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梁建国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61-7940-6

Ⅰ.①朝… Ⅱ.①梁… Ⅲ.①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北宋 Ⅳ.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44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鹏

责任校对 张艳萍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351千字

纸书定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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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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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图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第一章 拜谒

第一节 “崇饰纸笔以希称誉”——行卷与投贽

第二节 “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干谒与谒禁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走访

第一节 “竹门容大马，金络照诸邻”——京城社会的融入

第二节 “望君频访我，不必待书招”——休闲与文学空间

第三节 “高会良难得，危言岂易行”——士人走访与党争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宴饮

第一节 “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公共空间的宴饮

第二节 “华堂高宴卜良宵，宾客当筵半珥貂”——士人宅第的宴饮

本章小结

第四章 雅集

第一节 “四方宾客坐华堂”——戚里之家的奢华

第二节 “观书已毕复观画”——书香门第的清雅

第三节 “冠盖城南忆高会”——功臣之后的余晖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送别

第一节 “祖离道旧之情备之矣”——日常性私人送别

第二节 “荣动中外，光震都国”——群体性公共送别

本章小结

结语

一 朝堂内外与士人活动

二 士人交游与都市空间

三 都市生活与社会融入

附录：北宋东京宅园位置考

参考文献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云：

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1]

这段话颇有层次地描绘了地方士人初到京城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于帝都气象的最直观印象是“天子宫阙之壮”、“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这些景观是地方州县所无法比拟的。随后拜会文坛领袖欧阳修，结识其众门生，切身感受到名公巨卿、贤士大夫们的雍容气度及其蕴藉的人文氛围。一座城市，不仅包括各种凝固的建筑，更离不开其中活动的人群。人际交往不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生存需要，也是城市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鉴于士人群体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丰富的相关史料，本书选择士人的交游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士人”、“士大夫”等概念有过许多讨论，对此笔者不拟过多涉及。一般来说，士人是指古代社会的“书生”或“读书人”。在本书的特定背景下，我们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与文化背景、参加过科举考试（“业进士”、“举进士”）或曾出仕做官（特别是文官）的这批人物皆归为士人。[2]士大夫基本涵括士人的以上特征，但强调的是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级，其基本要点是作为知识载体的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是士人和官僚相结合的产物。[3]

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士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赵宋朝廷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其权力结构是以广大的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4]可以说，宋代为士人的主体意识高度觉醒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相当发达的时代，士人的活动无疑构成宋代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5]

学界以往对于士人社会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他们在朝堂之内的重大政治行为，毕竟这些内容会直接影响到朝政大纲、时代走势。一个时代的氛围之造就，虽然无法脱离朝堂这一核心，但东京士人的活动性质及整体社会气氛，则更多取决于朝堂之外的诸多因素，比如家世背景、文化教育、仕宦阅历以及情趣抱负，等等。士人的完整生存状态并不仅限于朝堂之内，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活动内容更为丰富。交游即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

学界以往在讨论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时，也曾注意到人际关系的因素对于朝堂事务的影响。不过，其研究依然是立足于朝堂之内，所关注的多是重大事件中所凸显的人际关系的客观结果，而对于此前这些关系如何生成的过程还少有研究。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所指出，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漏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6]。还有学者指出，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处于长时段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似乎完全被忽略了。[7]

近年来，有学者倡导历史研究的方式由过去的“事件史”转向“事件路径”，将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将事件定位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点。[8]实际上，历史乃绵延、持续的过程，重大事件并非历史的全部，其爆发往往是众多细小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得以促成。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其背后往往伴生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各种社会关系从生成、维系到发挥作用，正是通过看似平淡琐细的日常交游得以实现。

本书所讨论的“交游”即为一种广义上的人际关系之互动。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士人，他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士人社会的发展，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不断生成、积累与丰富的过程。士人的交游对象包括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但本书主要着眼于士人与士人之间的交游，这其中既包括朋友之间的游从，亦包括与权贵的交结。学界以往对于宋代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关系多有考证和梳理，本书虽然也会对相关人物的交游关系进行考察，但并非着力于这些关系的全面考订，而主要关注的是具体时空内的士人活动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以及都市空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9]与乡土社会有所不同，京城社会所活动的士人大部分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地域和出身背景。他们在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实现着彼此的身份认同。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10]士人的交游空间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基于特定的机缘，这些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共同烘托、营造出当时士人社会的多彩氛围。

具体来说，本书主要关注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背景因素有着怎样的互动？

第二是士人的各种交游活动与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第三是地方士人如何通过各种交游活动去融入京城社会？

总之，本书立足于朝堂之外，考察士人群体在东京开封的日常交游活动，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政治、制度、文化等历史背景，探讨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同时关注士人活动与各种都市空间的互动，试图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相关问题，以期对当时京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基于本书所讨论的对象，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北宋士人交游与北宋东京这两个方面。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提供各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同样构成本课题的学术史背景。

一 北宋士人交游的研究

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代表性的论文当属邓广铭先生早年的《辛稼轩交游考》。[11]此后，这类以某个士人为中心的交游考述性文章，数量相当可观，一些重要人物的交游都有涉及。还有一些成果是着眼于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对相关人物的交游状况也有论述，代表性的如王水照先生对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和苏门群体的研究。[12]

20世纪末，学界在研究宋代家族史的同时，也关注到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问题。[13]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指出：“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之研究亦有丰硕的成果，选题则大多集中于政治制度、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方面。相对而言，对于宋代士人之间以及士人家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一环。”[14]《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和《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这两篇论文，即从这一研究视角入手，对宋代地方士人家族的交游研究进行有益尝试，开辟了宋代士人及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堪称研究地方士人及士人家族之间社会关系的力作。[15]再如黄宽重先生对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邹重华先生对宋代四川地区士人的学术交游圈进行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6]综括来看，目前的成果大都集中于地方性士人家族，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相互呼应，而以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东京作为活动背景来论述的还不多。

关于士人群体的集体活动，学界从诗社、文会、集会、雅集、宴饮等角度做过一系列研究[17]，也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因而颇有参考价值。关于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礼节、风俗等的论著也构成了士人交游的研究基础。[18]

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对于士人交游也有涉及。比如，刘子健先生在回应、补充宫崎市定先生对于宋代士风的看法时，讨论庆历变法引起政潮时士大夫间的交游和摩擦、明争之外的暗斗。[19]何冠环、罗家祥、沈松勤、萧庆伟以及余英时等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北宋党争进行过讨论。[20]平田茂树先生指出，以“同”为核心的同乡、同年等关系网络构成宋代朋党形成的契机。[21]士人的某些交游活动还受到朝廷的限制，关于官员的谒禁制度也有一些研究。[22]这些成果在不同的层面上涉及士人交游的问题，对本书的研究多有助益。可以说，北宋的党争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立足于朝堂来讨论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其所注意到的也多是重大政治事件中凸显的人际关系的结果。本书则变换研究的视角，立足于朝堂之外来考察士人交游在政治风云变幻下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

北宋士人一般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东京开封又是北宋科举考试的考场所在地，因而科举制度与本书关系非常密切，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可参见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23]具体而言，祝尚书先生讨论科举制度下的宋代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比如进士行卷与文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以及“科名前定”的社会心态等等。[24]山口智哉先生认为同年关系通过《同年小录》这一载体得以强化，并对日后的官场关系网产生影响。[25]宋代进士及第者虽然较唐代大为增多，但比例依然不高，更多的士子徘徊于举子的阶段。[26]王鹏先生对宋代落第士人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进行了探讨。[27]黄云鹤先生探讨唐宋落第士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指出宋朝落第士人中，还想继续科举者不再像唐代那样去结交上层官宦，而将社交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名人和名师身上。[28]贾志扬、赵冬梅与程民生等先生先后论及宋代开封解额较其他地方为多，籍贯开封的进士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29]。

学界在研究宋代城市文化时，对于士大夫群体也有涉及。包伟民先生认为，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30]

关于两宋的社会转型，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l）等学者提出北宋“士的中央取向”与南宋“士的地方化”等论断。[31]对于“士的地方化”，包伟民先生提出颇有说服力的质疑[32]；而对于北宋士人的“中央取向”，学界则基本达成共识。但实际上，与此相关的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具体考察。诸如在这种“中央取向”的主导下，北宋的地方士人进入东京以后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如何融入京城社会？他们的活动与都市空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这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除了宋代之外，其他断代对于士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刘增贵先生对汉魏士人同乡关系的考论，贾晋华先生对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体的研究，黄云鹤先生对于唐朝下层士人社会交往特征及其心态的研究，萧启庆先生对于元代士人网络及其形成的研究，徐林先生对于明代中晚期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的研究，等等。[33]这些成果对于研究北宋士人的交游关系都有启发意义。

二 北宋东京的研究

作为都城，东京开封是北宋士人活动的重要舞台。宋代士人不仅“以通经学古为高”，而且“以救时行道为贤”，而东京能够为他们提供经世致用的广阔舞台。被称为“宋学先驱”的胡瑗、孙复、石介，还有李觏都有进京求学、讲学的经历，他们投身于“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的门下，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王安石虽然早在地方为官时即已开始酝酿新学的创立，但直到熙宁八年在东京将《三经新义》颁行于太学，才标志着“荆公新学”的创立完成，并很快被大部分士人接受，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即使其他以地方为活动重心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也多有东京活动的经历。宋代士人的政治与学术追求往往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因而政治中心的东京也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氛。有学者指出，北宋中期在洛阳渐渐形成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重心，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的知识集团，表达着当时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另一种声音。[34]这些士大夫虽然在下野之时闲居洛阳，但并不仅仅满足于思想与学术上的影响力，依然关注着京城的政治风云，一旦东山再起就立刻重返东京。

可以说，东京开封是北宋士人最重要的遇合地。这里会聚的政界要人，往往同时是名宗宿儒；从而也成为士子游学的理想之地。士人们在此追求仕宦梦想的同时，也上下左右交际过从。因而，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于宋代东京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发表论作500余篇，内容涉及东京的建都背景、经济贸易、坊市制度、市政管理、地理环境、园林绿化、人口结构、文化教育、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35]代表性的专著当属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该书史料翔实，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学界关注的诸多问题。[36]

如果说宋代东京城市制度层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话，其物质实体的空间布局迟迟未能揭开神秘的面纱。这一方面与开封建都的历史背景有关，东京城是由地方州城改建而来，自始就没有系统的规划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坊制的崩溃，人们开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称代替坊名来指示地理位置，由此像唐代长安那样明确的坊里界标逐渐模糊。另外，“开封城，城摞城”，北宋东京城遗址淤没于地下十米乃至十余米之深，这增加了考古发掘的难度，也使得宋代东京城的城市空间形态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文本记载来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孔宪易先生对北宋东京城的坊名及其分布的大体方位做有考证。[37]虽然囿于史料记载，有些坊的位置甚至名字还无法确定，但这一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宋东京皇宫、皇城、内城以及外城的考古勘探成果相继公布，东京城的城池沿革、空间布局越来越明朗。[38]刘春迎先生的《北宋东京城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全面介绍近年来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发现，初步研究了相关的一些问题。[39]士人在选择交游空间的地址方位时，会考虑到交游对象、周边氛围等人文环境的因素，因而地理方位上的都市空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由于考古发掘资料的不足，目前学界对于东京厢坊位置的研究把握还很有限；虽然笔者从大量史料中钩稽出一百余位宋人在东京的住址记载，有些仍不易准确落实到东京的地图之上。因此，本书对于住宅、庭园、衙署、寺观、园林、酒肆、茶坊等都市空间的讨论虽然也会力图凿实其确切位置，但更为侧重于这些空间的性质、类型及社会功能。

二十多年前，梅原郁先生的《皇帝·祭祀·国都》从祭祀空间的角度探讨宋代都城的诸多问题，其研究思路至今仍有新意。[40]久保田和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北宋开封的研究，涉及后周、宋初禁军军营对开封都市空间的影响，开封都市构造的特色，开封城内东部、西部的功能分区，首都机能的“圣”、“俗”两个范畴，徽宗朝都城空间的再造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若干问题。[41]平田茂树先生倡导从政治史料的角度来解读宋代的都市空间，通过政治事件中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问题来探讨都城政治空间的“场域”，这一研究思路为宋代都城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42]

东京是北宋的宗教活动中心，研究宋代宗教史的论著对于东京的寺院道观多有涉及。[43]这其中对于佛教寺院相国寺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颇丰。赵雨乐先生指出唐宋相国寺俨然扩展为集合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元素于一身的社区网络，成为信息收集和发布的重要渠道。[44]段玉明先生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唐宋相国寺的情形，探讨在宗教的、世俗的、皇室的多重因素中呈现出的图景。[45]

东京是一座园林式的都市，皇室和私家园林遍布城池内外。周宝珠等学者对东京园林的分布及其特征做过考述。[46]美国学者奚如谷（Stephen H. West）也对东京的皇家园林有过专门探讨。[47]学界以往在研究宋代城市经济时，对于东京的酒肆、茶馆等多有论述。[48]对于士人来说，这些空间也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场所。总的来看，对于东京寺观、园林、酒肆的关注虽然不少，但仍缺乏对士人活动与都市空间互动的研究。关于士大夫的私人园林，近年来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杨晓山先生的专著《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该书从比较文学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园林诗歌的解读，匠心独运地考察了中唐至北宋期间文学传统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49]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都城的空间形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50]。关于宋代东京的城市空间，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以及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等多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51]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空间，关于东京住宅空间的研究还很不够。李瑞、李合群先生虽然对东京的各种空间作了详细的探讨，但对于宅第空间则缺而未论。邓烨先生扼要论述北宋历代赐宅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官员宅第的规模以及普通百姓的住宅等问题，很有启发性；但由于其所依据的资料仅是《宋会要辑稿·方域》上的二十余处赐宅位置，因而其对于某些问题的结论尚待商榷。

当然，对于宋代城市的房地产管理，学术界也有过一些研究成果。梅原郁先生的《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边》论述过有关宋代城市居住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店宅务与楼店务、城内住宅的赁贷、房钱的放免、赁房的契约、赐第，等等。[52]胡建华先生探讨了宋代城市房地产管理、市政建设、住房政策等问题。[53]杨师群先生从东京店宅务入手探讨北宋的官营房地产业。[54]另外，梁庚尧先生的论文《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论述南宋全国各地城市的官户与士人的居住状况，对于北宋东京的研究也颇有启发。[55]

三 其他相关研究

东京可以被看作一个特殊的地域空间，地域社会史方面的丰硕成果也颇有借鉴价值。日本的宋史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地域因素的重要性，斯波义信先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史有过精深研究。[56]日本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更对整个日本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吸收共同体和乡绅论的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主张将群体和地域联系起来，认为通过个体与个体的接触缔结社会关系，进而不断地互动，构成社会关系网络，借由权力、支配、秩序等，将社会凝聚成一个整合组织。[57]近年来，他们更加注重探讨宗教、思想、生活、日常伦理、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地域社会的作用。[58]

美国学者对区域性士人社会的研究也有代表性的成果，诸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先生对宋代社会精英（主要即指士大夫官僚）演变的研究[59]，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先生对宋代明州史氏家族、韩明士（Robert Hymes）先生对宋元时期的抚州士人家族分别进行的探讨[60]，柏文莉（Beverly J. Bossler）、包弼德（Peter K. Boll）先生对于婺州士人的研究[61]，等等。

近年来，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对于士人活动也有涉及。荣新江先生倡导的“长安学”的研究思路以及《唐研究》第九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专号的一系列成果，对本书的选题启发尤多[62]。甘怀真先生从人际结合关系与人的生活形态的发展切入，指出从汉代以至唐代，京城士大夫社会得以形成与发展，对于整个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加深；重点探讨京城社会如何成为士大夫人际结合与社交活动的场所与媒介，以及这些活动对于士大夫礼仪的影响。[63]魏景波先生则对唐代长安与文人及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64]王鸿泰先生研究明清城市中的酒楼茶馆以及其中的士人交游。[65]赵世瑜和周尚意先生考察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别是对于居住模式、居住空间以及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问题的探讨颇有新意。[66]王笛先生则研究1870—1930年间成都的街头文化、街头政治以及街头这一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67]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68]，也属于这方面的探讨。再如，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对于汉口的研究，在分析商业行会的发展时，强调指出同乡关系在移民城市的重要作用。[69]所有这些成果虽然不是关于宋代，但对于本书的研究都富有启迪意义。

一些人类学的论著对本书的思路也颇有启发。比如，张继焦先生的《城市的适应》认为，迁移到城市的就业者和创业者并不是孤立地在大都市中生活，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进而探讨他们如何在大都市中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社会资本又如何影响他们自身的适应方式。[70]

总之，关于宋代的士人社会、东京城市的研究都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其他相关的研究对本书思路的展开也多有启发；所有这些都构成本书的学术史背景。但是，目前学界还鲜有将宋代的士人活动与东京的都市空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正是本书要致力于开拓的一个方向。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中国历史写作素有叙事的传统，只是19世纪末受到西方史学注重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行文中逐渐放弃叙事，而采用分析的方式来组织写作。近三十多年来，新文化史学所倡导的“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是对叙事传统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分析，而是把人物置于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一个中心，对与之关联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尤其关注在共同机制下，对不同的事件和人物造成的千丝万缕的差异性。新文化史学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再是重要事件，而是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日常生活。[71]本书对于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研究，虽也涉及名公巨卿、达官显贵，但研究角度则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生活内容。

与朝堂之内相比，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则辐射、弥漫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往对于士人的研究，所注意到的多为公共空间的活动；实际上，士人的交游更多则是发生于住宅、庭园这一类私人空间。这类活动由于带有近密、私密或亲密的性质，不容易留下公开的痕迹，也不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这些活动的考察，因为其兼备公共与近密二重性，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于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认知。我们看到的材料，有些是出于怀念追忆，有些是当时活动的直接记录，而有些则是参与者不愿意留下文本记载的私密事由，现在也只能根据不完备的材料做简单的叙述与推测。尽管住宅与庭园都为私人空间，但二者亦有不同之处。住宅的建筑比较封闭，其中的活动内容也更为私密或亲密；而庭园空间则相对开阔，更适于群体性的活动，其中的交游内容也较为丰富多彩。因此，本书所讨论的东京士人的交游，在篇幅上是以住宅与庭园为主体，兼及衙署、寺观与园林以及酒肆与茶坊等都市空间。

北宋一代活动于东京的士人不计其数，本书不可能论及所有这些士人的交游，而主要是基于现存史料，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活动场景，试图透过个案来综观整体。[72]本书所论及的士人大都是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活跃人物，现存资料也比较丰富；其家世背景、身份地位等情况能够代表不同阶层或者类型的士人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互补性，能够体现东京士人交游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有很多种，从时序上来说，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这五种活动概括了大部分士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重要生活内容。本书的章节结构是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来安排，选择北宋士人在东京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五种交游活动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章主要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拜谒活动。北宋士人的拜谒活动明显受到科举及荐举等制度的影响。宋初，举子为了进士及第而向知举官等人行卷。士子向名宗宿儒投贽拜谒，以求师问学或博得延誉。中下层官员为了转官、升迁而奔走权贵之门。经由这三种拜谒活动分别生成三种门生关系：座主门生、师生关系以及举主门生关系。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出士人积极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经由拜谒建立起的门生关系，成为日后发展中的重要人脉，也是下层士人向上流动之重要一途。

第二章通过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走访活动，藉以管窥北宋东京士人在京城的社会融入、休闲生活及其与党派斗争的互动等问题。首先是通过考察分析梅尧臣历次在京期间与友人的走访等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轨迹。其次是从休闲活动的视角考察士人的走访现象，并讨论北宋士人走访所带有的文学气息。最后选择嘉祐四友与苏轼诸友这两个例子，讨论士人走访与党争的微妙关系和多样面貌。与地方社会相比，东京士人的交际生活更容易受到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的冲击，并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既有至交密友的分道扬镳，亦有压力之下的不离不弃。

第三章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宴饮活动。本章重点考察士人群体在寺观、园林、馆阁、衙署、酒肆、茶馆等公共空间与私人住宅内的宴饮。不同空间中的宴饮，不仅参与者的身份不同，而且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有异，既能够反映出层次各异的士人生活，也能折射出城市社会的多彩面相。本章通过对各种宴饮的考察，希望能够呈现北宋士人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若干侧面，探讨士大夫的享乐意识等问题，旨在揭示他们在朝堂之外的多重形象。

第四章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雅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雅集也是一个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隆的写照。能够承办这样的雅集，往往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或物质条件，比如相当规格的活动空间，一定档次的书画、碑帖、金石等藏品，等等。此外，还需要在士人交游圈有较强的文化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对于士人而言，能够参与高规格的雅集，也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本章选择戚里之家、书香门第和功臣之后这三种类型的私人宅第，考察其中的雅集活动，藉以呈现北宋东京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变迁。

第五章主要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送别活动。具体来说，由于离京者的身份、地位等情形各异，送别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也不尽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本章主要分为日常性的私人送别和群体性的公共送别两大类，其中私人送别又分为举子返乡和游宦外任两种情形，公共送别又分为三种情形：一是馆阁学士离京时同舍为其举行的饯别活动；二是朝中重臣或宠臣离京时，皇帝召集众臣为其举行的宴饯；三是名公巨卿离京时，太学生等晚生后辈为其举行的送别活动。本章的讨论重点关注当事人的身份、送别活动的空间等因素，旨在探讨士人社会的送别习俗与朝廷礼仪、科举任官制度以及都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士人的交游贯穿于在京生活的各个阶段，弥散于朝堂之外的广阔空间。拜谒是士人初到京城，或者进入仕途之初这一阶段的重要交际活动，意在结识京城的名公巨卿，建构社交网络。走访、宴饮、雅集则是士人在京期间最常见的三种交游形式。其中的走访，最为随意、简便、易行，侧重于亲密友人之间的往来互动、感情沟通。相对于走访而言，雅集是层次更高、更为正式的社交现象，也是士人群体特有的交游活动。宴饮是日常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交游内容，往往与走访、雅集互有交叠，但重在物质方面的口腹之欲，虽然也有精神方面的酬唱以附庸风雅，在活动空间上也不拘泥于私人的宅园。送别则是士人离京之时的重要交游活动，这既反映了京城士人的流动性特征，也折射出京城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可以说，由拜谒到走访、雅集、宴乐，再到送别，这几种交游方式大致勾勒了士人在京城生活的基本历程：由初到京城，进而逐步融入士人社会，最后离开京城。

总之，本书立足于朝堂之外，以北宋东京的具体时空为依托，择取几种代表性的士人交游活动，展现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的交游场景，考察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特定的社会氛围，关注朝廷制度和社会习俗对于士人行为的影响，探讨士人群体在京城的生存状态等相关问题。

[1] 《苏辙集·栾城集》卷22《上枢密韩太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2] 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3]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4] 参见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4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46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近年来，关于士大夫是否为“精英”存在一些争议，可参见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本书认为，士大夫之所以被视为“社会精英”或“知识精英”，主要是缘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和政治上的影响。他们经过科举考试的历练，在知识或文化上拥有超出普通民众的优势，既是知识的传播者、传承者，也是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创造者。北宋士大夫更是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他们通过参与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在不同程度或层面上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甚至左右朝廷的政局走势，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但是，作为知识或政治精英的士大夫并不一定是道德的楷模或正义的化身，他们身上存在着功利、享乐等人性的弱点。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汲汲于富贵，追逐着科举与仕宦的梦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追求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像范仲淹、王安石这样在道德和节操上也堪称“精英”的理想化的士大夫可谓凤毛麟角。

[6]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

[7]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45页。

[8]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144—153＋192页。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后一种的典范之作比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9]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10] 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1] 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1期，1944年10月；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557页。

[12]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原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后收入《王水照自选集》，第131—152页；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2004年；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13] 关于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可参见郭恩秀《八〇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16卷第1期，2005年3月，第125—158页。

[14] 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15] 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81—109页；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486页。

[16] 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1999年，第627—669页；邹重华：《士人学术交游圈：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另类视角（以宋代四川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后收入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56页。

[17]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代的怡老诗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史江：《宋代会社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18]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八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197—222页。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29页；方健：《宋代的相见、待客与交游风俗》，《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123—128页。

[19] 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03—116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风》，《史学杂志》，1953年，第62编，2号，第46—67页。

[20] 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1] 平田茂树：《宋代朋党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3—46页。

[22] 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

[23] 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42—155页。

[24]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383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8—383页。

[25] 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年。

[26] 李弘祺：《宋代的举人》，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版，第297—312页。该文所称的举人与举子意思大同小异。

[27] 王鹏：《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8] 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赵冬梅：《北宋科举解额初探》，《北大史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35页；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第108—113页。

[30] 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95—107页。

[31] Robert M.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1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82），pp365—442. Robert H.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eter K. Bol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1，no.1，2001，pp37—76；“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A Case Study，”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41—283. 鲁西奇：《“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第19—26页。

[32] 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3—672页。

[33] 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原载《大陆杂志》第84卷第1期及第2期，1992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59页；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云鹤：《唐朝下层士人社会交往特征及其心态》，《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第101—105页；萧启庆：《元季色目士人的社会网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1993年，第125—128页；《元代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3月，第165—190页；《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中研院学术咨询总会通讯》第8卷第2期，1999年，第66—73页；《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9—141页；徐林：《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第70—73页；《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第34—37页；《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第152—156页。

[34]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4—37页。

[35] 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概况，参见梁建国《日本学者关于宋代东京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第22—26页。

[36]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7] 孔宪易：《关于绘制北宋东京城池图的商榷》，《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55—58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69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第二部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78页。

[38] 田凯：《北宋开封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第41—43页；孙新民：《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第93—98页；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宫二城考略》，《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第73—74＋83页；陈朝云：《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兼与孔庆赞先生商榷》，《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第112—116页；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吴岚：《关于北宋东京外城城垣及里城、宫城的城壕问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5—128页；张劲：《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第87—94页；李合群：《“宋东京无宫城”及“皇城七里”说质疑》，《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第122—124页；《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第87—92页。

[39] 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0] [日]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の都市：续都市社会史》，米乃路瓦書房1986年版。

[41] [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2] [日]平田茂樹：《政治史料から読み解く宋代の都市空间》，《ァヅァ遊学》第78号（特集《中国都市の時空世界》），第85—103页。

[43]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3—569页，对佛教、道教、祆教和一赐乐业教在京师的活动和建筑作了考证。另外一些研究佛教史、道教史以及寺院经济史的专著也有涉及，比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艺文图书1989年；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44] 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6页；赵雨乐：《从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时期的相国寺》，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24页。

[45] 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段玉明：《从空间到寺院——以开封相国寺的兴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28—37页；《论北宋皇室在相国寺中的活动——兼论佛教的“中国化”》，《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49—55页。

[46] 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的考察》，《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558—578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86页；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张婉真：《北宋园林与文人生活——有关中国文化传递的思考》，《历史博物馆学报》1999年第12期，第133—152页；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

[47] Stephen H.West，“Spectacle，Ritual，and Social Ralations：The Son of 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ong”，Baroque Garden Cultures：Emulation，Sublimation，Subversion，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cy and Collection，Washingtong，D.C.pp.291—321.

[48] 杨永兵：《试论宋代茶馆的功能》，《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第181—184＋198页；徐轲：《宋代茶馆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9] [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0] 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6—125页；《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5—84页；《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第71—79页。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42页。

[51] 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2] 梅原郁：《宋代都市の房僦とその周辺》，《布目潮沨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1990年版。

[53] 胡建华：《宋代城市房地产管理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4—25页；《宋代城市市政建设刍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42—146页；《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第24—29页。

[54] 杨师群：《东京店宅务：北宋官营房地产业》，《史林》1991年第1期，第19—25页。

[55] 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原载《新史学》1卷2期，1990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47页。

[56] 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7] 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新书序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包弼德在《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为例（1480—1758）》一文中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地方自觉的复兴，身份认同与日本学者对共同意识的强调有相通之处，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86页。

[58] 宋史研究会编：《相互性と日常空间——“地域”という起点から——》，《宋代人の认识——相互性と日常空间——》（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7集），汲古書院2001年版，第1—26页。

[59] Robert M.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1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82），pp.365—442.

[60]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戴氏的论文见本书62—94页。戴氏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就是围绕明州史氏进行研究，Richard L. Davis，“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960—1279：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 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61] Beverly J. 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eter K. Bol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1，no.1，2001，pp37—76；“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A Case Study，”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and Richard von Glah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41—283.

[62]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3] 甘怀真：《唐代京城社会与士大夫礼仪之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

[64] 魏景波：《唐代长安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65] 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原载《新史学》11卷3期，2000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80页；《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31页。

[66] 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第112—119页。

[67] 王笛著、李德英等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8]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等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7年版。

[69] 罗威廉著、江溶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0] 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1] 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72]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8—167页。

第一章 拜谒

为了实现科举与仕途的理想，士人付出各种艰辛的努力，反映到交游上，积极拜谒名公巨卿即为重要形式之一。以往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多从属于人物或家族个案的范畴，而对于士人的拜谒活动，尚未有专门的探讨。

拜谒这一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比较常见，但在北宋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特殊情形。诸如当时的科举、荐举等制度的规定与变迁，无不构成士人拜谒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对士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对于相关的制度，学界有过不少精深的研究，本章不拟过多阐释，而是将这些制度作为背景，藉以深入探讨士人的拜谒活动。

地方社会也有这类活动，但都城东京的士人最为集中，拜谒活动也更为活跃。以东京为例来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东京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城池的坚固、宫阙的壮丽，更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所凝聚、伴生的优势资源。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东京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士人，他们有着情形各异的出身、经历等社会背景。缘于科举考试，举子在进京之后向知举官等相关人员行卷。东京荟萃着名宗宿儒，不少地方士子为了拜谒名师、问道求学，不辞劳苦远道京城。这里也聚居着高官显宦，一些中下级官员为求得举状，前往他们宅中干谒。这些都是东京有别于地方、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

从拜谒活动的动机来看，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曾一语道破士人游谒于权贵之门的各种动机：

觏伏以新进俗儒，乐游贵富之门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饰纸笔以希称誉，或邀结势援以干荐举，或丐禄粟之余以免困饿，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1]

李觏这个概括可谓言简意赅，其中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和“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两种情形最能体现士人群体的特征，本章即着重对此予以探讨。具体而言，又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宋初的举子为了进士及第而向知举官等人行卷；士子向名宗宿儒投贽拜谒，以求师问学或博得延誉；中下层官员为了转官、升迁而奔走权贵之门。以这些拜谒为机缘，分别生成了三种门生关系：知举官与及第进士之间的座主门生、学问师承上的恩师门生以及荐举中的举主门生。

本章虽然论及各类士人群体，既有尚未入仕的举子，又包括全体文官；但并非全面讨论士人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是集中讨论士人的几种拜谒活动。透过“拜谒”这一视角，既关联到以各种门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又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世态人情等诸多层面，有助于我们更为立体、深刻地洞察北宋东京士人社会的某些现象。

第一节 “崇饰纸笔以希称誉”——行卷与投贽

士人背井离乡来到东京，大都怀着登科及第、扬名士林、步入宦途的目标。除了刻苦攻读、备考科举，科场之外的交游也有助于这一梦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宋初，进士行卷乃科举考试中约定成俗的程序。向名公巨卿投贽拜谒，博得延誉是扬名立身的途径之一。士人通过投贽拜谒主动建构着血缘、地缘之外的学统关系，这其中既有基于科举的座主门生关系，又有基于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以下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一 进士行卷，以求知己

所谓“行卷”，又叫贽文、投献、投卷等，即举子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又称“求知己”），从而提高自己的誉望，以求顺利登科。关于行卷这一问题，唐史学界多有研究，诸如行卷的时间和过程[2]、行卷与文学创作的关系[3]、行卷对士风的影响[4]，以及行卷与社会流动的关系[5]，等等。唐代的行卷之风延续到北宋初期，高津孝先生认为，行卷附随于科举，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场”。[6]祝尚书先生对宋初的一些行卷个案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行卷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行卷止息的原因。[7]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从行卷活动双方的互动行为入手，探讨座主与门生关系的生成及其在宋初社会的影响。

在宋初，行卷乃正常而公开的行为；因而，有关当时的行卷情形，在当事人所作的书信，亲友为其所作的序、行状，乃至于正史的传记等文献中多有透露，其措辞并不讳饰，有的还似有夸耀之意。这些资料也为我们深入探讨行卷现象提供了可能。

宋初因袭唐、五代，科举录取不单单依凭卷面成绩，而兼“采誉望”，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人情因素。在录取名额有限的科举考试中，有一些应试者采取了行卷活动，其他人若是按兵不动，心里难免会惴惴不安，唯恐会被淘汰出局。柳开在《上主司李学士书》中说道：“自去年秋应举在京师间，士大夫或以恶文见誉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间，不复列于此书者，以开所纳文中，有《东郊野夫》及《补亡先生》二传，可以观而审之。”[8]这段话生动地表露出举子行卷时的心理。由于私人关系的介入，资质平庸者“以恶文见誉者多矣”，相应地，那些有真才实学者就处于竞争的不利位置，也只能被迫行卷，随波逐流。

科举录取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性，这也使得蹭蹬于科场的举子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灼。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同时向数位名公巨卿行卷。北宋散文家柳开参加开宝五年（972）省试前，曾向李昉投卷，但不幸再次落榜。而且，在太祖的复试中仍然未被录取。所幸的是，柳开曾经行卷过的卢多逊上言太祖，称誉柳开是“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较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9]从现存文献来看，除了李昉和卢多逊之外[10]，柳开在进京之后至少还向梁周翰、杨昭俭等人行卷。开宝五年，柳开在《答梁拾遗改名书》中写道：“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11]这一席话更是毫不掩饰其行卷目的。张景《柳开行状》则曰：“及游场屋，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余矣。’崖相卢公（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12]

贽文如若获得名公巨卿特别是主考官的赞誉，对科举及第有着积极意义。士子行卷的对象大都为学问渊博的社会贤达，而省试之前的行卷对象则更为集中和特殊，大都是身在京城的名宗宿儒，特别是可能知贡举的主考官。文学家徐铉即是宋初进士行卷的热门人选之一。徐铉少年时，文章即“与韩熙载齐名”，时称“韩、徐”。[13]“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14]，“居五龙堂侧”。[15]“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16]，举子进京，多有贽文投献于铉。徐铉在《进士廖生集序》里提道：“端拱改元岁，春官他职，俊造毕集。有廖生者，惠然及门，以文十五轴为贽。”[17]就在同一年，杭州人卢稹游京师，向徐铉行卷，铉“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卢稹果登进士第。[18]

说到徐铉，不能不提及李昉。太平兴国初，徐铉直学士院，李昉直翰林院，二人并为台阁文魁，而李昉的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徐铉。他在入宋之后长期担当王朝重任，政为宰辅，文为魁首，是宋初第一位文坛宗主，特别是又曾两知贡举；因而前来李昉宅中投卷的士子自然是络绎不绝。李昉对于青年才俊即不吝延誉，多有奖掖。比如张去华，“建隆初，始携文游京师，大为李昉所称”。次年，遂举进士甲科。[19]郑文宝，早年“补广文馆生，深为李昉所知”，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20]钱熙，“雍熙初，携文谒宰相李昉，昉深加赏重，为延誉于朝，令子宗谔与之游。明年，登甲科”。[21]

知举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要面临着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漩涡。李昉尽管谨慎小心，有时也难免有所疏失。李昉在开宝五年知贡举时，其“乡人武济川预选”。可是，济川接着在殿上“奏对失次”[22]，又适逢徐士廉等“诉昉用情，取舍非当”，李昉由此贬官太常少卿。[23]在徐士廉、卢多逊等人的证词之下，未见李昉有任何申辩的迹象，看来他很可能的确与这个同乡有所过从。在纳卷之风盛行的宋初，武济川进京赶考时，自然会想到知贡举的同乡李昉。史载，李昉“多召故人亲友宴乐”于宅中[24]，可见其好交游、重交情。说到李昉与故乡的情谊，正史中还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当年李昉随从太宗攻太原，到了李昉的故里，太宗赐羊酒，“俾召公侯相与宴饮尽欢，里中父老及尝与游从者咸预焉。七日而罢，人以为荣”。[25]身在朝中做官的士大夫与其故乡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李昉在权知贡举时，难免会念及同乡之情，很可能对这个小老乡网开一面。透过当事者的双方关系、行为特征以及事件的结果，特别是宋初依然盛行“纳卷”的历史背景，很容易联想到武济川前往李昉宅第拜谒、纳卷的情形。

总之，宋初的进士行卷对于科举录取确实有其作用，举子行卷蔚然成风；为了增大及第的概率，一个举子甚至同时向多人行卷。

鉴于行卷这一活动所涉及的人群比较特殊，参与双方的互动过程值得深入探讨。一方是功成名就、享有盛誉，有着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名公巨卿，一方可能是未来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虽然在行卷之时，双方还地位悬殊，且大都素昧平生，但二者分别肩负着当下和未来的历史重任，而行卷这一活动正为双方搭建着沟通与传承的桥梁。

在举子的眼中，对方才学冠盖当世，又德高望众，堪称偶像。举子在谒见“先达”之时，礼节甚恭，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渑水燕谈录》载：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牋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26]

其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有四道：“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在这恭谨的礼节背后既显示出举子对先达的崇敬，也流露出举子对博取延誉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惴惴不安。经过这几番郑重有礼的拜谒，举子给先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双方也由萍水相逢而逐渐熟识。“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27]进士行卷的动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谋求权威人士的知遇。对先达而言，能够获得后生晚辈毕恭毕敬的尊崇，内心自然有莫大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因而，如若该生果有真才实学，可能就会不吝延誉。

鉴于交游双方辈分和地位的落差，在行卷和延誉这种双向的沟通互动中，隐含着士人交游中的代际传承。比如，冯拯少“以书生谒赵普，普奇其状，曰：‘子富贵寿考，宜不下我。’”[28]太平兴国三年，果进士及第，仁宗朝官至宰相。后薛奎携贽文谒见冯拯，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晩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29]薛奎至淳化三年（992）进士及第，仁宗朝擢参知政事。《石林燕语》又载：

初，文正（王曾）携行卷见薛简肃公（薛奎），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羮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30]

咸平年间（998—1003），王曾“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3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普—冯拯—薛奎—王曾”这样迭次相承的传续关系，而这些关系无一不是经由拜谒缔结而成。

类似的例子再如宋白与王禹偁，王禹偁与孙何、丁谓、高弁、钱易，等等。太平兴国四年春，王禹偁“囊琴笈文，来诣辇毂，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32]这次行卷的对象宋拾遗即宋白，他曾在太平兴国五年权同知贡举，太平兴国八年权知贡举。[33]王禹偁于太平兴国八年以省试第一人及第，其诗文独步于宋初文坛，寇凖称其“文章冠天下”[34]，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5]其后王禹偁累迁翰林学士，“入西掖掌诰”。因此，向他行卷的举子也特别多，“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36]《宋史》载，高弁“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37]在众多向王禹偁行卷的门生中，最有名的当数孙何与丁谓。孙何文章得到王禹偁“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的赞誉，遂“声于同列间”，名声大噪，“由是两制间咸愿识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贾公尤加叹服”。[38]京城士人争相与之结识，这就意味着打开了京城交游圈的大门。丁谓于淳化二年春进京，也曾贽谒王禹偁，告归日，禹偁作《送丁谓序》以赠之，称其文与孙何“比之韩柳”，名遂大振。[39]此外，王禹偁在《送江翊黄序》中还提及他在做翰林学士时，“进士钱易数以文相售”。[40]

文坛领袖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团聚着一大批知识精英，形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或文学的同盟。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每一个体自身的努力修为之外，还有赖于各个方面的有效互动。一方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领袖人物以其公认的才学造诣、人品德识以及政治社会地位等等，拥有文化评价的话语权，受到众多士人的拥戴。随之而来，后生晚辈向其行卷，以期获得权威性的赞誉。另一方面，领袖人物在接受贽文后，要以独具的慧眼发现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进行延誉；而得到延誉者怀着感恩之心，以门生的身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座主的周围。之后，这些众多的门生又历经大浪淘沙，涌现出新一代的领袖。如此类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伴随着这样的学统传递，环环相扣地衍生出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关系。

举子行卷的最根本目的即登科及第，如果有幸如愿，及第进士遂与知举官以“门生座主”相称。这一人际关系在唐、五代以至宋初，对士人社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科场所谓的“传衣钵”之说，即体现出知举官对座主门生这一关系的看重。《渑水燕谈录》载：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917）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933）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41]

知举官能够通过调整举子及第的名次来表露自己对于某一得意门生的赏识，这也透露出当时知举官在科场录取上的较大自主权，知举官与及第者之间也相应有着私人的恩情。范质于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入宋后官至宰相，卒于乾德二年（964），他的主要活动时段在五代至宋初。对于和凝与范质之间的“传衣钵”之举，“缙绅以为美谈”[42]，这说明当时乃至宋初相当一段时期，座主门生之间的这种私人恩情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士人圈内受到歆羡。

对于皇帝来说，座主门生关系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自唐以来，这种关系每每成为官场结成派系的纽带。正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最害怕的，是在朝的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以致成为中央集团的一个分割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在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43]为此，宋太祖早在开国之初的建隆三年（962）九月即曾下诏说：“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44]开宝六年又开创殿试制度，及第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

但是，这些硬性措施并不能根除座主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个中原因当与宋初行卷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既然行卷现象存在，考前的人际关系的运作势必会影响到录取的结果。知举官在取舍之时，难免会顾及私人的恩情。即使及第进士确有才学，知举官未曾徇私，被拔擢的进士因为承蒙赏识，至少也会心怀知遇之恩。这一私人关系难免会成为日后仕途上的重要纽带，对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雍熙年间（984—987），赵昌言与一些人公然结党，其中除了赵昌言的同年胡旦、董俨、陈象舆等人之外，另一重要成员即赵昌言的门生梁颢。梁颢不仅是赵昌言雍熙二年（985）知贡举时拔擢的状元，而且是昌言在大名时的幕僚。雍熙四年这些人齐聚东京，常常在赵昌言家作长夜之饮，而且不避人耳目，故京师有“陈三更，董半夜”的说法。[45]他们彼此互为奥援，在政治上结为同盟，在端拱年间（988—989）与以赵普为首的旧功臣元老势力展开斗争。[46]在行卷盛行的背景下被录取的及第进士，自然与知举官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这无疑会给皇权造成一种潜在威胁。

此外，行卷也会造成取人不公的现象，士人社会对此多有不满，这也是导致行卷被废的原因之一。宋白于太平兴国五年、八年和端拱元年，三知贡举，“颇致讥议”。端拱元年，宋白“所取二十八人，罢退既众，群议嚣然。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复试，连放马国祥、叶齐等八百余人焉”。至于宋白如何徇私，也有具体的案例。据说，宋白“尝过何承矩家，方陈倡优饮宴。有进士赵庆者，素无行检，游承矩之门，因潜出拜白，求为荐名。及掌贡部，庆遂获荐，人多指以为辞。又女弟适王沔，淳化二年，沔罢参知政事。时寇凖方诋讦求进，故沔被出，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得涂金器尔”。[47]虽然宋白纳贿的具体情节不足以取证，但这在士人社会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知举官的徇私舞弊所造成的录取不公，不仅引起士人社会的愤慨和动荡，也得到朝廷的关注和重视。苏易简之父苏协举后蜀进士，知举官为王孚。雍熙二年，王孚之子王千里在京应举。而这年的知举官正是苏易简，千里因此“预荐”。太宗知道后，易简坐罪“罢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48]此案之所以受到太宗的重视，既是为了整肃科场，更重要的还是对座主门生关系的警惕和防范。

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此后，纳公卷的现象终于退出历史舞台。[49]

其实，在封弥、誊录法实施之后，主考官的私情也很难在录取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皇祐年间（1049—1055），郑獬“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出言不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50]在制度保障和“朝典”震慑之下，知举官的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杜绝，通过考前行卷建立私人关系并不能增加录取的概率。

宋廷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已使录取标准由唐五代的“采誉望”变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51]举子们对此洞若观火，也就放弃了行卷活动，转而刻苦攻读以提高卷面成绩。嘉祐元年（1056）五月，苏洵携其二子轼、辙进京赶考。在长达数月的温习备考中，苏轼兄弟并没像宋初的举子那样采取行卷活动。由此可以明显地意识到朝廷的政策与制度对于士人行为的直接影响和诱导。可以说，士人社会良好风气的树立，最根本的还是有赖于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知举官在知贡举时非常谨慎，非但不敢徇私，而且还要避嫌。嘉祐二年正月，省试终于正式开考，知举官正是欧阳修，梅尧臣参与阅卷工作。一篇文风明白晓畅、轻快通达的考卷让梅尧臣眼前一亮，遂大加推许，要求欧阳修录为第一。欧阳修看后也惊喜叹赏，但由于试卷经过了誊录、封弥的处理，深恐此文出自门生曾巩之手，取为第一不免招来闲话，故将此文屈居第二。梅尧臣仍感到不平，但没能打消欧阳修避嫌疑的心思。[52]

宋廷明令禁止及第者与主考官以座主门生相称，乃至殿试制度的实行，都不足以割断座主门生之间的恩情。随着行卷之风的止息，录取程序纯属公事公办，进士及第完全靠的是考场上的卷面成绩，而不再涉及与知举官的私人关系。至此，所谓的座主与门生之间终于失却私人的恩情。

当然，在此之后，知举官与其拔录的进士之间还存在名义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对此双方也乐于认同。庆历二年欧阳修知贡举，王珪进士及第。至嘉祐二年二人一起知贡举，王珪在赠欧阳修的诗中依然自称门生，诗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不过，王珪在应考之时并没有向知举官欧阳修行卷，双方的关系与宋初通过行卷结成的门生座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实质性的座主门生关系已淡出士人社会。在北宋中后期，以至南宋，少有以座主门生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紧密的政治派别或者同盟；当时的文献中虽然也多有“门生”这一称谓，但究其实，并非与知举官对称之“座主门生”，更多的是缘于拜师求学或者荐举任官的“门下士”。

二 投贽拜师，以博延誉

尽管举子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在北宋中后期已不存在，但其他目的的各种行卷并未停止。[53]这些所谓的行卷，不仅在活动目的或动机上与进士行卷有所不同，而且所生成的“门生”关系在内涵上也不同于科举意义上的“座主门生”。由于进士行卷之外的其他投贽拜谒行为在宋初即与进士行卷共存相伴，并且在后者止息之后继续存在；所以，以下讨论的时段为包括宋初在内的整个北宋。

王水照先生对以苏轼为核心的“苏门”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梳理，指出：苏轼和那些苏门核心成员之间的分散的、各自的单线联系，迅速促成成员们之间的结识和交往，好像蜘蛛编网的经纬交织，又像众星拱月而又相互牵引，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结构网络，构成一个具有某种统属关系的人才谱系。[54]“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55]王先生的研究选择了一个典型个案，着眼于“苏门”形成的完整过程。而笔者在此则截取门生关系生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拜谒”，着重讨论博得延誉和拜师求学这两种情形，并进而探讨这种交游所衍生的门生及同门关系。

士人投贽拜谒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为博得延誉。李觏所说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中至少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思。首先，拜谒的对象乃社会名流，有着权威的地位和声望。其次，交游媒介是以“纸笔”为载体的文章诗赋，这即突显出双方的士人身份。再次，交游目的是获得业内权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这属于精神层面的无形回馈，而非政客、商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因此，尽管交游行为的具体情形纷繁多样，“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却为士人群体所特有，最能体现出士人社会的生存状态。再进一步探究，“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又有不同的情形。宋初，由于和科举相伴而生，类似于唐代的行卷和纳卷；但由于科举制度较唐代又有变更，其操作程序、投贽的对象等情形也不尽相同。之后，随着进士行卷的止息，以登科及第为目的的行卷已不复存在，但通过投贽以求博得称誉的活动依然在宋代长期存在。

科举考试难免会有遗才，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却科举落第的士人来说，金榜题名的梦想可能破灭；但若是能够博得名公巨卿的赏识，进而得到士人圈内的认可，自身价值在科场之外得以体现，也可谓柳暗花明。

对于士子而言，如何接近、结识素昧平生的名公巨卿呢？一种方式是通过中间人的引荐。王钦若当年以乡荐进京，手持时为江南转运使的张齐贤的介绍信，前往拜谒“时以才名独步馆阁”的钱易。[56]即使没有引荐之人，相同的士人身份所具有的共同志趣和话题也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如果能够以恭谨的礼节、谦逊的姿态前往求教学问，往往也有机会获得谒见。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动一个萍水相逢的名公巨卿并博得对方的延誉呢？初次拜谒，比较理想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贽文投献于对方。诗赋文章不仅是当时科举取士所考察的基本内容，也是评价时人才学的重要依据。这些贽文多是经过精心准备和挑选，往往最能代表个人水平，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也能够缓解初次见面的紧张，而不至于临场发挥失常而错失宝贵的机会。即使这些贽文还不足以引起对方的赏识，也可以作为讨教的具体内容。

科场失意的苏洵虽已放弃科举的功名，却热衷于拜谒名公巨卿，这与苏轼兄弟进京应考却不行卷形成鲜明对比。苏洵进京后先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不仅有幸得到了谒见，而且效果很令人兴奋。修“得其文而异之”[57]，“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58]，并云：“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59]尹洙、石介二人是欧阳修重振古文的同志，也是柳开、王禹偁以来，到三苏崛起以前，欧阳修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古文家。欧阳修认为苏洵的文章超过了他们，等于从文学史的高度上肯定了苏洵的地位。于是，将苏洵的文章“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60]韩琦、富弼等也给予苏洵很高的评价。

苏轼则是在进士及第之后，才“以书见修”，其性质与目的自然与宋初举子在科考之前的行卷有本质不同。欧阳修读其贽文，对梅尧臣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61]在欧阳修的引见下，苏轼又结识了韩琦和富弼。这几个庆历新政时的核心人物，“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62]他们因此而怀念范仲淹，也可见出几位前辈对苏轼的期许之深。

口耳相传是当时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一经名公巨卿的称扬，默默无闻的士子随之就身价倍增，引起时人瞩目。特别是对于科场失意、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欲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身并非易事。苏洵此番进京，能够一举成名，这无疑得益于欧阳修诸公的大力奖掖。曾巩在给苏洵写的哀词中也这样说道：

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63]

苏氏父子就这样迅速扬名文坛，由偏远地区进入京城的上层士人交游圈。

向名公巨卿投贽拜谒是下层士人跻身士林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可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得时人知晓、认可。吴孝宗，“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然而“少落魄”，并不为人所知。他虽与王安石、曾巩都为抚州人，但这一同乡关系仅是停留在先赋的层面，并没有实现认同意义上的同乡。吴孝宗似乎并未与王、曾建立起交游关系，更没有得到后者的延誉。直到嘉祐初，孝宗“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欧阳修“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可见，利用各种交游关系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可，被视作正常的晋身之阶。欧阳修反而对于吴孝宗没有得到同乡的延誉颇感意外，且“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在诗中将其与曾巩相提并论，云：“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至熙宁间，孝宗终于“以进士得第一”[64]。

另一方面，获得学业上的精进也是士子进京拜谒名宗宿儒的另一目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交通、通信等传播条件下，身居僻远乡间的士子能够接受的教育，多是来自于落第举子出身的乡先生。东京是“文宗儒师”的集中之地，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对士子学问上的熏陶弥足珍贵。来到京师，如果能够获得名师指点自然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比如：李觏年轻时，“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65]再如朱融，“幼聪警好学，年十五，不预乡贡，慨然自以为身处遐僻，无良师友不足以广闻见，成远业，遂挟策游京师，所从皆一时英俊”。[66]

京城自有其博大的气派与浓厚的文化氛围，这对开阔地方士子的视野大有裨益。苏辙曾感叹：“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67]东京乃北宋的首善之区，承载着时代最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荟萃着最顶尖的文化精英。而且，在文宗宿儒的周围又云集了众多“门人贤士大夫”，能够与他们常相游从，自然是士子学业精进的捷径。

拜师求学和博求声名这两种动机有时兼而有之。郑獬在《答吴伯固》中云：“伯固读我诗，掉头吟不休。明日踵我门，作诗还相投。”[68]他的另一首诗《酬王生》云：“两日立我门，再拜求我诗。我诗非美粟，安得充君饥。”[69]这些登门求诗、孜孜好学的青年士子无疑给郑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果有幸得到对方的指点，又多了一层形同师生的关系和感情。在此基础上，如若士子确有真才实学，名公巨卿则很可能为其延誉。

大抵求学的士子都会仰慕名师，渴望成为登门入室的弟子。这其中固有真正乐道好学之士，也难免有些浮薄之徒，假求学之名以博取名利。据《渑水燕谈录》所载：

荆公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70]

“时穷节乃见”，一旦时变势失，后者往往“树倒猢狲散”，唯恐殃及自身，而“讳道是门生”了。

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活动，除了考虑其行为目的或动机之外，更需要考察该活动的实施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及其对外在社会的影响。作为士人社会的重要行为模式，成功的拜谒有其重要的社会效应，那即为门生或者门下士这一社会关系的生成。

对于名公巨卿而言，延揽门生往往被视作其一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对此多有记述。比如杨亿，“以文章擅天下”[71]，“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72]，故而门生众多。现存史料记载的诸如：仲简，“以贫，佣书杨亿门下，亿教以诗赋，遂举进士”。[73]吴待问，“与杨亿同州里，每造亿，亿厚礼之。门下少年多易之，亿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禄卿，以礼部侍郎致仕”。[74]张沔，少从杨亿游，“游杨氏之门者，常数十百人，而公以才见称。祥符初，举进士甲科”。[75]黄鉴，举进士，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76]这种恩师与门下士之间往往义兼师友。最为著名的当数刘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77]杨亿和刘筠，外加钱惟演，不但是西昆体中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当时唱酬活动中领导风气的盟主。

门生关系一旦生成，往往备受当事人的重视，门生往往终身事恩师如父。徐铉无子，身后由“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78]李遵勖，“师杨亿为文，亿卒，为制服。及知许州，奠亿之墓，恸哭而返。又与刘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79]苏洵父子曾得到韩琦的奖掖而声名鹊起，苏轼兄弟始终对韩琦的恩情心怀感激。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熙宁八年（1075）韩琦过世，“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80]十五年后的元祐五年（1090），苏辙仍然“以清酌庶羞之奠”来祭祀韩琦，并作祭文云：“辙等游公之门，迹有戚疏，长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诸草木，农夫所区。方其播之，匪择瘠腴。既苗且实，物自亟徐。究观厥成，功在于初。”[81]元祐八年，苏轼还撰有祭文，对韩琦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并表达了要向恩公学习的决心。祭文中有云：“我与弟辙，来自峨岷。公罔罗之，若获凤麟……况我小生，罕见寡闻。敢不师公，治民与军。虽无以报，不辱其门。”[82]苏轼兄弟对于欧阳修的感戴自然更不必说。总之，通过拜谒这一交游形式，门生与恩师的关系得以缔结，并呈现出类似血缘的“代际”传承。

名公巨卿大都有众多门生，士子在拜师求学的同时，也易于融入恩师周边的交游圈，在日常的雅集、走访中进而结识更多的士人。以某一名宗宿儒为核心，众多的门下士之间又以“同门”相称。这一社会关系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众多的一盘散沙似的士人团结在某一学术或文学领袖周围，聚合为一个带有鲜明特质的学术或文学群体。他们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游从聚合，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合力，激荡起学术、文学乃至政治的波澜，显示出恒久而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凸显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门生关系及其衍生的同门关系，在宋朝的文化、政治等领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

第二节 “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干谒与谒禁

以往对于宋人交游的研究多是考证彼此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等等，明显侧重于交游的正面论述。而对于官僚士大夫的私谒却少有论及，这可能与研究士人交游所依赖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乃至诗文唱和等等的书写方式不无关系。这些史料大都是隐恶扬善，对于私谒这种不甚光彩的行为自然少有记述。实际上，私谒现象历代都有，且防不胜防。宋代干谒请托风气之盛，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官僚到一般吏人，从文臣到武将，从外朝到深宫，几乎在在可见，时时有之，成为宋代一种相当严重的社会弊病。

私谒主要指为了某种目的而私下拜谒请托的行为，即宋代奏章中常常弹劾的“奔走权贵”、“出入权门”、“结托权要”、“游走于公卿之门”，等等，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最为常见、影响最广的当数“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以下着重对此予以讨论。相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京城的士人数量更多，高官显宦更为密集，私谒现象也就更为突出。因而，在此主要探讨东京的士人私谒。

入仕之后，通过荐举得以升迁是官员最为关心的要事，故而奔走权门以求举状遂成为他们热衷的活动。[83]由于干谒之风多有弊端，对此朝廷不无干预，一些官员也有抵制，士人社会也多有批评。学者以往在讨论北宋士风之时，曾对奔竞之风有所论及。[84]本节则拟通过考察北宋东京的士人私谒，进而探讨举主门生关系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的联系和互动。

一 干谒权贵，以求荐举

前来高官宅中拜谒之人多是为了求得举状。据赵升《朝野类要》所说，求得改官奏状者，对其举主自称“门生”。[85]一旦拜谒奏效，实现荐举的目的，双方的举主门生关系也随之缔结，并在日后的官场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86]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87]，经由名公巨卿的慧眼识才，大批孤寒士子得以脱颖而出，登上时代的舞台，整个北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比如李昉所赏拔、荐引的门生，日后多有成为朝中重臣。王操《上李昉相公》诗中对此赞叹道：

朝苑优游数十春，文章敌手更无人。对扬旒冕如僚友，下直门阑似隐沦。倚槛白云供醉望，榰筇黄叶落吟身。年来得意知难继，大半门生作侍臣。[88]

门生将来飞黄腾达，对于举主而言，也会产生莫大的“得意”感和成就感。李昉之子李宗谔也颇有父风，“有望于朝，名实之士多出其门”。[89]再如晏殊，“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90]，一时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91]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韩琦对于欧阳修，文彦博、曾公亮对于王安石，张方平、欧阳修对于苏洵父子，等等。举主担负着为朝廷举荐治国英才的重任，慧眼识才、为国纳贤往往被视作个人的美德与功绩而传为佳话。在墓志铭、神道碑，乃至正史传记等的撰写中，传主的荐才之举也多受到褒扬。

大多数达官显贵对于荐举活动比较积极。欧阳修即“奖引后进，如恐不及”。[92]在时人眼中，荐举得人乃值得自豪的政绩。孙抃为御史中丞之时，曾举荐素不相识的唐介、吴中复为御史，“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抃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媿耳！”[93]

一身正气的举主对待荐举之责非常珍视，在荐举之前要经过悉心的考察。比如谢泌，对于荐举之事就很慎重。他在咸平五年（1002）知贡举，后曾“判吏部铨”。[94]《倦游杂录》云其“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其中如王曾者，“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95]魏泰：《东轩笔录》亦云，谢泌“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之。其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96]

被举者对于举主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戴，终身以门生自居，彼此之间声气相通，互相扶持。当举主与门生的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危及朝廷利益时，皇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在皇帝看来，这种私交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会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不可避免地为政治斗争中的结党埋下“祸根”。由于举主与门生的关系容易引起皇帝的猜忌和防范，一些士大夫在荐举之时刻意避免让对方知晓。据《涑水记闻》载：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嫉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97]

像王旦这样的举主，荐才并无延揽私恩之意，而是有意避免与所荐之人产生私人恩情。对此中关系之微妙，一些深谙为臣之道的举主心领神会，在荐举之时懂得不市私恩，使恩归于上。《宋史》载：

昉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98]

李昉不愧为仕历三朝的元老重臣，自有其高妙的处世策略。在荐举活动中，不单单涉及举主和门生双方，还有第三方，即皇帝或者朝廷。在这三方互动的荐举行为中，举主正好处于皇帝、门生两者之间，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所涉及的三方关系。再如贾黄中，对“当世文行之士”多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99]范祖禹也是如此，所荐之士“后多贵显，人无知之者”。[100]《宋史》论曰：“黄中多所荐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难也。”[101]此类褒扬之词也透露出君臣秩序观念对举主如何摆正自身位置所倡导的取向，那就是要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不能借荐举之名以售私恩。

荐举之时，刚正清廉之臣往往不涉及个人私情。欧阳修与梅尧臣相知甚深，“相与至厚，然不闻荐引，卒使沉于下僚”。对此中原因，范冲曾问其父范祖禹。祖禹曰：“前辈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旧。”接着祖禹又言及祖辈范镇，云其亦是如此。据范祖禹所云：“旧日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遭到范镇拒绝，因为在范镇看来，“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102]

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像李昉、贾黄中、欧阳修、范镇、范祖禹等人那样耿介廉明，因缘请托、徇私舞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举主方面看，荐举的名额往往优先配置在个人的人际圈内，而其核心的圈层即血缘、亲缘以及学统内的成员，等等。尤其在“选人倍多，员阙常少”的宋朝，阙位竞争甚为激烈，“遇有合入阙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待阙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住京，动经年岁”，“只就权贵勾当家私，不问孤寒便与不便”。[103]正如曾巩所说，“京师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后辈。公卿家子有宾客亲党之助，略识文书章句，辄岀与寒士较重轻，由此名称多归之，而主升绌者，因得与大位”。[104]对于拥有丰富人际资源的公卿子弟而言，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时至北宋，权贵之家也意识到依靠世袭、恩荫等方式不足以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为了维持家族势力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在寻求其他的出路。首先，在血缘范围内，他们注重家法，教育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其次，他们还通过联姻等方式积极吸纳科举及第者进入家族的姻亲网络。再次，通过荐举等方式来积累人脉，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为滥发荐章，收买人情。仁宗至和二年（1055）二月，宰臣刘沆“欲杜请托侥幸之路”，因陈“三弊”，其中之一即为：“近臣保荐辟请，动踰数十，皆浮薄权豪之人，交相荐举，有司以之贸易，遂使省府、台阁华资要职，路分、监司边防寄任，授非公选，多出私门”。[105]权贵徇私不仅有悖于官员选任的公平原则，对仕途迁转的正常秩序形成莫大的搅扰；而且造成了荐举不实的后果，助长了奔竞之风。

在不同阶层的士人的互动模式中，达官显贵的积极荐举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是中下层官员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举状。士人行为模式的背后潜藏着制度的动因。作为宋代官员选任的重要途径，荐举保任法深深地影响到士人的生存发展。荐举法要求有一定员额的举主作为幕职州县官磨勘改官的前提之一，举荐遂成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下层官僚仕途前景的要切事件。诚如庆历五年欧阳修所说，“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106]

为了早日取得规定的荐章，蹭蹬于仕途的中下层官员除了勤于职守、多积劳效这一正途外，那就是结交权贵，经营人脉。正如庆历三年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所指出：“近年风俗偷薄，士子奔竞者，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事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107]由于交通权贵，被纳入其关系网络，将获得更多被荐举的机会，所以游走于公卿之门被视为仕途升迁的终南捷径。

朝中有人举荐对于仕途的发展意义非常。利之所趋，干谒之风大为盛行。特别是在都城东京，云集着众多达官显贵，丰富的举主资源所伴生的荐举活动更为活跃。游走于权贵之门，堪称京城社会的一道“风景线”。达官显贵的宅中多有故交旧友的干谒请托。《过庭录》云：

石苍舒与韩魏公有旧。韩拜相，石至干禄，留数月无成。石作诗以别归，云：“[逸上句。]帘前二圣拥千官。唯有扫门霜鬓客，却随社燕入长安。”韩览之恻然，遂注一官而去。[108]

无独有偶，章惇身居高位时，宅中亦有这种情形。王观早年与章惇友善，时号“观三惇七”。后章惇位至执政，而王观蹭蹬不达。观遂至堂见惇，惇邀其至阁中话旧。临行，观谓惇曰：“相公莫要忘了观三。”惇颇有惭色。[109]故交旧友一旦飞黄腾达，常常成为干谒请托的首要人选。面对故人的请托，当权者往往不好断然拒绝，在举人任官时难免会羼杂私情。

当权者如若不留情面地拒绝前来干谒之人，还可能遭其怨恨，甚至招致报复。蔡确早年“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牋乞怜，确无汲引意”，处厚遂怀恨在心。王珪用其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知安礼与珪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蔡、吴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王珪“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110]蔡确不仅对处厚不加提携，而且几次三番在其升迁路上设置障碍，处厚内心积蓄的怨怒可想而知。正好蔡确作《车盖亭诗》，吴处厚遂借机报复，于元祐四年上奏，引发了惊动朝野的大狱“车盖亭诗案”。[111]

为了争取更多被举荐的机会，官员们积极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寻求门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搭建有效的官场网络。元祐中，游冠卿知咸平县回京。是时，其同年友范祖禹之叔范镇在中书，冠卿遂想通过祖禹求得范镇的特殊关照。一日，冠卿来谒祖禹，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112]

宰相而下，两制等侍从官员肩负着为国荐才的重任，他们宅中多有干谒现象。宋朝皇帝“以两制为贤，使主天下之士”，“得一士为天下利，繄两制之功；失一士为天下害，繄两制之罪”。[113]士子深知两制官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关乎着自己的仕途命运，“遇其知则朽株为春华，咈其意则夷路为太行”。[114]能否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士人的宦途沉浮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因而，他们“日干于两制之门”，“书不惮手之胝，言不恤唇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风，唯恐不得请也”。[115]士人最常见的方式不外乎投献贽文，并争取获得谒见机会，巧言令色，以“露其才业”，谋求权贵赏识，获得仕进。比如张士逊，淳化三年进士及第，久困选调，年近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翰林学士杨亿，可是，连续三日前往其门，“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亿忽从窗户的缝隙看到了士逊，见其气度非凡，遂客气地“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116]不久，杨亿就举荐张士逊为监察御史，后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17]

前往权贵宅中的拜谒者络绎不绝，主人自然是应接不暇。为了提高拜谒的效率，拜谒者往往马不停蹄地一日奔走数家。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118]达官权贵的私第分散于京城的不同位置，“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119]

王安石在变法时不次用人，却使干谒之风有机可乘，甚至出现了被时人讥刺为“三拗”的怪异现象。据《石林燕语》所载：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著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120]

王安石此举的本意，自然是为变法的推行不拘一格地拔擢人才；但其客观效果，确实助长了浮薄之徒的干谒活动。这也为变法的反对者抨击王安石提供了口实。

北宋晚期，蔡京权倾一时。为了能够得其接见，有人可谓煞费苦心。有一士人每天都第一名赶到蔡家门口，如此累月。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非常惊异，被其诚心打动，“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这一锲而不舍终获接见的例子，也许激励了更多的后来者加以效尤。更有甚者，采取更为过激的方式，结果却弄巧成拙。颜天选欲谒见蔡京，未果，乃随职事官入道史院。被发现后仍不肯退出，并与吏人发生争执。蔡京命人将其引来，语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爱惜！道史与国史同例，奈何阑入此耶！”天选遂被吏人执送开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编管。据说，“自此士风稍革”。[121]

达官显贵往往在宅院门口配备阍者把守。阍者，俗称门子，负责检查来访者的身份，以决定其可否进入宅中。《萍洲可谈》载：“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由于权贵的私第门庭若市，能够得到接见并非易事，“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名刺就像当今社会的名片，纳上之后，还要通过阍者这一关。“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122]住宅空间的私密性通过阍者得到进一步加强。阍者对于能否获得谒见起着关卡的作用，其存在无疑增加了谒见权贵的难度，加深了宅第与外界的隔离。

达官显贵之所以设置阍者，也是缘于来谒者络绎不绝，而宅主应接不暇，疲于应付。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拜谒行为的功利性不无关系。《渑水燕谈录》载：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叱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123]

严格来说，史延寿本人算不上士人，但他对阍者所说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那些来谒者皆有所求，这才是吕夷简不轻易接见来客的主要原因。拜谒这一交游行为具有明确、直接的功利性目的，这使得交游双方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来谒者多是有求而来，积极主动，宅主则心存戒备，消极应付。相应地，双方在交游中也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交游气氛也因此严肃紧张。

正如张邦炜先生所指出，至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其中的一个表征即为奔竞之风愈演愈烈。[124]徽宗即位之初，礼部侍郎陆佃的上疏中有云：“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125]虽然以科举为目的之进士行卷在庆历年间（1041—1048）已经废止，但作为士人拜谒的一种礼俗，行卷之礼直到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仍被一些士人沿用。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126]

但是，宋初的“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之类的恭谨礼仪已经渐被摒弃，正如王辟之所云“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127]取而代之的则是，“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128]士人在先达心目中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北宋前期礼节甚恭的谦谦君子，到北宋晚期径求差遣的世俗禄蠹。同样是拜谒先达，却情形迥异。从根本上说，是行卷目的已由“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变为了“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如果说前者还保有几分士人身份的自尊和矜持，后者即已完全蜕变为赤裸裸的请托，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要官”、“跑官”。

除了投贽而外，私谒现象中还常有礼品的馈赠。朱梦说曾指出“当时搢绅之士，竞于取媚权豪。易古器，鬻图画，得一真玩，减价求售，争妍乞怜。服儒者衣冠，为侯门常卖。”[129]士人行为方式的变异并不是孤立的，其背后隐藏的则是北宋中后期无休止的党争及其导致的士风败坏。

二 朝廷禁谒，舆论监督

荐举制度的初衷本来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常被干谒者所钻营利用。干谒者的动机与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多数情况是希望通过私谒，求托权贵，将自己举荐给朝廷，捞得一官半职或使自己得到升迁。干谒之风既搅扰了官员选任迁转的正常秩序，也对社会道德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防止请托，在源头上直接杜绝私谒现象，朝廷屡屡颁行“谒禁”的诏令，利用国家权力从制度规定上进行干预。[130]公正、健全的制度环境当然是杜绝徇私奔竞的根本，但制度的完善往往是相对的，难免存有一定的漏洞，干谒现象依然是屡禁不止。

相对于朝廷法令的硬性规定，社会舆论能够起到一种软性的道德监督作用。在京城社会，以私谒为主要形式的奔竞现象虽然甚为常见，但还是为时人所不齿，被视为“非端士”之举。朱彧《萍洲可谈》载：

兴国贾公衮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盖指奔竞者。[131]

“多务奔竞”的士风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任人不当。以徇私请托为直接目的的私谒行为，其影响已经超出私人事务的范畴，对朝政纲纪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私谒权门属于地位较低的一方主动向特权阶层谋求“制度外”关照的功利活动，其具体情形又比较复杂。宋人对当时的交游现象多有不满，其批评的矛头也多是指向这种行为。真宗时，赵湘曾在《送杜骧序》中感慨道：

古之人皆善游，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是故游之名焕乎，亘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游者则不然，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132]

“士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抨击现实的常用措辞，这并不说明古代确实优于当前，而是将古人作为一个寄托，藉以道出美好的理想，并作为参照来对比当前的丑陋现象。在赵湘看来，理想中的交游活动应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而现实中则多为势利之交，“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虽然也有个别正直廉洁的“善游者”，比如赵湘所赞誉的“行发艺振，名行实随”的杜骧；但赵湘也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污浊之下，这种“异于众人之化”的行为，“多为今之游者之所鄙邪”。[133]对此，很多士大夫都有感触。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一针见血地道破士人游谒权贵之门的不同动机。在权贵看来，前来拜谒之人的事由可能不同，但都会别有所求。基于这一心理定式，宾主之间无疑横亘了一道无形的鸿沟。权贵们对来访者自然怀有一种蔑视和厌弃，“唯恐拒之之弗绝”。虽然来访者中也有“道义而来者”，权贵们“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释，则所以待之之礼与众无异”，致使“好古洁廉之士，拂衣远遁”。[134]士人在积极奔走，努力打开社交通道之时，也引起对方的质疑、厌恶与回避。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

对于“丐私书，干请乞怜”的不速之客，“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135]以贽文投献名公巨卿，最重要的作用乃以此得到“延誉”，而后人如此赤裸裸的干谒请托，给受卷者带来的只能是恶劣的第一印象，其结果难免适得其反，再企图得到延誉、荐举自然是缘木求鱼了。正如《渑水燕谈录》所云，“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136]

有识之士认为，“缙绅之间多务奔竞，匪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对此不无忧虑，并不断进行着监督和鞭挞。庆历二年，知谏院欧阳修弹劾茹孝标“居父之丧，来入京邑，奔走权贵，营求起复”。[137]刘琦等人也曾上奏揭发王无咎来京师，“以聚徒教学为名，出入权门，营求直讲”。[138]赵抃奏状陈乞追夺郑戡所授京官，弹劾其改授大理寺丞乃“违条转官”，“悉以戡家豪行贿，结托权要所致也”。[139]再如，王广渊新除直集贤院，司马光认为广渊升迁的一个可能的途径即为“以唇舌便佞，游走于公卿之门”，以此得到执政的荐举。司马光之所以弹劾广渊，是因为“广渊虽有文艺，其余更无所长，于士大夫之间，好奔竞，善进取，称为第一。若以此获公卿之知，则其人固非端士矣”。这样一个无才无德之辈得到重用，司马光认为是“检人进者，乱之阶也”。[140]

对于干谒请托这样的不正之风，一些刚正之臣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在职权范围内直接予以抵制。孙抃在召议馆职之时，以文投献翰林学士盛度。这一行为显然有悖公正和情理，为“正刚蹇绝”的盛度所厌恶，怒斥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孙抃“惶恐失措而退”，唯恐比试学士院时被摈落。[141]宋仁宗年间，“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时任宰相的王曾对其“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乃出知青州”。[142]元祐初，钱勰知开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亦械治之。积为众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143]不过，像盛度、王曾、钱勰这样有限的几个耿介清廉之士不仅难以改变腐败的现实，而且受到排挤打压，影响到自身的升迁。

来自士人社会的监督与揭发，对干谒之风也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王安石为相时，行三舍法，“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如市矣。”饶州进士虞蕃击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宋神宗遂下令开封府调查，虞蕃进一步揭发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当时权知开封府的许将“恶蕃之告讦，抵之罪”。宋神宗“疑其不直，移劾于御史府，追逮甚众”。虞蕃进而揭发许将“亦尝荐亲知于直讲”。于是许将、元耆宁、沈季长等人皆下狱，或被贬官，或被除名，分别受到相应的责罚。在此案的审理中，虞蕃的积极监督与大胆揭发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此举不仅打击了涉案人员，而且起到了杀一儆百的社会效果，“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144]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耿介之士不事干谒。比如崔遵用开宝九年举进士，年方十八，虽其“文中格”，宋太祖“指以年少，时罢去”。遵用遂“羇游山东十余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将相也，往往记召，终不肯一造其门下。”[145]再如陈师道，“游京师踰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舆论对陈师道的行为还是多有赞赏，称其“高介有节，安贫乐道”。[146]这种孤高傲世的生存方式既体现出个人的洁身自好，也反映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当权者的蔑视。

除了对奔竞者进行直接防范和惩处之外，朝廷也通过表彰典范，以达到正面激励的积极效果。皇祐三年（1051）五月，宰臣文彦博等指出“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则奔竞躁求者庶几知耻”。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这次“旌擢”的名单中包括“十余年不磨勘”的张瓌、“恬然自守”的王安石以及“安于退静”的韩维等人。[147]靖康元年（1126）四月，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上言：“布衣江端友，隐居京城东郊，素有高行。当围城时，上书论事甚众，终不肯一至公卿之门。伏望特加官使，以风四方。”朝廷遂下诏“以为承务郎，赐同进士出身”。[148]北宋末年，世风败坏，可能也是江端友隐居避世的历史背景。朝廷对其予以嘉奖，显然是为了砥砺士风，以期矫正和净化现实社会的不良风气。

本章小结

士人的生活无法逃脱时代的制度环境，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调适个人行为去迎合相关的制度规定。拜谒即士人为实现科举、仕宦等理想而积极采取的一种交游方式。宋初士子的行卷是出于对科举功名的渴望，拜谒名师是出于对学业精进的追求，下层官员的干谒是出于对仕途升迁的热衷。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出士人积极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经由拜谒建立起的门生关系，成为日后发展中的重要人脉，也是下层士人向上流动之重要一途。

经由拜谒活动，门生关系得以生成。在此之后，日常性的拜望、走访还会时常发生；在门生关系之外也还有其他情形的拜谒现象。本章不求面面俱到，所讨论的拜谒主要集中于门生关系的生成这一环节，具体而言，侧重讨论了以下三种门生关系：

一是知举官与及第进士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宋初沿袭唐、五代举子向知举官行卷的风气，及第者与知举官形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随着科举改革措施的颁行，考前的行卷基本消歇。

一是学问师承上的恩师门生关系。东京城内名宗宿儒云集，士子热衷于投献贽文，拜访名师，并以“门生”或“门下士”自居。

一是荐举中的举主门生关系。荐举法是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被举者对举主也自称“门生”。鉴于这种干谒行为弊病颇多，朝廷对此屡有禁止，士人社会也多有批评。

这三种“门生”的内涵不尽相同，但也有其共通之处。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有时可能兼有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关系。由于北宋东京的文化名人与政坛要人有着高度的重合，这一师生关系的缔结除了学术文化的追求，也往往兼有仕途目的和政治意义。名公巨卿在向朝廷荐举人才之时，其知贡举时所拔擢的进士，以及随其常相游从的门生，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总之，士人之间的关系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单层划一，而是呈现多元复合的结构。同样的交游主体，彼此实质性的身份关系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有所侧重。

[1] 李觏：《李觏集》卷27《上江职方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页。

[2]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36页；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87页。

[3]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李树桐：《唐代科举制度与士风》，《唐史新论》，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8页。

[5] 王静：《唐代长安社会史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5—30页。

[6] 高津孝：《宋初行卷考》，《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 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362页。

[8]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7《上主司李学士书》，四部丛刊本。

[9]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10]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7《上主司李学士书》；卷8《上卢学士书》，四部丛刊本。

[11]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5《答梁拾遗改名书》，四部丛刊本。

[12]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16《柳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13] 《宋史》卷441《徐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4页。

[14] （宋）祝穆、（元）富大田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6《厚遗宅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页。

[15]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宋史》卷441《卢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3页。

[17] 徐铉：《徐公文集》卷23《进士廖生集序》，四部丛刊本。

[18] 《宋史》卷441《卢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3页。

[19] 《宋史》卷306《张去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08页。

[20] 《宋史》卷277《郑文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25页。

[21] 《宋史》卷440《钱熙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37页。

[22]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6页。

[2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7—298页。

[24]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9页。

[25]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6页。

[26]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页。

[27]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8] 《宋史》卷285《冯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08页。

[29] 范镇：《东斋记事》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30]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

[31] 《宋史》卷310《王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82页。

[32] 《宋文选》卷7《投宋拾遗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9页。

[34]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王称：《东都事略》卷39《王禹偁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613页。

[35] 陈植锷：《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131—154页；《宋初诗风续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203—215页。

[36]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19《送丁谓序》，四部丛刊本。

[37] 《宋史》卷432《高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32页。

[38]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19，四部丛刊本。

[39] 王称：《东都事略》卷4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页。

[40]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20《送江翊黄序》，四部丛刊本。

[41]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42] 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今本《渑水燕谈录》记有此事，但文字与此稍异。

[43] 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44] 《长编》卷3，建隆三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1页。

[45] 《宋史》卷267《赵昌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95页。

[46] 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30页。

[47] 《宋史》卷439《宋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99页。

[48] 《宋史》卷266《苏易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72页。

[49]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1页。

[50] 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按：郑獬中状元在皇祐五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三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03页）。

[51] 参见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页。

[52]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1118页。

[53] 参见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载《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54] 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91页。

[55] 王水照：《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56]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7页。

[57] 《曾巩集》卷41《苏明允哀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0页。

[58] 《张方平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页。

[59]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2《颍滨遗老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4页；又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5，文字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

[60] 《欧阳修全集》卷35《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2页。

[61] 《宋史》卷338《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01页。

[62] 《苏轼文集》卷10《范文正公文集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

[63] 《曾巩集》卷41《苏明允哀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0页。

[64] 魏泰：《东轩笔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136页。

[65] 《李觏集》卷27《上范待制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8—309页。

[66] 韩维：《南阳集》卷29《宋故进士朱叔晦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 《苏辙集·栾城集》卷22《上枢密韩太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68] 郑獬：《郧溪集》卷2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 郑獬：《郧溪集》卷2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127页。

[71] 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72] 《宋史》卷305《杨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83页。

[73] 《宋史》卷304《仲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77页。

[74] 《宋史》卷291《吴育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27页。

[75] 刘敞：《公是集》卷53《张公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42页。

[76] 《宋史》卷442《黄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86页。

[77] 《宋史》卷305《刘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89页。

[78] 《宋史》卷441《徐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6页。

[79]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页。

[80] 《苏轼文集》卷11《醉白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345页。

[81] 《苏辙集·栾城集》卷26《祭忠献韩公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6页。

[82] 《苏轼文集》卷63《祭韩忠献公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4页。

[83] 对于宋代荐举问题的制度规定，学界多有精到的考证和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参见曾小华《宋代荐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51页；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4] 倪士毅：《论北宋奔竞的士风》，《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版，第25—35页；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6—84页。

[85] 赵升：《朝野类要》卷3《改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0页。

[86] 对于荐举中的关系网问题，可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63页。

[87]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81页。

[88] 吕祖谦编：《宋文鉴》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7—358页。

[89]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4《贾公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90]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5页。

[91] 《宋史》卷311《晏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97页。

[92]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81页。

[93] 《宋朝事实类苑》卷57《知人荐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7页。

[94] 《宋史》卷306《谢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96—10097页。

[95] 张师正：《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96] 魏泰：《东轩笔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

[97]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页。

[98]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9页。

[99] 《宋史》卷265《贾黄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62页。

[100] 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101] 《宋史》卷265《贾黄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63页。

[102] 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103] 《欧阳修全集》卷108《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至和元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32页。

[104] 《曾巩集》卷41《王君俞哀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2—563页。

[105] 《长编》卷178，至和二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18页。

[106] 《欧阳修全集》卷107《论两制以上罢举转运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23页。

[107]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02页。

[108] 范公偁：《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8页。

[109] 范公偁：《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9页。

[110] 《宋史》卷471《吴处厚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02页。

[111] 车盖亭诗案乃宋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多有研究，此处不多赘述，可参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7页，等等。

[112] 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13] 《李觏集》卷27《上刘舍人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3页。

[114] 《李觏集》卷27《上刘舍人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3页。

[115] 《李觏集》卷27《上刘舍人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3页

[116]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117] 《宋史》卷311《张士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6—10219页。

[118]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119] 朱彧：《萍洲可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0页。

[120]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121] 朱彧：《萍洲可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0页。

[122] 朱彧：《萍洲可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0—121页。

[123]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124] 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6—84页。

[125] 《宋史》卷343《陆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19页。

[126] 费衮：《梁溪漫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27]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页。

[128] 费衮：《梁溪漫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29] 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3页。加藤繁在探讨宋代金银在私经济方面的用途时曾论及贿赂的问题，参见氏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0—137页。

[130] 自宋初开始，到徽宗朝为止，几乎整个北宋，朝廷对于禁谒的范围不断扩大，使谒禁法更加严密完善。相关研究可参见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5页。

[131] 朱彧：《萍洲可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1页。

[132] 赵湘：《南阳集》卷4《送杜骧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3] 赵湘：《南阳集》卷4《送杜骧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4] 《李觏集》卷27《上江职方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页。

[135] 费衮：《梁溪漫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36]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

[137] 《欧阳修全集》卷97《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91页。

[138]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9《上神宗论王安石专权谋利及引薛向领均输非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

[139] 赵抃：《清献集》卷9《奏状乞追夺郑戡所授京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0] 《司马光集》卷32《王广渊札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0—771页。

[141]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142] 《宋史》卷310《王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85页。

[143] 《宋史》卷317《钱惟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50页。

[144] 魏泰：《东轩笔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145] 《苏舜钦集》卷14《处士崔君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146] 《宋史》卷444《陈师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5页。

[147] 《长编》卷170，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91—4092页。

[148]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第二章 走访

如果说拜谒反映的是人际关系缔结的环节；走访则呈现的是宾主相熟以后的日常来往。作为一种亲密的人际互动，走访需要宾主双方达到一定的熟识程度，产生足够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因而也可被作为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一项参考指标。

在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都城中，士人群体普遍怀揣着科举或仕途的梦想，即使是朝堂之外的拜谒也因其功利性而让宾主双方都难以放松。私人住宅虽是纾解紧张情绪的港湾，但又难免孤单寂寞，因而，造访友人遂成为闲暇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士人的走访往往伴随着诗歌酬唱，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这也是有别于其他人群的鲜明特征。

与地方社会相比，东京士人的交际生活更容易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并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既有至交密友的分道扬镳，亦有压力之下的不离不弃；既有不同派别的根连蒂结，亦有同道同调的心心相印。

本章拟透过走访这一视角，藉以管窥北宋东京士人在京城的社会融入、休闲生活及其与党派斗争的互动等问题。

第一节 “竹门容大马，金络照诸邻”——京城社会的融入

东京生活着大量的地方士人，有些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有些是等候选调的地方官，还有些是在京任职的京朝官。梅尧臣一生中先后七次进京，其经历基本涵括了举子、地方官、京朝官等情形，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梅尧臣热衷交游，所与游者，多为一时豪杰。从现存文献的记载来看，与尧臣游从往来的士人多达数百人。[1]本节通过考察分析梅尧臣历次在京期间与友人的走访等活动，试图从一个侧面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轨迹。

一 短暂驻留：漂若浮萍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生于农家，幼时家贫，酷爱读书，12岁随叔父梅询学习。16岁乡试未取，由于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攻读再考，遂以梅询的“门荫”，补太庙斋郎。天圣七年（1029），任桐城主簿，两年后调任河南县主簿。尧臣到洛阳时，他的妻兄谢绛正以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的名义调任河南通判。他比尧臣年长七岁，进士及第，已经做了好几任京官和外官。出于近亲避嫌的缘故，尧臣自河南县主簿调任河阳县（今河南孟州）主簿。不过，洛阳与河阳仅隔一条黄河南北相望，尧臣时常来往于洛阳、河阳之间，和洛阳的朋友交游甚密。

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人文的渊薮。特别是从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1034），洛阳会聚了一大批文化名流。他们以钱惟演、谢绛为首，在洛阳发动了诗文革新运动，形成北宋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洛阳文人集团。[2]以诗才见长的梅尧臣身处其间，如鱼得水。在洛阳时期结识的这些朋友，构成他日后交游的基础，相当一部分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明道二年（1033）的寒冬，梅尧臣作别钱惟演，自洛阳赴汴参加省试。这是他第一次进京。他虽然已做过三任主簿，但只是恩荫入仕。在宋朝，科举进士出身一般被视为有出身，而其他入仕之途，皆为无出身。有、无出身的区别，在官场中表现为升迁的迟速，任差遣有无限制等。特别是从宋太宗时开始，不仅科举取士的人数大增，而有出身显得愈来愈重要。[3]进士出身甚至成为进入京城士人交游圈的“名片”。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中开篇即云：“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4]苏轼也有类似经历，“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5]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尧臣自然也希望通过科举以争取进士的出身。

他这次在京主要活动于州桥、御街等公共空间。梅尧臣寓居于州桥南的一条陋巷。尧臣曾赋诗写到他在客店孤枕难眠，听到御街上车轮咿呀驶过，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回忆起在南方听到的祅鸟声，难以掩饰初到京城的孤寂心情。[6]他不由得怀念洛阳的旧友欧阳修、尹洙和富弼等人，遂赋诗《忆洛中旧居寄永叔兼简师鲁彦国》。[7]不久，欧阳修、富弼也来到汴京。景祐元年五月，欧阳修召试学士院。闰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同年，富弼丁忧服除进京，随后自将作监丞出为绛州通判。临行时富弼前往梅尧臣的住处辞别，尧臣有诗云：“今将辞我去，尽日来谈笑。穷巷敞茅茨，高言出廊庙。”[8]

这次在京期间，梅尧臣的人际交往明显承续着洛阳时期，其交往对象大都是洛阳的旧交故友；他们和尧臣一样，只是京城的匆匆过客，或是应试，或是转迁。

数月之后，省试终于发榜，遗憾的是，尧臣不幸落第。很快他就离开京城，继续到地方宦游。此时的尧臣已经不屑于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决定放弃这条通往富贵显达的捷径。

宝元元年（1038），梅尧臣知建德县事任满，三月间赴开封，九月以后抵汴，归太庙斋郎班。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太庙斋郎，乃朝官子弟荫补起家之官，其职掌是遇祠祭，或太庙行五大享礼等，斋郎为行事官，赴殿行应奉侍斋祭等。[9]宝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朝飨景灵宫，十七日飨太庙、奉慈庙，十八日祀天地于圜丘。[10]

尧臣风尘仆仆来到京城候试，眼看着故交旧友各奔前程，自己在仕途上却看不到出路，可以说是穷困潦倒。

这一时期尧臣交往较多的是刘敞，共计有5首诗涉及，其中3首是与刘敞唱和，一首是为刘敞送行，另有一首是在与刘攽的交游诗中提及刘敞。[11]

尧臣还结识一位萧寺丞，交往甚密。他有诗《南邻萧寺丞夜话别》写到二人日常往来和酌酒话别的情景，诗云：

忆昨偶相亲，相亲如旧友。虽言我巷殊，正住君家后。壁里射灯光，篱根分井口。来邀食有鱼，屡过贫无酒。明日定徂征，聊兹酌升斗。宵长莫惜醉，路远空回首。[12]

从诗中可以看到，尧臣与萧寺丞比邻而居，一见如故，一在北，一在南。尧臣在自家门口可以看见南邻的墙壁缝隙透射出来的灯光；两家水井也挨在一起，只有一篱之隔。萧寺丞有时邀请尧臣来家中做客，热情款待，有酒有鱼，菜肴丰盛；而萧寺丞来串门，尧臣则常因家贫而无酒招待。

不过，这一时期的梅尧臣与友人这样相互造访的情形还比较少见，因为其交往的对象大都是京城的流动人员。其交往方式更多的是为友人送行，比如萧监丞、蔡侍禁、马廷评、李寺丞、俞良孺、胡臣秀才、张秀才、田太丞、邵梦得、新安张尉、何遯山人、张秘校，等等。眼看着友人一个个前去赴任，尧臣也在急切地等待着被派遣。数月之后，尧臣终于获得调知襄城县的任命，宝元二年四月，与知邓州的谢绛一起出京。

康定元年（1040），尧臣解襄城县任，赴邓州，会葬谢绛。庆历元年（1041）春暮，从邓州回到汴京。这是他第三次进京。

这次在京期间梅尧臣留下的诗作比较少，这也反映出他没有太多的交际活动。不久，尧臣获得监湖州盐税的任务，离开了京城。

前后这三次来京，尧臣都是来去匆匆，漂若浮萍，交往对象大都是洛阳时期的友人，新结识的友人也多是来京迁转的地方官，在京城也都是短暂驻留，彼此的交往并不多。同时，尧臣在京城的活动空间也比较有限，可以说是游离于京城社会之外。

庆历四年，解湖州监税任，归宣城，未久，北上，八月至京师，听候磨勘。这是他第四次进京。

这段时间梅尧臣是在普净院附近租房而居。他有诗《普净院佛阁上孤鹘》，云：“我新税居见寺阁，金碧照我破屋前，目看阁上聚鸠鸽，巢栖饮哺忘穷年。”[13]闲来无事之时，他就以观看居所对面寺阁上的飞鸟为乐。这种生活虽然闲散但也清苦。从诗中可以看到他所租的房屋比较破旧，也比较偏僻，位于“萧条一陋巷”。[14]他在诗中向李定抱怨，“穷巷少人行”，“莫叹余贫甚，吾侪业本清”。[15]

聊以自慰的是，梅尧臣这次在京结识了多位情趣相投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苏舜钦。苏舜钦出身书香门弟、仕宦之家，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自曾祖时就移居开封。苏舜钦在京城交游圈中有着特殊地位。他是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在范仲淹的荐举下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当时轰动朝野的进奏院案的主人公正是苏舜钦。[16]

苏舜钦年纪不大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17]欧阳修曾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18]，十分推崇他在诗文革新中的地位。舜钦比梅尧臣年长六岁，以诗与尧臣齐名，他们二人都参加了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时称“苏梅”或“梅苏”。梅尧臣在京期间常与苏舜钦游从往来，交往甚密。舜钦的宅中时常宾朋满座，梅尧臣也常前往。尧臣曾赋诗咏赞苏舜钦庭院中盛开的千叶菊[19]，还有诗记叙他在舜钦的竹轩中与王益柔唱和。[20]可以说，梅尧臣在京城有了苏舜钦这样的亲密朋友，进而结识更多的士大夫。

尧臣还与谢景初、胥元衡、裴煜、宋敏求等人过从甚密。谢景初乃谢绛长子。谢景初“十六游京师，赫然有声，群公共称之。翰林学士胥公偃一见公，异之，许妻以女”。[21]谢景初和欧阳修，为胥偃的女婿，故欧阳修尊称谢绛为表叔。胥元衡乃胥偃之子，从年岁上来说，梅尧臣比胥元衡年长二十六岁，而与其父偃为同辈之人。尧臣曾与谢景初夜宿胥氏书斋[22]；还有一次夜宿谢景初、胥元衡和裴煜的书堂。[23]

这年元夕，梅尧臣与宋敏求、敏修、胥元衡、裴煜一起赋诗，梅尧臣有诗云：

金舆在阊阖，箫吹满人寰。九陌行如昼，千门夜不关。星通河汉上，珠乱里闾间。谁与联轻骑，宵长月正闲。[24]

与友人一起共度元夕佳节，京城特有的节日氛围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夕的都城灯火通明，大道和闹巿亮如白昼，全城飘扬着欢乐的箫声，这些景观都进入了尧臣的诗作。节日的喧闹气氛并不能排遣尧臣内心的苦楚，虽然他诗名远扬，但时乖命蹇，仕途看不到希望，这种焦灼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与日俱增。回到家中，他赋诗云：

不出只愁感，出游将自宽。贵贱依俦匹，心复殊不欢。渐老情易厌，欲之意先阑。却还见儿女，不语鼻辛酸。去年与母出，学母施朱丹。今母归下泉，垢面衣少完。念尔各尚幼，藏泪不忍看。推灯向壁卧，肺腑百忧攒。[25]

或许与友人的聚会更触动他内心的郁郁不平，面对年幼的儿女，想起过世的妻子，不由悲从中来，只能在诗中宣泄满腔的愁绪。

数月之后，尧臣又要离开京城，继续宦游生活。这一次是应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许州王举正的辟命，前往许昌担任签书忠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任务。

梅尧臣交往最多的是谢景初，先后有11首诗与景初有关；其次是宋敏求、敏修兄弟，各有7首诗；裴煜有6首；苏舜钦有5首；欧阳修、胥元衡、李舍人和李殿丞各4首；蔡仲谋3首；刁约、张谷、忠上人、尹子渐、李寿朋各2首，其他还有40余人各1首。

从这些交游诗可以看到尧臣的人际交往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有了比较固定的交往圈，主要包括谢景初、宋敏求、宋敏修、裴煜、苏舜钦、欧阳修、胥元衡、李定等人，这些人或是有着错综的姻亲关系，或是之前已有亲密的交谊；二是交往范围空前扩大，人数超过40位，但多是平淡之交，来往比较少；三是交往对象的层次更为多样，既有像他这样来京转迁的地方官，也有宋敏求、苏舜钦这样的京城世族名门子弟。

二 友人互访：融入京城

庆历七年，解忠武军节度判官任，九月十六日回到开封。这是他第五次进京。胥元衡、宋敏修等人前往郊外迎接[26]，这让尧臣一进京就感受到浓浓的温情。数月之后，次年夏天，梅尧臣携刁氏归宣城。秋后，应晏殊辟，赴签书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任。

这次在京期间，尧臣授国子博士，赐绯衣银鱼。宋初至元丰五年（1082）改制前，国子博士无职守，为文臣迁转官阶。由于没有具体的差事可做，梅尧臣过了一段逍遥的赋闲生活，主要就是和友人诗酒往来。

尧臣这一时期是住在清平里，这从他的诗作《宋次道家摘宝相花归清平里》中可以看到。不时有友人前来造访，正如他在《晚归闻韩子华见访》中所云：“门外多车骑，后迹乱前踪。谁识此来过，尘蹄重复重。”[27]韩维可以说是尧臣家的座上常客，尧臣在《送韩持国》中说道：“昔我竹轩下，破窗风飕飀。君时不厌过，逍遥谈未休。”[28]

从其交游诗来看，依然维持着较宽的交游面，其中来往较多的依次是：韩绛8首；宋敏修6首；欧阳修5首；韩综、裴煜各3首；胥元衡、韩缜、韩维、王宗说、吴冲卿、范镇、宋敏求、李寿朋、李宽、李复圭、祖无择、石昌言，各2首；其余还有31人各1首。[29]其中韩绛、韩维、韩缜兄弟，以及宋敏求、宋敏修兄弟都出自京城的名门望族，尧臣通过与他们往来唱和，逐渐加入到他们的交游圈中。

值得注意的是，梅尧臣的诗作中开始频繁出现造访友人宅园的情况。从其诗作来看，崔奉礼、宋敏求、宋敏修、裴煜、王宗说等人的宅园都曾留下尧臣的足迹。[30]有一次，尧臣清晨听说裴煜从河阳回京，就马上和韩缜前往其宅第谒见，诗云：

朝闻单骑归，径走至其第。扣门童仆顽，拒我色甚戾。不顾遂登堂，有马堂下系。辨诈大呼卿，稍应西屋际。逡巡冠带出，青绶何曳曳。有似缩壳龟，藏头非得计。况与二三子，交分久已缔。恕尔避客尤，新婚复新婿。[31]

私家宅园是比较私密的空间，能够进入其中反映出宾主双方关系的亲密。

总的来说，梅尧臣虽然诗歌才华卓然于世，但没有进士及第的出身，在5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地方州县四处游宦。由于仕途蹇滞，沉于下僚，他在经济上也是贫困潦倒。正如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在诗中所云：“文章至宝被埋没，气象往往干云霓。飞黄伯乐不世出，四顾骧首空长嘶……念子京师苦憔悴，经年陋巷听朝鸡。儿啼妻噤午未饭，得米宁择秕与稊……名声不朽岂易得，仕宦得路终当跻。”[32]欧阳修在诗中一方面是对尧臣的才华被埋没感到不平，一方面也对尧臣的经济困境表示出忧虑，同时也对尧臣的仕宦前途表示乐观，认为以尧臣的诗才和名声肯定能够获得升迁的机会。

皇祐三年，梅尧臣父丧服除，二月离宣城，五月抵开封。这是他第六次进京。经过这么多年的漫长等待，他终于时来运转，欧阳修等人“屡荐尧臣宜在馆阁”，朝廷遂于这年九月“召试学士院”，赐其“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33]太常寺博士在宋初为文臣迁转官阶，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置二员为职事官，掌定谥等事。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有祠事，太常博士则“监视仪物，掌凡赞导之事”。[34]

皇祐四年，尧臣受命监永济仓。随着尧臣开始负责管理永济仓，他在京的活动内容也发生一些变化。这项差事需要在晚上轮流去直宿，尧臣有诗《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35]感情丰富、才华横溢、喜欢热闹的诗人被重重的门扃关锁在这清冷的粮仓中，他内心烦闷，止不住怀念家中妻小。尧臣此时已经年过五旬，在粮仓的直宿很可能对他本就瘦弱的身体造成了不良影响。后来他就生病在家休养了一段时日。十一月十三日，尧臣病愈，继续入仓从事这份差事。[36]即使是寒冬大雪，他也要赴永济仓直宿。[37]作为诗人的尧臣来做监仓这种差事，显然是人才的浪费。他在《永济仓书事》中以孔子也曾做过小吏来安慰自己，诗云：“仲尼犹作吏，我辈勿为劳。”[38]这样捱到次年秋天，梅尧臣嫡母卒于汴京，尧臣需要扶榇归还宣城，遂以居忧之名解除了监仓的职事。

尧臣的交际活动空前活跃，据其交游诗统计，其交往对象多达160余位，交游诗的数量分别是：刘敞25首，江休复20首，宋敏修12首，裴煜9首，韩维6首，韩绛6首，欧阳修、蔡襄、吴充、刁约各5首，石昌言4首，李寿朋、赵世融、雪窦长老昙颖各3首，周延隽、曹光道、杜植、司马光、吴奎、马遵、达观禅师、陈绎、杨畋、杜相公、余中舍、孙学士、杨明叔各2首，其他还有130余位亲友各1首。[39]其中过从甚密者，除了刘敞、宋敏修、韩氏兄弟、裴煜、欧阳修这些故交旧友外，新结识的友人主要是江休复。

江休复与梅尧臣年岁相当，与刘敞也是忘年之交，关系亲密。江休复“少彊学博览，为文淳雅，尤善于诗。喜琴、弈、饮酒，不以声利为意”，“外简旷而内行甚饬”，“所与游皆一时豪俊”。进士起家，庆历年间为集贤校理，“与苏舜钦游，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监蔡州商税”。[40]不过，当时尧臣与江休复的交往并不多。后来，江休复回到京城，复集贤校理，开始与尧臣频繁往来。由于其官卑俸薄，生活拮据，时常会遇到有客无酒的尴尬，他有诗云：“种菊将饮酒，菊开酒无有。虽不负尔目，且已负尔口。昨日三四人，淡坐饥腹吼。徒与哦其傍，谁能置升斗。”[41]

此外，尧臣应该与李遵勖也有来往，因为这年齐国大长公主薨，尧臣还曾作《齐国大长公主挽词二首》。李遵勖即齐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史载，李遵勖宾客皆一时贤士，“每燕集，主必亲视饔饎”。[42]

这次在京期间，梅尧臣造访友人宅园的次数明显增多。据其交游诗统计，江休复5首；刘敞5首；李寿朋2首；范镇、吴充、李淑、陈丞相、宋敏修、何君宝、刁约各1首。[43]这一方面表明，随着梅尧臣自己身份的改变，其交往对象的身份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人多为京官，有一定的地位和经济基础，在京城有自己的宅园；另一方面也说明，梅尧臣与这些友人建立起较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京城有了比较固定的交游圈，开始逐渐融入京城士人社会。

嘉祐元年（1056）年初，尧臣在扬州，端午以后到达开封。这是他第七次进京。

尧臣乘船沿汴河来到东京，船一靠岸，迎候在码头的欧阳修就进入船中俯躬拜礼。面对如此礼遇，尧臣受宠若惊，赋诗感慨道：“我公声名压朝右，何厚于此瘦老翁！”[44]欧阳修在《答圣俞》中云：“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离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来及水门犹未知。五年不见劳梦寐，三日始往何其迟。”[45]五年之前，梅尧臣离京还乡，其间欧阳修曾出使契丹，此时二人在京城重逢，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梅尧臣这次进京在仕途上终于有了转机。嘉祐元年，他在赵概、欧阳修等十余人的荐举下补国子监直讲，秋后到国子监就职。[46]广文馆隶属于国子监，在广文馆直宿是尧臣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内容。直宿的差事虽然清闲但是也寂寞无聊，为了打发时光就少不了与友人赋诗唱和，这也构成尧臣诗作的一部分题材。[47]这一年，梅尧臣曾与李复圭、刁约、周延隽、裴煜、冯京、沈遘、谢景初、谢景温兄弟在开宝塔院相会，极一时之盛。[48]

尧臣这次在京期间租住的宅第，位于汴河的外城东水门附近[49]，尧臣的诗中有云：“所居汴水近”[50]、“访我东城闉”[51]。汴河自西而东流入东京里城，途经州桥、相国寺一带繁华的商业地段，然后出里城而折向东南，从东水门流出外城。由于沿途的生活废水一路注入，汴河流到东水门已经犹如“污池”。这里在行政上隶属外城城东左军厢的汴阳坊[52]。该区位的环境比较恶劣，不少家族的墓地就位于该坊，比如江直木、贾昌朝、王中正、钱彦远、向敏中等。[53]因而，房租自然便宜，从中也可窥见尧臣经济上的贫困。不过，这座房子应该较为宽敞，这也为其招待宾客提供了条件。刘敞的《过圣俞饮》云：“扶疎庭下槐”[54]，说明其住宅有庭院，庭中还有槐树。

欧阳修是其座上常客。欧阳修第一次前来造访时，到了东水门一带，发现自己崇敬的诗人所住之处的环境确实糟糕，汴河流经此处已经是“万家弃水为污池”，诗中喟然叹道“人居其上苟贤者，我视此水犹涟漪”。[55]到了尧臣家中，欧阳修发现诗人的家舍十分简陋，“湿薪荧荧煮薄茗，四顾壁立空无遗。”面对斯情斯景，欧阳修在慨叹命运不公之余只能安慰尧臣：“才大名高乃富贵，岂比金紫包愚痴。贵贱同为一丘土，圣贤独如星日垂。道德内乐不假物，犹须朋友并良时。”[56]虽然景色不够优美，但欧阳修还是经常登门，尧臣有诗云：“冒阴履湿就税地，亲宾未过知巷穷。复闻传呼公又至，黄金络马声珑珑。”[57]（见书前插图）

这年十二月七日，欧阳修又与王洙、韩绛、吴奎等人一起前来造访。适逢尧臣外出，他回到家听说此事，赋诗曰：“枯竹为门扉，不可容车骑。况如郑广文，无毡藉宾位。穷冬月破七，贵客联玉辔。”[58]这年冬天，欧阳修赠绢二十匹给尧臣，尧臣充满无限感激，赋诗云：“昔公处贫我同困，我无金玉可助公。公今既贵我尚窘，公有缣帛周我穷。”这些资助不仅解了嫁女的燃眉之急，而且全家上下的御冬衣物不再发愁，“瘦儿两胫不赤冻，病妇十指休补缝。厨中馁婢喜有望，服鲜弃垢必所蒙”。[59]友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帮助、扶持，也体现出东京士人社会充满温情的一面。

嘉祐二年初，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韩绛、王珪、范镇、梅挚同知贡举，推荐梅尧臣为参详官。此后有了更多的贵客登门造访。比如，韩绛、吴奎曾与石扬休一起来到尧臣的寒舍。尧臣感到蓬荜生辉，诗中写道：“今日一寒士，能来三侍臣。竹门容大马，金络照诸邻。鸡瘦莫为具，阮家依旧贫”。[60]这年七月二十六日，欧阳修独自前来，尧臣诗云：“内相能来顾，为郎乐有余。儿童争拂榻，门巷劣容车”。[61]在惊喜之余，尧臣也为宅第的简陋感到羞赧。尧臣在《吴长文紫微见过》中更是直接表达出对于自己身份卑微的慨叹：“岂敢以贫贱，而辄傲贤贵。但恨门阑遥，赫日去可畏。”[62]

达官贵人习惯了山珍海味，来到尧臣家中，面对粗茶淡饭反倒觉得别有滋味。嘉祐四年一个春雨初晴的日子，刘敞来到汴水岸边的尧臣家中，其诗云：

银瓶拨醅酒，紫碗双井茶。黄雀随素鲂，安榴杂木瓜。举非一方物，远或万里遐。不知王侯宅，此味何以加。[63]

尧臣《次韵和刘原甫紫微过予饮酒》云：“为撇瓮面醅，为煎鹰爪茶。乳羹芼紫蒓，蜜果飣干瓜。与我相对饮，但恨诸友遐。”[64]刘攽也曾在尧臣家吃鲙，有诗《和梅圣俞食鲙歌》云：“主人爱客不计钱，少妇缕鲙情可怜”。[65]

嘉祐四年，尧臣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预修《唐书》。此前，宋仁宗认为旧《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参与此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这年秋天，欧阳修、吴奎、刘敞、范镇、江休复、韩维一行六人前来尧臣宅中造访。尧臣有诗云“秋堂雨更静，佳菊粲粲芳。置酒延群公，掇英浮新黄。”[66]在金菊飘香的时节，尧臣迎来众多贵客，心情无比愉悦，赋诗云“今年重阳公欲来，旋种中庭已开菊。黄金碎翦千万层，小树婆娑嘉趣足。……所叹坐客尽豪英，槐上冻鸱偷侧目……明日持诗小吏忙，未解宿酲聊和属”。[67]

梅尧臣居于陋巷，混迹平民之中。这么多尊贵的客人登门造访，显然提升了梅尧臣在邻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这年，欧阳修还与刘敞、范镇、何郯等人来访，“车马立市中”，“市人无不惊”。[68]所谓“主雅客自来”，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也能从来访的客人得到印证。这些贵客之所以光临梅尧臣的寒舍，正是基于对梅尧臣的尊崇和爱戴。

社会在评判一个人时，往往从其交游的对象来定位。《管子·权修》云：“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史书在记述人物的操行之时，也常常通过其交游的对象来加以验证。比如《三朝名臣言行录》云：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置灯帐中，夜分不寝”。[69]士人在朝堂外的交游对象完全出自双方的自愿选择，若是话不投机，自然不会互相往来，常相游从多是志趣相投。甚至朝廷也通过考察官员的交游对象来判断其为人。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被荐入朝，真宗试之廷中，其才能果然名不虚传，遂赐同进士出身。晏殊天资聪颖，才能方面当然毋庸置疑，但其人品如何呢？朝廷“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70]，这才对其予以认可。

嘉祐五年春，尧臣迁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四月十八日，他参加完朝廷的赐宴，回到家中就病倒了。时值京师大疫，七天后尧臣就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九岁。在尧臣患病之时和辞世之后，前往探视和吊丧之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不少名贤士大夫。欧阳修在为尧臣所写的墓志铭中记述了这一盛况：

嘉祐五年，京师大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疾，卧城东汴阳坊。明日，朝之贤士大夫往问疾者，驺呼属路不绝。城东之人，市者废，行者不得往来，咸惊顾相语曰：“兹坊所居大人谁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圣俞卒。于是贤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亲且旧者相与聚而谋其后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赙卹其家。[71]

这年六月，他的长子梅增扶送其棺柩归宣城。梅尧臣就这样离开了在他生命和诗作中都留下深深印记的东京城。

尧臣在东京生活这最后五年，堪称他一生中仕途最为得意的时光。总的来说，他的社交生活在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新情况。首先是交游对象的数量空前庞大，达到260余位。从其交游诗的统计来看，其中来往密切者分别是：欧阳修71首，刁约42首，王畴25首，刘敞22首，梅挚14首，江休复13首，吴奎11首，范镇10首，吴充10首，韩绛9首，宋敏修7首。其余的交往对象，有的涉及三五首诗，还有大部分只有一两首，多是泛泛之交。

其次，尧臣与友人相互造访比较频繁，而且最为明显的变化则是，友人来造访他的情况居多，而以往多是尧臣造访友人。据其交游诗统计，先后有35人次来过尧臣的宅舍，其中欧阳修5次，吴奎4次，韩绛、江休复、范镇、刘敞各3次，王洙、楚屯田、曾巩、陆经、石扬休、许仲涂、王皙（字微之）、吕山人、荆供奉、司马光、钱公辅、沈遘、韩维、何郯，各1次。《宋史》载：“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72]，所说的应当就是嘉祐时期的情况。

当然，作为礼尚往来，梅尧臣也有去造访友人。据其交游诗统计，他造访的对象共13位，分别是：欧阳修3首，梅挚2首，江休复2首，冯京、王德用、王洙、刘元忠、韩绛、吴充、王畴、刘敞、范镇、胥元衡，各1首。[73]这既反映出梅尧臣在京城有了较为亲密的交往圈，更体现出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梅尧臣先后这七次进京的经历，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过程。尧臣初次进京是为了参加省试，后来几次是进京候试，等待迁转，无所事事，充满漂泊之感。没能进士及第成为他宦途上的障碍。京城居，大不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上的窘迫伴随着尧臣的生活。不过，尧臣积极参加京城士大夫的交游活动，加入京城的社交圈，结交一批朝中的清贵名宦，为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人脉的基础。直到嘉祐年间（1056—1063），他时来运转，在仕途上终于有了转机，在京城获得稳定、体面的职位，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这一时期梅尧臣在京城的交游对象空前增多，他也成为京城士人交游圈的重要人物，接触的朋友越来越多，在士人群体中获得了认同感，士人登门造访尧臣的情况越来越多。

不单是梅尧臣，其他士人也有类似的情形。比如苏轼，嘉祐元年首次进京赴考，之后宦途坎坷，历任地方官，时常奔波于京城内外，其在东京的居住方式和位置在不同时期多有换易，在史籍中也鲜有见到与人互访的记载。直到元祐年间（1086—1094），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与苏门六君子等人的互访才逐渐多起来。

第二节 “望君频访我，不必待书招”——休闲与文学空间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宋代的休闲生活，其中对于宋东京的公共休闲空间关注较多[74]，而对于住宅这样的私人休闲空间则尚未引起关注。从宋人留下的诗歌等史料来看，住宅倒是东京士人最重要的休闲空间，他们相当多闲暇时光是藉由走访这一方式度过。走访是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交际方式之一，但北宋士人之间的走访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这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鲜明特征。

一 休闲生活：放松身心

走访友人是人们在闲暇时候消遣放松的重要方式，东京士人也不例外。韩维有诗《连日休务过邻几》云：

广文自古无羁束，况复三逢著令休。纵酒不防官长骂，驱车聊过故人游。闲中日月随方罫，远外风云入小舟。准拟墙根菊花好，共乘清露赏高秋。[75]

相对于衙署内的紧张氛围，住宅的私密惬意和友人关系的亲密温馨无疑令人向往。在走访活动中，没有了官长的监督和约束，可以赏花弄月，尽情释放内心的压力。

对于坐拥幽美宅园的士大夫来说，也渴望友人前来造访。李昉有诗给李至云：

老去心何用，闲吟月正中。细香红菡萏，疏影碧梧桐。鹤立莓苔径，犬眠兰菊丛。吾宗不我顾，幽兴与谁同。[76]

虽然花木芬芳，鹤犬相望，但如此的良辰美景没有友人来共享，还是感到一些寂寥和遗憾，故而对友人的来访充满热切的期待。正如李昉在给李至的诗中所云：“望君频访我，不必待书招。”[77]二李宅第一在城北，一在城南，李昉在一首诗中表露出希望和对方毗邻而居的想法，诗云：“恰与宗兄性相近，好来城外卜邻居”。[78]居住的距离会给交往带来不便，但决定双方交往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彼此心理上的距离。

士人的走访常常需要穿越不同的街区，因为他们散居于京城的各个方位。[79]刘攽有诗云：“索我形骸内，从君里巷居。度阡仍越陌，酌醴更焚鱼。”[80]梅尧臣亦有诗云：“天京二贤佐，向晚忽来觌……移榻近檐楹，谈诗俄至夕。回车闾巷隘，跛马愁所历。”[81]司马光和钱公辅二人是乘坐马车而来，距离尧臣家不会很近。皇祐四年十二月，梅尧臣有诗，题曰：“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延]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诗云：“还家历南市，灯烛已煜爚”。[82]据韩维诗“惟吾（廷）[延]老生，宛在城北隅”[83]，李寿朋家住城北；尧臣家在城东南，故而返家途经南市，已经华灯绽放。中间仅隔一天，至二十三日黄昏，尧臣又受到江休复之邀，与刘敞等人往其宅中饮酒，至夜方散。尧臣还有诗写到他同江休复、陈绎在刘敞家东轩饮酒[84]，等等。梅尧臣还有诗云，“刘郎居南我居北，陌上泥开天正黑”。[85]总之，空间的距离虽会带来不便，但并不构成为走访的障碍，反而更体现出彼此关系的亲密。

步入庭中，冠盖如荫的大树给人的不仅有最直接的视觉印象，也有幽雅温馨的身心感受。东京常见的树木如梧桐、樗树、槐树、枣树等，营造着私人宅园特有的交际氛围，士大夫在刻画场景时难以忽略身边的这些景致，多会在唱和中予以描绘和咏赞。比如，黄裳的《和章枢密西斋》说到章惇庭院的两株梧桐，诗云，“双梧惟有翠盈庭”。[86]梅尧臣《和李（廷）[延]老家会饮》云：“到门门有槐，槐上时鸟歌。”[87]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不赘举。

宅园内部的花木等景观带有展示性或炫耀性的因素，客观上属于主人情趣审美的物化载体。有些士大夫的庭中植有古老或者珍稀的树木，更会成为友人赋诗咏叹的对象。梅尧臣于皇祐四年有诗写到曹偕家的三株古桧被风拔起。[88]除了柳、槐、梧桐等中原常见树种之外，东京的达官显贵还从远方引种珍稀树种。比如驸马都尉李遵勖，自南方移来鸭脚树植于庭中。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尧臣曾特意赋诗唱和。[89]客人在与主人的酬唱中对宅园中的树木加以赞咏，正迎合了主人的这一潜在心理需求，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主人情趣爱好的认同。

与花木类似，宠物也往往成为宾主交流中的话题。观赏宠物并赋诗唱和，乃士大夫休闲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刘敞家中“南笼养白鹇，北笼养孔雀”，他邀请梅尧臣、江休复等人到宅第东轩，一边饮酒，一边观赏白鹇和孔雀。梅尧臣在诗中对这些珍禽的绚丽之态多有描绘，诸如“素质水纹纤，翠毛金缕薄”云云。[90]欧阳修家中也养有一双白鹤，刘敞有诗《戏题欧阳公厅前白鹤》，题注云：“欧云此鹤畏寒，常于屋中养之”。[91]宾主双方观赏白鹤之时，还谈论了白鹤的生活习性。欧阳修家中还养有白兔和白鹦鹉，刘攽、梅尧臣都曾赋诗赞咏。[92]刘敞家中新置盆池，种莲荷、菖蒲，养小鱼数十头，“终日玩之”，甚觉可爱，作诗云“游鱼亦何乐，幽客同此心。安排在所寓，相与忘浮沉”。[93]梅尧臣有诗与刘敞酬答唱和。[94]作为士大夫业余生活的情趣，在家中豢养宠物增添了居室的生命活力。宾客欣赏着主人的心爱之物，饶有兴趣地与主人一起探讨宠物的生活习性，并赋诗赞美，共度轻松愉悦的休闲时光。

士人的走访大多是在休务日或退朝以后，时间相对随意，但也会受到城市制度的影响。虽然说唐末五代以来，夜禁制度逐渐松弛，城市的夜生活也更为自由。不过，这一变迁在北宋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士人在深夜的走访活动也因此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宋初，东京的城市管理限制较严，“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鼕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都之制也”。[95]宋太宗时，东京设置街鼓“以警昏晓”，这很明显是对市民的作息时间进行提醒和调控。此外，东京还设置有金吾街仗司，对市民活动进行限制和管理。这一时期，市民不准在夜晚随意游走于街巷。太平兴国四年（979）中秋，潘阆、柳开、宗坦以及寇凖等人会聚宋白宅中赏月，之后并没有各自散去返家，而是留宿宋宅。潘阆有诗，题曰：“中秋与柳赞善开、宗赞善坦、寇学士准，宿宋拾遗白宅，不见月”，诗云：“共约中秋来看月，一轮终不见清辉。众人眠后唯孤坐，翻忆无云宿翠微。”[96]再如《玉壶清话》所载：

是时陈象舆、董俨俱为盐铁副使，胡旦为知制诰，尽同年生，俱少年，为一时名俊。梁颢又尝与公同幕。五人者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喏。象舆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谚曰：陈三更、董[一作梁]半夜。赵公因是坐贬崇信军司马。[97]

这里的“赵公”即指赵昌言，端拱元年（988），为枢密副使。他这次被贬当然另有他因，不过，他们常常夜聚纵饮，确实给人以结党的口实。[98]另外，“每每乘醉夜分方归”，也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夜禁之规。直到淳化中，昌言将功补过，重返京城时，太宗还对其笑道：“半夜之会，不复有之”。[99]

一般认为，至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街鼓昏晓之制消失。[100]此说是依据宋敏求在熙宁年间（1068—1077）所作的《春明退朝录》所云：“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101]久保田和男先生指出，街鼓的废止并不能表明夜禁的废止，直到北宋末期，东京仍然施行夜禁制度。[102]不过，街鼓的废止至少说明政府对市民的作息不再过多干涉。此外，金吾街仗司之职也渐被废罢。随之而来的是，东京的夜市更加繁荣，市民的夜生活更趋活跃，夜晚的走访活动也更为习见。正如梅尧臣诗中所云：“红尘夜不息，横衢若烟雾。朝见车马来，暮见车马去。”[10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刘攽曾在夕阳西下之时造访孙监丞[104]；苏颂在范镇宅中饮酒联句，至深夜方归[105]，等等。

北宋中期以后，东京士人夜访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最为典型者当数刁约。刁约，字景纯，润州人，乃人才辈出的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的进士。与他同榜及第的名人还有欧阳修、富弼、蔡襄、石介、张先、韩综、唐介、孙抃等。刁约虽然在政坛、文坛上的声名逊于以上同年；但他“喜交游”[106]，堪称宋仁宗时京城交游圈中的活跃人物。由于他“喜交结，请谒常至夜半”，号为“刁半夜”。[107]

除了夜访之外，还有清晨造访的情形。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给曾巩的一封信中云：“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饮十数杯，遂醉，归家却与诸薛饮。”[108]梅尧臣有诗《陆子履见过》云：“刘郎谪去十年归，长乐钟声下太微。屈指故人无曩日，平明骑马扣吾扉。”[109]陆经这么早就骑马赶赴尧臣家，可见久别重逢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江休复与沈遘也曾在清晨造访尧臣，尧臣有诗云：“东城车马多，巷无蹄与辙。如何二贤豪，侵晨顾衰苶。喜言雨后凉，早暮脱炎热。”[110]江、沈二人之所以这么早就出门访友，除了是想趁着早上的凉爽，此外也反映出宾主之间的关系亲密。

总之，承平时期的东京士人，日常的互访活动甚为频繁，在时间上也更为随意，也不需要隆重的筹备，形式上也不拘一格。退朝后的友人互访是缓解心理压力、享受都市慢生活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士人生活中优雅闲适的一面。

二 诗酒游从：文学创作

赋诗是宋代士人必备的文化素养，也是重要的交际媒介，士人在走访中多有诗歌酬唱。

宋诗的叙事性早已被学界所公认。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抒情成分减少，叙述、议论的成分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特别是有些宋诗的诗题、诗序或诗注，以较多的字数叙述交代了相对完整的事件。宋诗的这种叙事性特点与士人的创作习惯不无关系。他们在走访等日常活动中，经常以诗歌酬唱的形式对相关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场景予以描述和记录，这在无形中促进了宋诗的叙事化倾向。比如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他热衷于诗歌的创作，习惯于用诗歌来记录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这一特征无疑丰富了宋诗所承载的史料信息，梅尧臣的诗歌就像日志一样持续地记述了他的生活内容。

共同的文学兴趣是士人走访的一种机缘。宋初，潘阆和王禹偁俱有诗名，而各领风骚，分别是“晚唐体”和“白体”诗风的代表人物。潘诗寒苦清奇，有孟郊、贾岛之风，为王禹偁、苏轼所赞赏；而王禹偁在白体诗人中又能独树一帜，其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虽然流派不同，但二人同为诗坛的风云人物，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话题，因而在走访时可以有诗艺上的切磋和交流。王禹偁有诗云：“前日访潘阆，下马入穷巷。”[111]以王禹偁为代表的宋初诗人与“晚唐体”乃至“白体”诗人的区别，不仅在于诗歌风格，更在于创作的习惯。王禹偁身体力行地将日常“琐事”纳入创作的视野，这既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也赋予了宋诗新的生命力。再如李昉和李至，在端拱元年至淳化二年（991）期间，“朝谒之暇”，“篇章和答，仅无虚日”，“凡得一篇一咏，未尝不走家僮以示”对方，“日往月来，遂盈箧笥”[112]，后编为《二李唱和集》。

再如欧阳修与张先，二人同登天圣八年进士，但似乎并不相识。张先的词作《一丛花》曾一时盛传，远播京师，其中有“沉思细恨，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之句，欧阳修“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后来张先进京，登门拜访，“阍者以通”，欧阳修“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113]虽是初次谋面，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得二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欧阳修在给张先写的墓志铭中云：“非独其善可铭，又有平生之旧、朋友之恩与其可哀者，皆宜见于予文，宜其来请于予也。”[114]张先这样的拜访并非为了博得延誉或举状，其对欧阳修也未形成门生或者门下士的身份，二人的关系应该归为同道、同好之列。

其他士人在走访时也多有诗歌酬唱。苏颂在一日退朝之后，与同僚来到谭德润家，在西轩凭槛望庭中太湖石，吟诗赞叹，诗云：“爱君小轩才袤丈，满地新芳杂红紫。偶来凭槛见奇峰，便有江湖秋思起”。[115]苏颂还曾前往昭德坊造访晁端彦，并有酬唱往还，其诗云：“近伏值休澣，端居无所为。触热事造请，有如褦襶诗。偶到昭德里，主人不吾非。惟今吏部郎，望清秩非卑”。[116]杨畋宅西桃花盛开之时，蔡襄前来造访，并赋诗咏赞。[117]即使这些不以诗歌立身的普通士人，诗歌酬唱也与其走访如影随形，留下了大量的诗作。

日常互访也是文学共同体生成和存在的一种平台或载体。在此我们以元祐时期的苏门文学群体为例来予以讨论。虽然苏轼与其门下成员的交游，大都可以追溯到元祐之前，结识的时机和地点也各不相同，但苏门的正式确立还是被认定于元祐年间的东京。这一时期，苏门的主要骨干如六君子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诸人先后来到京师[118]，他们主要以文事为机缘，时常与苏轼游从往复，谈诗论文，构成元祐文学的盛况。通过他们留下的丰富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相互走访的一幕幕鲜活场景。王水照先生曾对“苏门”形成的完整过程做过精彩论述[119]，我们在此主要考察元祐年间苏轼与其门人互访的生动场景（见书前插图）。

据现存史料，可以考订出这一时期苏轼及六君子的大致住址，进而再现他们造访苏轼的交游路线与场景。苏轼这次到京居于“阊阖门外白家巷中”[120]；黄庭坚住在京城西北的酺池寺[121]；秦观“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122]；张耒与晁补之在城南毗邻而居；陈师道“寓居陈州门”[123]；李廌则寓居“龙兴仁王佛舍”[124]，即太平兴国寺。从他们的住址方位来看，黄庭坚在城北，秦观在内城的中部偏东北，张耒和晁补之在城南，陈师道在城南偏东，李廌在内城的中部偏西。铺开宋代东京的地图，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眼前可以浮现出六君子从各自的住址，沿着不同的路线在城中走访的画面。

苏门六君子常去拜访苏轼。元祐二年（1087）的一个暇日，六君子会聚苏轼宅中。苏轼时任翰林学士，忽有旨令其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于赫神考，如日在天。”然后问诸位：“能代下一转语否？”各位纷纷推辞。东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群公大以耸服。[125]除了集体性的聚会之外，苏门诸人也有单独造访的情形。元祐元年的一个雨后，黄庭坚曾独自来到苏轼家中。[126]

苏轼也时有造访其门生。元祐三年，苏轼曾为黄庭坚酺池寺书斋之旁画小山枯木。[127]庭坚避暑李氏园，还曾想邀请苏轼前往做客。[128]晁补之与苏轼的居住位置处于一条东西水平线上，来往比较便利。晁氏家族的宅第位于“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的昭德坊[129]，这条天街往西直达内城的西门——阊阖门（俗称梁门）。元祐三年，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神道碑[130]，这天终于完稿，遂前往昭德坊造访晁补之。苏轼从阊阖门进入内城，沿着天街，一路往东，依次经过太平兴国寺的北门、大内的宣德门，再向东跨越太平、通利、宣平三个坊[131]，就到昭德坊。在艰苦的创作之余，友人之间的走访既是休息放松的方式，也是释放交流欲望的渠道。一进门，未落座，苏轼即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饮茶罢，苏轼即迫不及待地将新作示于补之，“琅然举其文一遍”。苏轼身为文坛巨擘，补之能够第一个欣赏到其大作，自然是兴奋非常。苏轼告辞之后，晁补之遂将其文章“举示族人”。[132]

苏轼当时已誉满天下，这些门人还多是初出茅庐，不过他们在诗、词、古文等方面各有专精，并以此受到苏轼的赏识，从而常相游从，义兼师友。通过与苏轼亲密而经常的往来，这些门生也引起时人瞩目，并被视作以苏轼为核心的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苏门四学士”或者“苏门六君子”这种称呼本身，不仅是对他们群体性素质的认可，也反映出其形象在苏轼的光环映照下熠熠生辉。

在苏轼的周边，其众多门生之间也多有互访。元祐年间，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城南僦舍，毗邻而居，常相游从，或诗文相酬，或把酒论诗，或联辔同游，或对榻夜语。[133]张耒有诗云：“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134]有一次，张、晁二人相约并辔，从城南逶迤而北，来到黄庭坚寓居的酺池寺，庭坚有诗云：“北寺锁斋房，尘钥时一启。晁张跫然来，连璧照书几”。[135]张耒也曾前往黄庭坚斋中，赋诗唱和。[136]晁补之与张耒、黄庭坚还曾在杜纮家饮酒作乐、赋诗唱和，诗云：“廷尉风流才绝尘，最怜高髻歌阳春。两鬟亦解倚瑟语，催送花前红袖舞。黄张翰墨海内名，席上生风清夏宇。封丘自倚笔势豪，不怕当筵赋鹦鹉”。[137]晁补之还曾和张耒到钱勰家中饮酒。[138]晁补之家海棠花开之时，也曾邀张耒等友人前来赏花饮酒。[139]晁补之的兄弟晁说之与韩忠彦多有往来，曾一起到李德充家宴会，并赋诗酬唱[140]。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九月曾赐韩琦“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141]兴道坊与晁家赐第所在的昭德坊都位于内城左军第一厢，晁、韩两家距离很近，又都是世家大族，加之忠彦与说之都是进士出身。这些共同之处都成为二人交游的基础。

总之，众多苏门成员及其周边士人的诗酒游从，共同营造出元祐文坛的繁盛局面。“苏门”这一共同体的文学风格正是经由日常互访中的切磋、交流得以塑就，这一群体的共同形象也在潜移默化中被世人所接受。

第三节 “高会良难得，危言岂易行”——士人走访与党争

参与政治活动为大多数士人实现人生抱负的主要途径，游从过往乃士人在朝堂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士人的走访虽属休闲生活，但身处王朝的都城，往往难以逃脱朝堂之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这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相。本节主要以熙宁变法和乌台诗案为背景，分别考察嘉祐四友和苏轼诸友这两个群体，藉以讨论士人群体在政治事件的风云变幻中所呈现的恩怨纠葛。

一 熙宁变法：恩怨纠葛

千百年来，王安石变法持久地吸引着后人的关注和研究兴趣[142]。这一政治运动不仅对宋朝乃至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波及当时众多人物的交游关系，其中极富戏剧性的当数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他们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常常游从聚合，堪称至交密友；在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又先后执掌朝纲。以他们为中心，关涉到一个庞大复杂的交游网，彼此之间的恩怨纠葛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绵延数十年。

王安石与吕公著在庆历二年同登进士第[143]，之后分别到地方为官。嘉祐年间，二人与司马光、韩维等人齐聚东京，“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144]在“嘉祐四友”的周边还活跃着他们的兄弟、友人，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游圈。

韩维出身名门世家真定韩氏，因其家门前种有梧桐，人称“桐木韩氏”。[145]韩氏家族从韩亿科举入仕开始，开始崛起，其门下八子韩绛、韩维、韩缜等均名盛一时，一父三子先后官至宰相，被世人津津乐道，传为当朝佳话。

宋仁宗年间，王安石进京之后与韩氏兄弟游从甚密，结为挚友。王安石有诗，题曰，“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146]这里所说的结识时间当为嘉祐年间王安石在京为馆职时，玉汝乃韩维之弟韩缜的字。由于住宅邻近，二人常相过从。《曲洧旧闻》亦载，王安石“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常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147]吕惠穆即吕公弼，韩献肃即韩绛。这些日常琐事的往来更显出彼此关系的亲厚，这种交谊还延续到双方的子弟后辈。王安石在诗中云：“羁旅儿童得近邻，相知邂逅即情亲。当时岂意两家子，此地更为同社人。”看到子弟们和睦友好，作为父辈也甚感欣慰，彼此的感情进一步增进。嘉祐四年秋，韩维前来王安石宅中造访，王安石赋诗向韩维倾诉身在宦途沉浮中的内心感慨[148]，可见二人感情的深笃。

嘉祐年间，与王安石志趣相投的还有陈绎。二人是庆历二年榜的同年友，这一时期又同朝为官。二人同住城北的显仁坊[149]，毗邻而居，往来方便。陈绎宅第的北门临着一条小沟，跨过一座独木桥就是皮场街。王安石在《呈陈和叔》的诗序中云：嘉祐末，陈绎在“皮场街，有园数亩，中置二椁，砖袤丈。北户临沟，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毁辎车为盖”。王安石就住在陈绎宅第的北边，隔沟相望。安石闲来无事就越过小沟前往陈绎家中。王安石在《呈陈和叔》的序中回忆了这一时期到陈绎家中串门的情形，云其“间度彴，饭车盖下，随所有无，坐卧砖上，笑语常至夜，如此三岁”。[150]

友人之间的日常走访并非都抱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但是，如果一方拥有权势这一稀缺资源，旁观者往往会产生某种联想。朋友之交与势利之交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交游中一旦渗透出利益与权力的交易，朋友之交往往就发生质变，从而惹人非议。关于王安石与韩维等人的交游，《西塘集耆旧续闻》云：

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151]

即使《宋史·王安石传》也没有将这些朝堂外的“琐事”加以过滤，对此亦有大同小异的记述：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152]

这些文字无非是为了表明，王安石远道而来，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和政治根基，他有意通过结交韩氏、吕氏兄弟，以引起神宗的注意、赏识和重用。虽然有学者已考证指出王安石与韩、吕两家的交游并非出于攀附的考虑[153]，但基于逻辑思考上的惯性，人们似乎更愿意认为王安石嘉祐年间的交游是在刻意经营仕途上的人脉，而且这些交游对其日后步入朝堂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上，也很难说王安石在结交韩、吕两家时就心怀功利目的。应该看到的是，王安石确有真才实学，得到荐拔也在情理之中。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错位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没有明确动机的交游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过庭录》载，王安石“最为子华（韩绛）所服，事多折衷于介甫”。[154]韩绛与富弼爱安石之才，遂“皆力荐于朝”。[155]吕公著“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王安石尝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权贵手握荐贤举官的权力，士人在与其交游之时无形中也增加了被知遇、荐拔以至升迁转官的机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客观效果来看，韩维兄弟在宋神宗面前为安石多有赞誉引荐之辞，这确实为王安石步入朝堂起到过积极作用。

更耐人回味的是，王安石第一次拜相前的政治运作。《石林燕语》载：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156]

由于王安石嘉祐年间与韩维兄弟关系甚密，韩维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当时身为太子的赵顼屡屡赞誉、荐引王安石。治平四年正月，赵顼登基，闰三月即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后欲召其进京重用。神宗本想让韩维先写信告知王安石，而韩维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不甚妥当。毕竟是相知甚深的故人，韩维意识到，以王安石的为人，欲通过这种私人的方式召其进京，肯定会让其感到不快。于是，韩维就在王安石之子王雱前来造访之时，向其透露神宗打算起用乃父的旨意。这样，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不露声色地向王安石传达了朝堂上重要的人事信息。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自知江宁府调任翰林学士，其子王雱随侍左右同到东京。陆游《渭南文集》载：

王性之（王铚）言：熙宁初，有朝士集于相蓝之烧朱院。俄有一人末至，问之，则王元泽（王雱）也。时荆公方有召命，众人问：“舍人不坚辞否？”元泽言：“大人亦不敢不来，然未有一居处。”众言：“居处固不难得。”元泽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某闻此语六十年矣，偶读《居家杂仪》，遂识之，庆元庚申五月四日书。[157]

王雱所称之“司马十二丈”即司马光。王安石调至汴京，愿与司马光“卜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会面交往的方便。显然，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非常友好。

交游主体的相互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即使在关系生成之后，也有待于在日后的交往中得到维系。如果认同基础发生变易，双方的认同程度、关系亲疏就可能发生变化。

宋神宗即位之后，嘉祐四友的身份发生改变，彼此的关系也随之出现微妙的变化。基于对变法的不同政见，昔日好友的私人关系渐行渐远，退朝之后的相互走访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共处的主要空间也由朝堂之外的宅园、僧坊等转移到朝堂之上。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实行变法。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158]，认为公著必定会支持、匡助自己实施变法。然而，方行青苗法，公著就极言不便，安石大失所望，其怨怒之状可想而知。神宗欲用吕惠卿为御史，公著又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安石“益怒，诬以恶语”，公著遂出知颍州。[159]随后，司马光草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辩，神宗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160]

在新法上，吕公弼与王安石亦政见不合，“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这稿子尚未呈送神宗，却被其从孙吕嘉问窃取并送给王安石，王安石看后抢先告诉了神宗。神宗很不高兴，遂罢公弼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161]

随着变法的实施，在对待保甲法一事上，韩维也与王安石发生冲突。时知开封府的韩维上言“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162]神宗以此问王安石，王安石虽然加以辩解，但由此与韩维的关系开始由亲转疏。熙宁三年，韩维为御史中丞，以兄绛在枢府，力辞之。“安石亦恶其言保甲事，复使为开封。”后韩维考试制举人，孔文仲对策入等，“以切直罢归”。韩维进言：“陛下毋谓文仲为一贱士，黜之何损。臣恐贤俊解体，忠良结舌，阿谀苟合者将窥隙而进，为祸不细。”王安石自然明白韩维是在讥讽自己，遂“益恶之”[163]，二人结怨愈深。

韩绛与王安石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变法之初，韩绛与王安石政见多有契合。绛因言差役之弊，役法的改革自此拉开。绛又代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王安石每奏事，绛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由此深得安石信任，并“恃以为助”。[164]当时，吕公著、韩维与王安石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韩绛还曾“竭力弥缝”，但未能奏效。韩维、公著与王安石“几若世仇”。[165]熙宁三年，韩绛任参知政事。七年，复代王安石相。“既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吕惠卿争论，乃密请帝再用安石。”然而，王安石返回东京再次拜相后，政见“颇与绛异”。二人的矛盾在是否任用刘佐之事上被激化。不久，绛离京，出知许州。[166]

不止是嘉祐四友，王安石变法还波及其他众多士人的私人关系。比如刘攽与王安石。嘉祐年间，刘攽与韩维兄弟往来甚密，亦与王安石交游“甚款”。刘攽以馆职居京师，王安石在从班，“每相过，必终日”。直到后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刘攽也习惯于到其宅中走访。一日刘攽前来，值王安石正在用饭，使吏请攽入书房。攽见有草稿一幅在砚下，取来一看，乃论兵之文。攽过目不忘，读罢放回原处。又一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坐，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从刘攽这一细微的心理反应也可以窥见，故交旧友的身份地位发生转变之后，彼此的往来也受到微妙的影响。王安石饭毕而出，方把刘攽邀入房中，相谈甚久。论及学问，安石问攽近来有何新作。攽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王安石问“所论大概如何”，攽遂以所见安石草稿为己意以对。王安石“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草裂之”。这个故事本是为了说明王安石“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167]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变法之初刘攽与王安石还是往来密切，关系不错。不过，《宋史·刘攽传》多载二人在熙宁之后政见的不合。王安石在经筵，“乞讲者坐”，攽极言其不可，“礼官皆同其议”，遂行之。攽“又尝诒安石书，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168]在后来的乌台诗案中，刘攽也遭受牵连和责罚。

还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变法对东京士人社会的影响并未随其结束而散去。元祐三年上元节，韩绛在致仕一年之后重返东京，门生故人前来探视，会聚宅中。赵令畤《侯鲭录》对此事有生动记述：

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钱穆父知府至晚，子华不悦。坡云：“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169]

这次聚会距离王安石变法已经十多年，王安石本人也已过世；但从与会诸人的身份，也可以感受到那场政治运动对士人交游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宅主韩绛与王安石的复杂关系前已论述，而前来造访的诸位与王安石的个人关系或者政见亦多不合。傅尧俞，字钦之，熙宁三年至京师。王安石素与之善，方行新法之时“举朝纷纷”，王安石期待着尧俞成为变法的支持力量，准备授其待制、谏院之职。意外的是，尧俞明确表态不同意变法的主张，王安石非常失望，遂只授其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不久出其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170]胡宗愈，字完夫，神宗时累迁至同知谏院。王安石欲用李定为御史，宗愈上言不可，因而忤王安石，出通判真州。[171]钱勰，字穆父，与王安石结怨更早，熙宁三年举贤良召对称旨，“会王安石恶孔文仲策，迁怒罢其科，遂不得第”。他后来得到神宗召对，“将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礼来见，许用为御史。勰谢曰：“家贫母老，不能为万里行。”安石知其不依附自己，命权盐铁判官，历提点京西、河北、京东刑狱。[172]苏轼在熙宁变法中与王安石的冲突更是众所周知了。顾临虽然与王安石没有明显的过节，但其与苏轼、胡宗愈等人关系甚密。苏轼与胡宗愈、李常、王古、邓温伯、孙觉等称其“资性方正，学有根本”，“封驳议论，凛然有古人之风”。[173]

直到元祐三年十二月，苏轼在上疏时还指出，元丰台谏炮制乌台诗案，“以倾陷善良”，“王安石实为之首”。[174]苏轼与王安石政见的不合，应该说与乌台之勘难脱干系。乌台诗案可以被视作王安石变法以来党派政争大背景下的突发事件。由于此案关涉众多士人的日常游从，这也在无形中警示当时的士大夫，政治风云时时笼罩着朝堂内外，即使朝堂之外的私人活动也要对朝政保持距离和警惕。

二 乌台诗案：交谊弥笃

身处王朝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之间的走访更能折射出各种层面的世态人情。既有像嘉祐四友那样在政治风潮中因恩怨纠葛而分道扬镳；也有一些士人来往的初衷并无意于政治，而是身不由己地被政治事件所牵连，但彼此情深意笃，依然常相游从。以下我们主要以乌台诗案所关涉的走访活动为例来讨论后一种情形，以期从另一侧面来透视士人社会的多样面貌。

元丰二年二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先后据以弹劾，遂成“乌台诗案”。这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自湖州入御史台狱，直至三十日，苏轼始供出“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175]由此，乌台之勘又给当日与苏轼来往的士人带来牵连之祸。经过四个多月的勘治，终于拟出最后的审判结果，被贬或受罚的名单及处分如下：

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邠、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176]

关于这次文字狱的政治背景与来龙去脉，以往研究北宋党争的学者多有阐述。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着眼于朝堂之内，所注意到的也多是人际关系所存在的事实或结果，而对于这些关系所赖以生成的交游场景却少有关注。如果不是乌台诗案的爆发，苏轼与以上诸人的关系也许并不会引起关注。实际上，政治史上的激烈冲突所关涉的人际关系，其结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蕴含在一系列波澜不惊的日常交往中。具体到此案中被贬逐和责罚的诸人，我们仅从现存史料也可发现，他们在此案的前后多有来往。在此不是对苏轼的交游进行全面考证，主要是以王巩、范镇等人为例，藉以考察士人走访的另外一种情形。

（一）“径走城东求故人”：苏轼与王巩

王巩，字定国，出身世家，其曾祖王祜“创居第于曹门外”[177]，其祖乃名相王旦，因所居城东曹门外有牛行巷，人称“牛行相君”。苏轼有诗《送颜复兼寄王巩》云：“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178]王巩所造清虚堂即位于“其居室之西”。[179]《汴京遗迹志》亦载，清虚堂位于“汴城内之东隅”。[180]

熙宁九年冬天，苏辙寓居范镇东园，王巩招其饮酒作诗，苏辙次巩韵，诗云：“都城岁晚不归去，客舍夜寒犹独吟。樽酒怜君偏好客，诗篇寄我谬知音。会须雪里相从饮，履迹旋平无处寻”。不久下雪，苏辙果然与孙洙会饮于王巩西堂（即清虚堂），戏成三绝，诗云：

南国高人真巨源，华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见都如梦，莫怪终宵语笑喧。倾尽香醪雪亦晴，东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惯生疏客，不尽清歌宛转声。[181]

孙洙，字巨源，广陵人，博闻强识，名练典故，故赞其“南国高人”。由“十年一见都如梦”，可知二人相交于熙宁之初。十二年后，苏轼兄弟再访王巩，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苏辙赋诗《雪中访王定国感旧》云：

昔游都城岁方除，飞雪纷纷落花絮。径走城东求故人，马蹄旋没无寻处。翰林词人呼巨源，笑谈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182]

显然孙洙、苏辙住在城西，距离王巩城东的宅第较远；而且夜深雪大，当晚就醉卧王巩家中，次日乃返。

熙宁十年正月八日，应王巩之请，苏辙为其清虚堂作记，首云：“王君定国为堂于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观，后有竹林阴森冰雪之植，中置图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与其游，贤士大夫相从于其间，啸歌吟咏，举酒相属，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于其堂者，萧然如入于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尘土之乡也”。[183]苏轼则为之作《跋所书清虚堂记》。[184]时人的亭堂园苑获得苏轼的作文题记，无疑被赋予高雅的文化意蕴。对于主人而言，这一行为带有明显的炫耀性与展示性的成分，因为这既体现出其与文坛巨擘苏轼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也提升了其身份和地位。

虽然王巩与苏轼交游并看不出存有明确的政治意向，但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也因与苏轼有诗赋往还而遭受牵连，朝廷命其“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185]不过，这场政治风波并未影响到双方的感情，甚至产生了患难与共的情谊。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苏轼再次回到京城[186]，“居阊阖门外白家巷中”[187]。这月下旬，苏轼与王巩、王震叔侄有酬唱。[188]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苏轼兄弟造访牛行巷的王巩，会饮清虚堂中。苏轼有诗，题曰：“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189]王巩即兴赋诗，苏轼兄弟均次韵酬答，诗题分别为《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次韵王定国见赠》；苏辙还有诗《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回忆十二年前与孙洙雪中造访王巩的情形[190]，而此时孙洙已经去世。元祐四年正月，苏轼再次造访王巩，并为其所藏的王诜《着色山》绘画赋诗二首。[191]

不仅仅王诜、王巩，乌台诗案的其他受害者，日后与苏轼也情深意笃。比如刘攽，元祐年间与苏轼同朝为官，二人过从甚密，尝互谑为乐。刘攽曾在苏轼家观其堂中画松图，并赋诗艳羡不已。[192]元祐四年三月刘攽去世，苏轼在《书黄州诗记刘原父语》云，攽兄敞（原父）卒久，“尚有贡父（刘攽）在。每与语，强人意，今复死矣”。[193]

（二）“独向城西寻隐君”：苏轼与范镇

官员在朝堂外的私人交往，在宋廷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之事。为了防止官僚趁着出谒、受谒其他官僚之际而植党结派，宋廷不断颁布“谒禁法”，试图予以限制或禁止。[194]范镇不仅对谒禁法持反对意见，而且不管在任官之时，还是在致仕之后，他都毫不避嫌地与人来往，乌台诗案中也正是因此而受到牵连。

宋初大臣多无私第，私谒活动较为少见。之后大臣陆续拥有私家宅第，在其中接见宾客的情形也随之而来。对于谒禁法，当时的朝臣意见并不统一。比如庆历三年九月，诏“执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接见宾客”。[195]此举即遭到以范镇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范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196]其后，谒禁法时有废罢，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大禁谒的范围，使谒禁法更加严密完善。另一方面，谒禁诏令的不断颁布，也正反映出官员私谒现象的屡禁不止。

严格来说，走访与私谒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私谒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走访则带有较强的日常性和随意性。朝廷颁布谒禁法虽有其道理，但这显然干扰了官员之间的正常人际交往，因而也遭到一些漠视和抵制。以下我们对范镇进行考察，以期透过他的人际交往，窥见当时官员对于谒禁法的“熟视无睹”。

范镇，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乾兴三年（1025），范镇结识薛奎。薛奎当时“守蜀，一见爱之，馆于府舍，俾与子弟讲学”，还朝时带范镇进京，对人言：“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宋庠兄弟见范镇文章，“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宝元元年，范镇果然不负众望，“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197]仁宗时知谏院，神宗时为翰林学士。

范镇与朝中友好多有互访往还。皇祐五年五月十日，梅尧臣与范镇在韩绛宅中饮酒赋诗，尧臣赋诗《醉和范景仁赋子华东轩树次其韵》，云：“树影落东墙，影微人已醉。休看枝上绿，但对眉间翠”。[198]范镇在城南有宅第，这年六月十日，江休复同刁约、吴奎、韩维、杨畋等人在范镇家饮酒，后赋诗记述此事，刘敞、梅尧臣均有诗与之唱和。[199]韩维有和诗云：“城南饮骑散，君赴蓬山庐。”[200]苏颂也曾在范镇宅中饮酒联句，有诗云：“共喜开颜论雅旧，须留持酒玩芳菲。属酬新句尤欢纵，不限严更未许归”。[201]嘉祐四年，王畴三月十六日也在范镇家饮酒，梅尧臣有诗与之唱和，题曰：“次韵景彝三月十六日范景仁家同饮还省宿”。[202]礼尚往来，范镇也曾与梅尧臣一起到王畴的西园饮酒赏鱼，赋诗唱和。[203]刘敞还有诗《雪中与长文、景仁会西阁》[204]、《初雪朝退与诸公至西阁》[205]，记述其在退朝之后邀请吴奎、范镇等人至其西阁做客的情形。

范镇住在城南，城东则有别墅“东园”。由于远离京城的政治核心区和商业繁华地段，故而环境幽雅，多有同道友好前来游赏。司马光即曾与苏颂前来范镇东园，苏颂有诗云：“主人出休沐，秋色正明丽。偶为东园游，便有中林意”。[206]

熙宁三年，范镇荐举苏轼为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又“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激怒安石，被罢归故官。范镇“皆力争之，不报”，遂上疏，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乞请致仕。“疏五上，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自草制极诋之”。“安石虽诋之深切，人更以为荣。”范镇以户部侍郎致仕，苏轼前往恭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此后，范镇“犹居京师者三年”，“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其“称疾杜门”，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207]时王珪为执政，与范镇“久同翰林”，镇“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208]显然当权者对其造访王珪未曾责罚只是网开一面，至执政官私第看谒这一行为仍然不合朝廷法度。

苏轼、苏辙兄弟与范镇交谊甚笃。苏辙有诗《寄范丈景仁》追忆熙宁九年回到东京寓居范镇东园的情景，诗云：

京城冠盖如云屯，日中奔走争市门。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隐君白发养浩气，高论惊世门无宾。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静几舒华茵。[209]

当时范镇致仕闲居，故苏辙称其“隐君”。寒冬飘雪之时，苏辙身居温暖的东斋，对主人范镇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赋诗《雪中呈范景仁侍郎》云：

羁游亦何乐，幸此贤主人。东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方当庇华屋，岂忧无束薪。[210]

这年除夕，范镇与苏辙饮酒谈心，赋诗唱酬，以解苏辙羁旅异乡的孤单，苏辙次其韵，诗曰：“数举除夜酒，稍消少年豪”。[211]

熙宁十年正月，范镇招宋温之小饮，又在温之南轩饮酒，均赋诗。苏辙皆次韵，前者诗云：“高人两无事，相见辄倾怀”。[212]后者其一首云：“白发迎新岁，皤然国老更。”其二中云：“高会良难得，危言岂易行。”[213]苏辙赞范镇为“国老”、“高人”；“危言”指二人不满新法之论。十二日，范镇造访吴缜，有诗唱和，苏辙亦次韵相和。[214]数日之后，苏辙探访净因臻长老，赠其诗，并用其韵答范镇，诗云：“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种何由茁。道在起居饮食中，安问胡僧分五叶”。盖谓范镇虽不言佛，而佛在起居饮食中，无所不在。二月初八日，惊蛰，苏辙游范镇东园，有诗云：“新春甫惊蛰，草木犹未知，高人静无事，颇怪春来迟。肩舆出东郊，轻裘试朝曦”。[215]十二日，苏轼至京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陈桥驿，“受命改差彭城”。[216]由于“时有旨不许入国门”，苏轼就和苏辙一起寓居范镇城外的东园。[217]三月二日，范镇自东京往游嵩、洛，苏轼作诗送别，苏辙次韵。[218]这一时期，鲁有开曾前来范镇东园造访苏轼兄弟，苏辙《鲁元翰中大挽词》其二云：“十年初见范公园，知与钱塘结弟昆”。自注云：“子瞻兄始与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还止都门，寓居范景仁东园。元翰时来相过，予始识之。”[219]

元丰二年，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220]由于和苏轼平日里交游甚密，范镇也受到牵连，被罚铜二十斤。历经政治事件的严酷考验，苏轼兄弟与范镇交谊弥笃。范镇身后的墓志铭即为苏轼所作。[221]苏辙所作的挽词中云：“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222]对于范镇的眷顾，苏轼兄弟依然念念不忘，多年之后，还都为范镇写下祭文寄托哀思[223]。

本章小结

士人的住宅与庭园，不仅是生活起居的空间，而且是接待友人来访的场所。相互登门走访是东京士人的生活常态，反映出人际关系中最为亲密的圈层。本节通过比较分析梅尧臣不同时期交游对象的身份、人数及次数，从“社会融入”的角度可以看到东京士人走访的几点特征：

第一，走访的宾主双方具有较亲密的社会关系，达到了足够的信任和接纳。走访呈现出社会群体的认同关系，宾主双方都有着潜在的选择性，具有相同身份的群体之间才会有频繁的走访。因而，走访具有日常性，属于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不过，走访也隐含着一定的功利性，走访的对象往往是社会地位较高，拥有资源较多的群体，他们在人际往来中有着较强的吸引力或凝聚力。

第二，走访体现出士人在朝堂之外缓解心理压力、享受都市慢生活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士人生活中优雅闲适的一面。士人在走访中多有诗歌酬唱，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

第三，士人游走于朝堂内外，其日常走访与政治行为常常难以剥离，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的恩怨交织互动。京城士人的走访无形中承载着超出个人生活的政治内容。

[1] 李之亮：《梅尧臣交游考略》（《文献》2001年第4期）对梅尧臣诗歌中涉及的部分交游对象做过考订。

[2]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收入《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97页。

[3] 王曾瑜：《从门第到有、无出身》，《燕京学报》新22期，收入《丝毫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9页。

[4] 《欧阳修全集》卷43《释秘演诗集序〈庆历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1页。

[5] 《苏轼文集》卷10《范文正公文集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

[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4《余居御桥南夜闻祅鸟鸣效昌黎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忆洛中旧居寄永叔兼简师鲁彦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4《彦国通判绛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8页。

[10] 《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一月戊申、己酉、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86页。

[1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8《刘十秀才见过寻以为寄次韵和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依韵和刘敞秀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卷8《依韵和刘十秋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卷8《送刘十往荆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卷8《刘弟示诗一轴走笔答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1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8《南邻萧寺丞夜话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引此诗，题作“赠朝集院邻居”。此说存疑，因为朝集院乃宋廷招待升朝官以上的官员回京期间集中居住的机构，梅尧臣的品阶显然还不够入住的资格。

[1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普净院佛阁上孤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1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晚归闻李殿丞访别言己屡来不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1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李舍人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16] 关于梅尧臣是否参加进奏院会，尚无信史可证。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第91—94页）推测梅尧臣有可能参加了进奏院会。

[17] 《宋史》卷442《苏舜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73页。

[18] 《苏舜钦集》附录二《欧阳修苏学士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1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咏苏子美庭中千叶菊树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2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苏子美竹轩和王胜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1] 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同谢师厚宿胥氏书斋闻鼠甚患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2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雨中宿谢胥裴三君书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2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赋诗得闲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2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正月十五夜出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2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九月十六日自许昌回至京师胥平叔宋中道迓于郊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

[2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晚归闻韩子华见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2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送韩持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2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510页。

[3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追咏崔奉礼小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卷17《咏宋中道宅棕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卷18《宋次道家摘宝相花归清平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卷17《裴如晦自河阳至同韩玉汝谒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卷17《咏王宗说园黄木芙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3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裴如晦自河阳至同韩玉汝谒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32] 《欧阳修全集》卷5《再和圣俞见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83页。

[33] 《长编》卷171，皇祐三年九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09页。

[34] 《宋史》卷164《太常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82—3884页。

[3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0页。

[3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十一月十三日病后始入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2页。

[3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二十一日雪中赴宿怀邻几原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3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永济仓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页。

[3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卷22、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704页。

[40] 《宋史》卷443《江休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92—13093页。

[4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和江邻几有菊无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页。

[42] 《宋史》卷248《荆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4—8775页。

[4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卷22、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718页。

[4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77页。

[45] 《欧阳修全集》卷6《答圣俞》，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5页。

[46] 《欧阳修全集》卷33《梅圣俞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7页。

[4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直宿广文舍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96页；卷27《夜直广文有感寄曾子固》，第954页；卷27《八月十夜广文直闻永叔内当》，第970页；卷28《和次道省中初直》，第1044页；卷28《次韵景彝赴省宿马上》，第1061页；卷28《次韵和景彝闰腊二十五日省宿》，第1064页；卷29《次韵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过景灵街》，第1070页；卷29《次韵和景彝省闱宿斋二首》，第1109页；卷29《和景彝西阁独直》，第1110页。

[4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李审言相招与刁景纯周仲章裴如晦冯当世沈文通谢师厚师直会开宝塔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页。

[49] 参见李合群《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考》，《华夏考古》2005年第3期，第98—99页。

[5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刘原甫紫微过予饮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7页。

[5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5页。诗题中的“何圣徒”应为“何圣从”之误，圣从乃何郯之字。

[52] 《欧阳修全集》卷33《梅圣俞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6页，云：“嘉祐五年，京师大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疾，卧城东汴阳坊。”

[53] 徐铉：《徐公文集》卷29《大宋故尚书兵部员外郎江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上编卷6《贾文元公昌朝神道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39《贾令君注墓志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964页；夏竦：《文庄集》卷28《王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2《钱起居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4页；祖无择：《龙学文集》卷15《向敏中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公是集》卷1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

[55] 《欧阳修全集》卷6《答圣俞》，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5—96页。

[56] 《欧阳修全集》卷6《答圣俞》，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5—96页。

[5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77页。

[5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欧阳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韩子华吴长文二舍人同过弊庐值出不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06页。

[5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永叔赠绢二十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页。

[6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韩子华吴长文石昌言三舍人见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5页。

[6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永叔内翰见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6页。

[6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吴长文紫微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5页。

[63] 刘敞：《公是集》卷12《过圣俞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

[6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刘原甫紫微过予饮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7页。

[65] 刘攽：《彭城集》卷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8页。

[6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7页。

[6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6页。

[6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5页。

[69]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1，四部丛刊本。

[70] 《宋史》卷311《晏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95页。

[71] 《欧阳修全集》卷33《梅圣俞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6页。

[72] 《宋史》卷443《梅尧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92页。

[7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卷27、卷28、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5—1232页。

[74] 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8—30页；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钱薇伽：《宋代士大夫休闲生活考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马琳：《北宋宫廷人士休闲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韩颖：《宋代休闲生活初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韩芳：《北宋东京休闲娱乐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75] 韩维：《南阳集》卷8《连日休务过邻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 李昉：《又捧新诗……希垂采览》其四，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180页。

[77] 李昉：《又捧新诗……希垂采览》其四，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180页。

[78] 李昉：《辄歌盛美寄秘阁侍郎》，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175页。

[79] 参见本书附录《北宋东京宅园位置考》。

[80] 刘攽：《彭城集》卷9《夜过曾孚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8—119页。

[8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3页。

[8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延]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延老”原作廷老，据韩维、梅尧臣的年龄及其交游判断，当为李寿朋，字延老。

[83] 韩维：《南阳集》卷4《和圣俞饮（廷）[延]老家晚又饮原甫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饮刘原甫舍人家同江邻几陈和叔学士观白鹇孔雀凫鼎周亚夫印钿玉宝赫连勃勃龙雀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7页。

[8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夜与原甫江家步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62页。

[86] （元）黄裳：《演山集》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和李（廷）[延]老家会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5—596页。“延老”原作廷老，据韩维、梅尧臣的年龄及其交游判断，当为李寿朋，字延老。

[8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和曹光道风拔三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4—635页。

[89] 《欧阳修全集》卷7《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6页。

[9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饮刘原甫舍人家同江邻几陈和叔学士观白鹇孔雀凫鼎周亚夫印钿玉宝赫连勃勃龙雀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7页。

[91] 刘敞：《公是集》卷1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1页。

[92] 刘攽：《彭城集》卷8《古诗咏欧阳永叔家白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3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永叔白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96页；卷27《赋永叔家白鹦鹉杂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页。

[93] 刘敞：《公是集》卷6《新置盆池种莲荷菖蒲养小鱼数十头终日玩之甚可爱偶作五言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3页。

[9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依韵和原甫新置盆池种莲花菖蒲养小鱼数十头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0页。

[95]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亦有此记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96] 潘阆：《逍遥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 文莹：《玉壶清话》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页。“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为唐代苏味道之诗句，原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98] 对于赵昌言被贬诸事，可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30页。

[99] 文莹：《玉壶清话》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52页。

[100]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9—277页。

[101]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102] 久保田和男：《北宋东京的市容和治安制度》，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418页。

[10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夜与邻几持国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104] 刘攽：《彭城集》卷10《日晚步过孙监丞》，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5页。

[105]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7《二月晦日过范景仁舍人留饮联句分夜而归》，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3页。

[106] 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107]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页。

[108] 《欧阳修全集》卷149《与梅圣俞》，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9页。

[10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陆子履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1页。

[11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江邻几沈文通二学士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4页。

[111]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4《送冯尊师》，四部丛刊本。

[112] 李昉、李至撰，罗振玉辑：《二李唱和集》卷首《二李唱和集序》，宸翰楼丛书本。

[113] 范公偁：《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3页。

[114] 《欧阳修全集》卷27《张子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0页。

[115]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省中早出与同僚过谭文思西轩咏太湖石》，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页。

[116]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六月六日访晁美叔吏部越宿蒙惠长篇因次其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页。

[117] 《蔡襄集》卷6《过杨乐道宅西桃花盛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118] 参见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9] 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91页；《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120] 李廌：《师友谈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121]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诗注》卷4《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四云：“北寺锁斋房，尘钥时一启。”任渊注云：“‘北寺’谓汴京酺池寺，山谷寓几研于此。”见该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5页。《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云，酺池在开封府浚仪县“西北七里古大梁城，梁孝王作”，见该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页。

[122] 阮阅辑：《诗话总龟》卷2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123] 黄：《山谷年谱》卷2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元祐二年丁卯，“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按蜀本诗集注云：无己来京师，寓居陈州门”。陈州门乃东京外城南面偏东的一座城门，正名曰“宣化”，陈州门乃其俗称。

[124] 李廌：《济南集》卷2《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5]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全宋笔记》第六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26]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18《雨过至城西苏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5页。

[127]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9《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二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7页，题下注文：“张方回家本云：题子瞻酺池寺予书斋旁画木石壁两首。”

[128]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卷16《避暑李氏园二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59—1360页。诗中有云：“题诗未有惊人句，唤取谪仙苏二来。”苏二盖指苏轼。

[129]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130]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11页，云：“元祐三年正月辛酉，司马光葬于夏县，作安葬祭文。作光之神道碑，黄庭坚盛赞其文。”

[131] 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第92页。

[132] 朱弁：《曲洧旧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4—125页。

[133] 关于晁补之与张耒的交游，可参见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24—138页。

[134] 《张耒集》卷14《赠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9页。

[135]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136] 《张耒集》卷6《次韵鲁直夏日斋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页。

[137] 晁补之：《鸡肋集》卷13《同鲁直文潜饮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观仲韵》，四部丛刊本。

[138] 晁补之：《鸡肋集》卷13《至日同文潜舍人饮钱京兆穆父家》，四部丛刊本。

[139] 《张耒集》卷30《晁二家有海棠去岁花开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饮今春花开复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戏以诗调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19页；晁说之：《嵩山文集》卷7《九日陪韩三十六丈大夫集李德充家再蒙赋诗相似谨次韵攀和》《李德充再赋九日期字韵诗辄亦复作》《重蒙三十六丈大夫德充中大赋九日诗期字韵诗辄复以致谢遂及阁笔之域》，四部丛刊本。

[140]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7《九日宴李德充中大家次韩三十六丈韵作》，四部丛刊本。

[141] 《宋史》卷312《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26页。

[142]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3] 杜大珪编：《琬琰集删存》卷3《王荆公安石传》，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370页；卷3《吕正献公公著传》，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349页。吕氏为宋代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其婚姻状况参见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新史学》4卷3期，1993年，第19—57页。

[144] 徐度：《却扫编》卷中，《全宋笔记》第三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145] 参见王善军《宋代真定韩氏家族研究》，《新史学》8卷4期，1997年，第113—142页。

[146]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23，四部丛刊本。

[147] 朱弁：《曲洧旧闻》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页。

[148]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韩持国见访》，四部丛刊本。此诗的写作年代依照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第122页。

[149] 显仁坊及皮场街的具体位置的考订参见附录。

[150]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

[151]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5页。

[152]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3页。

[153] 詹大和等：《王安石年谱三种·王荆公年谱考略》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7页。

[154] 范公偁：《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8页。

[155] 范公偁：《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1页。

[156]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

[157] 《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8《跋居家杂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58页。

[158]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5页。

[159]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74页。

[160]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5—10546页。

[161] 《宋史》卷311《吕公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4页。

[162] 《宋史》卷237《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6页。

[163] 《宋史》卷315《韩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07页。

[164] 《宋史》卷315《韩绛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03页。

[165]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5页。

[166] 《宋史》卷315《韩绛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04页。

[167] 徐度：《却扫编》卷中，《全宋笔记》第三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168] 《宋史》卷319《刘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87—10388页。

[169] 赵令畤：《侯鲭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0页。

[170] 《宋史》卷341《傅尧俞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84—10885页。

[171] 《宋史》卷318《胡宗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70页。

[172] 《宋史》卷317《钱勰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49页。

[173] 《宋史》卷344《顾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39页。

[174] 《苏轼文集》卷29《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其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3页。

[175]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至御史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页。

[176] 《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33页。

[177]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王祜，原作“王祐”，径改。

[178] 《苏轼诗集》卷15《送颜复兼寄王巩》，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3页。

[179] 《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页。

[180]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9页。

[181] 《苏辙集·栾城集》卷6《雪中会孙洙舍人饮王氏西堂戏成三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页。

[182] 《苏辙集·栾城集》卷16《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9页。

[183] 《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页。

[184] 《苏轼文集》卷69《跋所书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6页。

[185] 《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33页。

[186] 《苏轼年谱》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95页。

[187] 李廌：《师友谈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188] 《苏轼诗集》卷26《次韵王定国得颍倅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94—1395页；《次韵王震》，第1398页；《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第1398—1400页。王巩实未至颍；王震时自中书舍人为给事中，见《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68页。

[189] 《苏轼诗集》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12页。兴龙节，乃十二月八日，哲宗生日。

[190] 《苏轼诗集》卷30《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11页；《苏辙集·栾城集》卷16《次韵王定国见赠》《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9—310页。

[191] 《苏轼诗集》卷31《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38页。

[192] 刘攽：《彭城集》卷7《苏子瞻家画松图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3页。

[193] 《苏轼文集》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7页。

[194] 关于谒禁制度，前人多有论述，在此不多赘述。可参见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

[195]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49页。

[196] 《宋史》卷337《范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85页。

[197] 《宋史》卷337《范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83页。

[19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醉和范景仁赋子华东轩树次其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5页。

[199] 刘敞：《公是集》卷9《和江十饮范景仁家晚宿秘阁睹伯镇题壁记番直日月感之作五古》，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9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依韵和江邻几癸巳六月十日同刁吴韩杨饮范景仁家晚赴馆宿覩吴兴太守章伯镇题壁记辛卯仲秋初吉九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壬辰二月一日馆直慨然有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1页。由诗题“癸巳”可知乃皇祐五年（1053）。查考当时刘敞、梅尧臣诸人交游圈内诸人及其身份，刁、吴、韩、杨四人当分别为刁约、吴奎、韩维、杨畋。杨畋（1007—1062），字乐道，新泰人。举进士，授校书郎。庆历间迁大理寺丞知岳州，擢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讨平湖南猺贼。后迁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

[200] 韩维：《南阳集》卷4《和邻几馆宿观伯镇题壁有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1]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7《二月晦日过范景仁舍人留饮联句分夜而归》，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3页。

[20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景彝三月十六日范景仁家同饮还省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3页。王畴，字景彝，曹州人，博文子。第进士，英宗时累迁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

[203] 刘敞：《公是集》卷8《与景仁圣俞饮景彝西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7页。

[204] 刘敞：《公是集》卷2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61页。

[205] 刘敞：《公是集》卷23，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1页。

[206]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次韵君实内翰同游范景仁东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页。

[207] 《宋史》卷337《范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88—10789页；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18《范忠文公镇墓志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666—675页；韩维：《南阳集》卷30《范公神道碑》所载均略同。

[208]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页。

[209] 《苏辙集·栾城集》卷8《寄范丈景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

[210] 《苏辙集·栾城集》卷6《雪中呈范景仁侍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页。

[211] 《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丙辰除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页。

[212] 《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招宋温之职方小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页。

[213] 《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饮宋温之南轩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页。

[214] 《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正月十二日访吴缜寺丞二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页。

[215] 《苏辙集·栾城集》卷6《游景仁东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0页。

[216] 《苏轼文集》卷53《与眉守黎希声三首》第三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2页。

[217] 《苏轼诗集》卷15《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题下“施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5页。

[218] 《苏轼诗集》卷15《送范景仁游洛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7页；《苏辙集·栾城集》卷7《次韵子瞻送范景仁游嵩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1页。

[219]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鲁元翰中大挽词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6—877页。按：“彭城”为“密州”之误。

[220] 《宋史》卷337《范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89页；《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18《范忠文公镇墓志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666—675页；韩维：《南阳集》卷30《范公神道碑》，记载略同。

[221] 《苏轼文集》卷14《范景仁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5—443页。

[222] 《苏辙集·栾城集》卷16《范蜀公挽词三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1页。

[223] 《苏轼文集》卷63《祭范蜀公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0页；《苏辙集·栾城集》卷二6《祭范蜀公景仁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5页。

第三章 宴饮

古往今来，宴饮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普遍存在于各类人群之中。关于宴饮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经典的案例，从楚汉相争的鸿门宴，到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至于后人一想到觥筹交错的宴饮，不由得会联想到其背后是否暗藏着权谋和玄机。实际上，这类笼罩着诡谲的政治色彩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日常的宴饮。关于宴饮的社会功能，最为学界所关注。[1]这些功能确实客观存在，并带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各个朝代、不同地域均大同小异。不过，人的社会身份具有多重性，特别是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他们往往兼具政治家、学者、文学家这三重身份。[2]对于宴饮的社会功能的探讨，更多是着眼于士大夫作为政治家或官员的身份，如果同时关注士大夫作为学者或文学家的身份，宴饮活动则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面相。

开国之初，宋朝统治者就给官僚士大夫定下了积极享乐的基调。宋太祖为承五代之弊，防止臣下觊觎皇位，明确建议石守信等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3]虽然这句话是意在诱导武将追逐声色，但这种享乐主义观念也浸染、影响到社会的其他人群，包括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特别是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加之朝廷优待士大夫，大部分官僚衣食无忧，且空闲时间充裕，这就为官僚士大夫们注重饮食艺术、开展各式各样的宴饮活动提供了条件。《钱氏私志》载：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翊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喫虀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喫虀煮饭是为甚底？”[4]

宋祁所言看似调侃却真实反映出时人读书的强烈功利性，与此相伴生的还有享乐主义的风行，而纵情宴饮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北宋时期，上自帝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宴饮游乐活动。由于所处阶级不同，受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各阶级在宴饮名目、宴饮活动及宴饮礼仪上都表现出了其独特之处。有学者从帝王与臣僚、各官僚士大夫及平民等三个层面对北宋宴饮及其活动进行了考察。[5]本章重点关注的则是士人群体在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的宴饮活动，希望能够呈现北宋士人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若干侧面，揭示他们在朝堂之外的多重形象。

北宋东京的士人游宴遍布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都市空间，诸如寺观园苑、馆阁衙署、酒肆茶馆以及私人宅第，等等。在不同空间中的游宴，不仅参与者不同，而且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也有不同。衙署、寺观、园林等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被关注，不过，这些场所的活动时间也远不如住宅与庭园这类私人空间随意自由。在商业繁荣的宋代东京，酒肆、茶坊无疑是士人饮宴的重要空间，但史书记载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这关乎记述者在书写历史时对社会现象所进行的主观取舍加工。作为商业消费空间的酒肆、茶坊，其中的交游内容与时人的道德伦理多有相悖，因而执笔者在记述之时，对此难免会有所回避或者讳饰。我们后人研究历史现象，在尽量客观地反映真相的同时，也不得不根据现存史料“量体裁衣”，以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士人宅第中的宴饮活动。

第一节 “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公共空间的宴饮

一 寺观园林：期集与游宴

东京的一些大型寺观、园林承办朝廷的游宴庆典。东京是北宋的宗教中心，佛教寺院有4万多所，道观也有很大发展。[6]东京的园林发达，星罗棋布地点缀于城阙内外。[7]关于东京寺观、园林中的士庶活动，学界多有论述。[8]本节拟在此基础上，对士人宴饮再作专门讨论。

期集乃新进士自主组织的大型系列宴会及相关活动，如刊《小录》、题名、游燕，等等。期集在唐代即很隆重，宋人继其遗风，且更加盛大。《宋史·选举志》载：“闻喜宴分为两日，宴进士，请丞郎、大两省；宴诸科，请省郎、小两省。”[9]宴会一连进行两天，分别宴请进士和诸科，并请朝官出席，说明当日闻喜宴已经礼仪化和制度化。宴会当天，新进士要拜谢主考官，攀识权贵，交接同年。

唐朝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称闻喜宴，又称曲江宴。五代“多于佛舍名园”[10]，宋朝亦多于“名园佛庙”[11]宴集。宋初，进士期集活动的具体地点不详。英宗治平二年（1065）二月诏：“南省合格进士已降敕及着白襕、重戴、丝鞭，其进士二十四日于兴国寺东经藏院、诸科于相国寺东经藏院期集，择日于閤门赐绿袍谢恩。”[12]太平兴国寺和大相国寺遂分别成为北宋新及第进士和诸科的期集场所。太平兴国寺北靠大内右掖门外向西的踴路街，东北方向不远处即为大内。《东京梦华录》云：“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13]而其东南则靠近汴河的马军桥。《汴京遗迹志》云，兴国寺在“马军桥东北”；又引《宋朝会要》云：“兴国寺，乃唐龙兴寺也，开宝二年（969），诏重修，太平兴国元年（976）赐今额”。[14]《东京梦华录》载其具体位置在第三条甜水巷。[15]总之，该寺应大致位于东京内城右军第一厢的北部偏西的位置。大相国寺则位于御街之东，汴河北岸，属于内城左军第一厢。《东京梦华录》云：“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16]太平兴国寺与相国寺都位于内城之中，距离宫城以及中央官署也不远。这两座寺院既为宗教空间，同时也是朝廷某些重要事务的活动场所。

唐时，考中进士已有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的习俗。北宋进士亦有题名，“皆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亦慈恩之比也”。[17]在相国寺中的题名地点，王瓘《北道刊误志》称：“（普满）塔旁罗汉院，有桂籍堂。”原注：“案，新赐第进士多集于此，揭碑以刻御诗，并题名云云。”[18]“桂籍”即蟾宫折桂之籍，即考中进士的名录。以桂籍堂专供新科进士题名，显然已较唐时更为正式。新及第进士刊《登科小录》这样的仪式性活动也成为“同年”关系得以正式确立的契机（见书前插图）。[19]

太祖开宝六年创立殿试制度，“赐﹝宋﹞準钱二十万，以张宴会”。[20]朝廷正式赐宴则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玉海》载：“赐闻喜宴，自兴国二年始”。[21]是年殿试，得吕蒙正以下，皆“赐宴开宝寺……上命中使典领，供帐甚盛”。[22]开宝寺本为贡院所在地，进士赐宴这样与科举相关的事宜在此举行也不难理解。太平兴国三年九月乙酉，“赐诸科及第，始赐宴于迎春苑”。[23]迎春苑在朝阳门外道南，本秦王园。太平兴国七年，“以迎春苑自通津门外汴水濒，乃迁置改名，其故地为富国仓”，改名宜春苑。[24]次年四月辛卯朔，“始就琼林苑赐宴”[25]，此后遂为定制，一直延续到汴京沦陷。进士赐宴也成为琼林苑内最为著名的活动，并使这座园林笼罩上了浓郁的科举文化内涵。琼林苑，俗呼西青城，在顺天门（新郑门）外道南，置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位于顺天门外道北的金明池，与琼林苑南北相对，实属一座园林。之后，琼林苑与金明池遂成为东京园林之“最盛”，朝廷“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26]新进士的赐宴享受与二府侍从官同等的待遇，地点都选在京城第一名园举行，这足以显示出朝廷对于及第进士的恩宠。宋代科举入仕者升迁之速、官位之高，都远非其他途径可比，正如寇凖在与同年友向敏中酬唱时所云：“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僚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犹持将相权”。[27]今日琼林苑中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假以时日，多有成为朝堂之上执掌朝纲的政要人物。

北宋的太宗、仁宗及徽宗等皇帝，都对闻喜宴十分重视。宋太宗“尤留意斯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28]宋仁宗“每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29]天圣五年（1027）以后，除赐御诗外，又每人另赐《中庸》《大学》或《儒行》篇，有时甚至还会特别吩咐御厨制作一些精美佳肴送到宴席上，赐新进士品尝。撤宴后，新进士们常相携赏景，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如此盛大的游宴活动，给新进士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仁宗天圣八年，宋庠有诗《庚午春观新进士赐宴琼林苑因书所见》云：

秘苑仪星地，群英得隽年。飞緌鲸浦后，供帐斗城偏。表道槐阴直，凌氛柞影圆。丛楹开玉宇，华组会琼筵。湛湛融君渥，渠渠奖士贤。银珰尊右席，绿帻佐双笾。饰喜优坊伎，均恩醵礼钱。沼浮渑酒渌，坻聚舜庖羶。场迥歌声合，风回舞节妍。柳疑添绀幄，鹦解啄鸣弦。臣藿心倾日，需云象在天。绨囊赍睿什，钿轴照儒篇。宝思垂霓烂，欢声抃岳传。珍台纷蹇产，翠气浩宛延。[30]

此诗详细描写了赐宴当天的情景，从中不仅可以窥见琼林宴的排场之盛，也可得知新及第进士还要筹钱，用来雇请优伶。琼林宴上还有簪花的习俗。仁宗宝元元年（1038）的琼林赐宴上，“性不喜华靡”的司马光“独不戴花”，同列对他说：“君赐不可违”。光方簪一枝。[31]皇帝除了赐花之外，还派使者赐御诗及《大学》《儒行》等篇。另外，还特许百姓在城中游赏、宴饮和娱乐。因而，这天也成为京城士庶狂欢的节日，洋溢着官民同乐的太平气象。

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范镇、王珪、宋敏求的儿子同时登科，由于司马光诸人的特殊身份和显赫地位，他们也获准陪伴儿子赴宴琼林苑，自然兴奋非常，席上相与赋诗酬唱。司马光在《同宋次道陪燕琼林》中写道：“蒲萄卢橘应相识，半是当年举酒人。”自注：“是日，在席同年七人。”[32]距离司马光当年那场琼林赐宴已经三十二年，而他们七位同年依然自认为具有区别于其余各位的特殊关系，而这一浓厚的身份认同正是通过琼林赐宴得以升华。此时看到自己的同年也陪伴儿子前来赴宴，不禁感慨万分。司马光诗云：“桂林衰朽何须恨，幸有新枝续旧枝。”[33]在宋代这样的科举社会，名门显宦的子孙能否科举及第关乎家族未来的兴衰荣辱，士大夫对此难免心有所忧，因而渴望子孙能够求得功名，以延续家族富贵。如今子嗣如愿登科，自然倍感庆幸。

总之，期集是初及第者参加的一项交际活动，众人相偕宴游、交结同年、作诗劝酬，并造小录，刻石题名等，在觥筹交错、赋诗唱和中建立起同年之情，“它日仕途相遇，便为倾盖”。[34]虽然宋人的日常宴饮甚是常见，但琼林赐宴的意义则独一无二，象征着十年寒窗换来的成功与荣耀，其美好记忆在当事人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如果说当年琼林赐宴的情景在士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其效果的最直接外化即同年身份的互相认同。

除了期集活动之外，同年之间还有一些自发的结伴游宴活动。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新及第进士彭乘与同年生结伴同游相国寺，并登相国寺阁，遥望故乡。[35]举子在京应考期间也往往会结识一些友人，但其意义则远非同年关系可比。在放榜之后，举子们则是悲喜两重天，及第者与落第者的身份、地位和前途也显出天壤之别。同榜及第者经历过艰辛的备考历程，又同时迎来成功的喜悦，即使以前素昧平生，此时也不难引起共鸣，惺惺相惜。因而，对于新及第进士来说，东京城内最适合交游的对象就是身份、处境最接近的同年。

琼林盛宴也成为同年们日后交往的良好开端，东京士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不少即建立在同年关系的基础之上。嘉祐元年（1056），李复圭邀请梅尧臣、刁约、周延隽、裴煜、冯京、沈遘以及谢景初、景温兄弟相聚开宝塔院，诗酒燕谈，其乐融融。梅尧臣有诗记述了当时的热闹场景，从中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与会者的不同情态。[36]我们进一步考察与会者的身份及其彼此的关系，会发现谢景温与冯京、沈遘是皇祐元年（1049）榜的同年；景温之兄景初又和裴煜为庆历六年（1046）同榜进士。谢家二兄弟交游的对象中都有各自的同年友。从科举这一身份来看，这九人中仅有李复圭和周延隽不是进士。但是李、周两家也都是由科举起家，且有世交之谊。李复圭的祖父李若谷与周延隽的父亲周起是同年友，于咸平元年（998）同榜进士及第。李、周两家又都与寇凖相善。李复圭之父李淑在寇凖的举荐之下，“授校书郎、馆阁校勘”。[37]周起与寇凖更是荣辱与共的莫逆之交。周起素善寇凖，“尝与寇凖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独起与寇凖尽醉，夜漏上乃归”。后来寇凖遭贬，周起亦罢为户部郎中、知青州。[38]正如有学者指出，同年是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一种人际关系，被视为是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同年如朋友、同年即兄弟的观念普遍存在。广大士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与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人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39]

伴随着佛教世俗化的趋势，寺院这样的佛门净地也成为士庶宴饮的场所。相国寺“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斤。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餐”。[40]皇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韩维与梅尧臣、江休复、杜挺之以及刘敞、刘攽兄弟在定力院聚会饮酒。[41]

园林中也有类似的活动。嘉祐年间，韩维与刘攽、吴充、王安石等人在骐骥池上会饮。二十年后，刘攽还有诗追忆这次聚会，诗题曰，“嘉祐中，与王丞相、吴枢密、韩端明、王学士会饮骐骥池上，去今将二十年，王有感事诗见示次韵”。[42]从诗题可以推断，此诗大致作于元丰年间（1078—1085）。关于这次游宴，韩维亦有诗唱和，题曰：“答贡甫酌骐骥池上见诒”[43]，诗云：“念昔与君伯仲游，江翁梅老常接迹。得酒有时竟狂醉，赋诗往往连日夕”。诗中的江翁、梅老当为江休复与梅尧臣。文人雅士，特别是名公巨卿的游宴活动，也为园林增添了人文景观，延续着历史文脉。

二 馆阁衙署：谐睦与冲突

衙署中渗透着非公务性质的私人往来活动，同僚之间谈笑、聚食、宴饮、宿直、唱和等交往过从。对于馆职词臣的燕闲狎戏、诙谐谈笑、聚食、饯会、雅集、曝书会、宿直、锁院等活动，有学者做过论述[44]，这些多属于衙署内的交往现象。衙署是僚属共处的活动空间，同僚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接触和交往。同在一处任职，本身也是一种结交的机缘。同一部门的事务内容比较接近，同僚之间的素质、背景多有相似之处。在衙署之内，身边的同僚也是仅有的可供选择的交往对象。因而，同僚之间还是多有一起宴饮的机会。

每到春秋两季赛神会时，京师百官胥吏“各以本司余物货易”[45]，以购置酒菜果肴、聘请歌妓乐舞等，相聚宴饮，合乐终日，超支或费用不足时，则由本司官员按例凑钱。《朝野类要》亦载：“上庠有会食之礼，诸百司亦有之。凡同官轮日为之，唯陪蔬果盘饤之费。”[46]上庠即指北宋时期的太学，会食，意即相聚进食，也就是聚餐之意。

在升迁或高中之时，同僚也会聚宴庆贺。徽宗崇宁以前，任馆职者“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47]所以，一般官员尤其是外官除任馆职，便会大宴同僚，以示庆贺。先是在宴会之前，致书于众同僚，“叙同僚之好”，然后派人拿钱备办酒宴，并请官长主席，“即馆设盛会，燕同僚”[48]，宴席丰盛程度随请客者的经济状况而定，“甚有费数百千者”。崇宁以后，外官升任馆职者众多，且多是“处大臣子弟姻戚”，已失去先前的“名流”意味，因此，士大夫不再以此官职为显贵之位，任馆职即宴同僚的风气也随之逐渐废止。

不同部门官员的役事繁简不一，相对于役事繁忙的部门，馆阁学士的职务相对清闲，因而同舍们经常相聚饮酒赋诗。苏轼有诗，题曰：“见子由与孔常父唱和诗，辄次其韵，余昔在馆中，同舍出入，辄相聚饮酒赋诗，近岁不复讲，故终篇及之，庶几，诸公稍复其旧，亦太平盛事也”。[49]韩维在京城的大部分宴饮诗歌也是创作于担任馆职期间。韩绛也曾与欧阳修在三班院官舍饮酒唱和。韩维有和诗《和子华兄同永叔饮三班官舍兼约明日饮永叔家》，云：

视草名臣润色才，玉墀晨退共徘徊。朝廷无事文书省，台阁相欢笑语开。少厌赓酬停落笔，旋寻歌舞约衔杯。广文主簿官闲冷，不是诗情岂合来。[50]

深严宥密的官舍也有把酒相欢的轻松时刻，同僚们赋诗唱酬、亲密接触，其乐融融。刘敞亦有诗写到在吏部南曹饮酒之事，题曰：“三日同景仁、邻几、济川、晦叔、景□、吕秘校、刘判官会南曹饮，五君皆尚书外郎，刘、吕修唐书官。”[51]进奏院的官员亦有在官舍饮酒的情形。李之仪有诗，题曰：“晚步汴堤，始见春色，次夜与蔡彦规、郑希仁同饮进奏官舍”。[52]

同舍们也有一些自愿结伴的游赏活动。刘攽有诗写到退朝之后与同舍雪中登秘阁，诗云：“还因阊阖风，共此夷旷情”。[53]这里的“阊阖”乃指内城西门的阊阖门，俗称大梁门。秘阁位于阊阖门的东南方向，因而，人在秘阁之上，正感到冬季的西北风从阊阖门的方向吹来。馆职、词臣有在秘阁壁上题书的风气，同舍鉴赏壁上书法并互为唱和也是馆阁游从的一件雅事。苏舜钦“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54]刘敞有诗写到与江休复、章岷在秘阁一起观赏壁上苏舜钦的草书。[55]三馆的曝书会也客观上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交游的平台。[56]平时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见到馆阁珍藏的图书，士大夫多有结伴前往。当然，私家宅第也有观书之事，但由于空间性质的不同，与会人员的交游关系也自有不同。

同僚关系不同于其他主动结识的社会关系，彼此的交往有别于同道友好之间的私相游从，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由于政务丛集、利害相关，在衙署会食之时，也有不和谐的事件发生，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甚至相互倾轧。比如丁谓，出自寇凖之门而官至参知政事，故而“事凖甚谨”。一日在中书省聚食，“羹污凖须，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羞愧难当，“由是倾构日深”[57]。再如赵挺之与黄庭坚，元祐年间（1086—1094）俱在馆阁，庭坚“以其鲁人，意常轻之”。《挥麈后录》载：

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赵挺之）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饭行令，鲁直（黄庭坚）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勑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坐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卜与瓜虀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58]

赵、黄二人由于平日言谈中的不和而结怨，并升级到官场上的势不两立。由于同僚关系乃基于公务而伴生的社会关系，衙署中共处的人员并不一定志同道合，彼此交往亦非完全出于个体之间的自愿选择，因而这类交游中存在不和谐的气氛也就不足为奇。这也是衙署内的交游有别于其他场合的特点之一。

聚食饮酒本为小事，但庆历四年的“奏邸狱案”却惊动朝野，许多士人被卷入其中。《东轩笔录》载：京师百官胥吏，每到春秋两季赛神会时，“各以本司余物货易”[59]，以购置酒菜果肴、聘请歌妓乐舞等，相聚宴饮，合乐终日，超支或费用不足时，则由本司官员按例凑钱。

学界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会人员多有考证和讨论，基本认为此案的实质是王拱辰与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之间的一场政治较量。[60]本节对此不欲深究，只拟通过考察李定被拒绝参加赛神会一事，藉以讨论衙署空间的交游中所反映出的身份认同现象。

此案的实质虽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但其导火线却是由交游中的个人恩怨所点燃。对此，梅尧臣有诗云：“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61]这“一客”乃指李定，其字仲求，洪州人，晏殊的外甥。当时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神而宴请宾客，馆阁诸公均在被邀之列。太子中舍李定也“欲预赛神会”，就托与苏舜钦齐名的梅尧臣前去说情。苏舜钦却“以其任子距之”[62]，曰：“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这里的“国”指国子博士，“舍”指太子中舍，“虞”指虞部，“比”指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在元丰改制之前，“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63]身为太子中舍的李定，虽然“文亦奇”，但并无出身，仅以任子得官。进奏院的这次宴会对于李定的吸引力当然不仅是一席美餐，而是其身份是否被认同。馆阁词臣在北宋乃清贵之职，有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李定如果能够与这些人一起参加赛神会，至少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被认同的荣耀和满足。苏舜钦直接拒绝李定与会，并非出自个人私怨，而是出于对清高身份的矜持与自我感觉。其实李定自己心里也明白，就其出身而言是没有资格名正言顺地出席赛神之宴，所以他才要特意托人说情，只是没料到苏舜钦丝毫不给情面。李定对于自己的身份本来就有自卑之感，又遭到苏舜钦的公然蔑视，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遂怀恨在心，在京城造谣诽谤；既而被王拱辰利用，指使御史刘元瑜弹奏其事，“一时英俊，斥逐殆尽”。[64]

空间的性质对交游活动的主体、内容以及形式等既是一种提醒，也是无形的限定。如若是在衙署之外的私人交际场合，不同身份、地位者之间游从过往绝非罕见；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衙署，官僚文化中的身份观念还是根深蒂固。赛神会之类的“身份圈”，正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衙署内的活动有别于其他空间的特殊面貌。

三 酒肆茶馆：礼法与商业

北宋时期的城市完成了由里坊制向厢坊制的转变，坊墙被拆除，城市空间格局由封闭的里坊式演变为开放的街巷式。士庶可以沿街开店，住宅区与店铺、酒肆没有了严格的界限，居住空间与商业空间互相渗透，混杂交错。比如鲁宗道的宅第位于宋门外的浴堂巷，其侧即有仁和酒肆。[65]关于东京酒店茶坊的分布，有学者根据《东京梦华录》以及《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资料在地图上做了标示，绘制了分布示意图，并指出正店一般位于热闹的街坊桥市或者重要城门口的街市的道旁。[66]

随着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东京城的酒肆、茶坊等饮食服务业蓬勃兴起，其间多有市民前来光顾。有学者对东京的酒店经营进行论述，并指出酒楼成了官僚士大夫及富商们最爱去的地方。[67]然而，搜讨宋代史料却发现，东京官员到酒肆饮酒交游的情形比较复杂。

诗歌是宋代士人交游的重要媒介，其中对交游活动多有记述。翻检《全宋诗》，不难发现，宅第、衙署、园林以及寺观等场合的交游内容层出不穷，而酒肆、茶坊内的交游则鲜有反映。这一现象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究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作为商业性质的交游空间，酒店、茶坊中多有一些青楼歌女的身影。“凡京师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68]东京城中，这些场所的生意非常兴隆。“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69]由于这些活动毕竟给人以不良印象，前往这些场所的士人并不愿意写下相关的诗作留于后人。一些家风严正的士大夫更是教导子弟远离这些场所。吕公著就教导其子希哲，“事事循蹈规矩”，“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70]

虽然臣僚到酒肆之类的场合“嬉游燕赏”在行为上得到宋真宗的默许，但仍然受到礼法观念的约束。特别是对于某些职位来说，更需要恪守礼法。比如身为太子老师的东宫官，需要为人师表，维护师道尊严；而随意到酒肆这类场所活动，明显有损其德操方面的良好形象。鲁宗道私自到酒肆饮酒，回来对真宗说：“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71]这也说明当时的东宫官随意到酒肆饮酒是不被允许的。宋真宗在谈及起用晏殊的缘故之时有一段话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墨客挥犀》对此有如下记述：

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72]

晏殊之所以被真宗选做东宫官，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即是他不事游宴，可见这一“谨厚”的操行是选任东宫官时所相当看重的。

其次则与经济条件有关。晏殊曾经对自己闭门读书、不事燕游有一段“语言质野”的解释，他对宋真宗说：“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73]相对于其他交游空间而言，酒楼、茶坊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商业性，其中的交游活动就存在一个消费问题，因而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对于经济状况不好的士人，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前往；而对于家境优裕者，其豪华的宅园完全具备接待宾客的条件，甚至更为理想。从现存资料，特别是宋诗来看，酒肆这类空间中的交游资料较少，或许与这些因素不无关系。

前往酒肆饮宴不仅是饮食消费的需要，更是一种交际的方式。随着城市饮食业的蓬勃发展，酒肆等商业空间通过完善服务设施，能够为顾客提供良好的交游环境，这使得恪守礼法的士大夫也难以拒绝。鲁宗道在向皇帝解释自己前往酒肆饮酒时说道：“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在住宅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前往酒肆宴请宾客遂成为一种选择。

由于朝廷的默许，东京士人饮宴之风日渐盛行。酒肆这类具备社交功能的商业空间日益繁荣，吸引着士人前往消费。刘攽《王家酒楼》一诗云：“君不见天汉桥下东流河，浑浑瀚瀚无停波。……提钱买酒聊取醉，道傍高楼正嵯峨。”[74]由此可以推知，其位置大致在天汉桥（俗名州桥）附近，且紧邻御街。这应该是一座规模较大、名气较响、造酒兼卖酒的正店。刘攽有诗描绘王家酒楼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其诗云：“白银角盆大如艑，臛鸡煮蟹随纷罗。黄花满把照眼丽，红裙女儿前艳歌”。这家王氏酒楼在宋代东京的史料中多有提及。再如石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饮多，以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饮啖自若，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75]与石延年齐名的还有范讽，二人“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这种奢靡享乐风气也引起有些朝臣的警惕，开封府判官庞籍就弹劾范讽，“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为了“戒励士大夫”，朝廷遂将范讽由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贬官鄂州行军司马，石延年由馆阁校勘落职，通判海州。纵饮之风“遂革”。[76]这是仁宗前期天圣（1023—1032）、宝元（1038—1040）年间的情形，当时朝廷还是对此有所限制，像范讽、石延年这样过于无视礼俗、恣意纵饮，已经影响到各自的仕途。

承平日久，前往这类场所消费交游逐渐融入东京市民的日常生活。普通官员的宴饮之风也日渐滋长，对此朝廷似乎也就司空见惯。后来，仁宗打算使宋祁知成都，陈执中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77]游宴纵饮虽然仍被视为个人操行上的污点，但也基本不影响仕途的发展。

尚未入仕的举子大都是由外地进京，寓居邸店或僧舍，闲来与人聚晤，多会选择酒肆这样的商业场所。宣州人汪辅之，皇祐中进京赶考，“与数客饮于都城所谓寿州王氏酒楼，闻邻阁有吴音士人，亦同场试者，诵其所作。辅之方举酒，失措坠杯，即就约共坐，询其姓氏，乃云：‘湖州进士沈初也’”。[78]这些远离故土的举子，很需要在京城建构新的人际关系，而在酒肆、茶坊这类公共场所的偶然遇合，也是结识新朋友的途径之一。也有一些富家子弟，在京应考之时，被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诱惑，“改制巾帽，絜新其衣服，出入市里，以酒食遨嬉为先务”。[79]丁谓有后人丁湜，“特酷嗜赌博”。熙宁九年在京应考，遇到两个四川的考生，发现他们“皆多赀，亦好博”，丁湜遂“宛转钩致，延之酒楼上”[80]，与其赌博。

随着城市商业化的进程，酒楼作为社会交际的功能日益重要，已经不容朝廷漠视。至宣和年间（1119—1125），“京师建欣乐、和乐、丰乐三酒楼，壮观之盛，虽从官亦许游宴。时高丽遣使贺正，赐宴其上”。[81]此时，商业性的酒楼已取得与正统交游场所分庭抗礼的地位，不仅侍从官被允许到酒楼游宴，连朝廷接待外宾这样的活动也被安排在酒楼。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成熟，酒楼、茶馆等场所的消费现象更为活跃，市民到这些空间消费的同时也消费着空间。[82]

第二节 “华堂高宴卜良宵，宾客当筵半珥貂”——士人宅第的宴饮

北宋士大夫在东京的宴饮活动广泛存在于寺观、园苑、馆阁、衙署以及酒肆茶馆等各类城市空间，但从史料来看，最为常见的宴饮场所是私人宅第。本节集中考察私第宴饮的具体状况，包括宴饮所需具备的经济条件，宾客成员的会集方式及文化活动，呈现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多重形象。

一 前提条件：有闲与有钱

这里所讨论的私第宴饮，其活动主体实际上是士大夫群体中的有闲阶级。这里的所谓“有闲阶级”，主要指的是有资产和财力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不必为谋生而去参加生产劳作，即使家务劳动也多有奴婢代劳，因而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有闲情逸致去享受生活。他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以休闲、娱乐、社交为主，在私第举行宴饮即为一种习见的方式。具体来说，私第宴饮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呢？在此重点关注宴饮活动背后的时代背景、政策制度、时尚风气等因素对士大夫行为的影响，主要从休闲时间、空间环境和餐饮消费等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休闲时间

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宴饮需要充裕的时间支持。对于职务在身的士大夫来说，休闲时间主要意味着公务之外的私人生活，受到时代背景、休假制度以及个人职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是士大夫能够纵情宴饮的社会背景。

宋太祖、太宗时期，天下局势未稳，朝廷虽无明文禁止，但随意宴饮、寻欢作乐还是不合时宜。端拱初年，当时的宰相李昉被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起诉，原因是“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徒知赋诗宴乐”。[83]可见李昉热衷宴乐确是声名在外，已经引起百姓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太宗也只能对李昉的行为加以“切责”。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真宗年间才有所改观。时任枢密副使的周起“尝与寇凖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独起与寇凖尽醉，夜漏上乃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显然，周起自己也认为夜宴聚饮违反了朝廷的规定。意外的是，宋真宗不以为然地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84]周起为枢密副使至少在大中祥符四年西祀汾阴之后。“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85]，宋真宗发起一系列诸如东封西祀这样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烘托、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气氛。“天下无事”这句话，既解释了之前禁止臣僚宴饮的缘故，也对随后宴饮之风的盛行表示了默许。

如果从时段上来纵向考察，北宋前期的宴饮等交游材料明显少于中后期，真宗朝则是一个转折点。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有其历史背景。《墨客挥犀》载：

晏元献公……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86]

晏元献公即晏殊，他以“东封恩，迁光禄寺丞，为集贤校理”；因而“为馆职”当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东封泰山之后。宋真宗为渲染盛世气氛，取消了臣僚燕集的禁令，宴乐也随之成为文人士大夫所热衷的休闲活动。不过，禁令放开后，频繁的宴饮又影响到正常的职事。《宋史》载：“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壬寅，诏禁中外群臣非休暇无得群饮废职。”[87]这条禁令也正说明官员士大夫占用公务时间群聚饮酒的事实。朝廷的禁令应该是收到了良好的执行效果，时至仁宗朝，情况有所改变。欧阳修云：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或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88]

欧阳修在这里感叹京城士大夫役事繁巨，忙于公务，没有时间享受宴游的快乐。

第二，有些士大夫的事役并不繁巨，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安享宴饮之乐。

宋代的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极多，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官员并无多少实际职事可做。另如馆阁学士之类，本就是清贵之官，自然享有更多的休闲时光。在此我们以韩维为例加以讨论。[89]

韩维乃韩亿之子，韩氏家族乃典型的科宦家族，韩维之母，乃北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长女。景祐四年（1037），韩维21岁，参加解试，奏名礼部，因韩亿时为参知政事，为避嫌，没有继续应考，遂受荫入官，任将作监主簿。庆历四年八月十五日，韩维归许昌丁父忧。在此之前的28年，韩维虽一直居住于京师，但并未见其宴饮的记载。

皇祐三年，韩维回京，任国子监直讲。由于身份的改变，韩维开始正式步入京城士大夫交游圈。至和二年（1055）二月至六月，富弼辟河东幕府，荐韩维管勾机宜文字。同年八月，韩维被欧阳修荐为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治平元年，韩维与宋敏求同修起居注。治平二年又迁知制诰，撰修仁宗实录。治平三年，韩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治平四年英宗崩，神宗即位。同年正月，韩维与邵亢并权同知贡举，二月韩维除龙图阁直学士。五月，韩维因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一事知汝州，数月后被召还，修英宗实录。从至和二年到此时，除嘉祐、治平年间两次自请出任外官外，韩维大部分时间在馆阁任职，仕途发展还算顺畅，生活也悠闲自在，宴饮活动甚为频繁。他的主要宴饮对象包括梅尧臣、江休复、欧阳修、刘敞、李寿朋、范镇、王安国、王安石、冯京、刁约、杨畋等人。随着梅尧臣、江休复二人于嘉祐五年去世，韩维的宴饮活动骤然减少。

熙宁变法之后，韩维开始步入政治舞台。但因其反对新法，一直不被重用，大多数时间在外任职。哲宗即位，宣仁太后掌握实权，韩维再次被起用，元祐元年（1086）五月拜为门下侍郎。韩维主张对熙丰新政作出调整，但是与司马光完全否定熙丰新政的观点并不一致。司马光死后，旧党群龙无首，出现了蜀洛朔党争，韩维受到以苏轼、苏辙、吕陶为代表的蜀党的攻击，又因与范百禄争论刑名，元祐二年八月被罢免门下侍郎，再次回到地方任职。哲宗亲政后，又大肆贬斥元祐党人，韩维入元祐党籍，被一再贬斥。可以说，神宗、哲宗年间，即使韩维人在京城，也身处激烈的党争之中，显然再无闲情流连于宴饮之间。

第三，休务日为士大夫宴饮提供了时间保证。

从休假制度上来看，宋代的节日之繁，官员所休的各种节日假之多，堪称中国古代历朝之最。[90]宋初，官员的节假有岁节（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休务各五日。圣节、上元、中元各三日，休务各一日。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假一日，不休务。夏至、腊日，各假三日，不休务。诸大祀，皆假一日，不休务。这里的“假”日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参，“休务”是指各级官署停止办公。可见，只有在休务日士大夫才可以宴饮作乐。此后，宋朝“或因旧制，或增建庆节、旬日赐沐，皆令休务者，并著于令”。[91]宋真宗时，规定每年大祀、忌日、大忌前一日，皇帝均不坐殿，即在京官员免予朝参，亦即放朝假。元日、冬至、寒食仍各放假七日，诞圣节、元夕等放假皆依旧。新增了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各放假五日；天祺节、天贶节各放假一日。[92]大中祥符元年建天庆节和天祯（天祺）节、天贶节，五年建先天节和降圣节，规定各休假五日。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二月，因西夏主元昊率兵侵扰西北部边境，下诏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三司，“自今大节、大忌，给假一日，余小节、旬休，并赴后殿奏事”[93]，规定中央最高官署减少假期。直到庆历五年六月，因“西兵解严”，才重新恢复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五个节日的“休务”制度。[94]庆历六年十二月，规定三元节即上元、中元、下元以及夏至、腊日“自今并休务”[95]。原来每逢夏至和腊日官员只放三天朝假，且休务，官员真正享受了假期。嘉祐三年，经过包拯的提议，冬至的假期由七日减为五日。[96]到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祠部重定官员休假制度，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日、小忌四日。对于皇帝而言，每逢天庆、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圣、腊日，皆前后一天坐后殿办公，当天不坐。每逢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也坐后殿。其余假日，皆不坐，因为“百司休务焉”。[97]以上节假日共76天，加上旬假（每月三日，全年36日），全年共112天。这些假日实际都只是免除上朝，并不全部“休务”。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新定十一月五日为天应节，依照天祺、天贶节先例，“作休务假一日”。[98]

每逢休务日，没有了公务的羁绊，与友人宴饮是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现存的宋人诗歌中有不少反映有休务日饮宴的情形，诸如梅尧臣的《社日饮永叔家》、陈舜俞的《中秋玩月宴友》、司马光的《清明日兴宗饮赵道士东轩》等。[99]

第四，夜晚也是士大夫宴饮的休闲时光。

夜生活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或城市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宋代士大夫的昼寝习惯已被后人关注[100]，与之相对的则是京城夜生活的活跃和盛行。在宴饮诗歌中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夜宴是发生在私第。比如刘敞的《和阎都官九月十三日夜对月是夕某与子华圣俞如晦会饮君谟所》《月夜期江梅两君不至闻在李二审言家饮》《和永叔寒夜会饮寄江十》《雪夜留二三客饮》[101]，苏轼的《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102]，等等。这种小规模的会饮因为形式简单而消费低廉，在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在北宋历史上也涌现出一批喜欢夜晚聚饮的名士，寇凖就是其中一个。据文献记载，“寇準在中书，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103]显然，这种通宵达旦的“长夜之饮”扰乱了人体的生理节律，并非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故而被不少士大夫视为一种负担而避之不及。除了单纯的饮酒之外，更有豪奢的夜宴，其背后折射的是北宋士大夫追求享乐、醉生梦死的人生态度。《挥麈录》有段文字，分别记述了张耆和宋祁的私第夜宴：

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夕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帷翠幕，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愒。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104]

张耆和宋祁都是当朝显贵，财力雄厚，他们的宴饮生活呈现出奢靡纵欲的特色。具体来说，这些豪门夜宴离不了三个条件或要素：“广厦”、“百味”和“歌舞俳优”，换句话说，就是住宅庭园、饮宴食品及歌舞婢女，后文将逐一论述。

（二）空间环境

能够在私家宅第举办一定规模的宴乐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宋代官员的俸禄历来以优厚著称，对于上层官员来说是毫无争议的，这为他们提供了宴饮享乐的物质基础。开国之初，宋廷患于唐末藩镇尾大不掉、武人跋扈造成国家败亡的教训，确立崇文抑武的政治路线，对于士大夫多有优待，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105]除了优厚的俸禄之外，对于皇亲国戚、功臣、宠臣，历代皇帝还多有赏赐，房产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赏赐物资。

赐宅作为官房的特殊分配形式，是特殊情况下朝廷嘉奖个别达官显贵的一种手段。达官显贵们在建造或扩建豪宅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住宅用地的紧张，侵扰到周边的民居。早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太宗看到楚昭辅的居第低洼狭小，“命有司广之”昭辅顾虑会侵占百姓的用地，“固让不愿治”。太宗深表嘉许，“赐白金万两，令别市第”。[106]至北宋后期，京师开封人烟日益稠密，居民住房甚为紧张。崇宁五年（1106）二月，宋徽宗下诏在开封南部“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将来修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107]政和六年第三次对开封外城进行增修，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军事防范以及容纳政权机构，也是为日益庞大的皇室成员建造馆第创造条件。

在阶级社会里，特权阶层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必然要侵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京城户口日益增多，楼宇密集，官员赐宅的面积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民房，给官员赐宅一处往往要拆毁众多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108]这种拆迁带有浓郁的强制性色彩，造成局部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后果。《清波杂志校注》载：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109]

达官显贵们在园林内还要极力追求珍花异草，奇石怪木，而为此不异耗费巨资。他们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念民生之多艰，蒙赐之家所享有的荣华富贵伴随着普通民众的血泪。宗室赵元傑“尝于邸中为假山，费数百万，既成，召宾僚乐钦，置酒共观之”，姚坦直言不讳地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110]这样的奢侈风气无疑造成严重的社会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逐渐动摇了宋王朝的统治根本。

如果说在北宋初期赐宅还有一些激励功臣的积极作用，而到北宋后期赐宅的负面影响则更为突出，已不适宜作为一种常用的赏赐方式。从当时的奏议中可以看到不断有臣僚力陈其敝，比如徽宗大观三年（1109），御史大夫翁彦国再次上疏，力陈赐第造成的严重后果。[111]朝廷在这种呼吁下，取消了赐宅，改为赐钱，令其私自营造。

实际上，能获赐宅的贵臣显宦为极少数，更多的宅园还是由士大夫自己出资营建或购置。京城宅第价格高昂，非一般人能买得起。为了增加收入，北宋官员还热衷于通过经商发家政富。[112]宋真宗、仁宗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景祐三年，宋仁宗下诏：“如闻辇毂之间，士民之众罔遵矩度，争尚僭奢。服玩纤华，务极株金之饰；室居宏丽，交穷土木之工”。[113]司马光也在《论财利疏》中说道：“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囿，服食器用，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太宗看到楚昭辅的居第低洼狭小，“命有司广之”，昭辅顾虑会侵占百姓的用地，“固让不愿治”。太宗深表嘉许，“赐白金万两，令别市第”[114]。至北宋后期，京师开封人烟日益稠密，居民住房甚为紧张。崇宁五年（1106）二月，宋徽宗下诏在开封南部“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将来修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115]。政和六年第三次对开封外城进行增修，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军事防范以及容纳政权机构，也是为日益庞大的皇室成员建造馆第创造条件。

在阶级社会里，特权阶层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必然要侵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京城户口日益增多，楼宇密集，官员赐宅的面积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民房，给官员赐宅一处往往要拆毁众多民居，“大者亘贯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116]。这种拆迁带有浓郁的强制性色彩，造成局部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后果。《清波杂志》载：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117]

达官显贵们在园林内还要极力追求珍花异草、奇石怪木，而为此不惜耗费巨资。他们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念民生之多艰，蒙赐之家所享有的荣华富贵伴随着普通民众的血泪。宗室赵元傑“尝于邸中为假山，费数百万，既成，召宾僚乐饮，置酒共观之”，姚坦直言不讳地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118]这样的奢侈风气无疑造成严重的社会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逐渐动摇了宋王朝的统治根本。

如果说在北宋初期赐宅还有一些激励功臣的积极作用，而到北宋后期赐宅的负面影响则更为突出，已不适宜作为一种常用的赏赐方式。从当时的奏议中可以看到不断有臣僚力陈其弊，比如徽宗大观三年（1109），御史大夫翁彥国再次上疏，力陈赐第造成的严重后果[119]。朝廷在这种呼吁下，取消了赐宅，改为赐钱，令其私自营造。

实际上，能获赐宅的贵臣显宦为极少数，更多的宅园还是由士大夫自己出资营建或购置。京城宅第价格高昂，非一般人能买得起。为了增加收入，北宋官员还热衷于通过经商发家致富[120]。宋真宗、仁宗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景祐三年，宋仁宗下诏：“如闻辇毂之间，士民之众罔遵矩度，争尚僭奢。服玩纤华，务极珠金之饰；室居宏丽，交穷土木之工。”[121]司马光也在《论财利疏》中说道：“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囿，服食器用，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朴相訾，恶常而好新，月异而岁殊。”[122]对于北宋京城宅第的攀比高大之风，欧阳修曾有诗《寿楼》讽刺曰：“主人起楼何太高，欲夸富力压群豪”。[123]韩维《奉同景仁九日宴相公新堂》诗曰：“高堂突兀里人惊，丞相规模固自宏。移石远分嵩峤色，凿池切放潩泉声。茱萸结佩聊同俗，鹦鹉传杯岂吝情。右席先生亦华构，便应次第落新成。”[124]这正反映出当时豪贵的建筑追求侈大之风。蔡京赐第的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125]宋徽宗政和七年，有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126]张知甫《可书》载：“宣和末，都城起建园囿，殆无虚日，土木之工，盛冠古今。如撷芳园、山庄、锦庄、筠庄、寿岳、辋川、华子冈、鹿寨、鹅笼、曲江、秋香谷、檀乐馆、菊坡、万花冈、清风楼等处不可举，皆极奢侈，为一时之壮观。”[127]这些宅园经由主人不惜巨资的建造，费尽心思的装饰，极尽豪华雅致。

饱受文学艺术濡染的士大夫，对于住宅氛围的营造布置有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从北宋东京的园林来看，建园的手法已从唐代的“自然山水园林”转向“建筑山水园林”。比如李遵勖，“嗜奇石，募人载送，有自千里至者。构堂引水，环以佳木”。[128]从中可以窥见，北宋士大夫所营造的园林已经包括奇石、堂亭、活水、佳木等要素，着意将大自然的美景微缩并融入宅园建筑之中。北宋士大夫宅园中的堂、亭、楼、阁等建筑名目繁多，其命名、楹联、题记也无不附载着浓郁的文化蕴含。宅园建筑的命名往往引用典故，藉以彰显主人的身份和品位。比如周邦彦，“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顾曲”[129]，即用三国时周瑜的典故。周瑜精通音乐，当时流传一句成语：“曲有误，周郎顾”。周邦彦以“顾曲”名堂，可见其对音乐造诣的自负。士大夫不仅对于宅园建筑的命名颇为讲究，而且热衷于邀请文化名流为其题记，处处流露出士大夫群体的闲情雅趣和精神格调。比如王巩，“为堂于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瑰奇琬琰之观，后有竹林阴森冰雪之植，中置图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130]熙宁十年正月八日，王巩邀请苏轼兄弟为其清虚堂作记[131]，清虚堂也正以此名垂后世。再如王诜，“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专用来收藏古今书画，“求文以为记”，苏轼为其作《宝绘堂记》。[132]苏辙则撰有《王诜都尉宝绘堂词》，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宝绘堂的富丽雅致以及其中“四方宾客坐华堂”的热闹场景。[133]王直方命其园中之堂曰“赋归”，“一时文人多为之作赋归等诗”。[134]谢逸有诗《王立之园亭七咏》[135]，对王家园亭的美景进行描绘。饶节对此多有歌咏赞叹，比如《赋王立之家四梅》《为谢无逸赋梅花二首》等，其中有云：“顿有亭前春耐寒，年年扶杖雪中看。不知谢子题诗处，比得王家第几般。”[136]亭堂园苑得到名人雅士的题记作文，无疑被赋予高雅的文化蕴含。就连宋徽宗也乐于附庸风雅，为王黼的居室亲书大匾曰：“得贤治定”，“为书亭、堂榜九”[137]，这自然是对后者的莫大荣宠。

豪宅别墅俨然成为名流显宦举行宴会的高端社交场所。正如杨亿的诗作《夜宴》所云：“华堂高宴卜良宵，宾客当筵半珥貂。”[138]这句诗高度概括了豪门宴会的要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华堂”和“珥貂”，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宴会的活动空间与人群的特征，能够参与“华堂高宴”的均是达官显贵、名贤士大夫。关于宋人私第宴饮的交游诗还有很多，再如宋庠的《同万秀才宴杨侯别墅》云：

苑路轻骖拂晓霞，斗城南畔列侯家。临邛贵客倾中坐，漳水词人记后车。一石蒲桃先载酒，万株金谷正交花。风光不减兰亭会，醉墨凭君纪岁华。[139]

这里的“临邛贵客”是借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宋庠自注：“时一二贵游偕集。”这里凸显的也是别墅作为富贵人群社交会所的空间功能。

正史、笔记等文献在记述士大夫交游生活时，对其住宅、庭园中的景观环境多会提及。比如《宋史》载，李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140]《渑水燕谈录》载，李谦溥“晩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小圃，购花木竹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141]《可书》载，宣和间，梁师成“作休休馆于私第，日与儒士相从”。[142]《宋史》载，李遵勖“延一时名士大夫与宴乐”[143]，每逢燕集，公主“必亲视饔饎”[144]。他过世后，这座宅第被其后人继续享用。其长子李端愿“治园池，延宾客，不替父风。每休沐，必置酒高会，延侍从馆阁，率以为例”。[145]类似记述，兹不赘举。史家也许是无意为之，可也正暗合宅园环境在士大夫交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可以想见，邀请到名重一时的士大夫，在如诗如画的宅园中徜徉游观，宴饮作乐，并以美妙的诗词描摹园中景致，这些无疑增添了无限风雅的人文气息，彰显出主人的不俗品位与尊贵身份。

（三）餐饮消费

私第宴饮当然离不开餐饮食品的筹备，在此主要从餐饮费用和食品种类两方面加以探讨。

宋廷对于士大夫多有优待，以俸禄优厚著称于后世，但具体来说也要分不同的情况。宋廷用于供养官僚的开支确实很大，但官僚体系冗滥，官员人数众多，具体到中下层官员，俸禄并不高。[146]特别是初入仕途的低级官员，在物价高昂的京城[147]，单靠俸禄很难赡养一家老小，需要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在京城为官便于接近天颜，在政治上有着更好的前途，但北宋人有时也颇以任地方官为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境遇的不同。身为京官，若非跻身中高级文官之列或者有俸禄以外的其他收入，为应付京城的生活费用，经济上往往捉襟见肘、苦不堪言。[148]在这种情况下，莫要说举行盛大的宴乐，即使日常喝杯小酒也会因囊中羞涩而作罢。明道二年（1032），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埋怨：“京师侍亲，窘饮食，欲饮酒，钱不可得”。[149]庆历二年八月，又说自己“尤贫，不可住京师，非久，亦却求外补”。[150]梅尧臣在京城也存在类似情形。皇祐四年，他有诗《李审言遗酒》云：“大梁美酒斗千钱，欲饮常被饥窘煎”。[151]即使并不铺张的饮酒花费，已经超过其经济能力，可见在日用之外少有节余。

由于官卑俸薄，生活拮据，他们常会遇到客人来访家中无酒的情况。比如梅尧臣有诗云：“种菊将饮酒，菊开酒无有。虽不负尔目，且已负尔口。昨日三四人，淡坐饥腹吼。徒与哦其傍，谁能置升斗。”[152]友人知道了尧臣的境况，为避免他的尴尬就携酒前往。《宋史》亦载：“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153]当然，载酒见过并不都是因为主人的经济困难，也是士人社会的一种社交礼节。韩维曾经“载酒过景仁东园”[154]，范镇当然不属于经济困难的低级官员。

宴饮消费是士大夫日常消费中的大宗支出。关于宴席的费用，有学者通过具体的例子做过一些考订[155]，虽然由于不同时期的货币购买力时有变动，根据这些有限的费用数额并不易做出合理的定量分析，但毋庸置疑的是，举办家宴确实耗费不菲，对于收入有限的低级文官来说构成为一种压力。欧阳修、梅尧臣的尴尬绝非个别，甚至有官员因宴饮无度导致破产。仁宗朝的石中立，曾任参知政事，年收入一度高达百万钱，只因“喜宾客，客至必与饮酒，醉乃得去”，遂至于家产荡尽，“既死，其家至不能办丧”。[156]当然，更多的士大夫在宴饮开销上还是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宴饮招待上量力而行。嘉祐二年，韩维送给梅尧臣一些洛笋，梅尧臣就用这些洛笋来招待客人。关于此事，韩维有诗《和圣俞食笋》云：“犀皮包玉束作斤，有馈为子盘中珍。爱之不欲食客众，夜密置酒呼其邻”。[157]密友来访，饮宴也不必摆阔充面子。嘉祐四年，刘敞前来家中饮酒，尧臣就用瓜果蔬菜招待。尧臣有诗云：“为撇甕面醅，为煎鹰爪茶。乳羹芼紫莼，蜜果饤干瓜。与我相对饮，但恨诸友遐。”[158]刘敞诗云：“银瓶拨醅酒，紫碗双井茶。黄雀随素鲂，安榴杂木瓜。举非一方物，远或万里遐。不知王侯宅，此味何以加。”[159]平日习惯了山珍海味，面对粗茶淡饭反倒觉得别有滋味。

若从时段上来考察，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在饮食生活上大多较为简朴。北宋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上层士大夫阶层具有很强的经济势力，宴饮方面的奢侈程度也令人吃惊，甚者是“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160]，追求享乐蔚然成风。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一些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随俗竞侈。北宋士大夫的日常家宴整体上基本遵循此种变迁，若仅是从宴饮的奢侈程度来说，则几乎每一时期都有饕餮。比如李迪的族人李倢，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食之止余一枚”。[161]韩缜“平生喜饰厨传，一饮啖可兼数人”[162]，而且“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163]。他还以“虐食”闻名于世，每当宴请宾客时都命厨人供上驴肠，“欲其脆美，而肠入鼎过熟则靡烂，稍失节则坚韧”，所以庖人事先都是将一头活驴缚于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才报酌酒，辄旋刺其腹，抽肠出洗治，略置汤中，便取之，调剂五味以进，而持纸钱伺于门隙，俟食毕放箸无语，乃向空焚献焉”。[164]宋徽宗时，权臣蔡京宴饮的奢侈程度亦令人震惊。蔡京曾在宅中宴请宾客，命库吏“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吏取出十瓶呈上，客分食后，才知道这些“咸豉”竟是当时极为名贵的食品“黄雀肫”。蔡京问库吏：“尚有几何？”吏对曰：“犹余八十有奇。”[165]对于食欲的过度放纵，只不过是士大夫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也助长社会风气的奢靡[166]，其背后折射的则是统治阶级的腐朽。

从饮食的种类来说，北宋时期可供京城士大夫享用的食品已远较前代丰富，特别是水产品常被作为佳肴来款待友人。梅尧臣有诗《和答韩子华饷子鱼》云：“南方海物难具名，子鱼珍美无与并。……远涉川陆来都城，亲宾交遗已见情。”[167]江休复也曾邀请梅尧臣去家中吃泥鳅，尧臣有诗《江邻几馔鰌》。[168]水产品常被写入宴饮诗中，也是因为开封地处中原，水产品比较稀罕。北宋中后期，蛤蜊、车鳌等南方的名贵水产品开始成为京城的达官贵人们极力追求的时尚佳肴。正如欧阳修《初食车鳌》所云：“共食惟恐后，争先屡成哗。”[169]这些高档水产品价格昂贵，不仅满足了富贵人群的口腹，也给他们提供了展示地位、炫耀财富的机会。

来自南方的水产品能够频繁出现在京城的餐桌上，与宋代渔业的发展密不可分[170]，也反映了南北地域的饮食文化交流。北宋时期的中原居民还不擅长水产品的烹饪。沈括曾云：“予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筯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171]对刀工要求较高的鱼脍制作在北宋中期以前更是几乎无人掌握。叶梦得说：

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172]

皇祐三年，梅尧臣在家中举办了一次家宴。他有诗《设脍示坐客》详细记述了这次宴饮，诗云：“汴河西引黄河枝，黄流未冻鲤鱼肥。随钩出水卖都市，不惜百金持与归。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鬐如欲飞。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卜为缕衣。楚橙作韲香出屋，宾朋竞至排入扉”。[173]韩维有诗《答圣俞设脍示客》云：“梅侯三年江上居，盘羞惯饱鮆与鲈。客居京城厌粗粝，买鱼斫鲙邀朋徒。孰亲刀匕擅精巧，闺中丽人家本吴。”[174]刘敞有诗《听江十诵食鲙诗戏简圣俞》云：“主人聆歌知客意，酌酒买鱼相与醉。一鱼百金不可偿，操刀作鲙挥雪霜。……楚饭彫胡香且洁，吴羮入口如沃雪。主欢赋诗客称寿，裂简揺毫落寒月。”[175]刘攽有诗《和梅圣俞食鲙歌》云：“主人爱客不计钱，少妇缕鲙情可怜。”[176]从这一组唱和诗的内容来看，诸位除了感谢主人的款待和肯定鱼脍的美味之外，更多的是对来自吴中的厨娘其刀法的赞叹。

二 会集方式：会饮与赐宴

对于衣食无忧的士大夫来说，宴饮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重要的则是以社交为目的，实质上是宾主会集的一种载体。那么，北宋东京士大夫私第的宴饮主要有哪些会集方式呢？最常见的是私人会饮和皇帝赐宴。

（一）私人会饮

有客来访，比较隆重的招待是置办宴席。苏轼有一次“设席延请”来访的孔常父。[177]能否临时准备宴席，考验的是主人的经济实力。对于豪贵之家来说，家中的厨房有能力随时提供。如晏殊，“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178]

临时准备宴席，对于一般人家来说往往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为举办一场隆重的宴会，主人就需要提前做多方面的筹备。首先是果品、盘蔬、酒馔的选购，其数量和档次则视家境丰裕程度而定，当然也和风俗习尚有关。司马光曾指出：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甆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179]

宴请一次宾客需要事先准备数月，可见规格之高。如此辛苦地操办，也是被时俗所迫，多有无奈。正如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言：“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力获得成功，其名声与自尊心就不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这一点。”[180]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士大夫来说，承办相当规格的宴会主要是为了避免被人耻笑。

鉴于经济上的承受能力，隆重的宴会不可能经常举行，更多的则是随意的会饮。其中最常见的是“招饮”，即主人先发出邀请，约客人在某个时间来家中饮酒。宋诗中以“招饮”为题的作品很多，如苏辙的《次韵王巩廷评招饮》《次韵子瞻招王蘧朝请晚饮》，李之仪的《周臣约过景裕第会饮先寄此诗卒章因目投诚也》，毕仲游的《次韵和晁秘校招饮》，毛滂的《对雪作诗未竟曹使君寄声招饮因成篇以寄》，李新的《王朝美招饮有能窥狗窦之语因作诗贻之》，苏轼的《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黄庭坚的《和张沙河招饮》《李大夫招饮》《希仲招饮李都尉北园》，张耒的《酒病中寄李十二招饮五首》，晁补之的《喜文潜自淮南归招饮西冈呈坐客》，等等。[181]宴饮是士大夫与人增进交流、融入社会的黏合剂。主人对于客人的热情招揽，反映出融入士大夫社会的积极努力。

有些则是客人主动来访，主人临时置酒招待。嘉祐元年，欧阳修有诗《重赠刘原父》云：“忆昨君当使北时，我往别君饮君家。”[182]再如郑獬有诗《梁卦孙过饮》，云：“夜来宾客偶过我，呼奴留客解金镳。花枝颠倒插翠帽，酒杯倾泼淋春袍。更深客去我亦醉，画帘残烛香初销。”[183]这些小规模的对饮，多是密友之间，形式比较随意。关于宋人的好客尚饮，苏轼《书东皋子传后》中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184]

每日都有客来访，客至即置酒招待，这种频繁的交际活动俨然构成为苏轼闲居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的劝酒之风盛行，为显示好客之道，饮酒时主人要进行劝酒。[185]北宋有不少关于劝酒的诗词佳句，比如欧阳修的“我歌君当和，我酌君勿辞”[186]，“盏到莫辞频举手”[187]；黄庭坚的“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188]，等等。

私第的家宴更直观地显示出人群的划分，宾主之间多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比如殿直王永年，“置酒于家”，延请曾荐举提拔过他的窦卞、杨绘，“出其妻侑饮，且时致薄饷”。[189]再如韩绛，致仕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宽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190]士大夫对于宾客的选择，往往离不开身份、地位等背景因素的考量。

再以梅尧臣为例。他前后七次进京，而前五次都是穷困潦倒，也少有机会进入友人的私第宴饮。直到皇祐三年第六次进京，才时来运转，在欧阳修等人的屡屡荐举下，朝廷“召试学士院”，赐其“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191]仕途上的起色对梅尧臣的交际生活带来不少改变。梅尧臣和友人宴饮的次数明显增多，据其交游诗统计，共12次宴饮。其中尧臣前往友人家中的宴饮共计11次[192]，其地点分别是李淑、江休复、李寿朋、刘敞、韩绛、范镇、刁约等7人宅第，其中江休复宅2次，李寿朋宅2次，刘敞宅3次[193]。而尧臣在家中招待友人则仅有1次，即皇祐三年梅尧臣在《设脍示坐客》中所述的那次宴饮。[194]这一方面表明梅尧臣交往对象的身份有所改变，这些人多为京官，有一定的地位和经济基础，在京城有自己的宅园；另一方面也说明梅尧臣与这些友人建立起了较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京城有了比较固定的交游圈。

嘉祐元年初，尧臣第七次进京。这个时期，他在开封城东的汴阳坊也有了住宅。嘉祐二年初，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韩绛、王珪、范镇、梅挚同知贡举，推荐梅尧臣为参详官。嘉祐四年，尧臣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预修《唐书》。嘉祐五年春，尧臣迁官尚书都官员外郎。这一时期尧臣共计参加10次宴饮，其中尧臣前往友人家中饮宴共7次。第一次是嘉祐元年社日在欧阳修家饮酒。[195]第二次是尧臣嘉祐三年造访杨畋，杨留饮置席招待。[196]第三次是尧臣嘉祐三年谒见韩绛，“遂留，邀江邻几同饮”。[197]第四次是尧臣在刘敞家。[198]第五次也是在刘敞家。[199]第六次是在江休复家。[200]第七次是在范镇家。[201]在尧臣家中的宴饮共计3次。第一次是嘉祐四年春，来客有刘敞、江休复、韩维等人。[202]第二次是嘉祐四年九月九日，韩维与欧阳修、刘敞、范镇、江休复、吴奎前往梅尧臣家聚饮。[203]第三次是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刘敞、范镇、何郯前来尧臣家。[204]

虽然这一时期首先是交游对象的数量空前庞大，达到260余位，但和尧臣一起宴饮的基本上还是这几位密友。可以说，士大夫私第举行的宴饮反映的是人际网络中最亲密的圈层，其中的交际现象有别于其他类型和场合。能够参与私第饮宴，从某种层面上反映出地方士人对于京城社会的深度融入。士大夫在日常生活，特别是交际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追逐该群体特有的行为模式，藉以满足自我对于群体身份的认同。

（二）皇帝赐宴

不仅士大夫，宋代皇帝也热衷宴乐。北宋皇帝的赐宴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诸如习射宴、喜雪宴、喜雨宴、观稼宴、元旦宴、清明宴、社日宴、重阳宴、曲宴、春宴、见辞赐宴、坤成节宴、大祀庆成宴、进士宴、修书宴、讲书宴、观书宴、赏花钓鱼宴，等等。这些宴飨所选择的场所多为皇宫内殿、御苑以及尚书省等官署，此外，也有一些士大夫的宅第承办过赐宴。那么，士大夫私第的赐宴与其他空间的赐宴，与会者的身份有何不同呢？

首先，从《玉海》卷三〇《雍熙宴群臣诗》这条史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端倪：

（雍熙）元年（984）十二月二十二日丁酉，郊祀毕，赐宰臣文武等宴于尚书省。……十二月甲午，召近臣宴后苑。……丁酉，赐文武常参官诣尚书省宴饮，上赐诗二首。……九月庚戌重阳节，赐近臣宴于李昉第，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赐之。十月乙卯，赐近臣宴于枢使王显第，赐御制诗一首。[205]

尚书省赐宴的与会者是“宰臣文武等”、“文武常参官”；而李昉、王显私第赐宴的与会者则均是“近臣”。值得注意的是，“后苑”的与会者也是“近臣”，这是因为后苑作为宫廷的御苑，属于皇帝和皇室成员的私人空间，在性质上类似于士大夫的私人宅园。《宋史》也有类似记载，赐酺时，“赐群臣宴于尚书省”，“赐宗室、文武百官宴于都亭驿”，宴近臣于“宰相第”或“外苑”。[206]

在有关私第赐宴的其他史料中，也多云“近臣”。比如：雍熙二年九月庚戌，“赐近臣饮于李昉第，召诸王、节度使宴射苑中”[207]；雍熙二年十月乙卯，“赐近臣宴于枢使王显第”[208]；雍熙二年十月，“下元节张灯，赐近臣宴于枢密使王显私第”[209]；咸平二年十一月丁亥，“宴近臣李沆第”[210]；咸平四年九月丁丑重阳，“宴近臣于吕蒙正第”[211]；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庚辰，“赐近臣宴于王旦第”[212]；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庚子，“赐近臣宴于寇凖第”[213]；等等。史料中只有极少数情况用的是“近臣”以外的说法，比如：雍熙三年十月庚戌下元节，“宴辅臣于枢密使王显第”[214]；雍熙三年十月庚戌，“赐宰相以下宴于枢使王显第”[215]。相对于“宰臣文武等”、“文武常参官”，“近臣”的范围更为缩小，在官职上也有明确规定，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十八日清明节，“宴近臣于陈尧叟第”，“凡赐近臣会者，旧止待制以上，三司副使止与判官同会，是岁始复令预焉”。[216]这不仅仅关涉官职的高低，更强调的是与皇帝私人关系的亲疏，其背景则是政治体制转型时期特殊的君臣关系。[217]尚书省等官署与士大夫宅第这两种场合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属于公务空间，活动范围也较大，可以容纳的人数也较多，因而呈现的是公务性质的集体聚餐活动，较少反映出皇帝与某些臣僚之间的私人感情与关系；而士大夫宅第这种私人空间更体现出与会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么，哪些士大夫的私第曾经承办过赐宴呢？查考统计现存史料明确记载的共有以下12位，共计21次，详见下表。

承办过赐宴的士太夫

承办过赐宴的士太夫续

这些宅第之所以能够承办皇帝的赐宴，与宅主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首先，除了王承衍身为太祖驸马之外，其他人不仅有着显赫的官位，而且与皇帝有着厚密的私交，可谓备极荣宠。李昉官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中书侍郎。王显，少“尝给事太宗于潜邸”[218]，是备受太宗信任的旧僚，任职枢密使达八年之久，而且是太宗朝唯一一位曾经独任的枢密使；吕端在太宗时即居相位，真宗对吕端更是尊崇有加，“每见辅臣入对，惟于端肃然拱揖，不以名呼”[219]。张齐贤得到三朝皇帝的宠遇。宋太祖幸西都时，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太祖还京，对太宗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后来“太宗擢进士，欲置齐贤高第，有司偶失抡选，上不悦，一榜尽与京官”。在太宗时即被视作“近臣”，拜枢密直学士，擢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淳化二年（991）夏，参知政事，数月，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20]李沆也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改中书侍郎；吕蒙正是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寇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旦，景德三年“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221]；向敏中，在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前，已任同知枢密院事，宋真宗即位后，继续得到真宗的信任，大中祥符五年“复拜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加中书侍郎”[222]；陈尧叟于大中祥符六年以本官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223]。吕公著，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光薨，独当国”。[224]

由以上统计还可以发现，史书所载的私第赐宴，次数比较有限，而且时段也集中在宋太宗、宋真宗年间，分别是6次和14次。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相关的记载，直到宋哲宗年间才再次出现一次私第赐宴。那么，这一现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历史背景呢？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物质基础较为薄弱，“虽宰相执政官，亦僦舍而居”。[225]臣僚们尚未有相当条件的宅园可供赐宴，故而当时的赐宴多是在内殿举行。《宋史》载，“建隆元年（960）八月三日，宴近臣于广政殿，江南、吴越朝贡使皆预。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宴近臣及孟昶于大明殿。开宝四年五月七日，宴近臣及刘鋹于崇德殿”。[226]淳化二年冬至，太宗宴近臣于中书省。

至太宗朝，一些重臣通过赐宅等方式开始拥有个人宅第，在大臣私第举办赐宴遂具备空间的条件。时至后澶渊时代，宋真宗为了渲染盛世的气象，宴饮之风也随之盛行于朝廷上下，私第赐宴也逐渐得到朝野的认可。自真宗朝开始赐宴近臣于宰相第。《春明退朝录》卷上载：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特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焉。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唯用太官之膳，少加堂餐。自丁晋公助以家馔，至今踵之。[227]

《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三三亦有相关记载：“咸平二年十一月八日，以南郊坛毕，宴近臣于李沆第。自后凡大礼毕，皆就私第赐会。”《长编》卷七三亦载：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戊申，“社宴群臣于王旦第。先是，社日止赐会中书，不张乐，惟辅臣洎待制已上奉内朝者预焉。至是，始宴私第，张乐，仆射、尚书、丞郎、给谏悉集，遂为定制。”[228]可见，这类私第赐宴在真宗时期因为频繁而渐渐成为定制，后来人们也就习以为常，故而不再被专门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真宗以后的私第赐宴非但不是史书记载那样少，而是成为司空见惯的活动。直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又新作东西府，此后冬至日的赐宴皆移至两府。由此可见，之所以在私第赐宴，官署机构的局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私第赐宴又是出于哪些名目呢？

首先是节日。每逢节日，皇帝一般都会下令赐宴群臣，并允许百姓宴饮齐乐。除了在宫廷、学士院、皇家园林等场所时常举办诸如赏花钓鱼之类名目繁多的宴会之外，在元旦等传统节日中，皇帝常赐近臣宴于宰相府第。真宗咸平元年正月三日，“赐近臣岁节宴于吕端第。每岁节皆就私第赐宴，自此为例”。[229]皇帝一般会以派使者宣谕、赐予预宴者御制诗的形式参与宴会，当然也有亲临宴会与臣僚共度佳节的特例，如雍熙三年九月重阳节，太宗“诏宰臣李昉与枢密使王显等为登高之会”[230]，并赐宴李昉府第。皇帝招集近臣宴饮，体现出拉近君臣距离的愿望，亲临朝臣私宅，更是对臣僚施与恩宠的一种方式，营造出君臣同乐的谐睦气象。

其次是宰相等重臣的生日。受皇帝生日圣节的影响，各官僚士大夫遇生日也举行宴会。其中，宰相的生日宴会最为隆重。每逢宰相生日，皇帝“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有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231]《长编》载，“宰相生日，旧例赐器币、鞍马外，惟于中书会辅臣”。大中祥符八年，宰相王旦生日，真宗听说王旦“私第未尝会客”，遂下诏“赐羊酒米面，令有司供帐，开封府具乐，许讌其亲友，并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232]优宠之厚可见一斑。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宰臣丁谓面陈：“生日蒙降诏赐生饩酒乐，令就私第宴会，优异之礼，非臣敢当。况禁乐以来，未尝陪侍游幸，兼在会灵道场斋宿，望赐寝罢”。从之。王旦曰：“臣等每遇生日，曲蒙恩赐，又遣诸司供帐。况两制近臣皆有兼掌，并废务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寝赐与，所许集会止召亲旧。”宋真宗表示允可。[233]虽然朝廷不再为宰相举办宴会，但朝中官员还是会以个人名义携带礼物赴宴庆祝生日。比如王安石为相时，每逢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为之放生”[234]，可谓是各施其能，竭尽谄谀之能事。寿星当天也不吝展示皇帝的赐予，比如文彦博“自庆历八年入拜，厥后至绍圣岁丁丑，凡五十年，所谓间镀钑花银盆固在。遇其庆诞，必罗列百数于座右，以侈君赐。当时衣冠传以为盛事”。[235]显然，蒙受皇帝的赏赐被视为臣僚莫大的恩宠。

作为一个皇帝主导的集体活动，赐宴因具备官方的性质，且参加人数众多，很难说明与会同僚间彼此的私人交情。丁谓曾爆料：

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耶？”曹厉声曰：“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辩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貂也。预谓何事？[236]

在这次私第赐宴中，宅主寇凖与来宾曹利用发生了戏剧性的冲突，不过这并不稀奇。因为赐宴是在私第中举行，与会者与宅主的关系与其说是私人交谊，不如说是同僚间的公务关系。这也是私第赐宴有别于士大夫普通家宴的地方。此外，鉴于其参与人群的特殊性，私第赐宴唯有东京才有，这也是京城士大夫宴饮有别于地方州县的独特现象。

三 文化活动：酬唱与歌舞

缘于士大夫的身份，他们的宴饮中往往伴随着各种文化活动。士大夫有闲阶层热衷于文艺创作，并将此视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私第特有的轻松氛围无疑有助于疏解宾主的内心压力，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可以说，士大夫在日常宴饮中也从事着文化的创造，私家宅园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宋四家”中的米芾和苏轼就喜欢聚在一起，一边饮酒，一边挥毫泼墨。元祐末年，苏轼自扬州回到京师，米芾准备酒饭，“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每饮酒一行，便书数字于纸上，“以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237]酒尽纸也尽，双方又交换作品，相互赞赏。当然，像米芾、苏轼这样的书法家毕竟是少数，对于普通士大夫来说，诗歌酬唱和歌舞表演这两种文化活动在私第宴饮中更为常见[238]，在此重点加以讨论。

（一）诗歌酬唱

写诗与喝酒乃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诗歌创作与饮酒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239]诗从酒出，酒添诗兴，诗酒二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梅尧臣在《依韵和永叔劝饮酒莫吟诗杂言》中云：“我生无所嗜，唯嗜酒与诗。”[240]他在《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中云：“君尝谓我性嗜酒，又复谓我耽于诗。一日不饮情颇恶，一日不吟无所为。酒能销忧忘富贵，诗欲主盟张鼓旗。”[241]宋代诗评家唐庾有诗云：“温酒浇枯肠，戢戢生小诗。”[242]有酒必有诗，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能增添饮酒时的高雅情调，于是诗酒相会，产生了许多描写宴集饮酒的宴饮诗。

诗歌酬唱为饮食过程增添了不少乐趣。《避暑录话》卷上载：

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尝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徧，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243]

饮酒到兴致高涨之时，晏殊就当场为客人赋诗助兴。宋代以前的饮食诗歌往往只是诗人抒发思想感情、阐述观点的手段和工具，而到了宋代，诗人则将饮食烹饪直接作为审美对象，使之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因此，内容广泛且异于前代的饮食诗在宋代便开始大量出现，数量之多堪称历代之最。梅尧臣、苏轼、欧阳修、黄庭坚、苏辙等以审美的眼光观察饮食生活的各个方面，将菜点茶酒作为审美对象写入诗歌中，从而使宋代饮食诗具有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特点。[244]

士人与普通百姓在宴饮上的最大区别就是有无酬唱一类的雅事。六朝文人社交以“清谈妙理”为最高境界，而唐宋尤其是宋代以降，酬唱则成为“群聚”是否能变“雅集”的衡量标准。梅尧臣《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饮诗序》云：“酒既酣，永叔曰：‘今日之乐，无愧于古昔，乘美景，远尘俗，开口道心胸间，达则达矣，于文则未也。’命取纸写普贤佳句，置坐上，各探一句，字字为韵，以志兹会之美。咸曰：‘永叔言是。不尔，后人将以我辈为酒肉狂人乎！’顷刻，众诗皆就。”[245]在他们看来，没有诗歌酬唱的宴饮就无异于寻常俗人的酒肉集会，不足以显现士人群体的风雅。

从酬唱诗歌的“应酬性”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诗人作为“社会的人”，在社交网络中最为真实或最为艺术化的一面。数量巨大的酬唱诗歌，证明不少诗人的多数时间消耗在人际关系网礼仪化的交际来往中。宴会制作被视为酬唱诗的五种社交场合之一[246]，而宴会酬唱又以私第空间最为常见。以韩维为例，他的《南阳集》中留存有相当多的有关私第宴饮的酬唱诗歌。韩维与兄弟韩绛、韩缜一同学诗于梅尧臣，后来更是追随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旗帜下，自觉接受当时的诗风。[247]仁宗皇祐年间，韩维从许昌回到京师，与梅尧臣、刘敞、江休复等人诗酒往来，游从甚密。梅尧臣有诗，题曰：“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延]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248]韩维有诗《和圣俞饮（廷）[延]老家晚又饮原甫家》。[249]嘉祐四年九月九日，韩维与欧阳修、刘敞、范镇、江休复、吴奎前往梅尧臣家聚饮。梅尧臣有诗《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秋堂雨更静，佳菊粲粲芳。置酒延群公，掇英浮新黄。”[250]韩维还有诗《和子华兄同永叔饮三班官舍兼约明日饮永叔家》。[251]在这一文学革新的衍生过程中，私人宅第中频繁举行的日常饮宴则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而与会者身份认同也藉此得到强化，融为一种超越家庭或者宗族关系的文学团体。韩维以其平淡简约的笔法、变化多端的诗风，追随欧阳修，成为嘉祐文坛的重要一员。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南阳集钞》序中云：“维同时唱和者为圣俞、永叔，其深远不及圣俞，温润不及永叔，然古淡疏畅，故足为两家之鼓吹。”[252]可见，韩维在诗歌上的成就虽然不及梅尧臣、欧阳修，但在嘉祐诗坛亦能自成一家。应当说，酬唱诗歌虽然有很多是流于应酬和消遣，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普及和繁荣，提高了时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水平。

北宋士大夫在宴饮酬唱中，还会抒发情怀，谈论时事。心之所系，在日常的宴饮酬唱中也会关注、谈论朝堂上的政治问题。康定初年，晏殊为枢密使。[253]一日，雪中退朝，欧阳修、陆经来访，晏殊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欧阳修诗云：“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254]当时宋朝与西夏的战事还没有结束，欧阳修心怀忧国忧民之心，惭愧宴乐寻欢。这首诗明显带有讽喻之意，让晏殊颇感不快，二人由此“稍稍相失”[255]，双方关系开始蒙上一层阴影。欧阳修他们在饮酒赋诗中议论国家大事，正反映出这一时期士人社会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正如欧阳修所云，他们习惯于“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256]苏轼在《居士集序》中云：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257]

这段话论述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的共同风采，他们既有学术上的追求，又有治国经世的抱负。[258]可以说，私第宴饮中诗歌酬唱的内容不仅关乎文学和风雅，也最能体现出士大夫的群体身份及其社会关怀。

（二）婢女歌舞

如果说家宴中的诗歌酬唱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化品味上有别于普通百姓的重要内容，那么，婢女歌舞则反映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贫富差别。

婢女首先是为家宴提供餐饮服务。真宗年间，以诗酒逞豪的石曼卿在东京做官，住在蔡河下曲。其邻家有一户大财主，主人李氏刚满二十岁，无昆弟，却有“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高墙大院之内，每天都传出悦耳的歌唱与钟鼎之声。几十个仆人常常在石曼卿门前招摇而过。石曼卿一日终于按捺不住，便向仆人打听主人的情况，并表达想入府拜访的意愿。之后，终于应邀前往。宴请当日，曼卿被带到一幢豪华馆舍，丝帏锦帐重重，陈设光鲜明耀，极尽纷华富丽。“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259]所谓“软盘”，即宴客不设几案，却令群妓手捧饮食分列左右随时供应，用时上前，用完则重新撤回两列，享受之至可见一斑。

婢女除了满足主人自身的生活需求，也在主人的交际生活中承担着重要功能。士大夫召集友人前来家中聚会之时，一般会有婢女为客人表演歌舞，以达到娱宾遣兴之目的。[260]寇凖在饮宴中，“常至三十醆。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醆方毕”。[261]宋代士大夫多知音善赏，能依曲拍制词，交付歌妓演唱。晏殊就常填词侑觞，在宾客之前“呈艺”。歌妓也常在宴席上请宾客作词，现作现谱入管弦演唱，这往往也是宴会的高潮。晏几道《小山词序》载：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传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262]

晏几道常常与几位朋友聚会，席间作词付于家妓演唱，传唱范围没有超出这场宴会之外，传播的意义也不明显。当两家蓄养的家妓被原主人遣散后，晏几道的词作才随着家妓“流落人间”。有学者认为，在士大夫的娱乐活动中，几乎都有家妓的参与；在招待宾客时，也每每以家妓歌舞娱宾……士大夫以家妓为中介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词体创作的繁荣。[263]当然，因为家妓活动范围较窄，交往对象有限，往往不易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264]

在士大夫家宴中，往往有婢女奏乐助兴。比如刘敞招江休复、梅尧臣、陈绎于东斋饮酒，“使女奴奏伎行酒”。[265]再如刘敞有一次在韩绛家饮酒，由于欧阳修未能赴约，遂令侍女鸾英弹奏《醉思仙》以表达思念之情。刘敞有诗云：“翠眉红袖拜尊前，撩弄春声入四弦。坐少车公还不乐，为君重奏醉思仙。”[266]在宴会上，客人和婢女也有一些酬答互动。客人在侍女歌舞之后以物品相赠。李之仪有诗，题曰：“春日同梁十四宴李公昭朝霞阁，侍儿舞梁州曲彻，客有以润罗为赠，公昭命玉杯满酌酬之，又以金钟邀儿相属，既釂出乌丝栏索诗”。[267]有些伶俐的侍女在歌舞之后请求客人题诗。韩绛在私第与门生故吏宴集，苏轼与会。史载：

中宴后新宠鲁生舞罢，为游蜂所螫，子华意不甚悦，久之，呼出，以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云：“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归。”上句记姓，下句记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厮赖故云耳。”[268]

关于此事，苏轼亦有诗记述，题曰：“韩康公坐上侍儿求书扇上二首”。[269]在劝酒的同时，婢女还向善书的客人索求题字，显然是主人的有意安排。再如石曼卿在京时，被一富豪邀至私第，“侍女珠翠，延饮，求曼卿书字。曼卿醉后书其诗《筹笔驿》等数篇，豪士甚珍爱之，赠曼卿金帛可值数十百千”。[270]这位精明的富商在宴请时安排婢女索求书法，俨然成为谋求墨宝的一种巧妙手段。

乐师、舞者主要是奴婢，她们与客人有着亲密的感情沟通和互动。比如刁约家的侍女患了疟疾，梅尧臣听闻之后写有诗作《闻刁景纯侍女疟已》云：

前时君家饮，不见吹笛姬。君言彼娉婷，病疟久屡治。隔日作寒热，经时销膏脂。医师尤饮食，冷滑滞在脾。次闻有鬼物，水火阴以施。乃因道士逐，实得鬼所为。手洒桃枝汤，足学夏禹驰。呵叱出门墙，勿复顾呕遗。今虽病且已，皮骨尚尫羸。岂暇理旧曲，未能画蛾眉。当期重相见，风月临前墀。[271]

梅尧臣在诗中对吹笛姬患病表示关切和祝福。侍女的康复一直为尧臣牵挂，随后他另有诗《景纯以侍儿病期与原甫月圆为饮》：

古龙水底鸣素秋，江云不飞江贾愁。金陵旧族天禄游，家有善笛能娱侯。忆侯前年罢姑孰，自买蕲州饱霜竹。腮肥顶瘦裁青玉，钻凿商声五音足。牛渚矶边夜泊时，平波不起月中吹。老鱼跳舞龟出泥，雌蛟怨泣雄鼍悲。新还中都人罕知，交亲奏酒隔帘帏。丹唇一发妙响驰，醉客欲见宁非痴。昨夜刘郎辞玉卮，主人勤谢当勿疑。渠今缠疟尚苦羸，他日海蟾圆未迟。圆未迟，凉肝脾。畏肝热，生脑脂。生胫脂，不得窥。[272]

待吹笛姬病愈，尧臣还有诗作，韩维也赋诗与之唱和，诗云：

刁侯好事闻当年，至今风韵独依然。归来不作留滞叹，能出窈窕夸樽前。前时宾客会清夜，横笛裂玉吹孤圜。新声妙逐柔指变，余响歘与高云连。悲风萧瑟四座耸，清笑自足遗拘挛。近闻有疾勿药喜，主人欲饮期数贤。气羸曲节宜少缓，体软舞态当益妍。人生行乐不可后，幸及华月秋娟娟。[273]

韩维、梅尧臣对这些婢女所表达出的真挚关心，体现出超越阶级的友爱。正如有学者指出，宋代奴婢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274]，这从士大夫对待她们的态度也可窥见一斑。

婢女也成为士大夫交际生活中的礼仪符号，她们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给宾客留下印象，这正如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275]歌姬舞女的文艺表演活动，无疑提高了宴会的档次。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即使官俸不高的士大夫也会竭力购买婢女。韩维的《又和杨之美家琵琶妓》云：

官卑俸薄不自给，买童教乐收图书。客来呼童理弦索，满面狼籍施铅朱。樽前一听啄木奏，能使四坐为欢娱。[276]

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杨褒的官俸微薄，不足以自给，但他依然购买婢女并教授音律，为的就是让婢女能弹奏琵琶，以达到娱客之目的。那些买不起婢女的士大夫则会引以为憾。至和元年，欧阳修有诗感叹，“有酒醉嘉客，无钱买娇鬟”。[277]在更早的时候，欧阳修曾为无钱沽酒而发愁，待饮酒的需求满足后，婢女又成为他更高层次的消费期待，这种心理显然带有从众和攀比的因素。嘉祐元年，他看到刘敞新买的婢女时，不禁心生艳羡，赋诗云：“爱君小鬟初买得，如手未触新开花”。[278]三年以后，欧阳修终于一尝夙愿，蓄养了八九个乐妓，并向好友炫耀。梅尧臣也兴致勃勃地在酬唱中对这些婢女进行品鉴，诗云：“公家八九姝，鬒发如盘鸦。朱唇白玉肤，参年始破瓜”。[279]不仅是欧阳修，宋代士大夫蓄养歌姬舞女蔚然成风，“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280]

可以说，作为知识精英的士大夫并不一定是道德楷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追逐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只是受限于礼法、身份等因素，官僚士大夫并不敢公然出没于青楼妓馆等商业娱乐场所。翻检《全宋诗》不难发现，士大夫在酒肆、茶坊内的活动鲜有反映，而私人宅园的记载则最为丰富。私人宅园可以有效保证宅内活动的私密性，从而构成一种隐性的娱乐空间，以满足宅主对于社交，乃至声色之好的需求。

本章小结

北宋东京士人的宴饮主要围绕着礼仪、社交和休闲等主题。基于身份的不同，他们的宴饮分布于相应的都市空间。太平兴国寺、相国寺、开宝寺以及琼林苑是新及第进士参与期集宴饮的场所。期集宴饮乃士人科举历程中的一场重要仪式，也意味着仕宦生涯的隆重开启。同年们通过赴宴有了进一步交流、熟识的机会，彼此形成身份的认同，为日后的宦途升迁结下人脉。除了期集活动之外，东京士人在平日里也有结伴到寺观、园林进行游宴，享受休闲之乐。在衙署处理公务的暇隙，同僚之间会有饮宴之事。除了严肃的学问争论和轻松的戏谑谈笑，也常有不和谐事件，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甚至倾轧。这也是衙署宴饮有别于其他空间的特点之一。官僚士大夫前往酒肆之类的商业场所宴饮行乐受到礼法观念的约束。但是，随着城市饮食业的蓬勃发展，即使恪守礼法的士大夫也难以拒绝。

北宋东京会聚着众多的显宦与名贤士大夫，他们在私第中的宴饮更直接地折射出当时的政治、文学风向，这是地方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对于士大夫有闲阶级而言，他们在私第的宴饮往往与歌舞、诗词、书法等活动融为一体，俨然是小型的演出或创作活动。其中的诗歌酬唱和婢女歌舞更为常见，前者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化品味上有别于普通百姓的重要内容，后者则体现出士大夫在消费能力上的贫富差距。北宋士大夫对于住宅建筑、园林营造、烹饪美食、歌舞音律、诗歌酬唱、书法绘画等多种生活艺术都表现出莫大兴趣，而这些元素反映到宴饮活动中，流露出他们对于闲适、雅致、奢侈生活的追求。士大夫在日常交际中遵循或追逐该群体所习尚的行为模式，也是谋取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能够参与士大夫私第的宴饮，反映了宾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某种层面上反映出地方士人对于京城社会的深度融入。京城的一些近臣还在私第承办赐宴，更多地体现出君臣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京城士大夫宴饮有别于地方州县的一种现象。

宴饮是士大夫有闲阶层的享乐活动，他们在私第中请客宴饮更重要的是满足社交和娱乐层面的需求。北宋士大夫的私第宴饮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首先，缘于宋代特有的官僚制度等因素，北宋士大夫有着更多的休闲时光来从容享受闲适的生活。其次，北宋士大夫对于住宅庭园的营造布置体现出“建筑山水园林”这一宋代特有的建园风格，这既不同于唐代的“自然山水园林”，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林”。再次，从饮食的种类来说，北宋时期的东京士大夫可以享用的食品远较前代丰富，特别是水产品常被作为佳肴来款待友人。达官显贵的豪宅别墅中多有奢靡宴饮，也折射出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本质。

[1] 黄正建《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指出，唐代官员宴饮的社会职能是为调节各种人事关系，并大致区分为四种类型：1.因宴会而结成同盟关系；2.因宴会而追求与上级的亲密关系；3.因宴会而建立对下级的施恩关系；4.用宴会来处理令人为难的人事关系。

[2]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 《宋史》250《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10页。

[4] 钱世昭：《钱氏私志》，《全宋笔记》第二编（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5] 尹高林：《北宋宴饮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 东京寺院一览表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543页，道观一览表见同书第550—562页。

[7] 东京园林的统计可参见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的考察》，《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558—578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86页。

[8] 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82—294页；张婉真：《北宋园林与文人生活——有关中国文化传递的思考》，《历史博物馆学报》1999年第12期，第133—152页；Stephen H.West，“Spectacle，Ritual，and Social Relations：The Son of 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ong”，Baroque Garden Cultures：Emulation，Sublimation，Subversion，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cy and Collection，Washingtong，D.C.pp.291—321.

[9]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8页。

[10]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3页。

[11]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12] 《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4页。

[14]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0页。《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6页：“以新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

[15]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上清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9页。

[16]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页。

[17]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6，《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18] 王瓘：《北道刊误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页。

[19] 中嶋敏：《宋進士登科題名録と同年小録》，《汲古》〈汲古書院〉26、1994年；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年。

[20] 《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7—298页。

[21] 王应麟：《玉海》卷116《宋朝登科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49页。

[22]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3页。

[23] 《玉海》卷7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365页。

[24] 《玉海》卷17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137页。

[25] 《玉海》卷7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365页。

[26]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27]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28]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

[29]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页。

[30] 宋庠：《元宪集》卷8《庚午春观新进士赐宴琼林苑因书所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57页。

[32] 《司马光集》卷6《同次道陪燕琼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33] 《司马光集》卷11《和景仁琼林席上偶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34] 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0《置状元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宋史》卷298《彭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99页；《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四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3页。

[3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李審言相招与刁景纯周仲章裴如晦冯当世沈文通谢师厚师直会开宝塔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页。

[37] 《宋史》卷291《李若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40页。

[38] 《宋史》卷288《周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72页。

[39] 祁琛云：《宋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95—105页。

[40] 张舜民：《画墁录》，《全宋笔记》第二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4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正月二十七日江邻几杜挺之刘原甫贡甫韩持国邀饮于定力院》，第596页。关于定力院的位置，一说是在蔡河东水门之北（《汴京遗迹志》卷11《祠庙庵院》，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9页）；一说是在保康门里东南城角，本梁太祖庙，内有朱温像（《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4页）。

[42] 刘攽：《彭城集》卷14《嘉祐中与王丞相吴枢密韩端明王学士会饮骐骥池上去今将二十年王有感事诗见示次韵》，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9页。《宋史》卷315《韩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08页，云：熙宁年间“王安石罢，会绛入相，加端明殿学士、知河阳”。由此可知，刘攽诗题中的韩端明当为韩维。诗题中的“王丞相”当为王安石，因为安石在嘉祐中与韩维、刘攽多有来往，且于熙宁拜相。

[43] 韩维：《南阳集》卷4《答贡甫酌骐骥池上见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6—176页。

[45] 魏泰：《东轩笔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46] 赵升：《朝野类要》卷1《会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页。

[47] 洪迈：《容斋随笔》卷16《馆职名存》，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页。

[48]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6页。

[49] 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29《见子由与孔常父唱和诗辄次其韵余昔在馆中同舍出入辄相聚饮酒赋诗近岁不复讲故终篇及之庶几诸公稍复其旧亦太平盛事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9页。

[50] 韩维：《南阳集》卷8《和子华兄同永叔饮三班官舍兼约明日饮永叔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 刘敞：《公是集》卷1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8页。

[52]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姑溪居士后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刘攽：《彭城集》卷3《雪中退朝与诸同舍登秘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页。

[54] 《宋史》卷442《苏舜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81页。

[55] 刘敞：《公是集》卷25《同邻几伯镇观秘阁壁上苏子美草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95页。邻几乃江休复，伯镇乃章岷。

[56] 关于曝书会的具体情况学界多有论述，在此不作赘述。参见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7—169页；方建新《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01—105页。

[57] 《宋史》卷281《寇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33页。

[58]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6，《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59] 魏泰：《东轩笔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60] 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103—116页；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第119—127页；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3页；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第91—94页。

[61]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0页。

[62]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4，《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63]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6《中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17页。

[64]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0页。

[65] 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66] 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8—30页。

[67]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68]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酒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页。

[69]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5《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1—452页。

[70]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8，四部丛刊本。

[71] 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宋史》卷286《鲁宗道传》记载略同，但文字较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29页。

[72] 彭□辑：《墨客挥犀》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73] 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74] 刘攽：《彭城集》卷7，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1页。

[75] 《宋史》卷442《石延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71页。

[76]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77] 魏泰：《东轩笔录》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78]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6，《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79] 韩维：《南阳集》卷29《宋故进士朱叔晦墓志铭并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7《丁湜科名》，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26页。

[81] 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2页。

[82] 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原载《新史学》11卷3期，2000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342—380页。

[83]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7页。

[84] 《宋史》卷288《周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72页。

[85]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页。

[86] 彭□辑：《墨客挥犀》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87] 《宋史》卷7《真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页。

[88] 《欧阳修全集》卷128，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0页。

[89] 关于韩维的生平，参见李金闯《韩维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徐莹《韩维及其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邵梅《韩绛韩维事迹著作编年》，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杨恒平《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90] 朱瑞熙：《宋朝的休假制度》，《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许乐：《宋代官员休假制度述略》，《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年第4期。

[91] 《宋会要辑稿·职官》60之1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2] 《宋史》卷163《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53页。

[93] 《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己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76页。

[94]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六月己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84页。

[95] 《长编》卷159，庆历六年秋十二月己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55页。

[96]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3，《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97]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1，《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98] 《宋会要辑稿·礼》57之3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社日饮永叔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7页；陈舜俞：《都官集》卷12《中秋玩月宴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光集》卷7《清明日兴宗饮赵道士东轩》，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100] 沈金浩：《宋代文人的午睡昼寝及其审美心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

[101] 刘敞：《公是集》卷5《和阎都官九月十三日夜对月是夕某与子华圣俞如晦会饮君谟所》、卷10《月夜期江梅两君不至闻在李二审言家饮》、卷12《和永叔寒夜会饮寄江十》、卷16《雪夜留二三客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3页、第110页、第128页、第177页。

[102] 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30《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7页。

[103] 《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冬十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38页。

[104]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5，《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105]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5《宋制禄之厚》，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4页。

[106] 《宋史》卷257《楚昭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59页。

[107]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2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8]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9]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6《东西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页。

[110] 《宋史》卷277《姚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18页。

[111]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义》卷100《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勋业者不赐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页。

[112] 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113] 李攸：《宋朝事实》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4] 《宋史》卷257《楚昭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59页。

[115]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2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6]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7] 《清波杂志》卷6《东西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页。

[118] 《宋史》卷277《姚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18页。

[119]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0《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勋业者不赐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0页。

[120] 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62页。

[121] 李攸：《宋朝事实》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2] 《长编》卷196，仁宗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57页。

[123] 《欧阳修全集》卷54《寿楼》，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0页。

[124] 韩维：《南阳集》卷9《奉同景仁九日宴相公新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5]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

[126] 《宋史》卷153《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77页。

[127] 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0—421页。

[128]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页。

[129]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66，《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60页。

[130] 《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页。

[131] 《苏轼文集》卷69《跋所书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6—2187页。

[132] 《苏轼文集》卷11《宝绘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357页。

[133] 《苏辙集·栾城集》卷7《王诜都尉宝绘堂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页。

[134]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35] 谢逸：《溪堂集》卷1《王立之园亭七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 饶节：《倚松诗集》卷1、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7] 《宋史》卷470《王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83页。

[138] 杨亿：《武夷新集》卷3《夜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9] 宋庠：《元宪集》卷11《同万秀才燕杨侯别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0]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9页。

[141]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

[142] 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8页。

[143]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页。

[144] 《宋史》卷248《荆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4页。

[145] 陶宗仪等编：《说郛》卷49《南游记旧》，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7页。

[146] 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1—99页；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汪圣铎：《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载氏著《宋代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4页。

[147] 关于东京的物价可参阅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260页。

[148] 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149] 《欧阳修全集》卷149《与梅圣俞》其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46页。

[150] 《欧阳修全集》卷149《与梅圣俞》其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0页。这一篇系于庆历二年，乃根据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5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李审言遗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页。

[15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和江邻几有菊无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页。

[153] 《宋史》卷443《梅尧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92页。

[154] 韩维：《南阳集》卷9《载酒过景仁东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5] 关于宴饮消费，可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471页；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3页。

[156] 《宋史》卷263《石中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4页。

[157] 韩维：《南阳集》卷5《和圣俞食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韩持国遗洛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0页。

[15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刘原甫紫微过予饮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7页。

[159] 刘敞：《公是集》卷12《过圣俞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

[160] 《欧阳修全集》卷2《送慧勤归余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页。

[161] 庄绰：《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页。

[16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163] 朱弁：《曲洧旧闻》卷10《苻朗韩玉汝知味》，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164] 洪迈：《夷坚志》支志丁卷1《韩庄敏食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3页。

[165]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166] 刘朴兵：《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16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和答韩子华饷子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9页。

[16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江邻几馔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60页。

[169] 《欧阳修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8页。

[170] 参见韩学忠《宋代的水产商业》，《中国水产》1983年第3期；魏天安《宋代渔业概观》，《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171] 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172]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17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设脍示坐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174] 韩维：《南阳集》卷1《答圣俞设脍示客》，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6页。

[175] 刘敞：《公是集》卷16《听江十诵食鲙诗戏简圣俞》，丛书集成初编本。

[176] 刘攽：《彭城集》卷8《和梅圣俞食鲙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8页。

[177] 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28《偶与客饮孔常父见访方设席延请忽上马驰去巳而有诗戏用其韵答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9页。

[178]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179] 《司马光集》卷69《训俭示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3—1414页。

[180]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81] 《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王巩廷评招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页；卷15《次韵子瞻招王蘧朝请晚饮》，第285页；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姑溪居士后集》卷8《周臣约过景裕第会饮先寄此诗卒章因以投诚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毕仲游：《西台集》卷18《次韵和晁秘校招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毛滂：《东堂集》卷2《对雪作诗未竟曹使君寄声招饮因成篇以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新：《跨鳌集》卷1《王朝美招饮有能窥狗窦之语因作诗贻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14《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52页；《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9《和张沙河招饮》，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7页；外集卷17《李大夫招饮》，第1270页；外集卷18《希仲招饮李都尉北园》，第1303页；《张耒集》卷27《酒病中寄李十二招饮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3页；晁补之：《鸡肋集》卷12《喜文潜自淮南归招饮西冈呈坐客》，四部丛刊本。

[182] 《欧阳修全集》卷6《重赠刘原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页。

[183] 郑獬：《郧溪集》卷25《梁卦孙过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4] 《苏轼文集》卷66《书东皋子传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49页。

[185] 刘朴兵：《从酒宴习俗看唐宋社会变迁——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186] 《欧阳修全集》卷9《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见过会饮之作》，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6页。

[187] 《欧阳修全集》卷8《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7页。

[188]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3《西江月》题注：“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傍坐客欲得小词援笔为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189] 《宋史》卷330《窦卞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24页。

[190] 赵令畤：《侯鲭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0页。

[191] 《长编》卷171，皇祐三年九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09页。

[192] 梅尧臣另有两首有关宴饮的诗歌，其中《戏酬高员外鲫鱼》（《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5页）有云：“我所共乐仲与伯，羡君赴约笑哑哑。持扇已见飞鸾翮，欲往从之云雾隔。”似乎写的是他人赴约，尧臣本人并未前往。《饮酒呈邻几原甫》（《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55页）所言地点不详，据诗中所云：“我愿会良友，醉颜日常赬。……归来卧酒家，岂得惭公卿。”这次饮酒似乎是在酒店。

[19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李端明宅花烛席上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卷21《江邻几邀食馄饨学书谩成》，第578页；卷22《和李（廷）[延]老家会饮》，第595—596页；卷22《饮刘原甫家原甫怀二古钱劝酒其一齐之大刀长五寸半其一王莽时金错刀长二寸半》，第635页；卷22《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延]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第647页；卷23《江邻几馔鰌》，第660页；卷23《三月十日韩子华招饮归成》，第665页；卷23《依韵和江邻几癸巳六月十日同刁吴韩杨饮范景仁家晚赴馆宿睹吴兴太守章伯镇题壁记辛卯仲秋初吉九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壬辰二月一日馆直慨然有感》，第681页；卷23《依韵和原甫置酒兰菊间》，第685页；卷23《赴刁景纯招作将进酒呈同会》，第692—693页。

[19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设脍示坐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19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社日饮永叔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7页。

[19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杨乐道留饮席上客置黄红丝头芍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19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九月晦日谒韩子华遂留邀江邻几同饮是夕值其内宿不终席明日有诗予次其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6页。

[19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饮刘原甫舍人家同江邻几陈和叔学士观白鹇孔雀凫鼎周亚夫印钿玉宝赫连勃勃龙雀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7页。

[19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号蟾蜍砚其下刻云天宝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德灵卵石造示刘原甫原甫方与予饮辨云天宝称载此称年伪也遂作诗予与江邻几诸君和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8页。单从此诗不易看出饮宴的地点。不过，刘敞《公是集》卷18《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宝砚相示与圣俞玉汝同观戏作此歌》，有云：“我语二客此不然，天宝称载不称年。”刘敞在此称梅尧臣、韩缜为“二客”，可见此事发生在刘敞家。

[20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和王景彝晚赴江邻几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0页。

[20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景彝三月十六日范景仁家同饮还省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3页。

[202] 刘敞：《公是集》卷12《过圣俞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刘原甫紫微过予饮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7页。

[20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7页；卷29《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第1126页。

[20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5页；卷29《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5页。诗题中的“何圣徒”应为“何圣从”之误，圣从乃何郯之字。

[205]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宴群臣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06] 《宋史》卷113《宴飨 游观 赐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00—2701页。

[207] 《宋史》卷5《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

[208]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宴群臣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09]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4，《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10]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南郊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1]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赐宴赏花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2] 《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43页。

[213] 五应麟：《玉海》卷75《景德凯旋燕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4] 王应麟：《玉海》卷28《雍熙御制杂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5]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赐近臣歌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6] 《宋会要辑稿·礼》45之2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17]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8]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219] 《宋史》卷281《吕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16页。

[220] 《宋史》卷265《张齐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50—9155页。

[221] 《宋史》卷282《王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44页。

[222] 《宋史》卷282《向敏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56页。

[223] 《宋史》卷284《陈尧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87页。

[224]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75页。

[22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5引《石林燕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5页；今本《石林燕语》无此条。

[226] 《宋史》卷119《外国君长来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03页。

[227]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228] 《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56—1657页。

[229] 《宋会要辑稿·礼》45之2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0] 《宋会要辑稿·礼》45之2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1]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

[232] 《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58页。

[233] 《宋会要辑稿·礼》45之9，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4] 魏泰：《东轩笔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235]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

[236] 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卷11《名臣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126页。

[237]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238] 马丽梅《宋词与宴饮》（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以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宋人宴饮活动及宴饮与词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本节对于唱和词未予讨论，主要考察诗歌酬唱。

[239] 参见万思锋《宋代酒文化和文学创作关系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4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依韵和永叔劝饮酒莫吟诗杂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6页。

[24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2页。

[242]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19《与舍弟饮》，四部丛刊本。

[243]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244] 杜莉：《试论宋代的饮食诗》，《四川烹饪》1996年第1期。

[24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

[246] 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

[247] 徐莹：《韩维及其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4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延]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延老”原作廷老，据韩维、梅尧臣的年龄及其交游判断，当为李寿朋，而非王廷老。

[249] 韩维：《南阳集》卷4《和圣俞饮（廷）[延]老家晚又饮原甫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7页。

[251] 韩维：《南阳集》卷8《和子华兄同永叔饮三班官舍兼约明日饮永叔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2] （清）吴之振：《宋诗钞·南阳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3] 《宋史》卷311《晏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96页。

[25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6引《隐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6—177页。

[255] 魏泰：《东轩笔录》佚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页。

[256] 《欧阳修全集》卷2《镇阳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页。

[257] 《苏轼文集》卷10《六一居士集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258] 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6页。

[259] 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260] 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

[261]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页。

[262] 晏殊、晏几道撰，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附录三《小山词序拔·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02页。

[263] 沈松勤：《唐宋词文化社会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0页；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264] 叶宽：《宋代文学传播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6页。

[265] 刘敞：《公是集》卷12《招邻几圣俞和叔于东斋饮观孔雀白鹇及周亚夫玉印赫连勃勃龙雀刀辟邪宫玺数物又使女奴奏伎行酒圣俞首示长篇因而报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

[266] 刘敞：《公是集》卷29《饮子华家醉翁不来因令鸾英弹醉思仙》，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51页。

[267]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姑溪居士后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8] （宋）祝穆、（元）富大田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28《座主设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269] 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29《韩康公坐上侍儿求书扇上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9页。

[270] 阮阅辑：《诗话总龟》卷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27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闻刁景纯侍女疟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0页。

[27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景纯以侍儿病期与原甫月圆为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0—691页。

[273] 韩维：《南阳集》卷4《和圣俞闻景纯吹笛妓病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4] 郭东旭：《论宋代婢仆的社会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75]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76] 韩维：《南阳集》卷5《又和杨之美家琵琶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7] 《欧阳修全集》卷5《与子华原父小饮坐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页。

[278] 《欧阳修全集》卷6《重赠刘原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页。

[27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酬永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6页。

[280] 朱弁：《曲洧旧闻》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9页。

第四章 雅集

雅集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有史可考的雅集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的兰亭之会。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节”，时任会稽内史的右军将军、大书法家王羲之，召集筑室东土的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名士和家族子弟，共42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十许公里处）举行风雅集会。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抄录成集。王羲之写有著名的《兰亭集序》，记录这次雅集。兰亭雅集的举办，得到后世文人、书家的积极响应，传承有绪、绵延不绝，形成一道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

唐朝武宗会昌五年（845），白居易在洛阳举行“九老会”，反映了中唐以来士人追求以闲旷心态为官处世的风气，也成为文学史上的风流佳话，引起后人的纷纷仿慕。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过七十、致仕不久的李昉，“欲寻洛中九老故事，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吴僧赞宁年七十八，议将集，会蜀寇而罢”。[1]开国之初，社会尚未安定，朝野人心忧虑。考虑到时局的因素，这次雅集并未举行。真宗朝以后，情况出现较大变化。景德元年（1004），宋廷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政治局势开始逐步稳定，人们得以安享太平生活。

伴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时人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雅集成为文人士大夫热衷的活动。

雅集乃士人最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交游方式。北宋士人的雅集以书画、金石鉴赏为载体，伴之以诗歌酬唱，士人生活的文化格调藉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示。[2]北宋时期的洛阳等城市也有各种雅集[3]，但作为政治中心的东京，其雅集的参与者与其他城市自有不同，也最能体现出时代特色与典型意义。本章主要选择戚里之家、书香门第和功臣之后这三种类型的私人宅第，考察其中情形各异的雅集活动，藉以呈现北宋东京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变迁。

第一节 “四方宾客坐华堂”——戚里之家的奢华

说起宋代雅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西园雅集图》。此画卷在后世引起广泛关注，而北宋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雅集却湮没于史籍之中，不为后人所熟知。应当说，这些雅集与《西园雅集图》的关系，巧妙地构筑了历史真实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撩开西园雅集的艺术面纱，我们可以窥见北宋历史上那一次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雅集。

《西园雅集图》是北宋驸马王诜延请李公麟所绘的一幅画作。米芾为之作记，传为文坛之不朽盛事。该记文为：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竚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鬅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迳，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4]

这篇记文生动描绘了画中的雅集场景，并指明各具情态的人物分别是谁。此画问世以来备受历代画家的喜爱，马远、刘松年、赵孟頫、钱舜举、唐寅、尤求、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摹画过《西园雅集图》，以至“西园雅集图”成为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画中的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诸人均是千年难遇的翰苑奇才，后人景仰之余，对于西园雅集是否确实发生过及其举办的时间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除了米芾的这篇记文之外，史籍对于这次雅集再没有其他的直接记载。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时至今日仍存有诸多争议。[5]

马远：《西园雅集图》长卷（绢本，设色，长302.3厘米，宽29.3厘米，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藏）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议，从逻辑起点上来说是混淆了绘画作品的艺术之真与历史之真。所谓艺术之真，即作品的创作既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有其客观真实性，同时又是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处理，而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需要首先明确的是，《西园雅集图》为王诜策划、李公麟绘制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完全写实的摄影作品，因此，不能将画中的人物、时间及地点等信息与真实的历史情况一一对应。

可以说，作为一幅艺术作品，《西园雅集图》中的十六人在现实中并不需要齐聚到某个具体的“西园”。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园雅集图》的创作是基于一系列的历史真实。本节试图探寻《西园雅集图》的创作背景，考订画中人物的身份及彼此的关系，进而考察北宋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士人雅集，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及其营造的都市文化。

一 西园雅集：艺术之真

从时间上来考证，画中这十六位与会者同时齐聚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雅典学派》那样，画家拉斐尔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学者、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放在同一幅画中，王诜、苏轼、李公麟等十六人也可以“穿越时空”地被安排在《西园雅集图》中团聚。

《西园雅集图》中的与会者均是有姓名可考的真实人物，他们是王诜、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米芾、蔡肇、李公麟、李之仪、刘泾、王钦臣、郑嘉会、僧圆通、道士陈景元。虽然在现实中他们很难同时齐聚到一起，但这反映了主人王诜所希望邀请到的与会人选。那么，王诜为什么选中这些人进入《西园雅集图》呢？这些画中人都分别是什么身份，彼此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以下兹作简单考订。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徙居开封，功臣王全斌之后。王诜所娶的魏国大长公主，正是宋神宗的胞妹。[6]王诜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能诗善画”[7]，又工弈棋[8]，这也是他能够与名流时贤往来的重要条件。

王诜与苏轼常相游从，而且被视为苏门的成员之一。苏轼、苏辙兄弟的入选是情理之中的事。《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载：“熙宁二年（1069），轼在京授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本人累经送酒食茶果等与轼。当年内王诜又送弓一张、箭十只、包指十个与轼。”[9]苏轼则为王诜所藏《莲华经》作跋。[10]熙宁十年，苏轼到京，寓居城外范镇东园[11]，王诜为苏轼“送到茶果酒食等”[12]。至三月二日，苏轼应王诜之约，饮于四照亭，赋《洞仙歌》《喜长春》。[13]三月三日，王诜送韩干所画《牧马图》，求跋，苏轼为其题诗。[14]这月，苏轼还曾“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15]苏轼“四月赴任徐州，王诜曾送到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段之类与轼”。[16]

缘于文学、艺术上的多才多艺，能与苏轼在某一方面情趣相投者为数很多，苏轼的交游对象颇为广泛。元祐年间（1086—1094），京中文人学士围绕在苏轼周围，拥戴他为文坛盟主。这一时期，苏门的主要骨干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诸人先后来到京师[17]，他们时常与苏轼游从往复，谈诗论文，形成元祐文坛蔚为繁盛的局面[18]。据孔凡礼先生考订，《西园雅集图》创作于元祐三年（1088）[19]，从时间来看，也正反映了苏门形成时的盛况。

据胡应麟所列举，“与子瞻善者”十八人，“从东坡游者”二十三人。[20]在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是苏轼最欣赏和重视的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21]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在《西园雅集图》中，除了苏门四学士黄、秦、晁、张之外，还有李之仪和郑嘉会，二人也是“苏门”文人集团的成员。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能为文，尤工尺牍，苏轼赞其“入刀笔三昧”。元丰间进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因其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22]郑嘉会，字靖老。《宋史》无传，有关他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也都是关于苏轼与他交往的零星记载。[23]在《西园雅集图》的人物中，郑嘉会的知名度稍低，但他的出现也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因为他正代表着众多追随苏轼的不知名的普通文人。

《西园雅集图》中还有四位画家，分别是李公麟、米芾、蔡肇和刘泾。李公麟，字伯时，熙宁三年登第，“以文学有名于时”，“学佛悟道，深得微旨”，喜收藏金石，“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他尤善画山水佛像，时人赞其“鞍马愈于韩干，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24]元祐三年，公麟曾为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等画像[25]，与苏轼兄弟及苏门成员过从甚密。

米芾，字元章，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宋史》云：“芾特妙于翰墨，沈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26]对于书画的共同爱好，是王诜与米芾往来的重要媒介。米芾在《书史》中云：“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27]

蔡肇，字天启，元丰二年（1079）进士。“仕至从官。画山水人物，尤好作枯槎老树，怪石奔湍，颇多古意。”[28]能为文，最长歌诗。“初事王安石，见器重；又从苏轼游，声誉益显”。[29]

刘泾，字巨济，熙宁六年进士，历太学博士。米芾、苏轼之书画友。“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30]苏轼答刘泾诗云：“细书千纸杂真行。”[31]

《西园雅集图》中还有僧人法秀、道士陈景元，二人的与会恰恰反映出文人士大夫与道士、僧人的交游，其背后则是唐宋以来儒、释、道合流的历史背景。

法秀，字圆通，秦州陇城人，辛氏子，受法无为怀禅师，道风峻洁，时人皆称其为“秀铁面”。李公麟画马，黄庭坚作艳词，皆受其当面指责[32]。冀国大长公主请法秀住法云寺。元祐元年四月，法云寺钟成，苏轼为之作铭[33]。

陈景元，字太虚，号真靖，自称碧虚子，南城人。读书至老不倦，诗书画皆清婉可喜。神宗闻其名，召对天章阁，赐号真人。据叶梦得所云：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34]

这则故事中的王侍郎仲至，即《西园雅集图》中的王钦臣。

王钦辰，字仲至。元祐年间，迁秘书少监，领国家藏书、校书之职。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35]钦臣尤工诗，其《宿华岳观》诗有“凌空老树云垂叶，压屋梨花雪照人”句，传入宫禁，得到神宗皇帝的称赏。[36]

此外，画中还有数位王诜的家姬。米元章记中有句曰：“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37]这也符合当时的基本情况。在时人的诗作中，对王诜的家姬多有记述。王诜常以婢女演奏器乐为宾客助兴。黄庭坚有诗写到元祐三年在王诜家水阁听侍女昭华吹笛。[38]《墨庄漫录》卷六载，元符间任馆职的曾诚，尝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以“烟浓近侍香”为韵，存之得“浓”字，赋诗云：

俛仰佳人看墨踪，和研新炷宝熏浓。诗情过笔当千里，妙思凝香欲万重。蜀盎泄云倾白酒，越罗沾露浥黄封。从来粉黛宜灯烛，妙手凭谁写醉容。

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听琵琶》，诗云：

宝槛凌云结绮高，小奁争巧暮分曹。春葱细捻龙香拨，秀颈偏明逻逤槽。牛厩写形呈粔籹，马军驰酒送蒲萄。泪珠散作人间露，最觉更阑润锦绦。[39]

总之，《西园雅集图》中所画人物均非虚构，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依据，他们确是王诜交往的主要对象，且很可能参与过王诜的雅集，虽不一定是同时参与。

二 宝绘堂考：富丽雅致

关于西园雅集的地点，除《西园雅集图》及后人的跋语有所涉及外，现存各种史籍再无其他史料可证。后人多认为是驸马都尉王诜在汴京的花园。《王直方诗话》载：“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40]但这处花园并没有说是西园。正如《故宫周刊》第13期元赵孟頫摹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有元虞集跋云：“西园者，宋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延东坡诸名士燕游之所也……燕集岁月无所考，西园亦莫究所在。即图而观，云林泉石，翛然胜处也。”从李公麟图中所绘的山水泉石来看，不似开封所在的平原景观。而南宋刘松年、马远，以及明代唐寅所绘的自然风光，俨然是江南山水，完全不是中原景致。可见，画家在创作《西园雅集图》时并未拘泥于某个具体的花园，西园并非真有其名，仅仅是一个典雅化的诗词用语，或是一般庭院的概称。[41]不过，王诜的豪华宅园在东京确实存在，而且如《西园雅集图》所展现的那样，常常宾朋云集。

王诜之所以能享有这座宅园，是缘于他的驸马身份。[42]按照宋朝的规矩，驸马尚公主，例有赐宅。王诜在私第之东建有宝绘堂，专用来收藏古今书画，其风流蕴藉，大有王谢家风，丝毫不亚于一般的士大夫。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苏轼为其作《宝绘堂记》，云：“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43]王诜能邀请到众多名流雅士，其宝绘堂中的书画藏品也是重要媒介之一。

苏轼与王诜游从甚密，经常光顾王诜的宝绘堂。刘克庄所引的典故“金钗坠”，就来自于苏轼在王诜宝绘堂所作的词《满庭芳》：

香叆雕盘，寒生冰筯，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飏。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44]

关于宝绘堂，苏辙亦撰有《王诜都尉宝绘堂词》：

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醉万事忘。百年将种存慨慷，西取庸蜀践戎羌。战袍赐锦盘鵰章，宝刀玉玦余风霜。天孙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孙白且长。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飜云光。手披横素风飞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挚禽猛兽舌腭张，腾踏騕褭联骕骦。喷振风雨驰平冈，前数顾陆后吴王。老成虽丧存典常，坐客不识视茫洋。骐驎飞烟郁芬芳，卷舒终日未用忙。游意淡泊心清凉，属目俊丽神激昂。君不见伯孙孟孙俱猖狂，干时与事神弗臧。[45]

这首词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宝绘堂的富丽雅致以及其中高朋满座的热闹场景。

李之仪也是王诜宅中的常客。他有诗《晚过王晋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烂开》，曰：

清风习习醒毛骨，华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伴庾江州，万盖揺香俯澄碧。阴森老树藤千尺，刻桷雕楹初未识。忽传绣障半天来，举头不是人间色。方疑绚塔灯炤燿，更觉丽天星的历。此时遥望若神仙，结绮临春犹可忆。徘徊欲去辄不忍，百种形容空叹息。乱点金钿翠被张，主人此况真难得。[46]

从诗中可见王诜宅园的池沼之清澈，花木之秀茂，建筑之精美，陈设之富丽。宋朝皇亲的政治权力虽然受到限制，但其经济上的富足自非庶民可比，王诜的宅园给人扑面而来的感觉就是富贵气派。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环境，正能为京城的文化名流提供理想的雅集场所。

可是，宋廷对于戚里之家和朝士之间的私相交游早有禁令。[47]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诏：“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48]宋朝皇亲戚里的权力虽然受到严加防范，在政治上少有作为，但其尊贵的地位依然存在。加之，能够成为皇帝的东床快婿，一般来说也人才出众，朝中的“清要权势官”自然乐意与之结交。即使他们的交游只是出自个人行为，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这业已触动皇权的敏感神经，引起皇帝的警惕，故而禁止双方私第往来显然存有防范之意。此外，戚里之家以其特殊的身份有机会步入皇宫大内，接触到政治权力的核心层；因而他们也成为朝士获取高层政治讯息的便捷渠道。这也当是朝士积极结交戚里之家的潜在动机之一。景祐元年（1034）五月，诏“如闻戚里之家，多与朝士相接，或漏禁中语，其令有司察举之”。[49]他们与朝士之间私相往来，言语之间难免会涉及宫闱之事，乃至朝堂政务，故而朝廷要予以限制和防范。

王诜与苏轼等人来往甚密，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十二月二十六日，王诜以“交结苏轼，及携妾出城与轼宴饮”的罪名，被“追两官勒停”，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移颍州安置，所受贬责之重仅次于苏轼。元丰三年，公主病重，神宗为了安慰公主，又恢复王诜的官位。遗憾的是，公主还是因病去世。这时，对公主忠心耿耿的乳母向神宗哭诉，说王诜“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妾数抵戾主”。神宗下令穷治，“杖八妾以配兵”。[50]安葬公主以后，责驸马都尉王诜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直到元祐元年，王诜才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回到京城。

当时魏国大长公主已薨逝六年，王诜能否继续居住在驸马都尉的赐宅呢？太祖、太宗朝时，“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当时的高怀德、王贻永等人都遵守了这一规定。但在太祖、太宗朝以后，这一规定逐渐被打破。《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四六、四七载：

淳化二年（991）二月十四日，鄯州观察使、驸马都尉吴元扆上言：“（避）[还]所赐魏国公主第，愿尽解所居官，归守先人旧庐。”优诏不允。

淳化元年，吴元扆所娶的太宗女徐国大长公主已经薨逝。按照当时的规矩，吴元扆主动上言要归还赐第，意外的是，宋太宗“优诏不允”，这就为驸马不归还赐第开了先例。之后的皇祐三年（1051）万寿长公主薨，李遵勖也未归还赐第。

对于王诜来说，情况比较特殊的是，他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与公主的婚姻中也曾屡犯过失，那么，他的驸马都尉宅是否被剥夺呢？史书中没有直接的记载，不过有类似的例子可作参照。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二十九日，曹湜尚宋徽宗之女崇德帝姬。次年，帝姬就不幸薨逝。[51]不久，曹湜冒犯徽宗。宣和三年九月十六日，徽宗下诏：“驸马都尉曹湜粗俗无状，素乏誉望，一旦选尚，自以为身出门阀，素处富贵，凶豪肆志。宜示戒惩。可先次勒停，送房州安置，候帝姬堂殡日出门，开封府差人管押前去”。[52]宣和四年十一月遇大赦，曹湜“可以叙复”，续诏“曹湜免安（令置）[置，令]居赐第”。[53]驸马曹湜在赦免叙复以后，依然被允许居住在赐第。由此推之，王诜在元祐初年回到京城，也应当继续住在赐第。

虽然经历乌台诗案的惨痛打击，王诜依然“积习难改”，热衷于和士大夫诗酒往来。元祐年间，王诜与苏轼久别重逢，唱和之多，内容之富，皆为空前。王诜还常邀请曾诚等馆阁词臣前来饮酒赋诗听琵琶。对此张邦基有评论曰：“道山学士尚与贵戚驸马过从宴饮，真太平盛事也。其后禁之。诜元丰中坐与子瞻交结，尝窜均州矣，后复与诸名士游。盖风流好事，不忘于情，宁获谴戾，是可尚也。”[54]

王诜能够招集到众多时贤名流参与雅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在京城士人圈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出身与身份来说，作为贵戚驸马的王诜与苏轼这样的新兴科举士人有所不同。王诜如此热衷于和后者交往，其中固然有志同道合的因素，更能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结构的特征。时至北宋，官宦之家的显赫地位仅凭世袭难以持久，而更多的寒门士子藉由科举步入上层社会，甚至成为文化名流、政坛巨擘。前者不能不对此感到焦灼，他们欲维持家世的显赫，一方面是顺应时代潮流，从根本上提高子孙后辈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主动结识新兴的科举士人，并融入其行列，藉此维持自身的影响力。所以，名门戚里不再固守门第的优越感，而是甘于屈尊纡贵地积极与后者建立友好关系。

三 永宁坊考：贵戚云集

永宁坊的驸马，不止王诜一位，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还有三位：高怀德、王贻永和李遵勖。关于这座宅园，《石林燕语》载：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高]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55]

这则材料列举了此宅的先后四任主人，分别是高怀德[56]、王贻永[57]、李遵勖和宁德皇后。此外，永宁坊还住有宗室赵令委。赵令委，《宋史》无传。据其夫人宋氏的墓志铭所载，他“喜交游，来者多知名士”。[58]

永宁坊之所以成为驸马、宗室的聚居地，离不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据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四《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载：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圣旨，赐臣安远门外永宁坊宅一区者，恩宠便蕃，心魂战栗。

由此可知，永宁里位于安远门（俗名旧封丘门）外，在行政上隶属于外城城北左军厢。开宝寺位于安远门外路东，占据着相当大的面积，因而永宁坊应当位于安远门外路西，与开宝寺隔路相望。此外，淳化二年八月，判四方馆王宝曾获赐安远门外宅第一区。[59]不过，没有其他史料证明该赐宅是否属于永宁坊。距离安远门西边不远处的另外一座城门是景龙门。开宝三年（970），魏国大长公主，嫁左卫将军王承衍，赐第就在景龙门外（见书前插图）。[60]

安远门的交通地位非常重要。《春明退朝录》卷中云：

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奉朝请，居城东北隅（昭）[崇]庆坊，去禁门辽远，每五鼓则兴，置《白居易集》数册于荼镣中。至安远门仗舍，然烛观之，俟启钥，则赴朝。[61]

崇庆坊位于城北左军厢，不在里城之内，而是在外城的东北隅，离皇宫辽远。每次赴朝要经过里城的东北门——安远门，等待城门打开后再进入里城。安远门内就是著名的商业街——马行街，沿着该街行至与大小货行街的交叉路口，右转沿大货行街西行，即至大内的东门——东华门。可以说，选择永宁坊作为驸马的赐宅，非常便于公主前往宫中探视亲人。

永宁坊的这座宅第最早是由太祖赐给同母胞妹秦国大长公主。这位公主初嫁米福德，后福德卒。建隆元年（960）再嫁高怀德，“赐第（兴）[永]宁坊”。[62]开宝六年十月，公主薨。太祖、太宗朝时驸马都尉宅，在公主薨后，“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63]所以，这座赐第就被朝廷收回了。至咸平六年（1003），转赐给王贻永，因为他娶太宗女雍国大长公主，不幸的是第二年公主薨。[64]按照惯例，该赐第又被收回。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李遵勖尚太宗女万寿长公主，这座宅第又迎来新的主人。

李遵勖婚后将宅中堂甃或瓦甓的鸾凤图饰鑱去，或者屏藏，以示节俭，博得真宗皇帝的叹喜。[65]随后，李遵勖大半生都是在地方任官，诸如领澄州刺史，谪均州团练使，徙蔡州，出知澶州，知许州，等等。至迟在天圣年间（1023—1032）之前终于回到京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遵勖对宅园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募人自千里之外载送奇石，“构堂引水，环以佳木”，“所居第园池冠京城”。[66]如果仅是对公主宅第增修园池，改善居住条件，朝廷倒不介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朝廷还主动改善诸王、公主的居住环境。开宝九年，宋太祖曾“步自左掖，按地势，命水工由承天门凿渠，为大轮激之，南注晋王第”，“其后又令入潜龙园及公主第”。[67]其后，对于公主宅第的修建形成定制，“凡主第，皆遣八作工案图□赐，有园林之胜。又引金明涨池，其制度皆同”。[68]公主宅第由朝廷统一安排八作工按图营造，引金明池水，宅中建成园林景观。对于受皇帝宠爱的公主，宅第要修造得更为奢华。比如神宗“厚于姊妹”，故其胞妹魏国大长公主宅第的“池籞服玩极其华缛”。[69]只有仁宗皇帝第十一女衮国大长公主，“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70]史官对此予以专门记述并赞扬她“性俭节”，这恰恰说明她的与众不同。

最让朝廷闹心的是，李遵勖“延一时名士大夫与宴乐”。[71]刘太后发觉后，主动向他打探臣下的言论。于是二人就有了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

初，天圣间，章献太后屏左右问曰：“人有何言？”遵勖不答。太后固问之，遵勖曰：“臣无他闻，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时还政。”太后曰：“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尝上三说五事以论时政。[72]

李遵勖在逼问之下，只好如实作答。随后，天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则诏令：“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73]这很可能就是针对李遵勖而颁布。不过，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他人起到震慑作用。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一日，驸马都尉李玮言：“奉诏举官为将领，而臣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柴宗庆当时得与禁近往还，臣请如宗庆等例”。[74]仁宗时的驸马对于这样的禁令表示不满，希望能够像真宗时那样享受交际的自由。[75]

自李遵勖开始，在公主薨后，驸马不必将赐宅归还。李遵勖过世后，这座宅第继续被其后人所有。李遵勖的长子端懿，字符伯，“性和厚，喜问学，颇通阴阳、医术、星经、地理之学”，“能自刻厉，闻善士，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与之游，甚得名誉”。[76]李端愿为其次子，字公谨，“治园池，延宾客，不替父风。每休沐，必置酒高会，延侍从馆阁，率以为例”。[77]可以说，李端懿、端愿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遗风，宅中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同为贵戚，李端愿与王诜齐名。刘克庄跋《西园雅集图》曰：

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二驸马既贤，而坐客皆天下士。世传孙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钗坠”之词，想见一时风流酝藉，为世道太平极盛之候。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于他人矣。[78]

当然，李端愿并非驸马，其父李遵勖才是驸马。孙洙，字巨源，皇祐元年进士，博学多才，词作文风典雅，有西汉之风。刘克庄在此所引的“三通鼓”就是指孙洙在李端愿宅所赋的那首词。关于此事，《南游记旧》亦有载：

元丰中，会佳客，坐中忽召学士将锁院。孙巨源适当制，甚怏怏，不欲去。李饬侍妾取罗巾求长短句。巨源援笔欲书，从者告以将掩门矣。草草作数语云：“城头尚有三鼕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肠断处，却更廉纎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李

邦直在坐，颇以卒章非佳语。巨源是夕得疾于玉堂，后六日卒。[79]

李端愿生活的时代与王诜相当，孙洙不仅是李端愿家的座上宾，也光临王诜的宅园。《王直方诗话》云：

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晋卿言：“都敎喂饲了官员辈马着。”巨源云：“都尉指挥都喂马，好一对。”适长主送茶来，东坡即云：“大家齐吃大家茶。”盖长公主呼大家也。[80]

可以想见，李端愿和王诜都热衷于延请名贤士大夫，永宁坊中群英荟萃。这些驸马和贵戚子弟大都雅好诗文书画，热衷于邀请名贤士大夫前来诗酒雅集，从而使这一区位笼罩着浓郁的人文气息。驸马都尉宅的园池屡经营造，环境幽美，建筑奢华，这也折射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

第二节 “观书已毕复观画”——书香门第的清雅

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苦心经营，至仁宗朝，开始步入承平时代，政治环境相对平稳，文化教育蒸蒸日上。一大批卓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应运而生，可谓人才辈出，盛况空前。宋仁宗年间的东京城，风云际会，群英荟萃，而春明坊堪称名公巨卿比较集中的一个区位。

一 春明宋家：人文环境

宋代的官僚多起家于科举，书香门第也同时是官宦世家，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且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因而，对于住宅环境的选择也有其相应的要求。春明坊就以其优越的交通区位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构成为书香门第聚集的社区。

时至北宋，里坊制度已趋崩溃，东京的城市布局开始由坊里制向街巷制过渡，不少坊里的具体位置以及坊内的社会状况相当模糊。不过，春明坊的地理位置还是相当明确，可以考订清楚。春明坊位于“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81]朱雀门乃东京内城的正南门，天街基本上是东京城的中轴线，朱雀门乃天街与内城南墙的交汇之处。由御街向东到内城东墙大致有五个坊的距离[82]，春明坊在朱雀门外由天街向东的第六个坊，大约位于内城城墙东南角外，其北边界大致是内城南墙的延长线，西边界大致是内城东墙的延长线（见书前插图）。

正如孔宪易先生推测的那样，春明坊可能逼近汴河。但是，孔先生进一步推测“可能在汴河北岸”[83]，此说则有待商榷。笔者查对其所引用的楼钥《北行日录》，原文如下：

入旧宋门，旧曰“丽景”，今曰“宾曜”，亦列三门，由北门入，尤壮丽华好。门外有庙曰“灵护”，两门里之左右皆有阙亭。门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无巷。街北即甜水巷。[84]

显然，此处所说是进入旧宋门的情况，已经属于内城。春明坊位于外城，所以不能以此为据。汴河北贴旧宋门向东流出内城，之后即折向东南，应当是从春明坊东北角穿流而过。

旧城之内寸土寸金，除了皇宫大内、政府官衙、军营、皇家寺庙以及必要的商业空间之外，住宅用地非常稀缺，就连皇亲国戚的聚集地也位于旧城北门外的永宁坊。因此，旧城城墙外围的区域就成为达官显贵首选的高端居住区。开封城的办公、商业等空间主要集中于旧城，春明坊的居民欲解决上朝、办公、生活等日常需求必须前往旧城。那么，由春明坊进入旧城有哪些交通路线呢？

据有学者研究，北宋东京有9大商业街市，包括南、西、东、北四条御街和宣德门前大街、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沿汴河大街。[85]从北宋东京的主要街市图可以看到，旧城的东南部是东京城街市密度最大的区域，由北向南依次横向分布着宣德门前大街（东段是潘楼街和曹门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西面御街和沿汴河大街等四条大街，由西向东依次纵向分布着南面御街、相国寺东门大街两条大街以及第三甜水巷、第二甜水巷和第一甜水巷等小巷。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构成了东京城密度最高的交通网，也是最为繁华的商务区，分布着客店、酒店、商铺，乃至妓馆。春明坊与这一区域仅隔着一层城墙，由该坊进入旧城，距离较近的城门有哪些呢？《东京梦华录》卷一载：

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南壁其门有三：正南曰朱雀门，左曰保康门，右曰新门。东壁其门有三：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河北岸曰旧宋门，次曰旧曹门。[86]

如果从春明坊往西，再折道向北进入旧城，较便捷的路径主要有三个门可以选择，从东向西依次是：保康门、朱雀门和新门，其中，保康门和朱雀门的实际意义更大。从朱雀门进旧城，沿御街向北直抵宣德门。从春明坊到朱雀门，要途经五个坊，其具体坊名，史料缺载，情况不详。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载：“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87]可见，从朱雀门外往东，除了民居之外，沿途街巷中还有不少妓馆。

如果从保康门进旧城，向北直抵大相国寺南门，由此再沿东大街往西，即达御街。《东京梦华录》卷一载：

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有桥平正如州桥，与保康门相对。桥西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近南即保康门潘家黄耆圆。延宁宫禁女道士观，人罕得入。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88]

旧城的东南角有一个小门，即汴河南岸角门子，这是距离春明坊最近的一个城门，沿汴河南岸向西到御街，沿途分布有很多客店、酒店和商铺。《东京梦华录》卷一载：“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89]当然，孟元老这段话的叙述方向很显然是从州桥南岸开始，由西往东。

如果从春明坊向北，经过上土桥，再左转，由旧宋门往西进入旧城，沿东大街往西，直抵御街。《东京梦华录》卷二载：

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为明堂颁朔布政府。秘书省，右南廊对右掖门。近东则两府八位，西则尚书省。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右侧西宫。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90]

可以看到，沿着这条线路从旧宋门前往宣德门，途经大相国寺、州桥、大晟府、太常寺、左藏库、景灵宫以及酒楼、商铺等。

据考古发掘表明，东京旧城遗址大致呈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方形，四墙总长11550米。[91]从春明坊到朱雀门，距离大致是1500米左右，从朱雀门到宣德门也大致是1500米。从交通距离来看，从春明坊步行至旧城内的繁华商业娱乐地段以及皇宫、官衙等办公机构都不远，属于步行半小时生活圈的范围内。厚厚的城墙为其屏蔽了城内的喧嚣，可谓闹中取静。汴河从旁边穿流而过，岸上绿柳如烟，为该坊增添了动人的景致。

由于如此优越的区位环境，春明坊吸引了众多的达官显贵。据现存史料所载，春明坊内居住有王延德、宋绶、孙抃、贾昌朝、宋文质、赵宗楷等人家。宋绶宅位于“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本王延德宅”。[92]孙抃于治平元年（1064）二月，以太子太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薨于春明坊之私第”。[93]贾昌朝的夫人陈氏，“治平四年十一月甲辰，薨于开府春明坊之第”。[94]宋文质，天禧元年（1017）八月二十七日，“捐馆于东京望春门外春明坊之私第”。[95]宗室赵宗楷之妻吴氏，“元祐八年六月庚午，卒于春明坊之别邸，年七十有四”。[96]

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宋绶、宋敏求父子，他们在学术文化，特别是藏书史上的影响力使得春明坊名垂青史。《困学纪闻》卷二〇载：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97]

这里还提及宋家宅第的前任主人王延德，而北宋史上姓名作王延德者有两位，并且在《宋史》卷三〇九均有传，其一是开封东明人，其二是大名人。据笔者推测，宋绶所继承的宅第乃开封东明的王延德。由于宋绶的宅第乃朝廷所赐，所以，该宅第应为朝廷所有。关于开封东明王延德，《宋史》本传载：“太宗尹京，署为亲校，专主庖膳，尤被倚信。太平兴国初，授御厨副使，数月，迁正使。从征太原，未几，加尚食使，赐浚仪县寿昌坊宅一区”。[98]可见，他与太宗的关系非常亲厚。这里只提及从征太原以后获赐的浚仪县寿昌坊宅一区，寿昌坊位于内城右军第二厢，位于内城西北部，比春明坊更靠近皇宫。那么，在此之前，王延德已经在京城生活多年，且受到宋太宗的倚信，理应会有宅第居住，其宅第很可能就位于春明坊。也就是说，王延德从春明坊迁往寿昌坊的新宅，春明坊的宅第后来又被朝廷转赐给宋绶。

宋绶是在宋仁宗时获赐该处宅第，对于此，南宋叶适在为宋绍恭所作的墓志铭中有明确记载：“五世祖宣献公佐仁宗，赐其居京师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为开封人”。[99]这里的“五世祖宣献公”指的是宋绶，“四世祖常山公”指的是宋敏求。这句话还涉及一个问题：在京城生活的外地人如何才被视为“开封人”。显然，在以叶适为代表的宋人来看，作为第一代迁居京城的宋绶不被视为开封人，而他的儿子则被视为开封人，其前提条件则是他们家在开封拥有了宅第。

春明坊是东京城名宦显贵集聚的区域之一，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王延德虽然身为御厨，但“好撰集近事。掌御厨则为《司膳录》，掌皇城司则为《皇城纪事录》，从郊祀为行宫使则为《南郊录》，奉诏修内则为《版筑记》，从灵驾则为《永熙皇堂录》《山陵提辖诸司记》，及治郡则为《下车奏报录》。先是，诏史官修太祖、太宗《实录》，多以国初事访延德，又上《太宗南宫事迹》三卷”。[100]

春明宋家更是典型的文化世家，书香门第。宋绶之父名皋，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宋绶之母乃名士杨徽之的独生女，自幼秉受家学熏染，受到良好的教育；婚后对于儿子的教育不遗余力，“每躬自训教”，宋绶也不负所望，“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101]宋绶幼时即为外祖杨徽之器爱，“徽之无子”，卒后，家藏书悉与宋家。朝廷录宋绶为太常寺太祝，后“与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必得二本”。[102]至宋绶之子敏求、敏修时，家里藏书已达三万卷，兄弟二人并以文学见称于世。宋家的藏书以杨徽之的遗产为基础，并不断增加，历经数代而不衰，且“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遂成为京城有口皆碑的藏书之家。宋仁宗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103]宋家丰富的善本藏书吸引着当时的读书人，宋家俨然成了东京城的藏书馆。嘉祐年间（1056—1063），王安石在馆阁任职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敏求宅相邻，每天借阅唐人诗集，“过眼有会于心者，必手录之，岁久殆遍，或取其本镂行于世，谓之《百家诗选》”。[104]

孙抃也出身书香门第，家富藏书，其六世祖长孺，“喜藏书”，号“书楼孙氏”。[105]孙抃“性尚清简，自少惟读书为文，余无他好嗜”，后为官京师，久处显要。贾昌朝也出身科举之家，祖父琏，后周显德年间（954—960）擢进士；父亲注，太宗淳化三年以进士试殿中及第；弟昌衡举进士；昌朝则于天禧元年赐进士。贾昌朝夫人乃陈尧咨之女。即使宗室赵宗楷，其夫人吴氏也“教子以义，俾开閤延宾客，当世名士乐从之游，故子孙以多才显于宗藩”。[106]

缘于春明坊中宅主们的特殊身份，他们在宅中从事过哪些不同于普通庶民的活动呢？

首先是校勘古籍。宋绶“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札尤精妙。朝廷大议论，多绶所裁定。杨亿称其文沈壮淳丽，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所书字藏禁中”。[107]宋家“藏书三万卷”，宋敏求“日集子孙讨论翻绎，以为娱乐”。[108]

其次是纂修史书。以宋敏求为代表，《宋史》载，“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持祖母丧，诏令居家修书”。[109]范镇在《宋敏求墓志铭》中亦云：天圣三年，“王文安公、宋景文公刊修《唐书》，以公尝为续唐录，习唐故事，奏充编修官，复校勘，以嫡孙丁郑国忧，仍诏在家修书”。宋敏求之所以被诏准在家中修书，除丁忧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宋家有着丰富的藏书，非常便于查阅。至英宗朝，宋敏求“进兵部，堕马伤足，得请亳州。召还，充仁宗实录院检讨官，足未平，特蠲朝谒”。宋敏求仍被特许在家中从事仁宗实录的编修工作。宋敏求在退朝之后，潜心于著述。宋绶“尝辑《唐大诏令》，未次甲乙”，敏求“厘十三类绪正之，总百三十二卷。所著书《闱前集》二卷，后集六卷，《西垣制词》四卷，文集若干卷，《东京记》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长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录》二卷，《春明退朝录》二卷，以韵类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宣懿僖昭哀以来六朝实录》百四十八卷，辑《颜鲁公集》十五卷，《孟东野集》十卷，《李卫公别集》五卷，《刘梦得外集》十卷，汉唐人诗刻于石者为《宝刻丛章》三十卷，又以刘伯庄《史记音义》、司马贞《索隐》、陈伯宣《注义》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诏修本朝会要，删定《九域志》《百官公卿表》皆未就”。[11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明退朝录》，该书序言云：“熙宁三年，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先庐在春明里，题为《春明退朝录》云”。[111]可以说，春明坊的宅第是宋敏求退朝之后编修史书的重要场所。

三是接待朝廷人员。春明坊的宅主不乏朝中显宦，他们自然少不了与朝廷人员往来。宋敏求为仁宗实录检讨官，修起居注、知制诰，累迁龙图阁直学士，仁宗称其“两朝丰功盛德”，“它日移疾告，上方临集英策进士，顾公不在列，问左右：‘宋某安否？’即遣中使抚问。间数日，又命挟医诊视”。[112]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113]春明坊至少有三位宰相，宋敏求应该亲眼目睹过朝廷赐宴的场面。宋敏求的父亲宋绶累拜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孙抃，嘉祐五年除枢密副使，官至参知政事。贾昌朝，庆历三年（1043）遂以本官参知政事，庆历五年累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

每逢宰相生日，皇帝“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114]宋祁也曾写过《赐参知政事贾昌朝生日诏》。[115]虽然某些时期朝廷不再为宰相举办宴会，但朝中官员还是会以个人名义携带礼物赴宴庆祝生日。比如王安石为相时，每逢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为之放生”[116]，可谓是各施其能，竭尽谄谀之能事。可以想见，孙抃、贾昌朝生日时，前来他们宅中庆贺的僚属自然不少，场面也定是热闹非常。

四是招待友人。春明坊里浓郁的文化氛围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宅主们的日常活动充满了文化气息。孙抃晚年居家，“所接宾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艺缁褐卜祝辈，无一及门者”。[117]孙抃饱读诗书，前来造访者也都是儒生士人，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宾主们最热衷的活动即收藏和鉴赏书画、金石，接下来予以专门讨论。

二 收藏鉴赏：文化时尚

宋敏求家收藏的善本图书、珍贵书画，对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为宋家举办雅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皇祐四年宋敏求、敏修兄弟主持的那次雅集，可谓一时盛事。与会的蔡襄、江休复、梅尧臣、刘敞等人，均是名重一时、学有专精的文化名流。蔡襄的书法造诣很高，为当时第一，诗文清遒粹美，皆入妙品。江休复文章淳雅，尤长于诗，亦善草隶琴弈。刘敞学问渊博，为文敏赡，长于春秋；欧阳修每有所疑，辄以书问之，服其博。

与会者大都有诗作酬答。蔡襄有诗《观宋中道家藏书画》云：

宣献业文学，尝作调羹盐。藏书百千帙，传世惟清廉。东堂得春和，花卉晨露沾。之君延宾从，当昼褰珠帘。朱函青锦囊，宝轴红牙签。大令至欧褚，屈玉联钩钤。草行战骑合，楷正中军严。水墨固昏淡，骨气犹深潜。江田亦名手，农野兴锄镰。桑麻妇女喜，馌饷儿童觇。列女自幽闲，明眸咽颈纤。昔人何遥遥，意会相披瞻。南曹古貌醒，博士新诗炎。持杯屡属我，谓我毫锥铦。煤妪浮醉钿，研流泣秋蟾。放洒云雷起，取余风浪恬。鄙艺岂足多，诧语谁能兼。因思左宣献，载檄陪车幨。辱公知遇厚，表里曾无嫌。间复请笔法，指病如投砭。今朝观故物，惜已悲惭兼。层丘恩德重，素发年华添。不能枉尺寻，况乃事飞箝。壮心久已衰，奇尚顾未厌。幸公有令子，辞源横江灊。剧饮以自慰，后庆其人占。[118]

刘敞有诗《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云：

宋公好古天下闻，法书奇画多求真。独将文雅遗后世，官虽贵达家尤贫。近自唐室远及秦，上下略数千余春。丹青翰墨著名者，一二收拾忘辛勤。象贤济美声不坠，手泽巨细皆如新。朝廷交游累千百，未尝肯示寻常人。蔡侯江翁与梅伯，于今磊落称绝伦。退朝相从得尽见，更觉清门无杂宾。鉴微赏异极毫发，四座若获千金珍。往往发狂或大叫，咏诗落笔争纷纶。我随众人久碌碌，学殖欲落衣生尘。愿登群玉探禹穴，不惮山海驰舟轮。此君家近未宜后，率然欲往怀逡巡。淹留秖觉岁月老，复恐异物潜通神。但传妙唱想绝迹，诵叹慷慨书搢绅。[119]

梅尧臣有诗《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云：

君谟善书能别书，宣献家藏天下无。宣献既殁二子立，漆匣甲乙收盈厨。锺王真迹尚可睹，欧褚遗墨非因模。开元大历名流夥，一一手泽存有余。行草楷正大小异，点画劲宛精神殊。坐中邻几素近视，最辨纤悉时惊吁。逡巡蔡侯得所得，索研铺纸才须臾。一扫一幅太快健，檀溪跃过瘦的颅。观书已毕复观画，数轴江吴种稻图。稻苗秧秧水拍拍，群鹭矫翼人荷锄。陂塍高下石笼密，竹树参倚荆篱疏。大车立轮转流急，小犊欺顾稚子驱。令人频有故乡念，春事况及蚕桑初。虎头将军画列女，二十余子拖裙裾。许穆夫人尤窈窕，因诵载驰诚起予。余无书性无田区，美人虽见身老癯。举头事事不称意，不如倒尽君酒壶。[120]

尧臣先对宋家丰富的珍品藏书赞叹一番，然后描摹与会者观赏书画的情形，江休复在诗中的神态呼之欲出，众人观书之后又鉴赏《江吴种稻图》。刘攽虽未亲临现场，后来听闻当时盛况，也赋诗一首《和江邻几、梅圣俞同蔡学士观宋家书画》云：

中郎石经天下传，江翁说诗当世贤。南昌子真亦禄仕，读书养性希神仙。雄豪相遇古莫及，所至衣冠争愿焉。贵公子孙谁是胜，广平家书盈万千。当时交友皆父行，贾生论议欺老先。开门迎客车结辙，而此三士相周旋。牙签插架尘土绝，宝轴出囊瑶玉联。前秦篆籀颇磨灭，中世粉墨仍新鲜。咨嗟古人不可见，但觉能者心意专。知音自昔贵一遇，千岁相望犹比肩。况有清诗纪实事，豪壮入耳如哀弦。鄙夫观书识难字，古文愈野心谓然。要当乘兴过君所，刮膜一使头风痊。[121]

宋敏求家的住宅氛围最能凸显出书香世家的古雅庄严，来往其中者也多为学有专精的文人雅士。同为东京城里著名的雅集中心，宋敏求家堪与驸马王诜家相提并论，而又别具特色。如果说王诜宅园尽显功臣外戚的“富丽”，宋敏求家则以丰富的善本藏书弥漫着书卷之气，突出的是书香门第的“清雅”。正是由于这些鲜明的个体优势，二者得以在京城社会脱颖而出，不仅名闻于时，而且令后人追念。

宋敏求家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北宋士大夫普遍雅好藏书，尤以东京为最。书籍是士人居家生活的必备之物，图书收藏乃宅第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122]比如，李昉、李宗谔父子“风流儒雅，藏书万卷”。[123]刘敞在向刘攽介绍自己的新居时，特别提及“适意图书略满厨”。[124]张邦基曾说：“京都盛时，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多者至万卷。”其中以藏书之富闻名于时者，除了宋绶，还有毕士安、王洙、钱勰、王钦臣以及田伟、沈立、祁元振等家族。[125]

如果说庭园中植树种花乃士大夫对自然环境的追求；那么，住宅中收藏古籍则更能体现士大夫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身份特征。家富藏书为宋代世家名门引以为豪。李昉在给李至的诗中云：“子孙何所遗，经史在南堂。”自注曰：“南堂贮书凡数千卷。”[126]留给子孙的财富，最让士大夫引以为豪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经史满堂。《渑水燕谈录》载，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晩年退居，有《华亭双鹤唳》，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以戒子孙：‘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从陈亚的诗可以看出，在他心中，家藏图书堪与家运相伴。可惜，在他死后不久，图书、花石即散落民间。[127]

收藏书画作品也是北宋士大夫的一项生活乐趣。由于心有所念，在日常交往中难免与友人谈论。江休复有一次得到二轴墨竹绘画，赋诗向友人“炫耀”，梅尧臣有《和江邻几学士得雷殿直墨竹二轴》，云：“江翁得之尤爱怜，作诗写意酬双轴。挂在空堂坐卧看，如玩萧萧岩畔绿，……不问主人兼客至，明朝骑马到君家”。[128]再如石康伯，举进士不第，又拒绝以恩荫得官；平生“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这样日积月累，“其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石康伯既非进士出身，又无一官半职，经济状况也不优裕；但他依然酷爱书画，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致力于书画的收藏。也许正是这种对书画艺术及藏品的热爱与痴迷打动了文同与苏轼，从而交游甚密，相得甚欢，情如兄弟。文、苏二人还赠其书画，“使置之苑中”。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苏轼为其作《石氏画苑记》。[129]文同、苏轼乃当时第一流的书画家，不同于一般的画匠，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冲动不只是为了换取财富的回馈，更重要的是对于艺术的追求。而以康伯的经济状况，他对于书画的收藏自然不是出于附庸风雅，也正是源于对艺术的挚爱。遇到这样的知音，即使对方身份低微，苏轼、文同也情愿以作品相赠，分文不收。

鉴赏书画是士人雅集的常见形式。邀请志趣相投的同道前来宅中观赏自己的藏品也成为一种时尚。富藏古籍书画的宅第更富有吸引力，往往成为雅集的理想场所。除了春明宋家之外，其他士人宅中也时有发生。梅尧臣诗中写到几次观画的情形，不过规模较小。嘉祐元年有三次，一次是在朱处仁斋中，有诗《表臣斋中阅画而饮》云：

尝观韩干马，人物亦如生。君收四病骨，无肉只峥嵘。二匹痒磨树，二匹纵其情。意思若不任，千里未可行。古绢蠹已尽，彩色无精明。叹惜传至此，几人金帛轻。隋时有名笔，独写严君平。犹持杖头钱，罢肆心莫营。魁然中贵人，坐榻不知名。画中有画屏，山石侔天成。今时长沙叟，猕猴檞林横。疏毛与设色，前代何角争。余存品虽高，我未易敢评。主人愈好事，缄笥酒壶倾。[130]

朱处仁，字表臣，营邱人。少从苏舜钦游，长又同登进士第，官泗州判官监楚州。

梅尧臣与朱处仁相交甚密，在梅尧臣留存于世的诗集中共有22首与朱处仁的交游诗。[131]

第二次是在冯京家。尧臣有诗《当世家观画》云：

冰蚕吐丝织纤纨，妙娥貌玉轻邯郸。曲眉浅脸鸦发盘，白角莹薄垂肩冠。铜青罗衫日月团，红裙撮晕朝霞干。手中把笔书小字，字以通情形以观。形随画去能长好，岁岁年年应不老。[132]

冯京，字当世，江夏人。举皇祐元年进士，自乡试至廷对俱第一。后拜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嘉祐元年，梅尧臣还曾与李复圭、刁约、周延隽、裴煜、冯京、沈遘、谢景初、谢景温兄弟在开宝塔院相会，极一时之盛。[133]

第三次是在王洙宅。尧臣有诗《王原叔内翰宅观山水图》云：

石苍苍，连峭峰，大山嵯峨云雾中。老松瘦树无笔踪，巧夺造化何能穷。古绢脆裂再黏续，气象一似高高嵩。上有荆浩字，特归翰林公。愿换廷圭一丸墨，谁言卖钱须青铜。范宽到老学未足，李成但得平远工。黄金白璧未为贵，丈人师臣无不通。[134]

王洙，字原叔，南京宋城人。举进士，泛览博记，至图谶算数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曾为国子监直讲，屡迁天章阁侍讲、直龙图阁、同判太常寺。贬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入拜知制诰。嘉祐元年时为侍读学士兼侍讲。这年冬天，王洙还曾与欧阳修、韩绛、吴奎等人前往造访尧臣。[135]次年，王洙病逝，尧臣不胜悲伤，连赋三首挽词哀悼。[136]

另外，嘉祐二年还有一次是在梅挚家。尧臣有诗《依韵和公仪龙图招诸公观舞及画三首》，诗云：

落花净扫青阴长，野蝶闲飞绿草闲。侍从归来看鹤舞，便将樽酒欲招闲。

阴森园圃墙东地，携挈儿童树下吟。更约天边凤皇侣，阅书观画味尤深。

初约看花花已尽，重新邀客客应欢。真花既不能长艳，画在霜纨更好看。[137]

梅挚，字公仪，成都新繁人。天圣进士，龙图阁学士，故尧臣称其“公仪龙图”。梅尧臣与梅挚常相游从，存世的唱和诗还有十多首。[138]

嘉祐三年有一次是在黄通家。尧臣有诗《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云：

丘画吴牛希戴嵩，吴牛角偃弯如弓。老牯望{左牛右孛}犊望母，母下平坡离牧童。牧童吹笛坡头坐，古树萧骚叶战风。黄君买画都城中，不惜满贯穿青铜。卖从谁家不肖子，传自几世贤卿翁。今时贵人所尚同，竞借观玩题纸穷。纸穷磊落见墨妙，东府西枢三四公。应识古人丹青迹，又辨古人于物通。一毛一尾不取次，岂以后代为盲聋。愿推此意佐国论，况乃圣德同尧聪。[139]

黄通，字介夫，邵武人。嘉祐二年进士，除大理丞。尧臣曾有诗《文豹篇赠黄介夫》。[140]

一般而言，宅园属于私密空间，私家收藏的书画珍品，除非至亲密友，一般不轻易示人。文彦博的《题宋宣献书帖后》云：

宣献公文学德望，为一代宗师。顷年尝游公藩，误蒙与进。一日，延食于春明东阁，示予兰陵萧城书，且曰：“名笔也。”乃知公之行笔类萧。今观此小楷二轴，精劲有法，远出前辈。追惟东阁眷与之厚，不觉泫然！熙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北都善养堂题。[141]

文彦博能够被宋绶延请到东阁，展示自己的书法藏品，足见宾主双方的交情非同寻常。多年之后，彦博忆及此事，仍是无限感慨，热泪盈眶。

与曝书会那样在公共场合举行的书画展览有所不同，私第的书画鉴赏属于至交密友间的活动。比如欧阳修有一帖，“乃答人论介甫文者”，晁说之曰：“吾亦曾见此帖，今在孙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气类者不出以示之”。[142]再如刘敞《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所云：

朝廷交游累千百，未尝肯示寻常人。蔡侯江翁与梅伯，于今磊落称绝伦。退朝相从得尽见，更觉清门无杂宾。[143]

与会者能够分明感受到宅主的特殊礼遇，也倍感荣幸与自豪。

文物鉴赏也是士人宅中的一项交际内容。嘉祐三年，梅尧臣与江休复、陈绎等人在刘敞家中同观其收藏的古物。梅尧臣有诗，题曰，“饮刘原甫舍人家，同江邻几、陈和叔学士观白鹇、孔雀、凫鼎，周亚夫印钿、玉宝、赫连勃勃龙雀刀”。[144]对于这次雅集，刘敞亦有诗唱和。[145]

鉴玩文物与金石学的勃兴不无关系。北宋士人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也便于金石文字的流传。金石学产生的条件逐渐成熟。北宋士人热衷于收录书画碑帖、金石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金石学发端于宋真宗，壮大于仁宗，到了徽宗时期达到鼎盛。[146]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嘉祐八年，二人分别撰成《先秦古器记》与《集古录》。《集古录》凡一千卷，收录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此后，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考古图》（又称《古器图》）、王黼的《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相继问世。

第三节 “冠盖城南忆高会”——功臣之后的余晖

自真宗朝以后，东京士人的雅集活动就开始活跃。直到哲宗朝，苏轼及其众多门生在元祐时期齐聚京师，以文事为机缘，彼此之间还是多有诗酒往还。但时至徽宗朝，此类活动就少见有记载，只有王直方花园的诗酒雅集，俨然是东京士人交游舞台上的落日余晖。

一 王家宅园：诗酒赏花

王直方（1069—1109），字立之，其父王棫，字才元[147]，父子在《宋史》均无传。王家的祖上在宋初还算显赫，王棫的曾祖王显，在宋太宗时为枢密院使，太平兴国八年（983）七月受赐开封府道德坊宅第一区。[148]宋太宗淳化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定州。契丹入寇，显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改河阳三城节度。王棫的祖父王希逸以荫补供奉官，好学，尤熟唐史，聚书万余卷。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馆，预修《册府元龟》，加祠部员外郎。[149]不过，至王棫之父王仁，官位即已不显。王棫也官职不高，且年未四十即辞官。[150]据晁说之为王直方所作墓志云，王棫曾任“供备库副使，赠金吾卫大将军”。[151]供备库副使仅是从七品，赠官金吾卫大将军才是正四品。同为功臣之后，如果说王诜家族至北宋后期还维持着表面的盛况，王棫家族则难掩日薄西山的颓势，因而呈现出京城社会的另一种情形。即使如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王棫家族的声望由其联姻还可窥见一斑。王直方先娶宗室赵宗绛之女，王直方的长女又嫁给宗室赵士德。直方后来再娶宋莒公之孙女，宋庠、宋祁兄弟均曾封莒国公。需要注意的是，宋氏兄弟乃出身寒门的新兴显宦。王棫父子的官位虽然已不显赫，但其在当时士人交游圈中享有盛名，因而在京城社会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父子二人均喜好交游，也正是因其与名公巨卿的广泛交游而名留史册。

王直方的宅园位于东京城南，对此多有史料印证。晁说之在《王立之墓志铭》中即称其“城南王立之直方”。[152]晁冲之有诗《感梅忆王立之》亦云：“城南载酒地，生死一沾巾。”方回注云：“王立之名直方，居汴南。”[153]谢逸《王立之园亭七咏》之《潄醉亭》云：“谁知城南园，有泉白如乳。”[154]北宋后期，王家的宅园中多有文人雅士的诗酒赏花之事。

同样是驰名于京城，王棫的宅园虽比不上驸马王诜的富丽奢华，却以花卉闻名京城。每逢园中鲜花盛开，为王棫父子与馆职词臣来往提供了机缘。王棫曾许黄庭坚牡丹以求其诗。[155]张耒曾有诗写到与李廌醉饮王家的牡丹园。[156]饶节亦有诗，写到春日里在王家饮酒赋诗，观赏牡丹。[157]王家的梅花在京城亦负有盛名。饶节对此多有歌咏赞叹，比如《赋王立之家四梅》《为谢无逸赋梅花二首》等等，其中有云：“顿有亭前春耐寒，年年扶杖雪中看。不知谢子题诗处，比得王家第几般。”注曰：“王立之家梅品甚多”。[158]王棫“尝以腊梅花送晁无咎，无咎以诗五绝谢之”，诗云：“芳菲意浅姿容淡，忆得素儿如此梅”。[159]素儿乃王家一婢女的名字。由此可见，晁补之时常到王家做客，故而对其婢女这样熟识亲密。

王直方的宅园中多有诗酒赏花之雅事。饶节曾约方元修、杨信祖二人同去王家拜访，观直方所集前辈诗文，并各以姓赋诗。[160]苏门的诸位成员也为其座上常客。张耒有诗写到城西的文及甫邀请他一起到王棫花园饮酒，诗云：“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闲坊。”[161]晁补之有和诗，题曰：“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黄著作鲁直”。可知参加此次酒会的还有李常、杜纮、黄庭坚等人。晁补之也住在城南，距离王棫宅第不远，其诗中云：“城南有高士，买屋入花藏。经时不出门，为花日日忙。我居在何许，近止东数坊。”[162]黄庭坚亦有唱和，诗云：“移竹淇园下，买花洛水阳。风烟二十年，花竹可迷藏。九衢流车马，相值各匆忙。岂有道边宅，静居如宝坊。”[163]关于此次酒会的时间，据《山谷年谱》是在元祐二年。[164]考察与会诸位的身份，发现他们大多身为或曾任馆职。李常，“熙宁初，为秘阁校理”。[165]文及甫乃文彦博第六子，元丰八年五月，“以大理评事直史馆”，“元祐初，为吏部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知同州”。[166]张耒在元祐初召试入馆，除秘书省正字。[167]晁补之也在“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堪馆阁，召试，除秘书省正字”。[168]黄庭坚在元祐二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169]只有杜纮在元祐时还未入馆，到绍圣元年（1094）六月才加集贤殿修撰，充江淮发运使。[170]

自年少时，王直方即继承父亲喜好交游的特点，积极利用祖上的人脉资源，加入名公巨卿的交游圈，从中不仅增广了见闻，而且博得了声誉。晁说之在为其所作的墓志中云：“立之少知自好，乐从诸丈人行游，其闻见日博而日励，欲自置于闻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称誉立之者，立之于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王直方曾从陈师道游，又属于黄庭坚亲传且为后学者之一。王直方厕身于这些文化名流之列，而其自身并无科举及第的身份，也不以文学才华著称于世。也许直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继承父辈的人脉资源的同时，积极弥补自身文化修养的不足，“无他嗜好，唯昼夜读书，手自传录”。王直方命其园中之堂曰“赋归”，“一时文人多为之作赋归等诗”。[171]崇宁二年（1103）三月三日，徐俯、胡直孺、谢夷季、林敏功、潘大临、吴君裕、饶次守、杨信祖、吴迪吉等人前来其园中，会饮于赋归堂，亦可为一时之盛。潘大临作一诗历数其人，云：

胡子云中白鹤，林生初发芙蓉。吴十九成雅奏，饶三百炼奇锋。南州复见高士，东山行起谢公。信祖真成德祖，立之无愧行中。吴生可共南郡，老夫宁附石崇？闲雅已倾重客，说谈仍得王戎。冠盖城南高会，山阴未扫余风。客散日衔西壁，主人不道尊空。[172]

徐俯等人皆言此诗六字一句，“殊不工”，遂去一字为五言，读至“老夫附石崇”，坐客无不大笑。

王直方好客仗义，广交四方宾朋，在士人交游圈树立了良好形象。“立之虽有先人园以居，而衣食才自给耳。每有宾客至，则必命酒剧饮，抵谈终日，无不倾尽若其大有力而饶于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于远迩，客有游京师而不见立之，则以为恨已。”[173]直方的好客之名远播京城内外，多有友人慕名前往拜访，可以想见其宅中高朋满座、饮酒赋诗的热闹场面。

王直方在京城享有广泛美誉，这与他扶危济困的道义之举密不可分。晁说之在给直方所写的墓志铭中云：“立之视朋友疾病死丧，力竭势穷而无厌倦意。”建中靖国元年（1101）陈师道卒于京师，“立之赙吊而割田十顷以周其孤，多此类者”。[174]在友人疾病死丧之时予以扶助，这最能体现出交游关系中的道义和温情。正如欧阳修那样，“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175]在京城士人社会，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杜纮在京师为官时，“里人马随调选，病卧逆旅，纮载与归，医视之。随竟死，为治丧第中”。[176]再如石康伯，自奉甚俭，“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闾巷，未尝骑马”，“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輙舁置其家，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康伯这种高德懿行深为时人赞赏，苏轼更是“深知之”，不仅赠其墨宝，而且为其画苑题记。[177]

如果说王直方生前在京城社会的影响力是通过广泛的交游得以维持，其身后则正是经由晁说之为其所作的墓志而名留后世。王直方的晚年久病卧床，晁说之从关中归来探视。当时直方已经病入膏肓，说话困难，但还是嘱托说之：“我有所作诗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则以道铭我”。无咎乃说之从兄补之的字。直方与晁氏兄弟平日多有往来，情谊深厚，临终之时托付补之为其诗文作序，说之为其作墓志铭。之以为这个要求义不容辞，“是不可不铭”。铭曰：

蹈沧海深山，蹇産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风容与？都城之士，或辖击磨车于声利之涂，以为口腹之利兮，孰与壶觞不徙席而卒岁？彼不朝夕，或疵或疠，或踬或劓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来裔。

士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因素和机缘，不同的个体有其令人欣赏的闪光点，或者是显赫的出身背景，或者是尊贵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超人的才学技艺，或者是高尚的德操人格，诸如此类的个人资源优势都能凝结成交游中的吸引力，藉此博得对方的认可和接纳，从而立足于公众交游圈。就王直方而言，其曾经显赫的出身背景业已成为过去，不足以成为立身之本；他又不曾科举及第，也没有馆职词臣那样的清贵身份；虽然也通诗文，但仅停留在应酬唱和的水平；其最为突出的优势即热情好客的人格魅力，而这正是他于京城交游圈的立身之本。

二 京城雅集：风光不再

随着王直方于大观三年（1109）去世，其宅园中的诗酒雅集风光不再。多年以后，适逢梅花盛开，晁冲之追忆往事，赋诗《感梅忆王立之》，云：

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余此物，海岱失斯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载酒地，生死一沾巾。[178]

这首诗描绘出京城社会士人零落的苍凉景象，其历史背景则是众多士人被逐出京，流落地方。抚今追昔，城南的王家梅园以及其中的文酒诗会已凝结成美好的东京意象。一叶落而知秋，何止是王家，在徽宗时代的整个京城，文人之间的雅集都少而又少。

实际上，宋徽宗时代堪称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79]自从赵宋王朝开国以来，历经一百余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存在各种社会问题，但囤聚于京师的财富还是不断丰实。至徽宗时代，东京开封达到空前的繁荣。加之宋徽宗及其宠臣极力渲染，处处一派“盛世”气象。作为研究宋代开封的两种最重要的史料，《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均是以宋徽宗时代为创作背景。相应地，后人对于宋代开封社会生活的论述和描绘，在有意无意之中也多是以徽宗时代作为样本。后人缅怀“东京梦华”之时，很自然地也会联想到那个时代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都市景象。[180]

然而，与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士人社会的萧条。这其中暗含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时代背景。

第一，东京遍布着不同层次与规模的士人交游圈，其中历久弥新，为时人与后人所津津乐道者，多是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着一席之地的名贤闻达。能够名垂史册的也大都是这些人，成为今人考察的样本对象。北宋中期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名人辈出的时代，但时至徽宗朝，随着之前活跃于神宗、哲宗朝的士大夫相继辞世，后继的官僚队伍的人数虽然未必减少，但其才学和影响力却明显大不如前。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专门予以探讨。在此仅从王安石学校科举改革的角度来简单分析。首先，将《三经义》定为官方经学，作为学校养士和科举取士的范本，虽然达到了“一道德”之目的，但同时也无疑禁锢了士子的思想自由，抹杀了士人群体的朝气和活力。其次，科举考试的内容以经义取代诗赋，也显然有碍于文学人才的培养。[181]这些也应是导致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之一。

第二，京城士人的活动难以超脱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带有直接的政治目的，或者渗透出某种政治态度，或者无意中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例如，在王安石当政之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反对派离开京城，在洛阳居住，并在那里形成了与开封这一政治中心相对峙的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引人注目。时至徽宗朝，硕果仅存的一些名士也惨遭党锢的迫害，大都被贬出京。曾经热闹的京城士人交游舞台，也难免显得凋零、冷寂。

第三，北宋的党争接连不断，京城士人多有因为日常交往而被牵连，这难免使人心有余悸。特别是在奸臣当道、政治高压的徽宗年间，士人对于彼此间的私相往来不得不警惕和审慎。文字狱的灾难更使得士大夫不敢随意留下诗文，以免被人抓住作为把柄而惹下祸端。宋人的诗、词、文集、笔记小说等史料对于士人的日常交游多有记述。具体来说，从宋初到神宗、哲宗时期的相关资料都比较丰富，唯独到了徽宗时期则明显减少，这无疑与当时社会的特殊环境不无关系。

总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活动的时间更为自由，活动空间有了更多选择。然而，对于身处官场生态之中的士大夫来说，政治环境的高压像无形的锁链制约着他们身心的自由，并直接影响到彼此间的正常往来。徽宗时代的京城士人疏于日常交往，与当时歌舞升平、市井繁荣的“盛世”气象形成极大的反差，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

本章小结

雅集是士人群体特有的文化活动，活动参与者多少不一，少则三五人，规模较大的多达十几人。届时，京城文化圈各有专长的士人精英济济一堂。他们或品鉴古物，观书赏画，或饮酒赏花，赋诗唱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出京城士人社会所特有的人文气息。作为高雅文艺生活的范例，雅集也为后人追慕，喜闻乐道，传为佳话，在历史上形成持续的文化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雅集也是一个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隆的写照。能够承办这样的雅集，往往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或物质条件，比如相当规格的活动空间，一定档次的书画、碑帖、金石等藏品，等等。一般来说，雅集的活动场所并不限于私人宅第或花园，不过，幽美雅致的宅园无疑是举行雅集的理想场所，因而也最为常见。名流荟萃的雅集，也昭示着宅主在士人交游圈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由于宅主的身份不同，其宅中的雅集也呈现出不同特色。书香门第的春明宋家洋溢着浓厚的书卷之气；当朝驸马王诜宅园的华贵奢靡渗透到宾朋的唱和之中，流露出华丽秾艳之风；功臣之后的王直方作为江西诗派的成员，其宅中的诗酒赏花之事则见证了江西诗派的盛况。对于士人而言，能够参与高规格的雅集，也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

[1]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9页。

[2] 汪国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与宋诗变革》，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代的怡老诗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等。

[4] 米芾：《宝晋英光集》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6页。

[5] 最早是刘克庄将雅集的时间定为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夕，也就是元丰初年，此说受到后人的质疑。衣若芬对此有专著考辨过，但最终也得不出定论。综合各家考据，现今学术上倾向把西园雅集的时间认定在元祐二年底到元祐三年之间，也就是苏轼知贡举前后这段时间。孔凡礼将《西园雅集图》的创作时间定为元祐三年，并没有指明这次雅集是否真的发生过，更没有认为雅集发生于元祐三年。这种说法其实是比较严谨的。参见梁庄爱论（Ellen Laing）《“西园雅集”与〈西园雅集图〉考》，《朵云》1991年第1期；徐建融《“西园雅集”与美术史学——对一种个案研究方法的批判》，《朵云》1993年第4期；衣若芬《一桩历史的公案——“西园雅集”》，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97年3月；后收入《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49—95页；杨钟基《苏轼西园雅集考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年；近藤一成《西園雅集考——宋代文人伝説の誕生》，《史観》〈早稲田大学〉第139卷，1998年；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薛颖、郎宝如《“西园雅集”的真伪及其文化意蕴》，《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2期；魏平柱《西园雅集系年考》，《襄樊学院》2008年第1期；张爽《“西园雅集”之争与中国美术史方法论研究》，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6] 《宋史》卷248《魏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9页，云：“魏国大长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神宗立，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下嫁左卫将军王诜。”故《宋史》卷255《王全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26页，云：王诜“尚蜀国长公主”。

[7] 《宋史》卷255《王全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26页。

[8] 关于王诜的生平，可参见翁同文《王诜生平考略》，《宋史研究集》第5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版。

[9]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王诜往来诗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10] 《苏轼文集》卷69《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95页。《苏轼年谱》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9页。

[11] 《苏轼诗集》卷15《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题下“施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5页。

[12]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王诜往来诗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页。

[13]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王诜往来诗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页。“熙宁十年……三月初一日，王诜送到简帖，来日约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见。次日轼与王诜相见，令姨六七人出斟酒下食，数内有倩奴，问轼求曲子，轼遂作《洞仙歌》一首、《喜长春》一首与之。次日王诜送韩干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轼跋尾不合作诗云：‘王良挟矢飞上天，何必俯首求短辕。’意以骐骥自比，讥讽执政大臣，无能尽我之才，如王良之能驭者，何必折节干求进用也。”《纪年录》谓会四照亭为初一日事。

[14] 《苏轼诗集》卷15《书韩干牧马图》，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1—723页。《纪年录》谓送韩干画为本月二日事。

[1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1引《王直方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页。

[16]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王诜往来诗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页。

[17] 参见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91页；《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19]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52页。

[20] （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王平甫、王晋卿、米元章、张子野、滕元发、刘季孙、文与可、陈述古、徐仲车、张安道、刘道原、李公择、李端叔、苏小容、晁君成、孔毅父、杨次公、蒋颖叔等，皆与子瞻善者。黄鲁直、秦少游、陈无己、晁无咎、张文潜、唐子西、李方叔、赵德麟、秦少章、毛泽民、苏养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马子才、廖明略、王定国、王子立、潘大观、潘邠老、姜君弼，则从东坡游者。”

[21] 《苏轼文集》卷49《答李昭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9页。

[22] 《宋史》卷344《李之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41页。

[23] 《苏轼诗集》卷41《和陶赠羊长史（并引）》，并据查慎行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81页；《苏轼文集》卷56《与郑靖老四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74页。

[24] 邓椿：《画继》卷3，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2页。

[25]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39页。

[26] 《宋史》卷444《米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23页。

[27] 米芾：《书史》，《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28]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3，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2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77页。

[29] 《宋史》卷444《蔡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20—13121页。

[30] 邓椿：《画继》卷3，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1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31] 《苏轼诗集》卷16《次韵答刘泾》，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20页。

[32]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9，第72页；卷10，第81页；《全宋笔记》第二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33] 《苏轼文集》卷19《法云寺钟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1页。

[34]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35] 《宋史》卷294《王钦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17页。

[36] 吕颐浩：《忠穆集》卷7《跋王仲至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米芾：《宝晋英光集》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6页。

[38]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大暑水阁听晋卿家昭华吹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2页。

[39]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6页。

[40]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1引《王直方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页。

[41] 徐建融：《“西园雅集”与美术史学——对一种个案研究方法的批判》，《朵云》1993年第4期。

[42] 杨亿：《武夷新集》卷14《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苏轼文集》卷11《宝绘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页。

[44] 苏轼撰，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3页。

[45] 《苏辙集·栾城集》卷7《王诜都尉宝绘堂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页。

[46]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姑溪居士后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62页。

[48]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44页。

[49] 《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76页。

[50] 《宋史》卷248《魏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9—8780页。

[51] 《宋史》卷248《崇德帝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84页；《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5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2]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5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3]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57、5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4]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6页。

[5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5页。

[56] 据《宋史》卷324《许怀德传》，许怀德并未尚公主，另据《宋史》卷248《雍国大长公主传》、卷250《高怀德传》，此处“许怀德”当为“高怀德”之误。

[57] 叶梦得所说的“曹沂王”即王贻永，范纯仁为其撰有《祭曹沂王文》，见《范忠宣集》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宋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一）》，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拓片见上册，第330页，录文见下册，第308页。

[59]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0] 《宋史》卷248《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2页。

[61]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页。昭庆坊位于东京里城左军第二厢，就在宫城的东侧，去赴朝不必从外城通过安远门进入里城。又据《宋史》卷265《李昉传》载：“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因而，这里的“昭庆坊”当为“崇庆坊”之误。崇庆坊位于城北左军厢，正是在外城的东北隅，不在里城之内，离皇宫辽远。每次赴朝要经过安远门进入里城，再进入宫城。

[62] 《宋史》卷248《秦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1页。据《石林燕语》所载，此处的“兴宁坊”当为“永宁坊”之误。

[63]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64] 《宋史》卷248《雍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4页。

[65]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8页。

[66] 《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页。

[67] 《宋会要辑稿·方域》16之2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8]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9] 《宋史》卷248《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9页。

[70] 《宋史》卷248《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8页。

[71] 《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页。

[72]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8页。

[73]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6页；《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丙子”条略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44页。

[74] 《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9，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5] 《宋史》卷248《扬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3页。

[76] 《宋史》卷464《李端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9—13570页。

[77]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卷49《南游记旧》，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页。

[78] 刘克庄撰，辛更儒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04，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67页。

[79]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卷49《南游记旧》，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页。

[80]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页。

[81]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82] 参见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第87—92、94页。

[83] 孔宪易：《北宋东京城坊考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84] 《楼钥集》卷119《北行日录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3页。

[85] 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北宋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8页。

[86]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旧京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87]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朱雀门外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页。

[88]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284页。

[89]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宣德楼前省府宫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页。

[90]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御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

[91] 丘刚：《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文物》1996年第5期，第69—75页。

[92]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93]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45《孙文懿公抃行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063页。

[94] 王珪：《华阳集》卷56《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95] 《宋文质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96]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8《随州观察使汉东侯妻陈留郡君吴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98] 《宋史》卷309《王延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53页。

[99] 《叶适集》卷22《故朝奉大夫知峡州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9页。

[100] 《宋史》卷309《王延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54页。

[101] 《宋史》卷291《宋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32页。

[102] 陆友：《研北杂志》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2页。

[103] 朱弁：《曲洧旧闻》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1页。

[104]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

[105] 《宋史》卷292《孙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76页。

[106]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8《随州观察使汉东侯妻陈留郡君吴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7] 《宋史》卷291《宋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35页。

[108] 杜大珪编：《琬琰集删存》卷2《宋谏议敏求墓志》，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200页。

[109] 《宋史》卷291《宋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36页。

[110] 杜大珪编：《琬琰集删存》卷2《宋谏议敏求墓志》，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202页。

[111]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112]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1《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72页。

[113]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114] 蔡條：《铁围山丛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

[115] 宋祁：《景文集》卷32，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11页。

[116] 魏泰：《东轩笔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117]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45《孙文懿公抃行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5页。

[118] 《蔡襄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119] 刘敞：《公是集》卷17，丛书集成初编书本，第196页。

[12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0页。

[121] 孙绍远辑：《声画集》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2] 关于宋代士大夫家藏书，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06—131页；王德毅《宋敏求的家世与史学》，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37页；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的藏书及其对成员的教育》，载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57页。

[123] 《宋史》卷265《李昉传附子宗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42页。

[124] 刘敞：《公是集》卷25《寄贡甫时迁居城南水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91页。

[125]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

[126] 《全宋诗》卷12《又捧新诗……希垂采览》其三，第1册，第179页。

[127]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12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和江邻几学士得雷殿直墨竹二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页。

[129] 《苏轼文集》卷11《石氏画苑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页。

[13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表臣斋中阅画而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0页。

[131]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1《送栎阳宰朱表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卷25《万表臣报山傍有重梅花叶又繁诸君往观之》，第763页；卷26《泗守朱表臣都官刱北园》，第853页；卷26《同朱表臣及诸君游樊氏园》，第854页；卷26《七里湾得朱表臣寄千叶楼子髻子芍药》，第855页；卷26《并日得朱表臣酪及樱桃》，第855页；卷26《依韵和表臣先春亭》，第856页；卷26《和表臣河南庾署西轩》，第856页；卷26《依韵和表臣见赠》，第856页；卷26《依韵和表臣奎野亭》，第856页；卷26《依韵和表臣闻与挺之宣叔平甫饮》，第857页；卷26《表臣惠蜀笺偕玉砚池》，第857页；卷26《表臣以阻水见勉次其韵》，第858页；卷26《依韵和表臣忆游竹园山寺》，第859页；卷26《次韵和表臣惠符离去岁重酝酒时与杜挺之李宣叔王平甫饮于阻水仍有笋酱之遗》，第860页；卷26《将赴表臣会呈杜挺之》，第861页；卷26《非意篇呈表臣》，第862页；卷26《将解舟走笔呈表臣》，第862页；卷26《表臣都官至十三里店》，第865页；卷28《送朱表臣职方提举运盐》，第1000页；卷29《寄题朱表臣职方真州新园》，第1107页。

[13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当世家观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94页。

[13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李审言相招与刁景纯周仲章裴如晦冯当世沈文通谢师厚师直会开宝塔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页。

[13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王原叔内翰宅观山水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08页。

[13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欧阳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韩子华吴长文二舍人同过弊庐值出不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06页。

[13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王侍讲原叔挽词三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74—975页。

[137]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依韵和公仪龙图招诸公观舞及画三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页。

[13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和公仪龙图戏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3页；卷27《再和公仪龙图》，第924页；卷27《和公仪龙图忆小鹤》，第927页；卷27《二月五日雪》，第928页；卷27《琴高鱼和公仪》，第929页；卷27《尝茶和公仪》，第929页；卷27《谢鹇和公仪》，第934页；卷27《送白鹇与永叔依韵和公仪》，第935页；卷27《上马和公仪》，第937页；卷27《和公仪龙图新居栽竹二首》，第971页；卷27《送公仪龙图知杭州》，第975页。

[13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2页。

[14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文豹篇赠黄介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3页。

[141]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 朱弁：《曲洧旧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页。

[143] 刘敞：《公是集》卷17，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6页。

[14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饮刘原甫舍人家同江邻几陈和叔学士观白鹇孔雀凫鼎周亚夫印钿玉宝赫连勃勃龙雀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7页。

[145] 《公是集》卷12《招邻几圣俞和叔于东斋饮观孔雀白鹇及周亚夫玉印赫连勃勃龙雀刀辟邪宫玺数物又使女奴奏伎行酒圣俞首示长篇因而报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

[146] 参见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和兴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66—76页；李箐《宋代金石学的缘起与演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第63—68页。

[147] （元）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感梅忆王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1页。

[148]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宋史》卷268《王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30页。

[149] 《宋史》卷268《王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33页。

[150] 晁补之：《鸡肋集》卷7《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黄著作鲁直》，四部丛刊本：“宴坐二十年，非痴实难量。”自注曰：“王才元未四十休官。”

[151]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52]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53] （元）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1页。

[154] 谢逸：《溪堂集》卷1《王立之园亭七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5]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9《王才元舍人许牡丹求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156] 《张耒集》卷21《同李十二醉饮王氏牡丹园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0页。据邓子勉考证，李十二，乃李廌，与张耒、黄庭坚同为苏门成员，故而他们醉饮的“王氏牡丹园”当即王棫之园。参见《宋人行第考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5页。

[157] 饶节：《倚松诗集》卷1《春日饮王立之家同赋三头牡丹依次定十韵节得牡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饶节，字德操，抚州临川人。《四库全书总目》卷154，云其“尝为曾布客，后与布书论新法不合，乃祝发为浮屠”。

[158] 饶节：《倚松诗集》卷1、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9]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0页。

[160] 饶节：《倚松诗集》卷1《约方时敏杨信祖二子同过王立之观立之所集前辈诗文各以姓赋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1] 《张耒集》卷11《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162] 晁补之：《鸡肋集》卷7，四部丛刊本。

[163]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6《次韵文潜同游王舍人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6页。

[164]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165] 《宋史》卷344《李常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30页。

[166] 《宋史》卷313《文彦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64页。

[167] 《宋史》卷444《张耒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3—13114页，云：“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州。”由绍圣初往前八年乃元祐初年。

[168] 《宋史》卷444《晁补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1页。

[169] 《宋史》卷444《黄庭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0页。

[170] 《宋史》卷330《杜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34页；入馆时间参见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0页。

[171]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72] 阮阅辑：《诗话总龟》卷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173]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74]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75]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81页。

[176] 《宋史》卷330《杜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34页；《鸡肋集》卷67《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记载略同，四部丛刊本。

[177] 《苏轼文集》卷11《石氏画苑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365页。

[178] （元）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1页。

[179] 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时代与首都开封》（《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4号，2005年）探讨过徽宗时期都城开封的一些现象，从皇帝权威的强化与蔡京专权的种种措施来考察都城空间的再造，比如道教的兴盛、艮岳的营建，明堂与延福宫的建造及其与蔡京专权的关系等等问题。此外，这篇论文还考察了都城空间的再造与居民生活的若干问题，比如景龙门与东华门街市容景观的变迁，皇帝赐第对庶民生活的影响，等等。

[180] 艾朗诺（Ronald Egan）《宋代文献中的都城面面观》（《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3—109页）认为，《东京梦华录》着眼于城市生活的积极面，而粉饰、屏蔽了其消极面。

[181]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第五章 送别

送别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交际活动。以送别为主题的作品堪称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多种以“送别诗”为题的《诗选》汇编出版[1]，学术界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送别诗也有过一系列的专题研究。除了文学价值外，有关送别的文献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当属魏晋南朝“送故”问题的研究。[2]

在“举世重交游”的宋代，送别之仪更成为时人交际生活中备受重视的一项内容。以文字赠别是士人群体特有的送别方式，在宋代文献中，与送别有关的诗、词、序等文学作品俯拾皆是。《诗话总龟》以类编排，将“送别”专列一门，辑录了与送别相关的一些资料。[3]后人所做的宋人年谱或著作编年，也将送别作为重要事迹加以收录。送别这一活动在各种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而有关士人群体的送别资料最为丰富，这自然是缘于士人热衷于创作送别文字。特别是其中的送别诗，数量庞大，在宋代交游诗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宋诗比唐诗带有更多的叙事风格，其内容含有重要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探讨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从史学的角度对宋代士人的送别问题进行探讨。

宋人的送别诗有相当比例是创作于东京开封，与地方州县相比，东京的送别活动更为丰富多彩，其活动的参与者涉及士人的不同阶层。虽是作为朝堂政务之外的一种生活内容，士人送别也折射出朝廷制度、习俗礼仪等社会公众普遍关怀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下都存在着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私人生活的二元结构”[4]，作为北宋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送别活动也体现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分。因而，为了便于讨论，本章将北宋东京的士人送别分为两种形式：私人送别和公共送别。具体来说，由于离京者的身份、地位等情形各异，送别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也不尽相同，既有亲友、同乡等的私人送别，也有朝廷、馆阁同舍乃至后生弟子组织的公共送别。在关注离京者与送别者的身份、送别活动的空间等因素的基础上，本章旨在探讨士人群体的私人活动与公共世界中的习俗礼仪、朝廷制度及都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祖离道旧之情备之矣”——日常性私人送别

私人送别，一般是指个体之间的送别，带有私人性和日常性。私人送别发生的次数甚是频繁，诗、词、序等体裁的史籍中有着相当多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这一行为的细节提供了层次多样、内容丰富的史料。

一 士子返乡：或喜或悲

这里讨论的士子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在京城游学的地方士子，二是冒贯开封参加开封府或国子监发解试的考生，三是在京城参加省试的地方举子等。

宋代盛行游学，士子们或感到本地教育落后，或有意追求更高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离开家乡，负笈远行，到文化发达的地方求学。京城开封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地。至科举之年，有些士子由于关山迢递，或时间关系不能按时返乡，或身体、经费原因难以成行，他们如不在京城应试，便失去了三年一次的机会。朝廷充分体谅到这一客观现实，景德二年（1005）下诏：“有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日奏请差官考试”。[5]这样一来，在京师者，有本乡官员做保人，经国子监官员审查后可以入国子监应试。另外，考生与解额的比例因地而异，考生多、解额少的地区的士子，便想方设法转移到考生少、解额相对多的地区应试。“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6]，也就是说，冒贯最集中的地方是开封[7]。比如安惇，来自广安军（今四川广安），熙宁三年（1070）冒贯开封参加了发解试。不过，安惇还是不幸落榜，未被荐送参加礼部试。苏轼赋诗《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为这位同乡送别，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8]我们从诗中隐约可以感觉到苏轼对于安惇的冒贯行为并不支持。宋政府也不断采取措施和立法，制止、打击冒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其泛滥。所以，总体来说，这一群体的总数并不多。

京城的外地士子，最主要的还是参加省试的举子。东京开封是省试和殿试的考场所在地，每当大比之年，大批的举子赴京赶考，成为京城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9]宋仁宗时，“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10]待放榜之后，或喜或悲的举子准备离京还乡之前，往往会向同乡、友人，特别是长者道别，以示惜别之情、敬重之意。赋诗赠别是士人群体中广为流行的交际习俗，后者或是以言相赠，或是以诗、词或序等文字相赠，给离京者以劝勉和鼓励。

从这些送别文字中，可以看到士子在科举制度下的不同遭际，有进士及第，春风得意者，也有恩榜登科，苦尽甘来者，还有不幸落第，潦倒一生者。皇祐元年（1050），欧阳修在《送杨先辈登第还家》中云：“锦衣白日还家乐，鹤发高堂献寿荣”。[11]金榜题名不单是及第进士个人的人生喜事，而且是整个家庭、家族的荣耀，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是当时读书人普遍的心理期待，也是内心的压力。欧阳修自然很能体会到登第者的内心感受，在这首送别诗中贴切地表达了“衣锦还乡”的喜悦心情。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以后，对于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出身，并立即授予官职，叫“特奏名”。我们从宋人的送别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嘉祐二年（1057），年过花甲的郑革以特奏名赐进士第，欧阳修在为其所作的送别诗中云：“少年乡誉叹才淹，六十犹随贡士函。握手亲朋惊白发，还家闾里看青衫”。[12]虽然身在京城，欧阳修可以想到郑革以垂暮之年返回故乡时的情景，亲朋邻里看到“白发”、“青衫”，难免产生悲喜交加的复杂感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中多会提及返乡者家中父母亲人、邻里朋友的反应，从中生动地反映出时人的价值取向。虽然北宋科举录取的名额较唐代有所增多，但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也有相应的增加，因此，落第者在绝对数量上也远超唐代。[13]在北宋，为落第举子所作的送别诗数量也很多。与及第进士衣锦还乡时的喜庆气氛不同，落第举子离京之时难免有悲戚之感。在林介落第返乡时，王禹偁为其赋诗送别，诗云：

八年困名场，万里有慈亲。吟变闽越声，衣有京洛尘。况复久相依，知子文行淳。不能致一第，虚作金銮臣。昔予贬商洛，相送远涉溱。今予谪滁上，语别清淮滨。途穷与道丧，讵免同沾巾。[14]

王禹偁既为林介的意外落第感到遗憾，又联想起自己宦途失意，不禁有“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和伤感。东京是北宋士人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也是落第举子梦想破灭的伤心地。

从送别诗来看，为举子赋诗送别者主要有三类人：同乡、其他考生和名公巨卿。

士子登第还乡，常有同乡为其送别。对于千里迢迢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是其交往的重要对象。比如，刘沆与尹鉴为吉州永新同乡，少同游场屋，刘沆于天圣八年（1030）已进士及第，而尹鉴至皇祐中，始以恩榜登科。尹还乡之时，刘以诗相送，曰：“少年相款老相逢，乡举虽同遇不同。我已位尘三事后，君方名列五科中。荣登莫计名高下，宦达须由善始终。若到乡关人见问，为言归思满秋风。”[15]

举子离京时为其送别的，还有他们结识的其他考生。天圣八年，欧阳修与方希则一起参加礼部的省试，发榜之后，欧阳修举进士甲科，方希则名落孙山。希则离京之前，向欧阳修道别，并“索言以为赠”。欧阳修遂写下长达六百余字的《送方希则序》，对其予以勉励。从这篇赠序中还可以看到，欧阳修的“同年景山、钦之、识之亦赋诗以为别，则祖离道旧之情备之矣”。[16]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名公巨卿为落第举子所写的赠别作品。元祐四年（1089）四月，李廌欲离京返乡，前往苏轼宅中作别，苏轼馆之于东斋，怜其贫寒无以为生，将所得天厩马相赠，又亲笔作马券为据。[17]黄庭坚则为之作跋，并在跋文中建议李廌当卖掉此马，认为苏轼在马券上所题的墨宝将使之大大增值。[18]李廌临行之时，苏轼又“作诗送之”：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雪赋，我相夫子非癯仙。[19]

在元祐三年的礼部试中，黄庭坚为参详官，与苏轼共同参与了录拔工作，因而他对李廌的意外落第也深表愧疚，并作有和诗。[20]在为李廌所作的送别诗中，苏轼、黄庭坚既肯定了李廌的才华出众，又鼓励其继续努力。

从这些送别活动中，可以窥见士人群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这些蹭蹬于科举道路上的举子，希望能够得到上层人士的提携。正如有学者在探讨唐宋落第士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时所指出，宋朝落第士人中还想继续科举者，不再像唐代那样去结交上层官宦，而是将社交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名人和名师身上。[21]当然，时至北宋，朝廷的上层官宦与文化名人或名师其实并不容易完全区分，因为北宋官员的选任制度发生了变化，上层官员大都是依靠自己的才学通过科举及第得以晋身，文化名人或名师往往同时也是上层官宦。另外，其中的这些变化也有一个渐进过程。宋初，举子在省试之前向名公巨卿特别是主考官行卷，对科举及第有着积极意义，举子行卷蔚然成风。徐铉即是宋初进士行卷的热门人选之一。徐铉有诗《送严秀才下第东归》，诗云：“世胄今为旅，多才懒自营。坦怀君子道，惜别故人情。归棹春潮满，郊居海月明。雄文不轻售，须待最高名”。[22]可以想见，这位严姓的举子曾经行卷于徐铉。当时“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23]，举子进京，多有贽文投献于铉。这些举子落第之后，铉也深感无奈，在赠别诗中对其加以安慰和鼓励。到了真宗朝，随着糊名法和誊录法在省试中相继实施[24]，主考官的私情很难在录取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我们从赠别作品中还是可以窥见举子与名公巨卿之间的交往。这些赠别作品中，除了赠别诗之外，还有一些赠序。司马光曾说：“古者朋友将别，必有言以相赠与处也。近世多为之序。序者，其亦赠处之道欤。”[25]赠序始于唐朝，一般是文人之间以言相赠，表达离别时的某种思想感情，往往因人立论，阐明某些观点，相当于一种议论性散文，内容多为勉励、称许、推重之辞。相对于诗词而言，序这一体裁能够容纳更多的叙事内容与史料信息。

举子的数量在宋代甚为庞大[26]，能赢得这些赠别文字者仍为其中的少数人，他们身上必定有着足以博得对方青睐的闪光之处。我们以欧阳修所作的赠序为例，分析发现，这些赠序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贤德之人，以张唐民为代表。与曾巩一样，青州举子张唐民庆历二年（1042）进京赶考，也不幸黜落，欧阳修也曾为其赠序送别。“好学力为古文”，应当是他们交往的一个基础。此外，在这篇赠序里，欧阳修首先由《周礼》中“教民兴学、选贤命士之法”阐发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法。从张唐民母亲的“贤而知书”，欧阳修很容易想起自己的母亲。欧阳修幼年丧父，家贫无资，其母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这种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困顿的年轻举子很容易产生同情、恻隐之心。更何况，张唐民在母亲年老之时还蹭蹬于科场，“贫无以养，可谓困且艰矣”。[27]欧阳修对于寒俊贤德之士的仁爱之心，也为他赢得了后生晚辈的尊敬。

二是有才之士，以曾巩为代表。曾巩天资聪颖，年十二，即挥笔成文，“辞甚伟”。庆历初年，曾巩“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始入太学，虽颇有文才，但交游不广，并不为人所知，“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28]曾巩以文投贽于欧阳修，向其学习古文，欧阳修“见其文，奇之”[29]，认为能够结识曾巩是一件幸事。曾巩对于欧阳修的知遇之恩也甚是感动。庆历二年，曾巩不幸落第，返乡之前，向欧阳修道别，欧阳修特地写下《送曾巩秀才序》，对其文才大加褒扬，对其落第深感遗憾，并对科举选拔不公的现象表示强烈不满。[30]这也促使他对科举选拔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以驱除积弊。直到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夙愿，亲自拔擢了曾巩。

在与举子的日常交往中，名公巨卿得以体察科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在赠别作品中对相关社会问题予以评价甚至抨击，这些显然已经超出私人感情的范围而具有公共关怀的意味。对于送别者而言，该作品的第一读者是离京者本人，送别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方的感受，因而既要表达出离别之情，也会对离京者进行褒扬和鼓励，并送上期许和祝福。之后，将这些作品公之于众，推而广之，也可以窥见时人普遍的价值取向。比如苏轼的两句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31]，历来被看作是读书治学的重要门径。这里面实际包含着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熟读，一种是深思。这虽是赠给安惇的送别诗，但内容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名公巨卿为落第举子所作的这些高质量的赠别作品有着庞大的读者群，其阅读对象不仅限于离京者个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功能。可以说，在北宋中后期，举子与名公巨卿的交往基本上无关乎科举的录取，但作为学术、文化上以及道德上的传承，仍然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

不过，这些士子由于尚未入仕，大都还是游离于京城交游圈之外，能够结识名公巨卿并获得赠别作品并不容易。所以，我们遍览宋人的送别作品可以发现，只有少量是为士子所作，数量最多的则是游宦官员之间的互相酬唱。

二 游宦外任：人情冷暖

缘于改官选调，北宋的官员需要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开封与地方州县之间，大大小小的送别活动时有发生。离京的官员在仕途上既有升迁的喜悦，也有贬黜的愁苦，而后者最能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贬官离京的情况下，即使平时常相往来的友人也不敢往别，唯恐受到牵连。《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载，词人王仲甫为翰林学士，“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云：“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锦裀舞彻《凉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唤，六宫多少人愁。”次日，宣仁太后听闻，对宰相说：“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于是仲甫遭到弹劾，罢官离京。本来“馆中同僚相约祖饯”，然而临行之日，“无一至者，独叔用一人而已”。叔用乃晁冲之的字。冲之因而作《汉宫春》赠别云：“无情燕子，怕春寒，轻失花期。”[32]晁冲之敢于前往送别，更能体现出感情的真挚，也为离京的悲凉气氛增添了一抹温情。

罪臣离京时，前往送别者甚至要冒着政治风险。太平兴国七年，卢多逊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被捕入狱。初判死刑，诛斩九族。太宗念其身居相位，久事朝廷，下诏削夺其官职及三代封赠，全家发配崖州（今三亚）。得罪后，卢多逊的“宾客云散”，唯独门下士种放、苏易简“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还”。[33]景德三年，给事中王曙因其岳父寇凖的牵连被贬知汝州，“在朝无敢往见者”。刘烨叹曰：“友朋之义，独不行于今欤？”独自前往为王曙饯行，“经宿而还”。[34]宋仁宗时，范仲淹因触犯执政吕夷简，以朋党之名被贬饶州，“士大夫莫敢往别”。王质独扶病至都门为仲淹饯行，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35]在平步青云时难以辨明的友朋关系，在这潦倒困顿之时即刻体现出来，真可谓患难见真情。

也不能说“莫敢往别”的士大夫都是势利之徒，应该说他们也有无奈和苦衷。宋哲宗欲册立刘妃为皇后，邹浩上疏谏阻，加之他此前曾揭露章惇等人的劣迹而得罪奸党，遂被谪贬新州。[36]平时与邹浩同朝为官者，“人莫敢顾”，唯独王回慨然为邹浩备办行装，同时安慰邹浩的母亲，自己继续上疏竭力替邹浩辩护。哲宗盛怒，治其为邹浩送别之罪，下令将王回罢官，并逮捕下狱。[37]残酷的党争直接干扰到士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士大夫的“无敢往别”正反映出政治斗争对于士人关系的异化。

当然，更多的情况还是平静岁月下的日常送别。人们常说宋代社会是“举世重交游”，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唐宋时期官僚队伍结构及社会流动方式的变动不无关系。时至北宋，世袭的门阀政治业已解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家世等先天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及其家族发展的影响力大大弱化。相应地，后天经营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在仕途发展中的意义愈发显得突出。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宋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心力去从事各种交际活动以搭建有利于仕进的人脉。离京之时的依依惜别，相对于平日里的交往，更能体现出双方的深厚感情，因而对于维系双方的关系意义更为重大。通过送别活动，地方士人与京城士人的关系得到加固，为日后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因此，时人非常珍视送别之谊。

士人在离京之前往往会向亲友故交道别。熙宁四年秋，苏轼将赴钱塘，前往王素的私第佚老堂作别，“饮酒至暮”。王素赠之以言：“吾老矣，恐不复见，子厚自爱，无忘吾言。”[38]作为应酬的一种方式，创作赠别文字是送别者与离京者之间富有情谊的私人互动，具有增进双方感情的交际功能。比如庆历六年冬，荥阳主簿魏广因吏役至欧阳修府下，欧阳修认为应该礼尚往来，遂在魏广临走时写诗以赠其行，诗云：“子足未及阈，我衣惊倒颠。……礼有来必往，木瓜报琅玕。十年思见之，一日舍我还。何用慰离居，赠子以短篇”。[39]对离京者而言，名公巨卿为其送别自然是引以为荣的事情，能够得到其赠诗或赠序，不仅能留存久远，而且更令人信服。

士大夫也常将赠序作为教化的一种方式，在序文中对离京者的德行进行褒扬，藉此希望世人都来效法。[40]孝道一直被奉为德行的重要内容，为做人之先、为人之要，宋人在赠序中对孝行多有颂赞。嘉祐八年，知谏院的司马光为郝戭作有《送通山令郝戭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余，父尝举进士，老而无成。以其志之不获也，虽子登进士第，仕至长吏，终歉歉不自足。明府亦以亲之不怡也，不以仕为荣，乃诣阙上书请致仕，而为其亲匄一官。朝廷虽嘉其意，以无故事，不之许。明府将之官，戚戚若受谪者，且曰：“通山道险远，吾亲必不肯行，将留妻子侍吾亲，而单车之官，至则复请，期于成吾志焉。”明府于光，母党也。光闻其言，瞿然慙曰：尝闻古人之仕以为亲，非为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无意于身者邪。如光者，禄既不及于亲，而又无补于君，役役然耗廪食以饱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为君子之罪人邪？呜呼！明府诚可颂而砺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马光序。[41]

在这篇序文中，司马光重点关注的是郝戭对于孝道的遵行，认为这种孝行应得到颂扬，以砥砺世人。再如刘敞在景祐四年（1037）所作的《送湖南运使慎学士序》中也是对刘慎的孝行大加颂扬，并明确表达了写作这篇序文的目的是教化后人，云：“故于公之行，语所可颂者为来者法焉”。[42]类似的赠序还有不少，兹不赘举。

除了文字赠别之外，在临行的前几日，有的亲友还会为其饯行。对于离京者而言，这些前来饯行者无疑是其在京期间最亲密的交往对象，也是其奔赴地方之后在京城的最重要人脉。饯行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为日后的继续联络做了铺垫。在各种都市空间中，寺观是时人饯饮聚会的理想场所。[43]嘉祐二年，欧阳修“欲就浴室或定力饯介甫、子固”，遂写信给梅尧臣，邀请他也前往。[44]王安石和曾巩都为欧阳修的门人。浴室即太平兴国寺浴室院，定力即定力院。嘉祐四年六月末，梅尧臣同刘敞也在定力院为章岷、刁约、张诜三学士赋诗送别。[45]浴室院和定力院都位于城内，在其中举行饯行活动自然比较便宜。

临行之日，城门及其附近的园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被作为宴饯的场所。外城城门外的宜春苑、玉津园、琼林苑和瑞圣园等四大名苑，以其优美的园林环境为朝廷安排宴饯提供了理想的场所。私人送别的地点，更多的是根据出行的方向及路线，选择相应的城门作为送别地点。在送别诗词中，城门也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空间。宋代有关都门送别的诗词俯拾皆是，最为著名的要数柳永的词作《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46]

柳永仕途失意，四处漂泊。这首词是他咸平六年（1003）离开东京、前往浙江时“留别所欢”的作品。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刘敞为江休复所作送别诗云，“昔与江翁别，酣歌国门道”。[47]刁约离京前往海陵之时，友人们于都门外为其饯行，梅尧臣有诗，题曰：“刁景纯将之海陵，与二三子送于都门外，遂宿舟中，明日留馔脍”。[48]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送别韩维，诗云：“亲交西门饯，百马骄杂遝”。[49]最为典型的例子莫如王禹偁《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

西门送仆射，鞍马照路光。南门送贰卿，冠盖遥相望。东门送郎吏，舣舟隋堤傍。

诗中有王禹偁的自注：“是岁五月十一日，仆射吕相公赴西京；二十一日，参政苏礼部赴南阳；二十三日，予赴滁州。承旨侍郎皆为祖席之主。”[50]据《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此诗作于至道元年（995）。[51]这年，吕蒙正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52]，苏易简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王禹偁本人则是因谤讪获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53]而为他们饯行的“承旨宋侍郎”即宋白。苏易简、王禹偁分别是宋白在太平兴国五年、八年知贡举时拔擢的进士[54]，所以诗中云：“丈人况知己，振拔在举场”。[55]对于苏易简、王禹偁来说，当年拔擢自己的举主亲自前往城门祖道饯行，自然会抚今追昔，感激不已。宦途浮沉，羁旅漂泊，临别时依依惜别的场面，成为离人对于京城的最后一抹温情记忆。

也有不辞辛苦，远道城外寺观送别的情形，双方的深情厚谊不言而喻。嘉祐七年三月，蔡襄骑马赴玉仙观为张瓌送别。[56]玉仙观坐落“在京城东南宣化门外七八里”[57]，或者说“在南薰门外”[58]。南薰门为东京外城的正南门，向北即为御街，直达宫城。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为东京外城的东南门，玉仙观在宣化门外七八里，距离东京城已相当远，故而云其在南薰门外也不为谬。仁宗时，有陈道士在玉仙观“修葺亭台，栽花木甚盛，四时游客不绝”。苏轼也曾前来游观，有诗云，“玉仙洪福花如海”。[59]人行至此，四望是一派郊野风光，路上行人稀少，正如蔡襄诗中所云：“陇麦青青沟柳新，春归聚落少逢人”。早在这年的年初，蔡襄就曾与张瓌约游名园，虽遇雪未能成行，却相与赋诗唱和，表达了与对方同游的向往。[60]再如钱勰和蔡卞俱在翰苑，“雅相好”。元祐末年，钱勰得罪章惇。绍圣初，章惇入相，钱勰遭斥逐，以本官知池州。蔡卞“送之郊外，促膝剧谈，恋恋不忍舍”。[61]这种远道送别，最能体现出双方依依惜别的亲密之情。

京城大大小小的私家园林也是京城士人送别的常见场所。刘攽有诗，题曰，“重到谢氏园亭，寄裴博士俊叔、王主簿宗杰，时裴往淮南，王出京师”，诗中回忆了前日在谢氏园亭为裴俊叔、王宗杰送别的场面，充满独处的惆怅和对离京友人的怀恋。[62]刘攽还有诗《九月十日赵令园饯送王汝州，汝州留诗二篇，次韵》和《与诸公会赵氏园，主人加送酒馔，既而求诗书五十六字》[63]，写到在赵令园为友人饯行酬唱的场景。

对于地方士人来说，不论是应试，还是宦游，京城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送别场面则是其在京城的最后记忆。庆历四年，梅尧臣离京前往许昌，亲友前来相送，梅尧臣有诗，题曰：“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应辟许昌，京师内外之亲则有刁氏昆弟、蔡氏子、予之二季，友人则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携肴酒送我于王氏之园，尽懽而去，明日予作诗以寄焉”。[64]这年尧臣之妻谢氏病故，续娶刁氏，“刁氏昆弟”当为刁氏的亲戚。梅尧臣在诗中称：“性僻交游寡，所从天下才。今朝谁出祖，亲戚持樽罍。晚节相知人，唯有胥宋裴。”胥元衡之父胥偃与欧阳修、刁约都有联姻关系。欧阳修乃胥偃的女婿。《宋史》载，“欧阳修始见偃，偃爱其文，召置门下，妻以女”；又载，“偃妻，直史馆刁约之妹”。[65]而欧阳修与刁约同为天圣八年进士，二人都与梅尧臣来往甚密。从年龄来说，梅尧臣比胥元衡年长二十六岁。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梅尧臣为小试官，胥元衡即该榜所拔的进士。[66]梅尧臣在京期间与裴煜、宋敏修多有往来，交谊甚笃。尧臣要走汴河水路，送别的地方是在汴河岸边的一处有名的私家花园——“王氏之园”。这些亲友前来饯行，令仕途蹇滞的梅尧臣倍感宽慰，他赋诗描绘园中的美景，诗云：“岸傍逢名园，系舟共徘徊。嘉莲如笑迎，照水呈丹顋。南庭莆萄架，万乳累将磓。群卉竞琐细，紫红相低偎”。很显然，诗中的离别场景温馨而愉悦，这不只是诗人对于城市景观的客观描摹，更是带有个人情感的主观塑造。

赠别文字中往往会提及离京者前往的地方，并透露出当地在时人心目中的印象。庆历七年，欧阳修的好友杨寘以荫补入仕，要前往剑浦（治今福建省南平市）任县尉。欧阳修为其作序送别，序中说到对剑浦的印象，一是偏远，“在东南数千里外”，二是医疗条件落后，“少医药”，三是“风俗饮食异宜”。[67]在欧阳修看来，剑浦这个地方的条件与京城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与福建相比，两广地区更为落后，很多官员视为畏途，不愿前往任官。曾巩在《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中云：“南越偏且远，其风气与中州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车船未行，辄已屈指计归日。”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此地的落后，“故越与闽、蜀，始俱为夷，闽、蜀皆已变，而越独尚陋”。曾巩劝慰李材叔，说南越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风俗“与中州亦不甚异”，而且物产丰美，民风淳朴，“人少斗讼，喜嬉乐”。[68]曾巩也希望李材叔能够将京城的先进文化传播到柳州，带动当地的开发。从这些赠别诗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东南地区的经济富庶与社会繁荣。比如嘉祐二年，欧阳修在《送梅龙图公仪知杭州》中云：“万室东南富且繁，羡君风力有余闲”。[69]这些文字对于前往地的环境进行描写，主要是出于对离京者未来生活的关切与展望，其中既有经验的成分，亦有想象的色彩，同时还流露出时人的京城情结。

第二节 “荣动中外，光震都国”——群体性公共送别

这里讨论的公共送别，是指送别活动的主导者或参与者具有特定的身份，且人数众多，因而带有相应的组织性、群体性或公共性等特征。离京者能够享有公共送别的待遇，有赖于其特殊身份、政治地位或社会影响。遍览史籍可以发现，北宋士人的公共送别主要有三种：一是馆阁学士离京时同舍为其举行的饯别活动；二是朝中重臣或宠臣离京时，皇帝召集众臣为其举行的宴饯；三是名公巨卿离京时，太学生等晚生后辈为其举行的送别活动。

一 馆阁祖饯：他司所无

士大夫升迁、外任之时，同僚常有饯别之仪，其中记载较多的是馆阁学士。馆阁包括太祖时所设的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太宗时所设的秘阁，人选皆当时俊彦。因为馆阁设置不专为翰墨之职，而是以期大用，成为宰辅重臣，为了使这些以文学起家的才俊能够真正有裨国政，担当大任，必须使其熟悉并尽可能地掌握文字之外的其他职事，如担当地方官，或监判在京事务，或出使外域，等等。[70]以苏轼年谱所录的熙宁三年交游事迹为例，先后有钱藻、刘攽、曾巩、章衡等人分别出知婺州，通判泰州，通判越州，出知郑州。[71]北宋许多馆阁名臣都曾出使外域，有史料可查的如宝元元年（1038）的韩琦，庆历三年的余靖，至和二年的欧阳修，嘉祐六年的宋敏求，熙宁十年的苏颂，等等。[72]

馆职出局迁官或离京外任，同舍为其举行饯会并赋诗。《南宋馆阁录》引《麟台故事》云：“三馆、秘阁官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外补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区僧舍，饮酒赋诗。”[73]史籍中有相关记载的饯会主要有以下几次：

真宗淳化二年（991），直秘阁朱昂“以衰老求郡，出知复州，宰相李公昉洎文馆近职皆以诗送行”。[74]

真宗咸平三年，集贤院学士钱若水出知大名府，宋白以下三十人以诗送别。王禹偁作《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序》[75]，杨亿亦有序，题曰，“群公饯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诗序”。[76]

仁宗康定元年（1040）六月，陆轸以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出知会稽，“朝士柳公植以下三十一人，赋诗饯之于都门”。[77]其中宋祁的诗“亭余内史流觞水，路入仙人取箭山”，“最为一时盛传”。[78]王拱辰《送陆轸守越》诗：“棋墅风烟清早夏，禊亭兰苣暗残春”，“一时称杰句”。[79]

哲宗元祐五年九月，林旦奉使契丹、刘平仲出知郓州之时，有同舍十六人为其饮饯于丁氏园，其中秦观所作的送别诗还留存于世。[80]

最为著名的一次是朱昂与钱藻离京时的饯会。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藻出知婺州，三馆秘阁同舍之士二十人为其饯行。钱藻“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处者之思也，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赋诗以送之”。从曾巩所写的《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81]，可以窥见当时馆阁饯行的具体情形。

有学者指出宋代馆职饯会的一些特点：一是馆职离馆外任，同僚必有饮饯；二是聚会的场所，一般在僧舍或名胜之地；三是饮饯赋诗，叙别离之情，有道义之乐，“道去者之美”是此类诗歌的题中之义；四是此类诗歌要汇编进上皇帝，可能会使作者不敢毫无顾忌地抒发情意。[82]这些论断很有见地。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从公共交往的角度进行论述，希望对这一现象有更为丰富的认识。

在馆阁送别中，馆阁学士的特殊身份得以凸显。同僚集体赋诗送别乃馆阁所特有的活动，“他司所无”。[83]《乌台诗话》云：“旧例，馆阁补外，同舍饯送，必分韵。”[84]这种雅兴自然源于他们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特点。唐代文馆学士多为兼职，且带有浓厚的文学侍从色彩，而宋代则设立馆阁这一独立机构以选拔、培养精通文章、学术的专门人才，“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85]“清贵”是馆阁学士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首先，他们尚未直接参与政事，故而比较清闲，有闲情雅致来赋诗唱和。其次，因其不直接介入政坛的纠纷，彼此少有政治上的冲突和党派斗争，故而在多数情况下，同舍的关系比较单纯，彼此之间有着纯挚的感情。再次，馆职被时人公认为仕进的快捷方式，历数朝中要职多有馆职的经历，因而馆阁学士们憧憬着未来的政治前途，自然是豪情万丈，对于馆职这一身份难免会有着“天之骄子”的荣誉感。对于离京的馆阁学士而言，同舍的饯别无疑能让其感受到群体的归属感，而对于其他馆阁成员来说，这样的集体活动也强化着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个体参与公共交往，是个人谋求社会归属感的一种重要途径，满足了个人安全、归属、社交、尊重、成就的需要，同时，群体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和强化。

馆阁赋诗饯行的场面貌似脉脉温情，其中也隐藏着功利的动机。在潜意识中，同舍们彼此都希望这段或长或短的馆阁生涯能够给未来的仕途积累下人脉。相对于仕途失意者在离京时的凄凉冷落，升迁外任者则是另一番煊赫热闹的情形。苏轼在《送章子平诗叙》中云：

熙宁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谏直集贤院，出牧郑州。士大夫知其将用也，十一月丁未，会于观音之佛舍，相与赋诗以饯之。[86]

其中“士大夫知其将用也”也许是无意之辞，却透露出士大夫为章衡饯行的潜在动因。对于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者，士大夫往往争相与之交结，送别之举更是不在话下。

与馆阁学士的身份相匹配，饯行地点的选择也追求排场和雅致，一般安排在“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87]由于参与人数众多，考虑的条件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距离不能太远，一般即在城内，毕竟浩浩荡荡地赶赴城外多有不便；二是活动空间要开阔，能够容纳相应规模的人员；三是环境优美，可供游赏，能够激发文思雅兴。从相关记载来看，馆阁饯会常于观音院举行。比如钱藻的这次饯行地点是在“城东佛舍之观音院”。[88]就在这年冬天，章衡离京，馆阁同舍也是“会于观音之佛舍”，“相与赋诗”，为其饯行。由于苏轼与章衡为同年友，众人推其作叙，以资纪念。[89]东京有两个观音院，一是在“城外”，乃“承平时执政丐外待罪之地”[90]，显然不是这次饯行的观音院；一是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91]，“丽景门里街北”[92]，这里当为馆阁饯会之所。

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学创作，馆阁饯行唱酬的参与者多为文坛精英，其作品必然烙上时代的印记，并引领着文风的走向。加之这些作品往往要呈送给皇帝，皇帝的参与势必对文坛的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一次在文学史上有其特殊意义，颇值一提。据《玉壶清话》载：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93]

查考《宋史》，刘综于景德四年“权知孟州事。未几召还，复出知并州”。[94]故而这次送别的大致时间当在景德四年或者之后不久，而此时的文坛西昆体方兴未艾。这次馆阁赋诗进呈给宋真宗，真宗特地予以甄选，其中诗风“平淡”的八联脱颖而出，“西昆体”的作品遭到明确贬抑，这无疑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仅如此，宋真宗随后还以其朝廷政令的形式直接干预文风的变革。大中祥符元年，杨亿等人编成《西昆酬唱集》。次年，宋真宗就正式下诏：“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95]有学者认为，宋真宗之所以给西昆体加上文风“浮靡”的罪名加以禁止，其要害实际上是在于《西昆集》中许多讽刺诗涉及真宗本人或当时朝政。[96]

另外，这些送别诗一经刊布于民间，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离京者回到地方之后，也喜欢将这些送别诗作公之于众。这样一来，送别活动就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可能成为一时的话题。程师孟出知婺州时，多达六十四人为其饯行赋诗，这些诗作都基本完整地留存下来。[97]再如，钱藻到了婺州，欲将这些送别诗刻之于石，并写信求曾巩为其作序。[98]

馆阁同舍的饯别行为一开始是带有个体主观意识的活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这显然是有关系密切的同舍在做活动的积极发起者和召集者，带有真挚的感情在其中，但“历世浸久，以为故常”[99]，遂演变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正如社会学研究者指出的，公共生活具有同化或侵蚀个体性的力量[100]，在馆阁饯别这一公共交往中，与会者个人之间的真情挚谊不易显现，这与私人饯行完全不同。比如景德四年，王钦若与杨亿等人同在馆中编修《册府元龟》。史载：

钦若为人倾巧，所修书或当上意，褒赏所及，钦若即自名表首以谢；或缪误，有所谴问，则戒书吏称杨亿已下所为以对。同僚皆疾之，使陈越寝如尸以为钦若，石中立作钦若妻，哭其傍，余人歌虞殡于前。钦若闻之密奏，将尽绌责。王旦持之，得寝。亿在馆中，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及钦若出知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101]

王钦若的奸诈在同僚中算得上尽人皆知，只是大部分人碍于皇帝的情面，并未将矛盾表面化，因而在馆阁送别这样的群体性活动中依然为王钦若赋诗。唯独杨亿难以掩饰对王钦若的不满，以至于真宗亲自令其作诗也敢“迁延不送”，可见他对王钦若的怨恨已刻骨铭心，虽然同在朝中，平日遇见都避之唯恐不及，可谓势不两立。当然，在这次送别事件中，杨亿和王钦若个人之间的恩怨冲突得以爆发带有偶然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二 朝廷宴饯：朝野荣之

北宋时期，一定级别或身份的朝臣在奉命出使、外任或告老时，朝廷亦举行宴会为其饯行，文献中统称之为“宴饯”。朝廷的宴饯之仪，在《宋会要》及《宋史》中都被列为礼之一种而设专节记述。《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三二载：

国朝凡宰相、枢密、参知政事、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日，皆赐饮。其日宣徽、三司使、学士、节度使、两使留后、观察使已上并预。如有节度使进上酒器者，俟第一盏遍，舍人引下殿进奉如仪。或上表辞免，即罢。

《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四〇及《宋史》卷一一九《宾礼四》亦载有“群臣朝觐出使宴饯之仪”：

大中祥符五年，诏自今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官，同列出使，并许醵钱饯饮，仍休假一日。余官有亲属僚友出行，任以休务日饯送。故事，枢密、节度使、使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见辞日，长春殿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

作为古礼之一，宾礼即邦国间的外交往来和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以及自王公以下直至士人的相见礼仪。《仪礼·士相见礼》郑玄注：“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这里所说的宴饯之仪，本属于宾礼的范畴。不过，在宋代以前，宴饯之仪并未被纳入宾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唐代宾礼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毗邻诸国以及三王二恪。[102]从两《唐书》来看，其宾礼对于宴饯之仪并无记载。可以说，从北宋开始，宴饯之仪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升到朝廷礼制的高度。

作为赵宋王朝政权机构的成员，官员们的日常活动受到朝廷礼制的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礼制，自有其严格的等级性。宋初的宴饯之仪，只是针对枢密使、节度使、使相这一群体，见辞日则在长春殿（即后来的垂拱殿）设宴饯行，“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103]建隆二年（961），“韩令坤、慕容延钊辞，宴于广政殿。自是，节度使以上出使赴镇，宴如仪”。[104]太平兴国八年，赵普以昭文相节度邓州，这年十一月丁卯，宋太宗宴饯赵普于长春殿[105]。五年以后的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下诏对宴饯制度作了修订，所涉及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包括了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官员，他们在同僚出使时，可以凑钱饯饮，并许休假一日。对于其他级别低的官员，则允许其在亲属僚友出行时，任以休务日饯送。那么，对于中下层官员的宴饯活动，为什么迟至大中祥符五年方才予以规定呢？这需要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背景。在太祖、太宗两朝，国家一直处于对外统一战争的状态，至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签订澶渊之盟，社会始步入和平稳定时期。加之，几十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仓廪实知礼节”，对于官员的日常生活在礼仪上加以规范终可提上日程。

宋初，在内殿的宴饯多是为武将举行。这自然是因为当时的局势未稳，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宋太祖、宋太宗需要仰仗武将的支持。太祖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十三日，“宴饯西川行营将校、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以上于崇德殿，赐金玉带、衣服、鞍、勒、马、戎器有差”。[106]太宗雍熙（984—987）、至道（995—997）年间于垂拱殿宴饯曹彬、潘美、李继隆。

进入真宗朝，内殿宴饯的对象开始转向文官。到宋真宗以下诸朝，“崇文抑武”方略作为祖宗之制不仅被继承，而且不断得到放大，从而出现前所未有的文武关系失衡的状态，形成文尊武卑的格局。因此，士大夫群体已渐成政治主体，甚至对皇权也产生相当大的制约作用。[107]在这一背景下，皇帝对文官多加礼遇也就成为自然之事。比如，景德四年，邢昺“超拜工部尚书、知曹州”，入辞日，宋真宗在崇和殿举行宴饯，“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108]皇祐四年，贾昌朝欲往许州任官，临行之际，宋仁宗“命侍读学士以下饯于资善堂”。[109]至和二年三月八日，翰林侍读学士、知徐州吕溱辞京，宋仁宗“特命于资善堂赐宴以饯之，仍诏自今由经筵出者并如例”。[110]皇帝为离京的经筵官在资善堂赐宴饯行遂成为惯例，这也不失为优遇师臣、崇文重教的一项举措。

治平四年（1067）四月，李柬之自工部尚书拜以太子少保致仕，“旧无閤门谢辞式”，宋神宗“特赐对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资善堂”，“令讲读官皆赋诗，劝劳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111]五月十一日，王珪奉圣旨撰有诗《资善堂御筵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并《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112]九月，李受拜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十日，神宗“赐宴赋诗及序，如柬之礼”[113]，“诏王珪、司马光、范镇、吕公著、傅卞、宋敏求、杨绘、王猎、孙思恭饯饮资善堂，又赋诗送之，内出金花异果，赐赉甚富”。[114]相去数月，故时人称“二李”。叶梦得《石林燕语》曰：“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请，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他还认为，二李之所以特别受到如此优渥的礼遇，是因为他们都曾是英宗的“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115]宇文绍奕《燕语考异》则考证指出此说有误，云：

真宗朝，张齐贤、王嗣宗、冯起致仕皆谢辞，起乃自郓入觐，此云不入谢辞，非也。治平四年四月，李柬之致仕，九月，李受致仕，此云“后数日”，非也。咸平三年翰林学士朱昂、庆历八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杨偕，皆以致仕召对赐宴。又元丰七年文潞公既致仕入觐，仍赐宴，则召对赐宴，非特二李也。富郑公谢致仕恩命云：“已蒙指挥，特放朝谢，兼以病废，无由暂至阙下，一对天光。”[116]

叶梦得是在二李致仕离京十年之后才出生，如果说他的记述和理解有所偏差，那么，比叶梦得年长三十岁且身为经筵官之子的王巩，对于此事的记载应当更为准确可信。王巩的《闻见近录》云：

李柬之、李受自侍从请归老，先公时在经筵，因而奏曰：“柬之等尚可陈力而亟请老。近年士大夫贪冒爵禄，年踰礼经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数，以励风俗。”已而诏就资善堂会经筵官，赐饯，内出珍果、名花，巨觥酌劝，时人荣之，比之二疎。”[117]

实际上，二李是宋英宗的经筵旧臣，宋神宗之所以如此礼遇二李，最关键的是因为二人“尚可陈力而亟请老”，而当时有很多士大夫“贪冒爵禄，年踰礼经而〔不〕知止”，王巩之父王素认为表彰二李有助于劝励风俗，因而奏请神宗对他们“稍加恩数”，目的很明确，意在劝勉其他士大夫不要贪恋权位。

北宋时期，朝廷在大内的宫殿举行宴饯是一种常规的制度，而“都门置饯”则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在北宋历史上屈指可数。从现存史料来看，仅有朱昂、邢昺、孙奭、文彦博等人享受过这种待遇。巧的是，朱昂、邢昺、孙奭、文彦博这四位的出行方向各不相同，饯行宴会分别安排在玉津园、宜春苑、瑞圣园、琼林苑（金明池）等四座京城最为著名的皇家御苑。[118]皇帝经常在这些园林举行游宴活动。玉津园位于外城南门南薰门外，御街出了南薰门往南正好从玉津园的中间穿过；宜春苑位于外城东门朝阳门（俗称新宋门）外的大道南侧；瑞圣园位于景阳门（俗称新封丘门）外路东；琼林苑和金明池位于外城西门顺天门（俗称新郑门）外，二园南北夹道相望。[119]这四座名园分别是出了“国门”前往南、东、北、西四个方向的必经之处，也成为适于饯行的场所。

咸平三年，翰林学士朱昂抗表请老，真宗授其工部侍郎致仕，“许归江陵”。《宋史·朱昂传》载：

旧制，致仕官止谢殿门外，昂特延见命坐，恩礼甚厚。令俟秋凉上道，遣中使赐宴于玉津园，两制三馆皆预，仍诏赋诗饯行，缙绅荣之。[120]

在此之前，朝廷从未对致仕官举行过赐宴饯行活动，因此朱昂这次离京的宴饯才引起“缙绅荣之”的效果。对于这次活动，除了正史以外，夏竦为朱昂所作行状有更为生动详细的记载：

发日，命两制丞郎、三馆臣僚祖道于南薫门，中使赐宴于玉津园。冠盖盈路，供帐甚隆，荣动中外，光震都国。明年，开封府秋试进士，遂以“玉津园宴送朱翰林归渚宫”为诗题，为时所贵尚如此。旧相张公齐贤洎诸近臣有诗五十三章，礼部尚书知开封府温公仲舒有长韵诗一章，和者一十三人，朝野荣之。[121]

行状乃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的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立传的依据。对于朱昂离京之事，行状的记述就较为详细具体，而《宋史》本传则简明扼要；但二者显然都将朝廷的赐宴饯行作为朱昂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来大书特书。这也正反映出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恩遇，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的致仕官只是在殿门外向皇帝表示谢恩而已。

在帝制时代，能够赢得皇帝的隆宠往往被视作士大夫的莫大荣耀。宋真宗命“两制三馆皆预，仍诏赋诗饯行”。其中杨亿的诗，题曰：“朱侍郎致仕南归，上特锡宴于玉津园，仍诏两制三馆并预其会，以伸祖送，辄赋诗美之”。[122]皇帝特意为朱昂的离京营造一种众星捧月般的热烈场面，无疑使群臣为之艳羡，以此为荣，这在无形中将朱昂塑造成了理想的臣子形象。

宋真宗“命两制丞郎、三馆臣僚祖道于南薫门，中使赐宴于玉津园”。南薰门乃东京外城的正南门，位于御街的南端，与内城的朱雀门、宫城的宣德门同在东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作为由南面进入东京城的第一道城门，南薰门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过往人群的川流不息也可想而知。玉津园正位于南薰门外，横跨大道的两侧。如此多的缙绅同时云集街头，“冠盖盈路，供帐甚隆”，盛况空前。饯行活动安排在如此热闹的公共空间，京城的庶民百姓得以直观感受到朝廷的威仪和排场，从而产生“荣动中外，光震都国”的效果。因而，这一活动也就带有了公众活动的色彩，其意义也就超越了赐宴事件的当事者本人。

或许是由于朝廷在都门宴饯朱昂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史书对其场面的记载最为详细。之后为邢昺、孙奭、文彦博等人举行的宴饯，虽然规格亦与此相当，但相关的记述就较为简略。

景德四年，邢昺“拜工部尚书，知曹州职如故。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设会于宜春苑”。[123]

明道元年（1032），翰林侍讲学士孙奭以年逾七十请致仕，宋仁宗不许，“优拜工部尚书，复知兖州。诏须宴而后行，又留数月”，恩渥有加，“及行，赐宴瑞圣园，又赐诗，诏近臣皆赋”。[124]

元丰七年（1084），文彦博以太师致仕，西归洛阳，临行之时，宋神宗“特命三省以上赴琼林苑宴饯，复赐御诗送行”。[125]文彦博有诗《西归日琼林苑赐宴即席》，写道：“群公尽出都门祖，盛事光于汉二疏”。[126]王珪、郑獬等人都有《奉诏赴琼林苑燕饯太尉潞国文公出镇西都》诗存世。[127]在宴饯之时朝中同僚赋诗道别，展示文学才华，由此得到皇帝的注意和提拔。文彦博归洛阳，右司员外郎邢恕“有诗送行”，宋神宗“称焉，且谓恕久在馆下，当迁”。不久，邢恕升任职方员外郎。[128]

朝廷为重臣举行的赐宴饯行是由皇帝发起，朝廷主办，故而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皇帝之所以特诏群臣赋诗，除了烘托气氛之外，亦当有渲染君臣谐睦之意。这一活动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也在臣僚之间引起一种“朝野荣之”[129]的互动。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活动为万众所瞩目，对于朝野民众的社会观念有着巨大影响，容易起到风向标的作用。饯行这样的活动，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趋向，对朝野产生相应的影响。据有学者对于唐代长安通化门的研究：唐代皇帝的临送和祖道多与国家重大军事行动有关。[130]然而，据现存材料来看，北宋真宗朝以后皇帝少有为武将送别的记载，其送别的对象大都是文臣。联系北宋崇尚文治、“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这种情况也就不难理解。

三 后生相送：空学出祖

以上我们讨论的朝廷宴饯，其组织者皇帝与离京者之间有着“上对下”的关系。朝廷宴饯的参与者还有朝中同僚，馆阁祖饯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馆阁同舍，他们与离京者之间基本是平级的关系。此外，还有后生晚辈为名师举行的送别活动，这反映的则是另外一种学缘关系中“下对上”的代际交往。

北宋初期未曾见到太学生为名师送别的事件。宋初诸帝急需人才，但仅关注科举取士，加之此时国力尚弱，对学校教育无力顾及，致使北宋初80年间太学并不发达，甚至不如唐末和五代时期。北宋初，国子监只有70名学生，均为官员子弟。正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所云：“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131]经过五代时期的连年混乱，人心未定，社会秩序尚未恢复，读书向学、尊师重教的风气还未形成。

至宋真宗时，发生了一次新科及第进士集体为王禹偁送别的事件。王禹偁在宋真宗即位后被重新召回朝廷修撰《太宗实录》。咸平二年，他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再度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岗）。因为他是在修实录时直言犯忌得罪遭贬，宰相也对他“不悦”。一时之下，纵使亲朋好友也畏惧时势，不敢接近他，唯有窦元宾拉着他的手在閤门前哭泣感叹：“天乎！得非命欤？”王禹偁有感于人情冷暖，也感激他替自己报不平的意气，日后曾经写诗相谢：“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閤门前。”当时任翰林学士参政的苏易简做主试官，一榜选拔了进士353人。苏易简同情王禹偁，虽然对他的贬谪无能为力，却愿意对这位直言敢谏的宿儒表示最后的一份敬意。他上书朝廷“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于是这353名新榜进士奉旨送王禹偁出郊，在官桥拜别。王禹偁当时百感丛生，遂口占一绝，托状元孙何致谢苏易简：“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132]当然，参与这次活动的新科进士是在座主苏易简的召集下加入进来，因而，更主要的是反映出王禹偁与同僚苏易简之间的情谊。另外，苏易简在发起组织这场活动时，首先是向朝廷上书申请，在获得朝廷同意之后才行动，这也反映出此类活动的组织在当时需要事先在朝廷备案，并求得认可和批准。因而，这次为王禹偁举行的公共送别还是带有一些官方的色彩。

民众自发组织的送别活动主要是由太学生发起。胡瑗和郑穆在致仕时，太学生及公卿大夫在城门举行了盛大的送别活动。这当然要考虑到胡瑗和郑穆二人的特殊身份。他们都是享有盛名的教育家，长期执教于太学，在人才培养上卓有建树。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133]胡瑗早年在苏州、湖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史称“苏湖教法”。郑穆同样是一代名师，“门人千数”，与陈襄、陈烈、周希孟为友，号“四先生”。郑穆在德行方面也堪为师表，“性醇谨好学”，“进退容止必以礼”。[13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胡瑗和郑穆之所以深受太学生的爱戴和尊崇，正是有赖于他们的德高望重。

太学生积极组织、筹划为胡瑗、郑穆等名师举行隆重的送别活动，无疑是以北宋的历次兴学运动为背景。北宋太学的复兴之路分为四个阶段：北宋初期（960—1043）、第一次兴学（1043—1067）、第二次兴学（1067—1101）和第三次兴学（1101—1026）。[135]北宋初期，学校教育不受重视，太学发展缓慢。真宗朝以后国家逐渐安定，确立了重视知识、尊重读书人的文教国策，太学也由此得到较快发展。胡瑗在太学的执教生涯主要是宋仁宗年间，这是北宋太学第一次兴学的阶段。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政，开始积极筹划兴学。次年，发动兴学运动，效法胡瑗在苏州、湖州的办学经验，“著为令于太学”，史称“庆历兴学”。虽然进行不到一年，运动便以失败告终，但其结束了宋初重科举、轻官学的局面，使官学教育得以全面恢复，并促使太学独立设置，同时也揭开了北宋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此后20余年间，科举的弊端一再被抨击，兴学育才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皇祐二年十一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胡瑗仍被诏进京与阮逸共同主持。皇祐四年，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他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在任教期间备受学生的欢迎和敬重。在他主持太学期间，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以至于太学容纳不下，只好借用旁边的“官署以为学舍”。胡瑗的教学效果也非同凡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136]嘉祐元年，胡瑗晋升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但仍在太学执教。胡瑗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被视为一代宗师，后来连宋神宗也称他为“真先生”。晚年的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嘉祐四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能上朝，仁宗“数遣使者存问，又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137]

郑穆在宋仁宗时就曾经有过执教国子监的短暂经历。相对于胡瑗科举屡屡不第，郑穆的科举道路要顺遂很多。皇祐五年，他35岁时就登进士甲科。《宋史·郑穆传》载：

举进士，四冠乡书，遂登第，为寿安主簿。召为国子监直讲，除编校集贤院书籍。岁满，为馆阁校勘，积官太常博士。乞纳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从之。改集贤校理，求外补，通判汾州。[138]

这段记载简明扼要地记述了郑穆前半生的履历，但对于他具体是哪年任“国子监直讲”，其他史籍也未有明确记载。据《职官分纪》卷二一载，皇祐四年诏：国子监直讲“今后须选举通明经义、德行纯至、有老成之器，年四十以上可与胄子为仪范者充”。故而，郑穆要任国子监直讲，至少要至嘉祐三年他年满四十岁以后。从史料记载来看，他首次国子监的执教经历似乎比较平淡，史书并无更多记载。

郑穆在国子监的执教生涯主要是在北宋第二次兴学运动失败以后。这次兴学运动始于熙宁四年，元丰年间（1078—1085）继续推行，史称“熙宁、元丰兴学”。王安石总结了范仲淹兴学的经验和教训，对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年幼，高皇太后专权，起用守旧人物，包括太学改革在内的新法均遭废弃，致使太学的发展也进入低潮。直到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以后，才部分恢复了熙宁新法，使太学办理重获生机。元祐初年，郑穆“召拜国子祭酒，每讲益，无问寒暑，虽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礼送迎。诸生皆尊其经术，服其教训”。经过20余年的历练，郑穆的教学效果大有起色。此后的几年中，他先后执教于皇室或国子监，或为扬王、荆王的侍讲，或为扬王、徐王的翊善，或为国子监祭酒。至元祐六年，郑穆请求告老还乡，此时朝廷的反应耐人寻味。《宋史·郑穆传》载：

（元祐）六年，请老，提举洞霄宫。敕过门下，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不报。太学之士数千人，以状诣司业，又诣宰相请留，亦不从。于是公卿大夫各为诗赠其行。[139]

太学生希望朝廷能够留任郑穆，为此数千人奔走呼吁。遗憾的是，朝廷对于郑穆请求致仕未加挽留。当然，郑穆当时已经七十四岁高龄，早已过了致仕的正常年龄，但这也与朝廷的时局不无关系。宋哲宗年方十五岁，尚未亲政。郑穆在国子监执教的这个阶段也正是北宋教育发展的波动期和低落期。总之，朝廷官方对其致仕离京的态度是有些冷淡。不过，民间社会所给予的肯定和尊崇，还是带给郑穆心理上的一些安慰。

在为胡瑗、郑穆送别的时刻，围观的“路人”也构成了送别场景中的重要角色，代表着都城的普通民众。他们虽然不是组织者专门约请来参与送别活动，但将送别活动安排在城门这样的公共空间，则显然是太学生们有意为之。“空学出祖汴东门外，都人观者如堵，叹未尝见”，庶民们目睹送别的盛况，其影响遂扩大到京城闾巷，形成轰动朝野的社会效应。太学生积极为胡瑗、郑穆等名师组织送别活动，也是他们在承平时期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国家社稷的一种表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北宋末期太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先声。[140]

本章小结

士人的送别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实现科举与仕宦的梦想，北宋士人往来于京城与地方州县之间。有些是来京求学或参加省试的士子；有些是等候朝廷安排新职务的地方官。宋代的地方官由中央统一委派，并实行定期轮任制度，其间要与皇帝进行各种形式的文书交流或面谈奏对。[141]这些士人离京时，朝廷、同僚及亲友往往为其举行不同形式的饯行活动。在纷繁的送别现象背后，举子返乡、游宦外任、告老还乡，是不同阶层的士人或者士人在不同人生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离京事由。这些送别现象也折射出在科举及官僚制度下生存的士人在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多重人生境遇。

私人送别虽具有私人性，不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由于其频发性，涉及的绝对人数更多，更能反映出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士人的生活实态，因而更具有普遍意义。公共送别是作为个体的士人参与群体生活的一种途径。不论是离京者，还是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都是作为个体置身于这一公共生活中，并由其各自的独特角色而有着不同的感受。对于活动的发起者来说，一般有着支配和主导公共生活的意愿。对于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个体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这种公共生活也得到强化。对于离京者来说，公共送别也赋予了他特殊的社会荣誉。

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边界并不是截然分明的，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这两种交往关系，也并不是始终相互分离，在许多场合它们是重叠或交叉的。私人送别中的赠别文字本属于私人之间的应酬之作，但由于作者身份的显赫，或作品质量的高妙，一经传播开来就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而超逸出私人生活的层面，产生了社会文化的公共效应。送别本来是私人之间的交际行为，而在馆阁这样的群体中则被作为一项特定的公共活动，并逐渐固化为一种习俗。不仅如此，送别之仪在北宋还达到了朝廷礼制的高度，并对不同等级的官僚所享受的送别待遇加以规范。

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送别活动所占据的城市空间也各有特点，城市空间的等级秩序与阶级制度下的社会分层存在着微妙的关系。由朝廷参与的士大夫送别活动，在礼仪规格上更加富有官方的色彩，而且被安排在御街等显耀的公共空间，营造出煊赫热闹的盛大场面，构成为一种京城特有的城市文化的塑造形式。

[1] 诸如：赵炳耀《历代送别怀远诗歌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张学文《历代送别诗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路秉灿《历代送别诗选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国强、白冬燕《历朝送别忆旧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2]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页），高敏《魏晋南朝“送故”制度考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以及汪征鲁《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

[3] 阮阅辑：《诗话总龟》前集卷43《送别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416页。

[4]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从与私人交往相区别的意义上理解，公民间公共交往的思想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约尔根·哈贝马斯的讨论所发展的对于人类交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深入洞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思想的重要收获之一。亚里士多德和约尔根·哈贝马斯对于私人交往、私人生活和公共交往、公共生活的理论阐释分别是基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国度的历史情况，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过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士人交游现象；但是，借用私人交往、公共交往这一概念无疑能够为我们讨论相关的问题提供新鲜的视角，以便于多层次地展开更深入的理解。参见廖申白《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晏辉《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传统伦理的现代境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86页。

[6] 《宋史》卷15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61页。

[7] 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

[8] 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510页。

[9] 李弘祺：《宋代的举人》（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版，第297—312页）所称的举人与举子意思大同小异。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0页。

[11] 《欧阳修全集》卷11《送杨先辈登第还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8页。

[12] 《欧阳修全集》卷13《送郑革先辈赐第南归》，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3页。

[13] 关于落第士人近些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王鹏《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4]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5《送林介》，四部丛刊本。

[15]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页。

[16] 《欧阳修全集》卷66《送方希则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60—961页。

[17] 《金石萃编》卷139《赠李方叔赐马券》，券文后，录苏辙《方叔来别子瞻馆于东斋将行子瞻以赐马赠之方叔作诗次韵奉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2页；此诗见《苏辙集·栾城集》卷16，诗题略有不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0页。

[18]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题东坡所作马券》，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19] 《苏轼诗集》卷30《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8—1570页。

[20]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4《次韵子瞻送李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21] 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22] 徐铉：《徐公文集》卷22，四部丛刊初编本。

[23] 《宋史》卷441《卢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3页。

[24] 荒木敏一：《宋代の糊名法に就ひて》，《京都学艺大学纪要》昭和39年10月号；徐规、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穆朝庆：《宋代糊名法和誊录法的若干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5期。

[25] 《司马光集》卷64《送李揆之推官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7页。

[26] 黄云鹤：《唐宋落第士人抗争及政府对策》，《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27] 《欧阳修全集》卷44《送张唐民归青州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27页。

[28] 《欧阳修全集》卷44《送曾巩秀才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25页。

[29] 《宋史》卷319《曾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90页。

[30] 《欧阳修全集》卷44《送曾巩秀才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25页。

[31] 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6《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

[32]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2页。

[33]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1，《全宋笔记》第六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34] 《宋史》卷262《刘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75页。

[35]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5页。

[36] 《宋史》卷345《邹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56—10957页。

[37] 《宋史》卷345《王回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60页。

[38] 《苏轼文集》卷21《王仲仪真赞并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4页。

[39] 《欧阳修全集》卷4《送荥阳魏主簿广》，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69页。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王秋生《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黄山书社2005年版）认为是皇祐二年（1050）初作于颍州。但从该诗的内容来看，这是二人初次相见时所作。从欧阳修庆历七年春写给晏殊的书信中向时任宰相的晏殊推荐魏广的《与晏元献书》（《欧阳修全集》卷145《与晏元献公同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52页）来看，欧阳修与魏广初次相见应该是庆历六年冬。

[40] 参见战秀梅《北宋士大夫地方教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24—126页。

[41] 《司马光集》卷64《送通山郝令戭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0页。

[42] 刘敞：《公是集》卷35，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27页。

[43] 东京是北宋的宗教中心，佛教寺院有4万多所，道观也有很大发展。东京寺院一览表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543页，道观一览表见同书第550—562页。关于士庶在相国寺中的活动，可参见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82—294页。

[44] 《欧阳修全集》卷149《与梅圣俞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8页。

[45]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六月晦日定力院同原父赋送伯镇景纯枢言三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8页。

[46] 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上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22页。当然，据薛瑞生校注的考证，这首词作于咸平五年，不是官场祖饯，而是情人送别。此处引用主要是为了说明都门是重要的送别地点。

[47] 刘敞：《公是集》卷12《和永叔寒夜会饮寄江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8页。

[4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4《刁景纯将之海陵与二三子送于都门外遂宿舟中明日留馔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49]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42《韩持国从富并州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6页。

[50]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5，四部丛刊本。五月，原作六月，据《王黄州小畜集》卷21《滁州谢上表》改。

[51] 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52] 《宋史》卷265《吕蒙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47页。

[53] 《宋史》卷293《王禹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5页。

[54] 《宋史》卷439《宋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98页。

[55]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5《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四部丛刊本。

[56] 《蔡襄集》卷8《三月出城别张唐公会玉仙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57]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造九鼎》，《全宋笔记》第五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58] 周城：《宋东京考》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页。

[59]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造九鼎》，《全宋笔记》第5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60] 《蔡襄集》卷8《和张唐公约游名园遇雪辄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61]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6，《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62] 刘攽：《彭城集》卷12《重到谢氏园亭寄裴博士俊叔王主簿宗杰时裴往淮南王出京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6页。

[63] 刘攽：《彭城集》卷14，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2、187页。

[64]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应辟许昌京师内外之亲则有刁氏昆弟蔡氏子予之二季友人则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携肴酒送我于王氏之园尽懽而去明日予作诗以寄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65] 《宋史》卷294《胥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18—9819页。

[66] 《曾巩集》卷43《都官员外郎胥君墓志铭》云：“予与君皆嘉祐二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1页。

[67] 《欧阳修全集》卷44《送杨寘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28—629页。

[68] 《曾巩集》卷14《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2—223页。

[69] 《欧阳修全集》卷13《送梅龙图公仪知杭州》，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5页。

[70] 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2页。

[71]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9，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8、186、190页。

[72] 《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八月丙子条，第2877页；卷144，庆历三年十月丁未条，第3482页；卷180，至和二年八月辛丑条，第4365页；卷195，嘉祐六年闰八月己丑条，第4717页；卷284，熙宁十年八月己丑条，第69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73] 陈骙：《南宋馆阁录》卷6《饯会》，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9页。

[74] 夏竦：《文庄集》卷28《朱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外集》卷13，四部丛刊初编本。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认为，此序当撰于咸平三年秋冬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76] 杨亿：《武夷新集》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2，《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60页。

[78] 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7页。

[79] 高似孙：《剡录》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65页。

[80]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9《林次中使契丹刘平仲出倅郓州同舍十有六人饮饯于丁氏园次少蓬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林次中，名旦。徐培均笺注云，此诗当作于元祐五年九月。

[81]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82] 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5—166页；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283页。

[83]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84] 《东坡全集·东坡先生年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86] 《苏轼文集》卷10《送章子平诗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

[87]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88]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89] 《苏轼文集》卷10《送章子平诗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

[90]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6，《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91]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上清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9页。

[92]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1《祠庙庵院》，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0页。

[93]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94] 《宋史》卷277《刘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33页。

[95] 《宋史》卷7《真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页。

[96] 张鸣：《从“白体”到“西昆体”——兼考杨亿倡导西昆体诗风的动机》，《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34页。

[97] 参见黄康弼《续会稽掇英集》卷1、卷2、卷3、卷4、卷5，影印浙江图书馆清抄本。

[98]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99] 《曾巩集》卷13《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100] 晏辉：《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传统伦理的现代境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1] 《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9—1510页。

[102] 王美华：《唐宋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27—131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03] 《宋会要辑稿·礼》45之4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4] 《长编》卷2，建隆二年闰三月丙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页。

[105] 王应麟：《玉海》卷30《太平兴国赐赵普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573—574页。

[106] 《宋会要辑稿·礼》45之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7] 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108] 《宋史》卷431《邢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99页。

[109] 王珪：《华阳集》卷56《贾昌朝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0] 《宋会要辑稿·礼》45之1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1] 《宋史》卷310《李柬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76页。

[112] 王珪：《华阳集》卷4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3] 《宋史》卷310《李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76页。

[114] 《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5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5] 《宋会要辑稿·礼》45之1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石林燕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116] 《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54、5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7] 王巩：《闻见近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18] 东京城的园林也星罗棋布，特别发达，其统计可参见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的考察》，《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558—578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86页。关于东京园林中的士庶活动，学者有过论述，参见张婉真《北宋园林与文人生活——有关中国文化传递的思考》，《历史博物馆学报》1999年第12期，第133—152页；StephenH.West，“Spectacle，Ritual，andSocialRelations：TheSonof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ong”，Baroque Garden Cultures：Emulation，Sublimation，Subversion，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cy and Collection，Washingtong，D.C.pp.291—321.

[119] 王应麟：《玉海》卷171，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136—3138页。

[120] 《宋史》卷439《朱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08页。

[121] 夏竦：《文庄集》卷28《朱昂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2] 杨亿：《武夷新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3] 《宋史》卷431《邢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99页。

[124] 《宋史》卷431《孙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07页。

[125]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126]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7] 王珪：《华阳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郑獬：《郧溪集》卷2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8] 《长编》卷354，神宗元丰八年夏四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78页；《宋史》卷471《邢恕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03页。

[129] 夏竦：《文庄集》卷28《朱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0] 王静：《城门与都市——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0页。

[131] 《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公文集》卷6《白鹿洞书院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132] 文莹：《玉壶清话》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41页；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9《王元之不知举》，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8—379页。

[133] 袁征：《北宋改革派教育家胡瑗》，《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漆侠：《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34] 《宋史》卷347《郑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14页。

[135] 罗玉霞：《北宋太学的复兴及其管理的完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136] 《欧阳修全集》卷25《胡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9页。

[137] 《欧阳修全集》卷25《胡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0页。

[138] 《宋史》卷347《郑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14页。

[139] 《宋史》卷347《郑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15页。

[140] 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重印；张晓宇：《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

[141] 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结语

一 朝堂内外与士人活动

士人的交游一般被视日常生活的范畴，但难以脱离特定时代的依托、限定或制约。士人交游的内容、方式等具体情形既反映出时人的情趣追求、理想抱负等时代风尚，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等诸多社会问题。

东京是北宋王朝政治风云变幻的中枢，身处天子脚下，东京士人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容易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在重大政治事件到来之际，一些士人往往会被卷入其中，其交游关系或者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在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中跌宕起伏。即使在野的官员，也时刻关注着朝中的动向，等待时机登进或重返朝堂。他们也通过交游的方式打探朝堂的动向，以期把握政治的脉搏，审时度势，伺机而动。

士人的各种社会活动，都难以逃脱朝廷制度的规范、诱导和约束。随着制度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制度层面的规定不仅是由活生生的“人”来贯彻和落实，而且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的日常活动。宋代士人怀有强烈的入世精神，汲汲于科举的道路，希冀于宦途的显达，以经世致用、经邦治国。朝廷为了选拔和管理官僚队伍，制定并不断调整相关的制度。士人也随之调适个人的行为，以迎合、应对这些制度。宋人之所以“举世重交游”，正是由于当时的科举、荐举等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入仕及宦途升迁过程中无法离开贵人的提携与扶持。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士人不得不委身于权贵，苦心经营相应的人脉。

本书选择“朝堂之外”这一视角，是以朝堂作为考察研究的观照背景。宋朝士人以科举入仕为基本的人生追求，这即决定了朝堂乃其生存、发展中密切关注的焦点。本书的研究对象虽是士人在朝堂之外的交游，但缘于士人的身份特点，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关涉一定的政治背景，或者带有直接的政治目的，或者渗透出某种政治态度，或者无意之间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毋庸赘言，研究京城的士人交游，不可能全然脱离对于以朝堂为重心的政治因素的分析。朝堂上的政治事件、制度政策，无不对士人的日常行为形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但是，朝堂政治并非士人生活内容之唯一。相对来说，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活动时间更为自由，交游内容更为丰富。如果说党派纷争构成了紧张沉重的时代主旋律，那么，同道友好之间的互访、雅集和宴饮等朝堂之外的活动则犹如轻松舒缓的和弦音。这两大主题交汇相伴，共同展现出士人社会的独特风貌。那些远离朝堂的日常往来、诗歌酬唱乃至休闲娱乐，正反映着士人生活的常态。由于远离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大事件，这些“常态”在此前的讨论中似乎没有寻得“意义”。孤立地看，这些过从活动确实显得平淡、琐细；但如果从长时段来考察那些凸显于重大历史事件过程的党派“关系”，其生成绝非一朝一夕，而是渗透于此前的日常交游之中。也正是由于这种时效上的后延性，重大事件之前的一系列交游不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也使得后人所展现的历史发展脉络出现或大或小的缺环。实际上，人际关系的建构需要感情的投入，看似琐细平淡的交游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日常交游中，各种社会关系得以缔结、维系，并可能在将来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士人在朝堂之外的这些日常交游，正如处于缓缓流动中的历史长河，既构成延续历史进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为波峰浪尖的高潮积蓄着力量。

二 士人交游与都市空间

不同类别的交游活动情形多样，本书重点讨论拜谒、走访、宴饮、雅集及送别这五种最具代表性的交游方式，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

与走访、雅集等相比，拜谒最明显的特点是：活动双方的地位有高低尊卑的落差，角色位置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分。一般是地位较低者前往拜谒地位较高者，进而生成相应的门生关系。与走访相比，雅集是众多宾客聚于一起的群体性文化活动，而走访则是私人宅第的小规模的人际来往。与宴饮相比，雅集的参与者有着更高的文化品位，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几种活动是互为一体的，并不很容易截然区分。走访与私谒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走访、雅集和送别中也有宴饮的内容，宴饮中也有酬唱等文化活动。

城市社会是活生生的人与各种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各有其特殊性，其中的交游活动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反映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即使同一类型的空间内，基于交游主体、内容的不同，也会凸显出不同的交游场景，反映出情形各异的社会现象。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有着宫殿、衙署、寺庙、道观、酒肆、茶馆、住宅、庭园等各种性质的都市空间，共同构筑为层次丰富的社会舞台。北宋东京的都市空间也可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生成、存在的载体。[1]北宋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各种类型的都市空间，但从现存史料的记载来看，不同空间内的交游活动并不均衡。具体而言，住宅与庭园这类私人空间内的记载最为丰富，衙署、寺观、园林等公共空间次之，而酒肆、茶坊等商业空间最少。这一情形多少与以往的印象有所差异，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非不可理解。作为朝堂空间的载体，衙署中的交游活动本身就带有边缘性的色彩，在空间、时间上渗透于朝堂事务的夹缝之中，交游内容也受到种种限制。

相对于公共空间而言，住宅与庭园在交游上自有其优越之处。宅园一般是封闭独立的城市空间，承载的是属于私人的生活世界，其中的交游内容往往具有私密性，呈现的是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士人在朝堂之外最便利、最主要的交游空间当为彼此的住宅或庭园。由于没有公共空间的各种限制，宅园内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意性。由于住宅的建筑格局具有封闭性的特征，外人无法窥探宅内活动，这使得其中的交游更具有私密和亲密的性质。宅园中多有士人的走访活动，其参与者多为主人的至亲、密友、同道、同调。宾主双方即使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有所差异，但在交游中则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反映到心态上，双方都比较积极、轻松。进一步来看，走访体现出更亲密的私人关系；而雅集则更鲜明地呈现出士人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属性。

但是，宅园并不能反映士人交游的全貌，其他类型的都市空间也从各自的侧面呈现出特有的交游场景。衙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同僚之间的交往是这一空间内的主要内容。衙署中带有官方色彩的集体性活动，并不能反映彼此之间私人关系的亲疏。同僚在政务丛集、利害相关的衙署中常有不和谐事件，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甚至倾轧。这也是衙署交游有别于其他空间的特点之一。琼林赐宴为同年之间提供了交游机会，但实属朝堂事务的展开部分。皇帝为重臣在园林举行的赐宴以及馆阁饯行也都可以看作朝堂活动的延伸。寺观、园林中的其他日常性的结伴游赏以及送别，则多是出自个人行为，既反映出人际关系的亲疏、世态人情的冷暖，也透露出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作为商业性交游空间的酒肆、茶坊，虽然与朝堂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发生的交游活动一直受到朝廷的关注。宋初，朝廷明令禁止朝中的某些官员到茶坊、酒肆饮酒。社会步入承平时期以后，前往酒肆这样的场合在士人社会已被广为接受。随着商业化的进程，酒楼作为交游的功能日益重要，已经不容朝廷漠视。特定的空间所提供的交游环境、所烘托出的交游气氛，都为士人的交游定下了基调。士人的活动则赋予都市空间独特的人文意蕴，随着年代的久远，愈益散发出历史的鲜活与厚重。

不同的都市空间也为士人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相应的平台。以诗会友是士人交游的重要内容，也是有别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唱和活动简便易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也可以通过书信传递。唱和活动可谓无所不在，充溢于各种类型的空间。不同的空间影响甚至决定着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思想、风格等诸多方面。以往多是从唱和活动的群体或者主题来讨论唱和，而没有注意到空间性的问题。从空间这一视角来研究诗歌，会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有助于理解某些文学现象。士人游走于各种都市空间，有着贴近生活而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其中的走访、雅集乃至宴饮等活动多伴有诗歌酬唱。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各具特色，其中所作的诗歌内容也各有千秋。东京士人的唱和以不同类型的交游空间为依托，孕育出各具风格的诗歌流派，构成了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

东京士人的交游当然离不开对于城市空间的涉足以及其中活动的参与。士人在都市里的活动空间与其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同身份的士人在不同性质、类别或等级的都市空间中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群体的等级秩序在都市空间上的变相映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士人身份的变化，他在京城的活动空间也不断发生着相应变化，这也折射出城市空间与士人身份的互动秩序。当然，士人的诗作所描绘的都市景观，有些是亲身接触，有些则是在与友人唱和中所提及，无论如何，这些景观能够进入诗中，对诗人来说，均是一种都市体验和情感反馈。

三 都市生活与社会融入

形形色色的交游现象不仅呈现出士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也折射出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相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涉及不同维度，学界有过不同定义。综合各种观点，社会融入概念的核心一般是指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同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2]或者说，社会融入就是以一个新的角色适应社会的过程，社会适应可以分为3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也有的将社会融入归纳为四个维度：经济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or incorporation）、文化接纳（cultural acceptance）、行为适应（behavioral adaptation or adjustment）、身份认同（identity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这四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也相互交融，互为依存[3]。

笔者认为，经济层面之外的，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是互为一体的，也基本等同于身份认同、文化接纳及行为适应。而对于不同时代来说，其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其自身的素质和需求也不尽相同，因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社会融入的具体情形自然存在着各种差异。对于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来说，关于社会融入的社会学理论，与其说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说是提示了讨论问题的角度。

从经济层面而言，能够谋求到一定的官职以获得俸禄，是大多数地方士人立足京城的经济保障，而进士及第则是大多数寒门子弟步入仕途的先决条件。此外，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是士人开展社交活动的必备条件。对于京城的皇亲国戚、名门显宦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延揽结交文化名流的资本。他们修建的豪华宅园、收藏的书画金石，是举办雅集活动的有形资源，东京城内群英荟萃的雅集活动也多是由他们组织承办。

从社会和心理层面而言，地方士人欲融入京城社会，离不开与城市中其他士人的交往互动。具体来说，他们主要是通过拜谒、走访、雅集、宴饮等各种交游活动逐步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身份认同是影响士人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汉末开始，一直到唐朝，社会上最崇尚出身、门第，形成所谓的门阀制度。经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乱，以及科举制度的日渐完善和发展，门阀制度渐被摧毁，门第的观念已经趋于淡化。由于科举制度成为宋代官员选任的重要途径，进士出身的寒门子弟比恩荫出身的名宦之后有着更快捷的升迁渠道，所以在时人的心目中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榜下捉婿”的喜剧场景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典型折射。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在婚姻的选择上，更体现在仕途升迁及人际交往等方面。对于北宋士人来说，先天的家世背景不再像唐代那么重要，而通过科举成功而博取的进士出身则是更重要的身份标识，堪称士人进入京城文化界的“门票”。籍籍无名的地方士人一旦进士及第，不仅能通过琼林宴等期集活动结识众多同年，而且更容易获得名公巨卿、社会贤达的认可和接纳。

身份现象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传统行为。身份是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最基本要素，也是一种社会的基本结构、一种社会资本。藉由各种交游活动，士人实现着身份的认同，彼此的关系得到维系和巩固，形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一般来说，有着相同背景的士人有着更多的接触机缘，也更容易达成身份的认同。这类认同的程度也有深浅，这与身份的共同点的多少直接相关。基于共同的士人身份，士人彼此之间较之士人与商人、农民等群体更易于认同并建立交游关系。在士人群体内，有进士出身者之间更易于互相认同。在有进士出身的群体内，同年及第者，即同年之间更易于取得认同。士人的社会身份可以区分出很多层次，并没有绝对的划分标准，而多是基于彼此之间某一方面的共同之处，比如共同的职业、经历、出身，甚至志趣爱好，等等。但是这些方面的共同之处也仅是提供认同的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于互相认同，能否实现认同，还要看双方在道德观念、价值追求等其他方面能否互相接纳。比如同年之间虽然更易于实现身份的认同，但这一名分上的关系与现实中真正的交游并不是一回事，也有些同年之间并不往来，甚至由于政见等问题而交恶。

在这些日常的交际活动中，文学、学术、绘画、书法等文化素养也是士人的立身之本。文学、绘画以及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北宋的革新也多是以东京为背景舞台。古文运动中的杨亿、刘筠、柳开、穆修、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诗坛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词坛的柳永、苏轼，书法界的“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文人画派的创始人文同以及其他代表人物米芾、李公麟等等，这些在当时不同艺术领域中各领风骚的一流精英，大都有过东京的生活创作经历。他们在东京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彼此往来过从，一起鉴赏、切磋、讨论、磨砺，这些活动必然成为文化繁荣的助推剂。考察东京士人的交游，很容易发现，这些活动与文化创作往往水乳交融，互为一体。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在东京这一舞台上，与同道、同调一起参与到时代的文化潮流中，从而获得了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找到自我的归属感。

社会关系的生成具有不同的基本性质，一种是“先赋性”的关系，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生业已存在，比如血缘[4]、地缘等关系；另一种是个人后天主观经营所生成的“自致”关系，比如本书所讨论的几类门生关系，以及由学统、业缘关系派生、延展出的同年、同门、同僚关系，等等。[5]无论哪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都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实现。同乡这一基于地缘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有“先赋性”的一面，也有赖于后天的彼此“认同”。其他的社会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就是说，身份认同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所提供的客观性条件，还有赖于士人自身创造出“认同”的基点，并通过一定的交游活动来获得有效的互动。东京士人大都远离故土，他们的交游对象更多的是基于后天的机缘和选择，而互相的认同既是选择交游对象的基础，也是交游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内容。

总之，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因素复杂、层次多面的渐进过程，既离不开对各种城市空间的涉足，也需要多样文化活动的参与，既涉及社会心理的认同，更有赖于人际网络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着在这座城市的归属感。相对于单向的“融入”来说，京城社会也存在着双向，甚至多向的“融合”。作为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聚集着大批的地方士人。这些士人或者是从小生长于乡村，或者是常年游宦于州县，他们把地方上的各种文化习俗带到京城，与原有的土著文化相互渗透。这也是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所伴生的另外一种现象。

[1] 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23—134页。

[2] 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5期，第141—160页。

[3] 参见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29页；郭星华《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先赋性”的血缘关系以家庭为纽带，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士人交游的范畴。

[5] 姻亲关系也是主动经营而生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并进而扩展、派生出新的血亲关系。由于本书未多涉及，此处不多赘述。

附录：北宋东京宅园位置考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伴随着坊墙的倒塌，北宋东京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异于前代的特征。近年来，关于宋代东京城的空间形态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1]，但是，对于宅园空间的探讨还是比较薄弱。[2]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城市空间要素，宅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欲进一步推进北宋东京城市空间的研究，能够对宅园位置的分布获得更为具体清晰的认识，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关于北宋东京私人宅园位置的考订，《东京志略》中汇编有一些相关的资料[3]，孔宪易、邓烨先生也做过一些整理[4]，但所征引的史料较少，缺漏较多；笔者广泛搜讨了各种史料，试图尽可能多地考订落实相关人物的宅园位置，进而探讨宅园空间的分布特点，并对“贫富混居”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辨。

一 东京居住位置考

在行政建制上北宋东京之下分设开封和浚仪（后改为祥符）两赤县，以宣德门前南至朱雀门御路为界，路东为开封县所辖，路西为浚仪（祥符）县所辖，大内以东为开封县所辖，大内以西为浚仪（祥符）县所辖，外城南部和东部以及外城附郭东部南部地区为开封县所辖，外城西部和北部及附郭西部北部地区为浚仪县所辖。不过，这仅是地域概念，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之后，内、外城的管理权都收归开封府直辖，两赤县只能分管外城以外的诸乡农村。

随着坊制的崩溃，北宋时期的城市完成了由里坊制向厢坊制的转变，实际的城市管理乃以厢为单位来进行，每个厢也都有明确的管辖范围和地理界标。内城左军第一厢、内城左军第二厢、外城城东左军厢、外城城南左军厢、外城城南右军厢以及附郭的京东第一厢、京东第二厢、京东第三厢和京南厢；内城右军第一厢、内城右军第二厢、外城城西右军厢、外城城北左军厢、外城城北右军厢以及附郭的京西第一厢、京西第二厢、京西第三厢、京北第一厢和京北第二厢（见书前插图）。

不过，从史料来看，时人在记载宅园位置时，并不是以“某某厢”，而仍是以“某某坊”来标明（个别坊也同时被称为“里”或“乡”）。可见，坊里的名称依然是人们标明地理位置的符号，其并没有随着城市行政管理的变革而骤然消失，而是作为里坊制的遗存继续传递着城市地理的历史文脉。此外，随着坊墙被拆除，北宋东京的空间格局由封闭的里坊式演变为开放的街巷式，这一现象在宅园位置上也有所体现，比如有一些宅址不是以“某某坊”来标明，而是以“某某巷”，或者附近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比如城门、太庙等）来标明。

为了便于确定大致的方位并分类讨论，笔者在此仍以厢作为基本单位，将北宋东京的私人宅园逐一落实到相应的厢之中。对于以坊里名称来标明的宅园位置，孔宪易的《北宋东京城坊考略》有过初步的搜罗，该文还对厢坊的隶属关系及其大致方位进行了细致的考证[5]，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一些错谬、疏漏之处，笔者据史料做了补正。此外，那些不是以坊里名称标注，而是以街、巷、河、桥等地名标注的宅园位置，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笔者也逐一考证并落实到相应的厢之内。

开封县内城左军第一厢，位于内城的东南部，共二十二坊，曰太平、义和（一作羲和）、安业、通利、宝积、宣平、兴宁、观德、明德、嘉善、崇德、景宁、惠政、兴礼、龙华、信陵、昭德、福善、延和、通济、兴道、道德。[6]其中宅第已考的共30处。

兴道坊有韩琦的宅第。据《宋史·韩琦传》，神宗时，“赐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7]

道德坊有李谦溥、张子皋、郭进、王显等人的宅第。

据《渑水燕谈录》所载，李谦溥“晚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小圃，购花木竹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8]《小畜集》亦载其宅第的详细情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居某坊之后，第在大内之东南，实繁会之所也，而能开一园，构二亭，竹树花卉少而且备，游赏宴息近而不劳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广，则倍价以市之，故善邻献其第。”[9]按：道德坊的位置位于内城之中，宫城东南，因而当属内城左军第一厢。

张子皋的墓志铭云：“字叔谟，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于东都道德坊之私第。”[10]

《宋史·郭进传》载：“太平兴国初，领云州观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检，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11]《石林燕语》卷三亦载，“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12]

《宋史·王显传》载：“（太平兴国）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是夏，制授枢密使。上谓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乱失学，今典朕机务，无暇博览群书，能熟《军戒》三篇，亦可免于面墙矣。’因取是书及道德坊宅一区赐之。”[13]《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亦有类似记载，“太平兴国八年七月，赐枢密院使王显开封府道德坊宅一区”。

宝积坊有王仁裕、陈从信、柴禹锡等人的宅第。

王仁裕有神道碑，载其“显德三年七月十九日寝疾，终于东京宝积坊私第，享年七十有七”。[14]

《宋史·陈从信传》载，太平兴国八年，“赐第于浚仪宝积坊”。[15]《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亦有类似记载，（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赐度支使陈（崇）[从]信浚仪县宝积坊宅一区。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赐宣徽北院使柴禹锡浚仪县宝积坊宅一区”。《宋史·柴禹锡传》亦有类似记载。

宣平坊有濮王赵允让的府邸。《宋史·英宗本纪》载，明道元年正月三日，宋英宗“生于宣平坊第”。[16]可见其父赵允让的府邸位于宣平坊。

李昉、吕端早年曾经在明德坊僦居。吕端赠李昉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17]

崇德坊有王沔的赐第。据《宋史·王沔传》载，太平兴国八年“迁右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赐第崇德坊”。[18]《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亦有类似记载。

景宁坊有吴元载的宅第。据其墓志铭所载，“以咸平三年十一月三日薨于东京景宁坊私第”。[19]

龙华坊有安守忠的宅第。据其墓志所载，咸平三年六月十二日“薨于京师龙华坊之第”。[20]

信陵坊有昭宪皇太后、刘平、何执中、孟皇后、孟忠厚、王黼、郑太宰等人的宅第，王著、程德玄、冯贯道、廖刚、吴琼等人也曾居住于该坊。

《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六年十一月癸酉，“赐昭宪皇太后家信陵坊第”。[21]《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亦有类似记载。

《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丁未条载，“仍赐（刘）平信陵坊第，封其妻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22]《宋史·刘平传》载，“延州吏民亦诣阙诉平战没状，遂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谥壮武，赐信陵坊第”。[23]

《宋史·何执中传》载，“初，赐第信陵坊，以为浅隘，更徙金顺坊甲第”。[24]

《宋史·哲宗昭慈孟皇后传》载，“靖康初，瑶华宫火，徙居延宁宫；又火，出居相国寺前之私第。金人围汴，钦宗与近臣议再复后，尊为元祐太后”。[25]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一载，“元祐皇后彷徨无所归，步入相国寺前军器少监孟忠厚家”。[26]

《三朝会盟会编》卷三一引《云秀水闲居录》云：“王黼作相，初赐第相国寺东。”[27]

《东京梦华录》载，“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近东郑太宰宅”。[28]可见，其宅第也位于信陵坊。

《诗话总龟》载，王著“赁居相国寺东，因出通衢，忽遇张嘏，遂邀茶肆叙阔”。[29]

《宋史·程德玄传》载，“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30]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第四人吴琼，开封府开封县信陵坊”。[31]

《道乡集》卷四〇《冯贯道传》载，冯贯道，“寿春人，举进士不偶，弃去，游京师，居相国寺东录事巷，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32]

《高峰文集》载，廖刚“辛卯间寓居相国寺前鹿家巷”。[33]

昭德坊有晁逈家族几代人的宅第，史籍多有记载：

宋兴而翰林文元公讳逈，参政文庄公讳宗悫，父子以文章德业被遇真宗、仁宗，继掌内外制，赐第京师昭德坊，子孙蕃衍，分东西眷，散处沭、郑、澶、济间，皆以昭德为称。[34]

晁文元公……既老，居昭德坊里第。[35]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36]

（晁仲衍）君字子长，其先澶之清丰人，后徙彭城，今家开封之昭德坊。[37]

（晁端礼）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东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六十八。[38]

寂默居士晁氏，讳端禀，字大受，居开封之昭德坊。[39]

（晁端友）熙宁乙卯，在京师，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诗，其子补之榻前抄得。比终，略成四十篇。[40]

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41]

此外，还有薛居正、赵克敦、王黼、许将、梁师成等人的宅第。

《庶斋老学丛谈》卷下载，“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石林燕语》卷一〇载，“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谦，世居今京师昭德坊”。[42]

黄庭坚为赵克敦所写的行状云，“公因谢病，乞致仕，僦宅外居。于是赐昭德坊，许拆洗院为居第，不听”。[43]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三载，政和六年十一月六日，“诏赐宣和学士王黼昭德坊第宅一区”。《宋史·王黼传》载，“遭父忧，阅五月，起复宣和殿学士，赐第昭德坊。故门下侍郎许将宅在左，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倚其声焰，逼许氏夺之，白昼逐将家，道路愤叹。”[44]

《宋史·梁师成传》载，其“家居与黼邻，帝幸黼第，见其交通状，已怒，朱勔又以应奉与黼轧，因乘隙攻之。帝罢黼相，师成由是益绌”。[45]

通济坊有王中正宅第。其墓志铭载，“公讳中正字平叔……皇城司新堂遂改为元符观，及承珪私第曰东宅，公之通济坊私第曰南宅，皆碧辇停飚之地、太霞顿辔之所”。[46]《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条亦载，“授中正左武卫将军致仕，给全俸，赐第通济坊，恩遇甚厚”。[47]

甜水巷有张友正的宅第。据《东京梦华录》，甜水巷位于相国寺北面。《避暑录话》卷下载，“张友正，邓公之季子。……故庐在甜水巷”。[48]许将、李邦彦、刘一止曾僦居于甜水巷。《东轩笔录》卷九载，“是时，许初罢判开封府，税居于甜水巷”。[49]《夷坚志·三志》载，“李士美丞相、刘行简给事，因入京师，同僦甜水巷客邸”。[50]李邦彦，字士美，刘一止，字行简。

丽景门（宋门）有吕蒙正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赐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蒙正丽景门宅”。[51]丽景门内还有赵概的宅第。《墨客挥犀》卷七载，“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52]

太庙附近有王钦若、郭贽等人的宅第。《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赐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安远坊宅一区。时钦若上言，所居在太庙之后，后庙之前，出入非便，故有是命”。[53]《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庚辰条亦载，“王钦若言所居第在太庙之后、后庙之前，出入宴处，皆不遑宁，请易赐官第。诏可，寻于（安定）[安远]坊造第赐之”。[54]《宋史·王钦若传》亦载，“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壖，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因易赐官第于（定安）[安远]坊”。[55]

《宋史·孔道辅传》载，“初，道辅与其父里中僦郭贽旧宅居之，有言于帝者曰：‘道辅家近太庙，出入传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诏道辅他徙”。[56]孔道辅父子是租赁郭贽的宅子居住。

开封县内城左军第二厢，位于宫城以东，宣德门前大街以北，共十六坊，曰光德、宜春、乐游、甘泉、崇仁、延康、惠和、建初、太和、景明、保和、靖安、昭庆、嘉德、广福、嘉平[57]。其中宅第已考的共十四处，这其中，仅曹利用、王韶、窦偁、郝正、种放五处宅第为所赐，不及宅第总数的三分之一。

乐游坊有曹利用的宅第。《长编》卷一七四，仁宗皇祐五年六月辛未条载，“还曹利用所籍乐游坊第。初，上悯利用死非辜，既赐谥立碑，至是又以其第还之”。[58]

建初坊有陈文、魏处约等人的宅第。陈善页 文墓志铭载，其庆历三年“二月癸卯，终于建初坊之第，春秋六十九”。[59]魏处约墓志载其“以嘉祐二年十月癸亥卒于建初坊之第”。[60]其夫人玉城县主墓志铭亦载，熙宁二年九月十日“以疾终于东都建初坊屯卫公之先庐”。[61]

甘泉坊有范贻孙、王中正的宅第。范贻孙的墓志铭载，“咸平五年二月戊寅，集贤学士、主客员外郎高平范公暴中风眩，终于上都甘泉坊之私第”。[62]王中正墓志铭载，“初公居甘泉坊第，徙居南宅，疾亟遂还甘泉坊，以十月乙亥启手足，享年五十五”。[63]宋肇则是僦居于甘泉坊。黄庭坚有诗，题曰，“次韵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后书怀”。[64]

崇仁里有雷德骧、雷有终父子，以及窦偁、王韶等人的宅第。《宋史·雷德骧传》载，“第在崇仁里者，德骧所创，有终在蜀尝贷备用库钱数百万，奏纳其第偿之，优诏蠲免”。[65]雷有终墓志亦载，“以景德二年七月十五日思亲感疾，秦医虽至，晋竖俄深。翌日，薨于京师崇仁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九”。[66]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赐枢密直学士窦偁浚仪县崇仁坊宅一区”。

《宋史·王韶传》载，“熙宁七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67]

靖安坊有李垂、梁鼎等人的宅第。李垂墓志铭载，大中祥符“五年孟春遇疾，二月六日终于靖安坊之第，寿年八十有三”。[68]梁鼎之妻镡氏墓志载，她于咸平六年“四月十五日终于东京靖安里之私第”。[69]

昭庆坊有郝正、种放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赐“户部使郝正昭庆坊宅一区。……真宗咸平五年九月，赐种放昭庆坊宅一区”。《宋史·种放传》亦载，赐种放“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70]

东华门之堆垛场亦位于该厢，秦观、钱勰曾居住于此。《诗话总龟》卷二九载，“秦少游为黄本校勘，钱穆父为户部，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71]

内城右军第一厢，位于内城的西南部，有八坊，曰兴国、宣化、新昌、常乐、光化、利仁、乐台、郭（敦）义。[72]其中宅第已考的共七处，这其中张耆、石熙载、吕公著、张齐贤四处为赐宅，占宅第总数的一半还多。另外，王朴、蔡京的宅第来源不明。

常乐坊有张耆的赐宅。《长编》卷一〇六，仁宗天圣六年七月丙辰条载，“赐枢密使张耆常乐坊第一区”。[73]

都进奏院原地也位于该厢，此处曾是石熙载的宅第。《玉海》卷一六八载，太平兴国八年十月，“诏于大内侧近置都进奏院。踰年以石熙载宅充院”。[74]

东府也位于该厢，东府之南建有吕公著的宅第。《宋史·吕公著传》载，“（元祐）三年四月，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与父居其二，士艳其荣。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75]

宜秋门（郑门）有张齐贤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庚戌，赐“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使张齐贤宜秋门宅”一区。[76]

苏轼、苏辙也曾居住于宜秋门旁的南园。《苏轼文集》卷五九《与杨济甫十首四》云，“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77]

浚仪桥也位于该厢，王朴居住于该桥附近。《东轩笔录》卷一三载，“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蓆帽，步行沿河，以访亲故”。[78]

蔡京的宅第也在该厢。《东京梦华录》卷一载：“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桥之西有方浅船二只，头置巨杆铁鎗数条，岸上有铁索三条，遇夜绞上水面，盖防遗火舟船矣。西去曰浚仪桥，次曰兴国寺桥（亦名马军衙桥），次曰太师府桥（蔡相宅前），次曰金梁桥，次曰西浮桥（旧以船为之桥，今皆用木石造矣），次曰西水门便桥，门外曰横桥。”[79]故，此桥当在内城右军第一厢。

该厢有太平兴国寺，苏洵、苏轼、苏辙以及李廌都曾居住于太平兴国寺。《苏轼文集》载，“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80]苏籀记《栾城遗言》亦载，“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兴国浴室东壁第二位，读三传”。李廌有诗，题曰，“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81]按：龙兴寺即太平兴国寺，位于汴河马军衙桥东北，大内右掖门外西去踴路街之南。[82]

内城右军第二厢，位于内城西北部，有二坊，曰金顺、寿昌。[83]由于这里是军营所在地，因而民宅不多，仅此四处，且均为赐宅。

寿昌坊有王延德、王珪等人的宅第。《宋史·王延德传》载，其“太平兴国初，授御厨副使，数月，迁正使。从征太原，未几，加尚食使，赐浚仪县寿昌坊宅一区”。另据《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所载，赐宅时间在太平兴国六年七月。

据《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三载，“元丰八年六月五日，赐故尚书左仆射王珪寿昌坊官第”。《宋史·王珪传》亦有相关记载。

金顺坊有任福、何执中的赐宅。据《长编》卷一三一载，庆历元年二月“赐福金顺坊第一区”。[84]据《宋史·何执中传》，“初，赐第信陵坊，以为浅隘，更徙金顺坊甲第”。[85]

外城城东左军厢，共九坊：滋德（溢德）、永济、清和、显仁、睿明（春明）、汴阳、崇善、宣阳、安仁。[86]该厢宅第已考的共十三处，这其中，李煜兄弟、宋绶两处为赐宅。另有蔡京（种师中）、江端友二处宅址也位于城东，具体厢坊不明，在此一并归入该厢，附于表后。

显仁坊有宗室赵愔的宅第。《范太史集》卷四六载，其“元祐二年三月丙子，卒于显仁坊私第”。陈绎、王安石曾居住于显仁坊的皮场街。王安石有诗《呈陈和叔》，序云：“嘉祐末，和叔以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同知太常礼院。宅皮场街，有园数亩，中置二椁，砖袤丈。北户临沟，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毁辎车为盖。某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同管勾三班院。间度彴，饭车盖下，随所有无，坐卧砖上，笑语常至夜，如此三岁。”[87]案：皮场街应该是皮场庙门前的街道，皮场庙应位于显仁坊。据《梦粱录》所载，“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按《会要》云：‘神在东京显仁坊，名曰皮场土地祠，政和年间（1111—1118）赐庙额，封王爵’”[88]。王安石云其“间度彴，饭车盖下，随所有无，坐卧砖上，笑语常至夜，如此三岁。”[89]由此可知，王安石的宅第也在京城的东北隅，就在陈绎住宅的北边，距离不远，隔街相望。

春明坊有王延德、宋绶、孙抃、宋文质、贾昌朝及赵宗楷等人的宅第。宋绶的宅第乃宋仁宗时候所赐，其墓志云：“宣献公佐仁宗，赐其居京师春明坊”。[90]宋家宅第在春明坊的地位最为显赫，《文献通考》卷二〇一云：“宣献公绶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称昭德也”。春明宋家之所以名闻于世，缘于其家累世积蓄的丰富藏书。宋绶自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这显然为宋家的藏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绶后来与其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必得二本”[91]，家藏书有万余卷，且亲自校雠。宋绶的两个儿子敏求、敏修并以文学见称于世，继承了父祖的藏书、校书的优良传统。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宋仁宗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一倍髙”。[92]

据《困学纪闻》载，宋绶在春明坊所获赐宅，本是王延德宅。[93]王延德“少给事晋邸”，是宋太宗的潜邸旧臣，又曾出使高昌国，“撰西州程记以献”。因此，其宅第很可能也是朝廷所赐。在王延德过世之后，赐宅又被朝廷收回，后来又赐给宋绶。

孙抃的行状载，治平元年十一月“薨于春明坊之私第”。[94]其宅第当是宋仁宗时期所得，具体来源文献不载。

宋文质的墓志铭载，天禧元年秋八月，“捐馆于东京望春门外春明坊之私第”。[95]

贾昌朝的墓志铭载，“治平四年十一月甲辰薨于开[封]府春明坊之第”。[96]

据赵宗楷之妻吴氏墓志铭所载，元祐八年六月庚午，赵宗楷“卒于春明坊之别邸，年七十有四”。[97]

汴阳坊有李煜、李从善的赐第。开宝四年春，李从善如开封进贡，“时太祖平刘鋹，将召煜入朝，故授从善节制，仍赐汴阳坊甲第一区”。[98]开宝八年冬李煜被俘至开封，即安置于此。梅尧臣的宅第也位于该坊。梅尧臣的墓志铭载，嘉祐五年，“京师大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疾，卧城东汴阳坊”。[99]

宣阳里有高若讷的宅第。据其神道碑所载，至和二年八月，“薨于宣阳里之第”。[100]

牛行街有王祜、高怀德的宅第。位于望春门（曹门）外的牛行街应属于外城城东左军厢。据《石林燕语》载，王祜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101]后来，次子旦位宰相，天下谓之三槐王氏。王祜有曾孙名巩，字定国，与苏轼游从甚密。苏轼有诗《送颜复兼寄王巩》云：“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102]王巩所造清虚堂即位于“其居室之西”。[103]《汴京遗迹志》亦载，清虚堂位于“汴城内之东隅”。[104]

高怀德除了内城的宅第之外，牛行街另有一处。据《庆湖遗老诗集》卷四《夏夜雨晴遣怀》题注：“癸酉岁（元祐八年），京师春夏厌雨，吾居望春门东牛行街，故西枢渤海公之高斋。”据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西枢渤海公”乃高怀德。[105]据《宋史·高怀德传》，高怀德卒后追封渤海郡王。

念佛桥位于曹门附近[106]，李淑的宅第位于此。《挥麈前录》卷二载，“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之”。[107]

浴堂巷位于宋门外，鲁宗道居住于此。据《归田录》所载，“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108]

此外，城东还有蔡京、种师中的赐第。据《清波别志》所载，“蔡京赐第，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籍没后，赐种师中，未及迁入，一夕煨烬无遗”。[109]江端友也居住于东郊。据《涧泉日记》载，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言，“布衣江端友，隐居京城东郊，素有高行”。[110]

外城城南厢，又分为左军厢和右军厢，共有二十坊[111]，其中左军厢有七坊：大宁、崇礼、广济、敦教[112]、建宁、昭化、永通[113]；右军厢有十三坊：景平、通惠、敦化（重出）、武成、景耀、永泰、建平、长庆、清平[114]、光庆、永昌、敦信、永安。其中宅第已考的共二十三处，其中，杨景宗、狄青、温成皇后母楚国夫人曹氏、钱惟演、刘元五处是赐宅。城南另有八处宅第，其所属的具体厢坊不明，但从方位来看，也当属外城城南厢。其中，仅有曹佾一处为赐宅，而曹佾并未接受这一赏赐。鉴于皇帝已批准将此处作为宅园用地，故在此一并加以讨论。

敦教坊[115]有丁谓、杨景宗、唐肃、狄青、温成皇后母楚国夫人曹氏以及段某的宅第。《石林燕语》卷一〇载，丁谓“初治第于车营务街，杨景宗时为役兵，为之运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后以太后得官。晋公谪，即以其第赐之”。[116]《宋史·杨景宗传》亦载，“始，宰相丁谓方盛，筑第敦教坊，景宗为役卒负土第中，后谓败，仁宗以其第赐景宗，居三十年乃终”。[117]《东轩笔录》卷一三亦载，“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118]

水柜街还有唐肃、张友正等人。《能改斋漫录》载，“待制唐公肃，雅有远识。先与丁晋公同举进士，剧相善。居水柜街，与晋公宅相对。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晋公，将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119]

《避暑录话》卷下载：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笔迹高简，有晋宋人风味，尤工于草书。故庐在甜水巷，一日弃去，从水柜街僦小屋，与染工为邻。或问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缣素学书耳”。[120]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仁宗皇祐五年二月，赐枢密使狄青敦教坊第一区……至和元年正月，赐温成皇后母楚国夫人曹氏敦教坊第一区”。[121]

曾巩所作的旌德县太君薛氏墓志铭载，其为故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赠右监门卫将军姓段氏讳某之妻，“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某甲子以疾卒于京师之敦教坊”。[122]

建宁里有高琼的宅第。史载，景德三年，高琼“薨于建宁里第”。[123]

昭化坊有钱惟演、林希、张宗雅父子、赵令瞿、王彦成及李夔等人的宅第。《玉海》载，大中祥符八年四月，“钱惟演上表纳所居宅。五月癸巳，赐惟演第于昭化坊”。[124]林希夫人黄氏的墓志铭载，“治平四年正月癸丑卒于京师之昭化坊”。[125]

张宗雅之妻符氏的墓志铭载，“夫人姓符氏，故尚书屯田郎中赠给事中张公讳宗雅之妻，今宁州团练使驸马都尉敦礼之母，元丰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京师昭化坊之第”。[126]

赵令瞿的墓志铭载，“元祐四年四月九日，卒于昭化坊私第，年三十有八”。[127]

王彦成之母蒋氏的墓志铭载，“其季以大观三年登大第，比第后四年，赐对便殿，擢校中秘书。明年，夫人遂以郊恩封。又明年，年七十二，以冬至日卒京师昭化坊第……男女凡六人，长子曰椿，次彦中，次彦成，即前以校书郎奉夫人京师者也，甚积而文，今为尚书司勋员外郎”。[128]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秘阁续法帖后》载，“崇宁丙戌夏，调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129]据杨时《龟山集》卷三二《李修撰墓志铭》云：“公讳夔……妣黄氏，资政殿大学士履之姊”；又李纲《梁溪集》卷一六八《故秘书省秘书郎黄公墓志铭》云：“公讳伯思……祖履，任资政殿大学士，会稽郡公……故右文殿修撰赠太师李公，会稽公之甥也，于公为外伯父，儒学冠一时，会稽公命公师焉。”可知，黄伯思的表伯乃李夔。

太学也位于该厢。太学所在地有钱俶的赐宅。《玉海》卷一七五载，“开宝九年二月丁巳，诏于朱雀门外驰道之左建大第，甲于辇下。既成，名曰‘礼贤宅’，以待钱俶。己未，俶入朝，即令居焉。兴国五年四月丙子赐之”。[130]《石林燕语》卷一载，“（太祖）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131]

苏洵、苏轼、苏辙、黎镦也曾居住于太学前。苏辙集《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自注：“辙昔侍先人于京师，与希声邻居太学前。是时公之亡兄与二亡侄皆在，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与仆二人，言之流涕。”[132]

陈州门内蔡河东畔有袁褧的宅第。《枫窗小牍》载，“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133]陈师道也曾寓居陈州门。《山谷年谱》卷二一载，元祐二年丁卯，“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按蜀本诗集注云：无己来京师，寓居陈州门”。[134]石延年则居住于“蔡河下曲”。[135]

吹台之东有赵仲全的宅第。其墓志铭载，“侯讳仲全，字端玉……轻财好施，治第吹台之东，亭榭池阁，雕饰甚丽，图书翰墨，环列左右，当世知名之士间与往来。晓音律，尤善奕棋，通于工巧技艺之事”。[136]

繁台寺西有牛监簿的别第。《湘山野录》卷下载，“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137]

外城城南右军厢的武成坊[138]有张逊、许衮的宅第。史载，“故枢密副使张逊第在武成坊，其曾孙偕才七岁，宗室女生也，贫不自给”。[139]许衮墓志铭载，“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终于京师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140]

清平坊[141]有刘元、杨崇勋等人的宅第。《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赐右卫上将军刘元浚仪县清平坊宅一区”。杨崇勋墓志铭载，庆历五年后五月已酉，“薨于清平坊第之正寝，享年七十”。[142]此外，梅尧臣、黄伯思也曾居住于该坊。梅尧臣有诗，题曰，“宋次道家摘宝相花归清平里”。[143]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孔耽碑后》载：“是夜鼓二于清平坊第书，长睿父记。”

宋仁宗本欲赐曹佾宅第于城南。《宋史·曹佾传》载：“慈圣丧终，请郡，帝曰：‘时见舅，如面庆寿宫，奈何欲远朕，得无礼遇有不至乎？’佾皇恐。即城南为园池，给八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将为筑三百楹第，固辞乃止。”[144]

王棫在城南有宅第。晁冲之有诗《感梅忆王立之》云：“城南载酒地，生死一沾巾。”诗后注云：“王立之名直方，居汴南。父棫，字才元，高赀。元祐中延致名士唱和，为苏、黄作顿有亭。”[145]晁补之有诗云：“城南有高士，买屋入花藏。经时不出门，为花日日忙。我居在何许，近止东数坊。”[146]晁说之在《王立之墓志铭》中即称其“城南王立之”。[147]谢逸《王立之园亭七咏》之《潄醉亭》云：“谁知城南园，有泉白如乳。”[148]

刘敞有诗《寄贡甫时迁居城南水上》，云：“城南风物似江湖，卜筑尤宜近水隅。俗薄容垂真钓否，庭闲得种此君无。关身调度惟存剑，适意图书略满厨。心远地偏俱可喜，免逢甲马与尘涂”。[149]梅尧臣有诗《夜与原甫江家步归》，云：“刘郎居南我居北，陌上泥开天正黑”。[150]按：刘敞宅第当位于外城之外相当偏远的南郊，因为梅尧臣所在的东水门已经位于外城城墙的东南角，而刘宅相对于尧臣还要靠南。江休复的宅第应该也在城南，且位于尧臣和刘敞之间。

孙可久在城南有别墅。《青箱杂记》卷一〇载，“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澹，年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151]

李至在城南亦有别墅。李至有诗云：“吾家何所有，别墅在城南。”[152]

范镇有宅第在城南。梅尧臣有诗，题曰，“依韵和江邻几癸巳六月十日同刁、吴、韩、杨饮范景仁家，晚赴馆宿，睹吴兴太守章伯镇题壁，记辛卯仲秋初吉九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壬辰二月一日馆直，慨然有感”。[153]而韩维的《和邻几馆宿观伯镇题壁有作》云：“城南饮骑散，君赴蓬山庐。禁门肃清夜，飞阁何渠渠。”[154]

张恕也居住于城南。苏辙有诗《城南访张恕》，云：“城南绿野宜幽步，水北红尘漫作堆”。[155]张耒、晁补之曾僦居于城南。张耒有诗《赠晁二》，云：“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156]

外城的西部在行政上属于外城城西右军厢，共二十六坊：建隆、延秋、咸宁、鳪宁、福昌、隆安、庆成、兴化、徽安、延禧、永丰、丰安、义康、顺成、善利、安远、宣义、景福、保义、顺政、崇节、通义、普宁、通化、归德、敦化。[157]其中坊里位置明确可考的宅第共三处，另有十处位于城西，具体位置不明，当属于该厢。其中，石熙载、王钦若、蔡京、王黼（两处）、高继冲等六处为赐宅。

咸宁坊有宋庠、甘焯等人。宋庠有诗《初归咸宁宅坐北斋作二首》云：“柳市西头最远坊，归来先扫读书堂。闲园别有风流意，无限苔花上石床。宴坐聊为适性场，偏开尘箧治缣缃。偷闲须撰斋中录，道帙儒经各有房。”[158]《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第二甲第一人甘焯，开封府祥符县咸宁坊。”[159]

普宁坊有柴宗庆的赐第。《宋史·扬国大长公主传》载，“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进鲁国，下嫁左卫将军柴宗庆，赐第普宁坊。宗庆，禹锡之孙，帝命主以妇礼谒禹锡第。”[160]

李用和曾居住于惠宁坊。《宋史·李用和传》载，“初，未有居第，诏寓馆芳林园，用和固辞，又假以惠宁坊之官第”。[161]

永丰坊有石熙载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赐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石熙载浚仪县永丰坊宅一区”。《玉海》卷一七五载，“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癸巳，赐签枢石熙载宅一区”。[162]

安远坊位于宣德门西道北，有王钦若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赐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安远坊宅一区。时钦若上言，所居在太庙之后，后庙之前，出入非便，故有是命”。[163]

《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庚辰条载，“王钦若言所居第在太庙之后、后庙之前，出入宴处，皆不遑宁，请易赐官第。诏可，寻于（安定）[安远]坊造第赐之”。[164]《宋史·王钦若传》亦载，“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壖，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因易赐官第于（定安）[安远]坊”。[165]

阊阖门外白家巷有陈衍的园子，范祖禹曾僦居于“城西白家巷，东邻陈衍园也”。[166]苏轼也曾“居阊阖门外白家巷中”。[167]白家巷应属于外城城西右军厢。

阊阖门外有蔡京、王黼的赐第。《铁围山丛谈》卷四载，“时赐第于阊阖门外，俗号梁门者”。[168]《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载，“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两坊对赐甲第四区，极天下土木之工。一曰太师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枢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驸马第，乃鞗之居也；四曰殿监第，乃攸子之居也”。[169]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一载，“初，黼赐于阊阖门外，周围数里，其正厅事以青铜瓦盖覆，宏丽壮伟，其后堂起高楼大阁，辉耀相对”。[170]

城西还有高继冲、王回、范镇等人的宅园。《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乾德元年十一月，高继冲自荆南来朝，诏赐（城都）[都城]西官宅二区”。刘敞寄诗给王回，云：“卜邻西郊郭，得近樵渔期。主人文章伯，声望高一时。……城东与城西，相去咫尺耳”。[171]苏辙有诗《寄范丈景仁》，云：“京城冠盖如云屯，日中奔走争市门。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172]

此外，贾黯、文及甫都居住于城西。《东斋记事》附录（一）辑遗载，“其后，居京城之西，邻妇心恙，踰墙言为其夫所苦，我来告贾侍中”。[173]张耒有诗《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云：“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闲坊”。[174]

城西竹竿巷有王黼的赐宅。《宋史·王黼传》载，“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别赐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宠倾一时”。[175]《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一载，“又赐第城西竹竿巷，穷极华侈，累奇石为山，高十余丈，便坐二十余处，种种不同如螺钿，阁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176]

浚仪县外城城北右军厢位于东京城的西北部，共十一坊：咸宜、安定、崇化、保安、泰宁、嘉庆、保宁、永顺、延昭、福善、安化，宅第已考的共八处，其中，赵颢、赵頵、陈尧叟、程羽、王继忠诸子五处为赐宅，所占比例较高。

咸宜坊有赵颢、赵頵的赐第。《宋史·吴王颢传》载，“自熙宁以来，颢屡请居外，章上辄却。至元祐初，乃赐咸宜坊第一区，榜曰‘亲贤’，与弟頵对邸”。[177]近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赵頵夫妻的墓志，“宋哲宗赐魏王第咸宜坊曰亲贤宅。[178]

安定坊有陈尧叟、陈省华宅第。《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二十四日，诏赐枢密使陈尧叟安定坊宅一区”。[179]陈省华的碑铭有载，“以景德三年……启手足于东京安定坊之私第”。[180]

泰宁坊有程羽、程珦、王德用的宅第。《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赐文明殿学士程羽浚仪县泰宁坊宅一区”。[181]《宋史》卷二六二《程羽传》载，“及是，即殿名以羽为文明殿学士，位在枢密副使下，且即泰宁坊营第以赐之”。[182]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先公太中家传》载，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程珦“生于京师泰宁坊赐第”。[183]

《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五月己酉条载，王德用“状貌雄毅，面黑，而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其居第在泰宁坊，直宫城北隅”。[184]《石林燕语》卷七载，“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185]

天波门（金水门）外有王继忠诸子的赐宅。《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大中祥符六年八月，赐王继忠诸子天波门外官第一区”。

陈尧佐也居住于附近。《挥麈前录》卷二载，“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186]

黄庭坚曾寓居于酺池寺。黄庭坚有诗《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四云：“北寺锁斋房，尘钥时一启。”任渊注云：“‘北寺’谓汴京酺池寺，山谷寓几研于此。”[187]按：据《太平寰宇记》载，酺池在开封府浚仪县“西北七里古大梁城，梁孝王作”。[188]酺池疑即蒲池寺。

柳一也僦居于蒲池寺。苏轼《与陈季常十五》云，元祐元年二月“柳一已在此，一访，值出，未见也。僦居在蒲池寺，去此稍远”。[189]

外城城北左军厢位于东京城的东北部，共九坊：夷门（改宁远）、昌乐、永宁[190]、崇庆、永平、丰义、安兴、延庆、瑞庆（瑞应）[191]，宅第已考的共十处，其中，王贻永（李遵勖）、王诜、李宪、王宝、王承衍五处为赐宅，占宅第总数的一半。

丰义坊有石保兴宅第。《石保兴碑》载，“咸平五年秋八月，启手足于丰义坊之第”。[192]

永宁坊[193]至少住过四位驸马高怀德、王贻永、李遵勖及王诜，一位皇后：宁德皇后和一位宗室：赵令委。关于这座宅园，叶梦得曾说：“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高]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194]这则材料列举了此宅的先后四任主人，分别是高怀德[195]、王贻永[196]、李遵勖和宁德皇后。《宋史·李遵勖传》载，“李遵勖字公武……大中祥符间，召对便殿，尚万寿长公主……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赐第永宁里”。[197]《挥麈前录》卷二载，“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198]据《宋史》载，建隆元年，秦国大长公主“封燕国长公主，再适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赐第兴宁坊”。[199]此处“兴宁坊”当为永宁坊。

杨亿的《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云：“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圣旨，赐臣安远门外永宁坊宅一区者，恩宠便蕃，心魂战栗。”[200]

除了公主之外，永宁坊还住有宗室赵令委。据赵令委夫人宋氏的墓志铭载：“夫人宋氏，开封雍丘人……年十九，嫁宗室子右武卫大将军池州团练使令委……池州喜交游，来者多知名士……竟以元符三年（1100）三月十八日卒于永宁坊之第，年三十五。”[201]

王宝的赐宅也位于安远门（旧封丘门）外。《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淳化二年八月，赐判四方馆王宝安远门外宅一区”。

崇庆坊有李昉的宅第。《宋史·李昉传》载，“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凡七世不异爨”。[202]

景龙门外有王承衍的赐第。《宋史·魏国大长公主传》载，“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封昭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赐第景龙门外”。[203]

另外，李退夫、李寿朋的宅园也在城北郊，但究竟属外城城北左军厢还是外城城北右军厢，尚且无法判明。《湘山野录》卷中载，“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外饰”。[204]据韩维诗《和圣俞饮（廷）[延]老家晚又饮原甫家》：“惟吾（廷）[延]延老生，宛在城北隅。北隅虽云远，跨马亦须臾”。[205]延老，即李寿朋。

此外，还有一些宅址位置比较具体，但具体方位不明确，太子巷、果园巷、龙和曲、积珍坊等。《挥麈前录》卷二载，“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206]

刘敞有诗《果园巷访杨寺丞》：“雪霁江城气色春，果园巷口静无尘。林间水上俱通马，径入谁能问主人。”[207]刘攽有诗《果园巷访杨寺丞》：“马出城门小径斜，废园故国总堪嗟。曲池平尽乔木老，旧地分张百姓家。”[208]

《友会谈丛》卷上载：“故沧洲节度使米信，本银下部落，以军功累官，至加节钺。纤啬聚敛，为时所鄙。京师龙和曲筑大第，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缗。”[209]

《括异志》卷二载，杨日华“应举日，与数同人税宅于饮马巷”。[210]

《括异志》卷五载，李从周“景祐四年随乡书来京师，与数同人僦舍于麻稭巷”。[211]

《括异志》卷七载，张奎曾“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212]

《可书》载，李伯宗的“居第之侧，有丰济、广盈二仓”。[213]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载，太平兴国四年九月，“赐左千牛卫大将军李仲寓浚仪县积珍坊宅一区”。

二 士大夫宅园的分布特点

以上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赐宅的情况，这在《宋会要辑稿·方域》中有比较集中的记载。由于赐宅是经由官方记载，能够较为完整、准确地反映出达官显贵这一群体通过赐宅获得宅园的情况。其他的记载则是零星分散于各种史料中，这些文字在记述之后得以幸存于世，也具有样本“随机性”的前提特点。当然，史籍的撰述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作者有意无意的选择，这些宅主及其居住情况能够有机会被加载史籍，往往缘于其身份、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鉴于史籍的作者有着相当的文化水平（大多可以称为士人），因而这些宅主多为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其亲朋好友。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及其伴生的经济优势，总体来说，所住的地段环境相对较好，地价相对较高。因此应当说，我们今天所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多是关于中高档的宅园，反映的是东京社会中上层人群的居住状况。

另外，关于宅园数量的统计还涉及一些问题需要说明：同一处宅园可能先后有两任甚至两任以上的宅主，而同一个主人可能有两处甚至两处以上的宅园。这些情况下，均以宅园的数量，而不以宅主的人数进行统计。

有研究指出，内城中官员宅第的数量和密度最大，且多集中在内城东部地区，围绕安远门和丽景门两条御街所在地形成两个主要的区域。朱雀门外、宜秋门外至闾阖门也是官员主要的居住区。从整体上看，官员宅第的分布偏东，基本上处于交通要道处。城市的核心区并没有太多的官员宅第，且基本都分布在第二个环之内（30分钟步行距离内）[214]。这一结论确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仅仅是基于《宋会要辑稿·方域》所载的赐宅资料归纳而来。鉴于赐宅情况的特殊性，其所赐的对象与数量都比较有限，这显然并不足以全面反映私人宅园的分布情况。我们在占有了更多的相关文献数据的基础上，应当能够获得更为丰富、准确的认识。

第一，如果将内城四厢的私人宅园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东部比西部多，南部比北部多，东南部较密集，西北部较稀疏，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现象，详见下表。

内城宅园数量分布表

内城坐拥皇宫、中央衙署等政治核心区，在这寸土寸金之地也分布有一些私人的宅园，只是在不同的区位并不是均匀分布。比较而言，其中位于内城东南部的左军第一厢，是富贵人家最为集中的住宅区，已经考订出的宅第共三十处，高居各厢之首。该厢西北角毗邻宫城，西面隔着御街与尚书省等衙署办公区相望。官员们居住于此，上朝、办公都非常便利。帝国的佛教中心及商业娱乐场所相国寺也位于该厢，休闲、购物都非常方便[215]。在以步行为重要交通方式的时代，距离是选择住宅的重要因素，在此居住便于日常的出行。如此优越的周边环境，能够在此拥有宅第的宅主自然是非富即贵。可考的这三十处宅第有超过一半为皇帝所赐，分别是：韩琦、郭进、王显、柴禹锡、陈从信、高怀德、王沔、昭宪皇太后家、刘平、何执中、王黼（二处）、吕蒙正、晁逈、赵克敦、王中正等十六处宅第。能够获得朝廷赐宅者自然是备受荣宠的达官显贵。有些宅第虽非朝廷所赐，但宅主不是名门望族，即是勋戚世家。比如道德坊的李谦溥，他身为太祖朝名将，“在汾、晋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未尝少衂”[216]，为宋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李谦溥家族与赵宋皇族有着深厚亲密的私人交情，“谦溥与宣祖同里闬，弟谦升与太祖为布衣交。其母阎尝厚待太祖，及即位，数迎入宫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饮食，话及旧故，赐赉优厚。雍熙中，太宗为许王纳谦升女为夫人，以谦升为如京副使”。[217]再如道德坊的另一宅主张子皋，也是出身名门，其祖张齐贤在太祖时为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太宗时赐其宜秋门宅一区[218]，至真宗朝为宰相。子皋父宗诲，乃齐贤第二子。宗诲“性贪，虽谢事，犹事货殖，以至于卒”。[219]道德坊的这座宅第，史料未提是朝廷所赐，当是购买所得，而其自家营蓄的雄厚资财则为此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

内城东北部的左军第二厢的区位优势也很明显，与左军第一厢的情形有些类似。不过，由于该厢的西部毗邻宫城，在面积上要稍逊于左军第一厢。加之，马行街等重要的商业街区以及北宋晚期的艮岳，也都占据该厢的一部分面积。因此，该厢的民宅数量要比左军第一厢要少，可考的宅第共十四处。其中仅曹利用、王韶、窦偁、郝正、种放五处宅第为所赐，这也反映出该区位在开国之初就没有多少空闲土地可供赐宅。

内城西南部的右军第一厢虽然与左军第一厢仅以一条御路相隔，但景象大为不同。该区位集中了相当多的公廨衙署，而民宅较少。国初，大内侧近有石熙载的宅邸，至太平兴国九年就被充公，置都进奏院。[220]张耆、张齐贤、吕公著、蔡京等人在该厢有朝廷的赐宅。[221]很显然，这些人的政治地位都非同寻常，正如吕公著的赐宅那样，乃朝廷为其在“东府之南”特建，以便于他“启北扉”即可参加“执政会议”。[222]王朴也居住于这个区位[223]，只是不好判定所居是自己的宅第，还是租赁的。另外，苏轼兄弟“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224]从周边环境的这些描述看来，苏轼住处似乎是在宜秋门外，故而不属于该厢地界了。不过，鉴于其紧靠宜秋门，姑且也在此一并比照讨论。

内城西北部的右军第二厢是军营所在地，因而民宅也不多。而且，由于风水观念的影响，朝廷也对该居于该区位的大臣心怀戒惕。比如王德用宅第在“都城西北隅”，也当位于该厢。翰林学士苏仪甫、中丞孔道辅相继上疏宋仁宗，认为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德用由此罢枢密使，出知随州。[225]

第二，如果将外城也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来比较宅园的分布，会发现南部的宅园数量最多，北部次之，东部和西部的数量相当，均比较少。如果考虑到这四个区位的面积，东南部的宅园比较密集，西北部比较荒僻。

东京外城的东部在行政上隶属于外城城东左军厢，已考的宅第共十七处，这其中，李煜兄弟、宋绶、蔡京（种师中）赵愔等四外为赐宅。外城的南部在行政上属于外城城南厢，已考的宅第共有三十一处，其中，杨景宗、狄青、温成皇后母楚国夫人曹氏、钱惟演、刘元五处是赐宅，另有曹佾一处也为赐宅，但曹佾并未接受这一赏赐。外城的西部在行政上属于外城城西右军厢，宅第已考的共十三处，其中，石熙载、王钦若、蔡京、王黼（两处）、高继冲等六处为赐宅。外城的北部在行政上包括外城城北左、右军厢，目前可考的宅园共有十九处，其中，赵颢、赵頵、陈尧叟、程羽、王继忠诸子、王贻永（李遵勖）、王诜、李宪、王宝、王承衍共十处为赐宅，占宅第总数的一半。将以上统计数字绘成表格，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现象，详见下表。

外城宅园数量分布表

从现存史料来看，东京外城南部园亭别墅众多，云集着达官显贵的花园、别墅，显然这些区位的居住环境应该相当优越。那么这里有哪些区位优势呢？一是自然环境幽美。蔡河流经外城南部，河畔风光旖旎。孙可久在城南亦有别墅，石曼卿常过其居，题诗曰：“南北沾河润，幽深在禁城”。[226]苏辙有诗《城南访张恕》，云：“城南绿野宜幽步，水北红尘漫作堆”。[227]二是人文资源丰厚。外城城南左军厢的敦教坊即是国子监的所在地，故得此名。[228]后来的太学也位于此，这里堪称京城的教育文化区，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该厢还有著名的古迹——吹台，传说春秋时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故而得名。西汉初年，经梁孝王刘武增筑，成为歌咏胜地。北宋时这里依然是士大夫理想的休闲场所。比如梅尧臣有诗《同江邻几、龚辅之、陈和叔登吹台有感》[229]，韩维有诗《和圣俞游梁王吹台有感》[230]，写的都是皇祐五年（1053）在吹台游玩之事。

第三，外城靠近内城城门的区位也聚集有不少宅园，这当与交通的便利有关。特别是外城城北左军厢靠近内城的一带，虽说是外城，但距离宫城并不远，不少赐宅选址于此，便于和皇室交往，显然是重要的原因。比如“直宫城北隅”的泰宁坊，有程羽、王德用的宅第。内城北面有三座城门，中曰景龙（酸枣门），东曰安远（旧封丘门），西曰天波（金水门）。这三座城门附近也聚集了不少达官显贵的宅第。驸马王承衍的赐第在景龙门外。王宝的赐宅在安远门外。安远门外的永宁坊还有王贻永、李遵勖、王诜、赵令委诸人的宅第。王安石、陈绎位于皮场街的宅第，也距离安远门不远。王继忠诸子的赐宅在天波门外。陈尧佐也“居近金水门”，其父陈省华、兄陈尧叟的宅第均在安定坊，该坊也应在天波门（金水门）附近。蔡京、王黼在阊阖门外均有赐第。陈衍在这里也有园子。苏轼和陈衍也曾在阊阖门外白家巷中居住。范祖禹也曾“僦居城西白家巷，东邻陈衍园”。[231]望春门俗名曹门或旧曹门，乃内城的东门。曹门外向东的大街即牛行街，该街以王旦家族而闻名。早在宋初，王旦之父王祜“创居第于曹门外”[232]，其后世代居住于此。此外，曹门往南的宋门外有一浴堂巷，为鲁宗道的住址。[233]旧宋门附近的春明坊也是东京城达官显贵比较集中的住宅区之一。坊中居住过的官宦人家有宋文质、王延德、宋绶、孙抃、贾昌朝、赵宗楷，等等。该坊位于“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234]朱雀门乃东京内城的正南门，天街基本上是东京城的中轴线，朱雀门乃天街与内城南墙的交会之处。春明坊在朱雀门外由天街向东第六个坊，该坊属于外城城东左军厢，大约位于内城城墙东南角外，其北边界大致是内城南墙的延长线，西边界大致是内城东墙的延长线。正如孔宪易推测的那样，春明坊可能逼近汴河。但是，孔先生并进一步推测“可能在汴河北岸”[235]，此说则有待商榷。笔者查对其所引用的楼钥《北行日录》，原文如下：“入旧宋门，旧曰‘丽景’，今曰‘宾曜’，亦列三门，由北门入，尤壮丽华好。门外有庙曰‘灵护’，两门里之左右皆有阙亭。门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无巷。街北即甜水巷”。[236]显然，此处所说是进入旧宋门的情况，已经属于内城。春明坊位于外城，所以，不能以此为据。汴河北贴旧宋门向东流出内城之后，即折向东南，应当从春明坊东北角穿流而过。从地理位置来看，春明坊有其得天独厚之处。一方面，它不是位于内城的繁华地段，厚厚的城墙正好为其屏蔽了城内的喧嚣。汴河从旁边穿流而过，周边的自然环境当属上乘。另一方面，此处与内城繁华的商业娱乐区相国寺一带相距也不远，而且交通便利，往北距旧宋门很近，又可借汴河水路之便。

第四，私人宅园与其他性质的都市空间交错杂处。有学者指出，北宋东京城内的东部与西部存在着功能的区分和景观的差异，内城东部二厢作为商业中心繁荣起来，西北部则驻扎有许多禁军军营。[237]此外，内城的西南部则云集着中央衙署机构。但是，通过考察私人宅园的位置分布则可发现，在这些不同功能的区位也都分布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宅园。从城市布局来看，宋东京与唐长安明显的不同，就是住宅区和商业区混杂交错。士庶可以沿街开店，住宅区与店铺、酒肆没有了严格的界限，住宅与商业空间互相渗透。这样一来，居民的生活空间更为开放，参与商业、娱乐活动也更加便捷。此外，从宫城、皇城的分布来看，唐代长安的宫城与皇城位于城市北端的高地之上，民居则在城市的南部铺展开来，布局严整有序，居住、行政、商业等城市功能分布在不同区位。而北宋东京的宫城和皇城则大致位于城市的中心，而私人宅园与酒楼等商业场所则散布于宫城周边、皇城内外。住宅区与其他功能的城市空间交错融合，既顺应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也与市民生活的活跃相辅相成。这一城市格局的转变，在中国都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 “贫富混居”考辨

总上所述，私人宅园在东京城的各个区位都有分布，但具体到不同的区位，其宅园密度及其居住环境又有差异。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的东京城，权贵、官宦、商贾的住宅基本上还是和普通市民（经济状况较好的）混杂在一起，目前还没有资料能表明那时出现了专门的富人区。[238]仅从某一时间点的断面来进行静态的考察，东京城的住宅分布上呈现出“贫富混居”的现象。但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伴随着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高涨，货币经济以更加猛烈的力量破坏各种旧制，土地所有权剧烈运动起来。时至宋代，社会流动明显加剧，田宅这样的资产通过市场交易等手段在不断地转手易人。[239]郭进在邢州任官时，于城北治第，完工之时宴请族人与大小工匠，“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有人说：“诸子安可与工徒齿？”郭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郭进死后不久，宅第果然“为他人所有。”[240]虽然此事的发生地不在东京，但这种现象在宋代有着普遍的意义。城市空间用地属于稀缺资源，对于东京而言更是如此。特别是在东京的内城之中，宅基更是非常稀缺。衙署、寺观、军营以及街市等公共空间作为承载都城功能的组成部分，不仅很难让渡于私人宅园，甚至会侵吞住宅用地。欲想在内城获得宅园的宅基，一般还是在住宅用地之内得以实现；因此，新宅主的入住，必然伴随着原宅主的迁出。黄金区位的富贵之家并不都能长久地维持富贵，在其败落之后，其宅园迟早会让渡或变卖给新的富贵之家。

宅园主人的变换，一般是通过价格杠杆在市场上流通得以完成。区位和地段直接影响到房价的高低，因为不同的区位和地段客观存在着环境的优劣，进而影响到居民住宅的分布。比如道德坊，“在大内之东南，实繁会之所也”，“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241]能够在该区位购置宅第，必须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可是，到了北宋后期，地皮越发稀缺，即使有钱也很难找到空地建造宅第。正如宣和二年御史中丞臣翁彦国所奏：“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242]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皇亲国戚或达官显贵可以通过皇帝或朝廷的赏赐获得宅基。那些蒙赐之家以赏赐的名义，敢于有恃无恐地驱逐原有住户，腾出空地，建造豪宅。政和六年（1116），王黼获赐昭德坊宅第，左与许将为邻。王黼为讨好梁师成，而与其毗邻而居，竟然赶走许氏。[243]达官显贵的宅园往往规模庞大，“务极壮丽”，“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展占民居，甚者至数百家”。[244]通过这样的政治手段逼迫原有的住户迁徙他处。

都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特别是黄金地段，还是在流动中不断地被富贵之家拥有着，而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和贫民，则被置换到条件较差、房价低廉的城市边缘区域。比如位于外城东南部的汴阳坊（或称汴阳里、汴阳乡），这里不仅远离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而且还有一片墓地，当时的不少家族的墓冢即位于此，比如江直木、贾昌朝、王中正、钱彦远、向敏中，等等。[245]然而诗人梅尧臣就居住于汴阳坊。[246]从梅尧臣的诗句“所居汴水近”[247]和“访我东城闉”[248]，可以进一步确定，其住址应该在汴河的外城东水门[249]附近。汴河自西而东流入东京里城，途经州桥、相国寺一带繁华的商业地段，然后出内城而折向东南，从东水门流出外城。由于沿途的生活废水一路注入，汴河流到东水门已经犹如“污池”。可以想见该区位的环境比较恶劣，不宜人居，故而房价也比较便宜。梅尧臣家境贫寒，居住于此也可以理解。尧臣有诗写到欧阳修、刘敞、范镇与何郯前来造访的情形，诗云：“车马立市中”，“市人无不惊”。[250]对于这些达官显贵的出现，周边的居民无不感到惊讶，这一反应足见汴阳坊少有上层人士的活动，就是一个平民或贫民区。在这一区位的居民名留史册自然也很少。查考史料，除了梅尧臣，仅有吕公弼和沈文德二人，也仅是籍贯为汴阳坊[251]，并不一定居住生活于此。

由此可见，在“贫富混居”的表象背后，东京城还是存在着贫民区及其对应的富人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区位的环境优劣及其造成的地价、房价的差异。黄金地段正是在流动中始终为富贵之家所占据，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总体趋势，也是社会流动在城市空间分布上的一种映射。

当然，在一些堪称富人区的繁华地段，也杂居着一些赁房、租房者。比如寿春人冯贯道落第后放弃举业，“游京师，居相国寺东录事巷，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252]。王著也“赁居相国寺东”[253]。他们自然不能被归为富人，但这些房屋的主人则正是富人，因而并不能改变这一区位被称之为富人区的事实。而且，这些租赁的房屋，严格来讲，其性质业已由住宅用地变为商业用地。比如，赵概致仕返乡之后，将丽景门内的旧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254]。应当说，这所反映的是住宅用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向商业用地转换的现象，在此不多赘述。

[1] 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从建筑史的角度对东京城的空间形态作了研究，很有启发性。该论文的第五章第二节从北宋历代赐宅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官员宅第的规模以及普通百姓的住宅等方面，对北宋东京的住宅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但囿于所引史料，尚有不少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从唐宋对比的视角切入，对商业空间、公共休闲娱乐空间以及园林绿地空间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而对于宅第等私人空间则缺而未论。

[2] 在此所讨论的“宅园”主要包括私人所有的宅第、别宅、花园、别业、别墅等空间，是相对于衙署、寺观、酒楼等公共空间而言，另有一些短期租赁及暂时借住之地，不在讨论的范围。

[3] 宋继郊编撰：《东京志略》，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9页，第389—406页。

[4] 孔宪易：《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69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第二部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78页。邓烨前揭文。

[5] 参见孔宪易《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69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第二部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78页。

[6]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兴道、道德，《宋会要辑稿》无，据《北道刊误志》补入。

[7] 《宋史》卷312《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26页。

[8]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

[9]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16，四部丛刊本。

[10]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7《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1] 《宋史》卷273《郭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5页。

[12]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13] 《宋史》卷268《王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30页。

[14] 《王仁裕神道碑》，《全宋文》第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陇右金石录》宋上。又见光绪《重修秦州直隶州志》卷20。

[15] 《宋史》卷276《陈从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04页。

[16] 《宋史》卷13《英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页。

[17]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18] 《宋史》卷266《王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80—9181页。

[19] 《吴元载墓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20] 《安守忠墓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1] 《宋史》卷12《仁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页；

[22]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丁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07页。

[23] 《宋史》卷325《刘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03页。

[24] 《宋史》卷351《何执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02页。

[25] 《宋史》卷243《哲宗昭慈孟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34页。

[2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77页。

[2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28]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宣德楼前省府宫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

[29] 阮阅辑：《诗话总龟》卷5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3页。

[30] 《宋史》卷309《程德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55页。

[31]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邹浩：《道乡集》卷40《冯贯道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廖刚：《高峰文集》卷10《次韵侯司孺席间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周必大：《文忠集》卷75《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36]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37] 王珪：《华阳集》卷50《晁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李昭玘：《乐静集》卷28《晁次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晁补之：《鸡肋集》卷63《寂默居士晁君墓表》，四部丛刊本。

[40]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31《晁君成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1—832页。

[41] 朱弁：《曲洧旧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4页。

[42]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5页。

[43] 《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9《宋故宣州观察使赠太尉和国公赵公行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0页。

[44] 《宋史》卷470《王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81页。

[45]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63页。

[46] 《文庄集》卷28《王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长编》卷71，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4页。

[48]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49] 魏泰：《东轩笔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页。

[50] 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第9《甜水巷蛤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1页。

[51]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所载略同。

[52] 彭□辑：《墨客挥犀》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8页。

[53]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所载略同。

[54] 《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02页。

[55] 《宋史》卷283《王钦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61—9562页。

[56] 《宋史》卷297《孔道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85页。

[57]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乐游的“游”字据《北道刊误志》补入；延康、惠和、建初、太和、景明五坊据《北道刊误志》补入。

[58] 《长编》卷174，仁宗皇祐五年六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12页。

[59] 《蔡襄集》卷34《右千牛卫大将军致仕陈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6页。

[60] 《魏处约墓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61] 《宋故赠左屯卫大将军魏侯夫人玉城县主墓志铭》，《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册，第355页。

[62] 杨亿：《武夷新集》卷9《宋故主客员外郎直集贤院高平范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 周必大：《文庄集》卷28《王中正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6《次韵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后书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6页。

[65] 《宋史》卷278《雷德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62页。

[66] 《雷公（有终）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67] 《宋史》卷328《王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81页。

[68] 《李君墓志铭》，《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册，第2页。

[69] 《梁君妻镡氏墓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70] 《宋史》卷457《种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24页。

[71] 阮阅辑：《诗话总龟》卷2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72]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兴国的“国”字据《北道刊误志》补入；郭义，《北道刊误志》作敦义。

[73] 《长编》卷106，仁宗天圣六年七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7页。

[74] 王应麟：《玉海》卷16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079页。

[75]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76页。

[76]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所载略同。

[77] 《苏轼文集》卷59《与杨济甫十首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9页。

[78] 魏泰：《东轩笔录》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页。

[79]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河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5页。

[80] 《苏轼文集》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2页。

[81] 李廌：《济南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0：“《宋朝会要》云：兴国寺，乃唐龙兴寺也，开宝二年诏重修，太平兴国元年赐今额。在马军桥东北。”《长编》卷18，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5页：“以新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

[83]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4] 《长编》卷131，仁宗庆历元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03页。

[85] 《宋史》卷351《何执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02页。

[86]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滋德，《北道刊误志》作溢德；睿明，《北道刊误志》作春明。

[87] 《临川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

[88] 《梦粱录》卷14《东都随朝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7页。

[89] 《临川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

[90] 《叶适集》卷22《故朝奉大夫知峡州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9页。

[91] 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92] 朱弁：《曲洧旧闻》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1页。

[93]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94]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45《孙文懿公抃行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3页。

[95] 《宋文质墓志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96] 王珪：《华阳集》卷56《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8《陈留郡君吴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8] 《宋史》卷478《李煜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62页。

[99]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34《梅直讲圣俞墓志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897页。

[100]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2《高公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1]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王祜，原作“王祐”，径改。

[102] 《苏轼诗集》卷15《送颜复兼寄王巩》，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3页。

[103] 《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7页。

[104]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9页。

[105] 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3页。

[106]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河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页：“又曹门小河子桥曰念佛桥，盖内诸司辇官、亲事官之类，军营皆在曹门，侵晨上直，有瞽者在桥上念经求化，得其名矣。”

[107]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108] 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109] 周煇：《清波别志》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0]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11]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2] 王瓘：《北道刊误志》原注：坊有国子监故名，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

[113] 王瓘：《北道刊误志》建宁后还有普惠、永和、景平三坊，丛书集成初编本。

[114] 清平在《北道刊误志》作清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115] 王瓘：《北道刊误志》原注坊有国子监故名，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

[116]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117] 《宋史》卷463《杨景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54页。

[118] 魏泰：《东轩笔录》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

[119]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唐公肃远识》，《全宋笔记》第五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120]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121]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22] 《曾巩集》卷45《旌德县太君薛氏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9页。

[123] 《河南通志》卷5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4]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25] 《曾巩集》卷45《天长县君黄氏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8—609页。

[126] 陈襄：《古灵集》卷20《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7]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5《右武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8] 许翰：《襄陵文集》卷12《蒋氏夫人墓志铭》，《全宋笔记》第三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129]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秘阁续法帖后》，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4页。

[130]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31]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132] 《苏辙集·栾城集》卷7《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自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页。

[133] 袁褧：《枫窗小牍》，《全宋笔记》第四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34] 黄：《山谷年谱》卷2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5] 沈括：《梦溪笔谈》卷9，《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36]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51《右监门卫大将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7] 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138] 王瓘：《北道刊误志》原注云：坊有武成王庙故名，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139] 《宋史》卷288《程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75页；《长编》卷125，仁宗宝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条，作“武城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39页。

[140]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户部郎中许公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313页。

[141] 王瓘：《北道刊误志》作清化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142] 宋祁：《景文集》卷60《杨太尉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07页。

[14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宋次道家摘宝相花归清平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144] 《宋史》卷464《曹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73页。

[145] （元）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感梅忆王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1页。

[146] 晁补之：《鸡肋集》卷7《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黄著作鲁直》，四部丛刊本。

[147]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48] 谢逸：《溪堂集》卷1《王立之园亭七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9] 刘敞：《公是集》卷25，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91页。

[15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夜与原甫江家步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62页。

[151]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页。

[152] 李至：《至启至学惭半古……则不告其能逭乎》其五，《全宋诗》卷5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564页。

[15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依韵和江邻几癸巳六月十日同刁吴韩杨饮范景仁家晚赴馆宿睹吴兴太守章伯镇题壁记辛卯仲秋初吉九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壬辰二月一日馆直慨然有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1页。

[154] 韩维：《南阳集》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5] 《苏辙集·栾城集》卷8《城南访张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6页。

[156] 《张耒集》卷14《赠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9页。

[157]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8] 宋庠：《元宪集》卷1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9]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0] 《宋史》卷248《扬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3页。

[161] 《宋史》卷464《李用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5页。

[162] 王应麟：《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63] 王应麟：《玉海》卷175亦有类似记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64] 《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02页。

[165] 《宋史》卷283《王钦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61—9562页。

[166] 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3，四部丛刊本。

[167] 李廌：《师友谈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168]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169] 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2页。

[17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171] 刘敞：《公是集》卷13《寄王深甫》，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4页。

[172] 《苏辙集·栾城集》卷8《寄范丈景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

[173] 范镇：《东斋记事》附录（一）辑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174] 《张耒集》卷11《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175] 《宋史》卷470《王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81页。

[17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177] 《宋史》卷246《吴王颢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20页。

[178] 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第352页。

[179] 王应麟：《玉海》卷175亦有类似记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180] （清）黄本诚纂修：《新郑县志》卷29《金石志·陈省华碑铭》，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181] 王应麟：《玉海》卷175亦有类似记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213页。

[182] 《宋史》卷262《程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83页。

[183]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先公太中家传》，第646页。

[184]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五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07页。

[18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186]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187]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2页。

[188] 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页。

[189] 《苏轼文集》卷53《与陈季常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0页。柳一，名字待考。

[190] 据杨亿《武夷新集》卷14《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永宁坊位于安远门（俗名旧封丘门）外，属于外城城北左军厢。

[191] 《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瑞庆原为玄（元）英，《北道刊误志》作瑞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192] 《金石萃编》卷129《石保兴碑》，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页。

[193] 据杨亿《武夷新集》卷14《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永宁里位于安远门（俗名旧封丘门）外，属于浚仪县外城城北左军厢。

[194]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5页。

[195] 据《宋史》卷324《许怀德传》，许怀德并未尚公主，另据《宋史》卷248《雍国大长公主传》、卷250《高怀德传》，此处“许怀德”当为“高怀德”之误。

[196] 叶梦得所说的“曹沂王”即王贻永，范纯仁为其撰有《祭曹沂王文》，见《范忠宣集》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7] 《宋史》卷464《李遵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68页。

[198]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199] 《宋史》卷248《秦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1页。

[200] 杨亿：《武夷新集》卷14《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1] 《宋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拓片见上册，第330页，录文见下册，第308页。

[202] 《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44页。

[203] 《宋史》卷248《魏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72页。

[204]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页。

[205] 韩维：《南阳集》卷4《和圣俞饮（廷）[延]老家晚又饮原甫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6]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207] 刘敞：《公是集》卷2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9页。

[208] 刘攽：《彭城集》卷1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3页。

[209] 《友会谈丛》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页。

[210] 张师正：《括异志》卷2《杨省副》，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页。

[211] 张师正：《括异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7页。

[212] 张师正：《括异志》卷7《张龙图》，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2页。

[213] 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4页。

[214] 见邓烨前揭文。

[215] 相关研究可参见：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新宋学》第2辑，第30—46页；赵雨乐《从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时期的相国寺》，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24页；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

[216]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

[217] 《宋史》卷273《李谦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9页。

[218]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玉海》卷17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219] 《宋史》卷265《张齐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59页。

[220] 王应麟：《玉海》卷16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079页。

[221] 《长编》卷106，仁宗天圣六年七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7页；《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河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5页。

[222]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76页。

[223] 魏泰：《东轩笔录》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页。

[224] 《苏轼文集》卷59《与杨济甫十首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9页。

[22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226]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页。

[227] 《苏辙集·栾城集》卷8《城南访张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6页。

[228] 王瓘：《北道刊误志》原注，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

[22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8页。

[230] 韩维：《南阳集》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1] 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32]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0页，云：“三槐堂，在仁和门外。”当误。仁和门乃旧宋门在后晋时的称谓，乃曹门往南的城门。

[233] 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34]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5页。

[235] 孔宪易：《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236] 《楼钥集》卷119《北行日录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3页。

[237] 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城内の東部と西部》，《長野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36，2002年，第137—148页。

[238] 见邓烨前揭文。

[239] 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61—67页。

[240] 沈括：《梦溪笔谈》卷9，《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241]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16，四部丛刊本。

[242]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43] 《宋史》卷470《王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81页。

[244] 《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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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绎、王安石曾居住于显仁坊的皮场街。王安石有诗《呈陈和叔》，序云：“嘉祐末，和叔以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同知太常礼院。宅皮场街，有园数亩，中置二椁，砖袤丈。北户临沟，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毁辎车为盖。某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同管勾三班院。间度彴，饭车盖下，随所有无，坐卧砖上，笑语常至夜，如此三岁”。[2]按：皮场街应该是皮场庙门前的街道，皮场庙应位于显仁坊。据《梦粱录》所载，“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按《会要》云，‘神在东京显仁坊，名曰皮场土地祠，政和年间（1111—1118）赐庙额，封王爵’”。[3]《燕翼诒谋录》载，皮场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4]有学者进一步考订出，皮场庙位在原玉清昭应宫的东偏别殿，旧为章懿太后御容殿，火灾后修葺为万寿观，与礼部用为贡院的开宝寺为邻。[5]玉清昭应宫位于天波门外以东至旧酸枣门（景龙门）外以西[6]，而外城西部和北部及附郭西部北部地区为浚仪县所辖，因而皮场庙及其所在的显仁坊应属于浚仪县外城城北左军厢。[7]孔宪易将显仁坊列入开封县外城城东左军厢，当误。王安石云其“间度彴，饭车盖下，随所有无，坐卧砖上，笑语常至夜，如此三岁”。[8]由此可知，王安石的宅第也在京城的东北隅，就在陈绎住宅的北边，距离不远，隔街相望。

[1] 《宋史》卷467《李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39页。

[2]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

[3] 吴自牧：《梦粱录》卷14《东都随朝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7页。

[4]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页。

[5] 陈学霖：《两宋京师“皮场庙”考溯》，朱瑞熙、王曾瑜、蔡东洲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06—416页。

[6]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页。

[7]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页，云：皮场庙“在城内东北隅”；这里李濂所说的“城内”乃以明代开封城而言，由于明代开封城墙介于宋代内城和外城两道城墙之间，故而皮场庙、开宝寺等建筑至明代都在“城内”。

[8]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