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

□　刘剑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

现在，让我将时间像推排门那样往前推。不断出现的门缝里泄露出上世纪各个年代的模糊人影、浑浊声音、黯淡灯光、凋谢植物、飞扬尘土和绝望叹息。它们古旧陌生，但却优美寥远。再往前，一直推到1917年，然后将门打开。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一条洁白崭新的裹脚布，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从黑暗中刺过来，手持这把剑的是一个穿着大襟棉袍，念佛吃斋的母亲。我听到一个十岁女孩的凄厉哭叫，娘，放开，娘，你放开俺，疼死俺了。那种惨痛的声音，飘扬在山东高密一个叫张家屯的天空。

一双秀气小巧，肌骨莹润的脚，被勒在裹脚布里。母亲一边咬着牙往死里勒，一边流着眼泪。我听到她哽着声说，闺女啊，甭怪你娘狠心，你娘也是没法子啊。你没看到老刘家的闺女嫁到高密城里去了，全村的女人里就数她脚最小。你娘也是想着你能嫁个好人家啊。闺女，你熬着点疼吧，你现在疼点，日后就有好男人疼你了。

一个大院子，收拾得齐整，一半堆着麦垛，一半架着几排木架。木架上晾着的粉丝，就像轻盈的柳条，迎风飞扬。小女孩跳起来去够那些飘荡着的粉丝。阳光把透明的粉丝镀成金色，因此小女孩的眼睛里全是金色的光芒。她眯缝着眼睛，观察那些动荡不安的粉丝，找到它们静止和运动之间的规律。当她跳起来时，那些飘起的粉丝恰巧垂落，被她抓得满把满怀。小女孩将刚出锅的柔韧爽口粉丝填进嘴里当饭吃。她喜欢绿豆粉丝清甜的味道。当她吃得打嗝了，就趴在草垛上睡着了。粉丝的触须伸到她梦境里来了，挠得她咯咯笑起来。

可是，这个小女孩再也不能够跳起来够那些粉丝了。她瘫在了炕上，她的两只脚变成了锥形，像纺锤。除了脚拇趾，另外四个脚趾都齐刷刷断裂，贴在脚板上。它们是那样呆板，冰凉，了无生命之气。

小女孩每天就说一句话，娘，疼死俺了。最初是疼得哭，眼泪哭干了，便喊，直着嗓子喊。爹烦了，爹吓唬她，再喊，就把你扔到庄稼地里喂狼。小女孩开始闷声闷气咬被子。棉絮被咬出来了，咬得炕上炕下白花花的一片。棉絮咬光了，就咬炕席，咬得满嘴都是血。

疼痛过去了，小女孩能够下地了。下地的头一天，两只脚从炕上伸到地上，还没站稳就咕咚倒在地上了。母亲抱女儿起来。母亲对她说，你娘头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多走走就好了。

小女孩终于能够站稳了，终于能够走路了。

1917年，高密城已经有了女子学校，受新风尚的影响，有些村庄，比如与张家屯毗邻的大庄也办起了女子学堂。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人们看到，在张家屯通往大庄的官道上，趔趄着老张家的小女孩。她已经十岁了，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一直到十年后嫁给了大庄的老孙家，她才有了属于她的名字：孙张氏。那天下午，小女孩想去大庄看看那些读书的女孩子是不是也裹着脚。

因为刚下地，走几步就钻心的疼，扶着路边的杨树歇口气。不时有马匹从她身旁疾速驰过，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时不时就把她湮没了。待尘埃落定，她又开始她颤栗的旅程。也许，孙张氏趔趄的一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可是，小女孩千辛万苦走到半道上就被哥哥截住了。

娘说，女孩子家可不能在外面疯，要不找不到好婆家。跟娘学点针线活吧，不会做营生，也找不到好婆家啊。

二十岁那年，她的身材一下子出落得高挑了，肌肤微丰，苗条，匀称。她文静，羞涩，神态沉凝。肤色并不白皙，但长得清楚明朗，妩媚耐看。如果你在1927年从大庄经过，很可能在村头偶遇一个衣衫整洁的姑娘，因为是小脚，她走着小碎步，眉宇间有动人的姿态。她好奇地打量你一眼，她的眼睛说不上多好看，但平和柔媚，清澈如水。如果你也打量她一眼，她就会低下头，红着脸从你身旁疾速走过。其实她是无法走快的，但她是想走快点的，结果她就打着趔趄了。这个姑娘就是我姥娘，孙张氏。这一年的年底，我姥娘出阁了，嫁给了邻村大庄的老孙家。我姥爷比她整整小五岁，名叫孙星垣。十五岁的孙星垣已经有魁梧身材的轮廓，但里里外外都还是孩子，新婚那夜还尿了炕。

那时，我姥爷还在村里的小学堂念书。他是个调皮好动的孩子，但也好学。我后来听说，他五岁启蒙，先后在私塾里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而他做新郎官时，正在读《易经》和《左传》，学作策论。

我曾经听我姥娘说，我姥爷娶了亲还依然每天背着书包到小学堂苦读。早上，我姥娘送我姥爷出门，我姥娘赖在我姥爷身后，苦苦哀求着带她去学堂看看。我姥爷咽下最后一口玉米饼子，笑起来。我姥爷对我姥娘说，你去干啥？也想念书？我姥娘有点撒娇，我姥娘说，就是去看一眼呗。

我姥爷已经跨出门去了，可又回过头来。我姥爷警告我姥娘，你哪儿也不许去，老老实实给俺在家待着，俺可不想让人笑话俺娶了你这么个大老婆。

我姥娘还是偷偷在后面跟着，她迈动着她的那双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脚，躲闪着横陈在路上的驴屎牛粪，走得跌跌撞撞。

我姥爷从一棵老槐树后面闪出来，拦住她，你给俺回去，要不看俺怎么揍你！我姥爷比我姥娘小五岁，可我姥娘还是怕他。我姥娘乖乖回家了。晚上，我姥爷在油灯下临帖，我姥娘也拿了支毛笔蘸着墨汁胡乱写起来。沉。怎么笔杆子比锄头还沉呢？我姥娘丢下毛笔，叹着气，这营生俺可是干不了，俺睡了，明天还要下地干活。

很快就有了孩子。先是有了我母亲，后来又有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

村里人都说，老孙家的四个孩子就是叫人眼馋。

怎么叫人眼馋了？无非就是长相好，干净，齐整，温顺，听话。也就是穿着庄户人家孩子寻常的素朴衣裳，自织的粗布料子，叫人拿到高密去染了。袜子和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不过，穿在他们身上就是不一样。也说不好究竟是哪儿不一样，反正就是挺惹眼的。

我曾见过一张我姥娘和她四个孩子的合影，据说是在高密一家叫恒泰照相馆照的。我母亲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了，她的弟妹们还小。我姥娘抱着我小姨，我母亲、舅舅和大姨簇拥在我姥娘身边。母亲和孩子都对着镜头发出空茫的微笑。照片原本是黑白的，但因为过于久远，已经褪成淡黄，可是照片里的人却很清晰，仿佛脱身在时间之外。我看到四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就像大庄人说的惹眼。也许是他们身上特别的气质，使他们与村里别的孩子区别开来了。气质究竟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与生俱来的，是烙在肌肤和血液里的。

大庄有这样一句俗语：好帮好底做好鞋，好爹好娘养好孩。说到底，是孩子的爹娘赋予他们那样的气质。我姥爷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他魁伟身材，国字脸儿，浓黑眉毛，深邃眼神，举手投足间满溢书卷之气，谈吐又很儒雅。我姥娘说，我姥爷对头发很讲究，每次都不惮路远，到高密城里去理发，所以他的头发总是很洋气。我姥爷是在三十五岁时殁了的，所以，他在大庄人的记忆里，一直是那种年轻，英气勃勃的形象。再说我姥娘虽然是睁眼瞎子不识字，但长得苗条娟秀，温良端庄，给人的感觉是明亮，开朗，宽容，安笃和祥和。我姥娘的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即使到耄耋之年，腰背也从不佝偻。

我姥娘就这样挺着腰背，带领着四个孩子往中年深处走去。她迈动着粽子小脚忙里忙外，服侍丈夫，哺育孩子，割麦晒场，喂鸡喂羊，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包饺子又好又快，没谁能赶上，便是能干的婆婆也望尘莫及。烙的饼也无人能赶上，村里人要是闻到韭菜的香味，就会说，老孙家的大媳妇又在烙饸饼了。我曾看到过我姥娘烙过饸饼，她往韭菜馅里拌上点鸡蛋，搁上点香油，贴在锅上烙得边边角角都有点焦黄了，汤汁也顺着罅隙流出来，香味四溢，这时候才起锅。

我姥娘曾告诉我，每次她烙饸饼，我姥爷都要涎着口水催着给他烫壶酒。在我姥爷看来，韭菜饸饼可是比什么都下酒。

这时候，我姥娘的婆婆会笑着对我姥爷说，女大三赛金砖，女大五赛老母，你媳妇可是比你娘会侍候你。

村里人都说，老孙家的大媳妇真勤快。其实，老孙家的人都勤快。婆婆勤快，几个媳妇勤快，公公老孙更是勤快。那时，老孙家已经凭着吃苦和勤劳，积攒下几十亩地了，还养了好几头骡子和马，在大庄也算个人尖了。可老孙还是起早贪黑，在地里累死累活地干。老孙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待在地里踏实。心里要是不痛快，只要下到地里，摸摸那些滋滋冒油的庄稼，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老孙也不是非要置下百亩千亩地不可，老孙只是觉得只有下死劲种地心里才舒服。

老孙不请长工。不是请不起，是怕花那个钱。再说了，家里的几个儿子个顶个，不就是现成的长工么？老孙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老孙是区别对待的。长子孙星垣是个扛笔杆子的，读书已经读到高密城里去了，日后还要往青岛和济南读。那就读呗，反正家里供得起。另外三个儿子可不行，只要一捧书就会傻眼。老孙的逻辑是，既然不是读书的料，那就是扒土坷垃的料。既然是扒土坷垃的料，那就像庄户人那样下老实扒呗。

几个儿子种地种苦了，一条声嚷着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老孙可不依。老孙敲着烟杆说，又不是大过年的，怎么想起吃大白菜猪肉饺子了呢？是不是馋了？要是馋了，俺叫星垣家的给你们烙韭菜饸饼，多放上点鸡蛋。几个儿子不依。他们说，韭菜饸饼可没有大白菜猪肉饺子好吃，俺们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老孙将烟杆往地上一甩，那烟杆正好触着了地上的砖石，发出嘎嘣的一声响。老孙又上前踩了一脚，烟杆断成了几截。老孙背着手，梗着脖子走了。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过年，管你们往死里吃，现在，不中！

嫁给老孙家的那些年，我姥娘过得美满幸福，也知足。为人母为人妇都做得很愉悦。村里的女人都艳羡她，眼馋她，妒忌她，只要一提到她，都会啧着嘴说，瞧星垣家的……

那段日子很太平，春耕秋收，日出日落，宁静富足的时光仿佛是悠远恒常，没有尽头的。那段日子还发生了一件令我姥娘平生最得意的事，这件事是她晚年津津乐道，最愿意回忆的。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的乡俗，而在高密尤甚。很多小媳妇三年两载也难得回娘家一次，我姥娘却是另类，一年里要回娘家好几趟。倒不是看爹娘，而是去扮演“媒子”之类的角色。我姥娘晚年每想起这桩事，总会乐呵呵笑道，俺骗了多少英俊小伙啊。

谷子下来了，囤子满了，场院收拾干净了，牛啊羊的也喂得滚圆溜肥的了，庄户人就开始给孩子说亲了。说亲当然是要说个好人家。张家屯还记着那个高挑丰盈的张家小闺女，都说，快把那小妮子叫回来。

不用劳累粽子小脚了，有青灰驴子去大庄接她。青灰驴子也是喜气洋洋的，好像是给它提亲，一路嗷嗷叫着，蹶着蹄子奔跑，半顿饭的工夫就回来了。

我姥娘和几个大嫂埋头盘腿坐在炕上正做着针线，相亲的就来了，有大老远潍坊的，有邻县诸城的，也有邻村李家沟的。媒婆朝我姥娘努了努嘴，对相亲的悄言细语，就是她。相亲的看我姥娘秀气伶俐，身段又好，干活麻利，脚又出奇的小，乐得合不拢嘴，当即就丢下彩礼，定下日子。

迎亲的那天，吹吹打打来了一伙人，好长的队伍，光礼盒就七抬八挑堵塞了官道。新娘披挂一身红，遮着盖头，忸忸怩怩上了花轿，为娘的朝门外泼了一盆水，哭得呼天抢地。新娘子一路到了夫家，戴着盖头，坐在新房里一动不动。好不容易熬到天黑，熬到酒席散了，熬到闹洞房的走了，新郎迫不及待掀开盖头，一下子就傻了，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女子，咋就不是那天坐在炕上的那个可人的闺女了呢，咋就一眨眼的工夫，老母鸡就变鸭了呢？爹娘叹着气说，咱是让人家骗了。

骗就骗了吧，生米煮成了熟饭，有啥法子，好歹有口饭吃，将就着吃吧。

我曾听我母亲说过，我姥爷骨子里有着诗人的气质。他喜欢散步，耽于冥想，神情忧郁，落落寡合。那时我姥爷在青岛读书，他接触了西方哲学，几乎每天都在追问自己：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要往何处去？这种毫无结果的追问是耗费心力的，他被追问搞得蓬头垢面，憔悴不堪。

“七七事变”那年，我姥爷二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想再沉湎于书斋之中了，他想投笔从戎，又苦于报国无门，便跟几个同窗好友投了白凤仪的部队。

这一年，高密境内的国军迫于日军的进攻，纷纷撤退，高密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老孙家因为家境殷实，被土匪盯上了。土匪绑架了我姥爷的爷爷。家里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被撕了票的爷爷。据说爷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才被土匪撕了票。

不久，土匪又进大庄行绑架勾当，被村民捉获两个。村民平素最恨的就是土匪，便往死里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大庄的同伙，是一个叫狗剩的锔锅匠。狗剩是土匪的卧底，为土匪通风报信，当地人称作“钩子”。

土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是地方的大祸害。为防土匪，保卫家园，村村都修了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即其中之一。白凤仪的部队后来被共产党收编，还跟小鬼子结结实实干了几仗。

大庄暗通土匪的狗剩被白凤仪的手下抓走了。我姥爷为了给爷爷报仇，一刀杀了狗剩。

1946年夏天，大庄所属的柴沟镇来了工作队，搞土改试点，随后在各个村铺开。是年底，高密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五万余亩，十八万贫农分得了土地。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前夕，土改工作方兴未艾，却被迫草草收场。翌年7月，高密根据上级指示，开始土改复查工作。

那时，老孙家已经攒下四十多亩地了，是大庄最大的地主，自然成了土改工作组第一个批斗对象。

由于当地土改过程中对政策的掌握出现偏差，加上村民中有个别坏人制造混乱公报私仇，扰乱了土改的大方向，致使我的外公孙星垣在运动中不幸丧命。好在当时的华东局及时发现了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政策的问题，及时发文制止，重新将土改运动导向了正确的方向。

在姥娘的几个孩子里，就数我母亲长得最好，身材貌相就好像和我姥娘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母亲聪慧，文静，整洁。从小就爱识文断字，能把《三字经》完整背下来。在高密县立中学当出纳的叔叔孙星喜断定她将来准会有出息，就把她带到高密去了，让她在本校念书。

那阵子大庄的土改搞得热火朝天，人们倒把孙星喜这个人给忘了。

我母亲不敢往家里捎信，也打听不到家里的情况。那时候，在山东解放区，伴随着土改的，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参军支前运动，高密的各个学校也在动员学生参军支前。老百姓对参军支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道理很简单：经过土改，老百姓有了屋住，有了地种，有了饭吃，有了衣穿，过上了好日子，可是蒋介石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因此，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彻底打倒，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其时，正在进行空前壮烈的淮海战役，支援前线就是支援淮海战役。

我母亲也积极报名参军，很顺利地被批准了，那时她只有十六岁，真正的豆蔻年华。当然她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分。也可以说，当时前线太需要人了，所以政审方面并不严格。

我母亲当上了卫生员，经过短暂的培训便参加了残酷的孟良崮战役。她表现得很勇敢，冒着枪林弹雨奔走在前沿阵地，给伤员包扎伤口，用担架将重伤员抬下来。多年后，当她回忆那场战役时，只说了一句话，死的人太多了。战争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很多伤员就死在她怀里。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却一点都不怕。有个高密老乡，她还没包扎好就咽了气，她硬是把他背到山下。她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在火线上入了党。后来她所在的野战军103医院一直随部队向南进军，全国解放后就在福建永安驻扎下来了。

我姥娘特别想念我母亲。有一天，她拄着打狗棍到高密城去找我母亲了。

高密城在大庄的东北，有三十多里地。我姥娘五更天出发，天黑才挨到高密城。她累得一屁股坐在城关的石头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附近广场上传来咚咚的腰鼓声，一群喜气洋洋的妇女正在明亮的灯光里边跳着唱着，唱的是那首著名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广场的旮旯里，好多人在听民间艺人唱冒肘鼓，不时高声大笑。鼓声和笑声羼杂在一起，很是喜庆热闹。我姥娘觉得整个高密城都是歌声、鼓声和笑声。

有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路过，瞅见了我姥娘，一下子停住了。年轻人热情地叫我姥娘。大嫂，你是从哪儿来？

我姥娘早就想逮个人问问路了，可是她胆怯，不敢说话。有好几次，人家走过她身旁，她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走远了。现在她一拧劲，爬起来，对年轻人说，大兄弟，俺来找孙星喜。

年轻人一听孙星喜，赶忙问我姥娘，是不是县立中学的孙星喜。我姥娘点头称是。年轻人说，俺就是孙星喜一个学校的啊，俺带你去。

我姥娘不知道事情为什么这样巧，便欢喜得什么似的。

年轻人让我姥娘坐到他自行车后座上。我姥娘说什么也不愿，非要走着去不可。可是她拗不过年轻人，最后还是坐上去了。

我姥娘第一次坐自行车，坐上去就害怕了，说什么也要下来。年轻人只好让她下来。我姥娘对年轻人说，你领着俺，俺走就行。

走了一天的路，我姥娘再也走不动了，她的那双小脚肿得像萝卜似的，再也挪不开步了。她扶着自行车后座，朝前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着气歇上会儿。年轻人说，你还是坐上来吧，要不走到明天也到不了。我姥娘说，大兄弟，你去把孙星喜叫来吧，俺就在这儿等他。没说完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

孙星喜很快就和年轻人赶来了。孙星喜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还是德国造的。叮叮的自行车铃声在夜色中的高密街头显得特别清脆，也特别温暖。孙星喜穿着黑色中山装，留着整齐的分头，个头神情像极了他哥哥孙星垣。从路灯下远远看去，孙张氏产生了错觉，以为骑着自行车走来的是孙星垣，便又惊又喜地迎上去。

乍一看到嫂子，孙星喜不敢认了。他已经两年没见到嫂子了，他没想到两年的工夫，嫂子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一个苍老憔悴的老妇人了。

我姥娘跑上去抱住孙星喜，连声问，你是星垣吗？你是星垣吗？

孙星喜说，俺是星喜啊。

我姥娘喊了声“星喜”，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只住了一宿，我姥娘就要回大庄。她放心不下孩子。孙星喜要用自行车送她。我姥娘不依，我姥娘说，俺不敢坐那玩意儿，俺也不敢耽误你工夫，俺还是走着回大庄。

我姥娘说，她从孙星喜那儿知道我母亲参加了队伍，一下就没了心事，回来的路上脚步变得轻快多了，遇到什么沟坎，小腿一凝劲，就能一下跨过去。

两年后，也即1950年，好像是在深秋，我姥娘收到我母亲从部队寄来的一封信，那时她所在的野战军103医院在福建永安落脚。信是寄到大庄的，收信人是孙星垣。由于在路上辗转时日较久，挺括的牛皮纸信封已经斑驳不堪，布满各种渍痕，可是上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依然醒目。偏僻荒寂的大庄收到有这种字样的邮件是破天荒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孙星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的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怎么会拧到一块儿去了？村子里轰动了。人们早已把孙星垣忘了，但是这封信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几乎所有的人都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那时，全村人都在大祠堂里开会，那封信在人们手上传来传去，它就像一只烫手山芋，一个人刚拿到手里，又迅捷扔给另一个人。人们心情复杂，五味俱陈，费尽猜测。人们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信里写着什么，它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它对大庄会产生怎样的意义，它会引发出什么来呢？

然而，不管怎样，现在要尽快找到收信人。孙星垣已经死了，永远不可能收到这封信了，那么星垣家的在哪儿呢？快去找星垣家的吧，找晚了就对不住部队了。

可是没有人知道星垣家的在哪儿。那个面善，善良，俊俏的女人，她还在吗？她还带着几个孩子啊。

这封信就像一个巨大而神秘的谜悬在大庄人的面前，好些人迫不及待地建议村长把信拆开，看看到底是谁寄来的，里面写着啥。

村长迟疑地问道，中？他是问自己，也是问全村的人。

信是用道林纸写的，很简短，但字体娟秀，看得出写信人是下功夫临过帖的：

亲爱的父母大人：

收到这封信你们一定很惊奇吧。我已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部队当护士，各方面一切安好，切勿挂念。非常想念你们！以后我会经常写信给你们。切记保重！

你们的惠

1950年9月10日大庄人是在路上找到我姥娘的，其时我姥娘正乞讨回来，她衣不蔽体，饱经风霜，头发已经花白，满脸沧桑之色。她左手挎着讨饭篮子，右手拄着一根树枝，拖着颤巍脚步往破庙里赶。我姥娘告诉我，当时她从大庄人手里拿过我母亲的那封信，一下子晕倒在地上了。

大庄对老孙家是愧疚的，他们怀着负罪感接纳了我姥娘。他们给了我姥娘房子、地和牲口。还给她打了一口井。

安顿下来后，我姥娘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挺直腰板在村子里走了一遭。她目不斜视，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个人只有在行走的时候，才会感知到自己的年纪。我姥娘明显地觉得自己老了。她往前迈步时总是犹豫不决，似乎有点力不从心，这使她的脚步显得缓慢，破碎，摇晃。第二是她的恐惧。她总觉得有可怕的，会吞噬她的东西在前面等着她，所以，与其说她在往前迈步，不如说在朝后退缩。那天，在大庄村道上行走的，其实是两个孙张氏。一个是土改前的孙张氏，一个是土改后的孙张氏；一个是张家屯的孙张氏，一个是大庄的孙张氏；一个从后朝前走，一个从前往后走。她们想走到一起去，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但是最后却背道而驰了。她们永远是两个人。她们都处在时间之外。

我姥娘种地，喂鸡，养鹅，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她渐渐融入到大庄的日常生活里去了。她的脸上有了微笑。她开始和村里人拉呱了。有时包了饺子，她又像以前那样，东家送一碗，西家送一碗了。村里人也都开始亲热地唤她星垣家的了。

隔一两个月，我姥娘就能收到我母亲的信。通常都是村长亲自送上门来。村长隔着老远就报喜似的喊着，星垣家的，你闺女又来信了。

我姥娘闻声从灶间出来，手在围裙上慌乱地揩着，从村长手上接过信，左看看，右看看，又塞到村长手上。她让村长给她念。她那时是多么后悔当初没跟我姥爷学识字啊。

我母亲在信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娘，俺又进步了”。她不知道什么叫进步。村长将“进步”解释为“出息”。村长对孙张氏说，你闺女又出息了。然而，我姥娘对“出息”这个概念也是茫然的。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授衔，我母亲被授予中尉军衔。不久，孙张氏收到我母亲寄回来的大照片。我母亲在照片里淡雅地微笑着，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的样子。她一身戎装，干净明亮，洋溢着英武之气。无檐军帽下的额头光洁睿智，像极了她的父亲孙星垣。

我母亲的照片让我姥娘悲喜交集。她知道自己熬出头了。她收到我母亲的第一笔汇款，一百元。那时，对庄户人来说，一百元怪吓人的。我姥娘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她把它掖着藏着，一天不知道要摸多少回。后来我母亲不断往家里寄钱，供弟弟妹妹上学。

村里有好多年轻人结伴去闯关东。我舅舅也想跟着去，可是母亲不依。关东，那是多么遥远的地方啊，冰天雪地，荒无人烟，我舅舅还不满十八岁，为娘的不放心。我姥娘对我舅舅说，听娘的话，别去，你要是走了，娘的心也跟着你走了。

我姥娘知道自己拗不过我舅舅。我舅舅性格内向，脾气倔强，一旦决定做什么，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所以，我姥娘一边劝阻儿子，一边却在流着泪给我舅舅准备行装。

我舅舅是在一天深夜离家的。因为怕母亲伤心，他没有向母亲告别。他只是给家里的两只水缸挑满了水。让我姥娘感到蹊跷的是，在阒静的夜里，她怎么一点也没听到我舅舅从炕上爬起来的声音？怎么一点也没听到水倒进缸里的清越之声呢？

一个月后，我舅舅寄回来一封信。装着那封信的信皮上有一大片茂密的白桦林。我舅舅在信里告诉母亲，他已经在吉林通化找到了立足之地，当上了林业局的一名伐木工人。

我舅舅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大庄。

与我舅舅一样，我母亲，我大姨和小姨都没有回过大庄。对她们来说，故乡永远是伤心之地。她们努力将大庄从记忆里抹去。

我舅舅走后不久，我母亲捎信来让我姥娘带着我大姨和小姨到部队去团圆。我母亲十分想念我姥娘。她已经有十年没见到我姥娘了。她让我姥娘去，还有一个原因，我姐姐出世了，她想让母亲去帮她带孩子。

我姥娘迫切想见到我母亲，心一横，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

我姥娘后来也没回过大庄。她对大庄怀有复杂的感情，对它既排斥又亲近，对它既感到温暖，又感到彻骨的寒冷。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她饱受折磨。所以她想远离这种折磨。在她晚年的时候，她曾有过叶落归根的念头，但也只是瞬间的想法，因为那时一切都由不得她了。

我曾在我母亲保存的一本旧相册里看到过我姥娘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当年我姥娘带着我大姨和小姨去福建，经过济南时照的。我姥娘站在趵突泉旁边。那时趵突泉还处于盛年时期，有泉水喷涌而出。清洌的泉水从她身体一侧流过，然后流到照片外面去了。我听到了水流的清音和它舒缓的节奏，并且感受到它荡漾出的阴润之气。我姥娘的服饰是五十年代北方农村妇女间最流行的，一件长及膝盖的夹袄，大襟的，裤脚紧紧扎着，这使肥大的裤子看上就像灯笼。头发朝后挽着，梳了个髻，用一根簪子簪着。头发几乎全白了，推算起来，我姥娘那时也只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神情黯然地站在那儿，两只手抱着，其中一只托着腮。她凝视着虚无飘渺的前方，目光一片迷茫。

不知为什么，这张老照片总让我产生莫名的忧伤。

那也许是在候车时，我姥娘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看趵突泉时照的。趵突泉的名声很大，也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从大人的嘴里听说了。所以看趵突泉是她小时候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她。如今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她不仅亲眼看到了趵突泉，而且还跟它照了相。我猜想她应该是满足的和快乐的，可是她的目光为什么迷茫一片呢？而且她的脸色也是沉凝的，有着忧戚和不安。

我猜想，当摄影师给我姥娘照相时，我大姨和小姨紧紧拉着母亲不撒手，她们不愿离开母亲。摄影师便从兜里摸出糖果哄骗孩子，并许诺待会儿给她们也各拍一照。于是孩子就乖乖闪到一旁去了。闪到一旁去的，应该还有一个行李卷儿。那是用一块家染的黑棉布包着的一些换洗衣物，和几双布鞋。这是孙张氏的全部家当。她从二十岁嫁到大庄的老孙家，操劳了三十年，时间馈赠给她的就是这么个单薄寒酸的行李卷儿。

我姥娘告诉我，那天，她拍完了照片就领着孩子去火车站了。那么，后来照片是怎么到达我姥娘手中的呢？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姥娘从怀里掏出一个信皮，那上面有我母亲的详细地址。摄影师抄下了那个地址。后来，摄影师就把洗好的照片寄给我母亲了。

实际上，就是那个信皮把她和孩子带到了目的地。我姥娘说，那天是她的侄儿借了一挂马车送她和孩子到的高密火车站。高密火车站处于胶济线上，每天南来北往的列车太多，谁知道哪一列是开到福建永安的呢？我姥娘就把信皮摸出来了，问过路的干部模样的人。对方认真看了信皮上的地址，详细告诉她应该怎么走，应该穿越哪些城市和河流。她听得眼花缭乱，听得愁云满面。对方便削繁就简，说，你先坐火车去济南吧，不管到哪儿都要先到济南，到了济南你再打听吧。后来，我姥娘逢人就掏出那信皮打听。

那张信皮是我姥娘的护身符，是她的忠实向导，是她实实在在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淡黄牛皮纸信皮，她将难以顺利抵达我母亲的身边。

我姥娘说，她和孩子是坐着人力车去火车站的。那时济南街上有很多人力车，几乎在每个街道拐角处都有一辆人力车等在那儿。拉人力车的都是城市贫民，他们穿着破旧，但他们的表情是明媚和自信的，也好客和热情。在中国，整个五十年代都这样。整个五十年代都明媚，自信，好客，热情。

到了火车站，刚喘口气儿，又要上火车了。人潮朝站台涌去，两个孩子都嫌娘走得慢，都焦急得催着娘。背着行李卷儿的娘说，你们头里走。两个孩子放不下娘，在前头牵着娘的手。

哄闹的人流就像是汹涌的潮水，我姥娘急得不行，努力迈动双腿，可是那两只小脚又不听使唤了，她又打起了趔趄。她走得东倒西歪，不是撞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倒在那个人身上。但是五十年代的人们一点都不计较，他们争着搀扶她。他们说，大娘，甭着急，开车还早呢，就是您一个没上车，列车也会等着您的。他们问她，大娘，您这是去哪儿啊？于是，她又把那张信皮掏出来了。她既激动又骄傲。她说，俺去看俺闺女，俺闺女在福建当兵，俺闺女当上官了。同志，你给俺看看，到福建怎么走啊？

火车上也是人山人海，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那时候人很多，火车却很少。但是列车员跑过来热情招呼她。列车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长得很像我母亲，也是高挑个子，容长脸儿，皮肤白净，虽是单眼皮，但眼睛秀媚，笑得弯弯的，有绵绵的暖意。列车员领她和孩子到座位上去，大家让个道儿，让大娘过去。于是一条过道就闪出来了。她颤巍巍地从过道上过去。她从五十年代走过去了。

后来我知道，我姥娘领着孩子从济南乘火车南下，穿越河南、安徽和江西，从南昌转车去目的地。也是巧，在南昌火车站候车时，她掏出信皮向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兵打听路。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穿着崭新军装，清一色剪着短发，美丽，明亮，稚气，开朗。她们看到信皮的落款都惊奇起来，这不是我们医院吗？大娘，您要找谁啊？俺找俺闺女小惠。小惠？哪个小惠啊？就是孙惠啊。嗨，那不就是我们的护士长吗？原来那群女孩子是去南昌进修去的，学成后返回部队。就这样，她们把我姥娘带到了我母亲身边。

就像所有长久离别的亲人重逢一样，我姥娘和我母亲相见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感人的，那里面有凄楚，有感伤，有唏嘘，也有激动和兴奋，有喜极而泣。看到女儿这样出息，为娘的内心充满了欣慰和荣耀，我姥娘一遍遍地摩挲着我母亲的头发，泪花涟涟。我母亲却感到心痛，她没想到娘老得这么快，好像是一夜间头发就全白了。她不知道这些年娘是怎么过来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她诘责自己，为什么这些年来自己怎么就不回大庄看看娘呢？你是在和谁赌气呢？是和时间赌气，还是和那些大庄人赌气？为了这个赌气，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好在，终于见到娘了，终于和娘团圆了。好在，欠了娘的，可以在未来的日子一点点偿还了。这也是能让我母亲感到欣慰的。

我姥娘终于见到了我父亲，一名英姿焕发的上尉军医。其实我姥娘对我父亲并不陌生，我母亲每次往家里捎信，都会提到他。我母亲用温情的笔调，从各个侧面向我姥娘介绍了我父亲。这使我姥娘对我父亲形成这样的印象：一个南方小伙子，比母亲大四岁，个头不高，但是聪明能干，工作勤快，前途广阔。同时，这个南方小伙子在业务上帮助我母亲，在生活上关怀我母亲，是个难得的好丈夫。

其时，我母亲和父亲在部队都享受着很好的的物质待遇，薪水很高，住房宽裕，是那种带独院的房子，白墙黑瓦，遮掩在一片热带植物之中。

我母亲安排我姥娘和我大姨小姨跟自己住在一块儿。我大姨和小姨可以去念书，学校就在永安镇上，离部队驻地很近，她们可以早出晚归。两个人的读书费用由她来负担。我姥娘的任务就是在家带孩子。可是，第二天，医院政治处就找我母亲谈话了。政治处认为，鉴于我姥娘的成分，居住在部队大院里是很不合适的，非但不合适，还应该遣返原籍。

那时，大灾荒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了，我姥娘要是回大庄，很有可能会饿死。我母亲苦苦哀求政治处领导，甚至搬出了她的好友，一个叫兰的另一病区的护士长。兰是诸城人，她和我母亲不仅是同年参的军，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又是同时提的护士长，这种非凡的巧合，让两个人成了情同手足的密友。

与我母亲不同的是，兰很现实，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院长，成为103医院的第一夫人。院长出身中医世家，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据说在长征途中曾为中央领导把过脉。在103医院，他的资格无疑是最老的。兰希望丈夫出面将我姥娘留下来，其实用不着出面，他只要打个电话给政治处就行了。但院长对妻子说，这种事他不能出面，电话也不能打。兰撒起泼来。兰说，别人我不管，小惠不能不管，你要是不给办，咱就离婚。

院长以一种老革命的神情和口吻教训妻子：乱弹琴！婚是说结就结，说离就离的吗？我不能出面，你也不能出面？

兰恍然大悟，她找到了政治处。政治处作了让步，可以不将我姥娘遣送原籍，但不能留住在部队。

我母亲在永安镇上给我姥娘租了房子，我大姨和小姨也和我姥娘住在一起。

我姥娘每天都起得很早，差不多在公鸡打头一遍鸣时，她就起床了。她要给我大姨和小姨做饭，要洗衣服，收拾屋子。等这一切做好了，她就要往103医院赶。她要赶在我母亲上班前，从我母亲手上接过孩子。

103医院位于镇郊，离镇子不到两公里路。走这段不长的路，我姥娘要整整花一个半小时。这是一段山路，不仅崎岖不平，还布满了荆棘和碎石。我姥娘的粽子小脚，走在这样坚硬的路上，疼痛是难免的，磕绊也是难免的。她最害怕的还是那些碎石。说是碎石，其实比砖头还大，它们狰狞尖利，毫无章法地散布在道路中央。只能落脚在碎石与碎石之间的罅隙里，从那些罅隙里小心翼翼往前挪着脚步，可脚趾头总是没来由冷不防触上去。我姥娘只有一个脚趾头了，那就是脚拇指，其余的四个脚趾头早已经被裹到脚底上去了。脚趾头冷不丁触到石头上，最初的感觉是麻，但这麻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是疼，钻心的疼。疼得她浑身冒汗。这疼也让她乱了方寸。原想是止下步来，但钻心的疼却又驱使她往前走，仿佛只有走着才能摆脱疼痛，可是往前走又会不可避免地触到碎石，于是疼痛便接二连三降临了。我姥娘像伤残者那样打着趔趄，有时就摔倒了。摔倒了，也不急着爬起来，而是坐在地上，抱着脚哎哟哎哟地揉搓，揉搓一阵子再爬起来。

下午，我母亲下班了，我姥娘将孩子交给我母亲，又急着往回赶。她重新踏上那条凹凸不平的山路，又开始重复着来时的一连串动作：挪步，碰撞，摔倒，揉搓。

我姥娘在这条路上整整行走了四年。这四年里，我大姨和小姨都长成了大姑娘，她们窈窕，羞涩，文静。她们待字闺中，等待命运露出的微笑。

这四年里，我母亲的家庭发生了一件撼天动地的大事。它是一个晴天霹雳，把宁静，温馨，幸福的家炸得碎片飞扬。它不仅炸毁了这个家，还使我母亲的人生方向瞬间就发生了逆转。那时，我母亲整个人是呆滞的，那些飞扬的碎片就像万箭钻心。她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伤痕累累。她那时的整个状态就是死亡的状态。她觉得她的一切都死了。许多年后，那种爆炸的巨响还在她内心轰鸣，使她不寒而栗。她的人生道路原本是多么宽广，坦荡。如果就那么不疾不徐地走下去，一定能走进一个完美的结局。她的很多战友都是这样走下去的，后来他（她）们都成了师级以上干部，在广州一座鲜花围绕的干休所颐养天年，而她却蜷缩在海边小镇的潮湿低矮的平房里。当然，那时她完全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她放弃了，不能说是义无反顾，事实上她犹豫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母亲去外地进行短暂的业务进修，我父亲喜欢上了一个住院的女病人，要命的是，这个女病人又是一位首长的妻子。这桩风流韵事导致了我父亲身败名裂，他被军事法庭判处了三年徒刑。我姥娘曾告诉我，那三年，我父亲在闽南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糊火柴盒。

那三年是我出生和成长的三年。我孤单，寂寞和迷茫。我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踽踽独行。没有一个被称做父亲的男人来统治我，管理我，护佑我，加持我，启示我，指引我。那三年里，我经常趴在我姥娘的背上，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我姥娘银白如霜的头发总是让我骇异得嗷嗷大哭。我的哭非常凄苦，他们说只要听到我哭，他们就会手足无措。

为了不让我哭，同时也是避免自己伤心，我姥娘背着我不停地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那时，我姥娘胳膊还有力气，她原是想抱着我的，这样她就能与她的宝贝外孙零距离接触。可是她还要带我姐姐。福建永安一带的妇女都是背着孩子。她们用一根结实的粗布条将孩子捆在后背上。

我姥娘也学着那些妇女，用一根粗布条将我捆在她后背上，这样，她腾出来的两只手就能做家务和照顾我姐姐了。

永安一带的女人是不裹脚的，她们迈动着大脚板，咚咚咚，和男人一样来去如飞，所以，我姥娘的小脚吸引了他们。

她们无法想象一双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哪里是脚，这是棒槌啊，是穿着尖头小鞋的椭圆形的小棒槌。永安街道是用青条石铺起来的，那些青条石有棱有角，还是初始尖利的模样。她们看到那两只棒槌在青条石上滚来滚去。行走是由不断伸出去的脚组成的。他们看到她行走在青条石街道上，就像行走在钢丝绳上，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她一只手领着我姐姐，另一只手托着背上的我，在青条石街道上打着趔趄。她一边打着趔趄，一边给两个孩子哼着高密民间歌谣。她会哼唱很多高密民间歌谣。我至今仍记得这样简捷的一首：

拉锯，拉槐，

槐树倒了，

木匠跑了，

小孩儿好了。

我不知道我那时为什么那么爱哭。我哭得很凄惨，很绝望，很无助。我不知道一个刚到人世不久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惊悸和不安。他们说我是受到了惊吓，在我刚形成生命的时候，我就受到了人世的惊吓。那还是在我母亲的肚子里。

三年后，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胡子拉碴、神情冷漠萎靡的矮个子男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你的父亲。他们让我叫这个男人爸爸，而我却又一次害怕得哇哇大哭起来。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有两个父亲。他们在我身体两侧伴随着我行走。一个是我引以为荣的父亲。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一名医术精湛的军医。他清朗，儒雅，睿智。他蓬勃，荣耀，明亮。他善良，有伟大的爱心，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骄傲。他以他的言行和态度，完美地阐释了“父亲”这个词的含义。一个是我觉得耻辱的父亲。他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劳改犯。他猥琐，卑劣，肮脏。他黯败，自私，丑恶。他就像一团可怕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我头上。

我经常想，我父亲刑满释放，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消失就好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从此以后，103医院流传着关于父亲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躲进深山采煤去了，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去云游了，有的说他隐姓埋名到某个城市当清洁工去了。而我也天天猜想父亲到底去了哪儿。这种幻想是美好的，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这使我原谅了父亲，也使我非常想念父亲，就是在这种想念中，我与他和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终于理解他了。过了六十年，父亲突然回来了。这时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他白发苍苍，耳聋眼花，牙齿全都掉光了，但是他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他坦荡，明朗，喜悦。他向我娓娓讲述他六十年的流浪生活……

如果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可是，我父亲并没有消失，他从劳改农场回到了103医院。他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是英气勃勃的上尉军医，而是一个能娴熟地糊火柴盒的劳改犯。他被削除了党籍军籍。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成了社会最基层的无业游民。

我父亲整天躲在家里。他不让自己闲着，洗衣，做饭，擦拭地板，莳弄院子里的菜蔬。那是在早春时节，空气澄明而清寒，带来植物生长的气息。园子里的青菜，茄子，朝天椒和树木，都在静静生长。那是春天刚来不久。但是我父亲觉得他永远不会有春天了。

对我父亲的处置，103医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留用他，当然不可能让他再做军医，而是让他当勤杂工。用懂医的勤杂工，会比用不懂医的勤杂工要得心应手得多。另一种意见是让他滚蛋，复员回老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由我父亲来选择。我父亲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觉得他再也无颜待在103了。

组织上找到我母亲。组织上认为我母亲在部队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她的前途不应该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所以，我母亲应该离婚。至于离婚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组织上自会帮她解决。

离婚就意味着我母亲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从此天各一方，犹如阴阳两隔。其实她是爱我父亲的，她的青草碧树一般的年华是和我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些在阳光底下绽放的绚丽的生活图景，是她和我父亲一起绘就的，它们早已经组成了她的生命底色，她已经桎梏在里面了，凝固在里面了，永远爬不出来了。离婚还意味着两个孩子的分离。这两个孩子是她的两条臂膀两条腿，如果分开了，她还能在这个世上行走吗？

但她也憎恨我父亲。我父亲对她的无情背叛颠覆了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原来她认为男女爱情、社会规则和道德律令会有无比巨大的力量，能抵挡住世间的一切邪恶，从而拱卫住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但我父亲的背叛向她昭示这个力量是多么脆弱。她憎恨我父亲的自私和无耻。一个自私和无耻的人是无情的。一个无情的人又是多么可怕。在未来的日子，跟这么可怕的人怎么同床共枕呢？

离，还是不离？这个选择是两难的，也是残酷的。也许，世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露出它残酷的本相。我母亲说，那些天，她五内俱焚，虚汗淋漓。往往是，上午她选择了前者，并且对自己说，我已经确定了，不会改变了，可是到了下午又鬼使神差地变了回去，毅然选择了后者，并且自我蒙骗，这次不再变，而到了晚上又一次动摇。她对自己说，再给我几天时间吧。但是几天时间过去了，仍然无法确定。她发现，就是用一辈子的时间，也难确定。

她找出一枚硬币，告诉自己，正面代表前者，反面代表后者。她将硬币抛向空中。硬币在空中划了条弧线掉在地上，上边的是正面。她心有不甘，又情不自禁抛到空中。这一次上边的是反面，她仍觉得不满意，抓起来又抛。她知道，无论抛到什么时候都没有结果。

那时，她的儿子已经三岁了。三岁了还不会走路，有时他很乖不哭的时候，就会像一个爬行动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孩子爬到她跟前去了，那时她正黯然神伤地坐在一张藤椅上。她发现孩子将小手伸进她鞋子里，试图挠她痒痒。很快，就像孩子自己被挠了似的，他看着她，对她顽皮地咯咯而笑。她一把抱住儿子，眼泪汹涌而出。她知道，孩子不仅需要她，也需要父亲，哪怕这个父亲是乞丐，是酒鬼，是流浪汉，劳改犯。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母亲打开地图册，查找我父亲老家的确切位置。我父亲经常向我母亲说起自己的老家，他告诉她，那是在长江与黄海交汇处一个叫灶的渔村。很多年前，那里是一片汪洋，后来长江入海口泥沙大量淤积，浅海海底逐渐升高，形成水下三角洲，加之海潮顶托，形成沙洲，大大小小的古沙洲群陆续浮出海面，新的陆地不断涌现。我父亲老家那个叫灶的渔村，就占据其中一个沙洲。他的父母和哥嫂就住在被一片海水包围的潮墩上。所谓潮墩，就是用土修筑起来的避潮墩，当海水退了，看上去就是一块陆地。

我母亲在地图上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叫“灶”的地名。后来她到了实地才知道，“灶”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在我父亲老家周围，有很多个“灶”，那都是占据着一方滩涂的小渔村，比如何家灶，古灶村，洋灶村，金家灶，等等。

那里的海水含盐量高，有得天独厚的煮盐条件，所以旧时那些小渔村，家家都用灶煮盐为生。筑三面土墙，前矮后高，当地人叫虎头屋，木竹支架，上面覆盖獐毛草，煮盐的锅灶砌在里面，这就是灶屋。“穷奔荒滩富奔城”，很多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民纷纷跑来此地烧盐度日，很快，百里滩涂便星罗棋布般形成叫“灶”的小村落。

要煮盐就须筑墩子，以作为防潮屏障。盐墩呈圆台形，通常建在高潮位水线以内，灶民在盐墩上安家落户，堆草建灶煮盐。因为盐墩可以防海潮，所以也叫潮墩。潮墩避潮，当海水退去，它看上去就是一块陆地。每年秋季大汛，若遇大风大潮，滩涂一片汪洋，水天相连，浩渺无边，只有盐墩露在水面上。有时潮位特别高，住在矮墩子上的盐民也有葬身大海的。

我母亲和父亲在悄悄做动身的准备了。这是一次长途跋涉，还要扶老携幼，一应重物是带不走的，必须轻装简从。

我母亲是要带上我姥娘走的，但我大姨和小姨怎么办呢？

恰在此时，我舅舅写信来说国营通化针织厂要招收大批女工。我大姨和小姨迫不及待想结伴去通化。纺织女工这个行当，对她们有极强的诱惑力，况且有哥哥在那儿。

就在她们即将启程之际，发生了一个新情况。103医院一批青年军医被安排去支边，其中一个叫韩乐群的山东人将远赴西藏那曲。韩乐群相貌儒雅，文质彬彬，但三十多岁了，个人问题还未落实。当地有不少女子看上了他，但他非山东姑娘不娶，这样就拖下来了。有一次，他到我家玩，一下看中了我大姨。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他一直未谈婚论嫁，其实就是在等待着我大姨。

这时组织上找我大姨谈话，许诺她，倘若她跟随韩乐群去那曲，她将被安排到那曲地区医院工作。我大姨觉得韩乐群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便一口答应了。

全家人分成了三股。我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姥娘和两个孩子回江苏老家，我大姨跟随韩乐群去西藏，我小姨独自一人去通化。

兰苦苦挽留我母亲。在兰看来，我母亲只要去了那个杳无人烟的海边荒滩就死定了。然而我母亲去意已决，不为所动。

我们一家是乘坐军用吉普去福州火车站的。动身的那天，兰一直在军用吉普后面追赶，她一边追一边哭。后来她再也没有见过我母亲。

我一直认为，从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我母亲和我父亲很少说话。两个人的神情看上去都麻木，苍茫，疲沓。听着有节奏的火车轮碾压钢轨的咣当咣当声，两个人不约而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似乎都被这列火车碾碎了，那些生活的碎片，还有收拢来的可能吗？

坐在火车上，我姥娘神情也是麻钝的。她不知道这列火车究竟要把她带到哪儿去。我母亲只是告诉过她，要去江苏。她对“江苏”这个地名一点概念都没有。她不知道“江苏”在哪个旮旯里。她对“山东”倒是熟悉的，但她对“山东”的概念也是仅限于大庄、张家屯和高密这些地方。

又得走路了。她在火车上反复念叨的就是这句话。是啊，不管到哪儿去，都得走路。走路让她发愁，让她忧心忡忡，让她惶惶不可终日。她试着在火车走道里走上几步，还行，能挪开步，只是晃荡的火车让她晕眩。后来她就搂着外孙一直躺在硬卧上。在那一天一夜里，她想了些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是，她什么也没想。要想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想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索性什么都不想了。她已经做好听天由命的准备了，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包括她的那双粽子小脚，任凭时间怎样宰割它们。

火车终于抵达上海站，那最后一声沉重的笛鸣，就像一声柔肠寸断的叹息。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心里也叹息了一声，他们都觉得，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了现实。这是前途未卜的现实，是一点都摸不着边际的渺茫的现实，是让人寒缩、犹疑、恍惚的现实。

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偶尔呜咽一声，让人怅惘不已，仿佛勾起许多伤心事。

上海去南通的轮船一天只有一班，船票早已卖完。从票贩子手里买了几张高价票，都是五等舱。在拥挤、喧嚣、肮脏的候船室等到夜色降临，然后开始登船。栈桥很长，因为上面挤满了太多的人，栈桥晃荡起来。人们争先恐后，不放过任何一个罅隙向前突破，唯恐轮船会提前开走上不了船。那是一股无边无际的人潮，汹涌着，呐喊着，毫不留情地席卷着各种行囊、挎包、扁担、箩筐、麻袋，叫骂着向前奔突。轮船汽笛的一次次鸣叫，仿佛是在焦急催促，更加剧了紧张气氛。紧张带来了恐惧。恐惧又使这股人潮大幅度地扭来扭去，好几处地方突然像绳子似的断了，又很快被接上，但一扭又断了，又被接上。这一断一接，其实是好多人被推倒了，形成了空隙，但这空隙很快又被蜂拥而至的人填上，他们就踩在那些被推倒的人身体上，踩在脱落掉的帽子上，衣物上，鞋子上，不顾一切朝前挤去。很多孩子开始发出绝望的哭喊声。这些孩子里就有我和我姐姐。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左一个包袱，右一个行李，我不知道我们全家是怎样在那股惊涛骇浪般的人潮裹挟下通过那座长长的栈桥的。

天亮时，轮船停靠在了南通港码头。一家人乘公共汽车到掘港。掘港是如东县城，一个古色古香的苏中集镇，其历史渊源绵长，初建于唐，发展于宋，繁荣于明清，一度为苏中盐、棉、米、茧“四白”集散中心，有“小扬州”之称。之所以叫掘港，是因为唐大历年间，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捍海堰以挡潮水，但由于天降大雨，内河水涨，不得排泄，时时酿成水灾，遂掘开捍海堰放水，潮来时则再堵上，循环往复。

我们将从掘港转车去一个叫长沙的小镇，然后再步行六里左右路程，方到达我父亲的海边老家。

我母亲后来说，那天我们全家在长沙镇东街头一下车，旋即便有不少当地人围上来。他们也不上前搭话，只是探究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好奇。

我母亲和我父亲虽然都穿着军装，但都没有领章，肩章，可是当地人还是认定他们是解放军。那时，人们普遍对解放军抱有特别亲近的情感，而对女兵尤其敬畏。我的穿着军装的母亲有着凛然的气质，她的齐耳短发自然卷曲，这使她看上去超凡脱俗，如梦似幻。两个相貌齐整的孩子和一个北方装束的老妇人，也让人们啧啧称奇。

那些当地人，有的是镇上的，有的是附近乡村来逛街的，有的则是从海边挑着海鲜到镇上来贩卖的渔民。其中有一个竟是我父亲那个渔村的，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幼时的伙伴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他用那种打号子的嗓音叫了一声我父亲的乳名。

我父亲又惊又喜，上前一把握住那个人的手。那个人一边使劲挣脱，一边说，看把你身上弄脏了，看把你身上弄脏了。

原来那个人是赶着牛车到镇上来卖海鲜的，卖完了正打算赶着牛车回去，恰巧遇到了我父亲。

从长沙镇到海边有两道蜿蜒弯曲的牛车辙印，牛车就晃晃悠悠走在这两道辙印里。那个人倒骑着牛，用方言土语跟我父亲聊天。

我姥娘一句都听不懂，她东张张，西望望，看看平原田野上的景色。南方跟北方真的不同。北方的土地粗粝，荒凉，而南方的土地却是肥沃，滋润，随便种一棵庄稼，也是那样秀丽，精致。

我姥娘从未坐过牛车，晃荡的牛车让她惊恐不已。她心里叹息着，怎么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啊。

一到堤岸上，迎面便有海风吹来。那海风黏，腥，硬，湿。正是涨潮时分，满眼是浑浊的无边无际的海水，满耳是无数只野兽低沉忧郁的吼声。不远处，那些星星点点的潮墩就露在海面上，它们看上去似乎随着潮水一起摇晃，并且随时都会被潮水淹没。我姥娘她晕眩起来，朝着大海不停呕吐。

我们就坐在牛车上涉水而行。此时的牛车不再是牛车，而是汪洋之中的一条船，翻着白沫的海水随手可触。我父亲和他幼时的伙伴依然谈笑风生，而我姥娘和我母亲脸都吓白了，她们缩在牛车上紧紧搂着孩子，一动都不敢动。

我姥娘告诉我，她对海潮害怕至极。住在海边的那些日子，每次涨潮，她都会悚然心惊。那是午夜梦回的时候，她时常会听到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蛇在草丛中游动。她一惊，就从床上坐起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轻微，隐约，模糊，时断时续，仿佛在很远处。但就在坐起来的那工夫，这声音就清晰了，变得宏大，辽阔，仿佛有无数只蛇在草荡中游动。草茎被一次次折断，发出噼啪之声。很快，窸窸窣窣的声音变换成另一种声音。那是咆哮的声音，那种咆哮之声听上去就像是很多人在开大会时的呐喊。

我们全家住在一个长满獐毛草的潮墩上。有一天，我姥娘一个人偷偷走下潮墩，向西，朝几里路外的堤岸走去。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行走，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也许是逃离的意识所致。从潮墩到堤岸的地面经过潮水的无数次冲刷，变得坦荡如砥，一马平川，没有路，却到处都是路，正适合我姥娘的小脚行走。可是她没有一次能走近堤岸。问题就在于她的害怕，害怕潮水会不期而至。一想到漫无边际的潮水会从背后偷袭过来，她就会惊慌失措。她那时刚好走到半途，便折身而返，重回潮墩。她想走快点，但两只小脚可不听她的，它们显得六神无主，它们开始哆嗦起来了。一哆嗦就打起了趔趄，中了枪弹似的，一瘸一拐，脚步绵软无力，一棵草也能把她绊倒。在很多寂静的午后，渔村有些人会看到从潮墩至堤岸之间我姥娘蠕动的身影。开始她走得很从容，脚步稳实，神态坚定。但突然间，她就掉过头来了，惊弓之鸟似的，张皇，错乱，跌跌撞撞地回到潮墩上。

潮墩上还住着一个叫王洛西的孤老头子。多年前，王洛西只身一人从东台来此烧盐，后来一直没回去。他的房子是土墙草顶，非常低矮，其实就是一个窝棚，四周被南瓜的藤蔓包围。王洛西因为背驼得厉害，所以显得很矮。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家门口，弓腰，低首，神态卑怯，仿佛等待着贵客光临。有一阵子我没看见他，我从大人的言谈中得知，王洛西死了。

住在海边的那些日子，我父亲成了一名乡村医生。他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走村串乡，早出晚归。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一只黑色诊包，里面除了听诊器和一些药物外，还有一只牙钳。我父亲不仅谙熟内科，拔牙的技艺也十分精湛。他是本地人，又很有来头（上尉军医），在百里滩涂名噪一时，人人都喊他刘先生。

我母亲则当上了接生婆。总是半夜有人敲门，我母亲赶紧起床，拢一把乱蓬蓬的头发，拎起药箱就走。有时恰逢涨潮，来人摇着舢舨过来。我母亲对摇篮似的舢舨总是不适应，一上去就晕得昏天黑地，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我和渔村很多小孩交上了朋友。有个孩子和我玩得特别好，但他是结巴。当地人将“结巴”称为“愣子”。为什么叫“愣子”？可能是结巴经常说不出话来，愣在那儿。那个孩子愣得太厉害了，常常大张着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村里人都叫他洋哑巴。有段时间我和洋哑巴形影不离，也许是耳濡目染，结果我也愣起来了。我本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是我结巴了就说得磕磕绊绊，支离破碎。家里很着急，尤其是我姥娘，急得天天念叨着，这可咋办呀？这可咋办呀？

根据村里人的说法，愣子是可以卖给别的小孩的，但愣得太厉害就卖不掉，像洋哑巴就卖不掉了。卖愣子要等到下雨天，至于为什么下雨天才能卖掉，村里人却语焉不详。我记得在一个微雨的上午，我姥娘牵着我的手走出家门。我头上戴着雨笠，左手提着铜盆，右手拿了一根棒槌，走几步就吆喝一声，卖愣子喽！因为愣，所以我的吆喝是断断续续的。于是我姥娘也跟着我一起吆喝起来了，两种声音混合着，让人感觉奇异。很多人走出家门看我们，但是没有孩子出来，大人们知道我们在卖愣子，所以不许他们的孩子出来。那时，我姥娘是多么希望那些孩子也出来看热闹啊，到时只要把我头上的雨笠摘下来戴到他们脑袋上，我的愣子就能卖掉了。后来我们终于看到有孩子出来了，但他们也是出来卖愣子的。他们就像我一样，戴着雨笠，敲着铜盆，一边走一边吆喝，卖卖卖，愣，子，喽。这时我才知道，渔村其实有很多小愣子，他们都是让洋哑巴给传染的。有趣的是，我看到洋哑巴也出来卖愣子了。他卖了几年都没卖掉，但他还是锲而不舍，每逢下雨天就出来卖。他实在是愣得太厉害，“卖愣子”三个字，他只能说出“卖”，而“愣子”两个字，他永远说不出，所以他一直扯着变声期的公鸭嗓子喊着，卖喽，卖喽。

一年后，我家搬到长沙镇，算是告别了荒蛮之地。

很多年前，长沙镇是一块伸向大海的形状狭长的沙地，故名为长沙。长沙东临黄海，潮间带沙滩广袤无垠，加之地处黄海与长江交汇海区，浮游生物极多，天然饵料充足，近海资源丰富。文蛤、蚶子、泥螺、竹蛏、海葵、沙蚕、青鱼、大黄鱼、小黄鱼、鲳鳊鱼、马鲛鱼、梭子蟹、海蜇等海产珍品种类繁多。每逢渔汛，满载而归的渔船停靠在海港里、平沙上，黄灿灿的各种海鱼，活蹦乱跳的肥壮海虾充斥天地间。这些海鲜一部分在近海岸销售，大部分通过人挑、车船，运销至县乡内地，有的则销往南通、石港、白蒲一带。自古以来，长沙沿海一带煮卤制盐十分发达，由海子牛牵拉牛车，源源不断将白花花的盐巴送往盐场。盐场上，一座座盐堆形似雪山，高耸入云。随着海产和食盐的热销，长沙的名声也传扬开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看准了这块富庶之地，纷纷就地搭舍建房，开设八鲜行、盐店、日杂行、粮行、点心店、药店、饭铺、茶铺、铁铺。清代中叶，一个由二百来户商店和住户组成的三岔形集镇街道——长沙镇已初具规模。

有很多年，长沙镇简直就是海鲜的天下，有民谣为证：“一年四季十二月，月月鱼儿离水鲜。正月里龙灯鱼儿来报喜，二月刀鱼正当时，三月黄花鱼儿上了市，四月鳓鱼大眼白，五月马鲛正当家，六月条鱼肥又大，七金八板九箭头，十月海鱼数铁头，十一月带鱼白如银，十二月鲈鱼最闻名。还有红白水虾大对虾，硬壳虾儿肥兰虾，文蛤天下第一鲜，竹蛏海蜇姑娘蟹，螃蟹泥螺加鱼干。”每年春汛，长沙镇上整天是赶牛车人的吆喝声，八鲜行里的叫卖声，下海人归来的号子声，酒店茶馆的笑语声，声声相应，声浪阵阵。街道上扁担如林，人潮如海。当时人说，出门就捉蟹，下水捞鱼虾，无鲜不下饭，离鲜不成菜，吃穿诸用海上来，说话三句不离海，连长沙镇的空气都充斥着海的味道。

后来，这种热闹如清明上河图的盛景不再，它已经变得平和，淡雅。我们全家从海边搬到长沙镇时，长沙镇已经是一个市井气和烟火气很浓的小镇了。在这个小镇上，我们全家整整生活了三十年。

长沙镇东头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那时还没有工业污染，所以河水清且涟漪。河里，运动着的有鱼、虾和螃蟹，静止着的有河蚌。河的两边长着竹子似的翠绿江芦，它们迎风摇摆，散发着一种过日子的安宁气息。河边还有几处踏埠，每天上午，会有三三两两的女人朝踏埠走过来。她们穿着家常衣裳，右手拎着竹篮和淘箩。竹篮里放着要洗的蔬菜，淘箩里是中午要下锅的米。左手则把持着一个盛满刚洗好的衣物的脸盆。脸盆的一端就搭在左腰上，为了防止脸盆滑落，左腰就必须付出力量，这样，行走时臀部就要大幅度摆动。这一摆，就把女人的婀娜摆出来了，也把女人的风情摆出来了。女人们到河边来洗菜，淘米，过衣服。她们伸出胳膊，往前够着，衣裳就扯到前面去了，露出一截白皙的腰身来。

我姥娘也经常下河边洗菜。她挎着篮子，一步步往河埠挪动着小脚。到了河埠，她蹲下身子洗东西，她的白发就在河面上飘动起来了。

我家就在镇东头这条河流的边上安顿下来了。买了陆姓人家的两间草房，以后又逐步加以改造，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这个院子就位于马路和河流之间。在三十年的时光里，河流和马路送走了多少船只和车辆，送走了多少世事沧桑和悲欢离合，只有小院子似乎亘古不变地蹲伏着，默默承受时间的侵袭，或者默默等待在时间中瓦解，倾圮，消失。

公路两侧还住着几户人家，他们是我家唇齿相依的邻居。在日常生活中，我家与他们既是并行又是交叉地朝着时间深处蜿蜒前行。

在长沙镇，我姥娘有个最好的朋友，她叫朱秀莲。

有一次，我姥娘拿着一块衣料去缝纫店做衣裳。缝纫店就在茶水炉子的东隔壁，一个大通间，做缝纫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缝纫机也是清一色的蝴蝶牌。

缝纫店很热闹，妇女们都一齐踩动缝纫机，那种低沉宏大的嗡嗡声，就像一万只蝴蝶在鸣唱，震得整个东街都在颤抖。缝纫店里手艺最好的，就是朱秀莲。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和我母亲一样，也是高身量、容长脸儿，不同的是，我母亲严肃，看上去冷漠。朱秀莲却善言，说话有分寸，待人热情，通情达理，会持家，为人妻为人母都做得很好。

那天，我姥娘跨进缝纫店的时候，缝纫机的轰鸣出现了短暂的停歇，所有的女人都停下手上的活计，抬头看着这个山东老太。突然到来的寂静，使我姥娘感到很意外，她有点害臊，也有点尴尬。她不知道说什么，和谁说，她甚至想退出去。这个时候朱秀莲就走过来了，她未语先笑。她看了看我姥娘手上的白府绸衣料，问我姥娘是不是来裁衣裳的。见到有人主动上来招呼，我姥娘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我姥娘叫了声大姑娘。后来我姥娘就一直叫朱秀莲大姑娘。

大姑娘，俺想做件衬衫。我姥娘说。

朱秀莲接过我姥娘手里的衣料，摸了摸，赞叹道，好料子，好料子啊。她展开来披在自己身上，问那些踏缝纫机的女人，好看不好看呀？那些女人齐声说好。朱秀莲有些失落地说，我还没有件白府绸衣裳呢，看来这个山东侉子有钱啊。

那些女人听到朱秀莲说“山东侉子”，都笑了。我姥娘也跟着笑起来。她一点都不怪朱秀莲说她是山东侉子。她问朱秀莲，这衣料俺做衬衫中不中啊？

朱秀莲朝我姥娘翻着白眼，说，我听不懂你的侉子话呀。

那些女人又笑起来。我姥娘再次跟着笑。

朱秀莲将我姥娘领到哑巴裁缝的裁衣案前。裁衣案上很乱，零布头、线团儿、画粉块儿，还堆着很多扎好的各色布料，朱秀莲把那些布料推到边上去，收拾出一块空地，把我姥娘的布料摊在哑巴裁缝面前。她只简单打了几个哑语，哑巴裁缝就明白了。她对哑巴裁缝说，这个山东侉子很讲究的，人也很厉害不好惹，要是裁剪得偏差了，她绝对饶不了你的。

哑巴裁缝觉得事态有点严重，破天荒地认真起来。他打着哑语，要我姥娘站直，呼气，吸气，放松，腰背挺直了，两只手贴在裤缝上。我姥娘当然不懂哑语，朱秀莲便在一旁帮着翻译。为了能让我姥娘听懂，她说起了普通话。可是她又不会说普通话，那种洋腔洋调惹得一屋子的女人哄堂大笑。我姥娘也咧着嘴笑开了。也许，她与朱秀莲的友谊，就是在那一瞬间结成的。

不知道我姥娘怎么那么和朱秀莲投缘。朱秀莲没退休的时候，我姥娘喜欢到缝纫店找朱秀莲玩。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坐在那儿看朱秀莲轻巧地踩着蝴蝶牌缝纫机。有时会抚摸一下身边案桌上的布料，思忖是做上衣还是裤子合适。如果那块布料是混纺的，颜色也不太鲜，就会想，要是俺用它做一件斜襟褂子，中不中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姥娘怎么那么喜欢布料，她怀着虔敬，一遍遍抚摸它们。如果那些布料上有褶皱，她还会抚平它们。朱秀莲经常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和我姥娘打趣。她说，姥娘，我给你做件花衣裳吧。你穿了花衣裳再跟个男人吧。我姥娘会笑着说，俺做姑娘时什么衣服都敢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俺要是穿上件花衣服，还不让人骂呆子啊。下辈子吧，下辈子俺找你做花衣服。说到这里，我姥娘有点伤感了，她擦了擦昏花的眼睛，她仿佛看到那些如潮的时光在衣料上一闪就过去了。她猝不及防。她仿佛一下子就被什么击倒了。

后来朱秀莲退休了，我姥娘就到她家去玩了。那是在慵懒寂寥的午后，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家里是空的，洒在院子里的阳光也是空茫的。她封了炭炉子，再坐上一钢精锅水，就锁上院子门出来了。她把钥匙挂在腰上。钥匙上系着一条用红绿玻璃丝编的金鱼。我至今仍保存着这条金鱼。它身体的每个毛孔都贮满了那个时代的灰尘。它早已死了，但我觉得它的灵魂犹存。它的灵魂为期待复活而存在。可是它永远不可能复活了，因为握它的手永远消失了。但是那个时候它是鲜活的，它游动在那个时代的生活潮里。它享受了那些宁静的可以说是幸福的时光。它每天都游来游去，它是在缝合北方与南方对接时留下的罅隙呢。

在我姥娘走出院门前，我家养的小狗先跳出去了。它是忠实的。它也谦让，吃饭的时候它总是先让猫吃，等猫吃好了它才吃。它全身都黑，就像穿了一身黑色衣裳，所以我们全家都叫它小黑。它每天都趴在院子里的砖地上，注视着我姥娘的举动。它趴在那儿，尾巴不停地摇动，拍着砖地叭叭响。它神情紧张地看着我姥娘出来进去不停忙活，一俟有用得到它的，它跳起来就去帮忙。比如，我姥娘往桶里收摊晒在地上的煤球，它就会跑上前去，用嘴叼着煤球往桶里放。我姥娘到井台上去打水，它也会跟在后面，用嘴拼命拉扯着井绳。它知道我姥娘每天下午都要到朱秀莲家串门，便预先趴在院子门口，当我姥娘一打开院门，它就跳出去了。它总是在头里走。它欢腾着，跃动着，有一种不自知的快乐。它突然意识到什么，收住脚，回头看，发现我姥娘被拉下了，便懊丧地耷拉着脑袋往回走，那神情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快到八鲜行时，它就不再等我姥娘了。它快速地跑到八鲜行隔壁的朱秀莲家。它用爪子轻轻拍打着院门，嘴里发出嗷嗷的轻唤。院门才开了一条缝，它就挤进去了。它摇动起尾巴，微笑地看着朱秀莲。朱秀莲拍了拍它。朱秀莲知道，我姥娘来了。

如果把那一个一个午后连缀起来，那是多么漫长啊，简直望不到尽头。那也是一条漫长的路。它承载了我姥娘飘动的白发，寂寥的背影和打着趔趄的脚步，也承载了我姥娘一生中可能是最愉悦、安闲的时光。那些宁静安详的午后，我姥娘和朱秀莲是怎么度过的呢？当然是聊天呀，说话呀。就坐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透过枇杷树叶间的缝隙，落在两个女人的衣衫上。它在她们的头发上，眼眉上，脸腮上，膝盖上静静跳动着，随后就滑落到地上的针线匾子里了。是的，所有的阳光似乎都被针线匾子盛起来了，那些针啊线啊布头啊废弃的钮扣啊都漂浮在阳光的水面上了。可是经不起从针线匾子的缝隙里一点一点的往下漏，很快就漏了一地。也很快就流走了。没有了阳光的院子变得灰暗，有细细森森的感觉，旮旯里那些时间的碎片，比如一块瓦砾，一枚远古的贝壳，一根遗落的竹筷，一只永远无法打开的旧锁，一下子就裸露出来了。它们什么时候才会流走呢？也许它们永远不会流走，它们无法从时间的母体上剥离。因为，它们就是时间。只有光阴是没有依附的。它其实就是风。它朝人们的头上一吹，头发就变白了。它从这个世界上吹过，很多人就被它带走了。是的，当阳光流走了，当时间的碎片裸露出来，风就吹过来了。现在，这个墙角布满了青苔的小院子还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我姥娘和朱秀莲的身影。她们是被风带走的。

是的，那一个个连缀起来的午后是悠长的，两个女人坐在小竹椅上说着话。她们嘴里说着话，手却不闲着。朱秀莲说是退休了，可是哪里能退得了呢？也做家务，但做完了家务，还是要拖过针线匾子，戴上老花镜子，把旧衣衫拆了，改做另外一件衣裳。或是将零零碎碎的布做几双鞋垫。有时呢，会织一件毛衣。我姥娘则纳鞋底，她的针线功夫真是好，那些针脚特别精细，匀称，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直线。朱秀莲拿过鞋底，一个劲夸我姥娘。她告诉朱秀莲，俺的针线在大庄是有名的。朱秀莲便问道，什么大庄啊？我姥娘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打了个冷颤。自从离开了大庄，她就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大庄了，不知道那天下午她怎么就说漏了嘴。既然提起了，那就索性说开了吧。憋着不挑破，也难受啊。她对朱秀莲说，俺家就在大庄。我姥娘说这话时一点都不伤感。她的神情是那样安笃，祥和。她就像一个旁白者，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她说起老家的那些作古的人，说起老家的风俗人情，包括一年四季的生计，吃的，穿的，用的。说起妯娌间的钩心斗角，那些当时恶心现在却感觉美好的趣事。说起公公的吝惜，平时不许包饺子吃，有一次公公出门去看一个还俗的和尚，她们就偷着包饺子，正吃着，公公突然提前回家了，她们就惶急得把饺子藏在炕洞里，结果还有几个落在灶台上。公公发现那几个还冒着热气的饺子时，她们都傻了。公公黑着脸，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砸东西，直到她们一个个跪在公公面前，发誓以后再不偷着包饺子了，公公才罢手。说着这些往事时，我姥娘吃吃地笑了。我姥娘以一种轻松的语调笑着说，过得不如贫雇农，还地主呢。说到这儿，朱秀莲便会顺便问，你男将呢？她总觉得我姥娘的婚姻生活是个谜。在长沙镇的方言土语里，“妻子”被叫做“堂客”，“丈夫”被称做“男将”，对此，我姥娘是明白的，但是我姥娘却并没有接朱秀莲的话茬。她长久地沉默了，仿佛倦了。她将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划了几下，似乎还要把鞋底纳下去，可是到底把针线收了，缠在鞋底上，夹在腋下。她说，俺得回家收衣服，捅炉子做晚饭了。她往回走了。路上阳光扑腾着，刺痛了她的眼睛。她把眼睛闭上了。可是睁开来还是痛。唉，那哪是阳光啊，那是她纷乱的思绪。

我姥娘和朱秀莲聊得最多的也许是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吃穿用度，家具物件，家长里短，男女情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温贫暖老，人情世故，总之，是关于活着的，过日子的话题，也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她们聊得最开心的，也许是男女私情吧。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的笑是窃窃的，语气是狎昵的：某某人家的老婆又偷汉子啦，怎么怎么让男人撞见的啦，老婆又是怎么怎么让男人揍的啦。某某男人又是怎么怎么忍气吞声做乌龟的啦。说到这儿，我姥娘会用上一句大庄的歇后语：扣鼻子拆铺衬——没出息。那都是她们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道听途说听来的，现在只不过是拿来汇总，交流，说笑。既然是道听途说，免不了有出入的，比如，有户人家的女人刚把汉子偷到家里来，就被男人发现了。我姥娘的说法是，那汉子当时钻到床底下去了，可是因为慌乱，一只脚没缩进去，就是这只还伸在外面的脚被那男人发现了。朱秀莲说是汉子躲到锅门口的草堆里去了，恰好那男人到锅门口烧锅，去划拉草，却一把划拉到那男人的屁股。于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之时，两个人又噗哧一声笑起来了，笑得前仰后合的。说起教师张三，那么俊朗的一个男人，却娶了个又黑又矮的丑女人，我姥娘便要惋惜道，歪树结裂枣呀，好帮好底做好鞋，好爹好娘养好孩，你看他们的孩子长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还能走到人跟前去？鞋匠李四呢，却是好福气。李四是个瘸子，瘸得厉害，要靠挪着一个高高的杌子行走，镇上的人都叫他瘸爹。就是这个瘸爹却娶了个美貌老婆，几个孩子也长得神气，朱秀莲便唏嘘不已，这婚姻是前世配好的呀，是前世该派你的呀。

她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许还是服装，关于布料啊，样式啊，剪裁啊，领口啊，袖子啊。我姥娘年轻时是很讲究衣饰的，对于色彩也有她的追求。后来老了，便淡漠了，可是这个爱好却没有丢。她不大做衣服了，总认为箱子里的那些衣服穿到死也穿不了。可还是喜欢逛布店，经常买完菜就挎着菜篮子踅到供销社去。她在布柜前流连忘返，盯着布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布料饱眼福，同时想象着要是做一件这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做一件那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又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她身体里会有七嘴八舌的声音，它们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所以，她到朱秀莲家串门，就把那些声音倾倒出来，请朱秀莲评判，挑选出一个她觉得最打心上来的声音。她信得过朱秀莲。她认为，在剪裁方面，在衣服色彩的鉴定方面，在对布料优劣的辨别方面，长沙镇没有人超得过她。这也许是她能吸引我姥娘的原因之一吧。

有时呢，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各自静静地坐着，做针线或纳鞋底。在静谧的午后，她们不是坐在一个黯淡的小院子里，而且坐在时间深处。时光把她们一次次往前拉，又一次次推到后面去了。她们会不约而同地拿针在头皮上划几下。锐利的针尖和头皮摩擦，会发出一种轻微的嗤嗤的声音。那是时间的声音。时间的走动是没有声音的，它就像一个偷盗者蹑手蹑脚的脚步。但是它被划破了，于是它就发出声音来了。它嗤嗤地走动着，就像很多年前，它走在张家屯至大庄的官道上，走在高密到福建的旅途上，走在潮墩间平坦的滩涂上，现在它又穿行在我姥娘和朱秀莲做针线活的针眼里了，荡漾在这个小院子里了，当我姥娘走出院门回家的时候，它又尾随在我姥娘身后了。它究竟带走了多少东西啊？！有没有它永远也带不走的东西？

俺得回家收衣服，捅炉子做晚饭了。于是我姥娘告别朱秀莲，从小院里走出来了。还是小黑在头里走，它总以为我姥娘不认识回家的路，所以它要带路。回家的兴奋使它腾跃起来了。它一口气就从八鲜行跑到茶水炉子门口了，随后它又垂头丧气折身返回到我姥娘跟前，再缓缓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前走。

因为我姥娘经常去缝纫店玩，这样，也就认识了缝纫店隔壁开老虎灶的孙二娘。

孙二娘好像和我姥娘自来熟，那天她在门口看到我姥娘，硬要我姥娘去她家坐坐。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就聊到饺子上去了。原来孙二娘的儿子在山东当兵，有一年回来探亲时给母亲包了北方饺子。只吃了一次，孙二娘就吃上瘾了，可是她不会包。那天，她恳求我姥娘给她包饺子。我姥娘接口说，俺也馋饺子了。我姥娘说，俺还是上辈子吃过饺子的呢。孙二娘喜形于色，那就明天到我家来包。我姥娘乐得什么似的，中啊，包大白菜饺子！

第二天上午，我姥娘兴冲冲到孙二娘家去了。远远的，就听到孙二娘家传来薄刀在菜板上剁肉的笃笃声。孙二娘剁肉的笃笃声是那么悦耳动听，急管繁弦似的催促着我姥娘的脚步。

和好的面已经醒了，我姥娘将面团放在面板上揉巴。看上去一点不用劲，其实力道暗藏在掌上。面团是柔绵的，我姥娘揉面团的手也是柔绵的，而无形的力道却贯注其中。面团不知不觉变得柔中有刚了，变得有了筋道，变得坚韧和绚烂。孙二娘则开始和饺子馅。我姥娘嫌她放的葱和姜少了，大白菜也不够。孙二娘便又赶紧添上了。我姥娘又让她打上两个鸡蛋和上，这样就能使大白菜和猪肉更紧地抱成一团。

擀饺子皮是我姥娘的拿手好戏，还在做闺女的时候，一大家子吃饺子，饺子皮都是她擀的。她擀饺子皮好像是心不在焉的，和你拉呱说笑着，两只手也不怎么忙活，可是一转眼的工夫，一叠厚薄、大小相差无几的饺子皮就堆在面板上了。

那天上午，孙二娘跟我姥娘学擀饺子皮，但她擀不好。擀不好的原因，在于不能保持动作的连续性，即右手不停擀的同时，左手要不断将饺子皮填进擀面轴，这个过程应该是囫囵的，所以擀出的饺子皮也是囫囵的。囫囵的圆，囫囵的质地和纹理。而孙二娘却做不好，她擀一下，将饺子皮抽出来，再擀一下，再抽出来，再擀，将擀饺子皮这个整体连贯的动作分解得支离破碎。我姥娘拿起孙二娘擀出来的形状怪异的饺子皮，笑起来。我姥娘说，你擀的是饺子皮吗？

擀饺子皮有个重要细节，就是一定得中间厚，边上薄。馅儿是搁在中间的，中间厚下在锅里不会破。边上薄呢，容易捏得住。这个孙二娘也学不会。

我姥娘手把手教她。可是怎么教也教不会，孙二娘急得满头大汗，赌气地说，我再也不擀饺子皮了。

饺子皮擀好了，该包饺子了。孙二娘不甘心，抢了块饺子皮就包。她包馄饨包惯了，还是用包馄饨的手法来包饺子，结果包出来的饺子扁扁的，像趴在地上的小蛤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姥娘瞅了一眼，也不说什么，只炫技似的一口气包了各种花样的饺子摆在筛子上。我姥娘说，不管学什么都要耐点心，俺开始也不会包，包多了就会了。

我姥娘的这个说法极大地鼓舞了孙二娘，她又来了精神，吵着说，那我们天天包饺子。我姥娘笑了，笑得天荒地老似的。我姥娘说，俺可巴不得天天吃饺子啊。我姥娘教给孙二娘一种最简便快捷的包饺子方法，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握住饺子皮边沿，往中间拢，合，再一捏，就成了。这种饺子挺好吃，因为能容纳最多的馅。

因为面和得多，饺子馅拌得多，饺子也包得多。八仙桌摆满了，两把竹筛摆满了，就将锅盖反过来摆上去，还是摆不下。包好的饺子一定要一个个摆起来，要不粘在一起，没等下到锅里，就被馅儿洇破了。

饺子就放在老虎灶上下。老虎灶的炉火说多旺就有多旺，把风门打开，炉子里的炭正烧在火口上，呼呼往上窜火舌。安上口大铁锅，打满水，盖严了锅盖，一会儿水就咕噜咕噜开了。揭开锅盖，将两筛子饺子倒进沸腾的水里，又把锅盖盖上。很快，锅里又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孙二娘问我姥娘，能捞起来吃了吗？我姥娘摇摇头，把锅盖揭开，泼了半瓢冷水进去，又盖上。不一会，水又咕噜咕噜开了，孙二娘又问，能吃了吗？我姥娘说，不能。揭了锅盖，又泼进去半瓢冷水，盖上。

孙二娘又不耐烦了，问道，多咱才能吃啊。

锅再次开了，我姥娘揭开锅盖一看，一锅的饺子都白白胖胖浮在水面上，说，中了，中了，快盛起来，时候多了就毁了。孙二娘拿起笊篱就盛。她有些紧张，手忙脚乱，有两个热腾腾的饺子滑到地上了。

孙二娘顾不得刚出锅的饺子烫，拣了一个扔进嘴里，哆哆嗦嗦吃下去，嚷着，日娘的，好吃。

那天，孙二娘给街坊邻居都送了饺子，结果很多人都来找我姥娘包饺子。他们先找到我父亲，他们叫我父亲“刘先生”。在长沙镇，人们一律将做医生和当教师的称为“先生”，以示敬重。他们说，刘先生，我们想请大娘到我家去包饺子。

也许正是通过包饺子，我姥娘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也许是一种对接，是北方与南方的对接，虽然这种对接不是那么天衣无缝，会留下罅隙，毕竟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表情，它们的性格，它们言说的方式，它们的皮肤（土壤），它们身体内流淌的血液（河流），它们对世界的态度，它们凝视宇宙苍穹的姿势，永远是南辕北辙的，它们永远不能融为一体的，比如，南方人永远不会包饺子。我相信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姥娘只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而从来没有与他们“融合”过。他们永远是我姥娘的“异乡”。

至于我姥娘为什么那么喜欢包饺子，也许是因为她是没有“故乡”的人，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大庄的那一刻起，“故乡”就被连根拔起了，所以，她将饺子当成了她的“故乡”，每一次的包饺子，仿佛就是一次故乡之行。

很多时候，当我下午放学回来，看到院门锁着，就知道我姥娘不是在朱秀莲家，就是在孙二娘家。这时我会去找我姥娘。我来到东街口。包桂红家就住在东街口，他家对门是唐麻子家。我就从两家之间的街路上往前走。这时，我猛一抬头，就看到了我姥娘。我姥娘从街道深处朝我走过来了。我当时的感觉是，长长的街道上就是我姥娘一个人在踽踽行走。我姥娘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我姥娘的白发被临近傍晚的阳光染成了金黄色。那些傍晚街上的喧闹声就像无声电影那样喑哑了，它和傍晚开始活动的人流那样，构成了我姥娘身后的背景。

我至今还记得我姥娘身后的那幅小镇傍晚的生活图景：周国才挑着货担子回家了，他每天在八鲜行对面的街角摆摊，卖菱角、柿子，也卖香烟洋火桂花糖。他是个小老头，神情寒缩，举止诡秘。像极了《红灯记》里的磨剪人。他每天大智若愚地坐在货摊后面，静观街面动静。他不像个摊贩，倒像个地下党，等着谁和他接头。后来他终于等来了接头人，但不是地下党，而是死神。那天他在货摊上一直坐到天黑，有人去推他，他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了。郭呆子的背影出现了。郭呆子叫郭新明，因为读了太多的书而痴呆。他是呆滞的，又是警醒的。他其实是一个知书识理的人，他见到我姥娘都要停下来，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姥娘。他每天都要跑步。他家就在酱油店的巷子里，他每天从家里出来，踏上街道，尔后从东街一直跑到公路上，向东跑到东海部队，再打转回来。他一边跑着，一边声音嘶哑地喊着“一二一”。喊得那么执着，好像将生命作为全部赌注押上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二一”成了长沙镇的生物钟。人们只要一听到空气中传来的“一二一”的口令声，就知道该收摊了，该做饭了，该抬起回家的脚了。我经常想，“一二一”是不是一种符咒呢？郭新明肯定是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在那本圣书中有这样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世界衍生出来的太多的事物总是让他头疼和失望，他多么希望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单纯的，只要有一两样东西就足够了，比如身体和道路。“一二一”其实就是他的祈愿和祷告。当郭新明在背景的边缘消失后，曹津元挑着一对圆肚子水桶过来了。他打着长长的号子。他是启海人，他的号子听上去怪异，有种凄凉感，仿佛是唱着丧歌。他长年累月给染坊挑水。在我印象中，每次见到他，他都在嗨唷嗨唷地躬身塌背挑水。后来他老了，挑不动了，依然保持着躬身塌背的样子，这是时间对他的雕塑。他一年四季都赤着脚，在冬天的早晨，他的肥实多茧的大脚板踏在布满冰碴的街路上，发出破碎的响声。陆善堂从八鲜行出来了，他送文蛤到海安李堡刚回来，将收货单交给吴鹤松。他饿了。他踩着他的脚踏车往家奔。他敞着怀，露出古铜色的胸脯和茂密的胸毛。他绕过曹津元和他的水桶，朝我飞驰而来，又风一样刮过去了。有个孩子懒洋洋的从家里跑出来打酱油，家里给了他一毛钱，可是他只打了八分钱酱油，然后他捏着余下的二分钱，飞跑到周国才家买菱角去了。几个下河边的女人拎着洗好的菜和碗筷，在街道上一闪就消失了。一些男人或女人不约而同拎着煤炉跨出门槛，那些用铅皮桶子改造的煤炉被置放在街道边上，排了一长溜。那些男人或女人就像皮影戏里的人物，按统一模式做着动作：用火柴点燃一把引火草，塞进炉洞，迅速添上被剁成拃把长的木柴，等到火舌舔上来时，再压上煤球。乳白色的烟把他们模糊的身影吞噬掉了，整个街道上充斥着烟火气。隐隐约约传来咳嗽的声音。咳嗽声是这些人发出来的：从农贸市场挑着卖剩下的蔬菜往家赶的农民；下海挖文蛤的镇上人，他们趿拉着塑料拖鞋，挑着沾满沙泥的文蛤与农民擦肩而过；一些背着柴草的女人，那些烧锅用的柴草，是她们到镇东头的林业站捡拾的；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体面的男人，他拎着黑色人造革文件包，他刚在单位开完会，也是往家里赶。几个光着脚板的下河佬，他们刚从镇东头河边的船上下来，他们都是罗圈腿，他们到店铺去买纸烟、黄酒、猪头肉。一个穿着碎花衣裳的家庭主妇，她正准备做红烧鲫鱼，突然发现生姜用完了，便匆匆出门到邻居家要一块。还有一些狗啊猫啊鸡啊鹅啊，它们也被炉烟呛着了，它们的咳嗽声听上去就像是老人在喘息。

这是一道生动而永常的背景，是长沙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结实的日子。它永远不会松动。松动的只是人。当一个人像牙齿那样松动了，又像牙齿那样掉落了，消失了，另一个人又替补上去了。也许，日子的含义就是结实？

不知为什么，在很多年里，我姥娘并没有融入这道风景里面，时间的镜头总是将她单独凸现出来。她总是站在时间之巅上。她在长沙镇街道那截时光的河流里深一脚浅一脚朝我走过来，可是从没走近我。当她快要走近我时，时间在那一刻突然就冻结了，她身后的背景也因此而凝固起来，就像时间结下的痂，这使我每次回忆长沙镇的日常生活时，通过这块痂很轻易就找到了进入点。

而对于长沙镇上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姥娘凸现在他们面前，这让他们很容易对她进行毫无遮碍的注视。无论从哪个方向，他们都能端视着她。

他们注视着她一天又一天的庸常，机械，缓慢的生活。他们一天又一天地看着她怎么竭尽全身力量来打理这个家。他们看到她的生命的盛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余下的岁月足以让她奉献给这个家。

退休之前，我父母一直忙忙碌碌。他们曾经在长沙镇诊所待过，吃住都在家里，但这段时光很短暂，然后他们就离开家了。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不在家里。他们先后在长沙镇周围的长沙公社、卫海公社、北渔公社等几个公社的卫生院从事医疗工作，都是离家七八里路的样子。他们住在医院宿舍，将全副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住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走了。因此，这个家就完全交给我姥娘了。

我姥娘吃尽辛苦带大我和我姐姐。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不用怎么操心了。而这时我母亲又生下我弟弟。我母亲坐完月子就离家上班去了，把孩子交给我姥娘。那时奶粉是稀罕的，我姥娘就用糖水、米汤喂孩子。我姥娘整夜守着，不停地哄孩子。孩子哭得厉害，就抱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唱那首老掉牙的童谣：拉锯/拉槐/槐树倒了/木匠跑了/小孩好了。有时打盹，额头就磕在孩子的摇车扶手上，整个人一激灵，揉揉眼睛，一摸孩子屁股，湿了，赶紧给孩子换尿布。有时从孩子屁股底下抽出的湿漉漉的尿布上，有刚拉出来的温热的大便，若是黄灿灿的，黏稠的，成形的，就放下心了，自顾自笑着，轻轻拧一下孩子的屁股蛋子。要是拉了稀，就慌手慌脚，犯愁，会念叨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会爬了，会站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姥娘”。

人们经常会在夏天的傍晚看到我姥娘用大澡盆给三个孩子洗澡，院子里飘着痱子粉的味道。晚饭是粥，糯香的玉米饼子，咸菜。天燠热，江芦叶子纹丝不动，院子里燥热得要着火，我姥娘便领着孩子到马路上乘凉。两张高凳上搁两块门板，三个孩子就爬上去了，惬意地躺着，姥娘用芭蕉扇子给他们扇风。他们听姥娘“扒瞎话”（讲故事）。他们看天上无边的星星，战战兢兢担心星星会砸下来，可是星星不会砸下来，星星只会眨眼睛。后来他们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凉爽的风从他们梦境中袅袅着一次次掠过。我姥娘挨个摸摸孩子们的胳膊，腿。要是黏，就继续扇，也是挨个扇，从头扇到脚。有蚊子嗡嗡飞过来了，啪！拍了一掌，虽未打到，响声却传得很远，远处有狗猛地吠了一声。这时已经临近午夜了，风开始变凉，四周静得能听见流星从头顶飞过的声音，嗤——，就像哑巴裁缝用裁剪裁布的声音。陆善堂踩着他的脚踏车去八鲜行装货了，他经过时衬衫的衣角飘起来了，送过来海鲜的潮湿气味。脚踏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多像一把刀在剖鱼。孩子们的皮肤终于都滑爽了，摸上去就像绸缎似的。她扔下扇子，起身，把三个孩子一个个抱回家去。她像抱冬瓜似的把三个孩子一个个抱回家去了。

孩子们都上学了，能喘口气了，我大姨却从西藏回来生孩子了。我大姨是和我大姨夫一起回来的。我大姨生完孩子又走了，孩子还是由我姥娘照料。我大姨带回好多炼乳，那是一种高级乳品。我尝了一次就被它的奶香美味迷住了。我经常偷着吃，用食指伸进罐头里，挖一块塞进嘴里，那一刻我全身都酥了，多么销魂蚀骨。我想，如果能够天天吃到炼乳，那该多好啊。那时，我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偷吃过白糖。装白糖的罐子放在五斗橱上，我踩着杌子正好够到。我乘家里没人，爬上去，抓了一把白糖赶紧往嘴里填。我姐姐突然在我背后大喊一声，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惊恐得连人带杌子摔下来了。我还偷吃过家里的脂油。那是用肥肉熬的，凝固在碗里，上面是一层乳白色，样子很像炼乳。与炼乳相比，它有别一种味道，香，腻，软，酥。我也是挖一块填在嘴里，像糖那样含着，等着它自动融化。要是没被发现，我又跑过去挖一块填在嘴里。满是猪油的手就抹在后衣摆上，远远看去，我的后衣摆白花花一片。我的偷盗行径随之昭然若揭。

我大姨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叫小宇。一生下来就哇哇大哭，像男孩那样淘气捣蛋。我姥娘也是整夜抱着，哄着。单抱着还不行，要不停地摇过来，晃过去。摇着，晃着，就睡着了，轻轻放进栏车，可是一放进去又哭了起来，便又抱起来，摇过来，晃过去，一整夜就过去了。我姥娘给坐月子的大姨煨了鸡汤。我发现鸡汤比炼乳、白糖和脂油好吃多了。当我大姨喝着鸡汤的时候，我就凑到她跟前去了。我对她说，大姨，我们打伙吃好吗？在长沙镇的方言里，“打伙”就是一起、一块儿的意思。

有趣的是，我大姨的奶水特别多，小宇吃不了，就挤在碗里给我吃。人奶有着浓重的腥气，我不喜欢。我依然喜欢淡黄色的鸡汤。它柔软，温暖，馨香。我对我大姨充满了感激，如果她不回来生孩子，我是喝不到鸡汤的，道理很简单，要是她在西藏生孩子，我是不可能跑到西藏去喝鸡汤的。

照顾着我们姐弟三个，还要带着另外一个小孙女，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油盐酱醋，日常起居，人情来往，现在想来，那是艰辛的，含辛茹苦的；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姥娘的头发全白了，一根黑的也没剩下。

就在小宇三岁时，我大姨又怀孕了，仍旧从西藏回来生孩子。这次她给我生了个小表弟，取名小峰。我姥娘又开始第五次做母亲了。我姥娘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孩子，便给小宇找了个农村奶妈。奶妈姓何，住在长沙公社二大队。有一天下午，我姥娘带我去二大队看小宇。那时我已经是个懂事的孩子了，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姥娘老了。因为我姥娘满脸的皱纹第一次刺痛了我。因为我第一次对我姥娘说，我以后要照顾你，给你买好吃的，给你买好衣服穿。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对死亡的恐惧。这都是那天下午在去二大队的路上发生的。那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渠路，一边是潺潺流着水的灌溉渠，一边是广袤的农田，一些两头尖翘的农屋掩映在竹林背后。路是泥路，直，但坑洼不平，布满砖块。

我姥娘走得很慢了。她老了，走不动路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她的身体总在颤抖，脚时不时就磕在砖块上，哎哟一声缩回来，但是身体又不能即刻停下来，于是缩回来的脚又匆忙迈出去，但那种迈是犹豫不决的，于是，趔趄形成了。由于无遮挡，旷野的风很大，有时一阵风刮过来，她东倒西歪的，随时会摔倒。

我们走了好久才到小宇的奶妈家。那是三间扑屋。所谓扑屋就是砖墙草顶，农村里大都是这样的房子。门口一个长满芦苇的水塘，几只鸭子在戏水，河埠上遍布黄白相间的鸭屎。东山墙垒着个鸡窝，几只母鸡本来都进去趴着生蛋了，见我们来了，又都咯咯着跑出来了。屋里屋外都看不到人。我们一进屋就看到了小宇，她被一条绳子拴在桌子脚上。她小脸蛋上糊满了鼻涕，头发像杂草似的，不知什么时候梳过的。她一见我们就嗷嗷哭起来了。我姥娘也抹起了眼泪。我姥娘对她的外孙女说，走，咱回家，不在这儿受罪了。

几天后，小宇被接回来了。我姥娘同时带着两个孩子了。她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院子里打了口井，因为水咸，便用来洗菜淘米。我姥娘已经下不动河边了。她将吊桶投进井里，晃悠几下，吊桶就盛满了水，然后往上拎。最初还不怎么太费事，憋着一口气就能拎上来，然后再把憋着的气大口大口吐出来。后来，就要做几次才能拎上来。她俯身在井口上，全身都在抖动，往上拔两下，就把桶绳勒在井壁上，让吊桶悬在半空中，喘口气，再往上拔。拔几下再把桶绳勒在井壁上，喘口气，再往上拔。有一天，她试着再将桶绳勒在井壁上好喘口气，可是桶绳再也不听她的了。在那一刻，她感到一吊桶水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啊。那不是一个吊桶，那是一头要过河的牛，而她只是抓着个牛尾巴。她再也抓不住了。她把全身的劲都使在手上也抓不住。最后，她把手松开来了。吊桶凌空而下，重重摔在水面上，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咚”的巨响。水面乱成一片。她呆住了。她觉得一堵墙倒下来了。她觉得她的一切都被压在那堵倒下来的墙里面了。等到水面平静如镜，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是一个消瘦的耳聋眼花的老太太，她的飘扬的白毛，将整个井口盖满了。那个坐在炕头上充当“婚媒子”的鲜亮，红颜，皓齿的年轻女人，她去了哪儿？

她的耳朵开始聋了，要凑到她跟前说话才能听到，到后来还要大声说，在外人听来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她患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了，到离家四十公里的一个叫三余的地方医院动手术。

我姥娘在三余医院一直待到拆了线才回来。我母亲请了假回来照料我们。我十分想念我姥娘。有一天晚上，长沙镇西街的（棉）花部大院放《小兵张嘎》的电影，张嘎的奶奶像极了我姥娘，或者说我姥娘像极了张嘎的奶奶。当我看到张嘎的奶奶被鬼子抓走时，我嚎啕大哭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出演那个穷凶极恶的鬼子的是电影演员葛存壮。多年后，他作为嘉宾出现在电影访谈节目里时，看上去是个十分和蔼的老头；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对他怀有莫名的敌意。

那时我家的物质生活是困窘的，父母亲工资加起来也就是七十来块，全家生活的所有费用都依赖这七十来块。也许是拮据造成了我父亲的吝啬。我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全家去县城掘港玩。掘港离长沙镇虽然只有十八公里，但那时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却和北京那样遥不可及，几年也去不了一趟，所以，能去掘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那天我父母骑自行车带着我姐姐，我和弟弟坐公共汽车。我弟弟只要看到汽车就特别兴奋，那时，公路上是很少看到汽车的，我弟弟早上起来就坐在家门口，等着看汽车。只要有汽车过来，就手舞足蹈地呼喊起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那天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我们既紧张又好奇，惴惴不安。当乘客坐好，车门关上，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弟弟突然哭起来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弟弟是激动得哭，还是害怕得哭。

那天去掘港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浴室洗澡。那也是我第一次进浴室洗澡。一个蒸汽弥漫的水池子里挤满了人。我被大人们硕大的阳具吓坏了。它们包围了我，我不敢动弹。我要小便，却找不到小便的地方，就把小便尿在浴池子里了。后来我听说，有的小孩竟把大便也屙在浴池里。

下午去逛百货公司，我赖在玩具柜前不走了。我死活要买一把玩具手枪，我父母很坚决地拒绝了我。可是我死活都不愿离开玩具柜，我就像颗铆钉，铆在那儿了。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那是一把红色塑料手枪，我如获至宝地揣在腰里。那天夜里我抱着它睡，也许我还做了关于它的梦。可是第二天早上它不翼而飞了。原来是父亲一大早骑自行车去掘港百货公司，将玩具手枪退掉了。我伤心得哭了一天。我像个悲伤的大人那样哭，不出声，泪却像断线的珠子，涌涌不断。

那时，很少有大米吃，有也是籼米。我姥娘便烙玉米饼子。她扛着一袋玉米，趔趄着去河东夏家磨坊磨成玉米面。她烙的玉米饼子又糯又香，就着大葱吃尤具风味。她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架纺车，晚上盘腿坐在院子里纺线。纺出来的线换回又厚又糙的粗布，用来做棉被里子特别暖和。她养鸡，养鸭，养羊。她和动物们相处得很好，有时她到镇上去买东西，狗啊，猫啊，鸡啊，鸭啊，都要跟在她身后走一程，再作鸟兽散。我家整年不用买鸡蛋。我特别喜欢吃煮得很嫩的鸡蛋，蛋白子又柔又软，蛋黄子则是湿润的，黏稠的，尚未完全成形。这种蛋不适合吃，而适合抿。抿到嘴里时，不待牙咬，蛋白子就碎了，洇了，化了。再一抿，蛋黄子便玉体横陈，溢满了唇齿之间。鸭蛋用来腌制，做咸小菜。我姥娘是腌鸭蛋的好手，她不用卤水腌，而是用河边的沙泥腌，腌出来的鸭蛋个个冒油。我姥娘还养蚕。我喜欢在夜晚听蚕儿咬噬桑叶的声音。那种轻柔细腻的沙沙声，就像远方亲人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你在那种美好的期待中渐渐睡着了。

蚕儿咬噬桑叶的声音，也像时光缓慢流逝的声音。它把日子，生和死，快乐和忧伤，温暖和寒凉，还有身体，带向远方。我们姐弟三个都长大了。我们出去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我们把长沙镇，把发生在长沙镇东头那座小院子里的生活远远抛在身后了。那座小院傍河而居，河水清且涟漪，水边长满了翠绿的江芦，有风的天气，江芦起伏摇摆，发出簌簌之声，像极了一支箫在寒夜的呜咽。而我姥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妪。只要看看我姥娘，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风烛残年。她足不出户，很少再上街了。有时去镇上买东西或去找朱秀莲聊天，就拄着一根淡黄竹质拐杖。她把她高挑的身材完全交给它了。那根做工极其拙朴的拐杖还是我给她买的。后来它一直与我姥娘相依为命，直到她辞别人世。它是她忧伤时候的支撑，是她的记忆和最后生活的见证。它跟随我姥娘去了火葬场，又跟随我姥娘进了焚化炉，与我姥娘一起化作缕缕青烟。

竹质拐杖敲击地面的橐橐声总是被长沙镇越来越喧嚣的市声淹没。在那些喧嚣的声音里，已经听不到书呆子郭新明“一二一”的跑步声，听不到陆善堂负重脚踏车的辚辚之声，也听不到八鲜行吴鹤松扯着喉咙的报秤声，和铁匠毛广法的铁锤擂向铁砧的砰然之声。它们都被风刮走了。代之而起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个体商贩的叫卖声，是满载货物的轻卡的马达声，是不断开业的店铺的鞭炮声，是街头的录像机播出的花花绿绿的粤语声。它们琐碎又坚硬，也很结实，是一切悲欢离合的背景。它们构成了时间的洪流，裹挟着人们一步步走向时间深处，直到消失。而当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新的日常生活之音又诞生了，然后它们又遵循着命运的方向，向消亡滑落。消亡的同时又有了新的追随者。所谓的远古洪荒就是这么产生的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掀开那些日常的喧嚣，你会感觉到老妪拐杖敲击地面的橐橐声显得格外刺耳。它不是连续发出来的，而是时断时续，冷不丁地响一声，咚，很重，似乎将地面戳了个窟窿。然后是岑寂，沉默，杳无声息。就在你准备放弃等待时，又是一声沉重的咚。这多么像对大地发出的叩问啊。它在长沙镇的街道上究竟响了多久？谁也记不得了。而在它消失的时候，也没有哪个知道。有谁会关心一根普通拐杖与地面纠缠所发出的声音呢？有更多的声音需要人们关心，比如粮食倒进瓦罐所发出的声音，碗碟与杯盏相碰的声音，婴儿第一次啼哭的声音，床笫欢爱的声音，一枚钱币在午夜从桌沿掉到砖地上的声音。

只有我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风。它会飘散，但永远不会消失。

第二章　迁徙

现在，让我回到1990年初秋的长沙镇时代，回到和我姥娘在一起的日子里。现在想来，那些日子寒瑟，阴郁，潮湿，看不到阳光。它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某种善良的看法，它让我对所谓的骨肉亲情产生了疑问，同时它还让我感觉到一个人的衰老是多么无助的事情。

1990年的初秋，长沙镇东边那条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流，被印染厂排出的黝黑恶臭的工业废水彻底污染了，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扭着窈窕的腰身下河边洗东西了。一个时代的消亡是从河流和女人的消失开始的吗？从1990年初秋再往前眺望，长沙镇的好多人和物都消失了。位于街中心的八鲜行已经荡然无存，海产品早已开始自由交易了，人们不再需要司秤的吴鹤松了。是的，有多久没听到吴鹤松洪亮高亢的报秤声了呢？再也看不到周国才摆在八鲜行对过的货摊了。郭新明“一二一”的口令声也已消失，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关于他的失踪，一直是个难解的谜。缝纫店和茶水炉都关了门。孙二娘辞世了，她留给儿子孙大明八千元，那是一分钱一分钱攒下的。陆善堂老了，往李堡送文蛤，给附近卫生院送氧气瓶，用自行车送客，这些活儿都轮不到他做了。他的修车铺门可罗雀。他神情木讷黯然，像一株腐朽的老树。

现在，让我跨进我家的门槛吧。我家还是那座小院子，但是它明显破败了。因为紧挨公路，院子里的一切，屋顶，院墙，井台，扁豆架，盛开在院墙角落里的鸡冠花，牵牛花，还有月季，都蒙满了厚厚的灰尘，看上去就像生了一层再也刮不掉的锈。

院子里有我姥娘索寞、孤独的身影。她在院子的砖地上挪动脚步。我姥娘已经八十四岁了。她消瘦，衰弱，乏力。她的白发越来越稀疏，露出陶罐一样的脑壳。她戴着老花眼镜，但时不时就要摘下来用手帕擦眼睛。耳朵聋得厉害，和她说话很费劲，所以没有人愿意和她多说话，她也不愿意和人搭腔，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一个虚空的地方，不时将眼镜摘下来擦眼睛。是的，她更多的是坐着。她行走已经变得困难了。她再也离不开那根淡黄色的竹质拐杖了。她拄着它走几步，就停下来倚着它喘几口气。她很少上街了，因为不用买菜做饭了，这活儿由我退休的父母替代了。她对去朱秀莲家串门也兴味索然。她经常坐在她的床沿上，看着窗外的某个地方，那也许是晾晒在铅丝上的一袭衣角，是树叶间青白的天空，是院墙上摇曳的枯草，也许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虚空。

逢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她就把她的寿衣寿鞋拿出来摊晒。她在十年前就把寿衣寿鞋做好了。料子都是绸缎的，红的，黄的，绿的，有浓郁的喜庆色彩，也许都是跟朱秀莲商量好了买的。而缝制也是在朱秀莲家进行的，在针脚的拐弯抹角处让朱秀莲做参谋。她和朱秀莲一边拉着呱，一边做着针线。她拿出了她全部的看家本领。她的好针线让朱秀莲不停地赞叹。她在缝制的时候，时不时就将衣料披挂在身上，笑着问朱秀莲，俺好看不好看？她想象自己穿上寿衣寿鞋时的模样。那就是一个穿红戴绿的新嫁娘的模样。她想象自己在亲人的围绕下死去，丧礼是繁盛而热闹的，人们敲敲打打，放着鞭炮，送她到该去的地方。她觉得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热闹，亲切，温暖。她把做好的寿衣寿鞋珍藏在箱子底下，可是死却迟迟没有到来。逢到太阳好，她就把寿衣寿鞋摊在院子里曝晒。她十分惧怕它们因为受潮而霉烂，因为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给自己做一套寿衣寿鞋了。

我父母在1990年之前就退休了，他们身心俱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有种失落感，认为是被社会和时代抛弃了，他们无所适从，惶恐不安。同时，他们还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谁来照料一天天衰老的老人呢？这个老人现在还不需要别人照料，但是很快就需要人侍候了。她已经不怎么能走路了，她的双腿很快就要离开地面，回到床上去了。如果嘎嘣一下就去了，那是最好的。要是久病不起，缠绵病榻数年怎么办？他们想，我们也老了，照顾不了她了。

在我父母看来，他们已经赡养我姥娘三十年了，他们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做得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也该我舅舅，大姨和小姨尽尽做儿女的义务了。我母亲还有另一层想法，这想法一直深深根植于她思想深处。她认为她为老孙家付出了很多，功莫大焉，姥娘跟了她几十年不算，单为支持弟弟妹妹们完成学业，那笔花费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我母亲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她，姥娘很难活到今天，完全有可能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在大庄；如果没有她，也就不会有弟弟妹妹们的今天。而在这几十年间，她从未要求过弟弟妹妹们为她做点什么。现在她有困难了（照料年迈的母亲），弟弟妹妹们理应为她分担。即使撇开这些，他们作为儿女的，也应该尽尽孝。特别是我舅舅立华，他身为儿子更应该担负起为母亲养老送终的责任。

我大姨和大姨夫早已从西藏转业到了四川自贡，他们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安定，各方面都不错。生活在通化的舅舅和小姨也是如此。总之，他们有能力更有道义接受垂暮之年的老人。我母亲数次写信给我舅舅立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之所以没有给我大姨和小姨写信，是因为她也认同儿子养老的传统观念。我舅舅欣然同意，来信表示随时欢迎母亲去东北。

可是我姥娘根本不愿意去东北。我父母和我姥娘郑重谈过几次，跟她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利害，告诉她如果继续待在江苏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可是我姥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她的态度就是三个字：俺不去。她在江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她认为江苏（确切地说，是长沙镇）就是她的故土。故土难离，就这么简单。她觉得长沙镇就是她的血脉，是她的呼吸器官，是她的阳光和空气。如果让她离开长沙镇，那就意味着让她去死。她也舍不得离开她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外孙。她的外孙也是她的故土啊。同时，她也习惯了长沙镇的生活方式，她早就把自己当成南方人看了。事实上，她早就被南方同化了，除了喜欢包饺子和爱吃大葱外，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基本上都是南方化了。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长沙镇有海鲜。我姥娘爱吃海鲜，尤其爱吃一种叫“黄吉子”的海鱼，这鱼酷似魛鱼，但比魛鱼阔且短，刺特别多，而剌多的鱼香。我姥娘喜欢将“黄吉子”用油煎了吃，这样，去了腥，香味能全部出来，样子黄澄澄的，特别好看，咬一口，又脆得出奇。可是东北没有。如果去东北，永远也不会有“黄吉子”吃。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早已把我家当成她的家了，她的一切都是属于我这个家的，现在忽然让她去东北，无异于把她赶出家门，这在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我姥娘不愿去东北的态度是如此坚决，我父母也不会硬逼着她走，这事就暂且搁下来了，但我父母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明显冷淡多了。在他们眼里，我姥娘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成了多余的人。我姥娘不想让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她认为自己还能干活儿。只要能干活儿，就不会是个多余的人。她是不能上街买菜了，也打不动井水了，不过还能干干择菜洗碗之类的事情。可是这类事情并不能干得好。比如择韭菜，因为老眼昏花，总是辨识不了夹在韭菜里的青草，而将它挑拣出来。这使得我母亲要把她择过的韭菜重新择一遍。洗碗刷锅也是这样，碗和锅总是洗不干净，害得我母亲还要再洗刷一遍。后来，我母亲就什么也不让她干了。我姥娘不甘，看到我母亲干什么，她就要上去帮忙。我母亲说，你越帮越忙，你还是去歇着吧。不过，我姥娘还能烧锅。那时，长沙镇上还没用上煤气，家家户户还是用灶烧饭做菜。她看到我母亲要做饭烧菜了，便颠颠着走过去，坐在锅门口，先用软草引着火，再往锅膛里添着柴草。她的苍老多皱的脸被火光映红了，白头也变成红色的了。她是很会烧锅的，她知道煮饭和煮粥的火力是有区别的，炒菜和煨汤的火力也是有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微妙，复杂，不过她能把握好。当柴草在锅膛里很有层次地哔剥作响时，她是欢愉的，是满足的，认为自己还能派上用场。

不久，我姥娘终于被正儿八经的派上了用场。那时，弟弟的孩子刚生下来不久，一时找不到保姆，我母亲就想去掘港给我弟弟带孩子，但远在扬州的姐姐正在复习考研，迫切让我母亲去帮她照看孩子。我母亲分身无术，左右为难，我姥娘自告奋勇，要到掘港去带孩子。当时的情况，似乎也只有让我姥娘重操旧业了。

我弟弟在掘港镇郊有自己的楼房，一个大院子，用院墙围着，里面种着花草蔬菜，有浓郁的居家气息。我姥娘的任务就是不停地摇栏车。似乎所有栖居在栏车里的孩子都需要大人不断的摇动着，否则他们就会大哭大叫，闹得鸡飞狗跳。是不是只有当栏车不停地在摇晃，他们才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可靠的呢？此外，就是及时给孩子换尿布。这个营生虽然简单，但很有学问，因为你无法判断孩子究竟什么时候拉屎撒尿，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不停地伸手到孩子屁股底下，试探尿布是否潮湿。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说不定孩子会在你伸手进去试探之前，就拉了尿了。屎尿不多还好，要是屎尿很多，就会殃及垫在孩子身体底下的被褥。要是晴天还好办，换下来洗了晒出去，当天就能晒干，倘若碰到连续阴雨天，那就很麻烦。

而我姥娘根本用不着伸手进去触摸，就能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拉和尿。凭什么？凭感觉。这就是学问。这是她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学问。感觉也是学问。感觉是最好的学问。平静的孩子突然哭起来了，一般而言，这是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哭泣向世界发出的拉屎拉尿的宣言。也有另一种情况，即这时孩子已经拉下了，他（她）因为羞愧而哭。也有很多孩子拉之前并不哭，而是暗中凝劲，脸会涨得通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还有一类孩子，不动声色就拉下了，我弟弟的孩子就属于这一类。

我姥娘感觉到孩子要拉屎拉尿了，便把孩子从栏车里抱出来，把着，让孩子岔开两条小腿，拉在便盆里。孩子本来有尿意，但被我姥娘抱起来这么一折腾，尿就缩回去了，所以把了一会儿并不见尿出来。这时我姥娘就努着嘴，吹起了口哨。她的口哨真是神奇，孩子一听到口哨，很快就哗哗尿出来了。轻柔的口哨声和着哗哗的尿尿声，也许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

我姥娘带的孩子很干净，但是我弟媳待我姥娘很刻薄。我弟媳是那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她中午下班回来给孩子哺乳，就抱着孩子去附近的娘家吃饭了。我姥娘找点冷饭冷菜吃，有时冷饭冷菜也没有，只好饿着肚子。我弟媳其实有怨气，她认为我母亲偏心，自己跑到扬州去带外孙，却将孙子扔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带，这明摆着是一种搪塞，说到底还是女儿亲。

现在我来说说1990年初秋发生的事情。

我母亲从扬州回来，暂且待在掘港照看孙子，我姥娘又回到了长沙镇。她和女婿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彼此都看着不顺眼，现在却不得不同在一个屋檐下。家里的气氛冷冷飕飕的，两个人谁都不说话。按理，在一个屋檐下，时时刻刻都会照面的，但他们却很少照面，吃饭都是等对方吃好了再去厨房吃；平时呢，我父亲在他房间里看电视，我姥娘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沿上，长久地凝望窗外某个虚空的地方。她的昏花的眼睛老是往外流泪，她不时要摘下老花眼镜擦眼睛。有时我回家看她，她就在凝视着那虚空的地方。我时常猜想，她是不是在遥望她的大庄呢？也许，在那一刻，只有她的大庄才是亲切的、温暖的。

我姥娘平生最怕看人脸色，可我父亲偏偏给她脸色看，他总是对我姥娘板着一张冷冰冰的脸，那是一张充满委屈和怨恨的脸。我能理解我父亲内心的委屈，他觉得他赡养丈母娘已经太久太久，如果用这么久的时间抚养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了，早就能给予他很多了。可是这个迈入衰败之年的丈母娘能给予他什么呢？什么也不能给予。不仅不能给予，相反还要剥夺他晚年的幸福生活。不是吗？如果没有这个丈母娘，他的退休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是有了这个丈母娘，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时候她病在床上久卧不起，还不是他来抓屎端尿？这么一想，就犹如被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内心每天都要这么提示他：你真冤啊，你他妈的太冤了。这个提示让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是的，他是不幸的，他这辈子一直都被不幸笼罩着。越觉得自己不幸，肚子里的气就越多。那些气越来越猛烈地撞击着他的五脏六腑，寻找着发泄的出口。

我姥娘更委屈，俺在这个家里像长工似的干了一辈子，说不要俺就不要俺了？说撵俺走就撵俺走了？这不是卸磨杀驴吗？让俺走也行，你得把工钱算给俺，俺不能白干了，俺不能空着手就走了。要是这么空着手走了，你叫俺到哪儿吃饭去？你看着俺扎眼对吗？俺偏不走，偏要让你扎眼，扎死你。我姥娘把世上的所有人都想得很善良，正是这种单纯拙朴的想法，使得她对我父母动员她去东北始料不及，而陷自己于憋屈之中，或者说，她钻进了牛角尖。她压根儿也不会去理解我父母的良苦用心，她根本不会想到，我父母之所以动员她去东北投靠儿子，是因为我父母也老了，他们照顾不动她的，真的到了她病倒在床上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的，难不成叫我舅舅或大姨小姨大老远的跑到江苏来侍候她？是的，头脑简单的她不会想到这些。她想到的仅仅是：她老了，不中用了，他们嫌她了，不要她了，像甩一个包袱那样甩她了。对此，她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她内心，她是认为他们会感激她为这个家所做的奉献的，因此，当她老了，不能动弹了，他们是会照料她，养她老，给她送终的。她认为这是常理，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会这么做，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是谁？他们可不是什么外人，他们是在一个锅里吃了三十多年饭，在一个屋顶下睡了三十年觉的骨肉亲人啊。话再说回来，即使是外人，你替他干了一辈子活儿，临到老了，他也不会就这么白白撵你走的。我姥娘越想越委屈，越委屈心里越气，所以，她整天也是气呼呼的。

1990年初秋的那段日子，两个满腹怨气，剑拔弩张的人一起生活着。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他们生活得很累，很艰难。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牙齿，一个是舌头。牙齿和舌头再躲避也总归有撞到一起的时候，也总归有打架的时候。

那时，我在长沙中学做老师。长沙中学位于长沙镇西郊，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初级中学，全校教职员工，包括食堂做饭师傅老卢，也就十来个人。一天下午，我正在课堂上讲课，忽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漫不经心地朝校长室走去。我猜测谁会打电话给我。我记得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还夹着一支粉笔。我不吸烟，也反感吸烟者，但我喜欢吸烟的优雅姿势，所以我在讲课时，总会将一支完整的粉笔夹在右手的食指和中间之间。我想象我的思绪和袅袅飘起的烟气一起，氤氲在教室的每个角落，这种想象经常让我感动。

那时候，整个学校就一部电话机，而且是手摇电话。为了防止老师们打电话，校长将电话机锁在一个木匣子里，只让话筒露在外面，所以这部手摇电话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

我一拿起话筒，就听到里面有个人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急吼吼地说，你快回来，你姥娘在哭。我听出来，打电话的人是邮电所的王所长，他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顾不得上课，骑上自行车往家急赶。那时，长沙镇刚落成了一个名叫龙潭的农贸市场，就在以前八鲜行的斜对过，赶晚市的四乡群众纷纷朝那儿涌过去。远远看去，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闲人，有叫卖的小贩，有身负背篓的渔夫，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玩耍的街巷小儿，有在酒肆中狂饮的富足子弟，有行乞的残疾老人，有打情骂俏的男人女人，有吆喝着卖馒头卖烧饼卖服装卖老鼠药的。这种清明上河图的景象使得下午的长沙镇既生动又繁盛。

我满耳是熙熙攘攘的市声，我没听到我姥娘的哭泣之声。我穿过拥挤的街中心往东走。这时，我就看到我姥娘了。她刚从邮电所出来，正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往前走。她一边走，一边抹着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下午，我父亲和我姥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两个人大吵了一场。事情的起因我并不知晓，但我知道肯定是一桩极琐碎的摆不上桌面的小事。也许，任何发生在家庭的争端都是由这样的小事引起的，因为只有小事情才能够充当导火索。两个人都憋得太久了，所以吵得很厉害。我父亲终于把脸皮撕下来了，他对我姥娘吼着，你走吧，去找你儿子，现在就给我走。

我姥娘被戗得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我父亲会直截了当对她下逐客令。她大声喊起来，走什么走？这是俺的家。我父亲粗声大嗓道，这儿怎么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东北，你现在就到东北你儿子家去。我姥娘不甘示弱，这是俺闺女家，俺闺女家就是俺的家。我父亲认为我姥娘一点都不懂道理，便冷嘲热讽道，你闺女是跟着姓刘的过日子的，这儿是姓刘的家，不是姓孙的家。

邻居都听到了我姥娘和我父亲的争吵声，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都好奇地跑到我家去探个究竟。有些路过的也跑过来看热闹，院子里挤满了人。我父亲避开众人进屋了，我姥娘还待在院子里，她一边撩起围裙擦眼睛，一边对众人道，你们说说，他叫俺走，说是叫俺去东北，他怎么就叫俺走了，他该不该叫俺走？

我姥娘指望众人异口同声谴责我父亲，可是众人都不吭声。他们脸上都现出同情之色，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我姥娘拨开众人，拄着拐杖走出了院门。那一刻，她觉得她在这个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她出了院子门朝北，左拐，进了东街。她已经好久没上街了，东街上的人看见她，都热情地跟她打招呼。他们说，姥娘，是不是上街买东西啊，到我家来坐坐吧。我姥娘感到一阵温暖，她又撩起围裙擦眼泪。人们都很奇怪，问她怎么了？她便哽咽着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可是人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劝她回家，他们说你女婿说的是气话，过两天就好了。他们还问我姥娘，你姑娘到哪儿去了？我姥娘说，在掘港小儿子家带孩子。他们说，等你姑娘回来说说你女婿，你女婿不会叫你走的。

但是我姥娘没有回家，她一直朝邮电所走去。邮电所坐落在酱油店东侧的巷子里，两间里外漆成绿色的小房子，所长姓王，因脸上有几粒碎麻子，镇上人都叫他王二麻子。王二麻子既是所长，也是职员，整天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嚷嚷，喂喂，你是哪里？你是哪里？那时，镇上的人要打长途都要找王所长，由他先挂到县城的总机，由总机转挂，再等总机转接过来，所以，邮电所每天都有很多人等长途。也有打电报的，仍是由王所长通过县城总机拍发，然后他再进行接收。王所长是从掘港调来的，也当过兵，到过很多地方，口音也是南腔北调的。因有时他也到我家来送信，跟我姥娘很熟悉，总是叫我姥娘大娘。而我姥娘总是叫他大兄弟。那天，他一看见我姥娘朝邮电所走来，就摘下耳机跑出来搀扶我姥娘。他见我姥娘满面泪痕，问道，大娘，你怎么了？我姥娘听到王所长的这句暖洋洋的问语，泪又哗哗流下来了。我姥娘拉着王所长的手，大兄弟，你快往学校给俺外孙打电话，叫他快回来。

那天在东街上，我姥娘一见到我，就抓着我的手哭开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爸爸不要俺了，他要俺去东北找你舅舅。

那一刻我是多么心疼我姥娘，又是多么憎恨我父亲。我什么也没说，就用自行车把我姥娘驮到学校去了。那时我刚结婚，家就安在学校，有一间比较大的宿舍，和一个小厨房，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再不让我姥娘回家受委屈了，就让她跟我们过。

我妻子是一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爱我，一切都顺着我，她接纳了我姥娘。

现在，当我梳理那段历史时，我对我的做法充满了怀疑。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我姥娘后来过的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是不是我导致的呢？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冲动地把我姥娘带到我的住处，而是将我姥娘送回家，然后心平气和地和我父亲交谈一次，让他把说出的话收回去，让他向我姥娘道歉，让他善待我姥娘，那么，事情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呢？

可是，我知道我当时别无选择，我肯定会把我姥娘带走。我太年轻气盛了，或者说我太疾恶如仇了。我根本不会和我父亲作一次交谈，更遑论心平气和了。我鄙视他，我似乎从未与他作过什么交谈。而自认为手握真理的他也绝不可能把说出来的话收回去，更谈不上向我姥娘道歉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这样做了，我也不放心让我姥娘再待在家里，因为我觉得他们还会伤害我姥娘。只有让我姥娘和我在一起，时刻都处于我的视线中，我才能放下心来。

就这样，那天下午我在街上将我姥娘接到我在学校的住处，我在房间里搭了个床铺，将我姥娘安顿下来。第二天我回家取我姥娘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我父亲阴沉着脸坐在房间里看电视，他知道我接走了我姥娘，但他没有跟我说话，我也懒得理他。当我挎着我姥娘的东西走出家门时，我有一种解脱了般的轻松感，我天真地认为，从此以后我姥娘将不再受我父母的窝囊气了。

不久，我母亲从掘港回来了，她没有来学校看我姥娘，也没有找我。而我也没有回家见她。双方似乎都在赌气。他们是故意不管这事了。他们想，你把你姥娘接走就接走吧，学校就一间宿舍，你还没生孩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而你姥娘会一天天变老，会病魔缠身，看你日后怎么办，等到你焦头烂额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姥娘乖乖送回家，当然，到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接受，原因嘛，谁叫你当初接走时没告诉我们呢？总之，我父母当时的心理，是准备看一场好戏。他们是故意不管这事了。

其实，我父母内心很着急，他们担心我，为我着想，怕我因为照顾我姥娘而影响工作。同时，他们还怕我以后照顾不了，再推到他们身上。另外，他们也在经受着外界舆论的谴责，用如坐针毡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心境并不过分。如果这时我和他们推心置腹交流一次，承认我没有跟他们说一声就将我姥娘接走是极为错误的，然后我再将我姥娘送回家。我想，他们是会接受我姥娘的，虽然难免会说几句难听的话。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姥娘再回到那个沉闷的家，怕她悒郁，怕她委屈，怕她伤心。我没有想到日后，只顾及眼前，认为眼前我姥娘快乐就好。我那时多么希望我姥娘能够快乐地度过她的最后日子啊，只要她快乐，我愿意做一切。

事实上，和我居住的那段时间，我姥娘是快乐的。在所有的孙子外孙中，她最爱我。她是巴不得能够和我住在一起的。和我住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能够让她快乐。学校有位教物理的教师，名唤朱佩钰，当年从南通下放过来，一直没有回去。他把老母亲从南通接过来，也住在学校里。老母亲比我姥娘小不了几岁，但身子骨比我姥娘硬朗，因未裹过脚，走路十分轻快。她和我姥娘很投缘，有空就过来找我姥娘玩。奇怪的是，我姥娘竟然能听懂她说的南通话，她呢，也能听懂我姥娘说的山东话，两个人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说到什么有趣的话题，两个人就咧开嘴哈哈大笑，久久合不拢嘴，似乎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在那一刻遗忘殆尽。

我现在非常怀念那段宁静的充满家居味道的日子，我恍惚觉得我姥娘成了我的老母亲，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时间温暖地把我们带着一天天往前走。我姥娘每天都起床很早，她起床的时候，食堂做饭的老卢还没点火做早饭，静谧的校园只听到麻雀在枝头乱叫。我姥娘起这么早是为了去厕所倒尿盆子，她怕倒晚了让人看见。那是一只白瓷痰盂，她非要坚持自己倒不可。她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端着痰盂朝厕所走去。也就是三十米的距离，她要歇上好几回。那根拐杖戳在砖地上，咚咚的，惊起一群雀鸟。她还坚持自己洗衣服，再挪着小脚去井台上过。她每天上午就坐在门口择我买回来的菜，等着我中午回来烧。吃了饭，睡上一觉，然后，或是朱家老太过来，或者她去朱家老太那儿，两个走在人生尾声的人，在一起消磨一个下午。那个时候，我姥娘会不会盼着朱秀莲来看她呢？我将我姥娘接到学校来，朱秀莲是知道的，可是她一次也没有来过。从那以后，我姥娘再也没见过她。

有一次，我姥娘对我说，你快生个孩子吧，俺还能给你带孩子，要是再不生，俺就带不动了。

这话让我心酸。我姥娘一定是觉得她让我白白养着而内心不安了，她得帮我干点活儿，要不端饭碗的时候会觉得心里不踏实。

她说这话后又过了五年我才有了孩子，那时她真的带不动了。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随着朔风刮起，秋天最后的枯叶飘落，冬天来了。冬天也捎来了我舅舅孙立华。

我舅舅的到来很突然。已经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了，我们只是断断续续从与他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我小姨来信中，获悉他的零星情况。他和老伴早就退休了，退休金少得可怜。三个儿子都下岗了，工作无着落，也靠他养活，他应该是很难过的。十年前我舅舅曾来江苏看我姥娘，后来一直没来过。在感情上，我与他是很亲近的。我性格也与他酷似，内向、孤僻、寡言，内心感情炽烈，喝一口酒就脸红。

是我母亲来学校把我舅舅要来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儿子的到来使我姥娘喜出望外，她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的儿子了，她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竟然能迈着大步走路，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一迭声地对我说，快送俺回家，快送俺回家。

她要回家，是不是她不想让儿子知道她跟我住在学校里呢？

与十年前相比，我舅舅苍老了许多，几乎是变了另一个人。在该是享受生活的年纪，还担负着生活的重荷，并且患着多种老年疾病，他神情木然，腰背佝偻，面色憔悴，眼睛里布满血丝，花白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十年前，他身上还有着儒雅之气，现在则荡然无存。

我舅舅是从广州过来的。他的二儿子小兵到广州打工，却暗中做起贩毒生意，被警方缉捕，他闻讯星夜赶往广州，却未能见儿子一面。

我舅舅是上午到的，我因为整天有课，打算晚上回去见他，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接到邻居陈希芳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家里出事了。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你回家就知道了。

我很茫然，也很着急。跨进院子，感觉气氛不对头，厨房的餐桌上摆了一桌酒菜，却无一个人影。我折身进屋，我父母在他们的房间说着什么，我父亲满脸酒气，显然喝了很多酒，他很能喝酒，喝再多的酒也不脸红。他们似乎在讨论着什么，见我进来就戛然而止。我又去我姥娘的房里，她坐在床沿上低头垂泪。我问她，舅舅呢？她只是抹眼泪不说话。

我是在东院墙外的一棵树下找到舅舅立华的。他摔倒在地上。他面色通红。他喝醉了。他满身都沾满了泥。他趴在地上，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舅舅的到来，我母亲也很高兴，毕竟姐弟多年未见。而我父亲却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我舅舅是来接母亲回去的。这个错觉使他非常热情地招呼着我舅舅。我父母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父亲又上街买了海鲜。他拿出珍藏的美酒，想陪小舅子好好喝一杯。

儿子出了事，我舅舅心急如焚，但姐姐姐夫如此热心待他，他顷刻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暂且将伤心事放到一边，准备与姐姐姐夫畅叙一番。

我姥娘坐在我舅舅身旁，一个劲儿催儿子吃菜，还时不时将海鱼搛到儿子碗里，忙不迭地说道，你快捯，你快捯，东北可没有海鱼吃。

我父亲和我舅舅先是天南海北聊了一通，东北的形势，江苏的情况，物价、医疗、教育、改革开放、深圳、邓小平。转了一大圈后还是回来了，他们终于谈到了我姥娘的赡养问题。其实，那天在饭桌上完全可以不谈这个敏感的话题，多年不见了，就不能在一起开开心心吃完这顿饭吗？这个话题是个永远不能痊愈的伤口，就不能暂时搁一搁不碰吗？

越是小心翼翼躲着不去碰，越是会在不经意间触到。

在此之前，我父母并不知道我舅舅是去广州见儿子回东北，顺道过来看一下母亲，而我舅舅也未将这个情况说出来，他可能是耻于提及自己犯了事的儿子吧。我父亲给我舅舅斟满一杯酒，又给自己的倒满了，然后举杯道，我们不知多少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今天一醉方休怎么样？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舅舅也喜好酒，但他的酒量比我父亲的逊色多了，可是他那天特别想喝醉。见到了亲人与儿子的被捕，这一喜一忧，都注定了他那天要喝很多酒，直到把自己喝醉。我父亲平日里的嗜好就是喝酒，每天中午晚上都要喝，但苦于没人陪，喝得很少。那天他见有人陪他了，便放开来喝了。我舅舅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喝了几个回合，便有点力不从心，脸红得发紫，说话也打结，而我父亲却如沐春风，面不改色。

我姥娘坐在一旁忧心忡忡，一个劲说，快别喝了，快别喝了。

我父亲又端起酒杯与立华的酒杯相碰，有点伤感地说，你把老太接走，我们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在一起喝酒呢。说完这话，我父亲就将酒一饮而尽。但是我舅舅孙立华还举着手里的酒杯，他在那一刻怔住了。他仅仅是顺道来看望一下母亲，并没有打算把母亲接走，他也没有能力将母亲接过去赡养，家里的那一摊子就够他受的了，要是母亲过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远不如待在江苏。

我父亲将烫手山芋抛出去了，我舅舅却措手不及。

于是，我舅舅不得不把儿子出事，自己去广州见儿子未见着，只好打道回府，半途中顺便来看望母亲，如此这般说了出来。他根本没想到要把母亲接走，也许他从来就没想过将母亲接到东北去靠着他生活，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母亲在江苏了，在他意识里，母亲最后也是会终老在江苏了。但是，他作为儿子，哪怕我父亲抛出来的山芋再烫，他也要接过来，于是他顺口说了这样一句，冬天东北太冷了，等来年春暖花开，我再把老人接回去吧。

我相信，有些锐利的话题就像猛兽，一经放出你就拽不住了，它会信马由缰，乱拱乱闯，往自己的目的地一路狂奔。是否把老人接走，成了那天饭桌上始料未及的争论焦点。立华既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他就无路可逃了。其实我父亲是投石问路，他根本不相信我舅舅会把老人接走；可是，现在既然探明了路径，那么肯定是要一路走到底的。

我父亲对我舅舅说，你来一趟也不容易，何必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费手脚花路费，干脆现在就把老人带走。

我舅舅摇着头说，这么冷的天老人路上受不了，我中过风，腿脚也不怎么灵便，我一个人带不走，等到春天我让小儿子跟我一块来接老人。

我父亲心里冷笑起来，他认为我舅舅是在玩金蝉脱壳的鬼把戏，以天冷为由让自己得以逃脱。哼，等来年春暖花开再来？你一旦回到了东北，你还会来吗？叫你爷你也不会再来了。我父亲正色道，不是我信不过你，你明年春天不来怎么办？

我舅舅像受了侮辱似的，急着分辩道，你这是啥意思，你以为我骗你？我孙立华是那种人吗？

我父亲却不动声色地说，我可没说你骗我，我的意思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谁知道明年春天是什么情况啊。

我舅舅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来。

我父亲呷了一口酒，对着立华微笑起来。

我舅舅受不了我父亲那种意味深长的微笑，那微笑让他觉得芒刺在背，不禁抬高了嗓门，你不用这么对我笑，你是不是信不过我？我今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么着吧，明年春天我要是不来，就不是我娘养的。

我父亲又呷了一口酒，微笑着说，我不要你赌咒发誓，我要你现在就把老太带走。

我舅舅急得站了起来。我母亲说，有话坐着说，干吗站起来。我舅舅又坐下去，但嗓门仍然很高，我不是不想把老人带走，实在是天太冷，老人已经八十多了，说不定就冻死在路上了，要是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至多三个月，我肯定来接老人。

我父亲把路堵死了，说，别说三个月，三天也不行，你明天就必须把老人带走。

我舅舅就像挨了一棍子，一下子缓不过气来，半晌才嚷嚷着说，老人在这儿待了快三十年了，再待三个月也不行？

我父亲听到我舅舅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道，你把老太扔在我这儿三十年，你还有脸说这个话。你凭良心说说，这三十年，你这个做儿子的为老太做了些什么？

我父亲的话戳着了立华的软肋，他面色羞愧，心情颓唐，久久无语。

我姥娘心疼儿子，将筷子一摔，别吵了，俺哪儿都不去。站起来颤巍巍走了。

我母亲劝着双方，先喝酒吃菜，有话慢慢说嘛，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

我舅舅口气软下来，对我父亲说，姐夫，老人靠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的辛苦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是真心实意想带老人回东北，最后尽尽做儿子的孝心，不过眼下真的不行，天寒地冻的，万一路上有个好歹，别说不好向你们交代，向两个妹妹也不好交代。我跟你商量一下，你宽限我三个月，不，就两个月，到时候我让小儿子跟我一块儿来。

我父亲不想再商量了，像这样商量来商量去，什么时候有结果啊，他把底牌亮出来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不把老太带走，我就走。

我舅舅气坏了，用手指着我父亲，骂了声你混账。

我父亲不痛不痒地回骂了一句，混账骂人。

就这样，两个人在饭桌上骂开了。我舅舅喜欢痛快，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却一点都不喜欢不痛不痒，绵里藏针。他是那种心里一急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人。而我父亲是那种在任何场合都临危不惧的人，我舅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天在饭桌上的吵架，我父亲谈笑风生，左右逢源；我舅舅却气急败坏，穷途末路。我母亲帮这个也不好，帮那个也不行，索性坐在一旁不吭声。

我舅舅喝多了，又气急攻心，难受得不行，便离席出门，跑到东院墙外面去了。那一刻他心里又酸又苦，想想大老远跑到江苏来，却受人数落侮辱，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再想想这么多年，自己确实是未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不起母亲，心里有愧。又想想身陷囹圄的儿子和困窘的家境，不禁五内俱焚，大放悲声。他头痛欲裂，摇摇欲坠，朦朦胧胧看到前面有个树影，想依上去作个依靠，却扑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那天下午，我把我父亲叫到院子里。我奢想说服他。我语无伦次说了一大堆，主要意思是，天这么冷，姥娘真的不能走，应该相信舅舅的话，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我父亲抢白道，你相信，我可不相信。你舅舅是个大滑头，到时候他不来怎么办？你养你姥娘？我说，我养。我父亲哈哈大笑，你养得了？

我姥娘像个没头的苍蝇，一会儿趔趄到这儿，一会儿趔趄到那儿，口口声声说，俺不走，俺哪儿也不去，俺就死在这儿。

我父亲再一次强调，你不好不走，这里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东北。

我姥娘大声嚷嚷着说，俺住的是俺闺女的家，又不是你的家。

我母亲接过话头，怎么成了你闺女的家了？你闺女是嫁出去的人，这个家是姓刘的，是人家的家。

我母亲这么一说，我姥娘就再无话可说了。

我母亲与我父亲结成了同盟，显然，我舅舅是孤立的，他处于劣势，除了带走老人，他别无选择。

我母亲的态度非常关键，她是定海神针，事情的走向完全取决于她。我父亲的气焰，她既能掐灭，也能助长。事实上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也主张让我舅舅现在就带走老人，她肯定受了我父亲游说的影响，认为我舅舅是在施金蝉脱壳之计。我舅舅已经好久没有音讯了，好像这个世上没有他这个人了，现在却突然冒出来，这可是个让他带走老人的绝好机会，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相信他过三个月，天暖和了，会和儿子来接老人，可是夜长梦多，万一到时候不能来了怎么办？还是不要指望未来，抓住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责怪母亲，她是有道理的，她完全有权利让我舅舅带走我姥娘。这么多年来，她也很不容易，她为老孙家付出了太多，而福建永安的那场变故使她身心憔悴，至今还没缓过神来，也许永远不会缓过神来了。她长期精神焦虑，失眠，患心脏病，她总是觉得自己随时会倒毙。她也六十多了，来日无多，她想遗忘所有的前尘往事，好好休息一下了。她真的没有力气再来照顾年迈的老母了，她觉得她很快也要让人来照顾了。一个让人照顾的人，怎么可能再来照顾别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她现在让我舅舅带走老人，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是有良心的，如果没有良心，她也不会被命运抛到这个海边小镇来了，想想当年的战友，现在哪个不是师级了？她也是对得起老母的，如果没有她，老母很有可能早就不在人间了。

第二天上午，我母亲与我舅舅进行了一次长谈。在弟妹面前，我母亲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都听她的，她能左右他们的意志。是的，我舅舅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带母亲去东北，他只是来看望一下母亲而已，但是这两天他的态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他已经下决心带走母亲了，即使现在姐姐姐夫转而同意将母亲继续留在这儿，他也不同意了，因为他放心不下。东北条件艰苦，各方面都远不如江苏，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是天天吃糠咽菜，也比在这儿受气强。不过，他还是据理力争，再三说明现在天太冷，自己也体力不支，请我母亲无论如何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天暖和了，他肯定和儿子过来接走母亲。

下午，我父亲拎着个包，骑着自行车，离家出走了。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老太不走，我就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走的时候神情决绝、悲壮，有一种器宇轩昂的气度。他走的时候向我母亲做了告别，也跟我舅舅打了招呼。他说，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母亲很伤心，试图拦阻他，你不能走，你不能把什么都扔给我一走了之。但是我父亲根本不听她的，他义无反顾地跨出家门，神秘地消失了。

那天下午，我母亲焦急万分，她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家里团团打转。她还到邮局去给亲戚朋友打了好多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父亲，但最后毫无结果。晚上，我父亲没有回来，他仿佛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父母合演的一出戏。这出戏只给我姥娘和我舅舅看。

我原来以为我父亲骑着自行车云游四方，浪迹天涯去了，天晓得他去了海边的亲戚家。他一到那儿就上了牌桌。他是喜欢打纸牌的，也热衷于赌博。把家里那摊子先暂且扔下，轻松几日再说吧。

我父亲一走，母亲慌了手脚，她愁绪满腹，一筹莫展。我姥娘和我舅舅也有大祸临头之感，两个人都噤若寒蝉。

我站在我舅舅这一边。一开始我就站在他这边。我对他天生有一种亲切感倒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言之有理。1990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北风尖利得像刀子似的，大河小汊都结了厚厚的冰，很多人都不敢出门。这么冷的天，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长途跋涉去遥远的东北，这也只有我父母才想得出。我相信，我父母也是不忍心让我姥娘冰天雪地里抖索着身子上路的，问题是他们对我舅舅有种不信任感，他们宁可相信我舅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他们不能白白将我舅舅放走了，他们一定要抓住眼前这个机会，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我想让我母亲回心转意，再让我姥娘待上三个月。立华说得对，我姥娘已经在这儿待了快三十年的，三个月就不能待了吗？我说，舅舅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说话肯定算数，你应该相信他。

我母亲什么也听不进去，同时，她也对我反感，认为我这个儿子关键时刻不向着她。

我又说，万一三个月后舅舅不来，我来侍候姥娘，不用你管就是了。

这话尤为让我母亲气愤。她拒绝再与我交谈。

我理解母亲的气愤，她认为我太不懂事理了，即使我能够照顾我姥娘，可彼此同在一个小镇上，她的脸往哪儿放？最后还不是把老人扔给她。她认为我舅舅使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我则采用了缓兵之计。一个是她的亲弟弟，一个是她的亲儿子，这两个人都在算计她，要她的命。

我母亲开始做我舅舅的思想工作，很快，我舅舅想通了，同意即刻就带母亲启程。他已经豁出去了，或者说他确实别无选择。他天真地认为姐夫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而体弱多病的姐姐怎么照顾得了说倒下就会倒下的老母呢？

我舅舅又开始说服我姥娘，他口讷愚钝，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都这样了，还待在这儿干嘛？

我姥娘不吭声，和衣躺在床上。这是她的习惯，当她不高兴、不如意的时候，便和衣躺在床上。到了傍晚，我姥娘头发蓬乱地从床上爬起来了，对儿子说，那就走吧。

那天晚上我回家了。那几天我惶恐不安，每天晚上都要回去。我看到我舅舅正帮着我姥娘收拾东西，我姥娘正从箱子里拿出她的寿衣寿鞋，准备用一块包袱皮包裹起来。

我问我舅舅，你是不是要带姥娘走？

我舅舅苦笑了笑，不走怎么办？

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上前夺下他手里的东西，扔在床前的踏板上。你改变主意了？天这么冷怎么走？

我舅舅弯腰捡起踏板上的东西，开始用一根背包带捆绑。他重复了刚才说的那句话，不走怎么办？

那一刻我急得如万箭穿心，我又夺下我舅舅手里的东西，再次扔在踏板上，同时狠狠推了他一把，他被推得跌坐在床上。

我向他陈明利害，我让他明白，如果留下我姥娘，即使受天大的委屈，还能保住一条命，要是现在就带走，那么我姥娘就会死路一条。我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呢？我舅舅也是一个老人了，他中过风，血压也高，有糖尿病。我姥娘已是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这两个老人如何能在冰封天地里走过漫漫驿路呢？

我舅舅被我说动了，不过他非常顾虑我母亲，他不想让我母亲生气，如果我母亲能够回心转意，同意暂且留下老人，他就能放心回东北，然后春天再和儿子一起来接走老人。

我说，我来想办法。我说，无论能不能想出办法，都不能现在把老人带走，这是一个原则。

本来说好第二天我舅舅就带着我姥娘动身，因为我阻拦的缘故却未能成行。我母亲认为是我从中作梗，故意跟她作对，她气得躺倒在床上。她哭泣着问我，我欠下你什么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怀的你，三个孩子中我最疼爱你，可是你却这样对待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对立华说的想办法，就是请组织上出面做母亲的工作，我希望这是个“撒手锏”。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组织上”，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在我所读过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哪个人物思想上出了问题，众人又对之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要组织上一出面，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组织上”实际上就是“力挽狂澜”的同义词。我母亲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作为一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入党的党员，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过组织生活，从未无故缺席过。退休后，她被划入长沙乡老干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那时，乡政府机关坐落在长沙镇以西四公里的地方，每次过组织生活，我母亲都要走上四公里地，有时候是骑自行车去，有时是步行去，风雨无阻。她背着一个旧书包，换上一件干净衣服，神情虔敬地出发了。书包里放了一副老花眼镜，一个笔记本，一支用了多年的英雄牌钢笔，几本学习材料，一块陈旧手帕。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她总是很少发言，一方面是因为羞涩，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善言辞，但她会像小学生那样认真听讲，一丝不苟地做记录（有时来不及记，就借别人的补上）。她似乎是永远怀着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态，总认为组织上是对的，是先知先觉的，而她永远跟不上趟；这使她每次过完组织生活都有一种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的感觉。要是哪次因为生病或别的什么特殊情况，没能过上组织生活，她就会失落，惆怅，六神无主，甚至茶饭不思。

我先后找了两个“组织”。

第一个“组织”就是长沙乡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在乡里做了多年干部的徐姓老汉。真的，你与其说他是老干部，不如说他是庄稼老汉。那个年代的乡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穿解放鞋，戴草帽，着蓑衣，永远骑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破自行车，奔波在田间地头，或和农民促膝谈心，或帮着农民耙田。退休了，也还是一副农民装束，也还是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到处奔走，似乎比任何时候还要忙碌。我见到的这个徐书记就是这样的。他的头发虽然全白了，但很是浓密，可是嘴唇四周和下巴上却没有一根胡子，很多人都嘲笑他。

我找到徐书记，把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他一听就激动得走来走去，很是义愤填膺，说，你妈妈也是个老干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去做她思想工作。他拍着胸脯说，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见他如此，不禁松了口气。

我陪着徐书记从乡政府一路回来。他将一辆破旧自行车蹬得飞快，我知道他心里很急，想尽快把事情处理好。我骑不过他，但远远落在后面，看着他摇来摆去的瘦弱背影，我对他充满敬意。

快到长沙镇东街口时，他陡然放慢了车速，车子越来越慢，有一瞬间，车子停止不动了，但徐书记还稳稳当当地骑在车子上，他就像杂技运动员那样，和他的自行车定格在人们视野中。

他进我家院子的时候蹑手蹑脚，对着静悄悄的屋子轻声细语地喊了声“孙先生”，他的神态非常谦恭。见屋里好半天没有动静，又略提高了点嗓门喊了一声“孙先生”。我母亲从屋里出来了，徐书记满脸堆笑跟我母亲寒暄了几句。

徐书记进屋去做我母亲思想工作了，我在院子里忐忑不安地踱步。从窗户里，我看到我姥娘和衣躺在床上，我舅舅则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沉默不语。踏板上放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包袱。是的，他们把行李都捆扎好了，随时准备动身。那些行李都是我姥娘的衣裳。她是喜欢做新衣裳的，上街看到有中意的布料，就要千方百计买回来。新衣裳做好了，却舍不得穿，说是留着过年穿。年终于等来了，大年初一早上真的就穿上了，她穿着新衣裳特别的喜气，屋里屋外走来走去的。可是第二天就换下来了，放进箱子里。过些日子，又看到有中意的布料了，便又买了裁做新衣，等到过年穿。她的那些衣裳就这样一年年积压下来了，都还是新的。她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她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在她死后的第三天，全都付之一炬了。

很快，徐书记就从屋里出来了。他对我嘿嘿笑了两声，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满脸愧色，难为情地说，没帮得了你。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妈妈也不容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徐书记走出院子。

我又请了镇上一个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女干部游说母亲。她了解了情况后，完全站在我这一边，拍着胸脯打包票。然而，她却成了一个倾听者，她被我母亲的苦难命运打动了，她的立场顷刻发生了变化，倒向了我母亲那边。

我舅舅对我母亲抱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下决心带母亲上路。那天下午，在我姥娘的房间里，我又一次向他描摹了路途上会出现的可怕后果。我摇唇鼓舌，费尽心机。那些可怕的后果我舅舅早就想到了，经过我的一番渲染，他的决心土崩瓦解。我安慰他，再想想办法吧，办法总归会有的。

第二天上午我有三节课，这意味着整整半天我要待在学校里。我心神不宁，有种末日来临的恐惧感。上完第一课，我请同科老师帮我代课，便匆匆往家里赶。刚出东街口，就看到我舅舅和我母亲搀着我姥娘从院门里出来了，两个邻居拿着行李跟在后面，有些路人好奇地围观。那正是掘港的班车将到长沙镇的时分。事情已经昭然若揭，母亲想给我一个措手不及，趁我不在家，唆使我舅舅带着老人上路，她试图造成这样的结果：等到我发现，我舅舅和我姥娘已经到了掘港，而当我赶到掘港，他们已经在旅途中了。是的，在那一刻我想到的就是“唆使”这个词。我舅舅是听我母亲话的，他和我大姨、小姨都听我母亲的话，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有恩于他们。现在想来，当时我舅舅并没有拿定主意，他是摇摆不定的，当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就听我的，相信我会想出办法来。可是当我离开他，他又感到茫然，对自己发生怀疑，这时，母亲的唆使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迫使他又下了带老人上路的决心。他也许是这样想的：先上路吧，上了路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看到我姥娘时，首先看到的是她在风中飘扬的白发，和她颤栗的脚步。她就像戴着沉重的脚镣，挪几步，停下来喘口气，四处望一眼。我知道她在寻找我。那一刻我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我觉得母亲是多么卑鄙啊，她耍弄阴谋，暗渡陈仓，不怀好意。我急步上前，夺下那些包袱摔在地上。我当着众人的面痛斥了母亲。我怒不可遏，丧心病狂，歇斯底里。更多的人围过来看热闹。我母亲面色苍白，浑身抽搐，说不出话来。我找到包着我姥娘寿衣寿鞋的包袱。我抱着这个包袱掉头赶回了学校。现在我完全可以放下心来了，没有了寿衣寿鞋，我姥娘是断然不愿意走的，她将它们视为命根子。

我母亲气得心脏病犯了，后来她告诉我，她这一生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奇耻大辱，而这个奇耻大辱竟来自于她自以为最宠爱的儿子。多年前福建永安的那场变故，她也受过很大的侮辱，但她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而现在，她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她的颜面被她的儿子剥夺殆尽。

那天下午，我舅舅到学校来找我，他愁肠百结，一筹莫展。他要我回去看母亲，说我母亲病倒在床上了。我铁了心，坚决不回去。那时，我突然觉得母亲很陌生，我不明白她的心怎么那么硬，非要在天寒地裂的冬天将我姥娘赶走不可，这对我姥娘太残忍，也太不公平了。正是对这个残忍和不公平的愤慨，使我对母亲很冷漠。

我舅舅很是自责，他认为眼前这个局面是他造成的，我和母亲的关系僵成这样，他痛心疾首。他认为，让我和母亲和好的办法，就是他走人，越快越好。但是他要把我姥娘带走，他对我说，他一个人真的走不向前，他向我索要包着我姥娘寿衣寿鞋的包袱，他神情哀伤地说，我求求你了。

我拒绝了他。我早已拿定主意，让我姥娘还住在学校里，等到来年天暖和了再去东北。

我舅舅不同意，他不想增加我的负担，同时，他也考虑到我母亲，他不想让人在背后对我母亲指指戳戳说闲话。

我们商量了一下午也没商量出个结果，他只好回去。他再次要我跟他一起回去看我母亲，我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我舅舅又来学校找我。看得出，他一夜没睡，眼睛通红，面色晦暗，头发杂乱，胡子几天没剃，乱七八糟地虬结在下巴上。他一来，就绝望地问我，怎么办？这个七尺高的东北大汉完全没有了主意，身体软塌了下来，整个人都迷失了。

他要想出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增加我的负担，又不伤害我母亲，同时又对得起我姥娘。可是他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

这个办法最后还是我姥娘想出来的，我姥娘说，去老人院吧。她也不想再待在家里了，一天都不愿待了，她对这个待了将近三十年的家充满了厌恶。

去老人院寄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也会招致人们对我母亲的责难，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三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只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立华接走我姥娘，一切都会平息下来，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天下午，学校组织学生去长沙乡大会堂看《焦裕禄》的电影，那阵子，电影《焦裕禄》在全国各个乡镇热播，人们当作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被动员去观看。

长沙乡大会堂是在六十年代末“文革”期间兴建的，一色的水泥板凳，能同时容纳下几千人。里面上演过八个样板戏，开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播放过形形色色的电影，举办过各种名义的学习班。它的梁柱间飘荡着一个时代的幽灵，它是那一代长沙人五味杂陈的记忆。

全校倾巢出动，孩子们对看电影永远有炽烈的热情，有自行车的便骑自行车，没自行车的便迈开大步，用两条腿赛过自行车轮子。我作为班主任自然一马当先，我用自行车驮着立华。我驮着立华行驶在队伍前头，孩子们都跟在我后面，这让人看上去多少有点不伦不类。

到了大会堂，才知道全乡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来看电影，破旧的大会堂被挤得摇摇欲坠。

安顿好学生，我就出来了。我看到立华在外面踱来踱去，他双眉紧锁，神情焦躁。

我带着他朝一河之隔的长沙乡老人院走去。

老人院的前身是长沙乡卫生院，后来卫生院搬到长沙镇去了。七十年代初，我母亲曾在这儿工作过，她那时还年轻，穿一身白大褂，口袋里插着听诊器，挽着自然卷曲的头发，看上去很有韵味。那时我十岁，来这儿玩过，我记得收音机里在反复播送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田中角荣，周恩来。

在下午昏黄、消沉的阳光照耀下，几排红瓦房子显得古旧而荒凉。一些老人袖着手，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们眼睛微闭，表情木然呆滞，仿佛沉湎于遥远的梦境中。间或有个老人打了个喷嚏，其余的老人会吓一跳，哆嗦着身子。看看并未发生什么事情，又闭眼回到先前的状态。更多的老人神情索寞地待在屋里，坐在床上或小板凳上，彼此间不说话，各自闷头想着心事，或者说温习往事。那些心事其实就是承载着消逝了的日子的往事。他们需要每天不间断地温习往事。往事是他们生命的纹理，是他们的来路。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将要去哪儿是再明晰不过了；但是从哪儿来，他们有点懵懂无知了。这让他们很惊慌，也很恐惧。而温习往事，理清自己的来路，就能抓住自己和当下的生活，从而消解惊慌和恐惧。这也许可称之为“生命回顾”，即忘掉过去，重新回到现在。要绕个弯，先回到熟悉的过去，再慢慢了解现在，接着抵达现在。

院长是一个清瘦健谈的中年人，他听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便爽快答应了。但他的说法让我大失所望，他说，让老太来挨两天吧。他说的“两天”当然是泛指。他说的“挨”，就是坐以待毙。

事实上，老人院还空着很多床位，那些床位都是为有儿有女但儿女们无暇照顾或懒于照顾的老人准备的。院长说，进老人院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靠政府微弱的贴补费聊度余生。而那些膝下有儿女的老人想来也不能来，因为他们的儿女碍于社会舆论，不愿意送他们来。他们宁愿让他们过那种饱一顿饥一顿死在床上也不能让子女及时知晓的破败生活。

与年轻强壮的健康者不同，住在老人院的衰弱老人时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前者也会想到死亡，确知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亡，但却不把自己的死亡当作最真挚的可能性来对待，总觉得死亡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是的，当你快乐行走在生动如潮的大街上，当你坐在餐桌旁大快朵颐，当你兴致勃勃享受爱情，你再怎么都不觉得自己会死。可是，老人院的这些老人就不同了，他们处在了“缓刑阶段”，他们的立足之地越来越小，他们头顶的天空越来越窄。他们虽然还活着，但他们的“活着”已经不是一个连续状态，他们的“活着”是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断裂。面临死亡，这就是老人院的老人们的生活状态。面临死亡，当然不会让人快乐，但能不能尝试着让老人院的老人们变得轻松些，轻松地接受死亡呢？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可以的。

老人院里也许不会有绿茵草坪，奇花异草，不会有健身小区，娱乐室，图书室和手工制作室，不会有清洁卫生的餐厅和厕所，但应该有一间教室，每隔三五天就将老人们集中到教室，聆听一位参透人生者（可以是从外头请来的，也可以从老人们中间产生）对他们进行“布道”，这个“布道”也可以称为“死亡教育”，既可以是从哲学层面上剖析生与死的关系（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可以从心灵的角度探讨死亡的意义，让老人们保持一种不在世的态度，带着欣慰的心情接受生命的自然结果。让他们觉得死亡根本不可怕，死亡不过是一趟自然而然的旅行，旅行完了还可以再回来。死亡就像一天结束时，学生交完作业，放学回家，轻松一下。死亡只不过是从身体的破朽屋子搬出，回到心灵高深广远的家。这个“布道”还要让老人们懂得，很多人活了一生却从未真正属于自己过，只有死亡才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自己，只有人真正面对死亡时才能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可能性，所以，死亡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一种回到自身的生活。这种“布道”其实就是不间断的灌输，让老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灌输之中，以期获得这样的效果：将被动地“等待”死亡，变成愉快地“接受”死亡，当死亡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从而平静地接受死亡。

就像赫金森在他1925年的小说《增加一个目的》借用一个人物的话说的那样：“当黄昏降临的时候，这个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回顾自己白天所做的工作，他的视野顿时开阔，他的内心平静有序。”——这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死亡！

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并非是乌托邦式的，不过，长沙乡老人院的状况与我理想中的老人院相距太远了。我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孤寂和凄凉，就像院长说的，老人们在挨，艰难地挨到死亡的那一天到来。死亡并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是不是可以说，这些老人已经死亡了呢？他们在晒着太阳，但他们却早已沉降到最黑暗的地方，并蛰伏在那儿。除了呼吸，他们什么也没有了。固然没有未来，现在也没有了，现在的他们只是行尸走肉。不错，他们有过去，但过去对现在毫无影响，一点都不相干了；所以，过去对他们毫无意义。是的，不相干，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不相干了，他们是真正的局外人，即使死，也无人关注。

我参观了几间老人们的住屋。那些房间都散发着一种酸臭腐沤的气味，这是某些腐烂了的东西、发霉的物品、汗臭与人体的气味掺杂的气息。是的，老人的身上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它潮湿，阴晦，苍凉。它是一种腐朽衰败的气息，与卫生不卫生没有关系。这里的老人，即使每天都洗澡，每天都换上干净衣服，他还是有这种气味。

有间房子住着七八个老人，泛黄的露着棉絮的破被子胡乱地堆在床上，尿壶和便盆就放在床头，有个害气喘病的老人躺在床上，当他咳嗽时，身子就蜷曲成一只虾公，他把痰吐在一只阔口的玻璃瓶里，那里面已经积满了痰。还有个老人躺在床上吃茶食，那是桃酥，用一块黄纸包着，那纸已经油渍一片。老人拿出桃酥咬上一小口，就把桃酥再塞进纸包里，藏到枕头底下。须臾，再将枕头掀开，拖出茶食包，摸出先前的桃酥，咬一小口，又放进去，再藏到枕头底下。有个老人当着我的面小便，他看都不看我，就把裤子褪下来了。老人的手痉挛着，怎么也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怎么都对不准尿壶。他当着众人的面，尿在了地上。

我毫不犹豫打消了让我姥娘暂居老人院的念头。我当时在老人院产生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让我姥娘远离老人院。远离这儿的老人院，就是远离死亡。

我怎么可能让我姥娘置身在这种终日笼罩着死亡阴影的邋遢环境里呢？这里的每个老人每天都在学习死亡，但是我姥娘进行这样的学习还为时尚早。她是苍老了，早就进入了衰迈之年，但是我总觉得她离死亡还很遥远；她应该再过上好几年宁静舒心的日子，这好几年的日子不是用来回味和咀嚼，而是用来憧憬和向往，是品尝以前还没来得及发现的美好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我询问我舅舅对老人院的感觉，他说还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明天就把我姥娘送过来。他说只要有房子住，有东西吃，不被风吹着雨淋着，肚子不饿着就行。我告诉他，如果你喜欢这儿，你就搬过来住吧。他见我对老人院不满意，也就服从了我。他完全被我左右了，我成了他的上帝，成了他精神上的依靠，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内心完全垮塌了。我对他说，你一个人回东北吧。他答应了。我对他说，姥娘还和我住在学校里。他答应了。我对他说，来年天暖和了，你要是不能来就不要来了，我来照顾姥娘。他答应了。那时我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下来。

从老人院回来的第二天，我舅舅就回东北了。走之前，我姥娘对她儿子说，俺在建波这儿你放心，有他吃的就有俺吃的，有他喝的就有俺喝的，俺等你来接俺。

我又用自行车将我姥娘驮到学校来了。此后，我一直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彼此冷漠，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我向学校借了间旧屋，让我姥娘住进去。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上午帮着我择菜，有时还帮着我生煤球炉子。下午，朱家老太还像以前过来聊天，我姥娘更多的是听她说。朱家老太说累了，停下来，我姥娘还是沉默着，并未觉察出朱家老太的停顿，她仿佛置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老半天回不过神来。我姥娘明显改变了自己，有人的时候她很少说话，没人的时候话却很多。她轻言细语地说给自己听，她絮絮叨叨，停不下来。有时声音也很大，你会以为她在跟谁拉呱，可是推开门一看，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

我舅舅回东北后杳无音讯，既无电话，也无书信。也许他真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施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不过，我并不在乎，我甚至希望他三个月后返回江苏带走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在乎的是我姥娘，我舍不得她走，我希望她永远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只有我才能拱卫她保护她，不让她受委屈，不让她受到伤害，这是最重要的，别的一切都无所谓。

日子又回到往日的平静和不动声色。也许，日子的主旋律就是平静和不动声色，而波折只是它的插曲和咏叹调。我姥娘暂时不用照顾，像个孩子那样，吃饱了就行。她还是坚持自己倒尿盆子，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她帮我择菜，帮我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一件件整整齐齐折叠起来放在床上。那些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衣服，都叠得很有样子。她喜欢上了沉思冥想，经常一个人呆坐在那儿，凝视苍茫的远方。

我在上课、做家务之余，还莳弄起了一块菜地。我还开始了写作。我经常利用课间的一刻钟跑到宿舍，用钢笔写上几行字。小镇上买不到有格子的稿纸，便写在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上，没有行距，文字细小如蚁。我一开始就将写作当成一种忏悔方式，我的文字就是祷告词，那种孜孜不倦就是对心中之神的献祭。我在写我的中篇处女作，这篇名为《遥远的地平线》的小说，发表在江苏的文学刊物《雨花》杂志上。

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改作业，我父亲忽然跑来了。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苦口婆心地劝说我送走我姥娘。我不停地改作业，不理会他。后来他的劝说变成了哀求。这在我父亲是破天荒的，我从来到这个世上，他一直对我端着家长的架子，高高在上，从未对我亲昵过，更不用说哀求了。

我问他怎么送。他见我有所松动，有点喜不自禁。他让我将我姥娘送到南京，再送上南京去济南的火车；我姥娘有个姑在济南，可以让她接站，然后再由我姥娘的姑将我姥娘送上济南直达通化的火车，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我父亲说这种无情无义的话，用的完全是一副谈论张长李短、无关乎痛痒的语气，这让我无比心痛。我以沉默和冷漠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大约在一个月后的上午，我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带来了他的小儿子。他并未食言，并且提前了两个月。他的小儿子叫小光，我记得1970年我舅舅全家来江苏探亲时，小光还在襁褓中，恍惚间已长成一个腼腆的大小伙子了。

我头一眼看到我舅舅的感觉，就是脑袋里“嗡”的响了一声，心头的一堵墙轰然倒塌了。他的到来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他走后真的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总认为他说三个月后来接母亲是一时冲动，等到冷静下来就会改变主意的；因为我舅舅在家里做不了主，他干什么都要看我舅母的眼色行事，而我舅母大约是不会同意他重返江苏来接母亲的。

我是多么希望我舅舅不来接走我姥娘，东北的气候和土壤不适合我姥娘生存，更主要的是，我忍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疼痛，如果我姥娘一旦去了东北，就再无可能回来，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我早就想好了，让我姥娘将余下不多的日子统统交给我保管，由我来照顾她，由我来给她养老送终。我只有守着她，日子才过得踏实。不错，以后我会很辛苦，我会因为照料缠绵病榻的姥娘而精疲力尽，但比起因为我姥娘身处远方，我会绵绵不尽，坐卧不安地想念她惦记她要好得多。前者是身体的付出，后者则是精神的折磨，我宁愿选择前者。

可是我舅舅的不期而至粉碎了我的计划，他是绝不会空手而归的，他不会枉跑一趟。

与一个月前相比，我舅舅的气色和精神状态好多了，他有了微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笑。他并没有在他姐姐家落脚，而是在长沙镇东头一下车就奔我这儿来了。他也不想去看望一下他姐姐和姐夫了。他决定当天下午就带我姥娘启程。我挽留他住上一两天。他掏出买好的车票。那是三张翌日早上掘港至南京的汽车票。他的返程路线，也是乘南京至济南的火车，再从济南坐直达通化的火车。

因为要赶下午长沙到掘港的班车，时间变得很紧张，好在我姥娘所有的东西，包括她的宝贝寿衣和寿鞋全都在我这儿，那些包袱都还没解开，用不着再花费时间收拾。然而，忧伤从我心头出发，开始萦绕于四周。

我姥娘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就走了？这就走了？当她知道离开已是不可避免时，反倒平静了下来。她对我说，俺也不想走，打死俺也不想走，俺就觉得哪儿也赶不上这儿好。可不走不中啊，人家撵着你，你不走中吗？俺走了你也不用记挂，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也不用熬夜写文章了，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什么也比不上身子骨重要。

我和妻子送他们去掘港。去镇东头的车站，我们没有从镇上穿行，而是绕道从学校后面的公路过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想引人注目。我姥娘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推着走。我舅舅和小光拿着包袱跟在后面。我妻子则在车站等我们。公路上人烟稀少，一路上没碰到什么熟人。临近镇东头的车站时，有几个东街上的人发现了我们。他们大声叫着“姥娘”，问去哪儿。我姥娘说，去俺儿子家。我加快了步子。这时班车恰巧来了。我姥娘怎么也抬不起腿来上车，我从背后抱着她上去。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朝外面东张西望。也许她是巴望我父母来送送她，可是一直到汽车开走，也没有看到我父母的身影。

我们到达掘港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车站对面的掘港旅社安顿下。我们在“掘港饭店”吃了晚餐。席间，我姥娘一句话都没说，她扒了几口饭就放下筷子，神情木然地坐在那儿。

吃完，又回到了房间。那是一个有四张铺位的大房间，我们住在一起。天太冷了，没有暖气，被子又硬又潮湿。虽然熄了灯，可是房间里还是很亮。我以为是月光，后来才发现是旅社后面一座水塔顶上的灯光投射进来的。那片亮如白银的灯光就像一汪寒水，泻在床前的地上，寒飕飕的，冷气逼人。躺到半夜时分，毫无睡意，索性披衣坐起来。我吃了一惊。我发现我姥娘和我舅舅也都披衣坐着。都想开口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三个人静默无语地坐了一夜。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去。在我迷离的梦境里，床前的那汪寒水变成了汪洋大海，它将我们三个人永远隔开了。

早上起来，我到附近的水果摊上买了一袋橘子。我姥娘喜欢吃橘子。

八点半的车。当汽车发动的瞬间，我将橘子从车窗塞进去，与此同时，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使劲看着坐在车窗边上的我的姥娘，我觉得这是我看她的最后一眼，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转过头来看我，但我看不清她的脸庞，阳光照在她的老花眼镜上，她脸上就成了一团亮光，她就躲在那片亮光里。

汽车在车站大院里转了一圈，然后驶出大门，在路的拐角处消失了。我又去了掘港旅社，在我姥娘睡过的铺上坐了一会儿，眼泪又止不住簌簌而落。我妻子也陪着我流泪。她伤心，但更多的是因为我。她爱我，在乎我，她是我的皮肤，我舒展，她也会舒展，我灼痛，她也会灼痛。

我姥娘走后，我变得非常伤感。我变得爱哭，经常不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我每天都很想念我姥娘。我常常产生我姥娘并没有走的错觉。当我在宿舍里改作业或写作时，我会觉得我姥娘就坐在我身旁。她虔敬地看着我，以为我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她总是对使用笔杆子的人肃然起敬。有一天午睡，我恍然觉得窗帘拂动了一下，有个人朝我蹑手蹑脚走来，我没有睁开眼，我知道这是我姥娘，她来到我的床边，轻轻坐在床沿上，悄无声息地端详着我的睡态。

我曾经在我母亲的相册里意外发现了那张我姥娘当年在济南趵突泉拍的照片，我抽出来，放进了我的相册。现在，我时不时就把那张照片翻出来，一边看一边流泪。

我知道，我姥娘去东北靠儿子是不错的归宿，我舅舅也不会亏待她的，她也不会受什么委屈，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我就是想念，抑制不住地想念。

像先前那样，我舅舅一直没有写信来，我写信去，他也不回。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写信的。不写信来，说明一切正常，我也稍稍放下心来。我想象我姥娘已经开始在她儿子家安稳度日了，虽说家境不太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团圆在一起，夫复何求？

转过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变故。我借调到县教育局去了。这和我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有关，也与跟一位姓袁的校长吵架有关。

不知为什么，我工作勤勉，每次苴镇区统考，我教的英语都是名列前茅，却总是评不上先进，而远不如我的人，却屡屡评上先进。怨气郁积到一定时候，总归要爆发的。与袁校长的吵架，其实是我的一次发泄。我使用了很不文明的字眼，校长一怒之下也把脏话骂出来了，这样你来我往，要不是他被两个教师拉住，那天准会出大祸。

我写了一份辞呈寄到县教育局。我还没有想好辞职后干什么，我只是想尽快离开长沙中学那个让人窒息的环境。

辞呈寄出后的一周，教育局长打电话给我。那时，教育局长亲自打电话给一个乡镇中学的普通教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许在长沙中学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当时差点感动得哭了。

第二天，我在全校教师的注目下，骑自行车去掘港。在教育局大门口，我遇到本校来局里办事的张福兵老师，他看见我进大门，大惊失色，拼命将我往外拽。他如临大敌般说，你不能进去，你一进去就完了，你丢掉了铁饭碗还怎么活？

我挣脱他，径直往里跑。局长室在二楼，我上楼时，碰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他梳着背头，容貌俊朗儒雅，充满书卷气息。此人就是教育局长严仲清。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他一看到我，就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大，手指修长，掌心温暖。

严仲清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多年从事教育科研，对教育有高深且独到的见解，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口号，蜚声全省。

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差不多有一面墙大的“全县学校分布图”，上面插满了很多小红旗，这使我觉得他俨然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马上要召集一个会议，所以他只能用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谈话。他是个爽朗的人，说话温文尔雅。他对我说，以你的才华待在乡镇中学太委屈了，我想调你到局里来工作。

我被一种巨大的惊喜击倒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脏不是开始剧烈地跳动，而是突然停止了跳动。我陷入巨大的真空里。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但是我听不到自己的咳嗽声。这让我觉得一种极大的不真实，这种感觉使我恐慌。

我将手伸进裤兜里，使劲掐大腿。疼痛感让我的听觉恢复了。我听到严局长征求我意见，问我愿不愿到局里来。

我连忙说，愿意，太愿意了，一百个愿意，一千个，甚至一万个愿意。可是我太激动，又愣了起来，我说了一连串的“我”，就是说不出“我”后面的“愿意”。

我那种说不出话来的窘态逗得严局长哈哈大笑。

因为在县城没有房子，我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早出晚归。这辆加重型的自行车还是在1980年购买的，已经如影随形地跟了我整整十年。我在这风来雨去的十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变得沧桑，衰老，黯淡，可是它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原来的样子，簇新，闪亮，轻快，像牛犊子一样结实。这归功于我对它的爱惜。我几乎是一有空就擦拭它，剔除沾在零件罅隙里的污泥，给链条上油，将轮胎打足气。我最喜欢擦拭的部位，是它的钢圈。我将它支起来，反方向摇动踏脚，使轮胎飞转起来，我用一块抹布轻触在钢圈上。沾附在上面的灰尘以圆的形状飞扬出来的同时，那些被它行驶过的道路也呈现出来了。我总觉得，钢圈就是一个线团，那些被它行驶过的道路犹若线条，一层层缠绕在它上面，现在，当这个线团以相反的方向旋转时，那些道路就还原出来了，它们絮絮叨叨地告诉我，我是从哪儿来的。

当我得知我将要去县上工作时，我对它说，老伙计，我们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很有可能会使我的生命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某些道路其实就是我们永远剪不断的脐带，至死会缠绕着你，让你窒息，或让你获得新生。比如，长沙镇至掘港的这条公路。它的长度是十八公里，不怎么宽，可以说很窄，勉强够两辆汽车交会。如果于空中鸟瞰，从长沙镇往南到北坎招呼站这段路弯曲如蛇。而从北坎招呼站向西至掘港，又笔直似弦。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与这条公路发生了亲密的联系。那时，我母亲在掘港县人民医院工作，每个周末下午会骑着自行车回来。估摸母亲要到家了，我就领着弟弟去迎候母亲。那时，它是条土公路，覆满了一尺厚的沙灰。我和弟弟深一脚浅一脚朝南走，大风起处，沙灰遮天蔽日。

我们是多么迫切想见到母亲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路边的一棵柳树上，手搭凉棚眺望远处。站在树下的弟弟仰着小脖子一遍遍问我，看到妈妈了吗，看到妈妈了吗？我嫌他烦，呵斥他一声，他当即噤若寒蝉。可是过了片刻，又问我，看到妈妈了吗？我瞪了他一眼，他又不做声了。他开始爬树，奢望像我一样登高望远。可是刚爬了一截，手脚突然一滑，摔了个四仰八叉。

我看到一条泥龙铺天盖地游过来了，那是掘港过来的班车。它从我们身边开过，我们立马成了小泥人，嘴里塞满了沙子，呛得直咳。我看到朱秀莲的女儿朱翠芳背着书包走过来了。她在掘港以西十五公里处一个叫马塘的地方读初中，每个周末都步行回来。她走了太多的路，脚都瘸了。她不肯停下来歇一歇，朝我们招招手，又一瘸一拐往前走。

我终于看到母亲了。她骑着一辆小巧的女式自行车过来了。她骑得很吃力，整个人都伏在车上。我喊了声妈妈，就从树上跳下来了。我和弟弟朝她跑过去。沙灰太厚了，跑几步就滑倒了。我们干脆就在沙灰里往前爬。

母亲看到我们并不表现得多惊喜，她是严肃惯了的，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从未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儿女情长的东西。我和弟弟看到母亲，突然就感到很委屈，心头一酸，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多么希望母亲能亲亲我们，或者抱抱我们，最不济也会用手帕擦掉我们的眼泪。可是，母亲什么都没做，她只是从自行车上下来，让我们跟在她后面，走回家。

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学会骑自行车，像大人一样自由行走四方，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出自行车，来到这条公路上。我煞有介事地像母亲那样，推着自行车紧跑几步，左脚踩上踏脚，劈开右腿跨上去，然后就骑着飞快往前跑。可是我左脚刚踩上踏脚，车就倒下去了。我不甘心，扶起车子，又往前紧跑。我想让车跑得更快点再踩上去，但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跌倒了。那天，我将自行车一直从长沙镇推到北坎招呼站，整整十二里路，摔得鼻青脸肿，最后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我想，我是通过征服自行车来征服道路。不知为什么，我那时总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绵延向前的道路，而征服它，也许就是不断在它上面行走，并走到它的尽头。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但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它导致我经常约小伙伴们步行去北坎和卫海游玩。这两个地方离长沙镇都很近，七八里路的样子。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就时常在长沙镇至北坎招呼站之间来回行走。我沾沾自喜，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十二里路。这十二里是我不断助跑的路程。十岁那年，我终于起跑了，我跑到了掘港，我跑的路远远超过了十二里，我已经拥有了三十六里路。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跑得更远。我定格在了掘港。也许我生命的里程就是三十六里路。

十岁那年，我们姐弟三个孩子和父母一起去掘港玩。我父亲骑着一辆车带着母亲，弟弟则坐在前面的车杠上。我骑着一辆车带着姐姐。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虽然只有三十六里路。

我是会骑车了，但因为个头矮小，我只能骑在车杠上。那天，我居然骑在车杠上行驶了三十六里路，而且还带着我姐姐。骑车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必须让你的小鸡鸡在车杠上无数遍地磨来磨去。从北坎招呼站往西是九总，到了九总刚好是一半路。这时我感到小鸡鸡疼痛起来了，我怀疑是我的卵子被压碎了。我恐惧万分地跳下车来。父亲的车走在前面，母亲见我突然下车，便让父亲放慢车速，然后她跳下来，狐疑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那时已经有了羞耻心，但我不管不顾，当着姐姐的面，哭着对母亲说出了我的疼痛。

我在这条公路上走得最多的是两个年份，1984年，1979年。在1984年和1979年的那些日子，我就像个钟摆，不停地在长沙镇和掘港之间摆来摆去，就在这摆来摆去之间，有些物质永远被镌刻在我记忆的钟面上了，比如茅靴和藤椅。

1984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业余在读的电大课程变得紧张起来，因为翌年就要毕业考试。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早上骑车去掘港，到电大听一天的课，傍晚再骑回来。那一个月是冬季最寒冷的一个月，而傍晚犀利的西北风正劲，从掘港往东至北坎招呼站是顺风，并不觉得有多冷，但从北坎招呼站朝北走就不行了，西北风犹如无数把嚯嚯飞舞的刀子，劈头盖脸朝你骨头里剜过来，钻心的疼，疼了一阵后是麻木，那麻木也是钻心的。是的，我那时的感觉就是痛。风像刀子割得你痛，你僵硬的手攥着的不是车把，而是锋利的刀子。你僵硬的脚踩着的不是踏脚，而是尖利的刀刃。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一把刀，一点点凌迟你。但是，一双褐黄色的茅窝儿缓解了我的疼痛。它若隐若现地悬在我的头顶，以它的温暖诱惑着我。

茅窝儿，用稻草或茅草或芦花制成的草鞋。它的外形简陋，像草窝，人称茅窝儿。茅窝儿有神奇的护足御寒作用，在凛冽寒冬，穿上厚棉鞋，人们仍熬不住要叫冷，而穿着茅窝儿脚总是暖的，决无生冻疮之虞。还在秋末初冬，长沙镇街头就有人叫卖茅窝儿的。我姥娘买回一双，铰几块厚棉布将鞋沿绗了，再垫上鞋垫，拿到太阳底下晒暄腾了，我晚上回家穿到脚上，一股暖气蓦地从脚底出发，游遍了我的全身。

我记得，那些日子，当我骑车到家时，天黑风止，我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也像我姥娘那样打着趔趄了。我趔趄着跨进家门，我双腿一软，险些跌坐地上。那双悬于我头顶的茅窝儿就在我姥娘手上。她递给我，说，快换上。我换上茅窝儿，坐到火炉边上，我觉得我就像一块冰，开始慢慢融化。我姥娘又端给我一碗热腾腾熬得稠稠的番芋粥，扒一口下肚，五脏六腑都变得暖洋洋的。我喜欢吃番芋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晚上，开始下起小雨，我穿着茅窝儿，就着火炉温习电大功课。午夜，雨渐大，我听到它敲打在梧桐蕉叶上的声音，它从屋脊上流进承檐溜筒的声音，此时屋内的温暖让我无法消受。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在冬雨滴答的深夜，穿着茅窝儿，烤着火炉读书，犹如饮酒那般快意。

1979年，我在掘港上学。由于思念我姥娘心切，我经常晚上偷偷溜回家。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初夏的傍晚，我一个人骑车走在掘港至九总那段静谧的公路上。真的是静谧，走很远也遇不到一个人。公路两侧长着高大的丁槐树，树顶快拢到一处，蜿蜒的公路就像幽暗的隧道，而尽头的那团光特别明亮。馥郁的栀子花香四处弥漫，你蹬车而行，它就铺在路上。你要是停下来，它就沾在你口鼻上。你若是想一个人，它就缀在你思绪上。现在，当我想念我姥娘时，我仍能闻到它清淡却柔韧的香味。与公路并肩而行的河流是如泰运河的一个分支。它像一块滑爽的绸缎静静舒展在夕照之下，芦苇俯身的水面没有船只航行，也没有野鸭和水鸟凫游其上，但冷不丁地，久久浸泡在水里的老牛倏忽站起身，整条河流仿佛也站立起来，最初的寂静过去后，水流的声音就鸣响起来了，那是老牛游动的声音，或者说，是河流游动的声音。在栀子花香和水流的声音里，我将车蹬得飞起来了。我很快走进了隧道尽头的那团亮光。

从北坎招呼站至长沙镇的十二里路，树木稀疏，视野变得开阔，天空波诡云谲，在夕阳的照射下，那些云都镶了金边，瞬息万变，一会儿崔巍如山，一会儿潋滟如水，或如人，或如兽，或如鸟毳，或如鱼鳞。快走到食品站和印染厂的时候（两者都在长沙镇南边），因为很快就要见到我姥娘，我抑制不住心跳起来。很快我就站在了我家院门前，我屏气凝神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面寂然无声。我举手敲门。我敲得很轻，我希望我姥娘能听到，又生怕惊扰了她。敲了一阵后，我突然想到，我姥娘耳背，于是我渐次加重，砰砰，砰砰，门板都被我敲得震颤起来了。我听到我姥娘从里面大声喝问，谁呀？！她的声音很不友好，很不客气，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呵斥。她以为我是陌生人呢。多少年来，她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看家护院的。当她一个人在家，逢到陌生人敲院子门时，她总是问清楚了才开门。

我也大声说，是我，是我。我姥娘耳背得真是厉害，她听不明白是我在叫门。她又高声问道，你是哪个？我哭笑不得，只顾敲门。我姥娘嘶哑着嗓子嚷，你不说清楚了，俺可要叫人了。听得出，我姥娘的声音里有了紧张和恐惧。

将饭桌摆在马路边沿上吃晚饭的陆善堂一家子被惊动了，都不吃饭了，跑过来，手里还都拿着筷子，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姥娘，姥娘，是建波回来了。

我姥娘一下打开门，笑起来，呵呵，是建波回来了啊。

我喜欢突然回到家中亲人表露出的那种惊喜感和仓促感。比如，在初夏的傍晚，我突然出现在我姥娘面前，我姥娘便仓促张罗起来，因为同时想做几件事情，结果手足无措，一件也没做成。也因为一件都没做成，又急着要做成，忙得团团转。在1979年，长沙镇还没有电风扇，夏天消暑家家户户都是用蒲叶做的扇子。我姥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一把扇子让我扇扇，可又突然改变主意，想去倒杯凉开水，又想喝凉开水不如吃西瓜，便去找西瓜，那西瓜装在吊桶里，正悬在井里呢，拎上来切了吃，凉飕飕的瓜瓤正解渴。又寻思着孩子跑了这么远的路，肚子早饿了，便找碗盛饭，用开水泡了就着咸鸭蛋吃。刚把碗拿在手上，想想还是先去找一把蒲扇。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得那幅温暖的场景：我姥娘趔趄着小脚，进进出出，忙得陀螺似的团团转。因为不知道先做什么好，她大汗淋漓的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

等到一切都收拾妥了，我和我姥娘便坐在院子里纳凉。我让我姥娘坐在藤椅上。那把藤椅还是当年从福建带回来的，因为保管得好，并未有什么损坏，还结实着。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这把藤椅在长沙镇还是挺稀罕的。当初我家从海边搬到长沙镇时，过来玩的镇上人都要抢着坐坐这把藤椅。当一个人坐在上面时，别的人就在旁边等，有时，由于前面的人坐得太久，引起等待的人的不满而发生争执。是的，在那个初夏的有月亮的晚上，我姥娘就那样端坐在藤椅里，神色特别安详。她穿着月白色的短袖大襟布褂，头发也是白的，我坐在她对面的木椅上，两只脚搁在小板凳上。我姥娘点着了一盘蚊香放在我脚旁，我又端到我姥娘跟前。我姥娘不依，再次放到我脚旁边。俺不怕蚊子咬，俺老了，蚊子不稀罕俺的血了。虽然点着蚊香，偶尔还有蚊子从耳边嗡嗡飞过，我姥娘扇着芭蕉扇子，时不时就在我脚上拍一把。时候已经不早，在我家南边水泥桥上乘凉的人都趿拉着拖鞋回来了，他们说笑着，啪哒啪哒从我家院子外面走过去了。暑热开始消退，天变得凉爽了，这是夏日最惬意舒坦的时刻，也是内心最丰满的时刻。我和我姥娘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呱，或者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听着远处的蝉鸣。因为沾上了露水，那蝉鸣渐渐变得喑哑了。有不易察觉的淅淅沥沥的声音传来，在静寂的午夜听来格外悦耳。我四处找寻，不知它来自何处。不经意间，我发现这是月光的声音。如水的月光洒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上，又从丝瓜叶缝间筛落到地上。禁不住想用一只面盆去承接，看看掉进面盆里的月光是什么样子的。

躺到床上，灭了灯，月光就从窗户倾泻进来了。迷迷糊糊间，我听到另一种轻微的声音。我以为是月光的声音，后来才意识到是我姥娘的鼾声。我姥娘的鼾声轻微，平稳，踏实。那几年是我姥娘一生中过得最平静和爽意的几年，我父母都还没退休，三个孩子都出门读书或工作了，我姥娘一个人守着家。她身子骨还硬朗，一个人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想吃什么就做点什么。没事了，就上街转悠转悠，去朱秀莲或孙二娘家串串门。她多么希望日子能一直这么过下去。

我骑着自行车行走在这条公路上时，还想起发生在1979年秋天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姥娘到掘港看我，这是她唯一一次只身来掘港。那年她七十三岁，她搭乘一辆手扶拖拉机到掘港来。我记得有很多人搭乘那辆手扶拖拉机，他们挤坐在后面拖斗两侧的边沿上，在这条公路上颠簸摇晃。那时我在自修英语，主要是听半导体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讲座，模仿里面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跟着读“What’s this?”“What’s that?”。那年代我们受陈景润的影响太深，一心想成名成家，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

我姥娘的到来使我惊喜交集，可是我竟然不可思议地没有好好陪她。我姥娘来一趟掘港，着实不容易，也许为了这次出行，她等待了好久。我家紧傍公路，每天有无数车辆经过，正好那天开手扶拖拉机的人她认识，于是就搭乘着来了。她一方面是想看我，另一方面也是想让我陪她逛逛掘港街。还是当年从福建回来在掘港逗留过，她后来就一直没来过掘港。

我记得那天临近午饭时分我去掘港砖桥口那儿接我姥娘。手扶拖拉机沿着公路一直开进街心，拖拉机上的人都灰头土脑，风尘仆仆。由于坐了很长时间，我姥娘的腿脚都麻木了，挪不了窝。依赖车上的人帮忙，我姥娘才得以下车。甫一站到地上，全身哆嗦，东倾西倒，我紧紧扶住，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站稳了脚。小乐酒家就在附近，我领着我姥娘进去吃饭。里面的点心很多，我姥娘一眼就看中了蒸饺。刚落笼的蒸饺皮薄个大，躺在蒸笼里很诱人。可惜肉多，太腻，口味无法与我姥娘包的大白菜饺子相比。我和我姥娘只吃了几个就不想吃了。

从小乐酒家出来，按理我应该好好陪陪我姥娘到西街去逛逛。那时掘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就是西街，那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行人如织，有很多著名的老字号。或者，逛逛人民路上的百货大楼，让我姥娘开开眼界。可是我竟对我姥娘说，我想回去看书。现在想来，我这话完全出乎我姥娘意料，她一定很失望，心里一定不高兴。本来她就是冲着我来的，可是我却丢下她不管了。我记得我姥娘当时说，你忙你的，俺可不敢耽误你，俺不用你管，到时俺再坐拖拉机回家。

我姥娘说这话时笑模笑样，一点也看不出哪儿不高兴。于是我就回去看书了。所谓“回去”，就是去县城的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西围墙外面就是我就读的学校，我所有的闲暇时光几乎都是在烈士陵园里度过的。我喜欢那儿的肃静和庄严，喜欢在落英缤纷中边踱步边读书的感觉。我记得那天下午，在空旷的树林里，我先听了会儿英语广播，然后读《高老头》，也可能是《红与黑》，或者是《复活》。我的心思完全沉浸在书里了。我完全把我姥娘忘了，在我脑子里似乎根本不存在我姥娘坐着手扶拖拉机颠簸十八公里来看我这回事。而且，我后来也一直没有问过我姥娘，那天下午我离开她后，她去了哪儿。她一个人去了西街或人民路了吗？现在想来，她可能什么地方也没去，就在小乐酒家附近的砖桥口转悠，等着那辆手扶拖拉机过来。那时，掘港的所有街巷都还是铺的青石板，就像永安街上的青石板，我姥娘一个人走不了那种坑坑洼洼的青石板。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她怕自己会迷路，到时候搭不上手扶拖拉机，回不了家。那天下午我在烈士陵园一直待到天黑，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了。我压根儿也没有去想我姥娘有没有回家，也没有想到砖桥口去找一找她。我是多么没心没肺，多么自私自利，又是多么卑劣冷漠啊。

现在我一想起此事，就感到十分痛心。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原谅自己。我曾寄希望于忏悔，可是越忏悔越不能解脱，越忏悔越觉得心情沉重。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一旦做错了，就永远无法弥补，你会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直到你离开这个人世。

日复一日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一天要蹬七十二里路，常常有身心交瘁之感，特别是碰到顶风，更觉行路艰难。这条公路上每日都有很多或装载货物或空着车斗的手扶拖拉机来来回回。有一天，一辆手扶拖拉机嗵嗵嗵从我身边过去，我猛蹬几下赶上去，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斗的边沿，于是拖拉机带着我往前飞奔。我不用再满头大汗蹬车了，我只要拽紧车斗的边沿就行了，我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同时也很得意。我想，这个发现的意义太重大了，它完全可以让我日后免受蹬车之苦。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危险的，经常对面会有汽车迎面疾速驶来，这时候就要松开手，躲到拖拉机屁股后头去。一俟汽车过去，再狠蹬踏脚追上去，重新拽住车斗边沿。

可是拖拉机手根本不买我账，常常是刚拽住车斗，没跑多远，拖拉机手就突然将拖拉机朝路边上逼，迫使我脱手。我一脱手，拖拉机随即回到正道。我伸手再去拽，拖拉机便轰轰轰地拼命加速，一溜烟往前窜，哪里追得上。

我准备了一包香烟，再碰到同向而行的手扶拖拉机，就朝拖拉机手抛过去一根。于是，我被允许拽着车斗边沿了，我可以放心让拖拉机拽着我的自行车往前走。有时遇到前面来车，我躲到拖拉机后头，拖拉机手还会放慢车速，让我能够顺利再次抓住车斗。如果运气好，我会拽着拖拉机走完十八公里，不过，中途要给手扶拖拉机手敬好几次香烟。开始的几次，我抛出的香烟不能准确到达拖拉机手手中，总是功亏一篑，或坠落在手扶拖拉机的踏板上，或擦过拖拉机手伸出的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吸取教训，用心揣摩，掌握抛烟的速度和角度，并将风向考虑进去。我终于掌握了抛烟的技术，我抛出的香烟能准确无误地到达拖拉机手的手中。我后来甚至琢磨如何让抛出的香烟直接抵达手扶拖拉机手的嘴唇上，省得他腾出一只手来接，以保证行车安全。

有一次，我索性将一包香烟扔给一位拖拉机手，那位拖拉机手突然将拖拉机停下来了，原来他要帮着我将自行车搬上拖拉机，让我坐到车斗里去，这让我喜出望外。后来我就经常买些香烟掖在腰里，路上碰到手扶拖拉机，就掏出一包甩过去。我像当年我姥娘那样，坐在车斗的边沿上，省却了好多蹬车之苦。有一阵子，我甚至想当一名手扶拖拉机手。我觉得开手扶拖拉机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行当。

已经很久没有我舅舅的消息了，在我印象里，他自从带着我姥娘回东北，就没写过信给我。邮差倒是经常送邮件来，但那都是我的退稿。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我舅舅不写信给我，就说明情况良好，一切正常。既然情况良好，一切正常，就无须写信了。

我还是非常想念我姥娘，我在长沙镇至掘港这条公路上来回奔波的时候，想得最多的，就是我姥娘和我们一起过日子的温馨往事。我很伤感和忧郁。但是，早出晚归不停行驶的自行车轱辘，渐渐修复了我伤感和忧郁的心灵。我对我姥娘的思念渐渐变成了对我姥娘的祝福。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事情可能与我想象的恰恰相反，即我姥娘在东北过得很好，她很快喜欢上了北方的生活，她本来就是北方人，可谓叶落归根。她去东北投靠儿子是顺理成章，是她真正的归宿。东北有她的三个孙子，说得上是儿孙满堂了。作为儿子，我舅舅无疑是孝顺的，他的三个儿子也不会怠慢奶奶。我舅母长得不漂亮，但面善，给人贤惠的感觉，这样的女人是能够与婆婆和睦相处的。再说，我小姨也在通化，据说两家相距并不远，我姥娘可以隔段时间到女儿家走走，毕竟几个孩子里她最喜欢我小姨，而我小姨肯定也是最爱母亲的。我觉得我姥娘去东北是去对了，她在那儿一定会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是的，只要我姥娘幸福，我也就释然了，我那颗悬着的心也就能放下来了。

这一年的初冬，我突然收到一封寄自吉林通化的信，一看字迹我就知道是我小姨写的。不知为什么，我有点不安，踌躇半天才剪开信封。信很长，有好几页，详尽地叙述了我姥娘去东北后的情况。我小姨在信的开头说，你姥娘现在住在我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她很想你，想得茶饭不思，夜里睡不好觉。你姥娘让我写信给你，问问你的情况，你近来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好吗？盼速回信告之，好让你姥娘放心。

我很诧异，为什么我姥娘住到我小姨家里去了呢？

我小姨随即解释道，你姥娘在你舅舅家住不下去了。

怎么住不下去了？

我小姨又进一步作了详细解释。

原来，当初我舅母坚决反对我舅舅将我姥娘接到东北去。我小姨在信中说，你舅舅其实是个孬种，在家里什么主都不能做，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你舅母一个人说了算。我忽然想到，我舅舅那时决意坚持等来年天暖和了再来接母亲，是不是有先回家请示老婆的成分？我小姨说得不错，我舅舅做不了老婆的主，做什么都要看老婆的脸色行事，他这种人绝不可能事先未征得老婆的同意，而贸然将母亲带回东北的。我曾听我母亲议论过我舅母，说她泼辣能干，别人办得了的事她都能办；别人办不了的事，她也能办。我母亲举过一个例子。当年我舅舅从山东老家去通化，正值通化林业局招人，便进去当了伐木工，到深山老林砍伐原木。这是个力气活，辛苦自不待言。我舅舅那时还是个壮实的小伙子，辛苦不辛苦倒无所谓，问题是他将和老伐木工一样，不可避免受到伤害。原来，冬天深山老林里奇寒，在里面多待上几年就会得老寒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或风湿病，老来就瘫在了炕上。有门路的伐木工，干上一两年就换了工种，下山干别的，没门路的只有干耗着，等到病魔侵身再下山。

我舅舅是外来工，在通化举目无亲，没根没攀，换不了工种，下山也无望，只有死心塌地待在山上砍木头。我舅母也是山东人，老家在潍坊，也是跟着人去东北找安身之处。她与我舅舅几乎同时到的通化，我舅舅当上了林业局的伐木工人，她则当上了通化针织厂的纺织工，恰巧与我小姨在同一个车间，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姐妹，情同手足。我舅母比我小姨大几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某日，我小姨对我舅母说，俺给你介绍个人。我舅母道，啥人呀？我小姨说，俺哥。我舅母是个痛快人，也不忸怩，一口答应，中啊，你叫来让俺看看。我小姨说，俺哥在山上砍木头，难得下山。我舅母有点失望，那咋办？我小姨就找出我舅舅的照片。照片里是个容长脸儿的小伙子，穿着工作服，留着那个时代的分头，纯朴，憨厚，腼腆，也有点木讷。我舅母看了一眼，就对我舅舅产生了好感。我小姨就让人捎信叫我舅舅下山跟我舅母见面。是在馆子里见的面，三个人各吃了一碗面条。我舅舅一见我舅母就脸红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埋头把一碗阳春面扒拉下去，就起身上山了。

还在吃面条前，我小姨就对我舅舅耳语，要是你看得上，就用筷子蘸上面汤在桌子上写个“中”字，要是看不上，什么也不用写。我舅舅一走，我小姨就坐到他位置上，发现了桌子上的那个“中”字，心里有了底。又问我舅母怎么样。我舅母有点发愁说，我是中，不知道人家中不中呢。我小姨就噗哧一声笑起来，心想，举手间就大功告成了。我舅母看中的是我舅舅的老实，她觉得只有跟老实人过日子才踏实。不管日子过得好不好，踏实是最重要的。

与我舅舅成了亲后，我舅母就开始想办法将我舅舅弄下山来，下山随便干点什么，只要不再待在山上伐木就行。我舅母也是外来人，在通化也无根基，但她人活络，交了不少朋友，便托人找林业局领导送礼说情，奈何她托的人都是说不上话的，礼又送得轻，不仅未办成，反而把事情弄僵了。领导发下狠话，就是要让我舅舅在山上待一辈子，看你们哪个有能耐把他弄下山。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我舅舅还呆在山上砍木头，看样子真的要当一辈子伐木工了。

我舅母决定亲自出马。她带着孩子去林业局找领导，要求把我舅舅调到山下来。领导要她说出一个让他信服的理由。我舅母斩钉截铁道，跟孙立华一块儿上山伐木的工人都下山了，所以你也应该让孙立华下山。领导笑起来，这个理由可不能让我信服：谁下山谁不下山，这可是组织的安排，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要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早就让孙立华下山了。

我舅母带着孩子赖在领导的办公室不走了。领导说，你出去，我要办公。我舅母不出去，说你一天不把孙立华调下山，我一天不出去。领导说，我要工作，你要是影响了我的工作，你能负得了这个责吗？我舅母哈哈大笑，又掐一下孩子的屁股蛋子。孩子哇哇大哭，竟将屎啊尿的排在领导的办公室里了。领导叫人将我舅母轰出去。我舅母横眉怒目，掏出掖在怀里的剪刀对着自己的脖子，你们谁敢动俺一根指头，俺就死给你们看。领导叹口气，说我还从没看到你这么既不要脸，也不要命的女人，你愿意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吧。

到了下班时间，领导说你还不走？我可要回家吃饭了。我舅母抱起孩子，俺也跟你回家吃饭，你当领导的总不至于让俺娘儿俩饿肚子吧。领导说，你这个女人太不讲理了，你怎么好跟我回家？我舅母指着领导的鼻子大吵大闹，是俺不近人情，还是你不近人情，跟孙立华一起上山砍木头的那些人早就下山了，你凭什么欺负孙立华？是俺们没后台，还是没给你送大礼？

那天我舅母还真带着孩子跟着领导回家吃饭了。吃好了又跟着领导去办公室，当着领导的面，敞开怀喂孩子奶。领导说，我长这么大没服过人，今天我可是服你了，彻底的服了，你走吧，我答应你把孙立华调下山。

几天后我舅舅就下山了，局里给他安排了个轻快营生，到传达室看大门，兼分发报纸邮件。可以说，要是没有我舅母，我舅舅还不知道要在山上待到什么时候。某种程度上说，是我舅母救了他一命。为此，我舅舅对我舅母一直心怀感激。

这个家一直是我舅母操持着。我舅舅也是条七尺汉子，可是太老实，见了生人说不出话来，所以外面的事情都是我舅母一个人扛着，家里的事呢，我舅母也一个人揽过去。说到底，我舅母是疼男人。我舅母好强，性子又躁，干什么都风风火火。过日子免不了磕磕碰碰，吵吵闹闹，我舅母每次都要占个上风心里才痛快。我舅舅早就习惯于服从我舅母，他知道我舅母脾气不好，但心眼好，疼他，这就足够了，别的还计较什么呢？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舅舅如果不征得我舅母同意，是不敢将我姥娘带回去的。他是典型的北方男人的脾性，犟，倔，宁折不弯。照此性格，我父亲和他闹成那样，他完全可能不由分说带着我姥娘就上路。可是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其原因肯定是顾虑贸然将我姥娘带回家，无法向我舅母交代。

那么，既然我舅母表示出强烈反对，我舅舅为什么又要带着儿子重返江苏将我姥娘接走呢？

我舅舅从江苏回家后并没有马上向我舅母提要接母亲来东北的事，而是过了些日子才说。他说得比较委婉，说这次去江苏见到母亲，发现母亲明显老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这个儿子一天都没有照顾母亲，所以他要将母亲接过来，尽尽孝心。我舅母一听就大发雷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儿。如果我舅母不大发雷霆，而是和风细雨地对我舅舅我小姨晓以利害，摆出种种不能将母亲接过来的理由，比如老人在温润精致的南方生活惯了，肯定不适应北方寒冷粗糙的生活，既然不适应，为什么要接过来呢？总不至于接过来待不下去了再送回南方去吧？比如，三个儿子都还没成家立业，俺们家日子过得这么拮据，俺们拿什么来给老人养老送终呢？贫贱夫妻哀事多，俺们整天为日子愁得唉声叹气的，要是老人来了，只怕她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又何苦要接过来呢？比如，俺们就三间房子，现在一大家子还能凑合着住，眼看着大儿子快娶媳妇了，到时候得给他一间房，地儿就更紧了，老人来了住哪儿呢？再比如，小兵又出了这档子事，俺愁得死的心都有，哪还有心思照顾老人呢？

我舅母说的这些都是硬邦邦的现实，这些现实我舅舅当然也明白。正因为他明白这些现实，所以这些年来他从未主动提出过要将母亲接到东北去。如果我舅母好言好语跟我舅舅强调这些困境，非常耐心地说服他放弃接老人来东北的念头，也许我舅舅会像以往那样服从我舅母，彻底打消返回江苏接母亲的想法。如果是这样，我舅舅就被我父亲不幸而言中，是玩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是的，问题就出在我舅母大发雷霆上。这些年来，因为日子过得不好，因为生活的烦恼越来越多，因为身心疲惫，因为种种的不如意，更因为儿子小兵身陷囹圄，我舅母总是满腹牢骚，动辄大发雷霆。我舅母大发雷霆时，通常都是歇斯底里咆哮，肆无忌惮谩骂，伴之以摔东西。当然，摔东西是有分寸的，专拣不值钱的盆盆碗碗摔。

我舅母每次大发雷霆，我舅舅都能忍受。他脾气真的好，有他这么好脾气的男人是少有的。他爱惜老婆，理解老婆，总觉得现在这个家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条破船，他应该和老婆齐心合力把持好这条船，不让它翻掉。然而，这次我舅母大发雷霆，他却不能忍受了。我小姨在信中是这样说的：你舅舅还没把话说完，你舅母就发起火来了，还砸碎了衣橱上的穿衣镜。我小姨还说，飞起来的穿衣镜的碎片甚至扎伤了我舅舅的面颊，差一点就扎进眼里去了。我小姨在信中称我舅母为母老虎，整封信里都是母老虎长，母老虎短的。

看得出，我舅母这次发这么大的火是前所未有的，要不她是舍不得砸穿衣镜的。我舅母还骂出了很多难听的话，那些话里也许还出现了“老不死”之类的字眼。我舅母以为我舅舅还像以前那样闷着头不吭声，正想鸣金收兵，找个台阶给自己下，哪知我舅舅骂了声他妈的。北方人都喜欢骂他妈的，可是我舅舅从来没骂过，但是他那天骂出来了。我舅舅骂着他妈的，跑到院子里找了只劈柴禾的斧头。写到这里时，我小姨不再说我舅舅是个孬种了，而是以欣赏的口吻赞美我舅舅是条汉子。这个汉子对着衣橱就是一斧头。这个汉子是伐木工出身，虽说上了年纪，但腕子上的功夫还在，只一斧头，就将衣橱上的一扇门砍成两半。我舅母死死抱住我舅舅，说，你快把俺砍了吧，你快把俺砍了吧。我舅母声嘶力竭哭起来，你知道吗，这衣橱还是俺们结婚时一起去商场买的，家里最值钱的，也就只剩下这张橱了。

我小姨在信中对这个场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仿佛她当时就在现场。她写道，母老虎说了这句话后，你舅舅说，你不是要毁了它吗？俺帮你一起毁不好吗？你舅舅推开母老虎，举起斧头又要砍衣橱。母老虎一下就跪在了地上，求你舅舅不要砍。你舅舅其实也就是吓唬吓唬你舅母，他怎么会舍得毁了衣橱啊。你舅舅对母老虎说，看你这熊样，还跪着干吗，还不快起来，叫孩子看到了像什么话。母老虎说，你答应俺不砍衣橱，俺就起来。你舅舅把斧头扔了，母老虎才从地上爬起来。

写到这里，我小姨使用了“训斥”这个词。我小姨说，你舅舅对母老虎训斥了一番。你舅舅训斥母老虎说，你心里还有俺娘吗？俺娘生俺养俺容易吗？你知道俺娘吃了多少苦啊，可是俺娘到头来没享到俺一天的福。俺一提到要接俺娘来，话还没说完你他妈的就这样，你说你他妈的像话吗？你他妈的还有没有良心？母老虎在一旁乖乖的，大气不敢出。我舅舅又接着说，俺娘来不就多双筷子多只碗吗，俺娘现在还能动弹，等到不能动弹了俺侍候她，不劳烦你。你说没地儿，俺和俺娘出去租房子住，中了吧？

第二天，趁那股倔劲没消，我舅舅就带着儿子小光上路了。我舅舅一走，我舅母就后悔跟我舅舅发火了。我小姨在信里用“悔得不行”进行了概括。说到底，她还是疼男人的，她觉得她不该伤害我舅舅，我舅舅心里不好受，她心里更不好受，她心里受到的伤害比我舅舅还要大，这是何苦呢？这么一想，她的气就消了。气一消，她就开始反省自己了，她也认为自己太不像话：不错，现在家里很困难，到处一团糟，可是这些都不是将老人拒之门外的理由。立华说得对，这几十年俺们还没照顾过老人，做儿媳的一点责任都没尽到，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她又想到，她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舅舅隔上一两年都要陪她回山东看望两个老人，还几次接到东北住一阵子，像亲生儿子那样照料他们。两相对照，她越发觉得愧疚，越发觉得自己太自私太不仗义。她痛心地问自己，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变得这么猥陋和卑鄙？

像我舅母这样的女人，一旦察觉自己做错了，就会下决心痛改前非，以百倍的劲头弥补自己的过失。自从我舅舅和儿子小光走后，她就天天盼着他们早点回来。那时也没手机什么的，联系很不方便，她得不着我舅舅的消息，又不知往哪儿打电话给我舅舅，每天急得睡不着觉。只好每天祈祷他们平平安安到家，每天都把炕烧到像鏊子似的等着老人。

从我小姨的信中，我知道我舅舅和小光带着我姥娘，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到达通化的。从济南站出来，跑了一天一夜的列车停靠在简陋肮脏的通化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正是在它吐出的白色烟雾中，我舅舅和小光一边一个搀扶着我姥娘，朝出站口缓缓而行。我姥娘的那堆行李，则寄存在车站的行李房里。

我舅舅原打算在出站口找辆车，却发现我舅母和大儿子小东就像两个雪人倚在出站口的栅栏上。后来我舅舅才知道，我舅母估摸他们这几天要到家了，便天天夜里和小东到出站口来等他们。我舅舅和我舅母四目交汇的一瞬间，两个人的眼泪都出来了。这一瞬间，两个头发都花白了的人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患难夫妻，什么是相亲相爱，什么是血浓于水。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姥娘也许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也许会发出“这儿才是俺真正的家”的感慨，因为我舅母待她太好了，待她比待亲娘还亲。我舅母一口一个“娘”，亲热地叫着。我姥娘听了，心里比喝了糖水还甜。我小姨在信里这样说：你姥娘乐得夜里做梦都笑醒了。我舅母不让我姥娘下炕，每顿饭都是端到炕上，让我姥娘坐在炕上吃。饭是粗面饽饽，菜也没什么好菜，上顿是大白菜炖豆腐，下顿还是大白菜炖豆腐。我姥娘一点都不嫌弃，她不计较吃好吃坏，只要全家乐乐呵呵的，只要心里欢欢畅畅的，吃糠咽菜也乐意。

我舅母怕我姥娘寂寞，一有空就陪我姥娘拉呱。拉拉山东老家的事，拉拉这些年在东北过日子的事。三拉两拉，我舅母就扯到三个孩子上了。我舅母最愁的就是三个孩子，尤其是小兵，怎么想到要去贩毒呢，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还不知道要判几年。说着说着，我舅母就声泪俱下。我姥娘也陪着她掉泪，又从宿命论的角度去安慰我舅母，说人生在世，一切都是命定的。小兵犯下这么大的事儿，也是命中注定的，该他有这么一劫，谁也没有办法。你呢，也别整天犯愁。犯愁，一点用都不管，救不了小兵。要是愁出病来怎么办？把心放宽点，该干什么干什么，天塌不下来，地也陷不进去。

以前，我舅母为小兵的事伤心落泪，也没个人安慰她，她一个人生闷气，好往牛角尖里钻，半天出不来，整个人都僵掉了。现在我姥娘这么劝劝她，她心里好受多了，有了点亮光，不再像以前幽暗一团。她暗暗庆幸老人来了，有拉呱解闷的人了，所以她也就越发对我姥娘好了。

我舅母这个样子，我舅舅当然也高兴。人心里一高兴，就觉得日子有了奔头。他在院子门口搭了间棚屋，进了些小百货回来，开起了杂货店。因为挨着路口，生意挺好。一个月下来，挣的钱比他和我舅母的退休金加起来还要多。因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和我舅母的心境豁朗了许多。小东和小光也有事干了，进货，招揽顾客，送货上门。我舅舅考虑，等杂货店赚了钱，买辆轻卡让小东跑跑运输，这营生是很能来钱的。有了钱，小东就能娶上媳妇，到时再盖两间屋。小光还小，日后肯定能找到他干的事。过日子不能想得太远，走一步，想一步，想一步，走一步，这样烦恼和忧愁就会少些。

好久没喝酒的我舅舅，开始喝点小酒了。是那种廉价的土白烧，倒在茶缸子里，再放在开水盆子里热一热。忙活了一天，晚上坐在热炕上，守着老的小的喝点小酒，这是我舅舅满意的生活。他原是个没有什么奢望的人，只要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哪怕这个日子是穷的，破敝的，捉襟见肘的。

然而，这段平静的日子并未能维持多久。问题出在我舅母身上。有一天，她在给我姥娘倒尿盆子时突然沮丧起来。她想到了这样一个尖锐问题：老人能干活的时候没给俺家干过一天活儿，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到俺家来享福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都说投桃报李，你没对俺这个家付出过，俺凭什么侍候你啊？再说了，看你这身子骨还硬朗，俺侍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舅母又从老人联想到江苏，我小姨在信里说，母老虎特别佩服你爸爸，说你爸爸做事漂亮，把你姥娘当长工使唤，等到干不动了，再一脚踹出去。踹给谁不好啊，干吗偏偏踹给她呢？不错，儿子是该养爹养娘，可也得有个前提啊，这前提就是爹娘首先要为儿子出力呀。要是老人为她出了几十年的力，她绝不会最后把老人赶出去，她会尽心尽力把老人服侍到闭上眼睛。母老虎觉得自己够倒霉了，现在又摊上侍候老人这档子事，她心里那个憋屈呀。

我能理解我舅母的沮丧。她之所以沮丧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别人不要的东西，她却欣然接受下来了，这在她看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她还觉得自己让人暗算，让人耍了，而且还那么乐意被人暗算被人耍。她这么好强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然而，她又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即再也不可能将老人送还到江苏了，她必须将老人侍候到最后的那一天。一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自己更冤了，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倒霉、最不幸的人。

是的，她咽不下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因为咽不下这口气，她的心态完全变了，前些天她看我姥娘是慈眉善目的，从心底里将这个婆婆当成亲妈，但现在她看我姥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她有什么办法呢？她什么办法也没有，既不能将我姥娘送回江苏，又不能把我姥娘弄死。她只有自己生自己的气，可是干吗要生自己的气呢？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她错了吗？她可没有错，在这件事上她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是谁错了？是老人错了，你就不该到东北来。俺家都糟成这个样子了，你来凑什么热闹？大女儿不要你了，你还有二女儿和三女儿呀，你为什么不去她们家？她们家的条件都比咱家好，你为什么就偏偏到咱家来？你这不是跟俺过不去吗？

我舅母又钻牛角尖了，越钻越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自己没有错，所以她不想生自己的气，但她又必须生气，因此，她只有生老人的气了，只有跟老人过不去了。有一天夜里，我姥娘被冻醒了，她摸了摸炕，冰凉冰凉的，她寻思是不是我舅母忘了烧炕了。到了早上，就问我舅母。我舅母冷着脸不说话。我舅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责怪我舅母说，娘问你话呢，你咋不吭声？我舅母就像着了火似的，呼的一下跳起来了，天天烧炕咱烧得起吗？家里这么大的开支你懂不懂啊，俺和你儿的那点退休金还不够吃饭的，你要是闭着嘴不吃饭，咱就天天烧炕。

我舅舅被我舅母戗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舅母一听又炸了营，什么呀？我不是人，你更不是人，你要是人也不会让人欺负你老婆了，也不会让你老婆受这么大的委屈了。我舅母所说的被人欺负和受委屈，当然是指江苏把老人扔给她了。

我舅母骂我舅舅，也捎带把我姥娘骂了。那一刻，我姥娘心里很难过，她不明白我舅母好端端的怎么变了个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可是我舅母骂她，她却不能骂我舅母，她只能骂儿子。她呵斥我舅舅，你闭上嘴中不中，你舌头要是难受，就去抓把盐腌腌。

要是以前，我舅舅就会闭上嘴不再说什么了。他怕吵架，每次吵架都让他陡生对家庭生活的幻灭感。他总觉得家庭生活的实质就是吵架。能不能不吵架呢？能不能让日子过得平静如水呢？能不能让过日子的热情永远保持住呢？可是现在有母亲在场，他不能闭嘴，他要在母亲面前争个脸子，他不能让母亲觉得他，觉得他让老婆这么拿捏他还不吭声。于是，我舅舅开始反击，他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来，他能做的，就是对我舅母骂了句东北粗话。

我舅母哪里吃这一套，论骂粗话，我舅舅哪里是她的对手。再说，她也不想在婆婆面前败下阵来，让婆婆笑话她。她回敬了我舅舅一句更脏的粗话。在通化这么多年，她早就从一个文静秀气的姑娘被磨砺成粗陋的东北大嫂，东北老妈了，什么粗话都是能说得出口的。

就这样，那天早上，我一言，你一句，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像两个淘气的孩子那样骂开了。

我姥娘央求他们，行行好，别吵了。别吵了中不中啊？我姥娘这样乞求时，哭声都出来了。

自此，我舅母和我舅舅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她迷恋上了吵架。她不能跟婆婆吵，她只能跟我舅舅吵，可是跟我舅舅吵照样能让婆婆生气，只要能让婆婆生气，目的也就达到了。她发现，每次吵了架，她堵塞的心头就会顺畅些，就像被挖掉了淤泥的河道，能够流动起来了。是的，每次吵完了，她肚子里的气就会消掉些，要是几天不吵，那些气又会郁积起来了，所以注定要无休止地吵下去。她要让婆婆明白，她和立华的吵架完全是由你造成的：你没来的时候，俺家过得好好的，你一来俺家就过得不好了。她要让婆婆每天都生活在深深的自责中，只有这样，她心里才痛快。

在临出发返回江苏接母亲时，我舅舅对我舅母说了句狠话，大意是要是家里地儿小，要是你嫌弃，俺就和俺娘出去租房子住。现在他完全可以这么办，出去租间便宜的房子，这样至少不生我舅母的气，也不让母亲生气，可以平平静静打发日子，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说的是气话，不可能真这么做。他不想让外人看笑话。每次和我舅母吵架，他都是把门关起来的，而且，他也是想维持这个家的，毕竟这么多年过来了，真的不容易。可是待在家里就得和我舅母吵。他真的不想吵，但我舅母逼着他吵，他没办法不吵。

有一阵子，他想到外面去待上一整天，但他又丢不下母亲，他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受气。可是他待在家里母亲照样受气，我舅母表面上骂的是他，其实句句骂的是母亲。要是不待在家里，母亲说不定不会受气，我舅母再怎么也不会骂母亲的。这么一想，他就从家里出来了。那时，通化已经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了，游戏厅，录像室，台球馆，电影院，可是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去爬山了。山上有杨靖宇纪念碑和杨靖宇纪念馆，平日空寂无人。他在那儿流连忘返。他俯视山下苍茫的通化城，内心也一片苍茫。

我舅舅躲出去了，但我姥娘没处躲，只能待在家里。正如我舅舅预料的，我舅母不敢把我姥娘怎么样，不敢像骂我舅舅那样骂我姥娘，可是她动不动就摔盆子砸碗，那种突如其来的“砰”的一声，使我姥娘心惊肉跳。她蜷缩在冰冷的炕上，只等我舅舅回来。

天黑了，我舅舅终于回来了。我姥娘把他叫到跟前，气呼呼地问他，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丢下俺不管了？我舅舅不说话。我姥娘又埋怨我舅舅，谁叫你带俺来的？早知这样，还不如让俺住到老人院去，俺就是住到大街上，也比在这儿强。她说话声很低，怕在厨房做饭的我舅母听到。我姥娘一把抓住我舅舅的手，求他再把她送回江苏。我舅舅还是不说话。

我舅母做好晚饭，看见了我舅舅，没好气地问，你死哪儿去了？一天都没见到你的魂。我舅舅闷声闷气地说，出去转了转。我舅母说，家里一大堆事你不管，出去转悠什么？赶明儿俺也出去转悠。这个家你不管，俺为什么要管呢？

现在我姥娘吃饭也是战战兢兢的了，因为觉得自己不能干活了，所以她不好意思端饭碗。她的饭量一向比较大，但吃完一碗，就把碗放下了。我舅舅要给她盛，她不依，连声说，俺饱了，俺饱了。她也不怎么捯菜，光扒饭，扒完了就坐到一边去了。有时我舅舅替她捯菜，我舅母就说，捯什么捯，她又不是个孩子。

我小姨说，你姥娘在你舅舅家度日如年。我能理解我小姨说的“度日如年”。我姥娘一定很后悔跟我舅舅来东北了，现在怎么办呢？江苏是再也回不去了，只有死在东北了。她一定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能怎样呢？她开始想念长沙镇的生活了，想念那些相处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想念我家那个温馨的小院落。她生命里几十年的时光就贮藏在那个小院落里，她的魂魄也伫留在那儿，它们没有跟着她去东北，它们与她彻底分离了。它们日夜都在召唤她回去。可是她回不去了。她也想念她喂养的一只花猫。那只猫身上的斑纹像极了老虎斑纹，她给它取了个名，叫小虎。

有一天清早，我姥娘打开屋门，发现它在院子里趴着。它一看到我姥娘就喵喵叫了几声，跑过来，在我姥娘两腿间蹭来蹭去。就这样，它成了我家的家庭成员。那时，我家还养了一条叫小黑的狗。小黑和小虎都对我姥娘很贴身，须臾不离她左右。它们有着职责分工，当我姥娘上街买菜或去朱秀莲家串门，小黑就跟着。当我姥娘去茅厕时，小虎就跟着。我家茅厕在陈希芳家屋后，要从公路上绕过去。它也学小黑，先是跟在我姥娘身后，跑着跑着，就跑到我姥娘前面去了，变成它在前面领着，我姥娘在它后面跟着。几年后，也是在一个清晨，小虎突然不见了，我姥娘到处找却未见，急得什么似的。几天后，我姥娘倒炉灰，在院墙外面的江芦棵子里发现了它。它还是趴着的姿势，就像几年前的那个清早出现在我家院子里的样子，但是它看到我姥娘时，再也不会喵喵叫了，再也不会跑上前来蹭来蹭去了。我姥娘流着泪把它埋在河坡上。在它消失之前，它就病怏怏的了。它不想让人看见它的死态，所以它就躲起来死了。

我姥娘最想念的还是我。在她四个儿女中，她最宝贝的就是我小姨。在她一群孙子外孙中，她最爱的就是我。小时候，父亲对我施暴，她就躲在房间里伤心哭泣。她制止不了我父亲打我，她也制止不了自己的眼泪。我从小就喜欢吃煮鸡蛋，但那时能吃到煮鸡蛋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只有在过生日时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小时候盼着过生日，就是盼着三颗煮鸡蛋。但很多时候不过生日也能吃到煮鸡蛋，那是在放学回家，刚搁下书包，一转身，就看到我姥娘鬼鬼祟祟走过来，塞给我一只剥了皮的又嫩又白的煮鸡蛋，悄声说，快趁热乎吃了吧，别让你姐姐和弟弟知道。后来我成年了，工作了，我姥娘还是放心不下我，隔些日子不见就像丢了魂似的。她是不愿随我舅舅到东北来的，她不愿和我分开。但她又不得不来东北，她无奈也无助。如果我舅母能善待她，她的无奈和无助也许会慢慢消解，可是我舅母偏偏跟她过不去，可以想见，她的无奈和无助日渐加深了，因此她只有在想念中安身了。我小姨在信中说，你姥娘整天念叨你。

我小姨在信的最后描述了一件事。就在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她去我舅舅家看母亲。她住在沟外，我舅舅家住在沟里，相距并不远，却泾渭分明。沟外有大片的住宅楼，环境卫生干净，是有身份人的集居地。沟里则是棚户区，住的是城市贫民，因为终年被工厂吐出的煤烟笼罩，那儿的人一年四季都是灰头灰脸的。

沟里和沟外之间有一条火车道，那天下午，我小姨就是沿着那条火车道朝我舅舅家走去。她还没退休，忙着上班，忙着家里的一摊家务，所以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去看母亲了。这条火车道是用来运货的，不知为什么，她每次从这儿走都没碰上拉货的列车，她就从两条铁轨的枕木之间跨着往前走。她喜欢无穷无尽朝远方伸展的，散发着神秘气息的铁轨。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嫁给了一个叫王国良的列车员。她嫁给王国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列车员的家属可以与列车员一样，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因此她是在铁道上旅游结婚的，那次她带着王国良到江苏看望了母亲。

快要到沟里时，她看到一个身影朝她这边蹒跚走来，因为距离太远，那身影很模糊，但是一缕飘动的白发却很清晰，它在阳光底下闪烁着眩目的银色光泽。那身影被什么绊了一下，摇摇晃晃跌倒了。她走到近前，凛然一惊，原来是母亲。娘！她叫了一声，就去抱坐在铁轨上的母亲。我姥娘一看到我小姨，就像个孩子似的哇哇大哭起来。在我舅舅家她不敢出声哭，都是偷偷抹泪。现在可以纵情哭一番了。我小姨也哭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问母亲，你怎么不待在家里，跑到这儿来了？母亲涕泪滂沱。俺不想待在立华家了，俺想回江苏。

那天下午，我舅舅又出去爬山，我舅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小东和小兵，一个看店，一个送货，我姥娘趁着家里没人，偷偷溜出来了。她有种越狱的感觉，巨大的轻松感使她腿脚格外利索。她见路就走，三走两走就走到铁道上来了。看到铁道，她大喜过望。她想起当年只身带着我大姨和我小姨坐火车从高密出发，去福建永安找我母亲的往事了。俺要回江苏，她听到自己的内心尖叫了一声。她想得很简单，只要火车来了，她就把火车拦下来。她以为火车也像公共汽车，要拦就拦，谁都可以拦下来呢。她担心的是身上没带钱，人家不让她上。不过她往好处想，谅她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也不会计较的。

那天下午，我小姨把母亲带回家了。两个人走两步歇一步，走一步歇半步，到家时天已黑严实了。

我小姨的信让我备感哀伤。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其实，我舅母对我姥娘的态度我早已料到，只是我不愿承认，我还心存侥幸，以为我舅母不至于那样不近人情。

我想去东北把我姥娘接回来。我最怕我姥娘受委屈。她受委屈比我受委屈还让我难受。虽然她目前住在我小姨那儿，可以暂时喘口气儿，但她不可能长久住在那儿，她住上一阵还是要回我舅舅家的。一想到她又要经受精神折磨，我的心就疼痛起来。

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东北把我姥娘接回来，以后我们来照顾她。

她没有阻拦我。她还是像以前那样顺着我。她让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性：只要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她是有理由阻拦我的，比如我们没有房子，比如我们没有比较多的收入，比如我们面临着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怎么还会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老人呢？其实这些我也考虑到了，但是我置于脑后不顾。我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赶快把我姥娘接回来，至于接回来怎么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回来。

那是1991年的深冬季节，万木凋零，阴霾重重，气候肃杀寒冷。我背着行囊上路了。行囊里是几件换洗衣物，一本叫《孤筏重洋》的书，几盒新鲜虾米，几包紫菜，都是如东特产，是我送给我小姨的礼物。我行走的路径与去年冬天我舅舅接走我姥娘的路线一样。

我到济南时已是暮色四合，到通化的车是第二天下午，我必须在济南待一夜。刚被熙攘人流挤出站，就被一群化着浓妆，面目妖娆，举着客房大照片的女人包围了，你抢我夺。可能是孤独和寒冷所致，我觉得每个女人都很可爱。我跟了一个长得最好看的女人，她看上去也最年轻，眉眼间流露出纯朴单纯。她说她的宾馆就在附近，宾馆最大的特点是干净，有暖气，还可淋浴。人长得漂亮，宾馆又干净温暖，还能洗热水澡，傻子才不跟着她走呢！

选择她的还有好几个年轻男人，他们与我一样想入非非。队伍还在不断扩大，有些被另外的女人招揽过去的男人突然哗变，也纷纷投身过来。一大群人跟在她身后往前走。我以为很快就能走到宾馆，可是走了一段路却来到一辆大面包车跟前。女人说，大家上车吧，一站路就到了。

面包车在济南大街上穿行。大街上灯火璀璨，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我在想，当年我姥娘领着两个孩子去福建找我母亲，逛过济南城，那时候济南是个什么样子呢？

并非如女人说的走一站路，而是走了八站或十站，才到达目的地。宾馆的名字叫做“四海”，是一座陈旧的四层楼，门首挂着几盏褪了色的灯笼。它们不停飘摇，给人风雨欲来的感觉。女人领着我们进去，到服务台上一一登记。属于我的房间在三楼。

终于有了栖息之处，我如释重负，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坐下来休息。我给自己作了这样的安排：先把行李放进房间，然后出去吃点东西，吃什么呢？当然是饺子，大白菜饺子，在这儿当会有地道的山东饺子吧，就像我姥娘包的那种。吃完到街上走走，然后回温暖的房间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我兴致勃勃上楼，用服务员给我的肮脏的钥匙捅进锁眼打开门。黑暗中一股浓烈的尿臊味以及臭袜子味、烂脚丫味、方便面味迎面扑过来，我情不自禁连连后退了几步。我按亮灯，眼前的一切让我心凉半截。窄小的单人床，被褥胡乱摊着，枕巾可能有一年没洗过了，上面有一层厚厚发黑的头油。掀掉枕巾，那枕头上布满可疑的水渍。床前搁着一只脸盆，里面有尿，还扔了几根烟头。正如那女人说的，房间有暖气片，但摸上去冰凉一片。卫生间也是狼藉一片，抽水马桶里飘浮着大便，再怎么拧水栓也没有水涌出来冲掉大便。

这房间是没法住的，尤其对于我这样有洁癖的人。我下楼去退房间，女服务员问我理由。我说太脏了。女服务员劝我，你就不能将就一夜吗？一夜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说我将就不了，你把钱退给我吧。女服务员说，你要退就把房间钥匙退给我，钱不好退给你。我把钥匙还给她，问她不退钱的理由。女服务员强词夺理道，不退就是不退，没有理由。我大声责问她：你还是山东人吗？

我的意思是，你是山东人，你怎么会这样？

山东人总是让我感到亲切，让我肃然起敬。因为我姥娘是山东人，我便以她作为参照，认为山东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他们耿直善良，待人热情，有侠士之风。他们扶危济困，疾恶如仇，肝胆相照，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总之，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可是眼前的女服务员却与我想象中的山东人大相径庭，我怀疑她不是山东人，故而我问她，你是山东人吗？

女服务员根本不理我，埋头打她的毛衣，她的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态表明我已淡出了她的视线。我只好自认倒霉，背着行囊出来了。其实我完全可以在这儿将就一夜，也就是几个钟头。但我知道我会恶心的，我今生今世成不了一个四海为家的旅人，我太考究了。

我又重新找了几家旅馆，它们甚至不如“四海”。我踯躅在街头，饥寒交迫。我想回到火车站去，又不知乘几路车，又舍不得钱打的，便决定步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路上是疾速而过的车辆，没有行人。我突然看到“济南站”三个通红的大字在远方的空中闪耀，便对准方向走去。

那段路我竟然走了两个小时。我又饿又累，我像我姥娘那样打着趔趄。

到了济南站已是凌晨一点，空旷的候车室里一些旅客缩在墙角打盹，窗外寒风呼啸，纸屑漫天飞舞，隐约看到两条枯寂的铁轨冰冷伸向远处。我和衣躺在长椅上。与饥饿相比，我更感到寒冷。我没想到济南的冬天这么冷，早知如此，我应该穿大衣来。然而，困倦猛烈袭过来，眼皮沉重起来。我知道睡眠就在眼皮里面，只要我合上眼睛，就能与睡眠相遇。

有那么一会儿，我似乎睡着了，但很快又被冻醒了。这时我听到女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开始播送列车班次的声音。她的温情的声音粘附在候车室的每个角落。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它轻柔，磁性，妩媚，温情，有着迷人的母性在里面。它让我温暖起来。是的，就是心头突然涌起的那种热呼呼的感觉。我对女播音员产生了无限美好的遐想：她是什么模样的，是那种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美丽无比的，还是冷眼看很普通，越看越经看的？她是什么发型，怎样的体形，又如何装束？她化妆吗，如果化妆，是淡妆还是浓妆？她一定是温柔、多情、优雅和超凡脱俗的，人类的那些蝇营狗苟永远与她无关。她是一朵娇嫩的玫瑰，只在夜间绽放。那一刻，我多么想亲近她，在这寒冷孤寂的时刻，如果她能向我走来，那该多好啊。我会毫不犹豫地拥抱她，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见到她。

她的美妙声音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一想起那种声音，我的心里就软柔得一塌糊涂。

那天夜里我躺在济南站的长椅子上冻得瑟瑟发抖，是她的声音不时温暖着我。当时的情形是，当我被冻得醒过来时，我听到她的声音又能迷迷糊糊睡过去。我做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她的声音就缭绕在那些梦境里，听上去就像是喃喃呓语。它使那些梦的碎片变得五光十色。

从济南直达通化的列车，上下午各有一趟。我出发前写信与我小姨联系过，她让我乘下午的，因为这趟车上有王国良的徒弟。王国良是我小姨夫。王国良是行李员。行李员王国良退休了，他在列车上的行李车厢里看了一辈子行李。我小姨说，我姨夫会让徒弟关照我的，让我上车就去行李车厢找他。我小姨还嘱咐我，不必买车票，只要买张站台票就行了。

还有一上午的时间，我去了趵突泉。我想去寻找我姥娘当年的足迹，然后也在趵突泉旁边照张相。出乎我意料的是，趵突泉早就干涸了，寂寥的公园寒气逼人，白茫茫一片霜。尽管如此，我还是请景点上的摄影师在流不出水的趵突泉边上照了一张相，在摄影师调试镜头时，我听到了趵突泉淙淙的流水声，清洌的泉水将我茫然的心境打湿了，并在我心里结了冰。

下午，我凭着一张站台票，和混乱的人群一起挤上了车。我至今想起那种人满为患的场面仍不寒而栗。所有的硬座车厢都挤得水泄不通，各种各样的身体把所有的缝隙都塞满了，连座位底下也躺着人。没买到座位票的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而买到硬座票的旅客也紧张不安，他们要时时刻刻提防着被挤出去。我无法去行李车厢，我一上车就被卡在一个肥大的屁股和装满坚硬东西的麻袋之间。那屁股是一个壮实的东北大汉的，我没想到男人的屁股也会有这么大。它坚韧，咄咄逼人，充满了侵略性。随着列车咣当咣当的开动，紧绷的空间有所松动，我终于解脱出来。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达行李车厢。我顺利找到我小姨在信中说的王国良的徒弟。这是个黑瘦精干的小伙子，浓眉大眼，体魄健壮。他对我很热情，看来王国良和他的关系不错。行李车厢是不能让陌生人待着的，小伙子把我安排在他夜间睡觉的一个小房间里，再三叮嘱，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

小房间确实小，仅能容一人之身，但里面有床，而有床就有了一切。我像被时间之箭射得千疮百孔的游子投入母亲怀抱那样扑向那张小床。腿不能伸直，只能弯曲着，但弯曲也让我很舒服。我觉得我太幸运了，我只买了一张几毛钱的站台票，却有如此优裕的待遇。巨大的不真实感压迫着我，这种不真实感竟让我心惊肉跳。我坐起来，再躺下去，再坐起来，再躺下去。我就像笼中困兽那样焦虑不安。后来我终于承认了现实。我慢慢平静下来。我在列车摇篮般的晃动中酣然入睡。

不知沉睡了多久，在我意识里可能睡了一个世纪。我睡得死过去了，我从未这样好好睡过，如果不是剧烈的砸门声，我会一直睡到终点站。当然，一开始门是被敲击的，响声也不大，敲门人的姿势也是雅致的，耐心叩问我的存在。显然，我不可能听到，此时，即使电闪雷鸣我也不可能听到。一连串的叩问没有结果后，敲门人觉得自己受到愚弄，觉得那种绅士般的敲击是对自己的嘲讽，于是陡然火气冲天，变了脸色，用拳头擂击起来。我终于被惊醒了，本能地跳起来开门，但想到王国良徒弟的叮嘱，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敲门声越来越响，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门板差不多快被擂破了，我才打开门。

敲门的是王国良的徒弟，那个黑瘦的小伙子。他的拳头看上去又红又肿。他穷凶极恶的样子让我吃惊，你他妈的怎么不开门？你在里面搞什么鬼？

我告诉他我太困了，我反复向他打招呼，乞求他原谅。在这趟列车上，我的命运完全由他主宰，他就是我的娘老子。

他脸色缓和了些，一屁股坐在床上，将右手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凑到嘴唇上，然后眼眼定定地看着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抽烟。可是我不抽烟，我没有将香烟随身携带的习惯。我很尴尬地向他解释。他非常不满，骂骂咧咧，你他妈的是不是缺心眼，看你这个样子是个文化人，不缺心眼呀。

我感到非常羞愧。我打开行囊。我给我小姨的见面礼是四盒虾米，四袋紫菜。我没有全部拿出来。我将两盒虾米和两袋紫菜递给他，故作微笑，这是我家乡的特产，送给你尝尝。

小伙子睥睨了一眼，拿过去，扔在床上，又伸过手来，问，车长的呢？

我不得不把行囊里的那两盒虾米和两袋紫菜拿出来了。同时庆幸刚才没有全部拿出来，否则现在将如何是好？我希望小伙子拿了东西走人，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他要我想办法搞点香烟，没有香烟，他这一夜是过不去的。我又强调我不抽烟，身上一支烟都没有。妈拉个巴子，他骂了一句，你他妈的不会抽，还不会去买吗？

我只好从怀里摸出一百元给他，请他替我去餐车上买。他还赖着不走。我又摸出一百元。他从我手里拿过去，然后夹起虾米和紫菜，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悻悻着走了。

将近午夜时，车到天津。很多旅客下车，列车在站台上停留了二十分钟。再次启程时，那个黑瘦的小伙子又过来了。他喝了酒，酒气冲天，眼睛通红。他打着哈欠说，你出去找个地方吧，我要睡觉了。就这样，我被赶了出来。

我朝硬座车厢走去。在天津站下去了很多人，但又上来不少人，所以车厢还是很挤，无插足之地。在两节车厢连接处倒是有容身的空间，但也被人占了，他们大都坐在自带的可以折叠的小凳上，脑袋随着列车左右摇晃。我发现，这些人坐着也能睡觉，而且睡得香甜。我终于在餐车与硬卧车厢之间找到一块可以席地而坐的地方。我如获至宝，一屁股坐下去。我的屁股感到一阵沁人肺腑的冰凉，并很快游遍全身。我冷得浑身颤抖起来。可是我不敢站起来，我怕这块弹丸之地得而复失，因为有几个旅客不知从哪儿挤过来，正虎视眈眈地瞅着我。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徐徐驶进了通化站。我感冒了，头昏眼花，不断咳嗽，额头烫手。我挣扎着走出车站，长长喘了一口气。天上正飘着鹅毛大雪，傍晚的通化城被大雪覆盖。我看到与洁白的雪花一起飘飞的，是从各种烟囱排出来的黑烟，它们像无数蛟龙，在空中排成长蛇阵。通化，这座工业化的城市，以滚滚浓烟迎接了我。我看到四周的积雪都肮脏不堪，工厂的污染物将圣洁的雪糟蹋得面目狰狞。

我踏着肮脏的积雪朝北走去。我小姨在信中说，你下了火车一直往北走，就到我家了。

掌灯时分，我顺利找到了我小姨的住处。那是一个环境整洁的住宅小区，所谓体面的人居住的地方。我小姨的家在三楼，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我还是用最快的速度爬上了三楼。我就要见到我姥娘了，当我按响门铃时，我的心狂跳起来。我听到我小姨在屋里响亮地说，是建波来了。门随即开了，温暖的灯光湮没了我，我首先看到的是我姥娘，然后是我小姨和王国良，他们在灯光里向我灿烂地微笑，脸上是欣喜的表情。我的眼泪簌簌掉落下来，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回家。

我姥娘还是那个样子，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太容易看得出衰老的变化了，或者说，当一个人很老了，就不会再老了。她见到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一直笑得合不拢嘴。我小姨问我，路上挺好吧，你姨夫的徒弟挺照顾你的吧。我含糊其辞地说，挺好，挺好。我不忍心说出事情的真情，也没必要。事情已经过去，说出来毫无意义。这既是给王国良留面子，也是给我自己留面子。

我小姨夫的母亲也住在这儿，老太太比我姥娘小好几岁，但已经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她看到我老泪纵横，哽咽道，你来了？你来了？也是山东口音。

知道我要来，我姥娘和我小姨包了大白菜饺子，于是开始下饺子，屋子里有了热闹的过年气氛。我小姨夫又回到房间去看电视了，我捧着温暖的茶杯进厨房看我姥娘和我小姨下饺子。我小姨说，你也去看看吧。我踅进房间看电视。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饺子。我姥娘知道我喜欢吃大白菜饺子，所以就包了大白菜饺子。我姥娘和我小姨就坐在桌子边上看我吃。我姥娘隔一会儿就说，啧，看把孩子饿的。那语气里满是心疼。

我小姨的房子是二居室，收拾得很整洁，一尘不染，有温馨的气息。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当兵，女儿在纺织厂上班。女儿平时住在家里，但现在我小姨夫的母亲来了，她就暂住厂里了。我姥娘与我小姨夫的母亲同居一室，两个人很谈得来。我小姨夫的母亲很伤感，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她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却百般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与人世渐行渐远。在那几天里，我经常听到老太太自言自语，俺不知道俺要去的是个啥地方。我天真的姥娘对她说，你瘫在炕上，啥地方也不能去啊。我带着我姥娘回家后不久，就获悉老太太去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

通化是吉林省第五大城市，因城市环山而建，又被称为山城。它出产的葡萄糖享有盛名，也有许多玩的去处，比如靖宇公园、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辉发古城、古墓壁画、千叶湖。但我哪儿也没去，天降大雪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归心似箭。当我告诉我小姨我来通化就是接我姥娘回江苏时，她做出吃惊的样子，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起初她不同意，口气非常坚决，但很快就改了口，她这样对我说，回江苏也好，毕竟待了那么久。她向我指出了我将面临的困难，她说你把你姥娘带回去，你爸爸妈妈肯定是不管的，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吗？到时你姥娘要是躺在床上不能动怎么办？我告诉她，我根本就没有指望让父母管，所以我来通化前没跟他们说。我对她说，我能照顾我姥娘，即使我姥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我也能照顾。我小姨再次说，回去也好，你看我这儿也没地方住，总不能长期让两个老太太睡一张床上。

我和我小姨说话时，我姥娘就坐在一旁，她耳朵背，听不明白，一个劲儿问，你们在嘀咕啥？我小姨凑到她耳边大声说，你外孙要带你回江苏。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有力道，把我抓疼了。她紧张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我点了点头。她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连声说，那俺们明天就走。我小姨不无嫉妒地对我说，你看，你姥娘眼里只有你。

我姥娘来到我小姨家的第二天，我小姨就经不住我姥娘的催促，坐出租车去我舅舅家把我姥娘的寿衣和所有衣物，一共五个包袱，拿回来了。这是我姥娘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财产，须臾不能离她左右，否则她就睡不着觉。既然东西都拿来了，所以我也不想去我舅舅家了，我不想见到我舅母，我已经非常排斥她了。我是个不近人情、做事由着性子、不计后果的人。我平生第一次去通化却没去看望我舅舅，没跟他打一声招呼，就把我姥娘接走了，这让我舅舅非常伤心。后来我小姨在信中告诉我，我舅舅为此痛哭了一场。他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后来就更不怎么说话了。

我在我小姨家只待了两天就返程了。因为逗留的时间太短，又足不出户，我对这座东北的山城毫无印象。如果非要说出印象不可，那便是烟尘，凌乱，泥泞和寒冷。

我小姨叫了一辆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这次我小姨拜托了一位女列车长，她的朋友。女列车长是个丰满的东北女人，待人热情，很有姿色，也很有东北人的毫爽。她不停地对我小姨挥着手，说，你不用操心，回去吧，回去吧。她没有食言。她将我们安排在列车长休息室里，一路上也很关照。

现在，我又跟我姥娘在一起了，我就像抓住了什么，心里非常踏实。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不去我舅舅家看望他，不仅是因为我憎恶我舅母，还因为我怕我舅舅坚决反对我接走我姥娘。他肯定会反对，我姥娘毕竟是他的母亲，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他还是希望能守着母亲。

列车长休息室空间很大，除了一张铁床，还有写字台，而厕所就在对面。我完全轻松下来了。我喜欢轻松的旅行，只有轻松才会有闲适的心境，而对于旅行来说，闲适的心境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闲适才能发现旅途中的美，发现旅途中的诗意。在诗意中旅行，或者在旅行中获得诗意，也许是旅行的至高境界。我喜欢这样的旅行：行走的步履是闲庭信步式的，永远不会为上车找不到座位而发愁，永远不会为因为短暂的离开而致使你的座位可能被人抢占而忧心忡忡，在旅途中永远有一个属于你的个人空间，你置身其间可以阅读、写作、冥想，可以心无旁骛饱览四周风景或者摊开四肢睡觉。你在睡眠中是那样的平静，坦然，闲适。在这样的旅行状态里，你想到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偶尔也会有让你心境黯败的东西跳出来，但即使再黯败，你也是欢喜的。你也喜欢咣铛咣铛的车轮声，它把所有的回忆碾成花瓣，飘洒在山水之间。

回程列车的终点站是济南，因为是慢车，途中要停靠很多小站。每停靠一个小站，我都要下来，到站台上待几分钟。我从未来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以后也不会来了。一个人一生中守着的也就是一枚邮票那么大的地方，想想真让人哀伤。也许正是这种哀伤让我下车到站台上待上会儿，我在期待着什么，也在寻找着什么，尽管两者都是虚妄的，但我醉心于那种急切、彷徨、茫然的感觉。也许镶嵌在我们生命上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当我和我姥娘倚窗而坐，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渴望。我总渴望看到窗外的什么，比如从云层边缘掠过的翅影，满山落云一般的芍药黄花，早已从记忆中褪去的已经发黄的人和事。在某个时段，列车加速了，窗外的景物，包括田野里干活儿的老牛，河边泊着的一只旧船，树棵子里包着红头巾的女人，所有的一切都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只有奔驰的列车能把这个词语清晰地赋予我们。我猜想多年前从济南坐火车去福建永安的情景，一定会在这个时候从我姥娘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再漫长的旅途也经不起这么一闪而过。一闪而过，我姥娘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未来可数的岁月，就像恭立道路两旁的橡树，急不可耐地等着我们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却并不妨碍旷野的景色在我们视线里完整地延续。潮湿的气流，安详的树木，呆滞的河流，裸露的根须，土地的颜色，这一切与长沙镇一带的地方何其相似，就仿佛火车一直在我的家园左奔右突。那块地方我姥娘和我们生活了三十年。那块地方的风和水早就把我姥娘对大庄的印象淹没殆尽。

我姥娘精神状态不错，打上了车就一直坐在车窗前朝远处眺望，现在夜幕降临，窗外漆黑，她依旧守在那里，面无倦色。我又一次感到“渴望”的深刻力量。对江苏或者说对长沙镇的临近，使她渴望火车把她带过不可逾越的黑暗。

列车是在下午抵达济南的，我们将落脚在孙鹏家，第二天乘开往南京的列车。

孙鹏是我姥娘的小姑，却比我母亲大不了多少，小时候她还吃过我姥娘的奶。关于她，我知之甚少，只听说她的丈夫老崔比她大了整整二十岁。老崔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因为有老崔的庇护，孙鹏一直很顺，离休前是厅级干部。她曾做过一桩义举，即她不计前嫌，捐出她的所有积蓄，为大庄创办了一所希望小学。她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大庄人的爱戴，以至于当年斗争过老孙家的那些贫雇农痛悔得掉了泪，他们说，真不该那样对老孙家的人。

从火车站到孙鹏家颇远，路上转了几次车，走得十分艰难，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也怪我事先没和孙鹏联系好，否则她完全可以派车到火车站接我们。

主要是被五个包袱拖累，倒并不多重，但很难拿，背着，拎着，又要搀扶我姥娘，根本拿不了。拿不了也得拿，都是我姥娘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少，要是少了一个，我姥娘不知道怎么心疼呢。我只好如此：先将两个或三个包袱放在地上，我背着拎着两个或三个包袱搀着我姥娘走几步，再将我手上的包袱放下来，让我姥娘看着，我回头去取那几个包袱，跑到我姥娘跟前再放下，再拿着刚才的那几个包袱，搀着我姥娘往前走，然后停下，再回身去拿包袱。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接力赛似的一点点挪到站点，央人帮忙拿上车。我姥娘穿着肥大的棉裤，一点都走不动了，每次都是我抱着她上车。

终于在掌灯时分到了孙鹏家。我第一次见到孙鹏，尽管我姥娘念叨过无数遍。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淡定，那种洞穿世事后的淡定。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很美，气质非凡。她的住房很宽敞，装饰并不时尚，但很舒适实用，家里应有尽有，所有房间都是琳琅满目的摆设。老崔已经中风躺在高干病房数年，她和保姆在医院里轮流照顾。她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异常高兴，她用非常丰盛的晚宴招待我们。

翌日下午，我们登上济南开往南京的列车。我们坐的是硬座。孙鹏是可以托人买到硬卧或软卧的，但要推后几天，而我和我姥娘都急着回来。孙鹏要留我们住几天。说起来，几十年间她和我姥娘的见面也就寥寥几次，她那时就知道她和我姥娘的见面是最后一次了。六年后她因病辞世，而我姥娘先她而去。

因为快要到家了，我姥娘的精神出奇好，坐了一夜的车竟毫无倦意。到南京站时，头顶的灯光骤然熄灭，而天色并未完全明朗起来，车厢一片灰蒙。我姥娘颤颤巍巍走在过道上。我姥娘的突然出现使车厢里所有急于下车的旅客都愣住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中间还会有这么年迈的旅伴。他们最先发现的当然是我姥娘的头发。我姥娘的白头发在灰暗的车厢太刺人眼目了。在那些愣着的人中就有我。我从未像这样认真地注视过我姥娘的头发。我的意识里，我姥娘的头发里应该还掺杂着些许的黑发，而现在好像一夜间全白了。我无限悲凉地想，这就是旅途留给我们的唯一结局啊。

到了南京，可以说是到了家门口了。下午，我们坐上了从南京直达掘港的公共汽车。上车时费了一番周折，人太多了，我护佑着我姥娘，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五个包袱是由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孩子从车窗逐一递给我的。先前我在候车室的橱窗里看过她的照片。她是车站的先进工作者，名字很特别，叫端木丽。

因为是直达车，沿途不停。快到泰州时，有些旅客吵着要小便，于是司机将车开到一个吃饭处，那儿有公共厕所。我姥娘也想方便，我搀着她下车。快到女厕所时，她一个人进去了，我在外面等她。随后又开来几辆大客车，都是放旅客下来小便的。乱哄哄的人流将厕所围得水泄不通。女人都排着队在厕所外面等，而挤不进去的男人则在附近的菜地解决。

很快，人们都陆续回到车上。那几辆大客车陆续开走了，就剩下我们的这一辆。我姥娘还没从厕所出来，司机拼命摁着喇叭，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让人心烦意乱。我跑到女厕门口大声叫我姥娘，而我姥娘却在女厕后面应声，原来她被挤出来，踅到后面的墙根下小便了。我绕到房子后面，看到她正倚在墙上束裤子，两条腿在不停地抖动。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太，已经衰弱得不依靠着什么就蹲不下去的程度了。她借助墙壁蹲下来小便，又借助墙壁站立起来。

这时我听到客车发动的马达声，我心急如焚，我竟然叱呵起我姥娘来了。我怪她动作太慢，怪她误车。后来，我无数次想起那一幕，也无数次心痛不已：在我的呵斥下，我姥娘像个做错了事被大人发现的孩子，面色羞愧，神情战战兢兢。由于紧张，两只手哆哆嗦嗦地系裤带，但怎么也系不上。越是系不上越慌张，越慌张越系不上，整个人都垮了。她绝望得哭起来，边哭边说，你别管俺，你头里走，别让汽车扔下俺们。

我和我姥娘终于回到车上，整个车厢静穆无声，有一种异样的气氛。人们沉默地看着我搀扶着我姥娘从厕所那儿朝客车一步步走来，沉默地看着我把我姥娘抱上车，又沉默地看着我和我姥娘走过过道，在座位上坐下来。一直到车开了好长一段路，人们还沉默着。

我对我姥娘的粗暴态度一直让我痛愧不已。我姥娘肯定早就忘了这件事，但我无论如何丢不下，它就像一根埋在我皮肤里的针，时不时就刺痛我。我总是不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既然我爱我姥娘，为什么又要如此伤害她呢？

车到如东境内的石甸西首时，天完全黑下来了，我看到街上人影幢幢，心头不禁涌起类似杜甫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悦之情。我听到我对我姥娘说，到家了。我姥娘瞅着漆黑的窗外，焦急问我，在哪儿呀？

那天晚上，我和我姥娘就住在我弟弟家。

我对我弟弟及弟媳说，姥娘在这儿顶多住两三天，我一找到房子就搬走。我的想法很天真：在掘港租两间房子，一间我住，一间安顿我姥娘，然后我将照顾我姥娘到她闭眼的那一天。

事实上，房子很不好找。那时候，掘港还没有房屋租赁市场，我在掘港的那些幽暗潮湿的巷子里跑来跑去，挨家挨户敲门。我大声问着，你家有房子出租吗？可是，门却扑嗵一声关上了。

镇上找不到合适的，便到周边农村人家找。也是采用的笨办法，一家一户询问。农村人家房子多，情况要比镇上好，可是也没有让我满意的，主要是没有单独的灶间，也无自来水，上厕所也不方便。

一个星期下来，我的找寻毫无结果。

我弟媳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责问我把老太丢在他家什么意思。我被戗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食言了，我对他们说姥娘顶多在他们家住两三天，可现在远远超过了。我必须尽快把我姥娘从我弟弟家接出来，可是接出来到哪儿安身呢？

自从去教育局上班，我就从学校宿舍搬回家了，我在家里的婚房一直空着，但我很少跟父母说话，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姥娘接回家，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里去。但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而且即使再回到家里，也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里了，在这个世上，有些东西消失了就永远消失了。我去东北接我姥娘，我父母是知道的，但他们一直假装不知道。话说回来，即使他们让我把我姥娘接回家里，我也不会这样做。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说我自己屙屎自己吃。然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看我笑话了，他们也许在心里笑着说，小子，看你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确实很棘手，我弟弟那边急着要我把我姥娘带走，我又找不到房子。那几天我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火急火燎。我承认我太轻率，太意气用事了，事先没准备好容身之处，就急着把我姥娘接回来了。但我不后悔东北之行，一想到我舅母那样折磨我姥娘，我就有如坐针毡之感。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妻子帮了我一把。正当我在掘港四处找房子时，她也在长沙镇打听房子。她弟弟的岳父陈师傅告诉她，加弹厂有两间空房子，适合居住。她随即去实地察看，颇为中意，当即打电话给我。我如获至宝，连夜赶回看房。

加弹厂就是原来的铁木竹社。“文革”时小孩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铁木竹社。它坐落在镇西北，文蛤厂隔壁，四周是丰茂的农田。铁木竹社聚集了长沙镇方圆十几里的所有手艺精湛或笨拙的铁匠，木匠和篾匠。那儿每天炉火通红，打铁声惊天动地。木匠都打着赤膊锯木头，胳膊上的老鼠肉来回穿梭，他们咿咿呀呀唱着小调，却不连贯，好像也被锯子锯成一块一块的。篾匠们最安静，他们都束着齐脚长的围裙，坐在竹椅上编竹篮。一边编，一边侧耳听墙角桌子上的木壳收音机播放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铁木竹社后来解散了，匠人们大多作鸟兽散，也有留下来的，转换角色，成了加弹厂的职工。比如我媳妇弟弟的岳父陈师傅，原来是铁木竹社的木匠，加弹厂应运而生后，他就成了厂里的管理人员。

加弹厂后来另辟新址搬走了，空出来的房子，有的出租了，有的被人借住，有的则一直闲着。陈师傅介绍的那两间房子就是闲房。我一看就满意。两间房子原先是车间，高大宽敞，采光也好，地上铺着水泥板，下面架空着，这样可以防潮。美中不足的是背阳，冷风飕飕，不过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只是临时落脚，不会在这儿长期过日子。

我太性急了，第二天就叫车将我姥娘接到加弹厂里了。我的性急留下了后遗症。

我姥娘终于有了栖身之处，我松了一口气。我还是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中午，妻子为我姥娘做饭，一起吃，两个人相处融洽。那年冬天出奇地寒冷，河里结了厚厚的冰层，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我骑着自行车在刺骨北风中奔跑，浑身冒汗。朱家老太闻听我姥娘回来了，便从学校赶到加弹厂。两个老太太相见甚欢，有说不完的话。自此，每天下午朱家老太都要过来与我姥娘聊天，共同打发寒索的午后时光。

有一天，局里没什么事，我午饭前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远远看到我姥娘坐在厂门口的废墟上晒太阳，她那苍茫无望的眼神，加上无奈木然，忧伤落寞的表情，表现出一幅悲苦的处境，深深刺痛了我。她耷拉着满是白发的脑袋，显得那样孤苦伶仃，无依无傍。她有四个儿女，一大群孙子外孙，却守着一堆乱砖碎块。那一刻，她是不是在自言自语，她在诉说着什么呢？这一幕永远留在我脑海里了，我至今仍不时想起，而每当我想起来时，我便不由自主突然站起来，内心一片荒凉。

现在我来说说“后遗症”。我满意这两间房子还有一个原因。加弹厂的徐厂长是我岳父的朋友，有一阵子，他简直就是我岳父家的座上客，有茶喝茶，有饭吃饭，两人的关系看上去很铁。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他和我的关系也是很友好的，要是我对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他也会看在我岳父的面子上迁就我。我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他与我岳父和与我，这真的是两回事，而我竟然一厢情愿。我没跟他打一声招呼，甚至没想到跟他打一声招呼，就把我姥娘接到加弹厂。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发了牢骚，说了些很不中听的话。现在回过头想，他并没有错，可是脆弱的我却受不了了，一点都受不了。当我妻子将别人转告她徐厂长发火的事告诉我时，我随手将一只茶杯摔碎了，我咆哮道，不住他的房子，我们搬走！妻子劝我，徐厂长也就是说说的，别放心上，过几天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可是我执意要搬走，否则我会永远觉得屈辱。不可思议的是，我竟将积郁于心的不快向妻子发泄，责怪她不该告诉我。对于我这种怕正视现实的人而言，有时是需要掩耳盗铃的。妻子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女人，怎么咽得下这口怨气？她跟我大吵了一架，彼此都拣最伤人的话说，两个人都伤痕累累，一夜间反目成仇，形同路人。

我决意要从加弹厂搬出来。我又开始四处打听房子。我有个过从甚密的朋友，名叫朱永峰，其时在鸡场小学教书。他跑过来告诉我，鸡场小学有一间空校舍，不妨暂且安身。鸡场小学校长我认识，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口应允。

鸡场小学在掘港直北五公里处，长沙镇以西十公里处，如果用一条直线将三者连接起来，恰巧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我决定马上搬到鸡场小学去。妻子不同意，她说她不可能去鸡场小学，要是我搬过去，那我们就分开来了。我的回答是，分开来就分开来吧。

意气用事，我行我素，再一次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了，我竟然一点都没考虑天寒地冻我姥娘是不是受得了，也根本没考虑我妻子的感受，我说搬就要搬，刻不容缓，仿佛不立即搬走，我憋在心里的气就出不掉，仿佛我搬离加弹厂就是对徐厂长的报复。我悲愤，激动，残忍，疯狂。我身不由己。我似乎中了魔。我完全让心里的那股气推着我往前走。

我着了火似的收拾东西，并叫来一辆兔儿头。兔儿头是三轮简便载客车，因为形状像兔头，人称兔儿头。那时，长沙镇一带有不少人用兔儿头做生意。

然而，我姥娘不愿意搬走。俺哪儿也不去，俺就住在这儿。

我姥娘的态度居然激怒了我。我对我姥娘发了脾气。我又咆哮起来。我说，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记得那是个阴沉的下午，风很大，掠过附近的高压电线时，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兔儿头嘎嘎嘎开过来了，停在了门口。我先将被褥、我姥娘的包袱和锅碗瓢盆等一些生活用品放进车里，再来搀扶我姥娘上车。可是我姥娘死活不愿，我一次次抓住她胳膊，又一次次被她甩开了。不知她哪来的那么大劲。她也被我激怒了，大吵大嚷。我想把她抱进兔儿头，她拼命挣扎，一下坐在地上，死死抱住我的两条腿。我听到她哭着说，俺不走，俺就是不走。她的悲凉的哭声让我如万箭穿心。

加弹厂里有很多住户，兔儿头的出现早就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我与我姥娘的吵闹更是一石激浪。人们纷纷聚拢过来看热闹。他们似乎也是爱憎分明的，虽不言语，但脸上的表情明显是对我不满的。我发现我妻子也在人堆里，她向兔儿头司机赔着笑，让他回去，又说了很多好话。兔儿头司机卸下东西，便嘎嘎嘎开走了。朱家老太也来了，她用谴责的语气对我说，外婆不想走就不要走了，你为什么硬要逼着她走？不像话。

让我惊讶的是，我母亲也夹在人群里，她一定是闻讯赶过来的。这个芝麻大的小镇只要有半点动静，就能将所有的人惊动。她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下午终于没有搬走。我姥娘气得没吃晚饭，和衣在床上躺了一夜。在静谧的午夜，我听到她喃喃自语，你怎么就不死在东北，你跟着来干什么啊？

我不甘心，几天后的下午，我终于带着我姥娘搬出了加弹厂，随身带着的是我姥娘的那几个包袱，她的命根子。由于没有直达鸡场小学的班车，只好从掘港绕道。我姥娘到底没有拗过我，她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任我摆布了。

车在途中抛了锚，到掘港已是傍晚。一下车，迎面便是肃杀的寒意，行人匆匆的脚步显得伤感和怅惘，似乎并不是为了归家，而是急着抓住点什么。路灯渐次亮起，整个掘港镇在昏黄的灯光中一片苍茫。夜幕降临，我姥娘有点恐慌，她对我说，去季争鸣家住一宿吧。她说的“季争鸣家”，其实是指季争鸣的父母家。季争鸣是我姐夫，他父母家就在掘港，离车站很近。季争鸣的母亲也是山东人，老家是紧挨高密的诸城。

我姥娘的话让我心酸。我曾去过季争鸣父母家，季争鸣的父母待人虽然很客气，斟茶递烟让座，礼道周全，但却都是场面上的，一点都不能当真的。老夫妻俩生活很节俭，炒菜都用那种小瓷碟盛，来了客人也不例外，结果一顿饭下来，菜还都剩着。我心酸是因为我姥娘活了八十五，还不谙人情世事，她以为这儿是她那民风淳厚的大庄呢。

朱永峰在掘港接应我和我姥娘，然后在一个叫许福明的朋友那儿晚餐。许福明为我借了一辆三轮车。我和朱永峰都没骑过三轮车，乍一上去，骑得东倒西歪。练习了一番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姥娘怀抱包袱坐在车斗里，沉默无语，不知道在想着什么。那天晚上，月光皎洁，天色澄明，路上空旷无人，仿佛天地间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还是不能自如地驾驭三轮车，骑得生涩，别扭。我发现，三轮车就像桀骜不驯的牲口，你要顺着它，否则它会和你拧，吃亏的是你自己。骑了一阵后，渐渐得心应手了。朱永峰骑着自行车与我并行，他见我很快就掌握了骑三轮车的技艺，也跃跃欲试。于是我让他骑。滑稽的是，我一骑他的自行车就陡地摔倒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地上爬起来，重新跨上去，自行车龙头歪歪扭扭，又差点摔在地上。原来三轮车的骑法和自行车的骑法是两回事，两者相左，甚或水火不相容。走了一段路后，朱永峰也能自如驾驭三轮车了，看样子骑得比我好。我让他换骑自行车，结果他重蹈我的覆辙，一上去就摔下来了。

朱永峰也有一间宿舍，铺盖齐备，但他很少住在那儿。他家在掘港南边的野营角，离学校并不很远，所以早出晚归。在鸡场小学任教的教师都是本地人，晚上全都回家，整个校园黑灯瞎火，一片死寂。走进校门时，我姥娘惴惴不安地问我，你这是把俺送到哪儿来了？我告诉了她。她一听就吵着要走。我像根木桩子楔在那儿，无言以对。她也知道无处可去，叹了口气说，那俺住哪儿啊？我搀着她进了朱永峰的那间宿舍。看来只好在他铺上暂且过一夜了。我对我姥娘说，你要一个人在这儿待一夜了。我姥娘嚷嚷起来，什么？你把俺一个人扔在这儿？我像哄孩子似的，把我姥娘哄得服帖了。然后反锁上门，和朱永峰赶回掘港还三轮车。

还了三轮车，又往长沙镇赶，到加弹厂时已是鸡叫时分了。上床打了个盹，又爬起来往自行车上装东西。因为惦着我姥娘，天未完全大亮，我们就骑着自行车上路了。冬天的大清早特别冷，我们冻得缩成一团，但一阵猛蹬就热乎得额头冒汗。

我们抄近路去鸡场小学，两辆满载的自行车颠簸在乡间小径上。路过长沙公社大会堂门口时，我不禁想起一年前我舅舅在此独自徘徊的情景，他是那么的黯然神伤。自从我把我姥娘接回来，我一直没写信给他，也许永远不会写信给他了。有几次我倒是摊开信纸，提起笔来，但终因不知道说什么而作罢。他现在不再忧郁了吧，因为我姥娘的消失，我舅母会与他和解的。但也可能因为我姥娘的不告而别，他会更加忧郁。一想到这点我也忧郁起来。我应该给我舅舅写封信，乞求他谅解，可是这封信如何结尾呢？我能告诉他，此刻我就走在他去年踟蹰不前的路上，黯淡郁闷的心境与他的如出一辙吗？我能告诉他，我姥娘一个人在鸡场小学度过奇寒难忍的一夜吗？我能告诉他我的忧伤和苍茫吗？

赶到鸡场小学时，太阳已经有两竿子高了，阳光将校园涂抹得一片辉煌。冬天早晨的太阳也是灿烂，但一点劲道都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不过却汹涌，把一切都包围了，让人陡生涉水而过的感觉。因为阳光的澎湃，宁静的校园有了生气。首先是鸟儿的啁啾，它们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它们是第一批报告春天就要来临的使者，还是最后一批祭奠即将逝去的冬天的歌者？和着鸟叫的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在冬日的早晨，孩子们诵读的声音特别让人感动。我觉得那不是在读书，而是在祷告。祷告命运。祷告未来会有一个好的去处。祷告读书会对他们的生活发生神奇的作用。置身在这样圣洁的读书声里，再芜杂的心境也会变得纯净吧？

我迫不及待打开屋门，一道阳光闪了进来，我没来由的感到晕眩。我姥娘蜷曲在被窝里，被子盖在脸上，只将一头白发露在外面。我怕她会像孩子那样发脾气。我小心掀开被角，阳光一下子扑在她沟壑纵横的脸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并没有发火，她异常平静，她淡淡地说了句，你来了？然后又补了一句，俺冻得一夜没睡。

那一刻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我姥娘。我觉得我千辛万苦把我姥娘从东北接回来，就是让她受罪的。我被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慌忙从自行车上卸下一条被子盖在我姥娘身上。这一夜注定是寒冷的，朱永峰的被子薄，又没晒过，底下铺的褥子也是又薄又硬。

我去买早点。鸡场小学周围是农村，没有店铺，要买早点就要去五里开外的掘港农场。我骑上自行车就朝掘港农场狂奔。

掘港农场的前身是生产建设兵团，人称21团，当年有很多知青在此劳动过。场部就在通往掘港的公路边上，俨然是一个小镇的样子。因为来往的人多，倒也有不少烟火气。

那天上午，我又回加弹厂两次，将油盐酱醋米柴锅碗瓢盆棉絮炭炉煤球悉数搬过来。我将被子枕头在太阳底下摊晒，很快，它们就散发出阳光的味道。我喜欢闻阳光的味道，它柔软，温暖，缠绵，它能将你弄皱的身体抻平。中午时分，我燃着了炭炉子。干这个活儿，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我记得我在上五年级时就会帮我姥娘生炭炉子了。有一次我因为在家做这个营生而迟到，班主任傅桂芳询问原因，我如实相告，却被她狠狠批评了一顿。她认为我是个撒谎的坏孩子，我至今还记得她这样说：你编什么谎不好，怎么编个生炭炉子的理由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会生炭炉子。

在校长借我的宿舍隔壁，还有一间房子空着，我用来做厨房。我在炉子上熬粥，蒸馒头。喝了滚烫的粥，我姥娘缓过来了。我搬出椅子，让她坐在门口晒太阳。

下午，我打扫校长借给我的房子。校长还借我两张简陋的床铺，东山墙外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我一遍一遍去河边汲水，将床铺擦洗得洁净如初。陈学昭曾经说过，劳动着是美丽的。我想，劳动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首先让人快乐。是不是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是美丽的呢？美丽并不意味着快乐，但是快乐一定是美丽的。劳动让我灰败的心境一点点明亮起来，并与四肢一起舒展。我知道我使自己陷入了绝境，众叛亲离，尤其是伤透了妻子的心。我和我姥娘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也可以说我们抛弃了整个世界。

鸡场小学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儿是被广袤农田包围的一座孤岛，连一条稍微像样的出脚路都没有，更不用说商铺，邮局，粮店，自来水。倒是有电，但晚上经常跳闸，事先毫无预兆，突然灯就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但是这儿宁静。再没有什么比宁静更让我喜欢的了。它能让我积蓄起勇气面对这个世界，就是说，它能滋养出我的坚忍心。它能让我清晰地感到时间怎样施展于我与和我发生关系的人和物之间，并怎样使物是人非，这有利于我及时盘点自己的生命，及早了解支出情况，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宁静还能让我免去许多无谓的思考。是的，在一片宏大的宁静中，你脑子会变得空白，你会觉得你在时间里浮来游去，然后在某个地方泊住了，你获得了一种涅槃般的平衡。宁静会让我心田变成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原野，无论什么都能生长，包容。

更重要的是，我踏实了。我说过，只有我姥娘在我视线之内我才会踏实。现在我能每天都守着她了，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好。

我早上骑着自行车去教育局上班，我开始在另一条公路上奔波了。这条陌生公路将赋予我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和新的记忆。中午我要赶回来做饭。我回来的时候，经常看到我姥娘坐在门口晒太阳，她神情漠然，沉浸在某种遐想之中，校园里的一切，包括铃声，闯进来的小贩的叫卖声，孩子游戏的身影，都与她不相干。仿佛整个世界都与她不相干了，与她相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她宠爱的外孙。有时我看到门口的那张椅子空着，没来由的，我就会心里一紧。我知道我姥娘还躺在床上，以前那么勤快的一个人，变得懒了。怪冷怪冷的，她总是这么说。我给她买了一条电热毯，她欢喜得什么似的。她称它为电褥子。有了电热毯，她就更不愿意起床了。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妪是多么迷恋温暖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姥娘不让我中午回来。她怕我累。我去掘港鸦园湖农贸市场买了新鲜的“黄吉子”。我姥娘最爱吃的鱼就是海鱼，她总觉得河里的鱼有股腥味。海鱼里，她最喜欢吃的就是“黄吉子”。洗净了，在放了料酒、盐、味精、生姜和葱的面粉糊里走一走，再放进油锅里煎。这对于我姥娘来说，是最美味的菜肴。她在东北住不下，一心一意想回来，谁说没有想念“黄吉子”的成分在里面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油煎“黄吉子”，但我姥娘去世至今，我一次也没吃过，不忍心吃。

我煎了好多“黄吉子”放在那儿，又煮好饭，中午她只要将“黄吉子”再回一下锅，把饭热一下，就能吃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万幸的是，除了衰弱，她没有生什么病，要不真的很麻烦。

很快，1992年的春节来临了。孩子们都放了寒假，偌大的校园万籁俱寂，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姥娘整天坐在门口，也不是晒太阳，我知道她是在盼着邮递员的到来，她希望能收到来自远方的家书，哪怕是片言只语。以前，住在长沙镇时，每次拿到邮递员老葛送来的我舅舅、大姨或小姨寄来的家信时，都要不停催我，快给俺念念，快给俺念念。那种急切之情，至今历历在目。但是，直到大年三十，也不见邮递员的踪影。我姥娘像受到重重一击，整个人都委靡了，崩溃了。

我买了几只鸡。我姥娘也喜欢吃炖鸡。但是她更喜欢吃饺子，可是在鸡场小学无法包饺子。即使能够包饺子，也没有包饺子那个气氛。与其说我姥娘喜欢吃饺子，不如说喜欢包饺子时洋溢着的气氛。那是喜庆的气氛，是包饺子时家长里短的拉呱，是往锅里下饺子时手忙脚乱的热闹，是整个过程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的由衷的高兴。

我还买回一台跃进牌黑白电视机。有了电视，我姥娘精神好多了。她是个电视迷，但她从来没有身心放松下来尽兴看过一次。以前，我父母房间里有电视，她总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不是去看。最终，她没能战胜自己，还是进去看了。她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走进去，坐在角落里。她看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生怕我父母怪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似乎我父母从未因为她进去看电视而责怪她。但她就是不安，心总是提着，看了一会儿又蹑手蹑脚出来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后悔，干吗不多看会儿呢？再进去看又有顾虑，干脆上床睡觉，又睡不着，自己生自己的气。她不识字，无论什么电视节目都看不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看电视里的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让她看到了日子的真实可信，让她感受到日子的热闹和喧嚣。她需要这样的“出来进去”。

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看电视了，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她倚在床上，拥着棉被，身子底下就是电褥子，看着看着就打盹了。打盹了也不躺下睡，等瞌睡过去了再看。有时睡得很沉，都打起鼾来了，我便关了电视。可是刚一关，她就醒了。她不让我关。她要开着电视睡觉。有几次，关掉电视她就睡不着，而开着就能入睡，而且睡得很香，打着呼，呓语绵绵。她真的需要“出来进去”，需要喧闹的动静，需要有声有色的日子。

邮递员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也不会有电话，这个春天的节日，十分寂寞地过去了。然后就下起了缠绵悱恻的春雨。小河边上枯黄的柳丝在春雨中飘拂，似乎只飘拂了几下，就绿了，绿得人的眼神都散了。僵硬了一个冬季的土地，在春雨的滋润下开始变得暄腾，变得柔软而有弹性。春雨也使得鸡场小学那条出脚路变得十分泥泞粘稠，行走十分艰难。人迹罕至，连一条狗的影子都看不到。我姥娘陡然对电视失去了兴趣，不再像以前那样痴看。她整天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她就掀开被子说，俺心烦，快关了吧。说完又把被子蒙上。不开电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我姥娘就盼着孩子开学，老是问，怎么还不开学？一想到过了正月半才开学，她就唉声叹气起来。

正月初八我去单位上班。我换上雨靴，扛着自行车，走过泥泞粘稠的出脚路。跨上通往掘港的水泥公路，我有如释重负之感。回望鸡场小学，尽管近在咫尺，却觉得十分遥远和飘渺。中午，还没下班，我就匆匆忙忙赶回来了。我姥娘还躺在床上。我热好了饭菜，她还是不想起来。俺不想吃，俺什么都不想吃。

这样躺着把人都躺软了，躺得不中用了。我让她起来，她不理我。我就拽她。虽然十分不情愿，还是无奈地起来了。起来了，也是不挪窝地坐在那儿，不想吃东西，也不想说话，就是呆坐着，眼神木着，整个人都是蔫的。这时候我非常希望弟弟来看望她。弟弟也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也是喜欢他的。可是弟弟一直没有来。他一直迷着打牌，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交给了牌桌。

春天如期而至，当鸡场小学被渐次开放的油菜花围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教育局终于给了我一间房子，这意味着鸡场小学的生活戛然终结。我向我姥娘大声宣布，我们要搬到掘港去了。她使劲抓住我的手，激动地问，你没骗俺吧？你要是骗俺，俺就被你毁了。

她活过来了。笑逐颜开。她已经很久没有笑了。她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她跑到屋外四处眺望。我问她看什么。她问我掘港在哪个方向。我用手指了指正南方，她便一个劲儿朝那儿引颈张望。我问她看到了吗？她急着说，俺什么也没看到。

教育局给我的房子，是东工场里面一个两层简易楼其中的一间。一层两间，两层总共四间，住四户人家。分给我的房子是底楼西边的一间，贴着西山墙还搭着一个低矮的仅可容身的茅草屋。我姥娘看中了这个草屋，说什么也要让我给她。我嫌草屋破烂，想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说，啥破不破的，只要能睡就中。我打扫干净，买了张小床放进去，倒也像个房间的样子。后墙上还有扇小窗户，外面是河流和大片的农田，农田之上是大片的湛蓝天空。我姥娘对草屋很满意，说比当年住的破庙强多了。

我的房间兼具了三种功能：卧室、书房和厨房。白天，我姥娘就待在我房间里。换了个环境，我姥娘也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爱说爱笑了。另外那三户都是工场的工人，拖家带口，正经过日子的。过日子就会有动静，比如剁肉的声音，炒菜时油锅炸响的声音，不经意间一只碗突然掉在地上摔破的声音，大声说话的声音，电视开到最大音量的声音。还有吵吵闹闹的声音。吵吵闹闹，用我姥娘的话说，就是“老婆哭孩子叫”。也许过日子的真谛，就是“老婆哭孩子叫”。或者说，“老婆哭孩子叫”就是日子。在鸡场小学是没有这样的动静的，所以她在那儿一点都找不到过日子的感觉，她在那儿麻钝，失落，迷失。而现在，她又重新找到了。她活过来了。

教育局有东西两个工场，全县五百多所学校的课桌椅都由这两个工场制造。简易楼后面就是木工车间，车间外面的开阔地堆满了木料，整个工场散发着木屑的香味。每天工场都有上百名木匠在忙活，他们打着赤膊，耳朵上夹着划线用的炭笔或劣质香烟，锯板，刨木，钉榫，动静够大的。我姥娘经常去看那些木匠干活。她站在那儿，微笑着，神情满足。她真的是喜欢动静。

除了简易楼上的那三户，工场里还有不少住家。我姥娘和他们慢慢熟悉了。她去串门，和他们说笑，拉呱。我姥娘能听懂所有的本场话，他们却不太听懂她的山东话，不过时间一长，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一开始，他们叫她山东老太，后来也跟着我叫开姥娘了。他们也过来看我姥娘，问长问短，讲些开心的笑话。内中有个小媳妇，我姥娘和她相处得最好。小媳妇长得小巧玲珑，模样可人，是从农村上来的，有点土气，可是会做，勤快，嘴也甜。男人在工场上管点事，经常在外面忙，她就在家带孩子，烧烧煮煮，洗洗抹抹，家里收拾得溜光锃亮。

那阵子我也很忙，教育局组织了几个检查组，分赴全县各所学校检查常规管理情况。每天一早出发，晚上才回来。我分在东片检查组，检查沿海学校。我们都是“钦差大臣”，每到一处都备受重视。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不在家，我姥娘也不寂寞。上午，她干活儿。她扫地，生炭炉子，洗自己的衣服。她用电饭锅煮饭，在炉子上煎“黄吉子”。中午睡上一觉，起来就去小媳妇家串门了。小媳妇有做不完的事，拆毛线，缝衣服，扎鞋底。我姥娘也帮着她做。两个女人一边做针线，一边东拉西扯，说说笑笑，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因为生活安妥了，我又开始读书。我喜欢上了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也迷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当然也结识了格非。对我而言，格非是一个奇迹，他完全颠覆了此前我对文学的全部认识，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来。我贪婪地读他的每一篇作品。我惊诧于汉语在他的笔下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我总是情不自禁用红铅笔在那些我迷恋的句子下面画上横线，似乎要将那些句子永远嵌入脑子里。后来我发现，从头到尾，几乎每个句子都被我画上了红线。在1998年秋天《大家》杂志举办的笔会上，我与格非意外相逢。他头发花白，但气质非凡。让我奇怪的是，我竟然不知道和他说些什么。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与作家最好的交谈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那段日子，我也写作。我的短篇《船的诱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当时的主编是著名作家程树榛，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似乎不善言词，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你的这篇小说很棒。

星期天，我妻子会骑自行车从长沙镇来看我们。每次她都带来很多做好的菜。来了也不闲着，做这做那。我们都不再提加弹厂，日子一天天朝前走，没必要让某些东西一直拖着。

初夏的时候，我大姨从四川来看母亲。她已经很久没见到母亲了，她流着眼泪，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她去长沙镇看了看姐姐、姐夫，然后就一直和母亲待着。做饭烧菜她全包下来了。她每天早上步行去鸦园湖市场买菜，回来就忙着做饭，炒好多菜，包括很辣的川菜。她已经完全蜕变成四川人了，一天不吃辣就打不起精神。她还和我姥娘包了几次饺子。一包饺子就有了那种温暖的气氛，这是我姥娘最喜欢的。

她在此住了一个月，临走时她对我说，她要把母亲带走。我并不感到突兀。那些日子，她时不时就提到这个话题，认为我忙着上班，照顾不了姥娘，作为一个男人，也不方便照顾。往九十活的人了，随时都会倒在床上起不来，到那时就更麻烦。也就是说说，漫不经心的闲聊，而现在她正式提出来了。我姥娘也愿意去四川，她可能觉得一直靠着我不是个办法，我要上班，力不从心，顾到头顾不到尾，太累了。她现在还能动弹，要是哪天不能动弹了，我一个人又照顾不了，到那时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再说，四川不比东北，我大姨不用说，无疑是孝顺的，大姨夫韩乐群也是山东人，知根知底，人也老实憨厚，性子淡，说话都是轻言细语，肯定会善待我姥娘。我大姨的三个孩子，除了小东，小宇和小峰都是她带大的，他们不会不对她好。我姥娘在长沙镇待了三十年，东北也待过了，就是四川没去过，所以也想去看看。这么一权衡，我姥娘便决定去四川了。

我是舍不得我姥娘去四川的，但理性地想，我姥娘是对的，她既为我着想，也为她自己考虑，想得很周全。也许，我大姨一到这儿，她心里就开始盘算要不要跟我大姨去四川这件事了。

我姥娘去四川我也放心。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能将心安放下来更重要的了。

我大姨又去长沙镇和我父母作了商量。我父母完全赞成。我姥娘靠着我，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被圆满解决了。说到圆满，他们认为老人去四川是最佳选择。也许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老人带大了我大姨的两个孩子，对他们家功莫大焉，他们理应知恩图报，老人去四川，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报答的机会。第二，相比他们而言，我大姨和姨夫年纪都还不大，能照顾得动老人。第三，我大姨夫人好，待人厚道，老人去四川靠他，他们也放心。第四，小宇小峰都是老人带大的，对老人有感情，到时候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他们也会搭搭手。第五，我大姨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衣食无忧。这一点很重要，衣食无忧，心情就不会差到哪儿去。心情好，家庭氛围就好。家庭氛围好，就会使老人心情舒畅。

我父母决定送我姥娘去四川。这也是我大姨的意思，她一直想让我父母去四川玩。说起来，我母亲也是对她有恩的，她呢，也一直没有怎么报答。这次她要让他们在四川多住些日子，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当然，她一个人也没办法把我姥娘带走，仅仅那五个随身带的包袱就够她受的。

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姥娘去四川是皆大欢喜。事情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大家都喘了口气。我大姨先行一步。她是八月底走的。我父母决定十月底天气凉爽的时候动身。

对我姥娘而言，遥远的四川是个谜，但这个谜是美丽的，而美丽总是对人产生诱惑。我姥娘有种迫不及待揭开这个谜的急切心态，但同时，她又希望能延迟行期，甚至想放弃四川之行。她是放不下我。她知道这一去再不可能回头，从此再也见不到我了。她又像住在鸡场小学时的那样子，木然，抑郁，落落寡合，不爱说话。俺走了，你好好的，别让俺不放心。俺走了，你别熬夜，早点睡觉。俺去四川，你大姨和大姨夫会对俺好的，你别记挂着。这些话她每天不知要说多少遍。以前，天一黑她就睡了。现在则默默坐在我房间里，陪着我读书或写作。她给我缝了两个棉坐垫，说是木椅子硌屁股，有棉垫就不硌了。

我姥娘要去四川，小媳妇和工场里的住户们都知道了。他们都跑过来看我姥娘，有告别的意思。他们说，姥娘，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走了，还是我们这儿好，哪儿也比不上我们这儿好。我姥娘说，俺也知道这儿好，可不走不行啊，俺外孙一个人照顾不了俺啊。他们说，那你去看看再回来。我姥娘怔了怔，说，还能回来吗？俺去就不回来了。

那期间，工场里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露天电影总是那么让人兴奋，仿佛过节一样。工场里有一块很大的场地，平时就堆着木料，现在，它被人们自告奋勇地清理出来了，摆满了长凳和椅子。一听说放电影，我姥娘也是像吃饺子那样高兴。以前，住在长沙镇的时候，东海部队放电影，她也憋不住去看。她走得太慢，路上还要歇几回，好不容易走到电影场上，那儿已经人山人海，电影早就开始了。只好远远站在人们背后，看着银幕上模糊的人影出来进去，看到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到家已是夜深人静，人累瘫了，胳膊腿儿扭不过弯来了。可是，下次东海部队放电影，她还要去。

工场里放电影，名副其实的是在家门口放电影，一跨腿就到了，用不着急，我姥娘非要梳洗好了去不可。出门走几步，就看到电影场了，可是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原来，闻听工场有电影，很多外面的人也跑过来了，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往这儿赶。正如东海部队放电影，解放军要坐在中央最好的位置一样，工场里的人也都坐在中间。

正不知将凳子往哪儿摆，忽听到工场里的人大声招呼，姥娘，坐到这儿来！

那是我姥娘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

去四川的行期不可避免地来临了。那是1992年10月28日中午，一个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日子。极目四处，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出行。我弟弟开桑塔纳送我姥娘，车上还有我和我父母。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我姥娘坐在副驾驶座上，恋恋不舍看窗外风景，神情怆然。

车在南通港停下，我看了看表，2：35。我们坐在“旅客之家”的沙发上候船。“旅客之家”是候船大厅，但旅客稀少，人们拥坐沙发，慢声细语，一派茶气缭绕的气氛。独独这样的气氛令人伤怀，因为它太从容，这从容又太适宜你把心扉徐徐打开，逼迫你当场品味离别之苦。最好是那种喧哗拥挤，忙乱不堪，在猝不及防，一切都还没顾得上的时候就结束了生离死别。过后，你也会打开心扉，按图索骥地寻找往日所有温暖的记忆，但你却可以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还是谁都没有说话，彼此都突然觉得很陌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说了多少话啊。早就说尽了，无论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好在，登船的时刻来临了。我父母搀着我姥娘在前面走，我和弟弟拿着我姥娘的那五个包袱跟在后面。我不明白，刚才在候船室里我并没有看到多少旅客，可是一出来遍地都是旅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朝轮船拥去，栈桥上人满为患，看上去摇摇欲坠。

我们是最后登上轮船的，我和弟弟放下行李就下船了。轮船响了几声凄厉的汽笛，就缓缓驶离码头，进入了长江航道。它将溯流而上，七天后抵达重庆。

轮船驶离码头的一瞬间，两年前那个冬日的早晨我目送载着我舅舅和我姥娘的长途汽车驶离车站所产生的那种忧伤和怅惘的心情，又被复制出来了。我听到我对自己说，你再也见不到姥娘了。远去的轮船在我眼帘里渐渐模糊，直至消失在朦胧江雾中。

那种怅然若失、空落落的感觉一直缠绕着我。家里到处是我姥娘的气息，它使我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我慢慢说服自己，我姥娘去四川是最好的归宿，要比待在你这儿强得多，至少她在四川不会住低矮逼仄的茅草屋。她在这儿你能给她什么呢？你什么也不能给她。你不仅什么都不能给她，你还经常对她耍孩子脾气，伤害她。

我说服了自己。我开始从忧伤中解脱出来。可是，我还是不能长久地待在宿舍里，我怕闻到我姥娘滞留在家里的气息。我有时会恍惚觉得她就坐在那儿，不出声地看着我。有好几次，我听到外面小媳妇和一个老太说话，那老太的声音像极了我姥娘的声音，那一刻我整个身体都凝住了，仿佛凝住了那声音也会凝住不消失。

小媳妇看见了就问我，姥娘到了吗？我掐算着时间，回答她，还没有。轮船要在长江航行一个星期才能到重庆，然后从重庆坐汽车，还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又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我姥娘能受得了吗？好在，这是最后一次了。无论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都是最后一次。

我姥娘走后，白天晚上我都待在办公室里。我努力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我广泛猎涉外国文学，福克纳、卡夫卡、毛姆、巴塞尔姆、博尔赫斯、莫迪亚诺、赫拉巴尔、卡尔维诺、普鲁斯特，就是在那个时候与我相遇的。我开始写作一部叫《金戒指遗址》的中篇，后来发表在《大家》杂志，被评论家汪政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本”。每个星期天我都回长沙镇，与妻子团聚。我又骑着自行车走在那条公路上。我对从身边驶过的手扶拖拉机熟视无睹，再无让它们带着我行走的兴趣。我埋首不疾不徐地蹬着自行车，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所有往事不期而至。这时我特别想念我姥娘，那种惆怅就像道路一样绵长。

很快就到了1993年春节，妻子怀孕了，但又不慎流产。我接她来掘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掘港过元宵节，晚上去新落成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看灯，据说那里面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碧草小径。秀丽，精致，滋润，俨然是江南缩影。走到路上，看到很多孩子拖着兔儿灯游玩，不禁对消逝掉的小生命万分痛惜。

那些日子平静，庸常，安笃，温情，也有欢爱，日后回想起来让人感到亲切。也许，所有的婚姻生活都是这样的。总之，我回到了正常的家居生活，我们无挂无碍，做我们该做的，对日落日出毫无感觉，安之若素地让时间推着往前走。

我还是非常想念我姥娘，但这种想念更多的是一种带着微微牵痛的想象。我无数次地想象着我姥娘在四川的幸福生活场景：我大姨和姨夫都很孝敬体贴，早晚向她问安，做她爱吃的菜，隔三岔五包饺子，陪她聊天看电视。几个孩子一有空就回来看她，每次都不空着手，提着拎着四川点心和小吃，围着她说笑，须臾不离开。一个老人这样生活着，真的是应该很满足了。事实上，我后来去四川的所见，印证了我的想象。他们都对我姥娘很好，倒不在于吃什么、穿什么，而是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那里面有温暖的情感，有丰盈的亲人间的理解和默契，有感动，有亲和力，有很多细微的让人沉醉的生活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绵长的暖老温贫的日子。

与我舅舅不同的是，我大姨经常写信来，不长，有时就寥寥数语，但我每次收到都欣喜。她向我报告我姥娘的情况，却总是很简洁，就是“很好”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汉字。这两个字看似是平面的，内里却包含着大空间，我想象的我姥娘的幸福生活场景就在那空间里面。我希望我能从我大姨那儿永远得到“很好”这两个字。

元宵节过后，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一切都欣欣向荣起来。妻子回去上班，我也回到读书和写作之中，一年中新的轮回开始了。

这时，我又收到我大姨的来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写得比较长，用很多细节详细描述了我姥娘在那儿的生活起居情况。原来，在“很好”所包含的空间里，也附着让人不安的东西，只不过一直被掩藏着。真实的情况是，既“很好”，也“不好”，比如，我姥娘一直不习惯甚或排斥四川的饮食。我姥娘不喜欢辣，她像南方人一样喜欢偏甜的口味，而我大姨和姨夫一天不吃辣就难受。据说，他们的小孙子从三岁开始，顿顿都要吃辣。我大姨将一顿饭分两次做，先给我姥娘做，做成南方人的口味，然后再给自己做。然而，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切了辣椒的菜刀，无论怎么洗都有一股辣味，所以我姥娘总觉得给她做的菜还是辣。这让她犯愁，我大姨辛辛苦苦做的菜，总不能一筷子不捯吧，可捯了又实在难以下咽。因此，她惧怕每顿饭的到来，这给人的印象是，她每天都愁眉不展。比如，她水土不服，到了四川后就一直拉稀。再比如，我大姨所在的城市自贡每天的日照时间很短，这给我姥娘的感觉是，整天都阴沉沉的，而她又是喜欢阳光的。她总是问我大姨，啥时候出太阳啊？我大姨笑着说，太阳早出了。其时也许是正午，太阳正在天上挂着，可是却被厚厚的阴霾挡住了。她还经常问我大姨，你们这儿有没有“黄吉子”卖？我大姨知道老人想吃海鲜了，但是自贡没有海鲜，连鱼鳞都看不到。自贡人都吃泥鳅，有一次我大姨买回几条泥鳅，让母亲尝尝，可是母亲一闻到那土腥味就吐了。我大姨在信里说，你姥娘很惦记你，因为惦记你，天天晚上都睡不好。在信的末尾，我大姨说，你姥娘想让你打电话给她，她想听听你的声音。她写下了电话号码，并且约定了具体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那是自贡机械一厂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我大姨和姨夫从西藏转业进了自贡机械一厂，就住在机械一厂的宿舍楼里。宿舍楼离厂区虽然相隔很近，但来回要爬一个山坡。那时候，在整个中国，有住宅电话的人家很少，我大姨没有住宅电话，我也没有。

有天晚上，我按照我大姨约定的时间，去办公室往自贡拨电话。在电话拨通的那一刻，我心跳不已。我听到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的声音。他对我说，我是小峰。我没回过神来，我握着话筒怔在那儿。电话那头又重复道，我是小峰啊。我仿佛将漂失很久的东西打捞上来了，原来是小峰！

很多年前，我大姨从西藏回来生小峰，由我姥娘一手带大。小峰小时候很调皮，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将鸡蛋打在痰盂里，然后端到我姥娘面前，嚷着，烧啊，烧啊。有一次，他将一只小花猫塞进灶膛，小花猫竟被活活烧死了。做了坏事，小峰就溜出家门。那时候他刚会走路，像鸭子那样摇摆着身体往前跑，而我姥娘怎么追也追不上，她在后面一边趔趄着一边喊，别跑了，别跑了！

小峰离开长沙镇时才五岁，后来我一直没见过他，在我心里他永远是说话奶声奶气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个低沉的男人的声音和五岁孩子的奶声奶气的声音等同起来。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原来是小峰背着我姥娘去机械一厂值班室接我电话的。他要背着我姥娘下山坡，然后再背着我姥娘上山坡。他用手电筒照着崎岖的山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滑倒摔着我姥娘。我在和我姥娘通话时，仿佛能听到站在一旁的他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姥娘在电话里反复问我，你好不好，你好不好？没熬夜吧，没熬夜吧？我姥娘说，俺在这儿挺好，你别记挂。俺听到你声儿就放心了，不打了，挂了吧，公家知道了不依。

自此，每天晚上，我都要去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姥娘。也就是问问好不好，简单说上两句，就挂了。我姥娘担心通话时间长，公家会追究。但也就是那简单的几句，治好了我姥娘的睡眠。我大姨来信说，你姥娘打完电话回来，一上床就睡着了，还打呼呢。

只不过苦了小峰，他每天晚上都要背着我姥娘上上下下，真的不容易。不过他乐意，他也许是以这种方式报答我姥娘。

我姥娘想回江苏了。她在电话里说，俺不想再待在四川了，大家都待俺很好，可俺就是受不了辣椒味儿，一闻到辣椒味儿俺就咳嗽得流泪。俺也禁不住天天拉稀，这个拉法活不长了，可俺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能想象我姥娘在四川度日如年的焦虑，我又萌生了接我姥娘回来的念头。如果不把她接回来，我内心永远不会安宁。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姥娘不想待在四川了，那我就把她接回来。我的原则是，一切顺从她，她愿意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吧。她已经八十六岁了，来日无多，就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吧。

像上次那样，我没告诉我父母。他们当然不会同意我去四川接回我姥娘。他们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四川去了，岂容我再去接回来？在他们看来，已经将我姥娘作了妥善安排，而我现在又要去四川接回我姥娘，简直是无事生非。妻子也反对我去四川，我能理解她，可我是那种一旦做出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我的人。

1994年2月16日下午，我从掘港乘大巴来到南通港。我又坐在了“旅客之家”的沙发上。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竟然也是2：35。如此巧合，让我心生感慨，不禁想起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上次不同的是，“旅客之家”添了很多软椅和小方桌，显得非常拥挤和嘈杂，完全没有了上次静谧的气氛。

4：20，我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从栈桥登上开往重庆的轮船。无论怎么看，轮船都像上次我姥娘乘坐的那艘。我看到船壁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江渝15轮。我的铺位在四等舱13室1床。13室住了十二个人，分别去三个方向：重庆，汉口，南京。其中去南京和重庆的均结伴而行，我与去汉口的都是孑然一身。

我在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船已驶过芜湖，江面忽窄忽宽，即使宽也让人觉得是一条宽阔的河流而已，其实长江就是一条宽阔的河流。船一直向西，但给我的感觉是往南。江水变得清澈，是一种很淡的绿。滔滔江水东流入海，不知道这源源不断的水流从何而来，流了千古总也不尽，再流千古也依然罢。船行到江窄处，巍巍江堤似乎触手可及，江堤背面是隐约可见的建筑和高压线，映出城市的背景，而堤上停着的一辆吉普，三两骑车人以及江边颠簸着的小船，表明我们的轮船正从千篇一律的生活场景中穿过。18日一早，我被船舱外的喊叫声惊醒，喇叭里也吵成一团，不少人从舱内奔向甲板，原来轮船进入两山夹峙的水区。许多低矮的民居面江而筑，背景是赭黄的山壁，隐在一片晨雾之中。与北方的山相比，这里的山显得过于清秀瘦弱，就像李煜的词。也许称丘陵更为确切，这使我联想到类似于南通狼山分布在苏南一带的土丘群。但是长江两岸的景色却变幻无穷，一会儿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绵延不断的山群，飘荡着缕缕炊烟；一会儿是坡度相差无多的地势，表面是一片绿茵茵的春麦，担水奔走的人影活动其间；一会儿是逶迤的平原，分布着参差的尚未抽芽的树木。江边上倒扣着一溜平底船，就像一群晒太阳的乌龟。一个拄拐老妇领着一个女孩伫立在土崖下凝望我们的轮船。她们的右侧，一个老者背着几根从江边捡拾的树枝正在爬坡。也许是共饮一江水的缘故，岸上的民居样式酷似我故乡的房屋。四楼甲板聚拢着不少观风景的旅客，在追逐船尾的红嘴鸥的衬托下，他们的模样和衣饰显得五色斑斓，这让我感到轮船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杂居的大家庭。

下午4：35，船在武汉港稍事停留，又启碇远航，并很快穿越武汉长江大桥。

这一天，我在阅读《城堡》中度过。与读《审判》的感觉一样，极喜欢它浓厚的梦魇色彩和极其缜密的推导和心理分析。和《审判》一样，《城堡》也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圆。人物性格模糊，缺乏逻辑性和因果关系，但唯其如此才显得真实。卡夫卡的小说使我联想到余华和孙甘露，比如《四月三日事件》和《信使之函》。

19日夜间，我独自漫游甲板。冷月寒江，群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左岸一间间民房就像朦胧巨兽蹲伏江边。在缭绕的雾气背后似乎高悬着巨石险岩，朝头顶压过来，这使我惊惧得倒抽一口冷气。甲板上除了缆绳、绞盘和光秃秃的旗杆，别无他物。间或一声高亢又沙哑的汽笛在船头响起，惊得我毛骨悚然，让我产生置身远古的错觉。

20日早晨，忽听到有人嚷“葛洲坝”，遂跑到舱外。逼入眼帘的是看不到边缘的石墙，几乎就擦着船舷，原来船已进入闸洞。我爬上四楼甲板，目睹了巨大的轮船浮起、出闸的全过程。

过了坝，船便开始进入大三峡。一上午我都陶醉在三峡诗一般的秀丽景色中。脚下滔滔江水似乎幻化成几千年沉甸甸的历史汩汩流过。沉浸在美不胜收的山水中，我觉得整个人都溶化于湍急的水流、江滩横陈的鹅卵石和驶过万重山的轻舟小船之中。船过瞿塘峡后，我突然看到朝阳的山冈上墓碑林立，它们的背后是死者生活过的家园。这情景深深刺痛了我，我突然明白什么叫生于斯，死于斯。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我这样矫情地写道：在餐厅晚餐，有可口的香肠和肉圆，有尖庄酒佐餐。但两个山里女孩突然进来，她们畏畏缩缩的样子、褴褛的衣衫和满脸菜色，竟使我不忍下筷，觉得享受美味对她们是一种伤害。21日上午9时，船泊万县码头，停留一小时。其时天色阴沉，呈铅灰色。我从地理资料上看到，四川一带的盆地云层厚，一年只有半年看到太阳。旅客们纷纷上岸观光，我下船去江边捡鹅卵石，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一对看上去颇似情侣的人儿在用石块打水漂，但是石块一扔出去就砸进水里了。打水漂应该用瓦片，石块是打不出水漂的。女孩有点扫兴，就奔我这儿来，看着我挑捡鹅卵石，突然对我说，你有诗人的气质。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对她笑了笑。女孩肤黑嘴大，长得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丑陋。我又低头做我的事。

女孩也开始弯腰挑捡鹅卵石。她的男友也过来了，看上去比她大许多。两个人打情骂俏，吵吵闹闹，我避而远之。江风浩荡，女孩大声问我，你也是江渝15轮上的吗？我点了点头。

中午，我在餐舱里又碰到了女孩，她非常友好地对我莞尔一笑。是那种很温暖的笑，有着母性在里面，在长江孤独航行了几天的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她和男友在喝啤酒，餐桌上摆满了佳肴。她招呼我，过来一起吃吧。我摇了摇头，踅到角落里用餐。

午夜时分，船到涪陵，有很多旅客在此下船。在甲板上遛达的我发现女孩和她男友也夹在人流里。我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彼此会心一笑。我问她，下船了？她笑着摇摇头，指了指身边的男友，送他。后来我才知道，那男人并非她男友，而是在船上结识的，两个人恰好是上下铺。男人走到舷梯边上了，又返身拥抱了一下女孩，样子显得伤感和无奈。

船又启航了，女孩告诉我，早晨就到重庆了。她并没马上回她的舱里，而是陪着我在甲板上站了会儿。她是那种性格爽朗的女孩，一点不拘谨，与陌生人自来熟。她问我从哪儿来，到何处去，住在几号舱。又问我姓甚叫何。我如实相告。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嚷起来，原来是你啊，我最近读《上海文学》，上面有一篇《操练黑话》，是不是你写的？我点了点头。她惊奇得拍了我一掌，这么巧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我感到与她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她说了声等着我，然后就咚咚跑了。很快，她又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很厚的笔记本。她翻开笔记本，递给我，用邀功的语气说，我还收藏着你作品的剪报呢。我接过来一看，果然如她所说。那是我发表在《散文诗》和《黄河诗报》上的《日全食》和《船老大》。那本笔记本贴满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散文诗或散文小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极富特色的，一类是充满格言哲理的。女孩认为我的散文诗两者兼备，所以她很喜欢。她还喜欢六十岁才开始写散文诗的耿林莽，笔记本里有一半是耿林莽的作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文学的末班车，我是说，那时候还可以通过文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

我们在轮船上散步，彼此都不想回舱睡觉。不经意间，我们来到餐舱门口，便很自然的跨进去。虽然已是午夜，但餐舱里座无虚席，觥筹交错，烟气弥漫。我们在旮旯里找了个座位。女孩喜欢啤酒，而且只喝青岛啤酒。我看了看价格，竟比陆地上贵四倍。女孩一下子就要了七八罐。她也是点菜的好手，熟知哪些菜是精品，哪些菜是洋盘货中看不中吃。而这些菜我见所未见，说不上眉目，只好劳驾她了。她要了张菜单，斜睨着，这儿一勾，那儿一画。我试图阻止她。我说，要这么多，怎么吃得了啊。她说，谁让你吃了，是尝尝。我搞不懂吃和尝有何区别，只好听任她继续这儿一勾，那儿一画。

菜摆满了餐桌，女孩好酒量，一口气把一罐啤酒喝下去了。她说的尝，就是这一盘捯一筷，那一盘吃一口，此后不再光顾，只是一个劲喝酒。酒一下肚，嘴更快，话更多。她告诉我，她正在周游全国，她想在结婚前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所以她的话题全是旅途见闻。我却说，把菜都吃了吧，要不太浪费了。她咯咯笑起来，又不是猪，怎么吃得下呀。她醉眼朦胧地看着我，又笑起来，你真可爱。

翌日8时，船泊重庆港，终于结束了一周水上“监牢”生活，船上所有旅客都欢呼雀跃。因为怕再遇上女孩，船还没停稳，我就背着行囊朝出船口挤去。

走过一段柔软沙路，从绵长陡峭的石阶爬上了朝天门，已然汗流浃背。从朝天门俯视远方，长江就像一条曲折盘旋的蛇，蜿蜒从南通一路游过来，它所经之处，一片耀眼的水迹。

我朝雾锁烟罩的重庆街头走去。我想在这儿逗留一天，以便游览一下白公馆、渣滓洞。幼时读《红岩》，我对这两个地方有切肤之感。《红岩》还让我知道了重庆有个地方叫沙坪坝，一打听，沙坪坝离白公馆和渣滓洞很近，而且附近也有火车站、汽车站，便决定将沙坪坝作为落脚点。我沿路观街望景，回味《红岩》对重庆的描写，同时寻觅着去沙坪坝的中巴。忽听到背后有吃吃的笑声，我转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那个女孩，她背着双肩包，正在掩嘴偷笑。她告诉我，她一直就跟在我身后，她跟着我下船，跟着我爬到朝天门，跟着我进入重庆街头，她准备一直跟着我走下去，但是我东张西望的样子逗得她笑个不停。她说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很傻，看上去完全是个乡下人。

她问我去哪儿住宿。我说，去沙坪坝。我没骗她。我想，她不至于也去沙坪坝吧。谁料，她也去那儿。她的话险些让我晕倒，她说，你是想参观白公馆吧，正好，我也想去看看。

有个伴总归比没有好，至少可以相互帮着拍拍照。我们挤上了去沙坪坝的中巴。

我们住进了沙坪坝区委招待所。在柜台前登记时，她一直以期待，焦灼的目光看着我，我叹了口气，掏钱给她付了房费。我又请她出去吃午饭，是久负盛名的重庆火锅。她建议我吃红汤。我从未吃过重庆火锅，也不知道什么红汤，清汤。便依她，吃红汤。我被辣得眼泪汪汪，苦不堪言，而女孩却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打车去白公馆和渣滓洞。置身在多年前江姐、许云峰和小萝卜头生活过的空间，恍然若梦。那种阴森森的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步挨下山。女孩穿的是高跟鞋，走一步便疼得哎哟一声。出租车一辆辆从身旁呼啸而过。女孩央求道，还是打车回去吧，我脚都肿了。我坚持要走回去，我对她说，走路挺好的，尤其是走山路。其实我也走不动了，也想乘车回去。可是我不想再花钱了。女孩又说，打个车吧，花不了多少钱的，要不走到半夜也到不了招待所。我没理她，快步朝前走去。我听到她在背后骂骂咧咧，发泄不满。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兀自坐上去。当车经过我身边时，她伸出头来骂了声狗屁男人。她和出租车一路绝尘而去。

我走到招待所时，早已是万家灯火。女孩就住在我隔壁，但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也再未看到过她，直到现在也不知她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我碰上“傍女”了。所谓“傍女”，就是有些女人在旅行途中傍上一个男人，让这个男人为自己吃饭、住宿、游玩买单，直到“曲终人散”。

第二天下午3：15，我登上去自贡的长途汽车，沿路都是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一侧是深渊，总担心汽车随时会坠入山谷。我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镇定，可是总觉得脑子里冷飕飕的。我想象长途汽车就像一只风筝，在山谷间飘荡。既不飞高，也不降落，就那样永无止境地飘着。

到自贡已是夜里零点，车门一打开即看到小峰和他新婚妻子杨春的笑脸。后来我知道，他们在停靠点冒着寒风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如果不是脸上的一大块胎记，我真的认不出小峰了。以前，只要我姥娘一提起小峰，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扭着屁股奔跑的样子。而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个成家立业的男人。小春长得小巧，样子很甜，小鸟依人般的贴在小峰左右。

我们坐出租车回去。虽是午夜，街上却依旧灯火辉煌，游人如织。

车在一个山脚下停住。这儿是机械一厂的厂区，半山腰是住宅区，我大姨的家就在那儿，而山对面就是机械一厂鳞次栉比的厂房。我们沿着陡峭腻滑的石阶往上爬。小峰说，他就是每天晚上背着姥娘，从这儿去厂里的值班室听我电话的。这道坡空着手爬也累，别说背个人了。真是难为了小峰。

到家已是凌晨1点，我姥娘、大姨和姨夫都没睡，等我。当他们听到脚步声时，都迎出家门。我姥娘说，你可来了。

第二天我睡到很晚才起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和小峰及他的两个朋友去逛街，游王爷庙（喝茶）、盐业博物馆和釜溪河，为妻买化妆盒和踏脚裤。晚上小宇的丈夫刘平来吃晚饭（今天是元宵，此地称为大年，而除夕却是小年，这一天嫁出去的女儿都要回娘家吃晚饭）。观中央台“元宵联欢晚会”。去年的今日是和妻在东工场看元宵联欢晚会，印象最深的是客串主持的人脑袋很大。与大姨、姨夫聊至凌晨一时多，定下带姥娘回江苏，他们说姥娘在此根本住不下。我在自贡满打满算待了四天。我对自贡的感觉非常好，女人们个个都衣着光鲜，如花似玉，女人味十足。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山深处的一个偏僻小城，女人们竟如此美貌时尚。自贡遍地的茶馆也让我吃惊，走在街上，一不小心就陷身茶馆里了。人们神情慵懒地坐在茶馆里悠闲喝茶，抽烟，打盹，从容地看着时间怎样在四周流逝，霎时，安静变得漫无尽头。

我在一个茶馆坐了一下午。我呷着茶嗑着瓜子。我遁形于一片烟气缭绕之中。我惊异于我的内心是如此安宁。我恍若觉得我是被世界吐出的一个瓜子。是的，我多么希望我能被世界抛弃。

我参观了著名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感觉新奇。我第一次唱卡拉OK，尽管自贡人都唱滥了。那是小峰和刘平借回来的音乐带子，当时最流行的是李春波的《小芳》。我们一遍遍地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仿佛这样一直唱下去，纯朴善良的小芳姑娘就能从乐带里走出来。唱得最多的还有“抽刀断水水更流”。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的男中音刚好能对付它。我还去看了三年才举办一次的自贡灯会。置身在火树银花、奇灯异彩的公园，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27日，开始收拾行装，惜别之情，萦于心间。晚上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更添一份离愁。晚上十点，小宇找的吉普来了，小东背姥娘下楼。我们一起挤进车内（小峰和刘平已去车站购卧铺票），很快便到火车站。十点半，我和我姥娘，还有大姨和姨夫登上火车（宜宾至重庆的旅游车）。大姨和姨夫将送我们到重庆。小东和他妻子，还有小宇、刘平、小峰、杨春拥到窗前告别。挥手之间，欲泪欲笑。这一去不知何日再与他们相会。

28日的日记：6：18，车到重庆，我背着姥娘走过漫长的月台。出站时雨止，但道路泥泞，四个人乘出租车去朝天门。此时，雾都重庆正睡眼惺忪。下车后即有三个票贩粘上来。问了几处售票口，全无明天的四等舱（只有明天有船去上海，逢单），散席倒是有。无奈，先去候船室。后发现候船室内有一则“近水楼”旅馆的广告，言凡投宿该旅馆的，均可代买船票。旅馆不远，我去办理了入住手续（反正大姨和姨夫要住下，他们拟在重庆游玩），店方答应最迟20：00送船票来。

为了消磨时光，我和大姨夫去市中心的解放碑玩。解放碑因为有1949年解放重庆的纪念碑而闻名。解放碑附近的街区是重庆市中心，有着非常浓郁的现代气息，步行街，大商场，电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中国最时髦的红男绿女。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仿佛天空都要被挤破了。但在市中心边缘的老街，我看到人们坐在茶馆里慢条斯理地聊天，老妇提着菜篮子不紧不慢往家走，找不到活计的挑夫坐在石坎上打盹。也许这才是重庆真实的日常生活。

又转车去周公馆，瞻仰周恩来遗迹。狭窄的木楼梯灰尘四溅，嘎嘎作响。我小心翼翼拾级而上，生怕惊动了什么。

13：00回到候船室，让大姨和姨父先去旅馆歇息，我陪姥娘坐着，因为要回江苏，姥娘精神抖擞的，毫无倦意。15：00，大姨过来。我遂去旅馆休息（大姨夫没起床），但睡不着，被褥上老有一股臭脚丫子味。16：00，店方送船票来，至此才放下心来。船上可以住宿，登船时间为20：00—21：00。19：00，叫出租车将姥娘，大姨和姨夫送到码头，我独自从朝天门台阶走下去。背姥娘过栈桥。在船口稍等，遇一天津老妇，与之闲聊，她对重庆印象极坏，说是看不到太阳，非久居之地。20：00，我们四个人上船，25室2、4床位（四等舱）。大姨和姨夫陪我们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一切都被离愁别绪所笼罩。我们更多的是沉默，目不转睛的看着同室的旅客走进来，找到自己的铺位，打开行李，或和衣躺下。听他们的南腔北调，吵吵闹闹。终于，21：00来临了，船上的服务员催促送客的下船。我将大姨和姨夫送下船，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夜色里，然后又站了会儿才回到船上。

五天后，轮船抵达南通港。五天的水上旅行生活不堪回首。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五天，还是不寒而栗。主要是人太多了。从重庆到万县这段，船上旅客不多，安静，有着旅行的闲适气氛，我可以和我姥娘扶着栏杆看看江上的景致。但是一到万县，情势陡变。

那是傍晚光景，轮船缓缓靠岸。我在舱内突然听到类似千军万马般的喧嚷之声，不知怎么回事，便出舱来看。原来喧嚷之声来自麇集在码头上的黑压压的人流，一望而知是出川的农民工，他们回家过了年，现在又要背井离乡出外讨生活了。他们携带各式行李，山洪似的涌向轮船，很快就塞满了船上所有的空隙，而汹涌的人流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船头，船尾，过道，楼梯，到处睡满了人。最要命的是，去厕所的路也躺满了人，要去厕所就得小心翼翼从躺在地上的人们的胳膊腿间见缝插针走过去。铺天盖地的人很让我姥娘骇异，她拄着拐杖，怎么也不能从那些人身体的缝隙里走过去。于是，每次都是我背着她上厕所。

我背着我姥娘，用一条腿作支撑，另一条腿试探着伸进那些罅隙里，确定站稳了，再将重心从那条腿移到这条腿，然后那条腿再伸向那些缝隙。有时，找不到缝隙，腿就担当了拨拉的重任，轻轻地拨拉那些胳膊腿，以便现出缝隙来。就这样，如走蜀道般艰难前行。有几次女厕的下水管道堵塞，大量粪便外溢，流得到处都是，臭味冲天，不堪入目。人们呼叫着，四处奔逃。这时，我姥娘如果想上厕所，我就背着她去男厕方便。

那五天中，没正儿八经吃过一次饭。在重庆港候船室我买了些面包，我姥娘就是靠那些干得难以下咽的面包度过那五日的。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她时不时就这样说。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她的信念就是为了早日到家，忍受一切。她还是一直把江苏当作自己的家，而去通化和自贡都是生活在别处。一个正在回家的人是开心的，哪怕路上再苦再难。

我吃干粮受不了，只好吃船上的饭食。播音员的嗓音是甜润的，旅客们，餐厅已给大家准备好了午餐，请大家去进餐。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那天深夜躺在济南站候车室长椅上听播音员声音的感觉了，也许是缺少这样几个元素：深夜，寒冷，空旷，寂寥无人。

餐厅的饭食粗糙，又咸又辣，价格又贵，即便如此，买到手还需排一个多小时的队。

喝水也很困难。开水桶放置在轮船的中部，因此两头都排着长队，人们拿着水壶或茶缸挤在一处，好一会儿才往前挪动一下脚步。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轮到我打开水了，可是一拧水龙头，却只有几滴出来，很快就戛然而止，原来水被打光了。没有开水，我姥娘就干咽面包。到家就好了，她总是这样说。

船过三峡夔门时，忽然鸣笛三声，舱内舱外一片喧哗，所有的空间都被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脖子占据了，人墙朝着舱外，朝着甲板骚动着。我想搀我姥娘出来看看夔门，但过道被堵得严丝合缝，只好作罢。我在窒息憋闷的客舱里感受着轮船在逼仄的岩石间穿行。轮船从上游朝下游行驶，要比从下游溯流而上快得多，轻快得多。似乎才进三峡，转瞬就过了西陵峡，再往下，走出南津关就是三峡的结束。古代文人到了这里都要心生感慨，苏辙说，“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黄州快哉亭记》）李白脱口而出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杜甫则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由开阔平坦变成狭窄高深，是以三峡作为分水岭的。开阔平坦是否意味着文明繁华，而狭窄高深是否象征着原始蛮荒呢？长江之水滔滔东流，昼夜不息，有些词语开始在江面上显现：“逐鹿中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是的，只有顺江东下，才能在江面上看到它们，因为南方的文人总是把顺江东下看成是去世界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旷日持久的抱负。似乎只有顺江东下，自己一生的事业才能开展。最鲜明的例子是李白，公元725年，李白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故乡江油，经成都到峨眉，“夜发清溪向三峡”，顺江东下出川。“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成为“金玉如来是后身”的伟大诗人。

出川到湖北境内后，船上才松动了。此时，阳光朗照，水天一色，让人心生欢喜。我搀着我姥娘走出船舱。我姥娘几天不动窝蜷曲在床上，乍一下地，一点都不能走了。扶着床架站了好一会儿，才勉强能挪步。那天的太阳真是好，清澈，柔和，澄明，照到哪儿，哪儿就散发出玉石般的光芒。在甲板上，我给我姥娘拍了一张照片。她拄着拐杖，穿一身黑衣，背景就是千古长江。我将我姥娘定格在这条中国的圣河上了，她的白发将永远飘在这条河流之上。

3月5日，中午12点，轮船徐徐停靠在南通港码头。此时阳光灿烂，蕙风和畅，久违的家的气息迎面扑来，那种气息里有江风海韵，有鱼腥味和庄稼的清甜味。我对我姥娘说，到家了。她抓住我胳膊，连声问，真的？真的？

再次走进“旅客之家”，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和我姥娘坐了会儿。我抚摸着沙发上的粗麻布，心生惜别之情。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到“旅客之家”来了。事实也是如此，“旅客之家”成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温情的记忆。它其实就是我心里的一个房间，人这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房间呢？

从南通港乘中巴抵达掘港。在车站广场，我又看到来回奔跑的兔儿头，想起很久以前开进加弹厂的那辆兔儿头，不觉潸然泪下。我挥手叫来一辆。兔儿头将我和我姥娘送到东工场那座简陋的二层宿舍楼门口。我打开屋门，因为多日未住人，屋里的一切显得荒凉。我擦净木椅，让我姥娘坐下。一阵风刮来，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悚然心惊。我觉得世界之门永远对我姥娘关上了，她再无处可去，她注定终老在这儿。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或者说从前的生活又接续上了。

东工场的住户陆续来看我姥娘。他们看到我姥娘时都很亲切。小媳妇是最先来看我姥娘的，她拉着我姥娘的手，动情地说，姥娘，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我姥娘仍旧睡在那间低矮狭小的草屋里。她说，金窝银窝都好不过自己的草窝。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或者说从前的生活又接续上了。四川之行只是个省略号，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省略号也许有深邃的含义，我姥娘用她的一连串咳嗽对它进行了注释。

我记得好像是一进门我姥娘就开始咳嗽，咳得人佝偻起来，似乎随时要扑到地上。我以为是路上染了风寒，量了体温，又无热度。只是咳，干咳，没日没夜的咳，咳得天荒地老，咳得整个世界都颤抖起来了。现在我一想起我姥娘的那种就像玻璃破裂的咳嗽声，我就情不自禁冒冷汗。

我买来各种咳嗽药，可是一点不管事，相反，吃了倒咳得更厉害了。好像是要把盘踞在体内的什么东西咳出来，但它殊死顽抗，不想轻易拱手交出自己。这场争斗旷日持久，直到夏天来临。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姥娘终于打败了对手，从一场劫难中走了出来。她的体内终于沉寂了下来，脸上是得胜还朝的喜色。她不停地出来，进去，腿脚也变得轻快了。有时会倚着门框，侧耳倾听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心有余悸地倾听着远去的咳嗽声。那些疲惫的，断成一截一截的咳嗽声，渐行渐远，心有不甘地粘附在后窗外的芦叶和麦穗上，然后随风而逝。

我姥娘从四川回来，工场里的住户们见了，都异口同声地说老了。人上了年纪，老的速度就变缓了，一般表面上轻易看不出，如果能看出来，那就说明变化很大。与去四川前相比，我姥娘变得出奇的瘦，看上去就像一身衣服套在一副骨头架子上，松垮，单薄，晃荡，似乎随时都会倒在风中。还有，就是脸色很难看，是大病初愈的那种脸色，也不是苍白，就是没有血色，完全是那种蜡黄加菜色。其实也没过多少天，人就缓过来了。脸上有了血色，深陷的颧骨变得丰润起来了，人也明显胖了。树挪死。我姥娘就是一棵树，一树皴裂的，满身疤痕的老树。这棵老树虽然生长在北方，但却属于南方，属于江苏，确切地说，属于一个叫如东的地方。这棵老树的根须注定伸展在这儿的土壤，阳光，天空，和空气里。只有它们才能滋养它，苍翠它，照亮它，使它的叶子在微风中摇响出风铃那样的充满生气的簌簌声。

那簌簌之声，有时是她的脚步发出来的。在早晨，它洇入到我梦境里来了。我还是习惯于晚睡晚起，而我总是在早晨做一些语焉不详的梦，虽然那些梦是模糊的，但它们是美好的，因为那时阳光开始照射窗棂，所以那些梦总是五光十色，绚烂夺目。在梦的结尾，我会听到我姥娘簌簌的脚步声。它在我窗前消失，片刻后，我姥娘敲响了窗户。快起来吧，太阳这么高了。她说话的语气很着急，好像太阳升高了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似的。

我姥娘是喜欢早睡早起的。在长沙镇，她也许是第一个早起的人。那时候，天还黑着，最后一抹星光还闪烁在瓦楞上。这时候会闻到夜的腥味。夜是有味道的，那就是腥，很淡，但能闻得到。我姥娘打开门，最先闻到的就是这股腥气味。腥味迎面扑过来，她踉跄着倒退好几步。那时候，她还有力气，她到井台上去打水。她将吊桶投进水井。吊桶与水面相触的一瞬间，残留的夜会一激灵，与瓦楞上的星光一同消遁。

有一年，我调到离长沙镇十里开外的北坎中学教书，有时晚上会骑自行车回来，翌日早上再赶到学校去。为了让我能吃上早饭赶路，她很早就起床忙活。其实也不用起多早，等到天色大亮，四乡八庄的人到长沙镇来赶集的时候起来也不晚，可是她非得摸黑起来不可。早饭做好了，就火急火燎叫我。快起来吧，公家的事可不敢耽误。我揉着眼起来一看，月亮还挂在天上呢。我记得，那年她八十一岁。

时间再往前推，我十一二岁，暑假里下海，刨文蛤。下早潮海，要凌晨三点从家里出发，扛着绑在扁担上的铁刨，一直往东走，走到三十里外的滩涂上。赶到滩涂上时，天刚放亮，启明星还未隐去，潮水却早已退尽，裸露出一楞楞的沙桁，文蛤就藏在那些沙桁里，下海人要干的就是想办法将它们刨出来，然后赶在涨潮前挑回家，到集市上卖掉。那时候，文蛤很便宜，大的三分钱一斤，小的一分或二分钱一斤。我一般一潮海能刨三十多斤，留下家里吃的，挑到八鲜行去卖，也能挣块把钱。我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便觉得这一天没白吃家里的饭，心里十分高兴。是的，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逢到我下早潮海，我姥娘就睡不好觉了。她不识字，却看得懂钟面上的十二个数字。隔一会儿就坐起来，撩开蚊帐，看看墙上挂钟上荧荧发光的十二个数字。蓦然的，挂钟“当”的一声响，就像是满地的月光被石头击乱了，静谧的夜突然摇晃了一下。我姥娘也没来由的慌张起来，窸窸窣窣下了床，那时才午夜十二点半。做好饭，盛了，和小菜一起，摆在院子里的小方桌上。又倒了一缸子凉开水，燃上一盘蚊香。那时至多也就是凌晨一点半的样子。那时也是我沉溺枕头，睡得正香的时候，似乎要把属于我一辈子的觉，在那个时候全部睡完。我姥娘走到我床头，看着我酣睡的样子，叹口气，又跑到院子里去，仰头看看暗淡的星光，又回到我床头。想叫醒我，又忍住，然后又跑到院子里呆坐。来回折腾了几回，终于狠狠心把我叫醒了。那时我刚开始做梦，还未全然进入梦境，一只脚跨进来了，一只脚还在外头。就在这个最重要的当儿，我被我姥娘叫醒了。我一看钟，早着呢，两点还没到。我对我姥娘发脾气，一边又闭上眼去追赶逃之夭夭的睡眠。我姥娘也不恼，她顽固地站在我床前，时不时就催我，快起来吧，早去早回。快起来吧，早去早回。我被催烦了，憋着一肚子火爬起来。往外走时，被小板凳绊了一下。我操起小板凳就扔到院子外头去了。现在想来，小板凳就像午夜惊飞的鸟，它从我手上起飞，掠过院子外头的江芦，但是它并没有降落在河流里，因为那天夜里我始终没听到它砸在河面所发出的砰然之声——它飞到哪儿去了呢？

我听到的是芭蕉扇的噗噗声。午夜的蚊子特别多，蚊香不管用，我姥娘坐在我边上，用芭蕉扇不停扑打着我的腿。我肚子里的气还没消，一边吃饭，一边怪我姥娘喊我喊早了。

一直到扛着铁刨走出家门，踩着被露水打湿的月色走在路上，我才消了气，平静下来。一俟平静，我就开始内疚。我回头看。我姥娘就站在院门外面的马路上，她穿着月白色的衣裳，头发也是白的。她就隐在月光里面。我看见她朝我挥了挥手。我知道她挥手的意思：快走吧，快点去，快点回来。这是她的口头禅。她总是要我赶在头里，念书，考试成绩要赶在头里，干营生也要赶在头里。

我一直往前走，走到陆边龙家西山墙了，我还看见她站在院门外面的马路上，朝我这边遥望。我隐身到一棵树的黑影子里，我从我姥娘的眼帘里倏然消失了。远远往北看过去，我姥娘一步步走下公路，走进院子里，这时我才从树影里出来，下坡，从陆边龙家门口的水泥桥一直往东走。那条路通向海边，路两边三三两两散落着民居，是苏中平原上那种典型的样式，青砖红瓦，平溜溜的瓦楞，两头屋角有点微微上翘，有的干脆砌两个老牛角般的翘檐。此刻，在月光下，那些民居白得出奇，白得犹如阿司匹林药片。

现在我来说说新建南楼。七十年代初期，为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掘港镇房管所在县城某些区域建造了一些住宅楼。一律是三层，简陋，粗糙，笨拙，楼层低矮，墙面没用水泥粉刷，裸露着红砖，但它却不是筒子楼。它有一个个独立的套间，卧室，厨房，卫生间，总之，是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

1994年秋天，我和我姥娘搬进这样的住宅楼里。在三层上，面积将近四十平米，一大一小两个卧房，有简单的小厨房和厕所。还有一个观风景的小阳台。站在阳台上，满眼都是大片的屋顶，电视天线就像成群的蜻蜓定格在半空中，永远保持着起飞的姿势。幽深的小巷里会传来自行车叮叮的铃声，由远而近，或者由近而远，但你永远无法看到骑自行车的人，他们被纵横交错的屋脊遮蔽了。

相比东工场的居住条件，这儿简直就是天堂。我姥娘住小房间。小房间北墙上的窗户很大，可以趴在窗台上看楼下人来人往，就像看电视里的人出来进去。我姥娘很高兴，她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犯愁了。东工场的住处离公厕很远，路上又磕磕绊绊，去一趟很麻烦。很多时候，她都用马桶，然后我端到公厕去倒。这让她很难为情，也过意不去，所以每次用了马桶，就会不安得像犯了错的孩子。

住宅楼位于烟墩桥菜市场河南侧，所以买菜很方便。紧挨着它后边，还有一幢相同样式的住宅楼，人称新建北楼，我们住的这幢楼便被叫做新建南楼。两幢住宅楼之间，原先有花坛，树木，但早已被住户毁坏殆尽，代之以自搭的棚屋，或在空地上堆放乱七八糟的坛坛罐罐，树干上则拉满了晒衣服的铅丝。早上有一阵子很热闹，几乎所有住户都把煤球炉子拎到这个空间，不约而同将引火的柴薪塞进炉膛，点火，烟起来了，很淡，是透明的蓝色，随风飘散。跟着，火舌往上窜，蜂窝煤便压上去了，这时从炉膛往外冒的烟陡然变得又浓又黑，游走在棚屋和树干之间，经久不散。有人开始咳嗽，因为隔着窗玻璃，那咳嗽听上去很缥缈，就像是从睡梦中发出来的。

等到烟散尽了，犹如舞台上的幕布被拉开，现出另一番景象。女人们把刚从烟墩桥菜场买回来的菜摊在地上，一边择着，一边叽叽喳喳地张家长李家短。男人们也在忙，擦擦自行车，给车子链条上油，用起子剔除挡泥板上的污泥。或者给在原先的花坛里种上的辣椒、西红柿浇浇水，疏松板结的泥土。摆在身边竹椅上的半导体正在“嘟嘟嘟”报时，末了的那声“嘟”高上去了，播音员说，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等到八点，或更晚一点，幕布又拉上了，那是刚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床单，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有。那些床单顷刻就被晾晒在那些铅丝上，从楼上朝下看，满世界都是床单，它们在风中蜷曲，摆动，张扬。一阵风过来，它们像一片船帆渐次鼓荡起来，将那些草草搭起来的棚屋，花坛的残骸，坛坛罐罐，辣椒和西红柿，以及被择下来的蔬菜败叶，没推走的自行车，几张被遗弃的小板凳，遮得严严实实。它们会在这阵风与那阵风之间垂落下来，这时，先前被遮盖的物体又会一一重现。

每天早上，我离家上班，我姥娘就会趴在后窗台上，寂寞地凝望发生在楼下的这一切日常生活场景。她多想参与到里面去啊，可是她知道她再无这种可能了。她老了。老了就意味着远离了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她能做的，就是眼巴巴看着楼下的人出来进去。

有一天上午，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坐在楼底下的青草丛里，两只手前后左右划拉着，那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神态，让人心痛。原来，她的老花眼镜从三楼掉下来了。她是趴在后窗台上朝楼下看那些出来进去的人时，不慎使得老花眼镜滑落下去的。在老花眼镜滑落的那一瞬，她绝望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没有了老花眼镜，这个世界在她眼里就是模糊和虚浮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她眼里摇摆和晃动，这会让她产生自己也在摇摆和晃动的错觉。她扶着楼梯栏杆，摇摆和晃动着，一节台阶一节台阶地下，终于从三楼下到了一楼。

她弯腰在青草丛里找寻起来。青草丛在她眼里也是模糊，一片绿色的毛茸茸的轮廓。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恐慌起来的。她担心再也找不到老花眼镜了，或者，即使找到也摔碎了。她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两只手慌乱划拉起来。她划拉到这些东西：一只掉了一半齿的破梳子，一只孩子的塑料凉鞋，一根筷子，一块陈年的猪骨头，一只洋河大曲酒瓶子，几枚生锈的铁钉，就是没有划拉到她的老花眼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她的。我看到她周围惊慌失措的尘埃在光线中飘舞。我看到在一大片青草丛里，她显得那样的弱小无助，仿佛被遗忘在那团绿色里。我看到她划拉到一只破碗，碗口锐利的锋刃把她的手划伤了。

那只伴随她多年的老花眼镜，其实就压在她腿的下面。值得庆幸的是，它完好无缺。我替她戴上老花眼镜，她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刚才抛弃了她的世界，现在又接受了她。就像经受了一次猝不及防的劫难，瞬间一切都过去了。她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她瘫坐在草丛里爬不起来了。

我珍藏着好几张她在新建南楼的留影，那是我用海鸥牌相机给她拍摄的。其中有一张，她坐在小板凳上，时间是上午八点，阳台上贮满了秋天纯净的阳光，她戴着老花眼镜，低着头聚精会神择韭菜。我说不清为什么特别珍爱这张照片。我拍这张照片的动机，似乎并非仅仅是记录她在新建南楼的日常生活片断。在那些片断里，我想突出的是她贯之一生的勤劳，闲不住，见了营生就要赶快做。每天早上，我从烟墩桥菜市场买回菜，她就赶紧择，择完了又拿到水池上洗，沥干，等我中午下班回来烧，不耽误吃饭。她还非要洗碗不可，不让她做，她会很不高兴，闷头闷脑跑到床上坐着，半晌不开腔，跟你拧着。我不让她做，倒不是完全怕她累着。我是嫌她洗不干净。她洗好的碗，每次都还残留着米粒。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她洗好的碗再洗好一遍。这需要像做贼似的偷偷进行，绝不能让她发现。幸运的是，她一次也没发现。

那么，我拍这张照片最真实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早上八点钟，我应该去上班了。那时我已经调到报社去了，我随身带着采访用的照相机。我将手伸向门把，就在我快要拉开门的一瞬间，我转身瞥向阳台。秋天八点钟的阳光多么明媚，它将阳台贮得满满当当的，似乎要将坐在小阳台上的我姥娘漂走了。这时，我看到阳台上方晾衣竿上晾着的衣服的阴影落在我姥娘的脑袋上，就像一个强大而恐怖的东西罩住了她的命运，我的心突然一揪，下意识地从包里拿出相机，调好焦距，按下快门。照片洗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姥娘并未被阴影笼罩，原来，就在我按动快门的时候，衣服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掀开了，阳光乘虚而入。我喜欢并珍爱这张照片，也许是我喜欢瞬息之间发生的东西，那种不可捉摸，那种去留之间的悬念。这是不是就是生活或者人世的奥秘？如果将它破译，那是不是就叫命运呢？

那个时候，掘港很多人家安装了住宅电话，我也安装了一部。住宅电话给人的感觉是，那么遥远的世界突然就近在眼前了，伸手就可以摸到。而且，那么庞大无边的世界一下子就缩小了，小得可以像一只馒头或一块饼，抓在手里。住宅电话让我姥娘很激动，她想起了在四川每晚接听电话的艰难。

住宅电话就安装在我床头柜上，在漫长岑寂的下午，我姥娘会坐在我床沿上，等待电话铃响起。我已经将电话号码告知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希望他们经常打电话来，但是电话线很少接收到来自通化或自贡的电波。在那些无聊枯寂的下午，我姥娘多么期待他们的电话。漫长岑寂的下午，在一天天无望的等待中过去了。我姥娘有点心灰意冷，她不再痴守着电话了，像以往那样，用睡觉打发下午的时光，直到我晚上下班回来。也睡不着，只是迷糊着。也不脱衣服，有的时候鞋也不脱，就仄着身子歪在床上，似乎准备随时下床接电话。

经常打电话来的是我妻子。她还在长沙镇做她的会计工作。她又一次成了孕妇。一些有经验的老妇看了她开始鼓起的肚子，都说怀的是男孩。这让我异常欣喜。她对着话筒说话时，我似乎能听到儿子在幽暗世界的呼吸声。她知道我白天不在家，所以总是在晚上打电话。每次打完电话，我姥娘都要问，谁呀，是不是你舅？或者，是不是你小姨？或者，是不是你大姨？那时她已经睡下了，但是电话一响，她就从床上爬起来。她耳朵背得很厉害了，和她说话，得凑到她跟前去。可是她却能隔老远听到电话轻柔的铃声。

住宅电话还成就了我的南京之行。

就在电话装了不久，那是在1994年11月，天津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家》主编闻树国要来南京组稿，希望与我见面。我是在向《小说家》投稿时结识他的，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欣赏我小说特立独行的气质，他有一次对《钟山》的编辑、评论家王干说，你们江苏又冒出个新人。然而，我在南京见到的并不是他，而是《小说家》的女编辑康伟杰。他临时改变行程，去哈尔滨找迟子建。后来《小说家》刊发迟子建的长篇《晨钟响彻黄昏》，就是他哈尔滨之行的成果。

那次康伟杰来，王干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除了我，还有鲁羊和朱文。后来，我们三个人的作品出现在同一期的《小说家》上。让我遗憾的是，直到闻树国溘然长逝，我也没见过他一面。但是我一直记得他说话的声音，低沉，缓慢，略带沙哑的天津味普通话。我认识的很多编辑都是这样的，从未见过面，他们都身在遥远的他乡，只能通过电话交谈，他们用睿智的声音照亮了我的写作之路。我永远感激他们。

对于去南京我一直犹豫不决，我非常想见闻树国，与他作一次倾心交流，但我又放心不下我姥娘。去南京，至少也要两天才能回来。这两天或三天里，要是发生个意外怎么办？安全倒不是问题，只要关好门窗，谁都进不来。那么，突然生什么病或不慎摔倒呢？最后，我让我姥娘作决定，她让我去，我就去。不愿意我去，我就放弃。她想了想，说，快去吧，公家叫你去，你就得去。你要是不放心俺，就多打电话给俺。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到了南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我姥娘打电话。那时，南京街头有很多公用电话，可以信手拈来。但是我需要在电话的振铃声中等很长时间，我想象我姥娘听到电话响，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她越来越喜欢待在床上了——穿上鞋，从她房间颤巍巍走到我的房间，先要坐到床沿上，再伸手去拿电话。常常是，电话振铃响久了，自然挂断，我再拨第二遍，才能打通电话。简单说上几句，我姥娘说，快挂了吧，电话费贵，就挂了。其实说上一句也够了，只要能听到我姥娘的声音，我就放下心了。

我在南京待了一天一夜，在那一天一夜里我不知往家里打了多少次电话，白天用街头的公用电话打，晚上则用宾馆的电话打。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往家里打了三次电话。

第一次是六点半，我姥娘在看电视。电视摆在我房间，我姥娘一定是坐在我床上看，电话机就在她手边，所以电话一开始振铃她就接了。俺挺好的，你明天回家？她说。第二次打是八点半，她已经关了电视，正在她房间洗脚，接电话的时间长了点。不是刚打了吗，你怎么又打？你不心疼钱，俺还心疼呢！她说。最后一次打是十点钟。这个电话本来是没必要打的，十点钟，我姥娘早已酣然入梦了。我很累，倒头就睡。但睡不着，虽然睡意蒙眬，但脑袋里有一处地方异常明亮，就像被一束追光灯照着。我想躲到睡眠的阴暗处，但无论你躲到哪儿，那强烈的光束都追着你，让你无处可逃。我知道，我必须给我姥娘打个电话。只有打了电话，光束才会熄灭，我才能安稳睡觉。然而我说服着自己，晚上我已经打了两次，再打没有意义。我对自己说，姥娘安然无恙，你只管睡你的。可是我还是拿起了床头的电话，这也许是反作用力的结果：我抵抗自己，这是作用力，但反抵抗的力量（反作用力）却比抵抗的力量强大得多，它几乎是强迫着我拿起了电话。

在拨完号码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可避免地犯了个错误。振铃，嘟嘟嘟嘟。我家电话的铃声是轻柔的，就像一群蜜蜂受惊后发出的鸣叫。但是在阒寂的夜里，它会变成警报器，聒噪并且刺耳。它使电话震颤起来，使摆放电话机的床头柜震颤起来，继而，承受床头柜的楼板也震颤起来，也许它还会使整幢新建南楼都震颤起来，它聒噪刺耳的声音，从我的房间飘向我姥娘的房间，又从我姥娘房间的墙壁上反射回来，然后再次飘过去。它就这样在那个小套房里不断地往返回旋着。

第一遍振铃结束了，我又拨第二遍和第三遍，我期待着我姥娘拿起话筒，期待着听到她那种苍老的饱经风霜的山东腔，谁——啊？

然而，随着最后的一声“嘟”，振铃宣告结束，我的期待落空了。我又开始拨，我变得很有耐心，我对自己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能发生什么意外呢？要发生意外，也是煤气泄漏什么的。不过，我姥娘不会使用煤气灶这种现代化的玩意儿。有一次我教她点煤气灶，她一拧开关，蓬的起来了一团绿荧荧的火，让她惊骇不已。临走前我拧紧了煤气罐，叮嘱她不要碰煤气罐。她说，你叫俺碰，俺也不会碰，不敢碰啊。她会用电饭锅煮饭。我做了几样菜，包括油煎“黄吉子”，到时搁电饭锅里馏馏，端出来就能吃。烧水用电水壶，她也会使用的。

可是一想到电饭锅和电水壶，我又担心起来了：会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呢？我喜欢钻牛角尖，这一点像我母亲，也像我姥娘。我竭力不往这方面想，我对自己说，你怎么老是往坏的方面想呢？为什么不能朝好的地方想想？比如，我姥娘已经坠入了梦乡，她梦乡的背景无一例外是大庄，此刻她正在大庄专心致志地重温多年前的某个生活场景。她无法听到多年以后响起在一个叫新建南楼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或者，即使听到了，她也可能会当作那个生活场景的背景音响。总之，她现在安全，安好，也安逸，我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可是，不行，我钻进去了，我真的钻进去了。我固执地认为我姥娘在使用电饭锅或电水壶时触电了，仿佛触电就是一个事实。它远远挂在数百里之外的新建南楼里。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一遍遍地拨着电话。我发觉我内心疯狂无比。我等不及振铃结束，就使劲按掉，再拨。有好几次我拨错了号码，话筒里有了说话声，我喜出望外，一听是陌生的人的声音，又赶紧挂掉。后来隔壁邻居告诉我，他们被电话铃声吵得心烦意乱。也许，那天夜里，整幢楼的住户都被电话铃搅得心神不宁。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应该毫不犹豫从紊乱中撤出来，比如，毅然走出房间，出去走走，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我却做出了另一个更不理智的举动，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即刻去新建南楼看一下，然后再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我。我回去后才知道，因为我，事情变得一团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到了新建南楼后，怎么也叫不开门。在狭仄的堆满了各种杂物的漆黑楼道里，他的叫门声显得格外响亮。他制造出了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他叫我姥娘“奶奶”。他一遍遍地叫着“奶奶”，在空旷寂寥的夜里，那不啻是一种热切的呼唤。因为怕惊动紧挨着的隔壁人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呼唤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有点沮丧，便抬高嗓门喊叫起来，估计那层楼上的所有住户都被吵醒了。第二种声音是他手上发出来的，在喊叫未能奏效后，他便敲起门来。开始敲得很轻，可以说是叩。叩几下，耳朵贴上去听听，屋里没动静，再叩，用力叩，那不是叩，是拍。拍得门嘭嘭直响，拍得门楣上的泥尘纷纷坠落。还是不管用，屋子里还是没有一点回应的声息。这个时候，他也变得有点疯狂了，或者说跟自己较劲。他加重了拍门的力量，那不叫拍了，是擂，他把门板擂得地动山摇。就在他快要将门擂破的时候，那层楼上的住户不约而同开门出来指责他，而且二楼、底楼的人也都起来了，拥到三楼上看热闹。我的朋友欲罢不能，他产生了强烈的解谜欲望。于是他发出了第三种声音，他用砖头砸碎了门楣上的窗玻璃。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就像人的肋骨在一根根折断。然后他站在一张凳子上，打算探身进去，用手拨开门闩，进屋一探究竟。

就在他站到凳子上，清理残留在窗框里的碎玻璃，以便探身进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我姥娘。当时屋内并没有灯光，但是新建北楼和新建南楼之间路灯的光芒，从我姥娘房间的后窗里映照进来，使得房间里充满了光线，并且光线像涓细的水流，在明暗之间轻微摇荡，房间里的一切忽明忽暗，有种梦幻效果。正是在这时，他看到一个站在床前的身影，那是我姥娘的身影。

其实，我朋友在喊叫时，我姥娘就醒了。最初，她是懵懂的，她搞不清楚深夜的喊叫声是来自梦境，还是来自现实。她屏气凝神地听着，终于确认喊叫声就来自门外，而且也听清楚了有人在喊奶奶，但她很疑惑，一是不知道谁在喊叫，二是不明白这个“奶奶”究竟是谁。在她记忆中，似乎自从来了南方，还没有谁叫过她“奶奶”。这儿的人一般都叫她“姥娘”，或“刘家老太”。疑惑使得她紧张地躺着不敢动弹，然后就听到了叩门声，这使她进一步确认门外的人是冲她来的，门外的人在找她。然而，这更让她疑惑了，谁会找她呢？尤其是在深更半夜找她呢？她惊恐不安起来，而随之而来的拍门声，又加剧了她的不安。她条件反射地爬起来穿衣服。条件反射，是因为她突然听到了来自多年前大庄夜晚的拍门声。那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拍门声惊得睡梦中的她一骨碌坐起来，全家人都坐起来了。她听到窗外人声鼎沸，火光冲天，纳闷间，门就被无数只拳头擂响，很多人破门而入，把家里人吓死了。

果然如她所料，拍门很快转换成了擂门，她站在床前骇然心惊，张皇失措。而就在窗玻璃被敲破的一瞬间，她觉得整个世界都破碎了。我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从窗洞里看到我姥娘惊惧得瑟瑟发抖，像纸片那样飘荡起来，似乎随时都会从后窗飘出去。

我从南京回来不久，妻子也从长沙镇过来了。她已经大腹便便，步履艰难了。她开始休产假。她需要时间，为迎接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在诸多的准备里，也许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妇产科专家认为，通往临盆的孕妇，最健康的状态是忽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或者说无视肚腹中小生命的存在，像“没事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直到小生命哇哇出世。这样做可以避免或消解孕妇的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的情绪，这对胎儿和孕妇本人都有好处，但是要做到“忽略”谈何容易，身体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沉重感和胎儿时不时的蠕动，都在提醒：你是一个孕妇。而孕妇意味着，你将会死一次。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因为“忽略”很难，所以“忽略”就是一种准备。

为了让她做好这个“忽略”的准备，我一有空就陪着她。我挽着她在幽深的掘港老街巷道里散步。那是在黄昏静默的时刻，缓缓行走在潮湿的布满青苔的石板上，会让人感觉到是在往生命深处里走去，似乎这样一直走下去，就能与即将出世的孩子相遇。这样行走的时候，我们是满怀喜悦的。而喜悦是会让人放松的，会消除焦灼的心境。那时，掘港还没有公园，被人们权当公园的，是烈士陵园。深秋的陵园到处是青松翠柏，连阳光都是绿色的。那种绿沉静，沉凝，也沉稳，让人安宁。在这样的绿色中漫步，再沉重的身子也会轻松下来。我对准她凸起的大肚子连连按动快门。那挺得很夸张的圆滚滚的肚子占据了整个画面，永远被定格在时间的帷布上了。我认为这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日后让他明了，安居在母亲肚腹里的其实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叫“时间”的物质，并且让他明白，时间是有形状的。我还陪她去图书馆，也不是去读什么书，只是去感受文字的气味。那个用一个个汉字构筑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就像避难所，能够抵消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恐惧和焦虑。

然而，我却忽略了我姥娘。我是说，我和我姥娘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顾不上她了，也没心思和她说话。有时匆匆忙忙说几句，我也显得不耐烦。我彻底冷落了她。我不知道我是在伤害她。她呢，也开始表示出自己的不满，比如，每天都怏怏不乐，冷着脸，少语寡言，整下午整下午的躺在床上。以前晚上，她还来我们房间看电视，现在却不再来了，让她来也不来，不是说困了，就是哪儿不舒服。而她的这些不满也被我忽略了。我的视野被即将出世的孩子占据了，此刻，他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全部。

现在想来，我姥娘的不满是有她的理由的——也许，所有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排斥外来者的。我姥娘早已经习惯了由我和她组成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是逼仄的，也是牢固和独立的。在我姥娘看来，它似乎游离于现实之外。她喜欢这个二人世界。她觉得这个二人世界是她最后的安慰。她认为，在这个二人世界里，她可以专心致志爱我，我也可以专心致志爱她。这是一种平衡，也许所有孤寂无助的老人，都需要这样的平衡。只有这样的平衡，才能够让他们安妥地活下去。我姥娘这个人其实是很天真的，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她也许以为二人世界会永远保持下去，她也许希望我妻子就待在长沙镇，我只是偶尔回去看她，或她偶尔来看我，就像走亲戚一样。是的，她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格局。她不愿意主宰这个世界的爱流失掉。因此，当某一天，我妻子带着肚腹里的孩子，让她始料不及，猝不及防地走进新建南楼的家门，并且在这儿长久住下来时，她觉得二人世界分崩离析了，这样的局面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也只能放在心里，但她有了抵触情绪，对我和我妻子新组合起来的二人世界产生了敌意，而她又没有城府，她永远做不到藏而不露，所以她的抵触和敌意就从表情和言行上流露出来了。除了抵触和敌意，她也伤心。从我妻子跨进家门的那刻起，她就担心我对她的爱会分给别人，就像把属于她水缸里的水一瓢一瓢舀出来一样。而事实上，她的担心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她看来，我岂止是把对她的爱分给了别人，那完全是转移。她的水缸空了，空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装进去。她认为受到了冷落，这是对她的伤害。在她这辈子所受到的伤害里，这个伤害可能是最大的，也可能是最无法忍受的。

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在房间里说笑，桌子上摆着水果。有一种说法，孕妇要多吃水果，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才聪明。这种说法对未来的母亲产生了深刻影响，那阵子，这个未来的母亲对水果的迷恋到了病态的程度，认为多吃一个水果，孩子就会多一份智慧，而多一份智慧，日后就会多一份成才的希望。当时，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也没叫我姥娘来吃。现在想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凡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全家人一起分享，这是我家的规矩。可是，那天下午，为什么就没叫我姥娘进来一起吃水果呢？只能这样解释：自从我媳妇来了后，我姥娘便冷冰冰地躲开我们了，晚上不进我们房间看电视，叫她来她也不来。她不再进入我们的房间，仿佛我们的房间成了她的禁忌之地。

开始的几次，我们叫她进来吃水果，她总是说俺不想吃，她的语气一听就是在赌气。于是，我便把水果送到她房间里去。送过去，她还在赌气，埋怨我送来了，说俺不想吃干吗还要送过来？其实她在等着我送过来，她在观察我是不是真的把她撇到一边去了。有的时候我忘了，这便成了我“抛弃”她的佐证。那天下午，她其实也在等着我把水果送过去，可是左等右等没动静，她就郁闷起来了。

我听到她在自言自语。现在她经常自言自语，尤其是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但是那天下午她的自言自语不同往常，以前，她自言自语的声音听上去轻柔，哀伤，时隐时现，就像是梦中的呓语，那是她在回忆，缅怀，在一遍又一遍地捋着乱麻般的前尘往事。而那天下午的自言自语更像是在骂骂咧咧，声调高昂，激烈，也许是怕我清晰听到内容，一俟声音高了，又拼命往下压，那种高低起伏的声调，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不知她发生了什么，便跑过去看。她正倚在床上，眼睛瞪着我，没好气地说，你来干什么，去陪你老婆吧。我噎得说不出话。我不知她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又听到她说了这么一句：你老婆来了，你高兴了吧？她几乎是恶狠狠说出这句话的。我一下子被刺痛了。后来我想，我被刺痛的原因，并不是她说的话，而是她对我造成的陌生感。是的，一定是这样。在那一刻，往日宽容，温良，安笃，慈善的姥娘倏然消失了，而代之的是不近人情，蛮横无理，心地阴暗的姥娘。我无法接受这种有着巨大差异的变化，而且也害怕以前的姥娘不再回来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情绪的大波动，我是说，那天下午，我和我姥娘狠狠吵了一架。那是两个孩子的吵架，是两个孩子互不相让的争执，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我突然大动肝火，我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句话伤人，也有敌意。亲戚邻居也许能够忍受，甚或一笑了之，但骨肉亲人却不能。亲人之间哪怕芝麻大的一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咬住不放，何况出口伤人？我姥娘真的是蛮不讲理了，她说，俺在四川好好的，谁叫你接俺来的？这本来是一句很孩子气的话，我完全可以不必当真，可事实上我当真了。我不仅当真了，甚至不能原谅我姥娘这么说。那一刻，我曾经很不以为然的我母亲的心理，不经意间在我身上复活了。我母亲始终认为，如果不是她让我姥娘去福建，并且一直赡养她，我姥娘早就殁了。所以，她在我姥娘面前一直扮演着“恩人”的角色，认为我姥娘欠着她。她倒不指望报恩，也无法报恩，但俯首帖耳总是可以的吧？或者说俯首帖耳就是最好的报恩。要是不能俯首帖耳，就被视为冒犯，而冒犯是无法让人忍受和原谅的。因此，我母亲经常说我姥娘太不懂事了。是的，我的心理与我母亲的如出一辙，或者说殊途同归。我觉得是我拯救了我姥娘，如果不是我吃尽辛苦去四川接她回来，她现在还在那儿度日如年。所以我潜意识里也要求我姥娘俯首帖耳，样样顺着我。我可以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却不可以冒犯我，否则我也无法忍受和原谅。事实上，我那天下午也脱口而出：你太不懂事了！话一出口，我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和母亲说的一模一样，就像是母亲借我的口说出来的！

我姥娘是最反感别人指责她的，不管是谁，亲娘老子也不行。哪怕她做错了，她也不让人指责。她一听我说她太不懂事，就急了，下床跟我吵起来。我也中了魔似的跟她大吵大闹。她捶胸顿足哭起来，腿一软坐在了地上。你送俺走，你送俺回四川。她边哭边说。我没好气地说，要走你就走吧，我不送你。

我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随手把门关上。我气急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听到有个声音说，你会付出代价的。我知道，这个代价就是内心永恒的不安。直至现在，我还在为此忏悔，奢望以忏悔消解不安，但是忏悔又加剧了不安。我注定会在不安中度完此生。

我不明白，那天下午我怎么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无情无义，这个人面目狰狞，这个人在我姥娘看来也是陌生的。她也无法接受这个巨大的差异。她也恐惧以前的那个人再也回不来了。她要我送她走，就是想远离这个人。

我不明白，那天下午我的心肠怎么变得那么坚硬。我用一扇门将我与我至亲的人隔开了。我在门里面没心没肝地看一部无聊的电视剧，而全然不顾门外面那个坐在地上哭泣的老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过不去呢？我为什么不去抱她起来，用毛巾擦去她的眼泪，像哄孩子那样向她赔不是呢？我不是千方百计要搭建一个房子让她在里面按自己的意愿过一个平静的晚年吗？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烧毁了这个房子。其实太不懂事的是我啊。

我就那样一直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直至天渐渐黑下来。我去厨房做晚饭，顺便瞥了我姥娘房间一眼，我以为她又蒙着被子躺着。她一生气就会和衣躺到床上，拉过被子胡乱蒙在头上。然而，床上空空如也。整个房间都是空的，床，床头柜，桌子，木凳，衣箱，一切都不复存在，是家徒四壁的空。这当然是我的错觉，实际上，空的是我，我整个人都空洞了。我空洞的体内有一种可怕的寂静，它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那时的感觉，就是站在黄昏降临的海滩上，等着潮水缓缓涨起，然后铺天盖地压过来。

那一刻我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我像只没头的苍蝇，在新建南楼和新建北楼之间的空地上窜来窜去。在傍晚，这块空地上有着与早晨迥然不同的生活气息，它有点颓败，有点怅惘，有点息事宁人。虽然是深秋了，但底楼的住户还是沿袭着夏日傍晚的习惯，将饭桌搬出来吃饭，他们就像电视里的人那样出来进去，端着碗碟，小菜或板凳。还端着将要在饭桌上展开的话题。他们完全沉浸在一天余下的生活里，有谁会注意到一个蹒跚的身影擦身而过？那身影就像一块橡皮，将温暖的傍晚擦掉一块。

起初，我往北边寻找。往北不远就是烟墩桥，过桥就是菜市场。我问路边开小店的女人，你看到一个白头发，拄着拐棍的老太走过去了吗？女人正趴在柜台上数角票，她看我一眼，摇摇头，又埋首数起来。再过去是修车铺，正关门落锁的修车师傅也没看到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太走过去。我掉头，朝南奔跑起来。

新建南楼西侧是一家小厂，新建南楼与小厂之间是一条路面坑坑洼洼的小巷。从小巷一直朝南，就是范堤路。我断定我姥娘是从小巷走过去的。她拄着拐杖，满怀着悲怆，忍受着脚被石块硌着的疼痛，走一步，抹一把眼泪。流了一辈子眼泪了，还是有那么多。她以为我是她最后的归宿，可是我却不要她了。她不知道要去哪儿，但她要急于逃离，仿佛逃离我，她就能得到安慰。当然，也可以说她用逃离来报复我。她已经垂垂老矣，她已经不能用别的办法报复我，她只能用逃离来报复我。

我穿过小巷，来到范堤路上。深秋的傍晚有了寒意，次第亮起的灯光显得暖意融融。暖意中的行人和车辆却有着伤感的气息。这是白天和黑夜作交接的时候，一些行人走进夜色里去了，另一些行人还滞留在白天最后的天光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我姥娘瑟缩的身影。我一路向西寻找，从海子牛雕塑朝北。远远的，我看到了我姥娘的寒瑟的背影。她朝长途汽车站走过去。几年前，我舅舅带着她，就是从这个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东北的。那个寒霜满天的冬天早晨历历在目，时间仿佛一点都没有流逝，它就等在那儿，等着我姥娘走进去。

我看到我姥娘在暮色中踯躅。她被汹涌的人流挤得东倒西歪。她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喘气，满面愁容地四下里看看。她也许对自己的出走行为后悔了，她站在那儿喘气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往回走的冲动？她可能试着往回走了几步，但很快又掉转身来。她是个好强的人，不想把面子丢给晚辈。她四下里看什么？是不是想看到我的出现？她是不是怕我找不到她了？

我远远地看着她孤独无助的样子。看着她的衰弱，感伤，绝望，不禁泪流满面。我并没有急着跑过去，而是跟在她后面走。那一刻我多么需要哭泣，多么需要眼泪的冲刷啊。

转过年来是1995年。

春天，我终于有了儿子。他究竟走了多远才过来与我相会？我给他取名远远。为了生下他来，他母亲在产房里经受了三天三夜的生死煎熬。

小生命的出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东西将会重新组合，有的被剔除，有的被建立。而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与父母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他们似乎天生就喜欢这个迟到的孩子。从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对他有一种血缘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也使他们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比如，他们开始和颜悦色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他们变得宽容了，不再对我充满敌意。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变化是由刚出世的小生命带来的。家族里新添人丁，香火得以延续，固然使他们欣喜，但孩子的出世，也使他们听到了生命的挽歌，那种挽歌是用孩子的啼哭表达的。不同年纪的人听孩子的啼哭，感受是不一样的。年轻人会看作是颂歌，是对未来急切的向往，上了年纪的人会认为是亡魂曲，是对消失了的美好时光的哀悼。年轻人听孩子的啼哭会激情荡漾，而老年人心里会滋生出悲悯情怀。正是这种悲悯使他们变得柔和起来。

我们从新建南楼搬到宾东新村去了。宾东新村位于掘港东郊，那儿原先是一大片农田，房地产开发商圈了一块地，建造了如东第一批商品房。富有喜剧意味的是，我父母也从长沙镇搬到宾东新村里了，两家相距百米。

我父母的房子是我姐姐买的。此前，我姐姐已经去新加坡定居了，她用在新加坡赚的第一笔钱，在宾东新村买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三居室，让父母居住。三个孩子里，父母最喜欢的是姐姐，她也没让他们白喜欢。在父亲看来，应该是儿子买房子给他们住，老子住儿子的房子才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两个儿子都没有这个能耐，最后住上的是竟然是女儿的房子。女儿是什么？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人家屋里的人，父母是不图女儿回报的，父母只图儿子的回报。而现在事情反过来了，女儿承担起了回报的义务，儿子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让父亲很不好受。他倒不是责怪儿子无能，而是觉得欠女儿太多了，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并没有给女儿什么，而现在女儿却给了他一套价格不菲的房子，这让他如何消受得了呢？尤其是买这套房子的钱是女儿用血汗挣来的。

我姐姐曾向我描述过她是怎么赚下这笔钱的。她去新加坡时已经四十岁了，新加坡的年轻人都称她安娣。安娣是新加坡口音的auntie，代表着形象黯淡的中年女人。身无分文，一切都从零开始，而且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就是她面临的现实。她是夏天去新加坡的，不过，终年被热烘烘的雾气遮盖的新加坡是没有夏天的，那里终年酷暑炎热。如果说新加坡有夏天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夏天就是一口火炉，把你全身的油都烤出来，然后熔化你。为了能在这个没有农业甚至饮用水也要进口的国家生存下来，她做家教挣钱。她的英语特别好，好到让欧美人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程度。新加坡有很多华人家庭，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以便日后留学英美，所以做英语家教在新加坡是很有市场的。

为了能多挣一个美元，她每天都赶场子似的连轴转，从一个家庭出来，再匆匆赶往另一个家庭。她素面朝天。她穿着汗衫短裤赶课堂，一张脸终日赤红潮湿。她一刻也不让自己停下来。走在那个热带城市火辣辣的街头，她身体滚烫，胸口憋闷，脑袋晕眩。她摇摇欲坠，稍不留神就会倒在地上，但她拼命不让自己倒下来，她觉得一旦倒下来，她就会死去。做家教的那几年，她跑遍了新加坡，却不曾在著名的“多姆”咖啡馆喝过一杯咖啡。那家咖啡馆坐落在勿拉士峇沙路美术馆旁，是一百多年前殖民时代的建筑。那儿典雅安静，有长长的回廊，墨绿色的廊柱，色彩艳丽的花砖地，落地窗外则是大叶片的绿色芭蕉叶，很适合蓬头垢面奔波的人“歇一歇”，舒展一下紧张的四肢。消费也低廉，一杯普通咖啡才两三元。可是她从未进去过，并非舍不得钱，而是舍不得时间。她知道，时间远比金钱有价值得多。

宾东新村的这套房子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深知它来之不易，对它倍加珍惜。装修的那些天，他一步不移地守在那儿，痛惜地看着工人肆无忌惮地用坚硬工具凿墙钻洞，他觉得那仿佛是钻凿在自己身体上，有着激烈的疼痛感。装修好了搬进去，更是百般呵护房子，几乎每天都用抹布擦拭地板和墙上的瓷砖。似乎只有这样做，他对不起女儿的心情才有所缓解。可是，对我姥娘来说，却是磨难，她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到她最后离去。

现在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我想说的是，父母终归是不会和子女计较的，哪怕子女再怎么不孝。他们对我有成见，而且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成见，但是随着小生命的降生，这种成见像一堵墙慢慢坍塌下来。他们是那么喜欢呱呱坠地的小孙子。他们习惯这样思维了：看在孙子的份上，怎么怎么怎么。

看在孙子的份上，他们愿意分担我的困难。他们答应帮我带孩子，他们甚至让我姥娘去他们那儿住。我们形成了未成文的协议：一年中在我这儿住一阵子，到他们那儿住一阵子。他们的这种转变，对他们而言非常不容易。

我曾经咬牙切齿，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我来照顾姥娘，不用你们管。但是最后还是推给了他们。我印证了我父亲曾经的一句预言，他认为我总有一天会“自己屙屎自己吃”。现在我终于在吃自己屙出的屎了。问题是，我憎恨自己，厌恶自己，却又心安理得地一天天和自己相处下去。当我将我姥娘送到他们那儿时，我还虚伪地对自己说，不要管那么多了，只要对姥娘有好处就行。我还虚伪地给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什么忙啦，又要上班又要写作啦，什么经常要出去应酬啦，什么现在又添了个孩子，更无暇他顾啦。我堆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后，就顺水推舟地把我姥娘推出去了。

现在，当我回顾那段生活时，我的心里有无限的痛感。我永远记得，我动身去东北和四川接我姥娘之前，我对自己许诺，接我姥娘回来后，我一定要好好待她，要花很多时间陪她，和她拉呱，聊家常，扯扯道听途说来的新闻，或者什么也不说，就陪她坐在那儿，分担着她的寂寞。可是我并没有信守诺言。从某种程度而言，我是一个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我欺骗了我姥娘，也欺骗了我自己。

我记得，住在新建南楼的那段日子，我一有空就躲到外面去看书了，我怕待在家里被我姥娘打扰。有时，我也腾出些工夫，虚情假意地和我姥娘进行短暂的聊天。我知道我在敷衍自己曾经的承诺。可是，即便是短暂的聊天，我也是心不在焉。我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心里非常急躁。我是怕我的宝贵时间被我姥娘浪费了。那时，浅薄的我自认为在从事伟大的文学事业，这是我人生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垒起来的。它在我心里有无比重要的位置，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都无法替代。所以，我坚决不让我的宝贵时间被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剥夺。有时，因为某种原因我的宝贵时间不得不被他们“剥夺”，我就会觉得空虚，我会痛悔不迭，我会像一个丢失了宝贝的人那样郁郁寡欢。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冷酷，不近人情的人。

住在新建南楼的时候，有许多休息天，我本来可以用来陪伴我姥娘，一起看看电视，或者去菜市场多买些菜回来让她择。她是多么喜欢择菜。她也许认为只要还能择菜，就说明自己没有衰朽，说明自己还在生活着，更准确地说，她认为自己在自食其力。我等她择好了，就放到水池里洗净。煤气灶点燃了，油锅急切地期待着，将菜倒进去的一瞬间，发出一声爆响。是的，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被引爆的。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了活声生香的日常生活，那么，还有什么？

那样的时刻是美妙的：锅里在有声有色地煮着什么，香气弥漫整个屋子，电视开着，在演一个乱糟糟的电视剧。我姥娘一会儿到房间里看会儿电视，一会儿又到厨房来看看菜有没烧好。她忙着拿筷子拿碗，摆到饭桌上。也许是不经意的，也许是故意的，碗碟相碰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是的，她是多么喜欢这种有声响、流动和烟气氤氲的生活啊。可是，我又给了她多少这样的生活呢？

在那些寒意瑟瑟的午后，我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躲到外面去看书。我之所以用“躲”，就是怕她缠着我说话。在我拉开门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复制了1979年秋天的那个下午。那天下午，她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掘港看我，她多么希望我带她在掘港逛逛，看看那些在长沙镇永远看不到的街景儿，而我却无情地撂下她，跑到烈士陵园里看书。现在我去看书的地方也是烈士陵园。它与1979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永远是落叶飘零，肃穆寂静，仿佛时间在这里是永远凝固着的，就像那座耸入云天几十年的纪念碑。我整半天整半天的待在里面，我捧着书卷，在陵墓间踱来踱去。我在那里读完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所有作家的作品。我读了《琴声如泣》，读了一部名叫《巴黎，你烧了吗》的纪实作品。傍晚，当我自以为很充实地回到家里，看到我姥娘一个人孤寂地和衣躺在床上，脸上是落寞空洞的表情，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内疚，一点也没有滋生出恻隐之心。

以前，我经常对自己发出这样的质询：文学这个事业究竟有什么用？现在我知道了，与骨肉亲情相比，它并没有什么用。没用才是文学的真相。一个人去从事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有用，而是他干不了别的事，只好退而求其次地从事文学，借助文学这个看上去很伟大的招牌聊以自慰。是不是所有从事文学的人，都是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庸俗市侩的功利主义者呢？我经常想，我的悲剧在于我爱上了所谓的“文学”。我少年时代开始阅读《林海雪原》，《红岩》，《欧阳海之歌》，《拂晓记》，《儿女风尘记》，《红旗插上大门岛》，《战斗的青春》和《金光大道》时，也许我就不知不觉间爱上所谓的“文学”。当我在浅绿色的方格稿纸上写下第一个文字的时候，我就悬浮在文学虚无的天空中了。现在，我多么渴望回到没有所谓的“文学”的时光里去啊。谁能将我带回到那个时光里去呢？我知道，我永远回不到那个时光里去了。当我捧起第一本文学书籍时，我就离开了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就像一个天涯孤旅永远离开了故乡的人那样，此后他的故乡对他来说仅仅只是村口的炊烟和牛羊在他梦中的投影而已。我想象没有文学的时光是无比幸福的，在那个时光里，我不病态，不纤细，也不敏感，对外界的人和事的反应是麻木和迟钝的，我像周围的人那样快乐地过着庸常的生活。我对时间不再恐惧，我和所有的人相亲相爱，我忠实信守我对自己的承诺，好好对待我姥娘，让她发自内心地觉得她最后投靠我是值得的。

可是我永远回不去了。我注定要虚伪地自命不凡地患得患失地活着了，我注定要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永远自己屙屎自己吃地活着了。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伤害了所有的人，我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是大街上的一摊垃圾，或漂流在河里的一个腐烂菜叶。

现在，当我怀念我姥娘时，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就是我把她接回来后并没有善待她。仿佛我的责任就是把她接回来，一旦接了回来，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然后就心安理得地把她丢弃在寂寞里。不仅如此，我还对她不耐烦，时不时对她使性子发脾气。这其中的原因，是不是除了我在她面前扮演着“恩人”的角色，还有我觉得自己委屈呢？我潜意识里会不会这样想：你有四个儿女，最后却是隔着一代的我揽过来了，真是不公平啊。我对她发脾气，是不是就是对这个不公平的控诉呢？

一个艰难过完一生的人，如果能够完美地死，那该多好？一个人一生过得幸福不幸福，真的是要盖棺而定，也就是说，要定义一个人一生幸福不幸福，应该取决于他最后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死。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努力，也许都是为了最后有一个完美的死。但是很多人都难如愿，不是这儿出了问题，就是那儿出了差错，所以完美的死是要靠运气的。这是因为完美的死是一张神秘的底牌，它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在人们与人生赌博赌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亮出来。它永远不会早一点呈现出来，不会让你有时间决定自己是不是参与到与人生赌博这场游戏中来。

什么是完美的死？也许，听不到死亡向你走来的脚步声就溘然而逝的死就是完美的死。在死亡还未降临的时候，亲人们就簇拥在你身旁了。有些身处远方的亲人还未抵达你身边，但他们正日夜兼程赶回来，你冥冥之中能听到他们的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其实，那是死亡的脚步声，可是，你误以为是亲人向你赶来的脚步声了。你对自己说，我要等脚步声消失才死，因为脚步声消失就意味着亲人到达了你的身边，而实际情况是，一旦脚步声消失，你就在死亡中了。你糊里糊涂地迎接了死亡。也许，完美的死就是糊里糊涂的死。

亲人们簇拥在你身旁，在你看来那是一种拱卫，你全身舒展地被拱卫着，仿佛这种拱卫能阻挡死亡的入侵。也许，完美的死就是被簇拥的死。他们弄出了很多声响——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有说有笑地和你谈家常，屋子里传来拖桌子的声音，动静很大，好像整座房子被拖走了。什么东西打碎了。谁家的狗在咬。一个孩子被吓得嗷嗷哭。院子外面响起一声唢呐，随即笙箫共奏，鼓乐齐鸣。不是哀乐，是欢快热闹的民间小调——这些声音彻底湮没了渐行渐近的死亡脚步声。它的意义就在于你能承受突如其来的死亡，当你来不及害怕，当你来不及思考死亡将会把你带到何方，当你来不及对人世眷恋，你就被死亡攫走了。

现在再来说说我姥娘。虽然是两头住，但她在我父母那边住的时间要远比住我这儿的时间长。他们的三居室，两个大房间向阳，一个七八平米的小房间背阴，我姥娘就住在背阴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刚好放一张小床，摆一个床头柜。吃饭的时候，她就被叫出来吃饭。吃好了，再进去。我姥娘一生中住过各种各样的房子，就数这个小房间是最好的房间，她应该感到满足了。可是她哪里会满足，她还指望有人跟她掰掰瞎话。“掰掰瞎话”是大庄的方言，意即聊天，说话。还真是有人跟她“掰瞎话”。这个人就是我幼小的儿子，远远。

远远早晨被送过去，晚上再接回家，所以整个白天他都待在奶奶家里。他被放在一个六角竹质栏车里，那是他来到人世后最先获得的世界。他饿了的时候，就被抱出来喂东西，喂饱了再放进去。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是扶着栏杆瞪眼观察周围的世界，就是撅着屁股俯身捡脚下的碎屑，然后扔出栏车。他看着那些碎屑从他手掌里飘出去。如果那些碎屑又飞回来，落到他脚下，他又撅屁股俯身捡拾，再次扔出去。碎屑太轻盈了，总是被流动的空气吹回到栏车。于是，远远便一次次不厌其烦俯身捡拾着。每当我看到他乐此不疲的样子，便在心里感叹，他那么小就成了一个西西弗斯。

每天上午，远远的爷爷奶奶都要买菜做饭忙家务，看远远的任务就落在我姥娘头上了。这个营生是她最愿意干的。她坐在六角栏车旁边，无比疼爱地注视着这个比她小八十多岁的孩子。她漫无边际地和孩子说着话。你是远远？你喜不喜欢你太太？你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是不是也像你爸爸扛笔杆子啊？你想不想尿尿？你想尿尿就告诉太太，太太老了，把不动你尿尿了，俺叫你奶奶把你。远远也啊啊地回应着。他还不会说话，可是他会聊天，他用无数个“啊”和太太聊天。他会向太太伸出小手，太太便将脸凑过去，让孩子抚摸她粗糙多皱的脸。她亲着孩子的小手，眼泪就掉在孩子手背上了。她看着孩子那么辛苦，就帮孩子捡那些碎屑。你快歇着吧，太太给你捡。但她的越俎代庖遭到了孩子的反对，孩子挥舞着小手抗议着，非要太太把碎屑再扔进栏车里不可。他那么小，就有了自己的意志。

午饭后，我姥娘多么希望远远能和她一起午睡。她要给孩子唱那首老掉了牙的民谣：拉锯拉槐，槐树倒了，木匠跑了，小孩好了。孩子实在是困了，一遍还没唱完，孩子就耷拉眼皮睡着了。她也瞌睡了，先是轻轻拍打着孩子，然后就搂着孩子沉到梦乡里了。即使两个人枕着同一个枕头，即使她紧紧搂着他，可是两个人的梦从未飘到一起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着一道多深的时间沟壑啊。是的，哪怕有一次这样的午睡也好。可是我母亲从不把孩子抱到他太太床上去，更不会让孩子与太太一起午睡。她嫌孩子的太太身上有股老人味，这味道会脏了孩子。

在寂静漫长的午后，孩子就睡在奶奶床上。小房间与客厅隔着一扇玻璃窗，从玻璃窗里能看到孩子奶奶的卧室，六角栏车就摆在卧室的地板上，此刻它空着。我姥娘像一尊塑像正襟危坐在那扇玻璃窗里，眼睛紧盯着六角栏车。她在等待孩子被抱进里面去，这样她就能过去和孩子掰瞎话了。为了讨孩子的欢心，她甚至准备了一把碎屑，到时候撒到栏车里让孩子捡。可是孩子的睡眠也是漫长的，往往要天黑了才会醒过来，这时候他就不进栏车了，他将被他父亲或母亲接回家。是的，每天下午的等待都是落空的，但是即便这个等待像六角栏车那样是空的，她还是要等待。除了等待，她还能干什么呢？午后，她也就是打个盹，然后就爬起来坐在床上，透过玻璃窗看着静立在地板上的六角栏车。她的世界已经变得像六角栏车那样狭小了。她的世界狭小得只能容纳一个刚来到人世的幼小的孩子了。如果哪一天六角栏车消失了，她该怎么办？

下午真是寂静啊，孩子的爷爷丢下饭碗就出去打牌了。他在宾东新村有几个要好的牌友，他们年龄相仿，也都经历过磨难，那种磨难使他们对自己的人格彻底失望，而对人格的失望又使他们在岁月面前一步步退缩，最后就退缩到牌桌上去了。

我姥娘是希望孩子的爷爷出去打牌的，她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只要他在，整个家里就会有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而他一旦跨出门去，家里顷刻就松弛下来。

午后，孩子的奶奶和孩子一起午睡。她的睡眠永远是浅的，发生在福建永安触目惊心的往事像石头那样裸露在睡眠的河道里，她的飘忽的梦总是在那些石头上跳跃着，永远也跳不出那条河道。宾东新村是喧闹的，兜售各种吃食的小贩和废品收购者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甬道上会时不时响起摩托的发动声。某扇窗户里飘出钢琴的练习声，试图一次次将下午推向高潮。这些喧闹的声音都不能影响她，她在这些喧闹的声音里感到熨帖。相反，她不能忍受的是寂静。寂静是另一种形式的喧闹。寂静使她能清晰听到往事在她心头的回声。而房子里的下午是多么寂静。房子里的下午简直是一汪静水，窗帘的飘拂，钟摆的晃动，冰箱嗤嗤的电流，在明暗之间摆荡的光线，这些会吹得这汪静水起一层层的涟漪，而涟漪也是无声无息的。她在寂静中惊恐地坐起来。她将被孩子蹬掉的小被子重新盖好，顺手拿起一本杂志或报纸，于是，整个下午她就躲藏在那些喧闹的文字里面了。

只有我姥娘坐在她的小床上无望地等待着。她不能躲藏到牌桌上去，也不能隐匿于文字里去，她只能遁迹到六角栏车里去。可是下午的六角栏车永远是空的。因此，她只有等待天色暗下来，好让自己躲藏到黑夜里去。在黑夜里，她又等待着白天，等待着上午的到来。她想躲藏的地方其实是上午的六角栏车，只有上午的六角栏车里才会有孩子。她最终躲藏的地方还是黑夜。那是属于她的黑夜。

然而，不久后六角栏车就彻底空了，六角栏车里的孩子进入了另一个生活空间——被送到私人托儿所去了。

托儿所就在汽车站对过的巷子里，六角栏车的孩子和一堆哭闹的孩子共居一室。我是多么喜欢去接他时看到的那一眼：他警觉地站在孩子堆里，但是却和任何一个孩子都保持着距离，他那么小就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这也是我疼爱他的一个原因。然后，我抱着他走出来。我抱着他站在汽车站的出口。那年，我姥娘和我舅舅、小光乘坐的长途汽车就是从这个出口出来，驶向东北的。我的孩子迟早也要从这儿驶向远方。养育一个孩子，最后就是为了让他驶向远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姥娘还能等待什么呢？她在等待山东姜客的到来。有一天上午，宾东新村来了个古铜色脸膛的山东姜客。山东姜客推着一车黄澄澄的生姜，边走边吆喊，卖——生——姜——喽！那时，我姥娘正衰颓地坐在她的小床上，她每天待在那个小房间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谁说她不是一个囚徒呢？她听到吆喝就赶紧摸索着下床，趴到后窗往楼下看。她还是改不了那种喜欢动静，喜欢热闹的习惯。她看到戴着草帽，赤脚登着解放鞋的山东姜客，推着一车生姜走过来了。走到楼下的甬道上，山东姜客又敞开嗓子，用字正腔圆的山东腔吆喊起来，卖——生——姜——喽！一声吆喊，把我姥娘的眼泪吆喊出来了。她没料到一个山东老乡会天荒地老般的出现在眼前，大兄弟，你是不是从大庄来的？她差点推开窗户，这样问问山东姜客。也许，她还想这样问问：大兄弟，你能不能把俺捎回去？俺想家了，俺得回去。

山东姜客很快就推着生姜，从甬道上走过去了。宾东新村有很多甬道，它们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圆，所以，推着生姜的山东小贩很快又过来了。卖——生——姜——喽！几个人围上来了，挑着拣着生姜，与山东姜客讨价还价。山东姜客很爽气，小本生意做得熟门熟路，他大大咧咧称着秤，秤尾都翘到天上去了，还掰一块添上。我姥娘心里赞了一声，真是俺山东人，不小肚鸡肠。山东姜客又推着车走了，不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上午，我姥娘就趴在后窗上，看着山东姜客走过去，又走过来。她已经苍老衰弱得不能下楼了，她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山东老乡来来去去。山东姜客是不是让她有什么盼头？倒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温暖，透心彻骨的温暖。

有一天上午，她没听到山东姜客的吆喊。她趴在窗户上，四下里寻找山东姜客的影子。甬道上一拨一拨的小贩过去了，有收废铜烂铁，收旧书旧报的，有卖豆腐汤圆酒酿的，还有弹棉花的，就是没有推着大车吆喝生姜的山东姜客。那天上午她心里空得慌，她六神无主，在她的小屋里挪来移去，辗转起伏。她不知道山东姜客发生了什么。她不敢想这个问题：要是山东姜客不来了怎么办？

她后来告诉我，有天夜里，她梦到了山东姜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做梦都是梦见故去的人，爹呀，娘呀，公公呀，婆婆呀，大娘呀，婶子呀，叔叔呀。她和故去的亲人一起做营生，一起吃饭，一起在炕上睡觉。他们经常对她说，你快回家吧，俺们都等着你回家。可是现在她梦到了山东姜客。在梦中，她下楼去买生姜，她腿脚变得利索，一溜烟就从三楼下去了。她走到山东姜客跟前，对山东姜客说，给俺称几块生姜。那时，山东姜客正忙着招呼别的顾客。不知哪来那么多买生姜的人，人们手里举着钱，潮水似的从各个方向挤涌过来。快给俺称几块生姜，她再次对山东姜客说。她很慌乱，害怕没买上姜就被那些来势汹汹的人挤出去。山东姜客根本不理她，她急得一下抓住山东姜客手里的秤杆子。山东姜客回过头来看她，她大吃一惊，草帽底下的山东姜客原来是我姥爷。我姥爷看到她也是惊恐万状，喘着气说，俺满世界找你，俺总算找到你了，快跟俺回大庄吧。我姥爷扔下一车生姜，背起她就跑。我姥娘趴在我姥爷背上，朝四下里看。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宾东新村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大庄。俺们不是在大庄吗，快放俺下来，她对我姥爷说。我姥爷还是背着她跑。快放俺下来，她又一次央求我姥爷。终于，我姥爷把她从背上放下来了。脚一触地的一刹那，她就醒过来了。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过这个梦。她说这个梦的时候，感到很后怕。要是你姥爷不放俺下来，俺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她这样对我说。所以，这个梦让她欣慰。

死亡就是一次不再醒来的恬静睡眠。比起她后来饱经痛苦的死亡，我倒宁愿我姥爷不放她下来。

山东姜客再也没有出现，我姥娘以对梦境的遐想替代了对山东姜客的等待。或者说她不再等待山东姜客的到来了，她甚至惧怕山东姜客的到来。山东姜客让她有种不祥之感。

现在，她在等待什么呢？她在等待后窗对面楼房上一个老太太的出现。

那是个和她一样苍老羸弱的老太太，她和我姥娘一样特别怕冷，已经是初夏时节了，她还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黑色的线帽。每天上午九点，她被搀到阳台上晒太阳。她坐在一张藤椅上。她虽然怕冷，但也怕热烈的阳光。她瑟缩着，往身体的最里面缩。她缩成了一团。那也是三楼，两幢楼相距很近，似乎我姥娘从后窗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她。阳台上的老太太让我姥娘有了某种依傍感，她不再孤独了，她有了死亡的伙伴。

我姥娘每天早上就等着老太太出来。她盘着腿坐在小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的阳台。阳台上搁着几盆花草，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蓊郁花草上的露珠闪烁着银子般的光芒。一个穿着家居衣裳的女人出来了，她冲着太阳伸了伸懒腰，这时候她听到了鸟雀的啁啾声。她脸上是欢喜的神色。她拿起喷壶，依次给那几盆花草喷水。这是早饭前的事。

吃了早饭，女人又出来了，她把黄色塑料衣盆放在阳台的水泥扶手上，一件件拿出刚洗好的衣服来，晾到阳台前面的不锈钢衣架上去。她的身量，模样真像东工场的那个小媳妇。恍惚间，我姥娘还真以为是东工场的那个小媳妇。

女人又进去了。她把佼好纤秀的背影留给了我姥娘。因为有了不停跳动的阳光，在风中飘拂的衣衫，吸足了水的花草伸展开叶片，使得阳台陡然变得生动起来了。

现在，老太太被女人搀出来了。老太太就像一捆松散的枯草，倒伏在女人身上。看到老太太出来，我姥娘也从床上下来了，拿起倚在床头的拐杖，拄着，走到后窗跟前。脸就贴在窗玻璃上，看着阳台上的老太太。俺是叫你妹妹呢，还是叫你姐姐？她心里也许会这样说。她也许还会这样说：你是住在你儿子家里，还是像俺住在闺女家呢？可是，阳台上的老太从来不看她一眼，有时，明明眼光冲着我姥娘过来了，可是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过，我姥娘并不懊丧，她只要能看到她就行了。她只要能看到她，心里就有踏实的感觉。俺们就做个伴吧，不管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然而，这个伴并没有做多久。有一天上午，该是老太太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老太太却没有出来。那个女人也一直没有露面。正在焦急等待的姥娘，像受了重物的一击，一下子倾倒在床上。她年轻时有心口窝痛的毛病，那是在土改复查时落下的，一犯病就难受得在炕上打滚。这个毛病好多年都没犯了，可是现在又犯了。她用拐杖的把手顶着心口窝，那根拐杖也哆嗦起来，怎么也拿不住。

老太太没到阳台上来，可能是病了吧，等病好了，就会到阳台上来的。但我姥娘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老太已经——殁了。

随后的几天，我姥娘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当那个小媳妇模样的女人再次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她胳膊上已经箍上了黑色孝套。她已经好几天没给花草浇水了，那些花草没精打采，奄奄一息，有的都已经枯萎了。

以前，犯了心口痛，只要喝上一碗放上红糖的开水，就能好起来。现在不行了，我姥娘喝了一碗又一碗，还是疼得难受。俺不中了，她几乎要哭了。恐惧使她面如青灰。快送俺去医院，她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我和母亲商量，送她到县人民医院住院。

县人民医院是掘港最好的医院，因为是最好的医院，每天都人满为患，走廊上，楼梯上，甚至厕所门口都坐满了病人。病房根本住不进去，我打听到老干部病房有空着的床位，但收费是普通病床的几倍。我毫不犹豫将我姥娘送进老干部病房。偌大的一个独间，床也宽大，屋里还有卫生间，这让我非常欣慰。

安顿好我姥娘，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回家拿东西。我父亲听说我姥娘住进了老干部病房，当即暴跳如雷。他吼了一声，她还住老干部病房？！他没说出来的话也许是：她又不是老干部，住什么老干部病房？老干部病房是随便住的吗？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住条件好一点的病房，而费用又不要他出，我父亲为什么要暴跳如雷呢？到底是谁激怒了他呢？是“老干部”这个字眼激怒了他吗？假如当年在福建永安不发生那件事，我父亲理所当然就是老干部了，他会享受离休待遇，享受老干部该享受的一切，比如免费旅游，医疗费全报，由公家给他订阅一大堆书报。他本来是有锦绣前程的，可是命运的木棒一下将他打入了生活最底谷。因为那件事，他被“双开”，又经受了牢狱之灾，有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疼痛？他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再无痊愈的可能。他一直生活在万劫不复的痛苦之中。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动辄满腹牢骚，骂骂咧咧。他几乎每天都在脑子里将“假如……那么……”这个句式搬来搬去。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怎样怎样。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怎样怎样。现实是多么强大，它残酷地压榨你，迫使你逃离它。迫使你坚决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假如”。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假如”的，假如真的没有“假如”，那还怎么活？假如真的没有“假如”，那就活在对“假如”的向往之中吧——也许生活的真实姿势就是蹲在“假如”中向远方眺望。

我父亲迷恋纸牌，坚持早晨跑步。可是陪他打牌和跑步的，都是落魄者，是为生计发愁的小市民，是衣衫不整的引车买浆者之流。这时他会想起“老干部”这个散发着神圣光芒的字眼。老干部当然也打牌和跑步，但老干部是不屑与他们这种人打牌和跑步的。老干部有老干部的社交圈子，而这个圈子被一道铁栅栏封住了，他们永远进不去。当老干部生病了，也有他们治病的地方，那就是老干部病房。老干部病房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地方，我这个从十七八岁就参加革命的人都住不了，怎么轮到你一个目不识丁的卑贱老太去住呢？

我陪我姥娘住院。深夜，她输了液后睡着了。我走出来，在飘荡着福尔马林气味的医院甬道上走来走去。急救室那儿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嚎，那种尖锐的哭声就像刀子扎在你心里。我跑过去。一个遭遇了车祸的小伙子正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他的一条腿齐膝盖那儿断了，白森森的骨头被路灯照得惨白。

我在病区踱步。走到每个病房门口，我都要驻足，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探望。几乎每个病人都在病床上呻吟，扭动。他们不甘心滑向死亡，又对回到生命之岸束手无策。

俺不想死。这是住院那几天，我姥娘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所有的人都害怕死。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死会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乐趣，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会最终将他们带向何方。所有的人都不想死，可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这是生活展现给人类的法则。

1996年，我姥娘九十岁。那年初夏，我大姨和小姨从各自所在的城市出发，来看望我姥娘。让我奇怪的是，我姥娘并没有什么喜悦，她只是淡淡地对她们说，来了？

她知道她们的到来只是一种仪式，是对死亡告别的仪式。

我大姨给母亲买了件新衣裳，是那种嵌着花朵的紫红色衣裳，洋溢着喜庆的气息。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年纪一大把的老太太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很是精神。可是我骨瘦如柴的姥娘穿在身上松垮垮的，让人有怪异之感。她似乎和她的身体分离了，她已经不能安详地和自己的身体待在一起。

我对我大姨和我小姨一直感到很亲切，那种亲切感似乎是来自于生理上的。相反，我对我父亲那头的亲戚却很疏远，仿佛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这跟小时候的经验有关。小时候，我家是寂寞的，周围邻居隔三岔五就有亲戚上门，那种乒乒乓乓的热闹更衬出我家的门庭冷落。父亲那头的亲戚很少光顾，母亲这头的亲戚又相距遥远，他（她）们只存在于书信和夹在书信寄来的照片上。好不容易把他（她）们盼来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望眼欲穿），家里顷刻就有了过节的气氛。我们这些孩子每顿都有好菜吃，当着亲戚的面，父母也不打骂我了。更重要的是，我迷恋那种过节的气氛，隆重，喜悦，温暖。我扳着指头数日子，计算着他（她）们还能在这儿待几天。每当一天无情地过去，我心里就会痛惜无比。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停滞，那该多好啊。终于，分别的日子到来了，当他们一步三回头地挎着行李，到东街头等掘港过来的班车时，我一下子有了天昏地暗的感觉，因为他（她）们的离去意味着美好生活的戛然而止。虽然他（她）们走了，但那种过年的气氛并没有消散，它一直滞留在我的心头上。当很久很久以后，他（她）们又一次到来的时候，它又在我心头飘扬开来了。这次也不例外，我还是怀着小时候那种兴奋的心情，陪我大姨和小姨聊天，逛街，请她们吃饭。我还是扳着手指头，怅惘地数着她们归家的日子。

我最关心的是，她们什么时候再来。其实，我是想这样说，姥娘去世的时候，你们还来吗？我以为我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她们不约而同地说，可能来不了，原因是旅途太远，还有个原因，家里有事，走不开。所谓的家里有事，是她们的儿媳都怀孕了，到时候生了孩子，有一大摊子事需要她们忙。她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难道一个出世的孩子比一个去世的老人更重要，更有价值吗？她们是不是认为，前者才是生命，而后者却成了“物”呢？相比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腐朽的“物”当然可以弃之不顾。

事情似乎向她们安排的方向发展，一年后，她们的孙子降生了，与此同时，我姥娘处在了弥留时刻。她们果然没来，一头是孙子，一头是母亲，她们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我说过，几个孩子中我姥娘最喜欢我小姨，在我姥娘躺在护理院的病床上，经受灵魂脱离身体的难忍苦痛时，一遍遍呼唤着我小姨的名字。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我小姨能乘飞机赶来啊。如果乘飞机，她可以朝发夕至。她的到来也许并不能减轻母亲的病痛，但却能使她尽可能安详地走在去天堂的路上。可是我小姨终于没有来，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孩子的母亲要上班，所以她要在家侍候孩子，须臾不能离开。我一边听她这样说，一边流着眼泪。我怎么也想不通，当一个母亲就要痛苦万分地告别留存了她所有喜怒哀乐的人世时，做儿女的怎么就不能放下手里的一切，星夜兼程赶来相送，见上最后一面呢？

又过了一年，我姥娘辞世的周年，我大姨和小姨约我母亲，一起去大庄上坟。那时，她们的孙子也还很小，也离不开她们侍候，可是她们却能走出家门，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庄。她们给母亲的坟焚香烧纸，她们走在大庄的村头街口，她们成了有孝道的人。说到底，人还是要名声的。

2010年，我母亲八十岁。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大姨和小姨分别从自贡和通化赶来与我母亲相聚。从1996年算起，我已经十四年没看到她们了，可是我心里再也没有了过年的感觉，滞留在我心头的那种过年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请她们吃了一次饭以外，我再也没有去我母亲家看望过她们。我一直无法原谅她们没送我姥娘上路。我知道，我与她们在一起是尴尬的，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也怕回忆。而更无法聊什么将来。这个时候，我对语言是多么害怕啊。很多时候，是语言将我们置于狭路相逢的境地。

她们走的时候我也没去车站送，只是请朋友用车将她们和她们的行李送到车站。是的，我无法原谅她们在我姥娘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她们表现出的无情无义和人性的泯灭。我不能说服自己忽略她们对临终母亲的冷漠和不孝。后来我想，我的无法原谅是不是与我理想的毁灭有关呢？因为我一直希望我姥娘能在所有亲人们的簇拥中死去。

小宇也陪同她母亲来了，给我带来了自贡茶叶。以前我一直以为茶叶是江南的好，可是品了自贡的茶，觉得自贡的茶并不比江南的逊色。我对小宇也有无法言说的亲切感，那天我一见到她，就许诺好好陪她玩玩，带她去她的出生地长沙镇看看。带她去看看她的何姓保姆，我还记得我多年前的那一幕：她被一捆绳子拴在桌子脚上，而保姆却荷锄下田。

她跟我聊对长沙镇的回忆，聊小时候在小镇上四处走动的感受，可是她却一点都不提姥娘。我内心一直这样以为：长沙镇与我姥娘是密不可分的，长沙镇是我姥娘将近三十年的生活背景，也是她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场景，如果剔去我姥娘，长沙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将话题扯到我姥娘身上。我奢望再次通过语言找到我姥娘。我和她谈起姥娘最后的日子，我埋怨她母亲没有在姥娘弥留之际赶来送姥娘最后一程。可是，小宇显得很不耐烦，她说，过去多少年的事了，你还提它干吗？她为她母亲辩护，说当时确实走不开，否则是会赶来的。

我沉默了。我突然觉得她不再是长沙镇时代的那个小宇了。她是我表妹，但我更觉得她是个快被生活重负压麻木了的陌生女人。

问题是不是出在我的身上呢？是啊，我为什么总是纠缠过去的事不放呢？我为什么不能宽宏大量，原谅人们的过错呢？况且，我认为的过错，在世俗面前，就一定是过错吗？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然而，我永远不会改变自己。这不是想不想改变的问题，是无法改变。所有的人都在随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跑，但是我却楔在原来的地方。我无法说服自己将脚步跨出去。

有一件事刺痛了我。1996年，我大姨和小姨来看我姥娘。有一次我姥娘和我小姨拉呱，说自己经常吃不饱。她说的吃不饱可能是指晚餐。我父母非常爱惜粮食，晚上做饭都严格计划好，不让一粒米剩下来。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却害苦了我姥娘，她本来就食量大，吃完一碗属于她的饭，就再无饭可盛，便怏怏作罢。

这本来是母亲和女儿私下里说的一句悄悄话，说过也就算了。可是我小姨却找了我母亲，以一种兴师问罪的口吻诘责我母亲。这使得我母亲当即颜面扫地，下不了台来。她有种强烈的被出卖和吃力不讨好的感觉，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怨怼。大姨和小姨回去后，有一天晚餐，我母亲将满满几碗米饭摆到我姥娘面前，强迫她吃下去。我姥娘对我母亲的举动感到突兀，她已经忘记了私下里和我小姨说的那句话。她对我母亲说，这么多饭俺咋吃得了？我母亲说，你吃得了也吃，吃不了也得吃，要不，你又要对人家说吃不饱了，好像我虐待你似的。

我姥娘说，这么多的饭，俺真的吃不下去。可是我母亲硬逼着她吃下去。这个时候，我姥娘就哭起来了。她是个倔脾气，这个脾气她到老也没改。她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将还没吃完的半碗饭一推，以一种凛然的神态站起来，回到她的小房间，回到她的小床上去了。

这也是她一贯的做法，每次生了气，或在某件事情上遭受了挫折，她都要回到她的床上去。她是软弱的，从来不是顽强地去与挫折争斗，而是一触即溃地逃避。她回到她的床上去，实际上是回到她自己的身体里去。她也许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待在一起，才是安全和安妥的。只有自己与自己的身体深切地厮守在一起，才能免遭伤害。可是，现在她还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吗？她的身体与其说是一具有血有肉的身体，不如说是一把僵硬的柴禾。她的身体已经成了一株毫无生气的朽木。

当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我沉默了。我没有责怪我母亲。我有什么资格责怪她？如果我责怪她，那么，前提就是我把我姥娘接回家，从此完全由我来照料，一直到她咽气的那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样做了，我已经顾不上我姥娘了。不错，我很忙碌，但忙碌有时也是最好的借口。我两次千里迢迢把我姥娘接回来，但是我并未像我对自己许诺的那样，对我姥娘善始善终。我蒙骗并辜负了她。我是一个伪善者，一个道德主义的骗子，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父亲很吝啬。他的吝啬在长沙镇一带是出了名的，我小时候就听不少人对我说，你家的钱都生了锈。据说，我父母当年从部队带回来几千元钱。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几千元可不是个小数字。他们将钱存在银行里，隔上很长一段日子，就取出一点，应付家用。我父亲不是商人，从不认为钱会生钱。他只是个教条主义者，总觉得钱用一个少一个。也许，所有人的吝啬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三个孩子，而微薄的工资花掉一个就会少掉一个，他只能选择节俭，将日常开支节俭到最低限度，所以他的吝啬并不让我羞愧。相比挥霍，吝啬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它是责任感的表现。在贫穷的年代，无数个家庭就是靠着吝啬生存了下来的。

但父亲晚年的吝啬却是病态的。晚年，他早就卸除了养家的责任，与下岗职工相比，他有不菲的退休金，家里也无多大的花销，可是他依然是吝啬的。吝啬与惜物是一对孪生兄弟。惜物也是一种优良品格，可是惜物要是也到了病态的地步，那就与残忍无异。比如，一个惜物到了病态程度的人，不小心碰坏了家具，在碰坏家具的过程中，这个人的手臂也受了伤。这个人痛惜的不是自己受了伤的皮肉，而是被损坏了的家具。

住在我姐姐的房子里，我父亲的脑海里经常会闪现我姐姐在新加坡酷烈似火的骄阳下奔波，几近休克的场景。因此，他对房子倍加珍惜，无比呵护，比如，绝不允许洁白的墙面有一点污秽。

我姥娘最犯愁的是去卫生间。从她的小房间去卫生间，要经过一个过道。她行走已日渐困难，除了一只手拄着拐杖，还需要另一只手扶着墙壁，于是洁白的墙面就留下了她黑乎乎的手印子。对此，我父亲痛心疾首。他赶紧拿抹布去擦，手印子只能被擦淡，却不能完全被擦掉。他骂骂咧咧地怪罪肇事者。他警告肇事者，下次不能再把墙面弄脏了。肇事者唯唯诺诺，服帖认罪，态度恭顺地表示要痛改前非。再次去卫生间时，她决心不扶墙壁，可是她的身体并不听她的，她已经使唤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当她走出小房间来到过道上时，那只手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又扶在了墙壁上。拿开！她命令那只手离开墙壁。那只手却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于是，墙上又留下一长溜新的污迹。这又招来我父亲的责怪。他对肇事者的态度更为严厉，而肇事者的态度也更为恭顺，又一次表示下不为例。她的表示是真诚的，可是谁说她的这种真诚不是欺骗呢？因为她根本做不到去卫生间不扶墙壁，而一旦扶了墙壁，就会在洁白的墙上留下污痕。后来，她对我父亲的指责麻木了。她不再表示什么下不为例了。她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忍受着我父亲的指责。

对此，我也沉默了，我没有责怪我父亲。我知道，他早就准备了一大堆话，等着我责怪他。

我还对我父亲指责我姥娘总是把大便弄在坐便器上沉默。我沉默地看着他大发雷霆，看着他对我姥娘凶悍的神态。我还对很多事情保持着沉默。比如，我父母对我姥娘的冷落。比如，他们从未对我姥娘有亲热的态度。比如，他们从不跟我姥娘进行交流。

我最大的沉默，是对我姥娘所处的两难境地：因为压抑，忧郁，愁闷，度日如年，她不想再活下去；因为留恋人世的美好，她又不想死。

有很多次，她央求我弄一瓶安眠药给她。可是我知道，我就是把一瓶安眠药放在她面前，她也不会吃下去的。

轮到住我家里，她就会很高兴，全身放松下来，尽管仍然是寂寞的。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她坐在客厅地板上找什么。她神情焦虑，绝望，仿佛大祸临头。因为光线黯淡，昏花的眼睛看不清楚，她的两只手就在地板上不停地划拉，希望划拉到要找的东西。我一下子想起住在新建南楼的时候，她坐在楼下的草丛里划拉着找眼镜的情景。

我问她找什么。她顾不上说，挪了个窝，又用两手划拉。我不明白，她在空空的地板上找什么。终于，她划拉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如获至宝地递给我。

原来是拧在窗户插销上的金属圆球，她去关窗户，不小心将金属圆球碰下来掉在地板上了。我从她手上接过毫无价值的金属圆球时，眼泪禁不住汹涌而下。

现在想来，这是1997年4月发生的事。1997年4月，我把我姥娘接到我家来住。我记得，她每天都要喝很多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口干舌燥。1997年，很多人家流行使用气压瓶，我家也有一只，瓶面是彩色花纹的。我每天上班前，把盛满开水的气压瓶放在她面前。她便守着气压瓶，开始了一天寂寞的生活。我中午回来，她早就把气压瓶里的水喝光了。快给俺倒点水，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

无可置疑，生命的枯竭，是从生命里水分的枯竭开始的。

除了守着气压瓶，她还守着远远的照片。我给远远拍了很多照片，有些拿到照相馆去放大，放得跟真人一样大。放大了的照片未来得及挂到墙上，就摆在我书房的地板上。有一天下午，我从港南小学采访回来，掏出钥匙开门时，忽然听到屋里我姥娘的说话声。我听到她一遍遍地说，你是远远？你是远远？

我打开门，看到我姥娘坐在我书房的一张折叠木椅上。她把那些拢在一起的大照片分开来，倚墙摆在不同的方向，所以，她实际上是坐在好几个远远中间。她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能看到她的重孙子远远。她并未察觉我回来，还在对照片说，你是远远？她对这张照片说，你是远远？又对那张照片说，你是远远？她看上去很快乐，心满意足。在寂寥空旷的午后，只有这个孩子陪伴她，而这个孩子只是照片上的孩子。我想，她一遍遍地说“你是远远”时，多么希望远远从照片里走出来。

她还想回到以前的生活里去，像以前那样，每天上午将我买回来的菜择好洗净，等我中午下班回来烧。可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重复的，她已经力不从心了，除了拿筷子，她已经没有力气拿别的了。

让我想想，1997年4月，还发生了别的什么。1997年4月，我姥娘特别想吃文蛤蛋汤。鸡蛋汤有两种简单做法，一是将水烧开，倒进打碎搅匀的鸡蛋，盖上锅闷片刻，盛出来，放进调味品。二是将打碎搅匀的鸡蛋拌上葱花，倒进油锅里煎，然后炒上几勺，再倒上水，盖上，烧开了再盛出来放调味品。我姥娘喜欢吃用第二种方法做的鸡蛋汤。如果鸡蛋汤里再放上文蛤，味道会鲜美无比。

你给俺做文蛤蛋汤吃。我打开冰箱，她看到里面冷藏室有很多鸡蛋，就对我说。

这就是与住在我母亲家的不同。住在我母亲家，她想吃什么，从来不说。而住我这儿，想吃什么，随口就说出来。

可是，那天我并没有给她做文蛤蛋汤，尽管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买了一台486电脑，我正忙着练习五笔打字。我对我姥娘说，明天再做吧。可是，到了明天，我却忘记了。我意识里可能是这样想的：以后再做吧，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菜。我并没有想到，她再也没有“以后”了。后来，一直到她咽气，再也没吃到做法极其简单的文蛤蛋汤。这件事也一直让我痛悔不已。

第三章　死亡

1997年4月底，央视电影频道在放一部战争大片《烈火金刚》。它是1991年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已经在电影频道反复播放了数次。那部长篇小说我在中学时代就读到了。和那个时代所有的长篇小说一样，因为辗转过太多人的手，封面早就没有了，甚至开头的几页也荡然无存，读这种光秃秃的，布满污迹的书，要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的书名。我记得，当时我对它是多么爱不释手啊。如果没有它，我的少年时代该会多么黯淡啊。我吃饭时看，夜里就着窗前的星光看。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天晚上，我姥娘已经躺下了。我告诉她有打仗的电影，她喜出望外，说，俺要看。完全是孩子气的语调。她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她的身子骨越来越软，人也越来越没精神，躺下了就不愿起来了。和以前我家的邻居陆善堂一样，她也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我家，她每天晚上都要看电视，可是那些“出来进去”的肥皂剧总让她犯困，看了一会儿就上床躺着了。她总是问我，有打仗的吗？恰巧那些日子没有战争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了“打仗的”，她当然就不想放过了。

我记得，电影是八点左右开演的，片长三个小时，一直看到十一点才结束。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和我姥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情景。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把灯也关了，四周万籁俱寂，客厅显得很空旷，房间里传出远远和他母亲轻微的鼾声。我姥娘坐在桌子后面的一把木椅上，即使是坐着，她腰板也挺得很直。她看得专注入神，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电视。看到鬼子出现，她就赶紧把头低下。她说，怪吓人。但是，很快又把头抬起来了，她不想放过那些热闹的打仗场面。途中，她几次说，俺脖子疼，俺想上炕躺着。她总是将“上床”说成“上炕”，来江苏几十年了也没改掉。我以为她脖子疼是看电视看的，也没往心里去。她呢，恋着打仗的电影，还是硬撑着看完了。

那天夜里，我一直听到她在哎哟哎哟地呻吟。我到她房间去看她。她抓住我的手，绝望地说，俺脖子疼。我觉得她有点大惊小怪，我记得我这样说，看电视看的，歇歇就好了。她说，你明天送俺到你妈家去。我说，你不刚来没几天吗，再住些日子送你过去。她说，俺在这儿住不下了，俺得去你妈家，明天送俺走。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时，发现我姥娘不见了，她的床空着，可是被子叠得很整齐。她一定是大清早就到我母亲家去了。我心里有点难受。我姥娘把被子叠得这么整齐，说明她是把自己当成了客人。她这样急着去我母亲那儿，意味着她还是将那儿看成是自己的家，而来我这儿是客居的。

我跑下楼。我的住处与母亲家仅相距百米，按理我姥娘应该早就到了，可是她却在半途中。她扶着水泥甬道边上一根水泥电线杆，佝偻着腰背喘息。晨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它们纠结在一起，最后又散乱地飘飞起来，似乎要带动她飞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姥娘存在于大地上的形象。

本来，我以为我姥娘的脖子疼是看电视看的，休息几天就会好。以前，她哪儿不舒服，只要在床上躺两天就好了，这次也应该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躺了几天，不但脖子没好，后背也疼起来了。很快，全身都疼起来了。脖子疼的时候，她还不是整天躺着，她会倚着床背坐一会儿。后背开始疼的时候，她也是每天挣扎着坐一会儿。她渴望能坐着，因为坐着还能抓住点什么，虽然她僵硬的双手什么都抓不住了。而躺着，肯定就什么也抓不住了。

现在想来，我以为我姥娘休息几天就会好，其实是对她的漠视和忽略。要知道，她已经九十二岁了。

那时，远远已经三岁了，他在新苗幼儿园上小班。每天去接他。他还是那样沉默，不卑不亢，神情凛然的模样，但是，他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就兴奋起来了。隔着老远，他的两臂就张开来了，做出要我抱的样子。我用自行车带着他（他坐在车杠上的小竹椅里），到黄海路榨一杯甘蔗汁。他一点都不贪，只喝一杯就满足了。然后，我带他回家。路上，我时不时用手拨拉一下他的头顶，他蓦然回头，与我相视，会心一笑。我多么喜欢他的那种笑啊，璀璨，明净，默契。

回到家，天色还早，我带着远远到东面农田转悠。自行车穿行在田埂小道上，所有的油菜都开花了，一大片浓郁的黄，就像是梵高用画笔涂抹上去的。这是春天的傍晚，农田弥漫着清香苦涩的气息，所有的生命都在蓬勃生长，而我姥娘却在疼痛中挣扎。不可否认，我带着远远去农田转悠，实际上是一种逃避。是的，那些日子我在逃避，我因为恐惧而逃避。我害怕听到我姥娘痛苦的叫喊，害怕看到她因为痛苦而抽搐颤栗的样子。当我对某件事情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往往选择逃避，仿佛因为我的逃避，那件事就不再存在似的。

我总是往好的地方想，我坚信不疑地认为，我姥娘会从疼痛中走出来。在此之前，她经历过无数病痛，最后都挣脱出来了。她虽然已经九十二岁了，但我觉得她还能再活几年。

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和远远回到母亲那儿。我走进我姥娘的小房间，以期待的语气问她，好了吧？

我姥娘愁眉苦脸地说，不中啊，俺还是疼，疼得俺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姥娘脖子上的疼已经传染到后背上了。在我一次次“好了吧”的询问中，后背上的疼痛又扩遍了整个全身。她终于彻底躺倒了。

疼啊，俺疼得受不了了。疼啊，俺疼得受不了了。开始，她还小声呻吟着，后来，她就忍不住叫喊起来。哎哟，哎哟。她就这样一声声叫喊着。从早到晚不停地叫喊。

在宁静的夜里，我姥娘的叫喊犹如分贝很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了我母亲的睡眠。我母亲在睡眠方面是很娇气的，一丁点动静就会造成她的失眠。我姥娘无休无止的叫喊让她无法忍受。我让她睡到我家，我去陪伴我姥娘。

夜晚是从我姥娘的一声声叫喊“疼”开始的。我看到我姥娘在她窄小的床上扭曲挣扎，我握住她瘦骨嶙峋的大手。除了握住她的手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可是我握住她的手，并不能制止她的叫喊。春末的夜晚已经有了夏天的气息，楼前楼后的住户都把窗户打开了，电视的声音清晰可闻。我听到很多邢质斌在播送着同一条新闻。然而，我姥娘的叫喊很快就把邢质斌压下去了，邢质斌只有在我姥娘叫喊的间隙出现。我听到了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渔舟唱晚》，它本来是那么欢快，而现在却被我姥娘的叫喊搅得忧伤万分。然后，黄金时间段的电视剧开始了。电视真是个好东西，它能制造出一个家庭的欢乐气氛，它让家庭成员放下手中哪怕是再迫切需要做的活计，亲密无间地围坐在它面前，让他们沉浸到屏幕上浮现的美好生活里。这个时候，谁会听到一个九十二岁老妪的疼痛叫喊呢？即使近在咫尺的我父亲也没听到，他一直坐在他紧闭屋门的房间里看电视。他一次也没有过来看一下我姥娘，哪怕是像我那样假模假样问一声“哪儿疼”也没有。后来，电视的声音像路灯那样次第熄灭了，家家户户开始进入甜蜜的梦乡，静谧的午夜正在来临。我央求着我姥娘，你别叫喊了，你也睡吧。我姥娘不听我的，她叫喊得更厉害了。俺疼，俺疼，毁了俺了。她的叫喊让我大汗淋漓，我听到一屋子木器家具的纤维也被她叫喊得格格开裂。我听到我父亲如雷的鼾声。我父亲是那种头一靠枕头就能呼呼大睡的人。我打开窗户，左邻右舍甜蜜的鼾声扑面而至，不知为什么，我将那些甜蜜的鼾声比成舒伯特的小夜曲。我在写我姥娘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外婆尖锐的疼痛使我汗水涟涟。我多么希望甜美的小夜曲能抚慰凄厉的叫喊，并且最终融化它，最终驮着它在接近黎明的夜空飞翔……

春末的午夜真宁静啊，风声，虫鸣，狗吠和夜行的车辆声都退到一边，成为遥远的背景，两个声音在这个背景上凸现出来：一个是我姥娘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一个是蔓延进来的甜美鼾声。它们就像两潭水，在一个屋子里流淌着，可是它们一碰到对方就缩回去了。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交织不到一起去，那么，我为什么奢望“甜美的小夜曲能抚慰凄厉的叫喊，并且最终融化它，最终驮着它在接近黎明的夜空飞翔”呢？

在五月，那整个月份里，我姥娘的疼痛一天天加剧着。疼痛使她彻夜难眠，死去活来。她嗓子已经嘶哑了，但她还在不停地叫喊。是的，整个五月都被我姥娘叫喊得疼痛起来了。

提到五月，我就会想起那首《五月的鲜花》。多年前的一个五月，我在读高一时，有一天黄昏我从长沙公社参加完“五四”青年联欢会回来，我嘴里哼唱着《五月的鲜花》。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和同学们在台上合唱了这首歌，现在，它还在我嘴里余音袅袅。我迈着少年轻狂的步子，行走在从长沙公社至长沙镇的砂子路上。沿途农田漾出的麦香让我深深迷醉，只有五月才会有这样的麦香，我那时就认为，麦香就是生命的气息，所以，生命应该是在五月里最鲜活的。我记得，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河边洗黄瓜，清水里的黄瓜多么像翡翠。黄昏，河流，江芦，翡翠，空气中麦子的芬芳，这就是五月啊。

可是这个五月永远死掉了。

现在我一想起五月，就想起我姥娘疼痛的叫喊。她整整叫喊了一个月，而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叫喊一个月。因为吃不下，睡不着，疼痛就成了我姥娘活着的全部。我们完全成了局外人，对她漠视，袖手旁观。这也是如今让我最疼痛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一点都没想到送我姥娘去医院诊疗呢？是因为她太老了，不值得送去，还是因为我们觉得疼痛是她的事，与我们毫不相干？

我母亲怀疑我姥娘罹患了癌症，她全身疼痛很可能是癌症引起的，可是我们压根儿没想到要送我姥娘去医院确诊。

疼痛既有身体方面的原因，比如肿瘤对周围组织、脏器的侵犯、压迫和对神经系统的浸润。也有非身体方面的原因，比如焦虑、孤独、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我姥娘其实就是死在这把双刃剑的绞杀之下的。

后来我在医学资料上看到，临终疼痛多与癌症有关，临终病人中癌症病人占极大的比例，所以临终病人的疼痛大多与癌症引起的疼痛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癌痛治疗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应用现有的和为数有限的镇痛药物就可以解除大多数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如果癌症晚期病人疼痛症状未得到有效缓解，其中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足够量的麻醉性镇痛药。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我姥娘就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但别说没有给她使用足够量的麻醉性镇痛药，我们甚至连一粒镇痛药都没有给她用过！就让她那么干耗着，眼睁睁看着她在疼痛的残酷折磨下一步步走向死亡。

如果我们当时能把我姥娘送到医院去，那么我姥娘的疼痛就会被遏止。医护人员可以视疼痛的程度使用各种镇痛药，比如口服或皮下注射吗啡、杜冷丁，也可以注射芬太尼缓解疼痛。而且，在家里也可以注射，我父母都是医生，完全可以做到。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想到帮助我姥娘减轻疼痛。我们对疼痛丝毫不尊重。也许我们当时这样想：疼痛是你的事情，我们只要自己不疼痛就行了。

灵魂无法安顿，也会造成一个人临终的痛苦，灵魂不想留存在肉体里，但是在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去处前，它只好待在肉体里，但这会让它不甘心，让它焦虑，所以它迁怒于肉体。一个人临终的过程，就是灵魂挣脱着离开肉体的过程，但我们只是期待着这个人赶快完成这个过程，期待这个人的灵魂赶快离开肉体。我们认为，完成这个过程完全是这个人一个人的事，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帮助这个人完成这个过程。

有一天下午，我和我母亲给我姥娘换床单。我想把我姥娘抱起来，以便让母亲换掉床单，可是我姥娘死活不离开她的床。不知她哪来那么大的劲道，她两只手死死抓住床帮，硬是不让我抱离床铺。我和我母亲只好把她卷在床单里，抬下床，放在床前的瓷砖地上。她恐慌得大喊大叫。我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恐慌，好像我们要把她抬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她蜷缩在床单里瑟瑟发抖，她头发散乱，形容枯槁，已经干瘦得没有了人形，完全是一具蒙着一层薄皮的骷髅——这就是我姥娘吗？这就是当年背着我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的姥娘吗？这就是在夏天的夜晚将我们几个在竹榻上睡着了的孩子搬冬瓜似的搬回屋里的姥娘吗？这就是在慵懒的午后，挎着菜篮子，挺着笔直的腰板，走在长沙镇街道上的姥娘吗？

俺疼，俺疼啊。十岁的那年，她这样凄厉地叫喊过，现在她九十二岁了，又一次这样凄厉叫喊。

其实，那时，我姥娘已经是一个临终的晚期病人了。但这个临终的晚期病人没有得到温暖的关怀。

在人的整个生命发展过程中，生命的两极——“出生”与“临终”这两个特殊阶段，都应该特别需要得到关怀与照顾。可是我们却顾此失彼。我们喜欢“出生”，因为“出生”象征希望，代表未来，所以我们对出生婴儿备加关怀与照顾。可是我们却恐惧“临终”，忌讳“临终”，因为“临终”是对生命的否定，“临终”充满了晦气，所以我们总是遗弃临终之人，对其唯恐避之不及。我们注重“优生”，却很少考虑“优死”。一个人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哭着离开这个世界——谁能否认这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什么时候，当一个人能够含笑离开人间，而不是“哭着离开世界”，什么时候我们能让所有的晚期病人都能有尊严地、无痛苦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们这个社会才是真正人道和温暖的，人类理性生活才算真正的觉醒。

在疼痛的间歇，我姥娘会昏睡。我更愿意将之看成是沉湎。当重病使病者发现来日无多，也许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沉湎于过去的时光，因为他眼前只剩一眼，捉摸不定，往日却历历在目。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他的回到过去，其实就是“返乡”，是“生命回顾”，是往生命的深度行走。我姥娘的沉湎就是让重病带她走向归返之途，回到故乡。她开始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熟悉的往昔。如果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熟悉的往昔，她将无法回归故里。可是，她找不到自己了。于是，她开始寻找与自己最亲密的人，通过他们来找回自己。我姥娘开始呼唤一个名字，晓。那是她最喜欢的三女儿，我小姨。

晓，晓，你快来吧。我姥娘时不时就这样呻唤着。

我们打电话给我小姨。她一口回绝了，她说她的小孙子出世了，她要在家照料孩子。她在电话里说，孩子长得很可爱，和她特别亲，须臾离不开她。我们又打电话给我大姨，她也是同样的理由，来不了。

这让我很伤心。人在临终的时候，更加需要亲情，回忆亲情，谈论亲情，寻找亲情，可是，没有亲人守在床边，一切都是空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重要？有什么比诀别母亲更重要？有什么比“陪伴人生最后阶段的旅程”更重要？有什么比在死神面前，与临终病人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同经历死亡的威胁，使他从愤怒、焦虑和抑郁中解脱出来更重要？在犹太传统中，亲人是不能离开病人床边的，更不能离开临终的亲人床边，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临终的亲人床边陪伴，让他在不安、恐惧和别离的痛苦中死去，那么这个人终生都会有强烈的罪恶感。如果我们不能陪伴在即将溘然长逝的亲人床边，我们会有罪恶感吗？我打我弟弟的电话。这时我很需要他在我身边，需要他减轻我内心的压力。我很喜欢他，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但是他在外地出差，根本回不来。

我姥娘的死亡注定是冷冷清清的。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舅舅，让他来侍候母亲。我母亲一方面是累了，另一方面她不想放过我舅舅。作为儿子，我舅舅是没有任何理由推脱的，尽管他那时因为中过风，行走不便。

我母亲知道我姥娘这次是挨不过去了，她问我姥娘想吃什么。我姥娘说，俺想吃饸饼。我母亲烙了一锅子饸饼，鸡蛋韭菜馅的。我母亲也很会烙饸饼，她也能将饸饼两面都烙得焦黄，又酥又香，韭菜汁都从饸饼的缝隙里溢出来了。可是我姥娘只吃了半只就吃不下去了。她哭着说，俺咋就吃不下呢。

我买回了很多虾公，刚从海里打上来的，一个个都还活蹦乱跳。我姥娘喜欢吃煮虾公，那种煮得通体红彤彤的虾公。可是，她现在一只也吃不下去了。

我去掘港汽车站接我舅舅和舅母。远远的就看到他们坐着黄包车过来了，那是在黄昏时分，天欲黑不黑，空气中突然就弥漫起雾气。我看到黄包车驮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干瘦老头，一个体态臃肿的老妇，他们并排坐在一起，脸上是木然的神情。雾气隔断了黄包车与地面的连接，仿佛正携带着他们飘浮在夜空中。

那天晚上，我舅舅和舅母是在我家住宿的。因为中过风，腿脚不利索，我舅舅在卫生间里洗脚，洗了很长时间才出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舅舅，他回东北不久后就病逝了。

与几年前比，我舅舅的变化很大。这个变化不仅表现在身体上，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上。看上去他已经很老了，已经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头了。有很多老者，虽然发如银丝，但却洁净，梳理得井井有条，自有一番气度在里面。而我舅舅的苍白的头发又脏又乱，虬结在一起。白发下是皮肤缩皱的脸，像是枯掉的丝瓜皮。他更沉默了，难得一笑，即使笑也是硬挤出来的，是为了迎合或自嘲。他神情呆滞委靡，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失望。他也愁苦绝望，屡次遭受生活的磨难，开始还抗争，但终因势单力薄而放弃，最后便一蹶不振。

几年前我去通化，没跟他打声招呼就把我姥娘接回来了，这不仅有悖常理，而且深深伤害了他。在他看来我一定是很能的，能得可以包办老人的一切，再也不用他管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老人躺在病床上了，他还是要跋山涉水，从东北赶过来。他怨恨我吗？

我舅舅和舅母的到来，意味着我父母亲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可是他们对我舅舅和舅母冷若冰霜，他们之间的芥蒂永远不可能消除。我父母亲不让我舅舅和舅母住在他们家里。要是我舅舅和舅母住在他们家里，那就意味着我姥娘最后就会死在他们家里，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房子是他们的女儿买的，要是我姥娘死在家里，这房子便会永远有晦气。我父亲摆出这个理由时，口气冰冷生硬，毫无商量余地。我舅舅和舅母必须赶紧出去租房子，一定要赶在我姥娘咽气前搬出去。

我舅舅和舅母就像挨了一闷棍，他们没料到事情竟会这样。本来他们还觉得宾至如归，现在却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从上到下一片冰凉。大老远赶来，旅途疲惫不堪，还没顾得上坐下来喘口气，没顾得上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就被赶出去了。我舅舅一声不吭听完了我父亲的话，丝毫没有声辩什么。他已经不再与这个世界抗争什么了。他已经心甘情愿被这个世界抛弃。他已经承认他被命运打败了。

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找房子呢？我在宾东小区附近找了一间民房。那座房子被油菜田所包围，金灿灿的油菜花已经凋零，菜秆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春风徐来，那些籽粒摇出金属的声响。房东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儿子几年前因为一桩盗窃案坐了班房，我租下的房子正是那间日后准备给儿子做新房的西屋。

我对我姥娘说，我们走吧，出去住。我姥娘病倒后一直想让我在外面租间房子，搬出去住。她说，（你爸爸）脸不是脸，嘴不是嘴，俺看了难受，你给俺找个房子，俺想出去住。现在，她终于能出去住了。她知道这一出去再也回不来了，可是她非常平静。那天下午，她被抬走前，暂时被安置在摆在我母亲房间里的黄帆布三人沙发上。在疼痛过去，而下一阵疼痛还未来到的间隙，我姥娘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她瘦得变了形，如果脱掉衣服，躺在沙发上的就是一具枯骨。因为枯瘦，她的那双干了一辈子活的大手，变得出奇修长，蜡黄。她用这手从怀里掏出红手帕包着的六百八十元钱，这是她一生的积蓄。她平静地对我说，俺好了，再给俺，俺好不了，就给你。

我一直保存着那块红手帕，和红手帕包着的六百八十元钱，但我从未打开过，它被放在我书房抽屉的最深处。

我和我的朋友朱永峰用担架将我姥娘抬下楼，我记得，担架很沉重，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姥娘病得瘦成一副骨架子，为什么还这样沉？一个将死之人，他（她）的肉身是很沉重的吗？

下楼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忧伤。在这个世上，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希望死在家里的。多年前，在欧洲一个小乡村，一个农民从树上摔下来，奄奄一息，当时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死在家里。这个愿望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满足。他留在了心爱的家里，躺在鲜花丛中，亲友一一来向他道别。这种死亡会有平和、充满爱的感觉，悲伤但温暖。这样的死亡才是有福的。后来，我读到美国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一段话时感动得流泪了。她说，如果病人能够在他熟悉和喜欢的环境里结束生命，他所需要的心理调节和适应就会简单得多。他的家人对他了如指掌，会用他极其喜爱的葡萄酒来代替止痛剂，用家里煲制的香喷喷的羹汤来激发其食欲，让他呷上一两口，而在我看来这一两匙美味的汤汁要比注射液更可心如意。

一个人只有死在家里，他的灵魂才会安宁，他慢慢僵直的躯体才会安逸。可是，我姥娘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从当年她离开大庄起，她的身份永远是寄居者。

我还想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病人，当他处于临终时刻时，他常常被当作无权发表意见的人来对待。他的去向，他的栖身之处，通常由他人来做决定。他的感情被忽略，他的愿望被忽略，他的被聆听的权力被忽略。

我当时对我姥娘躺在那张黄帆布三人沙发上（黄帆布三人沙发显然是走向死亡的暂时落脚处）平静的神态，和她将包着钱的红手帕递给我，对我说“俺好了，再给俺，俺好不了，就给你”的平静语气感到惊讶。后来我想到，也许，那个时候，我姥娘的恐惧和焦虑已经过去，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所以表现得异常平静。是不是只有真正接受了死亡的病人，才能缓慢而又平静地进入这样一种超然状态？

似乎是蒙田说过，死亡就是临终的时光结束的那一刻。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因比较常想到死亡，反倒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年轻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会认为死亡来得太快，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老年人不怎么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都已面对过其他各种不同的丧失。例如：朋友与家人的死亡，各种身体功能的衰退，年轻的外表、主动的角色以及重要的关系等的丧失。但老年人仍然是恐惧死亡的，倒不是恐惧死亡本身，而是恐惧临近死亡的时刻，因为那一刻充满了绝望、寂寞、无助和孤独。

我想，我姥娘的疼痛，除了来自生理上的，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心理上的，是绝望、寂寞、无助和孤独造成的。我相信，她进行过抗争，让自己远离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她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不会死，但是，最后她坚持不了了，她放弃了抗争，平静地接受了死亡，迎来“漫长旅程前最后的休息时间”。

租来的房子与我父母家近在咫尺，但是我父亲从未来探视过我姥娘，我母亲也很少过来。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了。

事实上，我姥娘在租屋里也就住了七天。七天，正是上帝创造世界所用的时间。那七天里，我姥娘无时无刻不在叫唤。俺疼，俺疼，疼死俺了。她痛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痛得像她十岁裹脚的时候那样，一口一口咬着棉絮。我姥娘是中国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妇女，寻常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她一生太平凡，平凡得只有她少数的几个亲人才能从汹涌的人流中认出她来。除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写信给她，也没有人打电话给她。她除了带大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大了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外，就是操劳了一辈子家务，她善良，勤劳，忍辱负重，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慈爱，但这些都没有让她避免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所有战争、饥饿、死亡和政治恐惧。现在，在她九十二岁的耄耋之年，又要让她饱尝病痛的折磨了。

面对我姥娘在床上的痛苦挣扎，我舅舅和舅母也是束手无策，准确地说，他们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一个人死之前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别人无须去管，也管不了。他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死亡的降临。

我舅母每天都要上街转悠。早上出去，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又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出去“勘察”市场的，她想叫她的两个赋闲在家的儿子过来，在此地做点小买卖，比如，在闹市区开个“东北水饺馆”。那时，整个掘港还没有一家地道的东北水饺店，要是真能开成，说不定会成气候，从而解决一家的生计问题。我舅母也许是对的，相比死来说，生更重要。

我舅母早出晚归，我舅舅足不出户，木然地守着母亲。他一根接着一根抽劣质香烟。当母亲因为疼痛扭摆身体时，他就猛劲地吸，试图以重重烟雾掩盖现实，苦等最后时刻的到来。有时，他会陷入某种沉思，对母亲的叫喊充耳不闻。我经常从窗外看到他倚着床架，仿佛睡着了。

我每天都要带着我的孩子远远去看我姥娘。那时，远远感冒了，发热，可我还是带他去。我是想，让他多看几眼太太吧，尽管等他长大了，他会对喜欢他的太太了无印象。

看到重孙，我姥娘苦涩的脸上现出笑容，她握住远远的小手，不愿放开。她知道远远感冒了，我每次去，她都要问我，远远好了？远远好了？

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那间西屋去。我就站在屋子后窗外面。那时也就是八点钟的光景，正是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可是那间西屋里已经熄了灯，我听到我舅母如雷的鼾声不断从窗子里冲出来，她奔波累了，睡得很香甜。我听到我姥娘疼痛的尖锐叫喊声与我舅母轰鸣的鼾声紧紧拧在一起。我被拧得大汗淋漓，只有仓惶逃离，可又心有不甘，便再次返回，迎接那两个声音的夹击，但须臾又逃走，然后又返回去。

我什么也没干，或者说我没想到要去干什么。我也和我舅舅那样，眼巴巴地看着我姥娘疼得死去活来。自从我姥娘病倒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想到要去帮帮她。我们这些现代人远不如公元四世纪一位名叫Fabiola的目不识丁的罗马妇女，她在自己的家中无偿为饥渴者提供食物和饮料，为贫困无衣遮体者提供衣服，为贫穷的晚期病人提供照护。可是我们没有谁去照护临终的姥娘，去安慰她，去为她减轻疼痛。我们甚至没问我姥娘一声“你很疼吧”这样的话。我相信，病人如果能听到“你很疼吧”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好受得多，他会觉得别人知道他所受的痛苦，他会觉得别人并没有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发展迅速、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2032年以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2030年至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2032年左右，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口将成为主要抚养人口。据新近的医学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一大半人很有希望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两百岁。老龄化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龄化就是一种长期的疾病！

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成为我姥娘这样的临终晚期病人。而临终晚期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多么需要亲人温情的照护和关注，关注他们在等待与这个世界永别过程中所产生的悲伤，关注他们临终复杂的理性和情感状态，那种痛苦与恐惧、默认与屈服、暴怒与羡慕、冷漠与倦怠。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安顿退休以后长期衰弱的老年人或患有严重绝症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独无依，在精神上仍能安身立命，在死神来临之时不会感到恐惧不安，从容自然地接受死亡。简言之，就是如何让他们在临终之际获得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

也许，在老龄化社会里，死亡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挑战。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一挑战，如何把生命的尊严维持到底？如何把老龄化现象转化成为人类精神的深化阶段？说到底，这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

我舅母到街上买了煤球炉子，及锅碗瓢盆一应用具，自己做饭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过去例行公事般的问躺在床上呻吟的婆婆，你吃不吃？她婆婆摇摇头，她便和我舅舅自顾自吃起来了。自从搬进那间西屋，我姥娘从未进过食，也没喝过一口水。她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买了几听八宝粥，喂她。她艰难咽下去，顷刻又吐出来了。她流着泪对我说，俺想吃，可俺就是吃不下啊。她嘴唇干裂得可怕，嘴皮浮卷起来，就像废纸屑，一层层往下掉。我用棉球蘸着水，不停地润湿她的嘴唇。

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姥娘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打听到掘港中心卫生院办了一所护理院，我去察看了一番。它就坐落在宾东小区北边，很近。护理院收纳的是膝下无子女、重病缠身的孤寡病人，或虽有子女却无暇照料的老人。它有比较完备的医疗设施，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还有从社会招聘来的爱心护工。更让我满意的是，有单独的洁净的病房。相比拥挤、嘈杂、充斥各种异味的普通病房，这儿简直可以称得上天堂。

从护理院回来的路上，我内心极其懊丧和灰暗。我为什么不早点去打听护理院呢？如果从我姥娘病倒的那刻起就送到护理院去，那该免却她多少疼痛啊！

然而，我舅舅和我母亲强烈反对我把我姥娘送到护理院去。他们认为，把我姥娘送到护理院完全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把钱花在一个快要死去的老人身上。在他们看来，老人没有几天了，到时咽了气，送到火葬场就行了。他们的态度让我寒心。我对他们说，不用你们花一分钱，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1997年5月15日下午，我和朋友朱永峰将处于昏睡状态的姥娘抬往护理院。从宾东小区往北的道路是由一个敞棚和一条黄泥小径组成的。敞棚是用来寄放小区住户的车辆的，平时很宽敞，但那天却挤满了人和许多模糊的事物，显得狭窄和幽暗。唯一能看明白的，是敞棚尽头的一团亮光。我姥娘的白发从被头上飘起来，然后在亮光前面飞扬着，多么像坟头上飘动的白幡啊。敞棚里的人纷纷躲开我们，但我仍觉得走得艰难。走出敞棚，我徐徐吐了一口气。

我们踏上了一条黄泥小径。从现在起，我姥娘就要享受她的绵绵假期了。

我去办入院手续时，我姥娘就躺在放于病房门口的担架上，那一刻她神智清醒，神态安宁祥和，她注视着那些从她身边跑来跑去的人。

我姥娘住进了一个很干净的单间，沿东西墙各摆着一张病床，靠门搁一张软面沙发。护理院所有的病房都是这样简单的摆设，一张病床给病人用，另一张病床和沙发给来探视的家属休息。

护工叫孙秀珍，是一个体态匀称，面相善良，脾性直率的中年女人。我和她把我姥娘抱放在病床上，她掀开覆盖在我姥娘身上的破棉絮，顿时臭味扑鼻。孙秀珍毫不客气地骂起来，你们是怎么服侍的？你们还把老人当不当人？我姥娘穿了件破旧棉毛衫，套着由蓝绒运动衣改成的马甲。马甲上布满了粪便。

孙秀珍手脚麻利，很快脱了棉毛衫和马甲。那一刻我锥心的疼痛。我姥娘年轻时是个苗条可人的女人，而现在她的红颜，她的柳眉，青丝和丰唇，她的皎月般的面庞，她的肩、臂、乳、胸、臀、腿、脚的优美线条，全都遗落在岁月之河里了，只剩下了一副硬邦邦的骨头架子。孙秀珍轻轻擦洗老妪的身体，哄孩子似的嘟囔着，不疼，不疼，快好了，快好了。然后换上条纹病员服。我姥娘始终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擦洗完了，盆子里全是浓稠的粪水了。又碰上了麻烦。我姥娘屁股上的褥疮大面积腐烂，血肉模糊。稍微一擦，我姥娘就撕心裂肺地喊叫。窗棂上飞落一只蝴蝶，我姥娘喊叫时，它的翅膀就抖动起来。孙秀珍拧了把毛巾，开始擦洗老妪的褥疮。疼，疼，哎哟，疼死俺了。我姥娘摇着床喊。我差不多也叫喊起来。孙秀珍置若罔闻，不顾一切。我拉住她，试图制止她。谁知她粗暴地甩开我。她流着眼泪说，你让我怎么停，有些活儿是无法停下来的。

直到擦洗完褥疮，扑上爽身粉，才完全停了手。她擦着泪，抱歉地对我笑笑。

孙秀珍照料得熨帖，细致，她完全是把我姥娘当成自己的母亲来照料的。她不停地抱着我姥娘翻身，用温热的水给我姥娘擦身，搽爽身粉，更换棉絮片。

我非常感激孙秀珍，我姥娘去世后，我几次去护理院看她。她在忙碌，而我坐于一边默默看着她。等忙了一阵，她就在我身边坐下来，告诉我，她不记得送走多少老人了。说这话时，她并不多伤感。然后她也沉默了。

在护理院的那几天，我一直感到伤感和悲哀。我姥娘又一次被当成“物”来对待，虽然她那时还没有进入昏迷状态，她仍有思想、意识和情感。一个被当作“物”的临终老人，他的死亡过程是孤独而没有人情味的。护理院的医护人员恪守职责，昼夜不停地忙碌，可是他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心率、脉搏、心电图、肺部机能、分泌物，就是没有考虑到病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哪怕停下来一分钟，让我姥娘只问一个问题，或者听她说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医护人员默默地在我姥娘身边坐一会儿，或者是轻轻触摸她一下，更不用说交谈。而我滑向死亡的姥娘，需要的恰恰是这个。

我父亲仍然没有来探视我姥娘，我母亲和舅舅、舅母也很少来。其实我非常盼望与我姥娘过从甚密的朋友和亲戚来看望她，比如朱秀莲。比如我姑妈。我姑妈住在一个叫九总的地方，介于掘港与长沙镇之间。每次她去海边我伯父家，都要在我家歇脚。我姑妈人长得娇小，身子轻快，又未裹过脚，走起路来嗖嗖的。她早上从家里步行出发，午饭前赶到我家歇脚。我姥娘一见到我姑妈高兴得什么似的，她也学着我们叫姑妈。姑妈你快坐着，姑妈你快喝口水，姑妈你快用毛巾擦把脸。家里也没做什么好吃的，我姥娘就赶紧擀面条。我姥娘是北方人，北方人总觉得用面食招待客人是最好的。我姥娘擀面条也是好手，她擀的面条又细又筋道，就像是从擀面机里出来的。下面条的时候，采用以前在山东老家的方法，先用葱花爆爆锅，这样下出来的面条才香。平时我姥娘擀面条从不打鸡蛋进去，但是我姑妈来了，一定会打两个鸡蛋。平时居家过日子，我姥娘总是精打细算，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从不小气。

然而，朱秀莲没有来，我姑妈也没有来。一直到我姥娘去世，她们都没露过面。

不约而同的，我姥娘在护理院也只住了七天。在那七天里，我寸步不离守着我姥娘，夜里也陪着她。

白天，我就坐在她对面的床上守着她。从后窗透进来的光线，就落在两张病床之间。我隔着光线看我姥娘，就像隔着一块透明、坚硬、厚实的玻璃，我姥娘的身影显得淡漠遥远。后来，随着光线的逐渐黯淡，她的身影又变得浑沌模糊。

夜里，除了护工走在楼道上的脚步声外，整个护理院寂静得瘆人，楼道里黑漆漆一片，一盏不知道安装在哪儿的节能灯发出微弱的白光，所有的物体在它光芒的笼罩下都变了形。我将这盏诡异的灯命名为长明灯。我偶尔走在幽暗的楼道上，通过窗户，朝两旁的病房里看一眼。病房都熄了灯，但还能看清里面所有物体的轮廓。那些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老人都神志迷离地躺在床上，没有家人陪伴，陪伴他们的只是正在穿过他们腐朽身体的时间。

有一天夜里，我看到一个老人的身上被一条白被单覆盖得严严实实。后来我知道，夜里，某个老人悄无声息走了后，护工就将一条白被单将其遮盖，第二天再通知其家人。那天夜里，我突然感到，当房间里的人走后，这个房间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空房间，而这个空房间也会在寂静中慢慢死去。

我重新回到我姥娘的病房，我姥娘正在昏睡。我斜躺在她对面的病床上，瞌睡之间，我隐约听到门外楼道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而后在门口突然停息了。我恍惚觉得是那个已经逝去了的老人的幽灵正从门上的玻璃窗向里窥望。如果抬起头来，会不会看到一个苍白衰老的面庞呢？

我发现，护理院所有的老人神情都是沉重索寞的，他们少言寡语，忧心忡忡，他们时刻在计算死亡的距离。

而我姥娘，在疼痛缓解的时候，就那么抑郁地躺着，昏昏沉沉，无声无息。她在想什么？没有谁知道，也没有谁俯身在她耳旁，问一问她在想什么。

护理院，无疑是关怀临终生命的场所，它着力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质量，尽最大可能使晚期病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和空间里，享受生命最后赋予他的幸福和快乐。每一个生命晚期的病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关爱和帮助，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我想，真正的护理院应该有由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组成的照护团队。临终关怀服务不是单纯的医疗、护理服务，而是应该包括医疗、护理、心理咨询、死亡教育、精神和社会支援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服务，可是我置身的这家护理院没有这些，其实，它就是一个条件简陋的“难民收容所”。

在这家护理院，我很少看到医护人员长时间地待在病房，往往只是为了量体温、血压或输液，他们才在病房作一次短暂的停留。他们表情淡漠，吝惜语言。他们从不与病人进行交谈，仿佛与病人隔着一堵墙。

是的，真正的护理院应该是庇护临终者心灵的场所。再没有什么比与临终者沟通更重要。临终者的疼痛，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在很多时候，心理痛苦的程度往往大于身体的痛苦，他们需要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与他们进行心理沟通，安慰他们的心灵，缓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死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死亡更困难的事情。正因为死亡极其困难，所以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正是要通过沟通来帮助临终者死亡，而不是以无人性的方式让他们变成行尸走肉。在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能够延长病人生命的时候，良好的沟通就是一剂能够慰藉病人心灵的良药。

也许，关注、倾听和触摸是与临终者沟通的最好方式。

关注是用目光、神态等非语言行为综合表达关切的行为方式，可以明确地“告诉”临终者，你始终在关注着他，理解他的痛苦，愿意随时帮助他。

或者，你哪怕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坐在临终者的身旁，倾听他的絮絮叨叨或绵绵呓语，让他体会到被重视的感觉，让他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正常人的沟通主要通过视觉和听觉，而处于濒死期的临终者，感觉功能已经衰退，听觉和视觉变得迟钝，意识也时常处于谵妄状态，我们已经无法单纯用语言与之沟通，这时，我们可以用触摸的方式，比如握住他的手，或轻轻捋一捋他的头发。我们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们并没有将他遗忘，我们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我们要让他知道，死亡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共同的事。我们要让他最后一次体会到来自人间的温暖。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宗教信仰来减轻临终者的痛苦。很多时候，宗教在人们对待死亡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用宗教帮助病人缓解心理压力，减轻对死亡的恐惧，是符合医学人道主义原则的做法。

那七天里，我姥娘更多的是昏睡。她的疼痛得到了控制，但效果并不理想，仍然喊疼，但喊叫的次数越来越少，喊声也强弩之末般的衰弱了许多，变成那种有气无力的呻唤。她正一步步行走在解脱痛苦的死亡道路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前她的疼痛是由于灵魂在她体内左冲右突找不到出口，之所以找不到出口，是因为她想把她的灵魂留在她的体内，但她的灵魂却要挣脱出去，于是灵魂和身体搏斗造成了她的疼痛。而现在，她已经对死亡作了妥协，身体和灵魂达成了和解。昏睡是衰竭的表现，也是灵魂抽身而去的结果。死亡并不是生命的骤然结束，即停止于某一确切时刻的瞬间事件，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为机体内各组织、细胞并非在同一时间进入死亡，那么，在我姥娘昏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死亡了呢？

5月16日下午，我带着我的孩子远远来到病房。那时我姥娘正处于昏睡状态，感冒已愈的远远站在床边上懵懂地看着他太太。这个场景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生与死的对峙”，我当时意识深处冒出来的就是这样几个字。一直昏睡着的姥娘突然轻声问我，远远好了？一时间，我觉得时光逆转了。我对周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不是置身在护理院，而是在家里，我姥娘在进行一次午后小憩。她从睡梦中醒过来了。

她在昏睡中，还经常突然问，你小姨还没到？她意识深处可能还以为我小姨正在赶来的路上，她在等待着她宠爱的小女儿来见她最后一面。我只能这样哄骗她：快到了，快到了。她像梦呓般叹息一声，怎么还没到啊？俺都等她两个星期了。我奇怪，那一刻，我姥娘的意识怎么那么清楚呢？

尿下尿，上炕睡觉。这也是她在昏睡中时常突然说出来的一句话，她在昏睡中一直往回走。这话勾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姥娘都要这样对我说，尿下尿，上炕睡觉。是的，时光逆转了，我姥娘此刻正走向来路。一个人弥留之际，是不是意味着他回到了他最初的地方？是不是他被还原了最初的样子？是不是他在瞬间被删除了他拥有的一生的时间？

有一次，她在昏睡中突然问我，晓来了？我俯在她耳旁说，来了。她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是晓？我说，我是晓。我一边说，一边流泪。

我那时还有一种幻想，以为我姥娘在护理院住上一段日子，还会缓过来，我不敢想象她会死，会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所以当护理院的大夫告诉我，我姥娘已进入死亡的倒计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时，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说法。我甚至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敌意，认为他们是在搪塞，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并没有尽到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职责。他们说，有一种比较昂贵的药物可以将我姥娘已经衰亡的身体维持几日。我听了勃然大怒，诘问他们为何不用？他们对我强调了“维持”这个词。是“维持”，并非“拯救”。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用药，对一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并且已经毫无希望的衰老躯体进行“维持”，是不人道的。况且，我母亲已经与他们进行过交流，他们放弃救治是征得了我母亲的同意的，甚或可以说，他们是在我母亲的授意下放弃了对我姥娘救治的。

这种“暗中交易”激怒了我。我找到母亲，劈头盖脸指责了她一通。我误以为她是怕花钱。我明确告诉她，一切医疗费用我来负担，无须她花一分钱。

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大夫们开始了对我姥娘的“救治”。我那时是多么绝望啊，只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我都要死死抓住。我无法想象我姥娘会死，我无法想象我姥娘死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像一个工头那样，一步不移地监视着大夫，让他们给我严重贫血的姥娘输血，让他们在我姥娘的病床边布满各种医疗仪器，比如心脏监测仪，氧气机，血压计，让他们在我姥娘身体上插满各种针管，奢望让我姥娘得到一纸额外的“生命租约”，似乎这样我才能感到一丝安慰，似乎这样，我姥娘就能恢复生机。

那些现代医疗器械在死亡面前显得何等苍白无力。我终于明白，谁也不能阻挡我姥娘向冥谷滑行的脚步。事实上，我已经开始考虑料理我姥娘的后事了。5月17日早晨，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的内心变得十分慌张，似乎末世来临了。那时，苍白的晨光弥漫了整个病房，我姥娘正在昏迷之中。她的手裸露在被子外面，我把她手掖进被子里。我姥娘年轻时是个多秀气的女人啊，可是她的手却出奇大，这双干了一辈子活儿的手，哪里像是女人的手呢？它骨节大，指头粗，掌心布满了粗硬老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姥娘经常用她的大手摩挲着我的脑袋。我喜欢让它摩挲我。我不觉得她的手粗硬，扎人，相反，我觉得很温暖，内心有祥和的感觉。我握住她的冰凉的手。一想到我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双大手了，我的眼泪就啪啪掉下来了。

那天上午，诗人袁银峰陪我去找专为女死者沐浴的妇人，当地人称之为殡婆。我们从护理院一直往东，进入郊区。大片大片的麦田拥塞在天地之间，一些农人已经开镰收割成熟的麦子了，我仿佛能听到那些饱满的麦子倒下时发出的砰然响声。

我终于在村庄里找到了殡婆，她带着她的徒弟正要出门。她年纪并不大，四十岁左右，有着柔和容颜，言谈间流露出温情。她告诉我很忙，就像某一阵子孩子降生得特别多一样，这阵子人死得特别稠。她给了我她的传呼机号码，随时联系她。

回来的路上，因为恐惧和焦虑，我几乎虚脱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我惦记着我姥娘，我生怕我不在的时候，她会咽了气。跨进护理院大门时，我再无勇气往前走了。我让袁银峰先去看看。他跑到病房窗外朝里探了探头，然后朝我摇摇手。

翌日的黄昏，我突然感到病房就像潮汐退尽后的沙滩，显得异常空旷。其实那阵子外面楼道里很喧闹，殡仪馆的灵车将午夜逝去的老人接走了，死者家属哀恸一片。同时，又一个濒临死亡的老者被送来了，楼道里乱成一团。然而，待在病房的我一点都没有感知外面的声响，时间似乎抽离而去，病房成为一个时间停滞的空间，透明又浑沌，静止如初。我让袁银峰去叫我父母和我舅舅、舅母。

当他们赶到时，我姥娘已摆好了死亡的姿势：双眼紧闭，两手紧贴身体，整个人直挺挺的，舒展开了原先蜷缩的身躯。她面色苍白，气若游丝，嘴唇翕动，神态却很宁静。

几个大夫围着我姥娘，看上去手忙脚乱，其实什么也没做。那一刻，我姥娘血压开始急剧下降，往点滴里打增压药也毫无作用。体温也在下降，盖了两床被子，我姥娘的身上还是冰冷的。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我姥娘仿佛吃什么东西噎住了，憋得脸色酱红，往外噗噗地吐着气，却吸不进气去。她想咳嗽，可是咳不出来，身子猛地往上一抬，又迅速落下去。这么一抬一落，她把最后的一丝气吐出去了，紧紧攥着的手指头也一点点松开。

我姥娘终于走了。那一刻，我姥娘会非常快速地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吗？她会听到当当铃声和嗡嗡虫鸣吗？她会发现远处自己的身影吗？她会注意到自己躯体犹存，但已经完全不再是生前的那个自己了吗？她会碰到大庄那些已故的亲人吗？会不会有一道神秘之光出现在她面前，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从她眼前晃过？她会不会感到自己走到标志着尘世与“天国”的边界上？她会不会想她必须回到人间，她觉得她还未到死亡的时辰，然而，她已沉湎于生命飘逝之后的舒适与安谧，不愿回来了？

大夫翻开我姥娘闭着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手电筒熄灭的一瞬间，我知道我姥娘的生命也熄灭了。她是带着身上的那些针管走的，不，她是戴着那些刑具走的。日后，我只要一想到这点，心疼得整个人就倾圮了。

我一个人悄然走出病房。我就像一个梦游症患者走出护理院大门。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或者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我漫无目的地在护理院后面的水泥道上走来走去。后来就像有一只手在背后推着我，我沿着水泥道朝东，沿着一条河道朝南。我仍然听不到四周的声音，我只听到我空空的脚步一下一下寂寞地响着。朝南不远就是宾东小区，我一直往西，从一条路口向南。我来到我姥娘待了七天的西屋。一推开虚掩的门，扑喇喇一声，一只鸟从屋里飞出去。它几乎就是擦着我耳朵飞出去。我悚然心惊，眼睛去追那只鸟，却无处找寻。后来，这只鸟多次出现在我梦境里。因为我没看到它的模样，所以它在我梦境里永远都是一团虚幻的影子。我的所有梦境都是无声的，就像是在播放一部杂乱的无声电影，但每次梦到那只鸟，我总能听到扑喇喇的那一声，就像一根琴弦断了发出来的声音。

我躺在我姥娘躺过的床上，脑子里还是浑浑噩噩的。那时候，我可能想过一些什么，比如，一个人的最终死亡的那一刻不会觉得孤单，从宗教角度来讲，死亡使人跟万物之母合而为一，因此，死亡是一个“返回”的过程，他怎么会孤单呢？我可能还会这么想：死亡，终于使我姥娘解脱了，死亡可以带给她活着时没有的自由，从此，她不必局限于房间里的一张床，以及一具行动不便的躯体。

但也许我什么也没想。我那时人已经麻木了，一直在发呆，连泪水哗哗淌下来我都毫无知觉。是的，我已经麻木了，并不感觉到悲痛。也许，真正的悲痛，是日后从心灵的罅隙里一点点渗出来的。

我又匆匆赶到护理院去。我母亲和我舅舅、舅母正从护理院出来。方才，我姥娘咽气的一刹那，我母亲和舅母不约而同很夸张地大放悲声，让人看上去哀痛至极。现在，就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她们显得很轻松。

他们正准备回去，吃饭，看电视，睡觉，像以往的无数个夜晚那样，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明天，他们叫辆车把我姥娘直接拉到火葬场烧了，完事。我舅母已经不打算叫儿子过来做生意了，她急着要赶回东北。

就在护理院大门口，我与他们争论起来。我责怪他们处理我姥娘的后事过于草率，这是因为他们并无可谴责之处。人死如灯灭，一切都结束了，而活着的人还要一如既往地打理自己的生活，所以忽略一些细节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即使他们有可谴责之处，谴责又有何意义？

我姥娘来到世上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和苦难，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风光一点，体面一点？我对他们说，姥娘的后事不用他们管了，我一个人来操办。

我不能让我姥娘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护理院过夜。我回到我姥娘的病房。我再次感受到那种远古洪荒般的空旷。我姥娘全身上下都被白被单裹着，但左手还露在外面，我再次握住她大得出奇的手，凝视了很久，然后掖进被子里。我盘腿坐在我姥娘对面的那张空床上。这一夜我要为我姥娘守灵。后来，我的朋友朱永峰过来了。这个有着古道热肠的男人陪着我坐了一夜。

那天夜里我并没有思绪绵绵，也没有抚今思昔，我的思维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空白，我仍然置身在麻木状态。我似乎并不觉得过于悲痛，只感觉自己仿佛笔直坠落谷底。那种无法消弭的悲痛就埋葬在谷底，它将埋藏多年，等着你慢慢挖掘。

我就静静坐在我姥娘身旁，我没有说我需要说的话，表达我的爱，并开始说“再见”。我只是无助地坐着，反复经历死亡的时刻。

有一阵子，我以为我姥娘的死是梦境中发生的事，完全是虚假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从梦中醒来。这个念头是如此执拗，以致夜半时分我下床，轻轻掀开了我姥娘身上的白被单。我姥娘就像大病初愈那样睡熟了，但是她的脸色却让我大吃一惊。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面如死灰。

重新坐到床上，我似乎是才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我姥娘了，似乎是才意识到我姥娘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日出日落，季节交替，我的儿子远远被时间推着往前奔跑，他上幼儿园了，课间，他追逐小朋友，不小心脑袋撞在墙柱上，缝了八针，留下永久疤痕。他开始读小学，我来回接送他。开始他还站在摩托车的踏板上，整个人就倚在我怀里，可是不知不觉间他长高了，他不能站在踏板上了，因为他挡住了我的视线，于是他就坐到我身后了。被时间推着往前的还有我，但我不能奔跑了，我只能踉跄着朝前，我老了，头发一点点变白，神情一点点黯然。有一天晚上，电影频道再次播出《烈火金刚》，我守着孤灯坐在餐桌旁一直看到最后，中间，我忍不住几次转过头看看身旁，我恍然觉得我姥娘就坐在那儿。当荧屏上曲终人散的时候，我还一直呆呆坐着不挪窝。我多么怀念大白菜饺子啊。我去过多次大娘水饺店，那儿有大白菜饺子，可吃来吃去都不是那个味道，我就像迷了路那样失神落魄……这些我姥娘都看不到了。

天放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桩事来。我拔脚朝宾东新村跑去。我请与我住在同一幢楼的书法家江国昕用浓墨写了一个硕大的“奠”字。我抱着这个“奠”字赶回护理院。一直以来，“奠”这个汉字总让我触目惊心，它是那么阴森肃穆，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我到护理院时，殡仪馆的灵车也如期而至，几个帮忙的朋友也赶来了。我们将“奠”贴在车头上，用黑纱将灵车四周都装饰了。等到布置妥了，才将我姥娘抬上灵车，我们围坐在她身旁。灵车缓缓驶出护理院时，我从车窗里看到孙秀珍站在院子里，一边朝我招手，一边抹眼泪。灵车从护理院后面的水泥甬道上朝西，驶上掘坎闸，然后从油米厂门口向东，奔火葬场而去。我们将一支支燃着的炮竹扔到窗外去，灵车在接连不断的砰砰爆炸声里驶向目的地。我内心得到了些微安慰，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我就是要热闹，让我姥娘热热闹闹地走。

一到殡仪馆，殡婆就和她徒弟迎上来了。按照事先的安排，她们要给我姥娘沐浴。我姥娘被抬到殡仪馆专事给死者沐浴的屋子里。我打开我姥娘的寿衣包袱，裙子、大袄、小袄、鞋、帽，都齐全，连绊脚绳都准备好了。

我和我的朋友开始布置灵堂，刷干净了墙上的尘埃，挂上笔墨未干的挽联，沿着墙摆上镶嵌着柏树叶的花圈。这时，沐浴一新的姥娘躺在玻璃棺木里，被推进了灵堂。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惊雷从天边滚过。她戴着黑帽子，穿着花袄，袄上面套着玉色坎肩，配水绿色绸裤和红裙子，脚上是一双尖秀无比的红缎绣鞋，看上去珠光宝气，雍容华贵。那根手杖让她带上了，她在那边也是要走路的。那副老花眼镜，也让她带上了，就搁在她的手腕处。

手持唢呐，锣钹和铜号的哀乐手赶来了，在灵堂摆开了阵势。

我最受不了如泣如诉的唢呐，那种悲情的裂帛般的声音一响起，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的心被它撕扯得七零八落。

在殡仪馆的三夜，我就守着我姥娘。殡仪馆的夜，死一般的宁静。我偶尔走出来透一口气，四周漆黑一团，有琐碎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但侧耳细听，却什么也没有。我被寂静和漆黑挤压着，后脑一阵阵发麻，那种发麻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远处亮了一下，整个火葬场瞬间被映照，一张苍白模糊的脸从黑暗中闪出来，随之又消失。我不敢确定它是否消失，或者说我意识到它已消失，而它作为物质的性质仍然存在。我的感官已经无力把握眼前的一切。

第三天晚上，我们和我姥娘作最后的告别。我们凝视着她安详的面容和脱离了痛苦的身体，内心变得平静如水。然后，我姥娘被从玻璃棺木里抬出来了，殡婆用白纱布将我姥娘包扎起来了。那天夜里，我坐在灵堂一侧的休息室里，不停地看着木板上白花花的一团，不停地问自己，这就是我至亲至爱的姥娘吗？

火葬场的每一天，都是伴随着锥心刺骨的哀乐和砰然炸响的炮仗开始的，载着死者的灵车，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驶进来，广场上挤满了披麻戴孝的人。而这一切都被初升的新鲜太阳镶上了一圈金色光芒。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躲藏在白纱布底下的姥娘被一辆类似医院急救室推送病人的平板车推走了。我们被铁栅栏挡在外面。我们看到平板车在过道的拐角处消失了。是的，它永远在那儿消失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死者所有的衣物将被焚烧一尽，以便让死者在那边穿戴，此举叫做“划草”。我匍匐在地上，听着我姥娘那几个宝贝包袱被火舌舔得哔剥作响的声音，内心无限悲凉。

那天下午，我舅舅和舅母启程回家。他们不愿意再多待一分钟。我和弟弟开车送他们去南通，他们将从南通去大庄，将我姥娘与我姥爷合葬，然后再回东北。

一路上我不敢看我姥娘。她蜷缩在骨灰盒里。而骨灰盒则装在蛇皮袋里，就放在车座底下。

在南通长途汽车站逗留片刻，我舅舅和舅母就检票上车了。我舅舅拎着那只蛇皮袋通过检票口，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姥娘。

从南通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我姥娘的米色橡皮水杯。那还是在四川时我大姨送给她的，我姥娘非常喜欢，因为它永远不可能被摔碎，它即使被揉成一团也安然无恙。我姥娘喜欢的就是这份新奇。从四川回来的途中，我姥娘就靠它喝水。它后来一直摆在我姥娘的床头柜上，可搬到租屋时却忘了带走。

一到掘港我就跳上出租车赶往母亲家。来到母亲楼下时，我看到父亲正往垃圾桶里倒垃圾，那只米色橡皮水杯也被当成垃圾倒扣在垃圾桶里。我一把抢在手里，抱在怀里，眼泪就涌出来了。我姥娘在这个世上待了九十二年，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这只米色橡皮水杯，而它也险些失去。

遗物是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它是时间的标志，是我们念想亡者最好的媒质，是我们走向对亡者思念之路的最好的里程碑。我一直珍藏着这只米色橡皮水杯。我有时会拿起来贴在耳边。除了里面呜呜的风声，我什么也没听到。

它是我姥娘唯一的遗物。当然，还有那块红手帕和六百八十元钱。

1997年5月23日下午，我舅舅和舅母抵达了大庄。这是我舅舅离开大庄五十年后第一次回去。他拎着蛇皮袋来到我姥爷的侄子孙世治家门口。

我舅舅对孙世治说，我把你大娘带回来了。按照习俗，死者是不能随便进家门的，但是孙世治毫不迟疑地说，快让大娘进来吧。

我姥娘的骨灰和我姥爷的遗骨合葬在大庄南面朝阳的土坡上。他们能相会吗？他们能重现昔日的时光吗？

内疚或许是伴随着死亡而来的最痛苦的感觉。一个人的一生会拥有许多内疚，有的内疚会被时间消解，有的内疚却无法被时间的熨斗烫平，它铆在你的血肉里，只能跟你的生命一同消亡。我姥娘虽去世多年，但内疚还像针一样经常刺痛我。我内疚以前老是对她发脾气；我内疚没有陪伴她一起度过那些孤独的时光，我内疚对她的病痛袖手旁观，没有想办法控制她的疼痛；我内疚在护理院的那几天，没有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粗大，遍布老茧的手，直到她踏上冥途。是的，我内疚在我姥娘昏迷的那几天，没有坐在她旁边和她说说话。后来我从濒死经验上知道，昏迷的临终者对于周遭事物的觉察，比我们了解得敏锐，这清楚表明，持续而积极地对临终者说话有多么重要。

我最大的内疚，就是没有在我姥娘病倒的那刻起分担她的痛苦。在生命中的每一时刻，我们都需要慈悲，但是，没有哪一个时刻比临终更迫切需要我们慈悲。可是我们做不到慈悲。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慈悲。如果不先建立慈悲的力量和信心，要观想和承担临终者的痛苦，是不可能的事。

什么时候才能治好我们天性中的冷漠、自私、嗔恨和恐惧？

而我什么时候才能宽恕自己呢？

亲人存在于另一世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死亡是生者的创伤。只有逃避爱的人才能逃避亲人去世的悲伤。一个居丧者，即使经历两三年的时间，悲伤也不会完全终结，而对有些人来说，悲伤永远也不会终结。我就属于后者。

关于死亡，有好多种说法。比如，死亡是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生命就是由“活着”和“死去”构成的，没有生哪来死，同样，没有死哪来生？没有死亡，生命就是残缺不完整的。欧里庇得斯说，“死亡是一笔人人都必须要偿还的债务。”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最终都要走向死亡，无人能够幸免。正因为如此，死亡与生命紧紧相连，它是生命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田在《随笔录》中所说：“死亡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这是不确定的；让我们在任何地方等待死亡吧，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罗素也说：“凡是人办得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会使人长生不老……”

印第安人认为，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不是生命的终结，它是两个生命领域之间的出口与入口。印第安人还为死亡写了这样一首诗：你不要在我的坟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当你醒过来窗外鸟儿吱吱啾啾，

我在那儿；

夕阳照射在金黄麦穗，随风摇曳，

我在那儿；

你看天上的雪，你看晚上的星光，

我都在那里。然而不管怎么说，死亡就是陨落和凋谢，是永远的消失。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死亡。没有吃苦便没有享乐，没有经历痛苦就不知道何谓快乐，如果没有死亡，我们还会珍惜生命吗？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会立即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用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吗？正是因为有了死亡，人类才明白要使有限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使生命变得富丽和璀璨。死亡是生命的王冠。

死亡教会我们吝惜生命，教会我们立即行动，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错过。死亡与生命如影相随，所以生命才显得格外珍贵。死亡的存在，让我们没有借口去推脱任何应该做和想做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推脱之后，是否还有机会来弥补。应该“今天就做！”

今天就做，意味着活在当下，珍惜现在。应该像琉善所说“要在过日子的时候，一只眼睛盯着死亡”。

因此，不要让我们随着亲爱的人逝去而痛不欲生。让我们在他们过世后，试着以更大的热忱活下去。

现在，我和我父母一同生活在掘港。这么多年来，我很少去看望他们，尽管相距咫尺。其实，我经常想去看看他们，哪怕是什么也不说，就坐一会儿。我的腿脚愿意带着我去，但我的心灵固执地不让我去。我多么希望时间能融化我的心理障碍，但时间也许会使这种障碍更凝固更结实。我一直这样想：如果他们能够善待我姥娘，不至于让她在衰迈之年颠沛流离；如果他们能够让我姥娘一直笼罩在相亲相爱的天空下，那该多好啊！如果能够那样，我也会和他们相亲相爱的；如果能够那样，我会认为生活真的是美好的，它真的有着让人留恋的东西。

新世纪开始的初夏，我坐在大庄我姥娘的坟头。它坐落在全村最高的土坡上，面阳背阴，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而远处一片辽阔苍茫。大片大片成熟的麦子包围着我。我听到饱满的麦粒在灼人的阳光下爆裂开来，仿佛是无数的鞭炮在炸响。那种宏大温暖的声音让我热泪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