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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部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三部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尾声

译后记

主要人物关系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德茨基进行曲 / (奥) 约瑟夫·罗特著 ；曹英华

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455-3453-5

Ⅰ. ①拉… Ⅱ. ①约… ②曹… Ⅲ.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Ⅳ.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9312号

出 品 人：杨政

著者：［奥］约瑟夫·罗特

译者：曹英华

责任编辑：张秋红

封面设计：周伟伟

电脑制作：胡凤翼

字数：300千字

书号：ISBN 978-7-5455-3453-5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导读

一本关于社会和人的末日的书

——《拉德茨基进行曲》

1938年，被迫流亡法国的奥地利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写了一篇小随笔《午夜的酒馆》，里面提到他遇到了一位年老的巴黎出租车司机。“他的大半辈子，一直都在当马车夫。但是在那之后，人类用马的时代，即马的种族与人的种族紧密联系的时代结束了，他变成了一名司机。”这样一则小故事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相当深远的：欧洲基础技术与社会的变革对巴黎人的职业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马与人的紧密联系因为车的出现而分崩离析，司机终日在午夜的酒馆买醉，这似乎象征着传统生活方式与情感的覆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反映的其实就是人与时代的关系。

与中国人思考历史与时代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上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部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当然指欧洲的古典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期。它终结于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而中世纪指的是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段落，以封建采邑制度和基督教会的一统天下为主要特征。但是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和发现，例如政治上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地理上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掀起宗教改革浪潮的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腾堡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以及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具体时间未确定，很有可能是1514年），人类的世界观与社会现实受到了极大冲击，一种崭新的时代感觉由此产生。所以在德语中，人们把从15世纪中后叶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统称为“Neuzeit”（意即“新时代”），而英文中相对应的词则是“modern age”（“现代”）。可以看出，不论是德语还是英语，都表达出现代与过去的断裂。而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并且从那之后成为一直纠缠着现代人的根本问题。

在这样一个“摩登时代”，人们似乎一直生活在矛盾的时代感觉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品物资的极大丰富，地球与自然被人类不断探索与征服，人似乎登上了一列叫作“进步”的历史火车，从此向着前方胜利进军；但另一方面，曾经支配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已经不复存在，共同情感的匮乏，加剧的竞争关系，技术造成的人的“物化”和“异化”，职业分工造成的单子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壑加深，个体没有感受到温暖的包围，反而备感孤独。

事实上，正如人类文明本身一样，“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悖论系统。一方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进程，实验科学与理性判断取代了迷信巫术与无知，以契约和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摧毁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乡土社会中的家庭关系，高度组织化、职能化的科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现代主体哲学与崇尚进步的乐观主义大行其道。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一理性化进程的不满、批判与反思从一开始就附着在理性化的轨道上。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它对技术与手段的迷信及其背后潜藏的自我中心主义遭到了猛烈的轰击。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理性化进程通往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人间天堂，而有很大的可能是无尽的地狱。我们可以将前一种现代性称为“脑的现代性”，其思想界的代表是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茨。而后一种现代性则可以被称作“心的现代性”，其思想代表则是帕斯卡尔、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维科、哈曼与赫尔德。虽然“脑的现代性”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心的现代性”却作为前者的反动在地下不绝如缕。“脑”与“心”的分裂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如果说“脑的现代性”代表的是人类群体的宏大叙事与建设的话，那么“心的现代性”体现的则是个体与理性化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经验关系，即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问题。在那里，理性不再是人的全部世界，内心的复杂和不可估量被一再强调，对于人性的探索向着充满奥秘的心灵深度拓展。而集中体现这一路线的就是现代以来所有的经典文学。文学的现代性恰恰就在于对于理性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声音，给出了颇具个性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它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所遭遇的沮丧、忧郁、焦虑、恐惧、呐喊和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米兰·昆德拉才会指出：“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一段话：与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一起，它询问什么是冒险；与萨穆埃尔·理查德森的同时代人一起，它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与巴尔扎克一起，它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与福楼拜一起，它勘察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土地；与托尔斯泰一起，它关注着非理性对人的决定和行为的干预。它也探索时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逝去的时间；与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与托马斯·曼一起，询问来自时间之底的遥控着我们步伐的神话的作用。总而言之，与现代文学的所有经典著作一起，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现代人要“将平庸的理性外壳炸开，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显露出来”（汪民安语）。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性来自它对于“脑的现代性”所采取的批判立场，虽然它也同样参与了后者的世俗化思想。在对待自然、对待人类以及对待社会的态度上，文学的现代性所希冀的都是与“脑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而这也同时使得现代性文学成为某种对于乌托邦的期许，即人类与自然以及自身的和解。文学的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色彩。面对理性化的大势，现代性文学看到的不是前途光明的进步，而是阴影重重的危机。人的认知危机与语言危机因此成为主题。而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现代性也参与了对于传统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解构过程，而其典型的手段就是反讽、戏仿、审丑美学以及断片化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对于社会以及政治的理解也有别于16世纪以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文学的现代性也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维度。

而在约瑟夫·罗特看来，现代化的发展带给人的并不是什么进步与改善，反而是衰亡与没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旧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而历史的螺丝钉越拧越紧，传统的欧洲最终也分崩离析。于是，他选取了能够最典型地代表“老欧洲”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对象，在1932年发表了他的长篇代表作《拉德茨基进行曲》。该书曾经有过一个中文译名，叫作《特罗塔家族》。如果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族兴衰史的话，那么《拉德茨基进行曲》表现的则是奥地利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中，个人的选择、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且哀婉的历史画卷。据说，爱伦堡读到《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时候，马上就被它迷住了。当他三十年后重读此书时，他确信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就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他在自传中评价道：这是一本关于奥匈帝国末日的书，一本关于社会和人的末日的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特堪称现代化进程的“死敌”。

这部书作为整个文学经典系列的开篇，这是非常值得赞扬和钦佩的。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愿望，那就是这部小说其实还有一个续篇，即《皇帝的陵寝》（Die Kapuzinergruft），讲述了特罗塔家族末代子孙从“一战”后到1938年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为止的历史遭遇。如果这本书也能一并翻译成中文，那就更加理想了。

梁锡江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第一部

第一章

特罗塔家族是一个在索尔费里诺战役a之后被晋封为贵族的新兴家族。

特罗塔出生于斯洛文尼亚一个以德语命名的小村庄—斯波尔耶村，这个村名便成了他的晋封头衔。一个特别的举动使他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不过，他深信时间终会将他遗忘。

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特罗塔是一个步兵少尉，指挥一个排。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士兵们在他前面，离他只有三步远的距离。他们排成两行，第一行蹲着，第二行站着。他们穿着洁白的制服，一个个精神抖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为了鼓舞士气，从前一天起，皇帝就亲临前线。拜皇帝恩赐，他们吃饱喝足了。在战斗中不时有士兵倒下去，特罗塔飞快地冲上前填补到他们的位置上，并抓起死者或是伤者的武器朝敌人射击。他时而命令队伍靠拢些，时而命令队伍散开些。他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竖起耳朵聆听着各方传来的声响。透过嗒嗒嗒的机枪声，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上尉奇特而响亮的命令；锐利的目光穿透敌人阵地前面灰蒙蒙的雾霭；他瞄准目标射击，可谓弹无虚发。看到他坚毅的眼神和手势，听到他的呐喊，士兵们士气高昂，信心百倍。

双方短暂休战，在望不到尽头的前沿阵地上传递着 “停止射击！”的命令。阵地上不时传来退弹壳的声音，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显得孤单而冷清。敌我阵地间的蒙蒙雾霭渐渐散去，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脸来，人们感受到了正午温暖的气息。

就在此时，皇帝带着总参谋部的两名军官来到特罗塔少尉和士兵中间。他接过一名随从军官递给他的望远镜，准备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特罗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敌人正在撤退，但掩护撤退的部队一定还在注视着奥地利阵地的动静。谁举起望远镜，谁就可能成为他们射击的目标。此刻这个目标就是年轻的皇帝啊！

特罗塔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到皇帝正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想到全团、全军、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巨大灾难，他感到无比恐惧，身体不停地哆嗦，两腿发软。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高高在上，对战斗的残酷性往往认识不足，前线的下级军官常常为此感到无比愤慨。正是这种愤慨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尉做出了载入军队史册的壮举。他双手按住皇帝的肩头，试图将他的身子往下压。由于用力过猛，皇帝立刻跌倒在地。那两名随从军官赶忙向皇帝扑过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少尉的左肩头，而它原本是对着皇帝的心脏射过来的。少尉倒下去了，皇帝则站了起来。整个前沿阵地立刻响起了稀疏的、混乱的、仿佛大梦初醒的枪声。皇帝反感地拒绝了随从要他离开危险之地的劝告，俯身询问少尉的名字。处在昏迷之中的少尉完全听不见皇帝的问话。一个团部军医、一个救护员和另外两个卫生员弯腰低头，抬着担架朝皇帝这边跑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向皇帝射击，两位随从赶紧把皇帝按倒在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扑倒在地。

“这里—少尉在这里！”皇帝抬起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团部军医大声喊叫。

枪声渐渐停息。一位来自军事学院的候补军官站到全排士兵前面，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说：“现在听我指挥！”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两名随从军官站了起来。军医和救护员小心翼翼地把少尉抬上担架，系好带子，朝团指挥部跑去，那里搭了个白色帐篷，是离阵地最近的一个救护站。

特罗塔左肩的锁骨被子弹打碎了，最高统帅亲眼看着军医将子弹从少尉的左肩胛骨中取出，也亲耳听到他痛醒过来时的惨叫。

不到四个星期，特罗塔伤口痊愈，恢复了健康。当他返回到奥匈帝国南部的驻地时，已晋升为上尉，并获得了奥匈帝国的最高荣誉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和贵族封号。从此他的全称是：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b上尉。

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每天晚上睡觉前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都要熟悉熟悉新军衔和新称号，要站到镜子前照一照，确认这张脸还是原来那张脸。是神奇的命运之手拉开了他和战友们的距离。战友们刻意地同他保持亲密关系以消除隔阂，但这种亲密又显得极不自然；他也试图像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地与战友们相处，但一切枉然。被晋封为贵族的特罗塔上尉在这种蜕变的关系中找不着北。他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梦幻空间里，注定要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高筒皮靴，走在光滑的地面上，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迎接人们敬畏的目光。

他出身普通人家，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先在军饷处当一名下士，后来到奥匈帝国南部边界当了一名宪兵卫队长，在与波斯尼亚走私犯交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自那以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残疾军人被安置在拉克森堡（皇家猎宫），成了一名公园管理员，负责喂养天鹅、修剪树篱，春天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半夜时分还要到公园幽深处把在长凳上露宿的对对情侣赶走。

对于一个下士之子来说，普普通通的少尉军衔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沐浴着皇恩，被晋封为贵族头衔的上尉如跃入云端，从此不得不身处虚无缥缈的陌生环境，远离父亲的视线和关爱，也无法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

特罗塔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按照惯例，每隔一周，他就会到驻地做一次巡视，检查岗哨，记下他们的换岗时间，在“异常情况”一栏里签上清晰而刚劲的“无”字，接着就会在值班室里借着微弱而摇曳的烛光给父亲写信。这些信件如同军队休假单和公务便条一样，写在黄色的十六开木质纤维纸上。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处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之后，便在信中简单地汇报一下写信人的健康状况，接着就祝愿收信人健康快乐，落款另起一行，在右下方的对角线处，写下与称呼相称的客套语：“永远忠诚和感激您的儿子约瑟夫·特罗塔少尉敬上！”

可是因为有了新的军衔和贵族封号，他不能再沿用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给父亲写信。那么他该怎样去改变过去那种适合整个军旅生涯的通信方式呢？他该怎样用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方式向父亲表情达意呢？

一个寂静的夜晚，特罗塔上尉坐到桌子边，准备在痊愈之后第一次给父亲写信。桌子上那一道道刀刻的痕迹记录了士兵们无数个无聊而寂寞的夜晚。拿起笔，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放弃“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把不听使唤的羽毛笔搁在墨水瓶边，将摇曳的烛芯截去一段，似乎是在期待柔和的烛光能激发灵感，以想出一个更合适的称呼。此时那泛黄的纸张、柔和的烛光唤起了心底对童年、对村庄、对母亲以及对军校生活最柔软的记忆。他注视着值班室里单调物体投射在光秃秃的蓝色石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注视着挂在门旁钩子上的那把略微弯曲的闪亮佩剑，倾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声，倾听着雨点在铁皮窗上有节奏的敲击声……

许久，特罗塔上尉站起身，果断地决定，过几天他去皇宫觐见皇帝表达完例行的感谢之后，就去看望父亲。

一个星期之后，他去觐见皇帝。在不足十分钟的觐见中，皇帝照本宣科地问了十一二个问题。他毕恭毕敬地站立于朝堂，语气恭顺又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道：“是，陛下！”

觐见完毕，他租了一辆马车径直朝拉克森堡公园驶去。

在公园管理处的厨房里他见到了父亲。老人穿着衬衫，坐在桌子边，面前放了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扑鼻。桌旁挂着的栗色多节樱桃木弯柄手杖在轻轻地摇晃，桌上铺了一块镶有红边的藏青色台布，台布上放着一个皱巴巴的皮烟袋，袋口半开着，里面装满了烟丝。鼓鼓的烟袋旁还放着一个长长的烟斗，白色的烟斗现已泛黄，这颜色与老人灰白的大胡子正好相互映衬。

站在这间简陋而寒碜的厨房中央，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看上去恰似一个战神：身佩一条闪闪发光的绶带，头戴一顶乌黑发亮的钢盔，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身着镶有鲜艳夺目的两排纽扣的上衣，佩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儿子就这样站在父亲面前，老人缓慢地起身，似乎是在有意地衬托儿子那光辉的形象。特罗塔上尉吻了吻父亲的手，同时俯下身去，好让父亲吻自己的额头和面颊。

“坐吧！”老人说道。

上尉解下身上一些夺目的装饰物，然后坐下。

“祝贺你！”父亲用斯洛文尼亚军人特有的生硬德语说道。辅音像雷鸣般沉重而响亮，末尾音节都带了几个重音。早在五年前他就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儿子讲话，但那时儿子很少能听懂他的话，更不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他交谈。现在深受命运眷顾和皇帝恩惠的儿子居然能用母语和他交谈，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刻意表示亲热的一种举动。

“祝贺你！祝贺你！”老卫队长反复大声说道，“要知道在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可能提拔得这么快！那时拉德茨基还在压迫我们哩。”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特罗塔默默思忖着，军衔等级差距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他和父亲隔开。

“您还有拉卡亚酒c吗，父亲大人？”他用这种正式的称呼询问，期望能做最后一次尝试来修复父子之情。

他们举杯对饮，频频碰杯。父亲喝一口就哼一声，不停地咳嗽吐痰，脸红得发紫，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接着又开始唠叨他的军旅生涯，显然是有意淡化儿子的功勋和军衔。

天色已晚，上尉站起身，吻了吻父亲的手，并让父亲分别在他的额头和面颊做了吻别，然后束好绶带，戴上军帽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今生决不与父亲再相见！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父亲写信，显然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其他联系；特罗塔上尉已经甩掉了祖先是斯洛文尼亚农民的卑微身份，开创了一个新的家族。

岁月静好，时间流逝，特罗塔娶了一位如今和他门当户对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位富家千金，已不再年轻。她的父亲是西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叔叔是一位上校。婚后他们育有一子。

特罗塔在小小的驻地很惬意地过着有规律的军旅生活，每天早晨骑着马去操场，下午去咖啡馆和律师在棋盘上对弈。他渐渐地适应了他的军衔、他的地位、他的体面和他的荣誉。他的军事才能一般，每年的军事演习能拿一个中等成绩。他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不赌博，不发牢骚。他是一位公正的长官，杜绝任何谎言和怯懦行为，痛恨阿谀逢迎和追名逐利。他的为人就和他的操行评定表上写的一样，简单而无可挑剔。偶尔表现出的怒火让人们觉察到，他心里也有阴暗的地方，那里埋藏着沉睡的风暴，这源于某位不知名的祖先遗传给他的基因。

特罗塔上尉不喜欢阅读，因而打心眼里十分同情正在成长的儿子。儿子小小年纪就得和石板、铅笔、海绵、纸张、直尺以及算术打交道，还得学拉丁文。儿子长大后会去从军，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从来没想过从现在起一直到家族消亡为止会有一个家族成员从事其他的职业。他曾经想，即使他将来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去从军。然而遗憾的是，妻子身体虚弱，医生多次警告她怀孕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儿子出生后他们再无所出。如果战争再一次来临，特罗塔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他注定会战死沙场。他天真而固执地认为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人的荣耀。

儿子刚刚满五周岁，虚荣的母亲拔苗助长，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可怜的儿子不得不过早地品尝读书的苦味。一天，闲来无事，他好奇地拿起儿子的课本，随意翻翻。他先是拿腔拿调地读了课本里的晨祷词。这篇晨祷词几十年来未曾改变过，依然是那么押韵。接着他又读了《四季》《狐狸和兔子》《百兽之王》等课文。当他回翻到课本目录时，赫然发现有一篇课文的题目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想到这篇课文应该与他有关，便很快翻到那篇课文。出于好奇心，他坐下来认真地读着。“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课文这样开头—“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遇到极大的危险。”特罗塔的名字也出现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课文中的描写与事实大相径庭—

皇帝陛下怀着对战斗的热情，勇敢地奔赴前线。突然他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英勇无畏的年轻少尉骑着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飞奔而来，他挥舞着利剑，左杀右砍，直将剑锋刺入敌人的心脏和喉咙……

接着又写道—

突然一根长矛刺入了勇士的胸膛，此时大多数敌人已被勇士砍倒，我们的君主挥舞着亮铮铮的宝剑勇猛地向已经慌乱不堪的敌骑兵砍去。敌人的士气大挫，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敌骑兵全部被俘虏。那位少年英雄—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特罗塔—荣获了祖国颁发给英雄儿女的最高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

拿着课本，特罗塔上尉去了屋后的小果园。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妻子总会来这里找些活儿干。他两唇发白，声音低沉，问妻子是否读过这篇无耻至极的课文。她点头微笑。

“谎话连篇！”上尉大声喊叫道，很生气地把课本扔到潮湿的地上。

“那是给孩子们读的。”妻子温和地解释道。

上尉转过身，背对着她，身体剧烈地哆嗦，仿佛是在暴风雨中战栗的小树。他气呼呼地冲进屋里。

每日的下棋时间到了。他从挂钩上取下佩剑，急匆匆地系好腰带，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那架势仿佛是要奔赴疆场杀敌。他来到咖啡馆，一声不吭，连输了两盘棋。他眉头紧锁，额头青筋暴起，一拳狠狠地砸向棋盘，可怜的棋子砰砰砰地四处乱跳。

他对律师说：“我有话跟您说！”—— 顿了顿——“我被胡编了！”他又开口说道，眼睛还直愣愣地盯着律师那亮闪闪的镜片，盯了一会儿，发觉自己词穷了。

“我要是把那本课本带来就好了，拿着那个令人讨厌的怪物，也许我能轻而易举地将整件事说清楚。”特罗塔暗自思忖。

“怎样被胡编了？”律师问道。

“我从没当过骑兵。”特罗塔认为最好这样开头来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意识到对方并没有听懂他的话，“那些无耻之徒在儿童课本里这样写道，我骑着一匹棕色战马，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他们这样写道，飞奔过去拯救最高统帅，他们这样写道。”

律师这下明白了，他曾在儿子的一大堆书里看到过这篇课文。“不要太计较，那是给孩子们读的！”

特罗塔满脸愕然地注视着律师。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那些编教科书的人、这位律师、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以及家庭教师全都跟他过不去。

“所有的历史事实，”律师继续说道，“在编入教科书时都被改写了。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孩子们需要能理解和仿效的榜样。事实的真相他们长大后自然会去了解！”

“结账！”上尉站起身大声喊道。他离开咖啡馆走进了营房。

值勤官阿梅林中尉大吃一惊。他正在军需处下士会计的办公室和一位姑娘调情。特罗塔上尉亲自查岗，派人叫来中士，并要执勤的下士向他报告情况，命令全连集合，在操场上练习射击。大家不知上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战战兢兢地按他说的做。每一个排都有几个士兵不知去向。特罗塔上尉命令把他们的名字报给他听。

“所有缺勤的人明天必须向我报到！”他对中尉命令道。

士兵们气喘吁吁地进行射击训练，枪栓啪嗒啪嗒地响，枪带飞舞，炙热的双手握在凉飕飕的金属枪杆上，沉重的枪托跺在柔软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子弹上膛！”上尉大声命令道。

弹出的空弹壳咔嚓咔嚓地响，震得空气也似在发抖。

“练半个小时！”上尉命令道。

十分钟后他又改变了命令：“统统跪下来祈祷！”

听到士兵的膝盖碰撞到地上的松土、沙子和瓦砾时所发出的声响，他备感舒心。他还是上尉，是整个连队的主宰者。他会给那些胡编乱造的家伙们一点儿颜色瞧瞧。

他没有去军官食堂吃晚饭，压根儿什么也没吃，他倒在床上蒙头就睡，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次日凌晨，军官考勤点名时，他简单明了地向上校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上校立即将他的申诉呈送给上级部门。从此刻起，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真理之骑士”—— 的苦恼开始了。

几个星期之后，军政部才答复说，申诉已经转给了宗教文化教育部门。又过了好几个星期，他终于收到了该部门对申诉的答复。

复函上写道：

尊敬的上尉先生：

兹对阁下有关奥地利官方课本第十五篇读物所提申诉答复如下：

此书系根据奥地利1864年7月2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由维德纳和斯尔德尼两位教授为中小学编写的读物。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注意，按照1840年3月21日法令精神，编写这类读物必须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并尽可能符合教育目标之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还涉及最高君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本人和最高上议院的其他议员，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课本。上面所说的，在阁下申诉中所提到的那篇读物曾提请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自过目，并经他签字批准列入教材。

根据各级教育部门意见，编写这类读物的宗旨是以一种适应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特点的方式宣传奥地利皇朝帝国军人的光辉战斗事迹和崇高的爱国精神。鉴于该篇读物并没有捏造故事、篡改事实，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调空喊爱国主义口号，这完全符合成长中的儿童的心理、想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本着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理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撤回此项申诉。

这封复函是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笔签名的。上校亲手把它转交给了特罗塔上尉，还以父辈的口吻对他说：“到此为止吧！”

特罗塔接过复函，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表达了觐见皇帝的请求。三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他被引入宫殿，站在最高统帅面前。

“亲爱的特罗塔，听着！”皇帝说，“这件事的确有些糟糕，不过，它对于我们俩毫发无损！别再去管它了！”

“陛下，”特罗塔回答说，“那是个谎言！”

“每个人都会说谎。”皇帝证实道。

“我不会，陛下！”上尉终究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帝踱着步走到特罗塔跟前，最高君主并不比他高，两人四目相对。

“我的大臣们，”弗兰茨·约瑟夫开口道，“当然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我得依靠他们。你能理解吗，亲爱的特罗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看着吧，我们会有所行动的！”

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还活着，但特罗塔并没有去拉克森堡看望父亲。他返回驻地，请求退伍。

退伍时他获得了少校军衔。他迁往波希米亚，住在岳父的一座小庄园内，但仍然享受着皇帝的恩宠。过了几个星期，他得到通知说，皇帝从自己的银库中拨出五千古尔盾d赏赐给救命恩人的儿子，作为他日后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此外，皇帝还晋封特罗塔为男爵e。

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将皇帝的恩惠视同侮辱，他心里因此闷闷不乐。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他没有出征，战争的失败让他怒火中烧。渐渐地，他食不甘味，睡不香甜，视力减退，步履缓慢，沉默寡言。虽说还正当年，但看上去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他对皇帝、对真理、对美德、对正义的天真幻想已经破灭，忍耐和沉默将伴他度过余生。他似乎已经明白，是谎言、狡黠和奸诈在维持着世界的秩序、法令的威严和皇帝的荣光。

按照皇帝偶尔表达的意愿，第十五篇读物从帝国的教科书中删除了。从此，特罗塔的名字只能在其曾服役过的部队的秘密史册中才能找到。特罗塔的少校军衔也只是空有其名，如同某些隐蔽的事物向活生生的光亮世界投去的阴影，稍纵即逝。

特罗塔男爵在岳父的庄园干着和他的父亲在拉克森堡公园一样的活儿，手执浇水壶和园艺剪刀，修剪树篱和草坪。春天来了，他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他修剪树枝，收拾工具，更换门锁，打造马鞍，翻松土壤；他成天待在森林里，捕获一些小动物，和护林员一起在林子里过夜；他管理家禽、肥料、庄稼、水果、藤蔓花、仆人和马车夫；外出采购时小心翼翼，用尖尖的手指从皱巴巴的皮口袋取出钱来，付完钱之后又将它藏回腰间。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斯洛文尼亚农夫。

有时候他也会像过去那样大动肝火，愤怒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暴风雨正在摧残着一棵灌木苗似的。他一发火就会去狠揍仆人，鞭打马背，脚踹自己亲手修过的房门，并扬言要赶尽杀绝庄园的雇工。吃午饭时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餐桌上的盘子，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分房住。儿子也只有在进餐时才能见到父亲。儿子每年会两次将学习成绩单呈给他看，从未听到过他任何赞扬或责备的话。他的岳父靠养老金生活，喜欢与女人调情，因为害怕女婿干涉，通常接连几个星期待在城里不回庄园。

他——特罗塔男爵——如今是一个又矮小又苍老的斯洛文尼亚农夫。他还像过去一样每周给父亲写两次信，而且总是在深夜写。借着微弱的烛光，摊开一张淡黄色的十六开信纸，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的地方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但他很少收到回信。

每每想起可怜的老卫队长住的是简陋房屋，抽的是低劣烟叶，喝的是自个儿酿制的拉卡亚酒，男爵心里阵阵绞痛，不禁产生一种冲动，想立即去看望父亲。可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这种节俭的美德大概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乃至他的曾祖父那儿一直传承下来的。

比起当年，他现在与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那位残疾军人父亲更为相像了。想想多年以前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厨房里和父亲喝着拉卡亚酒的情形，那时的他满身披着新贵族的戎装显得多么光彩闪耀，如今看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他从未和妻子谈起过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斯洛文尼亚卫队长这个身份会使一个出身于古老王朝的官宦家庭的千金感到十分难堪。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不邀请父亲来家里做客。

有一次，那是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男爵迈着沉重的步子，越过板结的硬土块，往农庄管理员那儿去。途中，遇到一个庄园雇工，递给他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寄来的一封信。那位残疾军人去世了，他平静地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没有过多的言语，男爵只是简单地吩咐道：“去叫男爵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我今晚就去维也纳！”

说完他继续向前走，进了管理员家里，问了问播种问题，讨论了一下天气，并吩咐他再添置三个犁耙，叫他下周一请兽医来一下，还叫他今天就去给要临盆的女佣请个接生婆。

临走时他说：“我父亲走了，我要去维也纳三天！”说完，漫不经心地伸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他的行李箱已准备好，马车也已备好，到火车站大约要一个小时。他匆匆地喝了点汤，吃了点肉，然后对妻子说：“我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你从未见过他！”

这是讣告吗？这是哀悼吗？

“你跟我一起去！”他对生性胆小的儿子说。

妻子站起身开始收拾儿子的行装。当她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时，特罗塔又对儿子说：“你就要见到你的祖父了。”

儿子垂下眼睑，身子瑟瑟发抖。

他们抵达时，卫队长的遗体已经入殓。他躺在那里，身旁点着八根三尺长的蜡烛，两个残疾退役军人在为他守灵。老人身穿藏蓝色制服，胸前戴着三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安详地躺在灵柩里。灵柩就停放在他的起居室里。室内有一扇窗户，挂着窗帘，一个修女就在离窗户不远的角落为死者做祷告。特罗塔进屋时，两位守灵的残疾退役军人立刻将身子挺直。他身穿少校制服，胸前戴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他双膝跪下，儿子也跟着在死者的脚前跪下，迎面看到的是穿在死者脚上的一双厚底高筒皮靴。有生以来特罗塔男爵第一次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那双小眼睛是干枯的，没滴下一滴眼泪。他咕噜咕噜地叫了两三声父亲，态度既虔诚又迷茫，他站起来向死者俯下身去，在那浓密的胡须上作了最后的吻别。他对儿子说：“你过来！”

“你看到他了吗？”到了外面他问儿子。

“看到了。”儿子回答道。

“他只当过卫队长，”父亲对儿子说，“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男爵的封号。”

儿子沉默不语。

这位残疾退役军人被葬在拉克森堡一个小小的军人公墓里。六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退役老兵抬着棺材从教堂向墓地走去。全身戎装的特罗塔少校一直将手搭在儿子肩上。儿子不停地抽泣着。每当军乐队吹奏的哀乐稍微停顿时，就可以听到牧师们那悲哀而单调的唱经声。空中缭绕的薄雾使这个男孩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一支小分队向墓地上空鸣枪，枪声在空中久久回响，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鸣枪是在向死者的灵魂致以士兵式的敬礼，祈祷亡灵能永远地离开尘世，上升到天堂。

父子俩乘火车回家。途中男爵一直一言不发。下了火车，在车站院子里等马车来接他们时，他才跟儿子说了声：“不要忘记他，你的祖父！”

男爵又像往常一样埋头于日常工作。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卫队长并不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位亲人。接下来他先送走了岳父，再后来又埋葬了妻子。妻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撒手人寰。他随后把儿子送进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并一再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当兵。

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庄园一栋宽敞的白房子里，屋里到处弥漫着逝者的气息。他只能和护林员、管理员、仆人和马车夫说说话。虽然很少发脾气，但他那粗壮的拳头仍然很有震慑力，可怕的沉默犹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每个月儿子都会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两封信，他一个月只给儿子回一次信，只有寥寥几笔，而且就写在从儿子来信的便笺上裁下来的空白小纸条上。

八月十八是帝国庆祝皇帝诞辰的日子，每年他都会穿上军服、骑上马，到邻近的驻军地转转。

儿子每年会在暑假和圣诞假期回来看望他。每个圣诞平安夜，儿子都可以得到三个硬邦邦的古尔盾银币，但必须写收据，而且还不能把银币带走。当天晚上老人就会把这些银币放进一个木箱子里，并将儿子的学习成绩单放在银币旁边。儿子天资不高，但很勤奋，因此成绩也还过得去。他从没给儿子买过任何玩具，也从没给过一丁点儿零花钱、买过一本课外读物。儿子性格冷静沉着，为人善良正直。

特罗塔男爵心思单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点完成学业。在儿子十八岁那年的圣诞夜，父亲对他说：“今年不再给你三个古尔盾银币了，你可以开收据拿走箱子里的九个古尔盾银币。和女人交往要小心，她们大多是祸水！”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决定让你当一名法官，你还得学习两年。不要急于去部队服役，可以向后推迟一些，等你毕业以后再说。”

儿子按照父亲的意愿，顺从地取走了九个古尔盾银币。在和为数不多的女人交往时他十分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暑假回家时，还剩下六个古尔盾银币。他请求父亲允许他邀请一个朋友来做客。

“好啊！”少校有些吃惊地说。

那个朋友来了，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却拖着一个大画匣子。这让主人感到很不乐意。

“他是画画的？”老人问道。

“是的，画得棒极了。”儿子弗兰茨回答道。

“叫他别在房间里乱涂，带他到外面画风景。”

客人到了外面，但并没有画风景。他在凭记忆替特罗塔男爵画肖像。他每天在餐桌上努力记下主人的面部轮廓和表情。

一天，男爵问客人：“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两个年轻人羞红了脸，眼睛看着台布。不管怎样，肖像还是画成了，配上镜框，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老人。他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把肖像翻过来，似乎要找出一些正面画像未曾画出的细节。他又把它举到窗前，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望着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他说：

“我该把它挂哪儿呢？”

多少年了，他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如果你朋友缺钱，你可以借给他。”他低声对弗兰茨说，“你要好好和他相处！”

这幅肖像是老特罗塔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肖像，后来挂在儿子的书房里，作为给特罗塔家族后人的一个念想……

自此以后，老人时常盯着这幅画像看。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时而把它挂在这面墙上，时而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他仔细地端详着画像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苍白的两片薄唇，在两只乌黑的小眼睛下方，像山丘一样耸立的瘦削的面颊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盖着像鬃毛一样坚硬如刺的短发。他觉得直到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有时，他默默地和自己的面容交谈，这触发了难以名状的思绪和回忆。一丝捉摸不定的乡愁涌上心头。他多么需要这幅画像。有了它，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早地衰老，才体会到那无边的孤独。衰老和孤独从画布上无情地向他涌来。难道自己一直是这样吗？他默默地问自己：一直是这样吗？

他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走到公墓地去，走到妻子墓前，仔细地瞧着灰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十字架，看看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屈指算算，悲凉地发现妻子死得太早。他承认怎么也记不清她了，比如说，她的两只手长什么样，他已经忘了。他突然想起有一种药酒，妻子喝了好多年。她的面容呢？他闭上眼睛似乎还能想起来，但很快又消失，脑海中只剩下一团圆圆的、粉红色的模糊影像。

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宅子里还是在庄园里，他变得性情温和。他时而去摸摸马，时而对着母鸡笑笑。他不仅学会了喝白酒，而且还经常喝。一天，他提前好几天就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人们开始笑着和他打招呼，而他也回以微笑。暑假到了，儿子带了朋友回来，他和他们一起进城，下馆子，喝几口斯利洛维茨酒，还给年轻人点了很多菜。

儿子当上了法官，经常回家到庄园里到处转转。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想放弃法律仕途回家帮忙管理庄园。

少校说：“太晚了！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农夫和庄园主！你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官，绝不会是别的！”

一切已成定局。儿子选择了从政，做了奥地利西里西亚行政区的一个专员。尽管法定的课本里已经看不到特罗塔这个名字，但它并没有从上级政治机关的秘密文件中消失，还有皇帝恩赐的五千古尔盾银币也记录在册。它保证了年轻的特罗塔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就在他晋升为地方官两年前，特罗塔少校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意外的遗嘱。鉴于他深信——他这样写道——他的儿子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主，所以他希望特罗塔家族的人能成为有地位、有荣耀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宠，并希望他的后代能比他——立遗嘱者——生活得更幸福。为此，他决定将岳父大人几年前遗赠给他的庄园包括其所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赠给残疾军人基金会，以纪念他已故的父亲。与此同时，他希望残疾军人基金会能将他埋葬在父亲的墓旁。他——遗产赠与者——请求残疾军人基金会本着节俭的原则对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对于现有的款项——在维也纳威福鲁西银行存的一万五千弗罗林金币f及其利息，还有放在家里的所有的金币、银币和铜币以及儿子已故母亲留下的戒指、手表和项链，全部归他的独子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所有。

一支维也纳军乐队，一个步兵连，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骑兵团的一名代表，特罗塔生前所在的匈牙利南部驻军的几名军官代表，所有还能行走的残疾退役军人，两名宫廷内阁官员，军政部的一名军官和一名捧着缀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的黑软垫的下士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消瘦的儿子弗兰茨身穿黑色孝服，走在最前面。军乐队奏响了与先前祖父葬礼上同样的进行曲。不过，发射的礼炮更加猛烈，声音更响，回音更长。

儿子没有哭，其他人也没有哭。墓地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没有任何的悼词。少校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真理之骑士——就这样长眠在宪兵卫队长的身旁。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朴素的军人墓碑，墓碑上用细细的、长长的黑色字体刻上了他的姓名、军衔和他曾服役过的部队名，还铭刻了该部队引以为豪的称号：“索尔费里诺英雄。”

除了这块墓碑、一个消失的荣誉和那张肖像外，死者什么也没留下。就是说，一个农民曾在春天走遍这片土地，到了夏天，他亲手播种的一大片茂盛的麦浪抹去了他的足迹。就在这个星期，皇朝帝国的地方官——弗兰茨·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收到了皇帝陛下发来的吊唁函，其中两处提到了已故者的“不能磨灭的功勋”。

第二章

在这个师的全部驻防区域，最负盛名的军乐队是驻扎在摩拉维亚W小城的第十步兵团军乐队。乐队长是奥地利的一个著名军乐家。他记忆力非凡，在改写大量的旧军乐谱的同时，他每月都会谱写一首新的进行曲。所有的进行曲与长着相似面孔的士兵一样单调。大多数进行曲都以模拟军鼓的小鼓乐开始，然后是加快行军节奏的集合号，清脆响亮的铜鼓乐，尾声是雷鸣般的定音鼓乐以及欢快短促的军乐。

军乐队长内希瓦尔的非凡之处不在于他谱写了大量的曲子，也不在于他长期严格地训练他的乐队，而在于他严谨的演奏风格。其他乐队长通常安排乐队的上士指挥演奏第一首进行曲，直到演奏第二首时才亲自指挥。在内希瓦尔看来，这种散漫的作风是奥匈帝国衰败没落的明显迹象。一旦乐队按照规定摆成了圆形，乐谱架灵巧的小脚插入广场上大石块之间的黑土缝里，这位乐队长就已经站在乐队人员中间，静悄悄地举起镶有银手柄的乌檀木指挥棒开始指挥乐队演奏。

每次户外音乐会都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下举行。音乐会的序曲一成不变，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乐队全体成员对这首乐曲十分熟悉，即使是在黑夜或睡梦中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也能演奏自如。尽管如此，内希瓦尔仍然要求他们每次演奏时必须瞅准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每逢星期日，他都站在乐队中央，像首次指挥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怀着对军队和音乐的极大热情，抬起头，举起指挥棒，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听，小鼓猛击，笛声悠扬，钹声清脆，听众的脸上都露出了如痴如醉的笑容，周身热血沸腾；虽然他们都纹丝不动，但觉得仿佛在大步向前；姑娘们屏住呼吸，张开嘴巴；男子汉们低头沉思，沉浸在对军旅岁月的回忆中；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附近的公园里，头发灰白的小脑袋在微微发抖。夏天到了。

是的，夏天到了。

地方官官邸对面的老栗树散发着香气，早晚随风摇曳的枝叶，白天却纹丝不动，宽大的树荫一直延伸到路中央，给行人送来缕缕清凉。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云雀不知疲倦地在静谧的小城上空鸣叫。偶尔也有那么一辆出租马车驶过颠簸的石子路，把外乡人从火车站送到旅馆；时而也会有一辆双驾马车在宽阔的大道上由北向南驶过，那是把温特尔希格老爷从庄园的宅院大床上直接送到他那巨大的狩猎区去散步。老爷个子矮小，脸色蜡黄。虽然已是夏日，坐在马车里的老爷身上却裹着一条宽大的黄色毯子，只露出一张阴沉沉的枯瘦的脸。马车富有弹性的橡皮轮缓慢无声地前行；棕色的轮辐g熠熠闪光。黑乎乎的大森林和金发森林管理员早已在恭候主人的到来。镇上的居民纷纷向他问候，他全然不理，表情木然地穿过一片问候的海洋。穿着黑衣服的马车夫斜挺着身子，大礼帽几乎擦到栗子树，柔韧的马鞭轻轻地抚掠着那高头大马的棕色脊背，那紧闭的双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吆喝声，比嘚嘚作响的马蹄声还要响亮。

暑假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地方官十五岁的儿子，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摩拉维亚省霍恩奈斯骑兵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把这座故乡小城视作一个避暑天堂，也视作他的夏日之家。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他都会在舅舅那里度过，只有暑假才回家。按照他的父亲——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大人——的要求，他回家的日子必须选在一个星期日。不管学校是哪一天放假，家里的假期总是从星期日才开始，这是因为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星期日不办公，可以整个上午从九点到十二点都在家陪着儿子。

八点五十分——早晨弥撒过后的一刻钟——穿着星期日制服的年轻人会准时来到地方官官邸门前。

八点五十五分，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仆亚克斯走下楼来说：“小少爷，老爷来了。”

卡尔·约瑟夫最后一次拉拉上衣，整整腰带，摘下军帽，并按规定把它贴在腰臀处。

父亲来了，儿子双脚立正，清脆的碰靴声划破了老宅子的寂静。老人打开门，轻轻地挥了挥手，示意他先进去。儿子没有反应过来，依然站着不动。老人便先走进去，卡尔·约瑟夫跟着他进去，但在门槛旁边停住。

“随便坐吧！”地方官过了一会儿说。

卡尔·约瑟夫这才朝着那张红丝绒大扶手椅走去，面对着父亲坐下，双膝并拢，军帽和白手套放在膝盖上。

缕缕阳光透过绿色的百叶窗格的狭缝照射到深红色的地毯上。一只苍蝇在嗡嗡地叫，金色的壁钟开始当当地响。敲过九下之后，钟声微弱了，地方官开口道：“马雷克上校先生身体可好？”

“谢谢爸爸！他身体很好！”

“你的几何学还是很差吗？”

“哦，谢谢爸爸！比以前好点儿！”

“课外读书了吗？”

“读了一些，爸爸！”

“你的骑术怎么样？去年骑得可不好。”

“今年……”卡尔·约瑟夫正要回答，却很快被打断了。

父亲将半藏在光亮的圆形硬袖口中的细长的手伸出来，袖口上正方形的大纽扣金光闪闪。

“你去年骑术不好，我刚才说过。这是——”地方官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说，“一种耻辱！”

说到这儿，父子俩都沉默了。虽然“耻辱”二字说的声音很小，但它还是在房间里回响着。地方官在做过极为严厉的批评后，会暂停一会儿。儿子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去消化，把它们刻在脑子里和心上。壁钟在嘀嗒地响个不停，苍蝇在嗡嗡地叫个不休。

“今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卡尔·约瑟夫用清脆的声音说，“是中士多次亲口说的。我还受到了科佩尔中尉先生的表扬。”

“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了些。”地方官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靠着桌边把硬袖口塞回到袖子里去，一阵刺耳的响声传来。

“说下去吧！”他边说边点燃一支烟，这表明轻松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卡尔·约瑟夫将帽子和手套放在一张小桌上，站起身来，开始汇报去年的一切情况。老人点点头，突然对他说：“你已经长大了，孩子！声音也开始变了，恋爱了吗？”

卡尔·约瑟夫满脸通红，整个脸庞像是一只大灯笼在燃烧，但他勇敢地面朝着父亲。

“这么说，你还没有恋爱？”地方官说，“算了，我随便问问，你接着讲吧！”

卡尔·约瑟夫喝了口水，脸上的红晕消退了，他突然感到浑身发冷。他断断续续地向父亲继续汇报。过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书单，递给父亲。

“都是些很好的读物嘛！给我讲讲《茨里尼》h的故事梗概吧！”

卡尔·约瑟夫于是将剧本的内容一幕一幕地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整个人已是疲惫不堪，脸色发白，口干舌燥。

他偷偷地瞄了一眼壁钟，才十点半，还要接受一个半小时的考问。老人想起应该检查一下儿子的古代历史或者日耳曼神话知识。他右手拿着点燃的烟，左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踱着步。右臂上的硬袖口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照在红色地毯上的缕缕阳光更加强烈，越来越向窗户靠近，说明太阳一定升得很高了。教堂的钟声响了，一直传到房间里，听上去好像就在百叶窗外敲着。

老人今天只是考了他的文学知识。他详细地阐述了格里尔帕策作品的意义。他推荐阿德尔伯特·斯蒂福特和费迪南德·冯·萨尔的作品作为“假日轻松读物”给儿子阅读。接着，老人又跳回到军事话题：站岗值勤、军规第二部分、部队的组成、各个团的军事兵力等等。

突然，他出其不意地问道：“什么是隶属关系？”

“隶属关系就是无条件服从的职责。”卡尔·约瑟夫侃侃而谈，“每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和下属……”

“停！”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并纠正道，“以及每一个下属……”

卡尔·约瑟夫又继续回答：“——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如果……”

“一旦，”老人纠正道，“一旦上级下达了命令。”

壁钟敲响了十二下，卡尔·约瑟夫终于松了一口气。直到这时卡尔·约瑟夫的暑假才算真正开始。

又过了一刻钟，他听见从营房传来的咚咚咚的急骤的小鼓乐声。每个星期日的正午时分，军乐队都要走出营房来到地方官的官邸阳台下演奏。在这个小城，地方官的地位不亚于皇帝陛下。卡尔·约瑟夫默默地站在阳台上那茂密的葡萄藤后面，十分虔诚地聆听着军乐队的演奏。他觉得自己与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有点儿亲缘关系。他父亲在这里代表并维护着它的势力。有朝一日他也要为它出征，为它战斗，为它献身。他知道所有皇室成员的名字，并以一个孩童般的真诚热爱他们所有人，当然他最爱戴的是皇帝陛下。在他心目中，皇帝善良、伟大、崇高、正义、高高在上却又平易近人，对部队的军官们宠爱有加。

一听到军乐声，特别是一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卡尔·约瑟夫就精神抖擞，周身热血沸腾。听着听着，卡尔·约瑟夫仿佛觉得那音符已化成密集的子弹正有节奏地在他的耳朵周围呼啸而过；他那锃亮的佩剑正随着那急速的旋律在闪电般地飞舞。在醉人的鼓乐声中，他慢慢地倒了下去；他的鲜血从一道暗红色的狭口里正一滴滴地往外渗，滴落在金光闪闪的军号上，滴落在深黑色的定音鼓上，滴落在奏响胜利的铙钹上。

男仆亚克斯站在他身后，清了清嗓子，午餐要开始了。每当乐声稍停时，从餐厅里便会传来餐盘发出的叮当声，十分好听。餐厅与阳台隔了三个大房间，在二楼的正中间。用餐时，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屋外传来的军乐演奏声。它给午餐带来了一种温和而宽容的庄严气氛，父亲也不会像平常那样在短暂的进餐时间还要同他进行令人尴尬又生硬的谈话。他们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惬意地享用美食。遗憾的是军乐队并不是天天来演奏。餐盘上有浅蓝色和淡金色相间的细长条纹，卡尔·约瑟夫喜欢这些条纹，在军校学习期间时常会想念它们。这些条纹、《拉德茨基进行曲》、墙上挂的已故母亲的肖像（他已记不清她的容颜）、重重的长柄银汤勺、盛鱼汤的大盖碗、带齿的水果刀、小巧而精致的咖啡杯、薄如银币的小汤勺，所有这一切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夏天、自由和故乡。

他把披风、军帽和手套递给了亚克斯，走进餐厅。地方官也走了进来，对着儿子微微一笑。女管家希尔施维茨小姐来得稍微迟了点儿，她穿的是星期日才穿的灰色丝绸服，后脑勺打了个很大的发髻，胸前戴了一个弯月形的大别针，看来她已经装扮整齐了。卡尔·约瑟夫轻轻地吻了吻她那纤细的手。亚克斯把椅子挪了挪，地方官作了一个入座的手势。亚克斯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进来，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整个人立刻换了个模样。他本来就苍白的面容、本来就白花花的连鬓胡子、本来就灰白的头发此时显得更白，发出一种奇特而耀眼的白光。他戴着这副手套，托着一个深色托盘，上面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他快速而稳当地把汤碗放在桌子中央，悄无声息。按照老习惯，希尔施维茨小姐负责分汤。他们亲切地端起盘子向她伸过去，眼眸里含着感激的笑意。她也回以莞尔一笑，并将热乎乎、黄澄澄的汤放进了他们的食盘。汤清澈透明，里面有细长、缠连、滑溜的金黄色面条。

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吃得很快，有时快得惊人。看他那狼吞虎咽的劲儿，好像是有满腔的贵族式怒火要发泄在餐盘里，那架势似乎是恨不能立刻将盘里的汤和面条一扫而光。希尔施维茨小姐用餐时吃得很少，等进餐结束后她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道道地慢慢品尝。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卡尔·约瑟夫只得囫囵吞枣地吃着。于是所有人几乎同时吃完。只要老爷子不吭声，谁也不说话。

喝完汤之后，仆人们端上来一道拌有配菜的牛肉冷盘，这是多年以来地方官家里必备的星期日菜肴。他笑眯眯地盯着这道菜，足足盯了有半顿饭的工夫。他的眼睛欣赏着边缘又脆又嫩的烤肉，接着又挨个儿瞧瞧盛在碟子里的蔬菜：鲜嫩欲滴的紫甜菜、碧绿的菠菜、光亮的莴苣、呛人的白色辣根，以及泡在奶油里的椭圆形的土豆——它会使人想起那些精致而小巧的饰品。男爵对这道菜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情，他似乎是用眼睛去品尝美味的佳肴。他首先用视觉上的审美能力吃掉了菜肴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是吃掉了它们的灵魂；然后用嘴吃余下的部分时则味同嚼蜡，只得狼吞虎咽地吃完。美美地观赏这些菜肴和简单地食用它们都会使老人家深感愉悦，因为他重视这样一种所谓的“贵族式”进餐方式，它不仅仅是胃口的满足，还是一种思想的熏陶。他把这种思想称为斯巴达式的思想。他十分巧妙地把兴趣的满足和职责的要求结合起来。他是一个斯巴达人，但也是一个奥地利人。

现在由他来切割牛肉，每个星期日这道菜都是由他来分。他把硬袖口往袖子里一塞，抬起双手，用刀开始切割牛肉，并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您看，尊敬的小姐，只顾向卖肉的人要嫩肉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切肉的方式，是横向切还是纵向切。现在卖肉的不懂得这些诀窍。就因为刀功不好，最好的肉都给他们弄糟了。尊敬的小姐，您看！我几乎无法弥补损失，刀一切下去，肉就散成一条一条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整块肉是‘烂’的，但切下来的每一小块却很硬，这一点您自己很快就可以看到。至于这些德国人叫Beilage的配菜，下次我会选这种德国人称作Meerrettich的辣根。要干一些，不能把它的香料掉进牛奶；烹调时间不能过长，烧好了马上端上桌，不然水分就会多。这是你犯的错误！”

希尔施维茨小姐在德国生活多年，说一口标准的德语。当冯·特罗塔老爷用德文来表达“配菜”和“辣根”时，她吃力地点了点头。看得出来，她后脑勺的发髻太重，要低下头表示同意得费好大劲。于是，她努力想做得适度友好，让人觉得她的赞许有些勉强。

地方官接着又补充道：“我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尊敬的小姐！”他讲的是高级官员和低等贵族讲的那种带鼻音的奥地利德语，让人听了感觉像是深夜里从远方传来的吉他声，又像是钟敲过后那微微震荡的回声。那是一种平缓而又精确的语言，既亲切又严厉，它与说话人那瘦骨嶙峋的脸、细长而弯曲的鼻子——从这个鼻子发出来的低沉的辅音听上去似乎带有一点儿哀伤的情调——很相称。每当地方官讲话时，他的鼻子和嘴，与其说是面部器官，不如说是吹奏乐器。除了嘴唇在动，面部其他的器官都不动。冯·特罗塔老爷把他黑亮的络腮胡子视为军人制服的一部分，视为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之臣仆的象征，视为王朝思想的一种证据。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讲话时，他的络腮胡子也是纹丝不动的。他笔直地坐在桌旁，好似一个骑兵正手握缰绳。他坐着时看上去像是站着，他站着时，像枪杆一样挺直的身躯常使人惊叹不已。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不管是星期日还是平时，他总是穿深蓝色的上衣和带条纹的灰色裤子，这裤子紧贴着两条长腿，吊带系在光亮的马靴上，把裤筒拉得笔挺。

在第二道和第三道菜的间隙他总是习惯性地站起身说“起来活动活动”。不过，看那神情，与其说是起来活动活动，不如说是在给室内的人演示应该怎样在起身、站立和踱步时，保持上身不动。亚克斯进来撤走冷肉，希尔施维茨小姐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意思是提醒他叫人把剩下的肉给她热一下。

冯·特罗塔老爷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到窗边，把窗帷稍微撩开一些，转身又回到桌边。此刻，一大盘樱桃丸子端上来了。地方官只舀了一个，并用勺子把它切开。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尊敬的小姐，这是一个标准的樱桃丸子，它被切开时有一定的稠度，但一入嘴里就化了。”

他转身对卡尔·约瑟夫说：“吃两个丸子吧！”

卡尔·约瑟夫舀了两个，一转眼就把它们吞下去了，比他父亲还早一秒。他又喝了一杯水——晚餐时才有酒喝——以便把粘在食道里的丸子冲到胃里去。用餐完毕，他和父亲同时将餐巾叠好。

大家都站了起来。外面乐队正在演奏《塔恩霍伊泽序曲》。在嘹亮的乐曲声中，他们跟着希尔施维茨小姐走进了老爷的书房。亚克斯已经把咖啡端了进来。他们在这里等候乐队长内希瓦尔先生。当乐队人员在楼下整队离去时，内希瓦尔先生走了进来。他身穿深蓝色的阅兵制服，腰佩锃亮的军剑，衣领上缀着两个亮闪闪的小竖琴。

“你们的演奏棒极了！”冯·特罗塔老爷说道，当然他每个星期日都这样说，“今天的演奏尤其出色！”

内希瓦尔先生对他鞠躬。一个小时以前他已经在军官食堂用过餐，嘴里还留有菜肴的余味。这个时候他更想抽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而不是喝浓咖啡。亚克斯给他拿来了烟，卡尔·约瑟夫给他点着了火，他凑过来吸了好久，火焰差点把卡尔的手烧着。

大家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内希瓦尔谈起了最近在维也纳上演的雷哈尔i轻歌剧。这位乐队长阅历丰富，每个月都要去维也纳两次。卡尔·约瑟夫猜测这位音乐家内心深处一定藏着许多夜生活的秘密。他的妻子是普通人家出身，夫妻俩育有三个孩子。他已成功地跻身上层社会，与家人长期分居。他一边悠闲地吸着烟，一边乐滋滋地讲着犹太人的笑话。地方官听不懂，也没有笑，却说：“很好听，很好听！”

“你的太太还好吗？”冯·特罗塔老爷经常会这么问，多年以来他一直都这么问。他从未见过他太太，当然他也不想和这位出身平凡的女人见面。告别时，他总是对内希瓦尔说：“请代我向你太太问好，虽然我们从未谋面！” 内希瓦尔答应转达他的问候，并且说他太太肯定会非常感激。

“你的孩子们好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他总是忘记那些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大儿子学习成绩优异！”乐队长说。

“长大后会当音乐家吧？”冯·特罗塔老爷略带鄙视地问。

“啊，不！” 内希瓦尔先生回答说，“再过一年他就要上军官学校了。”

“哦，当军官啊！”地方官说，“这很好啊，当步兵吧？”

内希瓦尔先生微微一笑：“自然喽！他挺能干，说不定有朝一日会进总参谋部任职。”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地方官说，“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过！”一周以后，他会把这一切全都忘了，根本记不住乐队长的孩子。

内希瓦尔先生喝了两小杯咖啡，不多也不少。他遗憾地熄灭了没有吸完的弗吉尼亚雪茄。他得走了，不能拿着没有熄灭的烟和主人告别。

“今天我感到特别愉快。请代我向您太太问好，很可惜我不曾有幸见过她！”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说。

卡尔·约瑟夫两脚并拢，“啪”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送军乐队长下到一楼。接着再返回书房，走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想出去散一下步！”

“好的，好的，好好放松放松！”冯·特罗塔老爷边说边挥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

卡尔·约瑟夫出了门，慢慢地逛着，好向他的双脚证明，它们开始休假了。遇到士兵时，他立即像在军队里一样，打起精神，挺直腰杆，大步前进。他来到城郊，黄色的税务大楼悠闲地沐浴在阳光下，田野的芬芳迎面扑来，云雀在欢歌。放眼西望，蓝色的天际下是连绵的灰蓝色山丘。一排排木板屋和茅草屋的村舍映入眼帘，家禽的啼叫声在夏日的寂静中听起来像是军号的声响。这是一幅夏日的乡村恬然景象。

铁路路基后面是宪兵队的指挥部，由一位卫队长指挥。卡尔·约瑟夫认识他，他叫斯拉曼。他决定去敲敲门。他走上闷热的平台，又是敲门又是按铃，没人回应。

一扇窗户开了，斯拉曼太太探身窗外，越过窗台的天竺葵喊道：“谁呀？”看见是小特罗塔，连忙说：“我就来了！”

她打开前厅门，屋里有一丝凉意和微微的清香。斯拉曼太太在连衣裙上洒了几滴香水，这种香味使他想起了维也纳的夜总会。

卡尔·约瑟夫问：“卫队长不在家吗？”

“他值勤去了，冯·特罗塔先生！”斯拉曼太太说，“进来吧！”

卡尔·约瑟夫便坐进了斯拉曼家的客厅。这是一个低矮的、红色的房间，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冰盒子里一样，非常凉快；软垫座椅的靠背很高，褐色的木条上面雕刻有片状藤蔓图案，靠在上面背有点儿疼。斯拉曼太太取了一些冰凉柠檬汽水，她小指翘起，姿态优美地抿了一小口。她坐在卡尔·约瑟夫旁边，身子转向他，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一只套着红丝绒拖鞋的光脚不停地晃动着。卡尔·约瑟夫看看她的脚，又看看汽水，但不敢抬头看斯拉曼太太的脸。他的军帽放在膝盖上，膝盖一动不动。身子坐得笔直，面前放着汽水，仿佛喝汽水也是执行公务似的。

“冯·特罗塔先生，你好久没来了吧？”卫队长太太说，“你都长这么高了！过十四岁了吧？”

“ 过了，早过了！”他回答道。

坐在沙发上的卡尔·约瑟夫局促不安，他想快点儿离开这里。他想把柠檬汽水一饮而光，鞠躬致谢，并转达对她丈夫的问候，然后走开。他困惑地看着汽水，怎么喝也喝不完。斯拉曼太太一个劲地往他杯子里倒汽水，还拿来了香烟。他婉拒了香烟。她便给自己点了一支，毫不在意地吸起来，只见她吞云吐雾，脚不停地晃动。突然，她不声不响地从他的膝上取下军帽，将它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自己手中的香烟塞到他嘴里。她的手上散发着烟味和科隆香水味。她穿着夏季印花连衣裙，宽松的袖子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淡淡的体香从袖口飘出。他殷勤地吸着烟，烟嘴上还留有她的口红。他的眼睛盯着汽水。斯拉曼太太又把香烟塞到她的唇齿间，站到他身后。他不敢转身。突然她香喷喷的两只手缠住了他的颈脖，她的脸贴住他的头发。他的身子一动不动，但他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一场巨大的风暴在他内心迸发，坚实的身躯和制服上牢固的纽扣在拼命地遏制它。

“ 来吧！”斯拉曼太太轻声地说。

她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飞快地吻他，目光迷离地看着他。突然一缕金发从前额垂了下来，她向上斜了斜眼，撅起嘴唇想把头发吹开。他的腿开始感觉到她的分量，同时有一股暖流袭来，令他的小腹和双臂上的肌肉紧胀。他搂住这个女人，透过坚硬的制服感受到了她柔软的胸脯。她的喉咙里轻轻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有点儿像抽噎，又有点儿像颤音。她眼含泪水。过了一会儿，她抽回身，温情脉脉、十分娴熟地一颗颗解开他的纽扣，将一只软绵绵的凉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对着他的嘴贪婪地吮吸着，长久地享受蜜吻。她蓦地站起身，就像受到某种刺激。他立刻跳了起来。她色眯眯地牵着他的手慢慢地朝后面的卧房退去。她容光焕发，退到门口时，用脚踢开身后的房门。他们轻手轻脚地进了卧房。

他像一个束手无策的俘虏，眯着眼睛看着她帮他脱衣服，动作如此轻柔，像是母亲在替孩子更衣。他略感诧异地望着自己的制服正一件件地散落到地上。他听到鞋子落地的声响，随即感觉到斯拉曼太太的手在轻抚他的双脚，一股清新的暖流从下往上蹿，直达胸口。他听任她的摆布，欣然接受这个杂糅着欢快、热烈和温柔的魔一样的女人。

他醒了。斯拉曼太太站在他面前，把衣服一件件地递给他。他匆忙地把衣服穿好。她飞快地跑到客厅替他把手套和军帽取来。她轻柔地帮他整理上衣，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的脸。他躲避着她炙热的目光。他咔嚓一声，双脚立正，握了握这个女人的手——不过眼睛还是固执地看着她的右肩——走了。

远处的钟楼敲了七下，太阳已经移到西边的山丘上，此刻它们和天上的云彩一样披上了晚霞。路旁的树木清香扑鼻。晚风习习，大路两旁斜坡草地上的小草正在微微摇动，绿波荡漾，远处沼泽地里传来了欢快的蛙声。

市郊一栋明黄色的农舍里，一位少妇正探身窗外，凝视着空荡荡的大路。尽管素不相识，卡尔·约瑟夫还是和她打了招呼，他身子站得笔直，显得十分恭敬。她不自在地点点头，表示感谢。与其说他是在问候那位少妇，不如说他是在向斯拉曼太太告别。依窗而立的那位少妇好似站在爱情和生活之间的哨兵，陌生而亲切。

现在，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生活的世界。于是，他加快了脚步，七点四十五分回到了家，向父亲报告了他的归来。他脸色苍白，但话语简洁明了，态度沉着坚定，像一位真正的男子汉。

卫队长每隔一天就要外出巡视，巡视完之后就要夹着一卷公文来向地方官汇报工作。他从没在官邸遇见过地方官的儿子。卡尔·约瑟夫每隔一天会到宪兵指挥部去一次，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离开。从斯拉曼太太那里带出来的芳香夹杂着夏日黄昏的干燥气味，附着在卡尔·约瑟夫的两只手上，久久不散。用餐时，他刻意与父亲保持足够的距离，其实不必离得那么远。

“这里有一股秋天的气味。”一天晚上，父亲说道。

事实上，那是斯拉曼太太使用的木樨草香水的气味。

第三章

祖父j的画像高高地挂在地方官书房窗户对面的墙上。画像里祖父的前额和头发因隐藏在旧木镜框深棕色的阴影里而显得模糊不清。祖父那模糊的形象和被抹去的荣誉不断激起孙子卡尔·约瑟夫的好奇心。

有时，在寂静的午后，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市立公园里栗子树的绿荫给这个房间送来了一种阴凉、柔和的安宁气氛。

地方官带领他的委员会成员去城外了。

远处楼梯上传来了亚克斯老头啪嗒啪嗒的拖鞋声，令人惊悚。他穿着毛毡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鞋子、衣服、烟灰缸、烛台和台灯收集在一起擦洗。

卡尔·约瑟夫爬到一张椅子上，凑上前去仔细端详祖父的画像。只见画面被分割成无数深深的阴影和明亮的光斑，众多的线条和墨点在这块亚麻布上划割出上千道折痕， 硬邦邦的干油彩毫无生气。

卡尔·约瑟夫从椅子上走了下来。绿色的树荫在祖父褐色的上衣上晃来晃去。画中的线条和墨点聚合成祖父既模糊而又神秘莫测的面容，有些陌生的眼光，正远远地凝望着昏暗的天花板。

每年暑假，孙子要多次和这位祖父作无声的交谈，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因为逝者始终缄默不语。年复一年，夹在黑镜框里的肖像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空洞，仿佛无情的岁月要再一次一点一点地吞噬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生命，直到某一天，只剩下一块空白的亚麻画布更加苍白、更加空洞地俯视着他的孙子。

楼下院子里，在木板阳台的阴影中，亚克斯坐在一张小凳上，面前放着一溜儿擦拭过的军用皮靴。每次从斯拉曼太太那里回来，卡尔·约瑟夫就会来到院子里，坐在亚克斯边上。

“亚克斯，给我讲讲祖父的事吧！”

亚克斯随即放下手中的刷子、鞋油和擦布。每次在讲故事之前，他都要搓搓手，仿佛是要抹去干活的劳累和手上的污垢。

“他对我可好哩！”他会千篇一律地这样开头，这样的开场白他已经足足用了二十多次。而后，亚克斯继续讲道：

“我刚来庄园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但我是单身，老爷不喜欢雇用结过婚的人。除了夫人，他从不与其他女人交往，但不久肺炎夺去了夫人的性命。谁都知道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但他对此事不吭一声。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索尔费里诺英雄’几个字。他去世时年纪并不是很大，那是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大约九点。当天下雪了，下午他还站在院子里问我：‘亚克斯，你把我的毛皮长筒靴放哪儿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但我还是说，‘我去给您取来，老爷！’‘还来得及，明天再取吧！’他说……可是‘明天’他再也不需要毛皮靴了，而我也一直单身。”

情况就是这样。

有一次——那是最后一个暑假了，因为一年后卡尔·约瑟夫就要离开军校去入伍了——地方官说了这样一段告别话：“祝你万事如意！你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记住这一点，你会一帆风顺的！”

上校、全体教官以及所有军官都记得这一点，卡尔·约瑟夫也因此一帆风顺。虽然他骑术不好，地理学也差，几何学也不及格，但毕业时还是获得“优异”成绩，被任命为少尉，分配到第十重骑兵团。

展现在卡尔·约瑟夫眼前的是最后一次庄严的弥撒和即将开启的荣耀。耳畔回响的是上校那震耳欲聋的告别辞。上身穿着天蓝色的军服，上面配有金黄色纽扣；背上挎的是银色的子弹带，上面嵌有一个威风凛凛的猫头鹰饰物；左手拿着骑兵帽；下身穿着鲜红色骑马裤；脚蹬闪闪发光的高筒皮靴，马刺发出的声音悦耳动听；腰佩一把带有大护罩的亮闪闪的军剑。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就这样出现在父亲面前。这次不是星期天。有了少尉身份，他星期三也可以回来。

地方官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卡尔·约瑟夫说：“随便坐吧！”

他摘下夹鼻眼镜，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仔细打量了儿子一番，觉得一切都无可挑剔。他拥抱了儿子，俩人互吻了一下脸颊。

“坐吧！”地方官说着，把少尉按在椅子上。他自己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在考虑一个合适的开场白。指责，这次肯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能一开始就赞扬他。

他终于开口道：“现在你应该先了解你所在部队的历史，也要了解你祖父曾服役过的部队历史。我有公务要去维也纳一趟，总共待两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地方官摇了摇铃，亚克斯进来了。

“叫希尔施维茨小姐，”地方官吩咐道，“今天准备一些酒，如有可能再准备一些牛肉和樱桃丸子。今天用餐时间要推迟二十分钟。”

“是，男爵老爷！”亚克斯一边说，一边朝卡尔·约瑟夫看了看，并小声地对他说：“祝贺您，少爷！”

地方官走到窗边，这个场面令人激动。他听到自己的儿子在他身后正和男仆握手。亚克斯双脚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口中喃喃地说着已故老爷的什么事。亚克斯走出房间后，他才转过身跟儿子说道：“天气很热，是吗？”

“是的，爸爸。”儿子回答道。

“我们出去走走吧！”

“好的，爸爸！”

地方官取过镶有银把手的乌木手杖，戴上手套。平日里，他喜欢用那根黄色的管状手杖，把手套拿在左手上。他随即又戴上那顶丝质礼帽，走出书房，儿子跟在他身后。

父子俩在夏日宁静的公园里安静地散步。小城的警察向他们敬礼，男人们从长凳上站起来向他们问候。同父亲黑色的装扮相比，儿子一身崭新的戎装，显得格外光彩照人。在公园长廊一顶大红太阳伞下，一位金发女郎正在调制草莓味的苏打水。

老人停下来，说：“喝杯清凉饮料挺不错！”他要了两杯苏打水，略带威严地端详着这位金发女郎，而她却痴痴地盯着卡尔·约瑟夫那光彩夺目的戎装，似乎被迷住了。

喝完苏打水，他们继续在公园里散步。有时，地方官会晃动一下他的手杖，似乎是要提醒自己该克制一下兴奋情绪。尽管他今天和往常一样十分严肃、沉默不语，但儿子仍然感受到了父亲难得的愉快心情。他不时发出的咳嗽声带有一丝惬意，让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愉悦。如果有人向他问好，他会迅速脱帽还礼，有时甚至会一反常态地发表一些议论，诸如“礼貌有时也是一种负担！”等。他说出这种出格的话无非是想表露自己对路人惊羡的目光感到十分高兴。

快回到自家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将脸转过来对儿子说：“我从小就想当兵，但是你祖父明令禁止我去当兵。现在你没有成为地方官，我感到很高兴！”

“是，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今天的午餐准备了酒、牛肉和樱桃丸子。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了，穿着一般只在星期日才穿的那件灰色绸服。她一见到卡尔·约瑟夫，便立刻收起了严肃的表情。

“我很高兴，”她说，“衷心地祝福您！”“祝福”她用的是德语词“beglückwünschen”。

“‘beglückwünschen’就是‘祝贺’的意思。”地方官为儿子翻译道。

大家开始用餐。

“你不必吃得那么快！”地方官说，“如果我先吃完，我可以等一会儿。”

卡尔·约瑟夫抬头看了父亲一眼。是啊，父亲一定知道要跟上他的用餐速度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暗自思忖。此刻他仿佛第一次透过老人的盔甲感知到了他那颗跳动的心，窥探到了他脑海深处那神秘莫测的思想。

卡尔·约瑟夫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谢谢，爸爸！”他说。

地方官似乎没听见，继续埋头大口地喝汤。

几天后他们登上了去维也纳的火车。在车上，父子俩各干各的事，儿子读报，父亲看公文。有一次，地方官抬起头说：“我们要在维也纳定做一条正装裤子，你只有两条。”

“谢谢，爸爸！”他们继续埋头于各自的读物。

离维也纳还有不到一刻钟车程的时候，父亲收起公文，儿子立刻把报纸放在一边。地方官看着车窗的玻璃，而后又转过头朝儿子看了几秒钟。他突然说：“你认识斯拉曼卫队长吧！”

这个名字砰的一声敲响了他的记忆，这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呼喊。他眼前立即浮现出那条通往宪兵指挥部的道路，低矮的房间，印花连衣裙，宽大而舒适的床；他好像又嗅到了草地的芬芳，也嗅到了斯拉曼太太身上的木樨草香水味。他认真地听着。

“他妻子不在了，非常可怜！”地方官继续说道，“太可怜了，是死于难产。你应该去看看他。”

车厢里突然闷热得难受。卡尔·约瑟夫松开衣领。他绞尽脑汁，想说一句得体的话，但终未开口。他多么希望像个傻孩子一样痛快地哭一场，但喉咙哽住了。嘴唇又干又裂，好像几天都没喝水似的。

他感受到父亲向他投过来的目光，于是赶忙朝窗外看去。维也纳就要到了，而他的痛苦在不断地加剧。他想走到车厢的过道去，以减缓这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但他同时意识到无法躲避老人的目光，也无法摆脱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强打精神，说：“我一定去看他！”

“你好像不适应坐火车。” 父亲关切地说道。

“是的，爸爸！”

带着一种难以名状、难以理解的痛苦，卡尔·约瑟夫驱车去了旅馆。这种痛苦好似一条毒蛇一样正在吞噬着他。他吃力地说了一声：“对不起，爸爸！”然后便锁上房门打开行李箱，取出书包，里面放着几封斯拉曼太太的来信。这些信还完好无损地装在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是：霍恩奈斯-摩拉维亚，邮局候领。如天空般湛蓝的信纸还散发着几缕木樨草香水的气味，秀丽的黑字母好似一排整齐的燕子在秩序井然地飞翔。啊，这是死去的斯拉曼太太用那双纤细的手写给他的信啊！对于卡尔·约瑟夫来说，它们似乎是预告她突然死亡的信差，是来自天堂的预期问候。

最后那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回。体检、谈话、告别、宴会、任命、新军衔和新制服，这一切在蓝色信笺上飞舞的那些娟秀的黑字面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皮肤上还留存着那个死去的女人用双手抚爱过的印痕，他温暖的手心还能感受到她胸脯上的丝丝凉意。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做爱后那既疲倦又满足的面容：张开的红嘴唇，洁白的牙齿，娇慵无力的手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恰似一个个琴键弹奏出对性爱的渴求。而此刻蛆虫正在她的胸脯和大腿上肆意地爬着，腐烂也在一点点毁掉她姣好的面容。这种毁灭的景象越是清晰，他的痛苦越是强烈，这种痛苦已经从维也纳飞越到斯拉曼太太所在的区域。她永远地从那儿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少尉这么想，我要把她忘掉。她的话是多么温存悦耳，她是一个母亲，她爱我，可是她死了！很明显，他要为她的死负责任，她—— 一个已经死去的肉体——就这样横卧在他生命的门槛上。

这是卡尔·约瑟夫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他对母亲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除了坟墓、花圈和两张照片以外，他对母亲一无所知。而现在，死亡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摧毁了他纯真的快乐，烤焦了他无邪的青春，把他推向无边的痛苦之中。等待他的是无尽的哀伤，但他已做好准备要像男子汉一样坚强地承受无法逃脱的命运。

卡尔·约瑟夫把信件扎好，锁上箱子，穿过走廊，敲了敲父亲的房门，走了进去。他听到老人好似从一块玻璃后面传出来的声音：“看来你心肠很软啊！”地方官正对着镜子，忙着打领带。他要到总督府、警察总局和最高地方法院办事。“你陪我一起去吧！”他说。

他们坐的是橡胶轮双驾马车。卡尔·约瑟夫觉得这些街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热闹喜庆。夏日午后金色的阳光普照房屋、树木、有轨电车、行人、警察、绿色长凳、纪念碑和公园，马蹄踏在石子路面上发出一阵阵嗒嗒声，年轻女子好似明媚的亮光一闪而过。士兵们举手敬礼，商店橱窗闪闪发亮，和煦的夏风正吹拂着这座大都市。

这幅美丽的夏景在无精打采的卡尔·约瑟夫眼中荡不起一丝涟漪，父亲的那句话一直在耳边萦绕。老人对此似无察觉，正饶有兴致地给他介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迁走的烟草店、新设的电话亭、延伸的公共汽车线路和新增的停车站。现在的城市面貌与他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无论是已经消失的，还是保留下来的，他对它们有着深深的眷恋。

他以异常温情的语气，历数着昔日岁月的珍宝，用一只干枯的手一一指着那些留下他美好青春记忆的地方。卡尔·约瑟夫则保持缄默。他的青春才刚刚逝去，他的爱情也已经死亡，可是他的心门再一次被父亲忧伤的怀旧情绪给打开了。

他—— 一个地方官，一个特罗塔，一位传奇的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后裔—— 那坚硬的身体里一定藏着一个十分神秘又非常亲密的人。老人的评语越来越热烈，惊呼越来越频繁，而儿子由习惯养成的顺应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低沉。

“是的，爸爸！”这句既干巴巴又不失分寸的附和语，多年以来已经在卡尔·约瑟夫的舌尖上练得十分自如，但现在听上去显得既亲切又自信。他的父亲似乎变年轻了，而他却变老了。

他们在地方机关大楼前面下了马车。地方官要进去寻访他的旧日同僚——他的青春见证人。布兰德尔当上了高级警司，司梅卡尔当上了部门首脑，蒙特希茨当上了上校，哈塞尔鲁内当上了公使馆参赞。父子俩逛了一些商店。他们在图赫鲁本街瑞特梅尔商店定制了一双半高筒皮靴，这种靴子色泽不光亮，是山羊皮制的，用于宫廷舞会和官方接见。而后去了维登街，在宫廷及军官缝纫师埃特林格那里定制了一条正装裤子。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方官还在宫廷珠宝商沙弗兰斯基那里选购了一支银鼻烟盒，它坚固耐用，背面有凹槽，是一件奢侈品，他让人在上面雕刻了一句：“一生平安。你的父亲。”

他们在人民公园前下了马车，准备喝咖啡。平台上的圆桌在深绿的树荫下光洁发亮，台布上放着蓝色的咖啡杯。音乐一停，就能听见鸟儿欢快的歌声。地方官抬起头，陷入了对往昔的回忆。

他开口说：“我曾在这儿认识过一个姑娘。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他默默地算着，似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卡尔·约瑟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位远古的祖先。

“她叫米齐·施拉格尔。”老人说。他在浓密的栗子树冠下寻觅施拉格尔小姐的身影，仿佛她是树上歌唱的小鸟。

“她还活着吗？”卡尔·约瑟夫很有礼貌地问道，似乎是要为父亲失去的岁月寻找一个寄托。

“但愿她还活着！在我那个年代，你要知道，人们不兴多愁善感。我告别了那个姑娘，也告别了许多朋友……”

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陌生人站到他们的桌旁。这个人戴着一顶软毡帽，打着很松的领带，穿着一件宽大的旧灰色西装，浓密的长发一直披到后颈上，满是灰尘的宽脸上胡子拉碴，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画家，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艺术家的典型形象，显得很不真实，好像是从旧画报上走出来的人物。这个陌生人把皮包往桌上一放，看样子是想兜售他的画作，但态度有些傲慢，是贫穷和理想使他游离在现实与超然之间。

“啊，是莫泽吗？”冯·特罗塔老爷说。

画家慢慢撑开那沉重的眼睑，露出明亮的大眼睛，盯了地方官几秒钟，然后伸出一只手说：“特罗塔！”

他随即装模作样地将皮包一摔，摔得桌上的酒杯叮当响，连着大叫三声：“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他得意扬扬地瞟向邻桌，似乎在期待人们的喝彩。他坐下来，摘下软毡帽，扔到椅子附近的沙堆上，而后一边说“都是一些脏东西”，一边抬起肘把皮包从桌子上推开。接着凑到少尉跟前，皱皱眉，又将身子靠回去，说：“这位，地方官大人，想必是令公子吧？”

“这位是我年轻时的朋友，莫泽教授！”地方官介绍说。

“该死的，真想不到是您啊，地方官大人！”莫泽重复道。这时，他抓住一个侍应生的燕尾服，站起来，很神秘地耳语了一声叫他拿酒来，又坐下去，眼睛盯着侍应生送酒来的方向。终于，侍应生给他端来了半杯斯里洛维茨清酒。他把酒杯凑到鼻子前晃了几下，手臂猛一使劲，好像准备要一口吞下这半杯酒似的。实际上他只呷了一小口酒，而后伸出舌尖把沾在唇上的酒舔掉。

“你来这儿都已经两个星期了，居然没来看我！”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严厉架势开口说道。

“亲爱的莫泽先生，”冯·特罗塔老爷说，“我是昨天来的，明天就要回去了。”

画家盯着地方官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又举起杯子，像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地把酒喝完了。他想把杯子放回去，但怎么也不能把杯子放进杯碟中，不得不叫卡尔·特罗塔从他手里拿过去把杯子放好。

“谢谢！”画家说。他伸出食指指着少尉说：“跟索尔费里诺英雄简直太像了！只是文静了些，鼻梁没那么高，嘴唇也薄一些！不过，日后可能会有变化……”

“莫泽教授为你祖父画过肖像！”冯·特罗塔老爷解释说。

卡尔·约瑟夫看看父亲，又看看画家，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书房天花板下那幅模糊的肖像画。他祖父和这位教授的关系简直不可思议，父亲与莫泽的亲近使他感到愕然。这个陌生人把脏兮兮的大手亲密地放在地方官的条纹裤子上，父亲将大腿缓缓地往后移，以防裤子被弄脏。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端坐在这里，把身子往后微微一靠，以躲避朝他胸前和面部袭来的酒味。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他只是笑笑，听之任之。

“你该好好打扮打扮，”画家说，“你怎么弄得这么寒碜！令尊大人可不是这个模样。”

地方官捋捋自己的连鬓胡子，笑笑不语。

“是的，老特罗塔多了不起啊！”画家又开口说。

“结账！”地方官突然低声说，“请你原谅，莫泽，我们有个约会。”

画家坐着没动。父子俩走了。

地方官挽起儿子的手臂。卡尔·约瑟夫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手臂是这么干瘦。父亲的一只戴着深灰色羔羊皮手套的手正微微蜷缩着，亲切地放在他蓝色制服的袖子上。这只干瘪的手经常被硬邦邦的袖口擦得沙沙响；这只愤怒的手只要随便翻翻文件，就能给人以劝解和警告；这只果断的手只要把抽屉往里一推，把钥匙一转，人们就会以为抽屉永远地被锁上了。如果有什么事不合它主人的意，这只不耐烦的手就会在桌子边上击鼓似的敲打个不停；如果屋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这只生气的手就会去敲打窗玻璃；如果有人把东西忘在家里，这只手就会伸出干瘦的食指；这只冷峻的手会握成拳头，但这只拳头从来都没有伸向其他人；这只轻柔的手会碰碰前额，小心地摘下夹鼻眼镜，再轻轻地握住酒杯；这只悠闲的手会打开烟盒，把弗吉尼亚黑雪茄准确地送到嘴边。这就是父亲的左手，他早已熟悉的左手。可是他仿佛直到现在才认识这只手，一只父辈的手啊！卡尔·约瑟夫真想把这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

“你看，这个莫泽！”地方官刚一开口却又沉默了，似乎是在寻思一句恰当的评语。最后他说：“他本来可以很有出息的！”

“是的，爸爸！”

“他给你祖父画肖像时才十六岁。我们俩是同龄人！他是我在学校唯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去画院工作了。是酒害了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地方官停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在我今天所见的人当中，他算得上是我的朋友！”

“是，——父亲！”

这是约瑟夫第一次喊出“父亲”这个词。“是的，爸爸！”他又迅速地改了口。

天黑了，夜幕笼罩着大街。

“你冷吗，爸爸？”

“一点儿都不冷！”

地方官加快了步伐。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旅馆附近。

“地方官大人！”他们身后突然有人喊道，显然是画家莫泽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转过身，看见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态度十分谦恭。

“请大人原谅！”他说，“我的烟匣子空了，你们走了我才发现的。”他把一只开着的空铁皮烟匣子给他们看。

地方官取出他的雪茄盒。

“我不抽雪茄。”画家说。

卡尔·约瑟夫递给他一个香烟盒。莫泽尴尬地把皮包放在脚前的人行路上，把自己的烟盒装满，并请卡尔·约瑟夫给他点支烟。他用两只手遮着蓝色的火焰。这两只手红红的，黏糊糊的，与其腕关节相比显然太大了些。两只手微微地颤抖着，令人想起那些毫无意义的工具。他的指甲好似刚刚在泥土、粪堆、颜料和烟油里倒腾过的小黑铲一样。

“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他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去拿皮包，再站起来时面颊上挂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永远不能再相见了！”他抽噎着说。

“我到房间去一下。”卡尔·约瑟夫说。说完，他三步并成两步奔上楼去，进了房间，探身窗外，焦急地注视着他的父亲。看到老人在掏皮夹子，莫泽立即用那只可怕的手使劲地抓住老人的肩，并大声喊道：“好吧，弗兰茨，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三排！”

卡尔·约瑟夫又赶忙奔下楼去，他仿佛觉得父亲需要他的保护。教授一边敬礼一边往后退，向地方官作了最后一次问候，昂着头走了。他像一个夜游神似的熟练地越过快车道，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又转过身来，挥了挥手，然后拐进了一个小巷。而后，他又走了出来，大声喊道：“请等一等！”喊声划破了寂静的街道。

他敏捷地跳过快车道，神态自若地来到旅馆前面，看上去似是初来乍到，完全不像是几分钟前才跟他们告别离去的样子。他好像是才见到年轻时的好友似的对特罗塔父子俩抱怨道：“这样的重逢多么令人心酸啊！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并肩坐在第三排凳子上的情景吗？你的希腊语很差，你总是要抄我的作业。假若你是诚实的，那你就当着你儿子面说吧！我不是都给你抄了吗？”他转身对卡尔·约瑟夫说：“令尊大人当年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可他是个胆小鬼，他直到很晚才去妓院找妓女玩，是我一直给他打气，他才敢去的。坦白呀，特罗塔！说实话呀，是我带你去的吧！”

地方官只是笑笑，不开口。画家莫泽摆出一副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架势。他把皮包往人行道上一放，摘下帽子，向前伸出一只脚，唠叨起来：“我第一次见你家老爷子是在暑假，你可记得……”

他突然停了下来，两只手连忙去摸口袋，前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我的钱包不见了！”他一边喊一边抖，身子也晃了起来，“我的钱丢了！”

这时，门房先生从旅馆大门里走出来。他挥了挥镶着金边的便帽，向地方官和少尉请安，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他怒视着画家似乎是要制止他的大喊大叫，制止他在旅馆前面侮辱客人。地方官把手伸进胸前口袋，画家默不作声。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父亲问儿子。

少尉说：“我陪教授走走。再见，爸爸！”

地方官摘下绸帽，走进旅馆。少尉递给莫泽教授一张钞票，便跟着父亲走了。画家莫泽提起皮包，迈着蹒跚的步子离去了。

夜幕早已笼罩着大街小巷，旅馆大厅也是黑漆漆的。地方官坐在一张皮革座椅上，手里拿着房间钥匙，身旁放着大礼帽和手杖，黑乎乎的一堆。儿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他前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是要报告莫泽的事情已经解决。大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从寂静的黑暗中传来老人的声音：“我们明天坐下午两点十五分的火车回去。”

“是，爸爸！”

“我在听音乐时，突然想起你还得去拜访军乐队长内希瓦尔，当然还得先去探望一下斯拉曼卫队长。你在维也纳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要派人去取裤子和鼻烟盒。”

“还有呢？”

“没有了，爸爸！”

“明天上午你还得去拜访你舅舅，看来你把这事儿忘了。你多久去他那里一次？”

“一年两次，爸爸！”

“好吧！代我向他问好！顺便跟他说一声抱歉！他现在什么样子了，我可怜的斯特兰斯基啊？”

“我上次见他时，他看起来很好。”

地方官抓起他的银手杖，伸出手撑着银弯柄，这通常是他站立的姿势，而现在因为提到了斯特兰斯基的名字，即使坐着也要撑着手杖。

“我还是十九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个少尉，迷恋上了科佩尔曼小姐，真是无可救药！他偏偏爱上一个姓科佩尔曼的，简直荒唐至极。”他把科佩尔曼这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他们当然攒不够结婚的钱，你母亲说服我拿出了一半的费用。”

“他离开部队了吗？”

“是的，他离开了部队，去了北方铁路局。他现在是什么职务？我想是个铁路官员吧，是吗？”

“是的，爸爸！”

“那我猜对了。他没有让儿子当药剂师吧？”

“是的，爸爸，亚历山大还在读高中。”

“我还听说他腿有点儿跛，对吗？”

“他有一条腿短一些。”

“哦，就是嘛！”老人满意地结束了父子俩的这段对话，仿佛早在十九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亚历山大会跛腿。

他站起身，大厅里所有的灯一下子全亮了，显出他脸上苍白的神色。

“我去取些钱！”他说着就向楼梯走出去。

“我去取，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谢谢！”地方官说。

吃糕点时，地方官说：“我建议你到巴卡斯大厅去看看！好像是最近发生的事，你在那里也许会碰到斯梅卡尔。”

第二天上午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卡尔·约瑟夫去舅舅斯特兰斯基家拜访。舅舅还在铁路局办公室没有下班，他的妻子——娘家姓科佩尔曼——请卡尔·约瑟夫代她向地方官问好。

卡尔·约瑟夫经过环形大道慢慢地走回旅馆。他拐进图赫劳本大街k，叫人把裤子送到旅馆去，又去取了鼻烟盒，鼻烟盒冰冰凉凉的，放在薄薄的上衣口袋里，连皮肤都是凉飕飕的。他想到要去卫队长家吊唁的事，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要进屋。真诚的哀悼，斯拉曼先生！他准备这样说，而且就站在屋前的平台上说。在那里可以听见在蔚蓝天空下飞翔的云雀的欢歌声，可以听见蟋蟀的鸣叫声，可以嗅到干草的气味，可以嗅到宪兵卫队指挥部小花园里合欢树花蕾的芳香。可斯拉曼太太去世了。那个洗礼证上名叫凯蒂·凯塔琳娜·路易丝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们乘火车回家。地方官放下公文包，把头靠在车厢窗户边上那块红丝绒软垫之间，闭目养神。

卡尔·约瑟夫第一次看到地方官仰着头，刮须时扑过粉的下颚上有细小的凹纹，连鬓胡子有条不紊地叉开来，像两片宽宽的、小小的黑翅，已经冒出了一些银丝，连同两鬓上的白发，证明岁月不饶人。有朝一日他也会死去！卡尔·约瑟夫这样想，他会死去，会被埋葬，而我将活着。

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父亲的面容在浅睡中显得那么平静，埋在红色软垫中的头在轻轻地晃动，黑连鬓胡子下方苍白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长的线。竖领整洁的折角之间，光秃秃的喉结微微隆起在消瘦的脖子上。在紧闭的眼睑之上，细密的皱纹在不停地轻轻收缩，紫红色的阔领带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两只手在睡眠中交叉着越过胸前，塞进腋窝里。父亲安详地睡着了！他那严厉的神情也安详地睡着了，就睡在鼻子和前额之间那安静而垂直的皱褶里，如同风暴隐藏在群山之间的沟壑中。对这些皱皱褶褶，卡尔·约瑟夫感到熟悉而亲切。书房里那幅肖像画对祖父的面容上的这些皱褶进行了刻意的修饰，这是特罗塔家族愤怒的标志，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局部特征。

父亲睁开了眼：“还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爸爸！”

下起雨来了。今天是星期三，他定于星期四下午去斯拉曼家吊唁。

星期四上午还在下雨。

午餐过后一刻钟，他们还是坐在书房里喝咖啡。

卡尔·约瑟夫说：“我要到斯拉曼家去了，爸爸！”

“可惜只剩下他孤独一个人了！”地方官回答说，“你最好四点钟去看他。”

此刻，他们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地方官举起食指，指着窗外钟响的方向。

卡尔·约瑟夫一脸绯红。他觉得他的父亲、雨、钟、人、时光以及大自然本身全都阻挡在他去斯拉曼家的路上。

过去斯拉曼太太还活着的那些下午时光里，他也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地倾听着教堂的敲钟声。不过，那是为了避免在她家碰到卫队长。那些个下午好像被埋葬了几十年，是死神埋葬了它们，让它们失去了生机。死神就横亘在往昔和今朝之间，把它全部永恒的黑暗塞进过去和现在之间。

然而，时钟仍然敲响，而他们依然坐在书房喝咖啡，和那时完全一样。

“下雨了，”父亲说，仿佛他这时才发觉在下雨，“你要不要坐马车去？”

“我喜欢在雨中步行，爸爸！”

他心中是想说，我希望路很长、很长。当她活着时，那时也许我应该坐马车去。

房间里很安静，雨点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地方官站了起来：“我得到那边去！”他指的是到机关去。

“等会儿见吧！”他轻轻地关上门。

卡尔·约瑟夫觉得父亲似乎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离开。

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两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他走到过道里，取了大衣，按规定把背后的折缝整理了很久，再沿着口袋的细缝把剑柄拉了拉，最后对着镜子机械地戴上军帽，出门而去。

第四章

穿过敞开的铁路栅门，走过死气沉沉的税务局黄色大楼，这是他往日走惯的那条路。这条路上看得见孤零零的宪兵卫队指挥部。他继续往前走。小小的公墓用木栅栏围着，就在指挥部后面，再走十分钟就到了。

到了，少尉按下了湿漉漉的铁门把手，走了进去。绵绵细雨似乎更密地向死者飘洒过去。一只不知名的鸟正在孤独地哀鸣，它藏在哪儿呢？该不会在坟墓里哀鸣吧？他推开守墓人的门，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在削土豆皮。她把削下的皮连同削好的土豆一起倒进桶里，站起来。

“我想看看斯拉曼太太的墓！”

“倒数第二排，顺数第十四排，七号墓！”老太太不假思索地说，好像她早就已经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似的。

这是座新坟：一个小小的土丘，一个临时性的木头十字架和一个被雨水淋湿的绢纸紫罗兰花圈——就像人们在糖果店所看到的那种紫罗兰。

“凯塔琳娜·路易丝·斯拉曼出生了，去世了。”她就躺在地下，肥胖的蛆虫正爬在她那洁白浑圆的乳房上肆意地啃噬。少尉闭上眼睛，摘下军帽，多情的雨水沿着头发密集地往下流淌。他没有去看坟墓，就在这土丘下面，正在溃烂的躯体与斯拉曼太太毫不相干；她是死了，死亡意味着即使他站在她墓前也触摸不到她了。此刻，他更愿意去思念那记忆中的身躯而不是土丘下那冰冷的尸体。

卡尔·约瑟夫戴上军帽，掏出表，看了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离开了墓地。

他来到宪兵队指挥部，按了按门铃，没人来开门，卫队长还没有回家。雨水从遮在阳台上茂密的葡萄架上哗哗往下淌。卡尔·约瑟夫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又走过来，点燃了一支香烟，随即扔掉。他觉得自己像个哨兵。每当他的目光触及右面那扇窗户时——凯塔琳娜生前总是从那里往外看——就立刻掉过头，看看表，再去按一下门铃，他就这样等着。

教堂的钟楼上传来了四下若有若无的钟声。这时卫队长出现了。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他就机械地敬了个礼，仿佛那不是为了表示敬意，而是慑于一个宪兵的威胁才不得已而为之。

卡尔·约瑟夫惊呼道，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大：“您好，斯拉曼先生！”他把一只手伸过去，急匆匆地向对方问好；如临大敌而又急不可耐地看着卫队长那笨拙的准备动作，看着他全神贯注地、费力地脱下湿透的棉手套，看着他低垂的目光。那只裸露的手终于伸开湿漉漉的五指，轻轻地放到少尉手里。

“感谢您的垂临，男爵先生！”卫队长说，听口气好像不是在欢迎少尉的到来而是在送别少尉。

卫队长取出钥匙，开了门。突然刮来一阵风，大颗大颗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阳台。少尉仿佛是被这阵风和雨推进门去的。过道里十分昏暗，似乎伸手不见五指，似乎悄无声息。

卫队长打开了厨房的门，死者生前的丝丝印迹还历历在目。

“请把大衣脱下！”斯拉曼说。他自己却还穿着大衣，系着皮腰带。

真诚的哀悼！少尉暗自思忖着，我最好赶紧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就离开。但是斯拉曼已经张开双臂，去帮少尉脱大衣。出于礼貌，卡尔·约瑟夫没有拒绝卫队长的好意。斯拉曼的一只手在少尉后颈头发披过衣领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这儿恰恰是斯拉曼太太用两只手勾惯的地方，那是爱情锁链温柔的搭扣。

什么时候，确切地说，在什么样的时刻我可以表达哀思呢？是一进到客厅就说，还是坐下来之后再说，那时还得重新站起来吗？看样子，在说出那句笨拙的话之前是不能说一个字的。那句话好似一直含在嘴里，一直在舌头上纠缠，淡而无味，毫无用处又令人生厌。

卫队长按了按门把手，客厅的门锁着。

他说了一声：“对不起！”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他伸手去摸已经脱下的大衣的口袋——好像大衣已经脱下很久似的——有一串钥匙在响。

斯拉曼太太生前从来不锁这道门。这么说她真的不在了！少尉突然想到她已经不在了，好像并不是因为她不在了他才来这里的。在这之前他一直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希望她可能还在，而且还在她的卧房等他。现在已经很肯定了，她不在了！她确确实实躺在外面他刚才见过的坟墓里。

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挂了窗帘，外面阴沉沉灰蒙蒙的光线则从另一扇窗户透了进来。

“请进！”卫队长又开口说道。他就站在少尉身后。

“谢谢！”卡尔·约瑟夫说。

他进了门，朝那张圆桌走去，他十分熟悉罩在圆桌上那块台布的条纹图案——中间有一个锯齿状的褐色小污点——和卷曲花纹。客厅里还有一个带玻璃门的餐具柜，里面放着镍银高脚酒杯，小瓷人，一个猪形的储钱罐，猪背上有一个投放零钱的缝口。

“请坐！”卫队长嗫嚅着。他站在一张椅子后面，双手握着椅背，好似在握着一块盾牌。

卡尔·约瑟夫在四年前见到过他。那时他还是一名现役军人，头戴一顶黑头盔，上面有鲜艳的羽毛装饰，胸前斜挂着绶带，全副武装地站在地方官公署前等人。卫队长斯拉曼，这就是他的军衔和名字。军帽上的羽饰和那金黄色的连鬓胡子都是属于他的标志。此刻的卫队长头上没有军帽，身上没佩军刀，也没有斜挂绶带，你只能看到在椅背上方微微隆起的腹部，条纹制服上有块油迹在闪光。这已不是当年的卫队长斯拉曼，而是斯拉曼先生，现职宪兵队卫队长；从前是斯拉曼太太的丈夫，现在成了鳏夫和这所房子的主人。金黄的短发，中分发型，看上去像下巴上顶着两排板刷。由于长期戴军帽的缘故，鬓角被压出一道道淡红色的印纹。没有军帽，没有头盔，他的脑袋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没有了帽檐阴影的遮挡，他的脸呈好看的椭圆形，脸颊、鼻子、胡须长得很匀称。一双蓝色的小眼睛里透着执拗和诚实的目光。等到卡尔·约瑟夫坐下后，他才挪过一张椅子坐下，拿出了鼻烟盒，把它放在自己和少尉中间的那张圆桌中央。鼻烟盒有一个斑驳的搪瓷盖子。

“想来一支吗？”卫队长说。

到了表示哀悼的时候了，卡尔·约瑟夫想。他站起身来说：“向你致以诚挚的哀悼，斯拉曼先生！”

卫队长坐在那里，两只手搁在面前的桌子边上，只是勉强地笑了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当卡尔·约瑟夫又要落座时，他匆忙起身，把手从桌子边上撤回来，放在裤腿上，微微地低下头，然后又抬起头，瞧着卡尔·约瑟夫，仿佛是想问他有什么事。

他们又都坐了下来。一阵难堪的沉默。

“斯拉曼太太是个很好的女人，愿她的灵魂得以安息！”少尉说。

卫队长用手摸了摸小胡子，手指间夹住了一小绺胡子，说：“她是个美丽的女人，男爵先生认识她，对吧？”

“我认识您太太。她怎么去世的？”

“才两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及时去请医生，否则她也不会死。那天夜里我在值勤，等我回到家时，她已经死了。临终时，是那边税务局局长的太太守在她身边的。”他接着又说，“喝杯草莓汁，好吗？”

“好的，谢谢！”卡尔·约瑟夫用响亮的声音说，仿佛草莓汁能够缓解令人难堪的气氛。

卫队长站起身来向餐具柜走去。少尉注视着卫队长，心里清楚那里并没有草莓汁，而是在厨房那个白色的柜子里，就放在玻璃杯子后面。斯拉曼太太总是到那里去取草莓汁。只见卫队长将紧身衣袖里又短又粗的两只手臂伸到柜子的顶层去抓瓶子，却又两手空空地垂了下来，踮起的脚跟也落了地。斯拉曼像是做了一次无用功，回来时，眼睛里掠过失望，他简单地说了声：“请原谅，什么也没找到！”

“没关系，斯拉曼先生！”少尉安慰他说。

可是卫队长好像没有听到这句话，又好像要去执行一道由上级发布的刻不容缓的重要命令，走出了这个房间。厨房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没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他从餐具柜里取出磨砂的杯子，把一个装了水的宽颈玻璃瓶放在桌子上，接着从那个深绿色的瓶子里倒出一种色若红宝石的黏稠汁液，说道：“请吧，男爵先生！”

少尉把玻璃瓶的水倒进草莓汁中，谁也没说话。玻璃瓶的弓形瓶口流出一摊清水，淅淅沥沥洒了一些在外面，似乎是在回应室外淅淅沥沥的雨水。

雨还在不知疲倦地下个不停。此刻，被雨水笼罩的这所孤独的房子里坐着两个更为孤独的人。两个孤独的人此时同时举起杯子。少尉品着又甜又黏的液汁，斯拉曼则一饮而尽。他觉得口渴，在这个阴凉的下午居然会口渴，简直不可思议。

“加入了第十重骑兵团？”斯拉曼问道。

“是的，我还不熟悉这个团。”

“我认识那个团的一个军需中士，叫泽诺威尔。他和我曾一起在步兵团服役过，后来被调走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很有文化，前途无量。我们这号人永远只能原地踏步，在宪兵队是没什么出息的。”

雨下得更大，风也刮得更猛，雨水不停地敲打着窗户。

卡尔·约瑟夫说：“我们这种职业本来就很艰难，我是指在军队！”

卫队长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仿佛他对自己和少尉所从事的这个很艰难的职业感到很高兴似的。他本意并不想笑得那么响亮，这可以从他的口形看出来，它张得很夸张，而且时间比笑声持续得更长。单单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卫队长此刻已经不那么严肃了。难道他真的为自己和少尉所从事的这个艰难的职业感到高兴吗？

“男爵先生，”他开口说，“谢谢您出于一片好心谈到‘我们’的职业！也请您不要见怪，我说的‘我们’并不包括您，我们这号人真的只能另当别论。”

卡尔·约瑟夫一时无言以对。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卫队长对他，也许对宪兵队乃至整个军队的现状怀有一种憎恨的情绪。一个军官该如何应对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呢？这一点军校的教官从没教过他。

尽管如此，卡尔·约瑟夫还是挤出了一丝笑容，笑的时候像有一把铁夹子把双唇夹得紧紧的，看上去像是为卫队长转瞬即逝的愉快表情而感到惋惜。草莓汁刚刚在舌头上还是甜丝丝的，可它的余味却是苦涩的。多么想喝一口白兰地啊！浅红色的客厅今天比往常显得矮小，也许是被雨挤压的。

桌子上放着那本熟悉的照相簿，相簿上的黄铜支架坚硬而光亮。里面所有的照片他都看过。卫队长斯拉曼说：“我给你打开看看吧！”说着打开相簿，把它举到少尉面前。

照片上的卫队长穿着便服，作为新郎站在新娘的旁边。“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下士！”声音里带着一丝怨气，似乎是想说其实他早就应该被提拔到更高的军阶职位上。斯拉曼太太坐在他身旁，穿着一件夏款浅色紧身细腰连衣裙，犹如一件薄薄的铠甲，一顶宽檐的大白帽斜戴在头上。

这是什么？卡尔·约瑟夫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吗？为什么他觉得这张照片这么新？这么旧？这么陌生？或者说这么荒诞可笑？是的，他笑了，仿佛他端详的是一张年代久远的滑稽照片，仿佛斯拉曼太太从来没有和自己相爱过、亲热过，仿佛她不是几个月前死去的，而是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她长得真美！谁见了都会这样说的！”卡尔·约瑟夫说。他这样说是出于一种诚恳的赞扬而不是先前那种尴尬的恭维。不管怎样，前来吊唁，总得在鳏夫面前说几句赞扬死者的话。

他立刻觉得自己已经从死者那里获得了解脱，仿佛一切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过去的一切都是一种幻觉！喝完了一杯草莓汁，他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斯拉曼先生！”没等对方回话，他就已经转过身子。卫队长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看见他走进了过道，披上大衣，慢悠悠地戴上左手套。他居然还从容不迫地说了些诸如“好吧，再见，斯拉曼先生！”之类的话。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点生疏的傲慢语气，他对此感到极为满意。

斯拉曼站在那里，眼睛低垂着，一双手茫然无措，就好像手里握着的什么东西在不知不觉间一下子就丢掉了，永远地丢掉了。

他们相互握手告别。

斯拉曼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少尉先生！”他终究还是这么说了。不，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而卡尔·约瑟夫早就忘记了斯拉曼的面容，他只看到衣领上金黄色的镶边和宪兵上衣黑袖口上那三颗金星。

“再见了，卫队长！”

雨，还在下，细细地下，密密地下，不知疲倦地下，不时刮来一阵热风。看上去似乎到了夜晚，而事实上还没到傍晚时分。灰蒙蒙的雨使天色变得阴暗。卡尔·约瑟夫自从穿上军装以来，是的，自从他学会思考以来，第一次感到需要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他甚至还把两只手举起来停留了片刻，当他想起自己穿的是军服时，又把手放下去，一瞬间他仿佛忘了自己的军人身份。他步子缓慢，脚踩在前面院子里潮湿的沙砾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喜欢这样缓慢地步行，没必要那么匆忙。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只是一场梦而已！现在几点了？怀表放在裤子的一个小口袋里。放得太深，没有必要解开大衣。不久之后，钟楼上的钟终究是要敲响的。

他打开院子的栅门，走到大路上。

“男爵先生！”卫队长突然从身后喊道。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一直默默跟在他后面。是的，卡尔·约瑟夫吃了一惊。他停住了脚步，但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转过身去。也许一支手枪的枪口正对着他的后脑勺，正对着大衣后面的折缝之间。多么可怕而幼稚的念头啊！又要重新再来一遍吗？

“嗯？”他说着，仍然是那种傲慢而漫不经心的语气，没完没了的告别让他感到心烦。他转过身。

卫队长站在雨中，没有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发际两边板刷似的头发湿淋淋的，大滴大滴的水珠顺着光滑的前额淌下去。他拿着一个用细银带捆了个十字形的蓝色小包裹。

“这个给您，男爵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垂下眼睑，“请原谅，是地方官大人吩咐的。当时我立即给大人送了过去，他草草看了一遍后叫我把它亲手交给您！”

沉默片刻，只有雨水滴答地落在浅蓝色的小包裹上，把它染成了一片深色。不能再等了，这个小包裹！卡尔·约瑟夫接过来，满脸通红地把它放进大衣口袋里。他一度想摘下手套去接，思索了片刻，还是向卫队长伸出戴着皮手套的手，说了声“衷心感谢”，就逃也似的离开了。

他感觉到了口袋里的信件。突然，一股无名的燥热从口袋里蹿出，沿着他的手和手臂往上蹿，一直蹿到他的脸上。他的脸变得更红了。他觉得应该把领口解开，就像先前觉得应该把领子竖起来一样。嘴里又泛起草莓水的苦涩味。卡尔·约瑟夫把小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信件。

夜晚终于降临了，雨也停了。世界一定会发生一些改变的，夕阳也许会送来最后一束光亮，雨后的草地散发着熟悉的芬芳。一只无名的鸟儿正在孤独地哀鸣，这哀鸣声像是从遥远的陌生国度传来的。

钟敲了五下，就是说才过去一个小时——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是应该走快点儿还是走慢点儿？时间的脚步令人难以捉摸，刚刚过去的一小时度时如年。还没走几步，钟又响了，是五点过一刻。卡尔·约瑟夫开始加快步伐。他越过铁轨。小城的第一批房屋依稀可见。他经过一家咖啡馆，它是这座小城里唯一装有现代化转门的饮食店。进去喝一杯白兰地也许不错，站着喝，喝完就走。卡尔·约瑟夫走了进去。

“快，来一杯白兰地。”他站在柜台旁边说。他仍然戴着军帽，穿着大衣，有几个客人站了起来。可以听到弹子球和棋子啪嗒的响声，驻军部队的军官们坐在壁龛的阴影里。卡尔·约瑟夫看不见他们，也没有向他们打招呼。此刻有什么比白兰地更要紧的呢？他面如死灰。淡黄色头发的女收款员在那高高的座位上朝他亲切地笑了笑，用一只手好心地把一块方糖放进他的酒杯里。

卡尔·约瑟夫一饮而尽，立即又要第二杯。他只看见女收款员脸上不时闪出淡黄色的光和嘴角间露出的两颗金牙。他觉得自己在触犯禁忌，可是为什么喝两杯白兰地就触犯了禁忌呢？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不是军校的学生了。为什么女收款员要露出那么怪异的笑容呢？为什么她的目光让他很不自在呢？为什么她那湛蓝色的眼睛、两道乌黑的眉毛那么令人生厌呢？他转过身去，朝大厅里看看，他父亲正坐在窗户边上的那个角落里。

是的，没错，正是地方官——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他都会坐在这里看《外地新闻》和《地方新闻》报纸，抽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这全城的人都知道，三十年了，天天如此。此刻，地方官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儿子，脸上似有笑意。卡尔·约瑟夫摘下军帽，朝父亲走去。冯·特罗塔老爷没有放下报纸，只是抬起头对儿子说：“你是从斯拉曼那儿来的吗？”

“是的，爸爸！”

“他把信还给你了？”

“是的，爸爸！”

“坐下吧！”

“好的，爸爸！”

地方官终于放下手中的报纸，把肘撑在桌子上，转过身来对儿子说：“女收款员给了你一杯廉价的白兰地，而我总是喝轩尼诗酒l。”

“我会记住的，爸爸！”

“但我很少喝酒。”

“是的，爸爸！”

“你脸色看起来还很苍白，把大衣脱掉吧！克雷德尔少校坐在那边，他正朝我们这边瞧哩！”

卡尔·约瑟夫站起身，向少校鞠躬。

“斯拉曼为难你了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

“那就好！”

卡尔·约瑟夫脱了大衣。

“你把那些信放哪儿了？”地方官问道。

儿子把那个小包裹从大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冯·特罗塔老爷抓起包裹，放在右手上掂了掂分量，而后又放下，说：“信不少嘛！”

“是的，爸爸！”

大厅里很安静，可以听见弹子和棋子啪嗒啪嗒的响声，以及店外雨水的滴落声。

“准备后天到骑兵团报到！”地方官眼睛看着窗外说。

卡尔·约瑟夫突然感到父亲将一只手放到自己的右手上，凉丝丝的，骨瘦如柴。

卡尔·约瑟夫低下头，眼睛看着桌面，红着脸说：“是，爸爸！”

“结账！”地方官喊道，抽回了他那只手。

“请您告诉那位收款小姐，”他对侍者说，“我们只喝轩尼诗酒！”

他们径直穿过厅堂向门口走去，父亲在前，儿子在后。

他们经过湿漉漉的公园慢慢走回家，雨水还从树上轻轻地滴落。卫队长斯拉曼从地方官官邸的大门里走出来，头戴钢盔，手握钢枪，腋下夹着一本值勤簿。

“晚上好，亲爱的斯拉曼！”冯·特罗塔老爷说。

“有情况吗？嗯？”

“一切正常！”卫队长回答道。

第五章

军营位于城北，在一条宽阔而整洁的乡村大道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蓝色原野。一排排整齐的红瓦房后面，生活别开生面。皇家军队设立在斯拉夫省的这些营房似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种权力象征。

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乡村古道变得越来越宽阔。现在就连它也被这些营房给堵住了，因而不得不让路，沿着营房绕了个大弯子。天气晴朗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小城的北端，也就是这条大道的一端，极目远眺，越往北去，房屋会越矮小，最后净是些乡村的小茅舍；你还可以远眺到气派的暗黄色拱形军营大门，它就像哈布斯堡王朝一块巨大的盾牌，与这座小城对峙。对于这座小城，它好像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又像是一种现实的保护，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团部就设在摩拉维亚，但它的士兵并不是捷克人而是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一点倒是出乎人们的想象。

每个星期第十重骑兵团都要在南部地区举行两次军事操练。操练时全团的人要骑着马在这个小城的马路上跑两趟。响亮的军号有规律地穿插在马蹄的嘚嘚声中。一匹匹战马炯炯有神、气宇轩昂。骑兵们穿的红裤子似乎是这个小城最亮丽的风景。每当他们骑着马经过时，路两旁的行人都驻足观望；店主们离开了店铺；咖啡馆悠闲的客人们离开了餐桌；城里的警察们离开了岗位；从乡村到城镇集市来卖新鲜蔬菜的农夫们离开了马和车；只有市立公园附近停车场上的少数马车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车板子上。他们从那儿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骑兵队伍，比站在大街两旁的人看得更加清楚。当那些年轻、健壮的马驹精神抖擞地奔跑时，这些老马表现得平静而木讷。十五年来，这些老马只是无精打采地拉着出租车往返于乡村与火车站之间。骑兵们骑的这些骏马对它们而言几乎是异类。

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并不关心这些牲口，他坚信自己的身体里流的还是祖先的血液。他们都不是骑手，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弯曲着双膝跟在两头公牛后面，用长满老茧的手推着犁耙耕耘；他们不是用鞭子和马刺而是用柳枝驱赶牲口；他们挥舞的不是军刀，而是锋利的镰刀，他们只会飞快地收割庄稼；与其说他们收割的是丰收的庄稼，不如说收割的是自己播种的幸福和喜悦。他们出生在斯洛文尼亚一个古老的村庄——斯波尔耶村。卡尔·约瑟夫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祖父的故乡，但他相信他了解这个村庄。只要想起高挂在父亲书房墙上那已经褪了色的祖父肖像，他就会看见它。村庄被不知名的群山环抱，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有一排排泥土和干草搭成的简陋房屋。一个美丽的村庄，一个可爱的村庄！他真想为了这个村庄而放弃自己的戎马仕途！

啊，他不是农民，他是男爵，是一名重骑兵部队的少尉！和其他军官不同的是，他在城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住在军营里。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操场，对面是士兵们的房间。每当下午回到营房，随手关上那两扇大门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永远被囚禁在这大门之内。他的马刺在光秃秃的石阶上发出单调的叮当声。靴子踩在走廊里的棕色地板上发出一阵阵咚咚声。白色的石灰墙上残留着一点白昼的余光，从墙上反射出来的微弱光亮证明着夜晚还没有完全降临，因此不必过早地点亮放在角落里的煤油灯。

卡尔·约瑟夫没有点灯。他把前额靠到窗口，这扇窗表面上是他和黑暗的分界线，而实际上它自己就是黑暗本身冰冷的外墙。他朝着对面士兵房间里亲切昏暗的灯光看去，他多么乐意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啊！他们坐在那里，脱去了外衣，穿着粗糙的淡黄色军人衬衫，把一双赤脚搁在自己的床边，唱歌、聊天、吹口琴。

已是深秋季节。在解散令下达后的一个小时，晚熄灯号吹响前的一个半小时，整个军营像一艘巨大的军舰。卡尔·约瑟夫似乎觉得这艘军舰正在微微地摇晃，昏暗的煤油灯连同这白色的大灯罩在一片不知名的海洋里，随着波涛的起伏正有节奏地摇晃。

士兵们正用一种陌生的语言——斯拉夫语——唱歌。斯波尔耶的那些农民祖先大概懂得这些语言！说不定自己的祖父也懂得这种语言哩！书房里的那幅肖像正在慢慢地褪色，那越来越模糊的面容好似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幅肖像一直留在卡尔·约瑟夫的记忆中，被视作不知是从哪一辈开始的历代祖先传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标记。他是他们的后裔。自从进入这个团，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祖父的孙子，而不是父亲的儿子；的确，他好像成了那个奇特的祖父的儿子。

对面，士兵们的口琴声不绝于耳。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用粗糙的手不停地在红红的唇边移动着金属乐器，金属还不时地反射出丝丝光亮。口琴发出的悲伤音调穿透半开的窗户，传到院子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使黑夜充满了对家乡、对妻子、对儿女、对家园的浓浓的思念。在家乡，他们住在低矮的茅舍，夜晚和妻子生儿育女，白天在田地里辛勤耕耘！冬天，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整个村庄，到处都是白雪皑皑！夏天，金黄的谷穗在他们的腰际摇曳，鸟儿在他们的头顶歌唱！他们是农民，他们是农民呀！特罗塔家族曾经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啊！

在深秋时分的早晨，当他们从床上坐起时，太阳像一个血红的橙子从东边天际冉冉升起。当他们沐浴着浅绿色的晨曦，在黑色冷杉树怀抱的湿漉漉的草地上进行操练时，银雾袅袅升起。身穿深蓝色制服的骑兵们激越铿锵的动作划破了寂静，撕开了晨雾。太阳升高了，它那苍白而凄凉的微光从密密的乌黑的枝丫间洒下来，显得那么冷清落寞；阵阵寒意像一把梳子抚掠着战马的赤褐色毛皮；邻近的林间空地上发出一阵阵嘶鸣声，那是渴望家乡的呼声。

骑兵们进行的是“骑射”练习。十点开始他们会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卡尔·约瑟夫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营房。他害怕“休息”时间，害怕和军官伙伴们聊天。他们有时候会聚集在附近的酒吧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等候科瓦奇上校。他更害怕晚上军官俱乐部的聚会。天一黑，就得去，是强制性的。

晚点名的时间就要到了，士兵们匆匆归来，深蓝色的阴影七零八落散向营房的各个角落。卫队长雷茨尼策克已经从门口出来了，手里提着一盏黄色光亮的灯。号兵都集中在黑暗处，黄色的铜器在深暗的蓝色军服前闪闪发光。从马厩里传来马匹困倦欲睡的嘶鸣声，夜空中星光闪烁。

有人敲门。卡尔·约瑟夫一动不动。那是他的勤务兵，他会自己进来的。他马上会进来的。他叫奥努弗里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记住这个名字啊！奥努弗里耶？祖父也许很熟悉这个名字吧！

奥努弗里耶走了进来。卡尔·约瑟夫把前额靠在窗口，他听见勤务兵在他身后立正敬礼。今天是星期三，奥努弗里耶要请假。得把灯打开，卡尔·约瑟夫得给他签假条。

“把灯打开！”卡尔·约瑟夫头也不回地命令道。对面士兵们还在吹口哨。奥努弗里耶忙着去开灯。卡尔·约瑟夫听见门框边上的开关啪嗒一声，身后顿时一片通明。窗外仍然是漆黑一片，对面士兵房间里黄色灯光摇曳不定（用电灯是军官的一种特权）。

“今晚你想到哪儿去？”卡尔·约瑟夫问道，眼睛仍然望着对面的士兵房间。

“泡妞去！”奥努弗里耶说，这是少尉第一次对他称“你”。

“找哪个小妞？”卡尔·约瑟夫问。

“凯塔琳娜！” 奥努弗里耶说。他的声调显示出他还处于“立正”的姿势。

“稍息！”少尉命令道。

奥努弗里耶啪的一声把右腿伸到左腿前面。卡尔·约瑟夫转过身来，看见奥努弗里耶就站在他前面，两颗洁白的大门牙在宽厚的红嘴唇间微微发亮。他必须带着微笑“稍息”。

“你的那个凯塔琳娜长得怎么样？”卡尔·约瑟夫问道。

“报告少尉先生，乳房又白又大！”

“乳房又白又大！”少尉松开了握着的手，痛苦地回忆起斯拉曼太太的乳房。她死了，死了。

“假条！”卡尔·约瑟夫命令道。

奥努弗里耶把假条递过去。

“凯塔琳娜住在哪儿？”卡尔·约瑟夫问。

“在富人家做女仆！” 奥努弗里耶回答。

“乳房又白又大！”他又兴奋地补充了一句。

“给我！”卡尔·约瑟夫说。他接过假条，抹抹平，签了名。

“找凯塔琳娜去吧！” 卡尔·约瑟夫说。

奥努弗里耶再次立正敬礼。

“走吧！”卡尔·约瑟夫说。

他关掉灯，在黑暗中摸索他的大衣。他走到过道里。正当他在楼下锁门时，号兵吹响了晚点名号的最后一曲。星星在夜空闪烁，门口的岗哨向他敬了个礼，他随手关上了大门。

月亮向大道洒下一片银光，城里黄色的灯火像从天上坠落的星星在一一地向他问候，脚踩在秋夜寒冷的地面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背后传来奥努弗里耶的皮靴声。为了不让勤务兵超到他前面去，少尉加快了步伐。但奥努弗里耶也加快了速度。他们就这样在坚硬、冷清的道路上一前一后地跑起步来，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在夜空中回响着。很明显，奥努弗里耶很想赶上少尉。卡尔·约瑟夫停下了脚步，等着他。他清楚地看见奥努弗里耶在月光下伸展四肢，仿佛他正在不断地长高。他仰面对着星空，仿佛要从那里汲取新的力量，去和他的上级相逢。他使劲地甩动着手臂，其节奏和腿一样，看上去像是在用两只手在追赶空气。他在离卡尔·约瑟夫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胸脯向前一挺，咔嚓一个立正，五指并拢敬了个礼。卡尔·约瑟夫不知所措地笑了笑。他寻思，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说些好听的话。奥努弗里耶这么跟着他，确实令人感动。说实在的，他还没有仔细地瞧瞧他。在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之前，他是不可能去关注他的面容的。他觉得自己的勤务兵每天都换了一个人似的。其他的军官们一谈起自己的勤务兵，就好像谈论心爱的姑娘、衣服、美食和马匹一样，十分在行，十分认真。但是只要一谈到仆人，卡尔·约瑟夫就会想起家里侍候过祖父的亚克斯老头。好像世界上除了亚克斯老头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仆人。此刻，奥努弗里耶出现在他面前，站在洒满月光的乡村大道上，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纽扣闪闪发光，皮靴擦得锃亮，宽大的脸庞上露出与少尉相逢的喜悦。

“稍息吧！”卡尔·约瑟夫说。

他本想说些更亲切的话，当年祖父对亚克斯说话一定很亲切。奥努弗里耶嚓的一声，把右脚放到左脚前面。胸脯还在起伏不停，命令并没有产生作用。

“轻松点儿！”约瑟夫带着一丝怜悯又有点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报告少校，我站得很是随便！” 奥努弗里耶回答说。

“你的那个妞离这儿很远吗？”卡尔·约瑟夫问。

“报告少校，不远，一个小时就到了！”

不，这不行！卡尔·约瑟夫无言以对。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使他喉咙哽咽，他不知道该如何和勤务兵打交道！他到底善于和谁打交道呢？即使是和军官同伴们一起，他也无话可说。不管他是离开他们之后或是向他们走去之前，他们为什么总是要窃窃私语呢？为什么他的骑术那么差劲呢？啊，他有自知之明！他能像照镜子似的看见自己的身影，谁也瞒不过他。他知道军官伙伴们总是在背后偷偷议论他。他听不懂他们的幽默，除非他们给他解释一番，即使这样他也笑不出来，以后则更不会笑！尽管如此，科瓦奇上校仍然很喜欢他。他肯定有一份很了不起的秘密档案。一定是祖父的福荫在庇护着他啊！没错，就是这样！他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唯一的孙子。他能感觉到祖父那深邃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他！他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啊！

卡尔·约瑟夫和他的勤务兵在月光如水的乡村大道上面对面地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时间仿佛被此刻的寂静和月光给凝固了。奥努弗里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纪念碑，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

蓦地，卡尔·约瑟夫转过身去，迈开了步子。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一直与他保持三步远的距离。卡尔·约瑟夫能听见大皮靴有节奏的咚咚声和马刺叩击地面的叮当声，这一声声仿佛就是勤务兵一次又一次掷地有声的效忠誓言。卡尔·约瑟夫不敢转过身去。他多么希望这条大道上会意外地出现一条陌生的岔道，一条小路，这样他就能避开奥努弗里耶这股子执拗的侍从热情。勤务兵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少尉也尽力和他保持同样的节奏。他生怕稍有疏忽乱了节奏，会让奥努弗里耶感到失望。奥努弗里耶的忠诚回响在这噔噔噔的皮靴声里，每一声都激起卡尔·约瑟夫新的情愫。是的，身后这个小伙子在用沉重的脚踵连续地敲击着主人的心房，恰似一头穿着皮靴和马刺的笨熊在执拗地表达它的温情。

他们终于来到了城郊。卡尔·约瑟夫想到了一句极为恰当的告别语。他转过身去说：“多谢了，奥努弗里耶！”说完迅速地拐进了一条小路，空中传来勤务兵的答谢声。

他不得不绕了一个大弯，因而晚了十分钟才来到军官俱乐部。俱乐部设在旧环城路上一栋最豪华大楼的二层。每天晚上这里灯火通明，灯光从各个窗户洒向楼前的广场和居民散步的林荫大道。天色已晚，他不得不灵活地穿行于拥挤的人群之中，绕过摩肩接踵的男男女女。身着戎装，脚带马刺，腰挎佩剑，走在穿深色衣服的平民中间，难免会看到好奇、恶意和贪婪等各种复杂的神情。当他像个上帝似的大踏步地进入灯火通明的军官俱乐部大门时，他感到说不出的难受，一天比一天难受。今晚，他匆匆地在散步的人群中拐来拐去，在长长的林荫道上足足走了两分钟，令人恶心的两分钟。他两步并作一步奔上楼去，一个人也没遇见！千万不要在楼梯上碰到任何人，那是一个不祥之兆！过道里，热气、灯光和声音向他迎面扑来。

进去时，他不停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在常坐的那个角落里用目光搜寻着科瓦奇上校的身影。每天晚上上校总是极有兴致地和不同的人玩多米诺骨牌，这也许是因为他怕玩纸牌的缘故。“我的手从没摸过纸牌。”他总会这样说。人们能看出他是有意说出“纸牌”二字，因为他一边说，一边示意人们朝他两只手的方向看。“我建议你们玩玩多米诺，先生们！”有时他会接着说，“它不但干净而且还能陶冶性情。”他偶尔也会高高举起一块多米诺骨牌，仿佛那是一副魔具，能够把那些沾染上纸牌恶习的人从魔鬼那里解救出来。

今天轮到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和上校玩多米诺骨牌。上校看了一眼脸色蜡黄的骑兵上尉。卡尔·约瑟夫在上校面前站了一会儿，马刺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您好！”上校说，眼睛却没有离开多米诺骨牌。上校是一个温和的人，多年来他习惯于以父亲般的态度待人。每个月才故意发一次火，而他自己比全团的人更怕这样发火。他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大吼大叫，把营房的墙壁和湿草地周围的古树震得发抖。他那紫红色的面容变得一片苍白，连嘴唇都发白。他不停地用马鞭噼噼啪啪地抽打皮靴。他大叫大嚷，尽嚷些不着边际的话，只有说到“在我团”这几个字时语气才会变得温和些。最后他会莫名其妙地停止发火，一声不吭地离开办公室，离开军官俱乐部，离开操场，离开所有这些被他选来发火的场所。是的，他们都了解他，科瓦奇上校—— 一个好人！大家像了解月亮的阴晴圆缺规律一样了解他发怒的规律。已经两次迁调的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十分熟悉这位上司的脾气，他对每个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全军再也找不到这么好脾气的团长官了。

科瓦奇上校的眼睛终于离开了多米诺骨牌。他抬起头来，和特罗塔握了手。“吃过了吗？”他问道。“真可惜，”他接着说，目光捉摸不透地看着远处，“今天的炸猪排味道美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一遍：“美极了！”他为特罗塔错过了炸猪排感到惋惜不已。他真想当着少尉的面再吃一次，至少在边上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也是一件乐事。“好吧，玩得高兴点儿！”他最后说了一句，便又埋头玩他的多米诺骨牌了。

此时，俱乐部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很难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长久以来，骑兵上尉泰特格尔负责管理军官食堂。糕点甜食是他唯一爱好的美食，镇上的一家糕饼糖果店是他每天度过下午时光的地方。一直以来，他以那家糕饼糖果店为蓝本来布置军官俱乐部。人们可以看到他板着一张脸，一动不动地坐在玻璃门后，就像一个奇特的穿军衣的模特儿。他是糕饼糖果店最贪吃的顾客。他吞食着一盘又一盘的甜食，不时地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木然地看着玻璃门外的大街；他那忧心忡忡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过路的士兵向他敬礼时，他表情严肃地点点头。他的大脑壳上长着稀疏的头发，显得贫瘠而荒凉，似乎除了点头之外再也做不出其他的动作。他是一个温和而慵懒的军官。对他来说，一切公务职责中唯一的乐事就是管理军官食堂、厨师、传令兵、酒窖。他与酒商、酿酒商的交情颇深，两个文书成天忙忙碌碌。经过多年的经营，他将俱乐部打造得与他最喜爱的糕饼糖果店一样精美；角落里放着精致的小桌，桌上有台灯，还配有粉红色罩子。

卡尔·约瑟夫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比较而言，坐在金德曼少尉和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冯·佐拉加之间是最稳妥的。脸色红润的金德曼少尉来自德国，而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已届中年，是一个新晋封贵族的富裕律师。他肚子微微隆起，由于没戴夹鼻眼镜，他那长着小黑胡子的脸煞是难看。候补军官这样一个年轻的军阶与他的年龄、外貌极不相称，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穿军装的老百姓，但是却给人一种可靠的信任感，他使卡尔·约瑟夫想起了某种家庭医生或舅舅。在这两个大厅里，他觉得只有自己是规规矩矩坐着的，其他人似乎都在座位上跳来跳去。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在服役期间不得不穿上军装并戴上单边眼镜，而不是他戴惯的夹鼻眼镜。

毫无疑问，金德曼少尉是最令人放心的。人们几乎可以透视他那由金黄和猩红构成的躯体，就好像穿透晚霞照射的雾霭一样。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轻飘飘的，但真实可信。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他坐在小桌旁，快乐而不显眼。“您好！”他用标志性的高嗓门说道。上校把他这种高嗓门称为普鲁士军队的喇叭。

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站了起来，态度庄重而又恰到好处，说道：“向您致敬，少尉！”

卡尔·约瑟夫本来想回敬一句：“晚上好，博士先生！”不过，他只是问了一声：“我可以坐这儿吗？”便坐了下来。

“德曼特大夫今天晚上会回来的，”贝伦斯泰因开口说，“我今天下午碰巧遇见他了。”

“一个很有魅力的小伙子！”金德曼不紧不慢地说。不同于贝伦斯泰因律师那浑厚的男中音，他的语调平缓、声音柔和，听上去像一阵微风轻拂竖琴。金德曼少尉对女人不感兴趣，却故意显露出对她们的关心，他高声叫道：“他的妻子——你们认识吗？—— 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尤物！”说到“可爱漂亮”这几个字时他举起了一只手，叉开的手指在空中乱舞。

“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候补军官说。

“妙极了！”金德曼说，他显然是在装腔作势。

“她的父亲以前是一个很有钱的帽子厂老板。”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继续说道。看那副神情，好像他是在揭别人的隐私。他似乎被自己的这句话吓着了，于是就不说了。他觉得“帽子厂老板”这种说法过于平民化。说到底，他毕竟不是和律师们在一起交谈。他暗自发誓，从现在起，每一个句子都要仔细斟酌。他想看看特罗塔的反应，但他坐在左首，贝伦斯泰因的单边眼镜此时戴在右眼上，因此他只能看清坐在他右首的金德曼少尉。为了弄清他刚才提及帽子厂老板的家世是否让特罗塔感到不快，他取出香烟向左边递过去，但同时又想到金德曼的军衔比他高，便赶忙掉头对着右边的金德曼说了声：“对不起！”

三个人闷声不响地抽起烟来。卡尔·约瑟夫的目光凝视着对面墙上皇帝的肖像画。弗兰茨·约瑟夫穿着一身洁白的元帅服，鲜红的绶带斜挂胸前，脖子上戴着一颗金羊毛勋章m。孔雀绿鹭鸶羽毛装饰的陆军元帅帽就放在皇帝身旁的一张小桌子上，小桌子看起来有些摇摇晃晃的。这幅肖像似乎是挂在很幽深的地方，比那堵墙壁还要幽深。卡尔·约瑟夫记得刚入伍时，这幅画像曾经给他一种自豪的慰藉。那时，他仿佛觉得皇帝随时会从那狭长的黑镜框里走出来。但是后来这位最高统帅经常在帝国的邮票和钱币上露出冷漠的面容。这副面容平平常常，因而也无法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他的画像挂在这家军官俱乐部的墙上，像是某个褪去光环的上帝。在过去，他的眼睛让人们想起假日的夏夜，宁静美好，而现在只是一个蓝色的硬瓷器，呆滞无神。这还是原来的那个皇帝呀！在家里，在地方官的书房里也挂着这样一幅画像。在军校，它挂在大礼堂里；在军营，它挂在上校办公室里。在整个辽阔的帝国境内到处都有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画像，成千上万，无处不在，就好像上帝降落到了凡间。索尔费里诺英雄曾经救过他的命，英雄却老了，死了，蛀虫正在吞食他的尸体。英雄的儿子——地方官，卡尔·约瑟夫的父亲——也已经变老了，他不久也会被蛀虫吞食。而皇帝，不知在哪一天，哪一时刻，好像也变老了。从那一刻起，他就像被封闭在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水晶盔甲里，永远停滞在那如冰的、如银的可怕年轮上。岁月不敢从他身边流逝。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蓝，越来越硬。他赐予特罗塔家族的恩惠本身也像一块刺骨的冰。在皇帝湛蓝如冰的目光下，卡尔·约瑟夫感到不寒而栗。

他回忆起以前在家度假时，一到星期天，即在午餐以前，军乐队长内希瓦尔就要在他家楼下指挥乐队演奏。那时卡尔·约瑟夫就已经发誓要为这个皇帝献身，哪怕死去也是温暖、甜蜜而又快乐的。祖父关于誓死效忠皇帝的誓言永远烙印在特罗塔家族中，只要你是特罗塔家族的一分子，你就要时时刻刻为捍卫皇帝而献身。

现在，他来这个重骑兵团才四个月，突然发觉皇帝深藏在他那水晶盔甲里，十分安全又难以接近，似乎再也不需要特罗塔家族的人为他英勇献身了。和平的生活已经持续得太久，死亡对于一个年轻的骑兵少尉来说太遥远，就像要按部就班地晋级到最后一个军衔那样地遥远。终有那么一天他会晋升为上校，然后死去。在此之前，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军官俱乐部来，都会看到皇帝的画像。特罗塔少尉凝视的时间越长，就觉得皇帝越是遥远。

“看呀！”金德曼少尉似笑非笑地说，“特罗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老头看呢！”

卡尔·约瑟夫朝金德曼笑笑。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早就玩起了多米诺骨牌，看起来这盘牌他又要输了。和现役军官玩牌，他以为输牌是一种体面。和平民玩牌时他却总是赢，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当他入伍进行年度操练时，他就会收起他的敏锐，竭力装得愚钝。

“他总是输。”金德曼对特罗塔说。金德曼少尉深信，“平民”就是没多大本事，他们连玩多米诺骨牌也不会赢。

上校还在和上尉泰特格尔一起坐在角落里，几位军官则无聊地在桌子间串来串去。只要上校还在玩牌，他们就不敢离开俱乐部。温和的摆钟每隔一刻钟就会哀鸣一次，声音响亮而缓慢，忧伤的音调打断了骨牌和棋子的啪嗒声。时而某个传令兵双脚咔嚓一个立正，奔进厨房，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回来，上面放了一小杯白兰地；时而有人哈哈大笑，假如你朝发出笑声的那个方向看去，那你准会看见四个脑袋凑在一块，他们是在讲笑话。笑话！其他所有人一听到这些笑话，马上就能判断出，哪些人是出于礼貌地笑，哪些人是真心地笑。他们借此来区分本地人和外乡人。谁要是没听懂这些笑话，那他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卡尔·约瑟夫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他正准备建议三个人重玩一局，门被打开了。传令兵立正敬礼，皮靴蹬得特别响。室内顿时一片寂静。科瓦奇上校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眼睛看着门口。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团部军医德曼特。自己的出现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使德曼特感到大为吃惊。他在门口停下来，微微一笑。旁边的传令兵仍然笔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使他感到不快。他挥了挥手，但传令兵没有看见。德曼特大夫厚厚的眼镜片被外面秋夜的雾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每当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温暖的室内时，他总会摘下眼镜擦一擦。但在这里他却不敢，过了一会儿他才离开门口朝屋里走去。

“哟，大家看看，大夫来了！”上校大声喊道，用尽全身力气叫喊，仿佛是要人们在乡村集市的喧闹声中听见他的话。他认为近视的人听力也弱。如果听力好了，视力也会好。上校的声音为德曼特大夫开辟出了一条窄道，军官们纷纷向后退，少数几个还坐在桌边的军官也站了起来。团部军医如履薄冰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渐渐地，他的镜片似乎也变得清晰了。军官们从四面八方向他问候，他很费力地去辨认他们。他弯腰俯身像读书似的一张脸、一张脸地仔细瞧。他终于在科瓦奇上校面前停下来，胸脯向前倾着。他把细脖子上永远前倾的脑袋往后一甩，再把那狭窄的斜肩往上一提，这些动作显得特别夸张。在他因病休长假期间，人们几乎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把他以及他那非军人气质忘得一干二净。此刻，人们无不惊讶地看着他。

上校匆忙结束了寒暄，他一声呼叫，震得玻璃杯也抖了起来。“我们的大夫气色看起来很不错啊！”他仿佛是在通告全团。他拍了一下德曼特的肩膀，好像是要帮助它回到正常位置。说真的，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团部军医。但是该死的，这家伙缺乏军人气质！他只要具备一丁点儿军人粗犷的气质，大家就不用如此拘谨地和他相处了。真是见鬼，再不然，上面也会派另一个大夫，就派到他的团部来！为了这个可恨又可亲的家伙，上校不得不无休止地与自己的军人嗜好作斗争，要不然早就可以找一个老军医来的。说不定我还要死在这个大夫手上！上校每次看到骑在马上的军医就会产生这种想法。有一天，他建议军医最好不要骑马去城里。

要对他说些好听的话，他寻思着。今天的炸猪排真棒！匆忙中他突然想到了这句话。他说出来了，大夫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平民式的，这个家伙！上校想。他突然想起这里有一个人他还不认识，这个人当然是特罗塔了！他入伍时，他还在休病假。上校大声嚷嚷道：“这是我们最年轻的军官特罗塔！你还不认识他呢！”于是，卡尔·约瑟夫走到军医面前。

“是说索尔费里诺的孙子吗？”军医德曼特问道。

人们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熟悉军队的历史。

“他什么都知道，我们的大夫！”上校大声说，“他是个书呆子！”

他平生第一次对“书呆子”这个可疑的词产生了好感，于是用一种十分亲昵的语气重复一遍说：“一个书呆子！”这种语气以往只会用来说：“一个重骑兵！”

大家又坐下了，聚会继续正常进行。

“您的祖父，”军医开始说，“是全军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您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他本人。”卡尔·约瑟夫回答，“他的画像挂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我小时候经常看，他的仆人亚克斯还在我们家。”

“什么样的画像？”军医问道。

“是我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朋友画的！”卡尔·约瑟夫说，“一幅奇特的画像，挂在很高的地方。我小时候要爬到一张椅子上才能看得清。”

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夫说：“我祖父是卖酒的，在加利西亚经营一家小酒馆。加利西亚，你去过那地方吗？”德曼特大夫是一个犹太人。犹太军医常常是大家取笑的对象。军校里曾经也有两个犹太人，他们都转到步兵团了。

“去蕾西嬷嬷那儿，去蕾西嬷嬷那儿！”突然有人叫喊道。

大家也跟着喊道：“去蕾西嬷嬷那儿！我们都去蕾西嬷嬷那儿！”

“去蕾西嬷嬷那儿！”

没有什么比这呼声更使卡尔·约瑟夫感到惊恐。几个星期以来，他十分恐惧地等待着这个呼声。上次去蕾西·霍瓦特嬷嬷妓院所看到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掺有樟脑和果汁汽水的香槟，软绵绵、胖乎乎面团似的姑娘，刺目的红色墙纸和令人发狂的黄色墙纸，走廊里混合着猫、老鼠和百合花的气味，之后持续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胃灼痛。那时他入伍还不到一个星期，也是他第一次去妓院。

“爱情演习！”泰特格尔说。他是带头人。作为一个长期负责后勤管理的军官来说，这也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脸色苍白，面容枯槁，手挽佩剑，迈着碎步，伴着轻轻的马刺声，在妓院的大厅从一张桌子边晃到另一张桌子边，看上去像一个令人扫兴的幽灵在地狱里游荡。金德曼只要闻到裸体女人的气味就会晕倒，女人使他恶心。少校普罗哈斯卡站在盥洗室里，尽量把他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塞进金德曼的口腔。蕾西·霍瓦特嬷嬷的身影出现在大厅的各个角落，丝质裙子窸窣作响。她那黑黑的大眼珠在宽大的牛奶似的脸庞上毫无方向、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像钢琴上大琴键一样的假牙在阔嘴巴里闪闪发光。特劳特曼斯多夫坐在一个角落里，用他那绿色瞳孔中狡黠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终于站起身，将一只手伸进霍瓦特嬷嬷的胸脯，顷刻他的手好像一只白老鼠掉进了一个白色的山谷。钢琴演奏员波拉克，一位音乐的奴隶，正佝偻着后背，坐在深灰色的钢琴旁边弹奏着，硬撅撅的袖口随按键的两只手移来移去，发出啪嗒啪嗒的金属片的响声，就像一对沙哑的钹在为琴声伴奏。

到蕾西嬷嬷那里去吧！大家朝蕾西嬷嬷那里走去。

上校到了楼下转过身来，说：“祝你们愉快，诸位！”

寂静的大街上响起了二十个人的声音：“向您致敬，上校先生！”

四十只马刺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团部军医马克斯·德曼特怯生生地也想走。

“你非去不可吗？”他轻声细语地问特罗塔。

“去看看吧！”卡尔·约瑟夫悄悄地说。

军医一言不发地跟在他们后面走。军官们乱哄哄地走在洒满月光的大街上，寂静的小城里回响着马刺声。他们俩走在最后，谁也不说话。他俩游离于全团之外，而他们相识还不到半小时。

突然，卡尔·约瑟夫没头没脑说了句：“我爱过一个叫凯塔琳娜的女人。她死了！”

军医停了下来，整个身子都转向了少尉。“您还会爱上别的女人的！”他说。

他们继续走着。

远处的火车站传来夜班车的汽笛声。军医说：“我想离开这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这时他们来到了蕾西嬷嬷的挂着蓝色灯笼的妓院门前。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前去敲门。有人开了门，里面立刻奏起了钢琴版《拉德茨基进行曲》。军官们迈步走进客厅。

“解散！”泰特格尔命令道。

赤身裸体的姑娘们挤挤攘攘地朝他们奔来，就像一群白净的母鸡。

“愿上帝保佑你们！”普罗哈斯卡说。

这次特劳特曼斯多夫动作迅速，还没坐下来就已经把手伸到蕾西·霍瓦特嬷嬷的胸脯里。尽管霍瓦特嬷嬷要去照料厨房、酒窖的事情，还要安排侍者的工作，但特劳特曼斯多夫还不想放她走。看得出来，中尉的亲昵使她很难受，但好客的盛情不允许她做出任何反抗，只得听任他的摆布。金德曼少尉脸色苍白，比姑娘们肩上的香粉还要白。

普罗哈斯卡少校要了苏打水。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今晚肯定会喝得酩酊大醉，在此之前他会多喝水来清洗肠胃，就像欢迎来客必须先清扫街道一样。“大夫来了吗？”他大声喊道。

“他必须在病源地研究疾病！”苍白、消瘦的骑兵上尉泰特格尔摆出一副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说。

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的单边眼镜此刻聚焦到了一个白净的金发姑娘的眼睛上。他坐在那里，眯缝着一对小黑眼睛，两只毛茸茸的棕色大手就像奇怪的动物似的在那个姑娘身上乱摸。大家很快找到了各自的位子。

在一张红色沙发上，军医德曼特和卡尔·约瑟夫之间坐着两个姑娘，身子直挺挺的，双膝弯曲。两个男人似乎对她们很失望，这使她们感到吃惊。香槟酒送上来了，是身穿黑色塔夫绸衣服的女管家端上来的。女管家表情严肃，举止端庄。

霍瓦特嬷嬷果断地把中尉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双手从衣服里拖出来，把它们放回到他的黑色裤子上，就像在归还一件借来的物品。她站起身来，显得高大而威严。她关掉了枝状吊灯，只有壁龛里的小灯还亮着。

在昏暗的粉红色灯光里，只看见扑了香粉的白色肉体，闪闪发光的金星，银光习习的佩剑。人们一对接一对地消失了。早已喝完白兰地的普罗哈斯卡走到军医面前说：“你们不需要她们，我带她们走！”他拉起两个女人，夹在她们中间踉踉跄跄地朝楼梯走去。

顷刻之间，大厅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卡尔·约瑟夫和军医。钢琴演奏员波拉克坐在他们对面的角落里，轻轻地抚摸着琴键，优雅的华尔兹舞曲缓缓地、袅袅地在大厅里回响。壁炉上的钟嘀嗒嘀嗒地响。此外，大厅里再无其他声息，宁静而舒适。

“我们俩在这里没事了吧？”大夫问道。

他站了起来。卡尔·约瑟夫朝壁炉上的钟看了看，也站了起来。光线很暗，他看不清楚。他走近钟，又猛地后退了一步。最高统帅站在一个被苍蝇弄得斑斑点点的铜镜框里，还是那幅众所周知的无处不在的陛下肖像，只是这张画像是缩小版，还是那件洁白的元帅服，鲜红的绶带和金羊毛勋章。一定得采取行动，少尉幼稚地思忖着。一定得采取行动！他脸色苍白，心跳得厉害。他一把抓起镜框，撕开背面的黑纸，把画像取了出来。他把画像一下两下地折起来，塞到口袋里。他转过身来，军医就站在他身后。他用手指指着他藏画像的口袋。他的祖父曾救过皇帝的命，德曼特大夫想。卡尔·约瑟夫满脸通红。

“见鬼！”他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夫回答说，“我只是想起了您的祖父！”

“我是他的孙子！”卡尔·约瑟夫说，“我没有机会救他的命。真可惜！”

他们在桌上留了四个银币，便离开了蕾西·霍瓦特嬷嬷的妓院。

第六章

军医马克斯·德曼特在这个骑兵团已经服役了三年。

他住在城外的南郊，那里有一条乡村大道通向两座公墓，一座旧墓和一座新墓。军医和这两座公墓的管理员很熟。他每个星期都要去几次，去祭拜死者，那些早已远去的和那些还未被遗忘的死者。他有时会在墓地逗留很久，并不时地用佩剑敲打墓碑，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是一个怪人，一个好大夫，人们常这样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医。他和团部军官们没有任何私交，只有公务交往时，他才会出现在伙伴们中间。现在，公务上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更多地与同伴们相处。论年龄和服役年限，他早就应该升为司令部的上尉军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高升，他自己也不明就里。

“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上尉泰特格尔的口头禅。

“不如意事常八九！”大夫也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生活道路上总会有一些不顺！”他对特罗塔说，“我一生都不顺。要是命运眷顾我的话，我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维也纳外科医生助理，也许还会成为教授。”

在他灰色的童年时代，维也纳外科医生这个伟大的名称像金色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他幼小的心灵。当一名维也纳外科医生是他从小的志向。他的家乡是位于皇朝帝国东部的一个边境小镇，祖父经营一家小酒馆，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父亲在地方后备部队服役了十二年，退役后到边境附近的一个小城邮局当了一名中级职员。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祖父白天一直坐在边境小镇小酒馆的大门口，他那长长的银灰色的大胡须盖住了他整个胸脯，一直拖到他的膝盖处；周围到处都弥漫着粪肥、牛奶、干草和马的气味。他坐在小酒馆前面，俨然是酒店王国的国王。小镇的农民会每周一次到镇上赶集，当他们赶着马车从集市返回时都会光顾他的酒馆。老人家站起来，杵在那儿像一座大山似的。他耳朵有点聋，那些矮个子农民不得不仰起身子，将两只手凑在嘴边，大声吆喝着点酒。他一个劲地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把满足顾客的愿望当作是施恩于他们，好像农民们不是在用硬币支付这些恩惠似的。

他亲自用有力的大手解下马具，把马牵进马厩。几个女儿在低矮宽敞的店堂里给客人们端送烧酒和又干又咸的豌豆，他则在马厩帮着喂马，一边喂马一边不停地唠叨。星期六，他虔诚地钻进犹太经书里，银须几乎盖住了半页白纸黑字。如果他能预料他的孙子将来会全身戎装地周游世界，或身穿制服坐在办公室里，那他一定会诅咒自己的老迈，痛骂不肖子孙。他的儿子，即德曼特大夫的父亲，也就是那个邮局中级职员，只是出于孝心才忍住了憎恶之情。从祖辈手上传下来的小酒馆不得不移交给女儿和女婿去经营，男性后辈直到最遥远的将来注定要当公务员、知识分子、职员和傻瓜。直到最遥远的将来？其实这不符合事实！军医就没有孩子。他也不想要孩子，因为他妻子……

每每想到这里，德曼特大夫的思绪就会停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一生忙忙碌碌，希望能挣些额外收入。父亲下班后常常到小咖啡馆玩塔罗牌，每次都输，赌债缠身。他打算让儿子读完四年中学就去邮局谋一个职员的位置。虽然他的平民生活乱糟糟的，但他从部队带回来的所有物品都出人意料地保存得井井有条。他的制服，一个“满期服役军需下士”的制服，连同制服袖口上的金角、黑裤子和步兵帽一起挂在衣橱里，就像一个活人躯体被硬生生地分成了三段。他每个星期都要把制服上的纽扣擦拭得锃亮，也会把黑色弯佩剑上的波纹把手擦拭得光亮。佩剑就斜挂在墙上的第二颗钉子上，就在那张从来没用过的办公桌上方，金黄色的缨子一晃一晃的，看到它，人们就会想起那些沾满灰尘的含苞待放的向日葵。“如果你那时不来找我，”父亲常对母亲说，“我准会参加考试，也许现在当上军需上尉了。”

每逢庆祝皇帝的诞辰，邮局职员德曼特就穿上他的制服，戴上一顶红帽子，佩上一把军刀。这一天他不会去玩塔罗牌。每年的这一天，他总要发誓戒掉赌瘾，不再欠债。他总会喝得酩酊大醉，深夜才回家。他在厨房里抽出军刀，指挥着整整一个团的士兵。盆钵是排，菜碟是士兵，食盘是连，西蒙·德曼特是上校，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现役上校。母亲不得不戴上尖顶软帽，穿上多褶睡裙和宽松的小上衣，走下床去安慰一下丈夫。

有一天，也就是庆祝皇帝诞辰的第二天，死神降临到他的床上。他死得平静，没有痛苦，葬礼也很隆重。所有的邮局职员都为他送葬。死者曾经为皇帝尽忠，他作为一个丈夫的楷模永远留在遗孀的记忆里。已故德曼特的军服和邮局制服依然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橱里，母亲用樟脑、毛刷和桐油将它们保存得完好无损，看上去就像两具木乃伊。每当打开衣橱，儿子都以为他看到的是已故父亲的两具尸体并列在一起。

他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出去上课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六个克朗n，皮靴都穿破了。碰上阴雨天，镇上富人家里就会留下他匆忙的足印。皮靴的后跟断了，足印也变大了。后来，他终于毕业了，成了医务人员，贫困却仍然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投入了军队的怀抱。七年，这是吃的七年，喝的七年，穿的七年，避难的七年，七年，漫长的七年！他成了一名军医，至今还是一名普通的军医。

光阴似箭，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人生的再一次决断，就已经成了一个老头。他娶了伊娃·克诺夫马赫小姐为妻。

这时，团部医生德曼特又一次中断了他的思绪，起身回家了。

夜幕已经降临，各个房间里射出清冷的灯光。

“老爷子来了。”勤务兵向他报告说。

老爷子，那是他的岳父，克诺夫马赫先生。

此刻，他正从盥洗室出来，穿着柔软的长印花睡衣，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刚刚刮过的面颊红通通地散发出一股香水味。他面带笑容，给人以亲切感，灰白的山羊胡子几乎把他的脸分成了两个部分。

“亲爱的马克斯！” 克诺夫马赫说。他小心地把剃须刀放到一张小桌子上，伸出双臂，敞开睡衣，他们互相拥抱，很随意地相互礼节性地吻了吻，随后一起走进书房。

“来杯酒吧！” 克诺夫马赫说。

德曼特打开柜子，看了看柜子里面的几个酒瓶，转过身来说：“我对酒不在行，我不清楚你喜欢哪种酒。”他不会喝酒，但却弄回了各种各样的酒，正如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家里置办图书馆。

“你到现在还不会喝酒吗？” 克诺夫马赫先生说，“你有梅子烧酒、亚力酒、朗姆酒、白兰地、龙胆甘露酒和伏特加吗？”他连珠炮似的问道，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他站起身来，迅速地朝柜子那边走去，睡衣的下摆左右晃动。他非常有把握地从一排酒中取出了一瓶。

“我本想对伊娃来个突然袭击，给她一个惊喜！” 克诺夫马赫先生说，“我得说说你，亲爱的马克斯，你整个下午都不在家，而我……”说到这里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说，“而我在这里却碰到了一个少尉，一个混蛋！”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马克斯·德曼特回答说，“是我入伍以来交上的唯一朋友，他是特罗塔少尉，一个挺好的人。”

“一个挺好的人！”岳父重复了一遍，“比如说，我也是一个挺好的人！说真的，假如是我的话，我决不会让你和一个漂亮女人单独待上一个小时，即使你对她并不那么好。” 克诺夫马赫把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合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声：“并不那么好！”

军医脸色苍白。他摘下眼镜，擦了好久，想借此把周围的世界模糊掉，在这层雾霭中穿着睡衣的岳父成了一个硕大模糊的白影。擦完眼镜后，他并没有立即戴上，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对着雾霭说：“亲爱的爸爸，我根本没有理由怀疑伊娃或者我的朋友。”

军医迟疑地说出这句话，听上去连他自己也觉得十分陌生，仿佛是从哪本古书中引用的套语，或者是某个早已被遗忘的剧本里的台词。

他戴上眼镜，老克诺夫马赫的身影立刻清晰地呈现在大夫面前。此时，他刚才说的那句套话似乎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句话肯定是违心的，对此，他的岳父一定和他一样清楚。

“根本没有理由！” 克诺夫马赫把女婿的话重复了一遍，“可我有理由！我了解我的女儿！你并不了解你的妻子！我也了解少尉一类的老爷们！总而言之，我了解这些男人！我这么说不是想说部队的坏话，只是就事论事。我妻子，也就是你的岳母，当她还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机会认识那些年轻的男人，包括穿便服的和穿制服的军官们。是的，都是些可笑的人，你们，你们，你们这些……”

他要找一个能够把他的女婿和那些笨蛋都囊括进去的名称。他想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他聪明、富有、有名望，但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确，近几天，有人准备给他弄个商业顾问的头衔。他为未来编织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了捐款，一笔巨额的捐款，其直接好处就是得到一个贵族头衔。如果取得了匈牙利国籍，那么他很快就能成为一个贵族。在布达佩斯生活并不会很艰难，倒是那些知识分子会给他制造麻烦，都是些说空话的人，地地道道的笨蛋！他自己的女婿就让他很不痛快，如果他和女儿这时候闹出什么丑闻，那他的商业顾问头衔就会泡汤。他不得不自己亲自出马，看看情况是否正常。

“亲爱的马克斯，我不得不及时地把真相告诉你！”

军医不喜欢这句话，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听到事实真相。是啊，他对妻子就和岳父对女儿一样了如指掌！可是他爱她，无可救药地爱她！在奥洛莫乌茨有个地方官赫尔达尔，在格拉茨有个地方法官莱德勒，都曾和自己的妻子有过暧昧的关系，不过他们都不是他的军官伙伴，这得感谢上帝，也得感谢他的妻子。他要是能离开军队就好了！他的生活总是危机四伏，他有好几次打算向岳父建议……现在他又想这么做了。

“我知道，”他说，“伊娃的处境有危险，一直这样，好几年了。她很轻浮，令人惋惜，但她毕竟没有出格，”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没有出格！”他说这句话时强压住了多年来的困扰。他宁愿排除自己的困扰，而选择相信自己妻子的忠诚。“绝对没有！”他非常自信地大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伊娃是个正派的女子！”

“是这么回事！”岳父证实道。

军医继续说道：“可是我俩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你知道的，我对现在的职业不太满意。如果我离开军队，我会在哪儿呢？也许我会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很体面的差事，伊娃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满足，因为她爱慕虚荣，真可惜！”

“这继承了我的基因！” 克诺夫马赫颇为得意地说。

“她不满意，”军医接下去说，岳父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她不满意，想找一些乐子。我不能生她的气。”

“你应该亲自陪她！”岳父打断他的话说。

“我——”德曼特大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默默地盯着酒杯。

“嗯，喝一杯吧！” 克诺夫马赫鼓励道。他站起身，取了一个杯子，斟满了酒。他的睡衣又敞开了，可以看见他那毛茸茸的胸脯和隆起的大肚子，肚皮和他的脸颊一样红润。他把酒杯凑近女婿的唇边，马克斯·德曼特终于喝了一口酒。

“还有些其他原因，逼得我不得不放弃这里的差使。我刚入伍时，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很好，现在一年比一年糟糕。如果不戴眼镜，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早该打报告离开军队。”

“是吗？”克诺夫马赫问。

“靠什么……”

“靠什么生活呢？”岳父跷着二郎腿，他突然冷得直打哆嗦，赶忙把睡衣裹好，两只手紧紧抓住脖子旁边的衣领。

“是的，”他说，“你认为我还要管你们的生活吗？你们结了婚，我给你们的补助费——我还记得——每月有三百克朗。不过，我懂的，我懂的！伊娃需要很多钱，她以后还会需要很多钱。你也要花钱，我的孩子！”他变得善解人意，“是的，我亲爱的、亲爱的马克斯！现在光景不比从前了！”

马克斯沉默不语。克诺夫马赫觉得已经占了上风，于是又把睡衣敞开了一些。又喝了一杯，但他的头脑依然清醒。他清楚他的酒量，这些笨蛋！他这个女婿比另一个女婿（也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毕竟要好些，两个女儿每个月要花他六百克朗。这个数字他可记得清清楚楚。万一军医日后成了瞎子——他端详了一会儿那副闪光的镜片——也应该能看好他的妻子！这对于眼睛近视的人来说也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几点了？”他问道，语气很亲切，很和善。

“马上七点！”大夫说。

“我进去取衣服了！”岳父利索地站起身，点点头，踱着稳重而缓慢的步伐走了出去。

军医坐着没有动。他深谙墓地上的孤独，也饱尝了家里的孤独，这异乎寻常、充满敌意的孤独充斥着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斟了一杯酒，那神情好像这不是他第一次喝酒似的。得把事情处理好，他思忖着。

他决定和妻子好好谈谈。他走进了过道。

“我太太在哪里？”

“在起居室！”勤务兵说。

敲门吗？大夫迟疑着。不，他心硬如铁。他按下门把手，把门打开了。妻子正在穿衣镜前，只穿了一条蓝色的短裤，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粉扑。“啊呀！”她叫了起来，赶忙把一只手放到胸脯上。军医在门口停下来。

“是你？”妻子问道。这是一句询问，听上去却像是一声呵斥。

“是我！”军医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他觉得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说话。此刻，他戴着眼镜，但却像是对着雾霭说话。

“你父亲，”他开口道，“告诉我，特罗塔少尉下午来过！”

她转过身子，穿着蓝色的短裤，把拿在手上的粉扑当作武器似的对着丈夫说：“你的朋友，特罗塔是来过这里！爸爸来了，你见过他了？”

“刚才见过！”军医说。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认输了。

两个人沉默不语。

“你为什么不敲门？”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让你高兴高兴！”

“你可吓了我一跳！”

“我—”军医没有说下去。他本想说，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但是他说出来的却是：“我爱你！”

他确实爱她。她站在那里，穿着蓝色的小短裤，手里拿着粉红色的粉扑。他多么爱她。我一定是吃醋了，他想着。他说：“我从不喜欢别人到我家里来，何况我还不知情。”

“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妻子说，然后又站到镜子前去，慢慢地扑起粉来，扑了一层很厚的粉。

军医走近他的妻子，抓住她的双肩。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两只毛茸茸的褐色的手搁在她白嫩的肩头上。她笑笑，他从镜子里看得很清楚，那是麻木的笑。

“要诚恳。”他哀求道，仿佛他是以两只手跪在她的肩上。他立刻意识到此时的她是不诚恳的。

“要诚恳，求求你！”他又说了一句。

他看到她用两只苍白而灵巧的手松开太阳穴边上的金发，这是一个多余的动作。妻子这种毫不在意的态度使他更为激动。她瞟了他一眼，那是一种空洞、冰冷、呆滞、转瞬即逝的目光。我多么爱她，军医还在想。我为她痛苦，而我还是深深地爱着她。

他问道：“我整个下午都没在家，你惦记我吗？”

她转过半个身子，整个人看上去像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是个由蜡和绸衣制成的模特。黑长睫毛下有一对晶莹的明眸，一道道寒光从那儿反射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她那纤细的手贴在短裤上，就像绣在蓝底绸布上的白色小鸟。

她拉长了声调说：“我从来没有惦记过你！”声音低沉，他记得她从不曾用这样的声调说话，而此刻似乎有一块冰从她胸腔里迸了出来。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也不看妻子一眼。他把两张椅子推开，似乎有许多东西挡在他前面，必须把它们全部推开，也许连同这四堵墙都应该推倒，用脑袋顶破天花板，用脚踩穿地板。叮叮当当的马刺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仿佛从另外一个人身上传来的。

他满脑子只装着一个词。这个词在脑海中来回地呼啸着，不停地盘旋着—“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词，它敏捷、轻如鸿毛，但又沉重如泰山，它就这样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打转。他的步子越来越快，思绪也越来越快。

突然，他停止了走动。“这么说，你不爱我喽？”他问道。他确信，她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她一定会保持沉默的。

可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爱！”她把头稍稍抬起，冷漠无情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说了一句：“你喝醉了吧？”

喝醉了吗？也许吧，我唯愿自己是醉了！他像是在履行义务似的装成一副醉酒的样子说：“噢，哈哈！我明白了！”按照他模糊不清的想象，一个醉汉在这种时刻都得用这种词和这种声调唱着说。于是，他唱起来了。他还补充一句：“我—要—杀—死—你！”他说，一字一顿地说。

“你杀了我吧！”她喊道，声音清脆响亮，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她倏地站了起来，右手拿着扑粉。她摆动着两条细长而滑溜的大腿，这使他突然想起摆在时装展览馆玻璃橱窗里那些女模特儿的虚假肢体。他不再爱她了，他不再爱她了。此刻，他心里顿生出一股恨意，一股敌意，一股愤怒。它们瞬间就已经深深地驻扎在他心里。他把一个小时以前思索的话大声说出来了：“要把事情处理好，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

她放肆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响亮，也很夸张。他从来没听到她这样笑过。一股不可压抑的欲望使他全身的肌肉膨胀起来，高度近视的眼睛也变得明亮起来。一定要让她瞧瞧，他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他说：“我叫岳父陪着你！我去找特罗塔！”

“去吧，只管去吧！”妻子说。

他走了，出门前他破天荒地再次回到书房喝酒，就好似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他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连喝了三杯，然后迈着大步离开了家，皮靴上的马刺依然发出叮当的响声。他走进军官俱乐部。问传令兵：

“特罗塔少尉先生在哪儿？”

特罗塔少尉不在俱乐部。

军医踏上了那条通向营房的笔直的乡村大道。今夜残月，但月光依然皎洁，犹如皓月当空。大道上毫无声息。大道两旁的栗子树已是光秃秃的。它们投下的阴影细长而干枯，在凸起的大道中央投射出一张乱糟糟的网。德曼特的脚步声听起来让人感到又硬又冷。他现在是要去找特罗塔少尉。循着月光，远远地看见偌大的营房围墙。他径直朝它走去，朝那个“敌堡”走去。空中传来冰冷而枯燥的晚点名号声。德曼特大夫迎着号声大步走去，仿佛要踩碎这无边的冰冷和枯燥。

过不了一会儿，特罗塔少尉就会出现。少尉乌黑的身影离开了营房的白色围墙，向着大夫一步一步地走近。还有三分钟，他们就可以碰面了。

此刻，他们已是面对面地站着。少尉向他敬礼。

德曼特大夫说：“您今天下午在我家和我妻子待在一起吗，特罗塔少尉？”声音听起来生疏又冷淡。

这句问话在碧蓝透明的天空下回响。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相互用更亲昵的称呼“你”，是的，相互称“你”。而现在他们就像仇敌似的面对面地站着。

“今天下午我去看过您妻子，军医德曼特先生！”少尉说。

德曼特大夫向少尉靠近一些：“您和我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少尉先生？”

卡尔·约瑟夫沉默不语。在这个大千世界似乎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花上几十年的时间也无济于事，仿佛人类的语言已经枯竭，永远地枯竭。心脏在急速地跳动，无情而沉重地敲打着肋骨。口腔里的舌头也似乎麻木了，干涩而坚硬，无法动弹。一股巨大的可怕的空虚感侵袭着他的大脑。一股莫名的危机感就像无边的黑暗一样正在吞噬他。他正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黑洞，周遭是无底的深渊。

从冰冷明亮的远方传来了德曼特大夫严厉而冷酷的声音：“请您回答我，少尉先生！”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群星闪烁，皓月当空。

“请您回答，少尉先生！”

是的，卡尔·约瑟夫必须回答。他极力鼓起身上仅存的那么一丁点儿勇气。一个苍白无力的句子从他那轰鸣的大脑空洞里蜿蜒而出。少尉一个立正，两只脚跟啪地碰在一起—一半是出于军人的本能，一半是为了听见某种声响—叮当的马刺声，稍稍平复了一下他的情绪。他用极为低沉的声音说：“军医先生，我和你太太之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寂静，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群星闪烁，皓月当空。德曼特大夫没有再说什么。透过冰冷的镜片，他紧盯着卡尔·约瑟夫。少尉将声音压得更低说：“什么也没发生，军医先生！”

他一定是疯了，少尉想。要不就是什么东西破裂了，是的，已经破裂了。他仿佛听到了一阵干枯的裂成碎片的声音。“背信弃义”这几个字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曾经读过这个词语。“友谊破裂”，不错，这就是友谊破裂！

少尉突然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军医一直是他的朋友！他们天天见面。有一次，他随军医去了公墓地。在坟墓之间散步时，军医对他说：“有这么多死人。你没感觉到我们离不开死人吗？”

“我是倚仗祖父的光环生活。”特罗塔说。一提起祖父，他脑子里就出现了挂在父亲书房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它就挂在墙壁上那个昏暗的地方。

是的，和少尉在一起时，德曼特大夫萌生了某种兄弟情谊。这种兄弟情谊像一小团火焰从德曼特大夫心里迸出来。

“我的祖父，”军医说，“是个犹太老头，大高个儿，一脸银须。”

卡尔·约瑟夫好似看见了那个长着银须的高个犹太老头。他们是孙子，他们都是孙子。军医一跨上马背，他那又矮又瘦的身材就显得特别滑稽可笑，比步行时显得更加矮小。马把他驮在背上如同驮了一小袋燕麦。卡尔·约瑟夫骑在马上也是这样寒碜。他如同一面镜子一样了解自己。全团只有两个军官经常遭到别人的背后议论：德曼特大夫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全团就他们两个人，一对挚友。

“你敢发誓吗，少尉先生？”大夫问道。

特罗塔没有回答，他伸出一只手。

大夫说了声：“谢谢！”便握住了他的手。

他们一同从乡村大道往回走，十步，二十步，谁都不吭一声。

军医突然开口说：“请你不要见怪，我喝醉了。今天我岳父来了，他看见了你。她不爱我，她不爱我。你明白吗？”

“你很年轻！”过了一会儿，军医说道，仿佛是在讲毫无意义的话，“你很年轻！”

“我理解！”卡尔·约瑟夫说。

他们并肩而行。马刺叮叮当当，佩剑在身上擦来擦去，镇上淡黄色的灯光在亲切地召唤着他们。他俩都希望能够这样肩并肩地走下去。俩人都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谁也没开口。一句话，一句话很容易说出来的，但谁都没有开口。这是最后一次，少尉想，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并肩走路吧！

他们来到了小城门口。进城之前，军医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我说这事并不是为了我妻子，”他说，“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她已经了结了，这是为了你！”

他等待对方回答，但心里清楚这种等待是徒劳的。

“行了，谢谢你！”说得很匆忙，“我还要到俱乐部去，你去吗？”

不，特罗塔少尉今天不打算去俱乐部。

“晚安！”说完他便转过身，朝营房走去。

第七章

冬天来了。

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部队就开始出营操练。马蹄把大道上的薄冰踩得粉碎，马鼻孔和骑兵嘴里呼出灰蒙蒙的热气。冰冷的薄雾在沉重的剑鞘和轻型卡宾枪上结成了冰珠。这座小城似乎变得更小了。凄凉而低沉的号声已经无法吸引路人驻足倾听。只有旧停车场的马车夫每天早晨还会仰起他们满是胡须的脸庞。如果积雪厚了，他们就套好雪橇，马匹冻得瑟瑟发抖，马脖上的小铃铛不停地发出轻轻的叮当声。日子单调得像冰冷的雪花飘飘洒洒，天天如此。重骑兵团的军官们期待着某个异常事件的发生，以打破这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今年冬天显得与往年有些不一样，似乎在它蠢蠢欲动的怀抱里隐藏着惊天的秘密。有朝一日，它终究会迸发出来，恰似从皑皑白雪里会迸射出一道红色闪电。

这天，骑兵上尉泰特格尔没有像往常那样孤零零地坐在糖果糕点店门旁那块巨大的玻璃后面。午后不久，他被一群年轻的军官伙伴围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的脸色如此苍白，身材如此消瘦，这令在场的军官伙伴们感到大为诧异。他们没有吃午饭，喝了好多酒，脸色却和他一样苍白，没有泛出一丝红晕。上尉面前放着一大堆甜食。事实上，他今天比以往更加贪吃甜食，因为苦涩正吞噬着他的内心，几乎要把他的心掏空。他得活下去呀！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把甜食一个接一个地塞进张得大大的嘴巴，又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起了故事，这是第五遍了。一群好事之徒围着他仔细地聆听着，生怕漏掉任何细节。

“好吧，诸位，关键是，对老百姓要严守秘密！我在第九骑兵团时遇到过一个嘴巴不牢的家伙，当然喽，他是个预备役的新兵蛋子，附带说一句，他满身铜臭味。自然喽，我们安葬可怜的塞德尔男爵时，他的事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我希望，诸位，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严格保密——”他想说“葬礼”，但又突然收住了，斟酌了好久，还是没有想到一个词。他抬头看了看，可怕的寂静包围着他的脑袋以及那些好事之徒的脑袋。终于，骑兵上尉打破了寂静：“——严格保密这件事情。”他暂时松了一口气，吞了一小块糕饼，把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大家都感觉到他似乎已经把死神召唤进了屋里，此刻正在头顶上盘旋，死神对于他们来说神秘而陌生。他们在和平的环境里降生，在和平的演习和操练中成了军官。他们还没想过，若干年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一例外地都会和死神见面。他们谁也没有听见在那些看不见的大磨坊里有巨大的轮子在转动，就是这些磨坊早已开始酝酿一场世界大战。白色的冬季和平景象依然笼罩着这个小小的驻军城市。但是隐藏在糖果店后面这间小房子里的死神却在他们上空飘荡，放射出黑色和红色的光芒。

“这事我无法理解！”有个年轻军官说。这话大家说过好多次了。

“可我已经讲过无数遍了！”泰特格尔回答说，“流动剧团，故事就是从它开始的！我鬼使神差地去了那儿，去戏院，去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听着，叫什么来着？”

“《补锅流浪汉》！”有个人说。

“对了，故事就是从那个《补锅流浪汉》开始的！”

“我从戏院出来时，特罗塔正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雪地里。我是在演出结束前离开戏院的，我经常这样，诸位！我从没有耐心看完，戏的结果很容易猜到的，第三幕一开始，我就能猜到后面的故事结局，我便离开了戏院，尽可能不动声色地离开戏院。何况，这出戏我已经看了三遍！啊！这时我看见那个可怜的特罗塔正孤零零地站在雪地里。我说了句：‘这出戏好看极了。’接着我给他讲了德曼特不同寻常的举动。看戏时他瞧都没瞧我一眼，才看到第二幕就丢下他的妻子一声不响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本来可以托我照顾他妻子嘛，但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走了，简直太不像话了。我把这一切对特罗塔说了。‘噢，’特罗塔说，‘我和德曼特早就不说话了。’”

“可他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一起呀！”有人大声喊道。

“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德曼特奇怪的举动给特罗塔讲了。不过我并不打算过多地干涉他人的事情，便问特罗塔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他说，‘不了，我还有个约会’，于是我就走了。糖果糕饼店偏偏在那个时候关门了。命该如此啊，诸位！随即我自然就去了俱乐部。我把德曼特的事告诉塔滕巴赫了，当然也把那个特罗塔在戏院旁边有个约会的事情告诉了他。诸位！我可是毫无恶意的！听完我的讲述，塔滕巴赫竟然吹起了口哨。‘你干吗吹口哨？’我问他。‘吹着玩呗。’他说。‘请注意，我不说别的，只说：请注意！特罗塔和伊娃！特罗塔和伊娃！’他一连唱了两遍，好似在哼唱歌舞场的小调。我不知道谁是伊娃，还以为是伊甸园的伊娃呢！就是说，只是象征性的名字，一般而言的名字，诸位！明白了吗？”

有的叫喊，有的点头，大家都明白了。他们不仅明白了骑兵上尉讲述的故事，而且还弄清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们还是想反复温习这个故事，在他们愚蠢的心灵深处深藏着一个秘密，希望骑兵上尉讲述的故事有朝一日会峰回路转，希望故事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们一再追问泰特格尔，但他的叙述还是同一个调子，悲伤的故事连一丁儿细节都没发生改变。

“后来呢？”有个人问道。

“其他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骑兵上尉回答说，“就在我们—我、塔滕巴赫和金德曼—离开俱乐部时，正碰上特罗塔挽着德曼特太太向我们走来。

“塔滕巴赫说：‘特罗塔不是说他有约会吗？’

“‘也可能是碰巧吧。’我对塔滕巴赫说。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德曼特太太独自从戏院里出来，特罗塔感到有责任送她回家，便放弃与别人的约会。如果德曼特大夫在离开剧院时将太太托给我照顾，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什么事也不会有！”

“什么事也不会有！”大家齐声说道。

“次日晚上，塔滕巴赫和往常一样在俱乐部喝醉了。德曼特进来时，他立即站了起来，说了声：‘嗨，可怜的家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真卑鄙！”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插了一句。

“对，是卑鄙，不过那时他喝醉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很正式地和他打了一个招呼：‘晚上好，军医先生！’这时德曼特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对塔滕巴赫说：‘骑兵上尉先生，您知道的，我是团部军医！’

“‘要是我的话，我宁愿待在家里，好好看着！’塔滕巴赫说，身子紧靠在座椅上。巧的是，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讲过吗？”

“没有。”大家叫喊道。

“好吧，那你们现在知道了，那天是他的生日！”泰特格尔重复了一遍。

大家贪婪地咀嚼着这则新闻，仿佛这起可悲的事件会因为塔滕巴赫的生日而出现一个转机。每个人都在思索着塔滕巴赫的生日会给这件不幸的事带来什么转机。矮个子斯滕伯格伯爵脑子转得最快，一个一个想法从他的脑海里掠过，像孤鸟飞过空荡荡的云层一样不留一丝痕迹。他立刻第一个欢叫起来：“这么说，一切都好了！情况完全改变了！只是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

大家朝矮个子斯滕伯格看去，既迷惑不解又蔫头耷脑。这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斯滕伯格的想法虽然荒谬，但细细想来，似乎有些道理，难道就不能有一丝转机？难道就不能有一点慰藉？可是，泰特格尔发出的阵阵干笑使他们产生了新的错愕。不管是目瞪口呆的，还是不知所措的，他们都以为刚才听到了一种令人慰藉的声音，看到一束令人愉快的微光，现在却张口结舌，圆睁着失神的大眼，全都陷入了沉默。麻木和黑暗包围着他们。在这个巨大的无声的冰雪覆盖的冬日世界里，除了泰特格尔已经讲过了五遍的一成不变的故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他接着说道：

“‘就是说，您应该待在家里看好您的妻子。’塔滕巴赫说了这么一句。

“至于大夫嘛，你们是知道的，像给伤员看病似的把头伸到塔滕巴赫面前说：‘塔滕巴赫先生，您喝醉了！’

“‘您应该待在家里看好您的妻子！’塔滕巴赫口齿不清地重复道。‘我们这号人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太太深更半夜和强盗一起在外面散步的！’

“‘您喝醉了，简直是个流氓！’德曼特说。

“我正想站起来，可没来得及起身，塔滕巴赫发疯似的大声喊叫道：‘犹太鬼，犹太鬼，犹太鬼！’他连喊了八遍，那时我还神志清醒，数得一点不错。”

“了不起！”矮个子斯滕伯格说，泰特格尔朝他点了点头。

骑兵上尉接着说：“不过，我也……我神志清醒地命令道：‘传令兵全部出去！’让这些小伙子在场干什么呢？”

“了不起！”矮个子斯滕伯格又大声喊道。大家点头表示赞许。

他们又安静下来。从附近糖果糕饼店的厨房里传来餐具的碰撞声，从大街上传来雪橇清脆的铃铛声。泰特格尔又把一块糕饼送到嘴里。

“这下可麻烦了！”矮个子斯滕伯格大声说。

泰特格尔吃完了面前的最后一块糕饼，只说了一句：“明天，七点二十分！”

明天，七点二十分！规则他们都熟悉：同时开枪，距离十步。之所以是用枪决斗，是因为佩剑对德曼特大夫来说是不顶用的，他不会击剑。明天早晨七点钟，全团人马要到湿草地进行操练。决斗场就定在古堡后面所谓的“绿地”上，离湿草地不过两百步。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在他们操练时会听到两声枪响。现在似乎都已经能够听到那两声枪响。死神正展开它那黑色和红色的翅膀，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飞过。

“结账！”泰特格尔大声喊道。

大家惴惴不安地走出了糖果糕饼店。

又下雪了。深蓝色的人群鸦雀无声地行走在静悄悄的、洁白的雪地上，稀稀落落、三三两两或孤零零一个人。尽管他们都害怕独行，但也无法拢到一块儿。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这座小城的各个小巷里，过一会儿弯弯曲曲的小巷又会把他们引到一处。他们被困在这座小城里，但又一筹莫展。当他们相遇时，彼此都会被对方吓着。他们在等待晚餐时间，同时又害怕夜幕降临到俱乐部。今晚，就是今晚，军官们不会都到俱乐部去。

的的确确，军官们没有全部到齐。塔滕巴赫没有来，少校普罗哈斯卡、大夫、中尉赞德和少尉克里斯特，还有那些副官都没有来。泰特格尔没有吃东西，他面前放着一个棋盘，他自顾自地展开了对弈。谁都不吭声。传令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各个门口，只有巨大的壁钟缓慢地发出嘀嗒嘀嗒的无情的响声。最高统帅的画像就挂在壁钟的左边，画像里的他正用湛蓝的眼睛冰冷地俯视着这些沉默不语的军官们。谁也不敢单独离去或者带走自己的邻座。就是说，他们谁也没走，都留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谁也难得从唇间掉下一句话，或一个词，一问一答之间仿佛压着铅一样沉重的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他们思念着那些没有来的人，仿佛这些缺席的人已经变成了尸体。德曼特大夫在长期病假之后归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们仿佛看见了他那迟疑的步伐和闪闪发光的镜片；他们仿佛看见塔滕巴赫伯爵那短圆的身躯架在两条罗圈腿上，红红的脑袋以及上面竖着的干柴似的浅黄色短发，中间还分了个发路，一对明亮的眼睛，红红的眼圈；他们仿佛听见了大夫的轻声细语和骑兵上尉粗哑的吵嚷声。自从入伍的那一天起，“荣誉”和“死亡”，“打枪”和“格斗”，“死神”和“坟墓”等字眼已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骨髓，融入了他们的灵魂，但今天这些字眼显得陌生而遥远。他们也许要与骑兵上尉粗哑的吵嚷声和大夫的轻声细语永别了。每当巨大的壁钟敲起它那忧郁的钟声，他们便认为那是为他们敲响的丧钟。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个都带着怀疑的目光朝墙上的壁钟看去，毫无疑问，时间永远不会停止。

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它在不停地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就在先后离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对方，因此面露愧色。他们走得几乎没发出一点声音，马刺不响，佩剑不碰。他们的皮靴麻木地踩在毫无知觉的地板上，悄然无声。还没到半夜，俱乐部里就已经空无一人。

中尉施莱格尔和少尉金德曼在午夜前一刻钟就回到了营房二楼上—那里全部是军官的房间—只有一扇窗户有灯，黄色的灯光透过窗户投向黑暗的院子，形成了方形的光束。两人同时向那里看去。

“那是特罗塔！”金德曼说。

“那是特罗塔！” 施莱格尔重复一遍。

“我们再去瞧瞧！”

“他也许会不高兴的！”

他们拖着叮当的马刺声向过道里走去，在特罗塔少尉门前收住脚步，侧耳倾听，毫无动静。中尉施莱格尔一把抓住门把手，却没有按下去。他又把手缩了回来。两个人悄然离去。他们相互会意地点点头，走进了各自的房间。

事实上特罗塔少尉并没有听见他们上楼的声音。在刚刚过去的四个小时里，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给父亲写一封长信详细地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他才写了两行就写不下去了。

“亲爱的父亲！”他这样开头，“我无意中成了一个有损荣誉的肇事者，但我是无辜的。”他的手好似一个没有生命的工具，拿着颤抖的笔在信笺上无力地晃动。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难写的一封信。少尉觉得必须在事情了结之前把信写完发出去。从塔滕巴赫和德曼特发生不幸的争吵以来，他就把这件事一拖再拖，迟迟没写信向父亲汇报。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信写完，要赶在明天决斗之前发出去。

如果索尔费里诺英雄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卡尔·约瑟夫感觉祖父严厉的目光在脑后盯着他，英雄的目光给了胆怯的孙子以勇气，他做出了决断。

他必须写，立刻写，当场就写！

是呀，本来他应该坐车回去，当面向父亲报告这件事。他的父亲—那个地方官—就站在死去的索尔费里诺英雄和迟疑不决的孙子之间，捍卫着家族的荣誉，保护着家族的传承。地方官的血管里还流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血液，鲜红鲜红的。如果不及时向地方官报告这一切，仿佛就等于对祖父隐瞒了什么。不过，要写这样一封信，也许应该具备祖父那样的品质，那么坚强，那么朴质，那么果断。可特罗塔却是个孙子呀！这种每周一封的家信一直以来传递的是幸福的消息，这也是家族里儿子对父亲应尽的义务。眼前这封信却要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打破往日的惯例，这是一封充满血腥味的信。然而，无论多么残酷，他必须要写！立刻就写！

少尉继续写道：

我在午夜时分和我们团部军医的太太有过一次并无暧昧的散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团部的一些军官伙伴们看见了我们。骑兵上尉塔滕巴赫—一位不幸的酗酒者—和军医开了一个嘲讽的玩笑。明天早晨，七点二十分，他们两人要开枪决斗。如果活着的人是塔滕巴赫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向他挑战。条件将是苛刻的，结果也会是残酷的。

忠诚于您的儿子

卡尔·约瑟夫·特罗塔少尉

附：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部队。

写完信，少尉觉得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当他的目光扫过昏暗的天花板时，他突然看见祖父面容上似乎有责备的神情。除了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外，他深信他还看到了那个小酒馆白胡子老板的面容。军医德曼特大夫是他的孙子。他感到两位死者正在呼唤活着的人。明天早晨七点二十分他就要向他们报告决斗的情形，决斗的结果自然是倒下，倒下的结果就是死亡！

记得在那些早已远去的星期日，卡尔·约瑟夫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长内希瓦尔指挥他的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觉得倒下和死亡是区区小事而已。皇家骑兵军官学校的这位学生对死神是十分熟悉的，但又觉得死神在遥远的天际，无限遥远。

明天清晨七点二十分死神就要来接走他的朋友德曼特大夫。后天，或是几天之后，它就要把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少尉接走。

啊，恐惧和黑暗！啊，黑暗正在向他迎面扑来，他终将被无边的黑暗吞噬！难道我就要像躺在路边的那许许多多的尸体一样成为黑暗的牺牲品吗？特罗塔的道路上排列着一个一个墓碑，宛如公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再也不会见到这位朋友了，就像再也见不到凯塔琳娜一样，永远见不到了！这句话好似无边的死亡之海在他的眼前无声无息地不断延伸。

这位小小的少尉向那巨大黑暗的法则攥起了拳头，因为它正在把那些墓碑不停地向他推来，而不去制止这个无情的“永别”，不去照亮那永恒的黑暗。他朝窗口走去，试图把那苍白无力的拳头举向天空。但他只抬起了他的双眼，仰望着冬夜那闪烁的寒星。他想起了最后一次和德曼特大夫一起从营房向城里走去的那个夜晚，当时他就预感到那是他们并肩一起走的最后一夜。

他心中蓦地产生一种渴望友谊长存的情愫，他希望还有机会拯救德曼特大夫的生命！

一点二十分，德曼特大夫肯定还能活六个小时，伟大的六个小时啊！对少尉来说，这六个小时几乎和先前那个无边的永恒的黑暗一样巨大。他一步跨到挂衣钩前，束好佩剑，披上大衣，匆匆走过过道，飞也似的奔下楼梯，穿过夜色朦胧的长方形操场，出了营房大门，从哨兵身旁一闪而过，冲向寂静的乡村大道，十分钟就到了小城。不一会儿就碰到了一辆马车，在孤独的深夜里只有它仍在小城营运。

伴随着欢快的铃铛声，马车来到了小城的南郊，大夫家的房子就在这里。他飞奔过去。这座小屋正静静地睡在那道栅栏后面，窗户黑乎乎的。特罗塔按了按门铃，毫无动静。他呼喊着德曼特大夫的名字，仍然毫无回应。他等待着，并叫马车夫把马鞭摔得噼里啪啦响，还是没人回应。

如果他要找的人是塔滕巴赫伯爵，那倒不是很难。决斗的前夜他很有可能待在蕾西嬷嬷那里，自斟自饮。但是要找到德曼特大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他正走街串巷，也许他在常去的墓地那里散步，寻找着即将埋葬自己的坟墓。

“到公墓去！”少尉命令道，把马车夫吓了一跳。

离这儿不远，有几处公墓紧挨着。马车在古墙和紧闭的栅栏前停下。特罗塔跳下马车，向那道栅门走去。在这样一个深夜来到这片公墓，在旁人看来他一定是个疯子。他将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喇叭形，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像是发自心底的嚎叫—对着那些坟墓，大声地喊叫着德曼特大夫的名字。他觉得自己是在呼唤死人而不是活人。他悚然一惊，全身颤抖，就像在坟墓间丛生的灌木，在冬夜的狂风中不停地战栗。佩剑在少尉的腰间发出咔嚓的响声。

这阴森的景象使坐在驾驶座上的马车夫感到惶惶不安。他的想法就和他本人一样简单，这位军官不是一个鬼魂就是一个疯子，但他也不敢扬鞭而去。他抖得牙齿咯咯响，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那厚厚的猫皮外衣。

“上车吧，军官先生！”他请求道。

少尉上了车，对车夫简单地说了声：“回城！”

他在城里下了车，一路小跑地穿过一个个小巷，仔细地寻觅着每一个角落。寂静的夜晚不知从何处传来轻柔的钢琴乐曲声，他循着琴声疾步走去。原来乐曲是从一家光线暗淡的小酒馆的玻璃门里传出来的。该酒店就在蕾西嬷嬷的妓院附近，平时只有士兵才会光顾那里，军官是从不踏入的。少尉走到一个有灯光的窗户前，透过浅红色的窗帘向里面看去。他看见卖酒柜台旁的瘦个子老板，他穿着短袖衬衫，神情憔悴。

在一张桌子旁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穿的也是短袖衬衫；一个下士坐在另一张桌旁，身边有一个陪酒的姑娘。角落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铅笔，伏在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这时正停下来，呷了一口酒，仰望空中。他突然将目光转向窗口。卡尔·约瑟夫认出了他，那正是穿着便服的德曼特大夫。

卡尔·约瑟夫敲了敲玻璃门，酒馆老板前来开门；少尉请他招呼那位孤独的先生出来一下。军医走到大街上。

“是我，特罗塔！”少尉说着，同时向他伸过手去。

“你居然找得到我！”大夫说。他的声音如往常一样低沉，但比过去要更加清晰。他那低沉的话音竟奇迹般地盖过了钢琴的演奏声。这是他第一次穿着便服站在特罗塔面前。换上便装后，他那熟悉的声音就如乡音般亲切。

是的，德曼特的外貌越生疏，声音听上去越亲切。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朋友的声音更使人宽慰，它消除了少尉的一切不安和恐惧。卡尔·约瑟夫几乎有几个星期都没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他非常想念这个声音。是的，他明白了，他的确非常想念这个声音。

少尉正暗自思忖着，钢琴的乐曲声戛然而止。夜风呼呼地响，被它刮起的雪花直往人脸上打。

少尉向大夫又走近了一步—无法再靠近了。你不该死啊！他想这么说。他突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德曼特没有穿大衣，就这样站在雪地里，站在风口。他很快想到，因为他穿的是便装，所以没有立刻看出来。他动情地说：“你这样会着凉的！”

德曼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过去那种熟悉的笑容，笑得嘴唇微微撅起，小黑胡子微微翘起。卡尔·约瑟夫满脸绯红，他想今夜大夫是不会着凉的。

德曼特大夫亲切地说：“我没有时间生病了，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声音仍然夹杂着笑意，但寂寥又回到脸上；他苍白的嘴唇上挂着一丝淡淡的悲哀。

“我们进去吧！”大夫继续说道。他像一尊黑色的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灯光昏暗的门前，在积雪的大街上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苍白。乌黑的头发上此时积了一些银色的雪花，在小酒馆微弱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头顶上的苍穹已经露出一丝晨曦。特罗塔几乎又想回去了。他想道一声晚安，就迅速离去。

“我们进去吧！”大夫又说了一遍，“我去问一下你是否可以悄悄地进去！”

他走了进去，把特罗塔留在外面。不一会儿，他和老板一同走出来。穿过一条过道和一个院子，他们来到这家酒馆的厨房。

“这里的人和你很熟吗？”特罗塔问。

“我有时来这里，”大夫回答说，“就是说我过去常常来这儿。”

卡尔·约瑟夫注视着大夫。

“你很奇怪吗？对的，我的确有过一些十分特别的习惯。”军医说。

为什么他要说“有过”呢？少尉琢磨着。他记起上学时，老师把这个称为“过去时态”。“有过”，那么军医为什么说“有过”呢？

老板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点亮了一盏淡绿色的煤气灯。酒馆里又响起了钢琴乐曲声，其中有《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那阵有节奏的鼓点声，在其他音响的干扰下有点走调，但还能听出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响一阵。灯罩在厨房白色的墙壁上投下一片微绿的阴影，阴影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一幅人们所熟知的、身穿洁白戎装的最高统帅画像，就挂在两只浅红色的大铜锅之间。皇帝洁白的外衣上尽是苍蝇留下的痕迹，像是布满了细细的铁锈。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两只眼睛—在这幅画像上当然也是用透明绿画成的—在灯罩的阴影里显得黯淡无光。大夫伸出一根手指指着皇帝的肖像。

“一年前它是挂在酒馆里的，”他说，“现在老板已经没有意愿表明效忠皇帝之心了。”

钢琴声又戛然而止。这时，壁钟重重地敲了两下。

“已经两点了！”少尉说。

“还有五个小时！”军医回答说。

老板送来了斯里沃维茨酒。七点二十分！它不停地猛击着少尉的心房。

他一把抓住酒杯，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发布命令似的声音大声说道：“为你的健康干杯！你必须活下去！”

“为没有痛苦的死亡干杯！”军医说完就喝，一饮而尽。

“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大夫接着说道，“同我的生命一样毫无意义！”

“我不想看到你死去！”少尉大声喊道，脚踩在厨房地板上蹬得咚咚响，“我也不想死！我的生命也是毫无意义的！”

“打住！”德曼特大夫说，“你可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尽管他的死亡也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里还是存在着一点差别的：或是像他那样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向死亡，或是像我们俩这样懦弱地死去。”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说道：“像我们俩，我们俩的祖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只有那么一点，仅仅够支撑到我们毫无意义地死去。哈哈！”大夫把他的酒杯往旁边一推，那神情似乎是要把他的整个世界推得远远的，包括他的朋友在内。

“哈！”他重复了一声，“我累了，累了好几年了！明天我就要像一个英雄一样死去，像一个所谓的英雄那样，一反自己的常态，一反祖父的意志，去拥抱死亡！记得我曾读过的那些又大又厚的书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谁向自己的同胞举枪，那他就是在谋杀。’明天，有人将向我举起一支手枪，而我也会向他举起一支手枪。我将成为一个凶手。不过，我是个近视眼，我瞄不准。我会小小地报复一下自己。如果摘下眼镜，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我会选择毫无目标地射击！瞎打！那样死亡就显得更为自然，更诚实，非常恰当！”

特罗塔少尉并没有完全理解军医的话。在渐渐习惯了这位朋友的便装，进而熟悉了他的身躯和面容之后，也熟悉了他的声音。但是德曼特大夫的这些想法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来自德曼特大夫的祖父—那个犹太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生活过的地方。特罗塔极力地开动脑筋，就像他在军校学习几何学那样开动脑筋，可还是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理解。他只感到要挽救这一切可能的信念正在动摇，希望在逐渐褪成灰白色，就如同嘎吱作响的煤气火焰即将熄灭的灯芯。他能听见怦怦跳动的心声，就像那不断敲击的壁钟声，低沉而空洞。他不理解他的朋友。也许他来得太迟了。他还有好多话要说。但他的舌头搁在口腔里无法动弹，像是压着千斤重。他张开嘴巴，苍白的嘴唇不停地颤抖。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又闭合起来。

“你一定发烧了！”军医用的是平时跟病人说话的口吻。他敲了敲桌子。

老板又端来两杯酒，还不忘提醒特罗塔一句：“你一杯还没喝完哩！”

特罗塔顺从地喝完先前的那杯酒。

“我学会喝酒太迟了—真遗憾！”大夫说，“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常常为自己从不喝酒而感到非常遗憾。”

少尉使出全身力气，抬起头，呆呆地看了大夫几秒钟。他举起第二杯酒，但酒杯太重了。手在发抖，溅出几滴酒。他一饮而尽。内心的怒火一直在上蹿，直冲到脑门。他满脸通红。

“这么说我要走了！”他说，“我无法忍受你开的玩笑！我是多么高兴能找到你！我去过你家，按了门铃。我也去过公墓找你，我像个疯子似的在墓地叫喊着你的名字，我还—”他突然不说了。两片抖动的嘴唇间蠕动着无声的词语，像是一些无声的影子。他的双眼突然噙满了热乎乎的泪水。他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想起身离去，因为他感到十分羞愧。怎么，我哭了吗？他想。我是哭了。他感到全身虚弱，极度虚弱，根本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他很想逃避这种心态。他听命于虚弱的极乐，他听见了自己的叹息，却为这声叹息而欢欣；他感到羞愧，却为这种羞愧而喜悦。他正在拥抱这种甜蜜的痛苦。他一边不停地哭泣，一边像个小孩似的喃喃说着：“我不想你死！我不想你死！我不想！我不想！”

德曼特大夫站起身来，在厨房里来回地走着。他走到最高统帅的肖像面前停了下来，开始数皇帝外衣上苍蝇留下的污迹，可又突然停止了这个荒唐的行为。他走到卡尔·约瑟夫面前，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抽搐的肩上，闪闪发光的眼镜凑到少尉浅褐色的头发上。他—聪明的德曼特大夫—已经与这个世界做了了结：他把妻子送到维也纳她父亲那儿了，放了他的勤务兵的假，锁好了自己家的门。从发生不幸争吵的那一天起，他就住进了“金熊”旅馆。他已经万事了结，了无牵挂。自从他一反常态学会喝这种烈性酒以来，他觉得自己甚至还在这场荒唐的决斗中找到某种意义，把死亡作为他荒诞可笑的生命旅程的一个合情合理的终结。是的，他已经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的一束微光，他过去就一直相信它的存在。事实上在死亡的危险来临之前，他就熟悉了那许许多多的坟墓，并和那些躺在坟墓里的死者成了朋友。对妻子的天真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周以前，忌妒之火在他心里熊熊燃烧，而现在已经熄灭成一堆死灰。他的口袋里放着他刚刚写好的寄给上校的遗嘱。他没有多少东西要遗赠他人，也没有多少人需要他挂念，因而也没有什么要被遗忘的。酒，使他放松，而等待却让他难耐。“七点二十分”，几天以来这个时刻一直敲打着伙伴们的大脑，而在自己的大脑里则像一个挂铃似的晃来晃去。从穿上军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轻松愉快，如此勇敢坚强。一个康复者会为重获生命而欢欣鼓舞，而他却为死亡的临近而喜悦。他对一切都做了安排，他就要了结了，一了百了！

现在，他又站在年轻的朋友面前，还是那样茫然而无助。是的，他有过青春、有过友谊，并为之洒下过热泪。猛然间，他对生活又萌生了一丝眷念之情。令人作呕的营地，可憎可恶的军服，单调乏味的巡诊，赤裸裸聚在一起的士兵，无聊的针剂注射，野战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道，妻子喜怒无常的脾气，舒适安逸的小房屋，死气沉沉的工作，精神不振的周末，苦不堪言的骑术课，愚蠢的军事演习以及空虚的军旅生涯，这一切都让他的心里萌生了一丝思念，一丝不舍。心底里对生活世界的强烈呼喊却被少尉的抽泣和叹息给粗暴地打断了。在他试图用话语安慰特罗塔时，无限的同情在他心里泛滥，深深的爱在他心底燃烧，那种冷漠—这几天一直陪伴他的冷漠—被远远地抛在脑后。

壁钟重重地敲了三下，特罗塔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

三记钟声在厨房里慢慢地回响着，逐渐地消失在煤气灯的呼呼声中。少尉开始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你该明白这件事是多么愚蠢！我和大家都认为泰特格尔这个人无聊透顶，我已经告诉他了，那天晚上我在剧院门前有个约会，后来，你太太从剧院走出来了，就她一个人，我不得不送她回家。正当我们经过俱乐部时，他们大家从俱乐部走出来了。”

大夫把双手从特罗塔肩上抽回去，又在厨房里踱来踱去，脚步十分平缓，毫无声息。

“我得对你说，”少尉继续说道，“我当时就料到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我根本没跟你太太说上话。当我走到你家院子时，路灯都亮了。我记得，那时我还能在院门到房屋大门之间的雪路上看到你清晰的脚印，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一个疯狂的念头……”

“是吗？”大夫说道，随即站停下来。

“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我在一刹那间想过，你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就好像某种守卫者，我无法表达，不管怎样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觉得它们正从雪地上抬起头注视着你的太太和我。”

德曼特大夫又坐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特罗塔，缓慢地说道： “也许你爱上了我的太太，而你自己没有察觉？”

“我对这整件事没有任何责任！”特罗塔说。

“是的，你是没有任何责任！”军医赞同道。

“但大家似乎都在责怪我啊！”卡尔·约瑟夫说，“你了解，我曾经告诉过你我和斯拉曼太太的事情！”他又停下来，然后接着说：“我害怕，走到哪里都害怕！”

军医展开双臂，耸耸肩，然后说：“你也是一个孙子呀！”

此刻，他想的并不是少尉的恐惧，而是想现在还来得及避开这一切危险。是的，逃离这儿！他思忖着。背弃誓言，损坏名誉，逃离这儿，当三年二等兵，或者干脆逃到国外去，千万不要被枪打死！

特罗塔少尉—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对于他而言，简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大声地讥讽道：“蠢货！不折不扣的蠢货啊，怎么可以陪同别人的太太回家呢？难道你没看出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吗？你不是出于荣誉而拯救过上面—他手指着皇帝的肖像—那个人的生命吗？真是愚蠢！”

他突然大声喊道：“十足的蠢货！”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老板，他送来了满满的两小杯酒。军医端起酒杯就喝。

“喝呀！”他说。

卡尔·约瑟夫喝了。虽然他还不太明白大夫的话，但已感觉到德曼特不再想死了。时钟嘀嗒嘀嗒，时间并没有停止，它在一秒秒地流逝。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除非奇迹出现，德曼特才不会死，可少尉知道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除非他—多么了不起的想法—明天七点二十分准时到达现场，说：“诸位，德曼特已经疯了，就在昨天夜里，我来替他参加决斗！”多么荒诞，多么妄想啊！他又无助地抬头看着大夫。时间仍然没有停止，时钟依然一秒一秒地跳动着。很快就要到四点了，只剩下三个小时。

“就这样吧！”军医最后说道。听声音，他似乎心里已经做出了决断，好像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其实他一片茫然！他的思绪像一团乱麻茫然无措地在漫漫雾气中飘来飘去。是的，他一无所知！一个不光彩的、卑鄙的、愚蠢的、铁一般强有力的法则捆住了他，要把他送给一个愚蠢的死神。他听见酒馆里传来深夜时分特有的声响。显然客人都已经走了。老板正把啤酒杯丢进水里，水花四溅。他在收拾桌椅，身上的一串钥匙响个不停。

该走了！街道、冬天、夜空、群星和白雪也许能给人良策和慰藉。军医走到老板跟前，付了账，穿上大衣，戴上黑色宽边礼帽，他站在那里，再次转身对着少尉。卡尔·约瑟夫觉得他已经全副武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远胜于平常一身戎装的状态。

他们穿过院子，穿过过道，走进了黑夜。大夫抬头仰望天空。静谧的星斗没能赐给他良策，它们比四周的皑皑白雪还要寒冷。一栋栋房屋浸泡在一片黑暗之中，一条条街巷悄然无声、死气沉沉，白雪被夜风吹得纷纷扬扬。特罗塔的马刺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和着大夫的皮靴踏踩声。他们脚步匆匆，似乎是急着要赶往某个地方。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一些支离破碎的主意、想法和意象。他们的心房咚咚地跳个不停，好似正被无数把榔头急速而沉重地敲击着。军医一言不发地在前面带着路，少尉则默默地紧跟着他。

他们来到“金熊”旅馆，站在旅馆的拱形大门前面。德曼特的祖父—犹太酒店的那个白胡子大王—突然出现在卡尔·约瑟夫的幻觉中，他一辈子就是坐在这样一个大门前，也许比这个门还要大。当那些农民出现在酒店门前时，他才站起身。因为他耳朵不灵，那些矮个子农民不得不踮起脚，将两只手凑在嘴边大声向他点酒。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又响起了这个声音。七点二十分，这位祖父的孙子就要死去了。

“死亡！”少尉大声说。

啊，他—聪明的德曼特大夫—已经不再聪明了。他自由而勇敢地度过了这几天，却发现只不过是虚度而已。现在事实已经表明他并没有了结，一个人是不可能那么一了百了的。无论是少尉从淳朴乡村继承的简单脑袋，还是他从先辈身上继承的聪明脑袋瓜，此时都毫无主意，谁也难逃这牢固无情的法则。

“我是个笨蛋，我亲爱的朋友！”大夫说，“我应该早点和伊娃分手。我无力逃脱这场愚蠢的决斗，是荣誉习俗和勤务条例将我打造成一个英雄，一个愚蠢的英雄！”

他大声地笑起来，笑声刺破了夜晚的寂静。

“英雄！”他又说了一遍，同时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旅馆门前踱来踱去。

一个天真的希望闪电般地掠过少尉年轻的脑袋，它急切地想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也许不会开枪，他们也许会和解！一切都会好转的！他们会被调到其他兵团！我也是！傻瓜，真可笑，这是不可能的！他很快又意识到这一点。

大夫在他面前不停地踱着步，他则呆呆地站着，垂头丧气，伤心绝望，脑袋空白，双唇干渴，四肢僵硬。

几点了？

他不敢看自己的表。

想必钟楼上不久就会响起钟声。他想再等一会儿。

“万一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大夫说着又停了下来，过了几秒，又接着说，“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军队！”说完，他伸出一只手，“再见了！祝你一路平安！我会独自了结的！再见！”

他按了按门铃，里面响起沉闷的铃声，也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

少尉抓住大夫的手，用一种连自己都很惊奇的平平常常的声音说了一句普普通通的告别话：“再见！”他连手套都没来得及脱掉。

门已经关上了。德曼特大夫已经没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似的，他沿着那熟悉的大道走回营房。他没有看到在他的上方，即在三楼上，一扇窗户打开了。大夫探首窗外，朝楼下看去，目送着他的朋友拐过角落，直到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才关上窗户，然后点亮了室内所有的灯。他走到盥洗架前，把刮须刀磨锋利，在大拇指上试试，往脸上擦了点肥皂，一切动作就和每天早晨一样平静。洗过脸后，从衣橱里取出军服。穿上军服，束好佩剑，坐下来等着，等着等着就打起盹来了。他就坐在窗前那张大扶手椅上睡着了，睡得很安详，无梦。

醒来时，屋顶上方的天已经亮了。一缕微蓝的晨光照在雪地上。马上就会有人来敲门了。他听见远处一辆雪橇的铃铛声。它正在向这里靠近，它停下来了。门铃响了，楼梯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马刺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有人敲门了。

驻地步兵团的中尉克里斯特和上尉万格尔特已经站在房间里。他们站在门旁边，中尉站在上尉身后，距离半步。

军医朝天空瞥了一眼，耳畔响起遥远的童年时代祖父那早已消逝的回音。“听着，以色列人，”这个声音说，“主，即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

“我已经准备好了！”军医说。

他们坐在一辆小小的马拉雪橇里，略微有点挤。小铃铛无畏地响着，两匹褐色马翘起短短的尾巴，把一颗颗又大又圆的黄色粪球抛到雪地上。一辈子也不关心牲口的军医突然想念起他那匹马来，它要比我活得久！他想。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悸动，他的陪同者也沉默不语。

在离林间空地大约几百步的地方马拉雪橇停了下来。他们步行到了那个“绿色广场”。太阳还未升起。冷杉静静地挺立着，秀丽而挺拔，自豪地用树枝托着积雪。远处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塔滕巴赫大声地和他的同伴说着话。主治医生曼格尔大夫在决斗者双方之间走来走去。

“诸位！”一个声音说道。

就在此时，德曼特大夫和往常一样迂腐地摘下眼镜，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个宽阔的树墩上。尽管如此，他却不可思议地看清了他前面的路、指定的目标以及他和塔滕巴赫应保持的距离。他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等待着晨雾。但是一切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军医从来没有近视过。

一个声音在数数：“一！”

军医举起了手枪。他又觉得轻松而勇敢，简直是目空一切，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目空一切。他开始瞄准了，就像当年做志愿兵时练习打靶那样瞄准，虽然那时他的射击水平就已经很糟糕。为什么我不近视了呢？他问自己。我将再也不需要眼镜了，从医学角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军医决定去查查眼科学的资料。

正当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眼科专家的名字时，耳边又响起了报数的声音：“二！”

大夫的眼睛仍然看得清清楚楚。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怯生生地啼叫起来。远处传来军号声。此刻重骑兵团已经上了操场。

特罗塔像往日一样骑马加入第二骑兵连的行列。呵出来的气雾在沉重的佩剑套和轻型卡宾枪上凝结成一颗颗冰珠。喇叭声唤醒了冰雪中沉睡的小城。穿得像狗熊的马车夫昂首坐在他们熟悉的停车场上。

全团人马来到湿草地，跨下马来，像往常一样排成两列横队，做起每天早晨惯常的操练动作。金德曼少尉走到卡尔·约瑟夫跟前，说：“你不舒服吗？你脸色很难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面漂亮的小镜子，举到特罗塔眼前。在闪闪发亮的四方形小镜子里，特罗塔看到一张十分熟悉的苍老的脸：一对乌黑闪亮的小眼睛，有着高高鼻梁的大鼻子，呈青灰色的消瘦的面颊；嘴唇闭合成一条长线，没有一丝血色，它像一道早已愈合的剑痕横亘在下巴和小胡子之间。卡尔·约瑟夫觉得只有那褐色的小胡子是陌生的。从父亲书房挂着的那幅肖像上看，祖父那灰暗的脸上是光秃秃的。

“谢谢你的关心！”少尉说，“我一夜没睡。”说完就离开了操场。

他在树丛中间向左拐去，那里有一条小路直通往宽阔的乡村大道。已是七点四十分，却没有听到任何枪声。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了！他自言自语道。真是一个奇迹！至多再过十分钟，普罗哈斯卡少尉就会骑马奔来，那时我就会获悉详情。

他能听见小城苏醒后高高低低的嘈杂声，也能听到火车站传来的汽笛嘶鸣。当他走到林间小径与乡村大道的连接处时，少校正骑着他的栗色马飞奔而来。少尉特罗塔向他敬礼。少校说了声：“早晨好！”就没有再说什么。小径太狭窄，无法让骑马人和步行者并排而行。少尉只得跟在骑马而行的少校后面。在距离湿草地约两分钟路程的地方，这里已经可以听到下士的口令声。

少校停下来，坐在马鞍上，半转过身，只说了声：“两个人！”又继续骑行，然后补充说明。好像是对特罗塔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真的是没办法！”

这一天，全团比以往要提早一个小时收操回营。军号手和往常一样吹着营号。下午，值勤的下士向士兵们宣读了上校的通告：骑兵上尉塔滕巴赫和团部军医德曼特大夫为了捍卫本团的荣誉而光荣献身。

第八章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也就是本文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人们把个人生死看得很重。要是哪个人离开了人世，人们并不急于填补他的位子，而是让它长久地空着，好让人们永远地记住逝去的人。事实上，凡是这个死亡事件的见证人，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一见到这个空缺就都会默默地思念起它的主人。假如大街上一排房屋中有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毁了，那么这个失火的地方就会长久地空着。泥瓦匠们总是不慌不忙地干着活，因此重建房屋的工作进展缓慢。附近的居民和偶尔路过的行人一见到这块空地，就会想起被烧掉房子的外貌和墙壁！这是那个时代在历史的无尽走廊中留下的印迹。

一切生物需要时间生长，一切消失的生命需要时间才能被遗忘。然而，一切存在过的生命物体都会留下它们的印迹。那时，人们是靠回忆生活，就如同今天人们是靠迅速彻底的忘却来生活一样。

第十重骑兵团的军官们对团部军医和塔滕巴赫伯爵之死久久不能释怀，就连小城老百姓的心情也难以平复。人们按照军队的规矩和宗教习俗安葬了两位死者。虽然部队没有对外透露他们的死因，但他们是为自己的地位和荣耀而牺牲的消息在这个小小驻军城市传遍了。从这个时候起，每一个活着的军官的脸上似乎都标上了行将暴亡的记号。对于小城的商人和手艺人来说，这些本就神秘的老爷们变得更加神秘。

这些军官们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装饰得五彩缤纷，看上去好像是神像的膜拜者，又像奉献给神像的祭品。人们在后面注视着他们，不停地摇头，甚至为他们惋惜。人们相互奔告，这些军官拥有许多特权：佩带宝剑四处溜达，公然挑逗女人，享受皇帝恩宠。然而，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抬眼的工夫，他们之间有可能互相辱骂，而相互冒犯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可见，那些享有特权的军官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就连骑兵上尉泰特格尔—谣传说他在别的骑兵团曾经进行过几次生死决斗—也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举止。当那些喜欢大声喧闹和粗鲁无礼的人变得沉静而温顺时，这位一直细声细语、贪吃甜食的消瘦的骑兵上尉反而感到特别不安起来。他再也不会独自一人在甜食店的玻璃门后面坐上几个小时，大口大口吃甜点了；再也不会自顾自地对弈或是和上校一起不声不响地玩多米诺骨牌了。他开始恐惧孤独，他渴望与人在一起。如果身边没有同伴，他就会到商店去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他可以在那里待上很久很久，和老板东拉西扯地聊一些无用的和傻乎乎的话，就是不愿离开商店。要是看到街上正好有人哪怕是无关紧要的人经过，他就会立即奔过去和他们搭讪几句。

世界就这样发生了改变。

军官俱乐部变得空荡荡的，人们都跑到蕾西嬷嬷那儿寻欢作乐去了。传令兵们几乎无事可干。谁要是叫了一杯酒，谁就会浮想联翩：也许塔滕巴赫几天前就是用这个酒杯喝酒的。尽管人们还在讲那些旧的奇闻趣事，但再也不会放声大笑，最多只是微微一笑而已。特罗塔少尉除了值勤以外几乎不露面了。

卡尔·约瑟夫的脸上似乎被一只无情的魔手抹去了青春的颜色。在整个皇朝帝国军队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特罗塔。他想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事与愿违。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将离开这个骑兵团，调到另一个团去。但他还在四处寻找一项艰巨的任务，确切地说他是在寻找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当然，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他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工具而已，对此他有口难言。

满怀苦闷，他提笔给父亲写信，向他报告这次决斗的结果，并告知他的调动已成定局。但他在信中隐瞒了调走之前会有一次短暂的休假，因为他不敢面对父亲。事实上他低估了父亲的能力，因为地方官作为帝国地方官员之表率，十分熟悉军队的运作。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似乎十分了解儿子的内心痛苦和迷惘心情。从他给儿子回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一点。地方官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

感谢你在来信中所做的详细报告以及你对我的信任！你那两位伙伴的遭遇让我深感痛心。他们的死表明他们无愧帝国军人的荣誉。

在我那个时代，决斗比现在更为常见，与生命相比，荣誉更为珍贵。在我那个时代，军官必须具备更为坚强之性格。你是军官，孩子，你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你一定要明白，你是无意也是无辜地参与了这起不幸的事件。自然，要离开这个骑兵团，你一定感到难过。但不管在哪个团，在帝国的哪个地方服役，你都是在为我们的皇帝陛下效劳。

你的父亲

弗兰茨·冯·特罗塔

附：在调遣期间你应该会有两周的休假。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我这儿度假，或者到新驻地去，以便尽快熟悉那个地方的情况，这个更为妥当。

同上

特罗塔少尉满怀羞愧地读着这封信。他的父亲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地方官的形象在少尉的眼中显得越来越高大，几乎到了可怕的程度。是的，它很快就要和祖父的形象一样高大。他过去就很害怕面对这位老人，现在他更害怕回去休假。以后，还是以后吧，少尉自言自语地说，还是等我正规休假时再回去吧！现在的特罗塔少尉与地方官青年时代的少尉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自然，要离开这个骑兵团，你一定感到难过。”父亲这么写是因为他推测事实是相反的吗？卡尔·约瑟夫有什么舍不得呢？难道是这里的窗户？是对面士兵们住的房间？是坐在床上的士兵？是他们用口琴吹奏的忧伤音调？是歌声？是那些古老的歌曲？是那些听上去极像斯波尔耶农民唱的那些让人听不懂的歌曲的回声？

也许应该到斯波尔耶去，少尉思忖着。他走到军用地图前面，那是房间唯一的墙饰。他在睡梦中都能准确地找到地图中所标的斯波尔耶的位置。它在帝国的最南端，是个美丽安静的村庄。就在一块浅棕色的地方，印着又细又小的黑字：斯波尔耶。村子附近有：一口水井，一座水磨坊，一个单轨铁路线上的小车站，一座教堂，一座清真寺，一片茂密的嫩绿阔叶林，几条狭窄的林间小径，布满灰尘的田间小道和散落的茅舍。此刻斯波尔耶已经披上了晚霞，一群村妇站在井边，扎在头上的花头巾在火红的夕阳下闪着金光。穆斯林信徒们在清真寺祈祷。行驶在单轨铁路上的小火车哐哧哐哧地穿过浓密的嫩绿色冷杉林。水磨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溪水潺潺。

在军校学习时他常常玩这些游戏。熟悉的图景立即浮现在眼前，尤其是祖父那深邃的目光，最为突兀。斯波尔耶附近可能没有骑兵部队驻扎。这样一来，他就得调到步兵部队去。过去，骑在马上的同伴们无不同情地看着那些徒步行军的步兵。将来他们也会无不同情地看着被调到步兵团的特罗塔。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祖父从前也不过是步兵上尉罢了。迈步在家乡的土地上，就意味着回到了终日务农的祖先身边。他们曾经步履沉重地行走在坚硬的土块上，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喜悦地播下幸福的种子。

不！少尉丝毫不会因为调离这个骑兵团乃至调离整个骑兵部队而感到难过！父亲一定会同意的，步兵教程也许有点麻烦，但还是可以修完的。

辞行的时刻到了。在军官俱乐部里举行了小型的告别聚餐。

一大杯烈酒喝下去，上校作了简单的即席发言。

一瓶红酒喝下去，和伙伴们热诚地握手。他们已经在他的背后窃窃私语。

一瓶香槟酒喝下去；哎，也许—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去蕾西嬷嬷的妓院彻夜狂欢。

又是一大杯烈酒灌下去；天啊，但愿这个告别会快点结束！

记得要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带走，他不想再费劲地去记住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千万别去见父亲，调动过程中一定要设法避免所有令人难堪而棘手的事情。当然，他还有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去拜访德曼特大夫的遗孀。

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特罗塔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伊娃·德曼特已在丈夫的葬礼之后就回到维也纳她父亲那儿去了。这样想着，他可能会在那栋小屋前站很久很久，门铃会按了又按，却不会有人来开门。那么，他就要去设法打听到她在维也纳的地址，给她写一封简短而热情的信。如果只需要写一封信，那再好不过了。少尉明白，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缺乏这个勇气。如果不是祖父那深邃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那他艰难的一生该是多么可怜啊！索尔费里诺英雄是他力量的源泉。此时，他不得不一再地思念祖父，以此来给自己增添力量和勇气。

少尉终于迈着缓慢的步伐行走在那条艰难的路上。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小商店的老板们站在店门外，挨着冻，可怜兮兮地等着寥寥无几的顾客；手工作坊里传来熟悉的嘈杂声：铁匠铺里铁锤敲击的回音铿锵；白铁匠人的敲击咣当作响，宛如雷鸣般震耳欲聋；地下室里，鞋匠敲得叮叮响，轻快而清脆；木匠的锯子拉得呼呼响……

少尉熟悉手工作坊里的各种面孔和声音。他每天都要骑马从这里走两趟。坐在马鞍上他可以看到那些浅蓝色的旧招牌，挂得还没有他的头高。他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店铺二楼室内的景象：床、煮咖啡的壶、穿着衬衫的男人、头发蓬乱的女人、窗台上的花盆、挂在饰花栅栏后面的腌菜和干果。

此刻，少尉已经来到德曼特大夫的房屋前。大门嘎吱嘎吱地响，少尉走了进去。勤务兵开了前门。少尉等着，德曼特太太出来了。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他回想起那次在斯拉曼卫队长家吊唁的情景：卫队长那只笨拙、潮湿、冰冷而又无力的手，那个黑乎乎的走廊和粉红色的小客厅，杯口上残留的草莓汁的余味。

这么说她没有去维也纳，少尉看到德曼特太太时，不禁这样想道。她身着黑色丧服，这使他陡然一惊，仿佛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德曼特太太是团部军医的遗孀。他即将走进的房间好像也并非他朋友活着时他曾待过的房间。墙上挂着镶着黑框的巨幅死者遗像。它好像不停地在移动，越移越远，就像军官俱乐部挂着的皇帝肖像一样，好似它不是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而是隔着一个窗户，模糊而神秘。

“谢谢您来看我！”德曼特太太说。

“我是来辞行的。”特罗塔回答道。

德曼特太太抬起苍白的面庞，少尉看着她那双美丽、明亮的灰色大眼睛。它们正好盯着他的脸，目光如冰光洁。德曼特太太的这对明眸照亮了冬日午后昏暗的房间。少尉的目光怯生生地移到她那狭长而白嫩的前额上，又移到墙上，移到远处死者的肖像上。这种问候拖得时间太长了，德曼特太太该请他坐下了。但她什么也没说。他觉得夜色正从窗户里慢慢地钻进来，他愚笨地臆想这个房间再也不会点亮一盏灯。少尉茫然无措，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语。他听见德曼特太太轻轻的呼吸声。

“我们老是站着，”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坐吧！”

他们在桌旁面对面地坐下。卡尔·约瑟夫的位置和过去在斯拉曼太太家一样，背对着门。他的感觉也和那时一样，那道门是一种不祥之兆，它毫无理由地一会儿悄无声息地开，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关。

夜色越来越浓，伊娃·德曼特太太的黑衣服已经渐渐地融合在浓浓夜色中。此刻，她全然被暮色包裹起来了，只露出一张洁白的脸庞在孤零零地晃来晃去。对面墙上死者的遗像已经被黑暗吞噬，完全看不见了。

“我丈夫……”德曼特太太在黑暗中说道。

少尉能看见她那闪闪发亮的牙齿，比她的脸庞还要白。渐渐地，他又能看清她那明亮的双眸。

“您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经常这样说！他多次谈起您！您要是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他就那样死了，这简直难以理解，而且—”她压低声音，“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少尉说。他的声音很大，很硬，又很生疏，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听出来了。它并不能安慰德曼特太太。“是我的错！”他重复了一遍，“我本该十分小心地陪你回家，不该从军官俱乐部门前经过。”

德曼特太太开始抽泣起来，少尉看到她苍白的脸庞更深地埋在桌子上，好似一大朵椭圆形的白花在慢慢地下坠凋谢。突然间，左右两边出现了两只白嫩的手，将正在下沉的脸庞托在两个手掌上。一分钟，又一分钟，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除了德曼特太太的抽泣声以外，什么声响也没有。对少尉来说，它是一个永恒，是一种无法忘却的永恒。站起身，不理她，让她去哭，自己离开这里就是了，他这么想着。他果真站了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她的两只手迅速地落到桌子上。她用一种平静的声音问：“您要到哪里去？”这个声音听上去不同于她的抽泣声，好似从另一个喉咙发出来的。

“开灯吧！”特罗塔说。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擦着他的身子走过去。他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水味。她走过去了，这香味也飘然而去。灯光很刺眼，特罗塔强迫自己直视那盏灯，德曼特太太举起一只手，遮住眼睛。

“请您把支架上的灯点着。”她命令道。

少尉顺从地去点灯。她站在门边等着，一只手仍然遮着眼睛。当淡黄色灯罩下的那盏小灯点亮时，她随即关掉天花板下面的吊灯。她把遮在眼睛上的手拿下来，好像人们拿下眼罩似的。她身穿丧服，那苍白的脸正对着特罗塔，看上去既愤怒又勇敢。特罗塔看到留在她面颊上的几道小小的、已经干了的泪痕，双眸依然是那么晶莹明亮。

“请您坐到沙发上去！”德曼特太太又一次命令道。

卡尔·约瑟夫顺从地往沙发上一坐，顿时感到那些软垫正诡秘而悄悄地把舒适从靠背上、从各个角落、从四面八方向他送来。他感到危险即将来临，于是赶忙把身子挪到沙发边上，两只手按着竖立在身前的佩剑护手罩。他看见伊娃·德曼特太太正向他走来。她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这些软垫和靠枕的指挥官。沙发右边的墙上还挂着已故朋友的遗像。德曼特太太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个小小的软坐垫。特罗塔一动不动，和以往一样，每当碰上十分尴尬又无法自拔的处境时，他就安慰自己，一定有办法脱身的。

“这么说，你要调离这里？”德曼特太太问道。

“是我申请调离的！”他说，目光盯着地毯，下颚靠在按着佩剑护手罩的两只手上。

“非走不可吗？”

“是的，非走不可！”

“我感到真遗憾，太遗憾了！”

德曼特太太的坐姿和他的一样，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颚，两只眼睛盯着地毯。她似乎在等一句安慰的话，等一种施舍。他沉默着，他把这种无情的沉默当作是自己在为已故的朋友复仇，并为此感到欣慰。他突然想到伙伴们经常讲起的那些娇艳而又危险的女人谋杀亲夫的故事。她很可能就属于这些温柔而又危险的凶手。

他必须立即逃离她的温柔陷阱。他准备动身离去。就在这个时刻，德曼特太太改变了她的坐姿。她把手从下颚底下拿开，她的左手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沙发边上的丝绸镶边。她的手指沿着她与特罗塔中间的狭窄而发光的小径一上一下地慢慢地有规律地移动着。它们悄悄地进入他的视野。他多么希望有个眼罩把眼睛罩起来啊！洁白的手指把他卷进了一场无声的又无法中断的谈话中。吸支烟吧，妙极了！他掏出烟盒和火柴。

“给我一支！”德曼特太太说。

他给她点烟时不得不看着她的脸。他认为她现在抽烟是不妥的，仿佛服丧期间是不允许享受尼古丁的刺激的。她吸了一口，随即把嘴唇拢合成一个圆形，好似一枚红色的指环，而后轻柔地喷出淡淡的蓝色烟雾，那模样看起来高傲而放荡。

“您知道您会调到哪里去吗？”

“不知道，”少尉说，“不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很远？什么地方，说说看？”

“也许到波斯尼亚去！”

“您确信您在那里会幸福吗？”

“我相信我在哪儿都不会有幸福的！”

“我希望您能得到幸福！”她脱口而出。

特罗塔觉得她这句话说得太快了。

她站起身，拿来一只烟灰缸，把它放在地上，就在她和少尉之间，然后说：“如此说来，我们俩也许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永远不能再相见了！”这句话，如无边无际、无声无息、亘古不变的死海！他再也见不到凯塔琳娜了，再也见不到德曼特大夫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了！

卡尔·约瑟夫说：“恐怕是真的，很不幸！”

他真想再补充一句：我还将永远见不到德曼特大夫了！少尉同时还想到了泰特格尔那句大胆的口头禅：“寡妇活该烧死！”

他们听见了门铃声和过道的脚步声。

“是我父亲！”德曼特太太说。

克诺夫马赫先生走进屋来。

“啊，是你呀，原来是你呀！”他说。他把一阵苦涩的雪茄气味带进了屋里。他打开一块白得发亮的大手帕，呼里哈啦地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像是收藏一件宝物似的。他的一只手伸到门框边上，打开了天花板下的那只大吊灯，就朝特罗塔跟前走去。在克诺夫马赫先生进门时，特罗塔就已经站了起来。他在那里站着等了好一会儿。老人和他握了握手。这个握手无声地表达出了克诺夫马赫先生对死去的德曼特大夫的一切悲痛。克诺夫马赫先生随即用手指着天花板下的大吊灯对他的女儿说：“请原谅，我不喜欢这种令人忧伤的灯光！”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向死者的遗像扔去的一块石子。

“您的脸色很难看！”过了一会儿，克诺夫马赫先生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说道，“这个不幸的事件使您很难过，是吗？”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您瞧，”克诺夫马赫先生微笑着边说边在桌子旁坐下，“不要站着啊！”

当少尉又在沙发上坐定之后，他接着说：“他生前也是这么说的。真是不幸啊！”他摇了摇头，绯红的面颊也微微颤动。

德曼特太太从袖口里抽出一块小手帕，掩住双眼，起身走出了房间。

“也不知她什么时候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 克诺夫马赫说，“我已经劝过她很多次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您也知道，亲爱的少尉先生！嫁给哪个职业的人都有风险。不过，嫁给一个军官尤其如此！一个军官—请您原谅—是不应该结婚的。这事我只对您说，他生前一定也对您说过。他本来想从部队退役，专心从事他的医学工作。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高兴。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多么可爱善良的马克斯！”

克诺夫马赫先生抬头朝遗像看看，目光在那里停留了片刻，然后以一种悲伤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谈话：“一个权威！”

德曼特太太取来了她父亲最爱喝的斯里维茨酒。

“您喝酒吧？” 克诺夫马赫一边问一边斟酒。他亲自端着斟满的酒杯小心地朝沙发这边走来，少尉站起身，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嘴里有一股像是喝过草莓汁后的苦涩味。

“您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克诺夫马赫问。

“出事前一天！”少尉说。

“他叫伊娃回维也纳，却没有说明原因。她什么也不知道，就去了。接着就收到他的遗书。我那时立即就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是的，无法挽回了！”

“这种荣誉观念是迂腐、陈旧的，请原谅我这么说！现在已经是20世纪了，想象一下吧！我们已经有了留声机，我们可以和几百里之外的人打电话，布莱里奥特和其他一些人都已经开着飞机在空中飞行了！还有，我不知道您是否也看报纸，是否也关心政治？我听说要对宪法进行彻底修改。自从实行普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来，我们这里和全世界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的皇帝—愿上帝保佑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化。自然喽，那些所谓的保守阶层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必须考虑成熟、谨慎从事、逐步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特罗塔说。

克诺夫马赫感到很恼火。他诅咒这个愚蠢的军队，诅咒它那神经错乱的机构。现在他的女婿死了，得再找一个—这次得找个平民—商业顾问头衔可能要推迟。现在是摆脱蠢货的时候了。在20世纪像少尉这样的废物可不能再胡来了。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公民有公民的义务，不能再给贵族特权。社会民主党虽然有些危险，但它是一股平衡的力量。人们一直在谈论战争，但战争肯定是不会发生的。事实将会证明这一点。现在是明智的时代，在英国，国王就没有实际的权力。

“自然喽！”他说，“政治在军队是无立足之地的。他—” 克诺夫马赫指着德曼特的遗像说，“他倒是略懂一二。”

“他很聪明！”特罗塔低声说。

“已经无可挽救了！” 克诺夫马赫又说一遍。

“他也许是—”少尉说，他觉得自己似乎要说出一句十分生疏的名言，这句名言出自酒店老板中的银须大王曾经读过的那本又大又旧的书，“他也许很聪明，又很独特！”

他面色苍白，他感觉到德曼特太太晶莹的双眸正注视着他。他该走了。屋内已变得很安静，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特罗塔男爵，爸爸！他要调走了！”德曼特太太说。

“您会写信联系吗？” 克诺夫马赫问道。

“您要给我写信啊！”德曼特太太说。

少尉站起身。

“祝您好运！” 克诺夫马赫说。他的手又大又软，握上去就像是块热乎乎的海绵。德曼特太太在前面走。勤务兵跟了过来，手里拿着大衣。德曼特太太站在一旁。特罗塔双脚立正。

她赶忙说：“您要给我写信啊！我想知道您调到哪里？”她的话语使空中飘浮着一股热气，但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勤务兵把门打开，门口有几级台阶。他很快就走到栅门旁边。栅门开了，他离去了，就像当年离开卫队长家一样。

他迅速地向城里走去，走进路边的第一家咖啡馆，站在柜台边上，喝了一杯白兰地，接着又喝了一杯。“我们只喝轩尼诗酒！”他仿佛听见地方官在说话。接着便匆忙奔向营房。

奥努弗里耶在他的房间门口等他。勤务兵站得直直的，看上去就像是在白墙之间画了一条直直的蓝线。团部上等兵奉上校之命给少尉送来一个包裹，那是一个纸质的棕色包裹，就放在墙角。桌上有一封信。

少尉拆开一看：

亲爱的朋友，我把我的佩剑和怀表留给你。

马克斯·德曼特

特罗塔打开佩剑的包裹，护手罩上挂着德曼特大夫光溜溜的银怀表。表停了，时钟指着十一点五十分。少尉给怀表上了发条，把它放在耳边听听。怀表发出灵巧而动人的嘀嗒声，听上去令人感到安慰。他用小刀打开表盖，像一个男孩似的好奇地看着，爱不释手。表内有两个大写字母M.D。他从剑匣里取出佩剑。德曼特大夫在剑把下面用刀划了几个笨拙而难看的字，刻得很深。这几个字是：“祝你自由安康！”少尉把剑挂在衣橱里。他握着佩剑上的缨带，包裹金属的绸丝从手指上慢慢滑下来，好似在下冰凉的金色雨。特罗塔关上剑匣，仿佛盖上一口棺材。

他熄了灯，和衣躺在床上，摊开四肢。从士兵房间投射过来的黄色灯光在白漆的房门上晃动着。对面传来忧伤而嘶哑的口琴声，好似在叹息，男人们用粗犷的歌声唱着乌克兰歌曲，歌名叫《皇帝和皇后》：

吾皇善良又正直，

皇后高贵又美丽，

吾皇驰骋率铁骑，

皇后独守深宫里，

望眼欲穿多深情，

吾皇吾后好伉俪。

虽然皇后早已过世，可罗塞尼亚o的农民们却笃信她永远活着……

a　索尔费里诺战役是奥意法战争中最后一次战役，发生于1859年。——编者注

b　按当时的封建习俗，凡晋封为贵族者，便在姓后加一个“冯”（von)字，最后面是贵族称号，特罗塔是以出生地的村名为称号的。——译者注

c　拉卡亚酒：盛产于东欧的一种水果白兰地。——译者注

d　古尔盾：奥地利的一种古银币。——译者注

e　男爵属于爵位中的一种，而少校属于军衔中的一种，此处特罗塔的军衔为少校，爵位为男爵。——编者注

f　弗罗林金币：奥地利一种古金币。——译者注

g　轮辐：车轮上连接轮辋和轮毂的部分。——编者注

h　《茨里尼》是德国诗人、戏剧家克尔纳创作的悲剧。——译者注

i　雷哈尔：匈牙利血统的奥地利音乐家。——译者注

j　此处指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索尔费里诺英雄。——编者注

k　图赫劳本大街：维也纳历史古街，如今是以卖奢侈品为主的著名购物街。——译者注

l　轩尼诗酒：法国的高品质白兰地名酒。——译者注

m　金羊毛勋章：1429年至1879年期间奥地利颁发的一种骑士勋章。——译者注

n　克朗：奥地利旧时货币。——译者注

o　罗塞尼亚人：曾经臣属波兰、奥地利或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译者注

第二部

第九章

哈布斯堡王朝的阳光不断地向东照射，一直照到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的边境地区。在皇帝的荣光照耀下特罗塔家族被晋封为贵族，获得了显赫的地位。

隆恩浩荡，弗兰茨·约瑟夫获得的赏赐和馈赠源远绵长。要是他的宠儿干蠢事，皇上的臣仆便会一起出面制止，让傻小子变得聪明和理智。

卡尔·约瑟夫是新晋封为贵族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的唯一后代。如果把他调到索尔费里诺英雄—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孙子、一个宪兵队长的儿子—的家乡—斯洛文尼亚的斯波尔耶村—附近驻地去服役，是根本不合适的。现在这位英雄的后代乐意从优越的骑兵团调到普通的步兵部队，这说明他仍然忠于祖父的遗志。当年祖父在为皇帝救驾时，就是步兵部队的一个普通少尉。但卡尔·约瑟夫—贵族头衔的唯一继承者—申请调到祖父的家乡附近的步兵营去服役的想法既幼稚又愚蠢，皇朝帝国国防部拒绝了他的申请。

地方官—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和国防部的想法完全相同。他勉强同意儿子调到步兵部队，但丝毫不赞同他调到斯洛文尼亚的想法。地方官本人从没有想过要去看看父亲的家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奴仆和官员，维也纳的皇家宫殿才是他的家乡。他有一个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宫殿能延伸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希望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成为哈布斯堡的忠实奴仆。他是一位地方行政长官，在他所管辖的区域他是皇帝陛下的全权代表。他佩戴金领章，头戴大顶帽，腰挂佩剑。他从没想过要去斯洛文尼亚富饶的土地上干像犁田这样的农活。在给儿子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命运使我们这个边区的农民家庭成了奥地利人。我们要永远地做奥地利人。”

这样一来，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要去帝国南疆的路被堵死了。他只剩下两个选择：到帝国内地去或到帝国的东部边界地区去。他选择了驻扎在离俄罗斯只有几英里a的狙击营。奥努弗里耶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就在那附近。那地方和那些乌克兰农民，和他们吹奏的那些悲恸感伤的口琴曲以及他们歌唱的那些萦绕于心的歌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斯洛文尼亚的北方姐妹。

特罗塔少尉连续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到了第十八个小时，才抵达了奥地利帝国最东边的火车站。他下了车，勤务兵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狙击营的营房就在小城中心，奥努弗里耶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才跟在少尉身后跨进了营房。

此时，帝国的腹地已是春意盎然，而这里则是一派早春的景象。灿烂的金雀花开满了小山丘，紫罗兰在潮湿的树林里争奇斗艳，青蛙在广袤的沼泽地里呱呱欢叫，鹳群在低矮的茅草农舍上空盘旋，寻觅着往昔的窝巢，那是它们夏日的栖息地。

位于帝国东北部的这块奥地利与俄罗斯的交界地是最奇特的地区之一。卡尔·约瑟夫新调入的这个狙击营驻扎在一个拥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小城有一个大的圆形广场，有两条大路在广场中央相交，一条由东向西，另一条从北往南；一条从火车站直达公墓，另一条从宫殿遗址通向蒸汽磨坊。全城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其余的人则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买卖。

我们称它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是因为无论是交易的货物还是交易的方式，都与我们这个文明世界关于“买卖”的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仅靠运气和天意，也靠商业眼光和头脑。每个商人随时准备购进命运提供的货物；如果上帝没赐给他任何货物，那他也要发明一种货物。事实上，这些商人的生计是一个谜。他们没有商店，没有招牌，没有货款，但他们的商业天赋极高。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清苦。他们不停地奔波，常年外出，能说会道，大脑精明，如果能够认知世界，他们定能征服世界。但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远离世界，处在东西方之间，夹在黑夜与白昼之间，他们本身就是生于黑夜而行于白昼的精灵。

我们能说他们是生活在“夹缝”中吗？故乡的大自然并没有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大自然为边疆人民提供了辽阔无边的地平线，又赐给他们绿色的森林和蓝色的丘壑，仿佛一个高贵的圆圈把他们环抱其中。穿行于昏暗的冷杉林时，他们甚至会感激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为妻子儿女弄到面包时，他们会感激上帝的恩赐。不过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他们就要走遍冷杉林，为城里的买主采购木材。此外，他们也向边塞村庄的农妇兜售珊瑚装饰品，连生活在边界那边的俄国农妇也买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买卖涉及羽绒被、马鬃、烟草、银杖、珠宝首饰、中国茶叶、南方的水果、马和牛、家禽和鸡蛋、鱼和蔬菜、苎麻和羊毛、奶酪和黄油、森林和土地、意大利的大理石、用于制作发套的中国人的头发、中国的蚕桑和丝绸、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布匹、布鲁塞尔的别针和莫斯科的雨鞋、维也纳的亚麻布和波西米亚的铅，等等。

这个世界物资丰美，无论贵贱，这儿的商人对其了如指掌。只要是买卖，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都干。合法的买卖他们干得顺顺当当、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非法的买卖他们干得机灵狡猾、诡计多端、胆大妄为。有些人甚至还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贩卖活生生的人。他们把俄国军队的逃兵贩卖到美国，把年轻的村姑贩卖到巴西和阿根廷。他们有远洋轮代理处和外国妓院中介机构。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他们对优渥而阔绰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概念和感知。他们的精明可以找到金钱，他们的双手可以从碎石里掘出金子，像人们从石头里凿出火花一样，但是他们却并不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

这个地区的人们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块沼泽地，因为整个土地的表面都布满了大量的沼泽，大路两边尽是青蛙、发热病菌和危险的草丛。这种沼泽地对于毫无戒备或不熟悉地形的行路人来说简直是把他们引向死亡的最甜蜜的诱惑。许多人的生命连同他们绝望的呼叫声永远地消失在这可怕的沼泽地里。然而，所有土生土长的人都熟悉沼泽的陷阱，自然也掌握了对付这种陷阱的独特办法。春夏之际，沼泽地里传来青蛙不眠不休的叫声，云雀也在高空中永不停歇地欢唱，这是沼泽与天空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对话。

我们这里讲到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也许是大自然的奇妙，也许是可萨b这个传奇部落的某种神秘法则，造就了犹太人红色的头发、红色的胡须和红色的汗毛。他们的头上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红色的丛林，他们灵巧的手臂上立着一根根小尖矛似的又红又硬的汗毛，耳朵里也长着浅红色的浓密而柔软的细毛，就好像是他们脑袋迸发出来的烈火冒起的红烟。

外乡人一旦来到这个地方，就会一步步地走向毁灭。谁也无法战胜沼泽地，谁也无法挺过去。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高层已经准备大动干戈。边界上的人首先嗅到了战争的火药味。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能见到末日的先兆。他们甚至能从战备活动中捞到好处。有些人以做间谍和反间谍为生，他们从奥地利警察当局领取奥地利古尔盾，从俄国警察当局得到俄国卢布。在这个遍地沼泽、极目荒凉的边陲之地常常会有军官陷入绝望，毁于赌博、负债或落入坏人之手。许多意志薄弱的年轻军官，纷纷将他们冰冷的躯体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永久沉睡在这个边境小城的公墓里。

正如帝国其他地方的驻军一样，这里的士兵也要进行操练。狙击营每天返回营房时，衣服上溅满了粪便，长筒靴上沾满了褐色的污泥。楚克劳尔少校骑马走在最前面。特罗塔少尉带领着第一连第二排，步调一致地踏着嘹亮而悠长的号音行进，不像过去重骑兵部队听命于高傲响亮的军号。

卡尔·约瑟夫是步行，他自欺欺人地认为步行更舒服。狙击兵走在他的周围，带钉的长筒靴踩在满是棱角的碎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春天，按照军事当局的要求，每个星期都要在沼泽地的路面上铺上大量的碎石，所有的石块、数百万的石块都被那些永远填不饱的大路路基给吞没了。新的、趾高气扬的、银灰色的、闪闪发光的污泥从地下深处冒出，吞食石块。灰浆拍打在士兵们污迹斑斑的长筒皮靴上，发出噼啪的响声。

营房就在小城公园的后面，营房左首是地方法院，右首是高中的一栋教学大楼，对面是地方行政公署。摇摇欲坠的营房围墙后面有两座教堂，一座罗马教堂和一座希腊教堂。这个城市太小了，二十分钟就能走遍全城，那些重要的建筑物互相毗邻，拥挤不堪。傍晚出来散步的人就像监狱里的囚犯绕着公园打转转。步行到火车站大概要半个多小时。

狙击营的军官食堂设在一所民房的两个小房内，大部分军官在车站饭店用餐，卡尔·约瑟夫也不例外。有时仅仅为了去看车站，他也乐意去把污泥踩得噼啪响。这是帝国最偏远的一个火车站。尽管如此，这个车站也有锃亮的双轨铁道延伸到帝国腹地；也有响亮、明快的信号，这些信号回响着来自故乡温情的呼唤；有一台摩尔斯电报机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不辞辛劳地传出远方世界优美动听而又模糊不清的声音，如同一台勤勉的旧缝纫机不辞辛劳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站也有一位管理员，他负责摇铃，叮当的铃声不时提醒人们：发车啦，发车啦，上车！他每天在正午时分为一趟要开往西部的列车摇一次铃，它驶向克拉科夫、波胡明和维也纳。多么可爱的列车啊！它正好停在军官们用膳的头等餐厅的窗前，足足停一顿饭的时间。咖啡端上来时，火车头才鸣响汽笛，灰蒙蒙的蒸汽直往窗户扑来，待到它在窗玻璃上凝聚成水珠而向下流淌的时候，列车已经开走了。军官们喝完咖啡，踩着银灰色的泥浆，无精打采地漫步返回营房。就连在帝国做巡回视察的将军们都极力回避这个驻军地。他们不来，也就没人来了。

狙击营的大部分军官并不住在营房，而是长期租住在小城唯一的一家旅馆里。来自纽伦堡、布拉格和扎特茨的那些有钱的商人每年只到这里来下榻两次。在做成了那些肮脏龌龊的地下生意之后，他们便叫人来演奏音乐，或者去设在该旅馆的自家咖啡馆玩牌。

站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三楼，卡尔·约瑟夫能俯瞰整个小城。地方法院三角形屋顶，地方行政公署的白色小钟楼，军营上空飘扬的黑黄条纹旗帜，希腊教堂的双十字架，市政会议厅上空的风信子，以及一座座小平房深灰色的木瓦屋顶，所有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布洛德尼茨旅馆是小城最高的建筑物。它和教堂、市政会议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都是这个小城的标志。这里的小街小巷都没有名字，房屋都没有门牌号码。如果有人要问路或者打听什么人，那么只能打听到一个大概的信息，如某人住在教堂后面，某人住在市监狱对面，某人住在地方法院的右首。住在这里的人们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自己住在一个小村庄。

小城居民生活在低矮的平房里，住在暗灰色的瓦屋顶下，住在四方玻璃窗和木门后面，他们的秘密就通过缝隙和椽子渗漏出来，传入肮脏的小街小巷，也传入与世隔绝的营房大院。某某女人瞒着丈夫偷汉子；某某父亲把女儿卖给俄国船长；某某在这里卖臭鸡蛋，某某在那里走私；某某曾蹲过监狱，某某则成功逃狱；某某借钱给军官；某某的邻居索取了他三分之一的盈利。

狙击营的军官大多是德意志血统的平民出身，在这里服役多年，慢慢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渐渐地融入了这个小城。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故乡习俗以及德意志母语。困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凉沼泽地周围，他们只得沉溺于赌博和酗酒。酒就是当地酿制、出售的、名叫“180度”的烈性酒。军校的生活和传统的操练把他们造就成了愚昧平庸之徒。走出营房，他们又陷入了这块腐朽之地，似乎还能嗅到敌方沙皇帝国粗重的呼吸。

这里离俄国边界领土不到九英里。俄国边防部队的军官们常常越境过来，身披土黄色和浅灰色军大衣，宽肩上戴着银色或金色的大肩章，无论晴天还是雨天，脚上总是穿着闪闪发亮的羊皮长筒靴。两国的边防驻军甚至还保持着友好交往。奥匈帝国的边防军官有时会坐着带篷的辎重车c越境去观看哥萨克骑兵表演骑术，喝俄国烧酒。在俄国边防驻军那边，烧酒桶放在木板人行道两旁，由士兵持枪看守，枪上插着长长的三棱刺刀。入夜，哥萨克士兵用长筒皮靴踢酒桶，轰隆隆的响声越过崎岖不平的街道，传到俄国军官俱乐部。咕噜咕噜的声音从木桶里传出，附近的居民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桶里装的是什么酒。沙皇军官以俄国式的热情好客招待奥地利军官。那时，没有一个俄罗斯沙皇军官，也没有一个奥地利皇家军官会预料到，死神已经用它那无形的枯手，在他们的高脚玻璃酒杯上画了十字图形。

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的边境森林间有一块辽阔的平原，哥萨克的骑兵排好队形，骑着家乡的骏马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系着小彩旗的长矛挥过高高的皮毛帽，长长的木头柄闪电般在空中飞舞。马蹄飞也似的踩在柔软的弹簧似的沼泽地上，几乎毫无声息。除了轻轻的叹息以外，潮湿的土地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深绿色的小草也难逃被马蹄蹂躏的命运，纷纷屈服。哥萨克人仿佛是在羽毛上飞腾。当他们踏上满是黄色沙土的乡村大道时，就会扬起一阵阵明亮的金色小颗粒状的尘埃，这些尘埃在阳光下闪烁，飞向四面八方，最后又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犹如千万朵小小的云彩。

应邀前来的客人坐在粗木搭成的看台上。骑兵们动作迅捷，一闪而过。哥萨克人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在马鞍上用坚硬的牙齿叼起地上的红手帕或蓝手帕。他们将身子一直倾斜到马肚子底下，两条绑着锃亮的长筒皮靴的腿紧紧夹住马身的两侧。另一些骑手把长矛抛向空中，让它尽情地旋转一阵子，然后又敏捷地把它抓回高高举起的手中，那动作就像猎人抓回他们的猎鹰似的。还有一些骑手弯着身子，上半身平平地贴在马背上，将嘴亲热地靠在马嘴旁，纵身一跳，从小小的铁环中跳过去，那铁环大概只够箍住一个小木桶。骏马伸直四肢，鬃毛根根直立如羽翼，马尾巴翘立如舵，消瘦的脑袋就像一只疾驶着的又细又长的船头。还有一些骑手要跳过一排排横卧在地上的二十只啤酒桶。那些马一跑到这里，先长鸣一声，然后起跳。骑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奔过来，一开始只看到一个小灰点，而后便以飞快的速度扩大成一条线，一个人影，一个骑手，最后仿佛变成了一只由人和马融合成的巨大的神鸟。如果成功地跳过去了，它们就站停在离啤酒桶一百步远的地方，恰似一座立式雕像，一座原生态的纪念碑。还有一些骑手，他们一边箭似的向前飞奔，一边朝飞行着的目标射击—这些骑手们本身看上去像枪弹—他们举着白色大圆盘飞似的冲在前面，在前面的是他们射击的靶子。射手们一边奔驰，一边射击，百发百中。偶尔有骑手从马鞍上滚下来，紧随他身后的伙伴就从他身上呼的一声跃过去，没有一只马蹄碰到他的身子。还有一些骑手，他们骑在一匹马上，让另一匹马和自己并排奔跑，在飞奔的过程中，敏捷地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上，而后再跳回到原来骑行的马匹上，突然又倒在同行的马背上，最后两只手分别撑在两匹马的鞍上，两条腿在两匹马的身子之间悠闲地晃动。突然间，在指定地点停下来，同时稳住两匹马。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两匹用铜浇铸的马。

哥萨克人这种骑术表演盛会在这块奥俄边境土地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里还驻扎着一个龙骑兵团。本地一位最富有的波兰地主科伊尼基伯爵在狙击营的军官、龙骑兵团的军官和俄国边防军的军官之间牵线搭桥，使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沃伊切赫·科伊尼基伯爵是莱多休夫斯基家和波多基家的亲戚，斯滕伯格家的表亲，图恩斯家的朋友。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年过四十，但不显年纪。他是预备役骑兵上尉，单身男子，生活放荡不羁，却又多愁善感，喜爱骑马，嗜酒，好广交朋友，既轻率又庄重。冬天，他常常待在大城市，去里维埃拉d的赌场消磨时光；待到铁路路基的斜坡上开满了灿烂的金雀花时，他就像候鸟似的返回故乡。伴随他一起回来的是上流社会的脂粉味和惊艳猎奇的故事。他是这样一种人，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同伴、同志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熟人。他的一双眼睛明亮狡黠，略为外凸，圆圆的秃头光亮光亮的，小胡子呈金黄色，肩膀很窄，两条腿特别长。科伊尼基以这副模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些人有偶然相识的，也有专门结交的。

他有两座房子，轮流住。它们被当地老百姓冠名为“旧堡”和“新堡”。前者实际上是一所大的、破烂不堪的狩猎房，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缘故，伯爵不想对它进行维修；后者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别墅，二楼经常住着一些奇怪的人，有时甚至还住着一些可怕的外乡人。据说他们都是伯爵的“穷亲戚”。伯爵也偶尔翻一翻家谱，仔细地研究一番，但仍然很难找出他们是哪一辈上的亲戚。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们以科伊尼基的亲戚身份来“新堡”消夏。久而久之，竟也成了一种习惯。客人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有时还会添上几件新衣服。只要在夜里听到第一群鸟飞过的声音，收获玉米的季节一过去，他们就返回不知名的地方，可能是返回他们的家乡。主人既不留意他们何时来到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他们何时离开这里，他只是叫那个犹太人出身的农庄管理员检查一下来人的家庭关系，安排他们的生活，约定他们在冬季来临之前离开。这栋别墅有两个门进出，伯爵本人和非家庭成员的客人都从前大门进出，家庭成员的客人则必须绕个大弯子，走过果园，从果园院墙中的一个小门出入。非请自来者可以随意走哪个门。

科伊尼基伯爵每周一和周四在家里举行两次“小型晚宴”，每个月举行一次所谓的“大宴会”。举办“小型晚宴”时只点亮六个房间的灯，是专为留宿的客人安排的；举办“大宴会”时，十二个房间灯火通明。“小型宴会”上仆人们身穿深黄色的制服，但不戴手套；“大型宴会”上他们则都要戴上白手套，穿有黑丝绒领和银纽扣的灰色外套。大家先喝的是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然后过渡到法国的勃艮第红葡萄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接着就上香槟，再接着是法国的上等白兰地。最后，也是为了对家乡表示应有的尊敬，享用当地产的酒——“180度”。

在这里，特别保守的龙骑兵团的军官以及狙击营的大多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科伊尼基伯爵结下了感人至深的友谊。

夏日的晨光透过宽大的拱形窗户照射进“新堡”，此起彼伏的鼾声从仍在酣睡的步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中传来。凌晨五点左右，一伙怏怏不乐的勤务兵急急忙忙地赶来“新堡”唤醒他们的主人，六点钟就要出操了。

酒后仍然清醒的宴会主人早已去了他的狩猎房。在那里摆弄着那些神秘的小玻璃管、小灯和各种实验器具。当地传出一个谣言，说这位伯爵想炼金。他貌似是在进行愚蠢的炼金术实验。虽然炼不出金子，但他精于在转盘赌博中赢得金子。有时候他也故意露一手，让别人以为他从哪位神秘的高人那儿偷来了什么“妙招”。

他已当了多年的帝国议会的议员。金钱、暴力和背后袭击等手段是他在每届选举中获胜的法宝。他是政府的宠儿。他藐视他所属的那个议会团队。他在议会会议上不曾发过言，也不曾插过话。科伊尼基藐视皇权、胆大妄为，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皇帝是个没有思想的糟老头，政府是个傻瓜集团，议员全都是毫无主见、无端亢奋的白痴，政府官员古板僵化、怯懦慵懒，德意志血统的奥地利人尽是些醉醺醺的华尔兹舞者和流行歌手，匈牙利人已经发臭，捷克人天生就是擦皮鞋的命，小俄罗斯人装聋作哑，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把他们叫作“克罗沃特人”和“斯拉文”人e—就会做毛刷、炒栗子，波兰人—他自己也是波兰人—是阿谀奉承者、理发师和时装摄影师。每当他从维也纳或其他他经常出没的上流社会归来，他总要发表演说，调子极为灰暗。他常常这样说：

“这个帝国注定要灭亡。一旦皇帝闭上了眼睛，我们就会立即分崩离析。巴尔干半岛比我们更强大。所有的民族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肮脏的小国家，就连犹太人也会在巴勒斯坦拥出一个国王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的汗水早已发臭，环城大道上的情形让人无法忍受；工人们举起红旗参加罢工游行；维也纳市长是个虔诚的管理者；牧师们跟着人民走，在教堂里用捷克语布道；皇家剧院上演不成体统的犹太剧；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匈牙利厕所建筑商成为男爵。我告诉你们，诸位，如果现在不下手，那我们就要完蛋。等着瞧吧！”

伯爵的听众不以为然，哈哈大笑一阵后，又干上一杯。人们偶尔会开开枪，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那是为了保住科伊尼基伯爵在议会中的席位，这表明世界会在枪声中继续前行，它是不会那么容易灭亡的。皇帝还活着，他去世之后还有皇帝继承人嘛。军队还在进行操练，各种肤色的军人都在操练。各民族的人也热爱这个王朝，他们穿着各式的民族服装向它顶礼膜拜。科伊尼基真会开玩笑。

不过，特罗塔少尉比他的伙伴们更为敏感，也比他们更加悲哀。他已经两次遇见死神，他的耳边萦回着死神扑打着黑色翅膀时发出的簌簌声响。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科伊尼基伯爵黑暗预言的强大威力。

第十章

特罗塔少尉每周都要趁在营房值勤时给他的父亲—那位地方官—写一封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书信。

营房里没有电灯。就像索尔费里诺英雄当兵时一样，在值班室里按规定可以点值勤蜡烛。现在点的是洁白的“阿波罗烛”，这种蜡烛由牢固的硬脂精f制成，烛芯是优质织带，火苗稳定。少尉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边境上的异常情况。地方官总是每隔四个星期—并且是在星期日—给儿子回信。在信里他也只字不问儿子的近况，事实上，他的回信和少尉的来信一样单调乏味、千篇一律。

亚克斯老人每天早晨都会把邮件送进地方官长久以来用早餐的房间。它的位置有些偏僻，白天成天空着。房间的窗户朝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温暖的日子还是凉爽的日子，晨曦会毫不吝啬地从窗户爬进房间。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用早餐时窗户总是开着的。冬天，地方官把两条腿裹在一条暖和的披巾里，餐桌被移到大壁炉附近，炉中的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响声，亚克斯老人半小时前就把火生好了。每年到了四月十五日，老人就会停止生炉火；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不管天气如何，地方官便开始夏日晨步。

早晨六点钟，助理理发师睡眼惺忪地—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漱洗—准时走进地方官的卧室。六点十五分，地方官的下巴已是光溜溜的，略染银霜的羽翼似的颊须空白处还扑了粉。光秃秃的脑袋已经按摩过了。因为洒了一点科隆香水，头皮有点发红，所有多余的毛发—鼻毛、耳毛、后颈毛—都已打理干净。待一切妥当，地方官就抓起浅色的手杖，戴上灰色的礼帽，动身去市内公园散步。他穿一件小领口的白背心，上面有灰色的纽扣，披一件浅灰色的薄外套，下身穿一件窄筒裤。裤子还没来得及熨烫，被两根深灰色的扎带分别绑缚在长筒尖口皮靴上，皮靴是用小山羊皮做成的。

大街上空荡荡的。由两匹褐色大马拉着的市区洒水车，正从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咔嗒咔嗒地迎面驶来，速度十分缓慢。坐在驾驶座上的马车夫一看到地方官，便立刻垂下马鞭，把缰绳绕在刹车把上，脱帽向他致敬。在这个小城，也可以说在整个地方官所管辖的区域内，这位马车夫是唯一受到冯·特罗塔老爷热情洋溢地挥手问候的人。

在公园门口，市区警察向他敬礼，地方官亲切地向他说声“早上好！”但并不和他握手。接着走到一个金发女郎的冷饮亭前，摘下大礼帽，喝一杯苏打水，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枚钱币，灰色手套还戴在手上。然后继续他的漫步。路上他还遇到扫烟囱的、卖蔬菜的、卖肉的，他们都向他问好。地方官用食指轻轻地碰下帽檐，以示还礼。只有遇到同样喜欢在早晨出来散步的药剂师克罗瑙尔和偶尔出来散步的市府参议时，冯·特罗塔老爷才会脱帽还礼。有时会对克罗瑙尔说上一句：“早上好，药剂师先生！”然后停下来，问一声：“最近好吗？”

“很好！”药剂师回答说。

“真为您高兴！”地方官补充一句，继续向前漫步。

八点他才回家。有时在过道里或楼梯间碰见邮差，他便到办公室坐上片刻，因为他喜欢看到信件放在早餐的食盘边上。用早餐时，他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也不接见任何人，只有亚克斯老人例外。冬天老人会进来生炉火，夏天外面雨下得太大时会进来关窗户。他严令禁止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中午一点之前她要是在地方官面前露面，就会招来无情的诅咒。

五月的一天早晨，冯·特罗塔老爷八点零五分散步回家。邮差一定早已来过了。冯·特罗塔老爷坐到早餐桌旁。今天，银盘里的鸡蛋和往常一样是溏心蛋，蜂蜜闪着金光，新鲜的皇家条形面包一如既往地散发出酵母的香味。黄油放在一只深绿色的大碟子里。金边瓷碗里的咖啡冒着热气，什么也不缺了，至少冯·特罗塔老爷一眼扫过去并没有发现缺了什么。可是他随即站了起来，重新放下餐巾，再把桌上的东西审视了一遍。老位置上没有信件。在地方官的记忆中，每天都会有公务信函。冯·特罗塔老爷先朝开着的窗户走去，仿佛要证实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否还存在。没错，公园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依然绿荫如盖，每天早晨都如此，不知名的鸟儿正躲在里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有，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停在地方官公署门前的牛奶车今天也停在那里。不用担心，今天一如往昔。地方官断定，外面的世界毫无变化。会不会信件还没到呢？会不会亚克斯把这件事忘了呢？冯·特罗塔老爷拿起桌上的铃，摇了一摇，清脆的铃声立即传遍整个屋子。没有人进来。地方官没有动桌上的食物。他又摇了摇铃，终于听见敲门声。但进来的却是他的女管家希尔施维茨小姐。他大为诧异，简直是一种侮辱。

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她穿过的晨衣：深蓝色油布大围裙从颈脖一直拖到脚上，把整个身子都围住了，一顶白色帽子戴在头上，露出两个特别大的耳朵，吊着一副柔软的、宽大的肉耳垂。这副尊容使冯·特罗塔老爷感到厌恶极了，那油布气味令他难受。

“讨厌极了！”他说道，根本不去理会她的问候，“亚克斯哪儿去了？”

“亚克斯今天身体不舒服，老爷！”

“不舒服？”地方官重复了一声，一时之间还没领会这句话的意思。

“他病了？”他继续问道。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知道了，谢谢！”冯·特罗塔老爷说着，挥了挥手示意她退出房间。

在餐桌旁坐下后，他只喝了咖啡，没有动食盘里的鸡蛋、蜂蜜、黄油和皇家条形面包。他已经明白了，亚克斯因为生病才没有送信进来。可是亚克斯怎么会生病呢？打个比方，他一直和邮局一样健康，万一邮局哪天没有送信来，那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地方官本人从来没有生过病。人要是患了病，一定会死。疾病只不过是大自然让人们习惯死亡的来临而已。有些流行病—冯·特罗塔老爷年轻时，人们对霍乱十分恐惧—现在被一些人给治好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疾病，诸如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这个病、那个病—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人们还是束手无策。那些大夫—地方官把他们叫作“医生”—总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取钱财好养家糊口。当然，生了一场病之后还能活下去，这样的例外大概也是有的。不过，据冯·特罗塔老爷所知，无论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他听说过的人，没有一个有这样的例外。

他又摇了摇铃。

“我要看信件，”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不过，请您叫别人送来。还有，亚克斯哪里不舒服？”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他一定是着凉了！”

“着凉？五月份还会着凉？”

“他已经不年轻了！”

“您派人把斯里布尼大夫请来！”

这位大夫是区里的专职医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他都在地方行政公署值班。他很快就会来的。地方官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大夫”。

这期间，地方官的私人秘书送来了信函。地方官只是瞄了一眼信封，便又还给秘书，并命令他把它们放到办公室去。站在窗前，他心里难以释怀，家里即将发生变化，而外面的世界却依然故我。早晨他既没有进餐，也没有看信函。亚克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躺下了。生活却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心如乱麻的冯·特罗塔老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了行政公署，比平常晚到了二十分钟。助理进来汇报工作：昨天捷克工人又举行了聚会；科索沃的庆祝聚会已出了布告；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团—这里指塞尔维亚和俄国，不过，官方从来不这样称呼—定于明天到达；德语社会民主党表现越来越活跃；纱厂有个工人遭到同事的殴打，据说—但后来被密探证实—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赤色组织。这一切都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怒火中烧、痛心疾首。那些老百姓不安守本分，损害国家利益，谩骂侮辱陛下，藐视法律的权威，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要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政府的规矩，践踏官员的尊严，建立捷克人学说，选举反对派议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地方官本人。他开始只是藐视那些要求自治的民族和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民”。后来，他渐渐地憎恨他们，憎恨那些大声疾呼的人、煽风点火的人和发表选举演说的人。

他给助理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即解散那些胆敢做出“决议”的聚会。在所有流行的词语中，他最痛恨“决议”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只要换一个字母，那么就能变成一个最厉害的词“革命”g。他要把“革命”这个词从词库中彻底剔除。在他的词汇里，即使是在公务词汇中也不能出现这个词。一旦他在下级写给他的报告中读到把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标榜为“革命宣传家”时，他就要把这个词划掉，用红墨水笔写上“可疑分子”几个字。也许在帝国的某些地方是有革命家，但在冯·特罗塔老爷管辖的区域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

“请你通知卫队长斯拉曼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冯·特罗塔老爷对助理说，“你要加强宪兵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科索沃人。给总督写个简要的报告，明天交给我。我们也许还得和军事当局取得联系。从明天起，宪兵队无论如何要随时准备出动。我很想看看最近部队里下发的有关备战命令的摘要。”

“是，地方官大人！”

“好吧，斯里布尼大夫来了吗？”

“他一来就通知他到亚克斯那里去了。”

“我想和他谈谈。”

地方官没有再去批阅任何文件。他就职地方官之初，时局还很稳定，还没有要求民族自治权的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有“可疑分子”。在岁月的流逝中，他几乎没有察觉出他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蔓延，并一步一步地威胁到他对辖区的治理。现在亚克斯的患病使他警醒，原来世界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仿佛此刻在老人病榻前徘徊的死神不仅仅只是威胁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地方官突然意识到，一旦亚克斯死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索尔费里诺英雄又死了一次，也许—想到这里，冯·特罗塔老爷的心脏停跳了一秒钟—还意味着被索尔费里诺英雄救过的那个人也死了。哎！原来今天不只是亚克斯一个人得了病！

那些信函原封不动地躺在地方官面前的写字台上，谁知道它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内容呢？帝国腹地的科索沃人竟敢在政府当局和宪兵队的眼皮底下举行集会。地方官私下里把这些科索沃人称为“科索沃分子”，好像要把他们——斯拉夫民族中的极其重要的分支——定位成小的政治党派。他们伪装成从事体育锻炼的运动员，实际上都是被沙皇收买的间谍和叛国者。昨天的《外乡人消息》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德国的大学生在布拉格唱起了《守卫在莱茵河畔》，这是一首歌颂普鲁士的赞歌，而普鲁士则是奥地利和奥地利同盟的头号敌人。现在还有谁可以信任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自从在这里办公以来，他破天荒地竟然在一个温暖的春日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

这时，地区专职医生走了进来。冯·特罗塔老爷向他询问亚克斯老人的病情。

斯里布尼大夫说：“老人家高烧到了四十度，似乎是患了肺炎，年纪又这么大，可能挺不过去了。他一直请求唤神父来。”

地方官将身子斜靠在桌上，生怕斯里布尼大夫觉察到他脸上的某些变化。他拉开抽屉，取出雪茄，递给了大夫。他默默地指指扶手椅，请大夫坐下。两个人抽着烟。

“这么说，他没多大希望？”冯·特罗塔老爷终于开口问道。

“说实在话，希望很渺茫！”大夫回答说，“这么大岁数……”

他没有再说下去，注视着地方官，仿佛想辨认一下地方官是否比他的仆人要年轻得多。

“他从没生过病！”地方官说，仿佛这是一个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大夫就是决定生死的最高法官。

“是的，是的。”大夫搪塞地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多大年纪了？”

地方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道：“大约七十八或者八十岁，我记得不大清楚。”

“是的，”斯里布尼大夫说，“我也是这么估计的。这就叫今日方知眼前事。一个人，当他成天东奔西忙，别人就以为他能长命百岁！”大夫说完就站起身，忙自己的事去了。

冯·特罗塔老爷写了一张条子：“我在亚克斯的屋里。”随即把它压在一堆文件下面，向院子里走去。

他还从未到亚克斯的屋里来过。这是一所小房子，小小的屋顶上有个大烟囱。房屋是依院子后面的那道院墙而建的。房子的其他三面墙是淡黄色的砖砌成的，中间是一道褐色的门，进门就是厨房，穿过一道玻璃门就是卧室。温顺的金丝雀站在圆形鸟笼里的横杆上，鸟笼挂在窗前。白色的窗帘罩着窗户，由于长度不够，倒显得窗玻璃格外的大。靠墙放着一张刨得十分光滑的桌子，桌子上方挂着一盏蓝色的煤油灯，外面有一个圆形玻璃灯罩。圣母玛利亚的像放在桌上靠墙的一个镜框里，看起来有点像家族亲人的肖像。

亚克斯躺在床上，头靠在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身上堆满了白布和枕垫。他以为是神父来了，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释然了些，仿佛他已经获得了宽恕。

“啊，是男爵老爷！”他随后说。

当年，地方官的祖父—一个宪兵队长—的灵柩就停在这样一个房间，在拉克森堡的残疾军人住所里。地方官仿佛还能看见在挂有布幔的昏暗房间里那些大白烛发出的黄色烛光，遗体穿戴整齐，那双特大长筒靴的厚实皮靴跟立在他面前。难道马上要轮到亚克斯老人吗？老人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绣花毛线睡帽，银发不时从密密的针缝里钻出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十分瘦削，因为高烧满脸通红，仿佛是染了色的象牙。

地方官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安慰他说：“喏，大夫刚才告诉我，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准是着凉了！”

“是，男爵老爷！”亚克斯回答说。他坐直身子，还试图在被子里把两只无力的脚跟靠在一起。

“请您原谅！”他补充说道，“我想，明天将是我的大限日！”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的，我肯定！”

“我在等神父，男爵老爷！”

“是的，是的，”冯·特罗塔老爷说，“他会来的，还早着哩！”

“他已经在路上了！”亚克斯回答说，听口气仿佛正眼看着神父向他走来。“他就要来了。”他接着说。突然间他似乎忘了地方官正坐在他床前。

“老男爵老爷是怎么死的，”他继续说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天早晨，也许是在前一天，他走到我院子里说：‘亚克斯，那双长筒靴哪里去了？’是的，那是前一天的事，因为那天早晨他再不需要它了。不久冬天就来了，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我相信我能熬到冬天，冬天就快要来了。我只是需要一点耐心罢了！现在已经是七月，不错，是七月，六月，五月，四月，八月，十一月，然后是圣诞节，我想我还能出门。行军，连队，前进！”

突然他停了下来，熠熠闪光的蓝色大眼睛像隔着一层玻璃窗似的看着地方官。

冯·特罗塔老爷尽量帮老人轻轻地靠在软垫上，亚克斯的上半身却挺得笔直，硬邦邦的。只有他的头在抖动，深蓝色的睡帽也抖个不停，又高又黄又瘦的前额上沁出了闪闪发亮的小汗珠。地方官不时地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汗，但是新的汗珠不断地往外渗。他握着亚克斯老人的一只手，仔细地看他那宽大的手臂，手臂皮肤微呈红色，斑驳老皮已经开裂；他仔细瞧了瞧老人的大拇指，大拇指很突出，也很有力。然后，他把老人的手小心地放到被子上，回到办公室。他命令行政公署的侍从去请神父和一个看护的修女来，吩咐希尔施维茨小姐去亚克斯床边守着。然后叫人取来帽子、手杖和手套，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去公园散步，这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很快又从栗子树的浓荫下折回家。走到家门口时，他听到神父银铃般的祷告声。他摘下帽子，低着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一些过路人也停了下来。神父来了。地方官走过过道，有几个过路人还好奇地跟在他身后进去，向侍从打听到，原来是亚克斯老人快要死去。小城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们静默了几分钟，向这位即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表示敬意。

地方官径直走过院子，进了弥留者的房间。他小心翼翼地在昏暗的房间里寻找放礼帽、手杖和手套的地方，最后把这些东西放在分层次的格子里，放在盘碟和瓦罐之间。他先叫希尔施维茨小姐出去，然后在床前坐下。

此刻，太阳高悬空中，阳光在地方官官邸的大院子里洒下一片金黄，并透过窗户照进了亚克斯的小房间。白色的短窗帘挂在那里好似一块小围裙系在窗玻璃前，沐浴着阳光，充满生机。金丝雀在不停地欢唱。光滑的地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明亮的光泽。一缕阳光照在床尾，白被子的下半截这时一片金光，显得十分圣洁。阳光从床尾一直爬到床边的那堵墙上。阵阵微风不时地吹过院子里的几棵老树，它们的年纪可能和亚克斯的年纪相仿，或者比他还老。它们日复一日地把亚克斯保护在它们的浓荫里。微风吹过，树冠沙沙作响，亚克斯似乎听到了这些声响。

他坐起身，说：“对不起，男爵老爷，窗户！”

地方官打开窗户，院子里五月的欢快气息立即钻进了这个小房间。树叶沙沙地响，微风轻轻地吹，西班牙黑苍蝇在肆无忌惮地嗡嗡地叫，云雀在蓝色的碧空中欢唱，金丝雀也飞出去了。不过，它似乎只是想证明自己还能飞，因为它不久又回来了，飞落在窗台上，使劲地啼鸣起来。此刻，室内室外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亚克斯从床上俯下身子，一动不动地侧耳聆听。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在他苍老的前额上闪着晶莹的光亮。薄薄的嘴唇慢慢地张开。起先他只是默默地微笑，然后眯上了眼睛。他瘦削的红面颊起了很多皱纹，看上去像一个调皮的老头儿，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细细的咯咯声。他笑着，笑个不停，笑得软靠枕都微微地抖动，连床垫也发出了轻轻的喘息声，地方官也不禁微微地发笑。是啊，死神像快乐的春姑娘一样来到亚克斯老人跟前。

亚克斯张开干枯的嘴唇，露出稀疏的黄牙。他抬起手，指着窗户，继续咯咯地笑，还晃着脑袋。

“今天天气真好！”地方官说了一句。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亚克斯说，“穿着一身洁白，骑在白马上。他为什么骑得那么慢呢？看啊，看啊，他骑得多慢呀！多好的天气呀！多好的天气呀！你不想更近一些吗？过来呀，快过来呀！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他把手抽了回去，目光转向地方官，说道：“他骑得多慢呀！哦，他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在那里待得太久、太久了，他已经不习惯在这石子路上骑马了！是的，过去能骑！您还记得他的样子吗？我想看他的画像，看看他是否真的变了样。请您把画像取来，劳驾您把画像取来！劳您大驾，男爵老爷！”

地方官立即明白了他是想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他顺从老人的意愿走了出去，两步并作一步地上了楼，迅速地走进自己的书房，爬到一张椅子上，从墙钩上取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画像蒙上了一些灰尘，他先吹了一下，过后又用自己的手帕替它擦拭，这条手帕他刚刚还用来替弥留者擦拭汗珠。地方官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他很高兴，他已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他把那幅大画像夹在腋下，心急火燎地穿过院子，来到亚克斯床前。

亚克斯盯着画像看了很久，然后伸出食指，在索尔费里诺英雄的面容上摸来摸去，过了很久才说：“劳驾把它举到太阳光下！”

地方官依了他。他把画像举到床的另一头太阳光照到的地方。

亚克斯坐直身子，说：“没错，他就是这副模样！”说完又躺下去。

地方官把画像放到桌上，放在圣母玛利亚画像旁边，再回到床前。

“不久就要进天国了！”亚克斯微笑着说，指指那个镜框。

“你还会活很久！”地方官回答说。

“不，不！”亚克斯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活得够长了。现在就要升天了。你去查查看，我多大年纪了。我记不清楚。”

“我到哪里去查呢？”

“就在这下面！”亚克斯指着床架说。

床下面有一只抽屉。地方官把它抽了出来。他看到一个用绳子扎得整整齐齐的小包，外面裹着褐色包装纸。旁边放了一个圆铁皮匣。铁皮匣的盖子上贴了一张褪了色的彩色画像，那是一个戴着白头套的牧羊姑娘。他想起这是一个糖果盒子，孩提时代他总喜欢把这种糖果盒放在伙伴们的圣诞树下。

“这里面有一本小书。”亚克斯说。那是亚克斯的军人记事册。

地方官戴上夹鼻眼镜，读道：“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

“这是你的军人记事册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是的！”亚克斯说。

“你叫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又叫亚克斯呢？”

“是他的命令！”

“哦，是这么回事。”冯·特罗塔老爷说着便去看出生年月。

“如此说来，你到八月就是八十二岁了！”

“到八月就是八十二了！今天是几月几日？”

“五月十九日。”

“到八月还差多长时间？”

“还差三个月！”

“噢！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亚克斯十分平静地说道，又把身子靠了回去。

“请把那个盒子打开！”亚克斯说。

地方官随即打开盒子。

“里面是圣安东尼h和圣乔治i的圣像，”亚克斯继续说道，“请你收下它们。还有这块树根，有退烧效用，是送给你儿子卡尔·约瑟夫的。代我向他问好！他会用得着这个的，那里尽是沼泽地！现在请你把窗户关上，我想睡觉了！”

已到正午时分，整张床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西班牙大苍蝇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窗户玻璃上，金丝雀也不再欢叫了，正忙着啄食糖块。市政大厅的钟楼上传来十二响嗡嗡的钟声。亚克斯呼吸平静。地方官回到官邸，走进了餐厅。

“我不想吃！”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他环顾四周。这里，就在这里，亚克斯总是端着盘子站着，他就这么走到桌子边，把盘子递过来。冯·特罗塔老爷不想吃饭。他走到楼下院子里，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就在木质阳台的褐色横梁木下面—等着修道院的修女。

修女来了，他告诉她说：“他正在睡觉！”

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横梁木在院子里投下了又宽又长的阴影。苍蝇在地方官的络腮胡子周围嗡嗡地飞来飞去。他不时地用手去拍它们，把袖口拍得窸窣作响。从他效职皇帝以来，这是他破天荒地在大白天不工作。他从没想到要休假。这是他第一次休假。他一直想着亚克斯老人，但心情还是快乐的。亚克斯老人要死了，但他仿佛是在欢庆一次伟大的事件。他似乎是在庆祝他的第一个休假日。

突然，修道院的修女从亚克斯的小屋里走了出来。她说，亚克斯神智似乎清醒了，烧也退了。他从床上起来了，还准备穿衣服。地方官随即看见老人站在窗前，真是太好了。他把刷子、肥皂和刮须刀放在窗台上。平时，他每天早晨都这么做。他把一面小镜子挂在窗户的拉手上，准备刮胡子。

亚克斯打开窗户，用平常那种熟悉的健康的声音喊道：“我很好，男爵老爷，我完全恢复健康了。请您原谅，别再为我操心了！”

“噢，那真是太好了！我真高兴，我高兴极了！从今天起你要以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

“我更乐意叫亚克斯呢！”

冯·特罗塔老爷既为这件奇妙的事而感到兴奋不已，又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他重新回到凳子上坐下，请求修女留下来，以防万一；并问她是否见过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病好得如此之快。修女低下头，目光盯着念珠，手指拨弄着珠子，回答说，痊愈和生病，快和慢，全都掌握在上帝手里。上帝的意愿时常会怜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并重新赐予他们健康。地方官多么希望能听到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他决定明天请教本区的专职医生。

他去了办公室。虽然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一股难以言状的不安再次席卷而来。他没法再安心工作了。卫队长斯拉曼已经等了他很久。他就科索沃人的庆祝活动一事向卫队长做了些指示，既不严厉，也没有特别强调。冯·特罗塔老爷突然觉得，W区和帝国所面临的威胁似乎比上午要小一些。

他和卫队长才告别，又马上把他叫了回来，对他说：“听着，斯拉曼，您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亚克斯老人今天上午看上去是一个快要死的人，现在居然又没事一样，非常健康，非常快活！”

不，卫队长斯拉曼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地方官问他是否想去见见这个老头，斯拉曼说他当然想去。于是，两人一起走进了院子。

亚克斯坐在他的小凳子上，面前放了一长排皮靴，一双双地放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刷子，使劲地把装在木匣子里的鞋油挤在刷子上。地方官走到他面前时，他想站起来，但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冯·特罗塔老爷就已经将两只手按在他的肩上了。他拿着刷子，快活地向卫队长敬了个礼。地方官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卫队长把枪靠在墙上，也坐了下去，但与地方官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亚克斯仍然在小凳子上刷长筒皮靴，动作比平常要更加平和而缓慢。修道院的修女则坐在小房里作祷告。

“我想起来了，”亚克斯说，“今天我对男爵老爷称‘你’j了！我突然记起来了！”

“没关系，亚克斯！”冯·特罗塔老爷说，“那时你在发高烧嘛！”

“是的，当时是一个死人在说话，我说了假话，您得关我的禁闭，卫队长先生，因为我的真实姓名是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不过，我更乐意人们在我的墓碑上刻上亚克斯这个名字，我的银行存折放在军人记事册的下面，这是为葬礼和做弥撒准备的，存折上用的也是亚克斯这个名字。”

“时间还够久的！”地方官说，“我们还可以等嘛！”

卫队长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擦了擦前额。

亚克斯把所有的长筒皮靴擦得亮亮的。他感到有点寒意，便走进屋。再走出来时，他身上裹了一件冬天穿的毛皮大衣。夏天下雨时，他也会穿它。他坐到凳子上。金丝雀跟着他，在他银灰色的头顶上方扑扑地飞着，寻找了一会儿栖息的地方，而后蹲到挂着几条毛毯的横杆上，叽叽喳喳地唱了起来。它的歌声唤醒了躲在几棵树冠里的千百只麻雀。短短几分钟时间，空气中响起欢快而有趣的鸟语交响乐。亚克斯抬起头，无不自豪地倾听着他的金丝雀那骄傲的王者之歌。的确，此刻，金丝雀的声音最为响亮。

地方官微微地笑了。卫队长拿着手帕捂着脸，哈哈大笑。亚克斯咯咯地笑着。连修女也停止了祈祷，对着窗外笑。下午金色的阳光照在横梁木上，照在高高的树上，树冠上呈现出斑驳的光影。蚊子也开始成群地飞舞着，显得十分疲倦。有时也会有一只金龟子嗡嗡地从坐着的人身旁飞过去，径直飞进树丛，或者飞向灭亡，也许飞到某个麻雀的嘴里。风越刮越大。鸟儿安静了。天空变成深蓝色，一朵朵白云也染成了玫瑰色。

“你上床休息吧！”冯·特罗塔老爷对亚克斯说。

“我还要把画像送到楼上去！”老头喃喃地说着走进去，捧起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消失在昏暗的楼梯上。

卫队长目送着他，说了声：“奇怪！”

“是的，的确很奇怪！”冯·特罗塔老爷说。

亚克斯又从楼梯上走下来，走到凳子跟前，令人意外地坐在了地方官和卫队长之间，一声不吭。他张开嘴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将身子转向他，他已经把苍老的后脑勺仰在了靠背上，两只手放在座位上，皮毛大衣敞了开来。两条腿伸得僵直。拖鞋尖朝上翘着。

风一阵阵地刮过院子。天空中玫瑰色的云彩掠过，太阳消失在院墙后。地方官用左手托着老人银色的脑袋，用右手抚摸病人的心脏部位。卫队长站在那里，一脸愕然，他的黑便帽还在地上。修女急匆匆地大步赶来。她抓起老人的手，放在手掌间握了一会儿，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皮大衣上，画了个十字。她静静地瞧着卫队长。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抱着亚克斯的腋窝，她则抓住老人的两条腿。他们把老人抬进了小房间，把他放在床上，将他的两只手交叉放着，用念珠缠着它们，把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放在床头边。他们在床前跪下，地方官在祈祷。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作祈祷了。他又想起了掩埋在记忆深处孩提时代的一次祈祷。那次祈祷是为了安慰亲人的亡灵。他细细地念叨着这段祷告词。他站起身来，瞥了一眼裤子，掸掉膝盖上的灰尘，大步地走了出去，卫队长跟着他也走了出去。

地方官没有和往常那样说“再见！”而是说了一句“将来我也希望这么死去，亲爱的斯拉曼！”就走进了书房。

他在一大张纸上写下了关于他的仆人停尸和葬礼的指示。一点点、一段段，写得十分详细。

次日早晨，他驱车去了公墓，买了一块墓碑，碑文是：“这里卧在上帝怀中的是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又名亚克斯，一位老仆人，一位真正的朋友。”

地方官命令按一级葬礼下葬，有四匹黑马和八个穿黑色丧服的仆人。

三天后，地方官作为唯一的服丧者走在灵柩后面。卫队长斯拉曼按照规定的距离跟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人也加入了送葬的行列。他们都认识亚克斯。这一来，有相当可观的人把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又名亚克斯，送到了墓地。

从此以后，地方官觉得他的家里变得空荡荡、冷清清。他再也看不到信件放在他的早餐食盘旁边。他连给长官公署的听差发新指示时也显得犹豫不决。他再也不摇放在桌上的小摇铃。偶尔他会下意识地把手向它们伸过去，但只是摸摸它们而已。有时，在下午，他侧耳细听，以为听到了亚克斯的鬼魂上楼梯的声音。有时，他也走进亚克斯老人生前住过的小房子，往金丝雀鸟笼里的横杆上放块糖。

有一天，正好是科索沃族节日庆祝的前一天，他在行政公署做了一个意外而重大的决定。

第十一章

地方官决定亲自到遥远的边防驻地去探望他的儿子。

对于冯·特罗塔这样的老爷来说，这绝非易事。这一定是因为他对皇朝帝国的东部边界有着异乎寻常的想象。他的两个中学同学就曾因为工作的失误而被调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一定可以听到西伯利亚的朔风怒号，在那里文明的奥地利人一定会随时受到熊、狼以及更可怕的怪物诸如虱子和臭虫的侵袭和骚扰，那里的农民供奉的是异教神灵，那里的犹太人则会残暴掠夺异教徒的财产。怀着这样的想象，冯·特罗塔老爷带上了他的旧左轮手枪。他绝不害怕冒险，相反，早已沉睡的少年时代那醉人的猎奇感又在他心头复活。在这种猎奇感的驱使下，他和他的老朋友莫泽一起到父亲庄园神秘的丛林深处狩猎；还在半夜里跑到墓地去探险。

他和希尔施维茨小姐作了一个短暂而愉快的告别，希望再也不要和她见面。他独自一人驱车去了火车站。

坐在售票窗口的售票员说：“哦，要出远门啦，祝您旅途愉快！”

车站站长赶紧走到站台上。“您要出公差吗？”他问道。

地方官带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愉快神情回答说 ：“可以这么说，站长先生，可以说是‘出差’！”

“时间挺长的吧？”

“还说不定。”

“看来您会顺便去看望一下您儿子啦？”

“但愿能去看看他！”

地方官站在车窗边，挥着手，高高兴兴地向他的管辖区告别。他没想过要回来。他又把列车时刻表上所有的站名看了看。“到波胡明转车！”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每到一站，他都要将进站和离站的规定时间与实际进站和离站的时间进行对比，并掏出怀表和车站的时钟对一下。奇怪的是，任何不按时的情况都会使他兴奋不已。

到达波胡明后，他错过了一趟车。他带着好奇的目光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越过一个个站台，穿过一个个候车厅，并在进城的路上走了一会儿。回到车站，他装出无意迟到的样子对守门人说：“我误车了！”守门人对此并不以为意，这使他大为失望。他不得不在克拉科夫再转一次车。如果不是他已经告诉卡尔·约瑟夫抵达的时间，如果不是每天只有两班车开往那个“危险之地”，他倒是很乐意在这里稍作小憩，到处观光一下，美丽的风光会在车窗外掠过。

满目春色一路陪伴着冯·特罗塔老爷。

下午，车到站了。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迈着“具有弹性的步子”—报纸上常常赞誉年迈的皇帝走路用这种步子，因而许多较为年长的官员也都效仿这种步子走路—从踏脚板上走下来。那时在皇朝帝国里，人们下火车，下马车，进饭馆，上站台，进屋，走近家人和朋友时，都是用的这种特别的步子。这也许是因为年长者穿的裤子太紧，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总爱用橡皮筋把裤子紧紧地和靴子绑在一起的缘故。这种步子后来被彻底遗忘了，就好像皇朝帝国注定要被灭亡、被遗忘一样。

冯·特罗塔老爷就是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步子走出车厢的。儿子站在车门踏板前面迎接他。他走下车就和儿子拥抱。那天从一二等车厢出来的旅客只有冯·特罗塔老爷一个人。从三等车厢走出来的是一些度假归来的士兵、铁路工人和穿着黑色披肩长衣的犹太人，衣服随风飘动。

大家看着这对父子。地方官赶紧走进候车室，他在候车室里吻了吻卡尔·约瑟夫的前额。他在卖酒的柜台边要了两杯白兰地。酒瓶货架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他们父子俩一面饮酒，一面相互透过镜子观察对方。

“是这面镜子太糟糕，”冯·特老塔老爷问道，“还是你的脸色真的这么难看？”

“你真的变得这么苍老了？”卡尔·约瑟夫本想这么问。他看见他父亲的连鬓胡须和太阳穴旁长出了许多银丝，闪闪发亮。

“让我仔细瞧瞧！”地方官接着说，“这显然不是镜子的问题！这里太艰苦了，是不是？你身体不太好吗？”

地方官断定，一个年轻少尉的脸色绝不会像他儿子这样苍白。他也许病了，父亲思忖着。世界上除了致命的疾病以外，还有其他可怕的疾病，听说不少军官染上了这种疾病。

“准许你喝白兰地吗？”他故意岔开话题问道，想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情况弄清楚。

“准许，当然准许，爸爸！”少尉说。

几年前，在那些个宁静的星期天上午，父亲常常用这种声音考问他。现在那种声音还在他耳边萦回。从这位政府要员鼻孔里哼出来的声音，既严厉而又带有点惊异的探寻。只要听到这种考问的声音，就是已经溜到舌尖的谎话也不敢说出口了。

“你喜欢当步兵吗？”

“很喜欢，爸爸！”

“你的马呢？”

“我把它带到这里来了，爸爸！”

“常常骑马吗？”

“很少骑，爸爸！”

“你不喜欢骑吗？”

“是的，我一直不喜欢骑马，爸爸！”

“别再喊我爸爸了。”冯·特罗塔老爷突然说，“你已经不小了！我是来休假的！”

父子俩驱车进城。

“啊，这里并不是那么荒凉嘛！”地方官说，“这里的人过得快乐吗？”

“十分快乐！”卡尔·约瑟夫说，“我住在科伊尼基伯爵那儿，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你会见到他的，我很喜欢他。”

“看来他是你在这儿交的第一个朋友喽？”

“团部军医马克斯·德曼特曾经也是我的朋友。”卡尔·约瑟夫回答说。

“这是你住的房间，爸爸！”少尉说，“伙伴们都住在这里。夜里有时吵一点儿，这里没有别的旅馆，你在这里只能将就点儿！”

“没关系，没关系！”地方官说。

他打开箱子拿出一个圆铁皮盒子，打开盒盖给约瑟夫看。“这是一种植物的根—据说是退烧的良药—是亚克斯送给你的。”

“他好吗？”

“他已经升天了！”地方官指着房间的天花板说。

“他已经升天了！”少尉重复了一声，声音听上去有些老气横秋。

儿子一定对父亲隐藏了很多秘密。

人们常说：父子俩。可是若干年岁月横亘在父子之间就如同隔了几座大山！他对于卡尔·约瑟夫的了解并不比对其他少尉了解得多。他只知道，儿子原先加入了骑兵部队，后来调到了步兵部队。他现在戴的是狙击手戴的绿色领章，而不是龙骑兵戴的红色领章。他知道的仅此而已，别的他就不知道了！他显然已经老了。他再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他属于亚克斯，属于卡尔·约瑟夫！他把这块坚硬如石、饱经风霜的植物根，从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

地方官张着嘴，身子一直趴在旅行箱上，嘴巴一直对着箱子说话，好像在对着一个敞口墓穴说话。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心里的话：“我喜欢你，我的儿子！”而只是说：“他死得很安详！那是在一个真正的五月之夜，各种鸟儿都在鸣叫歌唱，你还记得那只金丝雀吗？它唱得最响亮。亚克斯把所有的靴子都擦得锃亮，然后才死去的，死在院子里，就死在那条长凳上！卫队长斯拉曼也在场。那天上午他只是发烧。他还叫我转达他对你的诚挚的问候！”

地方官抬头，对儿子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那样死去！”

少尉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柜子，把那根治发烧的小树根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就放在凯塔琳娜的信札和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旁边。他取出大夫的怀表。他看见那根细小的秒针在小圆圈上转得比其他任何一根针都要敏捷，它的嘀嗒声听起来比其他任何针都要清脆响亮。不久，我也会听到爸爸的怀表发出的嘀嗒声，它会作为爸爸的遗产留给我。那时，我的房间将会挂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和爸爸的一件遗物。这一切终将和我一起埋入坟墓。我是特罗塔家族的末代子孙。我肯定是特罗塔家族的末代子孙，这是多么可怕的地位啊！

然而，卡尔·约瑟夫还很年轻，还能从这种悲哀的情绪中感受甜蜜和快乐。附近的沼泽地传来蛙声一片，欢快而响亮。房间的墙壁和家具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一辆轻便马车正朝这边驶来，马蹄踏在满是灰尘的道路上发出柔和的嗒嗒声。不一会儿，马车停了下来。这是一辆草黄色的轻便马车，是科伊尼基伯爵的夏日用车。他那清脆的鞭子声三次打断了青蛙的大合唱。

科伊尼基伯爵有强烈的好奇心。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驱使他去游历远方的世界；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把他拴在大赌场的赌博台上；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把他锁在那年久失修的狩猎屋的门后；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使他安坐在议会议员的板凳上；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驱使他每年春天返回家乡；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使他定期举行宴会活动；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阻止他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只有好奇心，也唯有好奇心，才能维系他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抑制他的好奇心。

他从特罗塔那儿得知地方官要来。虽说科伊尼基伯爵认识一大堆的奥地利地方官和无数个少尉的父亲，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迫不及待地要见见这位地方官特罗塔。

“我是您儿子的朋友，” 科伊尼基说，“您是我的客人。您儿子想必已经跟您说过！巧的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认识商业部的斯沃博达博士？”

“我们曾经是同学！”

“噢，我就说嘛！” 科伊尼基大声叫喊起来，“斯沃博达是我的好朋友。他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不过，他是一个好人！恕我直言—您让我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

地方官沉默不语。在记忆中他还从来没有对皇帝直呼其名。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他总是称“陛下”；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称“皇帝”。可是，眼前的这位科伊尼基竟然对皇帝直呼其名，把他称为“弗兰茨·约瑟夫”，就和他称“斯沃博达”一样。

“真的，您使我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 科伊尼基又说了一遍。

他们驱车而行。道路两旁有无数的青蛙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大合唱。青绿色的沼泽地一望无边。已是黄昏时分，他们身披紫金色的晚霞，听到的是车轮在柔软的沙尘土路上发出的轻缓的滚动声，以及轮轴发出的清脆的嘎吱声。

科伊尼基将马车停在小狩猎屋的前面。

狩猎屋的后墙紧挨着阴森森的冷杉林。一个小花园和石头栅栏把它与那条狭窄的小路隔了开来。从花园的栅栏到狩猎屋的门口有一条很短的小路，小路两侧的树篱好久没有修剪了。它们也因此肆意疯长，有的伸到了路中央；到处枝丫交错，藤蔓缠绕。要想两个人并排走这条小路是不可能的。他们三个人只好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那匹马拉着小马车顺从地跟在他们后面，似乎很熟悉这条小径，简直就像定居在这里的居民。

在树篱的后面有一片开阔的平地，零星地点缀着蓟花，一片片宽大的墨绿色的款冬叶像卫士一样看护着它们。右边立着一根断石柱，也许是一座塔的遗址。狩猎屋前面园子里的那块石头宛如一颗断裂的巨牙朝天而长，上面布满了深绿色的青苔和一道道细长的裂缝。

在沉重的木头大门上可以见到科伊尼基伯爵封号的大图徽。那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蓝色盾形图徽，上面画着三只金鹿，它们的鹿角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科伊尼基点亮一盏灯。他们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宽大低矮的房间内。白昼最后一点光亮从绿色百叶窗的狭缝中透射进来。灯的下方是一张台布桌，桌上放着盘子、酒瓶、大水壶、银制餐具和有盖的大汤盆。

“我冒昧地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点心！” 科伊尼基说道。

他把清澈如水的“180度”烧酒斟在三只小玻璃杯里，端起两杯递给客人，自己举起第三杯。大家开始喝酒。

地方官喝完酒把酒杯放回桌上时，心里不禁有些迷惑。在这座神秘的狩猎屋里怎么会放着这么多食物呢？不过，心里的迷惑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褐色的肝酱馅饼涂满了乌黑的松露，看上去犹如晶莹剔透的水晶制成的花环，熠熠闪光。嫩嫩的野鸡胸脯肉孤孤单单地躺在洁白的盘子里，周围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配菜，鲜嫩欲滴。每一种菜都装在一只蓝、金镶边的，饰有图纹的碟子里。一个宽颈水晶瓶里满满地浸泡着鱼子酱，乍一看去，像数百万颗珍珠，镶嵌在周围那一片片金色的柠檬上。粉红色的肥火腿肉一块挨一块地堆放在椭圆形的碗里，碗边还靠着一把三个齿的大银叉，碗里还放了一些小红萝卜，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些清新的小村姑。又肥又大的鲫鱼块和细长的梭子鱼放在玻璃盘、银盘和瓷盘里，有煮的，有烤的，有用糖醋和洋葱腌渍的。一块块大圆面包—有棕色的、有白色的—分别放在那些富有乡村风味的草编小篮子里，如同躺在摇篮里的婴儿。面包被如此巧妙地切割，几乎觉察不出它们是被切开后拼放在一起的，看上去完好如初。菜肴之间立着一些矮胖的玻璃瓶以及一些细长的四菱形和六菱形的水晶玻璃瓶，光滑滑、圆溜溜的。这些玻璃瓶，有的颈子长，有的颈子短；有的有标签，有的没有标签。每一个玻璃瓶都有一套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玻璃杯与之配套。

他们开始吃起来。

在地方官看来，在特殊时刻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享用“小吃”，乃是边疆风俗中追求极致舒适生活的标志。在古老的皇朝帝国里，就连一些崇尚斯巴达式简朴生活的人也奉行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冯·特罗塔老爷也不例外。

地方官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丰盛的小吃了。他记起很久以前在为总督M侯爵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吃了好多特殊风味的小吃。总督因为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所谓的“驯服野蛮民族”的本领而被调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新占领区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使命。是的，那一次，地方官吃的、喝的都非同一般！除了其他一些盛大的宴会之外，那一天就和他领受总督颁奖和被委任为地方官的那些特殊日子一样，让他难以忘怀。

今天，他和往常一样用眼睛去享受那些美味佳肴而不是像别人那样用嘴去品尝。他的眼睛在丰盛的餐桌上扫来扫去，并不时地将目光一会儿停留在这儿，一会儿停留在那儿，尽情地“饱餐”桌上那一盘盘的秀色。周围那令人恐怖的神秘世界已被他抛之脑后。他们酣畅地饮酒，痛快地享用美食。地方官一边品尝一道道菜肴，一边连连赞道：“味道真美！”“味道好极了！”……他的脸慢慢地变红了。他的连鬓胡子不停地微微动着。

“我邀请诸位到这儿来，”科伊尼基说，“是因为我们在‘新堡’里总会受到打扰。在那里，我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可以这么说，凡是我的朋友随时都可以进去，所以我平常在这儿工作。”

“你还工作？”地方官问道。

“是的，”科伊尼基说，“我工作，可以说，我工作是为了寻找乐趣。我只是在继承我们家族的传统手艺。坦白说，我对工作不像我爷爷那么认真了。这里的农民把他看成是一个卓越的魔术师。也许，他的确是。他们也这样看我，不过，我不是。直到现在我连一个颗粒都没炼成功过！”

“颗粒？”地方官问道，“变成什么颗粒？”

“当然是金子颗粒呀！”科伊尼基说道，好像他说的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懂一点儿化学，”他接着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手艺。如您所见，我拥有最古老和最现代的仪器。”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墙壁。

地方官看见每面墙壁都靠着有六排木架，架子上放着研钵、大大小小的纸袋、玻璃容器，就像在老式的药房里一样，有奇特的玻璃球，里面装有各种颜色的液体，还有小照明灯、煤气灯和试管。

“奇妙，奇妙，太奇妙了！”冯·特罗塔老爷说。

“我也说不准我对此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科伊基尼接着说，“是的，有时候，一大早来到这里，我激情满怀，先看看我祖父留下的配方，再去做做试验，然后自我嘲笑一番，就走开了。我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断地进行试验。”

“奇妙，奇妙！”地方官连声说道。

“不，”伯爵说，“并不比我可能做的其他事更奇妙。我能当文化部长吗？有人提议过让我干。我能去内政部当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吗？也有人提议让我干。我能进宫廷，在皇室当官吗？这我也能，弗兰茨·约瑟夫认识我……”

地方官把椅子向后挪了两英寸k。科伊基尼如此亲昵地直呼皇帝的名字，让他感觉皇帝好像是实行平等和不记名投票普选后产生的那帮荒唐可笑的议会议员之一，就好像—从最好的方面想—皇帝已经死了，已经成了祖国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每每想到这里，他的心头仿佛被人刺了一针疼痛难忍。

科伊尼基马上改口说：“皇帝陛下认识我！”

地方官又把椅子朝桌子跟前挪了挪，问道：“对不起！为什么说，为祖国效劳和炼金子一样是没有必要的呢？”

“因为这个祖国已经不存在。”

“我不明白！”冯·特罗塔老爷说。

“我猜到了，您是不会明白我的意思的！”科伊尼基说，“我们所有人全都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遂沉默不语，室内变得异常安静。

最后一丝白昼的光亮早已消逝。透过绿色百叶窗的缝隙可以看到夜空中那稀疏的星星，田野蟋蟀的低沉夜吟取代了青蛙响亮而欢快的歌唱。布谷鸟不时地发出尖厉的叫声。

美酒、诡异的气氛和伯爵的语出惊人，将地方官带入了一种全然陌生的、简直像中了魔法一样的境地。他偷偷地瞥了儿子一眼，仅仅只是想从熟悉而亲近的人那里寻得一丝慰藉和安宁。然而，卡尔·约瑟夫并没有给他所期盼的熟悉而亲近的感觉。也许科伊尼基是对的，他们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了：祖国不存在了，地方官不存在了，儿子也不存在了！

地方官费了好大劲才缓过神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明白！这个皇朝帝国怎么会不存在了呢？”

“当然不存在了！”科伊尼基回答说，“名义上，它还存在着。我们还有一支军队……”—伯爵说着指了指少尉—“和一帮政府官员……”—伯爵又朝地方官指了指—“但是它活生生的肌体正在腐烂，一个注定要毁灭的躯体！弗兰茨·约瑟夫—一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老人，每一次伤风感冒都会有生命危险的老人—仍然戴着古老的皇冠，坐在腐朽的皇位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是他还能在皇位上坐多久呢？多久呢？时代不再需要我们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创造者，他们会为自己的民族创造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人们不再信奉上帝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人们不再去教堂了，而是进入各种民族组织。这个皇朝，我们的皇朝是建立在虔信主义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上的：上帝选定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民族。我们的皇帝是罗马教皇的世俗兄弟，他是皇朝的圣徒陛下，他和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他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圣徒，在欧洲，没有哪个皇帝陛下像他这样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依赖于人民对仁慈上帝的信仰。德国皇帝在上帝遗弃了他之后依然统治着他的国家，可能是依赖于民族的恩宠。奥匈帝国的皇帝是不该被上帝遗弃的。可是，现在上帝遗弃了他！”

蓦地，地方官站起来。他从来都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说上帝离弃了皇帝。在宗教事务上他一生都听信神职人员的忠告，还把教堂、弥撒、圣餐日仪式、神职人员和亲爱的上帝当作是皇朝帝国的机构。可伯爵的这一席话似乎一下子解开了他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老亚克斯去世以来所体验的纷乱与困惑。是的，就是这样的：上帝离弃了老皇帝！

地方官来回踱了几步，脚踩在旧地板上发出嘎吱的响声。他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条条窄缝看着窗外一线深蓝色的夜空。大自然的一切变迁，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刹那间都萌生了一丝无法理解的不祥预兆。无法理解的是那蟋蟀的低声合唱，无法理解的是那星辰的闪烁，无法理解的是那深蓝色的夜空，无法理解的还有他这次边陲之行和他在伯爵家的逗留。

他又回到桌旁，用手撑着他的头颅，这是他在感到有点儿茫然无措时的习惯性动作。有点儿茫然无措？噢，他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茫然无措！

他面前还放着满满一杯酒。他咕咚一声把它喝完了。

“那么，”他说，“您认为，您认为我们都……”

“都完蛋了，”科伊尼基接口说道，“您和您的儿子，还有我，我们全完蛋了。我告诉你们，尽管上帝依然眷顾陛下，但我们全都是穷途末路之人，全是疯子。你看我就成了一个炼金狂。您听！您看！”

科伊尼基说着站起身，走到门口，扭动一个开关，那偌大的枝形架上吊灯齐亮。

“您看！”科伊尼基又说道，“这是电的时代，不是炼金术的时代。也是化学时代，您懂吗？您知道这玩意叫什么吗？硝化甘油！”

伯爵一字一顿把它读出来：“硝—化—甘—油！”

他接着说：“不是炼金时代了！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宫殿还常常点蜡烛！您理解吗？正是由于硝化甘油和电的出现，我们将会走向灭亡！时间不会太久，不会太久！”

电灯射出来的光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墙壁前面的架子，唤醒了满架的化学实验仪器。玻璃试管反射出来的光闪烁不定，有绿的、红的，也有蓝的；有的窄，有的宽。

脸色苍白的卡尔·约瑟夫坐在那里闷声不响地喝着酒。地方官看着少尉，心里想起了他的朋友——画家莫泽。此时，冯·特罗塔老爷已经喝醉了，所以他好像是从一面离得很远的镜子里端详着儿子喝醉之后那惨白虚弱的画像；画像里儿子坐在公园的绿荫树下，头上戴着宽边软帽，腋下夹着一只大皮包，仿佛这位伯爵将预言未来的天赋传给了他，使他能看清儿子的未来。桌上的菜盘、汤盆、酒瓶和酒杯要么被无情地横扫一空，要么可怜兮兮地被扫去大半。灯光照射在靠墙壁的支架上的玻璃管上，反射出奇异的光彩。

两位长着连鬓胡子的老仆人—就像皇帝和地方官长得像亲兄弟一般，他们俩长得也像亲兄弟一般—开始收拾餐桌。屋外，蟋蟀齐鸣，不时夹着布谷鸟尖厉的呼叫，犹如一把重锤敲击着蟋蟀的啾啾声。

科伊尼基举起一个酒瓶。“您们得喝一点儿本地的烧酒……”——他直呼这种酒为烧酒——“您们得喝完，只剩一点点了！”

于是，他们喝光了剩下的本地酒。

地方官掏出怀表，可是怎么也看不清指针的位置。只觉得它们在白色的圆形表面上旋转得特别快，仿佛那里有上百根指针而不是通常的三根针；仿佛表面上刻的不是十二个数字，而是十二个十二！往常一条线纹表示一分钟，此刻这些数字全都挤在一起，一个紧挨一个，此刻可能是晚上九点钟，也可能是午夜时分了。

“十点！”科伊尼基说。

长着连鬓胡子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挽着客人的胳膊，把他们搀扶出去。科伊尼基的四轮大马车在外等候着。

天穹很低很低，就像用蓝色玻璃制成的一只完好无缺的大碗扣在地面上，触手可及。那些星星仿佛地球人用别针镶嵌到天幕上去的，如同将许多小旗插在地图上一般。有时，整个蓝色的夜空环绕着地方官旋转起来，轻轻地摇晃一下后又停下来了。青蛙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呱呱地叫着，湿润的空气里可以嗅到雨水和青草的味道。穿着黑色外套的赶车人高踞在黑色马车前面的那几匹白马之上，显得阴森恐怖。白马一边嘶鸣，一边用它们的马蹄轻若猫爪似的在湿润的沙土中蹭来划去。

赶车人舔舔嘴唇，他们便驱车启程了。

他们按原路返回，拐进了那条宽阔的、铺了碎石的桦树林荫大道，来到了那些标明“新堡”字样的路灯下。银白色的桦树干闪闪发光，显得比路灯还要亮。四轮马车厚实的橡皮轮子在石子路面上平滑地滚动着，发出阵阵低吟。不过人们只听见敏捷的马蹄发出的坚实的踢踏响声。这辆马车宽敞而舒适，他们坐在车里，背靠着车身，就好像坐在沙发上。

特罗塔少尉坐在父亲身边睡着了。他那苍白的脸几乎是平枕在软垫靠背上。风从敞开着的车窗外吹进来，轻抚他的面庞。路灯不时照亮这张面孔。这时，坐在对面的科伊尼基看着少尉那两片半闭半合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和他那坚硬而干瘪的高鼻子。

“他睡得很熟！”他对地方官说。科伊尼基似乎是少尉的另一个父亲。

在夜风的吹拂下，地方官酒醒了。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仍然揪着他的心。他看见那个世界在毁灭，那是他的世界呀！科伊尼基坐在他的对面，他显然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的膝盖有时甚至会碰到地方官的胫骨。尽管如此，地方官还是感到害怕。他随身携带的那支旧左轮手枪就揣在后裤袋里。有什么必要带枪呢？他在这个边陲地区并没有看见什么熊和狼之类的野兽！他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沉沦和毁灭。

马车停在那个拱形木头门前面。赶车人甩了个响鞭。两扇门都打开了。白马稳重而徐缓地走上了那个小斜坡。黄色的灯光从所有的窗口倾泻出来，照在路面的石子和两边的草坪上。歌声婉转，琴声悠扬。毫无疑问，这里正在举行“盛宴”。

晚餐已经用过了。仆人们拿着各种颜色的大烧酒瓶串来串去。客人们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喝酒；有的在玩牌；还有一个人在发表演说，但没有听众。有几个人踉踉跄跄地走过大厅，还有一些人躲在角落里睡觉，身着黑制服的龙骑兵军官正搂着身着蓝制服的狙击营军官跳舞。科伊尼基让仆人在“新堡”的各个房间里都点上了蜡烛。一支支雪白的和蜡黄的粗蜡烛立在硕大的银烛台上。这些银烛台，有的放在墙上的石头搁板上；有的放在墙壁凸出来的地方；有的举在仆人们的手上，这些仆人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有时，夜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烛尖上的火焰便晃动起来。每当钢琴稍作停息时，就可以听见夜莺啼啭，蟋蟀低吟，如果侧耳细听，还能听到烛泪缓缓地滴落在银烛台上的声音。

地方官在焦急地寻找儿子。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感驱使这位老人穿过一个个房间。他的儿子—他在哪里？他既不在跳舞的人群中，也不在那些踉踉跄跄的醉汉中间；既不在玩牌的赌徒中间，也不在那些循规蹈矩的、三三两两聚在角落里聊天的中年男子中间。

少尉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一个宽颈酒瓶立在他脚跟前，瓶里的酒已经足足喝了一半。在这位烂醉如泥的酗酒者旁边，这个酒瓶显得十分突兀，几乎要把他吞没。

地方官站到少尉跟前，狭长的皮靴尖头碰到了那个酒瓶。儿子好像看见两个乃至更多的父亲站在他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每秒钟都在增多。他感到他们正在威胁着他。他觉得要在众多的父亲面前站起来并向他们表示尊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只应该向他们中的一位表示尊敬。是的，这毫无意义，因此他并没有站起来，而是依然保持着那种奇怪的姿势。这就是说：他坐不像坐，躺不像躺，蹲不像蹲。

地方官的身子没有动，但他的大脑却在飞快地运转着，上千件往事一下子涌进了他的脑海。比如说，他看见这位军校学生卡尔·约瑟夫在那些夏日的星期天坐在他的书房里，洁白的手套和黑色的便帽放在他的膝盖上，用响亮的声音和顺从天真的目光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地方官还看见这位新任命的骑兵少尉走进同一间书房，蓝色的制服，金色的头发，红扑扑的脸。可是，这位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却与冯·特罗塔老爷疏远了呢？为什么眼前这个与他疏远隔阂、喝得烂醉如泥的狙击兵少尉会让他感到如此痛心呢？为什么他会如此痛心呢？

特罗塔少尉纹丝不动。虽然他还能想起他的父亲刚刚才来到这里，虽然他还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个父亲，而是多个父亲，可是，他就是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刚好今天到这里来，也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更不明白他本人为什么就是站不起身。

几个星期以前，特罗塔少尉就已经习惯了喝“180度”。这种酒不会往脑袋里蹿，如内行人所常说的那样，它“只往脚下跑”。首先，它会在胸腔里产生一种令人舒心的温热，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地流动起来，恶心、呕吐的感觉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食欲。不管早晨是多么冷森森、阴沉沉，只要喝上一杯“180度”，那么你就会像在暖洋洋、乐呵呵的早晨那样，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投入这一天的生活。

狙击兵经常在边界森林附近操练。操练的小憩之际，你常常会走进这儿的一家酒馆，和伙伴们吃点儿小吃，再喝上一杯“180度”。它滴溜溜地从喉咙里跑进去，犹如一团很快就会熄灭的火。这时，你食欲大增。回到军营后，换身衣服，马上又去车站餐厅吃中饭。尽管你走了很远的路，但你并没有觉得饿。这时，再喝上一杯“180度”，吃完饭，马上睡意蒙眬。于是，就喝一杯黑咖啡，而后再喝一杯“180度”。总而言之，在这样极端无聊的日子里他们没有一天不喝“180度”。它随点随到。

酒，多么神奇啊，它使生活变得轻松，日子过得奇快！这就是边界的奇迹！对于清醒者，生活艰难，日子难熬。是啊，谁愿意保持清醒呢？特罗塔喝过酒之后就会把所有的伙伴、上级和下级看成很好的老朋友。这个小城使他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乡。他会走进那些很小的杂货店。这些杂货店又窄又暗、弯弯曲曲，塞满了各种小商品，看上去像打洞的土拨鼠埋在集市的后墙里一样，但他乐于在这里为一些并非急用的东西讨价还价，诸如假珊瑚、便宜的镜子、肥皂、白杨木梳、编织的狗带等，这仅仅是因为他太喜欢听那些红头发商人的叫卖声。在这里不管遇到谁，他都笑嘻嘻的。无论是扎着花头巾、胳膊下夹着韧皮大篮子的农妇，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犹太女郎，或者是行政公署的官员，抑或是当地中学的教师，他都会笑脸相迎。一条宽广的、亲和的、友善的激流流遍了这座小城。所有的人看到这位少尉都热情地表示问候。什么为难的事也没有。在军务上，里里外外都没有什么为难的事。一切都处理得很顺手、很利索。

他们懂奥努弗里耶的语言。他偶尔走到附近的某个村庄向农民们问路时，他们说的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他懂他们的话。他从不骑马，常常把马借给这个或那个同伴军官：借给那些能珍惜、欣赏这匹马的好骑手。

一句话，他很满意这里的生活。

然而，特罗塔却没有觉察到他的步子已经不稳了，他的上衣有污迹，他的裤子上没有熨痕，他的衬衣上的纽扣掉了。他的肤色在晚上是蜡黄的，在早晨是灰白色。他的目光空洞、四处游离。他不赌博，只有这一点使楚克劳尔少校感到安慰。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一段时间必须喝酒。这个倒不必担心，因为这段时间会过去的！烧酒并不贵，大多数人是毁在负债上。特罗塔工作干得并不比别人差。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干任何丑事。恰恰相反，他越是喝酒，脾气越好。有朝一日，他会结婚的，会清醒过来，也会变得明智的！少校暗自思忖道。他在军部高层有朋友，他将会平步青云，只要他愿意，他肯定会进入总参谋部的。

冯·特罗塔老爷小心翼翼地走到儿子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在寻思一句恰当的话。他不习惯与醉酒的人说话。

“你应该小心，”考虑了很久之后他说道，“别喝太多烧酒。比如我吧，只是在应酬时才喝酒，而且总是适可而止。”

少尉费了好大的劲，想改变半坐半蹲的无礼姿势，将身子坐正，但无济于事。他盯着身旁的这位老人：谢天谢地，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人，此人就坐在沙发狭窄的边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他问道：“你刚才说什么，爸爸？”

“你应该小心，别喝太多烧酒！”地方官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少尉问道。

“你在问什么？”冯·特罗塔老爷说。

他的心稍稍宽慰了一些，因为儿子此时头脑清醒了，至少可以听懂他的话。“这烧酒会毁了你的，你还记得莫泽吗？”

“莫泽，莫泽，”卡尔·约瑟夫说，“当然记得！不过，他做得非常对，我记得他，他给祖父画过像！”

“你忘了？”冯·特罗塔老爷低声地说。

“我没有忘，”少尉回答道，“我一直想着那幅画。我无法忘怀那幅画。那些死者呀！那些死者呀，我怎么可能忘记呢？父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父亲！”

儿子的话让冯·特罗塔老爷感到一头雾水：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呢？他能感觉到他说出来的不全是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他感觉到儿子是在向他呼救，而他却束手无策。他来到这个边陲地区是想为自己找到一点心里的慰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感到十分孤独。而这个世界自己也正在走向毁灭！亚克斯已经躺在坟墓里。冯·特罗塔老爷感到极为孤独，他想再看看儿子。他的儿子同样很孤独。也许因为他年轻，所以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衰落。过去，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简单，地方官思忖道。过去你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儿子回家度假，你就考考他；儿子当了少尉，你就向他表示祝贺；儿子写来了表达孝心的信—总是那么寥寥几笔—你便也寥寥几笔回了信。但是，当儿子喝醉酒时，当儿子喊“父亲”时，当儿子嘴里喊出“父亲”时，你该怎么办呢？

冯·特罗塔老爷就这样沉浸在悲哀而迷惘的思绪中。

科伊尼基走了进来，地方官出乎意料地急切地站起身来。

“这儿有你的一份电报！”科伊尼基说，“是旅馆的侍应生送来的。”这是一份公务电报，意思是召冯·特罗塔老爷回去。

“真可惜，他们叫您回去！”科伊尼基说，“是有关科索沃人的事。”

“不错，是有这个可能。”冯·特罗塔老爷说，“说不定要出乱子啦！”

地方官现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无法对付那些乱子。他很累，离退休还有几年，此刻他却突然想要赶快退休。他可以更多地关心卡尔·约瑟夫，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差事。

科伊尼基说：“这个该死的皇朝帝国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要想采取点什么行动对付骚乱是挺不容易的。要是您叫人把那几个为首的捣乱分子抓起来，那么共济会会员、议会议员、民族领袖、新闻界人士一起向您袭来，最后您还得把他们统统释放出来。如果您要解散那个科索沃组织，那么就会遭到您的上级地方总督的指责。自治！耶，等着吧！这里，在这个行政区里，我每次都是以武力来解决骚乱的。是的，只要我生活在这里，我就是政府的候选人，而且一定会当选的。幸好，这里地处边陲，在肮脏的编辑室里策划出来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现代思想在这里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他走到卡尔·约瑟夫面前，用一个惯于和醉汉打交道的行家口气说道：“您爸爸要回去了！”

卡尔·约瑟夫立刻理解了他的话。他甚至费力地站了起来，用呆滞的目光寻找着父亲。“我真抱歉，父亲！”

“我有点儿担心他！”地方官对科伊尼基说。

“的确如此！”科伊尼基回答道，“他得离开这个地方。等他休假时，我会设法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走了就不想再回来了。也许他会恋爱的。”

“我不会谈恋爱！”卡尔·约瑟夫缓缓地说道。

他们驱车返回旅馆。

一路上卡尔·约瑟夫就喊了一声，仅仅一声：“父亲！”就这么一声，再无其他。

次日，地方官醒得很晚。起床时，已经听见狙击兵操练回营的号声。

两个小时后，火车就要开了。

卡尔·约瑟夫来了。楼下响起了科伊尼基的马鞭声。

地方官坐在车站餐厅里狙击军官餐桌上吃早餐。此刻，他好似觉得离开W行政区已经好久好久了。他几乎已经忘了他是两天前才登上火车离开那儿的。在这个餐厅，除了科伊尼基外，他是唯一穿便服的人。他坐在长长的马蹄形军官餐桌旁，显得黝黑而憔悴。墙上挂着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肖像画，就是众所周知的，到处可以见到的那幅最高统帅的肖像画。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元帅服，佩戴着鲜红的绶带。就在皇帝那白色连鬓胡子正下方大约二十英寸之处，正好可以看见几乎与它平行的特罗塔式略带银丝的黑色连鬓胡子。坐在马蹄形餐桌末端的那些最年轻的军官们能看到皇帝陛下与他的臣仆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连特罗塔也可以从他的座位上将皇帝的脸庞与父亲的脸庞进行比较。比较了几秒钟之后，少尉似乎觉得挂在墙上的是他年迈的父亲的肖像，坐在餐桌旁的则是穿便服的皇帝，他活生生地坐在桌旁，而且显得更年轻了。他觉得父亲和皇帝一样遥远而陌生。

与此同时，地方官则以茫然而探究的目光环视着餐桌周围的情景。他目光扫过那些几乎没有胡须的只长着茸毛的年轻军官的脸蛋，再看看留着小胡子的年长军官的脸。楚克劳尔少校就坐在他旁边。哎，冯·特罗塔老爷多么急切地想和他说几句话，托他多多关照卡尔·约瑟夫！可惜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窗外，火车马上要出发了。

地方官情绪低落，心情沮丧。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敬酒，祝福他身体健康，旅途愉快，工作顺利！他回以微笑，并站起身，和他们碰杯。然而，他忧心忡忡、黯然神伤。

他离开他的W行政区的确已经好久好久了。是的，地方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赶到这个奇特的地方探望他亲爱的儿子。现在他又得回去了，孤孤单单地离开，离开孤独的儿子，离开这个边防驻地。在这里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衰落，就如同站在城郊早已见到暴风雨的即将来袭，而城内的大街小巷还一无所知地、欢天喜地地躺在蓝天之下。

车站管理员敲响了愉快的钟声，火车鸣响了汽笛，火车头上喷出的蒸汽在餐厅的窗户上凝聚成小水珠。用餐完毕，大家都站起身。狙击营全体军官伴送冯·特罗塔老爷走上站台。冯·特罗塔老爷本想说几句特别的话，但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他只是以温存的目光再看看他的儿子。可是他又害怕别人会注意到他这种目光，于是低下头，将目光收回。

地方官和楚克劳尔少校握了握手。他向科伊尼基表示了谢意。他摘下常在旅途中戴的那顶体面的灰色丝绸礼帽，把它抓在左手，用右手搂着卡尔·约瑟夫的后背，吻了吻儿子的面颊。他总是想对他说：“别辜负我的期望！我爱你，我的儿子！”结果他只是说了句：“好好坚持下去！”这是因为特罗塔家族的人都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上了车，他站在窗边，那只戴着深灰色细羊皮手套的手搁在敞开的窗户上。秃头闪闪发亮。他那忧虑的目光又一次寻找卡尔·约瑟夫的脸庞。

“您下次来的时候，地方官先生，”情绪一直不错的上尉瓦格纳说道，“您准会看到一个小小的‘蒙特卡洛’l！”

“你的意思是？”地方官问道。

“这里要开一家赌馆！”瓦格纳回答说。

冯·特罗塔老爷本想把儿子叫来，急切地叮嘱他不要去瓦格纳所说的那家“蒙特卡洛”赌馆，可是来不及了。

列车员在吹口哨，缓冲器在相互撞击。列车在铁轨上徐徐地滑动。地方官挥着那只深灰色手套。所有的军官都向他敬礼，只有卡尔·约瑟夫一动不动。

回去的路上卡尔·约瑟夫与瓦格纳上尉并肩而行。

“那简直妙极了，”上尉说，“一家真正的赌馆啊！啊，上帝！我已经好久没看见赌盘了！你知道，我多么喜欢听那赌盘转动的声音啊！我多么高兴啊！”

期盼赌馆开场的不只是瓦格纳一个人。大家都在期盼。多少年了，这个边防驻地一直在期盼着这样一家赌馆。据说是卡普图拉克来开这家赌馆。

地方官走后一个星期，卡普图拉克就来了。要不是那位女士碰巧也同时到达，他的到来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可是，人们却都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位女士身上去了。

第十二章

那个年代，在奥匈皇朝帝国的各个边界上像卡普图拉克这类的男人并不少见。他们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周围到处转悠晃荡，如同怯懦的黑鸟从遥远的地方飞来注视着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它们迫不及待地拍打着乌黑的翅膀期待着它的末日。它们侧着头，用嘴啄食它们捕获的猎物。谁也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也不知它们会飞往何处。它们是神秘死神的长着翅膀的兄弟，是死亡的预言者、送葬者和继承者。

卡普图拉克是个相貌平平的小矮个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伴随着他坎坷不平的道路，追随着他难以窥见的踪迹。他住在边境那家小酒馆里，周旋于南美航运公司的代理人之间。这些船运公司的汽船一年又一年地将数千名俄罗斯逃兵送往一个新的严酷的国度。他好赌但不嗜酒。任何一次肮脏的交易都少不了他的参与。传说他常年干着偷渡边界那边的俄罗斯逃兵的勾当。那边还有他的一栋房子，老婆和孩子住在那里。夜半时分他时常被噩梦惊醒，梦见自己被遣送到荒无人烟、寒冷刺骨的西伯利亚。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事实上，他的确见过许许多多的官员和军官被抓后流放到那儿去了。

有人问他打算在这儿做什么，卡普图拉克只是笑笑，简单地回答一句：“做生意。”

狙击营的军官所住的这家旅馆是赫尔·布洛德尼茨开的。他出生于西里西亚。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边防驻地。赌馆就是他开的。一大早，布洛德尼茨就在咖啡厅的窗户上张贴了一张通告。通告上说他在这里准备了各种游戏。他还准备了乐队，每天晚上乐队都会“演奏”到凌晨。他甚至雇来了“著名歌星”为大家助兴。为了庆祝开业，先是一支由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八名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接着是一个被称为“玛利亚希尔夫夜莺”的歌女—— 一位来自波胡明的金发女郎——出场演出。她唱的是雷哈尔的华尔兹，配上那挑逗的歌词：“当我在这爱的夜晚游荡到黎明……”此外作为“加演节目”，她还要唱一首：“在我可爱的外衣里面还穿着粉红色的褶皱内衣……”

显然，他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布洛德尼茨不仅放置了许多长短不一的牌桌，还在一个有遮阴的角落摆下了一张小小的轮盘赌台。瓦格纳上尉逢人就饶有兴致地大谈轮盘赌的妙趣，唤起大家的赌性。在这些常年驻守边关的人中有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轮盘赌。对于他们而言，一颗小小的弹珠简直就是大千世界的一件魔物。有了它，人们就有机会在顷刻之间赢得漂亮的女孩、昂贵的马匹和金碧辉煌的宫殿。谁不想用这颗小小的弹珠试试自己的运气呢？大家在教会学校里度过了凄惨的孩提时代，在军事学校里度过了艰难的青年时代，而后又来到这边防驻地经历严酷的从军岁月。他们期盼着战争，但没有盼到一场战争，盼来的只是对塞尔维亚的局部动员。他们只好默默无闻地期待着常规性的晋级。演习，值勤，去餐厅，去军官俱乐部，接着还是去军官俱乐部，演习，值勤！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颗小小的弹珠滚得嘎啦作响，便预感到命运之神正在他们中间转动，今天碰上这个，明天撞上那个。一个个陌生的、脸色苍白的、有钱的和默默不语的先生们傻兮兮地坐在那里，人们从来没见过他们这副模样。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赢了五百克朗。次日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个月他终于领到了全额的军饷，一个子儿都没扣，好久都没这么美的事儿。当然，施纳贝尔少尉和格林德勒少尉各输掉了一百克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也许能赢回一千克朗哩！

那颗白色的弹珠飞快地滚动起来，看上去就像一个奶白色的圆圈，在黑红相间的轮盘上飞速地打转。当那黑红分明的轮盘融合成一个不确定的颜色时，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圆圈，军官们的心便会抖个不停。脑袋也会不由自主地轰鸣起来，仿佛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特别的弹珠在滚动。他们的眼里尽是黑色和红色，黑色和红色。他们都坐着，膝盖不停地晃动，不断地往下沉。一双双眼睛绝望而快速地跟着他们无法捕捉的弹珠转动。不久，小弹珠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摇晃起来，像喝醉了酒似的在跑道上踉踉跄跄地往前滚动，最后精疲力竭地在一个标了号码的槽子里躺倒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连输掉的人也解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相互津津乐道头天晚上的情形，个个都像着了迷似的，兴奋不已。于是，越来越多的军官涌进赌馆。一些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也钻进了这家赌馆。他们的到来使这里变得更加热闹。他们往杯子里倒满咖啡，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张大额钞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杜卡特m、怀表和金链，从手指上取下戒指。

旅馆的房间住满了客人。停车场里，一辆辆出租马车睡意浓浓，车夫坐在驾驶座上呵欠连连，面前瘦弱的驽马宛如陈列在蜡像馆的兵马俑。不过，这些昏昏欲睡的马车会振作起来的。看吧！那些车轮在滚动。那些瘦马拖着它从车站跑到旅馆，从旅馆跑到边境，而后又返回到这座小城，响起阵阵嘚嘚的马蹄声。怏怏不乐的店主们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黑暗的店铺似乎见到了光明。空闲的柜台也迎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那只“玛利亚希尔夫夜莺”夜复一夜地歌唱。她的歌声唤醒了其他的一些姐妹。那些以前从未露过面的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走进了咖啡馆。人们把桌子往边上一挪，就跳起了雷哈尔的华尔兹。世界变了……

是的，世界变了！

许多地方挂出了奇怪的广告牌，这种广告牌在这里还从未见过。他们用各种语言鼓动鬃毛厂的工人放下手中的活。鬃毛加工业是这个可怜的地区兴办的唯一的工业产业。在厂里做工的大部分是农村来的穷苦农民。他们冬天靠伐木为生，秋天忙于收割，夏天就来鬃毛厂干活。在厂里干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会算账，不会做买卖，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在方圆二十英里以内，这是唯一的一家工厂。从事鬃毛加工制造挺费事，得花大本钱。若按章办事，厂主必须为工人购置防尘、防细菌的面具；建造宽大、明亮的厂房；每天得燃烧两次垃圾；发现有咳嗽的工人得及时换下来，这是因为从事鬃毛清洗工作的人干不了多久就会吐血。这些规定对于吝啬的工厂主而言等于一纸空文。

厂房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窗户很小，石板瓦盖屋顶破败不堪，篱笆是用野生的柳枝胡乱搭成的。四周是荒凉的空地，空地上堆积了不知是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牲畜粪便，死猫、死老鼠腐烂发臭，铁皮碗生了锈，破陶钹和破鞋子胡乱堆在一起。空地的外围是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蟋蟀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深绿色的沼泽地传来蛙声一片。

工人们坐在那堆满灰尘的小窗边，用大铁耙不厌其烦地梳理一捆捆扎得紧紧的鬃毛，每梳一捆就会有大量干燥的灰尘飞出来，钻进工人的口、鼻和眼。成群的夏日苍蝇在窗前飞舞，白蝴蝶和花蝴蝶在翩翩起舞，云雀的欢叫声从屋顶的大天窗飘进来。

几个月前才从自由自在的村庄来到厂里的工人如今透过飞扬的灰尘看见燕子、蝴蝶和蚊子，不禁怀念起他们的家乡来。他们是在干草的芳香、冰雪的严寒、粪堆的臭味、百鸟的欢叫声以及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每当云雀婉转鸣叫，心里的不满便越来越深。他们以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皇朝帝国里还有一个议会的存在，议会里还坐着本身也是工人的议员。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跑来张贴传单，举行集会，讲解宪法，指出宪法的缺陷，读报，用各种语言发表演讲。他们的声音比云雀和青蛙还要响亮。

工人们开始罢工了。

罢工在这个地区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当局感到惊恐万分。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不紧不慢地进行人口统计工作；庆祝皇帝的诞辰；参与一年一度的新兵招募工作；向总督府呈送千篇一律的报告；时不时地抓捕一些亲俄的乌克兰分子、东正教的牧师、走私烟草的犹太人和一些间谍。工厂老板一直雇用本地人清洗鬃毛，然后把它运往摩拉维亚、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毛刷厂，再从那里运回毛刷成品。多少年以来，工人们积劳成疾，咳嗽，吐血，生病，最后死在医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罢工。现在当局得从很远的地方调宪兵来，得向总督递交报告。总督府再和军队司令部联系，司令部便通知边防驻军指挥部。

较为年轻的军官认为这是“人民”，即最底层的老百姓要求与政府官员、贵族和企业家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定要避免发生革命。他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必须开枪，否则就太迟了。楚克劳尔少校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把这一切讲得清楚明白：

“当然，如果来一场战争就更痛快了。我们毕竟不是宪兵也不是警察局的官员。但是目前没有战争。命令就是命令。如果有必要，我们就会举起明晃晃的刺刀冲上前去，发出‘开火’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

命令还没有下达，人们依然若无其事地每天去布洛德尼茨的赌馆试试自己的赌运。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输了好多钱，一位陌生的先生—此人从前当过重骑兵—名气不小，现在是西里西亚的一位庄园主—连续两个晚上都赢了。他借钱给瓦格纳上尉赌。第三天他收到一份电报，叫他立即回去。瓦格纳上尉得还他的钱，总共是两千克朗。这个数目对于一个骑兵上尉来说是区区小数，但对于一个步兵上尉来说则不然。如果不是已经欠了科伊尼基三百克朗的话，倒是可以找他帮帮忙。

布洛德尼茨说：“上尉先生，要是您愿意，可以用我的名义去借钱！”

“好的，”上尉说，“谁会凭您的担保借我那么多呢？”

布拉德尼茨想了片刻，说：“卡普图拉克先生！”

卡普图拉克来了。

“两千克朗，什么时候能还？”他对上尉说，“很大一笔钱呀，上尉先生！”

“我会还的！”瓦格纳很肯定地说。

“怎么还？分几期还？您知道的，军饷中只能扣除三分之一来偿还债务。而且，各位军官自顾不暇，都有契约在身。我看您没有偿还能力！”

“布洛德尼茨先生……”上尉开口道。

“布洛德尼茨先生，”卡普图拉克满不在乎地接口说，仿佛布洛德尼茨压根儿不在场似的，“也欠我好多钱。要是有哪位手头不紧张的伙伴，比如特罗塔少尉先生，愿意为您担保，我就可以借您这笔钱。他是从骑兵队来的，他有一匹马！”

“好，”上尉说，“我去和他谈谈。”

瓦格纳上尉把特罗塔叫醒了。他们站在旅馆又长、又暗、又窄的走廊里。

“快签字吧！”上尉悄声地说，“他们在那里等着，他们以为您不愿出面担保！”

特罗塔签了字。

“快一点下来！”瓦格纳说，“我等你！”

卡尔·约瑟夫站在小后门边，本旅馆的常客常从这道小门去咖啡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布洛德尼茨新开的这家赌馆，也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赌馆。轮盘赌台周围拉起了一道深蓝色的棱纹布帷帘。瓦格纳上尉稍稍掀起帷帘，迅速地滑了进去，滑入了另一个世界。卡尔·约瑟夫听见弹珠滚动时发出的天鹅绒般的柔和声响。他不敢去掀起那道帷帘。

在咖啡馆的另一端，就在那个街道的入口处旁边有一个舞台。那只“玛利亚希尔夫夜莺”在舞台上不知疲倦地旋转。

张张桌子都有人在玩牌。纸牌在人造大理石桌上甩得噼里啪啦响。阵阵出其不意的叫喊声从牌桌上方响起。玩牌的人看起来像是行军作战的军人，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衬衫，恰似一支坐着作战的赌博部队。一件件上衣披在座椅的靠背上。他们每扭动一下身子，那些空袖管就在靠背两侧着魔似的轻轻地摇晃，头顶上方聚集着一层密集的香烟云雾。小小的香烟头在灰蒙蒙的烟雾中闪着微弱的红光和银光，不断地把淡青色的雾霭输送到上方那密集的云雾之中。烟云下面还聚集着另一层由各种嘈杂声组成的云雾，一种由咆哮声、咕哝声、嘘嘘声组成的云雾交响乐。倘若你闭上眼睛，你会以为那是一大群蝗虫在那帮赌徒头顶上大合唱。

瓦格纳上尉掀开那道帷帘，回到咖啡馆。此刻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眼睛深陷在紫色的眼窝里。褐色的小胡子散乱地挂在他的嘴上，有一半的胡子好似短得出奇。下颚上立着略带红色的胡子茬，好似一块插满了小梭镖的小场地。

“你在哪里，特罗塔？”上尉大声喊道，尽管他几乎是胸脯贴着胸脯地站在少尉面前。

“我输了两百！”他喊道，“这该死的红心！我在轮盘上的运气这下子算是完了，得换个花样试试！”

他说完就拖着特罗塔朝牌桌跟前走去。

卡图普拉克和布洛德尼茨站了起来。

“赢了吗？”卡普图拉克问道，因为他看见上尉输了。

“输了，输了！”上尉吼叫道。

“太可惜，太可惜！”卡普图拉克说，“您看看我吧，我经常赢，也经常输！听着，我有时都输光了！我又都赢回来了。不要老是玩一个花样！最主要的是，千万不要总是玩同一个花样！”

瓦格纳上尉解开上衣领子。平常见到的那种略带褐色的红晕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小胡子似乎也自动地排列整齐。他拍拍特罗塔的后背，对他说：“您还从来没有摸过牌哩！”

特罗塔看见卡普图拉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光闪闪的崭新纸牌，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生怕会把最底下的那张牌的彩色牌面弄坏似的。他用灵巧的手指轻抚那个小纸牌盒。天花板下方的电灯在呈拱形的纸牌堆背面摇晃着。纸牌的背面光溜溜的，像一面面深绿色的小镜子，闪闪发亮。几张纸牌好像都自动地直起身来，直立在其尖利的窄边上，然后又平躺下去，一会儿背面朝下，一会儿正面朝下，集成一小堆，又随着一阵连续的轻柔的响声像落叶似的一张张剥去。此时，黑面牌和红面牌暴风骤雨般地呼啦啦地落在桌上，而后纸牌重新组合，被分成几小堆。这些小堆上的牌再被一张张挪开，一张套一张地排列好，每一张牌都用半个背面盖着另外一张牌，围成一个圆圈，使人想起一种罕见的翻过来的平整的洋蓟花冠。而后，这些排列在一起的纸牌又一张张地飞回去，集中到小盒子那儿。所有的纸牌温顺地听从手指无声地拨弄。

瓦格纳用那种如饥似渴的眼神盯着这场纸牌表演。啊，他是多么痴迷这些纸牌呀！有时候，他一喊，他想要的纸牌全到他这儿来；有时候，那些纸牌并不顺从他的心意而选择逃离他。他最爱看见那些逃跑的纸牌被他疯狂的愿望吞没，最后加倍地回到他身边。当然，有时候他们逃得更快，上尉的愿望就会落空，心也会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多年以来，瓦格纳上尉设计了一套阴暗的、极为杂乱的作战计划。计划中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求取赌运的方法，诸如发誓、诉诸暴力、突然袭击、苦苦哀求、爱的疯狂召唤等等。有一次，可怜的上尉想要一个红桃牌，它偏偏不来，他不得不绝望地直起身子，暗暗地向那个不来的红桃牌发誓，要是还不来，他今天就去自杀；还有一次，他坚信只要他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态，装出对自己渴望的那张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更有赢的希望；第三次，他为了赢钱，不得不亲自洗牌，而且是用左手，这是他用铁一般的意志经过长期练习才掌握的一种技巧；第四次，他认为坐在庄家的右侧会更有利。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把一切方法综合起来利用或者迅速地交替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要做得不动声色，以免被其他玩家看出破绽。这一点十分关键。比如，瓦格纳上尉有时会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一声：“我们换换位置吧！”如果他觉察出牌友的脸上有一丝诡异的微笑，他便会笑着补充说：“您误会了！我可不是迷信！是这里的光线影响我看牌！”这自然是不能让牌友们对他的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绝招有所知晓，否则的话，他们的手就会把他的用意泄露给他们的纸牌，那些纸牌就会因获悉他的计谋而抓紧时间逃走。

每当瓦格纳上尉在牌桌旁边坐下，他就会抓紧行动，就像整个参谋部都投入了战斗似的。当他的大脑想出了绝妙的作战方法时，心里就充溢着热情和冷漠，希望与悲哀，欢乐与痛苦。他斗争，他拼搏，他忍受痛苦。这里的轮盘赌开张以来的这些天，他就在思索着这些狡猾的作战方案，用以对付弹珠的阴谋。但是，他显然已经领教了小弹珠的厉害，它比纸牌难对付得多。

他几乎总是玩巴卡拉纸牌，即使这种赌博方式是被禁止的，也是为人们所唾弃的。可是，既然他的作战计谋是要去触动那些无法计算和解释不清的东西，是要去揭穿甚至去征服这些东西，那么他怎么可能去玩那些必须依靠反应和计谋—必须沉着冷静地反应和计谋—的牌法呢？不！他要直接和这些命运之谜作斗争，他要亲手解开这些谜！

在石桌边坐下后，他开始玩巴卡拉特牌。他果然赢了。他一连抓到三个“9”和三个“8”，特罗塔抓的全是“J”和“K”，卡普图拉克抓到两次“4”和“5”。这下，瓦格纳上尉忘乎所以了。虽然他的基本原则是不暴露自己稳操胜券的迹象，他还出人意料地下了三倍赌注。他太想在今天就把局面全扭转过来。然而，不幸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降临了。瓦格纳上尉输了，特罗塔也输个不停。最后卡普图拉克赢了五百克朗。瓦格纳上尉不得不又签了一张借据。

瓦格纳和特罗塔站了起来。他们动手将法国白兰地酒掺和上“180度”，然后再加上一些啤酒。瓦格纳上尉对自己的失败感到十分羞愧，此刻的他犹如一个本想拉着朋友去分享他胜利的成果却吃了个大败仗的将军。特罗塔少尉分享的是上尉的羞耻。他们俩都清楚，没有酒他们便不能彼此相视。他们有节奏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

“祝您健康！”瓦格纳上尉说。

“祝您健康！”特罗塔回应道。

每当他们彼此祝福时，他们便大胆地抬起头，彼此打量一番，相互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失利并不在乎。突然之间，特罗塔少尉觉得他最好的朋友瓦格纳上尉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幸的人。想到这里，他不禁恸哭起来。

“您为什么要哭呢？”瓦格纳上尉问道，他自己的嘴唇也在颤抖。

“为了你，为了你呀！”特罗塔说，“我可怜的朋友！”

他们沉默不语，长吁短叹。

瓦格纳上尉又想起了一个老的计谋。他打起了特罗塔那匹马的主意。那匹马他天天骑，渐渐地喜爱上它。他先是打算自己买下它，后来，脑子一转，又想出一个新主意：假如他有了买那匹马的钱，还不如拿去玩巴卡拉特牌，准会赢一大笔钱，足够买好几匹马。他考虑把特罗塔少尉的马借过来，不是拿去卖掉，而是拿去典押，把押来的钱拿去赌博，赢到钱后再去把马赎回来。这不公平吗？谁会吃亏呢？要多长时间呢？赌上两个小时，什么都有了！你只要毫无畏惧地在牌桌边坐下，不用去做任何计算，就肯定会赢。哎。如果能像一个富人那样没有任何负担地轻松地赌上一次，那该多美妙啊！就一次呀！瓦格纳上尉诅咒自己微薄的军饷，它简直少得可怜，少得他不能像一个“体面的人”那样痛痛快快地赌博。

此刻，他们感情深厚地并肩坐在一起，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可事实上他们是被周围的一切所遗忘。瓦格纳觉得终于可以开口了：“把你的马卖给我吧！”

“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特罗塔深情地说。

礼品是不可以卖的，甚至暂时都不能卖，瓦格纳上尉想了想，说：“不，你把它卖给我！”

“你拿去吧！”特罗塔恳求道。

“我付钱！”上尉坚持说。

他们就这样争执了几分钟。最后上尉站起身来，打了几个踉跄，大声喊叫道：“我命令您，把马卖给我！”

“好，上尉先生！”特罗塔机械地回答道。

“不过，我现在没钱！”上尉口齿不清地说着，重新坐下，态度和缓起来。

“没关系！我会把它送给你的！”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再买它了。如果我有钱该多好啊！”

“我可以把它卖给别人！”特罗塔说。他为有这个奇妙的主意而高兴得满脸发光。

“妙极了！”上尉喊道，“可是卖给谁呢？”

“比如科伊尼基！”

“妙极了！”上尉又说了一遍，“我欠他五百克朗！”

“我帮你还！”特罗塔说。

也许是喝了些酒的缘故，少尉心里对上尉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一定要救救这个可怜的伙伴！他的处境岌岌可危。他觉得上尉特别可亲可近，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上尉啊！除此之外，特罗塔多么渴望说上几句善意的、宽慰的、高尚的话，做出一些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义举。友情、义气以及豪气，如同三股暖流一齐涌上心头。

天已经破晓。虽然还有几盏灯亮着，但黎明之光已经从百叶窗缝透射进来，使灯光显得惨淡微弱。赌馆里除了布洛德尼茨先生和几个侍应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

桌子、椅子和舞台—夜间，“玛利亚希尔夫夜莺”还在上面跳来跳去—光秃秃地、可怜巴巴地立在那里，周遭的一切显得乱七八糟。赌馆里这可怕的景象简直使人怀疑，在这里是不是突发过什么事变，吓得客人一窝蜂地离开了这个咖啡馆。地上丢了一堆堆的香烟头和短短的雪茄头，这是俄罗斯烟和奥地利雪茄的残余物。这些烟头表明，来自异国的客人曾在这里和本地人聚赌和酗酒。

“付账！”上尉喊道。

他拥抱少尉，感激地把他紧贴在自己胸前许久。

“就这样吧，愿上帝保佑你！”他热泪盈眶地说着。

天已破晓，这个东方小城呈现出它独特的清晨景象。

街道沐浴在晨曦之中。空气中弥漫着栗色蜡烛的香味、怒放的紫丁香的芬芳和刚出炉的略带酵酸味的黑面包的香味。面包师们正把这些面包装在大篮子里提出去。鸟儿们在此起彼伏地鸣叫，就好像是广阔无垠的啁啾声的海洋，又恰似飘浮在空中的喧闹的海洋。淡蓝透明的天空平整地横卧在一座座小屋的褐色的木板斜屋顶上方。农家小车在布满灰尘的乡村道路上徐徐滚动，发出轻柔而平和的声音，仿佛还睡意蒙眬。农民们正向四面八方撒车上的麦秆、切细的干草和上年积陈的肥料。

太阳从东方辽阔的天际冉冉升起。特罗塔少尉迎着太阳走去，心里满怀着拯救朋友于危难的豪情仗义。在清晨的微风吹拂下，他的脑子略为清醒。噢，要把马卖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要征求地方官的意见，得到他的许可。但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朋友啊！其次，要成功地把马卖给科伊尼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特罗塔少尉这辈子哪件事是容易的呢？越是难以办到的事，他越是要果断地、坚决地去办。

教堂钟楼上的钟声响了。特罗塔就在这时来到了科伊尼基的“新堡”门口。科伊尼基穿着长筒皮靴，手执马鞭，正要登上他的夏日马车。他发现少尉瘦削的、未修面的脸上有一道虚假的红润，显得精神饱满，这正是饮酒之后的红晕。它浮现在那本就苍白的面容上，好像是一盏红灯照在白色桌面上反射出的回光。糟了，他已经毁了，科伊尼基思忖道。

“我想问您一声！”特罗塔说，“您要我的马吗？”

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感到震惊。突然他语塞了。

“我听说过，您不喜欢骑马。”伯爵说，“您已经离开了骑兵部队。现在还要您养着那牲口，您会不自在。不过，如果您真的把它卖了，您会后悔的！”

“不会的！”特罗塔说。

“我需要钱！”他想向科伊尼基坦白。

少尉感到羞怯。虽然向科伊尼基借钱并不是什么可疑的、可耻的、下流的行为，但是，卡尔·约瑟夫觉得第一次向别人借钱似乎意味着生活中的一个转折。他恍惚觉得应该先得到父亲的许可。他胆怯了。

过了好一会儿，少尉壮着胆接着说：“坦白说，我是为一个伙伴做了担保，需要一大笔钱。他昨天夜里又小输了一笔。我不希望他老欠着咖啡馆老板的钱。我自己没钱借给他。是的。”他重复一遍，“是的，我自己没钱借给他。他还欠您的钱。”

“不过，这与您无关呀！”科伊尼基说，“人家欠我的钱，这不关您的事。这钱他不久就会还给我的，一小笔数目而已！您看，我有的是钱，人们把这叫作富有。我对钱毫不在乎。区区小数就等于是您向我讨杯酒喝而已。您看，这有什么为难的！您看。”

科伊尼基把手伸到空中，用手指画了一个半圆：“这里所有的森林都是我的。这事不值一提，只是想减轻您内心的不安。一句话，我对任何一个有求于我的人都十分感慨。不，真可笑，这不足挂齿。算了，我们何必在这多费口舌。我向你提个建议：我买下您的马，但您还可以保留它一年。一年以后归我所有。”科伊尼基显然不耐烦了，况且狙击部队马上就要出操。

天已大白。特罗塔匆匆忙忙地向营房走去。半小时后，部队就要集合。他来不及修面。楚克劳尔少校大概十一点钟来，他可不喜欢未刮胡子的指挥官。他在驻守边界的这些年月里学到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值勤时要“干干净净，衣冠整齐”。噢，现在去修面已经太迟！少尉跑进营房。至少他现在已经清醒了。他在已经集合好的连队前面碰见了瓦格纳上尉，匆匆忙忙地说了声：“喂，已经搞定了！”便站到自己的队伍前面，发出口令：“两路纵队，向右转，齐步走！”马刀闪闪，军号声声，步兵大队出发了。

瓦格纳上尉今天在边界小酒馆喝的是所谓的“冷饮”。他花了半小时的工夫，喝了两三杯“180度”。他心里明白自己开始走好运了。他一定要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今天下午有两千五百克朗！他先会立刻去还掉一千五百克朗。接着他还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无忧无虑地、完全像个富翁似的玩巴卡拉特牌！他要坐庄！他要亲自洗牌！而且是用左手洗牌！也许他可以先还掉一千克朗，这样他就有整整一千五百克朗，就更能心平气和地、无忧无虑地、完全像个富翁似的去赌博，甚至可以拿五百克朗去玩轮盘赌，拿一千克朗去玩巴卡拉特牌！这样岂不更好！

“记在瓦格纳上尉的账上！”他朝小酒馆柜台喊道。

他们站起身，休息时间已经结束。“野外操练”要开始了。瓦格纳上尉在连队操练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匆匆离开。他把指挥权交给了赞德中尉。他骑上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布洛德尼茨的旅馆。他问能否在今天下午四点钟来参与赌博。当然可以，毫无疑问！一切都奇迹般地朝好的方向发展。就连瓦格纳上尉在每间赌博的屋里所能感觉到的“房屋的精灵”，那些看不见的精灵—他时常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和它们谈话，用多年想象出来的一种混乱的无法理解的语言和它们交谈—就连这些精灵今天对瓦格纳也充满了真诚的好感。为了更好地调节它们的情绪，或者说至少为了不让它们改变看法，瓦格纳决定破个例，就在布洛德尼茨咖啡馆吃午饭，在特罗塔到来之前不能离开这个位子。他一直在这儿等着没有走。

下午三点左右，第一批赌徒来了。瓦格纳上尉开始害怕起来。假如特罗塔今天不理他，比方说他明天才把钱拿来，那么他的运气就会白白溜走。他再也不可能遇上这么美妙的一天！今天上帝会大发慈悲，今天是礼拜四，明天礼拜五可就不行了！祈求礼拜五好运就和祈求一个军医去指挥部队训练一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上尉对特罗塔少尉的憎恨之情就越强烈。他还不来，这个小无赖！他费了那么大的神，提前离开了操场，没有回车站餐厅吃饭，而是守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和那些屋里的精灵谈判，所以才保留住了这个有利的礼拜四！现在，他却被人耍了。壁钟的指针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特罗塔还是没来，没来，没来啊！

错了，他来了！门开了，瓦格纳的两眼放光！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特罗塔握手！他的手指直发抖！他的十个手指就如同十个焦躁不安的强盗，一眨眼就抓到了一个漂亮信封。

“坐！”上尉命令道，“你最迟在半个小时之后就会看见我出来！”

话音刚落，他便消失在那道绿色的帷帘后面。

半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灯都亮了。瓦格纳上尉缓慢地走过来。他完全变了样，人们最多只能从军服上认出他来。就连这身军服也变了样。上衣的纽扣全开了，黑色的橡胶领口伸到衣领外面，军刀把手插在外衣里面，口袋已经裂开，衬衣上烟灰点点。上尉头上那棕色的头发都卷成了环状。凌乱不堪的小胡子下面两片嘴唇张开着。

瓦格纳喘着粗气说：“全输光了！”随即坐了下来。

他们彼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有好几次，特罗塔想问一声，瓦格纳伸出一只手，张大眼睛，示意他安静。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理了理制服。他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要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他庄重地说了声：“再见！”—走了。

到了外面，温和的夏日晚风吹拂着他。繁星闪烁，芳香扑鼻。不管怎样，戒掉赌博比结束生命要容易些。他发誓再也不赌！宁死也不去摸牌！永远不去摸牌！永不，这时间太长。他得把时间缩短些。他自言自语地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坚决不摸牌！至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后，那就到时再看！对，就发这个誓言，瓦格纳上尉！

瓦格纳怀着刚刚清洗过的良心和对自己坚定决心的自豪感，以及对刚刚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生命的喜悦之情去找科伊尼基。

科伊尼基站在门口。他早就认识瓦格纳上尉。他一眼就看出瓦格纳准是输掉了很多钱，又一次下决心不摸牌。

他喊道：“您把特罗塔丢哪儿了？”

“没看见！”

“全输光了？”

上尉垂下脑袋，看着自己的长筒皮靴尖，说：“我已经发誓……”

“好极了！”科伊尼基说，“现在是时候了！”

他决定把特罗塔少尉从这位毫无理性的瓦格纳的友谊中解脱出来。让他走吧！科伊尼基思忖着。就让他暂时去度几天假，和艾莉一起去！叫他进城去！

“好的！”特罗塔毫不犹豫地说。

他害怕去维也纳，更害怕和一个女人一起去！但又不得不去。他感到了那种实实在在的痛苦，每次，在他的生活发生变化之前，这种痛苦就会向他袭来。他感到自己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危险，一个他曾盼望过的那种危险。

他不敢打听即将和他同行的那个女人是谁。许多陌生女人的面孔，蓝眼睛的，褐色眼睛的，黑眼睛的，金发，乌发，臀部，胸脯和大腿，总之，也许是他曾经在孩提时代，在青年时代接触过的女人，此刻全都一股脑地浮现在他眼前。突然之间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女人温情风暴向他袭来。他似乎嗅到陌生女人的脂粉香气；他感觉到了她们凉爽而带着迫切柔情的膝盖；他似乎觉得她们裸露的玉臂正甜蜜地搂着他，相互交叉的纤纤玉手正扣着他的颈背。

一种对肉欲快感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就是耽于淫欲的，正如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就是致命的。此刻，特罗塔少尉的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恐惧。

第十三章

冯·陶希格太太已青春不再，但风韵犹存。

她是一位车站站长的女儿，是一位名叫艾希贝格的骑士的遗孀，几年前改嫁给新晋封为贵族的陶希格先生—一个有钱但有病的工厂主。他患的是轻微的所谓周期性的精神病，这种病很有规律地每半年发作一次。在发病的前几个星期，他预感到要发病，于是就会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那家医院。在那里，养尊处优的有钱人家的病患可以得到精心而周到的治疗，那里的护士就像助产士一样温柔而耐心地照料病人。有一次，那是在他发病前不久，在一个轻浮的、衣着漂亮的女医生的劝告下—这种医生可以像古代的家庭医生在处方上写下大黄和蓖麻油那样，在给病人开的处方上漫不经心地写下“内心的激情”—冯·陶希格先生就娶了他的朋友艾希贝格的遗孀。陶希格先生的确经历了一次“内心的激情”，但他的病发作得更频繁、更严重。

他的妻子当初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丈夫去世之后，她拒绝了几个感情热烈的求婚者。只是出于礼貌之故，人们才闭口不谈她与其他男人私通的事。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种事不仅发生了，当事人还乐此不疲。

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难得有那么几条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普通市民属于二等公民，不过也有市民阶层出身的军官成了皇帝的侍从官；犹太人不能苛求更高的封号，但也有个别犹太人照样被晋封为贵族，照样可以成为大公爵的朋友；女人只能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生活，但也有一些女人可以像骑兵军官那样风流快活。今天的人们毫不留情地给这些准则贴上了“虚伪”的标签，对此我们的态度一向是：铁面无私，正直无畏，直言坦白。

在这位寡妇交往过的所有亲密的异性朋友中，只有科伊尼基没有向她求过婚。这个世界，还值得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注定要走向它的末日。在这个应继续任她摆布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以说，什么永恒的爱呀，什么结婚呀，什么生儿育女呀，都是毫无意义的。科伊尼基用他那忧伤的、淡蓝色的、略为外凸的眼睛打量着这位寡妇，说：“对不起，我不想娶你！”然后结束了他的吊唁。

于是，这个寡妇就嫁给了那位轻度精神病患者冯·陶希格先生。她需要钱，而他比一个孩子还听话，可以任她支使。一旦他的疾病发作期过了，他就叫她来。她来了，让他亲吻一下，然后把他领回家。

“再见！”冯·陶希格先生对一直将他送到医院栅栏前面的那位教授告别。

“不久就会再见的！”他的妻子说。此刻，她多么怀念丈夫发病的那些时光啊！

她最后一次拜访科伊尼基是在十年以前，那时的她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年轻寡妇。那一次，她也不是独自一人回家的。有一个少尉—一个和眼前这位一样年轻而忧伤的少尉—陪伴她回家。他叫埃瓦尔德，是一位重骑兵军官，那时边界地区还驻有重骑兵团。如果没人陪她回家，那将是生活中最痛苦的事；可是，如果陪她回家的是一位中尉，那才真令她失望啊！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一个年纪较长、军阶较高的人陪同。十年以后也许可以。

但是，年纪正以一种残酷无声的步履，有时还带着一丝狡猾的伪装向她逼近。她数算着一个个从她身边逝去的日子。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仔细地数数那些细密的皱纹，这是夜晚不知不觉间在她酣睡中为她编织的岁月之网。但是，她有一颗少女般的心，她祈求青春永远停留在那个逐渐衰老的躯体中，宛如藏诸深宫的美好秘密。

冯·陶希格太太的人生是用来等待的。对于每一个她长久等待的年轻人，她都会用热情的拥抱来迎接他的到来。不幸的是，他只是在火车的连廊徘徊。她以忧伤、饥渴而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她而去。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来去匆匆。他们是幼稚的巨人族，像一群大昆虫，笨拙而匆忙；他们是一支傻瓜部队，像一群大笨鸟，妄想展开沉重的翅膀；他们是这样的勇士，当人家蔑视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当人家嘲笑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占有者；当人家稍稍给点甜头，他们自以为是享受者；他们是一帮粗鲁野蛮的家伙。尽管如此，只要她还活着，就总要等着他们。

也许，有朝一日，这群昏聩杂乱的人群中会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白马王子。

他没有出现！她等啊，等啊，可他一直没有出现！她老了，他还是没有出现！

冯·陶希格太太日益增长的年岁犹如在年轻人面前筑起的堤坝。正是由于害怕他们那挑剔的目光，她总是不加选择地满足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冒险。她随心所欲地去迷惑那些呆头呆脑的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一丁点儿变化都没发生。

她打量着特罗塔少尉。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她揣度着，也许他经历过一些伤心的事情，但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聪明。他的感情不会强烈澎湃，但也不会轻浮随便。他是如此不幸，她能做的最多的只是使他再高兴起来罢了。

今天早晨，特罗塔获准了三天假期回去处理“家务事”。下午一点钟他在军官餐厅向伙伴们辞行。在一片羡慕和欢呼声中他带着冯·陶希格太太走进了头等车厢，当然，他为此也多付了一笔费用。

夜幕降临，他感到害怕，就如同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子一样。他走出车厢来到过道抽烟，其实抽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站在过道里，他思绪混乱。透过车窗他看见夜色中的火车头上不停地冒出炽热的火星，迅速地集聚在一起，又迅速地消失。他还窥见那黑乎乎的森林和静谧的星空。他又回来轻轻地推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车厢。

“也许我们应该坐卧铺车！”那女人突然说道，她在黑暗中发出的声音令他害怕，“您得不停地抽烟！您可以在这儿抽嘛！”

显然，她还没有睡觉。火柴光照亮了她的脸。它枕在那深红色的软垫上，围在乱蓬蓬的黑发中间，显得很苍白。是的，坐卧铺车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小小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红红的光。火车驶过一座桥，车轮发出隆隆巨响。

“这些桥呀！”她又说，“我担心它们会坍塌！”

是的，少尉心里想，让它们坍塌吧！

灾难终将来临，他只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姗姗而至的灾难之间加以选择就行。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火车快速地经过一个个车站，车站上的灯光不时地照进车厢，陶希格太太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一声不吭，他想着他更应该去吻她而不是和她说话。对于陶希格太太所期待的吻，他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过了下一个站再吻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突然，那个女人伸手去摸车厢的门闩，摸到后，随即又插上了。特罗塔俯身拉住她的手。

此时此刻，和埃瓦尔德少尉在十年前曾经历过的那一场爱情体验又回到冯·陶希格太太身上，而且也是在这条铁路线上，也是在这个时间。天晓得，说不定也是在这个车厢。但是那个骑兵少尉早已消失，就和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那些人一样从她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肉体的欢愉像汹涌的波涛冲刷她的记忆，把一切爱的记忆冲刷得无影无踪。

冯·陶希格太太的名字叫艾莱莉，人们通常叫她艾莉。在每个温情的时刻这个名字常常被温柔地喊出，听起来有那么一丝暧昧之情，也有一股新鲜之感。这个年轻人让她得到了重生，她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命名，她成了一个孩子，而且像她的名字一样新鲜。尽管如此，她还是忧郁地—出于习惯吧—意识到她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她在年轻人面前总是敢于坦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一种大胆的谨慎吧！此外，这句话还会给她带来一连串的亲昵举动。她又把那些谙熟于心的柔情蜜意的话语一股脑地倒了出来，这些话她曾倒背如流地对这个年轻人或那个年轻人讲过。此刻又该轮到—她是多么熟悉这类爱情游戏的先后次序—男方用那套陈词滥调请求她不要谈年纪和时间。她心里清楚，这种请求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她等待着。可是，特罗塔少尉却不吭声。他真是个固执的年轻人。她担心他的沉默是宣判爱的死刑。

她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我比你大几岁呢？”

他茫然不知所措，人们一般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他也毫不相干。他感到她的皮肤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变化很快。这是突然的气候变化，这是神奇的爱情表现，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就把各种季节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这个女人的肩上。时间的法则失灵了。

“我能做你的母亲了！”那女人细声细气地说，“猜猜看我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忧伤的年轻人回答道。

“四十一岁！”艾莉小姐说。

她一个月前才过了四十二岁生日。但是女人天性不愿讲真话。她们受着大自然的保护，不会轻易老去。假如瞒了三岁，那也许太过自负。不过，仅仅从岁月那儿偷走微不足道的一岁，那还不算是对真相的掩盖。

“你撒谎！”出于礼貌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很粗暴。

她心里重新升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感激之情，于是她紧紧地拥抱着他。车站的白色灯光飞快地从窗前掠过，照亮了车厢，也照亮了她那苍白的脸蛋，暴露出她那赤裸的肩膀。少尉低下头，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的怀中。她感到了一种善良的、快乐的、母亲般的痛苦。一种母爱流向她的双肩，给它们注入了新的力量。她要亲亲热热地对待她的情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觉得窝在她怀里的情人仿佛就是一个新生儿。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她不再担心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反而为之祝福。

当初夏的曙光破窗而入，她毫不畏惧地向年轻的少尉展露那尚未上妆的脸。她当然估计到会有一线曙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她靠坐着的那个车窗此刻恰巧正对着东方。

特罗塔少尉感到了世界的不同。这才是爱情，这才是他梦想的爱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像个孩子—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似的向母亲表示感谢。

“到了维也纳，我们住在一起，好吗？”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她不停地思忖。她满怀母亲的自豪感打量着他，仿佛为了弥补他身上的某种缺陷，仿佛为硬塞给他某种道德准则而庆幸。

她想象着一系列的、没完没了的小型庆祝活动。他们很幸运地刚好在庆祝基督教圣体节的时候到达维也纳。她要在看台上准备两个位子。她要和他一起观赏那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那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当时奥地利各阶层的妇女都喜欢观赏的活动。

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华丽壮观的色彩使坐在看台上的她焕发出一种久违的青春活力。从少女时代起她就热衷于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庆祝活动。她对游行活动共有哪些阶段、分几个部分、有哪些规则早就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大概并不亚于皇室的统治者，就如戏院世袭包厢里的老戏迷熟悉他们喜爱的剧目的每一场戏差不多。然而，这不同寻常的熟稔丝毫没有消弭她观赏游行的热情，反而增加了新的激情。

卡尔·约瑟夫的心里不禁又燃起了一些幼稚可笑而又富有英雄气概的梦想。当初暑假回家时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他曾产生过这样的梦想。这些梦想给他带来过幸福和满足感。古老帝国整个威严的军队从他眼前整齐走过。少尉想起了他的祖父，那位索尔费里诺英雄，想起了父亲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父亲就像高高耸立的哈布斯堡权势群山中的一块小小的但又坚固的岩石。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海上，在陆地上，或是在空中，一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随时随刻为皇帝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曾经几次立下誓言。此刻，那些誓词被激活了。它们都站了起来，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立起来，一个字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统帅那淡蓝色的眼睛——在皇朝帝国的许多墙壁上挂着的画像上变得越来越冷淡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慈父般的关爱和恩惠，像整个蓝天似的注视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照亮了浅蓝色的步兵裤。

穿着咖啡色军装的炮兵队伍正从他眼前经过，他们庄严的气势体现了弹道科学的严肃性。穿天蓝色衣服的波斯尼亚人头上戴着血红色的军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艳红。在豪华的漆黑马车里坐着的是戴着金羊毛勋章的骑士和满面红光身着黑衣的地方专员们。

继他们之后是气势威武的戴着高高的马毛皮帽的步兵卫队，到了皇帝跟前时也不得不压抑一下他们的激情。最后是尘世的然而又总是圣徒般的小天使在嘹亮的军乐声伴奏下演唱国王之歌：《愿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歌声在站立的人群、行进的士兵、碎步慢行的战马和默默滚动的马车上空回响，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方飘荡，形成了一个回荡着乐曲的天空，一个黑黄色曲调的华盖。

少尉的心既平静安宁，同时又蠢蠢欲动，这种奇异的症状足以挑战医学的权威。节奏缓慢的圣歌中不时腾起一阵欢呼，就像大军旗中偶尔夹杂着一面小白旗。那匹灰白色的马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它具有皇家牧场驯养出来的那种名马的威严风采。跟在这匹领头马后面的是龙骑兵中队急骤的马蹄声，宛如在检阅场上奏出的优雅雷鸣。乌金色的头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响亮的军号送来了欢快的号令：请让开！请让开！皇帝陛下驾到！

皇帝真的来了！

八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着他的圣车。身穿镶金边的黑色上衣，头戴白色假发的侍从官骑在马背上。他们看上去像天神，其实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奴仆。圣车两旁各站着两名匈牙利卫兵，肩上披着黄黑相间的豹皮。他们使人想起了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卫士。弗兰茨·约瑟夫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国王。皇帝穿的是人们在所有画像上常见到的那种雪白的上衣，宽大的帽子上饰有一束绿色的鹦鹉羽毛，在微风中轻轻飘拂。皇帝向四面八方微笑。那微笑就像他自创的一个小太阳一样安放在他那苍老的脸庞上。

圣·斯蒂芬大教堂传来了雄浑的钟声，这是罗马大教堂送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的问候。老皇帝以受到过报纸广泛赞誉的富有弹性的步伐下了马车，像个普通人那样徒步走进教堂；他，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正受到四周隆隆的钟声的迎候。

没有哪一位帝国皇家军队的少尉会无动于衷地观看这个庆典仪式的。卡尔·约瑟夫是内心最敏感的少尉之一。看着这金光闪闪的游行队伍走过，他并没有听见秃鹰阴郁的扑翅声。这群秃鹰已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n上空盘旋。秃鹰是它们的手足双头鹰的敌人。

不，这个世界并没有像科伊尼基所说的那样，已经走向毁灭，特罗塔亲眼看见它还活着！这个城市的居民，圣徒陛下的快乐臣民，他宫中的奴仆正从那宽广的环形大道上走过。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宫廷外院。穿着制服的门卫拿着手杖雄赳赳地站在古老宫殿的拱形大门口。他们是侍从中的天神。漆黑的马车架在带有细轮辐的高大橡皮轮胎上，停放在大门前面。那些高头大马用悉心保护的铁蹄在石子路面上拨来掠去。

戴着黑色三角帽，身穿金领衣，佩带细长宝剑的政府官员们庄重而又汗淋淋地从行进队伍中走来。

身穿白衣、头戴鲜花、手持蜡烛的女学生，被挤在她们的父母亲之间一起兴高采烈地走回家，好像成了父母亲的有躯体的、略带茫然的、也许是被殴打过的灵魂。

太太们身着盛装，头戴艳色礼帽，撑着华盖似的精致的太阳伞。她们像拿着绳子牵着她们的宠物狗一样正拉着她们的情人在散步。

身着蓝色制服、棕色制服、黑色制服并佩有金银饰带的各兵种的军人，在慢慢地向前移动，远远看去就像刚从南方花园中采摘来的、此刻又要送还遥远故乡去的、稀有的小树和植物。黑火焰般的大礼帽在那热情洋溢的红扑扑的面孔上方闪闪发光。

花花绿绿的饰带像彩虹一样挂在市民宽阔的胸脯前、马甲上和小腹上。

披着饰有红翻边、白羽毛的白天使披肩的御林军握着明晃晃的长戟排成宽宽的两行，森严壁垒般地从环形大道上压了过去。有轨电车、营业马车，甚至汽车见到他们也像见到童话故事里的魔鬼似的停了下来。

围着大围裙的胖胖的卖花女—仙女的城市姐妹—在十字路口和拐角处把深绿壶中的水往鲜艳的花束上泼洒。她们用含笑的目光祝福从她们身前走过的情人，一边把铃兰花扎在一起，一边信口开河地唠叨起来。

消防人员头戴金光闪闪的安全帽，哪里骚乱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大声嚷嚷着提醒人们小心火烛，防止火灾。

紫丁香和山楂的芳香扑鼻而来。城市的喧嚣声不足以淹没花园里黑鹂的欢叫和空中云雀的啼啭。世界将它的这一切美好都倾泻到少尉身上。他坐在车子里，身旁是他的情人，他爱她，他觉得他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天。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的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开始学着喝葡萄酒，就像他在边防驻地学着喝“180度”一样。他和那个女人一起坐在那家大名鼎鼎的餐馆里。餐馆的老板娘威严得像个女皇。餐馆的气氛像庙宇一样庄严，像城堡一样高贵，像农舍一样安静。在这里，高级官员们坐在世袭的席位上，那些招待他们的侍者看上去和他们一个样，要是对换一下位置，就可能分不清谁是客人谁是侍者。来这里的人相互都非常熟悉，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名字，就像哥哥熟悉弟弟一样，可他们却以王子般的礼遇相互打招呼。谁是年轻人，谁是年长者；谁是优秀的骑手，谁是糟糕的骑手；谁是勇士，谁是赌徒；谁是华而不实的人，谁是贪图功名的人，谁是宠儿，谁是愚蠢的继承人—这种愚蠢经过长期流传而变得神圣不衰，像格言一般处处为人称道，受人尊敬—谁是明天就会执掌大权的智慧者：他们心里都一清二楚。人们只要听到轻微的叉子和勺子的声音，就知道使用这些叉子和勺子的均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在餐桌上，就餐者发出那种带有微笑的耳语，只有谈话对方才能听得见。经验丰富的邻座还是可以揣摸其中的意思。一束静谧的日光从那高高的、挂着帷帘的窗子外透射进来，照在白色的台布上放射出一种平静的光泽。葡萄酒带着轻柔的咕咕声从瓶子里流出来。谁想叫侍者，只要稍微扬起眉毛就行了。在这种极具教养的静谧气氛中，一个眼睑的微动就和别处的叫喊声一样是一回事。

是的，少尉称之为“生活”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候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的：坐在平滑的马车里。马车行驶在浓浓的成熟的春天气息里，身边还坐着一个爱他的女人，她投来的每一个温存的目光都使他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信念：他是一个品格优秀的杰出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军官”，当然这是军队内部的称谓。他回想起他的生活几乎总是悲伤的、懦弱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尽管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过去会如此悲伤、懦弱和痛苦。死亡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但是他还是在追忆凯塔琳娜和马克斯·德曼特的那些悲伤的情绪中获得了一些甜蜜。按照他此刻的理解，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他理应得到一个漂亮女人的这种温情脉脉的目光。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要带着一点恐惧不安的神情看她。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像带个孩子似的把他带出来，让他过几天美好的日子？如果是这样，他可不答应。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谁要爱他，就得全心全意地爱他，死心塌地地爱他，至死不渝地爱他，就像可怜的凯塔琳娜那样爱他。谁知道，就在这个女人相信或者假称自己只爱他一个的同时，她脑子里究竟想着多少个男人呢？他是忌妒吗？没错，他是忌妒！而且，他一想到这里就会晕倒。一旦他忌妒起来，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留在这里，或者和这个女人一起走。另一方面，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留住她、考察她和赢得她。不错，他是个小小的穷少尉，每个月还要从父亲那里拿五十克朗，他还欠债……

“你们在部队经常赌钱吗？”冯·陶希格太太突然问道。

“我的伙伴们经常去赌！”他回答说，“比如瓦格纳上尉，他输了很多钱！”

“你呢？”

“根本不去赌！”少尉说，他知道此时此刻只有这样回答才显得有威力。他要起来反抗自己平庸的命运。他盼望能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假如他成了政府官员的话，也许他就有机会展现出他所具备的优秀品德，然后往上爬。一个军官在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里会有什么出息呢？索尔费里诺英雄在战争中以自己的行动究竟为自己赢得了什么呢？

“不要参与赌博！” 冯·陶希格太太说，“你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有赌运的人！”

这话惹恼了他。于是，他急不可待地想证明自己是幸运的，他处处幸运！他开始考虑他的秘密计划，今天的，现在的，今天夜里的。他的拥抱似乎很短暂，是他将在明天抛出去的爱情考验。作为一个男子汉，他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是有威力的。

他想到了时间，看了看表，想出了一个及早离去的托词。

艾莉小姐主动叫他走了。“不早了，你得走了！”

“明天上午见！”

“明天上午见！”

旅馆门房告诉他附近有一家赌馆。少尉去了，那里的人热情而有礼貌地向他表示欢迎。他见到了几个职位较高的军官。按照军事条例规定，他毕恭毕敬地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他们懒洋洋地向他挥了挥手，莫名其妙地凝视着他，好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人家是按照军队的规矩这样做的；好像他们早就不是军队的成员了，只是还穿着军服而已；好像这个一无所知的新来者使他们想起了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那时他们曾经也当过军官。他们正处在生活中一个不同的、也许是一个比较秘密的阶段，只是他们的制服和星衔还能使人想起明天天一亮他们又要重新开始的那种日常生活。

少尉清点了一下他的现款，共有一百五十克朗。就像他在瓦格纳上尉那里看到的那样，他把五十克朗往口袋里一揣，其余的放在烟盒里。赌室里有两个轮盘赌。他在其中的一个边上坐了一会儿，没有下赌注。至于牌，他认识得太少，他不敢去玩牌。他非常冷静，出奇的冷静。他看着一堆堆红的、白的、蓝的筹码一会儿变小了，一会儿变大了，一会儿移到这里，一会儿移到那里。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到这里来就是要看见他们都移到他的位置上来。他决定下赌注了，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义务，现在必须去完成罢了。他赢了。他把赢得的钱拿出一半压上去，他又赢了。他不去看颜色，也不去看数字。他沉着冷静地往任何一个位置上下赌注。他赢了。他把赢来的钱全部压上去。这是第四把，他又赢了。

一个少校向他挥了挥手。特罗塔便站起身。

少校说：“这是您第一次到这儿来，您已经赢了一千多克朗。您还是马上走的好！”

“是，少校先生！”特罗塔少尉听了他的话就走了。他感到遗憾的是，正当他交换筹码时，少校叫他走。他怨恨自己居然会听从随便哪个人的旨意，为什么要被人支走呢？为什么没有勇气再返回去呢？他走了，带着对自己的不满和对自己首次赢钱的不快之感走了。

已经很晚了，街上静悄悄的，他甚至可以听到远处马路上行人的脚步声。高高的房屋挡住了他的视线，在狭窄的街巷里他只看到一线夜空，几颗星星在眨眼，显得陌生而宁静。

一个黑影拐过街角，迎面向少尉走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毫无疑问，准是个醉汉。少尉马上认出他：画家莫泽。他通常在夜间夹着皮包，戴着宽边软帽在城内的街道上转几圈。他伸出一个手指敬礼，然后开始兜售他的画：“姑娘，姑娘，各种姿态的姑娘！”

卡尔·约瑟夫停下脚步。他想，是命运之神把画家莫泽派到这儿来的。他并不知道，如果他也住在这个城市，而且晚上也出来转悠的话，那么几年以来他也许每晚会在这同一时刻在城里的某个街巷碰见这位画家教授。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存放起来的五十克朗，递给了这个老人，仿佛有人悄悄地命令他这么做，仿佛他是在执行一项命令。就像他这个样子，就像他这个样子！他思忖着。他真幸福，他做得非常对！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他想说服自己画家莫泽这样做是对的，可是说服不了。于是，他更加惊慌了。他多么想喝口酒，就像一个灵魂和躯体都很饥渴的酒鬼那样渴望喝酒。突然间，他觉得视力模糊，听力减退。他得立即、就地喝上一杯。

少尉转过身去，叫住了画家莫泽，问道：“哪里有酒喝？”

这是一家彻夜营业的咖啡馆，离沃泽勒大街不远。在这里可以喝到斯里沃维茨酒，可惜这种酒比“180度”度数低。少尉和画家一起坐下来喝酒。渐渐地，少尉心里明白了，他早就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早就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出色男子汉。确切地说，他很可怜，很不幸。他不得不听从一个阻止他去赢得数千克朗的少校的话，他对自己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感到十分痛苦。不！他生来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陶希格太太和赌馆里的那个少校乃至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拿他寻开心。唯有这一位，只有这个莫泽，才是他可以真心称之为朋友的人。画家是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可靠的人。他应该让他知道这一点！这个出色的人是他父亲最老也是唯一的一位朋友。为什么卡尔·约瑟夫要对他感到羞愧呢？他画过他祖父的画像啊！

特罗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力图从空气中汲取勇气。他说：“您可知道，我们早就认识？”

画家莫泽伸伸脑袋，他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闪来闪去，然后问道：“早—就—认识？亲眼见过？您当然认识我，因为我是个画家，是远近闻名的画家。抱歉，真抱歉，恐怕您弄错了！或者……”—莫泽担心起来了—“可能是您认错人了？”

“我姓特罗塔！”少尉说。

画家戴着眼镜，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少尉，伸出一只手，然后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他抓着少尉的手，把它从桌面上拉过来一半，向他欠下身去。两个人就这样在桌子中间像兄弟般长时间亲吻。

“您父亲还好吗？”画家问道，“他还在做官吗？他已经当了总督了吧？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段时间，我曾在这里碰见过他。在人民公园，他给了我一些钱。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他的儿子，一个小男孩—哦，等一下，大概是你吧。”

“没错，那是我，”少尉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很早很早以前的事！”

他还记得，当时他一看见搭在父亲大腿上的那只黏糊糊的手就感到害怕。

“我要请您原谅，真心话，请多多原谅！”少尉说，“我当时对您态度很差，我对您态度很差！原谅我吧，亲爱的朋友！”

“没错，态度是很差！”画家证实道，“我原谅你！别再提它了！你住在哪儿？我想陪你回去！”

咖啡馆关门了。他们手挽手，跌跌撞撞地走过僻静的小巷。

“我们得在这儿分别了，”画家喃喃地说，“这是我的住址！明天来看看我吧，亲爱的小伙子！”

他递给少尉一张业务名片。他常常在咖啡馆里分发这种名片。

第十四章

特罗塔少尉归队的那天是个暗淡的日子，也是一个忧伤的日子。

他再次来到两天前游行队伍走过的这些马路上走了走。那天，他曾一度对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豪感。可是今天，回归的念头一路陪伴着他走到这儿，就像一个看护人员牢牢地守护着一个俘虏似的。

平生第一次，特罗塔希望奋起反抗控制他生活的军规。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很听话，现在他不愿再顺从下去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但他清楚度假并不是自由，就像演习不是战争一样。他能想到去打这样的比方，是因为他在当兵—因为战争就是士兵的自由。他意识到自由所需要的弹药就是钱。他随身带着的这笔钱，就某种意义来说，宛如他们军事演习时所射出的空包弹。他可曾拥有过什么？他有足够的钱享受自由吗？他的祖父—索尔费里诺英雄—留下什么财产了吗？他将来还会从父亲那里继承什么呢？他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呢？现在它们像一群陌生的鸟雀似的纷纷向他飞来，在他脑子里筑巢，而且还烦躁不安地飞来飞去。此刻，他听到了这个大千世界模糊不清的呼喊声。

他昨天获悉，科伊尼基今年要比往年提前离开他的故乡，而且要在这个星期带着他的情人一起去南方。他尝到了忌妒的滋味，对朋友的忌妒；而这种忌妒使他备感羞愧。

他即将回东部边境。但那个女人和那个朋友准备结伴去南方。直到这一刻，“南方”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闪烁出各种迷幻的色彩，而这些色彩只会出现在一个未知的王国。这个南方位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你瞧，就有那么一些国家，它们不受皇帝约瑟夫·弗兰茨一世的统治；它们有自己的军队，有数千名少尉驻扎在它们那些大大小小的驻军部队里。在那些国家，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名字毫无意义。他们也有王朝，他们的君主也有自己的救命恩人。对于专制国度的一个少尉来说，耽于这些想法简直糊涂透顶。考虑这些问题就和我们这号人去思考什么地球只是亿万天体之一啦，在银河系里有无数个太阳啦，每个太阳都有自己的行星啦，人本身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个体，说的粗野一些，只是一小堆粪土啦，等等之类的问题一样糊涂至极。

少尉赢得的钱花掉一些还剩七百克朗。再去找个赌馆吧，他已经不敢了。他害怕那位陌生少校，也许他是城里司令部派来监视年轻军官的哩。噢，谁说不是呢？他更害怕会想起那次可耻的逃跑。啊！他心里清楚，不管在哪个赌馆，只要有个比他职位高的军官向他招手叫他走，那他还会照样立刻离开赌馆，一百次都不会变。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已经无力追求幸福的患儿。他为此感到特别惋惜，但对他不无益处。他喝了几杯烧酒，刚才还困扰他的无力感此刻似乎得到了释怀。就像一个被关进监牢或是被送进修道院的人那样，少尉觉得自己身上的钱是沉重的负担，是多余的。他决定一下子把钱都花掉。

他走进父亲曾为他买过银烟盒的那家礼品店，为女友买了一条珍珠项链。他手里拿着鲜花，裤袋里揣着珍珠项链，愁眉苦脸地走到冯·陶希格太太跟前。

“我给你带了点儿东西！”他向她坦白，就好像是说我给你偷来了点儿东西。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一个精通世故的角色。当他把礼物举在手中的那一刻，他才想到这样说似乎太夸张，既贬低了自己，也许还侮辱了这位有钱的太太。

“请原谅！”于是他说道，“我本想买个小玩意儿—但是……”

他舌头僵硬了，脸也红了。他垂下了双眼。

哎！他不了解这些女人，这些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的女人啊！这个特罗塔少尉啊！他不知道，她们会欣然接受每一件礼物，就好像它们是能帮自己恢复青春的魔棒一样；他不知道，她们那聪明而饥渴的眼睛会有着全然不同的评估标准！况且冯·陶希格太太就是喜欢他这种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越是表现得年轻，那她本人也就变得越年轻！于是她机敏而又迅猛地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像亲吻孩子似的一个劲地吻他。她哭了，因为她马上就要离开他；她笑了，因为她此刻还搂着他，也因为珍珠是那样的美丽。

她泪流满面，动情地说：“你真可爱，非常可爱！我的孩子！”

话一说出口，她马上又感到后悔了，特别后悔说出“我的孩子”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使她一下子变老了几岁。庆幸的是她马上又觉察到，他此时很得意，像得到最高元帅亲自授予他奖章似的。太年轻了，她心里想，他居然不知道我的年纪！

然而，为了抹去她的真实年龄，为了把它淹没在她的激情海洋中，她紧紧搂住少尉的肩膀，柔弱温暖的肩胛骨使她的手变得慌乱起来。她把他拉到沙发上。她怀着对重回青春的强烈渴念对少尉进行了突然袭击，激情犹如一道强烈的电流从她身上爆发出来，击中了少尉，缚住了他，也御使着他。

她的眼睛向悬在她脸部上方的那张年轻的面孔闪射出感激和快乐的光亮。仅仅看见他就又使她变得年轻。她想保持青春的渴望和强烈的激情。就在那一瞬间，她还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少尉。但是过了不久，她又说：“可惜你今天就要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他问道。

如此真心诚意，真是个年轻的情人。

“等着我吧，我还会回来的！”说完这句话，她又担心年轻情人背叛爱情，赶紧补充一句，“可别欺骗我啊！”

“我只爱你一个人！”他干脆地回答，这种坚毅是对爱情忠诚的宣誓。

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特罗塔少尉驱车去了火车站。他到得太早，不得不久久地等着。不过，他觉得好像已经在路上了。他不愿意想他还待在城里，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每一分钟都是痛苦的，甚至是可耻的。他想早点儿离开这伤心之地，竭力地缓和情绪。

终于上了车，他沉浸在一种幸福而又安然的睡眠中，一直睡到快到边防驻地时才醒来。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来接他，并告诉他，城里发生了暴乱，鬃毛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示威游行，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特罗塔少尉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科伊尼基这么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怪不得他要带着冯·陶希格太太一起到“南方”去！特罗塔是个怯懦的俘虏，他没有勇气立即转过身，登上列车返回去。

今天火车站前面没有停出租马车，特罗塔少尉只好步行回营，身后跟着奥努弗里耶，他手上提着行李。小杂货店都关了门。铁梁柱顶住了低矮房屋的木头门和百叶窗。宪兵们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巡逻。

除了从沼泽地里传来的那熟悉的蛙声以外，什么也听不到。沙地不知疲倦地卷扬沙土，风则十分慷慨地把尘土刮到屋顶、墙上、警戒围栏、木板路和零星的杨柳树上，看上去就像有几个世纪的灰尘积压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街巷里空无一人，难道人们已经预感到死神将至，遂全都躲在上了锁的门窗后面？少尉在心里嘀咕。营房前面设了双岗，所有的军官从昨天起就住在这里，布洛德尼茨的旅馆都空了。

特罗塔少尉向楚克劳尔少校报告他的归来。这位上司告诉他，这次旅行对他是大有裨益的。少校已经在边关服役了十几年，根据他的经验判断，旅行总归是有益无害的。少校以一种极为平常的语调对少尉说：“明天早晨，就派一个排，开到鬃毛厂对面的那条公路上去，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对罢工工人的‘煽动暴乱’行为采取武装镇压。”这个排就由特罗塔去指挥。“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少校补充道，“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派宪兵队去就足以对付那些罢工工人，我们只需要保持冷静，不要过早地采取行动。”归根结底，要由行政当局决定狙击部队是否要采取行动；这种事对一个军官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试想他怎么能听任一个地方官对他指手画脚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项棘手的任务对于狙击营中最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种嘉奖；而且其他军官还没有休假呢，再说，服从上级是军人的天职……

“遵命，少校先生！”少尉说完便退了出去。

楚克劳尔少校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少校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请求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去执行这项任务。再说，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也确实度过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美好假期。

特罗塔穿过庭院，走进食堂。命运为他安排了这场政治示威游行。他就是为了这个使命来到这个边防驻地的。他确信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命运之神先赐给他几天美妙的假期，等他归来后再来摧毁他。军官们坐在食堂里。他们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迎接他，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位归队者的热忱，不如说是出于想“打听消息”的好奇心。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了声：“那件事怎么样？”

唯有瓦格纳上尉说：“等麻烦过去了，明天他就会跟我们讲的！”他这么一说，大家顿时沉默了。

“如果我明天被打死了呢？”少尉特罗塔对上尉瓦格纳说。

“嘘，活见鬼！”上尉回答说，“一个令人讨厌的死神！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他们都是些穷鬼。不过，说不定他们最终是对的！”

特罗塔少尉还没有想到过那些工人都是穷鬼，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对的。上尉的话一下子点醒了他，是的，那些人都是穷鬼。

于是，他喝了两杯“180度”后说：“那我干脆不让开枪！也不让动刺刀！让宪兵队去对付他们吧！”

“你一定得做你必须做的事！你自己明白！”

不明白！此刻，卡尔·约瑟夫心里确实不明白。他喝着喝着很快就兴奋起来，进入了一种敢作敢为的精神状态：拒绝服从命令，离开部队，赢一大笔钱。不能再让死尸躺在他人生的道路上！

“离开这支军队吧！”马克斯·德曼特曾经对他这样说过。少尉扮演一个怯懦者的角色已经太久了！他没有离开军队，却被调到这个边防驻地来了。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他明天不是就要被降格成一名高级卫兵吗？后天，特罗塔也许还得到街头去值勤，回答陌生人的问路呢！荒唐啊，和平时期士兵所扮演的角色！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他们将会在这些军官食堂腐烂下去！但是他，特罗塔少尉，谁知道呢？说不定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南方”的某个咖啡馆了！

他急切地、大声地对瓦格纳上尉讲了这一切。有几个伙伴围着他，听他讲。有几个根本没心思去打仗。他们觉得，如果有较多的军饷，比较舒适的驻地，比较快的晋升，那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几个对特罗塔少尉感到陌生，还有点儿困惑。他是个宠儿，刚刚经历了一个美好的旅行，才回来呀，怎么明天就派他去执行任务呢？他能乐意吗？

特罗塔少尉感到自己被一种敌意的静谧包围着。自入伍以来，他头一次决定要激怒这些军官伙伴。他了解什么最能刺痛他们，于是说：“我有可能去军事学院呢！”

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不呢？军官都这么说。他是从骑兵部队来的，为什么不能去军事学院呢？他肯定会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甚至会破格当上将军，可以功成名就。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最多才当上个上尉，才刚刚被允许穿系马刺的长筒皮靴，所以，叫他明天去制止暴乱，对他是没有坏处的。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路了。因为部队调整了作息时间，所以得抓紧时间，赶快上路，赶到那个有利于军事行动的位置去。虽然那场“煽动暴乱”的游行要到正午时分才会发生，但特罗塔早上八点就踏上了那条宽阔的尘土飞扬的公路。在那些看上去既宁静又危险的干净整齐的步枪架后面有许多士兵，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有的在溜达。云雀喳喳，蟋蟀唧唧，蚊子嗡嗡。他们可以看见远处田野上农妇的花头巾在闪耀。她们在欢快地歌唱。有时候，那些本地出生的士兵还和她们对歌。他们当然知道她们是在那边田野里干活！但是要在这里等候什么呢？他们可就不知道了。要打仗了吗？他们今天下午就得去送命吗？

附近有一家乡村小酒馆。特罗塔少尉打算去那儿喝一杯“180度”。低矮的酒馆里挤满了人。少尉意识到，坐在这里的人全都是今天正午时分要去工厂外面集合的工人。他一身戎装跨进店门，铿锵有力，令人害怕，在座的人都闭上了嘴。他在柜台旁边站了下来。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店主摆弄着酒瓶和杯子。特罗塔背后的沉默好似一座寂静的大山。店主给他倒了一杯酒，他一饮而尽。他感觉到大家都在等他离开这个店。他多么想对他们说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他既不能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离开这里。他不想表现出胆怯的样子，于是又接连喝了几杯烧酒。店里的人们仍然沉默不语。也许他们正在他背后手语交流，但他并没有转过身去。他终于离开了这家小酒馆。他感到他是从那些死一般的寂静中逃出来的。数百道目光宛如一支支乌黑的长矛直往他后脖上戳。

回到队伍中间时，他觉得似乎有必要下令“集合”，虽然现在还只是上午十点钟。他感到无聊。他深知无聊会使部队纪律松散，而操练则可以提高部队的士气。一转眼间，全排站成两排横队，整整齐齐地站在他面前。突然，也许是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他感觉到这些男人身上那动作精准的四肢就好似冰冷机器上的死零件一样，毫无生机。全排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屏住呼吸。特罗塔刚刚在那家小酒馆感受过工人咄咄逼人的沉默，此刻，他突然意识到，世界上一定有两种沉默。也许，他继而想到，正如有许多响声一样，会不会有许多种沉默呢？当他踏进那家酒店时，谁也没有向那些工人下集合令，但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瞬间沉默了。一股逼人的仇恨从他们的沉默中涌流出来，就像暴风雨前的闪电从阴沉的云层中涌流出来一样。

特罗塔少尉侧耳聆听。可是从这一动不动的队伍那死一般的沉默中什么也没流出来。他看到的是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的面孔，一张挨着一张。大多数面孔让他想起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他们嘴巴大，嘴唇肥厚，厚得几乎合不拢。眼睛细长，明亮，但目光空洞无神。他，可怜的特罗塔少尉，就这样站在他的队伍前面。尽管头顶是初夏明媚的蓝天，四周是云雀的欢唱、蟋蟀的唧唧和蚊子的嗡嗡，但他仍然相信士兵们死一般的沉默要比这白天所有的声音还要强烈。

他坚信他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么究竟哪儿是我的归属呢？他困惑地问自己。队伍还在等待他的下一道命令。那么哪儿才是我的归属呢？不归属于小酒馆的那些工人当中！或许，斯波尔耶才是我的归属？回归故里？我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犁耙而不是剑吗？少尉仍然让他的队伍僵硬地站着！

“稍息！”他终于下命令了，“枪放下！全排解散！”

队伍又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士兵们躺在步枪架后面，农妇的歌声从远处的田野传来，士兵们又和她们对起歌来。

宪兵队从城里开来了。地方专员霍拉克带来了三个加强排的卫兵。特罗塔少尉认识他。他的舞跳得很好，是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生性风流却又老实巴交。虽然他的父亲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常常提到他曾经当过邮递员的父亲。今天按照值勤条例规定，他穿上了带有紫色翻边的深绿色制服，佩带宝剑。他那短短的小胡子像麦浪一样闪着金灿灿的光。老远就能嗅到他那肥胖、红润的面颊上飘来的脂粉香味。他仿佛在过礼拜天或看阅兵表演一般快活、兴奋。

他对特罗塔少尉说：“我的任务是立刻解散这里的聚会，剩下的就是您的事，少尉先生！”

他命令他的宪兵占领工厂前面那个荒凉的场地。据情报说工人们要在那里集合。

特罗塔少尉说了声：“是！”便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他等着。他多么想再喝一杯“180度”啊，可他不能再进那家小酒馆了。他看见中士、下士以及一等兵纷纷钻进了小酒馆，然后又看着他们回来。他舒展四肢躺在路边的草地上等候着。

快到正午了，太阳升得老高。远处田野农妇的歌声已经停歇。从维也纳回来后，特罗塔少尉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从逝去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唯一想到的只是那个女人。现在她大概已经在南方，她丢下了他，不，是背弃了他。此刻，他在边防驻地，躺在路边上等候着—不是向敌人进攻，而是去对付那些游行示威的工人。

他们来了，是从小酒馆那个方向走来的。首先传来的是激昂的歌声。这首歌不仅少尉从未听过，这个边境地区其他的人也从未听过。这是《国际歌》，是用三种语言演唱的。地方专员霍拉克因为职务上的关系熟悉这首歌。特罗塔少尉则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似乎觉得，他曾在小酒馆感觉到的那种沉默现在转化成了这首歌的旋律。风流的地方专员既庄严又兴奋，他从一个宪兵身边走到另一个宪兵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特罗塔再一次发出了“集合”的命令。密集的示威人群像飘落在地上的乌云从两列横队的步兵旁边走过去。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他想起了那个五彩缤纷的基督教圣体节庆祝游行。刹那间他好似觉得这股反叛者的乌云正向皇帝的游行队伍席卷而去。一股崇高的力量从他身体喷涌而出，驱使他去观看那些景象。他好像看见两个时代，犹如两块巨大的岩石在对撞，而他，少尉本人正夹在这两块巨石之间，被撞得粉碎。

士兵们把枪放到肩上。他们对面，一些看不见的手把一个男人举了起来。他的头和上半个身子正露在黑压压的一群人的头顶上。这群密密层层的人正在不停地向前移动着。过一会儿，这个被举起的身躯差不多成了那群人的中心。他的手高举着，嘴里发出一种听不懂的声音。人群在高声叫喊。

地方专员霍拉克站在少尉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他猛地将笔记本一合，迎着人群向马路对面走去。他走得很慢，夹在两个引人注目的宪兵中间。

“我以法律的名义！”他叫喊道。

他那响亮的声音掩盖了那个演讲者的声音。集会被命令解散。

短暂的沉默过后，是异口同声的叫喊。一张张面孔旁边还出现了一双双男人的白色的拳头。每一张面孔都夹在两个拳头之间。宪兵们手挽着手，像根链条似的紧紧连接在一起。示威人群马上连成一个半圆形队伍，他们边跑边喊地向宪兵们冲过来。

“上刺刀！”特罗塔命令道。

他抽出指挥刀。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耀，不愿意看见指挥刀闪烁的残酷反光投射到马路那边示威者集聚的地方。宪兵们的头盔和刺刀突然淹没在示威的人群中。

“面向工厂！”特罗塔命令道，“全排出发！”

狙击手们开始向前进。顿时，一个个黑乎乎的铁家伙、一根根褐色的木条和块块白色石头朝他们飞过来，发出阵阵呼啸声、嗡嗡声、呼呼声和喘息声。

霍拉克像个黄鼠狼似的跑过来，悄悄地对少尉说：“下令开枪，少尉先生，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下令开枪啊！”

“停止前进！”特罗塔命令道，“打！”

按照少校楚克劳尔的指示，狙击兵们对空打了第一枪，顿时一片寂静。这时可以听见夏日午后祥和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和煦的阳光，它融合在被士兵和示威人群扬起的尘土之中，融合在子弹打出去后随风飘散的淡淡的火药味之中。突然一个女人响亮的嚎叫声划破了这短暂的平静。示威人群中有些人显然以为这个女人是被子弹击中了，于是他们又随便抓起一个东西就往狙击兵身上砸去。先是几个人动手，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第一排的狙击兵有几个已经倒下去了。特罗塔少尉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右手握着指挥刀，左手正向放手枪的口袋摸去。

耳边响起的是霍拉克的悄悄的说话声：“开枪！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下令开枪吧！”片刻之间，足有数百个奇奇怪怪而又毫不相干的念头和设想在他脑海里滚动着。有时一下子涌来好几种想法，杂乱无章的声音在他的心头轰响着，一会儿命令他要有同情心；一会儿又叫他不要心软；一会儿提醒他说，他祖父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一会儿又恐吓他说，他已经死到临头了，同时又暗示他只有自己牺牲才可能是这场战斗最理想的结局。他举起了手，他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从他嘴里连续地发出“打”的命令。他还能看到这一回枪头是对准示威人群的。一秒钟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一部分示威者看起来好像要逃跑，或者说只是假装要逃跑，实际上只是拐了个弯，跑到狙击手的背后，特罗塔的队伍也因此而处于示威者的前后夹击之中。

射手们打出第二批子弹时，石头和有钉子的木板条直往他们的后背上和后脖子上扔过来。有个什么东西也正好砸在特罗塔少尉的头上，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接着，示威者还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他身上扔。士兵们失去了指挥，只好拿着枪朝示威者乱扫，迫使他们逃跑。整个战斗持续不到三分钟，当士兵们按照上士的命令集合成两列横队时，公路上的尘土中躺着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工人。医院的救护车过了好长时间才到达。

特罗塔少尉被送进了小小的驻军医院。医生诊断他为颅骨骨折和左锁骨骨折，还有患上脑膜炎的风险。这个显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赐给了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次锁骨骨折—再说，活着的人（也许皇帝是例外），谁也不知道，特罗塔家族的兴起正是归功于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一次锁骨骨折。

三天以后，特罗塔少尉果然患了脑膜炎。要不是少尉在被送进驻军医院的那天苏醒过后急切地请求少校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那么部队肯定会通知地方官的。少尉昏迷不醒，足以令人担忧，但少校决定稍后再定。因此，直到两个星期以后地方官才得知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暴乱事件和儿子在这次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他最先是从反对派政治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反对派认为军队，认为狙击营，尤其是下令开枪的那位特罗塔少尉必须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负责。特罗塔少尉确实面临受审查的危险。那是由军事当局进行的一种安抚反对派政治家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为被告恢复名誉找理由，甚至有可能受到某种嘉奖。话虽这么说，地方官还是无法心安。他给儿子发了两个电报，又给少校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少尉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给父亲写了简单的报告，再说，他并不担心他的健康。

他思忖着，又有尸体躺在他的路上。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军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去见父亲，也不能对父亲讲，上帝一定知道，他该有多想念他的父亲。他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想回到父亲身边，但他也清楚父亲那里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从军也不再是他的职业。虽然将他送进医院的事让他感到恐惧，但他还是那样庆幸自己的状况，因为生病在床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用立即将决定转化为行动。他安然地置身于令人不快的消毒水气味之中，置身于光秃秃的白墙和病床之间，忍受着疼痛让人给他换绷带，接受护理人员严厉而又慈母般的照料，接受伙伴们不厌其烦的来访。他还读了几本父亲从前送给他的业余读物—从军校毕业后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些书—现在每读一行他就会想起他的父亲，想起那些静谧的夏日礼拜天的上午，想起亚克斯，想起乐队指挥内希瓦尔，想起《拉德茨基进行曲》。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来看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话。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最后唉声叹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期票，请特罗塔签字。特罗塔签了，是一千五百克朗。卡普图拉克一定要特罗塔担保。瓦格纳上尉立马高兴起来。他详细地讲到他打算买一匹划算的赛马，让它参加巴登举行的赛马比赛。他还讲了一些趣闻逸事，便急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主治医生脸色苍白，黯然神伤地站在特罗塔的床边说：瓦格纳上尉死了。他是在边界的森林里用枪自尽的。他给伙伴们留下了一封遗书，并给特罗塔少尉留下了衷心的问候。

少尉没有去想那张期票和他签字的后果。他发烧了，他梦见那些死者在喊他，对他说，现在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亚克斯老人、马克斯·德曼特军医、瓦格纳上尉和那些被打死的素不相识的工人站成了一排，齐声呼喊他。在他和这些死者之间放着一张废弃的轮盘赌台。谁也没有去动赌台上的那粒弹珠，它却在不停地滚动。

他的高烧持续了两个星期。军事当局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推迟对特罗塔的调查，并向有关的政治部门提出，军队同样是可悲的牺牲者：边境上的政府当局要为此承担责任，必须及时加强宪兵队伍建设。一时间，一大堆关于特罗塔少尉事件的案卷相继出现。案卷很长，每个部门的有关单位还在上面喷洒墨水，像浇灌花卉似的，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最后，整个案卷被呈送给了皇帝的军人内阁。有个特别细心的高级会审官发现，这位少尉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这位英雄虽然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他和最高统帅无疑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少尉一定会受到高层的关注，所以说，最好还是等一等，不要急于审查他。

皇帝刚刚从巴德伊舍回来，但他不得不在一大早七点钟就开始研究这个叫卡尔·约瑟夫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问题。皇帝已经老了，尽管在巴德伊舍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起索尔费里诺战役。他离开了写字台，以老人的步态在简陋的书房踱步，连老侍从都感到惊讶，他不安地敲了门。

“进来！”皇帝说。

他看到进来的是老侍从，便问：“蒙诺沃什么时候到？”

“八点，陛下！”

到八点还有半个小时。皇帝再也忍受不了。为什么偏偏是特罗塔这个姓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为什么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呢？他真的已经老了吗？从巴德伊舍回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到底多大年纪了，因为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必须用今年减去出生年月。每个年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的，而他的生日却偏偏是八月十八日：是的，假如每个年头都是以八月开头的话，那该多好啊！比方说，假如他出生于一月十八日，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现在，他确实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八十二岁，还是八十三岁，到底是八十三岁还是已经到了八十四岁！他又不想去问别人，他是皇帝啊！大家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多一岁或少一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算是年轻一岁，也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特罗塔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皇室审计官肯定知道，但他八点钟才会来！哎，说不定，这个老侍从也知道呢。

皇帝停住了急促的短步询问老侍从：“您说说，您知道特罗塔这个姓吗？”

皇帝本来想和平常一样用“你”称呼老侍从，但是这次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十分尊重了解历史事件的人，所以就改用更尊敬的称呼“您”。

“特罗塔！”皇帝的侍从说，“特罗塔！”

他，这位侍从，也老了，他恍惚地想起了一个读本上写的那篇题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文章。突然，这个回忆犹如一轮太阳照在他的脸庞上，使他的脸庞放出耀眼的光彩。

“特罗塔！”他喊道，“特罗塔！他救过陛下的命啊！”

皇帝走到写字台前。清晨，美泉宫内鸟雀的欢叫从书房敞开的窗户飞进来。皇帝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他听见了吧嗒、吧嗒的枪声，他感到有子弹擦过了他的肩膀，有人冲过来按住了他的双肩，他倒在了地上。突然间，他觉得特罗塔的姓氏很耳熟，就和索尔费里诺这个名字一样熟。

“对了，对了！”皇帝一边说，一边挥手，并在特罗塔的案卷边上写道：“妥善处理！”

随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鸟儿在欢呼；老人朝它们笑笑，仿佛看见了这些鸟儿似的。

第十五章

皇帝已经衰老了。

他是世界上最老的皇帝。死神围着他转悠，转了一圈又一圈，年复一年销蚀他的岁月。整个田野的庄稼都已经一扫而空了，唯有这位皇帝像一株被遗忘的银色禾秆，依然兀立在那儿等候着死神的再次收割。

多年来，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总是十分茫然地看着远方。他的脑壳已经秃了，像一块圆弧形的荒地。他的连鬓胡子全白了，像一对雪白的羽翼。他脸上的皱纹像一片乱糟糟的灌木丛，镌刻着几十年的光阴。他的身躯很消瘦，背也有点儿驼。在室内他常常迈着急促的碎步转来转去。可是，一旦走到室外，他就竭力让双腿硬朗起来，膝盖灵活起来，脚步轻快起来，脊背挺直起来。

他的双眸透出一种刻板的仁慈神色，似乎是要证明这是一双属于皇帝的眼眸。表面上看，它们好像在注视着前来觐见的人，在向他们每一个人致意，实际上那些面孔只不过是从两只眼睛边上一闪而过。它们只是直勾勾地注视着那条细柔的生死界线。即使有房屋、森林或高山阻隔，皇帝的眼睛也能看见那条地平线上的生与死。

人们常以为弗兰茨·约瑟夫老糊涂了。可是，也许事实相反呢？他预见到帝国的太阳即将落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一定会在这个太阳下山之前死去。有时候，他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倾听别人的絮絮叨叨，可谁知道他的无知是装出来的呢？因为他喜欢用孩童的天真和老人的机智迷惑别人。有时候，他们自命不凡地想显示比他更聪明，他也会假装很高兴。为什么不呢？

他把聪明智慧隐于天真质朴之中，因为一个皇帝不宜表现得像谋士一样聪明。他宁愿装得愚笨一些，也不愿表现出聪明的样子。出去打猎时，他心里明白有人会把猎物送到他的猎枪口上。虽然他还可以打到别的猎物，但他仍然只打送到他猎枪口的那些猎物。对于一个老皇帝来说，他不宜去拆穿别人的诡计，告诉他们其实他的枪法比一个森林管理员还要好。如果人家给他讲童话故事，他便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因为一个皇帝不宜指责别人善意的谎言。如果人家在背后嘲笑他，他便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因为一个皇帝不宜洞察出别人的嘲笑。只要他不计较，那么这种嘲笑也是愚蠢的。如果他发烧了，周围的人吓得直发抖，御医却谎称他身体无恙。尽管皇帝知道自己在发烧，他仍然会说：“感谢上帝！”这是因为一个皇帝不会惩罚一个撒谎的医生。再说他对自己的死期十分清楚。许多个晚上他明知自己在发烧，而他的御医却毫不知情。他依然还活着。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时候他病了，却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他身体很好，他们却说他病了，他便装出有病的样子。哪里有人认为他仁慈和蔼，他就表现出很和善的样子；哪里有人说他冷漠，他的心就会流血。他活了很长时间，完全知道讲真话是愚蠢的。他允许他们撒谎犯错。他并不相信那些多事者在他的帝国疆土传颂的有关他的传奇，更不相信他的世界会千秋万代。但是，一个皇帝不宜和多事者以及老滑头计较，所以他干脆一声不吭。

虽然他休养得很好，御医对他的脉搏、他的肺、他的呼吸都很满意，但从昨天起他就开始流鼻涕。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件事，否则就会阻止他去观看在东部边境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他想再看一次军事演习，至少要去一天。是那位救命恩人的案卷—他又忘记了这个人的名字—唤起了他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回忆。他不喜欢战争—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打败仗—但他爱军队，爱演习，爱军服，爱练武，爱阅兵，爱列队行进和连队操练。有时，看见那些军官戴的帽子比他的帽子还高，看见他们制服裤子上的熨迹，黑漆皮靴和制服上衣的高领子，不免有些生气。许多军官还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不久前，他在街上偶然遇见了这样一个国防军军官，他整天闷闷不乐。可是，当他走到他们中间去时，他们会把规矩和炫耀区分开来。他在这里可以毫无顾忌地呵斥这个人或那个人。可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军队里的一切行为都是恰如其分的。皇帝自己在军队里甚至也只是个士兵。他喜欢听军号，虽然他表面上装出对行军计划不感兴趣的样子。他知道是上帝亲自把他安排在皇位上的，但是他也会在某些虚弱的时刻因为自己不是前线军官而感到沮丧。他心里对参谋部的军官总是有些不满。他还记得，在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归途上他像一个中士似的对那些不守纪律的部队大发雷霆，命令他们重新整队。他深信，十个好的中士比二十个总参谋部的参谋还要管用，可是这事他又能对谁讲呢？

他渴望观看军事演习！

他将感冒隐藏得很好，流鼻涕时尽量不去掏手帕。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观看军事演习的决定。他要让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和他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他很想看到地方当局由于没有预先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而露出的绝望神情。他不害怕，他很清楚死神暂时还不会收走他。所有人为他的计划感到吃惊，并试图劝阻他。他坚决要去。

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了宫廷列车，径直向帝国东部边境驶去。

在离俄国边界不到十英里的Z村，人们在一座旧宫里为他准备了住所。其实皇帝本人更青睐给军官们安排的某间茅草屋。多年来，他从没有享受真正的部队生活。有一次，仅仅一次，也就是在那次不幸的远征意大利途中，他在床上看到了一只真正的活跳蚤，但他对谁都没有说过这件事。他是一个皇帝，皇帝的金口是不能提虫子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这么认为。

人们关上了他卧室的窗户。夜里，值勤的卫兵都睡着了，皇帝则辗转反侧，无法安眠。为了不惊醒别人，他静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推开那扇又高又窄的窗户。他伫立窗前，呼吸着秋夜凉爽的空气，凝望着深蓝色夜空闪烁的星星，还有地上士兵们点燃的红色篝火。

他曾经读过人们为他写的传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弗兰茨·约瑟夫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写的是我，老皇帝思忖着，说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可是我喜欢篝火呀！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少尉，永远那么年轻。也许我的确不那么浪漫，他心里想，但是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年轻人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继续想到，我是十八岁登上皇位的。“登上皇位”—这个说法太大胆。此时此刻，他很难相信自己是一个皇帝。一点儿没错！人家满怀敬意进献给他的那本书里就是这样写的。毋庸置疑，他就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窗外是拱形的蔚蓝色夜空，繁星点点。无边无际的苍穹下是平坦而辽阔的田野。有人告诉他窗户是朝向东北的。这么说他正在眺望俄国。边界线，不用说，当然是看不到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此刻当然很想看到帝国的边界线。噢，这是他的帝国！他微微一笑。

蔚蓝色的夜空，广阔无垠，繁星闪烁。皇帝穿着皱巴巴的白色睡袍伫立窗前，看上去是那么的消瘦而苍老。凝望着这深邃莫测的夜空，他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在他帐篷前面巡逻的卫兵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都要比他强壮多了。他，军队中最瘦弱的一个！他，军队的最高统帅啊！每个士兵都向万能的上帝宣誓：效忠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他是上帝恩宠的皇帝陛下！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上帝，万能的上帝，就藏在那星光璀璨的蓝天后面—真是不可思议啊！夜空中那闪烁的繁星就是他的星斗，顶盖在大地之上的是他的苍穹。慷慨仁慈的他将这大地的一部分，即奥匈皇朝帝国，赏赐给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则是个消瘦的老头，他正站在敞开的窗前，每时每刻都害怕受到卫兵的惊吓。

蟋蟀在唧唧叫。它们的歌唱，像夜空一样无止境的歌唱，犹如天上的星斗一般唤起了皇帝心底的敬畏感。有时，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是天上的星星在歌唱。他感到一丝寒意，但又怕关上窗户，也许不会像刚才开窗那么顺利。他的手在颤抖。他想起来了，很久以前他应该观看过在这里举行的军事演习。是的，就连这个卧室也从那个被遗忘的记忆中呼唤出来了。但他不清楚那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事：十年？二十年？还是更长一些？他觉得自己好像漂浮在时间的海洋上，漫无目的地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时常会冲回到看起来十分熟悉的礁石上。有朝一日，他也许会在某个地方毁灭。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是的，他感冒了！前厅里没有什么动静。他小心翼翼地关好窗户，光着消瘦的双脚摸索着回到床上。他把那圆圆的布满星辰的蓝色夜空一起带到了床上，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他入睡了，在拱形的夜空下入睡了，仿佛他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野外那蓝色的天穹下面。

每当到了“战场”—他总是这样称呼军事演习—他都是在凌晨四点钟准时醒来。他的侍从已经站在他的房间里。他知道他的贴身副官们已经站在门后等候着。一天的生活又得开始了。一整天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才会在夜里瞒着所有人独自在窗前站了足足一刻钟。一想到这个靠他的狡黠而偷来的快乐，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他对着那个老侍从和刚刚进来的勤务兵狡黠地一笑，勤务兵吓得直发抖，像个死人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他为皇帝狡黠的一笑而惊惧，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皇帝的吊裤带而惊惧，为皇帝那乱蓬蓬的、有点像线团似的连鬓胡子惊惧—那狡黠的一笑像一只安静、疲倦而又苍老的小鸟在胡须间跳来跳去，为皇帝蜡黄的面色惊惧，为皇帝那不停地掉落头皮屑的秃头顶而惊惧。他不知道是应该陪着这个老人笑，还是该默默地等候着。

皇帝突然吹起了口哨。他故意把嘴唇撅得尖尖的，羽翼似的胡须也在微微地相互碰撞。皇帝吹的是一首名曲，不过有点走调，听上去像是在吹一支小牧笛。皇帝接着说：“霍德思老爱吹这首歌，我想知道这是首什么歌！”可是，老侍从和勤务兵谁也回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皇帝洗脸时已经把这首歌忘光了。

这是难熬的一天。弗兰茨·约瑟夫看了看日程安排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安排得满满的。在这个小村庄只有一个希腊东正教教堂。弥撒首先由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做，然后才轮到希腊东正教神父做。宗教仪式活动最容易使他感到疲倦。他觉得他在上帝面前必须像一位士兵在上司面前一样聚精会神。他已经老了！上帝要是能给我免除这些仪式就好了！他思忖道。可是上帝比我还老。我必须服从他的决定，正如军队的战士对我的决定一样不容更改。如果每个下级都想批评他的上司，那世界不就乱套了？

透过那高高的拱形窗户，皇帝看见上帝的太阳在冉冉升起。他跪下，并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很久很久以来，他每天早晨都要看日出。在他的长长的一生中，他几乎总是在日出之前起床，就像一个士兵总是比他的上司起得早一样。他熟悉日出的全过程。夏日的朝阳似火，给人以热烈、愉快之感；冬阳迟缓，常常是雾霭笼罩，显得暗淡浑浊。虽然他已记不清他曾遭受劫难或受命运眷顾的日期、星期、月份或年份，但是他清晰地记得他生活中每个重要日子的早晨。他记得，这个早晨阴沉沉，那个早晨明亮亮；这个早晨红彤彤，那个早晨雾蒙蒙；这个早晨雨丝丝，那个早晨风徐徐。他每天早晨都要下跪祈祷，在胸前画十字，就像有些树木那样，无论是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斧头的砍伐，或是春天霜冻的摧残，抑或是温暖和煦的阳光照射，它们每天都要向晨曦舒展它们的叶片。

皇帝站起身。他的理发师来了。他每天早晨都要把下颚伸过去，让理发师把他的连鬓胡子修好，刷刷干净，这已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冰凉的剪刀在他的鼻孔前和耳垂下移来移去，弄得他痒痒的，有时候还不得不打喷嚏。今天，他坐在一面椭圆形的小镜子前，安宁而热切地注视着理发师那瘦削的双手。理发师每剪下一小撮头发，每摆动一下剃须刀，每拉一下梳子或刷子都要往后退一步，用战战兢兢的双唇嘘气似的呼出一声：“陛下！”皇帝根本听不清他嘘气似的耳语，他只看见理发师的双唇在不停地翕动，却不敢发问，所以他只好想，这人有点儿神经质。

“您叫什么？”皇帝问。

理发师一步跳到门口，彬彬有礼，但又不失军人的风度。他的军衔是下士，在国防军只当了半年的兵，因为把他的上校侍候得无可挑剔，所以赢得了上校的好感。这种跳，既是鞠躬之态也是坚毅之姿，皇帝满意地点点头。

“哈滕斯坦！”理发师大声说道。

“你为什么要那样跳啊？”弗兰茨·约瑟夫问道，但没有得到回答。

下士理发师又战战兢兢地来到皇帝跟前，慌手慌脚地完成他的工作。他希望远远离去，快快回到营房去。

“您等等！”皇帝说，“啊，您是下士了！您入伍很久了吗？”

“半年，陛下！”理发师支支吾吾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是下士了？我那个时候，”皇帝说，口气有点儿像个老前辈，“从来没有那么快！不过，您看起来的确是个很出色的士兵。您愿意一直留在部队吗？”

理发师哈滕斯坦有老婆有孩子，在奥洛莫乌茨还有一个生意不错的店铺。他曾经几次假装患风湿病以便尽快退伍，但他不能对皇帝说个“不”字。

“愿意，陛下！”他说。他知道这样的回答无疑是搅乱了他的全部生活。

“哦，那好吧。现在提升您为中士！不过，可别那么紧张呀！”

就这样，皇帝赐给了一个人幸福。他真高兴，他真高兴，他真高兴呀！他为这位哈滕斯坦做了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白天的行程可以开始了。他的车子已经在等候。他们缓缓地爬上山坡，向小山丘顶的希腊东正教教堂驶去。它那金色的十字架在初升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军乐队在演奏帝国国歌：“上帝保佑……”

皇帝下了马车，走进教堂。他跪在圣坛前面，翕动嘴唇，不过他并不是在祈祷。他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位理发师。万能的上帝不可能像他赐福下士一样垂青于他，多么无情啊！耶路撒冷之王，这便是上帝所能赐予一个陛下的最高职衔。而弗兰茨·约瑟夫早已经是耶路撒冷之王了！太无情了！皇帝暗自思忖。

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他，外面村子里还有犹太人在等候他。他们已经把那些犹太人给忘了。哦，还有犹太人！皇帝闷闷不乐地想着。好，叫他们进来吧！不过得抓紧，否则去看军事演习就太迟了。东正教神父匆匆结束了弥撒。乐队又一次奏响了帝国国歌。

皇帝走出教堂时是上午九点整。军事演习是上午九点二十分开始。弗兰茨·约瑟夫决定不坐马车去而改为骑马去。他叫人把车赶了回去，自己则骑着马去接见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村头出口处—那里有一条宽广的马路，它既通向他的住所，又通向军事演习场地—像乌云似的向皇帝涌来，黑压压一片。全村的犹太人向皇帝鞠躬，宛如田野里一根根奇异的黑色秸秆在风中摇曳。他从马鞍上只能看见他们俯下去的后背。他又骑马向他们靠近了一些，才看清他们在和煦的秋风中飘拂的长胡须，有银白色的，有漆黑色的，有火红色的；还看清了他们那高鼻梁朝着地面，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皇帝穿着蓝色的大衣，坐在白马上。他的连鬓胡子在秋日银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缕缕薄雾从四周田野缓缓升起。

犹太人的首领穿着黑白条纹相间的祈祷服，拖着随风飘动的胡须向皇帝迎面走来。皇帝骑着马一步一步前行。犹太老人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他仿佛在一个地方停住，但身子仍然在动。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一股寒意袭来。他突然停止了前行，他的白马因受惊也驻足而立。皇帝跨马下来，他的随从们也跟着下了马。他朝前走去，擦得锃亮发光的皮靴沾满了公路上的灰尘，狭窄的靴边粘上了厚厚的灰色的泥巴。黑压压的一群犹太人向他涌来。他们的背一会儿直起来，一会儿又弯下去。他们漆黑色的、火红色的和银白色的胡须在风中摇曳。那个犹太首领在距皇帝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怀里抱着《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即《摩西五经》的紫红色大羊皮纸卷，饰有金色的皇冠，上面的小钟发出轻轻的响声。犹太首领把《摩西五经》敬献给皇帝。他张开那掉光了牙、周围胡须丛生的嘴，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祝福词，这些祝福词是犹太人参见皇帝时非念不可的。

弗兰茨·约瑟夫低下头。晴朗的银色秋日在他黑色的皇冠上空飘浮着。空气中回荡着野鸭的尖叫声，远处农舍传来公鸡高昂的歌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犹太人群中响起一阵低沉的咕咕哝哝的声音。他们的后背弯得更低了。蔚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没有一丝云彩。

“衷心祝福您！”犹太首领对皇帝说道，“祝福您的世界千秋万代，永远流传！”

这我知道！弗兰茨·约瑟夫想。他和这位犹太首领老人握了握手，随即转过身去，又跨上了他的大白马。

他策马向左，从满是硬泥块的秋日田野上急匆匆地奔跑过去，身后跟着他的随从。风送来了骑兵上尉考尼茨对身旁的朋友说的话：“那个犹太人讲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皇帝从马鞍上回过头来说了声：“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亲爱的考尼茨！”便继续策马朝演习场奔去。

弗兰茨·约瑟夫根本不了解军事演习有何意义。他只知道“蓝军”与“红军”在交战。他一切都得听人家给他解释。

他不停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别人都以为他想弄明白但却弄不明白，他对此感到特别高兴。

“白痴！”他这么想。他摇摇头，别人还以为他的头在摇晃是因为他是个老人。

“我明白，我明白！”他还在不停地说。

军事演习场上两军激战正酣。蓝军部队驻扎在Z村外大约两英里的地方。两天来，他的左翼部队在红军骑兵部队的进攻下不断地往后撤。它的中心部队占领着P地，此处多山丘，因而易守难攻。但是红军部队此刻正集中火力攻打它的中心部队与其左右两侧部队的结合部，试图切断中心部队与两侧部队的联系。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中心部队就有被包围的危险。它的左翼部队正在撤退，而它的右翼部队非但没有往后退，反而还在慢慢地向前推进，同时还显现出有拉长战线的意图，看情形，它们是想包围敌军的侧翼。按照皇帝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陈旧的排兵布阵。如果由他来指挥红军部队的话，他就会通过不断地后撤，来吸引蓝军部队最精锐的另一翼部队，把它尽可能拖得精疲力竭，最后就可以在它和中心部队之间找到一个暴露的空地。

皇帝什么也没说。他正为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实而苦恼：上校卢加蒂，一个特别爱慕虚荣的里雅斯特人，把他的大衣领子翻得高高的。弗兰茨·约瑟夫坚信只有意大利人才会这样。噢，就是制服上衣的领子也不可能弄得那么高，而且上校为了让人看见他的军阶，还把这个高得可怕的大衣领子故意敞开。

“告诉我，上校先生，”皇帝问道，“您这大衣在哪儿做的？在米兰？可惜我已经把那里的裁缝的名字全都忘了。”

卢加蒂上校赶紧双脚并拢，将大衣领子扣好。

“这下人家会错把您当成少尉，”弗兰茨·约瑟夫说，“您看上去很年轻！”

说完，他用马刺踢了踢他的白马，朝一座山丘飞奔而去。按照惯例，司令部肯定驻扎在那个山丘上。他决定，如果演习时间持续过长，他就要中断这场“战斗”，因为他更愿意看到列队行进的演习。弗兰茨·斐迪南肯定会别具一格。他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干脆站到某一边，发号施令。获胜的当然总是他，谁会去战胜作为皇储的将军呢？皇帝用那双苍老的淡蓝色的眼睛扫过一张张面孔，全都是一些爱慕虚荣的小伙子！他暗想。要是在几年以前，他准会对此大动肝火，可是再也不会生气了，再也不会生气了！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年纪，但当别人围着他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一定很老了。有时，他仿佛觉得自己正从人们中间和大地上飘走。他越久地注视他们，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他们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撞到他的耳朵上立刻又消失了。要是有人惨遭不幸，他们就会谨小慎微地把这件不幸的事讲给他听。哎，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能忍受！巨大的痛苦已经在他的心里安下了家，而新的痛苦又如久违的兄弟一般前来拜访这些旧日的痛苦。他再也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欣喜若狂，当然也不会艰难地忍受痛苦。此刻，他真的要叫他们中断“战斗”，叫他们开始列队行军演习。

他们站在广袤的田野上，各个兵种的部队都来了。可惜他们穿的都是土灰色制服，这又是一件不讨皇帝喜欢的新奇改革。不管怎样，好在骑兵部队的裤子还是血红色的，它们犹如一团团火在那满是枯黄麦茬儿的田地上燃烧。它们像火苗冲出了陆军制服那土灰色的云层。一柄柄长佩剑在行进的纵列和横列队伍前面闪动。白色衬底的红十字在机枪部队后面闪闪发光。载着炮兵的沉重马车过来了，那些炮兵看上去像古代的战神。那些漂亮的褐色和栗色战马顺从而又威武自豪地突然竖起了前蹄，以后蹄而立。弗兰茨·约瑟夫从他的双筒望远镜里能看见每一个排的动作，他一会儿为他的军队感到自豪，一会儿又为要失去它而感到惋惜。这是因为他看见他的军队有的被消灭了，有的被打散了，有的被分散在辽阔帝国的许多民族中间。哈布斯堡王朝那巨大的金色太阳落下去了，掉落在宇宙无底的深渊里，摔得粉碎，变成了一个个小太阳。这些小太阳作为独立的星球照耀着一个个独立的民族。他们再也不会接受我的统治！老皇帝思忖道。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又思来想去，因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

皇帝从山坡上走下来，开始检阅一动不动的部队，几乎是一个排、一个排地看过去，这令所有的指挥官感到沮丧。他偶尔也从队伍的行列中穿过去，看看士兵的新背囊和面包袋，不时地把他们的食品罐头抽出来看看，问一声里面装的是什么。看到有些士兵面孔呆板，他就问一下他们的故乡、家人和职业，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听到他们的回答就走开了。有时，他也伸出一只苍老的手，拍拍某个少尉的后背。就这样，他来到特罗塔所在的狙击营。

特罗塔痊愈回到狙击营已经有四个星期。他站在他所在排的队伍前面，脸色苍白，精神憔悴，神情落寞。当皇帝向他走近时，他为自己的落寞而感到惋惜。他觉得自己这是在玩忽职守。军队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最高统帅对他来说也很陌生。此刻的特罗塔就和一个既失去了故乡、又失去了思乡之情的人一样。他很同情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的这位白胡子老人，他那么好奇地触摸着士兵的背囊、面包袋和食品罐头。他多么希望能再一次产生那种飘飘然的陶醉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每逢庆典之际他都会产生那种陶醉感；在家里，在那些夏日的星期天，在父亲的阳台上，在每次举行阅兵庆典的时候，在他得到任命的时候以及几个月前在维也纳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的时候，他都曾产生过那种陶醉感。此刻，他就站在距离皇帝才五步远的地方，可他的心一点儿也激动不起来。在他那挺立的胸膛里充满了对这位老人的同情。

楚克劳尔少校絮絮叨叨地说了些程式化的套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兰茨·约瑟夫不太喜欢他。他甚至有些怀疑这位少校指挥的狙击营是否毫无瑕疵。他决定仔细地看看。他认真地注视着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

他指着卡尔·约瑟夫，问道：“他病了吗？”

楚克劳尔少校向皇帝禀告了发生在特罗塔身上的事。这个名字像个钟铃一样不断在耳边敲响，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恼人。他又回想起那堆案卷里描述的事情，而且，那沉睡已久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经历又在他的记忆里苏醒过来。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上尉的身影。他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滑稽可笑的召见中那个上尉坚决要求取消那篇爱国主义的读物。那是第十五号读本。皇帝此时连编号都想起来了。他真高兴，因为这微微地证明了他具有“良好的记忆力”。他的心情显然好多了。楚克劳尔少校似乎也不是那么不讨人喜欢。

“我还清楚地记得您的父亲！”皇帝对特罗塔说，“他很谦虚，索尔费里诺英雄！”

“陛下，”特罗塔少尉回答说，“那是我的祖父！”

皇帝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像是受到时间巨浪的冲击，使他突然和这位少尉隔离开来。是的，是的！他虽然能够记起这本读物的编号，却记不起他已经度过的那些无数个岁月。

“哦！”他说，“那是祖父！哦，哦！您父亲是上校是吗？”

“W地区的地方官。”

“哦，哦！”弗兰茨·约瑟夫又重复了一遍。“我会记起的！”他补充了一句，这句话是对刚才所犯的错误表达的一种模糊的歉意。

他还在特罗塔少尉面前站了一会儿，但是他既不看特罗塔，也不看其他人。他已经没有兴致去检阅队伍，但又不得不装模作样地继续下去，要不然他们会发现他已经被自己的年岁吓倒了。

和平常一样，他的眼睛又在眺望远方，永恒之端已在那儿露出端倪。他只顾盯着远方，却没有觉察到一颗清澈的水珠出现在他的鼻子上。周围的人出神地凝视着这颗水珠。它终于，终于落在那浓密的银白色的短胡须里，深深地躲在里面，谁也无法窥见。

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分列式演习终于可以开始了。

a　一英里约合一点六公里。——编者注

b　可萨：大约公元6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古老民族。——译者注

c　辎重车：行军时运输部队用于携带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的车。——编者注

d　里维埃拉：意大利热那亚沿海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e　这是对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略带鄙视的称呼。——译者注

f　硬脂精：由脂肪经高压蒸煮、盐析和分离而制得，常用于制肥皂、蜡烛和化妆品。——编者注

g　将resolution（决议）中的字母s换成v，就变成revolution（革命）。——译者注

h　圣安东尼（约251—356）：修道士之父，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译者注

i　圣乔治：天主教的著名烈士、圣人，经常以屠龙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和绘画等领域。——译者注

j　按照西方习俗，下人、下属对主人、上级只能称“您”，如果称“你”，有不尊敬之意。——译者注

k　1英寸约合2.5厘米。——编者注

l　蒙特卡洛：摩纳哥的著名赌场。——译者注

m　杜卡特：13世纪到14世纪在欧洲通用的一种金币。——译者注

n　双头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象征，其形象常见于徽章和旗帜上。——编者注

第三部

第十六章

地方官家里和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变故。他觉察到了这些变化，并为此感到惊恐不安。有一些小小的迹象—当然这些迹象在他看来却意义非凡—让他明显感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他想起了科伊尼基的预言，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他要找一个新的侍从。有人给他推荐了许多更年轻、更体面的男子。这些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证明材料，当过三年兵，有的甚至还是中士。地方官有时带一两个回来“试用”一下。然而，他谁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叫卡尔、弗兰茨、亚历山大、约瑟夫、阿洛伊斯、克里斯多夫等等，地方官却试图把每个人都唤作“亚克斯”。其实那个真正的亚克斯原先并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是以这个名字自豪地度过了他长长的一生，如同某个著名诗人以他的笔名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诗歌。

过不了几天，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叫阿洛伊斯、亚历山大、约瑟夫的人都不愿意听到“亚克斯”这个伟大的名字。地方官觉得他们的这种野蛮任性不仅是对他的权威和对世界秩序的违抗，而且是对那位仙逝者的侮辱。怎么？他们还介意被唤作“亚克斯”？这帮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没有纪律的无用的家伙！

已故的亚克斯一直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侍从，乃至一个人类的楷模活在地方官的思念里。冯·特罗塔老爷对这帮后来者的忤逆行为感到不解，同时，他对轻率举荐这帮废物的主管人和主管机构感到惊讶。

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名叫亚历山大·卡克，这个名字他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总是会和某种仇恨连在一起。地方官发这个名字的音时，听上去他好像在枪毙这个人似的a。卡克很有可能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也很有可能在他服役的兵团当上了中士，这便会使人们对这个团乃至整个军队感到失望。在地方官看来，在这个皇朝帝国里，军队仍然是人们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地方官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是由捷克人组成的，由一个忤逆、顽固而愚蠢的民族组成的。噢，“民族”这个概念就是由他们编造出来的。在地方官的思想里，世界上可以有“人民”这个概念，但不能有“民族”这个概念。此外，总督府还颁发了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公告和命令，意思是要温和地对待“少数民族”。

冯·特罗塔老爷最痛恨“少数民族”这个词语，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少数民族”不是别的，而是由“革命党人”组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是的，他已经完完全全被这帮乌合之众包围了。他确信，他们正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在成倍地增长，显得与大众格格不入。而那些“忠诚的爱国者”的生育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少，这一点从他偶尔翻阅的人口统计册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个可怕的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上帝对这个帝国王朝感到不满。尽管他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确信上帝在亲自惩罚皇帝。

事实上，他渐渐地产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念头。自荣升为W地区的地方官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迅速地衰老。即使在他的连鬓胡子还是乌黑乌黑的时候，这个小城里也没有人会把冯·特罗塔老爷看成是一个年轻人。然而，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说，地方官老了。

他不得不改掉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自他从儿子驻守的边境地区回来以后，他再也不在早餐前出去散步了。他总是怀疑那些在他身边值勤的、经常轮换的侍从会忘记把信件放到餐桌上或者忘记开窗户。他讨厌他的女管家，他一直很讨厌她，但又时不时地要和她说上句话。自从老亚克斯不再侍奉他以后，地方官在用餐时变得沉默不语了。过去他那些不怀好意的言辞似乎是专门为亚克斯准备的，为的是得到那位老侍从的喝彩。那位老人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原来那些话是专门对亚克斯说的，就如一个演员在演播厅里为一个仰慕他演技已久的人表演一样。过去，地方官总是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现在干脆随便吃几口就离开餐桌。

当蛀虫正在墓穴里蚕食着老亚克斯的尸骨时，他觉得享受美味佳肴乃是对已故者的一种亵渎。有时地方官也怀着虔诚之心抬起头，凝望着上方，祈祷那位死者已经升入天堂，正在那儿注视着他。可是地方官看到的只是熟悉的天花板，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最简单的信仰，他的感官也不再受心灵的驱使。哎，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忘记去上班。在一些日子的早晨，比如说在某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他居然穿上礼拜天才穿的那件黑衣去教堂。到了外面，各种迹象表明今天毋庸置疑是工作日，而不是礼拜天。于是，他转身回家，换上平常穿的西服。相反，有几个礼拜天他忘了去教堂，躺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日里更长，直到乐队指挥内希瓦尔带着他的乐队出现在楼下时，他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准备了烤肉和新鲜的蔬菜。

内希瓦尔先生也进来喝喝咖啡。他们坐在书房里，抽着弗吉尼亚烟。内希瓦尔先生也老了。他很快就该退休，也不再那么勤地去维也纳。他讲的那些笑话，就连地方官也觉得都是老调重弹。他仍然不明白它们的含意，但它们已经在他的耳朵里磨起了茧，就和他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人一样，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很面熟。

“家里人好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谢谢，他们都很好！”乐队指挥回答道。

“太太身体还好吗？”

“她挺好的！”

“孩子们都好吗？”因为地方官一直不知道内希瓦尔先生有儿子还是女儿，所以二十多年来总是十分小心地问“孩子们”情况怎样。

“大儿子已经当上了少尉！”内希瓦尔回答。

“自然是步兵吧？”冯·特罗塔老爷习惯性地问道，顿时想起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是在步兵部队而不是骑兵部队。

“对，是步兵！”内希瓦尔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探亲，请允许我带他来见您！”

“当然可以，请带他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地方官回答道。

有一天，小内希瓦尔来拜访他。他曾在德国步兵团服过役，一年前退役了。按照冯·特罗塔老爷的看法，他长得“像个乐师”。

“你长得像你父亲，”地方官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实际上，小内希瓦尔更像他的母亲。

“像个乐师！”地方官这样说是指这位少尉脸上呈现出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一小撮金黄色的微微向上卷起的短胡须，就像一个卷曲的夹子，平放在那个又短又宽的鼻子下面；一对匀称的小耳朵，形状很美，像是瓷娃娃的耳朵；满头金发，从中间分开，干净整洁。

“一个快乐的小伙子！”冯·特罗塔老爷对内希瓦尔先生说。

“您满意吗？”他又问小内希瓦尔。

“说实话，地方官先生，”乐队指挥的儿子回答道，“还真有点儿无聊！”

“无聊？”冯·特罗塔老爷问，“在维也纳？”

“是的，”小内希瓦尔说，“无聊！您知道的，地方官先生，假如您在一个小小的驻地服役，那么您永远不会意识到您没有钱！”

地方官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冒失，在这里谈钱显然是不合适的。小内希瓦尔似乎在含沙射影地讽刺卡尔·约瑟夫的良好经济状况。

“我儿子虽然在边境服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他一直生活得不错，在骑兵部队时也是这样。”他特别强调了后一句话。他第一次为卡尔·约瑟夫离开骑兵部队而感到羞耻。内希瓦尔这号人肯定不能当骑兵！只要一想到这个乐队长的儿子自命不凡地以某种方式将自己与小特罗塔相提并论，地方官的心就会一阵绞痛。他决定试探一下这个“乐师”，从这个长着捷克式鼻子的年轻人身上他嗅到了一股明显的叛国气味。

“您喜欢当兵吗？”地方官问道。

“说实话，”内希瓦尔少尉说，“我更愿意找一个更好的职业！”

“您说什么？一个更好的职业？”

“一个更为实在的职业！”小内希瓦尔说。

“为祖国而战，不实在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当然，先决条件是得有实实在在的才干。”很明显，“实实在在”这几个字地方官是以讽刺口吻强调的。

“可我们实际上并不在战斗啊！”少尉反驳道，“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去参加战斗，我们可能根本不会那么实在。”

“为什么不呢？”地方官问道。

“因为我们肯定要打败仗。”内希瓦尔少尉说。

“现在时代变了。”他补充道。

冯·特罗塔老爷觉得小内希瓦尔的话听起来不无恶意。少尉眯起了那双小眼，好像它们完全消失了似的。他的上唇向上翻，露出了牙龈；嘴唇上方的小胡须触到了鼻子，这在冯·特罗塔老爷看来，简直就和某种动物的大鼻孔差不多。一个令人极为厌恶的小伙子，地方官思忖着。

“一个新的时代，”小内希瓦尔又说了一遍，“许多民族联合起来的时代不会太久！”

“哦，”地方官说，“这一切您是怎么知道的，少尉先生？”

地方官立刻意识到他的嘲弄苍白无力，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老兵，向敌人拔出的剑软弱无力，毫无威胁。

“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内希瓦尔说，“大家都这么说呀！”

“都这么说？”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您的军官伙伴们也都这么说？”

“是的，都这么说。”

地方官不再开口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一座高山上，而内希瓦尔少尉则在对面的一个很深的山谷里，显得非常的渺小！尽管在很深的山谷里，尽管显得很渺小，但内希瓦尔少尉是对的。这个世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旧的世界。它正在走向灭亡。在它走向灭亡之前，它的秩序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山谷要证明高山是错误的，年轻人要证明老年人是错误的，傻瓜要证明智者是错误的。地方官沉默了。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天午后，金色的阳光透过黄色的百叶窗照射进了书房。时钟嘀嗒嘀嗒响，苍蝇嗡嗡而鸣。地方官想起儿子卡尔·约瑟夫穿着一身骑兵少尉制服回来的那个夏日。从那天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多少时日？几年了吧！在地方官看来，这些年真是多事之年。太阳仿佛每天升两次落两次，每个星期似乎有两个礼拜天，每个月好像有六十天，一年好似变成了两年。尽管时间已经翻了一倍，但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时间欺骗了自己。他仿佛觉得永恒赐给他的不是实打实的真正时光，而是空对空的虚假年华。当他在鄙视那个站在对面痛苦之谷的少尉时，他也对自己脚下的山冈产生了不信任感。啊！这世界对他太不公正了！太不公正！太不公正了！地方官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公正的受害者。

他急切地盼望着斯科罗内克大夫的到来。几个月以来，地方官每天下午都要和他下棋。就连这种定时的棋盘上的对弈也是地方官生活中的变化之一。他早就认识斯科罗内克大夫，就和他认识咖啡馆的其他客人一样，关系不远不近。一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着，他们的脸都被各自拿着的报纸遮掩了一半。突然，像听到号令似的，两个人同时放下报纸，四目对望。他们几乎是同时发觉他们看的是同一篇报道。那是一篇关于席津区的夏令庆宴报道。在这个庆宴上，一个名叫阿洛伊斯·希纳格尔的屠夫由于具有超凡的食欲而在吃肋排比赛中获胜。为此，他获得了“席津食肉竞赛协会的金质奖章”。两个男人的目光交流着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喜欢吃肋排，可是为这种事而设立一个金质奖章实在是一个新奇而疯狂的想法！世界上是否有一见钟情的爱情，专家对此有所保留。世界上是否有那种一见如故的友情，特别是那种老年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专家倒不曾质疑过。斯科罗内克大夫越过他的椭圆形无框镜片瞧着地方官。与此同时，地方官也取下他的夹鼻眼镜。斯科罗内克大夫走到地方官的桌子跟前。

“下棋吗？”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

“乐意！”地方官说。

他们不用事先约定。他们每天下午准时来到咖啡馆。他们每天步调一致。下棋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也没有交谈的必要。有时，他们枯瘦的手指在小小的棋盘上相触，就像人们在狭窄的空间会撞到一起似的，便赶紧让开，然后再返回去。不管这些相触是多么不经意，但那些手指上好像长了眼睛和耳朵似的，能看透对方的心思，听到对方的心声。就在他们的手指在棋盘上碰触了几次之后，两个人仿佛觉得他们已相识多年，彼此间已不再有任何秘密。于是，有一天他们围着棋盘亲切地交谈起来，他们超越彼此熟识的手，渐渐地谈到了对天气、对世界、对政治和人民的看法。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是地方官心里对斯科罗内克大夫的评价。一个非凡卓越的人！这是斯科罗内克大夫心里对地方官的评价。

斯科罗内克大夫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根本无事可做。他在弗朗季谢克温泉小镇当医生，一年只工作四个月。他对世界的全部知识大多来源于他的女性病人，因为那些女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对他讲。自然，在这个世上，女人们几乎不会称心如意的。丈夫所从事的职业，丈夫对自己的漠不关心，丈夫订阅的报纸，世道的艰难，物价的上涨，政治的危机，战争的威胁，无聊的日子，情夫的不忠，男人的冷漠，自己的忌妒心，所有这一切无不一点点地损害着她们的健康。斯科罗内克大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以及她们的家庭生活，比如她们的厨房和卧室，她们的激情、习性和愚蠢。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妇道人家给他讲述的那些家长里短，最多只相信其中的一多半，他由此对这个世界有了非凡的认识。这比他的医学知识更有价值。即使在和男人们交谈时，他的嘴角都要习惯性地露出那种不置可否的微笑。他起皱纹的小脸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有所保留的善意表情。事实上，他对一个人既冷漠又亲热。

冯·特罗塔老爷心思单纯，他会觉察出斯科罗内克大夫这种狡黠的热诚吗？不管怎样，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斯科罗内克大夫是继年轻时候的朋友莫泽之后第一个值得他尊敬和信任的人。

“您在这个城里住了很久吧，大夫先生？”他问道。

“出生以来一直住在这里！”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太遗憾，太遗憾了！我们这么晚才相识！”

“我早就认识您，地方官先生！”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我偶尔见过您！” 冯·特罗塔老爷说。

“您少爷也到这里来过一次！”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那是几年前的事！”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地方官说。他想起了那天下午，卡尔·约瑟夫带着已故的斯拉曼太太的信回来，那是夏日的一个下雨天。小伙子在卖酒柜台旁边喝了一杯劣质白兰地。

“他申请调走了。” 冯·特罗塔老爷说，“现在他在狙击兵部队服役，在靠近东部边境的B区。”

“您为他感到骄傲吗？” 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他本来是想问：“您为他感到担忧吗？”

“是的，他的确是我的骄傲！当然是！”地方官回答道。

他迅速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斯科罗内克大夫。

他早就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的一切担忧告诉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老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倾诉对象。每天下午地方官都会再一次拿定主意和斯科罗内克大夫说说心里话，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开始那种亲密的交谈。斯科罗内克大夫每天都在期待。他预感到地方官打开心扉的时候到了。

几个星期以来，地方官一直把儿子的一封信揣在胸前的口袋里。这封信他必须回，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一天天地拖下来，这封信变得越来越沉，几乎成了一个装在口袋里的沉重负担。不久，地方官觉得这封信就好像是压在他衰老的心脏上。卡尔·约瑟夫在信中提到他想离开军队。是的，信的第一句话就赫然写道：“我打算离开军队。”地方官一读到这个句子就马上停下来，赶紧看看签名处，确认了这封信不是别人写的而是卡尔·约瑟夫写的。接着，他放下看书时戴的夹鼻眼镜以及那封信，坐在靠背椅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桌上还放着没有拆开的政府公函，里面也许有重要的消息和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公务。地方官这是第一次把他的公务放在一边，而专心考虑个人的私事。不管他是这个帝国王朝多么谦卑、忠诚的公仆，儿子要离开部队的念头给冯·特罗塔老爷带来的震惊，宛如他听到了整个皇家军队即将解散的通知。一切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世界似乎已经在开始没落！尽管如此，地方官还是决定批阅一下那些公函。他仿佛是一条沉船上的报务员，正在莫名其妙地履行一种徒劳无益的义务。过了足足一个小时，他才继续看儿子的信。卡尔·约瑟夫请求他的同意，地方官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

你的来信使我大感震惊。我要过些时候才能告诉你我的决定。

你的父亲

卡尔·约瑟夫没有回这封信。事实上，他中断了平常那种定期写信的惯例，地方官也因此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消息。每天早晨这位老人都要等儿子的回信，尽管他知道这种等待是徒劳的。每天早晨他等来的不是儿子的信件，而是那可怕的沉默。儿子沉默了，但父亲听到了他的沉默。他仿佛听到儿子每天都在宣告他再也不会顺从父亲的旨意。卡尔·约瑟夫的回信越是迟迟不来，地方官就越觉得难以下笔写信告诉儿子自己的决定。如果说冯·特罗塔老爷开始还觉得断然禁止儿子离开军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他已经越来越相信他没有任何权力禁止任何事。

地方官意志消沉。他的连鬓胡子出现了更多的银丝。他的双鬓已经全白。他的头有时垂到胸前，他的下颚和两翼连鬓胡子贴在那件上过浆的衬衣上。有时他突然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过了几分钟又惊醒过来，还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自从他改掉这些旧习惯以后，他的生物钟也发生了改变。正是那些习惯使他对每个小时、每一天都有精确的安排，而现在它们和那些空置的容器差不多，再不需要为它们担忧了。现在只有每天下午和斯科罗内克大夫下棋是需要准时去做的。

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时他正埋头批阅文件，外面传来了他的故友莫泽那十分熟悉的嗡嗡声，还有公务员竭力阻拦教授的声音。地方官摇了摇铃，通知教授进来。

“您好！地方官先生！”莫泽说。

他手里拿着宽边软帽和手提包，没有穿大衣，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远道而来、刚刚下火车的人，倒像是从对面屋子走过来的。地方官心里极为害怕，担心他这次来是打算在W城长期居住下去。

教授先退到门口，锁上了门，然后说：“这样人家就不会打扰我们，我的朋友！这件事可能会对您的前途有影响！”说完，他又走回写字台前，拥抱地方官，并在他的秃头上给了一个响吻，接着就在写字台边上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把帽子和手提包搁在脚前的地板上，不吭声了。

冯·特罗塔老爷沉默不语。他明白莫泽为什么会来，他已经三个月没寄钱给他了。

“请原谅！”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会马上把钱补给你！请您多多原谅！我最近烦心事太多！”

“可以想象！”莫泽说，“你家少爷很阔绰！我看见他每隔一个星期就去一趟维也纳。少尉先生的生活似乎过得挺快活！”

地方官站起身，把手放到胸前的口袋，他感觉到卡尔·约瑟夫的信还在那儿。他走到窗前，背对着莫泽，眼睛盯着院子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他问道：“你和他聊过？”

“我们每次见面都要喝上一杯，”莫泽说，“你家少爷还真是慷慨！”

“哦！他是很慷慨！”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

他迅速回到写字台前，拉出一个抽屉，点点里面的钞票，抽出几张，递给了莫泽。莫泽把钱塞进帽子被撕破的内衬和帽布之间，起身准备离去。

“等一下！”地方官说。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锁，对公务员说：“把教授先生送到车站去。他去维也纳。列车一个小时以后开出。”

“您忠诚的仆人向您告辞！”莫泽说着鞠了个躬。

地方官等了几分钟，便拿起帽子和手杖去咖啡馆。他今天稍稍晚到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已经坐在桌边，棋盘上已经布好了棋子。特罗塔老爷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长官先生！” 斯科罗内克大夫问。

“我今天不想下棋！”地方官说道。

他要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道：“我有件事想和您谈谈，大夫先生！”

“请吧！”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是有关我儿子的事。”地方官接着说。他用那种慢条斯理的略带鼻音的官腔讲述着他心中的忧虑，那神情仿佛是在和政府委员会汇报公务似的。他颇有条理地把问题分成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他一点点、一段段地讲述着他父亲的过去、他本人的过往以及他儿子的经历。等他讲完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屋子里点起了绿莹莹的煤气灯，它那单调的咝咝声在空荡荡的桌面上徘徊着。

两个男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地方官不敢朝斯科罗内克大夫看。斯科罗内克大夫也不敢看地方官。他们都闭上了眼睛，仿佛他们在一个尴尬的时刻被对方抓了个正着似的。最后，斯科罗内克大夫终于开口说：

“是不是和女人有关？您儿子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去维也纳呢？”

事实上，地方官从来没有想过这事和女人有关。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他居然没想到。于是，他以前听到的有关女人勾搭青年男子的所有传言—虽然不是很多—此刻都猛地涌进了他的脑海，同时也使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唆使，卡尔·约瑟夫决定离开军队，那么事情可能无法挽回。不过，人们至少看到了造成这个不幸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衰落不再是因为几股黑暗的、神秘的、无法识别的秘密势力。一个女人！他思忖着。不！他对女人一无所知！

他用官腔说道：“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女孩的事！”

“女孩！”斯科罗内克大夫重复道。他微笑着说：“说不定是个太太呢！”

“您是说，”冯·特罗塔老爷说，“我儿子真的打算结婚？”

“这个说不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不一定要和有夫之妇结婚。”

他意识到地方官头脑简单，心思单纯，属于那种需要再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的人，他决定像对待一个小学生那样和地方官谈谈。“我们别谈女人的事，地方官先生！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您儿子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想留在军队，这我能理解。”

“您能理解？”

“当然理解，地方官先生！我们军队的年轻军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他渴望的想必是战争，可是他清楚战争将会终结这个皇朝帝国。”

“终结皇朝帝国？”

“是的，终结，地方官先生！我为此感到遗憾！让您儿子做他想做的事吧。也许他更适合某个其他的职业。”

“其他的职业！”冯·特罗塔老爷重复道，“其他的职业！”他又说了一遍，他们又沉默良久。而后，地方官第三遍说：“其他的职业！”

他努力使自己对这几个字熟悉起来，但是它们总是像“革命”或“少数民族”之类的字眼一样使他感到陌生。地方官觉得自己似乎等不及这个世界的终结。他用干瘪的拳头敲打着桌子，圆圆的硬袖口碰得嗒嗒响。小桌子上方那盏浅绿色的灯在微微地摇晃着。地方官问道：

“什么样的职业，大夫先生？”

“他也许，”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会在铁路部门找到工作！”

地方官似乎看到了儿子穿着一身乘务员制服，手里拿着给车票打孔的锥子。“工作”这个词仿佛冰雹似的打在他那衰老的心上，他打了个寒战。

“哦，您真的这么想？”

“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站起身，斯科罗内克大夫也跟着站起来，说：“我送您回去！”

他们穿过公园，下着雨，地方官没有撑开他的雨伞。不时有一些大雨点从浓密的树冠上落在他的肩膀和硬邦邦的帽子上。四周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稀疏的几盏路灯将银白的灯头隐藏在黑暗的树叶之间。从路灯下面经过时，他们就会低下头。走到公园大门口时，他们还犹豫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突然用德语说：

“再见，地方官先生！”

于是，冯·特罗塔老爷独自一人穿过马路，向地方官公署那宽阔的拱形大门走去。在楼梯上他碰见了女管家，说了声：“我今天不吃晚饭，小姐！”便继续快步上楼。他本想一步跨两个台阶，但又觉尴尬，只得仍然以平时那种庄严的步子径直走向办公室。自从他被任命为地方官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晚上坐在办公室里。他点燃了那盏绿色的台灯。往日，这盏灯只在冬日的下午才点着。窗户敞开着，雨水一个劲地抽打着铁皮制的白色窗台。冯·特罗塔老爷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办公用笺，写道：

亲爱的儿子：

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由你自己选择你的前途。我只希望你能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你的父亲

写完信，冯·特罗塔老爷坐了很久。他又把这两句话读了好几遍。他觉得读这封信就仿佛是在读他的遗嘱一般。他过去从来没有把父亲的责任看得比他的地方官的责任要重。但是，他既然在这封信中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威，那么他的整个生命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应该终止他的从政生涯。尽管没干什么不光彩的事，但他觉得这是在自取其辱。他离开办公室，手里拿着信，走进了书房。在这儿，他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了，角落里的落地灯、屋顶的吊灯都亮了。

他伫立在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前面，但已经看不清父亲的面容。这幅油画分成了上百个发光的小油迹和小污点，嘴成了一条浅红色的线条，眼睛成了两块乌黑的碎煤块。地方官从孩提时代起就没在椅子上站过，可是此刻他却爬到一张椅子上，伸直脖子，踮起脚尖，把夹鼻眼镜举在眼前，正好看到画像右下角处莫泽的签名。他又吃力地从椅子上爬下来，忍住了叹息，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后退，一直退到对面的墙边，激烈而痛楚地将身子紧紧贴在桌子边上，开始从远处仔细端详那幅画像。他熄掉了天花板下面的那盏吊灯。他寻思着在暮霭中他父亲的面容会闪烁出更具活力的光彩。他仿佛觉得那幅画一会儿向他靠近，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又躲到墙壁后面，好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透过一个敞开的窗户往屋里瞧。冯·特罗塔老爷疲倦极了。他坐到那张靠背椅上，把它移动到正好对着那幅画像的位置。他解开了马甲。外面的雨渐渐地稀疏了，零零落落地敲打着窗玻璃。从对面古老的栗子树丛中不时地传来阵阵呼啸的风声。他闭上眼睛，低下头睡着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搁在安乐椅的靠背上。

醒来时，天已大亮，晨光从三个拱形大窗户照进来。地方官先看了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然后又触碰到捏在手里的那封信，看了看信上的地址，读了读儿子的名字，一边叹息，一边站起身，衬衣的胸前部分被压得起了皱，那条带有白圆点的深红色宽领带被移到了左边。冯·特罗塔老爷的裤子上第一次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横折痕。他照了一会儿镜子，看见自己的连鬓胡子乱糟糟的，少得可怜的几根灰白色的细头发在他的秃顶上卷成了一个圆圈。针刺般的睫毛横七竖八地立在眼睑上，好像是刚被一阵暴风侵袭过似的。地方官看了看钟，理发师马上就要来了。他赶忙脱去外衣，迅速钻进被窝，好给理发师制造一个正常早晨的假象。那封信还拿在手上。理发师给他擦肥皂和刮胡子时，他还抓着它。洗脸时，他才把那封信搁在那张放洗脸盆的小桌子边上。直到冯·特罗塔老爷吃早餐时才把这封信递给了公务员，吩咐他把这封信和下一份公函一起发出去。

和往常一样，冯·特罗塔老爷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和往常一样，他细心地处理事务。然而，谁也没有发觉他今天的细心异乎寻常。特罗塔老爷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信念已经丢掉，他像一个热情已经泯灭、灵魂已经麻木、眼神已经空洞的音乐家，只是在凭着多年养成的尽职心、按其可怕的记忆力用冷漠的手指弹奏出正确的音符。只是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罢了。

下午，和往日一样，卫队长斯拉曼来了。

冯·特罗塔老爷问他：“告诉我，亲爱的斯拉曼，您再婚了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起这个宪兵卫队长的私生活来了。

“没有，男爵先生！”斯拉曼回答说，“我再也不想结婚！”

“您做得很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卫队长决定不再结婚就是对的。

去咖啡馆的时间到了，于是他就去了咖啡馆。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棋盘。斯科罗内克大夫与他同一个时间到达，他们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地方官先生？”大夫像往常一样问道。

“随便！”地方官说。

他们开始下棋。冯·特罗塔老爷今天下得很认真，简直可以说是全神贯注，十分投入。他赢了。

“您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棋王！”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听了这句话，确实挺得意的。“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棋王的！”他应声说。他思忖道，也许情况会好转的，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顺便说一声，我已经给儿子写信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他可以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就对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您不能为您儿子做决定！一个人不能为他人做任何决定！”

“我父亲就替我做了决定，”地方官说，“我爷爷就替我父亲做了决定。”

“那是过去的事，” 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道，“现如今连皇帝都不能为他的皇朝帝国承担责任了。是的，看样子，连上帝都不愿意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了。在过去那是比较容易的，那时一切都很安定。每一块石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生活的道路已经铺设得平平坦坦。严严实实的屋顶稳稳当当地架在房屋的墙壁之上。可是，今天呢，地方官先生，今天，那些石块都是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路上，很危险。屋顶尽是漏洞，雨水直往屋里打。每个人都得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路，要搬进去的是哪一座房屋。假如已故的令尊大人对你说过：您将来不会从事农业，而是要从政，那么他说的是对的，您成了一个模范官员。但是，当您对您儿子说，他应该去从军，您却没有说对，他不是一个模范士兵！”

“是的，是的！”冯·特罗塔老爷肯定了他的说法。

“所以说嘛，一切顺其自然，各走各的路！当我的儿子不顺从我时，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尊严。人们所能做的就这些。有时候我会看看熟睡的他们。这时，我会觉得他们的面孔很陌生，几乎认不出来了。我意识到，他们属于未来的世界，而我属于过去的世界。我的孩子都还是少年啊！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熟睡时他们圆圆的脸庞呈玫瑰色。有时候即使在他们的睡眠中我也能感觉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是残酷的。我可不想活得那么久。”

“对，对！”地方官说。

他们又下了一盘棋，不过，这一盘棋，冯·特罗塔老爷输了。“我成不了棋王！”他温和地说道，他几乎原谅了自己的缺点。天色已经晚了，煤气灯泛出绿色的光亮，咖啡馆变得空荡荡、静悄悄。

今夜，他们仍然一起穿过公园回家。天气很好，路上遇到一些快乐的散步者。有两个人在交谈，他们谈到今年夏天老是下雨，谈到了去年夏天的干旱，预计今年冬天会很寒冷。斯科罗内克大夫一直陪着地方官走到他家门口。

“您给您儿子写那封信是对的，地方官先生！”他说。

他走到餐桌旁，囫囵吞枣地吃了半只色拉拌鸡。女管家偷偷地向他投来忧虑的目光。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她就亲自来当侍从。她像三十年前还是小姑娘时在校长面前所做的那样，在地方官面前行了个不成功的屈膝礼，便离开餐桌。地方官像赶苍蝇似的向她挥了挥手。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去睡觉。他非常疲倦，好像病了。过去的一夜像记忆中一个遥远的梦，但身体的疲累却近在眼前。

他安静地睡着了，相信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冯·特罗塔老爷，这位老人啊，他不知道在他安睡之时，命运已经给他编织了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他老了，他累了，死神已经在等待着他，但是生命还没有放开他，就像有个残酷的主人把他牢牢地拴在餐桌上，因为他还未尝尽为他准备的一切苦味。

第十七章

是的，地方官还未尝尽一切苦味！

卡尔·约瑟夫收到父亲的来信太迟了，这是因为早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不再拆阅任何信件，也不再写任何信件。冯·陶希格太太找他约会时，就会发电报给他。呼唤他的电报像一只只灵巧的小燕子似的每隔一个星期来一次。卡尔·约瑟夫冲到衣柜跟前，取出那件灰色便服，换装之后，他顿时感觉自己所要去的那个世界十分自在舒适，他忘却了军队生活。

从第一狙击营来的耶德里策克上尉接替了瓦格纳上尉的工作，此人是一个体格超常的“好小伙子”。性格开朗、和善亲切，多么优秀的一个男子汉啊！他一来到这里，大家便知道他能对付这片沼泽地，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人们可以信赖他，依靠他！他违反一切军事戒律，似乎要将其全盘推翻！他好像能够制定、推行和贯彻一套全新的军务规章，他看上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很多钱，确实也有很多钱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伙伴们借钱给他，签期票给他，为他典当自己的戒指和手表，为他写信给父亲和姑母要钱。这倒不是因为人们真的喜爱他！喜爱会拉近他们与他的距离，这似乎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他块头大，腰身粗壮，性格强势，每个人都想与他亲近，而他也是一如既往的好脾气。

“你放心去吧！”他对特罗塔少尉说，“一切由我负责！”他主动担起责任，他也确实能担起这个责任。他每个星期都要钱。特罗塔少尉的钱是从卡普图拉克那儿借来的。特罗塔少尉自己也要用钱。他觉得不带钱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是可鄙的。那就等于是手无寸铁地投奔到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地去。那是多么轻率啊！他的需求越来越多，随身带的钱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他每次去都会把钱花得精光，于是决定下次多带一些钱。偶尔，他想对开支做一番明细账目，但怎么也想不起具体的一笔一笔的开支，常常连最简单的合计都算不出来。他不会算账。他本来可以通过他的小笔记本理出头绪，但也无济于事。每一页上都记下了没完没了的纵行数目，它们混杂在一起，随即就在他的笔尖下流失。这些数字自动叠加，但错误的统计总在欺骗他。它们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转眼间它们又变了个样子回来，叫他再也无法辨认。他甚至都无法算出他欠下的总债。利息他也搞不清楚。他借出去的钱和他欠下的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不明白卡普图拉克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他怀疑卡普图拉克的诚实，但更怀疑自己的计算能力。最后，他干脆把这些乏味的数字丢在一边，置之不理，以免陷入绝望。

他欠卡普图拉克和布洛德尼茨六千克朗。这个数目和他的月薪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即使是对数字没有任何概念的特罗塔也明白这一情况，何况他每个月的薪水还要被扣去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这六千克朗的数目就像一个强大而衰老的敌人一样，让他习以为常了。是的，在美好的时刻，他甚至觉得这些数字会变小、变弱。但在悲伤的时刻，这些数字又会变大、变强。

他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几个星期以来，他经常进行这种短暂的秘密旅行，就好像是进行邪恶的朝圣之旅。和那些天真的朝圣者一样，特罗塔少尉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一种消遣，有时甚至当作一种刺激。在特罗塔少尉心中，朝圣的目的与他所生活的环境、他对自由生活的永久渴望、身上的便服以及那种偷情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喜欢这样的旅行；他喜欢坐在封闭的马车里到火车站去的那段旅程—在十分钟的旅程中他享受着潜行的自由；他喜欢揣在胸前口袋里的那几张借来的一百克朗的钞票—这些钱今天和明天属于他一个人所有，别人不会注意到这些钱是借来的，也不会注意到它们已经开始在卡普图拉克的账本里生长和膨胀；他喜欢这身便服，穿着它走过维也纳北站时，不会被人认出来。军官们和士兵们从他身旁经过，他不用向他们敬礼，而他们也不用向他敬礼。有时候他会习惯性地举起手臂，但很快想到自己穿的是便服，于是又把它放下来。比如说，那件马甲就给特罗塔少尉带来了一种童趣。他把手伸到马甲的各个口袋里，却不知道这些口袋有什么用处。他得意地用手指去抚摸马甲上方领带上的领结，这是他唯一的一条领带，也是冯·陶希格太太送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试了无数次，可就是不知道这领结的打法。其实，连最笨的警官都能一眼看出特罗塔先生是一个穿便服的军官。

冯·陶希格太太站在北站的站台上。二十年前—她想象那应该是十五年前，因为她不愿相信时间会有那么长，她更愿相信在生命结束以前她的年岁不会再增长—她也是站在北站等候一个少尉，当然那是一个骑兵少尉。她登上站台犹如获得了重返青春的源泉。她被刺鼻的煤烟味，火车头调转的咝咝蒸汽和密集的信号铃声包裹着。她披着一条短短的旅行纱巾。她想象这是十五年前的时髦。但是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甚至都不是二十年前的事啊！她喜欢在站台上等候，她喜欢列车隆隆进站的那个时刻，她喜欢看见依在车窗门口的特罗塔那个滑稽可笑的深绿色的小帽子以及他那张可爱、茫然、年轻的面孔。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年轻，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年轻一样；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天真而茫然，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天真而茫然一样。在少尉离开最低一层脚踏板时，她便像二十年前或者更愿意说是十五年前一样张开双臂。她脸上又浮现出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前那种没有皱纹的玫瑰色的容颜，那是一张甜蜜的、激动得有点儿发烫的面孔。她把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前戴过的唯一首饰，即那条像孩子戴的细细的金项链套在她脖子上，那上面如今已有两道平行皱褶。和二十年前或者是十五年前一样她带着少尉驱车去了一家小旅馆。在这些小旅馆里，隐秘的爱情之花盛开在那些按时计费、脏兮兮、嘎吱作响而又甜蜜温馨的床上乐园里。

散步开始了。在维也纳森林清新的绿荫中走上可爱的几刻钟，期间还遭遇了几阵小小的狂风暴雨。然后，在挂有帷帘的灯光昏暗的剧院包厢里消磨晚间的时光。曾经沧海而又如饥似渴的肌肤等待着情人熟稔亲密的爱抚。听着那些熟悉的音乐，冯·陶希格太太却只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表演，因为她坐在包厢里时总是把帷帘拉下或者把眼睛闭上。乐队演奏出的美妙音乐将柔情赋予这男人之手，摸在她的肌肤上既冷又热。对于早已熟悉而又永远年轻的姐妹们来说，这是常常得到又常常忘记的，只是在梦幻中渴望重新得到的礼物。静悄悄的餐馆开门营业了，安静的晚餐开始了。在那些角落里，他们喝的葡萄酒似乎也在发酵，被黑暗角落里熠熠闪光的爱情烘熟了。告别的时刻到了。下午，床头柜上的怀表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无情地催促他们做最后一次伤感而甜蜜的拥抱。还未分离，他们的心里已经充满了对下次再见的喜悦。他们匆匆地挤到列车前，在脚踏板上做最后一吻，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与他同行回去的念头。

疲倦的特罗塔满载着生活和爱情的甜蜜回到了驻地。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军服。特罗塔在餐馆的后室换好装，然后驱车直往营房。他走进连队办公室，一切正常，没出什么事。耶德里策克上尉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快乐、活跃、庞大而健康。特罗塔少尉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发生一场灾难，使他不能再继续留在军队，那样他就可以直接返回维也纳，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不得不再等上十二天，关在营房四面院墙之内，锁在本城凄凉的小巷里。他看了一眼营房院墙前面的那排枪靶，那是一些蓝色的小人像，被子弹打乱了，然后再又修好。它们就像是营房里的家神、家鬼，它们以击中自己的武器警示营房，它们不再是射击对象，反而成了危险的神枪手。他每次来到布洛德尼茨的旅店，进入那冰冷的房间，爬到那张铁床上，就下定决心下次去维也纳就再也不返回营房。

然而，他无法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这一点他心里也明白。他的确在等待命运女神有朝一日会眷顾他，把他从军队里永远地解脱出来，从困扰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给父亲写信，并把父亲写给他的几封信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以便日后一次性打开；日后……

又一个十二天过去了。他打开衣柜，看看他的便服，等待着电报的到来。电报像个归巢的小鸟似的总是在这个时刻，刚好在夜幕降临前的黄昏之际到来。可是今天它没有来，甚至在夜晚已经来临之时，还没有来。

少尉没有点灯，他抗拒夜晚的降临。他睁着眼睛和衣躺在床上。一切熟悉的春天声息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青蛙低沉的吵闹声，蟋蟀温柔而响亮的歌声，穿插着夜间松鸦从远处传来的呼叫声，以及从边界乡村传来的少男少女的歌声。

电报终于来了。冯·陶希格太太通知他这次不要去维也纳，她要回到丈夫那儿去。她想很快就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电文结束语是“吻你一千次”。这个数字使少尉十分生气，她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吝啬，他思忖着，她完全可以写上“吻你十万次”嘛！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他欠下的六千克朗债务。与这个数字相比，那一千个吻简直是区区小数目。

他站起来去关衣柜的门，看到里面挂着一个衣冠整齐的躯体，一个干干净净、笔直笔直、穿着深灰色便服的特罗塔，门把他给关上了。一具棺材：埋葬吧！埋葬吧！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奥努弗里耶总是坐在过道里，一声不吭或是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为的是不让琴声太响。奥努弗里耶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蹲在门槛上。他本来一年前就该离开军队，他是自愿留下的。他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子就在附近。每当少尉出门去了，他就会回村子。他总要带上一根樱桃木棍，一块白底蓝花布，并把一些神秘的物件包进这块布里。把这块布包好之后，就把它挂在木棍的一头。他扛着木棍，挑着包袱，陪着少尉去火车站，一直等到列车开出。即使特罗塔少尉不往车窗外看，他也要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向少尉行军礼。然后，开始徒步去布尔德拉斯基村。他在沼泽间穿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两边生长着杨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安全的小路，走在上面不会有下沉的危险。奥努弗里耶总是准时回来等着少尉。他坐在特罗塔的门外，一声不吭，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今天你不能回布尔德拉斯基村！我不出门！”

“是，少尉先生！”奥努弗里耶像一条深蓝色的线条笔直地站在白色的过道里，向他行军礼。

“你留在这儿！”特罗塔重复道，他以为奥努弗里耶没听懂他的话。但是，奥努弗里耶只是重复一遍：“是，少尉先生！”似乎是为了证明已经完全听懂了少尉的话，他走下楼，拿上来一瓶“180度”。

特罗塔沉醉酒中。光秃秃的房间变得亲切了一些。一只光溜溜的电灯泡吊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上，灯光洒在光滑的褐色桌面上，散发出柔和的光亮。夜蛾绕着灯泡乱舞，灯泡在夜风中飘来荡去。特罗塔的失望也渐渐地变成了甜蜜的痛苦。他内心愁肠百结。今天是个极度悲伤的日子，而少尉则是一切悲伤的焦点。今夜，青蛙是为他而哀鸣，连痛苦的蟋蟀也在为他悲号。也是为了他，这春之夜才会充满了如此甜蜜而温柔的痛苦，星星也才会如此高高地挂在天空，遥不可及；仅仅只是为了他，那闪烁的星星才会空怀渴望。人世间无涯的痛苦完全是特罗塔无限的悲哀。他忍受的痛苦即是宇宙的苦难。在深蓝色的天际后面，上帝正以同情的目光俯视着他。

特罗塔又一次打开衣柜，那里吊着已经永远死去的自由的特罗塔。旁边是已故的朋友马克斯·德曼特大夫那闪闪发光的马刀。箱子里放着老亚克斯的纪念品，是坚硬如石的树根。它的旁边放着已故斯拉曼太太的信件。窗台上搁着三四封尚未拆阅的父亲的来信，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死了。啊！特罗塔不仅是个悲伤的人，不幸的人，还是一个邪恶的人，一个邪恶透顶的人！他回到桌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门外的过道里，奥努弗里耶用口琴吹起了一首新的曲子，那是大家熟悉的那支歌：《噢，我们的皇帝……》。他只知道开头的几句乌克兰语。他没能学会当地语言。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人，而且还是个十足的傻瓜、笨蛋。总而言之，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失败！他的胸腔收缩起来，泪水已经涌到喉咙口，马上就要冲到眼睛里去。为了疏通泪腺，他又喝了一杯酒。它们终于冲出了他的眼眶。他把手臂放在桌上，把头搁在臂膊上，伤心地抽泣起来。他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他没有听见奥努弗里耶的口琴声停了，也没有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直到门被打开，他才抬起头。来人是卡普图拉克。

他抑制住泪水，厉声问道：“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卡普图拉克手上拿着帽子，站在门边，他只高出门把手一丁点儿，土黄色的脸上挂着微笑。他身穿灰色衣服，脚穿灰色的亚麻布鞋，鞋帮上沾满了春天乡村公路上灰亮的污泥。在他极小的脑壳上清清楚楚地围着一圈卷发。“晚上好！”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鞠躬。映在那道白门上的影子也同时迅速地往上一蹿，马上又消逝了。

“我的勤务兵在哪里？”特罗塔问，“您来这里干什么？”

“你今天没去维也纳嘛！”卡普图拉克说。

“我永远不会再去维也纳！”特罗塔说。

“这个星期不需要钱咯！”卡普图拉克说，“今天我一直在等您。我想了解一下情况。我刚刚到耶德里策克先生那里去过，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特罗塔淡然地重复了一遍。

“对，”卡普图拉克说，“他不在家，他出事了！”

特罗塔清楚地听见对方说耶德里策克上尉出了事，但他没有去追问原因。首先，他并不好奇，他今天没有好奇心；其次，他好似遇到了一大堆伤心事，太多了，他没有心情去关心他人的事；再次，他根本没有兴致去听卡普图拉克的唠叨。卡普图拉克的到来让他感到十分恼火，但他没有力气去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这个小矮个子男人。一个非常模糊的记忆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打转：他欠这位来访者六千克朗，一个苦涩的记忆。他竭力想把这个记忆给挤出脑海，试图暗暗地说服自己相信这笔钱与这位来访者毫不相干。那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我欠了他的债，他不在这儿；另一个，他正在这个房子里，他只不过是想讲一点有关耶德里策克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少尉凝视着卡普图拉克。有一会儿，他似乎觉得他的客人融化成一些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特罗塔等啊等啊，一直等到这些模糊不清的斑点组合成了清晰的图像。特罗塔费尽气力去辨认这个清晰的图像，因为稍有疏忽，这个灰色的小矮人马上又会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最后彻底化为无形，在他的眼前消失。卡普图拉克好像知道少尉没看清他的面孔，于是向他走近了一步，并大声重复了一遍：“上尉出事了！”

“噢，他到底出什么事了？”特罗塔迷迷糊糊地问道，好像在睡梦中没醒过来似的。

卡普图拉克又朝桌子旁走近一步，和少尉低声喃语起来，还把双手捂在嘴前，低声喃语变成了一种沙沙声。“他被抓起来，送走了。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

听到这句话，少尉突然直起身子。他站起身，双手按在桌子上。他的两条腿几乎已经失去知觉。他觉得他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双手上。他几乎要把双手按进桌子里面。

“我不想从你这里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少尉说，“你给我出去！”

“啊哈，啊哈，不可能，不可能！”卡普图拉克说。他现在就站在特罗塔身旁，离桌子很近。像是要做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他低下头，说：“您得付一笔期款给我！”

“明天！”特罗塔说。

“明天！”卡普图拉克重复道，“明天说不定都拿不到了！每天都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我在上尉身上已经损失了一笔钱。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您是他的朋友！”

“您说什么？”特罗塔问道。他把按在桌上的手举了起来。突然间他的两条腿恢复了知觉，站得稳稳当当的。他猛然意识到卡普图拉克讲了一件非常可怕但又非常真实的事。这件事之所以那么可怕恰恰在于它的真实性。少尉又想起了这一生中唯一让他人产生恐惧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像那回一样，带着马刀、手枪，全副武装地站在全排队伍前面。此刻，这个灰色的小矮个子比上次那几百个罢工工人要危险得多。特罗塔努力地用莫名的愤怒来掩盖他的束手无策。他攥起了拳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不认为自己有震慑力，充其量只不过是装出能震慑他人的样子。他的前额凸出了一条青筋，满脸通红，眼睛充血，放出一团怒火，他的样子让人看了害怕。

卡普图拉克直往后退。

“您说什么？”少尉又问了一遍。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说。

“把您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特罗塔命令道。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回答说。

转眼间，小矮个子又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少尉非常恐惧，害怕这个小矮个子有一种魔力，能一会儿变成碎块，一会儿又将这些碎块组成一个完整的身躯。一种欲念，一种难以抵抗的欲念在少尉心中生根、发芽：了解一下卡普图拉克这个人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这种欲念和一个科学家不可抑制的激情相似。在他背后那张床的侧柱上挂着一把马刀，那是他的武器，是维护他的军队和他个人荣誉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刻它变成了一种神器，可以用来揭露这个恶魔的本质。他感觉到了身后闪闪发光的马刀释放出的磁石般的吸引力。就是在它的吸引之下，少尉往后跳了一大步，眼睛注视着一会儿融化成无形，一会儿又组合成人形的卡普图拉克，左手抓过那件武器，右手以闪电般的速度拔刀。卡普图拉克吓得一步跳到门口，帽子从手上脱落，掉在他的灰色亚麻布鞋前面。特罗塔握着明晃晃的马刀，追到卡普图拉克跟前。少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把刀尖对着这个灰色幽灵的胸脯，他比画钢刀的长度，揣测来自对方衣服和身体的阻力。少尉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确定卡普图拉克是个人—不过，少尉还是不能放下刀。

那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然而就在这一眨眼，特罗塔少尉听到了、看到了、闻到了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夜间的声息、天上的星星、摇曳的烛光、房间的物件、他自己的躯体—他仿佛觉得他的躯体并不附在他身上，而是站在他面前—围着灯火乱舞的蚊子、沼泽地飘过来的潮湿雾气以及冰凉的夜风。卡普图拉克突然张开双臂，两只瘦小的手死死地抓住左右两边门框。他那个围了一圈灰色卷发的秃脑袋垂到了肩膀上。同时，他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将两只可笑的灰色布鞋扭成了一个结。在他身后，也就是那道白门上，突然显出一个十字架的黑影，它在特罗塔鼓出的眼睛前不停地晃动着。

特罗塔的手开始发抖，松开了马刀的把柄。它轻轻地晃了几下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时，卡普图拉克的双臂也垂下来了，他的头从肩上滑到胸前。他眼睛闭着，他的嘴唇乃至整个身躯都直打战。屋里很静，只能听见蚊子围着灯光飞鸣的嗡嗡声，近处一只狗的吠叫声，还有远处沼泽地传来的蛙声和蟋蟀的鸣叫。

特罗塔少尉晃动着身子，并转过脸来。“您坐！”他指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

“好的，”卡普图拉克说，“我还真想坐一会儿！”

他轻快地朝桌子边走去，如此轻快—这神情使特罗塔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卡普图拉克的脚尖触到了地上的那把刀。他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仿佛有责任维持室内的整洁似的，他举起一只手，用其中的两个手指夹着那把光溜溜的马刀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刀鞘。他没朝少尉看一眼，只顾把刀放入刀鞘，再把它挂到床柱上。接着，他绕过桌子，在特罗塔对面坐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抬眼望着还站着的特罗塔。“我只待一会儿，”他说，“我得平复一下心情。”

少尉没吭声。

“我请您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间，还清您所有的借款。”卡普图拉克继续说道，“我不想和你来往了。总共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此外我还要告诉您，布洛德尼茨先生就站在门外，他什么都听见了。如您所知，科伊尼基伯爵先生今年要晚些时候才会回来，说不定根本就不会回来。我要走了，少尉先生！”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弯腰捡起他的帽子，又朝周围扫视了一遍，关上了门。

此刻，少尉已经完全清醒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他打开门。奥努弗里耶仍然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椅子上，即使时间已经很晚了。特罗塔看了看表，正好九点半。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他问道。

“因为您有客人！”奥努弗里耶回答道。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奥努弗里耶说。

“布洛德尼茨到这儿来过吗？”

“来过！”奥努弗里耶证实道。

现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里确实发生过如特罗塔少尉刚刚经历的事情。看来，明天早晨就得把整件事情向上级汇报。军官伙伴们还没有回来。他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房间里都是空空的。他们现在都坐在军官食堂里谈论耶德里策克上尉的事件，是一件令人恐惧的耶德里策克上尉事件。他一定会被移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会被罢职，会被枪毙。特罗塔系好马刀，抓起帽子，走下楼去。他得在楼下等候他的伙伴们。他在旅馆前走来走去。他觉得上尉事件比他刚才和卡普图拉克所经历的纠纷还要重要，这也太奇怪了。他相信他能够识破黑暗势力背后的险恶阴谋。陶希格太太不早不晚恰恰是今天要去她丈夫那儿，这让他觉得太蹊跷了。他逐渐意识到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灰暗的事情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都是受制于一个强大的、险恶的幕后隐身操纵者，目的就是要将他给毁掉。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是明摆着的事。特罗塔少尉，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他一方面在毁灭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又被那些走向毁灭的人牵制着。无论怎么说，那些恶势力一直在用邪恶的眼光盯着这个不幸的少尉。

他在静悄悄的小巷里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声从对面的街道，从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遮有帷帘的窗户前面回响。咖啡馆里有人在演奏音乐，还有纸牌摔在桌面上发出的噼啪声。现在这里唱歌跳舞的不再是昔日的那个夜莺，夜莺虽然换了一只新的，但歌还是老歌，舞还是旧舞。今晚，里面肯定没有他的伙伴们，特罗塔也不想去查看。尽管他早就不想在军队待下去了，但上尉的丑事还是压在他的心头。它使整个狙击营蒙羞。特罗塔在军校所受的教育使他很难理解在耶德里策克事件发生之后军官们居然还敢穿着军服在街上晃来晃去。是的，这个耶德里策克啊！他高大、壮实、快乐，是个好伙伴儿。他需要许多许多钱。他把一切都担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楚克劳尔少校喜欢他。狙击营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大家都觉得他比沼泽地和边境更强而有力。他居然会是一个间谍！

从咖啡馆里传来了音乐声、嘈杂的说话声和叮当的杯盘碰撞声。这些声音不停地淹没在青蛙不知疲倦的夜间大合唱之中。春天已经到了！但是科伊尼基不会回来了。他是唯一有钱能拯救他的人。他的欠债远远不止六千克朗，而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得还清所有的欠债呀！如果他不还钱，那么人们就会把他和耶德里策克上尉扯上某种关联。他曾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说到底，大家都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尽管如此，对于不幸的特罗塔少尉来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命运，这就是他的命运啊！而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便服的自由而快乐的年轻人，正和画家莫泽喝酒聊天。可是，今天，他多么羡慕忌妒莫泽教授啊！

他听见拐角处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军官伙伴们回来了。住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军官们全都回来了。他们成群结队、默默无语地走了过来。他迎着他们走过去。

“啊，你没有出门！”温特说，“那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可怕，太可怕了！”

他们一个一个顺着楼梯往上走，一声不吭，脚步很轻，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溜上楼梯。

“所有人到九号房去！”中尉赫鲁巴命令道。他住的就是九号房，是整个旅馆最大的房间。他们耷拉着脑袋走进了中尉赫鲁巴的九号房间。

“我们得采取行动！”赫鲁巴说，“你们看见楚克劳尔了吧！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会开枪自杀的！我们得采取行动！”

“胡说，中尉先生！”利波韦茨少尉说。他学了两个学期的法律之后才参军的。他永远也脱不掉“平民”的气息。人们像对待后备军官那样，既畏惧他又时时讥讽他。

“我们不能在这儿采取任何行动，” 利波韦茨少尉说，“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继续服役！这种事在军队里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没人应声。他们也许都意识到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本来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此刻，却突然明白了他们只是被恐惧驱赶到这儿来的，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这种恐惧。可是，即使聚拢在一起，也无济于事，每一个人仍然感到十分孤单和恐惧。他们抬起头，面面相觑，而后又低下头去。在瓦格纳上尉自杀之后，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人都想起了耶德里策克上尉的前任，瓦格纳上尉。现在，他们都盼望耶德里策克也去自杀算了。他们不禁怀疑：已故的瓦格纳上尉就是因为害怕被捕才会选择自杀的。

“我要去，我可忍不住了，”哈贝曼少尉说，“我要揍扁他。”

“首先，你可要忍住！” 利波韦茨回答说，“其次，他会自杀的。人们一旦摸清了他的底细，就会给他一把手枪，把他关起来。”

“耶，不错，还是这样好！”有几个人喊道。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上尉此时已经自杀了。他们仿佛觉得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军事审判找到了这样一个明智的惯例。

“我今晚差一点儿就干掉了一个人！”特罗塔少尉说。

“谁？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卡普图拉克，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特罗塔开始斟字酌句地将整件事情娓娓道来。讲着讲着，脸色也变了。讲到最后，也没有讲清楚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将马刀刺入卡普图拉克的胸膛。他感到大家都没听懂他的话。是的，他们都不理解他。

“假如是我的话，准会把他给干掉！”有一个人喊道。

“我也会的！”第二个人也跟着喊道。

“我也会的！”第三个人又喊道。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 利波韦茨又插嘴喊道。

“这个犹太人，该死的吸血鬼！”有人说了一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记起利波韦茨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

“是的，我突然，”特罗塔又开口说道—他感到极为惊讶的是此时他想起了已故的马克斯·德曼特和他的祖父，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我突然看见在他身后有一个十字架！”

有人笑了。还有一个人冷哼道：“你肯定是喝醉了！”

“好了，别说了！”赫鲁巴最后命令道，“明天，我们要把这一切汇报给楚克劳尔少校！”

特罗塔打量着这张张面孔：死气沉沉而又疲倦不安。然而在疲倦不安的面孔上又露出快活的神情。假如德曼特还活着就好了，他想，那我可以和他—酒店老板白胡子大王的那位孙子—谈谈！他尽力不动声色地悄悄地走出去，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向楚克劳尔少校汇报了这件事。汇报时他用的是一种军队的语言，从孩童时代起他就习惯于用这种语言作报告和讲述事情。这种军队语言可以说就是他的母语。不过，他觉得他并没有把整件事情讲清楚，关键的地方还没有讲出来。他似乎觉得他所经历的与他所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而又捉摸不定的鸿沟，几乎可以说是隔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也没有忘记报告他相信他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正如特罗塔所预料到的那样，少校笑了，并问道：“您喝了多少？”

“半瓶！”特罗塔说。

“噢，难怪！”楚克劳尔说道。

他，苦恼的楚克劳尔少校只笑了一会儿。这个事情很严重。倒霉的是严重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得向上级报告。但是，也可以等等。

“您有钱吗？”少校问道。

“没有！”少尉说。

他们不知所措地望着对方，目光茫然而呆滞，人们只有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怜的目光。不是一切都写在规章里。人们可以把那些规章制度条例本子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仔细地查遍也不是什么都找得到。少尉做得对吗？是他拿刀拿得太冒失了吗？那个借钱给人家又要把钱要回去的人做得对吗？如果少校把军官们都叫到一起，和他们商量：谁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呢？谁又能比狙击营的这位指挥官更聪明呢？这个不幸的少尉究竟出了什么事？平息那次罢工事件就已经大费周折。灾难，一个接一个地笼罩在楚克劳尔少校的头上，灾难笼罩在特罗塔的头上，灾难笼罩着狙击营。他急得直搓手，他，楚克劳尔少校只要有可能，就会在处理军务时搓起手来。即使所有的军官愿意帮特罗塔的忙，也凑不齐那么大一笔钱呀！如果不能还清这笔欠债，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楚克劳尔少校问道，但他马上又想到他心里清楚这件事。他挥了挥手，表示不用回答他的问题。“您给令尊大人写封信！”楚克劳尔少校说。他觉得他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报告结束了。

特罗塔少尉回到房里，坐下来，开始给父亲大人写信。没有酒这信是写不下去的。于是他下楼去了咖啡馆，要来了一杯“180度”，还有墨水、纸和笔。他开始写了。一封艰难的信，一封无法写的信。特罗塔少尉写了一个开头又把信给揉皱，接着又写，又揉皱，揉皱了又写。对于一个少尉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要写下与自己有关的甚至对自己又危险的事情了。这一点在少尉特罗塔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早就厌恶军队的生活，但还保存着一个军人的虚荣心，所以还留在军队里。当他试图向自己的父亲描述这件复杂的事情时，他出乎意料地又变回了那个军校学生特罗塔，那时他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就决心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献身。人的心灵是多么奇特，多么变化无常，多么复杂啊！

特罗塔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件事写完。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人已经聚集在咖啡馆。店老板布洛德尼茨先生也出来了。他那种恭敬的态度显得很不寻常，又十分可怕。他在少尉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这使少尉觉得这是在故意提醒他与卡普图拉克的纠纷，提醒那亲眼看到的见证。特罗塔站起来去找奥努弗里耶，他走到过道里，朝楼梯那里喊了几遍奥努弗里耶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回应。布洛德尼茨走过来说：“您的勤务兵今天早晨走了！”

特罗塔只得自己去车站寄信。半路上他想起奥努弗里耶没请假就走了。他所受的军人教育使他对勤务兵大为恼火。少尉自己也经常穿着便服不请假偷偷地溜到维也纳。也许，勤务兵只是上行下效而已，说不定有个姑娘在等着他。我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把他关起来。少尉寻思着。但同时又觉得他并不是有意的，也不是真的要这么做。这只是一句机械的习语，只是无数机械性习语的一句，他们早就深藏在军官的脑袋里，代替了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不假思索地做出盲目的决定。

不，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在村子里并没有心爱的姑娘。他有四个半公顷的土地，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现在由他姐夫管理着。他曾把二十个十克朗的金币埋在地里，埋在小屋左边第三棵柳树旁，也就是通向邻居尼卡弗家去的那条小路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今天一大早就起床，先替少尉刷好制服，擦好靴子，把靴子搁在门前，把制服挂在椅上，然后就拿起樱桃木棍直奔布尔德拉斯基村。

他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小道两边生长着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干路，因为柳树吸干了路基上的水分。小道的两边升起灰蒙蒙的、变化多端的、幽灵般的晨雾，一个劲地向他袭来，吓得他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还不停地用颤抖的嘴唇念诵祈祷文。尽管如此，他的情绪高昂，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路左边的有着石板瓦屋顶的铁路大仓库。它还是在它原来的地方，这给了他某种安慰，于是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不过，这次是感激上帝的善心，让这些铁路仓库还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太阳升起后的一个小时，他来到了布尔德拉斯基村。他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到田里干活去了。他进了他们居住的小屋，那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们还在摇篮里熟睡。摇篮用一条系在天花板上的粗绳吊起来，绳头系在一个弯弯曲曲的铁钩子上。他从屋后的小菜园里拿了一把铁锹和一个耙子，出去寻找小屋左边的第三棵柳树。他站在门口，背对着门，眼睛望着地平线。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确认自己的右手臂朝着右边，左手臂朝着左边，于是他向左边走去，对着邻居尼卡弗家走去，走到第三棵柳树前便开始挖起来。他不时地朝四周看看，以便确认没有人在偷看他。没有，没有人在看他干什么。他挖呀挖。太阳升得很快，他以为已经到中午了，其实才上午九点钟。

他终于听到铁锹碰到了什么坚硬的、叮当响的东西。他放下铁锹，拿起耙子，把松动的土轻轻地翻起来，而后，他把耙子也放下，索性趴在地上用十个手指把松软又潮湿的泥土块扒开来。他先摸到一个亚麻布口袋，摸索着绳结，把绳结解开，拿出一块布，里面包着的就是他的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

他没有时间数了。他把这笔宝贝藏在裤子口袋里，去找布尔德拉斯基村的犹太酒店老板，即一个叫希尔施·贝尼福尔的人。这个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唯一的银行家。

“我认识你！” 希尔施·贝尼福尔说，“我也认识你父亲！你需要糖、面粉、俄罗斯烟草还是钱？”

“钱！”奥努弗里耶说。

“你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问。

“很多！”奥努弗里耶说—他把手臂伸得开开的以示自己需要很多钱。

“好的，”贝尼福尔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打开一个大账本，账本上记着：奥努弗里耶·克罗兴拥有四个半公顷土地。贝尼福尔根据这个情况准备借给他三百克朗。

“我们去找村长吧！” 贝尼福尔说。他把妻子喊过来，嘱咐她看好店，自己则和奥努弗里耶一起去找村长。

在村长办公室，他把三百克朗交给了奥努弗里耶。奥努弗里耶坐在一张被蛀虫咬过的桌子边，把他的名字签在字据的下面。他摘下帽子。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透过小窗户将炙热的光线射进来。奥努弗里耶出汗了。在他窄小的额角上沁出了如水晶一般透明的汗珠。奥努弗里耶每写一个字母，额角上就会冒出一滴汗珠。这些汗珠就像是奥努弗里耶脑袋里哭出来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啊，往下流。他的名字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字据下方。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藏在裤子口袋里，三百克朗的纸币放在制服上衣口袋里。奥努弗里耶·克罗兴开始往回走。

下午，他回到了旅馆。他走进咖啡馆，打听少尉的去处。他在那些玩牌的人中间看见了特罗塔。奥努弗里耶就像站在营房的院子里那样无忧无虑，他的宽脸像太阳一样金灿灿的。特罗塔将柔情藏在心间，用愤怒的目光久久地瞪着他。

“我要把你关起来！”少尉不假思索地说，“到房间里去！”特罗塔说着站了起来。

少尉走上楼去，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始终与他保持三步的距离。他们进了房间。

奥努弗里耶脸上仍然是金灿灿的。他报告道：“少尉先生，这里有钱！”说着，把裤子口袋和上衣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并走上前，把钱放在桌上。那个装着二十个十克朗金杜卡特的深红色口袋布在地下埋了很久，所以现在还沾着银灰色的泥土。口袋旁边放着蓝色的钞票。特罗塔把钞票数了数。然后他打开那个口袋，数了数口袋里的金币。随后把纸币和金币一起装进口袋里，把口袋扎起来，递还给奥努弗里耶。

“可惜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懂吗？”特罗塔说，“这是违反军规条例的，你懂吗？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我就会被降级，就会被开除，你懂吗？”奥努弗里耶点点头。少尉站在那里，把那扎钱举在手上。奥努弗里耶不停地点头。他伸出手，抓住那扎钱，还在空中摇了一会儿。

“下去吧！”特罗塔说。

奥努弗里耶拿着那扎钱走了。

少尉想起了在骑兵营的那个秋夜，他听见身后传来了奥努弗里耶那重重的脚步声。他也想起在军队医院里读过的那些绿色封面小薄册子里的一些军界幽默小故事。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勤务兵的故事，那些勤务兵全是高大粗笨却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农家小伙子。特罗塔少尉没什么文学品味。每当他听到“文学”这个词时，他能想到的只有赛多尔·科勒尔的戏剧《茨里尼》。但是他对那些小薄册子里描写的忧郁而温柔的情调，那些金子般的人物形象有些许反感。特罗塔少尉的经验不足以让他知道真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高大粗笨而心灵高贵的农家小伙子。在那些坏书里居然也会重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事情，噢，原来坏书只是写得不好而已。

总之，特罗塔的经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第十八章

在一个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晨，地方官收到了少尉那封不祥的来信。

冯·特罗塔老爷在拆开这封信之前，先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分量。它好像比他收到过的所有来信都要沉。它一定有两页纸，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冯·特罗塔衰老的心里有悲伤，有作为父亲的愤怒，有喜悦也有不安。拆开信封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抖得硬袖口都有点儿晃动。他用左手紧紧地抓住夹鼻眼镜，这几个月以来，这夹鼻眼镜似乎也变得有些颤抖。他用右手把信举到眼前，信纸都碰到了他的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明显的仓促的笔迹和不同寻常的内容都使他感到极为恐惧。

地方官在字里行间寻找着隐藏的惊恐，因为他觉得信里显露的惊恐似乎没有预料的那么多，仿佛长久以来，特别是儿子停止给他写信以来，他就日复一日地等着最可怕的消息。因此，当他把这封信放下时，他显得很冷静。毕竟他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位老人。从大战前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也许比今天的年轻人要笨。冯·特罗塔老爷所感受的这些惊恐按照我们所处时代的观念应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位爱好荣誉和尊严的老人却依然保持着一种英雄气质的冷静。冯·特罗塔老爷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这些荣誉包括职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荣誉。现在，这些似曾相识的迂腐观念还残留在特罗塔老爷身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像冯·特罗塔老爷之类的地方官听到亲生独子突然死去的消息，似乎不会比听到独子不正派的消息—哪怕只是表面上的不正派—更伤心。那个旧时代的迂腐观念认为，如果一个军官没有去杀死一个损害自己荣誉的人—看来是因为他欠了这个人的债—那么这便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甚至比不幸还糟糕，因为这是他作为教导者的耻辱，是军队的耻辱，甚至是整个皇朝帝国的耻辱。

这件不幸的事首先触动的不是冯·特罗塔老爷那颗做父亲的心，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那颗做官的心。

他自言自语道：“立刻辞去你的职务！提前退休，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在官场上再为皇帝效劳了！”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那颗做父亲的心又喊道：“这是时代的错误！这是边防驻地的错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你的儿子是诚实而高贵的！不幸的是他太软弱了，你得帮他一把！”

得帮帮他！得防止特罗塔的名声遭受玷污。冯·特罗塔老爷的两种心态—做父亲的心和做官的心—在这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么，当务之急是去弄钱，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他，作为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曾经得到了皇帝五千弗罗林的馈赠，还曾经得到过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现在，它们全都被地方官花掉了，花在家用开支上，花在军事学校上，花在画家莫泽身上，花在购买马上，花在慈善捐款上。

冯·特罗塔老爷总是要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表面光。他有着一个真正老爷的天性。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许仍然如此—这种天性花费巨大。喜欢受这种天性折腾的人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他花掉了多少钱。他从一个看不见的源泉取钱，他不算账，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钱不会因为挥霍而减少。

现在，冯·特罗塔老爷在自己漫长的人生中第一次面临这样一个无法想象的任务，立刻去筹集一大笔款项。他一个朋友也没有，除了在中学和大学结识的同学，如今，他们和他一样都当了官，他和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们大多都是穷鬼。这个区里他认识的最有钱的人是冯·温特尔希格先生。

他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要去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明天，后天，或者今天就去，向他借钱。冯·特罗塔老爷并没有什么丰富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能够想象到，可怕的借贷之路每一步都是极其痛苦煎熬的。在漫长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无助的人要保持尊严是何等的艰难！这个体会犹如一道闪电向他袭来，顷刻间击碎了他苦心经营、从父亲那儿继承并将传承给后代的自豪感。他像一个多年来备受挫折的人一样备感耻辱。从前，这种自豪感是他青年时代坚强的伙伴，是他中年时代的支柱，而现在这个自豪感被击碎了，从他这位可怜的地方官老爷身上被击碎了。

他决定立即给冯·温特尔希格先生写信。可是，刚拿起笔他就明白与其说是拜访人家不如说是去登门求救。老特罗塔认为如果不说清楚自己登门的目的，那就是在进行一种欺骗。但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意图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把笔握在手上，坐了很久很久，仔细斟酌，写了又划，划了又写。当然，他也可以打电话给冯·温特尔希格先生。但是，在地方官公署装上电话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冯·特罗塔老爷只用它谈工作上的事情。现在假如叫他走到那个褐色的、让人有点儿害怕的大电话机前，转动电话摇铃，听到电话筒里那声可怕的“喂”，便和冯·温特尔希格先生通起话来，那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地方官看来，电话里的一声“喂”是严肃的人在谈正事时所传达的一本正经，既幼稚而又傲慢，这会使他感到备受侮辱。

这时，他突然想到儿子也许在等他的回信，或者是电报哩。地方官能在信中写什么呢，或者能在电报里说什么呢？也许这么说：我将尽一切努力。详情再叙！或者这么说：请耐心等我的消息。或者还可以这么说：试试其他办法，我这儿无能为力。—无能为力！这几个可怕的字在耳边久久地回响着。无能为力的含义是什么？是指挽救特罗塔家族的荣誉吗？不，这得是可能的，绝不能让它成为不可能。

就像当年那些星期日的上午考问小卡尔·约瑟夫的情景一样，地方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一只手放在后背上，另一只手把袖口甩得啪啪响。过了一会儿，他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已故的亚克斯老人还坐在院子屋梁的阴影里，于是他走下楼，到了院子里。可是，院子里空荡荡的。亚克斯曾经住过的那所小屋的窗户敞开着，那只金丝鸟还活着，正栖息在窗框上唱着歌儿。地方官返回去拿起帽子和手杖，出门了。

他决定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去登门拜访斯科罗内克大夫。他穿过小集市，拐进内拉各斯街，顺着一道道门去寻找一个门牌号。因为不知道斯科罗内克大夫的具体门牌号，所以他不得不向一个陌生人打听斯科罗内克大夫家的住址。尽管觉得为此去打扰一个陌生人是不光彩的行为，但他还是凭着坚定的信心挺过了这个难关。按照别人指给他的住址，他进了那所房屋，见到了斯科罗内克大夫。他在后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一顶巨大的太阳伞底下。

“天啊！天啊！” 斯科罗内克喊道。他十分清楚地方官亲自上门，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冯·特罗塔老爷在表明来意之前先说了一大堆抱歉的话。接着他坐在小花园的长凳上，低垂着脑袋，一边讲，一边用手杖的尖头戳小径上的花石子，然后把儿子的信递到了斯科罗内克大夫手里，便沉默不语，本来想叹息，却又忍住了，只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存款总共有两千克朗，” 斯科罗内克说，“如果允许的话，长官先生，我就把它给你用！”这句话，他说得很快，就好像害怕地方官会打断他的话似的。说完，他便困窘地抓起冯·特罗塔老爷的手杖，自个儿在石面上乱戳，因为在讲完这句话后，他觉得两手空空，无所适从。

冯·特罗塔老爷说：“谢谢您，先生！我接受您的好意。我会给您写个借据。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分期付款给您！”

“完全没问题！” 斯科罗内克说。

“好！”地方官说。他突然觉得不可能像平时对陌生人那样讲一大堆无用的客气话。时间太紧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

“至于不够的部分，” 斯科罗内克接着说，“那您只能去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想办法喽。您认识他吗？”

“不是很熟。”

“没有别的办法了，地方官先生！但是，我自认为还是很了解这个人的。我曾经给他的儿媳看过病。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个怪人。地方官先生，他很有可能会拒绝您的请求！” 斯科罗内克没有再说下去了。

地方官从大夫手里拿回他的手杖。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手杖尖头戳在石子上的声响。

“拒绝！”地方官低声说道，“这我倒不怕，”他抬高了他的嗓门说，“不过，如果他不借钱给我，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斯科罗内克说，“只有一个办法，一个非常奇怪的办法。我脑子里想到的这个办法，对于我来说并不只是奇怪，而是神奇。对于你而言，则并非天方夜谭。如果我是您，我会直接去找他老人家，我是指皇帝。这件事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恕我直言——您儿子很有可能——” 斯科罗内克本来想说“被抛弃”——但他改说，“离去。”说完这些话，斯科罗内克又觉得羞愧难当。他补充道：“也许这个想法很天真。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我觉得我们是两个异想天开的学生娃。是的，我们都变老了，我们忧心忡忡。我的想法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请您原谅！”

但是心思单纯的冯·特罗塔老爷一点儿也不觉得斯科罗内克的想法很天真。在他草拟或签署每一份文件的时候，在他向他的助手或者那位宪兵队长斯拉曼下达每一道微不足道的命令时，这位男爵倚仗的就是皇帝的权威。皇帝曾经和卡尔·约瑟夫说过话，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索尔费里诺英雄曾经为皇帝流过血，卡尔·约瑟夫曾经镇压过那帮可疑的骚乱“分子”和“坏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为皇帝流过血。按照冯·特罗塔老爷简单的理解，假如他这位皇帝的臣仆像在危险中向父亲求救的孩童一样，虔诚地去向皇帝陛下求助，那么他不是在滥用皇帝的恩宠。

斯科罗内克大夫颇感惊讶，他甚至怀疑地方官的心智有问题，因为这老头语出惊人：“好主意，大夫先生，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好办法！”

“这可不那么简单啊！” 斯科罗内克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两天内不可能私下召见您。”

地方官承认他说的是对的。他们一致认为，首先得去找温特尔希格先生。

“哪怕是吃闭门羹也得去！”地方官说。

“哪怕是吃闭门羹也得去！” 斯科罗内克大夫重复道。

地方官立刻出发去找温特尔希格先生。他乘坐的是一辆出租马车，已是正午时分，他没有吃东西。于是，他叫马车在咖啡馆前面停下来。他下了车，走进咖啡馆喝了一杯白兰地。他觉得在老温特尔希格用餐时去打扰他是一件非常冒昧的举动。但是时间所剩无几，今天下午就得定下来。后天他就要去觐见皇帝。

他在邮局前面再次叫马车停下来。他下了车，果断地给卡尔·约瑟夫发了一份电报：“已办妥，父亲。”他自信有把握把这件事情办妥。也许不一定会弄到足够的钱，但特罗塔家族的荣誉是不会被损害的。是的，地方官深信不疑，他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灵魂在守卫着他，保佑着他。白兰地温暖了他那颗苍老的心，但只是让它跳得稍稍快点而已，他内心还是很冷静的。他在温特尔希格别墅前付了车钱，并用一个手指友好地敬了个礼。他总是以这种方式向小人物打招呼。他还和善地向门房仆人笑了笑，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等候着。

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来了，个子矮小，脸色蜡黄。他向地方官伸出一只干瘪的小手，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整个身子几乎都陷进了绿色的软垫里。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窗户。他的眼睛没有一点神采。它们是两面陈旧的黯淡无光的小镜子，地方官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小小的图像。他用一套比自己预料中还要流畅的口气说了一大堆早已熟稔于心的道歉话。他解释说自己是如何无法预告他的来访。然后说：“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我是个老人。”他本来不准备这样说的。温特尔希格那黄黄的满是皱纹的眼睑眨了几下。地方官觉得自己在跟一只不懂人类语言的又苍老又干枯的鸟在说话。

“非常遗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终于开口说道。他说得很低，有声无音，就和他有眼无神一样。他一边说话一边嘘气，而且要露出那全副坚固的牙齿，发黄的大牙，好像是守卫话语的牢固的栅栏。

“非常遗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又一次说道,“我没有那么多现款！”

地方官立刻站起身。温特尔希格也跟着站起来。个子矮小，脸色蜡黄，须面干净的温特尔希格，就站在胡子拉碴的地方官面前。特罗塔老爷觉得自己似乎在不断地往上长。他的自尊受到损害了吗？不，完全没有！他受到羞辱了吗？不，绝对没有！他得拯救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荣誉，就像当年索尔费里诺英雄拯救皇帝的生命那样义无反顾。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容易地开口借钱！

蔑视，冯·特罗塔老爷的心里第一次充满了真正的蔑视，这个蔑视几乎和他的自豪感一样强大。他要告辞了。他用那种苍老的、带着鼻音的傲慢的官腔说道：“告辞了，温特尔希格先生！”

他徒步走过从温特尔希格别墅到城里的那条长长的林荫大道，腰杆笔直、步履缓慢、银质勋章闪闪发光。林荫道上空无一人，麻雀在树林间轻快地跳跃，黑鹂啼声婉转，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古老的栗子树。

回到家，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摇响了钟铃。清脆的铃声传遍了整个屋子。

“尊敬的小姐！”冯·特罗塔老爷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请在半小时内把我的行李收拾好。准备好我的制服、我的三角帽、佩剑、燕尾服和我的白领带。”

他掏出怀表，打开表盖，确认表的声音。接着，他坐到扶手椅上，闭上了双眼。

他的阅兵制服挂在柜子里。他的燕尾服、马甲、裤子、三角帽和佩剑分别挂在五个钩子上。这些服饰好像不是女管家小心谨慎地取出来，而像是一件一件地从柜子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似的。地方官那只用褐色亚麻布包好的大旅行箱张开了它的大口—衬里是沙沙作响的绸布—把一件一件衣服收进去。佩剑乖顺地钻入了它的皮鞘里。白领带用一种柔软的纸纱巾包了起来。白手套放在马甲的附衬里。随后，箱子合上了它的大口。希尔施维茨小姐过来报告，一切都已收拾妥当。

随即，地方官坐火车去了维也纳。

到达维也纳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他知道到哪儿去找他要找的人，他知道他们的住所和他们常去的餐馆。政府参议斯梅卡尔、内廷参议帕拉克、帝国首席审计参议帕里策尔、市政首席参议布什、行政区参议内希礼格、警察参议弗希斯，所有人看到冯·特罗塔老爷这天晚上会赶过来都非常惊讶。虽然他的年纪和他们一般大，但他们每一个人见到他都在困惑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因为他看起来比他们老得多。是的，他们都很敬畏他，几乎不敢用“你”来称呼他。

这天晚上人们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了他，看到他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他看起来像一个幽灵，一个旧时代的幽灵，一个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幽灵：一个历史的阴影。他的话听起来那么奇怪：他要在两天之内觐见皇帝陛下。他们更奇怪的是冯·特罗塔本人，明显有些早衰，或者说一生下来就显得老态。渐渐地，他们觉得他的想法是正当和合理的。

宠臣古斯特尔坐在宫廷侍卫官蒙特诺沃的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羡慕他、忌妒他，尽管他们清楚他将会随着老皇帝的死去和新皇帝弗兰茨·斐迪南的登基而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们已经在等着看他的下场。

还得说一下，他已经结婚了，娶的是富格尔家族的一位千金。他，一介平民，他们全都知道他的底细。他总是坐在左边角上的第三排长凳上。每当他被质询时，他们都会添油加醋。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尖酸刻薄的语言陪伴着他的“红运”。古斯特尔被晋封为贵族，并获得了宫廷侍卫队长的职位。他已经不再姓哈塞尔布鲁纳，而是姓冯·哈塞尔布鲁纳。他的工作简单清闲，报酬优厚，可是他却要处理那些令人无法忍受而又特别复杂的事情。哈塞尔布鲁纳！他是唯一可以帮到特罗塔的人啊！

第二天上午，已经到了九点钟，地方官还站在宫廷侍卫官的办公室门外等着哈塞尔布鲁纳。他得知，哈塞尔布鲁纳出城去了，下午也许会回来。这时斯梅塔纳刚好从他身边经过。昨天晚上特罗塔没能找到他。斯梅塔纳这个人消息灵通、思维敏捷，主意非常多。即使哈塞尔布鲁纳出城去了，但还有朗格在隔壁呀。朗格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于是，地方官开始不知疲倦地瞎撞，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他根本不了解维也纳皇家官场上的潜规则。现在他可是见识到了。依据这些潜规则，在地方官没有掏出名片前，公务接待员们总要唠叨一番。一旦知道了他的官衔，就会对他毕恭毕敬。比他官衔高的官员们客客气气地向他表示欢迎。他们见到地方官的头一刻钟，都会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似乎愿意为他甘冒舍弃前途乃至生命的风险。再过一刻钟，他们的目光暗淡，脸色阴沉，无尽的忧郁侵入了他们的心头，那殷勤劲儿不见了。他们每个人都这么说：“啊，但愿情况会有所好转！我乐意为您效劳！不过，亲爱的，亲爱的特罗塔男爵，像我们这号人，哎，我不必跟您说吧。”他们就这般地对意志坚定的特罗塔老爷讲些千篇一律的废话。他穿过十字回廊和玻璃天井，登上四楼，又爬上五楼，然后回到二楼，接着又下到一楼。他决定等哈塞尔布鲁纳回来。他一直等到下午，打听到塞尔布鲁纳根本就没有出城，而是一直待在家里。

为了维护特罗塔家族的荣誉，地方官英勇无畏地径直赶到哈塞尔布鲁纳住宅处。他终于见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哈塞尔布鲁纳和特罗塔老爷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驱车去找蒙特诺沃。傍晚六点钟，他们终于在那个赫赫有名的甜食店里—帝国的那些爱好甜食的快乐达官显贵们偶尔在下午光顾这里—找到了蒙特诺沃的一个朋友。地方官今天已是第十五次听到对方说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但是这并不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他那长者身份的尊严，他谈起儿子以及儿子的名誉遭受威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奇特而荒唐的执拗劲，他称他那已故的父亲为“索尔费里诺英雄”和称皇帝为“皇帝陛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庄严的神情，所有这些使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们渐渐地感到冯·特罗塔老爷的想法名正言顺。来自W行政区的这个地方官说，如若不然，他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皇帝陛下的老臣仆，就将撞死在皇帝每天上午从美泉宫到皇宫所乘坐的马车上，就像市场上的一个普通帮工所做的那样。他，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不得不把整件事处理好。现在他如此热衷于依靠皇帝的帮助去挽救特罗塔家族的荣誉，以至于他觉得他儿子的这一不幸—他私下里是这样称呼整件事的—赋予他长长的生命以真正的意义。是的，他的生命就是通过这一事件才获得了它的意义。

人们向他说了十五遍，这种皇家礼仪是难以打破的。他回答了十五遍，他的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就打破过这种礼仪。“喏，他用一只手抓住陛下的肩膀，把他摁倒在地！”地方官这样说道。当他发现别人听到他的话竟会有一些激烈的或者说是多余的动作时，他有点儿受宠若惊。他不禁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听者的肩膀，试图把历史上的这个救命壮举重新演绎一遍。在场的人谁都没有笑。人们在寻找一个回避这种礼仪的方法。

他走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一张官方公文纸、一瓶墨水和一支艾德勒牌的钢笔，他写字只能用这种笔。他的手虽然在飞，但他写下的字体仍然字迹工整。他以这种字体写成了那份给皇帝陛下的请求书。他丝毫也不怀疑，也就是说，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怀疑，事情会顺利解决的。他多么想在半夜把蒙特诺沃叫醒。经过这一天的奔波，特罗塔老爷已经相信他儿子的事也就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事，因而也是皇帝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祖国的事。他离开W地区以来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看上去比平时瘦了，他使他的朋友哈塞尔布鲁纳想起了美泉宫动物园里一种来自异国的鸟，这种鸟试图在动物界再现哈布斯堡的面貌。是的，地方官使所有见过皇帝的人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本人。他们对地方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定态度感到很不习惯。维也纳的这些老爷们啊！他们习惯于用帝都咖啡馆里那种诙谐方式草率地处理帝国的一些艰难复杂的事物。在他们眼中，冯·特罗塔老爷与他们相差的不是地理距离，而是历史距离，简直就是一个祖国历史上的幽灵。爱国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直以来他们竭力以轻松诙谐来迎接时代的没落，那种纯粹的殷勤转瞬即逝。“索尔费里诺”这个名字唤起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和敬畏。这场战役是帝国走向衰亡的最初的征兆。的确是这样，他们一见到这个奇特的地方官，一听到他的谈话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也许他们已经闻到了死神的呼吸，几个月后，死神就要来捉拿他们所有人，掐住他们的喉咙！他们的脖颈已经感觉到了死神冰冷的气息。

冯·特罗塔老爷总共还有三天的时间。尽管他一夜没睡、没吃、没喝，但他却成功地在一夜之间冲破了坚固而又高贵的宫廷礼仪法规。正如在史书里或是在奥地利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里找不到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名字一样，在蒙特诺沃的文书里也找不到索尔费里诺英雄之子的名字。除了蒙特诺沃本人和最近去世的弗兰茨·约瑟夫的侍从外，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男爵在一天早晨受到了皇帝的接见，而且是在皇帝要启程去巴德伊舍之前不久。

那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头天晚上，地方官把那套阅兵制服穿在身上试了整整一个晚上。那是个明亮的初夏之夜，窗户敞开着。他不时地走到窗前，听到了这个酣睡之城的声响和远处田野里传来的公鸡的啼叫声；他嗅到了夏日的气息；他看到了皓月当空，繁星闪烁；他甚至听到了警察的脚步声。他盼望着黎明的到来。他走到—这是第十次—镜子前面，把系在竖领角上的白色领带的蝴蝶结再次调整好，用细麻布的白手帕在燕尾服的金纽扣上再次抹了一下，擦擦佩剑的金把柄，刷刷他的鞋子，梳梳连鬓胡子，接着又用梳子把秃顶上老是要竖起来或卷起来的稀疏头发理顺，再刷刷燕尾服的下摆。他把三角帽拿在手上，站在穿衣镜面前，反反复复练习着说：“请陛下赐恩吾儿！”他看见镜中自己的连鬓胡子在跳动，他认为这不得体，于是他尽量练习在说话时，胡子保持不动，每一个字又能听得清清楚楚。他毫无倦意，他又一次走到窗前，如同等候远航归来的亲人。他渴望天明，像思念故乡似的渴念皇帝。

他伫立窗前，直至灰色的晨曦照亮了整个天空，拂晓的晨星已退场，众鸟齐鸣，宣告着太阳的登场。而后，他关掉了房里的灯，按了按门铃，叫理发师来。他脱下燕尾服，坐了下来，叫理发师给他修面。“刮两遍！”他对那位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说，“要刮得整齐！”他那蓄着翅膀似的银白色胡须的下颚上闪着淡蓝色的光。明矾使他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扑粉使他的脖子感到凉飕飕的。他被安排在八点半觐见皇帝。他又把那件深绿色的燕尾服刷了刷，再一次在镜子前复习道：“请陛下赐恩吾儿！”而后，他锁好房门，顺着楼梯走下去。

旅馆里的其他人还在酣睡。他拉了拉白手套，抚了抚手指头，摸了摸手套上的小山羊皮革，还在二楼与三楼之间楼梯上的一面大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的侧面形象。然后，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走下铺了红毡毯的楼梯。长者的尊严、扑粉的香味、科隆香水味以及刺鼻的鞋油味弥漫在四周。门房向他深深地鞠躬。双辕马车停在旅馆旋转门的前面。地方官用手帕掸了掸车上的软垫座位，然后坐了下去。

“美泉宫！”他命令道。在整个行程中他一直直挺挺地坐在马车里。马蹄欢快地踩踏在新铺的石子路面上。身穿白衣赶着去送面包的小伙子们停下他们急匆匆的步履，目送着这辆马车驶过，像是在看检阅似的。冯·特罗塔老爷的马车犹如置身于一支华丽的检阅队伍中，向皇帝驶去。

到了美泉宫前面，他让马车在距离宫殿恰当的位置停下来。他沿着笔直的大道往美泉宫高处走去，戴着洁白的手套的手悬在燕尾服的两侧。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跨过去，以免他闪亮的皮靴会粘上林荫大道的灰尘。清晨的鸟雀在头顶上空欢叫。紫丁花香和茉莉花香沁人心脾。栗子树上偶尔会有一小片叶子掉落在他的肩上。他用两个手指把它捻去。他缓慢地登上那平整光滑的台阶，台阶在旭日的照耀下光洁发亮。哨兵行了个军礼。地方官冯·特罗塔步入了皇宫大殿。

他等候着。一个内廷侍从官对他进行了例行的礼仪检查。他的燕尾服、他的手套、他的裤子、他的靴子都是无可指责的，要想在冯·特罗塔老爷身上挑出点毛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等候着，在御书房外面那间大厅里等候着。这个大厅有六扇拱形大窗户，窗户前还挂着帷帘以遮挡外面的阳光，但美泉宫初夏的美景、甜蜜的花香和动听的鸟语已从开着的窗户钻了进来。地方官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那位侍从官。此人的实际职责就是检查每一个前来觐见皇帝的人，告诉他们一些觐见时要注意的一些举止规范。但他见到地方官那不可接近的长者尊严时，便哑口无言，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两个身材魁梧的卫士像两个僵尸一样分别站在两扇高高的金边白色大门旁。

冯·特罗塔老爷的下半个身子：那条黑色的裤子、镀金的剑鞘以及燕尾服飘动着的下摆都朦朦胧胧地倒映在黄褐色的镶木地板上，地板中央铺了一块红地毯。冯·特罗塔老爷直起身子，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走过那块红地毯。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但并不慌乱。此刻，即在觐见皇帝之前的五分钟，冯·特罗塔老爷仿佛觉得自己多年以来就出入于此。他仿佛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天早晨向弗兰茨一世皇帝陛下汇报前一天在摩拉维亚的W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地方官在皇帝的宫殿里感到非常自在。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就是他觉得应该用手指再把连鬓胡子理顺一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摘下白手套了。

皇帝身边没有一位大臣，就连宫廷侍从在这里也不会像冯·特罗塔老爷那样感到舒适自在。风不时掀动着挂在高高的拱形窗户前面的金黄色帷帘，一抹夏日的绿荫悄悄地爬到地方官的脸庞上。鸟鸣声越来越喧闹。几只笨拙的苍蝇已经开始嗡嗡地叫，它们傻乎乎地认为已经到了中午时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夏日的气温越来越高。

地方官依然站在大厅中央，他的三角帽靠在右臀部上，白得刺眼的左手握在金色剑柄上，他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皇帝书房的那个门。他就这样站了大概两分钟。远处钟楼上的金钟声从敞开的窗户传了进来。突然，两扇门开了。地方官伸着脖子，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跨去。他深深地鞠了个躬，脸朝下对着橡木地板，不带任何杂念地保持了几秒钟这样的姿势。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身后的门已经关上了。他的前面，就在那张写字台后面站着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地方官仿佛觉得站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是他的兄长似的。是的，弗兰茨·约瑟夫的连鬓胡子有点儿发黄，嘴巴周围的胡子尤其如此。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和冯·特罗塔老爷的连鬓胡子一样白。

皇帝穿的是将军制服，冯·特罗塔老爷穿的是地方官制服。他们就像兄弟俩，一个当了皇帝，另一个则当了地方官。此刻，以及余下的整个会见过程—这次会见从来没有写入官方文件—皇帝都显得很有人情味。因为害怕有泪珠会从鼻子上落下来，所以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手帕，用它在小胡子上面擦擦。他看了看那份案卷。啊，特罗塔！他想。昨天他让人给他讲了这次突然会见的必要性，但他没有听得很仔细。几个月以来，特罗塔家族的事一直纠缠着他。他回想起上次视察军事演习时曾和特罗塔家族最年轻的后裔谈过话。他是个少尉，一个脸色苍白得异常的少尉。站在这儿的一定是他的父亲喽！皇帝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少尉的祖父还是少尉的父亲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他的性命。索尔费里诺英雄突然成了一位地方官了吗？或者说这位地方官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他把手撑在写字台上。

“噢，亲爱的特罗塔？”他问道，因为令人吃惊地呼喊来访者的名字是他当皇帝的职责。

“尊敬的陛下！”地方官说着，又深深地鞠躬。

“请陛下赐恩吾儿！”

“您有个什么样的儿子？”皇帝这样问，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掩盖他不熟悉特罗塔的家族史。

“我儿子是B区狙击营的一名少尉。”冯·特罗塔老爷说。

“啊，我知道了！”皇帝说，“就是我在观看最近的一次军事演习时见到的那个年轻人！一个好小伙子！”因为他的思维有点儿混乱，所以他补充说道：“他大概救过我的命，或者是您救的？”

“陛下，那是我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地方官说着，又鞠了个躬。

“他现在多大年纪？”皇帝问道，“索尔费里诺战役，与教科书的事有关的那个人吧？”

“是的，陛下！”地方官说。

皇帝突然清楚地记起当年接见那位奇怪的上尉的情景。此刻，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就和当年会见那个奇怪的上尉时所做的一样，离开写字台后面的座位，朝着来访者走了几步，说：“靠近点儿！”

地方官走近前去。皇帝伸出那瘦削的颤抖的手，一只露出青筋和小指节骨的老人之手。地方官抓住这只手，弯下身子，准备去亲吻它。他不知道他是应该大胆地握住它还是把自己的手放在里面，好在任何时候抽出这只手。

“陛下！”地方官再说一遍，“请陛下赐恩吾儿！”

他们就像兄弟俩一样。要是有个陌生人在这个时候见到他们俩一定会把他们错认为是兄弟俩。那白色的连鬓胡子、那瘦削的溜肩和那同样大小的身躯使他们俩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站在对面的是自己镜子里的影子。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地方官，另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皇帝。在皇帝的左边或者说冯·特罗塔的右边两个巨大的窗户是开着的，但是仍然被金黄色的帷帘遮着。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弗兰茨·约瑟夫突然说。

“今天天气美极了！”地方官回应说。

皇帝用左手指着窗户，地方官也用右手指着同一个方向。皇帝仿佛觉得地方官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突然，皇帝想起他在启程去巴德伊舍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好的！一切会处理妥当的！他出了什么事？欠债？这个问题会解决的！向您爸爸问好！”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陛下！”地方官说。

“哦，去世了！”皇帝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陷入了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回忆。他回到他的写字台前坐下，按了按铃，没有再去看地方官是怎样低着头，左手握着剑柄，三角帽靠在右臀部退出去的。

鸟雀的晨鸣回荡在整个房间。皇帝特别敬重鸟雀，把它们当作是上帝赐给世界的特别礼物，但在他心灵深处对它们就像对艺术家那样仍然怀有某种不信任感。根据他最近几年的经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往往会引发他小小的健忘症。于是，他赶快在案卷上写下这样五个字：“特罗塔事件。”

而后，他便等待着宫廷侍从长每天例行的召见。

钟响了九下。他来了。

第十九章

特罗塔少尉的烦恼在一种悄无声息的关怀中烟消云散了。

楚克劳尔少校只说了声：“您的事情皇帝已经下令处理妥当。令尊大人把钱寄来了。这件事没有必要再提。”

特罗塔少尉随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告诉父亲说，威胁到荣誉的危险已经被皇帝解除了，并请求父亲原谅自己这么久没有给他回信。他既感动，又激动。他多么想把这种心情写下来。可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能够用来表达他懊悔、痛苦和思念之情的词语。这件事实在是让他伤透脑筋。当他签好了自己的名字，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我打算不久请假回去一趟，以便当面向您谢罪！”就写信的格式而言，这个句子不应该作为附言放在信的下方。于是，少尉又把整封信重写一遍。一个小时之后，信写好了。重新写的这封信从外表格式上看是正确的。这样，他觉得一切都已了结。

“出乎意料的幸运”让特罗塔少尉惊叹不已。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仗老皇帝。另外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是自己的父亲有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在逃过这一劫之后，他便可以自愿地离开军队，到维也纳去和冯·陶希格太太一起生活，也许穿上便服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他已经好久没有去维也纳，好久没有听到冯·陶希格太太的任何消息。他十分想念她。喝了一杯“180度”之后，思念之情更浓。这种甜蜜的思念之情甚至放纵他哭泣了一会儿。最近一段时间，他眼睛总是挂着泪水。此刻，特罗塔满心欢喜地看了看那封信，而后将它装入信封，高高兴兴地写上地址。为了犒劳自己，他又要了一大杯“180度”。

布洛德尼茨先生亲自端来烧酒，说：“卡普图拉克离开这儿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那个令少尉特罗塔终生难忘的可恶的矮个子家伙被除掉了。

“为什么？”特罗塔问。

“他被直接赶走了！”布洛德尼茨回答道。

是的，弗兰茨·约瑟夫—那个和特罗塔少尉交谈过的老人，那个鼻子上挂着闪光泪珠的老人—的手臂伸得这么长，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影响会有这么长久。

皇帝接见地方官才一个星期，卡普图拉克就被赶走了。政府机关得到上面的暗示，将布洛德尼茨的赌馆查封了，有关耶德里策克上尉的事也得以封锁。他早已被人们淡忘，就像一个地狱的鬼魂永远不能返回地面那样。耶德里策克上尉被关进了古老的皇朝帝国的军人监狱，关进了奥地利的牢房。虽然他的名字偶尔会钻进某个军官的脑海里，但立即又被赶走。军官们大多能忘却一切，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

新调来一个上尉，叫洛伦茨。此人矮墩墩的，有一副好心肠；衣着随便，举止随意；即使被禁止，他也要随时准备脱掉外衣，玩一局弹珠游戏，露出他那短短的、打过补丁带有汗渍的衬衫袖子。他的妻子面容憔悴，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们育有三个孩子。洛伦茨上尉很快就适应了这儿的环境，大伙儿也很快适应了他。三个孩子长相相似，看起来像三胞胎似的，他们会一起来到咖啡馆喊他回家。

从奥洛莫乌茨、赫纳斯、玛利亚希尔夫来表演歌舞的“夜莺”也先后离开了这里。咖啡馆里每个星期会演奏两次音乐，但音乐缺乏激情和活力。因为没有“夜莺”的表演，所以演奏的尽是古典乐，它听起来与其说是对逝去的时代的颂扬，不如说是对那个时代的悼念。如果没有酒喝，军官们就会觉得无聊透顶；喝了酒，又变得悲伤忧郁，自怨自艾。

这里的夏天湿热难耐。上午操练时得休息两次。士兵们和武器都浸泡在汗水里。军号手对着沉闷的空气吹号，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毫无生气。整个天空都被均匀地抹上了一层薄雾，宛如一层银灰色的纱幕；连那沼泽地也被它笼罩了。一直欢快而响亮的蛙声也被压得瓮声瓮气。柳树纹丝不动。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风的到来，但风还在酣睡。

科伊尼基今年没有回来，大伙儿对此怨声载道，仿佛部队曾经和他签约，委托他举办夏日娱乐活动，而他却撕毁了这个协议似的。为了给死气沉沉的驻军生活带来一点儿生机，龙骑兵部队的上尉楚奇赫伯爵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举行一次盛大的夏日庆祝活动。这次庆祝活动可以看作是该骑兵团一百周年大庆的预演。虽说还有一年才是一百周年纪念庆典，但也不能在九十九年里什么活动都没有，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奇妙的主意。上校菲斯特迪斯也是这么认为的，还夸耀说是他首先记住了这个光荣的日子。毕竟几个星期以来是他一直在为这个百年大庆做准备。每天空闲时他就在团部办公室口授那封谦恭的邀请信，这封信要在半年以后寄给本团荣誉指挥官，他是一个小小的德国君侯，可惜出生于受轻视的旁系。仅仅为了这封宫廷信件的措辞就让菲斯特迪斯上校和楚奇赫上尉大伤脑筋。有时候他们还要为措辞进行激烈的争论。例如上校认为“在此请允许本团最恭顺地”这个套语是可行的，楚奇赫上尉则认为“在此”用错了，“最恭顺地”几个字也用得不完全恰当。他们决定每天写两个句子，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分别口授给别人写。上尉口授给一个下士写，上校则口授给一个中士写。然后把他们的句子拿出来比较，两个人再相互吹捧一番。接着，上校就把这些底稿锁在团部办公室的大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钥匙由他专门保管。他把草稿和其他一些已经做过的有关大型阅兵和官兵比武计划放在一起。全部计划都放在那些大信封附近，大信封已经封了口，让人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信封里藏的是用于进行军事动员的命令。

在楚奇赫上尉宣告了这一奇妙的主意之后，他们便不再为致君侯的书信措辞问题而烦恼，而是开始向四面八方寄发内容相同的邀请信。这种简单的邀请函不需要多少文学修辞，所以几日之内就写好了。他们只是在给邀请来宾的寄信顺序上有分歧。楚奇赫伯爵认为要按顺序寄信，首先应寄给那些地位最高贵的人，然后寄给那些地位低一些的人。

“所有的邀请信同时发出！”上校说，“我命令您这样做！”

虽然菲斯特迪斯家族属于最高贵的匈牙利族系，楚奇赫伯爵相信这道命令显示出上校匈牙利血统的民主倾向。他耸了耸肩膀，把邀请信一起发出去了。

军籍管理员得到命令，要把后备军官和退役军官的通讯地址找出来，他们全都在受邀请之列。被邀请的还有龙骑兵团军官们的亲属和朋友。信中说是邀请他们前来参加百年大庆的预演，也就是告诉他们有机会亲眼见到本骑兵团的荣誉指挥官，即那位出身于一个不太尊贵的旁系德国小君侯。有一些被邀请的人的家族历史比这个荣誉指挥官的还要久，但在和他接触时仍然要向他表示敬意。

因为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所以看中了科伊尼基伯爵的小树林。这个“小树林”和科伊尼基的其他树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似乎是大自然和它的主人指定用于举行庆典活动的。它年轻，长着幼小而茂盛的云杉，清爽而阴凉，道路平坦，还有可以用来做跳舞场地的小空地。他们为此租下了这片小树林。

他们再一次为科伊尼基不在场而感到惋惜。他们给他发出了邀请信，希望他不要拒绝前来参加龙骑兵团的庆祝活动，甚至希望他—如菲斯特迪斯所表达的那样—能够“带几个艳丽的人儿来”。他们邀请了胡林夫妇、金斯基夫妇、博德斯达茨基夫妇、许恩波尔恩夫妇、阿尔伯特·泰罗一家、基尔贝茨格夫妇、文森霍斯夫妇、塞尼夫妇、本基宇夫妇、基舍尔施夫妇和迪特里希银泰夫妇。他们和龙骑兵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楚奇赫上尉又把被邀请人的名单看了一遍。他说：“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啊！”他把这个独特的惊叹语又重复了几遍。举行一次这么盛大的庆典再怎么不情愿也得邀请狙击营那些寒碜的军官。他们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菲斯特迪斯心里想。楚奇赫上尉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一边口授致狙击部队军官的邀请信—一个口授给下士写，一个口授给中士写—一边交换着讥讽的眼神。当他们写到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名字时，脸上突然放出光彩。

“索尔费里诺战役。”菲斯特迪斯脱口说出这句话。

“啊！”楚奇赫上尉喊道。他一直以为索尔费里诺战役发生在16世纪。

团部办公室的全体文员都在搓捻红红绿绿的纸彩带。勤务兵们爬到“小树林”里稀疏的云杉上，把彩带从一棵树拉到另一棵树上。龙骑兵团的士兵们在那个星期缺了三次操练。他们被关在营房里“上课”，学习款待贵宾的礼仪。有半个骑兵连被临时性地分配到伙房里。他们在这里学习刷锅、托盘子、端酒杯、翻餐叉。菲斯特迪斯上校每天早晨都要到厨房、地下室和餐厅里进行严格的检查。他们为所有可能接触来宾的士兵配备了白手套。每天早晨这些士兵都得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叉开十指，送到上校面前，让他检查手套是否干净、整洁、扎实。他欢欣鼓舞、神采奕奕，心里充满了阳光。他佩服和欣赏自己旺盛的精力，也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赏。他的想象力超乎寻常，每天至少能想出十个点子，过去每个星期能想出一个点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他既能想出关于庆祝活动的点子，还能想出关于军训方面的点子，如操练规程问题、装备问题乃至战术问题。这些日子里，菲斯特迪斯上校觉得自己简直能轻松胜任将军的职位。

彩带已经拉好了。接下来就是把那些花饰吊在彩带上。于是，人们就把这些花饰挂上去试了试，上校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不可否认，有必要把灯笼也挂上去。空气潮湿而闷热，好长时间没下雨了，他们每天都在提防着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于是，上校决定派个固定岗哨，任务是，一旦出现一丁点儿暴风雨的征兆，就赶快取下花饰及灯笼。

“彩带也要取下来吗？”他认真地问了问上尉。他明白一个好的上司应该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

“彩带不会出问题的！”上尉说。

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绳子不用取下来。

暴风雨倒是没来。空气仍然是那样闷热和潮湿。不过，他们从一些被邀请人的谢绝信中了解到：龙骑兵团准备举行庆祝的那个星期天，维也纳一个赫赫有名的贵族俱乐部也要举行庆祝活动。还有些被邀请者则受着两难选择的折磨。他们既想听到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只有在俱乐部的舞会上才能听到—又想到具有传奇色彩的边境地区看看。异域风情就像那些小道消息一样诱人，就像能使人洞晓人性优缺点一样诱人；仿佛能有求必应；好像能如愿以偿。有几个人承诺庆祝活动临近的日子会发一份电报来。

这些回信和对电报的承诺几乎彻底毁掉了菲斯特迪斯上校近日来所获得的信心。

“真是不幸！”上校说道。

“真是不幸！”上尉重复了一遍。

他们垂头丧气、唉声叹气。

该准备多少房间呢？一百个，或者只要五十个？安排在哪里？旅馆吗？还是科伊尼基家里？可惜他不在家，而且连封回信都没有！

“科伊尼基这家伙真阴险。我从来没有信任过他！”上尉说。

“你说得很对！”上校附和道。

有人敲门，传令兵报告科伊尼基伯爵到。

“好小子！”两人齐声喊道。

他们热烈地欢迎他的回归。上校觉得自己已经才思枯竭，迫切需要他人的帮助。他们轮番拥抱客人。各自迫切地等着另一个人的拥抱赶快结束。随后，他们要了酒。

一切焦灼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美好而愉快的遐想。科伊尼基漫不经心地说：“那我们就订一百个房间，即使空下五十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这么一说，上校和上尉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妙啊！”

他们又一次上前与客人热烈拥抱。

在庆典到来之前的那个星期，雨还是没下。所有的花饰和灯笼都还吊在小树林里树与树之间的彩带上。有几回，负责看守小树林的那个下士和四个士兵被吓得不轻，因为他们听见西方天际传来隆隆的声响，这是远处天雷的回声。薄暮时分，一道白色的闪电划破西方天际密集的云雾，雾霭给火红的落日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但愿这场暴风雨降落在遥远的天际，就像是降落在另一个世界。在沉闷的小树林里，云杉干枯的针叶和剥落的树皮不时发出折裂的响声。鸟儿的啼叫也单调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树干之间松软的沙地热得发烫。

雨还是没下，花饰和灯笼还吊在小树林树与树之间的彩带上。

星期五，来了几位客人。他们预先都发来了电报，值勤官去把他们接来了。两个军营的气氛逐渐热闹起来。骑兵和步兵在布洛德尼茨的咖啡馆议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议的，只不过是给这里的纷乱气氛再加一把火而已。没有人愿意单独待着，是焦虑不安的心情把他们凑在了一起。他们窃窃私语，多年隐藏的秘密突然间被暴露了。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互信任，简直到了相爱的程度。他们欢聚一堂，沉浸在共同的期待中。

庆典的氛围犹如一座喜气洋洋的大山遮住了他们的视线。所有的人都深信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消遣，而且也意味着他们生活的巨大变化。到了最后时刻，他们竟然变得烦躁不安。庆典既给人美好的向往，又给人致命的威胁；它使天空黑暗，又将天空点亮。人们把阅兵服拿出来刷净烫平。这些日子里连洛伦茨上尉也不敢去玩牌。他曾经下定决心在宁静的安逸中度过他余下的军旅生涯，可是现在这种静谧安宁被打破了。他冷眼打量自己的阅兵服上装。如同一匹肥胖而迟钝的老马多年来一直站在马厩凉爽的阴影里，现在却突然被逼出来赛跑。

星期天终于到了。一共来了五十四位客人。

“哎呀，我真该死，真该死呀！” 楚奇赫伯爵一连说了好几声。他终于知道自己是在怎样一个部队服役的。浏览来宾名单上那五十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部队欠缺足够的自豪感。

下午一点，庆祝活动开始了。

他们先是在操场上举行了一个小时的阅兵仪式。两支军乐队是从比较大的驻军部队请来的。他们在小树林里用木头搭成的两个圆亭子里演奏。女士们坐在有帐篷的行李车上，硬挺的胸衣外面穿着夏日连衣裙，圆圆的阔帽子顶上插满了各种羽翼。天气炎热，但她们仍然微笑着，就像阵阵清凉欢快的微风。她们的嘴唇在微笑，眼睛在微笑；束缚在紧身胸衣里的胸脯也在微笑，散发出幽幽的体香；那一直戴到肘部的精致的花边手套也在微笑；那一直抓在手上的小手帕也在微笑。她们有时也会拿起手帕擦鼻子，但动作很轻柔，似乎是害怕把鼻子擦破似的。

小商小贩出售糖果、香槟，命运之轮出售彩票，这个命运之轮由军籍管理员亲自操作。所有人的身上洒满了彩纸屑。人们快活地撅起嘴巴，试图吹掉身上的彩纸屑。也有不少彩纸带轻悠悠地飘落到人们的脖子上和大腿上，或是从树上垂下来。一棵棵天然的云杉树顿时成了一件件人造的艺术品，因为它们比大自然的绿色更浓、更逼真。

就在这时，乌云聚集在这片树林的上空。雷声越来越近，却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中。当夜色突然降临到帐篷、马车、彩纸屑和舞场上的时候，人们开始点亮了灯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灯笼被突如其来的风吹得东摇西摆，简直不能算是节日灯笼。闪电越来越强烈，照亮了整个夜空，但无法与小树林后面燃放的爆竹、焰火相提并论。人们误以为偶尔掠过的闪电是焰火的余光。

“暴风雨！”有人突然叫起来。

关于暴风雨来临的信息迅速在小树林里扩散开来。

人们纷纷离开小树林，动身去科伊尼基家，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摇曳闪烁的蜡烛将金色的光芒毫无顾忌地射向宽阔的林荫道，给地面和树木镀上了一层金色。时间尚早，但已经漆黑一片，这是因为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压过来，聚拢在一起。这时，马匹、马车和客人——服饰艳丽的女人和服饰更艳丽的军官们——都涌到了林荫大道深处那座宫殿的门前，聚集在那个椭圆形的铺有细石子的广场上。

那些被士兵们套上笼头的坐骑以及被车夫们使劲勒着缰绳的马匹都变得焦躁不安；风，犹如电流般掠过它们发光的毛皮。它们惊恐地向着马厩嘶鸣，用颤抖的马蹄把地上的小石子扒得沙沙响。大自然和动物的不安似乎也传给了人。几分钟之前随着命运之轮的弹珠不停滚动而发出的喊叫声现在也戛然而止。大家提心吊胆地朝门和窗户看去。

两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朝大门走去。也许是因为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或者是因为此刻两个军乐队乱糟糟的调音声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谁也没有听见传令兵急速奔驰的马蹄声。此刻，他已经来到广场，猛地勒住缰绳。他身穿值勤制服，头戴闪光的钢盔，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一会儿被苍白的闪电照得雪亮，一会儿被乌云遮得昏暗不明，和舞台上传达战令的使者没有什么两样。

这位传令兵跨马下来，询问菲斯特迪斯上校在哪里。有人告诉他上校在屋里。不一会儿，菲斯特迪斯走出来，从传令兵手里接过一封信，又转身进屋。他在圆形前厅停了下来，这个厅没有安吊灯，一个侍者手持烛台，走到他背后。上校撕开信封。虽然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训练，但此刻侍从仍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突然颤抖的手。他拿在手上的蜡烛开始激烈地晃动。他本无意越过上校的肩膀去看那封信，但信里的文字却自动跳进了那训练有素的视力范围。仅仅写了一句话，字特别大，特别清楚，是用蓝色墨水的钢笔写的。天空中的电弧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各个方向闪烁着，因此他无法闭上眼睛，同时他也不能将自己的目光从那可怕的蓝色大字上移开。

“据悉，皇储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这就是那些大写字母表达的内容。

这句话就如同没有休止符的句子钻进了上校的意识和身后侍从的眼睛。信封从上校的手上滑落，左手握着烛台的侍从，俯身用右手捡起信封。当他直起身时，他的目光正好对着菲斯特迪斯上校的脸。上校已经转过身面对着侍从，侍从往后退了一步。他左手握着灯，右手拿着信封，两只手都在颤抖。摇曳的烛光照在上校的脸上，映得它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上校的脸平常总是通红的，而此刻则紫一阵，白一阵，嘴唇微微地抖动，金褐色的小胡须也抽搐起来。

前厅里除了上校和侍从外，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听见里屋传出的华尔兹舞曲的低声演奏、酒杯的碰撞和人们含糊不清的交谈声。他们朝通向广场的那道门外看去，看得见远处闪电的回光，听得见远处雷鸣微弱的回声。

上校看着侍从，问了一声：“这信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上校先生！”

“绝对保密！”菲斯特迪斯说着把食指搁在嘴唇上。他离去了。他的身子有点儿摇晃，也许是跳动的蜡烛光才使他的步履显得有些不稳。

就像刚才得知这个残酷的消息一样，好奇的侍从对上校的保密令感到紧张不安。他希望有个同事能把这盏灯接过去。他多么想走到那些房间去，也许能打听到一些更详细的消息。他虽然是个开明而理智的中年男子，但也越来越害怕。烛光微弱，每一次一道苍白闪电掠过前厅后，整个前厅就陷入一种更阴沉的黑暗。沉重的带电空气滞留在室内。

暴风雨迟疑着。侍从异想天开地将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与那个可怕的消息联系在一起。他感觉到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世界上那种超自然力量正在宣告着那令人恐怖的威力。他左手拿着灯，右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正在这时，科伊尼基进来了，诧异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很害怕这场暴风雨。

“不只是因为暴风雨。”侍从回答道。虽然答应过上校要保密，但作为一个绝密消息的知情人，他无法承担这种巨大的压力。

“还有什么呢？”科伊尼基问。

“菲斯特迪斯上校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侍从说着，嘴唇在不停地颤抖。

由于暴风雨的缘故，科伊尼基首先下令把所有窗户都关上，接着又下令把帷帘拉下来，最后叫人给他准备马车。他要进城去。当人们在外面套马车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门前，车篷上还有雨水在滚动，看得出来，这车是从一个雷雨交加的地方驶来的。车上下来一个人，就是曾经去驱散鬃毛厂罢工工人政治集会的那个地方专员。他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他首先报告说城里下雨了，仿佛他是专程为报告这个消息而来似的。接着，他告诉科伊尼基，听说皇帝的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人给暗杀了。三个小时前来了一批旅客，他们首先传出了这个消息；后来，总督府发来了一份残缺不全的密码电报，显然是暴风雨影响了电报通讯。人们发电询问此事，但到现在还没有回复。再说，今天是星期天，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机关里。但是，城里以及乡村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尽管外面下着雷雨，但人们仍然站在巷子里，议论纷纷。

正当专员急促而低声地讲这些话的时候，从各个房间里传来一阵阵的舞步声，叮当的碰杯声，还不时传来男人们低沉的笑声。科伊尼基把几个他认为谨慎、冷静而又有影响力的客人集中到一个被隔离开的房间里。他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才把他们一个个弄到预定的房间里，将专员介绍给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了专员带来的信息。这些人当中包括龙骑兵团的上校，狙击部队的少校和他的副官，还有特罗塔少尉。由于房间座位不够，许多人不得不靠在四周的墙壁上，有几个人并不清楚他们进来的目的，因此便不拘小节地坐到地毯上，交叉着两条腿。然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有些人也许是被这个可怕的消息吓瘫了，另一些人可能是喝醉了。还有一些人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向都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仅仅因为一场灾难而要移动他们的身躯，简直不可思议。有些人还没有把披挂在他们肩膀、脖子和头上的彩纸带和圆纸片取掉。这些滑稽可笑的场面更增添了这个消息的可怕性。

几分钟之后，这个小房间热起来了。

“我们开个窗户吧！”有人说。

另一个人便打开了又高又窄的窗户，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但又立刻缩了回来。一道异常强烈的闪电猛地打到这个窗前的院子里。虽然分辨不出它击中的位置，但他们听见了树被劈倒的断裂声。黑乎乎的树冠带着沙沙的声响轰然倒地。就连那些肆无忌惮地坐在地毯上的人和对周围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也跳将起来，那些喝得微醉的人也开始摇摇晃晃，所有的人脸都发白。每一个人都很惊讶自己居然还活着。

他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相互看看，等着雷声。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雷声便传来了。在闪电和雷鸣之间，生命的尊贵得以显现。大家尽量相互靠近一点儿。他们的身躯和脑袋绕着桌子围成一团。顷刻间，虽然表情各异，但他们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兄弟般的深情。看那神情，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经历暴风雨。他们怀着恐惧和敬畏的心情静候着这个短促的霹雷结束。雷声过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窗前，劈开浓重乌云的闪电一闪而过，人们便开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得中断这场庆祝活动！”楚克劳尔少校说。

骑兵上尉楚奇赫跳了起来，他的头发里还有些彩色纸屑，后脖颈上披着一截玫瑰色的纸带。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作为伯爵，作为上尉，特别是作为龙骑兵，尤其是作为他本人，作为一个特殊人物，一句话，作为楚奇赫其人，他感到这是一种侮辱。他那短而浓密的眉毛根根直立，恰似两道硬刺阴森森地对着楚克劳尔少校。那傻呵呵的明亮大眼睛习惯于他几年以前所看到的一切，却对目前的事视而不见。现在这双眼睛似乎透露出楚奇赫家族的傲慢，一种产生于15世纪的傲慢。他几乎忘记了闪电和惊雷，几乎忘记了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过去几分钟里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记忆里仅仅只保存着他为这次庆典、为他的天才所做的努力。他无法忍受那么多的事情，他喝了香槟酒，他的马鞍形小鼻子上沁出了汗水。

“消息不是真的，”他说，“这不是真的。谁能向我证实这消息是真的，一个愚蠢的谎言而已。‘据说’‘可能’，尽是些官话，就凭这些就可以推断这消息是一个愚蠢的谎言。”

“谣言也已经足够了！”楚克劳尔说。

这时，预备役上尉冯·巴本豪森先生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他喝得微醉，在用手帕扇风，他把手帕一会儿揣在衣袖里，一会儿又抽出来。他走到桌子跟前，眯缝着眼睛说：

“先生们，波斯尼亚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不能轻信该死的谣言。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字也不相信！如果它确实属实，我们总会知道的！”

“说得好！”骠骑兵部队的奈吉·杰诺男爵喊道。不可否认他出身于波胡明一个犹太家庭，男爵的封号是他父亲买下的。他认为匈牙利人是皇朝帝国乃至全世界最高贵的家族之一。他接受了匈牙利贵族的一切缺陷，全然忘却了他所出身的犹太种族。

“说得好！”他又喊了一遍。一切有利于匈牙利民族的政策他都爱，一切不利于匈牙利民族的政策他都恨。他心里对皇朝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早就充满了仇恨，因为大家都说他对斯拉夫人好，对匈牙利人不好。奈吉男爵专程来到这个荒凉的边关，不想被这起突然事件破坏了兴致。他认为，如果家族成员当中有人因为谣传而去破坏科萨达斯舞蹈，那他就是对整个马扎尔民族的背叛。出于种族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对这种舞蹈负有责任和义务。他像个一迈步就要牢牢地抓住拐杖的老人那样，把那个单片眼镜夹得更紧。每当有了民族感时，他总会这样。他操一口粗俗的匈牙利德语说：“冯·巴本豪森说得对！太对了！如果王位继承人真的被暗杀了，那么还有别的继承人嘛！”

就血统而言，比冯·奈吉先生更像马扎尔人的冯·森尼先生担惊受怕起来，因为这个犹太人后裔的匈牙利民族意识表现得比他强。他立刻站起身说：“首先，我们无法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其次，即使是真的，也与我们毫不相干！”

“与我们还是有关系的，”本柯佑伯爵说，“不过，他并没有被暗杀。这只是一个谣言而已！”

外面，雨哗哗地下个不停，蓝得发白的闪电渐渐地稀少了。雷声也消失了。在摩尔达亚岸边长大的金索基中尉声称,不管怎么说，皇位继承人曾经是皇朝帝国一个不确定的选择。中尉甚至用到“曾经是”这几个字。

中尉本人与前面几个人的意见一致：皇位继承人被暗杀的消息得把它当作一个谣传。出事地点离这儿这么远，人们无法做任何的查证。说到底，全部真相要到活动结束才会弄清楚。

接着，喝醉酒的巴蒂安尼伯爵开始用匈牙利语和他的同乡闲聊起来。其他人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挨个地打量着说话的人，默默地等候着，神情有点儿诧异。那些匈牙利人却谈得起劲，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可能是他们民族的一个习惯吧！其他人尽管一个音节也听不懂，但看表情就可以猜到他们渐渐地忘记了还有其他人在场。有时他们一起大笑起来，这让在场的人感到难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此时大笑不合适，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大笑。

斯洛文尼亚人耶拉奇克气坏了。他既轻视塞尔维亚人，也讨厌匈牙利人。他是个十足的爱国者，热爱皇朝帝国。但是，他站在那儿，爱国之情倾注在两只摊开的茫然无措的手上，就好像人们要插一面旗帜，却找不到地方插一样。他的同胞斯洛文尼亚人及其堂兄弟克罗地亚人就有一部分生活在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完全是匈牙利把骑兵上尉耶拉奇克和奥地利、和维也纳、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隔开了。皇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那里几乎就是他的故乡，说不定就是一个像他这样的骑兵上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给暗杀的。倘若这会儿他挺身而出反驳这帮匈牙利人对被暗杀者的诽谤—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听懂他们讲的匈牙利语—那么他们就会反驳他，说他就是凶手的同胞兄弟。他也确实有点儿犯罪感，他也不知道这种犯罪感从何而来。大约一百五十年来，他的家族就一直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地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力。但是他那两个还未成年的儿子已经开始谈论所有南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立问题了。他们把传单藏起来，不让他发现，这些传单很可能是从敌方贝尔格莱德传来的。不过，他爱他的儿子呀！每天下午一点，骑兵部队从他们就读的中学门前经过时，他的两个儿子就向他跑过来，像两只鸟儿似的从学校的那个褐色大门扑过来，头发蓬乱，张开嘴巴，放声大笑。这时，他心里涌起一股父爱之情，于是他就会跳下马，去拥抱他的儿子。看到他们读那些可疑的报纸，他就会闭上眼睛；听见他们谈论可疑之事，他就会捂起耳朵。他有自知之明，他只能是他的祖先和他的后裔之间的一个无能平庸的纽带。他的这些后裔注定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家族。他们继承了他的面孔、他的发色、他的眼睛，但他们的心脏却以一种全新的节奏跳动着，脑子里装的是陌生的思想，喉咙里唱出的是他不熟悉的陌生的歌谣。四十岁的骑兵上尉居然觉得自己像个老人，而儿子则像是他无法理解的曾孙之辈。

不管那么多了，他思忖着，走到桌子边，用扁平的手拍着桌子。“先生们，”他说，“请你们用德语交谈！”

正在说话的本基厄停了下来，回答说：“我会用德语说：我们—我的老乡们和我—共同庆祝，那个杂种死了，我们可乐坏了！”

大家全都跳起来，科伊尼基和快乐的地方专员离开了这个房间，只有客人们留下来。有人告诉他们军队内部发生争吵时，外人不得在场。特罗塔少尉站在门边，他喝了好多酒，脸色惨白，四肢僵硬，口舌干燥，心底空空。他感觉到自己醉得不轻。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眼前没有出现他熟悉的可爱的雾气，而是一层光洁而清晰的冰，使得他能透过它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尽管以前从来没见过屋子里的这些面孔，但好似早就认识他们，而眼前所发生的情景他似乎早就熟悉，仿佛是梦境变成了现实。特罗塔的祖国分裂了，崩溃了。

在家里，摩拉维亚的W城也许仍然是奥地利的。每个星期天，内希瓦尔的乐队都会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每个星期一次，在星期天，那也是奥地利的。皇帝，那个鼻子上总是挂着晶亮水珠的忘性大的白胡子老人和冯·特罗塔老头也是奥地利的，他们还活着。老亚克斯死了，索尔费里诺英雄死了，军医德曼特大夫死了。

“离开这个军队吧！”德曼特曾说过。我一定要离开军队，少尉思忖着。连我的祖父都曾离开它了呀！这话我一定要对他们说，他继续思忖着。正像几年前在蕾西嬷嬷的妓院一样，他觉得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这里没有什么画像来拯救他吗？他感觉祖父阴沉的目光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他。他朝房子中间跨了一步。不过，他还不清楚他要干什么。有几个人看着他。

“我知道。”他开口了，其实他一无所知。

“我知道，”他重说了一遍，并又向前跨了一步，“殿下，皇位继承人，大公爵先生，真的被暗杀了。”

他不说了。他紧闭的双唇形成了一条淡红色的细缝。乌黑的小眼睛闪过一道明亮的几乎是白色的光。乱蓬蓬的黑头发盖在额头上，它们的阴影把鼻梁上的皱纹和遗传自特罗塔家族的那种愤怒的眼窝全遮住了。他低着头。他松弛的胳膊攥紧双拳。大家看着他的手。假如在场有人熟悉索尔费里诺英雄的那幅肖像的话，他们准以为是老特罗塔复活了。

“我祖父，”特罗塔少尉又开口说，仍然觉得老人家的目光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他，“我祖父救过皇帝的命。我，作为他的孙子，绝不允许有人辱骂我们最高统帅的任何一个家族成员！诸位的作为太可耻！”

他提高了嗓门吼道：“太可耻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自己在吼叫。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他从来没在士兵们面前吼过。

“太可耻了！”他又吼了一遍。吼声在他耳边回响。

醉醺醺的本基厄上尉踉踉跄跄地向特罗塔少尉跨近一步。

“太可耻了！”少尉第三次吼道。

“太可耻了！”骑兵上尉耶拉奇克也跟着喊了一声。

“谁要再骂一句死者的话，”特罗塔少尉接着说，“我就毙了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伸入口袋。

这时喝醉的本基厄咕咕噜噜地想说些什么。

特罗塔吼道：“住口！”吼声如雷。他觉得这声音是索尔费里诺英雄遗传给他的。他仿佛觉得自己和祖父融为一体。他自己就是索尔费里诺英雄，挂在父亲书房墙壁上的那幅画像成了他自己的画像。

菲斯特迪斯上校和楚克劳尔少校站了起来。这是奥地利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见一个少尉命令骑兵上尉、少校乃至上校住口。在座的人谁也不相信皇位继承人被杀事件只是一个谣传而已。他们仿佛看见皇位继承人鲜红的血还在血泊里冒着热气。他们害怕这里，害怕就在这个房间里马上也会看到流血。

“您命令他住口！” 菲斯特迪斯上校低声说。

“少尉先生，”楚克劳尔少校说，“您走吧！”

特罗塔转过身朝门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刻，门被冲开了。数不清的客人拥了进来，头上和肩上还沾着彩纸屑和彩带。门开着。人们可以听见从其他房间传来的女人的笑声、音乐声和舞步声。有个人大声喊道：

“皇储被暗杀了！”

“奏哀乐！”本基厄喊道。

“奏哀乐！”好几个人跟着喊。

他们冲出房间。在两个大厅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这儿跳舞——两支军乐队在两个笑嘻嘻的穿着鲜红衣服的乐队指挥的指挥下奏起了肖邦b的《葬礼进行曲》。有几个客人围成一个小圈圈，随着哀乐的节奏慢慢地走动着。彩色的纸带和纸屑还挂在他们的肩上和头发上。男人们——不管是身着军服还是身着便服——用胳膊挽着女人，他们的脚顺着音乐那阴森恐怖的节奏上下晃动着。乐队因为没有乐谱，所以只好随着乐队指挥的小黑棍在空中比画的缓慢符号演奏。有时一个乐音掉在后面，为了匆匆赶上去不得不省掉几个节拍。

客人们围成一圈，绕着空荡荡的、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圆形大厅移动着脚步。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服丧者一样，站在他前面的就像是一具具尸体。大厅中央躺着的是皇位继承人和皇朝帝国两具无形的尸体。所有的人都醉了。即使有人没喝醉，那他的头也会被这不断的转圈给转晕了。乐队的节奏开始加快了，人们的脚步也开始加快了。如同行军一般，擂鼓者不停地击鼓，重重地鼓槌像活蹦乱跳的小鸡腿似的开始在黄铜鼓上快速地敲击着。

那个喝醉的鼓手突然敲起了银三角铁c，本基厄伯爵顿时欢快地跳了起来。

“那个杂种死了！”伯爵用匈牙利语喊道。

但是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的话，好像他说的是德语似的。有几个人也突然欢快地跳起来。军乐队演奏哀乐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三角铁敲出的清脆的、微带醉意的滑稽声不时穿插其中。

最后，科伊尼基的仆人们开始把这些乐器撤走，乐师们微笑着任由他们去拿。小提琴手们瞪大眼睛吃惊地盯着他们的小提琴，大提琴手们盯着大提琴，号手们盯着号角。有几个人还在把琴弓往衣袖上拉，并附和着听不见的旋律摇头晃脑，旋律也许还在他们陶醉的脑袋里轰鸣。当擂鼓者的鼓被人拖走后，他还拿着鼓槌在空中挥舞。最后，酒醉得最厉害的两个乐队指挥也分别被两个仆人像拖乐器似的拖走了。客人们哄堂大笑，接着是一片寂静。谁都不出声。全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仆人们把乐器撤走之后，又把酒瓶撤走了。有人拿在手里的半杯酒也都被拿走了。

特罗塔少尉离开了这间房子。他看见菲斯特迪斯上校、楚克劳尔少校和骑兵上尉楚奇赫坐在通向大门的台阶上。雨已经停了，只是还不时地从已经变得稀薄的云层和屋檐上滴下零星的雨点。仆人们为这三个男人在石阶上铺了几块大白布，他们坐在上面就好像坐在他们自己的裹尸布上。大雨点在他们藏青色的后背上留下了锯齿形的水斑。一条彩纸带断成的碎片湿漉漉地沾在骑兵上尉的后脖颈上，已经无法给弄掉了。

特罗塔少尉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的身子没有动，低着头，使人想起蜡像展览馆里的一组军人蜡像。

“少校先生！”特罗塔向楚克劳尔说，“我请求明天辞职！”

楚克劳尔少校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天渐渐地亮了，一阵微风驱散了云层，在微弱的银色夜光里可以清楚看到这几张面孔。少校那张消瘦的脸一直都在动，细细的皱纹在相互牵扯，皮肤在抽搐，下巴在来回移动，看上去像是在直线摆动，颧骨周围有一些细小的肌肉在跳动，眼皮不停地在跳呀跳，面颊也在颤抖。一切都在动，大概是含在嘴里想说又没说出口，或者好似无法说出口的话所引起的激动所致。一丝疯狂在脸上闪烁着。楚克劳尔少校紧紧抓住特罗塔的手，几秒钟之久，或者说是永恒。菲斯特迪斯和楚奇赫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坐在台阶上。他们可以听到轻柔的雨滴声和湿淋淋的树木那细柔的沙沙声。在暴风雨前陷入沉默的动物们又开始发出胆怯的叫声。屋里的音乐声渐渐地消失了，只有人们的谈话声从拉上帷帘的关着的窗户里钻出来。

“也许您是对的，您还很年轻！”楚克劳尔终于开口说道。这句话是在这几秒钟里他想到的最荒唐最可怜的一句话。他把余下的一大堆纷乱不清的话给咽了回去。

午夜早就过去了，但在这个小城里还有人站在自家门口、站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聊天。当少尉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便缄口不语。

回到旅馆已是破晓时分。他打开衣柜，把两套军服、一套便服、内衣和马克斯·德曼特的佩剑放进旅行箱。为了消磨时间，他动作特别慢。他计算着每一个动作的时间，故意拖延这些动作，他生怕在去狙击营办公室报告之前还会有空余的时间。

天亮了，奥努弗里耶拿来了军官服和擦得发光的靴子。

“奥努弗里耶，”特罗塔少尉说，“我要离开军队了！”

“是，少尉先生！”奥努弗里耶说。他沿着过道走出去，下了楼，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把东西收拾在一个花布包里，绑在他那根木棍更粗的那一头上，然后把它放在床上。他决定回家去，回到布尔德拉斯基村去，收割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皇家军队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他了。人们把这种行为叫“开小差”，抓回去是要被枪毙的。不过，宪兵队每个星期只去布尔德拉斯基村一次，可以躲起来嘛！许多人都曾这么干过！伊万的儿子潘特雷蒙，尼克莱的儿子格莱格里，大麻子帕威尔，红头发尼克福尔。只有一个被抓到后判了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至于特罗塔少尉，他把请求辞退军职的报告交上去之后，便立即得到了一次休假。他在操场和军官同伴们告别。他们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只是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圆圈。

少校楚克劳尔终于想出了一句告别词，非常简单的告别词，只有六个字：“祝您一切顺利！”于是每个人都跟着说这句话。

少尉向科伊尼基辞行。

“我的大门为您敞开着！”科伊尼基说，“顺便告诉您一声，我随时可能去接您回来！”

一秒钟的工夫，特罗塔想到了陶希格太太，科伊尼基猜到了他的心思，便说：“她现在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他这次发病时间挺长的。他做得对，我羡慕他。不过，我去看望过她。她变老了，我亲爱的朋友，她变老了！”

次日上午十点，特罗塔少尉跨进了地方官公署。少尉一打开办公室的门，就看到了父亲。他坐在门对面，靠着那个窗子。太阳透过绿色的百叶窗在深红的地毯上映下了许多狭长的光带。一只苍蝇嗡嗡地叫，壁钟嘀嗒作响。室内阴凉，一片夏日的宁静，和过去回家度假时一模一样。不过，今天房间里所有的物件上都增添了新的光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地方官站起身来，是他本人发出的这种光泽。他胡须的银白，让白昼的绿意和地毯的红光产生了变化。来自彼岸世界的和煦之光，悄然渗透到了冯·特罗塔老爷的俗世生活中，就好比繁星满天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开始破晓了。许多年前，他从摩拉维亚军校休假回来时，看见父亲的连鬓胡子只是像一小块被分成两片的黑云。

地方官仍然站在写字台旁。儿子向他走过去，他把夹鼻眼镜放在文件上，伸出了双臂。他们匆匆地吻了一下。

“坐下吧！”老人指着一张靠背椅说道。

卡尔·约瑟夫还是军校学生的时候曾在这张椅子上坐过。那是星期天，从九点到十二点，帽子搁在膝盖上，白得发光的手套放在帽子上。

“父亲！”卡尔·约瑟夫开口道，“我要离开部队。”

他等待着。他马上又感觉到，只要坐着，他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于是，他站起身来，站在父亲对面，即写字台的另一端，看着父亲那银白色的连鬓胡子。

“在发生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父亲说，“那才是前天的事，这样的辞职就等于是一次开小差。”

“整个军队都开了小差。”卡尔·约瑟夫回答说。

他从桌子边走开，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把左手放在背后，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比画着。许多年前是老人d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一只苍蝇嗡嗡地叫，壁钟在嘀嗒嘀嗒地响。太阳照在地毯上的一束束光亮越来越强烈。太阳升得很快，想必已经升得很高了。卡尔·约瑟夫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向地方官瞥了一眼。老人坐在那里，两只手无力地挂在扶手上，被两个上了浆的、闪闪发亮的圆袖口盖掉了一半。他的头一直垂到胸前，羽翼似的两扇胡须紧贴着上衣的前襟。他既年轻又愚蠢，儿子想。他是个长着白发的年轻可爱的傻瓜。我也许是他的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我变老了，而他只是上了点年纪而已。

他一边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解释道：“皇朝帝国已经死了，它死了！”他喊道，接着又不开口了。

“也许吧！”地方官咕哝了一句。

他摇了摇铃，命令他的助手：“你跟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一下，我们今天推迟二十分钟吃饭。”

“来！”他说道，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杖。他们来到了市立公园。

“多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有益！”地方官说道。他们绕过了那个金发女郎零售树莓味苏打水的售货亭。

“我累了！”地方官说，“我们坐一会儿吧！”

冯·特罗塔老爷自从在本城就职以来，这是第一次坐在公园里一条普普通通的长凳上。他用手杖漫无目的地在地上画着线条和人像，一边画，一边说：“我去觐见过皇帝，这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皇帝亲自处理了你的事件，一切都已了结！”

卡尔·约瑟夫把手滑落到父亲的肩膀下面。此刻，他感觉到老人瘦小的胳膊，几年前在维也纳和父亲一起晚间散步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他没再把手移开。他们一起站起身，手挽着手回家。

希尔施维茨小姐来了，穿着星期日才穿的那件灰色丝绸连衣裙。在她的额头上方，那高高的发饰上有一条细长的饰带，它的颜色和她华丽的连衣裙一致。她匆匆忙忙地准备一顿星期日的午餐：汤面、烤牛肉和樱桃丸子。

但是，地方官缄默不语，仿佛他吃的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煎牛肉。

第二十章

一个星期后，离别的时刻到了。

冯·特罗塔老爷觉得在站台上当众拥抱亲热不合适。于是，他们就在过道里和往常一样匆匆地拥抱了一下，周围是过道里潮湿的阴风和石子地面上升起的凉气。

希尔施维茨小姐已经在阳台上等候着，异常沉重冷静。冯·特罗塔老爷反复劝告不用挥手告别，但她就是不听，显然她把这看成是一种义务。尽管没有下雨，冯·特罗塔老爷还是撑开了雨伞。天上飘浮的云朵给了他撑开雨伞的借口。在雨伞的遮阴下，他登上了出租马车。希尔施维茨小姐因此无法看到他的脸。他在马车上一言不发。直到儿子登上了火车，他才举起一只手，伸出食指说道：“假如，你能因病退伍，也许会好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离开军队！”

“是，爸爸！”少尉说。

火车快要出发时，他离开了站台。卡尔·约瑟夫目送着他离去，看见了他挺直的后背。腋窝里夹着那把收起的雨伞，伞尖向前，像是夹着一把出了鞘的马刀。他，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再回转身。

卡尔·约瑟夫被批准退伍。

“你现在究竟想干什么？”军官同伴们问他。

“我有事情干！”特罗塔回答说，他们便没有再追问下去。

他想找奥努弗里耶，但营部办公室的人告诉他勤务兵开小差了。特罗塔少尉走进旅馆房间，慢慢地换装。他先放下那把指挥刀，这是他的武器，他的荣誉的象征。他曾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奇怪的是此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悲伤。桌上放着一瓶“180度”，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喝。

科伊尼基来接他了，楼下响起了他的马鞭声。进屋后，他坐下来，四处瞧瞧。教堂钟楼的钟敲了三下。夏日午后各种熟悉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这是夏天对特罗塔的呼唤。科伊尼基穿着一件有黄色条纹的浅灰色西服，手上拿着黄色的马鞭，宛如一位夏天的使者。

少尉用衣袖抹了抹黯淡无光的剑鞘，拔出那把剑，朝剑刃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用手帕把剑擦擦，然后将它插入剑鞘。他的神情好像是在擦拭一具即将下葬的尸体。在放进旅行箱之前，他又把剑鞘放在手上掂了掂重量。接着，他把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也放了进去。他还读了读刻在刀把上的字：“离开这个军队吧！”德曼特曾经这样说过。现在，他真的要离开这个军队了。

青蛙呱呱叫，蟋蟀唧唧鸣。科伊尼基的栗色骏马在楼下窗前嘶鸣，他很轻柔地把轻便马车朝前拉了一点儿，车轮发出嘎吱的响声。少尉站在那里，上衣敞开着，绿色衬衫的翻领之间是黑色橡皮做的装饰物。他转过身说：

“一段军旅生涯结束了！”

“军旅生涯结束了！”科伊尼基说，“军旅生涯本身已经走到了终点！”

这时，特罗塔脱下上衣，那是皇家的上衣。他把上衣摊开放在桌子上，这是他当年在军校学会的。他先把硬领翻好，接着把袖子叠好，把它包进布里。然后把上衣的下半部分叠好，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小包裹，灰色的云纹丝衬里闪闪发亮。随后他把裤子摊放在桌上，折了两叠。特罗塔穿上了那套灰色的便服，军用皮带仍然系在裤腰上，这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纪念品。

“我爷爷，”他说，“当年的那一天一定也是这样收拾他的军用物品的！”

“可能吧！”科伊尼基说。

箱子仍然开着，特罗塔的军用物品放在里面宛如一具按照规范折叠起来的尸体。现在该把箱子关上了。

这时，特罗塔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绞痛。他喉咙哽噎，眼含泪水，转身对着科伊尼基，想说些什么。他七岁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十岁开始就读军事学校，他当了一辈子兵现在却要埋葬作为士兵的特罗塔，得为他哀悼，不能把一具尸体埋在坟墓里而不为他哭泣。幸好有科伊尼基坐在身旁。

“我们喝点儿吧，”科伊尼基说，“您变得有些伤感！”

他们喝了酒，科伊尼基站起身，把少尉的箱子关上了。

布洛德尼茨亲自把箱子提到马车上。

“您是一个可爱的房客，男爵先生！”布洛德尼茨说。

他站在马车边上，手里拿着帽子。科伊尼基已经拉住了缰绳。特罗塔突然产生一种温柔的情愫。他本想说声：“再见！”但是，科伊尼基已经挥起了马鞭，吹了一个响舌，马儿同时昂起头，竖起尾巴，又高又轻便的小马车车轮嘎吱嘎吱地在沙土路面上滚动着，犹如在松软的床上滚动着。他们在沼泽地之间穿行，青蛙的叫声响彻四周的田野。

“您就住在这里！”科伊尼基说。

这是一座小房子，位于小树林边，有绿色的百叶窗，和地方官公署的百叶窗一样。让·斯特帕里乌克，一个级别很低的森林管理员，住在这里。他是个老人，毫无光泽的长银须向下垂着。他当过十二年兵，现在重新操起了军队用语，称呼特罗塔“少尉先生”。他穿一件粗亚麻的衬衫，狭窄的衣领上绣有蓝、红色花纹，风把两只宽大的袖子吹得鼓了起来，两条肩膀像两条翅膀似的。

特罗塔少尉在这里住了下来。

他不打算再和以前那些军官伙伴见面。在摇曳的烛光下他给父亲写信，写在一张发黄的公文用纸上。称呼写在距离纸的上边四指的地方，正文写在距离左右两边各两指宽的地方，所有的信都要按这个规格写。

他的工作不多，主要任务是在墨绿色封面的大簿子上记下雇工的名字、工资以及住在科伊尼基家的客人提出的要求。他认真仔细地侍弄着这些数字，但还是会犯错。他要负责汇报家禽饲养情况，生猪饲养数，卖掉的水果数和剩下的水果数，汇报几处小面积的黄麻的长势，汇报那台每年出租给中介的谷物烘干器的使用情况。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也基本能懂当地农民说的话。他和那些为越冬购买木材的红头发犹太商人打交道。他还弄明白了桦树、云杉、枞树、橡树、菩提树和槭树等树种的不同价值。他十分节俭。他和他的祖父—“真理之骑士”索尔费里诺英雄—完全一样，每个星期四他进城到猪市去购买马鞍、马颈圈、轭、长柄镰刀、磨石、小镰刀、耙和种子时，他总要用那消瘦、坚硬的手指把硬银币数了又数。如果有军官走过他身旁，他就会低下头。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他的小胡须已经长出来了，那黑乎乎的硬撅撅的胡子密密麻麻地矗立在他的面颊上，人家根本认不出他来。

农民们都在忙着准备收割庄稼。他们站在小茅屋前，在砖红色的磨石上磨镰刀。乡村里到处都可以听见刀在磨石上磨砺的沙沙声，蟋蟀的歌声也淹没其中。夜里，少尉有时也能听见从科伊尼基新城堡里传来的音乐声和喧闹声。这些声音，连同公鸡的啼鸣和满月下的犬吠，组成了夜间的交响曲，伴随着特罗塔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他终于体会到了满足、孤独和清静。他好像全然忘记了他曾经历过的军旅生活。失眠时，他便会走下床，拿起棍子，到田野里去走走，在夜间大自然交响乐曲的伴奏下，等待黎明的到来，迎接初升的太阳，吮吸清新的露珠，倾听风儿轻柔的歌声，仿佛是一夜酣睡之后那样神清气爽。

他每天上午都会到附近的村子转转。

“愿耶稣基督赐福给您！”农民们说。

“祝您永远健康，阿门！”特罗塔回应他们说。他也学着他们屈膝走路。斯波尔耶的农民们从前也是这样走路的。

有一天，他路过布尔德拉斯基村。村子里有一个小教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尖塔，尖塔就如同从村子里伸出的一个手指头一样直指蓝天。那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公鸡在有气无力地啼叫，蚊子沿着乡村的马路嗡嗡地飞舞着。突然一个长着黑色络腮胡子的农民从自己的茅舍走出来，站在路中间，问候道：“愿耶稣基督赐福给您！”

“祝您永远健康，阿门！”特罗塔说着继续往前走。

“少尉先生，我是奥努弗里耶！”络腮胡子农民说。浓密的胡子把他的脸遮住了，像一把展开的黑羽毛扇覆在他的脸上。

“你为什么要开小差？”特罗塔问。

“我只是回家而已。”奥努弗里耶说。

现在问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他理解奥努弗里耶，他曾经侍候少尉就如同少尉曾为皇帝效劳一样。祖国已经瓦解了，崩溃了，没了。

“难道你不害怕吗？”特罗塔问。

奥努弗里耶心里并不害怕。他住在姐姐家，宪兵每个星期才来村子一趟，从不搜查。更何况他们和奥努弗里耶一样也是乌克兰人，也是农民。只要没人向宪兵队长检举，那他就没必要发愁，而布尔德拉斯基村是不会有人去检举的。

“再见，奥努弗里耶！祝您好运！”特罗塔说。

他朝着那条拐进广阔田野的马路上走去。奥努弗里耶一直跟着他走到那个拐弯口。特罗塔听见打了钉子的战靴踩在碎石路面上的声音。奥努弗里耶把他的军靴带回来了。

特罗塔走进犹太人阿姆斯科开的乡村小酒馆，在这里可以买到香皂、烧酒、香烟、烟草和邮票。那个犹太人长着火红的胡须，他坐在拱形的店门前面，可以照亮方圆一英里的地方。要是他将来老了，少尉思忖着，一定会变成一个白胡子犹太人，就像马克斯·德曼特的祖父那样。

特罗塔喝了一杯烧酒，买了些烟草和邮票便走了。这条路从布尔德拉斯基村出来，经过奥莱克斯科村，通往索斯洛夫村，再延伸到贝托克村、莱斯尼茨村和多姆布洛瓦村。这条路他天天走。他每天都要沿着那条铁路线走两趟，经过两道黑黄相间的已经褪了色的铁路护栏。值班室里不停地传出清脆的信号铃声。这是伟大世界的欢快声，这声音已经无法引起特罗塔男爵的关注，因为这个伟大的世界已经消亡了。他在军队里度过的那些岁月也已经消失了，他仿佛一生就是走在这田野乡村的公路上，手里抓着一根手杖，腰间从未挂过佩剑。

他过着和祖父—索尔费里诺英雄—一样的生活，也和他的曾祖父—那个看守拉克森堡猎宫公园的退役伤兵—一样，说不定也和那些不知名的祖先、那些斯波尔耶的农民一样的生活。他的一生总是走在同一条路，经过奥莱克斯科村到索斯洛夫村去，再到贝托克村、莱斯尼茨村和多姆布洛瓦村去。这些村庄坐落在科伊尼基新堡周围，全部属于他。有一条长着柳树的小径从多姆布洛瓦村通到科伊尼基的新堡。时间还早，如果他加快步伐，赶在六点钟之前到科伊尼基那里，就不会遇见从前的军官伙伴们。特罗塔放慢了步子，现在他已经站在那些窗户下面，吹了个口哨，科伊尼基出现在窗口，点点头，便从屋里走出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科伊尼基说，“战争开始了。尽管我们已经等了它很久，但它的到来还是让我们感到吃惊。我想你享受自由的日子不会太久的。我的军服已经准备好了。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可能就会入伍。”

特罗塔觉得，大自然似乎从来没有像此刻那么宁静。你能够目视西边匆匆落下的太阳。为了迎接夕阳，一阵晚风吹过，轻抚罂粟红红的脸蛋，天际卷起了白色的云朵，田野上麦浪翻滚。一个蓝色的阴影飘悬在绿色草地的上空。东面的那片小树林淹没在暗紫色的紫罗兰里。特罗塔所住的斯特帕里乌克的小白屋在树林边上闪闪发光，窗户里映射着火辣辣的太阳光。蟋蟀叫得更欢了，一阵风吹来，把它们的声音刮到了远方。这片刻的宁静，使得人们甚至可以听到大地的呼吸。

突然，头顶上，天穹之下，响起了一阵微弱而沙哑的叫声。科伊尼基举起一只手臂，说：“您知道那是什么吗？大雁！它们比往常离开的时间早些，夏天才过一半嘛！它们一定是听见枪声了。它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呀！”

今天是星期四，是“小宴”之日。科伊尼基转身走了。特罗塔慢慢地朝着自己的小屋那闪闪发光的窗户走去。

一夜无眠。子夜时分他听见大雁沙哑的叫声。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外。斯特帕里乌克穿着衬衫，躺在门槛前面，烟斗闪着红光。他平躺在地上，不动声色地说：“今晚睡不着了！”

“大雁！”特罗塔说。

“是的，就是大雁！” 斯特帕里乌克证实道。

特罗塔看着夜空，今晚无月，繁星闪烁。大雁在星光下不停地发出沙哑的叫声。

斯特帕里乌克说：“我在这儿躺了很久，有时候我能看见它们。它们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瞧！” 斯特帕里乌克将还在闪光的烟斗指向夜空。就在这一刹那，他们看见了极小的大雁身影出现在深蓝色的夜空下，像一块透明的纱巾从星辰间飘过。

“还不止这些，” 斯特帕里乌克说，“今天早晨我看见几百只大乌鸦，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它们是从外地飞来的野乌鸦，一定是从俄国飞过来的。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乌鸦是鸟类中的先知。”

东北的天边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银白色带子。它越来越明亮。这时刮起一阵风，科伊尼基的新堡里飘来一些杂乱的声音。特罗塔在斯特帕里乌克身边躺下，他睡眼蒙眬地看着星星，听着大雁的叫声，进入了梦乡。

日出时他醒了。他感觉只睡了半个小时，而实际上至少过去了四个小时。今天，迎接晨曦的不是他熟悉的叽叽喳喳的鸟鸣，而是好几百只乌鸦的哑哑的叫声。躺在特罗塔身旁的斯特帕里乌克爬起来。他的烟斗在他睡着了后已然熄灭，于是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用烟斗柄指着周围的树。树上的果子纷纷掉落在地上。那些黑色的鸟儿一动不动栖息在树上，哑哑地乱叫。斯特帕里乌克朝它们扔石头，但它们只是扑闪几下翅膀。它们像长出来的果实一般，牢牢地蹲在树枝上。

“我要用枪把它们打下来！” 斯特帕里乌克说。

他走进屋，拿出一把猎枪。他开枪了。有几只乌鸦掉了下来，而其余的则好像没听见枪响似的，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在树枝上。斯特帕里乌克把这些黑色尸体捡起来，足有一打。他双手提着战利品往屋里走，血滴在青草上。

“奇怪的乌鸦，”他说，“它们居然不动。它们是鸟类中的先知。”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特罗塔和往常一样去附近的村子转转。蟋蟀不叫了，青蛙也不叫了，只有乌鸦在叫。它们到处都是，有的趴在菩提树上，有的在橡树上，有的在桦树上，有的在柳树上。特罗塔想，也许它们每年都会在收割之前来到这儿。它们听见了农民们磨镰刀的声音，于是就往这里聚集。他走到布尔德拉斯基村，心里希望能再见到奥努弗里耶，可事与愿违，没能见着他。农民们站在茅屋前面，在红色的磨石上磨刀。他们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因为乌鸦的叫声叫得他们心烦气躁，于是他们把这群黑乌鸦痛骂了一顿。

特罗塔经过阿姆斯科的小酒馆时，看到那个红头发的犹太人坐在店门口，胡须闪亮闪亮的。阿姆斯科站起来，顶着他的黑色丝绒帽，指着空中说：

“乌鸦来了！它们成天叫个不停！聪明的乌鸦！我们最好当心点儿！”

“也许，是的，也许您说的是对的！”特罗塔说着，继续往前走。他沿着那条他熟悉的两旁长着柳树的小径向科伊尼基别墅走去。不多会儿，他站在窗户下，吹了个口哨，没有人出来。

科伊尼基肯定是进城去了。特罗塔又往城里走去。因为担心会碰到熟人，他走的是沼泽地里的那条路。只有农民们才会走这条路进城。有几个人向他迎面走来，路很窄，他们几乎无法给对方让路，必须一个人站着不动，让另一个人先过去。所有向特罗塔迎面走过来的人比平时走得快，打招呼也比平时匆忙，步子也迈得比平常大，他们走路时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特罗塔来到城乡交界处的海关关卡时，走路的人突然多了起来。这群人有二十多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了这条小径。他很肯定这些人是工人，是鬃毛厂的工人，他们正回村子去。说不定他们中间有人曾经挨过他的子弹。他停下脚步让他们先过去。他们匆匆忙忙地、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言不发。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挑着一个小包裹。夜幕似乎降临得更快，黑暗伴随人群匆忙的脚步迅速来临。天上出现了薄薄的云彩，夕阳西下，沼泽地上开始升起银灰色的雾，宛如地上的兄弟姐妹朝着云姐姐的方向飞升。突然，小城里所有的钟都敲响了。走路的人都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而后继续赶路。特罗塔拦住最后的一个人，询问为什么要敲钟。

“因为战争！”那个人回答说，连头也没抬起来。

“因为战争！”特罗塔重复道。

显然是发生战争了。那神情好像他从今天早晨，从昨天晚上，从前天，从几个星期之前，从他离开军队，从龙骑兵部队那次不幸的庆典起就知道要发生战争似的。这是他从七岁起就为之做准备的战争。这是他的战争，孙子的战争。那些日子和索尔费里诺英雄又回来了。钟在不知疲倦地敲着，现在到了海关关卡处。一个装着木制假腿的值班人员站在小屋前，许多人围着他。门上挂着一个发亮的黄底黑字布告。开头几个黄底黑字老远就能看得见。它们像沉重的横梁似的架在聚集的人群上方：“致我的臣民！”

海关值班室的小屋子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有穿着味道刺鼻的羊皮短上衣的农民，有穿着宽松的墨绿色长袍的犹太人，有来自德国殖民地施瓦本地区身穿粗绒布衣的农夫，波兰的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和政府官员。四堵光秃秃的墙上全都贴上了大布告，每一份布告用的都是不同的语言，但内容却相同，并且都以皇帝的话开头：“致我的臣民！”

识字的人在高声朗读布告。他们的朗读声与嗡嗡的钟声混杂一起。有的人从一堵墙前走向另一堵墙前，宣读各种语言的布告。钟声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人们从小城里涌出来，涌到通向火车站的宽阔马路上。特罗塔迎着他们，向城里走去。

夜幕已经降临。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犹太人的小房子里点着蜡烛，烛光照亮了人行道。每一个小屋如同一座小坟墓，是死神自己点亮了蜡烛。犹太人正在屋子里祈祷，今晚他们的诵经声比其他圣节日的唱经声更响亮。他们在为一个非同一般的血腥的安息日祈祷。他们成群结队地匆忙冲出家门，聚集到十字路口，为明天就要开赴战场的犹太士兵恸哭。他们相互握手，亲吻面颊。若是两个男人紧紧拥抱，他们的红胡须就会交结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告别仪式，最后他们不得不用手把胡须分开。钟声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回响。钟声和犹太人的呼喊声夹杂着从营房里传来的刺耳的军号声。吹的是归营号，最后一次归营号。夜色已经降临，漆黑一团，浑浊的天穹压得很低，笼罩着这座小城。

特罗塔四处张望着，想找一辆马车，一辆都没有。他迈着又大又快的步子向科伊尼基的别墅走去。大门敞开着，所有的窗户都有光，像举行盛大宴会似的。科伊尼基在前厅里朝他迎面走来，他一身戎装，头戴钢盔，腰系子弹袋。他叫人给他套马车。他要到十二英里外的军营去，他想当天夜里就去。

“你稍等一会儿！”他说道。他第一次对特罗塔称“你”，也许是因为疏忽，也许是因为他也穿上了军装。“我会把你送回去，然后进城！”

他们驱车来到斯特帕里乌克小屋前。走进屋后，科伊尼基坐下来，他看着特罗塔脱去便装，穿上军装，一件一件地穿。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不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布洛德尼茨的旅馆里曾这样看过特罗塔脱去他的军装。现在，特罗塔又穿回了他的军装，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他从箱子里拿出那把剑，系好黑黄两色绶带，那些色彩艳丽的大绒球温柔地抚慰着闪闪发光的宝剑。而后，特罗塔关上了箱子。

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话别了。他们在狙击营房前面停了下来。

“再见！”特罗塔说。

在车夫宽阔的脊背后面他们久久地握手，几乎听得见时光流逝的声音。仅仅握手似乎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表示。

“我们这里习惯于吻别。”科伊尼基说。

于是他们相互拥抱，并匆匆地吻别。特罗塔下了马车。营房门口的岗哨向他行军礼。营房的大门在特罗塔身后关上了。他稍稍站了一会儿，听着科伊尼基的马车远去。

第二十一章

就在这天夜里，狙击营向东北方向的沃洛奇斯卡边界地区进发。

天开始下着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公路上的白色灰尘渐渐地变成了银灰色的泥浆。泥浆扑哧扑哧地粘在士兵们的靴子上，溅到正走向死亡的军官们整洁的军服上。长长的指挥刀妨碍着他们的行军，黑黄两色绶带上色彩鲜艳的大绒球一直垂挂到他们的臀部，绒毛缠结在一起，浸透了雨水，还溅上了无数污泥斑点。破晓时分，部队到达目的地，与另外两个步兵团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几条稀稀拉拉的队列。

等了整整两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战争的迹象。有时，他们听到远处，在他们的右侧方向传来了几颗流弹声。边界地区两支骑兵部队发生了小小的摩擦战。他们有时看见受伤的边界海关官员，偶尔也会看到个把丧命的边界宪兵。救护员把伤员和尸体抬走，从等候着的士兵旁边经过。战争似乎还不愿意开始，它还在迟疑着，仿佛暴风雨正在酝酿到来。

第三天，传来了撤退的命令。部队列队后撤。官兵们感到很失望。部队里谣传着这样一个消息，说是在往东边九英里的地方，整整一个龙骑兵团被歼灭了。据说哥萨克人已经侵入到了帝国的领土。奥地利人只得向西行军，满腔的怨愤无处宣泄。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撤退。他们在公路的十字路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到处都碰见乱糟糟的人群，各个兵种都有。

司令部发来了无数道命令。绝大多数命令是有关如何撤出乡村和城市的事，如何对待有亲俄思想的乌克兰人，如何对待神职人员，以及如何对待间谍，等等。

临时法庭匆忙在村里宣布草率的判决。密探提供了有关农民、东正教牧师、教师、摄影师和官员们的情报，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去核实真伪。部队必须尽快撤退，但对叛徒也得尽快惩处。

当救护车、辎重部队、野战炮兵、龙骑兵、骠骑兵和步兵冒着漫天的毛毛细雨，在浸透了雨水的公路上突然无助地聚集成一簇簇、一团团的时候，当急件使者策马来回飞驰的时候，当小城的居民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成群结队地背着红色和白色的羽毛床垫、灰袋子、褐色家具和蓝色煤油灯向西边逃命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听见从各个村庄的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传来的枪声，那是执法人员在匆忙地执行草率的判决。低沉而急促的鼓声为军事法官单调的宣判声伴奏，要被处决的女人们又哭又叫地倒在军官们沾满泥浆的皮靴前苦苦哀求。

茅屋、谷仓、马厩和草堆燃烧起来，喷吐出熊熊烈火。奥地利军队的战争是从军事法庭开始的。那些真的和被误判的叛徒被拖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吊在树上好几天，以吓唬活着的人。然而，这一带活着的人已经逃得远远的。树上的尸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树叶被烧得噼啪响。火势比血腥之秋那漫天的毛毛细雨要强烈得多。古老的树皮慢慢地烧焦了，银灰色的小火星在凹槽之间往上蹿。火苗像条条小虫吞噬着树叶，绿叶卷起，变成红的，再变成黑的，最后变成灰的，吊尸体的绳子被烧断了，尸体摔落地上，脸被烧焦了，躯体还是完好的。

有一天，部队在克鲁提尼村小憩，他们是下午到达那儿的，第二天日出之前他们得继续向西撤。这时，连绵不断的细雨停了。九月下旬的太阳将柔和的银色光芒洒向广阔的田野，田野里长着庄稼。这是新鲜面包啊！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吃上它了。丝丝云彩在空中缓缓地飘拂。连乌鸦和公鸡也不叫了，它们被和平的假象所迷惑，也不再指望能找到腐肉。

军官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皮靴里灌满了水，脚肿了，膝盖僵硬，小腿肚酸胀，腰也不能弯。他们被安排在那些小茅舍留宿。他们从箱子里取出干衣服，到仅有的几口井边去洗把脸。

在这样一个清澈而寂静的夜晚，只有几只狗—有的是被遗忘的，有的是被遗弃的—散落在农家庭院里汪汪地吠叫，它们有的是因为饿，有的是出于害怕。少尉无法入睡，他走出寄宿的那间茅屋，沿着长长的乡间小路朝教堂尖塔方向走去。尖塔上那希腊式的双层十字架直指星斗。这座细木薄板盖顶的教堂立在一个小公墓的中央，周围尽是用木头钉成的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它们似乎在微弱的夜光下晃动。在敞开着的灰色公墓大门前面吊着三具尸体。吊在中间的是个有胡须的神父，左右两边各吊着一个农民，他们身着土黄上衣，僵硬的脚上穿的是粗麻鞋。神父身上的黑长袍一直拖到他的鞋子上。神父的脚时不时地被夜风吹得直晃动，肥大的长袍摩擦着神父的脚，宛如在敲一口哑钟，发不出一丝声响。

特罗塔少尉走到被吊者的身旁，看到他们那肿胀的脸。在这三个受害者的面孔中似乎可以见到他的某个士兵的面孔。这是军人们的面孔啊！他曾经每天和他们一起操练。神父那羽毛扇般伸展开的黑胡须使他想起了奥努弗里耶的胡须。少尉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谁知道呢？也许奥努弗里耶就是这个被吊的神父的兄弟。

特罗塔少尉环顾四周，侧耳细听，听不见一丁点儿人的声音。田鼠在教堂的钟楼里呼呼地乱窜。被遗弃的狗在毫无人烟的农家小院里吠叫。少尉抽出佩剑，把吊死者的绞索一根一根地割断了，再把他们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扛到肩上，统统送进了教堂公墓。

接着，他开始用光亮的剑在坟墓之间的小路径上掘土，一直掘到能够放进三具尸体为止。他把三具尸体都放了进去，用佩剑和剑鞘把泥土铲到他们身上，再用脚在那泥土上来回地踩踩，把土压实，然后画了个十字标记。自从他在摩拉维亚军校参加最后一次弥撒以来他再也没有画过十字。他本来还想念一段祷告文，但是，他的嘴唇虽然在动，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不知哪里有几只鸟在啾啾鸣叫，田鼠在四处乱窜，狗在汪汪吠叫。

翌日清晨，日出之前，他们又出发了。灰蒙蒙的秋日晨雾笼罩着这个世界。但是不一会儿，太阳就从雾霭中探出头来，炽热得像盛夏的烈日一般。穿行在一个荒凉的沙土地带，他们感到口渴难忍。有时，他们似乎听见什么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几个士兵朝着流水声方向跑去，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这一带没有小溪、没有池塘，也没有水井。他们经过几个村落，村里的水井塞满了被枪杀者的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在木头井架上，有的在井中间堆成一团。士兵们不再往深处看，立即折回去，继续行军。

口越来越渴。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听见了枪声，便赶紧卧倒在地。敌人一定是赶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匍匐在地面上蜿蜒前进。不久，他们注意到路面变宽了，能看见一个荒凉的铁路站的灯光。铁轨就从那里延伸出去。狙击部队跑步前进，占领了这个站，这里安全。

他们分散开来隐蔽在铁路路基两侧几公里宽的地方。敌人—也许是一支飞速奔驰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很有可能就在路基的那一边。他们情绪低落、悄无声息地在铁路路基之间前行。

突然有个人喊道：“水！”

大家立刻看见了铁道路基脊背上的那口井，就在那个很小的信号值班室旁边。

“原地不动！”楚克劳尔少校命令道。

“原地不动！”军官们重复道。

但是那些口渴难忍的人，听不进去长官的命令。他们先是几个人，后来是成群结队地向斜坡上跑去。枪响了，那些人倒下了。铁道路基那边敌方的骑兵在朝口渴的士兵开枪，越来越多的口渴的人向那个死亡之井跑去。当二连二排的人跑到水井边时，那个绿色的斜坡上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

“全排，停止前进！别动！”特罗塔少尉命令道。

他走出队伍，说：“我去给你们弄水！谁也不要动！在这里等着！拿桶来！”

人们从机枪连里拿了两只不漏水的亚麻布提桶递给他。他拿起两只桶，一手提一只，向斜坡上的那口水井跑去。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地响，有的击中他脚边的土壤，有的从他耳旁呼呼飞过，有的从他的大腿或从他的头顶上擦过去。他在井边弯下身子，并朝斜坡那边瞥了一眼，有两排哥萨克骑兵在瞄准射击，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子弹打中。

他听到了那些尚未开火的子弹，也听到了《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几小节急骤的小鼓声乐曲。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父亲官邸的阳台上，军乐队在阳台下演奏。内希瓦尔正举起那根镶有银把手的乌檀木指挥棒。特罗塔少尉将第二只桶放入水井，他仿佛听见了乐队演奏出的那一段猛烈的击钹乐声。在这激昂的音乐声中，特罗塔把桶提起来，两只手各提一桶水，水满得向外溢。子弹在他周围呼啸着。

为了下坡，他先探出左脚，正要迈开右脚，头部还露在斜坡的平面线上。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脑袋。他还朝前跨了一步，然后倒下了。两只桶晃了晃也翻倒在地上，水泼在他身上。热血从他的头部涌出来，流在斜坡冰凉的泥土上。斜坡下他所在的那个排的乌克兰农民出身的士兵齐声喊道：“愿耶稣基督保佑您！”

他想说一声：“愿你们永远健康，阿门！”这是他会讲的唯一的一句鲁提尼语。但是，他的嘴唇已经动不起来了。他的嘴张开着，牙齿正对着深秋蔚蓝色的天空。舌头慢慢地也变成了蓝色。他感到自己的身躯在渐渐地变冷。

他死了。

这是少尉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的结局。

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的结局如此普通，以至于不宜写进奥地利皇家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特罗塔少尉死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握着武器，而是提着两只水桶。

楚克劳尔少校给地方官写了封信。老特罗塔将这封信看了好几遍，然后垂下了双手。信从他手里滑下去，轻轻地飘落到红地毯上。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取下夹鼻眼镜。他的头在颤抖，夹鼻眼镜的椭圆形镜片在不停地晃动，犹如一只透明的蝴蝶在老人的鼻梁上飞舞。两颗清澈透明的大泪珠同时从冯·特罗塔老爷的双眼里流出来，模糊了镜片，接着又流到他的胡须里。冯·特罗塔老爷整个身躯保持镇定，唯有他的头在摇晃，前后左右不停地晃动，夹鼻眼镜上的两块镜片也在不断地跳动。

地方官就这样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了不止一个小时。

过后，他站起身，以平常的步态走进他的住所。他从柜子里取出那套黑色西服、黑领带和黑绉纱服丧带。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曾将这些服丧带扎在帽子和手臂上。他换了衣服。换装的时候他没有照镜子。他的头一直在摇晃。虽然他试图控制住这不安的脑袋，但越控制，头就摇晃得越厉害。最后，地方长官干脆放弃克制，任它去摇晃。

他身穿黑色西服，臂戴黑纱，向希尔施维茨小姐的房间走去，站在门旁边说：

“我的儿子死了，尊敬的小姐！”

他迅速关上门，走进行政公署，然后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仅仅把摇晃着的头伸到门里去，到处宣告：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然后，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出了门。所有的人都向他问好，并惊异地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脑袋。地方官时不时地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说：“我的儿子死了！”

对方大为吃惊，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句哀悼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走，去找斯科罗内克大夫。斯科罗内克大夫穿着制服，他是个上校衔军医，上午在驻地医院，下午在咖啡馆。地方官进来时，他站起身，看到老人摇摇晃晃的脑袋和臂上的黑纱，全都明白了。他握住地方官的手，盯着他不停晃动的头和那副摇摇欲坠的夹鼻眼镜。

“我的儿子死了！”特罗塔老爷说道。

斯科罗内克久久地握住朋友的手，足足握了几分钟。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手握着手。地方官坐了下来，斯科罗内克把棋盘搬到另一张桌子上。侍应生走过来时，地方官对他说：

“我的儿子死了！”

侍应生深深地鞠躬，递上一杯白兰地。

“再来一杯！”地方官说道。

他终于摘下夹鼻眼镜。他想起那封带来儿子噩耗的信还落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便赶紧站起身，回地方官公署去。斯科罗内克大夫跟在他身后。冯·特罗塔老爷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不过，当斯科罗内克大夫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站到办公室内时，他也没感到惊讶。

“信就在这里！”地方官说。

从那一夜开始，冯·特罗塔老爷经常失眠。他的头在枕头上不停地抖啊摇啊。有时，地方官梦见了儿子。特罗塔少尉就站在父亲面前，捧着装满水的军官帽，说：“喝吧，爸爸，你渴了！”

这个情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渐渐地，地方官每天夜里都要呼唤儿子。有时候，他一晚上能梦见卡尔·约瑟夫好几次。于是，冯·特罗塔老爷每天都在盼望着天黑，盼望着上床，白天使他厌烦。当春天到来，白昼延长，他便在早晨设法把房间弄得暗一些，人为地延长夜晚的时间。他的头不停地颤抖，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对他这不停摇头的习惯也习以为常了。

冯·特罗塔老爷似乎并不怎么为战争烦心。他把报纸拿在手上，只不过是为了用它来遮掩他那不停地颤抖的脑袋。他和斯科罗内克之间从来不谈什么胜利与失败的话题。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下棋，一言不发。不过，偶尔，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您还记得吗？两年前的那盘棋？那时，您也和今天一样心不在焉。”听上去，他们好像是在谈论几十年前的事情。

自从得到那个噩耗，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季节在按着它古老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进行更替，但战争让人们变得迟钝，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其中尤以地方官的感觉最为迟钝麻木。他的头还是不停地摇晃，就像一颗长在细茎上的硕大果实。

特罗塔少尉的尸体早就腐烂了或者被当初那个该死的铁道路基上空盘旋的乌鸦啄食了。但是，冯·特罗塔觉得自己仿佛是昨天才得到了这个噩耗似的。楚克劳尔少校的来信还揣在地方官的胸前口袋里。现在，楚克劳尔少校说不定也已经死了。地方官每天都要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读一遍。他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那封信，犹如精心保护一座坟山一样，完好无损。

他的儿子死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这与冯·特罗塔老爷有何相干呢？

他的上级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给他下达匆忙而混乱的命令和指示，这与他有何相干呢？

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现在他对这一点比科伊尼基当初的预言看得还清楚—与他又有何相干呢？

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仕途结束了，他的世界毁灭了。

尾声

现在唯一要讲的是地方官冯·特罗塔老爷的最后几天。

那些日子过得很快，仿佛转瞬即逝。

时间就像一条宽广匀速的河流，单调乏味、悄无声息地从他身边流过。来自总督府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和指示难得引起地方官的关注。反正他早就应该退休。他之所以仍然留在办公室仅仅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而他先前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似乎早就结束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匆匆地赶向坟墓。地方官好像变成了自己的墓碑一样，立在时光河流的岸边。冯·特罗塔老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如此相似。他有时甚至敢拿自己与皇帝相比。他想起了在美泉宫觐见皇帝时的情景。他是一个惨遭不幸的老人，在心里向弗兰茨·约瑟夫报告：“什么？当时如果有人把这事告诉我们就好了！告诉我们这两个老头……”

冯·特罗塔老爷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签署文件时，也不先仔细过目。有些下午他会比斯科罗内克大夫先到咖啡馆。这时，他便会随手抓起一份三天前的报纸，把那些早已熟悉的内容再读一遍；但是假如斯科罗内克大夫谈起最近的新闻时，他也只是点点头，就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新闻似的。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位陌生人的来信，写信的人是施坦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志愿者护士冯·陶希格太太。她在信中告诉冯·特罗塔老爷，科伊尼基伯爵几个月前从前线回来了，患了精神病。他常常提起地方官。在胡言乱语中，他一再声称，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冯·特罗塔老爷说。倘若地方官打算来维也纳一趟，并愿意顺道来看望病人，那么也许会出乎意料地对病人的病情治疗有益，类似的病例以前也出现过。地方官向斯科罗内克大夫提起了这事，想听听他的意见。

“一切都是可能的！”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假如你能忍受，可以忍受，我认为……”

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什么都能忍受。”

他决定立即动身。说不定那位病人知道少尉的某些重要的事情，说不定他要把卡尔·约瑟夫的某些遗物给自己。

冯·特罗塔老爷乘火车去了维也纳。人们把他领进了精神病院的军人住院部。

这是晚秋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细雨蒙蒙。连日来，连绵的细雨不住地往这个世界飘洒下来。冯·特罗塔老爷坐在光洁明亮的走廊里，透过格栅的窗户看着那密密的细柔的雨丝，想着儿子的丧生之地—那个铁道路基的斜坡。现在它一定浸透了雨水，地方官思忖着，仿佛少尉是今天或是昨天才死的，尸体还是新鲜的。时间在煎熬中缓缓流逝。一个个带着疯子面容，拖着伤残四肢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尽管这是地方官第一次来精神病院，但他觉得精神错乱并不是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只有死亡才是令人恐惧的，才是最糟糕的结局！可惜啊！冯·特罗塔老爷想，如果卡尔·约瑟夫只是疯了，而不是死了，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恢复理智。即使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可以每天来探望他嘛！即使他的手臂伤得很厉害，就像刚才被人们带过去的那位少尉一样，那也不要紧呀，毕竟他的手臂还在呀！我还是可以抚摸到一只受伤的手臂呀！我还可以看着那双迷离错乱的眼睛啊！重要的是那毕竟是我儿子的眼睛呀！即使儿子疯了，父亲也会感到幸运，感到欣慰啊！

冯·陶希格太太终于来了，一个护士，一个和其他护士没有什么两样的护士。他只是看着她的护士服。她的脸与他有何相干呢？

不过，她却打量了他很久，然后说道：“我认识您的儿子！”

这时，地方官才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

这是一张上了年纪但仍然漂亮的脸。护士帽使她变得年轻，因为善良和怜悯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同情心也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这是女人的天性之所在。她来自上流社会，冯·特罗塔老爷这样想。

“您认识我的儿子？”他问道，“有多久了？”

“那是在战前！” 冯·陶希格太太说。

而后，她挽着地方官的手臂，像平常领着病人那样，领着他沿着走廊走去，一边低声说：“我们曾经相爱过，我和卡尔·约瑟夫！”

地方官问：“请原谅，他干的那件蠢事是因为您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吧！” 冯·陶希格太太说。

“哦，哦，”冯·特罗塔老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您。”

这时他轻轻地捏了一下护士的臂膀，继续说道：“我真希望卡尔·约瑟夫还能为了您干点儿什么蠢事！”

“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吧！” 冯·陶希格太太说。

她觉得她的眼泪在不断地往上涌，但她不能哭。

科伊尼基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因为他有时会发狂。他坐在一张四只脚都被钉死在地板上的安乐椅上。

地方官一进门，伯爵就站起来，向客人走去，并且对冯·陶希格太太说：“您出去，艾莉！我们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门上有个窥视孔。科伊尼基走到门边，用自己的后背挡着那个窥视孔，说：

“欢迎您来到我家！”

科伊尼基的脑袋变得光秃秃的。那双微凸的蓝眼睛闪过一缕冰凉，仿佛他蜡黄、憔悴而又肿胀的脸上刮过一丝严寒。科伊尼基的右嘴角不时抽搐，仿佛想用右嘴角微笑，事实上，只有右嘴角还留着微笑的功能，其他部分已永远丧失了微笑的功能。

“您坐吧！”科伊尼基说，“我让人把您叫来是要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您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除了您和我，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要驾崩了！”

“您怎么知道的？”冯·特罗塔老爷问。

一直把身子靠在门上的科伊尼基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天花板，然后又把它收回按在嘴唇上说：“上面的人透露的！”

说完就转过身去，打开门喊道：“艾莉护士！”

他对随叫随到的冯·陶希格太太说：“会见结束了！”

他鞠了个躬。冯·特罗塔老爷走了出去。他在冯·陶希格太太的陪同下，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下宽阔的楼梯。

“也许会有作用！”她说道。

冯·特罗塔老爷告别了冯·陶希格太太，坐车去看望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看他。斯特兰斯基娶了个娘家姓科佩尔曼的女人。斯特兰斯基夫妇都在家。他们并没有立刻认出地方官。后来，他们向他表示了欢迎，但他感觉他们的神情既尴尬，又伤感，又冷淡。他们递给他咖啡和白兰地。

“卡尔·约瑟夫，”娘家姓科佩尔曼的斯特兰斯基太太说，“他刚当上少尉时，来过我们家！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地方官理理自己的连鬓胡子，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斯特兰斯基夫妇的儿子回来了。他是个瘸子，模样挺难看。他的腿瘸得很厉害。卡尔·约瑟夫可不是个瘸子啊！地方官思忖着。

“听说他老人家要驾崩了！”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突然说道。

地方官听了这话，立刻站起身，走了。毕竟，他已经知道老人家要驾崩了。这是科伊尼基告诉他的。科伊尼基一向什么都知道。地方官坐车去了宫廷侍从室，找他的老朋友斯梅塔纳。

“他老人家要驾崩了！” 斯梅塔纳说。

“我想去美泉宫！”冯·特罗塔老爷说。

说完，他就坐车去了美泉宫。和施坦因霍夫精神病院一样，美泉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毛毛细雨之中。冯·特罗塔老爷顺着花园的林荫道走上去。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儿子的事去秘密觐见皇帝时，他走的也是这条林荫大道。现在儿子死了，皇帝也要驾崩了。自从冯·特罗塔老爷得到这个噩耗以来，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的死不是偶然的。皇帝不会比特罗塔家的人活得更久！地方官想。他也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特罗塔家的人救过他的命，他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

他站在外面，就站在那些下等仆人中间。美泉宫花园里的一个园丁，腰间系着半截绿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铁锹走过来。他向围观的人问道：“他现在怎么样？”

围观者—有森林管理员、马车夫、下级职员、门房以及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父亲一样的退役军人—回答园丁说：“没有什么新消息！他要驾崩了！”

园丁走开了，他拿着那把铁锹到花圃里翻土去了，翻那永恒的土。

雨，下得很轻，很密，越来越密。冯·特罗塔老爷脱下帽子。周围的低级宫廷官员把他当成了和他们差不多的人，有的还把他当成了美泉宫邮局的邮递员。还有那么一两个人问地方官：“您认识他吗，您见过他老人家吗？”

“见过，”冯·特罗塔老爷回答说，“他还和我说过话。”

“现在他要驾崩了！”一个森林管理员说道。

这时，神父带着最庄严神圣的神情走进了皇帝的卧室。

弗兰茨·约瑟夫高烧三十九度三，御医刚刚量过他的体温。

“哦，哦，”他对神父说，“这就是所谓的死亡吧！”

他从软垫上坐起来。他听见窗外无休无止的雨声和路过窗前者不时踩踏石子路的沙沙声。皇帝一会儿觉得这些声音很遥远，一会儿又觉得这些声音很近。有时他还能辨认出窗外的蒙蒙细雨发出的簌簌声。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忘记了这是在下雨。

有几次他问御医：“为什么老是有这种嚓嚓的声音？”

他之所以说“嚓嚓”声，是因为他已经发不出“簌簌”这个音了，尽管这个词已经到了嘴边。不过，在他询问了“嚓嚓”声的来由之后，他相信他听到的实际上就是“嚓嚓”声。

雨在“嚓嚓”地下，走路人的脚步也在“嚓嚓”地响。皇帝越来越喜欢“嚓嚓”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声音。再说，他问的是什么，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因为人们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人们只是知道他的嘴唇在动而已。但是他相信他是在说话，即使声音小了点儿，大家还是能够听得见的。

这几天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他感到极为惊讶，因为竟无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又忘记了，既忘记了他提的问题，也忘记了对没人回答他问题所感到的惊讶。然后，他又一次沉湎于这个世界轻柔的“嚓嚓”声之中。他周围是活生生的世界，而他却只能躺在这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就像一个放弃了挣扎、在催眠曲中入睡的孩子。

他闭上了眼睛，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把眼睛睁开，看到桌上那个朴素的银十字架和耀眼的蜡烛，它们在等待神父。这时，他明白神父就要来了。

他蠕动双唇，背诵着孩提时就学过的那些话：“我诚惶诚恐地忏悔我的罪恶……”

但是，这些话别人同样听不见。再说，他随即看见神父早已经在那儿了。

“我一定等了很久了！”他说。

过后，他便开始回顾他的罪恶。

“狂妄自大！”他突然想到，“我确实狂妄自大！”他说。

他忏悔自己一个接一个的罪恶，就是列在宗教手册上的那一些。

“我当皇帝的时间太长了！”他想着，不过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大声地。

“人都难逃一死，皇帝也不例外。”他同时觉得，在远离这里的某个地方，帝国的一部分疆域已经死去了。

“战争也是一个罪恶！”他大声地说。

但是神父听不清他的话。弗兰茨·约瑟夫又一次感到惊讶。每一天都有死难者的名单送上来。这场战争从1914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结束吧！”弗兰茨·约瑟夫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如果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就死去了该多好啊！”他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我现在是作为一个死人在和活人说话，所以他听不见我说的话。”他这样想着。

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外面，在那些下等奴仆中，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冯·特罗塔老爷—手里抓着帽子站在绵绵的细雨中等待着。

美泉宫花园里的树发出阵阵叹息，雨轻轻地、耐心地、尽情地敲打着它们。夜幕降临了。跑来了许多打探消息的好奇者，把花园挤得满满的。雨在不停地下，打探消息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也走了一拨又一拨，来来去去，不断地更换。

冯·特罗塔老爷一直没有走。

已经深夜了，台阶都空了，人们纷纷回家睡觉。冯·特罗塔老爷将身子紧靠在大门上。有马车从他面前驶过。有时候，在他头顶上方，有人推开一个窗户，传出几声叫喊。有人打开大门，立即又把它关上。没有人看见他。细雨霏霏，连绵不绝，轻柔而静谧，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钟，终于嗡嗡地响起。

地方官离去了。他走下平滑的台阶，沿着林荫道一直走到铁门前。这天夜里铁门一直敞开着。他向城里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他光着脑袋，帽子抓在手里，没有碰见任何人。他走得很慢很慢，如同走在一辆灵柩车后面。黎明时分，他回到了旅馆。

他坐车回到了家。地方官公署所在地W城也在下雨。冯·特罗塔老爷叫来了希尔施维茨小姐，对她说：“我要去睡觉，尊敬的小姐！我很累！”

他居然破天荒地在大白天躺到床上去睡觉。

他睡不着，于是派人把斯科罗内克大夫叫来了。

“亲爱的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说，“请您叫人把那只金丝雀给我取来，好吗？”

不一会儿，有人从已故的亚克斯的小屋里取来了那只金丝雀。

“请您给它一块糖吃！”地方官说。

于是金丝雀得到了一块糖。

“一只可爱的小鸟！”地方官说。

斯科罗内克大夫附和着说：“一只可爱的小鸟！”

“它会活得比我们长久！”特罗塔说，“感谢上帝！”

过了一会儿，地方官说：“请您去叫神父来！不过，您得回来！”

斯科罗内克大夫叫人去请神父来，然后又返回来。冯·特罗塔老爷很安静地躺在床垫上，眼睛半闭着。他说：“劳驾，亲爱的朋友！您能把那幅画像给我吗？”

斯科罗内克大夫走进书房，爬上椅子，取下了那幅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当他双手捧着那幅画像回来时，冯·特罗塔再也看不见它了。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斯科罗内克大夫把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放在膝盖上等候着。几分钟之后，他站起来，抓住冯·特罗塔老爷的手，俯下身去贴着地方官的胸脯听听，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合上了死者的眼睛。

这一天，人们把皇帝葬入了卡普齐纳教堂的地下皇家墓穴。三天之后，冯·特罗塔老爷的尸体也被埋入了坟墓。

W城的市长致悼词。他的悼词—和那个时代的一切演讲词一样—也是从战争开始谈起的。市长接下去说，地方官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给了皇帝。尽管如此，他坚强挺立，仍然坚持工作。

在致悼词时，不知疲倦的雨水不停地敲打所有聚集坟墓周围的人。雨点落在周围的灌木、花环和鲜花上，发出沙沙的、簌簌的声音。穿着战时后备军上校军医的制服，斯科罗内克大夫觉得很不习惯。他努力摆出军人肃立的姿态，尽管他认为这种姿态不标准。他是平民，归根结底，死者毕竟不是司令部的医生！斯科罗内克大夫思忖着。

过了一会儿，他和其他几个人首先走到墓前。他没有去接掘墓人递给他的铁锹，而是弯下身子，抓起一把潮湿的泥土，用左手把它捏碎，再用右手把碎泥屑撒在棺材上。接着，他便退回原地。他突然想起，现在是下午，下棋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没有人陪他下棋了，但他还是决定去咖啡馆。

他们离开墓地时，市长邀请他上车。斯科罗内克大夫上了车。

“我本来还想提一句，”市长说，“冯·特罗塔老爷不会比皇帝活得更久。您不信，大夫先生？”

“我不知道，”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说，“我相信，他们俩都不可能比奥地利活的时间长久。”

到了咖啡馆门前，斯科罗内克大夫下了车。和往常一样，他走到过去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棋盘仍然搁在桌子上，好像还在等待着地方官，好像地方官还没有死。侍应生过来想把棋盘撤走。斯科罗内克大夫对他说：“放着吧！”

他独自对弈，一边下一边咕咕噜噜地不知说些什么，还不时地朝对面空着的椅子上看看，耳边回响着沙沙的秋雨声。雨点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玻璃窗。

a　卡克的英文为Cak，其发音与Crack（发出爆裂声）相似。——编者注

b　肖邦（1810 —1849）：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译者注

c　三角铁 ：打击乐器，是一根弯成三角形的细金属条，用金属槌敲打发音。——编者注

d　老人：即指索尔费里诺英雄。——编者注

译后记

翻译：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拉德茨基进行曲》

写点什么好呢？事实上，什么也写不出来。此时，我的脑海里被作者以及作品里的人物填得满满的，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愉悦和满足，仿佛一个刚刚分娩的年轻母亲，而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中译本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在翻译过程中，我恰似一个穿越时空的少女，深深地迷恋上了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物。在家里，在单位，在路上，我常常如醉如痴，自己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人问我：翻译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翻译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作为一个译者来说，翻译工作是如此之复杂，有时甚至感觉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翻译？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喜欢，纯粹的喜欢。《拉德茨基进行曲》作为一部文学名著，被誉为20世纪德语文学十佳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文学性和思想性极强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作者所描写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被特罗塔家族的兴衰故事深深打动。这种心动的感觉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将它译成中文，希望爱好文学的中文读者也能体会到它的文学魅力，希望在浩瀚如烟的文学翻译库中也能有它的一席之地。

在翻译的这场“恋爱”中，作者和译者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拉德茨基进行曲》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全身发出诱人的光芒，召唤阅读，召唤翻译。我听从了她的召唤，对原文经过一番细读后便着手翻译。然而，这位美丽的少女一方面风情万种，一方面又矫情羞涩。她一面热情地召唤我的翻译，一面顽固地抵抗我的翻译。我深知无条件地“崇拜”和“服从”并不能掩盖我自身语言和文学能力的局限，并不能消解原作的抵抗。

翻译过程中可以用“勤能补拙”和 “金石为开”这两个成语来概括我翻译时的状态。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我的生活重新穿越到学生时代的三点一线：学校、路上、家里。在家中的书房里，一个人，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对着窗外一排高大浓密的梧桐树。我的思绪却穿越了高高的梧桐树进入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奥匈帝国，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体验帝国的风土人情，见证庞大帝国的行将没落，感受特罗塔家族四代人的悲欢离合。偶尔一只小鸟不经意地飞到书房的窗台，对着我欢快地鸣叫舞蹈，似乎是有意调节我高度紧张的劳作。简单地放松一下身心，便又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傍晚在湖边散步，仰看深蓝天空，一弯新月渐渐盈成满月一轮……月光如乳，夜色温柔，花香袭人。漫步林间小径，凝望蓝色夜空，有时看满天繁星仿佛一个个音符像要跌落人间，奏响起《拉德茨基进行曲》那雄浑的鼓声和清脆的铙钹声……

也有许多个夜半时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汪汪”的狗吠，像粗鲁的壮汉，打破了夜的沉寂……万籁俱寂夜如水，灯如红豆最相思。那一个个细如蝌蚪的英文字母，那方寸之间的英文段落似乎在我面前幻化成万仞高山，字典、资料、记忆库都无法帮助我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在这难耐的时刻窗外月色朦胧，柔和的月光轻摸着树枝，也抚慰着我焦灼的心情。这时点点繁星就像一盏盏亮晶晶的迷你灯，又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我孤独的心房里绽放着。在这样静谧而美好的夜晚，翻译的无解也变成了一种甜蜜的折磨，我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都过着这样一种双重生活：白天，在滚滚红尘中追逐世俗的幸福和快乐；晚上，在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感召下，在痛苦和愉悦里熬灯夜战，辛勤笔耕。经历了一轮春夏秋冬，初稿终于完成。

反复研读着那些长长的欧式句子，时间久了，我的心像是掉进了冰窟。就在不甘和懊恼中，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认识了华中师大校友梅守福先生。人的情谊有时是如此奇妙，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梅先生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商讨译稿，斟词酌句，完善译文。如此循环反复，二十四万字的译稿终于大功告成，算是对自己和出版社以及所有一路陪我走来的朋友有个交代。

不管翻译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感谢自己对翻译的激情。翻译的爱与恨，翻译的苦与乐，翻译的欲望与抵抗，都是值得我品味的人生情怀。这就是翻译人的人生，无悔的人生！

曹英华

主要人物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