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校雠略

张舜徽　著

上海古藉出版社

广校雠略自序

舜徽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见书渐广，始欿然不自慊，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后世经师徒服康成注《礼》笺《诗》，精审无匹，而不知其谱《诗》赞《易》、《书》，甄论六艺，叙三《礼》目录之功，为尤不可泯。千载悠悠，则亦未有能真知郑学者，因欲为书发明之，未暇也。叔季祸乱相仍，由学不明，士不幸而躬逢其厄，苟能考镜原流，条别得失，示学者从入之途，其于振衰起废，固贤乎空言著书。二郑起于汉、宋之末，独以此为兢兢，亦岂无微旨哉！舜徽愚驽，才识不逮古人万一，固已慕其所为而深服膺之矣。乱中逃窜四方，饥寒相捣，温经校史，流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稍能辨其原流，明其体统。证之刘、班所录，隋、唐史志所论，下逮宋、明以来私家簿录所记，固有合有不合，偶有新悟，随笔记之，以迄今兹，稿且盈尺矣。频年为大学习文史者言校雠之学，因称举及此，择其浅明易了者，事各为篇，相与讲论。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厘析乎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浅深之故。凡此数事，关涉非小，故论议所及，务致其详。若夫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以及校正讹谬之术，旁涉搜辑遗书，审定赝品，虽属附庸，尤为纲领，因论立题，各相统摄，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铨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乌呼！渔仲之学，精矣博矣。为书虽简，而发例弥周。后人无其才识，乃欲追望后尘，虽十驾何由相及！顾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于有据，不敢发奇诡激厉之论，上侮通人，下欺新进，区区之心，聊欲附于补偏救弊之末，亦庶几可以寡过云尔。

公元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沅江张舜徽记于仪二郑斋。

此书始属稿于一九四三年，后二年始付刊行，仅刷印五百部，故流布甚稀。当时为大学文科讲授“读书指导”，即以此为教本，原以津逮初学，故卑之无甚高论。阅今二十年，学不加进，偶取览之，犹觉其中不无千虑之一得，故近岁撰述《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亦摘取此中言校勘、辨伪、辑佚诸篇之义，为敷论之，顾未及全书四之一也，今二书仍可并行焉。又尝以为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古人著述不言例，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信能执简驭繁，持类统杂，施之初学，尤为切要。早岁尝撰成《汉书艺文志释例》，以明刘、班叙录群书之旨；撰《毛诗故训传释例》，以究经注之原；撰《世说新语注释例》，以穷史注之变。惟《世说》一例未授之梓，余则尝于一九四六年刊入《积石丛稿》。今并取此三者，附刊于《广校雠略》之后，以见相互表里之意云。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舜徽补记。

广校雠略卷一

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

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龂龂于刻印早晚，号为板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为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无贵乎斯役矣。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见郑氏《诗谱》）。秦火之后，书尤残缺，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此业乃称专门（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武帝时杨仆纪奏兵录，远在刘氏之前，特未鸠集众才，统校群书耳）。校雠之名，亦自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叙录》云：“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原流。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皆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诂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

右论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

目录二字连称，昉于汉世，以此名学，则实始于宋人。苏魏公《谭训》卷四曰：“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据此可知北宋时已称目录学矣。近人谓最初见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者非也，特举此以当专门之业，取径窘隘，而自远于校雠流别之义，自清儒始耳。洪亮吉《北江诗话》所称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诸家，都十数人，所营不同，要皆乾嘉中以目录自雄之士（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补申北江之说，又为标举十数人）。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审辨板片早晚耳，盖已邻于书贾之所为，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章学诚尝斥其失曰：“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遗书外编·信摭》）全祖望亦曰：“今世所谓书目之学者，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撦獭祭之用。”（《丛书楼书目序》）两家所论，至为明快。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李兆洛为顾广圻墓志铭，反谓郑氏之书惟言类例，无涉校雠，此则囿于世俗之见，而犹未足以测斯道之浅深也。

右论目录学名义之非

著述体例论十篇

世人动言著述，斯亦谈何容易！析言之，二字又有浅深之不同。《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盖著之为义犹作也，难于述矣。焦循曰：“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述难二》）由此言之，作述之事，夫岂易言。儒者莫不宗师仲尼，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知仲尼志在用世，初无意于著述。使得志行于时，其必不暇从事删订无疑耳。颜元曰：“孔子之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为之者也。”（《性理书评》）章学诚曰：“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家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未可谓为立儒道之极也。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原道中》）又曰：“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章氏之言，尤为剀切沉痛，足以破二千年间士子之迷梦。自汉以来，述造日富，固有为著书而著书者矣，学者尤不可不辨也。

右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

朱一新曰：“古来文字，只有二体：叙事纪言者为史体，自写性真者为子体。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经固兼子史二体也。文事日兴，变态百出，歧而为集，集亦子史之绪余也。”（《无邪堂答问》）舜徽案：朱氏谓著述之初不外子史二体是也，以自写性真者为子则非也。盖古初有立言之书，有记事之书，立言为子，记事为史，二者体制不同，相须为用。扬榷而言，则立言之书，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耳。明儒王世贞尝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训、诰、命、册、诏、令、教、劄、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谕、尺牍，史之用也。论、辨、说、解、难、议，史之实也。颂、赞、铭、箴、哀祭，史之华也。”（《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李贽亦曰：“《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李氏此言，信足以补王说之所未备。而“六经皆史”之说，又远在章学诚之前矣（李氏以前，若王守仁《传习录》，亦已言五经皆史）。推此数家之言，以观古代著述，则何一不可统之于史乎？龚自珍尝言：“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古史钩沉论》）非过论也。而古人所以读之之法，率不越一观字。故孔子告子夏读《书》，但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见《尚书大传》）其平日教门人，恒以学《诗》为亟，亦曰：“可以观。”（见《论语》）郑玄注云：“观风俗之盛衰。”盖当时登诸简策，固以史料视之矣。自后世传注既兴，经名乃立。学者率屏子、史、群书，不得与六经伍。遂于立言、记事之外，别尊六籍为天经地义之书，岂不过哉！

右论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

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徒，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嵡，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舜徽案：赵氏此言，直以拟圣作书昉于孟氏。然七篇之书，不必果出轲手，若谓道不行于当时，退与弟子讲明先王之道，略与仲尼同趣，则《汉志》儒家类自《孙卿子》以下，丛杂繁多，何一非欲托空言以自见者，皆谓之则象孔子可乎？虽然，汉世经生徇于禄利，惟重五经博士之学，于此七篇，率侪诸管、晏、庄、荀，不复措意。尊信孟子，自赵氏始。赵氏欲矫时人之弊，移经生尊孔之心以及于孟，故不得不推扬之以与《论语》并论，用心良苦，遂忘其言之逾实，意固有在，学者可分别观之也。惟扬雄生于西京之末，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故时人有问雄者，常以法应之，撰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汉书》本传）。亦步亦趋，盖其所以自待者弥高，而班固论之曰：“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本传赞）然则雄所述造，盖无文而不规效前修，又不第《法言》、《太玄》然也。著述之体，至此一变，自东汉以来，士子竞以著书为弋名之具，雄实开其先云（以前若吕不韦、刘安之书，乃纂辑体例，与私门著述不同。司马迁之书，则自创义例，与意存模拟者有别，皆当别论，不与此同也）。

右论拟古著书之始

载籍极博，无逾三门：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镕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昔王充《论衡》始成，或颂其可谓作者，充则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论衡·对作篇》）舜徽案：王氏区群书为三科，而不自居作述之班，可谓知道术之浅深矣。论者，仑之借字也。于文，亼册为仑，盖即比次群言之意。《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然则《论语》之名，实取义于纂辑。杂钞之书，斯为最朔矣。试循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历秦火而犹存，必有其卓然不可磨灭者）。由汉至隋，则编述胜（两汉传注，六朝义疏，以及史部群书，皆编述也）。唐以下雕板术兴，朝成一书，莫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以前书，非贵远贱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诚以先唐之书，多关作述，犹少空言。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

右论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

王充尝并举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以当述者之目，善哉其知言也！所谓述者，编次之业也。叔皮所续太史公后传，不可得而见矣（大部当存《汉书》中，但不易分别），即太史公、刘子政二家之书求之，而编书之法悉在焉。太史公百三十篇所采，自《六经》外，旁逮《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至为繁夥，尽取前人之书，施以剪裁镕铸，成一家言。盖编述之书，与立言垂训者殊途，苟义例精善，原不嫌于因袭。前乎司马氏者，若吕不韦辑智略士，纂八览、六论、十二纪，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校其所录，举凡道、墨、兵、农诸家之言，与夫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甄采甚广，而不言出自前人，与太史公之取《尚书》以撰《五帝》、《三王本纪》，取《左传》以撰列国世家，而不明标出处者，为例正同也。刘向所序《说苑》、《新序》之属数十篇，虽体制不同于二书，然亦排比旧事，悉采诸经传子史，亦不注出自何书。可知编书者不以钞袭为过，但问其有无精识别裁足以自立与否而已。夫载事之书，无逾《太史公》；纂言之书，无逾《新序》、《说苑》。然迁之言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太史公自序》）向之言曰：“以类相从，一一条其篇目。”（《说苑叙录》）斯又两家编述之义例也。盖编述之业，实寓有笔削之意，既删群籍之要以成吾书，则原书皆可土苴视之，又吾所裁取者，悉天下之所共有，世人之所公知，不烦称举而自明，又何庸一一条列以为之注。推求作者之用心，亦必如此耳。后世编书之士，本无体例，而才识又不足以镕铸众义，往往征引群书，排比而乏剪裁，罗列而无论断，非但注明出处，且并篇卷亦不遗之，直以搜辑佚书之法施诸编述，吾未见其明也（此第就编书体例而言，至于考证之文，无征不信，又当别论）。

右论编述体例

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汉书·艺文志》论《尚书》有曰：“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尔雅》者，故训也。盖惟古文《尚书》多古字古言，必通贯故训，以今语解古语，而后能通其意。《太史公》所采《尚书》，率以训诂代经文，犹今日之翻译，在当时固尽人能知，至今日犹浅明易了，为功于天下后世甚大。所贵乎有编述之书者，以此耳。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咎繇谟》，《殷本纪》之引《汤誓》、《高宗肜日》、《偤耆》，《周本纪》之引《牧誓》、《甫刑》，《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肹誓》，《燕世家》之引《君奭》，《卫康叔世家》之引《康诰》，《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鸿范》，《晋世家》之引《文侯之命》，莫不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取三代古书一变而为汉人文字，且悉符于雅训，而未尝逞臆见以离真，虑周思密，最为谨严。推其意以为编书之式，则唐人而有志于编述，自可易古书为唐文，宋人而有志于编述，亦无妨改旧文为宋语，但问其融会剪裁何如耳。余尝怪近人编书，引端论断，既用后世之语言文字矣，而援引故书，十倍己作，一字不改，无异钞胥。寻究其义，盖由学无本原，仅披枝叶，故书雅记，未甚贯通，既不能以简约之辞，统纷繁之理，故降为剽窃，展转稗贩而已耳。曾见有述通史者，首尾俱为通俗文辞，本无伤于大雅，叙及三代，则移录《尚书》，事涉两京，则称举《史》、《汉》，罗载下方，明注篇卷，盖欲征引周遍，以炫其博，而不知糅杂今古，适彰其丑，此则食古不化之过也。不悟低格以载群言，次申己见以论断之，此乃宋以来考证家之体例，乌可施诸编述哉！

右论《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

曾国藩与何廉昉书有曰：“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品也，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非特《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为类书，即《三通》亦类书也，《小学》、《近思录》、《衍义》、《衍义补》亦类书也。故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别白而定一尊，其分门别录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舜徽案：曾氏身为民贼，其行事固不足道，而此论不失为有识。所谓自为之书，乃作者述者之事，类书则钞纂之役耳。间尝论之，后世书日益多，而学术远不如古，非夫人之智不逮古也，盖自类书日出，而学者广采兼蓄，可以缉文，可以博物，相率视经史为废书，根原之地既绝，则无往而不支离。夷考其受病之原，则以学者误视功力为学问耳。大氐古人类事之书，乃学者求知之功力，而非成家之学术，谓之纂辑钞比则可，谓为著述则不可。自著录家不明斯旨，列此种书于四部之内，则学者奉为绝大学问，亦固其所。今欲救舍本逐末之失，则必如曾氏所言，于四部外别立类书一门以统会之，俾学者晓然于学问与功力，犹黑白之不相淆，则辨章学术之旨宏矣。

右论钞纂之书不可混于著述

杂钞之书而兼考订，盖昉于汉世，王充尝言：“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充所自为之书，亦退居于论，不敢与作述伍。又自称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均见《论衡·对作篇》），其明征也。故毛奇龄曰：“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则集事以资用，一则考义以资辨。王仲任作《论衡》，则创为考核驳辨之文以助谈议。故后之为稗官记者，杂记之外，复有论说，如笔谈、丛钞、随笔、友议诸书，每可为谈议所藉，如所称考义资辨者。”（《倘湖樵书序》）李兆洛曰：“读书之士，著述流览之暇，往往有丛残之义，偶触之思，或简策之小言，或宾朋之燕语，心所属者，随而笔之，当时以备遗忘，后人遂资考证。其端自《论衡》、《古今注》等发之，唐、宋以来，乃益繁夥。”（《跋韦庵随笔》）两家所言，实亦阴本《隋志》。《隋志》录《论衡》，与《古今注》、《袖中记》、《杂书钞》、《子钞》、《皇览》、《类苑》之属同入子部杂家类，已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四库总目》以《论衡》为杂说之原，是也。惟自兹途大启，述造日杂，博雅者取助燕谈，不学者资之速化，相率屏经史艰深之学，贪纂录轻便之编，学术日趋苟简，此实其一大转枢也。学者必明乎此类之书与著述别，庶能了然于本根枝叶之辨。

右论钞纂之书日盛而著述日衰

历代开国之初，莫不设馆修书，而宋世为尤盛。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曰：“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亦载及此事）舜徽案：宋初勅修此数书，卷帙繁穰，凡宋以前载籍，赖之以保存者众矣。后人考古捃逸，率以此为渊薮，有裨于儒林甚大。顾太宗之措意于斯，盖亦有所为而为也。刘壎《隐居通议》尝论其事曰：“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取。或谓当时削平诸僭，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心，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诸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之类，迟以年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于字里行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所论与此同）可知诸书之修，原以笼络才智之士，广其卷帙，厚其廪饩，使卒老于文字间耳。大氐往世天下甫定，莫不大兴文教，以安携贰之心，按之旧事，莫不皆然。若唐贞观之尊崇儒术，清康乾之纂修群书，规为浩大，致效尤弘，足以媲美宋初，而用心则无不同，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创始之意既如彼，卷帙之繁又若此，委之于不学，成之以短时，而欲以著述之例绳之，此实难矣。加以思想受其桎梏，学术因以停滞，利害相权，所得殆未足以偿失，此亦辨章学术者所当知也。

右论官修之书无关著述

乾嘉学者之弊，在于佞汉，道咸以降，则又群依附于乾嘉。良以考证之结习未除，以为辨论不极乎幽隐，考核不穷乎邃密，不足以与于学术之末也。甚者乃举此施教后生，说一经而必援用数十百家之义，解一字而必衍成数万言之文，新进少年，未曾读原本古书，从何领受新义，徒惊炫其耳目，望洋而自沮耳。大氐学校教人之学，与夫私门著述迥然不同。教士期于平易浅明而止，若夫专家之学，终身以之，穷极要眇，非可喻诸初学。今日为大学教授者，每好取己所长，为后生说之。未诵《说文》，而与之谈金文甲骨；未通《左氏》，而遽与论《公羊》、《穀梁》。甚至不能观省古书者，而为之讲《墨经》；不能下笔为文者，而与之讲词赋。陵节而施，犹对牛而鼓簧耳。编述之业，未有窳于今日者，而以大学教本为尤甚。每论一事，讲一艺，积稿盈尺，有征引而无论断。教者不克提要钩玄，学者何能由博返约？此皆施教者不明乎编书体例而然耳。尝见江南名士，讲授《毛诗》，执卷升堂，辄详说鸟兽草木之情状，声音故训之迁革，博引有清众家之解，为及门诵之，一名说至数千言，一篇讲至数十日，《诗》之大义，未尝及也。推之讲他经者，莫不如此。卒致学者茫然，非第不能通群经大义，且亦莫由知一经首尾，虽曰五经分立，徒高树名义而已。始于教者之好名，故不得不矜奇炫博，而卒归于自欺欺人，非特无以启迪后生，且举世风气亦从之转移，以共趋于稗贩之一途，争为人役而不知反。故居今日而欲挽道咸以来之积弊，必自改革大学教本始。

右论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

著述标题论八篇

周、秦立言之家，多起于救世之急，但思载其论以行之天下，传于后世，初未尝先立一名而役役于著述也。下逮西京诸儒，有所论述，莫不先抒意虑，集为群篇，书成法立，始有标题。故陆贾为高帝述古今成败得失之事，为十二篇，高帝善之，号其书曰《新语》。司马迁网罗放失旧闻，为书百三十篇，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斯并书由己造，而名定于人。汉初著作，犹为近古矣。论者或据《太史公自序》有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俗读略字属下，大非本意，详后）遂谓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而其实不然也。考《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姚察说：“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太史公自序索隐》说同，盖亦本姚氏）桓谭，西汉末年人，去司马犹近，闻见亲切，宜可保信。《新论》今虽不传，而陈世犹存，故姚察及见之。虽无他书可以佐证桓氏之说，然太史公《报任安书》述己著书之意甚备，而篇末结之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未尝自道所著为何书。《自序篇》末，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亦不举其书名。可知此百三十篇之书，初未尝自立名号。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谓史公原书但有小题而无大题，是也。舜徽疑今本《自序篇》“为太史公书序略”七字，乃汉以后学者据《汉书》所妄增，非史公原文，而后世莫之省也。盖原文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与《报任安书》文意大同。迨班氏为撰列传，除取材于史公《自序》外，又为补录《报任安书》及身后之事，事增于前，而行文不得不减于旧。故史公《自序》详举百三十篇篇目，各系以序，班氏则但录其篇目次第，而删去每篇小叙，举其目既竟，乃总结之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所谓序略，犹云自序之节略耳。刘向校群书，成《别录》，其子歆从而撮其旨要，著为《七略》（此二语出阮孝绪《七录序》），班氏删史公《自序》，亦犹歆之删《别录》也。传中叙百三十篇篇目既竟，而必补“为太史公书序略”七字者，因下文所载他事犹多，故班氏出此七字题上事，以区分之，其意若曰自此以上乃节取之太史公《自序》者也。汉以后学者每喜取《汉书》与《太史公书》校读，见有不同，辄附录其辞，以为旁注，后乃窜入正文，若《司马相如传》后有扬雄语，其明例也。故知今本《自序篇》中此七字，乃后人据班书补入者无疑耳。或曰：桓谭所称“太史公”之名为东方朔所加者，当指书中之太史公曰言之，非书名也。曰：是又不然。桓氏明言朔署其下，此非补署大题而何（古书皆大题在下，小题在上，卢文弨《钟山札记》、钱大昕《养新录》均已言之）？况百三十篇之书，不独每篇之末皆称“太史公”，且篇中亦多有之，东方朔为之处处增题，岂不惮烦，衡之情理，亦所必无也。

右论古人著述皆书成之后始有大题

论者多谓纂辑之书而自立名者，昉于《论语》；手著之书而自立名者，昉于《孟子》。不悟《论语》初出屋壁，汉初犹谓之传，至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论衡·正说篇》言之甚详，必有所受，则《论语》之名，汉师所补题也。世人多以《坊记》出于子思，已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当时已称《论语》。姑不论《坊记》果为子思手撰与否，即以篇中文法例之，亦复前后不类。此篇凡三十九章，首以子言之三字发端，以下三十八章悉称子云，条理秩然不混，不合忽称《论语》以杂乱之。所引二语，又承“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之下，盖汉人读《坊记》至此章，乃附录《论语》之言以明经旨，所以必采此二语者，以下文有“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数句耳。学者传钞，误以旁注之字杂入正文（古书中此例甚多，王念孙、俞樾两家已备举之），流传既久，习为固然。若据此遽谓《论语》之名乃作者自题，岂有当乎？《孟子》七篇，亦不必为轲自著。赵岐题辞有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玩总谓二字，则必有非轲手著者在矣。至韩愈乃谓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以为书，语尤通达，足成定论。则《孟子》之名，亦门人所补题也。斯固周、秦诸子标题通例，后人必执《史记》之文以相辨难，诚所谓可已而不已者。江永《群经补义》且力斥韩说之非，不知尊崇孟子，别自有在，正不必坚谓七篇之书定出轲手耳。

右论《论语》《孟子》之名皆后人补题

书经叠修，体例屡易，后人有并为一事，视为一书，莫之或辨者，如《白虎通义》是也。考后汉章帝建初中，以经说多门，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如宣帝石渠故事（见范书《章帝纪》及《儒林传序》）。于是而论述之业，盖有三种：《白虎议奏》一也，《白虎通德论》二也，《白虎通义》三也。三者名近而实不同，或历久散佚，或并为一书，后世遂视为一物矣。范书《章帝纪》云：“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则在当时《议奏》实有其书，盖分令与议诸儒各抒所见而成，犹后世编述家之先有长编也（庄述祖考定议奏无虑百数十篇，其说近是）。《班固传》云：“固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据此可知《通德论》之作乃在讲论同异以后，盖就议奏折中而论定之。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谓“详味史文，此论非班固作，乃天子御撰”，是也。《传》复云“令固撰集”者，盖犹苦《通德论》繁重，而使固删要以成定本。《儒林传序》所谓命史臣著为《通义》，殆即指此。《四库提要》谓“固撰集后，乃名其书曰《通义》”，是也（《提要》以《议奏》与《通德论》为一物，则谬）。此三书虽相涉，而事有先后，文殊详略，固昭然可辨。自《议奏》不布于外，故虽魏、晋学者，悉不得见。袁宏《后汉纪》及《御览》引《三国典略》祖珽等上言，皆误以《白虎通》为《议奏》，更何论隋唐以下人耶（范书《章帝纪》作《白虎议奏》，李贤注曰：今《白虎通》。可知唐人沿误已久。《议奏》在汉世实未宣布，故世莫得见。庄述祖谓亡于隋唐非也）！班固既撰定《通德论》以成《通义》，《通义》行而《通德论》亦废。晋以来学者复省称《白虎通义》为《白虎通》（始见于袁宏《后汉纪》），故《隋志》即据以标目，犹之后世省称《风俗通义》为《风俗通》也。要之书名已易，而迁变宜明，援用固不嫌举今称，考核则贵能详旧事耳。

右论一书而数易大题者宜详其变革

著述文字，无外三门：抒情一也，说理二也，记事三也。抒情之什，情发辄书，故古人诗歌，初无篇题。说理之文，主于垂教，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此二语出《论语》邢疏），故《论语》、《孟子》但取《学而》、《为政》、《梁惠王》、《公孙丑》之类区分篇目，而不别制小题，此悉由编书之人或承学之士摘字名篇，而非作者所自题也。惟记事之书，或经之以事，或纬之以人，或总之以物。事有断限，人有终始，物有丑类。势不得不分篇叙载，自具首尾。古书自为篇题，盖起于此。其名篇之例，复分三科：有举事以为题者，《尚书》是也。《尚书》之体，为例有十：曰典，曰谟，曰贡，曰歌，曰誓，曰诰，曰训，曰命，曰征，曰范（见《尚书正义》）。刘知幾所谓“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史通·六家篇》）。则所包罗至广，物类弥繁，要皆因事名篇，而非止于记言矣。有缘人而立号者，《春秋》是也。《春秋》所载为十二公事，即厘为十二篇（《汉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则左氏之本也。又有经十一卷，则公、穀二家之本也。二家经文系闵公于庄公下，故为十一卷。何休《公羊传解诂》已言之），陆德明《庄子天道篇释文》称之为《春秋·十二公经》。盖是书之体，公各为篇，故有斯目。要必为汉、魏、六朝经师相沿之旧称，陆氏循而未改耳。有据物以标目者，《尔雅》是也。《尔雅》首三篇专释故训，自《释亲》以下十六篇则备详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远而天地山川，近而宫室器用，庶物毕载，人事悉显，总括万殊，而皆以类相从，因物为号，盖类书之始也。大氐古书非摘字名篇，而必别为标目者，要不越斯三途耳。

右论著述自为篇题起于记事之书

古书自为篇题，莫先于记事之书，其途虽三，要皆循名可以知实，顾题可以达恉，质朴无华，但取提挈纲要而已。若夫诸子自著之文，竞立美题以相炫耀者，乃著述始衰之征，又未可相提并论也。《文心雕龙·情采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舜徽案：不独行文然也，盖学术升降之机，著述宏纤之辨，举于此可见焉。后世区分经子，而有轩轾，岂不以六艺归于质实，百家多病烦冗也乎？今以庄周之书论之，自外篇以下，或举事名篇，或以义标目，或借物立名，或因人为号，陆氏《释文》逐篇注明，例固可晓。独内篇之文，论者谓为周自著，而七篇皆别立三字为题，与往世名篇之例绝殊（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氐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其意盖欲立异标新，以震赫天下之耳目。行文既华夸若彼，名篇宜奇诡如此矣。大氐诸子之书，能布行于当时，以永传于后世，亦半赖文辞之美，故不惜争奇斗丽，以驰骋之。观夫墨子之书，朴质寡泽，传之者稀，而脱佚讹舛亦最甚，其明征也。虽然，汉、魏以来著述，文浮于质，辞胜乎理，实亦周、秦诸子导夫先路矣。

右论诸子名篇新异为著述之始衰

古书题篇，大氐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卢文弨《钟山札记》、钱大昕《养新录》考证精核，已成定论。顾小题多不出于一手，随时增新，乃有累至数十字者。《毛诗》卷首标题云：“《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毛诗国风》，郑氏笺。”《正义》曰：“自周南至郑氏笺凡十六字，所题非一时也。‘周南关雎’至‘第一’‘诗国风’，元是大师所题也。‘诂训’，毛自题之。‘毛’一字，献王加之。‘郑氏笺’，郑自题之。”舜徽案：经传之传于今，凡几变矣，自传注附于经，而古书面目一变；自义疏附于经注，而古书面目再变。故在今日考论经传篇题之例，盖有古书原本之标题，有汉人传注家之标题，有唐人义疏家之标题，有宋人合刻注疏之标题，学者不可不辨也。《毛诗》卷首所题十六字，此汉世通行本之标题也，魏晋以来，靡不同之。唐人作《正义》时，犹未变其旧目。其他经传标题，经唐、宋人任情改易者则有矣。《公羊传》卷首标题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徐彦疏曰：“案旧题云‘《春秋隐公经传解诂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则升‘公羊’字在‘经传’上，退‘隐公’字在‘解诂’之下，未知自谁始也。”据此，可知今注疏本之标题乃唐人定本所移易改定者，而非何氏撰解诂时之旧也。《周易正义》卷首标题云：“《周易兼义上经乾传第一》。”阮氏校勘记曰：“‘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谓之某经兼义，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此变易之渐也。”据此，可知今本《周易正义》之标题乃宋人所增益更定者，而并非唐人撰定义疏时之旧也。后出日新，离真益远，学者当审知之。

右论经传篇题多经后人增损

古人为书，有分篇叙次者矣，未有自分章段者也；有自为篇题者矣，未有别制章名者也；有之，则皆传注家之所为耳。《诗》三百篇，每篇标其章句。《毛诗正义》引《六艺论》云：“‘未有若今传训章句’，明为传训以来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舜徽案：《关雎》诗后题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陆氏《释文》曰：“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据此，可知《毛诗》篇末所记章句，乃郑氏作笺时补题，而又采及故言，则毛公作传时本自有章句也。然则标明科段，出于注者之手明矣。若夫别为章名，又在其后。《孝经》分章甚早，《汉书·匡衡传》：“《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汉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孝经》一篇，注云：“十八章。”此皆班氏自注之辞。从知《孝经》分章，汉世已然。惟汉时旧本但标次第而未立章名，今本所题“开宗明义”之类，乃后世所加耳。毛奇龄《孝经问》曰：“旧本章上并无章名，惟《孝经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而余俱无有。皇侃注《孝经》，即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郑氏注本，后人亦遂有加此名者。故唐宗下议，使儒官连状题其章名而采用之，今称《开宗明义章》者是也。”毛氏定章名为唐玄宗所加，得之矣（阮福《孝经义疏》犹谓开宗等字不知何时人所加，盖未参考毛氏之说）。举斯二事以概其余，则凡古书分章别题，非特不出于作者之手，且亦不尽为汉师之笔也。

右论古书分章别题皆后人所加

古人著述，皆由先有是理，发乎情不可遏，故书成而后有名，与夫后世先立一名而后著书者固殊，推之篇中标题亦然，观乎群书题上事之例而可知也。详审其例，复分数科。有于篇末见篇名者，《吕氏春秋》十二纪、八览、六论，凡百六十篇，每篇篇名悉题于后是也。有总群篇以成一文，而惟分析其名以著于末者，《荀子·赋篇》下列礼、知、云、蚕、箴诸目是也。一篇之中物以类举，有分标其目于每类之末，使相统摄者，《尔雅·释亲》以下诸篇是也。一篇之中叙述错杂，有分题其事于每章之末，使不相淆者，《礼记》“文王世子”、“子贡问乐”之类是也。有但标章句者，《诗》三百篇篇末悉题几章几句是也。有总计字数者，《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每部之末悉题文几重几是也。大氐分题上事，不越于此六例。他若班固本刘氏《七略》以志艺文，于六略之末都计书数，各著凡若干家、若干篇，亦犹之题上事也。推之古书目录，悉载书末，如《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说文解字叙》皆在书尾，非题上事而何？盖古初著述，篇章之名与夫叙传目录，载于末，此正例也。若夫发其义于一章之首，以举下事者，以《荀子》书中为最多。《不苟篇》云“欲恶取舍之权”，杨倞注曰“举下事也”。杨氏第于此篇发其例，而案之全书三十二篇中，此类正复不少。揆诸古籍标题之体，必出于后世编书者所题，盖变例也。

右论篇中之标题

广校雠略卷二

作者姓字标题论五篇

顾炎武尝言：“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见《与友人书》）陆世仪亦曰：“君子之于天下也，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书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识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则君子之心毕矣。”（见《思辨录》）舜徽案：两家所言，洞达道本，实有获乎作者之心。盖仲尼从事删述，以为己所知觉不及行之于其身，姑垂空文以待后贤，苟得其人，举斯说以施之后世，犹及吾身自行之也。征诸古初立言之家，莫不如此。惟其有是心也，故虽有所著述，未尝据以为私，而必以公诸天下，书之不自署名，亦固其所。先秦古书，大氐然矣。六艺经传多不知作者主名，下逮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悉无由考定出于谁手。上世质朴，群视道术为天下公器，人惟期于明道，非若后世文士，欲暴其才，有所作必系以名氏也，其立言可谓至公矣。《汉志》于六艺本经，率不标作者主名，斯盖向、歆父子部次群书时原本如此，班氏循而未改，实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诚以世远难知，宁阙毋误，慎之至也。后世学者不明斯旨，书未开卷，先问出于谁手，苟未得其主名，辄臆定为赝品，持后世著述署名之例以上绳古代之书，宁有合乎？

右论古初著述不自署名之故

周、秦之际，作者百家，其亲自撰述之文固不少，然未必收拾部次以成书；又或徒为口说，而未暇著之竹帛。迨其人已死，乃有闻风向慕之人，从而采其遗论，掇其行事，编以为书，而推本其学之所自出，题之曰某子云耳。至于自命其书曰子，则魏以后始有之。《后汉书·陈寔传》曰：“子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然考《古文苑》邯郸淳《鸿胪陈君碑》有曰：“覃思著书三十余万言，今所谓《陈子》者也。”《魏志·陈群传》注引《魏书》曰：“纪历位平原相、侍中、大鸿胪，著书数十篇，世谓之《陈子》。”玩此二段文意，可悟《陈子》之名，非纪自题，从知汉末人著述犹不自名为子也。范书于著书数万言之下，承以“号曰陈子”四字，此史家之率笔也。不参考他书，则必误以斯名为纪自定矣。迨晋葛洪自名其书为《抱朴子》，梁萧绎自题所作曰《金楼子》，学者沿波，述造日广，名虽类乎古书，义实乖于前例矣。

右论魏以后学者始自名其书为子

《汉书》中叙述经学流别最为分明，每云繇是某书有某家之学（如《儒林传》云：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虽未明言谁定此名，要必自其书既行而名从之，以别于他家耳。而荀悦则曰：“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传荀氏学。”（见《汉纪》）然则“荀氏学”三字必出乎兖、豫士人之口无疑也。推之他经，称某氏学者，靡不皆然。《后汉书》载此事亦甚分晓。或称世名某氏学，如《方术·樊英传》“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是也。或称世号某侯学，如《樊宏传》“子倏谥曰哀侯，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是也。或称俗号为某氏章句，如《儒林·牟长传》“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是也。或称学者传之，曰某君注，如《儒林·杜抚传》“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是也。由斯数例，以概其余，则凡史传中但统称号为某氏学者，必皆出于时俗之口，从可知也。其次，则后世承其学者，不忘其说之所自出，乃追题以归之先师。《公羊疏》曰：“《左氏传》者，丘明亲自执笔为之，以说经意，其后学者题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题亲师，故曰公羊，不说卜氏矣。《穀梁传》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也。”据此，可知说经之书称氏，又半由后人所追题，犹立言之书称某子，要非作者所自名，固彰彰可考也。

右论说经之书称氏皆出于后人追题

后世学者多误以说经之书题某氏学、某氏传，为作者所自名，相沿既久，不得其解，则又为傅会之说，以厚诬古人。《左传正义》引刘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汉承秦焚之后，诸儒各载学名，不敢布之天下，但欲传之私族，自题其氏，为谦之辞。”《公羊传解诂》卷首题何休学，徐彦疏亦引《博物志》云：“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可知曲说谬解，由来已旧。唐初学者知其义有不安，故陆德明乃释何休学为“注述之意”，其说盖又本之《广雅》。《广雅·释诂》云：“注、纪、疏、记、刊、学、志，识也。”学与注疏等字俱训为识，宜陆氏释学为注述，视旧说为胜。惟《尚书·孔氏传》标题《正义》曰：“以注者多门，故云其氏，以别众家。”斯言最精，足成定论。清儒说字解经，穷极要眇，而多昧于著书体例。章学诚尝论之曰：“戴震于所著书，标题自署戴氏，盖见《诗》《礼》注疏于康成称郑氏也。不知郑氏乃唐人作《正义》而追题（案章氏此言失考），非康成所自署。古人书不标名，传之其徒，相与守之，不待标著姓氏而始知为某出也。戴君自命太过，而未悉古人体要，不知古书无是例也。”又曰：“近人著书，自署题名某著某注可也，往往摹古而署为某学，其意乃见何休《公羊传》本标题，不知此亦后人追题，犹云某家之学尔。成家之学，惟后人分宗别派，可以某家某学称之，本人不应据以自名。且所见尚多未足成家数者，亦题为某人学，不恧欤？”（俱见《知非日札》）章氏惟明于校雠流别，故所见卓尔，足以矫末流之弊。当乾嘉盛时，诸儒著书而不明于此旨者，未可悉数。若王念孙《广雅疏证》自题某学，犹可附于注述之义，下逮袁钧辑《郑氏佚书》，乃亦自题其下曰鄞袁钧学，义例大乖，适为盛业之累耳。

右论后世著述自题某学之谬

颜师古《汉书注叙例》曰：“《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有臣瓒者，总集诸家音义，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舜徽案：臣瓒《汉书集解音义》为卷数十，可谓专精，乃传之未久，学者不能举其氏姓。裴骃《史记集解序》已云“《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则刘宋时已无可考，此非注述者不自题姓字之明证乎？后人犹知其名瓒者，盖得之于注中，而非识标题于书名之下也。大氐古书记注撰人姓字，或出乎时人之口，或题于后师之手，若夫有意自显名氏，惟赖有自叙之文，或进书之表耳。至于开卷上标书名，而下题某撰，非特两汉人著述无此例，即魏、晋人之书如《周易》王弼注、《尔雅》郭璞注之类，悉非作者所自题。《经典释文》“周易王弼注”标题，《音义》云：“本亦作‘王辅嗣注’，今本或无注字，师说，无者非。”据此，可知“王弼注”三字固唐以前学者所补署，或称其名，或举其字，故不一也。推之《尔雅》题郭璞注，亦同出后师手。邢昺谓由其人自题，非也。臣瓒集解《汉书》，既无叙篇，而时人又不为补署姓氏，卒致名存氏佚，亦事之常，无足怪者。可知著述而自署姓名于书端，必起于晋以后矣。

右论著述自题姓字之始

补题作者姓字论四篇

古书例无作者姓字，后人一一为之补题，有误以传学之人为著书之人者。《汉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均无主名，叙论中亦但称毛公而不载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然郑氏《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六艺论》亦曰：“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据此，可知作传者乃毛亨，传其学者为毛苌，特《毛诗》之名，由苌为博士时始立耳。修《隋志》者误读范书《儒林传》，而以传授之传为传注之传，乃直题《毛诗故训传》曰“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唐宋史志率因之。他若范书《儒林传》但云：“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而《隋志》统言之曰：“后汉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皆但言郑众传《毛诗》，不言作传，其文亦甚分晓）此等谬误，所在多有，学者可隅反也。

右论误以传学之人为著书之人

补题古书作者，有误以后师之书为古人之书者，《隋志》经部《礼》类有《三礼图》九卷，题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考阮氏造《三礼图》，见于《三国志注》（《魏志·杜恕传》注引《阮氏谱》），史有明文，宜可保信。惟郑氏遍注《三礼》，为之目录，史传群书不言其别为《礼图》。《宋史·儒林·聂崇义传》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有曰：“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中勅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不言名位。”据此，可知隋时所修《礼图》，其末三卷虽题郑氏，而不能详其名位，则不出于高密无疑也。《四库提要》谓为“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是矣。修《隋志》者不加省究，直以是书属之康成，厚诬古人矣。

右论误以后师之书为古人之书

后人补题作者姓字，或补修前史艺文志，大率冯信正史列传考定之。顾史传中言著某书，亦兼指注述而言，学者不可不辨也。盖著注二字，古人通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汉著记》百九十卷，颜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仪礼郑氏注》标题，贾公彦疏曰：“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亦名为著。故郑叙云凡著《三礼》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经义者也。”然则汉唐旧义，悉以著为注矣。推之他书所载，凡言著者，多指注述，而非谓著作也。范书《荀爽传》曰“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此言为诸经作注也。而王应麟《玉海》则曰：“《尚书正经》，荀爽著。”岂非大谬！其后马国翰辑佚书，复据范书谓荀氏别有《礼传》一种，而亡佚甚早，益可笑矣。细籀史文，盖荀氏注述之书凡四种：《礼》一也，《易传》二也（传自指《十翼》言，言为《易传》作注），《诗传》三也（言为《毛传》作注，犹郑氏之笺耳），《尚书正经》四也（直以诂经）。学者由误认著字，乃不觉而以注述之书为著作矣。

右论误以注述为著作

补修前代艺文志者，固必奉正史列传为依据，然但求之古人文辞之表，而不体味其语气以旁证之他书，鲜不误彼为此，移甲作乙者。自来若侯康、姚振宗、曾朴诸家所撰《后汉艺文志》，率著录谢该《左氏传释》一书，盖据范书《儒林传》称“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诸家遽取《左氏传释》四字标题，而不悟“谢氏释”三字非谢氏自题其书，亦不必为谢氏自记。且所释者，乃释乐氏所条疑滞，而非通解《左氏传》也。故鱼豢《魏略》曰：“乐详少好学，建安初，闻南郡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涉诣许，从该问难诸要，今《左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魏志·杜恕传》注引）然则谢氏答乐详之问，凡七十余事，详即撰以为书，而“谢氏释”三字盖即乐氏所题，或为时人所目也。志艺文者，直题曰谢该《左氏传释》，宁有当乎？

右论误以承学为先师

援引古书标题论八篇

书籍各有本名，而学者称引之际，多省变以离其真，相沿既久，习非胜是，乃有忘其旧号，莫之能察者矣。司马迁所叙百三十篇之书，称史记者，凡七八见，或曰读史记（《周本纪》、《陈杞世家》），或曰论史记旧闻（《十二诸侯年表》），或曰史记独藏周室（《六国表》），或曰余观史记考行事（《天官书》），或曰因史记作《春秋》（《儒林传》），或曰史记放绝（《太史公自序》），大氐泛指列国史记言。其所自为之书，不名史记，固明甚。故两汉学者道及是书，但曰《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及荀悦《汉纪》），或曰《太史公书》（《汉书·宣元六王传》），或曰《太史公传》（《史记·龟策列传》），或曰《太史公》（《汉书艺文志及叙传》），而未尝称之为《史记》。《史记》之名，所起甚晚。论者或以《后汉书·班彪传》有司马迁著《史记》之语，而疑此名定于宋人（钱大昕《史记考异》），或以《魏志·王肃传》有司马迁著《史记》非贬孝武之语，而疑其起于三国（朱希祖《太史公解》）。舜徽详寻究之，乃知其实不然也。考荀悦《汉纪》卷十四曰：“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荀氏此文至为分明，云著史记，犹言撰集旧史耳（著之为言犹注也，记也，纂也，古人多取以通用，此与著作别），而非目其书为《史记》也。荀氏复云为《太史公记》，则此四字为汉人题百三十篇之通称，尽人而知者也。《后汉书》、《魏志》盖悉循用荀氏之文，犹未尽误也。后之读范书、《魏志》者，漫不加省，乃据以名史迁之书。目录家以《史记》标题者，自《隋书·经籍志》始；史学家以《史记》为司马旧名者，自刘知幾始；注述家称《太史公书》为《史记》者，自李贤始（见《后汉书·蔡邕传》注）。而司马贞、张守节之流，解说是书，率以《史记》立号，然则斯名其大定于唐人乎？袭谬承讹，以迄于今，莫之能改矣。

右论称引书名之失实

一书门类甚繁，而称引之际有但举篇首部目以括全书大号者，如《吕氏春秋》之省称《吕览》是也。太史公称吕不韦使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玩史公辞意，从知吕氏是书必编集已定而后有大题，彼以《春秋》名书，实取包罗古今之意。自刘知幾讥其不谐于《春秋》之体，黄震又斥其徒窃《春秋》之名，章学诚从而调护之，皆未达古人名书之旨。末学浅夫，乃有疑《吕览》为本名者，岂不过欤！司马迁《报任安书》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盖行文之便，权用省称耳。梁玉绳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吕不韦传》并云著八览、六论、十二纪，以纪居末，故世称《吕览》，举其居首者言之。今《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似非本书序次。”（《吕子校补》）此其言是也。古书自序，例置篇末，今观《序意》在十二纪之后，尤其明证。且古人省略书名，亦必挈举首篇，方足以概括大号，如《仪礼》十七篇，非尽士礼也，因篇首冠、昏诸篇，皆属士礼，汉儒遂有《士礼》之目（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有此说）。循斯例推之，苟《吕氏春秋》原本以十二纪居首，则史公当省称为《吕纪》，不当曰《吕览》矣。

右论称引书名之从省

书名有不宜省称者，如《风俗通义》、《说文解字》之类是也。《后汉书》叙应劭行事有曰：“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附见《应奉传》）然其自序则曰：“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可知劭以《通义》名书，实兼二谊，非可省减。范书本传即用省称，知其所起甚早。至《隋志》改标旧题，后之为书目者，渐多复其本号矣（《四库简明目录》曰：《风俗通义》，《后汉书》本传作《风俗通》，流俗省文也）。许慎作《说文解字》十五篇（范书《儒林传》称十四篇，盖未数叙篇耳），叙中虽未自举书名，而其子冲上安帝书言甚明白。既曰说文，又曰解字者，盖古初二字析言有别，许君叙中所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是其义也。此书非特说独体之文，且兼解合体之字，故必并取二名，方足以明其体用（段玉裁曰言文字以该古文、籀文、小篆三体。其说不可从）。其后郑玄注《礼》，即采许书以说经，称引原名，未标省号。至《隋志》始明题《说文》十五卷，许慎撰。封演《闻见记》亦称许慎著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从知此书有省称，已盛行于唐世，流俗循用，至今未改，揆诸义例，未见其有合也。

右论称引书名有不宜从省者

称引古书，亦有增新其旧题者，如《东观汉记》、《逸周书》、《世说新语》之类是也。《隋志》史部正史类有《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题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四库提要》驳斥之，谓“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又博稽史传，定此书历三四续而后成，论证确固，足以纠自来著录标题之失。然何以冠“东观”二字于首，学者不可不知。《提要》以为“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斯则非也。考范书《李尤传》曰“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则其初但称《汉记》耳。即《史通》正史、史官诸篇，论及此书，亦曰《汉记》，知在唐代犹不尽冠以“东观”之号。若谓修史者咸在东观，因以名书，则章、和以后诏修之书犹多，岂能一一冠以斯名？前乎此者若班氏《汉书》，又岂可目之为兰台汉书？此其说必不可通也。窃疑后世益此二字，盖欲以别于荀悦之《汉纪》耳。记纪二字易混，故加题“东观”，以明其为二书。而增新斯目，殆昉于《隋志》也（后世为书目者，若《直斋书录解题》，即误标《东观汉纪》矣。使无首二字，则无以知其与荀《纪》异）。《汉志·六艺略》“书”类有《周书》七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据此可知此数十篇虽为仲尼删削之余，顾犹仍《周书》之号，后世学者恐称引时与《尚书》中《周书》相乱，故目之为《逸周书》。逸者对存而言，知古初必无此名矣。推其增新斯目，盖起于魏、晋之际，故郭璞注《尔雅》即称《逸周书》，其后李善注《文选》亦沿用之，《四库总目》据以标题，已失其实。唐、宋以来史志及私家簿录误题为《汲冢周书》，乃沿《隋志》之谬，益不足置辨矣。《隋志》子部小说家有《世说》八卷，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南史》亦称义庆著《世说》十卷，行于世（附见《宋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则《世说》乃刘书之本名也。姚振宗曰：“《汉志》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世说》久亡。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是书仿裴启《语林》而作，而以其先世亡书之名名之。”（《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氏此言，可谓推得作者用心。昔人不达斯恉，乃于书名下为增“新语”二字，以别于刘向佚书。《史通·杂说篇》已称《世说新语》，黄伯思《东观余论》又目为《世说新书》，皆非古人标题之旧也。虽然，若此数书，并义例有同于前修，标题无殊于往作，后之学者，惟期识别甲乙，俾不相淆，即增益其名，固无伤于体。考论斯事者，既应谅其苦心，尤当明其本意也。

右论称引书名有增新于其旧者

官修之书，体例既不同于私门著述，而事出众手，复不合专属之一人，引书者漠然不察，其失甚宏。唐初《五经正义》出于官修，而援引《正义》者但称孔颖达。其书本成于众手，宜多舛驳，后之诋其疵瑕者，辄交攻孔氏一人，斯皆过矣。考贞观十六年，以经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颜师古等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二年，中书门下于志宁等考订增损，书始布下。虽署孔颖达名，其实作之者非一手，成之者非一时，故立义纷歧，语多乖牾。其不纯出孔氏一人之手，盖有三证：《唐书》颖达本传明言习服氏《春秋》、郑氏《尚书》，今义疏于《尚书》、《春秋》宗孔、杜之学，与颖达素所肄习者不同，一也；义疏成于贞观，而《尚书》“鞭作官刑”、“宫辟疑赦”下，两称大隋，其为刘焯、刘炫原文，昭然无疑，二也；他如祭感生帝之为禘，郑说也，《礼疏》是郑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郑，两说并陈，不知谁是，疏《咸有一德》之七庙，则申孔而难郑，疏《王制》之七庙，则尊郑而蔑孔，诸如此类，所在皆是，使果定于一家，不合乖舛至此，三也。大氐官修之书，出自多门，著述无主，条章靡立，错杂纠纷，亦固其所，与夫私家著述，出其闳识孤怀，以撰为定论者，自不可同日语。故后世学者称引《五经正义》，但当直题《正义》，而不合统标孔氏，庶能憭然于一百八十卷之书所以前后抵牾之故，斯亦辨章学术者所宜知也。

右论称引官修诸书不当标举一人

清末朱次琦尝教其弟子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见《朱九江先生年谱》）朱氏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也。此无他，不辨著述体例之过耳。无论《九通》卷帙浩繁，未必人人能读，即以其书而言，亦非人人所必宜精习而熟读者。清乾隆中续修之六种，由臣工纂辑而成，衡以杜、马、郑三家义例，固已迥乎不侔，以资检寻事目则可，谓足供学者诵习则陋矣。且《通志》规效《太史公记》，实为通史体例，与杜、马两家专详典制者不同。后世取此三书，强被以三通之名，已失其实。《四库总目》录《通典》、《通考》入史部政书，录《通志》入别史，颇知郑氏之书截然与杜、马异例。然论列得失，乃病郑之泛杂无归，又谓《通考》详赡，非《通志》所及，斯皆随俗浮沉之谈，未足以为定论。惟章学诚深知《通志》精要在乎义例，作《申郑篇》以张之，足以解千古之惑。章氏又言：“《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文史通义·释通》自注）此论虽未免太过，要之，三家体例，判然异趣，固如章说不可易也。舜徽尝谓学术之不明，亦半由于后世合刻群书者巧立大名，而泯其畛域，此类是已。故知书有名近而实大殊者，学者不可不一一考其义例，以还其本真，庶不致上诬古人，下误来学耳。又况载籍极博，有必须诵读之书，有但资涉览之书，何可转相淆杂，漫无区辨乎！

右论书有名近而实殊者不可连举并称

古书流传既久，标题多经后人改易，已失其真，学者苟据删改之本以议前人，则惑矣。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曰：“《三国志》不立纪传之名，则每篇皆志，君臣不异。《四库全书考证》张照氏据以为不予魏之证。而今本目录有标《魏书》、《蜀书》、《吴书》者，有于第六卷标列传者，必出后人妄增，当刊去。著述家援引，亦当言《魏志》、《蜀志》、《吴志》，或某帝志、某人志，不当横被以纪传之目也。”舜徽案：谭氏此言非也。《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叙曰：“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据此，可知原本自有纪传之目。晁公武《读书志》亦云：“魏四纪二十六列传，蜀十五列传，吴二十列传。”则原本标目，宋世犹存其真。今本无纪传之名，盖南宋以后人所删。然于魏主犹系以帝名，则删除未尽之迹也。岂可冯后人窜改之本，妄删古书标题乎！谭氏所言，失考甚矣。

右论称引篇目不可据后人改本删标题字

昔人疏解古书，例以注述之名题载于下，亦有已题于上者，则下但标某氏而已。《周易》卷首上题《周易上经乾传第一》，下题王弼注（此据《经典释文》本，与今本经宋人窜改者异），此通例也。乃宋祁疑之曰：“今国学行王弼《易》，题曰《周易乾传第一》，下云王弼注，且传即注解名，下当只云王弼乃允。”（《宋景文公笔记》）舜徽案：陆德明《音义》已明云“传以传述为义，谓夫子《十翼》”，宋氏未之省耳。推之《诗》题郑氏笺，《书》题孔氏传，《公羊》题何休学，莫不载注述之名于下。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标题，但云杜氏，则以集解之名已题在上，不烦复出也。要之五经题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题无常准（此四语出《左传正义》）。旁逮诸子百家，凡有注解者，其题篇之例，亦不能强同，而多系注述之名于篇目，以并题在上，学者尤不可不知也。《淮南子》二十一篇标题，唯《要略》无训字，自《原道》至《泰族》，皆以训字系篇名。姚范曰：“疑‘训’字高诱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诱序中所云深思先师之训也。”（《援鹑堂笔记》）此其言是矣。自来引用淮南王书者，皆以训字为篇名，其误已甚，犹之《逸周书》每篇题云某某解第几，此孔晁所目也，而引用《周书》者亦误连解字为篇题，皆由不知古书标题体例而然。黄震《日钞》称引《周书》，已连解字名篇，顾炎武《日知录》考证《淮南》，亦兼训字标目，皆所谓通人之蔽也，更无论世俗昏昏矣。

右论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

广校雠略卷三

序书体例论五篇

古之自序其书者，率主于叙家世，明行事，若《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无不皆然。即为人序书，亦必致详于作者事迹。刘向校书秘阁，每书皆有叙录，今就所存《管》、《荀》诸录观之，于作者生平叙述甚详。其于他书，悉当如是，即以《七略》而论，虽未能若《别录》之繁，然亦多为之方，以考作者名氏，盖亦向之遗例也。今考之《汉志》，凡事迹见于《太史公书》者，则曰有列传，其姓字不甚显者，则曰与某同时，或溯其家学，或述其师承，或言似，或言托，或言未详作者，或言不知何世，斯皆向、歆之文，而班氏沿用未改耳。后世为书目者，惟宋王俭能用斯例。《隋志》称俭撰《七志》，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此诚校雠之宏业，向、歆之嫡传。惜其书不行于后世，莫由窥其传文繁简何如也。舜徽窃疑《七略》原本书名之下皆当有传（王俭盖循其例），故为书至七卷之多（《隋志》史部簿录类有《七略别录》二十卷，题刘向撰；《七略》七卷，题刘歆撰）。班氏据之以修《艺文志》，势不得不加节略，凡志中自注之辞，盖皆取诸传中，班氏所云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者，殆指此耳。论者或谓在书为序，入史为传，名虽不同，体固无二，盖古之制适然耳。汉魏人为书序者固无论矣，下逮六朝文士，如任彦昇《王文宪集序》、宇文逌《庾子山文集序》，亦皆叙述生平，不殊传体，行文虽尚骈俪，而义例不改旧规，以其去汉犹近，故能不违于正也。

右论序书之正体

许慎《说文解字叙》，于文字源流纪述最明，其末复略言著此书之体例。论者或谓后世为书序者，敷陈空论，实始于此。不悟许君此叙，未举之事，悉于后叙详之，自“其建首也”以至篇末，皆为四言韵语，无异本书之赞，所谓“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十句，非追述世系而何？盖汉世以此为序书之正体，许君虽未详举于前，亦必补缀于后也。自汉、魏以降，士尚华藻，文辞日兴，作者既多若牛毛，得者遂视同刍狗，或以己名不足取重，乃乞序于人以传其书。晋左思作《三都赋》始成，人莫之知，以皇甫谧有高誉，造而示之，谧乃为其赋撰序（见《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乞人作序，实始于斯。尔时已渐有自题姓名之例，序书而不详作者生平，无伤也。故皇甫是文，但就辞赋立论，首明其原，次辨其体，而终之以赋三都之意，作者姓字，亦不载于篇中，盖本以附赋而行，不烦别举故耳。虽序书之体，至此顿变，而立言有法，最为谨严，以视后世为人撰序，徒载空言，竞献谀词以相标榜者，固未可同日语。隋、唐而后，雕板术兴，文字传播之法日广，于是而成书者有序，刻书者有序，一编累三四序不休，多设游扬之辞，漫为优劣之辨，揆诸体例，无所取义。要之一书不当两序，顾氏《日知录》已言之矣。

右论序书之变例

汉以上非特传注与经别行，即篇序亦不与本经相杂。《诗》、《书》之序，虽分释群篇，各为解题，然其初总为一书，附于本经之末，犹《序卦》之殿上下经。今本《诗》、《书》序分冠每篇之首，悉后人所改编也。考伪孔安国《尚书序》曰：“《书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今注疏本误作《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盖传钞致误，兹从《史通·序例篇》所引校正），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正义》曰：“作序者不敢厕于正经，故谦而聚于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须从利益而欲分之，故每篇引冠篇首，令意昭见。”然则《书序》分冠篇首，固始于魏世（伪孔序、孔传，昔人考定出于王肃）。《诗序》分冠篇首，出于何人，今不可考。然为序作注者自郑玄始，《后汉书》玄本传，下逮隋、唐诸志，录郑氏所著书，无《诗序注》，盖笺《诗》时即已取冠三百篇之首，而与本经相合矣（《隋志》载有雷次宗《毛诗序义》、刘炫《诗序注》、刘東《诗序义疏》诸种，可知南北朝时犹多单本别行者）。大氐古书编定之式，至汉魏一变，别行者合而为一，处下者移之于上，盖一以便注家之参稽，一以省学者之两读，用意良美，旧式遂隳。其或作者已明标篇秩，如《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说文解字叙》之类，悉载书尾，后人势不能改易卷第，移冠篇首，于是为别增目录于前，以便检览。今《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开卷即为目录，悉后人所增立也。若夫自为之书，标目录于书首，盖晋宋以来始有之。《史通·因习篇》称“范晔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其明征也。

右论后人移古书序目于篇首

《太史公自序》首著世系，次叙父谈学术议论，次自述行事本末，次陈发愤著书之意，而以百三十篇篇目终焉，层次井然不紊，其后班氏《叙传》实规仿之，后世修史者亦多效其体，为叙传于书后，独陈寿、范晔、欧阳修诸家阙如（此第就私门著述言）。李慈铭尝论之曰：“自马、班至李延寿，作史皆有叙传，自述家世及所以作书之意。晋陈寿以蜀臣仕司马氏，作《三国志》，斥故国为伪朝，其叙传无所附，故竟不立，范晔《后汉书》因之。自唐以后，设馆修书，史皆官造，私门著述之业既亡，故叙传亦绝。欧阳《五代史记》本系私撰，而其先世皆仕南唐，既斥李氏为僭窃，自不敢复叙其家世于后，故亦阙而不为。”（《越缦堂日记补》）舜徽案：李氏此言，似是而实大谬，由不论世之过也。汉人著书无自题姓字于篇首之例，恐历久湮没不彰，故不得已自叙世系行事于其末，且以系全书之篇目耳。自魏以下，著书者率自题姓名于卷端矣，或不自题而人补题之（观魏世无名氏所撰《徐幹中论序》可知），其篇目又胪列于前，复奚用叙传之文殿其尾耶？陈、范二家盖深知著述体例，故辍不复为。且范氏以宋人修《后汉书》，时代县远，又不合自附叙传。后之为史者，自沈约以逮李延寿，虽皆有自叙，徒侈陈家阀耳。揆诸马、班之旨，不啻豪厘千里，未可以著述之法绳之矣。

右论后人著书不复为叙传之故

序书之体，古有四科：《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此作者之序也；《易》之序卦，《书》、《诗》之篇序，此述者之序也；刘向校理群书，率有叙录，此校雠家之序也；若夫郑玄遍注群经，皆为条别源流，厘析篇目，则传注家之序也。陈澧《东塾读书记》曰：“《诗谱序》云‘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此郑君著书之法也。盖后人所赖有古人之书者，于力则鲜，于思则寡也。若穿凿以为深，诡秘以为奇，铺张以为博，徒眩学者耳目，则非君子所乐矣。”舜徽案：陈氏此言，未足以尽郑学之精美也。郑君于说经，非特简约平近，使人悦乐易从而已，其不可没之功，抑犹在校雠部次之间。故于《易》、《书》有赞，于《诗》有谱，于三《礼》有目录，于《论语》有篇目弟子注（《隋志》有《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题郑玄撰。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据两《唐志》改其标题，是也，今从之），莫不提挈纲要，示人以从入之途。《诗谱序》中语，盖括斯数者而言，特于作《诗谱》时发其凡耳。《诗谱序·正义》曰：“郑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郑避之，谓之为赞。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也。”据此，可知郑君遍注六艺，各为之序，以明己注述之意。赞也，谱也，目录也，弟子注也，名异实同，其用一耳。唐初诸儒类能知之，故《正义》畅发其旨。后之考论郑学者，必有取于斯焉。

右论传注家序书之体

注书流别论二篇

载籍极博，无逾二途，立言者期于明理，载事者务在纪实。然古书简质，旨意玄微，益以十口异辞，五方殊语，事类以之隔阂，义训由此纷歧，经典之必资于注述，势使然也。注述之业，肇自仲尼，下逮两汉，涂辙益广，举其大较，盖有十科：曰传，曰注，曰记，曰说，曰微，曰训，曰故，曰解，曰笺，曰章句。传者传也，传者所以传示来世也（《史通·六家篇》语）。自仲尼作《十翼》，而《易》道大明，汉人引其文，辄称《易大传》（《太史公自序》引《系辞》），传之肇端，斯为最朔。后来绍述，其体复殊。有论本事以明经意者，《春秋左氏传》是也；有阐明经中大义者，《公羊》、《穀梁传》是也；有循文解释者，《诗·毛氏传》是也；有不必循文解释，而别自为说者，伏生之《书传》是也。其或语无涉乎本书，事有资于旁证，则别录以成编，名之曰外传。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亦名为著，取著明经义者也（贾公彦《仪礼疏》）。其字亦作注（注字不见《说文》，然何晏《论语集解》有云：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广雅·释诂》亦曰：註，识也。则此字实起于汉魏之际，非后人所臆造。段玉裁谓汉唐宋人经注之字，无有作註者，明人始改注为註，大非古义，殊不然也）。注与传别者，或曰：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则谓之传；约文敷畅，使经义著明，则谓之注。或曰：汉以上称传，汉以下称注。或曰：传必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其无所传授，直注己意而已者，则必谦而称注。然案之昔人注述，初亦无此区分，盖二者俱解书之通号也。顾传之所起甚早，而注之标目较迟，则固昭然易了。与传同时而并起者，其唯记乎！记者共撰所闻，编而录之（《礼记》大题《正义》），大氐记经之所不备，兼载经外远古之言，以赞明经义，与传注同用而殊功。盖自周衰，礼乐崩坏，而记已大兴。下逮汉儒，踵造日广，《汉志》所载记百三十一篇，悉七十子后学者解《礼》之文。他若刘向、许商说五行，亦名曰记，盖又与论同体。又记者疏也，疏者通也。许慎作书，俱题曰记，由斯义耳（《说文解字》每篇标题曰汉太尉祭酒许慎记，此今日可考见者也。据宋苏颂《校上淮南子序》及晁氏《读书志》所载，则许氏所解《淮南子》标题，首云《淮南鸿烈间诂》，太尉南阁祭酒许慎记上。案上字疑为衍文。或曰《道藏》本无上字，是也。姚振宗谓记上者，奏记公府而上之，殊欠允）。继传记而兴者，莫如说。《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传、说、记三者固与经相辅而行甚早，其为书盖主于称说大义，与夫专详名器者不同。微谓释其微指也（《汉书》颜注），唯治《春秋》者有是体。岂不以经文隐晦，将欲循其微言以通其显义欤？训者犹说也。古人亦以训解训说对举，皆解书之通称，故高诱注《淮南》，即命之曰训。今称引其辞者，误称高氏注，失其实矣。故者通其指义也（《汉书》颜注）。《汉志》载三家《诗》说，各有故数十卷。字亦作诂，盖可两行。诂与训皆同于传，而为用略异。总三者以立名，则曰诂训传，《诗毛氏传》是已。解者判也（《说文》），判析旨义使易明也。肇端于《管子》诸解，《韩非》亦有《解老》，盖周末已有斯体。汉儒缵修，复多异号，有曰解谊者，如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是也（见《释文》及《隋志》），有曰解诂者，若郑兴、卫宏、郑众、贾逵诸家之说《周礼》（见郑玄《周官序》），卢植之说《礼记》（见司马彪《续汉书》），贾逵之说《左氏传》及《国语》，（见范书本传及《经典释文》），胡广之说《汉官》（见广自序及《隋志》），率以解诂名书，今惟存《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犹可考见其体例。笺者表也，识也（《诗疏》引《字林》）。郑玄注《诗》，宗毛为主，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诗疏》引《六艺论》），故名其书曰笺。寻其义例，盖必宗主一家，从而引申发明，乃副斯目，与夫传注专著己见者固异也。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论语集解序》邢疏）。夫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文心雕龙·章句篇》），盖必括其大旨，以附一章之末，较之诸家，又已异例。有此十科，而注述之体备矣。

右论注述之业不外十科

汉师学重专门，不相通假，虽晚出郑氏，通今古学，然有宗主而无门户，凡所注述，率皆熔铸众义，归一家言，此其所以卓也。降及魏、晋，乃有集解，若何晏之于《论语》，范宁之于《穀梁传》，集诸家之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此四语出何氏《论语集解序》）。后世集解、集注、集释、集说之书，广采旁搜，由斯例也。若夫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则其所撰异是，不与何、范同趣（杜氏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正义》曰：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南北朝时，义疏之学始盛。义疏者，引取众说，以示广闻（此二语出皇侃《论语义疏自序》），犹之集解之体也。《颜氏家训》有曰：“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又言：“梁世《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俱见《勉学篇》）然则义疏原于讲论，故亦易称讲疏。而上所讲论，趋重虚玄，景附草靡，遂成风尚。今以《隋志》考之，说《易》之书，视他经为繁，其明征已。至唐而有正义。正义者，正前人之疏义，奉诏更裁，定名曰正（此数语出黄承吉撰《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序》），盖唐代官修诸书，义定一宗，乃标斯目。经说之号正义，亦犹纪传史之名正史也。唐初天下甫定，太宗以经学多门，章句繁杂，贞观中诏孔颖达与颜师古等撰定《易》、《书》、《诗》、《左传》、《礼记》义疏，名曰《五经正义》。《易》用王弼，《书》用伪孔，《诗》用毛、郑，《左传》用杜预，《礼记》用郑氏。观其序《左传正义》有云：“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正义例不破注，可见于此矣。一曰义赞，《唐书·孔颖达传》称《五经正义》为《五经义赞》是也。一曰疏，疏通证明之谓，如贾公彦《周礼》、《仪礼疏》是也。然合言之曰义疏，分言之既可曰疏，又可曰义，如皇侃《论语义疏》、《礼记义疏》，《梁书》本传但称《论语》、《礼记义》是也。自唐以上，注述之业，悉出私门，各有义例。至《五经正义》由于官造，而注述之法全亡，亦犹私门修史之法亡于唐也。故论注述流别，至唐而讫，自唐以下，等诸自郐无讥焉。

右论集解义疏体例

书籍传布论二篇

古者书用竹简，所起甚早。降至周末，典文大备，子张书绅，见于《论语》，鲁连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载于《史记》，可知竹简之外，已渐兼用缣帛。缣亦谓之纸。《释名》云：“纸，砥也，谓平滑如砥石也。”（《释书契篇》）王隐《晋书》云：“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云：‘纸，今帋也。’其字从巾。古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糸，此形声也。后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糸巾为殊，不得以古之纸为今纸。”（《御览》六百五引）据此，可知汉人称纸，皆指帛言，迨有捣布而成之纸，始别造帋字区分之。则凡史传中以简纸二字连用者，自晋以上，皆谓竹与帛耳。近人考书册制者，多误以古代之纸为今日通行之帋（如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之类），其失宏矣。惟简纸并行之时长，故篇卷兼存而不废。卷之为言，犹衮也。《礼记·玉藻》：“龙卷以祭。”郑氏注云：“龙卷，画龙于衣，字或作衮。”《释文》云：“卷音衮，古本反。”是卷原有衮音也。今湖、湘间犹称卷物曰衮，盖古遗语耳。书之称卷，始于用帛。两汉竹帛并行，故篇卷无分。《汉志》著录经籍，或称卷，或称篇，而每种之后，各题上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复总结其数曰；“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明征也（卢文弨《钟山札记》有此说）。惟古书篇幅长短不齐，故编书之人于篇幅甚短者，恒合数篇以成一卷。《诗》三百篇，每篇文字最简，《汉书·艺文志》著录鲁、齐、韩三家经文为二十八卷，《尔雅》十九篇，《汉志》著录为三卷（《汉志》原文云：《尔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存仅十九篇，盖已亡其序篇），是其例也。若夫篇幅过长者，又每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汉书》本为百篇，而应劭注本作一百一十五卷，颜师古注本作一百二十卷，是其例也。盖自简策既废，易篇为卷，太长则卷舒不便，过短则不能自成一轴，故编次者辄依文辞繁简，有所进退离合于其间，自是为书目者，若阮孝绪《七录序》后所附《古今书最》及唐初诸儒修《隋书·经籍志》，皆但计卷数，无复称篇者矣。

右论简纸与篇卷

古书自竹简易为缣帛，缣帛进而为纸，皆由手写，传钞至难。隋、唐雕板术兴，至宋且有活字排印之法，自是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故自宋以降，吾国学术乃迥然与先唐异趣。扬榷而言，则印刷之影响后世有四利，亦有四弊：

一曰：学者易于求书，故博雅胜于曩哲（宋元大儒无不渊博，下逮有清，考证学之跨越前人，莫不以此）。然自印板行后，得书甚便，学者易流于卤莽，虽博涉过于前人，而精密远不逮古。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后之论者，谓记诵之精，宋不如唐，唐不如汉，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其弊一矣。

二曰：古籍易于刊布，故散佚减于往代。然书经多刻，讹舛日滋，刻书者既不精雠对，校书者又任意轻改，古书面目，转失其真。卢文弨尝言“所见九经小字本，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讹误益多，其弊二矣。

三曰：书册易于传布，故著述盛于昔日。然自此开著书简易之路，甚且转相剽窃，恬不知羞，故自唐以下，纂辑之业多，而创造之功少。胡应麟尝谓“得宋、明以下书万卷，不能当三代之一”。非徒尊古卑今，亦以所载有虚实繁简之不同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著述日卑，其弊三矣。

四曰：文辞易于属稿，故篇什富于前时。然刊布过于捷便，故文之繁冗芜蔓亦特甚。章学诚尝言“古人文辞简严，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良由书写艰难，取足达意而止，非第不屑为冗长，且亦无暇为冗长也。人情于所轻便，易于恣放，亦其常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文辞益冗，其弊四矣。

大氐一物之兴，无能全美，福来而祸倚，利至则弊生，世间万事，靡不皆然。印刷术盛行之后，为利甚溥，而流弊转多于昔，此固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然考论学术升降之故者，要不可不明于斯耳。

右论印刷术盛行后之利弊

书籍散亡论二篇

自隋牛弘发为书经五厄之论，明胡应麟复广其意，以续成十厄，原本史志，语皆可征，后世考论亡书者悉宗之。然两家所论，第就历朝变乱之际，毁于兵燹者言之耳。揆诸情理，实不尽然。自来史官记事，入主出奴，华夷之辨必严，正僭之分尤峻，苟居祸首，恶皆归之，则凡所称俱成灰烬、扫地无余云者，未必皆真，一也。秦世焚书，专禁民间之藏，虽申以明诏峻刑，犹有持书勿失，藏之以待者，况夫律未禁学，变起仓皇，都邑虽偶成灰土，闾阎岂尽绝简编？二也。且秦时禁学，但烧《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其后经子复出，而不去之书转无一卷传于后世。汉隋史志所载之书，以唐宋簿录校之，十已亡其六七。可知书之存佚，非人力举措所能为，三也。有此三故，则夫徒以书籍亡于干戈扰攘之际而致慨无穷者，斯亦隘矣。且也因人废言，振古如此，故胡广之书，随蔡邕坐罪而不显（事载《后汉书》注引《邕别传》）；谢俨之志，以范晔事败而蜡车（事载《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门）。可知书之存佚，亦实系乎人之成败，祸且旁逮师友，而况躬罹罪罔者乎！论者或谓先唐古书悉赖手钞，故易散佚，斯又不然也。两宋之世，印刷术固盛行矣，自雕板外，复有活字排印之法，然宋初文籍至南渡后，存者仅十二三，洪迈《容斋随笔》、王明清《挥麈前录》已尝慨叹道之，是岂传布之不能广耶？要之书或传或不传，自有幸与不幸，保存之法虽多，散亡之途尤广，初未可以一概论也。

右论书之亡佚不尽由于兵燹

尝试论之，古书散佚之原，盖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不亡于黜而亡于修，存亡聚散之迹，可得而数也。所谓不亡于公而亡于私者，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书》之所起尤早，而孔子但纂百篇。然则《诗》、《书》之见存者无几耳。此一事也。汉世收遗经于秦火之余，西京诸儒阐明大义，以施之行事，其效固不可泯。晚有郑氏，通古今学，囊括大典，遍注群经，自郑氏书行，而今文师说全绝。此又一事也。所谓不亡于憎而亡于爱者，古之《礼经》，自孔子时而不具，七十子后学者解《礼》之文，著录于《汉志》者犹存二百余篇（《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迨二戴所传之记行，而亡者过半矣。此一事也。儒学之盛，无逾东京，自蔡邕以下，凡擅载笔之才者，莫不欲纂斯一代之事，续成汉史，故魏、晋之间，作者十家，最后范氏生于刘宋，博采前人之书，舍短取长，镕为己作，文美于前，事减于旧。自范书行而十家废，东京旧闻，散亡不少，此又一事也。所谓不亡于黜而亡于修者，群经得汉师传注而明，得六朝义疏而盛，唐初天下既定，锐意崇文，重以经学多门，章句繁杂，乃诏诸儒明定一宗，撰成《正义》。自一百八十卷之《五经正义》出，六朝遗说，存者无几，此一事也。陆法言《切韵》出，而后音学有专书；顾野王《玉篇》成，而后《说文》有支裔。然陆书乱于孙愐，顾篇乱于孙强，其后陈彭年并取而重修之，两家绝作，益失其旧，此又一事也。揭兹三端，证以六例，不烦悉数，自可反隅。窃尝以为学术崇深，古今遥远，名世间出，后胜于前，凡有理董赞明之绩者，反之适负摧陷毁绝之愆。诚以学有宗主，则立破之形成；书尚体要，则取舍之例定。苟有所成，必有所弃，亦其势然也。考论典籍散亡之迹者，又不可不致详于此焉。

右论书籍散亡之迹

簿录体例论四篇

书目之体，不外三途：自向、歆《录》、《略》，下逮荀勖、王尧臣等，皆因校书而叙目录，此朝廷官簿也。班氏删《七略》以入《汉书》，为《艺文志》，历代史志因之，此史家著录也。若晁、陈之总录家藏，各归部类，则私家之书目耳。三者义例虽近，而依据各殊。大氐官簿、史志但据秘府所藏，其不入秘府者不载，自刘《略》、班《志》，下逮荀勖、王俭之书，隋唐之史，靡不皆然。私家书目，则只就一门所藏著录之，其所登载，视官簿、史志，疏漏尤多矣。且自来编书目者，恒好出己意，审定别择于其间，去取之际已严，删除之书不少。《隋书·经籍志》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玉海》卷五十二引《国史志》言《崇文总目》亦有可取而误弃不收者。然则古人编目之时，既局于收藏，又严于取舍，其所著录，盖仅十之六七而已。故《汉志》失载而传记有明文可考者，多至三百余部（姚振宗尝撰为《拾补》六卷）。推之《七略》，亦必如是。惟班氏据《七略》以志艺文，凡不同于刘氏者，自注出入省并甚明。故《七略》虽亡，而体制及所载书悉可考见，其例至善。唐初诸儒据当时见存官私书目，以修《隋书·经籍志》，于旧录既病其繁，则新编有意求简，惜乎未能上遵班《志》遗例，于部类之末，明注其孰为删去，孰为附入，俾新旧书目分合异同之迹，粲然而可考耳。要之，辨章学术，未可全凭簿录所载之多寡，以考论著述之盛衰，则固不易之理也。

右论簿录所载未必能概一代之全

簿录群书，必赖有解题而后可考镜得失，夫人而知之矣。论者咸以《崇文总目》之删去序释出于郑樵，相与讥短而嫉恨之，至今不休，此则不明乎簿录体例之过也。无论《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即书目下不录解题，其例实创于班固。盖史志之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舜徽案：《隋志》既并举向、歆二书，以别于后世但记书名一派，从知不独《别录》每书皆有叙录，即《七略》亦必删繁就简，各为解题，如《四库简明目录》之于《提要》无疑耳。观后人援引《七略》，每多考论学术之言，盖其原本如此也。且班《志》所录之书，每增多于《七略》，而为书只一卷，《隋志》载《七略》单本为书七卷，此非有解题而何？班氏修《艺文志》时，所以毅然删去《七略》解题而不顾者，诚以史之为书，包罗甚广，《艺文》特其一篇，势不得不剪汰烦辞，但记书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意在条别源流，考正得失，其所营为，既为专门之事，其所论述，则成专门之书，考释务致其详，亦势所能为。刘、班二家编目之职志既有不同，则体例亦无由强合。郑氏《通志·艺文略》之于《崇文总目》，亦犹班氏《艺文志》之于《七略》耳。惟郑氏深明修史之不同于他书，故独遵班例，不为序释，其识已卓，岂特不可讥诋已哉！

右论史志之不同于官簿私录

钱大昕《养新录》曰：“予读唐宋《艺文志》，往往一书而重见，以为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马贵与《经籍考》，系一人所编辑，所采者不过晁、陈两家之说，乃亦有重出者：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见卷百八十五经解类，又见卷百九十小学类；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五卷，见二百一故事类，又见卷二百十六小说类；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见卷百八十六乐类，又见卷二百四十八总集类；李匡文《资暇集》三卷，见卷二百十四杂家类，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义《资暇》三卷。不知义与文乃字形相涉而讹也，唐慎微《大观本草》与《证类本草》即一书，而误分为二。盖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舜徽案：著录之家，一书重见，盖犹韵书收字，分隶四声，一编之中，无嫌复出。书之体用既明，学之原流自显。章学诚《校雠通义》据班《志》自注省重之文，谓《七略》义例，一书两载，独重家学，不避重复，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而力主互著之说，其言是也。然则自刘、班以来，公私簿录不嫌重见，亦必有其微旨矣。上绍刘、班，而下开唐宋者，必以《隋书·经籍志》为之枢，而《隋志》重见之迹尤多。钱氏又尝综比其事，而举其缪误，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一见《春秋》类，一见地理类；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一见古史类，一见霸史类；裴子野《众僧传》二十卷，一见杂传类，一见杂家类；《诸葛武侯集诫》二卷，《众贤诫》十三卷，《女鉴》一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娣姒训》一卷，曹大家《女诫》一卷，《贞顺志》一卷，俱一见儒家类，一见总集类；又如服虔《春秋汉议驳》二卷，两收于《春秋》类；赵弱《甲寅元历序》一卷，两收于历数类；庾季才《地形志》两收于五行类，而前云八十七卷，后云八十卷，皆史臣粗疏之失。”（《廿二史考异》）然此论亦不自钱氏发之，郑樵《校雠略》即以《隋志》两类重出，由于分类不明，是非差互，一类两见，为不校勘之过（语见《编次之讹论》），斯皆通人之蔽也。近代言校雠者，自会稽章氏外，罕能窥见及此。盖一书而两类分收，与夫一字之复见于平上去入，其例正同。簿录家于彼此互著之际，实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为用甚弘，岂可挟胸臆之私见，而妄訾之耶！至若一类之中，前后叠见，篇卷姓字复多异同，则粗疏之失，固无可逭，学者又当分别论之。

右论著录之例一书不嫌重见

《隋志》史部簿录类有《今书七志》七十卷，题王俭撰。考《宋书·后废帝本纪》曰：“元徽元年八月，秘书丞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南齐书·王俭传》曰：“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而《隋志》著录作七十卷，岂合二史所载卷数合计之欤？顾两《唐书》经籍、艺文志俱载《今书七志》七十卷，题王俭撰，贺纵补。然则《隋志》所记卷数，殆亦合贺氏所补者举之耳。《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曰：“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据此，可知王氏所造书目本名《今书七志》，其但标《七志》者，省称也。《隋志》仍其旧题，而两《唐志》因之，为得其正矣。舜徽以为王氏造《七志》，而必冠以“今书”二字者，盖其体例但录本朝人著述，而不上涉往代，故以今书标题。《七志》虽佚，求之他书而得二证焉。阮孝绪《七录序》尝称王氏于《七志》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佛经、道经，各为一录。夫惟《七志》于前人书目已著录之书不复登载，故但拾遗补阙，附于今书之尾，其证一矣。自汉以后，史籍日繁，故郑默、荀勖撰定《中经》，即已别为部居，以相统摄，而《七志》独沿《七略》旧例，附众史于《春秋》（《七录序》曰：《七志》以众史合于春秋，盖犹用《七略》之例），盖当代记事之书无多，故不烦别立门类，其证二矣。可知造书目而止录本朝著述，其例实创于王俭。《四库提要》谓是例始于宋孝王《关中风俗传》，此盖沿刘知幾《史通》之说，以今考之，殆不然也。

右论造书目者止录当代著述始于王俭《七志》

部类分合论七篇

《汉书·艺文志》录石渠《五经杂义》入《孝经》类，后世学者每讥其舛，而不知此正有谓也。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序》疏引）然则《孝经》为六艺之总会，犹后世之群经总义也。班氏取《五经杂义》置于其中，可谓洽当。此殆向、歆《录》、《略》之遗，义例至精，班氏因而未改耳。其后《隋志》录《五经异义》以下诸书，改隶《论语》，亦以《论语》纪夫子言行，史迁所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之意也。汉世经学极盛，而总论群经之书不少概见，盖其时传经者专门授受，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兼治彼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他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一家，以名其学。惟许慎五经无双，郑玄淹贯六艺，许氏撰《五经异义》，郑氏撰《六艺论》，会群经而为言，盖以此为最朔。后世作者不绝，编简日繁，不复能如《汉志》之并入《孝经》，《隋志》之附于《论语》，故自《唐志》以来，即别辟门类，以相统摄，势为之也。惟自唐以降，学者考证经义，多散见于笔记之内，若宋之洪迈、王应麟，明之杨慎、焦竑，皆其杰出。清儒自顾炎武、阎若璩以下，作者尤夥，胜义精言，往往度越汉、唐。他若文集所载，序跋考辨之篇，友朋问答之语，亦常正读发疑，片言居要，学者诚能遍取而谛观之，则无往而非五经总义，奚必区区守此以自限乎！

右论五经总义

自《隋志》于史部辟起居注一门，而《唐志》因之，《旧唐书》且并实录入起居注，论者遂目为一物，而其实非也。考唐初自起居注外，别有实录，名近而体例不同。《贞观政要》卷七曰：“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据此，可知起居注但记人君言行，而实录则由删录国史而成，体之弘纤不同，而为用亦异。《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非也。惟实录与起居注俱为编年体，自不得别为门类，《文献通考》从《宋志》之例，而置于编年之末，其例较安。考《隋志》著录古史三十四部，内有《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殆亦后世实录之类。然则实录、起居注合于编年，又不自《宋志》始矣。《四库总目》并起居注于编年，是也；而置实录于别史，则伦类不侔矣。

右论起居注与实录

章学诚尝谓纪事本末之体，原本《尚书》，其言似矣，而未尽然也。盖《尚书》所载，包容至广，刘知幾所谓“《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故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史通·六家篇》）。然则《尚书》自叙人事外，旁涉礼文，兼详典制，因事名篇，自为经纬，若以纪事本末方之《尚书》，仅得其一体耳。大抵宋人治学，好勤动笔，每遇繁杂之书，难记之事，辄手钞存之，以备观省，其于群经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钞《通鉴》，初无意于著述，及其书成法立，遂为史学辟一新径，亦盛业也。要之著述多门，其体非一，固有因袭前修者，亦有自为义例者。宋贤史学，大氐步趋汉儒：司马氏《通鉴》，衍荀悦之例者也（宋神宗谓其书贤于荀悦，可知属稿之初，实承《汉纪》体例而作）；郑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纪事本末之书，则实古无是体，而宋人创之，礼以义起，为用尤弘，何必远攀三古，谓为《尚书》之遗教乎！

右论纪事本末

自《宋志》创立史钞一门，后之编书目者因之。章学诚则谓钞撮之工，仍世益盛，或儒或墨，初不限于史部，宜别立书钞一目，附史钞后，以统摄之，论者服其卓识。舜徽以为别立书钞是也，谓宜附史钞之后则非也。盖昔人治学缜密，于群书莫不提要钩玄，从事钞撮，而以宋人为最勤。若魏了翁钞撮群经注疏以成《九经要义》，洪迈于群书皆有节本，自经、子至前汉皆曰法语，自后汉至唐皆曰精语，此其荦荦大者，其他小书短册，更不可胜数（若吕祖谦《读诗记》之类，皆由钞辑而成）。虽著录之家，各归本类，而门目遥隔，不相关涉，非所以辨章学术，考正得失也。窃意宜立书钞一门，附于类书之末，以统录古今钞撮之编，俾学者可由此考见先儒治学之规，裨益于后世实大。且史之为体，原以撰集旧事，与经子立言垂训者异趣，论者徒知荀悦《汉纪》、袁枢《纪事本末》钞撮《汉书》、《通鉴》而成，不知班氏《汉书》本于司马迁、刘歆诸家之书为多，司马《通鉴》亦采辑十七史以及杂记小书而无所遗，亦何往而非钞袭，以其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故能自成一家言耳。爰据斯义以尚论古史，则非特《汉书》为钞，《史记》亦钞，《春秋》、《尚书》亦钞。下观宋世诸儒所为书，则非特《通鉴》为钞，即《通志》亦钞，《文献通考》亦钞。他若历朝正史，无不根据实录整齐排比而后成书，亦犹之钞辑也。然则总史部之书，钞撮者居其强半，将安用别立史钞一目乎？

右论史钞

时令之目，宋以前未有也。《直斋书录解题》曰：“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至里闾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是矣，今从之。”舜徽案：古者推天道以明人事，察悬象以测吉凶，施于有政，由来尚矣。而阐明论次之功，则固礼家所有事也。盖古之所谓礼，非第仪文节目而已，举凡国家制度之详，阴阳变化之故，皆可以礼统之，故《汉志》六艺略《礼经》、《礼记》之后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其书虽俱不可见，要皆礼家所撰次以明天道者也。专详时令之书，盖以此为最朔。今存于《礼记》中者，若《大戴记》之《夏小正》，《小戴记》之《月令》、《明堂位》，上纪星文之昏旦、雨泽之寒暑，下陈草木稊秀之候、虫鱼飞伏之时，旁及冠昏祭荐、耕获蚕桑之节，无不备焉，古代敬授民时之旨，昭然可见。此外故书雅记，所载尤广，若《周书·时训》，《管子》幼官、四时诸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篇》，莫不发明申演，与记文相表里。盖所以贯天人之奥，明政教之原，推详治道，百家所同，又未可专以礼家限之矣（《月令》、《明堂》，《别录》皆属《明堂阴阳记》，其实皆制度也。刘氏必为分出者，以其可以自成一家之学耳）。顾其说率附载于群经诸子，而单自为帙者绝少，著录之家不能别立门类，亦其势然也。清修《四库全书》，沿宋人旧例，仍立斯目，意固允矣。然所录亦止《岁时广记》、《月令辑要》二书，存目虽增至十一部，要皆明、清人之书，详究气候节序以适农时者，初无与于布政宣化之大。平心论之，则前史并之子部农家类，又焉可厚非耶？

右论时令

自《遂初堂书目》创谱录一门，《四库总目》因之，而其实非也。大抵此门之书，皆所以类万物之情状，纳诸类书，适得其所，自不必别为一类。宋末编书目者，马端临犹明斯义，故以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入之类书，此正其精到处。而《四库总目》非之曰：“陶弘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弘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于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于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谱录类器物之属跋尾）四库虽立此门，而于僻籍小书无可系属者，往往而窘，附录《云林石谱》于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而《提要》曲为之说曰：“宋以后书，多出于古来门目之外，如此谱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并非技艺，岂但四库中无可系属，即谱录一门亦无类可从，亦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云林石谱》提要跋尾）若能统归类书，则斯弊除矣。然自来著录之家，于类书一门，但统录《书钞》、《御览》诸编，而不复别析细目。惟孙星衍《祠堂书目》区为事类、姓类、书目三种，体例独善。苟能循斯义例，于三种之外别增物类一目，则凡谱录诸书悉可归纳靡遗矣。

右论谱录宜归类书

子部之有小说，犹史部之有史钞也。盖载籍极博，子史尤繁，学者率钞撮以助记诵，自古已然。顾世人咸知史钞之为钞撮，而不知小说之亦所以荟萃群言也。考《汉志》小说家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外，尚有臣寿《周纪》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书以“周”名，犹《易》象之称《周易》，盖取周备之义（《周易正义》引郑氏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周纪》、《周说》，殆即后世丛钞杂说之类。《百家》一书，尤可望名以知其实，此非钞纂而何？《隋志》小说家自《世说》、《辩林》诸书外，复有《杂语》、《杂书钞》诸种，其意更显。后世簿录家率以笔记丛钞之书入于此门，实沿汉、隋诸志旧例也。夫小说既与史钞相似，故二类最易混淆，与杂史一门亦复难辨。《四库总目》尝自道其例曰：“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小说类二跋尾）舜徽以其所录诸书考之，若《朝野佥载》、《唐国史补》之类，俱唐代旧事，有关治道，司马《通鉴》犹引用之，归诸杂史，允得其门。他如《西京杂记》、《涑水记闻》之类，虽不能列入杂史，独不可属之史钞乎？至于《南唐近事》，自当列之载记，虽百计辨之，适足自乱其例耳。此特就其昭著者言之，其他叙次失宜者更不可胜数，亦由事类相近，不易区分，故多错乱也。故小说一家，固书林之总汇，史部之支流，博览者之渊泉，而未可以里巷琐谈视之矣。

右论小说

广校雠略卷四

书籍必须校勘论二篇

古书流传日久，讹舛滋多，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谊尽失，苟非善读书者，据他书订正之，则无以复古人之旧，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缓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汉书·艺文志》亦言“古文《尚书》出孔壁中，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然考《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司马迁亲从安国问故，记其早卒应不误。《太史公自序》又云：“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则安国之卒，必在太初以前，而巫蛊之难乃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距安国之卒已久，奚从而献书于朝？此甚可疑之事也。迨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据荀悦《汉纪》叙及此事，有云：“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于安国下多一家字，谓可补《汉书》之漏，以释千古之疑，证说确固，足成定论。此所谓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者也。《后汉书·郑玄传》载《戒子益恩书》有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考郑氏汉末大儒，学成甚早，袁宏《后汉纪》称其造次颠沛，非礼不动，自不应不见容于家人，必范书有误字无疑也。清乾隆季年，阮元视学山东，展省郑墓，伤其圮陒而修复之，于积沙中得金承安五年重刻唐万岁通天史承节所撰碑文，但云“为父母群弟所容”，无“不”字，乃知范书实衍不字。阮氏且为之说曰：“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学不能为吏以益生产，为父母群弟所含容也。”自此说出，不特可以刊正范书，且进能昭雪先贤心迹，有裨于学术甚大（此事《揅经室集》、《小沧浪笔谈》、《山左金石志》均载之甚详，其后钱泰吉复录入《曝书杂记》，虽未明言所出，而实阴本阮氏也）。此所谓偶衍一文而意谊尽失者也。由此论之，书籍以传钞而衍夺日增，虽一字之微，关系甚大，世之鄙夷校书为小道末技者，岂通识哉！

右论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之关系

读书而不得善本，则必以不误为误。《颜氏家训》曰：“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颛顼字，顼当为许绿反，错作许缘反，遂一一谓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为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勉学篇》）如颜氏所称，只缘笔画分毫之差，乃目羊肉为蹲鸱，读颛顼为专翾，取讥时俗，见斥高雅。读误本书而不勤于校雠，一至如此，可为悚惕。顾此二事，但涉文字音义，为害尤小，若夫经典闳深，一字不可增减，苟或笔画参差，意谊随之乖牾，甚者及于典章礼制，纷起争端，所关弥大，不可不察也。《礼记·曲礼》：“二名不徧讳。”后世钞书者省徧字一画，则讹为不偏讳矣。宋毛居正《六经正误》及相台岳氏《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俱云宜作徧，且据旧杭本柳文载子厚除监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辞，奉勅二名不徧讳，不合辞，则旧礼作徧字甚明。其后卢文弨《钟山札记》、顾广圻《礼记考异》亟驳其说，以为偏字义圆，徧字义滞，岳说失考，未足依据。迨段玉裁说出，而后偏讳为徧讳之讹，始成定论（《经韵楼集》有《二名不徧讳说》）。《王制》：“虞庠在国之四郊。”后世钞书者增四字一画，则讹为西郊矣。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始据《北史·刘芳传》所引订正之，且谓《祭义》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郑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正义》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则今本经文西郊为四郊之讹无疑。顾广圻复斥孙说为模糊乱道，段玉裁乃为《四郊小学疏证》一篇以申孙说，顾氏复为《学制备忘之记》以驳之，往复论难，相攻若雠。今两家之书具在。段氏原本经术，义证翔实；顾氏之说，则未免意气相争，殊不足以厌人意（两家往来书札俱载《经韵楼集》卷十二，而顾氏《思适斋集》无之）。从知考正疑似，亦贵学有本原，既未能妄逞胸臆以改本文，亦不可徒劳口舌以滋争议。学者苟欲究心于字体误增误省之迹，以考定其是非，谅非空疏不学所易为也。

右论字体误增一笔误省一笔之关系

校书非易事论四篇

道术庞杂，学业纷繁，有所取必有所弃，长于此或短于彼，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况庸人乎！校书之必采专才，而各用所长，理势然也。汉初序次兵法，而属之张良、韩信，用其所长之谓也。迨河平中，刘向校中秘书，分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惟向博学，而尤长于儒，故总校经传、诸子、诗赋，又有向子歆及杜参、班斿之徒为之襄助，则此三略之书，亦非向所独校，大氐分工合作，集众思而后有成也。北宋全盛之日，开崇文院校理群书（程俱《麟台故事》曰：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曰崇文院），一时名贤，咸在秘阁，若沈括、苏颂，学问博洽，上而天文律历，下而山经本草，悉能究其精微，道其利弊，每校一书，皆有叙录，足以媲美西京，所微不厌人意者，惟于方外之书未甚经意耳。韩淲《涧泉日记》卷上曰：“秘书监王钦臣奏差真靖大师陈景元校黄本道书，范祖禹封还，以谓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从长异学也。今秘阁之书，下至稗官小说，无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书，则他日僧校释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卜相之人校技术，其余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岂祖宗设馆之意哉！遂罢景元。”据此，可知当时不复措意于方外诸书。盖范氏逞一己之私见以沮之。而范氏之言，实有大谬不然者。夫医官校医书，阴阳家校技术，正汉世校书成法。使佛法佛经盛行于汉以前，河平校书之时，将不以此属之沙门乎？推之其余各委本色，亦何不可！范氏不解校书贵任专才而罢景元，过矣，此书生之论所以多不可从也。

右论校书贵任专才

校理书籍而能各效所长，一人专校一类，斯固善之善者；如其不然，莫若择其性之所近，分校数种，用力虽少，而考证必精，愈于博营寡要者远矣。以北宋校书之事论之，《麟台故事》卷三称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检等并为校正医书官。然今考之《苏魏公集》中文字，自《补注神农本草总序》、《本草后序》、《本草图经序》、《校定急备千金要方序》、《后序》五篇属医书外，尚有《校风俗通义题序》、《校淮南子题序》二篇。盖苏氏博涉多通，未可以医家限之，虽旁及他书，不越数种，要皆深造自得之言也（当时所为叙录必不止此）。次如清乾隆中开四库书馆，撰为《总目》二百卷，李慈铭尝称是书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见《越缦堂日记》）。然以今考之，东原自经部提要数篇外，犹旁涉《水经注》及诸算经，此尽人皆知者也。邵氏自正史诸提要外，犹有四种属于经，一种属于子，四种属于集，邵氏《提要分纂稿》中尽载之。书昌则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十余家，章学诚为撰别传，言之甚详，可知周氏亦不专主子部矣。昔人校书，虽各有专掌，犹必虚心取益，分任所长。与其贪多无所发明，孰若守约之为能寡过耶？至于卷帙浩繁之书，不妨集众力以分图之，刘歆所谓“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者，施之治学固形其陋，用以校书则大佳矣。

右论校书必资众手

《颜氏家训·勉学篇》曰：“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舜徽案：颜氏此言，足以发人深省。后世富藏书者，未必能读，而偏好言校雠，逞彼小见，改所不知，甚者改壮月为牡丹，易木刊为水利，如顾氏《日知录》所讥者，徒令高人齿冷耳。昔周益公勘校《苏魏公集》，欲以付太平州镂板，于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有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尝折简以问洪迈。迈偶忆《庄子》尝言“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事载《容斋四笔》卷二）。卢文弨校《风俗通义》至《愆礼篇》载徐孺子“负馧咰赍一盘醊”，不解“馧咰”二字何义，亦遗书质之钱大昕。大昕答云：“此必算字之讹。《史记·郑当时传》：‘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徐广云：‘算，竹器也。算与匴同。’《说文》：‘匴，渌米汿也。’《士冠礼》：‘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本算字，误分为二，遂不可识矣。”（事载《养新录》卷十四）此二事甚相类，要非精熟群书，无由析斯疑难也。夫惟洪、钱二家博学强识，故能审定滞惑，的然考见古本之真，虽旁无左证，而遽改之无嫌也。读书家之校雠，宜取法于斯矣。若夫谨守宋、元椠本，一一记其异同，蝇头细书，朱墨满纸，不能定其是非，但务品其甲乙，斯则藏书家之校雠，邻于书贾所为，为儒林所不重。故虽以何义门之博雅，而王应奎病其看书过于细密，便近时文批评（语见《柳南续笔》）。钱大昕《跋义门读书记》亦斥其未尝读书，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复谓同一校雠，何义门宜属《文苑》，卢文弨宜置《儒林》。盖大小崇卑之辨，又实系乎学术之弘纤，识解之浅深矣。

右论校书必熟于群籍

读书必先识字，夫人而知之矣；顾不娴于校勘，则亦未为能读书者。而校勘之役，尤非深于文字声音故训之学不为功。观于昔之善校书者，若刘向、扬雄、班固、郑玄，皆古小学名家，下逮陆德明、颜师古之徒，博通经典，而尤长于说字，其能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岂偶然哉！清代诸师校经订史，旁逮天算舆地之书，悉加勘正，以复古本之真，卒能陵轶汉、唐，而校勘之业最称专门，亦赖其时字学昌明，远胜前代，冯据已多，较易为力耳。孙诒让尝论其事曰：“综举厥善，大氐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参成见，其塎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钤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札迻序》）舜徽案：孙氏斯言，何可骤几，非闭户伏案，积以十年之功，不足以语乎此。有清一代校勘之家，真能明于声类通转者几人！大氐穿穴形声，流于傅会而不之悟。惟王念孙父子及钱大昕、段玉裁三数大儒，通于声音故训之原，以得其大例，故每立一义，确乎不拔，余则得失间出，不可取与并言矣。论者咸知王氏父子之于经，钱氏之于史，校订精审，沾溉无穷，而颇以段氏武断为病。余则以为三家之学同其精博，而王、钱心密，段氏识高，故极其所至，各有孤诣。惟心密则必据数证而后敢改，故不失慎重之意；惟识高则勇于自申其义，不惜破旧说而轻改字，究其所改易者，又十之六七合于古人原本（别为专篇详之）。以此益叹段氏识解之卓，非后人所易学步也。与段氏同时精校勘者，犹有黄丕烈、顾广圻二家。丕烈校勘之学固出于段氏，广圻则与段氏往复论难者也。而极其所诣，俱不逮段氏远甚。此无他，学之浅深不同耳。

右论校书必深于小学

校书方法论六篇

校勘书籍，义贵谨严，至仲尼而其法已备。《春秋·公羊》昭十二年《传》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何休《解诂》曰：“子谓孔子；乃，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如犹奈也，犹曰奈女所不知何，宁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亿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舜徽案：千载下言校勘者，皆当以仲尼为法，必能绝于意、必、固、我之见，而后可以从事校勘。仲尼非特不妄改字也，且能存故书之阙文，不逞私意妄为增补。卢文弨尝论之曰：“‘夏五’之下，其为月也无疑矣，而圣人不益者，谓其文或不尽于此也。益之以‘月’，将谓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为五月之事，所书仅此，无复更疑其上之容有脱文者矣。”（《春秋尊王发微跋》）卢氏此言，实有获乎古人之心。盖仲尼伤学者之不善阙疑，尝慨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故不妄增字，隐然示后世校书之法，慎之至也。校理书籍，期于不妄改，不妄增，一仍其旧，而俾读者自审定之，能事毕矣。注述之业，无逾郑玄。玄解群经，于文字之显然讹误者，但云某当为某，而未尝轻出己意以改本文，此即后世校勘记之权舆（此例虽杜子春发其端，然不如郑氏《礼注》、《诗笺》全书具存为可考也）。其注《仪礼》，取今文、古文二本参校，而俱记其异同，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亦未尝妄施臆度，偏主一家，此即考异之书所由昉。要其义例，无不出于前人。逮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朱子撰《韩文考异》，皆先据一善本为主，而附注别本之异同于其下，云一本作某。其引经史处有驳文者，则仍其旧，而别引经史本文证明之，皆衍郑氏校书之法，而别为专门之书。由是校勘考异，乃自附庸蔚为大国。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有曰：“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阮氏仿昔人成法校刻古书，不轻改字，可谓慎重，乃复自创新例，于讹体误字别加标识，俾读者按圈检记，知其异同，有裨于承学尤大，益足为校书式也。

右论不可轻于改字

校书首贵广罗异本，其次莫若采相类之书以比勘其异同。如读《逸周书·时训篇》，则凡《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篇》，皆可供吾校勘之资。读《墨子·所染篇》，亦可取《吕览·当染篇》校勘。此皆篇题相似，而所载大同者也。他若《逸周书》有《官人篇》，《大戴礼记》亦有《官人篇》，《荀子》有《劝学篇》，《大戴礼记》亦有《劝学篇》，题既无殊，文亦少别，足供取证，为用更多。若夫文辞全同，篇题有别，分之则各载本书，合之则固为一物，左右采获，彼此对雠，斯又校勘家之依据也。荀卿之书，与两戴《礼记》相表里，自《劝学篇》与《大戴记》全同外，如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记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哀公问五义篇》，出于《哀公篇》；两两相校，则文字章句间固有合有不合，学者宜择善而从，又未可囿于经子畛域，而妄分轩轾矣。非特诸子之书可用以校经也，史官所载，亦有同于传记者，取彼证此，为益无方。《大戴礼记》礼察、保傅两篇，《汉书·贾谊传》悉有之，盖原为贾生《陈政事疏》之文，而见录于礼家者也。《礼察篇》：“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汉书》“功”作“公”，以文义绳之，则《汉书》是而《戴记》非也。下文又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不可不察也。”《汉书》“积”下有“渐”字，以文义绳之，则《戴记》显有脱字也。《汉书》“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句下，直总结之曰：“殷、周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从字顺，辞气安雅。而《保傅篇》于其间多出“食以礼，彻以乐”以下一百九十五字，反致上下文意滞塞难通。其中大段文字，既称引明堂之位，盖即《汉志》所录《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之文，初为旁注，后乃窜入正文者。使非《汉书》具存，将何以订《大戴礼记》之失？举一反三，无烦悉数。可知相类之书，有明见于篇题者，有不见于篇题者，要非博稽广揽，融会错综以推寻之，固不足以校其同异，定其是非也。

右论取相类之书对校

顾广圻《重刻晏子春秋后序》有曰：“古书无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脱误。”谅哉斯言！非深于校勘者不能道。盖传注时代愈早者，其去古较近，所据为未经窜改之本，循文疏证，隐然可见古人原本之真，故虽正文已误，而犹可据注本订正之。故吾人今日校理古书，必有资于旧注矣。传注存于今日，最古而最全者，盖莫如《毛诗故训传》。即以《诗》言之：《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乔，上竦也；思，辞也；汉上游女无求思者。”《正义》曰：“传先言思辞，然后始言汉上，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诗之大体，韵在辞上，疑‘休’‘求’为韵，二字俱作思，但未见如此之本，不敢辄改耳。”舜徽案：《正义》此说极当，而不遽改正，慎之至也。陆氏《释文》云：“本作‘休思’。”然则唐初原有二本矣。唐初修定义疏诸儒，学有根柢，故能据传注以正经文之讹，足为后之校书者法。余旧苦《逸周书》阙文太多，不易诵读，尝细心籀绎孔晁注解，反复温寻，而始有得。《大戒篇》：“无□其信，虽危不动。”注曰：“转，移也。”正文无“转”字，而注具之，则阙文必“转”字也。《程典篇》：“不意多□。”注曰：“多用，谓振施也。”正文有“多”字，而注及“多用”，则阙文必“用”字也。如此之流，盖难悉数，循是求之，十必得其七八。可知孔氏作注时，犹多未阙，阙文之出固甚晚。精习注义，略能推寻其迹。然则旧注之为用弥宏，初不限于订讹止读已也。抑不先明乎传注义例，而漫据之以改经文，则必谬解古书，遗误来学，所关匪细，又不可不慎也。《诗·王风》：“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毛《传》：“施施，难进之意。”考《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江南旧本悉单为‘施’，惟《韩诗》及河北《毛诗》作‘将其来施施’。”是知《毛诗》本作“将其来施”，与二章“将其来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盖后人误据毛《传》而妄增一字耳。不悟毛公作《传》，多以复字释单字。《谷风》：“有洸有溃。”《传》：“洸洸，武也；溃溃，怒也。”《桑柔》：“旟旐有翩。”《传》：“翩翩，在路不息也。”与此篇经言“施”，《传》重言之曰“施施”，文法正同。后世校写经文者，昧于斯例，反沿传文而误重“施”字矣。由此论之，不明乎古注体例，亦未可轻言校勘也。

右论据古注以校正文

雠校文字，首必广储副本，以勘异同，次则据宋元旧本以订讹误，二者固校书家用力之端。然有识之士，率能不偏主，不曲从，备载诸本，为校记考异之属，附于其末，俾学者自别择之，犹不失慎重之意。若夫冯据类书，旁征子史旧注，以从事雠校者，大半过于尊信古人，鄙蔑今本，据彼援引失实之文，反以不误为误，斯则惑矣。卢文弨尝论校书曰：“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如《方言》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案：延，长也，已见于上，似可不必复出。盖此自为下文各见其义，故先并举之于上，揆以文法，断当如是。考之宋本，亦无不同。今或但据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引作‘延，年长也’，便谓此书作‘延，永长也’为误。夫善此注特檃栝‘施于年者谓之延’意耳。《尔雅疏》始误以为即《方言》本文，此不可以‘穉年小也’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于文义殊未安。《方言》此语亦只大判而言，其实通用处正多也。”（《与丁小疋论校正方言书》）舜徽案：卢氏此言，至为精核，学者必具此识解，方足以校理古书。非特宋以前子史《文选》旧注不可尽恃，即类书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征引古书有约取其辞者，有节用书意者，其书既非为经训而作，正不必一一与古人原本符合，校书者遽冯之以更本书，其失尤宏。清儒长于校雠，犹不免乎斯累。朱一新尝论之曰：“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文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无邪堂答问》）由此论之，则夫致力雠校，而徒奉类书及古注为鸿宝者，要不可不审辨矣。

右论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

读书所以贵旧本者，非历时久长，纸墨陈古之谓也，诚以传钞或翻刻之愈多，则夺衍讹误亦愈甚，故昔人每言所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人刻本又不如南宋本，后之翻明本者更不及焉。然雕板未兴以前，书皆手写，更不能若刻本之广传而行远，故在今日得唐写本数叶，珍若拱璧，可贵更在宋椠上，其势然也。宋椠不能无误，前人论之审矣。即唐人所写书，其讹误亦甚多，而必资后世刊本订正之者，所在是也。舜徽尝取二徐所校《说文解字》，以与唐写本木部残卷对勘，则唐写本有衍字（棱，柧也。唐本“柧”下，衍“木”字），有脱句（柧，瓜声下，唐本脱去“又柧棱殿堂上最高之处也”十一字。《后汉书·班固传》注已引柧棱十字可证也），有讹体（浭，夜行所戭木也。戭为擊之误。杞，一曰从士辇。“从士”为“徙土”之误。庘，尶升斛也。升为斗之误。橾，车穀中空也。穀为毂之误），有倒文（醳，唐本云：臿也。从入木，象形，声。二徐作“木人”），凡此悉必据二徐本订正之，文谊始全。至于字体偏旁之误，尤难屈指。一编之中，巾误作忄（如说解中帐帷等字），木误作扌（如说解中横柙等字），所在皆是。他若枱下云：“从枱，台声。”则增其偏旁，误木为枱也。桰下云：“隐也。”则减其偏旁，误檃为隐也。此皆不必参校他书，而已的知其谬。由此论之，言校勘者固贵旧本，然远若唐钞，犹有不逮晚出刊本者，则宋椠元镌，益可知已，要在学者明辨而谛观之，毋贵远贱近可也。

右论旧本书不可尽据

顾广圻《百宋一厘赋》曰：“夫宋也者，濬摹印之重源，延转录之一脉，孳长兴以萌芽，拓显德而增益，贻后留真，睎先袭迹。及灵光之犹存，舍司南其安适？”黄丕烈注曰：“此四韵实显宋椠之体用也。夫书之言宋椠，犹导河言积石也。上言之则东汉一字群经，魏三字群经，并《典论》镌勒于石，此一源也。下言之，则唐元和壁经，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制如版椟，此又一源也。自是军于后唐长兴九经刻板，周显德《经典释文》雕印，既省传写之劳，兼视丰碑为便，人事所趋，势固宜尔。于是始终宋代，官私所造，遍于四部，《玉海》及马氏《经籍考》等详其事焉。就中即有利病，究之上承转录，此其嫡脉，故曰贻于后而留其真，以睎于先而袭其迹也。及今远者千年，近者犹数百年，所存乃当日千百之一二耳，幸而得之，以校后本，其有未经改窜者鲜矣。夫君子不空作，必有依据，宋椠者，亦读书之依据也。”舜徽案：黄氏阐明宋椠功用，至为精切。书籍自简策易为缣纸，由钞写进于刻印，凡历几变，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固无以逾于宋椠，夫人而知之也。然书之讹误，亦每由于宋人，学者又不可不辨。《东坡志林》深病当世学者不能阙疑，轻以意改古书，是北宋时刻本已不能无误矣。陆放翁《跋历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则南宋时讹谬之本充斥天下矣。故当时有识之士，犹多知之。后人不悟宋本不可尽据，苟得麻沙本数卷，亦复珍同瑰宝，反以校改不误之本，最为无识。黄丕烈在清世校勘诸儒中为一大家，而生平聚书酷嗜宋椠，严可均《铁桥漫稿》已尝讥其有骨董气。则佞宋之习，又学者所当深戒也。

右论宋刊本不可尽据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三篇

有清一代，校勘之学臻于极盛，然大别之，亦有赏鉴与考证二派。如何焯、黄丕烈辈，校书虽不失精审，要终归乎赏鉴，昔人久论定矣。乾嘉诸儒惟湛深于考证，考证之事必自审辨文字异同始，故凡邃于经史诸子文字音训者，无不兼擅校勘。若惠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孙星衍、阮元、丁杰，皆号名家，而卢文弨、顾广圻尤为专谨，屏绝人世一切之好，终身以之，所校书为最多，裨益于士林亦最钜。舜徽尝细心寻究其不同于庸常者，亦惟在能守阙疑之义，不妄改字耳。卢氏与王怀祖《论校正大戴礼记书》有曰：“旧注之失，诚不当依违，但全弃之则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与注绝不相应，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旧，而作案语系于下，使知他书之文固有胜于此之所传者。观汉魏以上书，每有一事至四五见，而传闻互异，读者皆当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卢氏此论，盖仍规效乎刊误、考异诸作，而不失慎重之意。故其自校经史，取宋、明诸本与新本校其同异，凡讹谬显然，则仿《六经正误》之例为一书；凡参错难明，则仿《韩文考异》之例为一书；体周思密，最为谨严。顾氏亦思矫末俗妄改之弊，生平揭橥“不校校之”四字以理群书：“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见《礼记考异跋》）又曰：“予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书文苑英华辨证后》）此其言与卢氏若合符契，征之钱、阮所论，无勿同者，足征清世考证诸家校勘古书，能洗明代庸妄之习，非偶然也。

右论考证家不妄改字

朱一新曰：“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而国朝诸儒则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乾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无邪堂答问》）舜徽案：审定文字异同，亦何容易，必自学问中出，而后能极其崇深，颜之推所谓“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者不诬也。清儒治学，穷其根株，故斯学乃登峰造极。然大别之，亦复有辨。盖有专门家之校勘，有博涉家之校勘，二者用力于书之浅深不同，而收效自异。如卢文弨、顾广圻辈，遇书即校，不主一家，此所谓博涉家之校勘也。心志既分，得失随见，固犹赖学者自审断之，而未可恃为一无瑕衅也。若夫高邮王氏之于经，嘉定钱氏之于史，悉竭毕生精力以赴之，其能凌跨前人，夫岂偶然！乃所谓专门家之校勘也。博学而反诸约，壹心力以图之，视夫多营广骛者，固有间矣。苟不达其本原，而徒辨同异于文字章句之末，争毫发于宋、元椠本之细，识其小而遗其大，则全祖望之校《水经》，必不如赵一清也；顾广圻之校《周礼》，必不如孙诒让也；卢文弨之校《仪礼》，必不如胡培翚也；孙星衍之校《说文解字》，必不如段玉裁也。盖学贵专工，而识殊通隘，不可以同日语矣。故在今日，籀绎古书，得清儒精校本，胜于宋、元旧椠固远甚，而取舍之际又不可不有所别择焉。

右论考证家之校勘复有专门博涉二派

清儒校书，类不轻改字，此固足为校勘家不易之法，然段玉裁曰：“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左证。”（《答顾千里书》）骤观斯论，似与当时诸儒牾，夷考其实，而知其言之确有所见也。盖专家之学，穷极要眇，自与浅尝浮慕者不同，既明乎述作本末，又深知一书义例，恒能操约持繁，以类统杂，非特可订后世传写之讹，且能直匡作者原本之谬，岂彼规规于文字异同，不择是非而尽载之者，所可同日语哉！顾非学术湛深，识断精审者，又未易骤语乎此耳。段氏之治《说文解字》，至精邃矣，后人每病其好冯臆断以改许书，相与讥短之。舜徽则弥服其博征精订，多得作者用心，有以复古本之真，为功固不细。尝取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以校段注，则段氏所改易而与唐本暗合者，实不可胜数。有径改说解中全误之字者：楗，二徐本作限门也，段改限作歫；栅，二徐本作编树木也，段改树作竖；棊，二徐作博棊，段改博作簙，是也。有正形近之讹者：，二徐本作积火燎之也，段改火作木；枥，二徐本作枥擥椑指也，段改椑作柙，是也。有订偏旁之谬者：朾，二徐本作橦也，段改橦作撞；楫，二徐本作舟櫂也，段改作所以擢舟，是也。有省节说解烦文者：槽，二徐本作畜兽之食器，段改作兽之食器；，二徐本作削木札朴也，段改作削木朴也，是也。凡此皆独出己见，是正讹误，与唐人写本若合符契，实大有功于洨长遗编，非特为二徐诤友而已。其或慎于阙疑，未敢辄断，存其说于注中，而亦暗同于唐本者，复有四例：一曰考之于义而知说解有误字也。乐，二徐本作象鼓鞞木虡也，段云鞞当作鼙；槅，大徐作大车枙，小徐作大车，段云枙当作，是已。二曰征之于制而知说解有舛义也。桶，二徐本作木方受六升，段云疑当作方斛受六斗（唐本作木方器也，受十六升。莫友芝云：据段说证唐本，更十六为六十，即协其义），是已。三曰按之许君《叙录》之次而知篆文多失伦也。部末棐，辅也，段云棐盖弓檠之类，此篆失其旧次（唐本在榜擧檃栝诸字下），是已。四曰求之许书征引之例，而知援据或失实也。槎，二徐本引《春秋传》曰山不槎。小徐山下多木字，段云今当于槎下补淒，不当于山下添木，许书亦有谓《国语》为《春秋传》者，此其一也（唐本正作《春秋国语》曰：山不槎夂），是已。若斯之流，皆精识密虑而有得于古人之真，犹疑以传疑，不敢擅改，慎之至也。朱一新谓“勇于删改，是段注之失，莫子偲《木部笺异》多与段注暗合，殊不足信”（《无邪堂答问》）。无乃责之已苛乎！虽然，必有段氏之学之识，而后可改正许书。后人无其精湛，而欲师其肆放，则必诬古人，惑来者，获戾滋甚。故凡学卑识陋，而思校理故书，与其肆也宁固。刊误、考异之役，所以不可厚非，亦即以此。善夫段氏之言曰：“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然则段氏所以教示学者，固深恶妄改之弊，而引为厉禁者也。世之中才，可以省矣。

右论金坛段氏之勇于改字

审定伪书论三篇

审定伪书之法，至刘、班而已密。今以《汉志》所载传疑之书考之，复得六例；有明定为依托而不能的指其人者。诸子略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此皆班氏自注也，下放此）。兵书略阴阳类有《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风后》十三篇、《图》二卷，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鬼容区》三篇，注云：“图一卷，黄帝臣。依托”。此一例也。有验之其语而知非出古人者。诸子略杂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六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此二例也。有征之于事而知为伪者。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小说家有《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此三例也。有能推定依托之时代者。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此四例也。有明定为后世增加者。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舜徽案：此注末十五字句意欠安，当为或又以近世有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字有误倒耳）。小说家有《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此五例也。有不能辄定而聊为存疑之辞者。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此六例也。有斯六例，而后世辨伪之法，举莫能越于是矣。

右论汉人辨伪之法

时代愈荒远者，其书愈不可信，司马迁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者是也。盖后世好事者每有造述，嫁名古人，由来已旧，淮南王书尝论之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条务篇》）舜徽案：淮南此言，第就汉以上造伪书者言之耳。自汉世尊崇儒学，罢黜百家，造书假托，其途复广，扬榷而言，盖有著作家之假托，有注述家之假托，二者所规不同，而足以启后世之疑则一，学者又不可不明辨也。《尔雅》为六艺之钤键，实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殆汉以前学者所共辑，而张揖目为周公之书；《孝经》乃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略与二戴同趣，而郑玄谓仲尼所造；窃商其情，良亦有说。盖玄注述大典，揖埤广雅训，皆欲推尊本书以自取重，故不得不高远其所自来，上托周、孔、此所谓注述家之假托也（赵岐《孟子题辞》谓七篇之书乃大贤拟圣而作，亦即此意）。至若王肃治经，不餍郑义，自以名不逮玄，无由胜之，故解说《尚书》，题曰孔安国传；刘炫值求书之时，私造经传，上之官府，而目为《连山易》、《鲁史记》：斯并著作者之假托也。或激于私愤，或徇于公赏，所营各殊，要同归于弋名射利而已耳。虽然，己有所作而必嫁名古人，其意盖欲借昔贤以尊其书，以视后世悍然自矜其名，盗袭前人之书以为己书，攘窃时流之说以为己说者，固有间矣。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病，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东晋所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固全伪矣，姑降低时代，作魏晋人书读，必有可取者）。

右论伪书不可尽弃

世之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不伪为伪，则天下宁复有可保信之书！故在今日，鉴别书籍所宜留意者，须明乎书中多附益之笔也。颜之推《家训》曰：“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造，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书证篇》）舜徽案：颜氏斯言，信为通核。推此例以上论古书，则附益之例亦复有二：有编书者之附益，有钞书者之附益。古书不皆手著，而先秦诸子多出门弟子或宾客及子孙所撰定，故编书时每好记作者行事，以附本书，乃并及于身后，如管、商书中载二人死后事甚悉，虽在童稚，犹知非管、商所自著，然以古书通例衡之，无伤也，此所谓编书者之附益也。自雕板未兴，书皆手写，学者好取同类之文，相关之事，附注篇末，以资旁证，传钞既久，混入正文，斯又古书之通患也。《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今《屈贾列传》乃叙及孝、昭时贾嘉为九卿事，《司马相如传赞》亦援引扬雄之言，皆非史公所及知，此所谓钞书者之附益也。明乎斯二例，则一书乍接于目，虽知中多附益而未易遽定为伪书也。

右论古书多附益之笔

搜辑佚书论五篇

载籍历时久远，虽不经兵燹而亡佚自多，已具论如前矣。故《汉志》著录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雕板至宋方盛行，宋以上书籍传布至难，故先唐之书散佚不传者尤夥，于是而有好古之士，或私淑诸人，或歆慕其学，深憾书之不传于后，百思有以搜罗而补缀之，以复古人之旧，此辑逸之所由兴也。辑逸之业，开自宋人，王应麟辑《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为辑逸之权舆。明人如孙瑴辑纬书逸文，成《古微书》，其途虽隘，亦仍王氏矩矱也。入清而此学遂称专门，上者乃欲将汉、隋志中著录之书不传于今者，次第辑出，其所依据，不外五端：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一也；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二也；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三也；取之《一切经音义》，以辑小学训诂书，四也；取之史注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遗文，五也。大氐北宋以前，古书多未散亡，其犹可赖以考见古人遗书者，有七八种：曰裴松之《三国志注》，曰郦道元《水经注》，曰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曰李善《文选注》，曰慧琳《一切经音义》（玄应之书卷帙短简，不足与此书比），曰欧阳询《艺文类聚》，曰徐坚《初学记》，曰《太平御览》。凡此皆古书之渊薮也。即以《太平御览》一书言，所引秦汉以来之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考其书传于今者十不二三，则有此一书，不啻存秦汉遗书千余种矣。下逮明代《永乐大典》，包藏古书亦不少，清乾隆时开四库馆，馆臣从其中辑出佚书凡数百种，集部尤多。故搜辑遗籍虽不能全复古人之旧，亦可缀拾某书之一部，理董成编，佚者使之复存，散者使之复合，其为功于学术至无穷尽也。

右论辑佚之依据

宋以上旧注及类书，固足为辑佚家所冯依，然古人引书，不必皆如后世考证家征用原文一字不易也。且有但取其意而简约其辞者。《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顾氏《日知录》已言之矣。假使《泰誓》《淮南》而不存于今日，辑逸者便谓古人原本如此，岂不傎欤！析言之，则昔人引用古书有直改其字者，有直易其语者，有误甲为乙者，有移彼于此者。孙弈《示儿编》曰：“《无妄》六二曰‘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而《坊记》乃曰：‘不畊获，不菑畬凶。’《牧誓》曰‘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而《孟子》乃曰‘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宣王也，《礼记》以为太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孟子以为周公。‘致远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为出孔子。‘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为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为孔子。与有扈战于野，夏启也，刘向以为夏禹。济人于溱洧，子产也，刘向以为景差。微子曰‘我旧云刻子’，《论衡·本性篇》引之曰‘我旧云孩子’。《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爱民’（孙志祖云：今本《论衡》亦作以乂我受民，盖明人所改）。《荀子·尧问篇》乃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伯，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与今《促虺之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文意小异。《盐铁论》文学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与今《孟子》‘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异。”据此，可知宋人已能明辨及此，援引圣贤遗言，犹复错乱若斯，况其下焉者乎！搜辑佚书者，又不可不审知古人援引之不尽可据也。

右论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

辑佚必须有识，否则妄以他书为本书，厚诬古人矣。自来辑《别录》、《七略》者，有严可均（《全汉文编》）、洪颐煊（《经典集林》）、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顾观光（稿本旧藏北京图书馆）诸家，盖犹不免乎斯累。其显见者约有二失：一曰误以原书之文为刘氏《叙录》语也。《水经·河水》砥柱注引刘向叙《晏子春秋》云“古冶子曰吾尝济于河，鼋衔左骖”云云。舜徽案：此即二桃杀三士故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注引刘向叙《晏子春秋》云者，犹云刘向所校之《晏子春秋》有此事耳，非谓《晏子叙录》中有此语也。马氏据以录为刘氏遗文，误矣。二曰误以近似之书为刘氏《七略》也。《史记正义》引阮氏《七录》，通行本往往误为《七略》，并有称阮孝绪《七略》者，此乃写刻致误之明证也。严、马二家所录《晏子》七篇在儒家，《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两条皆张守节泛引《七录》之语。《七录》《晏子》七篇，《七略》则八篇。《七录》《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七略》则八十六篇在道家，又见兵家，其不同甚明。学者并此而不能辨，亦何贵乎辑佚哉（姚振宗于《水经注》、《史记正义》所引不视为刘氏之文，悉摈不录，其识最卓。考证之书晚出者胜，信矣）！《汉志》有《小雅》一篇，即后世之《小尔雅》也。其书本依附《尔雅》而作，故名《小雅》。唐人引之，犹仍旧题，若李善《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皆不别增尔字。间有直题“尔雅”者，殆以“小”、“尔”二字形近，辗转传钞而致误耳。故今日取唐以前援引二书之文以校本书，有引及《尔雅》而但见之《小雅》者，亦有明标《小雅》而其文实在《尔雅》者，淆乱已久，其迹犹易推寻。若据后世讹误之本以上定古书，反以不佚为佚，则其失尤宏。故学者苟有志乎搜辑遗书，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审知一书体例，与之名近者几家，标题相似者有几，皆宜了然于心，辨析同异，次则谛观征引者之上下语意，以详核之本书，庶几真伪可分，是非无混，别择之际，或可寡过耳。

右论辑佚之难于别择

郑玄遍注群经，而独不及《春秋左氏传》。后之辑北海遗书者，率取服虔《左传注》以入录，盖据《世说新语》以为服氏注出于郑，即郑学也。不悟《世说》称“郑氏欲注《春秋传》，尚未成，与服子慎遇宿客舍，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世说·文学篇》）。既云郑书未成，又称郑听服言多与己同，然则服书早成，郑君闻其谊，自以无能逾之，故辍不复为。彼文甚明，何由而遽谓服书皆出于郑耶？且康成言当以所注与之，而未必果与也。《后汉·儒林传》称服氏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作《春秋左传解》，行之至今。然则子慎之学有大名于汉末，不必在康成下。后人服膺郑学，乃并此注亦目为高密遗书，无乃已过乎！元和惠氏补注《后汉》，谓“服氏《解谊》僖十五年遇《归妹》之《暌》，文十二年在《师》之《临》，皆以互体说《易》，与郑氏合，《世说》所称为不谬”。此亦通人之蔽也。夫贤智所见，不谋而同，千载悠悠，犹多暗合，况并世而生，同为儒宗，识议相符，无足怪也。即以郑氏所注群书言，其同于先郑及许叔重者多矣，庸讵能谓北海之书即诸家之学乎？且惠氏但见其同者，而未暇考其不同者。桓公五年秋大雩，服氏注曰：“雩，远也。远为百谷祈膏雨。”此非郑义也。《礼记·月令》“大雩帝”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论语·先进》“风乎舞雩”注云：“雩者，吁嗟也，吁嗟而请雨也。”郑氏两注皆以吁释雩，谊存乎声，与《左传》注不谐。使出于一手，何不同若此耶？此特取其小者论之。其他名物制度之不能合者，不可胜数。凡辑佚之家，录郑注而兼及服氏书，皆妄也。大氐有志读书者，必不佞于一人，乃能见学术之公，辑佚家亦须从事于斯矣。

右论辑佚之必须有识

昔人搜辑遗佚，大氐皆学成以后之事，既已博涉群籍，视天地间见存之书无复可究心者，不得已进而思得不存之书读之，非特势所必至，亦次第宜然耳。乾嘉中，学者盛张许、郑之帜，治经之士尤佞郑氏，故辑郑氏遗书者风起云涌。焦循尝纠其失曰：“世人贱目而贵耳，疏存而念亡，《礼》注、《诗》笺，通者甚鲜，而《易》、《书》、《论语》等注则争相掇拾之不倦。”（《勘倭本郑注孝经议》）又曰：“近之学者，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郑之欲闻。乃郑氏之书，见存者不耐讨索，散而求之残缺废弃之余，于是不辨其是非真伪，务以一句之获一字之缀为工。及其以赝为真，又不复考其矛盾龃龉之故，甚而拘守伪文，转强真文以谬与之合，削足以适屦，铩头以便冠，而郑氏本义汩没于尊郑之人，使郑氏受不白之枉，伊谁之咎耶？”（《禹贡郑注释自序》）舜徽案：焦氏之言，至为警厉，足以发拘虚者之蒙。清儒治汉学，宗许、郑，究之能就许、郑见存之书通贯大例，以推得作者用心，有几何人？推之治《易》者，未能究王弼、程颐之义，而必远求汉师佚说。习左氏传者，不识杜预何所道，而必上探贾、服残诂。读《论》、《孟》以称举朱注为羞。说《诗》以涉及宋人为耻（其实宋人说《诗》有极精处，惜学者不能平心领会耳）。一言以蔽之曰佞汉而已耳。汉人之书不尽传，则又感叹追慕于千载之下，悉思旁搜博采以复其旧，卒之汉人遗书未能尽复，而通经之效益晦。善夫！郑樵之言曰：“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然则《易》固为全书矣，后世未见有明全《易》之人。秦人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废。”此足以发人深省矣！要之学术有本末，而致力有先后，学者苟明于始终缓急之宜，则辑逸之事，非初学所宜言也。

右论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

广校雠略卷五

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

《太史公》百三十篇，虽无专篇以统经籍，然辨章学术，考镜原流，则史迁实开刘、班之先，而学者多未之省也。自班固病其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缪于圣人，其后刘知幾之徒继致讥议。原班氏所言，盖据《太史公自序》篇中论六家短长，反复申明道家之说，以为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又谓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有似乎扬道而抑儒也。不悟司马彼论，乃一篇绝大政论文字，第就人君南面之术立说耳。况史谈尝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故论列六家，首阴阳而终道德，亦尊其所闻之义。班氏未喻斯旨，遽以先黄、老而后六经用概史公学术之全，非也。史迁之称仲尼曰：“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又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其赞颂仲尼至于如此，故论述行事列之世家，而不与诸子齿，岂非卓有所见而能推尊之若是乎！迁尝言“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林列传》）。盖深恐六艺之复坠于地，故收拾遗经，悉编入史。虞、夏、商、周本纪成，而《尚书》在其中；列国世家成，而《春秋左氏》在其中；《孔子世家》、《弟子列传》成，而《论语》在其中；礼乐诸书成，而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可考见其大较。群经中不采《易》、《诗》者，以二书遭秦火而全也。然则迁所述造，不徒整齐旧事，抑犹有传经之功矣。汉初传经之士，如申培公、辕固、韩婴、伏胜、田何、高堂生、胡毋生、董仲舒诸人行事，迁悉搜其遗轶，为《儒林列传》，以明其渊源授受，后之论述经学流别者悉本之。至于诸子之学，盛于周、秦，太史公既扬榷六家短长于《自序》中矣，复各揭其旨要，为之传以表章之，俾其说不绝于后世。凡道术同原者，则合为一传。观其论申、韩之学，本于黄、老，以明法家之学原出于道，则老、庄、申、韩同传之故不言自喻。其于辨章学术，考镜原流，为用宏矣。后之讨论诸子学术异同者，又必探索及此焉。

右论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

段玉裁曰：“校书放于孔子、子夏，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经义杂记序》）卓哉斯言！夫惟段氏精于校雠，故能识得康成深处。顾后人徒以康成注经兼录异文，考订疑误，大有裨于遗经，而不知其不可泯没之功，固犹在考镜原流，厘析篇帙间也。郑君《戒子益恩书》有曰：“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所谓论赞，犹云理董群书耳。论者撰定之意，赞者犹叙录也（郑氏有《易赞》、《书赞》。赞即序也，详《正义》）。观其为《易》、《书》作赞，为《诗》作谱，为三《礼》作目录，为《论语》作《篇目弟子注》，辨章学术，部次群书，向、歆而后，一人而已。如第谓注《周礼》并存故书今书，注《仪礼》兼录古文今文，为后世校书之法所自出，而相与推尊之，尚未足以知郑学也。孙诒让《籀庼述林》有《礼记郑注考》上下篇，正其疏牾，陈义确固。盖有经本用正字，而郑本用后出增修之字者；有经疑用正字，而郑以借字释之者；有经疑用借义，而注以正字释之者；有经字误而郑校易未允者；有经字不误而郑误破之者；有经文讹互而郑注未及考正者。揭橥六例，可谓谛当。要之小疵不可以掩大醇，而郑学之精，固在彼不在此也。后之从事校书者，但克师彼勘正文字之末技，而莫能绍其辨章学术之宏规，校雠之业，乃遂日趋于褊隘。盖必学术渊湛，识断精审，而后能语乎校雠流别之义，后之经师所以不能望及郑氏者在此耳。即以勘正文字异同言，亦非深明一家学术，贯澈本书首尾，无着力处。郑康成惟能博稽六艺，深造有得，故虽不以校雠名，而校书之业莫盛于郑氏。后之注述大典，而兼寓校雠流别之义者，惟陆德明博涉多通，为能仿佛之耳。

右论郑氏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

经生结习，每好侈言家法，斯亦谈何容易。舜徽以为唯汉儒必言家法，亦唯汉儒能言家法；后人不必言家法，亦不能言家法。请申其故：汉承秦火之后，书缺简脱，其后搜亡书，立博士，利禄之途既开，因以起家者不少。经籍初出，口耳相传，苟不审究其从来，则造伪取宠者滋众，汉世之必重师承家法，诚不得已也。若贾山涉猎，不为醇儒，史则著以为异。又如《汉书·孟喜传》，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可知尔时经师家法之严。故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守专门，不相通假。至于末流，乃各尊师说，而不知返求诸本经，有识之士莫不忧之，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已箴规其失矣。故许、郑二君起于汉季，兼通群经，不主一家。许君作《五经异义》，凡古今文诸家之异说，皆备列而折衷之。及郑君网罗众家，复驳《五经异义》，于《易》先通京，后宗费；于《书》兼治古今文；于《诗》先通韩，后宗毛；于《春秋》则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于《论语》则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而为之注。汉世经学允推许、郑集其成，而家法之败坏亦实昉于许、郑。后历魏晋，以至隋唐，经生荟萃杂比以成义疏，而所谓一家之学者，殆无以复寻其迹。夫博关群言，有宗主而无门户，斯固许、郑说经之家法也。盖承专固之后，不得不变而入于博通，物极必反，理固宜然，其所以能集汉学之成，亦即在此。后世说经之家，高标许、郑，乃一反许、郑之所以为学，而必上求之汉初所谓家法师法，起许、郑而问之，必有不惬于情者矣。善夫朱一新之言曰：“西汉之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答康有为第三书》）名论不刊，足以发俗夫之蒙。

右论经师家法亡于东汉

昔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经之法，谓宜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经之义理可以徐定。论者叹为不刊之言。舜徽以为不特校经然也，即语乎辨章学术之大，亦必推此意以求之。举凡说一事，考一理，务期辨明时代，各还其所固有，不失其实而后可。如读先秦之书，而以今人之见折之；或论后世之事，而衡以三古之义；虽能考论周洽，辨析精审，而揆诸作者之时之事，无有合也。故善读书者，必以先秦之见还之先秦，以两汉人之见还之两汉，以唐人之见还之唐人，虚心静气以求真是之归，庶不致操先入之见，以攻异己之论，而实有得于先民立言之本旨矣。唐初诸儒修《隋书·经籍志》，论者每病其述经学原流，语多乖舛，叙《尚书》出孔壁及安国作传本末，全据《伪孔安国尚书序》之说，尤为士人所不屑道。然平心下气观之，实亦无足深怪。盖唐初修《五经正义》时，《尚书》用《伪孔传》，故《正义》于《伪尚书序》但有引申而无驳斥，唐初诸儒靡不同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复无异，更何论于《隋志》。其时学者考定《孔传》及序文之伪托，尚未萌芽，宜其所见止此。今人生清儒论定之后，遽讥唐人为无识，是犹持后世历法之密，以上议羲、和之疏，岂不悖哉！由今尚论先民识议之崇庳，则姑以唐人之见还之唐人可也，初不必挟后世所知，薄昔人为浅陋，此亦考古者所当知已。举此一事，自可反隅，学者可恍悟于《五经正义》及《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之说舛牾相因，如出一手，皆不必以后起之义绳之。

右论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者

近儒考论历代朴学，莫不致详汉、宋及清之盛，鲜有究心唐代者。然而承汉启宋，实系于唐，学者固不容不知也。大抵唐之实学，经衰而史盛（唐初经师如陆、孔诸家，皆前朝遗献，其于群经有论赞之功，无自得之学）。即以史言之，诚有度越往古者矣。今之所谓正史，若晋、梁、陈、齐、周、隋诸书，及南、北史皆成于唐，而《五代史志》尤以详赡著称，日在人间，无烦演赞。独刘知幾以渊博之学，弘通之识，取古近史籍而扬榷其利病，阐明其义例，自创新体，述为《史通》，于是史部批判之业，始有专书。论者或病其掎摭前人，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尤足害道。不悟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音，不能无讹变之语。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然则疑古之风，周、秦实发其端，汉人已畅其绪，知幾特承前人之论，引申而推演之耳。虽所言未必尽是，然发凡起例，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是之风，超轶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如日中天。论者不察其得失，相与短之，岂通识哉！知幾六子，学行皆著，而秩尤有名。秩尝采经史自黄帝迄天宝末，制度沿革，议论得失，仿《周礼》六官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其才过刘向。其后杜佑得其书，因厘析条目，增补阙遗，勒成《通典》二百卷，自是吾国始有贯串历代专详典制之书。而言礼一门，多至百卷，六朝遗说，荟萃其中。非第详于考史，抑且有裨于说经矣。隋唐学者精熟《史》、《汉》，故注说之家至繁，今所行三史旧注，犹唐人作也。唐人治史，尤肆力于当代掌故，自苏冕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而会要之体，于是创立；林宝为《元和姓纂》，而姓氏之学，益号专门。至于贾耽之治地理，实裴秀以后一人。史称其制绘地图，特留意于迁革，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斯又治沿革地理者之先河已。由此论之，有唐一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后人徒鉴于唐世官修诸史行而私门著述废，章学诚《方志略例》遂谓史学亡于唐，斯固未暇稽核情实，而漫为抑扬之辞，非定论也。

右论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宋谢采伯《密斋续笔记》曰：“隋末大乱，而儒学盛于贞观。陆德明论撰甚多，曹宪《文选》之学授魏模、公孙罗、李善，颜师古注《汉书》，孔颖达《五经正义》，孔至氏族之学，张嗣宗经学授秦王，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僧许淹、马嘉运弃墨从儒，并名家。唐初学者学有根柢，至于元和间文士辈出，华盛实衰矣。”舜徽案：唐初儒学根柢深厚，诚如谢氏所言，惟以元和为由盛转衰之机，则非也。窃尝以为陆、李、颜、孔诸家之书，昭如日月，固已永垂不朽，然校其所至，特承汉魏六朝传注义疏之后，以集其成耳。陆氏《释文》所载，可以考见经师家法者，多至二百三十余家，存古之功，诚不可泯。然如《五经正义》宗一废百，而汉、魏以下经师遗说亡佚不少，元儒戈直尝谓“明六经之道者疏义也，晦六经之道者亦疏义也”，于所撰《贞观政要集论》中慨喟言之，则《正义》之为书，功罪殆未足以相抵矣。要之唐初经师但有理董群经之功，犹无卓然自立之学。若夫自辟蹊径，且能开后代学术风气之先者，抑犹在元和以后也。当举世酣迷于佛老之说，儒书寖以益微，昌黎韩愈独悍然以闲邪卫道自任，其弟子李翱复为《复性书》以申明之，宋儒义理之学，实滥觞于此时。韩氏自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又极推《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为文章之本，后人因读文而寻绎旧典，非但通其辞，且必穷其理，提要钩玄，旁涉百家，相率脱传注义疏之窠臼，以游心广博之地，宋儒治学气象浩大，不规规于一文一物之细，皆韩氏倡导之力也（宋世学术范围极宽，不止理学一端而已）。故论列千古学术，上承六朝而下开两宋者，必以唐为之枢，而韩氏一人之力尤多。论者徒以其负文学盛名，而掩其摧陷廓清之功。元和以后能诗文者弥多，而一概抹杀，谓为华盛实衰，岂有当欤？

右论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

元脱脱等修《宋史》，别道学于儒林，最为后世所讥。若钱谦益、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钱大昕诸家及《四库提要》，诋斥尤不遗余力，独章学诚称其合于史法，据事直书，未可轻议，《宋史》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有别，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阮元亦谓《周礼·司徒》联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宋史》道学、儒林分为二传，此即《周礼》师儒之异，由此两家之论观之，则二传分立，要自有故，非徒不可毁之而已。平心论之，举凡一切政教，莫不古主其合而后世详其分，此无他，人事有迁移，学术有升降耳。自其名而论之，则非特儒林、道学不宜分，即马、班之为《儒林传》亦非（《史》、《汉》儒林悉经师也，岂经学足以统儒之全乎），范氏之分别《文苑传》尤非（《后汉书》分儒林、文苑为二，岂有不学之文人，无文之学者乎）；自其实而言之，则非特儒林宜别立传，即文苑亦可分，道学亦可分，不明乎斯义，而欲考论得失，亦犹夫高叟之为诗也。《提要》及诸家所诋斥者，所以正名也。专正名则恒离乎实迹。章氏知征实矣，故立论独得其平。阮氏上溯原流，谓有合乎《周官》师儒之遗，远达广揽，为雅儒所不能道，自来评《宋史》者，要以此为定论。且宋时道学之名，为君子所不居，乃当时小人立此名以排摈君子者。《宋史》传道学，犹《后汉书》之传党锢也，宋翔凰《过庭录》已言之矣。夫惟北宋有党人之碑，南宋有伪学之禁，故《宋史》列《道学传》以统之，以纪实耳。《元史》效之，已失其恉。后之论者，不考情实，相与讥短，此亦可已而不已者也。

右论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当乾嘉朴学极盛时，举世以征实博考相高，鄙蔑宋儒空疏为不足道，诋讥朱子尤厉。章学诚独昌言矫之曰：“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沿朱氏之学，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文史通义·朱陆篇》）论者叹为知言。舜徽尝广其意以推寻之，则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特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校定《说文解字》，自徐铉始；为《说文解字》作传，自徐锴始；昌言右文，自王圣美始；考论古韵，自吴棫始；为《尔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学出于宋也。攻《伪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始；斥河图、洛书，自欧阳修始；为《礼经》作图，自聂崇义始（《隋志》虽著录郑、阮诸家《礼图》，然皆早佚）；尊信《诗序》，自吕祖谦、马端临始；搜辑汉人旧注，自王应麟始：此清代经学出于宋也。他若金石考证，欧、赵肇其端；目录解题，晁、陈启其绪。自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朱子为《韩文考异》，而考异之体方臻精密。至于史部考订之学，不外辨正异同，勘改讹失，则吴缜《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亦已导夫先路。其旁涉诸子为之诠释者，以疏说老、庄之书为最多（详见《道藏目录》），然如陆佃之解《鹖冠子》，杜道坚之释《文子》，谢希深之注《公孙龙子》，钱佃之校《荀子》，梅尧臣、王晳、何延锡、张预之注《孙子》，至今犹有存书，固已卓然不废，斯又清代诸师校理周、秦诸子之前驱也。若夫《困学纪闻》、《黄氏日钞》诸编，包罗群书，考核精审，后之《日知》、《养新》诸录，实其嫡嗣矣。由此观之，有清一代之学，莫不渊源于两宋，后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者，数典忘祖，反唇相讥，多见其不知量也。

右论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

昔张之洞教学者治经，主于详究清儒新疏，独于《论》、《孟》，谓刘宝楠、焦循之书但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见《劝学内篇》）。舜徽案：此言是矣，而犹未尽也。宋贤说经，率主于阐明义理，岂第朱子为然？两宋经师所深造而有得者，亦实繁多，又不限于《论》、《孟》。姑舍元明以来功令取士之经注不言，言其不囿于程朱一派者。先民经世之典，无逾《礼经》，《礼》之事类复有礼意、礼制、礼器、礼节四者之辨，清儒治《礼》，第能致详于礼器、礼节，下者且不能窥古人立制之原，遑论《礼经》大义乎？《礼》之大经，《周官》备矣，而安扰邦国之本，率由于乡，故自比长以至乡大夫，皆所以司乡政者，《礼经》分述所掌职，各有广狭大小之不同，王安石总释于其下曰：“经于乡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长曰教治政令，党正曰政令教治，族师曰戒令政事，闾胥曰闾之征令，比长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轻重皆在一字间也。政令为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征令为下。乡大夫、州长详于教而兼政，党正、族师详于政而兼教，闾胥则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征令耳，比长则并无所为令矣。”（《周官新义》）王氏此言，于古人设官分职之理，灼然推见本原，信有功于遗经，视夫考释名物、辨证文字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四库提要》但称其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具有发明，盖犹未足以尽此书也。试检清儒解《礼》之书，其有阐发大义精邃若此者乎？其次说《诗》，亦为宋人所长，集其成者，无逾严粲《诗缉》，实能熔铸汉、唐旧义，兼录时人说《诗》之言，无适无莫，实事求是，揆诸先民吟咏之旨，固已十得七八。舜徽值倭寇入侵之日，转徙穷荒。诵《诗》至《王风·黍离篇》，而深悲序此诗者凄恻之情，不能卒读。严氏复为之说曰：“周东迁而遂微，置丰、镐于度外，盖秋风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远日忘也。其大夫过故国而悲歌，徒重千载之太息而已。圣人于夷夏之大变，盖三致意焉。”此虽寥寥数语，益足令人陨涕。夫惟严氏生于南渡之后，国威不振于河朔，式微之叹，同乎东周，故论及此诗，亦抱无穷之慨。斯又语关家国，意系存亡，非徒畅发经义，足以警世而已。由此论之，宋儒何罪何辜，而深不厌人意，必尽屏绝而后快耶？为今之计，如欲收通经之效，自必求义理于宋人之书，而第以清儒新疏为考古之资，庶乎其有得也。

右论宋人经说不可尽废

宋世私门校书之业，度越往古，始于南唐徐氏兄弟之校定《说文》，自兹以降，遂推及四部之书。举其著者言之：经部则有郑樵《书辨妄》、张淳《仪礼识误》、朱熹《孝经考异》、毛居正《六经正误》、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史部则有赵抃新校《前汉书》、余靖《汉书刊误》、张泌《汉书刊误》、无名氏《西汉刊误》、刘巨容《汉书纂误》（此五家之书早佚，目见《宋志》）、刘攽《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吴缜《新唐书纠缪》、《五代史纂误》，子部则有黎嵞校勘《荀子》、陈襄校定《梦书》及《相笏经》、京房《婚书》（均见《宋志》）、陆佃校《鬻子》（见《书录解题》）、钱佃《荀子考异》、沈揆《颜氏家训考证》、朱熹《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集部则有洪兴祖《楚辞考异》、黄伯思校定《楚辞》及《杜工部集》、方崧卿《韩集举正》、《外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都此二十余家之书，已复彬彬可观，其他不甚知名者，更不可悉数。盖宋时书板既多讹舛，故士大夫有意购藏者，莫不兢兢于雠校，其不能雠校者，则必以漫藏为戒。王明清《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吴明可师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簿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明清又称其“先祖早岁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经营收拾，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陆游《老学庵笔记》亦称：“贺方回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潘邠老赠方回诗云：‘诗束牛腰藏旧稿，书讹马尾辨新雠。’”一时风尚如此，俱足为后人法。

右论宋世私门校书之盛

陆陇其论古今师儒之别，则谓有兴起之师，有成德之师。兴起之师立懦廉顽，能拔人心于陷溺之中；成德之师切磋琢磨，能造人才于精粹之地。使以兴起之师而遂奉为成德之师，则偏僻固滞，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上汤潜庵先生书》）。舜徽尝推其意，以论有清学术，而恍然有悟于颜元、李塨、王源、毛奇龄辈崛起南北，以实学风天下，其后休宁戴震为书以正义理之名，武进庄氏复继起以张西汉之帜，皆所谓兴起之师也。清自开国以至乾隆之季，学术归于征实，论者谓承明末空言心性之余，穷变之理适然耳。余则以为清初诸师之诋讥宋人，特由二三君子痛其时士大夫貌袭多伪，无虑皆挟程、朱以自文，故推本言之，思以救其弊。益都赵执信有言曰：“今之学者巧饰步趋，深设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烦而言寡，阳倚程、朱为祖，阴奉张、孔为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送晋二生归应乡试序》）执信文士，于汉、宋无所偏主，而其言若此，可知康熙时士大夫县牛头而卖马脯者，正复不少，宜乎颜、李、王、毛诸儒必欲一扫宋、明以来语录诸书而尽弃之。下逮戴氏《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之作，虽曰矫枉过正，要亦有为而发，大声疾呼，以醒当世之士，俾不为伪学盗名者所欺，可不谓有心人乎！嘉、道间国势由盛而衰，危机四伏，学者犹湛溺于考证名物，辨析文字，流连而不知返，常州诸儒毅然振起微言大义之学，思以转移一世之人，凡所规为，虽与诸家异趣，然其兴起之勇，救弊之切，无勿同者。夫诸儒兴起之初，意锐气壮，惟以箴肓起废为任，其不能不流于偏激，理势然也。使徒校其末流之得失，以定是非，则古今有几完人？学者读诸家之书，但宜平心静气，寻绎其论议所由出，以知其立教之利弊，而勿遽奉为成德之师，庶乎其有得也。

右论清代兴起之师

阮元尝以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诸毛奇龄，于所撰《西河集后序》中畅言之。舜徽则以为学者用力之端，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毛氏亦不能辞其咎。毛氏自视弥高，尝深慨元、明以来无学人，全集中数数道之，是直以学人自命矣。顾毛氏所指为博通群经，而堪称大儒者，惟西汉有孔安国、刘向，东汉有郑玄，魏有王肃，晋有杜预，唐有贾公彦、孔颖达，合七人，他如赵岐、包咸、何休、范宁之徒，皆无与焉。即博综典籍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见《西河全集·书札·复章泰占质经问》）。然则其所标举以为学人者，经生而已耳，注述家而已耳。古人生值秦火之余，经不明，不得已而注述之，学者生于后世，经渐明矣，乃犹不能拔出传注家之重围，虽多亦奚以为！毛氏起于清初，顾兢兢守此以风厉一世之人，宜后之为学者但株守传注，不知其他，又从而私立一名，以盖其弇陋，曰汉学。名之不正，孰甚于此！故江藩为《汉学师承记》始成，龚自珍遗书规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然观其叙钱大昕、凌廷堪学行，推服甚至，而慨叹随之，既曰：“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又曰：“近时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用此观之，江氏虽欲大张徽帜，高立门户，而于诸儒治学之规，复能知其所短，盖当时奄陋之风已成，虽欲掩之不能也。故乾嘉之世，学术极盛，而自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数人外，能尽心力寻览全史者，殆无几人。终清之世，史学乃远不逮宋贤，岂非囿于小近之为害乎？

右论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

乾嘉诸儒，治学专谨，每穷毕生心力以理董一二部书，迄乎耋耄，始有论述，故能醇粹缜密，度越往古。顾其所造，悉为专门之书，而非可喻诸初学。后人徒以钦服景慕之不已，辄举此为入门之书，斯大惑矣。汪喜孙教学者有曰：“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经义述闻》二种。《通艺录》既精且博，千门万户，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读。《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览，亦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著。读《通艺录》者不必即如程君瑶田，读《经义述闻》者不必即如王宗伯。善学者贵乎述，尤贵乎作。当今经学昌明，贯通众家之说固难，作述一家之言尤难，博览群籍固难，独辟门径尤难。譬如行远，不期其至而自至，譬如登高，不厌其卑而遂不卑。为程征君之学者，远之读郑、贾、孔之注疏，近之观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之著作；为王宗伯之学者，远之读先秦、两汉之书，近之考顾、江、戴、段、江之古韵十部、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所以非数十年数万卷不为功。”（《从政录·再示左生书》）舜徽案：汪氏此言，极其通达，岂第程、王两家之书为然，举凡乾嘉诸儒所述造，学者皆应作如此观也。挽近士习佻薄，束书不观，而稍有志留心坟籍者，又多妄托考证，以为名高，未诵五经白文，而遽览《经义述闻》，未辨六书义例，而遽读《说文解字注》，此皆躐等之患，无益于己也。故在今日而欲诵习经传，首必通其辞谊，次在讲明一篇主旨，而考订名物、训诂，犹在其后。苟非专门经学，正不必贪慕乾嘉经解以为名高，须知昔人作书穷极要眇，并非为初学而设，今乃悉举以为入门之书，死者有知，当胡卢地下矣。

右论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

清代学术，大别之可分为三期：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辙分歧，互相掎摭，此晚期也。以言乎治学之规，乾嘉经师固不逮顾、黄、王、刘诸儒远甚，道光以下之以朴学名其家者，则又群集惠、戴、段、王篱下讨生活耳。取径稍殊，所就便小，不可不辨也。《谭复堂日记》有曰：“明人动夸不读唐以后书，其言似非实是。康熙以来，东南人士几乎专读唐以后书。”舜徽案：复堂此言，盖有所激而云然，其实乾嘉诸师无不精熟唐以前书，读邵晋涵《尔雅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广雅疏证》诸书可知也。且读书之法，至宋贤而始密，启辟途径，亦以宋贤为最多，后之有志理董学术者，固当多读唐以上书，要其始基必自宋世诸儒书入门也（此非指语录性理诸书也，即考证之学，南宋为最精）。康熙间，学者惟能旁涉唐以下书，于两宋考证家言深造有得，一代宗风，胚胎于此，虽二三经生高树汉帜，而其从入之途，致力之法，无不发自宋人。宋人学术浩广，理学特其一端。汉学诸儒动以空谈心性概宋学之全，徒自形其浅陋耳。自纪昀撰《四库总目提要》，阮元辑《皇清经解》，有所偏主，门户渐成。迨江藩《汉学师承记》出，壁垒益固，势同仇怨矣。沿其波者，弥复加厉，因轻蔑宋人说经之书，遂一概抹杀，以谓宋代无学术，岂不过哉（其实宋人说经之书亦有远胜清儒者，已具论于前）！清儒说经解字之书，至嘉道间已充斥天下，学者奉新疏数部，览笔记数卷，辄欲自炫博雅，上傲昔贤。观李慈铭自载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与友人论学之语，及所记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陈列案头数十种书（均见《越缦堂日记补》），从知此种风气，自道咸以来，尽人而然。清代学术盛衰升降之机，可见于此矣。

右论道咸以下清学渐衰

乾嘉经师之弊，在于佞汉，道咸以下，又群依附于乾嘉，末流之失，乃至不可胜诘。盖乾嘉诸儒学有本原，涂径虽狭，犹能极其精微，固各有其足以自立者。道咸以还，学者无其根柢，而竞披枝叶，虽嗜古笃学之风无改于旧，而专门名家之业乃远逊于前矣。当乾隆盛时，诸儒由小学以通经学，故经学明，及其说字审音，则又博贯群经而返诸约，故小学卒至于大明。若邵晋涵《尔雅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皆非记诵精博，读书数十年者不能为。且其时《经籍籑诂》未出，博观约取，悉由自得，记忆偶有参差，则必披检原书，期于无误，虽称引之际不免小疏，而大端无漏也（如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之类，止能厘析所引原书之篇卷耳）。道咸以来，学者群奉《经籍籑诂》以文其不学之陋，乃有不读《说文》而高谈雅诂者，如葛其仁辈是也。其仁为《小尔雅疏证》，不及引许书，虽间引之，亦篇第失次，谊训乖舛，其仁不之省也（如《广诂》：勤，勉、事、力也。《疏证》曰：勤者，说文云：劳也，从力荧省，荧火烧门用力者。舜徽案：从力以下十一字，乃劳字下说解，不知当时何以颠倒至此）。诚以《馔诂》录许书入补遗，其仁不及检之，即或检之，亦未能取原书相校，故有此失，疏漏如此，亦何以雅诂之学为哉！且注述家疏证旧典，自二名以上，宜加分别者，必用一者字区画之，不得已也。盖“者”为别事词，固不合施诸单字作训者，此故训之通例也。葛氏昧于斯义，凡广言篇中单训之字，悉冠以某者二字，而后疏通证明，并疏证体例而不能知，亦何劳从事注述（凡汉人传注及宋刊单疏本，所以必详为标识者，其书本与原书离也，又当别论矣）！夫说经诂字，奉乾嘉诸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逾尺寸不可也。若葛氏辈弇陋至此，乃不中为邵、王诸家作舆儓矣，要亦才识有以限之耳。

右论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

古人为文，皆理积于中，发乎情不可遏，故文成而后有题，观于《诗》三百篇及诸子传记摘字标题之例而可知也。固未有先命一题，而后构思润色以成文者。自后世竞立新题以为文，而文辞浮杂芜冗亦日甚。推之著述亦然。古人皆学成之后，不得已从事著述，故有书成而无大题者矣，如《太史公记》是也（别详论之）。至若心无是理，而必模拟古人，则扬雄《太玄》、《法言》固不逮《周易》、《论语》也，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马迁也。此无他，由于先立书名，以步趋前人，不惜强所不能，黾勉以追之，无诸中而营于外，而终不可及也。著述盛衰高下之辨，要不越于斯矣。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咸以下，规效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俞樾。樾尝自道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人假借，所撰《群经》、《诸子平议》，实附王氏《述闻》、《杂志》之后（见《春在堂全书录要》）。今读其书，其不逮高邮者，不特考订深浅不同已耳。高邮之学，根柢深厚，初未尝有意著书，穷老尽气，穿穴群经诸子，实有所悟，晚乃录出新解，成斯二编，此所谓学问已成而后著书者。俞氏自少时即以著书二字横于心中，刻刻以模拟王氏为念，贪多骛博，考核渐疏，此所谓为著书而后读书者，其不相及固也。俞氏述造甚富，若《群经》、《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儿笘录》诸书，确多心得，自足永传，余则瑕瑜互见，虽不作无害也。最可哂者，取《广韵》一书，依《尔雅》部居，编为《韵雅》，心勤而事左，无识之过耳。彼之用心，盖欲上法陈奂《毛传义类》、朱骏声《说雅》之作，而不知言雅诂者，以汉为宗，自魏以降遂无足观，虽六朝、隋唐义疏之学已称至盛，核以雅诂之例无当也，更何论经陈彭年等重修之《广韵》乎！故知读书考古，固须笃志勤修，而尤贵乎有识也。

右论道咸以下学者模拟著书之非

自张之洞教学者治经，详究清代经师之说（详《岴轩语》及《劝学篇》），咸同以来几于人人购藏《皇清经解》矣。其后叶德辉《经学通诰》、章炳麟《检论》亦极表扬清儒新疏，以为过旧释远甚，故挽近治经之士，大率服膺乾嘉诸儒之书无异辞，未有复留心宋人经说者矣。平心论之，清儒惟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足以跨越昔人，至于引申大义，阐明经意，不逮宋贤远甚。且群经各自为体，则所以通之之术亦各不同，惟有古文《尚书》读应《尔雅》，解古今语而可知，故治《书》必本《雅》训。《礼》则去今久远，非寻绎旧注，不能明其制度、器数、废兴、隆杀之故，故治《礼》必详考核。若夫《诗》三百篇，吟咏情性，每托意于词表，发抒原乎性情，音节本乎天籁，苟非好学深思，以意逆志，固无由明其比兴之旨。古今虽遥，而人情不远，在学者之善审度之。故治《诗》贵能以情度情，而超出于名物、度数、训诂之外，慎思以通其意。此则宋贤之所长，而清儒之所短也。清儒惟误执治《书》治《礼》之法以治《诗》，视三百五篇不啻专为音韵、故训、名物而作，自考论文字异同、辨证名物情状外，不复知有他事，岂不悖哉！张、叶两家称举新疏，《诗》则同宗陈奂《传疏》，章氏颇以是书胶固为病，所见固远出张、叶上。然舜徽尝遍观清儒说《诗》之书，固无往而非胶固，不第陈氏《传疏》然已。故终清之世，经师著述可以汗牛，而以说《诗》为最卑。若马瑞辰、胡承珙诸家所造，虽亦间有补苴，然皆囿于识小之科，无与于阐明大义，虽多无足尚也。他如为《尔雅》新疏者数家，世俗但知考证之书后出者胜，故莫不推尊郝氏《义疏》，而轻蔑邵氏《正义》，此又大谬不然。无论邵氏筚路褴缕之功不可没，即以两书相校，文章尔雅，义例谨严，穆然有唐人正义遗风，斯又非郝氏所能逮也。由此论之，清儒著述虽多，未必皆餍人意，学者所宜详辨之。

右论群经新疏未必尽善

自秦火以后，历二千年，儒李之士，约分二途：盖有专家之学，有通人之学。汉之五经博士即所谓专门名家也。汉初经籍复出，学尚专门，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五经分立，不合不公。见之《史》、《汉》儒林传者，无虑皆一时经师耳。班固誉称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又称其“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艺文志》）。然则博士之学，其专固亦已甚矣。至于通人则不然。《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盖两汉之世，训诂与章句有辨，离章析句者语必求详，失之繁琐；若但通训诂，则博习经传，期于明练旧典而止，有融会贯通之功，无专己守残之蔽：孰得孰失，区以别矣。王充尝谓“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篇》）。又谓“或以说一经为是，何须博览。夫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别通篇》）。此亦有为而发，信能矫汉世儒学末流之弊。魏晋以降，学者又推治经之法以专精一史，而《汉书》之学尤盛于隋唐。《隋书·儒林传》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旧唐书·儒学传》又称“秦景通与弟獄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然则唐人专史之学，又不亚于汉人之专经，及其末流所届，必致古今隔阂，莫由观其会通。刘知幾尝论之曰：“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史通·杂说下》）刘氏斯言，亦足以箴唐初儒学专固之失矣。宋世学术，途辙本广，而陋者为之，则竞入于褊狭。朱熹则大声疾呼以导之曰：“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箇土窟子，谓水专在是。”（《朱子语类》）清儒治学，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焦循则峻言厉辞以斥之曰：“据者，执一之谓也，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论语通释》）此皆以通核之论发墨守之蒙，信非博学高识，不足以语乎此。余尝考论乾嘉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非特博约异趣，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郑康成之所以卓绝在此耳。清儒专门治经，自惠、戴开其先，天下景从而响和者，无虑皆能尽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广大。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扬州诸儒起而廓之，则终清之世，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杂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四库提要》以一琐字蔽之，切中乾隆盛时诸儒治经之病）。逮乎晚清，通人硕彦又继扬州诸儒而兴，若陈澧、夏炘、郑献甫、朱一新，皆其选也。陈氏之治声律、水道、切韵，夏氏之言礼制，各有发明，皆足名世，则博通之中固自有专精者在。推之历代通人，莫不如此。故在今日而有志于文史之学，固须专精一业，有所归宿，而尤贵能博观通人之论，以开拓其心胸，推廓其器识，庶不致蔽于一曲，瓤于大理，而有以极乎高明广大之域也。

右论专精与博通之辨

附录三种

汉书艺文志释例

目　次

甄审第一

不录见存人书例

不录祖先书例

未成之书依类著录例

七略类例不明者重为厘定例

书名下不录解题例

著录第二

彼此互著例

单篇别行例

数书合列例

每类之末用总结例

每略之尾用总论例

叙次第三

依时代为先后例

帝王著作各冠当代之首例

以类相从例

每类中分标子目例

钞纂之书各归本类例

于叙次中寓微旨例

标题第四

经典不标作者主名例

姓字上署职官例

书出众手者署名例

书名从后人所定者标题例

注记第五

标注书中大旨例

标注书中篇章例

标注作者姓名例

标注作者行事例

标注作者时世例一

标注作者时世例二

人名易混者加注例

书名易混者加注例

书系依托者加注例

疑不能明者加注例

往读元和孙德谦氏《汉书艺文志举例》，病其杂沓繁冗，规规于史家笔法及修志义例，而于昔人造书目时甄审著录之际，转多疏漏，非所以辨章学术也。奋欲从事改作，而未暇为之。顷来兰州，乃取《汉志》重加温释，融会钩稽，得三十事，区以五门写定，命曰《汉书艺文志释例》。大半为孙氏所不及道，其于儒先簿录群书之旨，或有合焉。学者苟能取孙书并观之，必恍然知刘、班之例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元一九四六年十月舜徽记。

甄审第一

班氏志艺文，虽原本《七略》，然其为例有不尽同《七略》者。观其甄审群书，严于别择去取，盖视刘氏尤有进焉。故传记有明文可据，而《汉志》失载之书多至三百余部，其所以阙而不录之故，不尽可考（姚振宗已撰为《拾补》六卷）。论者多谓刘、班惟录中秘书自温室徙之天禄阁者，乃得以论次之，若夫兰台石室之储，故府录藏之籍，民间传习之本，博士章句之书，当时不胜枚举，故皆未尝遍及（姚振宗有此说）。此亦一偏之论，未足以概其全。今细心籀绎全志，而知或录或不录之际，别自有权衡在也。扬榷而言，略得数例。

不录见存人书例

《汉志》每类之末，必标若干家、若干篇，如不同于《七略》，则自注出入以区分之，凡不称出入者，皆《七略》原文也。今综计志中新人之书，惟《书》类刘向《稽疑》一篇，小学扬雄、杜林三篇，儒家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诗赋扬雄八篇耳。扬雄赋共十二篇，班氏但云八篇，则《七略》固早录其四篇矣。扬雄赋后，又有待诏冯商赋九篇，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商有《续太史公》七篇，已著录于《春秋》类。夫雄之与歆，固同时而相友，即冯商、杜参亦交歆为最密也。颜师古注引“《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又于《诗赋略》注中引“刘向《别录》云，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刘歆又曰，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余”。然则商、参皆歆等夷之人耳。歆悉著录其书，虽果高才，不免声气标榜，于例为不纯。惟班氏知祛其蔽，例不录见存人著作，时若贾逵李育皆并时大儒，又同入白虎观讲论经义，所著书宜多可录者，班氏不以补入也，其义例至严正矣。惟小学类有杜林《仓颉训纂》一篇、《仓颉故》一篇。林年辈虽早于固，然实班氏同郡并时之人，录其书，深恐后世疑之，故于叙论小学则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诂，并列焉。”于《杜邺传》又曰：“邺少孤，其母张敞女。邺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观此二段文字，反复申明，盖深服其远绍绝学，故破例而登其书耳。夫为书目而不录见存人著作，所以避标榜之嫌，意至善也。至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有清著述家姓字略，于算学家姓名后自注云：“此编生存人不录。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此诚善绍前规，可为编目楷式。班氏之反复申明，亦犹《书目答问》自注之辞耳。

不录祖先书例

昔郑樵论旧史之弊曰：“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通志总序》）大抵躬与史职，莫不欲佴美其亲，自古已然，亦人情也。刘歆续父遗业，总群书而奏《七略》，盖犹不免于斯累。《六艺略》“书”类有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诸子略》儒家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道家有刘向《说老子》四篇，《诗赋略》有刘向赋三十三篇，皆歆所自著录者。合之班氏所出刘向《琴颂》数篇，则歆登录父书至百数十篇，可谓多矣。《诗赋略》又有阳城侯刘德赋九篇，并其王父所作亦不遗之，虽曰推尊所生，固孝子之用心，究不若世守其书，留待后人论定之为愈也。又况标举家学，意存自炫，独不畏露才扬己之讥乎！班固亦名父之子也，而总录群籍，不登彪书，公尔忘私，史例固尔。《论衡·超奇篇》称：“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史通·正史篇》亦曰：“建武中，司徒掾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于理董旧闻，至勤笃矣。”《后汉书·班彪传》又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则彪书可著录者实不少。或曰：彪时已入东都，不合列入前书。不悟《汉书》诸志实贯通古今而为言，何尝专明一代？观其叙次群书，上起太古，下讫杜林，序论小学，直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则于论列原流之际，并列己名而无嫌，其书岂但为西京二百三十年而作？况彪实生于成、哀间，学成甚早，自入东都，即不筮仕，列之前书，何为不可？特固不欲以此上累其亲，足为后世著录家矩矱也。

未成之书依类著录例

《汉志》：《春秋》类“《夹氏传》十一卷”，注云：“有录无书。”“《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录无书。”考《春秋》后论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班氏既明言未有书，则夹氏说《春秋》但以口授，本未著之竹帛也。故徐彦《公羊疏》曰：“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言，道亦寻废。”（徐氏以邹、夹并举，岂《汉志》有录无书四字本总承上文邹氏传、夹氏传一书而言耶？今不可考矣）然则凡志中称有录无书，皆就未成之书言，非指亡佚也。推之《太史公》之十篇，《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皆但言十篇缺。夫缺之为义，谓缺此十篇，未卒成之也。故《史通·正史篇》曰：“十篇未成，有录而已。”且订张晏《汉书注》十篇迁殁后亡失说之非，可知唐人犹能辨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范升奏言，而谓有录无书为录存书亡，盖犹袭张晏谬说。后之目录家悉循其误，非也。自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部次群书，列为存佚二目，朱彝尊《经义考》于存佚之外复增二目：有曰缺者，篇简俄空，世无完帙也；有曰未见者，庋藏未绝，购觅则难也。著录之规，于斯渐备。愚意朱氏四例之外，犹当上承《汉志》遗例，增立未成一门，凡有录无书者悉入之。俾著述之林，有志未遂、或其书义例早定而篇简犹虚者，皆有可考。于前修既不没其盛心，于来学复可教其继志，一代学术，借以存其本真，故史志尤须加详焉。若夫私家簿录，固无取于斯也。以清事论之，汪中尝欲搜辑三代、两汉学制及文字、训诂、名物、度数有系于学者，成《述学》二百卷，刘台拱所撰《汪君传》及徐有壬《述学故书跋》已道其群。邵晋涵尝欲与章学诚改修《宋史》，撰集成五十万言，为卷必数百，章氏所撰《邵君别传》亦言其略，书虽未成，其义例固可考见。苟修《清志》者，辟未成一门，取汪、邵之书悉著于录，且广求清人未成之书而无所遗，非特有以彰一代学术之盛，且能使后之有志述造者绍前修而从事焉，此亦辨章学术者所有事也。

七略类例不明者重为厘定例

《六艺略》《书》类班氏自注云：“入刘向《稽疑》一篇。”《礼》类云：“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乐》类云：“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小学类云：“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诸子略》儒家云：“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杂家云：“出《蹴鞠》入兵法。”（“出蹴鞠”三字今本无，依陶宪曾说补）赋家云：“入扬雄八篇。”兵书权谋家云：“出《司马法》入礼也。”技巧家云：“入蹴鞠也。”颜师古尝发其例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书》类注）虽然，颜氏特就其大较言之耳。若《司马法》、《蹴鞠》之类，则《七略》旧已著录，班氏以其门类实有未安，故重为进退之，岂得尽谓为《七略》以外之书乎？他若《七略》著录之书，前后复见者，班氏又为省去之。《春秋》类云：“省《太史公》四篇。”兵书权谋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技巧家云：“省《墨子》，重。”此亦鉴于刘氏类例不明，而新为厘定者也。不特每类每家之末自注出入省并甚明，且于六略总数后又再言以申明之，虽所为书原本《七略》而不没《七略》之真，故《七略》忘佚虽久，犹有以考见其面目，此班氏之功也。

书名下不录解题例

簿录群书，其途有三：自向、歆《录》、《略》，下逮荀勖、王尧臣等，皆因校书而叙目录，此朝廷官簿也；班氏删《七略》以入《汉书》，为《艺文志》，历代史志率沿其体，此史家著录也；若晁、陈之总录家藏，各归部类，则私家之目录耳。惟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意在条别原流，考正得失，其所营为既为专门之事，其所论述则成专门之书，考释不厌其详，亦势所能为也。若夫史之为书，包罗已广，《艺文》特其一篇，使每书名下而为解题，则一志之成，卷帙过繁，势不得不剪汰烦辞，但存书目，史之体例然矣。《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夫《隋志》既并举向、歆二书，以别于后世但记书名者，从知不独《别录》每书皆有叙录，即《七略》亦必删繁就简，各为解题，如《四库简明目录》之于《提要》无疑耳。且班《志》著录之书已增多于《七略》，而为书只一卷，《隋志》载《七略》单本为书七卷，岂非书目下附有解题之明证乎？（观昔人援引《七略》，每多考论学术之言，盖其原本如此）惟班氏深明于修史志之不同乎官簿，故毅然删去之，著述各有体要，不能以强同也。

往读朱彝尊《曝书亭集》、章学诚《校雠通义》及《四库提要》，知《崇文总目》删去序释，出于郑樵，而辨章学术之旨不明，诸家所以罪樵者不为过。其后读杭世骏《道古堂集》及钱大昕《养新录》，恍然始悟《崇文总目》之无序释，初无涉乎郑氏，而转恨朱、章二家与《提要》之说为深文也。及余返而求之《汉志》，又知史家著录之不为解题，其例实出于班氏。况郑氏《通志》综括千古，归一家言，以视断代为编者，繁难且十百过之，故撰《艺文略》，于书名下不为序释，其识甚卓。郑樵诋斥班氏无所不至，独斯例实沿于班，彼虽不言，不足以掩后世之目也。

著录第二

班氏著录群书，率依《七略》成规，所不同者，取《辑略》之文散附于诸篇之后耳。（章学诚《校雠通义》曰：“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今可见者唯总目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云：“条辨流别数语，即《辑略》之文，班氏散附于诸篇之后者。”）其他或互著，或别行，或合列，盖俱遵刘氏旧例也。籀其大纲，分为举出。

彼此互著例

先民道术，所该弥溥，初未可以一方体论，著录家取后世部类强分析之，每但得其一偏而遗于全体，非所以辨章学术也。于是而互著之例起焉。盖一书而数类复见，亦犹韵书收字分隶四声，一编之中，不嫌并出，书之体用既明，学之原流自显，法至善也。今考之《汉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说》、《鬻子说》，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氏》、《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其复见如此，要必有故。唐初诸儒修《隋书·经籍志》，循用斯例，最为能见其大（如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分载《春秋》、地理二类，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古史、霸史二类亦分载之）。而郑樵《校雠略》讥之于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纠之于后。马端临《经籍考》亦能遵《汉志》遗规，数类并载（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分载经解、小学二类，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分载故事、小说二类之属），钱氏《养新录》又深斥之。失昔人互著之旨矣。大抵一书而两类分收，与夫一字之复见于平上去入，其例正同。簿录家于彼此互著之际，实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为用甚弘，学者所宜究心焉。

单篇别行例

《汉志》簿录群书，有类似互著而不同于互著者，则又有单篇别行之例焉。《中庸》及《孔子三朝记》，俱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而《六艺略》《礼》类有《中庸说》二篇，《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王应麟考证曰：“七篇者，今考《大戴礼千乘》、《世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史记》、《汉书》、《文选》注所引谓之《三朝记》，《尔雅疏》张揖引《三朝记》，皆此书也。”）《弟子职》及《内业》，皆《管子》书也，而《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诸子略》儒家有《内业》十五篇（马国翰考定即《管子》第四十九篇之《内业》，其说甚是），亦犹后世离丧服于《礼》经，别《夏小正》于《大戴礼记》耳。盖古人求书，至不易得，又或卷帙繁穰，非人人所能尽通，则恒择取其中精要者别钞而单行之，此古人读书之法也。簿录家苟能循其实迹，悉为登载，则夫学术之升降，一时之风尚，举于此可见焉（如《隋志》著录疏解丧服之书至五十种，可知六朝之学极重礼服）。所关匪细，又辨章学术者所有事也。

数书合列例

世人但知丛书之名所起甚晚，而不知《汉志》所录群书虽不标丛书之目，而实有具丛书之体者。《六艺略》《礼》类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而《礼记正义》于每篇解题下辄云：“此于《别录》属某类。”今可考见者，有所谓制度，有所谓通论，有所谓丧服，有所谓祭祀，有所谓世子法，有所谓子法，有所谓吉礼，有所谓吉事，名类繁多，当刘向第叙之初，盖犹不止此。记者所以解经也，从见存大、小戴记八十余篇求之，释《礼》之文不下十篇，而所以分释他经者弥广。井研廖平尝考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说见《今古学考》下），然则群经之记，悉荟萃于斯编矣。且也《文王官人》之篇采《逸周书》；《保傅》、《礼察》二篇出于《贾子》；而《劝学》、《礼三本》、《哀公问五义》、《三年问》、《乐记》、《乡饮酒义》诸篇悉本《荀卿》。糅杂如此，非丛书而何（郝懿行《礼记·郑注笺序》曰“《礼记》丛书也”。此语至为精谛）？而刘、班著录时，但总题大名而不分析其门类，可以观其例矣。他若一人所著之书，名目甚多者，《汉志》亦连举而合列之，恒冠大名于上，而分标类目于下。《诸子略》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复云：“《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其例也。亦有分标类目于注中者，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其例也。斯又后世自著丛书之权舆矣。

每类之末用总结例

古人为书，每于论述既竟而后总题上事，故《吕氏春秋》十二纪、八览、六论，凡百六十篇，每篇篇名悉载于后，而《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说文解字叙》咸在书尾，皆总计之意也。惟乐章章句不可混淆，字书字数不容增减，故三百五篇篇末悉题几章几句，而《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部末悉题文几重几，例至善也。簿录家之登载群书，亦犹字书之收字耳。故《汉志》每类后必书若干家若干篇，而每略之末又总计之，迄于终篇，则曰：“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盖取全志所载而为之总结矣。沈约有言：“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佚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宋书·律志序》）然则刘、班为防书籍之散遗，故详记篇卷之都数。以今考之，亦有不相符合者。颜师古注曰：“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传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据此可知唐世已然，莫之能详究矣。

每略之尾用总论例

论者咸以班氏取《辑略》之文散于诸篇之后，故《七略》而存其六，斯固然矣（说已详前）。第细考之，亦非全仍刘歆之旧也。观《汉志》首论学术原流，于向、歆校书事记载尤详。《易》、《书》、《乐》分论中又三称刘向，叙诗赋则引及扬子，论小学则旁涉杜林，且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然则志中叙论之语为班氏新增者，正复不少。夫缮修史志，不能前无所承，取昔人已成之书，施之剪裁镕铸，而弥缝损益于其间，以成为一家之言，此班氏之卓也。后世步趋班氏者，惟《隋书·经籍志》得其仿佛，首以总论发端，次依类分举书目，每类既竟，各为分论以考其原流得失，每大类之末又为总论以包举之，所谓辨章学术者于是乎在。后之为书目者，每能详记篇卷，而不克考论利弊，虽间有之，又将叙论之辞冠于每类之首，犹之古书序篇皆载书尾，而后人为移置卷端，失古人之意矣。

昔司马谈之论六家也，虽推崇道家至矣，然于阴阳、儒、墨、名、法各举列得失，反复申明之，固未尝挟一隅之私见也。迨迁为《老庄申韩列传》述仲尼、老子问答语，贬抑儒学甚矣。盖迁不得志于时，意固有所托，初未可以质言也。而班氏病其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故《汉志》诸子十家以儒冠其首，且重申之曰“于道最为高”。盖自孝武罢黜百家以来，尽人而同此心，势亦不可违耳。然班氏论道家曰：“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至于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无不兼举短长，极言利弊，又总论之曰：“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此诚无偏无颇，至公至正之论。后世立言之家，能和平如此，庶足以论列古今学术乎！要之道术多门，学艺繁杂，非真知其美，亦无由辨其恶；非亲测其长，亦无由明其短；使徒挟浅寡之见闻，逞胸臆之谬说，鲜不误天下后世者。尝慨经传闳深，得汉、宋诸儒注说，而其指始明。汉师详于故训，宋贤多明义理，实殊途而同归，相辅以为用。后世学者不知舍短取长，贯通而融会之，乃复强树门户，分画鸿沟，及于末流，汉学既起今古之争，宋学复有朱、陆之辨，则歧之中又有歧焉。刘子骏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此辈坐之。观于《汉志》持论之平允，可以省矣。

叙次第三

《汉志》叙次群书，或以时为先后，或依类相系联，无不井然有条。其偶错杂不伦，则半由传写致误，不可持后世讹谬之本上衡古人也。论其义例，复有数科。

依时代为先后例

自来编书目者，每类之中各依时代先后为次，不相混杂，其例实导原于《汉志》，而尤以《诸子略》儒家类最为分明。姚振宗曰：“是篇章段凡四：晏子与孔子同时，时代最先，故以此一家居首，以下自子思子至芊子，皆孔门及七十子弟子之所撰述，凡一十二家，是为第一段；《内业》以下至《功议》七家，多周室故府之遗文，莫详其作者，为第二段；《宁越》至《虞氏春秋》十一家为周、秦、六国近代人之所作，其平原君朱建一家，旧当在汉人之中，为后人妄移次第，是为第三段；《高祖传》以下至扬雄二十一家，则西汉一代天子王侯卿大夫之所论叙，迄于王莽世，为第四段终焉。”（《汉书艺文志条理》）姚氏此言，真得古人用心矣。然细考之，全志亦有时代在前，而其书反列于后者，则以古人之书多出于门弟子所辑录，刘、班盖据其成书之先后为次，而非自乱其例也。

帝王著作各冠当代之首例

《汉志》于帝王撰述，各依时之先后，弁于当代臣工著作之前。如儒家类叙往世群书既竟，始著录《高祖传》十三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贾山八篇，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下逮汉世诸儒之书，至刘向、扬雄而止。陆贾、刘敬，高祖时人，故次之高祖之下；孔臧、贾谊，生值孝文，故著于孝文之末。叙次之例，昭然可见。其后《隋志》以历代帝王著作冠于各代之首，《四库全书总目》亦列康雍乾御撰之书于各类清儒著述之前，皆《汉志》遗规也。乃《四库总目凡例》谓斯例出《隋志》，又斥《汉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直并《汉志》亦未细读矣，甚哉馆臣之陋！

以类相从例

《汉志》叙次群书，大半以类相从，秩然无混。即开卷《六艺略》“易”类言之，可以推知其例。首著《易经》十二篇，以下即标《易传》、《灾异》、《章句》三目，自《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丁氏》七家之书，以及《孟氏京房》十一篇，皆蒙上文《易传》二字，谓此诸家之书皆所以解说《易》义者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谓自周氏至丁氏七家蒙上文，而不知《孟氏京房》十一篇亦为《易》传，谬甚）。次录《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则皆蒙上《灾异》二字者也。末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则更明白矣。中惟《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介在《丁氏》八篇、《孟氏京房》十一篇之间，殊为错杂不伦。全祖望《读易别录》以《古五子》及《古杂》、《杂灾异》、《神输》之类，皆通说阴阳灾异及占验之属，《汉志》误入经部。舜徽案：《汉志》自分条刊刻以来，割裂破碎，多非本来旧第。如儒家《平原君》七篇，班氏自注云：“朱建也。”考朱建为汉初人，其书不应厕鲁连、虞卿之间，今本次第，盖后人误以为六国时平原君而移易之。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已言之矣。则《易》类此四种书或原本在《灾异》之下，而后人错乱之，未可知也。全氏必斥为误列，似亦太过。

每类中分标子目例

《汉志》总录群书，各归部类，而每类中又为厘析细目。扬榷言之，其途有二：《六艺略》中每标经传章句诸目于上，而后胪列书名于下，此举下事之例也（说见上篇）；至于《兵书略》中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数术略》中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伎略》中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悉胪列书名于前，而分标诸目于后，此题上事之例也。有斯二例，为用甚宏。亦有不列子目者，乃变例耳。

钞纂之书各归本类例

经子同为立言之书，惟圣言玄远，故解说多歧，百家异趣，故论议尤广。群经之有总义，诸子之有节钞，由来久矣。《汉志·六艺略》：《书》、《礼》、《春秋》、《论语》各有《议奏》数十篇，《孝经》复有五经杂议，乃后世五经总义之滥觞，亦犹经义汇解之意。《易》、《诗》二类无议奏，然《易》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诗》有《齐杂记》十八卷（班氏世传齐学），亦必总举同异，与议奏体制略近，是群经皆有总义矣。《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兵书略》技巧类有《杂家兵法》五十七篇，班氏自注不知作者，其义例亦无可考，然循名以察实，盖即后世节钞诸子之权舆也。班氏于说经之总义，诸子之节钞，各附载本类之末，其例至善。后世为书目者，于群经皆先录经说，而后及乎总论，于诸子悉胪列各家，而后及乎要删，实循刘、班之遗轨也。至于章氏《校雠通义》谓宜别立书钞一门，附诸史钞之后，则有感于后世学术苟简，而钞撮之编滋多，恶紫乱朱，用相区画。古人虽无此目，要亦礼以义起，又未可执此以尚论刘、班也。

于叙次中寓微旨例

章学诚尝以儒家类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乃官礼之遗，宜附之《礼经》之下，不合入于儒家（见《校雠通义》）。而不知此正有谓也。盖刘、班校录群书时，辨章学术之精意，俱可见于此，第未易为世俗浅夫道耳。儒者之效，在能匡时济物，以有为于当世，其次则贵明教化，以助熙平之治，荀子所谓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者是也。《汉志》儒家首列晏子，已隐然示人以大儒之效。自子思以下十二家，或游说列国（如孟轲、荀卿），或教授诸侯（如子思、李克），大抵宗师仲尼，以德显于当世，虽不克开物成务，而各怀淑世之术，使得志行于时，所建立亦不在小。虽徒托之空言，顾犹儒效之所寄，非后来著述敷演空论者比也。儒效之隐，原于汉世，史迁为《儒林传》，以纪当世经生，盖嘲之也。刘、班明于学术升降之机，故著录群书，间寓微旨，叙次七十子弟子之撰述既竟，继录《内业》以下至《功议》七家书，大抵皆经世布政之通论也。复续录《宁越》至《虞氏春秋》十一家之书，以明此诸子者虽非仲尼之徒，犹足以献策诸侯，立名当世，与汉世儒生大殊。其于汉儒之前，七十子之后，必以此十八家之书居其间，盖以明儒效，自广而狭，自著而微之迹耳。其旨深矣。乌呼！非深通乎道术之原者，曷足以语乎此乎！此所以后世书目家未有能学步者也。

标题第四

《隋书·经籍志》著录群书，标题甚明，首载某书若干卷，次举时世职位，而终之以某某撰（如史部云：《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前后一例，靡有错乱。然不可持此以上衡《汉志》。《汉志》于标题最不一致，而不一致之中又有例焉。

经典不标作者主名例

《汉志》于六艺本经，率不标作者主名，而惟于传训章句，详举姓字，非数典而忘祖也。世远年湮，不能直指为何人，宁阙毋误，盖慎之耳。观其叙论六艺，惟《易》更三圣，实有其人，《诗》、《书》萌芽甚早，《礼》、《乐》崩坏尤先，《春秋》乃鲁史旧名，《论语》由孔门同辑，不能遥溯古初，定其出于谁手，故著录时悉不载焉。盖先秦立言之书，皆出于不得已，自以己所知觉，不获及其躬而行之，姑垂空文以待后贤，苟得其人，举斯说以措之天下后世，犹及吾身自行之也。征诸古初立言者，莫不如此，故虽有所论述，未尝据以为私，而必以公诸天下。惟其有是心也，故每有所作，不署己名，先秦古书，大抵然矣。读章学诚《言公篇》，自可稍悟斯理。乃后世学者书未开卷，先辨真伪，苟未得其主名，辄臆定为赝鼎，任情轩轾，随声是非，终致经典束阁，不思窥览，岂不悖哉！善读书者，不问书出谁手，惟察陈义何如耳，斯又非深明著述本原者未可骤与语此也。

姓字上署职官例

古人为书，多无大题，著录之际，仓卒不得其书名，乃取其人姓字以当书号，复恐姓字或有雷同，遂并其职官尽载之，盖所以示区分也。《汉志》诸子、诗赋二略中，此类不少。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道家有《郎中婴齐》二十篇，纵横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待昭金马聊仓》三篇，杂家有《博士臣贤对》一篇，小说家有《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未央术》一篇，《诗赋略》中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阳城侯刘德赋》九篇，《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郎中臣婴齐赋》十篇，《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待诏冯商赋》九篇，《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车郎张丰赋》三篇，《骠骑将军朱宇赋》三篇，《东暆令延年赋》七篇，《卫士令李忠赋》二篇，《侍郎谢多赋》十篇，《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十三篇，《侍中徐博赋》四篇，《黄门书者王广吕嘉赋》五篇，《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左冯翊史路恭赋》八篇，斯皆明著位秩，义例昭显。后世簿录家必系作者官职，实本于此。

书出众手者署名例

《汉志》于众手修成之书，必明标某某等，如《诗赋略》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是也。其或前后续修而成者，则必俱载其姓字，如小学类有《仓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是也。推此例以为标题之式，则凡后世官修之书，虽不能尽载姓字，亦当称某某等而后可。唐修《五经正义》，本不出孔颖达一人之手，后人褒贬是书率归之孔氏一人，由标题误之也。可知此虽一字之微，而关系学术弥大，簿录家尤不可不慎。

书名从后人所定者标题例

《汉志》著录群书，仍用作者原题，此正例也。其变例亦复有二：一曰据刘向新定之名而标题也。《战国策》本号《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至于刘向，乃易今名（见向所撰《战国策叙录》）。淮南王书初名《鸿烈》，迨向校定，始号《淮南》（见高诱《淮南子注序》），《汉志》率循新称，是其例也。二曰遵时人习用简称而标题也。《史记·管晏传》：“太史公曰，吾读《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可知《晏子春秋》之名甚早，而《汉志》儒家但著录《晏子》八篇，不云“春秋”。《汉书·蒯通传》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可知蒯氏之书原自有名，而《汉志》纵横家但著录蒯子五篇，不称“隽永”。盖时人习用简称，相沿已久，故《汉志》亦率由不改耳。

注记第五

《汉志》有自注之例，凡句下之注不题姓字者，皆班氏原文。其标某某曰，则颜师古所集诸家之说也（《四库提要》已言之）。时代久远，传写多讹，故有正文在上，误脱于下，遂写为注语者。杂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注云：“王安。”原文当作《淮南王安内》二十一篇，自传写者误移“王安”二字于注，而文义乖矣。亦有涉下文而误增注语者，道家有《捷子》二篇，注云：“齐人，武帝时说。”此盖涉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而误衍四字耳（此条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已辨之）。错乱如此，理董实难。班氏原书自注之辞，经传写而夺佚者盖亦不鲜，今第就见存注记，条举数例。

标注书中大旨例

班氏志《艺文》，既不录群书解题矣，凡一书大旨率于注中举之。《六艺略》《易》类《古五子》十八篇，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书》类《周书》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记。”《议奏》四十二篇，注云：“宣帝时石渠论。”《春秋》类《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战国策》三十三篇，注云：“记春秋后。”《奏事》二十篇，注云：“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诸子略》儒家《周政》六篇，注云：“周时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注云：“法天地，立百官。”《谰言》十篇，注云：“陈人君法度。”《功议》四篇，注云：“论功德事。”《公孙固》一篇，注云：“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董子一篇，注云：“难墨子。”《高祖传》十三篇，注云：“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孝文传》十一篇，注云：“文帝所称及诏策。”《虞丘说》一篇，注云：“难孙卿也。”纵横家《秦零陵令信》一篇，注云：“难韩相李斯。”杂家《博士臣贤对》一篇，注云：“汉世，难韩子、商君。”小说家《周考》七十六篇，注云：“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注云：“古史官记事也。”即此二略求之，已详尽如此，而所录之书，十九不存于今，使非班氏注明大旨，孰从知其所言为何事乎？

标注书中篇章例

《六艺略》“《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论语古》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又《齐》二十二篇，注云：“多《问王》、《知道》。”《孝经古孔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又《孝经》一篇，注云：“十八章。”儒家《公孙固》一篇，注云：“十八章。”此皆明载篇章，而诸本异同之迹粲然可考，例至善也。若遇篇章有阙佚者，亦为注明。小学类《史籀》十五篇，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是也。

标注作者姓名例

《汉志》于群书既不录解题，则惟于注中标举姓字，厘析言之，其途复广：有直题某某作者，《春秋》类《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小学类《凡将》一篇，注云：“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注云：“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注云：“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训纂》一篇，注云：“扬雄作。”是也。有已举其姓于上，惟注名字于下者，《易》类《易传周氏》二篇，注云：“字王孙也。”《杨氏》二篇，注云：“名何，字叔元，菑川人。”《韩氏》二篇，注云：“名婴。”《王氏》二篇，注云：“名同。”《丁氏》八篇，注云：“名宽，字子襄，梁人也。”是也。有不能的指其人，而惟称举大限者，《礼》类《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是也。

标注作者行事例

刘向为群书叙录，于作者行事，纪述甚详，见存管、晏、孙卿、韩非诸录可复按也。《七略》删繁就简，其原本虽不可见，然亦必致详于作者事迹，开王俭《七志》于书名下立传之例（《广校雠略·序书体例论》中已详言之）。班氏采《七略》以入史，不录解题，然亦多为之方，以略记其生平。凡事迹见于《太史公书》者，则曰有列传，如儒家《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道家《筦子》，法家《商君》，纵横家《苏子》、《张子》，《诗赋略》《屈原赋》，《兵书略》吴起、魏公子之属是也。（颜师古于《晏子》下发其例云：“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或溯其师承，如《易》类，《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孙。”儒家《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俱注云：“孔子弟子。”《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是也。或明其家学，如《乐》类《雅琴师氏》八篇，注云：“传言师旷后。”儒家《漆雕子》十三篇，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启后。”是也。或举其德行，如儒家《晏子》八篇，注云：“孔子称善与人交。”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云：“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黔娄子》四篇，注云：“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是也。

标注作者时世例一

《诗》、《书》之序，盖即解题之权舆，今观三百篇，十九不知作者主名，序诗者亦不必求得其人以实之，此阙疑之义也。惟于作诗之时代必明著之，使诗中之辞有所传，而读者得以推寻政教之中失，风化之隆污，于以知此诗之所为作，其例至善。诗之大义，无外美刺，作序者于美刺之诗，尤必定其时代，以告后人，如《蝃圓》，止奔也，《相鼠》，刺无礼也，《干旄》，美好善也，使非作序者明定为卫文公时诗，则止奔之辞为何而发？又何由而刺无礼？何由而美好善？均蒙然而莫之悟。故后世叙录经籍者，亦必以考定时世为亟，作者之可知与否，又其次也。《汉志》总录群书，于撰述时代之易晓者，置而不注，于所难考，亦同阙疑。而细绎全志，则有明标时世之例焉。《六艺略》《礼》类有《封禅议对》十九篇，注云：“武帝时也。”《春秋》类《奏事》二十篇，注云：“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诸子略》儒家《周政》六篇，注云：“周时法度政教。”道家《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孙子》十六篇，注云：“六国时。”《郎中婴齐》十二篇，注云：“武帝时。”阴阳家《公孙发》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乘丘子》五篇，注云：“六国时。”《杜文公》五篇，注云：“六国时。”《南公》三十一篇，注云：“六国时。”《周伯》十一篇，注云：“齐人，六国时。”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纵横家《待诏金马聊仓》三篇，注云：“赵人，武帝时。”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农家《野老》十七篇，注云：“六国时，在齐、楚间。”小说家《封禅方说》十八篇，注云：“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注云：“武帝时。”若斯之流，悉明著其时，或兼详其地，而不必一一定为何人所作，此班氏之卓识也。后之考论经籍者，不务明其世，而必欲知其人，卒致其人不可必知，乃相率屏其书不观，岂通识哉！

标注作者时世例二

校录群书，固当致详于作者时世，能明定为何时人，斯固善之善者；如其不然，可取他人与同时者论定之。《汉志》道家《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老莱子》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孔子同时。”名家《邓析》二篇，注云：“郑人，与子产并时。”《惠施》一篇，注云：“名施，与庄子同时。”是其例也。其或生非并时者，又有称先后之例焉。观班氏注道家《列子》云：“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公子牟》云：“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郑长者》云：“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阴阳家《闾丘子》云：“名快，魏人，在南公前。”《将钜子》云：“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法家《慎子》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名家《尹文子》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墨家《田俅子》云：“先韩子。”《墨子》云：“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后。”《诗赋略》宋玉云：“楚人，与唐勒同时，在屈原后也。”此皆取世所共知之人以定作者时世，多为之方，以告后人，用心亦良苦。然其例非创自《汉志》也。太史公论列周末诸子详矣，独墨翟行事附见《孟荀列传》，寥寥数语，且称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并其时世不能遽定，而聊为存疑之辞。然则称并时，称先后，以知人论世，实出史迁，后之为书录者，可取则于斯矣。

人名易混者加注例

《汉志》于人名易混者，率为注明。儒家有《董子》一篇，注云：“名无心，难墨子。”《平原君》一篇，注云：“朱建也。”名家《毛公》九篇，注云：“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若斯之类，使非班氏逐一注明，则学者研习《志》文，于所谓董子者，必误以为仲舒，所谓平原君者，必误以为赵胜，所谓毛公者，必误以为毛亨或毛苌矣。

书名易混者加注例

《汉志》非特于作者姓字相同者别加标注也，于书名亦然。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注云：“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孝文传》十一篇，注云：“文帝所称及诏策。”此二书而必注明者，盖恐后人顾其名而视同传记耳。此就名之易混者言也。《书》类有《议奏》四十二篇，《礼》类有《议奏》三十八篇，《春秋》有《议奏》三十九篇，《论语》有《议奏》十八篇，《孝经》有《五经杂议》十八篇，班氏皆自注云：“石渠论。”此则深恐后人目为章帝建初中之《白虎议奏》，故亦必标明之。此就事之偶同者言也。

书系依托者加注例

审定伪书，亦刘、班启其端，今以《汉志》所载传疑之书考之，复得六例：有明定为依托而不能的指其人者，《诸子略》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兵书略》阴阳类有《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风后》十三篇，《图》二卷，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鬼容区》三篇，注云：“《图》一卷，黄帝时依托。”此一例也。有验之其语而知非出古人者。《诸子略》杂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六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依托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此二例也。有征之于事而知为伪者，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小说家有《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此三例也。有能推定依托之时代者，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此四例也。有明定为后世增加者，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小说家有《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此五例也。有不能辄定而聊为存疑之辞者，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此六例也。有斯六例，而后世辨伪之法，举莫能越于是矣。

疑不能明者加注例

《汉志》于所不知，复能阙疑。凡作者姓字及时世不能详者，则直注明之。儒家《内业》十五篇，注云：“不知作书者。”《谰言》十篇、《功议》四篇，俱注云：“不知作者。”农家《宰氏》十七篇、《尹部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俱注云：“不知何世。”《董安国》十六篇，注云：“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是其例也。其或审知书出谁手，而未得确证者，亦聊为存疑之辞。儒家有《河间周制》十八篇，注云：“似河间献王所述也。”阴阳家有《五曹官制》五篇，注云：“汉制，似贾谊所条。”是其例也。

毛诗故训传释例

经注之存于今者，莫古于《诗毛氏传》，文简义赡，与《尔雅》相表里。治故训者，必由此而后能涉其涯涘。陈硕甫尝称是书为小学之津梁，群书之钤键，不诬也。余反复熟读传文，而深叹条例缜密，后来传注家无能越斯检柙者。陈氏尝综其例，载于所著《毛诗说》中，顾未能及全书十之一也。因广其意，以旁推之，则有解字之例焉，有说经之例焉。

传之正例，必先说字而后解经，故诂训不嫌颠倒。

《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传：“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案此先释字谊，后明经恉，全诗莫不如此。其于经文有不顺者，则颠倒说之。《小雅·斯干》“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传：“半珪曰璋。裳，下之饰也。璋，臣之职也。”传必先释璋而后释裳者，为说字在前，解经在后耳。

其先明经恉，后说字谊者，变例也。

《鄘风》“君子偕老，副笄六珈”传：“能与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珈笄，饰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

分说字谊，悉依经文次第作解，亦有颠倒其字者，因文之便耳。

《鄘风·柏舟》“之死矢靡它”传：“矢，誓；靡，无；之，至也。至己之死，信无它心。”案传必先释“矢”、“靡”后释“之”字者，以与解经之语两“至”字相承耳。

单字易明者，以单字释之，层累而下。其辞已尽，则用“也”字以别之；辞未尽，不须用“也”字。

陈澧曰：“《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累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然亦有不尽然者。今考‘也’字不合传例之处，其下皆有《郑》笺，此由昔人因笺缀传下，传无‘也’字则文势不断，故增‘也’字以隔绝之。此已不当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于旧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逑，匹也。寤，觉；寐，寝也。‘善’字‘觉’字下皆增‘也’字，则段氏亦未知传例矣。”案陈氏此言，至为精谛。《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则传注中“也”字为俗学所妄增者綦多，自古然矣。

义不能竟者，则用“之”字以足成之。

陈澧曰：“《毛传》一字训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濩，煮之也’之类，其所训皆用韵之字。盖诗意本说思，因用韵，遂用‘服’字以代‘思’字，诗意本说煮，因用韵遂用‘濩’字以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训为思之也，煮之也。”

单字不足以尽形容者，则以叠字释之。

《邶风·击鼓》“忧心有忡”传：“忧心忡忡然。”《谷风》“有洸有溃”传：“洸洸，武也；溃溃，怒也。”《卫风·氓篇》“咥其笑矣”传：“咥咥然笑。”《芄兰》“容兮遂兮，垂带悸兮”传：“容仪可观，佩玉遂遂然，垂其绅带，悸悸然有节度。”《郑风·野有蔓草》“零露俇兮”传：“俇俇然，盛多也。”《陈风·宛丘》“坎其击鼓”传：“坎坎，击鼓声。”《小雅·蓼萧》“零露湑兮”传：“湑湑然，萧上露貌。”案此诸篇，皆经文一字，传文用叠字，以一言不足，重言之，以尽其形容也。亦有比况以说之者。《召南》“何彼塜矣”《传》：“塜，犹戎戎也。”《豳风·东山》“有敦瓜苦”传：“敦，犹专专也。”《小雅·采芑》“朱芾斯皇”传：“皇，犹煌煌也。”《十月之交》“噂沓背憎”传：“噂犹噂噂，沓犹沓沓。”皆是已。

反之，亦可以单字释叠字。

《大雅·板》篇“上帝板板”传：“板板，反也。”

其立训也，或明本字。

《魏风·葛屦》“要之棘之”传：“要，慳也。”《小雅》“皇皇者华”传：“皇皇，犹煌煌也。”案此二传皆以今字训古字，明“要”“皇”为初文，而“慳”“煌”为后起字也。

或言假借。

《周南·兔罝》“公侯干城”传：“干，扞也。”《汝坟》“惄如调饥”传：“调，朝也。”案此二传皆直指“干”为“扞”之假借，“调”为“朝”之假借，至明白而易知。亦有不直指者，《葛覃》传：“害，何也。”《绿衣》传：“曷，何也。”古“害”、“曷”声同，知“害”为“曷”之假借。

或随文作解。

《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传：“之子，嫁者也。”《邶风·燕燕》“之子于归”传：“之子，去者也。”《卫风·有狐》“之子无裳”传：“之子，无室家者。”《小雅·车攻》“之子于苗”传：“之子，有司也。”《鸿雁》“之子于征”传：“之子，侯伯卿士也。”案同一“之子”，而所解不同，以文之所在异耳。他若“季”本幼稚之通称，而《魏风·陟岵》“母曰嗟予季”传：“季，少子也。”“皎”为洁明之大号，而《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传：“皎，月光也。”莫不训随文立，初无定解。此类至繁，学者可以隅反。

或依经为谊。

案传谊依经立训，所在皆是。有得之本句者，“殷其雷”传：“殷，雷声也。”“嘒彼小星”传：“嘒，微貌。”“凄其以风”传：“凄，寒风也，”此类是已。有得之上下句者，《鄘风》“定之方中，命彼倌人”传：“倌人，主驾者。”传探下句“星言夙驾”立训。《小雅·北山》“鲜我方将”传：“将，壮也。”传承上句“嘉我未老”立训。《大雅·旱麓》“莫莫葛藟”传：“莫莫，施貌。”传缘下句“施于条枚”立训，皆其例也。

或探下章成释。

《周南·葛覃》首章传：“葛所以为嗖绤，女功之事烦辱者。”案此传探下章“是刈是濩，为嗖为绤”而言。

或蒙上章定诂，

《小雅·鹤鸣》首章“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传：“错，石也。”卒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攻，错也。”案此传蒙上章立训，故诂“攻”为“错”。

凡字数出者，又不限于首见发传。

《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字无传；《芣苡》传则云：“采，取也。”《邶风·凯风》“载好其音”，《泉水》“载脂载舝”，“载”字无传；《鄘风·载驰》传则云：“载，辞也。”

《经》有省文，《传》则益字以解之，

《召南·野有死麕》“有女如玉”传：“德如玉也。”《邶风·击鼓》“不我活兮”传：“不与我生活也。”《齐风·南山》“必告父母”传：“必告父母庙。”《陈风·衡门》“可以乐饥”传：“可以乐道忘饥。”《小雅·车攻》“有闻无声”传：“有善闻而无欢哗之声。”

经未的指，传则明言以贵之。

《邶风·旄丘》“必有与也”传：“言与仁义也。”“必有以也”传：“必以有功德。”《北风》“携手同归”传：“归有德也。”《王风·大车》“畏子不敢”传：“畏子大夫之政，终不敢。”《郑风》“有女同车”传：“亲迎同车也。”

或连举经文而实释一字。

《郑风》“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传：“荷华，扶渠也。其华菡萏。”案此，传实以“扶渠”释“荷”字，“华”则连经文而言之，又恐人误以扶渠当华，故申释之云：“其华菡萏”也。《曹风·蜉蝣》“蜉蝣掘阅”传：“掘阅，容阅也。”传但释“阅”不释“掘”，连经文而举之，故更及“掘”字。

或总释二名，以合为一辞。

《邶风·旄丘》“琐兮尾兮”传：“琐尾，少好之貌。”

或不明文解，而惟以训诂代经文。

《周南·汉广》“不可求思”传：“汉上游女无求思者。”案此传以“无”释经之“不可”。《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传：“不可以毁我周室。”是又以“不可”释“无”，皆以训诂代经文也。

或非其本义，而惟以比况通经意。

《邶风·谷风》“何有何亡，黾勉求之”传：“有谓富也，亡谓贫也。”《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传：“折言伤害也。”案“有”、“亡”非贫富之义，“折”亦无伤害之训，而经旨实以此况彼，故传率以“谓”字“言”字申说之，明其谊不在此也。凡传中用“谓”字“言”字立训者视此。

亦有逆释其字而语意乃见者。

《召南·殷其雷》“何斯违斯”传：“何此，君子也。斯，此；违，去也。”案传文“何此”释经“何斯”。下云“斯，此；违，去”释经“违斯”。传必倒释之者。以明“违斯”犹言“此去”耳。《小雅·白华》“樵彼桑薪，卬烘于煁”传：“卬，我；烘，燎也。煁，烓灶也；桑薪宜以养人者也。”其例亦同。

有逆释其句而辞旨始明者。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传：“愠，怒也。悄悄，忧貌。”案传先释“愠”，后释“悄悄”，是先释下句而后释上句也。经文二句，盖即《荀子·宥坐篇》“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之意，传逆释之，而意益明。

有不必依字解说，诂训即存乎其辞者。

案此与以训诂代经文，形似而实有不同。《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传：“非我无酒可以敖游忘忧也。”是传训“微”为“非”。《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传：“日乎月乎，照临之也。”是传以“居”、“诸”皆为语助。《小雅·蓼萧》“我心写兮”传：“输写其心也。”是传训“写”为“输”。《小雅·吉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传：“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传训“燕”为“安”。《大雅·思齐》“肆戎疾不殄”传：“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绝之而自绝也。”是传以“故今”训“肆”，“大”训“戎”，“害”训“疾”，“绝”训“殄”也。

有于经文实义不加注说，而惟释其虚词者。

《鄘风》“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传：“鹑则奔奔，鹊则彊彊然。”案此传惟以“则”字代“之”字。

经文上下句同义，传即以上句之字为下句之训。

《小雅·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乌斯革”传：“革，翼也。”

上下章同辞，传必总释于上章。

《召南·殷其雷》传：“振振，信厚也。”《邶·北风》传：“虚，虚也；亟，急也。”案《殷其雷》、《北风》皆末二句同辞，以及《桑中》末三句同辞，《汉广》末四句同辞，《黍离》、《园有桃》、《秦黄鸟》末六句同辞，而其义皆总释于上章。

上下章同意，上章已传，下章即承上章之字作传。

《郑风·风雨》首章“鸡鸣喈喈”传：“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次章“鸡鸣膠膠”传：“膠膠，犹喈喈也。”《唐风·羔裘》首章“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传：“袪，袂末也。居居，怀恶不相亲比之貌。卒章“羔裘豹袖，自我人究究”传：“袖，犹袪也。究究，犹居居也。”《秦风·蒹葭》首章“蒹葭苍苍”传：“苍苍，盛也。”次章“蒹葭凄凄”传：“凄凄，犹苍苍也。”卒章“蒹葭采采”传：“采采，犹凄凄也。”《陈风·东门之杨》首章“其叶牂牂”传：“牂牂然，盛貌。”卒章“其叶肺肺”传：“肺肺，犹牂牂也。”《小雅·巷伯》三章“缉缉翩翩”传：“缉缉，口舌声。翩翩，往来貌。”四章“捷捷幡幡”传：“捷捷，犹缉缉也。幡幡，犹翩翩也。”《蓼莪》五章“南山烈烈，飘风发发”传：“烈烈然至难也。发发，疾貌。”六章“南山律律，飘风弗弗”传：“律律，犹烈烈也。弗弗，犹发发也。”

于所易晓，上章不发传，下章亦承上章经文以立训。

《召南·羔羊》首章“羔羊之皮”无传，次章“羔羊之革”传云：“革，犹皮也。”《郑缁·衣》首章“缁衣之宜兮”无传，次章“缁衣之好兮”传云：“好，犹宜也。”《有女同车》首章“颜如舜华”无传，卒章“颜如舜英”传云：“英，犹华也。”《萚兮》首章“风其吹女”无传，卒章“风其漂女”传云：“漂，犹吹也。”《豳风·九罭》次章“于女信处”无传，三章“于女信宿”传云：“宿，犹处也。”《小雅·白驹》首章“以永今朝”无传，次章“以永今夕”传云：“夕，犹朝也。”《小明》四章“无恒安处”无传，五章“无恒安息”传云：“息，犹处也。”案此皆释单字之例。其解叠字，亦复同之。其例甚繁，不烦悉举。

复有上下章互词以见意者。

《周南·汉广》二章“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传：“翘翘，薪貌。”卒章“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传：“蒌，草中之翘翘然。”案此传分释二物，辞虽异而义赖以互明。从知楚亦木中之翘翘，蒌亦翘翘之薪矣。其解字谊亦多此例。《邶风·北门》二章“政事一埤益我”传：“埤，厚也。”卒章“政事一埤遗我”传：“遗，加也。”上章训“埤”为“厚”，不为“益”作训，卒章训“遗”为“加”，不为“埤”作训，传谊可互见也。

或上下章所释之字意近，传得比况以说之，

《魏风·伐檀》首章“寘之河之干兮”传：“干，崖也。”次章“寘之河之侧兮”传：“侧，犹崖也。”

义已具于他篇者，传亦得比况以说之。

《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传：“靡靡，犹迟迟也。”案传于《邶风·谷风》“行道迟迟”已云：“迟迟，舒行貌。”此处不烦更释，故但比况明之。

释叠字或以易解通难晓。

《召南·草虫》“忧心忡忡”传：“忡忡，犹冲冲也。”《魏风·葛屦》“掺掺女手”传：“掺掺，犹纤纤也。”《小雅·正月》，“忧心惨惨”传：“惨惨，犹戚戚也。”“裳裳者华”传：“裳裳，犹堂堂也。”

或以今辞明古谊。

《邶风·柏舟》“耿耿不寐”传：“耿耿，犹儆儆也。”《唐风·绸缪》传：“绸缪，犹缠绵也。”《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士”，传：“蔼蔼，犹济济也。”

或以常言证僻语，

《陈风·泽陂》“中心悁悁”传：“悁悁，犹悒悒也。”《小雅·斯干》：“约之阁阁”传：“阁阁，犹历历也。”

释形状字，或就经文本句以立训。

《鄘风·柏舟》“髧彼两髦”传：“髧，两髦之貌。”《干旄》“孑孑干旄”传：“孑孑，干旄之貌。”《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传：“瑳，巧笑貌。”《王风》“啜其泣矣”传：“啜，泣貌。”《齐·猗嗟》“巧趋跄兮”传：“跄，巧趋貌。”《魏·伐檀》“坎坎伐檀兮”传：“坎坎，伐檀声。”《唐·杕杜》“其叶菁菁”传：“菁菁，叶盛也。”《鸨羽》“肃肃鸨羽”传：“肃肃，鸨羽声也。”《秦·车邻》“有车邻邻”传：“邻邻，众车声也。”《豳·东山》“零雨其濛”传：“濛，雨貌。”“蜎蜎者蠋”传：“蜎蜎，蠋貌。”“町畽鹿场”传：“町畽，鹿迹也。”《小雅·湛露》“湛湛露斯”传：“湛湛，露茂盛貌。”《采芑》“伐鼓渊渊”传：“渊渊，鼓声也。”《鸿雁》“肃肃其羽”传：“肃肃，羽声也。”《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传：“烨烨，震电貌。”《信南山》“雨雪雰雰”传：“雰雰，雪貌。”《司弁》“有司者弁”传：“司，弁貌。”《白华》“英英白云”传：“英英，白云貌。”《瓠叶》“幡幡瓠叶”传：“幡幡，瓠叶貌。”

或取诸物之形性以立训。

《秦风·黄鸟》“交交黄鸟”传：“交交，小貌。”

其不可以质言者，则用意字形容之。

《王风·黍离》“悠悠苍天”传：“悠悠，远意。”《兔爰》“有兔爰爰”传：“爰爰，缓意。”《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传：“施施，难进之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传：“冲冲，凿冰之意。”《小雅·正月》“忧心惸惸”传：“惸惸，忧意。”《巧言》“蛇蛇硕言”传：“蛇蛇，浅意。”

诠释名物，多以今名通古名。

《小雅·小弁》“弁彼鸴斯”传：“鸴，卑居；卑居，雅鸟也。”案传以“雅鸟”释“卑居”，是以今通古也。此类繁矣。

二名并举，必详其别。

《召南·采珋》“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传：“方曰筐，圆曰筥，有足曰锜，无足曰釜。”案传中此例至多，不烦悉列。

或道物之性，以明经义。

《周南·芣苡》传：“芣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任焉。”《麟之趾》传：“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案此二传，末一语皆足以发明经恉，非徒诠释名物而已。《郑风·将仲子》次章“无折我树桑”传：“桑，木之众也。”卒章“无折我树檀”传：“檀，彊忍之木。”传以《经》文必举桑、檀为言者，喻段之得众恃彊也，故具道其性以明之。

或详说其制，以广传训。

《小雅·车攻》“大庖不盈”传：“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大雅·绵》“作庙翼翼”传：“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案二传皆引经传旧文以广之。

或旁推于经文之外，以申成其恉，

《召南·行露》“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传：“《昏礼》纯帛不过五两。”案诗言不足者，礼不足中，故传引《昏礼》之制以申成之。

于所易晓，则不详释。

《周南·汝坟》“鲂鱼赪尾”传：“赪，赤也。鱼劳则尾赤。”案传不详鲂为何鱼，以尽人所知，故阙而不解。

此解字之例也。亦有似解字而实释经旨者。

《郑风·女曰鸡鸣》“与子宜之”传：“宜，肴也。”

其解说用“言”字者，皆所以明经旨也。

《鄘风·君子偕老》“鬒发如云”传：“如云，言美长也。”《齐风·敝笱》“其从如云”传：“如云，言盛也。”《大雅·韩弈》“祁祁如云”传：“如云，言众多也。”案同一“如云”，而所在义殊，传皆随文立训，以明经旨耳。至于总释句谊，亦多用“言”字申明之。《豳界·东山》“亲结某缡，九十其仪”传：“九十其仪，言多仪也。”《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传：“是则效，言可法效也。”此类是已。

分说句谊，或兼下句为释。

《关雎》“琴瑟友之”传：“宜以琴瑟友乐之。”案此传兼下“钟鼓乐之”句为释。

或兼上句为释。

《桃夭》“宜其室家”传：“宜以有室家无逾时者。”案此传兼中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为释。《正义》云：“桃少，故华盛，以喻女少而色盛。”是其义也。

或探下句为释。

《小雅·车攻》“驾言四牡，四牡弈弈”传：“言诸侯来会也。”案此传探下句“会同有绎”为释。

经文字倒，传顺释之，

《周南·葛覃》“施于中谷”传：“中谷，谷中也。”案传中此例至多，如“中林”“林中”、“中河”“河中”、“中阿”“阿中”、“中泽”“泽中”皆是。其他句中用字偶倒者，亦率顺释其义。《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澣衣”传：“如衣之不澣矣。”“日月逝不相好”传：“不及我以相好。”是也。

经文辞反，传正说之，

《召南·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传：“岂不，言有是也。”

亦有倒经文之句以成释，

《齐风·鸡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传：“苍蝇之声有似远鸡之鸣。”《桧风·羔裘》“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传：“日出照曜，然后见其如膏。”

逆其意以作解。

《郑风·扬之水》“不流束楚”传：“激扬之水可谓不能流漂束楚乎。”《曹风·候人》“不濡其翼”传：“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大雅·文王》“不显亦世”传：“不世显德乎。”《执竞》“不显成康”传：“不显乎其成功而安之也。”案传皆加一“乎”字以足其义，反其意以释之。

牾其辞以立说者。

《周南·桃夭》“宜其家人”传：“一家之人，尽以为宜。”《召南·鹊巢》“百两成之”传：“能成百两之礼也。”《邶风·终风》“莫往莫来”传：“人无子道以来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王风·葛藟》“终远兄弟”传：“兄弟之道已相远矣。”

其释章谊，或于首章统下章而释之。

《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传：“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鄘风·墙有茨》“不可扫也”传：“欲扫去之，反伤墙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传：“能与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案此诸传皆统下章为释。

或于末章统上诸章而释之。

《桃夭》“其叶蓁蓁”传：“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体至盛也。”案此传统上章为释。

一章之中，有义具于彼，而可互见于此者。

《召南·采蘩》次章“被之祁祁，薄言还归”传：“祁祁，舒迟也，去事有仪也。”案传以“去事有仪”释“祁祁”，则章首“被之僮僮”为助祭初来之仪可知。

有似释章旨，而实关说全篇者。

《齐风·卢令》首章传：“人君能有美德，尽其仁爱，百姓欣而奉之，爱而乐之，顺时游田，与百姓共其乐，同其获，故百姓闻而说之，其声令令然。”案此传实总全篇为释，非为一章发也。

总释全篇大旨，或于首章发之。

《王风·采葛》首章传：“事虽小，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秦风·无衣》首章传：“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小雅·鹤鸣》首章传：“言身隐而名著也。”《白驹》首章传：“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我行其野》首章传：“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弃其旧姻而相怨。”《何草不黄》首章传：“言万民无不从役。”

或于次章发之。

《王风·黍离》次章传：“诗人自黍离离见稷之德，故历道其所更见。”

或于末章发之。

《召南·采珋》卒章传：“珋藻，薄物也。涧潦，至质也。筐、筥、锜、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

或分说于诸章。

《郑风·子衿》首章“子宁不嗣音”传：“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次章“子宁不来”传：“不来者言不一来也。”卒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传：“言礼乐不可一日而废。”案三章传义皆厚望学子来习之意，合观之而《经》旨明。

或总诠于一义。

《齐风·东方之日》首章传：“日出东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卒章传：“月盛于东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

或于篇末引旧说以证明之。

《卫风·木瓜》卒章传：“孔子曰‘吾放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案传中引儒先语以明经旨者，其例不少。又有全录昔人论《诗》之言而不益以己说者。《小雅·小弁》篇末引孟子为高子论《诗》之语以申之是也。

此说经之例也。若夫《国风·关雎》传总论《周》、《召》二《南》之义，《小雅·四牡》传总论《大雅》、《小雅》诸篇之义，此又统全书以立说，未可以章句限之矣。

世说新语注释例

叙　目

校释第一

阐述第二

论事第三

品人第四

纠谬第五

阙疑第六

昔人常言注书难于著书，良以著书但抒己见，意尽辄已，不受制于人，注古人之书，则语必溯原，事必数典，非博涉多通，殆未足以语乎此。而注史之业，尤难于说经。盖立言之书，但循文立训，蕲至明达而止。至于记事之书，取材多途，或传闻异辞，或一事殊载，注之者势必博采广征，辨其异同，补其疏漏，此其所以不易为也。《世说新语》一书，昔人虽列之子部小说家，而实为记事之作，乃乙部之支流，诸史之羽翼，得刘孝标为之注，而其用益宏。昔人恒取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并论。盖三书同为佚籍渊薮，为考史者所重，至于义例之缜密，考订之精审，则二注虑犹不逮是书远甚。高似孙《纬略》亟称刘注引援详确，堪为注书之法，非偶然也。余既耽习其书，略有窥悟，乃出暇日，纂其义例，厘为六类，撰成是篇，而孝标注书之要具于斯矣。顾是书传世既久，窜乱滋甚，有刘义庆自注之辞杂入孝标注中者，亦有后人附记之语杂入注中者，《文学篇》“僧意在瓦官寺中”条下注云：“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此义庆自注之辞也（所谓众本，乃指撰述时取材之底本）。《假谲篇》“温公丧妇”条下注有云：“谷口云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此后人附记之语也。传写既讹，理宜简汰，今悉不取以发例云。公元一九四三年七月张舜徽记。

校释第一

昔郑玄注《仪礼》，取今文古文二本参校，而俱记其异同，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后之校书者咸效之。盖注述之业，首必广罗异本，详加勘对，而后能辨厥是非，订其讹谬，故注书之时尤以校勘为先，由来尚矣。孝标之注《世说》，亦复尽心于此。有一字不同者则记之。

《雅量篇》“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窃从帐中与宣武言”，注云：“帐一作帷。”（此类甚多，不能悉数，惟举首见发例，下皆仿此。）

二字不同者则记之。

《自新篇》“周处年少时”条“山中有邅迹虎”，“邅迹”二字下注云：“一作白额。”

文字互倒者则记之。

《德行篇》“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条“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注云：“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辞句全异者则记之。

《雅量篇》“裴遐在周馥所”条“直是瓤当故耳”，注云：“一作真是斗将故耳。”

内容有出入者则记之。

《赏誉篇》“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条，注云：“按蔡所论士十六人，无陆机兄弟，又无‘凡此诸君’以下，疑益之。”

及其诠释文字，则上稽《尔雅》、《说文》、群经传注，学于古训，言皆有据，凡所征引，无烦举例。至于孝标自为训解，不乏精诣。大氐字义难明者则释之。

《轻诋篇》“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条“箸腻颜帢”，注云：“帢，帽也。”

字音难明者则释之。

《轻诋篇》“高柔在东”条“在角椥中”，注云：“椥，奴角反。”

或因文立训。

《赏誉篇》“林公谓王右军”条“如恨不苦”，注云：“苦，谓穷人以辞。”

或说以方言。

《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何乃渹”，注云：“吴人以冷为渹。”

解故实则援引旧说。

《言语篇》“蔡洪赴洛”条“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注云：“旧说云：隋侯出行，有蛇斩而中断者，侯连而续之，蛇遂得生而去。后衔明月珠以报其德，光明照夜同昼，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赋》所谓隋侯鄙其夜光也。”

明制度则征及燕谈。

《方正篇》“王中郎年少时”条“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注云：“按《王彪之别传》曰：彪之从伯导谓彪之曰：‘选曹举汝为尚书郎，幸可作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考名物则上稽《雅》诂。

《纰漏篇》“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条：“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注云：“《尔雅》曰：‘螖蠌小者劳，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于蟹，而大于彭螖，即《尔雅》所谓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状甚相类。蔡谟不精其小大，食而至弊，故谓读《尔雅》不熟也。”

斯并立言有本，不尚空谈，脱非博学广揽，闻见周洽，谅亦无能从事于斯者矣。

阐述第二

自魏晋盛行清谈，《世说》实综采其妙语，辞旨玄远，非阐述不明。孝标作注，实肩斯任。凡交谈中有取譬较僻者，则明方俗以证之，

《言语篇》“满奋畏风”条“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注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

语意非证说不了者，则引俗语旧事以明之，

《言语篇》“中朝有小儿父病”条“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注云：“俗传行疟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尝谓景丹曰：‘尝闻壮士不病疟，大将军反病疟耶？’”

语意实本前人而未明引者，则援据旧义以释之。

《方正篇》“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条“小人都不可与作缘”，注云：“孔子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刘尹之意，盖从此言也。”

语意实有所指而其事不见经传者，则取证旧语以疏通之。

《轻诋篇》“桓南郡每见人不快”条“君得哀家梨，当复不烝食不？”注云：“旧语，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释。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凡语意易明者，则惟简约数言以概括其旨。

《文学篇》“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注云：“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此例甚多，不能尽举。）

难知者，则引申发明以敷畅其理。

《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条“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注云：“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瓤，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覈，易覈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舜徽按：此外如《文学篇》“客问乐令旨不至者”条，注以藏舟飞鸟喻至不至、去不去之理，《品藻篇》简文云条，注阐明巧俊取败之故，皆甚精辟。

若斯之流，咸能阐述理要，以片言摄其妙谛，探赜索隐，足解人颐，此又孝标之所长也。

论事第三

《世说》之为书，虽归于纪实，而与史传究殊。史传以人为本，首尾具见，《世说》乃以事为主，各分门类，惟取其属于是类者书之耳。凡所取材，或记载不同，或传闻有异，遂致以无为有，移甲作乙。孝标作注，就所知者为论证焉。凡事之不近情理者则疑之。

《言语篇》“孔融被收”条，注引《魏氏春秋》以明取材所本，复驳难之云：“孙盛之言，诚所未譬，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安有见父被执而无变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将死而废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犹若兹，而况颠沛哉？盛以此为美谈，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也。”

语之彼此雷同者则疑之。

《言语篇》“蔡洪赴洛”条下，注云：“按华令思举秀才，入洛与王武子相酬对，皆与此言不异，无容二人同有此辞，疑《世说》穿凿也。”

情之与实不符者则驳之。

《言语篇》“陶公疾笃”条“都无献替之言”，注引王隐《晋书》所载侃临终二表，而终结之云：“有表若此，非无献替。”

行之因相似而误者则辨之。

《政事篇》“陈仲弓为太丘长”条下注云：“按后汉时贾彪有此事，不闻寔也。”舜徽按：此外如《品藻篇》“明帝问周伯仁”条下注：“辨其事乃谢鲲比亮，而非周姸。”《贤媛篇》“陶公少时作鱼梁吏”条下注：“辨其事出于吴司徒孟宗，而非陶侃。”《假谲篇》“王右军年减十岁时”条下注：“辨其事出于王允，而非羲之。”皆斯例也。

位之由传闻失实者则正之。

《文学篇》“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注云：“按庾亮僚属名及《中兴书》，浩为亮司马，非为长史也。”（此例尚多，兹不尽举。）

或考之年辈而知事之必无。

《赏誉篇》“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注云：“按谢尚年长于惔，神颖夙彰，而曰北面于刘，非可信。”

或稽之情实而知言之虚罔。

《赏誉篇》“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注云：“按述虽简，而性不宽裕，投火怒蝇，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虚相褒饰，则《世说》谬设斯语也。”

或征之他书而知记载之非理。

《容止篇》“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注云：“《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按此言，则晏之妖丽本资外饰，且晏养自宫中，与帝相长，岂复疑其形姿，待验而明也？”

或按之交谊始末而知叙述之不真。

《假谲篇》“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条下，注云：“按袁、曹彼由鼎跱，迹始携贰，自斯以前，不闻仇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剑也？”

斯并自抒所见，以证旧闻，不苟同于临川者也。若夫考定佛经之行中国，始自哀、成。

《文学篇》“殷中军见佛经”条下注引《列仙传》、《魏略》诸书所言，而终断之云：“验刘向、鱼豢之说，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则牟传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盖明帝遣使广求异闻，非是时无经也。”

论断挽歌之所起甚早，非始于田横。

《任诞篇》：“张撅酒后挽歌甚凄苦”条下，注博引群书，而终断之云：“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

则又语关证史，卓有发明，信能上订旧说之谬，下释世俗之惑也。

品人第四

《世说》分门类事，不外扢扬风雅，评骘人物。孝标作注，论事之外，亦涉臧否，每比拟二人略加衡鉴。或校论其志性。

《品藻篇》“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条，注云：“按太尉刘寔论王肃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性嗜荣贵，不求苟合，治身不秽，尤惜财物，王、郗志性，傥亦同乎！”

或絜量其德才。

《品藻篇》“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注云：“羊祜德高一世，才经夷险，渊源蒸烛之曜，岂喻日月之明也。”

或比傅其嗜尚。

《伤逝篇》“王仲宣好驴鸣”条，注云：“按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说其母，人之所好，傥亦同之。”

斯皆因此及彼，逐类以求之明例也。至于贬斥人物，语不轻发，傥实迹昭彰，则义无宽贷，故观人行事，曾狗彘之不若者，则直斥之为非人。

《识鉴篇》“王大将军既亡”条“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注云：“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郦寄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如此讥评，在注中殊不多见，亦有以见孝标之致慎于抨弹也。若夫察人行事，贵取其全，凡《世说》所记，不免于吹毛索瘢，或传闻失实者，孝标每从而昭白之。故有重其雅量而不信其有轻薄之行者。

《轻诋篇》“庾公权重”条“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注云：“按王公雅量通济，庾亮之在武昌，传其应下，公以识度裁之，嚣言自息，岂或回贰有扇尘之事乎？”

有钦其名德而不信其有侮蔑之语者。

《尤悔篇》“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注云：“按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

此又权量物情，意存仁厚，扬善阐幽，可敦薄俗者也。亦有名德巨公，受谤千载，孝标作注，必为申雪。《世说》所记，若陈寔之被髡。

《言语篇》“颍川太守髡陈仲弓”条，注云：“按寔之在乡里，州郡有疑狱不能决者，皆将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辞，或托狂悸，皆曰：‘宁为刑戮所苦，不为陈君所非。’岂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卫，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谓东野之言耳。”

马融之多忌。

《文学篇》“郑玄在马融门下”条，注云：“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

韩寿之逾墙搂人处子。

《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注云：“《晋诸公赞》曰：‘寿字德真，南阳赭阳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

皆羌无故实，事出诬罔，注悉能张正义之辞，辨无稽之毁，有功先贤，尤不可泯矣。《世说》登录人物，多至百余，别号纷繁，易乱人目，孝标作注，必一一征引杂传谱状之属，详其阀阅里望，家世勋业，以补临川之遗。凡人行事，多于专条叙记处载之，其或先此又附见于他人行事之中者，则于附见处注之曰别见。

《德行篇》“吴郡陈遗家至孝”条“袁府君”下，注云：“山松别见。”（此类甚多，但举首见发例，下皆仿此。）

若其人行事已详于前者，则于后见处注之曰已见。

《政事篇》“陈元方年十一时”条，注云：“陈纪已见。”

或曰已别见。

《政事篇》“陈仲弓为太丘长时”条，注云：“陈寔已别见。”

或曰已见上。

《赏誉篇》“裴令公目夏侯太初”条，注云：“玄会、嘏涛并已见上。”

由此可知其隶事既分主从，属辞复避重复，学者究绎注文，多识往事，非特有裨博闻，抑亦足资证史矣。

纠谬第五

临川之为《世说》，或取之杂史，或得诸传闻，刺缪纷错，自所难免，加以成书仓卒，尤多疏漏。孝标注述之际，从事刊订，后人推重其书，盖亦以此为大。综其辨证史实之讹误，有考之以时而知其事之乌有者。

《言语篇》“刘公幹以失敬罹罪”条，注云：“按诸书或云桢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后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谓桢得罪黄初之时，谬矣。”舜徽按：《品藻篇》“明帝问周侯”条，注云：“按姸死弥年，明帝乃即位，《世说》此言妄矣。”此皆事出于身后而孝标断知其谬之例也。亦有事出太早，与实情不符者，《规箴篇》“谢中郎在寿春败”条“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捐益之言”，注云：“按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邪？《世说》此言，迂谬已甚。”此亦孝标考之以时而知其与事实不合者。

有稽之于实而知其事之虚罔者。

《假谲篇》“温公丧妇”条，注云：“按温氏谱，峤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琊王诩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

有揆之以情而知其事之全非者。

《尤悔篇》“王浑后妻琅琊颜氏女”条，注云：“婚姻之礼，人道之大，岂由一不拜而遂为妾媵者乎？《世说》之言，于是乎纰缪。”

有证以他书而知事之不足信者。

《捷悟篇》“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条，注云：“按《晋阳秋》、邓《纪》皆云：敦将至，峤烧朱雀桥以阻其兵，而云未断大桁，致帝怒，大为讹谬。”舜徽按：此外如《贤媛篇》“贾充前妇是李丰女”条，注言“李氏不还，别有余故”，驳《世说》所云自不肯还之谬。又“李平阳秦州子”条，注言“李重以疾卒”，驳《世说》所云自裁之谬，皆参证他书而知其误者也。

至于考定人物，或正其尊卑之谬。

《言语篇》“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条，注云：“按《魏书》：帝于后园为象母起观。名其里曰渭阳，然则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阳为馆名，亦乖旧史也。”

或订其名分之非，

《贤媛篇》“周浚作安东时”条，注云：“按周氏谱，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为妾，妄耳。”

或纠其称说古人以甲为乙之误。

《言语篇》“蔡洪赴洛”条“大禹生于东夷”，注云：“按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戎人也。则东夷是舜，非禹也。”

《世说》记言，复多乖牾，有语出于甲而误以为乙者，注则正之。

《识鉴篇》“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注云：“按《世语》曰：‘玄谓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孙盛《杂语》曰：‘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世说》所言，谬矣。”

有其人实不合为此语者，注则驳之。

《品藻篇》“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注云：“武帝兆祸乱，复神州，在斯而已，舆隶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俊乎？此言非也。”舜徽按：此外如《贤媛篇》“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注云：“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皆孝标揆之情理，确知其不如此者。

若夫记一时习尚，或与实不符。

《品藻篇》“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注云：“《魏氏春秋》曰：‘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

记因故转官，或叙述多谬。

《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条“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注云：“按《中兴书》，愔辞此行，温责其不从，转授会稽，《世说》为谬。”

记事物缘起，或论断失真。

《巧艺篇》“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注云：“傅玄《弹棋赋》叙曰：‘汉成帝好蹴踘，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今观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则弹棋之戏其来久矣。且《梁冀传》云：冀善弹棋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谬矣。”

注皆依据旧文，详为刊正，隐然示后世以校史之法，不第为临川功臣已也。

阙疑第六

昔贤论学，恒重阙疑，良以一人智难遍物，不知则阙，既以杜欺伪之端，亦以彰谦抑之美，孝标于此，三致意焉。其于无所知者，则注曰未闻。

《言语篇》“王中郎甚爱张天锡”条“因时修制荀、乐之风”，注云：“荀姸、荀勖修定法制，乐则未闻。”

或曰未详。

《德行篇》“吴郡陈遗家至孝”条，注云：“未详。”（此类甚多，但举首见发例，下皆仿此）

或曰未详某某。

《品藻篇》“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条，注云：“未详宋祎。”

或曰未详某某氏族所出。

《言语篇》“庾法畼造庾太尉”条，注云：“法畼氏族所出未详。”

凡二说不同者，则详载其辞。

《文学篇》“袁宏始作《东征赋》”条下，注引《续晋阳秋》所记与《世说》异者，而终结之云：“二说不同，故详载焉。”舜徽按：二说不同者，但录异文，不加论断，此亦孝标阙疑之法也。他如《容止篇》“潘岳妙有姿容”条下注、《排调篇》“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下注，皆备引《语林》之文，《汰侈篇》“石崇每要客燕集”条下注引王隐晋书，悉用此法。

语之小异者亦录之。

《赏誉篇》“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注引《续晋阳秋》，而终结之云：“其语小异，故详录焉。”

事实有出入者，则著一说以明之。

《伤逝篇》“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条，注云：“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吊之。”

事有不可解者，则但为存疑之辞。

《赏誉篇》“谢公领中书监”条“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注云：“按王询小字法护，而此言阿瓜，未为可解，傥小名有两耳？”

或疑文辞有阙。

《文学篇》“殷、谢诸人共集”条，注云：“谢有问，殷无答，疑阙文。”

或疑人物已乖。

《赏誉篇》“许玄度送母”条，注云：“按询集，询出都迎姊，于路赋诗，《续晋阳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缪矣。”

疑不能明者，则曰以待通识。

《政事篇》“陈元方年十一时”条“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注云：“检众《汉书》，袁氏诸公未知谁为邺令，故阙其文，以待通识者。”

或曰以俟通博。

《任诞篇》“张撅酒后挽歌甚凄苦”条下，注引《谯子·法训》，而终结之云：“谯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

孝标冲抑之怀，可见于此矣。考是注征引之书，凡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其涉览所及，可云博矣，犹复缺所不知，务绝臆断，谦谨笃实之致，允足为后世注书家楷式也。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书名页

广校雠略自序

广校雠略卷一

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

右论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

右论目录学名义之非

著述体例论十篇

右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

右论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

右论拟古著书之始

右论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

右论编述体例

右论《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

右论钞纂之书不可混于著述

右论钞纂之书日盛而著述日衰

右论官修之书无关著述

右论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

著述标题论八篇

右论古人著述皆书成之后始有大题

右论《论语》《孟子》之名皆后人补题

右论一书而数易大题者宜详其变革

右论著述自为篇题起于记事之书

右论诸子名篇新异为著述之始衰

右论经传篇题多经后人增损

右论古书分章别题皆后人所加

右论篇中之标题

广校雠略卷二

作者姓字标题论五篇

右论古初著述不自署名之故

右论魏以后学者始自名其书为子

右论说经之书称氏皆出于后人追题

右论后世著述自题某学之谬

右论著述自题姓字之始

补题作者姓字论四篇

右论误以传学之人为著书之人

右论误以后师之书为古人之书

右论误以注述为著作

右论误以承学为先师

援引古书标题论八篇

右论称引书名之失实

右论称引书名之从省

右论称引书名有不宜从省者

右论称引书名有增新于其旧者

右论称引官修诸书不当标举一人

右论书有名近而实殊者不可连举并称

右论称引篇目不可据后人改本删标题字

右论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

广校雠略卷三

序书体例论五篇

右论序书之正体

右论序书之变例

右论后人移古书序目于篇首

右论后人著书不复为叙传之故

右论传注家序书之体

注书流别论二篇

右论注述之业不外十科

右论集解义疏体例

书籍传布论二篇

右论简纸与篇卷

右论印刷术盛行后之利弊

书籍散亡论二篇

右论书之亡佚不尽由于兵燹

右论书籍散亡之迹

簿录体例论四篇

右论簿录所载未必能概一代之全

右论史志之不同于官簿私录

右论著录之例一书不嫌重见

右论造书目者止录当代著述始于王俭《七志》

部类分合论七篇

右论五经总义

右论起居注与实录

右论纪事本末

右论史钞

右论时令

右论谱录宜归类书

右论小说

广校雠略卷四

书籍必须校勘论二篇

右论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之关系

右论字体误增一笔误省一笔之关系

校书非易事论四篇

右论校书贵任专才

右论校书必资众手

右论校书必熟于群籍

右论校书必深于小学

校书方法论六篇

右论不可轻于改字

右论取相类之书对校

右论据古注以校正文

右论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

右论旧本书不可尽据

右论宋刊本不可尽据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三篇

右论考证家不妄改字

右论考证家之校勘复有专门博涉二派

右论金坛段氏之勇于改字

审定伪书论三篇

右论汉人辨伪之法

右论伪书不可尽弃

右论古书多附益之笔

搜辑佚书论五篇

右论辑佚之依据

右论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

右论辑佚之难于别择

右论辑佚之必须有识

右论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

广校雠略卷五

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

右论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

右论郑氏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

右论经师家法亡于东汉

右论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者

右论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右论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

右论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右论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

右论宋人经说不可尽废

右论宋世私门校书之盛

右论清代兴起之师

右论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

右论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

右论道咸以下清学渐衰

右论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

右论道咸以下学者模拟著书之非

右论群经新疏未必尽善

右论专精与博通之辨

附录三种

汉书艺文志释例

毛诗故训传释例

世说新语注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