熙。奇怪的是，孔祥熙见到顾嘉棠，打招呼之后，竟然没问为什么顾嘉棠会和刘航琛在一起。更奇怪的是，孔院长竟然不曾有什么要事商议，只是寒暄过后，关照刘航琛说：

“你暂时不要离开重庆，过几天我会有事找你商议。”

“好。”刘航琛答应后，还是忍不住要问，“孔院长今日没事商议吗？”

“哦，今日你先回去，尽可以好好休息几天。”

刘航琛只好告辞，和顾嘉棠出来后，两人面面相觑，深感不解。

如今刘航琛成了东道主，他效仿杜月笙，每天一桌全席招待顾嘉棠。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缵绪竟然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搞什么暗杀之类，也没有再放什么厥词，在刘航琛和顾嘉棠看来，这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了。

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40天，时间到了1938年的9月下旬，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来了电话：明日上年九时，请刘先生准时到范庄会客室，院长有要事就商。

还是由顾嘉棠陪同，两人一起到了范庄孔公馆，孔祥熙正在见客人，两人坐在外客厅等候。

不多时，内客厅传来脚步声，一位戎服上将和孔院长一前一后走出来，刘航琛、顾嘉棠都从沙发上站起来。岂料那位戎服上将走近，刘航琛却大吃一惊，此人正是王缵绪！

王缵绪也惊诧不已，定定地站在了刘航琛面前。

“哈，你们俩许久不见了吧？”孔祥熙笑着走上来，往两人中间一站，打着哈哈说，“怎么，惊喜得连招呼都忘记打了？”

王缵绪只好勉强笑笑，向刘航琛伸出手。

“你好！别来无恙？”

王缵绪这句临时脱口而出的客套话，正戳中刘航琛的痛处：漂泊逃亡，咋会无恙？但刘航琛未说出口，只是淡淡一笑，同时伸出手去，与王缵绪握手。

“你好！”

两人客套几句之后，再握手道别。

孔祥熙将王缵绪送到外客厅门口，回过身来邀请刘航琛、顾嘉棠进去谈。两人跟在孔祥熙身后进了内客厅，坐定之后等着孔祥熙开口。可是孔祥熙和刘航琛寒暄几句之后，却把注意力放在了顾嘉棠身上。

“月笙在香港还好吧？”

“好！好！”顾嘉棠连忙回答。

“上海方面情况怎么样？”

“只晓得开先兄已经回渝，进展不是很理想。”

孔祥熙听了微微一愣。

“庸公，你不是说有要事相商吗？”刘航琛终于忍不住了，插个空当赶紧问。

“是的。不过，”孔祥熙笑了，看着刘航琛说：“要事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这倒轮到刘航琛发愣了，“庸公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看来你还是没弄明白。”孔祥熙呵呵笑起来，“王缵绪即将率部出川抗战，约好今日九时来向我辞行。我喊你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在我的客厅里见一次面，问两声好，握两次手。就算王缵绪和你有天大恩怨，冲着我的面子，也该化解了吧！”

原来如此，刘航琛真是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随后，孔祥熙要刘航琛给杜月笙写一封信，约杜月笙来重庆，这次依旧是“有要事相商”。究竟什么“要事”，孔祥熙说信中不方便写，却不妨告知刘、顾二位。

原来中央迁川以后，查获一批完过税的烟土，销毁了自是可惜，准备交给杜月笙制成麻醉药品，销到外洋去。

刘航琛一想，这对杜月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杜月笙在香港开销奇大，接济那帮请到香港的人物，不晓得他自家垫付多少洋钿，是该给他找个赚钱的门路。他很佩服孔祥熙这种公私兼顾的做法，当即欣然答应，回去马上写信，请杜月笙尽快来渝。

五、力挺吴开先

杜月笙乘飞机抵达重庆后，下榻于交通银行楼上的招待所，由他的学生陆京士、于松乔、唐承宗三人轮流随侍，听候差遣。由于刘航琛危险解除，顾嘉棠也搬来和杜月笙同住。

杜月笙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拜见孔祥熙，详细商量了那批烟土制成麻醉药品以及行销到外洋的具体事宜。

回到招待所，又喊来刘航琛，与顾嘉棠几个人一起商量了这批土生意的运作细节，然后交给顾嘉棠具体负责。

这是赴渝的第一桩事体，另一桩就是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事体。吴开先得知杜月笙到渝，当天便赶过来会晤。吴开先对杜月笙抱怨说：

“我们商议的意见，已经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分别提过。可直到今日还没有答复。”

“既然这样，不妨我直接去说。”杜月笙说，“你先别急着回上海，等这桩事体定下来再走不迟。”

杜月笙不在党不在政，但运作此类事体却是效率奇高，远非吴开先此等政府官员可比。果然不几天，“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设常务委员五人：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澍。委员则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俞鸿钧、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

蒋介石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潜伏了一批门徒，而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仍然有很大影响，当然还有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因此，特地任命杜月笙为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常务委员吴开先兼任书记长。

杜月笙得了这个“主任委员”的任命后，曾问蒋伯诚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

“要论级别么，”蒋伯诚笑称，“这个级别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头。要说这个官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上海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团、协会。要讲派头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派头要大，因为部长都怕特工，而你是领导特工首脑的。”

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自家戏谑说：

“如今我倒得了个无冕之王。”

话虽如此，杜月笙心里还是非常得意的。而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也是他可以随意捭阖，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因为五位常务中的其他四位，都与他自家有着特殊的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是杜月笙极为要好的朋友。

同时，这个统一委员会还相当于一个上海的地下政府。在国民党内部，军统、中统互相倾轧，除蒋介石本人以外，还没有一个人统一领导过这两个机构。如今杜月笙这个党外人士居然能驾乎二者之上，尽管只是在表面上，但也是空前的，因此有人称杜月笙为“统统”。

统一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蒋伯诚与吴绍澍尚在上海，杜月笙、吴开先都在重庆，戴笠建议就此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制定了一个初步“统一”方案——中央各机关驻沪各单位，分别设为双重领导，一个领导部门是各自的主管单位，另一个领导部门是“上海统一委员会”。各单位在沪负责人，每月必须举行一次汇报会，汇报各自工作进展情况，相互协调，相互商洽。并随时交换情报，提供信息；一切有关大局的问题，均应提交汇报会讨论，在沪各单位除一体出席外，尤须接受指示负责召集。

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召开之后，吴开先与杜月笙飞赴香港，两人就吴开先二度入沪再做详细商议。

“还有一个问题，”吴开先提出，“我们五个常委分处三地，戴先生在重庆，杜先生你在香港，我们三人在上海，联络上多有不便。”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杜月笙说，“我决定建立一个沪、港、渝三角无线电通信网。现在上海和重庆之间的秘密电台已经设好，香港和重庆也不生问题，就只差上海和香港两处的通信联络了。你放心，我会设法在香港另设一个专用秘密电台。”

杜月笙又把他在沪的主要联络人员介绍给吴开先，其中包括徐采丞。徐采丞负责杜月笙的对外联络。所谓对外联络，是指与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各界领导人、各党派在沪负责人、租界当局以及各国（包括日本）在沪外交人员的联络。对内联络是万墨林，包括与军统、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帮会弟兄、恒社弟子等的联系。

杜月笙建议，把他们二人吸收为“统一委员会”工作人员。并随后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和万墨林，要积极配合吴开先的工作。同时转告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支持吴开先的工作。张季先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私交甚好。

后来吴开先到了上海，与蒋伯诚、吴绍澍商量后，召集徐采丞、万墨林等人，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正式任命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万墨林为总交通员。

数天后，徐采丞在辣斐德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香阁为吴开先接风洗尘，在座的多数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宴席中，徐采丞首先发言：

“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负责上海的反汪抗日工作。这个机构有杜先生负责，因为杜先生在香港，所以有我代表他邀请各位来这里开碰头会……”

徐采丞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杜月笙的领导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杜氏门人，更重要的是杜月笙的金字招牌具有号召作用。

随后，吴开先、蒋伯诚也都先后讲话，强调“委员长特别请杜先生来领导，还要我们来上海和大家共同工作……在蒋委员长的指挥下共同抗日……”

从这天开始，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开张。

在杜公馆的留守人员中，万墨林是替“统委”工作最为卖力的一个。他不仅将恒社弟子通讯录交给吴开先，让他随意差遣杜门各路能人，“统委”每个月的例会，以及临时会议，都由他物色新的地点，由他通知、联络。而“统委”通常一个月不止开一次会，万墨林便把他所能够找得到的安全地点，逐一轮流使用。在华格臬路接连开过几次会，便发现杜公馆四周有了可疑人的行踪，万墨林立刻改换地点，又打开辣斐德路姚氏夫人的十八层楼，不久再改到南阳桥金廷荪的公馆，江一平、朱文德、虞如品、俞林筠和赵培鑫等人的家里，也都先后成为秘密会议场所。

徐采丞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被重庆方面任命为“直属通讯员”，在他的寓所里便设有秘密电台，可以和重庆有关方面直接通话。尤其当重庆方面有人落入日伪手中，他都能通过和日本人的关系，将这些人保释出来。

“统委”在上海做了无数工作，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巨子，劝导他们离沪赴港，充实抗战力量。至于那些无法离开上海的，也要通过做工作，使他们拒绝与汪伪合作，因而使上海沦陷区的金融工商，尚能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其中劝导虞洽卿，却是费了一番周折。

上海沦陷，虞洽卿滞留上海。东洋人为了诱他投降，特地从日本搬来一个与虞洽卿有旧交情的80余岁老翁，对虞洽卿进行攻心术，劝其与日汪合作。虞洽卿怕落下“汉奸”的名声，轻易不敢答应，但他与日汪的往来从未间断。周佛海写了一本《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小册子，交给一些动摇分子，其中包括虞洽卿。虞洽卿看过小册后，称赞周佛海“会写文章”，并随后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先后见面。

吴开先闻知此讯，焦急万分。虞洽卿不仅是金融工商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一旦落水，将把蒋介石推向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同时公众舆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将更为不利。怎样才能赶在日汪前面，将虞洽卿拉出上海，一时成为“统委”的头等大事。

“这好办，”万墨林对吴开先和蒋伯诚说，“只要你们一句话，我马上告诉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

万墨林之所以出此计策，自然是为杜月笙着想。虞洽卿为了和杜月笙争夺上海地盘，长期明争暗斗。虞洽卿出道早，杜月笙后来居上，势头强劲，两人表面上嘻嘻哈哈，内心里却刀锋相向。

“使不得！”蒋伯诚立刻表示反对，“没有委员长的命令，哪个都不敢动虞洽卿。”

“是的，事体远没到那一步。”吴开先也赶紧附和，然后说，“不如以吴铁城的名义拟一封电报，告诉他立刻去重庆，否则会有性命之虞。然后再派几个人去吓他一下，我想他大概就会开溜了。”

当下，众人表示赞成，随后连骗带吓，迫使虞洽卿一路逃到香港。杜月笙以“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名义为虞洽卿“压惊”，不久，虞洽卿由香港去了重庆。

在“统委”的运作下，无论日方如何逼迫汪伪政府，无论汪伪政府如何威胁利诱，直至汪精卫抑郁而死，以至抗战胜利，始终没拉到一个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之士。相反的是，当1941年重庆发行美金胜利公债，上海银行钱庄两业、工商机构，甚至平民百姓，却能在“统委”的号召下，募得巨大数额资金。

事后，吴开先曾说：“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尽力劝导工商金钱界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金钱业较知名人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

第二十一章　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一、援一手高陶反正

抗战时期，杜月笙为蒋介石立的最大一功，莫过于协助高、陶反正。

1939年10月的一天下午，杜月笙在告罗士打705号房间与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无意间一抬头，看到徐采丞站到了面前。

“你不是刚回去吗？”徐采丞刚刚回沪两天，这么快又返回来，令杜月笙不由得吃了一惊，“出了什么大事体？”

“是一桩天大的事体。”徐采丞说着，拿出一张字条，交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字条一看，上面只有八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

“哦？这两人怎么回事，从头细说。”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所赏识，同时受到蒋介石器重。抗战初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他与日本前首相大养毅的儿子大养健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大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成为了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后来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

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北伐战争时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初期两人都是“低调俱乐部”成员。1938年11月，两人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他们的境况并没有预期得那么好。一方面东洋人颐指气使，使他们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汪伪内部互相倾轧，在权力分配上，两人似乎也不占优势。

不久前高宗武奉命赴东京办交涉，日本首相开出的《和约》条件着实令他震惊，东洋人这个所谓的《和约》比《二十一条》还要狠。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5种地带，把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5大地带不曾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些地方是留给苏联的。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即后来的《日汪密约》，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将被断送，他们这伙人也将因为卖国留下千古罪名。

高宗武彷徨苦闷，便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他的同乡父执黄群，向他讨教。

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民初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参加过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进步党，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称帝时，曾追随梁启超参加讨袁活动。后赴日本从事语源研究。

黄群了解内情后，支持高宗武反正。但他本人曾与国民党对立，不便出面，便决定找他的同乡好友徐寄庼代为斡旋。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亲自登门找到徐寄庼，将一应内幕全部详细告知徐寄庼，然后商议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既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要保证重庆方面既往不咎，允许他将功折罪。

徐寄庼听完之后，当即说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哪一个人？”

“杜月笙。”徐寄庼说，“此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他若能答应承揽这桩事体，我等便尽可放心了。”

“喔。你和他说得上话？”

“不，我和他不熟。”徐寄庼说，“但我和他的手下是朋友。”

“好极了！”黄群一听大为欢喜，“那就马上联络。”

当即，徐寄庼写了这张字条：“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随后交给了刚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徐采丞。

说起高宗武，杜月笙与他也曾有过交往。抗战初期，高宗武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华侨日报》察知他在从事秘密谋和活动，登出消息进行披露。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方面请杜月笙出面调解，杜月笙派人去跟高宗武说和，高宗武顺坡下驴，表示：“看杜先生的面子，今日就放他们一马。”

“这位朋友很落槛。”杜月笙对徐采丞说，“但有一桩事体很重要。”

“哪一桩？”

“他能否把《日汪密约》带出来公诸于世？”

“那当然没有问题！”徐采丞说，“他要反正，就是计划带出这个《日汪密约》交给重庆的。”

“好！”杜月笙双手一拍，高兴地对徐采丞说，“你不妨在这里住两天，我立刻飞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晋谒蒋委员长。

当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时带走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令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日本方面预先拟定在汪伪争取之列的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界要人，如果这些人都被拉走，将进一步削弱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给汪精卫集团以严厉打击。

因此，听完杜月笙的报告，蒋介石大为兴奋，立刻指示杜月笙约黄群面谈。

杜月笙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当下十分振奋，立刻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速返港。

岂料就在这次返港途中，受了一场惊吓，虽死里逃生，却落下终生难以治愈的毛病——哮喘病。

他当天搭乘的飞机，半路上遇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拼命盘旋攀高，以逃脱敌机的轰击。当时民航机没有空调，也缺少安全设备，乘客坐在飞机上，身子随着飞机的翻腾猛烈地摇来晃去，时下时上。杜月笙原本体质瘦弱，经此一番折腾，几乎昏厥。最后飞机升到8000米高度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呼吸艰难，几度窒息。

好在敌机见民航机驾驶员技术高超，晓得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最终放弃目标飞走了。一飞机的人得救了，但杜月笙已经喘息不止，躺在了飞机上。

在香港启德机场，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一大干人都在等着杜月笙的归来。忽然有人发现情况不对。

“辰光已过，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众人明白过来，赶紧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他们必须保密。

时间越过越久，接机的人当中有与航空公司熟悉的，客机受到敌机袭击的消息便透露出来，好在有惊无险，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在庆幸之际，就见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匆匆走来，高声问：

“有没有杜月笙先生的家人？”

这一声问话把所有人都问得惊恐万分。

“有！”回答的却是一群人，整整一个方阵。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需要准备担架。”

众人闻讯，在担忧与焦急中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担架与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抢先冲上飞机。

这时的杜月笙已经面色铁青，气喘吁吁，连话都说不出了。众人立刻将他抬下飞机。

回到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杜月笙的私人医生庞京周赶紧实施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喘过来一口气，杜月笙终于可以说话了。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连庞京周都撵出去，亲友们担心他身体发生情况。他挥挥手，表示无大碍，庞京周只好退出，屋里只剩下了杜月笙和徐采丞。

“你立刻回上海，办两件事：第一，请黄群先生火速来港，我要和他面谈。第二，转告万墨林，作好解救高宗武、陶希圣的准备，包括把他们的家眷安全送到香港。”

徐采丞回到上海后，不到十天，黄群果然如约而来。为了安全起见，杜月笙请黄群下榻杜公馆。

杜月笙大病初愈，当晚便与黄群密谈至深夜，又由黄群写出一份材料，将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日汪密约》的要点，详尽列出。杜月笙拿到文字材料，第二天再度赴渝。临行前，四太太姚玉兰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又不晓得他为何事体如此忙碌，一再苦苦相劝：

“你气喘病还没好，又要坐飞机，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好不好？”

“不好！”杜月笙早已心急如焚，“你哪晓得事体有多要紧，乘飞机都嫌慢。”

这一次，杜月笙带了私家医生庞京周同行，却是一路顺利到重庆。蒋介石即刻传见，看了黄群写的报告后，蒋介石亲自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要杜月笙转交高宗武。

杜月笙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可靠之人，秘密携往上海，同时用专用电台联络万墨林，询问护送两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的准备情况。

接下来，杜月笙与黄群便开始等待高宗武与陶希圣的平安到来。黄群见多识广，风趣健谈，杜公馆上下人等除了杜月笙谁都不晓得他的身份，但人人对他既尊重又亲近，大家都喜欢听他聊天，听他畅谈天下大事。

二、造一起惊天大案

《日汪密约》已进入紧张的谈判阶段。汪精卫与日方为防止机密泄露，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日方由矢荻负责收藏文件，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不得带出会场。高宗武等将每日谈判结果记在脑子里，离开会场后再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整理成文，由高宗武的内弟沈稚泰拍成底片，冲成两份，再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以便带到香港。

1939年12月29日，《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宣告结束，12月31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此间，陶希圣为拒绝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称病不出，暗中与高宗武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原住愚园路1138弄内，由于与汪精卫等人在一起不自由，同时为了掩盖去意。已于半月前派他的学生远赴香港将妻子与5个儿女接来，借机搬到法租界环龙路居住。

陶希圣的态度已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怀疑。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好友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正在秘密策划对他的暗杀。陶希圣没有料到事情来的这么快，这时他已晓得，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死路一条。自家死了倒也罢了，妻子儿女怎么办？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1940年元月1日，高宗武登门探病，飘然而来。

“他们正在对你密谋行刺，你打算怎样？”

“还能怎样？”陶希圣说，“想办法走，不能坐以待毙。”

“好！”高宗武说，“你既然主意已定，我们近日便可离开。你不要出门，到时会有人与你接洽。”

随后，由万墨林购买的1月4日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船票分别送到了高、陶手中，并安排好逃离与登船方式。

到了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安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从法租界环龙路的住所，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让汽车停在门口，做出等候的样子。他本人进入大厦，绕到后门，换乘出租汽车直奔黄浦滩码头，顺利登船。

元月5日下午，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抵达香港，高宗武、陶希圣随即被杜月笙派去的人接往九龙柯士甸道路杜公馆。杜月笙、黄群一看两位平安抵达，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但是，《日汪密约》虽已带到，却不能公诸于世。这是因为陶希圣的家眷，陶夫人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倘若此时密约公布，他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为了保证家眷的安全，陶希圣出发前给汪精卫等人分别写了好几封信，嘱托其夫人冰如第二天叫人送到愚园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及周佛海、陈公博等都住在愚园路，他们看到陶希圣的信，得知陶希圣离沪赴港，大为惊骇，立刻派便衣将陶家控制起来。

为此，陶希圣的夫人8日一早打电话请求面见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得到允许后，只身前往到愚园路1136号。见到陈璧君，陶夫人首先声明陶希圣原本没有赴香港的打算，否则就不会把家眷从香港接来上海了。言外之意，陶希圣是被逼走的。被谁逼走的，愚园路的人心里都很明白，更明白冰如指的是特务对陶希圣的行刺计划。

冰如先发制人，将陈璧君等人先将一军，然后提出赴港的要求。

“香港乃是非之地，万一他发表一篇文字，事情就不好收拾了。”冰如看看陈璧君的脸色，不紧不慢地说，“是否让我去一趟香港，把他劝回来？”

“你也想走？”陈璧君乜斜着眼看着陶夫人，担心她有去无回，自然不会放行。

“我既是特地来说明，就是想速去速回。”为了让陈璧君放行，陶夫人说，“我会把三个大孩子留在这里上学，只带2个小的孩子。”

听说陶夫人要留3个孩子在上海，陈璧君便去找汪精卫商量。开始时汪精卫并不同意，偏偏这时候有人送进来一封信，汪精卫看了之后面色大变。

那封信正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精卫的，信中大意是请他们保障其家属安全，否则的话，他将采取极端措施。所谓极端措施，无外乎将《日汪密约》内容公诸于众。毫无疑问，这对汪伪集团是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与陈璧君答应了陶夫人的请求，并表示，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陶夫人带着2个小的孩子到香港后，先打电报给陈璧君，电报曰：“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稳住了汪、陈的同时，杜月笙立即密令万墨林，设法救出陶希圣的3个孩子。随后又派杜门得力干将曾资生到上海，配合万墨林将3个孩子接到香港。

上海沦陷后，万墨林从华格臬路杜公馆搬到杜美路新公馆。新公馆墙外有一座煤球厂，万墨林便选中煤球厂作为接应地点。

曾资生与万墨林联络好后，安排陶家3个孩子借上学之机分别从学校后门出来，乘坐准备好的街车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厂。煤球厂里黑黝黝的，几个孩子在那里遇到的都是陌生人。那些陌生人给他们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后，引导他们先后分乘3辆街车，分途前往十六铺。3人到达码头后，都装作互相不认识。随后分别被陌生人带到舢板上，乘舢板抵达意大利邮轮的尾部，被拉上轮船。3个孩子上船后，找地方各自坐下。这个时候倘若有一个被捕下船，另两个孩子只能各自逃生，不能相互关照。这是陌生人事先特别交代的。

直到意大利邮轮驶出吴淞口，到达公海，曾资生才把3个孩子叫到一起，大家聚会在一间舱房里。姐弟3人仿佛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聚到一起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每个人眼里都蓄满泪水。

1月20日，陶希圣的3个孩子安全到达香港。1月21日，《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原文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月23日，蒋介石就《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其中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中之傀儡政权签订协议，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议》，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

蒋介石的声明，一方面揭露日汪丑闻，一方面指出《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各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上述各国很快做出回应，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3月7日，联邦进出口银行贷予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英美法等国并于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防务。

日汪方面，高、陶出走，《日汪密约》被揭露，给了汪精卫以及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后来侦知高、陶事变系杜月笙幕后策划并出资运作而达成，汪精卫恨恨地说：“我与他素无过节，他为什么如此对付我？”

蒋介石言而有信，对高宗武、陶希圣既往不咎。高宗武经此一番折腾，对政治心灰意冷，蒋介石赠给他一笔美元外汇，资助他去了美国。陶希圣暂住九龙，被杜月笙派人保护起来。后来香港沦陷，辗转重庆，进入蒋介石侍从室。

三、横扫落水汉奸

杜月笙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要协调帮助重庆各派系在上海开展工作。由于杜月笙和戴笠的特殊关系，杜戴一家亲，帮助军统锄奸，对杜月笙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但戴笠犹嫌不够，他想在上海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暗杀锄奸活动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构成人员要非同一般，戴笠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原别动队第二支队的大队长陈默。

陈默，字水思，在军校高教班接受过训练，抗战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是杜门后起之秀中的狠角色，行事作风断乎不在顾嘉棠之下。若论学问与计策、计谋，尤其在顾嘉棠之上。戴笠推他为“行动小组”组长。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担任“行动小组”组长，杜门中在上海滩的所有力量使用起来便是得心应手，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2月30日，准备加入汉奸组织伪“上海市民协会”的绅商文人陆伯鸿从吕班路寓所外出时，被一名“水果小贩”一棍打死。

1938年1月14日，上海有名的“强盗律师”，专替强盗开脱的范罡，由于此间正忙着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于是这日他在威海卫路155弄20号自家门口，被一颗飞来枪弹射中，当场倒地毙命。暗杀的手段干净利落，不失为陈默接手初期的一件得意之作。

紧接下来，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还有东洋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身亡。文化汉奸余大雄甚至被人杀死在汉奸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里。

这一系列的暗杀案，都是陈默的行动小组所为。抗战初期，从1938年1月到1939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除掉大汉奸及日本人62名，干过22起大的破坏，包括炸仓库、烧栈房，甚至焚烧了多艘舰艇和20多艘军用小艇。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在日本军队的野战医院被杜月笙的学生下药毒死，日本间谍——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于大白天在四马路望平里人群中被“砰砰”两枪，一枪一个，倒地而亡。

一时间，大上海腥风血雨，陷阱密布，唬得日伪个个胆战心惊。

此后，杜门和军统配合，做出几件暗杀“大人物”的血案，令整个上海滩为之震惊。其中，便包括刺伤张啸林一案。

张啸林自从被东洋人请下了莫干山，一心想弄个浙江省长或者上海市长干干。土肥原贤二为了抓牢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明确答应，在张啸林看来是默许，到了适当时机自然水到渠成。

但等了很久，浙江省长和上海市长的官职迟迟没有音讯，张啸林便联络日本特务永野修身，想请永野修身斡旋，与土肥原贤二见一面，把这个“官职”敲定。张啸林晓得土肥原贤二曾到隔壁登门拜访杜月笙，如今请他出山，土肥原贤二也会亲自登门拜访，哪晓得土肥原贤二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个小角色。无奈，他只好屈驾前往土肥原贤二所在的特务机关拜访。

1937年11月29日下午，张啸林与永野修身乘坐同一辆轿车从华格臬路驶出，经爱多亚路，折入四川北路，向新公园驶去。

——这是张啸林开始汉奸生涯的第一步。

在新公园西北侧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里，坐落着一幢孤零零的二层小楼，人称重光堂。这是土肥原贤二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

土肥原贤二明白张啸林要求见面完全是为了那两个官职，却故意绕开闭口不提，他提的是另一回事。

“张先生不愧是识时务者之俊杰，和皇军配合自然是明智的选择。”土肥原贤二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杭州人对皇军的态度很不友好，我想请你去那里组织一个维持会，帮助皇军恢复秩序，你看好不好？”

张啸林一听大为光火，“维持会会长”，那算个屁官！换了另外任何一个对手他都会立刻跳起来骂娘，唯有在日本人面前，他不得不忍一忍。直到回到自家公馆，才破口大骂土肥原贤二。

“妈×个×，他小日本凭什么指派我？”

这时候，他的亲家俞叶封早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俞叶封带来的消息更是让他火冒三丈。

“怎么，土肥原没请你出任市长？”俞叶封问。

“请个屁！他让我到杭州给他弄个维持会！”张啸林终于可以放肆地大骂一通了，“妈×个×，他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他以为是打发要饭的！要不是他派人跑到莫干山请老子出山，老子理他才怪！”

“那他们准备让哪个出任市长？”俞叶封倒是比张啸林冷静许多。

“谁晓得他请哪个！”

“土肥原派人到漕河泾黄家花园游说黄老板出任市长，去了好几趟，都被黄老板回绝了。”

“他们是自讨没趣，黄老板70岁的人了，不问外间事许多年，断乎不会出山！”

其时张啸林也已年届60，杜月笙年届50。论年龄，三大亨差不多就是10岁一个台阶。

张啸林骂够之后，日本人交代的事不敢不办，只好派出亲信到杭州组织维持会，协助当地日军“恢复秩序”，弄得他声名狼藉。

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消息，曾派人到张公馆劝他保全气节，张啸林对着杜月笙的弟子，破口大骂杜月笙一个多时辰。

但日本人终究还是有用得着张啸林的地方。当时，中方游击队控制农村，袭击敌伪物资，日本军队的供给发生困难。不久，永野修身再度登门，把张啸林请到了“梅机关”。

“久闻张先生做生意是把好手，请张先生为皇军做一桩生意好不好？”土肥原贤二开门见山。

“哪一桩生意？”

“如果张先生愿意，可出面组织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为皇军采购军需品，如粮食、棉布、煤炭等等。”

张啸林一听，赚钱的机会来了，哪有不做之理？当下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解决经费问题，一个是解决地址问题。同时要求在英大马路大新公司五楼开个俱乐部，做烟赌生意。

张啸林的条件土肥原贤二一口答应，并责成永野修身等人联络具体事宜。

张啸林领命之后，立刻与俞叶封行动起来。1939年夏，“新亚和平促进会”在新亚大酒店5210室正式开张，张啸林亲自任会长，俞叶封任秘书，张啸林的亲信门生程效欣，以及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任理事。

张啸林用日本人拨给的枪支弹药，把他的门徒党羽武装起来，开始了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活动。张啸林倚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的事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忠义救国军中的潜伏人员，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军需物资的供给上给日本人帮了大忙。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张啸林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竟然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各地，大发国难财。

四、一枪射杀张啸林

张啸林的一系列活动，从汉口到重庆的戴笠和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得一清二楚。

早在1938年，戴笠就已经动了除掉张啸林的心思。1938年5月，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当时的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陆京士、汪曼云等也赶来开会。戴笠觉得机会难得，有必要做一下准备工作。于是致电香港，请杜月笙速来汉口。

杜月笙一到汉口，戴笠即关上房门与杜月笙密谋。随后，戴笠出面宴请杜月笙，由有关人员作陪，戴、杜二人便唱了一出双簧。

席间，上峰来电叫走了吴开先与陶百川，在座的除了杜月笙与戴笠，仅剩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和汪曼云。

“月笙兄，”戴笠忽然问。“听说大帅还是转不过弯儿来？”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误解。”杜月笙说，“啸林哥是生意人，不怎么关心政治。他开罪的人多，会不会有人故意造谣，生是非？”

“恐怕不那么简单，常言说，无风不起浪。”戴笠站起来踱步，走到杜月笙身边，拍拍杜月笙的肩胛，说，“你跟大帅是兄弟，这个我晓得。不过，我有言在先，大帅要是真下了水，我哪个的面子都不看！”

杜月笙蓦然一惊。陆京士和汪曼云也顿时紧张起来，同时看着杜月笙。他们晓得黄、杜、张三人是换帖的结拜兄弟，杜月笙历来以重义气而著称于江湖。而杜月笙与戴笠也是结拜兄弟，他们自然想看看他们的先生怎么处理这桩事体。

“好，那我强调两点。”杜月笙站起来，与戴笠面对面，语气坚决地说，“第一，我的人绝不杀我的弟兄；第二，我请你暂缓行事，容我再想想办法。”

“好！就看杜先生的面子，我会缓一段时间给大帅，只要他有所收敛，不继续与政府为敌，我会放过他。”戴笠说完，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又对汪曼云说，“曼云兄，麻烦你回去转告大帅，再这样搞下去，别怪我要他的脑袋！”

“好！好！”汪曼云连声回答。

在回旅馆的汽车里，杜月笙对他的两个弟子陆京士和汪曼云谈起张啸林，充满了担忧。

“你回去一定要把雨农（戴笠字）的话带到，尽量能劝他歇手。”杜月笙对汪曼云说，然后深深叹口气，“隔壁头那个毛躁脾气，就怕不好劝。”

其实，戴笠把杜月笙约到汉口，就是为了商议除掉张啸林的事。特别是有杜月笙的门人在场，也好演出一场双簧，免得坏了杜月笙在江湖上的名声。给张啸林带个信，希望他能回头，也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但谁都晓得那是断乎不起作用的，在汉奸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人拉得住张啸林的脚步。

正如杜月笙所料，汪曼云的口信带到，换来的是张啸林一通跳着脚的怒骂，骂完杜月笙骂戴笠，连汪曼云都觉得，杜先生多余为大帅说好话，这样不明事理的人，除掉又何妨！

接下来，张啸林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与俞叶封为日本人大肆搜括军需物资，已经给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而动用杜月笙的留沪潜伏力量，也令杜月笙大为恼火。

1939年底，张啸林在与日本人的亲密合作中，渐次取得日本人的信任，终于即将一了夙愿——土肥原贤二决定赏给他一顶“浙江省长”的桂冠。就在张啸林与日本特务机关密谋策划成立浙江省伪政府的时候，戴笠终于下达了除掉张啸林的命令。这个命令是直接下达给陈默的。

1940年1月15日，著名评剧艺人新艳秋在更新舞台挂头牌演唱《玉堂春》，俞叶封约张啸林一起去给新艳秋捧场。陈默等人侦知这一情况后，便决定这一晚把两个汉奸同时除掉。于是化装成普通观众进入剧场，在离他们的座位不远处就坐。戏开演前，俞叶封早早到来，在预定的位子上落座。但迟迟不见张啸林露面。开演的时间已过，俞叶封仍然按兵不动，直到一个听差进来告诉他张啸林临时有事来不了，他才示意开演。

戏到精彩处，全场观众屏息静听，忽然“砰”的一声枪响，全场顿时大乱。

但只此一枪，接着便安静下来。等开灯一看，俞叶封已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至于何人开枪，却是踪迹全无。

消息传到华格臬路张公馆，张啸林吓的面无人色。他晓得这场暗杀是冲着他来的，俞叶封不过是临时被捎带上的。幸亏永野修身临时有事将他叫走，否则他早已成为了行动小组的枪下鬼。经此一吓，张啸林惊慌失措，将公馆内保镖增加到20多人，公馆外巡逻的日本宪兵也增加了一倍。他本人除了偶尔去大新公司五楼赌博消遣外，轻易不敢外出，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业务也只好遥控指挥。如若必须出门，总要带上10多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他自家乘坐中间的一辆。

端午节后，新亚和平促进会有新章程出台，张啸林决定在新亚大酒店宴请各界名流，大事庆贺一番。

报纸一登，戴笠的活动小组个个摩拳擦掌。但这天从下午开始，张公馆便处于严密防备状态，不仅公馆内外保镖、宪兵密布，张啸林赴宴的必经之路也布满伏兵，甚至准备了手提机枪。

傍晚时分，张公馆铁门打开，汽车鱼贯而出。当车队行驶到福熙路十字路口之际，红灯亮起，张啸林的司机阿四踏下刹车板，让汽车缓缓滑行。就在这时，突然“哒哒哒”的一串枪响，阿四情知不妙，立刻踩油门闯红灯。顿时枪声大作，但车队已绝尘而去。

事后“行动小组”追查责任，是杜月笙的弟子于松乔提前开枪，致使张啸林死里逃生。有人说是于松乔不忍杀张啸林，故意提前开枪放他一条生路。

经过这次遭遇，张啸林越发提高了警惕，除了戒备森严，更是闭门不出，并增加了几名身怀绝技的保镖。虽然保镖增加到20多人，但贴身保镖只有4人，不仅个个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久经考验的心腹之人。其中一名叫林怀部的，是其子张法尧的奶妈之子，张啸林视之为“家生奴”。此人枪法可谓了得，能在四五十步外击中扑克牌上的爱司红心。张啸林更是视为依靠，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几乎寸步不离。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已接到伪浙江省长的委任状，即将上任。这天傍晚时分，张啸林的弟子、伪杭州锡箔局长吴静观专程来沪，拜访即将上任的顶头上司。张啸林约吴静观到三楼密谈。当时天气炎热，窗户大开。两人正在密谈的时候，楼下突然吵了起来。

吵架的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阿四。挑起事端的是林怀部，当时大门没关好，林怀部突然冲阿四大吼起来：

“阿四，为什么大门开着？你晓不晓得这样很危险？去关上！”

林怀部这一通吼把阿四吼蒙了。阿四是张啸林的心腹，资格最老，要吼也是阿四吼林怀部，哪有林怀部吼阿四的份儿！何况关大门也不是阿四分内的事。

“老妈子生的小瘪三，你也敢差遣老子？”阿四缓过神来，破口大骂。

林怀部立刻反唇相讥，两人越骂越凶，越吵声音越高。

吵闹声惊动了楼上的张啸林，张啸林从窗口探出头来，冲着楼下破口大骂：

“妈×个×！吵什么吵？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不成体统！老子好多叫些东洋宪兵来，你们一个个把枪给我缴了，统统滚蛋！老子……”

正骂得起劲，林怀部抬手就是一枪，“砰！”子弹不偏不倚，正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巴里射入，穿颈而出，张啸林的脑袋登时垂挂在窗前，一命呜呼。

吴静观见状，当即拿起电话，想叫日本宪兵救命。林怀部身手矫捷，枪声响过立刻冲进客厅，三步并作两步，一眨眼便到了三楼，冲进屋的时候吴静观刚拨完号码，还不曾通话，林怀部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咚”的一声吴静观的身子扑倒在地上。

林怀部连杀两名汉奸，从三楼一路欢呼着跑下来：“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天井里集中了公馆里28名保镖，个个带枪，没有一个想到要惩罚林怀部的。

“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终于有保镖站出来说话，意思是不要牵连大家。

“当然！”林怀部一拍胸脯，大声说，“放心，我林怀部绝对不逃！”

随即，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在第一时间赶到。林怀部主动将枪交出，束手就擒，痛痛快快跟着安南巡捕走了。

而在张公馆门外执勤的日本便衣宪兵先是不晓得怎么办，等接到命令，林怀部已经被安南巡捕带走。事后，土肥原贤二的“梅机关”要求引渡“凶手”，法租界以林怀部犯罪在法租界理应由法租界处理为由，予以拒绝。林怀部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被释放，很快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出了上海。

张啸林一命呜呼的时候，杜月笙正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与王新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倏忽之间，发现一条人影幽灵般飘过，正向他们这边徐徐而来。杜月笙惊了一下，抬头看时，见是翁左青。

翁左青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脚步踉踉跄跄地来到杜月笙面前，伸出哆嗦哆嗦的手，递给杜月笙一份刚刚收到的急电。

翁左青原本是张啸林的手下，他在当警察巡官的时候救过张啸林的命，然后弃官跟着张啸林出走，又联合了另一个朋友程效沂，从杭州打天下，一路打到黄浦滩。由于黄、杜、张不分家，翁左青从张家踱到隔壁头杜家，替杜月笙掌管机密16年。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他一眼，伸手接过电报，略一浏览，立刻泪水纷飞。当时茶座上众目睽睽，杜月笙不管不顾，只是双手掩面，吞声饮泣。

王新衡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拿起那份电报一看，晓得张啸林出事了，心中也不免一阵凄凉。

“大帅走错了路，也是没法子的事体。”王新衡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杜先生你还是节哀顺变。”

王新衡越是安慰，杜月笙心里越是难受。自从他和戴笠演出那场双簧之后，张啸林变本加厉，杜月笙便晓得杀掉张啸林是迟早的事，尽管张啸林防范严密，陈默他们终究还是会寻到机会的。虽然杜月笙从不向陈默询问这件事的进展，但其中所有细节，杜月笙都一清二楚。那是因为戴笠会随时与他沟通，万墨林会随时向他汇报。只是，如今人真的去了，心里依然是伤感、伤痛……

“新衡兄，你晓得我和啸林哥曾经一道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料得如今阴阳两隔，更要紧的是……”杜月笙诺诺道，“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弟，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论江湖义气，”王新衡接口说，“大帅就不该去当汉奸，杜先生你一再劝他拦他，也做到仁至义尽了，不要再自责了。”

“我是几次三番地拉他，实在是他自家有主张，哪个劝他都会挨骂，曼云、墨林他们都没少给他骂。”提到这些杜月笙就来气，“骂便骂了，都晓得大帅的脾气，哪个都不会计较，可就是拉不动他！”

五、一刀砍死傅筱庵

杜月笙这一番当众哭张啸林其实并不是为了“表演”，但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致他的亲朋好友、门生弟子都认为除掉张啸林与他毫无关系，他既没参与也不知情。

但随后除掉傅筱庵，与杜月笙有着直接的关系，杜月笙似乎也没必要刻意回避。

杜月笙跻身金融工商业，得到过傅筱庵的不少支持与关照。后来傅筱庵落难被通缉逃往大连，杜月笙仗义帮忙把他请回上海，虽然保证了他的人身安全，但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却被塞进了官股，总经理一职也被官方拿走，而董事长却落到了杜月笙手里。傅筱庵大权旁落之后才明白，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等官方银行合演了一场双簧。

为此，傅筱庵对杜月笙一直耿耿于怀，可又抗不过杜月笙的“人气逼人”，只好忍气吞声。后来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避往香港，傅筱庵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此前他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战一起，他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跟随国民党政府搬迁。

东洋人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意出《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似乎还真想把个上海滩变成“王道乐土”。但当时的上海人暗中称呼这个“大道市”为“大盗市”，倒也名实相符。

日本人一直在物色有身份有实力的头面人物出来“维持秩序”，傅筱庵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一直郁闷不得志，现在就自然落水当汉奸，俨然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

有一日，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中国通商银行的楼道里遇见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杨渔笙，这位公子哥立刻喊住杨渔笙，阴狠狠地说：

“姓杨的，你晓得今朝黄浦滩是谁家的天下吗？”

杨渔笙只是冷眼看着他，并不言语。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夹紧尾巴，小心被日本人抓住丢了小命！”

傅公子说完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但杜月笙听到这些话，晓得傅筱庵要和他算账了。如今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势力一贯都是在租界里的，而日本人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对日本也是畏之如虎。当时白种洋人经过日本占领区的时候，日本军人迫使他们鞠躬，稍有不从便打耳光，这在往日，这些白种洋人早已经暴跳如雷，动枪动炮了。如今欧洲一场大战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打得奄奄一息，对日本这个新晋帝国只好低眉顺眼。洋人都怕了日本人，杜月笙对傅筱庵这个落水汉奸也就不得不防了。

不过，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想动杜月笙在上海的基业，远没那么容易。傅筱庵的落水，一方面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一定的麻烦，令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方面他在上海帮助汪伪破坏军统的地下组织，令军统恨之入骨。而杜月笙的门人弟子，也远非等闲之辈。几方面原因凑在一起，都决定了傅筱庵的死期已为时不远。

同时，傅筱庵还做了一件使蒋介石大为恼火的事，这件事的发生，直接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汪精卫投敌后，戴笠曾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谋行刺汪精卫。但汪精卫防范严密，无从下手。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的父亲有个朋友叫许天民，当时担任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与傅筱庵私交甚好。戴笠决定通过吴赓恕做通许天民的工作，再由许天民劝傅筱庵协助暗杀汪精卫。

其实这是戴笠判断上的一大失误，傅筱庵既是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耿耿于怀，心甘情愿落水，怎么会协助蒋介石刺杀同样落水的汪精卫呢？

事实正是如此，当许天民把刺汪的计划告诉傅筱庵时，傅筱庵当面表示同意，答应按计划以上海大道市长的身份安排宴请汪精卫，然后由军统特务在宴席上行刺汪精卫。岂料，傅筱庵答应之后，一转脸便向汪精卫告了密，许天民因此被捕，原蒋介石第四战区高参，后接受蒋介石秘密使命佯投汪伪的戴星炳，也因参与此事暴露身份，被汪伪特务抓获处死。

蒋介石闻讯后打动肝火，立刻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杀掉傅筱庵！

杜月笙闻讯，立刻密传万墨林，积极配合军统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经费都没得说。

傅筱庵的公馆地处日本控制区虹口，戒备森严，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般人无法接近，暗杀行动十分困难。因此，杜月笙指示采取“迂回战术”，命令万墨林等人施巧计使傅筱庵祸起萧墙，腋下生变。万墨林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杜月笙有一个山东保镖，姓张，脑瓜活络。杜月笙赴港后，这位保镖留下来归万墨林指挥。万墨林和杜门中一些人打过招呼后不久，有一天这位保镖找到万墨林，神秘地说：

“万先生，生意来了！”

“哪一桩？”

“当然是戴老板十万火急的那一桩！”

“傅筱庵？”

“对极了！”

原来，傅筱庵家有个老佣人叫朱升源，自幼父母双亡，刚开始到傅筱庵家当佣人的时候，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由于为人可靠，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的父亲信任。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特地嘱咐朱升源好好服侍傅筱庵。朱升源不负所托，一直随侍傅筱庵30多年，对傅筱庵尽心尽力。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整天担心被杀，疑心疑鬼，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相信，唯独信任朱升源。朱升源在去傅筱庵家做佣人之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欺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曾劝傅筱庵辞去大道市市长职务，免得遭人暗算，但傅筱庵听不进去，朱升源因此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张姓保镖把这些情况告诉万墨林后，万墨林从杜公馆的工作费中拿出两万大洋交给他，让他去策反朱升源。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乘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凌晨3点左右，喝得大醉而归，进屋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朱升源见时机一到，将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到短袄衣襟里，蹑手蹑脚地进了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仰面朝天，鼾声如雷，便抡起菜刀，照着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傅筱庵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已命赴黄泉。

随后，朱升源骑上早已备好的自行车，逃到法租界，由万墨林安排躲藏起来，后由军统局沪一区安排，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与杜月笙接上了关系，杜月笙转告知戴笠后，戴笠给朱升源发了5万元奖金。朱升源靠这笔钱，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从此以此为生。

第二十二章　指挥抢救驻沪大员

一、万墨林下狱

1940年，锄奸大案一个接着一个，上海滩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汪伪汉奸人人自危。继8月张啸林被枪杀，10月傅筱庵被刀砍，11月的一场崩天大案，把这一系列暗杀和对汪伪政权建立的破坏推向了高潮。

11月29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签订“调整中日关系条约”。为庆祝汪记政府宣告开张，汪精卫一伙在上海邀了大批德、意、日等国驻上海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以及日军高级军官，在数百名日伪军的保护下，乘“天马号”专列，兴冲冲地赶赴南京参加签字典礼。

上午9时，“天马号”专列到达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正在风驰电掣的行驶当中，忽然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天马号”顿时断脰决腹，人仰车翻，一时血流盈野，哀呼惨叫此起彼伏。

“天马号”专列被炸，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以及多名情报员、德意使节、随车军队，共死伤100多人。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

这项爆炸火车任务，由远在重庆的戴笠直接遥控指挥，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在28日夜里潜至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300米，一直拉到旁边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而负责按动电钮的是詹宗像与薛尧。这两人胆大心细，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完成爆炸任务。但不幸的是，两人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撤退，而是跑出树林想看看“天马号”翻覆后的惨状，结果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天马号”专列被炸的消息传到香港，杜月笙高兴极了，因为配合军统执行任务的忠义救国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正是他潜赴在上海的力量。但汪精卫对杜月笙已经恨之入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前在“高陶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曾数次派人潜往香港行刺杜月笙，均未得逞，于是决定从万墨林下手。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更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重要代表，这是尽人皆知的。日伪在两三年之久迟迟没动万墨林，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对杜月笙还抱有幻想。但随着蒋汪矛盾的日趋激化，杜月笙协助军统对汪伪的打击也日趋激烈，令汪精卫忍无可忍。只好转过来从万墨林身上做文章。

1940年12月，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发表了一份通缉名单，其中就有万墨林。

万墨林闻讯后，也加强了防备，从杜美路搬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并从法租界巡捕房要了4名安南巡捕，带一部铁甲车，一挺机关枪，日夜守卫在门口。

汪伪特务要闯进法租界，从戒备森严的杜公馆抓走万墨林也并非易事，他们便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叛变人员，引万墨林上钩。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吴绍澍手下的情报员朱文龙被日伪收买，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电话号码，于12月21日给万墨林连打三次电话，谎称有重要情报要面交。万墨林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谨慎小心，连续推托两次，见朱文龙仍坚持要见，特别是吃不透他手中到底有多重要的情报，只好答应。为谨慎起见，先约下午4时，临时又改晚间8点钟，拣的会晤地点是华灯初上、行人如织的国际大饭店门前，那是大英地界。

届时，万墨林先乘车到金门饭店门口，见朱文龙果然在国际饭店门前，正四处张望。他见没有什么异常，便走过去，在朱文龙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殊不料，就在这时，四名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将他反剪双手捆了个结实。

万墨林立刻向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叫：“救命！救命！”

美国宪兵跑过来干涉，“七十六号”的人掏出英租界准予缉拿许可证，美国宪兵只好放行。四名大汉将万墨林塞进汽车，绝尘而去。

万墨林先是被送进位于虹口的日本宪兵队，初审之后送进“七十六号”。

“七十六号”是令上海人谈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上海人送给“七十六号”一副恰到好处的对联：“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横批是“鬼门关”。这个机构便是汪伪特工部，全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由设于沪西极斯斐尔路七十六号而得名。

“七十六号”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军统和进步人士的，它里面的刑具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特别是来自日本的现代化刑具，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在“七十六号”，首先审讯万墨林的是万里浪、吴四宝、佘爱珍。

万里浪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上海沦陷后任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副队长，后投降汪伪，任汪伪敌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吴四宝早年是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的司机，后拜青帮“通”字辈季云卿为师，是青帮“悟”字辈弟子。他的妻子佘爱珍则认季云卿做了干爹，混迹于黑社会中。

此三人与万墨林原本都是一个道上的人，彼此熟悉得很。所以佘爱珍见到万墨林，用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万先生，你也来啦？”

吴四宝见到万墨林，则不无威胁：“万先生，你是高来高去的人物，不过今朝到了这里，怕是插翅也飞不出去了。这个地方想必你也晓得，进来容易出去难。所以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免得多吃了许多皮肉之苦。”

万墨林很清楚杜月笙与日汪的关系，只要他包住杜月笙关照他不要讲出去的事情，杜月笙一准有办法救他出去。倘若他受不了皮肉之苦泄了密，那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几个人轮番审讯下来，他说出的情报都是大路货，没有一点对汪伪有用。

吴四宝一看，不上刑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命令道：

“喊几个人上来，把万先生请下去，关照他们好好‘做’，不要辜负了万先生的好身胚。”

万墨林晓得，“做”就是上刑，只要眼一闭，听天由命。接着，万墨林被架进刑房，剥光了衣服吊起来。万墨林身体肥胖，寒冬腊月几桶冷水浇下去，身上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这是刑房里最轻的刑罚，接下来的灌辣椒水、拷雪里红（雪中拷打，鲜血四溅）、坐老虎凳，那才叫生不如死。

最难熬的时候，万墨林都会去想一件事，那就是按照一般情报员的配备，像他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交通联络人员，牙齿缝里必会嵌进一个小毒药瓶，一旦被捉立刻咬破自杀。但他是个奉了“爷叔”差遣的情报票友，军统里那些头头脑脑包括戴笠，哪个都不便请他装上这个。他自然也不愿意装，也就一直装糊涂。这会儿倒想起那个小药瓶了，如若有，他必会一咬牙了断一切痛苦。

有一日坐老虎凳，万墨林实在扛不住了，正巧看见原先在“忠义救国军”里当过什么“司令”后来投降日本人在“七十六号”任行动总队队长的林之江走进刑房，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哎呦！林司令，帮帮忙！”

这位林司令果然给面子，立刻命令行刑的人把万墨林从老虎凳上解下来，又吩咐两个当差的：

“去，扶万先生在花园里转几圈，活动活动筋骨，免得落下毛病。”

对犯人如此“仁慈”，在杀人如麻的“七十六号”，恐怕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二、对得起爷叔

万墨林被抓的第二天，即1940年12月22日，杜月笙在重庆与戴笠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正忙得不可开交，渝沪间的秘密电台，突然传来这个惊天动地的坏消息：万墨林被抓进“七十六号”，施以酷刑，能否撑住，大有疑问。

聊聊数语，对杜月笙来说，如五雷轰顶。杜月笙担心的，不仅仅是万墨林的性命，更重要的，是整个上海滩的地下组织！万墨林等于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滩的总交通，倘使他一屈服，如实招供，重庆在上海的各机构，便会被汪伪一举摧毁。

当时正值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高潮时期，中央派有三位大员常驻上海，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是中央的代表，吴开先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中央青年团的吴绍澍也在上海另设单位搜集情报。万墨林奉杜月笙之命，对这三位大员都要设法掩护，尽力协助。三位大员也都倚畀万墨林为左右手，起码在“交通、联络”方面非万墨林不可。除此之外万墨林更重要的任务，便是负责接受发放上海地下工作人员的全部经费。所有经费都是由戴笠假杜月笙之手拨给万墨林的，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无论哪个需要经费，都要事先知会一声，然后过来领取。经费不足的时候也是常有的，万墨林会自家想办法调头寸。因此，万墨林在上海整个地下工作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不能不令杜月笙焦急万分。

杜月笙当即电告吴开先等人，从速迁移住处，变更联络方式。随后告知恒社在沪同人，竭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万墨林，尤其电嘱徐采丞，要他从东洋人方面下手，压迫“七十六号”放人。

随后，杜月笙匆匆返港，安排设法营救万林。但杜月笙与“七十六号”的一号人物李士群并无交情，于是决定直接找南京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斡旋。

但杜月笙和周佛海交情不深，因此不能直接找周佛海，他找的是周作民的下属李北涛。

周作民是以“金城银行”起家的金融巨子，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周作民留在上海，一方面与重庆保持联系，一方面与日汪也有联系，特别是与周佛海往来密切。同时，徐采丞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便设在周作民位于开森路的住宅里。而李北涛跟随周作民多年，与周佛海私交甚笃。

李北涛接受杜月笙的委托后，携带一份贵重礼物，专程到南京拜访周佛海。他请周佛海看在旧日交情分上，保全万墨林，并且予以“优待”。李北涛既是以朋友的口气和他说话，又是软中透硬。

“你晓得万墨林是杜先生的亲戚，这件事体摆不平，必然会影响将来的见面之情。无论如何杜先生在上海的势力仍是很大，与人方便自家方便嘛，事体办得落槛一点大家都好。”

周佛海很清楚李北涛话中的含义，而且周佛海一生只忠于他自己，利害得失一概只顾到自家为止。他原先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以后叛变，往后在南京做官，迷上了上海的花花世界，经常到上海吃喝玩乐，少不得与杜月笙打交道，也曾身为杜门座上客。杜月笙的势力和潜力，他一向摸得很清楚。又经李北涛如此一说，便打定主意放弃从万墨林身上找线索。摧破重庆地下工作者这桩大功劳宁可不要，杜月笙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这甚至关系到他自家的身家性命，他自然不能不顾及。

当下，周佛海命令给“七十六号”拍去一封电报，电文为：

“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随即，万墨林在“七十六号”不再受刑。三天后，从阴风凄凄的“七十六号“被送到四马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关押。总巡捕房的督察长刘绍奎，不但与杜门过从甚密，尤其归戴笠直接指挥。对万墨林自是优礼有加，让万墨林住在特别囚室，亲友可以随时探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批批送进来。万墨林在牢房里，就像进了疗养院。

不久，周佛海命“七十六号”把万墨林送到南京，亲自接见了万墨林，开门见山地说：

“万先生，你所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明白，‘七十六号’的大门是进去容易出来难，你能从那里走出来，已经很不简单。杜先生的面子我不能不买，所以请你耐心等待，只要打通关节，自会放你。”

从此，万墨林便在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晌，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做”，不给他吃苦头。

但是周佛海在等什么呢？需要打通什么关节呢？原来，抓万墨林是“七十六号”奉了汪精卫的命令，汪精卫不发话，周佛海作为三号人物尚不敢自作主张。

消息传到香港，杜月笙觉得，这个能打通关节的人，只能是日本人，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压得住汪精卫。1941年5月，杜月笙终于找到了打开这个关节的人——东北籍国会议员金鼎勋，跟日本人渊源甚深。杜月笙立刻发电报通知徐采丞，徐采丞随即邀同顾南群与朱东山，一同前往恳请金鼎勋斡旋。金鼎勋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与日本“兴亚院”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相关巨商坂田往来密切，因此决定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条高级路线，他对冈田和坂田说：

“中国有杜月笙，日本有头山满。杜月笙与头山满都是大亨，在各自地盘上的势力和影响其他人都无法代替。将来中日战争和平解决，皇军要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不可估计之利用价值。这个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戚、总管、驻沪代表，杀了他于皇军并无多大意义。何不放掉他，做个顺水人情，将来打起交道，自是近了一层。”

冈田听了金鼎勋的话，深以为然，他随即指使日本军方：“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暨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

万墨林出狱之后，蒋介石、朱家骅分别送了他5000元和2000元的“慰问金”。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接连给万墨林发去三封电报，称赞他“你对得起我”、“劳苦功高”。

三、制止银行血案

1940年4月，汪伪政权组织了一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准备统一管理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伪钞，抵制和取代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流动的法币。1940年底，重庆方面探知汪伪不久将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币，便几次三番申令上海的四大银行和上海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拒收伪币，否则以汉奸论处。

1941年1月4日，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由伪中央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任中储银行总裁。“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央储备券”。“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试图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元月20日，设在上海外滩华俄道胜利银行旧址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但无人光顾。上海市民对“中储券”持蔑视态度，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券”往来。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汪伪集团甚为尴尬。

在南京的周佛海闻讯，立即密令汪伪上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物，持枪逼迫对方接收“中储券”。一旦对方拒绝接收，立刻拔枪相向。这些公司、商店只好忍气吞声。汪伪特工总部还给上海较大的银行、钱庄发送恐吓信，扬言若不接受“中储券”，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汪伪政府依靠这些特工的流氓手段，使“中储券”在上海市面逐渐开始流通。

与此同时，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重庆方面紧急密谋对策，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严厉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上海军统特务上海行动小组立刻行动起来，在忠义救国军潜伏人员的配合下，从制裁“中央储备银行”工作人员开始，以求达到恐吓，使对方知难而退的目的。于是，针对“中储行”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在上海展开，一时间，上海滩狼烟骤起，血雨腥风，弥漫了整个黄浦滩头。

1941年1月30日上午，军统特务首先拿伪中储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开刀，两名特务事先隐藏在法租界凯自尔路芝兰坊7号寓所旁边，乘季翔卿吃完早饭准备登上自家汽车外出时，对准季翔卿连开数枪。季翔卿连中两枪，当场倒地身亡，成为银行血案的第一个牺牲品。

接着，军统特务又在2月20日上午袭击了伪中储上海分行。三名军统特务着便衣先后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分别从一楼、二楼同时向屋内抛掷手榴弹，并在撤离时开枪打死一名迎面相遇的保镖，三人随后趁乱逃走。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巡捕赶到时，看到的只有尸横满地的现场。

一个月后的3月21日，又有伪中储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被枪杀。随后，又有“中储行”上海分行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课主任厉鼎模等人先后被暗杀。

这一系列的铁血行动，死亡制裁，吓得“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宁可丢掉饭碗，也不肯去上班，使本来就业务不佳的“中储行”濒于关门打烊的危险。

周佛海闻讯，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上海汪伪特工总部立刻实施报复，以牙还牙。

他们要报复的自然不是军统特务，而是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七十六号”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3月21日深夜，“七十六号”大批特务携带手提机关枪，分乘两部汽车，来到霞飞路1411号弄堂口，将汽车横梗在路口，架起机枪。然后冲进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宿舍门口，狂摇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一拥而入，用盒子枪逼迫茶房引路，将宿舍楼上正在熟睡的11名银行职员拉出房门，强迫他们在二楼前外走廊排好队，有三名特务用机关枪对准他们扫射。顿时鲜血四溅，11名银行职员霎时倒地殒命。然后，特务们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吴四宝、杨杰、万里浪等人带领大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极斯菲尔路96号上海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先将宿舍包围，然后破门而入，将睡梦中的128名银行职员从床上拖起来，每两人合锁一副手铐，押上汽车，开往“七十六号”。

同一天，汪伪政府发表讲话，声称：此举系因重庆分子杀害“中储行”职员以及政府官员而起，往后若再有此类事件发生，重庆方面在沪所有银行职员都将受到同样处罚。

第二天，“七十六号”又在极斯菲尔路绑架了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数人。后来，上海各界名人出面斡旋，中国等银行花了不少钱，费了很大周折才将所有被抓人员保释出来。

制造数起大案之后，“七十六号”犹嫌不够，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一处设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里。银行负责人见上述灾难均发生在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方，便将法租界办事处的人员调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办事处，银行业务也全部并到此处，原处只留少数人员照料留存物品、转存邮件。

不料，4月24日这天，两处都收到一个肥皂箱大小的邮件，上面均盖有香港邮戳。法租界的办事处收到邮包后，即放在收发处。待“邮差”走后不久，邮包爆炸，“轰”一声巨响，当场炸死8人。送到公共租界的办事处的邮包，银行人员当时便觉得可疑，立刻将邮包拿到厅堂之外，同时打电话通知巡捕房来查验。不料，巡捕房人员赶来正在查验时，邮包突然爆炸，当场炸死1人，重伤8人，轻伤30多人。

原来，“七十六号”奉了李士群之命，将两个特制的烈性定时炸弹装进邮包，由两名特务分别送到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同时制造了两起爆炸案。

周佛海听说中央银行被炸，非常高兴，当即给“七十六号”发赏银3万元。岂料李士群并不买账，对手下抱怨说：“区区三万块钱，还不够我两颗定时炸弹的成本费呢！”

面对“七十六号”连下毒手，军统反戈一击。他们侦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会计科主任张永纲正在大华医院接受治疗，随即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入大华医院，将张永纲一斧劈死。

“七十六号”闻讯后，再次进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一些高级职员，李士群下令从中挑出三人枪毙，以“一命抵三命”进行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厮杀，杀得难解难分，杀得双方银行纷纷关门。“七十六号”的残酷报复，惹恼了军统特务杜门弟兄陈默和于松乔。两人改变方针，擒贼擒王，抛开银行职员，专杀日本军官和汪伪情报人员。为此接连殒命的有：

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行动队中队长王荣；

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

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

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

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

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

伪上海青年团长周宝大、团副余清廷；

日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其助手许富荣；

日新编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福本；

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

尤其当时令“七十六号”胆战心惊的是，其督察长华刚被刺殒命的第9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地点。

陈默、于松乔杀敌锄奸，雷厉风行，“七十六号”李士群、吴四宝望犹不及，仍以“中中交农”四行职员为报复对象，手段更趋残酷。

火并到后来，伪“中储行”固然门可罗雀，连职员都不敢上班，而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后果，绝非有关当局所愿见。一团混战，杀得难分难解，必须有个了结。尤其“七十六号”有日本人做靠山，战场又是在沦陷了的上海，他们尽可明火执仗地干，而军统只能在暗中冒险出动，再斗下去，唯恐重庆方面的银行也难以在沪立足。因此，戴笠当机立断，决定结束这场争斗。

但是，双方的争斗并不是一方决定休战就可以休战的。好在，天大的事体压给杜月笙，他无论如何都要做好，特别是事关重庆政府的利益，困难再大他都只有想办法克服。

杜月笙接此请托后，自是煞费踌躇，因为他既要完成使命，又要不失自家面子。而需要交涉的对象，偏偏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角色吴四宝。抗战前吴四宝连杜公馆大门都进不去，如今要杜月笙跟他“讲斤头”，岂不大跌身价？

吴四宝南人北相，是足有200斤重的大块头。他不识字，从未读书。抗战以前，他的履历只是给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开过汽车，后来成为青帮“通”字辈大亨季云卿的司机。

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是富商佘铭三的千金，启秀女中毕业，因曾遇人不淑，后嫁吴四宝。吴四宝不识字，佘爱珍能读能写，口才又好，且手持双枪，敢于冲锋杀人，成为吴四宝的得力助手。吴四宝给季云卿开车的时候，她便喊季云卿的夫人为“娘”，甜言蜜语哄得季夫人团团转。季夫人便吹枕边风，让季云卿收吴四宝为徒，自此吴四宝成为了青帮“悟”字辈弟子。

李士群也是季云卿的弟子，凭着同参弟兄的关系，李士群把吴四宝拉进了“七十六号”。吴四宝手下有一批学生子，这帮人抗战开始时都参加了忠义救国军，人人手里有枪，个个都是狠角色。吴四宝一进“七十六号”，这帮人立刻跟进，成为“七十六号”警卫大队的主力。

但若与吴四宝“讲斤斗”，不仅杜月笙心里大觉塌台，就连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等杜月笙的老弟兄，也是个个持反对意见，大家担心一个弄不好，会使老杜塌台，徒使吴四宝竖子成名。

杜月笙左思右想除此之外无计可施，为顾全大局只好冒险一试。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请来了他的一位狠角色门徒“花会大王”高兰生。让高兰生给吴四宝带话，希望吴四宝能从中斡旋使双方休战。

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当高兰生找到吴四宝，如此这般一说，吴四宝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立刻派一名高级代表专程赴港，登门拜访杜月笙。

“吴四宝对杜先生的吩咐焉敢不遵！结果如何，请杜先生拭目以待。倘若吴四宝不能奉行杜先生的使命，宁可退出七十六号。”吴四宝的高级代表转达了吴四宝的原话。

吴四宝一是崇拜杜月笙，二是不敢把事情做绝，再说争斗下去自是两败俱伤的事体，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而李士群自然也有打算，他看到日汪的命运并不像他自家希望的那样美妙，也愿意与重庆方面重修旧好，给自家留条后路，吴四宝一说，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杜月笙的“调停”。

于是，双方停火，一场以银行职员为靶子的恶战宣告结束。

双方停战之后，吴四宝派出的高级代表声言他任务已了，不想再回上海，尤其想借此因缘拜杜月笙为师。杜月笙一时高兴，便收了这位弟子。又特地转请重庆派他为上海中央银行副理，前往上海赴任。

四、驻沪大员被抓

在重庆派驻上海的各大员中，杜月笙最担心的是吴开先。这主要是因为吴开先肩负的责任最为重要。

万墨林被抓期间，他担心万墨林扛不住重刑泄密，如此将会导致重庆驻沪大员被汪伪集团一网打尽。万墨林平安出狱后，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后吴开先赴渝述职，休养一个月，1941年秋再度赴沪，形势已更趋严峻，上海英法租界慑于日本人的气焰，已无法保障重庆驻沪人员的安全，杜月笙为此约在港的“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俞鸿钧、钱新之、王新衡等诸位，与吴开先一起共同商议驻沪人员的诸项工作的开展与安全问题。

当时日汪已在香港设立特务机关，专门监视国民党政府及其他方面来往于沪港的人。为确保吴开先安全抵沪，杜月笙劝吴开先绕道菲律宾，由菲律宾乘船赴沪。为此，杜月笙致电给在菲律宾交通银行任职的王正廷，国民党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甡、副总领事朱少屏，要他们安排好吴开先的中转事宜。

临行时，杜月笙已预感凶多吉少，反复叮嘱吴开先：“此一去风险极大，而日伪更是嚣张。但愿吉人天相。如有缓急当尽力帮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

此番叮咛，犹显得与以往不同，充满了沉重与担忧，仿佛有了些生离死别的味道。两人分手之际，不禁黯然泪下。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惊天噩耗一个跟着一个，当时，重庆派驻上海的三员大将，分别是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三青团代表吴绍澍，其中吴开先是三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而最先被抓的就是吴开先，紧接着蒋伯诚被抓、吴绍澍落网，驻沪三大员整个被一窝端！

但出乎意料的是，万墨林竟然第二次落入日伪掌心，连蒋伯诚的另一位联络员王先青，也一同被抓走。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打得杜月笙晕头转向。当时香港沦陷，杜月笙已迁居重庆。他一次次和戴笠以及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紧急磋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营救。

本来，吴开先第二次赴沪已经十分谨慎。杜月笙吩咐他与徐采丞联络，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方面万墨林已经暴露，怕有敌伪特务跟踪。另一方面，由徐采丞照料吴开先，一应事体，应该比万墨林要周详一些。

此次吴开先只身再入虎穴，风险自是比以往要大得很。船到吴淞口，仍是由万墨林秘密接走，然后由万墨林陪他去找徐采丞。

吴开先与徐采丞系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不待吴开先开口，徐采丞便开门见山接洽这桩事体。

“我已经接到杜先生的密函，杜先生叫我协助吴先生，我一准照办。不过，眼下上海的情形跟前些时大不相同，吴先生必须格外谨慎，要改变工作方式，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冒险。”

“好，我会注意。”吴开先当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如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依我看来，日本、美国迟早会付之一战。到那时，日本一定会占领租界，重庆驻沪人员如不紧急撤退，风险极大。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

“对的！”徐采丞的话吴开先深表赞同，但又说，“只是，越到这个时候，上海这边需要做得工作越多，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不会考虑撤退。”

“好，安全的事体我会尽全力安排。”

真挚诚恳，审察周详，吴开先对徐采丞的第一印象极好。

接下来，吴开先和他的工作人员见过之后，旋即决定了当前的工作重心，即分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劝他们从速离开上海投奔到重庆。他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有成就，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徐寄庼，便是首先听从吴开先的劝告，邀集了一群朋友，经香港而由杜月笙接待安排，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抵达重庆的。

至于吴开先他们自己，经全体工作人员讨论一致决定：局势虽然危险，但是非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驻沪人员一律不撤退。

情势紧急，吴开先他们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抢时间。而吴开先新的办公地点、机构设置，以及他本人的住所，全部由徐采丞张罗办理。徐采丞费尽周折觅得一处较为隐蔽的房子，然后从杜月笙在杜美路的住宅中搬来一应家具器皿。这满堂家具用品一概是先前新置办的，尤其名贵精美，所费不赀，但杜月笙却是看都不曾看到过。

这幢新装点好的房子，便成为了吴开先的办事机构与个人住所。后来吴开先被捕，办事机构被日本人查封，里面的全套精美家具器皿全部被日本人搬去用了。

几个月后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租界，原以租界为根据地的重庆地下人员，从此失去了保护屏障。而吴开先的被发现，却是因为为他管理杂务的沈守良。沈守良抗战前曾在上海市党部做门卫，吴开先对他甚为信任。

1942年春节，吴开先为手下亲信干部每个人发了一笔钱。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大家便凑在吴开先处开庄掷骰。在座的除吴开先的手下亲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锋有真、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以及蒋伯诚夫妇，万墨林等人。抽头所得的钱，由吴开先手下几个亲信分了花用，沈守良分得最多。

手里有了钱，沈守良便乘闲暇之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很快被汪伪特务发现并逮捕。

沈守良失踪，吴开先已有所警觉，但行动慢了一步，在他与徐采丞联络新的办公场所与个人住所的时候，3月18日，“七十六号”特务闯进他的秘密住所，将他抓走。

徐采丞得到这个消息是在第二天。徐采丞的儿子徐振华，一向奉乃父之命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被抓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结果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当时徐采丞见儿子迟迟不归，私下一打听，方晓得出了事体，赶紧与远在重庆的杜月笙联系。

杜月笙得此噩耗，当即头嗡的一声涨大。吴开先是他最为牵肠挂肚的一个人，在所有驻沪人员中，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吴开先出事！这不仅由于吴开先责任重大，更由于他与吴开先向来配合默契。

杜月笙当即复电徐采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

随即，同样的电报拍给了万墨林。

五、耗资百万救援

万墨林接到杜月笙的电报，这才晓得吴开先出事了，一时惊慌错愕，赶紧怀揣密电去找徐采丞。一见到徐采丞，便忙不迭地拿出电报。徐采丞摇摇手，叫他不必掏出电报给他看了，因为他晓得电报的内容。

“徐先生，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万墨林焦急地问。

“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徐采丞满是镇静地说，“敌伪那边，我要上上下下的打点，从牢头狱卒以至审案法官，再往上去可能会到相关的军政大员，我要用钞票掼倒他们。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分三步走，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在里面吃苦头，第二保全他性命，第三设法营救。”

“对对对！”万墨林连连点头称赞，“徐先生你真是有办法，你这样做，一定可以把吴先生救出来。”

“说起来是简单，做起来就晓得难度大了。”徐采丞一声苦笑，语意深长地说。“墨林哥，你要尽快关照蒋伯老和吴绍澍兄，如今不比以往，租界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叫他们务必当心一点。进去一位吴先生，事体已经够大，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是也无能为力了！”

“好，好，我马上去知会他们。”万墨林连连答应。

“墨林哥，”徐采丞笑着连连摇头说，“别忘了还有你自家。”

“哦？”万墨林略略一惊，然后嘿嘿一笑说，“我会小心。不过，你晓得我有护身符呢！”

“就你那护身符？”万墨林不说还好，这一说，徐采丞大叫起来，“你快别抱那幻想吧！没事便罢，出了事体那就是一张废纸片！”

原来，万墨林被释放以后，按说已经暴露，不便再担任重庆方面地下人员的交通员。但他掌握着杜月笙在上海的所有关系，离开他，杜月笙对上海的指挥和控制便有些失灵。所以“爷叔”离不开他，他便继续干下去了。为安全起见，也为了摆脱敌伪特务的纠缠与盯梢，他花了一大笔钱，从日本陆军总部买到一张“特别通行卡”。他以为这张“特别通行卡”便是护身符，自此可以顺利无阻，到处通行，所以就坦然若无其事地照旧接受重庆驻沪三大员的指挥和派遣，毫无避讳，一切活动如故。

徐采丞如此一说，倒是点醒了万墨林，当下万墨林便加了小心。

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曲园内，是风声紧后万墨林特地给他找的秘密住所。自从搬进去后，蒋伯诚极少外出，除了万墨林有事联络外，专门有一位联络员也是杜月笙的弟子王先青与他联系，倒也风平浪静。

但是蒋伯诚的妻子杜丽云却耐不住寂寞。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爱凑热闹，喜欢出风头。没过多久便再也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会朋友，外出买东西，甚至去戏院影院，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露面。

由于杜丽云曾登台演出，熟悉她的人很多，没多久便被汪伪特务跟踪，找到蒋伯诚的住所。当时蒋伯诚53岁，吴开先被捕后，他一着急患了中风瘫在床上。汪伪特务便将蒋伯诚的住所秘密监视起来，准备钓几条大鱼。

一日蒋伯诚的联络员王先青前往蒋宅，刚刚进屋，汪伪特务便跟进来将王先青抓捕。蒋伯诚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被软禁在住所内。

蒋伯诚病卧在床，万墨林为他四处奔走，延请医生，不时出入福履理路蒋伯诚寓所，因此再次进入汪伪特务的视线。

当时万墨林住在蒲石路十八层楼早先姚氏夫人的住处，一天夜里，东洋人搜查到万墨林的住所，万墨林和夫人匆匆起床，接受检查。万墨林拿出那张“特别通行卡”，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正如徐采丞所言，那不过是一张废纸片，东洋宪兵的小头目接过那张纸片，嘿嘿一声冷笑，三把两把的便撕成了碎片。随后，万墨林和太太一起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

与此同时，吴绍澍也在住所被捕。亦如徐采丞所言，“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何况线索总会有的。

重庆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头脑被东洋人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徐采丞没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今他在上海可信托倚重之人，唯有徐采丞了，因此把千斤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早已有言在先：“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了！”如今东洋人果真再接再厉，而他自家也生不出三头六臂，但事体总归要解决，他只得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掼，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这一仗打下来，首先徐采丞的洋钿掼得到位，其次是形势变化出奇地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五个重庆分子竟然没有吃苦头。

而万墨林由于当时身上有伤，不久被送到大华医院疗养，由他的太太陪伴，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行动十分自由。此间，日本宪兵队特高科主任花田时常携带礼物到医院探视，万墨林的亲朋好友也带着各种礼物常来常往。

后来由于来往客人太多太频繁，万墨林的病房俨然成了他的大会客室，花田害怕出乱子，又把万墨林转移到日本管辖的宏思医院特等病房。但特等病房费用太大，万墨林借口自家坐牢调不开头寸，要求搬到西蒲石路郑子嘉家疗养。

花田哪里相信万墨林调不开头寸，光徐采丞掼到他这里大洋便十分可观。但只要不出事体，他自然会成全。万墨林搬到郑子嘉家后，为了方便照顾蒋伯诚，提出让蒋伯诚搬来一起住，花田也表示同意，随后命人将蒋伯诚抬了来，他的夫人杜丽云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

蒋伯诚搬过来以后，请医生看病方便了许多，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所有费用一概由万墨林支付。两对夫妇住到这里以后，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一切行动自由。白天的时候，万墨林还可以由宪兵陪着外出活动活动。

到了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攻势转为守势，紧接着战局急转直下，在8月与美军争夺瓜达耳卡纳耳岛的战役中，日军几乎损失了所有能够调去的陆海空军兵力，从此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再次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

形势的变化，为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提供了方便。徐采丞又请出一位重要人物——曾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之职代行过总统职权、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苏大使的颜惠庆，颜惠庆交游广阔，与日本军政界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经颜惠庆奔走斡旋之后，吴开先在被关押近7个月的时候，于1942年10月11日率先出狱。紧接着，蒋伯诚、吴绍澍、万墨林、王先青等，相继恢复自由。

吴开先在《抗战期中我所见的杜月笙先生》一文中，回忆了杜月笙对他的营救：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晚间，予突被捕，直至十月十一日经徐采丞先生之多方设法，始得恢复自由。徐采丞先生处已电积尺余，均为月笙先生探询情形，拨款营救，并嘱接济家属之电。采丞先生奉命唯诺，为予奔走（后来又加上了吴绍澍、蒋伯诚与万墨林），达数月之久。一面请颜惠庆先生出面说情，一面向日方军政人员致送厚礼，并对看守狱卒以至承审人员，予以厚赂，闻月笙先生个人耗费在百万元以上。”

第二十三章　戴、杜联手如虎添翼

一、亲友沦陷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月笙与戴笠便已经预感到香港有可能沦陷。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杜月笙飞往重庆，与戴笠紧急磋商，一旦香港陷落，如何将接到香港的那些社会名流、各界耆彦转移到重庆。

商议的内容还包括，杜月笙与戴笠共同运作的港济公司的搬迁，以及搬迁到重庆以后如何开展业务，继续发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同时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日本军队进驻上海租界。

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对杜月笙来说，也是重重灾难降临的一天。

这天中午，杜月笙正在与戴笠紧急磋商应变措施，香港来了急电。戴笠匆匆看过后，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去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战火烧得如此之快。

“香港守军只有英军的两三个营兵力，红头阿三（印度兵）倒是有9个营，可统统都是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根本拉不上战场！”杜月笙焦急地对戴笠说，“香港怕是撑不了几日的。”

“据日本军事专家估计，香港防守超不过三个星期。依我看，最多超不过三天。”戴笠分析说。

“那才叫糟糕！在香港的许多重要人物，那些名流耆彦、工商人士，以至安福系诸巨头，正是日本人亟欲利用的。像陶希圣、王新衡他们就更不必说，这一些人被敌伪恨之入骨，抓到了非砍头不可！当然，还有……”

一想到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杜月笙一时语塞。由于香港的失陷，上海英、法租界俱被日军侵入，杜月笙在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毫无疑问全部落入魔掌，生死不明。想当初他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滩，无论如何的不舍，但相比之下，上海毕竟还有租界可以让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栖身，在香港也可以东山再起。如今三四年下来，政治资本大捞特捞，烟土等生意明里暗里也没少做，香港这一根据地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尤其对上海的遥控指挥，更使他身价倍增。但转眼间，这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戴笠自然晓得杜月笙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自然是抢救那些接到香港的重要人物，倘若那些重要人物落入日伪之手，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就戴笠本人来说，蒋介石这一关定然也不好过。

于是，两人当晚通宵未眠，拟定一张紧急营救名单，准备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救出一些头等重要大员。

名单拟定，接下来就是找民航机驾驶员。由于日本飞机正在轰炸香港，一般驾驶员都不敢飞香港。就在这时，戴笠的一名好友登门，来意便是请求戴笠拨一架飞机给他，帮助他返回香港。

戴笠的这个朋友名叫“阿伍”，是香港富商，其百万家资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若赶不回去抢救，其存在香港银行的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阿伍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戴笠灵机一动，何不将两桩事体合在一起，既成全了阿伍照顾了朋友，又可借此机会救出一批紧要人物。

“我可以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家开到香港。”戴笠对阿伍说，“飞机落地，你要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让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的重要人物。”

言外之意，阿伍只能乘此飞机回去，却不能再乘此飞机返回重庆，更不用说运送家人了。阿伍此时回家抢救财产心切，尚不知家中情况如何，更无从谈起回渝或携家人返渝。于是一口答应。

一架飞机，能装载的人数有限。在杜月笙与戴笠拟定的名单中，自然包括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人等。尤其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人又太多，这一架飞机仅杜公馆的人就装不下，何况那些各界重要大员也不在少数。机少人多，两人只好再度裁剪抢救人数。

杜月笙思量再三，对他本人来说，自是抢救杜公馆的人紧要。但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杜公馆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倘若牺牲了那些重要人物，就算他救出了家人，蒋介石那边也无法摆平。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杜月笙终于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戴笠自然也很为难，论交情他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把兄弟，特别从抗战开始杜月笙给予他的支持可以说无与伦比。但是站在工作的角度，作为军统要人，他有责任救出那些重要人物！

见杜月笙如此说，戴笠抬起头来望了他一会儿，等着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写吧，就这样定了！”杜月笙又说一句，面色却是一脸的苍白。

果真连他最宠爱的四太太姚玉兰都不救了，戴笠心里充满了钦佩和不忍。但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铺开那张原先拟定的名单，两人商量着最后拟定了此次需要救出的人选：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随后，立刻打电报到中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分别通知名单中的人，于12月9日中午以前赶到启德机场集合，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降落，立刻上飞机马上起飞。

然而，苦等到9日傍晚飞机安然返回，情况却是大出意外，名单中的人却是一个都不曾接回。尽管运回来的也是必须要营救的重要人物，但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头等重要的人物没接出来，使戴、杜两人压力陡然大增，两人再度连夜商讨营救方案。

毫无疑问，那些头等重要的人物已经全部陷敌，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要在沦陷区搜救这些人，唯有依靠帮会弟兄。”戴笠如是说。

“对的，对的。”杜月笙立刻表示赞同，“幸好组织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遇到这种事体，唯有发动人民委员会的弟兄们才可办到。”

二、杜太太最后撤退

所谓“人民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40年夏天的帮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戴笠发起，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军统的行动小组锄奸，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四川袍哥等，全部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最高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就定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

戴笠的发起，得到了杜月笙的全力支持，两人共同运作，几经努力，终于将各地各帮会领袖人物，三山五岳四海七洲英雄好汉集中到重庆，推举常务委员7人，分别为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张树声、向海潜、韦作民、田得胜。

其中洪门大爷张树声来自华北，张门势力遍及全国；杨庆山为洪门举世无双的“双龙头”大爷；向海潜在军界之中实力雄厚；杨虎则为海员领袖，全球各地的船舶码头均可互通往来；韦作民则是北洋政府交通部里的“不倒翁”，其徒子徒孙自交通界机关职员至工人苦力无所不有；田得胜以“重庆田大爷”闻名天下，凭他一声招呼，便会有全四川乃至西南各地的袍哥弟兄竞相追随。

“人民行动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实际是以杜月笙为“总龙头”。秘书长由戴笠的得力助手，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长的赵世瑞担任，并由军统特务徐为彬、金坡，以及杜月笙的学生于松乔担任联络员。会址设在位于重庆香水顺城街37号帮会领袖唐绍武献出的一幢大宅中。

杜月笙与戴笠连夜商量出一套救援方案，即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帮会关系，将自重庆，经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到香港，迢遥数千里路上的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动员起来，开辟一条通衢大道。通过这条通衢大道，将那批急需营救的重要人物，由香港护送到重庆。

但仅有这一条通衢大道还不够，倘若需要营救的那些重要人物被日本人扣留，或者无法取得联系，这条大道便失去了作用。为此，杜月笙提出一个无比大胆的设想——与虎谋皮。由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杜月笙便想利用这一点，让徐采丞同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徐采丞替他在上海租一艘船，赴香港将他的朋友接回上海。

听起来这个计划像天方夜谭，但不是没有可行性。其一，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其二，徐采丞和“梅机关”首脑分子川本之流私交弥笃，而徐采丞向来善于利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其三，日本人晓得杜月笙的这些“朋友”皆非等闲之辈，特别是那些金融巨子、工商大鳄，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财富”，而杜月笙把这些人接回上海，他们岂有不欢迎的道理。

“不妨一试。”听完杜月笙的分析，戴笠表示赞成。

第二天，杜月笙一封密电发给了徐采丞，叫他火速斡旋。

果然如杜月笙所料，经徐采丞的巧妙运作，这一大胆计划竟然得到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徐采丞在上海顺利地租到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机。1942年2月3日，轮船启航赴港的同时，徐采丞携巨款乘飞机直飞沦陷的香港，代表杜月笙分访杜月笙的“朋友”，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待上海包租的轮船一到，马上离港，并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结果，这一船载了足足300人，其中包括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以及杜门亲友和苏浙同乡。

杜月笙的家人随轮船返回上海的，只有他的长子杜维藩的两个儿子。杜维藩自家不敢回上海，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徐采丞带走。他的太太一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当家主事，不曾来香港。

这300人乘船返回上海后，余下的成百上千的人大都是在香港沦陷时走散一时无法联络上的，当然也有因故暂时不能离开的，这些人最后逃离香港，大多是经过杜月笙开辟的“通衢大道”前往重庆，但一路上可谓吃尽了苦头。

这些人便包括最最重要的人物陶希圣、王新衡、蒋伯诚，以及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

香港沦陷的时候，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里，蒋伯诚则躲进了九龙饭店，所以中国航空公司无法联络到他们，以至于错过了杜、戴的飞机救援。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航空公司没联络到他，他却在随后遇到了从重庆驾机返港的阿伍，得到阿伍的帮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王新衡便化装渡海，躲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直到后来走脱，一直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原本可以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前往重庆的，当时她的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说特地给她留了一个位子，要她赶快赶往启德机场。姚玉兰何曾不想走，但是她不能这么早离开。

“我现在还不能走。”姚玉兰苦笑一下，对她的闺中密友说，“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杜月笙在赴重庆前曾特地交代过姚玉兰：“一旦香港沦陷，你只能最后一个离开九龙柯士甸道。倘若不是如此，全香港的杜门中人，以及和杜门相关的人物便全部无法通信联络，重庆方面的救援也便无法实施了。”

姚玉兰晓得九龙柯士甸道对杜门亲友的重要性，便决心死守大本营。好在有杨虎夫人陈华前来联络时，得知了姚玉兰的情况。

“让我留下了和你做伴，纵是有天大的事体，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主意。”陈华对姚玉兰说。

“好！好！”姚玉兰感动得热泪盈眶，“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我们在一起，能够死得不冤。”

“留下来不等于就会死。”陈华满乐观地说，“我料想不会到那一步。”

幸亏姚玉兰、陈华死守柯士甸道，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方始有了联络中心。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以及稍后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都是由杜公馆居间联络，分别知会的。倘若不是如此，杜月笙、戴笠、徐采丞等人在渝沪两地无论怎样费尽心机，无论怎样开辟“通衢大道”，落难的人终究也是无法逃出去的。

随着一拨一拨的人撤离香港，辗转重庆，姚玉兰和陈华也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起程。

滞港落难亲友络绎不绝地到达重庆，杜月笙每见一位便多添一份欢喜。他假重庆交通银行开起流水席，分批宴请归来的朋友，其中有生活尚未安顿，窘况犹未解除的，杜月笙便在掌心之中暗贴一纸支票，借着握手的机会传递过去，一面施眼色阻止退还或道谢，使受之者无不感激万分。

有人代他暗中留意，私下统计，杜月笙为了打好“急救香港亲友”这一仗，前后花费约法币两百万元之巨。

三、筹集经费贩烟土

杜月笙从1938年11月离沪抵港，到1941年12月2日自香港飞往重庆，再延续到1942年春天香港千里大救援，乃至此后对驻沪大员的搭救，杜月笙个人究竟搭进去了多少钱，莫说他人拿不准，就是杜月笙自家，也怕是很难算得清。

香港开源书局1955年5月出版的瑜亮先生所著《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一事，曾有如下叙述：

“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分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1939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1941年末）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陕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巨。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

“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即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战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抛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那么，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分？外间人自是难以说清。但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多次说过：

“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而杜月笙在抗战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件实在是难以达成，除了他的亲朋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外，还有两股起决定性作用的巨大力量在支持着他，此两大力量便是戴笠与孔祥熙。

事实上，孔祥熙在拨款的同时，给予杜月笙更大支持的，是为杜月笙做生意大开绿灯，而其中主要是烟土生意。早在孔祥熙调解刘航琛与王缵绪恩怨的时候，让刘航琛捎信给杜月笙，赴重庆接一桩烟土生意，那是中央迁川以后查获的一批已经完过税的烟土。杜月笙在此前与南京政府多有烟土生意的合作，双方配合默契，大发“禁烟”之财。中央迁渝以后，烟自然还是要“禁”的，为“禁烟”所查获的烟土，仍然交给杜月笙贩卖销售，仍然是双双发财。

为此，杜月笙找戴笠商议，决定成立一家专门经销烟土的“港济公司”，在香港和重庆分别设立办事机构，由顾嘉棠出面负责。

当时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军统负责。杜月笙到港之初，便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到香港出口，再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此一进一出，获利颇丰，戴笠以此弥补军统经费的不足，杜月笙也自有分肥。杜月笙以次的杜门中人也多有参加，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关口，杜月笙派顾嘉棠给戴笠在韶关把口。

如此便利条件，运输上有绝对保障，港济公司成立之初，香港的几大鸦片商便争相找杜月笙洽谈鸦片生意，纷纷向杜月笙订货。这些人都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鸦片生意是“通了天”的。事实也确是如此，杜月笙的每一票生意都做得落门落槛，讲求信誉，各方共同发财。

但有一票费了周折，1940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杜月笙接洽了一大票生意，收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但由于戴笠一时耽搁，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却没有及时发运，事情拖了下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杜月笙远走重庆。很多人后悔莫及，以为那票生意的定款就此打了水漂。

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誉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发运出去。

“发货简单，只是原来的运输通道被切断，需要改换交货地点。”戴笠提出面临的新难题。

“可否改在中越边境交货？”杜月笙提议。

“不妨一试。”戴笠略一沉思，表示同意，“应该没问题，我需要落实一下。”

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万事俱备了，还差一点东风。”戴笠对杜月笙说。

“哦？”杜月笙一怔，“这点东风需要哪个去吹？”

“当然是你杜老兄！”

“好，你不妨说说看，我倒是找哪个去吹？”

“3000万定金的生意，是一票大生意，中央规定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戴笠说，“眼下这个证件还没有拿到。”

杜月笙笑了，这对他来说，小事一桩。

“你等我话，我就去办理。”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通行证。

杜月笙刚到重庆时住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招待所二楼，他打电话喊来范绍增，把这一切对范绍增讲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支票。

“这个，你去交给孔部长。”杜月笙说着，把支票递给范绍增。

范绍增接过一看，是一张500万的支票。

那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大宅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了事情经过，只是绝口不提戴笠。谈完后把支票交给了孔祥熙。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却一边说一边塞进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给他打个电话知会一声便可。范绍增回到自家屋里，立刻打电话给杜月笙。

“他收下了。”

“好！”杜月笙满心欢喜，随即转拨戴笠电话，“戴老弟，事成，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孔祥熙关照他派人去财政部取回“特别通行证”。

当晚，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第三天夜里，车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顺利办妥交货手续。

香港烟土商见杜月笙办事落门落槛，随即付清剩余款项。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几百元一两，这笔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四、中华贸易开张

杜月笙在重庆朋友很多，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兄弟，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均与杜月笙有交情。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即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1941年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杜月笙抵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接，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

“杜兄，我的住宅除了范庄，其他你可以任意挑选。”范绍增拍着胸脯，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我陪你去看，你欢喜哪幢便住哪幢，好不好？”

范绍增之所以说除了范庄，是因为范庄已经借给孔祥熙，成为了行政院长的官邸。范庄是全重庆最大的一幢住宅，座落在国府路上，整座住宅为花园式建筑，内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美轮美奂。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

杜月笙当时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他是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市区、银行街，所以杜月笙婉拒了范绍增的盛情邀请。

“绍增兄的盛情我领了，我看我还是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杜月笙为了工作方便，范绍增也没办法。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本人又极好热闹，特别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时，他便兴冲冲地住进了来龙巷的范公馆。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需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杜月笙平时好玩、好谈、好赌，在范绍增的公馆里，这三大嗜好随时可以得到满足。

除了范绍增的公馆，杜月笙常去的便是刘航琛的汪山别墅。刘航琛在汪山建有两幢别墅，两幢之间相距不过一二百步。与范绍增公馆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清幽静雅，别有一番情致。

当姚玉兰、杜维藩等家人相继逃出香港，来到重庆后，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于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月笙及家人接到汪山别墅，他自家也陪伴在侧，与杜月笙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到刘家打麻将，玩挖花。尤其喜欢那个玩牌的环境：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令寄情摴蒱的赌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而来龙巷范公馆则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最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最爱朋友，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家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玩。赌法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他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

嘉宾自政府高层军政要员、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至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囊括了陪都重庆所有达官贵人与阔佬大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之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帐之奢华，享用之奢靡，尤其出没于其间聊助赌兴的妖冶美女，堪与“一八一号”大赌窟相媲美。

在1941年12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几乎每晚都到来龙巷范公馆赌一赌。经常在一起玩的有刘航琛，范绍增，吴启鼎，康心如，康心之兄弟等。当时范公馆的赌规是每人每天带赌本5万元。约合60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2230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那段时间，杜月笙尚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每晚必到来龙巷。所有赌友，不管怎么忙，都是准时到达。唯有一天杜月笙迟到了一小时，使赌友们为之不解。刘航琛是细心人，他仔细看看杜月笙，发现他双眉紧皱，面色略带尴尬。

“月笙兄，你今天来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趁尚未入局，刘航琛将杜月笙拉到一边去，悄悄问。

“照理说没什么，”杜月笙与刘航琛向为知己，他拍拍腰袋，苦笑着说，“就为了这5万块本票，我中午开支票叫人到楼下去换本票，结果说我户头里的钱不够了，一定要董事长加盖一个图章才能兑换。偏偏新之兄回了歌乐山，只好派人去歌乐山，这一去一回辰光就过了。”

“这个没有道理。你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人就住在交行楼上，临时办个透支，何至于非要跑一趟歌乐山找钱新之盖章？”刘航琛有些打抱不平，但转念一想，便改口说，“交行手续太麻烦，银行我也有几家，只是不如交行那么大，你不如跟我的川康银行打个来往。”

“我想还是不要给你老兄添这个麻烦了。”杜月笙摇摇头说，“依我目前的境况，怕是有来无往。眼看手下弟兄来渝的越来越多，一时都没有事体可做，整个就是坐吃山空。”

“月笙兄，你说这话未免太见外了。你来重庆，本来就是我刘航琛的客，照说应该凡事都由我招待。”刘航琛正色道，“现在我请你跟川康打来往，有来无往也好，有往无来也罢，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你没有理由推却。”

杜月笙思忖一下，说：“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刘航琛很高兴，欢声说，“朋友本该这样不分彼此！”

随后双双入局推牌九，照样是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其间，刘航琛抽个空出去，给川康银行经理打了个电话。旋不久，外面有人找刘航琛，他出去打个转又回到牌桌。

当夜散场后，刘航琛送杜月笙回交行招待所，在汽车上，他把一本川康银行空白本票交给杜月笙。

“这么快？”杜月笙接过去一看，无不惊讶。

“给你老兄办事，自是快些好。”刘航琛转过脸，凑近杜月笙，不无调侃地说，“我晓得你老兄手头出钱的速度，说不定明天一早就要给人开票子。”

如此一说，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知我者航琛兄也。”杜月笙笑过之后，又问，“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给我的这些票子，可以开多少数目？”

“川康银行每天预备提存的现金是150万。”刘航琛爽朗地说，“150万之内你老兄随意开。150外之外，麻烦你事先给我个电话。”

得到刘航琛这个话，杜月笙心里有了底。早在赴渝之前，杜月笙便已想到杜门中人以及恒社子弟在后方的数不在少，这许多人不能长期赋闲，必须找点事给他们做做。如今香港陷落，香港那边的人过来，杜门中人赋闲在这里的就更多了，因此他有意开设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但由于全力以赴施救于香港的落难亲友，手头一时调不开头寸。如今有了刘航琛在经济上的奥援，这爿公司便可着手创办。

他找来陆京士、杨管北、骆清华、沈楚宝等人，酝酿出一个大体方案。回过头又去找刘航琛商议——他想开出一张最高额本票150万。尽管刘航琛说过，150万以内他可以随意开，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他要经过刘航琛当面点头之后，才可用于投资。

“航琛兄，记得当初我问你，我支用钱的最高限额是多少，你老兄说是150万，对不对？”杜月笙进门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问。

“对的。”刘航琛一脸茫然，不晓得杜月笙为什么突然登门问这个。

“今天我是来跟你商量，向你老兄借一次最高额。”

“你就为这个来的？”刘航琛听后爽声大笑，“多此一举嘛！早就说好150万之内你随意打支票。你又没超过这个数，用不着知会我。”

“航琛兄，你不问我支这许多钱做什么用途？”

“你老兄给别人调头寸也这么婆婆妈妈的？”

如此一句反问，两人同时朗声大笑。

随后，杜月笙花50多万元在重庆闹市区林森路49号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二两层做办公地点，三楼分隔许多小房间，作为公司相关人员的招待所。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原想叫陆京士担任，但此时陆京士已官拜“社会部组训司长”，于是便命他为常务董事，叫他自家拿一万块钱做股本。由杨管北出任总经理，骆清华、沈楚宝出任副总经理。刘航琛、钱新之等人与陆京士同任常务理事，顾嘉棠、边定远、唐缵之等人任董事。

杜月笙开出一张川康银行最高额本票150万元，提现后作为公司资本金，投入公司。1942年3月底，“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式开张。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从衡阳等地抢购从沦陷区运出的物资。当时由于车辆不好搞到，运输上难度大，加上法币不断贬值，衡阳与重庆间的物价差很大，货物只要运到重庆，即可发财。而重庆的对外交通，便掌握在军统手里，戴笠身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数职。而军统内又多有杜门弟子，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在筹措车辆，以及运输等事宜上，便一路畅通。无论运什么货，都没人敢查。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便大发其财，分肥者中自然也少不得戴笠的一份。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运转自如之后，杜月笙又密锣紧鼓地开始筹办银行。

杜月笙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在重庆道门口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办公地点，随后从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拨了一笔款到重庆，自己再凑上一笔数目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资本金。

杜月笙仍自任董事长，将开业前需要筹备的一应事体交给他的爱徒陆京士打理，由他的“绍兴师爷”骆清华为协理，庞安民为襄理，顾嘉棠为监察。开业前一应具体筹备事宜，皆交给这班手下去打理。

刘航琛对杜月笙在重庆的事业非常关心，第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自是办得不错，但杜月笙将办银行的事体交给陆京士打理，刘航琛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陆京士是书生辈，做官的人，办事业未必在行。但他随后发现，陆京士竟然把银行的事体处理得有条有理，相当出色，于是他不禁赞叹：强将手下无弱兵。

通商渝行开业典礼那天，重庆道门口车水马龙，颇有一番盛况，尤其各方人士——军政界、工商金融界人士纷纷自动捧场，客户纷至沓来，其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刘航琛的川盐、川康银行纷纷堆花以示庆贺，银行存款直线上升。

搞工商必须先开银行，开银行则以人情、人缘、各方关系为资本，这已成为杜月笙求生存、打天下的不二法门。通商渝行一开，存户钞票滚滚而来，塞满了保险库。为了给这些钞票谋出路，杜月笙又陆续在西北各地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包括成都分行、西安分行、兰州分行等。

但是苦了鞍前马后一通忙活的陆京士。陆京士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通商渝行揭幕前后，诸项繁杂事务皆由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理，但渝行大功告成利润滚滚而来之后，他却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当时杨管北在昆明忙他自己怡泰公司，杜月笙只好一反惯例，以董事长自兼总经理，而命骆清华以副总经理名义代为主持渝行。后来分行开得多了，骆清华要统筹全盘大计，渝行经理一职，乃由上海中汇银行副理陈国华出任。自此陈国华成了重庆杜公馆的账房兼总务。

有了通商渝行这股活水，杜月笙的事业越做越大。在组团考察西北之后，一连串开了好几爿工厂，其中包括重庆面粉厂、昆明造纸厂、西北毛纺厂等。杜月笙在西北工商界、金融界开始成为了显赫的人物。

五、通济与虎谋皮

1942年10月，杜月笙为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以考察实业建设工商为名，做了一次长达3个月之久的川陕之游。

此次川陕之游可谓兴师动众，仅随行的杜门中人便有杨管北、骆清华、唐缵之、胡叙五，以及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等，另带有医师一名，随行保镖侍役若干。而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杜月笙的新朋旧友——或驻军要人，或地方首脑，或四川袍哥，大事欢迎与接待。其欢迎之热烈、之隆重，接待之奢靡、之豪华，可谓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一路上前呼后拥，歌台舞榭，钟鸣鼎食，令杜月笙风光无限。

此一番“考察”，虽说穷尽享乐，却也使杜月笙亲眼所见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尤其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此时大后方对外交通几乎全部断绝，即使在沦陷区搜购了棉纱棉布，运输问题也难以解决。不过，这桩事体却触动了杜月笙，使他陡地生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胆设想。即从上海采购几千件棉纱，远到大后方，以解抗战之需。

当时日本军阀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日本天然资源的不足。因此在沦陷区里，日军莫不多方压榨，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到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只铁钉，都在强迫征收之列。

由于战区物资易于资敌，为对付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施政要领中，“吸收战区物资，促进后方生产”，向为重要项目之一，并由政府责成贸易委员会，委托地方银行、外商行号等，利用省钞在战区竞购物资设法输出。

因此，1943年元月中旬杜月笙一回到重庆，便致电远在上海的徐彩丞，请他探寻了解一下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巧的是，徐彩丞正有此意，他和吴开先已经就此事酝酿多次，就等杜月笙西南之旅返回重庆后联络呢！

这时重庆已于1943年1月15日实施限价政策，但纱布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当时白米每石520元，猪肉一斤14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60元一天，一般工资500到1000元一个月，但是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亦达2450元之巨。

由此可见，棉纱之紧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杜月笙立刻找戴笠商议。

“为后方解决棉纱自然是好事，可这件事看起来可行性太低。”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设想，觉得与虎谋皮，这个设想太大胆太狂妄。

“可行性低不等于没有可行性。”

杜月笙随后给戴笠分析了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

一、日本军部的作风，一向是东拉西扯，勾勾搭搭，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也就是说，其间大有空隙好钻。而徐采丞便善于把握日本人的心理，善于利用日本人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把握将东洋人耍得团团转。

二、有戴笠这一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和他的军统特务保驾护航，有杜月笙自家的帮会弟子，交通运输不成问题。

“既是这样，容我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

戴笠随即就此事向国民政府当局作了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指示戴笠设法“切实办理”，并由政府当局给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争取敌伪物资，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是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之一。杜月笙要做，当然可以。

二、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

三、因此之故，要做，必须按照中央既定方针，也就是孔院长所说的，用钞票去买。

四、棉纱运到前线，有关方面自会设法，尽量协助其顺利内运。

看了这四点意见，杜月笙觉得“不谈交换”只用省钞价购，怕是东洋人不会答应。当时徐彩丞提出的是“物物交换”。不料，杜月笙将上列四点原则电复徐采丞后，徐彩丞则表示不妨可以根据此原则运作一下试试，只要把6000件棉纱运出来，一应后果，事到临头再说。

徐采丞选中的合作对象是日本的“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作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次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团讲和，徐彩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彩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彷佛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体。

贪功心切，嫉妒心重，“松机关”的人就此便被徐采丞一记套牢。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当谈判完成，6000件棉纱不日可以搜购启运的急电拍到重庆，放到了杜月笙的案头上。

“采丞兄真了不起！”

杜月笙不禁一声欢呼，一跃而起，急步出门，立刻乘车前往军统机关，找戴笠商量具体事宜。

做这一票生意，以当时的差价而言，倘若站在做生意的角度以私人来做的话，赚个千八百万的毫无问题。但杜月笙不愿沾上发国难财的恶名，他和戴笠商量后，又征得徐采丞的同意，向有关当局郑重声明，这6000件棉纱内运，他和门下诸人一概自尽义务，决不拿它当生意买卖做。甚至表示搜购棉纱的本钱，他都可以垫付，等棉纱运到后再由中央照价付款归垫。至于棉纱运到后的分配及用途，全凭当局做主。后来经戴笠与各相关单位协调，决定将这6000件棉纱全部移作军用，为前方将士换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便是这6000件棉纱从采购到运抵重庆的运作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叫做公司，但这个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于是，公司名称定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随后在当局相关部门备案。

通济公司设董事长一名，由杜月笙担任，总经理由杨管北担任，副总经理由徐子为担任。

收购棉布的资金来源，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也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徐彩丞在上海立即效仿，在上海成立了专门搜购棉布的民华公司，抬出金融巨子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徐采丞则自任总经理。

1943年春节前夕，通济公司以林森路49号为地址，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门口挂出“通济公司”招牌，办公间便设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楼上。

双方公司一经成立，立即投入运营。上海方面紧锣密鼓，3000件棉纱很快搜购到位，作为第一批货物于春节期间，由杨志雄与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先生王国生等人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武装押运。

按事先约定，货到界首集，日本军队卸货便走，不管点交。重庆方面必须事先到达交货地点，等候接货。

杜月笙派出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前去接货。

此时春节将到，杜月笙的汪山别墅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杨管北前来辞行。

“我们准备年初一动身，先飞宝鸡，然后转西安，赴洛阳。”

“大年初一？”杜月笙有点于心不忍，“能不能推延几天？”

“横竖是要去的，还是早一点动身好。”杨管北态度坚决，“万一路上生出点意外，也好有时间处理。”

到年初一派人到机场为杨管北、徐子为一行人送行的时候，听说秦岭一带正遇暴风雪。飞机起飞之后，杜月笙的一颗心便悬了起来，生怕发生一点意外。直到第二天飞机冲过大风雪，一行人平安抵达宝鸡，杜月笙这边收到回电，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此前，自接货地点界首，以至洛阳、西安，到重庆，这一路上所需要经过的关卡要道，杜月笙和戴笠全部作了知会、关照、打点和安排。幸好这一路上的军政界要人杜月笙全部熟悉，甚至为至交。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是杜月笙的老朋友，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曾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参谋长，杜月笙与他熟悉得不得了。洛阳到西安一段要走陇海铁路，自然便有了照应。洛阳以东到界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辖区，杜月笙与蒋鼎文也是老朋友。界首当地驻军将领是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何柱国是少帅张学良的旧部。凭杜月笙当年为张学良的居停主，自是闲话一句。

但是，从界首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有一片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片真空地带延绵50多公里，是土匪、江洋大盗、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护送日军撤走后，很难说他们不会趁机捞一票。杜月笙修书一封，拜托威镇豫皖鄂三省的洪门大爷明德明，请他在这片真空地带派保镖护驾。

杨管北几人一到界首集上，便欣喜地发现，当地已经设好了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杜月笙派王宝康为办事处主任，已于此前走马上任，界首当地等一应事务，已然作好接洽。

紧接着，另一个好消息不期而遇，杨管北三人抵达界首的第二天，军统局长戴笠从天而降，意外出现在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办事处里所有人无不欢呼雀跃。戴笠此行，一方面专程为鼓励大家而来，同时要具体看看接运工作的准备情况。

就在一班人满心欢喜的时候，日本军队押运棉纱的车队抵达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由于日本人不敢越过真空地带到界首交货，双方又约定改在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外最前线的无人地带交货。

东洋兵押运棉纱的卡车一出亳州城，便立即卸货，一件件棉纱在地上推成小山。货一卸完，东洋兵便风驰电掣般逃回亳州城里。盘踞亳州城的是伪军郝鹏举部，已有国民党将领与郝鹏举打通关节，所以郝鹏举躲在亳州城里按兵不动，由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

就在杨管北等人忙着指挥雇来的大批人马往界首运送棉纱的时候，从东洋兵卸下的棉纱堆里，忽然跳出四个人来，令现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先是杨管北发出一声惊呼，原来四个人中，有两位是他的至亲——他的父亲和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另两位是交涉代表杨志雄和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王国生。

3000件棉纱运抵界首后迅即装上卡车，首尾相衔地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一批棉纱总算安全运到，顺利转交当局有关部门，各方皆大欢喜。但这票生意6000件棉纱只成交了一半，另外3000件货已购齐，等候发货。偏偏就在这时，洛阳失陷，消息传到重庆和上海，杜月笙、戴笙、徐采丞个个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和戴笠经过多方考察，多次商议，只好放弃原来的路线，改走浙江淳安，将3000件棉纱运到重庆。

这一次，杜月笙派他的恒社子弟朱品三，陪同通济公司副总经理徐子为，到浙江淳安成立办事处，然后通过真空地带和封锁线，潜入上海，跟徐采丞接头，把待运的3000件棉纱，全部运到后方。

但这一次却没有前次那么幸运，尽管货到“国统区”一路上都有杜月笙的朋友，但无论政界军界见了这大宗的棉纱个个都眼红，个个都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闹出被扣押、被绑架的大事体，险些丢了徐子为、朱品三等好几个人的性命。好在历尽艰险，有惊无险，历时7个月之久才将第二批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为了国军的军装。

六、杜月笙陷入舞弊案

杜月笙自从1927年追随蒋介石后，到香港策划高陶反正、协助军统上海锄奸，是他备受蒋介石恩宠、炙手可热的阶段。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对杜月笙开始渐渐冷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大为不满，其中一件便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发行了一种黄金储蓄券，以6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黄金储券，意在储蓄保值，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将来本利都以黄金计付。当时黄金牌价每两法币2万元，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决定将黄金提价。1945年3月下旬，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了几个机要部门商议，决定从第二天即3月29日，将黄金牌价从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

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便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抗战爆发后一直追随杜月笙左右。在香港时曾被杜月笙派往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如今晓得了这样的发财机会，王绍斋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先生杜月笙。

但王绍斋当天中午参加了一个午宴应酬，借着几杯酒力，无意间走漏了口风。宴会结束后，他驱车前往林森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来到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

“先生，你手上的黄金储蓄券不少吧？”

“不多。”杜月笙答道，“有限得很。”

“黄金储蓄卷是保值债券，先生何不多买进些？”

“你问我这个做啥？”杜月笙一怔，觉得王绍斋话里有话。

“假使先生黄金储蓄券多，或许会发一笔小财。”王绍斋神秘地一笑说。

“哦？”杜月笙何其精明，他马上反口问，“黄金牌价一直是2万，不会有变吧？”

“先生你说对了。”王绍斋凑近杜月笙说，“黄金涨价，储蓄券岂不是水涨船高。”

“什么时候涨？”

“明天。”

“这么突然。”杜月笙略一沉思，马上叮嘱王绍斋，“兹事体大，你不要再对别人讲。”

“哦……”杜月笙一提醒，王绍斋这才意识到的确是兹事体大，猛然想起午宴上漏了口风。

“怎么回事？”杜月笙注意到王绍斋神色陡然变化。

“没什么，我走了。”王绍斋赶紧告辞，嘀嘀咕咕地走出去。

杜月笙这一声叮咛只不过晚了一个多时辰，可就这一个多时辰，已经覆水难收，王绍斋当众说出去的话没法再收回。后来“黄金案”事发，王绍斋泄密证据确凿，因而吃了官司被判刑入狱。

杜月笙叮嘱王绍斋莫走漏口风，是站在王绍斋公职的角度，他晓得泄密便是很严重的事体。但多买公债、储蓄券是政府提倡的，而且会受到政府奖励，买多少都不会出毛病。此前他常受人之托代买美金储蓄券，买进卖出，如今已经是轻车熟路。

当时是下午两点半钟，杜月笙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便叫人开出一张中国通商银行法币1000万元的即期支票，随后赶到中央信托局，托朋友代他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价款1000万元，当场交割清楚。

这是杜月笙从事金融工商事业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心腹智囊商量，自家做主做的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这主要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同时他还是有点警觉，担心走漏风声大家一窝蜂购进，闹出事端。

笫二天翻开报纸一看，果然一条好消息见诸报端：黄金官价提高为每两3.5万元，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1万元。杜月笙兴高采烈，当晚在汪山别墅大会客厅里，面对他的家人朋友、亲信弟子，朗声宣布：

“本人于昨天下午做了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一夜之间进账500万元！”

众人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生意进账这么快？”

“黄金储蓄券。”杜月笙说着，拿出报纸往众人面前一抛。

众人一看，免不得一阵埋怨，如此天大的一桩好事不想着自家人！

岂料，不几日，晴天一个霹雳，把杜月笙打得晕头转向——

当时杜月笙正在中华信托公司董事长室办公，王绍斋敲了一下门后，无声地走进来。如此之静让杜月笙蓦然一惊。

“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眼看出王绍斋脸色不对。

王绍斋把一张报纸放到杜月笙面前的办公桌上。报上白纸黑字赫然醒目：

“黄金储蓄券一向销路低迷，突然一日之内掀起抢购之风，销路创空前未有之高峰！监察院对财政部严肃纠举……”

杜月笙的头嗡地响了一声，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泄密。纠察，毫无疑问是纠察泄密人。

“财政部会有很多人泄密吗？”他茫然地问。

“要是这么多人买，泄密的应当不少。”王绍斋一脸的沮丧。

“既然不少，那就不用理它。”杜月笙安慰道，“没有人能证明你泄密。”

“只怕有……”

“你还告诉了别人？”

王绍斋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一般说来，得了实惠的人不会站出来指证你。”

“可我……”

王绍斋吭哧了半天，总算把他酒后失言的事说了出来，令杜月笙顿足叹息。这时候他担心的是王绍斋万一出事，自家会受牵连。他当时还没记起，购买黄金储蓄券采用的是实名制，都有哪个抢购，一查便知。

这一桩公案很快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许多报纸纷纷要求公布当日购进黄金储蓄券的名单及数量。若干报章评论指称，黄金储蓄券事件是为不法官吏与豪门巨贾勾结的铁证，使得“黄金案”成为天下人共讨之，共罚之头等大案。

风云变幻之迅猛异常，震撼得杜月笙如惊弓之鸟，欲死欲绝。他向来爱惜羽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便以爱国人士的面目出现，支持抗战的事体做了不少，为支持抗战自家洋钿更是垫付不少，如今为这区区250两尚未领到手的黄金抹一脸黑，实在让他后悔莫及，痛不欲生。

正如他的心腹知己、智囊门人所为之痛惜的，倘若他把这件事和大家商议，最简单的一点可以保证，那便是人人都晓得黄金储蓄券的购买者用实名制，杜月笙改用他的徒子徒孙、甚至门房司机的名义又何妨？储蓄券上记的是别人的名字，这一桩公案炒下大天来，又与他杜月笙有何关系！

4月23日，抢购黄金储蓄券的名单果然见诸报端，“杜月笙”三个大字赫然在榜！

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经历了十几天度日如年的折磨，杜月笙已经麻木了。他不再去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而是把自家关在汪山别墅里，一个人慢慢地消化这一场尴尬。

亲朋好友、门生弟子纷纷上门劝说、开导，宽慰自是不少，杜月笙只是一味地苦笑，最后一声长叹，说：

“各位说的固然都有道理，不过我自家肚里明白，出道三四十年的一点虚名声，这下通通完了。熬了三四十年好不容易鲤鱼跳过了龙门，如今又跌回河滨里去哉！”

“黄金案”开庭之前，有消息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月笙到庭质询。杜月笙闻讯更为恐慌，倘若真的站到法庭上，这辈子塌台算是塌到祖坟上去了！能帮他消灾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孔祥熙，一个是他的把兄弟戴笠。

在杜月笙尚未出面的时候，戴笠已经找了蒋介石。戴笠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蒋介石，即使蒋介石不看上海锄奸杜月笙出了多大力，就算将来回上海，杜月笙的实力也还是可资利用的。

杜月笙总算没有被传到法庭上，一场轩然大波在戴笠的斡旋下就此风平浪静，尽管杜月笙塌了不小的面子，终究平安过关。

七、戴笠救援有惊无险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

在“黄金案”结束之前的4月中旬的一天，孔祥熙在重庆国府路范庄设家宴，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赴宴。

此时的孔祥熙也正在走背字。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民众生活困苦到了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财政大权的孔祥熙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

与此同时，孔祥熙及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披露，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于1944年1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在随后的1945年5月和7月，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从此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晚宴上，孔祥熙透露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

“蒋主席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拿几个首领开刀。”

听了这句话，在座的三人都大吃一惊。

“要杀哪个？”范绍增反应最强烈，四川帮会尤以四川袍哥影响最大。

“我对他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给你卖力，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是的，这些年我们哪个不给他卖命。”杜月笙压抑着心中的不平，这对他来说反差实在太大，打击更是不言而喻。

“他怎么说？”范绍增急不可待地问。

“他不再讲话了。可是前不久，他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

“毙的哪个？”范绍增急急地问。

“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

“就因为他是四川袍哥？”

“那倒不是，蒋主席看到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死了，是因为扣军饷饿死的，此事万万难以接受。”

“哪个都晓得时下克扣军饷成风，不是一个兵役署署长管得了的。”杨虎也愤愤不平。

“不管怎样，这是个信号。”孔祥熙推心置腹地对在座各位说，“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大概帮会没什么作用了吧？”

孔祥熙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

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但所受刺激之深，在他离开孔家之后就显现了出来。

“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了。”

走在路上，杜月笙对范绍曾和杨虎说。他估计蒋介石一时还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感到寒心了。

然而，事隔没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杜月笙。当时，“黄金案”正炒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这个特殊时刻的召见，令杜月笙实在惴惴不安。

晋见蒋介石，意外地得到一项重要使命——“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

这项使命，令杜月笙受宠若惊。同时也给杜月笙造成一种错觉，蒋介石对他依然信任；老蒋虽然想拿帮会开刀，但还是离不开帮会。

关于这项使命的具体内容，梅乐斯在以后发表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披露说：

“对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获得情报，日本人拟在撤退前破坏上海，于是，戴笠将军和我赶往上海附近，设法保卫上海的公共设施，戴笠将军请能力卓越的杜月笙，协助此工作。”

“我们计划在浙江省西部淳安以北的安徽屯溪雄村，开设一个训练班，训练上海各界重要分子150名。我们的总部设立在淳安西庙，在戴笠将军和我还不曾到达淳安之前，已有一部分杜月笙的部下从上海抵达。”

“胜利前夕，共党准备夺取重要城市，我们则计划保卫京沪。我们虽然缺乏时间训练必需的干部和人员，但是忠义救国军、海盗、杜月笙的部下，仍能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等。”

事实上，在这一项秘密行动中，蒋介石对杜月笙的任命是戴笠提出的。在八年抗战中，戴、杜精诚合作，不分彼此，戴笠执行如此重大任务，当然需要杜月笙的助力。但若在平时，他只需直接找杜月笙便可，并不需要官方出面。而今次不同，戴笠认为事关国民党政府占领京沪的大事体，理应由国家征调，以示重视。另一方面则因为杜月笙正被“黄金舞弊案”折磨得焦头烂额，倘若留在重庆被带上公堂，俯首就鞫，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悄悄出征又似有开溜之嫌，只有请出最高当局任命，方能使杜月笙精神为之一振，就此摆脱万般烦恼。

果然，杜月笙领命之后，多日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满面春风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此次任务的行动主持人是军统局长戴笠，美方人员则由中美合作社主任梅乐斯中将率领，杜月笙的任务是发动上海至东南一带的民众力量，并负责行动方面与第三战区之间的联系协调事项。由于汪伪组织中有不少杜月笙的旧日友好，尤其他的几位弟子汪曼云、黄香谷、张克昌等，都在汪伪“位居要津”，抗战期间也曾通过杜月笙为重庆方面出过力，如今更是一支可利用的力量。

一连几日，杜月笙和陆京士接触频繁，扃室密议。杜门亲友都被蒙在鼓里，不晓得杜月笙究竟接受了何种特殊任务。好在他已经不在意“黄金舞弊案”如何沸沸扬扬，一身轻松满面春风地忙碌，让亲友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徐子为、朱品三被请进汪山别墅，这两人接运第二批3000件棉纱历时7个多月，回到重庆刚刚一个多月，此时便被派了新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杜月笙仍是守口如瓶。

“你们刚从那边回来，本该让你们歇息一段时日。但是任务紧急，你们老马识途，只好辛苦你们打前站了。”

徐、朱二人这才晓得，老夫子守口如瓶的秘密在淳安。

6月26日下午，东南行的先头人员18人从重庆直飞湖南芷江。18人中除王景文和陆惠林是从重庆菊庐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来随同工作的外，其他皆为杜门弟子，以陆京士、曹沛滋为首，徐子为、朱品三也在其中。

陆京士在上海一直从事工运工作，他以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的名义，将在京沪线上发动劳工力量，计划将京沪一带的工运同志，接到安徽屯溪雄村分批训练，然后再一批批地送回沦陷区，等盟军登陆开始，马上起而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陆京士率领的18人飞抵芷江后，又辗转抵达福建长汀，等候与戴笠、杜月笙、梅乐斯会合，然后续往东飞，

戴笠、杜月笙和梅乐斯三位“统帅”，以杜月笙动身最早。他乘坐自家小轿车自重庆对岸的海棠溪南下，随行人员一共6位，顾嘉棠、叶焯山担任保镖，机要秘书胡叙五代笔译电，还有名医师庞京周，随时为杜月笙的健康保驾护航，贴身随从徐道生，捶背敲腿，专为夜晚侍杜月笙入睡而来。另一位便是司机钟阿三，负责驾驶这辆专车。

车抵贵阳，戴笠已翩然而到，美国人梅乐斯和他的两名侍从也早已等候在贵阳机场候机楼里。

三方会合，搭乘美军C46型运输机飞芷江。但机舱里乘坐条件则不容乐观，两排帆布坐椅沿机身靠壁而设，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过道，乘客必须面对面坐在两边。当时飞机已经启动，轰鸣声震耳欲聋，机舱内空气沉浊。杜月笙一进机舱便双眉紧皱，踯躅不前。这个乘机环境极易引发他的气喘病。

杜月笙的神情变化，迅即被戴笠发现。戴笠立刻跃身下了飞机，命人从贵阳机场办公厅里搬来一把藤椅，放在机舱正当中，也就是那条宽敞的过道中间，戴笠又细心地把椅子向前挪到合适的位置，让杜月笙坐下。

杜月笙十分感激，但是飞机上有戴笠，有梅乐斯，还有自家老兄弟，他不好意思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所以一再谦让，坚持要坐紧靠墙壁的帆布椅，戴笠高声说：

“月笙兄，你害的是气喘重症，跟我们大家不同！”

戴笠的话给了杜月笙一个台阶，他这才坐进那把藤椅。以后凡乘坐军用飞机，过道上都要放一张面向前的藤椅，杜月笙坐上藤椅，由顾嘉棠、叶焯山在两边牢牢掌住。以免飞机攀升俯冲转弯滑落时发生意外。往后杜月笙每每对家人亲友谈起，都一再说：

“要是没那把藤椅，我看我是绝对吃不消的。”

但他忽略了顾嘉棠与叶焯山的作用，要让那把椅子稳固在过道上，他们实在费尽了力气。

靠着这把藤椅的特殊待遇，杜月笙总算一路平安抵达芷江，再由芷江到福建长汀，与陆京士等18人会合。然后又兵分两路乘长途汽车于7月15日抵达浙江淳安。戴笠的军统局55号站和忠义救国军总部便设在淳安市郊西庙。

西庙庭院阔达，杂植花木，殿宇重重，清静幽深。杜月笙一到，便和他的6名随从人员住进了西庙。住在这里的还有戴笠、梅乐斯。

杜月笙如此长途跋涉到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讨好蒋介石，另一方面更有他自家的打算。离开上海八年，虽然其间多有联络，但几经战乱，原来“闲话一句”便可为之赴汤蹈火的那班人马，已是离的离，散的散，有的改换门庭，有的投敌落水，有的出走他方，也有的入了鬼门关。当初淞沪别动队成立，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除了他的把兄弟、老朋友，便是他的门生弟子。尤其是其中若干单位，几乎全部班底为杜门中人。而今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怕是很多人都不晓得杜月笙何许人也了。因此，杜月笙急需借此机会，拉起自家的一干人马，以便重新驰骋上海滩。

一到西庙住下来，杜月笙便开始利用电台与上海方面联系。他首先联络了两路人马，一路是当年大小八股党中，宝刀未老仍掌握相当势力的，如马祥生、顺铨、朱景芳等人。由他们以现有班底为基础，迅速联络青帮弟兄，扩大队伍。另一路是他当了伪军的门生马柏生和徐朴诚，策反他们弃暗投明趁机立功。

杜月笙亲自指挥调度这两路人马，一旦盟军登陆，或者国军反攻，只要战事接近上海，这两路人马立即行动，协助国民党在上海抢占地盘。

就在杜月笙遥控指挥着他远在上海的两路人马，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国人民一片欢呼声中，杜月笙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没等来盟军登陆，也未等到国军反攻，他的一切计划都未曾实施。也就是说，他还没准备好，还没把掌控大上海的那张网抓在手中，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了。

戴笠宣布陆京士立刻回上海维持秩序，并授予“相机处事”的大权。杜月笙通知准备前来参加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的弟子中止行程，留沪控制局势。戴、杜分别安排军统特务和和杜月笙的两路人马，配合蒋介石的其他部署，抢占江浙沪宁。

8月29日，杜月笙带着随从人员乘坐“健飞十七号”轮船，踏上了取道杭州重返上海的旅程。

第二十四章　返回上海屡受挫

一、凯旋上海，遭了暗算

尽管孔祥熙曾透露蒋介石要打击帮会势力，杜月笙已有所警觉，但“黄金舞弊案”的侥幸过关，以及蒋介石亲自指派他与戴笠配合秘密赴淳安，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都使他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对他仍然青睐与倚重，加上他在抗战期间不辞劳苦，做了大量工作，而今又派他准备接收上海，那么上海市长一职将非他莫属。

在上海，杜月笙的门人弟子也都奔走相告，准备在车站搭彩楼，组织数万市民沿途夹道欢迎杜月笙凯旋归来。上海市商会、同业公会等百余家单位也在爱多亚路浦东同乡会大楼设筹备处，准备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欢迎杜先生荣归故里”。

杜月笙闻讯，乐不可支，一路上兴高采烈地想着车到上海后的盛大欢迎场面。

不料，杜月笙尚在途中，蒋介石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公告：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得知这个消息，杜月笙心中一阵沮丧。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八年，竟然捞不到个一官半职！

更坏的消息还在后边。

专车驶入上海市，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减速停车，令杜月笙和他的随从人员颇感意外。车一停，紧接着有两名恒社弟子上来，来不及寒暄，便对杜月笙一阵耳语。

原来，有人在他原定下车的上海北站周围，贴出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

“打倒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

“打倒杜月笙！”

同时有人下令将欢迎他回沪的欢迎仪式取消，已经搭好的牌楼等一概拆掉。而这个幕后指使人竟然是杜月笙的得意弟子，刚刚荣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

杜月笙听罢，肺都气炸了。为避免尴尬，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

随行的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不说，大家也不便问，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

旋不久专车抵达上海西站，前来欢迎的都是杜月笙的亲友、门人、学生。杜氏门生祥生出租车公司老板周祥生担心老头子尴尬，特地出钱雇了一支乐队来吹吹打打，方使气氛不至过分凄凉。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凌云培还带了队伍到场戒备，以防发生意外。

为了躲过吴绍澍等人的暗算，杜月笙没有回华格臬路杜公馆，也没有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住所，更没有去杜美路大厦，而是直接去了爱文义路顾嘉棠的家中。

杜月笙和随从人员在顾嘉棠的家里住下，便足不出户，开始研究吴绍澍此举究竟居心何在？因为在杜月笙看来，吴绍澍身居要职是杜月笙的光彩，杜门力量他尽可以拿去用，完全没必要把杜月笙当靶子。

吴绍澍拜杜月笙为师是在1936年。当时吴绍澍初到汉口，人地生疏。见华中三山之一汉口洪帮大哥杨庆山势力强大，杨门弟兄不但多辛亥革命的首义功臣，尤其自民国开元，他们便掌握了长江码头的船员苦力、靠水吃水的各路朋友，武汉三镇的警备机关、侦防卫戍工作，一直由杨庆山的弟兄把守。吴绍澍千方百计地接近杨庆山，却是苦于没有门路。他打听到杨庆山最佩服也是最要好朋友唯有上海杜月笙，便跑到上海去拜托吴开先，想从杜门着手，打进杨门。

吴绍澍是吴开先的本家，他要求吴开先介绍他拜杜月笙为师。吴开先答复他说：

“杜先生和我从来不提帮会或者拜先生、当学生的事。”

后来吴开先还是把他介绍给陆京士，陆京士晓得吴绍澍的为人，所以一开头便推托，后来逼急了，陆京士便告诫他说：

“你要是想利用杜先生和恒社弟兄达到政治目的，我看你还是免了吧。”

吴绍澍还不死心，又通过吴开先找上了杜月笙的另一爱徒陈君毅。陈君毅往说陆京士。陆京士无可奈何，遂与陈君毅一起做了吴绍澍拜师的介绍人。

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党务一直在吴开先的把持下，吴绍澍与吴开先往来密切，以后吴绍澍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陈立夫系统的吴开先关系渐远。抗战期间，吴开先被汪伪抓捕释放后回重庆，吴绍澍趁机抨击吴开先，并逐渐将自己的人马输送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取代吴开先的位置。在两吴争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权力的斗争中，杜月笙自然而然地站在吴开先一边。吴开先虽不曾拜杜月笙为师，两人却是非同一般的密友。吴绍澍作为恒社弟子，对杜月笙极为不满。

因此，日本投降前夕，吴绍澍曾带一批人马专程赴淳安拜访杜月笙，做了一下表面文章后，率先带大批人马赶往上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接收上海一时鞭长莫及，便任命吴绍澍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要职。

吴绍澍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之时，不料他的“先生”随后就到，而且威势不减当年，吴绍澍认为杜月笙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于是在杜月笙“马到”之日，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但下令取消了各种欢迎仪式，而且弄得传单大字报满天飞，公开叫嚣“打倒杜月笙”，确实给了杜月笙莫大的打击。

吴绍澍的反叛行为，招来杜门亲友弟子的一致怒骂。但杜月笙心里清楚，尽管吴绍澍人品差，但若没有人做后台，谅他也没这个胆量！这个后台除了蒋介石本人还能有谁呢？自孔祥熙提醒之后，杜月笙是加了小心，没想到还是免不了被利用、被暗算。

“蒋介石的夜壶”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从1927年上了蒋介石的船，他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便扮演了“夜壶”的角色。他多次对他的心腹朋友范绍增等人提起，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用的时候双手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如今抗战胜利了，租界没有了，这个“夜壶”也没用处了，藏在床底下都嫌碍事了，巴不得砸碎了抛到垃圾堆里去！

因此，杜月笙在心里多多少少对吴绍澍有一些理解，只要吴绍澍肯登师门，给他个面子，他也就既往不咎了。他在沉默中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自打借住到顾嘉棠的家里，杜月笙就想清静一下，静观其变。不料以往的至亲好友还是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下落，纷纷到顾公馆探视。结果爱文义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杜月笙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有杜、戴属下的接收人员以及各界友好川流不息，夜晚有落过水当过汉奸的，纷纷乘夜深人静，或自家前来，或托朋友找关系前来，恳求杜先生为他们出出主意，定个主张。于是顾家门庭日日爆满，杜月笙命几名得力门生代为迎宾送客，仍劳累不堪。

从早晨到半夜，电话访客不断，唯独不见想见的那个人——吴绍澍。

几日后，杜月笙实在忍不住了，不顾众人的阻拦，亲自登车前往市府专程拜会吴绍澍吴副市长。他这么不顾师道尊严，为的就是听吴绍澍一句解释，或者一句道歉。他想从中窥探一下吴绍澍后面到底站着一个多大的人物。

但是，事与愿违，司阍推说吴副市长不在，根本不让进门。杜月笙又一次在这个弟子面前塌了大台。

然而，事隔三天，吴绍澍忽然登门了。当时，顾家大会客厅里高朋满座，杜月笙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外间来报：

“吴绍澍吴副市长前来回拜！”

这一声喊令杜月笙大喜过望，立刻往迎门外。岂料，迎进来的吴绍澍铁着一张脸，看都不看杜月笙一眼，而是当着满客厅的人，高昂着一颗硕大的脑袋，高声宣布道：

“谢谢杜先生前日亲至市府拜望，恕本人工作繁忙，工作时间无暇接待私人来访，今日特地回拜说明。”

这几句话把杜月笙说蒙了，他原以为吴绍澍是登门道歉，或者解释，最起码来几句寒暄的话，哪晓得他来下通牒，下战书！当众给他难堪！更有甚者，不等杜月笙张嘴答话，吴绍澍竟倨傲十足地转身而去。

大会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了，待吴绍澍走出门去，大家方才醒悟过来，禁不住一个个破口大骂：

“这个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东西！”

“真是小人得志发癫狂！”

“月笙哥你言语一声，弟兄们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把这赤佬做了，出出这口恶气！”

顾嘉棠、叶绰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摩拳擦掌，准备给吴绍澍点颜色看看。杜月笙却连连摆手。

“使不得，使不得，杜门莫要自相残杀，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杜月笙所谓的办法就是摆酒席。他叫赵培鑫在他家里备一桌酒席，杜月笙亲自下请帖邀吴绍澍赴宴。即席作陪的都是与吴绍澍最接近的恒社弟兄，尤其王先青等人与吴绍澍共事多年，晓得吴绍澍很多秘密，有这几位作陪，吴绍澍不会不来。

果然，酒席定于晚八点钟开始，吴绍澍如约而至。但整个宴席之间，双眉紧皱，面色紧绷，轻易不开尊口，尤其不与杜月笙搭腔。但杜月笙作为他的师长，在一帮恒社弟子面前，总不能抹下脸来先和他讲话。当然他更担心的是自家先开了口，对方若带搭不理，岂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这一桌酒席一直吃到将近12点，吴绍澍心比铁石坚，始终一言不发。在座的人有的急得直冒虚汗，有的急得咬牙切齿，杜月笙身心疲惫喉咙里又响起“咻咻”声，他身旁的王先青吃了一惊，赶紧低声劝说：

“请先生提前回去歇息吧！”

“不妨事，绝不妨事。”

杜月笙一迭声地说，随侍他的徐道生赶紧跑过来给他当场用药。那个治气喘的药粉要烧成轻烟由鼻管吸入，要用五分钟之久。众弟子陪护在身边，望着杜月笙那副痛苦之状，人人于心不忍，只有吴绍澍坐在原处不为所动。用完药，杜月笙已是冷汗涔涔，脸色忽青忽白，仍在拼着全力支撑。

王先青实在看不下去，把吴绍澍叫到一边劝说：

“黄浦滩上除了钱市长，就数你吴绍澍第一。老夫子有你这样的得意门生，那是脸上贴金的事体，他保护你都来不及呢，你这么打击他实在太过分了！”

不要弄错了事体！”吴绍澍狡辩说，“我怎会反对杜先生？我只是不赞成吴开先和陆京士！”

“那你为什么几次三番将老夫子当靶子？”

吴绍澍无言以对，但回到酒桌上依旧一言不发。

12点过后，酒席终于散场，杜月笙回去时彷佛害了一场大病，走路都需要搀扶。

酒席散后，杜门中人群情激奋，一个个要求用帮规严惩吴绍澍。

“照帮规，吴绍澍欺师灭祖，罪当处死！”顾嘉棠嚷着，“月笙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算账倒不必，但要把帖子找出来，那上面有“永遵训诲”的誓言，实在不行就要给吴绍澍摊牌，杜月笙要以此自卫。

岂料，当派人去打开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保险箱，上千份拜师帖独独少了吴绍澍那一张。

闻听此讯，杜月笙晓得杜门出了内奸，气得脸孔铁青。

“一定是吴绍澍这赤佬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顾嘉棠怒不可遏，高声咆哮，“三天之内，我非杀了那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此话一出，杜公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气氛之恐怖空前绝后。三天后，顾嘉棠正要去查处，杜月笙却有些不忍了。

“算了，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吧，免地让全家不得安宁。”杜月笙息事宁人地劝说顾嘉棠，“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传出去了，反而让吴绍澍幸灾乐祸。”

顾嘉棠只好作罢。

然而，杜月笙越是忍让，吴绍澍越是步步紧逼。散发传单贴标语犹嫌不够，紧接着创办《正言报》，开始有计划、接连不断、连篇累牍地发表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文章。人人都晓得那一系列的文章全部是冲着杜月笙开炮的。

杜门中人已经忍无可忍，不给吴绍澍一点教训，誓不罢休。

二、雨农出手，扳倒吴绍澍

遭到吴绍澍一系列打击之后，随着上海重庆开通空中航线，杜月笙的日子逐渐拨开乌云重见阳光。

首先，搭乘第一架直航飞机抵达上海的，是杜月笙的好朋友王新衡。王新衡是身兼数职——军统局上海区长、上海市调查室主任、上海市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抵达上海的。

而此前吴开先被捕入狱，“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一席遂告虚悬，王新衡问戴笠可否向杜月笙自告奋勇，讨这个差使做，戴笠有些把握不准。

“就怕杜先生舍不得给你做。”戴笠对王新衡说，“你晓得他手底下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这个秘书长的候选人。”

“试试看嘛。”王新衡对杜月笙心里有数，只要说在他做出决定之前，此事便有希望。

果然杜月笙欣然应允，王新衡走马上任。正是借着“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这项工作，王新衡得以和东南方面普遍建立关系，因此膺选胜利后在上海权倾一时、职责无比重大的新职。

王新衡一下飞机，便前往顾嘉棠的公馆往见杜月笙。杜月笙一见王新衡，一扫多日心头之阴霾，特别是听说王新衡身兼数职，心里更是高兴。

“新衡兄，你准备住在那里？”寒暄过后，杜月笙问。

“我刚下飞机，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王新衡说。

“就住杜美路我那幢宅子，你看好不好？”

“好，好，哪能不好。”王新衡高兴地说。

王新衡晓得杜美路那套房子是早年金廷荪为杜月笙建造的一幢华丽宅第，五开间的门面，三层华厦，美轮美奂。楼内每一间房都是套房，里面的卫生设备尤其先进，而且各间不同，整套设备及家具全部从美国成套地买来，可以说华贵无比，精美绝伦。

王新衡搬进去后，连住带办公，只需要几间房子，大多数的房间仍然闲置。

随后戴笠抵达上海，一时寻不到合适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他见王新衡的住处蛮好，一问是杜月笙的私产，当下便高兴地对王新衡说：

“你找杜先生也给我借几间住好不好？”

王新衡一听哈哈大笑：

“我晓得这许多空房杜先生用不着，你戴老板要住尽可以住，哪里用的着我去说。”

“杜先生是先借给你的嘛！”

“那你就问我借好了。”

王新衡说完，两人哈哈大笑。随后，王新衡还是特地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当时说：

“我晓得雨农兄要避免物议，敌伪财产他有权处理，却是不能自家享用。”

杜月笙随时注意维护戴笠的形象。这些话再传到戴笠的耳中，戴笠自是感动不已。

于是，进驻上海市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以及和王新衡管辖的各单位，统统住进了杜美路的杜氏大厦。戴笠又问杜月笙要两个得力助手，杜月笙首先派出万墨林。万墨林人头熟，地头更熟，又是一本杜门活电话簿，又做过长时期的地下工作，跑腿办事在杜门中无人可比。

杜月笙派出的另一人选是抗战期间锄奸小组的陈默。本来陈默已加入军统，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到大后方。但他觉得大后方的工作不够刺激，曾拟定一个再进浦东打游击的计划，请夫子大人杜月笙转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陈默便又回到上海。他本来就是军统人员，杜月笙派他过去，算是纳入军统局的原建制。

紧接着，戴笠在杜美路70号戴总部举行盛大庆功宴会。杜氏大厦一楼的几间大厅全部打通，摆了30桌酒席，最上面的一桌，坐的是杜月笙、戴笠、马志超、王新衡、李崇诗、陆京士等。戴笠笑说万墨林抗战八年劳苦功高，也拖他到首席上去，和他爷叔杜月笙同坐。

其余29桌坐的全部是忠义救国军的重要干部、上海地下工作首领，以及相关的杜门弟子。

庆功宴开始前，戴笠即席致词，高声颂扬杜月笙对忠义救国军的支持，忠义救国军是他得到杜先生的助力而亲手建立的。抗战八年里迭经苦战，屹立东南，牵制敌人广大的兵力，而且屡建奇功。抗日胜利后安定局面、维持治安，所建立的功劳更大……他越说越激动，后来竟挽着杜月笙的胳膊疾呼：

“我们都知道杜先生对于本军的重大贡献，所以我要说：没有杜先生，就没有忠义救国军，没有忠义救国军，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顿时，宴会厅里掌声如雷，“杜先生，杜先生”的喊声此起彼伏，忠救军的干部争先恐后地来向杜月笙致意，敬酒。

杜月笙积聚心头多时的抑郁苦闷一扫而光，霎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微微笑着盯住戴笠，眼神里全是意外的欣喜和深深的感激。到底是心腹兄弟、知己朋友，唯有戴笠才晓得怎样给他安慰。一如他卷进“黄金舞弊案”，也只有戴笠方才晓得怎样让他脱身，怎样让他摆脱懊悔与烦恼。

戴笠要给杜月笙的安慰，不仅仅是一个庆功宴，他还要为杜月笙出一口恶气。他一到上海，便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对杜月笙横加打击。在戴笠看来，无论蒋介石是否给杜月笙官职，杜月笙是为抗日出了力的，理应受到尊重。岂能让自家的学生打得家都不敢回，躲在暗地里大气都不敢出！戴笠义愤填膺，着实发了大脾气。

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对于戴笠的愤怒都会有所警惕，毕竟戴笠是军统特务头子，杀人手腕非同一般；而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非同一般，更是尽人皆知。偏偏吴绍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他已将黄浦滩牢牢握在手里，莫说是戴笠，甚至若干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都不曾放在眼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对戴笠、王新衡的机关、机构统统住进杜氏大厦嗤之以鼻，仍然气焰嚣张地在《正言报》对杜月笙大肆进攻。

戴笠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大责任，肃奸重点当然是在上海。他几乎每天都有事情亲赴顾嘉棠家中与杜月笙扃室密谈，商量订立制度，拟定具体调查、逮捕、逆产清管等种种办法。在随后的逆产清管中，吴绍澍贪贿舞弊一案渐渐浮出水面。

在上海的所有汉奸中，最有铜钿的两人，一个是担任敌伪统税局长多年的邵式军，一个是协助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假宏济善堂名义在上海公开买卖鸦片烟的罗洪义。

抗战胜利之后，吴绍澍率先进入上海接收敌伪产业。而在他的眼皮底下，邵式军从爱棠路那幢华屋里神秘失踪，后来据说逃到苏北投奔了共产党。爱棠路那幢美轮美奂豪华无比的邵式军大厦，随之便成为了“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便是吴绍澍。

成为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办公处并无物议之争，但此案的疑点在于，邵式军为什么能得以顺利脱逃，并能逃过封锁逃到新四军的地盘？其次，邵式军弃家仓皇出逃，他的亿万家财绝不可能随身携带，邵氏庞大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

杜月笙首先提出自家的疑问，戴笠表示赞同，立刻派出军统特务秘密侦查。果然如杜月笙所料，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正是吴绍澍亲自接收的。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邵式军的发妻，问起邵家财产，邵太太心有余悸，怕讲出来会受到生命威胁。军统特务亮出身份，作出担保后，邵太太才说出原委。

“家里的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和皮毛衣饰全部是吴绍澍先生一手接收的，这些暂且不算，光装满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4只，也都悉数被吴绍澍先生接收了。”

“你记不记得4只保险箱里装的品类和数目？”军统的人按戴笠的策划提问。

“记得，自家的东西怎会不记得？”邵太太说，“请给我纸和笔，我可以立时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和笔送过来后，邵太太不假思索，很快开出一张“家财”清单。

第一只保险箱：黄金若干条……

第二只保险箱：美钞数百万……

第三只保险箱：钻石珠宝各若干，价值数亿……

第四只保险箱：日本老头票及为数极巨的日本国家债券。

拿到清单，办案人员再问邵太太一个问题：

“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这个……”邵太太担心危及邵式军的安全。

“人都已经逃走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办案人员的话里软中带硬，“而你们家人的安全，我们也会负责到底。”

邵太太自然晓得军统的厉害，只好如实交代。

“吴绍澍和我家先生讲好条件，送我家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家里财产全部由他接收，不得泄露。”

戴笠获报后立即行动，当夜便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80号，命令他的得力干将毛森等人进入邵式军的大宅，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果然搜出4只巨型保险箱，但其中已有3只已被破坏，里面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全部不翼而飞。第4只保险箱箱门紧锁，看样子不曾被破坏。

毛森命人接通电流，炸开第四只保险箱的箱门，取出内中一迭迭的日本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与邵太太开出的清单上的数额分文不差。而这些东西如今已成为废纸一堆，吴绍澍自然不会费力打开这只保险箱。

由此可见，前3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部被吴绍澍悉数拿走，据为己有。

这天夜里，吴绍澍便睡在这幢豪华宅邸的一间美轮美奂的卧房里。当他被楼上的动静惊醒时，连声招呼他的保镖侍卫，却没有任何人回答。但他分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的魂飞魄散——楼下暗影里，尽是持枪走来走去的人。他这才明白是军统特务进了这桩豪宅，好在戴笠还没想要他的脑袋，否则他早已在睡梦中成了军统的刀下鬼了。

他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他已经晓得军统为何而来，被戴笠抓住把柄，哪还会有他的好日子过。

仿佛一个跟头从云端里栽下来，吴绍澍被摔醒了，这才不得不承认，杜月笙不是好惹的。在此前，当他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迫使杜月笙蛰居不出，免生是非的时候，以为杜月笙的势力在黄浦滩上已经销声匿迹，自以为得计，岂料，杜月笙却让他饱尝了他的群众力量的厉害。

首先出招的是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吴绍澍曾抵制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但陆京士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人骨干，拉起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随后又拉起一支“护工队”，其成员遍布全市各工厂，使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几个人无法开展工作。陆京士还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和要求涨工资的工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生弟子的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此情况下，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一开始的万丈气焰渐渐被熄灭，到1946年元月，几乎很少再到社会局上班了，一应事体全部交给副局长葛克信处理。为摆脱困境，他曾专程飞往重庆拜见朱家骅和蒋经国，并要求晋见蒋介石，但没有达到目的。

如今又落到戴笠手里，他岂能不惊慌失措。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而是天天降尊纡贵，到杜美路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杜美路70号不晓得跑了多少次，闭门羹不晓得吃了多少回，吴绍澍见戴笠是铁了心不见他了，便扬言去重庆走关系。戴笠这才放出话来，允许他进杜美路70号杜氏大厦一见。

吴绍澍一听，立刻驱车前往，换上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戴笠的大会客厅。

戴笠早已摆开阵势，喊来众多军统局重要人员助威。吴绍澍哀哀求情，请“戴先生”网开一面，免予究办。戴笠则沉下脸说：

“像你这种贪赃枉法、欺师灭祖之人，留着你继续害人么？”

“既然这样，请戴先生允许我飞重庆，向上峰自行请罪。”

吴绍澍又生一计。但若果真如此，他也不晓得有没有作用，毕竟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只怕你已经出不了上海市。”戴笠冷笑着说，“恐怕没有航空公司会卖给你机票。”

吴绍澍自知再求告也没有用，只好告辞而归，等着重庆方面的处理。

戴笠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后，又经孔祥熙“敲边鼓”声援，不久，国民党政府免去吴绍澍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职务，后又相继免去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吴绍澍就此垮台，其所有职务全部由吴开先接任。至此杜月笙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立刻对吴绍澍展开全面攻击，趁机痛打落水狗。杜氏门徒也大搞暗杀，企图置吴绍澍于死地。军统怕事体闹大，杜月笙才指示门徒作罢。

三、杜门汉奸，多踏两只船

抗战期间，杜月笙的很多门人弟子下水当了汉奸，但这些人投敌后，一方面给日汪效劳，一方面与杜月笙保持联系，为杜月笙、戴笠以及吴开先等人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方便。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纷纷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在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也是上海所有汉奸中除了邵式军外最富有的一人，便是罗洪义。

罗洪义是杜月笙的拜门弟子，上海沦陷后，先是在官僚买办盛宣怀的侄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从事烟土贩卖，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职，大肆贩卖烟土，帮助东洋人推行以鸦片烟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的阴谋。抗战八年，他在上海专卖鸦片七年多，可谓财源广进。

杜月笙到重庆之初，既要创办事业，又要接济朋友，尤须支付上海方面的巨额开销，用度上常常捉襟见肘。罗洪义便开始拨款接济。一方面作为他敬献老头子的孝心，一方面也请杜月笙代他买进黄金、美钞储蓄券，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杜月笙这一条路是他通往重庆的康庄大道，为了给自家留条后路，他便源源不断地把钱拨到重庆。他前后拨给杜月笙的钱，除去在上海为杜月笙垫付的各种开支不计，尚有七八百万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罗洪义自知法网难逃，杜月笙一到上海，罗洪义便在第一时间住进爱文义路顾公馆，寸步不离，跟牢杜月笙。杜月笙对外扬言：

“我收留罗洪义，一是因为顾念师生情分；二是抗战期间上海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体交代，他从不推辞，也算出了力的；这第三，上海的地下工作经费常常断档，这是众所周知的，罗洪义多有接济，也应该算为抗战出了点力吧。”

尽管杜月笙为罗洪义开脱罪责，但上海肃奸，跑了一个顶有钱的邵式军，已经给军统及戴笠造成很大压力，这个第二号富豪汉奸若是再逍遥法外，戴笠也不好交代。杜月笙的面子戴笠自然要给，而罗洪义也不得不办，于是，为了摆平舆论，也为了不至于给罗洪义定罪太重，两人从长计议，合演了一场大义灭亲的双簧。

戴笠把忠义救国军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重要干部全部请到杜美路杜氏大厦的大会议室，当众对军统局上海区长王新衡说：

“罗洪义在敌伪时期贩卖鸦片，坐收渔利，这个人不能不办！”

“可是……”王新衡犹豫地说，“罗洪义也做过支持抗战的事体。”

“我晓得，但他毕竟有罪，不得不抓！”

“可是，罗洪义住在顾公馆，跟牢了杜先生……”

“我现在就是要你去见杜先生。你请杜先生立刻把罗洪义交给你，接受审判。”

“这个……”王新衡感到十分为难。

“你不用为难。”戴笠说得斩钉截铁，“你只管告诉杜先生，如果他还顾及我戴某人这个兄弟，请他交出罗洪义。倘若他非要保牢罗洪义，那么我可以放罗洪义一马，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有杜先生这个兄弟。”

王新衡更加为难。

“此案不能不了，你只管去说。杜先生要怪也只有怪我戴某人不够交情，和你不生关系。”

王新衡只好去了爱文义路顾公馆，把照戴笠的话对杜月笙讲清楚。原以为杜月笙会很为难，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以后，矍然而起，言下颇有憾意地说：

“我晓得罗洪义做得是贩卖鸦片的生意，可总以为他不曾做过伪政府的官。如今他既已被定为汉奸，戴先生指明要他这个人，莫说他就住在我这里，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捉回来，交给戴先生归案。”

杜月笙说完，马上拨对讲电话，喊罗洪义进来。

“洪义，莫怪我不讲师生情分，你自家做的这个事体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戴先生要捉你归案，你暂且去吧，往后用得着，为师会如实给你作证。”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罗洪义说罢，给杜月笙连鞠三个躬，转身跟王新衡等人走了。

后来罗洪义一案开庭，杜月笙出庭作证，罗洪义被象征性地判刑坐了几年牢。1949年全国解放时出狱，追随杜月笙去了香港。在杜月笙后来的日子里随侍师门，按日到杜公馆报到侍疾，直至杜月笙告别人世。

杜月笙的高足汪曼云也在抗战初期“下水”，当了汪伪社会部次长。若论为杜月笙做事，他比罗洪义的贡献要大，他一面给汪伪卖力，一面听从远在香港或重庆的杜月笙指挥，在营救吴开先、万墨林时他确实利用他和汪伪的关系做了些工作。在徐彩丞的民华公司开业后，为支持这个公司也出了不少力。对这样的弟子，杜月笙更是加倍庇护，亲自出庭作证，以求从轻处罚。

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大汉奸头子之一周佛海，在南京汪伪政权开始第二年便开始与重庆“眉来眼去”，“暗度陈仓”，杜月笙为营救万墨林、吴开先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杜月笙在上海的民华公司也得到过他的暗中保护。抗战后期，周佛海通过军统，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为此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云：

“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物过虑为要。”

但这封信蒋介石没有署名，只落下“知名不具”四个字。周佛海收到蒋介石的密信后，又接受了蒋介石的秘密任命——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抗战胜利后与戴、杜的“浙江行动委员会”秘密配合，成功抢占了大上海。但由于周佛海罪孽深重，国民党政府很难公开庇护，戴笠便特地派飞机将周佛海送到重庆戴公馆，名义上为软禁，实际是避风头。但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又将周佛海解到南京交法庭审判。

后来周佛海一案开庭，周的妻子杨淑慧为周佛海聘请了三位著名律师，即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又多方搜集对周佛海有利的证据。给周佛海提供有利证据的人包括杜月笙、顾况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等。陈果夫、陈立夫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丁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师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

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材料。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了特赦令，周佛海由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于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

在“肃奸”期间，戴笠作为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威名赫赫，几乎没有人敢向他求情。唯独杜月笙不同。因此，除了直接下水的汉奸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外，不少与东洋人做过生意的工商金融界富商大贾，也纷纷求告到杜月笙门下。

上海工商界“下水”人员名单是由万墨林提供的，戴笠据此作出处罚决定。许多资本家唯恐被处罚，更担心被没收财产，纷纷讨好杜月笙，有的送黄金，有的送美钞。糖业巨头黄增诗一次便给杜月笙送去400两美国大金砖。与吴四宝勾结的汉奸钟可成，由于给杜月笙送了厚礼而免遭逮捕。还有许多工商企业老板干脆送干股，让杜月笙做股东，做后台老板。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抗战前搬进徐懋棠在蒲石路的十八层楼大厦，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依旧住在这里。杜月笙回来后住进顾嘉棠的公馆，徐懋棠便三天两头往顾公馆跑，非要把杜月笙请回十八层楼大厦。徐懋棠是杜月笙的门生，他这次不是要杜月笙住在那里，而是直接把第十八层楼孝敬了老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见徐懋棠一片孝心，只得告别顾公馆，起驾回了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

在杜月笙的保护下，不少汉奸重罪轻判，轻罪化无。而杜月笙在大捞钱财的同时，更扩充了自家的势力。

四、戴笠坠机，杜月笙塌天

尽管杜月笙初回上海受尽吴绍澍的打击，但吴绍澍却无法阻挡杜月笙参与对敌伪资产的“劫收”。

日军侵华期间，曾向内地大肆搜刮各种军用及民用物资，囤积在上海大小数百座仓库里。据统计，这些物资总价值达1万亿元以上。抗战胜利，各种势力都盯上了这大宗的物资。除此之外，汪伪大小汉奸的财产均在没收之列，而这些财产实际数量无从调查，这便给接收人员带来了“劫收”的可乘之机。

日本投降伊始，在上海“劫”得最早“收”得最快的所谓“地下部队”和“行动部队”皆为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在沦陷区八年，对上海的情势十分熟悉，成为接受中的总向导。

万墨林根据杜月笙的“旨意”，在杜美路26号杜月笙的一幢空闲住宅里设了一个机构，专门指挥杜门徒众进行“劫收”。仅劫收的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600亿元。没收的一个姓邓的家产，仅太阳牌啤酒便整车整车地运了半天。杜月笙的亲信叶焯山、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等人的汽车，王新衡在圣保罗公寓的房子，胡叙五在太阳公寓的房子皆为劫收而来。罗洪义被抓捕后，他的全部不动产，便由杜月笙交给徐彩丞支配。陆京士则以社会部京沪特派员的身份接收了一批工厂，陆本人也抢占了不少房产和物资。

此时范绍增正在上海，他见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大发其财，也想从中大捞一把，于是急急忙忙跑到十八层楼大厦，找到杜月笙。

“月笙哥，我听说中央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是有这么个事体。”杜月笙问，“怎么，你想做一票？”

“发财的事哪个不想做？”范绍增说，“你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缩水缩得所剩无几了。”

“你要真想做一票，这个事体倒是不难。”杜月笙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明天晚上你请刘攻芸吃饭，我出面说个人情，一准事能办成。”

“好，一言为定！”范绍增高高兴兴地走了。

杜月笙所说的刘攻芸，是当时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中国饭店宴请刘攻芸，杜月笙作陪。席间，三人杯觥交错，喝得十分开心。乘着酒兴，范绍增说：

“刘局长，眼下弟兄手头有些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芸怔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杜月笙把话接了过去。

“小事一桩嘛！”杜月笙打着哈哈说。“这些东西都抓在刘局长手上，只要他点下头，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杜月笙这个边鼓一敲响，刘攻芸就不得不给面子。

“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体，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杜月笙一句话，范绍增连现款都不需付，只开出一张福华银行的期票，便拿到了一座仓库。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令范绍曾等人大感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一直不曾清点，连仓库管理人员都不晓得里面的东西有多少种类，有多大数量。

范绍增把仓库里的东西倒卖出去，净赚黄金3000多两。

就在杜月笙忙着指挥徒众劫收敌伪财产，渐渐从吴绍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戴笠正在肃奸工作中忙得不可开交。他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责大任，整日里在几个大城市间飞来飞去。到1946年3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戴笠捕获的大汉奸，移送司法机关者达4291人，军法机关330人，航空委员会24人，总计达4645人。查封汉奸逆产1456户。京沪一带，梁鸿志、陈春圃、傅式说、郑洪年、梅思平等纷纷落网。陈公博、林柏生、陈君慧、莫国康等人逃到了日本，陈璧君、褚民谊等逃到了广州，全部悉数被抓到上海。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虽在汪伪政权中为重庆方面出过力，但能否抵罪尚待法官决定，也于此间被逮捕下狱。

由此可见，戴笠在除奸、肃奸以及其他一切为蒋介石政权扫除障碍的工作中的雷厉风行，处事果断干练，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为蒋介石的江山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1946年3月，戴笠超乎寻常地忙碌。3月上旬、中旬，戴笠在北平，蒋介石连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

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赴上海，准备与柯克会面，然后飞重庆。

戴笠赴上海，一方面是与杜月笙商量尽快办好胡蝶的离婚事宜，以便他与胡蝶尽快成婚，一方面要与柯克会晤。然后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

戴笠乘坐的是航委会222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这些人都是戴笠的亲信随从，也都是杜公馆的座上常客，其中如龚仙舫、金玉坡，尤曾与杜月笙多次合作，公谊私交非常要好。

专机飞抵青岛，降落休息。当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天气恶劣，大雾笼罩，飞行困难。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先飞过去看情况再说。”戴笠皱着眉说。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不便劝阻，只好让专机南航。

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在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下午一点整，飞机穿云下降，但由于与地面联络困难，而驾驶员又视野模糊，飞机误越机场，撞到南京东郊板桥镇南面一座不到200米高的岱山上，轰然爆炸，自戴笠以次，连同机组人员17人全部罹难。

——这是当时各报刊载的戴笠遇难经过，均以飞机失事而定论。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岱山勘查，找到一把古剑——乾隆龙泉宝剑，以后以古剑为线索，终于查清飞机爆炸的真实原因。

戴笠之死实则出自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戴笠在北平提审日本间谍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处长马汉三曾叛变投日，其证据便是存放在金壁辉处的一柄乾隆龙泉宝剑。

见到这把剑，戴笠大为震惊。因为这是孙殿英托戴笠赠送蒋介石的，而托戴笠一时忙碌，暂时交给马汉三代为保管。马汉三叛变时，把这柄剑献给了日本特务田中，田中将此剑交给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因献剑被免去一死，被释放后仍在军统工作，以至升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但马汉三晓得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戴笠迟早有一天会向他索要那把剑交给蒋介石。到时他拿不出剑必然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往国外。

戴笠在偶然发现马汉三献剑投敌事件后，又发现了他的贪污行为，更为愤怒。由于一时无暇处理这件事。便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经看出戴笠用的是缓兵之计，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照军统的纪律，他必死无疑。于是与亲信刘玉珠秘密协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于是，刘玉珠预先到达青岛，待戴笠的专机抵达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以检查安全为借口登机，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岱山。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

杜月笙的亲朋故友，门人弟子得到这个消息，一个个至为惊悼。当时杜月笙气喘病时有发作，而这个打击对当时的杜月笙来说又未免太大、太突然，大家出于为老夫子健康考虑，一致决定暂且瞒住杜月笙，能瞒几时算几时。

接连三日，杜月笙发觉身边的人都面色惊慌，神情不定。尤其让他惦念的一件事，便是戴笠曾说近日返回上海。而戴笠只要在沪，无论如何忙碌，每天必与杜月笙会面一次。近日却忽然了无消息，令他惴惴不安起来。于是，对身边人等一再的追问：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体？雨农兄说好近日回上海的，怎么断了消息？”

众人料想终究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真相。

飞机失事，戴笠遇难身亡！这个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把杜月笙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霎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两眼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眨都不眨一下。

家人和身边的人见他这个样子，一时都吓坏了，又喊又摇，乱糟糟忙成一片。半晌后，杜月笙终于缓过一口气来，茫然四顾，紧接着号啕大哭，直哭得泪水滂沱，声音嘶哑，气喘不休。

时年59岁的杜月笙，遭遇了他平生最为沉痛的打击。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胜过手足、胜过身边所有亲人的把兄弟，他的罹难，使杜月笙陷入前所未有的悲痛欲绝之中。

哭过以后带来剧烈气喘与咳嗽，直喘得、咳得额上青筋直暴，面孔憋得青紫，汗泪交融，不断地流淌下来。家人一片惊慌，熏烟、灌药，一概不生作用。不停地气喘与剧咳，将杜月笙折磨得死去活来，沉重的悲哀，在心底造成的压力仿佛世界末日来临，精神整个垮掉。就此一场大病，瘫倒在床上……

日日喘，夜夜咳，人整个瘦脱了原型。呼吸稍好些时，便又想起“雨农兄”，便又是痛哭流涕，锥心刺骨。对前来探病的朋友，杜月笙总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雨农兄”、“雨农兄”，总是控制不住地热泪横流，呜咽啜泣。

“我与雨农兄不但是好友、拜把兄弟、并肩作战的伙伴，尤且是生平唯一知己……”

“我哭雨农兄，不但是为我个人失了平生知己，我也为国家民族在这种时候，失去了雨农兄而伤心难过！

杜月笙这最后的一点担忧，也正是蒋介石为之痛惜的。尽管在戴笠生前，蒋介石见军统势力日益强大，千方百计予以打压抑制，但戴笠一死，他方才觉出戴笠的重要性，他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使蒋介石面临的诸多不利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但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与戴笠相比都大为逊色，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素质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会想起戴笠，想起他处处秉承“旨意”、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负面后果等种种长处。

杜月笙于病中，吩咐手下人给戴笠的儿子送了上百万奠仪。

病愈后，杜月笙又与吴国桢、钱大钧、潘公展、吴开先、杨虎、宣铁吾等人发起，于1946年5月26日在浦东同乡会大厦举行“戴笠将军追悼会”，杜月笙亲自主祭追悼会，并于会后发给所有到会者每人一枚戴笠遗像纪念章，一集纪念册。

追悼会过后，杜月笙又请了一批和尚尼姑，在淡水庙为戴笠超度亡灵。

戴笠灵柩在钟山灵谷寺后山安葬后，杜月笙又亲临墓地奠扫，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边哭边念叨：“雨农兄，一路走好……”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办了所小学，自任校长，杜月笙又以抚恤“遗孤”发起募捐，为戴藏宜募得一笔丰厚款项，心中总算聊以慰藉。

五、威吓大亨，万墨林替罪

戴笠罹难两个月后，蒋介石电令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这位抗战后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新贵，如此快地把军警大权全部抓到手里，自然得益于他与蒋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早在1938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在老家溪口闭门读书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宣铁吾，正在驻浙九十一军军长、浙江保安处长的任上。他经常抽空去看望蒋经国，陪蒋经国读书，畅谈天下大事。没想到，两人的观点竟然惊人地相近。有一天蒋经国对宣铁吾说：

“国民党已经腐败堕落了，想要和共产党对抗根本不可能。目前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层出不穷，像烂苹果一样，已从心里烂开来了。所以，要打击贪污分子，打击流氓黑社会，打击像戴笠那样的特务团体，方有起死回生之望。”

这番话正中宣铁吾下怀，宣铁吾立刻表示赞同，两人当下握手相誓，坚表永世不渝。

在打击帮会与特务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与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的观点不谋而合。抗战胜利再即，帮会与特务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成，尤其是戴笠的军统发展迅速，大有功高震主之势，蒋介石暗中成立由蒋经国、宣铁吾、胡宗南、唐纵、钱大钧组成的五人秘密小组，专门研究平衡、制约特务以及帮会势力的对策。其中，尤以蒋经国与宣铁吾最为积极。

因此，当钱大钧推举蔡劲军出任上海警察局长时，蒋介石亲笔划掉蔡劲军的名字，改为宣铁吾。宣铁吾上任伊始，立即将矛头直指帮会。1945年10月，宣铁吾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

“上海是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将集中全力，予以整顿打击。凡青红帮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见，一律不用。”

而宣铁吾得以迅速高升，一是敢于向帮会头子挑战，令蒋介石父子十分赏识；二是宣铁吾与“劫收”不沾边，宁愿住大楼房子，也决不住汉奸遗留的花园洋房，廉洁问题上无懈可击。

杜月笙自然晓得这位新贵后台硬扎，告诫手下门徒避其锋芒，切勿授人以柄。但戴笠已逝，宣铁吾军警大权在握，岂会放过杜月笙？淞沪警备司令一上任，便再次向杜月笙挑战，矛头直至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在上海开着一爿米店——万昌米号，规模为全沪第一。抗战期间，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当时由于百业凋敝，生活必需品诸如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等奇缺，物价暴涨，米价更是一路遥遥领先。

上海有个滑稽戏演员名叫筱快乐，他针对万墨林是上海最大的“米老板”，给万墨林取了个外号“米蛀虫”，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天天在剧场里和电台上指名道姓大骂米蛀虫，猛烈抨击万墨林。

由于他编的这个节目关系到上海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吃饭，深受米价暴涨之苦的老百姓极为关注，一开演便大受欢迎，特别在电台播出后，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筱快乐一时名声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尤其筱快乐的段子推陈出新，脍炙人口，老百姓争相模仿，大骂万墨林，米价暴涨之责全部压到了万墨林一人身上。

杜月笙躺在十八层楼的病榻上，听着这铺天盖地的叫骂声，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十年了哪个敢编排杜门中人？整个上海滩又有哪个不晓得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一个滑稽演员敢拿杜月笙的管家说事，背后一准有硬扎的后台。杜月笙不敢轻举妄动，只好静观其变。

那些日子，万墨林整日陪侍杜月笙，他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以免动辄得咎。他自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任凭外面骂翻了天，依旧一声不吭。

但是万墨林在上海多年，特别是抗战八年中，也结交了一大帮好朋友。这帮人见区区一个滑稽戏演员，竟敢欺负到万墨林头上，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依他们往年的脾性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如今算是收敛了，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你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你吃生活！”

孰料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越骂得欢票房价值越高，哪里把白相人的警告放在眼里。反而这“警告”为他补充了演出素材，使他的节目有了新内容。他把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立即得的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使他的节目收听率再创新高。

万墨林那帮朋友一看，敬酒不吃吃罚酒，立刻怒不可遏，当天晚上便纠集十几人冲进筱快乐的家里，逢人便打，逢东西便砸。幸好筱快乐本人不在家，否则怕是要出人命了。这一通洗劫之后，筱快乐的全部家私悉数被捣毁，他的妻子被打伤。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晓得这下闯了穷祸，立刻打电话喊来万墨林。

“你现在把这桩事体给我说清楚。”

万墨林一看杜月笙的脸色，就晓得自家被误会了。

“我纵的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背着爷叔做这种事体。”

杜月笙定定地看着万墨林，心里也不相信万墨林会如此冲动。只好自家出面，带着大队人马前往筱快乐一家慰问，将筱快乐家的全部损失照价赔偿后，又命人将筱快乐的妻子和筱家其他受伤的人，无论伤势轻重全部送进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事到如今，这桩事体本该告一段落。再说米价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大形势大背景所趋，把责任一概推到万墨林身上，万墨林心里自然不买账。

但是事情既已发生，便不会毫无结果地了结，有人需要一个结果，需要一个震慑杜月笙，令杜月笙大塌其台的结果，这个人便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宣铁吾。

宣铁吾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准备将万墨林捉进官里去。

杜月笙闻讯，更是大为恼火，自打1915年在法租界同孚里建立门户，30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还是警察局、司令部，向来都是杜公馆保别人出来，何曾有过杜公馆的人被抓？这次非但要抓，而抓的还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这让最顾及面子的杜月笙，如何塌得起这个台！

杜月笙请蒋伯诚、钱新之等人出面调停，但宣铁吾一心要拿杜月笙开刀，谁的面子都不给。杜月笙又授意吴开先、陆京士在《立报》、《商报》上撰文称：

“米价上涨乃共匪捣乱所致，并非任何人得以左右。”

宣铁吾马上针锋相对，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

“万墨林操纵粮食，哄抬米价一案，证据确凿，非任何人制造舆论可以蒙蔽。治乱世用重典，对万将进行军法审判。”

杜月笙一看，硬顶不是办法，只会越弄越僵。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自家塌台了，倘若帮这位新贵把台型扎牢，或许还有救万墨林的希望。万般无奈，只好把万墨林喊来。

“墨林，我晓得你是无辜的，姓宣的是冲着我来的，把你当了靶子。没办法，不如你自动投案，给他搭个面子，我再想办法通融。”

“我听爷叔的。”万墨林见连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几十年的“爷叔”都没法保他了，不免黯然神伤，苦笑着说，“爷叔让我去我就去，我回家收拾些随身携带物品，就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报到。”

宣铁吾也不客气，见万墨林自首投案，立刻将他收监。

万墨林进了监狱，上海米价照涨不误，筱快乐的滑稽演出失去了观众，因为他再破口大骂“米蛀虫”也不生作用了，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已经身陷囹圄，总不会在监狱里还能操纵米价吧？

其实宣铁吾不过是想借机煞煞杜月笙的威风，打击一下屯积居奇。如今杜月笙乖乖地送他的管家投案，这个声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亨已经败倒在他的脚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没多久便又把万墨林放了。

当令杜月笙不曾想到的是，宣铁吾出重拳打击杜月笙，打过之后却又脸色一变，称赞杜月笙劝万墨林“自动投案”是“奉公守法”，为民主、法治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为感激杜月笙对他本人的竭诚拥戴，特意将他本人的一帧放大照片，亲笔题款，盖了官章后赠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到一帧放大照片后，真是哭笑不得。但他晓得宣铁吾在惺惺作态，只好装成很恭敬的样子把这帧照片配上镜框，悬挂在引人注目之处。

这一场仗打下来，杜月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已经明白了站在宣铁吾背后的蒋氏父子的意图，所以背后他与范绍增等朋友大发牢骚，声称：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第二十五章　杜大亨东山难再起

一、得了顶级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散处各地的恒社弟子逐渐返回上海，杜月笙为了凝聚力量，扩展杜门势力，决定重整恒社。

1945年10月，杜月笙在浦东同乡会召开战后第一次恒社成员座谈会，商讨复社事宜。复社首先要有社址，恒社一个叫徐大统的社员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愿意将他在江西路的一幢房子拿出一层来作为恒社临时社址。之后，恒社开始通知所有弟子返社，在徐大统的房子里恢复活动。

1946年秋，恒社借丽都舞厅召开了战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大会的除了恒社弟子以外，还邀请“恒社之友”顾嘉棠、徐彩丞、范绍增、吴开先、杨管北、钱新之、陶百川、章士钊、徐亮等出席大会。大会由陆京士主持。那天杜月笙一袭长衫，满面春风地周旋于数百名恒社弟子中间。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恒社的正式社址问题，决定在林森中路中南村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建造一幢大楼，包括大会场、舞台、舞厅、餐厅、图书馆、宾馆、办公室等。后来“恒社之友”顾嘉棠得知汉奸陶雪生在福履理路有幢洋房，为逃避没收想低价卖出。顾嘉棠将这一信息告诉杜月笙，杜月笙看过房子后十分满意，便在恒社会员中征募72根金条，将这一汉奸财产盘下作为恒社社址。

恒社搬到福履理路后，还向国民党政府有关单位申请备案，使恒社正式成为“法定团体”。为了与“法定团体”的名称相符，恒社在组织形式和产生领导机构的方式上做了某些变动，例如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会，在理监事会下分设各组，办理恒社事务等。

当时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为：

常务理事：陆京士、唐缵之、杜维藩、王兆槐、郭兰馨

理事：王先青、水祥云、殷新甫、王润生、吴颖荪、黄炳权、陆增福、姚君喻、陈觉民、周祥生、王震欧、汪其俊、高尚德、朱亚杰

候补理事：王得民、罗松云、钱培荣、陆庆黻、朱化农

常务监事：唐世昌

监事：于松乔、张廷灏、彭尧亭、王叔和、张受百

候补监事：周星北、沉莱舟、邵予英

总干事：陈士皋

副总干事：吴颖荪、陆庆黻

理事会下设事务、会计、组织、编辑、交际、集会、职业介绍、体育、平剧、救急等11个小组，分别办理各自日常业务。

经过整顿和扩展，恒社人数由抗战前的520人增加到915人。这915人是正式列入《恒社社员通讯录》的。倘若加上因战乱中断联系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不能登记在册的，加上杜月笙旧日所收的清帮徒弟，加上黄浦滩上白相人之拜在杜月笙门下的，与绝对服从杜月笙的各路英雄好汉，那么，恒社号称八千子弟也就不足为奇了。《杜月笙先生大事记》中载：

“……如恒社，则创于民国二十六年，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効忠国家为旨，经社会部立案，为各界所推崇，尤于战时贡献，成绩斑斑，八千子弟，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今亦于沪市复员，恢复总社。”

经整顿扩展后的恒社，其势力已经迅速渗透到国民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在恒社成员中，有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司长、处长，有各省、市党部委员和厅长、局长、县长、区长，军警法检各界的高级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工商企业中的董事长、理事长、厂长、经理，以及文化界、新闻界、医疗卫生界法律部门的高级职员等。而这些恒社社员中，又分属许多政治派系，如军统、中统、孔祥熙派、太子派、青年党派等。其中军人人员约占监理事的四分之一。

同时，杜月笙还在各地设立恒社分社，将触角伸向全国。从《恒社社员通讯录》及杜月笙60大寿各地发来的贺电看，恒社社员遍布全国18个省市，甚至海外。

杜月笙一方面整顿发展恒社，一方面重整旧业，将以往拥有的事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厂、沙市纱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重新整顿复业。中国通商银行复业后，他除任董事长外，又兼任了总经理一职。

在拓展新的事业方面，他首先向纺织业进军，他在金融工商业得到的第一个头衔，便是“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这是一个行业内的全国性组织，其理事长的职责与权威性非同一般。

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便已涉足纺织业，当时有一爿从湖北沙市迁到重庆的“沙市纱厂”，由于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厂子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杜月笙看好纺织工业广阔前景，便出资收购股权，获得该厂的经营权。之后他又投资建立了西北毛纺厂。同时与孔祥熙和花纱布管制局联合，担任了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

返沪之后，他在重庆收的恒社弟子、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投资江阴“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唯恐董事长一职落入“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人手中，和杜月笙的另一弟子、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的王先青，专程到上海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力邀老夫子出任福澄公司董事长。

杜月笙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两位学生的述说，既然是为学生撑腰，当然是一口答应。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份呢？”杜月笙问。

“老夫子加5000万元的股份好了，这笔钱我替老夫子垫。”袁国梁喜不自胜，张口便答道。

“使不得，使不得。”

杜月笙当场命人喊来徐懋棠。徐懋棠参加恒社较早，战前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管家，战后仍任旧职，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杜月笙命徐懋棠开出一张法币5000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作为投资福澄公司的股份。

后来在丽都召开股东大会，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知不是对手，只好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以后，杜月笙又投资拥有千余名工人的荣丰一厂、二厂和拥有700多名工人的恒大纱厂。还担任了设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如此一来，杜月笙不仅在纺织业拥有大量产业，同时既与官僚资本关系密切，又成为同业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靠山。

1946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当时我国纺织工业划分为几个区，各区纺织业又有区公会，“联合会”便由各区公会组成。

在这次大会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都想由己方代表担任“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以加强对“公会联合会”的控制。由于官僚资本控制的工厂多，理事长一职很可能落到他们手里。但民营资本并不示弱，他们四处活动，力图阻止官僚资本代表当选理事长。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的恒社弟子袁国梁想到了老夫子杜月笙。只有把杜月笙请出来，方有可能压过对方。

当时杜月笙正在气喘病中，袁国梁和其他6位代表，包括六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等，专程来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请杜月笙出山。

杜月笙晓得担任这一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的重要性，但他心里没底，担心万一选不上自家塌台。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答应。在7位代表离去后，他又特地命人打电话喊来袁国梁。

“我反复想过，这个理事长做不做于我本人倒是关系不大，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杜月笙对袁国梁说，“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根据情况再做定夺。”

袁国梁一听杜先生有意当选，立刻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奚玉书、荣尔仁、唐星海等人一听喜出望外，立刻分头行动，为杜月笙拉选票。民营厂商代表没的说，事关自家利益，个个态度坚决，并有不少人自愿到公营厂家代表那里为杜月笙拉票。

大家分析了目前局势，一致认为：尽管公营厂家人多势众，但公营厂家代表中多为主持业务之人，这些人背后往往会投资一些民营厂，或参股创办纺织厂，实际上与民营厂商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另外，六区（上海所在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同时，凭杜月笙在纺织界的力量和私人交游以及个人声望，公营那边的任何人选都不是他的对手。

事体有了眉目，袁国梁又去十八层楼，将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成把握。”袁国梁说。

“好。”杜月笙答应爽快。

“不过……”袁国梁根据多数代表的要求，相机提出，“选举那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场。”

“那是没问题。”

接下来，袁国梁两度在公开场合演讲，为“老夫子”当选大声疾呼。

选举之日，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在开会前前往十八层楼接杜月笙，杜月笙到达时各方代表已经到齐，袁国梁事先安排好的一大批代表早已在会场外恭候迎接，一见杜月笙来到，立刻有人带头欢呼：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在欢呼声中，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将杜月笙请进会客室里休息。会客室空间有限，容不下这许多人，便有人留在会客室外。这时全场都在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许多外地厂商久仰杜月笙大名，却没有机会一见，如今杜月笙就在眼前，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便排着队进入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熟识的老朋友也都排在队伍中，一一与杜月笙见面。杜月笙便带笑容，一边和众人握手，一边说着关切慰问的话。搞得场面热烈亲切，如同领导人莅临接见一般。

袁国梁等人的这一场“见面”安排，把杜月笙的亮相推向了高潮，在随后的选举中发生了奇效。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这是全国纺织界最高最权威的头衔。

得了这一头衔，杜月笙前不久受打击的晦气一扫而光。他一鼓作气，又接连担任了《申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恒大纱厂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成为金融工商界令人瞩目、炙手可热的人物。“新建会”成立后，杜月笙的势力又见增长，各种各样的头衔接二连三地落到他的头上，如国民党“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加上以前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多达70多个职衔。

二、议长的位子有人

1946年8月，上海临时参议会改为民主选举参议会，举行参议长选举。

这仅仅是个民意机关，即使当上参议长，也只是“参议参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杜月笙此时已逐步恢复元气，他一向热衷于社会此类活动，即使没有实权，也想显示一下自家的实力以扩大影响。既然是公开选举，以他的“群众基础”，完全有把握获胜。

参议员人选系由各区及社会团体推选，当时上海市划分为31个行政区，31个行政区中杜系的人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多人位居要职，如杜月笙的第三个儿子杜维垣就是嵩山区区长。而在社会团体的选举中，杜月笙拥有更大的实力，他本身便兼了不少会长。因此，在黄浦滩举行投票选举，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

最后选举结果，杜月笙以最高票数获选参议员，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杜氏系统当选参议员的有30多人，使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议员竞选的初步胜利，使杜月笙感到胜券在握，杜门中人也都积极活动，为杜月笙当选议长制造舆论。此时上海市长已由钱大钧换成了吴国桢，吴国桢与杜月笙关系相当热络，初步定为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在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但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就连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参议会议长的职务都不肯给杜月笙。在即将选举之前，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潘公展当选议长。

这对杜月笙来说，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声势已经造大，竞选拉票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倘若无法当选议长，岂不大塌其台！杜系人物更是愤愤不平，说的是公开竞选，为什么高层又要出来指派？杜门中人在其所控制的报纸上为杜月笙鸣冤叫屈，声称：

“杜先生众望所归，是议长最适当的人选！”

但这些舆论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作用。杜月笙只好退而求其次，给自家找个台阶下，即风风光光当选，客客气气让贤。即当选议长后，再以身体欠佳为由让位于潘公展。

当杜月笙宣布了他的决定，杜门弟子以及恒社子弟奔走拉票，联络活动比原先更加起劲。他们要他们的“老夫子”让贤让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最好180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光荣全票获选”。

杜月笙的这个打算，蒋介石自然无法干涉，想干涉也鞭长莫及。但是有人能够阻止，那个人就是吴绍澍。

吴绍澍的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但他仍是市党部与市团部的负责人。吴绍澍听说杜月笙的打算后，为报杜月笙与戴笠将他从副市长及社会局长位子上拉下来的一箭之仇，立刻召集属于他这一系列的几个心腹商量对策。只是他们能左右的票数有限，阻止杜月笙高票当选不可能，但起码可以阻止杜月笙得全票，给杜月笙面子上一个难堪。

恒社弟子王先青已经想到吴绍澍可能从中作梗，他仗着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主动去做吴绍澍的工作，希望他不要与老夫子作对。

王先青说明来意后，吴绍澍竟十分爽快：

“你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投杜先生的票？”

“对的。”

“这有什么问题呢？”吴绍澍反问一句。

“这么说你那方面的人，都可以投杜先生的票？”

“是的。”吴绍澍答应得十分爽快。

“你果真会这么做？”王先青不放心，又追问一句。

“是的！”吴绍澍斩钉截铁地回答，然后又说，“先青兄，我既然答应你，就定然会做到。”

王先青以为交涉顺利，兴冲冲赶到杜公馆，向老夫子报告大功告成。岂料，杜月笙听了连连摇头。

“先青，我看没那么简单。”

“不会吧，吴绍澍亲口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王先青着急地争辩。

“不信等着看。”杜月笙笑笑说。

上海市参议会选举的那一天，大雪纷飞，杜月笙身穿狐裘前往正始中学大礼堂。大会开始，先举行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然后由吴国桢作报告，紧接着进入主题——选举议长。

唱票开始，到会的180人屏息静听，杜氏门人更是等着唱票的人将“杜月笙”的名字一路唱到底。不料，一开始便是一连串“空白！”“空白！”的唱票声，使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杜门中人更是焦躁万分。大家都晓得这是吴绍澍在捣鬼，王先青更是怒不可遏，恨不得当场大骂吴绍澍伪君子。

好在杜月笙有思想准备，虽颇为尴尬，但表现还算镇定自若。好在吴绍澍能控制的票数只占一小部分，接下来再唱票便全是“杜月笙”三字了。最后计票，180张选票中，有40余张空白选票。

当市长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上海市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请杜月笙讲话时，杜月笙已经没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趣。他连事先请秘书写好的讲稿都不曾拿出来，简单地讲了几句身体不适，请求辞职，请大会另选贤能。

杜月笙简单讲完几句话，他的表弟参议员朱文德便将事先拟好的辞呈送交吴国桢。但当吴国桢宣读了杜月笙的辞呈后，在场的杜氏系统参议员纷纷起立，集体挽留杜月笙，坚决要求杜月笙留任议长，更有人要求集体表决。

吴国桢一听集体表决，那还了得！他晓得杜系在参议员中的势力，若举手表决，毫无疑问会通过，那样他将对蒋介石无法交代！当然，杜月笙也不想公开和蒋介石作对，更不想让吴国桢为难。他只好再次站出来讲话，这次讲话似乎有了些兴致，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明显地有了些气势：

“承蒙各位厚爱，杜某不胜感激。惟我国正向民主之途迈进，上海又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异常重大，杜某多病之躯，实难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敬请原谅！杜某再次向诸公表示歉意！再次感谢诸公厚爱！”

杜月笙的最后两句特地提高了声调，坐在台下的王先青、万墨林等人立刻带头猛烈鼓掌，顿时全场掌声如雷，总算将这一场不尽如人意的选举推向了高潮，让杜月笙挽回了丢票的尴尬。

接下来再投票，按预先内定选出了潘公展、徐寄庼两位上海市正副议长。选举结束后，潘公展、徐寄庼二位正副议长特地拉着杜月笙一起合影留念。潘公展对杜月笙说：

“往后还要烦劳杜先生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不客气，应该的。”

潘公展的话也算给杜月笙留足了面子。

虽然杜月笙未能如愿以偿担任议长，但在上海市参议会内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远远高于潘、徐二人。同时，他在杜系原有的30多人的基础上，又陆续拉拢收买了一些杜系之外的议员加盟到杜系中来，例如他将汪志奎介绍到浦东银行当挂名稽核，将费树声介绍到大东书局当挂名专员，使他们额外多拿了一份薪水，这两人对杜月笙自然也就言听计从了。民政局局长张晓松为了保证民政局一些议案能在市参议会顺利通过，也拜到杜氏门下。

如此一来，杜月笙在市参议会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其能量也远远超过了潘公展。以致市政府的不少议案，吴国桢与潘公展都要事先征求杜月笙的同意，参议会上才能顺利通过。1948年，市财政局提出增加水电房捐费的议案。但这一议案在给一般老百姓增加负担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阔佬的利益，因而在参议会上不少议员持反对意见，引起激烈争论，以致该议案难以通过。吴国桢、潘公展、徐寄庼三人束手无策，只好去请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发，正在卧床养疴，见吴国桢亲自来请，只好带病前往会场，作为房捐水电费提价的提案人参加此次参议会。

但当时杜月笙气喘严重，无法站立行走，下汽车后只好由人用藤椅抬着进入会场。当杜月笙坐在藤椅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先是一片肃静，继而是一片掌声。杜月笙用沙哑的声音，气喘吁吁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话：

“……大家要顾全大局，体谅政府困难，协助政府共度时艰……”

杜月笙讲话结束后，此项议案一致通过，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三、捧了别人的女友

1946年秋，苏北地区遭受特大洪水，大批难民涌向京沪沿线各大城市。京沪杭各城市车站、马路、公共场所，到处麇集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使得各地粮食及救生物资空前匮乏，物价一日数涨，工商业几乎陷于停顿。

8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下令行政院救济苏北难民，行政院立即部署，随即有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专程抵沪拜访杜月笙，请他在上海为苏北赈灾募捐。

杜月笙一向热衷于此类公益活动，但这次却在两位南京政府高官员面前摆起了架子。

“实在抱歉，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卧病在床，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杜月笙当时是否病卧在床两人并没有看到，他们是在会客室等候杜月笙从其他房间里过来的。但他们看到杜月笙对江苏桑梓之地的水灾反应冷淡，一时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劝募人选，二位最好另找高明，以免贻误大事。”杜月笙说。

谷、王二人面面相觑，两人自以为身份也算够分量，没想到杜月笙竟然不给面子，只好莫名其妙地告退。

杜月笙并非不想参与赈灾，而是对江苏省政府耿耿于怀。上一年他为江苏办赈灾，江苏省政府把钱拿走后，对捐钱人没有任何交代，既不见在报端鸣谢，也不见一块褒匾，甚至没有一张奖状。杜月笙爱面子，爱名声，那些捐款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这桩事体到最后等于杜月笙失信于那些捐款人。

“我办社会公益，全凭一个信字，上次江苏省政府让我失了信，这次我哪里还好再开口问人家募捐？”待江苏省主席走后，杜月笙对身边朋友大发牢骚。

但苏北难民越来越多，杜月笙还是想插手这件事，只是他不想通过江苏省政府，他想借此结交一个人，于是请来杨管北，让他去对江苏有关人物讲，如果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去跟杜先生商谈赈灾事宜，杜先生会答应的。

原来，汪宝暄属于CC系，与CC系头子陈立夫关系密切，杜月笙想借此机会加强与陈立夫的联系。

杨管北通过朋友把杜月笙的话转达给王懋功，王懋功也顾不上计较在杜公馆所遭冷遇，赶紧去找汪宝暄，请他立刻到上海拜访杜月笙。但赈灾事宜不属省党部的业务范围，汪宝暄担心手伸得太长引起部门之间的摩擦，特地到南京请示陈立夫。陈立夫当即便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么多？既然杜先生对你重视，你便去做好了。其它问题不必考虑。”

得到陈立夫的指示，汪宝暄立刻赶到上海，找到吴开先和杨管北，由这两人陪着上十八层楼见杜月笙。

众人一进会客室，杜月笙立刻起身相迎，哈哈大笑，对汪宝暄说：

“我晓得你就要来了嘛！”

一番寒暄后，杜月笙先对前不久对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的推诿作了一番解释，然后直接问汪宝暄：

“宝暄兄你准备募多少钱？”

“我来之前大家开会商议过，这一次灾情重，数字要大些。”汪宝暄试探地问杜月笙，“上海方面，可否募到10亿？”

“10亿够吗？”杜月笙关切地问。

“当然顶好是20亿了！”汪宝暄马上接话。

“好，我们就照20亿做。”杜月笙爽快答应。

数额一定，杜月笙立即行动，假银行公会召开筹备会议，将上海各业公会、各银行负责人悉数请到，动员这些人积极行动起来，为苏北赈灾招募20亿善款。杜月笙作为会议主持人特别强调：

“上海在江苏境内，苏北的水灾等于上海人家乡遭遇灾害，为家乡救灾，上海人责无旁贷，就灾如救火……”

列席参加会议的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辙、省党部主委汪宝暄等人无不为杜月笙的组织才干与手段啧啧称叹。

会议宣布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庼任副主任委员，汪宝暄任总干事。另设副总干事三人，分驻上海、镇江、南京等地。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同乡会。

劝募重点在上海，驻上海的副总干事为杜月笙的恒社弟子王先青。但组织主要认捐，均由杜月笙出面。杜月笙在顾嘉棠的家中举行盛大晚宴，宴请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所有头面人物，金融巨子、工商巨子，并由上海市长吴国桢，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军统局郑介民作陪，请来新闻界拍摄电影，并有记者周围拍照，搞得一场晚宴既够档次，够派头，又热热烈烈，红红火火。

在觥筹交错、推杯问盏之间，在记者的摄像头下，这些工商金融界巨头，既要看政界人等的面子，又要考虑到明日自家在新闻报端的形象，一个个不得不慷慨解囊，当场认捐。

杜月笙这一席盛大晚宴，便解决了大部分的款项。

大部头款项解决，剩余部分由社会募捐补齐。杜月笙发动恒社子弟、杜氏门生，全力支持王先青。老夫子一声令下，恒社弟子四处活动，上海各报、各电台齐动员，纷纷大造舆论，大肆宣传募捐。各戏院、舞厅、一应娱乐场所热烈响应，分别组织平剧、话剧、地方剧义演。一时间各种演出活动五花八门，竞相登场。

恒社子弟仍嫌不够，又别出心裁，举办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选美——公开选举“上海小姐”。

消息经报刊、电台传出刊出，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上海名媛淑女、名门闺秀、著名交际花，乃至舞厅舞女，纷纷报名参加。

此项活动是以购买选票的形式募捐，“上海小姐”胜出的形式也是哪个得到的选票最多哪个获头名。除了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以外，更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选票参加选举。而这些参赛小姐背后均有强大资金支持，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更是为他们的情人、相好捧场助威，慷慨解囊购买她们的选票。

当时范绍增恰好又来上海，遇上“选美”这场好戏，于是，捧他的女朋友王韵梅角逐上海小姐。经过一轮轮的角逐，背后财力不够雄厚的小姐纷纷被淘汰，最后只剩下三名，分别是：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

这三人背后均有豪门支持，竞选票数此起彼伏，声势不相上下，情形空前激烈，一时成为各报每日热门新闻，更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最佳谈资。

范绍增因为客居上海，每日拿出大把资金购买王韵梅的选票，一时难以为继，但又不甘心让王韵梅落在另外两名小姐之后，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杜月笙闻讯而来。

为了帮助好友，也为了推动“上海小姐”多进行几轮角逐，以期推动募捐进入新的高潮，杜月笙和范绍增如此这般一商量，两人联合出面，邀请川帮巨子、沪上豪门，假顾嘉棠公馆，大开赌局，每夜收抽头所得，动辄天文数字，全部作为范绍增购买王韵梅的选票之资。于是，王韵梅的票数渐渐回升。而谢家骅、刘德明的后台也不甘示弱，纷纷争相解囊相助。三人票数此起彼落，相持不下。在这三人的竞争中，大把的钞票流进了“难民救济协会”。

8月20晚，“上海小姐”的角逐终于在新仙林舞厅落下帷幕，选举结果，以王韵梅为第一名，谢家骅第二名，刘德明第三名。范绍增为捧这位美人儿个人投入巨资4000万元，杜月笙援助2000余万。

“上海小姐”选举大获全胜后，恒社弟子如法炮制，歌坛、平剧、舞厅争相效尤，纷纷评选“歌后”、“评剧皇后”、“舞后”，评选方法与评选“上海小姐”相同，选票收入全部捐献“难民救济协会”。

在恒社弟子的大力活动下，新闻媒体紧密配合，上海各报馆、各电台几乎全部出动，成版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无论个人或者团体，无论捐款数额或多或少，翌日均可见报，对捐款者不无鼓励。使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如火如荼，捐款数字直线上升。最后顺利完成募捐20亿元有零。

由于物价上涨迅速，“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按照事先的安排，收到一定数额的捐款后立即由相关人员采办粮食布匹，迅即送往苏北或就地给难民分发，使救济工作随时生效。

在此次赈灾募捐中，由于杜月笙与汪宝暄配合默契，时隔不久，汪宝暄再次找到杜月笙帮忙。

原来，汪宝暄为建设江苏省文化事业考虑，欲将铜山、南通、淮阴、苏州、常州、镇江六地隶属于江苏省党部的6家报纸、机器、设备、人员合而为一，出一份规模庞大的日报，并且筹组“江苏文化事业公司”，以推展江苏文化事业。

为此，汪宝暄特地往见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说江苏文化事业公司的资本额定为20亿元，要求中央予以补助。陈果夫答应补助两亿元，其余数额由汪宝暄自行募股补充。汪宝暄为“江苏文化事业公司”募股的第一个对象便是杜月笙。

汪宝暄说明来意后，杜月笙倒也爽快，立刻说：

“好，中央两亿，我也出两亿。”不等汪宝暄开口，杜月笙便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杨管北，“汪宝暄先生兴办江苏文化事业公司，我帮两亿的忙，铜钿算大达一亿，大通一亿，你接洽一下办理手续。”

由此，杜月笙不仅和汪宝暄成为了好朋友，也因此拉近了与CC系统陈果夫的关系。

由于四川也遭受了水灾，苏北赈灾不久，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也来上海募捐，两人找到市长吴国桢商量，吴国桢推脱说：

“上海刚刚给苏北募捐20亿，大乱之后上海财力有限得很，哪里还募得出钱。”

两个人在吴国桢那里等于吃了闭门羹，接着又去找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出面为四川募一笔赈灾款。杜月笙的态度和吴国桢大不相同。

“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的饭，今天四川有灾，这个忙一定要帮！”杜月笙说得理直气壮。

几天后，杜月笙便募得一笔巨款。本来他将款项交给向传义、何北衡也就万事大吉了。但吴国桢推掉的事体由杜月笙捡起来做，会让吴国桢觉得很没面子，同时也会伤了杜月笙与吴国桢之间的和气。

为了将这桩事体摆平，杜月笙特地请出孔祥熙，向他说明这桩事体的经过，由孔祥熙出面指定杜月笙为四川灾区募捐。对孔祥熙来说，不费一文不动一指便可以得到“大善人”的名号，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按照杜月笙的安排，孔祥熙在自家安排宴席，请四川代表和吴国桢到家里吃饭，由杜月笙作陪。席间，孔祥熙照着杜月笙给的台词，冠冕堂皇说了一番同甘共苦，倾力相助的漂亮话，说完便指着杜月笙说：

“我已经关照月笙，马上去办这件事，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

“是的，是的。”杜月笙马上站起来，诚恳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去办，一定办好。”

这件事当然孔祥熙很有面子。而且由孔祥熙出面，吴国桢才也不觉的塌面子。如此一来，杜月笙既讨好了孔祥熙，又给了吴国桢台阶，而四川代表自然也晓得是欠了杜月笙的一个大人情。

四、成了募捐专业户

由于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灾害频仍，黄浦滩作为工商巨埠，各地救灾募捐莫不以上海为第一目标，邀请上海发动募捐。杜月笙由于热衷此类公益活动，又处处兜得转，劝募救灾成了杜月笙主要工作之一。正如，《杜月笙先生大事记》中所恭维的：

“先生（指杜月笙）万方宗仰，不择壤流，故无论战时平时，无论天南地北，凡有大灾祲，大兴缮，上自政府之规划，下至地方之建设，几无役不与，无事不致力。”

1947年7月1日，杜月笙公馆出现了五位广州来客，其中之一便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女公子——女立法委员胡木兰。胡木兰一行，正是为募捐而来，她们当面恳托杜月笙，希望能在上海筹募一笔款项，作为赈灾之用。7月7日，又有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联名致电杜月笙、徐寄庼、钱新之，请他们三位在上海发动赈灾募捐，以解救两广数百万灾民。

杜月笙曾对他的恒社弟子王先青说过：“一个人不要怕给别人利用，给人利用到，还有可利用的价值。顶怕的是人家不来利用。”

所以对这些高官的利用，他历来都是给面子的。他当下便找来徐寄庼商议。见杜月笙如此热心，徐寄庼自然满心欢喜。说到底，兜得转的关系全靠杜月笙，宣传运作跑腿等一应具体事宜，全靠杜月笙的恒社弟子，尤其王先青，已经成为杜月笙劝募赈灾的得力干将。

这一次，杜月笙打算把募捐的功劳记到宋子文的功劳簿上。他和徐寄庼商量说：“这次主任委员一席，最好请宋院长来做。我跟你老兄，还有公展兄，我们三个担任副主任委员。你看好不好？”

“当然再好不过。”徐寄庼表示同意，“不过，叫谁去跟他说呢？”

“我去。”杜月笙慨然答道。

在宋子文在上海的办公处——设在外滩的中国银行，杜月笙见过宋子文后，说明来意。宋子文时任国府委员，于行政院长刚刚卸任，对于担任“两广水灾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未免踯躅。杜月笙马上说：

“宋院长，这和行政院不生关系。你府上是广东，两广有事，就该由你出面。我们只请你担任名义，一切事体都归我们负责去做，宋先生你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好，就照你说的做吧。”宋子文听杜月笙如此一说，这个主任委员也有理由做，便一口答应。

杜月笙返回十八层楼后，当即便拟定了两广赈灾劝募委员会的负责人名单：

主任委员：宋子文

副主任委员：杜月笙、徐寄庼、潘公展

常务委员兼总干事：王先青

做劝募工作，王先青已经是轻车熟路。在劝募过程中，王先青想起募得的款项的分配问题，又去请示杜月笙。

“照说是广东灾重，广西灾轻。但广东富广西穷，宋院长又是广东人，只好让广东吃亏点。”杜月笙想一下又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擅作主张，你还是去请示一下宋院长。”

于是，王先青便去中国银行请示宋子文。宋子文对于两广水灾赈款的分配，回答得极为干脆：

“二八。”

王先青暗暗吃惊。尽管广东灾情重，但广东八成，广西二成，悬殊未免太大了些。

“院长说得极是。”王先青委婉地说，“论灾情确实广东重于广西，但若论家底自是广东富庶，院长可否从这一点上着想，把分配比例改为三与七。”

“以前都是二八，就照这个比例，把赈款分给广东、广西两地的中央银行。”宋子文沉着脸说，显然他对王先青的话很不满意。

“在我来请示以前，杜先生还在很感慨这件事体。”王先青仍不死心，仍想改变这个比例。

“感慨什么？”宋子文问。

“杜先生说广东灾重，广西灾轻，可是宋院长府上是广东，院长又是全中国的政治领袖，看样子这回广东要吃点亏了。”

“哦？”宋子文略一沉思，当下便微微一笑，说，“好，杜先生说得对，我主持这件事，广东只好吃点亏，就照三七分配吧。”

王先青原是捏着一把汗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立刻喜出望外。

当时两广灾情严重，为解燃眉之急，宋子文经与杜月笙商量，特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及广东省银行，先行垫借200亿，紧急拨往灾区。上海招募的捐款一收到，立刻归还“中中交农”及广东省银行垫款。

为两广赈灾正在如火如荼，苏北又连降大雨，17个县一片汪洋，500万人衣食无着。于是，江苏省政府又派汪宝暄找上杜门。大上海坐地江苏，如此大的灾害不能坐视不管。但是由于粮价暴涨，100斤米售价高达7.8万元，每袋面粉售价2.7万元，在“苏北水灾救济委员会”会议上，大家商讨后一致定为募捐赈款300亿元。

“3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大得吓人，但折合目前米价，不过只能买到40万石米，分给500万灾民，平均每十二三人得到一石。”杜月笙首先分析说，“如今米价一日数涨，而筹募这偌大的一笔巨款需要很长时间，待来日钱到手再去买米，米价尚不知翻了几倍了！我的意思，比照两广之例，请国家银行先予垫借300亿元，捐款收到，立刻偿欠。”

杜月笙的点子大家都同意，特别是江苏省方面的来人，当然巴不得立刻拿到钱去救灾，但就是担心宋子文不会答应。

“宋先生那边，我去交涉一下看看。”

果然，当杜月笙把情况一说，宋子文十分为难。

“国家财政原本困难，国家行库捉襟见肘已是家常便饭，如今两广水灾已经垫200亿，几爿银行压力已经很大，若再垫300亿救济苏北，怕是向银行方面都不好开口了。”

但杜月笙想得是，赈灾款300亿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倘若国家银行不给垫付，等到300亿募集到手，尚不知已经打了多少个折扣了！所以，他是决心要说服宋子文。

“上海人此刻在为两广、苏北双方面捐钱，上海人一向视苏北为桑梓，倘使四行不肯为苏北垫付这300亿，那么一定会先解决苏北的问题，再来给两广筹还五行垫的200亿。到那时，五爿国家银行垫的款项何时能够清还？所以，我想请宋先生务必要帮帮江苏省的忙，垫付这300亿元，惟有这样上海人捐款才有积极性，500亿元也要早日一起还清。”

杜月笙虽是在与宋子文商量，但言外之意也很明白，那就是：你国家银行不给江苏垫付募捐款，我就要先给苏北募集300亿。你垫付两广的200亿什么时候给你募集起来，交给你的国家银行，怕是遥遥无期了。就算最后募不齐又能怎样？还不是你国家银行自家担着！

宋子文深知其中利害，只好答应杜月笙，由几爿国家银行为苏北垫付募捐赈灾款300亿。如此一来，劝募工作顺利展开，按预定计划完成500亿招募任务，如期归还五爿国家银行。

到1948年，两广又发水灾，黄浦滩再度募捐。此时王先青几乎成为募捐专家，上海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当然总干事。同年又有河南、湖北两省也曾在上海募款救灾，河南省主席张钫亲来上海面恳杜月笙。杜月笙办理赈济工作，对于任何省份，从不曾厚此薄彼。

除了募款救济灾区，杜月笙每年冬天还要举办一次冬令接济，即为上海贫苦百姓过冬专门举行的募捐活动。“上海冬令救济委员会”必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以王先青为总干事，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广泛宣传，由评剧名伶，电影明星、电台歌星义演、义唱。由于报纸电台竞相以巨大篇幅，逐日揭载冬令救济义演义唱的热烈情况，名伶、明星以及歌星们都不愿放过这个宣传的好机会，无不踊跃参加。

自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3年多的时间里，上海滩最盛大、最空前绝后的一次评剧演出，当属杜月笙60大寿的“祝寿义演”。此次义演，既是为杜月笙拜寿，也是为灾区募捐。其义演票价之高，骇人听闻。

原定票价分3万元、10万元、20万元、25万元、40万元、50万元6种。但到后来，黑市票价竟涨到了每张100万元。

此次盛会，仅各界赠送花篮折合现金移作赈灾之用，为数即达3亿3千8百多万元。票房收入则达100亿之多。除去开销，一应收入拨充广东、广西、四川、江苏四省的水灾救济金，并从后5日的加演中抽出一部分，拨为清寒青年助学金，并且酌拨一部分救济在上海的贫苦伶人。

第二十六章　强弩之末被开刀

一、六十大寿受恩宠

1947年8月30日，即农历丁亥年的七月十五中秋节，是杜月笙的60岁寿辰。由于内战爆发，狼烟四起，又有两广和四川、苏北等地连续发生特大水灾，此前杜月笙又气喘病复发，这个60岁生日本不想再大张旗鼓地做寿。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前方战事吃紧，杜月笙在后方为自家花甲之年大事庆贺，唯恐招来当局不满。但杜月笙身边的朋友、恒社学生却不以为然。

“人生60诞辰仅有一次，岂有不做寿之理？”

首先反对不做寿的便是杜月笙的一帮老朋友——“恒社之友”顾嘉棠、杨虎、金廷荪等人。接着便是恒社学生的反对。

“先生50大寿时恰逢八一三沪战爆发，当时有不少同门弟兄要为先生做寿，先生坚称：国难当头，哪有做寿的兴致？要做，就等打败了东洋人，再来做60岁寿辰！如今东洋人已经被赶出中国，这个花甲之年先生岂能不做寿呢？”

杜月笙最得意的学生陆京士，代表所有恒社社员恳请杜月笙做寿。朋友与学生在的关心让杜月笙欢喜不已，欣然允诺。

杜月笙金口一开，各方好友及恒社门生立刻行动起来，不由分说，便于8月1日组织了一个“庆祝杜公六寿诞筹备委员会”，推出筹备委员23人，其中包括：

钱新之、金廷荪、杨虎、杨志雄、徐彩丞、杨管北、秦联奎、王新衡等社会名流，以及恒社弟子陆京士（恒社常务理事）、徐懋棠（中汇银行副总经理）、于松乔（恒社调解组长）、汪其俊（恒士评剧组长、黄金五虎之一）、金元声（金廷荪的大公子，上海黄金大戏院五虎将之一）、王润生（恒社会计组长）、吴颖荪（恒士事务组长）、陆庆黻（会计师、恒社候补理事）等。

8月29日晚上，在杜月笙正式做寿之前，筹备组在顾嘉棠的家里设宴，为杜月笙暖寿。赴宴为杜月笙暖寿的有200多人，皆为杜月笙的多年好友，包括文人名流、军阀政客、国民党军政要员，如许世英、黄金棠、杨虎、王晓籁、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庼、范绍增、刘航琛、洪兰友、郑介民、潘公展、萧同兹、程沧波、陈方等。

遗憾的是，这一晚杜月笙气喘病发，无法到场。暖寿宴会由洪兰友发表一篇祝辞，然后由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代表杜月笙致答谢词。然后200多佳宾一致举杯，遥祝卧病十八层楼上的杜月笙早日康复。

次日，祝寿典礼在泰兴路丽都花园舞厅举行。大厅里花团锦簇，芬香扑鼻的各式花篮，由大厅一直摆放到礼堂外面，然后又沿着两旁墙角延伸下去，数不清该有几千几百个。寿堂正中悬挂着一个一人多高的巨型“寿”字，上面有上海市参议会全体议员的签名。“寿”字两旁是一对巨型红烛，寿堂内香雾缭绕。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送的寿匾，配以精美檀木镜框高高悬挂在舞厅正上方，上书：

“嘉乐延年。”

左右两厢的墙壁上，琳琅满目地悬挂着国民党中央各院部首脑、各地各界名流题赠的寿联、寿幛、寿屏。在悬挂这些寿联、寿幛、寿屏的墙壁下，摆着一连串茶几，茶几上放着当日收到的礼品共800余件，大多为金盾银鼎、玉石古玩。在这些寿礼中，有三件别出心裁而又弥足珍贵的礼品，尤其引人注目，令人拍案叫绝。

这三件礼品之一是：由陆京士主持的邮务公会赠送的百寿图。此图由各种邮票剪贴而成，色彩斑斓，妙手天成。

第二件礼品是：上海美一绣业公司赠送的杜月笙的巨幅肖像。这副肖像以百余种毛线绣制而成，是该公司继杜鲁门、麦克阿瑟绣像后的第三幅作品。

第三件礼品是一幅人物国画，画中八仙跃然纸上——铁拐李、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聚集在古松苍柏之下，身边白云缥缈，仙鹤飞翔。乍一看，这幅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细看则会发现，画中吕洞宾居然是杜月笙。

三件礼品的别出心裁，通过电话传到十八层楼上，送礼者的良苦用心着实让杜月笙感动不已。只可惜杜月笙气喘病发作厉害，使他无法起床亲临祝寿现场。只好派他的八子三女及其各自配偶由长子杜维藩率领，分别站在礼台两边，代杜月笙答谢前来祝寿的嘉宾。同时请杨虎、钱新之、徐寄庼、徐丞采担任总招待。

那天早上八点，第一个前来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踵而来的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长吴国桢。紧接着是特地从南京赶来的中央要人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张道藩、董显光等，同来的还有孙科、白崇禧的代表。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杭州市长周象贤也特地赶到上海为杜月笙祝寿。此外，各省省长均派代表参加祝寿。

祝寿第一天，到贺嘉宾达6000余人，开到泰兴路的汽车足有1500多辆。前往要饭的乞丐也多达几千人，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到现场维持秩序，新上任的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丽都花园舞厅门口指挥车辆。

当日丽都花园开的是流水席，一桌坐满十位客人便上菜，菜肴全部为素席：素鸡、素鱼、素鸭、素火腿，此外则每位客人另有素面一碗。几千名客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这次60祝寿，对杜月笙来说，最大的安慰是蒋介石对他的态度的转变。自打抗战胜利，蒋介石对帮会一直采取打击、压制的策略，唯有今次，不仅亲笔题字、派代表祝寿，而且叫他的儿子蒋经国带着儿媳亲自到十八层楼给杜月笙拜寿，向他行子侄礼，使杜月笙受宠若惊。

但杜月笙心下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毫无疑问是一张政治晴雨表。当这张晴雨表显示阴有雨时，说明帮会力量对蒋介石已毫无用场。当这张晴雨表放晴时，则表明蒋介石政治上正处于不利地位，需要杜月笙的帮会力量帮忙了。

事实正是如此，杜月笙的一次次劝募赈灾，虽不是蒋介石亲自指派，但也多有政府高层出面，毫无疑问是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排忧解难。而自戴笠死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连连失利，也归咎于军统的接班人远没有戴笠的能力。因此1946年下半年，军统负责人郑介民，便找到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协助将原来在重庆成立的帮会综合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成“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新建会”。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国帮会势力，作为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协助政府反共，深入各阶层，各职业界做情报工作”。但斯人已去，世事变迁，杜月笙的力量与军统力量的配合，再也没有了当初杜月笙与戴笠的两股力量的相濡以沫。而杜月笙病魔缠身，尽管在“新建会”担任常务理事，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正由于蒋介石的“恩宠”与“重视”，杜月笙才与身边智囊人物以及做寿的“筹委会”商量，将接下来的祝寿堂会改为义演，门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寿礼收入用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唯有如此，“祝寿义演”的巨额收入才可以免遭非议。

二、梅、孟演出不同台

杜月笙做寿后的第三天，即1947年9月3日，“祝寿义演”在中国大戏院拉开序幕。

“祝寿义演”由廷荪担任总提调，由恒社评剧组组长、黄金大戏院五虎将之一的汪其俊与其结拜兄弟孙兰亭专程北上，遍邀名角儿。大牌名角如筱翠花、马富禄、张君秋、芙蓉草、刘斌昆、谭富英、韩金奎、阎世善、李少春、马盛龙等一概到齐，加上原在南方的梅兰芳、马连良、麒麟童、章遏云、裘盛戎、叶盛兰、叶盛长、姜妙香、杨宝森、马四立、盖三省、魏莲芳等，又有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以一封私函邀来了余派真传弟子孟小冬，其声势之浩大，名角之荟萃，可谓千载难逢。

北来名伶大都住在金廷荪的南阳桥“老金公馆”，名伶在上海的开销，在义演票房收入项下支付，角儿则一概不支酬劳。

众多名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首推伶王梅兰芳与素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

梅兰芳敌伪时期蓄须拒演以明志，已有10年未曾登台；孟小冬更是观众渴望已久的余叔岩的嫡传弟子，不少外地戏迷远至平、津、川、湘，甚至香港、台湾的观众，闻讯后乘坐飞机赶到上海观赏演出。戏票不够分配，黑市票翻了几倍，还是一票难求。为满足观众要求，原定5天的戏码再加演一遍，一共演了10天。

10天中，有8天由伶王梅兰芳唱压轴，有两天由“冬皇”孟小冬唱压轴。9月7日晚、12日晚是孟小冬的两场压轴好戏《搜孤救孤》，她饰演程婴，由上海第一名票赵培鑫屈为“扫边老生”，陪孟小冬扮公孙杵臼一角，裘盛戎饰屠岸贾，魏莲芳饰程妻。此时孟小冬的表演已臻成熟，她嗓音高亢，立音强，运腔宛转而有法度，身段、动作、眼神处处切合人物性格。此次演出再次轰动了申城，演出当晚可谓万人空巷，各界人士赠送给孟小冬的花篮排在戏院门前的牛庄路上，足有1华里长。全国的京剧名老生纷纷前往观摩，著名须生马连良和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沈苇窗竟然挤在一个凳子上看了一出戏，很多参加祝寿演出的名伶都站在后台屏息静听。没有买到戏票的戏迷都在家聆听话匣子的实况转播。

一出余派名剧，被孟小冬演唱得近乎完美无瑕，无疵可剔。孟小冬两场《搜孤救孤》的演出，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和听众，被一致誉为前所未有的“广陵绝响”。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到场却没有到场，这个人便是梅兰芳。在梅兰芳的压轴演出中，孟小冬也不曾到场。

观众在观看两人的演出中，也在对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作着各种揣测。

这是因为，孟小冬与梅兰芳曾经是一对恩爱夫妻。

孟小冬1908年出生于上海京剧世家，8岁开始向姑父仇月祥学唱老生，12岁在无锡首次登台，14岁便在上海乾坤大剧场和共舞台先后与张少泉、粉菊花、露兰春、姚玉兰同台演出，居然有大角风范。当时评论界称赞她“扮相俊秀，嗓音宽亮，不带雌音，在坤生中已有首屈一指之势。”

18岁为求索京剧艺术精髓北上深造，先后向陈秀华、言菊朋、鲍吉祥等人求教。

当时北平正值评剧的“鼎盛春秋”，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荀慧生合组的“双胜班”，正和赴日载誉归来的伶王梅兰芳打对台，突然杀出一位南边来的小姑娘孟小冬，居然能在两大对峙之间脱颖而出，使故都菊坛由双雄对峙一变而为“三足鼎立”。孟小冬的天才横溢，异军突起，使梅兰芳不禁刮目相看。之后两人在堂会和义务戏里又多有同台合作，在《游龙戏凤》中，孟小冬演正德皇帝，梅兰芳演李凤姐，人称“阴阳颠倒”。据当时记载：

“18岁的孟小冬在32岁的大名角梅兰芳面前并不胆怯，演来落落大方，非常潇洒，台下不断地拍手叫好。许多梅迷和孟迷更是希望二人能就此假戏真做，成就一段传奇姻缘。”

此后孟、梅两人又不断合演《梅龙镇》、《四郎探母》和《二进宫》等戏，不断的艺术合作使二人加深了了解，互生爱慕之情。

梅兰芳身边的几位朋友冯耿光、齐如山、李释戡，都认为梅、孟是天生一对，他们如果结合，以后演出生旦对儿戏将是剧坛一绝，所以乐于促成。

据说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朋友对梅兰芳的二太太福芝芳不满。由于福芝芳对梅兰芳把持太紧，连梅兰芳的好友上门，有时也会遭到福芝芳的白眼。所以想刹一刹这位二夫人的霸气。

当时梅兰芳有两位夫人，原配夫人是京剧名旦王顺福之女名王明华。由于王夫人生一子早逝，梅兰芳于1922年又娶崇雅社的旦角福芝芳，二位夫人分居各过，相互平等，没有妻妾之分。

朋友们晓得，梅、孟结合王夫人这边不会有问题，后来梅兰芳与孟小冬专程到天津井上医院，看望在这里住院治疗肺病的王明华，王夫人果然对梅、孟结合表示同意。但大家担心二夫人福芝芳从中作梗，所以干脆鼓动梅兰芳在外找房金屋藏娇。

于是，由齐如山、李释戡二位去孟家保媒，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怕女儿嫁过去做偏房受欺负，齐、李二人便连声允诺并非偏房，也是正室。所以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时特别强调“名定兼祧”的平等身份。

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孟小冬与梅兰芳在东四牌楼九条冯公馆举行了婚礼，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任主婚人。

婚后，孟小冬过着金屋藏娇的生活，梅兰芳为她请了一位熟悉余派戏的鲍吉祥，上门为孟小冬教身段、把子，说余派戏。

然而，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使梅、孟婚姻亮起了红灯。孟小冬婚后不久，梅兰芳的原配夫人王明华病逝。不久梅兰芳的大伯母逝世，孟小冬前往奔丧，被福芝芳拒之门外，心高气傲的孟小冬顿觉羞辱难当，尽管事后梅兰芳一再赔礼有所缓和，但心中阴影难以抹去。

偏在此时，北平无量大大胡同梅兰芳的家中又发生了一场血案，这场血案将梅、孟婚姻推上了末路。

原来，当孟小冬红遍故都北平时，京兆尹（北平市长）王达的儿子、朝阳大学法科学生王维琛，单恋孟小冬到了发狂的地步。后来戏台上不见了孟小冬的身影，一打听方才晓得孟小冬下嫁梅兰芳了。顿时失去理智，怀揣一支手枪，直奔无量大大胡同中段缀玉轩梅兰芳的宅邸，一进门便大嚷：

“梅兰芳夺了我的未婚妻，我要找梅兰芳算账！”

这时候梅兰芳正在午睡，他的朋友在北平报界工作的张汉举正在客厅，一见王维琛大喊吆喝地进来，赶紧出面周旋。

“请问哪个是你的未婚妻？你慢慢说清楚。”张汉举陪着笑脸问。

“孟小冬是我的未婚妻，梅兰芳娶了我的未婚妻，他要赔偿我10万大洋！”

“10万太多了吧，能不能少点，5万好不好？”张汉举见对方情绪激动，想慢慢稳住对方。

不料这时候梅兰芳一觉睡醒，贸然地闯了出来。张汉举一见，生怕发生意外，因为他早已看到了王维琛手上那柄短枪，赶紧向梅兰芳使眼色。

“这位王先生，是来借5万块钱的。”

这时梅兰芳也看到了王维琛手上的短枪，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打电话去。”

不晓得当时梅兰芳怎么想的，居然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王维琛看到梅兰芳的时候也大吃一惊，居然愣着让梅兰芳从侧门溜走了。但梅兰芳那句话他听清楚了，顿觉大事不好。可惜他初出茅庐，一时慌了手脚，连逃跑都忘记了。直到梅兰芳报案后，大批军警赶到，把梅兰芳那幢四合院围得水泄不通时，他才如梦方醒，无奈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把抓住张汉举，以张做挡箭牌，一路开枪冲出去。

后果可想而知，缀玉轩外乱枪齐下，王维琛急红了眼，一枪打死了张汉举，他自家也随即被乱枪击毙。

这一幕鲜血淋漓的惨剧吓坏了梅兰芳，福芝芳更是抓住“把柄”，口口声声为梅郎的生命安全着想，逼他和孟小冬分袂。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如今又红遍南北，岂肯与福芝芳争一日之短长？然而梅兰芳深爱孟小冬，不愿轻言仳离，但福芝芳又吵闹不休，梅兰芳因此陷入家庭纠纷的苦恼之中。

仍然是当初撮合梅、孟结合的那班朋友，如今只好又劝梅兰芳舍孟留福。而对在金融界异军突起成就非凡的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梅兰芳历来言听计从。冯耿光劝梅、孟分离的理由很简单，他说：

“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一生的幸福考虑，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

冯耿光的说法，使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无话可说。什么冬皇优点，什么珠联璧合、皮黄佳话，统统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梅、孟婚姻到此结束。

如今，杜月笙“祝寿义演”为这一对怨偶名伶搭上了鹊桥，上海的小报、杂志岂肯放过这一条千载难逢的花边新闻。有的小报乱出主意，希望梅、孟合作《四郎探母》、《武家坡》一类的“对儿戏”，通过戏台上的阴阳颠倒，使二人重温生活中的旧梦，以期破镜重圆。有的小报不惜危言耸听，说孟小冬翩翩南下，正是为寻找破镜重圆的契机。还有的说上海沦陷期间梅兰芳留须不唱，福芝芳因为寄情赌博，早已将梅兰芳的生平积蓄输光，她担心梅兰芳查问，寝食难安，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梅兰芳正想驱之为快，如今心上人南来，破镜重圆就在眼前等等，而坊间的猜测与传闻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总而言之，全上海的舆论一边倒，那就是一致希望梅、孟复合。

事实上，梅兰芳先后各登台演4天大轴，那4天里，孟小冬推说自己没戏，不去戏院；中间两天轮到孟小冬出台，梅兰芳以同样的理由避开。而每晚散戏后在南洋桥金府举行的夜宴，孟小冬从未出席。

因此，前后演出10天，梅兰芳、孟小冬非但台上未遇，台下也不曾相遇。就连最后一天杜月笙亲自参加的与全体名伶合影，因有梅兰芳在场，孟小冬也借故推辞了。

全上海人希望的梅、孟复合，从此成为泡影。

然而，上海人都没有想到，10天里梅、孟不曾相遇，其中不乏杜月笙的功劳。而孟小冬与杜月笙，此时正在上演着一场缠绵悱恻的“感情戏”。

三、杜月笙怜香惜玉

杜月笙与孟小冬相识，源于对评剧的喜爱。

杜月笙是评剧超级票友，不光爱听爱看，还专门请老师教授，早在1922年便粉墨登场，以后在各种赈灾募捐活动中，多次专场走票。他开设的恒社更是专设评剧组，名伶马连良、高庆奎、谭富英、叶盛兰，名票赵培鑫、赵荣琛、杨畹农等人都是恒社社员。

因此，早在1925年，孟小冬北上寻求发展，与“双胜班”（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荀慧生合组）、伶王梅兰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杜月笙曾专程赴北平，慕名拜访孟小冬，对孟小冬留下极佳的印象。

不久孟小冬嫁给了梅兰芳，杜月笙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杜月笙娶了名伶姚玉兰，与孟小冬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姚玉兰和孟小冬是孩提时的玩伴，又是师姐妹，长大后两人更是闺中密友，关系非比一般。后来孟小冬与梅兰芳仳离，孟小冬原拟提告，于1931年夏秋之交到上海聘请郑毓秀律师当法律顾问，在姚玉兰的劝说下，由杜月笙出面调停，梅兰芳付给了孟小冬4万元赡养费，双方终告分离。

1934年5月，金廷荪在结束大运公司的业务后，盘下了黄金荣的金荣大剧院，修葺一新，准备重新开业。姚玉兰晓得杜月笙一直钟情于孟小冬，便致函邀请孟小冬为金荣大剧院开幕仪式进行剪彩。

孟小冬翩翩而来，姚玉兰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孟小冬接到她自家居住的辣斐德路辣斐坊。为了给杜月笙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杜月笙。那几天杜月笙有事一直留宿华格臬路杜公馆。

待到黄金大剧院举行开幕典礼那一天，杜月笙应金廷荪之约前往揭幕并致开幕词。当他走到黄金大剧院门前的平台上时，蓦然发现孟小冬便站在三位行剪彩礼的年轻女子中间，立刻满心欢喜。

孟小冬也没想到揭幕并致开幕词的是杜月笙，姚玉兰什么都没对她说。见到杜月笙，她同样很高兴。自打杜月笙调解她和梅兰芳仳离一事之后，总是通过姚玉兰在经济上给她一些接济，使她一个孤身在外的女人多少有一些依托之感。

当天回到辣斐坊的杜公馆，姚玉兰对孟小冬特别亲热，吃完饭的时候，姚玉兰对孟小冬说：

“杜先生最近很忙，不会到这边来了，晚上你到我房间睡吧，我们姐妹也好多说一会儿话。”

“好的。”

孟小冬一个人闯世界，自然是寂寞的时候多，难得有姚玉兰这样的好姐妹，两个人躺在床上说说私房话，自是很惬意的事。

这晚两个人都谈兴很浓，聊天聊到子夜过后，方才蒙胧入睡。睡梦中，孟小冬迷迷糊糊中觉得姚玉兰起来了，还以为她是去厕所。由于睡房中没有开灯，不一会儿，孟小冬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姚玉兰”回来了，也没在意。

但是接下来，她不知是梦还是现实，有一双手伸到她的身上，不安分地四处游走，与此同时，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粗重的喘息声。她晓得这不是梦……她没有反抗，她已经被撩拨得没有反抗的力气。同时她想到了这个人的种种的好处，恩犹未报，岂能再拒绝。

杜月笙若想占有哪个女人，一般是用不着如此费尽心机的。但孟小冬不同，他晓得孟小冬心高气傲，尤其不能以金钱征服她，更不能以暴力占有她。需要用软功夫慢慢感动她。他做得这个局，便为自家留足了退路。若孟小冬顺从了他，那是最好。若孟小冬不顺从，他的理由则充分得很：

“在我自家的睡房里，我哪里晓得会有别的女人！”

如此一来，也不至于把事情做到无可挽回。但这步棋没有用上，孟小冬顺从了。

天亮之后，杜月笙还是佯装惊诧地望着孟小冬，但什么也没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要给孟小冬一个印象：他不是故意的。同时把孟小冬抱得更紧，他要把对孟小冬的爱意通过肢体语言传递给孟小冬。

翌日一早，杜月笙离开后，姚玉兰笑盈盈地来到睡房。

“小冬，我不知道他回来，不过……”姚玉兰一心想弄明白孟小冬的想法，“杜先生对你一片真情，小冬，你留下来吧。”

姚玉兰一心想促成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好事，并不是要帮杜月笙了却相思之苦。在杜月笙的四个太太中，姚玉兰虽说最为得宠，但她也只能住在外边。尽管辣斐坊面积不算小，也够豪华够气派，但和华格臬路杜公馆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杜公馆所有大的活动、大的庆典都要在华格臬路举行，而那里姚玉兰是无法涉足的，她永远成不了那里的女主人。

这是因为，杜月笙的前三个太太都是苏州人，当时大太太沈月英尚在世，她沉溺于阿芙蓉，还算好对付。倒是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三个女人抱成一团，让姚玉兰像“外室”一样忍气吞声。

“小冬，你留下来，咱们姐妹合成一家，不信斗不过那几个苏州女人！”

姚玉兰真心实意想让孟小冬留下来，以扩大自己在杜公馆的实力。孟小冬感念姚玉兰的一片姐妹情谊，也感念杜月笙对她一片真情，于是便在辣斐坊住了一段时间，做了杜月笙的情妇。此后，孟小冬凡来上海演出，都要在辣斐坊住一段时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派专人将孟小冬接到上海。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杜月笙只身一人逃往香港。后来姚玉兰携子女前往香港与杜月笙相会，孟小冬返回北平。

1938年初，杜月笙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重设公馆之后，通知孟小冬速去香港。孟小冬到了在香港杜公馆盘桓数月后，仍经上海返回北平。她心中还有一个梦，那就是做余叔岩的真传弟子。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38年10月，孟小冬在屡遭拒绝之后，终于正式拜余叔岩为师。在5年的深造期间，基本停止了演出。期间余叔岩几次手术，孟小冬更是病床前服侍，情逾骨肉，最后终于成为余氏衣钵的唯一杰出传人。

1943年余叔岩去世后，北平正处于敌伪政权时期，孟小冬以“为师新丧三年”为由，拒绝登台演出。此间孟小冬的生活，全部由杜月笙资助。

1945年杜月笙回到上海后，姚玉兰和几个子女尚在重庆没有返回。后来杜月笙从顾嘉棠的公馆搬回十八层楼，便让总账房黄国栋写信叫孟小冬来上海。

杜月笙自重庆返回上海后，再没有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居住，华格臬路的两房太太，三太太孙佩豪陪子女在美国读书，二太太陈帼英便等于被打入了冷宫。

孟小冬来到十八层楼，在姚玉兰返回之前，与杜月笙度过了一段平静的两人世界的生活。后来姚玉兰回到上海，见杜月笙和孟小冬已经半公开地过起了同居生活，而且杜月笙对姚玉兰也没有了原先的热情，让姚玉兰十分伤心。孟小冬看在眼里，便借故向杜月笙告辞，返回北平。

此次“祝寿义演”，杜月笙担心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尴尬，为让两人相互回避煞费了苦心。原本杜月笙以为，孟小冬演出如此成功，一定会留下来住一段时间。但他哪里晓得，那些小报将两人关系炒得沸沸扬扬，令孟小冬心里很不舒服。又想到与杜月笙不明不白的关系，连个名分都不曾有，心里更是无端生出一股烦恼。

但是对杜月笙来说，他巴不得给孟小冬一个名分，只是孟小冬对评剧艺术如此执着，造诣如此高深，他岂敢金屋藏娇，断了孟小冬的艺术生命？他只有等待，等待孟小冬自家作出决定。

但义演结束的第二天，孟小冬便开始整理行装，准备立刻返回北平。

“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回去呢？”姚玉兰深感意外。

“思念高堂……”孟小冬说的言不由衷，因为她心中隐然有种不快之感，却又无法说出口。

杜月笙更是着急，拿出一大堆首饰，让姚玉兰转交孟小冬。孟小冬一再摇头，她一件都不曾拿。

孟小冬临走前，除了留下一件这次演出程婴穿的行头做纪念，其他带来的所有行头，全部送了人，大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味道。

这让病榻上的杜月笙看得心里一阵阵发冷，这就表明孟小冬今后不打算再登台了！

小冬返回北平后，杜月笙更是日夜牵挂，觉得这次实在对不起她。她为“祝寿义演”增添了这么大的光彩，临走时却只拿了一只金表。那是“祝寿义演”的纪念品，每个参加演出的都有。杜月笙越想越不安，立刻派了一名恒社的得力弟子，前往北平，以孟小冬的名义买了一幢房子送给孟小冬。

四、子女个个成才

本来这一场花甲大寿做得红红火火，“祝寿义演”更是传为沪上千古佳话。可在杜月笙的心里，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孟小冬的黯然离去，加重了他这种失落与惆怅。他明显地感觉到，这场60大寿于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仿佛日薄西山，全没了杜祠开祠盛典时那种锐不可当的气势。

躺在十八层楼上，通过电话线听着丽都花园舞厅拜寿的热闹与喧嚣，听着中国大戏院里的阵阵掌声，自然会生出一种无奈之感，暖寿、祝寿、拜寿热火朝天，无奈寿星不能到场，这种无奈更夹杂着辉煌远去的落寞。想当年那帮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黄金荣已届80高龄，可谓垂垂老矣。杜月笙返回上海的那天，黄金荣特地到车站迎接。看着黄金荣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样子，杜月笙从心底生出一种酸楚。

“金荣哥——”杜月笙这一声喊，让两位老把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分道扬镳太久，彷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更多次地想起啸林哥，越是回避越是会想到这位老把兄弟。本来杜、张不分家，结果却落得张啸林死在了杜月笙的徒弟的手下。抗战胜利后他再不回华格臬路，就是因为隔壁头便是张大帅的那幢凶宅。虽然张公馆已被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转卖，但杜月笙却再也没有勇气踏近那幢宅子一步，连他自家的宅子也不曾去过。

跟随杜月笙打江山的“小八股党”之中的“四大金刚”，往日与杜月笙靠得最紧，前呼后拥不离左右，如今已有两位驾鹤西去——芮庆荣在重庆因偶感风寒命断他乡，高鑫宝则因为赌场纠纷，被同道中人贿买凶手，枪杀于一品香饭店门口。高鑫宝的儿子高尚德被迫逃走，投奔时在重庆的杜月笙。返沪之后，总算接管了高鑫宝开设的“丽都花园舞厅”。“四大金刚”只剩下了顾嘉棠与叶焯山老哥俩，却也是花甲之年，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尤其杜月笙自家，气喘病日渐严重，稍有劳累或者天气变化，必定喘病大发。无论中医西医，种种治疗不过暂时减少一些痛苦，而每每发病，却是一次比一次更甚，他心里明白，这病断无根除的可能了。

八年抗战胜利归来，受尽打击之后，尽管也可算作东山再起，却也是物是人非，当年的风光与繁华已成为过眼烟云。曾经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华格臬路老宅，早已是门庭冷落，一片萧条。而十八层楼由于是公寓房子，加上杜月笙的交游已无法与往日相比，自然也没有了往日车水马龙的气派。

可以让杜月笙聊以自慰的是杜氏家族人丁兴盛。

杜月笙的长辈唯一一位在世的就是他的老娘舅朱扬声。虽然杜月笙年幼时老娘舅对他的照顾多有不周，但杜月笙发迹之后对老娘舅则是多有照顾。抗战八年中，杜月笙的太太子女们先后去了大后方，杜月笙便通过万墨林将他的老娘舅从高桥乡下接出来，帮忙看守老宅。

老娘舅年事已高，便住在楼下一个装着一只大保险柜的房间里，过起了有人服侍的日子——有听差、娘姨听后差遣，有账房保镖照料门户，他自家每天上午是“皮包水”——到茶馆点心店喝茶，下午是“水包皮”——到混堂里淴浴。但他深知肩上责任重大，那便是房间里那只巨大的铁皮保险箱，不晓得里面装了多少杜月笙的家财，所以时时刻刻都想着要看牢那只保险箱。

抗战胜利后，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和她们的子女相继归来，老娘舅依旧住在一楼。这时候他的儿子也就是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已经当选上海第五区区长，老娘舅依旧喜欢住在华格臬路的大宅里。直到上海解放，杜月笙再次逃往香港，老娘舅才返回高桥，并在返回高桥不久病逝。

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比杜月笙小21岁，杜月笙对他多有栽培。朱文德原是执业律师，杜月笙又命他到中国通商银行担任稽核。抗战时朱文德留在上海，对杜月笙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多有帮助。抗战胜利后朱文德当选上海第五区区长，1946年又当选了上海市参议员，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同年冬天又曾膺选全国律师公会常务理事。1949年春杜月笙挈眷赴港，朱文德举家随行，以后一直不离杜月笙左右，直到杜月笙去世。

杜月笙自家有八儿三女，他对儿子们期望很高，希望他们都向金融工商界发展。杜月笙开银行办企业可以请朋友和学生帮忙照看，但他不会让子女走他的老路。

杜月笙结发夫人沈月英已在抗战初期病逝，她唯一的儿子就是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杜月笙所办的第一个事业是中汇银行，他不愿杜维藩以小开身份，将来一步登天的坐上中汇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因此，他先安排杜维藩到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在最底层学习银行业务。后来又安排他进香港交通银行，从末等办事员做起，靠他自家的能力渐渐熬到分行副主任。到重庆后一步步做到交通银行存款部主任，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复业后，杜月笙方才认为杜维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才把他从交通银行调到中国通商银行，但也只是在骆清华手下担任襄理。

回上海后，杜维藩调任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分行副理，但还是在骆清华的手下工作。此后在徐懋棠赴港时期，杜维藩又做过一任中汇银行副总经理。

杜月笙的二太太陈帼英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二杜维垣、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老二杜维垣在美国学教育，回国后办了一段时间的正始中学，然后被杜月笙派到华商电气公司工作。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分别任中汇银行常务董事。

1946年初杜月笙赴港养疴，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陪同前往。杜月笙与香港蓝塘道严惠宇一向交好，严惠宇是扬州人，为人豪爽，素有“扬州杜月笙”之称。杜月笙此次来香港，便是在蓝塘道严惠宇家下榻。而杜维翰、杜维宁与严惠宇的两个侄女曾有婚约，于是趁此机会，两家为两对年轻人同时举行了婚礼。

杜月笙的三太太孙佩豪育有一对佳儿，老三杜维屏和老四杜维新。抗战前由孙佩豪陪同前往英国留学，后来又转到美国读书。杜维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纺织工程，杜月笙常以他的优异成绩引为自豪。

抗战胜利后，杜维屏、杜维新随同他们的母亲一起回国。杜月笙不仅当选全国棉纺织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并且自家有多爿纺织厂，所以他极想让杜维屏在纺织工业上发展抱负。但是杜维屏却和盛宣怀的七公子盛苹丞合作，经营起进出口贸易，不长时间便做得有声有色，很赚了一些钱。等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恢复，杜维屏又和盛苹丞联合开设了一家骏发公司，同做股票买卖生意。尽管他们场面做得很大，生意也很成功，但是杜维屏不能学以致用，在纺织业一显身手，杜月笙始终深感遗憾。

老四杜维新回国以后，按杜月笙的安排在浦东银行担任副理，倒是认真踏实，遂了杜月笙的心愿。杜维新在美国的时候交了一位女朋友，回国后两人在上海结婚。这是杜氏门中第一位外国媳妇。杜维屏、杜维新两兄弟的结婚典礼同时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杜月笙的8个儿子中，倒有两对同时结婚。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生有两儿两女。长女杜美如和次女杜美霞。杜美如是杜月笙最宠爱的一个女儿，自小娇生惯养。杜家大小姐衣着之讲究，享用之奢华，成为当年黄浦滩上不胜艳羡的谈资。但后来她爱上了一位空军英雄，居然尽卸铅华，过起了克勤克俭的军眷生活。杜氏长辈都为大小姐的这一重大转变而高兴。连杜月笙的老朋友杨志雄都赞口不绝，因为曾有一段时期，杜月笙曾让杜美如住到杨志雄的家里，托这位老朋友代为管教和照拂。

二小姐杜美霞，容貌姣好，心宽体胖，她嫁了金廷荪的公子金元吉。杜、金两家亲上加亲。与大小姐相比，二小姐杜美霞既聪明又懂事，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姚玉兰的两个儿子老七杜维善和老八杜维嵩此时尚未成家立业。

杜月笙和孟小冬没有子女，孟小冬收养一个女儿名唤杜美娟，在杜月笙的子女中排行老幺。

杜月笙对他自家的经历深有了然——锥处囊中，脱颖而出，遍尝“成功”的甜酸苦辣。因此他寄予子女的厚望，则是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享受平静、平凡与平安。尽管杜公馆里钟鸣鼎食，富埒王侯，但他讲述给儿女的往事，则是幼年时的孤苦伶仃与衣食无依，他鼓励儿女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纵使他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但是他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时，一只酱油碟里酱油倒得过多了些，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一碟匀作两碟。

——这是一个父亲，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儿女的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有知识，有才华，有创造财富的本领，过平静、平安、简朴而又富足的生活。

杜月笙有句“名言”，便是“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所以他并没有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到最后谢幕人生之时，留给四房太太和八儿三女的，仅仅是区区10万美元。

五、三子下了大狱

在八儿三女中，杜月笙最欣赏也最引以为豪的，便是老三杜维屏。但就是这个老三，却给他惹来一场大祸，令他大塌其台。

1948年，随着蒋介石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更加严重。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元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令，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决定发行金元券，其要点为：

1.规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币300万元，金元券4元合1美元。限期收回法币；

2.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外汇，登记国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3.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

显然，这次币制改革实际是对民间金银外汇的一次大劫收，所有人都明白，蒋介石政府可以作废法币，便同样可以作废金元券，只有黄金、白银、外汇能够保值，此举毫无疑问地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

为强行实施《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8月21日，国民党中央特地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区督导员为俞鸿钧，随后，蒋经国以上海区督导副专员的身份亲自赴上海督战。

蒋经国一到上海，便到处扬言：“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绝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还让人编了所谓“打虎歌”进行宣传，专打那些所谓“奸商”。

当时杜月笙病卧在床，币制改革的法令已经见诸报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又听到蒋经国的这些言论，以及“打虎歌”，杜月笙嗅出这个味道有点不对劲。尽管不服气这个币制改革，却也不敢怠慢，生怕被抓住把柄惹出什么是非来。他立刻命人打电话，喊来长子杜维藩。

杜维藩一进门，杜月笙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交给他。

“你去把华格臬路一楼的那只保险箱打开，里面还有一些银洋，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兑换金元券。”杜月笙吩咐说。

“是在舅公住的那个房间里？”杜维藩问。

“对的。”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说，“你叫全家人统统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话要说。”

杜维藩回到华格臬路，一说要打开大保险箱，全家人立刻轰动，全都跑到一楼，把老娘舅的房间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想看看那只巨大的保险箱里到底存了多少银洋。

众目睽睽之下，杜维藩打开了那只大保险箱，可是，里面空空如也，找了半天，才在几片废纸里找到一个小纸包，拿出来数一数，里面只有372块银元。

老娘舅一看，自家日夜牵肠挂肚看牢的这只巨大保险箱，原来只有这么一点点铜钿！

杜维藩按照杜月笙的吩咐，把372块银元兑换了金元券。

接着，杜公馆的大队人马，从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以及他们的儿子媳妇，到管家佣人上上下下，分成几拨，浩浩荡荡开到十八层楼，听候杜月笙的训话：

“你们大概都听说了，中央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你们各自手里所有的黄金、美钞、银洋钿，务必遵照规定，在限期内全部兑换金元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体，我一概不管。”

杜月笙此举，家里人都看得很明白，尽管杜月笙多次宣扬他不存铜钿，但家里人都晓得，他手里不会仅仅有区区372块大洋。他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作秀，证明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兑换金元券；另一方面以行动告知家人，把手里的金银外汇藏好，不可掉以轻心。

由于广大民众与民族资本家的抵制，加上一些奸商的明里配合暗里耍滑，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没有什么效果。蒋经国情急之下，在上海召开金融工商界紧急会议，将上海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统统召集起来训话。杜月笙接到通知，尽管气喘厉害，但见蒋经国来势凶猛，不敢硬碰，只好抱病参加。

蒋经国在紧急会议上严训：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的家底我都清楚，不交出金银美钞，哪个都休想过关，统统按军法办理！”

这一通训话让杜月笙感觉到十分心寒，私下里对范绍增说：

“如此敛财，不如把这些人都抄家算了。”

南京政府见币制改革收效甚微，决定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9月初，南京政府以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为由，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抓捕，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抛出永安棉纱3000万股，获取非法收入达5亿元之巨。监察院并因此“纠举”主持金元券改革币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

南京政府的这一行动，对所有相关人物无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杜月笙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

杜月笙的子女中有两个在从事证券交易。老大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茶座的厅房很大，他略加装修，和妻弟合伙开设了一爿维昌证券号，只做散户生意，当场喊价当场交割，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利，但他稳扎稳打，聚少成多，实则是有赚无赔。

杜维藩做事一向稳妥，听了杜月笙的训话后，便“相应号召”，拿出一部分金银、美钞兑换了金元券，又担心证券交易风浪太大，为避免节外生枝，酿成意外，干脆关掉维昌证券号，夫妻俩到北平旅游避风头去了。

杜维藩一走，杜月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些，蒋经国打虎打得再猛也打不到杜维藩头上了。人家证券号子都关掉了，他还能怎样？至于手里有多少金银外汇没兑换金元券，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查清！

但是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的骏发公司的股票生意比杜维藩做得要大。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杜维屏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币制改革初期，股票停拍。杜维屏根本没想到自己一笔小交易会被当作把柄，引来牢狱之灾。但蒋经国就是抓住了这笔交易，给他扣上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

9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真正开始，下令逮捕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锡霖，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黑市金钞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畊，当然还有杜月笙的三儿子骏发公司经理杜维屏。

蒋经国在逮捕杜维屏的同时，还把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的万墨林、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室时，蒋经国连坐都不让他坐，居高临下地道：

“你犯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算是放你一马，你心里应该有数。眼下的事你掂量着办，今后上海有一天缺米，你的生命就会结束！”

万墨林听了惊慌失措，一肚子的气愤与不平，但表面上也只好连连点头答应。

从蒋经国的办公处出来，万墨林直接去十八层楼见杜月笙。杜月笙刚刚听说杜维屏被抓，正气得不得了，又听说万墨林被训，直恨得咬牙切齿。他晓得蒋经国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要他塌台，要他好看，要拿他杀一儆百。

他晓得杜维屏抛出的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和陶启明抛出的永安棉纱3000万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陶启明主持币制改革，他知道政府发行金元券的内幕，他是以泄密罪被抓。杜维屏一个老百姓，根本就和泄密着不上边，他不过是碰巧了抛出去之后赶上了币制改革，硬把罪名扣到他的头上，分明就是欲加之罪！这一切与万墨林更无关系，硬是把他拉去训话，真是欺人太甚！

六、苦心孤诣救子

事实上，蒋介石同意蒋经国把这把火烧到杜月笙头上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严重，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几次给杜月笙打电报，请他想办法平定物价。杜月笙找了不少智囊谋士，研究一番之后，提出一个减少游资的方案：

由国民政府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以此促使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

杜月笙把这个方案报告给孔祥熙，孔祥熙也认为这个办法行，于是上报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又征求了不少专家意见，大多数人认为此方案可以稳定市场。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出售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胜利后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岂料，这个政策刚一制定，消息便不胫而走。所有物资一经抛出，立马有买家吃进，抛多少吃多少，抛售的物资相对于市场吸纳能力简直是杯水车薪！从南京赶过来的一批批投机商人，全部现金交易，将购进的一车车抛售物资运往内地。

结果，抛售物资流入内地，蒋统区物价居高不下，国民政府弄得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蒋介石以为这是杜月笙和投机商串通好给他下的套，心中怒火万丈。所以当蒋经国“打虎”打到杜月笙头上，蒋介石不但不出来说话，反而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而杜月笙原本是真心实意帮忙的，他也没想到南京政府有人泄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结果忙没有帮上，反倒引火上身了。他对蒋介石翻脸无情的作风算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但杜月笙也非等闲之辈，他先是保持沉默，以养疴为名，一个多月不曾出门，也不见客，躲在十八层楼上静观其变。

当时与杜月笙相关的以及由恒社弟子控制的一部分报纸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特地举行编辑会议讨论应急措施。最后都把宣传重点放在被抓的其他人身上，对杜维屏只是在文章中一笔带过，标题中不曾出现一字。蒋经国曾把抓捕杜维屏的照片送过去，要他们放大刊出，加大宣传力度。但两报故意将照片以及版面处理得模糊不清，送去的照片也没有全部刊出。蒋经国一看，立刻派人去查询，两报推说印刷时间紧技术差所致。

但《中央日报》登出的杜维屏戴手铐进牢房的照片却是十分清晰，一家小报也以《杜家大少爷逃跑，三少爷坐牢》为题，报道了这一轰动上海滩的新闻。

杜维屏被抓，在上海的确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蒋经国连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杜月笙的儿子都不放过，其他人哪个还敢顶风而上！

一个月之后，杜月笙开始反击。他先是在公开场合露面，口口声声宣称：

“我的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与此同时，又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意是香港一家报纸刊出杜月笙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见蒋经国企图为儿子求情，均被挡驾。声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杜月笙绝不会为儿子请托。并说：

“自始至终，镛即认为依法检举，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

与此同时，杜月笙派出手下多人秘密调查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获取大量投机倒、囤积居奇的证据，准备在恰当的时候抛出去将蒋经国一军。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再次将工商金融界巨头召集到浦东大楼训话。事先派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专程去十八层楼“邀请”杜月笙。会议定于下午2时开始，结果两点杜月笙仍未到，蒋经国不禁大怒，亲自去电话催促。杜月笙以身体不适为由，姗姗来迟。会议一开始蒋经国便正言厉色，杀气腾腾：

“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请各位父老予以协助，但时至今日未见有所行动。本人再次申明，如各位以及亲戚朋友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不但货物没收，人也将严惩不贷！”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不经不慢地开了腔：

“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对此绝对服从。不过扬子公司囤积纱布等物资，在上海首屈一指，尽人皆知。也望蒋先生秉公办理，如此才能服众。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

杜月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杜月笙话音一落，立刻引起全场大哗。蒋经国被当众狠狠将了一军，一时下不来台，只好派出“打虎队”去搜查扬子公司。

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关系，他是不愿意走这一步棋的。可眼看着蒋经国抓了一个杜维屏还不放他过关，他不得不出此险招以自救。料定蒋经国也不敢将孔祥熙的大公子怎么样的。

扬子公司凭借特权，在战后处理美军“剩余物资”、专营进口贸易和采办军火等方面发了大财。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炒汇炒股，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尽管蒋经国“打虎”来势凶猛，公司老板孔令侃却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甚至连一点应付检查的表面文章都没做。结果“打虎队”在扬子公司仓库里发现巨量民生物资，纱布、粮食、日用百货等，各种物资应有尽有。

蒋经国为这位“表兄”不给自己留面子大为恼火，为了使币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惜大义灭亲。随后，宣铁吾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了“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

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到南京，向宋美龄求助。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这样会扯出萝卜带出泥，孔宋两家声誉全完。于是，宋美龄马上赶到上海，要蒋经国立刻停止查办。

蒋经国哪里肯听宋美龄的指使，梗着脖子表示，一定要一查到底。

“这件事你不许再动！”宋美龄狠狠说，“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作处置。”

宋美龄立刻发急电给蒋介石，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召他回上海。蒋介石从国共内战前线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便独自登机向蒋介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随后蒋经国觐见蒋介石，尚未开口，蒋介石便说：

“令侃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就此打住！”

蒋经国刚要分辩，蒋介石一挥手，喝令他下去。蒋经国只好忍气吞声，回去收拾烂摊子。

当时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上连吃败仗，已经尽失关外，心情正十分沮丧。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铁吾周围有共产党，下令封闭了《大众夜报》。

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第二天，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然后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

不久，杜维屏被宣布无罪释放，平安回到上海。

七、最后一次抉择

1948年冬，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南京政府为了保住半壁江山，一方面请求美国援助，布置长江防线，一方面抛出一个上海“国际化”的方案，企图争取国际保证，宣布上海为“不设防城市”。

杜月笙虽然与蒋介石集团产生了一些颇为不愉快的矛盾，但受共同利益的驱使，在蒋介石的上海“国际化”方案实施过程中，杜月笙颇为出力。所谓上海“国际化”，所谓“不设防城市”，说到底就是让外国军队来保护上海，维持上海秩序，使上海置于外国人的羽翼之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步力量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美国等国家终究不敢以公开方式直接派兵进驻上海，上海“国际化”的阴谋终于夭折。

1949年初，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取得了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国民政府代总统。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见蒋介石大势已去，几度召集他的心腹智囊紧急会商，作好离开上海的准备。但表面上依然装做在徘徊观望，以免发生意外。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这几人都唯杜月笙马首是瞻，决定跟随杜月笙举家离沪。

黄金荣已经82岁，风烛残年，他不愿意客死异乡，打定主意要像八年抗战一样，哪里也不去，活着守在黄家花园，死后葬在黄家祠堂。其实，黄金荣心里有底，他已经通过杨虎与共产党方面有过接洽。他对心腹龚天健透露说：

“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杨虎转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

但黄金荣担心万贯家财被共产党没收，决定将万贯家财换成黄金、美钞，让儿媳李志清领着他长孙黄源焘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但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李志清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防万一。

这样，杜月笙便吩咐一起走的几家以及李志清一家：

“大家把行李收拾好，说声走马上动身。”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找到十八层楼，劝杜月笙弃暗投明。因此，外间传言杜月笙正在与共产党暗中联络。这引起杜月笙身边弟子以及一些朋友的不安。陆京士、骆清华王先青等纷纷来拜访先生。

都是恒社弟子，几人在客厅里坐下，杜月笙便开始和他们商议去留的问题。

“黄任之（炎培）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决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三个人一听，都很着急。

“先生怎么回答他的？”陆京士急忙问。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回答？”杜月笙反问一句。

“先生千万不可上他的当！”骆清华嚷着说。

“老夫子，这个头一定不能碰！就算什么都不谈，只要一碰头就成了铁的事实，讲都讲不清。”王先青郑重其事地说。

“好，我跟你们的意见一致。”杜月笙这才说出谜底，“我已经拒绝了黄任之。”

三位弟子这才惶然大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原来老夫子在试探他们。

但还是有朋友对他不放心，王新衡每次来看望杜月笙，总要说起外间的传言，总要提醒杜月笙，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蛊惑，一定要离开上海。

“别人都可以不走，你老兄是非走不可！”

“走，一准是要走的。只是现在没有必要喊出来说我要走，免得到时节外生枝。”杜月笙总是笑着说。

1949年元月底，调任新职的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离沪赴台，然后到广州履新。行前特地到十八层楼公寓看望杜月笙。

吴开先晓得当时已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游说若干杜门中人，担心这些人接受共产党的指使，来游说杜月笙。因此，吴开先趁临别之际，以20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来提醒杜月笙。

谈到了杜月笙迫在眉睫的动向问题，吴开先认为杜月笙即使无法去台湾，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难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拢共产党。

“月笙兄，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杀过什么人？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台湾、香港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要留在上海。”

“这些我都晓得。开先兄，你尽管放心，我一准会离开上海。”杜月笙深深颔首。

吴开先所提醒杜月笙的，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一天晚上，杜月笙指使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四大金刚”将共产党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杀死于沪西枫林桥一道密林中一事。此刻想起那一幕，杜月笙觉得恍如隔世，感到自己有难以逃脱的罪责。

即便如此，杜月笙仍然没有放弃留沪的希望。在上海解放的前一个月某一天，他把家里的门卫、保镖、娘姨、茶房统统放了假，只留下亲信总账房黄国栋，负责在十八层楼上摆一桌宴席。从下午五点半以后，陆续来的赴宴者有钱新之、黄炎培、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最重要的一位客人是由徐彩丞搀扶进来的，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一桌九人在餐室里关着门密谈了一个晚上，直到9点多才结束。

散席后，杜月笙亲自搀扶张澜下楼，在底层又将张澜扶上汽车。

但是，蒋介石决不允许自己的亲信、走卒“变节投敌”。正在外间风传杜月笙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暗中来往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长吴国桢一起来到十八层楼。此时国民党正在叫嚷“保卫大上海”，蒋介石为此从浙江奉化溪口老家秘密飞到上海，亲自布置防务。而汤、吴前来，就是要杜月笙出面组织“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他们的用意可谓一箭双雕，既要借杜月笙的牌子筹募城防工事款项，在灭亡前再做一次搜刮；同时也是给杜月笙一次为党国尽忠的机会。

但是杜月笙心里清楚，南京虎踞龙盘，长江号称天堑，尚且守不住，黄浦滩一片平地，一洼芦花荡，连座城墙都没有，怎能抵挡得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呢！特别是如今募捐已不同往昔，有铜钿的朋友走的走，飞的飞，大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捐得出200亿元的城防款。在这个时候还倡导募捐，实在是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由于外间传闻对杜月笙的处境极为不利，虽然病魔缠身，无法起床，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也只好强打精神，想尽办法来摊派捐款，务使筹募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如此一来，杜月笙可能投靠共产党的传言便不攻而自破了。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在上海召见杜月笙，先对杜月笙在前段时间“领导”上海绅商各界搞“国际化”、“自救救国运动”表示赞扬，并为此举未能得到国际支持而失败感到惋惜。又对逮捕杜维屏一事作了一番解释。

“去年经国扣了你的孩子，我当时正在前线，一点也不知情。否则，我怎么会让他们那样胡闹！叫至亲好友丢脸的事，我能干吗？”

杜月笙晓得蒋介石又在演戏，但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的闷气多少还是消了一些。

蒋介石又乘机提起杜月笙组织的共进会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提起杀害汪寿华一事。

“在适当的时机去台湾吧！”

杜月笙看的出，蒋介石是真心实意拉他去台湾。但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不讲情面的退位总统，企图拉一帮人去给他做陪葬。

杜月笙回到十八层楼后，几经权衡，还是决定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为妙。即不去台湾，也不留上海，而是去香港。对国共双方都不即不离，若即若离。

他给蒋介石方面不去台湾的理由是：台湾天气比较热，比较潮湿，对他的气喘病不利。而真正的原因有二：其一，他看透了蒋介石，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他的日子定然不会好过。其二，他在作着两手准备，到香港避过风头之后，或许会回有机会返回故土。

他曾经对心腹账房黄国栋透露说：“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我到香港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所以你在上海不会有什么问题。”

杜月笙还交给黄国栋三封信，吩咐他在上海解放后，将这三封信分别交给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杜月笙是否真想弃暗投明，不得而知。但在此间，杜月笙已经托朋友在香港坚尼台路18号顶下一幢房子，作好了逃亡香港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十七章　凄风苦雨殁香江

一、蛰居一处公馆

1949年5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不得不走了。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乘坐飞机，只能乘船。杜月笙带着几房太太、子女、保镖、佣人一大群，和一大帮亲戚朋友，包括金廷荪一家，万墨林一家、顾嘉棠一家、朱文德一家，乘坐一万多吨的荷兰渣华公司客轮“宝树云”号，逃往香港。

在与杜月笙随行的亲属中，便有孟小冬和她的养女杜美娟。

早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平津推进。杜月笙放心不下远在北平的孟小冬，让姚玉兰以姐妹之情马上去信，劝孟小冬迅即来上海。当时北平人心惶惶，谣言纷传，孟小冬无依无靠，六神无主。接到姚玉兰的信后，一种温暖之情油然而生，便匆匆打点行李准备离开北平。

得知孟小冬答应南下上海，杜月笙深感欣慰。由于交通已经中断，杜月笙立刻派出专机前往迎接孟小冬。孟小冬再次踏进十八层楼大厦，杜月笙晓得这次她不可能再有机会离开了。

“往后你就安心留在上海，把杜公馆当作自己的家，不好吗？”杜月笙劝慰孟小冬，“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定然会让你再登台。”

直到这时，杜月笙仍然没有明白，孟小冬要的并不是再次登台，她要的是一个名分！但无论如何，杜月笙的一番苦心，仍然使孟小冬感受到有生以来少有的温暖。

“小冬，你就留下来，哪里都不也要去了。”姚玉兰也好言相劝，“这么大年纪，还只身漂泊，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孟小冬自忖时局动荡，孤身无依，又仰慕杜月笙仗义豪侠，特别是有感于他多年的照顾之恩。当然还有姚玉兰和她姐妹般的情谊，于是决定往后就以杜门为其安身立命之所了。所以杜月笙举家到香港，孟小冬和养女杜美娟作为家人随行。

由于购票时舱位都是分散开的，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三个人只有一间头等舱，舱内有两张单人床，外带一张三等床位。

姚玉兰便与孟小冬商量好，两个人轮流值班照顾杜月笙，轮到歇息时，就去那张三等铺上睡一会儿。

时值杜月笙不知第几度喘疾大发，方告小愈之后，气喘之势平复了许多。但见“宝树云”号自外滩启碇，舱外的喧哗声渐渐安静下来。只闻机声隆隆，衬托舱中的一片缄默，陡增了些生离死别的悲怆与凝重。

“宝树云”号通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囗，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转眼即逝。别矣上海，此一别不知是否还有归期……舱里的三个人相对无语，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倒海翻江。

望着船尾翻腾的巨浪，望着渐渐消失的大上海，杜月笙晓得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偌大家业、庞大事业，昔日的繁华显赫、盖世声名都将离他远去，晓得与他血肉相连的黄浦滩、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大上海都将与他杜月笙再无关联，心里顿时像被抽空了一般，整个精神支柱顿时坍塌，瘦骨嶙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躺在床上犹如槁木死灰，全部没有了生气与生机。

在长达两天两夜的旅行中，杜月笙几乎没有离开几次床铺，成天成晚的躺在床上，与姚玉兰、盂小冬默默相对。亲朋好友都晓得他正在病中，也都晓得这次离开上海，他的心情与精神状态定然不佳，大家相互告诫，莫要前去打扰。

5月3日，“宝树云”号客轮抵达香港，闻讯赶来迎接的只有在港的少数家人和亲友。来到预先顶下的坚尼地台18号，杜家上上下下颇感意外。

坚尼地台18号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杜公馆在一楼，楼上住的就是杜月笙浦东同乡、多年好友陆根泉一家。陆根泉是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是举国闻名的营造业巨子。一楼杜公馆就是陆根泉通过香港房地产业的朋友，用6万港币顶下来的。

但在杜公馆的人看来，这一层楼的房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和杜家在上海的任何一处住宅相比。楼下杜公馆既无庭园又无围墙，外面的人朝里看，可谓“开门见山，一目了然”。

全屋精华所在唯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看上去还够宽敞，够气派。正房只有三间，其余小房间都是将就走廊空隙隔出来的。

但是杜公馆到香港的人实在不少，杜月笙，二太太陈帼英带着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暂时去了台湾，除开不算，有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和孟小冬，长儿长媳杜维藩夫妇已经有四名儿女，老二杜维垣、老三杜维屏、老四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老七维善、老八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杜美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20多人。

此外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手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佣阿妹、小妹等四人，佣人就有10多个。

这一层楼的杜公馆怎么装下这一大群人，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后来安排姚玉兰和孟小冬的两间房分别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外面，劈面相对，而且声息相通。其余房间，一间做了秘书胡叙五的办公室，另外几间分别住了杜美如、杜美娟和老七杜维善、老八杜维嵩。

将这几个人安排下之后，这一层楼已经没有空隙。灶披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由于房子不够住，后来二太太陈帼英由台湾到香港，便住进新宁招待所。二太太一直想定居台湾，而杜月笙并无此意，两人话不投机，二太太一气之下，带着她的两个儿子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及两个媳妇回了上海，从此再没有离开上海。

三太太孙佩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一家六口花两万港纸在建华街顶了一层楼，与同时来自上海的王新衡一家隔街而居。

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老三杜维屏住堡垒街，老二杜维垣和老四杜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是金公馆四少奶，跟随金廷荪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自从到香港以后，与杜月笙经常不离左右的哼哈二将，便是总管万墨林和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为了照顾杜月笙，这两个人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10号，万墨林一家住6号，和杜月笙的坚基地台18号等于比邻而居，往来十分方便。

此次到香港，和抗战时期在香港大不相同，杜公馆门前再也没有了昔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常来杜公馆的都是平日的至亲好友。

坚尼地台杜公馆客人虽少，但每天中午饭厅里都准备两桌饭。一张圆台桌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台桌便可坐开，圆台桌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这一时期经常来杜公馆吃中午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万墨林、朱文德外，还有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人。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特地先来打一个转，问问月笙哥夜里睡眠和早餐情况，问过便走，风雨无阻。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其他朋友。

杜月笙气喘病不发的时候，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由于受精神体力所限，只能玩玩13张罗宋牌九。因为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为了凑兴，勉强陪他玩玩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等人。

“书”，即听说书。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这四位轮流，每天一位到杜公馆，分别给杜月笙讲《玉蜻蜓》、《双珠凤》、《英烈传》、《水浒传》等等有名的说部。

但当时姚玉兰、孟小冬以及杜公馆的其他人都对“听说书”毫无兴趣，每当他一榻横陈，闭目倾听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最多服侍他的徐道生在场。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会来陪他听一段。

“唱”是坚尼地台杜公馆最热闹的场面。由于杜月笙的枕边人一位是“须生泰斗”，一位是以“冬皇”著称的余派传人，一时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周五必有一场的“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睹“清唱小聚”为莫大荣幸。但是杜公馆的小聚只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因此，很多人被挡在了门外。平时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马连良、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王新衡等人。大家一致称孟小冬为“孟老师”。

二、被指政治垃圾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便被一张报纸打破了。

一日，王晓籁和刘鸿生来访，带来一张台湾素有权威的报纸，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社论中用了两个新名词，即“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社论在结论中指出：

“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

那么，这些“政治垃圾、经济蝗虫”指的是什么人呢？

指的是暗中操纵上海金融、物资的人，而列出的一条条“罪证”，每一条都和杜月笙的实际情况相符。可以说，“杜月笙”三个字几乎呼之欲出！任何上海政界金融工商界人士都会一眼看出，这里所指的“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就是杜月笙。

王晓籁的报纸还没念完，杜月笙已经气得脸色发青，嘴唇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月笙兄，看国民党当局这种态度，台湾你千万不能去了。”王晓籁说，“我们何不一起回上海呢？”

可以说杜月笙就从来没打算去台湾，但台湾当局如此骂他，却让他大受刺激，毕竟他给国民党政府出过不少力。但是回上海，他现在还没有信心。

此时，共产党正加紧对留港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先后派章士钊、金山等人赴港与杜月笙会面，劝杜月笙回上海。杜月笙以身体欠佳为由，表示暂不回上海，但保证在港不从事反共活动，并表示已经做好留沪弟子的工作，让他们不要跟共产党捣乱。

但章士钊对杜月笙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劝杜月笙回上海。为了达到目的，他自己便在香港住下来，天天去杜公馆找杜月笙聊天，中午就在饭厅与杜月笙的子女、朋友们一起用餐。

不料，台湾当局很快知道了共产党对杜月笙所作的统战工作，生怕杜月笙被共产党拉回上海，也立刻派员前往做工作。

一日杜月笙正在会客室与章士钊扃室长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立法委员汪宝暄来访。在几年前为江苏赈灾募捐活动中，杜月笙与汪宝暄配合默契，从此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汪宝暄一进门，杜月笙便晓得他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

杜月笙先请章士钊回避，到另一个房间稍候，他要在会客室会见汪宝暄。

汪宝暄刚刚落座，杜月笙便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张报纸，想问明白台湾当局如此含沙射影地攻击他用心何在？

“我杜某人并不在党，从1927年开始，以一个平头百姓的身份追随国民党，抗战、锄奸、戡乱、赈灾，一次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到头来我却成了‘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实在是令人伤心。”

杜月笙发过一通牢骚后，汪宝暄微微一笑，开门见山的告诉杜月笙：

“月笙兄，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汪宝暄解释说：“这篇社论当时在台北便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你也晓得，总统犹未复职，一切尚在杂乱无序状态，出点意外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种解释让杜月笙无法接受。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定然是别有用心的安排。但汪宝暄既然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他便晓得自家不能表现太过激，也只好给个台阶便下了。

“宝暄兄，你回台湾以后，务必请代我杜某人转告台湾方面那许多党政负责朋友，我杜月笙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我讲的是做人的道理，从民国十六年起我追随国民党，已经20多年，往后我一准还是跟着国民党走，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

“好！好！”汪宝暄高兴地说，“当局还有一封亲笔函，交给了洪兰公，过几日洪兰公会专程从台湾来港，转交当局的信函。信上的内容和我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汪宝暄所说的洪兰公就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冯友兰。冯友兰目前在台湾一时脱不开身，特地让时在广州的汪宝暄先到香港把当局的意思转告杜月笙。

杜月笙了解这一过程后，心里不由得暗自发笑：自家老老实实地呆在香港，台湾当局却无事生非。自家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并没有作出回大陆的决定，台湾当局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台湾当局的态度，令杜月笙感慨颇多。

果然不几日，冯友兰先生专程抵港。如此一来，杜月笙回上海的大门就此关闭，无论共产党派哪个来做工作，他都只能委婉拒绝回大陆。章士钊盘桓多日一无所获，只好返回大陆。

但杜月笙不去台湾，不回上海，在香港一无产业二无事业，这一大家子人靠什么生活？

说来也是可悲，杜月笙挥金如土几十年，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笔。一笔是10万美金，是当年为预储子女教育费，交给好友宋子良带到美国代营“生意”的。另一笔约有美金30万。

能留下这30万，杜月笙此时发自肺腑的感谢两个人。第一个人是金廷荪。当年成立大运公司经营航空奖券，金廷荪担心杜月笙手里存不住铜钿，自作主张把他应得的利润在杜美路70号买下一块地皮，造了一幢美轮美奂的大厦。如今这30万，便是出售那幢大厦的钱。

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杨管北。1947年杜月笙便有意出售杜美路70号大厦，起先准备卖给中纺公司，中纺出价30万美金。后来经杜维垣的美国朋友介绍，以45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拿到这笔钱后，幸亏有杨管北的一句话，提出将这笔钱预存在香港，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当时这笔钱已经用去一小部分，剩余部分30万元便按杨管北的意思存在了香港。

如今这30万美金便成为杜月笙一大家人逃难香港的全部生活费用。当时杜公馆的开销已经十分节俭，但每月的生活费最少也需要6万港币，有时还需要姚玉兰自掏腰包作为补贴。

杜月笙眼看洋钿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心里难免着急上火，如此下去，手里这有数的铜钿不知能支撑几时。

三、过手财香知多少

那么，杜月笙几十年呼风唤雨，用钱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得到过杜月笙经济援助以致吃过杜月笙所属公司俸禄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文人墨客不在少数，杜月笙自家有银行，有企业，不算那些挂名董事长的企业，有股份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怎么会落得没有积蓄呢？

前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长、战后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历时最久的吴开先，与杜月笙交往20多年，特别是从抗战开始，两人因工作关系共事10多年，对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吴开先对于1936以前杜月笙财务情形，曾有一句一针见血的妙论：

“那时候杜先生的钱，无可否认的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

也就是说，1936年以前杜月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烟土，杜月笙大来大去，钱来得容易去得快，用钱如粪土。

谈起杜月笙抗战胜利后的经济状况，吴开先则强调说：

“抗战胜利后，杜先生的洋钿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这话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再也不能“有土斯有财”了，烟土生意是定然不能做了。而对于其他生意，吴开先认为杜月笙根本就是外行，首先他对于金钱的数值概念始终模模糊糊，他自家的许多事业如中央银行、华丰面粉、大达轮船，以及纺织、造纸等，都是在好朋友或者学生的协助下办起来的，他自己甚至连经营状况都不甚了解。他在华商电气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浦东银行等事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占有股份，但他在这些事业中实际上只是做挂名董事长、常务董事或者董事，并不亲自主持业务。

在那些没有股份仅仅做挂名董事长、理事长、常务董事等的事业机构中，他更是做得干脆：别人的事他全不干预，别人的盈亏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业务他更不插足。他晓得人家不过把他当挡箭牌、大保镖，他自家也乐得面上飞金，提高身价，因此常常赔着时间，赔着人情，甚至倒贴铜钿地为人家办事情。后来头衔越来越多，渐渐地倒贴铜钿的事体就免了。他这时的做法是：你们助长我的声势，帮了我的场面，你们有事我“顶”着，有问题我出面解决。你们一定要给我什么好处，我也不客气收下。但杜月笙给人家帮忙的目的，还是“放交情”，并不是为了得几个铜钿。

因此，在杜月笙70多个董事长等头衔的事业中，也只有真正属于他自家的那几个银行和公司的利润他可以支配。但是在他自家的几个事业中，能赚到的钱确实微乎其微，决不足以维持他的庞大开销。

而他在抗战胜利后的钱从何而来？据吴开先从旁观察，若干年来，杜月笙有两宗为数可观且不间断的收入——

第一宗是调解各类纠纷。

杜月笙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工运，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便以“闲话一句”闻名于上海各界。但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他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主要是“放交情”，甚至倒贴铜钿。后来他调解的纠纷渐趋多样化，人们开始以谢礼对他表示感谢。在他调解的各类纠纷中，所得谢礼最多的以遗产官司、商业纠纷占最大宗。

遗产纠纷在上海特别多，这主要因为从前女孩子多没有遗产承继权，但自中华民国民法定制，女孩子与男孩享有同等遗产继承权，上海因遗产而起的民事诉讼便骤然增多。许多嫁出门若干年的女儿，依法提出和兄弟平分遗产的要求。尤其有富商巨贾，生前私筑外室，生儿育女，家主一旦故世，外室与儿女找上门来奔丧，嫡妻嫡子不承认，常会发生纠纷。诸如此类的纠纷付诸法律，律师要的费用往往是以诉讼标的三七开，或四六开，甚至有的高达对半分账。

但此类民事诉讼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开庭，一审、二审、三审乃至上诉，再上诉，要拖延很长时间。而被告方往往会利用这漫长的时间转移财产，等官司打到最后，胜诉者才发现对方做了手脚，胜诉之后所获寥寥无几，甚至连律师也白忙活一场。所以此类遗产官司，连律师也会着急建议当事人：

“我看还是请杜先生出面调解吧。”

虽说杜月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请到的，但只要杜月笙答应了，当事人和律师便都可以放心了。因为没有人敢在“杜先生”面前调枪花，该拿的必须拿出来，该收的就此收走。三头对面，言话一句，事体摆平。否则，有哪个做了手脚，一时占了便宜，将来被人发现，影响了杜先生“立信”、“树威”，那是要吃不了兜了走的！

杜月笙调解遗产案从不提报酬，他不会像律师那样谈价。但有律师标着，事体解决，对方自然晓得要有所表示。至于数额，也是对方自家看着办。但黄浦滩上哪个不晓得杜月笙大来大往的气派，这一笔礼金自然也少不了。

也有析产纠纷非法律解决不可的，如湖州南浔刘家的官司，就是刘家兄弟中的一方慕名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听完对方讲述纠纷的经过，认为这场析产纠纷唯有法律判决才能摆平，便给对方介绍了大律师江一平。一场官司打下来，果然这边胜诉。因为诉讼标的太大，江一平打这场官司所得律师费为白银60万两。

得了这么多银子，江一平想感谢杜月笙，但凭他和杜月笙的关系，送银子杜月笙肯定不要，于是去问万墨林，给杜月笙送个什么礼品比较好。

“要说杜先生好像什么物件都不缺。”万墨林说着，忽然想起在黄公馆看到的金碗、金盘、金痰盂，想想杜公馆还就是没有金器具，于是顺口说，“就缺一对金痰盂罐。”

江一平立刻叫金铺里打了一对大型金痰盂，每只都在黄金百两以上。江一平将这一对金痰盂送到杜公馆，杜月笙颇感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才晓得是万墨林乱出主意，把万墨林责备一通，那对金痰盂从未使用，后来还是卖掉了。

第二宗收入来自恒社学生的孝敬。

恒社社员虽说工商巨子、社会名流，以及党政军警各界人士都有，但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其中还是以小开居多。小开即富家子弟，“小老板”。这些人加入恒社，大多是为了寻找一个靠山。十里洋场既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天堂，也是冒险犯难的乐园，罪恶与繁华互为消长。有钱的小开大少爷要想在十里洋场平安无事，莫过于加入恒社。

加入恒社却不是简单的事体，杜月笙对吸收恒社社员把关极严。凡是才能为他所赏识的，他会想尽方法请他入社，然后根据个人才能，能做官的送去做官，能做生意的送去做生意。凡需要老夫子助力的，他必定全力以赴，务使他们都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是很多富家小开只需要杜月笙的牌头，恒社的名声，作为他们在黄浦滩安全的保障，和炫耀的资本。这些人入社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身价，给杜月笙送上一份“压帖子钱”数额至少要能把“帖子压得住”。具体多少并无规定，但这些有钱的学生子自家心里都有数。这一宗“压帖子钱”，便成为杜月笙在战后的一大收入。

这两宗大的收入说起来很可观，但是与杜月笙战前做烟土生意相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而杜月笙在抗后用起钱来，仍然是目挥手送，一掷亿万，丝毫不亚于“有土斯有财”的时代，仅历年捐助款项便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杜月笙总是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到逃往香港时手中无积蓄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老弟兄兔死狐悲

杜月笙困居香港，每天最为关心的是上海的变化，读报几乎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上海方面的报纸都是辗转传过来的。但是在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杜公馆没有了上海方面的报纸。杜月笙一再向家里人追问，家里人才把报纸拿出来。

原来那些天报上连续刊登黄金荣的一些消息。一张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放大照片赫然刊登在报端醒目位置。照片上的黄金荣老态龙钟，面无表情地手执长帚，挪动矮胖身躯，在大世界门前的马路上扫街。家人担心杜月笙看到“金荣哥”的状况会受刺激，所以把报纸藏了起来。

杜月笙拿过报纸，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继而目光僵直，面色死灰，坐在沙发上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瘫软下去。那段新闻文字尚未读完，嗓子里已开始发出咻咻的气喘声，报纸也从手中飘落到地上。

当时守在身边的徐道生赶紧过来服侍，先扶杜月笙到床上躺好，紧接着联络医生。住在旁边两间屋里的姚玉兰、孟小冬也都闻声赶过来照看。原本那几天杜月笙身体稍有好转，但黄金荣扫大街的事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中医、西医川流不息，杜公馆陷入一片混乱与忙碌中。

不几日，黄金荣的长媳黄李志清来访，除了探病，还有重要事体要与“杜家伯伯”商量。

杜月生招呼“妹妹”在病榻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李志清拿出一封黄金荣寄来的信交给杜月笙看。这封信是黄金荣寄给儿媳的“求援信”，他叫黄李志清赶紧筹款2万美金寄到上海。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看完信，杜月笙有气无力地问。

“我拿不定主意，又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所以才来向杜家伯伯讨教。”李志清茫然无措地说。

“妹妹，倘若老板能平安无事地到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20万，我和你倾家荡产也要凑齐。”杜月笙说着，话锋一转，“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但是，若不寄钱，不晓得公公会受多大罪。”

“这个……”杜月笙自然也说不清楚，只好苦笑着说，“不妨先寄1万，看看动静再说。”

“也好。”

李志清回去后，便筹了1万美元的现款汇到了上海。但钱汇到后，黄金荣的电话紧接着打到了香港，说1万美金不够。

“您老人家晓得我们是出来逃难的，我和孩子在这里是坐吃山空，纵不能不留点安身立命的钱吧！”李志清在电话中如是说，她担心黄金荣身边有政府的人，故一味地哭穷。

于是，黄金荣在电话中指明，让李志清去找昔日的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没有用的。”黄李志清马上就说，“金家目前状况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

李志清那边电话刚放下，黄金荣的电话便打到了杜公馆。一听是“金荣哥”的电话，杜月笙从病榻上爬起来，被徐道生搀扶着到会客室，坐到沙发上听电话。

黄金荣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他要买5万元公债，手头的钱凑不够，让杜月笙凑一些解燃眉之急。黄老板亲自打电话向杜月笙求援，杜月笙不敢怠慢，赶紧命万墨林给黄金荣汇出5万港币。

其实，黄金荣的状况并非在香港的杜月笙诸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上海人民政府对黄金荣没有追随蒋介石逃跑，表示欢迎，并允许他继续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几家戏院。但要坦白交代过去所做过的坏事。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让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早晨到“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政府此举，无非是想借黄金荣的鼎鼎大名，让帮会人物看看，连青帮大亨黄金荣都带头服从政府改造，那些个帮会喽啰还有什么资格与政府对抗呢。

黄金荣自家为了悔过，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决定买5万元公债。由于大部分家财都让儿媳李志清带走了，所以才写信、打电话要李志清以及杜月笙汇钱。

这件事过后不久，杜月笙的一个朋友陈彬和从上海逃到香港，带来黄金荣的口信，说共产党已查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让在港亲友放心。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稍稍放松一些。但随即他的一颗心再度提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共进会里杀害过共产党的那帮老兄弟里，还有两人留在上海。当年“小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已有芮庆荣和高鑫宝在抗战期间不得善终，顾嘉棠跟随来港，叶焯山和杜月笙的老兄弟马祥生由于舍不得放弃在上海的偌大家业，一直不曾离开。这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谋杀。杜月笙暗暗揣摩，这两人大概难脱法网。

不久，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在杜月笙听来越来越可怕。此时在香港，每天都能及时看到上海的报纸。一日杜月笙突然在报上看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成为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在举办汪寿华血衣展宽。杜月笙蓦然一惊，大叫一声“不好”！心知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传来了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消息。那日马祥生和叶焯山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浩大的公审大会，参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树端、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马祥生、叶焯山被拉上台时，政府主审人员慷慨激昂地指责他们两个的种种罪状，然后转向马、叶两人，高声问：

“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

当时，马祥生以为自家并未实际下手杀害汪寿华，起码没有参加枫林桥的杀害，所以喋喋不休地辩白。但是现场群情激怒，“血债血偿”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哪个听得到他的表白。

叶焯山则自知死罪难逃，只求速死，当下便不耐烦地对马祥生大声说：

“祥生哥，横竖都是一死，说这些废话有啥用！”

随后，主审官宣布判处马祥生、叶焯山二人死刑，立即拖下公审台枪毙。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23年前的一桩血案得以偿还。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祥生、叶焯山跟随他，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倘若不是他一心要上国民党的船，积极组织共进会，参加所谓“清党”，哪里会有今天的报应！两位老兄弟原是对他杜月笙唯命是从的，他们原本是奉了杜月笙之命杀害汪寿华的，如今杀汪案的主使人避居香江，倒让两位老兄弟去偿还血债，他心里那份歉疚和受到的打击，超过了他身心的承受能力。

杜月笙止不住地泪下沾襟，痛哭失声，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的发病来势凶猛，每一阵气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喉咙憋得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猛地跳起来，伸开双臂，张开十指，仿佛要抓到什么救命的东西。让旁边侍奉的人都看的心痛欲裂。吃药、打针、喷烟，全都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最后决定使用氧气。

于是，杜月笙被套上了“枷锁”，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仿佛成为了他身上的器官。由于使用氧气之多，使用为时之久，卧室外面的氧气筒依然排列成行，使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的医师无不为之震惊。

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气喘病日渐减轻。精神好一些的时候，便想起再度回上海的长子杜维藩，一去半年之久，杳无音信，不由得牵肠挂肚起来。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惊，以致搅得他寝食难安。五子杜维翰、六子杜维宁跟随他们的母亲回上海后，他几乎不曾有过牵挂，偏偏他的长子让他放心不下，长子杜维藩在他的心中，以及在这个家庭中实在太重要了！

五、桂生姐上海殒命

杜月笙派杜维藩回上海，原本有双重用意。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杜月笙并非没有作用，他派杜维藩回去，原本有沟通联络的意思。同时让杜维藩把中汇银行的业务结束起来。

偏偏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在港的杜月笙、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等原委该行商股董事，共产党仍承认他们为中国银行董事，通知他们赴京出席会议。

接到通知的金融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出席会议。”

但代表还没来得及派，台湾高层便知道了这个信息。蒋介石顿时大怒，把杜月笙在台的老朋友洪兰友、张群等人召到草山别墅训斥一通。

因此，杜月笙派杜维藩去上海的用意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病榻上杜月笙极力否认，不惮其烦地辩白解释，但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如此传得越凶，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石问路，因而料准杜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返回上海。

外间的各种传言让杜月笙大受困扰，巴不得杜维藩立刻返回，也好使传言不攻自破。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杜维藩能否安全返回的问题。倘若杜维藩不能顺利返回，或者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打击，他将又何以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沈月英，如何对得起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半年后，杜维藩终于平安回到香港。看到站在面前的长子，杜月笙如释重负，欢喜得忍不住要大声欢呼。这段时日杜月笙的气喘病渐渐平复，加上见到长子归来心情好转，仿佛身上的病一下子全好了。

他见到杜维藩问的第一件事不是中汇银行，不是共产党对杜维藩怎样，而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的女人——桂生姐。

“我拍给你的电报，叫黄国栋转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黄老板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林桂生。

桂生姐于1950年春天在上海病逝，杜月笙在香港惊闻噩耗，悲痛不已，赶紧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拍电报，让他转告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

桂生姐自从与黄金荣离婚后，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二十五六年时间里，哪怕黄浦滩上炮火连天，她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杜月笙，和他的干儿子干儿媳杜维藩夫妇。杜月笙赴港之前曾去拜访桂生姐，看着日渐老迈的桂生姐，杜月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力邀桂生姐一道赴港。桂生姐摇头笑着，婉拒说：

“月笙，你是做大事的人，你要走是应该的。”桂生姐人虽老了，但性格还像先前那样干脆爽朗，“从离开老板的那一天起，生生死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杜月笙早就晓得，桂生姐内心深处对黄金荣仍怀着深深的眷恋。桂生姐协助黄金荣打天下几十年，创下偌大的家业，黄金荣说一声发妻下堂，桂生姐差不多等于净身出户，连杜月笙当年都十分的打抱不平。怎奈桂生姐一心为黄金荣着想，日后连黄金荣的一分钱援助都不曾接受，一个女人如此宁折不弯，让杜月笙不得不从心底佩服。好在桂生姐不把杜月笙父子当外人，以至黄金荣多年来对杜月笙耿耿于怀。

杜月笙深知此一去也许就是今生永别，心里难免怅惘酸涩。

“月笙你去吧，不用惦记我。”倒是桂生姐依旧爽朗地笑着，“有句话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不曾对老板说，离开老板的时候我只是对自家这样说。今日对你说，只要你晓得这句话的真谛，心里就踏实了。”

听了桂生姐这番话，杜月笙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这不仅因为在桂生姐心里，杜月笙和黄金荣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更为桂生姐不愧是女中丈夫而感动。

不料，此一别真就成为了永别。

“我一到上海先去看望寄娘，当时寄娘身体还很好。不晓得寄娘会突然离去……”

杜维藩告诉他的父亲，接到电报的时候他已经在桂生姐家里料理后事了，他是在桂生姐离世后第一时间赶到的。他按杜月笙的吩咐料理丧事，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虽然杜月笙不能亲自给桂生姐送终，好在杜维藩在上海为他代劳，否则他真要抱憾终身了。

谈完桂生姐的事，又问中汇很行事体。杜月笙让杜维藩回去终结中汇银行的业务，说到底是为了将银行资金转出来。几个股东都在香港，杜月笙对大家也好有个交代。

中汇银行是杜月笙生平所办的第一个事业，也是一直维持到最后的一个事业。30年来银行接纳了一些外来股份，但是中汇股东多半是至亲好友，杜月笙本人的股本始终在65%以上。

但是杜维藩返回上海主持了半年中汇银行的业务，却根本无法达到结束业务带回资金的目的，这让杜月笙大为失望。

第二天，杜月笙便在坚尼地台的杜公馆，召开中汇银行股东会议。在香港的中汇股东，包括金廷荪、顾嘉棠与徐懋棠，当日一律到齐。

他叫杜维藩以中汇银行代总经理的身份，向股东们提出报告。杜维藩从上海带回一本详细账簿，载明他主持中汇银行业务的半年中的运营状况，收支明细。他把账本摊开，报告中汇银行的财务情形说：

“……不但业务无法结束，而且储蓄部的定期存款与日俱增。把持业务的干部都想多吸收存款，却不曾做过放款业务。所以存款全部搁死在那里，而存户利息还要照付，这样只进不出的结果，存款日多只有面子上好看，实际上每天都在蚀本……”

中汇银行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不曾作任何结论，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这爿银行，只有撒手不管了。

1950年10月，大陆开始公司联营，杜月笙收回中汇银行的希望就此破灭。

杜月笙在上海华格臬路的那幢老宅，当初逃走时只留了几名老佣人看守，杜维藩返回上海后就住在老宅，到再度离沪赴港，这幢老宅从此楼台黯黯，庭院寂寂，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后来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进驻老宅，老宅门口挂上了“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招牌。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会长是海派须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早前常出入杜公馆。如今周信芳移驾“杜公馆”办公，令听到这个消息的杜月笙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寓公床头金尽

1950年秋季以后，坚尼地台杜公馆的来往客人较先多了一些。这其中有两重原因，一为杜月笙大病初愈，无法出门拜客，好朋友即使不来他也会命万墨林打电话去叫。其二是“登门求告”要求帮忙的朋友渐渐多了。

杜月笙虽自家坐吃山空，每每想起来心里便紧张不已，但用钱的习惯却不曾改，只要对方张口或者对方有所暗示，他若不出手相助，便倍感塌台，面子上无法支撑。虽出钱数目锐减，但终究还是要出的。

一日，有一位重庆朋友托人来借钱，只借300元，这让杜月笙大为诧异。此公为重庆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亩，多得不可胜数，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常去他的府上，他那间客厅面积与大跳舞厅不相上下，布置得富丽堂皇。如此富埒王侯，为何要区区300港币？

来人见杜月笙疑惑，只好如实相告，此公已办好赴台入境证，将即日启程，但资金已尽，只好借300港币用来买船票。

“他老兄怎会落到这步田地？”

“杜先生有所不知，如今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百万富翁，在香港市面上不知有多少呢！”

这句话让杜月笙蓦然一惊，立刻联想到自家，心情随之黯淡。他赶紧拿出1000元港币，接济那位重庆朋友，让他买好船票到台湾以后，手头还有一点余钱。

从此，杜月笙开始注意大陆朋友在香港的生活现状。他们中一部分错把香港当作了黄浦滩，低估了香港人的经济实力，一到香港便一道“炒金”，数量越做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岂料香港本地帮商人瞅准机会，狠狠一掼，上海帮炒金客立马惨败，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另有一些富翁阔少，挟大批金钞而来，以为过不多久美国人就会帮助国军重返大陆，因而在香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但时日一久，发现国军重返大陆根本没有希望，他们自家却是床头金尽。只得从豪华大酒店搬进亭子间，以至租铺位、睡地板。最后衣食无着时，想借几角港币到摊头上吃一碗饭，都难以办到。

但是，赴港的上海人也不乏有眼光者，如杜月笙的老朋友吴昆生和陆菊荪，一到香港便开办事业，两人合办一爿规模庞大的“纬纶纱厂”，王启宇自家创办一爿“香港纱厂”，不但使他们自家在香港站稳脚跟，两爿纱厂职工还接纳了不少上海人。

杜月笙自然也不甘心坐吃山空，赴港之初便开始谋划开源敛财。他做的第一票生意是贩运蚕丝。当时有一位四川朋友，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他看好四川蚕丝产量大丰收，又碰上时局关系价格一跌再跌。如果搜购蚕丝运到香港出售，最低也会有10倍8倍的利润。

朋友把情况对杜月笙一分析，杜月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于是参股10万美金，由这位朋友斥巨资搜购蚕丝，后来杜月笙又把顾嘉棠拉进来算了一股。

本来一切运作顺利，货款打过去不几日，大部份蚕丝便已收购好，集中到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蚕丝正待启运，11月10日一早，报纸惊爆，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负责人，带12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全国各线空运中断！

惊闻此讯，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续给四川朋友发电报，无奈航线中断，运丝合同无人负责，大批蚕丝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四川朋友也是急得团团乱转。蚕丝最终没有运抵香港，四川朋友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的一家一当全都蚀光，杜月笙损失了10万美金的巨款。

这个打击对杜月笙来说太大了，本来只有30万美金做养家之资，如今蚀去10万，还省区区20万，再减去来港之后的费用，杜月笙几乎不敢再算这笔账。不到20万美金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能支撑几时？杜月笙想一想都心惊肉跳。但他仍不死心，仍然在找机会开办事业。

1950年初，他的朋友徐学禹从上海来到香港。徐学禹是中国航联保险公司总经理，他一到香港，就计划成立航联香港分公司。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航联在香港设立分公司，需要缴纳5万美金的保证金。于是他便去和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听了徐学禹的设想，觉得在香港成立这么一个事业机构很有必要，一开始可能生意不多，但可以慢慢开展，最低限度可以让若干自家人有个头衔和职业，免得香港政府指为无业游民，不准居留。

“5万保证金不生问题，不妨由我来筹措垫付。”

徐学禹见杜月笙爽快答应，立刻着手筹建。公司成立，推杜月笙为董事长，杜月笙、徐学禹、杨管北、宋汉章、钱新之为常务董事。杜月笙的爱徒，前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华孚保险公司总经理沈楚宝担任总经理，杜维藩任财务经理。

虽然有了中国航联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的桂冠，但由于公司业务一时开展不起来，杜月笙投进去了5万美金，却没有进账，等于一大家人的生活费又少了5万美金。眼看着一个月6万港币的开销继续不断，坐吃山空下去终有床头金尽的一日，杜月笙心里着急，有朋友劝他投资开一片影戏馆，也有朋友想与他合资在九龙开一爿织布厂，计划书和预算表都拟订好了，杜月笙却又摇头推托，他对朋友说：

“几年前日本人攻香港，由深圳打九龙，一步就跨过来了。九龙离深圳太近，在那里设厂风险太大。”

说到底，此时的杜月笙已经不敢投资，生怕蚀了本一大家人陷入困境。他这时只想做点投资小而又急功近利的生意。在经常来请安的恒社子弟中，袁国梁一直不曾断了生意，但都是小做做，多少赚点钱贴补家用。有一次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突然问：

“国梁，你最近在做啥生意？”

“有时候做做股票，有时候做做棉布。”

“赚铜钿吗？”杜月笙紧接着问。

“说不准。香港比不得大上海，眼光不大容易轧得准。”

“你留心一下，有机会就帮我做两票。”

“好。”袁国梁赶忙答应。

“顶好眼光轧准点啊！”杜月笙又嘱咐一句。

就这个“眼光轧准点”，让袁国梁颇费了心机。由于想给老夫子轧准了买进一笔股票，赚个几千美金，他决心帮杜月笙做50张，但又担心万一轧不准做蚀了怎么办？于是，他只是含糊地告诉杜月笙代他做了某某股票50张，说了一下大致买进的价钱与时间。杜月笙听了，立刻便命人归还押金。

“不必！不必！”袁国梁赶紧拦着，他说，“我正巧有一笔多余的头寸，这笔押金我先垫着好了。”

袁国梁的用意是万一做蚀，就算他自家做的。因为杜月笙不曾付押金，这笔生意可以不做数。

终于等到这一支股票涨价，战战兢兢继续等，等涨到了相当的程度，赶紧向老夫子请示，然后立马抛出。结果总算轧准，替老夫子赚了几千美金。

第二笔袁国梁依然垫付，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加重，却始终放不下这桩事体。他认为由袁国梁垫本钱，赚了几千美金送来，在他来说等于白拿，他不能再做无本生意。正巧吴开先前来探病，他便请吴开先把事先开好的支票转交袁国梁。

偏偏这次没轧准，袁国梁代杜月笙做的这一票蚀了将近3万港币。虽然3万港币对两人来说都不算大数目，但想到上次赚了几千美金，在杜公馆吃中饭时当面交给老夫子，当时老夫子是何等的开心！老夫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让他刻骨铭心：

“国梁，你晓得吗，这是我到香港一年多第一次进账。”

老夫子说得开心，袁国梁听着却生出满腹心酸。杜月笙在大上海一掷万金，甚至一掷亿万，何曾眨过一下眼？杜月笙接济的朋友无以数计，他心里何曾有过数值的概念？如今这区区几千美金的进账却让他如此开心，袁国梁怎么不痛心呢！

所以第二票万万不能蚀了，无论数额是大是小。

于是，袁国梁把赔了的三万港币算在自家名下，另贴5千港币算是赚来的，为的是让老夫子乐得病中开心。

那天袁国梁去杜公馆，正赶上杜月笙气喘稍轻，精神尚好。但当袁国梁奉上“赢利”的5千港币时，杜月笙哈哈大笑，然后望着惊诧中的袁国梁说：

“国梁，这五千港币你收回去，然后请你告诉我，这一票究竟蚀了多少？”

袁国梁惊出一身的冷汗，心想老夫子躺在病床上怎会晓得这票细布蚀了本？

“我不是未卜先知。”见袁国梁发愣，杜月笙解释说，“我只有大估摸想来，这票生意要是赚铜钿，绝对不止赚三千五千。要是蚀了，数目也必定可观。你为了使我开心，赚9千你会添成一万，赔了你会算在自家账上。国梁，你说我讲得对吗？”

袁国梁不得不点头称是，但坦承赔得不多，不过二万八九千。

把这一票交割清楚之后，杜月笙说：

“国梁，让你代做生意的事到此为止，不然你会把家当全赔光的，”

杜月笙自1915年与结发之妻沈月英结婚在上海八仙桥同孚里自立门户后，30多年来，杜公馆一直有专司会计、出纳的账房先生。莫说是杜月笙，就连沈月英与后边的几房太太陈帼英、孙佩豪、姚玉兰、孟小冬，以及少爷、小姐，在35年之久的时间里，从来不曾有谁管过家用账。

然而1949年5月以后，在香港坚尼地台杜公馆，一生挥金如土的杜月笙亲自做起了“账房”，偌大一个家庭的全部账目，统统藏在他自家的肚皮里。他把支票簿交给爱女杜美如，所有费用由他吩咐杜美如开出支票，让其他人去办理。

七、最后一次婚礼

1950年末，香港风传共产党要进攻香港，收复中国领土，杜公馆一些人怂恿杜月笙举家迁往法国定居，万墨林、顾嘉棠也都跟着嚷着要去法国。

“热啥个大头昏！”杜月笙差一点儿就要喊出他的口头禅。

他晓得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单就铜钿这一项就办不到，他清楚仅存的钱根本禁不得如此折腾。再说，这许多人中有几个讲得了法文，过得惯外国生活？这在他看来，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他不能让大家晓得活命的铜钿所剩无几了，他要稳定大家的情绪，因此，他没有表示异议。

就在大家一道策划着迁居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在杜月笙的大房里，连同顾嘉棠、万墨林等多人在场，大家在算一共需要多少张护照。当杜月笙算好一共需要27张的时候，孟小冬当着房中所有人的面，忽然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

一语既出，满屋肃然。杜月笙蓦然一怔，马上意识到自家实在委屈了孟小冬，但他晓得此时姚玉兰与孟小冬已生龃龉，若与孟小冬成婚，必定惹得姚玉兰不高兴。但为了孟小冬，他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他略一沉思，当众宣布：

“好，尽快安排举行婚礼！”

终于作了这个决定，杜月笙总算将要了却一桩心事。他在缠绵病榻的生涯中，唯一的安慰便是孟小冬的尽心侍疾与柔情万种。他感喟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像孟小冬这样卓尔不群的奇女子之爱。

孟小冬自从住进杜公馆，就像当年侍奉师父余叔岩一样，长日为杜月笙的病体操劳，煎汤熬药，不离左右，何曾分享过杜月笙的荣华富贵？何曾得到过杜月笙的轻怜密爱？因此，杜月笙的病越是严重，越觉得自己辜负了孟小冬的一片深情。

经常出入杜公馆的亲戚朋友都会看到，杜公馆杂乱无序，没有一点和睦家庭的气息。即使家里仅有三五个人，一日三餐也吃不到一张饭桌上。除了中午外面饭厅里开一桌或两桌招待客人外，通常是姚玉兰在自己房里吃饺子，孟小冬在自己屋里冲牛奶下洋点心，都是关起门来各吃各的。照顾杜月笙吃饭是孟小冬的事，那一碗煨面当然要端到杜月笙的大房间，送到他的床上照顾他吃。其余少爷小姐，各自的卧室便成为了各自的餐厅。如此一来，杜公馆便成为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在这个“大杂院”里，孟小冬是孤独的、孤寂的、抑郁的。

对内对外的交际应酬、家务琐事，是姚玉兰的事体，姚玉兰是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孟小冬的职责是看护服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丈夫，一日24小时，常年累月，无时无刻。

在杜月笙面前，孟小冬总是强颜欢笑，神色自若。但即使是朝夕相见，杜月笙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来到香港，孟小冬花容憔悴，面色苍白，眉宇间常有忧悒之色。愧疚于所给予她的太少，因此这场婚礼，杜月笙要尽力满足孟小冬的愿望。

但是，杜月笙要与孟小冬成婚的决定，仿佛在杜公馆投下了一枚炸弹，各种阻挠纷纷扰扰，说杜月笙与孟小冬早已成为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举行什么婚礼；说杜月笙卧病在床，又是避难香江，何必要大事破费，多此一举……

此时的姚玉兰早已站到了孟小冬的对立面，毕竟她在杜家经营多年，不惜搬出儿女，搬出杜月笙的亲信，对杜月笙轮番轰炸，企图阻挠这个标志性的成婚仪式。

越是这样，杜月笙反而越是认识到了这个成婚的重要性。他晓得这些阻挠无非就是为了铜钿，说好听点是由于目前日处愁城，要从长计议，节省开销；说明白一点，还不是因为自家病入膏肓，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少一个分遗产的。

因此，杜月笙对这些劝说不予理睬，吩咐万墨林立刻筹备，抓紧办事。由于杜月笙的原配沈月英已逝，孟小冬之前尚有三位太太，所以决定原则上不举行仪式。再加上杜月笙抱病在身出不了门，于是婚礼喜宴统统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举行。由于场地所限，客人不宜过多，所请都是杜月笙的至亲好友。

但是，杜月笙坚持要叫最好的酒席，万墨林便渡海到九龙，在九龙饭店点了900元一席的菜，把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了坚尼地台。

喜期之日，由于喜宴有10桌之多，坚尼地台楼下的大厅不够摆，临时又借了楼上陆根泉的那间大厅。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杜月笙那天气喘病竟然不曾发作，一身轻松地下了病榻，穿起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客厅，由人搀扶着站在客厅中央。44岁的新娘孟小冬穿一件崭新的滚边旗袍，依偎在杜月笙身边。

杜月笙在港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全部到齐，杜月笙命他们自即刻起，一律称孟小冬为“妈咪”，然后一一给“妈咪”行跪拜礼。而对姚玉兰一律尊称为“娘娘”。“妈咪”送给每个子女一份礼物，儿子、女婿一人一套西服衣料，女儿、儿媳则每人一块手表。

八、自家定了死期

从1950年前后，杜月笙在身体病痛与手中铜钿日渐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开始求巫问卜，寻求精神慰藉。

当时家人与朋友也以为杜月笙热衷算命看相，无非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没想到杜月笙积久成迷，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杜月笙辞世后，家人从他的贴身衣袋里发现一纸台湾相命先生“六月息主人”的命相复函，其中写了那么两句：

“六十四岁，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原来，杜月笙瞒着家人，开好生辰八字寄到台湾，请那位“六月息主人”复函批命。接到“六月息主人”的“命书”后，杜月笙唯恐亲友家人伤心，便把“命书”藏在贴身衣袋中。

杜维藩追忆这一段经过时，沉痛地说：

“父亲在三十九年底，以及四十年初生命意志极其坚强，对于人生犹仍乐观，六月息馆主那一纸命书来后，父亲便完全丧失了求生的力量，一心只往死路上走。”

1951年7月，吴开先再次自台北飞抵香港，27日中午，杜月笙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为吴开先接风洗尘，作陪的都是家人亲友，有袁国梁、朱文德、万墨林和杜维藩。

席间吴开先谈笑风生，说些台湾方面的情形和旅台好友的近况，杜月笙听着很高兴，由于他自家不能喝酒，便命杜维藩连连代他敬酒，又命在座诸人陪吴开先多喝几杯。

一席欢宴，从午时一点钟吃到下午两点多钟。正当一桌人开怀畅饮时，杜月笙的多年老友经常到杜公馆探病或者吃中午饭的秦大律师秦联奎姗姗来迟，佣人赶紧安排座位，递上杯箸。

秦联奎落座，还没来得及与吴开先寒暄，便发现杜月笙今日脸色蛮好，精神极佳，脱口说道：

“月笙哥，几日不见，你胖了啊！”

“胖了？”岂料杜月笙一怔，接着一边伸手摸着自己的面颊，一边皱起眉头说，“就怕不是胖，是浮肿！”

说罢，立刻命人拿来镜子，对照镜子端详良久。等放下镜子时已脸色大变，一脸死灰，无精打采，和先前判若两人。随后，竟然推说疲倦，不等在座人等答话，万分落寞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回屋去了，留下满座嘉宾，相顾愕然。

这一天是阴历六月二十一日，距离杜月笙64岁寿辰，只差23天，距他最后辞世尚有22天。

28日上午，杜月笙似乎开始料理后事，他将表弟朱文德唤进房间，告诉他有一笔10万美金的款子，交给在美国的宋子良代为投资，宋子良代他买了股票。他让朱文德写一封信给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请他把股票生意的经营情形开一份清单，尽快寄到香港来。

朱文德领命后立即代杜月笙把信写好，发了出去。

当天晚间，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留他一起在小房间里吃煨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国梁想搀扶他回卧室，杜月笙却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月笙连连惊呼。

袁国梁赶紧将杜月笙半抬半搀，送回房间躺下。中医师西医师随后赶到，把过脉，听过心音，却查不出有什么毛病。

随即，住在外面的三太太孙佩豪、住在附近的朱文德与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子女们，全都得十万火急地赶来。一大群人陪着留下来的陆医生，在客厅里为杜月笙守夜。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杜月笙的健康状况好转，加上医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大家的心里都不是很紧张。

但在午夜1时的时候，杜月笙忽然传朱文德进去。待朱文德从杜月笙房间里出来，竟是满面惊恐。

“杜先生让我马上给京士兄发电报，让他火速来香港。”

朱文德的话无异于一个危险信号，让所有人的心脏都齐刷刷地往下一沉。陆京士时在台北，公务繁忙，杜月笙若不是情况不好，怎能叫陆京士火速来港？可是医生都没有检查出病情恶化，为什么杜月笙自家会晓得呢？

29日清晨电报发出，简单明了四个字：尽速飞港。

这一天平安无事。

30日，杜月笙乍看起来一如往常，似乎没有什么病情恶化的征兆。但是，他却命人再拍急电到台北，并且口述电文，用了严重的四个字：

“病危速来！”

31日陆京士复电，定于8月1日赴港。

31日，杨志雄闻讯前来探疾，杜月笙精神振作了许多，两人一道在客厅里共进午餐。吃过午饭后，杜月笙又约杨志雄到他的房间里谈话。两人走进房间后，杜月笙先把房门关好，然后才严肃地对杨志雄说：

“我今朝要告诉你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杨志雄见杜月笙如此严肃，也正襟危坐，郑重地问。却是万万没想到，杜月笙的决定竟是石破天惊——

“我决定不活了。”

“什么？”杨志雄大吃一惊，然后说，“活不活不是你自家可以决定的！”

“人的命自有定数，我的定数已然知晓。”杜月笙神秘地说。

见杜月笙说得既神秘又严肃，杨志雄心里突突直跳。

“月笙哥，你要有什么牢骚就冲我发，可千万不要吓我。”

“志雄兄，我跟你相交已久，又特别投缘，因此才把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说给你听。我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是不想活了。我为什么不想活？其中原因，我想你至少晓得一半。”

杜月笙如此一说，杨志雄这才明白杜月笙所说的这一半指的是什么。以双方交往之久，相知之深，杨志雄自然晓得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但他安慰的话说出来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月笙哥，我们逃出黄浦滩的朋友，哪一个没有困难？只要撑过这段日子，将来总有回上海的一天。”

“志雄兄，你们都可以重回上海，只是不再有我杜月笙了。”杜月笙惨然一笑，郑重说，“实话告诉你，如今我手里的钱几乎全部用光。我早就晓得，这笔钱用光的时候，我就唯有死路一条。”

“笑话！”杨志雄当即反驳说，“莫说你杜先生一生仗义疏财，就凭你几十年里放出去的交情，那些被你救过性命，济过急难，给过升官发财机会的人，只要稍有点良心，报一报恩，月笙哥你还会为铜钿的事情发愁？”

杜月笙惨淡地摇摇头，不胜欷歔地说：

“与其沿门托钵的求生，多活一日只不过多拖累一些朋友。不如早点走路，落个一身轻松地去。”

“月笙哥，你何必这样，只能接济别人，不能接受别人的接济？”

“别人都可以，惟有我杜月笙不可以。因为无论多少铜钿，只要到我手里，终究还是要用完。”蓦地，杜月笙加重语气说，“老兄，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只是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道乱搞，你们想救我一命，其实是增添我的苦恼。”

这是杜月笙和杨志雄最后一次推心置腹谈话。

九、遗产美金10万

杜月笙虽然一心求死，但求生的欲望仍未泯灭。自从接到陆京士8月1日到港的电报后，杜月笙便对身边的人说：

“如果京士8月1日能到，我的病就有救。否则，定然是凶多吉少。”

8月1日天气骤变，香港刮起台风，松山机场停航，陆京士只好打来电话，改在8月2日启程。

接到电话后，杜月笙颓然躺在床上，神情沮丧，面如死灰。经过一番痛苦的心里挣扎，他又默默许愿：如果2日京士能到，我的病还有救。

8月2日中午，杜月笙深信陆京士这一天一定会到，因此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定要到客厅里和大家一道进餐。当吴开先、沈楚宝、朱文德和杜维藩簇拥着陆京士走进大厅的时候，饭桌上的杜月笙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抓住陆京士的手久久不放，顿时喜极而泣。

但是，当大家坐下准备一道吃饭时，杜月笙只顾看着陆京士，佣人重新送上饭时，他伸手去接，一不小心饭碗掉到了地上，“当啷”摔碎了。

杜月笙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随之而变。他对陆京士说：

“8月1日那天突然之间起了台风，飞机不能开，把你硬留在台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凶兆，加上刚才我打碎了饭碗，岂不是凶上加凶了吗？我认为这不是迷信，而是天老爷在告诉我，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果然从这天开始，即8月2日吃完这顿不吉利的午餐，杜月笙被搀扶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之后，到8月16日一命归天，再也不曾离开过病榻。

从这天午后起，杜月笙给家人亲友的印象便是，前两日他焦急地等待陆京士到来，一旦陆京士来到，他便心满意足，了无憾恨，只有睡在床上等死这一件事了。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杜月笙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一睁眼便叫：“京士”、“妈咪”，使陆京士和孟小冬除了小憩之外，须臾不离左右。

8月4日，杜月笙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没有喘，连氧气罩都不曾使用。在他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的除陆京士外，还有孟小冬、姚玉兰、杜维藩、杜美如等好几个人。众人见杜月笙精神状态好，以为是好转的征兆，不料杜月笙张口却说：

“京士，我要和你谈谈怎样办我的后事。”

此言一出，孟小冬头一个痛哭失声，但她随即捂住了嘴。姚玉兰、杜维藩等人也都开始吞声饮泣。

杜月笙要求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但有三个要求：

第一，要穿长袍马褂；

第二，要用一口好棺材；

第三，尸骨先葬到台湾，将来有机会再把他的棺材起出来，带回上海，落葬高桥。

8月6日，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6人，按照杜月笙对陆京士断断续续的交代，起草了三份遗嘱，一份是对于国家、社会的公开表白，一份训勉子孙，一份则为遗产分配。

关于遗产分配，由于当时没有人晓得杜月笙究竟还有多少钱，因此只能作原则性的分配比例。即杜月笙的4位太太平分遗产的一半，八儿三女平分遗产的另一半。在八儿三女中，未成家子女比已成家的多得二分之一。

三份遗嘱写好，经杜月笙认可签字后，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作为执行人也分别在上面签字。当时三太太孙氏、姚玉兰、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在港子女都守在病榻旁。杜月笙开始从容不迫地说出他的遗产数额。

“我只有一笔铜钿，留给家属做生活费用。这笔钱我是托宋子良先生保管的，数目是10万美金。因为宋先主代我用这笔钱买了股票，多少赚着一点，大概有11万美金左右。”杜月笙说完，从枕头底下摸出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寄来的那笔钱的经营清单，交给陆京士等人过目。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属的遗产，居然只有区区11万美金！

8月10日上午，杜月笙神志清醒。当屋里只有陆京士一人时，杜月笙从枕头底摸出一个手巾包来。

“这里是7000美金，京士，你替我分一分。”

“分给哪个？”陆京士接过手巾包问。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浩然长叹，不胜欷歔：

“说起来只有妈咪最苦，再就是三楼手里没有铜钿。”

杜月笙一直随着子女叫孟小冬为“妈咪”，三楼是指三太太孙佩豪，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时候她住在三楼。

于是，陆京士便按照杜月笙的心意，将这7000千美金，分给孟小冬3000元，孙氏夫人和杜维藩则各为2000元。

安排完后事，杜月笙的气喘愈演愈烈，几乎一刻都不能离开氧气罩。人也昏迷的时候多，醒来的时候少了。

一日，杜月笙的多年好友，上海叉袋角富豪朱如山来探疾，昏迷中的杜月笙突然睁开了眼睛，对朱如山说：

“如山兄那里，我还有10万……”

朱如山蓦然一惊，当即打断了杜月笙的话，急急声明：

“杜先生，你交给我的是10万港纸，不是美金啊！”

“是港币，当然是港币。”杜月笙侧过脸来，深深的望着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朱如山便开了一张10万港币的支票，当众面交杜月笙。杜月笙顺手把那张支票递给陆京士，说是欠陆京士10万港币。陆京士明白，杜月笙是想将这10万港币作为整顿恒社的费用。他从来没想过整顿恒社要用老夫子的钱。移时转身出来，他将10万港币交给了姚玉兰。

8月16日下午，杜月笙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从台湾赶来，代表蒋介石对杜月笙表示慰问。此时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凑到他的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目前台湾一切有进步，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杜月笙已昏迷了好几天，没有人会以为他能听到洪兰友的话。

讵料，杜月笙倏然睁开了一闭三日的眼睛，尤其伸出了那只颤抖不已的手，与洪兰友紧紧相握。同时，他清晰地说出了他在世的最后一句话：

“好，好，大家有希望！”

洪兰友的两行热泪，不可遏制地滚落下来。

杜月笙说完这句话，眼睛重又闭上，但他仍在竭力挣扎，想多说一两句话，却再也说不出了。洪兰友忙附到杜月笙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的心事，我都明白，杜先生所没有说出来的，此间友好可以转告我，我回台北以后，一定代为上达！”

这时，口眼紧闭的杜月笙，艰难万分地点点头，两颗热泪溢出眼外。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泪如泉涌，欷歔呜咽。钱新之情不自禁地一声长叹，他喃喃地说：

“大家有希望，天啊！就是他没有希望了啊！”

有家人探手伸进被窝去摸摸他的脚，突然一声号啕：

“天哪，脚已经凉了……”

杜月笙在离他的生辰不到24小时的8月16日下午4时50分，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走完了63年的人生旅程。

当日，环绕在杜月笙病榻左右，为杜月笙送终的几十位至亲好友，是洪兰友、钱新之、金延荪、吴开先、杨志雄、杨管北、江干廷、吕光、刘丕基、史咏赓、张松涛、翁左青、李宗文、宣铁吾、林啸谷、沈楚宝、袁国梁、严欣淇、侯国华、赵培鑫、赵班斧、徐懋棠、朱文德、胡叙五、顾嘉棠和万墨林。

杜月笙死后，遗体停放在万国殡仪馆。亲朋好友为杜月笙买了一口价值1.5万港元的楠木棺材，于8月19日上午10时入殓。

大殓之前三日，治丧处收到的唁电、挽幛、挽联，多达700件，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南洋等各地，其中自台湾寄来的为数最多，共达153件，“党国”元老、军政首长莫不备致哀悼。蒋介石颁赐的挽额，系由“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黄伯度，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转述口谕。

自海国外发来唁电的，计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陈立夫、徐堪、潘公展、赖琏、席德懋、赵棣华夫人、董浩云、任西平、李德燏、吴良弼、欧必成等。尤以宋子文、宋子良昆仲海念之情，最为挚切。宋子文除唁电外，同时宅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祭菜全席，送到灵堂，派他的驻港秘书代表致祭，他还挽之以长联。

8月19日下午2时15分出殡。出殡队伍自万国殡仪馆大礼堂门前发引，由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开道，据说它们的“任务”便是为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遇山开道，遇水搭桥。其后便是蒋介石颁赐的“义节聿昭”挽额，挽额后面是仪仗队、中西乐队、沿途诵经作法的和尚、尼姑、道士，扎满松柏枝的灵车。

送殡的私家车共53辆，其中有7辆坐的是杜月笙的妻儿子女，送葬亲友约有1000人，在霏霏细雨中，将杜月笙的灵柩送进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事后统计，杜月笙的丧仪，全部开销一共花了10万港币。

1952年11月25日，台湾当局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寝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木从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安厝在台北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解密杜月笙

引子

第一章　小瘪三闯进大上海

一、烟花间里遇知己

二、玩命结下生死之交

三、小东门拜了老头子

四、鬼门关里走一回

第二章　黄公馆偶尔露峥嵘

一、黄公馆雾里看花

二、女主人心有灵犀

三、抓住机遇大显身手

四、不露声色卖了朋友

第三章　情场得意扶摇直上

一、征服了一个女人

二、还清了一片孽债

三、唱了一出双簧

四、消弭了一场火并

五、头一回做了新郎

六、清除了赌台隐患

第四章　发“土”财大显身手

一、组建“小八股党”

二、开办三鑫公司

三、收买禁烟大员

四、算计竞争对手

五、拿到一张王牌

第五章　黄老板跌霸乘虚而入

一、原配夫人叫板

二、娶了两房姨太

三、女戏子引爆恶战

四、救老板别出心裁

五、桂生姐发妻下堂

六、露兰春携财私奔

第六章　长袖善舞上下通吃

一、拿下沈杏山

二、攻下严老九

三、巧妙觅黑粮

四、戒严运大“土”

五、堂子里迎大帅

六、总统政客通吃

第七章　附庸风雅改头换面

一、杜、张起豪宅

二、文角色进杜府

三、玩转新闻界

四、广结名流耆彦

五、赌场套牢老千

六、大亨粉墨登场

第八章　山雨欲来选了靠山

一、毕军长迷恋花魁

二、指挥部搬进妓院

三、蒋高层看中杜大亨

四、“小八股党”重温旧梦

五、紧锣密鼓做帮凶

第九章　“四一二”做了帮凶

一、送出勾魂帖

二、赶赴鸿门宴

三、炮轰工纠队

四、杜、张生龃龉

第十章　三大亨分道扬镳

一、张大帅倒粪缸

二、杜先生救“情敌”

三、黄老板触霉头

四、杜月笙晋见总司令

五、张啸林大开销金窟

第十一章　介入工运言语一句

一、吃瘪大英烟草

二、幕后操纵罢工

三、出手援助吴同根

四、法国头脑有私交

五、调停水电车工运

六、新锐力量入杜门

第十二章　玩转租界吃瘪老法

一、扣了法总领红包

二、张大帅遭了报复

三、老杜妙施还魂枪

第十三章　结人脉打入金融界

一、巧集资银行开张

二、银行圣人有外室

三、仗义救援陈光甫

四、出手保全唐寿民

第十四章　主动出击跻身工商

一、乘人之危，吃进“大达轮船”

二、强势垄断，吞并“大通”

三、抄人后路，巧得“华丰”

四、联合弱势，智取交易所

五、以毒攻毒，扳回败局

第十五章　春风得意好事连连

一、来了母女三名伶

二、三房太太齐抗议

三、开祠盛典创纪录

第十六章　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一、小弟子收押巨商

二、恐怖夜沪战爆发

三、挺身援助十九路军

四、谈判桌上斥日将

五、两小时炸平租界

六、史量才死于谁手

七、“春申”门下三千客

八、装甲汽车敬师门

第十七章　杜门密友皆大佬

一、范绍增送土200担

二、好兄弟千里送舞女

三、甘为张少帅居停主

四、宋子文送来发财生意

五、邀宠演讲台词忘光光

六、回报国舅，舞女“种荷花”

七、杜氏戒烟，两部长助威

第十八章　做生意攀上四大家族

一、附权贵，解救七星公司

二、唱双簧，收复通商银行

三、攀高层，联手大发土财

第十九章　杜月笙绝不下水

一、重建抗敌后援会

二、招募救国公债

三、捐一部装甲汽车

四、弟子尽入别动队

五、日本人重金利诱

六、老兄弟就此绝交

七、抢救杜门弟子

八、豪门大佬赴香江

第二十章　居香港遥控大陆

一、香港拜了码头

二、得了两块招牌

三、“复活”了段内阁

四、贴牢刘航琛

五、力挺吴开先

第二十一章　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一、援一手高陶反正

二、造一起惊天大案

三、横扫落水汉奸

四、一枪射杀张啸林

五、一刀砍死傅筱庵

第二十二章　指挥抢救驻沪大员

一、万墨林下狱

二、对得起爷叔

三、制止银行血案

四、驻沪大员被抓

五、耗资百万救援

第二十三章　戴、杜联手如虎添翼

一、亲友沦陷香港

二、杜太太最后撤退

三、筹集经费贩烟土

四、中华贸易开张

五、通济与虎谋皮

六、杜月笙陷入舞弊案

七、戴笠救援有惊无险

第二十四章　返回上海屡受挫

一、凯旋上海，遭了暗算

二、雨农出手，扳倒吴绍澍

三、杜门汉奸，多踏两只船

四、戴笠坠机，杜月笙塌天

五、威吓大亨，万墨林替罪

第二十五章　杜大亨东山难再起

一、得了顶级理事长

二、议长的位子有人

三、捧了别人的女友

四、成了募捐专业户

第二十六章　强弩之末被开刀

一、六十大寿受恩宠

二、梅、孟演出不同台

三、杜月笙怜香惜玉

四、子女个个成才

五、三子下了大狱

六、苦心孤诣救子

七、最后一次抉择

第二十七章　凄风苦雨殁香江

一、蛰居一处公馆

二、被指政治垃圾

三、过手财香知多少

四、老弟兄兔死狐悲

五、桂生姐上海殒命

六、寓公床头金尽

七、最后一次婚礼

八、自家定了死期

九、遗产美金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