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浏阳兄弟

索文　著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浏阳兄弟／索文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33-2823-4

Ⅰ．①我…　Ⅱ．①索…　Ⅲ．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2752号

我的浏阳兄弟

索文　著

责任编辑：汪　欣

特约编辑：王　萌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冷暖儿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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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28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823-4

定　　价：39.00元

目录

祖屋里的金银能动了

永别了，憋着劲儿想活出样子的兄弟

日子长呢，要好好过

碎掉的建房梦

车坐得多了，我打到三个故事

大宅里，住着那个疼我的人

开敞的天空

再混下去会死的

做好事是没人领情的

在赌场上，有“见好就收”吗？

我的懵懂运，怎么一直没走完

被误诊为精神病的孩子

武痴与局外人

在赠予用尽前，过好自己的生活

释放自我式抗癌

温汤镇纪事

红酒杯里的三个故事

“恶娘”萍婶

这不是夜宵，是一个寡妇的执念

被《金瓶梅》或其他什么突然改变的人生

老人家，你怎么睡在政府大厅

人间有味：苍蝇小馆里的三餐故事

人间有味：兄弟三味

人间有味：吃货的人生况味

又见枫叶红

祖屋里的金银能动了

1989年，小学快毕业了。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一位陌生妇人。

她穿着月白底色的碎花小衬衫，留着齐肩短发，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覆额的刘海衬得小巧的脸庞秀气精致。

母亲正热络地和她聊天，母亲在说，她在听，额头略倾，嘴角抿起，带着浅浅的笑。

看到我，母亲忙不迭地招呼我过去。

“这是曾老师，快叫人。”母亲拉着我，急急地催促。

我望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美人儿，有些局促不安。

“老师暑假给你补课，”母亲推了推我，“是一中的老师呢。”

一中，是浏阳城里最好的中学。原本是座孔庙，保留原址，扩建成浏阳一中。飞表哥升上初中，就在那里读书，不久前带我去玩过，红砖大瓦，参天古树，我们还去看了孔庙，破败不堪，正殿门前有浮雕，上面雕着龙。

曾老师并没有在意我的失礼，她向我伸手，把我拉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对母亲说：“其实我不赞成补课的，只要成绩跟得上，暑假就让他玩好了。”

因为这句话，我对她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母亲显然不这么想，急急地说着好多理由和她的隐忧。

妇人一抿嘴，嘻嘻地笑了，她扶着我的手臂，将我扳向她，冲我眨了眨眼，“背首唐诗给我听吧。”

我望着她，脑袋里一片空白，以前可以拿来炫耀的长诗，都不知所踪，想了老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背出一首。

别路云初起，

离亭叶正飞。

所嗟人异雁，

不使一行归。

老师的表情有些愣怔，少顷，她愉快地笑了，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兴趣，我们就一起看看书吧。”

不久，放暑假了，每隔一天，我都会去严家冲的曾老师家。

严家冲在西湖山下，从家里走过去，需要半个小时，从东到西，横跨小城。

有时候我沿着大街走，经过商业大厦、电影院，电影院旁边有气枪摊子，一把气枪用木架固定，不远处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白布，上边缀满气球，一毛钱五枪，打中三个球有奖。有人玩儿，我就站着看一会儿，多半是打不中的。电影院对面，是卖辣干子（一种辣味很重的豆制品）的老店，一缝小小的门面，从门口向里一张长条桌，摆着一溜的大玻璃瓶，装着各种辣干子，辣油浸着，红璨璨地勾人胃口。电影院的另一侧，有一个电子游戏厅，不到十台机器，挤满了小孩，那个店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三七分的头发，喜欢讹小孩子的钱，总不及时找零，说：“你先玩儿，等下给你送来。”玩儿完了也不见来，再去问他要，他会装出一副很吃惊的表情，“我找了啦！不是给你了噢？”再多说两句，就开始耍无赖，随手往里一指，“我找了钱，你去问他要。”被讹了一次后，我再没有进去过。

有时候我会走到河边去，沿着河堤走，堤前停着一溜渔船，岸边的菜地一畦挨着一畦，顺着河岸延伸开去，空气中弥漫着水肥的味道。

两条路线最终都能到西湖山脚。我开始爬山，沿着沙石路，在一片又一片的茶林中穿过，路面坡度不大，走得悠闲，茶耳朵已经长残了，蜘蛛在灌木上结出像字符一样的网，林间的鸟语伴着远处的钟声，很安静。爬到包公庙，不进庙，绕着庙墙走到庙的侧后方，山壁下有一处泉水，简易的塑胶管子从上方垂下，头上装着一个水喉。我随身带着一个空的小塑料鼓子（指塑料壶），装得下五斤泉水。

提着泉水，从山的侧面走下来，走到山脚的严家冲，就到了曾老师家。她家是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建在公路边一处凹进去的山坳里，闹中取静，围墙围起来的小小院落，种着几株芙蓉花。

“多看，多写。这些书，你们都可以看的。”在老师的小书房里，她这样告诉我和另一个孩子，“上了初中自然会学的，现在不教。你们该多看书，看别人怎么写，怎么样把合适的词，用在合适的地方，表达出你想表达的意思来。”曾老师轻轻地揉着头。她常常是这样疲惫的样子。

她的小书房里有一壁柜的书，塞满了，装不下，桌上、地上摆了许多，有童话、小说、历史，还有杂志，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静静地看书，偶尔我们会讨论一下书里的情节，主人公为什么会那样？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譬如有一家，祖祖辈辈都爱书，他们的孩子自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小环境，”曾老师说，“大环境，譬如社会，如果处在动荡的年代，打仗了，或者闹了灾荒，人们流离失所，没有家、没有工作，吃不饱、穿不暖，就会有斗争的心情，想要反抗，这样的人多了，就会有革命。”

“旧社会就是这样的吗？”我问。

曾老师愣了一下，望着我，抿着嘴笑了笑，说：“是啊。”

老师每周布置写一篇作文，她出一个题目，内容随便我们写。“想象力很宝贵的，把它写出来，多棒啊，”曾老师扬起手臂，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其实连题目我都不想给，可考试都会这样啊。”

另一个小孩姓黄，家住指背冲，浓眉大眼的，与我同岁。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的生日是哪一天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他昂着头，很得意地告诉我：“12月26号。”又用指头点点我的胸，表情很严肃，“记得啊！”

可每次批点作文，曾老师总是说他：“写作文，语气不用这么革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尽量平和些。”

老师对作文的点评，褒奖多于批评，一个用对了的词，她会在旁边画上红圈，她觉得写得好的地方，会很开心地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为什么那里那样写会很好，她说：“不要在作文里写意义，意义是要放在心里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和想法，但是不用教别人去发现。”

曾老师有很严重的贫血，这大概是她总显得疲惫的缘由，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坐着，拿着一本书，十分慵懒。她家的中餐总有一碗猪肝汤，她的饭量总是很小。

曾老师的丈夫在县供销社办公室上班，每天写材料。瘦高瘦高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嗓门儿很大。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们家还有一位阿姨，花白头发，整天做不完的事情，做的饭菜很好吃。

夏天快要结束时，一天晚上，曾老师两口子到了我们家。她像个小姑娘似的，被丈夫牵着，走进门来，还带来了一提时令水果。

母亲忙不迭地说：“颠倒了，这弄颠倒了。”

那一晚，曾老师两口子和母亲在灯下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老师有些不安，几次欲言又止，过了许久，母亲才察觉，问：“您是有什么事吗？”

我按母亲吩咐去父亲办公室将他拖回家时，母亲切好了西瓜，三人正围坐着吃。父亲站在小小的客厅里，皱着眉头，望着众人。

曾老师没有说话，矜持地坐着，她丈夫讪笑地站了起来，母亲忙不迭地给他们做介绍。

父亲脸上堆起了笑容，大人们又是好一通寒暄，我感觉有些无趣，走出屋去，穿过走廊，走到院子里。机关大院里的桂花开了，似有似无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楼前的路灯昏黄，灯晕里有很多小虫在飞，路灯旁有一棵玉兰树，很老了，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我坐在玉兰树的阴影里，百无聊赖。前方是一片果园，种着橘子树，在没有月光的夜里，那些树木像黑暗中的伏兵，仿佛随时要起身扑向夜行的路人。再往前，是大片大片的夹竹桃，傍着红砖的小楼茂盛地生长，黑暗中，有昆虫的鸣叫，此起彼伏。

我在树影下坐了很久，直到走道里传来脚步声。

父亲、母亲陪着曾老师夫妇出来的，老师看到我，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我要走啦，明天不上课啊。”

父亲带着二人离开的。

我问母亲：“他们这是要去哪啊？”

母亲笑眯眯地说：“你爸带他们去找领导。”

“什么事情啊？”我问。

母亲拉我进屋，关上门，很神秘的样子，“北正街的粮店你知道吧？”

我点了点头。

“那里是曾家老屋，你老师家的祖业。曾老师房契、地契都有呢，后来才收归国家做了粮店的。”母亲轻声地说。

“那她是想把房子要回来吗？”

“她没说，我也不知道呢。”母亲蹙着眉头。

“那她是要干什么？”

“房子不要了，房子里面的东西要啊。”母亲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脸，“粮店这几天要拆了，老师着急了，她们家在里面藏着东西呢。”

“是宝藏吗？”

“是啊！”

第二天的晚上，父亲回家，很兴奋，和母亲在饭桌上聊开了。

母亲问：“找着没？”

“找着了，就在东厢，内墙，一锤子下去，银子水一样流出来。还有金条呢。”

“好啊，”母亲抚着胸，长吁了口气，“该她得的。”

“书记说，要优先国家收购呢，也得几十万吧。”父亲摸着头核计。

“这么多，”母亲惊讶地张大嘴，“几辈子花得完？”

“西厢还有一处呢，也是她家祖上留的，拆的时候才发现，被哄抢了。”

“老天爷，”母亲有些气愤，“抢的要抓起来吧。”

“怎么抓？”父亲笑了，“工人、围观的几百人呢，你抓谁？”

“可惜了一份祖业。”母亲惋惜地说。

他们的那些话，我没有全懂，只晓得老师祖上留了宝藏，一些她保住了，一些让人抢了。

后来的某一天，一次补习完，曾老师和我一起回的家，她拉着我，走过天马大桥，踩着河堤，在满眼青绿中缓步走着。她又穿上了那件碎花小衫，下面是墨色长裙，河风吹来，将她的头发剌剌地吹向脑后，一股香气迎面吹来。

到了家，母亲请她喝茶，留她吃饭，她笑吟吟地答应，待母亲去厨房准备菜肴，她端起茶杯，轻轻地嘬了一口，抬头看着我，有些犹豫，终于招手让我过去。她从坤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轻轻放在桌上，摸着我的头，“跟你妈妈说，我有事要先回去，这是送给她的一点儿心意。”然后，她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从桌上摸起那个长方形的小布包，死沉死沉，像包着一坨铁。我不敢打开，拿进厨房去给母亲，母亲变了脸色，关了灶火，拖着我就追出门去。母亲急急地跑，拽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撵到天马大桥，母亲撑着膝盖喘着气，做饭的围兜没有解，还系在身上。

“老师走路很慢的，可能没走这边。”我对母亲说。

“那我们等等，”母亲抹着汗，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不行就到她家去。”

她解下围兜，摊在地上，我们在桥边坐下，母亲还没喘匀，眼睛盯着大街口，我开始害怕起来。

过桥的车不多，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按着铃丁零零地驰过，这里靠近汽车西站，小贩很多，卖盒饭的、卖冰棒的、卖糖水的，挑担子卖甜酒的，打眼前路过，可我没有心思央告母亲买来吃，我就像一个共犯，垂头丧气地等着我的老师。

过了许久，母亲忽然站起来，向前方冲去，我起身跟着她跑，她看见曾老师了，飞奔过去，拦住了她，在曾老师的推辞下死活把小布包还了回去。母亲的嘴角在抖，我知道她很生气，但是忍住了，只是反复地对老师说：“不要这样，老张会生气的。”

曾老师终于没有再坚持，她将小布包丢进她的小坤包里，定定地看了看母亲，忽然向母亲鞠了个躬，然后转身走开了。母亲舒了口气，拉着我往回走，她的心情又好了，遇见卖冰棍的，叫住了，居然买了两根奶油的。走出一段路，我忍不住回头看，夕阳下，晚霞像火一样沿着远处的西湖山铺展，那个小巧的美妙的身影，披着霞光，慢慢地融进了人群中。

永别了，憋着劲儿想活出样子的兄弟

一

二十多年前，在我的拜师宴上，我第一次见到小朱。

高中的某个暑假，父亲请了一位师父，教我练武。师父姓王，个子不高，精壮，眼睛十分有神。初次见面，他瞥了瞥我，对父亲轻轻地摇头：“十多岁了，骨架子差不多长成了，不好教。”

“只要强身，不求出众，”父亲解释着，“他从小体质不好，跟您学学，能健康点儿，不常常生病就好。”

“其实他以前也学过，还是有一点儿根基的。”父亲说。

父亲在城里的酒楼摆酒拜师，小朱是被师父带来赴宴的几个徒弟之一。

拜师有仪式，在那个并不宽敞的包间里，这个仪式被简化了，大家把椅子搬开，腾出一小爿空间，师父居中坐着，我向他磕头，敬茶，奉红包。

行礼的间隙，师父的身后，有一个少年已经悄悄上了桌，他盛了一大碗米饭，就着面前的一碟凉拌木耳，吃开了。众人入席时，他开始盛第二碗饭。

“这是小朱，比你早两年入门，是你师兄。”饭桌上，师父向我介绍那个少年，他仍在扒着饭，冲我眨了眨眼，嘴里鼓鼓囊囊，费力地笑。

小朱个儿不高，精瘦，一头自来卷，鹰钩鼻，圆溜溜的眼睛睃来睃去的，很精明的样子。

当天下午，师父带我去了体育馆，在一间小训练室里，他丢给我一副拳套，对我说：“听说你练过，找个人和你试试。”

小朱便从众师兄中被叫出来了。

他有些不情愿，脸上一副“怎么又叫我”的表情，懒洋洋地戴上拳套，没精打采地做热身。他象征性地压压腿，抖了抖肩，挺起胸握拳双手互敲，望着我露出一个笑脸儿，大声说：“你要让我啦！”

我有些紧张，可看看他精瘦的身材，又不由得心下一松。

师父叫了声“开始”，小朱倏地扑上来了，我反应不及，被一记摆拳打在胸口，沉重的力道震得人直向后仰，小朱转身侧踢，我很干脆地倒下了。

小朱退开了。我很是懊恼，费力地爬起来，胸口闷得慌。

师父哈哈地笑着：“好，没什么根基，好教。”

小朱摘了拳套，满脸堆笑地跑过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说：“兄弟，别介意，谁来都得过这关，我入门挨打比你惨，花皮下黑手呢。”

师兄弟都是少年心性，没几天就混熟了。

二

从那天起，我开始参加每天的训练，早上五点起床，骑着车横穿半个小城，去体育馆大操坪（方言，操场），跑步、压腿、练套路，练爆发力，最后对练。到了七点，训练就结束了。

晚上，我们六点过来，重复早上的练习，师父若是心情好，对练的时间会加长，偶尔师父有兴致，会加入到对练中来。师父说：“要快，要狠，要近身。”可大家都近不了他的身。

那段时间里，跟着师父习武的徒弟有几十个。师兄弟间，也有个亲疏远近，对胃口的，形成各自的小圈子。花皮、小齐、小朱、陈胖和我，在那时结下了友谊，自此亲密无间，互为兄弟。花皮年纪最小，入门最早，是大师兄，陈胖年纪最大，入门最晚，是小师弟，小师弟一身肥膘，被家里人逼着过来练武减肥，近三十了，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却也能和我们玩到一块。

每天早上训练结束，我们五个会结伴去吃早餐。在体育馆对面的巷子里，有一个流动面点摊，汤头极好，配菜任加，是我们常去的早餐店。练武费体力，饭量都不小，一碗面不够吃，重挑都嫌少，每人得两碗肉丝面。大家轮着请，老板娘下面时，小朱总是叫唤：“不放肉丝都行，面多下点儿。”

小朱不大爱请客，他也着实拮据，出来习武，家里给的钱极少。他住在大操坪西南角的一间杂物房里，是师父腾出来给他的，不收钱，里面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床。杂物房不通风，冬天点煤火取暖，得敞着门。夏天闷，夏夜里，他只得把床拖到操坪里，拉上蚊帐睡觉，每每让晨练的人看到他不雅的睡相。后来，师弟小齐入了门，经常带他去打零工，贴补生活。

五兄弟每天一块儿练习，互相帮对方拿手靶练拳腿，小朱拳脚硬，打在靶子上音沉力重，每每让我手发麻，才知道原来入门时的比试，他是留了手的。

偶尔我们也对练，没有师父监督，这种练习更像是嬉闹。只有花皮认真些，他要考体校，指望着在武术上谋个前程。

我和小朱对练得较多一些，他肯让我，拳、脚打到身上只是轻轻一碰就收住了，不像花皮他们没个轻重，少年气盛，切磋常常变成真打。

有一回，对练中，我使了个高鞭腿，想要踢小朱的头，他抬手一捞，让我狠摔了一跤，爬坐起来仍直愣怔。“对不起，对不起。”他一迭声地道歉，讪笑着跑过来搂我的肩，“武侠片看多了吧？鞭腿不过膝，蹬腿不过腰，下盘要稳，师父教过的啊。要是真打架，这样好的机会，那不是由着我打啦。”

逢到三节两寿，徒弟们都要备些薄礼谢师，在那之前，小朱总要离开几天，回来时，带着给师父准备的礼物：几条鱼，或者两矿泉水瓶茶油，有时候是一副猪肝；唯独一次，是一百块钱。他藏不住话，自己会告诉我们这些礼物的由来：鱼是帮邻居干塘的报酬。茶油是他在村里茶山上捡茶籽榨的，每次回家零碎地捡，攒了好久才榨了两瓶。猪肝是师娘过生日前，他撺掇着他爸杀了头猪。一百块钱，是他十八岁生日，他妈妈给的，一直留着，没舍得花。

小朱爱喝酒，啤酒能喝六七瓶，不用上厕所。初时还诓我：“你喝一杯，我喝一瓶，比比？”

我不信邪，买了酒来对饮，喝过两杯就犯晕，小朱身旁放着三个空瓶，对着我笑，脸上显出诡计得逞的得意：“不行了？喝酒和打拳一样，要练！”

次数多了，我觉醒了，小朱这是骗酒喝呢，不再搭理他。

大操坪西南角有一排矮房，是体育馆的资产，原是闲置的，第二年开春后，租给了私人，办了幼儿园。来了几位年轻的女幼师。

从此，小朱训练时常常开小差，趴在幼儿园的窗户上朝里睃。

不久，小朱恋爱了，对象就是操坪幼儿园的一位幼师，女孩个子高高的，挺文静。

恋爱中的小朱用度大了，越发地捉襟见肘，时不时地向我们借钱，二十，五十，不多，维持着和幼师女友的简单浪漫。

“我们昨天看录像去了。”“带她去荷花（城郊的一个镇）吃夜宵，鲫鱼好鲜啦。”小朱时常向我们报告他的约会，说得扬扬得意又诚恳万分，好像是在宣布把钱用在正事上了，没有乱花。

没多久，小朱的女友离开了幼儿园，甚至没有跟他打声招呼。

“请我喝酒吧。”在确认自己被甩后，小朱向兄弟们求安慰。于是，晚上散了训，我们凑钱买来熟食和啤酒，搬出桌凳，在操坪里围坐着吃。那天，小朱醉得很快。

“她嫌我穷。”小朱躺在条凳上，望着天，喃喃地说着：“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念，说我没出息，不长进，不会赚钱。”

“我问她，小齐的女友没有嫌他啊，他跟我一样的。”小朱摸着头，轻轻地叹气，“她说她也看不上小齐。”

“其实我不喜欢练武的，”小朱翻身坐起，认真地看着我们，“我读不好书，我爸怕我会去打流（学坏的意思），托了乡党的关系找到了师父，学武好歹是个去处，有人管。”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我爸说了，他要攒钱开花炮厂。”小朱笑了，他又高兴起来，眼里亮闪闪的，充满憧憬，“等花炮厂开起来，我就回去。”

没多久，小朱就回大瑶了，他父亲的花炮厂果然开起来了，叫他回去帮忙。临行前兄弟们一起请他吃了顿饭，饭桌上，小朱喝着啤酒，满脸红光，开心地向我们许诺：“做花炮好呢，等赚钱了，请兄弟们玩儿。”

可那以后，小朱就和我们断了联系。偶尔去师父家拜节，听说小朱家的花炮厂生意不错，做得风生水起。

自此，五个要好的兄弟，变成了四个。

三

又过了几年，当初整日厮混的兄弟各自发展，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陈胖放了肉，又胖回去了。花皮从体校出来，一身伤，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小齐的卷闸门生意做大了，开了几爿门面。我们时常聚着，唯独没有小朱的消息。

2002年春节，师兄弟四个相约去师父家拜年，师父留饭，饭桌上师父突然说起了小朱，他家的花炮厂年前出了事故，炸了，死了人，钱不够赔，小朱父亲留下来抵罪，小朱跑了……

“他那哪是花炮厂啊，就是一个家庭作坊，证照全无，早晚出事。”师父说。

“小朱来信了，寄到我家了。”节后上班不久，我接到花皮的电话。

“这时候想起我们了。”花皮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记得。”

“他在哪儿呢？”我问。

“北京，不晓得做什么，信上没说。”花皮说，“我回了信，把我俩的电话都给他了，帮得了就帮吧。”

“好的。”我挂了电话。

几周后，小朱的电话便打来了，一开始梗着脖子说自己在北京做生意，还不错。

我问他：“到底怎么样？”

“我在做产品，保健的，每天上课，你要买吗？”仿佛突然泄了气，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不是传销吧，我给你打路费，回来吧。”

他没有再多说，报了一个银行卡号给我，挂了电话。

钱打过去了，从此没了音信。

过了一年多，某个夏天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兄弟，我要结婚了，请你来喝酒啊。”电话那头是小朱欢快的声音。

我很诧异，“你回来了？”

“过了年就回来了，一直没跟你联系。”小朱嘿嘿笑着，“之前的事情已经扯清了，赔偿都付了。我爸给我定了门亲，下个月行礼。”

小朱告诉我，他家的花炮厂又开了，“这回是办了证的，安全措施都到位，应该能赚钱。”他高兴地说。

小朱结婚前，我和花皮去了趟他家，把礼金送了。他站在门口，把我们迎进屋，向每一位他的亲戚朋友介绍我们：“这是我的铁哥们儿。”

吃饭时，小朱另开了一桌，三人围坐，他搬来一箱啤酒：“兄弟们好好喝喝。”他笑着用牙起瓶盖。

我们没有端杯。小朱讪笑着，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事情忙，才没有联系你们的。”

那天晚上，小朱自斟自饮，断断断续续地说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老乡拉我进传销，我是没办法才打你们的电话……”

“后来总算出来了，靠你们打的钱，又撑了几个月……”

“好在碰到好人了，也是浏阳的，承包了一个食堂，叫我去干活儿……”

“外面的日子真难受，要学历没学历，要手艺没手艺，我只会搓筒子（做鞭炮的纸筒），像狗一样地混着。在外头的时候，我总是想，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小朱喝多了，瞪着红红的眼睛望着我们。

小朱的婚宴，我和花皮都没有出席。和他的交往渐渐地疏远了。每年过年，小朱会打个电话来拜年，说些客套话，彼此应景地祝福着。

2007年冬天，师弟小齐车祸去世，在他的葬礼上，我们见到了小朱，他越发瘦了，不停地接着电话，看上去很忙。

2009年的夏天，某天中午，我接到花皮的电话：“小朱到了长沙，想找你。”

“怎么了？”我问。

“他住院了，肺上长了个瘤子，是癌，想问你有熟人不，早点儿安排手术。还有，他说床位太紧张，他在走廊上加的床呢。”

“我把他的手机号发过来啊。”花皮最后说。

电话打通了，话筒对面传来咳嗽声，一阵紧一阵急，小朱的话语断断续续。他有些不好意思：“这么久没联系，怕你说有事才找你。”“我们是师兄弟啊。”我说。

四

辗转托朋友的关照，小朱住进了病房，各项检查都做了，等着手术。我去看他，他挺精神的，脸色有些潮红，间或咳几声，身旁有他的老婆和两岁大的孩子，他半躺着，讪笑着，反复说着抱歉的话，直说疏远了兄弟们，等好了请大家喝酒。

又过了几天，一大早，接到小朱的电话，他在话筒那头说：“小张，我出院了，要回家了。”

“怎么了？”我问他。

他的话音显得沮丧，“医生说，没太大把握，已经扩散了，可以打开看看，不一定好做……他建议我别做。”

我急了：“什么意思，好玩儿吗？打开看看，他什么意思？”

小朱嘿嘿笑了，“你别急，谢谢你帮忙。我是说，这手术做了也没意思了，不如回去。”电话那头，隐约听到他的小孩在哭，他的老婆在急急地安慰。小朱压抑地咳着，呼吸短而急促，背景音里一片嘈杂。

“那就这样了？”我问。

“也不是，医生说还是有希望的，要我吃药。”小朱艰难地说着，“说有一种药，对治病有效，要长期吃，挺贵的，一万六一个月，不过吃了六个月以后就免费了，我准备买来吃。”

我默然。小朱急急地说：“我要赶车了，谢谢你，再见了。”

电话挂断了。我打了个电话给花皮，让他去车站接小朱。花皮听了我的描述，沉默了半晌，忽然喊道：“骗人吧，六个月后免费，他还有六个月的命吗？”

“有钱就让他吃吧，总好过等死。”我劝他。

第二天，我接到花皮的电话，昨天接了小朱，他没让他回去，安排了住宿，把陈胖叫上，陪他喝了顿酒，“小朱喝了好几瓶啤酒，很开心。他说自从病了，就没有这么开心过。”

我说：“挺好的，你想得周全。”

花皮告诉我，喝到最后，小朱哭了。

“他咧着嘴哭，说兄弟们的好，他都记着呢。”花皮语气沉重，“他爸对他限制多，不给他分红，只发工资，去年终于闹翻了，他借钱盘了个厂子，自己单干，他憋着劲儿呢，想混出个样子给兄弟们看。”

我默然。

“你说，那种特效药会不会真的管用？”花皮问。

我一愣，苦笑着回答：“希望吧。”

一个月以后，花皮打电话告诉我，小朱快不行了。

我们赶去了大瑶，在镇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他。他已经不能起身了，脸色蜡黄，半趴在床上，扶着床栅不停地咳着。他的老婆给他拍着背，孩子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们。

“我不想再来医院的，”小朱咳完了，躺回去，疲惫地笑着，“可痛起来受不了，这里有药，能止点儿痛。”

“特效药没有用啊，”小朱说，又抬手指了指孩子，“早知道不花那个冤枉钱，留给他们多好。”

“别说这话。”小朱的老婆皱着眉头，轻声地责怪着。

他们已经度过了最初的焦急与惶恐，只是在等待着。

“在这儿吃饭吗？”小朱问。

我们连连摆手。

“镇上新开了家饭店，不错的，可以叫我老表（表哥）陪你们的，他酒量大，陈胖来才拼得过他。”小朱轻轻地笑了，又咳起来。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漫长，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小朱离开了。

（注：大瑶，浏阳南部乡镇，以花炮产业为支柱，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几乎家家有作坊，户户做爆竹。2005年前后，政府厉行整治，家庭作坊式烟花生产几近绝迹。）

日子长呢，要好好过

2007年，快过年的时候，我的师弟小齐去世了，死于车祸。

小齐是江西人，眯眯眼，总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衣服咸菜一样的皱，一双皮鞋穿了多年，满是灰尘，没见换过。他个子很高，干瘦身材，肤色黝黑。

他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浏阳共同习武的师兄弟。那时小齐、小朱、花皮、陈胖，我们五个最要好。小齐比我大三岁，入门比我晚，论辈分是我的师弟。

他带艺投师，在江西老家已经学过几年，平常最爱做的就是用手提脚抬过头顶，站着劈成“一”字。师父原本并不想收他，说以前的功夫把他练坏了，韧性太好，没了爆发力。

小齐磨了很久，终于还是入了门。

一

我们练武的地方，在体育馆大操坪的一角，现在已拆除建了才常广场。大操坪的西南角，有一座平房，租给私人建了幼儿园。房前是水泥地面，边缘围着篱笆，平时的训练就在那里。小齐来了以后，向幼儿园租了个小杂物房，住了下来。

小齐来的第三天，师父就让小齐练功夫。他打了一套长拳，再耍了一套刀，招式规矩，发力却很飘。

师父把我叫来跟他过招。我们移到大操坪中间的沙地上，脱了鞋，师父刚叫了“开始”，小齐就向我冲了过来。

他踢出一个鞭腿，踢得很高，速度不快，我一缩头就躲过了；他顺势拧身转身后摆腿，身子还没转过来，被我一脚踹在腰上，踉跄地往前冲出老远。

小齐恼了，跑回来，仗着身高手长，近身虚打两拳，趁我躲闪的空当，起跳，腾空后扫，像香港武打电影里演的一样，很漂亮地把后背卖给对手。

我踢出一个高鞭腿，打在他屁股上，泄了他的势头，小齐从空中横摔到地上，立刻一骨碌地爬了起来，使劲儿地揉着屁股，龇牙咧嘴的。师兄弟们大笑，师父也忍不住笑了，他告诉小齐：“你录像看多了，打得漂亮，并没什么用，从头学吧。”

二

小齐拜师后不久，开始出去找事做，师父介绍他去汽修厂当学徒，他婉拒了，恭敬地说：“我有手艺，能混口饭吃。”

小齐家里很穷，很早就学了修理卷闸门的手艺。

起初，每天晨练过后，小齐就提着他的工具箱出去串街，他顺着大马路，漫无目的地走，在每一家沿街或者市场里的门面前都会驻足。开场白总是这样：“哥哥（姐姐），上午好，给您的卷闸门上点儿油，免费的。”

他的浏阳话是现学的，挺不正宗，而且仅会这一句，说完，就憨憨地笑着。早上店里客人不多，发善心或贪便宜的店主会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小齐就乐呵呵地打开工具箱，一面给卷闸门上油，一面操着更不正宗的普通话细细碎碎地讲着卷闸门的保养方法。

更多人会挥着手像赶苍蝇一样赶他走，他也不恼，笑嘻嘻地告扰，转去下一家。遇到有的店里在下货，他会搭把手，帮着搬东西。过了一个月，开始有人找他修卷闸门，更热心的会帮他揽生意：“找大操坪的小齐修，他的价钱很公道，修得细致。”

几个月下来，小城的几条街小齐都摸熟了，门面上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和他一起上街，招呼打个没完，哥哥姐姐叫得亲热。小齐不大会聊家常，和人打招呼，通常都是叫一声名字，然后憨憨地笑。

有一次，师兄弟几个走在街上，路旁一家南杂店的老板娘大声叫他：“小齐，过来给我看会儿店，我要去接小孩。”小齐连声答应着，笑着走上前去，熟稔地绕到柜台里坐下了，转头冲我们摆手，“你们先回去，我帮她看一会儿。”

相处久了，师兄弟都喜欢找小齐对练，大家都发现他有老大的破绽——还是喜欢踢高鞭腿，速度不快，下盘空，可以从容地扫他。即便后来改掉了高鞭腿的习惯，改用低鞭腿踢人，拳脚还是没有力道，不必费神躲闪，拼着挨他一脚，一进步就可以攻他的中门。

说到底，小齐就像只可爱且无害的吉祥物，被师兄弟们喜爱并蹂躏着。

三

来浏阳一年后，小齐开店了。

他租下了大操坪边上的一个废弃车库，买了一台焊机，开了张。开张前，他带了红油漆和毛笔来找我，“你会写毛笔字，帮我写个招牌吧。”招牌是一块重新刨过了的旧木板，毛笔已经泡发了，我大咧咧地提笔蘸上漆，问：“写什么名？”他抓了抓脑袋，有些懵，“我倒是没想，就叫‘小齐卷闸门维修店’吧。”

我的字是半桶水，几处地方补了笔，仍不满意，小齐却拍手叫好，“招牌挂上墙，生意好开张呢！”小齐笑嘻嘻地说，郑重地掏出一个红包：“这是规矩咧，请别人不如请你。”他不顾我无力地推脱，把红包塞进我的口袋里。

小店新张，那个夏日的中午，小齐借了幼儿园的厨房，买了鱼肉果蔬和两箱啤酒，自己鼓捣出一桌子饭菜。

那天天色阴沉，远处吹来带着湿气的风，雨却始终没有落下。我们把桌子搬到屋外坪里，围坐着吃。小齐手艺差，肉切得太大，炒老了，咬不烂；白菜炒糊了，蔫蔫地趴在碗里；红烧鱼起锅时才放姜丝，一股腥味。说到底，他只是把这些菜弄熟了，当然也没有人挑剔。

我们吃光了一锅饭，就着剩菜一瓶瓶地喝啤酒。小齐酒喝得最慢，醉得最快，许多心里话被醉意挤牙膏一般地挤了出来：他先是拍拍这个，拍拍那个，说生死兄弟要肝胆相照；再往里醉了，就说他想家，但是家里太穷，要挣钱回去，把土砖房拆了，换成水泥楼。醉得彻底，他开始讲他喜欢的女生，原来是在麻纺厂上班的一个女孩，经常出入操坪幼儿园找两个年轻幼师玩，我们见过，却都不知道两人已经悄悄好上了。女孩小眼睛，细腰，喜欢穿红花圆领的衬衫。

小齐说到她时，一脸的兴奋，一双眯眯眼瞪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张着嘴巴，酒气喷薄而出，他使劲儿地拍着我的肩膀，仿佛不这样不能让我相信，他说：“我真的喜欢她，她长得很像我表姐。”

四

又过了一年，小齐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和女朋友过起了日子。也正是那年，浏阳举办了一届武术比赛，师父的弟子除了我全都报名参赛。小齐报了65公斤散打与长拳，花皮报了长枪套路及刀套路，其他师兄弟报的多是武术表演类。

武术比赛定在了离县城几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小镇剧院，比赛的报名规格放得很宽，除了几支规定的代表队外，只要交报名费，都可以参加。又打着体委的招牌，四里八乡的习武、好武之人立时云集。

“小齐打不得，你去看看，65公斤的选手，有没有他的下饭菜（浏阳俚语，吃得住，搞得赢的意思）。”小齐比赛的前一天，师父特意嘱咐我。

我拉上了花皮，去训练场。

65公斤散打有六个人参加。赛期短，赶时间，一对一决出前三名。我们在练习场看那些选手，个个精壮得很，小齐在他们面前像颗豆芽菜。再细细观察，有四个是散打架式，只有一个黑脸的中年人，站着马步在打拳。我和花皮相视一笑，就是他了。

小齐与中年汉子的比赛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小齐出场时，全场大笑。他戴着红色的头罩，系得太紧，罩沿压着他的眯眯眼几乎看不见，却有一丛乱发从头罩中间的空处冲出，身材太纤细，护甲不合身，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把护裆都遮住了，像一只戴着拳套营养不良的袋鼠。

中年男子是一位民间武师，对身上的防护很不习惯，他不断地推着头罩，拉扯着护甲，好像要把自己挣脱出来。

一声哨响，中年男子大吼一声，扎上马步，小齐箭步上前，往男子胸上踹了一脚。男子纹丝不动，得意地笑着。小齐又踢出一记小鞭腿，踢在男子的小腿上，连忙跳开，男子还是不动，笑嘻嘻地、挑衅地冲小齐招手，让他再来。

裁判不得不叫停，对着中年男子大吼：“你会不会打，知不知道比赛规则！他打不倒你，打你的次数多也算他赢！”

比赛再开始时，中年男子着急了，双臂抡得风车一般，追着小齐打，小齐挡了一拳，吃劲儿不住，转身就跑，男子追上来，小齐回身一脚，男子身子一沉站稳马步，生受了他一脚。停顿的刹那，小齐转身又跑，他们就这样围着擂台，追追打打，打打停停，撑足了全场。结束时，台下嘘声一片，我已经笑得要岔气了。

小齐点数占了绝对优势，胜了第一场。进入三强。

下午的比赛都结束时，师父叫住我，说：“你去试试65公斤的另外两个人，试一下钢火（浏阳话，能力的意思）。”

我拿着手靶走到练习场，找到那两个人，分别给他们做了一下陪练。他们的爆发力都很强，打在手靶上啪啪直响，力道隔着手靶透过来，有压迫感。

打得兴起，其中一位居然让我扶着手靶，他要助跑来个侧踢，我侧身站好马步，扶住手靶，他冲过来，我斜身避开，他一脚踢空，人顺势冲了出去，跌坐在地，扭头诧异地望着我。我向他竖起大拇指，连声赞道：“厉害，厉害！”收起手靶，转身去找师父，“小齐不行，打不过他们。”

师父叫来小齐，对他说：“你不要再打了，你是第三名。”

从师父房间出来，小齐很是不服，我在一旁开导，说：“你经验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力量不如人，灵敏和他们差不多，上去就是挨揍，何必呢，拿个名次算了。”小齐没有吭声。

比赛结束的那天下午颁完奖后，我陪着师父走出剧院，场外人流攒动，只听师父对着前方大吼一声：“小齐，回来！”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小齐正被那个与他比赛的中年男人亲热地搂着肩膀，准备走入路旁的一条小巷。

听到喊声，他回头张望，师父又叫了一声，小齐挣脱那个男子，走了回来，师父抬手指着那个汉子，厉声说：“你走。”中年男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转身走掉。

“你和他干吗去？”师父皱着眉头问。

小齐抓着头，辩解地说：“他找我谈点儿事。”

师父一掌抽在他肩上，打得他一个踉跄，“找你谈事，这里谈不得？蠢！你在台上让他丢脸，他这是要报仇！”师父皱着眉，大声骂着，“没得半钱本事，经验也没有？比打先看人，他三个指头一般齐，身上有硬功夫！”

小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听了，心里暗暗感叹：“好险。”

五

几年后，我和花皮都参加了工作，小齐的生意做大了，不但修卷闸门，还卖卷闸门。

师父又带了一批新徒弟，偶尔我们会去给师父代班，小齐去得最多。再后来，小齐娶了那位像他表姐的女孩。那时，他已经在浏阳城郊买了块地，盖起了一栋四层小楼，把江西的父母都接了过来。不久，他的哥哥姐姐也来投奔他了。

每当我们见面，他仍旧是那副样子，眯着眼，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衣服仍是旧的，咸菜一样的皱，皮鞋满是灰尘，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地挂在腰间。他仍旧不喜欢在饭店吃饭，总嚷嚷着：“什么时候到我家吃啊，我老婆学会做一种新菜了。”

后来，我到了长沙。他经常来看我，有时候叫上花皮，有时候一个人。他的话多了起来，经常带来一班师兄弟的消息。

“花皮找了个新女朋友，他没跟你说吧。”

“陈胖跟他家里闹意见呢，自己出来单干了。”

“小朱的老婆怀上了。”

他总是说：“兄弟们都越来越好了，这日子有奔头的。”

2005年的夏天，小齐买了车，一台派立奥，上牌的第二天，就兴冲冲地把它开到长沙，停在我单位旁的人行道上，到办公室叫我出来看，一会儿工夫，就被城管锁了大锁，第二天才开回去。

那天晚上，小齐住在我家，我请他喝啤酒，他把自己灌醉了，使劲儿回忆当初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光。说到最后，他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觉得满足，我什么都有了，从萍乡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日子长呢，好好过。”我举起杯。

“是啊，要好好过。”他睁着醉眼，抬手和我碰了一杯。

2007年底，小齐因疲劳驾驶，与一辆货车迎面相撞。

碎掉的建房梦

一

198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夏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忽然宣布了一件事情：“我们要建栋房，在西湖山下。”

母亲愣住了：“老天爷，你说什么呢？现在的房子住得好好的，宿舍楼，租金也不贵。”母亲皱着眉头，“再说，我们哪儿来的钱啦。”

“人家那谁，就在西湖山下买了地，盖了楼，中午邀我们去看，挺好的住家啊。”父亲一脸的兴奋，“再说，那房盖起来，可是自己的。”“那得要多少钱？”母亲忧心忡忡。

“他家前后花了一万多啊，地皮是大头，得跟村上买，要六七千呢。”父亲笑眯眯地问：“我们家存了多少了？”

母亲从里屋抽屉里翻出了存折，递给父亲。父亲不吭声了。

此后的几天，父母亲在晚间的饭桌上拉锯，反复论证着建房的可能性，家里的存折被一次次拿出来看，好像多看两次，那上面的数字就会变多似的。可终是差着一大截。父亲咂着嘴巴，牙痛似的吸着气，母亲皱着眉头，一贯的顺从让她每一句反驳都字斟句酌，有理有据。

“除去工资，我还能写点儿稿子。”父亲说。

母亲不吭声。

“我把烟也戒了，能省一笔钱出来。”他又说。

母亲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围绕如何建房，他们开始了漫长的细节讨论。

“不能借钱，一砖一瓦得是自己的。”父亲说。

“对，借人钱财矮半截。”母亲附和。

“我们不用买好的地段，地价能便宜一些。”父亲说。

“要得，浏阳有多大啊，从东到西走路也不要好久。”

“材料也不用那么好的。”

“嗯嗯，结实就行。自己住，不是给人看。”母亲笑着，“可是，太差也不行。”

“那是。”父亲笑嘻嘻地点头。

如此反复。

最终，建房的费用被压缩到几千元。那一晚，存折又被翻了出来。母亲亮出存折的尾页给父亲，说了一个日期。

“照现在这样存，得哪时才能攒够钱？”母亲轻轻说。

父亲咂着嘴巴，眉头深锁。

二

新一轮盘算又开始了。父母都是拿工资的，不能开源，只能想着法子节流。家庭的开支被一样样拿出来推敲。

“你爸妈每月的生活费不能断，”母亲说，“我爸妈那边，我回去商量下吧。”祖父母是农民，没有经济来源。外公那边拿着退休金。

“那怎么行，一碗水要端平。”父亲一口回绝。

“崽伢（浏阳方言中父母对儿子的昵称）订的那些课外读物，削减点儿吧。”父亲拿眼瞥了瞥我。

“想都不要想。”母亲态度坚决。

他们讨论着，为生活中的每一项值得商榷的费用反复商量，父亲拿着纸笔，一项项地写着，母亲拿出算盘划拉，他们在灯下的小饭桌前对坐，小声地说着话，把纸上其中的几行画掉，过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又在画掉的字底下打上圈圈。

我坐在不远处的小桌前做作业，时而抬头望望他们。他们专注而热情，一笔一画地在灯下勾勒，每划去一笔，脸上都透出由衷的满足，好像又离梦想中的房子近了一步。

懵懂的我，并不知道，这原来是生活变化的开始。

终于迎来了商量妥当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对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反复地打着算盘，最后，她在纸上仅剩的空白处写上一个日期，舒了一口气，轻轻地说：“照这么盘算，我们大约三年后能攒够建房的钱。”

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下意识地摸口袋找烟抽，摸了个空。

母亲瞪了他一眼。

三

日子平淡无奇地过着，我开始感到了不适应。母亲连每月吃几顿肉都计算了，肉菜被缩减，多数时间被乡下亲戚送来的小鱼、自家熬猪油剩的油渣替代，小鱼在碗底码好，洒上豆豉、辣椒粉和姜丝，加一小勺猪油，大火蒸；油渣用青椒、蒜来爆炒，也很香，可终究抵不上肉。偶尔能吃一次的香肠再不见被端上餐桌，家里几乎不买零食，每月的零花钱也没有了。

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城东姨外婆家串门，经过商业大厦，母亲领着我进去逛了逛。母亲爱逛商店，可自从决定要建房，也就只逛不买了。我已经习惯了。可那天，大厦玩具柜进了新玩具，点亮了我的眼球。

那是一款回力车，火柴盒大小，锃亮的金属外壳，同学鲁蛋儿有一辆，是他叔叔从长沙带给他的，把它压在地上向后推，一松手，它就能飞快地向前冲。

这个玩具，商场里卖一块五毛钱。

我小心翼翼地向母亲恳求，母亲看了看我，让店员把车子拿出来看看，我把它捧在手里，望着母亲满是期待。母亲又看了看价格，沉思了半晌，还是带我离开了。

一路上我都在念，心里被那辆回力车填满了，近乎执着地哀求着。母亲不停地解释：“我们要建房子呢，这是个玩具，不是你必须要的啊。”

到姨外婆家，我才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那辆小汽车就像伸进我心里的一根羽毛，在不停地挠着，我忍不住又轻声哀求起来。

母亲的脸色变得难看，没坐多久，就拉着我起身告辞。

姨外婆追出门来，塞给我两块钱，“想买什么就给他买，别憋屈了孩子。”她笑眯眯地说。

走道的灯光下，母亲涨红了脸。

下了楼，出了单元门口，她停下了脚步，抡圆了胳膊甩了我一耳光，厉声说：“你怎么能这样，丢我们家的脸！”

我捂着脸，吃惊地望着她，忘了要哭。

母亲拉着我急急地往回走，我脸上火辣辣的，内心的惊讶没有平复。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盛怒。

走着走着，她的脚步慢慢缓了下来。又走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再经过商业大厦，她拉着我走了进去，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那皱巴巴的两块钱，买下了那款回力车。

第二天，母亲下班时，买了几根香肠，用报纸卷好，嘱咐父亲给姨外婆家送去了。

渐渐地，在磕磕碰碰的日子里，父亲、母亲和我，都习惯了这种有些抠门的生活方式，一个鲜活的、令人期盼的目标，在岁月无声的推移中，越来越近。

四

时间到了1991年。有一天，晚饭时，父亲、母亲兴奋地商量着。

“礼拜天去看看材料吧。”父亲说。

“还差着钱呢。”母亲犹豫着。

“信用社能贷款，”父亲笑嘻嘻地，“利息不高，到期还上就行了。再不盖起来，都要涨了。”

“是哦，那先把地买了吧，听公司的人说，要涨价了。”母亲微笑着。

“要建房子了吗？”我问。

“是啊，”母亲亲昵地摸着我的头，“我们家要盖房子了。”

这样的开心，并没有维持多久。

不久后，一天深夜，母亲突然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你爷爷病了，我们去接他。”

我懵懵懂懂地起身，穿好衣服走出去，父亲站在外间，刚刚打外面回来，衣服上滴着水，连声催促：“走走走。”

风声伴着雨声，雨下得很大，打在屋檐上滴答答地响。

父亲托人民医院的朋友叫了辆救护车，我们连夜赶去永和（浏阳的一个镇）。

“早该把他们接过来的。”去的路上，在车厢里，母亲轻声嘟囔。

“他们不肯，你知道的。”父亲闷声说，“要守着老屋，守着几亩田。”

“爷爷病得很重吗？”我问。

父亲不作声。

母亲拉着我，轻声说：“他不太好啊，要做手术。”

“你不小了，上初一了，要孝顺了，有些事，要懂得给我们分担了。”母亲小声念着。

把祖父从镇医院接到县医院，连夜做手术，摘除了一个肾，从另一个肾里，取出了一汤匙的石头。

祖父没有医保，母亲把那本为了建房、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的存折拿了出来……

祖父并没有因此好转，一直昏迷着，术后的第三天，再次病危。一家人都请了假，守在病房里。

给祖父动手术的是父亲的朋友李医生，父亲拉着他，焦急地问：“怎么救？”李医生欲言又止，把我们引到病房外的走道上，轻声说着：“胃穿孔，一针下去抽出一管子脓水，还要手术。”他劝着父亲，“叔叔经不经得起二次手术还是个问题呢，手术指征很差。老张，我晓得你孝顺，你孝心尽到了，我晓得，你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了，你看……”

父亲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他有些吃惊，一脸诧异地望着李医生，“两码事的，”父亲举手搓了搓脸，表情疲惫又认真，他低声地、缓慢地恳求着他的朋友：“麻烦你安排手术吧，尽快。”

“我去借钱，找满弟借去。”母亲接上话头，像对李医生、又像是对父亲说，转身去病房拎上包，风风火火地离开。小舅两口子在菜市场开了个鱼档，赚着辛苦钱，生意不错。

六

失去了一个肾、半个胃的祖父，一个月后出院了，硬朗地活到了2008年。

像省钱盖楼的那三年一样，我们家节俭得近乎抠门儿的日子又过了好几年，直到债务偿清。从此，父亲再不说建房的事，西湖山下的那栋梦想中的，让全家人魂牵梦萦、曾经触手可及的楼房，再无人提起。

唯有小时极难吃到的香肠成为我一生的至爱。参加工作后，我常常买来各种香肠充塞冰箱。每每打开冰箱，看着某一格里的各式香肠，或者切一根香肠，用电饭煲做一餐简单的香肠煲仔饭时，心底都油然升起一种富足感。

车坐得多了，我打到三个故事

我不爱开车，可去单位上班，得跨过大半个城区。想偷懒的日子，偶尔也叫车，或者就在路边拦个出租车。这就有了我认识的几位司机，和他们各自的故事。

老陈

老陈是某专车公司的司机，开一辆尼桑天籁，车龄七年，保养得很好，车里还有淡淡的茉莉香，与老陈沧桑的外表很不相称。

老陈中等个头，瘦瘦的，很精神。他极有礼貌，会下车为我开车门，主动递水给我。第一次坐他的车，开车前，他回头笑着嘱咐：“满哥（长沙话，小伙子的意思），麻烦你别抽烟啊。”

初时，坐老陈的车很无趣，他总是闷头开车，尽着一个司机的本分。我戴着耳机听歌，看每天同样的景色从眼前晃过。

老陈的车开得极稳，稳得有些慢，不占道、很少超车。有车打灯，他会慢踩刹车，让那些躁脾气、想抢道的司机插到他前面去。有一天，我戏谑地笑他：“老陈，你是我认识的司机里开车最稳的一个。”

他有些得意：“那是，坐我车的人都说我稳当。”老陈微笑着，眼睛盯着前方，熟练地控制着方向，“我十七岁出来做工，以前也开飞车，看不得有车在我前面。有一回跟我叔叔去永州，路上看到一起车祸，追尾，小轿车追尾大货车，看着撞上去，刹都刹不住，人撞破挡风玻璃飞出来，那个惨。”

“从此我就慢了，知道要稳，不说对别人负责，对自己负责总要的啊，一家子要养呢。”老陈打开了话匣子，“再说了，城里开车，能有多快？你看前面那台车，刚刚霸蛮抢我道，”老陈抬手指了指前面一台蓝色大众，“抢那么几秒飙过去，还不是在前面红灯等我。”

往前开出不远，十字路口的红灯下，蓝色大众果然在那里等着。老陈得意地笑了。

到地方，停了车，我准备开门下车了，老陈忽然叫住我，认真地问：“我开得慢，耽误你时间了吧？对不起啊。”他不好意思地笑着。我连连摆手。

渐渐熟悉了，老陈的话明显多起来。

老陈本是生意人，跟人合伙开着一家家具厂，年初他们那一片拆迁，厂子也在范围内，领着拆迁款，赋闲在家。老陈闲不住，听朋友介绍，装了个司机端APP，出来跑车。

“让你大老板给我这个打工仔开车，对不住啊。”我开着老陈的玩笑。

“满哥你别逗我，”老陈摇着头笑，“我是苦出身，忙了半辈子了，闲下来心里发慌，总想找点儿事做，不要泄了这股赚生活的劲儿。”

“你这样的人不多。”我说。

“也不是，”老陈一本正经地纠正我，“习惯问题。大家都想日子过得好，但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会想办法不断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多数人打一份工，过得下去就行了。”

我有些震惊于他的说法。

“有些人是蠢，多数人是懒，不晓得改变。”

“我一个表老弟，当初算混得好的，顶他老子的职，到某某厂里，国营厂子，当电工。后来厂子亏了，也不做事，拿低保，天天跟人打五毛钱一炮的麻将，水电费都不缴。一停水停电，就跟着一帮婆婆姥姥出来堵路，四十出头的人，他好意思？”

“再说我们那片的拆迁户，本来都是菜农，家家有地，赚辛苦钱。”老陈皱着眉头，“一拆迁，分房又分钱，很多人就懵了。”

“不晓得怎么花吗？”我问。

“花钱还用教吗？”老陈笑了，沧桑的脸上透出一丝无奈，“再说，也有的是人教。一听说要拆迁，4S店的上门了，签了合同，车子先开走，钱后结。有人开着面包车过来，开赌局，斗牛、三公（诈金花）、开牌九，钱没捂热就输光了的都有。”

“说到底，还是个心态，像我开车一样，要稳，穷也是这个心，富也是这个心，日子才过得好。”老陈咂着嘴，“拆迁这个事，闹的笑话多，有的两口子分别跑去拆迁办，要求把钱打到自己折子上；有的分了钱，相好的邻舍合伙开网吧，结果都要当老板，不做事，请了人，又互相提防，亏得一塌糊涂，结业时吵大架，朋友都没得做；还有一个最有味，在城里盘了个门面做生意，那是做什么生意咯？开一天不开一天的，又懒得要死，内裤都拿去干洗。”老陈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了，问他：“也有好的吧。”

“不少人还是存着吃息的，生活没多大变化，该做事做事，该打工打工，毕竟不能钱生钱，钱总是越用越少的。”

“那你呢？”

“我啊，”老陈一笑，“我还是跟我的老伙计（合作伙伴）做生意啊，合作这么久了，他出点子我做事，从没红过脸。”

“做什么呢？”

“我们又买了一块地，做仓储物流，”老陈望着前方，眼中闪着光，“我的伙计说，这一行不错，有发展的。”

“等厂房建好了，我就不跑车了。”老陈说，“我那伙计说，城市总是发展的，望城县都并到市里变成区了（2011年，望城县撤县改区，并入长沙市），我们那里哪天并进来，就又赚到了。”老陈笑眯眯的。

小沈

小沈是北方人，高个儿，胖子，爱出汗，某公司派驻长沙的代表。接着某大众打车的司机端，下班时开开，打发时间。

某次我在梓园路口手机打车，派单派到他，他不认识路，转了半天才接到我。见了面一连声地说对不起。

“哥，你把单取消吧，我白送你。”上了车，小沈对我说，“我就是跑着好玩儿，刚到长沙，我得熟熟路。”

我没有取消。

那次过后，小沈记住了我的电话，偶尔会打给我，聊聊天儿。

“哥，要用车您说一声。”小沈总是说。

“不用，我怕你跑丢了。”我笑了。

“这个事您能笑一年不？”小沈反驳，“都说了那天是导航坏了。”

小沈是个自来熟，为人豪爽，来长沙一阵子，就把地方混熟了。

“好多朋友是坐我的车坐出来的，看着顺眼的，我就让他们把单给取消了，我白送他们。”小沈说，“哥，现在河东这一片，我基本熟了，朋友也交了不少。河西还不熟，改天去混混。”

有一次，小沈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发小来长沙了，想去看某个综艺节目的现场。“我问遍了朋友，都弄不到票子，”小沈着急地说，“哥，您有办法吗？”

我想办法给他弄了两张，此后，小沈的电话越发打得勤了，多数是约吃饭的。我告诉他我在减肥，“配餐制，谢绝吃请。”我说。

“吃一顿就给你整胖了啊，”小沈说，“哥你瞧不起我。”

“我每天照镜子都瞧不起自己，”我笑着说，“你容我减减吧。”

每天晚上十点后，小沈基本都混在解放路，那里是长沙的酒吧一条街，两杯下肚，小沈会一个个地给长沙的熟人打电话。我算是他在长沙的熟人，他经常会打给我。

“哥，快来，场子周正（长沙话，好的意思）。”小沈操着蹩脚的长沙话，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喊着。

“你是嫌场合（长沙话，场面的意思）不大吧，四处拉人。”我笑着反问他。

叫了四五次，最后一次，小沈说：“哥，来这么久，老让你帮忙了，都没谢谢你，我这都要走了，你无论如何来一次。”

我去了，在酒吧里喝了杯水，差点儿没被音乐震晕，小沈却是如鱼得水，和本桌的人喝还不够，到处游走，仿佛满场子都是他的兄弟。

坐了十来分钟，我走了出去，小沈跟在后面出来了，把我拉去酒吧旁边的甜甜圈店。他帮我点了杯咖啡，自己买了四个甜甜圈，津津有味地吃。

“喝了酒就饿。”他把嘴里塞得鼓鼓囊囊。

“我受不了这种场子了，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我抱歉地说。

“我好热闹，爱旅行，到新鲜地方，看新鲜事，交新朋友，过新日子。”小沈吃着吃着开始出汗，用手胡乱地抹，“我主动申请公司派我来长沙的，娱乐之都，要见识下。”

“这下见识了？”我笑他，“小狗掉茅坑了吧。为什么要走呢？”

“哥，您别笑我，”小沈把手中的半个甜甜圈放下，“混了这么段时间，也就那么个意思，这里太浮躁了。”他喝了口水，“你肯定在想，我是个浮躁人，我还嫌浮躁。”

“其实我是觉得，要在一个地方立足，干事业，得人靠谱，事靠谱。我现在觉得这两样都不靠谱，就喝酒靠谱。”小沈一笑。

“你看这街上，穿着睡衣逛大街的多的是，乍一看，满街精神病。上街打的士，我都只坐后排，好多司机师傅边嚼槟榔边跟你聊，一不小心能喷你一脸渣子。这些且不说，”小沈有些愤懑，“出去谈事情，酒桌上说得好好的，下桌就变卦。人人海式聊天，吹牛在前，买单在后。哥，我不是说你。”太约觉得自己失言了，他身子前倾，拍了一下我的肩。

“没事儿，我自尊心不强。”我说。

“我就是看不惯，”小沈摸着头，“我跟您说个笑话，那天在我家楼下吃早点，一男的，就着面条喝早酒，一边打电话，那口气牛啊，”小沈模仿着，“他这么说，‘昨天刚给你的两百万就没啦！化生子（败家子的意思）啊。等着，我吃面呢，等下给你转。’我那个吃惊啊，这隐形富豪得有多低调啊，后来才晓得，游戏币呢。”

“我得走，在这水土不服，再不走我要废了。”小沈使劲儿地摇头。

“哪里都有差的一面，你要那么容易被负面影响，在哪都不习惯的。”我劝他。

“我明白的，”小沈认真地说，“我还是想走。”

到长沙工作大半年的小沈，逃离了。到最后，我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我没有问，他也没说。

陈叔

陈叔五十多岁了，一双浓眉，嗓门儿很大，脾气很好。他是正经开的士的，只开白班，五点下工，请了另一个司机帮他开晚班。

陈叔住在我家附近，某厂的家属楼，我们都爱去巷子口的粉店吃早餐，经常遇见，混成了见面点头的交情，偶尔也坐坐他的车。

第一次坐他的车，他跟我聊了一路他的“早点经”。“巷子里的粉我吃遍了，就这家周正；宿舍对面那家油不好，你仔细闻，有一股腥味；菜场门口的也不行，面下得多，显得客气，汤头不好；这家可以，汤头正，我到厨下看过，真正是鸡骨熬的，配菜也扎实，酸豆角、榨菜、油渣、香菜都放在外面，随你舀，很多店子香菜是放在里面的，你说要放，才给你放。”

陈叔咂着嘴巴，仿佛刚才那一碗重挑双码原汤肉丝面还没吃得尽兴。“早上要吃饱，开一天车，不吃饱可不行，其实我每回都想放点大蒜，忍住了，怕客人嫌弃。”陈叔笑嘻嘻地说。

临下车，陈叔递给我一张名片，热情地揽客，“下次要用车打我电话，我在附近就来接你。”

“怎么不下载个打车软件呢？”我问他。

“不会用，”他搔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年纪大了，新东西学得慢。”

以后出门，会时不时打打陈叔的电话，只要在附近，他就会来接我。他把车开进小区来，停在楼下等，“省得你多走那几步，”陈叔说，“服务好，回头客就多，是不是？”

陈叔两口子在一个厂，双职工，一起下的岗，买断工龄的钱买了这台车，陈叔跑的士，他老婆在超市打工。家里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等孩子毕业了，你就轻松了。”我对他说。

“不可能的，”陈叔摇着头，“还得给崽买房，没房妹子看不上，对象都找不到。等找了对象又要给他操办结婚，生了小孩还要带孩子，一世的劳碌命。”

“还好我崽懂事，晓得给我减轻负担，”一说起儿子，陈叔脸上就放光，欣慰地笑着，“放假也不出去玩，找了家餐馆打短工。上个月结了工资，还给了他姆妈五百块钱。”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某天，我打陈叔的电话要用车。“满哥，我来不了，我们在罢工呢。”陈叔在电话对面说。

“罢工，抗议专车吧。罢几天啊？”我打趣地问。

“就一上午，罢久了耽误赚钱。”陈叔哈哈笑着。

再见面是几天以后了，一上车我就问他：“罢工有效果没？”

“没多大用，我们打着双闪，把车停马路上，场面很大的，”陈叔笑着，“不一会儿交警就来了，下车就抄牌，我们就都跑了。”

“我说实话，你们的服务是要改善，”我尽量放低声量，让自己显得诚恳，“远了不跑，近了不跑，交班不跑，喊价不打表。这种事我都遇到过。跑起来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见缝就钻。车里邋遢死了，嚼槟榔，抽烟，讲起话来口水星子直飙，这种人也多吧。反而你这种人少，热情，又晓得收拾。我说的没错吧。”

“那是，我承认。”陈叔连连点头。

“那你说你们是服务业，你怎么拼得过人家？”我问。

“各行有各行的难处吧，”陈叔叹了口气，“都是铆着劲儿想赚生活的，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着公司二百多，再加一天的油钱。有时候运气不好，再碰上几个吵事的客人，脾气怎么会好？”

“我以前也脾气躁的，”陈叔扭头看了我一眼，转头看路，“也是见缝就钻，总是想，快一脚搞不好就多接个客人，赚完给公司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遇上堵车我就心烦，车上有客还好一点儿，空车更烦，总想钻出去，总觉得前面有生意，赶不上，就成别人的了。”

“堂客（长沙话的妻子）赚不了多少，一屋人指望我这辆车跑生活。崽的学费要交，上面有老人要养，这些事，不是不去想就不存在的。”陈叔皱着眉头。

“有一回，那是七八年前了，我也是开车挤了别人的车，那台车又反过来逼我，把我逼停了，下来一个满哥，你这种年纪，拉开我的车门，对着我的脸抬脚就踩，那个满哥有蛮恶，现在这里还有个疤。”陈叔指着他的左脸。

“你没报警吗？”我问他。

“哪里敢啊，看他那车牌，来头大呢。”陈叔嘿嘿地笑着，“这也是个教训，以后就不敢插队了，也少赚不了多少，命要紧。”

“我知道那些专车司机，他们没这么大压力，有些人就是好玩，每一单业务，除了扣点，赚的都是自己的，心态好，自然服务也好。”陈叔说。

“等过两年这台车报废了，我也去开专车，服务肯定好的。到时候你要多照顾我生意。”陈叔笑着，一双浓眉扬起，眼中充满憧憬。

“好好。”我连忙答应。

大宅里，住着那个疼我的人

一

三十多年前一个六月的下午，我被母亲拖着走进胡家巷（浏阳地名）的一所大宅子。

天空是阴沉的灰色，巷子很静，来往的人在青石板上踩出清脆的脚步声。两旁的青砖房子门窗紧闭着，高出地面的排水口往下滴着水珠。死气沉沉的青苔在排水口下蔓延开来，仿佛衣服上的油渍一般让人看着心烦。

一个穿黑衫的老太太迎向我们，将我抱起，放在她的膝上。母亲让我叫她大外婆。

母亲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嘱咐我要乖。

就这样，我在这间大宅子里住了下来。

二

大宅子是一栋砖房和木楼结合的奇怪住宅，前面的厅堂是砖瓦结构，摆设极简。

客厅的后面是厨房，煤火灶台上夜间总是搁着一盏点亮的油灯。再往里，是一个小弄堂，连接着砖房与木楼，弄堂逼仄，没有采光，四处都黑洞洞的。墙上嵌着一只神龛，龛前的香炉里总是插着三根香，在阴暗中亮着艳红的光。

二层的木质小楼在弄堂后面，一楼的正中摆着一张老式的雕花木床，床架宽大，漆色暗红，四季都挂着蚊帐。蚊帐的系绳垂下长长的穗子，用铜钱别着。

每晚，大外婆都带我睡在这张嘎嘎响的老床上。夜里灯光暗淡，蚊帐后黑蒙蒙一片，将睡时难免恐惧。大外婆要先答应给我讲许多故事，才能勉强抱我进去。可等真正睡下，她已昏沉沉的了。她说的多是些古记，勉强说个梗概，讲故事时也总带着鼻音，好像一不小心鼾声就会钻出来。

“从前啊，捉到个好蟋蟀都能升官。”再问，没有了。她又说：“有个田螺，活了许多岁，后来就变成了精怪，到好小伙家里，帮他做事。”再问，也没有了。

说得最多的是狐仙的故事。有一次，她来了兴致，说得长一些：“从前有许多狐仙，每家都有。好的狐仙会帮你做事，家里人吵架，会出来劝，家里没钱了，会送你米、肉，坏的狐仙会吵你，扔石头、骂脏话，勾引小伙子。”

我问“勾引”是什么意思，她吃惊地晃了晃脑袋，不说话。我又问狐狸长什么样子，她摸了摸眼睛，很肯定地说：“像狗，毛茸茸的，但是如果修炼成狐仙，就什么样子都能变。”

三

有一次，舅舅说某某单位建了宿舍，很多职工都住进了楼房。

“有什么好？空中的房子，不接地气。”一贯吃饭时不说话的大外婆忽然放了筷子斥道。舅舅赶忙噤了声。

大外婆是一家之主，她的丈夫是外公的兄长，很早之前便离开了大外婆，后来在异乡死去。大外婆没有再婚，靠着夫家的接济，独自把舅舅拉扯大。她有一双小脚，走路略显蹒跚，很少出门去。她最爱做的，便是跪在小弄里的蒲团上，对着神龛细细诉说。默默燃烧的香火总能够勾得她倾吐出胸中的点点滴滴，走到阳光下，反而木讷了。

那年夏天，浏阳城出了一件大事，一家银行被偷了，犯人很快被抓住了，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自此以后，大外婆给菩萨上香的时候，又多了一项祈愿：“菩萨保佑我们家人都规规矩矩，别犯事儿。大家老老实实过日子。”过后，她也会伸手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脸，说：“当然也保佑你。”

四

大外婆会教我念诗。

我们独处时，她会忽然低头说：“我背首诗给你听，看你能不能记住。”然后她闭上眼，摇头晃脑地开始念。这时，她的语调、声音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像唱歌一样，背出来的句子，我总是听不懂。这叫她很为难，只好找来纸笔，把刚才念的再写一遍。

大外婆教我的第一首诗，是令狐楚的《念君恩》：“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辇不曾过。”我问她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她咂巴着嘴巴，含含糊糊地：“嗯，说的是在等人，老等不来，不用问，背就好。”

我又问她，为什么要写出来，没有现成的书吗？她连连摆手，瞪大眼睛，很吃惊地说：“哪里敢留，都烧掉了。”

大外婆念诗时，常常把一些字念成另外一种音，“远上寒山石径斜”，她会念成“石径‘霞’”，“只有枇杷花解意，春来独护美人居”，她却说是“春来独护美人‘朱’”。她甚至告诉我，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并不止四句，是有八句的，这和母亲教的可不大一样。

大外婆的口袋里总带着两个手帕，一个手帕用来擦汗，另一个手帕包着钱。家里只有我和她的时候，老远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她会拿出包钱的手帕，带着商量的语气对我说：“我们买东西吃，好不好？”

三分钱的白糖冰，五分钱一碗的甜酒，人参米，米棍子，许多平时难得吃到的好东西，此时，都可以大快朵颐。唯独卖酱菜小吃的挑子，她不理，她自己会做，床底下就有好几坛子。

一家人都在家的时候，再有这些小贩经过，她就不作声了，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尽顾着做事，头都不抬一下。

五

寄住的日子在某一天早晨忽然结束了。

头一天傍晚，下了一场暴雨，空气中尽是潮湿的泥土味儿，蒸腾发散的水汽无处不在，叫人憋闷难受。二表哥借了一本小人书，与我同看。客厅的门敞着，我们躺在厅里的竹床上，蚊香装在床底下，一丝丝的烟气从竹床的缝隙里钻出来，夜幕低垂，空气中有了些许凉意。

书还没有看完，我就趴在竹床上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被一个梦吓醒了，满头大汗，号啕大哭。大外婆醒了，翻身抱住我，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嘴里嘟囔着安慰的话。一会儿，一家人都给吵醒了，我不依不饶地哭着，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

母亲是在拂晓的时候来的，她像疯了一般向我扑来，紧紧抱住我，连声问怎么了。我的心定了下来，却没有办法表达。只好说：“我想回家。”

母亲抱着我走出了大宅子，走得急风急火，甚至忘了道别。大外婆在后面呼喊着，追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碗。许是在菩萨面前跪久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母亲停下脚步，疑惑地望着她。大外婆走到近前，把碗递到我嘴边，命令一般地说：“喝掉吧。”

“这是什么？”母亲问。

“求菩萨化的符水，他怕是受了惊吓。”大外婆解释着，端碗的手有些发颤。

“喝吧。”母亲对我说。

水里一股焦糊味儿，并不可口，可在两位大人的目光中，我还是将它喝掉了。

天色渐明，巷子还在沉睡着。母亲又迈开了脚步，她把我抱在怀里。我伏在她的肩上，往后望，穿着黑衫的大外婆手端着瓷碗站在宅子门口，晨光中显得分外鲜明。

青石板路向后延伸，一直到巷子的拐角，光滑的路面在朝阳里反射出一地的光辉，凉爽的晨风轻拂过头颈，带走了我心里最后一丝恐惧。皮鞋脚步声嗒嗒地响着，眼前那个身影渐渐模糊，融进斜照的阳光里，犹如那场突如其来的梦，转眼间就送别了那个夏天。

21世纪初，胡家巷整体拆迁，大外婆随舅舅搬进了楼房，并在那里离世。

在她生前，我时常去看她。最初，她的情绪总有不平，这种不平多是缘于对旧宅的留恋，以及对新居的诸多不适应，后来就习惯了。就像她早已向孤独妥协一样，在垂垂暮年，再一次向生活妥协。

某次陪她聊天，说起老宅和旧时年月，她有些怅然，半天，才叹道：“一生无可奈何事，做个随遇而安人。”

开敞的天空

一

早晨，太阳升起，挂上东边的槐树梢。宿舍区人家养的公鸡叫了许多遍，终于歇了声。老范才懒洋洋地起床，坐在床沿，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点上一根烟。

一天的生活，就随着香烟火头的明灭和缠绕升腾的烟气，开始了。

老范在屋外公共走廊尽头的水池边漱口，这是一幢旧楼的三楼，老范仰着脖子，水在喉间咕咕地响，随即低了头，一气喷出，喷在屋旁的玉兰树上。

老伴早已经在厨房里忙开了，每天早上一碗面条，侍候了老范三十四年。先做碗，碗底舀半勺自家煎的猪油，撒上盐和味精，浇几滴酱油。葱花和香菜切得细碎，小碗盛着备用。灶上开大火，烧红锅底，倒上豆油，打一个鸡蛋下去，蛋黄用炒勺搅碎了，煎熟，再加开水，撒几粒豆豉，放一勺盐。

“煎鸡蛋豆豉做汤，比粉店鸡架子熬的还香些。”老伴常跟人说。

汤烧开了，浓香扑面。一把筒子面下到锅里，煮软了，捞起，再浇上半锅汤汁，盖上先煎后煮的鸡蛋，细细地撒上香菜和葱花，再从柜里拿出一小瓶芝麻油，往面上点几滴。老伴把面端出来，放在客厅的小饭桌上。

一转身，老范已坐在桌前，从桌上的大玻璃瓶里舀出一勺自家做的红璨璨的剁辣椒，拌在面里，刺溜地吃开了。

老范家住厂区旧宿舍，楼层不高，绿化极好，大树参天。两居室的房子，室内有些阴暗。

21世纪初，厂子破产后，宿舍划归街道管理，大门早已拆了，人们随意出进，树荫下横七竖八地停着小车，被挡了路的司机将喇叭按得山响。

“睡得猪样，雷打不醒，”老范吃面的当口，老伴开始打扫卫生，手里不停，嘴里也不停，“早上一轮生意，白白放跑了。”

“老子累死累活养家，你就看不得我歇一下。恶婆娘，你是黄世仁？”老范起了高腔，老伴不作声了。

二

九点多，老范出了门，骑上他的电动摩托，开始一天的营生。

老范是个摩的司机，每天在街口揽生意。这个营生做了好几年，生意时好时坏，早没了初时的激情。街口有四个师傅跑摩的，他们把这戏称为“站岗”。老范是资历最老的，隐隐有大哥的地位。

其他几位早已到了，老范打听了一圈，最勤快的刚胖子已经做了小一百的生意。“有个客人急着去马王堆（长沙地名），早高峰打车不到。蛮客气，给了三十块。”刚胖子腼腆地笑着，恭敬地递上一口槟榔。

老范拈着槟榔扔嘴里，笑了笑。刚胖子主动说话，倒是难得，平日里可是个三巴掌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角色。

同做这一行的几人里，刚胖子最年轻，水却最深（长沙话，摸不清底的意思），闷葫芦样，聊天很费劲。过来一年了，老范只晓得他住滴水井（长沙地名），做工勤奋，每天早出晚归，活拉得最多，人却俭省得抠门，中午不舍得吃盒饭，买几个馒头对付。口袋里却常备着槟榔，自己不吃，开给大哥们。

老范猜测过许多次刚胖子的背景，私下还和另一位摩的师傅老陈讨论。老陈哈哈一笑：“年纪轻轻讨生活，屋里没人管吧。”

老范顺着老陈的说法想，也有几分道理，“爷娘（长沙话，父母的意思）不管崽作孽（长沙话，可怜的意思）。”老范嘟囔。

老陈从外地过来，本是当老师的，退休了跟着做医生的儿子到了长沙，一个朋友都没有，在家待了一个月，差点儿没憋出病来，后来不知听了谁的唆使，出来跑摩的，美其名曰“丰富生活”。来到路口的第一天，就被小李鳖（长沙话对人的称呼，或表示亲热，或带贬义）踹翻了摩托。小李鳖四十来岁，是个说话起高腔的横角色。老陈教书匠做了一辈子，皮学生治多了，并不怕事，眼见车子被踹，一手揪住了小李鳖的衣领……老范在一旁看着好笑，吼一声：“加起来一百岁了，华山论剑啊。”

“慢点儿打，等我坐稳了看。”

“小李鳖你下手恶，轻点儿打啦。搞死了赔命，堂客改嫁，崽有人管冇？”

一场架被老范连羞带臊弄熄了。中午，老陈请三人去吃小炒，二两白酒下肚，小李鳖说出了心中的郁闷：“你说你抽这么好的烟，来这凑什么热闹？”

“多一个人不多。”老范做着和事佬。转头又给老陈立规矩，“丰富生活什么都随你，不能烂行市（长沙话，乱降价的意思），我们要赚钱的。”和头酒一喝，老陈正式加入了“站岗”的队伍。

老范只赶过一个人，那是个矮胖子，宁乡口音，骑着摩托故意往缓缓行驶的轿车上撞，没挨上就倒了地，趴在车下，呼天抢地，痛苦万状。老范在边上臊得慌，索性把车开回去，歇了工。转天再回来，胖子仍在原地拉客，没事儿人一样。老范想了半天，凑过去给胖子点了根烟，好言相劝：“这是我屋门口，做街坊邻舍的生意。潭里水浅，鱼大露脊，去别处吧。”胖子接过烟，咧着嘴笑，掏出打火机点上，发动车子，走了。

三

上午生意冷清，到十一点，老范统共做了三单生意。无聊时趴在摩托上看手机，看儿子的朋友圈。儿子又发了新图。

小范在外地上班，也在当地成家，媳妇找得好，家境比老范强一些。儿子结婚时，老范掏光了家底，还是被亲家比了下去。

结了婚，儿子回家就更少了。孙女出生，老范又把家底搜刮了一遍。如今孙女五岁了，儿子的朋友圈都是她的照片，各种可爱情态，老范不知看过多少遍。老范挺羡慕老陈，某次小陈开车带着女儿来叫老陈去吃饭，车窗摇下来，小女孩趴着窗子甜甜地叫爷爷，车里还带着只金毛狗，挤在车窗边使劲儿地摇尾巴。想想自家孙女每次来长沙，都躲在妈妈身后，眼里尽是陌生。

老范是个平和人，儿子这门亲结得好，老范只有欣慰，反而老伴颇有不平，某次去探儿子，两口子和亲家商量，去年儿子一家没回长沙过年，今年该回了。“你二位也来，一家人团圆，有地方住。”老范夸下海口，盘算着家里挤不下，请亲家住酒店，高档一点儿的，面子要做足。亲家公笑着点头，亲家母不置可否。

儿子终究是大年初三才回，借了岳父的车，带着老婆孩子，开了几百公里路，到家已是晚上，住了三天，初七走了。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干娘。越搞越回去了。”送了儿子，老伴就开始念，勒令老范，“搞钱来，给崽买台车，我崽不是上门女婿。”

转天老范就骑着电动摩托立在了这个路口。

老范的手机是儿子买的，看着像苹果，其实是山寨的。儿子说手机高级，双卡双待，老范说我一个号都没几个人打，哪里办得两张卡？但仍旧很高兴，嘱咐老伴用毛线打了个小包装着，怕摔着。儿子没教他怎么用，老范就在家门口的话费代缴点泡了小半个月，好歹学会了用微信。

老范加了一个群，群里都是厂里的老人，闲来无事在里头语音聊天，老范经常听，张家长李家短，和上班时一个氛围。

同事们多是改制时出厂的，混得好的凤毛麟角，言谈中尽是抱怨。“混得再差，也要讨生活，天天扯这些有卵用？”有一回，老范忍不住在群里留了句言，立刻被铺天盖地的攻讦淹没了。

“老范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你当官的不晓得我们的苦。”

“我孙伢子园费都交不起。”

“你们不晓得，他崽混得好，他享福咧，在这说风凉话。”

……

老范从此噤了声。

老范1978年招工进了厂，从包装工做起，当过最大的官是车间主任，老伴无业。21世纪初厂子改制，老范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开过茶馆，种过菜，都赚了些。中间闲了一年多，又跑起了摩的。“跑着好玩，赚点儿缴用（生活费）。”老范总对别人说，“崽工作忙，不得空回来，孙女有外婆带，我闲着也是闲着。”

初跑摩的时，驮着客人，老范总想起从前，儿子上高中那阵，那时老范的摩托还是烧汽油的，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儿子懂事，体恤父亲，总说坐公交车可以，老范却老不放心，仍旧要送，他对小范说：“不用操心我，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送儿子到校门口，小范下了车，急急往里冲，老范一脚撑地，停着车，转头望着儿子。儿子瘦，长个儿不长肉，大大的书包挂在背上，奔跑中一颠一颠的。每一次，老范都要看着儿子跑远，才发动车子离开。

有一回，出门晚了，老范着了急，不小心蹭到一辆小车车尾，小车司机下了车，怒冲冲地揪住老范的衣领，老范忙不迭地道歉：“我赔，我赔。”一面唤儿子下车，“快去，不要迟到。”小范闷声下车，一溜烟跑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身后带了一大帮同学……

在这个有微风的上午，开敞的天空下，人车往来匆忙，街口的老樟树下，摩的司机老范微笑着，陷入一桩幸福的回忆中。

四

“老范，下午有行动，别出来啊。”

“好咧，细刘哥。”老范笑嘻嘻地递上烟去。

细刘四十来岁，是街道协管，整天穿着制服在这一带晃，起初挺凶，看见老范就赶。忍得几次，老范生气了，拿话怼他：“我是某某厂的下岗职工，在屋门口拉客，赚口饭吃，天天赶我，不给路走吗？”细刘愣了半天，告诉老范，他是另一个厂的，下岗了，亲戚关照来做协管，“莫怪我恶，打份工总要对得起工资。”细刘说，“以后有检查我告诉你，你总要让我过得门（长沙话，应付得过去的意思）。”

渐渐地，老范发现，协管也好，城管也好，面上凶，处熟了也好说话。老范不送礼，见面总开根烟、递口槟榔显客气，他也这么教老陈他们：“他们也要人尊重，穿了那身皮（制服）出来，大小也算执行任务，你不把他当回事儿就不对了。他们如果耀武扬威，那是饭胀了（长沙话，蠢的意思）不懂事，多数人不这样的，相互理解，守规矩，日子就都过得下去。”

众人连连称是。

临近中午，客多了起来，老范又接了几单，他打定主意中午不回去了，去旁边吃碗粉，争取多拉几个客，省得回了家被老婆念。

天阴了，空气变得潮湿起来，刚胖子、小李鳖拉客未归，老陈要回家午睡了，临走前告诉老范刚胖子要走了。老范有些愣神：“怎么不跟我说呢？”

“你当我这么多年老师白当的吗？”老陈笑嘻嘻地调侃，“你平时一副大哥相，训话比聊天多，他们怎么跟你交心。”

老陈告诉他，刚胖子家在永安（长沙下属县级市浏阳的一个镇），滴水井的房子是和别人合租的。父母去世得早，刚胖子起初在家做豆豉生意，手里有了余钱，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被朋友们拉着扳砣子（一种赌博）、买码（地下六合彩），欠了赌债还不上才出来的。

刚胖子人还算聪明，出来后托人请了镇上的大哥跟债主谈判，讲妥了，之前的债不滚息了，按月还。出来后，刚胖子干过许多活儿，抠抠搜搜了两年多，眼见着快填上了。

“‘爷娘不管崽作孽’，你说的没错，但也是他自己造的孽，”老陈学着不正宗的长沙话，拍了拍老范的肩，“刚胖子自己也有个女儿，三岁了，还不会叫爸爸，难怪他发狠赚、拼命省，躲债这几年，怕是想崽想疯了。”

老范很震惊，想不到刚胖子年纪轻轻，心里却藏着这么大的事儿。

“还有小李（小李鳖），原来在工地上做事，老板对他不错，这几年房地产不好搞，他老板一个小包工头，上面开不出钱来，小李就拿不到工资。工钱一欠就是半年多，老板手底下那些人都去找老板要钱，就小李没去，跑到这来开摩的，他记得老板的好，说老板要是有钱了，自然会给他。”老陈给老范点了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深吸了一口，吐出浓浓烟气，“小李这人骨头硬，老婆在外面打零工，儿子上初中，正是要用钱的时候，我让客给他，他都不要。上个月，他老板找到他家，给他结清了工钱，利息按五厘算的，老板说共事的时候小李挺帮他，有份情义在，欠谁也不欠他。”

“如果你这是支队伍，还真少不了我这个政委，我可是多年的老党员。做思想工作，你差了火候。”老陈笑着，摸了摸脸上的胡碴子，“从前当老师，遇到问题学生，总喜欢究根溯源，弄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家庭、朋友还是环境的影响。其实，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原因，像你说的，但凡有别的出路，谁愿意到马路上来吃灰？”

五

天更阴了，老范又送了个客，准备回家前，特地绕到相熟的南杂店，买了一大袋槟榔，他想着吃了刚胖子一年多的槟榔，明天送他，当是还人情。儿子还小的时候，老范也是这样教他的，“人情是债，不还是赖”。寻常人家再精打细算，欠下的人情不能忘。

要到家门口了，老范刹住了，原地一个转弯儿，急急地往“站岗”的路口奔，他突然想起细刘说的事，忘了告诉刚胖子。起初打了电话，许是在拉客，刚胖子没接。

老范单手骑着车，一手拨着刚胖子的电话，电话是通的，无人接听。眼见到路口了，老范远远地停了车。路口已围了一堆人，一台大货车靠边停着。今天是大阵仗，交警、城管联合执法，设了卡，无牌的、拉客的、超载的，拦住了，缴了摩托往货车上推。

老范立起身子打望，没见到刚胖子，倒看到了细刘，他站在货车上，一脸油汗，卖力地往上拉着收缴的电动摩托。

细刘也望见他了，他愣了一下，手臂轻扬，不动声色地做了个“快走”的姿势。

老范掉转车头离开，他没走远，拐进了一条小巷，寻了个僻静地方，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刚胖子的电话，直到手机的电耗光。

刚胖子始终没接。

回家的路上，老范还在想着刚胖子，这个比自己崽还小的孩子，现在会是怎样？

想着想着，老范忽然对摩的这种营生感到厌恶，他不想再出来讨生活了，不想再在街口“站岗”吃灰了，哪怕有千种万种理由逼得他这样去做。他忽然明白，老陈的洞察力和他轻易勾出他人心底故事的能力不过是缘于他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而自己却身陷其中。

“钓鱼不？到时候喊你。”老范想起厂子里老同事的邀约，他曾不止一次地拒绝。现在，他却很想带根鱼竿，去湘江边坐着，让江风吹着，看鱼漂浮动，什么也不想。

不久就是晚高峰，整个城市的人将怀着相同的目的踏上不同的归途。而此刻的道路，略显空旷。头顶是开敞的天空，阴云密布，快到家时，酝酿已久的暴雨终于落下来了。

再混下去会死的

“上岸”之后，“啷鸡”常说：“还是以前单纯些，现在哪里还有老大，钱才是老大。”

一

“啷鸡”是一个人的诨名。在浏阳话里，这个诨名有粗心、木讷的意思。

啷鸡是我师兄花皮的同学，花皮体校毕业后，经常带他出来玩，后来，便跟我也混熟了。和花皮一样，啷鸡是我的第一批忠实读者，常常跟人吹嘘：“我的兄弟，是写文章的啊。”然后就掏出手机，翻出我写的故事给大家看，换来别人多半是客套的赞扬。

“你什么时候也写写我啊。”有一回，啷鸡对我说。

“写你什么呢？”我笑着调侃，“很多女朋友吗？”

“我老婆会杀了我的，”他大叫，“老皇历不要翻了好不好！”

花皮是我练武时的兄弟，入门比我早，是我师兄。彼时和我要好的师兄弟，有花皮、陈胖、小朱和小齐，出师后，也没断了联络，多年扶携，互为兄弟。

啷鸡与花皮一样，都是八零后，比我小几岁。他肤色天然黑，精壮，面相憨厚，唯有一双眼，时常不老实地左瞥右瞥，显出几分精明与狡黠。他家住城东，读书时是个横角色，书没读多少，却练就了一身打架的本事，实战经验十足。初中毕业后，便弃了学业开始在社会上混，帮人了难（长沙话，后来浏阳也这么说，类似于帮人平事）。

可就这，他也做不好——他为人憨，好讲规矩、道义，不晓得弄钱，手下的小弟也没几个，打起架来，总是一个人冲在前头。

混社会那几年，啷鸡倒是交了不少女朋友。后来有一回几人喝酒，他喝醉了，掰着指头给我数他的前女友：“萍妹，霞妹……洁妹子跟了我蛮久，对我蛮好。虹妹不好，老问我要钱。”数到后来，醉糊涂了，数不清了，他用力地甩了甩头，好像这样能把酒意甩掉一样，忽然瞪大眼睛问我，“凤妹我说了没有？”

“还有乌龙（浏阳的一个乡）的那个你没说。”花皮在一旁笑他。

二

啷鸡真正跟我们玩到一起时，已经退出江湖了，他管这叫“上岸”，“我怕死。”他说。

那时，花皮从体校毕业回来，做了一名乡中学的体育老师，捎带手把啷鸡从混社会的路子上拉了回来，两人合伙盘了一家花店，交给啷鸡打理。

我、花皮、陈胖三人周末常聚，闲来无事，就去啷鸡店里坐坐，一来二去，就熟稔了。初时，花皮总是这样介绍我：“这是我大哥。”啷鸡便有些拘束，端茶倒水，殷勤作足。后来熟了，花皮又说：“他其实是我师弟。”啷鸡便放开了。

啷鸡请了个帮工，是一个年轻姑娘，很勤快。他自己坐在柜台后面做掌柜，可收银总收不清爽，不爱用计算器，十个指头掰半天，经常算错，又爱给人抹零头。店员姑娘看不下去，干脆兼了收银的活儿，啷鸡成了甩手掌柜。

开花店的日子，啷鸡修身养性，倒也快活，偶尔回忆从前混社会的日子，他总说：“人前充老大，帮人了难，自己真没有一点儿安全感，再能打，打得几个赢？想起来，觉都睡不好。”啷鸡啧着嘴，仿佛往事不堪回首，“好在花皮救我，再混下去，会死的。”

他伸出手给我看，虎口上方一道醒目的疤，又掀起衣服，肚子上也是一道，更长更扎眼。

原来就在一年前，他在帮人了难时，与对方发生了械斗，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拿着一把尖刀直直地捅过来，他不及躲避，只用手挡了一下，眼见着刀从手掌穿过，捅进肚子里。

动手术的时候，医生顺着伤口剖开他的腹腔，将肠子翻出验看伤口。手术室外，他的母亲哭了整晚，他的父亲，在抽了两包烟后，忽然迈到走廊窗边，双膝扑地，对着窗外磕头，磕青了额角。

出院后，捅人的已经躲出去了，小孩家长托人送了医药费与慰问金。

啷鸡的小弟们却群情汹涌，嚷嚷着要报仇。花皮去看他时，坐了一屋的小弟，啷鸡坐在中间，听着兄弟们义愤满满地你一言我一语，默不作声，表情尴尬。

花皮赶苍蝇似的把小家伙们赶出去，返身骂啷鸡：“报个鬼仇！劝你一句，莫再搞。你要不听，以后打死人、杀死人不关我事，关到百宜坑（浏阳老看守所所在地），我都不会来看你。”

“再不混了，现在的小孩不规矩，”啷鸡一拍腿，就坡下驴，“砍伤肉，捅死人，我的小弟只发棍子，就是晓得细伢子没有轻重咧。”

那天晚上，我被花皮诓出来的，“请我吃宵夜咯，我没钱哪。”他在电话里没心没肺地喊着。我们约在老友谊（浏阳的老商场）旁边的夜宵摊，过去时，发现花皮已经据了一张桌子，叫了陈胖，桌侧旁还坐了个蔫蔫的青年。

从此，我认识了啷鸡。

三

再见啷鸡，他已经遣散了小弟，和花皮一起开了家花店。

啷鸡从不吹嘘他在社会上的事，有人和他说话，他总是憨憨地笑，一点儿都没有当老大的范儿。说起话来，总喜欢摸嘴巴，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畜生骗你。”说这话时，他会瞪大眼睛望着你，一脸的真诚。

我偶尔问问他的过去，他也语焉不详，仿佛对那段当大哥的日子讳莫如深。某次逼着他喝酒，醉了，才说得两句，他说：“那帮子兄弟人好啦，不用带，偶尔吃顿饭，唱个歌就跟我。”他不想多说，又转移话题，“我会唱歌，会唱阿杜呢。”

后来去唱歌，他给我们学阿杜，果然有几分神韵，只是翻来覆去，就会那一首，唱腻了，就自己编排着改词唱：“你坐在车里，我躲在车底，一踩油门轧过去。”

啷鸡总说，花皮是他的贵人，让他上了岸，他也想自己的兄弟们上岸，可是没有那个能力。更有些兄弟，江湖混久了，已经不想回头了，“我要他们别搞了，喊都喊不应呢，”啷鸡认真地说，“我没少劝，畜生骗你。”

等花店的租约到期，啷鸡却没再续。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已经谈婚论嫁了，想赚更多的钱。

那时，花皮已经做到乡中学的教务主任，管着整个中心校的菜品进货。啷鸡想承包中心校的送菜生意，花皮答应了。只跟他说两条：“菜要卫生，价钱随行价。”花皮说，“校领导的工作我去做，一分钱回扣我都不要。”

“蔬菜利润少咧，我家又不种，给小孩子吃，不能乱搞，寻了好几家，总要信得过的才进货吧。火焙鱼能赚，塘鱼作河鱼卖，利润大。腊肉利润更大，不敢进。制了的肉都有钱赚，我反正不能赚。我爸说，人在做，天在看，老班子（浏阳话，长辈的意思）积德，后辈才享福。”啷鸡后来说。

啷鸡租了个小货车，做起了送菜生意，但也没有做多久。市教育局不久出台文件，送菜单位必须要有门面，啷鸡没有，花皮就爱莫能助了。

四

再后来，啷鸡结婚了，生了个女儿，过起了安稳日子。

初时在家种树，做点儿花木生意。浏阳是山城，花木老板多，啷鸡的生意上不得台面，惨淡经营着。啷鸡老婆也打了一份工，在某服装店站柜。生活虽清贫，两口子倒也没红过脸，在兄弟们面前，他老婆反复嘱咐：“你们帮我监督啊，他那些女朋友打电话给他，你们要跟我说啊。”

花皮纳闷，私下问我：“他肚子一腆起，黑得鬼样，讲话结结巴巴，有什么女朋友咯？”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公鸡长得再丑，也有好多女朋友啊，阉了的才叫线鸡（浏阳话，称呼阉了的公鸡），啷鸡没阉哪。”

花皮一拍桌子，“哪天硬是要带他去结扎！”

啷鸡终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去怀化某工地开货车，他有A照，打这份工不在话下。临走前，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的父亲下厨，一碗红烧牛筋回味至今。

“放心工作，嫂子交给我们照顾吧。”那顿饭上，花皮逗他。

啷鸡嘿嘿地笑，走时带上了老婆，一去三年。

五

“张哥，肿瘤医院有熟人吗？”三年后的某天，我接到啷鸡的电话。

“你回来了？”我问。

“我爸病了，要回来啊。”啷鸡说，“人民医院说是肺癌，我想到长沙来复查。”我帮他找了人，复查确诊，已经扩散了。

啷鸡辞工回了家，哪里都不去了。到处打听偏方，鱼腥草、灵芝都买了，虫草吃了两个月，吃不起了。

两年后的春天，连绵细雨。一个工作日，一整天的会，我调了手机静音。中午掏出手机，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花皮的，赶紧回过去。

“啷鸡他爸过世了，你要回来啊。”花皮说。

再打电话给啷鸡，他在那头大声地喘气，语不成声。

第二天，我回了浏阳，花皮陪我去了他家，啷鸡坐在灵案旁，我上前磕头，啷鸡下跪回礼，礼节过后，他拉着我喝茶。

灵堂设在啷鸡家的客厅，侧旁摆着三四个圆桌，零散地坐着一些人，年轻的面孔，我一个都不认识。啷鸡告诉我，那些都是他从前带的小弟，难得有份心，来陪着守夜。

“他们都上岸了，蛮好。”啷鸡说，“我劝过，还以为没用呢。现在开纸箱厂、服装店，最不济的都有个蒸菜摊。”

不久，啷鸡又做回了老本行，给一家花炮公司开车，接了燃放任务，就全国各地跑，常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一些风景照，都是他去过的地方。

兄弟几个建了个微信群，取名“浏阳兄弟”，无聊时在群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啷鸡话最多，大概是旅途寂寞吧。

有一回，我在群里调侃他：“啷鸡，你四处跑，有没有交新的女朋友啊？”

他嘿嘿笑着，大约是敞着窗开车，背景音里有风声，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终点会在哪里。

但可以想见，他行驶在异乡陌生的公路上，听着耳机里熟悉的乡音，黝黑的脸上会不禁荡起笑容。一会儿，群里蹦出一条语音信息，是啷鸡在电话那头欢快地回应着：“没有咧，不敢啊。畜生骗你！”

做好事是没人领情的

包子王的包子铺开了一年就关张了，一年时间里，他亏了人工钱与店铺租金，却并没有打响自己“放心包子”的名头。

一

认识包子王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是中国体彩的忠实彩民，我也是。某天上午，我在茶园坡常去的那家店选号，闯进一个黑黑的汉子，四十来岁，挺着大肚子，嘴里叼着根烟，烟上还讲究地套着陶瓷烟嘴。

他将烟从嘴上拿开，皱着眉四处睃，一眼看到店中内墙供的财神像，脸上立时荡起笑容，却转身出了门。我探身去看，只见他走到屋外的垃圾桶边，在桶壁蹭熄了烟头，将烟蒂扔进桶里。

“讲究。”彩票点老板娘啧啧道。

汉子转身蹩回店，直奔神龛，手包丢在桌上，恭敬地拜了三拜。回身从桌上抄起了纸笔，认真看起墙上的走势图来。

汉子咬着铅笔看了半天，犹犹豫豫在纸上填了几个号，又划掉，包里掏了个小本，看了看，又写上几个号，想了想，又划掉了。

上午彩票点生意冷清，小小的店面里只坐着三个人，老板娘在彩票机后聊微信，汉子提着包蹭到了我旁边，开了根烟，“满哥，有什么心得？”汉子笑眯眯地问，脸上渗着细细的油汗。

“我是意识流，不看走势的。”我说。

“借你号给我看看吧。”汉子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把手上写了号码的纸给他，他接过去，先点了根烟，又套上一个一次性烟嘴，皱着眉头看着。

“这个号选得硬是好，”过了一会儿，汉子把号递还给我，“号子有偏有常，随一点儿走势，又不完全跟着走。”

“老玩家啊，向你学习。”汉子认真地说，“我是拘泥了，老是绕在走势里。”他打开手包，掏出那个软皮小本，翻开来，“三年的走势，偶尔中个小的，没卵用。”

“借你的号买张票行不？”他问我。

“没问题，彩票池我又掏不尽。”我已经出了票了，将票给他。

“照打五倍。”他顺势将票递给老板娘。

那天我们互留了手机号，汉子直说若中了奖，要好好谢我。“肯定要谢的，借我的号，买得比我还多。”我笑他。

汉子给了我一张名片，上边的头衔是某烟酒公司的总经理，“早不干了，我现在开了家包子铺，放心包子，馅料都是自己做的。”汉子说。

汉子姓王，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他的名字，就叫“包子王”。

二

不知道是包子王带了我的运，还是我带发了他，那天的那注彩票中了个四等奖，奖金二百元。晚上刚开奖，包子王的电话就打来了，感谢之余，执意要分一半奖金给我。

“你留着，那是你的运气。”我笑。

“那你说，要是中了大奖，你会要不？”包子王在电话那头说。

“我会毫不犹豫地收下的。”我笃定地说。

包子王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交了你这个朋友了。”

他通过微信转账五百元过来，我没有收，一天以后又退回了他的账户。

从此，我和包子王成了朋友。

包子王和我一样，不喜欢饭局。他爱约茶局，在某个相熟的茶馆交个长租，辟了间茶室，放着一套自己的茶具，待客饮茶，吹牛聊天，便去那里。茶具中有一只紫砂壶，专养红茶，已经养了四年。他又爱盘珠子，也是许多年的爱好，对各种品类的手串、佛珠的保养如数家珍，个中门道娓娓道来，唬得人一愣一愣的。

得闲时，我经常去他的茶室坐，知道他其实不爱饮茶，爱喝酒。请人喝茶，自己喝酒作陪，酒倒不拘优劣，五六元一瓶的125ml的高度白酒，放两三瓶在桌上，拧开盖子，对着瓶嘴喝，喝上一口，咂巴着嘴，心满意足的样子。水烧开了，放下酒瓶，扯过桌旁的毛巾擦了擦，便给客人们布茶。茶与酒，一清一浊，倒让他弄了个相映成趣。

“以前爱喝啤酒，作水喝，七八瓶不在话下，”包子王说，“后来体检尿酸偏高，才改喝的白酒，也不知道能喝多久。”他嘬着小酒，叹着气，“再查出点什么毛病，这个也得戒。”

包子王黑黑壮壮，看上去像社会上混的。其实，他是21世纪初的名校本科生，学的土木工程，有过短暂的体制内经历，不耐整天坐班，辞了职出来。起初跟人跑工地，做监理，人脉渐渐形成了，便拉起了队伍，自己接些小工程做，又贷款买了货车拉土方，一路顺风顺水，颇赚了些。房地产最火的时候，他退了出来。

“懂得收手，才有长运。”包子王回顾往事，“什么生意都有盛有衰，后来做烟酒，也赶上了两三年好时光。”

包子王用布摩挲着珠子，手不得空，烟在嘴里叼着，烟气萦绕着黑黑的大头，熏得眼睛眯缝着，仿佛沉思般地放空，半晌才说：“那时候，烟得搭着卖，好的搭差的，酒只要你有渠道进真货，过年过节翻着倍地涨。后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了，生意一下就差了，就像股市跳水，看着一根线往上飙，一把劈断了，悬崖一样直线往下落。”

他腾出手，从嘴里取下烟，将烧到烟屁股的香烟从烟嘴里拔出，摁熄了，又接上一根，点燃、复叼上，“好在我存酒不多，只屯了一点点白酒和红酒，高档货，存着能升值。”

三

烟酒生意停下来后，包子王歇了好几年工，钱袋子捂紧了，不再做投资。

“实体经济不好弄，互联网又不太懂，我想等一等、看一看。”包子王后来说，“再说，那段时间，我有其他事要做。只有彩票是我长期坚持的一项投资了，我喜欢择地方、到处转，找新店面试手气，反正闲。这事就像盘珠子，得每个盘遍。这几年我逛了大半个长沙城，大街小巷地穿，在几百个店子投过注。”

“赚了没？”我问。

“赔了。”他说，“这是运，时运好，闭着眼睛投都能中，运气不好，投一世都没有。”包子王自嘲地笑，“命中有八斗，到老不满升，我做梦倒是常中奖，变着花样做造型去领奖，奥特曼的面具都戴了几次。”

包子王的包子铺一年前开的张。小本生意，倒也做得认真，店面开在长沙某个小区，两缝门面接在一起。帮工请了五六个，阵仗不小。

我们认识时，他的包子铺已经开张小半年了。

“你不大不小也是个老板，包子铺这种小营生能看得入眼？”某次在茶室喝茶，我曾经问他。

那一天，包子王已经喝下去两瓶小酒，酒意上了头，他嘿嘿苦笑，懒洋洋点了根烟，给我讲了个故事。

几年前，包子王的烟酒生意刚停下来时，相濡以沫多年的太太却发现罹患子宫癌，晚期。手术过后，是漫长又痛苦的化疗期，太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妻子整日里寻死觅活，并以绝食相要挟。包子王放下手中所有杂事，联系了一座寺庙，带着太太去住了几个月，诵经打坐、吃斋礼佛。在极简的生活中，听晨钟暮鼓，沐浴禅音，太太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年多以后，包子王的太太平静地离世。

回家之后，包子王开始做善事，依他的说法，“心里空荡荡的没有着落，做点儿事情显得自己还有用。”他做了不少事，捐资助学、扶贫济困、供养僧人，后来，他开了这间包子铺。

“有一回，我去一位朋友店里，旁边的包子铺有人送肉馅来，四块钱一斤，还是打好了的馅料，超市里面的肉十几块一斤，你想想做肉馅用的是啥料，气泡肉（长沙话，猪淋巴）还是啥？一块钱一个的肉包子，你敢吃？”这就是包子王开包子铺的初衷，“我做包子，肉到市场去买，现场加工成馅料，成本三块一个还得亏，我就卖三块，让大家吃放心包子。这也是功德。”

包子王的包子铺开在小区旁，对街还有一个小学。店里摆上绞肉机，新鲜的肉块放进去，绞成肉泥，再拌料做馅，包子现包，工艺透明，初时生意还不错，噱头一过，攻讦的声音起来，生意就清淡了。

“他家包子的口味也就那样，凭什么卖那么贵？”

“我们的馅料也是正规的，定点供应，只是不会玩把戏咯。”

两种声音，包子王都不好回应，特别是来自业内的，当所有人的包子都卖一块钱一个时，你的卖三块，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理亏。

四

包子王开始低调起来，肉仍是菜市场进的新鲜肉，只是绞肉机收进了里间，不再当街操作了，原本光明正大的一件事，变得遮遮掩掩。包子铺开张半年多以后，包子王做了个决定——降价。肉包子一块钱一个。

“豁出去了，善事做彻底，开满一年，我就把铺子盘出去，散伙。”某次在茶室，包子王喝多了，酒瓶往桌上一蹾，恨恨道。

“居士，你犯了嗔戒。”我打趣着，看着他不知是酒醉还是难过憋红了的眼，默默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可还没等到结业，包子王就撑不住了。降价后，包子铺的生意陡然火了起来，每日里铺子前挤满了排队的人，街坊们口耳相传，“那个做‘放心包子’的在亏本赚吆喝”。包子一屉一屉地出，卖得多，亏得多。

闲言碎语越发多了起来。

“有的说我换了馅料，有的说我恶意竞争，还有的更绝，讲老子洗黑钱。”茶室闲聊时，包子王把听来的坊间传言当笑话说出来，没有人再笑话他，大家都知道，他的笑容后面，藏着无奈。

终于，有人劝，“关张吧，好事做了，没有人领情的。”

包子王摇了摇头，“做足一年，我许过愿的。”

包子王改了策略，限量，每天肉包子限卖三百九十个，多一个不卖。从此，买到包子王的肉包，变成小概率事件，肉包子一屉一屉地出，需要长久的等候与耐心。不耐等和没买到的客人，多半会帮衬些其他生意，买些店里的烧卖、糖包、肉卷，这些口味地道，而且是有得赚的。

包子王的店铺开张整一年歇的业，在关门前的那一个月，店子开始盈利，他没有丝毫留恋，果断关张。

关张那一晚，包子王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几瓶白酒，邀朋友共饮，仍旧在那间茶室，他喝得酩酊大醉。醉后，他使劲儿地拍着我的肩，眼睛红红的，“老弟，晓得我为什么每天只卖三百九十个肉包子不？”

我摇了摇头，这个问题之前我曾问过，他没有说。

“我堂客（妻子）啦，她是三十九岁过的，我纪念她，”他盯着我，满嘴酒气喷薄而出，“我做这么多事，都是因为她，”他抹了把脸上的油汗，像是汗液渍了眼，又揉了揉眼睛，缓慢又低沉地说，“以前我累了，她就劝我歇，如今，没有人劝了，真想她啊。”

包子王叹了口气，没有再说，点上根烟，套上烟嘴，闷闷地抽起来。一屋子人，没有人说话。

包子铺关张后，包子王也不见了踪影，不再发起喝茶的邀约，也不再发微信问我要号码，原来鸡汤满满的朋友圈，再不见他更新。直到最近，偶尔点开他的朋友圈，才发现他更新了一条签名，那是清代诗人朱子颖的一句诗，“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

包子王，你又在哪里走马踏青呢？

在赌场上，有“见好就收”吗？

今年雨水足，浏阳河水涨涨落落，株树桥水库（浏阳河上游的水库）开闸放水的水汛一发布，次日朋友圈里便尽是黄汤漫浸的九宫格。

二伏这天，我携妻带子回了浏阳，邀朋小聚，约得发小大树、钢皮和师弟陈胖。到得小聚的地方，茶楼立在环河路的上方，开窗见河，对岸的灯映在河中，如地上银河光影飘荡，河风吹来，带来室外燥热，钢皮大喊：“热咧，关了窗咯，冷气都跑了。”

钢皮和大树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一起读了初中、高中，然后求学闯荡，始终未断联系，三十多年交情。陈胖比我年长十多岁，因入门晚，是我练武时的师弟，交情也有二十来年，家里给他对亲早，十八岁上就结了婚，有一双儿女，不满五十做了外公。

钢皮有半年未见，又胖了，粗壮身材，白净脸，问他，说是夜班上得多，吃夜宵胖的。钢皮在化工厂的总控室上班，守着机器，事实上，是守着一排仪表盘和几个按钮。如今工厂自动化，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多数时间是在用手机玩网游。

大树比我大两岁，启蒙晚才和我做了同学，他矮矮瘦瘦，如今做着浏阳某镇小学的校长，一串钥匙挂腰间，走到哪里都叮当作响。

众人喝的红茶，本要打牌，钢皮要打麻将，我不肯；陈胖要炸金花，我不肯；大树说玩跑得快，钢皮不会；又提议斗地主，我们仨一齐不肯。索性不说打牌的事了，聊天。

赌徒

这个话题是大树起的头，讲他从前上班的镇上曾经认识的一个赌棍，大树唤他作“陈三”。我问真名叫什么，“你就当真名听吧，免得你又写进文章里去。”

陈三是一位花炮厂老板，文盲一个，精于牌技，花炮厂据说就是从别人手里赢来的。

陈三人性情，牌瘾大，常常桌上赢光了某人的钱，又要挽留，“再打会咯。”扔回一叠钱去，欠条迟些打，陪着打牌是正事。欠条收了一堆，当不得饭吃，柜里锁着，缺钱用了，叫来镇上的混子，帮忙去收，回款三七开。

若是哪天手风着实不顺，他也借钱，旁人都知他有钱，也肯借给他。输出个坑的时候也有，家里无周转，便拿别人欠条抵，五成的水钱，一万的欠条只抵五千，圈内人都说他豪爽。

饶是如此，他终究赢多输少，渐渐地，四里八乡肯和他打牌的人少了。偶尔逮到一个赌局，庄家见他来，立时收摊，赌众作鸟兽散。无奈，陈三在家里歇了半年，终不是味儿，看到赌具便抓耳挠腮，好不技痒。

陈三在镇上时，镇街上只有一个赌局开着，便是正初家的牌局，正初是镇街上有头面的人物，吃得开。和陈三有交情，据说正初的父亲当年被仇家索命，是陈三的父亲执一根肩担救下的，两家相交莫逆。正初与陈三约法三章：“莫在我面前赌，我就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父亲）。”

无牌打时，陈三到正初家，好烟好酒招待着，正初发了话，不让他上桌。陈三只好在旁边看着。

某一日，陈三看了一局好牌，回来遇着大树来家做客，眉飞色舞地说给大树听。那天打的炸金花，正初一路不顺，输了有十来万，桌上四五人，都赢了他的。特别是对面的黄四伢，把把压他，赚了大头。

末了，正初终于拿到个同花，A带路，已是大牌，想着能扳回点儿本，跟了六七手，别家都撂了牌了，只有黄四伢跟着。直至十几手，桌上也有十来万了，正初料定自己的牌赢面不大了，便劝黄四伢：“开了我算了。”

黄四伢不肯，又跟了一手。正初来气了，瞥着四伢桌前只剩万把块的注，叫徒弟拿来他床下的旅行袋，往桌上一倒，厉声喝：“你开！”一堆钱倾上了桌，足有四五十万。

黄四伢吓醒了，他家底薄，除了桌上钱，再无分毫，拿钱不出。找旁人借，正初眼一横，“我看谁敢借他？！”正初是街上的混子见了都要赔笑脸的人，此刻翻了脸，谁还敢借钱给黄四伢。

“黄四伢脑壳抠烂了也想不到人借钱，三个7活生生沤在手里，回家路上就要蹿河，被人拉住了。”大树说，“还有更惨的，多年前的事了。”

也是炸金花的局，姐弟俩，去赴局，姐姐嫁人了，姐夫是开花炮厂的。赌钱怕抓，在酒店开的房，赌局上都是熟人，一起玩了几年了，信得过，不玩鬼（偷牌）。弟弟上桌，姐姐不玩。同人寒暄，嗑瓜子，看赌。

弟弟一直输，带来的钱眼看要输完了，姐姐也着急，劝他走，弟弟红了眼，不肯。

最后一把，桌上的钱堆起老高，玩到最后，只剩弟弟和对家，对家是姐姐的相熟好友，眼看着弟弟桌前的钱空了，说：“你开了我算了，我也不涨水（加注）。”

弟弟挑衅说：“你涨吧。”摆手让姐姐借钱。

姐姐恰站在朋友身后，朋友好意，让姐姐看牌，“三条K，”天大的牌，“开都不用开了，莫浪费钱。”朋友劝姐姐。

桌上不能看两家牌，不论弟弟怎么哀求，姐姐死活不愿借钱了，反劝他放弃。弟弟求了半天，赌咒发誓，姐姐终是不肯。

弟弟绝望了，发了狠，牌往桌上一甩，冲向窗户跳了楼。姐姐趴在窗边嚎，旁人望向桌上，弟弟的牌赫然是三条A。

“所以说，不赌就是赢，横财来了，也要有命受，有命花。”钢皮说。

拆迁

钢皮说了个拆迁的故事，浏阳城各种改造，拆迁的奇闻数不胜数。

“忽然一下有那么多钱，不知道怎么用了，老实的好点儿，不老实的，就很麻烦。”钢皮说，“我们厂的门卫，前年拆迁了，买了辆路虎极光，每天开着上班。”

钢皮讲的是老家村里的事，村上有表兄弟两人，都是庄户人，表哥是个蛮人，讲霸道，在村上有名声。表弟老实，踏实的种田角色。表哥表弟两家人相处和睦，表哥从不对表弟横，两家年节时总会走动走动。

十多年前，表哥在村旁山上建了间柴房，闲置了许久，表弟看上了，请了中人，立了字据，花了几百元买了去。

十年后，浏大公路开工了，路线恰走村边过，得把山劈一半，表弟的柴房恰就在施工路线的正中央。赔偿算下来，定了个近十万的数。

村里人艳羡，都夸表弟福运高，买个柴房都捡到宝。道贺的不少。表弟也高兴，直道等钱到手，要摆一天流水席，请乡邻们热闹。

那边厢柴房的原主子表哥不作声，表嫂不肯了，整日里在家闹，撺掇着表哥，又跑到表弟家门口不阴不阳地骂。表弟也不作声，表弟嫂（表弟老婆，浏阳叫法）却不受气，跳出来回嘴。一来二去，正主子出场了。

表哥请表弟吃饭，表弟不去，据说是表弟嫂堵在门口不允。

过了两天，表弟又请表哥吃饭，表嫂跟着来了，桌上还请了村上讲得起话的几位长辈。饭菜上桌，先喝一杯酒，表弟奉上一个红包，封了两千块。表弟说，这柴房是卖给自己了，白纸黑字，到哪里都是他占理，若只做柴房用，就没有这番纠缠。钱到手再分哥哥一万，两兄弟不伤和气。

表哥高兴，直夸老弟懂事，不伤面子，红包揣怀里，大醉而归。

回到家，表嫂又作怪了，直说要分也是分一半，分一万欺负人了。柴房是表哥建的，一块木头、一根钉子都是表哥的辛劳，原本是关照亲戚，如今撞了大运，也应是他们家得钱。要照顾亲戚情分，也是表弟分一万，其余归表哥。

表哥不理，表嫂又开始闹，跑到表弟家门口不阴不阳地骂。这一次，莫说表弟嫂，表弟也不肯了，讲尽了礼数，还来欺负人。表嫂也是个横人，说不过就动了手，表弟嫂瘦弱，三两下被压在身下，表弟上前帮了手……

表嫂挨了打，不知怎么哭闹，转天一早，表哥就背把柴刀立在了表弟家门口。

表弟出来，表哥撂了狠话，这钱归他得，两千奉还，再给表弟两万。应，就相安无事；不应，就砍他一条腿。表弟奉烟作揖，好话说尽，表弟嫂在旁边不阴不阳地插话，就不信表哥敢砍自己老弟。

表哥提刀就扑了上去。

表弟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腿接上了，柴房的拆迁款花光了还不够，从此拄杖而行。表哥被刑拘，后被判七年。

烂仔

“我知道的烂仔（浏阳说法里，流氓的一种）的事情多了，讲不完的。”大树说。

大树说了个他的亲身经历，大树家楼下有家麻将馆，老板跟他熟，偶尔去凑个腿，五元一炮的局，消磨时间。

有一晚周末，玩得晚了，店里就剩他玩的一桌，老板点了宵夜，一人一碗炒粉。正吃着，屋外踅进来一人，叼着烟，撸着袖子，手臂上文了个“勇”字。那人望了望老板，退了出去。

大树与老板对坐，牌友们坐在远处，老板变了脸色，扒了两口粉，扔了饭盒，低声嘱咐大树：“等下他要再来，你就上厕所去。”

牌友们吆喝上桌了，大树也没细问，回桌打牌。

不一会儿，文身男又踅回来，身后跟了四五个人，凶神恶煞。几人桌边站定，饶有兴致看牌。大树没有起身。

文身男伸手拨弄大树的牌，嘴里轻声念：“我帮你看看，打这张。”随手摸了张牌扔出去。炮张，对家接炮。

大树给了钱，起身上厕所。

再回来，文身男已经踞了桌子，跟三个牌友打，输了一把，打个哈哈，“先欠着。”第二盘加注，牌友想起身，围着看牌的几人齐齐逼近，又憋屈地坐下了。

几盘下来，文身男只是输，不断加注。大家都怵了，不敢胡，终让文身男自摸一把。账算下来，一家输一百多，文身男收了钱起身，带着一干兄弟走了。牌友们都没了兴致，也是散了。

“后来政府加大巡查，晚上都有联防巡街，这些人倒收敛了，再搞搞专项整治，麻将馆都要清掉了。”大树笑道，“我准备去跳广场舞。”

“那你们还说打牌？”陈胖问。

“逗你玩呢，”我一指钢皮，“他身上能搜出红票子，你打我。就是一碗蛋炒粉的钱。”

“可能不止，”大树问钢皮，“你开车了没？”

钢皮点点头。

“最多不超过八十，有五十块加油的钱，我跟你打赌。”大树对陈胖说。

钢皮掏出钱包，点了点，果然，六十四元，四张纸票，三个硬币。大树抓起钢皮的钱包朝墙角一扔，“这点钱放什么钱包。”

“钱包只能放钱吗？”钢皮笑嘻嘻地走过去捡，“还可以放身份证、驾照啊，还有老婆相片，时时瞻仰。”

“就晓得你恨她，这么克扣你，恨切了吧（浏阳话，恨死了的意思）。”大树笑说。

“没有啊，”钢皮一本正经地说，“我爱我老婆。”

不贪

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男人，苦出身，娶了个贤惠老婆。家庭作坊未被禁时在家做花炮，几年没出事，赚了些钱。后来政府取缔作坊，他拿出资本建厂，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财富。

生意场上应酬多，酒桌上讲究散席不散场，饭后总有节目。男人酒量浅，又不唱歌，能打打麻将，50押100，打一晚一两万的输赢，权当应酬。如此来去，结成了固定的牌搭子，常聚。

某年年底，忽有一位老板发起邀约，说是辛苦了一年，年底结了账，大家手上都有余钱，不如结伴去澳门玩一趟，赌盘大的。牌友们都附议，互相约好，每人带个几十万，玩儿两晚，输赢都回。

到了澳门，男人直说此番见了世面，花花世界，纸醉金迷，赌场一坐，不知日夜。男人起初赌小注，玩加勒比海扑克，五张牌。那一晚手气好，大牌串着花似的来，他固定了一张桌子，桌上的荷官轮着换，手气始终未见消退。饶是注下得小，一晚上，也赢了十几万。

男人开心了，早上与朋友们碰面，喝早茶，有输有赢，赢的未见大赢，输的已经输光了本。有一人，还去旁边的店面刷卡透支了大几万。男人轻财，分了他五万，嘱朋友莫要再玩，买点儿礼物回家，哄老婆孩子。

吃完早茶，有人回房小睡，有人仍返赌场。男人赢钱一身轻，听闻岛上有座妈祖庙灵验，打车去了。拜了神，求了符，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又去了澳门塔。这是信老婆话，说澳门塔好玩。

去看了看，跟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也差不多，倒有塔外行走的项目，工作人员拉客。他想了想，玩玩刺激也无妨，反正看似危险，其实安全。带队的是个黑黑壮壮的小伙，操着不太顺的普通话，“先生，等下到了外面，你一定要听我指挥啦。”小伙说。

男人忙点头，外沿走一圈，男人没感觉，塔上风大，看景与窗内一般，山是山，海是海，楼是楼，前面道路空旷，人如蚊，车如虫。

“先生要不要蹦极。”小伙推销着，“跳下去，很安全，刺激，好玩。”

“我跳楼还要给你钱？”男人笑道。

“跳一下而已，我讲笑，好多输了钱的老板，没活路了，蹦个极，就好啦。”小伙说，“跳落去，就什么都想开了，向死而生，命在就有希望。”

男人终是没跳，倒是打赏了小伙一百港币小费，小伙也高兴，“人无长运，见好就收，我阿姨告诉我的，她做荷官的。”小伙告别时说，“老板发财。”

回了酒店，男人逛了逛楼下商店，商店在赌场外围，中间隔一道长廊，长廊里好些入口，可以进到赌场里面。

男人给老婆、孩子买了礼物，送回房间，又踅下来。赌场中间有个餐厅，那里的烧鹅面好吃，油辣椒任放。

吃完面，男人在赌场里逛，这桌看看，那桌看看，赌客们或唉声叹气，或兴高采烈。在一桌赌大小的桌前，他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额上飙着汗，正赌着，他凑了上去。

朋友告诉他，开了十二把大了，下一把铁定是小，要他跟着押小，朋友押了重注，他玩心上来，押两万赌大，第十三把，开大。

朋友急了眼，就不信了，一人输光了，去刷卡套现，另一人将剩下的钱再押小。男人将方才的本利再押大，第十四把，开大。去套现的回来了，刷了五万，一把押小，另一人去套现，男人将本利再押大，第十五把，开大。

男人给了朋友五万筹码，嘱他去别处换手气，朋友不肯，直接押在小上，男人叹了口气，“我反正好玩，跟你对赌一把。”本利又押大，第十六把，开大。男人赢的钱里又点了四万给朋友，再劝朋友去别处。这时，另一个套现的朋友也回来了，看了看记分牌，也是怵了。

两人齐说要跟男人押，男人又押大，朋友跟，第十七把，开大。本利连押，桌上筹码已经不少了，男人来了兴致，还待再押，又停住了。

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一排数字，就像澳门塔一般高峻，而塔上小伙子的告诫言犹在耳，“见好就收，老板。”男人抱起筹码走了，朋友们也跟着走了。

赌友团回了乡，除了男人，都输了，朋友们要男人介绍经验，男人说：“不贪，见好就收，赢就赢个开心，输也输不到哪里去。”

夜深了，意兴阑珊，陈胖开了窗，晚风渐凉，窗外流水无声，两岸灯火渐熄，几个酒疯子忽然在楼下唱起了歌。钢皮立起身，叫道：“今天不上晚班，回去了，老婆要没睡，就交个作业。”

“三分钟，带洗澡。”大树揶揄。

众人都起了身，散了。

我的懵懂运，怎么一直没走完

一

大约是十五年前，我认识了虫子。

他是花皮的同学，虫子是他的诨名，他的大名有个“腾”字，浏阳话念得快些，容易听成“虫”。

虫子是个帅哥，长得有几分像《士兵突击》里的陈思诚。他好打扮，头发总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爱穿艳色，牛仔裤配白鞋，初时骑摩托，后来换了电单车，都是大红色。

初见时，总觉得这个伢子油头粉面，不像好人。花皮说他是“一婊子人才，骚得很”。他就笑，辩解：“诶，这样穿得好看。”

花皮是我练武时的师兄，那时常在一起玩的还有师弟陈胖、小齐以及花皮的另一个同学啷鸡。虫子毕业回来，也进了我们的朋友圈。

虫子爱玩，女朋友挺多，我每次回浏阳，他带出来的女孩都不重样，还都很漂亮。他有个外号叫“洗脚城杀手”，那几年，受长沙影响，浏阳的洗脚城如雨后春笋，开了一家又一家，虫子几乎在每个洗脚城里泡过脚，也捎带手和许多洗脚城里漂亮的洗脚妹谈过朋友。

二

虫子有一种复杂人格，有时候精明，有时候木讷，会计专业毕业，打小麻将胡牌放炮都要算半天。问他一件事，常常要想很久，才期期艾艾地说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花皮常笑他：“你怕是绊一跤，都要半天才晓得痛的。”

他的精明，通常都表现在交女朋友上。

“出去玩随时可以的啊，吃饭、看电影都行，问我要钱就没有。”虫子说。

“如果人家有急用呢？”我问。

他搔了搔头，认真地想了半天，没有回答。

后来某一次，我带朋友回浏阳社港（浏阳的一个镇）某名医处看骨科，拜托了虫子去挂号，驱车到医院，虫子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送朋友进了诊室，我们到院门口抽烟。

“哥，你看这个是真是假？”虫子掀起衣衫，露出腰间的皮带，带扣是一个金灿灿的字母，“我上网搜了，要是真的，很贵的。”

“我不知道啊。”我说。

他解下皮带，递过来，“你看看。”裤子有点儿松，提着。

“我没带放大镜诶。”我开玩笑说。

“女朋友送的。”他系上皮带，得意扬扬。

“珍妹？”我隐约记得上一个他带给我看的女孩的名字，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

那天，虫子陪着在医院忙了一个上午，临中午时，带我们去镇上吃了顿土菜，才告别。

过了一个多月，某天晚上，虫子打电话给我，聊到末了，他忽然说：“张哥，那条皮带是假的，掉漆。”

我在玩游戏，笑得一口茶水喷在屏幕上。一面手忙脚乱地擦，一面嘱咐他：“记得找她赔啊。”

再后来，虫子家里给他对了一门亲，他开始正儿八经地谈恋爱，并且迅速地奉子成婚。对于他的婚事，兄弟圈子里各有说法，花皮就半真半假地说过：“虫子掉进蜜罐里了，他岳老子可有钱啦。”

“不然会这么快结婚？他岳老子城里开着宾馆，乡下还有花炮厂呢。”啷鸡附和着，他们对虫子妻族的背景都有了解。

三

虫子家兄弟二人，最初都在自家的花炮厂做事，虫子做着类似于营销经理一类的职务，拿一份固定工资，按提成拿奖金。

那个花炮厂成立得早，有些规模，八个大股东，他的父亲占一份。

年节时，我长沙的朋友们想要些鞭炮烟花，打个电话给花皮，他和虫子、陈胖、啷鸡四人就办得妥妥的，多是虫子弄烟花，花皮和陈胖弄鞭炮，啷鸡开车，众人押运送过来。

每次来，长沙的朋友瓜分了烟花鞭炮，便热情地留客，找家餐馆开一席，热闹一番。

虫子本不喝酒，每年仅此一次，会喝醉。

开席前，长沙的朋友们拍着胸脯跟我说：“放心，你浏阳的兄弟们过来，我们晓得招呼（本地话，招待的意思）。”

酒桌上，浏阳兄弟们也表决心：“我们每人打一轮通关，不得（浏阳话，不会的意思）让你丢面子。”

于是两方人马杯盏往来，热闹得很。常常到了最后，清醒的只剩我一个。

虫子家还有个胶厂，花炮用胶，是烟花行业的上游产业，规模不大，一直是他的父亲在管着。

2010年，他父亲从花炮厂退了股，专做胶厂，股份变现的钱均分给了两个儿子，并勒令他们从厂里辞职，自谋职业。

“他有心脏病，两头顾吃不消。”虫子后来说，“再说这几年花炮行业不景气，厂里四年没分红了，叔伯都是大股东，关系紧张，索性退干净了。”

有近六年的行业管理经验，虫子投出几份简历，便轻易地在另一家花炮厂谋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职位。

只是，给人打工，终不如家族企业来得自在，从前随时可以溜号，如今却常常要加班。

兄弟们问他：“你岳父那么有钱，怎么不投点钱让你创业呢？”

“他抠，钱袋子捂得紧，宾馆招牌坏了都舍不得换，老叫我去修。”虫子显得懊恼，“我爸退股的钱倒是放在他那里了，两分的息，季结。”

“回去找老婆打一架，让她回娘家闹。”啷鸡开玩笑说。

“关她什么事？”虫子横了他一眼，“你烧坏了脑吧。”

四

五年前的一天，快过年了，花皮打电话给我，“虫子进医院了！摔伤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他岳老子催命，下雪天要他去修招牌，滑了一跤，从三楼掉下来了。”花皮说，“螺旋性骨折，右腿大腿骨断成三截，现在在社港，明天手术，快回来。”

第二天，我一大早赶去了，赶在了虫子进手术室的前头，六人间的大病房里，虫子躺在角落的病床上，老婆陪着，几个兄弟或站或坐围了一圈。

虫子精神挺好，看到我，咧着嘴笑，“无钱冇事（浏阳俚语，无缘无故的意思）绊一跤。”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心，“不晓得以后会不会瘸。”

虫子老婆出去打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没死就好，瘸就瘸吧。”

旁人都笑，虫子掀开被子给我看伤，一条腿肿得老大，青的。

“兄弟们疏通好了，某某（名医）亲自给你做手术，放心吧。”我安慰他。

虫子进了手术室，他的父亲才赶来。那是我头一次见他父亲，他穿着一件深色棉袄，内里是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顶，人瘦，衣服显得松松垮垮，提着一个大的黑色公文包。他和气地跟我们打招呼，小声地寒暄，礼数周全，眉眼间却尽是疲惫。

“搭车过来的？”花皮问他。

“是啊，没赶上，迟了一班（车）。”他讪笑着，有些不好意思。

“打个电话，我来接啊，叔叔不要客气啊。”花皮手一抡，依次指过兄弟们，“大家都接得的。”

大伙纷纷称是。

“虫子有你们这帮兄弟，蛮好咧。”虫子父亲笑着说，包里翻出一包“精白沙”，给大家发烟。三个月后，虫子能拄着双拐走路了，五个月后，双拐扔了，换成一根手杖。虫子把兄弟们约齐，在浏阳某高档酒店吃了一顿好的。

结账时，他掏出张信用卡，递给服务员，笑眯眯地跟我们说：“住院时岳老子给的，让结医药费的，一直没还，催着要了，吃了这顿，明天还他。”

“每人置条烟啦！”啷鸡叫道。

“你烧坏了脑吧。”虫子斥道。

五

受伤后，岳父出钱让虫子买台小车代步，预算不多，虫子选了辆红色的雪佛兰赛欧，配了不错的音响，带上税不到十万。

他买了车就招呼兄弟们：“来吃轮胎吧。”请大家庆祝。为了方便我回来，时间定在周六。

那天虫子带我们去了城东的一家农家乐，将店里的贵价菜点了个遍，大盆的粉皮羊肉，河鲜汤，泥鳅煮蛋，蒸丸子，还有一个店里的当家菜——“富贵当头”，端上来一看，是个去骨的卤猪头，卤好了放上椒蒜回锅再蒸一次，极入味。喝的红酒，兄弟们推杯换盏，不亦乐乎。

“果然是骚，选车都要选台红色的。”花皮笑他。

“音响好，砰砰叫。”啷鸡说。

虫子不接话，频频和大家碰杯，手到杯干。

“买了车是开心，不过喝酒还是悠着点儿。”另一位朋友光兴劝他。

“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个，”虫子满脸通红，笑着说，“我涨工资了，这个厂，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人打招呼，老板给我涨钱，是肯定我啊。”

“我晓得我爸让我出来，是想让我真正做事，总算还对得起他。”

“有本事。”众人都竖起大拇指。

虫子嘿嘿笑着，自顾喝了杯中酒，“都别笑我，一句话，以前是玩，现在是做，等我都摸清了套路，自己开厂。”

“我想让我爸退休呢，抠抠搜搜了一世，为我们兄弟俩。”虫子喝多了，舌头大了，“他是个老好人，见人矮三分，以前在花炮厂就受叔伯们欺负，如今胶厂也不好做，出去讨账，处处要赔小心。做崽女的没用啊。”

虫子自顾自地说着，“其实他现在就可以退休，我和我哥劝了，他不肯，总说自己还做得。”

“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搭公交车去厂里。”虫子叹道。

兄弟们早已噤了声，听他一个人说着。

那一晚，虫子喝得大醉，啷鸡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六

虫子发起狠来，像只努力化茧成蝶的虫子，还瘸着就抓着机会出差，到处去发展业务。当然，其中也受过不少骗：一位朋友，说要帮他拉业务，预支了几千元活动费，没了下文。他去某地接洽业务，中午邀老板吃个便饭，老板拉他去了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呼啦啦喊来十来个人，都是“公司员工”，那些人自来熟地点贵菜，叫好酒，个个海量，白酒喝了七八瓶，最后叫他买单。

虫子没信用卡，工资卡给了太太，若不是出差，身上现金不超过一千块。关键时刻他灵光一闪，去厕所藏了一千元在鞋底，买单时身上搜括尽了，大几千元不够买单，饭店不让走，虫子指着一帮“公司员工”，梗着脖子说：“把命给你们好不好？我只请你们老板，又没请你们，一餐饭吃光了我的利润，还要怎么样？”最后是公司老板假模地做和事佬，虫子才脱了身。回头喊了人再去找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饶是如此，虫子也谈了好几单大业务，业绩起来了，也积了些人脉，在公司里，渐渐算得上一号人物。

到2013年，虫子开始跃跃欲试，想要出来开厂，已经做通了岳父的工作，愿意出一笔钱给他创业。他打算买个厂子做，可以省下许多跑手续的环节。看了几家厂，出价都超出了预算，还得寻资金，谈合作。那一阵子，他忙得不可开交，几次回浏阳，打电话给他，不是在酒桌上，就是在茶座里，与金主或厂方磨。我劝他别太拼命，他总说：“难得有个机会自己做老板，水磨功夫细细做，总能做成。”

后来再回乡，也就不再打电话给他了，从兄弟们嘴里，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一些他的消息，知道他原本谈好了一家厂，岳父说好的资金临时变卦，拖了三个月，厂子卖给了别人，一切又要重新来过。

那一年入冬时，我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了好几天，正卧床休息，接到了啷鸡的电话：“虫子的父亲去世了，你回来吧。”

我晕晕乎乎开车回浏阳，下了高速，啷鸡在收费站外等着，我靠边停车，转到副驾驶，他上车接了方向盘，载我直奔虫子家。

虫子披着麻衣在门口迎客，看到我们的车来，远远地跪了（浏阳习俗，白事孝子见人行大礼）。

我们上前扶他，轻轻一托，不见起身，再稍用力，他蹒跚着站起，脸上带着歉意，“腿里还有四颗钉子，年底要取出来的。”

帮忙的都是兄弟们，放炮、迎客、引客，记账的是虫子本家，他的哥哥跟我们见了一面，虚应着跪了半膝，躲进了厢房。

“人情直接给虫子。”花皮悄悄交代我。

灵堂前磕头时，我抬头看了看虫子父亲的遗像，许是近来的证件照，瘦精精的脸庞，没有笑容，一脸倦怠。

“头一天晚上还在算账，第二天早上去胶厂，赶中巴，中巴开动了，他跟着追了几步，就跑不动了，旁边的邻居看到了，招呼他歇歇，等下一趟，他不作声，靠着墙站着，一会儿身子就松了，顺着墙往下溜。”在厢房里，虫子细碎地说着他爸出事时的情景，那是旁人说给他听的，他再复述给我听，“心梗，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我让他退休的，他不听。”虫子眼红红的。

虫子的工厂始终没有做起来。原本许诺出钱给他创业的岳父，在第二年秋天失了踪。同时不见的，还有虫子存在他那里吃息的钱。

原来，岳父将所有的钱借给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朋友给他开三分的息，高息诱人，他又在外借了不少钱，一并交给朋友，赚取利息差额。朋友的资金链断了，岳父无力偿付借款，只得跑路。

“其实他已经看出不对了，那阵子天天守着朋友，一起吃饭、洗脚、打牌，却抹不下面子要人还钱。”虫子后来说。

岳父临走时给了虫子一张借条，是某个船厂老板写给岳父的，一百多万。“你可以问他要账，他从我这借的现钱买船的。”岳父嘱咐他。

“我去找了，哪里是什么老板，就是一个流光难（形容人流氓、光棍、难缠，浏阳土话，长沙也这么说），开船厂欠了一屁股债。”后来某次聚会，虫子跟我们说起时，一脸无奈，“去时正遇上另一伙债主收账，三四个人打他，老板缩在地上，任他们打，厂里唯一一辆车都抵了债，打死了也没钱啦。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回来了。”

“莫想那么多，人总有走背字的时候。”我劝他。

“两口子好好过，日子长啦。”花皮说。

“这时候你就莫吵架，莫赶老婆回去啦。”啷鸡索性把话挑明了。

“说什么呢？你烧坏了脑吧。”虫子被他逗乐了，“我当然晓得，她心里也不好受。”

那次聚会散了，花皮开车送我回家。

“虫子在我这借了二十万，也放在他岳父那儿了。”路上，花皮闷闷地说。

“啊，有这事？”我一惊，“这时候，你可别问账啊。”

“我知道，他哪里有钱咯。”花皮苦笑着，“唯愿他没在别处借就好。”

七

虫子彻底断了开厂的念头，老老实实替人打工。虫子的老婆本在娘家宾馆做事，宾馆要抵债，她失了工作，赋闲在家，安心带崽。

一家人靠着虫子的收入过生活。从此，虫子再没有请过客。

“你本来请的客就不多。”某次聚会，啷鸡怼虫子。

“你好意思说别人？”花皮笑他。

虫子忽然爱上了面食，经常在家包饺子。

“想吃不？花钱买吧。自家兄弟，优惠价。”虫子说。

花皮还真跟他买过几回，“不好吃，瘦肉放多了，没汤汁，吃着干。”花皮私下说。

去年上半年，虫子家的二胎出生了，又是个男孩。彼时，他的大崽快八岁了，虫子大摆宴席，九年后，他终于又正儿八经地办了一回喜事。

虫子渐渐回归了朋友圈，在谈买厂和躲债的时日，我们有近一年的时间约不到他。

“有钱没钱，朋友还是朋友。”虫子说，又恨恨地摇头，“钱是狗卵。”

两年多过去了，花皮的账，一直没有催他。兄弟们也有了默契，出来聚，再不叫他买单。

今年回浏阳，某次他来接我去喝茶，仍是开着那辆赛欧，虫子惜物，开了几年的车，和新的一样，车里放着嗨歌，极大声，人坐进车里，心怦怦跳，我上手把音量拧小了。

“受不了？”虫子笑嘻嘻地问。

“这么大声，要不要来瓶酒啊。”我说。

“好啊老板，红酒还是洋酒？”虫子应声道。

“张哥，你有空，也写写我吧。”一会儿，虫子忽然说，“这三十几年，虽然磕磕碰碰，也想记录一下，可我不会写。”

“行啊，可你会不会像啷鸡，到现在不敢给他老婆看？”我问他。

“不会，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坦荡！”虫子正色道。

“算命的说我是懵懂运没走完，我总觉得曲曲折折的到不了岸，可日子总要过下去的。”虫子叹了口气，轻声说，“你帮我总结一下吧，好让我看看，这些年，我究竟有多懵懂。”

“好的啊。”我应道。

被误诊为精神病的孩子

已经立冬了，长沙城里连天雨，无风，寒雨洗净漫天雾霾，雨稍霁，霾又起。

这样的日子本不宜出门，但好友相邀，死约会，改不了。在又一个雾霾天，我打了辆车，出门去赴晚宴，半路接上了好友刘医生。

刘医生是我多年的挚友，他上医大时，我便认识了他。我常跟他讲，“我是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你如今事业有成，我很欣慰。”

他会怼回来，“我也是，当初你整天混，结交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我生怕你误入歧途，会去打流（学坏，社会上混）咧。”

我们就这样怼来怼去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我们开始相约去钓鱼，终于消停了些。

刘医生学的中医，主修男科，后师从中医大家，学业期满，疑难杂症也看得，在职期间又自修了医学心理学，取得了治疗师资质。

刘医生为人温润，朋友三俩聚会，能喝上一两杯，喝了酒，便极能侃。

那晚吃的柴火鱼，饭庄别致，每个桌子便是一口大锅，桌底青砖砌着，烧柴火，姜蒜辣拌油下锅炒底，倒入高汤，汤沸了，放入鱼头，盖上盖子。一个小沙漏放上桌，细沙漏完，开盖，鱼香扑面，倒入紫苏、香葱，捞而食之。

天渐凉，菜好人合适，酒下得快。众人聊开了，不外乎家长里短，聊着聊着，聊到了孩子。朋友熊总说：“我家孩子成绩不错，在班里是班干部，老师不在，班会都开得直个冲（长沙话，起劲儿的意思）。”另一好友老三听了黯然，“我现在就愁我崽，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无所谓，考试九十分也好，六十分也不错，不着急。”老三有些郁闷，“我今天跟他讲，你长大了还是这个样子，爸爸能给你找份工，但是会是体力活噢。”

我笑，“体力活还用你找，你知道现在泥瓦工一天多少钱？三百！”

一旁刘医生放了筷子，拍了拍老三，正色道：“我觉得你儿子现在心态很好，不要过分要求他，有时候，矫枉过正，起的是反效果。”

刘医生讲起了自己接触的一个病例。

一

现今社会，虽已大大地开化，但心理疾病，许多时候，仍是需要掩人耳目的事情。人们害怕家长里短，家人得病不敢声张，甚至不愿意大庭广众出入精神科，生怕不小心被熟人撞见，惹个家里有精神病人的名头。通常转折托熟人、托朋友，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摸摸把病看了，大约在这个人情社会里，仍是熟人靠得住一些。

刘医生第一次与那个“有病”的孩子面谈时，孩子说：“生活真没意思，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尼伯龙根（死人之国）。”

刘医生一愣，“那你要像女武神一样收集怨魂，准备迎接众神的黄昏吗？”

孩子也愣了，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他说的是《龙族》（小说），我说的是北欧神话。”刘医生自嘲说，“这就是代沟。”

男生上高二，成绩不错。某一天，忽然就不愿意上学了，早上，他背着书包出了门，中途踅回家，玩了一会儿游戏，吃了一碗泡面，扯起座机电话，把家里的鱼缸砸了，然后离家出走，带走了自己存的几千元压岁钱。

家里托了不少人，定位他的电话与QQ。最终消息显示，人在株洲。

家长在一家网吧找到的孩子，并没有玩游戏，在看电影。

网吧老板用别人的身份证给他办的上网，面对气势汹汹找上门来的家长，梗着脖子辩了两句就败下阵来。“他没玩游戏，这两天就是看一些稀奇古怪的电影，不是色情片，我这里也没有。”老板讪讪说，“要不然就是看小说。”

回家后，一贯孱弱的孩子显露出了他狂躁的一面，平时唯唯诺诺的他与家人高声对骂，无论父母都毫不示弱，父亲的体罚原本百试不爽，如今他与父亲对打。再后来，发展到受到强迫就自抽耳光，或用头撞墙，以死相抗，两次撞到晕厥，家人打120叫的救护车。

几番对阵下来，孩子父母怯了。以后许多时间里，男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常常通宵不眠，看书，发呆，毫无缘由地捶墙，狂叫。

起初，他的母亲想让他继续上学，他一口回绝，并再次以离家为要挟。“上学有什么意义，以后成为你还是我爸？”男生冷笑地问，“我的人生都没有意义，还上什么学？”

男生的父亲找到刘医生时，孩子已经在家一年多了，夫妻二人轮流请假在家看守，其间四处求医。两家医院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长期服药后，情绪时好时坏，出现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

孩子的父亲，一个略微谢顶的中年男表情万般无奈，“他的学习耽误得太久了，不然也不来麻烦您。”

刘医生详细地询问了男生的情况，表示要见一见这个孩子。

“不能先开点儿药吗？”男家长显得不大情愿。

“对症才能下药。”刘医生笑说，“再说，有些药是有成瘾性的，尽量不吃为好。”

“他爱看电影，在网吧看的那一部是什么片子？”刘医生问。

“我不知道，日本的，好像是松隆子，在上课。”男家长愣了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年轻时看过她的电影，《四月物语》。”

刘医生建议先停药，一周后带孩子当面看看。

二

一个夏夜，男家长将孩子领到了刘医生在学院的办公室。那是一个个子高挑的男孩，瘦削苍白，太久没出门，头发已经长得齐肩了。孩子的眼神像小鹿一般惊惶戒备，刘医生将家长请出办公室，才开始与孩子的对话。

“听说你家断网了，我拷了一些电影给你。”刘医生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移动硬盘，“你上次有一部电影没看完，我也拷在里边了。”

孩子表情愣怔地看着他，将信将疑。他接过硬盘，紧紧地攥在手里，轻声地问：“你知道是什么片子？”

“《告白》（日本电影，松隆子主演，讲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对吗？”刘医生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和电影里的那些学生有些相像？”

孩子有些吃惊，他避开了刘医生的提问，说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句话。

两个人的交谈一开始是艰涩的，显得磕磕碰碰，庆幸的是孩子还愿意交谈，多日的封闭并没有湮没他倾诉的欲望，刘医生只需稍作引导。

渐渐聊开了，孩子聊到自己看过的“杂书”与“不好的电影”（被父母定义的），他说起父母对自己寄予的无限期望，“就像卡塞尔学院的人看路明非（小说《龙族》中的人物）一样，明明像个没有存在感的废材，却给他定个S级（屠龙者混血种最高级），然后期待奇迹，当然奇迹也出现了，可那不现实，对不对？”

孩子低着头，语速极快地说着，“我反而觉得自己像楚子航（小说《龙族》中的人物），靠爆血提升到A级，就为了不辜负别人。”

孩子用他的天真稚嫩的思考来反思人生，他告诉刘医生，他的家是一个母权社会，母亲的话就是天，父亲都要仰其鼻息，一言不合就会恶语相向。父母二人对自己同样严厉，繁重的课业本就让人疲于应付，后来连交朋友都要管，这个原本乖巧的小孩渐渐地到了心里有话却无人可说的地步。

“我和谁要好，他们会问我那个同学成绩怎么样，家里是干什么的。”孩子艰涩地讪笑，“社会上的不平等，在家里也是一样。”

到了最后，孩子满心躁郁，心里像有一团火，情绪就是不断扔进火里的爆竹，时不时要炸一下。他开始用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我是病了，可是吃了那么多药，还不见好，叔叔你给我治治吧。”孩子说。

“他太压抑了。”刘医生说，“就像鱼缸里的金鱼，只能在那一小块地方游，它看得见外面，可就是出不去。”

那一天的交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刘医生告诉孩子，自己是中医，会开出处方，请药房研磨成药丸，要孩子按时吃，定期复诊。

最后，他貌似不经意地对孩子说:“其实你长得蛮帅的，没有同学说过吗？”

孩子第一次笑了，笑得很羞涩，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就是太弱了，不强壮，男人要阳刚一点。”刘医生拍了拍他的肩，“交给我了，我让你爸给你办健身卡，多搞搞锻炼，心情都会好一些。”

孩子点了点头。

三

刘医生果真给孩子配了药，研磨成药丸给孩子吃。“吃我的药，就不要再吃别的。”刘医生郑重地嘱咐男家长。

“按家长描述，如果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是错的，就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双相情感障碍，那是大脑器质性病变，需要终生服药维持的。跟孩子聊过之后，我真的怀疑他从前的就诊，是不是父母去口述病情，然后请医生开药的。这就是叛逆期嘛！人格障碍、双相障碍与青春期叛逆都有相似之处，需要仔细甄别，所以我要溯源，寻找诱因，双向障碍是无因的，人格障碍与青春期有诱因，他这里明显的诱因就是家庭关系。”

刘医生说:“通过交流，我判断是青春期叛逆，前期存在误诊。所以，我给他开的那些药只针对两个方面，疏肝健脾，理气化滞。中医讲究五脏通调，给他调理一下。另外，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就像我让他锻炼身体一样，锻炼可以调节紧张情绪，增进身心健康，他这个问题的源头在家庭，要先做家长的工作。”

与孩子交流后的第二天，刘医生找来孩子的父亲，对家庭情况做进一步了解，并细问了夫妻关系。也许是头一晚孩子情绪起了变化，让男家长对刘医生信心大增，他倒也光棍儿，将心里的苦水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从他的言谈中得知，男人来自农村，妻子是长沙本地人，两人结合，妻子就有些屈就的意思，自认为有先天优势，下嫁了农村伢子。本就性格泼辣，丈夫一再隐忍，就变得张狂了，在家里说一不二，对丈夫呼来喝去。“你不知道，她恶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中年男叹着气，“嫌我好像嫌狗屎一样。”后来，妻子的这种做派也用在了儿子身上。

“我听说，你对崽也蛮恶啊。”刘医生笑笑说，“你说你老婆一个人对你恶，你都受不了，你们俩都对崽恶，他一个小孩又怎么受得了？”

男人呆了，讷讷不言。

“我觉得你的孩子没病，”刘医生说，“就是叛逆期，你们的家庭氛围太压抑了。”

“我就说是这样，我就说是这样，他没病！”男人噌地立起，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掏出烟来，颤抖着想点火，又坐回刘医生跟前，“您是第一个说我崽没病的医生。”

“你们说得蛮吓人，是个医生都会往精神病上想，我只是没有先入为主。”刘医生说，“你要配合我，起因在家庭，就要源头治理。”

男人眼眶一下红了，“若不是孩子发病，我已经向单位申请外调了，我堂客……”他叹着气，“唉，惹不起我躲得起。”

第二天，刘医生约见了孩子的父母。女家长干练泼辣，进门后直入主题，一再说孩子优秀，“我是管得严，只他爸惯他。”女人鼻子里哼一声，整个谈话过程，她的脸都略仰着，目光越过鼻尖看向刘医生，反倒像是孩子给你刘医生看，是给了你面子。

“请您好好看看。”女人说。

“你哪里看得出我没好好看？”刘医生也仰着头，冷冷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女人有些气闷，不好意思地说，“我看得出我崽信你，请你多做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找政治老师，找我干吗？”刘医生又说。

女人噤了声。

刘医生这才开始讲孩子的病情，简单几句过后，“初步诊断模糊，不排除多种病因，还要观察。”

然后，他开始大谈双相障碍与抑郁症，并准备了一些极端案例，给二人讲解。说到一半，女家长就彻底怯了，眼泪直流，差点儿没有下跪，一再哀求医生救救孩子。

医生啧着嘴表示为难，有了前一天的充分沟通，男主人心里已经有底，在一旁闷不作声，一个劲儿地憋气，哭笑不得。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有些人讲道理没用，要摆事实，这种横惯了的人，一上来就跟她讲道理，她会跟我结筋（纠缠，蛮不讲理）。”刘医生说，“给她个下马威，后面的工作就好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刘医生开始讲道理，长篇大论地讲家庭环境和学习压力对孩子的影响，讲到心理压抑易诱发的一系列疾病，“他现在是身心发育期，身体和心理都在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

女人点头如捣蒜。

最后，刘医生与家长约法三章：一，家长脾气要改，相互礼貌，遇事商量，能相敬如宾最好，对孩子也是这样，让他感受到尊重；二，家长要陪伴孩子，陪伴也是一种治疗，多陪他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让他不孤独；三，保持锻炼，暂不考虑复学。

夫妻俩频频点头，唯唯应允。女人忽然抬手一指丈夫，“你！”又觉得不对，讪讪地将手垂下，轻声说，“找支笔记着吧。”

刘医生在一旁呵呵地笑，“没那么容易的，你们共勉吧。”

四

孩子每周来复诊，那段时间，为了方便与孩子的沟通，刘医生买了大量的青春类书籍来看。

“《龙族》《幻城》《小时代》《哑舍》《沙海》《夏至未至》……”刘医生啧着嘴，“看得我都想吐了。但是，有些是写得不错的，（一些作品）庞大的世界观架构，真的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第二次复诊，孩子进门时一脸诡异，他悄悄说:“我妈居然给我爸夹菜，鬼来了。”

刘医生的复诊就是聊天，在与孩子聊天的过程中，掌握他的精神状态。

孩子经常请教他一些问题，“叔叔您说，人一出生，是先有恶，还是先有善？”

“我看到花开，我不看花也会开，但是在我这里，就有看到花开或者没看到花开的两个世界，那会不会有两个我呢？”

“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也湮没了，没有轮回，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去一个地方，明明没有去过，却好像去过一样？又譬如我做一件事，忽然会觉得这个场景我很熟悉呢？”

“我只是个医生，很多事情我不懂的，随便解释是误导你。你问的很多问题在哲学范畴啊。”刘医生无可奈何地说，“找点儿哲学类的书来看吧。”

“我有看呢。”孩子小声说。

第三周，孩子剪了头发，人显得精神，和刘医生聊了半天新看的小说，还有父母带他去看的电影。

第四周，孩子兴奋地说，能在跑步机上跑上半个小时了。

不久后，一家人外出旅游了，那是这一家四年来的第一次。

……

孩子心理与体格的变化，让父母欣喜若狂。一天晚上，刘医生收到孩子母亲的一条短信。在信里，她称呼他为他们家的“恩人”，“如果说之前我一再强调孩子没病，是一种自我安慰，现在我要感谢的，是您对我一家人的治疗。特别是对我，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家里，我是一个多么难以相处的人”。

“想不到人到中年，我才开始学会与家人相处，谢谢您。”女人在短信的末尾如是说。

后来，经由男主人，刘医生了解到，在孩子明显好转之后，夫妇二人有了一次深夜恳谈，在那次谈话里，二人畅吐了多年积郁。女人初时仍纠结自己当初下嫁时的委屈，“跟你结婚，我顶了多大压力，我们的婚宴，我是跪着求我妈，她才肯去的。结果屋前晒谷坪里办的宴，下雨都来不及搭棚，把我妈淋得透湿，走时说，‘苹妹子（女人小名），我当你死了。’”女人说，“一想起当初受的委屈，就觉得自己怎么讲霸道，都不过分。”

“这么多年，我这么努力，就是要证明你当初没错，我没有辜负你。”男人说，“在你家我是做崽一样地孝敬，如今你父母都跟我亲，怎么你反倒放不下了呢？”

女人没有作声。

那之后的一次复诊，孩子夸张地冲着刘医生爆料，“叔叔，我妈做鱼给我吃，她会做饭！还吃得咧。”孩子兴奋地涨红了脸，“她是我妈吗？我是不是进了另一个维度啊，我要疯了啊！”

“蛮巧噢（很稀罕），我洗的碗。”送他来的男家长绽着一脸的笑，冲刘医生眨着眼。

孩子的状况一天好似一天，作息恢复正常，体格逐渐变得健壮。

半年后，刘医生终于能准确说出四大龙王（小说《龙族》中的龙类）的名字，能与孩子争辩路明非与路明泽是不是双生龙王的关系了。某次复诊，他兴致勃勃地说着自己对“肯德基先生”（《龙族》中的神秘人物）的猜测，孩子却不作声了，他静静地看着刘医生口沫横飞，医生停下来，孩子轻声问:“叔叔，人类的起源是什么？”

刘医生愣了，想了想，回答说:“创世论与进化论都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比较偏向进化论。”

“你真的对哲学很感兴趣啊！”刘医生说。

“是的，你要我看书，我看了一些。”孩子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微微笑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要在大学里系统地学习比较好的，我觉得，现在只有哲学系的教授能在这些问题上跟你对话，”刘医生看着孩子，试探地问，“要不，你复学，我们考个大学学哲学？”

“好啊。”孩子轻声说。

五

“今年暑假，他爸爸带着孩子找我开复学医学健康证明。秋天，他复学了。”刘医生说。

“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好的，但这种期望有时候会变得贪婪，像永无止境一般，你不优秀，他们希望你优秀，你优秀，他们希望你更优秀，恨不得你的人生就是一路彩虹。哪里可能啊。”刘医生咂着嘴，“哪个人都不能被一味施压，疏导很重要，这个世上亿万的人，承压能力各有不同，有人的心是一个杯子，有人是一座堤。更何况心智正在成长的孩子，他们比成年人更脆弱，大人还有得精神病的呢！我总觉得，对于孩子，你不能强迫他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人，而是要引导他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在这一点上，我还是相信人心向善，每个人最初对自己的希冀都是美好的。”

“前一阵我接诊了另一个病例，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忽然从大腿到脚底，全是皮下出血点，检查后确诊是过敏性紫癜。她父亲和我是熟人，闲聊时了解到，孩子原本在县城上初中，成绩挺好，父母望女成凤，非找关系弄到长沙来上学，结果跟班不上，从抗拒学习到抗拒人群，然后忽然发病。开了药回去治，已经好了。孩子却出现了幻觉，觉得自己的脚有恶臭，总是说:‘太臭了，会影响同学的。’从此拒绝去上学，家人强迫就大哭大闹，歇斯底里。

“其实根本没有臭味，是她惧怕返校的潜意识作怪。她很相信我，打电话给我说：‘叔叔，真的很奇怪，有人的时候我的脚就臭，没人的时候就不臭。’我告诉她，我有一副药，外用的，专治脚臭，一周包好，但药引太难找，要你爸多费心，看找得到不，孩子听了很开心。”

“其实是让她爸配合我演一出戏，我说的那味药是明矾，她爸要演得千难万难才找到一样。”刘医生无奈地说，“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只有对这种单纯的小孩子才有用。药疗泡脚泡了一周，孩子好了。我让她爸赶紧带她回县里，起初不来长沙，就没有这么多怪事。”

“这种病例数不胜数，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家里管得严，孩子也发奋，长年全班第一名，”酒气上头，刘医生耷拉着脸，“有一期考得差了些，从第一降到第九，家人说了两句，就想不开，跳楼了。”

话题有些沉重，众人都噤了声。刘医生连连抱歉，自罚一杯，喝完后眉毛一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养生秘方，一定长寿，这个秘方不是兄弟我不说的。”

众人竖起耳朵。

“八个字，”刘医生微微一笑，“保持呼吸，不要断气。”

尾声

写完本文，我E-mail给刘医生看，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信首对文章给予了首肯，着重谈到了教育的压力与家庭培育的“爱的压力”。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他的文辞依然洒脱、性情，他说：“现在孩子的教育太不容易，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都会面临对孩子教育的挫折与失败，在一胎独生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但在孩子到了青春期出现叛逆时，往往束手无策。

“我看的这个孩子不是个案，现今确实比较普遍，在门诊时，我经常接触一些中学生，或者大人霸道，孩子讷言；或者父母在孩子面前根本开不了口，开口便被顶撞回去。多数时候，爱的缺失导致的疾病，只有爱才能治愈。这个孩子给我的体会，不要轻易给孩子戴精神病的帽子，有的时候，真的只是叛逆而已。”

在信的最末，刘医生说道：“我自己也常常反思，为什么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孩子。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是被教育体制与因此伴生的无比疯狂的家长们给逼得没有人伦、完全扭曲的教育，有些孩子除了繁重的课业外，还报了七八个培训班。他们在全负荷、没有丁点儿享受快乐的时间中成长，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扭曲成为常态。”

其实只要想想当初，孩子在母亲腹中时，或者呱呱坠地时，父母反复祈愿的是，“只要孩子一生健康快乐就好”。可是为什么，到了后来，我们会忘了这个初心呢？

武痴与局外人

一

后来很长的时间里，黄家全无数次回想起幼年时看到干爷爷（家全的父亲认的干亲）舞棍时的情景。堂屋正中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一个圆簸箕，干爷爷人站在簸箕里，一根齐眉棍舞起来，满室都是凌厉的破风声。足下交错变幻，簸箕随着步伐转起来，磨着八仙桌沙沙地响，桌上的人跳转腾挪，劈挑撩扫，稳如泰山。

那一年，黄家全五岁，干爷爷五十七。

“那时候只觉得好看，后来自己也练了，才知道这是真功夫。”黄家全说，“现在有这一手的人，只怕不多了吧。”

在黄家全的记忆里，那是干爷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耍棍给他看。那一天，干爷爷紧闭了大门，将厚重的八仙桌移到了堂屋正中，放上簸箕，侧厢床下拽出根齐眉棍，走到桌边，一搭手，无声无息上了桌，在黄家全惊诧的目光中，舞完了一套棍法。跳下桌来，不喘不汗，轻轻摸着家全的头，“想学吗？”

黄家全想都不想，兴奋地点了点头。

“先练桩吧。”干爷爷说。

转天，黄家全在干爷爷家的晒谷坪里开始站马步，干爷爷折了根竹条做惩戒，腰不直，臀下坠，腿摇身晃时，狠抽一记。

“腰不直，身无力。”

“屙屎桩，练一世。”

干爷爷训起人来，浑不似个面慈心善的老人。

黄家全生受着，总想着有一天也能跳上八仙桌，一条齐眉棍舞得虎虎生风，簸箕在脚下神奇地打转。

二

在干爷爷手里，黄家全学了一套拳——黄龙抢宝。练习日久，倒也打得有模有样。

干爷爷有两个儿子，都在壮年，未分家，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农活儿，散工回来，还被干爷爷监督练拳。大叔学了干爷爷五六分，拳棍都有功底。二叔懒，每日只肯做两百个俯卧撑，还要干爷爷拿棍子驱赶着。二叔做俯卧撑，只用两根大拇指，多年下来，拇指扁平，看上去就比常人宽薄。

“我二叔说，只练两根手指，跟人过手，搭上去就行了，”黄家全说，“我看过，茶杯粗的竹子，他握上去，轻轻一按，拇指就插到竹子里去了。”

干爷爷再低调，有武功的名声还是传遍四乡，常有上门来讨教的，干爷爷奉茶、留饭，好言相劝，能劝走的，都劝走了，非要比个高下的，干爷爷不让儿子出面，亲自出马。

“少班子没轻重，打伤了人不好。”干爷爷私下说。

黄家全看过两次干爷爷的比试。

第一次是一个憨厚汉子，二人在堂屋里搭的手。汉子近身冲拳，干爷爷似乎早预料到了，在汉子出拳的同时，错步侧身闪到汉子身后，反手搭上了汉子的颈。汉子便老老实实认输了。

第二次是一个蛮汉子，眼睛望着天，不可一世，干爷爷劝，他倒起了高腔，在堂屋里摔桌打椅。干爷爷笑嘻嘻地请他在晒谷坪过手，“摔你三次，就请回。”干爷爷对蛮汉子说，“第一次往前倒，第二次往后倒，第三次翻跟头。”

蛮汉子不信邪，二话不说便开打，一出手，便被干爷爷黏上，摔过两次后，不肯打了，一拱手，转身就走。

干爷爷后来很后悔，“我不该说气话的，没给他留面子。”他自责了很久。

三

像他两个叔叔一样，黄家全没有得到干爷爷的真传，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干爷爷诡异地中了风，半年后便去世了。

一个精壮老人的突然瘫痪，乡间难免许多传闻，传得最真最广的，是中了“点打”。这是湘中民间的一种巫术，略微类似于点穴，却似乎比后者要邪恶得多，它只针对特定人，就像传染病，细微的接触都有可能中招，防不胜防。

而最大的嫌疑，是村上的另一位武师。

干爷爷病倒时，两个叔叔听到了风声，嚷嚷要报仇，被病榻上的干爷爷劝住了，“没凭没据，怎么去找人的麻烦，”干爷爷叹着气，“就是让你们去，你们也搞不赢。仇是报不完的。”

骤逢大变，或许是心灰意冷，又或许是看透了生死，干爷爷在嘱咐两个儿子分家后，交代他们，武无须再练，原本用来强身、防身的东西，带上了许多义气，会起祸端，“他赢了你，你不舒服；你赢了他，他不舒服，心里结了怨，日子就过不安稳。”干爷爷说。

干爷爷去了，黄家全的武术却刚刚开始练出了兴头，桩稳得三四个同学搬不动，家里的柴房吊了个五十斤的沙袋，沙子木屑各一半，每日回家就练，小拳头打在沙袋上砰砰作响，渐渐地，力道到了，沙袋荡起来。

拳仍是那一套，每天在家里的小院里打几个来回，一板一眼，有模有样。

乡间的武师偶尔串门，会指点他几招，一听他的师承，都不愿意教了，“他（干爷爷）的东西正宗，我们比不得。”武师们连连摆手。“老人家走前，就没留点真东西给你？”有的武师问。

黄家全总是很认真地摇头，在别人，却多半是不信的。

“你要找人靠靠手，练练抗击打，死练套路没用的。”一位武师说，“真打起来，自己也痛，你抗得住，胜算就大。”

黄家全听进去了，院里有棵桂花树，建房时种下的，已经碗口粗了，他就跟树怼上了，每日与树对练，练得手足青肿。

经冬复春又到秋，一套拳练得滚瓜烂熟，人也练得皮糙肉厚，院中的桂花树许是在长久的对练中打通了经脉，八月满树黄花，一年开得比一年旺，一院的幽香。

四

黄家全上初中时，某一日，他的堂舅来家做客，堂舅是第一批去深圳打工的青年，会武，武学家传，他的父亲是本乡有名的鹰爪拳师。黄家全缠上了堂舅，凳子没坐热，便嚷着要堂舅显武功。

“好好念书吧，”堂舅微笑着劝道，“练武辛苦，练成了也没有什么用，耽误了功课，以后还是卖苦力赚钱。”

堂舅抽着烟，一头蓬松的乱发，人略瘦削，笔直的腰板倒是显出了几分功架。

抵不住哀求，堂舅随家全到了柴房，望着梁上吊的沙袋，对家全说：“你打两下我看看。”

如今的黄家全已经着力了，两拳打得沙袋荡起，返身看堂舅，堂舅笑吟吟的，不置一词。

堂舅扔了烟头，上前来，并指成剑，随意地往前一伸，“噗”的一声，沙袋被捅得对穿，堂舅手抽出，黄沙木屑沙沙而下。

家全看呆了。

堂舅笑了笑，“明天给你换个，我在家是打柏油袋子。”

“练这个做什么呢？年轻人晓得发力不晓得收力，出手就伤人，要坐牢的。”临走时，堂舅叹道。

走之前，堂舅还是教了黄家全一套拳，叫“猛虎下山”。堂舅打了两趟，让家全练了一趟，纠正了几个动作。

“不要小看套路，每一招都有对应的来路，没人和你对练，你就自己想象，别人怎么打你，你用哪招应付，别死练。”堂舅说，“熟能生巧，打拳，心要跟得上。以后别人一拳上来，你能自然而然地接住，就是练到了。”

“常有人说‘有打怕乱打，猴拳怕窑砖’，都是练死拳的人败坏的名声。你不要这样。”堂舅最后说。

五

几年过去了，桂花树尚未被黄家全打死，他已经随父亲搬到了镇上。在或目睹或听说的那些武术奇闻中，他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武学的精妙，老辈子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东西，像一盏灯，一股气，一缕心香。他急于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界，却不得其门而入。

彼时尚没有网络，良莠不齐的书籍不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有人给他推荐武侠小说，看过几本之后，他有些生气，“不就是写谈爱的吗？你喜欢我，我喜欢他的，怎么打的都交代不清。”

相对于武侠小说，他比较喜欢看武人传记，虽然这类书并不多，流传也不广。每每他打探到一个书名，总要千方百计弄来。虽然未必叫他喜欢，内容亦是真伪难辨。

他热衷于各种实验，小心地尝试。有一段时间，他对轻功着迷，在腿上绑上沙袋跑步、跳跃，并且不断增加重量；或者饿一天肚子，穿上父亲的军大袄，飞身上墙，看能走几步。在摔惨了之后，他不得不相信物理老师说的，“地心引力人是无法摆脱的。”

渐渐地，镇街上都知道，镇政府黄干部家，有个好武的儿子。随着父亲职位的不断提升，乡间以武献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汉，拄着拐，寻到他家，直道有一套祖传棍法可以教他。又说自己是黄姓同宗的远亲，论辈分，家全还要叫他一声太爷爷。家全兀自犯嘀咕，早憋着劲儿的黄母已按捺不住，插嘴与老汉叙班辈，叙下来，老汉反倒要叫家全叔公，老汉呼地起身，扭头就走。

又一日家全放学回家，在机关院里被一中年妇人叫住，妇人精瘦，一双鼠眼瞟来瞟去。她故作神秘地悄声告诉家全有一套功夫可以教他，前提是请家全父亲出面解决自家的菜土纠纷。

妇人拉他在院里的石凳上坐下，大谈自己所掌握的神秘武功的好处。事隔多年以后，黄家全仍隐约记得妇人说到“蝙蝠、蜈蚣、方位、时辰”等关键词，而在当时，年幼的他却是越听越心惊，他到底明白了妇人所述的这种武功就是当初令干爷爷丧命的点打，再看妇人，怎么看，都仿佛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阴邪气。他倏地立起身，推说自己有作业忘在学校了，飞跑出去。直到天黑了，才转回。

“我怕她跟我去认门，这种人想害你，你连风都摸不到。”多年后，黄家全谈起此事时说。

当黄家全站马步能站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的桩稳了。

六

有一段时间，黄家全的武术生涯陷入了想练无人教的田地，自己有了底子，想再进一步，找不到合适的师父。父亲本就不太赞成他习武，只是隐忍与有限地放任，并不帮他众访名师。对于家中的长辈来说，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光明正大地谋一个出身，才是正经，习武在眼下这个社会，是一个鸡肋般的存在。

家全曾想求助堂舅，堂舅却已经准备行囊要再次南下打工，对他的请求一口回绝，“真的没有必要，我家的功夫不适合你，你是要拿笔的。”堂舅诚恳地说，除此之外，他给自己的外甥详述了练本派鹰爪的秘诀以示坦荡。

在他叙述的那门功夫里，除了高强度的训练以外，还要每天用秘制的药水泡手，确实不适合还在成长期的孩子，“头几个月，筷子都拿不稳，我自己练一半就放弃了。”堂舅最后说。

初中毕业前的一个中午，黄家全跑到机关食堂，对在大灶里搅勺的厨师刘伯说：“教我武功吧，刘伯伯，我拜你啷家（敬称）为师。”

那是缘于镇街上的一次群架，二十几名小年轻因琐事斗殴，路过的黄家全亲眼看到刘伯冲入人群，几拨几弄，便把一场恶斗弄熄了。

刘伯以战止战，用的方法直接有效，不过是挤进人群，双臂一合一张，胶着的人群纷纷倒退，受力不住的小年轻们踉跄着被推出老远，站不住的翻身扑倒在地。

“二十多个人，一边也有十来个，刘伯手一拨，能拨退五六个，真功夫哪。”多年后，黄家全回忆当初看到的那一幕，仍是啧啧称奇，“就像大象和一群豺狗拔河，怎么玩，还不是由他喜欢。”

不久，家全知道了刘伯为什么要出手，打群架的人里，有他的侄子。

刘伯拒绝了家全拜师的请求，却并没有拒绝教他，按他的说法，自己不过是“一招师”，老班子传下来的功夫，学了一招，练了半世，练得膂力惊人，仅此而已。

刘伯告诉他，要练他的功夫，很简单，每日拼力振臂一千下，早晚各五百。练法简单，屏气并掌及胸口处再大力地甩出去，如此往复，练一二十年，会有小成。“就是练点气劲儿，”刘伯说，“我这是童子功，家境差，半世没对亲，练惯了，只当解闷。你们少班子（年轻人）火气旺，哪里熬得住哟！”

彼时黄家全对班上的一个女生有好感，私底下书信往来、互通款曲，正是春情初萌时分。他隐隐约约明白了刘伯的意思，不由喟叹武功里的诸多法门如此残酷，总教人放弃难以割舍的东西。

好在除了一招师，刘伯又教了家全一些步法，那是他在那次让黄家全深受震撼的斗殴中，在人群里游刃有余的另一个法宝。在刘伯琐碎的讲演里，反复灌输的，是步法重于气劲，所谓进退有据、拳打脚跟，打拳是一项全身的运动，意发、身动、招至。黄家全琢磨了许久，想起了一个词：协调。

七

直到上了高中，黄家全所学仍是两套半，即使苦练不辍，怎奈前路茫茫。曾几何时，黄家全有一种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的感觉。越是学不到，黄家全越是想学，他对所有民间的、有传承的、他有幸见识了威力的功夫，都有一种蝗虫似的野心。他开始像一个鉴赏家，以自己的认知对在家中闭路电视上偶尔播送的武侠剧或者镇上录像厅里常常放的武侠片品头论足，辨识那些花哨好看的功夫的杀伤力。

“力从地起，跳起来踢没用的。”

“旋腿只对蠢汉，谁会站着让你踢噢。”

“擒拿还是有用，但要快。”

“哪有这样的噢，打来打去半天，真打靠快，打一会儿就累死了。”

上高中时，因为学校在离家较远的另一个镇上，黄家全开始了自己的寄宿生活。对武术惯性的执着，让他坚持了每天近乎自虐的作息。早五点准时起床，跑步，练拳，两手套路各练两遍，又依刘伯的功法练掌，次数虽做了缩减，功架却不折不扣。练完这些，再做对练，依然是没有人陪，好在校园里很多树，他可以随便找一棵做敌人。

待到练完回来，恰是同学们的起床时间，他抹身换衣，与同学们一起洗漱早餐。

高中学业不足半年，全年级都知道了高一有个武痴。偏因初来，又与热恋女友分离，黄家全并不显活泼，同学中不少少女怀春，有一些开始钟情这个不苟言笑、整日里独来独往的少年。

懵懂间，家全倒惹了众怒，高三的某一位体育生大哥便生了想要教训他的念头。某日晚自习拦在教室门口，待他出门，一把揪住衣领，哪知家全如同演练过百千遍，沉肘耷肩就卸了力，一推将体育生推出老远。体育生恼羞成怒，抡着拳铆着劲儿一拳打来，家全轻巧转身让开，一掌劈在体育生肩上。

按家全的说法，他是收了劲儿了，手上力气顶多用了三分，掌法是刘伯教的，极具猛劲儿，收势未了，体育生已经躺倒在地，涕泪横流。抬到镇上医院照片，骨裂。

体育生自知理亏，倒没有过多招惹。也没有惊动校方，家全赔付医药费了事。

家全一战成名。渐渐地，有一些同学开始跟随他习武，他来者不拒，悉相授受，但罕有能坚持下来的人。

八

黄家全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那是家里允许练武的附加条件，在他的父亲看来，儿子允文允武倒也不是坏事，但文是重点，会武术不过是锦上添花。

这期间，本城的习武之风逐渐盛行，各种武馆渐次建立，家全曾遍访武馆，失望而归。多数武馆重表演，不重技击，功架漂亮，真正过招，也是抡王八拳、打抱架。

有一家武馆新奇，据说师父是少林俗家弟子，带的徒弟想要出师要打十八铜人。怎么打？一间空屋子里，第一场一对一，赢了一对二，再赢一对三，一直打到一对十八。“学一世都出不得师噻。”黄家全说。

九

我与家全自小结识。

初识他，才七八岁的年纪，就见他从一人高的坎上，一跃而下。让我钦羡不已。

我自小身体不好，父亲想办法给我请了个师父，教我武术，无奈我生性懒惰，好静不好动，习武不过是父母强迫之下的做做样子，多少是拈轻怕重。站马步从来没超过两分钟，桩架虚得厉害，除了有些爆发力，几乎一无是处。从小到大，我与家全比试过两回，都不是他一招之敌。

“基本功要练啊，”家全多次苦口婆心地劝我，“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强身，强身就好，打人做什么？”我给自己打圆场。

每年寒暑假回乡，我必去找家全玩，家全也必想办法陪我。寒假尚好，暑期正逢“双抢”，家全要下地干农活，请不动假，拿镰刀悄悄割破手指，换得几日空闲。

和家全玩是一件很省心的事，他打小有主见，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和一股子勇往直前的劲头，而我随遇而安。也因此，我见证了家全的初恋。

初中结束时，家全和心仪女生考上了不同的中学，那个暑假，我陪家全骑了一个小时的单车，去女孩的家，女孩母亲留饭，一桌好菜，撑饱了肚子。

女孩家在一座水库边上，土砖屋，门前一棵香樟树。吃过饭，我们将靠椅搬到坪里，女孩端出茶来，家全指着远处的水库没话找话，“水库里能钓鱼吗？”

“能啊，好多鱼呢。”女孩轻声答着，眉眼温顺，清秀的脸上泛着红晕。风从水上吹来，吹着吹着，人就乏了。

十

高中时，学业骤然紧张了，我的身体仍旧时好时坏。

某日，父亲找我长谈了一次，长篇大论归结成一句话：学业不重要，身体最重要，那是平安过一生的本钱。他要让我正经拜师，找个好师父。

于是，不久后的一天，父亲在城里酒楼摆宴，我正经拜师，拜在小城一位大名鼎鼎的名师门下。在学业之余，开始更加严苛的练习。

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又一次陪家全去了他的女友家。

那是暑期的某天上午，家全来到我家，让我陪他出去一趟。

他告诉我，女孩给他来信了，一封长信泪渍斑斑，信末，女孩哀怨地问家全，他还要不要跟她好。

或许经历了近几年的聚少离多，女孩对家全渐渐怨怼多于相信，家全此时却真真如一个莽汉，不知如何处置。

“你准备怎么做？”我问他。

“我们去她家吧。”家全沉默了半晌，期期艾艾地说。

“买点儿东西去。”我给他建议。

“好，”家全很认同，“我没带钱，借我。”

然而并不知道买什么。1995年，小城最高档、货物最齐全的店铺是商业大厦，我们去了那里，挑挑选选，掏空了我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了一个随身听。

到得女孩家，女孩正提着一个倒过猪潲的空桶进屋，家全叫了一声，女孩回头看，愣愣站定，眼泪潸潸而下。

家全一脚蹬地，讪笑着，大声说：“我来看你了啊。”

那天的午餐，又是一桌好菜，开席前，女孩的母亲给家全端上一碗荷包蛋，海碗盛着，散着葱花的汤里卧着四个蛋，家全看着咂舌，要分我，被女孩母亲制止了。

回程路上，家全打了一路饱嗝。

“我以后不得再吃荷包蛋了。”他说。

“记得还我钱。”我说。

后来才知，乡间习俗，煮荷包蛋给客人吃，有认女婿的意思。那天黄家全荷包蛋撑了一肚子，尚不自知。

十一

高中毕业后，我和家全各自奔波于学业、工作、生活，联系渐少。我的练武因一次偶然的手伤彻底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家全是什么时候停止练武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坚持了很久的事情，就像他的初恋一般，无疾而终。

而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家全真觉得武功有用，只有两次。

一次是来长沙看我时，在公交车上遇着小偷，他察觉到了有人在掏他的兜，拨开了那只在兜里掏弄的手，小偷气急，挑衅地揪他的衣领，被他一拳打在肚子上，半天直不起腰来。

另一次，是他做法制干部，调解一起纠纷时，一位不服调解的农人蛮横地拿着柴刀向他劈来，他矮身进步，避开刀锋，一手拿腋，一手搬腿，将农人像布袋般扔出去。

除此之外，他保持了一个武者应有的自持与德行。他曾经告诉我，某次坐公交车时，曾有一个文身小青年趾高气扬地让他让座，“我起身就坐到后面去了。”家全说，“我想通了，最没用的就是讲打。”

家全的孩子出生后，他没有让他学习武术。

尾声

去年年三十晚上，发小“年尾”来我家拜年，枯坐无趣，相约去家全家喝茶。

家全在外拜年，被我们叫回了家。

茶桌就在客厅，正对着电视，三人围坐，家全太太拿出了珍藏的红茶，家全熟稔地洗茶、煮茶，分饮。他早已放了肉了，有了小肚子，如今痴迷于书法和古琴。坐姿仍是板直，依稀能见当年的功架。

三个胖子围坐，我们聊起了过往，聊起从前的山乡，和在乡野中野蛮生长的童年。说到趣处，三人哈哈大笑。

后来，我们聊起了练武。家全说起他那从前每天用大拇指做俯卧撑的小叔叔，“早不练了，胖得猪样，天天打牌。”

又说起那位不肯教他鹰爪功的堂舅，“他练功起了用，打工时和人起了冲突，十几个人拿刀拿棍围堵他，愣让他跑出来了，毫发无伤。后来再不去打工了，在家种树，也发了家。”

家全最推崇的，还是他的干爷爷，“那套棍要是放在今天，那会是不得了啊。”家全啧啧说。

“你自己呢？”我问。

“我不行的，”他连连摆手，“始终两套半，实战也少，人不是树，谁会站在那里让你打啊？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也就能打得一两个蛮人（不会武的）。”

“何况现在不练了。”家全自失地笑着，“兴趣就是这样，想练的时候，止也止不住，不想了，牛拉都不回头。我是突然泄了劲儿，觉得练了没用。”他饮了口茶，眼眯着，很享受的样子，“现在做事都讲目的，不像从前，喜欢上了一件事，一股子劲儿怎么都用不完。诶，老咯。”家全叹道。

茶煮了几遍，渐渐淡了，窗外辞岁的鞭炮声却越发热烈，三个胖子谈兴未艾，聊起来却越来越困难，需大声喊话，才听得见。

茶喝得越多，我倒越恍惚了，眼前老成持重的家全让我陌生，和记忆里那个执迷于武术、朝气蓬勃的少年无法重叠，我知道在武术这条路上，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却没有想到武术对于家全来说，也不过是一段浪掷的青春。

在赠予用尽前，过好自己的生活

一

大约十年前，我和朋友小强在雨花亭路口，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匆匆走过路口，快起伏的天，已经有些热了，他打着赤脚，穿着厚衣，腰间用绳扎起，一头黏巴的乱发，脸上乌脏，嘴唇干裂，表情木然。背上搭着一只半满的蛇皮袋，一手在胸前攥着袋口，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一次性塑料水杯，空的。

他对面走来，快到马路牙子上停住了，愣了愣，弯下腰。

路边有一摊积水，大概是洒水车刚过。

他用水杯在水洼里舀了杯水，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又舀了一杯，用手端着，继续朝前走。

汉子经过我们时，小强将手里刚买的绿茶递给他，他表情诧异，端杯的手回转，食指指了指自己，眼带询问，没有说话。

小强看懂了，“是给你的，还没有喝的咧。”小强嚼着槟榔，将饮料向前伸了伸。

汉子看了看手里的水杯，又一仰脖子喝尽了，肩上卸下袋子，把空杯放进去，这才接了小强的茶。

汉子冲着小强咧嘴一笑，走了。

“式样（长沙话，类似于范儿）真足，”小强啧啧称赞，“这种人不讨嫌，怕么（可能）口渴了，捡个杯子讨水，别人不给。”

长沙是四大火炉之一。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高温预警了好几次。

二

八年前，长沙冰灾。初时，有一场小阳春，某日早晨，下了一场雪籽，然后开始冰冻。

那时，我住的地方离单位不远，走路不过五分钟脚程。

有一天下班，天色阴暗，寒风刮面，路上行人耸肩缩头，踩着脚下雪水融后二次冻结的冰，形如企鹅。

走到橘园口子，看到一位老汉，在路旁喝酒，身上穿着破败成条的棉袄，敞着怀，内里一件不辨颜色的低领毛衣，衣内发黑的衬衫浆直地黏在脖上。他满脸沟壑，灰白浓发在风中飞扬，咂口酒，唱一句：“胡大姐，我的妻！”歌不成调，全凭吼，咧嘴唱时，山羊胡子略岔开，犹如一把破败的扫帚。

老汉坐在那位出摊烤羊肉串的新疆人旁边，不远不近，身下坐的是一只装满物件的编织袋，手执一瓶邵阳大曲，另一手，攥着几片饼干。饼干下酒，嚼一口，喝一口，舒坦了，就吼。

吼过几声，新疆人看了看他，招手请他坐近些，烤烤火。

老汉笑嘻嘻地点头，将袋子移过去，顺手递上酒瓶，新疆人摆了摆手。

有人扔钱，一元硬币在地上锵锵翻滚，老汉眯眼望着，一脚踩住，扒拉过来，拈起，在衣上蹭蹭，扔到新疆人的钱筒里，笑眯眯地伸出一只手指向新疆人示意。

新疆人笑了，给烤了两串羊肉。

我在路旁的电信代办点里交话费，里面开着空调，很暖，我隔着窗户看着这场默剧。

路人陆续扔钱，老人俯身捡了。

吃完羊肉，他冲旁人摆摆手，示意不要再给。剩下的酒与饼干收起，冲新疆人作了个揖，转身走了。

他消失在不远处的地下通道，那里稍暖一些。

不久后冰雪果真成了灾，长沙住房墙体普遍薄，寒意渗进来，空调都没了用处，室内的人都冻得瑟瑟发抖。

三

2010年，我搬到了侯家塘（长沙地名），每天上班，要开车经过东塘。

东塘四口交汇，是个枢纽，常常需等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拐上韶山路。路口有个老奶奶，花白头发，衣衫老旧，斜挎着黄皮背包，倚在隔栏上，红灯一亮，就走到路中，兜售报纸。记得报纸就两种，本地晚报和《参考消息》，我会降下车窗找她买报，多是买的本地晚报，特意多寻几元给她，当作爱心，每次她都很有礼貌地道谢，来得及的话，顺窗户扔进一份《参考》。

后来，本地晨报报道了她，老奶奶七十多了，丈夫早逝，有两个儿子，都有精神病，每月光是买药的费用都是一大笔。

一些单位与组织出来了，献爱心，募捐、帮助。

再后来，她常出现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的新闻或某些单位文明创建的志愿服务篇里，但是老奶奶还是在街头卖报。很少的几次，那个路口换成了一个中年人，微胖，神情略显懵懂，在路口拿着报纸，像受人检阅一般无措，红灯亮了都不知道走到路中来。我想，那可能是她的儿子吧，这样卖报怎么卖得出去呢？

果然，没隔两天，路口站着的，又是老奶奶。

后来，我住到了茶园坡，出门办事，仍常常经过东塘，却是从老奶奶卖报的对面路口拐上韶山路。这个路口，也有个卖报人，一个中年妇女，身形精瘦，戴着披巾与口罩，卖报纸兼卖槟榔，我也常常光顾她，但她的故事，没有人知道。

四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遇见，流浪汉、老汉、老奶奶，包括那个不知经历的干瘦女子，从我们的眼前匆匆而过，背后的曲折不为人所知。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起过，七八年前他下岗后的那一个月里，头发大片地掉，俗称鬼剃头，焦虑所致。“未来在哪里，有没有未来，我都不知道。”朋友说。

所以流浪汉要喝光杯中水，才接过馈赠；所以老汉挥手止住了施舍，坦然离开；所以老奶奶继续拖着病体，上街卖报。他们大约早已明白，所谓幸运，只是漫长黯淡里的一时欢娱。

卖报老人有一张照片真实地触动了我，她坐在床沿，旁边就是厨房，光线从厨房小窗投入她的房间，她望着室内的一角发呆。那一刻，她也许在休息，放空自己；也许满心的焦虑，却无从说起。

卖报老人经由媒体报道，广为人知，报道持续跟踪，从2010年做到了2016年，其间，有多方捐赠，有许诺随时可以入住养老院，可她仍旧差不多每天带着报纸出现在街头。

这样的馈赠不是遗产，不是两个人到中年、整日浑浑、一脸憨笑、狂躁起来吓死人的病儿可以继承的，社会的爱只到她自身，而她的爱维系着这个家庭。

这种清醒让她每日出摊。她大概希望，在赠予用尽前，为他们多存一日口粮也好啊。

释放自我式抗癌

几年前，我们全家也一起抗过癌。

在我的记忆里，这种抗争是迂回的，被动的，见招拆招。

最初的焦虑不堪回首，到了后来，我们都释然了，除了应有的节制与谨遵医嘱，其余都回归生活。

在妈妈病后，我加了几个病友群，后来都退出了。在病魔面前，伤感、哀怨、自怨自艾不过是朝天吐唾沫，更遑论那些自虐式的自我激励，打了鸡血一般的斗志激昂，掩不住背后的深深恐惧。

或许在这个生命的节点，更应该做的，是放下负担，释放自我。

过完年的一天上午，我在家清理书架，给新买的书腾地方。在一堆历史小说下边，我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印着从前单位的名字，并不新，或许原本已经用得发皱了，却被时间与书的重量重新抻平。翻开来，前面是各种会议的记录，后头记着几篇日记，时间是2010年的4月。

那一年，妈妈被查出肝癌，晚期。幸未扩散，接她来长沙动手术。

手术前，爸爸和我有一次对话，“我和你妈的意思是不请陪护，她是想省钱，我是觉得我们爷俩照顾，精心些。”爸爸轻声说，摇着头，“你妈这是大手术，我就怕请的人手脚没轻重。”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进了病房，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2010年4月10日　22∶10

妈妈住院后的第七天，手术后31小时。

走廊上很吵，听保安说，有一处压力阀出了问题，警铃响个不停。

病房的陪护纷纷出来看热闹，七嘴八舌。

病房关着门，我坐在妈妈身边。

她睡着了，在吹着小鼾，她的左边，摆着镇痛棒，她的右边，监控器上的数字不停地闪烁着。房间里的灯已经关了。

监控器的前面，靠落地窗横摆着一张陪护床，老爸蜷在上面，已经睡熟了。

一切都显得安详，又充满疲惫。

电视是开着的，正播着《花儿朵朵》长沙赛区100进20，没有声音。我仰着头似看非看，有一种惊魂初定后的虚脱感。

4月11日　02∶23

这两天，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出去！”语音严厉，颇具威慑力。妈妈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总是与一些不存在的人谈话。

她说，有三个穿黑衣的女人站在她的床前。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你们两个伢子吃了饭没？”

我诧异：“只有我一个啊。”

妈妈半闭着眼，喃喃道：“还有一个在你旁边打游戏机。”

再问，不作声了，响起了鼾声。我伸手给她梳头发，从额前往后梳，她渐渐睡得很沉。

突然，又醒来了，望着我问道：“我拿了你的钱给她，没有关系吧？”

我问：“谁？什么钱？”

她说：“刚才你外婆来了，穿着一双套鞋，问我借了三千块钱。”

终于，妈妈被这种无法理解又过于纷繁的幻象弄厌烦了，她对我说：“赶她走！”

“什么？”我问。

她说有一个女的，坐在她的腿上打毛衣。

她很生气：“我腿上很好坐吗？”

于是，我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冲着空气嚷嚷，叫那些存在或不或在的游魂离开。唯独对外婆，我很客气：“外婆好走，钱不用还了。”

4月11日　白天

妈妈很想放屁，因为医生说术后放了屁就可以吃东西。可是已经两天了……

我和爸爸肠胃好，经常放屁鼓励她。

病房是单间，没外人，屁声此起彼伏，如同裂帛。

妈妈说是撕烂布。但是她很羡慕，屁音刚落，总听到她说：“要是我放的该多好啊。”

4月12日　白天

昨晚妈妈咳了一夜，今天做雾化。

中午吃过午饭，教爸爸敲打肝经，可以降火，纾缓肝的压力。

妈妈躺在床上，看我们敲得不亦乐乎，忽然问：“有没有屁经？在哪里？我就想放屁。”

做完手术已经七十二小时了，我也有些着急了。

4月13日晨　14∶00

坐在椅子上看新闻频道的《非常公民》，黄子华、蒋雯丽主演。

刚刚看出点儿味道来，妈妈叫我：“叫护士来，打完了。”

我一惊，不可能，一样的药，昨天可是打到4点。

抬头一看，空空的药水瓶无奈地摇晃着，妈妈狡黠地笑：“我调快了，快点打完，你好睡觉。”

“这能随便调的？”我抓狂了，出门找护士。

护士很快过来了，她很镇定，进屋拔了针，收了空瓶，转身就走。临出门，撂下一句话：“有不良反应就按铃啊。”

这下可好。

回头看妈妈，她闭着眼，假装睡着了。

接着守吧，不看电视了，看书。

题外：抢床记

大医院都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典型，病二区40个床位全满，只有20张陪护床。

晚7时领床，早6点就得送回去。

领床时尤为热闹，陪护的婆婆姥姥大叔大婶少妇小姑娘还有我一起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发床的保安手拿小本，站在门口，一夫当关。常德话一声吼：“挤么跌（挤什么）？都有。”

我心里哼哼：讲假话，下手晚了就没了。

每当这个时候，保安就是神，他十分英俊，他无比伟岸，他牙齿缝里的韭菜叶子都闪闪发光。

为了陪护床，我决定跟他拉关系，用糖衣炮弹腐蚀他。

接下来的日子，我见了他就一脸谀笑，我管他叫大哥，我给他开烟，我请他吃苹果，吃火龙果，访客探视送的花我转身就拿给他去换钱，他要分钱给我我还急：“你留着，这么见外呢？”

我都觉得自己过了。

但是，我的努力，回报得很快，每天都能第一个拿到床，早上，也不用那么早还回去，逢礼拜天，护士长不来，不还也可以。

可我还是睡地板，爸爸睡床。

4月13日　23∶00

早上，妈妈终于放屁了，她黯淡的脸上顿时充满神气，满室欢腾。

之后，她和每个进病房的人详述她这个来之不易的屁：“我早上醒来，只动了一下，它就出来了。”

她对主任说，她对管床医生说，换来几句敷衍的恭喜。

她对护士说，对搞卫生的大妈说，她们闷头干活儿，充耳不闻。

于是，她决定挑战新难度。

“教授说让我下床走走，我们试一下吧。”妈妈说。

爸爸不愿意：“你这才几天啊。”

妈妈撇嘴，鼻子里嗤一声：“我又没跟你说，我跟崽说，你抱不动我。”

我受不了她的哀求。

我给她披上棉袄，穿上毛裤，老爸绕到床那头解下引流袋和尿袋，提溜着在手里。

我抱着妈妈的身子，真沉，小心运劲，低吼：“起咯！”

爸爸在床那边叫：“小心！”

把妈妈抱到椅子上坐一会儿，她直说头晕。

爸爸说：“躺了四天，正常。”俨然过来人。

坐了好一会儿，给她套上鞋，抱着站起来。

妈妈站得艰难，两股战战，不胜其力。双手紧紧地环着我的腰。

我说：“妈妈走一走？”

妈妈回得勉强，轻轻地说好。

可是身上的管线一大堆，只能横着迈步。

我抱着她，跳舞一样，向左走三步，向右走三步，又向左走三步，再向右走三步。三个来回，监控器上的心跳就飙到了110，妈妈瘫软在我怀里，艰难地喘气：“以前……很容易的事，现在好难呢，我要回床上去！”

我低头抱着她，鼻子触到她花白的头发，忽然就酸了。

4月14日　3∶00

爸爸睡了，妈妈也睡了。吊针还在打，我在看书。

忽然，妈妈醒过来，说：“开闸。”

我连忙弯腰松开尿袋的卡子。

半晌，妈妈长纾了一口气。

妈妈睡不着了，四处张望，电视正播访谈节目。四个女人，她依次品评：“左边那个女的颧骨好高，后面那个风都吹得跑，啊呀，右边这个怕么有三百斤吧。我要喝水。”

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

我连忙端水过来：“老板，慢点儿喝，莫呛哒。”

妈妈抿了一小口，又抿了一小口，咂巴着嘴：“真淡啊。”

我暗忖：水不淡那是啥？

妈妈说：“我要吃水果。”

我问：“想吃点儿什么，老板？”

“橙。”

“上火，不行。”

“西瓜。”

“反季的，不准吃。”我皱眉。

“猕猴桃。”

“……没有。”

妈妈说：“你去买。”

我抓狂：“现在半夜两点半咧老板，我卧冰求鲤噢我。明早去买。”

妈妈神情懵懂地摇摇头，望望窗外：“咦……这么晚了啊。那有什么可以吃？”

我说：“小黄瓜还有几根。”

“好吧。”她勉为其难地说。

我忙从柜里取一根小黄瓜，削皮，切片，片羊肉似的切得溜薄，两根牙签串起来，喂到她嘴边，一面碎碎念：“肠胃才通，多嚼会儿，嚼烂点儿。”

妈妈很听话，一小片，一小片，细细地咀嚼，闭着眼，一面鼓动着腮帮，一面陶醉地摇着头，喃喃地含糊地说：“真香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黄瓜。”

可我还是睡地板，爸爸睡床。

4月15日　0∶00

风雨之后的一个晴天，又到了晚上。爸妈都睡了。

今天吊针减了量，到现在，只剩一瓶了。

房间是暗的，我坐在玄关的灯光下，右前方放着我的臭鞋。

今天妈妈的各项指标都略有回复。胃口大开，喝了两碗粥，一碗鱼汤，一根香蕉，两只猕猴桃，半个馒头。

到病区中间的吸烟区去抽烟，途经值班台。值班医生在和值班护士调口味（调情）。

医生挺胖，看不出岁数，圆脸，戴眼镜，个头不高，顶着一头边分的油发，趴在值班台上像只貔貅。

小护士挺清纯。

隔太远听不真切，似乎一直是胖医生在说，想请小护士看电影。

小护士不语。

病房的呼叫铃响了，小护士转身闪进配药室，拿了药就走。

胖医生起了高腔，跟在后面喊：“好啊，你藐视哥！”

我坐在外间的长椅上，被一口烟呛得捶胸打背。

4月16日　22∶30

妈妈今天精神很好，不断地要吃东西。我精神委顿，老是想睡。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加菜，在楼下营养餐厅炒了四个菜，端上来，在方椅上铺开，爸爸坐板凳，我坐矿泉水箱子，吃将开来。

我直犯困，吃不下。

妈妈坐在床上，望着，吞口水，问东问西。

妈妈问：“猪肝嫩吗？”

“嗯，嗯。”我们口里嚼着，胡乱应着。

“土豆丝放了醋没？”

“嗯嗯……”

“花菜放点儿剁辣椒炒出来更鲜，有没有放？”

“嗯嗯……”

“我尝尝，夹一筷子给我。”

“嗯……不行！”我和爸爸异口同声说。

下午大姨来了，放我半天假：“去开间钟点房睡个觉吧，眉闭眼闭的，造孽。”

迷迷糊糊走出医院，外面阳光正好，街对面就是家快捷酒店。

可是把包翻遍，也没找到我的身份证。

只好在对面长沙电影城（如今早已关张了）买了张打折票，进场，这间影院已经很老旧了，不过椅子挺舒服，软软的，霸点蛮，还可以躺倒。

电影是任程伟、吴佩慈的《预审》，刚开演，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4月17日　23∶40

晴了一天，又下大雨，站在病房窗前向外望，长沙城氤氲着一层浓稠的水汽，让这有些沉郁的夜越发寂寞。

我想我的狗（我曾养过一只古牧）了，也不知道它过得好不好。

夜深了，窗外的雨与屋内的鼾声、梦呓混成的寂静，很容易让人陷入冥想，吊瓶滴答滴答地数着时间。

四年前，爸爸住进这家医院时，有没有下雨，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时，也是三四月间，也是一个梅雨季节，也有许多个不眠之夜。

4月18日　22∶20

中午，护士拿着个小本进来，记数（记引流袋液体量度）。记完了指了指床下的引流袋：“记好了，倒掉吧。”

三人齐说，好。

我来倒。

拿个盆，放在袋下，打开下端开口，液体便流出来了。

妈妈说：“小心，别洒在地板上。”

爸爸喝道：“盆子端起来点儿噻，离出液口近点儿。”

接完了，倒厕所。

妈妈说：“要把马桶盖掀起来倒啦。”

爸爸喝道：“洗盆子水开小点儿，别次次都溅到身上。”

我默默洗完，放好盆，走出来，冲二人喊：“打倒机关作风，一个人做事，一堆人指挥！”

4月19日　23∶10

今天妈妈拔了引流管，吊针也早早打完了。抹了身子，穿上新毛衣，重新变回了那个神气的老太太。管床医生也挺骄傲，进来昂首阔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病人的各项指标都基本恢复正常了。”

我把医生拉出病房说话：“兄弟，你费心了，留个电话，改天一起吃个饭。”

再回到病房，妈妈一脸紧张：“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笑笑：“你不要紧张，是我找他呢，想请他吃饭。”

陪到9点半，妈妈睡了，爸爸要睡了，今天二老开恩，放我一晚假：“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于是此刻，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抽着烟，看着网页，临时用来记日记的笔记本翻开在茶几上，本子上那些凌乱的字迹，如今再看，轻松许多。

爸妈已经睡熟了吧。这些天，爸爸的严厉和妈妈的调皮，也许正如同此刻病房中的鼾声，彼此交汇，连成一片。

我们这个家，又迈过一道坎了。

尾声

手术后，妈妈变得像个孩子，喜欢撒娇，需要人管束。之后的化疗，她做了两次，反应太大，不肯做了（化疗泵倒是一直装在肚子里了）。爸爸也同意，他和妈妈讲条件，定期做CT，发现阴影就住院做放疗。

一家人认准了一条，提升免疫力，就能抵抗癌症。爸爸用水果练手，学会打针，每周两次，给妈妈注射胸腺肽，并辅以中药调理。虫草长用不起，灵芝配比熬汤汁，一直在服。

此外，妈妈的饮食，一日三餐都是蒸煮，几乎不见炒菜，肉食也少，清淡到妈妈打电话给我投诉，说爸爸虐待她。她不知道，她吃的每一道菜，都是爸爸和我商量，我再找医生朋友反复求证，给她定下的。

“是的，他要不得。”我在电话里做好人，跟妈妈统一战线，“改天我说他。”

时常我回家，带他们出去吃，若是点了扣肉或者红烧肉，妈妈好像捡到宝，会自顾夹一块，放在碗里，爸爸又给她挑出来，放在茶杯里洗上几遍，“他们这里的油不知道好不好噢？”他忧心忡忡。

“没油没盐我吃什么？”妈妈嗔道，委委屈屈地就着肉扒饭。

后来点清蒸鱼，爸爸不阻拦，从此带他们出来吃，清蒸鱼就必点了。

头两年复查，总能检查出肝区阴影，反复放疗。妈妈要哄，好哄歹哄，哄到长沙来，住院。她总说：“像在烧我的肚子呢，不舒服。”

“总比化疗舒服吧。”爸爸斥她。

“那个不做啊。”妈妈使劲儿地摇头，“做这个要得。”

两年后，开春的第一次检查，没有发现阴影，爸爸挨个儿打电话报喜，我的太太（母亲手术一年后，我结了婚）早早在某酒店的小吃街占了桌子，一家人中了大奖一般地开心。那顿饭，妈妈吃了整整一条蒸鱼和一个老面馒头，欲待再吃，被爸爸按住了。

此后的检查，都没有再发现阴影。妈妈的常规检查，从每季一次，到半年一次，到一年一次。

如今，已经七年了。

温汤镇纪事

一

晚八点，开车出门，载着太太和孩子去灰汤（温泉小镇，位于宁乡县）。

太太原本不同意今天去，看我有些气闷，也就由我了。孩子五岁，对每一次出行都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每年年初去泡一次温泉，是我的执念。

开年到现在，心心念念了许久，终未成行。眼看着夹克换下棉袄，天气渐渐变热，心思无奈淡了许多。这夜吃过晚饭，听户外狂风大作，打开窗，冷风扑面，吹得人一个激灵，忙不迭地关了。一个念头倏地涌上心头，我欣喜地返身，对家人宣布：“我们泡温泉去。”

汽车开上高速，眼前豁然开朗，最近的车尾灯在目力所及的远处，眼前只有车灯照出的空旷路面，其余都隐在黑暗里。太太和孩子在后座小声地说话，孩子说：“妈妈我又饿了。”小孩子不知道饱足，晚餐才扒过一大碗饭，又惦记上太太带的零食了。

路仿佛没有尽头，汽车在隆隆的寂静中行驶，车内只有导航呆板的指示声，太太静坐着休息，孩子在吃着雪饼，窸窸窣窣的像只小老鼠，“一下子变冷，会不会下雪啊？”太太轻轻地问。

我一愣，“谁知道呢？”

二

去年的这个时候，不记得更早一些还是更迟一些，我去过一次温泉疗养。

彼时，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老友刘医生给我开了些药调理，并嘱我休息，“抽得出时间的话，去泡个温泉吧。你太累了。”说罢，他又挤着眉揶揄，“像那些日本作家一样，搞不好有艳遇噢。”

“哪里可能，正是温泉生意好的时候，听说下饺子样，晚点儿去，漂一池子的汗垢。”我露出恶心的表情。

刘医生哈哈大笑。

但我还是去了，一个人，去了江西，在温汤镇（温泉小镇，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旁的一家新酒店小住了几日，带着我的笔记本。在想象中，我真把自己当作了独自出行的作者，忘却了现实中的困窘与卑微。

刘医生嘱我戒一段时间酒，这对本就睡眠极差的我更是雪上加霜，整日极晚睡去，极早醒来，在房间的泡池里放一池水，坐在里面，等待日出。

阳台敞着，有风吹来，略寒，扑在脸上、肩上，人不由得往水里缩。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糟极了，每天都游神一般昏昏沉沉，电脑打开，半个字都写不出来，带去的书，也是看得无味。偶尔去酒店大堂吧坐坐，看着酒柜上琳琅满目，忍得越发辛苦。

三

有一天，近中午时，我叫了辆车去镇上，单程二十元，路程不远，熟了路才发现其实也可以走着去。司机大哥把我放在温泉古井边，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驾车扬长而去。

我在镇子里闲逛，看了一眼温泉古井，便往镇上走，满镇都是洗脚店，家家门前摆着水桶，这是最简单的泡汤，花上十元，便可不限时温泉泡脚，老板不时提着水桶去泉边打水来续。

我在镇街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远处的山是深绿色，眼前人来人往，匆匆皆过客。

逛得饿了，转身踅进了另一条仿古街，街上各种小店，卖旅游用品的竟然不多。我在一家五金店边的米粉铺子门口驻足，看了看，走了进去。老板娘在简陋的灶前忙碌着，我看了看桌案前仅有的几盘码子，点了肉丝排骨双码加卤蛋的米粉。

老板娘高兴地应了声好，嘱我先坐。

店里零散有几个客，占据了仅有的几张桌子。我找了个只有一人的桌子搭桌，坐了下来，对面的汉子正低头对付一碗炒粉，右手边放着一支开了瓶的小酒，扒几口，抿一口，咂着嘴，轻轻地陶醉地摇头，又低头吃起来。

那是个中年汉子，浓密的络腮胡，短发，鬓角修得整齐，着一件墨绿色的开衫毛衣，内里穿着亚麻的衬衫。炒粉是豆芽菜鸡蛋的配料，汉子口味极重，洒了不少辣椒粉，吃到一半，又舀一勺洒上，一盘炒粉红通通的，他吃得津津有味。

我的米粉也上来了，味道有些淡，分量也偏少，三两下扒完了，倒上醋，喝了两口汤，放了碗。对面汉子也刚吃完，一头的汗。酒没喝完，他望着瓶子略一凝神，扭头呼喝老板娘上几片卤豆腐下酒，说的是普通话，瓮声瓮气的，像闷罐头。

卤豆腐用小碗盛着端上来，略呈酱油色，汉子同样舀一勺辣椒粉洒上，用筷子夹成小块，就酒。

酒香味勾得我肚里的酒虫蠢蠢欲动，我点上根烟，盯着他手中的白瓷酒瓶，酒瓶很精致，上有水墨山水，汉子嘬一口，将酒瓶蹾在桌上，瓶上山水旁赫然四个小字——“雁塔文峰”。

“这是什么酒？”我轻声问。

汉子低着的头抬了起来，乜了我一眼，将酒瓶往我跟前推一推，“本地牌子。”

“来一口？”他指了指酒。

“不了，我在戒。”我摆摆手。

我开了根烟给他，他放了筷子，双手接过。许是吃多了，饭气翻上来，他一手捂嘴，侧身轻咳。

“外地人，来泡温泉？”汉子点上烟，问。

“看得出啊，你不也是吗？”我笑笑说。

汉子连连点头，“这里名气大，我慕名而来。住了一阵子了。”

“你该再早点儿来，正是天冷的时候，泡着才舒服，”汉子端起壶，又让一让我，我双手合十作揖拒绝，他没有坚持，自顾喝了一口，“这酒还行，本地酒里算好的。但是泡汤起来，要喝药酒，当归、五加皮泡的，也有泡蜈蚣的，祛湿毒。”

“这里有茶馆吗？”我问他。

他定神看了看我，低着头想了想，“没留意，”又嘿嘿一笑，“戒酒又喝茶，你不怕失眠？”

“已经失眠了，总不会更糟。”我笑着说。

他哈哈笑起来，笑声像闷罐子里放了石头，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我又开了根烟给他，他愣了愣，笑着接过了。“你我都是客，有句话怎么说，先入为主，我有茶叶，我招待你。”汉子说。

四

十分钟以后，我们坐在他旅馆的门前，他回房拿出自带的黑茶，敲下小块，请前台用玻璃杯泡上一杯，二人门神一般，在旅馆门前各据一个靠椅，初时有人来赶，见是他，又走开了，汉子倒觉得不好意思，呼喊着，“我们泡脚啊。”

“老客啊，优惠价。”他又补上一句，回头冲我挤挤眼，“生客十块，老客五块。”

已是下午时分，蓝天白云，日头半掩在云里，阳光照在身上并不显热，街上的客人不见减少，四周青山如黛，远处的高山看不分明。脚边的桶里已经注入了温泉水，和冷水混合，脱了鞋袜，把脚伸入，仍烫得咧嘴，赶紧抬起，搭在桶沿，一会儿，再试探，再抬起，如此反复，终于受得住了。

默默地将身体放松，瘫在椅上，伸手端起茶，嘬了一口，热茶入肚，从里到外都有热的，人惬意了许多。

汉子仍拿着他的酒壶，时不时地嘬上一口，一百五十毫升的量，仿佛怎么也喝不完似的。

在去旅馆的路上，我们已经互问了台甫和来处，汉子姓陈，来自川中某个小城，原本做老师，后来下海经商。做什么生意，他不说，我也没问。

“当老师时，我就告诉学生，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大好河山，不在字里，在眼里，在感触里。不到近前，不能领略。”汉子说，“可真正要做，我花了好久时间。”

我皱了皱眉，以为他要给我说他的成功史，但是他并没有。也是，萍水相逢，真的没必要交浅言深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仰着头，望着天上的流云，一句话也不说。酒壶照例攥在手里。我小口地喝着茶，默默地想着心事。街对面有个鱼疗馆，群群小鱼在玻璃鱼箱里焦躁地游着，一只脚落入水中，鱼儿一拥而上。近处，有店老板用本地话大声地喝斥着帮工，工人毫不示弱地回应，二人吵闹着，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当成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小街的尽头，一队新到的游客从拐角处转出，导游无精打采地说着，客人们饶有兴致地听着。

“老弟，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失眠？”许久，汉子忽然低头问道。

我一惊，望着他的眼睛，那里面幽深空邃，如止水一般。

“我不知道。”我低声答着。

“会不会是焦虑呢？”他说，“我也有过，很难受的，为了一件事情，不分昼夜地操心。没得停。身静了，心也不静。”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自说自话，“我们都说这里是个好地方，可要是我流浪到这里，我会这么认为吗？我会觉得没得一口饭吃的地方，肯定不是好地方咯。景色好不好，有没得温泉泡，关我啥子事呢？”说着说着，他带出了乡音。

“你现在就是这样子噢，有吃有住有温泉泡，倒还像个流浪汉，还是不开心嗦。”他笑着说。

我直起身子，想要辩解。

汉子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说话了，像在等我说。

我默默笑了，开了根烟给他，自己也点上一根。

他将烟夹在耳上，瘫回椅子，控着腔喊：“老板，加水！”

“VIP呢，半价无限续。”他笑说。

我点上烟，吸了一口，指了指他，半开玩笑地问，“劝我惜福吗？”

“是节制啊！”他嘿嘿地笑。

渐渐地，日头西倾，我们的脚都已经泡发了，茶水也续过几轮，我抽出脚来，擦拭干净，该走了。

汉子惬意地伸着懒腰，夸张地打着哈欠，“我想吃炒八扎了。”

“我不陪你，我回去了。”我说道。

“好！”汉子说，拿起那瓶小酒，起开瓶盖，又嘬了一小口，“其实你不必戒酒，不多喝就好，驴饮我见得多了，那是只求一醉的喝法，第二天早上脑壳痛。像我，这一瓶喝一天也可以，小口小口地喝，爱酒，就体味它的味道，进口辛，到喉辣，入胃暖，反复地品味，会觉得感受多好多，一层一层的。”

他咂着嘴，看着我，又像是望向我的身后，目光又复深邃，“不要求醉，就像我们，莫太追求结果，那句话怎么说的，陌上花开缓缓归。”

我起身告别，汉子摆了摆手，没有起身，坐在椅上伸着懒腰，“明年带家人来，好地方，一个人，还是闷了点儿。”

五

那一天，回到酒店，我在房间的泡池放了一池水，坐进去。窗户开着，对面是不知名的山，我在池子里愣坐，水冷了加水。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惊呼，对面山上涌起一股黑烟，起了山火。天干物燥，火越烧越旺，很快连成一片了。不一会儿，两台消防车开来，我起了身，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大堂里，许多人往后山赶，经过前台，有人在理论，烧过来怎么办，要退房。我跟着人们往后山跑去……

露天浴场沿山而建，火烧到露天浴场的最顶端时，被熄灭了，救火的人们兴奋又疲惫地散去，满天飘着黑色的烟屑，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庞大的祭祀。

此时，车子仍行走在黑暗中，要下高速了，孩子和太太在后座嬉闹着，似远似近、或明或暗的乡间灯火在右前方路肩下缓缓移动。

到了灰汤的岔口，车子右拐而下，眼前瞬间亮堂了许多。经过收费站，驶上寂静的小街，两旁的大树葳蕤，密叶如盖，遮出迎客的温柔。隐约望见高处酒店的灯光，孩子开始欢呼，妻子小声地呵斥着。

我也开心起来。终点在望，那一池池烟气蒸腾、消乏解困的温泉水，就在路的尽头。

红酒杯里的三个故事

我喜欢红酒，对它的记忆由来已久。它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种酒精类饮品，时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

对于红酒，我这样看：它颜色温暖，口感细腻，适合共饮。

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红酒的三个小故事。

第一杯酒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饮酒。事情缘于我的表哥，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表哥读高三，正是翩翩少年，很多情。他喜欢上了邻班的一个女生，二人有些两情相悦的意思，于是他们很想约一次会。

高中的功课非常紧张，表哥寄住在我家，上着浏阳最好的中学，正为考大学冲刺。我的母亲是一个严厉的姑姑，像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待他，管得很严。表哥只得拿我当挡箭牌，说带我去“补习”，换得母亲的网开一面。我成绩还不错，这种法子只能偶尔为之，还要两人充分配合，才能圆得过谎去。

在某个周六的下午，我又被作为一件“道具”带出来，给表哥的约会做掩护，而他的那位女同学也“带”了自己的亲弟弟出来。

约会的地点在城北99号，这是当年浏阳城里很有名的一家小餐馆，主营蒸菜，兼做炒菜。

表哥带着我在人民医院的后门等他的同学，那里离99号不远，是城里的繁华地段，人流密集，岔道多，情况不对适合逃窜。

我们在门口等了几分钟，表哥的同学就到了，表哥远远地招手，女孩看见了，脸倏地红了，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表哥拉着我转身朝前走，女同学带着弟弟远远地跟着。

城北99号是一座木楼，临街，嵌在相同结构的其他店面中间，店门口巨大的蒸笼摞得一人多高，底下燃着煤火，蒸笼上方腾腾地冒着热气。

我们从旁边的楼梯上楼，有年岁的木制楼梯在脚下嘎吱作响。楼上是雅座，并未隔开，稍僻静一些。临街有个阳台，半人高的木栅栏，透过栅栏空隙，可以看到街上人流熙攘。表哥拉着我挑了个靠墙角的方桌坐下，倒上茶水，静静等着。他不怎么跟我说话，正襟危坐，偶尔回身往楼梯口张望。

楼梯响了，一会儿，女同学和她弟弟出现在二楼楼道口。表哥站了起来，并没有迎上去，只是笑了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等上菜的时间，表哥和女同学没有说话，闷闷地坐着。我和对方的弟弟在一旁挤眉弄眼，暗地里为初次见识到的爱情激动不已。那个小孩年纪比我稍大，也是胖胖的，他很老道地走过来，把我从表哥身边拉开，“我们玩吧，”他说，“别挤在你哥边上啊。”他转过头，让我看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会动，我很惊讶，想要学，只能动眉毛。（好多年以后，我终于学会了。）

表哥点过菜后，女同学低低地“哎”了一声，从黄背包里拿出一瓶酒，红色的，又长又大的瓶身。她对着表哥顽皮地吐了吐舌头说：“偷了我爸的。”

酒瓶的盖子一拧即开，表哥问跑堂的要了两个茶杯，后来又要了两个，把酒倒在茶杯里，还剩下多半瓶。

那天表哥很豪气，点了好些蒸菜，又点缀了几个炒菜，红红的小炒肉（浏阳炒肉做法，干椒、豆豉、芹菜加瘦肉翻炒，高汤收汁），油花花的油豆腐烧肉，片得很薄的香肠放着豆豉一起蒸，还有嫩黄的、加了香葱和辣椒末的煎蛋……

菜上得很快，摆满了一桌，都是平日里在家很偶尔才能吃到的好菜，我的口里噙满了口水，两个大人仍期期艾艾、扭扭捏捏不动筷子。女同学的弟弟显得有些不耐，抄起筷子直奔一碗蒸腊肉，他的举动就像吹响了冲锋号，我也拿起了筷子……

那一天，表哥与女同学的表现乏善可陈。起初他们拘谨地吃着，偶尔碰碰杯，会心一笑。慢慢地有些酒意了，也只是小声地说话，表哥的笑容不多、话也不多，一直是酷酷的样子。女同学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有时候，会被自己说的事情逗乐，捂着嘴笑，脸上两朵红晕，越来越明显。

我和她的弟弟却很开心，既为“挡箭牌”，便有“挡箭牌”的觉悟。俩大人你侬我侬间，我们闷头吃菜，菜味偏咸，又配了几碗米饭，撑了个肚儿圆。

到后来，实在吃不下了，那个小孩端起酒杯，说：“我试试。”他抿了一口，讶异地说：“甜的咧。”又喝了一口。我端起杯子，小心翼翼地嘬了一口，甜丝丝带着果味。

于是，那天，我和那个小孩一人喝下了一茶杯红酒，然后豪情盖天，开始胡说八道，并相约结拜为兄弟。

吃过饭，表哥带着女同学去看录像，两个醉了酒的“挡箭牌”踉踉跄跄地跟着。

录像厅里空气混浊，放着一部琼瑶的电影，二十多寸的彩色电视机里，漂亮的男女主角不知道为了什么要死要活，厅里一大半的位子空着，可不管怎么样，表哥终于正经八百地和心仪的女孩约了一次会，而且还在昏暗的录像厅里堂而皇之地紧挨着坐在了一起。我和女同学的弟弟就像闲置的工具，被晾在了一边，那个小孩趴在椅上睡了，我强撑着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吐了。

如今，我早已不记得表哥的女同学长什么样了，但我仍旧记得她的名字，表哥把它写在日记本的扉页，在去当兵前的某天，他把这本日记烧了。

表哥后来娶了一位乡村女教师，找了一份安稳工作，过上了规规矩矩的生活。在后来的所有场合里，他没有再喝过红酒。或许他是以戒除一件事物，去忘记一个人，也可能是他根本不喜欢喝红酒。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以后，他的表弟喜欢上了红酒，喝过许多干红、甜红，知道了当初喝的那种是未脱糖的“红葡萄酒”。但童年那个夏日午后，在城北99号二楼，一个孩子懵懂中初尝时的那种甜丝丝、带着果香的滋味，却再也寻不见了。

第二杯酒

第二次关于红酒的记忆，是在高中，我十七岁生日那天。上中学后，生日这天，我会在家请要好的几个同学撮一顿。母亲下厨，父亲待在书房不出来，同学们在客厅看录像，如果来的女同学够漂亮的话，我就请她吃巧克力（过年攒的，我巧克力过敏，听说狗也是）。

那一年的生日是个例外，正好是个星期天，天气不错，大家决定去郊游，顺便给我庆生。

七个人，四男三女去郊游，爬天马山，红酒是他们送我的，决定带上山去喝。那是一瓶干红，出发前把木塞起了，又塞回瓶口。同学贴心，事先在餐馆里订了饭菜，用饭盒盛着，预备上山去吃。

一群人提着食物与酒，坐渡船过河，行过一片田野，开始爬山。那天太阳很大，烈日灼烧，只有几个女孩带着水壶，没到半山腰就喝空了，又分饮原本准备午餐时喝的饮料，喝光以后，只剩酒了，众人干渴难耐。

同学廖生说：“这里有一眼泉水的，我们找一找。”众人如闻天籁，四散寻找。

泉水没有找到，倒是在一处僻静地方看到了两个熟人，同学，一男一女。见到他们时，二人很规矩地坐着，女生是我们班的，很刻意地蜷着腿，双手扶膝。大家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然后，我们识趣地走开了。

继续上山的途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八卦，大多是关于刚才那两个人的。廖生大咧咧地说：“现场都没整理好，草倒了一片，滚来滚去吧。”

我们听了大乐，夸他有经验，肯定做过坏事。

同学中有一男生，一直默不作声，独自冲在前面。我劝大家噤了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这个男生曾经追过刚才那女孩。当他的情书被对方退回时，他拉着我去学校后山倾诉了半天，一开始言语激动，后来慢慢蔫了，最后，他有些哀怨地叹气，对我说:“她肯定嫌我是乡下来的。”

我们终于在另一处地方找到了泉水，痛饮后灌满了水壶。然后，我们寻了处浓荫遮蔽的树下，摊开报纸，摆上菜肴，准备享受午餐。

此前一直沉默的那位同学，在树下闷闷坐着，并不帮手。在廖生递上红酒与纸杯，请他帮忙倒酒时，他一把夺过酒瓶，拔去瓶塞，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半瓶，廖生扑上前去抢夺，我大喊：“别摔，给我们留点儿。”终于抢下来了，每人只剩一口，刚够润润嗓子。

那顿午餐吃得很沉默，也很快。失恋男除了喝酒，吃饭也是一把好手，他疯狂地吃菜，还填下了整整两盒米饭。一盒盐菜扣肉几乎全让他吃了，只有廖生眼疾手快，抢了一筷子。

廖生后来跟我说：“好在我们没恋爱，失恋好痛苦，暗恋更痛。还害得我们没饭吃。”原来那天他也没吃饱。

我问：“那是不是不要恋爱了？”

廖生拿眼乜我，“要谈！要一谈一个准地谈，我给204班的某某写了五封信了，都没退呢，她肯定喜欢我。”

我哈哈笑着：“我知道，她请我退的，我扔了。”

廖生从此成了我不死不休的朋友。

那天下山时，失恋男已经醉了，一个人蹿在最前面，唱着歌。他五音不全，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廖生说是《失恋阵线联盟》，我听着像是《化身为海》。失恋男最后唱得几近狂啸，像一只受伤的狼。

失恋男历经整个高中，对那个女孩一直抱有幻想，他曾在女孩回家时，骑着自行车搭着另一个女同学在女孩的面前晃来晃去，以便激起她的嫉妒心，未果；又为她写诗，苦苦写了两大本，没能送出去，便赐我拜读，具体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了，隐约记得有“伞”“小雨”“玫瑰”等词，其中一句很难忘，写的是：“你要哭，就到我怀里来哭吧！”

时间过去二十年，曾经的女孩为人妻、为人母，始终没有到他怀里去哭，他却痴迷地爱上了红酒，并且非常喜欢那种产地不详、年份不够、口味不醇的干红。

如今，他早已娶妻生子，时时标榜他无比热爱的家庭。因此这种对劣质红酒的喜好，与其说是他的偏执，毋宁说是一种习惯。每个人都曾怀念最初的美好，就像许多年以后，失恋男在某次醉后跟我说的一样：“我就爱喝那种干红，口感像初恋，涩！”

第三杯酒

第三次关于红酒的记忆，是在十年前。那一年农历二十九的下午，我刚从长沙回到浏阳，请一位朋友开车（彼时我还不会开车）陪我往东，去永和（浏阳的一个镇）走亲戚。

那是祖父未出五服的兄弟，我叫他叔爷爷。

到了永和，沿着主路往东开出几里，一棵大樟树下左拐入路旁的岔路，沿一线荒草掩蔽的围墙开进去十几米，便到了。

这是一所乡上办的敬老院，叔爷爷便住在这里。

叔爷爷早年离婚，无儿无女，一人孤单半世，身体硬朗时，除耕种名下三亩田之外，还能出外打些短工（他会些泥瓦手艺）。六十多岁生了一场大病，多年的积蓄花光了，身体大不如前。村上给他定了五保户，他不要，跑到乡上把申报材料讨回来，仍旧种田，打短工。雇主嫌他年岁大，短工渐渐接得少了，到了七十岁，终于做不动了。

叔爷爷一生不求人，亲戚朋友不多，多是疏远着。与我家倒经常走动。常常一大早从永和搭车过来，吃过午饭就走，每次来都不空手。山上摘的野板栗、野柿子，摘了野山楂托人做的山楂条，捡茶子榨的茶油，自家种的糯米，布袋子装着，背过来。进门总说：“我想我老兄了，来看看。”

到了家，他会跟祖父下象棋，两人都是臭棋篓子，叔爷爷爱悔棋，祖父让他。知道他爱喝酒，每次来了都看茶倒酒，白酒用茶杯盛着，满满一杯，祖母现炸些花生米给他下酒。祖父动过手术，戒了酒，喝水陪他。

中午，父亲回家，又把叔爷爷的酒杯满上，他咂着嘴，从不推辞，总说：“还是你们家酒好。”

父亲总会嘱咐母亲多做几个菜，叔爷爷就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来看下哥哥，随便吃点儿没事的。”他总是说。

午餐时，一桌人吃饭，叔爷爷一个人喝酒，没人陪他，他就拘谨了，小口地抿着酒，总也不吃菜，直到祖父夹菜给他。酒劲儿上了头，他才敞开些，偶尔会问问我的学业，脸上泛着红光，又指着我笃定地说：“我总要跟你喝回酒的，你喝得（有酒量）。”父亲笑：“他还在上学呢。”

叔爷爷常对我说：“我没有后班子（后辈），我有一块上海表，没年纪（浏阳话，年轻时）的时候买的，以后就给你。”

叔爷爷每次来，对自己的近况只字不提。直到某次祖父去看他，回来对父亲说：“你要帮帮他，他现在不好过。”父亲辗转找了好些关系，弄得一个指标，让叔爷爷住进了敬老院。

进了敬老院，叔爷爷也不闲着，常常出去，一走便是十天半月，偶尔能接到些活儿干，赚得钱回来，总给院长和室友带些小礼物。在院里的时候，就给院长打打下手，院长信任他，一些采买的事放心交给他，钱账清白，从不出错。

那以后，父亲每年交给我一个任务，年前去敬老院看他，给他拜节，这一次，是第五年了。

那天院门上了锁，小门开着，我们把车停在院外，提上年礼走进去。

里面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旁是菜园，路的尽头有一栋两层的砖房，外观和乡村小学相仿，白色墙漆风化剥离，楼里都是三室一厅，三个老人住一套，共用客厅与厕所。客厅十分简陋，仅一张饭桌，一个电视柜，里头摆着不知哪里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机。

到了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叔爷爷，他正坐在门旁的火屉箱（取暖用具）上发呆，同住的老人都在厅里，各占一角，各自沉默。厅正中的电视机，正放着郭凯敏演的一部老片子。

我轻声地叫叔爷爷，他茫然抬起头，眼睛迷蒙地望向我，倏地从箱笼上站起来，大声嚷嚷：“哎呀，你来啦！快进来坐。”转身跑进了他的小间，我跟着进去了，问他：“你知道我是哪个？”他咧开了嘴笑，拍拍我的肩，似乎在责备我怀疑他的记性：“我晓得，你是格伢子，我在等你呢。”

叔爷爷打开他的抽屉，拿出两挂短鞭炮，拿出去放。这是浏阳过年迎送客的规矩。叔爷爷点了一根红梅（一种烟），将鞭炮拎在手里放，快要炸手了才扔掉。

他的小房间里，靠窗有一张小书桌，他不爱打理，书桌上满是灰尘，正中摆着一个旧式底座的圆镜，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女人的相片，是那种一寸大小、带花边的老照片。相片里，女人眉眼和顺，扎着头发，浅浅地笑。我曾问过那是谁，他没有告诉我。

叔爷爷放完鞭炮，回身进屋，从床底下拖出的一只箱子，里头放着一些瓷碟和装着点心的扎紧了的塑料袋。他从床当头扯过一条毛巾，把书桌擦了擦，放上碟子，打开塑料袋，开始布点心。

点心有不少，玉兰片、花生、冻米糖、金橘、水泡姜，满满摆了一桌。他又倒了两杯茶进来，冲我眨眨眼：“你先吃，等等我。”

他跑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托着两个盘子，盘子里盛着热腾腾的卤猪舌和卤猪耳。

“顺风加赚头（浏阳话里对这两种食物的戏称，顺风指猪耳，赚头指猪舌，取个意头），想着你这几天要来，前天到镇上买的，我看着卤的呢。”他笑着，将碟子放在桌上，“借院里的冰箱存着，就等你来呢。”

“晓得你喝得，想你陪我喝回酒了。”叔爷爷说，他打开书桌的边柜，从里头拿出半瓶干红，软木塞子塞得紧紧的，费了好多工夫才打开。

那是叔爷爷半年前打工时，雇主给的，他听说如今城里人兴喝红酒，没舍得喝，留着等我来。

那天就着“顺风”和“赚头”，我喝完了那半瓶酒，叔爷爷很开心，他喝谷酒陪我，镇上打的，很便宜。

喝到最后，叔爷爷从怀里掏出个手帕包，打开，里头有一小叠钱和一只上海表，表壳虽老旧了，保养得很好。他脸上泛着红光，把手帕包朝我递来，“你要娶老婆了吧？这是我给你的心意呢。”

我推托着不要，他塞了半天，讪笑着，仍旧装回怀里。

酒喝完了，我向叔爷爷告辞，他陪着我走出门去，又一转身进了屋。

快到院门口了，叔爷爷才出来，他点着根烟，提着个大塑料袋子，袋子里拿出一挂长鞭炮，点着了，拎在手里，一边走一边哔哔啪啪地放。我在门口等他，他摆着手，大声说：“你走。”

我大声说：“你别送了。”

他笑着，将手里的鞭炮扔出去，鞭炮在地上响着，放着红光，我们呆呆地看着。

一挂鞭炮放完了，他又从袋里掏出一挂，绳子扎得整齐，解不开，朋友上前帮忙，用打火机烧断绳子，叔爷爷又拿烟点上，哔哔啪啪的声音再度响起，叔爷爷手执鞭炮，大声喊着：“你们上车，我送送啊。”

“你要学好啊！”他最后说。

叔爷爷是第二年的夏天去世的，在那之前，他特地搭车从永和来了趟城里，将我拒收的钱与手表交给祖父。祖父说，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显出异样了，祖父给他倒酒，他只喝了小半杯。他跟祖父下了一盘棋，大败，却一步也没有悔。

临走时他说：“格伢子几时结婚？我不一定看得到了。先上礼，后班子（浏阳话的后辈）总要我们保佑的。”

叔爷爷去世后，父亲将我召了回来，我们一起去了永和，给叔爷爷办理后事。

灵堂就设在敬老院的正厅，父亲请了戏班子，唱了几晚的戏，为了避讳，一切孝子该尽的礼仪，都由我来完成。叔爷爷给的表，我没有戴，请父亲收起了。

那几晚，父亲没怎么睡，我也没怎么睡。有一晚，我坐在灵案旁，屋外是一个女旦角在咿咿呀呀地唱苦情，脚前的火盆纸灰燃尽，断续闪着暗红的光。我倏地忆起叔爷爷的过往，那些我所知道的片段将我与他无限拉近。我想起了叔爷爷的讪笑和那张因酒醉而泛红的脸以及他背着布袋略显佝偻的身形，许多年的过往重叠成一个影子，坚毅又倔强。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拉着我喝酒，那不是源于一个老人大限将至的自我觉醒，而是源于他对生活和仅有的亲情的深沉依恋。

或许，在尽头处想起的人生，就像那瓶已经启封半年的红酒，虽则酸楚，依旧泛着温暖的红。

“恶娘”萍婶

文初叔是父亲的堂弟，父亲说是“同根把（同宗）的兄弟。”是隔得非常远的亲戚。究竟有多远，父亲也说不清。

祖父在的时候，曾经算过，绕来绕去，把自己都绕糊涂了，“文运开世兆，贤声记祖功。”（族里排辈分的诗句）祖父说：“都是文字辈的，是兄弟总没错，等建了族谱就弄清了。”

一

初见萍婶还是在小时候，某次随父亲回乡双抢。

那天，祖父、父亲下地了，我在堂屋的竹床上午睡醒来，瞥见一个粗壮妇人站在门口，一根扁担搭着箕筲斜斜地背着，一脸的油汗。

“你家大人呢？”她瓮声瓮气地说。

“我不知道。”我小声答。

她应了一声，转身走了。

晚间妇人又来了，未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婶婶，到你家吃夜饭咯！”

“要得，”祖母笑着站起身，唤我叫人，“这是你萍婶，文初叔家的。”

我家有个小磨，萍婶来借，“娘家带了点儿黄豆回来，磨了做豆腐，到时送点儿过来给您老。”萍婶的声音像漏风的皮鼓。

磨再小也沉，萍婶却拿得轻松，胳膊夹着磨盘，扛起底架就走了。夜色中出门去，臃肿的身形，像杂技团里背自行车的熊。

后来萍婶还磨回来，果然送了盘豆腐，祖母切成片煎了，又放点豆豉、葱花加水吊汤，外焦里嫩，又香又甜。

二

“双抢”过后，我们回了城。不久，萍婶也到了城里。

“我来看看哥哥，”她跟着文初叔叫父亲哥哥，“还想看看病，要麻烦大嫂帮我找找人。”

“好啊，哪里不舒服？”母亲爽快地回答。

萍婶来的那天，母亲买到几只猪蹄，剁成小块卤了。萍婶吃得欢，不停地添饭，啧啧地称赞。她右手执筷，每夹一口菜，都要把筷子伸到左腋下，手臂一夹，筷子一抽，揩干净了，再伸出去，夹下一口。

“你干什么呀？”我问。

萍婶嘿嘿笑着，并不答话。

母亲拉了拉我，“别说话，快吃！”可没吃两口，她又起了身，将我拉出屋去。

“你萍婶是讲卫生呢，”母亲轻声对我说，她皱着眉头，“但是你不要学，每个人讲卫生的方式不一样的。”母亲艰涩地说，末了推了我一把，“回去吃饭，别吃猪脚了。”

那晚，那盆猪蹄被萍婶一个人吃了，她吃肉吃得细致，骨头缝里的肉末都剥干净了，骨头还要在桌上蹾一蹾，吸出骨髓。碗底剩下的卤汁，她也倒出来拌了饭。

饭后，母亲洗碗，父亲陪着萍婶聊天，萍婶喝着茶，嗝打得山响，不停地要父亲评理。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哥哥你说对不对？”

“他是自己脸皮薄，使着我来看，哥哥你说对不对？”

她说到一半，父亲找借口走出去了。

父亲走到家门口的玉兰树下，点燃一根烟。我跟了过去，陪他站着，头顶是大片的麻蚊飞舞，被父亲吐出的烟驱散。

“爸爸，萍婶来干吗？”我问父亲。

“你文初叔想要孩子。”父亲说。

“那萍婶来干吗？”我又问。

父亲没有作声。

机关有一台电视机，锁在机关大厅的高柜里，晚上打开，供大家观看。家前的走道上，有邻居经过，提着板凳，端着茶水，“看电视去！”邻居们跟父亲打着招呼。

“就来。”父亲笑着回应。

三

一年多以后，又逢年节，一家人回了乡。某日上午，父母外出拜年了，祖父在堂屋迎客，我在厨下陪祖母。

大锅是嵌在灶台上的，祖母将洗净切好的菜倒入锅中，与热油接触，发出悠长的、仿佛彼此厌恶的“哧——”声，一会儿，扑鼻的菜香便在厨房里弥散开了。

“婶婶啊，给你拜年啦！”久违的、瓮声瓮气的声音在侧旁响起，萍婶一脚迈进了厨房，怀里抱着个婴儿，小被子裹得紧实，只露一张粉嫩的小脸。

萍婶比去年更胖了，熊一般笨拙，生怕被子耷拉下来，不停地低头掖着。

“好好，恭喜你过了热闹年。”祖母笑着，从灶台后绕过来，在围裙上揩了揩手，伸着小指轻轻碰着婴孩的脸蛋，小心翼翼地，好像生怕戳坏了。她从怀里掏出个小红包，塞进包裹孩子的小被里，“峰伢发狠长，健健康康，顺顺遂遂。”祖母说。

“大嫂给了！”萍婶推搪，想要翻出红包来还给祖母，翻了两下没找到，就罢了手。祖母返回灶上做饭，萍婶陪在旁边聊天。

“要记你们家一世的恩，全靠大嫂找的医生，峰伢才能出生。”萍婶说。

“莫挂在嘴上说，”祖母说，“你们命里有的。”

“命里有贵人帮咧。”萍婶说，“总说峰伢要认了大哥当干爷（干爹），他又不肯。”

“本来就是亲戚，还搞这个做什么？”祖母说。

“给……我……梳头！”萍婶踅到灶下，翻着白眼吓我，我瞪着眼睛看她。

那是一部电视剧（《炮队街的守夜人》）的桥段，萍婶年前来我家玩时看过，回乡后编成故事讲给人听，四处吓人。

萍婶笑着将我赶开，孩子用橡皮绳一绑背在背上，接替了烧灶的活。

四

不出两年，萍婶又给峰伢添了个妹妹，取名红艳。月子里，文初叔被镇上抓去结扎，要罚款，家里交钱不出，牵走了一头猪，出了月子，萍婶提着镰刀去镇上要猪钱，半路上被本家叔公拖了回来。

那年秋天，萍婶搭车到我家，诉了一夜的苦，红艳没断奶，也带来了，萍婶有说不完的委屈，“一个男人做结扎，线鸡（阉了的公鸡）样的，没用了怎么办，你们说是不是？”

母亲唤我去睡觉。

“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提醒她。

“还牵我的猪，那条母猪下过崽的，吃了会得猪婆疯，是不是啊？”萍婶高兴了些。

萍婶掀起衣襟奶孩子，父亲站起身，拉着我出门，“去办公室做作业，我正好改个材料。”

“快去吧。”母亲说。

第二天，萍婶走时，母亲买了罐奶粉送她，萍婶又高兴起来。

“我夫家哥哥在县里当干部，大嫂在公司里。”萍婶回娘家时，常跟人说。萍婶姓刘，外村嫁过来的，因她的宣传，我家又多了一些额外的客人。

“我是萍妹的二哥，她提起过吧。”

“我是刘萍的舅舅，她说这个事情只有你家能帮我。”

常常有陌生的人，打着她的名号来。

再回乡时，萍婶总会带着一双儿女过来，陪父母聊天。

“我总教峰伢要学伯伯，好好学习，以后当干部。”萍婶说：“艳妹就要学婶子，贤惠，里外一把手。”

父亲不作声，母亲微微笑着。

“昨天我帮婆婆（祖母）整菜地了，我说种萝卜，她非要栽红薯，萝卜爽口，是样菜，你们说是不是？”萍婶在父母亲面前表功。

父亲不作声，母亲微微笑着。

“锄了两锄头，扯了半天闲谈，喝了一壶茶。”祖母在里间揶揄。

“我说我家有萝卜种子，你不肯要啦。红薯又不费工，随便种都长。”萍婶转身冲着里间申辩。

“二老年纪大了，要你多照顾。”父亲忙说。

“那是，远亲不如近邻，何况我们是亲戚，你说是不是？”萍婶回过身来，笑嘻嘻的。

五

90年代初，夏秋之交，祖父突发重病，父亲从县里叫了台救护车，去了镇上，那一夜大雨滂沱，我们在镇医院见到了吊着水、已经昏迷的祖父。祖母跟着来的，急得犯了哮喘，躺在旁边的床上吸氧。

“哥哥、大嫂，你们来了。”熟悉的破皮鼓嗓音在旁边响起，萍婶端着个海碗，蹲在床边吃，见到我们，将碗撂在地上，站了起来。

父亲俯下身子看祖父，值班医生在旁边说着病情，末了，母亲请医生办转院手续。萍婶弯腰捞起地上的海碗，接着吃。

“辛苦了。”父亲对她说。

萍婶大口地嚼着，不及回答，筷子使劲儿扬，让父亲不要客气。

再回乡时，萍婶总会带着一双儿女过来，陪父母聊天。

是萍婶两口子借了一台板车将祖父送到镇医院的，文初叔心细，临时在车上搭了个塑料棚子给两老遮雨。

“真是，”父亲咂着嘴，很是感激，“让你们费心了。”

“文初小意，手也巧，就是没力气，车还是我拉的，”萍婶口里包着饭，嘟嘟囔囔地说，“硬是结扎了，当不得男人用。”

“文初呢？”父亲不接她话，问道。

“喊他回家换衣服，他身子弱些，雨淋得透湿，怕他感冒了。”

“那你也回去啊，你也淋湿了。”父亲说。

“这会都干了。”萍婶终于吃完了那一碗冒着尖的饭，打着饱嗝，眯着眼，很满足的样子。

“哥哥，有个事……”萍婶期期艾艾地说，“那碗饭是赊的，要八角钱，我没带钱。”

父亲赶紧掏钱包。

“我没买荤菜，就点了个煎青椒，饭要得多了点。”萍婶解释说。

六

祖父在县医院连做了两个大手术，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亲戚乡邻们都来探望，萍婶也来了，提来一只老母鸡给祖父补身。一来家里，她便亮着破皮鼓嗓子，不住口地夸赞祖父：“您老人家硬是有福咧，一个崽顶得十个崽用！”

继而又说起村里事情：

“戴家大崽终于考上了大学，摆了三天流水席，不枉复读七年，毕业就是公家人了。”

“阳初不懂事，跑到山里去偷树，被抓了。”

“桂初家起了新屋，出去做事有钱赚呢。”

祖父眼神变幻，听得津津有味。

近年底时，父亲请萍婶一家来城里玩，文初叔不得闲，萍婶领着一双儿女来了，招待她们住在招待所，母亲领着看电影、逛商店，给峰伢买玩具，给萍婶扯布做衣服，带他们娘仨下馆子吃饭。

“汀兰酒家的蒸饺，她一人吃了七笼，只怕是没饱，没好意思再吃。”母亲后来说。

临走，母亲请邻居龚伯伯给萍婶一家照了几张相，萍婶喜气洋洋，借来母亲的红大衣穿，扣不上，敞着。龚伯伯让她选背景，她领大家在院子里转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台停在树荫下的白色小轿车，“这车好咧，乡里看不到的。”她将艳妹放在车盖上，将峰伢拉到身前，紧贴车子站着，侧了身，手搭着后视镜，“麻烦你，师傅。”她对龚伯伯说。

七

流年变幻，心思活泛起来的乡人们，开始在农闲时拉帮结队外出打工，尝到甜头的，索性撂荒了田，整年在外头，省省抠抠几年下来，回家修房、置彩电，这一趟就没白忙。

文初叔也学着外出打工，两三年光景，就拆了旧屋盖新楼，萍婶却始终不肯荒了田，家里两亩多的水田，自己打理，一百斤的谷子仍能挑起就走。“我们又不是吃商品粮的，荒了田是败家咧。”萍婶总说。

村里的娱乐丰富了起来，到了夜里，看电视的聚在几户人家，开牌局的聚在几户人家，多年未有的麻将声，渗进了小山冲的夜。

1997年，祖父、祖母终于禁不住父亲的劝说，搬进了城。

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城东，单位宿舍的三楼，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对面低矮的屋舍和挺立其中的一棵老樟树，更远处，浏阳河水蜿蜒曲折，泛着粼粼的波光。

第二年春上，萍婶和文初叔来了我家，文初叔肩膀受了伤，到县里看病。

“治了几个月，老不好，镇上医生硬不如城里咧，是不是啊。”萍婶说。

原来，文初叔开始做苗木生意，经人介绍，乘火车下福建，联系业务，辗转认识了几个老板。老板们的胃口刁，多年的老树才奇货可居，文初叔带着人四乡找，在偷挖一棵百年桂花树时，被乡民发现，发生了械斗，文初叔的肩被打伤，镇医院治了好久，老是痛，使不上劲儿。

“怕是要去社港。”母亲说，联系车子陪着去了。（社港，浏阳的一个镇，镇医院有一位骨科圣手。）

“一针下去，脓血就冒出来了。”母亲回来说，“里头瘀了血啊。”治完病回乡，母亲买了些文具给萍婶带去，彼时，峰伢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一塌糊涂，艳妹上着小学，乖巧懂事。

八

我上班不久，便是千禧年，那时起，回乡拜年成了我的活儿。我会在节前去拜年，请朋友开车，装着一后备厢的礼品，去永和跑上一天。

萍婶家是要去的，文初叔的肩伤好了，没有再做苗木生意。

萍婶拿出积蓄，购置了机器，在家里扯筒子（鞭炮的上游产业）。文初叔歇了工，整日游手好闲，萍婶也都随他。

我第一次独自提着年节礼物站在萍婶家门口时，看到的是峰伢，这个十多岁的男孩，仍旧吸溜着鼻涕，正坐在堂屋的火屉箱上抽烟。

萍婶家的坪是卵石地面，靠近檐下的地方结着青苔，一株大枫树挺立在坪的一角，巨大的躯干要数人合抱才围得起来。抬头望去，虬劲的枝杈撑着天，青灰的天空被光秃秃的树枝分割成不规则的方块。

“哥哥，来拜年咯。”峰伢认出了我，麻利地起身，开了根烟给我，我推掉了。

他搓着手，将我引进屋，目光在我提着的节礼上扫着，回身大声喊着：“姆妈，来客啦！”正是变声期，声音在转粗，有些男子汉的味道了。

萍婶从里屋迎出来，胖得步履拖沓，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颊的肉松弛下垂。她微笑着，瓮声瓮气地寒暄：“这么早就来了，还是你家礼性足。”倏地眼一横，扫了扫峰伢，“畜生，快去泡茶，好不懂事！”

祖父祖母进城，嘱托萍婶帮忙照看我家老屋。在萍婶家略坐一会儿，她掏了串钥匙，挟了挂鞭炮，带我去坡下看老屋，峰伢跟着来了。

“杂种不守屋吗？”萍婶斥他，峰伢不作声，萍婶没口子骂，“像你爷（父亲），小的大的都不懂事，你就不学好，他就一天到晚打牌，冇看见往屋里拿一分钱！”我不作声，默默走着。在家里，听祖母偶尔提起过，文初叔牌打得很大，败了家。

老屋前坪已蒿草丛生，鞭炮声中，厚重的木门被萍婶推开，屋内，家什上积灰不多，诸物静默。

“我隔一段就过来敞敞，搞搞卫生。”萍婶说，“总不能荒了。”

“辛苦你了。”我由衷说道。

萍婶使劲儿摆手，“坝上修了新桥，水泥的，可以过得车子，”萍婶朝前一指，“以后走前面来，可以开到坪里的。”

“你帮我教教你老弟，不好好读书，一天到晚混。怎么考得上大学咯？”回程时，萍婶念着。

峰伢不知几时又叼上了一根烟，被萍婶看到，一巴掌打掉了，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得峰伢一个趔趄，峰伢涨红了脸，怪叫一声，跑掉了。

“死畜生，硬是不懂事。”萍婶望着峰伢跑远的身影，狠狠地说。

九

峰伢是他十八岁生日前几天没了的，据说那天，他与萍婶吵了大架，躲在柴房里喝了一瓶钾氨磷。待发现时，人已经没了。

亲族大事，族亲都要出力帮忙，母亲陪祖母回乡，母亲在某次打电话给我时，说到这件事情，连说萍婶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

回到家时，祖母倒拉着我絮叨了半晌，仿佛生怕我会学他，反复说着：“心里放大些，什么事情都过得去的。”又拿自己做例子，“你爷爷逃饥荒，不管我们，我也过来了……你要听话啊！”祖母叮嘱着。

我哭笑不得，问道：“萍婶还好吗？”

“伤心啦，哭得在地上打滚，三天水米不进，”祖母说，“第四天早上，在厨下吃了一锅饭，就着一碗猫鱼（腐乳），差点儿没噎死。”

“峰伢葬在哪里了？”

“茶山上，少亡不进祖坟，得另找地方。”祖母说。

母亲告诉我，峰伢想去学美发，萍婶不准，两人才杠上的。母亲说，萍婶很悔，一个劲儿地对她说：“美发也不是坏事，早晓得会这样，就让他去学了。”

十

那一年年节回乡，是大年初二，到萍婶家，文初叔和红艳迎的客，萍婶去峰伢坟上了。

艳妹在读职高，成了大姑娘，“哥哥、哥哥”叫得欢，文初叔越发瘦了，听说他戒了赌，租了块地，又开始种苗木。

“别人也是靠劳力，我也是。以前赚过，再想办法赚吧。”文初叔说。

我家的老屋已经借给同族的华初叔住着，父亲另备了给华初叔家的节礼，文初叔锁了家门，带着艳妹陪我同去。

下了坡，文初叔在院墙前放起了鞭炮，华初叔迎了出来，也放起了鞭炮迎客，老屋前坪的荒草已经修葺了，进得屋里，一切家什有了用度，又鲜活起来。

华初叔只是辈分比我高，年岁略长，他的儿子尚在蹒跚学步，待我坐下，丢了手里玩具，扑上来抱我。“叫哥哥。”华初叔在一旁喊着，我忙在他襟里塞上一个红包。

华初叔留饭，文初叔陪着，艳妹子没有回家，跟着父亲，腊鱼、腊鸭、肉丸子和菜（猪皮、笋条、萝卜丝、肉丝、肉丸炖在一起的汤菜）摆一桌。华初叔开了瓶酒，文初叔陪饮。

那一顿吃得很香，饭菜都是从前的味道，箬叶粑粑蘸上糖，清香糯软，乡野间的鞭炮声响得零碎，年味终是淡了许多。

饭吃到一半，门被推开了，人未进门声先至，“自己屋里冷火炊烟，饭都不搞了？！”是萍婶，她的头发全白了，声音仍是中气十足，她踅到桌前，自顾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艳妹乖巧地盛上一碗饭。

“要得，菜要得。”萍婶接过碗，拿起筷子就吃。

“你们喝酒，陪好格伢，莫管我。”她饭菜塞了满嘴，嘟嘟囔囔地说。

“我不喝的，萍婶。”我提醒她。

她一愣怔，望向我，嘴里咀嚼着，用大勺喝了口汤，用力吞下，“那也要陪啊。”她咧着嘴笑，脸上肉鼓鼓的，眼睛眯得看不见。

“我去看峰伢了呢，”吃过一碗饭，萍婶幽幽说：“他也过年，我给他烧纸，跟他说了半天话，让他投个好人家，莫要再碰上我这种恶娘。”说完，伸手将空碗递给艳妹。

一桌人都噤了声，她又自顾吃起来。

十一

艳妹二十四岁才结婚，在农村，这个年纪结婚，算顶迟的了。回门那天，我开车载着祖母回乡喝喜酒。

艳妹不像萍婶般粗犷，像父亲，模样清秀，话语轻柔。之前对过不少亲（相亲），男方多是中意的，可萍婶强硬，非要男方入赘，终是无人肯应。艳妹蹉跎了几年，后来文初叔发了火，以离婚相要挟，逼得萍婶松了口。

宴席设在萍婶家前坪，路口设了充气拱门。请了邻居戴家二哥的酒席班子，大枫树下摆开了几十桌，亲戚乡邻悉数请到，热热闹闹地坐满一坪。

正是入秋时节，门前大枫树叶子半红半绿，犹如一把朱翠大伞，给坪中喜宴遮蔽荫凉。喜乐响起，喜炮鸣过，一对新人在堂前久立，不见萍婶。

众人四下寻找，终于在早已弃置不用的柴房找到了她，她坐在柴房角落，斜靠着一个木桶，任吉庆的新衣沾满灰尘，魔怔了一般默默无语，眼泪潸潸而下。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架出来，按在高堂席上，接受新人行礼。艳妹的头磕下去，萍婶“哇”地放了声。

那天饭罢，我经过堂屋，看到了多年前萍婶在县里照的那张照片。在堂屋东面的墙上，挂着许多旧照片，那张彩照用框装着，挂在正中的位置。

照片里，年少的峰伢偎着母亲，在阳光下皱着眉，年幼的艳妹坐在引擎盖上，似控不住身子，前倾着，诧异地抬头。那时，萍婶尚且年轻，披着我母亲的红大衣，扶着轿车后视镜，一脚在前，挺直着腰杆，脸上荡着满足的笑。

十二

三年后，我送祖母回乡小住，途经萍婶家，进屋坐了会儿。

萍婶仍是胖，精神却极好，坐在檐下择菜。艳妹也在，儿子两岁了，跌跌撞撞地在坪里赶鸡，艳妹的肚子又挺起了。

萍婶坐着不动，艳妹张罗着搬凳倒茶，一双眼盯着孩子，大声呵斥着:“慢点儿跑，莫绊（摔）哒。”

话音未落，孩子扑在地上，大人未及近前，自己爬起来了，奶声奶气喊：“绊哒咧。”又跑去抓鸡了。

祖母笑，萍婶也笑了，择菜的手不停，瓮声说道：“细伢子是绊大的，是不是啊。”

祖母点头。

“我想这个跟她爷（文初叔）姓，女婿不肯呢。”萍婶恨恨说着，“艳妹子不作声，女生外向。”

“跟谁姓都没事，顺遂就好。”祖母劝道。

萍婶啧了一声，又摇了摇头，手里停了动作，歪着头沉吟半晌，叹道：“是啊。”

这不是夜宵，是一个寡妇的执念

每次晚自习回家，总能见到那对母子。他们在路边支了个锅，卖油炸食和芋头汤。

90年代初，我上初中，我的家从城中搬到了城东，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洗药桥。洗药桥修在济川河上，是浏阳河的一条小支流，相传唐时孙思邈曾在此洗药，洗药桥因而得名。老桥早已垮塌，现在的这座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入河口修建的，一座水泥拱桥，可以过得汽车。

那个夜宵摊，就在洗药桥旁，占着路旁的一小片地方，不知从哪儿接来一根电线，用细竹竿撑着，吊起两个灯泡，摊前紧凑地摆着两张小桌，给食客用餐。

兜里有钱时，我也会光顾他们一下。油炸肉买不起，多是喝碗芋头汤，汤是放牛骨熬的，锅底不断火，芋头炖得稀烂，汤锅旁一张小桌，排着一溜的小饭碗，碗底放了香油、香葱。我将自行车停在摊旁，递过钱去：“一碗汤。”“好咧。”老板娘笑着回应。她家收钱找零的小男孩是上小学的年纪，虎头虎脑，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算账麻利，找零极快，不单是我这一碗汤的小生意，有时桌边围坐几个大人，结账时，喝了几碗汤，吃了几串肉，合计多少钱，都是张口就报，没有错过。

老板娘用大锅勺舀汤，走边沉底，舀上锅底的干货，炖烂的芋头在碗中垒起了尖尖，撒些胡椒粉与香菜，端过来。我坐在桌前，小勺舀着，嘬嘴吹凉，慢慢吃着。

立秋已过，往冬天走了，天气越来越凉。这一段路上没有路灯，倒是这个夜宵点，照亮了上桥的路。桥边的孙隐山隐在黑暗中，巨大的山影，如静默的巨人，给过路人无形的威压。

坐在摊前望出去，路面以下，是大片黑色的菜地，再往前，深灰色的河滩支支棱棱如一条粗糙的包边，河对岸的灯火星星点点，偶有汽车从唐家洲方向开过来，车灯打出的光柱在天马山下蜿蜒，仿佛巡山一般。

摊子卖得最好的，是芋头汤，一毛五一碗。油炸肉好吃，可惜贵了，要一毛钱一串，是适合大人们下酒的佐食，花炮厂、纸箱厂的工人下了晚班，便是摊子生意真正好的时候。两个小桌坐满了，挤得密实，还得加桌子。老板娘有自酿的谷酒，大塑料鼓子装着，论斤卖。

这个摊点，对我来说，多数时候只是路过。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每天去喝一碗芋头汤，晚自习回来时，经过桥边，会猛蹬几脚，趁香气还没有漫到鼻边，一冲而过。

因为搬到城东，我和一些住在城东的同学处得熟了，经常一起上下学。同班的钢皮和大树和我最铁，另一拨是屈驼子和老猫，这两拨人玩不到一块。我跟两头都处得不错。

孙隐山旁有一片密密匝匝的老房子，依山而建，上宽下窄，形似筲箕（竹子编的淘米工具），叫筲箕坡，都是低矮的平房，采光很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据说是最后一批渔民上岸安置时建的。大树的家就在那里。筲箕坡临街的巷子口，有一个简易的棚，里面摆着几张台球桌。我们下学了，爱在那里打一局。台球桌摆在泥地上，倾斜不平，经常有球顺着坡度滑进袋口，我们常常为某个进球算不算数争得不亦乐乎。

晚自习回家，就不再是我一人独行了，夜里路面空旷，三人并排骑着车，热闹许多。谁兜里有闲钱，就请客吃点儿夜宵。大树大方，钢皮和我请得少些。大树家里是个体户，那几年，他父亲买了台卡车跑货运，着实赚了些钱，给大树的零花钱也多，口袋里常常能掏出十元的大票子。

我们经常光顾的，就是洗药桥边的那对母子。我和钢皮请，多是喝碗汤，大树请，就能吃上油炸肉。

大树请客，只去洗药桥边。

“我爸说的，要关照她。”他很认真地说。

我们问：“为什么？”

“就说她人好……”大树搔搔头，“我回去问了再跟你们说。”

又过了一年，我们几乎都忘了那个问题。洗药桥边的夜宵摊子仍然每夜开着，老板娘还是那副干练模样，小孩长高了一些，仍是每天乖巧地跟着他娘守摊。夜宵摊的菜色应季而变。秋天的芋头汤，冬天的羊肉汤，春天换成饭豆墨鱼汤，夏天花样多一些，有刮凉粉、冰糖水和绿豆汤。油炸肉是四季都有的，还加了个炉子，做些小炒。

又到了秋天，是老板娘的芋头汤出来的时候。一天上晚自习，大树突然神神秘秘地叫我，说下课有话说。

下了课，我们仨走到操坪里。刚开完运动会，炉渣跑道上画线的白灰尚未消散，黑暗中显出灰白的颜色，操坪里空无一人。四周空旷、宁静，只有秋虫的鸣叫。

“她是在那里守夜呢。”大树很突兀地说。

“什么？”我问。

“那个开夜宵摊的老板娘，”大树瞪着眼睛看我，“你们以前问我的。我爸跑车总不在家，找他问事麻烦呢。”

“那又怎么了？”我问。

“你好好说吧。”钢皮在一旁插话。

“好咯、好咯，”大树抓抓头，“我爸说她们家是萍江过来的，船上人家，打鱼的。前几年，当家的出了事，不知道是撞上翻砂船，还是网子被绞了，反正船翻了，人找不着了。”

“船就翻在洗药桥前面那一片河面，过了一阵，他们家得了信，女人就带着孩子过来了，开了这个夜宵点。夜宵点对着的，就是她男人出事的那段河。”

“她自己说的，她们乡下的习俗，只要亲人在出事的地方焚香祷告三年，横死的人就能得到解脱，要不然，死了也很苦的，”大树啧啧地咂着嘴，笃定地说，“她是在守夜呢，卖夜宵只是要过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洗药桥边吃夜宵，大树做东，点了好多油炸肉，似乎忽然有了敬畏心，三人的话都不多。

大树回去了，我和钢皮还能同一段路，我们默默地骑着车，远远地离开了那对母子。

“我看到了。”钢皮忽然说。

“什么？”我一惊。

“香啊，大树说的是真的，”钢皮闷闷地说，“我绕到后面看了，摊子后面，靠近坎边的地方，有一个装米的瓷碗，上面插着三根香。”

“你家以前也打鱼吧。”我问钢皮。

“好多年前就不做了，”钢皮说，“我爸说以前水库不放水，河中心都只齐腰深，后来挖沙船来了，最熟悉河性的人都不晓得哪里深哪里浅了，鱼也没了，本地的打鱼的，都上岸了。”

以后我们三人吃夜宵，但凡钢皮和我请，就有些回避那母子俩，钢皮嚷嚷：“像吃烂肉饭（即丧酒）。”我心里也觉得瘆人，大树仍旧坚持去，他最有钱，所以我们还是常去。

开春了，老板娘的摊点换了饭豆墨鱼汤了，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和着胡椒炖的墨鱼香气。钢皮最好这一口，他也不反对去那吃夜宵了。

那一天，是我请客，墨鱼汤稍贵一些，要两毛五一碗。大树又加钱要了几串油炸肉。刚刚开学不久，压岁钱在棉袄的衬口袋里装着，人不由得添了几分豪气，喝完一碗汤，我又吆喝着再来一碗。

老板娘送上汤，饭豆墨鱼盛得格外多，在碗上打尖尖，却不收钱了。

“你们是老客，这一碗是送你们的。我要走了。”老板娘眉眼和顺，轻轻地说。

“回去吗？”我问。

“是啊，回萍江。”她回答。

“生意这么好，怎么就走呢？”钢皮急巴巴地说。

老板娘笑了，露出好看的牙，“生意再好，也要回家啊。”

“不回来了吗？”大树闷头闷脑地问。

“是啊，”老板娘笃定地说，“不回来了。回了家，就哪儿也不去了。”她轻轻地吁了口气。

那一碗墨鱼汤把我们三人吃撑了，放下碗时，大树有些愣怔，低声说，“有三年了啊。”

第二天，我们再经过那里，摊子已经撤了，只留下一片空地，光秃秃的。

故事的尾巴：我记事起到90年代初，浏阳的光头粉（不盖浇头）八分钱一碗，加肉丝一毛二分，路上有人挑担子卖甜酒，五分一碗，白糖冰棒三分，绿豆的五分，冰激凌只有冰厂有卖，一开始两毛，后来涨到五毛。

城南完小门前有个老奶奶摆的素食摊，卖浸萝卜、梅子、姜，萝卜一分钱三片，五分钱能吃饱。那时节，母亲的工资八十多，父亲略高一些，我没有零花钱。外婆和表哥偶尔塞给我的几毛一块，我都珍而重之，留着买书。后来忽然有一天，物价就起来了。

而今，洗药桥仅剩地名，原址拆掉修了滨河路，孙隐山下倒是新修了一座药王庙，供着孙思邈，香火一时鼎盛。

筲箕坡也拆了，成为圭斋路的一部分，原来的桌球棚现在是临街旺铺。浏阳城最后的渔民们，早已住进了楼房。

被《金瓶梅》或其他什么突然改变的人生

浏阳，是存在于我记忆里的那座城，在城市建设与城乡改造中，它已经换了模样。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夏天会粘鞋子的柏油马路，国营小吃店，卖糖水、酸枣、甜酒、辣萝卜的小贩，如今，都只存在于回忆里。

记忆的吉光片羽，伴随着一个孩子的成长。

多年以后，一些平凡的人与事，在岁月的酝酿中，在对过往的怀念中，不断地清晰，回归原来的模样。

《金瓶梅》与郎中

1985年，母亲牵着我往北走，一大拨人却往南去，那天是县里的公判大会，要在河边上处决犯人。很多好事的，抢先去占个好位子。

母亲一手撑伞，一手牵着我，急急地走着，空气里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一个严厉的声音在喇叭里响起：“犯罪分子张勇武盗窃银行……情节极其严重……”再往前走，冰厂对面的大操坪忽然涌出大量人流，一台大卡车杂在人流中缓缓开出，车上穿白制服的警察，配着枪，站得笔挺，正中有一个青年男人，剃着光秃秃的青皮，五花大绑，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被警察架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这个人已经被抓半年了，他的事情早已在浏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夜里打洞偷了银行，偷出二十多万的巨款。

拥挤的人流一下把我们推到了路边。母亲紧紧拉着我，站在路旁的屋檐下，收了伞，等人群过去。

这是母亲第一次带我去挑疳积时的景象，因为有这一出插曲，所以印象很深。我们找的是国营中药店的余医生，他在城里是个名医，只是碍于身份——赤脚郎中出身，进不了医院坐诊。母亲说我的麻疹也是他治好的，“高烧不退呢，请他开了一副药，吃了就发出来了，一身的红点子，烧也退了。”母亲说，“就是药引苦了我了，要生在水里的柳树根，那可是冬天啦，我踩在冰得刺骨头的河水里一根根摸出来。”

国营中药店对面就是照相馆，斜对面是冰厂，药店旁边就是大操坪，里边有个大礼堂。多年以前，公审大会都在那开。

余医生五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国营药店的白制服，说话尖声尖气，做事慢条斯理。药柜的转角有一张桌子，上边放两个铁饭盒，放着压舌板和棉签，一个玻璃瓶，盛着酒精，一个细铁盒，放着各种各样的针，还有一个小臂枕，用来号脉，那就是他的工作台。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拿本书在桌后看，多是古书，竖排的繁体字。

余医生一定要等到病人交了款，拿了号，递到他跟前，才肯离了书本，拿眼瞧人。

他对我们稍好一些，也就是偶尔见我们进来，点个头，笑一笑的交情，还要等母亲交了钱，拿了号到他跟前，他才肯收了书本，低着头，目光从眼镜上方瞥向母亲，问：“看什么？”他的声音就像细木锯子割木头，一抽抽地，好像一口气接不上来，就会呛到，我就在桌子后面仰望他，等着他咳嗽，一直没有等到。

母亲说明来意，他才低头看我，一脸不怀好意的坏笑，一面示意我坐到椅子上，一面从细铁盒子里拿出一根三棱针，用棉签蘸着酒精仔细地消毒，嘴里低声说着：“坐好了，不痛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总是一凛。

可老实说，确实不痛，反正跟惹恼了母亲被她狠掐皮肉没得比。余医生手法很快，一手抓着我的手指，一手拈着三棱针，不易察觉地轻轻一点，然后抓着我手指的手稍稍用力一合，指节尖挤出一滴青黄的液体，挑疳积就结束了。我照例轻轻哼两声，表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痛苦，作为回家路上要挟母亲的资本。

最初，挑疳积就像一场游戏，我假装痛苦，从母亲那里骗来一点安慰，几片蘸了辣粉的浸萝卜或者冰厂的一碗牛奶。

可没想到偷蒙拐骗的日子总有尽时。上高小时，药店换了医生，一个年轻人，姓谭，母亲再带我去挑疳积，我就抵死不从了，新来的谭医生下手没个轻重，轻了，挑破点油皮，重了，扎出血来，那种痛，钻心。

我后来知道，余医生是被开除的，有一天，他坐诊中途上厕所，新来的售货员跑到他桌前来看新奇，翻了他的书。余医生的书多且杂，那天，刚好带的是清朝绘本的《金瓶梅》，那些春宫图让小姑娘面红耳赤，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屈辱，当场就叫了起来，直闹得警察都来了，后来是单位的领导息事，只把他给开除了。

余医生赋闲回家，靠在百货公司上班的老婆养活，过了很久的清闲日子。

十几年后，他重新出山，在城里自己开了医馆，专治各种疑难杂症，风头一时无两。听说有被他治好的花炮老板，几个人凑钱给他修了一座家庙，正殿供着观音，侧殿供着药王。

后来，我也曾见过他一回。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很久了，不记得一个什么样的宴席，一桌子人，他居中坐着，穿着夏布黑衫，气质已然不同，可还喜欢低着头，从眼镜上方瞥人。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那时候，照相馆早没有了，照相馆对面的中药店，也没有了。

不邋遢的“黄邋遢”

每次放学，经过新华书店，都能看见黄邋遢，他坐在书店外的台阶上，拿着一本书，认真地在看。

黄邋遢其实并不邋遢，在城里，他算是会打扮的，他爱穿中山装，一套黑的、一套黄的，总是熨得笔挺，左胸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头发梳得整齐，还抹了发蜡。

黄邋遢是书店的干部，五十多岁，1980年前后突然发的病，城里人都知道。有一天，他回到家，喝了一杯茶，忽然问他太太：“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多人？”黄夫人吓得不轻，家里就他们俩啊。他又问：“他们是来抓我吗？”他忽然发了狂，抓着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撕扯，“交代了多少次了，还是不放过我啊！”

黄邋遢当天就进了精神病院，医院里来了辆小车，把他押着去的。

后来，人们才知道，黄邋遢是有海外关系的，他有一个嫡亲的叔父，三几年就去了美国。为此，黄邋遢没少受挂碍，交代材料都写了一箩筐，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什么的，为一个不曾谋面的亲戚向工作组赌咒发誓，前途也受到了限制。这几年，政策放宽了，海外的联系也渐渐恢复，他的叔父写信回来了，黄邋遢反而疑神疑鬼，终于把自己整疯了。

几个月后，黄邋遢从精神病院出来了，见人就笑嘻嘻的，很和气。唯独不能跟他理论，谁跟他争辩事情，他就吐人口水。

邋遢的名号，大约是这样来的吧。

黄邋遢出院后，每天坚持准点上班。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做了，让他去前台帮着收银。收银的头头嫌他碍事，发配他去分类，这个活儿也不麻烦，做完了，他就拣本书来看，也没有人管他。

不过孩子喜欢他，他也喜欢孩子，每每看到我们，他总招呼我们过去，他会讲整套的《说岳全传》《聊斋》《三国演义》，黄邋遢讲故事很夸张，手舞足蹈，孩子们听得却开心。

新华书店在商业大厦的对门，中间横着北正路。有一年，入秋的时节，书店的旁边新开了一爿店，专卖打折书，黄邋遢又被发配到那边。这一次，分类也不用做了，做个苦力，每天搬书上架。

他不以为忤，还兼了荐书的角色，当我们口袋里有了三五毛，准备去买一两本时，他就做我们的向导。

“那边有几本童话，一个瑞典人写的，封面烂了，还不错，价钱也不错。”

“高尔基的《母亲》，有卖了，就剩几本，都是缺尾页的，要不要？还能再减点儿价钱。”

他总是碎碎念着，假如我们听从他的推荐，下次见了面，他就上来问：“我说的没错吧，好看吧。”

直到有一天，我和同学走上北正街，往新华书店走，远远看着书店门口围着许多人。我们挤进去，看到他，他那天穿得很正式，黄色的中山装，发蜡打得一丝不苟，怀里抱着个饼干桶，正在分发饼干。

我下意识地问他：“你要走吗？”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我，腾出手摸了摸我的头，“我退休了，回家了。”

“不再来了吗？”

“不来了。”他的表情很笃定。

“神仙”不是正道

我们家乡，凡是有点儿名气的，算卦、化水行医的，都叫神仙。看风水的，都叫瞎子，不管他有没有瞎。

刘神仙家在禧和岭下，离外婆家不远。

外婆家的老屋在一个小坡上，依山而建，门前有个小坪，原是土坪，后来铺上了青砖。四周种着各种果树。屋侧是自家菜地，满满地被外婆种上了应季时蔬。

外婆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不在厨房就在菜地。有一次，小舅吃鱼卡了喉咙，喝醋、吞米饭都不管用，咳得干呕，外婆起身去找刘神仙，我跟着去了。

从外婆家出来，往南走，经过桑园，又一个池塘，爬上小坡，一株大槐树后边，就是刘神仙家。

那也是一座土砖屋，高梁大瓦。刘神仙一家正在吃饭，外婆说明来意，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菜碗，碗里盛着四五个鲜鸡蛋。

“小事情，其实你不必这样的。”刘神仙摆摆手。他黑黑瘦瘦，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总爱穿土黄色军装，袖子捋起了，戴着顶黄布军帽，耳边夹着一支烟。

他一面说，一面从外婆手里接过碗，踅去厢房，他的一条腿是瘸的。

厢房里只一个神龛，供桌上放着一只大水壶，桌正中摆着一只碗，插着香。刘神仙将鸡蛋依次摆上桌，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外婆牵着我的手，在他后面跟着作揖。刘神仙从供桌上取下水壶，倒了些水放进已腾空的碗里，比了个剑指，在碗上画了画，递给了外婆。

“去吧，给他喝。”他说。

外婆连声道谢，郑重地接过。

“外婆，他们家供的是什么神仙？”回来的路上，我问道。

“地藏王菩萨，”外婆小心翼翼地端着水，轻声地嘱咐，“帮我看着点路。”

回到家，小舅已经好了。外婆还是坚持要他把那碗水喝下，并且把小舅的痊愈视作刘神仙的功劳，“还是刘神仙厉害啊，水都没喝就好了。”

认识刘神仙之后，我在外婆家又有了一个新去处。刘神仙不赶人，婶婶（他老婆）会端出零食来给我吃，米糕、玉兰片、山楂条之类，都是自家做的。

他家很热闹，经常有人上门，四乡的都有，还有外地口音的，有的人来问医，有的人来问运程，刘神仙挑客，有的给看，有的不给看。不看的，他把话说得很诚恳：“您老福运大，我根子浅，看不明白。”

多数人，他就在神龛前化点水给他们。偶尔也把把脉，开个方子。有一次，他对一个病人说：“你这是急性肝炎，要去大医院治，不要耽误了。”

治好了病的，回头来谢他。他会说：“这是你自己的福运，命里有点劫数，不过是一尺水，稍稍用力就跨过去了。”他们的答谢，少了不嫌，多了不拒。

他在忙的时候，我会很自觉地在一旁给他打打杂，递递笔，倒倒水之类的。闲的时候，他会跟我聊聊天，他坐在院子里的竹躺椅上，抱着他的水烟，咕嘟嘟地吸，大声地问我一些问题，譬如读书了没有，家里几口人之类的。

“我小时候也读过书，那年月真好。”他叹道，“后来困难了，要填饱肚子。”

“没有饭吃吗？”我问。

“哪里有饭，红薯叶子都没有了。”他往上一指，“我们家就靠着这棵树，槐花好吃，叶子苦、涩，不过蛮饱肚子。”

“要好好学习，你赶上了好时候。”刘神仙看着我，“以后是栋梁材。”

去得多了，他跟我越发没有架子。有一次，他在屋后竹山里捉到一条蛇，让他儿子来喊我去吃。

婶婶怕蛇，由他整饬，他将蛇剥了皮，砍成块，过一遍油，再和着姜放在汤锅里煮，不一会儿，空气中传出一股香味。

“我发过愿，不吃四只脚的，蛇我可以吃。”他笑嘻嘻的。

“发愿？”我很疑惑。

“跟师父学习，要守一些戒条的。”他看着汤锅里水沸了，盖上盖子，“师父说我先天差，发愿要发大些。”

那天中午就在他家吃饭，蛇汤很鲜，刘神仙喝了酒，话就多起来。

“人要守两样，一是走正道，二是要有一门手艺。”他说。

“像你这样吗？”我问。

“不是，”他吃惊地看着我，瞪着眼，使劲儿地摇头，“这不是正道，你不要学，我的儿子也不学，我不教的。”他吐了口酒气，表情忽然认真起来，“这些东西，我要带进土里去。”

第二年暑假，再去外婆家玩时，刘神仙已经搬走了，说是得罪了县里的某个大人物，举家迁走了。我赶去他家时，门敞着，家什早已经搬空了，仿佛很久没住人了一样，冷火炊烟。只有门前的大槐树依然葳蕤挺立着，沉默地守护着这一方土地。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

尾声

这些故事里，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了。

国营中药店早就拆了，大操坪变成了财神广场，新华书店成了老百姓大药房，连禧和岭都因为修路的缘故，被从中劈成两半。

写这些故事，承载它们的地标已经消失了，故事中的人，也不再有瓜葛。浏阳我经常回去，一回一变，越来越陌生。

老人家，你怎么睡在政府大厅

“那个老人家，好久不见了。”父亲带着我，走进机关大厅，喃喃地说。我转过头，望着大厅靠墙的几排空荡荡的长椅，心想，是啊，往年这个时候，她早来了。

1985年夏天过后，我升入小学二年级，那时父亲经常加班，在母亲出差的日子里，他加班就带上我。从宿舍到他办公室，短短几分钟脚程。在那里，我看书，他写材料，写得累了，就陪我玩一会儿。父亲给我看的书多且杂，都是他放在办公室的，很多已经记不清名字了，有印象的只有《隋唐演义》《第二次握手》《星火燎原》。

偶尔我会走上阳台，透过水泥栅栏的缝隙往外看，不远处的马路上，有人端着手电往樟树上照着，那是机关的司机在打麻雀，麻雀死蠢，手电一照就不动了，用气枪打，一打一个准。路的对面，是机关招待所，目光所及，能看到住宿楼的屋顶，招待所后面就是浏阳河，楼上看不见，只能看到河对岸的天马山在阴冷的天光中静卧，像一个不肯醒来的巨人。

那个老奶奶住在县委大厅，已经几年了，她多是秋天过来，有时一住几个月。父亲偶尔谈起她，说这个人以前怕是读过书的，懂规矩，她不吵不闹不讨人嫌，每年来了，先寻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去递状子，递完就退出来，在机关大厅的长椅上，倚着她的铺盖坐着，就这么发呆过一天，饿了，吃点儿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去厕所龙头接水喝。夜里，大厅里放电视，她也坐在旁边跟着看，电视放完了，大家都走了，她把两张长椅拼起来，铺好铺盖，睡在上头。路过的人看到了，也搭把手。那时候的机关，没有如今这般门禁森严，人情味也浓许多。

“她的事情，领导解决不了。”父亲曾经在饭桌上告诉母亲，“找谁都没用的。”

老奶奶的申诉，是关于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十六岁那年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悬崖叫孝子崖，崖顶的山壁上有个洞，据说洞里坐着个仙人，是清末的一个读书人，姓杨，至纯至孝，后来修道，就在这个洞里坐化，肉身风干，“经百年而不腐”，后人感念他，尊为杨孝仙，凿石修道，通到洞前，就在洞前筑了个小庙，将仙人请出来，安放在神座上供奉。地方逼仄，不过是几根柱子撑起一个屋顶，三面开敞，却也香火旺盛。

1966年破四旧，有好事的出主意，要破除封建迷信，干脆把杨孝仙风干的肉身搬出来烧掉。可是谁去把杨孝仙抬下来呢？工作组的领导在村民大会上反复动员，口水说干，无人回应。最后只好抓阄。老奶奶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不幸被选中，中午时分上的崖，刚刚上去不久，她的儿子就摔下来了，死在崖下的碎石滩上。据同去的年轻人说，他们把绳索捆到杨孝仙肉身上，让她儿子把仙人从神座上往下拽，小伙子收不住劲，身子往前冲，直接从悬崖上飞落。

“她说她儿子虽然不是公家人，但却是为公家事死的，要追评个因公殉职。”父亲摇了摇头。

“怪不得她，那个时候真荒唐。”母亲叹了口气。

后来听说，杨孝仙的肉身还是烧掉了，是工作组的领导亲自烧的，架在劈柴上，点上火，这位领导，几年后死于皮肤癌，浑身溃烂，乡人都说是冲撞了神灵的报应。

那时，我并不懂父母对话的含义，仅仅出于对一个老奶奶的怜悯，我试着接近她，用我仅有的能力，去施舍她。每天路过时，给她塞一个橘子（从后院树上偷的），或者带一碗盖了自家腌的咸菜的冷饭给她，或者匀她一个同学送我的茴香饼，每一次她都双手并拢，高兴地接过，满是皱纹的脸拧出菊花般的笑容，连声道谢。

有时候，她也会招呼我，“细伢崽，过来。”笑眯眯地从她身侧的白布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给我，那是她的干粮，也是她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招待。炒米很香，有些咸。

“你怎么不回去？”我问。

“领导上在给我解决问题呢，”她笑眯眯地说，“我要等着，柏加（浏阳的一个乡）那么远，办好了还要来告诉我，多麻烦领导啊。”她夸张地伸长手臂。

母亲知道我给老奶奶送吃的，她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院子里还有些小孩给她带东西吃，也有些小孩捉弄她，在米饭里掺上沙子，在食堂的潲水桶里捞东西送她，上过当之后，她再收到这类的食物，依然会笑着接过，只是不吃了。

有一天，母亲在家包了饺子，吃到末了，她盛了一饭碗，洒了辣椒粉，淋上酱油和醋，叫我给她送去。

老奶奶很高兴，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开心，反复地谢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打断她的话：“你快吃咯，我妈妈等着洗碗呢。”

她吃得很仔细，咬一口，要咂巴很久，眼睛眯着，细细品尝这难得的美味。吃一个饺子，几乎就要耗光一个小孩子所有的耐心。

她吃了两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崽也喜欢饺子，他在的时候，只吃过一回咧。”她喃喃地说，用拿筷子的手去抹眼泪，越抹越多。

“我知道不该冲撞神仙，那是我崽的命。”她哽咽着，“我晓得不该麻烦政府咧，我不想来呢。”

老奶奶叹着气把碗放下，表情又愧疚又委屈，她低声说:“满根（她儿子的名字，当地人起名喜欢用，取不忘根本之意）死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找过谁呢。”她叹着气，用枯萎的双手捂住眼睛，身子后仰，“可这几年，我老梦见他，一头的血，哭着对我讲：姆妈，我没有人管啊。”

她哭了好一会儿，我惊住了，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平静下来，有些自失地望着我一笑，低头端起还有余温的饺子，三两口吃完。

“在这里，我能睡个好觉，我在给我崽申冤呢。”把空碗递给我时，她忽然很突兀地说，眼睛眯着，眼角露着狡黠的笑容。

快入冬的时候，她生病了，早上起不来，一个劲儿地喘，被赶早上班的某位领导撞见，送去了医院，打了几天针，出院了，机关派车送她回了家。

听说也是那位领导拍板，给她上了五保户。她还有两个女儿，按理说，进不了五保的，可那位领导讲了硬话：“这些遗留问题，一种方式解决不了，就用另一种方式吧，让一个老人家一年接一年地跑，不是我党的作风。”

可第二年，老太太又来了。她不是独自来的，一个中年汉子送她过来，把她撂下就走了。

这一次，她表现得越发谦卑，见谁都是满脸堆笑，晚上看电视，会挪去更远的角落，给他人留出空间。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她。那些捉弄过她的小孩越发光明正大，母亲仍会允许我带东西给她吃，只是嘱咐我，“给她的时候，躲着点人。”

有一次，她吃着我从家给她带的酸菜盖饭，扒得很快，眼睛左右睃着，生怕来了人。

我说：“你慢点，我不催你的。”

她望着我，讪笑着，放慢了速度，说：“我一个老婆子，不值得可惜。”她很不好意思地解释着，“政府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该再来的，我女儿、女婿逼我的。她们说，住几天就有五保吃，那就再来，看看还能有什么好事。”她自失地摇头，羞红了脸，“我耳根软，脸皮厚，就来了。”

“你还梦见你崽吗？”我问。

她没想到我会问，瞪大了眼睛，“嗯嗯”地哼了两声，低下头，又快速地扒起饭来。

第二天，她就走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过。

人间有味：苍蝇小馆里的三餐故事

一

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饿。人到中年，玩心渐减，口腹之欲变得尤为重要。于是，一顿高质量的早餐，成为我起床的动力。

长沙人的早餐，无外乎粉和面。油条、包子也吃，但也是搭配着粉面一起。多数时间，驱车到单位，先去旁边的早餐点买一个烧卖，刚出炉热腾腾的，筋道的面皮裹着嵌了细碎油渣、香菇、拌了酱油的软糯米，一口咬下，满嘴香。

我边走边吃，走得散漫，吃得用心。冬日的寒风吹得一地枯黄，清晨萧索的街道上走着一个心无旁骛、细细咀嚼、表情愉悦的胖子。走到路口，一个大烧卖正好吃完，右转，踅进路旁的粉店，“辣椒炒蛋加牛肉面，免味、宽汤。”

作为一个资深胖子，第一应当习惯的就是旁人的目光，将鄙夷当艳羡，不吃饱绝不放筷子。

这是我惯常的点法，从前点过煎蛋，吃过后，发现这家的厨子不会煎蛋，可是早餐怎么可以不吃蛋，从此就叫辣椒炒蛋，再加一份牛肉。说起来，牛肉才是正牌子的码子，可事实上，并不是看重那几片牛肉，而是看重那口汤，连肉带汁地舀上一勺，浇到面上，低调、暗沉的牛肉配上浓青鲜黄的辣椒炒蛋，一碗面的精气神就提起来了。

店里的牛肉是放着八角、桂皮、草果、干椒熬煮的，厨师闲时总说：“一锅牛肉汤，晚上小火煨着，早上起锅，肉烂汤稠，一口鲜香。”

所以，早餐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一个烧卖作前餐，打开味蕾；一碗双码宽汤的面填饱肚子。免味（不放味精），是免得味精味冲淡牛肉汤的鲜，宽汤（多放一勺汤），是因为双码不过桥（过桥：码子另外拿小碟盛，作菜吃），终究有些咸。

偶尔胃口不好时，我会请店员“轻挑”（面少下点），她略显诧异地看看我，打量，然后自作主张地以为我讲客气，面端上来，仍是从前的分量。

若是哪天想吃粉，码子就得换，我一般点“小鲜肉”粉，是这个店的特色，葱姜配肉片，大火急炒氽水出锅，姜放得多，去腥提鲜，同样免味，倒不必宽汤了。

从粉店出来，再凛冽的寒风也吹不散我的满足感和饱胀感。这时候，路口对面的书报亭差不多开了，买一份报，慢慢走去办公室，冲一杯红茶，细细啜饮。早餐就如幼时晨起又回笼的一觉中的碎梦，美好恬淡，当茶香冲淡味蕾，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二

中午时分，厌烦了单位食堂的一成不变，我会邀几位朋友出去吃。温爹是我常邀的一位。还有一位巍别，时常被女友牵绊，应约少一些。

温爹只比我年长几岁，叫他“温爹”只是戏称。温爹少白头，四十出头已是一头白发，脾气和他的名字一样温驯，说起话来也是温吞水，再急，也不能乱了节奏，总是要娓娓道来。于是，他的反应比常人也要慢一些，我讲一个笑话，他总接不住笑点，事后很久才恍然大悟。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兰州拉面，一人一碗加肉加蛋，温爹胃口不好，吃一半放了筷子。我劝他：“多吃点儿，别浪费啊，这面新鲜，现拉的。”

温爹连连点头，“是啊，我看着他拉的，你多吃点啊。”他很认真地说。

我也放了筷子。

我们多是去苍蝇馆子，所谓的小店，自然有小店的出彩之处。当然，省钱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向来都遵循着谁邀谁买单的原则，接到电话时总要反问：“你请客吗？我一分钱都不会带的啦。”

一次，巍别邀约吃饭，我正好外出办事，他和温爹二人去了。约莫过了半小时，巍别打电话来，期期艾艾地问：“回来没？来救个急吧。”

“怎么了？”

“我们俩都没带钱。”巍别说。

“等等啊，就回来，等我两个小时。”我大笑。

我们在单位旁边寻了家蒸菜馆做常驻。

店是我的浏阳老乡开的，两口子，三十多岁的年纪。店不大，几十平方米，有二楼，请着一个帮厨，两个跑堂兼外送，天气好的时候，客人来了，先在店外安排，人行道上树荫下，沿着盲道错落地排开一溜小桌，客人们选好菜，端过来，送上钵子饭就可以开吃，偶尔加个炒菜或者汤，报上菜名，老板娘冲着里屋喊一声，不一会儿，跑堂的就能端出来。

这家店卖的，其实并不是正宗的浏阳蒸菜，终是做了改良，蒸锅里不单有蒸菜，还有许多炒菜，大锅炒出来，分小碗盛好，放在锅里热着。青椒炒油渣最入味，青椒、蒜片、豆豉锅底炒熟，加入油渣大火翻炒几下便出锅，又香又脆。不过这道菜也不是每日都有，按老板娘的话说：“又不是每天都煎猪油。我们炒小菜用猪油，炒荤菜用鱼油咧。”

没有油渣吃的时候，青椒炒小河鱼也不错，小鱼小虾先下油锅炸，起锅后沥干，其余与炒油渣的步骤一般，也是香脆爽口。

哪天这两样都没有，吃的兴致就下了一半，多半点几个蒸菜，再点一两个炒菜，三人围坐吃开。巍别最瘦，最能吃，什么菜都能吃下四碗钵子饭；温爹最弱，常常吃得一碗就放了碗，筷子仍擎在手里，挑菜吃；我随行就市，看菜色，菜好多添饭，菜若一般，吃得七八分饱，也就够了。

小店里来人形形色色。附近有所中学，学生们来吃饭，多是凑份子，吃过饭，为头的收钱买单，若是请女生，男朋友多出一份钱，倘若女同学无人认领，就由男同学们分摊，有几分绅士派头。也有近旁小区的保安来吃，一个人来，嫌钵子饭不过瘾，拿海碗盛，一荤一素两个蒸菜，扒得下两海碗饭。

还有小区的住户，一个中年男人，秃了顶，左边的头发往右抹，将将盖住头，也不知做什么工作的，大约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穿着睡衣出了门，来到小店，据一张小桌，点几个菜，拿一瓶小酒，慢慢吃，他一坐下，那张桌子便不用翻台，总要吃一个钟头以上，一面吃着菜，嘬着酒，一面看着手机，时不时摇一摇手机。一回打他身边过，瞟了一眼，手机上是一个彩票APP，摇一摇选号，选中的，截图存下，吃完饭到实体店去买。

还有一位女居士，理的寸头，穿袍子，身形略壮，常常来吃。她点青椒炒蛋，剁椒芽白，进得店来，自己到厨房刷锅子，务必不沾荤腥，吃饭也是海量，不吃钵子饭，拿个海碗自己去盛，盛一堆碗米饭回来，就着菜，三两下就扒光了，又起身去盛过。

老板娘的声音利又尖，精瘦，头发扎起，戴着袖套，身上背着个小包收钱。老板高大，戴着眼镜，守着蒸箱，若是厨师忙不过来，也能下厨炒几个菜。他还兼着接电话的工作，蒸箱旁的小桌上，放着纸笔和一台老人手机，手机铃声糙又响，整个小店都听得见。老板接起电话，声音同样又糙又响，讲起来整个小店也听得见。而且还爱复单。

“五盒饭一个蒸茄子，那怎么下饭呢？不要这么省吧老板。”

“三个人点了十几个菜了，够了吧。”他笑呵呵地说，“赢钱归赢钱，莫浪费吧老板。”

“点单就点单，聊什么天，这么忙？”老板娘听见了总要骂他，“你怕是厨房里起火了还要先点根烟吧。”

老板就讪讪地笑，几句说完，放了电话，又忙起来。

过了小年，我仍在上班某天想吃蒸菜了，约着温爹、巍别二人同去，走到店前，小店却已经打了烊，卷闸门紧闭。

年关将至，他们回乡过年去了吧。

三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顶爱去红花坡（长沙的一处地名）的巷子里混，那里是一片新旧交杂的居民区，有许多苍蝇馆子，又在回家的途中。老婆加班的日子，我就钻进巷子，一家接一家店地吃过来。

吃来吃去，选定了一家常驻，巷子口的一家东北饺子馆。饺子馆不大，堪堪摆下四张桌子，却硬是匀出一张桌子当工作台，老板加员工四人，穿着白色工作服，现包饺子与馄饨，做酱菜、拌凉菜、下饺子的工作归老板，内里一个小工作间，玻璃窗隔着，里外通透，制作过程外面都看得见。

那里的饺子吃着放心，凉菜清爽，客人也多，常常需要搭桌子，客人再多些，就只有等。

有一回经过红花坡，照例停车，想去吃碗饺子。远远地看到一人站在饺子店侧旁，寒风里抽着烟，低着头，又不时抬眼轻乜，打量着过往路人，像是在等人。

大约天冷，那天，饺子馆的生意特别好，桌前围满了人，还有端着碗坐在店内空处吃的。

巷子口不远处有个彩票点，“去买注彩票，再回来，总能吃上了吧。”我想。回身往巷子口走，听到“诶”的一声，转头看去，正是那寒风中抽烟的汉子，他望着我这边，小眼睛眯着几乎看不见，我眼带疑惑，他咳了一声，慌乱地转过头去。

买完彩票再折回饺子馆，人客更多了，老板都变通了，原本包饺子的工作台腾了出来，让给客人坐，店里坐得满满当当。

只得返身，正打算去前面吃碗筒子骨米粉，斜下里传来一个声音，“满哥吃饭不？”转身一看，仍是那个汉子，声音沙哑，说着话，眼睛却望着我的后头，矮瘦的身形，显得底气不足。

“你问我？”我说。

“是啊，”他的声音大了些，眼神终于聚焦到我的脸上，挤出一丝冻僵的笑，“我店里有饭吃，湖藕筒子骨（大骨）汤中午就炖在锅上，快餐小炒都有，油也放得心，超市买的花生油。”

他的店子不当街，临街的弄堂进去十来米，一栋单元楼的一楼，客厅改饭堂，整饬得简单干净，摆着三张小桌，我走进去，只看见两位客人。客人们吃的快餐，一碟荤、一碟素再加一碗汤，汤碗不大，湖藕筒子骨盛得堆起，炒菜菜色也还精致。

“快餐现炒，十块钱吃饱。汤要五块一碗，货真料足，我赚个成本钱。”进到自己的地盘，汉子话倒是多了些。

“先来碗汤。”我坐下了。

汉子进了厨房，很快端出一碗堆起了尖的湖藕筒子骨汤，湖藕炖烂了，粉粉糯糯，骨汤里洒了葱花，烫出一股鲜香。

“要不要加点胡椒祛寒气咯？”汉子殷勤问道。

我点了点头，他转身进了厨房，拿出一个胡椒磨子，在我的汤碗上转了两圈，转下几星胡椒粉。

一口汤下肚，暖意就上了身。

我点了一个特色炒牛肉，一份油麦菜。汉子应了，起身去厨房，又回转身，兜里掏烟开了根给我，期期艾艾地跟我确认，“老板是做小炒吧？这个做快餐我会亏本的。”他有些不好意思。

“是小炒啊。”

“好的好的。”

炒菜端出来，分量明显不同了，牛肉是大蒜辣椒炒的，红椒青蒜，放了料酒，急炒出锅，临出锅还撒了些芝麻，香得诡异，吃上一块，嫩嫩软软的，挺入味。配上一碟青翠的油麦菜，光是看看，就食欲大开。

汉子给我盛上饭，“你慢吃，你是新客，我煎个蛋送你。”汉子转身又进了厨房。一会儿，将煎蛋端来，却不急着走，点上一根烟，在我桌前坐下，“煎蛋我有诀窍，蛋白和蛋黄熟的温度不一样，我沥出蛋黄和蛋白，蛋黄先下锅，搅碎了煎，熟了再放蛋白，点几粒葱花，硬是香些。”他得意地说，“我堂客最喜欢吃了。”

“那不就是葱煎蛋吗？”我笑他。

“那不一样呢，”他愣了愣，许是欲要辩解又觉词穷，半天才指着煎蛋说，“你吃吃看，我还放了芝麻呢，硬是香些。”

那一顿吃得很舒服，一结账，四十二元。他要给我抹零头，我没让。

“已经送了菜了，生意归生意。”我说。

“你客气，下次又来。”汉子笑着。

我说：“好。”

四

不知汉子姓名，从此我叫他芝麻哥。

去得多了才知道，芝麻哥家的店主要做早餐，小店曲径通幽，做的都是街坊邻舍的生意。人混熟了，才发现芝麻哥是个话篓子，顶爱聊天。

“我家的早餐汤口好，鸡架子熬的，配肉丝码子，要吃炒码现炒，又比外面便宜，来吃的人多，一早上卖得一百多碗去。”芝麻哥骄傲地说，又热情地邀我，“哪天早上来吃吃啊？”

“你证照全无，税费都不用交得，卖便宜点也是应该。”我笑着怼他。

他不接话，半晌才幽幽说，“以前只晓得玩，转眼三十多岁了，才晓得赚钱不易。”

从冬天到夏天，在芝麻哥店里吃过许多次饭，只见过一回他太太，女人显他年轻，有几分风韵，穿着一件蓝色衬衫，头发扎起，很精干的样子，是个的士司机。

“我堂客比我发狠，不是要带崽，副班她都不会请，一个人跑，”芝麻哥说起老婆满是赞叹，“以前我不懂事，屋里她一个人赚钱，后来有了小孩，责任上了肩，才晓得发狠。都说男的比女的懂事晚些，果然咧。”

“我以前打打零工还被嫌弃咧，嫌弃我就不做，混也是过，真正到要做了，才发现除了搞吃，什么都不会。”芝麻哥羞赧地笑，掩饰一般深吸了口烟，吐出浓浓烟气，“所以我中餐、晚餐都做，也是向她看齐，一个家两人扛，多赚一点是一点。”

“你堂客标标致致，又赚得，怎么会看上你的咯？”有熟客笑他，“闭起眼睛找的你吧？”

“莫开玩笑，我年轻时候帅咧，你看，”他指着自己的脸，小眼睛瞪得溜圆，“俗话说，眯眯眼招人爱，眯眯眼会谈爱。”

“我们是早恋，高中就谈起，她追的我咧，”芝麻哥眯着眼睛忆当年，“那时候她是体育生，我是文化生，文化生有点儿看不起体育生，她要跟我谈朋友，我一开始不肯，后来她喊她哥哥来打我，我才答应的。”

“一转眼跟了我这么多年，吃了好多苦。”芝麻哥轻轻地叹气。

“你走了狗屎运，一世笑不醒。”我笑他，假假地嗔道，“再去打碗汤来，聊起来就不做事了！”

“好咧，老板！”芝麻哥笑着应道，起身进了厨房。

芝麻哥的店，我断断续续地光顾了大半年，后来太太调了岗，作息规律了，每天做晚餐，我也就少在外边吃了。年末的一天，太太单位关账加班，我再次到红花坡打尖。

路边的饺子馆仍开着，生意却较从前清淡了，有空位置，我没有进去，扭头拐进小巷，去寻芝麻哥的店，许久没出来吃，倒是有点儿想他的芝麻煎蛋了。

进了单元楼，店门却关着，敲了敲，一个老太太来应的门，“你找哪个？”老人一脸的戒备。

“这里不是做快餐了吗？”我堆起笑脸，问道。

“早不做了，”老人摇了摇头，恨恨地说，“赁了我的房子做餐馆，扰民不？事先又不讲，邻居好大的意见。”

“别人都是给我面子，才让他做，加点租金都不肯，那还做什么，”老人骂骂咧咧，“我信菩萨呢，改了我的油烟管道，只扣了他两百块钱押金，你去打听打听……”

我走出单元楼了，才听见身后“砰”地关了门。

我又回到了路沿上。快过年了，街上有些空，我点了根烟，去年芝麻哥就是站在这里揽客，低眉躁眼地叼着烟，一次又一次地鼓起勇气，招呼着路人。

他或许换了个地方继续做他的苍蝇馆子吧，只是不知道如今，他揽客的胆子是不是大一点儿了。忽然想起，芝麻哥引以为傲的早餐，我还没有吃过呢。

人间有味：兄弟三味

左伢的卤鸡腿

左伢是食堂大师傅的孩子，比我大几月，三十多年前，他随母亲来浏阳小住，和我玩了一个暑假。

他长得什么样，我已经记大不清了，依稀记得他瘦瘦的，鼻子上总挂着两条清鼻涕。有时候鼻涕滴下，拉得老长，他头朝后仰，深吸一口，又吸回鼻腔里去。

左师傅家，在食堂后门旁的一间平房里，门前一个小煤炉，灶门关着。那是左师傅夜里烧水用的，左伢母子来了，偶尔也用来炒菜。

机关几进几出，好多栋房子，左伢只在这个院子里玩，他父亲交代的，要左伢莫给他惹祸。我看见他时，他坐在家门口的水泥沟边玩，身后一片橘子树，他躲在树荫里。

我凑过去，“你干什么呀？”

他转过头，望着我笑，“烧鼻涕虫咧。”

他的手里抓着一把盐，另一只手拈一小撮，手指轻轻摩挲，细小的盐粒纷纷而下，撒在鼻涕虫身上，鼻涕虫如遭电击，颤抖、翻滚，一会儿，就化作一摊水。我低头看了一会，觉得无趣。

“打板儿不？”我小心地问。

“来。”他一翻身站了起来。

我家住在院子西头，第二天，左伢吃过早饭就来找我了，我正趴在桌前写头一天的日记，左伢在桌边盯着，左看右看，桌上饭罩下罩着母亲上班前煮好的面条，干拌的，并不想吃。左伢揭开罩子看，“面稠了。”他说。

“炒一下好吃些。”他又说。

左伢开门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用这个炒。”他手掌摊开，掌心里握着个鸡蛋，左伢母亲带了只母鸡过来，绳拴着，养在家门口了。

他自来熟地进了厨房，拔掉灶门，放上锅，锅热了，才想起问我油在哪儿。

我俩在厨房一通翻找，找到了陶罐盛的猪油及一干佐料。

左伢舀了一勺猪油，又倒回去一些，浅浅地在锅里浇了一圈，油热了，将鸡蛋敲进去，炒勺稍稍拌炒，将面条倒入，搅散了，不停翻炒，香气逐渐在厨房弥散，我的口水溢了出来。

左伢个子和我一般高，踮着脚，炒得满头大汗。

临起锅时，放一撮碎干椒，翻炒两下，盛碗。

左伢找了个小碗，给自己盛了小半碗，“我早上吃过了，吃一点儿就好了。”他说。

面很香，我吃得干干净净。

和我在一起，左伢可以出院子。往前一个院子，是孩子们玩耍的大本营，水泥坪里经常堆着一些木头，尖尖的沙堆被雨打湿又被日头晒干，院子的东角上有一个防空洞，北面种着一排柚子树，中间间隔种着两棵香樟，红墙的两层小楼躲在树荫底下，是机关人员办公的一处地方。

孩子们就在院中玩耍，爬上木堆，在沙堆里挖洞，分成两派玩打仗游戏，下雨的日子，大部队转到走廊里，在檐下嬉闹，吵得办公的人出来赶。左伢很快融入了集体，没几日就当起了孩子王，他力气很大，单手就能把高出一个头的孩子撂倒；又很会爬树，三两下就能爬到柚子树的顶上；各种游戏，他都上手极快，板儿总是他赢得多，玩“江山江切”（一种类似于三子棋的游戏，用小刀在泥地上画出格子，甩刀插格子，插中刀立住，算占一格，占的格子多的人获胜）。几无敌手。我们很快有了一个小团队，左伢对团队的核心成员还有一项福利——偷菜吃。

左师傅有食堂后门的钥匙，放在家里五屉柜里，左伢知道地方，中午两三点的时候，食堂空无一人，正是潜入的好时机。左伢偷了钥匙，打开后门，三五个孩子一拥而入，在蒸屉里头找菜吃，蒸屉早已断了火，小陶钵一钵钵地装着中午卖剩下的菜，大家一人掏一碗出来吃，肉菜很少。最好的时候，我偷到过一钵火焙鱼，不敢独享，几人分吃了。多是南瓜、酸菜或者甜菜梗，在那个鸡蛋都不能常常吃上的年月，有油有盐的菜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东西。有时候，一个菜咸了，吃完了，得到厨房的水龙头下灌几口凉水。

菜不敢偷太多，容易露馅，剩菜少，每人吃一钵，剩菜多，每人就吃两钵，吃完洗碗，放好，厨房里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人进来过一样。

现今想来，在当时，我们是把偷菜当事业在做啊。

我们偷菜的事终被发现了，那天晚上，左师傅在家里打左伢，左伢杀猪似的叫，嚎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父亲和几个邻居赶过去了，我跟在父亲后头。

待我挤进人群里，左师傅已经被人拦腰抱住了，左伢缩在墙角抽泣，眼神有我从不曾见过的茫然和怯弱，脸上赫然印着个鞋印子。左师傅下了狠手了。

“多大的事，你会把他打死咧。”旁人啧啧地叹。

“细时偷针，大了偷金。”左师傅恨恨说，“一回我就要教他懂，屋里胀不饱，你要偷？”

“我也吃了。”我涨着脸说，声如针尖。

屋内一片寂静。

“我来赔单位上吧。”父亲打破了沉默，面无表情。

“我也要出一半的。”左师傅说。

两人一番推让。那天回到家，父亲并没有打我，母亲要打，被他拦住了。他跟我说了好久道理，我只听明白了一句，“你这样做，丢我们张家的脸面。”父亲说这话时，神色黯然，好像他赖以为傲的东西，果然被我丢了。

左伢的脸肿了半个月，肿消了，他也要回家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和我格外亲些，父亲和左伢父亲并不禁我们一起玩耍，我们常常出了院子，走一段下坡，去河岸上。左伢做了一个沉网，放上些米饭，放一块石头，沉入水里，捕些小鱼小虾，回来喂鸡。若是鱼个头大些，我们烧红了锅子，干煸了，嘻嘻哈哈地撕着吃，鱼肉香甜，几口就吃完了。

暑假快结束的一天晚上，正是晚饭时间，我家的门被敲开了。左伢端着个碗站在门外，“我家杀了鸡，送一碗给格胖吃。”左伢说。

母亲让他进来，他端着碗，小心翼翼地放在饭桌上，碗里有一只鸡腿，一个大鸡翅，卤好了，暗沉的肉色，还带着小半碗汤汁，浓香扑面。左伢母亲把那只母鸡杀了。

“好吃咧，你吃咯。”左伢吞着口水，推了一把我，笑着，一仰头，将流下的鼻涕吸回鼻腔。

“好咧，你吃不？”我问。“家里还有，我回去了。”左伢转身就走，出了门，消失在夜色里。

那年月，卤鸡是难得的吃食。鸡肉入了味，父母尽着我吃，我抓着鸡腿啃得半天，小心翼翼中带着不舍，骨缝里的一丝丝肉都剔干净了，中间添了几轮饭，卤汁倒出，拌在饭上，大口地扒。

还碗回去时，左伢迎的我，左伢和母亲已经吃完了，左师傅就着卤鸡喝酒，桌前一堆鸡骨。

“好吃吧。”左伢笑眯眯地。

我点点头。

“来枨冲（浏阳的一个乡）啊，我让我妈做给你吃啊。”左伢认真地说。

“好啊。”我拼命地点头。

第二天，左伢随母亲回去了。不久，左师傅也离职了。

这一家人，我此后再没有见过。

花皮的小炒肉

花皮第一次邀我们去他家做客，做了五六个菜，其中一道小炒肉味道极香，至今难忘。

那是二十多年前，除了陈胖，我们都是半大小子，因一起习武而结识、要好。彼时花皮初中未毕业，我上高中，小齐和小朱稍大些，陈胖年纪最长，对亲也早，和我们一起玩时，已经有了一双儿女。花皮入门早，是大师兄。

练武费体力，容易饿。兄弟们聚在一起，总盘算着吃什么、在哪吃。

二十年前，大家都拮据，请客多是到家里吃，买来好菜自己做，手艺好坏且不论，每次都能撑个肚儿圆。

花皮有大师兄的架子，也有大师兄的仗义，请的客也最多，逢周末常常喊：“去我家耍不？搞餐饭吃。”

众人纷纷说好，于是，五个身无分文的流光难兴高采烈地骑上单车出了训练场，一路上热烈地讨论着今天做什么吃，陪花皮绕道去他父亲工作的菜市场。花皮的父亲与人合伙，在农贸市场角落里赁了一爿门面，专做煎猪油的生意，他的父亲黑黑壮壮，中等个子，国字脸，留着一边抹的西式头，每次见他，总是一副脚底生风的忙碌样子，不是联系着出货，就是穿着防溅的油布工装，持着长锹把，用力搅着底部生火的大铁桶，桶里密密的条状猪板油在滋滋地出油，一股浓香。

花皮管他父亲要钱买菜，“请客噢，你招待好，”父亲极爽快地掏出钱来，冲着我们笑，又匆匆地交代花皮，“去跟你妈说，莫总守着摊，便宜点儿卖完回去，昨天晒的茄子皮还在坪里，要落雨了。”花皮的母亲在菜场的另一头卖菜。

有时候，父亲实在忙，会说：“你去拿，要他们找我要钱。”

花皮的家在关口，本是浏阳东郊的一个乡，后来撤县改市，并入市区，成了一个办事处，那里菜农聚集，家家种菜卖。

花皮家就在乡街旁，一栋二层小楼做住家，厅里摆着大彩电和冰箱。屋后还建着一栋平房，有厨房、浴室、杂物房和卫生间，平房与厨房间盖了简易顶，坪中铺了水泥，打了井，放一张圆桌，做了饭堂。

“你屋里有钱咧。”小朱初到花皮家，就竖起大拇指夸赞。

“那是，我爸是街上最早买摩托车的。”花皮得意扬扬。

花皮像他母亲，瘦脸庞、高鼻梁、小眼睛，鼻梁略勾，透着几分精明相。他家是乡街上最早做生意的人家，家中大人除了父母，还有个祖母，早年摔断过腿，正骨没正好，行动不便。父母生意忙，早上出去，天黑才回。花皮很早就过上了放养的生活，管自己之外，还要带妹妹，四五岁开始自己做饭，十岁上就做得一桌菜出来。

也因自小当家，十多岁的年纪，总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

从菜市场到花皮家，骑车得骑七八里地，本就练了功，肚子早就空了，进得门来，众人纷纷喊饿，但都老老实实地到侧屋，跟花皮的祖母打声招呼，才往厨后赶。祖母门前大铁链子拴着只黑贝狼狗，初时见我们立起身子就扑，小朱差点儿被它咬到，后来熟了，也就趴在地上懒得动了。

为了早早吃上饭，大家都得帮忙，遇到自己会做的食材，就当仁不让做主厨。小朱会做鱼，若有黄鳝，还会做太极图，小齐会做辣椒炒火腿肠，其余菜归花皮做。

我和陈胖只会吃。三人忙碌时，我们打打下手，帮着择菜、洗菜。都做完了，就坐在饭堂里喝茶聊天，待到厨房里的菜香飘出，茶水不扛饿，二人纷纷叫唤，“搞好了没有，快点儿，肚子饿了。”

“莫催！”花皮在里头骂，“做得少的先喊饿，脸皮有墙厚！”

一会儿，瘦高个的小齐从厨房里闪出，一脸狡笑，嘴里嚼着，手里还拈着一片猪肝，看着嫩，油汪汪的。“炒好了几个菜了，”他嘴包得鼓鼓囊囊，嚼得脸上爆筋，含糊不清地说，“我试一下咸淡。”

我和陈胖起身往厨房冲。

待到饭菜上桌，每个本来堆得高高的菜碗，都塌了一小半。

开席了，不用花皮喊，总会有人进侧房把祖母搀出来。

花皮的小炒肉最后上，逃掉了偷菜的众魔爪，没备好配菜的情况下，这个菜有些繁复，五花肉切薄片，芹菜手择去筋、掐成小断，蒜剥好、切片（不能拍烂，漏了香味），小红椒切碎，掰一指老姜，切成碎末。

老姜、蒜、红椒热油下锅炒香，再倒入五花肉翻炒，炒到肉变色，放入芹菜、豆豉再炒，之后调味，加水吊汤。盖上锅盖，略焖一会儿起锅装碗。

嫩黄的汤头里，嫩白的肉片和翠色青芹堆起了尖，点缀着细碎的红椒和黄姜，花皮再撒一勺辣椒粉，给山尖加层红盖。

夹一筷子送进嘴里，肉片嫩又香，芹菜脆且甜，丝丝辛辣刺激着味蕾，拿勺子舀上一勺，连汤带肉拌在饭里，扒一口，又扒一口，越吃越辣，吸着气，冒着汗，罢不了口，一碗饭很快就见了底，要起身盛过。

彼时，我们盛饭像比赛，你方坐下我又起，一桌人除了祖母，都手脚不停，像群狼抢食，扒着碗里，瞥着桌上，看着自己地喜欢的菜被人夹了一口又一口，会没来由地心慌，筷子忙不迭地伸过去，有时候还嫌筷子夹菜太秀气，伸手抓过汤勺舀。

一锅饭吃完，像打了一场比赛。

待搬出椅子，坐在外头坪里歇饭气时，饱胀感才缓缓袭来。

陈胖嗜睡，吃饱了，靠背椅上朝后一仰就睡着了，鼾声像晴天里隆隆的雷声。余下四人搬出方桌打升级，惯常地偷牌、换牌，嬉笑打闹。坪里空旷，时常有鸟飞来，在坪前枳子树上略作停留又飞走。这里临河不远，有暖暖的河风缓缓吹来。那时候，天空很蓝，日子很短，还没玩够，天就黑了下来。

鲁蛋蛋的炒面

鲁蛋蛋的炒面不是他自己做的，夜宵摊点上端的。

鲁蛋蛋姓鲁，是我的初中同学，蛋蛋是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一直叫到现在。初中毕业后，他去读了职业学校学电脑，我们久未谋面。后来某天在路上遇见，聊了聊，相约吃了顿饭，忽然就变得特别要好，经常约在一起玩。

彼时，我已经到长沙上班了，租住在单位旁，尚不会说长沙话，对陌生的环境不自觉地抗拒。闲时看书、看电视，没有一个朋友。我常常夜间吃过饭，独自走上街，漫无目的地走，路灯下每一条路都寂寥，路上的每一个人都陌生。大约半年多的时间，以滴水井为起点，我的步子丈量了差不多大半个河东，走累了，就坐公交车回去。

那是我最瘦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回浏阳，周五下班去东站坐车，天黑就到了。不急着回家，先去鲁蛋蛋店里报到。

鲁蛋蛋开着个打印社，生意挺好，每次回去，他一准在忙，做横幅、丝印，或者印广告单。鲁蛋蛋好学肯钻，设计、制版样样来得，兼之做事精致，为人诚恳，店开得不久，名声就传开了。

看到我来，鲁蛋蛋总说:“等下啊，没空管你啊，自己倒水喝。”

我熟门熟路，自顾去喝水，喝完了再嚷嚷:“我没吃晚饭啊，饿了。”我义正词严，“冇落屋先来看你，够兄弟吧？”

鲁蛋蛋无可奈何地叹气，打发帮工去买炒面，“我先做吧，你快去快回。”他交代着。

“蛋炒还是肉炒啊，哥哥？”帮工问。

“肉丝蛋炒面，麻烦你。”我说，看着他的背影，问鲁蛋蛋，“新来的？之前那个妹子呢？”

八点半，正是难找吃的时候，晚餐的点过了，大多数夜宵摊子还没有开起来。买碗炒面千难万难。

有一家夜宵店，开在才常路临河的口子上，晚上开店开得早，离鲁蛋蛋店子也不远，走着来回，不过十几分钟，骑自行车，能更快一些。

帮工把面买回来，塑料饭盒装着，打开来，仍热气腾腾。

那碗炒面分量足，把饭盒撑得鼓鼓囊囊。用的是碱面，水煮至六成熟起锅过冷水沥干，鸡蛋搭配着瘦肉丝大火急炒，放一勺剁辣椒、少许盐调味，起锅时撒些葱花，咸淡适中，吃到嘴里，尚有几分筋道，搭配着肉的香和蛋的鲜，还有少许面条受热不匀，炒枯了，带着焦香，吃起来又糯又脆。

一盒炒面扒下肚，扔了饭盒，抹抹嘴，不急着走，打开鲁蛋蛋的电脑，“装了什么新游戏没有？”

在鲁蛋蛋的电脑上，我玩过两款游戏，智冠出的《金庸群侠传》和日版《红楼梦》，都通关了。

游戏玩得晚了，索性就不回家，事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也不管鲁蛋蛋愿不愿意我留宿。

鲁蛋蛋的电脑换得快，始终走在潮流尖端，我在他家电脑上看了人生第一部DVD电影——《食神》，在他那台装了独立显卡的电脑上，两人坐在拉了卷闸门的店里，对着15寸显示屏，初时惊叹于画质的艳丽清晰，不住称赞，后来被剧情吸引，笑得前仰后翻。

鲁蛋蛋是个帅哥，唇红齿白，肤白大眼，天生自来卷。他为人温润，兄弟交代的事，总是想方设法完成。我家新买一台电脑，父母不会用，父亲要看股票，常常打电话问我，问得烦了，我就推给鲁蛋蛋，“我交代他了，你问他。”我对父亲说。

鲁蛋蛋服务极好，电话解释不清就上门，兼了免费的软件辅导和硬件维护。偶尔打电话怼我，“背时交了你这个朋友。”

“你是我兄弟哪。”我理直气壮。

后来，另一位同学，钢皮加入了我们，有机会聚的时候，三人一起去老友谊前的夜宵点吃夜宵，卤味、炒菜加炒粉，总能吃个肚儿圆。

有一回，三人都吃坏了肚子，同时进医院打吊针。

病好了，又相约去吃过。

更多时候，我们点一碗炒面，去鲁蛋蛋店里看片，炒面馆子有外送了，吃着方便。而蛋蛋店里的电脑永远是最快的，画质清晰，立体声环绕，除了屏幕小点儿，再没有其他可以挑剔的地方。

更何况，还可以吃炒面呢。

后来，我们仨都交了女朋友，再后来，钢皮换了一个，我也换了一个，鲁蛋蛋的女朋友还是那个。那个女孩与他从小玩到大，成长中渐生情愫，忽一日，女孩挑明了。从此，每次鲁蛋蛋出来，都带着她，女孩短发，圆圆的脸，目光灵动，略带些俏皮，唱歌很好听。

后来，我在长沙渐渐交了一些朋友，也就不每周回浏阳了，但每回回去，还是必去鲁蛋蛋店里报到。

某一次，我照例八点半到的浏阳，事先打电话通知了鲁蛋蛋，到时，钢皮早已等在蛋蛋店里，玩着游戏。那天我带着从长沙买的碟片，想叫炒面边吃边看片，蛋蛋非要出去吃，“我请客。”他说。

一路上，鲁蛋蛋神情都是郁郁的，我问钢皮怎么了，“好像是分了，”钢皮说，“妹子父母不同意。”

那天晚上，蛋蛋喝了好多啤酒，彼时我还不会喝酒，钢皮陪的，钢皮继承了他父亲的好酒量，号称千杯不醉。

酒喝得并不久，我饭还没有吃饱，蛋蛋就醉了，我们拉他回家，蛋蛋不肯，使劲挣脱，手指指到我的鼻梁上，囫囵地骂着，舌头大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一向温润的蛋蛋终于露出了狂怒的一面。他拉着我俩在滨河路上乱走，从西走到东，又走回来。他始终不说话，烦躁的神色写在脸上。

最后，大家都累了。我们终于回到了他的打印社门口，蛋蛋左找右找找不到钥匙，走到卷闸门前，使劲地捶门，哪里有人哪。我们不知安慰，眼睁睁地看着他捶累了，走到路沿上，一屁股坐下，垂下头，长久地没有声息。近前一看，他趴在膝上睡着了，像一只受伤的猫。

蛋蛋有许久没有找女友，其间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了很多亲，蛋蛋每次都去，见个面，走个过场，从不联系对方。女孩心仪他，给他打电话，他也是冷冷的，过分的礼貌里藏着一块冰。

许久以后，我和蛋蛋穿过步行街去赶个饭局，看到他的前女友和一个男孩在溜旱冰，两人一前一后，追逐着，从我们身边滑过。

“你看见……”我拍了一把鲁蛋蛋。“我没看见。”他打断了我的话，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去。

从此，我再不提那个女生，以至于后来，我竟忘了那女孩的名字。又过了许久，蛋蛋结婚了。他结婚还算早的，至少比我早，钢皮结婚早过他。大喜之前，我提前去了他家，给他上礼，“终于有人收你了。”我笑他。

“谁来收你呢？”他怼回来，“要等几年噢？”

蛋蛋一语成谶，好几年后，我才结婚。我和太太回浏阳办的婚礼。事前我打电话给蛋蛋。

“哪个女的瞎了眼。”蛋蛋在电话那头怼我。

距离婚期还有一个多月，鲁蛋蛋找到我的父亲，他给我订制了一批请柬，自己设计的，打印好了，“只要写宾客名字，”蛋蛋说，“也不晓得还能帮什么忙，叔叔有事找我。”

父亲打电话给我，大赞蛋蛋义气。

我忙给他打电话，“帮忙归帮忙，礼金不能少啊。”我说。

“封好了，老大，”蛋蛋嗔道，“三年内离婚还我。”

“快呸掉！”

“呸！”

十几年过去了，蛋蛋家的打印社换了几个地方，蛋蛋的女儿长大了，那家开在离打印社十几分钟距离的炒面馆，我们也很久没有光顾了，听说已经换了地方。

偶尔回家，我们还是会聚，吃饭，喝酒，蛋蛋酒喝得节制，不打牌，但是我打牌，他会陪着，在一旁看手机。

“你这样像我的女朋友诶。”我常笑他。

“呸！”他怼我，跑来翻我的包，“iPad里有新下的片子吗？”

“有一部横山夏希。”

他拿起iPad，熟稔地按开密码，坐到一边去了。

尾声

写完这篇文章，我发给蛋蛋看，我发信息问他：“炒面馆子是不是‘杯莫亭（浏阳一家有名的夜宵店）’？”

他说：“是啊。”

我又说：“真是奇怪，我真不记得你的前女友的名字啊。”

他回：“正常，我也不记得你的前女友们。”

半晌，他发来一条信息，“几时回？吃炒面去吧。”

我回：“好啊。”

人间有味：吃货的人生况味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三十八年的人生，就像一幅画了一半的水墨写意，出彩之处，尚看不分明，不少败笔，却需要后来弥补。成熟的过程中，渐渐地发现自我非我，也不再去纠结某人某事，就像练太极，打到后招，忘了前招。

但是，在人生的某个时段里，总会有一些事物，譬如几样美食，曾带给我舌尖的愉悦，几句话，留下心头的警醒，足以铭记至今。

一

香肠、饺子和炒鸡蛋，是我童年的三样美食。香肠要过年才能吃到；包饺子要看母亲的心情；炒鸡蛋，要我过生日，或在学校当值日生——那时，值日生是一种殊荣，老师看得起才给做。

上午课程结束后，要留在教室里打扫卫生，不能回家吃午饭，等同学们返校了，再监督他们午睡，谁要抬头或做小动作，就记在小本上交给老师。

每逢值日，母亲会炒两个鸡蛋盖在饭上让我带去。然后嘱咐我：“别听老师的，我们不告黑状，你自己睡觉也不老实呢。”

那时，老师的教诲是重，但说到底还是母亲的话最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值日本上都是空白，老师夸我震得住，给我安排的值日也多了，同学对我也拥戴，不担心睡午觉时搞搞小动作，下午就得去罚站。

重要的是，我有更多炒鸡蛋盖饭可以吃。母亲炒鸡蛋喜欢用大火，配上切丁的青椒一起炒，炒得碎，金黄色鸡蛋和翠绿的青椒相互辉映，一口下去，满嘴香。

可惜好景不长，我值日“放水”的事很快就被同学举报了……

再说饺子，母亲说我是个“饺子宝”，按她的说法：我崽吃饺子不要命。她其实知道，我那是馋肉馋的。有一次，母亲在单位评了劳动模范，一高兴，买了肉回家包饺子。我才上小学四年级，一口气吃了二十多个，撑得只能侧着身子坐。

寄住我家的表哥带着我去冰厂喝了一碗酸梅汁，又把我带到体育馆的大操坪，走了五六圈，走消了才回家。睡觉前，看到桌上食笼罩住的已经冷了的饺子，我忍不住又偷吃了几个。那一晚，我睡得很香，满嘴饺子香。

还有香肠。童年时在我的眼里，香肠是顶了天的美食，比现在的鲍鱼、鱼翅金贵得多。肉有很多种吃法，香肠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妈妈唯一做不了的。我要吃，只能去买，对于一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家庭来说，多数时间，都没有这种奢侈的预算。

有一回，我跟着父亲去他同事家做客，他的同事带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厨房，很是炫耀地让我们看他新买的搅肉机，他说：“有了这个，就可以在家里做香肠了。”一开始，我只是被父亲牵着，客套地参观，听到这话，我对香肠的牵挂瞬间被激活，我问：“香肠，在哪里？”

父亲同事倨傲地往上一指，我抬头，厨房棚顶上，挂着一串串用绳串起的香肠，像入秋后的葡萄架，沉甸甸的。我噙着满嘴的口水，轻轻地说：“你们家真有钱。”

我们家吃香肠，可是要过年才能吃到。除此之外，只有我表现太好，或考试得第一或书法得优胜，母亲赏无可赏，才会去肉店买一根香肠回来，切片，中午、晚上各炒一半，配上青椒与蒜片，尽着我吃，他们偶尔只夹一片青椒配饭。这个菜，即使吃完了，拌上碗底的菜渣，我都可以咽下一碗饭去。

许久以后，某一天晚上，母亲忽然买了好多菜，好几根香肠，满满地炒上一碗，炒了好多鸡蛋，盛得菜碗冒尖，还特意开了瓶浏河小曲，一家三口围坐，慢慢吃。我开心得要死，捧着个大饭碗，就着菜扒饭，夹了这碗夹那碗，都是我爱吃的，一边吃一边问：“今天什么好日子啊？”

父亲不说话，本不胜酒力，小口滋着。喝完了，母亲又给他倒满。母亲开心地笑着，笑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今天要庆祝的啊，你爷爷做肾脏手术借的钱，我们终于还清了。”

那一年，我已经上初中三年级了。

二

孤独的孩子，总有书陪伴。

我姨是醴浏铁路的职工。在那时，有一条小铁路，通往浏阳与醴陵，这列火车主要运送矿区的矿石，兼着浏阳城东线的载客，火车经常晚点，最后那几年，买了票的乘客，从早晨等到黄昏也是常事。

我姨就在这条铁路所属的公司工作，她任的是一个闲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在一栋三层小楼里上班，在那栋楼的二层，有几间打通的房间，里面尽是书架，放满了书，每本书的侧页都贴了编号。

那时，我姨经常一整天都等不来一个读者，只是悠闲地在登记台后打毛衣。暑假里，我会去找她，在她那里，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我的朋友不多，在没有朋友的日子里，书是我唯一的伙伴。

《小飞人三部曲》是她介绍给我的，她告诉我：“这是小孩子的书，你会喜欢的。”

我翻开了那本书，并且很快地入了迷，在我的幻想中，曾经非常希望自己能有个卡尔松这样的朋友，住在屋顶上，背上有螺旋桨，在我寂寞时，飞下来与我游戏。虽然他好吃懒做又强词夺理，可是他善良，关键时刻，会用只能发出声响的小手枪替我赶走坏人。

“朋友就是对你好的人，”我姨对我说，“每个人都有缺点，没事的，对你好就行，你姨父打鼾能震塌床，我们也好了这么多年了。”

我姨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后来又看了一些她推荐的书，并不十分满意，譬如《红楼梦》，对于一个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能换来炒鸡蛋、香肠和饺子，而且还感到非常满意的人来说，书里面的人啥事不干，吃得那么好，还那么幽怨，简直是糟蹋人生。

上高中后，那时醴浏铁路已经关停了，我姨从单位下岗，没有补偿多少钱，书倒拿了不少回家，也许是她不问自取。这些书大部分后来都送了我。

我看了许多俄罗斯小说，高尔基说：“在贫瘠的日子里，闹火灾都是逗乐，在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都是点缀。”

我看了《百年孤独》，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一个故事，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这样来讲的。还有《青铜时代》，它反复叙述的方式，给人以某一个节点的无数可能——你的人生，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无论是寻找无双的王仙客，还是被红拂挟持的薛嵩，他们都在时间的迷宫里做着选择，而不同的选择，都将通向不同的道路。

三

父亲的话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从前的他，是一个严肃的人。

小时候的我，曾经很迟钝，被开水烫到，也要过几秒才开始叫唤。在那个机关大院里，我并不是个灵泛的小孩，经常被同龄的孩子欺负，他们打我，我也由着他们。回到家了，忽然觉得痛了，才开始哼哼。

上小学时，有一天母亲出差（她在日杂公司当会计，经常出差），我抱着个大瓷缸去食堂打饭，打回家和父亲一起吃。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同学，他们是班上最凶的两个，抄近路穿过机关院子回家，看到我了，笑嘻嘻地走过来，拦住我，用手挑着我怀里的菜吃。一面吃，一面高声噱笑，我紧张到说不出话，任他们嬉笑着将碗里的菜吃完，呆呆地抱着碗回家。

回到家，我老老实实地跟父亲坦白了路上遇到的事情，父亲什么也没说，我们就着些油汤把饭吃完。

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出去了，他在前面阔步走着，我在后面紧赶慢赶地跟，父子俩默默地穿过半个浏阳城，转进一条小巷，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停下，父亲打着手电反复核对了门牌，才轻轻地敲门。

一个中年人来开的门，父亲笑着跟他打招呼：“是王师傅吧，我是某某的同事，他已经跟您说了吧。”

后来这个中年人成了我的师傅。那一天，父亲与师傅约定，以后每周一、三、五和周日的早上，我到这里来，师傅教我打拳。

那天回家的路上，父亲放缓了脚步，摸着我的头，和气地跟我说话，破天荒地问了我在学校的事情，有哪些人欺负我。我有些紧张，又觉得丢脸，期期艾艾地说了一些。

父亲沉默了很久，临到家门口了，忽然停下来，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不惹事，但也不要怕事，勇敢一些。”

祖父去世，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距离他动手术摘除左肾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一年，他的右肾也失去了功能。

他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用一个小本子记录自己的过往，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每天都会写到很晚。

有一天，我去医院看他，他正埋头疾书，我走到床边去，看他在本子上笔力不胜地、歪歪扭扭地写着字。他只会写繁体字，并不会断句，要断句的地方，会贴着线画一个小圈。他还在写他在朝鲜战场的那些事。

好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我，抬起头，望着我，微微一笑，笑得有些麻木，然后他轻轻说：“格伢子，做人要勇敢一些，别怕。”

我一愣，觉得很突兀，不好接话，只好不明所以地傻笑着。

如今想来，这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警醒，他已经洞悉我骨子里的某种性格，一直隐忍不说。此后，每每想起那一刻，总觉得祖父当时的眼神，如此殷切，好像急于想看看我的未来，是否如他所愿。

尾声

那些美食的记忆，书籍的影响，与父辈的嘱托，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已深深地浸入我的生活。

它们分别所指的人生信条，让我体会到了一种简单的快乐，也让我在平凡的人生里，过得并不平庸。

又见枫叶红

我家的老屋，在浏阳市永和镇的一个小山冲里，老屋后头坡上，立着一棵大枫树，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有数百年历史，是祖上某位先人种下的。

据说，我们这一族的祖先，在清康熙年间从广东梅州迁到湖南浏阳，择地而居，在小山冲里开枝散叶。一村的邻里，彼此间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有些许亲戚关系，不知几时起，小山冲也开始被唤作张家冲。

对于张家冲的印象，是从我记事起的。

一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母亲正出差在外，祖父捎信来，让父亲回乡“双抢”（抢收早稻，种晚稻），父亲便带我一同去了永和。

运送矿石、兼做客运的绿皮小火车停停走走，行了半日，我们在晚间到达。表亲华叔来接我们，一根扁担挑着父亲的旅行包，将我们送到了家。

祖父家本是宗族老祠堂，早已荒废，祭祀的正厅空着，余下的房间自东向西分成三户，东边住的是祖父未出五服的叔叔，我叫他太叔公，居中住着一户五保户李奶奶，我家在最西头，屋旁有一棵柿子树。

老祠堂后面是坡，屋前是坪，坪沿一溜矮墙，墙后是一条一臂宽的土路，再往后，是大片的水田。下老坝（屋前的一条小河，当地以坝称河，大溪河支流）从水田中弯弯绕绕，往东流去。小山冲里还未接上电，夜里，鸡进笼时，祖母会点上两盏油灯，一盏有罩，放在堂屋，另一盏是个小瓷碟，灯油装得堪堪满，插一根灯芯，供在灶上，给灶王爷打亮。

晚上熄灯睡下，漆黑一片。茅房在屋外，要起夜，须得摇醒父亲，请他打着手电，陪我去。父亲疲惫地起身，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听不清的话，一手牵着我，手电筒的光圈照亮着脚前的地面。

走出屋，我们站在檐下，对面的山墙黑糊糊的，夜空中传来各种声响，风声、虫鸣，偶尔还有“咕咕”的声音，我问父亲那是什么。

“猫头鹰，在树上。”父亲说。

“在哪棵树上？”

“不知道诶。”父亲说。

二

早上，一声接一声的鸡鸣，山冲里的公鸡彼此应和，把天叫亮。天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我在晨光中苏醒，屋外土路上农人的谈笑声传进屋里。攀上窗沿推开窗，水田中弥散着蒸腾的水汽，远处的村舍和零星的树木披着朝晖，不知名的鸟儿掠过天空，留下几声脆啼，下老坝汩汩的流水声从远处传来，像乐声一般喜人。

一会儿，祖母推门进来，轻声唤道：“伢崽呀，吃面吧。”

祖母头一天去镇街上肉铺买肉，不多，拿盐腌着，够做浇头。早上切成丝，和着姜丝一起炒，撒几粒豆豉，加水焖，便是上好的汤底，煮好了的筒子面起了锅，分碗盛着，面下边藏一个荷包蛋，吃时舀上小半勺干椒，格外地香。

祖父与父亲早已下地了，祖母带着我，我央求她讲故事，她不会，便讲她自己，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没一搭。

“我要是识字，也能做点事。”祖母说。

“我嫁给你爷爷做童养媳，没读书，只认得钱，不认得字。”祖母说，“你爷爷读过书，背着衣箱（行李）到外头求过学。”

“你爸吃了苦，八岁就去石灰坳（地名）担柴，人还没有扁担高，”祖母脸上显出一丝愧疚，“上家屋里（指东边的邻居）婆婆劝我，‘崽细莫做工咧，正长身体，背着柴一佝起，几步一歇。’”

“我也没办法咧，你爷爷躲饥荒出去了，家里没劳力了。”祖母叹道。

祖母去河边洗衣服，会带上我。衣服装在篮子里，还有黄澄澄的肥皂与捣衣锤，路边的农田收得早的已重新注水，阳光下闪着粼粼的光。祖母与田间的农人们打着招呼，一些人直起腰回应，看到我了，便恭维几句，“孙子长得好啊。”“你啷家（浏阳方言，敬称）有福咧。”祖母喜滋滋地答谢，腰板挺得笔直。

有时候，我们会走过下老坝上的木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那边也是田，农舍与树在田间孤独地点缀，忙碌的农人们，在刺目的阳光和水的反映中，幻化成一个个虚边的剪影。

回家时，提篮里装着湿衣服，更重了一些，祖母的身形佝偻起来，走得慢了一些，我跟在后头，东张西望。远处家后面的坡上，一棵巨大的树枝叶繁茂，撑起了半边天的绿意。

“奶奶，那棵树是什么树啊？”

“哪一棵？”祖母微微喘着气。

“就是那棵！”我抓着她的衣角，踮起脚尖指给她看。

祖母撂了篮子，眯着眼打望。

“那是枫树，祖上种的。”她擦着汗说。

三

中午歇了工，祖父与父亲回家吃饭，他们挽着裤脚，腿肚子上都是泥，草帽进门就摘了，撂在椅上。每每父亲去水缸舀水洗脸，祖母会劝，“收了汗再洗，莫汲了寒气。”

饭罢，他们在堂屋下棋，我在竹床上午睡，一觉醒来，他们已经走了。

有一天，我午睡醒来，祖母也不见了，堂屋里空无一人，我反复地呼唤，没人回应。

天地间很安静，屋外的土路没有行人，柿子树在阳光里投下斜斜的影子，随风飘动，张牙舞爪，我在竹床上站起身来，踮脚张望，门外坪里，风吹草曳，更远处，农田里忙碌的小小人影们无声地劳作着。

角落里的矮柜“嗒”的一声响，转身望去，什么都没有。我的心中没来由地一紧，忽然不敢下床了。

屋外的蝉鸣再度响起，声音尖利，和在那些杂乱无章又包含恐吓的天籁里，一声紧一声急，叫得人心慌。我忽然觉得，头顶、身后，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阴暗角落，仿佛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等我放松警惕。

一个粗壮的妇人从土墙外走过，朝里望了一眼。

我“诶！诶！”地喊她。

她绕过土墙走了进来，两步跨上台阶，进了屋。

“你家大人呢？”她翁声翁气地说，肩上，一根扁担搭着箕筲斜斜地背着。

“我不知道。”我小声说着。

她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我又独自一人了，蝉声仍在聒噪，穿堂风吹进屋来，带入了屋外的炎热，树的影子随着光线的倾斜越来越近，耳边隐约响起了呢喃的声音，又细又急，像是在跟我倾诉，也不管我愿不愿听。

眼前的土墙前，再次经过一个身影，我不及呼唤，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屋里聚了不少人，他们的眼神关切又惊喜，竹床边支了个小炉，火上架着个铁饭盒，盒里煮着针具（老式针具反复使用，水煮消毒），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我身旁，得意地炫耀着：“打一针就行了，我说的没错吧。”

我翻身坐起，祖父站在一旁，此时近前来，摸了摸我的头，表情严肃，没有作声。

“我就去菜地里看了看。”祖母分辩着。

“我就说是受了惊吓，睡得太沉了，摇都摇不醒。”旁边有人说。

那天下午祖父没有再去上工，而是守在我身边，反复询问我那场惊吓的经过和细节。他笃定地相信，是祖宗回来歇脚，顺便看了看我。

他让祖母备了三碗供品，领着我去了祠堂正厅，那里只剩漆色斑驳的柱子与一张腐朽的供桌。祖父摆上供品，在盛米的碗里插上三根香，拉着我跪下，向供桌后空旷处虔诚地磕头，香烟扶摇直上，祖父趴低身子喃喃细语。

我立起身子扭身四望，傍晚的天光从天井上方斜斜投入，照亮檐侧的走道，祠堂的大门早已拆掉，从门里望出去，远处的天际，晚霞在山与田的尽头铺陈，水田间挺立的大树仿佛着火了一般闪着红光。近处，土墙外走过三三两两的农人，带着一天的疲惫与收工的松乏，大声地聊天。

祖父搭着我的肩，站起身来，“他们收到了，一定的。”他的表情随即轻松起来，仿佛确信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

“祖宗看顾你，是你的福分。”祖父喜滋滋地，拉着我从祠堂正门走出去，我们在坪中站定，祖父转身，指向后头，我抬眼望去，飞檐的上方，大枫树绿叶蓬勃。祖父说，“如今祖宗传下来的，只剩两件，一是这个祠堂，二是这棵枫树，听老班子（长辈）说，有人晚上路过，听到树上有人讲话，念着谁家有福，谁家积了业。那就是祖宗显灵呢。”

祖父告诉我，大枫树是一位老祖宗种下的，是位秀才，某次读到梅州乡贤的诗句，种下这棵树，取感怀故乡之意。

我问是什么诗，祖父支吾了半天，“‘盘山红叶祠东西。’秋天时，枫叶红了，红在祠堂上头，就好看了。”他解释道。

四

时间缓缓地走过，就像下老坝里漫不经心的流水，流过了一年。

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年节也近了。父母亲都忙了起来，要准备年节的物资了，平日里的奢侈品变成年节里的必需品，撑起一个家的脸面。

母亲托副食品商店的朋友去买灯芯糕、清凉糕、玉兰片，去肉店买来鲜肉与香肠，鲜肉要送去大舅家，一半孝敬外公、外婆，一半请大舅熏成腊肉，鱼是外婆家送来的，已熏成腊鱼。

母亲还要给我弄一些烟花和鞭炮，在假日里玩。

晚上，是父亲劳作的时间，父亲对食物的整饬远胜母亲，过年时才大显身手。他会做冻米糖、箬叶粑粑（大竹叶包裹的糯米粑粑）、炸猪皮（炸好后，浏阳叫平肚）、炸红薯片和肉丸子，肉丸子一定要掺上碾碎了的茴饼末，炸出来才格外地香甜。

年节前的许多个夜晚，父亲穿着淘换来的蓝色工装，在滚烫的油锅前劳作，我一过去，他就大声呵斥，恶狠狠地赶我，“走开，等下被油溅到！”

而休息时，父亲踱到客厅坐下，挨着火缸取暖，点上一根烟，疲惫又略显惬意地看着我，吐出的烟气在无风的房间里缓缓地消散，“现在年景好了，过年有个样子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啊。”父亲的话总绕到这上头。

忙上几个晚上，猪皮炸好了，红薯片也炸好了，冻米糖趁热切好了盖上纱布摊凉，香喷喷的肉丸子出了锅，大盆盛着，摆在桌罩下，我偷偷拈来吃，不小心吃多了，嘴里立刻起了燎泡，不敢说，就忍着。

母亲织的毛衣我和父亲早已穿上了身，她仍在忙碌着，年节将至，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托人买孝敬祖父的补药和酒，新打问的一个治祖母哮喘的偏方也得想法子弄来；一家人过年的新衣裳置办好了，给祖父、祖母做衣的布票就不够了，还得找找门路；副食品商店新到了一种水果糖，想法子买两斤，带回乡给老人尝尝鲜；老姑（祖父的表妹）家捎信来要的的确良衣服，是给未过门儿媳的，老姑说了“不论好歹弄一件”，还得托托人，碰碰运气，回乡拜年也有个交代。

在我看来，母亲的年节更像是一场游戏，就像尼尔斯骑上莫顿的肩膀（漫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主人公）开始的漫长旅行，那些不知在何处的朋友们，总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待到了临近除夕的某一天，一家人扛着大包小包，坐上了东去的绿皮小火车。

五

浏阳的醴浏铁路连接醴陵与浏阳，运送着磷矿与硫铁矿的矿石，客运只是它兼营的一部分，可有可无。这架绿皮小火车因此显出它的任性与调皮，走与歇全凭运气，晚点是常态，正点是体恤。

然而，在年节将至时，它很少晚点，汽笛拉得足足的，声声催促，每一个站点，都像整装待发的兵士，一秒都不得延误。

早已捎信回乡了，还是华叔来接，连同东臣哥一道。一人一根扁担，挑上我们的行李。华叔尚未结婚，白白净净，略显腼腆，阔阔的嘴巴，嘴角上一颗痣。东臣哥黑黑瘦瘦，笑容憨厚，年纪只比父亲小数月，与我平辈，一见面就叫我“老弟”。

过了大溪河（浏阳河支流）上的桥，我们从磷矿旁拐上回村的路，傍晚是阴沉的天色，路旁蒿草枯黄。开敞的天地间，田野裸露着黑土，稻茬支支棱棱地布在地里，裹挟着湿气的冷风匆匆地漫过田野、扑上土路，田间零星的大树枯了枝杈，在没有边际的水墨色中无奈地挺立，一切仿若静止，唯有田舍的炊烟袅袅升腾，年饭前的鞭炮声次第响起，使人惊觉：这就过年了……

祖父在下老坝的木桥边等着，烟头散了一地，见到我们，古板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俯身一把抱住我，大步地走过桥去。

我的视野瞬间开阔，阴暗的天光中，光秃秃的大枫树在祠堂后的坡上立着，粗壮的树枝仿佛撑住了天空。身下，下老坝墨绿的流水缓缓在视野里转弯，流入被枯草遮蔽的土坎后面。

我家年节的鞭炮响起来了，在此之前，祖父在祠堂正厅祭了祖，不多的乡邻一道摆上祭品，对着早已没了牌位的空墙磕头。祖母在家门前摆了个小供桌，点上香，开始她的仪式——“关财门”——今年的财就关在屋里，一分也跑不出去了。子时再做一次，“开财门”，迎新纳财，寓示着新年大发。

吃过团年饭，一家人围坐守岁，桌上油灯燃着，火缸里炭火亮着，祖父、父亲摆开棋盘下象棋，母亲帮祖母剪鞭炮，一挂长鞭剪成数个几十响的短鞭，备着明天迎客用。我掏出书来看，被母亲制止了，“灯光太暗，坏眼睛咧。”她轻声说。

大年初一，乞丐是不能赶的。他们走家串户，说着吉利话，换得一杯米，几个箬叶粑粑，或者一把零食。那时节，并不兴给钱，他们背着的布口袋，本就是为了方便装食物。还有一类送财神的，多是景况实在不好的人，即使衣上补丁加补丁，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背着布袋，进得门来，包里掏出一张巴掌大、印着财神的红纸，诚恳地说上几句喜庆的话，换得主家的回赠。

更有一些小孩，细竹竿挑着两捆小小的青柴，斜挎着小布包，走村串户，进得门来，柴担撂下，脆生生地念：“大年初一送柴来，一招喜事二招财，青青吉吉送进屋，恭喜主家发大财！送财咯！”

送财的小孩年岁与我相仿，多是六七岁的年纪，他们是最招人喜欢的一群，母亲看到了，水果糖都忍不住拿几颗给他们，“我砍担柴，你也去拜年好不好啊？”母亲笑眯眯地问我。

初一那天，无论谁来家里，都要放挂鞭炮，以示隆重。那是祖父的职责，一个人来拜年，放挂几十响，一群人来拜年，也是一挂几十响。若是耍狮灯（舞狮，一般二人）的来，要放长鞭，打发一筒挂面或几个鸡蛋。

村上或别村的龙灯队来，鞭炮得放个不停，龙身进屋穿一圈，旺家旺福，是莫大的荣耀，走时，祖父会开心地塞给敲锣的一个红包（龙灯队自带乐器班子，一般敲锣的收钱）。

父亲是一大早出去的，他负责外出拜年，提着礼品塞得满满的大提袋子，村里相近、相熟、有来往的亲戚逐户分发，一上午能走完，回家赶得上午饭。

去时满满一袋，回时也是满满一袋。拜年的礼品，亲戚们不会全接，譬如送太叔公家两筒挂面，一包鸡蛋，太叔公只留下一筒面，几个鸡蛋，余下原复奉还，再包一块腊肉，权当回礼。

家家如此，许多时候，带回家的，比带着去的还丰厚些。那时节，送礼更像是仪式，礼品更像是道具，维系着乡土间奉行的礼仪：脚步为亲。

天色仍是阴着的，拜年的人一拨接着一拨，迎来送往，鞭炮不时响起，小山冲里，此时格外地热闹。祖母升灶做饭了，我在灶下烧火陪她，灶膛里柴火渐渐烧旺，暖意扑在脸上。

来拜年的妇人到厨下与祖母聊天，她们说起“区委”遭人追债，初一被人提着灯笼找人[1]的事，祖母倒是来了兴致，嘀嘀咕咕地说了一气，讲的客家话，我听不懂。

“区委”是村上的一个破落户，四十多岁仍打着光棍，农闲时，到各家串串，打发时光，顶爱吹牛，又好管闲事，谁家的事都能说出个丁丁卯卯，乡人谓他管得宽，所以取了个“区委委员”的名号，简称“区委”。

近中午了，拜年的消停些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走出门去，檐上挂下的大冰柱子滴着水，乡人打院前的土路上经过，高声地谈笑着，鞭炮声远远近近地传来。远处，田间的农舍升起了炊烟，被寒风吹散，零星的大树萧索地守望，下老坝的流水缓缓流淌，滋润两岸，不知几时起，水流渐渐显出浑黄色。

身后远远传来几声老鸦叫，转头望去，大枫树从屋后伸出头来，光秃秃的枝杈杂乱地伸展，在阴沉的天光下，略显狰狞。

六

很小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家有许多的乡邻与亲戚，他们来城里，会在我家歇脚，吃顿饭，或者宿上一夜，外婆家在城里，来的都是父亲那边的亲戚。

待客是母亲最费脑筋的事情，饭桌上，总得有一两个荤菜才不失礼。母亲想尽办法经营：冬天留下来的腊肉片成薄片，盖在泡好的黄豆上，加碎辣椒蒸，极香；外婆家送来的小鱼，在煤火灶上焙干，客人来了抓出一小碗，洗净，加豆豉、辣椒蒸，出锅时点几滴白醋，鱼肉能嚼出甘甜；鸡蛋和着红薯粉加水搅拌，放葱末煎，一个蛋能煎出一盘，有糯糯的口感。

可就这样，也经不住吃，肉票用完了，母亲得去与相熟的好友商借，拆东墙补西墙。到后来，她结识了一个冷库的朋友，认了干姐妹，经冷冻的猪下水卖得贱，不需凭票，却很紧俏，得找关系、走后门才买得到。有了这条门路，终于缓解了待客的压力。

那时节，家里来的客人形形色色，我们没回时，他们便坐在走廊口的玉兰树下等，偶有人带些土产，宝贝一样抱在怀里。看到父亲，他们的脸上由衷地显出喜色。

他们执拗地纠结于辈分：有佝偻着腰，牙都没剩几颗的老人，绽着一脸老橘皮般的笑，恭顺地叫父亲“叔叔”；也有神色倨傲的半大小子，对着父亲直呼其名。

进得门来，多数人会像回家一般随性，他们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随意地打开柜子察看，沾着唾沫翻我的书，随看随抛。他们大声地咳嗽，随地吐痰，扔烟蒂，献宝一般将邻里故事说给我们听。

有一回，同村一个老奶奶，寻到家来，央着父亲带她去找县长，嚷嚷说：“征了我两担谷，一直没还。”问她什么时候的事，她默了默，回答得认真又笃定：“1947年！”

父亲逐渐显出不耐，来客人的日子，他就去办公室加班，留下母亲应对，母亲并不觉得麻烦，好像这本就是她的日常，她爱笑，见人就笑得眼弯弯。

“来我家做客，那是他们看得起呀。”母亲说。她费尽心力地整饬好菜，丝毫不显不耐地陪客人聊天。吃过晚饭，她指挥客人提上凳子，领着他们去机关大厅看电视。若是恰巧有电影上映，她想方设法搞到票子，带他们去看电影。夜深了，她在客厅铺开行军床，安顿他们休息。客人多得几个，就开地铺，再多得几个，得早早跟邻居家商量借宿。

晚上，我们睡在里间，客人睡在外头，睡时声响隔着门板传进来，有人磨牙，有人讲梦话，更多的是鼾声，鼾声大了，一家人都没有好觉睡。

七

不知何时起，父亲开始劝祖父、祖母：“进城吧，做了一世，歇一歇，在我们近旁，有个照应。”

祖父始终不肯：“屋谁看，地谁看？”

村里已经接上了电，每天早上被村里的广播唤醒，广播里一个女声诵声激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家的鸡已经叫过了，又跟着广播声叫了起来。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下老坝的水因开矿污染，终于不能用了。父亲请人在家门口打了口井，方便了自家与周边几户邻居。

1991年，门前的柿子树开始挂上青果时，祖父突然病倒了，被邻居萍婶两口子送到了镇医院，父亲连夜将祖父接到县里，举债为他连做两台大手术，终于拾回一条命。

可离了乡，终是不惯，两个月后，祖父刚刚康复，便不顾父亲劝阻，回去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回乡看祖父，正是深秋时节，踏上下老坝的木桥，就望见祠堂后半爿艳红天，大枫树红了叶子，棕黑色的枝干掩藏在密密的红叶中，仿佛一只大手在半空中擎举着一片火烧云，青暗的老祠堂在云下静默，岿然又肃穆。

走近了，听见“咩咩”的羊叫声，老屋前坪拴了好几只黑山羊羔，含着草细细嚼，看到来人，摇晃着浅浅的小角，无辜的黑瞳无畏地打望。

“你爷爷买来养的。”祖母说，“以后有羊肉吃。”

母亲悄悄告诉我：祖父是怕时日无多，晓得家里背着债，不忍再添负担，养几只羊，以备不时之需。

此后，父亲与祖父约定，不下地了，田间的事请人做，每年缴我家一担谷。

祖父戒了酒、烟，一日三餐，祖母做最清淡的饮食。他成了一个闲人，除了看书，每日在村里逛，寻人下棋。

下老坝的水逐年变幻着颜色，浑黄到暗红。大枫树的叶子红了又落，几年光景，邻村的打井工头成了这一片最先富起来的人。

心思活泛起来的乡人们，开始在农闲时拉帮结队外出打工，尝到甜头的，索性撂荒了田，整年在外头，省省抠抠几年下来，回家修房、置彩电，这一趟就没白忙。

祠堂日益破败，我家的老屋翻新了，买了电视，我第一次在除夕这一天的晚上，看到了春晚。

邻居五保户奶奶在某一年春上过世了，她结过两次婚，一生无后，丧事是继女（二婚丈夫的女儿）办的，村上出面，承担了丧礼的大部分事宜。

另一位邻居太叔公掏出多年积蓄，给孙儿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一家人搬到了坡上。搬出去第二年，原来住的老屋便垮塌了。从屋前弄堂望进去，穿过断壁残垣，能看见山墙旁的一棵老柚子树。

宗族老祠堂的住户，仅剩下我们一家。

八

屋前的柿子树依旧每年挂果，摇井里打出的水依旧冷冽甘甜，院前的矮墙，清晨冒着水气的稻田，乡野间回荡的广播，下老坝的木桥，仍是老样子。河里的流水反而清了一些，听说矿源快枯竭了。

1997年，祖父、祖母终于禁不住父亲的劝说，搬进了城。

或许是因为已经妥协，祖父终于对住所感到满意，“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到河边走走，浏阳河比下老坝宽好多。”祖父说，“可是，找不到人下棋呢。”

多数家什都留在老屋了，一把铁锁锁上，钥匙交给了邻居萍婶，请她帮忙看。祖母打了许多包，又拆开留下了。祖父整了一个小包袄，里面有他的军装和勋章，还有一本日记。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祖父将军装穿上，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绿色军装上的五星与军衔早已缴回，左胸前挂着一枚军功章和两枚纪念章。

祖父端正地坐着，双手摆在膝上，聚精会神，一会儿，电视里国歌响起，士兵们迈着正步进行交接，飞扬的五星红旗占了整个屏幕，遥远的维多利亚港上空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窗外也有人在唱，浏阳河上空绽放的烟花，比电视里的更漂亮，远近的鞭炮也响起来了。

仪式结束后，祖父站起身，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愣怔了半晌，回身看到我，轻声说：“当年，我们在镇上集合，行军到长沙，再坐火车去的朝鲜。”

九

祖父、祖母渐渐地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也记挂着小山冲里的亲戚朋友们，偶尔他们打电话来，祖母接了总是问：“几时下县里来玩啊？”他们管东边叫上方，浏阳已经县改市了，仍旧叫县里。

那时，我家已经不再是乡党的据点，成了中转站，出外打过工、见过世面的乡党们，早已经知道，“下长沙”比浏阳好玩，看病县医院远不比省城，省城的商场与公园，才能与他们见识过的那些大城市相比。偶尔来我家歇脚，他们说着省城的见闻：

“公共汽车要转几路，一不小心就迷路了。”

“商场也大，也会迷路，问人又听不懂，要讲普通话。”

“东西就贵啦！”大家众口一词。

千禧年过后，回乡拜年成了我的活，我会在节前去拜年，请朋友开车，装着一后备厢的礼品，像一年出现一次的圣诞老人，准时给张家冲的亲戚们送上节礼。

老屋借给远亲华叔住了。回乡拜年，亲戚们会留饭，饭点时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

饭菜仍都是从前的味道，乡野间的鞭炮声响得零碎，远不如从前热闹，拜年的人群稀稀疏疏，狮灯与龙灯一齐不见了踪影。

几年以后，我家的老屋成了危房，借住的华初叔特意来了趟城里，找父亲解释，直说房子太老，他有年年修的。借住时，他曾与父亲商定，不收租金，帮忙看房及修葺。

华初叔跟父亲商量，想买下老屋那块地，父亲拒绝了。“那是祖业，卖不得。实在修不了，就推倒吧，种点树，以后得闲了，我再起栋屋。”父亲说。

华初叔傍着老屋买了块地，筹备建新屋。“这里风水好，我要沾点祖宗的福气。”华初叔对人说。

那年年末，摇摇欲坠的老屋在机械的轰鸣声中被推倒。隔年春上，父亲请人在那片地上种上了梨树与桃树。

2014年夏天，华初叔的新屋竣工，请亲戚、乡邻吃进屋酒，我驾车陪父亲回乡。车停在屋后大枫树下，枫树上钉了铁牌，是政府给它上的户口。

下了坡，华初叔家的席面摆在从前老屋的前坪，搭了棚，请来村里的酒席班子办席。一众乡邻帮工，帮忙的人中，我竟瞥见了“区委”，这个打了一世光棍的男人，在人群中穿梭，做着摆桌、送水的零碎事，岁月早已爬上了他的额头，抚平了他的戾气，换得一脸的恭顺。听说他住进了敬老院，时时溜号回村，各家办大事，他都去帮忙。

吃完席，父亲拉着我去河边散步。山里的矿停产多年，小火车也在21世纪初关停了，下老坝流水返清，一湾碧水在阳光下慢慢地流着，站在水泥桥上，能看到河里墨绿的水草与游动的小鱼。

父亲细碎地说起老屋与过往，不胜唏嘘。

我望着他，默不作声。父亲清瘦的脸上早已漫上皱纹，头发根部一线白。

“等哪天我来重修一栋屋啊，传到我的孙，又是祖屋了。”半晌，我拍了拍他，笑着说。

他也笑了起来。

回身望去，华初叔的屋前仍旧热闹着，鞭炮又放过一轮，流水的席面重开了。隔壁我家的老屋场里，桃树、梨树一片妖娆。而更高处，大枫树张开臂膀，像过往百年，甚至更久远的时空一样，给树下生息的人们带来阴凉与庇佑。

阳光刺眼，一恍神间，我忽然无比清晰地忆起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惊吓。它犹如一场深远的梦境，在悠长岁月里持续发酵，逐渐成为某种情绪的唯一参照。少年时的懵懂与冲动，青年时的倔强与孤勇，到如今，依然粗壮的神经，支撑我在生活的羁绊与时时萌生的挫败感中顽强地行走。

凡此种种，岁月淘沥后的隐忍及坦然，或许都是因为我早已明白，真正能使人恐惧的，是无所依凭，没有边际的寂静。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再不曾遇见过那样的情景。

老屋已经拆了，那些看顾过我的先人们，又在何处栖身呢？

十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寻到了祖父所念那句诗的出处，它出自清代诗人宋湘的《不易居斋集》，原句为：“枨触旧游秋又老，盘山红叶寺东西。”

又入秋了，大枫树的叶子想必已经红了吧。

注解：

[1]　乡俗初一不讨债，打着灯笼讨债，是债主表示仍在除夕，债不讨回，过不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