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徽时代

李世民驾鹤西去，留下了李治和长孙无忌甥舅二人。此时，摆在他二人面前最紧迫的事，不是如何为李世民的一生做总结，而是各有各的烦恼。

虽说对父亲的离世早有准备，但事到临头李治在情绪上一时还很难接受，加之依赖和庇护感的丧失更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年轻的他顿时不知所措起来，唯一想做的便是靠在长孙舅舅的肩膀失声痛哭。

长孙无忌想的远比他多。皇上病逝在行宫。对于亲历过玄武门之变的长孙无忌而言，现在的状况并不乐观。一旦皇上驾崩的消息传出，长安城中有异心者有可能会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并借机轻松控制中央政府。若是再有武装部队的支持，煽动随行的护驾禁军，在行宫中将自己一网打尽，或许只需再造一份遗诏，一切可都完了。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封锁消息，一切等回了长安再说。

看着身边已经哭得跟泪人似的外甥，长孙无忌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火气。想当年你老爸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拎着大刀率领军队上阵杀敌了，你倒好，一点气概都没有不说，还整天缠在舅舅身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到处乱抹，我这套新做的官服可算是糟蹋了。

眼看外甥的眼泪没有止住的迹象，长孙无忌终于也烦了：“大行皇帝把江山社稷和你老李全家都交到了你手上，上为天下，下为全家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像个无知小儿似的只知道哭呢！”

一句话骂醒了李治。一行人立刻开始投入工作。

首先是封锁消息。

第二天，李治和李世民（躺在灵柩里，乘坐皇帝专轿）在禁军的护送下返回了长安。一切仪式如常。

安全回到权力中枢后，“李世民”下诏：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东宫少詹事张行成为兼侍中兼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为兼中书令（侍中和中书令为门下省和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宰相级别）。

见重要部门都已经换成了自己人，长孙无忌长出了口气。很快，朝廷对外发布了讣告，并公布了太宗遗诏：国家大事不能停止，令各有关单位继续做好本职工作。除了濮王李泰之外，其他在各地担任都督和刺史的各位亲王可回京师奔丧。同时停止征讨高句丽的所有准备工作。

贞观二十三年农历六月一日，李治正式登基。

仅仅三天之后，叠州都督李世勣接到了新的任命：特进（正二品）、检校洛州刺史，兼任洛阳宫留守。

大家可莫要小看了这个头衔。须知这可是东都洛阳的行政长官，属于高级官员序列。

此时距离他被贬，不过区区十八天。

“皇恩”果然“浩荡”！

李世勣不仅升了官，还被恩赐改了名。原来李世民在位时，考虑到“世”、“民”二字着实普遍，避讳起来麻烦甚多，特恩准只避讳二字连用。现在人死为大，新皇发布命令，“世”、“民”二字无论是否连用，均须避讳。于是乎，原先的民部成了户部，李世勣也要高高兴兴地改名为李勣（为保证行文的连贯性，蜗牛还将继续称他为李世勣，特此声明。

没几日，洛州刺史李世勣又一次加官晋爵，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非实质性职务）、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级别）。这还没完，很快老李又接到任命，升为尚书左仆射，再次与太尉长孙无忌成了亲密同事。

经过这番折腾，李世勣的嘴巴更像是加了把锁，每日只是按时上下班，绝不再多说一个字。

李世民落户昭陵后，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和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分别上疏，请求殉葬。李治倒也干脆：先皇早有旨意，一概不准。

在长孙太尉的精心安排下，李治的屁股算是做稳当了。整个朝政走的是贞观时期的既定路线，除了提拔一些太子身边的旧臣外，大部分人事安排保持稳定。

然而稳定并不代表无事。

因为根基不深，李治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稳定四方局势。在他看来，见效最快的办法是加官晋爵和提高待遇。他先是加封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以示安抚四方；接着又下令为之前夺嫡最积极的哥哥李泰重建王府。

此时的李泰，虽说名义上是个王爷，但过的日子比个普通百姓还不如，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吃穿用度虽说还过得去，但根本没有自由可言，不能随意离开住所。除了几个贴身仆人，他能使唤得动的也就剩自己了。对于这么一位落魄皇族，监视他的人自然也不会给什么好脸，冷嘲热讽总是免不了的。

终于苦尽甘来。弟弟登基后立刻下令为他修建府邸，增加工作人员编制，而且各项待遇比一般王爷都要高一级，在物质上李泰总算是又重新富足了。

李治和长孙无忌此举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无声地向外界传递了这样一则讯息：连李泰这种曾经觊觎皇位的对手都可以享受到新皇的恩惠，其他人的生活只会更好。大家好好干，好日子就在前方！

一系列准备工作结束，人们在一片辞旧迎新声中迎来了一个新的年度，也永远地告别了贞观时代。

公元650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宣布改年号为永徽，正式迈进了属于自己的新纪元。

随即，李治的正妻、太子妃王氏被册封为皇后，老丈人王仁祐则被加封为特进（文官正二品，非领导职务），封魏国公。

王皇后系出名门，是西魏大将、尚书仆射王思政的孙女，家世显赫，是当时数得上的大家族。加之王家在政治上始终和长孙无忌保持一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重臣也都是王氏的坚定拥护者。

朝廷格局方面，也基本与贞观年间无异。李治虚心学习治国之道，长孙无忌等重臣也一力辅佐，君臣间倒也其乐融融。

若硬要说差异，永徽元年和贞观元年最大的差异便在外交上。当年李世民初登基便遭遇渭水河边的一记敲诈，而永徽元年却是凯歌高奏：右骁卫郎将高侃灭东突厥，平定大漠全境。

东突厥不是早就亡了么？

此东突厥非彼东突厥，也不是唐朝政府下令重建的那个。

当年颉利可汗被生擒，薛延陀接管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部分远处大漠，没有投降大唐的突厥部落便联合推选了当时的一位部落首领阿史那斛勃为新任大可汗。

阿史那斛勃“为人勇略，有谋略，颇为众附”。虽说接过了颉利的大旗，但手下也就那么一伙人、几匹马，实在是没啥实力，因此也不敢妄称大可汗，只是忍气吞声地向大漠新霸主薛延陀表示臣服。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不假。阿史那斛勃本想韬光养晦几年，待羽翼丰满后再伺机改变现状，却不想因为自己的贤名，让隔壁大哥薛延陀失眠了。

薛延陀的想法很直接：你既然让我睡不着，我就把你灭了，一劳永逸！

得到消息，阿史那斛勃不安起来，坐以待毙肯定是死路一条，那赶紧的，三十六计走为上！

薛延陀也不含糊，见招拆招，派了数千骑兵追击，结果居然被阿史那斛勃打了个漂亮的反击，薛延陀军大败。

这一仗不仅打出了东突厥的生存权，也让原本陷入悲观泥潭的阿史那斛勃抓住了一线希望——原来自己还挺能打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向别人磕头了！

趁热打铁，阿史那斛勃正式建立了汗国，自称乙注车鼻可汗。

建国后，车鼻可汗不断与周边部落结盟，坚守自己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还不时去薛延陀的地盘上拜访一下，难得的是居然还屡屡得手。

势力扩张的同时，车鼻可汗很注意搞好与老大的关系。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他的儿子前来进贡，替老爸表达了对大唐皇帝陛下的仰慕以及想一睹圣颜的美好愿望。太宗大悦，本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精神，派云麾将军安调遮和右屯卫郎将韩华前往车鼻可汗驻地去迎接。

事实上对于入朝朝拜一事，车鼻可汗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也就类似于两个陌生人见面寒暄几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根本没打算真去。这可难为了韩华同志。本着“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原则，他打算来点真格的，把车鼻可汗架到长安去！

他忘了这可是东突厥人的地盘，你韩华势单力孤，又不熟悉地形，绑架行动八字还没一撇呢，消息便已走漏。

车鼻可汗倒也不含糊，大手一挥，两位外交官员就这么为国捐躯了。

消息传来，李世民大怒，当即决定出兵讨伐。一来为两位将军报仇，二来也可以加强对突厥的控制，巩固自己在北方大漠的统治权和影响力。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右骁卫郎将高侃奉命率领回纥、仆骨等部落军出击东突厥。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见唐朝大军压境，突厥各部落纷纷弃械投降。具体有多顺利已不得而知，只知道一年内，大唐疆土又多了十一个州。

永徽元年六月，高侃率军继续挺进，一退再退的车鼻可汗陷入绝境。他决定像当年建国那会般孤注一掷，召集所有人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你有你的效仿对象，我也有我的。高侃也照搬当年李靖的做法，根本不给对手任何调整的机会，率骑兵紧追不舍，一路穷追猛打，终于在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将车鼻可汗等一干人生擒。

车鼻可汗灰头土脸地被押到长安，封了个有名无实的左武卫将军。立下大功的高侃也被晋升为卫将军（永徽年间并无此正式官衔，只有左右武卫将军、左右骁卫将军等，但史籍记载如此，蜗牛也不敢妄言。总之高侃是升官又发财了）。

至此，贝加尔湖北部向南直到长城以北连绵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成为了唐朝的直接管辖领土。李治专门设立了单于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负责管辖。

这一年，人们仿佛又回到了贞观初年，朝野内外皆是蓬勃朝气。

那年的李治，不过二十三岁，正处在精力最为旺盛的巅峰。朝政之外，他对美女也是倾注了同样的热情。

后宫以皇后为尊，妃嫔和宫女可以有很多，但皇后只有一个。王皇后虽是六宫之主，但并不得宠。她最大的情敌是萧淑妃。

萧淑妃乃南北朝时期南齐的皇族后裔，名门娇女。其实若要论相貌，王皇后应该并不逊色许多，因为当年在提及皇后人选时，大臣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条件：出身高贵且品貌端正。

不过说到争宠，萧淑妃显然比王皇后有着更多的先天优势。

王皇后和李治成亲最早，相处时间最长，在“新鲜感”不如萧淑妃；而且男人有个普遍心理，叫做“妻不如妾”，传统观点认为，“娶妻娶德，纳妾纳色”，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无怪乎萧淑妃步步领先。

不过即使如此，比起王皇后，萧淑妃也无非就是能多留住李治几个晚上。王皇后在母仪天下的品行方面几乎无可挑剔，在朝中的支持也是压倒性的。并且王家世代公侯，名声显赫，父亲是公爵加特进不说，就连舅舅柳奭（读作shì，盛大的意思）也在永徽二年初被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宰相级别。第一重臣长孙无忌又世代与王家交好，在皇后的问题上简直就与王家合穿同一条裤子。而李治，是绝不会在立后问题上忤逆舅舅的意思，何况舅舅也没有妨碍自己找女人，犯不着用下半身来指挥上半身。

而萧淑妃虽也是贵族之后，但作为亡国之君的后代，她家的势力早已不复往昔。大臣中除投机派外几乎很少有支持她的。而投机分子又是最最精明的，他们事态明朗前绝不会傻到不顾前途来为她出头。

所以，王皇后的位子，除非她自己犯傻，否则萧淑妃也只能在梦中追寻她的理想。

即使大奶的地位无虞，王皇后依然不爽，毕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丈夫被别的女人霸占。

也不怪王皇后担心，当时的萧淑妃还有一项足以令她如芒刺在背的优势——孩子，尤其是儿子。

王皇后没有一子半女，而萧淑妃已育有一子二女。如果自己一直无所出，萧淑妃的儿子便有可能被封为太子，到时候母以子贵，自己这个孤家寡人的日子着实堪忧。

因此，王皇后觉得的确该做点什么了。

可生儿子的事儿可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可以的。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李治拉回自己身边。

怎么拉？

突然间美貌指数增加无数倍？要知道，王皇后不是仙女姐姐，没法穿越到千年后的高丽国做整形手术，恢复个一年半载再全新登场。

那要不钻研房中术来吸引李治？淫荡！下流！这岂是堂堂皇后所为？与她所一贯接受的正统教育相背离，呸呸呸，此事休再提起！

完了，没辙了！

俗话说，办法总比问题多。这不，王皇后还是想出了办法：以美制美！为李治引进更多更好的美女，让李治从萧淑妃身边走开。

接下来的事儿不说大家也都猜到了，武媚娘隆重亮相！

武媚娘的漂亮是公认的，这也是当她还是一个懵懂小姑娘时就被选入宫中的原因。至于她是如何进入李治后宫的，史上众说纷纭。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则天皇后本纪》中都说是因李治“复召入宫”，换句话说，武媚娘在太宗驾崩后入感业寺为尼，后来李治去进香，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于是便以皇帝之势将她召进了宫。

《资治通鉴》则认为，二人早在太宗时期便已相识，至于是否相恋，司马光根本就不愿或者是不屑提。后来在李治进香时二人又“偶遇”，从此旧情复燃。

从客观情况看，武媚娘确实有吸引李治的实力，而作为储君的李治，未来的皇帝，对武媚娘的吸引力肯定要比迟暮的太宗强。但蜗牛还是以为，这二位顶多也就是碰上了眉目传个情而已，借个胆给李治他也不敢真正下手勾搭父亲的女人，除非他既不想要江山也不想要命了。

话说感业寺相遇后，李治心弦被撩起，但还没有真正想过要把“小妈妈”带入后宫。然而王皇后看出了李治的心思，暗中吩咐武媚娘蓄发，随后又不断在李治耳边吹风，力挺武媚娘进宫。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李治从感业寺回去后便陷入爱河无法自拔，套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李治当时“淫心顿起”。于是便有了把先皇的女人、一身直裰的尼姑招进宫中侍寝的壮举。

以前的相关电视剧都把武媚娘入宫之后的生活写得十分美好，仿佛一步登天似的。但实际上武媚娘是以侍女身份重新入宫，属于既要干活又要陪睡的低级别宫人。

自武媚娘入宫后，李治往萧淑妃那跑的频率明显降低，王皇后高兴了。可她没有想到，这位看似贤良淑德的武媚娘却是个志向远大的人，脱离青灯古佛只是她放飞梦想的开始。入宫后，她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李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搞好人际关系。

对于嫔妃们，武媚娘卑躬屈膝，礼貌有加。对于后宫地位最高贵的女人——王皇后，她更是竭尽所能地巴结，话捡好听的说，事拣漂亮的做，有事没事露露脸，漂亮的双瞳里写满了感激和忠诚。

深处后宫，不谙人世险恶的王皇后哪里是她的对手，很快便把她视作知心人，不加防备，暗自庆幸计划得逞。她哪里想到，自己一手“栽培”的武媚娘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饿狼。

武媚娘不仅善于迎合高位，还十分注重笼络人心。她用一种友好而平等的态度对待那些几乎不被“贵人”们正眼瞧的宫女和宦官，尽管受宠，却从不摆架子，一如既往地照顾那些底层的小人物们。

她知道，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身上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尤其当他们死心塌地为你卖命的时候。

于是，武媚娘的群众基础迅速扩大。遍布后宫的宫女和宦官们，都是她的耳目，每日宫中发生的大小事件，不出一个时辰便能传入她的耳中。这一点，恰是王皇后等“贵人”所无法比拟的。

要说武媚娘还真是上天的宠儿，不但脸蛋争气，肚子更争气。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武媚娘为李治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

不久，李治下旨，升武媚娘为昭仪，正二品。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唐代的后宫级别：皇后自然是老大，其次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这四妃统称为“夫人”，夫人下面是昭仪、昭容等等，共九种称号，是为“九嫔”。而武媚娘初次进宫（太宗时期）时的封号“才人”，比九嫔中级别最低的“充媛”还要再低三级。

而武媚娘在生李弘前只是个没名却有实的侍女，连个才人都不如，她的这一提拔还真是坐了火箭。

武媚娘的异军突起令王皇后和萧淑妃都紧张起来：一个是没想到前门去虎后门进狼，自己给自己招来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对手；另一个则是敏锐地觉察到武氏远比王皇后的威胁更大，自己多年的苦心经营竟然在这个女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法则，王皇后和萧淑妃决定联手。

可惜敌动我不动。武昭仪的礼节是越发到位起来，根本让人找不到空子。妒恨交加的两个女人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在李治耳边诋毁武昭仪。而此时李治正和武昭仪打得火热，对于这种酸溜溜的醋话，人家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一点儿积极的效果都没有。

说到底，王、萧二人都是大宅门里走出来的千金小姐，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底层人民的作用。相较之下，这位命运多舛的武昭仪在地位有了火箭式提高后，依然以一贯平易近人的姿态去对待身边的宫女和宦官们，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而此时的王皇后也是焦头烂额，子嗣问题始终是压在她心头的一抹阴霾，挥之不去。前有萧淑妃，后有武媚娘，二人又都有子嗣，唯独自己的肚子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傲人的平坦。看来即便没有萧武二人，自己也很难走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阴影。

这事儿不光当事人着急，王皇后的家人同样也是如坐针毡。皇后若是一直没有男性子嗣，李治百年之后必然是由其他妃嫔的儿子来做皇帝，到时候她老王家的荣华富贵可就很难说了。

可问题出在皇后那里，怎么办？

既然自己不能生，那就找个能生的来帮忙吧。

可说得轻巧，后宫中哪个女人不想着母凭子贵，怎么会说让就让呢？

可偏偏天下事儿就是这么奇妙，居然还真让王家人找到了一位。

这个“幸运”的男孩便是李忠。

说起来，李忠还是李治的长子，他出生时，李治刚刚被封为太子。为了庆祝大唐江山后继有人，太宗皇帝专门为他举行了庆生派对。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还是个孩子的李忠被封为陈王。

王皇后等人之所以选中李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母亲。

李忠的母亲姓刘，无名无分。当年刘小姐被李治看中，招来“侍寝”了一下（也可能是几下），便有了这个娃儿。可刘宫人的命不好，含辛茹苦十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还只是个宫人。

后宫中有句话，叫母以子贵。

后宫中还有句话，叫子以母贵。

这两句话乍一看因果颠倒，却都是真理，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母以子贵，是说女人生了儿子就会受到提拔，至少待遇有所提高，武昭仪便是典型；而子以母贵就是说同样做儿子的，皇后的儿子做太子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其他妃嫔的儿子。

那么反过来看，刘宫人生了儿子却没有受到任何提拔，说明至少在李治看来，她生的这个儿子纯属意外，妈妈连带儿子都不是很讨自己喜欢。这样一来，李忠小朋友当太子的希望基本没有，刘宫人指望靠儿子飞黄腾达也几乎没有可能。运气好的话，儿子平平安安当一辈子王爷，自己这个王爷的老娘能够安享晚年，已是最大的幸福。

然而命运女神似乎并不打算让她们母子就此谢幕。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出了个主意：刘宫人地位低微，李忠不怎么受待见，都属于郁闷一族。既然皇后生不出儿子，不如索性奏请皇上封李忠为太子，这样李忠和他娘都会感恩戴德，成为自己的人，以后大家再多多亲近，认李忠为干儿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证自家有个光明的前途。

王皇后也觉得可行，毕竟皇后无子，其他女人生出来的又都是庶子，那么依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立皇长子李忠为太子也无可厚非。

当然，除王皇后本人外，其他大臣，尤其是长孙无忌等人也都表示同意。

李治接到上疏后，也觉得颇有道理，毕竟理摆在那里，话也说得无懈可击。好，那就依卿所奏吧！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皇长子陈王李忠被封为太子，大赦天下。

虽说之前李治并不把李忠当回事儿，但封他做了太子后还是相当重视教育培养的。曾经做过李治师傅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再次担负起培养皇帝接班人的重任，被封为太子少师，尚书右仆射张行成被封为太子少傅，侍中高季辅为太子太保。

转眼已是永徽三年的岁末，家家张灯结彩，欢欢喜喜准备过年。李治也不例外，看着自己治下的国家繁荣昌盛，皇位继承人也定下来了，成就感油然而生，操劳了一年，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可偏偏有人年关的日子不好过，他不好过还要拉上皇帝老爷一起难过。

李治先后接到了两份奏章：一份是来自姐姐高阳公主，她指控大伯房遗直垂涎她的美色，欲用暴力染指她；另一份则来自犯罪嫌疑人房遗直，指控高阳公主和她的丈夫，也就是自己的弟弟房遗爱淫乱家门，陷害忠良，胡作非为，已经到了快要连累房家灭门的程度。

高阳公主何许人？

她曾经是太宗皇帝最为宠爱的女儿，后下嫁了房玄龄的二儿子、后来官拜散骑常侍（国家养活的高级闲官）的房遗爱。因为老婆是受宠的公主，老丈人在世时房遗爱的待遇也要高于一般的驸马爷。

房遗直则是房玄龄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是房家的族长。在家族事务上，房遗爱虽贵为驸马，却也得听哥哥的。

在从小呼风唤雨，颐指气使惯了的高阳公主看来，不要说房遗直，就是房玄龄老头子也得看自己的脸色。要自己和丈夫去征求房遗直的意见，她心里自然不会舒服。

天之骄女的高阳公主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她决定把房遗直挤掉，帮老公把公爵的位子给抢回来。于是她先是唆使房遗爱和哥哥分家，再吵着要皇帝父亲把公爵头衔转给房遗爱。为了达到目的，她暗中耍了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小手段。

李世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高阳的种种伎俩在他看来除了可笑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为了对得起老房，也为了显示自己不是一个溺爱女儿的昏君，李世民狠狠教育了高阳公主，要她安分守己、恪守妇道，至于她提出的无理要求，一概不许！

高阳自出娘胎以来从未如此受挫，可父亲毕竟是皇帝，说一不二，强势惯了，既然不行，那她也只能把这股怨气暂时搁下。房家又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没多久，玄奘译经事业的重要参与者辩机和尚（他根据玄奘的口述著成了《大唐西域记》，并在《瑜珈师地论》的翻译工作中负重要责任）被牵连入一桩盗窃案。让人瞠目的是，在这位高僧的卧房中竟然搜出了皇家特供的珠宝枕头。

出家人本该六根清静，何来此物？其中必有隐情！负责此案的御史先生顿时精神百倍——看来这桩盗窃案要成为大案，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来啦！

经过严密审讯，辩机供认珠宝枕头是高阳公主赏的。

接下来的供词更是让在场所有官员们冷汗不止。原来辩机曾经在高阳公主的封地上居住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结伴出猎的房遗爱夫妇。高阳公主十分仰慕器宇不凡且知识渊博的辩机和尚，刹那间欲从心头起，色向胆边生，当下支开手下人，并让老公房遗爱在门外望风（瀑布汗！），竟在禅房中与和尚共赴了巫山。

欲望得到满足后，高阳公主没有忘记丈夫的忍辱负重和心胸开阔，赏赐了大量财物，还特地选了两位绝色美女来补偿他。从此，三人和平相处，各取所需，共创和谐家庭。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皇帝的家务事儿更是禁忌，即使偶然知道也要当作完全不知情。只是此事非同小可，直接牵涉到皇家和朝廷的脸面，更有可能严重误导社会善良风气，造成随意性行为的泛滥。就算官员们有心隐瞒，也无人敢承担后果。

接到特别报告后，李世民大怒，当即下令将辩机腰斩于市，高阳公主的十多名奴婢也都被处死。对外则宣称：辩机淫心四起，勾引公主；众奴婢为虎作伥，非但不阻止，反而帮助二人幽会；公主本人已认错，目前正在家中反省思过……

现在，威风凛凛的老爸已经死了，高阳那颗按捺不住的心又开始以一种癫狂的状态跳动起来，再次围绕爵位继承权问题在房家掀起了一场家庭大战。

此时房遗直已贵为吏部尚书兼汴州刺史，但高阳公主的皇族身份和蛮横凶狠还是让他心有余悸。李治也觉得自己无力解决，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调房遗爱为房州（湖北省房县）刺史，房遗直为隰州（山西隰县）刺史，哥俩远隔万水千山，让你想吵也吵不起来了。

高阳折腾了半天，政治目的还是没有实现，不过私生活却是极大地丰富了：性趣广泛的她先后将几个和尚以及一个道士招来身边，早已将远在湖北的房遗爱抛到了九霄云外。

常言道，饱暖思淫欲。高阳公主是淫欲思爵禄，男人玩得差不多了，突然又记起了未竟的事业，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的状告房遗直的奏章。

对于这个姐姐，李治彻底无语。而房遗直的奏章写的却是情真意切，仿佛房家真的已到了濒临灭门的境地。为了先皇的老伙计房玄龄，的确该处理一下了。考虑到公主的特殊身份，一般人不宜出现调查。经过慎重考虑，李治决定由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长孙无忌负责此案。

长孙无忌出马，一个何止顶俩。说的不客气点，他才是真正的大BOSS，皇帝的想法也得和他的一致方能形成圣旨，且当今皇上一向对长孙舅舅言听计从。

很快，在长孙无忌的细致观察和大胆推断下，一桩令多家豪门家破人亡的血腥大案便此上演。

却说东征高句丽之后，李世勣出兵灭了薛延陀，猛将兄薛万彻作为副手一同出征，屡立战功。回国后作为嘉奖，官拜右武卫大将军的同时，还有幸迎娶了丹阳公主。

薛万彻是个怪才。他是李世民当年钦点的三大将之一（另两位则分别是李世勣和李道宗）。二李场上发挥稳定，作战不会有出乎意料的大胜，也几乎没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大败；唯有薛万彻，战果甚是雷人，不是完胜就是大败。

此外，薛万彻还有个毛病，那就是眼睛长在脑门上，从来不拿正眼瞧人。

作为将军，他的军事能力不容置疑，但是作为一支军队的主帅，仅仅靠骁勇善战是远远不够的。薛万彻的傲慢使他不经意间开罪了不少同僚，以至于远在长安的皇帝都收到了不少弹劾他的奏章。

主将过于自负就容易坏事，关二哥就是前车之鉴。念及他往日的战功，李世民决定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一份既有褒奖，又有斥责的诏书被送到了前线薛万彻的手中。

换做其他人，都应该懂得诏书的用意：你有功朕是知道的，回来升官发财自然少不了；但骄傲自大万不可取，你当戒之。

换做其他人，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连夜赶份奏章，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的过失，表达改正的决心，然后再派人快马加鞭送回长安。

然而薛万彻终究不是一般人，他非但没有检讨，反而不干不净骂咧起来。

回到长安后，他的副手、右卫将军裴行方当即举报他口出怨言，心存怨望。

检控双方当庭对质，裴行方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薛万彻虽然打仗在行，撒谎抵赖却实在是幼稚园的水平，最后只好“辞屈”。罪名成立。

说来也怪，一向低调寡语的李世勣突然站了出来，斥责薛万彻的狂妄，末了还大大地表了把忠心：“论公，薛万彻是大将军；论私，是陛下的女婿。可他面对皇上的好言相劝，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口出怨言，实在是罪不容诛！”

听到这话，薛万彻更是一脸的迷惑不解。怪了，偶和你没啥利益冲突啊，非但没有，咱俩好像还是多年的战友呢，不记得曾经得罪过你啊，至于把人往死里整么？！

干吗？

有时候向上爬，就得踩着别人上。

最后，幸得太宗皇帝法外开恩，仅仅是剥夺了他的所有官职，流放到象州（广西象州县）去了。

要说薛万彻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在象州没待上几天就遇上了大赦，重返长安后又被任命为宁州（甘肃宁县）刺史。

对于这段遭遇，薛万彻心中甚是不满，经常指天恨地地抱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一次赴京朝见，偶遇同为驸马的房遗爱。同为官场失意人的二人惺惺相惜，相约把酒骂苍天，居然成为了知心好友。

在薛万彻看来，京城的达官显贵皆是酒囊饭袋，论真本事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对手。而房遗爱因为沾了老爹的光，仕途上一帆风顺，自以为不比任何人差。一样的狂妄自大加上满腔怨恨，使得两人很快便达成了初步协议：一旦宫中有变就“行大事”，拥立李治的叔父——荆王李元景为帝。

京中亲王甚多，李元景并非出类拔萃，为何要拥立他？

其实要说李元景没啥本事可实在是委屈了人家。至少在忽悠方面，他比一般人还是要强很多的。

如果有人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一手抓着太阳，一手握着月亮。你什么反应？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嘲笑那人说：嘿，哥们，你真会做梦！

可李元景的本事就在于他能够通过自己灵活生动的描述让对方觉得自己受命于天，必然会有一番大事业。被他成功忽悠的除房遗爱和薛万彻外，还有同样身为驸马爷的柴令武（李世民姐夫柴绍的儿子）等人。就这样，李元景、高阳公主夫妇、薛万彻、柴令武等便坐上了一条不归的漏船。

更可笑的是这帮人也就是嘴上叫叫，除了收买了一个主管内宫监狱的宦官，打听后宫动静外基本没下过什么功夫。看样子他们是打算等哪天李治被雷劈死或是吃饭噎死之后再动手了。

顺着高阳案，长孙国舅很快便摸出了这伙人的阴谋。这些人既没有周密的计划和部署，也没有对付审讯的经验和能力，一落网，一审讯，眼看案情就要水落石出。

身披重枷的房遗爱后悔不迭，再傻他也明白了，身背谋逆大罪肯定是活不成的。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当年此人也和自己一样身处绝境，但最终却逢凶化吉，实在是堪称天下罪人之楷模。

房遗爱心中的偶像，便是纥干承基。

当年纥干承基因李祐谋反案被牵连，情急之下爆出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猛料，最后非但被免于处罚，还被封了官晋了爵，实在是笔划算的买卖。有前车之鉴，房遗爱决定转作污点证人，用别人的命来换自己的命。

可是咬谁呢？除了已经落水的那帮人，他不知道还有谁想谋反。随便拉一个人似也不妥，如果查出来是诬告，还要罪上加罪，划不来。

怎么办？

有了。长孙国舅的话堪比金口玉言，只要顺着他的意思说，他老人家一个高兴，说不定我的事儿就结了！

一天，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的府邸突然被重兵包围。李恪同学蒙了，花了好久才弄明白：房遗爱供出自己是他的同谋！

李恪曾经是太宗皇帝非常宠爱的儿子，行事颇有父亲当年的风范。李承乾被废后，曾经一度很有希望问鼎太子之位，因为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未果，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但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他知道李恪对自己定有许多的不满。加上这位吴王文武双全，在民间颇有声望。此人一朝不除，便犹如芒刺在背。

房遗爱的供词无疑是给长孙无忌送上了一份大礼，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李恪治罪，轻松除去一个政敌，还能博一个“铁面无私”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李恪猝不及防，根本无力招架。眼看李恪已是瓮中之鳖，长孙无忌不禁暗自高兴。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扩大打击面，对素来与自己不和的高官们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而他的武器，就是只有天知道从哪里来的口供。当然啦，作为唐代赫赫有名的法学家和《唐律》的主要起草人，长孙舅舅还是很注意法律程序的，他提供的每份口供上都盖有证人的指印。

经过“周密”调查，房遗爱等人谋反罪名成立，宣判如下：

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柴令武之妻）念其皇族身份，可留全尸，特赐自尽。

另外还有几位平时与长孙无忌不怎么对付的，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理：侍中（相当于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兼太子詹事宇文节、太常卿（主管祭祀礼乐的最高长官）江夏王李道宗和驸马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因与房遗爱交往过密，被撤职流放岭南。

蒙冤受辱的李恪悲愤交加，自知命运已无法扭转，临终前他倾尽全力，向上天发出了凄厉的请求：“长孙老贼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倘若神灵祖宗地下有知，你家势必不久就会被满门抄斩！”

薛万彻也是一身豪气，对着监斩官大喝：“想我老薛乃大唐勇士，本该为国效力，至死方休。怎能受房遗爱小贼牵连！快快给我个痛快！”

话音刚落，刽子手一刀下去，薛万彻的脖子顿时血肉横飞，但却并未立刻死去。薛万彻大怒，回过头来大声呵斥道：“干什么出工不出力！”又惊又怕的刽子手抡起又是两刀，才算了事。

处理完政敌后，长孙无忌开始清除隐患：李恪的母亲杨妃和弟弟蜀王李愔都被剥夺了皇族身份，贬为庶民，发配巴州（四川巴中市）；房遗直被贬为春州（广东省阳春市）铜陵县尉；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则被贬到了交州（越南河内）。

作为钦命的办案专员，长孙无忌确实表现出了不一般的能力和魄力。一桩大案被迅速侦破，犯人——无论什么来头都被依法处置。但同时，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又显得心胸不够宽广，对于曾经与他有仇隙以及政见不合者，他伺机打击陷害，完全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冤屈，或曾经为国家做过重要贡献，一味依据个人的好恶来罗织罪名，清洗对手。他固然攀上了权力的巅峰，却也不知不觉将大部分人赶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为自己招来了一个愈加庞大的反对集团。因为人们发现，要么赶紧上前抱住长孙无忌的大腿，牢牢不放开，要么紧密联合以求自保，否则哪天长孙舅舅一个不高兴，自己很有可能就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第二章　通向皇后之路

政治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李治，这个原本舅舅眼中的乖孩子，正逐渐走向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毕竟他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而正在呼风唤雨的长孙无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长孙无忌更不会料到，一个此前他都几乎没有太过注意的女人很快将会左右他的命运。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昭仪又为李治生下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公主。对于这位天之骄女，李治倾注了十分的宠爱。

按照传统，作为后宫之主，王皇后是所有皇帝子女的“大妈妈”，理当前往探望。

王皇后虽然不得宠，但品行端庄，该做的事一件不落。尽管她与武昭仪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接近水火，但两位女人还是很有礼貌地见了面，嘘寒问暖，倒也显得十分亲热。

面对可爱无邪的小龙女，王皇后饶有趣味地逗弄了一会儿后离开了。没多久，李治驾到。可是当他抱起心爱的小女儿时，却惊讶地发现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太医们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确认：小公主已经撒手人寰！

戒备森严的皇宫后院，小公主居然无疾而终？这还了得！

李治立刻命人将乳母、宫女等全部召集起来，仔细审问。

大家都慌了，生怕皇上一动怒或自己说错一个字，脑袋就再也吃不了饭了。好在慌归慌，头脑还不糊涂，不至于忘记刚刚发生的事情。

很快李治便得到了重要线索：王皇后来过；来之前小公主还是好好的；王皇后走后再也没人来过。

武昭仪早已哭成了泪人，抱着女儿的尸体悲痛欲绝，撕心裂肺地向上天祈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回女儿的重生。心烦意乱的李治更是怒火四起，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骂道：“王氏这个贱人竟敢谋杀朕的女儿，真是胆大包天！”

“皇上，你可要为我们娘儿俩做主啊！皇后早就看我不顺眼，说我妖媚惑主。她不害死我们母子是不会甘心的，可怜我一个小小的昭仪，无权无势，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和孩子……”

“够了！不要再说了！朕……朕要废了这个贱人！”

噩耗很快传遍后宫。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皇后当即一脸无辜和惊愕地来见李治，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一切似乎都对她不利：她有作案时间（借着看孩子的时机下手）、作案动机（武昭仪受宠，彼此矛盾很深），还有宫女们提供的口供，都表明她极有可能是杀害小公主的元凶。

可怜王皇后只是一个劲说：“我冤枉……”

那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王皇后……

事实上，无论王皇后怎么解释，在李治心中，她早已是一个人面兽心、凶残狠毒的蛇蝎女。这种女人，还有什么资格统领后宫，做天下女子的表率？倒是那善解朕意，温柔贤淑的武昭仪更适合。

但即便是这么想，李治也不能就这样随便下个诏书把皇后废了。因为哪怕是后来的锦衣卫和东厂，定罪前也得先取得口供，才能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而现在没有切实的证据，只能说王皇后有重大作案嫌疑，却并不能确认她就是凶手，所以李治就算再恼火，也不能把皇后怎么样。

关于这事儿，目前最流行的版本是武昭仪自己下狠心掐死了女儿，以此栽赃皇后。央视版《武则天》便是这一版本的积极实践者：王皇后走后，武昭仪突然生出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毒计，但她毕竟爱女情深，长久地注视着襁褓中可爱的女儿，眼中默默流下了两行泪水……

《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也采用的这一口径，一致认为是武昭仪为搏上位，下手杀死了亲生女儿。

但《旧唐书》中却压根没有提及此事。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呢？

王皇后虽然政治智商不算高，但也绝非目光短浅的毒妇。如果真的是她借探望之际害死小公主，好处只有很可怜的一条：武昭仪的女儿死了，我可以暗自爽一把。

但随之而来的全是对她的不利：首先杀死婴儿这种事要遭天谴，其次自己无法摆脱干系，所有人都会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到自己身上，特别是那个已经根本离不开武昭仪的皇帝丈夫。为了出口恶气，给自己招来无穷的后患，以王皇后的家世和受教育程度，她应该还不至于如此愚蠢。

而在李治看来，他愿意相信皇后有这么愚蠢。本着“一切可能都被排除后，无论多么不可能的事都是真实的”原则，他只能认定皇后是凶手。

李治不会想到，孩子的生母也有作案的动机。他也绝对不会往这方面想，因为在他心中，武昭仪是那么的温柔贤淑，只恨世间的言语不能精确表达出朕心目中她的完美无瑕。

《旧唐书》的很多内容都是照搬唐朝史官的记载。武媚娘做了皇帝，自然不愿意在史书上留下这么不光彩的一笔，而她的后世子孙们为了皇室的体面也有可能故意掩盖事实。而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则不会有此羁绊，倒可能会相对客观。

但如果下手的真的是武昭仪，作为唯一当事人的她，势必会守口如瓶。

那么，别人又如何知晓呢？

蜗牛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则天后来与男宠相处时无意中说出来的，又或是睡梦中的呓语被别人给偷听了。

可是后人又是怎么知道并写入正史的呢？

除野史外，也就是推测或是抱着某种宣传目的地泼脏水了。没办法，谁让一个女人当上皇帝了呢？这可是对正统观念的极大嘲讽与颠覆。

事实上，如果就事论事，小公主的死因不乏意外的因素，比如包裹的衣物太多导致窒息死亡，突发急症等等。毕竟当时医疗水平还不高，宫廷之中婴儿夭折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这还真是个谜。但不是眼下的关键。

关键在于现在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小公主死了；王皇后嫌疑最大；武昭仪地位更加稳固，距离皇后之位又稳稳地大踏步前进了一下下。

武昭仪这里形势一片大好，但一切却还只是水中望月。首先皇后的“罪行”无法得到确认，废后理由不充分；朝中重臣，尤其是长孙无忌铁了心地支持王皇后，根本不给武昭仪任何进步的机会。

李治很清楚，要想立武氏为后，长孙无忌这一关必须得过。于是李、武二人开始积极对长孙无忌展开公关。

此时的长孙无忌刚刚成功清洗了朝中的反对势力，那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一天，他突然接到外甥李治的亲切通知：为进一步稳定领导核心，加强君臣沟通，朕将于某日亲往舅舅府上一叙。

为了接驾，长孙府上顿时忙活开了，房子要粉刷，酒宴材料要准备，门口道路要清扫，家人也要接受严格的培训……

约定的那天终于来了。只是李治并不是一个人前来，同行的居然还有武昭仪！

来就来吧，反正多张嘴也就是多付筷子的事。

酒宴的气氛十分融洽，李治一如既往地敬重舅舅，不时就大小事务向他请教；长孙无忌也尽足了臣子的礼节，回答恭顺有加；一旁的武昭仪也恪守外甥媳妇的本分，对舅舅一家礼貌有加。那场面归纳起来就一个词：和谐。

和谐的外表下三人却都在暗自里盘算着。李治和武昭仪想的是如何劝说舅舅倒戈支持自己，长孙无忌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李治的意图，也在积极思考着应对之策。

很快，李治便找到了突破口：加封长孙舅舅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没实权的闲官，享受正五品待遇，可作为“进步”的跳板）；另考虑到此次造访给舅舅家在经济上造成了一定负担，特赏赐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无数。

对此，长孙无忌一家欣然接受，当即叩谢皇恩。

好，你开心了，那咱就切入正题吧！

李治：舅舅，王氏为后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

长孙无忌：咳咳，太子新立，皇后疼爱如同己出，皇上大可不必担心。

李治：呃，舅舅看武昭仪如何？

长孙无忌：好啊，温柔贤淑，又为皇上诞下皇子，实乃皇上之福！

李治：比之皇后如何？

长孙无忌：陛下，微臣觉得皇后、武昭仪和其他的妃嫔们都很好，后宫稳定，都是托了皇上的洪福啊！

李治：不是，朕是说……

长孙无忌：来来来，为皇上有此贤后，有此昭仪，干！

李治：皇后的事……

长孙无忌：皇上，今日既来了微臣家，微臣就要让您吃好喝好！来，请满饮此杯！

在一片推杯换盏的声音中，李治根本无法继续这个话题。一旁武昭仪的脸色也是微微一颤：好你个长孙老儿，实在奸诈狡猾！打过去的糖衣炮弹你是把糖衣吃掉，再把炮弹尽数扔了回来！得了好处还装糊涂！实在是可恶至极！

酒过若干巡，拉长着脸的李治和武昭仪匆匆移驾回宫。跪送他们的是一群恭恭敬敬的大小长孙们。

眼见长孙无忌等人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李治着实觉得对不住心爱的女人，琢磨着要重新给武昭仪一个名分。这个名分虽说不能和皇后平起平坐，但在后宫也就仅次于皇后。

这个名分叫“宸妃”。

“宸”本意指房屋，还有个意思是北极星的位置，并被进一步引申为皇位和帝王的代称，宸妃的地位可想而知。

这个位置显然是专为武媚娘而设。

消息一出，朝野哗然。没等长孙无忌亲自出马，早有另两位宰相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上疏，明白无误地告诉李治：“妃嫔有数，今别立号，有违礼数，不可！”

这二位在当时并不是长孙无忌集团的成员，而是代表了朝中大部分的中间势力。这一上疏，李治算是看出来了：立宸妃之事已不可能在群臣中获得通过。中间势力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王皇后的铁杆粉丝长孙舅舅了。

虽然离皇后的宝座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武昭仪这个有着非同寻常经历和抱负的女人并没有就此放弃。度过了短暂的失望期后，她开始更加耐心地寻找机会。而上天似乎也更爱眷顾有准备的人，很快，机会便来了。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夏天，李治接到了一份特别报告，彻底摧毁了王皇后母仪天下的基础。

报告指控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在宫中玩弄旁门左道之术，诅咒与自己有矛盾的人。

一个施行妖法的女人，还有何颜目统领后宫，做天下女性的表率？

报告的落款处，赫然署着武氏昭仪的名字。

对于这份报告，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认为是武昭仪的陷害。唯独《旧唐书》认为确有其事，并称王皇后这样做，只是希望皇上能够恢复对自己的宠爱，目的并不在害人。

想王皇后早已被李治冷落，小公主意外死亡事件后，李治对她更是厌恶至极，压根不会再去皇后宫中看望。与此同时，那个托了她的福才得以进宫服侍的武昭仪却是炙手可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渴望重新夺回丈夫的爱，为他生下一男半女，看来已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走投无路的王皇后如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又是法术的崇拜者，出此计策也不难理解。于是，两个政治头脑简单的女人一时脑袋发热，想出了这个昏招。毕竟她们想的只是发展夫妻感情，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即使被人举报，理由也不算不正当。因此蜗牛认为《旧唐书》所载不无道理。

可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武昭仪遍布后宫的情报网很快便向她汇报了这一情况。武昭仪大喜：蠢女人！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于是便有了李治龙案上的那份报告。只是报告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就很难说了。

果然，如武昭仪所料，李治再一次勃然大怒。接着王皇后便受到了相当严厉的责问。

巫蛊这东西，你要证明它发生很难，而要证明它没有发生，更难。可怜的女人，根本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并无恶意。与上次小公主事件不同的是，在李治看来，此次的巫蛊事件已经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后宫，对准了与她有隙的其他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制裁方案很快出台。首先是直接当事人之一、王皇后的母亲柳氏被勒令禁止进宫。

紧接着，吏部尚书柳奭也受外甥女不轨行为的牵连，被外放到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做刺史。对此，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也是无可奈何，毕竟行巫蛊之术在后宫是个禁忌，无法掩饰。

这些都还不算。眼看王皇后境地越来越糟，一些嗅觉敏感之人精确地把握住了政治新动向，纷纷忙不迭地向王家人身上猛踩一脚，以迎合皇帝的心思。

这不，柳奭还在前往遂州的路上时，岐州（陕西省凤翔县）长史于承素的弹劾奏章已经送到了李治面前：柳奭在途经岐州时出言不逊，擅自泄露了政府高层的机密谈话。

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柳奭尚未到任，就再一次遭贬，被发配到了更为偏远的荣州（四川省荣县）。

至此，王家的政治基础已经被削弱殆尽。

应该说，于承素的积极主动性是不错的，不过他并没有实质性捞到多少好处。另有那么几位，抓住了机遇，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第一位站出来的是李义府。

李义府，饶阳（河北省饶阳县）人，外貌端正且才华出众，属于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人才。正因为如此，原本一介平民的他被大将军李大亮相中，推荐为官，直接从地方调进了中央政府。而后同样因为文采不凡，被已经跻身高官的刘洎和马周推荐给了太宗皇帝。

这是李义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得到皇帝赏识的他随即被派往晋王府当差。可以说，没有这一步，李义府这辈子恐怕也只能在朝中苦熬资历了。

李治成功登上太子宝座后，李义府也一夜间拥有了“崇贤馆直学士”的头衔，成为了当时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与此同时，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也越发重要，和时任司议郎的来济并称为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人称“来李”。

那么李义府的文学水平到底如何呢？请看他的诗作——《和边城秋气早》

金微凝素节，玉律应清葭。边马秋声急，征鸿晓阵斜。

关树凋凉叶，塞草落寒花。雾暗长川景，云昏大漠沙。

溪深路难越，川平望超忽。极望断烟飘，遥落惊蓬没。

霜结龙城吹，水照龟林月。日色夏犹冷，霜华春未歇。

睿作高紫宸，分明映玄阙。

除了五言律诗，李义府还擅长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据载，他曾经向李治进献过一篇文章，李治读完后命人精心装裱，并重赏了李义府四十匹帛。

有出众的才干，又有未来皇帝的欣赏和提携，李义府自然是踌躇满志，平日里时常憧憬着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转眼到了永徽年间，当年与他齐名的来济已经官拜中书令，而他李义府虽说是多年的太子跟班，却只混了个中书舍人，区区五品官而已。同样是满肚子学问，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问题主要出在长孙无忌的身上。

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官员的提拔和任命基本都需要得到他的首肯。从之前他的种种行为来看，用人方面虽说有些任人唯亲，排除异己，但他拒绝提拔李义府的原因却很是迎合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

原来，李义府虽然容貌端庄，貌似忠厚，对任何人都笑容可掬，内心却工于心计，表面笑眯眯，背地里捅刀子，实乃“笑里藏刀”的最好注解。了解他的人便给他起了两个绰号，“笑中刀”和“李猫”。长孙无忌混迹官场这么多年，对于这种两面三刀的人很是不屑。一句话，这种人即便再有才干也甭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蹦跶。

见自己满腹文章无人识，每次热脸贴上去换来的都是长孙国舅的冷屁股，李义府自然是郁闷至极。永徽六年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这一年长孙无忌决定将他贬为壁州（四川省通江县）司马，相关公文都已拟好，只待发出。

得知这一消息后，李义府一筹莫展起来，倘若真被贬到那边远之所，自己这辈子可就再无翻身之日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义府向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吐露了自己的困境。王德俭算是李义府极少数还能被称作“朋友”的人，他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卫尉卿许敬宗的外甥。根据他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他给李义府支了个招。

“以我之见，长孙大人将你贬到外地已是箭在弦上，只差诏书了。普天之下唯一能改变这一决定的唯有当今圣上。”

“哎，圣上又怎会为了我和长孙大人唱反调呢？我跟了他多年，如果他老人家真是心中有我，我也不至于混到这步田地！”

“呵呵，圣上自不会为你和他舅父翻脸。但如果是为了另一个人，我看倒非常有可能！”

“哦？此话怎讲？”

“现下武昭仪势头正盛，傻子都看得出来，圣上有心立她为后。怎奈长孙大人就是死活不同意，朝中也无人肯公开站出来支持圣上。你反正要被赶出长安了，不如放手一搏！成了则咸鱼翻身，败了也无非是贬得再远些，怕什么！”

“贤弟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受教了！”

李义府说干就干。当天夜里本该王德俭当班，李义府主动要求和他换班，趁着夜深人静，文思如泉涌，激昂澎湃地完成了一篇漂亮的奏章。

接下来的日子，他只能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李义府的奏章无非是阐述各种道理，支持废王（皇后）立武（媚娘），末了还无耻地代表全体人民向领导表示：这是天下百姓的共同愿望。

尽管文章写得马屁飞扬，唾沫横飞，打动李治应该不是问题，但李义府仍然觉得这是一场豪赌。七位宰相级别的高官中有六位对于立武昭仪为后持反对意见，他李义府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政治能量比起任何一位宰相都差了十万八千里，就算叫得再响亮，恐怕也难以从整体上改变朝臣们的态度，帮不了李治多大的忙。

不过李治看到奏章后却是非常高兴，当即召见了李义府，就废王立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此外，李义府还大发了一笔横财——李治赏赐给他整整一斗珍珠。

当然，那份贬李义府为壁州司马的公文再也不会发出来了。

李义府终于迎来了好日子。除了成功留京外，后宫第一红人武昭仪也暗中派人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郑重地告诉他：好好跟着我干，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

果不其然，没几天，中书舍人李义府就被越级提拔为中书侍郎，成了副宰相级别的官员。

这立后的事儿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怎么就给了他这么多好处呢？

其实，那天夜里投出奏章后李义府所担心的，也正是李治所需要的。

虽然宰相们是一边倒的反对，但李治并没有灰心，他真正担心的是朝中无人认同他的想法。他作为皇帝必须考虑宰相们的意见，而宰相们也必须尊重大部分朝臣的看法。如果李治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而不必去一个个地征求宰相的意见。李义府的奏章，给了李治和武昭仪极大的鼓舞：原来朝中还是有人支持我们的啊！嗬，理由还这么充分！

而且，让李义府升官发财，无异于向所有人做了个广告：凡是支持当今圣上的，便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必担心宰相们的打击！

这无疑可以立竿见影地吸引一大批中间派，组建起一条强大的挺武统一战线。

李义府的买卖做对了！

很快，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崔义玄和他的副手御史中丞袁公瑜都站到李治武昭仪一边。

有了朝臣的支持，李治的胆气开始壮了，他准备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挑明。

一日退朝后，李治单独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世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中书令褚遂良等四位宰相入殿议事。接到通知后，这几位高官决定私下里先商量一下，通个气。

不用说，今天多半是要讨论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事。该来的总要来的。

长孙无忌眉头紧皱，李世勣和于志宁都是一言不发，唯有褚遂良大义凛然：“今日召见，怕是要明确提出立武氏为后了。如果圣上心意已定，忤逆圣意很可能会血溅当场。太尉大人是皇上舅父，司空大人是开国功臣。只有我出身一般，又没什么功劳，蒙先帝重托，时常感到惭愧。为了不让皇上背负杀舅父和杀功臣的恶名，二位大人今日不必首先开口，一切有我！”

话音刚落，李世勣突然一脸痛苦状：“哎呀，我老毛病又犯了，疼得厉害，得先回家休息，各位实在对不住，失陪了。”

李世勣是边说边扶墙往外走，留下面面相觑的三个人。

显然，李世勣的病是装的，但他也只能这样做。

按照李世勣的习惯，除了自己所擅长的军事领域，坚决不做出头鸟。看样子今天是要撕下脸皮针锋相对了，如果帮着同僚，皇帝会不爽；可如果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又显然要得罪同僚。可如果去，又容不得自己一言不发。思来想去，还是脚底抹油比较划算。

哼，走就走吧，少了你又如何！剩下的三位宰相依旨进了宫。

果不其然，李治开门见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罪莫大过于断绝香火。这些都是庶民皆知的道理。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却为朕生儿育女，延续血脉。而今皇后品行败坏，居然以巫蛊之术祸乱后宫。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打算废掉王氏，改立武昭仪为后，爱卿们意下如何？”

话音刚落，褚遂良已抢上一步，说道：“王皇后血统高贵，乃名门之后，又是先帝钦定。先帝弥留之际，亲手将陛下的手交到微臣的手中，叮嘱道：‘我的好儿子和好儿媳妇，现在就交给你了！’这些话至今还时常在微臣的耳边回荡。况且皇后温柔贤淑，天下皆知，恪守妇道，为后宫之楷模。今虽有不利传言也都未经证实，怎能轻言废黜？今日即使是冒犯圣颜，臣也万不敢有违先帝之遗命！”

话说到这份儿上，实在是大大地出乎李治的意料。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当即宣布散会，拂袖而去。

第二天李治再一次提出了这个话题，这次他点名要舅舅长孙无忌先发言。

此前武昭仪的母亲杨氏曾多次拜访过长孙无忌，请求他在后宫问题上站在女儿一边。长孙无忌尽管每次都以礼相待，却从未松过口。而先前许敬宗也曾就这事儿劝说过他，得到的只是劈头盖脸的一阵痛骂。

不难看出，对于废后改立，长孙无忌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此时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原先那个百依百顺、唯舅舅马首是瞻的外甥已经长大，开始有明确的主见，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教训和糊弄的小孩子了。在立后的事情上，他似乎主意已定，出言反对无异于公然与他对抗，搞不好会埋下祸根；若是褚遂良惹怒了李治，自己也好出面相救。因此，他打定主意，不再多说，只一句话：“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帝将这些事务都托付给了褚遂良，希望陛下能够多多听取他的意见。”

什么？褚遂良那家伙昨天那么激烈地反对，我能听他的么？！

但既然舅舅都这么说了，总要给他和大家一个面子，姑且听听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治没有想到，褚遂良这次说出来居然比昨天的还要难听，不过开头那句倒是很顺耳。

“臣以为，陛下如果一定要更换皇后，也不是不行。”

听了这话，李治心里顿觉舒坦了许多：哈，过了一天这人居然开窍了？

“但是即使要换皇后，也应该在天下的名门世族中甄选贤良淑德者，未必是那武氏。想那武氏，原本侍奉先帝，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岂能随意糊弄？如立此等女子为后，当下先不说，后世之人又将如何评论？望陛下三思！今天冒犯天颜，臣罪该万死！”

看到李治已经被气得浑身发抖，褚遂良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放下手中的笏板，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臣素无德行，还忝居官位，今日又大胆冲撞皇上，请允许臣归还笏板，辞职回乡！”

也难怪李治生气。褚遂良这话根本就是指着鼻子骂他乱伦，睡了父亲的女人不说，居然还想着把这个女人扶上皇后的宝座。居然还敢以文人最常用的手段来恐吓自己。末了，还要放出狠话，那意思就说反正我把话撂这儿了，顶多你杀了我，但要我认可武氏当皇后，门都没有！

这边褚遂良已是磕得头破血流，仍没有停止的意思。无疑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对先帝的承诺，同时也是对现任皇帝的尽忠。

可作为当事人的李治，感觉却完全不同：这帮老东西，左一句“先帝”，右一句“先帝”，置我这个“现帝”于何处？我做皇帝的尊严和权利何在？现在居然还要摆出一副随时准备丢官杀头的样子给我看，莫非当我真的怕你，不敢杀你么？！

当然，李治并不是那种一动怒就要杀人的主儿。但对于褚遂良的这种过激行为，他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于是喝令武士将他拖出殿去。

突然一旁挂着的珠帘后面发出了凄厉的女声：“为什么不杀了这个南蛮子（何不扑杀此獠）！”

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懵了，但很快也都反应了过来：这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口中的皇后人选——武媚娘。

这里，蜗牛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武媚娘口中的“獠”字。

獠本意是“暴露在最外面的长牙”，从字形看不像啥好字，而事实上的确也只在“青面獠牙”等词中才偶然见到。后来发展成为北方人对南方人的特定贬称。褚遂良原籍河南，出生于关中，但因其先祖是在西晋末年由河南迁居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因此气急败坏之下武媚娘才斥称他为南蛮。

也难怪她动怒，褚遂良虽没有正面对她进行评价，但句句也都没离开她的事。说李治乱伦也就等于说武媚娘不知羞耻，陪老子睡了还想当儿子的皇后，不是皇后的合适人选。

长孙无忌也火了，他火的倒不是李治的态度，而是皇帝和大臣们谈话时，珠帘后面居然还躲着一个女人，居然还敢公开发难。

只是碍于现在的局面，他无法公然站出来指责这个无耻的女人，也不便向皇帝发难。因此，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褚遂良乃先帝钦定的顾命大臣，地位非同一般。即使有什么罪过也不便上刑！”

因为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惊心动魄，以至于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完全没了声音。或许是吓傻了，又或许是大智若愚在装傻，反正他是一言不发，神情木讷。这位先后担任三届太子（李承乾、李治和李忠）老师的老先生虽然为人正派且资历深厚，却缺乏政治家的果敢与决断，不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对于他，李治也只能苦笑。

这一次的君臣谈判，又是不欢而散。

虽然没有会议纪要，也没有任何决议，但很快朝臣们还是得到了消息。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先后上疏，恳请李治再三考虑。

要说高水平的人进谏就是不一般，处处引经据典。这两份奏章不遗余力地向李治介绍了苏妲己、褒姒、西施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光荣事迹，阐述了后宫对于一个王朝兴衰的巨大影响力，希望李治能够充分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可惜，此时的李治根本就是武昭仪的裙下俘虏，他压根不认为武媚娘和苏妲己是同类。

在这一点上，李治确比长孙等人看的透彻。事实上，武媚娘的确不是红颜祸水，相反在政治上她比当时的许多男人都要强！虽然当时的李治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几次三番的努力都毫无效果，反而还被人狠狠地羞辱了两顿，李治不由十分火大。贵为皇帝，却连选大老婆的权力都没有，还不如普通百姓过得自由快活。但生气归生气，他还是片刻没有停止过思考。

终于有一天，李治意识到，只要有一个人是支持自己的，那么其他人的想法可以先放在一边。

什么人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呢？

只要获得了军方的支持，那些老臣顶多也就是写写文章骂骂人罢了，无法对自己形成实质性的威胁。

而此时军方势力的代表便是司空大人李世勣。

一次两人的单独会晤中，李治向他抛出了皇后废立的问题。

李世勣的回答无异于给李治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皇后虽然母仪天下，但说白了就是皇上的老婆。皇上想让谁当大老婆，谁当小老婆，那都是陛下自己的家事，何必去问外人？”

李世勣这话几乎就是明白地告诉李治：大唐军队忠于陛下，不干预政治，更不干涉陛下的家事。陛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军方永远跟着您走。

有了军方的支持，李治顿觉腰杆硬了，胆气壮了。而左右侍从们的一句话，更是促使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种地的庄稼汉多收十斗小麦还打算换个老婆，何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要换个皇后有何不可？真不知道那些人天天讨论皇后的事情有啥意思！

现在看来，这个比喻很有些不恰当，怎么听都有暴发户的味道，可是在当时的李治听来，却足以令他精神百倍：是啊，一个种地的发了财都可以换老婆，我贵为皇帝为什么不行！

这话虽是由侍从们的口说出，但却不是出自他们的原创，著作权实应归属许敬宗。

许敬宗的仕途颇有些坎坷。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已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并列秦王府“十八学士”，只是他后来没能拜相封侯，只做了个从事文书工作的国史编撰员。李治即位后他一度当上了礼部尚书，却又因嫁女儿时向男方索要的彩礼过多遭到弹劾，被踢出京城当了个郑州刺史。好不容易回到长安，他因公开支持武昭仪才得以重新官拜礼部尚书。经过一番官场的风云变幻，许敬宗由衷地发现跟着武昭仪有肉吃！

永徽六年九月，李治第一次独立行使了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罢免中书令褚遂良，外放为潭州（湖南长沙）都督。

这无疑是对长孙无忌等人的一记重大打击。其集团的骨干成员、堂堂宰相仅仅因为在皇后人选问题上言辞激烈便遭到实质性流放，这不仅严重削弱了长孙派的实力，也极大地鼓舞了反对派的信心。而此时的长孙无忌等人却也只能干瞪眼。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和李治叫板的实力——军队。

前面说过，长孙无忌过于追求巩固己方的权力，甚至不惜向对手栽赃。战功赫赫的名将薛万彻和李道宗等或是被杀或是被逐，均不得善终。而作为二人战友的李世勣自然兔死狐悲。虽然他不能直接把长孙无忌怎样，但在关键时刻将长孙无忌一军还是可以的。

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是由文官把持的，在他们看来，武将们根本就是老粗，只会打打杀杀，缺乏内涵和修养，与自己不在同一层次上。在这一点上，长孙无忌等人也不例外。

然而，当发现自己说话需要足够的底气时，长孙无忌们才意识到，真要讲究实力，拳头永远比笔头成效快。

初次动用权威就很见成效，李治十分宽慰。武昭仪的皇后之路也已基本打通，前景更是一片光明。

除王皇后，武媚娘还将曾经的对手萧淑妃也列入打击目标的行列。

具体她做了哪些工作，现在已很难考证，但结果很明确：她成功了。

在褚遂良被贬一个月后，李治下诏：王皇后和萧淑妃密谋毒害朕，触犯大唐刑律，剥夺其称号和一切待遇，贬为庶人。她们的家人需承担连带责任，免除职务，全部流放岭南。

细看诏书，很有些地方不太靠谱：指责王萧二人企图谋害皇帝，却丝毫不提证据，直接定了性；可是如果这两个女人真的想害皇帝，又岂止是触犯刑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杀头都是轻的，怎么一句“贬为庶人”就了事了？更何况大逆之罪，满门抄斩也不为过，王萧二人的家人又怎会如此从轻发落？

然而此时已无人再敢从中挑刺儿。原本忠厚仁爱的皇帝俨然已经真正成为了这个帝国的主人，手握生杀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连长孙国舅都不说话，还有谁敢没事找事？

李治的诏书只是处理了活着的人，而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许敬宗却连死人都刨了出来：“前皇后王氏的父亲、特进并追赠司空头衔的王仁祐老贼仍握有委任状，其后代可凭此状要求为官（即所谓”萌官“，指高官的子孙可以依仗先人的官位直接做官）。请陛下尽快撤销其待遇。”

对于这种主动想领导所想的建议，李治自然是大字两个：准奏。

虽然立武氏为后的外部障碍已基本清除，但李治和武媚娘心中却仍有一个疙瘩无法解开，而这也正是当时褚遂良批判的重点：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立她为后无法堵住悠悠众口。

须知，要防止一种舆论的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抢先用另一种舆论来引导。因此，要想证明立武媚娘为后既不违反人伦，也完全遵从道义的话，就得给出一个足够合理的理由。

这显然不易。但当政治需要时，从来不愁找不到理论家。很快，人们便见识到了理论家的威力。

李治收到百官的联名上书，请求立武氏为后。见“民意”如此，李治顺水推舟地下达了立后诏书。诏书堪称完美，既说明了武媚娘的身份，也注解了立武氏为后的合理和合法性，具体内容如下：

1.武家乃天下名门大族，武媚娘出身高贵：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武家门庭显赫，功勋彪炳）；

2.武媚娘德、才、色兼备：往以才行，选入后庭（后宫），誉重椒闱，德光兰掖（就是说武媚娘进宫后得到了无数的荣誉和好评，非常强大）；

3.李治为太子时行为举止端正：朕昔在储贰（当太子时），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由于先帝的恩典常常能在身边侍候，日夜不离）。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那意思是说，我当年天天陪在先帝身边，阅女无数，定力极佳，而且很会做人，从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武媚娘也同样言行端正，从未出过差错）。

4.武媚娘可立为皇后：圣情鉴悉（先帝了解每一件事情），每垂赏叹（对我的行为赞叹不已），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事同政君”说的是当年西汉王朝，汉宣帝的太子刘奭因为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不愿再亲近其他女人。他老爸急了，选了五个宫女让他挑。他便随便指了下王政君。就这样，刘奭即位后，老爸赏赐的女人王政君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

诏书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可是前面基本都是吹嘘。武媚娘之父武士彟是李渊的老部下，太原起兵的功臣之一。说武媚娘是名门之后，出身高贵，也还算过得去。但什么“誉重椒闱”、“德光兰掖”云云不实，否则这么一位先进工作者怎么可能十一年内都没能稍稍进步一点点呢：她在贞观年间一直只是个才人。

至于说“事同政君”，其实根本不同。王政君虽说是刘奭父亲汉宣帝所赐，但她只是个宫女，而不是汉宣帝的小老婆。换句话说，汉宣帝送给儿子的就是一个丫头，而不是自己的妃子。此举和《红楼梦》中贾母把袭人送给宝玉属于同一性质。而武媚娘则是铁板钉钉的才人，是李世民的低级别小老婆。

要说起草诏书的人就是牛，在关键问题上用“事同政君”一笔带过，没有花工夫论述李治立武媚娘是不是乱伦，而是直接给出结论，根本不给你质疑的机会——这可是诏书，你敢质疑吗？

就这样，武媚娘从永徽元年的感业寺尼姑摇身一变成了高宗的皇后，大唐的国母。而这个过程，只不过短短六年的时间。这一年，武媚娘三十一岁。

几家欢乐几家愁，武媚娘开心了，长孙无忌很不爽。同样不开心的还有当时极力劝阻李治的韩瑗和来济二人。长孙舅舅或许还并不需要特别担心自己的未来，可是和皇帝非亲非故的韩、来二人则免不了这层担忧。

立后诏书下达两天后，李治笑眯眯地拿出一份奏章给韩瑗和来济。两人是边读边冒冷汗，最后直接磕头请求免除职务，宁愿回家种地。

李治顿时变了脸：胡说什么呢？朕还要好好重用你们呢！此奏不准！

可两位宰相却更加害怕起来。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份奏章？

奏章来自皇后武氏，大意是说当初韩瑗和来济两人在准备册立自己为宸妃时持反对意见，甘冒杀头之险，实乃帝国大大的忠臣，请陛下对二人奖赏并重用。

李治的意思是想告诉两位，不必担心。瞧，皇后很赏识你们。

可是在韩、来二人看来，这封信根本就是笑里藏刀。说是要奖赏，保不准哪天就给自己来个脑袋搬家了。算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凑合着过吧。

新皇后的册立典礼结束后，这事儿也就暂告了一个段落。收获最大的无疑是武后。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她终于成为了大唐帝国的女主人，获得了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地位。那么李治呢？

李治最终的想法和武媚娘是一致的，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放手做一回了。可是目标达成后，他却开始陷入茫然和失落，没有了对手，反而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因为就生活的实质而言，王皇后那里他原本就不怎么去，萧淑妃那里去的也不多，陪伴他最多的女人只是头衔换了，人还是那一个。每每看到新皇后踌躇满志的笑容，他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里原来的主人，以及那位曾经让他无比宠爱的淑妃。更何况，作为签发人，那份声称王、萧二人下毒的诏书中的水分含量，李治是再清楚不过的。或许，他也曾为参与陷害两人而感到内疚。而正是这份内疚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旧日感情的回味。

王、萧二人虽已是庶民，但却并没有出宫，而是被囚禁在深宫的一个偏僻的院子里，成了实实在在的囚犯。

一天，李治决定去看望这两个可怜的女人。

到了院子后，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根本进不去。因为所有的门窗都被层层封堵，密不透风，只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用来传递饭菜的小洞。

看到两个原本雍容华贵，锦衣玉食的女人居然沦陷在这地牢般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李治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隔着厚厚的宫墙他大声呼喊：“皇后、淑妃，你们在么？”

注意，这时李治喊的是“皇后”和“淑妃”，而不是“贱人”或是其他恶毒的话语，这表明他是念及旧情的，心中并没有完全放下二人。而也因为如此，他直接把二人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听到了李治的呼喊，万般复杂的感情浮上了王皇后的心头：这个男人曾经是她相濡以沫了十几年的丈夫。虽然不敢说感情有多深，但自问一向恪守妇道，对丈夫也是一心一意。尽管曾经为他偏爱萧淑妃而苦恼，但那时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丈夫也尊重自己的意愿立了李忠为太子，一切都曾经是那么的美好。悔不该一时发昏让武氏这个蛇蝎女进了宫，从此自己噩梦连连，接二连三地被推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丈夫的面是彻底见不到了，最后还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从后宫之主沦落为了连普通宫女都不如的贱婢。

一旁的萧淑妃也是同样伤心：曾几何时，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沐浴着三千宠爱，享受着天伦之乐。皇后虽然对自己不满，但也对自己无可奈何，那是何等意气风发！不料鹬蚌相争，便宜了武氏这条毒蛇不说，自己还莫名其妙地沦落成了“意图毒害皇帝”的罪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真是天理何在？！

责骂自己的，是这个男人；宠信武氏的，是这个男人；剥夺自己头衔的，还是这个男人。而现在站在墙外温柔呼唤“皇后”、“淑妃”的，居然还是这个男人！

这个人，该痛骂一番吗？

王皇后没有骂，只是和萧淑妃一起哭着告诉他：“我们已是戴罪在身的贱婢，哪里还配得上如此尊贵的称号！”

李治触景生情，唯有长叹。

二人听出了李治对自己的情意，苦苦哀求道：“若陛下还念及过去的情意，愿意帮助我们重见天日，请将院子赐名为‘回心院’吧。”

对于这个小小的请求，李治当即回答：“我马上就去处理（朕即有处置）。”

李治走了，两个女人又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望。然而她们迎来的却是极为残酷的惩罚。

关于这项惩罚的内容，《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所载略有不同，共同之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各打一百大板，经过特殊处理后被扔进了酒缸。

差异之处是：

《旧唐书》对处理的描述是“截去手足”，即砍断手脚。

《新唐书》对处理的描述是“剔其手足，反接”，即像武侠小说所描述地那样挑断手筋脚筋，再反接起来，以造成更大的痛苦。

《资治通鉴》的描述和《旧唐书》相差无几，为“断去手足”。

其实不管有没有反接筋脉，砍断手脚已非常人所能忍受，更何况还要把流血的伤口完全浸泡在酒里。每每想到这个，蜗牛总感觉不寒而栗。

这件惨案，是武后一手促成。

李治前脚离开院子，武后便已得到消息。她不允许李治对二人旧情复燃，更不允许李治“马上去处理”，让两人“重见天日”。在她看来，一个不小心让二人有机会再次迷惑住李治，再结合朝中长孙无忌等人，自己费尽力气得来的一切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只有对王、萧二人实行物理性摧毁，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她的软硬兼施下，李治下了那道对两人实行“最终处理”的诏书。武后在看到诏书后恶狠狠地骂道：“让这两个老太婆骨醉（令此二妪骨醉）！”

接到诏书时，王、萧二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王皇后明白自己已全盘皆输。一系列事件表明，很多时候姓武的女人比李治自己还要能够掌控“李治”此人的一举一动。现在的酷刑便是对自己所托非人的处罚。因此，她泰然自若地叩头接旨：“愿陛下万岁！昭仪永受皇恩！死是我分内之事！”

萧淑妃则完全不同。她从来就不服武媚娘，更不愿接受彻底失败的事实。面对武氏接二连三的诬陷和迫害，她无力反抗，但骄傲如她宁死也要再拉个垫背的：“姓武的狐狸精居然妖媚惑主到如此地步！苍天有眼，愿我转世为猫，姓武的贱人转世为鼠，让我生生世世都能掐住她的喉咙！”

两个女人最终惨死在酒缸中，死后还被捞出砍下了头颅。

这还不算，二人的家人也被勒令改姓：王家改姓“蟒”，萧家改姓“枭”。

或许是萧淑妃的意愿过于凄厉，武后自此下令宫中不准养猫。

都说人不能做亏心事。王萧二人的惨死还是不可避免地给武后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以后的日子，她时常梦见二个浑身散发着酒味的白衣女鬼拖着残破的四肢披着湿乎乎的散发，七窍流血，满脸狰狞，用可怕的声音向自己索命。惊醒后她立即找来“大仙”驱鬼，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搬家到了蓬莱宫（即大明宫）。

可是法事做了，家也搬了，女鬼还总是出现，搅得武后难以入眠。后来登基称帝后她毅然决定迁都洛阳，一直到死也只回过一次长安。

王、萧二人的死充分表明作为皇帝的李治已经几乎完全被武后所掌控，已然失去了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会说，李治软弱无能，被老婆武则天随意摆弄，最后几乎丢了父亲传下来的江山。这种印象的产生，是源于武则天的强势和李治的相对懦弱。

事实上李治并不比绝大部分帝王软弱。或许他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鼎鼎威名，可是他同样开疆拓土，发动的对外战争比父亲只多不少，在政治上铲除异己时也丝毫不见心慈手软。具体事例后面会详细说到。

事实上李治登基后，能够如此操控他的，也就武则天一人，别人是没有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个实力的。

有观点认为李治有恋母情结，而武则天便充当了他依恋的对象。

母亲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只有九岁。失去了母亲的关怀，虽然也被众人众星捧月地照顾着，他再也找不到那种温暖的感觉。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父亲又总是政务缠身，和他相处的时间本来就少，即使召见他，更多的也是考察他的学习和健康状况，春天般的慈爱是很少能够感受到的。

李治固执地追寻着母亲微笑着把自己抱在怀里的温暖，他拥有的女人虽多，但只有武媚娘能让他找到温暖的感觉。

王皇后是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对丈夫更是礼貌有加。但也因为如此，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感情基础和吸引力。换句话说，王皇后是封建妇女楷模，这种人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当自己的老婆。

萧淑妃年轻貌美，善于撒娇弄痴，能讨李治欢心。她没有意识到李治虽然宠爱自己，但自己的吸引力也仅此为止。一旦有比她更年轻貌美的女人出现，李治的移情别恋在所难免。

武媚娘十四岁进宫，二十六岁被迫出家。十几年的宫廷生活和尼姑庵内的寂寞难耐教会了她人生的哲学，更磨炼了她的心性和忍耐力，使她更易洞察人心。或许一开始李治是纯粹迷恋她的美貌，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女人不仅是他的情人，还是他的姐姐和母亲。只有她能够体贴地想到自己需要什么，能够顺利地为他化解忧愁和心事，能够在他举棋不定时帮他拿定主意。总之，李治希望从女人身上得到的，武媚娘都可以给他。

在王皇后、萧淑妃等人看来，李治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无所不能，形象高大。自己只要靠在他的胸口，做只温顺的小猫就可以。对于李治心中最大的郁闷，她们一无所知。

李治的郁闷主要来自长孙无忌等老臣。他们为官日久，手握大权，年轻的皇帝对他们而言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兼毛头小子。

虽然他们鞠躬尽瘁，为国尽忠，但李治却一点都没有幸福的感觉。整天只是在老头子们拟好的文书上盖个章，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这对于李治这样一个在父亲丰功伟业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小伙子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因为这一切仿佛都在提醒自己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只知道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享福而已。

更让李治受不了的是，老头子们还动不动就拿“先帝”说事。先帝，应该放在庙里供起来，放在心里缅怀起来。至于我本人和你们，要面对的情况和先帝不一样，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拿先帝说事。我不是先帝，我要做的是自己的事业，OK？

可这种苦不能和别人说。大臣们不能说，不然会被烦死；王皇后不能说，她和长孙无忌是一派的；萧淑妃和其他嫔妃没法说，她们不懂；宫女和太监们就更没法说，他们听不懂也不敢听。只有武媚娘，永远站在自己一边，给自己鼓励，和自己并肩战斗。武昭仪被册立为皇后，是武媚娘的胜利，更是李治的胜利。武媚娘不仅是李治的爱人、姐姐和母亲，更是同志加亲密战友。

李治从来不缺女人，但像武媚娘这样的女人，再想找出一个来只怕却是非常非常难了。

可仅仅这些，足以解释李治对王萧二人态度的剧变么？

还不至于。

在这件事情上，武后肯定是下足了功夫的。例如，她可能告诉李治，王皇后是长孙无忌一派势力在后宫的代表，优待她就等于告诉那帮人，你们可以卷土重来，重新确立优势地位。也有可能她旧事重提，哭诉王皇后在小公主死亡事件和巫蛊案中的卑劣手段，重新燃气李治心中埋藏的怒火，顺带着举报萧淑妃和王皇后实际上是一伙的，绝不能惩处一个而放过另外一个。

也正是在武后的不断吹风下，李治毅然决定牺牲两个女人来巩固自己和武后的关系。这正如《三国演义》中张飞打吕布丈人曹豹时说的：“我打你，便是打吕布！”，施展“隔山打牛”神功，借王萧二人之死来打击长孙无忌一派，巩固自己的权威。

至于那份诏书，蜗牛以为很有可能就是简单的赐死之类，因为即使已存着必死的心思，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任谁都难以从容，而作为传统教育产物的王皇后又如何能够安然说出“死，是我本分的事”呢？

至于死刑的执行过程，应该是出自武后的授意。因为李治即使决定让二人去死，也不会带有如此大的仇恨。唯有一直视二人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武后才会想到这么折磨人的招数。

女人一旦狠下心来，再凶狠的男人也禁不住会浑身发抖。

对付完了大人，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个还没来得及品尝帝国接班人滋味的太子李忠了。

这次跳出来的，又是许敬宗。此人人品虽不咋地，但做官的技巧却实在高明。

按说以武后如今的地位，更换太子是迟早的事，一般人就等是等着投赞成票。

但许敬宗从来不愿意从众。皇后之位确立后不久他便上疏李治，要求改封武后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并大义凛然地声称：“这是陛下的家事，臣等本不便干预。可唯独这件事，臣觉得即使是因此被煎成油膏，或是扔到大鼎里煮熟了，臣也要说，死而无悔！”

瞧瞧，这才是做官的水平！

永徽七年（公元656年）正月六日，李忠被废，改封为梁王、梁州刺史；年仅四岁的代王李弘被册封为太子。为了显示这一改封的重要性，第二天李治便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显庆。

历史上属于永徽七年的时间，仅短短六天。

第三章　剑指中亚细亚

当年东突厥的强盛，对唐朝和西突厥都是个不小的威胁，因此两家曾经联合对抗东突厥。虽算不上是多好的盟友，但多年来也是相安无事。可自打唐军西征高昌，双方在西域的斗法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贞观年间，西突厥一度分裂，后又统一，只是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本土人士，而是从东突厥逃亡而来的阿史那欲谷。这使得西突厥上层开了眼界：原来大可汗之位也没有多神圣，只要有实力，人人都当得！

从此，西突厥内部烽烟四起，可汗林立。为争取有利支援，不少人还向唐老大申请颁发可汗认证书，以此作为后盾。长安方面也乐得看到西突厥内耗，反正颁发几个空头职务又不用本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唐政府一方面扮作表面友好，一方面却不断在西域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国之间可以搞博弈，玩均衡，却苦了中间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如果他们公然站在西突厥一边，定然会遭到唐军的攻击，国王被抓回长安也是家常便饭；可如果选择站在唐朝一边，西突厥的斥责和威胁也会如影随形。

经过几番折腾，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态势：唐和西突厥一东一西，虎视眈眈，只有那些分别处于两大国有效保护之下的国家敢于表明政治立场，其他国家则是两不得罪，分别讨好。

对于大唐来说，扶植一个亲唐势力来牵制西突厥现有政权，投入小、收益大，是当前对付西突厥最为有效的办法。可巧，就在唐朝君臣们琢磨着选谁合适时，一位西突厥贵族主动走进了他们的视线。

此人名叫阿史那贺鲁，地位相当于西突厥亲王，也算是一方霸主。因为原先效忠的阿史那欲谷被西突厥贵族联手赶下了台，原本呼风唤雨的他一下子就成了西突厥新任大当家——乙毗射匮可汗的眼中钉，讨伐他的大军滚滚而来，且连战连胜，眼看阿史那贺鲁就要完蛋了。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年底，唐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担任主将，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和安西都护郭孝恪为副将，出兵讨伐仗西突厥庇佑下的龟兹王国。

这本来是唐军在西域扩张势力，打击西突厥的一次军事行动，不想却意外地救了阿史那贺鲁的命。

见自己无法和新任可汗对抗，阿史那贺鲁决定投降大唐。为表忠心，他率领几十名骑兵日夜兼程，不远千里前往长安觐见李世民，请求为大军攻击龟兹做向导。

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要嘉奖的，但精明老练的李世民可不会轻易答应他的请求。作为曾经威震一方的前亲王，阿史那贺鲁的号召力非同一般，他只需振臂一呼，短期内就能集结大量人马。对于这种重量级人物，怎么赏赐都行，就是不能放虎归山。

阿史那贺鲁心愿未遂，只能心有不甘地顶着大唐左骁卫将军兼瑶池都督的帽子回到了他的临时安置地。

唐军西征龟兹大胜，龟兹国王和宰相被生擒到了长安。

与此同时，阿史那贺鲁也没有闲着，他一刻不停地在积聚力量，麾下人口也越来越多。

终于，天可汗李世民驾崩了，这个消息让阿史那贺鲁兴奋不已。机会终于来了！

兵贵神速，阿史那贺鲁立即着手集结军力，打算就近进攻西州（新疆吐鲁番）和庭州（新疆吉尔萨木县）。行动前夕，阿史那贺鲁意外地迎来了一位客人——新皇李治的特使桥宝明。会谈后，阿史那贺鲁居然停止了一切军事准备，并将大儿子送往长安做了人质！

当然，阿史那贺鲁可不是一时脑袋发晕，桥宝明也不是大忽悠。事实上，阿史那贺鲁之前的一举一动早由地方官报告给了中央，桥宝明此行正是谋定而后动，明确告诫他：我们早有防备，你最好还是老实地呆着，别找不自在！

大公子一到长安便被任命为右骁卫中郎将。由于表现好，深得朝野上下的信任，很快又被遣返回了父亲身边。

对此，长安方面可是胸有成竹：此人领略了我大唐盛况，了解了大唐的实力，断不会再有非分之想。放他回去，一方面可以让他老头子认清形势，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我大唐的广阔胸襟。

果然，团聚后父子俩一合计，决定作出战略调整。

既然向东不行，不如西进，在原本就是自己的地盘上撒把欢！

而目标，便是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仇人——西突厥乙毗射匮大可汗！

在唐军的庇护下休养生息了四年，阿史那贺鲁早已今非昔比。相较之下，和唐军在西域较量多年却节节败退的乙毗射匮可汗则显得积贫积弱，当年的强弱已完全颠覆。

没多久，阿史那贺鲁就几乎夺取了乙毗射匮的全部控制区，自称为沙钵罗可汗，手握数十万人的庞大武装。

在阿史那贺鲁扩张的整个过程中，唐政府一直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你们掐吧掐吧，同归于尽最好。

不想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自己亲手喂肥了一只狼，而且这只比原先那只更难对付，桀骜不驯溢于言表——身为大唐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却不听从中央号令，擅自掠城夺地，自立为王。

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演义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后改名知节）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讨伐阿史那贺鲁。

为何说出人意料呢？因为虽然程咬金如演义中所说的骁勇善战，但他最后一次挺枪跃马已是玄武门之变时的事儿了。如今的程知节已近62岁高龄，整整三十年未再上战场。突然被委以重任，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不过也难怪，谁让长孙国舅把能打的都灭了呢？放眼望去，一时也很难找出一个在威望和阅历上都足以统帅三军的大将。

什么？还有李世勣？

不行，李司空是朝廷栋梁，朕在军政方面还要多多依仗呢，走不得！顶多朕给程老将军多配点精锐部队，再加几个得力的助手好了。

唐高宗李治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唐西征军在扫平了西突厥附属的外围部落后与西突厥主力遭遇。前锋苏定方奋勇出击，击败西突厥四万大军，缴获物资、牲畜若干。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苏定方也是信心满怀，打算像出击东突厥那样直捣黄龙。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部却出了岔子。

见属下如此强悍，副大总管王文度不舒服了。嫉妒心驱使他想出了一个堪称混蛋的主意。

这个主意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忽悠。

先忽悠程咬金，再忽悠全军。

忽悠程咬金部分：交战虽胜，我方亦有死伤（废话，打仗肯定要死人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稳步前进，结成方阵，谨慎从事，方为上策。

忽悠全军（包括程咬金）部分：我有皇上密旨，现在部队由我全权指挥。大家不准再追击敌军，只能慢慢前进！

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既然副大总管有密旨，而大总管程知节也没有提出质疑，那就先听他的吧。

此后，唐军便带着全部装备骑在马上，以步步为营的乌龟式风格行军。然而西陲十二月的气候恶劣异常，大量战马病死或累死，局面一天比一天不利。

苏定方是当时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他主动找到了主帅程知节，要求尽快改变目前的作战方针：大军此来为的是讨伐敌人，可现在却只知道守卫营寨。如此胆怯怎能建功立业？

程知节不明确表态，只说一切听王文度处置。

苏定方急了：“王文度的话不可信。皇上既然让您当统帅，又怎会再给他一份密旨？此事恐怕有诈！请立即逮捕王文度，并向皇上奏报此事！”

遗憾的是，三十年的赋闲已经磨去了程知节当年的锐气，将他变成了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凡人。对于苏定方的建议，他选择了沉默和不作为。

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和西突厥进入了对峙状态，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没有战果，但王大总管却没有让自己闲着。

在怛笃城，一批胡人向唐军投诚。但王文度却主张将这些人悉数杀光，理由是这帮人靠不住，大军班师后仍有叛变的可能。

苏定方极力反对。一番辩论后，王文度再次暴露出了他的短视和自私：杀了这些人，他们的珍宝便全是我们的了！

对此，苏定方很是不屑：“我们的任务本是讨伐盗贼。如果去抢别人的珍宝，与讨伐的盗贼又有何异？”

可是在亮闪闪的珍宝面前，人的贪欲还是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王文度的命令被执行了，全军上下除了苏定方外都参与了珍宝的瓜分。

捞足油水后王文度直接下令班师回朝，不打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他们的不是盛大的庆功晚宴，而是朝廷严厉的惩罚：王文度假传圣旨，理当斩首，念其劳苦功高，特赦死罪，取消公务员资格；程知节停滞不前，贻误战机，本该死罪，顾念其多年来为大唐鞠躬尽瘁，特减罪一等，免除官职。苏定方，有见识、有胆识，堪当重任！

对于此次军事行动，有观点认为是李治和武后主导的一场政治阴谋，目的在于进一步肃清朝中的功勋旧臣。通过“贬”程知节，来达到“震”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老家伙的目的。王文度则是具体操作人员，因为他假传圣旨居然没有吃到死罪。

但这也只是猜测。最大的疑点就在于整个方案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要实现政治目的，栽赃嫁祸是最常见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故意搞砸对外的军事行动，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就是上万将士们的身家性命、巨大的物质损失（军费和军用物资的极大浪费），乃至整个国家的威望。如果说这是个买卖，那必定也是一笔亏本到家的买卖。

另外，从后来程知节被重新起用担任刺史一事来看，李治夫妇未必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

所以说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未免有些牵强，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内部几种力量正在互相争斗，弄得人们有些无所适从。这才有了王文度看似胆大包天的抢班夺权和程知节貌似窝囊的不作为。

李治并不是糊涂蛋，他明白不管内部争斗如何，绝不能让对外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所以他把政治挂帅放到一边，提拔了以苏定方为代表的专门军事人才来负责对付西突厥。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新的西征军组建完毕。苏定方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作为西征主将，率唐国防军和回纥部落军从北面向阿史那贺鲁发起攻击。

唐军首先在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之北击败并收服了依附西突厥的处木昆部落军。在对他们好言安抚后，苏定方从降兵中挑选了一千多名精锐骑兵随军西进。

得到战报后，坐镇王庭的阿史那贺鲁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了下属十大部落联军前来迎击。双方在额尔齐斯河畔相遇。

当时唐军兵力约一万余人，西突厥军近十万。

见己方人多势众，阿史那贺鲁开始踌躇满志起来。他下令全军前进，把唐军团团包围起来。

经过仔细观察，苏定方迅速作出反应：按兵种进行职能划分，所有步兵在战场的南部列成方阵，手持长矛，矛头对外；自己则亲率骑兵在北部做好出击的准备。

见唐军如此列阵，阿史那贺鲁很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作出的判断是：北边的唐朝骑兵看来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不可小视，虽然自己兵力强盛，但硬拼估计也要损失不少；相比之下，南边的步兵明显有些胆怯，所以才龟缩至一处，可以作为打击的首选目标。

于是西突厥全军得到命令：主力向唐步兵发起攻击，其他人等密切观察唐骑兵的动向，切断对方协同作战的企图。

很可惜，阿史那贺鲁纵横沙场多年，居然没有看出唐步兵不是不敢动弹，而是奉命原地待命；如果他再努力点学习历史的话，他就会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阵法。

当然了，苏定方排出的方阵远没有欧洲人的方阵复杂（欧洲方阵如马其顿方阵包括重步兵、轻装盾兵、辅助兵和骑兵）。但唐军的方阵拥有一个极大的优势，那就是不管敌人从哪方冲来，全都有密集的长矛伺候。整个长矛长3-6米，整个阵型如同一只浑身长满了刺的刺猬，一时间很难找到破绽。

这个方阵唯一的缺点在于不能移动，可在阿史那贺鲁的眼里那便是不敢移动。知己不知彼，在战场上是会要命的。

西突厥骑兵直到冲到了方阵前面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前进，否则就会像烤肉串一样被串在长矛上。回头更不可能，会被后面冲上来的战友践踏而死。唐军方阵俨然成了西突厥士兵眼中的死神，堆积在阵前的尸体增加了一层又一层，但方阵却纹丝不动。

阿史那贺鲁火了，他下令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尽快冲破这个怪阵。但是连接三次冲锋都在扔下一大堆尸体后无功而返。

西突厥军阵脚大乱，渐渐失去了进攻的勇气。

趁西突厥军士气不振，苏定方率领骑兵突破了重重包围如劈波斩浪般冲杀而来，锐不可当。而步兵也在调整了阵型后由守转攻，在长矛的掩护下向敌阵推进。

士气低下的西突厥各部落联军此时也暴露出了训练不足、纪律不强的弱点，在唐军的集中攻势下四散逃逸。

苏定方率军一口气追杀了三十余里，斩首数万。

经过这场大败，西突厥各部落开始人心思变。第二天与唐军的对阵，居然有五个部落首领率众直接举起了白旗。

阿史那贺鲁兵败如山倒，只能带着几百个亲信和继续忠于他的酋长们向根据地落荒而逃。

有了跟随李靖平定东突厥的经验，苏定方决定对穷寇猛追不舍。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老天偏偏给他出了道难题：天降大雪，平地积雪有两尺厚，给行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面对下属提出的暂停追击的请求，苏定方果断做出了决定：全军全速出击，不能给阿史那贺鲁任何逃逸的机会！

尽管怨声载道，士兵们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的确，如果让这老小子跑了，后面大家还要吃苦受累的来对付他，不如多艰苦奋斗几天，以免功败垂成。

这一路上，除了爬冰卧雪，唐军还遇到了不少成群结队逃难的西突厥平民。苏定方对他们一概好言抚慰，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如果有愿意的，都就地编入战斗序列。

就这样，唐军一路西进，在双河（博尔塔拉河）与两支已经归顺唐朝的西突厥军队会师，随即向两百里外驻扎的阿史那贺鲁御帐发起了突袭。

阿史那贺鲁果然轻敌了。此时的他正和一群部下在外打猎，整个御帐周边完全没有防备。

结果可想而知。毫无防备的西突厥军被砺兵秣马多日的唐军打得一败涂地，阿史那贺鲁的嫡系要么被杀要么被俘，损失上万；可汗的大旗和巨鼓也沦为了唐军的战利品。阿史那贺鲁在儿子和女婿的拼命保护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仓皇逃往石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苏定方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大军就地安营扎寨，着实放松了几天。他自己则从最高军事长官摇身变为政府首脑，天天忙着接待和安抚前来归附的西突厥人，为各部落划分界限，指定聚居地，再有就是礼葬阵亡的双方战士，巩固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为了日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新领地，苏定方还将建立官道和驿站纳入了工作的重心。

军事行动方面，苏定方指派燕然副都护萧嗣业继续追击阿史那贺鲁。

却说阿史那贺鲁逃到石国北部苏咄城时已是人困马乏，亟须休整。考虑到西域一带多马匹，他命人带着钱财去城中买马，数量不限，多多益善。

石国多年来政局安定，边境小城突然涌入一群外乡人，还要大量购入马匹，这可是件大大的新闻。于是立时消息便传到了城主的耳朵里。

派人一打听，嗬，原来竟是西突厥大可汗一行。大可汗因与唐军交战失利，遁逃至此，现正在城外休息。

消息确认后，城主立刻下令准备好酒好肉，盛大迎接大可汗一行。

阿史那贺鲁没想到这偏远小国居然这么给面子。盛情难却，他得意洋洋地跟使者进了城。

他更没有想到，那十里之外都能闻到的酒肉香气，他却连见的机会都没有。

一进城，厚厚的城门随即关闭。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城内冲出的几十名彪形大汉已将他牢牢压住，捆成了个大粽子。萧嗣业要做的只是把粽子带回去而已。

要说阿史那贺鲁也确实是条汉子。五花大绑的他，面对萧嗣业时并没有畏死乞降，而是镇定地说道：“我本是个亡命之徒，是先帝救了我，又给予了厚重的待遇。可我却忘恩负义，惹得上天发怒，令我失败。对此，我心服口服。听说汉人杀人，一定要推到闹市斩首。而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死在太宗皇帝的昭陵前，以此向先帝赎罪。请务必把我的请求转告当今万岁！”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部就班了：安定好新征服的领土后苏定方班师回朝。长安方面派出了光禄卿（宫廷饮食部长）卢承庆前往西域，设立濛池、昆陵两个新都护府，分别授予两位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以可汗称号，各赐帛十万匹，命其担任新成立都护府的都护，分管原西突厥的东西两部分。同时，为巩固统治，在西域全境设立州县，隶属西域最高行政机构——安西都护府管辖。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阿史那贺鲁被押解到了长安。

这一天，唐高宗李治起驾临朝，百官肃立在两旁。在传令官的吆喝声中，一身戎装的苏定方大踏步走上殿来，向一脸严肃的皇帝进献了战利品：前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

既然阿史那贺鲁已经臣服，李治也不想再造杀孽。他下令在昭陵前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向世界宣告自己这个天可汗之子并非徒有其名。

战俘的日子并不好过。不久，身心俱疲的阿史那贺鲁就在极度郁闷中结束了长安的囚禁生活。他的尸骨被恩准埋葬在了东突厥颉利可汗的坟墓旁。

消灭了西突厥汗国后，唐朝在中亚的控制范围直接与当时雄踞西亚的波斯王国接壤，今天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的大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全部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都成了中国的疆土，新增的国土面积接近四百万平方公里！

开疆拓土的主将苏定方被晋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儿子苏庆节沾了父亲的光，被封为武邑县公。

第四章　元老派的彻底失败

将士们在边疆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长安城内也在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

因投机成功而飞黄腾达的李义府，官儿越做越大，皇帝的恩宠也越来越深。此人本就没有青史留名的伟大理想，想做的也就是为所欲为，畅意人生罢了。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洛州（河南洛阳市）的犯妇淳于氏被拘禁入大理狱（最高法院附属监狱）。这事本来和李义府是一点干系都没有，可偏偏他却主动给大理寺丞（最高法院法官）毕正义打来了招呼，请他帮忙将淳于氏无罪释放。

毕正义不解，心想这女人的背景我知道啊，和李大人没啥亲戚关系的。一过堂，他恍然大悟。

原来，这女人竟是个美人胚子，虽然身着囚服，面容憔悴，却越发显得较弱无力，楚楚动人。

而李义府要恢复她的自由身，为的便是将她纳入房中，慢慢享用。

毕正义做人很够意思，做事却不够老道。

不久，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段宝玄在检查工作时发现案件有问题。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迅速将这一问题汇报给了最高长官李治。

李治很在意。他下令拘捕犯罪嫌疑人毕正义，同时令监察官员立案调查此案。

见一个女人居然引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李义府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眼见事情要败露，李义府狗急跳墙，痛下杀手，逼迫毕正义在牢中自尽，给专案组来了个死无对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监察官（侍御史）王义方还是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李义府，并向皇帝李治提出了弹劾案。

可让王义方和李义府都没有想到的是，李治根本不打算调查李义府，反而斥责王义方出言不逊，侮辱和诋毁国家高级官员，并将他贬到莱州（山东莱州市）做了司户（户籍官）。

此后，李义府官运更加亨通：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升任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宰相级别）；兼任检校御史大夫（兼任监察部长）、太子宾客；封爵河间郡公。同时，由朝廷出钱为他建造了豪宅。李义府家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授予了官职，就连过世的老爸李德晟也被追封为魏州刺史。

面对这些荣誉和权力，李义府看得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靠的是当年对皇帝和昭仪的那份支持；而要想保住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不遗余力地服务好皇帝和皇后。

哼哼，谁让我的恩人们不爽，我就让谁更不爽！

李义府联合许敬宗共同上疏，举报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蒙蔽圣听，将同党褚遂良调任为桂州（广西桂林市）都督。桂州素来为军事重地，安排罪臣前往，显然有不轨的意图！

事实上这个理由既不充分，也不合理。就算韩瑗、来济等人想谋反，桂州距离长安万水千山，对京城的动向更是鞭长莫及，倒不如就近搞定京城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更有效率。

但对于李治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借题发挥，再次施展隔山打牛的神功！

于是，韩瑗被贬为振州（海南三亚市）刺史（这辈子就要在天涯海角混了）；来济被贬为台州（浙江临海市）刺史，终身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进京。另外，加贬褚遂良为爱州（越南清化）刺史，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为象州（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无忌派已基本全军覆灭，孤掌难鸣的他正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

褚遂良被贬后，心有不甘，于是便给李治写了封信。信中大段篇幅描述的都是当年自己如何立挺李治为太子，先帝驾崩后如何安慰李治的场景。无疑他希望借此软化李治，有朝一日能重返京城。

褚遂良适合做书法家，而不是政客。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黑暗，他显然认识不足。他天真地以为李治只是个人感情已不再依赖自己，殊不知至高无上的皇权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急于独立施展拳脚的李治又怎会容得下这班位高权重又颇有些倚老卖老的老臣呢？此时说起当年的青涩往事只会让他越发得尴尬和恼怒。

还好，李治倒也没有再难为他。一年后的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褚遂良在孤独中带着无尽的凄凉病逝于爱州，年六十三岁。

李义府自打躲过毕正义一案的牵连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发狂妄起来。不仅在朝中广结党羽，连带老娘和老婆等家人也都跟着下海经商，主营买官卖官、兼营包打官司，打出的广告是“见效付款”，很快钱财便滚滚而至。

当时与他一并担任中书令的还有杜正伦。杜先生是隋文帝杨坚仁寿年间的秀才，先后辅佐过五位皇帝，自视甚高。这样的人，自然看不上李义府这等中了狗屎运的宵小。对这个整天拿资历说事的老头儿，李义府自然也不买账，两人经常当着李治的面儿就口沫横飞起来。

吵多了，李治受不了了。索性趁耳朵还没起茧子之前把二人统统赶走，来个耳根清静：杜正伦被派往横州（广西横县）做刺史，李义府则被发配到了普州（四川省安岳县）。杜正伦年事已高，没多久就病死在了任上；而李义府则要幸运的多，虽然贬官在外，但武后还是一直惦记着他的好，准备找机会把他重新召回中央。

李义府被贬后不久，吏部尚书唐临提出人事变动案：建议任命许祎为江南道巡察使，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

这道任命看似普通，实则另有玄机：许祎是时任台州刺史来济的朋友，而张伦则和普州刺史李义府不对付。也就是说让来济的朋友去考核来济，让李义府的仇家去考核李义府。

如果这道任命得到执行，或许李义府的人生将会再次迎来重大的转折。但武后干预了。于是倒霉的人变成了唐临：他被免去了吏部尚书的职务。李义府也就此逃过了一劫。

收拾完了次要人物，正主就该登场了。

该来的总要来。当前武后最大的敌人只剩下长孙无忌了。想当年这个臭老头收了我的重礼却不肯尽心为我办事，不断在我封后的路上摆设羁绊，实在可恶。

与她持同样想法的还有许敬宗。当年他曾多次劝说长孙无忌支持武昭仪，却每每被当面呵斥。现在他接替李义府和杜正伦继任中书令，手中握有权力后自然要想着一雪前耻。

于是宫内宫外两双眼睛便盯上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头上笼罩着的乌云越积越厚，虽然他也有所感觉，却无力改变。他只能寄希望于外甥李治，相信他是个宅心仁厚、尊崇孝道的好孩子。可惜他千算万算，忘了算上武后的政治能量。

也是命中注定，这时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前来京城告御状，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勾结监察御史李巢，图谋不轨（也有说法这事全是许敬宗的安排）。

但凡涉及国家（内外）安全的上访，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上报。很快最高长官李治便做出了批示：由中书令许敬宗和侍中辛茂组成专案组共同负责审理此案。

要说许敬宗的脑子确实好使，很快他便完成了一个三段论的推论：

谋反肯定是要杀头的；

皇后想要长孙无忌的头；

如果把长孙无忌牵连进来，就能杀他的头。

推论完成，下面就是具体实施。

事实上他要做的很简单，让韦季方供认长孙无忌是他们一伙的。

或许冥冥中正有报应，当年长孙无忌除掉吴王李恪也是用的这一招！

许敬宗是文人，当然先来软的。他承诺韦季方：只要你供出长孙无忌，不仅当场释放，还能升官发财。

可傻瓜都知道谋反是板上钉钉的死罪，咬人出来除了多拉个垫背的，对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这一点韦季方很清楚，所以他不说。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看是你的身子骨硬，还是我的鞭子硬！

不过，韦季方的骨头还确实够硬，无论怎么拷打，他就是不让许敬宗如愿。

那就给我往死里打！

几轮拷打下来，韦季方已几乎不成人样。意识到自己已无活下去的可能，他趁看守不备寻了短，可是还没到阎王爷跟前就又被拉了回来。

这下最高兴的人莫过于许敬宗了。虽然韦季方没有承认，但他的自杀却正好帮助许敬宗完成了案卷的“口供”。哎，早这样多好，省得多少皮肉之苦呢！

案卷整理完毕，许敬宗向李治做了汇报：“长孙无忌勾结韦季方，陷害忠良，企图重掌大权，篡夺皇位！韦季方胆小，见罪行败露，企图畏罪自尽。不过，臣没有让他如愿。此等大逆之人应该受到大唐律的严惩！”

李治很是吃惊：“会有这种事？舅父和朕之间被卑劣小人离间，猜忌或许有，但还不至于谋反吧？”

许敬宗何等精明，立刻作出铁面无私状：“臣对此案的来龙去脉已经做了深入的调查，证据确凿。陛下因不忍心而迟迟不做决断，恐怕不是社稷之福啊！”

此时李治已是泪流满面（看来他是准备好人做到底了）：“唉！李家家门不幸，先是高阳公主，现在又是朕的亲舅舅。朕治家无方，愧对天下！咳咳，事到如今，卿说该怎么办？”

这话算是问对人了。许敬宗进一步开导李治说：“房遗爱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高阳公主一介女流，搞不出多大名堂。长孙无忌则不然，他跟随先帝多年，智谋和声望天下闻名，也为大唐做过不少贡献。这种人一旦谋反，破坏力与他的声望一样惊人，谁能抵挡？幸好有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让微臣及时查出了这一重大阴谋！现在证据确凿，还望皇上能当机立断！”

见李治依然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他决定再加最后一把火：“远的不说，当年杨广对宇文家也是宠信无比，又结亲又升官，最后还不是惨遭宇文化及毒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望陛下能当机立断，以绝后患！”

许敬宗说完了，李治还是沉默。

许久，他终于开了口：“再去核实，工作要精细。”

离开后许敬宗并没有再去查找新的线索，而是直接回了家。

第二天，睡觉睡到自然醒的许敬宗精神抖擞地向李治报告：“皇上英明！昨晚臣夜审韦季方，韦贼已向臣供认了长孙大人谋反的原因。”

见李治微微点头，许敬宗顿时信心百倍，一口气把打了N遍的腹稿倒了出来：“长孙无忌、柳奭、褚遂良等人原先支持梁王李忠。现在梁王被废黜了太子之位，褚遂良和韩瑗等人都被流放。长孙无忌担心自己不得善终，就打算靠政变来自救。现在有人证物证，事实确凿。请陛下准许微臣按律对涉案嫌疑人实施逮捕，并依法处理！”

李治再次痛哭流涕：“即使舅舅真的做了，朕也不忍心让他去死。他对朕恩重如山，如再生父母，如果朕杀了他，天下人将如何看朕？后世又将如何看朕？”

靠！这小子，比他老子还会装！不过既然你要演戏，那我做臣子的也只能陪你演下去了。你不就想杀人，又不背负恶名么？这个好办。

“陛下，遥想当年汉文帝的舅舅，辅佐汉文帝继承皇位，劳苦功高，后来却因不慎杀人被依律问斩。汉文帝也被后世奉为一代贤君，为历代君王所效仿。现在长孙无忌背信弃义在先，置两代君王的知遇之恩于不顾，罪行之恶劣远甚汉文帝的舅舅，如此品行恶劣之人不斩不足以服众。臣以为，陛下应以大义为重，不徇私情。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便是那王莽、司马懿之流，如今日陛下手下留情，只怕会后悔莫及啊！”

又是一阵沉默。半晌李治终于憋出了一句：“唉，那就依法办理吧！”

从以上对话来看，李治似乎十分顾及亲情，即使舅舅已是罪行确凿，也不忍对他进行惩罚。

但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个出色的演员。

他最大的破绽就在于，整个过程只有他和许敬宗的一问一答。当事人长孙舅舅，在整个案件处理中连亲外甥的面都不曾见过，更不用说君臣之间的询问或沟通了。明摆着不打算给长孙无忌辩解的机会。

李治的目的很明显：他要找个让天下信服的理由除掉长孙无忌，彻底清洗朝中的老派势力，以便自己能够全方位掌握李家王朝。

虽然不能确定帮李治下决心的是不是武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李治的魄力和狠毒程度并不逊色于他的父亲（当然，武后面前无效）。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遇事便六神无主的少年，多年的宫廷历练已将他培养成了一个精通厚黑学的杰出政治家兼阴谋家。

这段日子，长孙国舅过得的确很艰难：原先的盟友一个个离自己而去，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能为力。没有战友的支持，没有消息来源，完全被架空。他仅有的是与皇帝之间的血缘以及多年积攒的威望。

可惜，亲情无法与利益抗争，而威望也抗不过帝王的威严。

有了皇帝的首肯，长孙无忌一党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可怜长孙无忌位列三公（太尉），元老重臣兼皇帝的亲舅舅，未经任何审讯和对质，就被安上了个“勾结奸党，密谋篡位”的罪名，降为扬州都督。

扬州都督虽不如太尉，可也是一方诸侯，在富庶的江南一带也是相当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惜，诏书上写的内容和实际情况差异极大。

长孙舅舅的实际工作地点在黔州（重庆彭水县，当时属蛮荒地带），具体工作是接受软禁，生活待遇方面，依旧以一品官员的标准供应。

如果这便是处置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皇帝外甥彻底掌握了朝政，反贼舅舅得以平安退休，高标准生活颐养天年。

假如李治还是十年前那个青涩少年的话，这个结果很可能出现。可是对于一个在腥风血雨中摸打滚爬了十年的帝王来说，斩草不除根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流放和软禁只是第一步，它代表着皇帝的态度，同时也是对全体官员的一记投石问路——我这样对待长孙无忌，大家有什么意见？还有没有他的同党？

投石问路的结果是集体噤声！

很难想像长孙无忌的人缘会这么差，居然连为他说话的人都没有。噤声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已经不敢再畅所欲言。王义方弹劾李义府不成反被赶出了京城，这让大部分官员都看明白了：和皇帝对着干是不行的，指望靠叙旧来感化皇帝更是痴人说梦。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低头走路，埋头做事。

而且，长孙无忌的铁杆盟友已先后被清除出了政治中枢，只剩他形单影只，无法再向他人施加有效的影响。

此外，他的出身也使得他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长孙无忌出身士族，这使得他在人数居多的中下层官员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加之先前在李恪案件的处理上公报私仇、扩大打击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终于酿成了他今日的苦果。

既然没人为你说话，姑且不论是不敢、不愿或是不屑，总之你已经不足为惧了。

许敬宗趁热打铁，向李治报告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长孙无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还有褚遂良、柳奭和韩瑗等人。对了，那个外表忠厚老实的于志宁也是他们一伙的，应负连带责任。

有了这份调查报告，李治顺理成章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

1.剥夺已经死去的褚遂良的一切官职和爵位，褚遂良之子褚彦甫和褚彦冲流放爱州（两人死于流放的途中，均系非正常死亡）。

2.取消柳奭和韩瑗的公务员身份。

3.罢免于志宁的官职。

4.取消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等人的公务员身份，流放岭南。

上述涉案人员的亲属，由各部门参照诏书分别处理。

如果上级对下级有决定性影响力，下级的反应往往会比上级更加积极。因此，皇帝要对付的人，在哪怕是一个一辈子几乎都无法见到龙颜的小小县令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

长孙铨，长孙无忌的堂弟，在这次大清洗中被流放巂州（四川西昌市）。可怜他还没来得及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便被当地县令下令乱棒打死。

中央的许敬宗也没有闲着。为了杜绝后患，他又不辞辛苦地对涉案人员的亲友进行逐一排查。嘿，还真有点收获。

这位有幸被许大人挑出来的人物叫赵持满。

赵持满时任凉州（甘肃威武市）刺史。凉州地处河西走廊，毗邻吐谷浑和吐蕃，是国家重要的军事基地。作为凉州地方最高长官，赵持满文武双全，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更难得的是，他为人侠义，礼贤下士，深受地方百姓的爱戴。

按说，这种人做凉州刺史再合适不过。可是，他的身份却很难让领导放心：他的姨妈是韩瑗的妻子；而他的舅父，便是惨死棒下的长孙铨。

让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控制着边境重镇，万一他来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在凉州发动兵变，为他的姨夫和舅父报仇，那可是个大大的麻烦。若他再引狼入室，招来吐谷浑和吐蕃军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赵持满不能留。

可是，直接派人去抓也不现实。万一打草惊蛇，他不反也被逼反了。

于是，许敬宗提出建议，赵持满有心作乱，是个危险分子，建议以朝廷的名义召他进京，再行处理。

赵持满不可能不知道朝中的剧变，但他自信偌大一个长安城，一定有可以说理的地方。

他终究还是很傻很天真。

赵持满一到京城就直接进了牢房，大刑轮番伺候，目的只有一个：逼他供认与长孙无忌是同谋！

赵持满真是条汉子。面对骇人听闻的酷刑，他一一咬牙忍受，只说“身可诛杀，口供不改！”

发现赵持满的嘴撬不开，办案人员决定改用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造了一份“口供”，配上赵持满的指印，不就齐了么。

在李治的认可下，赵持满罪证确凿，被斩首于闹市。

不就，李治又收到密报：一个自称是罪人赵持满朋友的人把尸体领走并埋了。此人还一个劲嘀咕“在下的人不失道义，在上的人不失仁爱”云云，形迹可疑。

这位朋友姓王，名方翼，是前皇后王氏的堂兄。他原本是安定（甘肃泾川）县令，因母亲过世正卸职在家守孝。

如此公然与朝廷（皇帝）对抗的行为，李治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他对此人还感叹不已，并下令不得为难。

这里，我们要记住这位王方翼兄弟。他重情义，有胆识，更重要的是日后他将在西域建功立业，威震西陲，成为一方名将。

刑场上血流满地，而朝堂之中的清洗还在继续。

连杀数人后，朝野上下依旧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这无疑鼓励了清洗者的信心。接下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加罚。李治下令将高州（广东高州）刺史长孙恩（长孙无忌的堂弟）、象州刺史柳奭和振州刺史韩瑗以及长孙无忌本人押回了京城，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同时由李世勣和许敬宗等人组成特别调查组，重新调查长孙无忌谋反一案。

这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到了这个时候，傻子都看出来皇帝想干什么了。

许敬宗果然不负众望：逆臣长孙无忌畏罪自杀。

不难想像，在“自杀”前，长孙无忌定然见识了不少原先只闻其名，未知其详的刑罚。而老战友和亲戚们的悲惨遭遇，更是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使他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年，长孙无忌六十二岁。

覆巢之下，再无完卵。

李治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清除长孙余党。

原本要押解回京的柳奭和韩瑗被改为就地处斩。因韩瑗已死，只柳奭被杀。恪尽职守的特派员愣是不放心，直到把韩瑗的坟扒了，开棺验明正身才算完事；

常州刺史长孙祥因与反贼长孙无忌有通信联络，被处以绞刑；

长孙恩流放檀州（北京密云县）；

长孙、柳和韩三家财产全部没收，家人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其他长孙、柳姓官员则分别视情况被处以了不同程度的降职。

长孙无忌，李世民曾称赞他“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位列凌烟阁第一功臣。但恕我直言，此话未免有些言过。

纵览整个贞观时期，未见长孙无忌多少突出的功绩。他对于李世民的意义，一是在玄武门之变前积极主张先下手为强，为李世民成功登基指明了道路；二是作为李世民最信任的人，参与了贞观后期诸如废立太子、临终托孤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帝国皇位的传承。

从魏征墓碑被推倒，李世勣被猜忌等事件看来，李世民用人并不是完全看才能。长孙无忌的受宠并不是因为他能力最强，而是因为他与李氏皇族特别是李世民本人关系亲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皇帝最信任的不是能人，而是与自己最亲密的人。

长孙无忌虽然未见得有多大的安邦定国之才，但贞观之治的成功已经为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他只要方向正确不偏离就可以。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他看好李治，因为李治听话又孝顺，登基后尊他为太尉，并且“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因为一切都太顺利了，长孙无忌开始忘乎所以，杀高阳公主，杀李恪，杀薛万彻，流放李道宗。这一系列事件让几乎所有人瞠目，对这位已被权势熏黑了眼的国舅爷敬而远之，更把很多人赶到了他的对立面，其中就包括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李治。

长孙无忌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都是为了大唐社稷，为了皇上。再说，我把脏活累活都干完了，让皇帝陛下您安享清福，不好么？

他忘了，大多数皇帝追求的是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喜欢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极度快感。如果事事都要听老臣的意见，和橡皮图章又有何异？

后来又来了个叛逆心理极强的武媚娘。在这个女人温柔的鼓励下，李治开始鼓起勇气向老臣们夺权。而老臣们却依然用老眼光老方法来对待李治，这只会让他更加恼怒，在决绝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就这点而言，长孙无忌一派实在是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和处理复杂事件的灵活性。

诸葛亮可以接受刘备的托孤，以“相父”之名一直做到鞠躬尽瘁。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永远只是个传说，能够接近，却始终无法到达。

五丈原之后，世间再无诸葛亮。

说了这许多，有一点也是一定要提的。那便是长孙无忌为中国法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贞观元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以公平性、可操作性和统一性为原则，对当时在用的《武德律》进行修订。经过十年的反复完善，《贞观律》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施行，奠定了整个唐代的法律体系基础。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李世勣和于志宁等再次奉命修订《永徽律》，并于次年完成。永徽三年，长孙无忌等人又着手对《永徽律》中的条文进行逐条的辨析和司法解释，形成了《律疏》。《永徽律》和《律疏》也被后世合称为《唐律疏议》。

这《唐律疏议》到底有多牛，咱就不细说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写的也不是法学论文。但有些情况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的：

宋朝法律基本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

日本国文武天皇所制订的《大宝律令》，其条目与《唐律疏议》非常相近。

《高丽律》的篇目体系与《唐律疏议》相同，大量条款类似。

在西方，《唐律疏议》受到法学家的大量关注，被认为是与现代大陆法系的开山鼻祖——《罗马法》齐名的重要文献。

有此大作流传后世，长孙兄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从来都是只见新人笑，哪听旧人哭。在处死柳奭等人的诏书发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义府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长安。这次，他的头衔是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级）。

之前李义府得势时，许多李姓之人争先恐后地与他攀亲。有个叫李崇德的给事中，为了攀李义府这棵大树，把他列进了自家的家谱。后来见李义府被贬，又立即忙不迭地从家谱中把他的名字删去。

现在李义府东山再起了，随便找了个借口便将李崇德逮捕入狱。这回李崇德聪明了，对自己的未来终于也看清楚了，没等李义府发话，自己主动去阎王那里报到了。

长孙派清除殆尽，李义府也重归中央，李治终于完全掌握了皇权，问鼎了梦寐以求的权力巅峰。

然而，做皇帝必然会有很多挥之不去的烦恼。

这不，李治在去洛阳巡视的途中得到边疆的紧急报告：西域思结部落首领都曼裹挟数个西域小国叛乱，在大唐边疆制造事端。

苏定方被任命为安抚使，负责处理此事。

虽然名为安抚使，但在苏定方看来，处理叛乱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结结实实打一顿再说。于是他带领军队抄起家伙就杀了过去。

听说唐朝大军驾到，都曼不敢怠慢，亲自率部据守马头川（今地不详）。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击败敌人，首先得了解敌人。

苏定方对敌的分析是这样的：都曼不算是西域的大人物，能指挥得动的也就是那几个小的可怜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之间并不齐心，大多不过是想捞点好处，指望其万众一心是不可能的。

于是，苏定方决定采取奇袭战术，率领由一万步兵和三千骑兵组成的特混军团在24小时内奔袭三百里，于天亮前抵达了马头川城下。其他部队在后面跟进。

都曼做梦都没想到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如此仓促。面对着兵临城下的对手，为了鼓舞士气，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作战能力，他只能选择出城迎战。

刚刚横扫西域不久的苏定方轻描淡写间取得了胜利，都曼大败而归，剩下的便只能是死守了。

事实证明死守也没有出路。唐军的后续部队陆续抵达，将整个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

城里叛军本就不齐心，很快便方寸大乱，都曼也无可奈何。

最后，都曼选择了投降，条件只有一个：饶自己不死。

对于这个“条件”，苏定方爽快地答应了。

西域动乱就此平定。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苏定方在洛阳乾阳殿向皇帝献俘。

这本是件开心的事儿。可是在战俘处理的问题上，有人提出了异议。

提出异议的，确切地说不是某个人，而是“有关部门”。

该部门认为，都曼作为西域部落酋长，大唐的子民，造反作乱，按律当处以死刑。而且都曼不是国家首脑，不适用优待政策。

面对专业人士援引法条的滔滔不绝，苏定方只说了一句：“他之所以投降，是因为我对他有承诺。此人固然犯下重罪，但恳请陛下能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饶他一命。”

在这件事情上，李治采用了“人治”代替了“法治”，成全了苏定方的承诺。

虽然有完备的法律，但领导的一声令下却可以作为法外处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而李治，也绝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实上，这种做法对于具体执法者也是有利的。简单来说，一个基层执法者A的职责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不称职，年终考核就过不了关，年终奖也势必要缩水。但如果事出有因，例如得到了高层的授意，那就另当别论了。负责考核的是高层，“上面”自然不会不认账（当然偶尔背背黑锅也是要的，但要充分相信，有领导艺术的“上头”是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况且授意的领导层次越高，风险就越小，对仕途反而会越有利。

不过，在普通百姓看来，A就是个尸位素餐的家伙，水平太低且不作为，于是咒骂声不绝于耳。不过有了领导的支持，民间的看法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毕竟，怎么做都无法令所有人都满意嘛。再说了A的升迁又不是由老百姓所决定的，怕什么？

这或许就是官场现象吧。

第五章　谁才是东亚的老大

休息了两个月后，苏定方再次接到任命：出任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十万，水陆并进，出征朝鲜半岛。

这次他们的对手不是高句丽，而是百济。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呈“品”字状分布，高句丽在北部，百济在南部的西侧，新罗在南部的东侧。其中，新罗因为坚定地跟着唐老大混，经常被百济和高句丽联合夹击。

高句丽自从上次被修理后，极少再直接出面，而是改为幕后活动。

新罗还是一如既往的抵抗不住，再度向唐老大发来求救信号。这才有了苏定方的出动。而新罗国王金春秋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配合苏定方。

苏定方率军从山东出发，搭载水军舰队横渡黄海直扑朝鲜半岛，登陆地点选在了百济的熊津江（今韩国锦江）江口。

面对大唐的远征军，百济早有准备，他们在江口处集结了大量部队，阻止远征军登陆。

某天，百济熊津江口。

百济守兵眼中惊现一幕：海平线上先是出现了一个小点，接着围绕着那个小点又出现了N个小点。小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逐渐在海平线上形成了一条粗粗的黑线。没多久，原本晴空万里的海天之交开始变暗，而小点的轮廓也开始显现，一艘、两艘……十艘、二十艘……一百艘……天哪！不计其数的高大战船正乘风破浪向海岸驶来，它们的风帆遮天蔽日，连太阳也感到害怕起来，躲进了船帆的影子里。岸上的人心里变得拔凉拔凉的。虽然看不清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但百济人明白，这些船绝不是吓唬人的摆设。

惊恐过后，百济军立刻进入战斗状态，准备趁唐军登陆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把他们再赶回海里去。

算盘打得不错。可是，当敌人真正冲到眼前时，他们才发现自己错了。

首先唐军的斗志让他们胆寒。没等船停稳唐兵们已纷纷跳下水来，或游或趟，向着滩头发起冲击。虽然不断有人倒下，但很快更多的人又补冲了上来，高涨的气势完全压倒了百济军队。

其次是远程投送武器的能力。百济不乏弓弩手，并配备有抛石器，无奈唐军的海船又高又厚，弓箭根本无效，抛石器的作用也不是很大。相较之下，船上的唐军则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弓箭和石块像雨点般欢快砸向百济军的滩头阵地。

心理上的畏惧加上地形上的劣势，百济军防线崩溃，没能阻止唐远征军不说，还付出了阵亡数千人的代价。

登陆成功后唐军稍作休整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向百济首都泗泚城（韩国扶馀市）挺进。

在离泗泚城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唐军遭遇了百济倾全国之力动员而来的军队。十万唐军与数目不详的百济军发生了一场大战：百济军大败，被杀一万人以上。获胜后唐军顺利进入了泗泚外城。

眼看首都即将完蛋，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仓皇逃往北方边境。偏偏此时，百济内部又出现了问题。

王子扶余泰突然宣布：因为父亲和哥哥逃亡，无法继续领导国家，自己“不得已”暂时接管朝政。

扶余泰本想坚守城池，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王位的第三代继承人意识到即使能打退唐军，自己也无法在叔叔的统治下保全性命。于是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向唐军投降。

王太孙投降了，百济军士气低下。不少官员们也都纷纷追随他投降了唐军，其中不乏大批守城的官兵。

转眼间，唐朝的大旗已经插在了百济城头。

转眼间扶余泰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他只能缴械投降。随后他的前国王父亲和前太子哥哥以及各地守将也都纷纷放下了武器，打开了城门。

此时距离唐军熊津江登陆还不到短短十日。

李治大喜，一面下令犒赏全体将士，一面下诏在百济的疆土上设立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和德安五个都督府，实施军政统治。

百济王国在走过了687年后于风雨飘摇中亡国。

却说这李义府回归中央后，除了整死了李崇德，还把一位叫刘仁轨的给事中（监察官）给一脚踢出了京城，赶到了青州（山东青州）做刺史。

刘仁轨何人？

这又得回到当年的那桩风流案。逼死毕正义后，刘仁轨奉命继续调查。虽然此案最后李义府是毫发未损，但刘仁轨在调查过程中秉公办案的态度还是给李义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哼，居然不给我面子，有我在中央一日，你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百济一战，青州刺史刘仁轨任军需后勤总管，主要负责海路运送给养。可就是这差事，却差点让他白白丢了性命。

战争时期的后勤工作不同于和平时期。一次小小的延误就可能酿成巨大的损失。得知刘仁轨负责海运工作后，李义府敏锐地意识到复仇的机会来了。

其实李义府所指的机会很简单：寻个气候恶劣、狂风大作的天气，借口前方战事吃紧逼迫刘仁轨出海。此行必然不顺，轻则物资受损，重则整个船队完蛋。哼哼，你刘仁轨就算不淹死在海里，也难逃失职的罪名！

军令如山，刘仁轨无可奈何地出了海。果然，在狂风暴雨的肆虐冲击下，大量船只倾覆，物资损失惨重；刘仁轨侥幸逃回了岸上。

得到消息后，李义府立即指使人上疏弹劾刘仁轨。

监察御史袁异式受命调查此案。

审讯开始前，袁异式“意外”地受到了李大人的邀请。会晤中，李义府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暗示袁异式：“事情要办得漂亮，以后升官发财少不了你的！”

袁异式明白：李大人是要取刘仁轨的性命！

他是个直肠子。审讯中，他很直接地告诉刘仁轨：今日之事只怪你平日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与其日后受罪，不如早点想办法解决的好。

大家不要误会，袁异式可不是帮刘仁轨出主意，让他去活动活动。他是想暗示刘仁轨自己了结得了。

可惜刘仁轨不是毕正义，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刘某失职，理当受罚，要杀要剐，请走法律程序；想逼我自杀来满足某些人肮脏的报复欲，哼哼，门都没有！

“好！算你狠，咱走着瞧！”袁异式气急败坏地扬长而去。

案卷呈送到了龙案上，李治召集众大臣商议。李义府自然是落井下石，口口声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

然而，邪并不总能压正。舍人（负责起草文书的官员）源直心提出，此事为“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刘仁轨虽有失职，但罪不至死。

因为源直心的坚持，刘仁轨逃过一死，但活罪难饶。他被剥夺了一切职务，以平民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效力。

谁都不会想到，正是李治的一念之仁，成就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横扫日军的名将。

灭百济后，苏定方命刘仁愿就地驻扎，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班师回朝。

前面提到，百济的疆土共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和德安五个都督府。其中熊津都督便是王文度。

王文度？对了，就是那个葱山道行军副总管王文度。虽然当时被罢了官，但很快又被启用，在苏定方手下任中郎将。看着原先的小弟摇身成了自己的上司，个中滋味，不知王文度又作何感想。

不过怎么想都无所谓了，因为他刚上任没几天就病死了。

都督死了，熊津地区群龙无首，给百济国内的反抗势力有了可乘之机。一个唤道琛的和尚和前百济大将扶余福信联手起兵，迎回了在日本做人质的前王子扶余丰继承国位。

由于“名正言顺”，反抗军迅速得到了各地的响应。没多久，整个百济大唐的势力范围只剩刘仁愿（注意，此人与刘仁轨可没啥亲戚关系）镇守的泗泚城。而此时的泗泚城，也已被叛军团团围住，危机四伏。

得到报告后，李治立即做出安排：启用刘仁轨，由他继任熊津都督；征调新罗军队前往增援。

这一年刘仁轨六十岁。

六十岁的人，按说应该是抱着一颗稳健的心态安享清福的。套用现在的话说，重点要考虑如何发挥余热。战场厮杀，那是年轻小伙子们的专利。

可偏偏刘大叔不这么认为。接到任命后，他激动地跳了起来，连声大呼：“这是上天要让我这老头子富贵啊！”

他的这一反常举动令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想着这老头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太郁闷了，精神有点不正常了。但很快刘仁轨便用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你们错了！

考虑到自己作战经验不足，刘仁轨对战略进行了调整：自己负责把握大方向，至于战术等细节问题则充分放权，交由经验丰富的中下级军官以及老兵代表共同商议。同时，由于他治军极严，号令如山，很快整个部队都激发出了良好的军容和高昂的斗志。

此间，刘仁轨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上疏中央政府，请求把钦定的历法和本朝所有皇帝及先祖的名讳下发至作战部队。

难道皇帝祖宗的名字能保平安？战场上整这些有啥用？

这一疑问直到全军出发前的一刻方才解开。

船队准备就绪，即将拔锚起航，刘仁轨激情满怀地宣布：“此战定要削平东方蛮夷的反抗势力！我要向他们颁发大唐皇历，让他们世代供奉我们大唐的天子，使用我大唐的年号！”

而此时，百济的叛军除继续围困泗泚城外，还在熊津江口设立了防线，阻止援军登陆。

可惜，这次他们输得比上一次更惨。

当刘仁轨率军从海路抵达熊津江口时，从东面赶来的新罗军队也到了。百济方面腹背受敌，方寸大乱。唐军再次在抢滩登陆战中获胜，百济军被杀或溺死一万余人。

泗泚城外，道琛和尚得知滩头失守后，立即解除包围，退至北面的任存城（韩国大兴）。与驻扎在城内的扶余福信会合后，继续招兵买马。由于有复国这面大旗，很快他们的势力又开始膨胀。

这边刘仁轨和刘仁愿在泗泚城外会合。考虑到远征军人数不多，一路上又鞍马劳顿，二人决定全军入城休整，同时向朝廷发去增援请求。

李治接到战报后也不含糊，当即下令双管齐下：命新罗王前往增援；同时派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等向高句丽发动攻击，先灭高句丽，再平百济国。

可惜出师未捷先受阻：新罗大将金钦在古泗（韩国古埠）中了扶余福信的埋伏，新罗大败。

唐军这里契苾何力很快便打到了平壤城下。由于协作部队被高句丽军牢牢挡在了鸭绿江边，契苾何力势单力薄，只好无功而返。

重新审视了朝鲜半岛的形势后，李治决定暂停军事行动，并给刘仁轨和刘仁愿发去命令：攻击平壤的大军已经撤回，你们孤军守城，实属不易。你们可应新罗王邀请协助防守，也可选择从海路回国。

这道命令再明白不过了：援军短期内是不会来了，唯一来自新罗的补给线也被百济给切断，基本已无胜的可能，可以考虑回国了！

也是天佑大唐。此时百济出现内讧，扶余福信杀了一同起兵的道琛和尚，大权独揽。因为忙于搞内部的安定团结，倒也没给唐军施加更多的压力。

何去何从，唐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绝大多数人主张先回国休整，伺机再卷土重来。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军目前处于劣势，继续坚守有风险。既然皇上已有撤兵之意，不如先保存力量，伺机再动！

也有人主张继续坚守。他的理由是：

首先，指导思想要明确。和百济交战并不是没事找事，是皇上为消灭高句丽而刻意安排的一步先手。攻占百济对于消灭高句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此时放弃，反抗势力势必会卷土重来，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其次，如果撤离，四面都是敌军，只怕还没杀到海边已所剩无几。即使侥幸逃往新罗，也只能是做个可怜的异国流亡者。一旦新罗人的倾向发生变化，只能束手就擒。

再说现在百济内乱，扶余福信架空君王，生性残暴，不善于安抚人心，叛军内部看则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而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撤军回国，举步维艰；而留下来，不仅能保全性命，更有可能建立盖世功勋！

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老头子刘仁轨！

百济这里，国王扶余丰和重臣扶余福信都认为唐军撤军只在朝夕。他们甚至还派了使者前来表示：“不知大军何时回国？到时请务必通知一声，我们一定以礼相送！”

百济人傻，刘仁轨和刘仁愿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百济国内已松懈，翻身的机会来了！

支走百济使者后，唐军立即出动，乘百济人防守空虚接连攻下了数座百济大营。同时刘仁轨率部趁着夜色攻克了运输线上的枢纽地——因真岘城（韩国全州北部），重新打通了新罗至百济的补给线路。

一夜之间，百济局势出现了惊天逆转。

趁着胜利，刘仁轨向中央发去捷报，再一次请求增援。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胜利，李治也是激动不已，当即改变了初衷，下令在沿海地区的淄（山东淄博）、青（山东青州）、莱（山东莱州）、海（江苏连云港）等四州征兵七千人，在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的统领下从海路前往百济。

而正如刘仁轨所预料的，百济内部再次发生内讧，扶余丰先下手为强，杀了扶余福信，成了真正的百济王。

掌权后的扶余丰除了不断扩充自身实力外，还派遣使节分别前往高句丽和日本（时称倭国）请求增援。

当时的倭国则正处于整体转型期。

这个转型，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隋朝时期，因国力强盛，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隔海相望的倭国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辐射。为了发展本国文明，促进社会进步，倭国于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曾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

唐朝时期，“遣唐使”依旧定期前来，带回的各类信息也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倭国国内民众。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很特别的年轻人。

这人特别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天皇的儿子。

要说这也不算稀奇，天皇的儿子多了去了。可他不仅父亲是天皇，母亲也是天皇，而且还先后做了两任。而他母亲的第二次任期还是源于儿子的拥戴。

他，就是以“中大兄皇子”之名闻名于世的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

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帝制很不一样。咱们中国历来是谁狠谁当皇帝；而倭国的天皇是“万世一系”，自打有天皇制以来都是一家人的专享工作，甭管有无实权，别家人可是做不得的。

不过天皇的位子也并不好坐，有时候还得看掌权人的眼色。混得最惨的要属后来日本战国时期的天皇。因为诸侯混战，皇室无人问津，税收也无法保证。收不上税自然就没钱吃饭，更没钱修理漏雨的房屋。于是皇室成员们只好住在茅草房子里，冬天冷夏天热，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吃饭？好办。百姓怎么吃你们就怎么吃好了。

可问题是老百姓有钱的做生意，有力的种地做工。相较之下，金枝玉叶们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啥本钱，啥都做不来啊。

为了活下去，宫女和妃子们只能去卖淫，天皇也索性上街摆摊卖起字画来，勉强维持个温饱。

当然，如果有人需要借天皇的名义来号令天下，皇室在物质上就会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该摆的谱一样也不少，左一道“敕”，右一道“旨”，倒也有模有样。

贞观年间，天皇同样是个摆设，保持朝政的是以苏我虾夷为代表的苏我氏家族，他的儿子苏我入鹿相当于倭国的首席执行官。

天智天皇当时还叫中大兄皇子。在各位遣唐使的不断熏陶下，他意识到了倭国的落后，决心推翻苏我氏，推进国内改革，向着唐帝国式的国家演化。

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机会（按规定，所有大臣都要盛装出席）发动了武装政变，苏我入鹿被当场杀死，苏我虾夷走投无路，在官邸自焚身亡。

此后，中大兄皇子开始在国内推行改革，模式基本照搬唐朝，财税制度更是租庸调制的翻版。很快，倭国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国内局势稳定后，时任倭国摄政的中大兄皇子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最先关注的便是近邻的朝鲜半岛。

可惜，当时无论是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注意力都放在西边的大唐王朝。这不免让倭国人感到失落：俺可是离你们更近啊！

百济王扶余丰的求助，来的恰到好处。中大兄皇子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总动员，准备好好显一把身手。

而这时唐军援兵在孙仁师的带领下已经顺利抵达百济与刘仁轨会师。军力和士气大增的唐军与新罗军一起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军。

百济军屡战屡败，地盘也不断丢失，只能退回临时根据地周留城死守。

经过商议，唐军决定分两路出击：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城挺进；刘仁轨带领大将杜爽以及百济前太子扶余隆从海路出发。

得知倭国即将出兵，刘仁轨命唐海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白村江是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典型的易守难攻。百济以为只要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等到倭国的海上支援，便可继续据险固守。

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便在这关键地的海域上打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

唐海军总兵力：七千余人

倭国海军总兵力：一万余人

唐海军舰船数量：一百七十艘

倭国海军舰船数量：一千余艘

又是一次以少对多的对决！

战斗素养和武器装备方面，唐朝水军要明显优于倭国水军，战船更是高大坚固得多。对于这场战争，中方的记载相当简单，只有寥寥数笔：双方接触，四次会战，焚毁日方船只四百余艘，血将附近海域的海水都染成了炫目的红色。

战败方日本的记载要翔实许多，或许正因为痛苦才让人记忆深刻，也更想去追寻原因吧。

据日方记载，双方先头部队遭遇，日方初战不利，向后方撤退，试图将唐军主力吸引至己方的包围圈内加以围歼；可是唐军获胜后并未贸然追击，而是继续加强防御。

日军诸将观察了双方局势后，发现本方人多势众，处于优势。而唐军摆出的防守姿态也正好“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只要奋勇前进，唐军定然会逃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因此定下了进攻的主旋律。

进攻固然可以，但不应该是蜂拥而上，否则就成了混混打群架。两军交战亦是如此，要冷静观察对手的软点，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可惜，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既然自己人多，就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速战速决。

于是，一千多艘倭国船如散沙般冲了上去。

见倭军蜂拥而上，刘仁轨果断作出部署：舰队中央固守，抵挡敌军的进攻；两翼的船只主动出击，冲乱本就不整的倭军编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逐个击破。

战斗的进程基本如刘仁轨所料：倭国舰队冲到了唐军前方，却被高大许多的唐军战舰所阻挡，无法继续突破；而唐军的两翼舰只则在倭军阵中左冲右突，射箭放火忙得不亦乐乎。倭国海军失去了章法，一对一的较量完全不是对手，损失惨重，被杀死、烧死和淹死的倭人不计其数，黄海的海面竟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倭国海军大将朴市田来津当场战死。

同时，唐陆军也没有闲着。在海军战友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一举拿下了已是孤城的周留城。失去根据地的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亡高句丽。

白村江海陆大捷，百济复国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考虑到退路有可能被切断，正在新罗境内的倭国陆军也迅速撤兵回国。

第一次用兵失败，倭国举国震惊。因主力海军被歼，倭国沿海几乎丧失了水上防御的能力，只好在沿海各地大修城池和要塞，防备唐和新罗联军的海上入侵。

苦修了几年城池，倭国人惊奇地发现大唐居然并无入侵的意思。心中的大石落地后，他们开始反思：整个东亚，大唐才是老大，自己实在是差得太远。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来长安修复关系，遣唐使团队规模也是与日俱增。

据《新唐书·东夷传》的说法，倭国人在学习了部分华夏文字后，由于讨厌“倭”字的发音，遂改国号为“日本”，取“国在日边”之意。

谁能想到，一千两百多年后，两国海军在黄海再次交战，结果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唯一能让我们感到怀念与骄傲的，或许只有那位与舰共存亡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了。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外面天翻地覆，国内也没有闲着。原因很简单：以李义府为代表的新掌权派虽然在表面上占据优势，但朝中仍有不少官员不屑他们，暗中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李义府等人之所以不受人待见，一是由于上位手段不正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出身。

众所周知，如今天下的老大李家原本就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兼高官，他们的朋友不管有钱没钱，也大都出身不俗。在科举取士形成气候之前，一个人要想当官，尤其是京中的高官，要么出身好，要么有高层的推荐。这样，先后掌权的人又通过种种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唐朝是一种垄断性的精英政治。普通百姓想要进核心层，可能性极低。

好在垄断归垄断，官员们倒也没有肆意妄为，中饱私囊，而是尽忠职守地在为国家谋求未来。他们中大多都亲身经历过隋末的天下大乱，对社会中下层的诉求有着直观的感受。同时豪门出身的人往往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能够自我约束言行。

在这一群体中，最出名的不是皇族，而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一些拥有数百年传承的所谓“士族”，如崔氏、王氏等。他们长期占据各政权的最高层，自视极高，与“寒族”泾渭分明，就连皇帝也时常不放在眼里。

有这么牛么？说个故事就知道了。

南宋（南北朝）时期，皇帝的亲舅舅（出身“寒族”）曾去拜访过一位“士族”。政府官员间的交往，就算只是做表面文章也好歹该保持基本的礼貌吧？可这位士族偏不。不仅会面中相当傲慢，国舅爷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命人把国舅坐过的凳子扔了出去。

这实在是极大的侮辱。国舅爷咽不下这口气，找到了太后妹妹哭诉，太后又立即找到了皇帝儿子。可是，对此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让舅舅以后躲着点，别再自讨没趣。

经过长期的变迁，时局的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豪门士族已经逐渐丧失了政治能量，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们还是坚持不与“下等人”来往，只在士族间通婚，以保持血统和门第的纯洁。而“下等人”也很配合，不仅处处仰视他们，还极力寻找一切机会来攀附。

李义府也是“下等人”，也想攀高枝。

李义府得势之时已过不惑。这样的年纪自然是无法迎娶士族如花的少女为妻的。

李义府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着儿子的名义去提亲。或许是自己的名声太差，他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李义府的自卑心理开始作祟了。虽然他大权在握，可以轻松除掉异己，但他却始终不敢贸然对“士族”们下手。

早在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命人编纂过一本《氏族志》，将皇族和皇后一门的外戚排在了门第的前两位。这个办法虽说是抬高了皇族的地位，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士族状况。尽管李世民在不断努力，他手下的房玄龄、魏征等人还是对高门大姓趋之若鹜，纷纷与之结亲；而士族也摆足了架子，聘礼不收足绝不谈婚论嫁。联姻后双方的政治能量更是有增无减，他们与重臣长孙无忌联手，共同把持着朝政。即使是老大李治，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长孙无忌一派被清洗后，上至皇帝李治，下到李义府乃至出身贫寒的低级官员，无不有一种打倒旧世界，今天我当权的诉求。再说，武后的家族还不在这《氏族志》里啊。于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李治下诏，由许敬宗牵头，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皇帝和皇后一族依然位列前两位。只是这次皇后姓氏变成了“武”姓。

至于其他姓氏，一律以官衔品级为标准。这样一来，不论出身，只要能够官至五品，其姓便可以被收入《姓氏录》，进入士大夫阶层。

睚眦必报的李义府积极把握机会，借口“当年太宗皇帝即有此意”，劝说李治对士族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政策。

李治发布后续政策：士族间不得彼此结亲；严格控制聘礼的数额。

面对强大的政府压力，士族间要么不办仪式，直接把女儿送到女婿家，要么宁可让女儿一辈子老死在家，也不愿降低门楣，与寒门结亲。倒是便宜了一些相对穷困且非士族正支的，很是借机发了财。

李治打击旧士族，并不是真的看重“门第”，而是要彻底肃清异己势力，建立起一个真正唯我独尊的新政府。而命令之所以能够被迅速、坚决地执行，还要感谢那些出身贫寒的众多中下级官吏。因为只有扫清了那些老儿，他们才有进步的可能。

所谓忠心，所谓君臣之道，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坚如磐石，实在很难。

扫清了旧势力，掌控了新政权，李治很高兴。和他一样开心的还有直接受益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只是许敬宗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跳的最欢最高的，还数李义府。

李治的身体不如父亲强健，一直不定期地饱受头痛的折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病情升级，严重时几乎目不见物。

目不见物了自然不能再批阅奏章，但他又不放心放权给李义府，而当时也还没有“司礼监”之类的辅助机构。

好在有能力又可信任的还有一个人——武后。

当然李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权力全部下放给她。虽然史书上说是“时时令后决之”，但相信其间肯定是经过了从尝试、实习到放手的过程。

应该说，丰富的经历、聪慧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帮助武后很快胜任了新工作。在政务的处理上，她决策迅速、果断，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还经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些都让李治感到十分满意。

见的世面多了，武后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开始逐渐膨胀。

公元661年，唐政府再度改年号为龙朔。龙朔二年，中央政府来了个官场大洗牌。

不过这次洗的不是人，而是官名。

传统的“三省六部”中，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分别改称为“中台”、“西台”和“东台”，三省的最高长官也由“尚书仆射”、“中书令”和“侍中”变成了“匡政”、“右相”和“左相”；而各部尚书则都成了“太常伯”，侍郎们则改成了“少常伯”等等。

我们知道，历代中国官名的使用周期都很长，往往要延续数百年，毕竟当权者都是男子，他们往往更关注实质，而不是形式。

女人不一样。除了实质，她们还喜欢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比如家里明明什么都有，她们仍然会不时添置些小饰品。所以说，这些官职名的变化很可能是出自武后的授意。

透过现象看本质，李义府欣喜地看到皇后地位在提高。仗着自己和皇后的亲密关系，李义府越蹦越欢，狂妄自大的程度更是无以复加。

不久，李义府上疏，请求将自己的祖父改葬到永康陵旁。

李治批准了。

永康陵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私人墓冢。墓主姓李名虎，是本朝高祖李渊的祖父。不用说，李义府这是要显摆一下，不光自己位高权重，连死去的爷爷也要换个地方睡觉，沾染点皇家贵气。

李义府手握大权，迁祖坟这等大事可不能简单了事。就算李大人想节俭，手下的人也不答应啊！

新墓冢所在的三原县令李孝节是个希望进步的上进人士。听说李大人的爷爷要搬家到自己的辖区，他喜出望外，立刻违反规定向民间征集民工和牛马，主动为李老太爷建筑新家。

他这一忙活不要紧，临近的高陵、泾阳等七县的县令唯恐表现落后，得罪了李大人，也纷纷效法，派出人马参与建设。其中，高陵县令张敬业人如其名，敬业又胆小，为了操办张老太爷的新居事事亲力亲为，居然活活累死在了施工现场。

建坟折腾死了县官，而接下来的葬礼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向李大人赠送吊丧的礼品。葬礼中所用的仪仗、器皿及服饰等都是“穷极奢侈”。

这还不算，从长安城外的灞桥到陵墓所在的三原，路边用来供奉祭品和奠仪的帐篷连绵七十余里，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在其间奔走忙碌，热闹非常。

记得《旧唐书》中对此有过这么一句评论：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高调至此，非议显然是不少了。可李义府不在乎，卖官的老生意是越发红火了，最后连皇帝李治都看不下去了。

李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温和的人喜欢采用迂回战术：“听说爱卿的儿子和女婿做事很不谨慎，民间早有非议。朕不得不亲自出面帮他们掩过饰非。希望爱卿今后能对家人加强管教才好。”

作为皇帝，话说到这份儿上，实在是给足了做臣子的面子。

李义府却是嚣张惯了。此时的他眼里只看得到皇后。听了皇帝的规劝后，他非但没有表现出惭愧，反而面色大变，青筋尽爆，高声责问道：“是谁告诉陛下的？”

看到李义府的反应，李治面色一沉，说道：“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爱卿又何必计较出处呢？”

或许是听出了皇帝的不满，但仗着有皇后撑腰，他不再说话，而是笑着走了出去，俨然出入无人之境。

李治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亲手喂大了一只白眼狼。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早已出离愤怒。这一刻，他终于知道自己要拿这个家伙怎么办了。

李治怎么看，李义府似乎并不在乎。但人总免不了一种心理：得到的越多，越害怕失去。李义府也不例外。

于是，当一个叫杜元纪的术士告诉他说在他的住处闻到了监狱的气息时，李义府慌了。

既然指出了问题，自然是要提供解决方法的：攒够二千万铜钱，便可以压住这股不良之气。

这正是李大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为了早日实现目标，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敛财，手段也越发多样。此时的李义府，除了敛财，便是和杜元纪一起观察天象，判断吉凶，就连亲娘去世也没能干扰到他的生活节奏。

不久，李治收到举报：李义府和一帮不明来路之人念念有词地爬上了长安城外的一座古墓，很可能是在研究妖术，意图谋反！

紧接着，右金吾仓曹参军（出纳）杨行颖举报：李义府指使儿子李津向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索要铜钱七十万，理由是自己曾出力帮他谋了个司津监（水利局长）的职位。

好，有了这两项罪名，可以启动司法程序了。

李治下诏：由司刑太常伯（原刑部尚书）刘祥道会同御史（检察机构）、详刑（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共同审理李义府一案。司空李世勣任此案的最高法官。

嘿，瞧这架势，摆明是告诉李义府及其同党，这个案子，上面已经铁了心要彻查到底，你们就洗干净屁股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很快，特别法庭做出了判决：李义府罪行昭彰，证据确凿，按律论处！

可能是武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影响力，李义府最终被免处死刑，改放逐到嶲州（四川西昌市）；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也分别被流放到了振州（海南三亚）和庭州（原高昌国境内）。

判决一出，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并美其名曰“除四凶”。

消息传出，官员百姓欢声雷动，欢欣鼓舞的程度宛如当年董卓被杀。更有一位佚名作家，专门做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即公开告捷文书）》，用幽默的文笔描绘了李义府的丑态以及案件的处理过程，并在大街各处公开张贴，所看之人无不拍手称快。

至此，李义府一家彻底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当然，这事儿其实并不似看上去这么简单。

李义府老娘过世后，为便于他尽孝，政府特恩准他在初一和十五守丧。结果他老人家根本不操这个心，而是穿戴平常地（丧期该穿孝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城外的古墓上去。至于被人告发借旁门左道之术谋反可是大大的冤枉，人家根本就是在搞天文学研究，根本就没有谋反的心思。

至于勒索七十万铜钱，较之之前大肆卖官和逼死官员等恶行，实在算不得是罪行。更何况，就算事态严重，告发者杨行颖作为一名小小的出纳，又如何知晓得如此详细，又是谁给了豹子胆前来上报呢？

归根到底，是李治要除去李义府。李义府恶贯满盈加上公然对天子不敬，如此下场纯属自找。虽有武后做靠山，但也拗不过李治的决心。

不过，由于先前李义府曾有过先贬后扬的经历，加上他又是武后跟前的红人，因此还是有人把这看做了“抄底”的好时机。

东台侍郎（原门下侍郎）薛元超便是其中之一。

李义府被流放后，薛元超上疏李治，请求让李义府在流放地骑马（按照《唐律》，罪人是不能骑马的）。显然，他是想通过优待李义府向武后示好。

可惜，他不知道，李义府得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皇帝李治。

薛元超拍错了时机，倒把自己放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于是很快他被连贬数级，踢出了京城，去简州（四川简阳）做刺史去了。

不过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虽然李治不领情，但武后还是记住了他。

虽然朝中时有事件发生，对外战争也在不断继续，李治夫妻的感情却是越发深厚。不久两口子决定一起去东都洛阳“巡视”，享受一下属于二人的完美新世界。

古代帝王出巡的并不在少，大多时候是带着一堆女人一起上路，像李治这样只带大老婆并不多见。通过这次出巡，李治和武后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不过，感情好归好，争吵还是在所难免。偏偏这二位又都是容易犯倔的主儿，彼此都不肯退让，生闷气也是常有的事儿。生气后，李治就去处理政务，以转移注意力；武后没事可做，郁闷一时难以排解，久而久之竟然迷上了占卜祈福。

经人推荐，一名叫郭行真的道士被召入宫中为皇后施展祈福避祸的“法术”。

前面说到，武后因为经常帮李治处理政务中，渐渐尝到了玩弄权术、掌控天下的乐趣，加之皇后地位已经稳固，她开始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李治的政治决策，但在态度和方法方面却不太注意，常常惹得李治不快。

这时，一名叫王伏胜的宦官向李治报告：皇后招道士入宫施法，行迹十分可疑！

李治心中憋屈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全面爆发。愤怒的他像许多夫妻吵架后一样需要宣泄，于是他喊出了一句“这日子没法过了，明儿就上民政局离婚！”

他虽是天子，但不开心的时候也需要向人倾诉。

这次他找来倾诉的对象是时任西台侍郎（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上官仪。

上官仪饱读诗书，文采出众，贞观年间已是弘文馆学士。他的文章文藻华丽，对仗工整，深得李治的欣赏。且看他的《咏画障》：

芳晨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

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

新妆漏影浮轻扇，冶袖飘香入浅流。

未减行雨荆台下，自比凌波洛浦游。

听了皇帝大倒苦水后，上官仪感同身受：这还了得，贵为皇后，理应做好天下女子的表率。这武后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超越了女子的道德标准，逾越了为人妻的本分，根本不配再母仪天下。于是他慷慨激昂地提议：“皇后如此纵情任性，天下百姓都无法心服，索性不如废除其皇后之位！”

上官仪完全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认为武后已不再适合统领后宫；而李治也觉得自己受武后左右甚深，无法像父亲那样一言九鼎，委实受了不少鸟气，一时也是热血沸腾，豪气顿生：想我堂堂大唐天子，天下都是我的，岂能终日受一妇人的约束！好，既然有人提议，那朕就废了她！

“上官仪听旨！速速拟出一道废后诏书！”

“是！臣这就下笔！”

然而上官仪还没写完，就看见武后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哼，来就来吧，今天也让你见识一下朕的阳刚之气！

李治做好了大吵一架的准备，可惜武后却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她低头走到了李治的身边，拉起丈夫的手，满脸委屈地苦诉道：“陛下，臣妾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就不少受两位哥哥的欺辱。后来有幸进宫，与陛下相识，历经千辛万苦才有今天。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陛下和几个皇儿，自己受再多的苦，一想到陛下父子开心就都不算什么。虽说不能事事都遂陛下的心思，可我们夫妻多年，相濡以沫，彼此心意相通，又怎能为区区小事就割舍多年的夫妻情分？就算陛下厌倦了臣妾，也应顾虑几个皇儿的感受啊！”

一席轻声细语，如同天降甘霖，刹那间便浇灭了李治的心头之火。想起这么多年的风雨同舟，万般滋味涌上了心头，他想起了这个女人在自己最失意的时候陪在自己身边给自己鼓励，想起了之前两人的恩爱缠绵，而自己居然一时冲动动起了废后的心思，不由得羞愧万分。

于是李治连忙好言相劝，无非是我俩感情深厚，区区小事不会影响彼此情分之类。

但他过于急着讨好老婆，不等武后追问，便开口表明自己的清白：“是王伏胜那小子打小报告，说你召道士在宫中作法；至于废后，也不是朕的本意，都是上官仪这小子撺掇的。”

真乖，还没等我开口就全招了，真是孺子可教！——这是武后的第一感受。

皇帝和皇后床头打架床尾和了，可苦了王伏胜与上官仪。武后仔细一打听，嘿，这两位原来都做过前太子陈王李忠的属官，根本不是自己人，绝不可再留！

皇后动手当然不能去打闷棍、放黑枪，得走法律程序。作为皇后的铁杆，年事已高的许敬宗大人再度出马，诬告上官仪、王伏胜勾结陈王李忠犯上作乱，企图谋害皇上。

李治理亏，没有干预。这个案子摆明是诬告，可判决却是早已注定了的。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瞧瞧人家这年号改的）十二月，案件“告破”：上官仪和儿子上官庭芝与王伏胜公公一起被处决，家产全部没收，家中女子入宫为婢（这其中就包括还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主犯”陈王李忠被赐死在黔州。另一位宰相、刚主办了李义府案件的刘祥道因为和上官仪来往甚密，被剥夺了宰相头衔，降为司礼太常伯（原礼部尚书）。其他与上官仪交好的一些官员也都受到了牵连，或被降职或被流放。

郁闷的还有李义府的铁杆薛元超。此人被贬后一直想着重回京城，于是四处活动，拼命巴结上官仪。上官仪一倒，薛元超也脱不了干系，又挨了一脚——被踢到了更加偏远的嶲州，与他仰慕已久的李义府大人做伴去了。

关于上官仪的死，《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认为是因得罪了武后。《旧唐书》中并未提及此事，只说他“恃才任势”，受人妒忌，才成全了许敬宗的诬告。相较之下，前者的版本或许更引人入胜吧。

见武后如此大刀阔斧，李治又不爽了，碍于老婆的面子，又不便迁怒其他官员，于是便找了个出气筒——道士郭行真，给他按了个罪名，说他把佛教的教义放到了道教之中，祸乱百姓。

其实，就算郭道士真这么做了，那也是学术创新，中西合璧，应该表扬，怎么就“祸乱”了呢？单纯从法律角度来说，罪名是不成立的。

郭行真想不通，所以他拒不认“罪”。狠吃了顿苦头后，他最终屈服了，被判流放爱州，财产充公。

废后风波后，大殿的格局稍有了些变化。李治每次临朝，龙椅后都要挂一道珠帘，武后就端坐在珠帘后，来了把“垂帘听政”。政治事务，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她手。用《新唐书》的话来说，叫“天下之政归于后，帝拱手而已”。

武后是个有追求的人。她要求得到与丈夫同等的政治名义，于是大臣们口中的“皇帝皇后”变成了“二圣”。

一天，武后突然向丈夫提出，请求把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外放出京城。

此举无疑令李治大为感动。从来只听说皇后要提拔自家人，武后倒好，主动给亲戚降级，岂非大公无私？岂非贤惠？

呵呵，莫非她是在向我娘长孙皇后学习，注意培养亲戚们的谦逊之心。不过有心就好了，朕还是真诚地希望几位国舅爷留下的。

无奈这次武后的态度异常坚决，李治感动之余，还是满足了皇后的愿望。

莫非武后真的要本分地相夫教子了？

显然，这不是武后的一贯作风。她之所以这样做，和她的出身有关。

她父亲武士彟的原配妻子是相里氏。相里氏先后为武家生下了三个儿子，一子不幸夭折，剩下了武元庆和武元爽。武德年间，相里氏病逝。为表彰武士彟参与太原起兵有功，李渊特地选了隋朝贵族杨达的女儿做他的继室。杨氏先后为他生下了三位千金，老大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嫁到了贺兰家，老二便是武后，老三命薄，嫁给郭孝慎后不久便死了。

因为政务繁忙，武士彟极少过问家事，势单力薄的杨氏和几个年幼的女儿便经常受到两位哥哥外加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的欺负。武士彟病逝后，杨氏和女儿们的境况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武后得势后，武氏兄弟也纷纷得到了提拔，其母杨氏也被册封为了荣国夫人。

一次家宴，杨氏喝的有点高，借着酒兴她开始责问起武氏兄弟来：“还记得当年么？嘿嘿，你们可曾想到过也有今天？”意思是，当年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现在还不是靠我女儿才有今天？

虽然时过境迁，但武家兄弟几个不仅没对杨氏母女萌生感激，反而是又妒又恨。武惟良更是当即顶了一句：“我等因祖上有功才得以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自知能力有限，从不敢奢求荣华富贵。现在忝居其职，时常担心无法胜任，未曾觉得有何光荣！”

听了这话，杨氏差点没让酒给呛死：好你这帮小畜生，讨了便宜还卖乖。就凭当年你们那副嘴脸，不找你们晦气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你们不仅不思回报，反倒自以为是起来？！好……好……既然我女儿能拉你们上来，便也能把你们踩下去！

很快杨氏便把这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皇后女儿。于是便有了武家兄弟的被贬。

武元庆上任龙州（四川平武县）刺史后，因惧怕妹妹进一步打击报复，忧郁成疾，病死在了任上。武元爽则在濠州被追加了其他罪名，被重新贬到了振州（海南三亚），最终也没能再活着离开。

两位亲哥哥死的死，贬的贬，堂兄弟武惟良和武怀运却还有滋有味地活着。千万不要以为是武后善心大发了，留着他们只为了日后还要依仗他们来做件大事。

却说自打皇后换了人后，李治便极少宠幸其他的女子。但这绝不意味着李治从此就会死心塌地地只爱一个人。

武后的大姐韩国夫人年纪轻轻便守了寡，和一子一女相依为命。对于这个一母同胞的亲姐姐，武后自然是不能不管的，于是命人将她们都接到了长安。武元庆兄弟死后，武家因无嫡传男丁，在武后的请求下，李治封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姓武，加封周国公（继承武士彟的爵位）。

走动多了，李治和韩国夫人母女纷纷看对了眼。好在这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武后也就眼睁眼闭，没过多干预。后来韩国夫人去世，李治便把满腔的热情全都转移到了年轻貌美的外甥女身上。封了魏国夫人不算，居然还想给她一个妃嫔的身份。

这下，武后不干了。

你和我姐姐乱搞我认了，你和我外甥女胡来我也忍了，你不就好色么？可给她名分你是想都别想！且不说别人背地里怎么议论，这小妮子却总是仗着自己年轻貌美，都不把我这个姨妈放在眼里，指不定将来还要爬到我头上，夺我位子！哼，甭管是谁，敢来抢我东西的，那便是一个字，死！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李治三十八岁。这一年是他最志得意满的一年，统辖下的国土异常广大，已远超他那位声名显赫的老爸。而武后也琢磨着得做点什么以修复一下废后风波给彼此造成的裂痕。两人一合计，居然还真的想出了一个活动。

严格来说，应该叫仪式——封禅泰山。

封禅始于秦始皇，至中华民国成立，总共举行过六次。封禅者依次分别是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

封禅的仪式分为“封”和“禅”两部分。封是祭天，历次地点都选在泰山；禅是祭地，历次地点不一，三次在社首山，两次在梁父山，一次在肃然山。李治的这次地点选在了社首山。

麟德二年十月，李治率领文武百官、仪仗队、护驾禁军，武后率领受过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们及宫女宦官一行，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出行车队连绵数百里。同时随行的还有突厥、波斯、西域诸国、天竺、日本、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的王公贵族和使者。在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封禅队伍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泰山脚下。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李治祭天：在山上筑好一个方圆四里的祭坛，将两封玉制的奏章分别放入祭坛内的玉柜和金柜中。其中玉柜中供放的奏章是献给上天的，而金柜中供放的奏章则是呈给高祖李渊的。两份密奏都用金线缠裹。玉柜和金柜被密封严实后放入了一个巨大的石匣中，再将石匣埋于祭坛之下，“封”便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是“禅”。依照传统应由皇帝和太后共同主持。这时武后又充分发挥了一把，于封禅之前洋洋洒洒写了一大段对仗工整、文字华丽的奏章。归结起来就一个意思：皇后应该率领各位诰命夫人参与祭祀。

对于爱妻的小小要求，李治自然是一口答应。社首山上，李治率先向地神献祭；结束后，由皇后武氏进行亚祭；由于长孙皇后已故，越国太妃燕氏——李世民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妃嫔——作为皇太后一辈的代表参与祭祀。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封禅。虽然只短短几天，却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是举行封禅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封禅代表的是天子圣明，天下大治。而武后的参与，则是向全天下宣告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尊荣。

封禅结束后，李治登台接见官员，接受大家的朝贺，并在此改年号为乾封，文武百官集体加官一级；同时宣布大赦天下，长期被流放人员除外。

按照规定，李义府不在被赦免范围内。回京彻底无望，他很是郁闷不已，终于忧愤成疾，病死在了嶲州。消息传到长安，原本一直担心李义府卷土重来的官员和百姓们集体长出了一口气，心中积压的大石头总算是真正落了地。

接下来便是堂兄弟武惟良和武怀运粉墨登场。

泰山封禅，武惟良和武怀运都有幸参加了。作为祭祀的后续，武惟良等呈献上了各自的祭品。

这本是礼数，却被人充分利用了：祭品被动了手脚，再转送给了魏国夫人。魏国夫人“意外”毒发身亡。武后“悲痛欲绝”，下令彻查，“惊讶”地发现毒物居然来自两位武家兄弟。

李治也是痛苦万分，向匆匆赶到的武敏之（贺兰敏之）涕泪交加地哭诉：“朕刚才主持朝会时，她还好端端的，怎么一转眼就没了呢！”

武敏之年纪不大，观察力却很敏锐。他知道妹妹和皇帝的关系，也知道皇后姨妈的行事风格。但没凭没据，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放声大哭。这一刻，仿佛唯有泪水才能冲淡他内心的恐惧和愤怒。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八月，武惟良和武怀运被斩首，家人被勒令改姓“蝮”。因当年武怀运的嫂子善氏曾对杨氏母女恶语相向过，现在一并算总账，善氏被强迫进宫做了宫女。在杨老夫人的授意下，武后狠狠地报复了这个女人：用荆条做成的鞭子把她身上的肉一块块抽了下来，直至白骨尽露而死。

至此，武后在朝中和宫中的优势地位彻底得到了确认。

第七章　高句丽亡国

后宫内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同时，对外战争也在持续进行中。通往辽东的官道上，一支唐朝大军正整齐行进着。此行的目的地，正是高句丽首都平壤。

当年太宗东征无功而返后，唐与高句丽间的摩擦便从未停止。但除了征伐百济时期为配合南北夹击策略曾对高句丽用兵外，唐对高句丽并无大规模军事行动。泰山封禅，高句丽王高藏还派儿子前往参加。应该说双方当时并未撕破脸皮。

而此次突然对高句丽大军压境，是因为高句丽内乱了！

当年，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曾公然向天可汗叫板，虽然付出了一些国土的代价，但总算成功制止了大唐扩张的步伐，避免了被灭国的厄运。李治登基后，继续和老对头泉盖苏文对掐。几轮交锋下来，双方互有胜负。

枭雄泉盖苏文死后，由长子泉盖男生顶替他的位置。可是有继承权不代表有竞争力。趁他外出视察工作之机，弟弟泉盖男建和泉盖男产控制了京城的各大机构，挟国王以令诸侯。

走投无路又实力不济，泉盖男生逃亡到了边境的一座小城。为了活下去，他派儿子泉盖献诚向唐帝国发去了求救信号。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李治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和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打着支持泉盖男生的口号出兵高句丽。同时任命泉盖献诚为右武卫将军，随军出征。

为了保证此行顺利，李治任命第一名将李世勣为东征各部队的主帅。主帅有了，接下来就是副将。可惜，当年那些威震八方的名将们要么太老，要么已经西去。唉，老爹啊，除了李世勣，你就没留下几个好用的将军么？

当然不是！

同年九月，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奉旨东征。

薛仁贵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一举成名后，被封为宫城玄武门守将，此后便极少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但不打仗不代表不出名。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高宗前往位于陕西省麟游县的万年宫，薛仁贵随驾。某夜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大水直冲万年宫。而李治当时大概是睡得正香，居然毫无反应。

见情况紧急，守卫宫门的禁卫军们纷纷四散逃命，唯独薛仁贵爱岗敬业，牢记职责，爬上宫门向着行宫的方向大声示警（未得召见不得擅入寝宫，只好来个“通讯基本靠吼”了）。

迷糊中的李治听到了呼喊，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一溜烟地跑出行宫，爬上了附近的高地。身后，肆虐的洪水咆哮着冲进了他的寝宫。

李治惊魂甫定，猛然发现洪水来到时，居然只有薛仁贵一人还记得“保卫皇帝是禁卫军的第一要务”，不由感慨：“赖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那意思是，朕这次是因为你才保住了性命，这才方知你是一个大大的忠臣）”。为表示嘉奖，他还将御马赐给了薛仁贵。

从此，薛仁贵一跃成为了李治身边最受信任的人。

显庆年间，薛仁贵与程名振、契苾何力等人曾数次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做骚扰性攻击。虽然场面不大，但牛人的牛却是不分场合的。

石城作战时，一名高句丽弓箭手连续射死（伤）十多名唐军，使得唐军士气受挫。薛仁贵闻讯后，单枪匹马地冲向了对手。

一支支箭飞来，薛仁贵分毫未损，直至对方“弓矢俱废”被擒。

这一手让全军上下大开了眼界，也确立了薛仁贵在军中的威信。不久，他又率军攻破契丹部落，活捉了契丹王阿卜固。

因为战功显赫，薛仁贵被提拔为左武卫将军，爵拜河东县男。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铁勒（隋唐时对北方除突厥外其他各部族的统称，如薛延陀和回纥等都称为铁勒）南下攻击唐边境。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任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作为他的副手，随同出击。

送行晚宴上，李治带着几分酒意对薛仁贵说：“听闻箭术高手可以一箭射穿七层铠甲。爱卿精于此道，何不先射五层铠甲试试？”

薛仁贵也不推辞，健步走到庭中，轻舒猿臂，款扭狼腰，一箭射去，直接洞穿盖在靶上的五层铠甲，众人无不拍手叫好。李治也兴奋不已，立即命人取来上等的铠甲相赐。这本是一段插曲，却无意中将与会官兵的士气极大地激发了出来。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三月，天山（今蒙古杭爱山，非新疆天山）脚下。

大旗猎猎，战马嘶鸣，两支大军正龇牙相对。

铁勒各部甄选出数十位骁勇善战的壮士，向唐军发起了挑战。

左武卫将军兼副总管薛仁贵飞马而出，废话不说，连射三箭，直取对方三人性命。铁勒军完全被薛仁贵的气势和箭法所震慑，未等交战便集体投降！

为杜绝后患，薛仁贵下令将俘虏十多万尽数活埋。据说至今杭爱山麓还留有当年坑杀所留下的痕迹。

消灭完残余敌军后，唐军带着俘获的铁勒亲王兄弟三人班师回朝。途中，将士们自发编了首歌并很快在军中广为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然而，原本近乎完美的行动却因主将郑仁泰的愚蠢而大打折扣。

铁勒各部中的思结和多滥葛等部落主动归降后，郑仁泰非但不加安抚，反而肆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女人。几个部落大失所望，只好再次选择了叛离。

郑仁泰率领骑兵一万四千人深入大漠追击。因为情报错误，直到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完，也没有发现目标的影子。士气低下的唐军返回途中又遭遇大雪，饿死、冻死不计其数，活着到达边塞的仅八百人左右。

郑仁泰顺理成章地遭弹劾，薛仁贵因参与分赃——收了一名铁勒女子为妾——也被弹劾。考虑到功过相抵，李治决定再给他俩一次机会——未加处罚，留职察看。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52岁高龄的薛仁贵再次以禁卫军将军的身份踏上了前往高句丽的征途。

同年九月，东征军庞同善部与高句丽军遭遇，大败高句丽军。

被围困多日的泉盖男生顺利与唐军会师，被赐为特进（文官二品头衔）、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东征的旗开得胜令李治和武后大悦。他们决定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拿下高句丽：加派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所有参战海陆军，契苾何力和庞同善任副大总管，驻守百济的刘仁愿和新罗王金仁问也陆续加盟。

为保证后勤供给，李治宣布实施战时财政政策：将河北各州县的所有赋税直接运往辽东，以备军需。

高句丽与大唐交战多年，边境破坏严重，国力削弱，加之有泉盖男生做向导，高句丽已基本无秘密可言。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东征军总司令李世勣抵达高句丽西北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城下。拿下新城即意味着周边城池的防守体系的解体。向着这一目标，李世勣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迅速攻克。

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

唐军发动进攻后不久，城中居民师夫仇等人便弃暗投明，生擒新城守将开城投降。李世勣喜出望外，一面派人接管新城，一面继续向周边区域发动攻势，很快，便夺下了新城附近的十六座城池。

李世勣继续挺进，命副大总管庞同善和行军总管高侃留守新城。

考虑到新城的重要战略地位，高句丽现任CEO泉盖男建派军前来夺城。

他忘了，除了庞同善和高侃，新城内还有一位不容小觑的人物——左武卫将军薛仁贵。

轻敌的后果是，袭城的高句丽军被海扁一顿，仓皇逃走。

新城之围化解后，高侃率军北上到了金山（辽宁康平县），遭遇高句丽数万大军。唐军寡不敌众，向后方撤退。见自己居然战胜了如神话般神勇的唐军，高句丽军士气大增，集中优势兵力猛追不舍。

虽然初战不利，但高侃绝不是无能之辈。十多年前，他便曾生擒突厥车鼻可汗，立下不小的功勋。在他的指挥下，唐军且战且退，高句丽军紧随其后，死咬不放。

就在高句丽人认为胜利在望时，侧面突然遭到薛仁贵所部的攻击。

在吃了一系列苦头后，高句丽人早已闻“薛”变色，刚刚建立的自信顷刻间化为乌有，阵形大乱。趁这当儿，高侃率军发起反击，将形势来了个超级大逆转。

面对唐军的两头夹击，高句丽军大败，死伤五万余人。

获胜后，薛仁贵一鼓作气，接连攻克南苏（辽宁西丰）、木底（辽宁新宾）和苍岩（辽宁清原）三城，直逼鸭绿江。

与此同时，唐海军一部在运粮使郭待封的统领下从海路向平壤挺进。无奈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定计划提供补给。情急之下，郭待封向总司令李世勣提出支援。

当时没有无线通讯技术，沟通只能依靠书信传递。

老天保佑，求救信被安全送到了李世勣的手中。可只一眼李世勣便已勃然大怒，当即叫来了秘书元万顷，命他起草文书，要将郭待封斩首示众。

郭待封到底做了什么，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郭待封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写了一首诗。

诗就诗吧，唐朝最著名的文学成就不就是诗么。可偏偏这首诗写得是狗屁不通，毫无文采可言，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于是李世勣怒了。军情紧急，这厮居然如此胡闹，写出这种无厘头的诗句，不斩其首，如何服众？

幸好元秘书头脑冷静，仔细甄读之下，他发现这首诗其实内有玄机。

原来，为了防止情报被中途拦截，郭待封特地使用了加密技术，将信息巧妙地藏在了诗句中。想知道他说了什么，得把诗句按特定顺序来读。

在这件事情上，元万顷毫无疑问立了大功。只可惜，他的聪明却并不总是使对地方。

中国人素来讲究师出有名，出兵前大多要写篇讨伐檄文，论证本次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文思敏捷的元万顷便接受了撰写檄文的任务。很快，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出炉了。

元万顷看出高句丽军在鸭绿江上的防守相对薄弱。他不光自己知道，还大公无私地将这一点写进了檄文中，曰“不知守鸭绿之险”。

这无疑是给高句丽人提了个醒，是时候加强一下鸭绿江一线的防务了。闻讯后，泉盖男建立即调动人马增援，同时修书一封给唐军致谢：“我恭恭敬敬地接受教诲（谨闻命矣）！”

这下可好，唐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鸭绿江边，却被生生地阻挡在了江北，无法南进。聪明反误了卿卿前程的元万顷也被削职为民，流放岭南。

既然暂时渡不了江，唐军索性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高句丽北部国土。高句丽在鸭绿江北的最后一座重镇——扶余城（吉林省四平市）成了当前的主要目标。

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二月，唐军在李世勣的指挥下向扶余城发动总攻。薛仁贵一马当先，率领三千先头部队向扶余城杀去。此时城中的守军约有数万。

敌众我寡，有人提出应先做好充足的准备。薛仁贵力排众议，提出“兵力不在多寡，关键在于运用！”

高句丽军依仗人多，有些轻敌，居然弃城而出，列阵以待，结果被士气高涨的唐军杀得大败，损失一万余人。

兵败如山倒，扶余城内人心思变，很快城防便出现了问题，被一鼓作气的唐军攻克。

扶余城陷落后，邻近的四十多座城池全部望风而降。至此，鸭绿江北全部被并入唐朝版图。

得知扶余城陷落后，泉盖男建派五万人北上增援，与唐东征军遭遇。唐军大胜，高句丽军再次损失三万余人，连带着丢失了鸭绿江北的重要枢纽——大行城（辽宁丹东，我国毗邻朝鲜的边境口岸城市）。

控制了大行城后，接下来就是攻破高句丽的鸭绿江防线了。

大行城被攻克后不久，李治再次改年号为总章，同年的乾封三年也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总章元年。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向鸭绿江的高句丽防守部队发起了进攻。战斗波澜不惊地结束了。高句丽江防部队被彻底击溃，唐军渡江后一口气追击了两百多里。

这里提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数据，因为平壤与鸭绿江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三百余里，更何况在鸭绿江防线崩溃后，沿途的高句丽守军已经大量逃亡。

平壤，就在眼前！

总章元年八月，孤城平壤被围。惊恐归惊恐，高句丽人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气概。面对着对方的优势进攻，高句丽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时间唐军倒也无可奈何。乍看之下，似乎倒有安市城奇迹重演的可能。

然而，上回的安市城攻防战，天时、地利、人和，与当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上回东征耗时颇多，加上天寒地冻，补给不足，被迫撤兵；这次进攻乃在秋季，正是收获的季节，唐军可以就地征粮，根本不用担心挨饿受冻。

安市虽是重镇，与都城平壤相比，失守的战略意义远不及后者。前者失守，不过是少了座比较重要的城池，而平壤作为高句丽的都城，国家的象征，一旦失守，将给国内士气造成极大的打击。

当年，李世民亲征，固然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也造成了全军行动的负担，不能全力按照军事原则来行动。此次东征由李世勣全权指挥，各部主将也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更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长孙无忌跳出来指手画脚，比之上一次更加灵活、主动。

平壤被围一个月后，形势出现了转机：高句丽国王高藏派泉盖男产带着九十八名政府高级官员前往东征军营帐投降，得到了李世勣的以礼相待。

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壤投降了，因为真正的掌权者泉盖男建依然闭门不出，一心要坚守到底。

李世勣也不着急，面对已是囊中物的平壤城，他不打算以牺牲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提前的胜利。泉盖男产等人的投降已清晰表明：城中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坚守的信心！

泉盖男建除了坚守不出外，还不断派兵出城攻击。可惜他这样做只是在不断浪费自己原本就不多的本钱——只见出来的，没见回去的。

即便如此，泉盖男建仍然坚持顽抗到底。可问题是他不愿投降，手下人却不打算陪他同生共死。手握重兵的信诚（一个醉心俗世的和尚，信诚是他的法号，因为作战勇敢又表现得忠心耿耿，很受盖泉男建的信任）在审时度势后，果断做出决定——投降！

信诚暗中派人晋见李世勣，表示愿意充当内应。双方迅速达成协议：信诚将在五日后打开城门迎接天兵入城；李世勣保证他的安全以及日后的前程。

在约定的时间，平壤各城门同时大开，唐军欢呼着入了城，烧毁了城墙上的各个城防碉堡。只花了极短的时间，唐军便控制了平壤城，生擒高句丽王高藏和流亡高句丽的末代百济王扶余丰。

见大势已去，泉盖男建决心与平壤城共存亡。结果刀还没来得及砍下去唐军便已从天而降。泉盖男建被俘。

立国705年的高句丽就此亡国。

东征军将士带着俘虏凯旋而归，在京城的郊外，接到圣旨：将高句丽国王等高级俘虏直接押往太宗昭陵。

在历经了二十三年的漫长等待后，长眠于地下的太宗皇帝终于满意地看到儿子替自己完成了未遂的心愿——东北亚被大唐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十二月，李治和珠帘后的武后在含元殿满面春风地接受了东征军总司令李世勣的献俘仪式。

仪式结束后，李治对相关人等及新增国土做出了具体安排：

高句丽王高藏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长期充当傀儡，并无实际过错，被免于处罚，授予编外司平太常伯（算是编制外工部尚书）的官衔（有级别无实权）。

泉盖男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泉盖男产被封为司宰少卿（皇家大酒店副总经理，负责国宴和后宫饮食）。

接应大军入城的信诚大和尚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官，非领导职务，李世勣果然没有食言）。

负隅顽抗的泉盖男建和扶余丰分别被流放黔中和岭南。

李世勣及以下参与东征的文武官员均按功劳高低被分别封赏。

为巩固对高句丽的统治，在原高句丽国土上设置府、州、县三级行政单位，共计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全部府州县。派新晋升为右威卫大将军的薛仁贵以检校（代理）安东都护的名义率领二万人马驻守高句丽。

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结束。虽然国家已亡，国王被擒，但许多高句丽百姓不愿改换国籍。不少人还聚众起兵，武装反抗唐朝的统治。

薛仁贵打仗是把好手，但他更擅长正规军间的较量，而不是与游击队玩躲猫猫。尽管他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法维持高句丽局势的稳定。

有鉴于此，李治发布了一道釜底抽薪的命令：筛选三万八千两百户比较富足或者人丁兴旺的高句丽居民，将其分别安置在江南、秦岭以南和长安以西的空旷地区，为大唐拓荒；以贫困且老弱人士为主的家庭则继续留在高句丽故土内，受安东都护的管辖。

这样一来，薛仁贵的工作果然轻松了许多，东北方也逐渐安宁了下来。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太子太师、司空李世勣病重。为表示安抚，李治将他所有在外为官的子孙全部召集回京，以便床前尽孝。

李世勣的表现非常奇怪。凡是皇家御赐的药物，李世勣都是恭敬地接受并立即服用；但若是家人请来瞧病的，无论是正儿八经的医生还是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李世勣一概不准放进门来。

面对心急如焚的家人，李世勣坦言了自己的想法：

我本是山东一个种田的粗汉，三生有幸，遇到了明主，位列三公，得到了这种想都不敢想的富贵；拼杀一生，居然还能活到近八十岁，这都是上天冥冥的保佑。如今若是上天要收我回去，也是命中注定，怎能再向医生乞活？

话说到这份儿上，家人也只能垂泪作罢。

同年十二月，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世勣病逝，年七十六岁。入殓当天，李治在西汉未央宫遗址的阁楼上遥望相送，失声痛哭。为表彰李世勣灭东突厥和薛延陀等汗国的不世之功，他下令将其陵墓按照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的形状修建。因李世勣长子李震已过世，特命由其子李敬业继承祖父的爵位。

呜呼，一代名将就此谢幕！

和李靖相同，李世勣也是早年以战功扬名，后入朝辅佐君王。二人在为官与处世的哲学方面也颇为一致：坚决不做出头鸟，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只求一生平安。

只是李世勣比李靖更加通晓人情世故，善于揣摩主上的心理，且行事更为谨慎。被贬时，他二话不说，立即奉命上任。李治时期，他从不公开对政务发表意见。但是当李治私下试探他时，他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皇帝一边。在随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后方统筹还是前线坐镇，他都表现神勇。更难能可贵的是，完成任务后，他立刻老老实实地回到家里，从不居功自傲。

这么能干、忠心又谦逊的人才，如何能不重用？

可是，李世勣真的是这样地表里如一吗？

要说这李世勣，确实是重情义。自打他跟随李密投降了李渊父子，此后不管是自己被俘还是被人以亲人的性命相要挟，他都一心一意地跟着老李家，从未产生过动摇。

他姐姐生病。身为尚书仆射，他亲自为姐姐熬粥，以至于胡子被风吹起的火苗烧到。姐姐十分过意不去，劝他：“家中有这么多仆人，何必如此辛苦？”李世勣的回答却让姐姐当场落下泪来：“并非家里无人。只是姐姐年事已高，我也已年迈，二人都已土埋半截，就算是想经常给姐姐煮饭，又能再煮上几次呢？”

应该说，李世勣人品确实不错，但也仅限于道德品质。至于官场表现，那完全另当别论。

且不说李世民逝世前与他的那段勾心斗角，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时期，李世勣和李靖也是践行发扬明哲保身的原则，绝不接近任何一方，每日除了上下班外绝不在工作岗位多逗留半分钟，也从不和人议论时事。

高宗时期，他越发地小心谨慎。作为前辈，他还很乐意提携优秀的年轻官员，只是他的教导大都无关业务。

渭南县尉刘延祐二十岁不到就进士及第，在首都特别行政区同级官员中排名第一，可谓前程似锦。李世勣也很看好他，曾劝他说：“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盛名，以后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总想着爬到别人头上去。”

瞧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李世勣是在妒忌，于是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实上，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李世勣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其实这正是中国人奉行了若干年的中庸之道：不落人后，不超人前。与同事相处，最好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一旦比别人先进许多，即使是自己辛苦努力的回报，也会有人（而且是不少人）说风凉话，猜测你是通过非正当途径得到的“超额利润”。于是先进者会被孤立和疏远，不再被原先的群体所认同和接纳。

这还算好的，若再有人妒心大发，串通起来诬告一把，即使不家破人亡，也势必会不得安宁。在一人专制的皇权制度下，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

为了能有个圆满的下场，以李世勣为代表的聪明人索性装傻充愣当哑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我老老实实干活，别找我麻烦就成。

但是人就免不了嫉妒，对于比自己牛叉许多的人难免会产生酸溜溜的感觉。强人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是天生脑袋好使，或许是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又或许是上面有人。发现了差距，不管服不服气，事实得承认，竞争要良性。更何况，优秀的人也不是全方面优秀，落后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人们如果能够认清方向并踏实努力，即使不能超越追赶的目标，也一定能大大超越原来的自己。

可惜，国人往往更擅长红眼，所以才有了平庸者逍遥快活，出头者如履薄冰的奇怪境况，也才有了“揣摩上意”+“多磕头、少说话”=“大官”的奥妙公式。

除小心做人外，李世勣还十分注重对族人的教导。病重后的一天，他感觉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好了许多，于是便吩咐弟弟李世弼召集家人聚餐，酒足饭饱之际，他向全家老小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我自知病情已无力回天。今日设宴，便是与尔等作别（已经有人开始哭泣）。

尔等不用悲伤流泪。今天的话，尔等当仔细听好，务必牢记于心。

我一生为官，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操劳一生，刚刚站稳脚跟，就遇上不肖之子房遗爱和杜荷之类，败坏门庭不说，还几乎导致全家灭门！

（转向弟弟李世弼）今天我把子孙都托付到你的手上，你要仔细观察。有胆敢胡思乱想，或结交品行不端之辈的，一律先打死后再奏报皇上！不要让我在九泉之下被后人讥笑！

我死后，棺材用粗布装饰的普通马车装运，寿衣即平常衣物即行，棺材中可放入一套朝服。若泉下有知，我当穿着朝服去见先帝。随葬品只要五六匹木马、几顶幔帐和十个木偶就好，其他一概不要。我的小妾们，愿意留下来抚养孩子的就留，其他的想改嫁、想回家都可以。

以上尔等务必记好，不许违背。否则，便如同把我开棺戮尸一样不孝！

说完这些，无论家人再怎么哭泣、询问，李世勣再也不发一言，直至逝世。

如此安排，不可谓不小心，不可谓不谨慎。然而一个人能约束好自己已属不易，又怎能管好一大家子呢？多年之后，李家还是惨遭了灭门，不过那已经是武则天时期的事了。

高句丽之战，虽然大唐获胜，但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始终如影随形着——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连逃亡。

李治无法理解，一般只有吃了败仗的部队才会因丧失斗志、害怕死亡而逃走，明明打赢了怎么还要跑呢？莫非是贪生怕死？

不解归不解，对这等影响恶劣的行为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于是，一道言辞凌厉的诏书随即发出：限所有逃兵务必在规定期限内回部队自首。自首者可享受坦白从宽的待遇。逾期不归者，一律从严处理——斩首！自首后再次逃跑者，同样斩首！犯者家人一律剥夺人身自由，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可即便如此，军中逃亡现象还是屡禁不绝。好在战争还是以胜利而告终，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就无人再去深究此事了。

可太子李弘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此事进行了深度调研。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治接到了太子李弘的奏章。

奏章没有废话，直截了当地指明了问题所在。核心思想是这样的：

当初东方战事吃紧时，父皇收到前方报告，称士兵中有逃亡者。但事实并非贪生怕死那么简单。逃亡者中，有些是因为突染疾病，无法应征入伍，病愈后又担心受罚而逃离家园；有些是在作战或外出作业时被俘；有些是过海时溺水而亡；还有些则是因同一作战单位的战友突然失踪，害怕连坐而集体逃亡。

大敌当前，人事部门根本不可能彻查此事，于是便简单地把失踪人口都算成了逃兵，致使不少无辜家人受到了牵连，实在有些令人悲哀。

希望父皇能够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些，免去家人连坐的刑罚。

读完奏章后李治笑了。儿子不仅详细分析了问题的前因后果，更充分展示了皇位接班人认真踏实的作风与宽厚仁爱的性格。十六岁的李弘比起当年的自己，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于是，原先那道严厉的诏书被撤销。

在这件事情上，李弘宽以待人，肯定是值得褒奖的。但透过现象，我们需要看到后面所隐藏的问题。

前面介绍过，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成为府兵者全家编入军府；国家实行均田制，分田到户，训练务农两不误；自备武器服装，根据命令参加军事行动。

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唐初地广人稀，原先的地主在动荡中下落不明，有大量无主田地可供分配。随着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而可供分配的田地却基本没有变化，自然的，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便不断下降。

均田制下，每家每户都会有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而伴随政治稳定而来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原本大家的生活来源都是种地收粮食，彼此间相差不大。可后来开始出现贫富悬殊，加上携带资本拥入的外地商人和富人们开始大量购进土地，两极分化凸显。

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但也是财产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你愿买我愿卖，哪家的王法能禁止？

若是普通农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府兵不一样。他们的职业亦农亦军，武器、服装和坐骑都要自己准备。现在可好，穷府兵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这些支出。有钱的觉得自己的命值钱，不想去干掉脑袋的事儿，就花钱买通官员，免去了兵役。于是乎，上阵卖命的都是穷爷们儿，衣服破烂，刀枪锈迹斑斑，坐骑也是老弱病残。这样的府兵，兵源能好到哪里去？

发现问题的不止李弘一人。早在灭百济后，奉命驻守百济的熊津都督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就将相关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并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政府的法令和执行方面也有问题。

当时百济的驻军，从兵到官，每天想的不是异域建功，而是早日回国。

每次列队，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支刚刚消灭敌国的无敌之师，而像是刚吃了败仗狼狈溃散的残兵败将。年轻力壮、士气高昂的战士屈指可数，而衣衫褴褛、武器锈蚀、满脸愁容的半老头子倒是一抓一大把。

比起物质条件的艰苦，官方对将士们的态度更让人心寒。按说胜利后生还者都应该得到嘉奖，可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与政府的官僚化，官方统计的作战人员名单中居然不包含战争后期参战的人员，这些人如果能活下来或是建立功勋还算好，如果战死，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那么立功受赏的应该过得不错吧？

遗憾的是连这也无法做到。即使有了身份，性质还是府兵。一纸调令下来，还得去挑担拉车，重活累活一样不少。受赏的时候壮志满怀，可现实却把那些荣耀一脚踢开：“你生来就是吃苦受罪的命，想改变？做梦！”

在这种状况下，当兵吃饷这一行当，从原先备受尊重并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一下子沦落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雷区。这也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降低。

对海外驻军的忽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百济驻军在出发时得到的命令是准备一年的装备，可一转眼两年都快过去了，没有得到补给的物资，也没有等来换防的部队。驻军们连轮流休整都无法保证，军队中处处弥漫着消极低迷的气氛。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幕幕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开始上演：本该应征入伍的青壮年们甚至不惜自断手脚拒绝应征。本应只在末日王朝才会上演的事件，居然会在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频频出现！

府兵制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军事发展的需要。无论它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一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只能遭到历史无情的抛弃。

第八章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病逝。由于松赞干布唯一的儿子贡日贡赞已先于父亲逝世，由孙子芒松芒赞继任为吐蕃第三十四任赞普。

关于松赞干布的年纪，业内有不少争议。有说他死的时候已经八十多的（也就是说，文成公主当年嫁的是个土埋半截的老头），也有称他死时不过36岁的，等等。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芒松芒赞即位时还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朝政由宰相禄东赞（就是替松赞干布向大唐求亲的使者）把持。照此推断，松赞干布去世时年纪应该不会很大。

禄东赞家族这一把持，就是十五年。

松赞干布去世后，长安的老丈人家也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吐蕃方面一一答礼，双方继续保持一团和气。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吐蕃派使者前往长安，替芒松芒赞求婚。

当时李治的心思都扑在西域战事上，根本没心思管这茬。况且，在他的印象里，吐蕃与其他小国并没什么不同，对大唐构成不了威胁。再说了，大唐公主个个金枝玉叶，你送点东西来就想换一个回去，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于是，吐蕃使者无功而返。

碍于之前的情面，吐蕃方面（主要是禄东赞）并没有表示出反感，但不痛快却是一定的。唐吐关系开始降温。

在安定完内部，巩固好地位后，禄东赞开始筹划扩张本国的势力范围。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离自己最近的邻居——倒霉蛋吐谷浑。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在唐军的支持下坐稳了可汗的位子，几十年来倒也平安无事。作为夹在吐蕃和唐之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极力与两大强邻维持友好睦邻关系。慕容诺曷钵和老婆唐弘化公主的小日子也过得是有滋有味。

然而，就算他不想惹事，吐蕃早晚也会找上门来。一来因为吐谷浑控制的地区水草丰美，在游牧民族看来是块风水宝地；二来吐谷浑实力较弱，是个软柿子，既然是软柿子，自然少不了要被人捏。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开始发难：屡次侵入吐谷浑领土，滋扰一番后便回去。吐谷浑吃亏后，开始注意调动军队防范，双方开始出现摩擦。

吐谷浑的综合国力自然远不如吐蕃，不过仗着有唐老大罩着，倒也不太害怕。吐谷浑人一边抵挡吐蕃人的进攻，一面向李治呈递奏章，请求长安方面干预。

吐蕃闻讯后也依葫芦画瓢，同样派人到长安控诉吐谷浑。双方各执一词，都要求对另一方实施制裁，并对己方提供援助。

李治被吵烦了，干脆大手一挥：不准再胡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瞎折腾啥呢？！

这下正中吐蕃的下怀。论军事实力，吐蕃和吐谷浑根本不在同一级别，说是老美对伊拉克也差不多。只要唐政府不干涉，灭吐谷浑顶多也就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演习而已。

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吐谷浑内部又横生枝节，使得吐蕃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因触犯刑律，叛逃到了吐蕃，并将国内情况向吐蕃和盘托出。

有针对性地加强部署后，禄东赞作出了直接出兵的决定。完全处于劣势的吐谷浑节节败退，国土迅速沦丧，很快便走到了亡国的边缘。

面对严峻的局面，吐谷浑第十九任可汗慕容诺曷钵与妻子弘化公主一道，带着嫡系部众弃国而逃，投奔到了大唐的凉州（甘肃威武市），随即又被安置到了远离战场的内地。

屡亡屡建的吐谷浑王国就此彻底终结。

吐谷浑的剧变终于将远方的长安从睡梦中惊醒。吐谷浑没了，凉州和河西走廊一带将直接暴露在吐蕃大军面前，西域和中原的联系也时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唐政府方面宣布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凉州都督郑仁泰、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分别被任命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和安集大使，负责加强凉州一带的防御，同时对于吐谷浑残部的军事行动积极予以援助。

牛刀初试即成效显著，禄东赞感到相当满意：老领导松赞干布早就对吐谷浑垂涎三尺，但碍于唐政府始终未能如愿。现在既了却了老领导的遗愿，又大大提升了自家在吐蕃的声望。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吐谷浑已灭，唐大军又已压境，不必要的冲突还是能免则免吧。至于以后，随机应变好了。

就这样，触角已基本遍布吐谷浑全境的吐蕃人暂时停止了扩张的步伐。为了试探唐政府的态度，禄东赞再次派出使者前往长安，控诉吐谷浑，并再次提出了和亲的请求。

这下李治和文武百官们的火更大了：就算吐谷浑有不对，你也已经占了人家的地，赶走了人家的可汗，什么仇都报了。居然还要来告状？竟然还敢问我们要公主？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

吐蕃的请求再次遭到了拒绝。

李治有个最大的优点——有错就改。对老婆如此，对外人同样如此。吐谷浑事件后，他派人仔细打探了吐蕃的实力，发现这个和大唐还算是亲戚的家伙对丈人家的威胁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对于这种对手，在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一定要先稳住。至于吐谷浑，立即夺回来眼见是不可能了，那就先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吧。

但是，作为堂堂大唐皇帝，即便是吃了哑巴亏，也不能叫别人看出来。于是他派左卫中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诏书，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表示愤怒和谴责，要求吐蕃立即交还吐谷浑，并退回本国国土。

可想而知，这种诏书只能摆摆样子，表示一下态度。实际效果？就不用说了吧。

慑于唐军的威势，禄东赞也不再采取进攻战略，而是开始在新占领区确立统治。

眼瞅着一年过去了，双方都没啥动静，禄东赞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元月再次派遣使者向李治恭贺新年。

吐蕃使者此行当然不只是拜年。客套话说完，使者便向李治表达了两项“温和”的请求：一是请求皇帝准许吐蕃和吐谷浑和解，二是请求大唐批准吐蕃在赤水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

李治的态度也很明确：此奏不准！

为什么呢？

只因为这两项请求都是笑里藏刀。

说的好听，和吐谷浑和解。什么叫和解？吐蕃退出侵占的土地，迎接慕容诺曷钵返回都城，双方重建友好外交关系方叫和解。而现在，吐谷浑的国土仍然被吐蕃所控制，慕容诺曷钵若是贸然与吐蕃接触，八成要风萧萧兮高原寒，可汗一去兮不复返。

至于允许吐蕃人在赤水地区放牧，就是说唐政府对于吐蕃人公然在原本属于吐谷浑的土地上任意而为予以官方认可，也就意味着唐政府承认吐蕃对赤水地区拥有主权。

这怎么可能！

吐蕃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后无功而返。

表面上看，两年多来唐吐双方除互派使者，耍耍嘴皮子外并没有什么动静，但暗地里双方却都在积蓄力量，扩军备战。李治和禄东赞都明白，当两个同样处在扩张阶段的势力直接对话的时候，一场大战已在所难免。

很快，大唐和吐蕃在西起中亚、东到秦岭的漫长战线上开始了大规模武装对峙。

最初，双方都把目光聚焦在凉州（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一线。由于互相忌惮，双方都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静候时机的成熟。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西域。

十三年前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两位西突厥贵族被授予可汗称号，负责原西突厥汗国的各项事务。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大军区，合称“安西四镇”。不久两位可汗发生冲突，继而演变为火拼，胜的一方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了民族自治政府的唯一首脑。

随着这位可汗的去世，西突厥故土群龙无首，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期间，相当部分的西突厥部落投靠了吐蕃。

见有人主动前来归附，吐蕃大喜，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唐军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咸亨元年四月，号称有四十万之众的吐蕃大军在禄东赞次子论钦陵的率领下，由南向北推进，攻陷了唐朝在西域偏远地区设置的十八个州，继而又和于阗人合作，攻克龟兹拔换城（新疆阿克苏市）。驻西域唐军因兵力严重不足，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挡，连战连败。最终安西四镇全部失守。

见吐蕃人先动手了，李治也毫不示弱，立即开始布置反击。

首先，撤销已名存实亡的安西四镇编制。这既是对失败的承认，也是对全军将士的激励：打了败仗，丢了地盘，耻辱！

紧接着组建西方远征军，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和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总管，集结十多万军队向吐蕃发起了进攻。

薛仁贵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可郭待封却另有自己的想法。

当年灭高句丽，郭待封和薛仁贵是同级。可现在薛仁贵已贵为大总管，自己反倒成了他的副将，郭待封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他总揪着“当年我俩差不多”的老账，加上父亲郭孝恪曾出任安西都护，是经略西域的前辈，自己乃名门之后，因此在行军途中一直明里暗里和薛仁贵较劲儿。

对此，薛仁贵心里是一百个明白。不过考虑到大敌当前，内部不团结是大忌，也就没太计较。

尽管内部有磕绊，最初遭遇的都只是吐蕃的小撮部队，唐军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抵达大非川（青海湖南部）后，薛仁贵准备向驻扎在乌海（青海玛多县）的吐蕃主力发动攻击。但进攻之前有两个问题得先解决一下：

一是从大非川到乌海，路程遥远且艰险，携带大量粮草物资上路更难；

二是乌海西南便是吐蕃腹地。一旦得知乌海战事，吐蕃必定会大举增援。即使乌海一役获胜，唐军也未必再有体力击退增援的吐蕃军。

经过慎重考虑，薛仁贵做出了决定：留两万人在大非川设立堡垒，囤积粮草和物资；自己则和阿史那道真一起率领部分主力出击乌海；郭待封率领其余人等随后出发，双方在乌海会师，共同对付吐蕃的援兵。

不愧是突击好手，薛仁贵的行动再一次取得了成功。在乌海附近的河口，猝不及防的吐蕃军大败而逃，仅被唐军夺走的牛羊就超过万头。获胜后唐军进驻乌海，一边休整，一边等待与郭待封的会师。

面对主帅的安排，郭待封当面称“是”，心里却一个劲地嚷着“不”。薛仁贵走后，他更是一手遮天。为了表现“老子就是不听你的”英雄气概，他公然违令，没有把众多粮草等物资留在大非川，而是全部带着随军一起向乌海挺进。他一边走，还一边想：哼，把粮食留下，轻装前进，倒是跑得快了，可你吃啥？！呸，就这水平，还大总管呢！

吐蕃方面得知乌海失守后，立即派出了以论钦陵为首的增援军队，日夜兼程向乌海前进。

而同时，由于携带的物资过多，加之青藏高原上稀薄的氧气，郭待封的军队只能缓缓前进。郭待封倒也不急，一路悠哉悠哉，他不知道，他将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郭待封还没到达乌海便遭到了吐蕃军队的突袭。此次对手有二十万之众！

唐军对此毫无防备，阵型大乱，吐蕃人的剽悍、凶猛更是远超他们的意料。而作为主将的郭待封，满脑子里除了怎么让薛仁贵不爽怎么来外，竟然想不出真正有效的退敌策略。

主帅计穷、士兵疲惫，唐军崩溃了，郭待封大败，率军逃回了大非川。此一役，唐军死伤固然很多，但最严重的后果却是全军赖以生存的粮草物资尽数落入了敌手。

薛仁贵日夜翘首企盼着郭待封，不想等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噩耗”：郭违令不遵，行军缓慢；遭遇敌军，大败，粮草尽失……最后，他等来了吐蕃大军。

接连的失利让薛仁贵所部从上到下的情绪都跌入了低谷，粮草的丧失无异于釜底抽薪，让人对前景产生了怀疑。面对着优势敌军，薛仁贵纵有通天之能也无可奈何，只好且战且退，准备退回大非川，凭借地利阻挡吐蕃的进攻。

论钦陵确实是个人才，他觉察到了薛仁贵的意图，判断出对方粮草已尽，决定一鼓作气，好好地打个漂亮仗。于是，他要求吐蕃进一步派出增援部队。凭借着高达四十万的兵力，将唐军驻守的大非川围了个水泄不通。

唐军缺吃少穿，士气低下，根本无法抵挡吐蕃的攻势。身为一代名将，薛仁贵也只能扼腕叹息，不知此时的他是否也想起了当年楚霸王那句“此天亡我，非战之罪”呢？

经过惨烈的战斗，十多万唐远征军非死即伤，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和阿史那道真勉强逃脱。面对已无力挽回的败局，他们只能前往论钦陵的大营请求停战。

论钦陵胜券在握，也显得比较大度。他明白薛仁贵此行虽名义上是谈判，实质是已承认失败。二人很快达成一致：双方同时停火；大非川由吐蕃军控制；吐蕃方面释放所有被俘唐军，并提供必要的饮食与衣物；薛仁贵率军退回唐朝境内。

对于此次战败，《新唐书》还来了一段诸葛亮式的描述，说是薛仁贵在战败后仰天长叹：“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懂，反正大意是上天是有规律的，这种时候不适宜打仗），不应有事西方（那你干啥不早说呢？），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这么说，打仗前莫非要仰观天文，俯测八字，不吉利就不打了不成？）。”

大非川惨败的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惊。李治和武后又惊又怒，下诏派大司宪（监察部长）乐彦玮前往查实，并把三个败军之将披枷带镣地押回了京城。

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天下没有只赢不输的将军，但打败仗了还是免不了要受罚。毕竟将领的职责是取胜，输得如此惨烈，毫无疑问是追究领导责任的。好在三人之前都立有军功，保住性命不是问题，至于官位，那已经是很高的奢望了。

不过，牛人就是牛人。薛仁贵并未就此沉寂，战功卓著的他依然是皇帝心中的不二良将，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大非川之战，直接后果是吐谷浑被吞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同时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就此被终结，直接影响了西域诸国对唐政府的依附程度。

此战过后，吐蕃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武装扩张，而改用蚕食战略。对此，唐政府曾多次出兵干预，双方再次进入了大战没有、摩擦不断的相持阶段。

数年后，曾经架起汉藏友谊桥梁，又直接导致唐吐双方剑拔弩张的吐蕃实际统治者——禄东赞与世长辞。长子论钦陵（因在西域、大非川等战役中，战机把握到位，作战果断勇敢，被吐蕃国内尊为“战神”）继承了父亲的职务，几个弟弟又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禄东赞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吐蕃。

第九章　武家继承人的自我毁灭

咸亨二年的一个深夜，武后寝宫。

伴着蜡烛那飘忽不定的火焰，武后在纸上奋笔疾书着。一旁侍候的宫女们虽然看不见纸上的具体内容，但皇后因为气愤而略带扭曲的面孔却是清晰可见，忽明忽暗的烛光更是让这张面孔多了许多的煞气和狰狞。她们不敢交谈，顶多也只是眼神的默默交流，心中祈祷着主子不要将气撒到自己的头上。

显然，武后写的不是什么散文随笔，而是一份言辞凌厉的奏章。

她之所以怒气满面，是因为她在倾尽全力控诉一个人，一个她的至亲。

而这个亲人，已经令她忍无可忍！

这位牛人便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被毒死的魏国夫人的哥哥、法律意义上武家的嫡系后代——武敏之（贺兰敏之）。

说到武敏之，与他的姨妈武后有着许多的相似，比如美貌（史载他“年少色美”）、聪慧（一眼就瞧出妹妹是死于非命），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只是在心态和忍耐力方面，他却要远逊于他的姨妈。

当初武后将几位哥哥赶出了京城，“恩赐”贺兰敏之姓武，将他作为了武家唯一的后人。后来他又顺风顺水地当上了弘文馆学士，捞了个又有地位又清闲的美差。虽说当年魏国夫人暴死的时候，武后对他颇有些忌讳，但一来他长的帅，嘴巴甜，二来武后自信能够把这小子调教好，因此给他的恩宠只增不减。

但武敏之的想法不一样。

虽然凭借与皇后的关系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与权力，但或许一切来的都太容易，在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武敏之看来，给奶的未必是娘。他了解武后，深知她对皇帝一度宠幸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深感不满，妹妹之死与她难脱干系。尽管他还没有实力与皇后对抗，但却并不妨碍他对皇后的敌意，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叛逆的行径。

母亲死后，武敏之几乎就再无人约束，过分溺爱的环境造就了他桀骜不驯、放纵不羁的狂野性格。世间的道德、伦理之类在他看来都是可笑的教条，骗骗书呆子还可以，对于本大爷，哼哼，一概无视！

武家男丁了不得，武家的几位女眷，更是让人不得不直竖大拇指。

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养尊处优，在尝遍天下美味，穿遍绫罗锦缎后，中年丧夫的杨氏难免要饱暖思淫欲，琢磨着搞几个男人来享受享受。

杨氏的想法，从人性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接下来的事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居然勾搭上了自己的亲外孙武敏之！

前面说过，武敏之年少英俊，风流倜傥，风貌足以打动天下任何一个女人，自然也打得动外婆。加上武敏之素来不忌惮俗世的约束，两人很快便以“外孙探望外婆”的名义住到了一起。而当时杨氏已过八旬，而武敏之则不过二十刚出头。

享受了年轻人“新潮服务”的杨氏对武敏之自然是万般宠爱，时常在女儿面前提出要给他加官晋爵。武后对此惊世骇俗之举虽也有所耳闻，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而且母亲也乐在其中，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武敏之替自己尽孝吧。

有了武后的默许，武敏之更加肆意妄为。身为皇亲国戚，又是超级帅哥，他在长安的交际圈中如鱼得水，无数的女人心甘情愿对他投怀送抱。不过武帅哥可不是随便的人，他交往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老来艳福不浅的杨氏去世。作为武家的法定继承人，武敏之该为杨氏守孝。然而，守孝期间，武敏之依然我行我素，穿着日常的衣物，在府内供养大量的歌姬舞女，夜夜笙歌，纵情作乐。

武后是个孝女。她下令从宫中拨出不少顶级衣料和财物，让武敏之为杨氏打造佛像，做法事超度。对此武敏之是当面应承，头一转就把这些赏赐全部折现用于消费。

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武后最疼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曾带侍女前往外祖母杨氏家中玩耍，俨然半个主人的武敏之也没有放过她们。

对于此事，《旧唐书》的记载是：“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这条记载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句读，更直接一点说，是标点。

前面还好断：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

最后也好断……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关键在中间。

如果说逗号在“宫人侍行”的后面，可以理解为太平公主的侍女们被武敏之逼奸；

可如果将“宫人侍行”的后面换做句号，问题可就严重多了，因为主语就变成了“太平公主”，也就是说，武敏之的下手目标是太平公主！而那时的太平公主，不过仅仅五六岁！

《新唐书》的记载比较明确：“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由此可见，武敏之糟蹋的是“宫人从者”，而且是“悉逼乱之”，也就是说侍女们无一例外都被武敏之享用过了。

司马光老先生在《资治通鉴》里则压根不提这事儿。不知是否担心相关描写会让皇帝产生不良想法……

结合后来的事情看，太平公主应该没有遭到武敏之的毒手，否则以武后的脾气恐怕早就亲口把武敏之的肉给一块块撕咬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武后的耐心已经濒临临界点，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全面爆发。而武敏之也继续不负她望，很快便干净利落地引爆了那根致命的引信。

太子李弘大婚了，太子妃裴氏美貌端庄，很讨李弘的欢心，一对新人正甜蜜地享受着新婚的喜悦。

可是在宫内的某处，李弘的父亲正憋着一肚子的怨气，而李弘的母亲，更是双拳紧握，怒发冲冠。

只因为太子妃裴氏并不是最初所指定的那位！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正值豆蔻，家族出身都很不错，且知书达理，品貌双全，不少名门望族都曾上门提过亲。

但后来却再没有人上门提亲了，因为知道杨小姐有了一位身份尊贵的未婚夫——太子李弘！

对杨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且不说太子日后就是皇帝，光凭为人宽厚和才识过人这两条，就已经是个理想的佳婿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家人天天都是乐得合不拢嘴。

武敏之也得知了此事，英俊性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这个猎物，够分量！

于是乎，武敏之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终于得手。

正史都称武敏之是用逼迫或暴力奸淫了杨小姐，然而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杨小姐是未来的太子妃，只有太子动得，这是世人都知道的理儿。武敏之虽然骄纵，但也只是帅哥一枚，没听说过身怀绝世武功，更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杨家，再径直闯进杨小姐的闺房使用暴力吧？

如果说武敏之是用“你不让我见她就让你明天丢官杀头”之类的话来威胁杨思俭的话，恐怕也很难有什么效果。就算武敏之是皇后的亲戚，能够通过皇后来决定杨思俭的富贵生死，那么把太子妃拱手让人也是板上钉钉的死罪，满门抄斩的可能性极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杨思俭敢冒这个险吗？更何况，作为父亲，有几个人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人糟蹋？

所以，我认为武敏之是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先是接近，进而诱骗了涉世未深的杨小姐。情话绵绵+男色诱惑，可怜杨小姐就这么上了道儿。

不管过程如何，总之武敏之是成功地抢在了李弘之前成为了杨小姐的第一个男人。

对于这种大事，杨思俭没有多余的脑袋来承担后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报告给未来的亲家。

“噩耗”终于让武后全面爆发了。不过火归火，章法却没有乱，当务之急是赶快更换太子妃人选，接着才是找小畜生算账。

于是才有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武敏之不是傻子，他完全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也知道皇后姨妈翻脸和吃饭一样频繁。但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虽然一表人才，虽然身份高贵，虽然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的女人，但自从母亲和妹妹死后，他再也没有感觉幸福过。

和外祖母的苟且之事或许是双方都有意向，而太平公主的侍女们和险些成为太子妃的杨小姐，甚至那位年纪尚幼却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的太平公主则是武敏之报复行动的牺牲品。你武后不是最宠爱太平公主么？你不是为太子挑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媳妇么？你不是觉得我不错，想让我这个本姓贺兰的人来继承你爹的香火么？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亲妹妹被你毒死的人将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

我要让你关注和疼爱的人一个个在我面前痛苦地倒下，让她们代替我把切肤之痛一点一点地传递给你，让她们在你那还来不及愈合的伤口处再大把大把地撒上盐巴，这不比一刀杀了你还要痛快么！

当然，我最后很可能会死，但那又怎样？自打我那可爱又无辜的妹妹惨死，而你这个真正的凶手却可以快活地逍遥法外后，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活着的唯一目的，便是败坏你武家的名声，不断击打你铁铸的灵魂。在尽我所能地羞辱你后，我便可以平静地离开这个污浊的人世。

在给李治的奏章中，武后列举了武敏之的以下罪状：

一、与外祖母荣国夫人乱伦。

二、贪污皇后拨付的锦帛。

三、逼迫强奸了太子原未婚妻杨小姐。

四、外祖母死后不但不守孝，反而酒色不断，严重有伤风化。

五、调戏太平公主并奸污其侍女。

在罗列了上述罪行后，武后向丈夫表示，此人不配做武家的后人，也不宜再留在京城。

自准太子妃事件发生后，李治已是恨得牙痒，但忌于武敏之的身份又不能“擅自”处理。这时的李治，由于长期的习惯，已经对武后从宠爱、信任演变成了逆来顺受，缺乏主见。

既然老婆发话了，那么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咸亨二年六月，李治下诏，勒令武敏之恢复贺兰姓，同时将他放逐至雷州（广东省雷州市）。途径韶州（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当地官员用马缰绳勒死（另一说是自裁），就此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据其后出土的墓志铭文记载，贺兰敏之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客观地说，贺兰敏之的死确实给武后带来了相当的冲击。无论她有多强势，亲信之人的背叛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贺兰敏之后，她已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按照唐朝的制度，大臣和后妃们给皇帝的奏章是不是要公开，但归档、保管是一定的，武后敢于在奏章中揭露如此多的丑事，可见她不怕被人知道，也不难看出她的愤怒。

或许有人会怀疑罪状中有诬陷的成分，可武后犯不着往死去的老娘身上泼脏水吧！拉自己的老妈、女儿和未来儿媳妇一起下水，就为了诬陷一个外人？若是如此，这笔买卖也亏大发了！

第十章　天皇天后

贺兰敏之已是过去，对于武后来说，把握现在才是关键。不客气地说，自打武后垂帘听政，这政务大事都必须有她的点头才能最终敲定。与此同时，李治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不得不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武后处理。

看过《高宗本纪》或是《资治通鉴》的细心朋友不难发现，自打泰山封禅之后，李治便开始不断巡幸外地，最初是数月一次，后来竟几乎发展到一月一次。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李治喜好游山玩水，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天也一定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舒服。

李治的每一次出巡，作为正妻的武后都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留下太子李弘监国，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政治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虽然武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但整个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仍然是病榻上的李治。所有的人，包括武后的权力都得借助于他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便是谋逆，便是造反。

在李治看来，身边的宫女、太监，包括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是工具。唯有武后，才是病痛中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他带来温暖。对于武后，他一直心存感激。

留守太子李弘，颇有乃父当年的风采——宽宏厚道，礼贤下士，满口圣贤之言。平日里李弘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若是有些不那么合乎礼数的行为，只要别人说一句“子曾经曰过……”，他就立刻敛容答谢，改过自新。

可以说，李弘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有问题。

一则是他十分喜好读书，很崇拜教导他的老师和其他饱学之士，认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所以监国时他就常常把大权交给这些大员，自己则深入一线考察调研，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是好事，但作为领导者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不妥，毕竟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领导者应该多方听取汇报，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就算李弘不吃饭不睡觉，每天走访十户百姓，相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则李弘继承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光荣传统。不仅无力缚鸡，还像他父亲一样时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在他年轻，不至于一生病就动弹不得，但比起爷爷李世民来就差很多了。

对于儿子的做法，武后是有想法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早已把天下看作是丈夫和自己两个人的。李弘作为未来的皇帝，怎能整天只关心张家收了多少谷子，李家的母猪又下了几头小猪之类的芝麻小事，而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给外人呢？

同时李弘的身体也让她十分担心，照顾李治已占用了她大部分的精力，而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以后可怎么得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做了许多份内和份外的事儿。以她的性格，很难说脑海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换做我当皇帝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这些年里，她在处理政务时已开始显露出要大权独揽的意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又改年号了），李治下诏，对祖宗（上至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李渊的高祖父，下至老爸李世民）及其正妻全部换上了新尊号。这本无可厚非，反正人都死了，给俩头衔也没啥。

但末了拖着的一句倒很是耐人寻味：为避免日后使用“先帝”一词时指代不明，当今皇上两口子将使用专门的称谓：“天皇”、“天后”。

这个理由实在无聊。“先帝”绝不止一个，也没见哪个皇帝因为担心被搞混而非要专门再起个称谓的。

再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事实上“天皇”还不如“皇帝”。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天皇”，他和同为传说中人物的“地皇”、“泰皇”并称“三皇”。

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过三皇，勋超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够体现自己的牛X，就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意思是“皇”和“帝”要合起来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这才诞生了秦始皇帝。

李治倒好，逆流而动，主动退回到“天皇”。大臣们不少都心中有数，可看到皇帝夫妇，尤其是皇后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唉，有些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上元元年，武后上疏，提出了政治建议共计十二条，全部被李治所采纳。其中有两条建议尤为值得关注：

1.中国人讲究孝道，父亲去世儿子要服丧三年。建议修改为：母亲去世，即使父亲健在，做儿子的也同样要为母亲服丧三年。

2.京官工作辛苦，工资却多年没涨。建议提高所有八品以上在京官员的薪资待遇，具体加薪的幅度由财政和人事部门协商后报批实行。

前者的推广较为顺利，因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本就难分高下，尽孝也不该有所区别。武后这样做便是要借用法律的形式把服孝制度化，凭借国家强制力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后者的施行就更加顺利了。给公务员加薪，可是让官员们皆大欢喜的事儿。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谁给咱们大伙谋的福利啊？不是皇帝，是皇后！啊，看来皇后对大伙还是不错的。于是，就这一下子，许多人都记住了皇后的好。

不管武后是有心还是无意，仅这两项措施便为自己笼络了人心，捞足了政治资本。

此外，武后还积极效仿前夫李世民，面向社会各阶层海选人才，组织编写了《列女传》、《臣轨》等书籍多达一千卷以上。在当时，这批武氏门下的文人们便被统称为“北门学士”。

当然，招纳他们可不仅仅是为了探讨文学或著书立说，在国家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中也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正悄无声息地对宰相们实施着代位权。

对此，不少大臣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有所觉察，并迅速做出了回应。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李治头痛病发，因担心太子还不能堪当重任，有意让武后代为摄政。

这下宰相们不干了。中书侍郎郝处俊和李义琰提出：“皇帝治理国家，皇后治理后宫，此乃自然之理。陛下如果龙体有恙，为何不把天下传给子孙，却要传给皇后？”

尽管李治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却无意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长期的男弱女强的夫妻生活中，皇帝的威严与唯我独尊在武后面前已荡然无存。此时的李治已经被潜移默化成了一个缺乏主见的人，每当遇到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武后。而作为夫妻间较为强势的一方，武后也已经习惯了对丈夫的吩咐与要求，而不是传统的夫唱妇随。久而久之，武后对权力的攫取欲和使用欲也越来越强。

同年，武后盯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周王妃赵氏。

说起赵氏，又是皇家一笔糊涂账。

赵氏的母亲是李渊的女儿长乐公主，而周王则是武后的儿子、日后的唐中宗李显。从李治的角度来说，赵氏是自己的表姐妹，换句话说，李显娶的是自己的表姑妈。好在这是皇帝的家事，换作普通百姓，李显夫妇的脊梁骨早就被戳破不知道多少回了。

赵氏惹怒武后的原因不详。不过从武后的愤怒程度以及对儿子的态度来看，很可能是赵氏看不惯婆婆对自己丈夫的颐指气使，鼓励丈夫奋起反抗，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王爷。这显然是犯了武后的忌讳。

上元二年的四月，赵氏被随便安了个罪名，剥夺了王妃的身份，关进了内侍省监狱。武后很“宽宏大量”地表示，这只是关押，吃喝用度一律正常供给。

于是，在囚室中惶恐不安的赵氏发现，每到用餐时间，便会有一些生菜生肉送到自己的面前。

可怜赵氏金枝玉叶，压根没有接受过野外生存训练，哪里吃得下这种未经烹饪的生野之物？所以即使理论上有着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质，她还是被活活饿死了。牢门被打开的时候，人们见到的只是她僵硬的尸体以及上面那些令人作呕的蛆虫。

赵氏的死严重刺激了李显本就脆弱的心灵。妻子的死状如同盘踞在他心头的一块阴霾，久久挥之不去。此后他更是畏母如虎，再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赵氏死后不久，在洛阳合璧宫中休养的李治突然接到噩耗——太子李弘死了。

李弘之死，众说纷纭。《旧唐书》直接用“薨”字一笔带过，原因没说。《新唐书》则很不客气地称“天后杀皇太子”。《资治通鉴》则相对委婉，在李弘去世了后面不咸不淡地跟了一句，“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要说《新唐书》的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李弘之前的行为已让武后心生不满，而随后他又做了一件更加让武后感冒的事儿。

当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分别被封为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非但没有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反而被软禁在后宫，失去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享受人间美好爱情的权利。

一转眼两位公主都已年过三十。放在当时，三十多的女子不少都已经当上了婆婆。看到二位姐姐的遭遇，宅心仁厚的李弘很是同情。他当即向父皇提出，应尽快把两位姐姐嫁了。

父亲李治也觉得这个请求合理，应该批准。不过，出于习惯，他觉得还是得先征求一下老婆大人的意见。

按说，萧淑妃已是老皇历了，应该不会再刺激到她敏感的神经。再说，嫁两个失宠的公主应该也不会对她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

可父子俩谁都没料到武后的反应竟会是如此激烈。

得知父子俩的“好意”后，武后怒火中烧：得罪过我的人，一辈子也休想翻身！这两个女人是萧氏贱人的后代，我要她们这一生都活在痛苦与寂寞中！想嫁人，没这么容易！

看着一旁大气不敢出的丈夫和儿子，武后冷笑一声：“哼哼，想做好人？好，我成全你们！喏，站在你们面前的便是两个合适的人选！”

两位金枝玉叶就这样成了值班卫士权毅、王遂古的妻子。

此后武后看李弘是越看越不顺眼，原因很简单：李弘和她不是一条心。

而李弘经过多次监国锻炼之后，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李治由于长期遭受病痛折磨，已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交给武后又怕大臣们反对，于是便萌生了让儿子提前接班的想法。

基于上述原因，不少人认为李弘的死与武后脱不了干系，目的很明显——抢班夺权。至少《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持的这一观点。

但是，除了夺权外，我们还得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首先李治非常喜欢李弘。尽管武后的态度他也必须考虑，但如果帝国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是肯定也必须要为儿子伸冤的。这已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事。

李弘死后，李治破天荒地追封他为“孝敬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追封死去的太子为皇帝）。倘若真是武后下的手，朝野内外必定会起轩然大波，此时再来一两个忠心的将军打个“清君侧”的名义，只要几十个士兵便可以轻松把武后解决掉，而且绝对顺应民心。这些后果，聪明的武后不会不考虑。

其次是李弘的身体状况确实堪忧。这在前面已经提过，只是史书中倒也没说明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倒是李治在追封儿子的诏书里说李弘是“疾日以加”，即病得一天比一天厉害。照这么看，病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者，若真是武后下的手，她接下来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比李弘更加难缠的家伙（除非她立刻夺权登基，否则这一关她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

因为无论从礼法的哪个角度来看，答案都只有一个——时为雍王的李贤。

李贤是武后的二儿子，也是目前健在的嫡长子。史载他“容止端重”，是李治儿子中长相最帅的。他聪慧过人，幼年时即“读书一览辄不忘”，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据说他爱好运动，尤其喜欢打马球。此外，李贤非常有主见，不轻易为人所动。虽然母亲势力庞大，但他从不表现出唯唯诺诺，即使自己还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条件。

说了这许多，其实是想讲清楚一点：对于武后来说，干掉李弘换上李贤，绝对是笔划不来的买卖。

当然，在李弘去世到李贤入主东宫的这一小段时间，武后确实也在积极地储备实力，这对于她日后的上位肯定是有帮助的。可如果说这便是她谋害亲生儿子的动机，说服力未免有些不足。

李弘死了，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外，李治似乎并不介意武后权势的如日中天。反正天下是我老李家的，你再强也还是我老婆！

武后曰：老公，其实你错了。我很喜欢你天天被山呼万岁的感觉。或许，某天我也能享受到。

第十一章　东方疆土的丢失

话说百济、高句丽被灭后，唐政府在当地驻军并加强了管理。可惜结果却不容乐观。

灭百济后，主将苏定方居功自傲，放松了对下属的管束，唐军军纪开始败坏。战争结束后，留守的唐军常常成群结伙外出游荡，劫财之余不忘劫色。若遇反抗，则格杀勿论。为避灾祸，百济青壮年纷纷逃离家园，或逃亡高句丽或躲入山林，留在家乡的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爆发中灭亡。一时间家家哭声一片，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消息传到长安，李治意识到百济的问题已经无法再依靠武力，关键在于收服民心。

于是行政管理经验丰富的刘仁轨奉旨来到了百济。

刘仁轨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和现在的海地总统一样：到处是腐尸，卫生状况差；社会动荡，秩序紊乱；产业荒废，经济面临崩溃。最令人头疼的是当地的原住民们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来自大陆的征服者，眼神中难掩厌恶之情。

对此，刘仁轨不抱怨，不着急。他首先整肃了军纪，严禁欺民扰民。接着安排军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参与地方卫生工作，掩埋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防止瘟疫的蔓延。同时组织全体民众参加基础设施的建设，修桥补路、建堤筑坝，兴修水利等。

此外，刘仁轨还积极构建了社会保障体系。他经常前往各地巡视，对贫困家庭予以救济，同时将孤寡老人和儿童集中起来，由政府负责供养。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带动下，原本弥漫在百济的敌对气氛消除了许多，不少逃亡在外的百姓开始重返家园，恢复生产。

除了修桥筑路外，刘仁轨还修建了许多祭坛，用于举行向大唐皇室的祭祀仪式。

为了进一步从文化和习俗方面同化百济，刘仁轨宣布放弃原先的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大唐皇帝的年号，当年即为大唐龙朔三年。

在怀柔和休养生息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百济很快便恢复了往常的秩序。

百济和谐了，北方的高句丽却还是不平静——即便是在李治下诏把大部分青壮劳力和富裕阶层迁入大唐境内后亦是如此。而且他们不只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还具体落实到了行动上：民间反抗武装在原高句丽官员剑牟岑（又名钳牟岑）的领导下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与安东都护薛仁贵展开了较量。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奉命前往凉州前线。克星走了，反抗势力胆气大壮。他们拥护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公开打出了复国的旗帜，反抗的形式也从游击战升级成为与唐军正面交锋的常规战。

对此唐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既然不服管，那就只能打。左监门大将军高侃被任命为东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征。

还没交战，大老板安舜就被吓破了胆，他可不想像外公那样被五花大绑，但主动投降面子上又实在迈不开。思前想后，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投奔原先的对手新罗，并杀死了阻止他的剑牟岑。

却说自打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玩完，新罗顿觉浑身舒畅，嘴上还在不停向大唐表示感谢，手上已一刻不停地忙着在原两国的疆域内扩疆拓土。

后来刘仁轨稳定了百济的局势，新罗不敢再明着对百济下手，就将目光转到了北方。见安舜前来投奔，新罗决定用好这颗棋子，以支援高句丽的名义悍然出兵北上。

高侃作战虽不如薛仁贵神勇，但对付新罗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高侃在白水山击败了高句丽反抗武装，连带着收拾了前来增援的新罗军，俘虏数千人。

白水山一役，高侃最大的收获在于发现前不久还号称亲如一家的新罗人居然倒戈支持了高句丽。吃惊之余，他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治。

同时百济驻军也向长安发来报告，称新罗人不但收留了逃亡的高句丽反抗组织成员，还入侵了百济故土，大模大样地派兵驻守。

对于这种白眼狼行径，李治大怒，立即下令组建远征军，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讨伐新罗。

同时李治还充分行使了宗主国的权力，下诏废除金法敏的国王职务，由目前在长安任职的胞弟金仁问继任。

刘仁轨兵分两路，自己率领一路从陆路南下，另派一路从北方经日本海南下，在新罗南部登陆，来个南北夹击。

原本只想捞点油水的新罗人吃足了苦头，屡战屡败。眼见唐军一副不灭国不罢休的架势，他们害怕了。金法敏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谢罪，并保证日后一定老实本分，绝不再有非分之想。

金法敏是幸运的。

或许是厌倦了东方连绵不断的战事，不想再耗费过多的人力和物力，李治决定停战，接受新罗提出的和解请求，同时下令恢复了金法敏的国王身份，改封金仁问为临海郡公。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治陆续撤走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官员和军队，改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既然是民族自治，自然是要本族的首领做领导。于是，高藏被封为了朝鲜王、辽东都督，扶余隆被封为了带方王、熊津都督，分别负责对原高句丽和百济的管辖。同时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了新城（辽宁抚顺），不再直接负责对朝鲜半岛的管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高藏到达辽东后，熟悉的故乡景色重新点燃了他内心压抑的复国之火。于是他联合了居住在黑龙江一带的靺鞨人，打算脱离唐政府的控制。

在严密的监视下，高藏等人的阴谋早早败露。行动未果的高藏被重新押回了长安，流放到了邛州（四川邛崃市）。高句丽遗民，除部分实在穷困不堪的被安置在安东都护府周边外，其余全部被强行迁移至内地各州。

相比高句丽，当时的百济更加荒凉残破，且时刻面临来自新罗的威胁。带方王扶余隆始终不敢回国，而是选择滞留在了高句丽。

高句丽人烟稀少，百济群龙无首，很快新罗人的野心再次膨胀起来。仪风二年（公元677年），新罗军攻占了没有都督的熊津都督府，吞并了原百济王国。

原高句丽南部的部分疆土也被新罗军占领，北方则因毗邻大唐安东都护府而幸免于难。

不经意间，几年前还是一副楚楚可怜模样的新罗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朝鲜半岛从此进入了新罗王朝时期。

扩张成功后，新罗继续对大唐采取恭顺的态度，双边关系进入了长时间的蜜月期。

第十二章　西域战事

东边放晴西边雨。在介绍西边战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位西域的风云人物。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长安设立了一个国家级培训机构——“弘文馆”。馆内绝大多数学生均为高官或贵族子弟。或许是见惯了衣着光鲜、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有一位少年因为整日衣着朴素、行事淡然且才华出众，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八卦自然是少不了的。无奈此人口风甚紧，什么有效信息都打听不出来。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淡忘了。

当时做（文）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出身好，有个有权势的亲戚举荐便能做官，二是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明清时期的不太一样。明清时期主要考八股文，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上来，殿试过关后，便可称为“进士及第”，也就光宗耀祖了。而唐代的科考则分为两种形式：明经科考和进士科考。

明经科的考试教材包括《礼记》、《左传》、《尚书》等。考试分为三部分：一是帖经，即填空，比如“一鼓作气……，三而竭”，中间你填上“再而衰”就对了，这个考的是背功；二是释义，相当于名词和名句解释，就是光会背还不行，得用自己的话解释出来；三是时务策，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不设标准答案，考生需对某个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进士科则在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外，再加吟诗作赋，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

唐初，贵族子弟大都考明经科，平民则以考进士科居多。

弘文馆里的学生，自然大多是奔明经科来的。

话说那位少年在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顺利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做了个再平凡不过的出纳。

当时担任左屯卫大将军的是苏定方。他不仅会打仗，更是个难得的伯乐。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定方认识了这个小出纳，“甚奇之”。

原来这位少年姓裴，名行俭，字守约。他的曾祖父裴伯凤当年官至后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封爵琅琊郡公；祖父裴定高为冯翊郡太守；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左光禄大夫，曾是王世充手下一员干将，后因王世充无能且自大，打算投奔李渊，不料谋事不密，被王世充发觉后惨遭杀害。

唐高祖期间，裴仁基作为“反王义士”被追封为原州都督。作为烈士的遗属，裴行俭才得以进入弘文馆学习。

得到了苏定方的赏识，裴行俭没有得意忘形，而是继续保持着一贯淡定的风格。

李靖军事思想的嫡系传人苏定方是这么评价裴行俭的：“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贤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裴行俭虽是左屯卫大将军麾下，却隶属文官体系。一介书生，纵然兵法纯熟，何时能用于实战？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裴行俭空有满腹军事才华，却找不到用武之地。终于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盼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而这一切来的纯属偶然。

当时，李治正与长孙无忌等人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陷入僵持。裴行俭当时任长安县令，官虽不大，却是帝国中枢所在地的父母官，消息还是很灵通的。

对于武昭仪做皇后，裴行俭是坚决反对的。加之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是与虞世南、褚遂良齐名的三大书法名家，于是虽是个芝麻官，倒也常有机会与宰相级大员们一起把酒聊天，自然也会谈论到皇后废立的问题。

御史中丞袁公瑜得知后，立即把裴县长的“不轨”言行报告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区区一个县令自然还不能入武昭仪的法眼，但所有反对她的人都不可能过得舒坦——这是一定的。于是裴县长被迅速调离了长安，至西州（新疆吐鲁番）都督府做了长史，从此踏入了茫茫戈壁。

可以想象，当时裴县长一定是郁闷非常：反对的武昭仪当了皇后，同志长孙无忌等人被尽数贬出了京城，自己也被从繁花似锦的京城发配到了飞砂走石的西州，级别则从五品的长安县令降成了六品的长史。

好在裴行俭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很快他便调整好了情绪，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上。他在西州主要从事行政组织工作，这让生性谨慎的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用武之地。此外，美味的哈密瓜和葡萄也帮助他爱上了可爱的西州。

从永徽六年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的十年间，裴行俭已一步步从六品的都督府长史晋升为三品的安西大都护，成为了大唐在西域的最高长官。也正因为他早早被赶出了京城，反而躲过了对长孙无忌一派势力的大清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然也！

十年间，裴行俭对西域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镇边有功的他被召回了中央，担任司文少卿。五年后，他升任吏部侍郎（需要说明的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十二月，李治下诏恢复了官职的原有称呼），与同事李敬玄一起负责为朝廷选拔官员。

裴行俭不是个死脑筋。经历了西域磨炼后他明白了凡事无绝对的道理。回到长安后他埋头工作，不再参与反武活动。出色的工作业绩外加坚定的政治方向，使得他很快得到了天皇天后共同的赏识和信任。

此时，裴行俭的前同事李敬玄因工作优秀被晋升为中书令。李敬玄虽然工作表现不错，却是个死脑筋，但凡做事都要以圣贤之言为准则。刘仁轨奉命在青海一线防御吐蕃，事情既多且杂，圣人自然不屑于说。于是他提交给中央的报告和建议常常到了李敬玄这儿就被长期搁置——不知道怎么办嘛，而且还不给任何理由。

刘仁轨开始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链子掉在李敬玄这个环节上，自然是恨得牙痒：老子在前线流血流汗，你老人家舒舒服服地坐在长安城里喝茶看报也就算了，工作效率还这么低下。仗打得好你们都有功，仗打不好都是我们的错？虽然你位高权重，我一时奈何不了你，但总有一天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吐蕃再次在双方前线布下重兵，战事一触即发。刘仁轨趁机向李治发来紧急报告，除了描述前方局势外，还间接说了李敬玄一直把自己的报告按下不报等事儿。末了，他十分诚恳地表示：西方战线吃紧，我老头子已经无法应付；天下虽大，但能够挑起重任的唯有李敬玄一人！

听说要自己上前线去打仗，一向只读圣贤书的李敬玄被吓得够呛，连连摆手推辞。可李治一来不满李敬玄先前的做法，二来见李敬玄居然公然违抗自己的命令，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刘仁轨现在就是要朕亲征，朕也得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去？！

这下李敬玄是行也得上，不行也得上了。经过车马劳顿，李相爷来到了前线，接替刘仁轨任洮河道大总管，也接手了他统领的全部十八万大军。而这时他才知道，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大非川之战的吐蕃军统帅、“战神”论钦陵。

经过“深思熟虑”，李敬玄决定派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刘审礼为前部，自己随后接应。

结果刘审礼所部在进入敌境后被吐蕃重兵包围，损失惨重。而负责接应的李总司令得知前锋被围，只会下令死守，根本不敢出兵援救。最终刘审礼弹尽粮绝，被吐蕃活捉。

这一下可不得了，本就胆战心惊的李敬玄被直接吓破了胆，弃营逃至后方的承风岭，并下令全军扎营，深挖壕沟，防范吐蕃的突袭。

李总司令到底是缺乏实战经验，他光顾着地面，全然忘记了营边还有座山岭。

吐蕃将领跋地设一路追来，面对李总司令的“美意”，他们却之不恭地进驻承风岭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已成惊弓之鸟状的唐军。

虽说将熊熊一窝，但唐军中也不都是草包。

某夜，跋地设带着必胜的信心入睡后不久，便被激烈的砍杀声和满营乱串的火光惊醒。

他拨开帐门一看，好么，无数全副武装的唐军正在自己的营中肆意砍杀，而原先还不可一世的吐蕃军则满脸惊惶地四下逃窜。

不好！一定是唐朝援军到了，我等休矣！

他当机立断，连夜带着人马撤退。

见吐蕃撤了兵，李敬玄长出一口气，率领部下撤回了鄯州（青海乐都县）。

其实，那晚夜袭吐蕃军营的只有区区五百名唐军，但他们却做到了十八万大军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们的带头大哥叫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是百济人，当年苏定方征服百济后，因为军纪败坏，民间怨恨四起，原本已经投降的黑齿常之起兵反抗，并收复了百济的多座城池。最后是刘仁轨的仁政外加李治的招降才使得他再一次向唐军投诚。

对于这个曾持不同政见的外籍人士，大唐再次展示出宽大的胸怀：不仅没有治黑齿常之的罪，反而因他在战争中有突出表现而提拔了他。此一役，他担任的是左领军员外将军（即编制外将军）。

这次与吐蕃交战，双方互有损失，但主力均未受挫。唐吐双方也都就坡下驴，分别向对方表示了友好，并各自收了兵。

黑齿常之因功被升为左武卫将军，担任河源军副使，即河源军事基地副司令。

李敬玄的失利，让裴行俭再次对自己的军事理念进行了梳理和整合，这也为他日后大放异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机会从来都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公元674年，自称为波斯王的卑路斯来长安朝见李治。

李治对波斯并不了解，只知道在西突厥的西边。但一国之王前来朝见总是件好事，当然要热烈欢迎。

事实上，卑路斯根本算不上什么波斯王，他只是波斯国萨珊王朝末代国王的儿子。而他的祖国，刚刚被一支在新宗教引导下的军队所征服。

这支军队，是阿拉伯大军；而引导他们的，便是赫赫有名的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隋朝末年）创立了伊斯兰教。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个新兴的宗教便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它的影响下，一个统一的宗教国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这个新兴的阿拉伯国家东临有数千年历史的波斯帝国，西接老牌强国东罗马帝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夹心饼干。

宗教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真主庇佑下的阿拉伯战士显示出了极其惊人的超强战斗力。他们于公元635年横穿沙漠，一举击溃了东罗马帝国数万大军，占领了今天的叙利亚，随即连克埃及、波斯以及整个北非。原本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东罗马帝国不得不龟缩在小亚细亚一角，而之前曾经呼风唤雨的波斯帝国也向位于麦加的帝国统治者——哈里发（阿拉伯政教合一的领袖称号，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表示了屈服。

阿拉伯人继续向西挺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西班牙。至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了世界上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领土东起印度，西临大西洋。

对这些情况，唐朝君臣并不知情，他们没有见过天天念着“安拉”的信徒，也没有与这个当时被称为“大食”的国家建立邦交的打算。

然而，在逃到长安的卑路斯的眼里，全天下（就他所知的范围）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唐朝，只有大唐皇帝才能帮他赶走侵略者，光复祖国大好河山。

而当时的李治主要考虑的还是朝鲜和吐蕃的问题，对于卑路斯只是好吃好喝招待着，顺带赏了个将军的头衔。至于他的请求么，以后再说。

这一等就是将近五年，期间卑路斯客死在了长安，他的儿子泥洹师继承了父亲未竟的等待事业。

公元679年，朝鲜半岛恢复平静，与吐蕃的战事也暂告一段落，李治终于腾出手来了。

只是他们考虑的依然不是波斯。

李治得到消息，西突厥酋长阿史那都支、李遮匐暗中与吐蕃勾结，打算进攻安西都护府，将唐朝势力从西域驱逐出去。

长安方面准备组织军队讨伐。此时做了多年人事工作的裴行俭站了出来，意外地投了反对票。

满朝哗然。别人都已经磨刀霍霍了，你还坚持不出兵，莫非想学诸葛亮舌战群儒不成？要真这么做，八成也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但裴行俭解释说，反对出兵并不是反对使用武力，而是要用尽量少的兵力对敌对分子实行最有效的打击。

最终，李治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裴行俭为钦差大臣，泥洹师为波斯王兼安抚大食使，由裴行俭护送泥洹师回国登基。

且慢，不是要对付西突厥吗？怎么又扯上波斯了？

呵呵，没错。裴行俭的计划正是以护送波斯王子回国为名，在途经西突厥时实施斩首行动。阿史那都支等人目前还只是谋划，至少表面上还不敢对大唐使节团乱来。

说实话，这活儿除了裴行俭，别人还真干不了，因为裴副部长根本就没带什么军队上路！

当然，这么大的行动，裴大人一个人也怕做不来，于是他推荐了当年公然为赵持满收尸的王方翼为自己的副手，代理安西都护。

裴行俭在西州待了十年，本就群众基础深厚。加上此次又肩负圣上特命钦差的身份，几乎所有官员和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城迎接他。酒宴自然是少不了的，老同事、老战友的叙旧也是接连不断。裴行俭来者不拒，迎来送往忙个没完。酒足饭饱之余，裴大人开始抱怨天气炎热，不适宜长途跋涉，应该等秋凉后再出发。

同行的泥洹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过他也清楚，自己虽号称波斯王，实际上啥都不是，不如先吃好喝好，走着瞧吧。

阿史那都支得到消息，喜上心头：自己本就和李遮匐约好，待中秋过后便与唐朝断绝关系。原先还担心裴行俭是冲自己来的，现在看来是多心了。也好，正好等裴某人走后再发动。哈哈，时间充足，那就慢慢准备吧。

吃喝了若干顿后，裴行俭召集各部落酋长、贵族等人打猎，末了还加了一句：“人多才热闹！”

钦差大臣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何况打猎本就是当地人的一大爱好，于是大家纷纷要求加入，并把认识的打猎好手也全都拉了进来。几天之内，刀枪弓矢、马匹、干粮和饮水便有了，参加的人员数也超过了一万。

没错，这便是裴行俭此次行动的主力！

接下来，裴行俭一面继续大放烟幕弹，一面以打猎的名义整顿人马。准备工作就绪，大家伙兴高采烈地上了路。

悠闲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裴行俭突然召集全体训话：此次出猎的目标不是动物，而是人。而这位荣幸的朋友正是阿史那都支！

原因？阿史那都支勾结李遮匐和吐蕃，意图谋反！

这一下大家都懵了。与阿史那都支有些交情的，也开始考虑要给他通风报信。

可惜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训完话后裴行俭便下令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阿史那都支的大营，直到距离大营十多里的地方才停下。接着他召见了一些平素和阿史那都支交好的人，派他们去见阿史那都支，并规定除了问候平安之外不准说其他的话。

这些人当面答应，可一见老朋友立马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其实，这正是裴行俭想要的。

想到仅在咫尺的一万大军，阿史那都支顿时慌了手脚，肝胆俱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明智地决定：率领全家老小、带上毛皮之类的礼物去向钦差大臣表示“欢迎”。

裴行俭欣然笑纳了礼物，并随即作出了回报：将阿史那都支一家老小绑了！

接下来，裴行俭用缴获的专用令箭召集了阿史那都支手下的全部酋长，同样捆好后押送到了碎叶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也是诗仙李白的出生地），由王方翼负责看守。

紧接着，裴行俭又从全军中选拔出一支精锐骑兵，由他亲自率领，昼夜跋涉，擒拿李遮匐！

结果这次行动又是刀未出鞘，箭未上弦。因为半路上他们抓获了李遮匐派去和阿史那都支联络的使者，并放了这个倒霉蛋回去报信。

李遮匐走投无路，只好同样选择了投降。就这样，裴行俭兵不血刃，轻松便平定了西突厥叛乱，稳定了安西都护府的局势。

此后，他派代理安西大都护的王方翼留下来负责对碎叶城城防的加固和改良，自己则押解人犯回到了长安。

至于波斯王泥洹师，裴行俭表示自己将不再负责护送，你怎么来还怎么去吧。

泥洹师哪敢回去和阿拉伯人拼命？他走走挨挨，最后在今天阿富汗和伊朗交界一带建立了一个小的政权，算是延续了本家族的统治。不过仅仅几年后，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国便在阿拉伯铁骑风卷残云般的攻势下彻底消失了。

第十三章　再灭东突厥

就在裴行俭轻松搞定西突厥的时候，东突厥贵族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共同叛变，拥护原可汗家族的阿史那泥熟匐为大可汗，意图重建东突厥。

两三个破落贵族的扯旗造反不算什么，但是影响力却非同一般——位于原东突厥汗国土地上的二十四州全部宣布效忠于阿史那泥熟匐，不再听从长安方面的号令。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叛逆，当然要靠铁腕手段：当年跟随苏定方平定西突厥的部将、现任鸿胪卿（负责民族事务的长官）兼单于大都护府长史的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迅速联合出兵镇压。

自打当年颉利可汗被俘后，东突厥作为一个国家时存时亡，被各种势力轮番欺负，早已不复当年纵横大漠的风采。萧嗣业等人据此认为，这次叛乱不过是一小撮顽固分子想要过把可汗的瘾罢了，唐大军一到必定是手到擒来。

战争之初，东突厥军果然不是唐军对手，连战连败。这使得萧嗣业等人更加心高气傲，紧绷的神经也开始松懈。

战争，关键在于是否消灭了对方的有生力量，而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萧嗣业等人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却并没有伤及东突厥的筋骨，反而将自己培养成了骄兵。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东突厥军集中所有力量成功地对唐军军营实施了夜袭。

遭到突然打击的唐军溃不成军，连连后退。东突厥一面追击，一面派出军队对唐后勤运输队进行骚扰。士气低下的唐军最后连按时吃上饭都无法保障，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被迫撤回到单于都护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萧嗣业、花大智和李景嘉分别被流放和撤职。

东突厥人深受鼓舞，决定趁热打铁，除了不断进攻河北一带的州县外，还派人煽动东北方的奚和契丹部落入侵营州（辽宁省朝阳市），搅得整个北方鸡犬不宁。

就在这时，裴行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具体负责讨伐叛变的东突厥人。

这一回的出征无比风光：麾下总兵力超过三十万，整个队伍“连亘数千里”，史称“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这次唐朝能一口气集中如此多兵力，必须得感谢一个人——吐蕃赞普芒松芒赞。

其实芒松芒赞也就做了一件事——见佛祖去了。吐蕃全国忙着发丧，急于和唐朝修好。这样唐军可以将大部分兵力从西线撤走，投放到北方。

从裴行俭平定西域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家伙遇事从不慌张，擅长分析（尤其喜欢在别人急如热锅蚂蚁时冷静分析），基本不按常理出牌。在看完了萧嗣业等人战败的汇报材料后，他对敌我的态势心中有了底。

单论战斗力，东突厥实在唐军之下。萧嗣业的失败一方面是突遇偷袭，缺乏防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后勤保障不力，运送的粮草物资反成了东突厥的嘴边肥肉，自己只能挨饿受冻。

症结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有针对性地部署。

东突厥人对裴行俭在西边的事迹多少也有所耳闻。在阿史那泥熟匐等人看来，裴行俭的成功不过是使了个诈而已，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厉害。自己只需小心防备，不让此人诡计得逞即可。至于三十万唐军，嘿嘿，正好抓来给老子们放羊喂马！

某天，一支东突厥军队一如既往地埋伏在戈壁的沙丘后面，等待唐运输队的出现。

很快，一支马车队跃入了视线。前后共有粮车上百辆，负责押运的唐军却很少，且大部分还是老弱病残。呵呵，唐军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吃了N次苦头还是这副死不悔改的腔调！

伏兵们一拥而出，如猛虎下山般扑向粮车。老弱病残的唐军在勉强做了个抵抗的姿态后立即脚底抹油，跑了。

轻松得手后东突厥军大喜。在尽情嘲讽了对手后，他们兴冲冲地赶着粮车返回营地。

途中经过一片绿洲，东突厥人解开了马缰和鞍鞯，让马儿休息和吃草，自己则打算生火做饭，犒劳一下五脏庙。

可当他们嘻嘻哈哈地打开粮车盖，看到的却不是大米白面，而是手握长刀、腰悬弓弩的彪形大汉，这些人个个眼露凶光，脸上的横肉块块饱绽，杀气腾腾。

东突厥人惊呆了，脑袋搬了家都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刚才还是打劫的，转眼变成了被劫的，合着啥都还没捞着，反而还赔上了小命。

负责抢劫粮车的东突厥军几乎全军覆没，只留下了几个活口回去报信。

自那以后，唐军的粮车再也没有遭遇过伏击。全军上下终于又过上了衣食富足的日子。

粮食是抢不到了，东突厥人打算集中力量对付裴行俭先，招数还是老一套——夜袭。

裴行俭行事谨慎，步步为营、安全第一是他的一贯宗旨。三十万大军可不是虚张声势，驻地上空即使在夜间也亮如白昼，巡逻兵的脚步也从未间断过，根本不给东突厥人机会。

不久，东突厥人又探听到一件事儿，这几乎令他们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一个黄昏，唐军在营地四周挖好壕沟，扎好帐篷，准备休息。但就在大家打着呵欠、卸下甲胄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裴大总管的紧急号令：全体拔营，迁到附近的高地驻扎！

这下不但大兵们不乐意，将领们也是一肚子的怨气：行了一天军，大家都是劳累不堪。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了！

抗议无效。裴行俭大手一挥：违令者斩！

军令如山。大伙即使心中一百个不乐意，也只能依令。然而当夜突降暴雨，原本驻扎的平地被淹，水深过丈。将士们逃过一劫，争先恐后向救命恩人裴行俭表示感谢。一时间营内对裴帅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裴行俭很聪明，对于属下的询问，他开怀大笑，只淡淡说了一句：今后大家只需听我的，不必知道原因。

事后，东突厥人对裴行俭也是敬若神明。可不，连半夜老天爷要打喷嚏都知道，咱背后算计的这点小玩意又算个啥？

就这样，唐军顺利深入到了东突厥腹地，在黑山（内蒙古包头附近）连续数次大败东突厥主力，歼敌无数，活捉敌酋之一的阿史德奉职。本就是摆设的“可汗”阿史那泥熟匐被手下抢先割掉了脑袋，成了投诚的见面礼。残余死硬分子则在阿史德温傅的统领下退至更为偏远的狼山。

东突厥“复国大业”再次昙花一现。

东突厥一战，李治非常欣慰，当即派户部尚书崔知悌前往劳军并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连续征战的裴行俭则先行班师回朝。

还没消停几个月，东突厥另一酋长阿史那伏念又跳了出来，以颉利可汗堂侄的身份自称为东突厥汗国的大可汗，联合了蛰伏在狼山的阿史德温傅，向大唐的北方边界发起了攻击。

裴行俭再次披挂上阵，二度就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

和以往一样，裴行俭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怎么去砍人，而是怎么不砍人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阿史那伏念虽说已不是毛头小子了，但想法还不是很成熟。他敢跳出来，主要是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不甘心老实做人家的良民，想雄起一把。至于能力及后果，考虑的不多。对付此人，只要能动摇他的信心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相较之下，阿史德温傅是个铁杆反派，对付他就只有消灭一个办法。

至于两人的亲密程度，较之先前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要大大不如，不过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走到了一起。

裴行俭微微笑了：呵呵，这就好办。我们不必急于进兵，且看本官特种战争的厉害！

裴行俭率军北上，没走多远就在代州（山西代县）驻扎了下来。一时间边境地区反而显得风平浪静。不过没过多久，东突厥人中间就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消息，于是普通的士兵和百姓中间天天都在八卦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之间如何如何勾心斗角，如何如何与裴行俭暗中联系。

八卦的多了，两大头目也听到了这些言论，可是就是追查不出消息的来源。

当然查不出了，这些都是裴大人派遣的特工伪装成东突厥人所散布的谣言。

“嚼舌头”是一项很厉害的武器。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之间开始出现猜忌，真的开始勾心斗角，不过表面上仍然还保持着联盟的关系。

却说这一日，在前方探路的唐军副统帅曹怀舜率先进兵，走得人困马乏正要回头时遭遇了阿史那伏念的精锐骑兵，没有悬念地负于对手，只好送上大批金银宝物请求和解。阿史那伏念缺乏战略眼光，见对方服软，又对财宝垂涎三尺，一时得意就答应了下来。

裴行俭得知后开怀大笑：阿史那伏念丢下了家小和贵重物品，集中主力去攻击曹怀舜。后防空虚，正是突击其王庭金牙山的大好时机！

于是何迦密与程务挺两位将领奉命“很不地道”地分两路出击，直扑金牙山，顺顺当当地俘虏了阿史那伏念的全部家小和家当。

阿史那伏念回到王庭，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有心反击吧，无奈人无粮马无草，军无战心，只好带着手下继续向北撤退。

这边的裴行俭下令乘胜追击，阿史那伏念不敢接战，越跑越远。阿史德温傅实力不济，又害怕流言说的是真事，也没有去帮助盟友。

接下来东躲西藏的日子耗尽了阿史那伏念残存的一点信心，他不想干了，但束手就擒又太丢人，不符合他王族的身份，因此也就只是想想。

想睡觉了，那还不容易，很快便有人送上了枕头。

不久，忙于逃跑的阿史那伏念在自己的营帐周边发现了大队唐军的身影，却没有受到攻击。他明白了裴行俭的用意，也知道自己这回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于是他借口洽谈业务前往了阿史德温傅的营帐，趁对方没有防备将他制住。

此后，他向裴行俭提出了条件：交出阿史德温傅，保征我的安全。获得了裴行俭的承诺后，他才放下武器，带领手下一干酋长和贵族，押着阿史德温傅前往投降。

北方大漠再次恢复了平静。

战事大捷对国家而言必定是好事，但在某些心胸狭窄的人看来，则未必。

时任侍中的裴炎就很不爽。

裴炎和裴行俭均来自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家族，说起来还是亲戚。和裴行俭一样，裴炎也是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进入了公务员队伍，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拜为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深得李治的信任。

裴行俭远征凯旋的消息传来，身为宰相的裴炎却丝毫找不到喜悦的感觉。刚刚当上宰相不久，他担心裴行俭会像当年的李靖那样，以赫赫战功出将入相，威胁自己的地位。当前唯一的办法，便是抹杀裴行俭的功劳。

可大获全胜是铁一般的事实，根本无法更改。

既然这样，那就把功劳推到他人头上好了。

利用与皇帝接近的优势，他不失时机地“客观”陈述了“事实”：阿史那伏念之所以投降，是因为程务挺、张虔勖两位将军步步紧逼，而回纥部落又从北方向他发起攻击，走投无路的选择。

裴行俭回到长安，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和自己想像的不同。在皇帝看来，阿史那伏念被逼投降，没有悔过的表现和动机，和阿史德温傅同属不可饶恕的叛逆，应一同斩首于市；而自己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上级的部署，没有突出的表现，念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被赐了个闻喜县公的爵位。

得知是本家兄弟裴炎在背后搞鬼，裴行俭不由仰天长叹。只是他叹的不是自己的功名，而是未能信守对阿史那伏念的承诺：“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

从此，他心灰意冷，不再热心官场。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裴行俭病故于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任上，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一生留下了不少事迹，其中有三样是一定要提的：品德、书法和兵法。

裴行俭一向视钱财如粪土。一次皇帝赏了他一匹御马和一副马鞍，负责送马的官员想先过把瘾，就擅自骑了上去。结果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马鞍子也摔坏了（莫非是李治小气，赐的就是病马，马鞍也是坏的？）。送马的人连夜弃家而逃，受害人裴行俭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好言安慰。

平定阿史那都支后，唐军缴获了一个直径超过两尺的玛瑙盘子。因将士们都想亲眼看看这个宝贝，裴行俭就让军吏王休烈捧着给大家看。可能是太过紧张了，王休烈脚下一绊，居然摔倒在地，宝贝盘子也摔了个粉碎。王休烈吓坏了，忙不迭地跪地磕头。裴行俭淡然一笑，将王休烈扶起，说：“尔非故也，何至于是！（你又不是故意的，何必怕成这样呢？）”

至于政府的各种赏赐，他更是悉数送予了下属及亲朋。

此外，裴行俭还是当时与褚遂良、虞世南并称的三大书法名家，擅长草书和隶书。他曾在白绢上书写过一部《文选》，李治爱不释手，打赏了他一大笔“润笔费”。看来即使他不做官，光靠卖字也能过得相当滋润。

作为苏定方的嫡传弟子，裴行俭不仅全盘消化了师父和师祖所教授的兵法，还将其发扬光大，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写成了《裴子兵法》，只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兵法没了，人还在。裴行俭所提拔的程务挺、刘敬同、黑齿常之和王方翼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大唐边防的重要将领，帝国的重要支柱。

如此全才，可谓“人杰”！

裴行俭去世的同一年（公元682年），西域风云再起。

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车薄起兵包围了弓月城（新疆霍城县）。这次，他不是孤军作战，还有个强大的同盟。

这支同盟军的名字很拗口，叫“三姓咽面”，是当时中亚地区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部落。不过没名气可不等于没实力。为了支援阿史那车薄，三姓咽面投入的兵力高达十万！

面对优势敌军，西域最高长官王方翼毫不迟疑，指挥全军投入战斗，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阵。

双方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边展开激战。战斗中，王方翼的手臂被弓箭射中。为了不影响士气，他挥刀砍断箭杆，继续投入战斗，连身边亲近之人都未曾察觉。

最终，双方战平，各自收兵。

关于此役的唐军兵力，史书中并无记载。不过从以下故事我们基本可以推算应该不在少数。

收兵回到营中，王方翼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手下有“番兵”密谋叛变。强敌当前，内部又出了岔子，稍有不慎，将满盘皆输。

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坐不住了。但王方翼很平静。

王方翼召集了所有涉嫌密谋的人员，和颜悦色地说：“各位本非我大唐百姓，却都在为我大唐效力，劳苦功高，本人甚是感激。现备下一些微薄之物，以酬各位大功于万一。”

密谋者们不由心中冷笑：死到临头，还要给我们奖赏，真是愚蠢至极！也罢，送上门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突然军营内战鼓声响起，声震四野。王方翼赶紧解释道：“此乃鼓舞士气之举，各位不必惊慌。”

为避免引起混乱，王方翼安排大家分批前去领奖。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见回来的。

原来王方翼所说的“奖赏”便是取他们各自的项上人头！

擂起战鼓，是为了掩盖杀人时的挣扎和惨叫。

似乎老天爷也有心来帮忙。一时间狂风骤起，使得惨叫声显得更加微弱不堪。

王方翼不仅聪慧心细，手也够狠，一出手便是七千多颗人头落地（当然不排除有错杀的）。

整顿完内部，王方翼再次出击，对象分别是阿史那车薄和三姓咽面部落（一下子少了七千人还能保证战斗力，看来人马不会比敌军少太多）。

敌军毫无防备，大败，三百多名部落首领被俘。

西突厥叛乱再一次被平定。

王方翼因功被擢升为夏州都督。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王方翼却是刚上任就被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当时夏州牛瘟猖獗，耕牛死亡严重。耕牛的死亡不仅意味着财产的损失，更严重降低了农业生产力。

眼看治下百姓要拖儿带女地外出乞讨，王方翼创新并推出了“耦耕法”。在犁上装配了几个简单的杠杆机关，用人力代替牛力，“力省而见功多”，成功帮助百姓摆脱了困境。

事实上早在肃州（甘肃酒泉）做刺史期间，王方翼就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管理和创新能力，他重修了荒废多年的城墙，深挖护城壕沟，严格巡逻制度，大大提高了城防能力等级。他还拿出了个人积蓄，在河边修建水磨等基本设施，以极低的价格租赁给百姓使用。收到的租金也随即被用于修建廉租房，供弱势和低收入群体使用。

因为出色的政治功绩，《旧唐书》中将王方翼列入了《良吏列传》。

然而，尽管他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处世平和，以德普世，且对大唐王室（主要是武后）忠心耿耿，但碍于他的出身（废后王氏的亲戚），一直不受到武后待见，只能一直待在夏州都督的位置上。

用人唯亲和专制，实乃人才的悲哀。

第十四章　皇太子的废黜

李治患病多年，很难得亲自处理政务，国家大事多交于武后。夫妇外出休养期间，则由太子李贤监国。

李贤英明果敢，“处决尤明审”，朝中舆论普遍看好他。老来丧子（李弘）的李治十分欣慰，亲自下诏书公开予以表扬。

按说有这种太子，大唐皇位的交替是不用担心了。可惜造化弄人，李贤他妈实在是太强悍了！

很难说武后是什么时候萌生当皇帝的想法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她一直在扩充势力，防范着所有忠于李唐皇室的人。

而为她创造外部条件的，正是李治本人。

李治长期将朝政假手武后，使得她在朝中的触手越伸越长。做皇后之初，她还得主动寻找帮手，阿猫阿狗都来者不拒。而现在，几乎所有奏章都要先经她的手，合她心意的才能送到皇帝手中。时间久了，大家也都摸清楚了，听皇后话的才能前进；只知皇上不知皇后的要么被降级，要么被外放。于是乎，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大部分人都开始站到了皇后一边，唯皇后马首是瞻。

其实这也不怪他们，实在是因为很难得才能见到病歪歪的皇帝，根本没法当面交流。那些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或命令等，大都是盖着皇帝玉玺的“奉天承运，皇后诏曰”，不遵守或是提出异议便是抗旨，鬼头刀的伺候。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皇后也是皇帝的人，一家子何分彼此？

朝臣们是外人，见不到病重的皇帝可以理解。可如果连亲生儿子也无法见父亲一面，那就着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郇（多音字xún）王李素节是萧淑妃的儿子，母亲惨死后他被赶到申州（河南信阳）做了刺史，当时年仅9岁。

不过武后并没有忘记他。二十岁那年，李素节收到了来自父皇的一份充满关爱之情的诏书。

诏书的大意是说皇上皇后体谅素节体弱多病，不能承受鞍马劳顿之苦，特恩准不必来京朝见。通篇慈爱之意溢于言表，看过听过之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于这份诏书，李素节只能默默流泪。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向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这只不过是换种方式的阻止李素节和李治来往罢了！

只有切断李治与外界的联系，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对于李素节的遭遇，他身边不少官员都表示同情。他们中有人决定要帮自己的王爷一把。

时任王府仓曹参军的张柬之便是其中一位。

由于长期见不到父皇，李素节心中郁闷，便写了篇《忠孝论》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张柬之便秘密地把这篇文章奏报给了李治。

可惜他到底官职太低，根本不知道长安城内的形势。有奏章能够跳过武后直接送到李治手中么？

没有！一份都没有！

张柬之的行为让武后大为光火，她决定对李素节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很快李素节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了个“贪赃枉法”的罪名，革去了申州刺史一职，降为鄱阳王，被软禁到了更为偏远的袁州（江西宜春）。

至于通风报信的张柬之，虽然没有具体记载，想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不过，这位张柬之倒是一生忠于李氏皇族，即使在女皇时间也是如此。不过这已是后话。

对待非亲生的皇子如此，对待亲生儿子武后也是一视同仁。

太子李贤是个聪明人，他了解自己的老娘，也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对母亲说出了“不”！

他自成为太子之初就开始监国，在朝中广纳人才，并组织人员对《后汉书》进行注解（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便是李贤组织注解的版本）。他的这一工作得到了父皇李治的充分肯定和嘉奖，书也被下令收入密阁珍藏。

此外，李贤还常常在言语间表现出对母后掌权的不满，这让武后对他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当时宫内经常有一位叫明崇俨的方士出入，此人精通画符念咒等法术，深得李治夫妇（尤其是武后）的宠爱，被恩赐了个四品的正谏大夫。

明崇俨知恩图报，为迎合皇后，竟宣称“太子难承大业，英王（李哲，即后来的李显）状类太宗”。

这番言论虽不是公开发表的，却足以让李贤惊恐不安。而更可怕的是当时宫中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并非武后亲生，而是武后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

这一点真正致命。因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李贤毫无疑问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更不可能再做太子。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因为从武后怀上李贤一直到生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况武后并非没有生育能力，除了李弘和李贤，还有李显、李旦和太平公主。再说，当时武后已经有了长子李弘，就算不生李贤对她的地位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应该只是谣言。

年轻人往往是最不相信宿命的，所以李贤一向对明崇俨没什么好感。现在这家伙居然敢妖言惑众，当众诋毁自己，实在是可恶至极。

李贤的情绪，武后是有所察觉的。于是她组织人员编写了《少阳正范》、《孝子传》等文章，告诫李贤要做个乖儿子，听妈妈的话。

李贤毕竟是太年轻，还不懂得隐忍退让。他命手下给《后汉书》作注时，多次强调东汉的动荡不安正是由于太后临朝、外戚专权所致，以此劝诫母亲不要再积极干预朝政。

武后吃了个瘪，还没等找到机会发泄，接下来的事情就已经让她怒不可遏了。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明崇俨死了。

他不是病死，不是淹死，也不是吃饭时噎死，而是被人刺死的。据现场勘查人员报告，似乎是强盗抢劫，顺带杀了人。

武后可不相信这套说辞。根据她自己所获取的情报，儿子李贤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她一面派人暗中收集证据，一面大张旗鼓地为明崇俨操办丧事，追赠他为侍中（宰相级别），加封他的儿子明珪为秘书郎。

这无异于昭告天下：明崇俨是我所重视的人，也是朝廷的重臣，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白白牺牲了。幕后的凶手，你给我小心了！

这显然是在敲山震虎。只是李贤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想干嘛干嘛。

李贤是个性情中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既喜爱读书作注，又贪玩好色，和舞女、下人们走得很近，哪天一个高兴，就大笔大笔的打赏。此外，他还有断袖的癖好，和一个叫赵道生的家奴甚是要好。

对于李贤的这项爱好，父亲李治倒是没多加干预，毕竟李贤的能力还是相当让他放心的，况且李贤都也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不必担心香火问题。

但在辅佐他的官员们看来，却总感觉有些不妥。

按照传统观念，不妥就要进谏。司议郎韦承庆为此曾专门劝说过李贤，但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武后却抓着不放，指使亲信向李治提出彻查李贤，规范帝国接班人的行为。

在武后的主导下，专项调查组成立，成员包括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人。他们对东宫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这一查居然有“意外”的收获——从东宫的马坊里搜出了数百件黑色铠甲。

同时太子的相好赵道生也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和政策攻心，他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所为，而整个行动的发起与策划者，就是太子李贤！

调查组不敢有所隐瞒，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向皇帝皇后做了汇报。

对于李贤，李治心中是有数的：他熟读史书、能力超群，绝不至于重蹈李承乾的覆辙。私藏铠甲，可能是因为与武后的矛盾越来越深，出于防御或自保而准备的。

至于明崇俨，换做任何一个人放在李贤的位子上，听到他的话都不会高兴。长期的压力使得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下了狠手。这事儿李贤的确做的有些过火，但也绝不会是冲着父亲的皇位而来。

所以，李治并不打算严惩李贤。

可武后不答应，这可是她等了许久的良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废掉李贤，怎可能轻易放弃。她坚持说：“李贤身为太子，断不该有谋逆之心。你是他爹，我是他娘，即使心痛也只能大义灭亲，绝不可姑息！”

每当李治和武后意见发生分歧，结果都是武后胜出。这次也不例外。

李贤“谋反”一案，看似没有疑点，嫌犯供认不讳，连个申辩都没有。但就因为过于顺利，反而让人不信服。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李贤和武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个要当真正的接班人，一个手握大权不肯放松。摄于母亲的强势，李贤开始陷入焦躁，转而在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上寻求宣泄，例如沉迷于断袖，策划暗杀等。

至于东宫中搜出的铠甲，有人认为是武后栽赃。但奇怪的是，史籍上并未提到李贤对此有什么异议。

为什么？即使是真正的谋反者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往往也会抵死不认，而李贤却什么也不说，让调查组轻松结案。他到底想做什么？

政治活动中，几乎人人都戴着面具，有时甚至不止一张。只有在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中，虚情假意的成分可能会少许多。

对于自己兄弟几个和母亲的关系，李贤有一首著名的诗——《黄瓜台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诗中所透露的凄凉和无力正是李贤心态的绝佳写照。不愿向母亲低头，却又无能无力；在与母亲的权力争夺战中自己既然失败，那就只能被动地等待母亲的处置。

最后，李治下诏：革去李贤的太子之位，贬为平民，从东都洛阳押回长安单独关押；其党羽全部杀头；未涉案的原东宫官员则大都被贬出了京城。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场最悲惨的还是负责东宫餐饮工作的典膳丞高政（长孙皇后舅舅高士廉的孙子，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考虑到他是长孙皇后一族的后人，武后将他革职并赶回了家中，交由他父亲处置。

为表忠心，高真行选择了牺牲儿子。

可怜高政刚一推开家门，一把利刃就刺进了他的咽喉，顿时血如泉涌，身子也顿时瘫软了下来；同时，一把长刀也冷冷地刺进了他的腹部，剜了一下又抽了出来，带出的是高政花花的肠子。只是这些只是肉体的痛苦，真正让他死不瞑目的是：刺他咽喉的是他的父亲，捅他腹部的是他的伯父、户部侍郎高审行！

高政并没有当场死去，而是痛苦地倒地哀嚎。侄子高璇担当起了终结者的角色，一刀砍去了叔叔的头颅，再把无头尸身扔到大街上供路人践踏。

李治得到消息，又惊又怒，随即将高真行贬至睦州（浙江淳安）任刺史，将高审行贬至渝州（重庆）任刺史，统统踢出了京城。

第十五章　高宗去矣

废了李贤，自然要立新的太子。时任左卫大将军、雍州牧的英王李哲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成为了李治的第四任太子。

虽然太子人选经常更换，但李治对每位太子的教育还是相当上心的。次年，他任命刘仁轨为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郝处俊任太子少保，共同负责对李哲的教育。

期间，李治收到了一份奏章，建议将宫中御马的排泄物收集起来对外销售。马的粪便为纯天然绿色肥料，既营养又环保。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仅此一项业务每年预计可收入二十万贯，合计两亿个铜板。

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少府监裴匪舒。少府监相当于宫廷采购总监，开源节流是他的本职。李治虽说富有四海，但“二十万贯”的预期收益还是深深吸引了他，不加税、不节流就能多这么多收入，又能一次性处理掉长期堆放在宫中的污物，不正是一举两得吗？

不过，朕还得先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这点小事就不麻烦皇后了，问问刘仁轨吧。

刘老头十分精明。他先是称赞这是一笔好买卖，但紧接着又话锋一转：“怕只怕后世会有议论，大唐皇室公然叫卖马粪，与民争利，名声恐怕不会太好。”

做皇帝的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被人夺了江山，二是遗臭万年。听了刘仁轨的话，李治再也提不了兴趣了。结果那些上好的有机肥除小部分供应给了御花园，大部分是自然风干或做了苍蝇们的安乐窝。

在千年之后的现代人眼中，裴匪舒是个不折不扣的先进工作者。作为后宫财务和采购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而是深入一线，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法，非常值得表扬。

刘仁轨所说的也有道理，只是不妨换个角度处理问题。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固然不妥，但如果更换下形式，例如成立一个后勤公司，以企业的名义对外经营，岂不妥当？

赚钱的事没办成，花钱的倒是出了不少。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武后最疼爱的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

为了给已故的老娘荣国夫人祈福，武后让太平挂名做了女道士。既然是挂名，就是意思意思而已，公主仍居住在宫中，只在有需要时穿上道士服，让母亲心中有个安慰。

后来，吐蕃使者前来朝见，替他们的赞普向太平公主求婚，以示双方重修旧好。太平公主何许人也，怎么会看上吐蕃人，武后更是舍不得这个宝贝。可如果直接拒绝，西南边境很可能重燃战火。一番纠结后，武后决定假戏真做：为太平公主修了座太平观，让她真正做了道士。

吐蕃的求亲总算是糊弄过去了。可这回却是换太平公主想嫁人了。

一次宫廷宴会，太平公主身穿紫袍玉带，头戴折上巾（男子专用），腰佩佩刀、磨刀石、火石袋等装饰物来为父母献舞。

女扮男装的太平公主英姿飒爽，逗得李治和武后都开怀大笑。他们笑着问女儿：“你又不能当武官，穿成这样干什么啊？”

太平公主还以狡黠的一笑：“那就请父皇和母后把这身行头赐给驸马吧。”

一语点醒梦中人。

在李治和武后的眼中，太平公主就是个孩子。不知不觉，小丫头也已经到了思春的年纪，的确是该给她找个婆家了。

经过多方推荐和比较，光禄卿（宫廷餐饮部部长）薛曜的儿子薛绍成为了驸马的人选。

薛曜虽不是什么国家栋梁，但也绝非一般人，他本人也是驸马。薛绍长相虽无具体记载，但能入武后法眼的必定不会是泛泛之辈，用“玉树临风”来形容应该并不过分。

太平公主出嫁，排场必定是要惊天动地的。据说武后不计成本，把无数的铜钱和水果糕点等包成红包如天女散花般洒向街道，以至于一年后长安城内还不时能闻到水果发酵的味道。从皇宫到薛家这一路更是灯火通明，照得黑夜如白昼，火炬一个挨着一个，不少种在道路两边的槐树都被活活烤死。

嫁完女儿，李治的生命之火也将熄灭。他并不怕死，只是担心老婆过于强势，儿子没法掌握朝政。自己已经在老婆的阴影下过了大半辈子，他实在不希望儿子重蹈覆辙。

可朝中又有谁能托付呢？

为了让自己去得安心，李治于公元680年前往嵩山寻访著名隐士田游岩，聘请他担任太子洗马。这一举动简直就是当年吕后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的翻版。

当刘邦看到“商山四皓”时，他明白太子之位已稳若金汤；而当田游岩看到强大的武后与羸弱的太子后，他苦笑了。

对此，李治已经无能为力——病情越来越重，竟到了间歇性失明的地步。

公元683年，也就是李治登基的第三十三个年头，头痛病的并发症让他双目失明。侍医秦鸣鹤诊断后提出，要想医治，唯有放血一条路。

话音刚落，就听到珠帘后传来武后的一声咆哮：“大胆逆贼！竟敢在天子头上放血！还不给我推出去斩了！”

秦鸣鹤当场吓瘫在地，只等武士拖他出去。突然龙床上气若游丝的李治开口了：“朕实在是受不了了，不如让他刺刺看，总不至于比现在更差！”

还没来得及和阎王爷打个照面的秦鸣鹤鼓足勇气，照着李治头上的“百会穴”刺了下去。

鲜血缓缓流出，效果很明显——李治长出了一口气：“吾眼明矣！”

秦鸣鹤擦擦头上的冷汗，长长地吸了口气：“妈呀，吓死我了！幸亏我技术还不错，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然而这仅仅是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李治油尽灯枯，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公元683年十二月，李治病故于洛阳贞观殿，年五十六岁，在位三十三年。遗诏指定由太子李哲继位；若有军国大事不能决断，皆听从武后。

提到李治，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懦弱无能、惟老婆之命是从。事实上，在李治为帝的这三十三年中，除去后宫，无论是掌控朝政还是对外用兵，他确在许多帝王之上。在他所任用的臣子中，固然有李义府和许敬宗之流，但更多的还是文武双全的刘仁轨、裴行俭、薛仁贵、苏定方等。多次平定东、西突厥的叛乱，灭高句丽和百济（虽说没能在朝鲜半岛确立直接统治，但也树立了宗主国的绝对权威），威慑了邻国日本，唯一的遗憾只留给了吐蕃。

如果一定要拿他与父亲李世民相比，我以为可比性不足。贞观时代是一个全面革新和复苏的时代，比起先前的天下大乱，整个国家全方位进步。也正因为贞观时代的休养生息，国家才得以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也才使得李治的守成与发展显得相对暗淡。

至于李治和武后，我个人感觉不能完全用“妻管严”来形容。如今“妻管严”的现象并不在少，男子汉惧内往往成为笑谈。但少有人（尤其是女性）意识到，男人怕老婆，除了极少数吃软饭的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老婆的疼爱。不是打不过也不是骂不过，有必要怕吗？

夫妻间的事儿，本很难说清楚。尤其当这对夫妻还身在帝王家时，真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之前提到过，较之一般夫妻，李治夫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是夫妻，更是姐弟、朋友、战友，或许有时又像母子。武后几乎扮演了李治所需要的所有角色，满足了他在情感上的几乎所有依赖，以至于有了武后，李治几乎很少再宠幸别的女人。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唐高祖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十九个女儿，唐太宗李世民也有十四个儿子和二十一个女儿，而高宗李治却一共才有八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其中，武后育有四子一女，萧淑妃育有一子二女。剩下来的，一个是废太子李忠，一个是早逝的李孝。

换句话说，自打武后入了宫，只有她为李治生育过！

这说明什么？

两种可能。

善意的推断是：李治专宠武后，期间虽然也曾短时间内彩旗飘飘（如武后的姐姐和侄女），但因范围小、时间短，未曾修成正果。

恶意的推断是：武后为确保地位，竭力把后宫怀孕的女人都搞成了流产或不孕。

以上推断从理论上讲皆有可能。

我们先来看后者。

历史上这么干过的女人不是没有，前有西汉赵合德，后有明代万贵妃。不同的是这二人的所作所为史书都一一予以了记载。但纵观正、野史，基本未发现武后有此类恶行。

或许有朋友会说，是武后称帝后命人篡改了史书。

好吧，或许武后能够一时堵住所有人的嘴巴。可这不过是临时性措施，较之明代的锦衣卫、东厂西厂，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后者的罪恶行径尚能流传后世，更何况武后那点呢？

李治对武后的感情不同于汉成帝刘骜对于赵合德美貌与肉体的极度迷恋，也不同于明宪宗朱见深早年历经坎坷导致的心理畸形，是一种复杂的伴侣间的感情。两人名为夫妻，实为朋友、伙伴、对手，是难以割裂的共同体。

第十六章　唯武独尊

无论如何，李治是静静地走了。他和武后的第三个儿子李哲于公元684年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嗣圣，同时大赦天下。

李哲登基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无能和不成熟。当上皇帝才不过几天，他就急吼吼下诏，把老丈人韦玄贞从九品的普州参军提拔为了三品的豫州刺史。

这个提拔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火箭来形容了，但李哲觉得还不够，准备再将他提拔为侍中（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宰相级别），直接参与中央的重大决策。

姑且不论韦玄贞有没有这个实力，这种不足一月就连升N级的人事变动引起了满朝官员的普遍关注。被提拔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咱中国人素来讲究谦逊和低调，裙带关系毕竟不太光彩，这李哲和韦玄贞咋就这么不注意影响呢？就算李哲打算借老丈人来打击老妈一派的势力，也得先等实力壮大了再说啊！

中书令裴炎看不下去了。裴炎虽然曾经不光彩地对付过裴行俭，但也绝非佞臣。李治驾崩时，钦点他为顾命大臣，武后对他也同样器重。

听说李哲要拜老丈人为相，还打算给奶娘的儿子弄个五品官做做，裴炎极力反对。他再三向李哲强调这样做不符合礼法，无法令群臣信服。

当然，裴炎的反应如此激烈，并不是因为提拔太快这么简单。

李治去世后，裴炎作为辅政大臣官居中书令，乃当朝第一官。辅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宰相们议事的地点挪到了自己所在的中书省。

虽然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级别，但各有分工：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并提交皇帝签署，尚书省负责执行。中书省制定的政策，门下省审核认为有问题可以直接退回。简单地说，门下省不通过，中书省白忙活。

裴炎把宰相的议事场所从门下省搬到中书省，无疑就是摆出了一副要统管全体机关、唯我中书省老大的姿态。

而李哲拟任命岳父韦玄贞为门下省长官，摆明是要让他凌驾于裴炎之上，老韦不点头，你啥都甭想做成。换做是谁都不爽啊！

李哲很不爽，我是天子，天下就应该是我说了算！于是他硬邦邦地顶了一句：“朕就是把天下都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区区侍中？”

听到这话，裴炎犹如被一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这还是个皇帝说的话么？从打这位爷登了基，水平没瞧见，刺头倒是不少，再不制止，恐怕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了。

于是，他赶紧向太后做了汇报。

武太后也傻了眼。她知道这个儿子不咋的，但没想到他说话竟然这么没水准。如此执著要提拔韦玄贞，保不定就是他老婆韦氏的撺掇，莫非翅膀硬了，想学老娘我不成？

嗣圣元年农历二月六日，洛阳的文武百官（李治后期基本定居洛阳，长安成了实质上的陪都）接到了太后的诏令：全体到乾元殿议事。

大家伙到了乾元殿，见到了皇帝，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

但还是有人细心地发现，有人缺席了。

就在大家暗自猜测时，太后武氏出现了。

还没来得及行礼，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左羽林将军程务挺和右羽林将军张虔勖等人已领兵冲了进来，刀出鞘，弓上弦，完全一副应战的架势。

裴炎大踏步穿过目瞪口呆状的同僚，来到了皇帝的御座旁，开始宣读太后的诏令。诏令的前面都是官样文章，后面几句可是振聋发聩：“……罢黜李哲的皇帝之位，贬作庐陵王！”

随着裴炎大手一挥，几名士兵冲上来架起李哲就走。懵掉的李哲这才缓过神来，厉声质问道：“我有何罪？”

太后武氏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高声答道：“你都要把天下让给韦玄贞了，还说无罪？”

李哲的第一次皇位之旅就此谢幕。

满打满算，李哲自登基到被废一共才一个月零六天。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李哲被废后的第二天，时任雍州牧的豫王李旦被册封为皇帝。

李旦这个皇帝更加有名无实，国家大事都听命于太后不说，连皇帝的寝宫也没资格住，只能蜗居在一旁的偏殿里。

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非议。很快，第一桩“谋反案”便出现了。

废李哲，武太后动用的是羽林军。事情了结后士兵们并没有得到实惠。于是有一天，十来个不当班的羽林军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三杯下肚，有人舌头开始变大，牢骚话即脱口而出：“早知道一不升官、二不发财，当时还不如拥戴庐陵王了！”

此话一出，立刻有人惊醒了：“莫谈国事，莫谈国事！来，喝酒喝酒！”

于是大家继续喝酒聊风月。谁都没注意，有位仁兄已悄然离席。

酒没喝完，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破门而入，不由分说便把在场的所有人都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关押到了专为禁军而设的羽林监狱。

很快判决就下来了：发牢骚的人被冠以“谋逆”罪斩首，其他人等均因“知情不报”被处以绞刑。

而告密者，则被授予了五品的官职。

这事虽不大，影响却深远。因为自那以后，国内便兴起了一股告密的风潮。想自保的，想进步的，都跟风似的追逐着这股恶潮。

一番“整肃”后，武太后欣慰地看到，大地在我脚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同时原本压抑的登基的想法也开始日渐爆发。

要登基，首先得获得朝中大臣的认可。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朝臣大多支持她，至少不太反对。她担心的是那些所谓名门之后，因为他们的祖上和老李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最有可能也最有实力反对她的。

对于这股势力，武太后决定双管齐下：支持自己的，给予高官厚禄；同时大力提拔基层骨干，扶持中坚力量，与潜在敌人相抗衡。

朝中官员虽多，但一言九鼎者唯有宰相。无奈宰相名额有限，怎么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武后想出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级别上看，不如“同中书门下三品”，但怎奈县官不如现管，有了职务，这些家伙就可以处理原先宰相们才可以处理的重要事务，把不听话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员直接架空。你级别再高，文件都看不到，也只能干瞪眼。假以时日，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习期满通过考核，便可以顺顺当当地晋升为真正的宰相。

对于自己不太放心、又不宜直接打压的人，则远远外放，让他远离核心权力圈。例如刘仁轨，就被安排驻守长安，负责首都地区的治安和日常政务。负责首都地区还算远离核心圈？

事实上，当时的长安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已经淡化。李治病逝在洛阳，李哲登基也在洛阳，名义上的东都洛阳已俨然取代长安成为了实质的都城！把刘仁轨放到长安，名为宰相，实际不过一个级别较高的地方官罢了，既无法及时获取重要信息，也无法干涉行政中枢的具体事务。

刘仁轨混迹官场多年，这点花招怎能瞒得过他。不过已届八十高龄的他也懒得多管，便上了一道奏章，借吕后之事劝诫武太后，顺便请求退休养老。

或许他是真的想隐退了，但作为武太后，放这么一个牛人离开自己的视线，实在是难以放心。于是她回了一封极富感染力的信，把刘仁轨比作当年留守关中的萧何，再三拜托他为大唐治理好都城。信中她还诚挚地表达了对刘老头的感谢，表示一定听从他的教诲。

话说到这份儿上，刘仁轨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了。

此外，几位辈分高、资历老的李姓亲王也都被加授三公之类的荣誉头衔，以示安抚。同时几名深得武太后信任的将领们也分别被派往并州（太原）、益州（成都）、扬州和荆州（江陵）四大军区任职。

朝内既定，武太后又开始着手扳倒原先落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前太子李贤。

李贤被废后被发配到了巴州（四川巴中）。虽然他的势力不大，但他从不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得武太后始终无法淡忘他的威胁。

李旦即位两天后，左金吾将军邱神勣奉命前往了巴州。

一路上邱神勣的脑海中始终在不断再现着几天前的一幕：

太后和颜悦色地召见了自己，家常过后便直接问到自己对李贤一案的看法。皇族家务事外人怎好乱说，于是自己便无关痛痒地答了几句。从太后的反应来看，似乎她并不在意自己的看法，倒是非常关心李贤当前的处境，言语中透出的是关切和惋惜，并提出让自己去巴州检查对李贤的保卫工作。

一个已经被剥夺了太子地位和皇族身份的人，有什么好关注的？检查保卫工作？开玩笑吧，下道懿旨让地方官做就是了，用得着专门跑一趟么？太后是个聪明人，莫非是另有用意？邱神勣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思考。

保卫李贤？难道有人要杀他？没必要，也没什么用。莫非是绑架，勒索钱财？也不对，放眼天下谁敢敲诈当今太后？

等等，绑架！倒真有可能。当然，目的显然不是为财，而是借着帮李贤伸冤的名义要求皇位继承权，而这恐怕才是太后真正担心的吧。

李贤当时并不知道死神已悄悄向他走近。对他来说，邱神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邱神勣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他把李贤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大家得到消息：李贤自尽了。

邱神勣得意洋洋地返回洛阳准备邀功，可是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奖励，而是太后当着满朝文武的一通训斥，说他任意妄为，越权行事，导致庶人李贤自杀身亡，责任重大！

怎么和我想像的完全不同……莫非是我会错意了？还是母子连心，太后反悔了？我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会杀头灭族吧？！

他还来不及多想，判决已经定下：贬出京城，出任叠州（甘肃迭部县）刺史。

这个职务，正是当年李世勣被贬后所担任的职务。

接下来的日子，虽身处穷乡僻壤，邱神勣仍掩不住窃喜：为太后出生入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啥，以后荣华富贵不可限量啊，哇哈哈……

果然，没几个月，邱神勣便被重新召回了长安，官复原职不说，还格外受太后的信任。

镜头迅速切换。

邱神勣前往巴州的同时，洛阳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仪式。

仪式包含两项内容：一是由李旦率领文武百官和亲王，向母亲武太后奉上尊号；二是宣太后懿旨，正式册封李旦为大唐皇帝。

好一幅母慈子孝的温情场面！

借着这个仪式，一位官坛新人进入到了我们的视线——礼部尚书武承嗣。

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当年武元爽兄弟因得罪武后母女，被改姓“蝮”，全家流放岭南。一个被流放的罪人，能苟活下来已属不易。后来托了贺兰敏之自寻死路的福——武后考虑再三，认为还是同姓的人比较可靠，就把武承嗣等一干亲属接回了长安——安排武承嗣继承武家的香火。

虽说父亲的死与姑妈脱不了干系，但武承嗣不是贺兰敏之，长期的流放生活让他懂得了世态炎凉，也教会了他人生的哲学。

去他的信念！去他的杀父之仇！谁能给我荣华富贵，谁便是我武承嗣的主人。我要像姑妈一样，不断攀登人生的高点。到时候，全天下都将臣服在我脚下！

志满意得的武承嗣以为找准了靠山，自然不会将区区一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以至于宣读册封诏书时声调竟微微有些走样。

李旦也不计较，恭敬地从武承嗣的手中接过诏书，脸色极其平和温顺。他明白，这一出根本就是太后的胜利宣言，自己这个傀儡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仪式结束。接下来该是处理李贤的后事了。

一个月后，李贤的追悼会在洛阳显福门举行，太后率皇帝和全体官员出席。会中庶人李贤被追封为雍王。

隆重的追悼会终于闭幕了，通过这场仪式，全天下都知道了李贤的死讯。武太后笑了。

至于庐陵王李哲，先是被流放到房州，后又被迁移到了均州，“荣幸”地住进了当年魏王李泰的旧宅。

中央的障碍基本扫清后，武太后开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首先是行政改革，具体承办人——礼部尚书武承嗣。

此次改革不同以往，武太后交办，要搞出女性特色。

改革内容如下：

一是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本年即为光宅元年。

二是改皇家旗帜成白色、官员制服为深蓝色，同时将东都洛阳更名为神都，洛阳宫更名为太初宫。

三是修改官职名：

尚书省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改称“文昌左相”、“文昌右相”；

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改称“内史”；

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改称“纳言”；

御史台改称“左肃政台”，另增设“右肃政台”。

不好记？下面的绝对顺口！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改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长官名仍为尚书和侍郎。

对于朝臣们来说，官名无关紧要，反正换汤不换药，太后高兴就行。不过接下来的事却实在是让他们忍无可忍了。

春官尚书武承嗣进言，请求追封武家祖先为王，并修建（七座）祭庙以便进行常规祭祀活动。

对此武太后自然是欣然采纳，但大臣们坐不住了。倒不是说姓武的不能封王，关键在于那七座祭庙。

因为按照礼法，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享用七座祭庙！

在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样做与谋反无异！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祭祀与战争同等重要。太后如果为自家设立七座祭庙，那无异于昭告天下：偶要改朝换代了！

裴炎挺身而出：“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理当为天下做好表率。怎可只顾及自己的私心？”

怕分量不够，裴炎又加了句狠的：“难道太后没想过当年西汉吕太后？如果太后执意如此，只怕后人看现在，就如同我们看当年啊！”

武太后正在兴头上，这些话当然听不进去，她一脸不悦地答道：“怎可将我与吕后相提并论！她是把大权交给活人，我只是在追封前人，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裴炎也是铁了心，继续不依不饶：“蔓草难图，渐不可长！”

武太后没想到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们在低眉顺眼了一段时间后，居然还能如此强硬。经过慎重考虑，她最终妥协。

但与裴炎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与此同时，裴炎与武家子嗣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武承嗣和时任夏官尚书的堂弟武三思想尽早取代李氏家族，常常撺掇太后下手除去韩王李元嘉和鲁王李灵夔等老一辈人物（他们都是高祖李渊的儿子），以绝宗室之望。大臣们不敢评论，唯有裴炎据理力争，李氏老人才得以保全。

不得不说，裴炎虽有私心，但作为大唐宰相，他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从未因担心得罪领导而妥协。

百密一疏。他还是忘了，这次他对抗的人可以轻易操纵自己的命运，更罔谈生死？而后面发生的事更是令他始料不及。

第十七章　倒武运动第一枪

兵变！

风景秀丽的扬州，既是天下扬名的雄州大郡，更是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繁华之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此，只是聚会的目的不是吟诗作赋，而是共商反武大业。

这其中不乏高官子弟和社会名仕，如前眉州刺史、英国公李敬业（李世勣的孙子），李敬业的弟弟李敬猷，前长安主簿骆宾王以及前盩厔县尉魏思温等等。

之所以他们的头衔上都有一个“前”字，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以武太后为首的政府贬官在外。本着“自己没问题，都是朝廷瞎了眼”的想法，都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从而心生反意。

人经受过打击后会很自然地回想此前的生活。和现状一对比，他们发现什么都没变，唯一不同就是皇帝换了。当初高宗在位的时候，自己是怎么着都好；高宗驾崩了，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可姓武的老太婆不是个东西，用暴力废了庐陵王，换了个傀儡皇帝，自己大权独揽，连带着对我们打击报复，实在可恶！

可叫骂解决不了问题。大家每天照面，逐渐便形成了一个共识：眼下太后肆意妄为，武家子弟飞扬跋扈，早晚会断送李唐江山。不如我等群策群力，在扬州振臂一呼，兴义兵，杀诸武，拥护庐陵王复位。到时不仅功在当代，更可扬名千秋！

他们推举爵位最高的李敬业为首领，尊魏思温为智囊，制定了行动方案。

虽然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这批人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尤其是为首的李敬业，少年即跟随祖父李世勣外出征讨，相当见过世面，一定程度上可谓有勇有谋。

一切安排就绪，人物逐一登场。

首先亮相的是他们在长安的同盟、时任监察御史的薛仲璋。

薛仲璋负责监察事务，时常要外出检查各地政府工作情况。这次他主动要求去扬州公干。

见御史大人前来，扬州城大小官员纷纷出城迎接。钦差见官大一级，薛仲璋很是摆足了架子，把地方官们折腾得团团转。

但这些只是障眼法。

很快薛仲璋收到举报：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

虽然尚无真凭实据，但作为御史，对于重大案件薛仲璋还是可以合法地先行处理——陈敬之被当即逮捕下狱。

为什么是陈敬之？

名义上扬州的最高长官是扬州都督和刺史，但由于这两个职务级别高，往往都是由亲王担任，而这些大爷们基本都只是挂个名，人还留在京城，于是乎长史（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便成了当地政府的真正首脑。

干掉了陈敬之，李敬业才可以登场。

得知陈敬之下狱，李敬业乘坐官车“风尘仆仆”地赶到，自称是朝廷派来的新任扬州长史。

有人将信将疑，但看到京城来的薛御史对这位新长史恭恭敬敬，也就跟着信了。

坐上长史之位后，李敬业立即宣布了“太后密诏”：因高州（广东高州）蛮子冯子猷谋逆，特来扬州调遣军队前往讨伐！

还没等在场的官员缓过神来，李敬业已发布了动员令：

1.斩陈敬之；

2.开粮仓，募新兵；

3.将各铸币场、采矿场和劳改农场的工匠和囚犯编入军队序列。

很快全州便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

如此大动干戈，不免令人起疑。录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执行，被李敬业当场斩了首。

雷厉风行加杀人立威，李敬业成功地收服了扬州的各级官员。

控制了扬州后，李敬业昭告全州：即日起恢复使用李哲时期的“嗣圣”年号，设立匡复府、英国公府和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任匡复府上将、英国公，领扬州大都督，魏思温为军师，薛仲璋为司马，骆宾王为记室等。

至此，李敬业麾下已有十万之众，自视有足够底气与武氏相抗衡！

一场大规模倒武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坐镇洛阳的武太后很快得到了消息。在她看来，这只是一帮不知死活的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所谓十万大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较之突厥、吐蕃远远不如。与之相比，那份出自叛军之手的《讨武檄文》倒是更让她关注。

以前的奏章或是诏书，由于篇幅较长，我一般只是简单介绍个大概，顶多引用几句原文。但这篇檄文却是一定要全文摆上来的，因为写得实在是太好，怎么翻都无法翻出其精髓。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通篇声色俱厉。开头用一“伪”字便给武太后定了性，后面具体列举罪名如下：性格差；出身卑贱；讨好太宗，又勾引太子，淫乱宫廷，使皇帝背上了乱伦的骂名；嫉妒成性、谗言媚主，陷害无辜的王皇后；心肠狠毒，残害忠良，先后害死了姐姐、哥哥、母亲及丈夫。如此歹毒之人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看到这些恶毒的话语，武太后倒也淡定。毕竟这些罪名之前便曾多次被人提及，老调重弹自然也没太多感觉。至于说高宗和母亲荣国夫人都是死于自己之手，则纯属捏造，要不就是为追求对仗硬凑出来的，更不用放在心上。

然而后面的话却让她坐不住了。“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一句端的是气势如虹，让人豪情顿生；而“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是相当能够引起官员们对先帝的思念，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先帝之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强烈不满。

而结尾这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掷地有声，充满鼓动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红卫兵们的大字报里也时常能见到。

读后武太后深深为之动容，她凑起眉头询问左右官员：“这篇文章出自何人之手？”

“临海县丞骆宾王。”

听了这话，武太后若有所失：“这当真是做宰相的失职！如此才华横溢的人，居然没能得到重用！”

扬州这头，虽然骆宾王的檄文写得是妙笔生花，极具煽动性，但李敬业还是担心影响力不足，无法号召天下响应。

几天后，扬州城内惊现一名身着龙袍的神秘男子。据曾经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辨认，酷似前太子李贤！

面对民间的诸多议论，李敬业公开宣称：“前太子李贤没有死，现正在扬州。他将带领我们起兵反武，恢复大唐江山！”

当然李贤已经死了，死人是不可能还魂的。但打着他的旗号，李敬业就名正言顺了。

效果的确立竿见影：毗邻扬州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司马李崇福响应。楚州四县中，山阳、盐城、安宜（今江苏宝应）全部听从李崇福的指挥，唯有盱眙县例外。他们在刘行举的带领下多次打退李敬业部将尉迟昭的进攻，成为扬州北面卡在李敬业喉咙里的一块骨鲠。

为表彰刘行举的忠心，并鼓励更多人效仿，武太后迅速任命本无官职的刘行举为游击将军，他的弟弟刘行实也被任命为暂时有名无实的楚州刺史。

同时，假太子的招数也提醒了武太后：无论你多有权势，当下毕竟还是大唐王朝，老百姓承认的皇帝还得姓李。贸然出兵，很可能会被李敬业利用，说成是意图篡国者对大唐皇位合法继承人的谋害。

为避免落人口舌，她在出征人选上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最终决定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往伐逆。

李孝逸何人？

他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世民的堂兄弟，论辈分，算是李贤的爷爷辈。派李孝逸出马，等于李家长辈出面讨伐李家的逆子。作为外人的李敬业就是说破大天，也不如李孝逸的行动更有说服力。

而且李孝逸也是沙场老将，曾多次参与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虽未曾担任主帅，但对付李敬业还是绰绰有余。

选李孝逸作为平叛军总指挥，可谓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战斗还未正式打响，神都洛阳却开始开启了一场席卷官场的超级政治风暴，而处在风暴核心的正是时任首辅的裴炎。

对于徐敬业谋反一事，裴炎表现得相当淡定，给人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之感。

其实老裴也不是真不在意，他对于搞定李敬业还是有把握的。既然胸有成竹，自然没必要把焦虑挂在脸上。况且如果宰相每天都愁眉苦脸的，其他人看了岂不是要更加慌乱？

然而官场跌爬滚打多年的老裴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李敬业的同伙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监察御史薛仲璋，他的嫡亲外甥！

或许老裴也不是没想过，只是他坚信脚正不怕鞋歪，自己既然没做过自然不必担心。况且对于这件事情，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一次与武太后讨论平叛之事，他坦言道：“皇上年纪也不小了，还不能自行处理政务，因此才给了外人可乘之机，以此为借口犯上作乱。如果太后能把权力交还给皇上，臣相信不必动用武力，叛乱也自然能够平息！”

武太后生平最恨的就是权力受到威胁，裴炎这番说辞无异于直指自己才是此次叛乱的根源。于是她一脸不悦而去。

虽然太后没有发作，但这一细节又怎能逃得过嗅觉敏锐之人呢？

没过两天，御史崔詧上疏：“裴炎深受国家大恩，手握重权却图谋不轨。若非如此，为何坚持让太后交出国政？”

这话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皇帝驾崩，理应由太子继位。况且李治的遗诏也写得非常清楚：凡军国大事不能裁定者，交由太后定夺。也就是说皇帝只在举棋不定时才需要请示太后。裴炎请太后把大权交还给皇帝，并没有违背李治的遗愿，怎么能叫图谋不轨呢？

理由虽然经不住推敲，主题却相当对太后的胃口，再加上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人一直在耳边吹风，武太后终于起了杀心。

杀人讲究证据充分，即使太后也不能例外，更何况被宰杀的对象还是当朝宰相？

于是由左肃政大夫骞味道牵头的调查小组成立。

第一步就是把裴炎逮捕入狱。

虽身陷囹圄，但裴炎的气场依旧很强大，一言一行均和平日无异，几轮堂过下来倒是审问的人员感到相当地丢面子。

有人开始劝他，老裴，都这样了，你要放低姿态，以后人家也好手下留情，你少受点罪。

对此裴炎只是淡然一笑：“宰相下狱，哪有活着出去的道理！”

朝堂之上，借着裴炎案件的发展，我们也有幸再次看到官场百态。

凤阁舍人李景湛进言称裴炎谋反证据确凿。

对于这种落井下石、血口喷人的小人之举，凤阁侍郎胡元范和纳言刘齐贤看不下去了，一齐站出来以人格为裴炎担保。

这次武太后的态度非常明确：“裴炎谋反证据确凿，只是卿等不知道罢了。”

胡刘二人也很坚持：“若（裴）炎反，臣辈亦反矣！”

见有人带头，其他官员的胆子也逐渐壮了起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裴炎辩解。

武太后见局面要无法控制，也赶紧安抚众人：“我知道裴炎谋反，也知道你们没有谋反，这事不用再议。”

裴炎案越闹越大，竟连远在大漠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也向武太后发来奏章，力证裴炎的清白。

面对各方压力，武太后再次显示出了铁娘子风范：刘齐贤和胡元范革职查办；程务挺的奏章搁置；同时提拔骞味道为检校内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原来的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李景湛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由此可见，武太后其实并不畏惧朝中的文人势力。唯有程务挺一直让她放心不下。素知他和裴炎关系密切，李敬业的左右长史唐之奇和杜求仁与他又是好友，万一彼此勾结，拥兵入京……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过现在程务挺远在大漠，又手握重兵，不宜打草惊蛇，还是先稳住他再说吧。

放眼看去，神都洛阳内已经“没有”对裴炎谋反案有异议的人了，那长安呢？

带着这个任务，卫军郎将姜嗣宗前往长安会见了刘仁轨。

刘仁轨和裴行俭很有些同病相怜的味道。自打裴炎进入权力核心后，一直大权独揽，刘仁轨和裴行俭先后受到排挤，裴行俭郁郁而终，刘仁轨则被远离了最高决策层。因此，从个人角度来看，裴炎下狱对刘仁轨来说应该是一件要抚掌大笑的好事。

想必特使姜嗣宗也是深得武太后信任。然而这人周身无四两肉，还偏偏给点阳光就灿烂，仗着得势，在听出刘仁轨没啥特别的同情后，他就再也藏不住了，自以为是地向刘仁轨表示：“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裴炎有问题，很多事情上他的表现都异于常人。”

听了这话，老谋深算的刘仁轨差点要笑了出来，不过脸上仍然是一副很诚恳认真的样子：“姜大人高明，您早就发现了？”

“哈哈，正是！”

又闲扯了几句后，刘仁轨提出请姜嗣宗将自己的一份奏章带给太后。

姜嗣宗一口答应了，殊不知刘仁轨这里早就笑破了肚子：无知小儿，你何德何能，居然也敢学人上蹿下跳？可笑不自量！

回到洛阳后姜嗣宗依约呈上了刘仁轨的奏章，殊不知这份奏章却要了自己的小命。

读着刘仁轨的奏章，武太后先是微笑不语，继而脸色大变。略一沉吟后，她下令将面有得色的姜嗣宗当庭拉死。

所谓“拉死”，便是把人的四肢从不同方向用力向外拉扯，直至手脚拉断，犯人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可视为人力版的五马分尸。

怪谁？

怪只怪自己信口开河。刘仁轨在奏章里只轻飘飘地提到“嗣宗知炎反状不告”，一句足矣致命。

可怜姜嗣宗小人得志，以为靠上了太后，自此便是无所不能。你也不想一想，对于谋逆大罪知情不报是何罪过？即便太后想饶恕你，但为了安抚西京长安的刘仁轨等人，牺牲你姜嗣宗还是大大地值得。

内部问题基本解决。接着就是全力对付李敬业。

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划清界限。

可怜李世勣，身前为大唐出生入死，忠心耿耿，死后却受子孙连累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和爵位（同时取消“李”姓），尸体也被刨了出来受尽屠戮，彻底挫了骨扬了灰，打回“徐世勣”原型。

为表示对武太后的尊重，后文也将把李敬业改称徐敬业。

再说徐敬业夺取扬州后，得到了楚州方面的响应。接着要做的是对主攻方向的抉择。

在这个问题上，集团内部分为两种意见：一是北上进入山东，号召忠义之士共同行动，推翻武氏集团，匡复李家天下；二是看中金陵（南京）的“王气”，南渡长江，夺取常州、润州（江苏镇江）和金陵等地，奠定基础后再向北发展，这样即使北上受阻，也可保立足之地。

慎重考虑后，徐敬业选择了方案二——南下！

造反这种买卖，危险系数极高，尤其是徐敬业这种直接打出反中央旗号的，不成功便成仁。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古便是安居乐业的温土，治安情况好，百姓过得富裕，很少有人想去玩命。

而唐朝建立后，出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以及保卫京师、削弱地方的考虑，绝大部分军府都设在以关中为核心的华北地区，江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及可动员的后备力量少之又少。徐敬业虽号称十万大军，可基本都是缺乏军事训练的普通百姓，战斗力远不如正规军。即使能够攻克南京，南下途中遭遇政府军，后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对此，徐敬业不是没有考虑，但他只是象征性地做了安排：派左长史唐之奇带领小部分部队留守扬州。其余人等全部南下攻击润州，看来他是把宝完全压在这条路上了。

这么一来，原先山东和中原一带的“反武复李”的同盟也都瞧出徐敬业不过是打着反武旗号造反夺权罢了，结果全国上下除了徐敬业势力所及的几个州，几乎都是一片沉寂。

造化弄人，在润州徐敬业与亲叔父，刺史徐思文遭遇。仓促之间，刀枪入库N久的润州抵不住对方人多势众，被攻克。叔叔因不肯投降被侄子关进了大牢。

然而还没等徐敬业摸清楚润州的大街小巷，李孝逸的大军已越过徐州，向扬州直扑而来。

徐敬业只好放弃初衷，回扬州救急。

李孝逸此次前来，身边还有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以侍御史职务担任监军的魏元忠。

魏元忠是宋州宋城（河南商丘）人。还是个太学生时，他就曾针对当时的吐蕃边患上疏李治，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军事上的不足和问题，建议：坚决落实有功即赏，有过即罚，增强官兵们的斗志与动力；取消民间不准养马的禁令，这样一旦政府有需要，可以迅速从民间购买，省去了大笔日常的养护开支。

这份奏章引起了李治的高度赞赏，他破格召见了当时还没有官职的魏元忠，安排他前往中书省实习。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魏元忠已是监察御史，负责李治从长安至洛阳一路的安全工作。

当时关中饥荒，百姓食不果腹，只好铤而走险入了绿林。这群人虽然未必有多少战斗力，但数量极多，出没不定，令人防不胜防。而魏元忠只是一介书生，手头又没有什么机动部队，要保证皇家车队的安全还真不是件易事。

然而老天对他也格外眷顾。临行前，魏元忠在长安万年县监狱中见到一个囚犯，仪表不俗，言谈举止也很有风度。一聊才发现此人居然是中原一带黑道上的大佬级人物。这种人正是毛贼们的克星，于是魏元忠恭敬地请他帮忙护驾。

一路上魏元忠和这位黑道首领同吃同住，不时一起巡视车队。原本觊觎车队财物的毛贼见是老大压阵，纷纷知趣而返，一路上竟十分顺利。

武太后执政时期，魏元忠同样很受赏识。此次担任监军，充分表明了武太后对他能力和忠诚度的信任。

在淮河北岸的临淮，李孝逸军与徐敬业军第一次遭遇，政府军将领雷仁智失利而回。首战失利使得李孝逸一下子患得患失起来，他下令全军坚守营寨，不准贸然前进。

魏元忠对李孝逸的这一决定很不满意，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大军滞留不前，远近皆知。若是传到中央的耳朵里，畏惧避战的大帽子你是想躲也躲不了了！”

李孝逸的斗志被恐惧和勇气共同激发了起来，大军拔寨前进，直抵徐敬业军据守的都梁山。

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徐敬业所部缺乏组织和系统训练的问题完全暴露。尽管政府军初战失利，但在李孝逸坚定的攻势面前，徐敬业军再也无法抵挡，连战连败，将领尉迟昭被杀，徐敬猷和另一名将领韦超丢下人马连夜逃往扬州。

为了迅速解决战斗，武太后再加封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与李孝逸并肩战斗。

两军在高邮白塔河两岸对垒。

九天后，白塔河畔狂风大作，风向正对徐敬业军的防御阵地。李孝逸指挥部下乘势放火，在大火的掩护下全力进攻。泰山压顶般的攻势彻底摧垮了反抗军的意志，全军四散逃遁，彻底瓦解。

见势不妙，徐敬业等人狼狈逃往润州，打算经海路逃往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

可问题又出现了。你想逃命，但手下未必见得愿意陪你。部将王那相就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不给徐家殉葬，他在一行人逃到海陵（江苏省泰州市）时抢先下手，杀了徐敬业、徐敬猷和骆宾王三名“匪首”，向李孝逸投降。其他人犯也都在被抓获后立即斩首，连同王那相送来的三颗人头一并送往洛阳示众。

自此，徐敬业兵变如昙花一现般匆匆谢幕。

得到扬州捷报，武太后长出了口气，指派左鹰扬将军裴绍业携带诏书前往程务挺军中，当众宣读了程务挺勾结裴炎、徐敬业的“罪状”，判斩立决。同时，夏州都督王方翼也因与程务挺往来密切，又是前废后王氏的亲戚，被摘去官帽押到了洛阳。尽管没有审出什么大的罪状，但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宗旨，王方翼还是被流放到了崖州（海南省琼山市）并在那里逝世。

对于武太后而言，除掉程务挺、王方翼等人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但对于国家而言却是极大的损失。边防军缺少优秀将领将直接导致防线薄弱，给敌军可乘之机。

东突厥人的反应便是最好的答案。

东突厥各地举办了规模不一的宴会，各部落酋长亲临会场看望了与会的群众，并与群众一起联欢。同时，为了纪念程务挺，东突厥人还为他修建了多处庙宇，出兵前常会前往参拜，以求其保佑本方军队获胜。

话说骞味道因督办裴炎案有功，官拜检校内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作为百官之首自然要负起相应的领导责任，可对于属下请示或反映的问题，他的答复永远只有一个：“此乃皇太后之意。”

这种宰相除了浪费粮食还有何用？三个月后，骞大人便被贬为青州刺史。

除了骞味道，其他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崔詧和武承嗣等人也都曾得到过“同凤阁鸾台三品”或“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头衔。然而在位最长的都不过半年，短的不过月把。

对于武太后而言，国家是自己的，官员自然要任用有才能的。提拔马屁精或是亲戚，纯粹是出于褒奖，有能力的留任，没能力的过把瘾后就该干嘛干嘛去吧。

徐敬业之乱平定后，武太后的战略目标逐渐从巩固权力向治理国家转变。换句话说，此时她的角色已不仅仅是太后，而是更接近皇帝。

第十八章　酷吏横行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5月，武太后下诏：天下百姓，无论出身，均可向政府自荐。若通过了公务员面试，便可直接做官。

为了广开言路，让自己迅速了解基层状况，垂拱二年（公元686年）3月，武太后又下令在朝堂上设置铜柜。铜柜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开一个口：朝东的铜柜为绿色，名为“延恩箱”，负责接收歌功颂德的文章以及百姓的自荐书；朝南的铜柜为红色，名为“招谏箱”，负责接收对政府工作的投诉与建议；朝西的铜柜为白色，名为“申冤箱”，负责接收申冤和申诉的状子；朝北的铜柜为黑色，名为“通玄箱”，负责接收各类关于天文星象和异常情况的“科学论述”。

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但关键还得看执行。执行过于到位，有时也会变味儿。

铜柜的设计者叫鱼保家，是侍御史鱼承业之子。鱼工程师可能是精力过于旺盛，不仅为太后设计出了铜柜，还曾经为徐敬业的军队指导过武器制造。

于是设计铜柜的人便光荣地成为了第一位死于铜柜的知名人士。

自此告密之风全方位盛行。

开始武太后还有些遮遮掩掩，后来便索性下了一道告密总动员令。

文件名肯定不是叫“大唐政府关于鼓励告密的通知”，但内容无疑便是如此：所有官员，对于报告“机密事宜”的人均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阻拦，也不得询问具体内容；必须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标准提供饮食、住宿等条件，并尽快用政府官车（当然是马车）送往神都洛阳。

在洛阳，告密者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太后的亲自召见。若是告密内容和告密者的临场反应符合太后的心意，便会获得一个不错的官职；若信息无效或诬告，告密者也不会受到惩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对着官府大门喊一嗓子：“我要告密！”，官老爷们就得诚惶诚恐地跑出来迎接，好吃好喝地招待，一路端茶倒水送到洛阳。而告密者，运气好的能混个官儿当当，运气差的也无非白吃白喝之后遣回原籍，回到家中还可以和左邻右舍吹吹“爷在金銮殿上见到太后了……”之类。

从经济学角度看，告密在当时是一种几乎没有成本和风险但回报却很高的交易行为，但凡是理性的自然人，有几个不愿意的？

于是告密者从全国各地涌向洛阳，官差们天天风风火火地砸门抓捕嫌疑犯，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失色。

机遇总是与危险并存，危机四伏之时往往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这不，就有那么几位牛人，抓住了机会，成功上位。

没错，这些就是被称为“酷吏”的几位“成功”人士。

其中最有名者当属来俊臣无疑，不过要说这股潮流的倡导者却非胡人索元礼莫属。

索元礼虽为胡人，却深谙汉人心理。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后，他顺利得到了太后的召见。

双方的对话，史料上语焉不详，并且说法不一，有说“告事”者，也有说“告急变”者。不管内容如何，他获得太后的赏识倒不是因为告密的内容，而是他的谈吐和反应。太后发现这正是自己所寻觅的“特殊人才”，于是很快索元礼便从平头百姓一个变成了从五品的游击将军。

名为将军，但索元礼并不负责军事，主要工作是坐堂审案。审判的对象，大多因告密而被捕，其中不乏诬告或栽赃。因为只有告密者的一面之词，给审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搁一般人，这或许是个问题，但谁让碰上的是索元礼呢？人家可是有本事的！

如若犯人不招，他就会拍案而起，说出四个字。

不要误会，这四个字可不是电视剧中常见的“大刑伺候”，而是“取铁笼来！”

这个铁笼是索元礼的独家非制式武器。直观地说就是一个笼子，上面开口，仅能容得下人的头颅。被告被关进笼子后，若还不知“悔改”，行刑者便在人头与笼子的缝隙处打入木楔，不断挤压被告的头部，令其痛苦难当，主动招供。当然也有骨头硬的便会被活活挤得脑浆迸裂而死。

除夺命铁笼外，索元礼还有其他发明，例如“晒翅”，即把人固定在木架上，手脚单独系在可以活动的横木上，转动横木使人持续承受痛苦。

索元礼不仅勇于创新，效率更是惊人。据说凡是被带到索元礼跟前的被告，不交代出十个以上的“同谋”是根本无法活着离开的。

考虑到刑讯逼供中意外死亡率持续攀高，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死亡率，索元礼不断寻求工作方法的改进。经他手的不少人为求尽快解脱，便随便招供，邻居亲戚同事同学但凡认识的都有可能被牵连进来，新被告又会咬出更多的“同伙”，这使得索元礼基本上可以保证从一个人身上获得数百人的“重大发现”。

如此高的破案效率和震慑力，让武太后越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索元礼也数次受到太后的特别接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浪更是推前浪。后浪中的佼佼者当数周兴和来俊臣。

为博“业绩”，周兴和来俊臣在诬告——抓捕——审讯的流水线工艺上做了不少改进。除了各式刑具外，被告们还会看到数以百计的原告，愤怒声讨之阵势浩大会让他们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审讯工作也就轻松了许多。

事实上，那些原告都是来俊臣等人豢养的地痞无赖。得到指令，无赖们便会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地点向各级官府告密。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集体行动让被告们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上至太后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一致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众口铄金么！

武太后掌权期间，刑罚的种类也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酷吏大潮中一波又一波地涌现。除去上面所说的心理战和人海战，还有其他较为出名的刑罚：

“驴驹拔撅”，即绑住被告的腰部，将其固定在柱子上，脖子戴着长枷，行刑者用大力往前方拉拽长枷，以颈椎牵引和木枷与皮肉的摩擦所产生的疼痛来取胜。

“仙人献果”，即被告长枷套脖，双膝跪地以手捧枷，行刑者则不断往长枷上堆放砖头。

其他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儿的，如往倒挂的人脖子上系石头，往鼻子里灌醋等等。

后来，来俊臣等人发现其实审讯可以更文明的，例如审讯前先安排被告参观刑具陈列室，并辅以详细的使用说明。这一招很管用，往往还没等动刑，已有人两腿发软，急忙承认了“罪行”，只求速死。

关于周兴和来俊臣的故事很多也很精彩，“请君入瓮”这个典故便是二位紧密合作的产物。

不过下面要说的却几乎与审讯无关，主要是讲来俊臣的工作结晶——《罗织经》。

《罗织经》是他与别人的合著。传统观念都认为《罗织经》通篇充满了邪恶，是个不折不扣的坏玩意。

确实，从书名来看似乎就是教人如何罗织罪名，而事实上，书里的内容远比这些精彩。

《罗织经》共两千多字，分为十二卷，其中主要是第十一卷《刑罚》和第十二卷《瓜蔓》较为邪恶，讲的是刑讯逼供和顺藤摸瓜。

其他十卷很少提及审讯与刑罚，主要讲如何为人处世（含上下级相处技巧）与价值观取向问题。整书虽是由文言文写成，但因表述清晰、逻辑性强，很是浅显易懂。尽管不是一部劝人为善的布道书，却也算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之总结。

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下面的摘录就明白了。

人者多欲，其性尚私。成事享其功，败事委其过。且圣人不能逾者，概人之本然也（卷一阅人）。

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卷二事上）

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卷二事上）

甘居人下者鲜，御之失谋，非犯则篡耳。（卷三治下）

权者，人莫离也。取之非易，守之犹艰；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卷四控权）

人皆有敌也。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未察之无以辨友，非制之无以成业。此大害也，必绝之。（卷五制敌）

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人之道，人不自恕己而自恕也。（卷七保身）

奸不自招，忠不自辩；奸者祸国，忠者祸身。无智无以成奸，其智阴也；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卷八察奸）

……

这些虽不是出自“子”的口，也没有谈什么崇高的理想抱负，但即使是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开的，又有几个是与之相违背的呢？

来俊臣注定要遗臭万年，只可惜了《罗织经》，一份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学，一份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之所以重用酷吏，并非武太后不识人，也不是被谗言蒙蔽了双眼。只因为她以一个外姓女人的身份独掌李唐王朝的大权，反对之声随处可闻。为了巩固统治，酷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一旦政权相对稳定，酷吏则不可避免地要退居台下。索元礼在呼风唤雨一段时间后，因民愤太大，被登基后的武则天下令处斩，成了女皇笼络民心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索元礼在接受审讯时概不认罪，于是审讯官员微微一笑道：“取索大人的铁笼来！”话音刚落，索元礼当即瘫倒在地，并对所有罪名供认不讳。周兴则在老同事来俊臣一句“请君入瓮”后乖乖服软，被处以流放之刑（结果途中就被仇家所杀）。一度席卷全国的告密之风，随着武太后掌权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受待见，逐渐在事实上消亡了。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十九章　女主当国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太后接到雍州的特别报告：一位名叫唐同泰的百姓在洛水（河南省的一条河流）河中捞起一块石板，石板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是武承嗣的安排）。

天降祥瑞使她喜出望外，“圣母”可不就是指自己么？

为表示感谢，唐同泰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职，石板也被命名为“宝图”。

为表现对上天的敬意，她还昭告天下，自己将择黄道吉日前往洛水拜祭神明。全国的都督、刺史以及所有皇亲国戚都要陪同前往。同时为顺应天意，她还特意给自己加了个尊号——“圣母神皇”。

接到到神都集中的诏书后，众亲王几乎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莫非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大祸临头的感觉很容易滋生铤而走险的心思，官拜博州（山东聊城）刺史的琅琊王李冲和他的父亲、豫州（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先后起兵，以解救被软禁的皇帝李旦之名发动兵变。可惜养尊处优多年后，他们已经丧失了先辈那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也没有统一的行动与指挥，各自为战，根本无法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政府军。起兵仅七天李冲就被斩首在博州城下，李贞也在抵抗了十七天后自杀身亡。剩下的亲王们再无人敢以卵击石，只能乖乖等待太后的处置。

然而这才刚是开始。随着武太后对李氏皇族不信任感的进一步加深，太平公主和她的夫婿成了政治斗争的下一个牺牲品。

李冲起兵之时，济州刺史薛顗曾积极招兵买马，意图响应这一“义举”。可惜李冲实在失败得太快，薛顗根本没来得及出手，于是他只好偃旗息鼓，继续夹着尾巴做他的刺史。

但很快事情还是败露。薛刺史被斩首示众。同时受到牵连还有他的弟弟薛绪。

人说婚姻有七年之痒，不过太平公主婚后的第七年却没有痒，只有痛：她的丈夫薛绍正是薛顗和薛绪的弟弟！

薛绍究竟是不是薛顗的同谋，史料记载不一，有说薛绍确实参与了，也有说薛绍是被人诬陷。就薛绍自身而言，他的家族是唐朝的名门，与李唐王室渊源很深；另一方面，他又是武太后最疼爱的女儿的丈夫，自然也不会不受重视。反与不反仅在一念之间，现在我们只能说anything ispossible了。

然而，对于武太后而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决不能放过，不管你薛绍有无冤屈，先处理了再说。考虑到薛绍是驸马，特别予以优待：杖责一百棍，囚于监狱，食物饮水一概不予提供。可怜大唐最尊贵的驸马竟被活活饿死。

我不知道薛绍被抓这段期间太平公主做了什么，但我相信她应该不会熟视无睹，然而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只会是冷冰的拒绝和呵斥。为了权力，儿子都可以杀，何况一个区区驸马？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武太后看来，丈夫也如衣服，破了再买一件就是了。

杀了女婿和他的兄弟们，接着就是处理其他涉案的亲王。霍王李元轨、江都王李绪等一干嫌犯或被以谋反罪处斩或是死在了押送的途中。

自此再无人敢反抗。

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百姓和中下级官员来说，皇帝姓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舒服地居家过日子，或者有所进步。无论坐龙位的是谁，日子都得过。圣贤书天天教导要忠君爱国，相信大多数人爱国是有的，忠君则未必。各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我该种地的种地，该做生意的做生意。天地会高唱反清复明，不是因为大明朝真的有多好，而是因为清朝的皇帝是原先的“胡虏”，歧视汉人不说，连发型都要强行更换，心理上无法接受。咋就没听过反宋复唐、反唐复隋呢？所以，当李家的权力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悲惨（相对于原先而言）时，他们悲哀地发现大多数人对此竟然无动于衷，即使自己跳出来也没几个人响应。算啦，认命啦，过一天是一天吧！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洛阳城中尘土飞扬，各种木料、石材等正从不同方向运往皇宫。市民们惊讶地发现，原本矗立的乾元殿已被夷为平地。旧址上，无数的工匠正如蚂蚁般忙碌地工作着，指挥他们的赫然是一位和尚！

和尚本名冯小宝，本是洛阳街头耍把式卖狗皮膏药的。虽然从事的行当不入流，人长得可是一表人才，身体倍儿棒。

是人才，就得放到合适的地方去锻炼。首先发现他的是李渊的女儿千金公主。在见识到了冯小宝的“厉害”与“特长”后，尽管念念不舍，但是为了讨好大权在握的武太后，千金公主还是忍痛割爱将冯小宝作为礼物“进贡”给了她。

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很快冯小宝便得到了太后的万千宠爱，竟到了寸步都不舍离开的地步。

为了名正言顺地拥有冯小宝，武太后安排他出了家，法号怀义。为了抬高和尚的门第，她又让当时还安享富贵的薛绍认他做了叔父，于是冯小宝便摇身变作了薛怀义。

虽然太后极力想掩人耳目，但和尚每天骑着御马在宫中驰骋，别人想不看见都难。人的好奇心都是很重的，一打听，哦，原来这位和尚比当今皇帝可强多了，连当今太后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于是一般人开始绕着他走，因为薛怀义为人强势又蛮横，看到不顺眼的人拖来便是一顿暴打，打完后往路边一扔了事。趋炎附势之辈则争相与他套近乎，因为与太后相比，和尚的马屁容易拍，而且见效快。发展到后来，就连武氏后人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人都在比赛给薛怀义当孙子，他的权势可想而知。

自己横行无忌也就算了，薛怀义还招募了一批年轻力壮的无赖恶少，安排他们剃度出家，充当自己的卫队，随自己一同出入宫廷。为了给和尚家长脸，他们还常常向道士挑衅，剃光道士的头发。

虽说在唐朝道士的地位相当高（老李家自认是道教老子的后代），可也没人敢公开对此提出批评。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惧他们三分，时任文昌左相的苏良嗣便是个硬骨头。

一日，二人在朝堂相遇。按规定，无一官半职的和尚是不能随便到官员办公的场所来的，可薛怀义不仅来了，还对苏良嗣等人不哼不哈的。苏良嗣当场便发作了，下令将薛怀义拖过来左右开弓连打了几十个大耳刮子。和尚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服了软，当面没敢吭气，出了门便捂着又红又肿的腮帮子一口气跑到武太后那里哭诉，要求“爱人”给自己出气。

武太后虽是个女人，但更是个政治家，谁对谁错一目了然。苏良嗣是个能臣，朝政要多多倚重他，怎能为了这点小事便问罪？于是，她只是对“爱人”好言抚慰并多加教育。

这次交锋，以薛怀义的惨败而收场。

为了安抚薛怀义，同时回报他的辛勤工作，武太后决定给他一个名分，让他实实在在做点事情。

不久她宣布薛怀义将作为技术人员被征召入宫负责建筑设计（汗）。对此，左补阙王求礼很不客气地指出：“当年太宗皇帝想召一个乐师入宫教导妃嫔们弹奏琵琶，为避免秽乱宫廷，先把他阉了。如果太后想让薛怀义进宫差遣，理当效法太宗，先把他阉了再说！”

这话说得再直接不过了，不过武太后却并未发作。在她看来，只要不反对她掌权，不要求她还政，都不算大事。王求礼以区区七品官级别上疏，虽说大胆，倒也很有几分胆识，所以她只是一笑置之。

《木兰诗》里有句“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据传为周公姬旦最早建造）作为皇家接见诸侯及举办祭祀的最重要场所，备受各王朝重视。开国以来，李世民和李治都曾打算兴建明堂，为此他们曾遍寻各地饱学之士。可惜意见多也坏事，众人在明堂的式样及布局等方面出现了分歧，以至于讨论了N久也没能得出个统一的意见，所以重建的计划便一直被搁置。

对于武太后来说，明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权力，因此对于建造明堂她可以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避免人多意见杂，她只与自己所招募的“北门学士”们讨论，很快便拟定了工程设计方案。

随着乾元殿的轰然倒塌，在它的原址上即将矗立起一座前无古人的辉煌建筑，同时也将郑重宣告着这个武姓女子将不可阻挡地君临天下。武太后相信，这座明堂定将会和自己一样名垂千古，供后世景仰。

薛怀义奉命担任了明堂工程的总负责，手下工匠多达数万人。

经过十一个月的紧张施工，明堂顺利落成。据载，这座耸立在洛阳城中的辉煌建筑上圆下方（类似北京的天坛），高294尺，底部边长300尺（唐代一尺约相当于30.7厘米），按照现代的计量标准折算便是高90米，边长92.1米，约有近三十层楼高。请注意，这可是完全的土木结构，钢筋混凝土在当时可是压根不存在的。

作为祭祀的重要场所，明堂不仅仅是高大，它的每一部分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整个明堂分为三层，底层用不同方位和不同颜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则用不同的标记分别指代每日的十二个时辰；上层和屋顶则分别用不同的图案代表着每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并雕刻有九条金龙拱卫着一只镀金的凤凰翱翔在天。整个明堂以底部中央的一根巨型木柱作支撑，据载木柱可由十人手拉手才能完整抱住，木柱的上端再伸展出横梁和其他结构，是为明堂的框架。

为表彰薛怀义大和尚在明堂建造过程中的杰出贡献，武太后提拔他为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薛怀义自上次挨了打后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太后的相好而已，她是不可能为了自己随意处置朝中的重臣；要想真正让别人服气，还得做出点什么来。所以，此后他除了尽心伺候太后外，还不时讨点事做，给自己多挣面子。他甚至还以新平军大总管的身份率军北上讨伐东突厥，所幸一路无仗可打，最终平安返回了洛阳。

坐在新建成的明堂中，望着雄伟的建筑和殿内肃立着的大臣们，武太后豪气顿生。她当即给明堂赐名为“万象神宫”，同时宣布大赦天下，并定下日子，在神宫内宴请百官。

明堂当然不只是宴会厅。垂拱五年正月，武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皇家大祭。她身穿龙袍，头戴皇冠手捧玉圭作为主祭，紧随其后的是傀儡皇帝李旦和他的太子李成器。

看到太后身穿龙袍并担任第一主祭，百官们的表情显得异常的平静，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

得到百官的默认后，武太后继续大开杀戒：垂拱五年四月杀汝南王李炜等十二人；同年七月杀纪王李慎和他的八个儿子；十月杀郑王李璥等六人；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杀豫章王李亶，绞死泽王李上金，迫使许王李素节自杀，二王之子尽数屠戮；八月杀南安王李颖等十二人，鞭笞章怀太子李贤的两位儿子至死。至此，李氏后人已几乎被屠杀殆尽，少数老弱病残者被免于死刑流放岭南。唯有李渊之女千金公主因灵活乖巧（如举荐薛怀义）而得以保全富贵。

为进一步向太后示好，千金公主主动提出认太后为干妈，并改姓为武。对于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武太后自然是要有所表示的，特加封她为延安大长公主。

若论起辈分，身为李治媳妇的武太后应该管千金公主叫“姑妈”。然而形势比人强，要想继续过好日子，不要说姑妈变女儿，就是奶奶变孙女也没啥奇怪的。

除了皇族，同期还有不少官员被杀。他们基本都与李冲和李贞案脱不了干系，具体有：天官侍郎（吏部侍郎）邓玄挺、地官尚书（户部尚书）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玄同、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纳言裴居道、尚书左丞张行廉等。

难道真有这么多人意图谋反？

非也，不过是告密盛行、酷吏横行罢了。凡是因举报或牵连而被贴上谋反标签的基本都难逃一死。侥幸逃脱的唯有时任洛阳县令的魏元忠等人。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他的弟弟徐敬真因未直接参与兵变而被流放绣州。尽管保住了性命，他仍然时刻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为求自保，他决定投奔东突厥。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人刚走到定州（河北定州）便被官府一举拿下，一番严刑拷打后，徐敬真决定和政府“合作”，转做污点证人。

徐敬真不仅承认了自己谋反，还把认识的知名人士、政府官员、邻里乡亲等都拉了进来，称他们与自己是同谋。急于邀功的定州官员不加怀疑，一面大范围搜捕犯人，一面快马加鞭地派人向朝廷汇报。

就这样，数不清的人头纷纷落地，一缕缕冤魂笼罩在定州，久久不散。而徐敬真本人也并未因为“合作”而获得减刑，与那些被他诬陷的人们一起做了刀下之鬼。

魏元忠和秋官尚书（刑部尚书）张楚金等人亦受到了牵连。不过这次武太后多了个心眼，认真翻阅了案卷，发现疑点甚多，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赦免这几人。于是她命凤阁舍人王隐客携带皇家敕令骑快马直奔刑场，就像电视剧中常常出现的那样一路高呼：“圣旨下，刀下留人！”

这道圣旨有如天籁，顷刻间将死囚们的已近死水的心思又吹动了起来，他们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唯有魏元忠丝毫不为所动，显得甚是怪异。别的死囚拉他一起狂欢，他却冷冷地来了一句：“是真是假还不清楚，高兴什么？”

王隐客终于赶到了。他喘着粗气跳下马来，扶起一脸淡然的魏元忠。魏元忠却还是那副超脱世俗的高人模样：“且等宣读敕令。”

听完敕令，魏元忠依旧不紧不慢，站起身来，抖了抖衣服的尘土，按照礼节下跪谢恩后转身离开，留下一脸愕然的王隐客和其他囚犯们。整个过程，自始至终，他的表情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第二十章　一代女皇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一个女人死了。

她的死与武太后有关。

或许有人会说，武太后又不是第一次杀人，有啥好奇怪的。的确，每天都有女人死亡，即使她死于太后之手，也不至于上新闻头条吧。

的确不至于。只是这女人的死居然牵出了又一段皇室姻缘。

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们已无法获知，甚至连娘家姓氏也无法确定。哦不，或许我们可以称她为武X氏，因为她生前的丈夫是时任右卫中郎将的武攸暨。而武攸暨，正是武太后伯父武士让的孙子。

之所以要杀武X氏，是因为武太后之前杀了薛绍。

薛绍死了，太平公主便成了寡妇，孤孤单单，甚是可怜。做妈的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但一来李姓王族处斩的处斩，流放的流放，没剩下几个完整的，二来朝中高官也不可靠，说不定哪天就给自己来一下子。思前想后，还是自家人最可靠，俗话说得好么：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

那选谁好呢？首选当然是武承嗣，但武承嗣身体不好，武太后担心女儿嫁过去不久又要做寡妇，因此这事儿就黄了。

同为武家男丁的武攸暨便成了太平公主第二任丈夫的最佳人选。

可武攸暨已经成亲，难道要委屈太平公主做小老婆？

这显然不可能！如果武攸暨也丧妻的话，那不就成了么！

就这样，太平公主在守寡二年后又一次披上了嫁妆。

短短的两年时间，太平公主亲身体会到了母亲的专断独行和冷酷无情，也看到了世事无常和权力的巨大诱惑。这些事在她的心中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并自此改变了她的性情。

因为太平很像自己，武太后对这个小女儿也是特别的宠爱，经常邀她一起商议国事。但太平公主已经不敢像一般人家女儿那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她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从不随意对外吐露一个字。她明白，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做常人所不能。

天下，已经姓武了！

只是国号还是唐，皇帝仍姓李，这个名不副实的大唐以及它那根本做不了主的皇帝尽管对武太后俯首帖耳，但还是不能随便撤换的。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标榜自己是正统，是天子。于是曹魏取代东汉要来个禅让，唐取代隋也要禅让，甚至连八旗军入关建立清朝也是打着为大明皇帝报仇的旗号。

那么对于武太后来说，她的这个正统要怎么来？

正统分两部分，法统和道统。法统靠力，包括政治实力、武力和暴力；道统靠理，也就是说要用理论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

在武太后看来，法统应该不是问题。多年的经营，让她不仅有效控制了朝政，连军队也尽在掌控（平定徐敬业兵变即是证明）。手下的酷吏们更是深得暴力美学的精髓，足以让任何不听话的嘴巴及时地闭上。

而关于道统的准备也早已开始，之前所谓的“宝图”便是其中之一，还有什么平地一夜间冒出个小土包之类的，都被地方官员视作“祥瑞”纷纷上报。

载初元年，武太后下令在字库中加入新造的十二个字。蜗牛才疏学浅，只认得其中的一个——“曌”。而正是这个“曌”字，成了这位大唐最强悍女人的官方名称。

因为与“曌”同音，从此诏书一律改称为“制书”。

载初元年，道统的各项资料也有条不紊地出台了。

当年，薛怀义被拜为辅国大将军、鄂国公，会同若干和尚一起撰写了《大云经》。全书共四册，核心思想就是：武太后乃弥勒佛转世投胎，理当取代李家，成为天下的主人。

春官尚书李思文也积极为武曌造势，硬从《周书·武成》中抠出一句话，叫“垂拱天下治”，称太后当年定年号为“垂拱”正是与这句话契合，这就注定太后要受天命而恩抚天下。

两份奏章呈上去后，武曌笑而不语，下令转发全国人民传阅。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太后的意思，但是绝大部分人只是静静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一个直截了当说出太后心思的是一个叫傅游艺的侍御史。他本是一区区从六品小官，因为一无本领二无关系，混得很不得意。急功近利的他决定在武太后身上押一把。

一天，傅游艺带着自己从关中收买以及忽悠来的九百多名百姓前往皇城请愿。他的要求十分简洁，也非常大胆：请武太后改国号为“周”，改当今皇帝为武姓。

对于他的要求，武太后当即表示：不准。

虽说请求被驳回，傅游艺却被提拔为了正五品的给事中。这下，所有人都知道太后想要什么了。

于是，在京的官员和皇亲国戚们率先行动了起来，接着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四方小国和部落的国君和酋长，最后竟连超凡脱俗的和尚道士尼姑等都纷纷上疏，人数总计超过了六万。

眼见国家前进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一向沉默的李旦主动上疏，请求更改国号，同时给自己改名“武旦”。

“祥瑞”也再次顺应“民意”出现。

载初元年九月，百官上疏，称有凤凰从明堂飞到了上阳宫，再从上阳宫飞到了左肃政台，最后聚集在了梧桐树上。

这还不算，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宣称：有数万只凤凰聚集在了朝堂上。显然这是老天爷派来的使者，太后您该展翅高飞了！

两天后，武太后在众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勉为其难”地答应登基。

载初元年农历九月九日，武太后登上则天门城楼，正式宣布大周王朝建立，改年号为大周天授元年，同时大赦天下。

三天后，文武百官向新皇帝敬献了尊号——圣神皇帝。新皇帝废黜了李旦的皇帝之位，封其为皇嗣，赐武姓，原皇太子李成器也被改封为皇太孙。

紧接着，武曌念念不忘的那七座皇家祭庙也终于在洛阳城中立了起来。为了表明自家悠久的皇族血脉，以及解释国号“大周”的来源，武曌对“祖上”又进行了追封：其中，周文王姬昌被尊为“始祖文皇帝”，周平王姬宜臼的小儿子姬武被尊为“睿祖康皇帝”……直至老爸武士彟。所有健在的武氏男性成员都被封王，女性封为公主。这就是所谓历史上的“武周革命”。

山东青州有一个打鱼的老汉，姓王，不识字，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鱼，卖鱼、回家美美地喝上一壶。他觉得自己过得很惬意，从前高宗在位时他就是这么过，现在皇帝换成了一个叫武曌的女人，他还是一样地过。

神都洛阳城中的大部分官员也和王老汉差不多，依旧是每天正常上下班，到日子便去领薪水，唯一的不同只是朝堂上坐着的人换了。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除了武曌和她的党羽们，大部分人都很平静。

武曌不平静，兴头正起的她又想出了个标新立异的招数：各州一律改称“郡”。可惜制书刚发出去，就被人一盆凉水兜下：“陛下刚建大周，现在却又下令废‘州（周）’，岂不是很不吉利？”

于是制书下发没多久，一份标着“特急”的制书又风风火火地赶来纠正。咳，这事儿哪像一个六十七岁老人的所为，倒像是个十六七岁姑娘，想哪指哪。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武曌又下令在东西两京所属的各州内兴建大云寺一座，用于收藏那部被视为“革命”之根本的《大云经》。寺庙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选拔僧人定期讲学。

作为应时的产物，《大云经》与正统佛法关联不大，且因编撰时间短，错漏和矛盾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既然皇帝有要求，和尚就得想办法。于是注释这个行业开始兴盛起来。当然，高投入自然会有高回报：九名因注释或讲学工作出色的和尚被授予了县级公爵的爵位，获得了相当于三品以上官员标准的紫色袈裟以及四品官员才可佩戴的银龟袋。

大周王朝的风帆已经扬起，天下既定，武曌觉得，是时候任用些有真才实学的干将了。

你皇上心思变的快，难为了下面抬轿子的人。

饶阳县尉姚贞亮以傅游艺为榜样，发动了几百号人向武曌进献尊号——上圣大神皇帝。此时的武曌对自己已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能叫“圣”、“神”已经很了不起了，再来个“上圣”、“大神”就过了，再说尊号这东西既不能填饱肚子又不能抵御风寒，要来何用？于是姚贞亮的马屁被原封不动地踢了回去。

再看傅游艺，也没能真正享上几天福。为官者得把握分寸，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多说少皆有讲究。可傅游艺自恃恩宠，随便便把自己做梦登上湛露殿的事情告诉了他人。在那个告密成风，酷吏横行的年代，他很快便被“朋友”出卖。因不堪忍受折磨，傅游艺在牢房中自尽身亡，此时距离他发迹也就短短一年的时间。

武周王朝的大旗已立，武曌的亲戚们也都跟着飞黄腾达了，但他们并不满足，因为皇帝虽然姓武，可继承人姓啥还不确定。

在武家人看来，李旦无论怎么改，都还是李家的子孙！血统终究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十一章　武承嗣的太子梦

在武承嗣的授意下，凤阁舍人张嘉福煽动以王庆之为首的数百人上疏，并组织了一个“人民代表请愿团”奔走呼号，请求立魏王武承嗣为皇太子。

面对拳拳“民意”，武曌不禁心动，毕竟立武家正统更加符合自己的心思。不过易储毕竟是件大事，总要先问过大臣们的意思。

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长倩（本名岑长倩，因受武曌信任被恩赐姓武）首先提出反对，他指出，皇嗣武旦并无过错，怎可轻言更换？王庆之等人纯属胆大妄为，应当责罚，请愿团也为非法组织，理应尽早解散。

这番话虽然不对武曌胃口，但说的句句在理，武曌无力反驳。于是她转而又问了地官尚书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格辅元，结果同样令她失望。

连碰了两个大钉子，武曌一下子没了兴趣。而直接利害人武承嗣知道后更是极端不爽：居然敢公开坏我好事，哼，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长倩“意外”地被任命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吐蕃。刚走到半路，武长倩又被一纸制书紧急召回了神都洛阳。这次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一把沉甸甸的枷锁。

格辅元则直接被诬谋反，关入了大牢。

下了大牢，便是来俊臣的天下。

经过初步接触，来俊臣发现这二位都是嘴硬的主。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决定从武长倩的儿子武灵元处下手。

一番恐吓之后，心理素质不过关的武灵元的心理防线被攻破，除了“揭露”父亲的“犯罪事实”外，他还供出了春官尚书欧阳通等数十位“同谋”。

对于这些官员，来俊臣可不那么客气，招数变着法得使，欧阳通等人无数次因受刑而昏死过去，又无数次地被冷水浇醒过来。可即便如此，来俊臣依然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

最后，来俊臣干脆自己编造了一份笔录，强行取了武长倩等人的指模，以此结案上报。

对于这份案卷的真实性，我相信武曌心中是有数的。如果说朝廷之中，两位宰相和若干名尚书一同谋反，那无异于当场给皇帝两个大耳刮子：原来这就是你看人的眼光啊？所谓朝廷栋梁居然都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分子！

最终武曌还是做出了终审判决：涉案者全部斩首示众；剥夺首恶武长倩姓武的资格，刨其祖坟，暴尸荒野。

或许会有人骂武曌昏庸。事实上，聪明如她又何尝不明白这会成为后人诟讳的把柄，但她只能这么做，因为在这些人的身上她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不忠，以及对李唐皇室的念念不忘。

这种人，有证据要杀，没证据制造证据也要杀。否则他日必为武氏之祸！

随着众高官的人头落地，朝中大臣一片噤声。

有人失意，自然有人得意。

请愿团团长王庆之得到了武曌的亲自接见。

年近古稀的女皇端坐在朝堂上，仔细端详着堂下的陌生人，问道：“皇嗣乃朕的儿子，并无过错，为何要废掉他的太子之位？”

对于这个问题，王庆之是有准备的，他不慌不忙地答道：“古人说得好：‘神明不享用不同族的人的祭品，百姓也不祭祀别家族的人（《左传》：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试问当今是谁人之天下，怎能让一个姓李的人来做后嗣？”

望着拼命想挤出一脸忠贞相的王庆之，武曌突然很不舒服起来：你在大唐过了这么多年，而我大周立国才区区两年，怎么就让你这么死心塌地了？说得如此坚决，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想到这里，她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不愿再说话，只是挥手让他离开。

王庆之没想到精心准备了那么久居然连个正式上台表演的机会都没有，急得赶紧趴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流泪诉说着自己对武家的忠心，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女皇效命。

看着可怜虫涕泪横流的模样，武曌有些不忍，便命人取来了一张盖有玉玺的文书：“以后若想见朕，凭它就可以进来。”

此后，王庆之倒是常常觐见，只是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话外加眼泪鼻涕一大把。而他的请愿团也总在宫门外大呼小叫，搅得宫里宫外都不得安生。更让武曌受不了的是，此人越来越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俨然一副内宫行走的模样。时间长了，她也烦了，决定给王庆之一点教训，别老不把自己当外人。

惩罚措施么，就打几板子吧。

凤阁侍郎李昭德奉命负责处罚事宜。

领命后李昭德将王庆之带到了宫城南面的光政门外。直到这个时候，王庆之还是一脸的不以为然：哼，等明儿女皇心情好了，让你们都乖乖叫我大爷。

可惜他已经没有运气再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光政门外，李昭德一改平日的和颜悦色，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杀气。他大声向门外的官员以及请愿团的成员宣布：“此贼欲废我皇嗣，立魏王为太子！”

他留着后半句没说，但在场的人都明白，后面那半句便是——人人可得而诛之！

见势不妙，王庆之欲开口辩解，却见李昭德已祭出了法宝：“奉皇上令，棍打此贼！”

左右答应一声，便将王庆之按倒在地，举棍就打。很快光政门外便只剩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见领头的没了气，请愿团也一哄而散。

人死了，李昭德得回宫复命。虽说打人是奉旨，但打死人却并不在授权范围之内。

李昭德的汇报短小而精干：“王庆之体弱，不经打，几棍下去便一命呜呼了。”

武曌心里明白，她瞪了李昭德一眼：“哦，就这么死了？”

李昭德倒也沉着：“先帝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革命而建立大周，上承先帝，下传子孙，方能成就万代基业，怎能轻易将皇位拱手让与外人？”

武曌：“……”

“自古以来，从未听说哪朝哪代的天子为姑妈建造过祭庙。况且就算侄儿会给姑妈建造祭庙，但先帝将自此享受不到祭祀的香火。望陛下三思！”

如果说前面的话主要是点明了侄子和儿子的区别，那么后一段话便是勾起了武曌对丈夫的深深回忆。无论她心里是怎么看待李治的，这个让她付出了半生精力的男人无疑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李昭德的这顿乱棍和点拨，让武承嗣等人先前的努力顿时化作了泡影。

王庆之的死，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有人会说官场太黑暗，政治家都是六亲不认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无论你在台上的时候有多嚣张，永远不要去挑战大多数人的底线，要为自己留好退路。否则，你的前方将不出意外地铺满软硬不等的钉子。套用《小兵张嘎》里的一句台词：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但为了进步，有人还真是什么都肯豁出来。郭霸便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靠迎合女皇发的家，时任监察御史。听说他的顶头上司、御史中丞魏元忠卧病在家，郭霸立刻携厚礼上门探望。生性刚直的魏元忠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只是简单地寒暄客套了几句。

这时，魏元忠的家人拎了个马桶出来，还没走到门口便被郭霸叫住。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身为朝廷命官的郭霸上前打开了马桶盖，用手取出了一块大便，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尝了起来！

在场的人一阵恶心，可人家郭霸却是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巴，十分高兴地向魏元忠道贺：“大夫（即御史大夫，御史台最高长官，御史中丞是副职。郭霸称魏元忠为大夫就如今天称XX副局长为XX局长一样，是种讨好的方式），您的身体很快就会好了！如果拉出来的大便味道是甜的，那就要小心；而我尝出来大夫的大便又臭又苦，说明身体机能正在好转，请不用担心了！”

可惜魏元忠压根不领他的情。很快，几乎人人都知道了郭御史的“光荣事迹”，个个都嘲笑他在“尝粪识病”方面的特殊造诣。

然而魏元忠可以不齿郭霸，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第二十二章　狄公的自我救赎

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魏元忠再次入狱，罪名还是“结党营私，阴谋叛变”。告他的人，依然是来俊臣。背后推手则是武承嗣。

武承嗣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做皇位的继承人。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梦想却总是被那帮不识趣的大臣所击破，因此除掉反对他的人就成了他当前的主要目标。来俊臣更是一天不审案就手痒心痒，两人一拍即合。

这次下狱的除了魏元忠，还有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任知古、冬官侍郎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相卢献、潞州刺史李嗣真，以及地官侍郎狄仁杰。

托电视剧的福，狄仁杰可谓家喻户晓的名侦探。不过历史上的狄仁杰可不只是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更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官员。

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先后在汴州和并州任参军，后被任命为大理寺丞，即最高法院法官。在大理寺丞的位置上，他踏实肯干，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处理了大量的积压案件，处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多人，且均无上诉，因此得名“平恕”。当代编剧的不少灵感估计也是来源于此。

这“一万七千人”估计有水分。实际做过工作的人都知道要想真正做好几件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更不要说狄仁杰怎么能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弄清楚全国一万七千人的是非曲直。好在咱们也不用深究，总之明白狄仁杰是个能干的官员就得了。

不仅如此，狄仁杰还勇于坚持原则和捍卫法律的尊严，上至皇帝下至同僚都在他的面前碰过钉子。

高宗在位时，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被人举报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搁在其他地方这事顶多也就是触犯了《昭陵管理条例》，写份检讨外加罚款就可以了。但气头上的李治却下令将二人拖出去斩首。

身为执法者的六品小官狄仁杰挺身而出，当场指出皇帝责罚过重，依律不当如此。

已是气红了眼的李治咬牙切齿地告诉所有人：“这俩小子让朕成了不孝子，简直罪大恶极！朕今天一定要杀了他们！”

狄仁杰颇有当年魏征的风范，仗理寸步不让：“两名大将只因误砍了一棵树就要被斩首，后世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

历来读书人对付皇帝最厉害的便是这句。

想到后人可能的评说，李治很快冷静了下来，收回了成命。同时，狄仁杰的见识和胆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狄仁杰便升任侍御史，成为了一名监察官员。

在狄御史看来，弹劾有过错的官员，维护朝廷法令是自己的职责。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得很好。

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皇帝的宠信，横行无忌。

作为监察官员，与不法行为作斗争是狄仁杰的职责。而王本立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他弹劾的对象。

见狄仁杰弹劾自己的“宠臣”，李治主动“打招呼”：小王本质还是不错的，偶有点小错，就算了吧。

狄仁杰一向很有原则：“朝中虽然缺乏人才，但绝对不缺王本立之流。陛下何必为一罪人破坏国家法令？若是陛下一定要宽恕他，还请陛下先把微臣流放！”

最终王本立被依律定罪，狄仁杰也靠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李治夫妇的重视，被安排到各岗位轮岗锻炼，几经沉浮后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被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为相之路。

为相后不久，一次单独与武曌沟通的机会，武曌突然说道：“爱卿在汝南任职时政绩不错啊！”

狄仁杰赶紧谦虚一下：“不敢，都是陛下治国有方，臣托陛下的洪福罢了。”

“可是当时却有人向朕打你的小报告。爱卿想不想知道是何人所为啊？”

这话看似简单，却着实难答。说想吧，不免让人觉得你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说不想吧，又不符合人性，显得太虚伪。

即使把这个问题作为当代公务员面试的考题，定然也很见水准。

狄仁杰到底是狄仁杰，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确有宰相之才：“如果陛下认为臣有过失，臣当改之；如果陛下明白臣没有过失，那是臣的幸运。所以，臣并不想知道。”

这次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的测试结束了，结果是狄仁杰在女皇心中的地位又抬高了一些。

可惜酷吏来俊臣还在。但凡被他瞄上的都很难逃脱。狄仁杰也不例外。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来俊臣对刑律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若身负死罪之人首次接受审讯即坦白交代，可以免除死刑”一项。

狄仁杰等一干人入狱后，来俊臣首先来软的，劝他们坦白从宽，既免了皮肉之苦，也可保全性命。

但没做过的事情怎可轻易承认，高官们大都拒绝认罪，唯有一人“屈服”了，而此人正是狄仁杰！

狄仁杰的供词很简单，原文不过十一个字：“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实。（武周革命轰轰烈烈，万物重生。我等乃唐朝臣子，指控的谋反，确有其事！）”

狄仁杰如此配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判官王德寿由此得出结论：在狄仁杰身上下些功夫，可能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提审的时候，王德寿索性直白相告：“我打算借这个案子更进一步。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工作的亮点。如果狄公能把杨执柔（当时的另一宰相）牵连进来，定能免除死刑。狄公以为如何？”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陷害，狄仁杰不由仰天长叹：“皇天后土，怎使我狄仁杰为此勾当！”说罢一头撞向旁边的柱子，当场血流满面。王德寿怕真把他逼死了，只得好言安抚，请他好生休养。

见口供已经取得，只等核准的公文下发便可结案，来俊臣等人也就放松了对狄仁杰的看管。

可惜他们都错了。当年官卑职小时狄仁杰都敢公然和皇帝叫板，又怎会一下子变得如此懦弱？他之所以这样“委曲求全”，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他将冤情写在被面上，藏于棉衣之中，随后若无其事地向王德寿提出：因天气转暖，特申请准许家人将此衣改成夹袄。

因为狄仁杰之前的良好表现，王德寿没有多想便批准了。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拿到冤状后立即向皇帝武曌报了告。

按照常理推断，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沉冤昭雪，恶人得到惩处。可来俊臣是何等人物，怎会败在区区一纸诉状上？

面对武曌的询问，他一副无辜的表情：“陛下圣明。狄仁杰等入狱后，臣连他们的腰带都不曾碰过。考虑到他们原先的级别，还特地予以优待，吃住舒适，绝无刑讯逼供之事。若非他心中有鬼，又怎会这么快就认罪呢？”

双方各执一词，都是口说无凭，于是武曌决定派通事舍人周綝前往狱中实地调查。

若放在现在，上面有人来视察，下面都是几百米外就敲锣打鼓、满脸堆笑地前来迎接，把“钦差”伺候得哪里都舒坦。可周綝的这次调查，却着实丢了一把钦差的脸。

周綝来到监狱后，只见狄仁杰等一干人犯身着官服，衣帽端正，规规矩矩地在西面站成一排。而周綝的表现则更为滑稽：人犯们站在西边，他却只敢盯着东边看，一句话也不问，只会嗯嗯啊啊。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来俊臣的厉害！

除了当朝皇帝，没人敢在来俊臣面前喘粗气。管你什么宰相、尚书，只要来俊臣动动嘴，早晚便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见周綝这副模样，来俊臣更是轻蔑地撇了撇嘴，安排手下将以狄仁杰等人的名义所撰写的《感谢赐死表》拿出来，让周綝带回去交差。

其实来俊臣大可不必如此画蛇添足，只要周綝回去一汇报，接着就是等处决的公文下发就一了百了了，现在弄出个《感谢赐死表》的东东，实在是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而此时一个九岁小孩的一句话也帮助了狄仁杰一把。

小孩的父亲是前宰相乐思晦。因父亲遭来俊臣陷害而被杀，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被罚入司农寺（农业部）做了下人。

虽然年纪还小，但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却让他显得比同龄人都成熟。继狄光远向武曌申诉后，他也声称自己有事要密告皇帝。

见到武曌的面后，这个孩子坦率地说出了许多大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话：陛下的法律正在被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们玩弄！

武曌自然不会把一个小孩子的话放在心上，她只是觉得这个孩子明明一脸稚嫩，却硬要装出成人般严肃的表情，非常有趣。

不过这个小大人接下来的话却让她上了心。

“陛下如果不信，不妨找一个绝对忠于陛下而且陛下也绝对信任的人试一试。只要说他有谋逆之嫌，并把他交给来俊臣，用不了几天，任何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个叛徒！”

一脸憔悴的狄仁杰终于等到了与皇帝面谈的机会。

金銮殿上，女皇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疑惑：“怀英（狄仁杰字怀英），你当初为何承认谋反？”

对此狄仁杰只有苦笑：“陛下圣明，臣若不承认，恐怕陛下现在也就看不到微臣了。”

武曌更加不解了：“既然如此，为何还向朕呈递什么《感谢赐死表》？”

这回换狄仁杰惊愕了：“臣并无此表。”

一旁的宦官随即递上了周綝带回来的表章，两人一核对，才发现原系来俊臣等人伪造。

明知来俊臣欺君，但武曌对他的宠信却并未减少。她知道来俊臣不过是一颗棋子，绝非这件事情的主谋，而且就算他再怎么胡来，也绝不敢对自己有异心。

得知女皇没有赐死这些人犯，武承嗣和来俊臣再次上疏。为避免武承嗣一家独大，同时又不让他太没面子，她做出了最终判决：被捕的七名官员中，除裴行本和李嗣真流放岭南外，其余五人都外放做县令去！

这次与朝臣的交锋，以武承嗣一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而随着他权势的增长，趋炎附势之徒接踵而至。被流放官员之一的崔宣礼有个外甥叫霍献可，官居殿中侍御史。为了抱上武承嗣的大腿，同时表明自己大义灭亲，他直接向武曌抱怨说处罚太轻，尤其是自己的舅舅，简直就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还表示：“陛下若不斩崔宣礼，臣今日就死在陛下面前！”

这等小人的叫嚣，武曌自然不会理会。不料霍献可为达目的还真舍得下血本，居然真的一头撞在了金殿的台阶上，当场血流满面。

可惜武曌依然不为所动，只是命人把他架了出去，给他疗伤。此后，霍献可仁兄头上便一直系着那条包扎伤口的绿色缎带，即使戴着官帽，也一定要露出一截来以示忠心。

面对武承嗣和来俊臣的跋扈横行，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但也有一些正义之士勇敢地站了出来。

之前“意外”打死王庆之的李昭德便是其中之一。

李昭德明白，武承嗣既无本事，又无品行，唯一仗恃的便是出身。所以他决定直接从源头上来对付武承嗣。你不是经常找你姑姑打小报告么？那我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在一次私下里的汇报工作中，李昭德直截了当地提醒武曌：“魏王权力太大，要小心了。”

对此武曌很有些不以为然：“魏王是朕的亲侄儿，朕把他当作心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李昭德笑了：“侄儿和姑妈的关系，可以与父子之情相比么？儿子尚且有杀父篡位的，何况侄儿？如今魏王爵封亲王，官拜宰相，手中的权力比起天子来也相差无几。臣实在是为陛下担心！”

听着他的描述，武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许久才缓缓说道：“朕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些”。

为避免李昭德一语成谶，武曌当即着手削弱武承嗣等人的势力。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原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王武承嗣被授予“特进”的头衔，名为提升，实则被剥夺了各方面的实际权力；原任纳言的武攸宁也被降级为冬官尚书。

除了武承嗣，李昭德还很看不惯那些靠进献“祥瑞”而上位的家伙，一有机会便当面予以揭穿。

有人在洛水河中捡到一块白底红纹的石头，便当个宝一样前来进献。负责鉴宝的官员没瞧出什么名堂，便让他解释一下。

结果这位老兄一脸猥琐地媚笑说：“这块石头有赤心。”

李昭德当时也在场，他大喝一声，说：“胡说八道！这块石头有赤心，难道其他石头都要谋反？！”

在场官员顿时都大笑了出来，这位倒霉的老兄也只好狼狈地走了出去。

还有一个叫胡庆的家伙，他连个有红色纹路的白石头也没找到，就搞了个山寨版的“祥瑞”——用红漆在乌龟壳上写了“天子万万年”五个大字，并来到了神都碰运气。

运气没碰到，倒是碰到了李昭德。

李昭德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玩意，于是下令用刀把漆刮掉，并以欺诈罪把胡庆关了起来，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这时候运气总算是照顾了他一下。得知此事后武曌觉得处罚这种糊涂蛋意义不大，况且对方也无恶意，便下令将他放了。

第二十三章　太子爷两过鬼门关

皇嗣武旦，因为做人低调，循规蹈矩，加上朝中大臣的极力维护，令武承嗣和来俊臣有所顾忌，因此并未直接受到冲击。

之前咱们说过李贤仪表堂堂，亲兄弟武旦想必同样不差，而且他举止端庄，寡言少语，平时里深居简出，这些都给他高贵的气质外又笼罩了层特别的神秘感。

可惜，男人太有魅力也不是好事。连说话都不敢高声吭气的武旦就因为一次桃花运险些倒了大霉。

武曌掌权后，身边一些宫女的势力开始变大。

韦团儿便是其中之一。

韦团儿的职务是“户婢”，简单地说就是看门的宫女，一个打杂的下人。俗话说宰相家的丫鬟也是七品官，韦团儿的地位也绝非普通人可比。也不知是天生胆大还是在武曌身边久了，她各方面都向女皇看齐。夺权登基估计还不敢，但是男人么，呵呵，她还没有得不到的。

这次，她看中的对象是武旦。

武旦尽管平日里活动不多，但每天给母亲请安还是要的。身为户婢的韦团儿自然便少不了与武旦接触（这才是真正的职务之便吧）。

要说韦团儿真心喜欢武旦我看未必，估计还是以猎奇外加尝新鲜的心理居多。不管怎么说，以后只要与武旦碰面，韦团儿就会抓住一切机会挑逗他，甚至在不当值的时候也会自个跑到东宫去。总之一句话：我是愿意的，你懂的！

面对韦团儿充满情欲的热辣眼神，武旦没有像毛头小子一样脸红心跳双手不听使唤，相反他只是一如既往的沉默。

有人说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其实那只是表面。男人的确容易从下半身被挑逗，但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大脑。我相信，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韦团儿，武旦不可能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但他脑中始终有根弦是绷紧着的——这可是母亲身边得宠的宫女，不是那种可以随便支使的普通女子，危险系数极高。自己虽说是皇嗣，实际幸福指数还远不如一个普通的七品县令。倘若贪图一时的快活而导致日后的灾祸，那实在是大大地划不来。

而在韦团儿的眼中，武旦就是一潭死水，即使自己全身心扑入，却连个波纹也没能泛起。

作为女人，韦团儿的失望可以想象。沮丧让她点起了熊熊的复仇之火：我长得不美吗？身材不好吗？老娘找你是你的福气，你凭什么看不上我？我什么样子都让你看见了，传出去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不行！我要报复！

她的报复招数不是跑去找别的男人然后让武旦“碰巧”看到，而是直接向武曌告密。不知道是不是心中终究还是挂念着武旦，抑或是知道轻易动不得，她没有直接说武旦的不好，而是声称武旦的正妻刘氏和德妃窦氏对武曌心怀怨恨，暗中施妖法诅咒武曌。

对于所有帝王而言，跳大神、扶乩或是请高士作法之类的行为都是属于限制性行政许可的范畴，有且仅有皇帝本人才可以涉及此类活动。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正月，刘妃和窦妃前往嘉豫殿给武曌拜年，之后便再也没有出来。

据说二人被杀后，尸体便埋在了宫中，但“莫知所在”。窦妃之子李隆基登基后曾下令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母亲的遗骨。

两位夫人在一天内同时被冤杀，武旦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主谋是韦团儿，但命令却是出自武曌。为了保全自己以待来日，武旦仍然表现得和往常无异。

仅仅在母亲面前“正常”是不行的，武旦还下令东宫除不得再提及两位夫人外，继续该干嘛干嘛。

这种“正常”根本就是反常！

但这又如何，总不能说没有怨言也有罪吧？

刘氏和窦氏被处死后，韦团儿并没有收手，复仇的怒火已经蒙蔽了她的双眼。而武旦便是她的下一个目标。

宫女想谋害太子，听起来实在有些骇人听闻，即使有女皇的宠信，但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说到底，她只是一个宫女；而她谋害的对象，却是被众多大臣视为正统接班人的太子。

可她还是一意孤行，这便犯了众怒。

某知情人向武曌举报了韦团儿。

武曌勃然大怒。她这一生，从来都是在算计别人，现在居然被一个区区宫女拿来当枪使，简直是对她极大的侮辱！

韦团儿被处死了。

但武旦所面临的形势却没有任何好转，反而继续恶化。

尚方监裴匪躬和内常侍范云仙因为私下拜见了武旦，被腰斩于市。

从此，武旦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两位夫人死于非命的前一天，万象神宫内举行了皇家祭祀。

祭祀每年都要举行，但这次献祭者的位次却非常微妙：第一个献祭的当然是武曌，但第二位却不是皇嗣武旦，而是魏王武承嗣！而第三位献祭的依然不是武旦，而是梁王武三思。

作为皇嗣的武旦，只能和朝臣们一起站在堂下跑龙套。祭台旁武承嗣和武三思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堂下的武旦也是谦恭、温顺一如往常。

显然武曌的心理天平已经在向武承嗣倾斜，武旦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重新燃起希望的武承嗣决心一鼓作气。

在他的授意下，来俊臣再次开足马力，目标直指武旦！

裴匪躬和范云仙被杀后，有人举报武旦有“异谋”。

皇嗣还能有什么“异谋”？无非是想提前登基罢了！

这一下正中武曌的死穴。

“劳苦功高”的来俊臣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虽然武承嗣和来俊臣打算“完全地、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武旦毕竟是天下公认的皇位第一继承人，又是女皇的亲生儿子。如果不能一击即中，后果不堪设想。

但直接抓捕武旦暂时还不可行，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从他的身边人入手。

事实再次证明，武旦不但会装孙子，培训下属的功夫也是一流：几轮用刑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武旦有“异谋”！

来俊臣很是沮丧，这简直是对自己酷吏名声的侮辱，于是他安排了更加严酷的刑罚。重刑之下，受审者俨然已经遍体鳞伤，气悬一线。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于有些人，信念远比死亡重要。来俊臣的酷刑非但没有让他们屈服，反而让他们更加从容地面对死神。

东宫的工匠安金藏便是如此。看着自己皮开肉绽的身体以及伤口处不断涌出又不断凝固的鲜血，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意志。趁审讯人员不备，他一把夺过了守卫的佩刀。

这一非常举动让主审来俊臣大惊失色，连忙向后躲避，手下也赶紧拔刀在手，审讯现场立刻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惊险局面。

然而他们都错了，安金藏并不想“暴力抗法”。他紧握佩刀，抬头用极其凄厉的眼神盯住来俊臣，厉声高呼：“来大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把心挖出来让你瞧瞧！我这赤胆忠心之人决不会说谎，皇嗣绝无谋反之意！”

话音刚落，扑哧一声，安金藏将刀插进了自己的肚子，强忍着剧痛割开了肚皮，顿时五脏六腑伴随着大量鲜血全都流了出来，他因疼痛难支当即倒地不省人事。虽说是见惯了血腥场面，在场之人也难免掩面侧视，不忍再看。

好人命不该绝，这事很快传到了武曌的耳里。她当即下令将安金藏接进宫来抢救。太医们忙活了整整一夜才终于将安金藏从鬼门关外捞了回来。

得知安金藏脱离危险，武曌亲自前往探望。刚刚恢复意识的安金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满是伤痕的脸上唯有两行清泪，却还要挣扎着下床给武曌行礼。女皇面色显露出难得的温和，仿佛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朕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了解，连累你被害成这个样子……”

自打安金藏被接走后，来俊臣就一直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终于他等来了武曌的最新指示：立即停止一切审讯，撤销案卷，被捕人员全部释放！

武承嗣的心情也是一下子从谷峰跌倒了谷底。惊愕之余，他终于意识到对手武旦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可欺。

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武旦东宫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而这一次交锋也成了武承嗣心中永远的痛。此后他再也没能折腾出再大的动静，以至于积郁成疾，最终一命呜呼。

而这又能怪谁呢？谁让你鲜廉寡耻、道德低下、才能平庸而又不走正途？武曌虽说是你的姑妈，但也识得你有几斤几两。退一步讲，就算女皇立了你，你又靠什么坐稳江山？

来俊臣虽然先后下手未果，但这并不代表酷吏一派的失势，因为武曌内心的不安始终存在，所以来俊臣的成功之道依然被很多人成功地效仿。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曌收到密报：流放岭南的政治犯密谋叛乱！

密报的可信度虽然不高，但武曌素来不会轻视此类事件。经过多方权衡，司刑评事（相当于助理审判员）万国俊被授予摄（代理）监察御史头衔，负责前往岭南道彻查此事。

万国俊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不是平庸之辈，《罗织经》便是他和来俊臣共同的结晶。在万国俊看来，来俊臣的本事并不比自己强很多，却能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而自己空有一身好本领，无奈被埋没于众人之中，难免常常会有不得志的感觉。

第二十四章　武的全盛时代

万国俊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得让“上面”看到自己的能力；而要让自己得到重视，就得抓住机会制造“亮点”。此行去岭南道，便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大好机会。

而这个“亮点”，当然不是查清楚每个嫌疑人的真实想法，那样做出力不讨好，皇帝也不会满意。要想一鸣惊人，就得有非常之举。自古为官之道，就是讨好、迎合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人。此外别无二法。

经过长途跋涉，万国俊到达了广州。岭南道的大小官员们对于这位特使都是小心招待，唯命是从，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扣上顶大帽子，落得个家破人亡。

在广州，万国俊召见了全体被处流刑的犯人。

听说中央的大官召见，犯人们还以为是苍天有眼，青天大老爷降世帮自己脱离苦海来了，万没想到来的不是什么青天，而是阎罗大王。

犯人们集中完毕后，万国俊没有训话，没有坐堂，没有出示相关文件，而是直接撂下一句话：“圣旨到，赐尔等全体自裁！”

这下可炸开了锅，被流放到这蛮荒之地，虽然衣食住行一塌糊涂，还要和蚊虫、毒蛇之类的动物死掐，但好歹命是保住了。现在不给任何说法，就让人死谁会甘心？一时间，悲哭呼号者有之，大声叫骂者有之，表情木然者有之，就是乖乖自杀者没有。

面对一团糟的局面，万国俊再次显示出了冷酷无情。他动用当地的差役和驻军，将犯人们分割为若干批次，分批驱赶到河边斩首，最多的一天杀了三百多人。河岸边的青草全部被染成了红色，衣衫破烂的无头尸体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奔腾而过的河水似乎也在为屈死者呜咽。

望着这一惨景，万国俊的脸上却挂了得意的微笑，仿佛这些人的鲜血已为自己冲平了前进的道路。

当然，杀人并不能解决问题，调查报告写得好坏才直接关系到前面的努力能否见到预期的效果。

首先是假造供词。供词中，所有人均承认谋反，罪有应得，万大人执法如山云云。

接着是万国俊的报告和建议，除了详细描述自己如何运用富有技巧的讯问手段明察秋毫外，就是强调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岭南道有如此多的流刑犯参与叛逆，其他各道想必问题也不少，一定要严肃对待，“若不推究，为变不遥”。

果然，得到报告后武曌大喜，当即加封他为从五品的朝散大夫，代理侍御史。同时根据万国俊的报告，指派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等五人为使者，全部加授代理监察御史的头衔，分别前往全国各道调研流刑犯的情况。

这五人官职不一，出身也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官职都不大，不是七品就是八品。要说中国各王朝大多把监察官员的级别定的较低，可能这也是一种机制，监察官员要想晋升就得紧紧盯着其他的官员，得出成绩。这便是皇帝制约高级官员的一种手段。

可惜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尤其是当执法者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时。应该说，万国俊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即杀人越多越说明工作能力强，也越容易得到重用。

于是这五位使者几乎照搬了万国俊的套路，可怜流刑犯们连个走过场的机会都没有，全都死于了非命。使者们的工作成果大致如下：刘光业杀七百余人，王德寿杀五百余人，其余三人手中沾的鲜血也均未少于一百人。后来被处流刑的政治犯杀光了，就抓早年因刑事案件被处以流放的犯人充数。一时间各地人头滚滚，愁云阵阵。

不过一味的模仿并不总能取得成功。武曌到底是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接到各道上报的情况后，她发觉其中存在滥杀无辜的情况，于是迅速召回了各道使者，停止了相关“调查”，并恩准幸存的流刑犯及其家属返回故里。

这就是酷吏横行时代的巅峰标志——六道使者事件。尽管最后被紧急叫停，但这无疑又给武曌的政治生涯抹上了一个大大的污点。

冷酷的现实使得人们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唾面自干”的成语便产生于这一时期。

娄师德时任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位很高。但即使身居宰相之位，他也天天笑脸迎人，从不轻易与人计较。

当然这可以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大人不记小人过。可他的真实想法却未必如此。

他的弟弟奉命出任代州刺史，兴冲冲的来向哥哥报喜。而娄师德不是开心地鼓励，却是兜头一盆凉水浇了下来：“我身为宰相，你又是一州之长，咱家可谓位高权重，极易招来杀身之祸。你小子别光顾着高兴，先想好以后怎样全身而退吧！”

弟弟不解，明明是件好事，怎么哥哥会说这么丧气的话呢？不过素来知道哥哥为人谨慎，做事低调，这样说也属于未雨绸缪。于是弟弟想了下，恭恭敬敬地说道：“兄长不必忧虑。从今往后，就算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也绝不发火，自己把脸擦干净就好。”

听了这话娄师德的脸拉得更长了，他痛心疾首地告诫说：“唉，你终究还是不懂事。须知这么做在别人看来便是反抗，只会让他更加生气！所以有人唾你，你要笑，让唾沫自己干掉！”

嘿，这话听着是不是很贱？

乍看确实如此，但事实上娄师德也绝不是会让随便什么人都来吐自己一口的，他所能接受的范围仅限于来头比他大以及能够左右他命运的人。所以这绝不是值得推崇的做法。

至于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六使者，除万国俊外并没有捞到实质的好处，而是不久便相继亡故，据说死前都曾梦到冤魂前来索命。当然这应该只是浪漫主义的描述，不过天理昭彰当无可疑。

或许有人会说武曌时期社会过于黑暗。事实上，除了重用酷吏和外戚外，武曌在历史上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的。在三部正史中，《旧唐书》相对客观，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则明显持贬武的态度。二书对于当时的阴暗面着墨不少，对正面功绩则写的较少。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收复安西四镇应算作功绩一件。

安西四镇，之前提过，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军区。四镇一度陷于吐蕃之手，后在裴行俭和王方翼等人的努力下又重归唐朝统辖（不过那时的四镇已经变成了龟兹、于阗、碎叶和疏勒）。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趁着李治去世，武曌忙着安内的机会吐蕃再度出兵，四镇再次失守。

此后吐蕃人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唐朝的关中地带。驻守在西州（吐鲁番）和河西走廊的唐军感受到了较大的威胁。

西州都督唐休璟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上疏，请求加强西部地区的军事防御，并寻机收复安西四镇。

又一位传奇人物王孝杰就此登场。

王孝杰可不是官场新人。早在仪风三年（公元678年），他便跟随李敬玄参加了对吐蕃的反击行动。王孝杰和工部尚书刘审礼均被吐蕃俘虏，刘审礼不久便因伤势过重而亡。

李敬玄兵败受罚，而王孝杰也开始书写他的传奇之路。

作为被俘的高级军官，王孝杰没有被罚做苦力，而是得到了吐蕃赞普器弩悉弄的亲自接见。

一般来说，敌方首领碰面不外乎两种目的，要么奚落对方，发泄怨气；要么甜言蜜语，试图收为己用。

王孝杰早已做好打算：若对方奚落自己，便痛斥对方，拼着千刀万剐也不能让对方讨了便宜；若对方劝降，则破口大骂，宁死不负大唐！

双方相见，四目相接，还没等开口，器弩悉弄便大哭起来。器弩悉弄边哭边嚷着，四周的吐蕃侍从也都已目瞪口呆，王孝杰因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当中。

不一会儿，几个衣着华贵的吐蕃人恭敬地走了上来，为王孝杰解开了绳索。哦，看来是要放了自己。

王孝杰大踏步地向帐外走去，可刚走到门口，卫兵便把枪一横：出去的不行！

这算什么？

这时一个翻译走了过来，轻声告诉了他原委。

原来，王孝杰长相酷似芒松芒赞，勾起了还是个孩子的器弩悉弄的思父之情。而他反复在说的一句话就是：“此人貌类吾父。”

于是王孝杰被披上了吐蕃的民族服装，作为天赐贵客留在了吐蕃，每天好吃好喝好玩，除了不能离境倒也没有约束。而他的工作便是当器弩悉弄有需要时扮演下前赞普，安抚一下人家的思父情节。

搁在现在，特型演员的工作可是相当吃香的，但王孝杰并未就此恋上“腐朽的生活模式”。趁着四处游览的机会他重点考察了吐蕃的各个军事基地，将其军队的驻扎情况和基地的分布烂熟于心。

后来唐吐关系趋向缓和，器弩悉弄也长大成人，对王孝杰的“父亲替身”需求逐渐减弱。经双方友好协商，王孝杰终于回到了中原，被封为了右鹰扬卫将军。

事实上，促成王孝杰回归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吐蕃内政不稳，敌对的两派势力都把重心放在了内耗，对外的军事行动退居次要地位。正好中原政府又前来要人，趁机做了个顺水人情。

松赞干布死后，禄东赞家族专权。论钦陵及其兄弟凭借自身的能力以及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进一步捍卫了家族地位。器弩悉弄的父亲芒松芒赞没兵没人，根本无法撼动论钦陵家族。他死后，这一遗憾便留给了儿子器弩悉弄。

尽管年幼登基，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器弩悉弄的心思渐渐长大，开始暗中策划向论钦陵家族夺权。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器弩悉弄争取到了亲自主持吐蕃盟会的机会。

吐蕃盟会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会议，主持者自然是国家的大老板。按照传统，盟会应由赞普主持，而事实上多年来这一位置都为禄东赞家族所占据。此次夺回主持人之位，正是对禄东赞家族的公开责难和挑战。

论钦陵兄弟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再牛，也还是赞普的臣子。此后，器弩悉弄更是步步紧逼，禄东赞家族的好日子俨然已快到尽头。

趁着吐蕃内斗的机会，唐休璟提出进军西域，重夺安西四镇。

这确实是个机会。不过该派谁去呢？

考虑再三，武曌将目光锁定在了久居吐蕃、熟知西域的王孝杰身上。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十月，王孝杰被加封威武军总管，会同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共同进军西域。首战即大败西突厥可汗（吐蕃册封）阿史那馁子所部，深入到了西域内部。

“战神”论钦陵仓促应战，被准备充分的周军击退。

按照论钦陵的一贯作风，一次失利不算什么，重整旗鼓再战便是。可惜当时吐蕃内部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朝野上下对论钦陵家族专权早有非议，此次的失利更是被对手拿来大做文章。深恐后院失火的论钦陵决定班师回朝。毕竟平息内部纷争更为重要，西域嘛，等腾出手来再说。

可惜，论钦陵这次西域一别竟是永远。

借着论钦陵撤兵，王孝杰和阿史那忠节一鼓作气，横扫整个西域，重新夺回了龟兹、疏勒、于阗和碎叶四镇。

借鉴之前的教训，武曌在和众大臣们商议后决定将安西大都护府迁至龟兹，驻军两万四千人，以防吐蕃突袭。

吐蕃境内，论钦陵家族势力日益收缩，再无力开展夺取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周（唐）在西域的统治终于安定了下来。

长寿三年（公元694年），王孝杰因功被提拔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终于出将入相了。

第二十五章　尘归尘，土归土

借着西域大捷，武曌也给自己找了件开心事：接受武承嗣等人进献的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同时改年号为延载并大赦天下。

或许是觉得这个尊号不够分量，第二年正月，武曌在尊号前又加上了“慈氏”二字，并再次改年号为证圣。

然而，没有人能够一辈子都做上帝的宠儿。

神都洛阳。正月十七日，夜。

居民们还在睡梦中回味元宵佳节的喜庆场景，突然一场冲天大火拔地而起，把整个洛阳照得如同白昼。惊醒的人们仓皇间四顾张望，却发现大火正是源自那座前无古人的明堂！

明堂气势恢弘，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计量，是武曌心中大周王朝的代表性建筑。它怎么会在一夜间付之一炬？莫非是上天对武曌的责罚？

追查的结果令武曌更加惊讶：大火是人为的，纵火者不是别人，正是明堂的总负责人薛怀义。

武曌极度宠爱薛怀义，因此爱屋及乌，对佛门弟子都十分敬重，那些号称法力高强的师傅们更是被推崇备至。

洛阳麟趾寺有位老尼姑，与一个叫韦什方的人一搭一合。老尼姑装神弄鬼，帮人“预见未来”，自称为“净光如来佛”；韦什方则自称出生在三国时期，迄今已有六百多岁。很快两位“高人”的大名就传到了武曌的耳中。

金銮殿上，这二位一吹一唱的联手忽悠让武曌非常受用：自己本就是上天的宠儿，现在又派了个“如来”和“大仙”辅佐自己，呵呵，真是不想福如东海、寿与天齐都不行啊！

老尼姑是出家人，又是女性，不便当官，于是武曌赏赐了重金，任命其为皇帝的民间私人顾问；韦什方是入世之人，赐姓武，封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一跃成为了当朝宰相。

在任命的公告中，韦什方被吹捧为“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

这话可要解释一下。轩即轩辕黄帝，轩代指黄帝时代；广成指广成子，《封神演义》中元始天尊的弟子，纣王之子殷洪、殷郊的师父。据说当年黄帝曾向广成子请教成仙之道，而当时广成子已修炼了一千两百余年。河上，指汉朝的河上公；据说西汉文帝刘恒曾向河上公请教《老子》，河上公声称：“老夫为《老子》作注解，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

这显然是政客无耻的吹捧，想那韦什方如果真活了六百岁，比起广成子和河上公也还差了很多，何来“迈”、“逾”之说？不过只要皇帝没意见，老百姓的想法当然可以忽略。

韦什方从未有过官场任职经验，不过是想捞点虚名外加钱财，自忖不是做官的料儿，于是很快便提出了请辞，称要回嵩山潜心修炼，顺带为武曌炼药。

如此赤胆忠心的要求，必定获得批准！

此后，武曌崇佛敬佛的心思更加坚定。明堂建好后，总监薛怀义还没来得及喘气，又马不停蹄地上任新项目：制作一尊粗布的巨型佛像。

那么这个“巨型”到底有多大呢？

据载，仅佛像的小拇指上就能站数十人！

这个说法蜗牛觉得有些假。乐山大佛是在山崖上雕刻的，以气势恢弘、庄严肃穆闻名于世。可即使是乐山大佛，一个脚面上也就可以站十多人。如果说布制大佛仅一个小拇指便能立十人，那这个大佛的体积应是乐山大佛的至少十倍以上！实在是……

记载或许有水分，但大是一定的，皇家标准，自然与众不同。为了供奉这尊佛像，武曌下令在明堂的北面再建一座同样恢弘的建筑物——天堂！工程总负责人还是薛怀义！

估计薛怀义在这个工程项目中没少吃回扣，或是被人当凯子耍了，因为天堂根本就是个超级豆腐渣，一阵大风吹过，居然就这么倒了！

对于薛怀义来说，管你是天堂还是地堂，不就是房子么，倒了再盖一个就是。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这回不能再豆腐渣了。每天在工地上干活的工匠不下一万，同时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江南和岭南一带寻找上好的木材，国库中的钱财也像流水般源源不断的外流。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新“天堂”依然还是在建工程。地官（户部）所属官员们个个心急如焚，无奈皇帝在经济上对薛怀义绝对信任，从不派人过问账目，更不用提工程审计了。

有了武曌的放纵，薛怀义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经常以祈福为借口召开“无遮大会”。而他举行无遮大会目的只有一个——玩。

每次无遮大会，薛怀义都要把装满铜钱的车子运到会场，表面上是要无偿地赠与，但事实上就是用钱做诱饵，引诱到场的人去抢钱。而他便站在一旁看着百姓们为钱互相打斗、践踏，并以此为乐。

为了保证游戏好玩刺激，薛怀义每次投入一千万铜钱（相当于当时宰相一千四百零九个月的工资）。可是，这不是他自己的钱，而在争抢中受伤乃至被践踏而死的也都是无辜的百姓。

见薛怀义大和尚如此笑傲红尘，各地的和尚与尼姑们也纷纷弹冠相庆，有样学样。当然他们不可能动用官府的钱，但是欺个男霸个女，抢个地夺个房还是可以的。各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皆敢怒不敢言，谁让女皇离不开他呢？

可悲的是，武曌把薛怀义当作心肝宝贝一样宠着爱着，银子随便花，法随便犯，生怕他不开心。但薛怀义似乎并不喜欢这种生活，“铜钱戏百姓”已经充分表明了他的空虚与寂寞。

事实是明摆着的，一个毛头小子，未曾经历过多少世间的风风雨雨，原本天天对人摇尾乞怜，突然之间大人物都要向他点头哈腰，争相示好，叫他怎能不得意忘形？而作为一个身强力壮的正常男子，又怎会对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太婆有多大兴趣？在这种内心排斥的情况下，薛怀义越来越回避进宫。而监修天堂，工作繁忙，便成了他最好的借口。

与此同时，追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往好里说，可以弄个官儿当当，往差了说，也可衣食无忧。几年下来，薛怀义居然也有了上千个身强力壮的“弟子”。

这一千多人本来就不为潜心修行，加上薛怀义的纵容，经常在洛阳城中群体性作案。

侍御史周矩认为薛怀义另有图谋，便向上级申请调查。

没有回音。

周矩也不气馁，不断提交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

可问题又来了。薛怀义根本不理会传票，拒绝接受讯问。

多次传唤未果后，周矩直接上报给了武曌。

武曌心里是愿意相信薛怀义的，不过做皇帝的疑心病都重，对任何人都难免会犯嘀咕。加上多日见不到薛怀义，思春心切的武曌也很想知道这个小宝贝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于是武曌当场表了态：“卿姑退，朕即令（薛怀义）往。”

周矩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左台。不一会儿，薛怀义果然来了。

左台，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部，同时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来俊臣大人的办公场所！

对于这么一个地方，除了在此工作的人外，无不望而生畏。即使不得不来，也是大气不敢出，唯恐祸从天降。

薛大和尚才不管这些，他骑着高头大马，嘴里吆喝着一路狂奔，直到台阶处才匆匆下马。

这还不算，见到身着官服的周矩，他只是龇了一下牙，算是打了个招呼，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官员们休息的床上，自顾自地撩起僧袍，露出那越来越大的肚皮，大大咧咧地一言不发。

周矩眉头紧锁，但没发作，只是叫人赶紧制作讯问笔录。

突然薛怀义如弹簧般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下台阶，跨上大马飞奔而去，直接把惊得目瞪口呆的周矩晾在了堂上。

周矩又急又气，只能再次向武曌求救。

武曌略一沉吟，安慰道：“这个和尚有些疯癫，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为慎重起见，他手下的那些和尚可以交由你按律处理。”

要说领导行事就是有艺术。薛怀义是自己人，不能受苦；但他的那些手下如果胡作非为，的确应该收拾。这样既消除了隐患，又圆了监察官员的面子，可谓一举两得。

就这样，原本指望在薛大树下乘凉的和尚们被一个不差地押进了左台，吃尽了苦头。最后由于缺乏审讯价值，全部被处以流刑，发配到了边远地区。而行动果断的周矩，则被提拔为天官员外郎，负责全国文官的考核选拔工作。

这次清洗只是武曌的一记旁敲侧击。作为坠入爱河的女人，她还是希望薛怀义能够带着满腔的热情回到自己身边，一起徜徉过去与现在，并憧憬未来。

就在这个当口，新的“天堂”终于完工了。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十六，也是洛阳大火的前一天。

明堂内热闹非凡，又一场无遮大会在这里举行。不过这次可不是薛怀义唱主角，而是由武曌亲自主持。整个大会有两个高潮，一是从一个深达五丈的大坑中把原先做好的布制佛像慢慢拉出来；第二个则是用牛血浇注佛像的头部。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没多大意义。很多时候，事实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宣传。经过专业人士的精细渲染，以上两件事就变成了神明降临，佛像自动从坑底升起；薛怀义大和尚潜心向佛，竟刺破了自己的膝盖，用鲜血绘成了佛像的头部。

既然皇帝都认可这种说法了，那些亲身经历无遮大会的人们也乐得糊涂，一口一个“天降祥瑞”，哄得皇帝开心了，大家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

无遮大会的第二天，光禄寺制作了大批素斋，宴请前来与会的和尚尼姑和善男信女们。就在大家伙觥筹交错地吃着喝着时，一双燃烧着熊熊妒火的眼睛正仇视地注视着这一切。

或许用“醋火”来形容才更为贴切，因为这位不和谐的人士便是薛怀义。

因为薛怀义进宫的频率越来越低，武曌烦躁难耐，忍不住就给自己找了个替代品：御医沈南璆。新人新口味，倒也让武曌慢慢减轻了对薛怀义的思念，很有些乐不思蜀起来。

这种事当然瞒不住当事人之一的薛怀义，可是他不能跑去找武曌大闹。既然男人做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女人做皇帝又为什么只能找一个面首？再说，你薛怀义是什么人？连个正式的名分都没有。若不是陪着皇帝上床，你能有今天？！

但薛怀义还是妒忌，他不允许有别的男人取代他的地位！他要报复！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就在这天夜里，薛怀义带着复仇的快感，点燃了刚刚建好的“天堂”。

新木料和油漆果然好烧，大火瞬间就吞噬了天堂，并借着风势蔓延到了明堂。由于火太大，风太猛，虽然人们惊醒后竭力扑救，但根本无法阻挡火势的扩大。这场火，直到天亮才渐渐熄灭。大火过后，一切都成了废墟，那件用血画成的佛像也在这场灾难中被烧成了碎片。

天堂烧了也就罢了，明堂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周朝的象征，国家的标志建筑。如今付之一炬，武曌该如何处理？

几天后，官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火灾是因施工人员疏忽所致。将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并将在以后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意识教育，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观念，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烧了就是烧了，对武瞾而言，哑巴亏可以吃，丢人的事不能做。于是在明堂被烧了后，按照既定的日程继续在宫中宴请文武百官，武瞾也登上了宫门的城楼与大家众乐乐。

反正明堂不是自己出钱造的，前来参宴的官员们也乐得糊涂。可是就在大伙儿打着饱嗝剔着小牙的当口，却突然听到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命令。

重建被烧的明堂和天堂！

地官（户部，掌管财政）官员们不禁愁眉苦脸起来：之前这两个“堂”的建设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现在一下子又要同时开工，钱从哪里来？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因为接下来的任命直接让他们吐了血。

工程的总负责依旧是薛大和尚。

莫非武瞾脑子坏掉了，还让这个亲手烧掉一切的家伙来当监工？

再一看，不对啊，武瞾正一脸严肃地端坐在宝座上，绝无任何行动不便或老年痴呆的症状。

这显然是她的有意识的行为。再次任命薛怀义便是要郑重地昭告天下：所谓“薛怀义纵火”，只是个传说。

这便是一种官场（政治）现象，俗称“故作白痴”，即谎言重复一千遍后便成了真理。

当然这通常也会产生一种结果：领导吃了哑巴亏，心情非常糟糕。

应该说，当时的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他们中没有人上疏揭发薛怀义，也没有人阻拦工程的开工，甚至连公开谈论都极少。

可惜“神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此也不懂得人世的奥妙。

火灾后，前文提到的那位“净光如来佛”本着大慈大悲的精神赶进宫去安慰武瞾。

“如来”刚一开口，武瞾早已满脸恼怒地跳了起来：“你既说能预知未来，却为何没有预见这场大火？”

“贫尼……”

“来人，把这妖言惑众的妖妇押回河内，永远不准再踏进神都！”

“净光如来佛”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她原本居住的麟趾寺内也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寺内之人也开始纷纷逃离。

树倒猢狲散并不少见，但围观的百姓们却惊讶地发现从寺里夹包出逃的除了尼姑，竟然还有不少高鼻深目的胡人男子！

很快就有人就此事向武曌惊醒了报告。

这还了得！洛阳城中的衙役、士兵和特务紧急出动，把麟趾寺翻了个底朝天。

这次出击，成果很丰硕。原来这位如来佛过的是双重的生活。白天只吃一碗米饭和一份素菜，向武曌和广大群众显示自己苦持修行；晚上关了门，就杀猪宰羊大摆筵席，召唤男人进寺庙淫乐。

原来自己所信任的神仙，竟是这么个货色！

明白了一切后武曌出离愤怒了。然而她下的第一个命令却是封锁消息。

第二个命令则是派人前往河内召回老尼姑，要尽量和颜悦色。

不明就里的“如来”以为女皇终究还是相信自己的，于是又趾高气扬地登上了前来接她的马车。先前逃走的尼姑们则以为好日子又回来了，也纷纷重归麟趾寺。

然而这次等待她们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士兵们冰冷的面孔和明晃晃的大刀。

不过武曌并没有杀了她们，而是将她们全部押进宫中做了奴隶，从此便和外界断了联系。

那位号称活了六百多岁的韦什方原本在外地采药，得到消息后也不敢回京了，直接上了吊。

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处置了这些人之后，武曌并没有放宽心，而是更加疑心重重了。她觉得，原本让她爱不释手的薛怀义，说不定也在做着和老尼姑同样的勾当，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对他的态度了。

同僚的凄惨下场并没有使薛怀义有所警觉。早已对生活失去目的的他很清楚武曌什么都知道，也明白自己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可那又如何！天天装着笑脸去取悦那个老太婆，被玩弄之后又被极度的空虚与寂寞所包围，这种日子他过够了，多一天少一天已没有差别。既然如此，何不看开些，也放开些呢？

在武曌看来，这个原本可爱的小和尚变了，变得越来越狂傲不说，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

这样的男人，让武曌再也提不起多大兴趣了。

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武曌暗中挑选了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宫女，安排在自己的寝宫，以防这个既没头脑又不高兴的家伙哪天神经搭错伤害自己。

过了一段时间，武曌发觉这也不是办法，始终感觉身边放了颗定时炸弹。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该是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了。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薛怀义奉旨前往瑶光殿去服侍女皇，结果在那里等候他的不是武曌，而是建昌王武攸宁。

在武攸宁的身后，是一百多个大内高手。

结果不用多说了，薛怀义被奉命行事的武攸宁率领高手们在瑶光殿前杖毙（一说是太平公主的奶妈担任此次行动负责人），尸体被随即送到了他所住持的白马寺火化，骨灰混在泥里用来造了佛塔，也算是永生供佛了。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薛怀义犹如一颗流星划过，最终却什么都没有留下。进宫前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有如此的荣华富贵，所以当荣华富贵不期而至时，他迷失了。

或许，瑶光殿前的他在面对死亡时，才终于感觉到了解脱。

第二十六章　契丹来了

薛怀义死后的第二年三月，新的明堂落成。尽管规模较之原先要稍小些，但也足以成为武曌又一次庆贺的理由。新的明堂被赐名为“通天宫”，同年年号也更改为“万岁通天”。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买武曌面子。两个月后，辽东传来警报：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叛乱，营州（辽宁省朝阳市）被攻陷，营州都督赵文翙被杀。

说起契丹这个民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不过这可能更多要拜《杨家将》、《天龙八部》等影视和小说的宣传。确实，大辽国可谓烜赫一时。不过在唐朝前期，契丹还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类似于路人甲、匪兵乙而已。

李尽忠的祖上在贞观年间归附唐朝，故被恩赐李姓。李尽忠时任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统御所辖契丹各部。事实上，他并不属于唐政府的正式官员序列，充其量就是一个部落首领。孙万荣是他的内兄，时任归诚州刺史，同样属于有名无实的虚职。

契丹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东北，以游牧生活为主。畜牧业看天吃饭，天气好，饲料足，生活就OK；如果天气糟糕，牲畜吃不饱喝不足，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不，武曌这边刚来了个“万岁通天”，“天”就很不通情达理地让北方遭受狂风暴雪的袭击，害的契丹人失去了不少牲口。

吃饭成了问题，做老大的李尽忠和孙万荣责无旁贷。他们就近向营州都督赵文翙提出了救济申请。可是赵文翙显然不是位合格的边防官员，在他的眼里，契丹人和动物并无二致，没有资格享受政府救济。于是他一口回绝了契丹人的请求，还公开嘲笑和欺辱契丹首领——畜生而已，能有何为？

狂妄之人必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付出代价的也绝不止赵文翙一人。

契丹人走投无路，满怀着怨恨发动了兵变，赵文翙措不及防，营州失守。

得到急报后武曌很是震惊，不过报告中并未提及契丹人起兵的真正原因，所以她的判断是：契丹人狼子野心，应该给他们些教训！

她紧急召集了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等二十八位将领前往镇压（感觉像黑社会打群架，人越多越厉害）。随后，她又加派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使，加强北方边境的防守。

为了表现对二人的痛恨与诅咒，她还特地下诏将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孙万荣改名为孙万斩（这种精神胜利法实在让人无语）。

李尽忠原本只是为了出口恶气，但杀了朝廷命官，又面临着大军压境，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公开打出大旗，宣布自己为无上可汗。

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李尽忠确实有两把刷子。

面对来势汹汹的讨伐大军，李尽忠明白，如果正面交锋，自己还不是对手。要想获胜必须用计。

占领营州时契丹军队俘获了几百名周军。这些周军虽然被俘，但傲骨依在，没有摇尾乞怜。他们相信，即使不幸被杀，不日即到的朝廷大军也定能为自己报仇雪恨。

俘军们无事，每天最常做的便是和看守聊天，久而久之便混熟了。一天他们“不经意间”听到了看守的心声：“你们被关在这里倒有吃有喝，可怜我家老婆孩子，连饭都吃不上。等朝廷大军到了，只要给我们饭吃，我立马投降。”

听了这话俘虏们都很兴奋：契丹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拿什么打仗？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判断：契丹军官把他们放出了监牢，说是要“招待”他们。

看到端上来的“美食”，大家伙都傻了眼：所谓“美食”就是一桶用粗糠加水煮出来的东西，连稀饭都算不上。望着桶中自己的倒影，周军们一时倒不知如何是好起来。

这时契丹长官发话了：“俺们现在日子实在困难，自己都吃不饱饭。留着你们吧，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你们吃；杀了你们吧，说实话也没这么大的仇恨，于心不忍。干脆，看在过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分上，放你们一条生路。赶紧走吧！”

周军们大喜，连忙将一桶粗糠吃了个一干二净（好歹也能填填肚子不是）后便匆忙向南投奔幽州（北京）而去，终于在幽州与讨伐大军会师。

听了他们添油加醋的一番描述后，讨伐军士气大振，恨不得立刻飞到营州，轻松搞定这伙又饥又渴的夷人，然后回京领赏。一时间军中群情激荡，个个争相要当先锋，抢立头功。

经过艰难的争论，最后由曹仁师、张玄遇和麻仁节率部首先向营州进发，其余人马随后跟上。大军抵达河北昌黎的黄獐谷附近时，又遇不少契丹的老弱病残前来投附，加之沿途未遇一兵一卒，见到的都是枯瘦不堪的牛马。这些又给曹仁师等人足足地打了一把气，更加坚信此行必是手到擒来。

因为轻敌，他们决定抛下步兵和辎重，只率骑兵，打算来个快速突击。

殊不知，周军看到的皆是假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李尽忠诱敌深入的陷阱。

而最大的陷阱，就设在黄獐谷。

待得周军大部进入谷中，只听得一声锣响，四周山上箭如雨下，谷口也在瞬间被滚落的大石堵住，周军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根本无法与敌军正面交战，只剩被动挨打的份，损失惨重，尸体几乎堆满了整个山谷。张玄遇和麻仁节被活捉。

新旧唐书中对于这场战斗着墨都很少，只说“王师败绩，玄遇、仁节皆为禽虏”。蜗牛所述主要参考自唐人张鷟所著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张鷟生活在这一时期，所记大多为他所耳闻目睹的事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司马光老先生在他的《资治通鉴》中也将这一段记录作为信史记载在册。

再说被俘后张、麻二人灰头土脸地坐在路边，木然地看着契丹士兵脸上难以掩盖的嘲笑。突然一个军官模样的契丹人走了过来，拿着一张纸让他们签字。

看了文书后张玄遇脸色大变，连连摇头不肯签字。

莫非这是份降书，签了字就等于正式叛国投降？

其实张玄遇倒宁可这是份投降书。因为眼前这份文件远比投降书影响更深远，危害更巨大！

这赫然是一份盖着大印的军令，只待他一签字，立即生效！

军令是以唐军总部的名义下给幽州总管燕匪石等人的，内容大致如下：官军已破贼，若你等在我们之后到达营州，军官全部处斩，士兵一概不计战功！

这根本是在为另一场伏击战做准备！

通晓军事的张玄遇当然知道自己的签字意味着什么，这个字他签不起。

见张玄遇不就范，契丹军官刷的一下抽出战刀，架在了张玄遇的脖子上！签字或是死亡，你自己选吧！

生死关头，张玄遇还是屈服了，颤抖着在军令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到长官签署的军令后燕匪石等人不敢怠慢，率军日夜兼程地向营州赶去，连吃饭喝水都不敢停下行军的步伐。结果，人困马乏的他们同样遭到了契丹军的伏击，全军覆没。

前方惨败的消息传来，神都洛阳一片哗然，政府更是忙做一团。先前武曌为巩固权力进行大清洗所带来的恶果也随之显现：无人能对当前局面作出一个客观冷静的反应。一帮缺乏实战经验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了良久，最后得出结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兵力。

于是一套新的国防方案出台了：全国在押犯人以及私人奴仆，只要身体棒、胆子大，囚犯一律释放，奴仆则由官方出钱赎回，全部派往军中服役。边界各州也要组建民间自卫队进行自保。

这套方案显然是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且不说一场败仗是否真的就会导致全国兵力紧张，光是那些囚犯和奴仆的战斗能力就相当值得怀疑。想契丹人口总共不过十多万，能投入作战的更少。只要有数量相等的精兵，再辅以有力的将领统帅，足矣。所谓紧张完全是自己吓自己。

统帅方面，武曌派自己的侄儿、建安王武攸宜为右威武卫大将军兼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征。

其实当时也有不少人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但敢站出来公然反驳的却寥寥无几。

文学家陈子昂便是其中一位。

陈子昂时任右拾遗，属于低级文官，但他人如其名，精神昂扬，经常就国家大事直接上书皇帝。这次，他被选拔为武攸宜的参谋随军出征。

临行前，他再次上疏，矛头直指正中：“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

可惜，奏章呈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至于担任军事长官的武攸宜，爬上这个位子主要靠出身，统兵作战的才能估计只有天知道了。

这真是可笑之极。堂堂大周朝，对于契丹的挑战居然陷入了内无干臣、外乏良将的狼狈局面。好在老天有眼，主动送出了一招妙棋。

这招妙棋便叫做“以夷制夷”。

要制的“夷”，当然是契丹；而制契丹的“夷”，则叫做东突厥。

当年裴行俭扑灭了东突厥的反叛之火后，东突厥很是平静了一阵子，不敢再公然对中原扯旗叫板。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从此老老实实当甘当顺民了，他们仍然有内部的组织和领袖，仍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契丹叛乱后，东突厥军趁机向南方的凉州发起攻击，一举擒获了正在城外视察的凉州都督许钦明。

凉州一带进入战争状态。

获胜后东突厥人并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撤回了自己的驻地。首领阿史那默啜更是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提出了一系列亲善的请求：

请求武曌收自己为干儿子；

请求大周皇嗣迎娶自己的女儿，以示世代友好；

将原先居住在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送还中原；

申请替大周讨伐契丹！

从古至今，这种请求一般只有战败方才会提出。阿史那默啜没有战败，为何要如此示好？

武曌和大臣们不清楚。不过既然对方主动示好，出于礼貌，也应当回拜，顺便打探一下虚实。于是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和左卫郎将田归道奉命出使东突厥，顺便替武曌送去了“迁善可汗”的荣誉头衔，以资鼓励。

事情似乎越来越顺利，两位使者还未抵达东突厥，好消息已接踵而来。契丹无上可汗李尽忠病故，孙万荣继位；阿史那默啜趁乱突袭松漠地区（内蒙古巴林右旗一带，契丹的根据地）得手，虽没能消灭孙万荣，却把他和李尽忠的家人老小一网打尽。

得到报告后武曌喜出望外，连忙派人追上了两位使者，带去了加封阿史那默啜为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的新命令。

转眼间又成了光杆司令的孙万荣没有一蹶不振，在摆脱了东突厥的追击后他重新集结军队，随即便攻陷了冀州（河北省冀州市）。

对付狡猾且勇猛的契丹，东突厥并不是一支可以百分之百相信的力量，而无论是武三思还是武攸宜，都不能让武曌高枕无忧，此时的她迫切需要一位有经验、有担当并且值得信赖的将领来主持局面。

王孝杰再一次进入了她的视野。

王孝杰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被吐蕃所俘，但也击败了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官拜宰相。然而成也吐蕃败也吐蕃。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王孝杰和“唾面自干宰相”娄师德率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论赞婆兄弟在甘肃罗汗山发生激战，大败。

作为全军统帅的王孝杰被撤销了一切官职，二把手娄师德也被贬为了原州司马。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打赢了就被捧上天，打输了就要被踩在脚下，恐怕没几人能成为真正的名将。娄师德是这么想的，所以知道被贬时，他先是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唾面自干”的潜能就条件反射般表现了出来，转眼又“亦善，亦善（也好，也好）”，恭恭敬敬地谢了恩。

娄师德的良好心态是正确的，因为王孝杰也老老实实地做百姓去了。不过没等上一年，他又被委以清边道总管的重任，奉命统领十八万大军讨伐契丹。而他的直接领导武攸宜则用行动向他表示：去吧，兄弟，我在后面掩护你！

应该说，对于此次重新起用王孝杰是心存感激的，他没有计较武攸宜的退缩，而是充分发扬了“以死报国”的精神，深入敌境，终于在东硖石谷与契丹军遭遇。

史书上对于当时王孝杰的处境只用了五个字来记录：道隘，虏甚众。

狭路相逢勇者胜。此时的王孝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以总司令的身份身先士卒，亲率精锐部队当先冲锋，把气势汹汹的契丹军逼得步步后退，终于成功冲出了山谷。

离开了狭窄的山道，进入到开阔地，王孝杰立即着手布阵，以应对契丹人的冲锋。

然而就因为一个人的怯懦，断送了王孝杰和众多将士的性命。

这个人是后军总管苏宏晖。见契丹军人多势众，他被吓破了胆，居然没等交战就率领手下弃械而逃。王孝杰所在的前军军心大乱，阵势也随之化解。俗话说，人心散了的队伍不好带，无论王孝杰如何喝骂，军队还是不可逆转地向后撤退。

精明的契丹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进攻的好机会，呐喊着冲杀上来，周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阻挡，被分割成数块，逐个被击破。见大势已去，不愿再做阶下囚的王孝杰跳崖而死，他的部下也伤亡殆尽。

王孝杰至死都不解，原本很不错的一盘棋，就因为苏宏晖贪生怕死，变成了完败。

然而更让他郁闷的还在后头。

战后，武曌赏功罚过，追赠王孝杰为夏官尚书、耿国公，封其子王无择为朝散大夫；临阵脱逃的苏宏晖被判斩首示众。

要说这苏宏晖倒也是个奇人。使者到达前他居然立下了战功，功过相抵，最终竟被免除了死刑。

不知对于这一结果，九泉之下的王孝杰又作何感想。

第二十七章　“以夷制夷”成功了

渔阳（天津蓟县），手握重兵的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王爷被王孝杰战败身亡的消息吓破了胆儿，根本不敢出兵交战。

很快幽州城被攻破。

北方重镇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失陷，武攸宜面子上实在是迈不开，只能勉强派人前去应战，结果又是大败。

不过对于武攸宜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好歹自己也努力过，实在是实力不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继续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只等契丹人烧杀抢掠够了自己走人。

他可以忍，有人不想忍。

陈子昂向武攸宜提出带军出击，未获批准。

他再劝武攸宜发扬一把爷们精神，为武氏皇族挽回点面子。又不准。

劝多了，武攸宜也乏了，最后索性把陈子昂贬作军曹，彻底赶出了自己的幕僚圈子。

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的陈子昂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心中苦闷的他唯有凭吊古迹，用笔抒发情怀，千古传唱《登幽州台歌》就此诞生。

幽州台，即战国时燕昭王求贤所建的“黄金台”。当年燕昭王从齐军手中复国，日夜想着报仇雪恨，故搭建黄金台以招贤纳士。乐毅、剧辛、邹衍等名士纷纷慕名前来助阵。强大起来的燕国联合赵、楚、韩、魏四国向齐国发起攻击，连克七十余座城池，令齐国几近灭亡，令一段君正臣贤、大展宏图的故事流芳百世。再看自己，空有抱负，却得不到重用，忆古思今，不禁心潮澎湃。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需要说明的是，提到《登幽州台歌》，大家总是联想到一个热血男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顺便痛斥武攸宜的怯懦无能。但蜗牛以为，陈子昂并不是一定完美，或许在进言时他缺乏必要的技巧，以至于对方失去了倾听的耐心。

《旧唐书》对陈子昂有过这么一句评价：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

也就是说，陈子昂性急，易冲动。这类人纵使满腹经纶，冲动之下也难免口不择言，得罪他人。这一点在下级给上级提意见时更是大忌。如果一开口就惹得别人不快，当然不可能会有预期的效果。

再说奉命出使东突厥的阎知微、田归道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可汗阿史那默啜，传达了封赏的命令，希望他继续为国效力，并许诺将来定有厚报。

不过阿史那默啜可等不及什么“将来”，他之前提出N多亲善的条件要的便是回报。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封赏后，他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这次的要求听起来可就没那么动听了：

遣返全部之前归附唐（周）的突厥人；

单于都护府的全部辖区（即唐太宗灭东突厥后所新增的广大北方领土）要交还东突厥；

提供谷物种子十万斛、绸缎布匹若干、农具三千具、铁器数万斤。

武曌虽然不太懂军事，但什么叫领土，什么叫战略物资还是清楚的。这些苛刻的条件，实在是让她无法接受。

心愿未遂，阿史那默啜很不痛快。突厥人很直接，不爽就直接用言语来表现，估计女皇及其亲属应该也“有幸”被一一问候了。具体内容，使者不敢复述，只说“言辞悖慢”。

纳言姚璹、鸾台侍郎杨再思等人认为还要倚仗突厥人去对付契丹人，不宜得罪，不如暂时答应下来；知凤阁侍郎李峤等人则认为东突厥人缺乏信义，如果妥协，只会助长对方的嚣张气焰。双方各执一词，高下难分。

河北战场的不断失利严重打击了武曌的自信心，她不自觉地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东突厥人的身上。最终她决定先放下身段与东突厥人搞好关系，一切都等灭了让她更没面子的契丹再说。

就这样，阿史那默啜分文未付便轻松从中原获得了四万斛种子、五万匹绸缎、三千套农具和四万斤铁器，同时还取得了双方通婚的许可，从此更加不可一世。

搞定东突厥后，武曌用武懿宗换下了碌碌无为的武攸宜。只可惜这位武家子弟同样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武懿宗一行抵达赵州（河北赵县）时，前方传来情报：契丹数千骑兵即将攻打冀州（河北冀州市）。尽管手握数万大军，武大总管还是被吓破了胆，准备不战而逃。身边的幕僚们看不下去了，提醒说：“蛮夷都是轻装骑兵，没有有效的攻城器械。冀州城高壕深，虽然目前兵力不多，但只要大军坚守不出，他们也无计可施，只能撤兵。到时我们再派一支精锐部队尾随追击，定能建功！”

可惜武懿宗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想确保自己的安全，坚持退守相州（河南安阳市）。为了逃得更有效率，他还下令遗弃了大量物资和重型武器，结果这些物资全部落入了契丹军的手中。

装备加强后，契丹军轻松攻破了被武懿宗遗弃的赵州城。入城后他们做的事堪称很黄很暴力：屠城。

当武懿宗躲在遥远的相州城内，身处数万人的保卫圈内安心喝酒嬉闹时，赵州城内的无辜百姓正惨遭敌军肆无忌惮的砍杀。所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可他们翘首期盼的“王师”却正在一头猪的统领下无所事事地在相州城里奔来走去。这就是大周的行军大总管，处心积虑要取代李唐皇室的武家“人才”。他畏缩不前、贻误战机、丢失城池、遗祸百姓，会有处罚吗？

没有！

为什么？

只因为他姓武。

意想不到的胜利接二连三，孙万荣“被迫”开始认真考虑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要成就大业，牢固的根据地是重中之重。经过慎重考虑，他在营州西北的险要之处筑起了一座新城，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和积攒的金银财宝都安置在城里，由妹夫乙冤羽镇守。

安顿好一切后，他长出了一口气，向着下一个目标幽州迈进。因为上次被阿史那默啜连锅端老巢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他对这个不怀好意的邻居也十万分地上心。

最稳妥的办法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掉东突厥，一了百了。不过在对双方的实力进行对比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那就只有联合一条路了。

孙万荣决定把双方的共同目标——中原作为联合的基础，约定共同南下，分成比例东突厥优先。

主意既定，他向东突厥派去了使者。

孙万荣虽然仗打得不错，算盘打得也不错，外交知识和经验却非常欠缺。他派出的使者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

只因为他派出的使者不是一位，也不是两位，而是五位。

更奇怪的是，这五位使者还不是一同上路的。

莫非孙万荣考虑到此行要穿过戈壁大漠，路途艰辛，为了确保任务完成，所以多派了几个人？

事实证明他多虑了，因为五个人都见到了阿史那默啜。而也正是这一点断送了他自己的性命。

五位使者中有三位脚程较快，先到达了阿史那默啜的驻地并传达了孙万荣的提议。阿史那默啜大喜，效仿中原的做法赏赐了三人红色官服（唐朝四品和五品官服），并立即着手整顿人马，打算南下。

而就在他忙得手足并用的时候，又两位风尘仆仆的家伙来到了他面前：“无上可汗孙万荣问候大可汗……”

靠，我的大军都快要出发了，又有何事？

一问才知道，这两个家伙要说的居然和之前三个是一样的！

阿史那默啜怒了：身为使者，居然迟到了，分明是藐视本可汗！来人，给我拖出去砍了！

两人当场惊瘫在地，当刀架到脖子上时，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喊出了这么一句话：“大可汗，且容我们说一句再杀不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阿史那默啜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也觉得听听也无妨。

为了求生，二人把契丹基地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孙万荣率军在外，城中只有老弱妇孺，军事力量薄弱；负责防守的乙冤羽缺乏才能，根本守不住城。如果此时出兵，必获全胜！

自古各民族都有叛徒，但这么积极的还真不多见。想来想去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怕死了，但凡能保住命的都肯干；二是两人与孙万荣或契丹高层有矛盾，早有反意，现在正好来个借刀杀人。

阿史那默啜工于心计，无本万利是他的信条，之前帮中原袭击契丹以及准备联合契丹南下都是遵循了这一思想。如果趁契丹内防虚弱，将之拿下，再以此向中原邀功，或许收获会更大。反之，若依约和契丹南下，虽也有利可图，但面临的防守力量和强度却要大许多，性价比偏低。

琢磨停当，阿史那默啜立即变了脸，将先前赶到的三位使者拖出去砍了，剥下衣服赏赐给后两位。随后，将早些时候俘虏的周朝凉州都督许钦明也“请”了出来，砍下了他的脑袋作为给上天的祭礼，以祈求出兵胜利。

好了，接下来请大家跟我出发，目标营州——契丹老巢！

只三天，孙万荣精心筑就的城池便被攻破，活着的契丹人都成了俘虏，储藏的金银财宝自然也都成了阿史那默啜的战利品，只放了乙冤羽回去报信。

孙万荣正在幽州与周军对峙，突然见到衣衫褴褛的乙冤羽，顿时阵脚大乱。根据地丢失的消息飞一般地传遍了军中，大家都傻了，合着这回自己被人当夹心饼干包圆了。

见大势已去，随同出兵的奚部落首先反水，将枪口对准了契丹人；周军神兵道总管杨玄机也趁机从前方发起攻击。

契丹军斗志全无，溃不成军。孙万荣无计可施，只带着手头的数千骑兵向东逃窜，结果又中了埋伏，几千号人又都打了水漂，孙万荣又几乎成了光杆。

潮白河边的树林里，孙万荣神情哀伤地看着身边仅存的几位侍从，喃喃自语道：“如今一切都完了，虽然性命还在，但已无路可走，归降中原吧，无奈罪孽太大；投奔突厥吧，也是死路一条；若是逃往新罗，新罗也绝不敢为我得罪中原，只会自取其辱。唉，吾命休矣！”

听了这话，原本低头做沉思状的侍从们眼中突然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彼此使了个眼色后，他们慢慢走近神情恍惚的孙万荣旁，猛然举起了手中的大刀……

孙万荣的首级被作为投诚的礼物献给了周军，并很快被带回了神都洛阳，挂在了皇城西边的四方馆（接待各国使节及官员的礼宾馆）门前。

河北一带恢复了安宁，河内王武懿宗和魏州刺史狄仁杰（重新被启用）奉命安抚当地的百姓。

狄公遵循孔孟之道，访贫问苦，赈灾恤民。而原先畏契丹如虎狼的武懿宗这回却变得如狼似虎，到处作威作福不说，还把那些曾经被契丹人裹挟而去现又逃回的百姓当作叛徒、汉奸，逐个搜捕出来，捆好后开肚取胆，任“犯人”在无比痛苦中慢慢死去。

这还不算，回到神都，武懿宗又公开，提出应将所有投降契丹的河北百姓满门抄斩，以绝后患。

这一下可犯了众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拾遗王求礼当场进行了反驳：“平民百姓不会舞刀弄枪，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能指望政府军队救自己。而武懿宗手握数十万大军，却不战而逃，非但没能保护好百姓，反而助长了敌军的嚣张气焰。现在居然还把一切罪状都推到那些为了躲避战乱逃到荒郊野外的小民身上！若是一定要杀人，臣请先杀了武懿宗，以向河北百姓谢罪！”

面对王求礼的指控，外表骄横，骨子里却是草包一个的武懿宗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躲到一边。武瞾虽有心为他开脱，但一时也想不出理由。司刑卿杜景俭赶快出来打了个圆场：“河北百姓，纵有替契丹做过事，也都是出于胁迫，不是出自本心。臣恳请陛下广开皇恩，全部予以赦免。”

听到这话，武瞾赶紧一口答应下来：“爱卿所言甚是，就照此办理吧。”

第二十八章　登徒子好色赋

来俊臣从来就不是个安生的主，尽管他大都时候展现给我们的都是酷吏的形象，但事实上或许《金瓶梅》中西门大官人的形象才更适合他。

来俊臣洞悉世事，了解自己权力的来源。因此他对武瞾忠心耿耿，对与她有嫌之人大开杀戒，帮助武承嗣争夺皇嗣之位更是不遗余力。这是对上。

对下，来俊臣则像西门庆在清河县一样飞扬跋扈，通过诬陷他人谋反而巧取豪夺，无恶不作，人们对他是又恨又怕。

然而，如果敢于冒着死亡的风险，扳倒来俊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监察御史纪履忠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他上疏揭发了来俊臣贪污和滥杀无辜等五大罪状，终于将他送进了监狱。依律来俊臣将被判处死刑。

这一切是否太容易了？

事实上，来俊臣的入狱不过是女皇为了表现自己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而摆的姿态。不久她又宣布，虽然来俊臣所犯的罪行依律当斩，但念其多年劳苦功高，免去其所有官职，贬为平民。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来俊臣被重新起用，但很快又因贪污受贿再次被降级为同州参军。

有了先前的经历，来俊臣明白女皇始终是信任自己的，老子早晚会回到中央，所以他也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同州参军算不上什么大官，但来参军的权势却赫然超越了同州刺史。

先前说来俊臣与西门大官人相似，共同点便是好色。不过西门庆的下手对象主要是诸如武大的老婆、自家的丫鬟以及下人之妻等，来参军就厉害多了，抢了同僚的妻子不说，还顺手把人家风韵犹存的老妈也带了回去。

尽管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赔上亲娘更是奇耻大辱，但受害者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因为他知道来俊臣早晚必回洛阳，到时他只要一句话便能轻松要了自己和全族人的性命。

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被平调回了神都，很快便被拜为洛阳令、司农少卿。一句话，大爷又回来了！

为了补偿这几年贬官在外的损失，武瞾特别赏赐给他婢女十名。想来这十个如花美女总可以让他安分一段时间吧。

她错了。赏赐后没几天，就有外族酋长跪在宫门口失声痛哭，并依照习俗用佩刀割破了自己的耳朵和面庞，恳求女皇相信自己的陈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因为这次来俊臣搞的对象来头太大，是之前归附中原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斛瑟罗，此人被武曌钦赐称号：“竭忠事主”可汗。

既是“竭忠事主”，自然是大大受到优待的，有何冤情呢？武瞾赶紧派人查问，才知道来俊臣又闯祸了。

来大人阅女无数，眼光也越来越高，寻常女子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即使是武瞾赏赐的婢女，他依然不是很满意。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访美女。一天他打听到阿史那斛瑟罗有个婢女，年轻貌美且能歌善舞，是个难得的佳人。

搁在其他人身上，好歹也要考虑一下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影响。再说这位西突厥可汗在周边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又是皇帝钦赐的“竭忠事主”，不宜硬来。

可来俊臣不管，要来就来最狠的：直接告发阿史那斛瑟罗谋反！谋反者必被诛。到时再下手抢女人，岂不妙哉！

阿史那斛瑟罗有冤无处申，好在他的亲戚朋友们十分仗义，主动前往宫门为他鸣冤，才终于得以保全了性命。

仗着皇帝恩宠，来俊臣继续在京城之中上演西门庆的故事。由于出身低微，他一直试图通过联姻来提高门楣，而各名门世族之女便成了他的首选。

一日，来俊臣打听到河东大户王庆诜有个女儿非常美貌，正是自己理想的媳妇人选，便遣了家人前去提亲。结果没多久家人就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报告：“王老头不识抬举，称女儿已许配段简为妻！”

来俊臣腾地站了起来：“段简？他算什么玩意！”

段简不是什么玩意，在来俊臣看来，他连只蚂蚁都不如。于是他直接找到了段简，撂下一句话：“皇上有旨，命你把老婆让给我。”

段简当然知道这是扯淡，但他明白，只要今天说半个不字，老婆保不住不说，自己乃至全族还会立刻被扣上一顶“谋反”的大帽子。于是他只好忍气吞声地领“旨”谢“恩”，将准夫人拱手相让。

美人在怀，着实让来俊臣美了好些日子。

来俊臣爽了，有人却不爽了，卫遂忠便是其中一位。

卫遂忠是来俊臣事业起步时的助手，主要负责诬告工作。干这一行的以地痞无赖居多，而卫遂忠却与众不同，他生性好学，能写能书，且口才出众，很快便得到了来俊臣的青睐。两人倒也十分投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谈工作。

卫遂忠很重哥们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必需的。可惜他这么想，不代表他的哥儿们也这么想。

成为豪门快婿后，来俊臣自觉血统高贵了许多。他虽说人品不咋地，但对于妻子一家的礼数却十分周到，迎来送往，倒也有模有样。

中国人讲究饮食文化，餐桌上最能培养感情，来俊臣也不例外。一天，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岳父母一大家子。山珍海味不必说，还有歌舞助兴。

这时门子来报：“卫遂忠来了。”

来俊臣不由眉头一皱，身份不一样了，自然不能再同原先那帮人频繁来往，便低声问道：“他来做什么？”

“回老爷，他说找您来小酌几杯。”

“就说我不在，让他改日再来。”

卫遂忠原本就已经喝了不少，等得正犯晕呢，听了看门人的话，一下子火了：“不在？放屁！这门口的车马是谁的？又是谁在里面歌舞升平？”

“我家老爷真不在……”

“滚开，我自己进去找！”

借着酒力，卫遂忠闯了进去，直接撞到了来俊臣的宴席上。

来俊臣十分尴尬，王家人十分惊愕，卫遂忠十分火大。

“来大人，为何骗我说你不在？难不成怕我喝光了你家的酒不成？”

“……”

“噢，想必这位就是来夫人，这几位就是赫赫有名的河东王氏了？什么世族大家，全是狗屎！别跟我装清高，有朝一日落在老子手里，让你们……”

卫遂忠的话并没有说完，因为恼羞成怒的来俊臣已经让家人把卫遂忠堵上嘴拉了出去：“哪里冒出来的酒鬼，给我打！”

皮肉的疼痛让卫遂忠一下子清醒了，他被自己闯下的大祸惊呆了，赶紧跪地求饶。好在来俊臣念及旧情，而且日后办案也少不了此人，所以只是痛打了一顿，赶了出去。

可是来夫人从小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来往的也大多是名士，从未见过如此粗俗之人指着自己的脸大放厥词，如何能忍受得了？她当场就哭着跑回了房间。过后，她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觉得已经没脸再见家人了，干脆自己寻了短见。

听到这个消息后，卫遂忠吓得魂不附体，好几天没敢在来俊臣面前出现。幸运的是来俊臣居然也没来找他。

虽然老婆死了，但来俊臣作为“王家女婿”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所以他并不是很在意。至于美貌女子嘛，再找一个就是。

很不幸，这次他看中的又是段简的女人。

这次他相中的是段简的小妾，手法嘛，和上次一样：假传圣旨。

段简人微言轻，只能哑巴吃黄连，苦水自食。但卫遂忠与来俊臣相交多年，深知其为人，难保哪一天他心中不爽会翻出老账，自己到时只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为求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扳倒来俊臣。

第二十九章　来俊臣之死

事实上，不止卫遂忠想置来俊臣于死地，还有一个人，与来俊臣也是势同水火。

这事得从一个有点白痴的家伙说起。

此人虽然思维有点异常，但却不是精神病患者，更不是游手好闲之辈，他曾官拜箕州（山西左权县）刺史，大名刘思礼。

刘刺史为官没见什么光辉事迹，倒也没什么劣行，这官应该是可以安稳做下去的。只可惜从政前的一段经历着实坑苦了他。

刘刺史曾经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特长是看相，领他入行的师父叫张憬藏。

现在看来，张憬藏的看相水平估计非常一般，否则不会连自己人都忽悠，而且还忽悠得这么不靠谱。他忽悠刘思礼说：你以后能当上箕州刺史，随后还能做到太师。

太师一职非同小可，虽说没啥实权，但地位高啊。刘思礼明白这一点，当上箕州刺史后他更加觉得师父说得一定没错。那就事在人为吧。

回家查了一下历朝典故，刘思礼发现基本上只有开国元勋才能做上太师，换句话说，他得先成为开国元勋。可这怎么可能呢？

要说刘思礼的思维方式就是与众不同，他没有怀疑师父的预言，而是积极物色可以建立新王朝的人选。建立了新王朝，自己不就顺理成章地做上太师了嘛。

根据所学到的相理，刘思礼认定洛州录事参军棻连耀便是那个真命天子。急性子的刘思礼当即便向他表明了这一点。棻连耀也是个富有想像力的人，对此居然欣然认可，两人一拍即合。

二人虽说有些无厘头的狂妄，但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光靠两人天天空口白话可夺不了天下，得积极发展下线，于是他们便将目标牢牢锁定在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身上。无奈这些官员大多功成名就，无心谋反，怎么办？

那就接着忽悠呗。

手段大致如下：

遇见目标人群，主动招呼“今天吃了吗？”只待对方一响应，便热情上前拉住对方的手作看相状。既是同僚，自然不好甩手走开，于是刘思礼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阵子后便故作惊讶地大乎一声“啊呀，你以后定然是大富大贵！”

这个话题相信没人会不感兴趣，自然感兴趣自然免不了要多说几句。碰到投机的，刘思礼就开始暗示棻连耀有君临天下的造化，若想永葆荣华富贵就得靠他。

换做以前，这分明便是一派胡言。可搁在大周朝，既然女人都能革命当皇帝，棻连耀能当皇上也不无可能，所以也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其中也不乏天官侍郎之类的高级官员。

听到者有信之，有不信之，但也仅限于地下活动状态，直到明堂尉吉顼知道后这一平衡才被打破。

吉顼也非平常之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阴毒，敢言事”。这种人基本不信鬼神，自然不会相信刘思礼的话，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自己的一次绝好的机会。

告密最好是直接报告，中间环节越多，摊到自己头上的收益就越小。可是现在如今不比当初，很难再直接去向女皇告密。怎么办？

后来他想到了来俊臣。对，与他联盟，顶多到时候功劳平摊好了。

接到密报后武瞾迅速召见了吉顼，问过大致情况后立即指派武懿宗和吉顼负责督办此案，各部门从人员到财力务必全力配合。

武懿宗阵前对敌是胆小如鼠，对百姓却是凶狠如狼，且心胸狭窄。如果说吉顼是抓住了命运的眷顾，武懿宗则是看到了复仇的机会。不过这也难怪，他本人长得又矮又矬，一脸猥琐，想必内心十分自卑。而正是这种自卑导致他极度敏感，日思夜想着要“回报”那些打心眼里瞧不起他的社会名流。

残酷加变态，听听都让人毛骨悚然。

他们的办案手段很简单，先把刘思礼抓来，不打不骂，只是明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皇上已经知道了你所说的大逆之言，本想立即把你杀掉，但圣上仁慈，希望你能坦白从宽，戴罪立功，或许能重获自由。

主审官的话语虽不重，但一旁凶神恶煞般的狱卒和满地刑具已足以让刘思礼看清自己的处境。他那颗被洗过的大脑突然完全清醒了，磕头如捣蒜，急切地表示一定配合。

有了这句话，武懿宗笑了，他拿出一份先前拟好的名单，让刘思礼逐个交代与其同谋的罪行，有了供词后便挨个抓人。

一番折腾后，武懿宗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供词，随即上疏姑妈，建议按律对谋逆之人予以严惩。

于是，凤阁侍郎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孙元亨、天官侍郎石抱忠、刘奇等三十六位社会名流惨遭灭族，亲朋好友被牵连流放的竟多达一千余人。

武懿宗没有忘记刘思礼，对于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价值又知道太多的人，他当然不可能再留着。

案件处理完毕，武曌很高兴，因为地位又得到了巩固；武懿宗很高兴，因为复仇欲得到了满足；吉顼也很高兴，因为才能获得了高层的认可，上升通道已打开。

但还是有人不高兴，例如来俊臣，因为他嫉妒。

在来俊臣看来，武懿宗我得罪不起，你吉顼不过一个小小的县级官员，居然想爬到我头上去，抢我饭碗？

来俊臣决定干掉吉顼！然而吉顼已今非昔比，得到风声后他很快争取到了面奏皇帝的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他详细地向武曌描述了自己办案的具体过程，得到了女皇的充分肯定。

自然，来俊臣的计划破了产，但他与吉顼的这个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吉顼同样希望来俊臣早死，越早越好。

现在卫遂忠想干掉来俊臣。可这谈何容易？来俊臣深得武曌信任，横行多年，自己若是贸然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权衡再三，卫遂忠决定把宝押在魏王武承嗣的身上。

来俊臣的主要工作是告密和刑讯逼供，当整个国家都摄于他的淫威而战战兢兢时，他反而对工作失去了兴趣。百无聊赖之下，他命手下人把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的名字做成表格，自己则随便用石头往表格上砸，砸到谁谁倒霉。

尽管卫遂忠地位不高，但因为他是来俊臣的人，所以很顺当的见到了武承嗣。

寒暄过后，卫遂忠十分“关切”地告诉武承嗣，前两天来俊臣又砸石头了，这次砸中的正是王爷您。

武承嗣开始并不担心，但联想到几个皇子的下场，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亲生儿子尚且如此，自己这张亲情牌只怕也靠不长久。想到来俊臣的阴险毒辣，武承嗣顿时直冒冷汗，赶紧赔笑着向卫遂忠请教。

见武承嗣上钩了，卫遂忠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抛出一句话：“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武承嗣一拍大腿：妙啊！

想干就干，武承嗣很快找到武三思等自家兄弟，描述了目前的处境。几个人一合计，觉得还要再拉上身为武家媳妇的太平公主，太平又扯上了兄弟皇嗣武旦……就这么七扯八扯，最后竟连皇城禁军的全部高级将领都加入了这一统一战线。这些人出身不同，脾气不同，但目的相同：为了自身的安全，一定要搞掉来俊臣！

人多胆气儿就壮，大家伙一起联名给武曌递了份诉状，指控他触犯了多条刑律。

不久来俊臣被捕入狱。

人是抓了，可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传来来俊臣被定罪的消息。

这颗重型炸弹绝不能留！于是武家皇族再次轮番上阵，要求审讯来俊臣。

重压之下，果然有大收获。除贪污受贿、欺男霸女外，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一向自诩忠心耿耿的来俊臣竟然真有“反情”：来俊臣得意之时曾吹嘘自己有与石勒相仿的才干。

石勒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君主。他早年为奴，后投奔了匈奴军，凭借战功成为了大将，而后又分裂了出去自立为帝。

石勒和来俊臣二人均出身低微，又都后来手握大权，确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或许这就是来俊臣说这话的原因。可他疏忽了一点：石勒最后做了皇帝，你来俊臣是不是也想做？如果是，那就是谋反！

武承嗣等人如获至宝，赶紧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

然而武曌还是不表态。

在女皇表态之前，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先播一段插曲：

薛怀义死后，武曌陷入了一段长达两年的感情真空期。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善解人意的小女儿太平将又一位绝世美男送到了母亲的身边。

这个男人叫张昌宗。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昌宗趁热打铁，把哥哥张易之也推荐给了武曌：“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意思是我哥哥的器官比我还大，而且技术高超，可以更好地帮助陛下调理阴阳。武曌大喜，当即把张易之招来伺候，从此便命二人贴身伺候。

由于容貌出众，功夫了得，再加上出身不俗（祖父辈的张行成在高宗时期曾任尚书仆射），谈吐不凡，二人自进宫起就备受宠爱。如果说薛怀义是凭原始的雄性和蛮劲来讨武曌的欢喜，那么张氏兄弟走的就是柔美路线，每天施粉涂朱，一身锦衣绣袍衬托出白皙的皮肤，更是显得风度翩翩，好一派公子风度！如此绝代男色，真可谓人间少有，天上难见！

走惯“裙带”路线的武承嗣、武三思等人又开始拼命巴结二张，争着替他们执鞭牵马，讨好地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二张倒也颇有孝心。飞黄腾达后，除了给老妈买田置地、购买金银首饰外，还十分关心老妈的身份问题。拗不过二位的枕边风，武曌下旨加封二人的母亲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无数，并命令同样英俊不凡的凤阁侍郎李迥秀贴身伺候。

这段插曲可不是“皇帝换性伴侣”这么简单。日后许多重大事件均与这二张脱不了干系，包括来俊臣的倒台。

武承嗣等人花了大工夫把来俊臣扳倒，却迟迟等不来处斩的旨意，不禁都慌了手脚：再不弄死这小子，等他缓过神来，死的就必定是我们了！

于是武承嗣开始大规模给二张送礼，好话也说了一箩筐，只求一件事：让来俊臣死！

可又几天过去了，来俊臣依然好好地活着。

从内心来讲武曌并不想处死来俊臣，毕竟来俊臣帮助自己坐稳了江山，功不可没；虽然狂妄，但还没有胆子、也没有雄心和能力谋反。

然而来俊臣活着，就足以令诸武心惊胆战。

此时吉顼的一番话给局面带来了转机。

吉顼得宠后经常作为亲信跟随在武曌身边。来俊臣下狱后，一次御花园骑马散心，女皇很随意地问了一句：“最近民间可有什么事情发生？”

吉顼恭敬地回答道：“也没什么事，只是百姓对来俊臣下狱后迟迟不宣判议论较多。”

武曌睥睨着吉顼：“朕也是念及来俊臣的贡献，这才一直犹豫不决。”

“陛下！”吉顼突然转过身，神情激动：“来俊臣收受贿赂，诬陷忠良，死在他手上的冤魂可塞满道路。这种国家的蟊贼，杀了是为国除贼，为民除害，陛下大可不必怜惜！”

武曌没有再说话，只是怔怔地将眼光投放得越来越远。

确实来俊臣为自己出过不少力，原本打算让他平平安安富贵一生，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武家和李家联合起来弹劾他，民间百姓也都议论纷纷，可见来俊臣早已时众矢之的。此时若还一力维护，只怕连自己都会被人不齿，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条狗虽说好使，但丢车保帅也该是时候了。

终于武承嗣等人如愿以偿——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六月三日，来俊臣被绑赴刑场，斩首示众！

刽子手大刀挥过，人群中立刻爆发出巨大的喝彩声，人们争相冲破警戒，拼命挤到来俊臣的尸体旁，将他的肉撕下来生生地放进嘴里。多少个年头，人们在来俊臣的白色恐怖下战战兢兢地活着，无数家庭因他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积攒多年的痛苦、委屈和仇恨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完全的宣泄。几乎是一瞬间，来俊臣已成了一具骷髅，眼睛、脸皮、五脏六腑尽被扯下扔在地上任人尽情践踏……

这事搁在现在必定是触犯了刑法，具体可称为侮辱尸体罪。但搁在当时当场，没有人提出过质疑，所有人都觉得是那么的正常和顺理成章。

武曌很快得到了报告，她庆幸地叹了口气，又接着下了一道旨意：“来俊臣罪大滔天，现追加灭族，家产籍没（没收财产）。”

来俊臣彻底垮台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地上街庆贺，迎接久违的安全感：“从今往后终于可以背靠着床板一觉安睡到天明了！”

在来俊臣案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吉顼被提拔为右肃政台中丞，负责弹劾和举报工作。吉顼是个聪明人，虽然也是靠告密和办案起家，但显然来俊臣那套已经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所以他选择了尊重朝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做一名合格的监察官员，并在随后的李唐王朝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十章　还卿储君

来俊臣的死不仅是这个臭名昭著酷吏生命的终结，更是武周王朝根本性转变的开始。

从掌权至今，武瞾一直都在与人争斗，丈夫、儿子、朝臣、乃至百姓，个个让她费尽心思，心力交瘁，但同时也乐此不疲。而此次来俊臣事件中官员和百姓的态度却犹如当头喝棒，终于让她沉下心来全面反思自己的言行。

神公元年（公元697年）七月，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一同被免除了“同凤阁鸾台三品职务”，同时为平衡朝中各派关系，娄师德被提拔为中纳言；而真正掌握朝政的则是新任鸾台侍郎狄仁杰和以坚持原则和宽厚待人而著称的杜景俭。

随着形势的好转，朝中大臣们也不再噤若寒蝉。

狄仁杰重归相位，丰富的经历在这个68岁老人的身上产生了厚重的智慧积淀，相仿的年龄也让他的很多观点与武瞾相吻合。武瞾十分敬重他，特赐他免跪：“看见国老（武瞾对他的尊称）下跪，朕就觉得浑身难受。”

狄仁杰除了实施了一系列清明政治措施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保卫李家后人的皇位继承权。

虽然之前武承嗣多次夺嫡未果，但他并不死心，而是经常联合武三思等人劝说武瞾易储。年已七十有三的武瞾自知来日无多，她心知若传给儿子，大周王朝必将就此完结，所以虽然武氏族人无一成器，但她还是难免心痒。

针对这种思想，狄仁杰常常规劝她说，要念及太宗、高宗打拼江山的辛苦，不要把天下传给外人。

听多了，武瞾难免有些厌烦：“此乃朕之家事，卿无须过问！”

狄仁杰倒也不依不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之家，包含四海，天下男女，皆为家人。皇嗣之位，关系天下安危，怎能说是陛下的家事？”

武瞾自知理亏，不想多谈，便主动转移话题：“朕曾梦见一只大鹦鹉，可是两只翅膀都折断了。国老可知此梦主何吉凶？”

狄仁杰不禁笑了：“鹉武同音，大鹦鹉当是指陛下；而两只翅膀应是指二位皇子。如果陛下能重新起用二位皇子，那么翅膀自然可以恢复，鹦鹉也可以重新展翅高飞。”

虽然武瞾没有明确表态，但对于崇信神佛的她来说这种“科学解梦”毫无疑问相当具有影响力。

俗话说好事成双。狄仁杰努力的同时，契丹人也赶来帮忙。

当年为了争取普通百姓的支持，孙万荣抬出了已经被废多年的庐陵王李哲：“何不归还我庐陵王？”虽然这句口号当时并没有对整个局势起到根本性作用，但在河北一带还是引发了较大的反响，饱受战火之苦的百姓更加思念太宗、高宗时的安定生活与显赫战功，对武氏皇族愈加不满。这些情况，时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刺史的狄仁杰不可能不了解。

对此武曌很是窝火，想赶快找件事情来冲淡这种不快。嗯，之前东突厥的阿史那默啜不是请求结亲么，那就结吧。

武承嗣的儿子、淮阳王武延秀被选中，在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等人的护送下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前往东突厥迎亲。

可惜阿史那默啜早已今非昔比，中原大量的物资供应，加上孙万荣兵败后新归附的诸多部落都让他实力大增，使他有了足够的力量独霸大漠，并与中原抗衡。

武延秀选在这个时候赶去结亲，只能是自讨没趣。

阿史那默啜正寻思着找个借口和大周摊牌，听说武延秀来了，大喜，当即计上心头。

武延秀哪知道这许多，见有人恭恭敬敬地来迎接，他也就不客气地大模大样地进了营帐。见着了阿史那默啜，自称大周淮阳王。

阿史那默啜也礼数周全，双方开始就婚期、仪式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整个讨论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下进行，与会各方都坦诚交换了意见。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阿史那默啜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敢问淮阳王殿下尊姓大名？”

武延秀很实在：“本王姓武，讳字上延下秀。”

“什么？”阿史那默啜突然跳了起来，对着一旁惊愕不已的阎知微（阎知微曾出使东突厥，算是熟人）吼道：“我是要把女儿嫁给李家人，哪里跳出来这么个姓武的小子？”

阎知微被问懵了，嗫嚅道：“这个，大周……”

阿史那默啜根本不听阎知微的解释，而是一脸忠义之色：“我突厥世受李家恩典，无以为报。惊闻李家后人已被屠杀殆尽，只剩两位皇子还存活在世。我理当率军南下，辅佐他们登基为帝！”

随着阿史那默啜大手一挥，武延秀被几个大汉拎了出去。阎知微因老交情被赐了个“南面可汗”的头衔。同时，他还遣人发了文告到长安，指责武曌先前故意把蒸熟的稻种、破烂的工具和劣质的绸缎布匹等拨给东突厥，以次充好，现在又派武家小儿冒充皇族前来结亲，门不当户不对。因此，他要挥军南下，给无耻之人一个教训。

这就是一味迁就、绥靖，指望“以夷制夷”的后果！

武曌这里也是后悔不迭，她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方面暗暗思量要不要顺应民意召回李哲，否则揪着这事不放的人会越来越多，朝野上下反武复李的倾向势必也会越来越强。如果最后自己落得个吕雉第二，那就会又丢面子又害家人性命了。

后来居然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二张也开始吹风。这可奇了，这两小子一直都是只知吹拉弹唱，描眉画眼陪朕游乐，什么时候也动起政治头脑来了？

其实这一切都因为吉顼。

吉顼为人精明，既能把握大方向，又善于做好细节工作。他看出了武曌日益衰老，武氏族人又都不成器，李唐复国其势难档，当前能做的便是通过二张把李唐后人扶上正位。

二张虽然每天锦衣玉食，歌舞升平，头脑倒还清醒。一天瞅了个机会吉顼暗示他们说：“二位兄弟深受皇恩，地位尊贵，天下嫉妒二位的一定不少。一旦皇上归天，二位可想过如何自保？”

这话句句在理，不由二张反驳。他们联想到自己荣华富贵全部系于女皇一人，可女皇年事已高，说不准哪天就要驾崩，而自己还正青春年少，精彩的生命刚刚开始岂能就此完结？确实，该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见二人面有难色，吉顼微微一笑，轻声说道：“天下之人没有忘记大唐李家的恩德，仍在思念庐陵王。二位不如劝说皇上复立庐陵王为储君？这样不仅能免除灾祸，更能永葆荣华富贵！”

于是，从内廷到边关，要求复立庐陵王的折子越来越多。但武曌还是感到为难：当年李哲正是由于“胡作非为”，被自己亲手废黜。如果复立，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快便有人想出了个周全的办法：昭告全国，考虑到庐陵王患病，流放地医疗条件不佳，皇帝特恩其与家人回神都接受治疗。

大团圆结局，皆大欢喜。

武曌虽然年事已高，但童心不减，她决定抓住机会“回报”一下狄仁杰。

话说李哲抵达神都时并没有受到万人空巷热烈迎接的礼遇（呵呵，就算武曌给，他也未必敢接受），而是被悄悄接进了宫。

很快，狄仁杰被召进宫来。

武曌一脸严肃地看着这位老伙计，说道：“朕之前下发的旨意，卿可知晓？”

狄仁杰微微一点头，应声答道：“陛下可是指召回庐陵王？”

“不错。不过朕想了又想，庐陵王之前行为荒诞，不似人君所为。如今召他回京，乃是因他身体不适，需要调养。而外面居然盛传说朕欲复立庐陵王为太子，简直荒谬！朕打算等庐陵王身体好转后立即将他遣送回去，以正视听！”

狄仁杰愣住了。在官场混迹多年，他当然明白诏书中所谓“庐陵王身体欠佳，召回养病”背后的潜台词，也暗自为李唐复国有望而窃喜。可皇帝却说等李哲病愈就遣送回去，这是怎么回事呢？

“陛下，庐陵王乃陛下的亲生儿子，是陛下最亲近的人。如今，天下百姓无不为陛下母子团聚、骨肉重逢而高兴。虽说当年庐陵王出言失当，但那是气话，怎能当真？况且庐陵王已远放外州多年，足以消除当年的过失……”

狄仁杰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

“臣学识浅薄，不知深浅。但臣恳请陛下将庐陵王留在神都，上可侍奉陛下，以尽孝道，下可为万民榜样，行孝悌于世。万不可因小人之言再送庐陵王于他处！”

说到这里，狄仁杰已是泪如雨下。尽管他努力地低着头，眼泪还是忍不住落了下来。

突然他听到了一句话，让他不自信地抬头看着面前这个极端强势的女人：“还卿储君！”

话音刚落，武曌身后的帐帘被拉起，李哲微笑着走了过来。虽然长途跋涉，面容有些憔悴，但看得出他的身心状况非常的好。

看到武曌脸上如少女般恶作剧得逞的微笑，狄仁杰立即冷静了下来：“庐陵王既已还宫，未有知者；外面人言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若不公开此事，只怕流言会愈加厉害，也会令官民人等无所适从。”

听到这话，武曌也收起了少有的笑容：“卿言是也！”

就这样，在龙门，庐陵王李哲在盛大的仪式中被正式迎接回宫，“中外大悦”。

当然不悦的人也还是有的。太子太保、魏王武承嗣自知太子梦彻底破碎，几个月后郁郁而终。

第三十一章　天下大定

对于武承嗣的死，武曌表现得非常平静——因为此时她心理天平已经完全倾向于李家。

皇嗣武旦一向善于审时度势，主动上疏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哥哥。

刚刚回到京城，李哲明白做人一定要低调。面对弟弟的好意，他连连摆手，表示能在京城住下自己已经万分满意，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求。

武旦也很坚持，他再三强调诸如先来后到、长幼有序，并列举了历代废长立幼所引起的动荡等等——总之一句话，东宫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哥哥您才是这里的主人。

见武旦心意坚决，李哲也感觉“却之不恭”，只能接受。

李哲再次被封为太子，同时大赦天下。不久武曌下令将李哲恢复为原名李显。

折腾了多年，李显再次成为了帝国的法定继承人。

再次入主东宫的李显并没有多少时间庆祝，因为东突厥的战火已经映红了整个北方。武曌紧急派出了一支四十五万的大军前往应战，可惜几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倒是阿史那默啜的势头更盛，连续攻陷了定州（河北定州市）和赵州。二州刺史也先后被杀。

太子李显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前线总司令。而接下来百姓们的反应则完全折射出武氏皇朝的缺乏民心：之前招兵买马，一个月下来还招不到一千人；李显上任后，参军的人蜂拥而至，很快就招满了五万。

有了统帅，还需要配备领导班子。武曌也积极致力于打造一个黄金组合：李显为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当然了，太子是不可以轻易到前线冒险的，于是狄仁杰又多了个头衔“知元帅事”，成为了实质上的元帅。

薛仁贵的儿子薛讷被提拔为左威卫将军兼安东道经略，奉旨上任。向武曌辞行时他特别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太子人选虽然已定，但外界还是颇多议论，担心再出变故（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一旦再次发生变故，突厥之乱恐怕还是难以平定。”

有了先前征兵的教训，武曌对此已深信不疑。为了消除朝中的顾虑，她安排李显以太子的身份接见了文武百官，一则表示慰问，二则给大家吃粒定心丸。之前，不要说做梦都想当太子的武承嗣，就是做过太子和皇帝的武旦也从没有享受过此等殊荣。这下大家都明白了，未来的皇帝仍姓李，以后的国号还是唐。

听说李显复立，阿史那默啜慌了，之前所谓“扶持李家后人登基”的说法显然已难成立，况且几十万周军又正在向自己挺进。罢罢罢，反正捞到的好处也不少了，回家吧！在大杀大抢一番后他再度退回大漠，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去了。

突厥人走了，作为汉奸总头目（至少名义上如此）的“南面可汗”阎知微倒了大霉。阿史那默啜将他交还给周军，说是让他继续回朝为官。

这怎么可能！无论是怒火万丈的武曌还是饱受战争摧残的老百姓都不可能答应。

阎知微被判五马分尸，并处诛灭三族。

北方战火，暂时告一段落。

卸下军职的狄仁杰回到朝中继续做他的宰相。此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身居高位，上得皇帝信任，下受同事敬仰。但一次与武曌的交谈却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一次非正式会面，武曌问他如何看待“唾面自干宰相”娄师德。

狄仁杰一向对娄师德没什么好感，觉得此人才能一般，不过会做人而已，于是很不客气地答道：“如果说作为将领，他应该能守住边疆。至于其他方面的才华，臣不甚了解。”

武曌微微点头，又问道：“那么依国老所见，娄师德是否有知人之明呢？”

这次狄仁杰的回答更加直接：“臣曾与师德同僚数年，不曾听说他有知人之明！”

听了这话，武曌又笑了：“朕启用国老便是出自娄师德的推荐。虽然当时朕还不能肯定，但现在看来，师德还算是有知人之明吧！”

这下狄仁杰着实闹了个大红脸，女皇的话让他无比惭愧。从此，狄仁杰更是时刻不忘反省，认真发掘别人的闪光点，不拘一格地为国家发现人才。

时任宰相之一的苏味道文采出众，但政务才能平庸。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这便是成语“模棱两可”的出处，而他也自此被戏称为“苏模棱”。

久视二年（公元701年）出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是成州（甘肃省礼县）报告，发现佛祖脚印；二是农历三月洛阳突降大雪。

这两件事皆被武曌视作“祥瑞”。为表示庆祝，武曌同年改年号为“大足”。

事实上，第一件事纯属人为。那是成州几百名囚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进行的自救活动，趁放风之机在地上做了个五尺大的脚印，然后在半夜齐声高呼。官员们自然要来看个究竟，事先通过气的囚犯们众口一词：“天降神灵，身长三丈，遍体金色，称我们都是被冤枉的，不过天子圣明，很快就会降旨赦免我们。”

官员们举着火把凑近一看，果然有个巨大的脚印，不由将信将疑。不过既然神仙也夸皇帝圣明，这种事报上去定然有功无过。

果然武曌大喜，不仅改了年号，为了给神仙面子，居然还真下旨赦免了那几百名囚犯。

再说三月降雪。虽是自然现象，却也被某些人视作了天兆。在朝中，苏味道的“瑞雪”说遭到了殿中侍御史王求礼的强烈反对，但他并不以为然，而是要求包括王求礼在内的官员们和他一起进宫道贺。

当大家伙齐刷刷下跪道贺时，王求礼愣是站着没动，同僚们连连使眼色他也好像没看见。

武曌很好奇，王求礼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王求礼又可怜又鄙夷地扫视了地上跪成一片的同僚后朗声说道：“三月春暖花开，正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时节。此时天降大雪，必然会冻死庄稼，毁花伤草，破坏严重。说这是祥瑞根本就是信口开河！贺者皆谄谀之士也！”

这无疑是往大家伙儿脸上使劲扇了几个大耳刮子，带头的苏味道脸上更是红一阵白一阵。武曌知道王求礼说得在理，但也不想驳了这么多人的面子，于是挥了挥手说：“朕累了，卿等且退吧。”

此后苏味道开始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但他的历史痕迹却并不绝于此。除了一些诗作外，他还在数百年后给中国文坛贡献了三位杰出的后代：苏洵、苏轼和苏辙。

经过这次事件，武曌发觉苏味道不是为相之才，但光靠一个狄仁杰也不是办法，得补充点新鲜血液。于是，她便问老狄：“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

“敢问陛下作何任使？”

“朕欲待以将相。”

狄仁杰也很直接：“陛下若求文章资历，今之宰臣苏味道足以为文吏。岂非思得奇才用之？”

武曌自然大喜：“此朕心也！”

“荆州长史张柬之。”

“张柬之？朕当年还是皇后时他便是李素节的仓曹参军，曾向先帝上过奏章，倒是很有几分胆识。不知今年多大？”

“七十有六。”

女皇难掩失望的神色：“比国老年纪还大，尚能饭否？”

“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之前能尽忠于素节，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没几日，远在荆州的张柬之接到任命：迁为洛州司马，即刻赴任。

千万不要小看这次调动，虽只是个洛州司马，却直接统辖洛阳及周边地区，级别上要远高于其他州，基本类似首都军区参谋长。

不过，此时的他还不是宰相。

不久武曌又要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当头一句：“臣之前所荐人选，陛下还没任用。”

武曌一时没想起来：“卿指何人？”

“张柬之。”

武曌恍然大悟：“已经用了啊，朕让他当了洛州司马。”

狄仁杰却是不依不饶：“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不是洛州司马。”

在狄仁杰的坚持下，张柬之又被升为秋官侍郎，最终被任命为宰相。

狄仁杰没有想到的是，他先后所推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会在几年后拥兵入宫，逼女皇让位；他也不会料到，他一手提拔的姚崇会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不朽功勋。仅凭这两件事，他便已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政务上相对太平了，但武曌心中依然不安，且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她担心自己百年之后，以李显为首的李氏皇族与武家的矛盾会不可调和，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实在不忍看到双方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可不忍又能怎样？说到底，还不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局面已不可能轻松化解。

其实，照蜗牛说，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办法：削去武氏的大权，教之明哲保身，平安度日。同时对李家和朝臣好言安抚，引导他们从现实威胁和情感两方面考虑，日后不要太为难武氏族人。

可惜武曌不愿意这样做。她不愿削减族人的既得利益，更不可能再去对李家展开清洗。所以她最终选择了一条自欺欺人的方法：指天盟誓。

首先，她命令李显改姓为武。

接着，她安排太子武显、相王武旦、太平公主和定王武攸暨等人共同写下和平共处的盟誓，一起在明堂中焚香祭告天地神明，然后又将盟誓印刻在铁券上，收藏于史馆中。

这不根本就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在竭尽全力为夫家和娘家人修复那条历经沧桑且深不见底的鸿沟么？可惜老太太的愿望是好的，但方法是基本无用的！

政治上的所有誓言，都是建立在利益与实力的基础之上，没有基础，一切都是空谈。

这个道理，武曌不是不懂。她只能一厢情愿地以为在神明的庇佑之下，这份盟誓能够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

第三十二章　女皇的妥协

自知来日无多，武曌开始及时行乐。也对，与其为身后事想破了脑袋，倒不如痛痛快快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曌任命张易之为控鹤府的长官——控鹤监。这个职务的公开职责是负责征集优秀文学作品并探讨文艺，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公款吃喝，并在宴会上根据皇帝的指示调侃王公大臣们以博皇帝一笑。此外，控鹤监还担负了一项重要的职能——皇帝的男宠管理机构。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控鹤府改名为奉宸府，张易之改任奉宸令。原本控鹤府中还有一些有文采的朝臣，好歹可以掩人耳目；现在武曌也不在乎了，把老家伙们全部踢了出去，大量选拔美少年入府侍奉。

这下子，大臣们坐不住了。

大伙儿认为女皇年事已高，有两位美少年陪伴足矣，没必要这么大规模选拔“新人”。而且这么搞已经让世风日下——不少年轻的低级官员仗着有几分男色，公然上蹿下跳，哭着喊着要加入奉宸府当什么“供奉”，实在是有伤风化！

对于大臣们的奏章，武曌倒是不辞辛苦地一一回复，并分别予以了鼓励，但落到行动处却是一个没有。雪上加霜的是梁国公狄仁杰又在这时辞世，二张等人更是再无顾忌。

二张如此，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亦是骄横。借着哥哥的权势，他当上了洛阳县令，官虽不大，官威却不小。平日里从来都是鼻孔朝天，唯有见到钱财，方才笑逐颜开。于是不少搭不上二张的人，便走了张昌仪这条捷径。

一次，一位薛姓的候补官员在张昌仪上朝的路上送给了他黄金五十两，同时委婉地提出希望能够早日得到任命。张昌仪见钱眼开，当场应承了下来。

收了钱，张昌仪班也不上了，直接调转马头去找天官侍郎（原吏部侍郎）张锡，把薛某的就职申请往张锡办公桌上一放，嘴巴一努，撂下一个字：“嗯！”那意思，你懂的。

张家兄弟的要求，张锡自然不敢怠慢。因为手头有要事在办，他便把申请暂时放在了桌上。几天后，当他打算办理时突然发现申请不见了。

丢了申请。张锡很着急，只好去找张知县。结果他刚一开口，张县太爷就火了：“本县只管收钱办事，怎么记得他的名字？！再说东西都给了你这个糊涂羔子，怎么还来问我？”

面对小自己N级的县太爷的责骂，张锡只能是赔着笑脸请教补救的办法。

县太爷袖子一挥：“所有姓薛的候补都给个官做不就得了嘛！”

这话差点让张锡气晕过去。这也行？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照张昌仪的话去做，即使日后查起来还可以说是自己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勾错了人，最多不过降级罚工资；可如果今天逆了这位爷的意思，那自己可是连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一共有六十多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得到了任命。估计除了送钱的那位外，其他人等定是以为祖上积德，或是自己人品大爆发了。

如此权势，连宰相也望尘莫及。张昌仪也不知收敛，宅子的宏大和精美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亲王或公主的府邸，以至于有人趁夜在他家大门上留了这么一句话：“一日丝，能作几日络？”

张昌仪并不是个胸无点墨之人，他看出来这是利用谐音在嘲讽自己有朝一日必死，快活不了几天了。

他懒得多烦，命人把字擦去，结果第二天门上又被人写了。于是再擦掉，再写。折腾了几次，张昌仪火了，自己提笔加了一句“一日亦足！”

好吧，既然你觉得快活一天去死也无所谓，别人还能说什么呢？从此，再无人往张家门上留字。

看起来张昌仪是无敌了，不过还是有人很不给他面子。

几次在鬼头刀下活命的魏元忠便是其中之一。

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召回朝中，担任洛州司马。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他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在朝中，他与张氏兄弟不对付，一来彼此本不是一路人，二来双方曾经有过过节。

魏元忠任洛州司马之前，张昌仪每次前往洛州刺史的办公地，都不是乖乖待在院子里听候传唤，而是直接闯入办公厅。慑于张家的权势，无人敢加以阻拦。魏元忠到任的第一天就当面将他赶了出去。张昌仪本还想耍赖不走，但看到魏元忠真的怒了，只好讪讪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张易之家的仆人在街市上横行霸道，被魏元忠派人抓了，一顿板子直接打断了气。老百姓自然是拍手叫好，但魏元忠与张家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这还算是小事。后来雍州长史空缺，武曌在二张的推荐下打算任命他们的另一个弟弟张昌期接任。魏元忠极力反对，说得很直白：“昌期不堪！”。当年张昌期做岐州刺史的时候，治下的百姓不要说安居乐业，连活下去都成问题，只好大量逃亡外地，最后岐州户籍上登记的人口就没剩下几个。这么个玩意，怎么能做统辖西京长安周边事务的雍州长史？

随着魏元忠成为宰相，二张更加切实感受到了他的威胁：女皇年事已高，朝中重臣又都站在太子一边。一旦武曌撒手人寰，魏元忠只要一句话就能送自己归西。

一次服侍过后，武曌不经意的一句话，更是坚定了他们除掉魏元忠的决心。

原来魏元忠曾向武曌表示：自己自从高宗以来屡受国恩，现在忝居宰相之位，却不能尽忠死节，反而使得小人聚集在君王身边，实在是罪过。

这话武曌听了还好，二张就很不痛快了：谁是小人？你还要“尽忠死节”，莫非是要和我们拼命么？

那就先下手为强。张昌宗在侍奉武曌汤药时故意表现得愁眉不展，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见“爱人”难过，武曌十分心疼，好言安慰道：“朕不过偶然小疾，卿不必过虑”。

张昌宗是个出色的演员，听了这话他竟然掉下泪来：“皇上龙体欠安，做臣子的理当时刻放在心上。皇上受命于天，区区小病自然无妨，只是最近听到一些人口出狂悖之言，臣着实为皇上难过……”

听了这话，原本半躺着的女皇顿时坐直了身子：“什么话，快快给朕道来！”

“啊，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小人之言，陛下不必放在心上，还是安心养病才是。”

“朕让你说，你就说！倘若真有人图谋不轨，朕又怎能安心？”

“是！那昌宗就多嘴了。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见陛下龙体有恙，就暗中商议，说什么陛下年事已高，不如挟太子而令天下！”

“竟有此事？”武曌惊得瞪圆了眼睛。

“千真万确！”

“混账东西！来人！传旨！即刻捉拿魏元忠和高戬，关入诏狱。朕要亲自审问！”

魏元忠大家都知道，那高戬又是何人？张昌宗为何要把他牵连进来？

只因为高戬极有可能是下一个张昌宗！

高戬官职不大，但身份特殊。他是太平公主的情人，与张氏兄弟一样，安身立命之根基都系于女人身上。看到那些和自己身份相似的人，张氏兄弟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两人被捕后，张昌宗也没闲着，毕竟这只是第一步。女皇说了要亲自审问，那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得有充分的“证据”。

物证肯定是没有的，那就准备人证吧。

张昌宗找到了凤阁舍人张说，让他出面指证魏元忠，当然回报也会很优厚，高官厚禄就在眼前！

他相信如此低成本高回报的买卖，张说一个区区五品官不会不动心。

张说略作思考后应承了下来，这更让张昌宗信心百倍。

这一天终于来了。

武曌端坐皇位，召集太子武显、相王武旦和各位宰相旁听。张昌宗作为原告，将和被告魏元忠当面对质。

召集这些人来，一是为了显示公开公正，二来也是给武显等人一记警告：本女皇还好好活着呢，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好戏开场。

首先发言的当然是原告张昌宗，他妙舌生花，将魏元忠等人如何商议大逆之事说得天花乱坠，仿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对于这种无中生有，被告魏元忠当然是矢口否认。

双方你来我往，都称自己说的是真话。费了半天口水，最后还是势均力敌。武曌和武显却是越听越糊涂。

这时，张昌宗祭出了自己的法宝：“凤阁舍人张说亲耳听到魏元忠等人私语谋逆，请陛下召来张说对质。”

这时，在宫外等候的远不止张说一人。“张昌宗举报魏元忠谋反案”轰动了整个朝廷，所有官员都在关注该案的进展。作为重要的证人，张说的话将直接决定魏元忠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着官员们会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朝廷。

张说略微整理了一下衣冠，准备和前来传令的宦官一同进殿。耳边又响起了同僚们的劝告。

“名声和正义最为重要。鬼神不可欺骗，人不能靠依附奸邪小人而苟活于世！如果你因说真话而被流放，那会是无比的荣耀。如果你不幸遭遇不测，我自当面见陛下为你据理力争，就是死也要陪你一起。今天努力去做，后世万人景仰。一切就看你的了！”——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鼓励说。

“公岂不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殿中侍御史张廷珪的规劝。

“不要在历史上留下恶名，连累你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这是左史刘知几的忠告。

伴着这些忠言，张说气定神闲地走进了金殿。

一到殿门口，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迈过门槛的瞬间，张说迅速扫视了殿内各人：武曌横眉怒目，武显等人一脸严肃，张昌宗和张易之俊秀的脸上则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反应最大的当属魏元忠。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证人”，他带着失望而又略带恐惧的声音喊道：“张说，你也要和张昌宗一起陷害元忠吗？”

张说立定，同样大声地回斥道：“魏元忠你身为宰相，怎么说话也像街头的小人物一样没有水准？”

张昌宗等不及地一旁催促道：“别说废话，赶快告诉皇上，魏元忠都说了什么？”

张说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奏报道：“陛下请看，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这么逼迫微臣，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一种气焰！站在这大殿之上，面对太子、相王和诸位重臣，臣不敢说谎，臣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谋反的话，是张昌宗逼我来作伪证的！”

这话一出，全场哗然，张昌宗和张易之很快反应了过来，大叫：“张说和魏元忠狼狈为奸，一起谋反了！”

武曌也为这太过戏剧性的一幕而震惊了，她厉声说道：“卿等慢慢说来！”

张说正视着二张，问道：“你说我和魏元忠谋反，有何证据？”

张昌宗得意地哼了一声：“禀皇上，张说曾说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当初放逐做君王的太甲，周公代理天子之位——这还不是谋反？”

张说几乎要笑出声来了：“陛下，张昌宗兄弟实乃不学无术。他们只听过关于伊尹和周公故事的皮毛，却根本不知道伊尹和周公是怎样之人，做过怎样之事。”

张昌宗怒了：“少废话！你就说你有没有说过？”

“说过。”

“那你就是和魏元忠一同谋逆！”

“陛下，当初魏元忠被拜为宰相，臣和同僚一起去他家祝贺。魏元忠提到自己没有大功却蒙皇上厚恩，心中惭愧，担心不能胜任。而我就鼓励他说，‘你身负伊尹和周公之重任，理当心怀天下，如今一个三品官职有什么可惭愧的？’”

张氏兄弟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你口口声声说宰相之职没什么了不起，莫非你想篡位？”

“哈哈哈！伊尹、周公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人为相，不学他们，还要学谁？我知道，今天只要我顺了张昌宗的意，立刻就能位极人臣；而如果说真话或许要被灭族。但皇天后土，共鉴我心，只怕天理不容，魏元忠屈死之后阴魂不散，所以臣不敢冤枉他。”

一席话痛快淋漓地揭露了二张的真实面目，丝毫不留情面，令他们如坐针毡，却无力反驳。

一旁观战的武显、武旦等人显然对案情已心中有数，只是碍于女皇的面子，不便开口。

既然无人能说，武曌只能亲自出面：“张说真乃反复小人！理当和魏元忠一并关押，待审明实情后再行处置！”

于是张说也失去了自由，但他只是被关押，并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

之后张说又数次接受讯问，而他的回答却始终如一。

从常理推断，一个人多次忤逆皇帝及其宠臣的意思，公开给他（她）们难堪，自然是要大祸临头的。但张说是个例外。

由此可见，此事并非如文字记载般简单。

单从武曌的反应看，听到张昌宗的诬告后她勃然大怒，逮捕魏元忠，显得对张氏兄弟无比信赖。但她并不糊涂，否则魏元忠和张说早已丧命。所以，真正的情况应该是：病中的女皇心情本就不好，张昌宗的诬告又正中自己的心事，出离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暴怒之下魏元忠就成了炮灰。然而多年的政治生涯和人生阅历还是很快让她冷静了下来，意识到自己听信了一面之词，可能导致好人蒙冤。所以她决定公开审理此案，而不是假手酷吏。此次无论如何，她要自己看到事实的真相。

张说和张昌宗的当庭辩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孰是孰非。可武曌为什么还要怒斥张说“反复无常”，并让他一并下狱呢？

因为她得给二张面子，给他们台阶下，至少不能让他们在儿子和朝臣们面前丢脸。至于后来的审问，我更倾向于是女皇对张说的考验，因为危难时候才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和信念。

在正式结案之前，大量来自官员和百姓的奏章或请愿被送到了武曌的案前，有替魏元忠鸣冤的，有痛斥二张所作所为的，更有甚者，直接指着武曌的鼻子痛骂在她主政之下，赋税沉重，奸邪当道忠良遭受排斥，并称长此下去势必要激起民变，宫城之内也将刀光剑影，血影重重，女皇自身也将难以保全！

面对这种言辞激烈的奏章，武曌没有动怒，也没有下令缉拿上书之人。倒是张氏兄弟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扬言要怎样怎样。不过，在官员们的极力担保以及女皇本人的干预下，事儿还是平静地过去了。

如果说武曌对二张真的是言听计从的话，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仅如此，凤阁舍人宋璟在张家势力极度膨胀的局面下依然不买二张面子，显得十分另类。习惯了被人捧着的二张开始倒也对他恭敬，时常放低姿态与他套近乎（也是，鬼也怕恶人）。可宋璟就是不哼不哈，二张的礼物，概不接受；笑脸相迎，权当没看见。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当众讥讽二人，嘲笑拍二张马屁的人都是张家的奴才。

最后，二张终于出离愤怒了。他们开始在武曌耳边编排宋璟的不是，要求将他治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武曌始终不为所动，并告诫他们不要再胡来。于是宋璟依旧好好做他的官，依旧视二张如臭气。

“张昌宗告魏元忠谋反案”终于结案了。没有具体的罪名，只模糊称魏元忠等人出言不逊，虽有罪过但罪不致死，给予小小惩戒。魏元忠被贬为九品的高要县尉；整个审讯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言语或行为记录的高戬（这仁兄真是纯粹一跑龙套的）与张说一起被流放岭南。

尽管曾经N起N落，对于这次流放魏元忠仍然愤愤不平。临行前他给女皇撂下一句话：“陛下将来定有想起微臣的时候！”，此外，他还指着女皇身边的二张说：“这两小子终有一天要给陛下闯出大祸！”

听到这话，二张赶紧作天真无辜状，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如大猩猩般捶胸，表达自己的忠诚。

对此，心明如镜的女皇只是笑笑：“元忠，去吧。”

眼看计划泡汤，张易之还不死心，依然时刻在关注着魏元忠。

魏元忠离开神都之时，太子仆（正四品级官名，不是太子的仆人）崔贞慎等人在城外设宴，为他饯行。张易之借题发挥，用假名“柴明”写了份状子向武曌告密，说崔贞慎等人联合魏元忠造反。

对于谋反案武曌是从来不嫌多的。监察御史马怀素奉命调查此案。

魏元忠又一次陷入了信任危机。

马怀素同样是位正直之人，面对来自皇帝和二张的压力，他就两句话：要么请“柴明”与被告当庭对质，要么魏元忠无罪。

“柴明”自然是不会出现的，于是马怀素的调查结果是：魏元忠和崔贞慎等人无罪。

对此武曌很不满意，她认为是马怀素办案不力，没有执行“从严”的方针。

对此，马怀素硬邦邦地顶了一句：“陛下手握生杀大权，要谁死，一句话便可；可如果让微臣办案，臣不敢不说实话！”

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倔种”，收拾他的方法多了去了。可武曌却又一次选择了收手。

第三十三章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

忌于二张的强大影响力，大部分人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但也不乏一些人想着不管二张以后如何，眼前总是红人，搞好关系有利于自己目前的发展。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提拔为内史的杨再思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人心眼不坏，心胸也不狭窄。通过明经科考试踏上仕途后，他的第一份官职是玄武县尉。

任职期间他曾奉命前往京城公干。

这种芝麻绿豆官到了京城也就跟空气差不多，办点事儿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外加赔笑脸，吃住也轮不上什么政府招待所——街上到处都是客店，自行解决吧。

一天，一位梁上君子在他的房间行窃时被他撞了个正着。

这种情况下贼一般会考虑夺路而逃或是拼个鱼死网破，不过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时，杨再思却慢悠悠地先开了口：“看起来阁下也是穷苦之人。在下虽然也不富足，但多少还有些银两。只求阁下留下公文，其他就当我送给你的。拿了钱快走吧，莫要被人看见了。”

贼傻眼了，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拿了钱逃了。而杨再思只是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行李，毫不声张，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杨再思涵养的确是好，可回去的路费怎么办？要不报案，让公安部门帮着弄张回程的车票？

杨再思没有这么做，而是找熟人借了点钱回去了。

或许是做好事便有好报。接下来，杨再思的官越做越大：从县尉升为天官员外郎、御史大夫，然后一路升到内史；爵位方面也取得了郑国公的头衔。

当然做好事不是升官的充分条件。杨再思的长处还在于他够聪明，能够迅速捕捉到领导哪怕是再细微的动作，由此推断出领导的想法，然后就顺着领导的心意说话，自然官运亨通。

在他十多年的高官生涯中，杨再思没有推荐过一人，也没有公开反对过一人。要说当宰相当成这样也算是窝囊的了，因此不免有人对他的为官之道产生了好奇。

经不住再三的追问，杨再思终于道出了他的人生哲学：“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这话换种说法就是凡事往后缩，能推就推，不得罪人是第一要务，果然和千年之后的“做大官诀窍——多磕头，少说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抱着这种信念，杨再思觉得应该和张家兄弟搞好关系。

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休一次宴请同僚，半醉之时带着酒气对杨再思说：“先生的面貌很像高丽人。”

注意，这可并不是什么好话。当时国人都以天朝上国自居，整容业也还没有出现，没有人愿意被人说成是来自蛮夷小国。可杨再思不这么想，他知道张同休不能得罪，而且张同休这么说代表没拿自己当外人，所以他非但没板脸，还特地用纸剪了个高丽式样的帽子戴在头上，嚷着高丽语为大家大秀高丽舞，逗得在场人哈哈大笑，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不管人们的笑声中带着多少的鄙夷和讥笑。

杨再思不仅拉得下面子，还勇于突破创新。

一日，官员聚会，张昌宗也在其中。于是便有谄媚之徒拍他的马屁，夸他容貌俊美，仿佛盛开的荷花。大家伙也都纷纷跟着点头。

张昌宗听了自然乐不可支，可杨再思却摇了摇脑袋，说“此言差矣”。

张昌宗纳闷了：此人一向与自己交好，连手下人也不轻易得罪，今儿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于是板起面孔：“杨公何出此言？”

杨再思谄媚一笑：“不是六郎像莲花，而是莲花像六郎啊！”

自古以来，只有夸人长得像花，而杨再思却独辟蹊径，说莲花长得像人，这种马屁修辞法，只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

“莲花六郎”的称谓诞生不久，杨再思又再次义气地拉了张昌宗一把。

事实证明，魏元忠对张家兄弟的判断没有错。张家三杰——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和已经升职为尚方少监的张昌仪因贪污受贿下了狱，按律应受严厉的惩罚。对此，官场和民间皆议论纷纷，他们的兄弟张昌宗和张易之乃是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这事估计也就是做做样子，很快他们便会被判无罪并官复原职吧。

武曌似乎已经猜到了大家的顾虑，于是采取了相当“公正透明”的措施，安排最高监察机关左右肃政台直接审理此案。为表示“公正”，武曌再下手谕：张昌宗、张易之不守法纪，理当一并接受调查。

当官的都不傻，更不是容易激动的热血青年。您既然说二张有问题，那干嘛还让他们继续伺候着呢？

审判的结果是，二张强行收购他人田地罪名成立，按律罚铜二十斤。

别奇怪，在当时铜就是钱。在纸币出现之前，货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组成原料的价值，二十斤铜也就相当于二十斤铜钱的购买力。

这点处罚对于财大气粗的二张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对于这种“公正”的判决，武曌当即表示满意。

不过不依不饶的人也还是有。御史中丞桓彦范和御史大夫李承嘉上疏，认为张同休等人罪行确凿，作为家人的张昌宗应承担连带责任，依律当免去职务。

对此，张昌宗很是大言不惭：“本人对大周有功。况且，所犯之罪也还没有达到需要革职的程度。”

这话听得武曌都有点坐不住了，她向大家问道：“昌宗有功乎？”

关键时刻杨再思挺身而出：“昌宗合成神丹，陛下服用后大有效用，此莫大之功！”

张昌宗合成的是什么神丹，效果如何，武曌最清楚不过，不过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怎么就这么好听呢？于是有功于社稷的张昌宗等人被赦免了罪行，一切如常。

此后杨再思再度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是说到激动处大多数人都要往地上再啐上那么一口。左补阙戴令言一时才思如泉涌，挥就了一篇《两脚野狐赋》，把杨再思比作两只脚的野狐狸，好好嘲弄了一番。

这回好脾气的杨再思也忍受不了了，他一怒之下把戴令言贬去长社（河南许昌）做了个小小的县令。

朝中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是朝中的力量已经开始分为三部分——张氏兄弟及其党羽一派；反张氏兄弟的大臣们一派；中间势力一派。

而这种平静很快又被打破——武曌病倒了。

因为患病，武曌几乎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只留张昌宗和张易之服侍在旁。一连数月，连宰相都很难见女帝一面。

大臣们都很紧张——女皇已经八十有一了，这回病了几个月还不好，后面的事真的很难说。

当然大臣们担心的倒不是女皇会不会驾崩，而是她死后张氏兄弟趁机作乱，到时纵然不会天下大乱，也势必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之前张氏兄弟诬告魏元忠一案，已经清楚表明了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两派的敌意越来越浓，就像竞技场上的对手，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扳倒对方的机会。

相比之下，二张似乎略占优势，有女皇做靠山，根基难以撼动，典型的易守难攻。

既然这样，那就把你们和皇帝分开！

天官侍郎崔玄暐上疏，请求武曌允许太子和相王前往侍奉汤药。至于异姓人士，此时不该再随便进出宫廷。

可惜这份深情并茂的奏章只换来一句没多少油盐成分的干巴巴的感谢。二张继续每天陪在女皇身边，太子和相王依旧干瞪眼。

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招狠的。很快神都洛阳城中开始出现匿名传单，大街小巷里也开始出现无头告示，全城百姓，无论老少都在议论一件事——“张易之兄弟谋反！”

武曌虽在病中，但头脑并不糊涂，她了解二张的实力，没有了她，二张将一无所有，包括性命。造反？借他们十个胆子都不敢！

所以，她决定不予理睬。

双方再次陷入僵持。直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这一年，有人告密——二张密谋造反！

告密一招常见于来俊臣等酷吏，有时也发生在二张身上，不过号称“清流”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们用起这招来水平竟然丝毫不逊色于前二者。

其实这也怨不得别人，要怪只怪自己保密工作不到家。

张昌宗曾经找过一个叫李弘泰的术士看相，李弘泰“瞧出”张昌宗有天子之相，称只要去定州造几座佛寺，就会“天下归心”。

李弘泰根本就是个拍马屁混饭吃的江湖术士，而张昌宗也还算清醒，听完只是一笑。但是这话传到别人的耳里，俨然是足以炸碎他的重磅炸弹。

这种大案，武曌没有理由置之不理。她安排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组成专案小组共同调查。

这次张昌宗倒是十分配合，有啥说啥。很快，崔神庆就提交了审讯报告并附上了处理建议：张昌宗找人看相确有其事，当时也确有说过那句话。考虑到张昌宗已主动向皇帝陛下坦白且态度良好，依律可以减轻或免予处罚。祸首李弘泰妖言惑众，理当法办。

显然，崔神庆并不打算借此事彻底扳倒二张，因为他自己便是张昌宗一党。

宋璟不同意，他强烈坚持这件案子一定要彻查。理由非常直接：二张已经富贵至极，找人算命定然是有更大的企图和野心。宋璟明白有心包庇二张的武曌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听话而找麻烦，但却没有料到武曌会如此反应。

不久，他就接连接到了武曌的三道手令：

一、派宋璟去扬州调查一个普通的案子。

二、派宋璟去幽州调查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

三、派宋璟去甘肃和四川安抚当地百姓。

三个地方相隔千里，莫非武曌傻了？还是要把宋璟劈成三份分头行动？

武曌不傻，她连下三道命令是因为宋璟每收到一道命令就断然拒绝一次。

公然抗旨！

按照唐朝律例，地方官员犯案，官阶高的由侍御史负责办理，官阶低的由监察御史负责调查。甘肃和四川一带并未发生特别事件，而宋璟官居御史中丞，是整个监察系统的第二号人物，非有军国大事不当出使，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

经过一番明里暗里的较量，百官一方终于取得了胜利：武曌同意由司法部门正式审讯张昌宗并依律定罪。而直接负责审判工作的乃是司刑少卿、崔玄暐的弟弟崔昪。

判决可想而知，张昌宗谋反罪名成立，依律要“大辟”，也就是死刑。但是这个判决根本无法执行，因为武曌并不同意。

面对着最高统治者的公然庇护，反张一派暂时陷入了沉默。

唯有宋璟继续不依不饶。或许是觉察到了臣下的激烈情绪，武曌好言宽慰他说：“昌宗在你们调查之前就已经把算命的结果汇报给了朕，可见他只是想算个命，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宋璟连连摇头：“张昌宗这样做根本就是走投无路，情非得已！况且之前早已审明，他犯的乃是谋逆大罪，不能因为有自首表现就加以宽恕。他的逆行，如果不判处死刑，置国法于何地？”

这种语气，早已超出了臣下对君王的规矩，普通朋友间这么说话都可能导致翻脸。但武曌没有，只是继续温和地为张昌宗求情。

不想宋璟根本就是软硬不吃，更加声色逾厉：“昌宗分外承恩，臣亦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

见宋璟这副搏命的架势，一旁的杨再思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摆起上级的架子命令宋璟：“赶快下殿去！”

他错了，宋璟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又怎会把他的话放在眼里？杨宰相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只见宋璟发红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齿间一字一字地蹦出这么一句：“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

见宋璟如此坚决，武曌只能让步。但既然宋璟漫天要价，女皇也来了个就地还钱。她没有让司法部门直接逮捕张昌宗，而是让宋璟先回御史台等着，一会儿张昌宗就到。

女皇表了态，张昌宗再不情愿也只能一步三回头地来到了御史台。刚进院子，就发现宋璟早已等候他多时了。

宋璟也不多废话，站在院子里便开始了审讯。还没问几句，就见到一个宦官手持拂尘大摇大摆地进了院子：“皇上口谕，张昌宗虽有大罪，但念其侍奉陛下多年有功，特传旨赦免其罪……”

听到这话张昌宗立马来了精神，扔下一句“宋大人，下官先行告退了！”便随着宦官离开了御史台。

百官对二张的进攻就此止步了。但张氏兄弟从此把宋璟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在宋家办喜事的时候甚至还派出了杀手行刺。好在宋璟提前得到了消息，这才躲过了一劫。

双方争斗，互有攻守，这很正常。但武曌的表现却很不正常。

这个从血泊中一步步攀上皇位的女人，留给我们的是冷酷、无情和干练的形象，然而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她却仿佛换了个人，面对群臣对自己男宠所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大潮，她虽然极力维护，却已无法驾驭事情的发展方向。朝堂之上，面对着吹胡子瞪眼的宋璟，她居然只是“温言解之”，周围竟然也没几个站出来帮她说话的，这还是那个一言九鼎的大周皇帝吗？

随着武曌的年老体衰以及疾病缠身，她对朝政的控制力和对群臣的威慑力已大不如前。不要说什么大臣们都应该遵守尊卑之道，不可对皇帝不恭。一则大部分朝臣本就时刻想着光复大唐，早就开始扳起指头算计离“光复日”还有多少天；二则皇帝的威信不是靠条条框框或空洞的口号就能树立的，得恩威并施。这是政治的现实，与道德无关。

宋璟抗旨成功，做了表率，让大家意识到皇帝已经走下了神坛，只要够强势，皇帝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相对弱势的领导必然会产生相对强势的下属，随着下属离心力的加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脱离控制，领导反而成了被控制的对象。

呼风唤雨多年的武曌，只能感觉到权力离自己远去，虽然使劲伸手去捞，却每每捞空。

第三十四章　则天皇后的最后旅途

就在张氏兄弟和宋璟等人天天龇牙相对、斗的你死我活的同时，一支真正有实力的力量正在隐蔽处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各方面的准备。

做宰相一年多了，张柬之一直很低调，低调到别人看不见自己的锋芒，也无从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

事实上，他对当前的形势看得比谁都透彻。二张依仗女皇的宠爱，自以为是，准备工作不充分；朝中大臣反周复唐倾向明显，只等女皇自然死亡、太子登基的那一天；女皇因病已无法有效接触和控制忠于自己的力量，武氏诸王皆是草包，根本不堪一击。

基于这样的判断，张柬之终于定下了行动目标：趁女皇无力掌控朝局之际突入宫廷，除掉二张及其党羽；拥戴太子登基，清除武家势力，光复大唐江山！

要保证方案的顺利实行，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最能派上用场的，就是负责宫廷守卫的禁军。

当然，作为宰相，张柬之不可能直接找禁军士兵们促膝谈心，用什么春秋大义来感化他们。实际上他也无需这样做，在高级军官中安插几个自己人足矣。

经过一番缜密细致的安排，与他意见相投的杨元琰、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人被安排进了左右羽林军。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柬之的人事安排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二张的注意：桓彦范和敬晖等显然不是自己的人，他们突然取得军权自然不是什么好事。虽然他们不清楚张柬之的政治立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还是懂的。

张柬之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接下来他高调地把二张党羽之一的建安王武攸宜任命为右羽林大将军，先调动的那几个人成了武攸宜的下属。见自己人占据了上风，二张也逐渐放下心来。

温室里的花朵政治斗争经验还是过于稚嫩。“大将军”如果带不了兵根本就是个空头衔，具体行动还得看手下的军官。张柬之这一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玩得非常漂亮。

考虑到自己人大多是文官出身，砍人砸门没有专业素养，张柬之还特意拉拢了一位货真价实的武将。

这位关键人物叫李多祚。

李多祚来自东北靺鞨部落的一个酋长家庭，继承了家族骁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他早年归附唐朝，并在一系列战斗中屡立军功，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羽林军大将军，掌管禁军，直接负责皇城北门，即玄武门的守卫重任。

迁都洛阳后，他依然负责洛阳玄武门的守卫工作。

又是玄武门！

张柬之精于世道，他明白，有些人，可以动之以利；有些人，须晓之以义；而还有些人，则须晓之以情。

对于李多祚，和他说上一天之乎者也的大道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用恩义二字触动他的内心，则可能会有奇效。

于是张柬之决定私下里约见李多祚。

对于这位年事已高，平时又不显山露水的宰相，李多祚一向是尊敬的，所以他没作多想便赴约了。

闲聊了几句，张柬之貌似客套地将话题一转：“将军拱卫北门，身负皇城安危，辛苦了！”

以为上级只是例行慰问，李多祚也就势谦逊道：“多祚才能平庸，深知工作干系重大，故竭尽全力，方能不负天子所托。不敢说什么辛苦。”

“哦，”张柬之貌似随意地又问了一句，“将军在北门几年了？”

李多祚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老实地答道：“有三十年了。”

李多祚一边嘴上谦虚，一边心中纳闷：宰相找我来究竟何事？总不会就为了说几句好话吧？

“呵呵，将军多年以前便已身挑重担，官高位尊，比老朽强多啦。将军如今宠贵当代，位极武臣——人人钦羡，敢问可知是受何人之恩？”

一句话激起李多祚万千感慨与追思，回忆起之前与高宗的点滴场景，他不禁鼻子一酸，落下泪来：“多祚能有今天，皆是大帝之恩！”（大帝，即高宗李治。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被追谥为“天皇大帝”。）

见李多祚落泪，张柬之摸着胡子笑了。果然，你是个重情义之人。那就好办！

“既然如此，将军可想报答大帝的恩情？”

李多祚抹抹两行老泪，沉声道：“自然！只恨无处效力！”

“将军，报恩之时就在眼前！大帝之子现在东宫，然而张易之兄弟仗着当今圣上的宠爱，专权误国，心怀不轨，日夜图谋要除去太子。此乃关乎社稷存亡之大事！将军如真要报答大帝厚恩，正在今日！”

李多祚虽说是个武夫，但话说到这份上他也明白了。如果说这时武曌依然安安稳稳地掌握着大权，不要说他，就是张柬之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女皇病重卧床，已无力有效控制政府，朝中流言四起，手握大权的二张无论是品行还是能力都无法驾驭手中的权力，此时发动“非常之事”，成功的希望极大。更何况恢复李唐江山、拥戴太子登基本就是件大快人心的大事！

李多祚考虑了片刻，当即起誓，只要是为了李唐皇室，自己愿一切听从宰相的调遣，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至此，张柬之所策划的政变的所有参加者都已到位。

政变这种事一是要直抵中枢，迅速掌握最高权力，二是要清除前统治者在朝中的残余势力，防止反复，三是要迅速推选出新的统治者，以安定局势。

以上三条，张柬之胸有成竹：自己率兵从玄武门进宫，除掉张氏兄弟，以武力胁迫武曌退位；右台中丞袁恕己将会同相王武旦坐镇凤阁、鸾台，对二张党羽实施抓捕；派人迎接太子武显进宫，重登帝位。

大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

张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五百多羽林军向玄武门进发。

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湛前往东宫迎接太子武显（因武显事先并不知情，特派太子宫内直郎、武显的女婿王同皎一同前往）。

袁恕己和相王武旦率军逮捕了二张的党羽凤阁侍郎韦承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房融以及司礼卿崔神庆等人，并时刻监视朝中官员的可疑动向。

一切都很顺利，可偏偏在最不该出现问题的环节掉了链子。

太子武显不肯前来！

这可要了命了。武显不出面，张柬之的行动就名不正言不顺。二张固然该杀，但私自拥兵入宫便是造反，下场不会比真的谋反好多少。

武显不肯来，原因很简单。他本就不是个有担当的人，加上之前被老妈连废带贬，早已患上了“恐母症”。多年来他只求平安度日，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是想都不敢想的。

问题是武显想用闭目塞听来自保，其他人在这种时候可保不了自己的性命。李多祚是个武官，不精于“揣摩上意”，急得满头大汗。

女婿王同皎对于这个老丈人多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赶紧出面解释道：“先帝将天下交给殿下，殿下却无缘无故遭罢黜，至今已有二十又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二年），实乃人神共愤！如今上天垂怜，北门南牙（前者指禁军，后者指政府官员）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匡复李氏社稷（罗列现实条件）。请殿下速往玄武门，以孚众望！”

尽管王同皎说的声情并茂，武显依然不为所动：“凶竖自然当诛，不过皇上龙体欠安，大动干戈只怕会使她受惊，不是做儿子、臣民的道理。各位不妨再耐心等待一阵子。”

轻飘飘几句话把刚刚还是信心满满的大伙儿说得欲哭无泪。苍天啊，张柬之都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还在这儿说什么先等等。再等，怕等来的就是满门抄斩的诏书了！

李湛被武显的软弱激怒了，为了政变的成功，为了自保，他近乎威胁地对武显说：“宰相和将军们冒着全族被屠的危险尽忠报国。殿下忍心把他们推到油锅里煎熬吗？若殿下再不出面，只怕后事难料！”

这无疑在说，大家豁出命干，为了便是你小子。你若不出面等于把刀架在大家脖子上，大家怎能善罢甘休？就算死也得拉你垫个背！

顺便带一句，李湛还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父亲——李义府。

在货真价实的威逼利诱之下，武显终于作出了妥协。

见太子来到了玄武门，张柬之的胆气更壮了。他招呼大家一起放声大呼，开门！

尽管李多祚撤走了把守玄武门的重兵，但仍有一些当值的守兵。他们恪守职责，拒不开门。

那就对不起了。虽然尽忠职守值得尊敬，但挡路者必须得死！

一声令下，准备充分的禁军们向玄武门发起了进攻。很快攻破。

禁军们一鼓作气，直接向武曌居住的迎仙宫冲去。

迎仙宫内，武曌刚在张氏兄弟的服侍下躺下，就听到殿外的走廊上传来喧哗声。

武曌不禁皱起了眉头，张氏兄弟也很奇怪，后宫向来警戒森严，经过之人都是连大气也不敢出，怎有人敢在此喧哗？

他们决定出去看看。

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踏出迎仙宫的门槛。

走出宫门，张氏兄弟惊呆了：眼前是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喧哗声正是从这里传出。这是怎么回事？这伙丘八是哪个混蛋弄进来的？

他们快步上前，厉声呵斥道：“你们是谁的部下，为何在此喧哗？难道不知陛下正在休息吗？”

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居然不惊，还大喇喇地反问道：“你是何人？”

还没等张易之开口，队列的后面已传来了张柬之的声音：“他们就是反贼张易之、张昌宗！太子有令：就地正法！”

张氏兄弟懵了：张老头怎么在这儿？武显有什么命令？

但这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来不及思考，脑海中最后闪过的念头恐怕只是：死，也不怎么痛嘛。

顷刻间，张氏兄弟俊美的面孔已满是血污，身首分离，原本玉树临风的身体上多了不少冒血的窟窿。

士兵们粗鲁地闯进了迎仙宫，原本垂手侍立的宫女们早已逃了个一干二净，只留下女皇武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里。

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和兵器铠甲相撞击发出的金属声，武曌缓缓睁开了眼睛，顿时睡意全无，坐了起来——自己的龙床已被顶盔贯甲的士兵们围了个严实，刀枪在并不明亮的宫殿里发出幽幽的光，不时还听到滴水声——那是二张的鲜血从兵器上滴到了地上。整个场景甚是诡异。

到底是女皇，此刻武曌并不慌张，她定了定神，高声问道：“作乱者何人？”

士兵们一时无话，倒是张柬之大踏步地走了上来：“张昌宗、张易之谋反，臣等奉太子之令将二贼诛杀。唯恐消息泄露，故不敢奏报。臣等在宫禁中动兵，实在罪该万死！”

嘴上说着罪该万死，武曌可压根没瞧出他有一丝惶恐，于是又把眼光放到了张柬之身后的武显身上：“原来是你！既然叛乱之人已死，你也不用在这里了，回东宫去吧！”

武显早就吓得腿软了，听了母亲的话，正打算磕头谢恩，却被一旁的桓彦范一把拦住：“太子怎能再回去！昔日天皇以爱子托付陛下，如今年齿已长，又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

末了，桓彦范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大家的想法：“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顺天人之望？谁是天？谁是人？不就是一伙人带兵逼我退位嘛，还说得这么义正词严的。可惜自己现在已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能如何？

合作吧。

但，我叱咤风云多年，居然如此收场，真叫人心不甘啊！

一眼瞥见人群中的李湛，武曌不禁想起了他的父亲李义府，想起了自己初登后位时和李义府并肩作战的那段岁月。想不到，当初对李义府宠信有加，他的儿子却充当了推翻自己的急先锋。

武曌毕竟还是皇帝。面对她的召唤，李湛不敢不来。

“你也是杀易之他们的将军吗？哈哈，想不到，朕对你们父子不薄，才有今天啊！”

这番话说的李湛一阵惭愧。平心而论，自己父子二人确实受到了这个女人很大的恩惠。虽然驱武复李是大势所趋，但从个人角度而言未免有些忘恩负义。

此刻李湛能做的唯有讪讪地退下。

出了一口气，武曌又瞄上了崔玄暐：“其他人都是由他人举荐，唯有你崔大人是朕从基层一手提拔的，为何你也在这里？”

本想看崔玄暐一脸惭愧的狼狈样，不料他胸膛一挺，正色道：“臣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

武曌愣住了，看来口头的便宜也是占不到了，她长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我为鱼肉，汝等为刀俎，随你们便吧。

政变成功，张柬之等人都长出了口气，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接下来是对张家势力的彻底清洗。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张党全部被抓，当即问斩。人头与张易之、张昌宗的一起被高悬在天津桥南示众。

政变成功的第二天，女皇“下诏”：命太子武显监国，大赦天下；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兼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派钦差前往全国各地，安抚百姓，稳定民心。

第三天，武曌退位。

第四天，武显登基称帝，大赦天下，唯有张氏兄弟一党不在此列。加封相王武旦为安国相王、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封妹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之前被流放、剥夺皇族身份的李姓皇族也全部恢复了身份，分别加官晋爵。

第五天，尚在病中的武曌被送往上阳宫静养，由李湛率兵警卫，既保证她的安全，也防止武曌东山再起。

第六天，武显率百官前往上阳宫问安，向武曌敬献了她在世时的最后一个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同年农历二月四日，武显再次诏告天下：恢复国号为唐；恢复自己及相关人等李姓；迁都长安，洛阳恢复为“东都”；所有礼节、政府机构名称、官员名称、制服式样、皇家旗帜以及公文用语全部恢复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的制度。

至此，武曌连同她的大周王朝彻底成为了历史。

她在史料中的再次出现是在九个月后——病故于上阳宫，享年八十二岁。遗诏中，她自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同时宣布赦免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以及柳奭等人的全部亲属。

武曌与丈夫李治合葬于乾陵，并因归政于太子而被迎入太庙，受后世供奉。

依照礼法，皇帝的陵墓前都立有一块碑文，用以记述墓主人一生的功德。乾陵里也有两块石碑，一块是述圣记碑，用以记载高宗李治的生平及功勋；另一块当然是属于武则天，只可惜这却是一块无字碑。

为何碑上无字？

学界说法不一：一是说武则天觉得自己功高徳大，难以用文字来形容，故只立块碑，不着一字；一是说武则天希望由后人来评说自己的功过，故一字不写。

蜗牛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武则天的聪明才智、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可以说古今少有。被迫退位后的那段岁月，她有足够的时间回顾自己的一生，有感慨，有激动，有懊悔，有悲伤，当然也有甜蜜。女权主义者因她打破了男人对政治和性的垄断，将她视作女中豪杰，人中凤凰；男性大多认为她过于强悍，缺乏女人味，极端不希望在生活中遇到武则天式的女人；反对她的人更是极力攻击她滥杀无辜、任用酷吏、频繁制造冤假错案，认为她是一个毒辣、阴险、缺乏亲情的怪物。

那么到底武则天是怎样一个人呢？

应该说以上三种论调都是事实，因为这些全部都发生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位用心阅读武则天的人，相信都会有自己的评判。

所以，且让那块无字碑继续矗立吧。留待后人评说？聪明！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第一章　永徽时代

- 第二章　通向皇后之路

- 第三章　剑指中亚细亚

- 第四章　元老派的彻底失败

- 第五章　谁才是东亚的老大

-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 第七章　高句丽亡国

- 第八章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 第九章　武家继承人的自我毁灭

- 第十章　天皇天后

- 第十一章　东方疆土的丢失

- 第十二章　西域战事

- 第十三章　再灭东突厥

- 第十四章　皇太子的废黜

- 第十五章　高宗去矣

- 第十六章　唯武独尊

- 第十七章　倒武运动第一枪

- 第十八章　酷吏横行

- 第十九章　女主当国

- 第二十章　一代女皇

- 第二十一章　武承嗣的太子梦

- 第二十二章　狄公的自我救赎

- 第二十三章　太子爷两过鬼门关

- 第二十四章　武的全盛时代

- 第二十五章　尘归尘，土归土

- 第二十六章　契丹来了

- 第二十七章　“以夷制夷”成功了

- 第二十八章　登徒子好色赋

- 第二十九章　来俊臣之死

- 第三十章　还卿储君

- 第三十一章　天下大定

- 第三十二章　女皇的妥协

- 第三十三章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

- 第三十四章　则天皇后的最后旅途

- 封底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章　永徽时代

第二章　通向皇后之路

第三章　剑指中亚细亚

第四章　元老派的彻底失败

第五章　谁才是东亚的老大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第七章　高句丽亡国

第八章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第九章　武家继承人的自我毁灭

第十章　天皇天后

第十一章　东方疆土的丢失

第十二章　西域战事

第十三章　再灭东突厥

第十四章　皇太子的废黜

第十五章　高宗去矣

第十六章　唯武独尊

第十七章　倒武运动第一枪

第十八章　酷吏横行

第十九章　女主当国

第二十章　一代女皇

第二十一章　武承嗣的太子梦

第二十二章　狄公的自我救赎

第二十三章　太子爷两过鬼门关

第二十四章　武的全盛时代

第二十五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二十六章　契丹来了

第二十七章　“以夷制夷”成功了

第二十八章　登徒子好色赋

第二十九章　来俊臣之死

第三十章　还卿储君

第三十一章　天下大定

第三十二章　女皇的妥协

第三十三章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

第三十四章　则天皇后的最后旅途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