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

第1集

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故．第1集／徐俊主编；严晓星执行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6

ISBN 978-7-101-11510-9

Ⅰ．掌…　Ⅱ．①徐…②严…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656号

书　　名　掌　故（第一集）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责任编辑　徐麟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插页8　字数150千宇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510-9

定　　价　49.00元

顾　　问　钟叔河　董　桥　陈子善　赵　珩　白谦慎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责任编辑　徐麟翔　统　　筹　李世文

装帧设计　刘　丽　丰　雷

电子信箱　zhangguzazhi@126.com

目录

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朱　铭

从溥雪斋到启功：松风画会旧事／赵　珩

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励　俊

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黄　恽

忆侯官严不党先生／雪　克

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一）／沈亚明

陈寅恪第一次出国考——陈寅恪诗补笺之一节／曹　震

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胡文辉

翁一鹤的几种纪事诗／何家干

《石语》中人曾履川／冯永军　祝伊湄

钱锺书笔记中的晚清诗人掌故／张　治

我的爷爷严春阳／严　锋

无处可寻的《铁窗百日记》——张季鸾首次系狱考／刘宪阁

“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陈徒手

穆彰阿写真（一）／谭伯牛

高罗佩的迷宫图，丁月湖的印香炉／宋希於

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柳向春

艺林烟火录／唐吟方

“掌故”漫话／沈厚鋆

编后语／严晓星

天下一高吾许汝

——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

朱铭

发生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不仅是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新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介绍文章，连篇累牍，似无新意。随着当事人的远去和相关文献的回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望那段神奇的岁月，依然充满着好奇和迷惑，希望获得更多的背景和真相，甚至是当事人点点滴滴的喜怒哀乐。那么，就从章士钊和高二适的交往谈起。

会看高亭出一头

章士钊年长高二适二十二岁，高出生的1903年，正是章一生最光彩的时候。高二适1963年所作《为长沙公六十年创报纪念》诗云：“计程那复上燕台，从古何人理郭隗。千里迁延九折阪，中华鼎革二章才。斯文借曰天将丧，去日休贻来者哀。知有风情敌年少，且看勒笔动黄埃。”二章指章士钊与章太炎，1903年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刊出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早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作为新闻界巨子，章士钊秉持特立独行的风格，先后主持过《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等报刊，风靡一时。等到高二适看到《甲寅》周刊时，章已被视为“开倒车”的“大虫”，高二适不以为然。听说高向周刊投过稿，还有人说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不准确，翻遍全部《甲寅》，没见到片语只字。

1935年，两人在南京首次见面。在《章士钊师友翰墨》中有一副写给高二适的集杜联：“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落款为：“癸酉春治律海上，二适仁棣频以书来问讯，惠索楹帖，为书杜句寄之，略见鄙意。”癸酉是1933年，见面以前，他们久已书信往来，正如章在《答二适》（1939）诗中所说“厚我有书常问讯”。两人似无任何渊源，种种情形看来，高二适是主动接近章士钊的，由私淑而正式入门，成为章氏弟子中最具个性的一位。

高二适以诗执贽在1939年。是年春夏之交，章士钊由港飞渝，高作为立法院工作人员，入蜀已近二年。这时江庸所辑《斗茶集》收有：章士钊《翊云诗来述嘉州近趣蘅二适同观诗以答之》：“有客经过笑语哗，山栀香送殢人花。骤寒不用蒲葵扇，病渴频添普洱茶。访别远怀江令宅，往诗先送杜陵家（指尧老）。嘉州野趣真堪羡，茅屋秧田浸月华。”高二适《次章公茶字韵兼寄翊云蘅二先生》：“宿雨初晴百鸟哗，泪痕都溅感时花。穷途阮籍难忘酒，消渴梁园且戒茶。何幸清风瞻哲匠，偶拈篇什各名家。萧然梅子黄时雨，所愧长歌比薛华。”近年所刊《高二适诗存》未收上诗，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两人最早的唱和。稍后章士钊有五古《寄二适》（《蜀游诗前集》），此诗甚有趣，诗中劝告高二适“作诗应无多，制题等谋篇，拣选不厌苛”；没想到，章自己入蜀仅数月，“诗思忽郁怒，百篇机投梭”。诗带有自嘲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诗底稿旁有潘伯鹰批注：“高二适，江苏东台人。苦吟好学，以诗谒先生，甚见奖掖也。”可见章、高诗交由此开始。

客渝期间，两人唱酬极夥，《高二适诗存》基本未收。如章士钊作《改岁》：“改岁居然六十翁，浮生梦里亦从容。旧家人物今余几，老派文章谁与同。丁令归来乘独鹤，陶潜隐去抚孤松。尽多哀乐中年外，浅见应需笑谢公。”高二适和云：“国蹙归朝尚未翁，横流沧海世无容。早能文毕诗今壮，晚爱风流政亦同。生子欲教图大事，得闲聊与听长松。蛟龙出则为霖雨，不数功名跨数公。”1941年春，章士钊有高亭之命名，尹树人《高亭主人的来历》云：“战时高二适为立法院长孙科秘书，孙宅在重庆独石桥，花园中有无名小亭，时二适治孟浩然诗集，孤桐某日作客孙府，戏指小亭云：‘湖北钟祥有一古亭，名孟亭，是纪念孟浩然的。此亭尚无题榜，我意可定名高亭，以与鄂之孟亭相媲美。’同时作诗记之。”（《三吴风采》）章所作诗为：“过桥踏石上江村，偶忆乘舟归鹿门。从古诗人定名胜，高亭应比孟亭尊（吾尝语孙哲生，独石桥须俟高二适始可传）。”

在这前后，章士钊开始向赵熙、汪辟疆等名家推荐高诗。《汪辟疆诗学论集》新增诗篇不少，《题高二适诗卷》云：“吾交章长沙，誉君诗最久。长沙慎许可，胡独与子厚。自吾得君诗，三复不去手。”向赵熙推荐则更早，1939年就有《调二适钞诗代寄香宋翁并呈翁一笑》：“自赏风流有客哗，俨如击鼓代催花。吟情犹自留须颔，诗味还期别荈茶。谁使陈遵传恶札，未知枚叔可名家。浮沉大抵皆芜草，万古江河洗物华。”赵熙答高二适书云：“两奉良书，虚怀清韵，当于昔贤求之，末世无此馨逸也。大诗醇白，又复用心求工，正不佞所敬畏者。”（《赵熙集》）但后来两人闹僵了，记得读到过一则高二适的题跋，对赵熙多有埋怨之词，这段题跋钞存已久，一时未能检出。在章士钊《赵香宋》（1945）诗中可得到旁证，诗云：“事异王维过郢州，却从理路厄诗流。浩然归去题襟黯，会看高亭出一头（君谓余云：高二适理路不清，定辜负君之奖借。高亭在独石桥）。”（《论近代诗家绝句》）章士钊对赵熙所言不以为然，依然看好高二适，继“会看高亭出一头”后，1946年又赋“又说高名动寥廓，想见飞龙在天路”（《题二适七古四篇后》）。1964年再赋“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二适与菉君书翘举柳诗误签三条草书佳绝漫题其后》）。高二适果然不负章的期望，终于有了1965年《兰亭》论辩的惊世绝唱。

天下一高吾许汝

新中国最初十年，现在所能见到章士钊与高二适交往的材料不多，高二适似乎有些边缘化了，连工作也不稳定。1951年春章士钊由港返京，路过上海，与海上诗人有个聚会，席上听到苏渊雷在为高二适教职事设法，特意向苏表示感谢，见陈诵洛致汪辟疆函：“孤桐过上海，曾两晤谈……二适原任教职已成问题，此次长沙公来，特以二适事亲向渊雷致感谢之忱。此后二适出路，仍由长沙托苏设计，俟有眉目，再由章加以促成。”（《汪辟疆诗学论集》）到了1961年，章士钊曾想调高往北京，见高二适诗《辛丑七月十五日得章行严京国书，称有提名事，怀思恳叙，伫候继声，先成此诗奉谢》，终未实现，只能就近安排，经章推荐，1963年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员。

1962年春，章士钊邀高二适来京，此为解放后首次晤面。高二适《校录刘梦得集述》云：“壬寅孟陬，适由宁觐谒吾师长沙章公孤桐于燕邸。席次谈及中山刘宾客梦得诗笔，在中唐本赫然与昌黎、柳州鼎峙，而陇西李翱习之，并推为当时文章之盟主焉。今韩、柳集几致家弦户诵，人手一编，而中山以文无害独沉溺千年而不返。”（《高二适研究》）时章已进入晚年，正在赶写《柳文指要》，高二适则在重新校读《刘宾客集》，共同话语不少，真如高所说：“欲图与小子适并肩厕入中唐刘、柳大师讲坛。”（同上）章士钊有诗赞高二适用功于刘集：“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东淘，二适产地，与清初吴嘉纪同乡，当时有一个冷冰冰的吴野人之语。此中山指刘禹锡，二适勤攻刘宾客集，发见宾客为人文集作序，每不曰序而曰纪，此义为他文家所忽，几同创见。火急用柳子厚和刘诗：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并将高的书稿向齐燕铭推荐，傅璇琮《齐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说：“我只记得1963年，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是南京高二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让他找人看看。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我查阅了一些材料，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见，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书林漫笔》）

这次晤面，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记云：“去岁二适在京，示我揲蓍步骤，依样葫芦，亦自大体粗谙。”（初版933页）1964年春，《柳文指要》完成初稿，两年来二人商讨柳、刘二集，书信往来不断。《柳文指要》中载致高二适函云：“得书，及《跋刘宾客天论》，初一伸纸，不胜雀跃，盖时论谓刘高于柳，吾闻其语，未见有人著文，今得二适折冲柳、刘之间，并以长篇文字见意，以谓此必有以开朗吾志虑，诚不自知热望高出柳州发书得天论时几许也。不幸柳州曾谓详读刘论五六日，求其异而不获，二适亦曾引以为怪，吾读二适跋尾，其失望较柳州殆又过之。吾知此定为二适所不喜，然为忠于所学，及图与二适并肩厕入中唐大师讲坛计，不得不悉吾所见以毕其说。”（944页）又：“承示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深入显出，烛照靡遗。不料二适迩年治学精进乃尔，甚佩甚佩。柳集注家号五百人，从未见或于此门略有阐发。近瞿兑之笺注刘集，吾曾询及此辩，彼亦逊言理解不足，未便加墨。吾之谫劣，当有过于兑之。今何幸二适能为吾《指要》弥补此一罅漏也！”（932页）1971年《柳文指要》出版，书中收有高二适所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两文，高二适在章士钊卒后致书苏渊雷云：“此次爨下翁（按：指章士钊）溘逝海外，斯文界又弱一个，弟则尤悼知己之不再得也。《柳文指要》卷三十一刊鄙作两篇，见到未？该《指要》自问世来，行老来札要弟指疵，已提出百余条，均颠扑不破语。惜老人之不克亲见再版耳。”（《高二适书法选集》）

兰亭不见见高亭

“此日幽吟商句法，他年寥廓动高名。”（《一百有五叠韵柬二适》）这是章士钊1939年赠高二适的诗句，历时二十余年，期望成了现实。1965年6月，当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见报，高二适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写成“驳议”文，遭到报社退稿后，即致信章士钊，请求帮助。值得庆幸的是，高二适这一时期写给章士钊的许多信，“神奇”归来，大半已为姜堰高二适纪念馆购得，其余则散落各藏家之手，报端时见披露。今据闻见所及，略作摘引。

据高二适函，6月29日章士钊正式介入《兰亭》论辩，看了“驳议”稿，章是日致函高二适，提出修改意见，高二适7月8日复函云：“《驳议》已于晨寄发，郭长篇，适觉渠费力过甚（公赐函语真有恕词，其文大小处均有漏罅可疑，适此已让过许多处，亦为文不得不然），鄙意则着力在包、李。又郭己意，一在癸丑两字，二在依托谬说。其认褚神龙为智永，此一说尤为妄言无识。惟适以论事，绝未使之难堪也。此文既雅承公命，又兼宇宙涵茹，立义深长，适亦无放肆语。惟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惟公察之。适为此，亦有回护处，即引康生见解而两是之之意（其实汪容甫跋禊帖早已说过，康能用心查书，亦是好事也）。鄙文发表后，后此公倘有论列，益见文章风谊，要当为万目睽睽所赏鉴，适兼可供献题内外材料也。……适在宁得一日之长，方了卅年报公口提面命之功，此文发表以愈快愈好。”（《舒凫》第二期）

7月15日，高再次致函：“孤桐师钧座：昨奉复一书，于虞世南师受智永书事，在古今传授笔法一文，蚤有说明，而适哀荒独成疏陋，幸承老人具眼，如不然其影响亦非浅鲜矣。汾阳（按：郭汾阳，此指郭沫若）肆言无忌，南京友人中有寄意东人者，是可耻之一（国人懦弱，今尚畏一种高位人而自卑，不为千秋公论，斯可戒也）。适于此不发则已，一发则不能收，心头热血，举非凡俗所堪解此。如适读龙门文、杜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此是也。夫己氏为当今国士、天下士而厚诬古人，蔑视来者，至于此极。适真有创巨痛深之思，兹此只能为公道之。此事如付公表（《人民日报》也有论学术一栏，要得大力才可，愿老人也为书艺一广之），适忖不会遭到敌阵，可为书林中人伸一口气，不审究何如也？如谈龙跳天门，虎卧凤阁，适往于《甲寅》刊、今于《毛选》，均之皆是也。论政为文作书，能为理全势足，天骨开张，均可如出乎雄强之训耳，公谓何如？敬叩暑安。适再拜。十五日。”（《舒凫》第二期）章士钊应该未看到此函，即于16日给毛泽东写信，附上高二适一函及《〈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改定稿，18日毛泽东亲笔回复，赞同发表高文，23日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刊出，7月号《文物》杂志同时刊出《驳议》手稿。进展之顺，速度之快，异乎寻常。

章士钊信中所附高二适函，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仅作节录，曹洋《兰亭论辩的文化阐释》（载《高二适与兰亭论辩》）收有全文，但错讹甚多，今将两者校正如下：“前捧读谕示，敬审拙稿已蒙鉴纳，无任欣喜。关于文内‘其真书’以次连括号十三字，为适一时疏忽，承公具眼察及，自应如命照来示改易。此虽小疵，亦可贻书林之笑柄也。感谢。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何以所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适近借得宋绍兴本刘集，方日狂诵校，后人为文研学，要处处有益于世，适当永矢此志。”

“驳议”的发表，令高二适兴奋异常，7月24日致章士钊函云：“连奉手毕，情挚恳稠，适仰读涕零，汗流浃背。承公德善内涵，诚明外注，适往所得于古人文章风义，今乃得身受之矣，感激之深，何言可说。……小子适仰怀主席毛公，圣情眷眷，神驰魏庭，然则时代虽不一，其治而上下舆情宣畅，盖不差于古近明盛矣。”（《舒凫》第二期）章士钊也赋诗志喜，可惜未见流传，在高的答诗中保留了几句，见8月20日高作《孤桐老人以适兰亭驳议稿草为京文物杂志所重付影印，来谕称喜不能禁，辄题两绝，诗曰“文章才调尔精灵”，又有“兰亭不见见高亭”，及“道是北京珍异事，士林相聚噪黄庭”诸句。又谓接受此一态度，必须格外谦谨，贺与警并，惟谦方能受益云云。惟愚不才之为此文，虽发于童曚，而实含茹于师门风谊，不尔，则将覆酱瓿而厝之积薪矣。盖夫世情惨舒，缄石知惧，文章地势，翔泳各殊。适捧诵公诗函久之，始得广为四韵，以酬厚贶焉耳》：“随蓝文字上天庭，不信沉潜得地灵。初喻扬雄能作赋，旋闻伏胜想传经。仙槎莫讯支机石，吴会虚传有御亭。一事报公卌年愿，刘郎晚达在冬青。（随蓝，本荀《劝学》‘青出于蓝’。张《判》有‘随蓝改质，实藉招邀，题竹书名，良资教授’。御亭，吴大帝建，后有人用庾信诗‘御亭回望’句改为望亭，地今存。刘宾客赠白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尔后两公时有和答。晚达冬青之篇，予与公廉取之，可乎？并尘钧览。门生适具稿。八月廿日。）”（《高二适诗存》，据郁胜天主编《高二适手札》所刊手迹稍作订正。“实藉招邀”，张《龙筋凤髓判》作“实藉招携”。）对章氏感激之意，文字中随处可见。

政治的波谲云诡，实非书生所能预料。到了9月，随着论辩扩大和深入，章士钊已敏锐地感到气氛不对，他本来也写了参与讨论的文章，没有再拿出来，9月1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最近听到一些风声，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而且有次碰到郭老，他也对我说：‘高二适文章写得好嘛，但是为什么要那样生气，对待《兰亭序》像对待宗教一样，不能动一点点。’这话使我警觉起来，这个问题现在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高二适远在南京，虽有些风闻，还沉浸在论战的兴奋中。11月号《文物》刊出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高也有答辩，寄请章士钊谋发表，以当时的情势，章已无能为力了。高二适1966年6月16日在致苏渊雷信中说：“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注为佐证。惜爨下翁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高二适研究》）此文大要，可见《舒凫》第二期所刊高二适《兰亭论辨》手稿，中云：“徐文说阁帖未载《兰亭》帖，此也是大失言。阁帖均为真迹上石，《兰亭》早入昭陵，宋人何从摸出？譬如此等甚夥。徐文一、三两段好驳得很，他第三段主张，不懂书法，他也自承非书家。老人对驳徐（驳徐文成，能用旁人名否？可免妄嫉）有何意见，希能示，俾作准绳。”南京经典2011年秋拍《草圣平生高二适书法》有“廿九日晨”致章士钊散简，中谈及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末云：“此次辩徐我见一稿，即采用反复正负材料，以《晋书》可信、《世说》不可信为抗手。”此札写于本年。

11月以后，高二适也感受到了压力，有二函可见其心迹。11月6日函云：“四日上一函，并附缴尊稿《柳州之于兰亭》一文，适僭越加批数处，罪状罪状！顷奉三日手笔（按：似为毕），拜诵惭惶。公历次赐书，适宝藏未给任何人过目，人自无由知之，惟上月有冯若飞在苏文馆（按：江苏文史馆）谈及适《驳议》文发布事，南京每有捕风捉影之奇闻，适久晓世情娴于嫉忌，未或辨之。现续作两稿，正在誊真，发表与否，不置于怀。……现倘有人为含沙之计，公可渺小视之。如有关适事，适愿待罪，万死无悔。”（陈扬《章士钊和高二适谊兼师友新解·读高二适兰亭论辨期间致章士钊手札有感》，《荣宝斋》2008年第6期）又12月12日函云：“孤桐老人师座：前奉谕教，因适有《驳议》文而牵联到政治仇恨，此何物与公为敌？又闻有暗潮陡起，适累日惶惶不安于室。我师自前一癸卯即与闻国事，口诛笔伐，虽政局云翻雨覆，公复何罪人间？今主席毛公倡百家争鸣，值有《兰亭》真伪之辩难，报端表曝诸文，有能餍士林之望乎？适人微言轻，知文坛有人把持，顾为书艺兴废，不甘作寒蝉，所以才求公乞将鄙文呈献政府，冀待采纳，非有他望也。孰料南北有人腾口诽谤，是不啻暗中阻挠政策，中伤我师门一代风义。适在南都，也尚有为恐吓之辞，人民政权下尚复存留阿谀陷溺士类，吾实耻之。适再遭逼侧，已另寄两文，仍请代为设法发表，表示拥护领袖文艺教导，特再呈此函。知无逃于犯颜矣。特剪《人民日报》按语一纸，乞纳。敬问道安。适叩呈。十二月十二日。”（《舒凫》第二期）剪报为是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作按语。面对现实，天真的高二适无法理解，也深深为章士钊的处境担忧，在匡时2011年《千载》拍品中有《高二适致章士钊五札》，其中一纸类似“保证书”，文云：“适如有玷辱极峰及师门风谊一点，即当诛，即该万死。此誓此身不忘。十一月十七狂中。”虽未系年具名，明显此时所写。

12月26日，高二适有《兰亭文寄京，久不得音耗，以诗代问孤桐老人两首》：“闭门何事镂心肝，得失秋毫付一叹。自忏临文非善祷，谁令下泪警孤寒。同仇敌忾人休敌，亦阙丹忱口尚丹。未识区区当世士，只容灌艾不滋兰。”“寒炉拨火病难胜，起为牵怀有怒嗔。衰草也怜南雁度，破窗惟益北风能。从今岁月都堪老，未必文章占上层。幸得闭门吟咏好，及春愁思也临冰。（拙句频发，供公一笑。兰亭文战，可告大戡，而可自承衄败耶？二适叩呈。十二月二十六日。）”（《舒凫》第二期）“驳议”刊出后，郭沫若有《〈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二文作回应，坚持旧说。题中“兰亭文”，是高的答辩，均未见刊出。

1965年12月12日高二适致章士钊函（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草圣平生·高二适书法》）

类似“保证书”的高二适致章士钊函

惟望书家噪一高

“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全国陷于动荡之中，《兰亭》论辩也悄然停歇。章士钊、高二适先后遭到冲击，秩序稍见恢复，两人又开始了诗简往来。1967年3月，高来诗贺寿，章士钊有《奉酬二适丁未贱辰见贶之作》云：“诗来飞动满春城，草长江南为有情。惠我恰同人日作，揆予姑念厥初生。明年此顷知谁健，并世高文让老成。渭水桐江都付汝，愿留楚些博先声。”后跋云：“第四句拟改揆予敢忘伯庸名。桐江，江字重，改滩字。近日乌台之案迭起，茶陵谭生膺祸尤剧。我曩与谭律末一联云：他日怀归两行泪，秋风先洒阖庐城。诚不知胡乃动人恧感。尊诗到来，我随声奉答，未敢留稿，存置与否，任之雅意。余不一一。即颂撰茀。士钊初稿三月三十夜。”（《舒凫》第二期）茶陵谭生指谭延闿侄子谭光，解放后居苏州，“文革”中惨遭迫害。在如此环境中，作此唱酬，颇为难得。

1969年9月，高二适藏书为当地公安派出所查抄，高多次致函章士钊，请求帮助。1972年7月23日长函云：“适处吾师历年来见贻诗帖廑四五十余件……惟惜天下事竟有大谬不然者，适荟蕞吾师此项墨宝，暨适年来所恒习诵临模之文史碑帖，都三千五百余册，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午夜，突被地方文攻武卫，率同段公安派出所员警，假查户口之名，连宵搜索强载以去。又继于七一年四月四日夜中，复遭区公安欧姓人入室，收去《大观帖》、唐高宗万年宫等碑帖附记。适痛遭不测，嗣此一病弥年，从未敢兴哀于无用之地。前岁小儿泽迥由沈过京，候谒台阶，曾代适面陈梗概，时益知（按：王益知）在公侧备闻此事。适默识文革以还，凡属旧籍被收之家，就南北两京而言，确已有人蒙被发还。适虽抑塞忧勤，亦曾于上年十一月四日专函陈露前状，然自视家藏书帖及平生师友投赠文字，始终懔于解人柳河东公之身受目睹，不必攘臂用力、矜自我出及果矜非道之训，以为戒守。逮老人《柳文指要》问世，而天下士乃得仰首伸眉，忻忭鼓舞焉。……老人洞察下情，倘许代贡于密勿钧枢之地，俾亡书复返，贷我微生，从兹老人墨妙亦径得以早付摄制，再与天下士共赏之，岂非两美。伸纸涕盈，不胜兢惶悃款之至。”（《高二适研究》）函中提及章士钊诗札“四五十余件”，至今未窥全豹，不知还存乎天壤间否？

晚年的章士钊对高二适书法不惜溢美之词，“惟望书家噪一高”一句见之于1967年5月《酬二适寄赠佳纸》一诗：“无焰残灯照楚骚，暗惊心迹上秋毫。行文涩似填驴券，求纸珍逾拾凤毛。难得故人遥念我，了知退笔不辞劳。客来倘问临池兴，惟望书家噪一高。”高二适有和作：“招屈亭荒继有骚，知公楮墨益三毫。国书屡为扬幽仄，郎署何惭指鬓毛。再寄陈笺将日近，长歌白石未心劳。一龚蚤挹荆文句，柴也如愚枉姓高。”（《高二适诗存》）

早在1964年，章士钊更有诗誉高二适草书为“天下一高”，《二适与菉君书翘举柳诗误签三条草书佳绝漫题其后》云：“异同刘柳不须删，童子隈墙作态顽（隈墙失注）。南海共知翁仲殁（注家不识翁仲为南海人），东周谁见治长鳏（贞一南来二首注误）。误书偶得思逾适，大草偷挥手更娴。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高二适研究》）这首诗作于《兰亭》论辩前一年，诗题中题到的“菉君”，时为章的私人秘书，高二适的许多来函，都由菉君代为处理，在章、高往来诗函中经常提及，今知其人者甚少。菉君即章茻，章太炎侄女，傅式说夫人。1973年2月25日高二适致费在山函云：“章茻为余杭伯兄之女，太炎丛书为茻父校印。”（《高二适手札》）《高二适诗存》有《寄菉君》云：“元宵何苦怀灯影，一声声破不成妍。我在江东抱孤愤，春寒还勒万花颠。”君能诗，今已难见。1963年上巳，朱启钤来访章士钊，有诗唱和，菉君同作一首：“春深三月故人来，陌上花刚缓缓开。大好韶光成独负（主人闭户未出），盛年豪情岂全衰。片云出岫占霖雨，四海论诗仰霸才。毕竟残膏沾溉远，幸依怀旧郭隗台。”章士钊称云：“菉君渊源家学，成就非浅，诗经出手，韵味随之，亦当今未易才也。”（《高二适研究》）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病逝香港。高二适有《孤生痛》挽之：“四十年来万象该，东临淮海北燕台。无情有恨何人见，血染空青骨作柴（此行老向对吾有诗句，沉痛之言，论及棺钉事，外人不能晓，亦不必言也）。”“一片伤心画得成，金陵难得此丹青。我今呜咽千行泪，七字迷漫也未灵。”（据《金陵书坛四大家〔高二适〕》所刊手迹录出）在致苏渊雷的信中还谈及对章后事的看法：“正切怀想，欣来手简和章可代挽词。此次爨下翁溘逝海外，斯文界又弱一个，弟则尤悼知己之不再得也。……行老本意欲求棺钉，兹仍以骨灰返燕，则与生前见告语不合。至于身后遗稿，舍适外当无人能为整理（其实不合今代口胃，难公开也）。……适与老人身后名节甚为系念不安，迄今每一念及，辄簌簌堕泪不止也。”（《高二适书法选集》）沉痛哀毁，尽在尺楮间。

从溥雪斋到启功：松风画会旧事

赵珩

提到松风画会，今天已经不大为人所知，而其艺术影响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也算不得彰显与卓著。松风画会的成员人数不多，应该说属于自娱自乐、怡情消闲的小型文社雅集。

松风画会是宗室子弟以书画相切磋的松散组织，谈不上是什么结社，甚至不能和当时的“湖社”相提并论。又有人将画会的成立与1924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紫禁城逼宫联系在一起，以为从此宗室结束了辛亥后小朝廷的生活，由于落寞和无奈，于是才以绘事抒遣消磨而形成，这多是后人的臆想罢了。

松风画会的成员虽然多是宗室，但是与政治并无关联，就是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这些非近支的“天潢贵胄”也基本没有出入紫禁城的机会。清末所谓宗室，除了醇亲王府近支如载涛、载洵等，或是承袭恭王爵的溥伟、谋图入承大统的端王次子“大阿哥”溥儁、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等，基本上也都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许多袭封了镇国公、辅国公甚至贝子、贝勒的宗室，不过有一份虚衔和钱粮，此外并无其他的特权。清室逊位对他们来说，只是更加重了生计维艰，恭王府尚且变卖府邸、花园，更不要说贝勒、贝子之属。因此，松风画会的出现实际是某一圈子的文人雅集，与政治风云无涉。

清代宗室擅于书画者历有传统，佼佼者如乾隆一辈中的弘（一如居士、瑶华道人）、嘉庆一辈中的成亲王诒晋斋永等，都是艺术成就很高的书画家，其他能书画者更是众多。

松风画会成立于1925年，最初的发起人是溥伒、溥儒、溥僩、关松房和惠孝同等人。因为是宗室发起，当时许多擅于绘事的逊清遗老也参与其间，如螺洲陈宝琛、永丰罗振玉、武进袁励准、宗室宝熙、萍乡朱益藩等，不过后来这些旧臣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故离开北京，多与松风画会没有什么联系了。

一

溥儒是恭王一脉，其父载滢是恭亲王次子，其兄溥伟过继给伯父载澄袭恭王爵，成为最后一位小恭王。而溥儒在家事母，后来留学德国，并习文而专心绘事。溥儒向有清名，加上九岁能诗，十二岁能文，后来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一鸣惊人，被誉为“出手惊人，俨然马夏”，可谓当时北宗第一人。1924年以后，恭王府尚留锦萃园一隅，溥儒居此读书外，也隐居西山戒台寺或旸台山大觉寺近十年。至今，大觉寺四宜堂院落厢房两壁尚存他题壁的五言律诗和瑞鹧鸪词各一首，其手书墨迹依稀可辨，弥足珍贵，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发现后，建议大觉寺管理部门镶以玻璃保存至今的，也算是溥儒居停大觉寺的佐证。款书“丙子三月观花留题”，当是1936年。这首五言律诗为“寥落前朝寺，垂杨拂路尘。山连三晋雨，花接九边春。旧院僧何在？荒碑字尚新。再来寻白石，况有孟家邻”。时隔一甲子的1996年暮春，我在大觉寺住了几天，忽然心血来潮，步先生原韵作了一首狗尾之续，最后两句是“粉墙题壁在，谁念旧王孙”。

溥儒字心畬，因为长期隐居西山诸寺，故号西山逸士。先生有“旧王孙”印一枚，倒也贴切。早在20年代末，先生声名鹊起，即与张大千并有“南张北溥”之名。1949年以后，先生移居台湾，创作弥多，尤其近年拍卖会上，所见溥心畬晚年作品，画风变化极大，只是早年儒雅之风骨多为色彩替代，清丽有余，而含蓄飘逸稍逊。有传说先生晚年一些作品抑或为门人桃李所代笔，亦未可知。

溥儒与松风画会的关系实际上若即若离，即使在京之时，实际参与活动并不很多。当然，溥心畬的艺术成就也远在松风画会诸人之上。松风画会之倡导，毋庸置疑有溥心的参与，但彼时与其他宗室合作的作品并不多见。

另一位参与松风画会的宗室当提到溥侗，即是大名鼎鼎的“侗五爷”、“红豆馆主”。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其风流倜傥著称于民国。他自幼在清宫上书房伴读，经史之学深厚，琴棋书画、金石碑帖无所不通，更兼顾曲，擅长昆弋皮黄，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就是梨园子弟立雪程门问艺者也不鲜见。他精通音律，对音乐极其内行，清末所作的国歌，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首法定国歌，即是严复作词、溥侗谱曲，现在已经少有人知。这首国歌颁布仅六日，武昌事变爆发，也就和清朝一样烟消云散了。溥侗对昆曲、皮黄都有极深的造诣，无论生旦净丑，都能拿得起来，他曾在自己的剧照上题写“剧中人即我，我即剧中人”，足见其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

也正因如此，这位“侗五爷”溥西园的书画声名为其他艺事所掩，其实他的书画作品基础深厚，法度森严，气韵潇洒，笔墨儒雅，早年也有瘦金的底蕴。敌伪时期，侗五爷往来于京沪之间，也曾挂名汪伪南京政府虚职，似于大节有亏。40年代后期，溥侗已经在沪患了半身不遂，也就再也不能来京，这也是他后来不再参与松风画会的缘故。溥侗1950年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麓。出殡时，梅兰芳冒雨专程前来吊唁，其时棺椁在殡仪馆已经上盖，梅郎抚棺痛哭，一再要求重启棺盖，与侗五爷见最后一面，后来只得依梅郎之意，重启棺盖，梅郎抚尸痛哭，几乎晕厥。足可见侗厚斋在梨园之影响和地位，也见梅兰芳为人之义气厚道。

红豆馆主所参与并题写刊名的《国剧画报》可谓近代戏曲研究之重要史料，积数十期。我在70年代末曾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楼上（当时为内部阅览出售）见到一部数十本，索价仅一百二十元，盘桓良久，只觉囊中羞涩，未购之。越三日复去，已售出，真是遗憾之至。

溥侗系成亲王永瑆的曾孙，曾承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在北京的住宅在王府井地区的大甜水井胡同。他在清末也当过民政部总理大臣，但是他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专心艺术，矢志不渝。民国初年，能真正算得风流倜傥而又有文化艺术修养的通才，我以为，惟侗厚斋与袁寒云两人。

溥侗与松风画会的关系亦如溥儒，不过，他与溥合作的书画也有一些。两人年龄相差十七岁，虽属同辈，对于溥伒来说，应属侗五爷提携之后进了。

松风画会的真正掌门人应该说是溥伒。溥伒是道光一脉，祖父是道光第五子惇勤亲王奕，父亲是奕第四子载瀛，而溥伒即是载瀛的长子。在这一房中，溥伒被称为“伒大爷”。溥伒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字南石，号雪斋，或署雪道人，也署松风主人，晚年以溥雪斋为名。松风画会即以他的号——“松风”为画会之名。松风画会的另外几位也是溥伒的兄弟行，如五爷溥僩、六爷溥佺，乃至后期的小弟八爷溥佐等。虽为异母，但都是载瀛的子嗣。

我看过的溥雪斋画作最多，也旧藏一些他中年的画作，其一生的画风变化不大，但真正从四王入手、直追宋元的风格，雪老应属此间第一人。较之溥儒，更为严谨有度。溥儒中年以后兼收并蓄较多，虽清丽逶迤，却略有媚俗之嫌，大概这也与他为生计所迫不无关系。而雪老终其一生，皆以文人画风始终。尤其是法书，确有二王之风范，南宫之笔力，欧波之韵致，皆可或见。平心而论，今人无出其右者。在松风画会中，雪老的成就也是其他成员无法比肩的。

溥伒在30年代末受聘于辅仁大学美术系，是该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我在40年代的辅仁校刊上所见他的一幅照片，印象尤深，溥伒先生身着团花马褂，戴着圆形眼镜，额头宽硕，下颌略突显，面貌清癯，十分儒雅，且并无蓄须。而我在50年代中见到他时，却已经蓄须，背也微驼了。

雪老除了绘画，在古琴研究方面也是十分精通，后来与张伯驹、管平湖、査阜西等一起创办了北京古琴研究会，并任会长。1956年夏天，我在北海见到古琴研究会在湖上雅集，两艘画舫荡漾水面，琴声庄静厚重，悠扬低回。暮色渐沉，诸人拢岸，在仿膳茶棚小憩。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那日好像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会，北海与什刹海湖面满布河灯，众位老者多着长衫，手摇折扇，颇有仙风道骨，与当时的时代，宛如隔世。其中我能认得的也就是张伯驹和雪老几位，估计当有管平湖等人。后来又在60年代初在东岸的画舫斋几次见到雪老，虽显衰老，但仍是精神矍铄。

30年代末，我的外祖父泽民先生得明代泥金佳楮若干，裁为斗方，遍索时贤或书或画，参与其事者，计有雪老和俞陛云、郭则澐、于非闇、黄孝纾、黄君坦、宝熙、溥松窗、吴煦、黄宾虹、瞿宣颖、祁井西等十八人。其中最精者莫过于雪老的工笔仿宋人刘松年笔意，山石人物精致。泥金难以着墨，雪老以重彩勾勒，填充石绿、石青，至今犹如新绘，这在雪老仿宋人之笔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丙午浩劫，雪老于是年8月30日不堪暴虐凌辱，带着一张古琴和幼女出走，竟不知所终，其悲凉凄楚可想而知。不过，这一结局却留给人更多的猜想和悬念，一代宗师就这样消失在茫茫大千之中。

余生也晚，松风画会前期诸君，我只见过雪老和溥佺（松窗），五爷溥僩从未见过，据说溥僩也逝于1966年。

溥松窗行六，但是比溥伒却小近二十岁。“文革”中，溥松窗也历经劫难，且彼时难以鬻画为生，生活颇为拮据，但是他却一直坚持作画，因此这段时间中留下的画作不少。据我所知，彼时通过篆刻家刘博琴和画家毓继明（毓恒）向溥松窗求索画作是十分容易的。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以施展绘画技艺，重新创作。溥松窗殁于1991年。溥松窗的成就虽难以和乃兄相比，但早年也曾受聘于辅仁和国立艺专授课，在创作风格上也是北宗一派。

松风画会的另外两位发起人是关松房和惠孝同。

关松房的本名叫恩棣，字稚云（许多材料上误为雅云，是错误的），又字植云，号松房，晚年以号行。因此关松房又称恩稚云、恩松房。他本姓枯雅尔，是鉴定大家奎濂之子。恩稚云早年也是学习四王，但是晚年画风有变，许多大笔触的皴擦渲染十分多见，不似早年精细。我藏有他早年的摹古山水册页一本，木板本无题签，70年代中，是我学书时题署的“恩松房摹古精品”签条。内有他临摹的“临王叔明秋山草堂”、“拟大痴道人秋山无尽”、“仿高士林容膝斋图”、“摹沈石田溪山高远”、“仿文待招清溪钓艇”、“摹六如居士采莲图”、“临董宗伯山水”等十二帧，水墨没骨或着彩，确实为其精良之作，与晚期新派渲染皴擦有着较大的差异。

惠孝同则是兼跨湖社和松风画会两个画会的人，原名惠均，字孝同，后来以字行。惠孝同早年拜金北楼为师，也是湖社的中坚，并负责编写《湖社会刊》。惠孝同虽为北宗一派，但是并不泥古，这在湖社中并不少见，但于松风画会而言，却是风格略异。惠孝同与恩松房仅差一岁，成立松风画会时都是二十五岁上下。

二

30年代以后，松风画会又陆续吸收了叶仰曦、关和镛（亦作章和镛）、启功等。

叶仰曦师从红豆馆主溥侗，不但从先生学画，更是就教于京朝派昆曲，受益匪浅，直到晚年，都为昆曲的传承恪尽身心。朱家溍先生曾与我谈起过叶仰曦的昆曲艺术，赞叹不已。叶先生的《单刀会·训子》、《长生殿·弹词》、《风云会·访普》等皆得侗五爷真传。尤其可称绝响的是叶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中，诸位前贤曲友合作的《弹词》，由郑传鉴念开场白，许承甫、李体扬、许姬传、朱家溍、叶仰曦、吴鸿迈、朱复、周铨庵、傅雪漪等分唱九转，可谓京朝昆曲之风云际会。

叶仰曦名昀，叶赫那拉氏，山水人物皆精，师法刘松年、蓝瑛，擅于线描。

此外，湖社的祁昆（井西）等也常来聚会，也算半个松风画会的会员。

先君与元白（启功）先生是至交。元白先生参加松风画会较晚，我家藏有旧年松风画会几位先生合作的水墨成扇一柄，由溥伒作坡石，溥佺作寒枝，关和镛画秋树，叶仰曦画高士，启功补桥柯远岫，扇面未署年代。后来元白先生来舍下，取之展观，据元白先生回忆，似是在1932年前后。如果元白先生没有记错，那么彼时的元白先生只有二十岁。

松风画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含“松”的名号，例如雪斋溥伒号“松风”，毅斋溥僩号“松邻”，心畬溥儒号“松巢”，雪溪溥佺号“松窗”，稚云恩棣号“松房”，孝同惠均号“松溪”，季笙和镛号“松云”，元白启功号“松壑”，井西祁昆号“松崖”，庸斋溥佐号“松堪”。

松风画会的全盛时期当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末。当时会中规定是每月一聚，每年一展。其时，在松风画会中，只有伒大爷的生活宽裕一些，居所也较为宽敞，因此活动常在其寓所举行。松风画会中多数人当时是以鬻画为生，但彼时谈何容易？京津两地，也就是陈半丁、陈少梅的画作还有市场，其他画家很难以此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所能想见的。

最后谈到庸斋溥佐，他应该是松风画会中最年轻的一位，生于1918年。比元白先生还小六岁。

溥佐是赵家的女婿，他的元配夫人是赵尔巽的堂房侄女，即是我祖父的堂妹，因此我的父亲称溥佐为小姑父，我则称他为小姑爷。

溥佐仅比我的父亲大七八岁，我常看见他时，溥佐也就三十四五岁。他的头硕大，且自青年时即谢顶，前额和头顶都没有头发，只在顶部两侧和后脑有头发。他不修边幅，顶上的两撮头发又不好好梳理，蓬松起来，像两只耳朵。加上头肥大而圆，再戴一副黑边的眼镜，因此十分怪异。我幼年顽皮，只在每次初见时叫他一声“小姑爷”，次后皆以“大老猫”呼之。溥佐为人憨厚，也从来不恼。

50年代初中期，溥佐时常出入我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家中上下都以“溥八爷”称之。彼时他的生活极为拮据，子女又多，他那时要说时常揭不开锅也并不过分，因此我的两位祖母不时接济些，以解燃眉之急。1954至1955年间，我的母亲大病初愈，在家画画静养。她幼年曾师从徐北汀，后来溥佐常来，也在溥佐指导下作画。溥佐擅工笔画马，仿李龙眠笔意，我的母亲也在他指导之下完成了一幅仿龙眠的人马图和两幅仿卞文瑜的山水，颇有古意。那幅仿龙眠笔意的人马图至今仍挂在我儿子的居室内。溥佐好吃，而不能常得，除却在我家吃饭，也偶尔到其长兄伒大爷和张伯驹处打打秋风。

溥佐对我的两位祖母都称“九嫂”，彼时她们虽住在一起，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厨房，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我的亲祖母喜欢淮扬口味，而老祖母是北方人，喜欢面食，溥佐亦然，尤其喜欢吃饺子，他每次来都要求吃饺子。我的老祖母是爱说笑的人，溥八爷一来，她就命他作画，不待他画完，不给吃饺子，因此急得八爷一再催问，老是问：“饺子得了没有？”而我的老祖母总是道：“甭急，等你画完再给你下锅。”弄得溥八爷也没了脾气，只得伏案潜心作画。每当他作画时，我喜欢和他捣蛋，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揪他的头发，将他顶部的两撮头发竖起，更像两只猫耳。

溥佐和他的几位兄长都不像，不是爱新觉罗族中那种清癯消瘦的样子，而是肥头大耳。我的那位“小姑奶奶”并不常来，倒是他有一段常在我家。他有五六个儿子，但是只有毓紫薇一个女儿，都是我的这位“小姑奶奶”所出。

溥佐60年代初到天津美术学院工作，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一直得到天津美院的重视和尊重，从此，也奠定了他在画界的地位。

溥佐虽幼年习画，深受父兄的熏陶，也以临摹四王和画中九友入手，但是画风比较拘谨。他以画马为主，山水、花鸟也算有一定章法，惟缺乏创意，自己的风格不甚突出。让他在美院教授基本技法，应该是很好的人选。我看过一些他晚年的画作，比之早年也有较大的变化，或曰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变通。溥佐在松风画会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松风画会的尾声，目前所谓“松风四溥”的说法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以溥佐的年齿是难以列于其间的。他比雪老小二十五岁，虽是兄弟行，但差了几乎一辈人。

松风画会迄今八九十年，往事如烟，满族宗室的文采余韵于此可见一斑。些许旧事，只是那个时代的雪泥鸿爪，谨就所记，姑妄言之。

江南遗梦似风烟

——记黄裳与黄宗英

励俊

留意这个题目也很久了，但一直没开笔去写。最初看黄裳先生的《锦帆集》和《锦帆集外》，总觉得其中的情感太细腻，而且浓得化不开，让人有些别样的联想：“小妹”和“Y”实在有些恋人的影子在里头吧，那种略带腻的怨，总不是“闲情”二字所能了的，但是又吃不准。后来看了陈凡先生《壮游诗纪》，说黄裳先生过去的恋爱“为山九仞，师老无功”。那种怨，似乎有了因头，但毕竟不是实证。

事情的揭开不近也不远，在2000年的《断简零篇室摭忆》一文中，黄裳先生第一次把钱锺书赠联引全了。文曰：“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甜姐儿，小妹，Y，果然都是那位黄——黄宗英。适巧，在搜集黄裳先生的集外文时，我陆续看到一些资料，可供关心此事的人参考，排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黄宗英的衣裳”；而在我，这自然是黄裳传记所应有的一章。记得有一次，朋友开玩笑说我有做娱记的潜质，这固然是个笑话，但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个题目混入下流的分子，写成什么作家明星绯闻。

一

故事还得从七十多年前说起。

1941年秋，初中毕业的黄宗英由其兄黄宗江介绍进入上海职业剧团，成为一名演员。她第一次登台是在《蜕变》里演姨太太，大获成功。大家都说：“从北京来了个小姑娘，嗓特别响，北京话特好，人长得挺漂亮的，嗓子特别尖。”不久，黄宗英又在话剧中妆演一位糖果大王的女儿，这回更为成功。于是，有着一双清澈大眼睛的小姑娘黄宗英，从此被观众们亲切地唤作“甜姐儿”。

当时，围绕在黄宗江身边的人有“黄家班”之称。“我们贫穷、浪荡、钟情，我们钟情艺术，钟情友谊、爱情——在爱情上那时候只可称‘见习’。”黄宗江曾这样回忆：“李德伦和我，还有我的两位燕京同学，艺名丁力的石增祚和艺名异方的郭元同，我们四条汉子住进了一间楼顶屋，我们共同的小妹黄宗英和租来的钢琴在楼下客堂。”

由今及彼，不难想见40年代，一群年轻大学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排演话剧、组织沙龙的情景。“黄家班”的住所很快成为年轻人的小沙龙，“整日高朋满座”。作为黄宗江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黄裳就是常常跑小沙龙的年轻人之一。

当时黄裳在文坛崭露头角，用着各种化名，偶尔也用本名。初入大学的他大概颇为空闲，弄笔之余就喜欢看戏及与朋友们聊天。关于那个时期，黄裳是这样描述的：“生活虽极无规律，但是极有浪漫的诙诡之趣。”黄宗英是“黄家班”的小妹，她的率真和活力有着难以描摹的吸引力。果然，相处一久，年轻人之间的情感似乎有了变化。且让我抄两段黄裳的书跋：

十年前且曾有《南国梦》曲本之作，以意中人足为小周后也。……辛卯十月廿六日，海上初寒，黄裳记。（《五国故事　三楚新录》旧抄本）

二十年前余究心南唐史事，曾撰《南国梦》剧本，以付月娇，盖拟其人为小周后也。杂置伊妆阁中。余入蜀后，此剧未演，稿本亦失去。（《江南别录》旧抄）

按：月娇是黄宗英当时的通信署名，事见黄裳《金陵五记》中的《马湘兰》和《旧札辑存》两文；而所谓意中人，实乃追述。最近《南国梦》剧本被重新发掘出，当时还没有浓情的影子。

这大概是一种少年的烦恼吧。黄裳在《锦帆集外》的《李林先生纪念》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自述：

这时Y从天津来沪演戏，请他补习英文，于是我们之间称呼人的时候就有了两位李先生，不过说起来时口气是不同的。他也常去看戏，对于台上的笑谑也总微笑着欣赏着。不知如何，他似乎看到了一点什么，跟我说：Y并不算十分美。当时也就笑笑过去了。后来Y在上海大红，被称为“舞台上最美丽的女演员”。我想起当时也是红极一时的被改编为电影的一本美国女作家的小说，开头的两句，形容女主角并不美，但是有使人不易忘记的一种个性的话。

关于知慕少艾的情景，黄裳还有一篇追忆性质的《断片》收在《锦帆集》中，此不具引。可惜情感的小风景，终究经受不起社会动荡大风暴的冲击，更何况这份情刚刚萌芽。总之，男主角还没来得及表白心迹，就和女主角分离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沦陷，文化界顿时失去自由的活动空间。很快，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完全在日军及汪伪政权人员的直接控制下。“黄家班”所在的话剧圈子萧条而充满危险，戏是演不下去了。

凑巧，交通大学内迁至重庆，并在九龙坡兴建了简易校舍，正式成立电机工程、机械工程等七个系，让黄裳有了求学的一线之路。1942年的冬天，他和黄宗江等一行结伴离沪去大后方。

离别时的愁绪是那样淡淡的，回忆起来甜蜜中缠杂着丝缕的哀伤。黄裳《西行诗纪》（见于旧《万象》刊出的《芭蕉院随笔》）写道：

绝代风华绝世姿，樽前宛语一通辞。更何闲绪成哀乐，每悔余欢笑语痴。为爱湖山成小别，岂堪风雨饯春迟。华灯人语俱寂寂，心事如潮不自持。

小注云：

在离沪之前一月，那些最无聊的日子里，几乎每日流连在L地方。自己也知道无聊，不过后来竟致有非去不可的必要了。一种心理的影响暗暗的滋长起来。……头一句不免失于情感作用。一位老师就亲自和我说过：“Y并不美。”美不美，谁知道？反正诗是这样写了。

是的，离愁与初恋的蔓延，让人难以自拔。黄裳以《龙堆再拾》（1942年6月）纪事，以古喻今，和此情颇有关联。在黄裳一行临走之前，李尧林先生为他们饯行，并“要我代为通知，也约了Y”。李老师必然是看出端倪，一面是男主角的暗恋，一面是女主角的蒙在鼓里。也许，他想为他的学生创造一些机会？

在《李林先生纪念》中，黄裳写道：

那一天天气很好，下午五时，我们乘车子去赴宴。自然也是淡淡的……不知怎样有些拘束，还没有平时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时的热闹。吃完饭，Y赶着去上戏，我与W到咖啡馆里去吃水……

看来，是男主角口拙，有些话始终没能说出口，只能在离别之后寄情于诗。黄裳《西行诗纪》中有两首诗纪念当时的情景，诗云：

唱断天涯梦里词，灯前红叶系人思。何堪更着衣舞，月白风寒欲堕时。

……灯下，想起昨天此时，他们给我和T饯行席上的Y曾是上好了装的。淡淡的胭脂和浅红唇，比平常格外忧郁，不多说话。觉得无限哀愁。

无端姿媚泥人生，琥珀调羹手自擎。知是殷勤知是惜，此情如水不分明。

这一首是纪一个光景的闪烁。当夜所想起的。

以上二首都详记日期，见于新刊《万象》2001年3月《露间诗》一文。这里再引用《露间诗》中失收的一首诗：

拈来绮语供婵娟，人来花飞不记年。剩有余情堪记取，江南遗梦似风烟。

原注：“《张忆娘簪花图卷》里的题画诗中有一首同韵的，因为喜欢这诗的调子，所以用了原韵。”

手边恰好有《灵鹣阁丛书》本《张忆娘簪花图卷》，我查了一下，此韵共两首，录文如下：

谁与簪花上舞筵，金尊檀板旧因缘。展画似历华严劫，小别春风四十年。

玉山樵叟汪俊

花事阑珊四月天，胜留春色最堪怜。一枝弱柳迎风态，忆著红裙踏舞筵。

红豆士奇

前一首的“展画似历华严劫，小别春风四十年”颇有一语成谶之感。

二

1943年初，黄裳一行人千里跋涉终于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黄裳住在离城三十里路的乡下，黄宗江则在城里剧团里演戏。然而在重庆的读书生活并不怎么愉快，年轻的黄裳不断感到作为“一个下江人”所受到的欺辱。其实在那样一个烽火四起的环境下，校园早已经不是平静宁馨的世外桃源。乱世别离和现实的苦闷让人特别容易惦念家，而黄裳那怀恋的心情似乎愈来愈浓。写于那个时期的《音尘》开始回忆道：

离沪之前，朋友S为我饯行，在灯火管制的夜黑的一角市楼里寂寞地吃着饭。平时免不了有说有笑的，这时却只是严肃地相对。只说着算是“临别赠言”的话，劝我不可再浪漫下去，他这话是很正经地说的，我衷心地感谢着。却不能说什么，只在心里回复地想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

我们走下市楼，虽然才不过七点半钟，离S去L戏院上戏还早，街上却已经仅有寥落的行人和萧疏的灯火了。S慢慢地念着上面的那一段话，沉重得很。我现在仿佛还可以听见S的嗟叹声。

昨夜和L在这万山丛绕中的一片石塘边小坐。看着他的惘惘的眸子，于极静中却感到了心潮的起伏。真是“心事如潮不自持”呀，这我曾经拿来嘲笑过S的一句话，后来为着好玩，就又凑成了一首全诗。里边有一联是：

为爱湖山成小别，

岂堪风雨饯春迟。

这自然是有一种“典故”的。现在想想当时的心情，真不免觉得有些可笑了。然而这一种寂寞之感，倒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想起了我曾经消磨过不少黄昏的那个剧场的后台，那些Green Room里的电灯才真是亮，亮得人想睡觉。Ballet终场以后，一个个女优都下了台。窄窄的舞台入口处挤满了人。我看见了适才扮着仙女的那个女孩子，她的搽了粉的脸和头部胸部，黑漆黏成似的睫毛下面，掩藏着的浅黑色的眸子闪烁着，飘然消逝在化装室里了。

Green Room里的无线电寂寞地奏着悲哀的调子。女孩子们跹跹地起舞，似乎可以听见从那红嘴唇角溜下来的笑声，掉在地上碎了。看着那穿了素服的纤纤的身段，摇摇地，不禁微微地引起了点伤感。两个月以前，我的感情粗糙得快不能使这些景致在我心里生根。可是时间能使人变窄，我渐渐熟习于到这里来享受一份寂寞，从明眸笑语下面领略一份寂寞。这终于变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施舍者是不自知的。正如在枝头啸着的鸟，晓风里摇曳的柔条，一切可以称做美的事物，都不是自明的，都有待于领受，解释，才能有一种意义。

我终究不过仅仅止步于欣赏，也许是留给我的时间太匆促了。

……

这最后一句“止步于欣赏”略带含蓄。文章的写定时间是在1943年的6月17日。原来这一年的夏天，黄宗英在北京与郭元同结婚了，这就是此文的注释。《露间诗》中“琴台此日应无路，凤纸他年寄性真”之所慨，应该也是由此而发。这一联写成的时间比《音尘》晚了两周。

1943年8月15日，黄裳给黄宗江写了一封信，信文提到：

……元同他们在北平结婚，想必“甚得”。不佞也曾于来此前拟去平一玩而未果。郭君有“北平市政府”印之《北平景观》一大册，五彩美丽极了，翻看之余不禁神往。其实“锦瑟年华”，在北平上海逍遥放荡最佳，何必像我们这些“亡命者”钻入这“窄的笼”来呢？不过我想他们或许要来。因念老兄所言重庆剧团缺乏少女，今宗英又以Lady姿态出现，实在可惜。所以我说以作少奶奶最佳。……

在黄裳一行离沪西行时，黄宗英是被黄宗江郑重托付给郭元同的。不过当时，大家都未料到之后的联姻。从黄宗英晚年回忆来看，这场婚礼颇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更像是所谓“冲喜”。因为新郎病得不轻，由人搀扶着行礼，而婚后的第十八天便因病去世了。少不经事的女主角第一次体会到生离死别，但对于婚姻大概仍无概念。黄宗英的性格倔强而有男子的英气，早年十分叛逆，她曾经说过：“我虽然喜欢童话《灰姑娘》，却怀疑灰姑娘嫁给王子以后会不会真的幸福。”失去爱人的黄宗英，当时的《春秋》杂志上有一篇很长的八卦文章，文辞略有些刻薄，在此就不具引。

秋冬之交，黄裳又给黄宗江写了封信，再次提到黄宗英：

如去信，请代致慰唁。人总应该快快乐乐的。无论在遭遇到什么尴尬事之后。岂不然乎？

同年，黄裳给二弟的信中也提到这件事：

宗英的事这里已知道了。前几天还看到她的信，真是一切都想不到，应了那一句话：“世事之奇，恒出小说之上。”不过那信里说她还非常“快活”，其性格之强恐非一般人所及也。

从黄裳的家书可知，当时黄宗英和黄裳有鱼雁往来。经过这么多年，这些信现在早已荡然无存。只能从文章中找到一些线索，在此引用《〈锦帆集〉后记》中的描述吧：

给一个人写了几封信，诉说的也还是一些无聊的小事情。这时我正知道了关于Y的一些事，一些想不到的事。在水市巷的一所轰炸后的楼房下面，看到了几封信，信里有几句话，我抄了下来，在日记里：“我珍惜我小小的力量、生命和爱，我要把它们给我爱的人们。我不愿意作什么大事业，想替你们作极小的事。我读书，我弹琴，努力的求知识，学许多的事情，都是为要做你们最好的伴侣。”

原本朦胧的情感和忧愁的离绪，又加上了“怜”，此时全化为对伊人的相思了。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的通信很不容易，于是不久，一封写给“小妹”的信，以《闲话重庆》的名字发表在《万象》第三卷第六期，有代柬的意思在里头。这些早年的文字，如此亮色，但实际的生活恐怕并非如此。从此，“黄裳”成为一个较为固定的笔名。而这个笔名初次与世人相见，是在1936年。当时，黄宗英只有十二岁。

《闲话重庆》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锦帆集外》，改题《江上杂记》。而这些未曾实寄的信笺陪伴着黄裳从重庆到北碚，到昆明，到湘北，到桂林，到贵阳，到印度……收在《锦帆集》和《锦帆集外》中的篇章，寄许了黄裳那段相思故事。写完《去国草》后，他就从戎成了赴缅随军的一名翻译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大后方的各界人士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回到昆明的黄裳也开始憧憬回故里的景象，他在《〈锦帆集〉后记》中写道：

离开家，离开亲爱的人们已经两年半了。久久无消息，不知道她们现在生活得怎样。无已的怀念。衷心希望回家，到Y的“绣楼”上听雨，念着“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镫独自归”的诗句。如果时间不太久的话，让这本小书作一个小桥，使我不致太困难回到那个境界和那种情怀。

在等待返程的日子里，黄裳成为《文汇报》记者，写出了著名的报道。

三

在重庆苦熬了近一年，黄裳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然而此时家园已经物是人非，他所恋着的小妹已经出嫁程述尧。程述尧是南北剧社的社长，圈内人士，后来做到兰心大剧院的总经理，是上官云珠的一任丈夫，一个有名的“公子哥儿”。演艺圈子的男女关系总是那样繁乱，古今并无二致。而且依照郁达夫的说法，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平常。

黄宗英与程述尧的婚姻也非常短暂。回忆起程述尧，黄宗英曾说过：

当时我就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好人可以依靠就行了。当时，我很满意他是个好人，可日子久了，他回来老跟我说，给我买了乐圣斋的酱牛肉，哪儿小市什么东西挺好。一年多了，他一本书也不看，这把我急得不得了，他回来之后我没话跟他说。

1946年8月黄裳跋《露间诗》时，留下“堪念寂寥江上语，最怜凄咽露间诗”这样一句。为谁而作，不言自明。同月他被派驻到南京。

那年9月，黄裳在南京鸡鸣寺看到古胭脂井，想起当年他和黄宗英关于张丽华的笑谑，不禁感慨系之，写下一诗：

眢井空遗六代祠，美人风雨泣燕支。明珰留忆他生梦，笺擘犹传绝妙词。玉树歌残春似水，景阳钟断梦成丝。旧情更向何人说，惆怅城头落照时。

《露间诗》（即1946年的《步唐弢〈湖上杂诗〉六首原韵》）凄婉哀伤，署名则改为黄伯思。黄伯思固有其人（北宋名家），但此处的“伯思”二字却应该作拆字解，就是“人白思”的意思吧。

这年的年末，《文汇报》刊出黄裳的《江湖》一文，其附记云：

三年前我在重庆写了不少封信，这封是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也就是末一封了。写好未寄，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我也就将它塞在箱底，走到前方去了。一搁数年，昨夜翻阅B新寄来的一册散文集，里边提及此信，因重新找出，一看信里的事与人都已非故，纸上的情怀也成为一片矇眬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记。

《江湖》的正文，轻描淡写过一句“情感之游戏，亦多少用心”；但事实上，黄裳心中的沉痛却很是久长。这一切是黄裳和黄宗英迥然不同的性格和际遇所使，不能不说造化弄人。

1947年4月13日，《文汇报》刊出黄裳的《江上杂记》（残篇）一文，仍旧是那段往事：

……昨夜无灯，我们四五个人坐在蜡烛光下谈天到夜深，雨一夜下着没有停，芭蕉叶子淅沥的响着，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惆怅，想起那么两句诗来：

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

寂寞的秋夜，尤其是秋雨的夜晚。

附记：前两天翻小箱子，在一堆乱七八糟之中找到一篇黄色的竹纸，已经离破碎不远。在重庆时曾经写过好几封信，陆续寄沪，只有这一篇不知何故不曾寄出。重读一过，将一些过了时的话删掉，剩下来的记述当时的环境与心情的处所似乎仍可留存。因投《笔会》，并记。

此时，黄裳给黄宗江也写过一封信，提到黄宗英：

宗甄信告小妹盲肠炎在虹桥疗养院开刀。不然还不知道。今年去看了一次，尚好。幸而洋场小报记者均未在座。花篮橘子蛋糕不少，宗英瘦的可怜，据说二十天没有吃饭了。工作苦极。而拍出来的东西则如《追》，我真不知道为何如此“牺牲”。……近来知道较多，也更觉得小妹的命运之可怜，不必多说。然而弄来弄去，这事仍然不好懂。

……跟你写信，免不了要谈到小妹，然而并不是请你“传书递笺”之类。我最近心里似乎不近人情了。大可放心。最近又觉得，人要活得健康一些，不要歇斯底里地方佳。你上次信上所说，精神上的……更妙之类我不以为然，本非才子，何必一定要自作多情，天天在那里作缠绵状，自己写两首诗……供天下人“欣赏”乎？这种惨事，我不想做了。

按：黄宗英参演的《追》乃1947年公映，以所谈内容推断，该信应该写于1947年8月前后。黄裳说去探病时，幸而小报记者不在，这话很值得注意。此时，黄宗英和黄裳都在上海，大概有点恋爱交往。因《关于美国兵》连载而饶有名气的黄裳在《文汇报》公开写情书，也算是很有想法的大胆示爱，估计也是当时的文坛八卦。所以钱锺书对他追求黄宗英的印象很深。只是性格、爱好等区别太大，两人之间终究没有结果。

最终，黄宗英在拍摄完《幸福狂想曲》后嫁给了赵丹。至此，此段以单相思为主的恋情终于彻底终结。十多年“感情”留下的是伤楚，黄裳不免写道：

没有比这个再痛苦的了。你诚心诚意的爱一个女人，把她想象作你的最纯真的对象，想帮忙她，想和她一起过好的生活，使彼此更完美。事实上她却从来不曾想到过这个。

滥用想象的愚蠢呀，用一句老话，“自作多情”的可笑呀。……

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个时候，只有忙碌于工作才能让人的感情慢慢粗糙下来。不由得想起黄裳对“文革”用过的“强颜欢笑”四字，简短沉痛，意在言外。黄裳开始了消磨年轻光景的翻译工作，并翻译出三部书。在其中一部的后记中，他写道：

一年以来，我借了翻译的工作来躲过了很多情感上的痛苦，执笔的时候心意专注，遂得忘却忧闷于一时，我的一部分年青的生命也就这样地消磨了。今全书完成，谨以之纪念先师李林先生，附带使我永远记得自己的这一段时期的生活。

三十七年春四月九日黄裳谨记。

“荏苒十年，旧梦都醒”。十年前，黄裳先生读完此文初稿，曾说“其实还有更多可写”，后来陆续见面也谈过一些。关于某些往事，作为后辈的我不能多置一词，只是觉得恋爱透射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今，很多人都知道黄裳先生讷于言，他的好友杨静远女士干脆把他比作“沉默的墙”。然而对于感情，不会说话又岂是迟钝或者冷漠。而相反，恰恰这座“沉默的墙”，有着敏感、细腻而且极为丰沛的内心世界。忽然想起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的一个小注，引用在这儿：

……亲友久别重逢，要谈起来是话根儿剪不断的，可是千丝万绪，不知道拈起哪一个话头儿才好，情意的充沛反造成语言的窘涩。

笔端流淌出飞扬的文采，若没有那些情爱，怎能办到？

这段情虽没有结果，但却成就了一个作家，不是么？

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黄恽

1933年10月，温源宁卸任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几个大学的教职，南下来到上海。因钱基博推荐，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聘为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英文版《中国评论》的编委。

1934年起，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先后编发了《人物速写》、《知交剪影》两个专栏，所刊很多文章都是自己所写，后来，温源宁把其中十七篇抽出结集为《不够知己》出版。原书是英文，出中文版时，书名曾译为《一知半解》，钱锺书撰评时，把书名改译为《不够知己》，林语堂认为“雅切”。

钱锺书评该书是“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而“不够知己”这个书名，可以成为作者的一个免战牌：请原谅我说得不对，因为我和传主还不够知己。

这里且说说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我下面引用的乃是江枫译本，先此声明。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题目是《哲人，胡适博士》，粗读此文，洋洋乎都是称赞胡适的话语，细按之，却知不然，果然有春秋笔法在。该文第一句：“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显然，在作者这种“少数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一个“厉害的对手”。这样的评价，与鲁迅的看法很相似。鲁迅《忆刘半农君》里有个著名的比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温源宁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胡博士，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此语何解？很明显是说胡适其俗在骨，虽然是学者，而不改其俗人的本性也。温源宁还把胡适称为“哲人”，这个称呼，并不等同于哲学家，据温源宁解释，是那种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都有的人，可见并不是一个褒词。

温源宁由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胡适就文学院院长职，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忽然放弃一切，南下沪滨，这是为什么？

不妨在《胡适日记》中寻找一点端倪。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其1931到1933年之间，日记中提起温源宁的有三处，可见两人的确不够知己，互动不多。其中一处是英文系主任的选举，胡适记载到，温源宁得二票，得票不多，其中一票还是校长蒋梦麟所投。这是1931年的事，当时胡适还不是文学院院长。

1931年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

这则记载表明，胡适虽对温源宁已有所不满，但还是站在友好的立场，对其“时髦”有所规劝。

然而到了1933年6月17日，两人的关系大坏，胡适记载道：“温源宁来谈。此君太做作，可厌。”

请注意这个日期，正是这一学年结束，即将放暑假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也最为敏感，是续聘还是解聘，都在酝酿之中。被文学院长骂为可厌的温源宁，他和胡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北京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北平周报》，有一个专栏是《学校新闻》，由北京各校的学生投稿揭载，都是各大学的内幕和花边新闻。这年10月29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北平周报》中《学校新闻》有一篇《温源宁有回校意》，以当时深知内幕者的眼光谈到胡适与温源宁交恶的真相：

温源宁有回校意

北大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氏，自胡适长文学院以来，即与之意见不合，时起冲突。前年徐志摩焚死于泰山后，二人意见更不相容。原徐氏为专任教授，月薪六百元，在中国各大学中，自为极优厚之位职；徐氏死后，胡适拟荐友代之，而温氏以此为主任全权，院长不能过问，且胸中已有目的人选，故对胡适此举极为不满，演成僵局。结果胡适战胜，温氏遂郁郁不乐，称病不到校者月余，后经蒋校长几次劝驾，然均因温氏饷以闭门羹，毫无结果。劝驾之学生虽前后相继，不绝于途，而所享之闭门羹则一也。后学校当局与温氏商妥，允其请假，主任一职由蒯叔平暂代。蒯本一女性，乏经验而恶事务之繁多，对学生之要求，尤不能负责进行，故不见欢迎于学生；蒯氏亦颇感事务繁杂之苦，故今年开学，绝不兼代，而英文系主任之问题，逾难决焉。结果学校请无可无不可之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以了之。温氏自辞去主任之职，曾示意于学校，要求予以专任教授之职，而学校终以胡氏之反对颇坚，难于接受其意。温氏则以不就普通教授一职以要挟，结果温氏终难如愿而去职。开学后温氏曾赴沪一行，希得相当位置，以时期过晚，未能如愿；又访友于南洋群岛之爪哇，期有收获，结果又徒劳往返，现仍寄居沪滨。据熟习温氏者谈，温氏仍有归北大英文系教授之意，如学校现刻或寒假聘之，仍不成问题，不然，恐为清华大学所捷足先登云云。

温源宁和胡适的共同朋友徐志摩的死也许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徐志摩是很多人友谊的润滑剂，温源宁和胡适之间也是这样。徐志摩死后，他遗留的专任教授职位，成了温源宁与胡适两方争夺的对象，当然，这不是私利之争，是权力之争。英文系主任，自然有权力安排英文系专任教授的空缺，而文学院院长也有权力安排属下英文系的教职。其结果，胡适取胜。温源宁由此郁郁不乐，称病不出。英文系主任暂由女教授蒯叔平代理，蒯氏甩手不干，再由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逼得温源宁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而欲改就专任教授；又因胡适反对，校方不便也不敢违逆胡适的意愿，不肯聘任，只肯聘任普通教授一职，这让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情何以堪？当然坚决不就了。这样一来，温源宁和胡适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温在北京大学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去职而被逼南下了。

然而，温源宁南下时间已晚，所以一开始谋职没有成功。《温源宁有回校意》就谈到他在10月份想做“回汤豆腐干”，然而为胡适所恶，连“回汤豆腐干”也做不成了，终于在上海留了下来。钱基博谕儿札曾提到温源宁赏识钱锺书：

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

这一回温源宁有困难，光华大学文学院长钱基博也投桃报李，对温源宁伸出了友谊之手，温源宁因此就在光华大学落了脚，同时又成为英文《中国评论》的编委。这样，他笔下的胡适，也就可以和胡适日记中的温源宁对读一下了。

忆侯官严不党先生

雪克

先生名群，字孟群，号不党。名门之后，侯官严复侄孙。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时为该校讲师，值陶秋英师母（姜亮夫先生夫人）毕业于燕大，有当年拍摄之师生与校长合影照收藏于严府，是余所亲眼目睹者。先生与浙大校长竺氏可桢为世交，竺为父执辈。公告我，彼受聘浙大教授后，每与竺以公相见，竺称之为“严教授”，公报之以“竺校长”；私觌，竺称之曰“世兄”，则必尊之曰“老伯”。毫不失礼数。

我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焦梦晓书记来到新合并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先分配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政治课辅导工作。严公是本室唯一教授，也是我在浙师最早接触到的教授先生。先生是一代古希腊哲学史名家，通古希腊文，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域外文字，学贯中西。可这一切，在新成立的浙师，实无用武之地，只开点逻辑学以充工作量而已。时，公住杭州市内，有课必先乘公交到六和塔老之江校区马列室，就早餐、中餐于食堂，且十分节俭，每以几分钱的蔬菜佐食。当时教授先生的薪酬不薄，我不明所以，因问之。公曰：“家累甚深，不堪重负。三个儿子，均染肺疾，与家人隔离，而三人之间也须隔离，医疗、生活，捉襟见肘，唯靠内人操持家务。”闻之，默默，无言以对。

与公接触虽早，但随我工作变动，改办校刊、学报，后又担任专家助手，执教于中文系，公住市区，我住校舍，多年来一直很少谋面与联系，也不记得学报发表过他的文章。

一

我与公私下多有接触，是从公搬家到杭大新村后开始的（不记得是哪一年）。这期间，时相过从，都是或蒙召唤，或登门请益，公很少来我家。这是因为他住两大一小间（新村教授级住房，早已分完入住，公搬来晚，只能降格落实在讲师级宿舍），家中老伴外，只有女公子严自迩女士，有客来访，不难接待。我则只有一大一小间助教级住处，一家老小，难以入坐与客人交谈。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次公告我，杭州市准备接待外国贵宾，事前，有关部门来人咨询于公。曰：“市里已做好准备：一、所有贵宾经过之道路，二十四小时派人不断清扫，要求不能有一片落叶。二、道路两侧，隔一段距离，各设一吐痰用盂，以备用。”并问还有何事考虑不周，公唯唯，连称周到而罢。可却对我说：“哎呀老兄（公对晚辈知己私下均用此称，对无交往者概以‘同志’称之），树叶自落，自然景象，从没见到过西方哪个国家有此要求；至于痰盂，也是笑话，外国人如有痰，从不吐在地上，都是用自备手帕，事后自行处理。如此多的痰盂，岂非自显‘病夫’形象？”我未加思索，径问：“何不直言相告？”公曰：“公然扫政府之兴，我辈怎敢，必须慎言哪！”这倒是要认真想一想了，按照自己受到的马列教育，阶级、立场和方法，如何回答为宜，总是理不出个头绪。回到现实，建国后运动不断，经过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而言，谁敢仍不识相，再弹别调？“慎言”之戒，实非一己之感受，换位是我，面对政府种种准备均已落实，此情此景，也只能连称“周道”了。

再一次，公向我谈到彼留学美国，正是他的家严留美的城市，事已过多年，原街道、门牌、名称等等多有改变，两次寻找旅居原址均未果，无奈之下，只好打通市长电话。市长亲自问话，已让他倍感荣幸，当公告知市长后，市长谦恭有礼：“请稍候，容我查对。”不一会，就明确告诉了现在的名称和地址。公对我感叹：“老兄，旧时国民党市长高高在上，哪里会理会小民的事，就不必说了。可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位美国市长算不算为人民服务？”我虽然约略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主旨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并非专指个人，可总感两者之间不能割裂，一时之间，想不清，道不明，也只能又一次唯唯而难言了。

还是这一期间，公谈到他在美留学住学校公寓，楼上是一位美籍权威教授，夜间常常声响甚大，让人难以安眠。可自己乃学生身份，不便当面与之交涉，乃向校方管理人员反映，不料当晚就做了改正，第二天教授亲自登门道歉。话说到这里，严公禁不住感叹国人素质之不及外国。

二

与公接触最多、相知日深是在“文革”动乱间，彼此境遇相同，身份相当，批斗、牛棚，各有经历。牛棚被关，失去行动自由，自然无缘会面，一段时日后，二人分别被放回家中。我年轻，多于严公的是在校内挖防空洞多年，公以年长，得免于此役，又没去过农场，算得上体现了一种政策精神。这是幸事，却难以弥补多年积累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部被毁的内心伤痛。

“文革”中及以后，可记述的事不少，持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是二子刚、健，1966年“文革”兴起，一个七八岁，入读小学的年纪，一个只是三四岁的幼童。造反，破四旧，揪斗“牛鬼”，社会动荡，无所适从。大的虽入小学却难以静心读书，小的送进校办幼儿园半托。怕孩子学坏，又无其他办法，只好下学后尽量让他们呆在家里，带在大人身边。一年一年熬过去，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家长遂引导其习练书法。一个练颜，一个习柳，间临《兰亭》、《圣教序》，老大尤肯下功夫，老二则颇有灵气，三两年下来，就有模有样，颇为可观。严公知道后，甚然之，对二子习作，赞赏不已，并谓书画同源，既已有书法基础，当进而学习六法，自可相互促进。以习六法，无师虽可以从芥子园入手，但仍以有师授为佳。严公亲自出面，引二子拜书画名家楼辛壶哲嗣浩之（步辛）先生为师，每星期两次来家授课，传授绘画理论和技法，习学山水。刚则四王、子久，健四王外，致力于半千。楼师分文不取。二子习学有年，多得业师及严公鼓励与好评。这期间，时向陆公维钊请益。陆公在杭大是看着孩子长大的，这时他已调入美院执教。鉴于画家大遭无理批判，陆公一再告诫二子，绘画不可成专业，但作为业余却不可忽，为提高个人素养也。嘱二子，专临魏碑，经年后再操画笔，必有更大进益。随着严、陆诸公的教诲、提携，二子书画日有进展，竟各自为严公书“淳斋”二巨字，并合为严公画册页多帧以存念。可惜的是，刚就业、健入高中后，即中辍，刻章也是浅尝即止，只有待退休后再重操旧习，以求修身养性了。

严群墨迹

二是“文革”以粉碎“四人帮”而告终，在纷纷落实政策的形势下，一日严公遣其令爱自迩女士召我过府。去了才知道严公“文革”初起被打入牛棚，可那时他已病休有年，拿的是七折病休工资。公，三级教授，在杭州地区的月薪是二百二十元，以七折计，每月要扣六十六元，一年近八百元，十年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那时物价便宜，大米市斤一角稍多，猪肉斤六七角。关进牛棚，与所有“牛鬼”待遇相同：早请示，晚汇报，唱“牛鬼”歌，山呼万岁，挂牌批斗，示众，交代，被体罚，样样不能免。其他“牛鬼”，早已恢复了原工资，独我严公仍领七折，千思万想，总不能通。为求慎重，把包括身在上海医学院的长子（时已成名教授）、意大利的次子、身为工厂高工的三子，以及在杭的二女和女婿均叫来杭州，开了整天的家庭会议，目的就是一个，要不要打报告，要求党委补发工资。人人发言，一致意见，按理当打，可又顾虑，怕再来运动，难逃反攻倒算之罪。严公无奈，问计于我。公思路清晰，开口就是：“老兄，请问：‘揪入牛棚’，算不算已取消病假，开始工作？如果不算，所有棚内同仁，岂非皆成病休？如算工作，我要求补发顺理成章合逻辑。”我说：“‘文革’遭难，说不上逻辑不逻辑，就事论事，既然要落实政策，打报告就是了。”针对他全家特别是老人家的顾虑，我反问一句：“严公，请你想一想，万一又来运动，即使你这次没打报告，能逃脱得了么？”答曰：“不能！”“打了报告，补了钱，顶多‘罪行’上又加了一条。不偷，不抢，钱是党和政府补发的工资，怕什么！如真有这一天，自会有新的走资派在上面担着，再折腾一番罢了。”听了我的话，严公大有所悟，连说：“高明，高明，照打，照打。”家人皆面有喜色，甚以为然。师母在旁，一直没有插话，也频频点头，如沐春风。

接下去聊的都是轻松的话题，公一时兴起：“今后如真补发到手，你功不可没，一定请你的客。”我笑对曰：“无他，一只楼外楼叫花子鸡足矣。”大家一笑了之。

我与那时的学校党委书记是老乡，同时渡江南下，素有接触，讲话随便，不拘礼数。饭后散步相遇，把严公事顺便作了反映。他开口就是：“真他娘的，‘文革’造孽呀！关在牛棚当然算工作，人家能休息吗？打，我支持，不过学校没有钱，一定转报省委要钱。”见到严的总支书记（我在政治辅导处宣教科时的同事），也和党委书记是同一个调子。回头对公一说，更加增强了全家的信心，一心等待省里的拨款。

款迟迟未下发，事过至少两年，我已日渐忘却。一日，晚餐前，忽然敲门进来自迩女士，手提新出炉的两只叫花鸡，留下一只：“取鸡前，家严命我先给你送来，趁热吃，补发工资已领到了。我们家还等我开饭呢。”美味吃在嘴里，心里是甜甜的。

三是形势日松，讲话越来越随便。严公喜食油渣，每逢碰到，必给我几片，与他共享。有一次，拿出我在前文提到过的公在燕大执教时与司徒校长的集体照，电影名导演孙道临是毕业生，亦在其中。随即谈到，那时他带过非洲某国的一位学生，该生为总统之子，执弟子之礼甚恭。临毕业回国前，在琉璃厂发现司马光《通鉴》之原稿本，他从书商手里拿来，定要出钱买下，赠先生以留念，公知不可，一再婉拒，始罢。公语我：“一个穷教授，积一生之力，也是买不起的。”窃思之，解放前已然，如今拍卖更是天文数字了。

严公富收藏，古今书画名家大件小品有几大木箱之多，梅雨过后分批晾挂，以防霉变。遇有此事，公总是呼唤刚、健抬箱收拾，并亲自讲解，析辨真赝，藉此二子与余颇开眼界。当今名家之作，尤以北溥（心畬）与黄宾虹为多。50年代公与黄氏比邻而居，过从甚密，随手相赠，精品不少。自迩女士告我，公病重期间，惜有散失。

公善行草，师母工楷书，先严公而驾鹤仙逝。两位多有墨宝相贻，珍藏至今。有一事，附记于此：一日，与公闲聊，忽接信息，孙道临来谒见老师，并有记者陪同采访，我当即告辞，公留客，知不可，遂离去。

三

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宽松，严公越来越想做点事情，带几个学生。窃亦感同身受，可杭大实无条件，又无可奈何。正好我有出差北京的机会，公拟让我代他与老友社科院哲学所所长贺麟（海内外黑格尔研究权威）和民族所所长翁独健（一代民族学权威）做些沟通。临行前公当着我的面给两位写信，称我“挚友”，一见之下，连忙表示：“我是晚辈，怎好如此相称！”公曰：“老兄不知，正是如此称呼，老友才无所顾忌，能坦诚交流。”我也就不便再坚持了。

到了社科院大员贺宅，始知京杭一例，原专家、教授居室皆因“革命”，硬“造反”进来一户，一套房子本来就不大，强分成两家，都小得可怜。联想到严公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代学人贺公竟坐在床边授课，对面一位学子坐在单人沙发上听课、记笔记。开门见此场面，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赶紧表明来意。幸好贺老连忙下课，送走了学生，我才有了立足之地。连忙问候先生起居，先生则急切欲知严公境况，略述过后，先生以商量口吻：“我虽无权无势，可作为所长也能起些作用，你看，把不党先生调来我所，研究外，带两个研究生如何？”我说：“严公已逾古稀，携家带口远迁京都，困难重重，不要说工作，连生活都难安定。”先生以为然。说来说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由院、所出面，向杭大校方发函，聘严公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特约研究员，并为该所代培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研究生。

正事已毕，忙问贺老近况。先生谈锋甚健，随口说来，并不顾忌，说我晚来了一步，刚刚隔壁邻居钱默存锺书先生家与合住者又闹了一场，让人家把桌子都抛在了楼下。幸好京师人文社科界有两位享受副部级待遇，一是钱，另一位是顾颉刚先生，他们二位的住房已重新安排，近日即可迁入新居，自可免受此苦了。当我问及贺老住房问题时，先生表示，欠账太多，返还原居、迁走合住者为时总不会太远。问到住室如此狭小、简陋，外宾、海外学人来访，如何接待。“这事，上边有明确规定，一律去星级宾馆访谈、住宿。”说到这里，先生一笑，讲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有一位当年与他同时留学的老友，解放后，一直无固定职业，生活困苦，衣食难继，可海外有的学者并没有忘记他。一次，一位海外名家来京访问，受到政府部门的高规格接待。活动中，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拜访这位先生，并坚持要登门拜访，回以可在宾馆叙旧，彼不允，认为如此做法不合礼数。一时间难倒了接待人员。再说大陆这位先生，家徒四壁，衣衫破旧，如何待客？经批准，匆忙间搞了一套公寓，家居用品，一应配齐，新做西装领带、鞋帽等等，样样俱全。可这位先生却拒绝不去，决意在陋室中会友。经多位相劝，领导表态，这套新房，他可以多住些时日，外宾走后不会很快收回。问题总算有点勉强地解决了。

拜望贺公，家中仅公一人，未见家属，初次晤面，不便询问，可谒见翁独健老，情况就不一样了。翁家不住大院，记得是在天安门广场不远处，旧时平房，面积不小，老少三代，气氛融洽。老夫妇平易近人，慈祥可亲。家中正煮番薯，师母忙拿两块给我，说这是照顾老头子的特供品，家人都不吃的，毫不见外。当翁老得知严公的近况及贺老的谋划时，连说：“好，好！”随即叹曰：“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他俩，一个黑格尔，一个古希腊，硕果仅存哪。”其实我心里明白，一代民族学大家，存世者又能有几人呢。

回到杭州，严公满意。随着贺老的承诺很快落实，杭大日益知道了严公的声望与可贵，终于在他的晚年，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一）

沈亚明

父亲沈仲章辞世不久，林友仁和刘立新撰写了《沈仲章生平纪略》一文。《音乐艺术》1987年第2期刊载时，在标题之上引用了金克木先生的一句话：“他一生好交朋友，却从来不说自己的事。”

父亲和金克木的友谊始于30年代初期，持续到80年代后期父亲去世，两人是五十多年的好朋友。我青少年时期，曾代表父亲到北京拜访金克木等父辈老伯。大学期间又数次上京，接受熏陶。对老一代学人之重友情和重内涵，印象长存，崇敬不已。

金克木晚年写了大量散文，其中不乏以老友和故人为题材的。我在海外年久，所读中文书刊有限，未见到金伯伯有专篇谈论我父亲的。近来得了一套封面标有“金克木散文精选”的《华梵灵妙》，翻了一翻，内中倒有几篇提到我父亲，或直呼本名，或选用别号。前不久又经友人指点，追踪到《音乐艺术》所引的那句话，正是摘自金克木的自传体小说《难忘的影子》。

在这个《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小系列里，我试图捕捉金伯伯笔下的一些“影子”，除了父亲，也有他俩的共同师友和相熟相知，还有相关的事、物、情、景……

金克木《难忘的影子》扉页题赠：“亚工兄存念，共忆往事。金克木，一九八六。”亚工是沈仲章别号之一。左下角是沈仲章印。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指点我去寻找这张照片，她说：“有张你父亲与我父亲及崔明奇、林津秀夫妇四人合影，不知你有没有，此照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父亲作品集《孔乙己外传》中发表过。照片是一个有‘苏州图书馆’字样的平台，四角四个石墩，一人站一个，显然是你父亲用的自动拍摄时间不够，他本人还没来得及站好。”朋友告诉我：“《外传》一书收入了《难忘的影子》。这是《影子》最后一篇《数学难题》的配图。”后来金木婴也给我传来了原照的翻拍图。这配图配得实在恰当，因为在《难忘的影子》的末篇《数学难题》里，这四位友人的影子不断晃动于书页之间。相关的故事，且待本小系列的后面几篇，尤其是最后一篇分解。

《忘了的名人》中的非名人沈仲章

金克木的散文《忘了的名人》，是专为纪念大名人傅斯年而作。但在开头部分，作者介绍了如何与沈仲章相识，由此被引入那个学术圈子，结识了罗常培，从而和傅斯年有了一段因缘。

金克木在该文的第二段里说，他从小学跳到大学，然后，“居然有时也想敲敲学术研究的大门”，转折点就在于拜见了傅斯年。

顺着第二段的末句“这话得从头说起”，作者在第三段介绍了他与沈仲章的初次巧遇：“30年代初期，我和杨景梅在北平沙滩北京大学附近一家豆浆铺里用世界语谈话，被沈仲章误认为讲意大利语，从此我认识了沈。”

学外语小史

这儿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父亲为什么对意大利语感兴趣，以及在遇见金克木以前，他学习外语的小史。

父亲少年时被送到上海的一家洋行当学徒，零零碎碎学得些英语。父亲老跟我说，他的英语最初是从洋行废纸篓里，下班后捡出破纸片学的，在进大学前很不正规。可就靠这点英语，他“混”得了准考资格，居然考上了交通部属下的唐山大学。唐山大学采用美国理工科大学的教育制度，除了国文课，所有其他课程的课本、参考书、课堂用语、作业报告等等，一切使用英语。三年下来，父亲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很快，口语也相当流利。

因为唐山大闹学潮，1926年父亲转考了北京大学。第一学期北大发不出工资，老师不教课。他就成天泡在图书馆里，一天啃一大本外文书。与当时大部分知识青年一样，父亲也关心社会问题，探索中国出路。他虽是物理系的学生，读书却以文史哲的论著居多，以致几年后“见异思迁”，从理学院转到文学院去了。

在北大的头一年，父亲就开始学习其他外语。他结识了一些校外的朋友，像戴望舒、施蛰存、沈宝基，还有孙晓村、吴羹梅等。这几人的法语功底都很好，相聚时常说法语。父亲和他们混在一起，很快就会些法语了。他的另一批朋友像李述礼、陆宗达等，中学里就学德语，相互间交谈爱用德语，父亲因此也就懂一点儿德语了。

好学的他又去听一些正规的外语课程，大都由外籍教授主讲；再读一些语言分析的书籍，一般是用英语写的。经过梳理提高，他的法语和德语竟可以使用了。父亲自己认为，他的法语更好一些，多年后还翻译过书。可是，德语为他带来了挣钱的机会，曾有几位德国学者先后要他帮忙。当然，学者们看重沈仲章的不只是他的外语，更是他的素质和才能。比如，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赏识他的音乐戏曲修养，想要带他去德国介绍中国戏剧。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或鲁雅文（Erwin Rousselle）录用他，是因为父亲还学过梵文和佛学。当时有个把《六祖坛经》翻译成德文的项目，需要一位有德文、梵文、佛学等多方面知识，治学也细致严谨的中国助手。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推荐了沈仲章，因父亲曾跟他学习过梵文。鲁雅文在寄回德国的一封信内，也夸沈仲章是“可信赖的佛音信使”。

除了梵文，父亲还学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钻研这些古典语言，使他对一般语言的结构有了较为深刻系统的了解。这对他学习其他语言以及后来协助刘半农从事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且不多说几乎“死”了的语言，据父亲学生时代的老朋友说，就“活”的语种而言，这位有“小赵元任”外号的沈仲章，可以“对付”十几种。

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好奇好学，多“碰”了几种外语。不料传闻在外，有些年少气盛的学生不服气，会出其不意地拿些较偏僻的语种来考考他；同样年少气盛的他也不服输，好在印欧语系中的许多语种相近相通，连蒙带猜，竟“译”个八九不离十，于是名气就更大了。“盛名”之下，父亲不得不“真”的多学一点儿，其实真正能派些用场的，只不过五六种。

回到《忘了的名人》，金克木说，他第一次遇到沈仲章是“30年代初期”。父亲在那个时段，对西方歌剧很感兴趣，正在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世界语和意大利语的发音听起来接近，于是父亲就弄混了。没想到因错得缘，两人气息相投，终生为友。

这个老天安排的巧遇，父亲也对我“吹”过好几次。父亲说那时他刚学了一点儿意大利语，又没听过世界语。有天早上去豆浆铺子，看见旁边桌子坐着两个年轻人，正起劲地用外语交谈。父亲闻“意大利语”则喜，就主动走过去，用几句初级的意大利语“搭讪”。几个回合“谈不拢”，才悟出说的不是“共同语言”。父亲与金克木成为朋友之后，一度改学世界语。我十多岁时，父亲还教过我一点儿世界语，可惜我没学成。

至于意大利语，父亲搁置了一阵，但并没有完全放弃。1937年，为了救护居延汉简，父亲在天津滞留了几个月，大部分时间住在意租界。有位意大利人在报上登广告，交换学习语言，他去应征，学会了意大利语。

“新疆话”夜班

金克木的第四段叙述了一段往事，父亲也有与之相关并且详细得多的回忆。

金克木的起句说：“沈认识一个新疆人正在穷困之中，便为他组织了一个夜班，借北大红楼一间教室，请他教新疆话，邀请我参加凑数。”

“新疆话”指新疆地区的某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下文会讨论到底是哪一种。看来金克木意识到下结论不容易，所以借用口语中较随便的泛指“新疆话”。有了先例，本文照搬，不过为防误解，加用引号。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尤其是为什么父亲有资格担当夜班的组织者。父亲结束学生生涯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担任助教，同时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干事。考察团的理事们个个都是有名的大学者，像胡适、刘半农、徐森玉、马衡、傅斯年、袁复礼、黄仲良、徐炳昶、沈兼士、翁文灏、周肇祥、任鸿隽、常福元、徐协贞、陈受颐、梅贻琦等，共有十几个人。理事们各自都另有职务，无要紧事不太到考察团来。理事会下只设一名干事沈仲章，一应日常事务基本靠他协调处理。有些事父亲就到各位理事那里跑一圈，沟通转达，如果无异议，就可及时解决，免去召集会议之麻烦。

刘半农在世时，无论在语音实验室还是西北考察团，都是刘主事；刘半农去世后，徐森玉对考察团日常事务关心较多，接替了刘半农。父亲对刘徐二师都执弟子礼，处处倾力相助，而刘和徐对这个年轻人也是欣赏加信赖，事事言听计从。父亲还招进了一个助手，就是后来成为实验语音学家的周殿福。周本来在北大语音室给我父亲当助手，合作得非常好。父亲就向徐森玉举荐了周，聘他到考察团兼职。

再来介绍那位新疆人的姓名和来历。父亲回忆，那人本名叫阿卜杜拉·穆什莱（译音），起了个汉文名字叫穆天民。穆天民是俄罗斯族人，在中国新疆土生土长。他们那一族在当地是个小族，才几千人，常常得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所以，穆天民除了俄语，还会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会汉语，又学了英语。考察团去西北时，雇他当翻译和向导。考察结束后，他到了北平，父亲申请了些经费，拉周殿福协助，开办了一个班，请穆天民教维吾尔文。

金克木又提到：“这位穆先生不大会讲汉语。他编印讲义，教语法和会话，还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名字。”

父亲回忆时说，穆天民只是随便教教，没有什么系统。为了学得更好，父亲去故宫借了一本《御制五体清文鉴》。好像是乾隆年间编的，里面列有满、藏、蒙、维、汉五种语言。父亲注意到，书中除了文字词汇的对照注音之外，还有许多物品名称的记录。父亲又评论，那是极有价值的内容，可以用来考证清代器具和礼仪制度。虽然几十年后出版了《御制五体清文鉴》的影印本，可在30年代只有手抄本。父亲去借的时候，故宫的人对他说是独一无二的本子。父亲记得，书中的字写得极其端正，都能“看”出誊抄者极其恭敬的态度，因为本来是给皇帝看的。

父亲把《御制五体清文鉴》里的维吾尔文一条一条地摘选出来，用以参照学习。随后，他又设定了一个顺序体例，把《御制五体清文鉴》中的维文和汉文重新编排，整理成一本维汉二体的词典。父亲主编，穆天民抄录维文，周殿福誊写汉文。编成的词典有两三寸厚，父亲弄来经费，油印了若干本。徐森玉拿了一本给傅斯年看，傅斯年大为高兴。他说，好啊，将来正式印刷出版，史语所就可以用了，算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项目，沈仲章编的。父亲却说，我自己不承认这算是我编的。

查《御制五体清文鉴》，有六函三十六册，二千五百六十三页，收了近两万个词条。要把其中的维文和汉文逐一抽出，编排整理成一本两三寸厚的维汉对照词典，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傅斯年是很有眼光的，这本维汉词典如果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用谁的名义倒不重要，但在学术上应该有好几个层次的意义。

三个小问题

交代了金克木的几句话和相关背景，现在来探讨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是组班目的。我想不起父亲有否明确说过，组班是为了帮助新疆老师解脱经济困境。父亲回忆，聘请老师和编印词典的预算，都出自西北科学考察团，好像源于庚子赔款。依我分析，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学习西域语言，因为这对准备去大西北考察的有志人士来说，确实十分重要。

父亲一直向往去西域考察。1935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离开中国前，父亲为一项工作出了大力，颇得赫定的赞赏。在一次考察团常务理事会议上，列席会议的赫定提议，理事会应该奖励沈仲章，送他去郊外西山短期休养。除了父亲，与会者一致赞同。父亲也是列席人员之一，坚决反对。他自己提议，最好的奖励是派他去口外西域长期探险。列席的傅斯年和董作宾听了，大力支持。最后全体约定，沈仲章将参加1939年的远征。可惜几年后战火蔓延，打乱了考察团的计划。

金克木那时没有对西北考察表示过兴趣，父亲得找其他理由，吸引他加入这个班来“凑数”。再说，考察结束穆天民来到北平，失去了用武之地，经济来源上恐怕会有难处。为人解难救急，恰恰又是父亲常常做的事，在朋友熟人中享有口碑。如果父亲对他的好朋友金克木私下挑明了这一层，资助老师多半也是办班目的之一。如此看来，父亲和金克木两人提供的细节，正好可以互补。

第二个问题是“讲义”。我小时候，也听父亲讲过这个夜班。虽然父亲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凡有“故事情节”的，对我讲的往往比他后来“正襟危坐”对别人讲述时要生动详细得多，但关于编撰维汉词典，小孩子的记忆不作数，所以我查阅了1985年父亲口述的笔录。90年代金克木发表《忘了的名人》时，父亲去世已多年，金克木无法向他咨询。我注意到，父亲和金克木的记忆有所不同。下面稍作比较分析，斗胆加以推测，却断断不敢妄作结论。

金克木说上课有编印的“讲义”，认为那位新疆老师是编者。父亲回忆中，没有提到穆天民编过什么“讲义”。金克木说“穆先生不大会讲汉语”，而从上文所介绍的背景来看，穆天民在语言教学方面，不像接受过编讲义之类的训练。而且，正因为老师上课没有系统，随随便便，父亲才起念编辑维汉词典，印制分发。我的第一个推测是，金克木的所谓“讲义”，大概就是父亲主持编撰的那本维汉词典的复制本。

第二个推测是，除了维汉词典，父亲还帮助穆天民另外编印了一份“讲义”。上文提到，父亲学过多种外语，包括以语法繁复著称的梵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他进语音实验室之前，已跟着刘半农在语言研究方面受了几年训练；在赵元任随中央研究院南下前，也去听过他的课。编写语言课程讲义这样的事，对父亲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可能当时就不曾当回事，后来也忘了再提。他之所以记得维汉词典，大概因为一是当年为编撰费了不少心血，二是那本词典帮了他们大忙，三是回想起傅斯年的兴奋与嘉许。

对于父亲与金克木叙述的差异，我是这么看待的：

我对金克木的治学功底毫不怀疑，但90年代发表的《忘了的名人》不是学术论文，而是篇短短的小品文。从文体类型来说，考证不见得必要。从文章主题和结构来说，重点事件是金克木拜会傅斯年。前面几段是引渡陪衬，不需着墨过多。作者自谦是一位“凑数”者，他不过是简略追述六十年后尚存的印象。

父亲是夜班主办人，对前后里外的各种情形，应该说最知情。可是，父亲生性不在乎名分，只求把事情办好。综观父亲的一生，不声不响、尽心尽力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举不胜举。我猜想，甚至很有可能，正是父亲这位主持人，在把油印稿发给听课者时介绍说，这是穆老师的“讲义”，从而误导了金克木。这么看来，几十年后两人回忆中的小小不同，并不是个大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大约在什么时候，他们开办了这个夜班。父亲和金克木都没有说明具体年代。初读《忘了的名人》时，我是读随笔当消遣，未曾细想。根据段落衔接，粗粗得了个印象：金克木认识我父亲不久，就被拉去那个班“凑数”。现在重读，觉得金克木并没有说两件事紧紧相连。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父亲和金克木是在什么时候相识的。金克木说他和沈仲章初次见面是在“30年代初期”。父亲跟我提起金克木时，总把他归为学生时代的朋友。父亲1926年进北大，虽然因为几次转系而当了多年学生，但在1934年随刘半农去塞北之前，身份已转为北大教师。所以，就父亲和金克木最初相识于30年代初期这一点而言，两位老友的记忆不相上下，互为印证。

再来仔细查看一下有关事件的先后顺序，可以发现，父亲组班请穆天民当老师，大概不是发生于他结识金克木不久即30年代初期，而是在30年代中期。我这么说的根据如下：

父亲在叙述组班学习维文和编撰维汉词典这两个事件中，明白无误地多次提到周殿福的贡献。至于谈到周殿福是什么时候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父亲说是他向徐森玉推荐的。那么，周殿福加盟考察团一事，应该发生在徐森玉接管考察团事务的那个阶段。上文曾介绍背景，父亲进考察团时，刘半农是主管，刘半农去世后，徐森玉才接任。刘半农在1934年7月中旬逝世，所以周殿福进团不会早于1934年下半年，或许更晚一点。因为父亲和新主管徐森玉之间，虽然早有交往，但作为上下级，还应该需要一些时间互相熟悉。

此外，无论是金克木还是父亲，在描述这个学习班时，都没有提到刘半农或白涤洲。刘白二位都是语言学家，如果组班时刘和白尚健在，应该少不了他俩的影子。可惜，在刘半农领着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等去小西北采风之后，刘和白两人先后在1934年7月和10月去世。

父亲和金克木都提到了罗常培的参与，而在回忆编辑维汉词典时，父亲提到了徐森玉。父亲常常提起，刘半农去世后，罗常培兼管语音实验室，徐森玉负责西北考察团。由此我推测，虽然父亲和金克木相识于30年代初期，可他们在这个夜班里成为“同学”，多半是30年代中期的事。

我又想到，斯文·赫定在1935年春天才结束最后一次考察。在这之前的野外工作，用得上穆天民。我的推测是，穆天民在1935年春或稍后，才来到北平。这个班应该不会早于1935年春，当然也不可能晚于1937年春，因为那年夏天日军占领北平，学人四散。

我觉得还可以把时间段缩小到1935年，本来在找到进一步佐证前不敢说出这一猜测，但金克木的大女儿金木婴读了本文初稿，说她父亲50年代提过：“1935年与罗常培等同学维吾尔语一个月。”撇开语种，这句话提到了确切年份，支持了我的估计。

父亲在抢救居延汉简时，也把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文件带到了香港。1941年父亲离开香港，到上海去找周建人，试印居延汉简图册样张，不料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从此回不了香港。战后数番打听，都说那批资料下落不明，不过听说前些年又被重新发现。因此我希望，还有可能找到更原始的记录。

回头再来分析《忘了的名人》的结构安排，金克木一开始用两个小小的“引渡”，引出了罗常培；然后通过一张名片，过渡到该文主题傅斯年。这大“引”大“渡”（罗常培认识了金克木，又介绍金克木参见傅斯年），都是关键，所以作者把年代间隔交代得明明白白。而对更前面的小“引”小“渡”（初遇沈仲章和参加夜班），孰先孰后也已说清；至于两件小事之间相隔多久，相对文章主题来说就不怎么重要了。流水账或者分散力量，事事铺陈反嫌啰嗦，也会失去随笔的风格。据说《忘了的名人》曾被选入高考预习范文，这些主次详略、变化搭配的手法，想来已被嚼得烂烂的了。我比金克木还不如，从初小跳到大学，不曾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不敢班门弄斧，就此打住。

到底哪种语言？

金克木写道：“可笑我还没弄清学的是什么语。当时以为是维吾尔语，以后才知道也许还是哈萨克语，或竟是另外什么语。”记忆中父亲讲述这段经历时，大都说是学维吾尔语。上文已提及，金克木50年代时也说学的是维吾尔语。《忘了的名人》发表于90年代，也许有了新发现。金克木这段话使我想起，父亲好像也提过类似的怀疑，到他80年代的口述记录里一找，果然有一处提到，说的和金克木差不多，很可能父亲生前已将疑点告诉了金克木。

根据金克木，这个班的学生中有罗常培、沈仲章等。这些人都懂语言学，可不会说任何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根据父亲，这个班的老师穆天民会说新疆地区的多种语言。很可能，混淆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或别的语种的，大概不是学生，而是老师穆天民。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思议，因为会说几种语言的人，并不一定有语言学的知识。我是学语言学的，曾经遇到和观察过几个实际例证。

我想弄清楚的是，这批身为语言学家的学生们，是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在当年有没有纠正过来。按通常说法，《御制五体清文鉴》里用的是满文、藏文、蒙文、维文和汉文，哈萨克文似乎不在内。那么，当父亲借出那本五体文鉴，开始编撰维汉对照词典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问题并且纠正了。也就是说，他们后来用根据《御制五体清文鉴》编写的“沈氏”维汉词典来学习，学的大概就是维文，而不该再是哈萨克文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御制五体清文鉴》里的“维文”，其实不是维吾尔口语，而是察合台文（Chagatai）。察合台文那时是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通用的一种书面语。如此看来，不管穆老师是继续教哈萨克语，还是改教某个区域的维吾尔口语，“沈氏”维汉词典都管用。原来，罗常培、金克木和我父亲这批懂得不少语言的学生，弄不清学的是维吾尔语，“还是哈萨克语，或竟是另外什么语”，学术上还有些渊源可寻呢。

几个月前，徐森玉的公子徐文堪跟我聊过一个推测，可能我父亲还学过回鹘语，即古代维吾尔语。“令尊当时参与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事务，所以会去注意西域语言，而且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德国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正在北京，她是研究古代突厥语的大学者。”最近，徐文堪读了本文初稿，又告诉我：“令尊当年所学的，可以肯定是维吾尔语。哈语与维语接近，但书面文献很少。至于回鹘文，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还说：“察合台语就是中古以后的维吾尔语，不但新疆用，中亚和南亚也广泛使用。”我一向佩服徐文堪的渊博学识，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就书面语来说，那个夜班采用的应该是“中古以后的维语”。

再回想我刚认汉字不久，父亲教过我用阿拉伯书写系统签我的名字，记得他对我解释，那是新疆的维吾尔文。书写那种文字，从右往左，一笔连住不断地画弧，最后再加上几个小点小撇。我觉得特别好玩，看起来也挺美观。有那么一阵子，父亲和我常在书的扉页上，用那种文字写上各自的名字。可惜那些书籍都流散了，我也早忘了怎么用那种文字署名。

我找到一份父亲用阿拉伯书写符号签的名字，是在一张老照片的背面。我把这张照片的正反面都附在这儿，希望求得博学之士的指教。

1940年沈仲章在香港

照片反面的沈仲章手迹

这张照片是父亲送给好友李蟾桂的，摄于1940年。李蟾桂保存了四十多年，在1985年转送给了我。李蟾桂原是印尼华侨，30年代中期，父亲认识了她，就开始学习马来文。从1938年初到1941年秋，父亲在香港为居延汉简拍照制版，那段时间还继续练习马来文。一些文学家像戴望舒和徐迟的日记或作品中，都对此事有过极简单的记载。

父亲告诉我，早先的马来文采用阿拉伯字母。因此我想，那照片背面的签字用语，还不一定是阿尔泰语系的一支，却有可能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一种。而且，那组符号也不一定是“沈仲章”，而可能是父亲的别名之一。

李蟾桂寄给我一批老照片时，有信相随，信中说：“你爸有各种天赋和才能，所以一生有许多特殊的经历，多彩多姿的生活，值得传留。……我偶然地由一位朋友那里认识他，发现他的语言天才十分惊人。他知道我是印尼侨生后，想向我学习印尼文（马来文）。岂知他尚未拜师，已经能流利地运用马来语了，远比老师强。”

我想，假如这张照片背面的一小串阿拉伯书写符号，无助于解答父亲和金克木到底学了哪种语言，至少可以为第一小节中的父亲学外语小史做个补充。

言及“补充”，想起父亲还曾说过，很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过那位老师穆天民，还有过往来，可惜父亲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我最想知道的，是父亲有没有“盘问”过穆老师，究竟教了他们什么语言。或者是否把穆老师“拐”到录音棚，把他会说的几种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一一“诱”出，“采样”存档。

这类事正是父亲喜欢做的。萧伯纳笔下卖花女和语言学家的“舌”纠缠，最早就是父亲给我“演”的，还不止一遍。母亲还曾抱怨，他俩婚后，我哥哥姐姐相继出生，只差一岁，母亲手忙脚乱，家里先后请过几位保姆。父亲见保姆来自外地农村，满口乡音土语，大喜过望，一个个敬若上宾，请她们讲故事唱山歌，母亲还得端饮料送小吃给“发音人”润喉点饥。

再说我读了金克木的《忘了的名人》，曾一度怀疑，我学的那种“美观”签名，又到底是什么语言呢？隔些时我想通了，即便父亲始终没有查清30年代学的口语是不是维吾尔语，但他在教别人之前，一定会弄明白自己教的文字是哪一种。父亲一直对少数民族语言感兴趣，几十年后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他的另一位老友俞敏曾对我说过，你爸爸就是喜欢收集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书和资料。

父亲一贯待我如朋友，从来不摆长辈“尊严”。如果吃不准教我的是哪种语言，父亲会告诉我。我俩之间常常有此类“可能是A，可能是B，甚至是C”的讨论，而向我坦白他暂时还没得出结论，丝毫不会影响我对父亲的信任和尊敬。

再回过来看金克木，他对自己和老友们可能有过的“可笑”，毫不讳言。这使我在敬重之余，更觉得金伯伯可亲可爱。回想起来，父亲的很多老朋友就像金伯伯，都不曾在我面前摆过什么长辈或学者的“尊严”，都很随便风趣，平易近人，和他们“混”在一起很舒服。

最后转回金克木的《忘了的名人》。我手中的《华梵灵妙》，是由龙协涛选编的，属于季羡林主编的丛书《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2001年第一版，2006年第六次印刷。在《忘了的名人》一文后面，印有一行数字“1996.6”，想是指最初发表于1996年6月。记得曾看到金克木的一封信，里面告诉我父亲，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及两人初次相见的事。还说文章已经寄出，什么时候刊载不知道。算了一算，父亲在1987年3月就已离世，金克木在我父亲生前寄出之文，大概不至于是1996年才发表的《忘了的名人》吧。

如今父亲、金克木伯伯以及文中提及的他们的老师朋友，大都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唯愿前辈之灵在天相聚，他们的“影子”长存于人间。

〔后记〕

本文写得十分匆促，虽请人审阅初稿核证史实，但因急于出国办事，交稿前未及梳理文字。付梓之际求人预览，发现有些问题较易引起误解。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大动手术已无时间，特追加几条说明：

一、“新疆话”夜班学习的书面语应是基于《御制五体清文鉴》的中古以后的维吾尔文。至于哪种口语，父亲和金克木生前就发现了问题，但没弄清楚。限于无音档可查，本文难以作结论，仅略叙个人思索过程。简言之，父亲组班原本想学维吾尔语，但穆老师有可能弄混了。

二、父亲清楚照片背面的签字，但我不清楚。可能是夜班所学的维吾尔文，也可能是父亲自学的马来文，辨认也许得涉及其他背景知识。

三、父亲说他教我用维吾尔文签名，我相信。但我不清楚是父亲在年轻时学的早期维文，还是他后来自学的现代维文。我认为不是马来文，要不父亲会告诉我用马来语怎么念。他到晚年还记得些马来语，教过我马来民歌。但除了演示几个发音“怪怪的”辅音，我没听父亲说过维语。

最后，我在此特别感谢徐文堪、金木婴、金木秀、徐维源和石汝杰的指教和帮助！

陈寅恪第一次出国考

——陈寅恪诗补笺之一节

曹震

“三世门望最清华，证史笺诗自一家。绝世承平陈公子，剧怜生不属乾嘉。”戏改丁惠康诗，咏陈寅恪也。犹记上世纪90年代末，不降斋主客寓吴地，曾经谈及其有笺注陈寅恪诗稿，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未果，这是我知道余英时以外内地有意系统笺注陈诗的第一人（和余论战的“冯衣北”不成系统）。后来笺注陈诗作解人的很多，直到胡文辉出《陈寅恪诗笺释》，洋洋巨著，堪称佳制，经一众名家往复增益校正，再有增订版。有意思的是，不降斋主、文辉和我，90年代末曾有一次小“笔战”（关于胡适和《红楼梦》），之后我和文辉还有一面之交，其真学人也，阅读面广，洞察力强，所以他的《陈寅恪诗笺释》堪称近人诗词注本中的扛鼎之作了。不过，挂万漏一，意犹未尽，所以才有补笺的空间。

大致还是按照“义理、考据、辞章”的路数，仿胡笺本体例，于陈诗各题下，凡胡笺有不及或不确或可议处，略作发挥。每题可长可短，或不限于陈诗本事，有时容我发挥一些，莫嫌枝蔓，权助谈资。亦不妨当作胡笺本的狗尾巴来看。下面的，就是陈寅恪《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一诗的补笺，因为较长，所以拎出来先成一篇。

和鲁迅一起赴日

陈寅恪生平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日本。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于1902年“春，随兄师曾至沪，东渡日本留学”，所据即陈寅恪《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诗。这次同行“等”人中，除了他大哥陈师曾，最出名的一位便是鲁迅（周树人）。这也使这次旅程，成为中国近代留日史上一次标杆性经历。

日人横松宗《鲁迅评传》记载：“1902年，二十二岁的鲁迅……作为公费生留学于日本。”所谓“公费留学”，第一批留美幼童中江苏籍二十二人、浙江籍八人，皆属于公费性质；“公费留日”，据《浙江潮》第7期《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至若吾浙江者，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侃、汪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于辛丑年夏卒业回国。汪君以病早回国，嵇君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岁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也就是说在鲁迅留日之前五年，已经有浙江籍的官派学生也就是公费生留日了。“官派”约等于“公费”，据《浙江蚕学馆表》记载，留学生“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修外，各给月费洋十元”，可证公费的事实。

另据日人细野浩二引弘文学院档案考证，鲁迅当年系以“南洋矿路学堂奏奖五品顶戴”资格入学，可见不但“公费生”，还是公费留学之官员。像鲁迅这样的留学生，是否“官费”或“官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他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鲁迅读水师学堂也是公费的，当时不具有自费留学的经济能力。

周作人曾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实际上江南督练公所设立于1905年初，不可能于1902年核送鲁迅留日，还当以鲁迅自述由“两江总督派赴日本”为准。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在日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中存有关于鲁迅等人留日的几份公函（据北冈正子《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1期），保存了这次赴日留学的一些重要信息。

一份是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的通知公函：

函第八二号（明治卅五年三月二十日接受）

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带领留学生来日出发之件

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于本月二十九日左右乘坐该港起航的邮船会社的轮船来日。故，到达东京时希望有关方面给予方便一事已由天野南京文馆主任作了具体汇报。敬请酌情予以照料。

此致

敬礼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号于上海

总领事馆事务代理　岩崎三雄（印）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殿下

另一份是当时清国驻日本公使蔡钧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公函：

受第四五四二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十一号接受）

拜启陈者

本大臣兹准南洋咨派矿务毕业学生六名来东研究矿学，该生等均系初到，为谙贵国语言文字，拟先入宏文学堂肄业。俟其通晓语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别校。相应开列名单送请贵大臣查照，即希费神转送入学肄习，是为至荷。专泐奉恳，顺颂日祉。

大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蔡钧谨具　中三月初四（印）

第三十一号

南洋派遣矿务学生

计开

徐广铸

顾　琅

周树人

张邦华

刘乃弼

伍崇学

再有一份是当时外务省政务局长给接受留学生的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发出的通知公函稿：

送第一〇八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山座政务局长致嘉纳治五郎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之通知

清国南洋派遣之计开徐广铸、顾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等六名矿务学生已抵东京。在日清国公使已向我方提出请求，希望先让留学生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将其送入其他学校学习。望谅察该事后，考虑安排留学生入校。特告此事。

还有一份是当时外务省大臣发给清国公使回复的草稿：

送第一二号（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草　明治卅五年四月十二日发遣）

小村外务大臣致在日清国公使

关于清国南洋派遣矿务学生入学弘文学院一事之答复

信函敬复。贵方本月十一日第三十一号希望南洋派遣来的留学生入宏文学堂学习语言文字而后转入他校学习内容之贵函已收悉。因该事与弘文学院有关，故速向嘉纳学院长转达了贵方之愿望，并恳望院长同意留学生入学。敝人再次一并向阁下致敬。

此致

敬礼

弘文学院，因为避乾隆帝讳，对华一名宏文学院。

留日同学哪几个

关于这次留日的同行者，当事人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述：

首先是和鲁迅这批一起留日的矿路学堂同学人数。

鲁迅自述是四人；沈瓞民1961年的回忆中说是四人（沈比鲁迅晚一年到日本）；伍崇学1953年的回忆中说是五人（伍系此行同学）；张协和（张邦华）1956年的回忆中说是六人（张系此行同学）。

而《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关于到日本的人数记载为六人。结合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的记录“清国南洋派遣之计开徐广铸、顾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等六名矿务学生已抵东京”，可知鲁迅此行以矿路学堂同学身份赴日的人数确为六人，即“六名矿务学生”。但请大家注意，这只是官方记载的到达人数数字。

具体哪六个人呢？

鲁迅自述没有说明包括他以内的具体四人名单。

沈瓞民回忆名单：鲁迅、顾、张、伍。刘也是官费生，但不是鲁迅们的同学。

此行同学伍崇学回忆的名单：伍、鲁迅、徐光钰等五人。

此行同学张协和回忆的名单：张、鲁迅、顾、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

细野浩二引弘文学院档案，名单为：鲁迅、张、顾、伍。（见《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

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名单为：徐、顾、鲁迅、张、刘、伍。

《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内“同瀛录”，名单为：张、徐、鲁迅、刘、顾、伍。

综合以上记录，鲁迅、顾、伍、张，这四个应是各种记录均见的，可以确认为即鲁迅自述提到的四人之全部。证以弘文学院档案，可以认定，这四人就是最初到达弘文学院报到的四名矿务学生。

同学徐某和刘某可能一度被冒名顶替

多项资料中提到的“徐光钰”、“徐广铸”、“徐庆铸（甄才）”，他们是不是指的同一个人呢？

伍崇学回忆和他一起被派往日本留学的同学叫“徐光钰”。据北冈正子转引对陆师学堂第二期学生茅迺封的采访记录，“徐光钰”系扬州人，不但与鲁迅是矿路学堂的同学，还是同一宿舍的舍友。

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记录了有一名叫“徐广铸”的矿务学生到达日本。张协和回忆和他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也是叫“徐广铸”。

《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内“同瀛录”中却出现了几种不一致的记录：“徐庆铸（甄才），二十二岁，江苏丹徒人，其余各项同上（指‘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到东京，南洋官费生，进弘文学院普通科’）”，“徐庆铸（在籍）……（出身）江苏”，“徐广铸（在籍）……（出身）浙江”。对照茅迺封关于“徐光钰”系扬州人的说法，“徐光钰”当即“徐庆铸（甄才）”。而字形相似的“徐广铸”则似乎是另一个浙江人。

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于1902年3月，也就是鲁迅等人到达日本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则发行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四日”，内收“同瀛录”系根据到馆者本人所写汇编的。

徐这个人，也可能是两个人，不管到底叫什么名字，在之后的日方史料记载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关于他（或者他们）的记录了。尤其是日方史料《弘文学院沿革资料》1902年5月学生名单里，我们只看到下面这五个人的记录：“刘迺弼、顾琅、伍崇学、周树人、张邦华”，说明在1902年5月，徐这个人（或是两个人）并未进入弘文学院。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在已披露的周作人日记和相关文章中，我们也看不到有关于徐的记载。沈瓞民比鲁迅晚一年到日本，据他回忆，在他和鲁迅一起居住之前，鲁迅的室友是：刘、顾、张、伍和陈衡恪，也没有提到徐。

基于以上疑点和对史料的分析，似乎有理由怀疑：徐作为鲁迅的同学，并没有和鲁迅一起赴日。以徐的名义抵达日本并可能代其在留学生会馆登记的，另有其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馆记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还有一个刘迺弼。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鲁迅“他的同班中有……刘济舟名乃弼”，乃即迺，可见刘确系鲁迅同班同学。周作人日记里还曾经提到：“上午十下钟大哥来，云行李已往下关，予与同去……见顾石臣、张协和、刘济舟、杨星生诸人。”

伍崇学回忆赴日同学名单里没有提到刘的名字。张协和回忆里提到和刘一起赴日。两位亲历者的记录出现了不一致。

沈瓞民的四人说里不包括刘，但是沈又说“刘迺弼是安徽人，官费生。……与鲁迅同时进弘文”。根据沈前后文的意思，这个“同时”，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意思，而不是同一批的意思。

细野浩二引弘文学院档案，没有刘和鲁迅等四人一起入院的记录。而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显示，确有一名叫“刘乃弼”的人作为矿务学生到达日本。《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同瀛录”里也确有“刘乃弼（济舟），二十四岁，安徽巢县人，其余各项同上（指‘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到东京，南洋官费生，进弘文学院普通科’）”的记录。

在《弘文学院沿革资料》1902年5月学生名单里，我们看到了有“刘迺弼”的名字。1903年3月，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在学院内开设了讲道馆分场传习柔道，刘和鲁迅一样，作为首批申请入门者在申请书上签字。可见，1902年5月至1903年3月间，刘确实来到了日本。

鲁迅在回忆中曾经提到这样的细节：“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下了四个。”鲁迅所谓的“派定五名”，和官方数据显然不一致，可以理解为作为学生，鲁迅并不一定了解全部真实内情。但是“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下了四个”，言之凿凿，看不出有虚构的痕迹。证之以上面提到的弘文学院档案记载和沈瓞民的回忆，“四个”之说可信。那么这个因为祖母反对没有去的是谁呢？

结合我们上面提到的周作人日记里的记载，很显然，这个人就是刘乃弼。他本来是和鲁迅等人一起出发去南京的，和周作人也打过照面，但是临行前因为祖母的因素最终没有成行。所以，鲁迅对此事印象很深，在回忆文章里特别提出来。

不过，刘显然没有放弃这次公费赴日留学的机会，最终还是去了日本。根据1902年《神户又新日报》的广告，当时在横滨-上海航线上，船只每七天往返一次。他最晚在1902年5月份进入弘文学院，和鲁迅同住。一年后沈瓞民来，看到的就是包括他和鲁迅在内的六人同住，所以才有“与鲁迅同时进弘文”的表述。

既然刘在1902年2月没有和鲁迅等四人一起赴日，那么以刘的名义抵达日本的矿务学生，显然另有其人。和我们上面考证的徐某一样，都可能是被人冒名顶替了。

谁可能冒名顶替呢？

我们注意到，沈瓞民回忆文章里提到，在他和鲁迅一起居住之前，鲁迅的室友是：刘、顾、张、伍和陈衡恪。沈还说，1904年春返国，随即得鲁迅等六人落款的信，这六人是：鲁迅、刘迺弼、顾琅、张邦华、伍崇学、陈衡恪。

陈衡恪，1876年生，陈三立长子。沈瓞民说“陈衡恪号师曾，与鲁迅亦是老朋友，矿路学堂学生”。说陈衡恪是“矿路学堂学生”，显然有误。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1901年陈三立定居金陵，“在家办学堂”，方便陈衡恪等“自己家中子弟”，“（陈衡恪）春至沪，入法国教会学校”。可见陈衡恪除了家学之外，读的是“法国教会学校”而非“矿路学堂”。而且陈衡恪比鲁迅大五岁。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曾经这样回忆道：“陆师学堂的总办……换了俞明震。陈师曾是俞家的近亲，那时便住在学堂里。虽然原是读书人，与矿路学生一样的只穿着便服，不知怎的为他们所歧视，送他一个徽号叫作‘官亲’。”也可以证明陈当时并非“矿路学生”，而只是“住在学堂里”。

陈衡恪的母亲罗氏是陈三立的原配，在陈衡恪五岁的时候去世。陈三立娶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诗为续弦，所以俞明震是陈衡恪的继母舅。俞明震是1901年2月出任“南洋陆师学堂总办”一职的（据1901年2月3日上海《中外日报》）。

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这样说：“及至矿路班毕业，选送日本留学，师曾也一同自费出去，这个歧视才算解除。”照周作人的说法，陈衡恪是作为“自费生”和鲁迅一起赴日留学的。但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文件否定了周作人的这一说法。据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的通知公函：“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显然陈衡恪确实是和鲁迅一同赴日的，但不是以“自费生”的身份，而是以“文案”的身份。这明显是沾了俞明震的光。同时，也排除了陈衡恪作为冒名顶替者的可能性，因为他在“矿务学生六名”之外，有单独的“文案”身份。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同瀛录”记载，陈衡恪是“二十八年十二月着京”。如果这个时间记录不误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陈衡恪在1902年4月以“文案”身份到达日本后，迟至次年1月才以“留学生”的身份到东京留学生会馆报到（详后）。

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衡恪1905年寒假“疑”曾经回过一次国，1907年暑假回过一次国，1909年夏“卒业于师范高等学校”。根据沈瓞民的回忆，期间陈衡恪曾经和鲁迅同住过一室内。

陈衡恪有《日本游》诗记此行：“羌余结伴来东京，细雨蒙蒙昏海程。舵楼渐远支那树，白鸥上下海风生。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苍玉。雪花如山怒作堆，飞轮腾踔蛟龙窟。”“生平海波未寓目”可见是第一次出海，必指此行无疑。“羌余结伴来东京”，“羌”是语气助词，此句即“余结伴来东京”，所谓“结伴”，除了舅舅俞明震、鲁迅等人外，还带上了弟弟陈寅恪。陈寅恪比陈衡恪小十四岁，比鲁迅小九岁，1902年时十二岁。俞明震是他的亲母舅。

据日本方面档案记录，俞明震此行同行的人为“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一共三十三人。三十三人中，只有陈衡恪的名字，而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我们注意到档案里提到有位“文案陈贞瑞”，相同的姓氏或许会令人怀疑是否“陈贞瑞”就是陈寅恪的化名呢？这种假设可以排除，一是因为陈贞瑞排名在陈衡恪之前；二是因为陈寅恪当时只有十二岁，不可能冒充成年的“文案”；三是据《南大百年史》记载，1903至1905年在三江师范任教的中国教习二十六人名单中有“舆地教习陈贞瑞”的记录，三江师范和南洋陆师学堂同属两江总督辖下，相信两个陈贞瑞系同一人，1902年以“文案”身份赴日回国后曾在三江师范充“舆地教习”。

这样说来，陈寅恪难不成“隐身”去日本？不然，玄奥就在我们上面的考察结果中。此行赴日的“矿务学生六名”，实际上只有四名“矿务学生”，还有两个当时并没有同船去。陈寅恪可能就是冒名顶替了其中一人的身份，用公费赴日本走了一遭。所以在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文件里，我们看不到陈寅恪的名字。

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一直待到1904年夏（此误，详后），才于“假期返南京”。我们不妨大胆地想象，本该徐某或刘某享受的公费留学生待遇，可能短期内为陈寅恪或陈衡恪所冒替，依赖于俞明震的包庇和操纵。刘后来又改变主意去了日本，二陈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和俞明震一同回国了。

在日本一个月，“东游”还是“留学”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称1902年“冬，先生与兄师曾均在日本。除夕，兄师曾有《壬寅除夕与张棣生、江翊云、黎伯、顾仲苏诸君饮集三王山，赋此志感》诗”，1903年“仍与兄师曾在日本”（《散原精舍诗》癸卯《除夕》诗有句云“儿隔富士峰”），直到1904年夏，“先生假期返南京。回国后，与兄隆恪（字彦和）同考取官费留日。冬初，与兄隆恪去日本”。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据《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陈衡恪登记表》称，“十一月，衡恪获得官费留学生名额，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又据陈封怀《忆寅恪叔二三事》称“寅恪入中学学习”。日人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中称陈寅恪1902至1903年及1904年10月至1905年两次留学日本，读中学；陈寅恪当在1903年底（癸卯十一月二十五日）前离校。卞僧慧根据陈散原“儿隔富士峰”句，怀疑癸卯除夕（1904年2月15日）时陈寅恪“尚未归”，又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甲辰四月至十月）中“同学姓名调查录”中只有陈衡恪而无陈寅恪，可证这段时间陈寅恪“不在日本”，故“在此半年中，先生行踪殊为不明。待考”。

其实，陈寅恪最晚在1902年5月，就和陈衡恪一起回国了。据《横山先生年谱》引俞明震给陈庆年的信中说“弟则藉此游历，二月十五日起程，四月初间回，颇足快心也”，俞说的是旧历，新历即3月24日启程，5月初回国。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四月初四（新历5月11日）记：“师曾兄弟自日本归”，与俞明震自述相合。证之前引日方档案，陈寅恪此次日本之行，3月24日离开南京，3月29日离开上海，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据周作人日记。鲁迅最晚4月7日在东京，最晚4月30日进入弘文学院），最晚5月4日离开日本，最晚5月11日已归国。这和我们前面考证的刘迺弼到达日本入境求学的登记时间也吻合。

所谓“师曾兄弟”，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认为是“衡恪、隆恪”，“隆恪”显然有误，这次和陈衡恪一起去日本的明明是陈寅恪嘛。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四月二十七日（新历6月3日）记，“伯严招同……及其诸子吃金陵春番菜”。“诸子”中想来也含陈寅恪。

前引《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陈衡恪登记表》称，“十一月，衡恪获得官费留学生名额，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补习日语”，而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同瀛录”记载，陈衡恪“二十八年十二月着京”，也就是说陈衡恪最晚在1903年1月前后以公费生身份再次抵日。这次，陈寅恪并没有同行，因为陈三立这年十二月《壬寅长至抵崝庐谒墓》诗中说，“大孙羁东溟，诸孙解西史”，可见这次去日本的只有陈衡恪一人而已，陈寅恪留在国内读书。陈师曾《壬寅除夕与张棣生、江翊云、黎伯、顾仲苏诸君饮集三王山，赋此志感》诗也没有提到弟弟陈寅恪的名字，陈散原癸卯《除夕》诗“儿隔富士峰”中的“儿”，也仅指陈师曾。

也就是说，陈寅恪第一次出国时间是1902年3月至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再出国，直到1904年12月。李开军查《申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所刊《考派东西洋留学生题名录》，并无陈寅恪和陈隆恪的名字，这和陈寅恪“1968年交代稿”中自称“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相悖，所以李开军“疑二人为自费”。

陈寅恪第一次出国，扣除往返旅途时间，实际在日本本土待的时间不过一个月，和鲁迅明显不在同一层次。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了些什么？应该说还是以日语为主的，按照日方说法就是“通晓语言文字”。据明治三十七年嘉纳治五郎签发的鲁迅毕业证书记载，“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修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并毕业”。可见“修习日本语”是首要的，当然鲁迅还学了很多其他的科目如师范科的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等。还曾经入嘉纳的“讲道馆”学习柔道。而陈寅恪出洋一两个月，主要目的其实也就是开开眼界，熟悉一下日语环境。陈寅恪诗里记出发时在上海遇到知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用“东游”而非留学来定义陈寅恪的第一次出国经历，确甚。

陈诗余笺

熊式一送给陈寅恪的《天桥》，和他的《王宝钏》一样，也毁誉兼有，卞之琳在《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中就说，“熊式一最近出版的《天桥》，写了从算命、批八字到所谓革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一些玩笑故事，完全江湖气”（《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一期，1945年8月，原署“卞琳之”）。有一些不同声音是好事情，兼听则明。譬如对大家都叫好的张爱玲，徐就有不同的看法：“（张爱玲）小说所表现的人物范围极小，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又是大同小异，笔触上信口堆砌，拉杂拉扯处有时偶见才华，低级幼稚耍弄文笔处太多。”（《〈梦回清河〉序》，此条承吾友祝淳翔提供）

熊式一是江西南昌人，陈寅恪是江西义宁人，有乡谊。他们的交往不止送书这一次，1946年初，陈寅恪就托熊式一把眼科专家Sir Stuward Duke-Elder的诊断意见书寄给在纽约的胡适，转请美国专家会诊，结果却是“很觉悲哀”（胡适日记1946年4月15日）。

陈寅恪“听人读”《天桥》以“娱衰病”，文辉据季羡林的回忆认为这个读《天桥》给陈寅恪听的人“可能即指”于道泉。于道泉是陈云的大舅子，陈寅恪曾介绍于道泉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充助理研究员，陈寅恪当时是该组主任。

陈寅恪大部分的诗作，都或多或少有些悲观的格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股“幽忧之思”（《柳如是别传》）。究其原因，可用“三变”来概括：一是国变，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后持续内斗，日本侵华，1949年后又运动不止；二是家变，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因为支持新政被革职，仅以身免，日侵后陈三立不食而亡；三是病变，陈自小“孱弱多病”（《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出国不久就曾因为脚气病回国疗养，后来失明、跛足、各种脏器病。这“三变”萦绕陈寅恪一生，这种情绪也始终影响着他的创作，无论学术的还是文艺的。《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这诗也不例外，诗云：

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沉沉夜漏”，《金瓶梅》有“良久只闻夜漏沉沉，花阴寂寂”，顾复初《水龙吟》有“凭沉沉夜漏，掩衾独卧，够销魂矣”。

“绝尘哗”，陶澍《答权晶山》有“莲叶年年水上楂，云书来往绝尘哗”，柳亚子《十一月三十日偕爱泼斯坦君视垢儿于九龙医院，道中有作，兼赠白寿伦君》有“仙山楼阁绝尘哗，驰道长松缀小花”。

“故国华胥犹记梦”，陈寅恪很喜欢用类似的辞调，“故国华胥今梦破”，“一梦华胥四十秋”，至少三次。元遗山《郁郁》有“华胥梦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发催”。何白《归舟至会昌湖遇大风雨做歌》有“拂床且就北窗眠，梦破华胥东日白”。

“旧时王谢早无家”，《燕子笺》有“归寻旧时王谢巢”。

“竞鼓笳”，带陈寅恪出国的陈衡恪《秋兴》有“传闻辇道输金帛，谁使边陲靖鼓笳”。樊樊山《午桥中丞监临湖北乡试，远寄三场程式及戒谕世子条规，再叠前韵奉寄》有“早暮江城竞鼓笳，楚人才笔丽朝霞”。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此句取意顾翰《渡江云·邗江舟次》，“一尊京口酒，词人终古，萧瑟例江关。此行真万里，西上黄河，何日唱刀环”。“词人”可泛指一众写作的人，陈寅恪诗“来吊词人暖肺肠”里的“词人”是说易卜生，这里当然说的是陈寅恪自己。刘勰论屈原“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则陈寅恪隐约以屈子当世自警也。

余藏林思进批点《忆云词》（光绪二十五年思贤书局刻本），纵“百年来，屈指惟项莲生有真气耳”（谭献语），照样被林氏批评“因袭前人”，“真恶劣不忍不能入目”。其实是清寂堂主人之苛求了，凡作诗者，“前有古人之茫茫”，所以大多取法前人，化用王船山的话来说，就是“皆缘摘句索影，谱入作者心迹”。文艺创作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也可以作谋生或谋事业的工具），自小熟读苦吟，潜移默化，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用现在的话说，“见好就收”可能成为条件反射，纵“近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陈散原”（罗家伦语）也有随身携带作诗“秘本”的传说呢。

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

胡文辉

诗题的梁鸿志，系北洋政客兼诗界名流，沦陷时期参加伪政权，抗战后被处决；至于这个“蒋”，则是蒋介石。但此事又得从冒效鲁——在今天，他最著名的“身份”是钱锺书的好友——说起。

曾参与汪精卫南京政权的冒氏，有一首故意匿去本事的诗《夜雨淙淙，取某君遗诗翻阅，遂至四鼓。感念平昔，辄题一律，距君之亡三年矣》：

头白书生喜论兵，与人家国欲何成？广陵散绝援琴顷，北海樽空好客名。抉眼城门言竟验，脱身复壁恨难平。寒宵坐雨呼灯读，英气还疑拂纸生。（自注：读集中妙高台五古，有感于今日之事。）

此诗在《叔子诗稿》初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系于1947年，但宋希於发现在再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改系于1948年，遂怀疑这个“亡三年矣”的“某君”是位身份特别的人物。宋君询及刘聪，刘君以为，由“抉眼城门”之语，可见“某君”似非善终，故很怀疑此人即梁鸿志，随后至国图查阅梁氏《爰居阁诗》，果然集中有《妙高台》五古一首；宋君又揭示，陈方恪《题爰居阁诗集后》提及冒效鲁有“读爰居阁集书后诗”。如此，这个猜测就完全证实了（宋希於《〈叔子诗稿〉二三事》，《南方都市报》2014年6月22日）。

此中之覆，多年前我检读《爰居阁诗》时也已发现，只是觉得《爰居阁诗》少有人看得到，就未急于写出。看到刘、宋两君先我发之，虽有“所见略同”之喜，也不免有“拱手让人”之憾。不过，刘、宋两君虽破解了此公案最重要的关节，但诗的本事尚有可讨论之处，尤其梁鸿志诗更有未发之覆，所以我还是决定检出原先积累的材料，撰此一文续论其事。

一

梁诗题为《妙高台》，其诗如下：

妆楼压僧塔，佛窟栖倾城。亭亭妙高台，何人之所营。塔中禅定人，定起闻钗声。错疑摩登伽，来度诸有情。世间万骨枯，娱此一榻横。禅师遗蜕耳，持较孰重轻。我来暑方炽，坐爱松风清。休论儿女事，暂主江山盟。（《爰居阁诗》卷六，民国刊本；又见陈世镕《爰居阁诗注》卷六，上海图书馆藏本。按：承宋希於告示，此诗曾收入《采风录》第二集〔民国二十三年版〕诗类第一卷，题为《妙高台通云禅师塔》。“错疑摩登伽”一句刊本讹作“错疑摩伽登”。）

这个“妙高台”在何处呢？诗又有什么用意呢？

在《爰居阁诗》里，此诗的前两篇分别是《五月二十一日同高梦旦、李拔可、刘子楷、沈昆三晨发宁波，午抵雪窦寺》、《千丈崖》，雪窦寺、千丈崖、妙高台都是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名胜，那么，梁诗所咏的妙高台，显然即蒋介石老家的妙高台了。

妙高台位于妙高峰顶，高出千山，三面峭壁，又对着千丈崖，自是一方名胜，但其非同等闲，更在于其主人。妙高台北首昔有栖云庵，清代石奇通云禅师圆寂后，筑舍利塔于此；后来，蒋介石在妙高台建造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别墅——拆除了原来的栖云庵，但保留了舍利塔。关于这个别墅，原蒋宅账房唐瑞福、原蒋秘书汪日章回忆：

一九二八年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溪口，在妙高台建二层楼的别墅，有“妙高台”三字的横额，下署“中正题”。这是蒋每回溪口必到的地方……别墅后面建有平屋数间，由雪窦寺派一和尚看管，可供游客休息，来游者只要奉敬香金若干，管事僧就可带你往别墅各处游览。妙高台是避暑的胜地，蒋介石、宋美龄夏季常到这里小住。别墅里装有电灯电话，蒋夫妇来住时，禁止游客游览。别墅左首是曾住持雪窦寺的和尚石奇的坟墓，蒋每次来，照例先向石奇和尚坟墓一鞠躬，再进内休息。（《蒋介石的故乡》，《蒋介石史料》〔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

又，蒋的同乡，原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则描述：

蒋介石看中此地山谷深幽，易于警备，就将石奇和尚的茅屋拆去（庵前石奇的墓塔，因不很高，仍留在凉台下，原封未动），建造新式洋楼三间，平顶凉台三间，余屋三间，凉台正门上悬有“灵山一会”横额一幅，另在右角旁筑有水泥六角亭一座，总称为妙高台别墅。（《蒋介石在溪口》，《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据《爰居阁诗》，梁鸿志游溪口并作诗，是在辛未年（1931），则其所见的，已是蒋介石新建的妙高台了。由此，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梁诗的含义：“妆楼压僧塔，佛窟栖倾城”，当然是形容妙高台的新别墅兼容旧舍利塔的特殊形制；“何人之所营”的“何人”，自是隐指蒋介石而言；“塔中禅定人，定起闻钗声。错疑摩登伽，来度诸有情”，当是借佛教传说中纠缠佛弟子的摩登伽女比拟来此玩住的宋美龄；“世间万骨枯，娱此一榻横。禅师遗蜕耳，持较孰重轻”，则谓蒋介石不恤芸芸众生，黩武争权，换来此地此居的享受，当然更不在乎亵渎禅僧之灵了。此时国民党已北伐成功，域中正是蒋介石的天下，作为北洋政府的旧人，梁鸿志身属被国民党推翻并取而代之的阵营，其不满于国民政府，并对蒋氏有所揶揄，那也是毫不意外的。

对于梁诗，与梁同游溪口的李宣龚（字拔可）有和作《妙高台通云禅师塔用无畏韵》（“无畏”系梁鸿志的别号），诗如下：

溪山岂不好，筑楼俨如城。荷戈归洞房，妆台夺僧营。夜深闻佩环，那有钟磬声。乃叹善战者，于此非无情。开山念初祖，塔前翠纵横。一壑不能专，翻遭竖子轻。强聒厌得失，未抵风松清。狎主本乘兴，弗用坚齐盟。（《硕果亭诗》卷下，收入《李宣龚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诗在集中系于庚午，即1930年，应系误置）

又，梁的好友周达亦有和作《雪窦妙高台和众异均》（“众异”是梁的字），诗云：

崇台依僧岩，壮丽疑化城。不知高处危，郿坞劳经营。飞丹耸绝壁，环佩摇天声。何如衣锦乡，陌上花含情。美人与霸业，气概不世横。时来沐猴贵，运去山鬼轻。天龙护禅定，坐待尘劫清。惜哉乘愿人，未缔香火盟。（《今觉盦诗》卷三，民国刊本。此诗系于辛未）

梁的另一位好友诸宗元更是前后和了两首，一系《妙高台和众异韵》：

我闻妙高台，缥缈化人城。溪山占幽胜，缁素皆经营。幻住果何有，风松不留声。土木夸一时，有情徇无情。游者能一至，虎迹迷纵横。崇楼俯废塔，过视谁重经。山中人有言，从浴疑华清。云窗与雾阁，岂得山灵盟。

一系《拔可既和众异妙高台诗，更依韵一首》：

名山古游幸，列骑如坚城。况近楼山村，何殊夹马营。红妆从娥娥，刀剑应无声。荒塔寺重垩，辉映若有情。念以缄白骨，涕泪当纵横。美人果何物，休令黄屋轻。前鱼亦可泣，浊井不再清。妙高留此台，忍见钗钿盟。（以上两诗皆见《大至阁诗》，民国《爰居阁丛书》）

以上诸作，大体皆接续梁诗的调子，对蒋、宋多有调侃的意思，比如“荷戈归洞房，妆台夺僧营”、“美人与霸业，气概不世横。时来沐猴贵，运去山鬼轻”、“从浴疑华清”等等，都不是什么好话。因为不涉主旨，兹不细解。

有一事不妨附言。1939年底，钱锺书应聘至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他和徐燕谋、邹文海等五人由沪赴湘时经过宁波，曾到溪口一游，留下《游雪窦山》五古四首，并在《围城》里略有提及（参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第六章之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钱的诗，看不出他有没有到妙高台，但妙高台如此名胜，他当时总会听说的。于是，我就忍不住想：钱锺书是看过《爰居阁诗》的（王怀志《钱锺书批阅〈爰居阁诗〉》，《羊城晚报》2010年12月19日），他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妙高台》那首诗的微讽呢？还有，冒效鲁那首诗有没有给钱锺书看过呢？钱若看了，“妙高台”的字眼，又有没有触动他的联想呢？

若干年前，我到江南游历，为了查验我对梁诗的理解，曾半顺道地到溪口“现场”看过一番，只是印象已如过眼云烟。不过，后来查检资料得知，蒋氏的妙高台已在“文革”时被毁，如今的妙高台其实是80年代重建的，唯有“妙高台”三字堂额仍是原物。关于此，有位名不见经传的陈述徵在其诗《奉化蒋氏故居》的注中提到：

妙高台三字乃蒋介石手书，以木刻之，悬挂于台前高处。以上碑刻，在“文化大革命”中，附近农民惧其被毁，乃不顾生死深藏之（尤以蒋氏所书）。“文化大革命”后始献出。（《离乱余音》，自刊本，第107页）

这么说来，我所见的妙高台，本非梁鸿志当年所见，其印象之有无，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当然也是题外话。

二

大略明白了梁氏《妙高台》诗的微意，就可以再回过头，讨论冒效鲁写梁氏的那首诗了。

冒诗没用什么僻典，“广陵散绝”用嵇康被祸事，“北海樽空”用孔融好客事，“抉眼城门”用伍子胥预言吴国灭亡事，这些当然都是指梁鸿志生平的行事而言，并不难理解。但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说明一下。

首先是“与人家国”的辞义问题。此语在前人只是常语，但至今语境悬隔，似乎已不易把握其所指。我偶尔留意到几个近人的用例：

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清史稿·郭嵩焘传》引郭嵩焘语）

朝廷用人固当各尽其材，而与人家国事者，尤宜量而后入也。（张相文《沌谷笔谈》卷二《吴清卿》，收入《南园丛稿》，中国地学会民国十八年版）

彼与人家国，谋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腆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孙雄《昆明湖曲·吊海宁王君静安》序，《旧京诗存》卷六，民国刊本）

与人家国事，书空徒咄咄。（郑孝胥《海藏楼诗》卷十，收入《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张南皮诗与常熟字，各有千秋。二公瓣香，同属东坡，惜晚节与人家国事耳。（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之五三，《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玩味以上诸例，大抵就是参与国事的意思，只是多少有些事不关己的中立态度。

此外就是诗语中涉及的“今典”问题。

关于“北海樽空”，早年追随梁鸿志的陈器伯（原名道量）回忆：

抗日战争前，梁再度居沪，在毕勋路买下一所花园洋房，此居林木蔚翳，有城市山林之致。梁在新宅招致一班骚人墨客，赋诗作画，兼赏古玩……（《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应当就是梁氏“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现实背景了。又，同是闽人的曾克耑论及梁氏时有言：

他和我家是世交，民廿四年间我在上海中央银行，我们同石遗先生师、夏剑丞、冒鹤亭、林庚白、林贻书和他尝有文酒之会，真是议论风生，无他不欢……（《论闽诗派》，《颂橘庐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六册，第1443页）

这又可见梁氏在饭局上的作风。

至于“抉眼城门”，意义显豁，自然是指梁早就不看好蒋介石政权。关于梁与蒋的关系，陈器伯提到一个传闻：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曾电邀梁上庐山晤谈，梁欣然前往，以为蒋有倚重之意，但结果废然而返。事后据闻当时戴传贤也在庐山，梁谒蒋辞出，戴入内问蒋：“梁鸿志怎么样？”蒋微笑说：“小政客，没有什么作为。”这句话传到梁的耳边，梁立即下山，从此恨蒋入骨（后来梁拼凑伪组织时，即时时把“亲日反蒋”挂在嘴边）。（《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

可是，即便此事属实，梁毕竟是搞政治的人，不可能仅因私交之好恶，就做出攸关出处的政治抉择。事实上，梁后来在临刑前，还专门给蒋写了信，申论国是，并有自明之意（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1年版，第46页；陈器伯《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如他“恨蒋入骨”，似不必多此一举吧。我想，梁之不惜“落水”，选择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固然有政治党派和私人交谊的因素，但主要仍基于他对政局的观察，说到底，就是他对抗战形势不抱乐观，也对蒋政权不抱信心。

说到这里，还应当讨论一事。梁鸿志之被处决，是在1946年11月间，如此，冒效鲁写于“距君之亡三年矣”的这首诗，《叔子诗稿》再版系于1948年，仍未契合；宋希於以为应系于1949年为宜，我觉得是恰当的。时事背景的因素，也可作为有力的旁证：淮海战役是1949年初结束的，至此国民党主力尽失，败局已现；蒋介石随之在1月下旬宣布“引退”，并回到溪口，在幕后遥控政局，直到中共军队在4月间横渡长江，他才离开。在此期间，妙高台甚至成了蒋的临时指挥部，隐然为一时之权力中枢。所以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到溪口一游时说：

蒋介石（左二）、孙科（右一）在蒋介石亲笔所题“妙高台”匾额下留影

友人指点我们看那妙高台居室中的什物，想见当年冠盖云集，政治巨头，促膝谈心，一语一动，都和中国军政，息息相关。在秀丽风物中，孕育着谋国大计，在新闻眼中，自有一种看法。（《溪口之行》，《我与我的世界》下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蒋政权已近途穷，梁鸿志的“抉眼城门”才谈得上应验，而冒诗自注的“读集中妙高台五古，有感于今日之事”云云，才能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他是读到梁氏当年的刺蒋诗，所以很自然地联想到蒋家王朝的“今日之事”啊。并且有可能，他还从当日诗笔风流中的妙高台，联想到此时政治风云中的妙高台吧。

是不是冒氏担心此诗惹祸，但又不愿删没，才故弄狡狯，改易了年份，以掩饰其迹呢？

附带一提，梁氏在自己的诗中也用过伍子胥这个熟典：

盟心江水身终隐，抉目城门事可哀。千古男儿王介甫，眼中蜀洛尽庸才。（《眼中》，《爰居阁诗》卷二）

收骨久无人，国破遑问家。城门眼虽验，愁见孀妻。（《哭黄哲维》之四，《爰居阁诗》卷十）

则冒效鲁以此典形容梁氏，真可谓“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了。

需要探讨的，还有“脱身复壁”一句。所谓“复壁”，即墙的夹层，古时可用以藏身。如刘聪、宋希於两君已指出的，此句应指国民政府接收南京伪政权后，梁鸿志一度逃脱（“脱身”）而隐匿（“复壁”）的事。但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意思，或者说，有更具体的所指。关于此事，恐怕以金雄白——他是梁氏被捕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难友”——所记最多最详。金氏写道：

梁鸿志开庭后回来告诉我说：“我这次被逮，生命不足惜，毁家无所憾，但有两事将永不能释然于怀。第一，拘捕他的人却是他所提携的‘维新政府’的部属……”（《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0年版，第87页。类似的记述又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41页）

那么，这个令梁氏“永不能释然于怀”的人是谁呢？金雄白在其他地方说得更为直接：

梁鸿志在入狱以后，对其当前的遭遇，一再表示有两遗憾，他认为：第一，即使他叛国有罪，人人得而捕之，但不应出之于他的直属部下“维新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任援道。为了邀功，就处心积虑地百计追踪，以完成他卖友求荣的心愿……（《梁鸿志博闻强记》，《江山人物》，香港星岛出版社1983年版。类似的记述又见《梁鸿志死前两憾事——细说汪伪之一章》，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关于梁氏被捕的经过，以及任援道在其中的角色，金氏前后有详简轻重不同的回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年版，第28页；《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34-36页；《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六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71年版；《梁鸿志死前两憾事——细说汪伪之一章》），兹不一一赘述；但可以肯定，至少在梁鸿志的心目中，任是他被捕一事的“首恶”。

任援道作为伪政府旧人，在战后为国民政府待罪效命，自是当时能干预梁氏命运的有力者。但还有次要的其他人物，金雄白即提到梁被其侄婿告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35页）。关于此事，汪伪时期任职银行业的孙曜东——他跟梁鸿志亦有同“监”之谊——回忆得更详细：

黄秋岳有个弟弟名黄溥（字竹生）。梁鸿志因佩服黄秋岳而把亲侄女嫁给黄竹生。黄秋岳被枪毙后就更加呵护、提拔他，曾任其为局长，并把他推荐给任援道。……有一天梁鸿志对我说：“要不是黄竹生，我何至于此！”原来他有两个姨太太（原配夫人在福建老家），小的姨太太娘家在苏州乡下。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就藏匿在那儿，与外界只保持一条联络线，即是黄竹生夫妇。这时军统向任援道要梁鸿志，任援道嘱黄竹生一定要交出来。他算是找对了人。黄竹生岂敢不交？（《1945年的楚园与楚囚》，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任援道和梁的侄女、侄婿，梁本人在给女儿梁文若的遗书中也有交待：

去秋狱事将起，我避地吴阊（按为苏州）城外，惟慧（其第二姬人慧真）、意（第三姬人意真）两太太知之。吾家枭獍（按指其侄女星若，实为秋岳之弟竹生之妇），误听人言，以为我不出头，则累其夫婿。于是勾结我旧部（按指任援道）……及其副官偕往。吾秘居既已不密，只得归案。（据《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引录，括号内的按语系金雄白手笔）

在这里，金氏以为“吾家枭獍”系指梁的侄女，跟前述的侄婿告密一说，仍是一回事。

至此，知道了梁鸿志因被亲旧出卖而被逮的细节，冒诗“脱身复壁恨难平”的“恨难平”三字，才算完全落实。不过，任援道的所为，金雄白、孙曜东都是在狱中亲闻当事人之言才得知的，在狱外的冒效鲁倒未必清楚，故冒诗的具体所指，更可能要落实到梁的侄婿身上。

三

冒效鲁这首诗，由读《爰居阁诗》而作，但就其内涵来说，不如说是他为梁氏而作的挽诗。

由于考掘冒诗的缘故，我还陆续留意到其他诗界名流对梁氏之死的哀挽，以其多涉隐秘，今亦叙录于此，于其大旨略作诠释，以存掌故。

第一个应当讨论的，是赵尊岳（字叔雍），因为他也是伪府中人，系狱时一度为梁氏的“难友”，并与梁多有唱和。其集中丙戌年（1946）今存《送春》及叠韵八首，与梁诗《落晖次叔雍韵》、《次和狱居春暮》、《狱中骤热三次前韵》、《晨起四次前韵》、《雨中五叠韵》、《狱述寄内六叠韵》、《闺人饷沸水一瓶，始得茗饮，盖二十日未尝此味矣。九叠前均》、《楼居十叠前韵》对应，又有《和人送春韵》及叠韵五首，与梁诗《狱中送春索叔雍同作》、《四月一日雨中午睡叠前韵》对应，即二人唱和之迹（赵诗见《高梧轩诗》卷四，《高梧轩诗全集》，自刊本；梁诗见《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同年岁末，赵有《挽章》五古四首，应即挽梁之作，诗如下：

交亲二十年，辙迹共四海。一楼逾百日，荷校坐相待。世人虽惊鄙，反躬曾不悔。巨浪惊天时，砥甘坐罪。以此责吾曹，吾意自有在。

君辩教仪秦，君才视管葛。沉机庶上智，阔度亦豁达。惜哉时数奇，丧乱事难遏。强欲致太平，陷阱不自拔。千秋碧血殷，巾泪共一撮。

平生溯歌酒，意气自殊胜。屏山孔雀闲，篇什每酬赠。来共晨夕，媚学发佳兴。忽焉白日迈，珠玉断笙磬。坐使秋虫吟，凄其泣清听。

惊（）〔闻〕服上刑，策杖方病起。得诵君遗言，论政直如矢。犹似读君诗，词旨尽流美。神完气自充，谁信杀一士。嗟彼中兴年，坐惜黄钟毁。（《高梧轩诗》卷四）

所谓“一楼逾百日，荷校坐相待”，当指作者与梁同囚一处而言。“荷校”即坐罪戴枷之意，其他诗语多甚直白，不待细表。

其次是梁氏同辈的好友李宣龚。同样是在1946年底，李有七绝《感事四首》：

欲遣巫阳叩九阍，已逢天醉复奚言。平生出口多芒刺，到此才知牍背尊。

退之毕竟亲刘柳，白傅王涯有短辞。何处青山堪独往，稍留忠厚慰相知。

啜泣灵床痛两妃，恩牛怨李已忘机。玉鱼枉作衣冠殉，半臂人间有是非。

遗臭流芳等可哀，救人从井惜诗才。剧怜祖本三山志，未取光芒出世回。（《硕果亭诗续》卷三，收入《李宣龚诗文集》）

第一首为梁氏鸣屈，并谓梁氏平日言谈刻薄，易招人怨；第二首既以韩愈与刘禹锡、柳宗元相亲为比，复以白居易与王涯相恶为比，似谓自己跟梁氏有交谊，也有抵牾，但故人已死，毕竟可哀，不宜效白居易在王涯遭横祸时幸灾乐祸地吟咏“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两首都近于泛泛而言，而第三、四首则隐含特别的本事，需要专门细究一下。

梁鸿志一生，元配之外，有过不少姬妾，但生前最重要的是赵慧真、丁慧贞两位姨太太（连城《梁鸿志生前死后》，《子曰丛刊》第一辑，民国三十七年）；想必也就是前引梁氏遗书中的“慧（其第二姬人慧真）、意（第三姬人意真）两太太”，只是后者的名字有错讹。——此当即李诗第三首“啜泣灵床痛两妃”之“两妃”了。第三句的“玉鱼”，典出杜诗“昨日玉鱼蒙葬地”，多指殉葬物，不算罕见，但在此处可能尚有“今典”。梁在给家属的遗嘱中特别说明：

死后速来收尸，并盼丧事不要铺张。附玉鱼一只，以为殡葬之用，物虽小而表不忘师之意也。（据朱金元、陈祖恩《汪伪受审纪实》之六“梁鸿志上海受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劲编著《审讯汪伪十汉奸》之六“梁鸿志强作风雅　终日唱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为什么说“表不忘师之意”呢？原来，这只玉鱼是有来历的。金雄白记述梁氏在临刑前写遗言的情形有云：

梁鸿志向庭上颔首表示知道了，坐向桌边的椅上，把袋里的手表等杂物，一一取出来放到桌上，特别把他会试时房师龚心钊送给他随身佩带的一样玉器，摩挲了一下，继以一声叹息，就伏案作书。（《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46页）

这个随葬的“玉鱼”，自然就是龚心钊所赠的玉器了。再看第四句，“半臂”原指短袖小衣，在此可能用宋人宋祁（字子京）对姬妾不敢厚此薄彼的轶事：

……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

这样，“半臂人间有是非”似是指梁氏身后的家庭矛盾：大约因为遗产问题，当时梁的元配之女告发两位姨太太隐没了应没收的“逆产”，引发了一场“逆产风波”（见连城《梁鸿志生前死后》）。

第四首末两句意思不甚明白，但所谓“祖本三山志”，宜指南宋梁克家——梁鸿志的远祖——关于福州的地方志著作《淳熙三山志》，由此恰可确证，李氏此题必为挽梁无疑。

再看章士钊。章有七律《酬陈道量惠爰居阁集》（此陈道量即前述的陈器伯）：

投我江南精椠书，此书当日价何如？事同狙食迷三四，人忘禽言吐众诸。刻略同林颖叔（名寿图，爰居外王父），功名漫拟管夷吾。怜才我辈宁须说，世恐惩狂竟废儒。（见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爰居阁》，《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按：此诗陈书良编校《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星桦辑《孤桐韵语·拾遗集》〔自刊本〕似皆未见）

复有七绝《题爰居阁诗集七首》：

刻意雕镌便匪躬，忧时费泪句能工。平生自爱趋钟鼓，虚托高名说避风。

光宣韵事不关吾，晚学吾还后达夫。却见白登诗意苦，卢谌气力愧无余。

大树蚍蜉事可伤，钱吴江左等苍黄。饶他断代攻携贰，转眼何人较短长。

一官佥判泯穷通（集中有“一官佥判无高论”之句），随地看花本自雄。错认美名无不可，强将任昉作萧公。

书生作贼古无成，开府江关更失名（集有“开府江关非赋手”之句）。赋手忽然成负手，故应八表妄经营（“当年八表经营地，负手看天泪雨零”，本《过东城有感》句）。

也曾著意到灰钉（集有“灰钉今已廿生迟”之句），几度看天泪雨零。我许情同哀郢客（《庚辰初度》有“今朝合哀郢”之句），从容绝笔抵扬（？）。

肝下曾无奏事臣，舆尸未遇黑昆仑。海东神鸟偷开眼，定见重泉永诀人。（《孤桐近诗》，《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8日；参星桦辑《孤桐韵语·补遗集》。此题最早承星桦〔朱铭〕告示，特此感谢）

章氏此二题，写作时日估计相去不远，且应在梁氏被刑前后。章与梁年岁相若，既是北洋政府的同僚，又是旧文学传统的同志，交游皆广，有交集是很自然的事。沦陷初期，梁鸿志筹建“维新政府”，曾劝章氏加入，为章谢绝；但章对伪府中人却颇有同情，据说曾表示“自由区无伪官，沦陷区无汉奸”（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6页），后来审判梁氏时，他更是辩护律师之一。章诗对梁虽有指摘，更以“书生作贼”谥其人，但毕竟是有哀悼之意的，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恐怕是孤例吧。章诗遣辞颇为雅僻，不易确解，而且涉事杂多，也难兼及，这里就不具体分析了。

曾参与“满洲国”的遗老陈曾寿，1946年底也有一首七律《感近事作》：

解叹秦人不自哀，如何甘自陷媒？后车客载偏饶兴，上堵吟成只费才。孔雀岂如牛有角，濡须竟与豕俱灰。同归诗侣齐名者，何似青山独往来？（《苍虬阁诗续集》卷下，收入《苍虬阁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我看这也是因梁氏被祸而作的，为什么呢？且来看看梁鸿志相当有名的一首《佳日》：

抛却文书即酒杯，骎骎佳日去难回。身疑春蚕重重缚，心似劳薪寸寸灰。阶下弓刀类儿戏，眼中幢节几人才。鞭笞六国寻常事，只惜秦人不自哀。（《爰居阁诗续》，民国刊本。按：据说此诗在当时流传甚广，远及于大后方的报章，甚至后来审判时，梁的律师也援引此诗为其缓颊〔见黄萍荪《梁鸿志二三事》，收入《汪伪群奸祸国纪实》〕）

此诗作于己卯年（1939）旧历九月间，此时汪精卫已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来到沦陷区，筹建新的“中央政府”，原“维新政府”将被取而代之，其首脑梁鸿志也就等于靠边站，故梁诗中既有隐退之心，也有讥嘲之意。末两句“鞭笞六国寻常事，只惜秦人不自哀”，似乎是以“鞭笞六国”的“秦人”喻指推翻北洋政权的国民党势力；因为当时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南京的汪精卫，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则所谓“秦人不自哀”，或即表示梁对蒋、汪政权都不看好。这样我们就明白，陈曾寿诗的“解叹秦人不自哀，如何甘自陷囮媒”云云，正宜针对梁氏其人其诗而发。陈诗中间两联多有典据，在此亦不细究。至于末尾的“同归诗侣齐名者”，必是指与梁氏同门同命的黄秋岳了。

前述诸家之什，都作于梁鸿志赴刑未久的时候，后来续有所作的，除了冒效鲁，还有同样涉足汪伪政权的陈方恪。宋希於已引录过陈方恪的《题爰居阁诗集后》，兹再录其文如下：

去秋旅沪，一日冒孝鲁见访，出读爰居阁集书后诗相视。余与爰居交最久，知之弥稔。论者类以其诗可传，人则伤于局度褊狭，用世之念太急，功利贡高之心牢固于中，不能自拔，其罹祸也固宜。余顾不能有以非之。惟观其临命之际，赋诗不迫，掷笔就刑，苟非素养有自，天怀澹定者，未易臻此。因继赋一律，孝鲁见之曰：“子诚不失忠厚，吾辈有愧色矣。”余曰：“忠厚则吾岂敢，亦性情流露不能自已耳。”至末句以周忠介事相喻者，只断章取义，读者毋以词害意可也。

陈氏此跋作于庚寅年（1950）夏，则其诗自然是作于1949年秋——这也间接证明，前录冒效鲁那首诗，也应作于此年稍早为宜。陈诗云：

亦因人患抑天，同异元难世论齐。祸乱不常诗总好，交期如在意为凄。杀身毕竟真名士，行己终疑副品题。要是知君容未尽，请看掷笔小云栖。（以上诗、跋皆见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爰居阁》；诗收入陈氏遗稿《屯云馆行卷》，见潘益民辑注《陈方恪诗词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6页）

陈氏在跋文中特意提到，诗的末两句是用明朝周顺昌（谥忠介）被捕时为寺僧题“小云栖”匾额事，比拟梁鸿志临难从容的风度。至于“杀身毕竟真名士”一句，简直算得上掷地有声，真可以作为梁鸿志的最佳谥语了。

此外，卢前在丁亥年（1947）写了一首七律《忆甲戌秋，与梁（鸿志）、黄（濬）、李（宣倜）同游后湖，梁有句云：“溟渤年来一半输，浅濠单舸着吾徒。卢生倚醉矜豪语，准备他年主此湖。”不三年，而卢沟变作，黄既伏法，梁亦叛国，幸九年龙战，终获收京。余从亡万里，得庆生还。顷文伯招寻置酒，重至湖上，小艇夷犹，感而有作》：

天放卢生未老归，湖山依旧半芳菲。当时不受黄粱枕，十载重敲白板扉。失著楚齐空堕劫，能收溟渤愿无违。即今始信非豪语，夕照菱洲柳臂肥。（《卢前诗词曲选·旧体诗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1页）

卢诗主要是为梁鸿志而发的，“失著楚齐空堕劫”系以南宋初的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政权比拟梁鸿志主导的“维新政府”，“能收溟渤愿无违”则是回应梁诗的“溟渤年来一半输”之语。因此，此诗虽非哀挽之作，但却可以说，是卢前以“政治正确”的方式寄托了对故友的一点回忆。

以上诸人，与梁的交情各有深浅，对梁的忆念也各有轻重，其诗未必都是真正的悼诗，但我想，也不妨视之为悼诗的。梁鸿志其人的是非功罪，属于“公”的问题，在此且置不论；而就“私”的方面来说，他毕竟是一代名士，在文化史上自有痕迹，人往风微，也应该有几个“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人，有几个“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吧？

〔附记〕

为按期交稿，撰文时未及见刘聪君的论述，今阅其《叔子诗发微》一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7月27日），于梁鸿志诗讥刺蒋介石之隐，亦已明白揭示，对梁诗的理解也与我颇为接近，惟对冒效鲁诗的解释则有异。我以为，“独断之学”宜尽量求异，“考索之功”则难免趋同，考虑到我论证的过程更仔细，辑录的材料也较丰富，作为掌故，故不妨发表于此。然则“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讥，则不敢辞。

此外，近人诗词涉及妙高台者，我所知见的还有一些，以不涉题旨，姑录其篇目于后，以供有心人参考：

黄群《除夕游雪窦，呈同游诸君》（《黄群集》卷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陈叔通《游雪窦同放园、黄溯初》（《百梅书屋诗存》，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叶恭绰《重阳日妙高台会集》（《遐庵汇稿》第二辑中编·诗，1946年刊本。按：佟绍弼有和作《次韵遐庵题妙高台登高图》，《腊斋诗集》，广州诗社丛书）

陈定山《一萼红·题千丈岩》（《十年诗卷·定山词合刊》，台湾正中书局1967年版）

居正《溪口即事》二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赵朴初《妙高台》（《赵朴初韵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补记〕

近阅蔡登山先生《叛国者与“亲日”文人》（台湾独立作家2015年版）一书，又得几条有关线索。其《“佳人做贼”的梁鸿志》一篇，引了经堂（朱朴）的访问记，原文说到：

……那篇梁氏自撰的“爰居阁记”高悬在上首，和它遥遥相对的，是谭瓶斋所书的“三十三宋斋”一块匾额。后来我曾问起过梁氏关于“三十三宋”的意义，在我的揣测，以为不过和陆氏“宋楼”之类收藏着三十三种宋刻罢了。不料梁氏回答我的，却是三十三种宋人的书画手迹，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咋舌了。（《记爰居阁主人》，《古今》杂志第三期，1942年5月）

此文我曾过眼，但后来已无印象。另蔡文又引孙曜东之说：

……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梁鸿志及其最后的几首诗》，《浮世万象》）

这一段则是我漏引了。还有《朱朴与〈古今〉及其他》一篇引了沈鹏年的回忆，原文如下：

朱朴仍对梁特别尊重，不仅梁的国学根底深厚，更因他是清代中丞、“江苏巡抚”梁章钜的后裔。梁章钜政绩、文名卓著，富于收藏。传到众异手里还拥有两宋（北宋和南宋）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董源、巨然、李唐等书画名家真迹三十三种，故自称“三十三宋斋”主。这些国宝级极品的珍藏不能不令朱朴为之咋舌。（《文以载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行云流水记往》下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二版）

此外，近承宋希於提供黄萍荪晚年的回忆文集，其中谈梁鸿志一文提及：

……他又从铁柜中捧出《宋贤墨宝》一巨册，内列王安石、苏东坡昆仲、辛稼轩、岳珂、曾巩、欧阳修等合计三十三人手迹。遗憾的是自己不是鉴赏家，真赝莫辨，见主人着重其事，只好顺着恭维一番。（《梁鸿志生前死后侧记》，《前辈风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以上这些文字，凡具体涉及“三十三宋”人物者，皆出于晚年回忆，考虑到作者的身份及其行文，恐不足尽信，尤其沈鹏年的说法更显得信口开河。姑录以备考。

翁一鹤的几种纪事诗

何家干

纪事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里就有不少篇什，如《秦风·黄鸟》，叙述秦穆公死时车氏的三兄弟殉葬，千古之下，读来依然伤痛彻骨，凛凛有寒意。三百篇中风雅之刺，何殊于春秋笔法之褒贬。有唐一代，大家辈出，老杜的诗是一代诗史，自不必说。清末以降，纪事诗作者益繁。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百多年，变乱频仍，事件迭出，为纪事诗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如贝青乔《咄咄吟》写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王湘绮《独行谣》写太平天国，胡思敬《驴背集》写义和团，刘成禺《洪宪纪事诗》写袁氏当国，都传诵一时。近代的这些纪事诗和前代相比，显著的不同是多是组诗，同时诗后加上“注文”，或附上征引的书目。读者能更加深入了解史实而不用猜谜，避免了读诗时费力作“郑笺”的扑朔迷离之苦。

也许是太多的顾忌让人无从下笔，也许人们容易耽于往事而忽略近事，现代的纪事诗实在少得可怜，见到的也只是零星的散篇，绝难看到长篇组诗。手头的这几本长篇纪事诗就显得非常之难得。这些诗出自香港近代诗人、潮安翁一鹤先生之手，分别是《长春咏　秣陵吟》、《赤马谣》、《香海三百咏》四种。前三种为香港上世纪70年代的私人印本，赞助者为香港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手书影印，发行量应该很少。台湾的近代史学者沈云龙后来将其编入“近代史研究书目”中，由台湾文海出版社予以刊布。书的题签，序诗多是港台两地的前政客和名流。

一

《长春咏　秣陵吟》两种合为一册，吟咏的是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历史。《长春咏》选取的史料基于溥仪的自传、李念慈的《满洲国纪实》和梁敬的《九一八事变史述》。后两本书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李著对伪满洲国的历史记载尤为详细。纪事诗共一百余首绝句，吟咏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由陈宝琛等拱卫避居日本使馆开始，直到1967年溥仪去世为止，前后长达半个世纪。全书以溥仪的一生遭际为主线，涵盖了伪满洲国从立国到覆灭的主要重大事件。这中间有日本人对“满洲国”的策划、关东军的暴虐、日本人和小朝廷的冲突、遗老们的钻营、伪满官员间的内讧、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溥仪出访东瀛、小朝廷的宫闱隐事、伪满洲国的覆灭、溥仪被俘和军事法庭作证、溥仪在战俘管理所、溥仪去世等等。

关于写作《长春咏》的动机，作者在序言里写得很清楚。无非是鉴古既往，凭吊史事，观前代兴废，叹麦秀黍离。大凡国变鼎革之际，知识分子最为尴尬。处于乱世，饱经忧患，其家国之痛、身世之感尤为深切。这在宋末明末，已经有很多的先例，如南宋汪元量的《湖州歌》和甲申之变时周同谷的《霜猿集》，都是此类。翁氏以中华民国“遗民”的身份，来凭吊伪满小朝廷，其笔下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也可以理解。这与书前李璜的序诗“傍人门户竟称尊，傀儡焉能辨怨恩”的义正词严，颇有不同。

追随溥仪的一帮从龙之臣，大多数是忠诚前清的一帮遗老。这些人，常被人直指为汉奸或为虎作伥之辈，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些遗老想想，他们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对他们而言，为了复辟大清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的。日本人纵是可恶，但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其充满幻想，希望借日本人的力量，完成复辟清朝的梦想，即便是厕身于刘豫那样儿皇帝地位的“满洲国”，也在所不惜。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伴食需要的投机政客，他们是以此作为啖饭之道的。对这些遗老，作者笔下留有余地。曾经“只身救帝王于虎穴”的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为“满洲国”立国建立汗马功劳，后因不愿意逢迎日本人，被闲置一边，最后郁郁而死。作者有绝句：

揭日移山梦已过，风楼回首隔星河。拂衣犹感君恩重，从此门前雀可罗。

好将踪迹托山林，就第休官更赐金。相冢皇陵同一例，九原应愧老臣心。

写另一立“国”之臣，曾任“监察院长”，后期同样不得志的罗振玉：

谏官风骨老臣心，三载神京梦已沉。留得残年修谤史，平生遗恨雪堂深。

宫闱隐事，从来是纪事诗的好题材。小皇室的后妃们，颇有曲折的故事，最后多以悲剧收场。对打入冷宫，靠鸦片排遣长日，后来辗转死于沟壑的皇后婉容，作者有句：

绝代年华掩玉清，频年未闻凤雏声。千金难买长门赋，仙药兰膏了此生。

“康德皇帝”溥仪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一生播弄于政治和异族之中，平心而论，作为末代君主，溥仪的结局应该不算太坏。

歌台舞榭未全荒，负鼓今宵试作场。借问梨园新子弟，惊看桂殿旧君王。（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演话剧）

移鼎潜龙几播迁，故宫风雨伴新阡。江山无限伤春地，泪海成桑六十年。（溥仪于“文革”期间去世，享年六十岁）

伪满一朝，在日人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前后不过区区十多年光景。肇兴覆灭，几如一场春梦。而作为末代君王溥仪的一生，显晦异时，荣枯靡定，几番复辟又几度下台，最后被红色政权改造成常人，不由不使人心生感慨。香港学者吴天任的书前序诗，颇能代表一般舆论：

刘齐张楚事酸辛，为庶为奴并一身。几度登台成傀儡，争教龙种异常人。

二

《秣陵吟》共一百首绝句，吟咏的内容涵盖了七七事变前到1945年汪伪政权覆灭，前后长达十年的历史。这中间有正面的对日战争，有维新政府的成立，有抗战早期政坛和军界人物的表演，如日本人拉拢吴佩孚下水、唐绍仪被暗杀、国民政府和日方的早期谈判接触等。但作者的着力点主要还是汪伪政权，从前期高宗武等和日方秘密接触，汪氏潜走越南，和日本人签订协约，与维新政府合流，到开府于金陵，直至最后树倒猢狲散。

《长春咏　秣陵吟》书影

这本书附注里采撷的资料非常丰富：有王仲公的《八年抗战》、梁鸿志的《爰居阁诗续》、朱子家（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古龙的《沧桑闲话汪政权》、陈存仁的《维新政府一台戏》、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周佛海日记》、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陈公博的《八年来的回忆》、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集》、章君谷的《吴佩孚传》、《曹汝霖回忆录》等。这些书多半是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其中的事实和持论与大陆官方学界多有不同，看这些附注，有助于读者了解至今还是一团迷雾的云谲波诡的八年抗战历史。

从1940年3月汪氏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开府于金陵的时间前后只不过五年，汪政权的一切气象皆似南明小朝廷，纸醉金迷，歌舞生平，平添了无数繁华，沦陷区也得以暂时安定。对汪政权，作者有某种程度的谅解，对汪伪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尤深致同情。这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如钱仲联、龙榆生等，和维新政府不合作，而对汪政权多抱以青眼，甘心落水，是一个很值得让人深思的现象。

汪精卫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从慷慨燕市的反清义士、国民党副总裁和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到去国求和，腼颜事敌，最后客死扶桑，这中间仍有很多让人不解的谜团。对汪氏所为，翁著基本上是否定的，在序言中有“卷施之心已死，松柏之志何存”、“自污晚节”之语。但对汪伪政权的存在，颇有回护之言，认为汪氏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有其苦衷，是“愤赤眉之坐大，悯黔首之无依”。前一句，是基于汪政权的立国大纲，这也和翁氏的政治立场不无关联。对汪氏这个人，作者笔下流露的是惋惜多于谴责，还是常见的“佳人作贼”之叹。《秣陵吟》中，咏汪精卫处甚多，抄录几首如下：

漫道沧桑劫外身，寰间随处杀机频。兰催蕙折蹉同命，李代桃僵有故人。（汪氏去国在河内遇刺，曾仲鸣被误杀）

去国空吟落叶词，浮萍身世黍离悲。书生何力回天地，枉作寒梅北向枝。（开伪府于金陵前，汪氏内心颇受煎熬，曾赋“落叶词”一阕，写其伤感彷徨）

无复宫车返建康，空余孤恨在扶桑。临朝何补金瓯缺，去国终悲玉儿凉。（汪氏客死扶桑，灵柩运回国内，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战后墓被毁）

谁歌薤露赋招魂，临命应伤负国恩。一代兴亡宁有数，千秋功罪那堪论。（汪氏一生的功罪，虽然铁证斑斑，全面评价，仍非易事）

《秣陵吟》中除吟咏汪政权中的重大事件外，对战时的人物吟咏最多，这中间更能看出作者的褒贬。遗憾的是，剪裁未必得当，汪氏政权中的很多末流之辈，如七十六号杀人魔窟中的李士群、吴四宝等，作者也费事为之分神。另如：

从容赴死的中统地下工作者郑苹如：

赴死从容报国时，中秋碧血系人思。木棉庵里椎奸客，传得家风一女儿。

走出苦雨斋，出任伪教育督办的周作人：

半生名业本无惭，晚节终怜伪命耽。乱世全身真不易，人间谁谅苦茶庵。

青帮大亨杜月笙抗战期间对国家颇多贡献，战后功成不居：

千金结客少年时，投老犹蒙国士知。风义堪比游侠传，姓名未列党人碑。

汪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江上遗蜡丸之书，军中通蜀道之使”，函电往来，暗中交接，更是寻常。伪政权中的两大支柱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有常设电台和重庆联系，无非作狡兔三窟之想。而汪政权的军队，五年来和国军从没有过正面冲突。“三千戴甲，未闻一矢相加；百万生灵，犹赖同舟共济”，这真是奇怪的敌对现象：

音波不隔短长亭，芳讯频传合细听。已觉金陵王气尽，年来望断蜀山青。

五载繁华，转眼成空。从南明以降，所谓的金陵王气，总是以悲剧终场，在外人羽翼下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不过是昙花一现，作者的感叹，一如历来的“金陵怀古”诗：

曲终人散可怜宵，忍听孤城咽暮潮。五载秣陵兴废事，江山何处认前朝。

三

《赤马谣》为翁氏的第三种纪事诗，共三百二十首绝句，吟咏的对象是1966年肇始的“文化大革命”。该年为农历马年，故纪事诗名为《赤马谣》。后续三十四首为《续赤马谣》，吟咏的时间为1967年上半年。

用三百多首绝句来写一年多的历史，其涵盖的范围可以做到事无巨细。而事实上，作者也是这么做的。从当年八月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神州大地上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会花样翻新，让人瞠目结舌。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和荒唐的一年，其拍案惊奇、出人意表之事，真是亘古少有。作者征引的资料主要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报刊。这中间既有客观的报道，也有不少以讹传讹的部分，有些消息已被后来证明是谣言。当时港台的媒体，对“文革”的报道几乎是连篇累牍，但由于大陆对外严密封锁，其真相外界鲜有能知者。有些事件的内在深层原因，即便到了现在，也是扑朔迷离。翁氏对这些资料缺乏甄别，着实让人担心，有的诗让人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而置身事外的身份和对大陆政治的隔膜，也容易让他的喟叹不易找准感觉。不过，作者大概也无意做“文革”研究专家，他只是隔岸观火，以诗抒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所以也丝毫不影响其大发感慨。

也是因为地处港岛，置身局外，才能写出相对清醒的文字。在整个神州如饮狂药的年代，在中国内地，很少有人能理性看待这场狂热的运动，更没有人敢写这样的东西，那无疑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如此，这样几百首绝句，实在是让世人能从一个断面看到那个年代的一部分真相。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是被新政权抛弃的人物，对红色政权的抵触情绪难免在诗中有所反映，这在《赤马谣》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作者在写《长春咏　秣陵吟》时的从容和节制、蕴藉和公允，到《赤马谣》打了很大的折扣。诗中偏颇、幸灾乐祸的观点也不在少数。再加上作者在征引资料时的琐碎和盲目，这些都无疑影响了诗歌的价值。

《赤马谣》的附注详细保存了很多港台和国外报刊对“文革”的实时报道，不失为研究“文革”的重要史料。“文革”爆发近半个世纪，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资料已经成了吉光片羽，找起来非常不易。而关于“文革”对孤悬海外的港澳产生的影响，与之相连的一些政治运动的报道；“文革”在国外产生的政治波澜，欧洲左派的响应，更是有其价值，因为这些资料在大陆基本上是空白。

《赤马谣》书影

翁氏的政治倾向在《赤马谣》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开篇的第一首，写红卫兵入京晋见伟大领袖的绝句：

入卫难征十万师，偏教赤子弄潢池。分明篝火狐鸣辈，尚诩风云帐下儿。

对“文革”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周公，翁氏是充满同情的，但即便如此，也难让他不采信传言。如根据合众社台北报道，说周公在瑞士有存款云云：

封君十万足腰缠，海外藏金岂浪传。莫待越宫悲赐剑，且先料理五湖船。

“文革”发生时，彭德怀已远谪四川，还是被红卫兵揪回北京批斗。

避地空凭蜀道难，头颅行见送长安。飘零谁惜将军树，巫峡云凄落日寒。

1966年中，各地武斗此起彼伏，神州处处狼烟，集中多有咏此事的句子：

连夕金陵战火红，两军壁垒几沙虫。行看虎踞龙蟠地，尽付铜驼荆棘中。

可能是物伤同类，翁氏对文艺界被难的人物深致同情，下面的三首绝句分别是写作家郭沫若、音乐家马思聪和演员白杨，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对郭氏随风倒的俯仰，也有讥刺：

蚍蜉撼树莫轻量，臣罪当诛亦自伤。廿载登场甘傀儡，可怜舞袖已郎当。

星河飘渺碧云深，避世冥鸿不可寻。尚有樽前感恩语，钟期毕竟是知音。

舞扇歌衫早擅场，一朝银座换沧桑。灯前消尽青春影，风雨潇潇泣白杨。

港澳毗邻内地，“文革”对其影响尤剧。两地都有左派领导的政治运动，罢工，罢市，攻击警察局、市政府。港英当局铁腕平息骚乱，而澳门政府比较羸弱，局面完全不同：

篝火频闻戊卒呼，尽驱鸡犬拓雄图。飘风骤雨宁终日，濠境香江本异途。

“文革”期间，因忍受不了迫害，犯险从水路逃港的人很多，几乎无日无之，有不少人因此丧命，书中有很多句子反映了当时的报纸报道：

真同填海作怨禽，万恨都随陆共沉。异国青山好埋骨，当年白水枉盟心。

可能是现代人对《赤马谣》里的史实太“隔”的缘故，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附注，很多读来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加上作者有时下笔轻纵，有意炫才，更容易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请看这首绝句：

红楼歌舞黯收场，别馆朱弦韵更扬。已是春残花事了，一年蜂蝶枉猖狂。

写的不过是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热情稍歇，短暂平静，但读来有如宫词。不看附注，是很难知其所以然的。

《香海三百咏》的资料同样采撷于当地的报刊，诸如隧道通车、中英谈判、黑帮伏法、议员贪赃、明星吸毒、股市大跌、赛马赌球、偷渡投毒等等，真是天地之大，苍蝇之微，无不进入笔端。和上述几种纪事诗相比，无甚特别之处，兹不赘。

以诗存史，以诗证史，诗史相通，诗史结合，是中国纪事诗的优良传统。翁一鹤的这些纪事诗持论能大致公平，无背于风人之旨，确属难得。其遣词造句的精炼准确，抒情感叹之掌握分寸，尤是余事。出于个人立场的原因，有些诗的政治色彩较浓，也在情理之中。翁氏大约生在上世纪初，殁于80年代。他早年曾在潮汕一带报社工作，大陆易帜后流寓港岛。在香港，这样的文人通常最容易获得的职业是在报社爬格子或在中学里教书。除极少数能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外，大多都默默无闻地老死。翁氏的生平我们了解得实在不多，想查点资料也无从措手。不过，这几本近代纪事诗的流传，至少不会让他湮没无闻了。

《石语》中人曾履川

冯永军　祝伊湄

“曾履川尝欲学文于畏庐，畏庐高坐而进之曰：‘古文之道难矣，老夫致力斯事五十年，仅几乎成耳。’履川大不悦，以为先生五十年所得仅尔尔，弟子老寿未必及先生，更从何处讨生活耶？去而就吴北江。北江托乃翁之荫，文学造诣，实逊畏庐，而善诱励后进，门下转盛于畏庐也。”

上面一段话出自钱默存先生所记的《石语》。自此书问世以来，评论之文颇多。然而除了刘梦芙先生《〈石语〉评笺》稍微谈及此处却语焉不详之外，其他人的著述都未言及曾履川事。这里不妨姑且把刘梦芙先生的话摘录一下，权作本文的引子：

“手头殊乏资料，未知曾履川其人其事。”

“文人学者享大名后，往往门墙高峻，拒后生新进于千里之外，以致薪尽而火不传。然味畏庐语意，并非不纳弟子，惟极言古文之难，以验求学者之志耳。履川未能细虑深思，知难而进，另行投师，亦非成大器者。围棋界言一流大师门下不出一流弟子，二三流棋手授徒转多英特之士，学诗文及诸技艺者，其理一也。”

一

曾履川，名克耑，履川是其号，因为他虽然是福建人，却出生且长期居住于四川。斋名最常用的有涵负楼、颂橘庐，前者出自韩愈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后者出于屈原的《橘颂》（曾履川《诗本事注》曾谈起，“吾读书斋名，用韩公‘海涵地负’意，石遗师曾为之记，孤桐丈以为夸，故改颂橘庐，以性嗜橘，且生平志行，颇与屈子所颂橘类也”），其著述大都收录在晚年刊行的《颂橘庐丛稿》中。履川生于1900年，去世于1975年9月7日，享年七十六岁。曾氏原籍南丰，明朝初年永乐年间迁居福建洪塘鹗里，自此称“鹗里曾氏”。曾氏诗书传家，可谓家学渊源，履川曾辑先人诗作为《鹗里曾氏十一世诗》（后来履川加入己作改称《福州曾氏十二世诗略》），因此拙作《当代诗坛点将录》把履川点为以世代簪缨自诩的青面兽杨志。至于履川本人，更是诗文兼善，书画皆能，才子学人，一身兼之。1949年之前，长期担任孔祥熙幕府职务。大陆鼎革之后，赴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

《石语》中所谈到的主要是曾履川的师承。我们今天谈曾履川，也从此入手。关于这一方面，曾履川《初学做诗的三部书》、《我的师承》等文中多有涉及，收录在《颂橘庐丛稿》外编里。

我们先来看履川和林畏庐的关系。

林畏庐是履川祖父的友人，两家可算是世交。履川在其《文本事注》写到：“吾祖晚年北游，卧病，先生（冯按：指林畏庐）朝夕临存，为策生事甚至。”林畏庐同时代人的诗文笔记中经常谈到此老生性真挚，对于亲朋多加照料，且能主动关心他人的生计与要求。履川祖父之事，又为畏庐乐于助人的侠义性格增加了一个事例。“先祖之卒，余草行状乞先生点定，（冯按：行状即《先大父行述》，中谓履川的祖父绘《西山永慕图》遍征当代名公题咏，以志终天之痛，同年王树枏、同里林纾读之，皆叹曰：“纯孝人也！”）先生批其后曰：‘文长而语有断制，决为文孙手笔，故人有后，悲而且慰。’余感先生之知，因执业门下，惟是时先生已耄，不能如中年之讲解，且多客气，每自夸大且抑人也。”《石语》所记之事，大抵便是其客气的一些表现了。履川《自叙》里对两家交谊也有稍微详尽的叙述：“我祖父自四川罢官到北京，老病无人管，林先生独送羊皮背心一件，又送钱，又常来看他，真是金石之交。到我祖父过世，行状是我做的，我叔父拿去请他修改，他批了如下的话：‘文长而语有断制，决为文孙手笔，故人有后，悲而且慰。’这也是一个知己，我为感知，所以也拜在他门下。但他那时已有高名，年纪又大，虽然在家开讲一二次，但一开口便是自我吹牛，听来实在无味。但我对他为人的义侠，所翻小说的美妙，是致其衷心佩服的，所以他过世，我很用心地做了三首五古来挽他。”可以说，履川是极为清醒的，对于林畏庐的优缺点都一目了然，“已有高名，年纪又大”，恰可以作为林的晚年一些行为的解释，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已有高名，年纪又大”或还不是“已有高名，年纪又大”的人引为前车之鉴。

畏庐去世之后，其门人朱羲胄编有《林氏弟子表》，此虽为买菜求益之作，却没有收录曾履川（《石语》中不以畏庐为然的“无畏”、“火庐”之一的黄濬排在第四位，所占篇幅很大，足见受重视程度之高）。目前所见《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畏庐诗存》均未见关涉履川之作，由此可见其与林门关系并不密切。

履川挽畏庐的长篇五古三首收在《颂橘庐诗存》卷第一，题为《哭畏庐先生》（《福州曾氏十二世诗略》卷第四十四亦收此诗，题作《畏庐先生挽诗》）三首，于畏庐为人为学各有侧重，这里略作称引：

少微炳孤光，光芒亘万里。一震慑万嚣，魂魄褫贼子。先生冠群伦，人天澈表里。早岁奋孝侠，义问动神鬼。穷探迁骚精，马郑扬糠秕。笑抉云汉章，排云忽下视。沥血有哀音，文成泪盈纸。精微贯万变，烛计无穷世。（其一）

诗中对于畏庐的为人、为文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畏庐一生都极为推崇《史记》、《离骚》，“穷探迁骚精”一句可谓能搔到痒处，此老九泉有知，必为首肯。

海外青珊瑚，金碧何琳琅。光精烛南天，谁为发其藏。沧溟万里波，谁则通其航。万古长委弃，至宝奚由章。惟师陶万化，宝书归括囊。精气所镕贯，牙角肆恢张。橐钥鼓化机，宝镜森雄。虞初九百篇，铸象穷要荒。区区救世心，沉痛到肝肠。教泽所浸灌，万象苏其僵。（其二）

此首主要讲的是畏庐在翻译方面的成就，这是无须赘言的了。记录《石语》的人也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个，“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林纾的翻译》）。

至人罗万化，丘壑藏胸腹。般礴忽解衣，真气相倚伏。（中略）辇金争罗致，寸缣拟尺珏。呜呼世竞利，磨牙吮人肉。膏血竭无余，贪饕未厌足。师独食其力，微尚抱兹独。垂老迫米盐，余以活亲族。（其三）

《颂橘庐诗》书影

畏庐能画且喜画，曾为很多友朋泼墨。观履川所言，大有唐六如“闲来写就青山卖，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气概了。

除了挽诗之外，履川尚有《祭林畏庐先生文》，收在《颂橘庐文存》卷第十三。文中所述内容当然与诗有不少雷同之处，不过下面这几句话仍然值得一引，“挟以俱来，孝弟忠鲠。赴义济危，若忘踵顶。瞋目彼昏，欲掊以梃”，真是力透纸背，令人如见畏庐其人。

我们再来看履川和吴北江的关系。

如果说履川对畏庐更多的是尊重的话，那么他和北江的关系，可是远较与畏庐亲密得多了。吴闿生，原名启孙，字辟疆，号北江。安徽桐城人，晚清古文名家、曾湘乡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之子。一方面随父亲学习，另一方面尊父命向乃翁的“传文弟子”武强贺松坡学文，向乃翁的“传诗弟子”南通州范伯子学诗。据日籍学者水原渭江《曾克耑教授的学问》称，曾履川十六岁即在北江门下问学，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据曾氏《记陈散原先生》（收入《颂橘庐丛稿外编》卷第十七）所云，他是二十岁才到北京的。而从北江先生游，则是到北京之后的事。履川《颂橘庐文存》卷第十四有《祭本师吴北江先生文》称“我初侍师，在壬癸交”，也就是说，曾氏是在1922年（壬戌）、1923年（癸亥）间成为北江弟子的。当时同学的还有潘伯鹰、贺孔才（贺松坡之孙）、吴稚鹤、方障川（曾与方是同乡世交，曾拜北江为师就是托方介绍的）、李子建等，相对畏庐门人而言，履川和北江弟子往还唱和要密切得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终身不渝。具体拜师求学过程是，先交一篇文章给老师，老师认为是可造就之才方收入门下。对于北江，曾履川是久闻大名的，十二三岁时就读过其手批的《韩非子》、《史记》，认为是“针针见血”，极为佩服。读了交来的文章，吴北江非常高兴，许为“近今的能手”。履川得到了北江的认可，充满了自信。之后在北江门下学习了两三年（每周一次，每次约两小时），受益匪浅，“真有时雨春风之化，一生学问得力皆在这几年里”。需要着重说一下的是，北江为履川讲授范伯子诗数十首，履川作诗的基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夯实的。

一般而言，老师为学生著作作序司空见惯，但是反过来学生为老师著作作序则较为少见。但是，吴北江的著作，却多次请门人曾履川来作序，比如，北江所著《左传微》、《诗义会通》、《北江先生文集》，所编《晚清四十家诗钞》，其序言皆出自履川手笔，足见无论是从学问方面，还是在辞章方面，吴北江都是极为欣赏和推重这个弟子的。而曾履川也是以北江衣钵传人自命、自任的。曾氏作诗、著文，多处涉及北江，如诗方面则有《雪次北江师均》、《呈北江师遐庵府主昀谷先生二首》、《读北江师近诗次风字韵为长句奉呈》、《北江师寄示和孔才用杜均赠别伯鹰十律依均赋呈兼示同门诸子》等，晚年《我的师承》一文，有很大的篇幅来专门讲吴北江，可谓眷眷师门。而北江对他这弟子当然也是非常欣赏的，对其诗、文尤其是诗有极高的评价，曾说履川“当以诗孤名海内”（见彭醇士《〈颂橘庐丛稿〉序》）。

关于吴北江与乃翁的关系，在《石语》中，钱默存先生于石遗老人的话后加了几句按语：“北江庶出，少不为家人所容，虽依托乃父为名高，而时时有怨望之词。”文献不足征，目前所见只有吴汝纶的学生、吴闿生的老师贺涛所撰《欧太淑人墓志铭》中在此方面有过较为隐讳的记载：“太夫人姓欧氏，年十六，归吾师桐城吴挚甫先生为侧室。嫡夫人莅家严厉，嫡女有性骄使气、既寡而居母家者，朝夕接酬，若履艰危，如是者三四十年。既卒，且葬，子闿生来求所以传太淑人者，曰：‘吾家事子所知，吾不敢秘。吾母处人所不能堪之境，历数十年之久，无愠色愤词。闿生六七岁时，耳目所触，意辄不平。吾母诃之曰：汝，儿子，当读书习礼义，我能安，而汝不能安邪？其有容而能善养如此。倘不叙所遭直，使显白于世，则吾母之德弗章。’已而泣曰：‘宁使母德弗章耳，其事闿生不忍述，虽吾母亦不欲暴其事于人，使从而议吾家之短长也。’”松坡先生欲言又止的叙述，恰好反衬出吴北江母子在吴家是何等的委曲求全。需要补充的是，欧太淑人最初“不知书”，后来边学边教，“以教子故自课，久之遂通文义”。吴汝纶与外国人往还之时，北江之母也能参与其中，与其家人往来密切，并打算兴办女学，最终以寡助未果。其去世之后，英国人诔之曰“天上人”，日本人称之为“文明国贵妇人”，名扬外国，也算是极为难得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履川和陈石遗的关系。

陈石遗是履川祖父的好友，陈的儿子公荆和履川同在交通部任职，是同事。石遗七十大寿的时候，公荆回家祝寿，没料想回京之后染病去世了。石遗老人舐犊情深，来北京为儿子料理后事。他向郭匏庵（履川的太表丈）问起后辈人才，匏庵向石遗推荐了履川：近代为骈文的有黄公渚、君坦兄弟，作古文的只有曾某。后来履川去悼陈公荆之丧，陈石遗与之定了相见之约。后来一见之下，谈了两三个小时，石遗非常高兴，便将履川收入门下。

当然，石遗不可能像吴北江那样手把手来教履川，不过，他对履川也是非常欣赏的，其《石遗室诗话续编》里对履川的诗有比较详尽的征引、点评。履川终生对石遗执弟子礼，著述中也多次讲到石遗老人，比如《两家三百韵的长律》，第一篇便是石遗的《萧闲堂诗三百韵》，认为“极哀痛缠绵之情”；《初学做诗的三部书》里，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石遗室诗话》。履川对此书的总结是，其好处在于，“现在一般有志于作旧诗的，或是想从新诗转入这条途径的，或是走别的路走不通而想走一条新的正确的路，想把他所怀疑的弄明白，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只有这部《石遗室诗话》能够给你确切明白的解答”。

那么，曾履川对于上述的三位老师态度又如何呢？在《颂橘庐丛稿》书后的《自序》里，曾履川提到：“我到北京后所拜的老师，倾心佩服的只有北江先生，而在他讲授改削提奖之下，我受益最多。石遗、畏庐两先生是受知师，但为我揄扬的，石遗先生用力最勤。”又说：“到后来到北京以后，虽尝在闽县林畏庐先生、侯官陈石遗先生门下，但只能算受知师。而亲受业的，只有桐城吴北江先生。他是清末桐城派大师挚父先生的独子，又是同光体开派作者通州范肯堂先生的弟子。他得着父师的传授来教导我，所以我们所听见的都是真正文家正法眼藏。”关于履川与三位老师的关系亲疏，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林、陈二老当年年纪都已很大，又负有盛名，而吴北江相对而言要年轻得多，名声比起林、陈也相去甚远，所以有精力、能够放下身段来悉心指点后学。

二

其实，说起作诗，履川最佩服的且以之为师的不是石遗老人，而是石遗老人在《石语》里颇有非议的陈散原以及范伯子。在《初学做诗的三部书》里，除了石遗的著作之外，其他两部便是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和范当世的《范伯子诗》。

陈散原与履川的祖父是会试同年，他的诗履川的祖父是作为“别人看不懂”的艰深之作向自己的孙子进行推荐的，但是履川可谓与散原有缘，觉得“文从字顺，句句有味，句句好懂”。履川在南京和北京均与散原见过面。诗集中的长篇七古《上散原先生》是精心结撰之作，“先生哀吟事如昨，直与杜老同襟期。上数千岁下万纪，道术在是真吾师”。散原八十岁生日时，履川做了两首五律祝寿，称散原“帝使扶元气，孤噫振国维”，评价极高。散原去世时，履川做了一副挽联：“垂老迫兴亡，巨手风骚，哀郢怀沙同此愤；微文荷推挹，悲歌江汉，抗韩蹈杜欲何成。”上联是指散原而言，极其切合散原晚年忧国绝食而亡的事实，下联从自身立言，散原为履川诗集题词有云：“骨力雄强，气势纵恣，幽发秘，高挹群言，抗蹈杜韩，旁猎皮陆，莽莽尘海，旌此异才。”履川于陈有知遇之感，故有此语。履川曾将散原诗的好处做了如下总结：第一意境渊微，第二句法酷炼，第三意态激昂，第四善铸新词。这可说是极为精准的认识，尤其是最后对于散原诗中新名词的看法，比起《饮冰室诗话》中所谓散原诗不用新名词云云，绝对是全面、深刻得多了。

曾履川像

前面讲过，履川是在北江先生的指引之下对范当世的诗有了深入的了解的。他对范诗的好处也有四条总结：第一气体沉雄，第二句律雅驯，第三状写深刻，第四用笔矫变。这也是非常到位的归纳。同曾氏家族类似，南通范氏家族也有《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曾履川为之作跋，曾、范两家互相辉映，甚为难得。

履川是把陈、范两位当作学诗的导师的，可谓三沐三熏，对于两家的特点都有自己独特的领会。下面这段有趣的话，更能使我们体会到这一点：“范先生是以白描见长的，陈先生是以着色见长的。范先生在气体上讲究，陈先生在字句上磨练。范先生诗纵荡开阖，若白云卷空；陈先生诗千锤百炼，若黄金在冶。拿古代诗人来比，在晋宋来讲，范先生近陶，陈先生近谢。拿唐人来比，范先生近杜，陈先生近韩。拿宋人来比，范先生近苏，陈先生近黄。我们再拿做菜来比，范先生诗好比清汤干贝，清汤蚌；陈先生诗乃是红烧鱼翅，大乌参。拿唱戏来比，范先生是谭鑫培、余叔岩的老生，以悲壮苍凉胜；陈先生是郝寿臣、金少山的花脸，以沉雄响亮胜。拿画来比，范先生是南宗的淡墨山水，陈先生是北宗的金碧山川。拿酒来比，范先生是清洌的竹叶青，香槟酒，葡萄酒；陈先生是浓郁的汾酒，威士忌，白兰地。拿写字来比，范先生是二王的淳化、大观，陈先生是北碑的张猛龙、张黑女。拿茶来比，范先生是龙井，香片，碧螺春；陈先生是水仙，普洱，铁观音。”陈、范二老的诗歌特点，在这一连串车轮战术般的博喻之下，可说是无处遁形。

三

曾履川由于家世的关系，和民国以来的一些文坛、诗界大老都有往还。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数位之外，如陈宝琛、王树枏、章士钊、赵熙、廖平、张謇、冒广生、叶恭绰以及郑孝胥等，均在履川的诗文中时有涉及。履川转益多师，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撰文作诗，都从这些前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更为令人感动、钦佩的是，履川为人笃于友朋之义，多次为友人（如陈仲恂、王调甫等）整理、刊布遗集，此种风义，远可比洪北江之于黄仲则，近可比李拔可之于林暾谷，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前面所引刘梦芙的《〈石语〉评笺》曾说：“履川未能细虑深思，知难而进，另行投师，亦非成大器者。围棋界言一流大师门下不出一流弟子，二三流棋手授徒转多英特之士，学诗文及诸技艺者，其理一也。”其实，履川何尝“未能细虑深思，知难而进”呢？至于曾氏是否算成大器者，我个人认为履川的古文辞在他那一辈人中可算是一流水准。

总的来看，履川传承的是传统的士大夫之学，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谓现代学术迥乎不同。他的著作，偶有拖沓、散漫之处，但是谈诗歌、谈古文、谈书法、谈绘画，终归是要比所谓现代学者内行得多、深刻得多，因为他毕竟是能知能行的。履川认为自己一生有两大憾事，一是没能出国留学。但是出国留学之后大概他也要成为胡适之类的人了。另一件憾事是没有娶到一位与自己学力、爱好相当的妻子，在《我永远做的梦》中居然不避嫌疑地记录了自己曾经心仪的三位女子，足见履川先生痴得可爱。但是世间如钱锺书与杨绛一样的毕竟少之又少，很多人自以为把唐晓芙娶回家，却发现不过是孙柔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有遗憾的人生，才是值得我们去经历的、真正的人生。

钱默存先生也和曾履川一样曾受知于石遗老人，但是从两家的诗集来看，两人没有往还唱和，或许也从来未曾谋面。就两家的著述而言，在履川的著作中，从来未出现过钱先生的名字。而钱先生除了《石语》之外，别处也没有提及过履川。不过，默存先生尊人潜庐先生的名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履川可是浓浓地书写了一笔。我们摘录一些在这里，回归钱氏，以示曲终奏雅：

克论诗主雄深雅健，以谓：“诗之能深者未必雄，能健者未必雅。雄而深，斯为真雄；健而雅，斯为真健。此固胶合而不可分。世之视浮嚣为雄，粗犷为健者不喻焉！疲心于字句之末，自足于艰晦逼仄，而笑纵横悲壮之作为‘可以惊四筵，不可适独坐’者不喻焉。”所致力者，陶潜、阮籍、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诸家，要归之于杜；亦博其趣于孟郊、李贺、李商隐、韩、王安石、陆游；宋以下作者，元好问外，涉猎而已（冯按：此说不能苟同，从上文所述履川对陈散原、范伯子的倾心佩服、亦步亦趋可知潜庐先生“宋以下作者”云云未免太过狭隘）。凡兹所论，咸足以张西江之壁垒，而殿同光之后劲者也。

〔补说〕

关于石遗与履川的师生关系，本文写就后又检出一则材料，补充如下。台湾张之淦先生《遂园书评汇稿》四种有一种是专门评说《石遗室诗话》的，其“石遗弟子”一条言及曾履川，略谓：“石遗主讲南北各大学，门人甚多，其见于年谱及诗话者可得数百人。曾克耑履川，诗话不云其为门人，王真续编年谱称之为先生，石遗未敢以师自居，而曾则屡崇称石遗师，则又见两人之谦尊而光也。”

钱锺书笔记中的晚清诗人掌故

张治

钱锺书读书抄书，多有活泼之妙。他对于晚清诗人掌故轶闻的爱好真是浓厚，恐怕不亚于今天我们对各种“八卦消息”的兴趣。据安迪考证，《中文笔记》里有最晚年代标识的读物，应该是1993年10月出版的《郑孝胥日记》，次年4月钱锺书住院直至去世。我们去看“硬皮本”第三十四册笔记，钱锺书下功夫仔细审看，用很大篇幅来摘录郑孝胥记外室金月梅的所有文字。他记着石遗老人跟他说的，郑孝胥堂堂一表而元配奇丑，且妒悍无匹，就假装说自己为国事要夜起外出锻炼筋骨，实际是去找小老婆睡觉。

钱锺书抄《南亭笔记》卷十四，记梁鼎芬对两湖书院学生演说两宫西狩，泪随声下曰：“你们想想看，皇太后同皇上两天只吃了三个鸡……”尚未说及“蛋”字，已呜咽流涕，语不成声。抄《郑孝胥日记》时也记湖北人拆其名“鼎芬”二字的联语“一目高悬，屁股拆成两片；念头大错，颈项斫了八刀”，据周劭先生考证，这出自蒯光典等人之手。《中文笔记》有读蒯著《金粟斋遗集》的内容，唯一有批注处，即是关于蒯光典对梁鼎芬的厌恶攻讦（引自《世载堂杂忆》）。钱抄的《郑孝胥日记》还录一嵌字联，原文谓“南皮尝为翼庭者集对云：在天愿为比翼鸟，隔江犹唱后庭花”，实际上大家更熟悉的说法是李士棻讥周翼庭所作，见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钱锺书对李士棻本人的掌故也很熟悉，笔记中读了《天瘦阁诗半》总结说：“芋仙平生最得意事，为得曾文正赠诗，与朝鲜使臣唱和，次则蒙曾沅浦赠钞，与张孝达同门；更次则有上海两妓所谓靓人碧玉者，喜诵其诗。皆反复道得口津出者也。”并点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一回“亦写芋仙，则淋漓恶毒矣”。按即小说人物“李玉轩”，高伯雨有《索隐》一文，论之甚详。钱锺书似不熟悉《海上花列传》，那其中有一高亚白，也是影射李士棻。

周星誉（叔子）与周星譼（素人或涑人）、周星诒（季贶）兄弟，与钱的好友冒效鲁也有亲戚关系。钱读如皋冒氏丛书本的《五周先生集》时并未多说什么，只提示我们周沐润（文之）的掌故“鹤翁”（冒鹤亭）知道不少，但《外家纪闻》里面未载，反而见于徐珂的《闻见日抄》中。又忍不住记录说，文之狎卢家巷褚氏妓的诗，有“岂缘风月关防密，或者春秋责备严”这等妙句，实则“光绪中有人于吴市见周、褚唱和册子”，这倒是“鹤翁”的《小三吾亭词话》提到过的故事呢。钱锺书读《越缦堂日记补》，很注意李慈铭早期日记中与“言社诸君”的关系。在他看来李起初读书还不多，但是周星譼在日记上评点“俨以长老自居”，极推重莼客当时的学问，忍不住讽刺说：“偶读书已蒙此不虞之誉，其不好学者更可想矣。”后来李慈铭与周氏兄弟绝交，日记中多有涂抹处，钱锺书猜测都是涉及周家的事情，比如有一大段浓抹的内容，他根据上面的眉批断定是涉及周星诒的话。但周星譼的那些评语都无涂抹，反而还在有一处肉麻的箴规之批语上做了圈点，“如此亦几见真实受用素人之劝哉”。

李慈铭私人生活颇有些不足为外人道之处，这与他婚姻上的问题颇有关系。钱锺书评议其日记中批识王星诚诗处，“详记自浙入京还沪狎妓事，艳思丽藻，亵而能雅，是好文字。盖居乡时，与妇马氏异室以居，同床不梦，屡议买妾事，迄未成。琴弦不调，剑锋欲试。至是香洞肉林，色荒情急，实有如伶玄所谓‘慧通而流’者矣。独是米汤乍灌，真已魂销（云苕欲以身相托问八字云），香泽方亲，乃成病渴（每宿后辄体中不快，或腹痛），又不免贻笑土老子、枪头耳”。

易顺鼎仿赵之谦“悲庵”而自拟“哭庵”一号。钱锺书注意到其日记中“有每天哭泣几次之记”。《哭庵传》说自己中年丧母，在墓旁修建草舍守孝，“暂以哭终其身”，欲有“殉母”之举。又作《倚霞宫笔录》，说母亲显灵降乩，不许其死。钱锺书讥笑说：“盖实甫欲博孝子名……而复惜命，故托之母灵。”

钱锺书不仅看见樊增祥把咖啡当鼻烟吸、买机器自制冰淇淋，还注意到陈锐《裒碧斋集》中有首诗（题作《送刘采九还里》）说刘凤苞嫌咖啡不甜误认牛油为白糖的笑话。近人王栻主编的《严复集》，前言说严复回国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而“不预机要”（陈宝琛语），说明李鸿章对严复不重用。钱锺书批注说：“不知严复是为瘾君子也。编者于第五册前影印英文日记，第三册704、730页‘与四弟观澜书’，瞠目无睹。全书亦未及严氏此节，真咄咄怪事也。”英文日记中严复说自己一下午抽两管。第三册704页，说自己吸食鸦片的经历“可作一本书”，730页，则对弟称“兄吃鸦片事中堂亦知之”。这虽然不算特别醒目的关节，但是于文字中的生活细节特为敏感者，则应该是可以注意得到的。

我们从《中文笔记》才知道，原来钱锺书早就看过黄人的《摩西遗稿》。他在卷首略记各家序所提及诗人之生平，谓其“以狂疾死”，眉批道：“《尔尔集》附甲午年作小诗第五首云：‘阿姊慧过我……中道病狂易……先后成两人，友爱终一气。遣嫁伤母心，不字遭物议’云云，盖其姊亦病狂不字。”也算是“以诗证史”——证其家庭病史了。这都是心细眼明的表现。

笔记中读晚清诗人的别集，钱锺书多有几句评价，算得是艺林月旦的掌故谈资。比如说陈三立诗有时“好谈新学，虚遣新名词，往往类《新民丛谈》所谓哲理诗”；说陈锐诗“不成体制，每似打油”，有“名士不学”所导致的笑话；陈衍诗，“佳处不过《江湖小集》、《桐江续集》”；张佩纶的名句“惜花生佛意，听雨养诗心”，乃是“广雅佚诗古体”；梁鼎芬诗“气粗语大，横冲直撞处太多”，“诗集偶有长题及序，皆不成句”；李慈铭诗“平浅无味，肤廓不切，一意修词”，“近体对仗并不能工”；又谓李士棻诗格卑俗，“虽专骛标榜而不得侪于真名士也”，其诗只配和王韬、袁祖志之流唱和，“刊登《申报》而已”。他还嘲笑孙雄编的四朝总集题为“诗史”是“牵强不通”，“人多诗杂，了不知其命名用意”。孙德祖的《寄龛诗质》，更不在话下，钱锺书嫌其“才短”，只抄了一首《十月望重得云门寄诗再和》的“第一绝”，谓“全集惟此二十八字稍有趣”。这些“酷评”当然有个人意气在其中，不得当作公正的判词。钱锺书少年时好学黄景仁（《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于是他不满张际亮“甚薄黄仲则”，说他“较之仲则，直是伧夫耳”。

《围城》里董斜川说：“老辈一天少似一天，人才好像每况愈下，‘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此前有人已经指出源自陈宝琛的摹本罗两峰《上元夜饮图》题诗后两句：“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钱锺书读《沧趣楼诗集》的笔记里，在此处批注引明末诗人曾异撰的《纺授堂二集》卷五《送董叔会重游都下》其三“送君莫道成弘事，犹记当年万历初”，看来也不算陈宝琛的独创（这条也收入《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五十则，见第2158页）。他对《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呼保义宋江”，也有不少妙见与酷评，《札记》已说“散原尚能以艰涩自文饰”，“竟体艰深”，“多用涩字”，于俗字“惟恐避之不及”。《中文笔记》说得更清楚，言其屡用“照”字、“携”字、“苍”字、“魂气”字、“摇鬓”字，又一处于集中摘句，对这些使用频度很高的“涩字”划线标示，有什么“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忍看雁底凭栏处，隔尽波声万帕招”，又有什么“提携数子经行处”，“提携万影立黄昏”，“下窥城郭万鸦沉”，读者诸公是否觉得眼熟？不就是《围城》里董斜川诗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那些用字的材料吗？

我的爷爷严春阳

严锋

一

“文革”中，原来在福州军区工作的我父亲辛丰年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老家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劳动改造。那时候我母亲因病去世，我和弟弟被寄养在常熟乡下姨妈家。1971年，父亲把七岁的我接到他身边一起生活。我在公社机关所在地金家庄育红小学读书。南通民风淳朴，我除了记得一个厂领导呵斥父亲的场景外，记忆中的农民和工人对我们都很友善，在路上遇见都会打招呼。我在学校里也很吃得开，成绩好，长相讨人喜，学费交得快，在老师和同学那里有不错的人缘。

但阴影也是有的。有一次一个老师突然用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当年解放军打你炮楼死了多少人吗？我被吓坏了，而且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家庭出身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是因此倒了大霉才回到老家的。我还以为我家是光荣的革命军人，支援地方才来到此地。我只能认为是老师搞错了，但我也不敢申辩，只能委屈地憋在肚子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也拿这个议论我了。特别是几个不良同学，还给我取了绰号，叫“严炮楼”。这个绰号每每就像一把尖刀戳在我的心里。现在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是地富反坏的后代，那种屈辱感是毁灭性的。我从不相信，不能接受，慢慢地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最后，我实在不能忍了，就想从父亲那里寻找真相。但是我又不敢直接对他提这个要求，就想了一个借口。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对父亲说：学校要我们申报家庭出身。父亲听到后有些吃惊，问了一句：要出身干什么？我很害怕他追问下去我会露馅，但是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而是写了一个纸条，然后把纸折起来，对我说：把这个交给老师，你自己不要看。当时我就紧张起来，感到很害怕。既为自己的说谎害怕，也为不祥的预感害怕。第二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把纸条打开，看到上面写着：

“本人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军人。”

我一辈子都难忘看到这一句话时的失望与伤心。从此，同学再喊我“严炮楼”，我再也不同他们争吵了。

再往后，总算“文革”结束了，我父亲彻底平反，离休回到了南通城里生活。我的奶奶和姑妈们也在南通，有一段时间我也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慢慢地听说了一些我爷爷的事情，还有那个“炮楼”是怎么回事。

二

我爷爷严春阳为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下。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奉军第二十师师长、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率军逃离上海，孙传芳委任严春阳为淞沪戒严司令。同年12月，严春阳出任淞沪警察厅长。1926年6月，孙传芳取消淞沪戒严令，严春阳随即卸任戒严司令，仍继续担任警察厅长。同年8月，淞沪商埠卫生局成立，他又兼任商埠卫生局长。1934年3月，严春阳去世。他有三子四女（大女夭折）。其中我的四姑妈方易和我父亲都在抗战前夕参加了新四军，小姑妈严瑞荷为江苏省南通中学地下党员，小叔叔年兮1949年也被短暂回家的父亲带进了部队，当时年仅十四岁。

关于我爷爷，我后来从父亲、奶奶、叔叔、姑妈那里听来的消息可谓五花八门，我也一直搜寻有关他的史料，但出版物和网上的资料都非常稀少。前年《申报》数据库问世，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购买了。我使用时第一个输入的就是严春阳这个名字，结果出来二百多个结果，主要集中在1925至1927年他任职上海的这段时期，差不多每隔两三天都会有他的消息，有时甚至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行踪。

最早的一条是1921年11月8日政府公报：

大总统令

陆军总长蔡成勋呈请任命……严春阳为第八团第一营营长。

听奶奶说，我家是年羹尧的后人，为避难把“年”改为“严”（南通话中这两个字发音相近）。到后来家道衰落，我爷爷年轻时非常穷困，但他聪明手巧，做过石匠、吹鼓手、手工艺人，会扎南通特产兔儿灯，会把木头雕成各种玩意儿给孩子玩。后来，因为常被人歧视欺负，为了在乡人面前抬起头来，就投了军（这好像是当年阶层流动的捷径）。奶奶说，爷爷救过孙传芳的命，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当时爷爷任机枪营营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靠谱，因为我对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十分信任。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在1921年以后了。

1925年10月，孙传芳在与奉系的山东督军张宗昌和江苏督军杨宇霆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同年11月，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是孙职业生涯的顶峰。10月21日，《申报》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

龙华戒严司令部之编制，联军警备队第一团团长严春阳率队抵沪后，谢司令因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现值军事时代，地方治安应资维护，特委严团长为淞沪临时戒严总司令。其编制系仿照前邢司令成规，设置军法、军需、副官、秘书、稽查各处。惟闻戒严系临时性质，一俟军事收束沪上即撤销戒严。（东南社）

查询《申报》，让我对那个年代媒体的透明度感到震惊，其中有大量的军事信息，包括军队的调动、换防，军官的升职、行踪等等。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个年代有军事机密吗？其他如交际、布告、行政措施等更是无一遗漏。这些极为琐屑的政府人员信息占据了申报的大量版面，如果我不是其中人物的后代，大概是很难有兴趣一一看来的。但当时的读者可能好这一口，在没有微博的时代，这就是关心政治的主要途径了。

把所有这些新闻看过之后，我对军阀爷爷的印象大为好转，感觉他在上海干得不坏。他任上做的事包括：禁赌，维持治安，整顿警政，赈济灾民，安置失业工人，调解罢工，改良自来水，平抑米价，改善贫民区居住条件，防范时疫，捐助医院，等等。当然也包括防范“南党”，防范过激主义，驱散集会，等等。

1926年9月27日的《申报》有这么一条：

今春浦东隆茂码头湖北江北两帮工人滋事，酿成命案，经淞沪警厅严厅长秉公办理得告平息。该栈经理吴葆初、工人代表陈锦涛及江淮旅沪同乡会昨日午后二时送严厅长“威德兼施”匾额及旗伞。由保安队及军队列队，严氏拜领匾额，并设宴于警厅大楼以表谢意。其颂云……（以下删去歌功颂德言辞数百字）

这个万民伞的事情，我早就听奶奶等人讲过，现在终于可以与史料印证了。前几年去看望小姑妈的时候，又听她说了一些新的细节。解放后，奶奶把万民伞拆下来做被面，边上的穗带流苏就做了拖把。（带流苏的拖把！）在一旁的表姐说她幼儿园时盖过这被子，绣着仙鹤图案。后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时，借去观摩，至今未还。姑妈特地把我叫去告诉我这件事，她说是想让我们知道，她越来越觉得爷爷可能不是坏人。我告诉她，这我早就知道。小姑妈解放前参加革命，在南通中学里就是地下党，解放南通时曾为解放军带路。她的先生叫范恒，是晚清文人范当世的曾孙，也是当年的地下党，做过50年代《南通日报》主编，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不幸去世。范恒有个弟弟，叫范曾。

对于我爷爷，我的父亲和他的革命兄弟姐妹们都有很深的罪孽感。他们也是抱着赎罪的心理，从家里逃出去参加革命的。我很高兴能够把在《申报》和其他文献上查到的爷爷的事迹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事情的另一面：

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捐助淞沪教养院四千元，该院收容乞丐游民，教以谋生技能。（1926年5月8日《申报》。5月10日该报登严春阳来函更正，申明此四千元是他代无名氏募捐，非本人捐助）

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对于工潮迭起，为消弭起见，特传谕准许工人代表投诉。并面谕行政科长张稚云，遇有工人代表为争执工资争端，均予秉公处理，以期和平解决而维治安云。（1926年7月7日《申报》）

（上海三轮车夫代表）具呈各官厅，要求减租，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体恤平民，训令全市车商减租，同时各官所批准，亦有通告公布……（《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202页。原文未提具体时间，应为1926年）

1926年5月，丁文江应孙传芳邀请，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傅斯年后来认为：丁主持上海的短暂时间里，“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丁文江主政上海的这一段时间，恰好也是我爷爷任职的期间，他们俩人有过很好的合作，在《丁文江年谱》中有不少记录。如：

华界恶劣的卫生状况导致大量市民死于非命，这更使丁文江认识到建立统一的卫生机构以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1926年8月25日，淞沪商埠卫生局正式成立于上海市公所，由警察厅长严春阳兼任局长，为的是使警察更有效实行卫生章程。（吴建熙《丁文江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转引自《丁文江年谱》）

孙传芳对部下还是相当关怀的。我爷爷带病工作，孙传芳让淞沪督办丁文江前去看望：“9月4日，丁文江复电孙传芳，电达已遵谕前往慰问，严厅长刻在宅扶病办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图藏丁文江档案，馆藏号43-4，转引自《丁文江年谱》）

几年前听我父亲说，有人向我爷爷行贿，爷爷拒绝了。孙传芳知道了，就把爷爷叫过去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今日不知明日的命在哪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妻小靠什么过活？于是爷爷把钱收下了。他去世时，孙传芳送来挽联，父亲记得原句：

呜咽听江涛，无限怅怀听噩耗；凋零感袍泽，不堪回首忆当年。

三

再回到我父亲在五窑砖瓦厂劳动改造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车带我去十几公里以外的石港镇，在镇上的一所中学的操场边上站了很久。当时操场上正在开运动会，我以为他是被学生们所吸引。直到多年后有一天南通友人给我复印了一份资料，我才知道他真正注视的是什么。

他注视的就是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的“严炮楼”。

友人给我复印的是宋建人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名叫《石港“三层楼”的故事》，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爷爷发达之后，回到家乡建的那幢楼。这座楼本来就在今天石港中学操场西侧的位置。宋先生对该楼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绘：

三层楼三面临水处都用块石砌成一人多高而又笔陡的石驳；别墅的四周还砌有三米多高的围墙，门旁有汽车房。主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深可十四米，广约二十米；后为二层的中式木结构楼房，上下皆八间。主楼与大门之间为花园，植有花草树木。主楼地楼中间为大厅，上为圆穹形，装有大型吊灯；下面用彩色瓷砖铺地，拼成美观的图案。大厅的两边各有房两间，作为休息室之用；其后即为楼梯。这个大厅为宴会场所，也可作舞池之用。二楼房间前为长廊，有雕花木栏杆，可凭栏俯视大厅；三楼为对面房间，中间为宽阔的走道。两层楼的房间都有套房，并有卫生间；会客室居中，广为两间。整个安排，井然有序，作为十口之家的居室还可款留宾客。三楼上面为广阔的阳台，中间较北有小楼一间，有楼梯通三楼。小楼前侧竖有高高的旗杆。站在阳台上，可以尽情观赏远近的胜迹，胸襟为之豁然开朗。

我不知道宋先生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建筑信息，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我在微博上讲到此事时，一位网友说她是宋先生的外孙女，才知道宋先生是石港人，在石港中学做过语文老师，文史知识非常丰富，退休后借到县志办工作，可惜前几年去世。我想，几十年前我父亲带我去石港中学的那天，宋先生多半也在操场上带学生参加运动会吧？

我爷爷在北伐军到来前夜，辞职下野，回到南通。他在老家石港镇上造了这幢石港历史上第一幢现代化的大楼，原先我们都以为他是把这作为光宗耀祖的住宅。但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前天查到几条爷爷的史料，提到石港的洋楼，父亲说爷爷生前和他说过，等他下野之后，准备把那楼用作医院。当时人重乡土，发迹之后造福乡梓的，为数不少。南通人更有这个传统，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状元张謇。前年我去看小姑妈的时候，她也说这房子造了不是自己住的，是爷爷想要开医院的。他考察了许多医院，做了许多准备，可惜大楼造好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父亲说，这楼爷爷生前一次也没有住过。他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住过一次。抗战期间，南通沦陷，这楼曾作为难民收容所，后来变成了伪军曹立江部团部。解放战争中，又被国民党占据，并在紧要处构筑地堡。“敌军在石港外围加筑碉堡、桥头堡，增设鹿砦、铅丝网和地下战壕。大本营设在镇东南角严春阳家的楼房里。这座三层钢骨水泥的楼房，十分坚固，而且四面环水……”（《南通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第47页）

1948年1月，解放军发起进攻，守军全部被歼，这楼也基本被毁。我奶奶在解放前曾去看过这楼被毁后的最后一眼。她说，绝大多数房间被打掉了，只有楼上的一个卫生间还完好无损，孤零零地挂在钢筋和下水管上，“就像一根棒儿糖”。

“就像一根棒儿糖”，这个甜蜜而又恐怖的意象，将注定留在我们家族的记忆中。

无处可寻的《铁窗百日记》

——张季鸾首次系狱考

刘宪阁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国民党人戴季陶1912年写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非常年代人们对于何谓好报纸、何谓好报人的特殊期许，也形象地揭示了封馆入狱等非常规事件在塑造媒体公信力和人物知名度方面的强力推动作用。衡之以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他无疑是符合这样的叙述架构和判断标准的。因为他所服务过的报馆也曾多次被查封，而他本人更是两度被捕入狱，部分也因此，他被看作报人典范，乃至为不少论者所津津乐道。不过在谈论张季鸾的这些情况时，却又往往大多语焉不详。比如两次分别在何时、为了何事而被捕入狱，以及身陷囹圄多少天等就是如此。而关于第一次入狱，特别是那篇为人们乐于引用的《铁窗百日记》，更是有不少误会。

铁窗百日之由来

今天为很多人所熟知的《铁窗百日记》，系出自张季鸾好友康心之先生的相关回忆。无论是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发表的怀念文章，还是上世纪50年代特殊历史情况下写成的回忆文稿，康心之都明确表示：1913年张季鸾在北京第一次入狱被营救出来后，曾在其兄康心孚等主办的《雅言》月刊发表了一篇《铁窗百日记》以志其事。

按《张季鸾先生哀辞》发表于1941年9月8日的重庆《大公报》。从发表时间推断，应为康心之在张季鸾9月6日病逝后的第二天即9月7日所写。在这篇追念文章中，康心之用了将近一百五十字的篇幅来描述张季鸾第一次入狱的情况。里面谈到，民国二年（1913）“赣皖兵兴”，张季鸾因主持北京《民立报》之事而“被逮入狱，几遭不测”。当时康家的老大哥心孚先生曾从上海北上营救。张季鸾得助脱险，于当年“双十节之翌日恢复自由”，并相偕南归。到了上海康家，康心之和张季鸾握手唏嘘不已。那段时期，每次见面，张季鸾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到“狱中故事”，康心之“时闻而惊，时闻而愤”。康心之继而写道，“先生写《铁窗百日记》，以志其事，揭载《雅言》月刊”，并谓：“先生文集中，此殆为重要之文献也。”

十六年后，康心之再次在文章中谈到这段往事。1957年12月，经历了从春天的整风到夏天的反右之后，北京《大公报》资料组编印了一套内部资料《旧〈大公报〉批判资料·历史部分》（Ⅰ）。其中就有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康心之所写的《张季鸾回忆录》。据看过这套批判资料者介绍，康氏在文稿中谈到的问题很多。而有关张季鸾这次入狱的部分，可摘引如下：

他和曹成甫到北京，设立《民立报》北京分馆，因二次革命的关系，袁世凯命令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封闭《民立报》北京分馆，并逮捕张季鸾，羁押军政执法处监狱中。康心孚由上海赶到北京，多方营救，幸得释放，同回上海。他曾写过一篇《铁窗百日记》，描述狱中的情况，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

对比可知，这段叙述和前引哀辞所记载的内容大体差不多。所异者，《回忆录》紧跟着这段话，在后面又多写了一段，谈康心孚在北京营救张季鸾的一段曲折，涉及张所披露的大借款合同从哪里来的问题。此段忆述其实不确，但与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无关，而且笔者亦有另文介绍，兹不赘述。

未见《雅言》有刊载

康心孚、康心如、康心之三兄弟虽然生于四川，但祖籍陕西城固。他们和张季鸾是陕西同乡，又都曾先后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又几次在南京临时政府和上海《民信日报》等不同岗位共事，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康心孚后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过教授和系主任，可惜1919年秋突发疾病，英年早逝。康心如后来成了有名的银行家。而康心之与张季鸾，更是交情甚笃，尤其抗战时期在重庆不时来往。

多半也因此，康心之的回忆才那么为人们重视和信任。比如老大公报人曹世瑛80年代在一篇忆述文章中就这样写道：“过了将近三十年，看到康心之的回忆录（指1957年这篇），才知道张季鸾被捕的经过。他两次被捕，都是由康心之的大哥康心孚出面营救的，而且第二次是和康心之的二哥康心如同时被捕的，可见康心之的回忆录是可靠的。”当然，曹先生没忘了附带一笔：“写得也很生动。”

确实，由于康先生的多年友人和事件亲历身份，又言之凿凿，再加上一些相关忆述又活灵活现（如“时闻而惊，时闻而愤”），很难令人不信。也因此，王芸生、曹谷冰60年代初撰述发表《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时，在相关章节沿用了这些介绍。再后来，徐铸成80年代撰写有关张季鸾的介绍小传，以及《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时，亦沿用此说。这样，张季鸾第一次入狱留下《铁窗百日记》的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并为一些研究者不加辨析地引述和使用。

不过，如果仔细去翻康心孚等所办的《雅言》杂志，你可能就会失望。因为自第一期到第十二期，从头翻到尾，尽管确实可以找到张季鸾以苇、少白等笔名在上面发表的谈欧战与中国等几篇文章，但是，就是找不到这篇《铁窗百日记》。起初，笔者以为可能是看到的杂志不全。但是，后来不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搜齐刊物后还是仍然没有找到这篇文章。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对这篇“重要之文献”，就暂时存疑放在那里。直到后来读到张季鸾的《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才确认康心之的回忆的确有误。

当事之人如是说

1931年春，燕京大学新闻系讨论周约请时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参加。不过那时他还在旅行中，未能到会；后来就为该系办的刊物《新闻学研究》补写了一点感想。正是在这篇题为《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的小文中，张季鸾明确提到第一次入狱的情况做了二十年记者，张季鸾没学过什么新闻学，也没读过一部新闻学的书。所以但凡有人请他做这方面的演讲，他都一概谢绝。因为“实在无智识，不敢欺人”。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慨然表示，“在这民国草创时期，做了二十年新闻记者，不能说毫无经验”。尤其是自己，从一个青年学生，做成神经衰弱的老大病夫，还要继续做下去，“不厌倦，不后悔”。那么，凭什么能坚持下来？“自然有一点鼓舞勇气的动机”。

这种可以“鼓舞勇气的动机”是什么呢？简言之，在他看来，就是：“做记者的根本，是要对人类大众，小一点说，先对于中国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了救世的决心！他们有苦痛，应该给伸诉，应该设法安慰。凡社会的不平和罪恶，应该反对，应该冒着危险，去替人类们、同胞们用言论斗争。不应该屈服于恶势力，或者同流合污！这一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

张季鸾坦承：这么多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正是凭借了这一点仁慈义侠的精神。毕竟，在当时中国的那种环境下，做新闻记者是一种危险职业。回顾过去二十年间，他慨叹：“各处文字狱当中，不知戕害了多少优秀记者！”拿北京来说，民国二年（1913），死了《正宗爱国报》主笔丁宝臣，一个平凡的短评，说是煽惑军心，就此送命；还有《民主报》主笔仇亮，封了报，还杀了人。

同样是民国二年（1913），尤其是南方讨袁时，袁世凯的亲信、河南都督张镇芳大杀党人。一个军政执法处，都关满了人；后来的所谓犯人，都拴在院子里的木桩上，“炎阳烈日，就那样晒着。凡捉来的人，都严刑拷问，不知杀了多少”。开封《民立报》是国民党系统的报，残酷的张镇芳不仅杀了报馆职员，连排字工人都杀了几个。

每念及这些惨烈的境况，张季鸾都深感悲愤，痛斥这种行为之残酷：排字工人，尚且有危险，更不用说记者了；而记者的危险，不止是“死”之一字。有的虽然不至于死，但是封报馆、坐监牢的，其例更多。张季鸾想到了自己：“就是敝人本身，也亲自经验两次，都在北京。”他举例说：“民国二年，因为北京《民立报》的事，在陆建章军法执法处，下狱七十二天，隔‘死’只差一点。”

七十二天怎么算

在这里，张季鸾明确表示自己“下狱七十二天”。那么，是从何时入狱，何时出狱的呢？这一点，康心之的忆述倒是可用。如前所见，他曾记述张季鸾是“双十节之翌日恢复自由”的。按之当时，双十节亦即为民国的国庆。换言之，翌日就是10月10日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日。

这一点，也有于右任的回忆可以佐证。1941年9月7日，于右任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悼张季鸾先生》。里面谈到，抗战第二年，武汉撤兵之前数日的一件往事。1938年10月11日，“适为君（按指张季鸾）癸丑在北京出狱二十五周年纪念”。当时于右任正好也在汉口，就请来张季鸾，置酒为祝。因念往事，又作《双调·折桂令》，“为纪念季鸾弟癸丑10月11日在北京出狱二十五年”。曲词云：

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说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二十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

于右任并谓，这些话，当“能道出先生之精神志事也”。

按照“下狱七十二天”之说，若以出狱的10月11日这一天向前倒推，即可推算出张季鸾入狱之日。按10月从1日到11日已有十一天，9月则有三十天，8月则有三十一天。照此推算起来，张是在7月31日或8月1日入狱的。那么哪个更准确些呢？

祸起北京戒严令

正如笔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的，张季鸾这次被捕入狱的大背景是北洋派和革命党的冲突，而直接缘起则与北京地区颁布的戒严令有关。

1913年7月底赣宁开战，形势紧张。25日，北京政府“急颁戒严令”，宣布京师警备戒严。袁世凯担心军机泄漏，因此委派总统府专电处长厉藻青管理北京电局，凡有关军事电报，除可宣布者外，均送袁府备阅。连日侦骑四出，言谈间略微涉及南方兵事或者说要南归的，就被抓到军法处，往往不加审问就予以枪毙。据说每晚至少须枪毙十余人于朝阳门外，每人埋尸费一元钱。袁一方面自劾，一方面又宣言五年以内中国仍为军务时代。而此前受宋案牵连的赵秉钧也被批准销假，任步军统领兼戒严司令。

自5月份以来，北京地区的言论机关即不得自由。戒严期内，各种非法之干涉尤无限制。凡政府认为对自己不利的，都予以停版，甚至个别小报如《华报》也因登载小说，被怀疑有妨害，而被停刊。到8月初，京师“凡持正大言论之报纸，一概由警厅饬令停版”。内务部警政司长祥寿在草拟致袁世凯密函时，就报告称：遵照戒严法，京师警察厅已“先后将认为与时机有妨害之《民主报》、《民国报》、《亚东新闻》、《京报》、《京话日报》、《爱国报》一律令其停版。复以南京《中华报》、浙江《天钟报》、湖南《女权报》、上海《中华民报》、《民立报》，并无在京发行所，经该厅通饬各派报处禁止送阅，并由该厅呈由司令官知照交通部，转饬邮政局勿为递送”。在北京地区的国民党报纸尽遭封禁后，北洋派报纸则越发造谣，颠倒是非，蒙蔽观听。民众大起恐慌。

北京《民立报》之厄

就在素来与国民党主张一致的《中央新闻》停刊之际，“上海《民立报》通信社突来警士，称奉命禁止上海《民立报》发行，时午后十一时”。其实《民立报》早就成为北洋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还在六七月间，驻京特派员涸鲋就在路过后海时，因手中拿着份《民立报》而被某军官大声斥责：“看《民立报》，必非好人。”警官也告以《民立报》“已为政府示禁之物，总以不看为宜”。

《民立报》分馆即驻京通信处设在宣武门外大街。就在戒严令公布后的第二天，即7月26日晚11点，有军警数十人来到分馆勒令封禁，不准上海《民立报》在京发卖。并因驻京通信处附设馆内，而将译电员王玉珍捕去。另此前曾任《民立报》通信记者的王靖方（自补任河南参议员后即辞去通讯员职务，曾登报声明）正好来馆访友，也被拘捕，随即经人具保释放。

据王玉珍称，他先被带到右三区，一个秘书示以总统府秘书厅函，谓上海《民立报》须停止在京发行并拿办发行人。王谓此间只是代卖沪报而无发行机关；自己只是社员，并非发行人。秘书称《民立报》的北京通信怕是从这里发出去的，应追究。王辩称分馆仅发北京访电，且都经过电局检查；如有不妥应由电局负责，而与分馆无干。至于其他电报都有发出地点，怎能说是北京发的？对方语塞，又称如北京发现《民立报》，经手人应负责。王回答说人民自由载在约法，当下宣布戒严，贵厅如命令本处停止卖报自当照办；但也只能束缚自己的卖报自由，而“不能侵害他人之自由，使俱不读民立报”。不但无此理论，也没这个权力。秘书无言以对。

随后王被转送到总厅，时已深夜。警察要把他送到拘留所，王以无罪名而不承认，于是转移到阅报室由巡警轮流看守。次日警官告诉他：因参议员王靖方来函作保，可以回家了，于是王被释放。

季鸾下狱及其他

在此前后，7月27日《民立报》杭州分社司账人谢西林被警厅捕去。开封《民立报》也于28日被封。延至8月2日，《民立报》北京分馆被正式查封。结合前述“下狱七十二天”的情况，或可认为张季鸾被捕入狱就是报馆被封前一天，亦即8月1日的事情。

当时由陆建章主持的北京军政执法处可谓杀人如麻。光8月1日张季鸾入狱这天，就有八名湖南人、三名广东人被杀。与张同日被捕的《正宗爱国报》主笔丁宝臣于19日被处决。据称袁对国民党决定采取铲除主义，无论牺牲多少生命、消耗多少粮饷，都在所不惜。甚至连北京的八大胡同都被买通了，在那里激烈谈论国事的，出门就被逮捕。

在此恐怖氛围下，同时入狱的曹成甫不幸罹难。张季鸾也“几遭不测”。幸亏好友康心孚北上积极营救，使张终于在当年双十节翌日得以恢复自由，并相偕南归。及抵上海康家，心之与张“握手唏嘘不已”。随后，张季鸾“每遇辄道狱中故事”，心之“时闻而惊，时闻而愤”。也正因此，张季鸾才慨叹，“隔‘死’只差一点”。

1913年七八月间，正值二次革命紧张之际。恰在此时，张季鸾在北京被捕下狱七十二天，“几近于死”。这是其长达三十年报人生涯中的第一次入狱。衡诸当时的政治情势，他之被捕乃是南北冲突大环境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季鸾一直自居“不党”；而在严重的时局和对峙的政争中，他仍难免被认为是有党有派的。这个问题，困扰着他和不少人的一生。

“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

陈徒手

一

进入70年代以来，为贯彻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全国高校开始从工农群众中间选拔学生，招收了一批批工农兵学员。由此改变了“文革”前长久实行的招生制度，相应的考试方式也变得简易。但就是这么简单应付的考查办法，遭到辽宁省朝阳市农村生产队考生张铁生“一张白卷”的冲击，他在1973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但却在考场写了一封愤怒抨击考试的信件。时任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这个由头，在幕后运筹中央级媒体，有预谋地刊发了长篇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潮流”的运动。

“交白卷”事件在高校酿成不小的波澜，相当多的高校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解，民间的抵触还是隐约地呈现出来，高层觉察到这种涌动的敌意和抵制暗潮。如何看待张铁生的白卷？旧的考试制度是否可行？有的地方悄悄地对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的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题目，让教师出丑，以此来弹压学校教师说怪话的风气。

毛远新闻讯后也想尝试一下效果，就把沈阳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突然召集基础部三十八名教授、讲师到教室考试，果然有不少教授当场答不上考卷，事后被迫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对此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就由此从辽宁刮起，经北京、上海吹向全国。江青在1974年中央会议上以表扬的口吻说道：“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

毛泽东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与政治局部分成员、四大军区将领谈话中，几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直接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高层一向知道毛对教授的轻蔑态度，毛最著名的语录之一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态，最厌恶的就是老师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整学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会议，确定对北京十七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一场考试。上午刚开完会，就组织专人在清华大学出题，考题则是从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的数、理、化考题中挑选，选定后即印考卷，紧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开座谈会的名义，事前没有通知，骗教授们到会议室或教室，突然宣布考试，并特意强调依据旧教育制度的考试方法，规定考场上不许交头接耳，要求两小时内交卷。一些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出现在考场，充当临时监考人，无形中就变成社会上流传的“学生考教授”的版本。

对于此次突然考试的意义，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专题报告中阐述道：“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这场考试是对旧考试制度的一次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右倾回潮的一个反击，是对张铁生反潮流精神的一个支持，是对教育革命的一个促进，对大多数教授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路线教育。”报告中坦承，此次考试对教授们震动很大，学校里反应强烈，对高校的思想面貌将有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切实改革文化考查问题。

二

市委报告中透露，参加12月30日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零分者占三成，成绩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更让他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似乎一下子抓住教授们的软肋和把柄。实际上，让不同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理工试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违背了治学递进、得失相间的学科规律，许多初级阶段的基础考题不会做或习惯性的遗忘应是正常不过的教学现象。

从一些题型来看，并不是特别有难度。有一些容易理解的简答题，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没答上，或者写下一些怪异的答案或做打油诗。这里就有拒绝作答和不屑配合的成分，也暗藏着些许愤懑的情绪。

在市委报告中，特别点到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的名字，他和北大三个理科教授，在宣布考试后，题目都没看就交了白卷，“扬长而去”。还有一位特异表现的是钢铁学院地质教授谢树英，由于对政治运动中受审查不满，拒不答卷，但没有离场。“文革”之后，白寿彝女儿回忆说，父亲当场识破“四人帮”不可告人的诡计，在答卷上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拂袖而去，表达一种愤怒和抗争。

市委报告中并没有对白寿彝的举动有何不利的评价，只是含糊地说，“有的人则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在白寿彝的名字旁加以注释说，“党员，十大代表”。白寿彝在当时是被党组织重视的高级教授，能成为党的十大代表已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极高殊荣，属于重点保护的“革命化”代表人物和特殊党员。他居然离场飘然而去，不给组织面子，也让市委及高校党委人士百般不解。

让市委开心的是，这次考教授暴露了一些教授无知、可笑的面目，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教授的无能和欺骗性。答卷中有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常数，如冰的熔解热是多少，清华大学力学“权威”、老右派钱伟长和北京大学热力学专家王竹溪也没有答出来，本行业的常识题为何落空，也确实令人们费解。钱伟长自己事后也表示，这次“考糊了”。

政治上偏右倾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何东昌一向不为市委所喜，觉得他过于自负，做事张扬。他曾经与人说过：“全校四十多个专业都能说上话，凭我一支笔、一张纸，就能算出人造卫星的轨道。”而这次他居然考了不及格，在答题中出现了-2-1/2-1/2＝1的大笑话，让市委内部有一种解气之感。

何东昌曾“诬蔑”工农兵学员像面包，一捏就瘪。这回来自工农战线的清华学生嘲讽说，他才真是面包，一考就瘪了。市委报告中引用了清华、北师大等校的工人发言，他们兴奋地表示，路线不同了，时代变了，学生考教授了。有的工人说，平时教授的架子挺大、尾巴翘得很高，很吓人，看不起工农兵。这一考，许多人“考蔫了”，煞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威风，打败了对教授的迷信，大长了工农兵的志气。

三

市委报告中没有一味地丑化教授，还是尽力显现安抚、拉拢政策的一面。借用工农兵学员的发言内容，市委领导多次强调，这次考试，不单纯是考业务，而且是考政治；不是出哪一个教授的洋相，而是用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前进，搞倒退、回潮、复辟，是没有出路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他们起来和我们一起向封资修开火。

一些参加考试的教授一再表示颇受震动，触动很大，从中受到教育。他们原来以为是出席重要会议或赴宴，想不到参加了这么一场罕见的特殊考试，内心极为紧张、焦虑，有的甚至不知所措。

应该说，历经“文革”几年的磨练，在异常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许多教授已经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自动地应对袭扰而自保。再则，教授们浸泡政治运动几十年，担惊受怕，长期被强迫灌输，对官方政策有较多的认同感，在行为上已懒于对抗。思想洗脑的结果便是，丧失了部分思考的能力，容易附和党组织的任何决定，轻易表示赞同和拥护的态度，并始终保持自我批评的姿态。

在市委致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批量的教授们的表态发言，大都是从正面去肯定“考教授”的政治意义，批判教授群体的不当言行，不惜以自污的方式来应付过关。譬如，清华大学教授童诗白说，我念过几个大学，大小考试不下千次，可谓“身经百战”，“千锤百炼”，这次一考，证明“金字塔”还是不行的。清华大学建工系教授陶葆楷说，原来我们这些人实践方面不行，搞建筑的到农村连猪圈也不会盖，出了洋相，没想到在文化考查上也出了洋相。清华水利系教授张光斗交卷时连连说道：“考得不好，原形毕露，原形毕露。”

涉及新旧考试制度的是非，大多数人反映，通过这次考试，受到了一次很好的路线教育，他们对旧考试制度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对教育革命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进步。北医教授胡汉生说：“旧考试方法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考试方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考状元到考博士，都是沿用这种方法。特别是苏修的‘三堂会审’，弄得学生很紧张，压力很大。我们过去吃了几十年的苦头，现在反过来又用这一套整工农兵学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北师大教育学教授王焕勋说：“这样一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旧教育那一套东西的反动性。”钢铁学院教授高澜庆、于学夫说，自己受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很深，也毒害别人，总认为不考不放心，用这种考试方法和标准录取学生是大错特错。

不少教师想起1963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制度的谈话，认为十年过去了，考试问题还没很好解决，有的教师习惯走老路，仍以“了解学习情况”为名，对工农兵学员搞突然袭击。由此他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指示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顽固地想继续统治学校，因此教育革命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市委报告中用两句话语概括了教授们的心声：“这一考把我们考醒了。”“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近了。”清华大学教授张维的一句话被认为更贴切、到位：“这次考试，对教育革命考出了一点感情。”

四

进入70年代以后，中央高层对重新开张的高校工作并不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与“文革”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做有效的切割，围绕着招生制度的改革，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一直尖锐地存在着，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教授看不起工农兵学员，继续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对工农兵学员实行“管卡压”。此次考教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迫使教授们承认自己知识体系的不足、缺陷，认可张铁生“交白卷”破天荒的革命意义。官方在考教授后所收集到的反映中，有意地多集中在对张铁生事件的表态上。

报告中列举相当多的事例，以此佐证教授们的认罪程度。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说：“过去对张铁生的信不服，经过这次考试服气了，认识到他是正确的反潮流。”北大教授张龙翔、张小霞说：“这一考，才觉得张铁生的精神很可贵，张铁生确实造了修正主义的反。”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光兆说：“这些题原来是考工农兵学员的，和‘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一样，理论脱离实际，反映了智育第一的流毒，这就是右倾回潮。”北大教授金克木说：“用这样的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是有意阻碍工农兵上大学。”

通过这么一次用心难测的考试，一些教授因考试低分失尽面子，也看不出危机的处理前景，只能顺着官方的宣传口径来表态，而且态度更为激昂、偏激。一些教授异口同声地说，出偏题、难题，搞业务挂帅，就是资本主义回潮和复辟；用分数卡工农兵，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北大副教授沈克琦说：“这些考题都是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不联系生产实践，看不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把青年引向埋头读书、‘三脱离’的老路上去。”有的教授干脆直接表示，“一拿到考卷就站到张铁生一边了”。

反对的声音是极其低弱的，近乎牢骚，甚至是模糊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北大教授梅振安说：“这样考，没人当教师了。”工业大学教授侯汝勋在试卷上写道：“这些数、理、化题，考生都应该知道，否则，以后学习专业就无法进行，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抛在后面。”这种反应仅限于个别教授，并没有恶意抗上，但能明智、含蓄地表达也属不易。

1974年1月5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模仿辽宁、北京的做法，也对全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者65人，占10％；不及格者585人，占90％。这个考试结果及比例与北京大体相近。1月25日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姚文元、谢静宜拿两地考教授的结果和事例，互相插话，极尽奚落之能事。江青说，这两次考试都有缺点，就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

由于江青的交待，也鉴于有些文科教授对这次考试不服气，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曾拟定再出一些文史哲、政治方面的题目，专门对文科教授进行一次考试，“以剥夺他们的借口”。但从后面的实际情况看，此次文科教授考试并没有按计划举行，估计被汹涌而来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打断。

1974年元旦前后，北京各院校党委曾分别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开座谈会，向他们讲明这次考试的目的和意义。市委报告中这样描述：“座谈会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教导，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同时肯定他们几年来的成绩和进步，勉励他们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和革命的教职员工一起，同修正主义回潮作斗争，争取做教育革命的促进派。”一打一拉，严厉与抚慰，轮换“好人”与“坏人”的角色，这都是党内斗争与工作的常态。

1974、1975年教育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翻江倒海，牵扯到高层的权谋，人人经历一场恶梦般的争斗，厮杀成风，出口害人。再回过头来看1973年12月30日考教授，就犹如一个别样的小插曲，一个莫名其妙的过场戏。

穆彰阿写真（一）

谭伯牛

或曰：“曾侯始起，由穆鹤舫。”（王闿运《王志》）这是十分确切的观察。曾国藩早年仕途的顺利，实由穆彰阿开启导引而成。按，穆彰阿（1782-1856），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吉林长白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道光间仕至文华殿大学士，咸丰元年革职。

只是，穆彰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他无疑是个大人物，是天子以下一人而已的大人物。但是，今人或已不能言其详。最常见的《清史稿》，为他作传，只给了一千二百字的篇幅（《列传》第一百五十），且系六人合传。《清史列传》倒是单立一传，有五千余字，然亦不过列载履历，摘抄章奏，读来令人欲睡。二者即所谓“正史”，虽详简有殊，但欲藉此了解他生平行事的“深切著明”，怕是远远不够。而若不了解他的生平行事乃至思想与情感，则后人难以对道光（1821-1850）一朝的政治、外交与文化获得真切的印象。进一步说，不了解他，则后人对肇兴于鸦片战争而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甚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仍余风衍流、争辩不已的“剿”与“抚”或曰“战”与“和”的问题，也无法获得真切的理解。再进一步说，不了解他，则后人对通常所谓启端于鸦片战争的整部中国近代史（1840-1911）也会产生隔膜；因为，像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譬如，道光朝吏治与士风之养成、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穆党”之联络与活动、“宰相”王鼎之“死谏”、“清流”林则徐升沉荣辱之真相，等等——皆因他的存在与介入（若不说事事由他操控的话）而形成最终的局面，而这些事实又莫不对道光以降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穆彰阿手札

国史上的“盛世”固然不多，但像道光朝这样内忧外患并发、历数十百年仍无法结束遗祸的“衰世”，则仅此一家，绝无分号。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导致中国遭受侵略与侮辱的“衰世”，比人所乐道的“盛世”，对后人来说意义更为重大，那么，穆彰阿存在并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道光朝就是国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时代。若此，为穆彰阿画一幅写真，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具体画法，有两个时人的意见，很有趣。一是曾国藩说的，“画像必以鼻端一笔为主，于文亦然”；一是王闿运说的，“余文殊不然，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王闿运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十日记）。

曾国藩认为鼻端重要，或基于他的面相观，他曾总结了几条“口诀”，鼻子这一条，云：“梁正者心正，歪者心不正。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伏犀贯顶者贵（若比他人迥长者尤贵），中如蜂腰细断者贱。”（《湘乡曾氏文献》第2001页）据他所说，人之心术正不正，势位贵与贱，都体现在鼻子的形状上。因此，画人，务必要画好鼻子。

只是，古往今来，歪鼻做了公卿，隆准去卖小菜，不说比比皆是，亦绝非仅见。何况，说起他自己的老师穆彰阿，其位则贵，其心术如何呢？想来，曾国藩受此一问，也只好挠头不答。再者，曾国藩虽是文章大匠，但论史笔，他不得不让王闿运出一头地（譬如纪事的《湘军志》，传人的《彭玉麟行状》，皆非曾国藩所能办）。那么，就用王闿运提倡的“从顶上说到脚底”为穆彰阿画像，如何？也不好操作。因为，挟泥沙而俱下，从头说到尾，只求一气贯注的效果，那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材料极度丰富——丰富到“不暇问鼻端”的程度才行。否则，材料太少，用起来左支右绌，恨不得以一当十，眉目都不清楚，哪敢奢言“不暇问鼻端”？思来想去，二位前贤的办法都不好用，只好我用我法。什么法？东一榔头西一槌子之法也。也就是没有章法，想到哪写到哪呗。

家世与早年

传统传记几乎都要写到传主的父祖，有功名或奇事的多写几笔，没有的提一提名字。泛泛言，是显扬家世，荣耀先人。往深里想，则世间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建树，为人是善是恶是凡庸，总受过家庭的熏陶，尤以父、祖两代人（包括母家）在其幼年时的影响最为深远。譬如，“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就是用来分析人格养成的古典话语，很有精神分析学的范儿。这些影响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然不论消极还是积极，略而不提是不当的。以此，请先说说穆彰阿的长辈。

穆彰阿之父，名广泰（？-1825），字心斋。官至右翼总兵（正二品）。嘉庆中，因向皇帝主动申请兼兵部侍郎衔，夺职（《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总兵是武职，侍郎是文官，大概他想身兼文武，而皇帝认为他欲望过奢，乃施“薄惩”。不过，广泰并非行伍出身，他的出身是翻译生员，历官监察御史、太常寺卿、内阁学士，皆系文职（《清国史馆传稿》第七六八号）。然在文职比武官贵重的清代，虽转行做了总兵，他仍想保留一个同级别的文官职衔，不过是追求时尚，因此得罪，颇有几分不值。由此，似能看出乾、嘉时期的满族官吏比较质直，勇于直接说出自己的愿望，而不像后世的官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曾国藩语，他说这是“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专用来欺蒙皇帝。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1863〕八月二十七日《致曾国荃》）。穆彰阿尝作诗怀念其父，云：“先人有德芬，笏执圭璧。正色立朝右，贻教以清白。”（《澄怀书屋诗钞》卷一《感遇诗》第十四首）盖谓广泰做御史时的风采，惟下语平常，稍嫌泛泛。

据时人言，对穆彰阿影响最大的长辈是他的外公——蒙古诗人博尔济吉特·博明（？-1789）。穆彰阿的门生，道光十二年（1832）的状元吴锺骏（1799-1853），赞述其师的家学，说他“武绳外祖”（《澄怀书屋诗钞序》），就不提广泰，只说博明。按，博明字希哲，号西斋，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官至云南昭通府知府，卒于任。博明的爷爷是两江总督邵穆布，“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翁方纲《复初斋文外集》卷一《西斋杂著二种序》），人称“一代行秘书”。不仅学问大，诗才尤高，“援笔立就，浑脱流转中，动合绳墨”（法式善《八旗诗话》）。或是“穷而后工”的谶语有常效，与其祖其孙相比，博明的仕途大不如意，诗文稿也零散佚亡，经女婿广泰收集整理，才得以传世。

博明在云南逝世，其时，穆彰阿方八岁，在北京。以时地论，博明对穆彰阿的影响似乎不大。然穆彰阿为外祖遗集作序，云“拾洲边之香草，不坠余馨；睹曙后之零星，又添数点”，运典雅切，措语哀伤，所谓“西州恸哭之情更溢于楮墨矣”（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以此而论，博明对穆彰阿的影响似又不小。再举一事。博明藏有顾嗣立（1669-1722）所刊韩愈诗集补注本，过录了朱彝尊、何焯的批语。道光十八年（1838），穆彰阿将此本与别本对勘，“增入数条”，又从何撰《义门读书记》中钞出批评韩诗的文字，用心编辑，以朱墨二色精印（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五《题移写韩诗批本》），广赠士人（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八《上穆鹤舫中堂书》：承赐韩集，校刊精雅，谨什袭而藏之）。精心校刊并非特别珍贵的先人藏书，且非海内孤本，只是辗转钞来，与编印先人遗集稍有区别；后者尚为子孙应尽的义务，前者则寄托了比一般亲情更深挚的怀念。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二十日，穆彰阿生于北京宣武门甘井胡同祖宅。按，穆彰阿生日，若如朱应镐《楹联新话》卷五所说，则谓“满洲鹤舫相国穆彰阿，与宣庙同庚，生于除夕”。此说流传甚广。而据曾国藩道光廿一年（1841）四月廿日记，则谓生日应在四月二十日。曾国藩为穆彰阿门生，且登门祝寿，自应以他的说法为准。

诞生前夕，广泰梦见一位仙人，“绯衣而至”，而这位仙人，正是离家不远的神祠中供奉的张相公。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张相公庙考》谓，“以理推之”，张相公或为唐人张仲武，不过写笔记时“无书可检”，“当更考之”，而最终并未考实。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则谓“碑记可征”，张相公应是宋人张夏，以钱塘治水有功，受封护堤侯者，而“纪说傅会，未足据也”。广泰平日对张相公“祀奉维谨”，今梦神而生子，得了吉兆，想必十分欢喜（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四）。他给儿子取名穆彰阿，在满语中，是果然、当然与诚然的意思（奕赓《清语人名译汉》卷下），亦与此梦有关耶。

幼年事迹，只有穆彰阿的前辈同事潘世恩（1769-1854）记过一笔，也可划入怪力乱神之类。据《思补斋笔记》卷七：

穆鹤舫相国自言，五岁时出天花，痘已发出，而本原过虚，化毒无力，不能开口饮食者十日矣，至十一日，气息奄奄垂绝，因置之地。会有道人至门，求见太公，阍人曰：今日正有事，岂能见汝？道人问故，以实告。道人曰：吾此来正欲救汝公子，何拒为？不得已，入告，太公迎之进，即令看视。道人曰：无妨，可先抱起置床上，吾能治之。顾左右曰：此地有清净别院乎？曰：旁有佛堂三间，更无人到。道人曰：可矣，但门须扃锁，三日后闻吾言方可开。公曰：诺。道人入室，闭目静坐。夜分，相国醒，索饮，以乳汁置银管注口中灌之。第二日即能走。三日道人开门出，已大愈矣。举家惊喜，呼为神仙，酬以银币，辞不受，太夫人手制道袍以赠，留数日去。谓相国曰：吾与汝有夙缘，后三十年当来看汝。至今五十余年，竟不再来。相国曰：彼时记道人白姓，忘其名，年约四十，缺唇有须，身穿衲袄，手持铁杖，带有烟管火镰，皆铁为之，孑然一身，并无行李，其形状至今尚可想象，究不知其何许人也。

按，此事甚奇，又出自穆彰阿口述，而他的早年事迹传者甚稀，故不惮繁而引录全文。只是，所谓三十年之约被放了鸽子，却引来时人酷评，则非意料所及矣。张培仁《静娱亭笔记》卷六引潘氏笔记，按云：

此事甚奇。相国后来位极人臣，长枢垣，久参密勿，白道人果系仙人，何不再来一次，直言以训之，政事或有转机？

城西文社

童年所受熏陶尽能绵延不忘，然而，青年时代的学谊或更能决定人生的走向。穆彰阿在二十二岁那年加入城西文社，考察此段经历，对于知人论世应有裨益。

文社由福申发起，计二十人，同拜鲍桂星为师。福申，字佑之，号禹门，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仕至内阁学士。桂星（1764-1826），字觉生，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仕至工部侍郎，是“桐城派”早期元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三云：“（桂星）师事吴定，受诗古文法，因以溯刘大櫆，宗法甚峻。中年后复师事姚鼐。鼐尝称其诗，谓能合唐宋之体以自成一家。”桂星作得一手好文，尤其是应制文章，写得又好又快。时人称赞他，说：“鲍生赋仙才，文章富如火。”他的快，则终生不爽。道光五年（1825）五月，已是六十二岁的桂星，参加二、三品大臣考试，竟然第一名交卷，同僚无不佩服他的“速藻”（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此外，彼时应考必须的技术活——写楷字，桂星也极有心得，可以全面地辅导学生。如方士淦，拜桂星为师，一则学文章作法，一则“肄楷法”，见方氏撰《啖蔗轩自订年谱》嘉庆戊辰条。

鲍桂星题扇

公请的老师既有这般本事，我们就不难给城西文社定性了。可以说，文社是一个高考强化训练班，或曰魔鬼训练营也行，总之，与以文会友、陶冶性情的文社、诗社不是一回事。那时的高考，主要指乡、会两试；清点一下社员在两试中的成绩单，我们发现，文社学员的“升学率”之高令人惊讶。

文社成立于嘉庆八年（1803），其时学员中只有两位举人，余人皆秀才。试将以后历年学员成绩列表如下（据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凡遇考试之年，皆有文社学员上榜，可称弹不虚发。而在二十位学员中，有十七位举人，若不算入社前已中举的两位，则文社学员的“升学率”是75％；若将这两位入社后考中进士的成绩计入，则“升学率”达到了85％。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文社的成功，不妨打一个比方。其时，每届考取的举人、进士人数大概相当于未扩招前一所重点大学录取的新生人数，试问，像城西文社这样重点大学升学率达到85％的高考训练班，能否称得上全国第一班？

此外，不仅是升学率，文社学员做大官的比率也不低。穆彰阿不用说了。学员杨锺祥官至总督，毓书官至都统，都是从一品；福申官至内阁学士，从二品；余人中，官至四、五品者有三人。在清代，五品官以上即算高级干部；那么，文社二十人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就有七人，比率为35％。只是，文社学员在出身上有个特点：清一色八旗子弟。以取材论，这比有教无类只问学费的现代化大学又狭隘了一些。

说到八旗子弟，今人的观感都不太好。确实，从整部清史看，旗人走了一条下坡路。清之亡国，怨不得洋人，怨不得孙文，更怨不得袁世凯，怨只能怨旗人。但是，即算走在下坡路上——从嘉庆到宣统这一百多年间——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出现。朝廷的峰级人物，如清宣宗，或不是才能优长的君主，但俭以奉己，勤于治事，严以律下，若不是碰上时势大变的时代，在传统中国政治的评价体系中，对他也没什么可以值得深责的地方。如西太后，如奕，如文祥，则才能大，谋国深，虽是时势造出的英雄，也确实具有操控时势的能力——西太后晚节或有可议之处，但不论情势径将她骂作老妖婆、卖国贼，究嫌武断。如昙花一现的肃顺，就更不得了，不仅有才，还有见识，他知道满、汉区别对待的老办法行不通了，于是大力推行选贤与能的政策，汲引汉人，遂成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先驱——当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清廷是不承认他这个功臣的。即在鸦片战争中被骂作“汉奸”的琦善，平情而论，也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细按他一生的行事，简直称得上察察而明、休休有容（后文当略述其事），绝不是“卖国”二字可以径行抹杀的。这些人，都是八旗子弟，在我看来，印象却都不错。作为八旗子弟的穆彰阿，又与这些人不同，他或代表了另一种风格的八旗子弟。他的风格，大概就是城西文社的八旗学员的风格。那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可以八字总结，即：埋头读书，拼命做官。

不能说旗人都不读书，但是，旗人在清代文化上的成就与其所享受的经济待遇及所占据的政治地位不成正比，这是事实。即以学而优则仕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旗人，为数远较汉人为少，也是事实。当然，旗人不善读书——不以读书为善，不善于读书，两义皆有——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清人入关取天下，总结教训，认为是旗人的武力（“骑射”）强于文弱的汉人，那么，为了延续对国家的控制，作为统治阶级的旗人，决不能丢了“骑射”与“国语”（即满语）的看家本领——“骑射”是继续执政的武力保证，“国语”是自认优势民族的文化根基，一文一武，彬彬如也。于是，自皇帝以下，都强调旗人要谙练弓马，少去舞文弄墨。清高宗就不止一次斥责性好吟诗作文的满族大臣，骂他们不务正业。然而，清代又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旗人不去读书，光练骑马射箭，个人的前途实深忧虞。考虑到这一点，清政府在财政上优待旗人，保证他们有田有差，不必因个人的财务困难转而从事举子业；同时，科举本就是用以安抚汉人的工具，旗人去与汉人争名额，名不正言不顺。这么一来，意想不到（其实是意料之中）的现象出现了，大部分旗人因生计无忧，生出了惰性，不仅遵了“祖宗家法”懒得读书，连“骑射”也不怎么上心，甚至连“国语”（即满语）也渐渐生疏——今日报章惋惜满语几乎失传，其实是那会儿种下的祸根，跟清代亡不亡国没什么关系，亡国的时候能熟练使用满语的人已经不多了。惰性一长，自然就不事生产，尽去追求口腹声色之娱。清代物质生活的时尚，服饰玩好，各界引领风潮的几乎全是旗人。从好的一面说，这是传承乃至创造了文明，从另一面说，则反映了旗人不思进取、渐趋堕落的历史事实。正是在旗人不善读书的背景下，穆彰阿和一批同志组成城西文社，埋头读书，绝不同于一般旗人，堪称另类。故曰，他们代表了另一种风格的八旗子弟。

高罗佩的迷宫图，丁月湖的印香炉

宋希於

一

以前我曾读过一篇关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介绍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赵毅衡先生，他对高罗佩的公案小说谈得详尽而有趣。比如有这么一段说道：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轨，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是唐朝政治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但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迷宫案》一书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写贤妻选妾的剧本《连香伴》。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垫底，让人不敢小觑貌似通俗小说的《狄公案》。（《高罗佩的一个世纪，狄仁杰的一个甲子》，《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粗看之下是很佩服的：赵先生一一拈出了高罗佩所借鉴的“原典”。能对高罗佩写小说的手法这么熟悉，真是令我“不明觉厉”了良久。

但后来无意间看到高罗佩狄公案《迷宫案》（The Chinese Maze Murders）一册的英文原著（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年再版），才发现原著书后还缀有一篇跋文（Postscript）。高罗佩在跋文中，其实已以汉学家的严谨，向读者不厌其烦地交代了自己创作时对于中国元素的借鉴情况。他坦诚相告，自己翻译过“T'ang-yin-pi-shih”，运用了“Lung-t'u-kung-an”里“Ch'e-hua-chou”以及“Chin-ku-ch'i-kuan”里“T'eng-ta-yin-kuei-tuan-chia-szu”的情节，还曾借鉴过“Hsiang-yin-t'u-k'ao”和“Lien-hsiang-pan”。（《迷宫案》的原稿是以英文写成的，而它甚至有高罗佩自译的中文版本，题为《狄仁杰奇案》，于1953年在新加坡出版，比英文版的面世还早；但从《狄仁杰奇案》的自序来看，关于内容的借鉴情况仅仅点到为止，不若英文本跋文交代得那么详细。大陆最经典的陈来元等人高罗佩公案小说的译本，也直到近年再版时才将与这个跋文性质相近的后记译出附后。）

原来赵毅衡先生是如此一一对应出《棠阴比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其实高罗佩的原话说得更详细，指明是《滕大尹鬼断家私》）等出处的。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把《龙图公案》里的“扯画轴”故事错写成“拆画轴”，把“怜香伴”错写成“连香伴”，原来只是英文对音没能准确地还原为汉字而已。

高罗佩这夫子自道般的解说中，有一处令我稍感疑惑，就是“Hsiang-yin-t'u-k'ao”一书。它是《迷宫案》中迷宫设计的缘起，赵毅衡先生译之为《香印图考》，陈来元先生译之为《香艳图考》。但在网上稍作检索，发现除了一些转贩来的文章之外，实在找不到这样一本书的有效信息。看来这里肯定出了差误。

只好再去看看高罗佩本人是怎么交代的。关于“Hsiang-yin-t'u-k'ao”，高罗佩在那篇跋文中写道：

I also added the new plot of the maze mystery which-as far as I know-does not occur in ancient Chinese detective stories although mazes are occasionally mention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alaces．The design of the maze reproduced in the present story is in reality that of the cover of a Chinese incense burner．It is an old Chinese custom to place a thin plate of copper with a cut-out and continuous design，on top of a vessel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incense powder．When the powder is lighted at one end of the design，it slowly burns on like a fuse following the design．During past centuries，there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a number of books reproducing various designs of this kind，usually representing some auspicious phrase，and often of great ingenuity．The design utilized in the present story was borrowed from the Hsiang-yin-t'u-k'ao，a book on this subject published in 1878．（试译：我也加入了关于迷宫之谜的新剧情，据我所知，虽然迷宫在中国宫殿的描述中偶被提及，但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本故事中迷宫的形制实际上是出自于一个中国香炉的盖子。古代中国有这么一种做法，就是在填满香末的容器上放置镂空而有连续图案的薄铜片。当粉末在图案的一端被点燃，它就会像导火线一样慢慢地循着图案燃烧。数百年来，中国出版了大量记录这类图案的书籍，这些图案多由吉祥话构成，也常常体现了巧思。本故事中所使用的图案，即借用自1878年出版的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书籍Hsiang-yin-t'u-k'ao。）

虽然一时没有找到1878年出版的“Hsiang-yin-t'u-k'ao”，但通过这段文字，倒可以确定这是一本关于香炉的著作了。检阅相关的书籍，我发现有一种丁月湖所著的《印香图谱》恰成书于1878年左右。究竟会不会是同一种书呢？看来要找这本《印香图谱》来一探究竟。

二

编纂《印香图谱》的丁月湖是江苏南通人，南通博物苑即藏有该书。通过南通博物苑赵鹏先生的帮助，我终于得以一窥这部《印香图谱》的全貌。

略与小说内文对比，结果立显：《迷宫案》中的迷宫图（“Plan of the Governor's maze”），很显然正取材于《印香图谱》中的“虚空楼阁”一式！只不过小说插图中已加上了楼阁，将实心的线条变成了空心的道路，又稍作改动而已。并且，小说中另一幅插图上的“虚空楼阁”四个汉字，也很显然是移用了《印香图谱》“虚空楼阁”一式上的隶书题识，益证这本“Hsiang-yin-t'u-k'ao”正是《印香图谱》。

《印香图谱》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名物研究学者扬之水女史对于该书和作者丁月湖有过简明而准确的介绍，值得抄撮在这里：

高罗佩《迷宫案》中的迷宫图

《印香图谱》中的“虚空楼阁”一式

高罗佩《迷宫案》中的另一幅插图，显见其上“虚空楼阁”四字即撷自《印香图谱》

月湖名，生在1829年，一生不求仕进，而“博涉经史，善诗古文辞，多能艺事，尤以书画擅名”（《印香图谱》潘逢泰序），晚年隐于南通州石港卖鱼湾。印香炉的设计，却是完成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而且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印香图谱》施允升序，说他少月湖二十岁，而与月湖朝夕过从，成忘年交，“丙子春，偶与谈，以时有印香炉粗陋不可供幽赏，思欲别开生面。先生闻言，即默然凝想，若有所得。次日出一图见示，花样崭新，已大喜其精辟，先生弥复心摹手画，愈出愈奇。次第授攻金之徒，陶之冶之，椎之凿之，遂成雅制”。丙子为光绪二年，即1876年。后来月湖把他设计的香炉与香模编定为图谱一册，其中收有光绪五年之作，而月湖之殁，即在五年冬。

月湖印香炉把炉分作方便打开与合拢的数层，最下一层置放小工具如香铲之类，中有一层存放香料，制作和焚燃篆香则又在其上，这一层里总是备好香灰的。篆香的制作一如高濂所述，当然此际最不可少的是一枚造型别致的印香模，它的式样与炉一致，秋叶，海棠，菱花，如意，其形多至百余种。印香炉里填好香灰，再用一枚与炉形状一样的小板把香灰压实，—小板本来是印香炉的一层，其上有一个小小的提系。拿开小板，在香灰上面轻轻放下两端也有细巧提系的印香模，填实香末，提起模子，点燃香篆，把透雕成各式图案的炉盖盖好，香烟便从炉盖的镂空处徐徐散出。（《印香与印香炉》，《香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南通博物苑所藏的这本《印香图谱》，封面题为“印香炉图谱”，牌记署作“光绪四年仲冬月开雕板存爱吾庐”，而光绪四年正是1878年。

关于此书的缘起，丁月湖在自序中其实已有很生动的描绘：“施君兰宾，为吾三益。嘱汇斯图，付之剞劂。予曰不可，稍缓毋急。彼尚雕龙，覆瓿谁惜？吾侪画虎，灾梨何必？施曰不然，请伸其说。人生几何，如鸿踏雪。金石寿世，周敦汉碣。今君所为，奚异乎昔？其臼虽殊，其志可匹。予听斯言，于焉心折。不耻鸠盘，遂将鹄刻。”可惜书刻成时丁月湖已逝世。《印香图谱》卷首的十来篇序文中，最早有朱域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仲夏序，至迟则有沈有壬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春日、朱恩锡辛巳（1881）正月等序，而大部分序文都对丁月湖的去世表达了哀挽之情，可见书之刻成，已在“光绪四年仲冬月开雕”之后好几年了。

扬之水女史指出“月湖之殁，即在五年冬”，所据当为《印香图谱》卷首蔡廷本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题诗中“君于光绪己卯冬下世”的小注。不过卷首徐以同题诗，则云“我来迟两月，君已证仙游”，小注更说：“君于秋间鹤化，余于仲冬来此，仅隔两月。一面缘悭，可胜怆惘。”而丁月湖的眷弟保召棠为此书所写的第二序，也说：“己卯七月望后，月湖到舍出印香图见示，并索序言。返棹后，予即将序言（指其写在“光绪五年七月下浣”的第一序——引者）寄去，逾两月而遽归道山。”可见丁月湖当逝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晚秋九月间。

丁月湖身故之后，其子丁萼楼为刊刻其父遗著费心颇多。从卷首诸序来看，他曾盛情邀请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员为书作序，以揄扬先人。卷首作序的贵池刘瑞芬（也即藏书家刘世珩之父），时任布政使衔分巡江南苏松太道，他即明言其序是为萼楼寄来父亲的遗著而撰写的。七十八岁的齐学裘作序时也谈到：“哲嗣萼楼能刻父书，无忝为肖子。尊人诗文合集刻成，望惠我一分。仆虽老，犹能读蝇头细字书也。”看来丁萼楼亦有刻亡父诗文集的计划，可惜似未能实现。此外，施允升（兰宾）等人也为校订付刻多方出力，卒有这《印香图谱》的面世和流传。

三

现在从内容上，我们大致确知了“Hsiang-yin-t'u-k'ao”就是《印香图谱》。不过，高罗佩的原文所写的是威妥玛拼音，转写为汉语拼音却是“xiang yin tu kao”，明显与汉字还不能完全对应上，所以仍有必要对书名进行一番辨析。

前面已经谈到，南通博物苑所藏《印香图谱》封面题为“印香炉图谱”。不过细看之下，可见题签是直接写在封皮上的，更有涂抹，似为后人所加。

更奇怪的是，《印香图谱》卷首诸序在提及该书的名称时，所用称谓也很不相同。如刘瑞芬、蔡廷本等人称之为“印香图谱”，沈有壬称之为“香印遗册”，朱恩锡称之为“香印篆册”，齐学裘称之为“印香图稿”，徐以同称之为“印香谱”，马文熙称之为“印香图遗稿”，保召棠则称之为“印香图”。我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馆藏《印香图谱》，所得结果有二，一本注明“书名据跋题”，一本注明“书名据《中国美术家大辞典》题”，看来均无原题签。又承赵鹏先生告知，他所看到的该书三个本子都缺封面，但一般称为“印香炉谱”，也有称为“印香炉式谱”的。

高罗佩手里的那一本《印香图谱》究竟署作何名呢？高罗佩的大部分藏书于1977年为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所收购，今置于“高罗佩藏书室”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藏书目录。在这个目录里，正有编号为B128的《印香图稿》一本，注明作者为丁澐，陈烺文作序，爱吾庐光绪四年仲冬月开雕（见《荷兰高罗佩在古代中国雅文化方面的藏书与论著》，载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八卷第三期，2008年版），显然指的正是《印香图谱》。

不过“印香图稿”并不像一个正式的书名，而且所闻见的《印香图谱》各本大多缺少封面或佚失原签，亦启人疑窦。幸运的是，通过高罗佩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施晔教授的帮助，我见到了高罗佩所藏该书的书影。细审之下，能够看出高藏此书的书衣仍为旧式，而签条则题作“印香图稿”，其上并有“爱吾庐”的印章。该书牌记已指明了此书是由“爱吾庐”刊印的，那么签条上的印章就确凿地证明了这是原签，也就是说，丁月湖此书的原名确实正是“印香图稿”。更据南通博物苑赵鹏先生鉴别，“印香图稿”四字原题也是丁月湖所写。大概图谱未完成之时尚称“图稿”，刻成时丁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是保留了原题，而爱吾庐甚至可能是丁氏的一个斋名了。于今我们所称的“印香图谱”之名，应该只是根据卷首诸序的俗称。

高罗佩藏本《印香图稿》书影

不过，根据《印香图稿》原书来看，高罗佩在撰写英文版《迷宫案》的跋文时至少犯了两个小错误。第一，他把“印香”颠倒成了“香印”，虽然这在文意上并不算错。第二，他把威妥玛拼音中应当写作“kao”（合汉语拼音中的gao）的“稿”字，写成了带送气符号的“k'ao”（合汉语拼音中的kao），因此才会有后人把“印香图稿”转写成“香印图考”甚至“香艳图考”的错误。

四

话说回来，印香图是着眼于以曲为通的，而迷宫既要掩人耳目，以通为不通，自要故作障碍。高罗佩既将印香图翻作迷宫图来处理，自是取其形制上相似的一面，但他更将各部分连通，愈增勾连之复杂。在小说中，高罗佩曾借当事人之口对这迷宫做过一番评论。在他自译的《迷宫案》中文版本《狄仁杰奇案》第二十三回“破迷宫亭中获真迹，见血印榻下露残尸”中，狄仁杰等人经由“虚空楼阁”山水画中的暗示而破解迷宫，行至其中圆亭时，竟发现桌面上刻有迷宫全图。于是：

狄公俯首细看，看了半天，才说道：“真是妙极了！这就是迷宫全图绕路的模样，就成虚空楼阁四个篆字，与画上所题，分毫不爽。足见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尘世纷纷，都不过是一些虚幻而已。”……狄公又端详了一遍，叹了一口气道：“极妙，极妙！假若有人不知捷道，贸然而入，由进口走入，每个岔口向右拐，走来走去，绕到出口那边出去。若由出口进去，每个岔口向左拐，走来走去，还是绕到进口那边出去。假若你不知捷道，你永远找不到那座亭子！如此的布置，非别有慧心，是绝对构造不出来的！”

高罗佩借狄公之口感叹“如此的布置，非别有慧心，是绝对构造不出来的”，实则何尝不是感叹丁月湖构造印香炉形制的苦心孤诣呢？再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高罗佩能巧妙借鉴印香图来构造迷宫图，“如此的布置”，亦“非别有慧心，是绝对构造不出来的”。感叹迷宫图与印香图的这层奇妙因缘之余，我们理当更加佩服高罗佩先生的这种再现（reproduce），因为它实在是充满了巧思（great ingenuity）。

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

柳向春

一

国内收藏古籍的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无疑是首屈一指的。而北大藏书之所以有这样的质量，端赖其入藏了著名的德化李氏木犀轩藏书。木犀轩藏书之名，始自李盛铎的祖父李恕，但享誉后世的木犀轩藏书，却几乎都是李盛铎本人以一己之力一手搜访经营而来的。李盛铎藏书最重要的来源，是早年间的湘潭袁氏卧雪楼旧藏。另外，其驻日期间所购的宋元刊本、旧抄本及和刻本、高丽本和入民国后所购的海源阁旧藏，都是他藏书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故当时舆论以为，李氏木犀轩藏书的最精华部分为：“名家稿本、明版而为清代所禁者、抄本、宋版、日本刻本等，共约五千种。而其中的抄本及稿本，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里所说的五千种的数字当然不确，因现今北大所藏的木犀轩旧籍就超过了九千种，但这一对于木犀轩藏书总体价值的判断，却是准确无误的。

正是这些质优量丰的藏品，使得李盛铎在抗战之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巨擘了，平津地区可与之雁行者，除傅增湘藏园之外，别无他人。而傅增湘自己则在丁丑年（1937）5月29日所撰《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中评价李氏藏书质量说：“统观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宋元版本合残帙计约二百余种，精秘者居其半，价值固当不赀。然其可贵，要以旧钞、名刻之名品丰富、包罗万象为最。盖李氏藏书重在博取，故一书常采数本，一本或兼存众校。尤喜网罗杂书，人弃独取，如野乘、笔记、杂说、丛考之属，旁及方技、数术、天历、杂占、壬遁，恢奇庞杂之书，范围既广，蕴蓄遂闳。窃谓李氏奋数十年之精力，成此大观，群推为文章之渊薮、学海之津梁。”因此，也就难怪著名的藏书家伦明以为，李盛铎为“吾国今日惟一大藏家也”。不过，在经传五代之后，木犀轩旧藏终于在1940年全部出让，历经兵燹战乱，辗转归藏于如今的北大。

事实上，木犀轩藏书在1940年售出之前，就曾多次零星出让，以周急乏。但真正像后来这样有整体出售计划的，据目前所知，只有1935年、1937年两次。两次行动，实际上都已接近定局，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当然，正是因为当年未曾成交，这批藏书才能落户于北大。否则，如果木犀轩藏书当年被江西省图书馆购藏，能否安然度过战乱，实在是很难说。而如果被北平图书馆成功收购，那如今也就难逃仳离两岸的命运了。

二

1935年这次计划是因何而发动的，现在不敢断言。但可以确认的是，这次的出售计划，一定是经过李盛铎本人许可的。这次收购的过程和详情，并不清楚，仅有留存至今的《省购木犀轩藏书办法》可供覆按：“一、全部份善本、普通各本，至少让至通用国币十万正。一、省政府筹得数目若干，其不足者，得由省政府向上海中南银行透支借款后，由李氏名义作定期存款，仍存该行之天津分行。一、省方将款筹安，汇津存入李氏指定之银行后，省方应先许李氏用款数在十万元左右，以备赎书之需。一、省政府派员来津，合同李氏点收、编目、装箱，以省时间而清手续。一、全部藏购妥移转后，省政府应发给凭证，允许李氏后人永久有看书、借钞、编目、借校、借照、借印、盖章等项之权利。其细则由省方定之。一、省政府派员来津时，房屋由李氏担任，其旅费及装运、做箱等费由省方担任之。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如今所见的这份协议是个底稿，最后落款作“李〇〇”。虽未明言，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位立约人应该就是李盛铎本人。

这次出售，不知什么原因，显然是没有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对于书款的要求并不太高，并非漫天要价者一流。伦明在《续藏书纪事诗》中曾咏李盛铎云：“添香捧砚旧怜卿，竟为钱刀到法庭。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倾了两书城。”自注中言：“八月八日报载，李木斋妾张淑贞，以木斋遗弃伤害诉于天津法院，索赔五万金。”涉讼和售书两件事情间隔时间很短，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以为木犀轩藏书此时之所以有出让的意向，实在是因为李盛铎需要准备因诉讼而产生的相关费用。

这次售书事件虽然并无下文，但其反响却经久未息。至两年后木斋辞世，其乡人复又旧事重提，委托李氏同乡、曾任国会议员的吉安萧辉锦专函问询。该年的5月9日，萧氏有致木斋幼子少微函，中言：“兹有启者，弟在赣时，曾晤教育厅长程君时煃，谈及府上藏书之富，甲于环区。据称，年伯在时，曾有让与江西省立图书馆嘉惠桑梓后学之意，并由陈君仲骞接洽多次。大约因时局关系，遂致停顿。此次省政府诸公深感省立图书馆书籍缺乏，国学陵替，士子有志研究古学者，苦于无书可读，咸以年伯生前具此宏愿，钦仰之余，故复旧事重提。教育厅为主管机关，程厅长又悉弟与府上关系密切，谆托弟函询贤昆仲意见，切盼继承先志，裁成后进，言之再三，未便坚却，是敢冒昧私诸左右，究竟前此有无此说，抑或所告者妄说，乞示我覆音，以便转告。如果所言不谬，将由厅特派专员来津一观，磋商办法。闻有一部分曾抵于交通银行（闻数为十万元），倘磋商稍有眉目，拟即将此款汇上。弟受人之托，而吾辈又亲若兄弟，故不惮唐突，惟希鉴原为幸！”不过今非昔比，江西省政府虽然诚意十足，但所开价格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况且，这时候李氏昆仲大概已经开始与北平图书馆方面接触。因此，无论如何，江西省图书馆至此，已经在这场对于木犀轩藏书的角逐中完全出局了。

三

1937年2月4日，七十八岁的李盛铎在其天津秋山街201号的私寓中辞世。之后不久，木犀轩藏书的转让，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据6月3日《大公报》载，李氏在世时，有债务二十五万元以上，再加上各种善后事宜，所以其家属曾提出六十万元的出让价格。这个数目虽然与当事人胡适所言的八十万有所出入，但可以看出，木斋遗属因债务所迫，所要求的出让费用较诸1935年那次，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个价格究竟是否过高，可以参考傅增湘的说法，他认为：“至于价值之评定，实非片语所能详。姑举近事证之，如前年山东海源阁杨氏遗书，凡宋元本以逮钞校不及百部，已索价至四十万元，抵至银行，犹及三十万，此尽人所知也。今李氏之书较杨氏增加数十倍，且苞含鸿博，多属考览有用之书，两相衡量，是李氏家属五十万金之愿望，尚非过奢。”

正是基于和藏园同样的认识，北平图书馆与李氏家属开始正式磋商。据《胡适日记全编》（六），是年5月26日：“守和为李木斋家藏书事邀吃饭，客人为李氏三子：家浦（少斋）、家溎、少微，董授经先生等。李家原索价八十万元，政府已许三十万元，现李家减至五十万元。今夜我提议以四十万元为折中之价，至席散时尚无成议。”虽然并无定议，但双方应该都是极有诚意的。故之后不久，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即约请胡适和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徐森玉、赵万里两位先生共同赴津，至李府验看木犀轩藏书。而上文中傅增湘提及的“五十万元”的说法，想来也应该就是在这次宴会中提出来的。根据《胡适日记全编》（六），6月15日“（胡适）下课后，上车到天津，袁守和到站接我。晚饭后同到李木斋宅去看他的遗书。李氏兄弟子侄搬出他家善本书，赵斐云记录，守和、徐森玉与我同看，到半夜始散。寓裕中饭店”。第二天“早九点，又到李宅看书。到十一点，赶快车回家”。两天的上门观书，其实际涵义显然就是验明正身。所以，至此时而言，双方应该都是很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在努力。而其间唯一的障碍，价格问题，胡适也有新的方案，即由他出面，直接向国家的最高领袖蒋中正申请追加两万元经费。

木犀轩藏书整体转售于北平图书馆这件事情，至此似乎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但事实上，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从大气候来说，没几天之后，卢沟桥事变即爆发，平津局势日益恶化。值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似保存古籍这等不急之务自然也就没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故而，李氏遗属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可从李木斋幼子在7月25日收到的一封信中窥见端倪。写信人落款为星楠，应该是当时的《民鸣月刊》的主事者，信云：“少微仁兄台鉴：敬启者，惠示诵悉。弟因上月下旬本市《大公》、《益世》、上海《申》、《新》各报均登载尊府书籍业已成交，并筹备择地展览云云，弟认为诸事业已公开，遂冒昧将书目披露。此弟误信报纸之过也。既有不甚相宜之处，当然遵嘱停止刊登。弟所以披露之本意，一则为尊府宣传，二则为《民鸣》增重。若蒙赐下尊公遗著（吾兄前曾谈及尊公所著之《经眼录》，弟久拟赴吾兄处面索。继念吾兄新遭大故，当然心绪不佳，故未敢以此等琐事渎请），逐期登载，则《民鸣》更当增重，当然极端欢迎。兹订于月之二十七日（今、明两日恐天气仍热，后日在理想上，或可望比较凉爽）星期二正午十二时，弟准在法界小食堂恭候，务望吾兄枉驾一谈，并请将尊公遗著检出带去（双方授受，不假手外人，以昭郑重），拟恳当面指示一切（座无他客，以便畅谈，非寻常酒食应酬也）。届时务祈惠临是荷。专此，即颂暑安。弟星楠拜启。”根据信中所言，可以知晓《民鸣月刊》曾刊登过李氏的家藏书目，从而招致李少微的不快，曾去信交涉，并允诺如果该刊不再继续刊登书目，李氏会将其亡父的另一种著作，即《经眼录》作为补偿，允许《民鸣》来补充版面。今查1937年7月发行的《民鸣月刊》第一卷第十期刊有《德化李氏木犀轩善本书目》，8月发行的第十一期刊有《德化李木斋先生遗著：经眼旧本书录稿》，与信中所言，若合符契。则知至晚此时，木斋的遗属向北平图书馆出让书籍一事，已经产生了变数。

信中所言的各报所刊售书消息，可经浙江省图书馆出版的《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二期“书林”栏目所录各地报讯得以证实。如该年6月3日《大公报》载：“经教育部派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与李氏家属李稚斋、李少斋、李少微等在平商洽，胡适、沈兼士、董康诸人亦从旁促成，极希望政府能全部接受，故意见已趋接近。如无波折，即可成交云。”又6月30日《大公报》载：“此事接洽，已有端倪。缘自李盛铎作古，藏书之保存问题极为国内学术界所关切，故教育部进行收买以来，各方皆愿促成。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奉教育部命，特于六月十四日邀赵万里、傅增湘、徐鸿宝诸人由平来津，与李氏家属李少微等接洽此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亦于十五日赶来津市参加。经李宅将存于新华银行保管之藏书运回秋山街寓内，按照藏书目录，请胡适、袁同礼等检阅，迨十七日始毕。”除此之外，信中提及的天津《益世报》，上海《申报》、《新报》以及《北平晨报》也都刊载过类似的消息。各家公众舆论如此，而根据信函的措辞来看，星楠其人虽不知具体为谁何，但他与李府关系密迩则可以确言，即李氏的知好也同样以为售书于北平图书馆一事已成定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干扰的话，木犀轩藏书本来应该是要入藏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的。

但世事就是这样多变，据郑振铎1940年2月15日致张寿镛函云：“顷得赵万里先生来函，天津李木斋书已以四十万元售与伪方（北平），此大可伤心事也。”这批藏书竟然出让给了当时的伪北大。幸运的是，这批书虽然是卖给了敌伪，但在战事结束之后，却得以毫发未伤地被转交给光复后的北大，安藏于斯，直至于今。

艺林烟火录

唐吟方

史家重今学

林乾良早年收得清末民初藏书家书画家包子庄藏往来书信一册，书札作者皆地方名士，有史籍记载者，更多已不知其详者。乾良与江浙沪老辈交往频密，乃渐次邮寄该册给谭建丞、朱渭深、许明农、郑逸梅等先生，诸先生与书札作者生活有交集处，有些有过交往或接触，有些有过见闻，就所知所闻逐条写出，增补出作者平生简历。如湖州谭建丞先生尚介绍同邑画家增补内容。如是往复数年，林乾良才详书札部分作者情形。即如此，尚有不少作者仍不得其详。盖一时代书札作者有名有不名者，同时代人皆知之，无需标著，时移代易，知情人皆隐没，有名者存之，不名者事迹生疏，遂成无考。故有史学家极重视今学，今人解今人历史最知关节。陈寅恪指导学生石泉撰写《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文，论甲午前后清流派与议和派之争，即利用其熟悉这段历史及家族所存大量往来文书档案。

白话妙处

胡适提倡白话文，自己写白话文也语简意赅，是个中高手。其实白话文非近现代产物，古代话本小说大率以白话文写成。清三代帝皇批奏折，多用白话出之，最著名的有“知道了”。清代陈鸿寿有作品“才说要睡便睡不着，才说要忘便忘不得”，内容完全是白话式的，又有些现代诗的味道。康生的书法，内容大都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如引青年时代毛润之语“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邓散木有“迟做总比不做好”等等。以内容意义而言并不比古体诗词逊色。

沙孟海文章手笔

沙孟海题跋文字简捷傲岸，豪气干云，有奇拔之致，亦近现代书画界文章高手。其应友人之请题潘天寿《雁宕飞瀑图》，造语可见特色，一如其书风。跋语云：“崇德道兄出示潘老此卷，留湖寓多日，不时展观。潘老以画名天下，而诗境之高、书翰之奇，诚非侪辈可及。山水有灵，定惊知己，自惭虚生，但有神往。”最后十六字，下笔错落奇嵌，真力弥满，可谓笔敌万山，非大手笔无以致之。

钱锺书擅书札

手札中应酬文字常无实质内容，只表示谦抑、感谢之意，凭空传语，颇多礼节性客套，有才学者往往于此见功力。钱锺书极善作此类书札，虽初次通问，亲若故友，遣词造句，文采斐然，每令读者有坐沐春风之感，且措辞俏皮谦雅，论当代尺牍文学，当以钱锺书为极则。旧时名流皆善此，虽无人才笔致，要亦大方得体，流畅达意。近见黄君璧致徐俊贤书札，语云：“俊贤院长吾兄钧鉴：贱辰辱承惠赐墨宝，复蒙枉驾寒斋，握手相贺，盛意隆情，尤篆心版。今由邮奉呈拙作一帧，敬希检收，请为指正是幸。专此，顺颂秋安！弟黄君璧顿首。”此答谢函句句从实，不失礼数，览书可感黄君璧为人温厚。

张伯驹题耿莹画

耿飚之女耿莹好画，习工笔，画风似刘继卣。好作仕女，常取《红楼梦》、《西厢记》为画材。曾作《文姬思汉图》，张伯驹为之题诗，诗云：“绝代佳人属汉家，载将风雪奏胡笳。可怜犹有明妃曲，怨恨分明入琵琶。”耿莹有作品以文姬为题参加全国美展，刻画工致细腻，设色雅丽，颇得继卣神韵。后入中国画研究院充任院医，业余兼事创作。耿莹为湖南醴陵人，尝刻“家在醴陵洞庭边”一印自用。

上海文管会委员思想记录

近见1951年11月上海文管会登记表，记录所聘委员当时思想动向。如马一浮：在老先生当中有全国范围的威望，因此自视甚高，以一代宗师自命。解放后，态度还好，后因搬家，被邻人控告盗窃东西，而公安局也不知为何许人也，就加以逮捕，因此对我大失所望。吴景洲：他是吴祖光的父亲。因故宫盗宝案曾被蒋政权扣留，因此极恨现故宫院长马衡。解放后想藉我党的力量，打击马衡。汪东：今年春，复旦大学曾聘他担任教授。但由于现在的学生对于国学丧失兴趣，因此也就没人选他的课，教授便当不成，对我党大大表示不满。后经多方面介绍来本会担任委员，反对情绪略为好转。此人是汪季琦同志的族兄。此人常在大报、亦报上发表散文。沈迈士：对我（党）有了解，言论间亦常为我党辩护，他自己感觉到解放后社会地位反比过去提高了，待遇亦不恶，甚为满意。沈尹默：身体状况：眼极近视。特长：书法、文字学。重要社会关系：与国民党中于右任、李石曾、朱家骅等过从甚密。尹石公：人品不高，欢喜揽事，在委员会内常有挑拨离间人事关系行为，又喜以本会名义在外招摇。胡惠春：半年前，曾因家庭纠纷，继而因公债负担太重，最后因区政府硬要租用他的住宅，一则不满，一则恐惧，曾逃往香港。现在已回沪。他在瓷器的鉴定上是最优秀的人物，最近将其所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捐献公安。徐森玉：在字画版本青铜器的鉴定方面，确是海内第一人。缺点：虚伪的作风，这是数十年来养成的。往往嘴里说好的事心里就不一定说好。马一浮、徐森玉最年长，时年七十，又以胡惠春最年轻，时年四十，中南银行总经理。

董桥自制稿纸

董桥七八十年代撰文均用自制稿纸。曾见两种：一种为“我的稿纸”，横行，五百字，为香港上海书局监制。另一种用淡荷绿色印成，横行，未用文字特别标著，然右下角印有“董桥”钤印。

安思远藏画

安思远收藏中国古今书画甚富，曾斥资印行八开藏品集，名为《中国近代书画》，美国兰登书屋1987年初版，共三大册，分别为书法卷、绘画卷及文字解说卷。所收齐白石画数量多且笔墨精湛。收录书法现代部分多为其游历中国时向中国书画家求得，亦多精品。

李一氓亲力亲为

李一氓晚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致力于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推动，成就卓著。一氓本人70年代末曾整理出版过《水浒叶子》、《西湖十景》，为出版该两书，与上海人美编辑往复通信达十数次。国内书籍出版向以周期漫长著称，列入计划的书籍，率以年计，以一氓资历两书经多年方问世。为此一氓大发脾气，然亦无计可施。其于书籍出版特用心，小至版式、封面皆自画样子，事无巨细，必亲力亲为，故其两书发行后，学林皆称好。

叶恭绰驳郑振铎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郑振铎等人提出汉字拉丁化之说，且说书法非艺术。此说一出，即遭文化界国粹派人士反对，其中以叶恭绰为最力。近见叶恭绰答潘伯鹰四首，其二三与此说有关，录出以见维护者态度。其一：六法人云非艺术，家珍傥未合时宜。斯冰羲献堂堂去，愁向牺仓认本师。其二：移花本属儿嬉事，更有闲情论养花。日下新闻宜可考，漫将春色问邻家。前者说自有家珍不珍重，后者借花事喻书法，若国人不自珍，他日只能问诸东邻了。看似漫说，实不掩其忧心。

“此公字很值钱”

建国后，《大公报》编辑部搬至北京。某次沈尹默为该报撰文，稿既刊出，未及时开付稿酬，尹默致函询问。社长王芸生手持沈函对大家说：“先别给他开，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此公字很值钱。”

朱季海答柳曾符书

柳曾符曾致函朱季海，问季海书学，季海答：“吾及师门，年十七耳，当时虽无不学，独不学书。同门汪青在、王仲荦偶见吾书，亦每谓神似余杭，岂少作诚有仿佛耶？要亦熏习使然，实未有意效之也。辱问余杭书学，谓当近叩潘、顾二公，景郑亲炙既久，又实工书，所得宜深耳。”此中潘、顾，指潘景郑及顾廷龙。

俞平伯作易字联

友人问及俞平伯近况，即书一联报之。联云：掩卷古今如在眼，拥衾寒暖不关情。又有文字述此联来由：昔彭刚直公有赠我曾祖联：开卷古今都在眼，闭门晴雨不关心。兹易七字以记近况，亦妄作也。俞平伯此作与彭联相较，口气更大，老境忽至，穿暖了再也不问其他事，合上书世事如恒，饱经沧桑故态，如在眼前。

葛鸿桢爱茶如命

苏州书家葛鸿桢每年收到各地友朋所赠茶叶甚多，所得常不及消费，绿茶当年喝最好，隔年只能充作辅料煮茶叶蛋。鸿桢爱茶如命，不忍将名茶与鸡蛋为伍，乃置大冰箱贮之，用以保鲜。友人云：到苏州，一定要去葛府品茶，主人好客且殷勤，待客多江南名茶。且言：不喝葛府茶，枉为吴门行。

张昕若“艺苑之光”

张昕若1980年创建中国首家《书法报》，其调任全国人大后又组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一生与书画结缘。曾从乔大壮学印，又从沈尹默学书，书印皆见师承源流，论者称其书最得晚年沈书丰腴。吴丈蜀自视极高，眼中少人，遇张昕若亦不得不低眉而行，盖昕若职位高，资历老，德才艺兼备。启功生前于张昕若作如是评：“书道之昌，遥溯二王。米赵文董，一脉绵长。张君继作，笔墨丰穰。中流之柱，艺苑之光。”

方介堪不可须臾无香烟

不少老艺术家亦烟民。“文革”期间，物资紧缺，好烟难得，为过烟瘾，四处托人求购。曾见方介堪致沈叔羊函，请其设法购高档香烟，叔羊一次弄到二十包，方介堪收到后，亟致感谢，并愿刻印章相报。方介堪当时所谓的好烟，指牡丹、大前门、香山等等，置之今日，亦大路货。信中且言：“温州久无高级烟供应，黑市牡丹每包价格竟达一倍；有些好烟，还高一倍以上。由于投机倒把非常猖獗，还有奸商捣乱分子到上海抢购，私运香烟等物资，因此上海海关对开往温州班轮，搜查很严。”从书信语气推测，方介堪不可须臾无香烟，断烟不亚于断炊，手上无烟，茶饭不香，竟至于影响创作。按上世纪70年代牡丹香烟市价每包为五角。

名家品题魏氏印泥

魏长青设萃文阁于京华，其研制八宝印泥为北方文房用品一绝，屡得好评。建国后齐白石、老舍、徐悲鸿、程潜等均有品题。今此册存其子魏三纲之手。悲鸿品题字迹神气不聚，大异平日，闻此为悲鸿去世前不久所书。

京沪艺术家往来之密

“文革”后期京沪两地艺术家往来甚密。如沈叔羊自绘梅花卷子，既成，寄沪上友人，广征题咏。陈巨来从皖南劳改释放后，向北京友人荐卖时贤名画，以得生活来源。徐邦达妻女皆在上海生活，常往来于京沪。两地友人时托其捎带东西，如篆刻家叶露渊给沈叔羊刻印，请邦达由沪带京。徐邦达每次从上海返京总是大包小包，膺服于“上海货”质优品好。

“北京近震况如何”

1976年9月间，外界传说北京已揪出“四人帮”，上海老知识分子不明就里，写信给在京的亲友征求真相。王蘧常写信给沈叔羊打探情况。沈叔羊是沈钧儒的儿子，消息来源自多。王是沈的姑父，尽管是近亲，问得极其婉转：“北京近震况如何？上海亦有种种传说。”云云。老知识分子虽关心政治，以当时的背景，仍小心翼翼，且巧妙地借用了双关语来表达其对时事的关切。

陈、谢交恶缘由

陈巨来晚年与谢稚柳交恶，起因之一是谢自用印原多为巨来所刻，后起用吴子健手刻。稚柳在海上艺坛享有隆誉，有一只鼎之称；巨来亦印坛豪士，久负近代元朱第一之名。子健是巨来学生，稚柳弃先生而就学生，巨来认为给他难看，更难承受被替代的局面。先是写信，后是见面相骂。海上艺坛大家常有换印之举，张大千定期换印为防伪，后来陆俨少换掉韩天衡刻印而用刘一闻，亦因彼此关系有间隙。

“掌故”漫话

沈厚鋆

“掌故”一词是近些年来“复生”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洗礼，曾被历史虚无主义吞没的“掌故”一词得以浴火重生，其间复杂的背景，此处姑且不论。但自从“破四旧”后，老一辈喜谈春明掌故者，面对偶语弃市之危，纷纷罢笔，三缄其口。于是“掌故”一词，在不少青年朋友中成为罕见的冷语。值此《掌故》创刊之际，似应稍加诠释。

“掌故”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掌故”仅释其词义，广义的“掌故”则语其历史变迁。

一

狭义的“掌故”一词，旧版与新版《辞源》上均有解释，但略有不同。分列如次：

一、旧版《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释曰：太常官属，主故事者。《汉书》：“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司马相如文》：“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国家之故实亦曰掌故。《史记》：“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今统谓一国之典章制度曰掌故。

二、新版《辞源》（1984年3月版）中释曰：国家的故事，即旧制旧例。《史记》一二八《龟策传》：“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后泛指一国的典章制度或乡里人物等故实。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三一《题〈三吴墨妙〉》：“右《三吴墨妙》一卷……留山房中，异日便堪做吾乡掌故，儿辈其宝存之。”清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破戒草　暮春以事诣圆明园……》诗之四：“掌故吾能说，雍乾溯已还。”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史记》一〇一《晁错传》：“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索隐》引《汉旧仪》：“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也。”

旧版与新版《辞源》之间的沿袭关系十分明显，但其间的一些变动却与广义地解释掌故一词有关。此外，新版《辞源》还有“掌固”一词，也有助于广义“掌故”之诠释。该条释云：掌固，官名。1．《周礼》夏官之属，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2．汉代太常属官，同“掌故”。《文选》汉班孟坚（固）《〈两都赋〉序》“太常孔臧”，唐李善注：“孔安国射策为掌固，迁侍御史。”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四《赠送前刘五经映》：“缧囚为学切，掌故受经忙。”参见“掌故”。3．唐代中央尚书省属官有掌固，主守当仓库及陈设。见《新唐书·百官志》一。

通过《辞源》对“掌故”、“掌固”的解释，可将其作如下之概括：第一是官员衔称，从《周礼》中可知，当时这类官员的职能是“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曰掌固。这里的“固”是负责巩固、加固这类公共设施，维护它的使用，以利民需。到了汉代，这一职位的职责有所变化，汉代规定“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也”，这时的掌故一职主要是“掌礼乐制度等故事”。于是有了晁错从伏生受《尚书》的事，只有经过试射策，中了乙科，才能取得任掌故的资格。因此才有“孔安国射策为掌固，迁侍御史”这个升迁过程。到了唐代，中央尚书省仍有掌固一职，但是其职责有了新的变化，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规定掌故的职责是“主守当仓库及陈设”。但事实上，这个官职仍然沿袭了汉代晁错时学习和传授经典的职责。按：汉自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同“向”）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节自《史记·儒林列传》）。史家以为这是汉代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开后世明经取士之先河，故《汉书·儒林传》云：“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这时的官掌故者，不仅有了资历的要求，而且至少要“能通一艺”。这是对晁错从伏生受经的发展。汉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授之（晁错、朝错是同一人）。这时设置掌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强化“文景之治”，但尚“未遑讲试”，直至汉武帝诏书中指出“礼坏乐崩，朕甚悯焉”。于是，加重了太常掌故之职，并强化了任职的资质和过程，才使之承担起加强和巩固统治制度之重任。由此可见，掌故职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并不曾像“六部”那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明确的职责，但必须由有知识、通一艺者担任。结果是：掌故虽无郎官之位，但有言官与讲官之行实。

二

正是由于“掌故”作为官职，其职守是不确定的，同时又不定时地受到朝廷咨询，使得人们对掌故的范围难以明确，从而产生了广义的掌故。

广义的掌故诚如《辞源》所言，是指“今统谓一国之典章制度曰掌故”或“国家的故事，即旧制旧例”。可是，揆诸实际，便难以界定了。一国的典章制度包括哪些，什么是典章，什么是制度，都是与时俱进的范畴。至于“国家的故事，即旧制旧例”，同样费解。所谓国家的故事如果理解为以往的历史，则旧制度已然浩如烟海，而旧条例更是汗牛充栋，于是一切故事便都可以装入掌故这个筐子里面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谓予不信，有例可证。

例一，《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叙》云：“……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

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文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明一类，总为荟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

以上叙录节录自《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总序》和《史部分类叙言》，借以举一反三。至于经部，属儒学之本，但亦各有故事，因此在《经部易类叙》中有云：“……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数，以逮方外之炉火，均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经类著述日益踵事增华，其覆盖面日渐扩大，《易经》如此，其他经部亦然，故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以囊括之。

例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中有两则提到掌故的文字。

其一：史部政书类收入《大金集礼》四十卷，《简目》提要云：“金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等奏进，其书分类排纂，条理秩然，《金史》诸志皆以此书为蓝本。而托克托等援引潦草，往往失其本意。存此书，足以见金元一代之掌故，并可订史志之讹。”该类中又收《国朝宫史》三十六卷，提要云：“乾隆七年奉敕撰，二十六年增修。首训谕，次典礼，次宫殿，次经费，次官制，次书籍。凡禁闱制度，皆一一胪载。伏考古籍自《周礼》内政见于《天官》以外，未有以紫霄地之掌故别为一编者。典章明备，洵无过于昭代矣。”以上二书是朝廷敕令编著的掌故典籍。

其二：史部职官类收入《翰林记》二十卷。《简目》提要云：“明黄佐撰，所录明一代翰林掌故，自洪武以至嘉靖，每事各有标目，凡二百六十条。”又子部杂家类收《玉堂嘉话》八卷，《简目》提要云：“元王珲撰述，其中统二年至元十四年两入翰林时，一切掌故及词馆中考核讨论诸事，于当时制诰记录特详，足见一朝典制，于前代故实多录史所不载者，尤足资博识。”以上是由个人编著的两部掌故古籍。其中宫史虽然算不上典章制度，但属于皇室范围，又是乾隆敕命，列在政书部还勉强说得过去。

唐宋以后，文人们认为可列为掌故范围的言行撰著大量出现，唐初文臣受命编辑了几部“类书”。四库馆臣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索，注书者易于剽窃，转展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这些类书中既收录了大量经典和国家制度等资料，也收录了不少转展稗贩的遗文旧事。但既然供操觚者易于检寻，也就成了士子眼中的典故，撰文作诗时都会予以援引。虽然典故与掌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逐渐模糊了二者的界限。由于唐太宗是右文之主，酷爱书画艺术，曾亲自歌颂王羲之，同时，人们为了歌颂他的圣明编写了《贞观政要》。王羲之曾官右军将军，也可算是显宦。加之受到唐太宗之追捧，即使是他写的一纸便条，也被人们予以珍藏，视同殿堂之物。《贞观政要》虽是政书，但其中有许多故实被人们视为佳话，即使并非事关典章制度的大事，也因人们喜听轶闻乐见趣事，而被视为掌故被人引用，广为传颂，从而拓展了“掌故”的内涵。在此之前，南北朝时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成《世说新语》一书，此书取汉至晋轶事琐语，分为三十八门，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刘孝标所注，征引赅博，多所纠正，考证家取材不竭。至唐代，《国史补》、《大唐新语》、《因话录》等子部杂家或小说类的典籍中，收入许多不实之传闻或杜撰之故事，四库馆臣对此颇多物议，或云：“盖小说家言，自古虚实相半也。”或云：“皆古来史志所不载，依托显然。然工于造语，词赋家转相引用，知其赝而不能废焉。”这类非国家典章制度，又非皇室要闻的琐事，一经词赋家转相引用，也便成了典故或掌故了。

唐宋时期，不仅“文起八代之衰”，出现了像《太平广记》这样包罗万象的笔记体小说家言，而且不少著名文人撰写了谈琐事、记趣闻、言赏罚、话劝诫的笔记体著作。例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此书被四库馆臣赞曰：“轶闻旧典，足备考证。”还被李越缦评为：“杂述掌故，间考旧闻，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李越缦为什么说陆游这部笔记体散文“杂”述掌故呢？因为其中有许多琐事，够不上是“国之故事”。可能陆游自己喜欢瓷器，所以他记云：“越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又云：“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像这样的记述，与国制旧章相去甚远。但从瓷器制造历史和鉴赏评价方面，却颇具意义，可供研讨之资。故虽属杂项叙述，亦不失为掌故也。唐宋以后，此类撰述大量增加，金石学兴起后，开启了研究古石刻、墓志碑碣之风。欧阳修集古而成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积多年之功，收集了古碑旧拓二千余件，撰跋五百多篇。所涉及者，皆为古人旧事。跋文中品评史事，臧否人物，考证史实，鉴赏书画，颇多是正前人之说处。如跋昭陵六骏石刻云：“右《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世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今附于卷末云。”像这样将文献资料与考辨相结合的结果，使得历代史料经过赏鉴、题跋，化为掌故（或说与掌故融为一体），使得正史与稗史，史料与史实，考辨与赏鉴，钩沉索隐与赏奇析疑……互相交叉与渗透，既开阔了研究范围，又丰富和提高了研究内容和品位。而庙廊与江湖之分野也就更难以划分了。

元代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序》一文中曾慨乎言之曰：“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俱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这里他把文献理解为文字记载和言行二者组成。文字记载的选用标准是：“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关于文献的选取标准是：“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从马氏起，人们对文献的解释便包含了并未见诸文字记载的趣闻轶事。于是，文献、典故、掌故这三者的关系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因此，《辞源》中“典故”条释曰“常例、典故和掌故”。故所谓“引经据典”者实有活用掌故之意在。到了明代初年，敕命修撰《经世大典》，主要修撰者赵世延、虞集在《经世大典·序录》中指出：“其书悉取诸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这进一步证实了掌故在文史撰著的编辑中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

明清以来，掌故性的撰著大量面市，不断有人汇而编之。《说郛》、《稗海》等推波助澜，仅《宝颜堂秘笈》即收录笔记杂著二百二十六种，四百五十二卷。其辑刊者为陈继儒。陈继儒酷嗜书画，所谓宝颜堂即因藏有颜真卿所书《朱巨川告身》而得名。因此他辑的这部书中有不少关于书画、金石篆刻、文房珍玩等资料。在推动这些“末技”登堂入室上起了相当作用。《辞源》引用的王世贞题《三吴墨妙》之语，正是与此相呼应的。近代以来，《古今说部丛书》、清代笔记小说等踵事增华。

建国以来，此类撰著之刊行时起时落，但亦渐成大观。仅中华书局所出之唐宋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已成巨帙，深受识者之好评。如编者在《陶庐杂录》说明中，引嘉庆年陈预为此书撰写之序云：“（此书）上自内府图书，下至草茅编辑，罔不详其卷帙，考厥由来……与夫谠论名言，零缣佚事，参稽胪列，语焉能详，就所闻见，足资掌故。”而在此之前，四库馆臣已难以按照旧的编目方法予以划清目类，因此，在史部杂家类杂品之属的注语中云：“……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今于专明一事者，皆别入谱录，其杂陈众品者，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不过，馆臣的“破例”之举，仍难以使掌故类书籍有所归类。所以，到了清末编写《书目答问》时，又选了《文昌杂录》等十余部书归作“杂史类掌故之属”。然而这也只是挂一漏万，远不能供检索之需。这是受到掌故之特点制约的。因为“故”者，具有古往之意，一切古代典籍与往事前言，都可以纳入其中，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文化和百行百业都有其历史，而任何历史都有其故实与故事，其中也有一些可供传世的内容，从而为掌故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前提，从这一点说，它是难以界定范围的。

三

如此说来，掌故者，似乎是人们随笔而书、信口而言就能捕获的了。其实不然，因为掌故的产生和存在，有它的条件与要求，一般来说，掌故应具有真实性、针对性和传承性。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启蒙读物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里面都有许多引导或规劝学子的故事，像孟母择邻、孔融让梨……这些故事在编入启蒙读物之前，曾经是口耳相传的逸闻轶事。为了针对初学者的水平而编成了朗朗上口的读本，随着这些读本的大量推行，又使之代代相传成了典故。这是初级的掌故，接受它的人不需要具有多么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与此相类的还有《幼学琼林》之类的读物）。塾师们讲这些故事是为了通过它向人们解释经典，传承历史。譬如经典中讲兄友弟恭，用孔融的故事就将它讲“活”了。孔融的故事是真实的，针对启蒙读物的需要而使用，使之长期传承下去。这就是掌故的三要素。

为了适应科举士子的更高的需要，人们把一些古籍或传说中的掌故编成了《龙文鞭影》，提供成语故事；还为《文选》做了注释，推动了选注之学。俗话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经过士子们的学习，这些掌故也活了起来，同样具有上述“三性”。

更高一级的便是专业性强的各种掌故了。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历史，也便都有自己的掌故。其中一些掌故逐渐大众化，也有许多掌故相对小众化，只在本专业圈子里流传。其中大致可做如下分类：

第一类：事涉国家大局或统治思想，可供研经考史的典故。这类掌故最受统治者重视，也符合原始意义上的掌故。

第二类：有助于知识传承的故事，用来补充和辅助某种专业知识的历史。这类掌故深受该专业人士的普遍关注和传承，有时同一掌故会被多家记述、引证与推崇。

第三类：有助于活跃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趣闻轶事，即所谓可资谈助的掌故。这类掌故的传承有粗细与文野之分，但多数受到广泛的传播，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在以上三类中，每一类都还可以分列若干子目和细目，但过于冗繁，故从略。

其实，掌故不仅不神秘，而且历代皆有大量产生。不过被记载下来并传承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时至今日，网络可以使一件趣闻佳话瞬间传播万里，还可以进行人肉搜索或群发，这给掌故之推扬提供了便利条件。可惜浮躁与浮华之风盛行，网上很少兼具真实性、针对性、传承性的资料，而多为稍纵即逝的花拳绣腿，深盼有识之士能拾遗补缺，以挽颓风。所以说：佳话趣闻随时有，只需动口与动手。今日新闻随手记，他年掌故传众口。俚句唱罢，就此停笔。

〔后记〕

一、为使掌故之传承期其永久，从文笔上应兼顾义理、辞章与考据，或借用著名翻译界先贤们的主张，就是要求“信、达、雅”。

二、近代著名学者李盛铎先生在为《近事会元》所作的题跋中云：“《近事会元》五卷，多记五代掌故，为有裨史学之书……”又袁克文为《宸章集录》一书所作题跋云：“《宸章集录》一册，天一阁抄本，此书未见刊刻，颇为罕秘，且可从考朝廷掌故，岂得以明人著作轻之哉……”寒云此跋不仅言及朝廷掌故，而且寓有所谓“明人刻书而书亡”的书坛掌故。如不了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讲“岂得以明人著作轻之哉”这句话了。

三、清代顾承在《清嘉录》一书之序文中云：“……近世董氏《类传》出，而终岁典故始集成……吾家铁卿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

四、1959年中华书局在刊行《四友斋丛说》所写的出版说明中云：“……此书搜集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季文士习气，参杂了一些闲适无聊之语。惟包含着很多明代史料，苏松等处地方掌故，以及各种专门性的考证和批评，对于研究史学及文艺的读者均有裨益，是明代笔记中较有意义的。”

以上是随手拾得的近现代人对掌故之议论。或可供对掌故之进一步认识与理解，爰附之于后，聊供参考。

编后语

《掌故》之编起意于三四年前，却差不多犹豫了两年才决定着手。端赖同好支持，从约稿到粗具规模，居然三月而成。这一年有半的等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作者提出撤稿。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念大家的信任与耐心。

当然，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每个亲近人文尤其是历史的人，大概都无法免除对掌故的浓厚兴趣，至今仍然层出不穷的掌故之书便是明证。还有友人惟恐我们眼界太窄，拿来种种著名刊物，善加诱导，而放眼看去，掌故几乎触目皆是。这样的热情，让信任与耐心得以滋养。

大致说来，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段、世相掠影。本集有沈厚鋆先生的《“掌故”漫话》，娓娓道来，源流宗旨，最得其实。就我们的期望而言，《掌故》关注重点在近代以来、百余年内，宜以写人和叙事为主，梳理、考证旧史，当多用罕见材料，道人所未道，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这后一点，正是掌故区别于其他历史文献的重要特征。我们当然也期待作者撰写亲身见闻，但时移世异，百态丕变，耆旧凋零，堪称最大的难题。也许只能说，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本集作者，均是一时之选；文章，皆属言之有物。固非完美，已尽心力。我们恳切地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更欢迎贡献精彩的稿件，帮助《掌故》“发展壮大”。作者、读者、编者、《掌故》，彼此促进，共同成长。

严晓星　乙未惊蛰前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