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Ⅰ 大变局中的政治思潮

-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进程

-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思考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会发展陷阱

- 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 Ⅱ 权力危机下的挑战与应

- 阿拉伯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

- 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

- “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 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利比亚战争

- 民族与国家

- 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战略及其历史命运

- 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

- 叙利亚危机

- Ⅲ 变化世界中的困顿与突围

- 对伊朗经济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解读伊拉克民主化困境的三个维度

- 土耳其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

- 从巴基斯坦管窥第三世界面临的几个共性问题

- 对伊朗核问题的战略解读

- 伊朗革命主义外交

- 海湾国家外交行为根源及其地区影响

- 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

- 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路径依赖及其局限

- 后记

Ⅰ 大变局中的政治思潮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进程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1]。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国家建构[2]是其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任何一种国家建构方式都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为行为根据的。不同国家所持政治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其进程和结果也会迥然不同，在国家建构的起始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菜单”中，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的亲缘最为密切，尤其是在包括政治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塑造政治发展框架的关键性力量。那么，在阿拉伯国家[3]，民族主义到底怎样影响国家建构过程，其最终结果又会怎样，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

从政治学角度看，如果说国家建构目标体现的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那么，国家建构过程就是“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国家建构是一个国家权力逐步巩固和向下渗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统”与“法统”两种路径各异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由于议题所限，本书主要考察阿拉伯世界的“道统”问题，即作为观念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做出反应（当然，由于道统与法统是互为表里的两个范畴，以民族主义观念作为分析重点，落到实处，仍可能会以物质性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阿拉伯国家的新生政权是如何进行国家建构的呢？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哈利德·哈桑·阿里·纳吉布（Khaldoun Hasan al-Naqeeb）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国家国家权力扩张的基本轨迹。第一步，这些新生政权（大部分是军人政权）在建立后试图马上控制整个国家。这主要是通过解散议会、废除选举，委派军人到各级政府任职等措施来完成的。第二步是破坏所有组织性的权力机构（如政党和政治组织），以便控制整个政治系统。第三步是在民众中扩展政府的权力（即控制劳工组织和其他职业组织），以便遏制这些组织潜在的“分裂性”。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认识到要想有效垄断权力，必须指向唯一还处在政府权力之外的区域，即基于土地所有权、资本和财富产生的社会权力。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法案的出台，仅仅是中东国家试图完全控制经济体系的先兆。这种控制是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的实施而最后完成的。埃及在1961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在1965年先后实施了工业企业和银行的国有化。其中的一些措施促进了财富分配的改变和对社会公正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剥夺社会权力的资源，这一过程导致了传统富裕阶层的整体衰落。[4]

纳吉布对阿拉伯国家新生国家权力扩张的描述，为本文的分析探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但与纳吉布不同的是，本文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因其鲜明的反殖反帝姿态，赢得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戴，并因此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新国家建立后，这种民族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主义，并使新国家政治结构的塑造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二 民族主义怎样影响国家建构进程

新生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国家政治体系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在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直接得益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大力支持。在阿拉伯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滞后，使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发育比之西方，都显得极不成熟。具体地说，就是缺乏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利益取向的政治阶层。在此情况下，唯有体现全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奋斗目标（它的背后是一种政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也唯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这种政治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领导者正是由于有反殖反帝的共同旗帜，才能够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反过来，正是得到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最终成功。在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之后，保持广大民众对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的支持，或者说，如何把基于反殖反帝目标建立起来的民众支持，适时地转移到对新兴政权政策纲领的支持上来，这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在政治制度化滞后的情况下，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往往都缺乏来自程序合法性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众的直接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新兴政权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才能获得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呢？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它主要体现为对原有政权精英主义价值观和金字塔式统治方式的彻底颠覆。而民粹主义（populism）正好是这样一种“真正”能够体现人民统治的政治价值观。按照《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民粹主义实际是“对多种政治运动一种总的称呼。这些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对整个人民，特别是对反对大商业组织和工会的普通公民极具号召力。对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者来说，人民是政治美德的源泉，但他们却被异己的、强有力的和有害的敌人所困扰。此外，民粹主义还有下列特征：从正式的中流砥柱人物和自由党中获取支持；政治上具有极端主义的语言和行为；把某种发生在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对方案似是而非地变为革命性的方案；一种引人注目的彗星似的跨入政治天堂的途径”[5]。另外，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也专门对民粹主义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粹主义至少有七种类型的政治现象。尽管学者们对民粹主义概念理解不同，但总的来看，民粹主义政治具有利用“人民”作为政治号召，强调其政治权力来自大众的共性特征。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逻辑延伸，也是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

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阿拉伯世界的新生政权往往是一些军人政权。如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等领导人均是军人出身。从阶级背景来看，这些领导者基本上来自社会中下阶层。而且，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们不同于给定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类利益既得者，在处理内外问题上容易患得患失。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往往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政权阶级基础的广泛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众性。从法理角度看，“人民”已经成为体现新兴政权“政治正确性”的基本标志和实现合法统治的权力来源。

这种思想体现到政治制度领域，就是把原有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如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视为相互倾轧、政治分裂的代名词。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眼里，这种代议制民主根本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直接民主取而代之。例如，卡扎菲就认为：“议会制是解决民主问题的一种欺骗办法。议会本以代表人民而建，然而它的基础本身却是非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政权，而不是某种代表人民的政权。单单是议会的存在就表明人民没有参政。只有人民自己参与，而不是他们的代表参与，才有真正的民主。议会已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合法障碍，它不让民众参与政治，却代表他们独揽大权。”[6]他还认为：“议会已堕落为攫取人民革命政权的工具。今天，人民有权通过人民革命摧毁所谓的议会——独揽民主和权力，以及强奸民意的工具。人民有权响亮地宣布新的原则：‘不要人民代表’。”[7]对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卡扎菲同样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政党是建立在独断专权，即党员统治人民大众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政党愈多，争权愈烈。这种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的结果是，损害人民取得每一项成就，破坏造福于社会的每一项计划”[8]。“政党是现代的部落，是教派。一个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完全像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下的社会一样。……如果说部落政权和教派政权在政治上已经被拒绝和唾弃，那么，党派政权也应该被拒绝和唾弃。因为两者的行径一致，导致的结果也一样。”[9]

由此可见，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现，就是废除各种既定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各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及的纳赛尔政权。1953年，纳赛尔领导新政权废除了埃及所有现存的政党，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有组织的、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群众性组织：如1953年的“解放阵线”（Liberation Rally），1956年的“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1961年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等等[10]。在利比亚，所有其他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而代之以“革命指挥委员会”和仿照埃及建立的全民性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对此类现象，以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名扬天下的亨廷顿曾做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全国民族协会所以能吸引军人，就在于其成员具有广泛性，并且被认为是以动员和组织民众，达到军人认定是全民皆可受惠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政治的建国模式’，这种模式体认不到任何社会固有的，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里到处存在的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故而也就无从提供斡旋冲突及调节利益的方法。”[11]说到底，许多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2.激进的去制度化行动

新生民族主义政权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首先就是对原有政治结构进行全面颠覆。这既是出于新生政权打破旧有国家机器、另起炉灶的一般性考虑，又是民族主义政治行为轨迹的特定结果。

首先，殖民政权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功利化运用，败坏了它在广大民众中应有的形象。政治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就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早在被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的不充分，使二战之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上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例如，在1950年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埃及议会（即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前的最后一届议会）的319个席位中，大地主占了115席。这些地主的“财产”都不少于100费丹（1费丹等于4200.833平方米），其中有4/5的人拥有的土地超过500费丹。[12]这些权贵阶层作为这种落后而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现行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落后的殖民半殖民国家，往往是淮桔成枳，非但没有成为社会不同阶层进行有效沟通，进而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独断专行之实，为现存的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的合法外衣。有学者指出：“（阿拉伯）自由时期的主要领导者基本包括了土地贵族、中心城市的商人和部族领导人。他们已没有能力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也没有认识到公众的需要……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政府中的位子和让个人获得好处。”[13]这种对民主制度进行庸俗化和工具化理解和实践的最终结果，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形象。

在这种背景下，采取激进的去制度化措施，摒弃民主政治制度，反倒成为一种深得人心的进步举措。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首先来自反殖反帝的历史功绩，因此，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想继续维系这种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彻底否定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理念。另外，由于新兴民族主义政权执政的阶级基础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人民，因而他们对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十分厌恶。“阿拉伯军事领导人主要来自社会经济的下层，他们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现代化辞藻来表述对少数权贵集中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极度愤恨。”[14]在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看来，殖民时代的民主制度仅仅是寄生在西方国家羽翼之下的政治附庸，以及装点门面的政治招牌。因此，有必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视为反动统治的象征而加以摒弃。于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应用到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政治举措。

首先，废除象征着殖民和半殖民统治的“自由时期”（阿尔伯特·胡拉尼用语）的政党和议会制度，而代之以直接民主。这一点被纳赛尔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在1957年3月会见一位印度报纸记者时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什么是民主？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我想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上都能解放这些农民和工人，这样，他们可以说‘是’。我想在不影响农民和工人正常生活或每天获得面包的前提下，让他们说‘是’和‘不’，这就是我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观点。”[15]

其次，在民族主义政权的议事日程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排在较为靠后的位置。对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当它们经过浴血奋战把殖民者赶出国境后，新生的国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从一个较长时段看，最迫切的恐怕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16]所有这些，都需要特别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相比之下，由于民主的发展往往是与个人获得充分自由紧密相连，因而在民族主义政权的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17]换句话说，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在中东，致力于发展自身的资源，连同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的努力，使国家安全、自卫和快速工业化等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目标。这样，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地政权必须应付与贫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环境中，威权政权最好的选择是大力强调管理、监督和控制。”[18]

这样，在处理政治制度化（或政治民主化）与发展经济（同时也包括巩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民族主义政权显然认为后者更重要，更能给民众带来现实的好处。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的政治民主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纳赛尔就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生活自由和生活自由的保障，选举自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成为一个误导人民的骗局。”[19]

另外，对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通过强化政府权力和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来治理国家，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政治选择——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包括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的牵扯，国家的权力（在它背后是统治者的意志）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几乎没有几个民族主义政权领袖（他们往往是军人出身）能够按捺住心中这种“去政治制度化”的冲动，他们倾向于把议会、政党、选举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视为可有可无的政治程序而加以摒弃。亨廷顿就指出：“无论是带有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与社会上的其他集团比起来，军队最倾向于认为，党派不是建立共识的机制，而是分裂的祸根。他们的目标是没有政治的共同体和强迫命令的共识。”[20]去政治制度化行为，即废除政党、议会、选举制度等既定的政治组织和法律法规，既是新生政权延伸自身权力，铲除旧政治势力的有效方式，同时与民粹主义政治哲学互为表里。

然而，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因为政党是依庇护、影响和妥协的原则行事的。因此，“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卫道士一样，都时常反对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图在不建立能保证他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制度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他们在牺牲政治的情况下追求现代化，到头来，他们对一种东西的追求却因对另一种东西的忽视而失败了。”[21]

3.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统治[22]

直接民主是一种古老而又颇具魅力的政治理想，它与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所能设想和实践的基本政治类型。那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究竟孰优孰劣，由于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不同的政治力量往往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民族主义政治（尤其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来看，它在政治哲学上的民粹主义政治观，决定了它先天具有一种反精英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者看来，间接民主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是一种假民主和民主的初级阶段。只有直接民主制最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在民族主义领导者看来，在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主权在民，人民亲自参加统治。为此，应该把所有挡在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政治障碍都彻底清除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卡扎菲就认为，“人民大会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直接民主如能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则是毋庸争辩的理想方式”，“现在世界第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直接民主的实际经验，民主问题终于在世界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只需民众努力奋斗，去消灭世界上盛行的各种假民主的专制统治形式——从议会、教派、部落、阶级，到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23]

然而，在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所要求的全民参与政治决策做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科层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繁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中，‘政治人’总是极少部分。不管直接民主理论者如何呼吁，他们却仍不过是极少部分‘政治人’中的极少数，一旦他们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必然要声称是在为其他人实行直接民主，这时他们就已经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实现‘间接’民主了”[24]。在废除了实行代议制民主赖以运行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的寡头统治。

因此，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统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直接民主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对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深切期待；而那些强化领袖个人作用的克里斯马统治，它们所要求的往往也是那种不受任何政治制度牵制，声称权力直接来自人民的直接民主制。

在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治中，民粹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废除各种政治制度的政治举措，必然导致直接民主和克里斯马统治的出现。按照韦伯的政治学分类，克里斯马型统治是介于法理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之间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25]。克里斯马型统治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这时，民众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其于水火之中，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而有其历史合理性。

然而，克里斯马型统治也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它的统治方式是情感型的，政治制度的废立、管理者的选拔完全取决于领袖个人的好恶，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的基础上的，如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阿拉法特等都属于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他们不仅在本国民众中具有极高威望，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很大影响力。他们作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具有可以改变政治事件发展进程的潜在能力，能够以其个人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26]

这种统治形式的出现又是与中东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相互契合的。在阿拉伯世界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关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马克思对法国封建农民的分析在中东同样适用：“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7]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民众参政的物质前提，同时又铸就的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对普通民众而言，它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出现的深切期待，对领袖人物唯马首是瞻的盲目追随。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为克里斯马式领袖的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二战以来，在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运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如火如荼，从而有可能把在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推上政治的巅峰。他们因为推翻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旧政权或捍卫了民族尊严，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但是“革命领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他是以‘总统’而不是以‘铁腕人物’进行统治的”[28]。

三 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

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因此受既定思维影响，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价值追求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仍沿袭了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颠覆性做法——至少在政治发展方面是这样。然而，从革命到执政毕竟意味着民族主义政权（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政治视野和政治利益的根本性变化。因此，从较长时段看，民族主义新独立阶段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难以长久坚持下去。变化，或者更直接地说，向威权政治[29]方向变化，构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这一发展趋势与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做法看似相悖，实则是一脉相承的。就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实践看，威权政治的产生乃是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具体地说，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解读。

1.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化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以和不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因此，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明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毋宁说像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能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前，民族主义始终与反殖反帝、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这一奋斗目标与这些国家所有阶层的政治诉求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保证了民族解放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奋进前行。然而，当这些国家真正赢得政治独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民族主义领导人力图借助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加现行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但这种淡化阶级冲突、强化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是新时期民族主义政权的奋斗纲领，不如说是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梯比认为：“在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全民共识’不再是整个人民发自内心想法的涵盖广泛的凝结，不再是能够立竿见影地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而仅仅变成了一个空壳，一个它应该变成的粗糙而易碎的空壳。”[30]

这样，一度作为进步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期已经转变成统治精英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统治者们，现在正试图占据殖民主义者腾出的特权位置。[31]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宣传手段来弥合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73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体现——“文化革命”都涉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措施。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政府便开始大规模抓捕那些反对革命和不完全认可新生政权的人们。[32]事实上，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可能会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民族主义和收回主权的华丽辞藻，难以掩盖政权从异己的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异己的本国寡头集团手中这样一个事实。[33]例如，在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逐步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不是提供思想启蒙，而是沦为政治控制工具。”[34]

从政治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是一种全能主义的办事原则，即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由国家（政府）承担起社会正常运行的全部职责。而这种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威权政体。“在经历了一个简短且十分含糊的时期后，国家巩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重返殖民统治时的威权主义过程。”[35]具体地说，就是以政府职能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权力扩张。而“国家膨胀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管理国家的小团体手中”[36]。这种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总是试图控制整个社会。“当它（威权政体）面对社会内有组织的团体，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最理想的战略就是破坏那些不能控制的组织，重新塑造和指挥那些能够控制得了的组织。”[37]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的不断渗透，使社会和个人的权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由此导致了威权政治的出现。至少就阿拉伯国家来说，“阿拉伯政治中精英-大众互动的运算方法就是，国家把自己放到福利提供者的位置，以此来换取公众没有异议的服从”[38]。

因此，依靠广大民众支持起家的民族主义政权，不管主观意志上如何想标新立异，创立一种有别于殖民主义和传统国家的全新统治模式，最终往往是难脱窠臼，步入了威权国家行列。

2.民粹主义开端导致威权政治结果

前文已经提到，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主导思想是民粹主义式的。正如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一样，民粹主义也可以和任何事业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是民粹主义民主作为多元民主的敌人，它经常被看作一种隐性的威权主义”[39]。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民粹主义习惯于在集体层面上使用“人民”的概念，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抽象意义上颂扬人民民主的统治，却在具体操作中忽略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毫无疑问，“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他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超越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40]。这就使民粹主义民主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

伊莫逊曾深入分析了这种民族主义民主是如何演变为民族主义独裁的：“运行中的民主制必须依靠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这两种潜在对立原则的有机混合。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主义都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集体原则很可能会以妨碍民族团结为由，凌驾于个人和少数之上。……然而，谁能代表民族的意愿？民族的灵魂可以由构成民主简单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来代表，但是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很可能使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一个领袖或克里斯马领导人可以取代民族的意愿。用卢梭的话说，就是虽然个人不能信任他们自己，但仍可以表达个人的真实意愿。国家是最崇高的，然而为了国家利益，主权的行使应该委托给那些能正确运用这项权力的人。至此，民族的民主最终转变为民族主义独裁。”[41]

从政治实践看，民粹主义倾向于废除政党、议会等政治制度化产物，改而推行直接民主。但这种做法带来的政治后果让人始料未及。一般来说，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失去了进行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这样，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所说的：“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42]

亨廷顿对取消政党带来的消极后果曾做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军人领袖陷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之中。所谓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通常指三个方面。首先，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够反映现存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于造成这些制度的那些社会势力的存在。第二，在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官僚输出部门常常极为发达，相比之下，理应能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功能的输入却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之中。第三，还需要有能够控制接班问题的政治制度，并使权力从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移交给另一个领袖集团时，不至于诉诸政变、造反或别的流血手段。在现代发达的政体中，这三种功能大部分由政党来履行。由于军人领袖一般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政党。这就使他们难于创造出能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43]

3.从克里斯马统治到现代官僚统治

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克里斯马统治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统治形式，它注定要朝着现代官僚统治的方向发展。

首先，克里斯马统治几乎总是在社会政治秩序遭受破坏或普遍质疑的危机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因而它也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从民族解放到国家建设的主题转换，使众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秩序动荡和价值迷茫。如何才能摆脱频繁的军事政变？如何应对以色列和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如何才能解决问题重重的国内事务？所有这些，都促使民众渴望能出现一位兼具能力和品格的时代英雄，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使那些具有非凡魅力的政治强人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时代主题转换毕竟只是历史长河流淌过程中激起的一朵浪花，它虽然壮美但是转瞬即逝。

其次，在这种政体中，政治制度发育的不完全，导致用以缓冲和沟通领导人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机制相对缺乏。这样，“领袖与群众之间就存在着面对面的直接关系，用科恩豪泽的话来说就是：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可以随时影响领袖”[44]。这种状况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时期或许十分必要，但一旦进入国家建设时期，这种互动模式的弊端便开始日益显现。因为领袖与大众的这种关系具有明显的感性成分，它除了为社会政治秩序平添混乱外，还可能使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显现某种不确定性，由此决定了克里斯马型统治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

最后，只有终结克里斯马型统治，才能摆脱领导人继承危机。克里斯马统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把政治体系全部维系在领导者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社会事务也都是以克里斯马领导人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45]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这幢政治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来者继承的。正如美国学者格尔兹所言：“曾经寄托在几个非凡领袖身上的获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运动的希望，现在不仅扩散到大量的显然不那么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这些希望本身也变得淡化。魅力领袖显然可以做到的对社会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随着这些魅力领袖的消失而消失了”[46]。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使然，纵然是一代领袖人物也难逃大限。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这样，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47]

在韦伯看来，克里斯马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实际就是“魅力的平凡化”问题。总体来说，伴随着魅力平凡化过程，克里斯马型统治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平凡统治的形式：世袭制或者是官僚体制。[48]就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转换倾向同时存在：前者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后者如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由于继承者不可能与前任一样，完全凭借非凡魅力赢得民众的认可，因而继任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如埃及的萨达特上任后，以“虔诚总统”自居）来维持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在魅力平凡化过程中，继任者（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官僚的）都需要借助制度化的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将路途坎坷。2011年中东剧变，就从侧面折射出部分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化不足的结构性弊端。

四 小结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建构进程最终演化成了一种威权政治模式，这一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那么，这种民族主义主导政治进程，为何容易滑向威权政治？我们知道，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产生、壮大主要与反帝反殖斗争密切相连，因而这里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外发凝聚型”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独立后，其往往面临着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救亡与社会启蒙等多重任务的挑战。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从自身“特质”出发，更强调集体人权和民众的整体权益，因而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表现为对内团结）和否定倾向（表现为对外排斥）特征。从对内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国家认同（它的最高体现为主权）而不是个人认同（它的最高体现是人权）；强调一元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从对外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本土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普世性和共通性；强调自足性和排他性而不是开放性和包容性。

有学者指出，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不再从广大民众中寻求支持，而民众自身则必须适应领导人的独裁。并非因为这种独裁一定是压迫性的，或不引人注意的，而是大多数领导人自信凭个人的能力能够为民众做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主信念在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意识形态中仅占非常小的部分”[49]。伊莫逊也指出，由于这种民族主义脱离了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的民主前提，因而很容易变成建立极权统治的工具。[50]因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背后蕴藏的往往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成分。

总之，在民族主义主导下，阿拉伯国家从最初的民粹主义演化为威权主义，既是民族主义自身进化的逻辑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纵深的工业化需要开放的经济体系，也需要科学化的国家管理，而不是民众主义的政治鼓动”[51]。当然，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威权政体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它可能走向极权政治，也可能走向民主政体。这取决于未来的民族主义将会与何种意识形态结合。唯有走公民民族主义（实际是公民国家主义）道路，才能保证国家政治进程不致偏离正轨，走火入魔。

[1] 韩国学者李书勋（Su-Hoon Lee）认为：“国家建构是指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相对权力，或者扩展国家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在李书勋看来，“加强国家权力”和“扩展国家能力”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梯里（Tilly）则把国家建构等同于“消除或减少中心政治组织之外潜在或现实的竞争性权力焦点的过程。”至于国家建构的内容，李书勋曾把它归结为三方面的能力：获取（extraction）、强制（coercion）和赋予（incorporation）。参见Su-Hoon Lee，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Boulder，CO.：Westview Press and Seoul：Kyungnam Univerisity Press，1988，pp.25-31.我国知名学者李强也持有与此类似的观点。他结合韦伯、埃利亚斯和奥尔森的观点，把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合法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利；对税收的垄断；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参见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2] 本书中的国家建构主要是指政治制度（institutions）意义上的国家建构，即（state-building）。

[3] 本书中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中的世俗性国家，尤其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大国。

[4] Khaldoun Hasan al-Naqeeb，“Social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e Arab East”，in Eric Davis and Nicolas Gavrielides，eds.，Statecraft in the Middle East：Oil，Historical Memory，and Popular Culture，Flonida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tate of Florida，1991，pp.64-65.

[5] 〔英〕迈克尔·曼主编《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袁亚愚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516～517页。

[6]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9页。

[7]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10页。

[8]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16页。

[9]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19～20页。

[10] 参见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p.150。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372页。

[12] Edited by Eric Davis and Nicolas Gavrielides，eds，Statecraft in the Middle East：Oil，Historical Memory，and Popular Culture，Florida：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tate of Florida，1991，p.45.

[13]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Tamp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14]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Tamp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p.69-70.

[15]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49.

[16] 当然，新生政权首先的任务是保障政权的生存，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17] 参见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Boston Beacon Press，1960，p.290。

[18]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Routledge，2000，p.240.

[19]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79.

[20]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3页。

[2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85～86页。

[22] 克里斯马统治即魅力型统治（charisma），马克斯·韦伯将统治的合法性类型分为三类：官僚型、传统型和魅力型。魅力型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非凡个性和超凡魅力基础上。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269页。

[23] 《绿皮书》，第37～38页。

[24] 何包钢：《直接民主理论、直接民主诸形式和全民公决》，载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3页。

[2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页。

[26] 参见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24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93页。

[28] 彭树智：《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学术界》1988年第5期。

[29] 需要说明的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体系不同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体系。由于威权统治缺乏仅仅通过官僚制手段就能控制或转变社会的强有力的制度，因此只有通过各种方法来遏制反对派。这些方法包括了从恐怖无情的暴力手段（大棒）到经济利诱（胡萝卜）；从利用个人、族裔或集团的联合到悉心建立的具有成员义务关系的联盟和职业协会。那么威权政治到底有哪些特征呢？欧文认为，威权政治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不能容忍在政治结构中存在有组织的团体；第二，倾向于把人民作为更大地区、族裔或宗教集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作为个人看待；第三，有意识地抑制阶级意识的发展；第四，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控制。参见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35。

[30] 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Third Edition，1997，p.55.

[31] 参见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Third Edition，1997，p.64。

[32] 参见Lillian Craig Harris，Libya：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Boulder，CO.：Westview Press & London：Croom Helm，1986，p.18。

[33]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07～408页。

[34]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159.

[35] Christopher and Clapham，Thir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London & Sydney：Croom Helm Ltd.，1985，p.68.

[36] Su-Hoon Lee，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Westview Press，Kyungnam Univerisity Press，1988，p.164.

[37]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32.

[38]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132.

[39] Andrew Heywood，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p.301.

[40]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36页。

[41] 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Boston：Beacon Press，1960，p.291.

[42] 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2页。

[43] 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3～224页。

[44]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82页。

[45]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页。

[46]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页。

[47] Roy R.Andersen，Robert F.Seibert，Jon G.Wagner，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sources of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Second Edition，Endlewood Diffs：Prentice-Hall，Inc.，1987，p.210.

[48] 参见《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80页。

[49] Christopher and Clapham，Thir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London & Sydney：Croom Helm Ltd.，1985，p.64.

[50] 参见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Boston：Beacon Press，1960，p.213。

[51]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第293页。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思考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历史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显学。但总体上讲，现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开来，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因此有必要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联的角度对中东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探讨。

一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一般性探讨

民族主义是一种近现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中世纪时期，庄园和行会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权力主体。它们相互隔绝，彼此缺乏联系。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为一种以跨地域的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它的产生、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立息息相关。从12～13世纪就已开始的商业活动，到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再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种具有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变革，使本来停滞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开放性的民族经济所代替。这种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分工协作方式，把各地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构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体。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些日渐增强了人们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质条件：诸如创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而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民众”，从而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前提；创造了复杂的劳动划分，把各个阶级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的民众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生产不同劳动产品的地区连接起来，实质上成为经济一体。[1]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使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契合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主义获得了物质力量和政治价值。因此，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法进行得那么快速。[2]

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者才能以国家为后盾去开辟市场”[3]。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便大体是从分散和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从16～17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历时200多年，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它的内容属性则到资本主义革命时代才完善、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精神体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由于有了这一内核，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4]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通过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办法，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同时，民族主义力图巩固和扩大国家实力（权力）所做的努力，也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于此，汉斯·科恩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现代化社会内聚力及这种社会权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条，民族主义集中了绝大多数人对现存或要求建立中国家的极度忠诚。”[5]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一大批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国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发展经济便成为政府的首要战略目标。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相比，这些推迟到来的“现代化”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6]从现代化启动的顺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运动为先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和技术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改革政党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导角色。这就使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影响。中东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之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比西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复杂得多。这既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中东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它是一种后发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期，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势力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出现了零星的现代化改革势头。从艾哈迈德三世到哈米德二世苏丹的“百年改革”，以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变革，都可以算是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最后都停顿下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中，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实行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革，从而拉开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伊朗礼萨汗和阿富汗阿马努拉也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效仿凯末尔推行民族化、世俗化、现代化改革。但由于这三大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领导者自身能力、素质有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东国家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无力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更迭，权力转移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手中，如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北也门（1962年）、叙利亚（1968年）、苏丹（1969年）、利比亚（1969年）等。这种政权更迭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深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 中东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要求及功能与现代化进程结果是一致的。中东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它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过程中产生的，这与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起源大相径庭。“传统民族主义是和领土观念、权威的传统象征、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类型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驱赶外国入侵者。”[7]中东民族主义通过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统治争取民族自强（如埃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发展空间。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8]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作为物质基础，所谓的政治独立、国家强大终究是一句空话。凯末尔在当时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不管有多么巨大，如果经济上获得的胜利不能巩固下来，那胜利就会消失了。”[9]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便是巩固政治独立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已成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初始动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中东国家过去一直以游牧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方式为主，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而国家作为组织经济生活与控制社会的集中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10]。国家力量首先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因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有助于打破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有力推动。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过唤起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11]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策略，在许多方面和中东地区的实际与传统基本脱节，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认同仍然摇摆不定的国家中，要比帝国主义更能使人们了解，激进而专制的意识形态，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张自由意志的想法，有着更强的魅力。[12]从社会实践看，这种国家主导的增长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13]

最后，中东民族主义是一种植根于中东特定社会土壤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能够适应中东地区现代化多样化需求。人们对文化进化理论的新观念是在20世纪才获得的，从本尼迪克特到斯图尔德，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文化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单线进行，而是一元多线，可以按照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且西方的现代化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对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国家来说，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而中东民族主义作为适应本地区特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早在1943年，阿弗莱克就把伊斯兰教说成是阿拉伯主义的基础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是对阿拉伯心灵始终寻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个答复。……伊斯兰教可以被认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认为）是民族文化”[14]。这种根植于传统之上同时又吸取了异质文化某些先进内容的民族主义，则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成为中东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现实支点。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中东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中东民族主义形成了不同派别。除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彻底的世俗化姿态著称外[15]，多数中东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与传统相结合的办法。如“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教机构，并逐步将它们纳入他的现代主义国家”[16]。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姑且称之为君主制民族主义）则借助宗教的名义，推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中东民族主义依照各自国情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三 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中东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加之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使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大打折扣。事实表明，中东民族主义主导的中东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

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支持，而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小又往往决定着民族主义“说话”的分量。而中东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东民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冲动的产物，因而它缺乏类似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内在推动。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反抗西方殖民压迫，谋求民族解放的目标与行动，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气质型”的民族主义。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而反过来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中东国家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权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谋求经济独立。它们较多地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发展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影响。这些学派一般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和不发达的根源。主张新独立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与国际市场“脱钩”，通过发展国内工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符合深受殖民经济体系之苦的新独立国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过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17]如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因此，中东国家的工业不经常参与国际竞争。由于价格偏低和技术不足，许多幼稚工业从未发展起来，过高的交易费用和国内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合理。……重工业增长太快，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增长。[18]另外，这种战略易造成国内垄断和国家权力滥用，容易“把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到最大限度”。因而有学者用“进口替代症”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产生的弊端。[19]

从自身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基本是一种内敛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的矛头是内指性的。因此，尽管中东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性的。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东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奉行民族主义的领袖存在着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因此，工业化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着眼于政治目标，把工业化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不合理。[20]正是中东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使政治目标和方法被当作经济目标和方法使用，由此导致了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指向的影响。中东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性考虑（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决定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淹没了现代化，使其转移了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独立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其他问题都成了配角。”[21]而民族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一旦将发展目标外转，走上民族扩张道路（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挫折。中东问题专家贝萨姆·梯毕就曾指出：“民族动员对前殖民地来说，不是总能产生一种现代化的效果，却往往由于引导民族力量反对某个国外敌人，而使人们看不到现代化的需要。”[22]

2.现代化的陷阱与中东民族主义的政绩困局

首先，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巨大风险。

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3]另外，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现代化通病，如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特征、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地区差别、社会分层体系混乱、社会分化与整合之间不协调、社会价值观混乱、官僚队伍的膨胀与不可遏制的腐败、行动效率低下等。[24]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的巨大风险，对全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民族主义政权除了要富国强民、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题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领导者推行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

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对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就其特征而言，是复杂而琐碎。这与普通民众伴随着凯歌行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宏大心理预期相去甚远。党派斗争、贫富分化、腐败蔓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时，民族主义作为整体的普遍运动，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造成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思想混乱。人们难以分辨哪些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哪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因而统统归结到现行政权的身上，从而威胁到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民族主义政权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却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25]从实践来看，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而受挫，使民族主义政权自身面临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中东各国难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致使伊斯兰复兴运动得益于民族主义失败的“负面合法性”而蓬勃兴起。在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巴列维世俗政权的垮台。

3.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

中东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之处在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同时承担着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对外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最终是一致的。因为唯有通过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也唯有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拥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但从短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关系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

就中东地区看，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权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完全解决政治独立问题。尤其是以色列的建国侵占和挤压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因而是对阿拉伯世界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尊严，始终是中东民族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而，在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战略棋局中，抗击以色列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相较而言，现代化建设毕竟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太复杂、太漫长，也太艰难，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中东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的迫切心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随时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失败以及无所作为方面转移到别处去”[26]。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刚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感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地位提高，远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屈辱性失败，使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复失地，捍卫民族尊严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的最大考验。萨达特在1970年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时，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为此，埃及人民“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认为“渡过运河，葬身战场要比接受1967年失败后蒙受的奇耻大辱更光荣千百倍”[27]。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救亡压倒启蒙，经济现代化从属于反对外部挑战的大战略，发展经济往往被视为备战的手段，由此导致了现代化目标的模糊和偏离。据统计，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以色列相邻的前线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长年保持一支相对强大的常备军事力量。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基本维持在国家总开支的2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50%以上。从后果来看，持续的武装冲突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阻断了地区经济交流和外部资金技术的流入；高昂的军费开支挤占了本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使该地区除了少数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外，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步履维艰。正如一位世界银行负责中东事务的经济学家所说：“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火车还快，遗憾的是，中东不在这列火车上，事实上中东甚至还没有走到车站。”

[1] 参见Leonard Tivey，The Nation State——The 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s，Oxford，1981，p.35。

[2] 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9页。

[3]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第184页。

[4] 参见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5]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2，汉斯·科恩所撰“民族主义”条目，转引自刘笑盈《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史学月刊》1992年第4期。

[6]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40页。

[7] Dawa Norbu，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lis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2，p.9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8页。

[9]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第106页。

[10] 《现代化新论》，第187页。

[11] 〔以色列〕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8页。

[12] 参见〔美〕伯纳德·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第493页。

[13] Alan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0，p.219.

[14]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主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91页。

[15] 土耳其现代化模式是中东地区现代化模式中非常少见的，鉴于问题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问题需要专门论述，而作为反面例证，伊朗巴列维王朝忽略了传统的现代化进程的失败，对中东其他国家则更具启示意义。

[16]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21页。

[17] 参见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96页。

[18]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p.219.

[19] 参见李棕《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153页。

[20] 参见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第163页。

[21]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104～105页。

[22] 〔德〕贝萨姆·梯毕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形成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解释》，《民族译丛》1982年第6期。

[23]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

[24] 参见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页。

[25]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59页。

[26] 《第三世界的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解释》。

[27]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第284页。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会发展陷阱

当前，从经济发展角度归结、探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论著为数甚少。而要深入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这一领域恰恰又不该忽视。笔者试从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层考察。

一 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1.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分裂效应

“现代化”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一般指通过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工业化以前的社会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变迁过程。其特点是由各种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它包括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用流血牺牲换来弥足珍贵的政治独立之后，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便成为迫切的头等大事。

然而，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另一位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美国学者C.E.布莱克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如果人们想象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想到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2]据统计，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共花费了183年时间，美国为89年，欧洲其他国家为73年。而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21个国家，平均历时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专家K.多伊奇（K.Deutsch）统计，对于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01%，而对二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往往会超过现行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3]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所意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巨大历史变迁，必然要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从而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出现脱节，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衡状态。

现代化的实质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它在引进、吸纳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与传统社会发生抵牾，从而激发各种传统利益集团谋求各自利益的意识，如区域意识、宗教意识等。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只是些相当低级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组织或团体。他们在反对现代化进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由此结成一个暂时的“利益共谋集团”来与现代化潮流抗衡，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分裂现象。而宗教在许多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往往使之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帜。因此，现代化早期常伴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4]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后活跃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2.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是导致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除了要富民强国，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的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战后东西方霸权主义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伊斯兰国家还面临着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实政治课题。因此，伊斯兰国家同时面临两项历史性任务：即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向西方看齐，接受带有西方文明色彩的现代化进程；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反以色列、反西方，排拒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具有民族解放色彩的救亡任务。由于西方国家以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文化底蕴，率先完成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化自然被那些一心渴望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伊斯兰国家奉为治世良方加以实行。

然而，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以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趋势），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于“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大多是由当政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进程”，[5]因而缺乏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支持和内在经济驱动。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尚未从根本上做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社会经济准备和文化心理准备。反过来看，现代化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它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要求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政策，这与伊斯兰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宗教与世俗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消长结果。历史证明，在一种承受着巨大外部压力，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功来安慰自己的民族心态的支配下，理智地区分抗拒西方霸权主义与接纳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成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往往变得十分困难。

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而这些失误又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获得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化的某些部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现实的批评之声与广大群众厌倦了西方“舶来品”的一再试验和失败，渴望以发自内部的新的社会变革获得成功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使人们选择了无所不包的伊斯兰教，“毕其功于一役”，把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二 变奏的主题：经济发展目标与政治—文化取向的原教旨主义

综观整个阿拉伯世界，但凡原教旨主义活动频繁的地区，大都是那些经济建设出现问题的国家。它们或是因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使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或是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社会矛盾激化。事实证明，哪国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发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至泛滥。而那些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原教旨主义则很难形成气候。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一国经济建设的不成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机会。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原教旨主义是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登上中东政治舞台的，但它崛起后的主要着眼点却并非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忙于构筑未来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

综观中东各国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纲领及著作言论，对他们一直心向往之的“伊斯兰发展模式”，着墨最多的便是伊斯兰政治制度，以及探讨怎样将伊斯兰原则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融合，而涉及社会经济问题，除了几条原则的纲领，一直语焉不详，少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复兴方案。原教旨主义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如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卡，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苏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图拉比等，其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适性和行动性。创建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把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行为，乃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础。为此，必须进行广泛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夺取政权。第二，强调伊斯兰教的国际性和普遍指导意义。认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受语言、民族、地域的限制。否认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第三，强调伊斯兰教义的自足性和永恒性。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不需要外来文化的补充。伊斯兰教教义具有持久魅力，能够满足当今时代需要。对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实践考察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热点。见诸报端的有关报道可谓多矣，但涉及最多的大都是政治性事件。而有关原教旨主义与经济建设的报道却十分鲜见。造成此种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与“官方伊斯兰”相对立的“民众伊斯兰”，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自民间发起，得到广大穆斯林拥护，但与现政府及官方伊斯兰保持明显距离，乃至持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宗教政治派别。在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它显然处于一种非主流或者说政治边缘地位。当前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除少数国家（如伊朗、苏丹）外，绝大多数仍未掌握国家政权。他们或是以合法政党的身份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以图对政府进行“和平演变”；或是活跃于民间，发动组织群众，不断扩大影响，积蓄力量；或是直接拼组地下武装，试图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尽管当前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追求目标主要定位于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政府。换言之，是致力于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追求。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旨在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政治理想，都是以获得现行政权支持或直接掌握国家统治权为必要前提的。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说，在“尘埃落定之前”，也就是在确立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之前，讨论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奢谈。当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解释。原教旨主义者为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甚至不惜打击那些对国家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如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者曾多次袭击外国游客，试图通过对本国旅游业的打击，来搞垮国家经济。我们并不怀疑，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本身，已包含了走伊斯兰式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富强和经济强大的政治抱负。但就目前来看，它采取的实践手段与当初确立的政治目标却越来越远。

原教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悖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承受的外部压力超过了内部压力。前面已经提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成功是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主要诱因。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伊斯兰世界就始终为如何更好地解决外部生存问题所困扰。时至今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中东的渗透和争夺以及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使这一痼疾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救亡与启蒙，谋求国内经济发展与争取民族独立一直互相交织，交替摆放在历届阿拉伯领导人面前，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内容的双重变奏。对于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固然非常重要，但面对西方世界和以色列日益紧迫的挑战，这些国家不得不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列为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外部压力超过内部压力，政治救亡压倒了社会启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它得益于广大民众迫切要求消除外来压迫的社会呼声。当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几经努力仍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主张便日益受到世人关注。

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或者说他们更渴望成功，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绩向民众证明自己比被他们批判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更有能力和资格带领广大穆斯林群众走出困顿。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以宗教起家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任何带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的行径都更为敏感和警觉。在原教旨主义的议事日程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被列在奋斗目标的首位。

事实证明，当外部问题的紧迫性超过内部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两个后果：其一，原教旨主义分子执着于争取民族自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然会减少对本国社会发展问题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关注；其二，很容易由反对帝国主义发展到反对资本主义，其结果是摒弃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发展经验于不顾，而刻意谋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就原教旨主义而言，它自兴起之日起，便一直是“政治解放型”而不是“经济发展型”。它更多地强调伊斯兰特色，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人类发展史上，宗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起着巨大的精神替代功能。具体说，是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更进一步讲，是强调精神胜物质，宗教信条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在宗教教义中，或隐或现地一直保存着这样一个逻辑：确立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至关重要。小而言之，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烦恼，获得永世幸福，推而广之，如果把宗教信条奉为社会的指导原则，当前社会中的一切难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一特征在伊斯兰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伊斯兰教发展早期，国家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政教合一、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指导进行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即麦地那公社（乌玛）和“正统哈里发制度”。这一时期的淳朴与辉煌给广大穆斯林留下一种回溯性的历史心态，形成埋藏在他们心底的“伊斯兰情结”。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前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存在各种内忧外患，诸如贫富分化、纲纪废弛，根源就在于现行政权推行的世俗化政策有违《古兰经》和圣训原则。反之，如果能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便可以纲举目张，各种社会问题会自行化解。

尤其在当代，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日益提高，西方发达国家正日渐失去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所保留的为世人所称道的清教精神。物质主义正日渐成为统摄人们头脑的主要精神动力。在这个物质发达、产品充斥的社会，西方文化显得功利主义有余，价值关怀不足。诚如其被指责的那样：“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6]

这时，伊斯兰文化作为“价值理性”的优越性便相应凸显出来了。尤其在世俗政权进行全盘西化的种种尝试失败后，那些伊斯兰学者们更有理由相信，只有弘扬伊斯兰精神才可以治国安邦，使人民获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一则是因为西方化政策失败，转而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更主要的，人们也确是出于对精神力量的崇信，相信宗教可作为“精神替代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不足所带来的缺憾。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一再强调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7]即宗教是那些暂时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意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异化。尽管它在某一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人们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精神庇护所，但从长远看，假如不能使宗教精神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即宗教实现新的价值转换，进行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那么传统的宗教统治方法（即政教合一）是与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让宗教远离政治的训诫相去甚远的，而宗教对超自然神灵的一味虔信谦恭，只会使人丧失主体意识与竞争意识，这也是与现代经济意识相悖的。要么抓住时代契机奋身崛起，要么在因循守旧中日趋衰落，这正是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面临的处境。可以肯定，如果它不能及时实现价值转换，“伊斯兰”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势必会在过度开采后急剧萎缩。

三 原教旨主义与社会经济发展陷阱

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偏执，对试图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说是一个陷阱。历史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集团保持自己文化的努力，会降低集团成员现代教育水平，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如加拿大魁北克中小学的大量天主教神学和法语教育，严重影响了法裔人提高他们在北美经济中的地位和成就。[8]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过分关注于谋求政治—文化独立，而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跟进，所谓的政治—文化独立和巩固便成了一具空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许多国家，至今仍发展缓慢，政局动荡，这与当初热衷于给自己的政治学说贴标签，动辄标榜“××主义”，而未能把各种政治文化主义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很大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在历史中所能吸取的教训就是人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宗教这一新型政治语汇的包装下，很可能会重复第三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曾犯过的错误。

肇兴于阿拉伯半岛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以宗教为政治号召旗帜的社会政治运动。就其追求目标看，是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施伊斯兰法，进而恢复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曾有过的辉煌和政治体制；就其战略手段看，原教旨主义以推翻和改造现行政权和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并采取各种（包括合法与非法、和平与暴力、地上与地下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从中不难看出，原教旨主义在总体目标上是内向型的，即通过诉诸伊斯兰传统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如何，撇开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不谈，单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这种历史取向的政治观念很难为外向型的现代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彼此绝缘的，纵使顾念到经济发展问题，也很难摆脱经济服务于政治的观念桎梏。

追根溯源，这与这些国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中东各国大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一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性任务多是由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自发的累进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走的是一条政治学上所讲的“外发型现代化”道路。这一进程的前进动力主要是外部人为因素，而不是内在的经济驱动。正是这一事实使国家政治服务于经济的政策缺乏内在需求和坚实基础，因而使得二者的联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政治指向经常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

近年来，原教旨主义者经常组织游行示威，煽动罢工，破坏公共设施，制造流血事件等暴力活动。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局动荡几乎使所有的外国公司都离开了。许多大工程的下马又使当地经济雪上加霜，连中产阶级都难以找到工作。在埃及，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埃及的旅游业损失数十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更是望而却步。尽管极端暴力只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一小部分，但因其行动手段的强烈度和行动后果的破坏性，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一个暴力充斥、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国家，必然是社会动荡，人人自危，许多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可能由此断送。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相比，经济建设无疑更复杂艰难。它更多的是一种事务性和连贯性的工作，它不可能凭借几句响亮的政治宣传和精神说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着力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拓，手段简单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在这一领域，重立场更胜于重观点，重过程更胜于重结果。只要立场鲜明，可以不必细究观点对错及实现手段是否合法。有时候，越是标新立异，反倒越能契合一部分人的激愤心态。当前，不少原教旨主义派别之所以热衷于暴力，经常借助恐怖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便与上述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恐怖主义远非实现政治目标的最佳手段。原教旨主义组织政治形象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的施政主张中缺失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即经济建设功能。政治斗争目标与经济建设方向不一致，正是问题的答案。

[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

[2] 《现代化的动力》，第37页。

[3]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6、4页。

[4]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5页。

[5] 戴康生：《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争议》，《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

[6]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147页。

[7]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页。

[8] 参见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近年，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1]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戏剧性变迁。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一支重要新生力量。正当世人以为中东将迎来“伊斯兰时代”之际，政治伊斯兰发展势头却开始急转直下，风头甚健的政治伊斯兰遭受重大挫折。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治伊斯兰命运大起大落，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深入剖析政治伊斯兰兴衰根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中东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 阿拉伯变局“激活”政治伊斯兰势力

2011年中东剧变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方面，中东动荡削弱乃至推翻了部分国家世俗权力体系，过去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以“翻身解放”。此前，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世俗政权，对政治伊斯兰势力采取高压政策，大量伊斯兰分子被骚扰、关押、拷打、杀害或被驱出国门。[2]据伊斯兰分子称，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分别曾将30000名伊斯兰分子关进监狱，其中很多人遭到折磨。突尼斯复兴党总书记哈米德·杰巴利被关押了16年，该党精神领袖拉希德·加努什（Rashed Ghannouchi）流亡22年。[3]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去高压统治”和“政治全面解冻”的大背景下，过去被禁的伊斯兰政党也开始重新活动。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作为原有体制的受害者，受到民众的广泛同情。有媒体称，那些被流放国外的伊斯兰领导人返回国内时，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让人想起当年霍梅尼重返伊朗的情景。[4]

另一方面，中东政治转型为政治伊斯兰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中东剧变后，不少国家进入破旧立新的政治转型期。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多年实行集权统治，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唯有伊斯兰组织借“伊斯兰教”外衣得以生存下来。这些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明晰，组织化程度高，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组织。[5]例如，1928年建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其分支机构已遍布阿拉伯世界，并颇具政治影响：约旦的“伊斯兰行动阵线”（Islamic Action Front）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派；伊拉克的“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自萨达姆时期就一直从事政治活动；在苏丹，穆兄会分支机构“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曾在1989年参与军事政变，并一度在内阁中获得大量职位；在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和也门，穆兄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议会占据相当比例的席位。[6]当前中东民主选举恰好给这些伊斯兰组织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和影响力的舞台，同时也为那些长期受惠于伊斯兰组织救济和福利的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表达好恶、进行政治回馈的机会。[7]这使伊斯兰政党在与其他政党政治竞争时更容易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新生政治力量：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选举中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11月众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2012年6月当选总统；在利比亚，有穆兄会背景的“正义与建设党”在2012年7月“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在叙利亚，如果巴沙尔政权垮台，该国同样可能是伊斯兰势力掌权。[8]

当前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实际是历史上伊斯兰复兴的当代延续。历史上，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中东地区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1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瓦哈比运动，19世纪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发起泛伊斯兰主义，20世纪20年代哈桑·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等等。冷战结束后，政治伊斯兰化浪潮仍未止歇：塔利班1996～2001年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赢得大选后一直执政至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06年赢得大选；黎巴嫩真主党2011年1月实现组阁执政。

二 政治伊斯兰兴起是伊斯兰世界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自我救赎

政治伊斯兰在中东舞台上的周期性复兴，实质是伊斯兰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等重大挑战的应激反应和自我救赎。

（一）政治伊斯兰是中东应对国内危机的重要“替代性力量”

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法律政治体系。在伊斯兰教义中，包含了许多与现代政治理念类似的概念，如大众参与（shura，nasiha），社会契约和基于认可的统治（bay’a），基于真主主权和伊斯兰法（Sharia）的法治，以及扶危济困（nasiha，mazalim）、尊重生命、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禁止贪污受贿等。[9]这些内容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政治角逐中打“宗教牌”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同时，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认为世俗主义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目的是损害伊斯兰教影响，为西方殖民者服务。政治伊斯兰也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认为穆斯林只应忠诚于“乌玛”（穆斯林共同体）。[10]这种独特的价值观使政治伊斯兰相比于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先天具有道统优势。“它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因而对伊斯兰国家民众颇具号召力。在经济滑坡、社会混乱和政治萧条期间，许多人认为这些恶果都是由异教的阴谋造成的，而拯救治疗的方案就是回归原初的、真正的伊斯兰教。”[11]

因此，当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努力受挫，进入大变革时期时，民众很可能将“转向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当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内部积弊丛生，已到了难以继续维系的地步。据2009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当前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程度比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还低。[12]现代工业的匮乏，使相关国家缺乏代表生产力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先进意识形态，多数民众生活贫困，知识水平不高，更认可伊斯兰等传统价值观，排斥西式生活方式。即使知识程度较高的城市中产阶级及部分青年学生，由于前景黯淡而在思想观念上日趋保守化。如突尼斯的原教旨主义学生，本来是“未来的专业人员，即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但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公使其跻身精英阶层希望日趋渺茫。“伊斯兰主义者气愤的不是飞机取代骆驼，而是他们自己坐不上飞机。”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11月民调显示，多数埃及人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好感高于对“现代化者”的好感，半数以上的民众希望男女工作分开。[13]这种相对落后的思想认识和缺乏组织的弱点，很容易被伊斯兰组织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些国家一旦开启政治转型，必然是与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意识形态结合度更高、阶级属性更模糊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势。埃及穆尔西上台就反映出穆兄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及与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和社会动力的一致性。[14]

（二）政治伊斯兰独特的国际观和动员体系，使之自动对外部挑战作出应激性反应

在应对外来挑战方面，政治伊斯兰比世俗民族主义更具号召力。中东的世俗民族主义尽管包含谋求独立自主成分，但其本质是一种“舶来品”，与伊斯兰信仰相悖，这使其很难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单元的世俗民族主义，对应的是中东破碎型地缘格局，因而更符合西方的战略规划。相比之下，伊斯兰教更具有普及性和神圣性。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生活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制国家，阿拉伯人都有共同的精神遗产——伊斯兰主义。[15]伊斯兰教中的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观念，更符合“穆斯林皆兄弟”的传统身份认同。“伊斯兰提供了一种植根本土、足以替代阿拉伯主义的有吸引力和可信度的政治认同。”[16]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的国家观（乌玛）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与地缘版图有机结合，因而更能有效抵御外部威胁和挑战，创造辉煌业绩：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正是凭借政教合一产生的巨大能量（“一手持剑，一手持《古兰经》”），短期内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土耳其人也是凭借伊斯兰教与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了令欧洲望而生畏的奥斯曼帝国。在当代，伊朗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神权政体，虽然备受外界诟病，却使伊朗面对西方数十年制裁和围堵仍屹立不倒。政治伊斯兰为阿拉伯世界摆脱外来压迫、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某种替代性方案。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逢伊斯兰世界遭遇重大外部挑战，总会出现政治伊斯兰的身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挑战与应战”的视角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文明产生于人类对各种困难与挑战的应战。[17]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就是对严峻外部挑战的应战性反应。近些年来，伊斯兰世界面临外部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以色列滥用武力趋势日益明显。以色列自立国后，对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阿拉伯世界在军事较量中则屡屡落败。尤其近些年，以色列自恃强大，对阿拉伯国家动辄使用武力：如2006年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2011年11月空袭西奈半岛；2012年2月空袭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等等。对此，阿拉伯国家总体反应微弱。另外，美国在中东行事日益肆无忌惮。尤其“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大力推行“中东民主改造”，这实际是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文明改造”。

面对咄咄逼人的外部挑战，阿拉伯现行政权反击无力，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行动有效。这种反差给阿拉伯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悄然陨落背景下，寻求自我救赎的强烈情绪，很容易转向伊斯兰，从政治伊斯兰中寻求解决之道。“如今的阿拉伯人感觉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处于四分五裂、没有组织的边缘地位，以至连犹太人都能欺负他们。宗教人士声称，这是因为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正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伟大的民族；现在，人们如果能恢复对宗教的热情与虔诚，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18]

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是阿拉伯世界反对外部干涉、谋求民族复兴的一次新尝试。早在20世纪90年代，突尼斯复兴党领导人加努什曾宣称，“我们必须不间断地向美国发动战争，直到他们离开伊斯兰的领土，否则我们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破坏它们的利益”[19]，穆兄会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贝迪2010年10月宣称，将发动一场反对美国、英国、以色列、犹太人和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的圣战。[20]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正是谋求独立自主、摆脱外国价值观、反对外部军事干预的体现。[21]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评估埃及变革一周年的报告认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对外政策，体现出反以反美立场（呼吁就戴维营协议全民公投；谴责以色列破坏阿克萨清真寺；指责美国干预埃及政治；等等）。[22]

三 政治伊斯兰恐难承担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

然而，政治伊斯兰的执政前景并不乐观。就在政治伊斯兰参政势头如火如荼之际，衰败迹象已经日渐显现。在突尼斯，2013年2月“复兴运动党”总理杰巴利辞去总理职务，7月25日反对派领导人布拉米被谋杀，促使民众再次要求解散“复兴运动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而8月6日制宪会议宣布暂停工作，表明议会已开始与“复兴运动党”公开对抗。在埃及，有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政府上台执政后，频频遭遇民众大规模抗议，2013年7月4日埃及军方借民众抗议势头，将穆尔西政府强行赶下台。在利比亚，2013年7月26日著名政治活动家米斯马里被暗杀，以及此后爆发的大规模越狱、汽车炸弹袭击等事件，激发民众抗议游行，现政府对暴力暗杀事件不作为，示威人群甚至闯入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公正和建设党”与“利比亚国家力量联盟”总部，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及临时政府。此外，阿联酋安全法庭罕见地判处几十名穆兄会成员10～15年徒刑，土耳其执政多年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遇持续大规模抗议。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从表面看，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治伊斯兰影响下滑各有原因。埃及的穆尔西政府权力基础不牢却独断专行，导致世俗与宗教力量权争加剧。同时，穆尔西经济治理乏术，竞选承诺难以兑现，由此使民众不满日增，一年爆发7000多次抗议，从而为军方军事政变提供契机。突尼斯民众对本国政府不满情绪比埃及民众更甚。据统计，突尼斯有78%民众不满国家的发展方向（埃及为62%），83%的人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埃及为76%），81%的民众认为腐败更加严重（埃及为64%）。[23]突尼斯制宪议会停摆、“复兴运动党”统治遭遇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上述问题不过是政治伊斯兰面临困境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政治伊斯兰运动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即使没有埃及军事政变等突发性事件，其也很难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其政治前景注定将十分黯淡。

（一）复古主义价值观与复杂现实难以“对接”

如果说世俗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承诺未来提供美好愿景，伊斯兰价值观的特点就是通过不断重温历史辉煌来赢取民众支持。在伊斯兰教史上，穆罕默德创教时期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恰恰是伊斯兰教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已。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的政体才能算合法政体。由此使政治伊斯兰形成一种回溯性历史观。“政治伊斯兰将重返信仰及重建乌玛，作为替代当前不道德和专制统治的唯一途径。”[24]由此不难理解，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旦掌权，往往率先将“全面伊斯兰化”作为施政重点。2011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伊斯兰是解决办法，是一劳永逸的改革”[25]。他们竞选时呼吁禁止沙滩旅游、禁止银行收取利息、惩处批评沙里亚法者[26]，当选后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更加激进的沙拉菲主义者更是强调应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27]“一旦当权，伊斯兰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现代政治制度置于能够被其主要支持者接受的伊斯兰基础之上。”[28]

然而，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已与穆罕默德时期差之天壤，通过回归传统来实现民族复兴，很难将传统价值与复杂现实“对接”。伊斯兰复兴运动独有的文化心态，使之对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指责，连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整体也产生了怀疑。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并不能让尚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过渡的伊斯兰国家直接跃过这一历史阶段。他们致力于追求传统，而从宗教资源中开掘经济思想的努力显得内容单薄而和者甚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日新月异，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问题不断涌现。所有这些，决定了指导思想也要与时俱进，适应复杂多元的现实社会需要。而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哲学，已经被证明与现代政府的复杂性并不匹配。[29]

不少伊斯兰组织也意识到不可能完全照搬伊斯兰教义。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不再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转而呼吁建立“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文明、民主国家”，承认政教分离原则。但这种姿态调整又使其陷入两难困境，正如汤因比曾指出的：“复古主义者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向哪一边走去，都将找不到出路。如果他只顾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的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的机制冲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改造现在事业，那么他的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30]

（二）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使其难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

伊斯兰教在其历史上，从未进行过根本性的宗教改革，因此不太可能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驱动力，而更容易成为维护落后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当前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表面看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带有“全民党”属性，但从内核和领导层看，充其量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乃至买办阶级的利益。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由极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金融援助）组成，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至于打击力量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雇用来的非正规军。[31]

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更不可能出现先进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正向变革。一位西方学者鞭辟入里地指出：“伊斯兰主义者在激发起大众苦难的同时，又将其麻痹：他们在帮助民众树起必须有所行动的情绪的同时，又将其带入死胡同；他们将国家引入动荡的同时，又限制为国家真正进行斗争。”[32]而伊斯兰主义者的这种矛盾性格正是源于其核心骨干的阶级基础。“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奉行一种属于本阶级的持续而独立的政策。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小商人和小业主）总是在渴望安全的保守倾向与期待从激烈变革中谋得更多好处的变革意愿之间徘徊。这种矛盾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和其他国家均有体现。”[33]由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局限，政治伊斯兰很难在推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方面有大的突破。

另外，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立足点或“兴趣点”并不在经济建设本身。政治伊斯兰的思想体系尽管包罗万象，实际主要是政治、社会、道德、信仰等领域，[34]其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则语焉不详。许多伊斯兰领导人谈论和处理政治和文化问题口若悬河，游刃有余，但对复杂烦琐的经济问题却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它们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发生内在联系，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的联系也不很紧密，因而它反过来也很难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保障措施。“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于治理民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在塔利班的统治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净化是他们的目标；一旦纯洁成为至高无上的要求，离恐怖就不远了。”[35]

但是，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起而造反，除了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更重要的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过去20多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经济私有化政策，导致埃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和不平等加剧。[36]但政治伊斯兰势力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谈不上开出正确药方。穆斯林兄弟会倾向于基于现状建立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穆兄会副总训导师海拉特·阿里·沙特尔（亿万富翁），曾明确提出推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穆兄会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富翁哈桑·马里克倡导类似政策路线。[37]萨米尔·阿明认为，穆兄会以政治文化简单而著称。这种政治文化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市场经济活动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38]从实践看，穆兄会上台后，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和价格自由化政策，而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推行减税、取消医保、反对成立工会。因此，即使并非因为穆尔西接手的是“烂摊子”，即使没有军方政变，穆尔西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也不会比穆巴拉克政权时期更好，由此决定了被赶下台是早晚的事儿。

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就曾掀起过伊斯兰复兴潮。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此前曾对世俗政权百般攻讦，但它们上台后同样未能提供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业绩。伊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从石油资源获得的巨大盈利，才缓和了经济困境。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宗教势力当权明显导致了贫穷、专制和无休止内战。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也曾在1989年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其四年后便遭遇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拿不出好的经济政策，只知道强调男女大防（如立法禁止父亲观看女儿的体操比赛）。“不管原教旨主义运动及其政府的政治、宣传机构取得怎样的成功，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紧要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解，因此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39]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归于沉寂。

（三）变革国际秩序有心无力

伊斯兰教的跨国特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穆斯林首先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忠诚实体‘乌玛’的成员，其次才是领土统治者的臣民。”[40]他们从《古兰经》和宗教教义出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有悖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拥有绝对主权；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依照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世界观和政治逻辑，其对外政策实际存在依次递进的多层次目标：近期目标是根本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中期目标是输出伊斯兰革命，解放“被压迫”的穆斯林；远期目标则将伊斯兰教义从“伊斯兰地区”传播到“非伊斯兰地区”。

伊斯兰教的“乌玛”国际观与现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格格不入。一旦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穆斯林就会在国家与宗教忠诚之间出现游离，一定程度分散、弱化了国家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其缺乏对现行主权的忠诚度。“因为没有授权神职人员充当信徒与真主间的中间人，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个体紧紧地绑入整齐划一的宗教社区，他们的最终的忠诚是给《古兰经》的法律的，教会与国家同盟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意义。”[41]这就是为何伊斯兰世界进入主权国家体系后，至今仍有些“水土不服”的原因。那些伊斯兰势力掌权的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输出革命”，资助他国政治伊斯兰势力，号召他国穆斯林起来反对本国政权。但这些做法明显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并引发强烈反弹。伊朗政教合一政体是个例外。什叶派教义本身已实现了民族化，伊朗早在沙法维王朝时期（1502～1736年）就实现了领土与宗教文化的高度一致，从而使什叶派教义能够担当起伊朗国家宗教的功能。[42]

除两种国际观的观念冲突外，政治伊斯兰变革国际秩序的意图与能力也存在强烈反差。阿拉伯世界尽管拥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宗教信仰，但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反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中东日趋形成以主权国家理论为依据、多国并立的“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一般意义上说，最能整合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从宗教中开掘复兴之路、旨在动员十几亿穆斯林的泛伊斯兰主义；另一种是从民族认同角度出发、意在动员3亿多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由于西方不遗余力地阻挠任何可能促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联合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也由于将已经破碎的中东地缘版图重新“缝合”起来，超出了这些“泛××主义”的能力范围，当初掌握国家物质力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现在靠宗教信仰支撑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更难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所有政治集团都将政治集中在国家层面。伊斯兰教传统上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普世性观念，但伊斯兰主义者总是在国家体系内进行斗争，而难以超越它。”[43]

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而缺乏统一而强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派别，如按照教义可以大体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什叶派又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阿拉维派等分支；逊尼派则分为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按照立场则可以划分为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这些不同教派、支派之间各有诉求，难以统一行动。“他们太分散或太软弱，以至于不可能替代现有的国家政权。……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跨国性，但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家间，伊斯兰主义者在构建广泛的政治联盟方面都不谙此道，而且他们自身又非常易于分成彼此竞争的几个派系。”[44]例如，埃及穆兄会掌权后，很快就与萨拉菲派“光明党”分道扬镳。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13年7月4日埃及政变时，“光明党”赞同将穆兄会赶下台。内部分裂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很难真正拧成一股绳，使其在变革国际体系方面有心无力，难以将政治宏图化为现实。

当前，西方一枝独大的国际权力体系极大地限制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发挥其政治能量。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之所以能掀起巨大波澜，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处于冷战格局，美苏彼此牵制使处在“中间地带”的中东国家拥有更多回旋余地。但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体系日趋由西方主导，中东国家政治自主空间受到严重制约。2011年中东剧变本来是场谋求自强自立的进步社会政治运动，但由于西方大国的选择性干涉，中东转型日趋偏离既定方向。政治伊斯兰上台后，美国竭力推进、培育政治伊斯兰与美国经济利益及“华盛顿共识”相互兼容，将埃及革命的“自由”诉求曲解为消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管制。只要与美国经济政策一致，美国并不关心是独裁者还是政治伊斯兰分子掌权。[45]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很难摆脱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依附状态，遑论改变地区乃至国际秩序。民调显示，尽管多数穆斯林乐意将伊斯兰作为国家指导原则，怀念“麦地那模式”，但也承认这种模式很难应用于复杂的现代国家，更无法应用于基于世俗价值观的国际秩序。[4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得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这种渊源使其未来很可能与海湾君主国结成战略同盟，使伊斯兰复兴变成一种瓦哈比式的宗教复兴。俄罗斯学者认为，海湾国家促使伊斯兰温和势力上台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让中东国家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取代温和伊斯兰义者，并认为中世纪伊斯兰将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情况下比任何独裁统治者更专制。[47]由于内外因素制约，政治伊斯兰势力不太可能将其国际理念付诸实践，更无法成为反抗西方和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第三种力量”。

三 余论

近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实现民族复兴，差不多试遍了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前，中东政治潮流的钟摆式调整，再次将政治伊斯兰推到历史前台。但由于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沿用旧思路治理新世界，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性成分，因而这次政治伊斯兰复兴同样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重任。阿拉伯民众刚从威权政权窠臼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复古主义误区，最终使政治伊斯兰本身变成一种不再有影响的力量。[48]2013年7月埃及及军方强行将穆尔西政府赶下台，使埃及政治转型重回起点。这表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治前途可能比预想的还要短暂。

[1] “政治伊斯兰”主要指以伊斯兰价值观为意识形态，并采取议会道路参政的政治/宗教组织和运动。

[2] 参见Patrick Seale，“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http：//www.Middle.east-online com/english/？id=48703（上网时间：2013年3月6日）。

[3] “Political Islam in the Arab World”，The Economist，August 22，2011.

[4] 参见“Arab Spring’s fallout：Rise of Islam”，http：//www.wndcorn/2011/12/374061/（上网时间：2013年4月6日）。

[5] 参见Daniel Brumberg，“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or the Problem）”，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5，pp.97-116。

[6] 参见“The Arab Spring：A Long March”，The Economist，February 18，2012。

[7] 参见Patrick Seale，“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8703（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8] 参见M.R.Khan，“Political Islam，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Air Power Journal，Winter 2011，p.121。

[9] 参见M.R.Khan，“Political Islam，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Air Power Journal，Winter 2011，pp.123-124。

[10] 参见Laura Schmah，“Political Islam：A Threat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Current Regimes in the Middle East？”，http：//www.e-ir.info/2013/02/04/political-islam-a-threat-to-the-political-stability-of-current-regimes-in-the-middle-east/（上网时间：2013年7月28日）。

[11] 〔英〕约翰·格里宾等：《历史焦点》，朱善萍、张婴、孙宁等译，董正璟等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376～377页。

[12] 参见“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3年6月28日）。

[13] 参见Fayoum，“Political Islam：Everywhere on the rise”，The Economist，December 10，2011。

[14] 参见Peter Beaumont，“Political Islam poised to dominate the new world bequeathed by Arab spring”，The Guardian，December 18，2011。

[15] 参见John Owen，“Why Islamism Is Winning”，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7，2012。

[16] 参见Jane Kinninmont，“The Next Fight in Egypt and Tunisia will be among the Islamists”，The World Today，Volume 67，Number 12，February 2012。

[17] 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98页。

[18] 〔美〕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8页。

[19] “Arab Spring’s fallout：Rise of Islam”，http：//www.wnd.corn/2011/12/374061/（上网时间：2012年4月6日）.

[20] 参见“Arab Spring’s fallout：Rise of Islam”，http：//www.wnd.corn/2011/12/374061/（上网时间：2012年4月6日）。

[21] 参见Patrick Seale，“The Rise ofPolitical Islam”，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8703（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22] 参见Eric Trager，“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February 15，2012，http：//www. washingtoninstitute.org/ templateC07 php？CID=629（上网时间：2012年9月20日）。

[23] 参见Hafez Ghanem，“Will Tunisia Follow Egypt？”，July 25，2013，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 2013/07/25-tunisia-egypt-democratic-reform-ghanem（上网时间：2013年7月27日）。

[24] M.R.Khan，“Political Islam，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Air Power Journal，Winter，2011，p.108.

[25] “In Egypt as Elsewhere：Political 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 It is the Problem”，Egypt Independent，October 7，2011，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news/political-parties-blast-brotherhoods-islam-solution-slogan（上网时间：2013年7月27日）.

[26] 参见Eric Trager，“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February 15，2012，http：//www. washingtoninstitute.org/ templateC07.php？CID=629（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0日）。

[27] 参见Fayoum，“Political Islam：Everywhere on the rise”，The Economist，December 10，2011。

[28] M.R.Khan，“Political Islam，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Air Power Journal，Winter 2011，pp.123-l24.

[29] 参见Katerina Dalacoura，“The Uncertain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Features，February 18，2011。

[30]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第345页。

[31] 参见Samir Amin，“Speaking About the Egyptian Revolution”，http：//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 62279.shtml（上网时间：2012年4月20日）。

[32] Deepa Kumar，“Political Islam：A Marxist Analysis”，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July-August 2011.

[33] Deepa Kumar，“Political Islam：A Marxist Analysis”，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July-August 2011.

[34] 参见Katerina Dalacoura，“The Uncertain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http：//globalbrief.ca/bl09/features/ the-uncertain-future-of-political-islam/3290（上网时间：2012年6月30日）。

[35]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第283页。

[36] 参见“A Model Capitalist？” Al-Aharm Weekly，April 12-18，2012。

[37] 参见Jason Hickel，“Neoliberal Egypt：The hijacked revolution”，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 03/201232784226830522.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30日）。

[38] 〔埃〕萨米尔·阿明著：《阿拉伯革命：一年之后》，支晓兰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

[39] 《历史焦点》，第378页。

[40] 〔英〕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陆伟芳、高芳英译，大象出版社，2011，第30页。

[41] 〔英〕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陆伟芳、高芳英译，大象出版社，2011，第30～31页。

[42] 〔英〕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陆伟芳、高芳英译，大象出版社，2011，第66页。

[43] John Baylis，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86.

[44]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第184～185页。

[45] 参见Jason Hickel，“Neoliberal Egypt：The hijacked revolution”，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3/ 201232784226830522.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30日）。

[46] 参见M. R.Khan，“Political Islam，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Air Power Journal，Winter 2011，p.122。

[47] 参见《中世纪将取代“阿拉伯之春”》，《参考消息》2012年3月29日。

[48] 参见Katerina Dalacoura，“The Uncertain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Features，February 18，2011。

Ⅱ 权力危机下的挑战与应

阿拉伯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

一 问题的提出：阿拉伯权力更替的“丛林政治”特性

对局外人来说，阿拉伯政治宛如雾里看花，充满了神秘性和非理性。2011年中东动荡，使外界进一步领略到阿拉伯政治的独特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问题上，阿拉伯政治最明显特征，就是权力更替的“丛林法则”。“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夺取或失去权力是通过非常激烈、而非温和的方式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人获取权力基本靠暴力手段，而且是“枪杆子里保政权”，权力更替仍要通过革命、政变等暴力方式。

在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曾掀起政权更替潮：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8年伊拉克卡塞姆推翻费萨尔王朝（后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代）；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还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也门的萨利赫，都是军人出身。军队支持成为领导人获得权力的基本保障。

而当权者一旦掌权权力，往往贪权恋栈。“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1]在阿拉伯世界，且不说君主制国家，在共和制国家中，终身执政乃至家族世袭现象十分普遍。截至2011年中东剧变时，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已连续执政23年，埃及穆巴拉克超过30年，也门萨利赫33年，利比亚卡扎菲更是执政长达42年。在正常情况下，唯有自然死亡，才能终结一个总统的政治统治。[2]

因此，中东权力更替更多是通过军事政变、民众革命、外来入侵等暴力方式完成。在历史上，苏丹的尼迈里自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85年被新的政变推翻；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自1956年该国独立就担任总统，此后3次连任，并在1975年当选“终身总统”，直到1987年因政变辞职，由本·阿里继任，而后者同样长期执政，直到2011年被赶下台。在伊拉克，卡塞姆自1958年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后的十年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各派力量较量激烈，曾发生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政变、未遂政变及武装起义，直到1968年阿里夫政权被推翻，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当政。而萨达姆又在1979年强行从贝克尔手中夺过权力，直至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推翻。

在当前中东的权力更替，同样体现这一点。突尼斯、埃及领导人都是在众叛亲离、局势无法收拾时，才黯然下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领导人为维系权力，不惜鱼死网破，动用“铁血手段”：卡扎菲出动雇佣军镇压民众抗议，使抗议迅速演变为流血冲突，并招来英法持续空袭，国内转瞬战火纷飞。叙利亚政府自2011年3月爆发抗议后，同样动用军队镇压，迄今已造成上千人死亡。也门从2011年1月15日（即突尼斯本·阿里出逃第二天）就出现民众抗议，但萨利赫软磨硬顶，死活不肯让出总统宝座，还三次拒签海合会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使也门成为“中东波”中动荡时间最长的国家。反对派最终还是靠“用枪杆子说话”，6月3日炮击总统府，才迫使萨利赫负伤外逃。即便如此，萨利赫仍屡次扬言很快回来。

阿拉伯领导人在权力更替问题上表现出的超常执迷和不惜血本，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理解的范围。这种现象委实值得琢磨。

二 理解阿拉伯政治运行的三大内在逻辑

中东政治更替暴力色彩十足，固然与权力本身的稀缺性有关，但更是阿拉伯政治特定的“游戏规则”使然。阿拉伯政治运行，主要遵循三大政治传统。

（一）宗派主义传统

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3]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宗派主义在阿拉伯人观念中根深蒂固。[4]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种传统观念的形成，与贝都因人特定的生存环境有关。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部族，主要受到两个压倒性事实支配。第一，由于水和放牧资源有限，以致“每个人都不得不像狼一样，准备靠牺牲其他部落，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既是猎人，同时又是被捕食的猎物”。[5]第二，在沙漠里，当部族之间为了生存而采取掠夺行为时，由于没有外部调解者和仲裁机构，求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其他的人们知道，假若他们在任何方面侵犯了你，你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6]。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关系必须在其他一切义务之前受到尊重。“个人一旦与家庭、部落、教派等断绝关系，将根本无法生存。而现代国家不仅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取代传统群体认同的替代物，而且统治者也经常将其作为镇压和迫害的依据。因此，个人的道德感仅限于小群体范围，而不是更大范围的社会。”[7]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进程，因此未能把部族整合为有凝聚力共同体，使这种部族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国家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实际是民族主义掩盖之下的部族主义的复活。”[8]

这种基于部族结构形成的宗派主义，习惯性地将外部世界划分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两大范畴，并由此奉行两套完全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部族内部（即“熟人社会”），对同族人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贞，认为“本氏族或本部落自成单元，能独立生存，至高无上”。与此同时，对部族之外的世界（即“陌生人社会”）则毫无同情，“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落当做自己的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9]。

这种宗教主义/部族主义传统，使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阿拉伯人有句俗语：“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的表亲反对陌生人。”[10]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根据血缘、地域来确定情感亲疏的特性。很显然，这种部族主义对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缺乏足够信任。例如在部族传统根深蒂固的也门，尽管也门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及反对外族入侵斗争，形成的“我们”反对“他们”意识，但仍难以接受“主权国家”概念，特别是在部落和边远地区。对他们来说，政府仅仅是那些掌握权力，并用其损害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同义语。部落成员既不相信政府意图，也不关心政府决策。

在正常状态下，只有当国民的认同对象聚集于主权国家本身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实现国家与民众力量的有机融合。而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淡漠，以及对其他部族、教派缺乏信任感，使这些国家很难形成正常的政治更替机制，并容易导致领导人政治行为短期化。“在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中，每个领袖、个人、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11]尤其在那些包含多个部族和教派、高度异质化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等），这种宗派/部族主义对政治生活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

一方面，容易导致家族政治、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决定了当权者在分配权力和财富时，总是优先照顾本部族或教派利益，“提拔主要基于部落和家庭血缘，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位，总是被那些与领导人有血缘关系或个人亲密关系的人所占据”。[12]如伊拉克国内主要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教派/民族，萨达姆统治主要倚重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提特里克家乡的人；叙利亚境内居民14%信奉基督教，85%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阿萨德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约占全国人口的11.5%），该国政府、军队、情报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维派把持。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其中主要有4个：麦格拉、阿里·祖瓦亚、瓦法拉和卡达法。而卡扎菲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位于东部、人口最多的瓦法拉部落，则长期被冷落。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大部落联盟：哈希德、贝克尔、哈卡和穆兹哈。萨利赫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总统，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动员10万人以上武装力量）。

同时，这种“同心圆式”政治思维，还导致家族政治和裙带风盛行。如也门总统萨利赫任人唯亲，其侄子阿马尔是也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指挥官；另一个侄子雅赫亚担任中央安全部队兼反恐部门司令；第三个侄子塔里克是总统卫队指挥官；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也门空军司令。萨利赫还试图让其儿子艾哈迈德继任总统，并大力提拔那些拥护他儿子继位的领导人。卡扎菲虽号称“人民领袖”，自身也算廉洁，但在权力、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上仍难脱“家族政治”窠臼。据报道，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长子穆罕默德掌控通信部门；次子赛义夫（被视为卡扎菲继承人）负责卡扎菲发展基金会；三子萨阿迪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希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六子哈米斯担任精锐的第三十二旅旅长。

另外，容易导致当权者对其他部族/教派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因而在镇压其他部族/教派反抗时毫不留情。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外部世界就是“陌生人世界”，因此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态，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阿拉伯世界曾流传一个“火鸡的故事”：有位贝都因老人发现火鸡被偷了，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称“现在处于极大危险之中”，孩子们不以为然。后来，老人的骆驼被偷了，再后来，马也被偷了，到最后连女儿也被强奸。老人这时对儿子们说：“这都是由于火鸡引起的。当他们看到能拿走我的火鸡而无人过问时，我们就丢失了一切。”[13]在这种思维驱使下，阿拉伯人形成有仇必报、不容欺凌的特性。如果对外族示弱，很快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既得利益。体现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就是当权者对反对派倾向于采取高压手段，而不是坐下来平等协商。在这些人的思维中，“如果不镇压反对派，人们就会认为他很虚弱，并将失去尊重”[14]。

这种部族式对立和暴力化倾向，可以很好地解释，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国家为何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镇压冲突：当年萨达姆对北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残酷镇压南部什叶派穆斯林起义；阿萨德政权在1982年2月镇压哈马城穆斯林兄弟会反抗时，竟用大炮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上万人被杀。而在2011年中东动荡中，叙利亚和利比亚政府，为何动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从根本上说，这些当权者并没有把反对派看做是本国公民，而更多将其视为打他们主意的“陌生人”和外族人。

与之相应，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从心里同样没把当权者视为自己的领导者。如面对北约持续空袭利比亚，该国反对派非但没有谴责西方，反而高呼“萨科齐万岁”。在他们眼里，卡扎菲不是本族人。西方武力干涉实际是帮助他们推翻“异族统治”。换言之，这些国家本质上仍是“部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反观那些部族政治色彩不明显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当权者与民众抗议间对抗就不那么血腥，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尽管也想保住政权，但始终未敢对民众进行残酷镇压。

（二）集权主义传统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并未充分经历类似西方的工业文明洗礼，多数地方仍沿袭着传统生产方式。而这种传统生产关系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个体间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但却彼此隔绝。对他们的生存来说，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为重要。这种传统性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也是传统式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5]

总体看，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由于缺乏自尊，阿拉伯人始终在追寻英雄或克里斯马型领导人。这种领导人能够自我表达，并能纠正所有错误。他自视为大家庭的家长，其演讲时喜欢使用诸如我‘亲爱的人民’、‘亲爱的孩子们’等词汇。这种风格很适合等级制模式和威权式家庭的氛围。”[16]在阿拉伯语中，sha’b和sha’bi（人民），不像英语中的citizen（公民），没有单数，只是一个集体名词。[17]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政治中，这些领导人个人，“能够以其个人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18]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作为对阿拉伯人政治文化塑造影响最大的宗教信仰，其教义中同样隐含着一种威权主义倾向。伊斯兰教义始终强调共性，反对个性；强调权威，以建立社会共同体为最高目标。而国家是最高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一般而言，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基本理念是“主权在民”，而从伊斯兰教义角度看，唯有真主才是最高权威。由此导致的逻辑结果就是，反抗国家不仅被视为是不服从行为，而且还违反真主意志。[19]

在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阿拉伯国家的权力安排基本都是威权政治式的。通观阿拉伯国家政治演变，尽管各国起初政体差异甚大，但最后基本都殊途同归，走上高度威权化的道路：总统主导的国家，最后往往演变为“老板国家”；军队主导的国家，最终往往演变为“安全国家”（包括“警察国家”）；而政党主导的国家，一般最后会变成党国体制。[20]

这种威权统治就像一种“新家长制”。最好情况，它孕育出一种“仁慈的家长统治”，即当统治者自认为已充分掌握权力、得到民众拥戴后，乐于扮演乐善好施的“好家长”角色。远者如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近者如二战后的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阿拉法特等，他们在本国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并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力。尽管这种统治以个人面目出现，但被多数人接受和欢迎。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但是“革命领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他是以‘总统’而不是以‘铁腕人物’进行统治的”[21]。而在最坏情况下，即当执政者感觉缺乏足够民意支持时，就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出现“暴君式家长统治”（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不管哪种情况，当权者显然更倾向于保持秩序，而普通民众似乎也乐意接受“有人管束”的生活。阿拉伯人有句谚语：“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22]

相比之下，阿拉伯政治文化中显然缺乏平等意识和公民意识，因此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在他们的政治概念中，平等协商或政治妥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多元主义意味着国家生存面临危机。……对话是争论的开始，而争论又是内战或分裂的开始。”[23]曾与阿拉伯人生活战斗多年的劳伦斯曾这样分析阿拉伯人的性格：“他们是一个只认原色的民族，或者说他们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民族。”[24]体现在国家权力问题上，就是将权力视为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资源，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

而信任和平等是建立正常权力更替机制的基本前提。“民主制度取决于对反对派将接受民主程序规则的信任。如果你将政治权力交给你的反对派，你必须视他们为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会监禁或处死你，而是可以被信赖为在法律范围内统治，而且一旦你所在的一方赢得下次选举，他们将会让出权力。”[25]因此，如何看待政治对手，是否愿意分享权力。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而在阿拉伯国家“赢者全得，输者全失”的权力观，使得当权者一旦放弃权力，可能意味着失去现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也门的萨利赫、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人，宁愿拼得鱼死网破也不肯放弃权力，实际就是担心一旦失去权力，将被反对派“秋后算账”。由此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更替进程格外漫长、艰难。

（三）现代国家意识

阿拉伯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此前，阿拉伯民族的发展是帝国史，早期是阿拉伯帝国，后来是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人未能如愿建立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的统一国家，而被划分为英法的势力范围，并以“委任统治”形式将阿拉伯世界分割为若干小国。因此很多国家都是“人造国家”。如伊拉克就是由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省拼组而成，连国名都是英国人起的。由此使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意识较世界其他地方更为薄弱。“尽管建立西式国家已经几十年，但国家观念，连同由此衍生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在阿拉伯世界依然非常陌生。”[26]

但对当权者来说，强化国家意识，对巩固权力、增强执政合法性至关重要。有人曾将执政者合法性来源归为三类：来自个人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以及来自结构的。其中来自结构的合法性最为可靠持久。一个政府越是制度化，执政合法性就越强。[27]这里的制度化，首先就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体系。对阿拉伯当权者来说，建立“议会”“政党”“宪法”“总统”等体现现代国家特征的东西，可极大增强自身执政合法性，尤其可以理直气壮对境内其他部族、族裔、教派进行有效管辖。

由此不难理解，尽管阿拉伯现行国家体系是由英法殖民者外来强加，对多数阿拉伯人来说，是“一只不合脚的鞋子”，[28]但各国当权者还是沿着这种人为划分的疆域开始巩固自身权力。当权者尽管自己还部族意识浓厚，却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号召民众摆脱部族观念束缚，强化民众的国民意识。[29]这些做法包括：通过对古老神话、英雄人物、辉煌历史的有意提炼，寻找联系全体民众的共同纽带，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强调内部一致性（如发展目标、大众福利、历史文化共性等）和对外排他性（强调自身经历和命运独特性），强化国内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感”；借助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来培育全民共识，把外在后天的“国族”，变成了民众内在先赋的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经过多年培育，阿拉伯人的国家意识日渐强化。这无疑增强了当政者以“总统”身份进行有效统治的合法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国族建构过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中东民众仍把他们的信任置于那些他们十分熟悉、能够分享他们相似的利益、目标和特征的环境中，如亲戚、邻居、宗教、朋友，以及作为族裔、宗教和语言团体的一员。而作为外部强加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民族国家”仍然不能像中东的亲缘性和庇护性的系统所宣称的那样，获得同样或同等程度的支持、忠诚和合法性。[30]尤其是当权者仍将部族、族裔、教派差异作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标准，很大程度抵消了国族整合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阿拉伯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在统治（rule），而不是治理（govern）。那些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叱咤风云，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中东枭雄”，不管是萨达姆、阿萨德，还是萨利赫、卡扎菲，几乎总是同时具备三副面孔，不停地在三者间来回跳动。他们有时扮演部落酋长，有时扮演独裁者，有时扮演现代总统。他们的真正天赋，就在于“他们能在他们地区的所有三个政治传统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们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从部落酋长变成独裁者，再变成现代的总统”[31]。换言之，中东“强人政治”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正是因为其最适应中东的政治土壤。

三 阿拉伯政治变革能否超越“潜规则”？

当前，阿拉伯世界风云激荡，维系多年的现行统治模式岌岌可危，政治转型在所难免。中东政治更替本身就是个“翻烙饼”过程。20世纪20年代，该地区曾实行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到50～60年代，这批民主政体却纷纷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威权政体取代。而今该地区又进入新一轮政治调整期，开始由强人/集权政治，重新转向文官/分权政治。很多人相信，这种转型将使阿拉伯国家前景更加光明。但实则不那么简单。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其推行多党民主之前已具备若干前提：如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谁上台都不会影响经济；经济足够发达，有资本进行内耗；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精英阶层获得掌控国家的能力等。[32]而多数阿拉伯国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事实上，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没有充分经历过工业化洗礼，国家建构未完成，致使宗派主义、威权主义等诸多“潜规则”，至今仍在发挥很大作用。尤其在也门、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独立建国史较短、部族势力和意识依然强大的国家，这些“潜规则”与通行的“显规则”一道，主导和支配着当地政治运转。而无视这种事实，贸然推行旨在分权制衡的多党选举，很可能使政治竞争沿着各部落/教派的界限展开，并导致国家内聚力下降，族际对抗意识抬头，给国家统一带来巨大隐患。过早来临的民主化，就像无福消受的奢侈品，致使这些国家陷入纷争状态，导致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

在这方面，伊拉克民主化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伊拉克就能实现繁荣稳定，因此其一上来就打碎了伊拉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解散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建立西式民主制，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这种建立在教派、种族版图瓜分政治权力基础上的“分裂型民主”，使政府陷入孱弱无力、议而不决的状态。伊拉克百废待兴，本来亟须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以力挽狂澜，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催生了一个与动荡局势极不相称的“弱势政府”。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的地区强国地位。

而当前，很多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部族、教派意识强烈的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正面临类似伊拉克那样的“马赛克式”权力分布安排。也门目前已形成萨利赫、反对派、部族力量、恐怖势力冲突交织的复杂局面。萨利赫式强人政治的终结，很可能使国家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向“弱政府-弱社会”，形成群龙无首、群雄割据的“准无政府状态”，出现类似“索马里化”的结局。有媒体认为，“这个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可能迎来糟糕的未来，甚至比萨利赫33年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更为糟糕”。利比亚同样如此。利比亚由三块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区合并而成，包括西北部的的黎波里、东部的昔兰尼卡，以及西南部的费赞地区。卡扎菲虽然号称政治强人，实际其绝对控制区仅限于西部。部落构成了利比亚的基本社会单位，并具有很大影响力。2011年2月，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利比亚目前卡扎菲与反卡扎菲的斗争，很大程度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即使利比亚示威者取得成功，将卡扎菲赶下台，也很难实现民主化。

从深层看，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不在政体，而是该政权依靠哪个阶级、主要为哪个阶级服务。中东现行模式弊端丛生，实际是掌权者阶级属性出了大问题，因此政治变革关键，应是进行阶级革命。相比之下，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事实上，“强人政治”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当权者也青睐中央集权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政体可以有效发挥功能”[33]，解决中东面临的种种棘手问题。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这种做法不过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它只会使这些国家由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而中东近百年政治变革的历史也已充分证明，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1] Barry Rubin，“Pan-Arab Nationalism：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Edited by Jehuda Reinharz，George L. Mosse，The Impact of Western Nationalism，London，Newbury Park，Calif，1992，p.184.

[2]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37.

[3] Deborah J.Gerner，Lynne，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Riener Publishers，2000，p.267.

[4]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9页。

[5]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天津编译中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87页。

[6]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天津编译中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87页。

[7]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166.

[8] 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ST. Martin Press，Inc.，1997，p.65.

[9] 《阿拉伯通史》，第30页。

[10]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88页。

[1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9页。

[12] Risa Brooks，Political-Military Rel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Arab Regimes，Oxford Univ. Press，1998，p.107.

[13]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88～89页。

[14]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32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16]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166.

[17]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204.

[18] 《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第246页。

[19] Hisham Sharabi，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D.Van Nostrand Company Inc.，1966，pp.16-17.

[20]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203.

[21] 《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4页。

[23] Barry Rubin，“Pan-Arab Nationalism：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Edited by Jehuda Reinharz and George. L. Mosse，The Impact of Western Nationalism，London，Newbury Park，Calif.1992，p.184.

[24] 〔英〕T.E.劳伦斯：《智慧七柱》，温飚、黄中军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第9页。

[25]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转自〔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94页。

[26]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83.

[27] Michael C.Hudson，Arab Politics：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8-23.

[28] Deborah J.Gerner，Lynne，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Riener Publishers，2000，p.97.

[29] 事实上，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都需要不懈地进行国族整合。

[30] Laurie King-Irani，Kinship，Class and Ethnicity，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Lynne Riener Publishers，2000，p.268.

[31]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102～103页。

[32]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49页。

[33] Nazih. N. 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York，1995，p.320.

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

2011年以来，中东国家维系多年的统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年初，一向以稳定繁荣著称的突尼斯爆发全国骚乱，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政权猝然垮台。此后，这场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迅速扩散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中东搅得周天寒彻。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利比亚、巴林等国相继爆发民众骚乱或抗议示威，连续执政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苦苦抗争18天后黯然离职，执政超过41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执政30多年的也门萨利赫政府也最终垮台。这场风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烈度之强，出乎许多人意料。中东正经历着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始于今日，但导致这一局面的问题和症结早已存在。阿拉伯世界在此之前就已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如政治专制、经济衰退、食品短缺、人口爆炸、思想禁锢等，以致被称为“世界病夫”。按理说，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同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十分优厚，而且阿拉伯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为何国家治理却积弊丛生，乃至爆发全面危机？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汲取其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东乱局，而且对战略决策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政权阶级基础转向导致当权者逐渐脱离民众

政治的本质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1]。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毫无疑问，政权的阶级基础越坚实，政权本身就越稳定，反之亦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中东共发生过两轮政治更替大潮：第一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军人政变推翻代表封建势力和少数权贵的君主制统治，如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1958年主张民族主义的卡塞姆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后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代），1969年卡扎菲政变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等等；第二轮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民众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反抗当权者，并在伊朗成功夺权，在苏丹、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也一度掌权或险些掌权。而当前，历史似乎在重演，中东又掀起新一波民众反抗当权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中东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更替，其共性特征就是当权者的统治日渐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就拿此次政局最动荡的埃及、利比亚等国来说，当初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台的领导人，主要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政权在执政初期，大都能励精图治，在土地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均采取了有利于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对外领域，这些国家大都敢于对抗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主张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甚至一度将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列为政策目标。然而，即使是这些政权中政治最进步的国家，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统治。而小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不希望保持现状，而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也总在不断变化。[2]“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轻蔑。”[3]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长远看，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化。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政治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民众的意愿；另一种是转而“向上看”，由最初服务于中下层民众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随着时间推移，任何由小集团掌权的政权，都会利用手中职权，使自己先富起来。”[4]这一点都不奇怪。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在“普力夺社会”（即军人政权）里，政治家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造反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或“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5]。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的支持，因而采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6]。而继任的萨达特内外政策的根本转向，就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具体体现。伊拉克也是如此。在1968年复兴党刚上台时，其内外政策均能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政策明显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使该国国力蒸蒸日上，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强国。但到萨达姆时期，“党天下”俨然成了“家天下”，其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如伊拉克1980年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即“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7]。

这些政权阶级基础的转向，引发了一系列严峻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威权统治的优势逐渐成了劣势，国家公器日趋成为个人私授的财产和工具。中东国家大都实行威权统治，这种模式本来就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达到民主政体难以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如因权力缺乏监督而容易出现独裁、权钱交易问题等。因此，一旦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这种政体的优势马上就变成了劣势——国家权力很容易成为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最明显的就是权力观发生改变。在中东，不少当权者开始贪恋权位，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均超过30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执政41年，若非被武力推翻，很可能让其子接班。在中东，“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8]。与此同时，权力日渐被用于谋求个人私利。而“改革”往往成为当权者借机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实现致富的不二选择。其最终结果就是“改革使改革者先富起来”。据维基解密文件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本·阿里家族看上的，无论是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该家族总资产达35亿英镑（约合366亿元人民币）[9]；另据报道，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亿美元流入他们的私人腰包。[10]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据称达到了400亿～700亿美元。[11]同时，在这些当权者周围，日渐形成一个由亲信和高官组成的特权阶层。若干年前，一位埃及著名知识分子就将这一特权阶层称为“伞兵阶级”。他说，伞兵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他们所降落的阵地，而这个新阶级也是下决心逐步控制或摧毁埃及。[12]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3]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层的巧取豪夺，使腐败日趋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的常态。据统计，阿拉伯世界1/3的GDP被腐败吞噬。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名列前茅”。[14]“腐败已成为该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生活，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几乎没有国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深深地融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15]如埃及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16]只要与政府公职人员打交道，不管是申请驾照还是出租房屋，都要行贿。当政者日渐背叛最初的阶级属性，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率问题的社会进步力量，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

这样，社会财富由本该“往下淌”变成了“往上流”，日趋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中，由此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不断加大。据统计，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而60%的穷人的社会财富拥有量只有18%。[17]普通民众“被剥夺感”十分强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阿拉伯国家的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其政权维系统治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因此，这些政权因日趋服务于少数权贵，缺乏足够的“实质合法性”，难以赢得左翼和中下层民众的真心支持；同时，又因为家族世袭或终身执政，缺乏足够的“程序合法性”，难以赢得西式民主派认可。在这些当权者周围的支持者中，除了少数特权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反对派：穷人憎恨富人豪华奢侈，平民憎恨权贵巧取豪夺，教士憎恨世俗化带来声色犬马，民主派憎恨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权贵统治几乎总是自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和反对者。而在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冲击波中，就出现了“昔日革命者被再次革命”的怪现象。

二 发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国家日趋陷入“全球化陷阱”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过程，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结果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第三世界国家被纳入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有利于西方资本家（一定程度上包括本国资本家）扩大剥削范围，由此构成“两大剥削与被剥削的同心圆”：一个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内部及第三世界内部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两大“同心圆”同样会强化“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即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然而，相较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阶级，还可以通过本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剥削获得的巨额利润，而获得部分转移支付（各种福利补贴），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18]使发达国家本来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下去，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这么幸运了。这些国家的劳动阶层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最末端，他们遭受着西方资本家、本国权贵的双重剥削，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却最为艰辛，随时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这种“劳动异化”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奉行“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可以维系现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却不行。

但很多阿拉伯国家没有意识到，这种貌似公平的“全球化”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和残酷性，盲目追随，结果日趋被纳入这种“主从型”经济结构，导致落后状态日益固定化。这种状态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开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欧国家成为‘世界工场’，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应继续成为或变成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奥斯曼帝国对这种安排也没有反对意见，原因是在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19]。而许多阿拉伯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后，当权者仍是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封建特权阶层，他们与西方之间“有一种固有的机制，几乎是自动地引导殖民国家本身与特权集团结盟”[20]，因此，其经济上仍遵循西方设定的“比较优势分工”，靠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生。而中东丰富的石油储量及由此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无疑强化了这一不合理的发展模式（这种现象被称为“石油诅咒”）。据统计，到2007年时，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21]

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阿拉伯世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多数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产，即使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因此，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相反，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的财富越是日趋流向发达国家，而本国的实体经济则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走上衰退道路。据统计，1980～2004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2]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23]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24]约旦约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4%；也门23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25]

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为世界最高，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而本国工业不发达，国家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不足[26]，致使年轻人失业及“青年膨胀”（youth bulge）等问题突出。[27]在埃及，占总人口70%的年轻人面临高失业问题，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28]阿尔及利亚3/4的人在30岁以下，许多年轻人没有工作，全国失业率高达25%。与安贫乐道、观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阿拉伯新生代视野宽，束缚少，易被煽动和组织，加上谋生无路，因此不满现状、谋变的动力最为强烈。亨廷顿就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革命性最强的群体。[29]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成为威胁政局稳定的“火药桶”。例如突尼斯“革命”就源于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埃及就是陷入“全球化陷阱”的最典型的例证。在纳赛尔时期，埃及一度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但萨达特时期推行的“开放政策”，使外资大批涌入，民族工业纷纷倒闭，摆脱经济依附的梦想功亏一篑。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但到1979年时，它所需食品的一半以上要靠外国进口。1970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40%供出口，但到了1980年，埃及非但不再出口食糖，还成了食糖进口国，进口量达到消费量的35%。由于食糖消费量激增，当时埃及主要财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净收入，竟不足支付进口食糖的费用。[30]穆巴拉克时期延续这种政策，并加大自由化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埃镑自由外汇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而银行私有化使埃及半数以上银行从国有变为私有。[31]私有化不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而且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国际资本大举进入，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近些年，埃及年均增长7%，甚至在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下仍表现不俗。[32]但实际上，该国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埃及政府至今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因此早在2010年9月，美国学者就曾公开撰文称埃及是“尼罗河病夫”[33]。

为维系政权稳定，阿拉伯多数国家被迫长期实行补贴政策，以“面包换稳定”“以福利换支持”。但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粮价上涨，使经济最为脆弱的阿拉伯非产油国率先受到冲击，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现行维稳模式陷入两难：如果继续补贴，经济上吃不消；但取消补贴，政治上又吃不消。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均曾因取消补贴引发骚乱。阿拉伯统治者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三 亲西方外交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内外生存环境

在外交领域，当政者究竟该奉行“群众路线”，主要依靠本国民众，还是走“精英路线”，依靠少数精英和外部力量？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和外交战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统治者政权的稳定程度。大体来说，“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34]。这实际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即“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于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的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教训明显多于经验。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都将亲西方列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几年前，开罗美国大学的伊斯兰学教授赛拉格曾指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热衷于同美国结盟﹐听到布什总统对他们说句赞扬的话﹐立即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他们的政权须要依靠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他们都处在国民的对抗和包围之中。”[35]正是由于这些国家依靠少数精英和西方势力，使反美情绪普遍强烈的阿拉伯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由此导致国家上下离心，威胁政权稳定的基础。

在这方面，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其经历最具典型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老一代阿拉伯领导人，注重依托本国民众和阿拉伯世界，英勇抗击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不仅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而且成功地抵抗了英、法、以三国的联合军事入侵，因而在国际上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的国际威望也达到峰值。但从萨达特执政时期开始，埃及逐渐转向“精英路线”，重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1972年7月，埃及驱逐数千名苏联顾问，明确“亲美疏苏”政策。1979年，埃及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而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及其反以统一战线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使其失去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及相当部分国内民众的支持。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后，本国民众反应淡漠，这与当年纳赛尔去世时万人送葬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而穆巴拉克继任后基本沿袭了萨达特的外交路线，热衷于充当阿以之间的“润滑剂”，以及美国维护中东战略利益的“垫脚石”，并成为美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

回过头看，埃及这种以放弃阿拉伯世界团结为代价的亲美亲以政策，实际是“猎鹿博弈”[36]中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捕捉野兔的猎人。从短期看，这种做法使埃及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奈半岛，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美国的桥梁，成为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享受“和平红利”的阿拉伯国家。但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完全得不偿失。一方面，亲西方外交使其日趋失掉国内民众的支持，乃至丢掉性命。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国家丧失了共同前行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威望日渐下滑。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贫穷和独裁更具破坏性的诅咒；它们成了‘赝品’，被自己的人民视为异类，推行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政策。”[37]另一方面，讨好西方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独立性，而日渐沦为美国的附庸，自身地缘环境也日趋恶化。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了”。[38]埃及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被根本改变。事实上，这种分裂明显增加了中东被外来大国干涉的可能性，而最终损害了埃及的国内外生存环境。尤其近10多年来，美国利用“9·11”事件，先后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地区战争，矛头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而以色列因缺少了埃及等国的有力制衡，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动武行为更加肆无忌惮。2006年，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而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再次造成数千人伤亡。面对阿拉伯世界权益和尊严不断遭受侵害的严峻挑战，许多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其表现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这种巨大反差使阿拉伯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日趋加剧。

而在这轮阿拉伯乱局中，越是亲美的国家，动荡越严重；反美国家则相对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民众起义暴露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依靠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充当西方应声虫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策略只会令这些政府丧失名誉。”[39]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也认为，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势动荡，不是因为经济形势，而是政府与敌人合作，使民众遭受了几十年的羞辱。叙利亚媒体认为，埃及国内发生的革命源自其失败的外交政策，而叙利亚正是由于坚持反美政策，才使国内政局得以稳定。[40]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被这些国家奉为靠山的西方大国，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亲美领导人无情抛弃。如突尼斯一直被视为阿拉伯国家少有的西方盟友，本·阿里尤其与法国过从甚密，其大笔存款也放在法国，但当其一旦失势，法国翻脸不认人，拒绝予以庇护。埃及穆巴拉克的处境也极为不妙。埃及这些年来一直为美国充当制衡伊朗、哈马斯等中东激进势力的战略支柱。但当穆巴拉克处境岌岌可危、亟须美国援手时，美国却态度暧昧，甚至站在抗议者一边“拉偏架”，宣称埃及“现在”应该进行政治转型。据报道，美国还曾鼓动埃及军队废黜穆巴拉克，尤其是敦促穆巴拉克不能“动粗”，更是无形中捆住了他的手脚，使其像当年伊朗巴列维国王一样最终政权垮台。当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花了大力气经营与西方的关系，但关键时刻西方盟友却弃之如敝屣。西方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无疑加速了阿拉伯威权政权的垮台，同时也值得其他亲美领导人警醒：一厢情愿地指望通过交好乃至讨好西方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效果适得其反。

四 结语

列宁曾经说过：“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照旧统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41]而在阿拉伯世界，政权脱离民众、发展模式陷入误区、对外依附西方，使这些国家的传统统治模式积弊重重。突尼斯一起偶发的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表明阿拉伯国家现行统治模式已无法维系下去。所谓“茉莉花革命”及网络煽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赢得民众，才能赢得政权；一旦脱离多数民众的意愿，政权终将被人民抛弃。

进一步说，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既是一场自下而上反对当权者的民众革命，同时也是一次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新探索。回顾近百年历史，阿拉伯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尝试了宪政民主、威权政治、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复兴等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和政体形式，但始终未找到富国强民之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缺乏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尤其缺乏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变革观念，即使是当年政治最进步的纳赛尔政权，奉行的也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结果最终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进而陷入新的政治更替怪圈。中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将浴火重生，能够摆脱弱势民主与强人政治交替出现的历史循环，归根到底，还要看它到底采取何种理论，与哪个阶级结合。

[1]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

[2] 参见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State，Clas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estview Press，1990，pp.413-414。

[3] 〔英〕狄利普·希罗：《中东内幕》，赵炳权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117页。

[4] George Friedman，“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1 0221-revolution-and-muslim-world，February 22，2011（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5]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9页。

[6]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State，Clas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estview Press，1990，p.410.

[7] 〔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39页。

[8] “Arab development：Self-doomed to failure”，The Economist，July 4，2002.

[9] 参见《突尼斯骚乱依然持续 前第一夫人被爆大肆敛财》，http：//cankaoxiaoxi.tietai.com/a/junshitiyu /2011/0118/23564.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0] 参见《卡扎菲八子一女掌控利比亚经济命脉》，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2/97/86/2_1.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1] 参见刘长锋《“阿拉伯革命”其实是一场反腐革命》，http：//www.yslzc.com/news/Class149/201102/2011021814323 4.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2] 参见〔埃〕穆罕默德·海卡尔《萨达特遇刺记》，发恩、黎启译，柳蓉校，新华出版社，1987，第231页。

[13] 参见〔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5页。

[14] 参见安国章《阿拉伯世界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被腐败吞噬》，http：//intl.ce.cn/gjzx/africa/201007/07/t20100707 _21588027.s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5] Nora Bensahel，Daniel L.Byman，eds.，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C.A.：Rand Corporation，2004，p.23.

[16] 参见Robert Fisk，“The rotten state of Egypt is too powerless and corrupt to act”，Independent，1 January，2009。

[17] 参见《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两成富人拥有五成五社会财富》，http：//news.timedg.com/2011-01/27/content_ 1136139.htm（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8] 192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每年从国外取得的佣金和劳务报酬的收入总共6500余万镑。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有国外投资的收入，每年将近3亿镑。……这就说明了我们凭什么能够支出比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的社会福利事业费。”参见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第66页。

[19]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95，第213～214页。

[20]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95，第487页。

[21] 参见“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22] 参见“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23] 参见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C.A.：Rand Corporation，2004，p.61.

[24] 参见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2008.

[25] 参见《阿拉伯“革命年”：经济是主因》，http：//roll.sohu.com/20110220/n303371945.s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26] 参见Peter Coy，“The Youth Unemployment Bomb”，Businessweek，February 2，2011。

[27] 参见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28] 参见J. Scott Carpenter and David Schenker，“Will Egypt’s ‘Day of Rage’ Become a Revolution？”，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295（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29]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54页。

[30] 参见《萨达特遇刺记》，第243～244页。

[31] 参见Philip Rizk，“Egyp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opinion/2011/02/ 20112148356117884.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32] David Schenker，Sick Man on the Nile，http：//www.weeklystandard.com/blogs/sick-man-nile，September 2，2010（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33] David Schenker，“Sick Man on the Nile”，http：//www.weeklystandand.com/blogs/sick-man-nile，September 2，2010（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34]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88页。

[35] 《中东领袖们背弃伊斯兰》，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2745（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36] “猎鹿博弈”源自启蒙思想家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的一个故事：一个村庄有两个猎人，当地猎物主要有两种：鹿和兔子。如果一个猎人单兵作战，一天最多只能打到4只兔子。只有两个猎人一起去才能猎获1只鹿。从填饱肚子的角度来说，4只兔子能保证一个人4天不挨饿，而1只鹿却能使两个人吃上10天。两人合作猎鹿的好处，显然比各自打兔的好处要大得多。但要想实现双赢，必须充分照顾合作者的利益。

[37]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The Arab World was Dead. In Egypt，it’s Reborn”，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3，2011.

[38] 《萨达特遇刺记》，第322页。

[39]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The Arab world was dead. In Egypt，it’s reborn”，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3，2011.

[40] 参见N. Mozes，“In Syria，Regime Squelches All Attempts at Protest”，http：//www. thememriblog.org/blog_personal en/34814.htm，February 23，2011（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41]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2页。

“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近些年，“民主万能”的神话一直广为流行，非西方国家似乎只要开启西式民主，便能摆脱落后，实现繁荣发展。但在现实政治中，“民主带来繁荣”的成功案例甚少，“民主引发动荡衰落”的失败案例却很多。中东民主转型是最新案例。中东地区22个国家中，除土耳其和以色列，基本都是威权和半威权国家。[1]因此，过去不少人很自然地将“民主化”视为解决中东困境的“万能灵药”。但2011年开启的民主转型，并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使其深陷民主化困境，以致使军人干政重新抬头。这一重要话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 中东民主转型遭遇困境

2011年中东剧变本来是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变革，但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却被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在政权更替后，相继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如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大众参政等）。然而，三年多的实践表明，相关国家情况并未好转，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民主转型导致政府掌局能力普遍下降，由此导致政局动荡。此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基本都奉行的是威权政体，当权者掌控着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然而，2011年中东剧变后，威权政权垮台以及启动民主化转型，导致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权力分散化乃至“权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埃及就涌现出近400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的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突尼斯有100多个政党，利比亚有142个政党。[2]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由此导致政治内耗和权力空转，进而引发安全形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如埃及政坛剧变以来，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纷纷回国，加上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恢复自由，埃及国内恐怖组织网络从无到有，国内安全隐患越来越多。据统计，2013年埃及共发生416起恐怖袭击，其中西奈半岛北部的袭击次数较2012年骤增6倍。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利比亚政坛一盘散沙，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内耗，政治重建进展缓慢。2012年8月8日，利比亚就成立国民议会，并被授权在18个月内完成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工作。根据时间表，国民议会本应于2014年2月7日移交权力并解散，但政局动荡导致制宪、总统选举等重建日程一拖再拖。同时，中央权威丧失导致各种民兵组织拥兵自重，极端势力乘势壮大，出现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伊斯兰王国”“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班加西伊斯兰教法虔信者”“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虔信者”“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旅”等诸多极端组织。这些组织活动肆虐，利比亚绑架、暗杀和抢劫等事件频频发生。连总理扎伊丹都遭遇绑架。2014年4月13日，就任刚几天的临时政府总理萨尼就因遭受死亡威胁辞职。也门安全形势本来就很严峻，2011年11月萨利赫下台后，该国安全形势更趋严峻，“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甚至一度宣布建国。突尼斯在本·阿里下台后，民主转型情况相对较好，但该国在2013年2月和7月先后发生反对党领导人巴莱德和布拉米遭暗杀事件，导致制宪议会一度停摆。

另外，政局动荡反过来加剧经济状况恶化。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尤其埃及、突尼斯等国是典型的地租经济（外汇收入依靠旅游、运河、侨汇、石油等），经济收入更加依赖稳定的政治秩序。中东民主乱象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意想不到的持续恶化状态。目前，埃及已陷入建国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据埃及央行统计，2013年外国在埃及投资比2012年下降32%，旅游者数量下降85%，苏伊士运河轮船通过量连年下降，[3]国际信用等级降低16位，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160亿～170亿美元，如果没有海湾产油国援助，埃及外汇只能维持几周。[4]有分析称，埃及政治变局使该国社会倒退至少15～20年。埃及正缓慢变成“失败国家”，变成“没有香蕉的香蕉共和国”[5]。利比亚情况同样糟糕，在中东剧变前，利比亚本来是非洲生活水平最富裕的国家，但卡扎菲倒台引发的政治混乱，使该国民众生活状况每况愈下。2012年，利比亚石油出口一度恢复到战前日均160万桶水平，但2013年以来，由于政治局势和安全局势动荡，该国石油生产骤降，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利比亚每天损失1300万美元。[6]叙利亚持续内战使该国经济大幅下滑，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可能需要30年时间。[7]

民主转型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民主化并未给中东相关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阿拉伯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国家的发展方向（突尼斯为78%，埃及为62%），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突尼斯为83%，埃及为76%）。[8]有阿拉伯学者感叹，目前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继索马里、伊拉克和苏丹之后，沦为失败国家。[9]阿拉伯国家盲目引进的西式民主正属于这类制度。

在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去民主化”倾向。阿拉伯民众日渐认识到，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抗议和争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实际是怀念穆巴拉克时期的稳定秩序），“许多埃及人认为，只有强硬守律的军事领导人，才能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回来”[10]。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埃及军方在2013年7月乘势推翻了执政刚满一年的穆尔西民选政府，这意味着埃及民主转型遭遇重挫，同时也意味着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运转失灵。[11]此后，埃及加大高压集权，其制定的法律明显加强了对抗议、游行和公开集会的条件限制。[12]2013年7月至12月期间，共有21317名亲民主抗议者被逮捕。截至2014年4月，超过16000名政治犯被关押。[13]4月28日，埃及一家法院宣布判处683名穆兄会成员和支持者死刑，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巴迪亚。而2014年5月26日和27日埃及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刚刚脱下军装的前国防部部长塞西高票当选，这意味着埃及正重新回到强人政治的老路上。利比亚也出现了军人干政苗头。2014年5月18日深夜，利比亚军队军事警察部队司令穆赫塔尔·费尔纳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由制宪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并声称这是为了承担肃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国家责任”。中东剧变以民主转型发端，却向重新集权方向演变。这从侧面说明，中东民主转型已经陷入巨大困境。

二 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有人或许认为，中东民主转型遭遇的困境只是“改革阵痛”，只要民主制度建立和运行起来，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民主“药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东国家国情复杂，因此，即使从中长期看，“民主化”也无法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复兴。

（一）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但民主转型非但无法完成该任务，反而会掩盖这些问题

2011年中东剧变实际是“阿拉伯综合症”长期积累的总爆发。透过现象看本质，导致这些症状的“病根”则是若干结构性问题。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的统治，不仅仅是个人独裁这么简单，冰山之下还有庞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发挥作用。

病症决定药方。阿拉伯国家要想真正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变革的革命。具体地说，就是在掌握政权后，先改变上层建筑，再变革生产关系，最后实现生产力发展。然而，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转型并未沿着这一轨迹前行。中东剧变初期，尽管抗议民众提出旨在全面变革的“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口号，不仅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14]但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也没有夺取国家的计划、组织、领袖、战略远见，更谈不上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独裁者倒台给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经结束”的印象，下意识地将民主转型视为革命胜利成果的体现和延伸。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在政权更替后，相继选择了民主转型道路。

然而，民主转型非但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妨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民主转型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而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所说：“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15]因此，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掩盖了这些国家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使生产关系变革的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民主化”无法实现阶级更替，因而没有抓住政治变革的症结和本质。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即政权阶级基础）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遴选领导和政治运行的机制，它只解决所谓“程序合法”问题，不涉及“阶级更替”这一根本性问题。民主重建进程看似热闹，实则是在“政体变革”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很难实现统治阶级更替，更难触及经济结构变迁。指望通过民主选举改变不合理政策路线，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实践来看，中东民主转型实际是“只开花，不结果”，突尼斯、埃及等国除了更换领导人外，社会经济结构基本没有被触动。它既没有推翻旧的体系，也没有改变统治精英，打破原有制度或改变社会环境。[16]以埃及为例，民主转型以来，该国政治经济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军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银行家、投资者和企业领导人、媒体老板、军事领导人和安全官员仍然在位；政府组织机构和官僚体系仍然保持；安全力量没有改变。[17]穆兄会掌权时期，穆尔西政府仍然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的陈词滥调。[18]穆兄会领导人沙特尔曾向美国承诺，穆兄会治理下的埃及，将是美国资本在埃及和中东的更好的战略盟友。[19]即便是2013年7月推翻穆兄会统治的“6·30革命”，也很难说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有学者指出，埃及革命更像是“轮流坐庄”（regime exchange），而不是“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20]还有学者直言，中东剧变不是一场革命，历史没有向前发展，而是已经偏离航向。[21]

没有真正的革命，就谈不上阶级更替和生产关系变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也就成了空话。这就像一个人得病，发烧只是症状，发炎才是病根，要想药到病除，除了退烧，还必须消炎。将“民主化”作为解决“阿拉伯综合症”的药方，就是只退烧不消炎，结果只能使病情更加严重。

（二）阿拉伯国家解决诸多难题更需要“强政府”，但民主化却导致政府权威弱化和政府失灵

政治制度有“集权”与“分权”两大类，选择哪种政体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相对而言，第三世界由于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整合等诸多难题，因此，建立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强政府，应该是这些国家政体“顶层设计”的基本方向。事实上，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现代化。

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22]由此决定了阿拉伯国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需要集权和强政府。二战后相当长时期，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国家，几乎都是强人政权。据“自由之家”统计，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47个国家中，有38个不是民主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中只有19%有民选政府。而非伊斯兰世界有77%国家有民选政府。在中东22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余均为威权国家或半威权国家。[23]换言之，高度集权的政体和枭雄式人物，更适应中东复杂多变的政治土壤。

尽管2011年中东强人政权倒台表明这类政权有弊端，但其真正弊端并不在于“集权统治”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人民，这才使公权力变成为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武装斗争或民众抗议等方式夺取政权后，用“革命者的专政”代替“反革命者的专政”，而不是从“集权”转向“分权”。打个形象的比喻，一把刀非常锋利，这本身应是优点而不是缺点，关键是“刀把子”握在谁手，因此正确做法是抢夺“刀把子”，而不是将刀变钝。

然而，在中东政治转型中，阿拉伯抗议者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本身，为消除“一言堂”和终身制等积弊，摒弃集权政体，转向用“民主”的优点来消解“独裁”的缺点。民主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民主转型就是将“菜刀磨钝”的过程。邓小平当年批评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有三个政府，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24]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坦承，美国民主制度出现了恶性制衡阻碍政府运作等弊端。[25]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阿拉伯国家，这种“民主化导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伊拉克“民主改造”失败是典型案例。伊战前，伊拉克实行的是阿拉伯复兴党一党专政，政府具有很强决断力和执行力，由此使伊拉克能够成为地区强国。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为该国量身设计的“议会民主政体”，使该国面临政党纷争和教派矛盾加剧、政府执行力下降等问题。2011年中东民主转型，同样使转型国家从高度集权迅速变成一盘散沙状态。埃及穆尔西执政一年，埃及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仅2013年7月埃及就发生1432场示威游行，平均每天46场，每小时近两场。[26]埃及法律、媒体、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甚至政治反对派都缓慢衰朽，国家濒于崩溃边缘。[27]

由于民主转型并非真正革命，因此，阿拉伯国家既牺牲了眼前，承受政治动荡和经济恶化之苦，又未赢得长远，反倒使动荡成为常态。阿拉伯民众没有真正享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处，反而充分领略了民主政体的弊病和坏处。而且，在“民主化”语境下，使用强硬手腕恢复秩序难度甚大。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从2008年起试图加强集权，但此举明显加剧了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反对者纷纷将马利基视为“伊拉克诸多问题中的最大问题”。[28]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曾要求军队镇压抗议者，马上被民众称为“长胡子的穆巴拉克”，支持率迅速下降。[29]——“民主化”制造出它自身无法解决的混乱局面，要想恢复秩序和稳定，只能靠“军人干政”等非民主方式。这本身就是对“民主万能论”的莫大讽刺。

（三）实现“好民主”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生搬硬套只会导致“坏民主”

历史经验表明，民主政治良性运行需要具备若干前提条件，因此民主化是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条件的历史过程。当年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到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花了150多年，英国实现普选花费两个多世纪。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又不肯耐心经历足够的历史和物质积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最终只会导致“早熟民主”和“坏民主”。中东民主转型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民主政体的维系和正常运行（如政党选举、议会辩论、三权制衡等），需要消耗大量物质资源，付出比集权政体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只有物质条件足够充裕，才玩得起民主政治的游戏。因此李普塞特等政治学家一致认为，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性。据统计，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30]近些年，这一民主“经济门槛”进一步提升到人均6000～7000美元。阿拉伯国家多数达不到这一标准（突尼斯经济状况略好些，因而该国民主进程相对平稳）。在物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当前阿拉伯国家匆忙启动民主化进程，结果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原本薄弱的经济底子更加捉襟见肘（详见第一部分）。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一般来说，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与大众政治参与度呈反比。[31]阿拉伯国家长期实行集权统治，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也谈不上允许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较低。而在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扩大民主参与，一则使新生党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影响能力；二则普通民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竞相通过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熟悉的方式表达诉求。二者相互叠加，致使政局混乱无序，国家日趋被带到灾难边缘，最终使民主政体本身面临威胁。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府执政刚满一年就被赶下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缺乏实行“好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游戏要想正常运转，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各方遵守“游戏规则”（如获胜者懂得“权力边界”，败选者愿赌服输，等等）。然而，阿拉伯国家显然缺乏这种政治传统。纵向看，中东自四大哈里发统治结束迄今的1352年历史中，始终没有过民主政治。因此阿拉伯世界既无民主理论，也无民主传统。[32]一位阿拉伯学者感叹说：“大部分阿拉伯社会缺乏民主文化，民主派如此虚弱，以致根本无法掌权，只有那些不相信民主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权力。”[33]横向看，阿拉伯国家信奉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和政治道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但在伊斯兰传统价值中，现代性、民间机构、平等、独立思考、妇女权益等，均显得非常陌生。[34]政治伊斯兰势力将民主选举视为合法上台的新方式，却不会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大力推动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等“伊斯兰化”政策；突尼斯复兴党掌权后，总统马尔祖基拒绝把“男女平等”条款写入宪法，萨拉菲派频频袭击电影院、展览会和酒吧及世俗政治家。这些主张与世俗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有人将伊斯兰力量的参政原则，概括为“一人、一票、一次”。[35]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趋公开化。中东政治转型的历史一再表明，民主化经常导致政治伊斯兰上台，使民主化变成伊斯兰化；要维系世俗发展道路，主要靠有违民主的威权专制。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唯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质化（共同的国家认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也是西式民主运行的重要前提。[36]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国家建构普遍没有完成，国内民众的种族、教派和部落意识，远高于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下启动民主转型，势必导致政治动员沿着教派、种族界限展开，使这些国家教派矛盾凸显，分离主义抬头。有媒体甚至担心，这将会使一战后由英法外交官划定的中东国家边界出现松动和重组。[37]

三 余论

中东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看似是阿拉伯国家“自找苦吃”，实则是西方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几十年来，西方大国凭借话语权优势，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将“输出民主”视为控制中东的战略手段。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在中东推进民主”置于优先地位，“以援助促民主”被当成是反恐主要工具，资助民主的资金由2000年的5000万美元升至2005年的20亿美元。2002年小布什政府抛出倡导民主改造的“中东伙伴倡议”，这些项目在奥巴马执政后仍继续延续。[38]2011年3～6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约1.75亿美元的外来援助，是前4年援助总量的近3倍。[39]

西方国家的长期灌输，加上冷战后各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使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大行其道，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知识精英不知不觉成为西方的思想俘虏，它们沉迷于西式理论和道路，“民主是解决之道”的观点颇为盛行。[40]2011年中东剧变过程中，阿拉伯民众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选择问题上丧失了理论辨别力，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导致衰落”的失败经历，也没有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将“西方民主”这一“政治次品”当成了纾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没有脱离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民主，“民主万能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中东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实践证明，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的民主化试验，并不能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使国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内在军人干政与民选政府之间来回摆动，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左右徘徊，表明这些国家的理论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野上下对任何一种政治试验都丧失了起码的耐心。

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在弱势民主与强人集权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重建仍处在“正在进行时”，其政治能量仍未完全释放，短短几年时间的阵痛仍不足使阿拉伯国家彻底放弃这一政治选项。但长远看，由于民主模式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当前的诸多难题，因此这种弱势民主的影响力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渐式微，并日渐被各种的集权统治逐渐取代。2013年埃及穆尔西民选政府被推翻以及2014年国防部部长塞西当选总统，使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出现了重返强人政治的迹象。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去民主化”趋势十分明显。据统计，2000年世界有120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63%）被列为民主国家，但21世纪民主化却开始退潮，到2013年，“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41]另一项统计表明，1946～2010年期间，110个国家的280个专制政权的民主转型中，超过半数回到专制统治。[42]这种趋势说明，无论在中东还是其他地区，“民主化”并非国家治理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很难完全复制以前的强人政治模式。中东剧变后，高高在上的政府权威被彻底打破，普通阿拉伯民众不再畏惧官方权威，政治意识觉醒，当权者很难像过去那样肆意妄为，尤其是再次出现“终身总统”和“子承父业”等现象。更重要的是，高压统治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恢复秩序，但高压手段只能抑制，却无法解决那些曾经导致中东剧变的诸多问题。如果埃及等国回归集权，仅仅是为了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将不可避免导致新的反抗与革命。就此而言，中东政治转型仍未“尘埃落定”，而是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表明，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是看其能否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削足适履，将是否实现“民主化”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指出：“凡是破坏社会统一的，都是毫无价值的；凡是使人们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无价值的。”[43]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4]这一表述至今仍有理论指导意义。中东民主转型已证明，没有大局观的政治转型只会使国家陷入“民主化陷阱”不能自拔。言必称“民主自由”和“程序合法性”，却不顾其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实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腐儒之见。对正在谋求崛起的中国来说，中东民主困境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学会用国家兴衰的战略眼光看待政治安全。

[1]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15.

[2] Marwan Muasher，“The Path to Sustain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rab World”，Policy Outlook，November 13，2013.

[3] David Schenker，“What If Insurgents Close the Suez Canal？”，Los Angeles Times，September 22，2013.

[4] Spengler，“The Economics of Confrontation in Egypt”，Asia Time Online，July 10，2012.

[5] David P. Goldman，“Egypt’s Looming Economic Ruin”，May 30，2013，http：//www.meforum. org/3527/egypt-economic-ruin（上网时间：2014年4月25日）.

[6] James Traus，“Is Libya Beyond Repair？” Foreign Policy Magazine，November 1，2013.

[7] Ramy Srour，“30-year war for the Syrian economy”，Asia Times Online，November 8，2013.

[8] Hafez Ghanem，“Will Tunisia Follow Egypt？”，July 25，2013，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 opinions/ 2013/07/25-tunisia-egypt-democratic-reform-ghanem（上网时间：2013年11月27日）.

[9] 薛庆国：《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潮》，载《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年卷），时事出版社，2014，第76页。

[10] Sharif Nashashibi，“Electing authoritarianism in Egypt”，The Middle East，November 2013，Issue 448，p.15.

[11] Ray Hanania，“Egypt Proves Western Democracy Doesn’t Work in Arab World”，Creators Syndicate，April 10，2014.

[12] Wael Nawara，“Egypt’s New Government Repeats its Predecessor’s Mistakes”，Al-Monitor，November 27，2013.

[13] James Petra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The American Gulag”，Thepeoplesvoice.org，April 22，2014.

[14] Jason Hickel，“Neoliberal Egypt：The Hijacked Revolution”，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3/201232784226830522.html（上网时间：2014年4月20日）.

[15]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46页。

[16] David Britain，“Islamism in Egypt：The long road to integration”，http：//blogs.lse.ac.uk/ideas/2012/04/ islamism-in-egypt-the-long-road-to-integration/（上网时间：2013年8月21日）.

[17] Jack A. Smith，“Egypt’s Coup：Progressive or Regressive？”，Foreign Policy Journal，August 8，2013.

[18] Ahmad Shokr，“Reflections on Two Revolutions”，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MER265.

[19] Joseph Massad，“Arab instability and US strategy”，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7/20127 1511521721772.html（上网时间：2014年3月16日）.

[20] Nicola Nasser，“Fourth revolutionary wave to engulf Egypt”，Asia Time Online，August 1，2013.

[21] David Lipton，“Enabl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IMF Survey Magazine，November 13，2012.

[22] 有学者给阿拉伯国家归结出七类问题。参见Michael Wahid Hanna，The Seven Pillars of the Arab Future，Journal of Ideas，Issue 28，Spring，2013。

[23]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15.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5页。

[25] Francis Fukuyama，“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The National Interest，December 8，2013.

[26] Marc Lynch，“The Middle East Power Vacuum”，Foreign Policy Magazine，October 25，2013.

[27] Wael Nawara，“Egypt votes on constitution while ghosts of the past battle”，Al-Monitor，January 12，2014.

[28] “Is Maliki to Blame for al-Qaeda’s Resurgence in Iraq？”，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January 7，2014.

[29] Dan Murphy，“Egypt’s unfinished revolutio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0，2013.

[30]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3页。

[3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1页。

[32] Fadi Husseini，“The Arab World and Democracy”，The Thinker，June 10，2013.

[33] Dan Perry？，“3 Years After Arab Spring，Democracy’s Future In Middle East Still Uncertain”，The Huffington Post，October 5，2013.

[34] Samir Yousif，“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under Islamism”，September 7，2012.

[35] Special Report，“A Climate of Change”，The Economist，July 13，2013.

[36] 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9日）。

[37] Daniel Hannan，“The Arab Spring has Failed becaus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Needs Nation-states”，Telegraph Media Group，August 23，2013.

[38] Erin A. Snider and David M. Faris，“The Arab Spring：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Egypt”，Middle East Policy，Fall 2011，Volume ⅩⅧ，Number 3.

[39] 田栋栋：《揭开埃及“美资”非政府组织真面目》，《参考消息》2012年2月23日。

[40] 薛庆国：《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潮》，载《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年卷），第75页。

[41]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Feb.2014.

[42] Ronald Bailey，“Why Arab Democracy Will Fail：Youth，History，Income，and Complexity”，Reason Foundation，August 23，2013.

[43]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74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利比亚战争

2011年以来，中东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从突尼斯开始的民众抗议潮，迅速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维系数十年的强人政治或相继倒台，或陷入执政危机。同时，利比亚国内动荡还引发西方武力干涉，由此使地区政局更加扑朔迷离。从更大范围看，这次动荡仅仅是半个多世纪来中东持续动荡的缩影和最新体现。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中东始终没有停止过动荡，仅阿以之间迄今就已爆发过6次战争，此外还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这场利比亚战争。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东地区为何动荡不断？阿拉伯国家为何频频成为西方武力干涉和打击目标？人们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吸引，如争夺石油、民族教派分立、与西方文明差异等，实则不然。如果说中东动荡是“石油惹的祸”，西方是“为石油而战”，那这很难解释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由此可见，石油因素只能是促使中东动荡的诱因，而非冲突根源；有人认为是中东民族教派矛盾复杂，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所致，但这很难解释：中东早就存在多种民族宗教，为何过去彼此间可以相安无事，而现在却纷争不断？同时这也很难解释土耳其与欧美的亲密关系。用存在上千年的宗教信仰，解释当前地区动荡和西方干预，实际是将现实世界神秘化。在这一问题上，基辛格正确指出：“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0世纪的产物。”[1]本节认为，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不断，阿拉伯国家频频遭受西方欺凌，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化”直接相关。

一 制裁分裂：阿拉伯世界灾难性的建国史

从地缘政治角度阐释国家权力由来已久。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麦金德的“陆权说”、马汉的“海权说”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尽管这些学说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无不将国家权力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版图大小、资源配置等地缘政治基本要素，对决定国家权力大小有着持久性影响。“（国家）权力取决于与全部领土有关的大小、位置，以及它所拥有的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因素。”[2]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权力能强大到何种程度（即能长多少肌肉），说到底还要受骨骼（疆域）大小限制，它决定着国家权力增长的极限。[3]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规模同样取决于国家规模。亚当·斯密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水平和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4]因此国家规模大小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潜力。斯大林一向以铁腕著称，曾使苏联短期内由“使用木犁的国度”，一跃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但他仍感叹“对于地理，我们无能为力”[5]。

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之一，就是分裂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国力增长的基本前提。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6]摩根索也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7]换言之，国家分得越小，就越容易掌控。尤其对已经成为破碎地带，并深受其苦的欧洲列强来说，更是极度依靠这种战略手腕。英国本土面积不及殖民地面积的1%，却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凭借的就是“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殖民者A.拉其普特曾说：“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的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8]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惩罚战败国，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将其疆域分解，如一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等。联合国刚建立时，世界只有50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总数已将近200个。

而中东地区同样是这种地缘政治战略的牺牲品。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统治者的短视软弱，使中东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彻底消除了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

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所属的奥斯曼帝国已成为“欧洲病夫”，英国为了抗衡俄国，曾长期采取维护现状政策。一战爆发后，由于奥斯曼帝国将自己绑到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战车上，因此英国改弦易辙，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削弱和瓜分对象。当时，英国在中东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在中东寻找和扶植盟友以确保战胜德国；二是将阿拉伯地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由此决定了英国对中东总体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在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裂隙，削弱奥斯曼帝国对英国作战能力；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继续制造矛盾，欲借此实现将其纳入殖民地的设想。

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首先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英国看中了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从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就划分势力范围及战后边界问题讨价还价，共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进攻。参加阿拉伯起义的英国人劳伦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说，阿拉伯起义有利于英国，“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兰阵营，打败、毁灭奥斯曼帝国；也因为它继土耳其之后建立的国家对我们没有危害……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9]。不难看出，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起义的真实动机，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外，还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的祸心。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与侯赛因达成协议后不久，英国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暗中将阿拉伯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法国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波斯成了英国保护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英国还鼓励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讲话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显而易见，该宣言与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相矛盾，也与协约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达成的秘密条约背道而驰。”[10]英国这样做，表面上自相矛盾，实则万变不离其宗。英国人十分清楚，阿拉伯民族注定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一旦独立建国，西方列强将根本无法掠夺当地石油。而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就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11]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确实成了西方防范阿拉伯民族实现联合的得力助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显示出巨大的政治能力、经济能力。但正是1967年与以色列战争的失利，导致纳赛尔壮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阿拉伯人的主要领导人侯赛因过分相信和依靠西方，更多考虑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设计出一套“分家另过”的悲剧性战略构想：由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而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12]这种战略构想，与当年欧洲的遭遇十分相似。在欧洲历史上，查理曼大帝时期的欧洲一度实现了版图统一，但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其三个孙子就将“家产”一分为三，从此使欧洲日渐陷入版图碎片化和战争持久化状态。侯赛因的设想，正中西方分裂阿拉伯世界版图的下怀。现代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的战胜国根据1916年制定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所划定。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使中东像欧洲那样，也患上了“粉碎性骨折”，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始终难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当代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和矛盾，大多与英法“委任统治”有关，它是造成中东诸多问题的祸根所在。[13]

二 破碎型地缘版图成为中东动荡祸端

地缘政治是解析中东政治的总钥匙。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集团往往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就像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一旦缺少核心国家，文明内部或文明间建立秩序，就变得更加棘手。[14]这种分析实际完全适用于地区体系分析。中东地区冲突的内向型和持续性，就与该地区核心国家的缺乏直接相关。“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15]奥斯曼帝国时期，该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除与欧洲基督教国家和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帝国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由于英国统治者有意制造分裂，而实行委任统治，使中东地缘版图日益碎片化。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和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英法委任统治使该地区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而国家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自组织，其一经建立，便自动将巩固、追求自身权力和国家私利列为首位，并开始依据领土概念进行统治，如统治生活在其境内的居民、控制边界、建立官僚体制等。[16]黎巴嫩历史学家凯马尔·萨利比曾指出：“当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开始为权力和地位，在各个国家中竞争时，并且当这些国家都各有其自己的统治机构和行政管理的官僚组织时，那些把他们分开的边界线，尽管几乎没有一条是天然的或是历史的，却开始加固起来。”[17]

由于中东这些国家实力相当，缺乏明显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因而任何一方都难以发挥支配性作用，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聚合场中的力量中心越少，极性越单一，聚合场的总能量越大；反之，聚合场中力量中心数量越多，极性越复杂，聚合场的总能量越低”[18]。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而且国家间政体、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永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如二战后，沙特阿拉伯害怕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下实现联合，而埃及一心想成为公认的领袖，继续充当许多小国之间的仲裁者，也反对这种联合，因此与沙特阿拉伯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19]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谁也不肯依附对方，叙利亚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苏联来保护它。而黎巴嫩则害怕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约旦。总之，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到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其中，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从而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首先，无力阻挡以色列建国和坐大，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永久性因素。阿以冲突是中东历时最久的地区热点，双方冲突不断是导致中东动荡不定的最主要因素，所有这些问题的开端，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建国。前文已经提到，西方当初怂恿犹太人向中东移民，本来就有“掺沙子”，搞乱阿拉伯世界的用心。阿拉伯世界由于内部矛盾众多，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各怀心思，始终难以形成合力，因而使以色列屡次逃过劫难，日趋由弱变强，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重大安全威胁。如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爆发时，叙利亚为求得更多的武器而贻误战机；埃及直到战前临时决定参战；外约旦则一心想抢在埃及之前占领耶路撒冷，并尽可能多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各怀鬼胎导致各国各行其是，“他们互不透露各自的计划，他们互不协作，只着眼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20]。阿拉伯军队间也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台，如埃及由于担心阿卜杜拉在巴勒斯坦的胃口太大，竟然截获英国运给外约旦的武器弹药，结果造成阿拉伯军团被动。而第二次开战后，当埃及军队处境危急时，阿拉伯盟国除了口头声援外，没有实质性的援助，外约旦甚至不屑答复。埃及不得不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其他国家也相继与以色列停火，使这场战争最终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后感叹道：“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几个集团，而不是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督，尔虞我诈。”[21]正是由于“分裂出来的众多阿拉伯国家各怀鬼胎，这才使以色列能够成功各个击破阿拉伯军队”[22]。

政治学中有个“猎鹿博弈”：几个猎人联手去围捕一只鹿，他们如齐心协力，抓住鹿的可能性很大。这时正好有只兔子从身边经过，其中任何一个猎人只要一转身就能抓到这只兔子，但鹿将乘机逃跑，其他猎人将一无所获。而持续几十年的阿以冲突，实际就是个典型的“猎鹿博弈”，即阿拉伯国家围猎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为收回西奈半岛，减少战争负担，率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实际充当了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抓野兔的角色。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联合围堵功亏一篑。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曾经指出：“能保护以色列的不是原子弹，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23]以前国防部部长达扬说得更加形象具体：“如果你从车上卸下一个轮子，车就开不走”，“如果埃及不介入冲突，仗就打不起来”[24]。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表面看似乎是萨达特赢了——他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西奈。但实际上以色列的收益要大得多，因为再也不会发生所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了，而叙利亚和约旦对以色列根本不足为患。[25]

事实上，正是由于埃及率先倒戈，才导致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建交。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突尼斯、阿曼、卡塔尔等国，也先后与以色列建立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联手围堵以色列的局面不复存在；而阿以冲突也逐渐变成以色列与前线国家的冲突，再后来演变为巴以冲突，乃至现在变成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巴勒斯坦人’逐渐成为故意跟以色列过不去，捣乱和平的恐怖分子的同义语。”[26]没有了强大对手的制约，以色列在中东日趋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威胁。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地区战争和冲突（除两伊战争），都与以色列有关。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尤其是埃及退出反以阵营，使阿以冲突几乎成了以色列一边倒的屠杀。如2006年，以色列仅仅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8～2009年，以色列又因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对加沙地区发动武力清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主要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甚至基本丧失了反击能力。事实表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帮助以色列立足和强大。反过来，这又严重恶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生存环境，并使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埃及最终也受到损害——推行这一政策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

其次，从国际上看，阿拉伯世界成为西方渗透扩张和武力干涉的对象。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导致中东国家均国小力薄，难以在国际舞台充当棋手角色，而只能沦为大国角逐的棋子，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力量。伯纳德·刘易斯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27]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只需要很少的军队就能进入中东核心地带，而要赶走这些西方军队，则需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

由于缺乏核心国家，阿拉伯世界中的主要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明争暗斗，竞相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为此不惜引入外部大国做靠山。而疆域更小的阿拉伯国家，更是离不开外部大国支持。阿拉伯世界内讧不断，由此使外力介入成为必然。20世纪30年代，沙特阿拉伯将它的石油特许权给了美国的康采恩，而阿布扎比则给了英国石油公司。“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把大国英国和美国也卷了进来。华盛顿和伦敦都对各自的盟国负有义务。”[28]纳赛尔希望将英军驱逐出去，但有些阿拉伯国家首脑（如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则欢迎英国军队。这样“既可以替他们保卫边疆，又可以帮他们保全自己的地位”[29]。从1930年伊拉克获得独立起，赛义德一直依赖英国的武器和指导来治理国家，他曾坦率地对埃及人说，要是没有英国帮助，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30]因此他反对纳赛尔将英军从阿拉伯世界全部赶走的想法。纳赛尔前脚刚把西方列强从本国驱逐出去，那些所谓温和国家（伊拉克）后脚便将其重新迎接回来。纳赛尔在面临西方围堵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另辟蹊径，与苏联日益走近。

“核心国家的缺席造成了中东地区的动乱，而动荡不定的局面与无能为力的状态，又为外来势力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31]中东内部纷争不止使外部大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冷战时期，美苏都将中东当作实现世界霸权主战场，各自扶植代理人，通过制造危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使中东国家牢牢地依附于它们，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互相勾结，在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作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对抗。”[32]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美国禁脔。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状况，使其基本丧失了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地缘政治牺牲品。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在中东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美国政策一直都对阿拉伯人民的热望表现出轻蔑与公开的敌意，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自纳赛尔逝世以来，阿拉伯统治者凡事有求必应，其中反抗者凤毛麟角。”[33]

有人曾正确地指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但殊不知，阿拉伯人“不团结”，并非其天性如此，而是源于中东地缘版图的“巴尔干化”，地缘版图碎片化直接导致各小国间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在对外行动中难以同心协力。目前，第三世界的其他两大地缘破碎地带——非洲和东南亚，已分别通过非盟和东盟地区性组织，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地区联合，而中东至今没有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即使囊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盟，其内部凝聚力也不断弱化，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摆脱动荡、孱弱状态。

三 利比亚战争：中东地缘悲剧的新案例

“中间地带”一直是西方列强谋求和维持霸权的根基和争夺重点。一位地缘政治学者曾指出：“大部分冲突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带。”历史上，英法曾仰仗庞大殖民地供养，长期称霸世界，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使英法很快沦为美苏角逐的配角。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重点同样在“中间地带”。毛泽东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34]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对中间地带的争夺意图更加明显。布热津斯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要成为欧亚大棋局的赢家，主要条件就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35]。不难发现，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发动的几场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大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

阿拉伯世界因地缘位置重要、石油资源储藏非常丰富，最关键是因地缘版图破碎而缺乏自我防护能力，成为西方觊觎和扩张的主要对象。西方继续沿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设法将阿拉伯国家进一步碎片化。2011年初，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通过南部全民公投，最终使国家一分为二。而这一国家分裂的种子，早在2005年苏丹南北达成“全面和平决议”时就已埋下，且这一和平协议正是在西方诱迫下签署的。2011年3月19日，英法等西方国家又借口卡扎菲政府镇压平民，迅速对其发动空袭。利比亚成为西方猎杀对象，正是因为其资源丰富（石油储量非洲第一，世界第七），国际处境孤立，加上已经“自废武功”，因此打起来不费劲。而当前“中东波”使地区局势大开大合，利比亚政局动荡，也为外力介入提供契机。

但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西方打击利比亚，同样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考虑。它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以及内讧不断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制造新的地缘分裂、熄灭阿拉伯团结复兴火种的新开端。

卡扎菲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时，正值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可以说，那个时代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卡扎菲深受当时政治氛围感染，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据说他把纳赛尔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碰到问题就到这些演讲中去寻找答案。在纳赛尔影响下，卡扎菲渐渐形成反对王朝统治、反对西方干预的基本政治理念。尽管卡扎菲政策主张一变再变，但其基本轮廓仍清晰可见，其政治话语体系仍充满了对现行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严厉抨击，保留了大量诸如“殖民主义与反殖民”“霸权主义与反霸权”“国际体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政治警觉性甚高的词语。“话语即权力”，这种政治语言蕴含的真理颗粒和思想闪光点，实际有着巨大的政治动员能量。只要这种思想火种保存下来，就有可能星火燎原，最终演变为现实政治力量。尤其在外交领域，卡扎菲曾长期以纳赛尔继承人自居，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卡扎菲曾说过：“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统一了意大利，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也将扮演这样的角色，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因此落了个“疯子”的绰号。尽管如此，卡扎菲所指出的阿拉伯联合路径，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实现集体自强的路径之一。而这种“异端思想”显然是令西方真正感到恐惧和不能接受的东西。

对西方国家来说，若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西方将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而阿拉伯世界保持分裂状态，最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由此不难发现，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奉行本国至上的阿拉伯领导人，如埃及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后来的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各海湾酋长国，普遍被西方奉为座上宾。相反，那些主张政治独立，谋求阿拉伯团结统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一的推行者萨达姆等，总是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西方联手倒卡，无疑是其急于终结、埋葬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的悲剧性事件。

在利比亚问题上，阿拉伯世界非但未强力阻止西方行动，卡塔尔和阿联酋还参与“围殴”，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表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之深，已到无法弥合的程度。阿拉伯国家虽有众多人口、广阔疆域和丰富资源，却只能充当西方大国的跟班，而始终难以走出战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

四 结论

地缘板块的统一和维护主体性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地缘板块的分裂则是国家动荡的最终根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36]但中东由于缺乏核心大国，至今未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体系（包括地区安全机制），由此造成两个结果：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一些国家会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从而使中东矛盾更加激化和复杂（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另一方面，中东是地缘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资源中心，二者合而为一，这种诱惑性很容易导致大国觊觎，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介入力度。

对西方大国来说，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固然使其进入中东的阻力减小，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林立，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艾森豪威尔曾感叹说：“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和高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然而是不稳定的政权，它们彼此猜疑，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复无常、日趋贫困的民众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口充满了政治动乱和频繁的‘边境’战争的沸腾的大锅，结果必然使美国很难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和坚持一项稳定而广泛的政策。即使是美国与各个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考虑到各种急骤的变化，因为邻邦之间的对立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对某一国的友谊竟自动地造成另一国的敌意。”[37]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成为诱惑大国称霸，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

[1]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443页。

[2]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100页。

[3] 这种规模差异导致的实力不同，就像老虎与猫的差异一样，同属猫科动物，同样有利爪尖牙，老虎可成百兽之王，但猫只能充当宠物。

[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5、16页。

[5] 〔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张振江、卢明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222页。

[6] 贾谊：《陈政事疏》，《治安策一》。

[7]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235页。

[8] 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50页。

[9] 〔美〕迪斯蒙·斯图尔特：《中东：两面神之庙》，1971，第209～210页，转引自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74页。

[10] 《全球分裂》，第578页。

[11] 〔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5页。

[12] 〔法〕弗朗索瓦·马苏里耶：《中东危机》李阳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第23页。

[13] 参见王三义《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5页。

[1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67～169页。

[15]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129页。

[16] 参见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3rdEdition，Routledge，2004，pp.9-10。

[17]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99页。

[18] 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112页。

[19] 参见〔英〕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何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第285～286页。

[20] 于江欣编著《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第64页。

[21]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74页。

[22] Raymond Hinnebusch，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56.

[23] 〔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第64～65页。

[24] 〔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第17页。

[25] 参见上书，第99页。

[26] 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26页。

[27] 《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转引自《历史焦点》，第372页。

[28] 〔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康幼南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126～127页。

[29] 《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第114页。

[30] 参见上书，第115页。

[31] 《中东战火》，第136页。

[32] 《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第284页。

[3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唐建军译，三联书店，2009，第315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93页。

[3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47页。

[36]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50页。

[37]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东方出版社，2007，第203页。

民族与国家

——对阿拉伯地区政治的观念解读

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记，能够对政治行为体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简言之，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1]不同的政治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生态环境之所以复杂多变，除了西方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外部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内部矛盾使然。从政治认同视角出发，探寻阿拉伯国家貌似乖张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阿拉伯政治的理解。

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这里逐渐形成了多种政治认同相互竞争、相互纠缠的状态。按照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说法，中东同时存在着宗教、种族/语言、疆域、民族、国家等多重认同方式。[2]在这里，尽管强调效忠现行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是该地区政治力量的主流，但它仅仅是阿拉伯众多认同中的一种。其中，强调民族认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强调宗教认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国家认同的有力竞争者。正是这种政治观念上的相互竞争和冲突，使阿拉伯国家关系混乱动荡，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限于篇幅和主题，本节拟以现行国家为基本前提，探讨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地区政治的影响。

一 主权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标准的竞争

“主权国家”是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现行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就是以主权国家为框架而设计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力量能够动摇主权国家本身的合法性。然而，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却对以主权国家观念为基本理念的现行国家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使阿拉伯世界陷入一场建立“民族国家”还是“主权国家”的组织规则之争。

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是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方面，从文化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人具有共同的情感、文化、语言、宗教等内容；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令人讨厌的。[3]由此出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理想的国家模式应该是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的阿拉伯祖国，而不是现在这种由地区国家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割据状态。“在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中，现存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当作民族国家来承认，而是被降格为al-dawla al-qitriyya（即内部国家）。‘阿拉伯民族国家’一词只能用来指那个据称迄今为止一直被西方阴谋所阻碍，而在将来要建立的泛阿拉伯国家。”[4]这就使阿拉伯地区政治呈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迥然不同的特点。在阿拉伯世界，对现行国家体系构成威胁的挑战者中，来自跨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远远大于来自国内的意识形态挑战。就像一位学者所说：“在亚非地区，‘族裔冲突’大部分是亚国家的，而在中东却是超国家的。”[5]在这里，“占主导的政治运动不是分离主义运动，而是主张把现存国家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团体中，或在众多地区国家中建立类似国家的意识形态纲领。对殖民合法性的拒绝不是基于殖民者错误划分边界，而是因为世界上的边界观念本身就是非法的”[6]。

从国际体系角度看，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可以从昔日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历史中寻找到思想源头，另一方面，它也能提供一种颇具诱惑力的实现阿拉伯民族整体复兴的发展远景。相比之下，主权国家的政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则要单薄得多：一则是发展历史短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很难说已长大、成熟。再则，除了埃及、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西方殖民统治人为分割的产物。建立在这种“不光彩”政治出身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系，未免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在此情况下，出于更好地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现行政权的统治者在着力维护自身权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跨国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支持。因此，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阿拉伯领导人试图用各种方式赢得合法性，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阿拉伯复兴党主义），以及平衡国家权力与阿拉伯统一的渴望之间关系的办法来赢得合法性”[7]。

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主义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一位西方学者指出，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框架实际存在着四个系统层次的变量：“首先是中东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中东地区政治的基本原则。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都试图对中东的国际政治进行重组，把该地区从由平等的法理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转变为一个更高层次的神权国家，以及由共同的行为和阿拉伯主义/伊斯兰情感组成的从属性单位。这种对现行体系组织原则的意识形态挑战——由欧洲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造成该地区国家政治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根源所在。中东地区体系的组织原则不像新现实主义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而是一个竞争性的概念。”[8]

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这种组织原则之争，主要体现为一个事关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前景的重要问题，即阿拉伯世界是否应该统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主张阿拉伯统一。然而，在当前十几个阿拉伯国家同时并存的现实状况中，他们对阿拉伯世界是否应该统一，或者说应该如何合作，却有着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在那些独立建国史较长、地方意识浓厚的国家，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一般更多地强调在彼此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国家间合作。即使是像纳赛尔这样一位热心于阿拉伯统一事业的领导者，起初也并不认为阿拉伯统一就一定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合并。他指出：“阿拉伯统一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合并或书面上的合并。阿拉伯统一意味着我们会在重大场合中进行磋商，意味着我们会同仇敌忾，意味着我们会庆祝共同的胜利。”[9]相对来说，那些独立建国史较短、国家意识发育不成熟的国家（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往对推动阿拉伯统一事业更为热心。

由于这两类国家政治交往理念的差异，自然会导致阿拉伯国家行为方式的差异，而这种行为方式的差异，又很容易导致对外行为的冲突。尤其对那些野心勃勃、企图争夺地区霸权的领导者来说，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旗帜，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无疑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一些阿拉伯人认为现存的政治分裂是非法的、有问题和应该否定的。……他们相信，既然（现行国家）都是由更大的阿拉伯国家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便是合乎时宜的。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当代的民族国家模式很可能是只相当不合适的鞋子，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挤出了水泡或伤痕。”[10]至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例表明，“许多阿拉伯人并没把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当回事儿，因为他们不相信阿拉伯世界会永久分裂下去”[11]。

换个角度看，在一直被各种意识形态充斥的阿拉伯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它占据着阿拉伯地区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时期（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不管是出于真情还是假意，都纷纷标榜本国政权的泛阿拉伯色彩，唯恐被排斥在阿拉伯主流政治之外，反映到政治实践中，其内外政策就更多地体现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时过境迁，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上风时，阿拉伯国家便会把阿拉伯统一问题搁在一边，而更多地关注本国问题。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中，强调本国利益和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势头日盛，而阿拉伯统一问题则渐行渐远，在阿拉伯政治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萨阿德·扎格卢（Saad Zaglul）曾尖锐地指出，阿拉伯统一事业实际仅仅是一堆零的简单相加。“如果你把一个零加上一个零，然后再加上一个零，总和会是多少？”[12]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阿拉伯世界是否应以及如何该统一的问题，至今在阿拉伯世界仍未形成共识。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的现行统治者头脑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一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情感出发，追求阿拉伯世界统一自然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力角度出发（也就是从国家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寻求阿拉伯世界统一又得不偿失。阿拉伯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右摇摆，决定了阿拉伯统一前景的模糊不定。

不难理解，如果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存在与否，都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的话，如果阿拉伯世界连这种构成地区政治体系的组织规则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的话，那么现行政权便不可能完全专注于“次一级”的国家治理问题。由此使阿拉伯国家间关系也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从长远来说，现行国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和实践，非但无助于现行国家稳定，反倒给国家和地区政治带来更多的混乱和动荡。

二 国家利益还是民族感情：执政理念的内在紧张

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样一种结构状况，学界则见仁见智。在英国学派看来，当前的国际政治本质上是由一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与国际体系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更一般地讲，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只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它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起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13]。事实上，虽然每个主权国家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缺乏最高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但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受到某些共同国际规则的保护和限制。正是这些国际规则保障了国际政治的有序运转。究其根源，乃是这些共同国际规则为每个国家的对外行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预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间冲突的产生。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规则是十分重要的。

而阿拉伯地区政治的特殊性在于，由于政治版图与民族版图的不一致，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效忠国家还是效忠民族的两难选择。“本国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冲动促使讲阿拉伯语的人们彼此分开，而与生俱来的特性、历史记忆以及试图分享某种共同身份问题的状态又把他们聚拢到一起。”[14]这种政治认同上的摇摆不定，决定了阿拉伯国家采取对外行动的原则，不完全是依据由主权国家观念衍生出来的国家利益至上，而是一种掺杂了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双重考虑的合法性原则。1989年11月，姆阿迈尔·卡扎菲就曾对穆巴拉克总统说：“我反对（在埃及与利比亚之间）设立任何外交机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那里，没有必要互派代表团。”[15]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阿拉伯国家间的交往原则是十分模糊的。

这种交往原则的模糊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行其道分不开的。“很明显，（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缺乏正式处理国家间纠纷的机制，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假设：阿拉伯国家在类型上如此相似，以致制定这样一种机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价值。”[16]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固然可以增强现行政权政治合法性，然而，作为一种跨国意识形态，它更像一把双刃剑。“他们越是依赖阿拉伯民族主义来使其统治合法化，越是坚持用阿拉伯主义规范支撑他们的社会，他们就越容易对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侵害和象征制裁。结果，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内稳定、政府的资助，乃至国家主权来说，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威胁。”[17]

究其原因，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被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利用，服务于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不同利益需要。这样，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各阿拉伯主权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争夺政治象征的竞争中。正像一位学者所说：“阿拉伯政府都已经意识到需要为控制那些跨国性的合法性工具而进行竞争。这种争夺阿拉伯领导权的竞争使之与地区主义者相等同。结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越是依赖那些相同的合法性象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是竞争性的。”[18]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之争；纳赛尔和阿卜杜·阿里·卡赛姆的阿拉伯主义之争；以及最近阿拉伯几位领导人之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竞争；等等。这种对政治象征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间政治迥异于世界其他地方。

既然各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主权国家关系，而且带有明显的民族情感成分，那么，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便体现为一个具体而重要的问题：是否可以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阿拉伯民族主义刻意强调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竭力淡化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当民族感情与国家忠诚、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会倾向于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一位西方学者就认为，竞争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政治体系最重要的行为特征。“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国家）都可以轻易地干涉另一部分（国家）的事务，因为家庭和部族的联系超出了地理边界，因为民族主义的有效性和统一论的诱惑，也因为在阿拉伯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对国家的情感淡薄，以及他们历史短暂的政治边界缺乏神圣性——阿拉伯民族主义把这些边界看成是殖民统治的遗产。”[19]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确实十分混乱。一些阿拉伯国家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其邻国施加影响，或直接干涉这些国家内政，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间的边界和国家主权。若干年以来，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屡屡出现暗杀、绑架、爆炸、军事干预、新闻宣传，以及支持对方政权中的政治反对派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例如，在1958年，沙特阿拉伯国王试图刺杀纳赛尔总统；在1958年和1960年，埃及试图颠覆侯赛因国王，其中包括暗杀他的首相；1970年，叙利亚入侵约旦北部；1979年，在同叙利亚政权的斗争过程中，约旦和伊拉克支持穆斯林兄弟会；1980年，利比亚怂恿军队入侵突尼斯。[20]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11年中东剧变中，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公开参与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并积极参与颠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在谈及持续不断地阿拉伯国家冲突时，叙利亚前外长阿卜杜·阿里·哈达姆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关注一下阿拉伯地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两个国家不处在战争状态，或处在通往战争的路上。”[21]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间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国领导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在阿拉伯语中，在整合（indimaj）、合作（ta’awun）和统一（wahda）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微妙的差别。然而，在阿拉伯政治的语汇中，所有这些含义都被包括在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标记的泛阿拉伯统一的概念中。”[22]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三者都是一回事。用建构主义的话说，就是阿拉伯国家尚未就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形成一种彼此认可的“共有观念”（shared idea）。正是这种共有观念的缺乏，导致了阿拉伯国家间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加剧了国家间行为方式的混乱和地区政治的动荡不定。

三 统一立场还是各行其是：对外政策的困境与冲突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视角出发，所谓“对外政策”就是指阿拉伯世界对包括以色列和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采取何种政策措施的问题。而这种政策措施又源于他们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形成的“共有观念”。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国际行为体在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在双方间造就了一种敌对性共有观念，即温特所说的“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双方的对外关系便可能是彼此敌对的。

而在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历史交往中，双方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由于阿拉伯世界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备受欺凌，这使他们对西方国家更为反感。与此同时，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更是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尊严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使阿拉伯世界与外部世界（西方和以色列）的交往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敌对色彩。

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旨在变革图强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本身就是建立在抵御外辱、捍卫阿拉伯民族尊严基础上的。“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欧洲在该地区的扩张密切相关。”[23]因此，它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阿拉伯民族解放，抗击外来干涉。如阿拉伯复兴党的党纲中明确规定：“阿拉伯人应与所有列强进行斗争，摧毁殖民主义和外国占领的根基，消除外国政治、经济的全部影响。”[24]这样，由于西方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持久性威胁，使其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天然敌人。由于单凭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无力独自御辱，因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通过整合整个阿拉伯民族力量来应对外部挑战，这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无疑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在政治实践中，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诉求与现行国家的利益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

在此情况下，阿拉伯国家是统一立场，还是各行其是，便成了一个言人人殊的重要问题。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向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对阿拉伯主权国家造成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泛阿拉伯联合的主张和行动，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从而为应对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25]但另一方面，这一跨国意识形态的强大存在，限制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各自国情做出自主反应的权利，也使阿拉伯世界难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对政策进行调整，使其整体对外政策僵化、落伍。具体地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必须直面两个重要难题。

首先，如何应对以色列的挑战。很久以来，如何处理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观察阿拉伯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对阿拉伯世界来说，以色列的存在就像放到沙丁鱼鱼群中的一条鲇鱼，正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持久性威胁，强化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认同，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和阿拉伯统一事业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通过共同反对以色列来强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更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威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权益，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眼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就等于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和整个犹太民族之间的斗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并非是因为众多阿拉伯领导人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直接的威胁，而是把它视为对阿拉伯主义的考验。”[26]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以色列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确立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正确性”的体现。这种反以政策在现实政治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67年在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确立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视角看，任何试图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谋求关系正常化的做法，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禁忌。例如，当埃及总统萨达特从国家利益出发，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后，便遭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抵制。

从深层来看，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如此深入地卷入巴以冲突，主要是出自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阿拉伯民族感情合乎逻辑的延伸，它既照顾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感情，又帮助现政权树立政治威信；其次，渲染和夸大以色列的外部威胁，可以把民众的目光从国内的种种问题上转移开来，这也是民族主义者掩盖治理失败的惯用方法；最后，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有限、低成本地介入与以色列的冲突，更多的是利用反以问题来反对自己的对手，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在阿拉伯政治中获得中心位置。

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除外）反对以色列力度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地区政治中流行的程度成正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政治思潮中的影响越是强大，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就越是呈现整体性敌对；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国家民族主义日渐壮大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就越加缓和和各行其是。“同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阿拉伯国家似乎能更轻松地与以色列坐在一起。这反映出阿拉伯主义的戏剧性衰落和国家主义的日益上升。”[27]种种迹象表明，在阿拉伯世界，现实主义导向的国家民族主义，正逐步取代感情色彩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曾几何时，这种趋势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做法。但随着以色列在阿以力量对比变化后日趋嚣张、黩武的地区政策，我们不得不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联合自强原则，还是不乏真知灼见和战略眼光的。

其次，如何对待西方世界。阿拉伯国家如何对待西方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世界如何对待阿拉伯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西方列强不断侵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任务。

对西方国家来说，阿拉伯国家伸张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西方既得利益不断遭受威胁的过程，因而他们与中东民族主义政权可谓誓不两立。如当埃及纳赛尔政权发起运河国有化运动时，英、法两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发动战争的极端方式进行反击。就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方来看，它之所以能成为战后中东政治舞台上的主流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反帝反殖的产物。这一背景决定了阿拉伯世界新兴民族国家的政策趋向必然是反西方的。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中东事务的主导性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者，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与欧洲殖民列强无非是一丘之貉。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更加重了阿拉伯国家的既有印象——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种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屡战屡败。

凡此种种，使阿拉伯广大民众不断强化着对西方国家的仇视。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是受教会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28]。由于具有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情结，不少阿拉伯国家始终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面对由西方世界主宰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因此，它们同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当今世界上，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的敌对国家一共有7个，其中有4个是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利比亚）。按照这些激进阿拉伯国家的观点，美国乃至西方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导致中东地区贫困动荡的总根源。在他们看来，如何对待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反对西方，已成为阿拉伯国家划分“革命阵营”与“保守阵营”的试金石。

然而，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之时，各国对国际政治主题的理解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都在不断变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通过参与国际社会的方式获得发展机遇。一味排斥西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阻断了吸取先进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渠道。从现实情况看，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敌对，直接导致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最典型的是萨达姆政权。由于入侵科威特明显违反了现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遭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达12年的经济制裁，并最终在2003年被美国推翻政权。

当然，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双方交往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它更应该对双方目前的敌对性状况负责。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合法权益的不断侵蚀和干预，阿拉伯民众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一项调查表明，中东民众憎恨美国的根源正是其推行的中东政策。[29]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便是部分阿拉伯民众对美国怨愤情绪的极端化体现。这种长期敌对给双方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深，给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社会生存带来的威胁不可谓不大。就此而言，双方的对外政策都需要反思和调整，西方大国尤其如此。

四 结论

在国际政治领域，许多人对类似欧盟的“聚合型”国家联合体津津乐道，而对“疏离型”国家间关系诟病有加。因为前者更容易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后者则往往意味着冲突和战乱。然而，在阿拉伯政治中则恰恰相反，阿拉伯各国政权巩固和地区稳定，是通过彼此疏离的形式实现的，反倒是急于推进阿拉伯民族整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变数陡增。

对各阿拉伯国家来说，同属“阿拉伯民族”这一共性政治-文化特征，固然是阿拉伯国家的巨大财产，但一旦使用不当，也会成为巨大的历史包袱。一般而言，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利用先天性的传统标识进行政治动员，总是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然而，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泛民族主义的优美说辞，始终难以掩盖各自利益上的相互冲突。正像一位学者所说：“和谐和兄弟情谊是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然而阿拉伯政治的现实利益，就像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一样，充满着你死我活的冲突。”[30]这种场面屡屡出现表明，单凭阿拉伯民族主义自身的鼓动，根本无法完成阿拉伯民族整合的重任。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拉伯民族主义就开始走下坡路。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将从此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我们知道，阿拉伯民族主义兼具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强调重心正在由政治取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文化取向的阿拉伯主义。当这种泛民族思想不再包含阿拉伯统一、联合反以等“高级政治”内容，而更多地借助文化纽带联系，来加强阿拉伯国家间经贸合作，乃至政治合作时，阿拉伯联合的梦想反倒可能一天天迫近。换言之，唯有经历成熟的主权国家阶段（即强调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才可能最终超越主权国家阶段，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全面合作乃至最终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阿拉伯地区政治的发展轨迹将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1]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82、290页。

[2] 参见Bernard Lewis，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8。

[3] 参见Asad Abukhalil，“A new Arab Ideology：the Rejuvenation of Arab nationalism”，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46，No.1，Winter 1992，p.27。

[4] Bassam Tibi，“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in Michael Hudson ed.，Middle East Dilemma：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93.

[5]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p.26-27.

[6] F. Gregory Gause Ⅲ，“Sovereignty and Its Challenges：War in Middle Eastern inter-state Politics”，in Paul Salem，ed.，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Selected Essays，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97，p.203.

[7] Deborah J.Gerner & Philip A Schrodt，“Middle East Politics”，in Deborah J.Gerner，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Lynne Riener Publishers，2000，p.97.

[8]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p.26-27.

[9] 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98，p.140.

[10] Deborah J.Gerner & Philip A.Schrodt，“Middle East Politics”，in Deborah J.Gerner，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Lynne Riener Publishers，2000，p.97.

[11] Asad Abukhalil，“A new Arab Ideology：the Rejuvenation of Arab nationalism”，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46，No.1，Winter 1992，p.27.

[12] 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74.

[13] H.Bull and A.Walson，“Introduction”，in Bull and Walson，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72～373页。

[14] 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

[15]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74.

[16]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74.

[17] 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8，p.50.

[18] Shibley，“Power，Legitimacy and Peace-making in Arab Coalitions”，Edited by Leonard Binder，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9，pp.52-53.

[19]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22.

[20]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74.

[21] 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98，p.202.

[22] Bassam Tibi，“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In Michael Hudson ed.，Middle East Dilemma：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95.

[23] Abbas Alnasrawi，Arab Nationalism，Oi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pendency，Greenwood Press，1991，p.36.

[24] The Arab Ba’th Party，“Constitution”，in Sylvia G. Haim，Arab Nation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p.237.

[25] 参见F.Gregory Gause Ⅲ，“Sovereignty and Its Challenges：War in Middle Eastern inter-state Politics”，in Paul Salem，eds.，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Selected Essays，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97，p.203。

[26] Michael N. 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98，p.87.

[27] Michael N. 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98，p.226.

[28] 〔美〕 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88～89页。

[29] 参见Shibley Telhami，The Stakes：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Westview Press，2002，p.46。

[30] Bassam Tibi，“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In Michael Hudson ed.，Middle East Dilemma：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94.

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战略及其历史命运

美国是影响中东政治的最大外部因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将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因此，对美国中东政策进行评估，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评估当前美国全球战略处境的鲜活标本。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传统中东政策与当前中东政策的历史比较，深刻剖析当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及其历史命运。

一 从均势到霸权：美国中东战略的根本性嬗变

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中东战略可分为清晰可辨的两大发展阶段：自二战结束到“9·11”事件发生前的近60年内，美国基本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均势战略；“9·11”事件后，美国转而奉行全面改造中东的霸权战略，这实际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从经典现实主义向进攻性理想主义的转型。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撑，二者相互为用，使美国在获取实利的同时，还有意扮演着道德捍卫者的角色。但在中东，美国长期奉行的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实用政策。乔治·凯南在1948年曾指出：“我们应该停止空洞的言论，放弃提高落后地区的人权、民主和生活水平等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纯粹以权谋的观念来解决问题的日子近了。我们越不受理想主义口号的束缚越好。”[1]美国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在中东体现得最为明显。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有五项利益，包括维持波斯湾石油以合理价位向西方工业国供应；维护以色列生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协助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安全与稳定；防止苏联势力扩张，维护美国在中东的优越地位。[2]其中，确保石油供应和防范苏联是两大核心内容，而石油利益又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具体的利益。[3]这些基本目标决定了美国在中东的总体战略就是促进和维护该地区稳定。[4]体现在操作层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层面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东内部事务。1945年2月14日，沙特阿拉伯国王与罗斯福达成“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性交易。从此，这就成为美国与沙特乃至海湾国家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尽管这些国家在人权、民主方面不尽如人意，但美国基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在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通用口号，但在中东，美国很乐意用安全换自由，学术界也主要是探讨所谓的‘中东例外论’。”[5]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在中东更加依赖扶植“代理人”来确保其对中东的控制。而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就是当时美国稳定中东秩序的“三大支柱”。[6]

当然，美国维持现状和扶植亲美国家的政策，也曾经遭遇一些要求中东实现非殖民化、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的挑战（如摩萨台、纳赛尔、霍梅尼等），他们将美国在该地区扩展影响视为一种声名狼藉的西方帝国主义。[7]为消除这些民族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几乎无所不用。如1949年支持推翻叙利亚民选政府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策动政变颠覆摩萨台政权；1958年为维护“稳定”派兵进驻黎巴嫩；20世纪60年代初试图暗杀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1963年支持伊拉克复兴党推翻亲苏的卡塞姆政府；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8]但总体来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相当有限，所用手段也谨慎而节制，这就使美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战略自主性。

其次，在地区层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防止出现威胁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湾政策两大部分构成。[9]因此，美国的均势制衡政策也可以分别进行解读：在阿以乃至大中东范围内，美国通过扶植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海湾地区，美国通过支持温和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来平衡激进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同时又通过伊拉克来制衡伊朗。

在阿以关系问题上，美国决策者认为，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是一项很好的投资：以色列帮助镇压黎巴嫩、约旦、也门、巴勒斯坦等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以色列军事力量可以有效抑制叙利亚这一苏联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经常发动战争可以帮助美国检验武器性能。“毫无疑问，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是一桩合算的买卖。”[10]

在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海湾地区，美国战略家认为：“波斯湾石油通道太重要了，不能用海湾地区那种捉摸不定、行事诡秘、两败俱伤的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美国在海湾个案上的审慎政策是分治，而不要征服。”[11]伊朗和伊拉克作为海湾大国，均有可能称霸海湾，因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避免海湾油田被任何一国控制。因此，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当伊拉克节节胜利时，美国就暗中支持伊朗，并制造出了“武器换人质”的所谓“伊朗门事件”；而当伊朗转守为攻后，美国又开始偏袒伊拉克，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农业贷款以及重要情报，此外，美国舰队还以“航海自由”为借口，在波斯湾攻击伊朗海军。[12]美国国务院甚至专门起草了一个“如何防止伊拉克战败”的方案。然而，美国的总体目标是使两伊两败俱伤。

1990年，当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并可能称霸海湾时，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骤然转变。“在入侵之前，他（萨达姆）是美国的朋友，而入侵后则马上成了‘新的希特勒’。”[13]美国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的基本目的就是恢复地区均势，防止中东石油为少数国家控制，这就决定了它是一场点到为止的有限战争。老布什在其后来的申辩中称：“我们的使命是制止侵略，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政权。”[14]他还指出，“若要除掉萨达姆可能要付出不少的生命和政治代价。我们为此将要被迫占领巴格达，甚至统治伊拉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脱身退路，这是违背我们的原则的。……假如我们真的占领伊拉克，美国很可能会困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地区而不能退兵”[15]。可以说，老布什政府关于波斯湾地缘政治的哲学仍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老观念，认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伊拉克才足以平衡伊朗的势力。[16]克林顿时期的“双重遏制”政策，也是美国地区均势政策的延续。

多年来，美国这种“唯利是图”的中东政策也屡遭诟病。许多深受理想主义熏陶的美国人认为，均势政策是一种不道德的、反复无常的短视政策和权宜之计，更有有识之士指出，霍梅尼政权之所以强烈反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支持巴列维专制政权造成的；萨达姆政权也是“美国接生的政权”[17]；甚至连“9·11”恐怖袭击也是美国缺乏远见的现实主义政策埋下的祸根。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总的来看，美国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中东战略，尽管不乏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但它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外交精髓，使美国得以在中东这一最为复杂敏感的地区，较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然而，实施霸权战略始终是像美国这样强大国家的强烈冲动。[18]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际遇，使美国始终被蒙受神恩和肩负天定使命的理想主义神话所笼罩[19]，由此使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扩张彼此融合，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之中。[20]而且，越是在实力接近巅峰时，美国建立“理想世界”的霸权冲动就越明显。在历史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这种理想主义与争霸野心的混合产物。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的膨胀使美国再次滋生出全面称霸的帝国野心。只是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对怎样塑造世界和中东一直举棋不定。事实上，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威胁和对手，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大国悲剧论”“失败国家论”“游戏规则论”等不同的战略蓝图。“实际上，美国的大战略就是在辨认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找出潜在的全球性力量将要出现并相互冲撞，进而产生最终导致重大战争发生的矛盾的地点和方式，并找到克服断层线的方法——或者至少要找到降低断层线的破坏潜力的方法。”[21]

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最终将恐怖主义锁定为最大威胁，并将中东作为反恐的主战场。在美国看来，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对中东进行全面改造。因此，美国决意颠覆中东地区秩序，全面介入中东内部事务，将反恐战争、稳定伊拉克、遏制伊朗、寻求巴以和平、鼓励改革熔为一炉，彻底整合中东秩序。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战略，是“一种侵略性的、干涉主义的、单边主义的改造性战略。它看起来将是十足的行动着的威尔逊主义。美国风格的霸权战略将不仅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还是‘美国在你的脸上’”[22]，具体地说，新时期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战略包括两项内容。

其一是通过发动战争建立亲美政权，进而实现地区霸权。苏联解体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而“这一大战略皇冠上的明珠就是一项以亲美傀儡政权取代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并在当地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计划”[23]。因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五角大楼就开始准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特别提到，一场新的战争将一劳永逸地抹去萨达姆的所有影响，获得其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将美国的影响延伸到由于苏联崩溃在欧亚大陆南部富油地区形成的真空。[24]小布什在2001年1月30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多半年前，就表示要改变巴格达政权。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将先发制人地打击对我们国家利益的各种威胁”[25]。这种“先发制人”战略大幅降低了美国动武的门槛，表明美国已完成了通过武力征服称霸世界的政策转型。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反塔利班战争和布什的反恐战争，仅仅是为一项已经写入文件至少10年的计划提供了进一步努力的动力”[26]。而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在实力膨胀后武力称霸世界的最新战例。

其二是推行民主改造，将美国的影响范围从外交延伸到内政领域。事实上，这种民主乌托邦主义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就开始萌生。美国当时就相信，打败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再适当运用美国在其他领域的政治影响，该地区将发生巨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巴格达改造为一个民主的政权。”[27]而“9·11”事件帮助小布什激活了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小布什的外交哲学深受新保守主义熏陶。在他看来，所有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普遍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终点位置上。因此，其他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国模式，而美国也负有某种“天定命运”去救助和推动落后国家向这一方向前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干涉和高压的方式输出民主理想。因此，小布什对输出民主表现出超出常规的“意识形态执迷”。“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更加确信，60年来西方国家为缺乏自由的中东寻找托词并尽力包容，这并未使美国变得安全。因为从长远看，稳定不可能通过牺牲自由来购买。因此，接受现状的危害难以估量。[28]美国必须采取“一种新政策，一个推动中东自由的战略”[29]。这种“新政策”的最明显体现，就是美国在2004年2月推出的全面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

二 美国当前在中东的战略困境

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而“9·11”事件的发生更使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并决意通过推行全新的政策实现其霸权目标，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计划”等美国外交的大手笔都是围绕着中东展开的。但美国在中东战略投入的不断加大，非但没有使其在该地区的利益更加稳固，反而使中东出现了伊拉克内乱、伊朗核问题和哈马斯上台等一系列难解热点，由此使美国在中东陷入全面困境之中。

那么，为何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美国并不占据明显优势，且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仍能有效维护其在中东利益，而当美国占尽优势，并全力进行战略投入的情况下，反而被中东问题所困，丧失了战略主动性呢？这与美国新时期霸权战略本身存在的缺陷直接相关。

首先是美国霸权战略内在的黩武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作为霸权手段，小布什的黩武政策与美国先辈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完全背道而驰。二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在朝鲜和越南发动了两场局部战争，结果都是被战争所困，徒然损害了国家实力。因此，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与其助手鲍威尔认真总结了越战教训，认为如果不是与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关，美国不应该随便动用武力。一旦决定使用武力，领导者必须有取胜的决心、有清晰的政治及军事目标，并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取得胜利后才能退兵。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温伯格—鲍威尔原则”[30]。按照《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的观点，美国应该只为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进行战争。[31]一言以蔽之，美国要谨慎言兵。

但小布什政府对这些告诫不屑一顾，决意通过“反恐战争”来实现霸权目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美国在伊战后公开承认，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帝国大战略树立为新的国际准则。[32]从战争结果来看，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霸权触角首次伸到中亚这一权力真空地带，并在俄罗斯、中国与伊朗这三个美国的潜在或现实对手之间打入楔子；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国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获得战略立足点，并使美国有可能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达到控制其他大国的目的。但这种战略收益仅仅是纸面上的。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21世纪，主权国家不可能被外国军事力量成功地统治或主宰。黩武主义会带来更多的抵抗、暴力和毁灭。[33]在实践中，这种黩武政策将会产生一种“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朝着它前进的运动，会产生一种阻止其前进的反作用力，越是猛烈地追求它，阻止的力量就越大。[34]因此，“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利益手段将导致大国霸权衰落。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和注定要破产的”[35]。具体地说，美国的黩武政策在中东造成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发动战争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小布什和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显然没有料到伊拉克战后重建面临的问题。三年来，美军在伊拉克居然经历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美国本想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根除恐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反恐战争使伊拉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训练营、演练场和输出地；驻伊美军每月开销巨大，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输不起、打不赢、走不了”的战略窘境。同时，美国推动的“民主化”搅动起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郁积多年的深层矛盾，教派仇杀也从无到有，并开始由民间向上层蔓延。伊各派分离意识不断增强，而美国为伊拉克设计的联邦制政体无形中增加了伊拉克分裂的可能，这使美国塑造的“中东民主样板”面临全面失范危险。

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很大程度就是由于缺乏清晰的利益目标。伊拉克战争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但众所周知，恐怖主义是一种非传统威胁，恐怖组织是一种非国家行为体，因此美国的“反恐战争”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将国家行为体（也就是美国眼中的“流氓国家”）列为打击目标，由此便造成战争目标与手段之间的逻辑错位。《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反映了这场战争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小布什对什么才算是“胜利”缺乏明确定义。小布什一方面声称一旦“取得胜利”，美军在伊拉克“一天也不多留”，但另一方面伊局势的严峻现实又无法让他说清美国何时才能脱身。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科伯（Korb）认为，由于代价太大和缺乏明确威胁，发动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我们知道另一种政策一直十分有效，那就是制裁和遏制。他（萨达姆）被关在笼子里。”[36]

二是战争破坏了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使美国面临地区霸权国的挑战。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本想通过“破坏性建设”的方式，更牢固地掌握中东地区主导权。但战争的结果却使该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并导致了美国最大死敌——伊朗作为地区霸权国的崛起。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制约伊朗崛起的最主要因素。当年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地区崛起战略遭遇了伊拉克的强力阻击，两伊战争虽然使双方两败俱伤，但由此也说明，伊拉克对制衡伊朗的重要性。而对美国来说，两伊关系的敌对，使其长期坐收渔翁之利，以低廉成本维持着海湾平衡。因此，老布什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就曾警告说，干涉伊拉克将使美国承受无法计算的人力和政治代价。赋予库尔德人权力将触怒土耳其，支持什叶派将刺激伊朗野心，将伊拉克一分为三将打破海湾地区脆弱的均势。因此，最好的长远战略就是在伊拉克外面组建反萨达姆联盟、促进阿以和平及遏制伊拉克。[37]

然而，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就像公牛闯进瓷器店，把中东本就脆弱的地区平衡完全搞砸了。一方面，两场反恐战争为伊朗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帮助伊朗铲除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帮伊朗剪除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还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由此为伊朗的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唯一能对伊朗构成挑战的不再是本地区的国家，而是来自外部的力量（如美国），而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伊朗的崛起已成为难以阻挡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使伊朗的生存危机感陡增，并由此激发了伊朗尽早崛起的危机意识。伊朗决策者认为，伊朗作为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随时可能成为其下一个打击对象。而萨达姆的教训就是，正是因为他完全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使美国无所顾忌地对其施予打击。因此，对美国服软不会有什么好处，唯有大力发展常规军力和核武器，才能有效震慑对手。这也是伊朗近两年在核政策上日益强硬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内贾德政府上台后，伊朗核政策日益强硬，不断突破西方底线。目前，伊朗通过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正迅速填补中东地区因缺乏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核心国家留下的空白，并由此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这与美国一再强调的“防止地区霸权国家崛起”的中东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美国虽然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伊朗列为“对我们构成最大挑战的单一国家”，并称“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有破坏性的武器威胁我们”[38]，但美国决策层一直苦于无应对良策。“对伊朗怎么办”已成困扰美国的头号难题。一位有见地的学者曾预见性地指出：“霸权战略之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行，是因为它违反了势力均衡的逻辑，超出了美国的资源承受力。”[39]

其次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民主改造战略”存在重大缺陷。美国的民主改造战略有一个基本假定，即美国推崇的民主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标准。小布什认为，“在任何文化中，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道德和真理都是相同的”，只存在“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40]。这些言论听起来不像是美国在推行现实可行的外交政策，倒像是对其他文明发动的宗教圣战。美国要对深受伊斯兰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东进行全面改造，某种程度确有“改造伊斯兰文明”的嫌疑，这种外交思路不仅缺乏“政治正确性”，而且完全不切实际。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其社会发展程度与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标准相去甚远。以伊拉克为例，它是1920年由英国把奥斯曼帝国中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省合并而成，这三部分始终没有完整地整合到一起。因此，“这个以英国浪漫主义理想创建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一直都陷入暴力和高压统治，因为这是保持它的统一的唯一方法”[41]。而“萨达姆之流的真正天赋在于，他们能在他们地区的所有三个政治传统（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们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从部落酋长变成独裁者再变为现代的总统。他们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下三维象棋，而美国人似乎只知道如何走跳棋——每次只有缓慢的一步”[42]。窥一斑而知全豹，美式思维下的“民主改造”实际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自近现代以来，还没有出现哪个国家成功改造其他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先例。

事实表明，尽管美国为推行“大中东计划”不惜巨额投入，但美国策动的民主改革非但没有使该地区变得更加繁荣、稳定，反而搅动起该地区长久积郁的内部矛盾，使中东未来走向更加不确定，同时使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维护更加困难：一方面是损害了与中东传统盟友沙特、埃及等国的关系，使这些国家离心倾向增强；另一方面是使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机崛起（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伊朗等均出现类似问题），尤其是2006年1月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上台，令美国极为被动。而且，哈马斯还与伊朗、叙利亚等反美势力出现了相互联手的迹象，从而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从长远看，由于伊斯兰势力是中东唯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而且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政治改革要么可能出现“伊斯兰民主化”，要么使酝酿于“草根阶层”的反美情绪上升为现实政治力量，[43]出现“反美的民主化”，无论哪种结果都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美国“民主改造”由此陷入欲罢不能但又难以维系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对美国而言，追求民主的理想主义战略成本过于高昂，使国家陷入入不敷出的衰退处境。“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追求道德事业，就会浪费其国家资源。结构现实主义学派所推荐的大战略是保持均势。那些忽视这一关键任务的国家会被淘汰出大国行列，或彻底被消灭。”[44]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可以说，美国当前在中东的困境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很难在短期内通过自我调整摆脱困境。

三 霸权诱惑与美国霸权战略的历史命运

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学者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被称为“五海四峡四湾一河之地”，自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中东便是沟通各国的枢纽地带。著名中东学者伯纳德·路易斯认为，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待在那里，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的考虑，即该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45]从资源禀赋的角度看，中东又是国际能源中心。据统计，1995～2005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中，中东为7296亿桶，占世界探明储量的57.1%。[46]这样，中东实际成为地缘政治和资源中心的重合点，因此具有双重战略重要性。尼克松认为：“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47]与这种极端重要性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体系，相反，中东内部矛盾重重，并因难以自行排解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和利益争夺提供了历史契机。伯纳德·路易斯就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48]。因此，中东地区至今仍是大国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棋子，而无缘充当战略棋手的角色。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其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而且，外部大国一旦抵达中东，都按捺不住试图绝对控制该地区的冲动。

对一直心怀称霸野心的美国来说，其霸权战略的终点必然是绝对控制中东，进而达到控制对手、称霸全球的目的。尼克松就曾指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49]。因此，美国从未放松在该地区的争夺，而以小布什政府时期为甚。

然而，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50]。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的国内和地区秩序都是十分脆弱的。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中东的社会结构，解决中东面临的问题。任何大国如果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并试图彻底颠覆地区秩序，都只能徒然消耗乃至透支国力，使中东成为大国霸权的墓场。历史上，老谋深算的英国为控制中东，基本采取了一种“间接控制”的方法，这种方式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效果更好。[51]美国作为相对年轻的超级大国，当其有机会真正塑造中东秩序时，决意要抛开英国的有效统治经验，彻底颠覆中东秩序，并试图借此实现对中东乃至世界事务的霸权统治。这种新的霸权战略完全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外交基础，一方面在中东确立起“民主改造”这一近乎无限性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战争这一简单化手段来实现该目标，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无怪乎沃勒斯坦悲观地预测，“当布什离职时，他留下的将是一个弱得多的美国”[52]。

[1] 曾靖韬：《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第25页。

[2] 参见周煦《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第6页。

[3] 参见“Middle East Status is Quo，” August 22，2001，http：//www.antiwar.com/bock/b082201.html.

[4] 参见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Washington D.C.Potomac Books，Inc.，2005，p.134.

[5] Daniel Neep，“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Middle East Policy，Volume Ⅺ，Fall 2004，Number 3，http：//www.mepc.org/journal_vol11/0409_neep.asp.

[6] 参见Paul D’Amato，“U.S.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Blood for Oil”，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Issue 15，December 2000-January 2001，http：//www.isreview.org/issues/15/blood_for_oil.shtml。

[7] 参见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134。

[8] 参见Stephen R. Shalom，“The United States and Middle East：Why Do ‘They’ Hate Us？”，12 Dec.，2001，http：//www. zmag.org /shalomhate.htm。

[9] 参见《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绪论，第1页。

[10] Paul D’Amato，“U.S.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Blood for Oil”，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Issue 15，December 2000-January 2001，http：//www.isreview.org/issues/15/blood_for_oil.shtml

[11] 〔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79页。

[12] 参见Paul D’Amato，“U.S.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Blood for Oil，”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Issue 15，December 2000-January 2001，http：//www.isreview.org/issues/15/blood_for_oil.shtml。

[13] Paul D’Amato，“U.S.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Blood for Oil，”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Issue 15，December 2000-January 2001，http：//www.isreview.org/issues/15/blood_for_oil.shtml.

[14] 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111.

[15] 曾靖韬：《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第97页。

[16] 参见上书，第98页。

[17] 〔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2页。

[18] 参见《美国大战略》，第114～115页。

[19] 参见〔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610、620页。

[20] 参见Carl Boggs，“US Grand Strate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in Joseph G. Peschek，ed.，The Politics of Empire：War，Terror and Hegemony，Routledge，2006，p.4。

[21] 〔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9页。

[22] 《美国大战略》，第111页。

[23] 《帝国的悲哀》，第265页。

[24] 参见上书，第264～265页。

[25] 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123.

[26] 《帝国的悲哀》，第265页。

[27] 《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第95页。

[28] 参见President Bush’s speech at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U.S. Chamber of Commerce，Washington D.C.，November 6，2003。

[29] Amy Hawthorne，“Is Civil Society the Answer”，in Thomas Carothers and Marina Ottaway，Uncharted Journey，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5，p.81.

[30] 《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第81页。

[31] 参见《美国大战略》，第58页。

[32] 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张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28页。

[33] 参见Carl Boggs，“US Grand Strate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in Joseph G. Peschek，ed.，The Politics of Empire：War，Terror and Hegemony，Routledge，2006，p.14。

[34] 参见《美国大战略》，第114～115页。

[35] Carl Boggs，“US Grand Strate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in Joseph G. Peschek，ed.，The Politics of Empire：War，Terror and Hegemony，Routledge，2006，p.11.

[36] 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129.

[37] 参见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p.111～112。

[38] Patrick J. Buchanan，“Iran：America’s Next War？”，http：//www.lewrockwell.com/buchanan/buchanan11.html.

[39] 《美国大战略》，第109页。

[40] 《帝国的悲哀》第337页。

[41] 《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第20页。

[42]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102～103页。

[43] 参见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eds.，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55。

[44]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8页。

[45] 参见《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469页。

[46] 参见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5，p.30，转引自陈凤英《国际能源安全的新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

[47] 〔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新华出版社，1980，第93页。

[48] 《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转引自《历史焦点》，第372页。

[49] 《真正的战争》，第91～92页。

[50] 《真正的战争》，第89页。

[51] 参见《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第209页。

[52] 《帝国的悲哀》，第337页。

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

2011年3月17日，英法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最终将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府彻底推翻。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约正式宣布结束利比亚战事。[1]这场战争是冷战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地区战争，也是西方首次强行改变当前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治进程。这场战争发生于与当前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反过来又将重塑利比亚、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格局。因此，有必要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背景及战略影响进行评估。

一 利比亚战争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失衡的结果

利比亚战争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与近几十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趋失衡直接相关。

首先，这场战争是当前国际体系急剧转型的必然产物。20世纪国际体系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并促使体系内国家的行为发生重大变化。二战结束后，以西方列强主宰世界为主要特征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警察”（美、苏、英中，主要是美、苏两家）共治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但此后50多年，设想中的“美苏合作”最终变成了“美苏冷战”现实。换言之，冷战之“实”与雅尔塔体系之“名”格格不入。这对美苏不是好事，但对“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不然。一方面，美苏“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维持了难得的和平状态，双方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总体较为节制，甚少直接发动战争。另一方面，美苏为获得竞争优势，都将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作为制胜筹码，竞相为其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这就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闪展腾挪”的外交余地，借以谋求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阵营解体使西方势力一枝独大。这些年来，西方通过北约东扩、八国集团、意识形态等纽带越绑越紧。世界权力结构失衡使雅尔塔体系名存实亡，并逐渐形成了西方联手打压非西方国家的“后雅尔塔体系”。这种国际体系与力量分布“名实相符”，因此在该体系下，作为强者的西方更富于侵略性，其对非西方国家（弱者）的干涉更加频繁。

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期，美欧忙于分享“冷战红利”，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瓜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从而将东欧和部分苏联版图逐步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2]1999年西方发动科索沃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联盟阻挡了北约和欧盟东扩的步伐。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复兴，欧美东扩之路遇到抵制和阻击，尤其是2008年8月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美欧又未能做出有效反击，标志其持续十几年的东扩进程已成强弩之末。

在这种背景下，欧美战略角逐重心日趋转向中东、中亚、非洲等资源丰富或地缘位置重要的“中间地带”，并对不听号令的国家频频使用武力。美国为深入中亚和中东，在短短2年时间内接连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而2011年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逻辑。欧盟早在1995年就与地中海沿岸12国启动了旨在加强双方全面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美国也加大在非洲的投入力度，美军甚至于2007年10月建立了非洲司令部。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竞选期间又提出“地中海联盟”设想，重点加强与北非国家合作，以稳定来自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苏丹、几内亚湾等重要产油区的能源供应。但这些“重返非洲”举措遇到了利比亚的掣肘。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民族主义色彩甚浓，早期曾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外国公司收归国有等。即便是在2003年投靠西方后，卡扎菲也并没有放弃其政策的独立性。2008年7月首届地中海峰会召开时，卡扎菲仅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他批评“地中海联盟”设想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回归。[3]奉行坚定民族主义政策的利比亚成了欧洲政治和资本力量南下扩张的主要绊脚石。

就像当年挡住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南联盟遭受西方军事打击一样，利比亚阻挡西方（欧洲）新一轮地缘政治/经济扩张浪潮的行动，为后来遭到西方的军事打击埋下伏笔。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机拖累的困境中执意发动利比亚战争，正是由于利比亚阻碍了北约国家“重返非洲”战略规划的实施。[4]此外，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波”使该地区对外防护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亚提供了难得机遇。法国因支持突尼斯本·阿里外交失分，随后又过早承认利比亚反对派而再次面临外交失败的风险，因而急于通过发动战争挽回面子。[5]

回顾冷战后发生的数场地区战争，前几场战争基本是美国唱主角、欧洲唱配角，而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中，欧、美角色正好对调。这从侧面说明，欧美在对付非西方国家时已形成互相“补位”的战略默契。而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后雅尔塔体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肆意妄为。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下，资本家为获得更高利润而日趋将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创建了脱离实体生产的金融资本。当前，世界实体商品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6]但金融领域本身不创造财富。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而更像病情加重后出现的“虚胖和浮肿”。因为它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由此使资本增值空间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而趋近于零。在这种形势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7]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以及欧美债务危机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已到难以自我调节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制造灾难”就成了缓解经济危机、获取利润的惯用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也包括政变、战争、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通过等待和制造灾难，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将灾难视为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意味着资本主义已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8]其主要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9]。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这些灾难的首要经济目的就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因此，西方武力打击的重点就是那些阻挡资本扩张、奉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以及市场体制落后、不肯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在历史上，“资本积累和殖民化过程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工业化时代”[10]。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动的数场地区战争既是争夺“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扩张，更是为了将对象国家强行纳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资本扩张。“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11]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正面临多年未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在刻意寻找对伊拉克开战的借口。小布什2006年坦承：“我这几年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将伊拉克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12]而正是在这场战争后，伊拉克的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渐向西方洞开。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3]

近两年，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远甚于2001年。而经济危机的程度历来与“灾难资本主义”制造灾难的程度成正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严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绝望而诉诸武力。[14]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试图缓解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利比亚石油储量位居非洲第一，而且油质好，开采成本低，但有一多半未开发，西方如能获得这一“石油大蛋糕”，无疑有助于提升经济信心。法国外长朱佩不加掩饰地将法国介入利比亚军事冲突称作是“对未来的投资”。[15]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越是那些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膨胀的国家（如英、法、美）参战越积极，而实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对战争则明显不热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赌场资本主义”更易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

二 利比亚战争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状态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首次动用武力强行改变当前“中东动荡波”国家的原有政治进程，也是冷战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战争，对利比亚、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可能沦为西方体系中的跟班和附庸。二战后期，斯大林就曾说过：“任何人都会把其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他的军队能走多远，强加的范围就有多远。”[16]这一判断凝结着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智慧，同样适用于利比亚战争。北约武力推翻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改朝换代，将利比亚驯化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附庸乃至西方挺进非洲的桥头堡。

问题在于，现在毕竟不同于殖民时代，西方可以武力打败利比亚，却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亚政权。怎样才能确保利比亚驯服于西方呢？从历史经验看，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使这些国家保持政治软弱和经济依附性，从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国。以西方“经略中东”为例。英、法和美国尽管主导中东的历史时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励、扶植中东国家内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权，但竭力使其免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革命，避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17]这些统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在其国家中的种种利益。这就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当年英国在挑选费萨尔当伊拉克国王时，英国外交部官员就说得非常直白：“我们所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的国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机构……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证。”[18]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国家最多的地区。即使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所谓“自由阿拉伯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19]。

2011年利比亚战争的两大主谋——英国和法国——恰好在一战后曾在阿拉伯世界进行过“委任统治”，而其统治“秘诀”之一，就是有意在各国培植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王公贵族和部落酋长。英法这次故伎重演，采取了挑拨、激化利比亚国内部落间矛盾的做法。鉴往知今，为了确保对战后利比亚进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许利比亚再出现“卡扎菲式”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式领导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导致利比亚保持独立性的势力和制度，同时大力培植落后的依附性势力和政治制度。

目前，“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政治制度看，强制转型使利比亚面临“软政权化”危险。据报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已制定长达数年的政治进程时间表[20]，似在向“民主化”国家过渡。但利比亚本质上是个部族国家，境内有140多个部落。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就具有浓厚的“部落战争”色彩，民众对所谓“民主运动”的支持率不到2%[21]，因此该国今后的权力分配很难摆脱“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实现所谓“包容性政治”，也不过是“按部族实力分配权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利比亚最高权力“碎片化”，使国家陷入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则部落/军阀割据的“伊拉克化”状态。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过渡政府”后，南部费赞地区的势力抱怨自身被边缘化，东部则有人抗议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绝承认新政府。有学者早就预言：“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22]在这种内讧不止的情况下，利比亚将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与西方为敌。

从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看，利比亚目前的统治力量比卡扎菲统治集团更加落伍。利比亚“食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该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分配财富。因此，该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至关重要。而执政不久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鱼龙混杂[23]，东部反叛部落高举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过的旗帜。过渡委员会似乎不能代表利比亚的进步力量。如果没有西方武力的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夺权上台。事实上，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执政当局却要求北约继续待在利比亚[24]，这足以表明其执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越是由落后势力掌控的国家越是脆弱，就越是需要外界保护，从而越是愿意在资源乃至主权问题上对西方做出大的让步。利比亚战争期间，反对派为换取法国的支持曾承诺，战后法国可控制利比亚35%的石油生产。2011年10月中旬，时任“过渡委”主席的贾利勒宣称，利比亚新政府将“优先考虑”让西方参战国进入利比亚商业领域。[25]换句话说，利比亚未来的外交很可能是当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难以保持独立性。这种依附性前景对利比亚国民当然不是好事，却正中西方下怀。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该国，并借以实现企望中的地缘利益和资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复兴梦更加渺茫。阿拉伯世界共有3亿多人口，领土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还拥有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石油资源，完全有潜质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近百年来，阿拉伯世界更多与战乱、争端、屈辱、落后、边缘化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积弱积贫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乃是该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亨廷顿认为，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核心国家的缺失或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26]中东地区常年动荡，外部势力频频插手，这与该地区缺乏核心国家直接相关。一战后，英、法依据1916年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国并实行“委任统治”，由此注定了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的格局。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这些国家实力相当，“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加之彼此政体、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很难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区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既无力解决内部矛盾，也无力阻挡外敌入侵，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的介入。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曾指出，西方国家只需要人数很少的军队就能进入中东核心地带；而要赶走这些西方军队，则需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27]正是由于这种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格局，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非但未成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为惹来战争的祸根。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发动的5场地区战争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场针对阿拉伯国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亚恰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摆脱恶性循环的厄运，最根本的就是要谋求阿拉伯各国的团结统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均强调阿拉伯民族要走联合自强道路。这种思潮虽然因1967年中东战争而走向衰落，却是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的不二法门。卡扎菲1969年上台时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曾指出：“要想保护阿拉伯人民不遭敌人侵犯，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阿拉伯国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自己和社会主义，就少不了统一。”[28]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被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视为“危险的妄想症患者”[29]。此后这些年来，卡扎菲外交政策的重点日趋转向非洲，并力倡构建“非洲合众国”“非洲联合政府”[30]，但其政治话语中仍保留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阿拉伯联合等重要内容。

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扎菲所说实现“联合自强”，西方显然将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如果维持分裂、内讧局面，则更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由此不难发现，这些年来，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视阿拉伯联合的阿拉伯领导人，总是被西方奉为座上宾。相反，那些主张独立自主、谋求阿拉伯团结统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一的推行者萨达姆等，总是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西方联手打击利比亚，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使然，也包含着西方彻底埋葬阿拉伯联合的战略企图。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只能徒然愤慨[31]，还有人呼吁要举行抗议，反对卡塔尔及海湾国家参与北约空袭利比亚。[32]

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动荡潮，虽然重点是争取政治尊严和经济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阿拉伯民族复兴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显然是一场西方肆意践踏阿拉伯国家主权的殖民战争，它最后又彻底堵死了阿拉伯民族复兴之路。但是，面对这场事关阿拉伯世界尊严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悲剧性事件，多数阿拉伯国家浑然不觉，阿盟还充当了西方打击阿拉伯国家的传声筒，鼓动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小国直接参加“围殴”卡扎菲。这些做法客观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3]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从侧面说明，阿拉伯民族复兴希望更趋渺茫。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中东剧变，最终也是虎头蛇尾，没有产生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成果。在失去一批具有战略目光的政治家之后，阿拉伯世界已很难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持久化，它将空有人口、疆域和资源等潜在优势，而长期难以走出战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以致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大国政治的牺牲品。

最后，西方赢得眼前，却可能失掉长远。西方是利比亚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和受益者。在战争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国尤其有可能近水楼台，从利比亚令人垂涎的石油资源以及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捞取更多好处。2011年10月下旬，法国和德国商务代表团纷纷到访的黎波里，与利比亚当局的石油部长等官员闭门会谈。英国也派出庞大商务代表团（包括BP和壳牌）访问利比亚。[34]西方国家显然开始加速染指利比亚战后利益分配。从地缘角度看，这场战事的暂时成功地将刺激西方继续进行军事冒险的胃口。利比亚战争刚接近尾声，美国就开始炒作“伊朗暗杀门事件”和伊朗核武报告，军事打击伊朗的呼声日高。[35]卡扎菲被打死刚两天，美国就宣布撤回驻叙利亚大使，美国参议员麦卡恩公开叫嚣“现在是可能使用军事行动保护叙利亚平民的时候了”。西方智库也开始探讨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利弊。[36]11月下旬，欧美以人权草案谴责叙利亚，以金融制裁打击伊朗，推倒伊叙同盟的用意越来越明显。

然而，利比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它看似得到联合国授权，实际上既忽视了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关于发挥区域组织或区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因此是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战争。[37]同时，北约自称其空袭是“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利比亚战前国内伤亡不过数百人，而北约狂轰滥炸及由此造成的战端扩大却导致3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使之成为缺乏实质合法性的“丑陋战争”。[38]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西方虽然赢得眼前地缘和资源利益，却可能因此而输掉长远利益。

一方面，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机坐大，成为西方新的敌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东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因强烈反对西方而成为西方的心头大患。从根本上说，有些穆斯林之所以仇恨西方，正是因为西方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丧失国际道义。同时，当年西方出于抗击苏联等实用主义考虑，刻意扶植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势力，结果养虎遗患，面临被反噬的危险。此次利比亚战争仿佛是历史的重演。北约为尽快将卡扎菲赶下台，主动武装该国反对派，以致该国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乘机坐大。利比亚执政当局目前两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是伊斯兰势力。的黎波里实际掌控者、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均是前极端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他们都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过渡委员会前主席贾利勒也公开提到，可能恢复“沙里亚法”，建立“利比亚伊斯兰共和国”。[39]可以预计，未来利比亚的伊斯兰色彩将日益浓重，并可能出现阿富汗那样的塔利班式政权。[40]从更大范围看，伊斯兰复兴势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强势归来，目前伊斯兰复兴党已在突尼斯大选中获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已胜选。伊斯兰复兴主义回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西方在此敏感时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动侵略战争，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绪。卡扎菲就将北约空袭视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并呼吁对西方发动“圣战”。[41]卡扎菲还身体力行，最终血战至死，成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国内层面的反独裁、反权贵，转向外交层面的反殖民、反西方，那么西方一直担忧的“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便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加深了国际政治的“丛林”色彩，将使西方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主权国家不容干预”原则本来是弱小国家生存的护身符。但近年来，西方鼓吹“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不断挑战“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西方发动战争的借口越来越莫须有。2011年西方发动的利比亚战争，起因是利比亚政府镇压反对派抗议。而类似情况在不少国家时常可见，如果“利比亚模式”成为惯例，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西方军事打击的对象。这不禁让更多国家人人自危。卡扎菲在投靠西方、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遭受军事打击的事实，更是警醒其他国家领导人：西方国家关键时刻靠不住，唯有发展自己的“撒手锏”，才可能真正保全自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间公开指称，卡扎菲在核问题上妥协的后果表明，伊朗继续核计划是完全正确的。[42]整个世界日趋重返“丛林”状态，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将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

三 结论

俗话说，“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当前风起云涌的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以民权、民生、民族为主要诉求的革命运动。但是，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不仅改变了当地原有政治进程，也使“中东波”性质日趋变味，更使国际力量对比日益失衡、国际体系转换加快。权力与资本扩张日趋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变得更不太平。利比亚战争刚刚结束，西方对伊朗和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呼声日渐高涨。不管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最后一场殖民战争。

值得警醒的是，广大的“中间地带”尤其是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缓冲地带，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供应地。西方在上述地区频繁进行军事干预，客观上压缩了中国崛起的外围空间，危害到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43]8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即“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4]。在西方日趋联合、战争力量一定程度增长的情况下，制止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只有当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时，战争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才会得到保障。

[1] 参见“Nato formally declares October 31 end to Libya mission”，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fricaand indianocean/libya/8855166/Nato-formally-declares-October-31-end-to-Libya-mission.html（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9日）。

[2] 参见〔波兰〕卡齐未耶日·Z.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佟宪国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3] 参见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The Telegraph，July 10，2008。

[4] 参见W.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5日）。

[5] 参见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5日）。

[6] 参见成思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周刊》2003年第14期。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李红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 参见〔加〕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9] 参见〔加〕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10] 〔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希瑟·高特内主编《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肖维青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11]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7页。

[12] Melissa McNamara，Bush，“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网时间：2011年10月29日）。

[13]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03页。

[14] 参见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May-June 2011。

[15] 《法国外长称介入利比亚是“对未来的投资”》，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 121923156.htm（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日）。

[16] 〔美〕詹姆斯·希恩：《暴力的衰落》，黄公夏译，大象出版社，2011，第137页。

[17] 《全球分裂》，第487页。

[18] 《全球分裂》，第581页。

[19]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20] 参见“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网时间：2011年10月25日）。

[21] 参见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May-June 2011。

[22]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220页。

[23] 参见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1日）。

[24] 参见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28，2011。

[25] 参见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5日）。

[26] 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7～169页。

[27] 参见《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转引自《历史焦点》，第372页。

[28]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7页。

[29]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With Gaddafi death，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October 22，2011。

[30] 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6日）。

[31] 参见“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Libya，and Arab Consciousness”，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2日）。

[32] 参见“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4日）。

[33] 参见Ahmed El-Tonsi，“Ottomans，Arabs，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November 17-23，2011。

[34] 参见“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October 8，2011。

[35] 参见The Associated Press，“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former CIA chief says”，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1日）。

[36] 参见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网时间：2011年11月5日）。

[37] 参见“Libya：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网时间：2011年10月31日）。

[38] 参见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An Huihou，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People’s Daily Online，October 29，2011，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网时间：2011年11月3日）。

[39] 参见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2011，http：//lynch. 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网时间：2011年10月30日）。

[40] 有学者已注意到当前利比亚与1992年后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参见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from/what-post-qaddafi-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网时间：2011年11月7日）。

[41] 参见Ahmed El-Tonsi，“Ottomans，Arabs，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November 17-23，2011。

[42] 参见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 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 54942Z（上网时间：2011年10月29日）。

[43] 参见W.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上网时间：2011年11月7日）。

[4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

叙利亚危机

——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叙利亚危机已成为当前中东最具爆发性的地区热点。相比于其他政局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危机外部干预色彩最为明显。这种外来干涉的最终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推翻巴沙尔政权。叙利亚的遭遇在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颇有典型性，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有助于认清当前新干涉主义本质与危害。

一 叙利亚危机：外力主导的国内危机

近年来，政权更替日趋成为西方大国谋求霸权利益的主要法宝。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2011年中东剧变则为西方大国提供了更大的试验场。这场剧变刚开始，西方媒体便抢先将其冠名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导。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替背后，暗藏着西方干预的阴影。而在叙利亚危机中，外部干涉的痕迹比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明显。[1]这场危机表面是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或者说是不同教派间的搏杀，实则自始至终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干扰。据“维基解密”称，自2006年启动“中东伙伴倡议”以来，美国就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2006～2010年，美国斥资600万美元培训叙利亚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分子等计划（包括在伦敦的“穆兄会”分支机构“正义与发展运动”）。许多美国智库还设有“叙利亚小组”或“叙利亚工作组”，用以同叙利亚反对派联系。[2]“叙利亚全国委员会”（CNS）多名领导人与美国“民主输出”机构有瓜葛。

2011年1月底埃及抗议升温、叙利亚国内抗议蠢蠢欲动之际，美国马上将大使罗伯特·福特派往大马士革，以加强对叙利亚民众抗议的“指导”。此外，西方还向叙利亚发动媒体战。2011年叙危机爆发前，“脸谱”网站和有关叙利亚博客上就出现呼吁示威的帖子，这些帖子都是在美国撰写、由美国人发布的。叙危机爆发后，西方媒体有意识地将巴沙尔政权界定为“独裁政权”，将反抗者定义为“民主运动”，而且只发布攻击叙利亚现政权的新闻（相当部分并不属实），对反对派恶行视而不见。

此后，随着叙利亚危机升温，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涉力度也随之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8月11日明确要求巴沙尔下台[3]，同时加大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扶持力度。据报道，中情局和美军特种部队在驻约旦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秘密培训叙利亚反对派，并向叙反对派提供了价值1.23亿美元“非致命性物资”。[4]中情局还帮助将3500吨军事物资从沙特和卡塔尔运往叙利亚。[5]2013年5月，美国指使欧盟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6月22日，美国等11国外长参加“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强调要向叙反对派提供紧急军事援助。

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才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直至与政府军分庭抗礼。然而，即便如此，反对派武装始终未能推翻巴沙尔政权。相反，2013年5月以来，叙利亚政府军节节胜利，战场形势日渐有利。眼见通过间接方式策动叙政权更替的“A计划”泡汤，美国索性从幕后转向台前，以8月21日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为借口，几欲实行对叙采取军事干预的“B计划”。目前，尽管“化武换和平”使战争阴云暂时散去，但美国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并无变化，未来仍会继续对其进行打压。

近十年来，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政权更替大体经历了三个版本：2003年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是“1.0版”；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实现“民主转型”是“2.0版”；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则属“3.0版”，即主要采取非暴力干涉，干涉失败后，转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西方的新干涉主义正在进入新阶段。

二 更迭叙利亚政权是美国既定中东战略的延伸

美国中东政策有多重战略目标，其中，确保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区大国崛起是两大互为因果的战略目标：中东其他国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反之，其他国家越强，以色列就越不安全。策动叙利亚政权更替，正是美国既定战略的延续和体现。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读。

首先是重构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确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设法颠覆和重构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版图，使阿拉伯国家日趋分裂、内耗，从而无暇、无力对付以色列。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并提到根据族群将叙利亚分裂为几个国家：东部将变成一个什叶派的阿拉维国家；阿勒颇地区变成一个逊尼派国家；大马士革将出现另一个与其北部邻国对立的逊尼派国家；德鲁兹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国家。1996年美国智库曾提出一份被称为“清晰的断裂：确保国土安全的新战略”的战略报告，首次公开提出颠覆萨达姆政权，并对巴勒斯坦、叙利亚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威慑。“9·11”事件前，小布什政府就将该问题提到优先地位。[6]“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进一步接受了夏兰斯基、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理论，主张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族群、部落、教派的断层带，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将该战略称为“创造性混乱”战略。2006年6月，国家战争学院的军官拉尔夫·彼得斯在《武装部队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上发表文章，描绘了一份重构后的“新中东”地图（见图1），认为为实现西方全球战略所构建的世界新秩序，中东出现冲突是必要的。[7]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张地图体现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长期目标。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行的“建设性不稳定”（constructive instability）政策，实际就是这种战略思路的翻版。该战略试图通过推动政权更替，乃至地缘版图重组，来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武力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对阿拉法特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及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推动政治改革，均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8]

图1 “新中东”地图示意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看似摒弃了小布什政府“武力+民主”的行为方式，实则无论目标还是手段并无变化。小布什时期成立的人道主义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等，在奥巴马统治时期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确立的中东伙伴倡议（MEPI），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2011年中东剧变的发生，以及美国政府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中东政治转型过程中或明或暗的干预，都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

叙利亚现政权无疑是美国实现中东战略的一大绊脚石。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发祥地，也是阿拉伯世界反以斗争主力军。叙利亚还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铁杆盟友，担负着连通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的纽带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眼中钉。2005年启动的“建设性不稳定”政策，就将叙利亚列为政权更替重点目标之一。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在叙策动政权更替，目的是让叙以签署打折扣的和平协议，甚至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将其分裂成彼此冲突的几块。[9]

而叙利亚教派的弱点正好被西方充分利用。叙2300万人口中，逊尼派占65%，阿拉维派至多占15%，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德鲁兹派信徒、伊斯玛依派信徒、库尔德人等。巴沙尔政权属于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尽管阿萨德政权主张世俗化，刻意淡化教派分界，竭力将阿拉维派整合进“穆斯林”范畴[10]，但“教派林立”毕竟是叙一大弱点。2011年叙利亚危机升温后，美国等外部势力刻意制造教派冲突，试图借此加快叙政权更替，乃至肢解叙地缘版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通”托马斯·弗里德曼公然宣称，对叙利亚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实现某种事实上的“分区而治”：主要由阿拉维构成的亲阿萨德叙利亚人控制一个区域；逊尼派和库尔德叙利亚人控制剩下的区域。[11]这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在中东长期扎根，才能使以色列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此外，更迭叙利亚政权，还可削弱宿敌伊朗的势力范围。[12]《纽约时报》直言：“打击叙利亚是对付伊朗的最好办法。”[13]

其次是削弱中东国家的政治自主能力。防止地区性大国崛起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政策目标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尽可能扶弱抑强，容忍、扶植那些体制落后的亲西方国家，打压那些综合实力较强、又不肯臣服西方的地区性强国，最终使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认可、追随土耳其和萨达特后的埃及，在技术和军事上逊色于以色列。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早年的英法殖民者，还是二战后的美国，其“经略中东”的基本思路相似，都是鼓励、扶植中东国家内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竭力避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由于统治基础孱弱，这些统治者只有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在其国家中的种种利益，从而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由此不难理解，中东为何会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保留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些国家在中东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总是自动与西方结盟。[14]

这一政策的另一面，就是遏制中东地区的政治自主能力，重点打压那些相对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冷战时期，美国政策重点是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扩张，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包括纳赛尔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对萨达特的国家民族主义更是大加赞赏。但当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威胁消失后，这些民族主义政权便成为美国控制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美国过去可以容忍的政权，便逐一成为打压、颠覆的目标。

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压就属于这种情况。叙利亚在中东属于中等强国，其政治体制基于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军队的绝对忠诚，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政权，不同于沙特阿拉伯甚至埃及的政权，它“并不是在社会上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自身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的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15]。就叙利亚而言，它奉行“统一、社会主义、自由”的强国之策；领导人巴沙尔威望较高，得到约70%民众支持[16]；各教派相安无事，国家认同高于教派认同；妇女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叙利亚几乎就是中东世俗国家的典范。巴沙尔政权在各种外部势力联合打压下屹立不倒，充分说明这种政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对美国来说，这种“政治典型”正是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东集中打击的对象：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阿拉伯民族自决和资源国有化，主张世俗政治，遏制教派间斗争的力量。

2011年中东剧变为西方乘势在叙策动政权更替提供了难得契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中东波”，目标并不是在中东实现民主，而是借机整肃中东政治秩序，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西方对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而西方干预行动中最重要一环就是摧毁那些抵制这一战略的国家和政治力量，在那些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国家（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2011年10月西方在武力推翻卡扎菲统治后，集中力量在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叙利亚危机实际是利比亚政权更替政策的延续。可以想见，如果巴沙尔政权倒台，伊朗必将是下一个政权更替对象。[17]

三 叙利亚危机为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

叙利亚地处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是各种地区问题的交会点。而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安全稳定器”作用。西方为一己之私，在叙策动政权更替，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使叙利亚局势日益动荡，而且其外溢效应也使整个地区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阿拉伯世界日渐失去联合自强的“最后火种”。阿拉伯世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完全有潜力成为世界有影响力一极。但一战后英法将该地区分成若干小国，由此导致阿拉伯世界孱弱无力，难以阻挡外部干涉。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唯一出路就是尽可能联合自强，对内加强政治团结和经济一体化，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

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叙利亚发挥重要的正向作用。一方面，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都是叙利亚人，叙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政策纲领是“统一、社会主义、自由”，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阿拉伯民族团结”[18]。另一方面，叙利亚还是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忠实践行者。1958年，叙利亚曾与埃及实现短期合并。1970年上台的阿萨德同样高举阿拉伯统一大旗，他曾指出：“阿拉伯统一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是永恒的历史真理，是阿拉伯力量的源泉，它还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争取与世界上其他人民平等相处的斗争。”[19]巴沙尔尽管不像其父那样高调，但政策主张中仍保留了“阿拉伯属性”和“反以”两大特征。这使巴沙尔政权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即使连续两年多的内战也未能动摇。据卡塔尔基金会2013年9月民调，有46%的叙利亚民众认为巴沙尔是“好总统”，55%的民众不愿巴沙尔下台，68%的民众不赞同阿盟对叙制裁。[20]

然而，内外势力的联合干涉使叙利亚由治到乱，元气大伤。一是人员伤亡惨重。据联合国难民署2013年9月3日公布的报告，逃往邻国的难民人数超过200万，难民人数一年增加近10倍，还有400多万人因战乱离开家园，背井离乡的人口总数已达620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二是经济损失巨大。从2011年3月到2013年3月的两年间，叙利亚内战毁损了9000多栋公共建筑，公共部门损失超过150亿美元。前叙利亚计划部长Abdullah al-Dardari估计，叙经济由冲突前的年均增长6%到现在下降35%，GDP损失超过40%，外汇储备由战前的170亿美元降至40亿美元，失业人数由50万升至250万，叙镑与美元兑换比例由47∶1升至200∶1，西方制裁使叙石油业每月损失4000万美元。[21]联合国报告称，2012年叙利亚GDP同比下降29.1%，失业率达35%。如内战持续，2015年底失业率将超过60%。叙利亚从安详稳定的政治绿洲日渐变成人间地狱。由此使阿拉伯世界正在失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保留地。

在这一过程中，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西方结成“神圣同盟”，在西方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能力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另一家卡塔尔电视台宣称“巴沙尔背板了穆斯林”，呼吁进行宗教对抗。这些海湾国家对叙利亚局势“人为的黎巴嫩化”承担一定责任。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指出：“如果阿盟为巴勒斯坦所作的能达它为叙利亚的民主化所作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国了。”[22]从美国的中东战略角度看，叙利亚由治到乱、元气大伤，再加上海湾地区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引狼入室，恰恰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火种正在中东逐渐熄灭、美国重构中东地缘版图战略的日渐成功。

其次，中东政治转型异化，“主义之争”演变为“教派之争”。外部干涉不仅使叙政治纷争演变为全面内战，还极大地改变了中东政治转型的议题和方向。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原本带有反权贵统治、反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依附西方的历史进步性，是阿拉伯民众对原有政治、经济路线的否定，其最终目的本应是寻求替代性的治国理政新思路。但叙利亚危机的持续发酵，将这种正常的“主义之争”，演变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教派冲突。

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一战后英法殖民者匆忙建立的新国家。欧洲殖民者最初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教派构成，造成跨界民族、教派现象明显，不少民众的教派、部族认同意识，明显高于国家认同意识。这种原生态的教派意识，随着中东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相继失败而日渐强大：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2011年中东剧变更意味着国家民族主义的破产。而世俗威权政体的垮台，往往会使教派政治大行其道。2003年萨达姆垮台后，伊拉克很快陷入教派政治/冲突，周边国家也将鼓励教派认同作为安全举措，纷纷向与本国属性相似的教派提供资金乃至武器支持。[23]2011年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同样面临部族政治/冲突问题。

叙利亚危机引发的教派冲突更具爆炸性和传染性。叙教派构成复杂，巴沙尔政权又是少数派统治，1982年老阿萨德曾对哈马城的逊尼派造反进行过屠城。因此在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看来，“阿拉伯之春”为重塑后殖民时代的中东地图提供了难得机会，而推翻阿拉维背景的巴沙尔政权则是重要组成部分。叙利亚萨拉菲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多教派共存的方式，宣称“这种神圣抵抗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叙利亚国土从卑鄙的阿拉维派手中解放出来，使逊尼派从被压迫状态解脱出来”。[24]

叙利亚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且国内冲突明显是外力推动，因此叙利亚危机引发的教派冲突，很快就演变为地区性教派对峙，形成“逊尼派vs.什叶派”的教派政治格局。叙利亚逊尼派反叛势力得到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大力支持，其目的不是建立多元民主政体，也不是创建多教派并存国家，而是重绘中东政治地图，扩大和建立“逊尼派地缘政治弧”，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25]哈马斯过去一直是叙利亚和伊朗的地区盟友，伊朗每月为其提供2000万美元及各种武器，但叙利亚冲突升级后，哈马斯与巴沙尔政权日渐疏远[26]，转而投向埃及、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怀抱。[27]什叶派国家和势力则力挺巴沙尔政权。伊朗更是不遗余力，为巴沙尔政权提供了大量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伊拉克什叶派背景的马利基政府，担心逊尼派在叙掌权对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不利，因此表面宣称不干涉叙利亚内政，实则站在巴沙尔政权一边，允许伊朗利用其领空援助叙利亚，同时对什叶派武装人员赴叙参战睁一眼闭一眼。[28]黎巴嫩真主党同样力挺巴沙尔，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坦直言：“叙利亚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因此抵抗不能停止直至打碎极端逊尼派分子的脊梁。”[29]有报道称，真主党派遣了8000多名士兵参加叙利亚内战。[30]

叙利亚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敌对态度日益加深，重新点燃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的教派热情，并由此引发什叶派大国伊朗与逊尼派大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之间的直接冲突和较量。“在伊斯兰教1400多年历史中，曾经周期性爆发的教派对立再次隆隆而来。”[31]叙利亚危机已演变为一场“文明内的冲突”[32]。而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中东维系统治的前提之一，就是地区国家/势力内斗不断。叙利亚危机导致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升温，客观上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再次，落后保守势力在中东日渐占据主导。中东动荡之初，发生政权垮台或政局动荡的国家，大多是亲西方国家（如突尼斯、埃及、也门等）或保守势力主导的政权（如巴林动荡），由此使西方在中东影响力日趋下降。为扭转不利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干预力度。一方面，他们力挺中东的亲西方国家，尽可能保住这些政权（如沙特阿拉伯、巴林等），如果当权者大势已去（如穆巴拉克政权），美国便顺水推舟，借以赢取民心，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试图将这些国家继续留在西方体系内。另一方面，对叙利亚等不肯臣服西方、强调自主发展的地区国家，美国则借机大举挞伐。而海湾国家由于自身结构异常脆弱，为保证政权生存，必须让邻国也变得脆弱，因此它们积极地参与打击利比亚、颠覆叙利亚的干涉行动。

这种内外联合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地区进步势力遭到削弱，而保守势力则日渐站稳脚跟，声势日壮。摩洛哥暴动很快被扑灭，媒体甚至未进行大量报道；巴林民众抗议遭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却并未激发美国抗议。突尼斯在本·阿里倒台后，政权落入更加亲西方人士之手，该国南部成为英国、法国和卡塔尔等国向利比亚输送武器和雇佣兵、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中转基地。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也转而成为向叙利亚输送武器和武装人员的前进基地。可以想见，如果叙利亚政权垮台，中东落后保守势力势必影响更大。近60年来，中东在经历了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布迈丁治下的阿尔及利亚、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之后，可能迎来的是沙特等海湾君主国主导的保守主义时代。

地区保守势力上升对美国显然不是坏事，中东保守势力一直是美国应对工会、左翼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帮凶和仆从。但对中东国家来说，地区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意味着中东主流意识形态日渐退化。当年民族解放运动后出现频率颇高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经济自立”等事关国家安危的顶层话语，在中东剧变后逐渐被“民主还是独裁”“世俗还是宗教”等次级话语取代。中东统治精英越是纠缠于“是否实现民主自由”“是否应实行沙里亚法”等细节性问题，他们便越可能忽略那些对国家繁荣富强真正重要的东西——地缘政治、国家稳定与经济独立自主。

最后，恐怖主义势力更趋泛滥。叙利亚陷入动荡后，“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公开呼吁穆斯林发动“圣战”，推翻巴沙尔政权。境外宗教极端分子纷至沓来，将对叙作战视为“新版阿富汗圣战”。而西方为尽快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惜纵容、利用极端宗教势力。西方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支持伊斯兰武装组织对政府大楼发起多起恐怖袭击。[33]叙利亚逐渐成为全球圣战分子的目的地。[34]叙新闻部长祖阿比在2013年4月称，在叙作战的武装分子中，外国人超过80%，分别来自29个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坦承，叙境内可能有800～1200个反对派武装，其中15%～25%的武装团体是“坏家伙”。[35]简氏防务咨询机构称，叙境内约10万名反对派，其中近半数是极端分子。德国情报部门称，叙境内90%以上爆袭事件是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势力所为。2013年4月10日，叙反对派武装中战斗力最强的“胜利阵线”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9月25日，又有13个叙反对派组织宣布加入“胜利阵线”，叙境内恐怖势力日渐壮大。2014年6月“伊斯兰国”横空出世，同样与叙利亚局势持续有关，中东极端组织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美国纵容恐怖势力不啻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年美国在阿富汗扶植伊斯兰武装分子，结果使阿富汗成了极端势力发源地，美国最终自食其果，遭受“9·11”恐怖袭击；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该国由治到乱，成为恐怖主义的新天堂和输出地；2011年西方为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纵容极端恐怖势力壮大，最终招致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遭袭身亡。当前，西方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纵容恐怖势力，后果将更加危险而严重。叙利亚地处中东地缘政治中心，若恐怖活动泛滥，则不仅危害本国民众安全，还会与地区恐怖势力联动，威胁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叙利亚还是中东屈指可数的化学武器大国，一旦出现“恐怖主义+化学武器”的结合，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威胁将成倍放大。2013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就警告说，西方将为在叙利亚支持恐怖势力付出惨重代价。[36]如果反对派武装推翻现政权，将产生多米诺效应，给中东地区造成数十年的动荡。[37]2013年8月，美国因担心遭受恐怖袭击，史无前例地关闭了西亚北非地区近二十家使领馆。而2014年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给中东和西方造成极大的安全威胁。

四 结论

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体系日趋失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发展中国家冷战期间左右逢源的回旋空间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日益成为西方大国围堵、制裁乃至军事打压的对象。近些年，国际力量“南升北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等因素，使西方主导世界的能力有所下降。即便如此，西方大国霸权野心并未消退。在“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们更多运用“软实力”和“巧实力”，[38]通过间接手段或低烈度军事干预策动政权更替，以实现地缘扩张目标。2011年中东剧变为西方实施这种新干涉主义提供了巨大试验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背后，几乎都有外部干涉痕迹，叙利亚危机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参见Mostafa Boroujerdi，West’s Policy Is to Sow Discord among Muslims，Iranian Diplomacy网站，May 15，2013。

[2] 参见Aisling Byrne，A Mistaken Case for Syrian Regime Change，Asia Times Online，January 5，2012。

[3] 参见Jason Ukman and Lizsly，Obama：Syrian President Assad must Step down，The Washington Post，2011，August 11。

[4] 参见Liam Durfee，Implications of Chemical Weapon Use on U S. Aid Decision，May 1，2013，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yria-update-implications-chemical-weapons-use-us-aid-decision（上网时间：2013年9月30日）。

[5] 参见Peter Dale Scott，“Hawks，doves and pipeline politics in Syria”，Asia Times Online，June 19，2013。

[6] 参见F.William Engdahl，“Egypt’s Revolution.Creative Destruction for A ‘Greater Middle East’？”，Global Research，February 7，2011。

[7] 参见Mahdi Darius Nazeniroaya，“Plan For Redrawing the Middle East：The Project for a ‘New Middle East’”，Global Research，November 18，2006。

[8] 参见Robert Satloff，“Assess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Constructive Instability’（Part II）：Regional Dynamics”，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March 16，2005。

[9] 2013年8月下旬，“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四处游说，敦促美国尽快对叙动武，理由是如果叙使用化武不受“惩罚”，可能壮大伊朗攻击以色列的胆子。参见“McCain Urges Lawmakers to Back Obama’s Plan for Syria”，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8，2013。

[10] 参见Stephen Crittenden，“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How The Sunni-Shiite Divide Cleaves The Middle East”，August 22，2012。

[11] 参见Thoma s Friedman，“Arm the Rebel，Shame the Assad”，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6，2013。

[12] 参见Jane Powers，“Regime Change in Syria”，Antiwar.com，May 6，2013。

[13] Andrew J. Tabler，“Attacking Syria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ran”，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4，2013.

[14] 参见Bart Hesseling，“Qatar’s Trailblazing Diplomacy”，http：//arabsthink.com/2011/11/21/qatars-trailblazing diplomacy/（上网时间：2012年3月8日）。

[15] 〔美〕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17～218页。

[16] 参见Pepe Escobar，“Meet the ‘Friends of Jihad’”，Asia Times Online，June 5，2013。

[17] 在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争端中，外部势力已经对伊朗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利用社交网络动员伊朗民众；美国国务院要求推特推迟其需要中断服务的运行维护工作，以方便伊朗反对派的沟通；西方主流媒体也大量灌输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但由于伊朗政府应对得当，西方的“颜色革命”最终未能得逞。

[18]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著：《阿萨德传》，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3页。

[19] 《阿萨德传》，第122页。

[20] 参见Aisling Byrne，“A Mistaken Case for Syrian Regime Change”，Asia Times Online，January 5，2012。

[21] 参见Jamal Halaby，“Syrian Official：War Causes ＄15 Billion in Losses”，The Associated Press，July 6，2013。

[22]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29/c_125454544.htm（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2日）。

[23] 参见Mostafa Boroujerdi，“West S Policy Is to Sow Discord among Muslims”，Iranian Diplomacy网站，May 15，2013。

[24] Stephen Crittenden，“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How The Sunni-Shiite Divide Cleaves The Middle East”，http：//www.theglobalmail.org/feature/the-clash-within-civilisations-how-the-sunni-shiite-divide-cleaves-the-middle-east/349/（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2日）。

[25] 参见Robert Maginnis，“Syrian Conflict a Proxy war to Reshape the Middle East”，http：//www. humanevents.com /2012/08/07/syrian-conflict-a-proxy-war-to-reshape-the-middle-east/（上网时间：2013年9月20日）。

[26] 参见Nidal al-Mughrabi，“Hamas Says its Iran Ties Worsen over Syrian Civil War”，June 19，2013，http：//www.reuters.com /article/2013/06/19/us-syria-crisis-hamas-idUSBRE95I0W220130619（上网时间：2013年9月12日）。

[27] 参见Colin H.Kahl and Marc Lynch，“U.S.Strategy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Toward Progressive Engagemen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p.45。

[28] 参见Suadad al-Salhy，“Iraqi Shiites Flock to Assad’s Side as Sectarian Split Widens”，June 19，2013，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3/06/19/iraq-syria-militants-idINDEE95I0G920130619（上网时间：2013年9月11日）。

[29] Jefirey White，“Hezbollah’s Declaration of War in Syria：Military Implications”，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May 29，2013.

[30] 参见Victor Kotsev，“Atrocities，disunity threaten Syrian rebels”，Asia Times Online，May 31，2013。

[31] “A Climate of Change，Special Report”，The Economist，July 13，2013，p.4.

[32] Stephen Crittenden，“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How The Sunni-Shiite Divide Cleaves The Middle East”，August 22，2012.

[33] 参见〔加〕米歇尔·科塞多夫斯基著《揭秘叙利亚战争背后的西方之“手”》，禾田编译，译自《叙利亚：北约的下一场“人道主义”战争？》“前言”，http：//www.Global research.ca/Syria-nato-s-next-humanitarian-war/29234。

[34] 参见Elliott Abrams，“Syria’s European Jihadis，National Review Online”，March 28，2013。

[35] 参见Joe.Giambrone，“The Grim，Relentless March to War with Syria”，Global Research，September 7，2013。

[36] 参见“Syria’s Assad Says West will pay for supporting Qaeda”，Khaleej Times，April 18，2013。

[37] 参见“Rebel Victory will Destabilize Middle East：Assad”，Khaleej Times，April 8，2013。

[38] 美欧对阿拉伯革命的资金投入，远低于柏林墙倒塌后对东欧国家民主改革的资金投入，更低于其为前南联盟成员国的投入，根源就是美欧经济颓势极大影响了其投入水平。

Ⅲ 变化世界中的困顿与突围

对伊朗经济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伊朗伊斯兰革命迄今已经30多年了，检讨这段不算短的历史，经济成效是个绕不开的主题。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均居世界第二，人均耕地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国际商业传统也很悠久，按理说国家应该很富裕才对，但实际状况却如此不尽人意。从产业结构看，伊朗历经巴列维王朝、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以及当前改革派与强硬派对立时期，但始终未摆脱过分依赖石油出口的局面。[1]目前伊朗政府收入的80%来自石油出口，当周围许多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尽力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时，伊朗却越来越依赖石油收入。这使伊朗比任何中东国家都更多地承受着“石油魔咒”：经济发展深受油价涨落影响，政府财政收入难以预期，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尤其因依赖石油收入而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除出口石油外，伊朗几乎制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东西。目前能为伊朗赚取大量外汇的，除了石油，就剩下地毯、开心果和藏红花等农产品了。即使在石油工业领域，伊朗因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石油生产和加工能力落后，每年都不能完成石油输出国组织确定的配额，其汽油消费的40%甚至需要从国外进口，出现了“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从经济指标看，伊朗当前GDP比巴列维时期下降1/3，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当前，伊朗经济面临三大民生难题：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贫富悬殊。据官方统计，目前伊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在15%以上（实际超过30%），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4.5%的家庭只有一个人就业，3.7%的家庭完全靠社会救济。[2]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及相关答案，对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极有借鉴价值。

一 未完成的革命：经济困境的深层根源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伊朗从中东最世俗化的君主立宪制，骤然转向最传统、最保守的政教合一政体。一般来说，“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就在于它是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3]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看似是改天换地的颠覆性变革，实则只有政治政权和意识形态转型，而没有实现阶级统治的革命性变革。伊斯兰革命前，统治伊朗的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王室集团；而伊斯兰革命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传统色彩很浓的教士集团。本质上说，这不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因而不涉及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这种不彻底的变革，从一开始就为伊朗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因经济而起，但经济因素无疑是加剧巴列维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4]事实证明，在伊斯兰世界中，哪国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发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至泛滥。某种程度上，正是一国经济建设的不成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同样是对此前经济模式失败的文化和民族主义式的反应。[5]有意思的是，伊朗的宗教阶层利用原政权的经济困顿的“负面合法性”登上政治舞台，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是政治-文化性的，而非经济性的，[6]其主要旨趣不在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而在于如何构筑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和追求社会公正。综观该国伊斯兰学者的理论纲领、著作及言论不难发现，其中着墨最多的，便是对“伊斯兰发展模式”合理性的论证，以及探讨怎样将伊斯兰原则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嫁接和融合。一旦涉及社会经济问题，则语焉不详，除了几条原则性纲领，少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复兴方案。[7]

从深层看，伊斯兰教实际是一种第三世界宗教。它作为伊朗新政权的立国意识形态，历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因而该意识形态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强调坚定信仰的重要性，体现到社会发展观上，就是强调价值本位。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经济实力与财富并不是获得政权的必要前提。“穆斯林”的称号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服从，这种服从能够带来真正的回报，并会因虔诚信仰和按安拉意愿行事而感到满足。[8]霍梅尼就认为，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必须更强调安拉信仰，而不是物质因素。他还说，革命的目的是弘扬伊斯兰，而不是更便宜的瓜果。[9]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这些，因为他的最后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10]这种政治价值观，使伊斯兰政权的很多领导人看起来更像不事俗务的政治清流。他们在谈论和处理政治和文化问题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面对复杂烦琐的经济问题时却茫然失措，捉襟见肘。霍梅尼如此，内贾德同样如此。

从策略角度看，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相比，经济建设更多的是一种事务性和连贯性的工作，它不可能凭借几句响亮的政治宣传和精神说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着力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拓，手段简单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这使得大部分伊斯兰政权的当政者倾向于避重就轻，强调政治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而回避、忽略或简单化地处理经济发展问题。

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考察表明，现代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国家政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少数精英的利益，还是多数民众的利益。伊斯兰革命前，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本质上是个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它代表的是王室和亲信等少数人，乃至某些西方大国的利益。这使其大张旗鼓推动的现代化很容易演变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种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而且危害也很大。[11]伊朗“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家族及其亲信大臣，以政治特权谋取暴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金融时报》开出的一份王室家族插手经济的清单，国王、他的姐妹和王亲国戚至少在105个企业的财政上插了一脚，合股经营了17家银行和保险公司，25家冶金和矿山公司，近50家建设公司和食品厂。此外，巴列维家族还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及其相关产业，并在许多工厂拥有股份。[12]权贵化的现代化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的私囊中，并导致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乃至最终爆发伊朗伊斯兰革命。

但吊诡之处在于，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并非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而是代表传统生产方式的教士阶层。在伊朗传统社会中，神职人员阶层（如伊玛目、乌里玛、毛拉等）政治上制衡王权，经济上拥有大量财产和土地，还掌握着精神话语权，属于典型的利益既得集团。[13]直到巴列维国王大张旗鼓进行“白色革命”，倡导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才使神职人员至高无上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日益丧失；而土地改革则直接威胁到了拥有大量捐赠财产的宗教集团利益，由此导致教士阶层与王室集团反目成仇，水火不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宗教集团卷土重来，并借政权力量巩固和加强其原有经济地位。1980年，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通过“土地分配法案”，重新分配土地。到1988年，土地转让委员会把60万公顷贫瘠地、15万公顷荒地分给农民，而土地原主人接到51.5万公顷的地契。[14]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斯兰政权打着恢复“社会公正”的旗号，没收巴列维王朝和国王的个人财产，并建立诸多基金组织，用来管理查没的财产。经过几十年掌权，伊神权政权内部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伊朗经济牢牢掌握在毛拉政权手中，几乎所有业务都直接间接地经过宗教精英之手。据统计，伊大约有120个宗教基金组织。这些基金组织树大根深，控制了石油、建筑、航空、金融、汽车、食品、电子产品进口等所有赚钱行业。强大的基金组织动用政治关系来抑制竞争，从而使大部分社会财富流入了这些垄断半垄断机构的囊中。如“伊玛目礼萨基金会”，拥有霍拉桑省90%的可耕地；“被压迫者与自我牺牲者基金会”拥有的企业资产高达120亿美元，雇员超过40万，年营业额甚至超过整个国家的税收。据估计，伊斯兰基金组织控制着大约90%的现代工业和剩余经济的60%。[15]这些经济组织初衷是救济穷人，共享财富，但在实际操作中，成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真正从中大发横财的主要是担任高层主管的神职人员及其家人。经济史学家奥尔森认为，这种特权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6]换言之，唯有打破这种垄断性利益集团，才可能使社会真正回归公平，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否则，一切改革都只能是扬汤止沸。

与此同时，政府实现社会公正主要靠配给、经济管制等非经济手段，结果导致配额商品成本远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几乎没有动力去增加产量，制造业也因价格管制和外资短缺的双重束缚无力发展壮大。在管理混乱和官僚控制下，企业要想获利只有靠权力介入市场，因此伊朗经济效益最好的都是具有官方背景、带有垄断经营性质的国有或基金会下属的企业。这种管制经济极大地窒息了社会经济活力，使没有权贵背景的民间资本很难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普遍对生产性长期投资缺乏兴趣，而更多喜欢从事与商业、服务业相关的非生产性投机活动。[17]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使政府汲取税收的空间大幅减少，最终不得不加重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而石油工业作为一个封闭性很强的部门（雇工很少、从国外获取技术、产品用于出口），其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18]同时，经济不景气直接影响了社会就业，普通民众要么难以就业，要么就业也只能拿很低的工资，由此使伊朗经济陷入一种日趋黯淡的境地。

二 不彻底的改革：经济路线调整进退两难

为突破经济困局，伊朗领导层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改革谋变，探索经济改革之路。归结来说，主要尝试了两种办法：一种是以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为代表的、强调效率的自由市场改革路线；另一种是以内贾德为代表的、强调公平的经济管制路线。但因未能触及权势集团，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担任总统）是伊朗革命后首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领导人。他的执政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奉行精英治国；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产业多元化；外交上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在他任内，伊朗制定了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限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经济指标有了明显提升。1988～1993年，伊朗GDP年均增长8%，同期石油产量也由1988～1989年度的260万桶/日，上升到1992～1993年度的390万桶/日。[19]这为政府发展新产业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遭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反对，而拉夫桑贾尼也不愿冒险与其对抗，导致产业多元化改革半途而废，只能继续依靠石油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疲软，伊朗经济遭受重创，经济繁荣就此终结，伊朗更加依靠出口石油偿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夫桑贾尼推行的改革路线代表的是少数政治新贵的利益，因此伊朗经济没有走向繁荣，但并不影响与该政府关系密切的权贵借机“先富起来”。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大搞裙带风，其家族成员及门徒在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大肆攫取国家财富，公开参与一些有利可图的产业，并迅速变成伊朗富豪。例如，伊朗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心果出口国，而拉氏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开心果经销商，伊朗有种开心果的品牌就叫“拉夫桑贾尼”。在拉夫桑贾尼执政期间，伊朗首次出现“高干子弟”一词，专门用来描述高官家庭成员借机牟利的现象。[20]

1997年上台的改革派人士哈塔米起先在经济改革方面也雄心勃勃。他主张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放松管制，加强与外部经济联系。但伊朗垄断企业大都属于高层官员或被其掌控，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拒绝放弃现有特权。哈塔米经济改革措施难以实施，只有极少数得以完成。同时，在“改革”中，哈塔米为首的政府精英与前任一样，也是先中饱私囊，把大部分石油财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使既存的贫富分化问题越发严重。[21]

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持续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简单的经济自由化和有限改革，并没有提高伊朗经济效率。除了让改革者“先富起来”之外，伊朗经济困境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内贾德上台后，摒弃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路线，致力于追求公平。其政策源流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初期。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社会公正”是伊斯兰新政权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22]霍梅尼经济思想的中心就是追求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实现公平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在他设想的完美的伊斯兰社会中，正义将主宰一切，穆斯林将完全平等。[23]而2005年上台的内贾德，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霍梅尼的平民路线。他本人生活简朴，以“平民总统”自居，严禁政府成员搞特权，并带头率领部长们降薪。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政府明显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许诺要“斩断操纵伊朗石油工业的幕后黑手”，“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增加下层劳动者工资和对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力度，扩大医疗保险范围，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等等。他甚至设立了总额13亿美元的“爱情基金”，专门用于帮助贫穷的年轻人寻找工作和结婚。

内贾德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煞费苦心，但经济绩效仍然提升乏力，内贾德施政第一任期内，伊朗经济基本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局部恶化迹象。一是通货膨胀率不降反升，2008～2009年度伊朗通胀率从上任初的15%增至30%；二是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中期伊朗公布的官方失业率为11.9%，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4%，而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三是继续依赖石油出口，内贾德自己也承认，经济问题是其执政的最薄弱环节。

内贾德经济政策不成功的最主要根源，仍是未触动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受阻的结构性问题，即权势集团尾大不掉。内贾德虽非宗教人士出身，自身也非常清廉，但他本人是保守派，上台靠的也是宗教集团支持，因此他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保守派在各个系统的势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关系领域，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在生产资料中占据主导，谁就必然在财富分配领域获得最多。内贾德纵然强硬，也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在不触动权势集团利益和现行分配格局的情况下，内贾德只能在分配和消费等下游领域和“边边角角”地方打转转，利用手中掌握的新赚得的石油收益，推行“撒钱”式的惠民政策，这样做只会造成更多更大的问题。

首先是掏空了经济长远发展潜力。内贾德上台时正赶上油价暴涨，油价连续5年年均上涨30%，2008年油价为2003年的3.5倍，伊朗因此赚得盆满钵满。2007～2008年度伊朗石油收入大约为800亿美元，比哈塔米第一任期4年总和还多，这本可为伊朗调整产业结构提供良机，但内贾德为兑现“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餐桌上”的承诺，将大量石油收入直接用于政府补贴，如住房、就业、面包、大米、药品、汽油等。据IMF统计，伊政府补贴和公益开支2005～2006年度为98万亿里亚尔（约合110亿美元），2008～2009年度增至252万亿里亚尔（大约250亿美元），占当年度财政开支的28%。[24]这种“输血式”惠民，虽为内贾德政府赢得亲民的好口碑，但使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伊朗的长远经济潜力。根据法律，政府本应将多余石油财富存放于“石油稳定基金”（OSF），以实现丰存歉补。但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内贾德解散了负责监管该基金的委员会，多次动用该基金用于政府开支。因此尽管油价不断上涨，但该基金实际数额却不断下降。一旦国际油价回到早期水平，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可能因拥有庞大主权财富基金而防患于未然，而伊朗可能面临直接威胁政权生存的经济危机。[25]此外，政府将大量收入用于补贴，无形中减少了对生产领域的投资，使产业结构得不到有效提升，多数民众仍然没有就业机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的贡献者和生产者，而依旧是依靠政府救济的乞食者和寄生者。

其次，“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政策，非但未实现均贫富，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政府进行全民补贴的本意是让穷人受益，但实际上70%的补助被占社会30%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享有。[26]这不难理解。举个例子，政府花费巨资进行汽油补贴，但实际拥有汽车（特别是大排量汽车）的多数是有钱人，因此汽油补贴的好处大部分被富人所占有。此外，在基本消费品（如食品、住房）总量相对给定的情况下，大量增加用于消费的货币量，势必要引发物价快速上涨，加剧通货膨胀。据伊央行报告，2008～2009年度伊通胀率高达30%，其中食品类商品年通胀率达到50%，房价增长甚至达到“历史性的”125%。[27]高通胀和失业率抵消了民众从政府补贴计划中所获的大部分好处。结果，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政府却花光了大部分财政盈余，甚至连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石油稳定基金”也花费殆尽。这表明，要想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仅对穷人怀有同情或廉价恩赐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任何亲民政策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历史上，很多国家统治者都曾试图在不触动特权集团利益前提下，解决多数人的民生问题，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这样，伊朗经济改革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改革派设法提高经济效益，效率没提高多少，却加剧了分配领域不平等；保守派矢志实现社会公正，但公平问题未解决，效率也出了问题。这种困局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常面临的发展怪圈极其相似：抑兼并（提倡平均）则“国富民穷”，不抑兼并（倡导效率）则“国与民均贫，而官先富”。[28]伊朗当前就同时面临“做大蛋糕”与“分配蛋糕”的双重难题。

三 走出发展怪圈

在20世纪很多发生过社会革命的国家，其权力和自主性远超过革命前的状态，如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征服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中国革命后也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强国。[29]相比之下，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更像一幢未完成的大厦。表面上看，当前的伊朗处在革命30多年来最强大的时期——国际高油价使石油美元滚滚而来，国际地缘政治地位改善使其外交政策（包括核外交）咄咄逼人，但这更多是客观因素使然，其实际经济状况却依旧在原地徘徊。

究其根源，无论是伊朗的王权还是教权，都不代表先进阶级与先进生产力，因此他们实际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立新社会的大厦。[30]这使其经济发展始终难以摆脱周期性循环的怪圈。若干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深刻地揭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这种周期性特点：“市民富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二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31]在不改变统治阶级性质以及服务对象的情况下，无论是强调效率还是公平，无论推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统治集团都将是最大受益者，而试图在不触动现行结构情况下谋求效率或公平，到头来都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前，伊朗各政治派别都认为，伊朗经济需要痛下猛药，甚至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求政府率先搞好经济。但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伊朗经济始终难以摆脱过度依赖石油的窘境。[32]某种程度上，内贾德的上台以及其立足民众、大刀阔斧的内外政策，成为伊朗铲除积弊，恢复革命生机的最大希望。但由于其对伊朗经济症结所在认识不清，导致其推行了一种“撒钱式”惠民政策，这使其在试图解决部分问题时，又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境，无非靠两种途径：一是效仿当年的西方国家，靠外部殖民掠夺和剥削他国来弥补国内财富不足。伊朗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二是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坚持“政权为多数人服务”的立场，打击那些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妨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既得权势集团。伊朗要真正实现地区崛起梦想，舍此别无他途。

[1] 参见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30，2008。

[2] 参见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2009。

[3] 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5页。

[4] 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5] Jahangir Amuzegar，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I.B.Tauris & CO.Ltd.Publisher，1993，p.16.

[6] 参见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7] 参见Jahangir Amuzegar，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1993，p.18。

[8] 参见Rodney Wilso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and NewYork，1995 p.99。

[9] 参见Jahangir Amuzegar，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I.B.Tauris &Co Ltd Publisher，1993，p.17。

[10]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恩斯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84页。

[11] “权贵资本主义可对经济发展产生多种危害：一是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某些特权集团在没有安全风险的前提下获取高额利润回报。二是经济行为短期化。裙带体系导致经济发展依靠个人关系和政府官员，因此投资者很难进行长期投资。三是加剧贫富分化。权贵集团获得高额利益回报，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财富的减少，因此它不利于国民收入公平分配。参见Stephen Haber，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ny Capitalism，Hoover Press，p.xi。

[12] 参见〔奥〕海因茨·努斯鲍默《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倪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第75～76页。

[13] 巴列维王朝恢复的1906年宪法中规定：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派教义为伊朗国教，只有该派信徒才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国王有义务弘扬十二伊玛目教义，并在精神上寻求宗教学者的帮助。1907年宪法补充条款还明文规定，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只有经过由5名高级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组成的立法监护委员会审核才能生效。虽然这些条款未得到认真执行，但毕竟肯定了宗教阶层的至高无上地位。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10页。

[14] 参见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367页。

[15] 参见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16] 参见《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第55页。

[17] 参见《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第369页。

[18] 参见《全球分裂》，第705页。

[19] 参见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20] 参见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21] 参见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pp.15-26。

[22] 参见Bijan Khajehpour，Iran’s Economy：Twenty Years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in John L.Esposito and R.K.Ramazani，eds.，Iran at the Crossroads，PALGRAVE，2001，p.109。

[23] 参见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15页。

[24] 参见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2009。

[25] 参见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30，2008。

[26] 参见《国家强硬掩盖下伊朗百姓：多项补贴被砍生活困难》，中国网，2009年11月5日。

[27] 参见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2009。

[28] 参见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4～55页。

[29] 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

[30] 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脚注。转引自马福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阿拉伯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第41页。

[32] 参见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2009。

解读伊拉克民主化困境的三个维度

——发展模式·政治结构·价值体系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成为美国精心打造的“中东民主样板”。而伊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其政治重建进程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美国“民主改造战略”的前景。当前表面上看，伊拉克由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但实际情况远不那么乐观。

我们知道，任何政体中政治和制度的特征，很大程度上都是其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产物。[1]正如美国中东问题学者托马斯·奥尼尔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2]。民主化总是在特定客观环境中展开的民主化，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差异。因此，外部力量固然可以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外力作用归根到底还要受内部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就伊拉克而言，美国的推动固然使其民主化进程实现了“超常规发展”，但困扰民主发展的诸多结构性难题却始终难以超越。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伊拉克民主重建进程将漫长而艰难。具体地说，伊拉克的民主转型存在三大困境。

一 严重依赖石油的传统经济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成熟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将决定政治制度特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也认为，“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3]。李普塞特、亨廷顿等西方知名政治学者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4]尽管这些观点和判断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的归纳推理，存在着被证伪的可能[5]，但总体来看，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因果链条确实清晰可见。

那么，经济发展怎样影响民主政治呢？笔者进一步认为，对一国的民主发展而言，经济富庶与否固然重要，但涉及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源占有和分配方式更为关键。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专业分工，并最终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横向生产关系，以及大量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经济交往和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促使素不相识的民众萌生出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并由此促进现代公民观念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基于此，达尔认为：“多元民主只有在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才能持久生存；它在非市场经济占统治的国家中不能持久。”[6]

相反，传统生产方式因其生产关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以致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彼此隔绝。对他们的生存来说，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为重要。这种传统性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也是传统式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7]在非市场化条件下，这种分配稀缺资源的任务往往由国家承担。为此，政府就需要制订、实施庞大的经济计划，而“中央计划经济总是同独裁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8]。因此，总体看，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不利于现代民主的开展。

而伊拉克发展模式便是一种传统色彩浓厚的“食租型经济”。这种发展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石油的严重依赖。据悉，该国几乎所有的公共和私人收入都来自石油；石油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人人都依靠国家补贴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根据美国中情局《世界实用手册》，伊拉克2003年的GDP大约为380亿美元，而其中石油出口额为300亿美元。这足以说明其他产业在伊拉克所占比例之小。大而言之，这种严重依赖石油的经济模式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十分普遍。[9]这种“石油食租国”的特殊性在于，仅从GDP或国民收入判断，它们早已超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其生产关系结构依然是传统式的。“大量的石油储备提供了一条致富的途径。使之无需经过工业化、分工专业化、提高教育水平等（发展阶段）。”[10]

由于国家控制着巨额的石油财富，使这些国家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其进行分配，而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自下而上的公民纳税。[11]因此，这种经济模式实际是一种庇护-附庸型的垂直生产关系。这种发展模式对该国民主发展并无好处，因为附庸制（clientelism）是“社会缺乏有机联系的产物，它往往维持了社会的分裂和无组织状态”[12]。有分析家曾指出的，“石油租金的存在，加深并扩大了业已存在的以国家为中心、进口替代性的内向型经济政策。同时，石油收入还使19世纪以来独裁和专制统治的有害传统遗产得以继承”[13]。

这样，在西方国家是“无代表”便“不纳税”，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而在中东产油国则是“不纳税”便“无代表”，石油美元束缚公民社会的发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只有一种政治财富（伊拉克是石油，而巴勒斯坦是捐赠人）支撑整个经济时，就会产生微妙的效应。中央财政部的统一分配并不会威胁传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石油的提炼、运输和销售并不需要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相反他们可能会固执地坚守各种中世纪的行为习惯”[14]。因此，伊拉克民主化看似鼓舞人心，但实际很难成为阿拉伯世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产油国除外）和世界其他地区民主化成功的先例。

二 种族、教派特质的政治结构

一般来说，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更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政体，而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严重分化与相互冲突的亚文化，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15]中东地区民族宗教构成十分复杂[16]，这在伊拉克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民族构成看，伊拉克包括了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犹太人、土库曼人等；从教派构成看，有伊斯兰逊尼派、伊斯兰什叶派，以及少量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由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版图引发的种族矛盾和教派矛盾，成为始终笼罩伊拉克的结构性难题。

追根溯源，乃是因为伊拉克是个不成熟的“人造”国家。它在英国实行委任统治时期建国，并由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三大地区拼组而成，连名称都是英国起的。因此，从表面上看，伊拉克领土、主权、政府、人口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俨然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但国内不同种族之间历史和政治目标迥异，民众的忠诚对象是诸如伊斯兰、阿拉伯主义、部族、血缘和家庭等传统性内容，相比之下，对国家的认同不仅十分陌生，而且在许多时候也十分脆弱。这些居民与国外同宗同教者的亲密程度，远大于彼此间的政治亲缘。大而言之，这种现象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普遍存在。“虽然西方形态的疆域国家出现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国家观念，连同由对其认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依旧很陌生。”[17]

在英国统治、费萨尔王朝，乃至复兴党统治时期，伊拉克从未真正完成整合伊拉克国民性的任务。萨达姆政府也曾竭力把伊拉克历史追溯到古巴比伦文明时期，并通过普及全民教育，来培养民众对新国家的感情，但更多的时候，出于生存本能，萨达姆又不自觉地借用种族、教派这些先天性的东西来维护个人统治。如萨达姆权力核心圈基本都是逊尼派，特别是提克里特家乡的人。与此同时，萨达姆无情镇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起义，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使伊拉克越发陷入族群分裂的严重对立中。[18]

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随后的“民主改造”，则让世人目睹了伊拉克族群分裂的严重程度：他们对外各行其是，缺乏同仇敌忾的抗敌意识；对内则出现了以教派、种族版图瓜分政治权力的“分裂型民主”。尤其是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进一步削弱了伊拉克临时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截至2015年10月，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动荡不止，尤其是“伊斯兰国”肆虐蔓延，使法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经济重建进展缓慢。最难堪的是，伊拉克原油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如今连汽油供应都紧张。面对恶劣的安全环境以及缺乏基本社会服务的伊拉克乱局，伊拉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毫无权威可言，伊拉克人基本生存不得不更加依靠当地教派首领。[19]可以说，当前的伊拉克乱局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自助意识和自助性组织的出现，使部族、教派、家庭等原生性组织形态日益成为排他性的认同对象，并由此使类似西斯塔尼这样的宗教领袖和地方部落首领真正能在伊拉克呼风唤雨。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大体包括两个阶段：首先，从分散割裂的传统国家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完成文化整合；其次，再从少数人掌权的专制国家走向人民掌权的民主国家。在西方国家，这两个任务依次到来，其政治转型相对从容。但当前伊拉克的政治重建却同时包含了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双重任务。前者强调的是国家化，也就是政治认同从传统部族、教派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民主化，也就是摆脱极权主义，建立民主政体。由于国家化（或国族化）更强调整体性和强制性，民主化更强调个体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当前的伊拉克政治重建中，国家重建与政治重建进程非但不均衡，而且可能相互抵触。而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正是在国家整合（国家建构）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其政治民主化存在着沿着种族、教派界限产生政治断裂的可能。

通常，在那些种族、教派多元化的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和彼此妥协方式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但要想实现这种“协商政体”，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20]。而对类似伊拉克这种文化整合未完成的国家来说，做到这些十分困难。相反，“某一文化的支持者，往往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看作是关系到原则、关系到深刻的宗教或准宗教的信仰，关系到文化的保持和团体的生存的大事，认为这些要求至关重要，不容妥协。他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21]。随着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的展开，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教派认同阴影也开始日益浮现。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和种族差别。但在当前的伊拉克，由于人们的种族、教派认同强于国族、国家认同，因此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种族、教派等亚文化认同很容易直接转变成政治认同和政治旗帜。这样，政治动员就转换成了种族、教派动员，而种族、教派的利益又直接变成了政治利益。这种传统种族认同的壮大，会直接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并由此导致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分裂。“在像伊拉克这样脆弱、矛盾重重的社会中，选举会使其更加极端化。它能够加深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的鸿沟。”[22]

目前，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角逐中，实际正是沿用了萨达姆时代的老办法：重出身甚于重能力，重立场甚于重观点。这样，教派、种族的人口比例就成了决定权力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谁取得了人口优势，谁就取得了权力优势。由此决定了伊拉克民主化是一种不成熟的“基于数量的民主化”。伊拉克大选以及选后迟迟不能建立新政府的困境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缺乏共识的价值体系

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是与制度背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伴相生的。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和文化。战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却不能建立新的文化与价值观。[23]就民主化问题而言，“民主不只是一个精英阶层安排的问题，公众基本的文化倾向在民主的生存当中也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24]。然而，伊拉克的政治文化却依然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

民主政治实际是一种集体游戏，因此基本共识（也就是“游戏规则”）便显得极为重要。“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它就会是一个难以运转的和脆弱的制度。”[25]政治学者萨托利认为，民主理论的（共识）至少涉及三个层次的对象：（1）终极价值，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构成了信仰系统；（2）游戏规则或程序；（3）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26]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伊拉克政治语境中，至少应保证两点基本共识：一是民主化在世俗化基础上进行，不能搞神权政治；二是允许政治竞争，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民主政治涉及公开的权力竞争，没有一个团体有把握稳操胜券。……因此，输家必须信守选举结果。同时，赢家必须了解他们并不能永远执政，必须一再竞争。”[27]而在伊拉克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却很难做到这些。

首先，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仍未厘清。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信仰和民族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的宗教改革，因而它始终未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其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西方民主格格不入。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伊斯兰教不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弘扬和净化自己，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权威，乃至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办法来使自己发扬光大。在西方，政权与教权、国家与教会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源泉。而在阿拉伯政治传统中，政治与宗教彼此相容的体制，决定了当世的统治者可以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于一身。而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和一元主义的政治观，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教分离、多元主义是直接相悖的。

从伊拉克现行政治力量看，多年的集权统治使伊拉克未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各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组织（如“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和“伊斯兰达瓦党”）则凭借伊斯兰外衣韬光养晦，成为能够左右伊拉克政局的主要政治反对派。尽管这些政治宗教组织的存在形态和基本主张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政治主张仍体现出一种“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传统伊斯兰势力发展得更加如火如荼，宗教话语日渐成为无人敢公开顶撞的“政治正确性”话语。因此，虽然当前伊拉克媒体已相当自由，但极少有媒体敢批评宗教或宗教机构。用伊拉克诗人哈兹·马吉德的话说，“伊拉克仍缺乏言论自由。我可以对政府发表任何（批评）意见，但一旦我批评政党或宗教，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28]。宗教政党以及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都曾表示，希望增加伊斯兰法在法律中的比重。[29]加之伊拉克是什叶派的重要发祥地，什叶派11名伊玛目的墓地，有6个在伊拉克（而伊朗只有1个）。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很可能使伊拉克的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因此不夸张地讲，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伊拉克的民主转型。[30]有媒体甚至认为，什叶派伊斯兰分子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伊拉克[31]。

其次，缺乏信任的政治传统。知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人际信任感是有效民主的先决条件。“民主制度取决于对反对派将接受民主程序规则的信任。如果你将政治权力交给你的反对派，你必须视他们为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会监禁或处死你，而是可以被信赖为在法律范围内统治，而且一旦你所在的一方赢得下次选举，他们将会让出权力。”[32]因此，如何看待政治对手，是否愿意分享权力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可以说，社会信任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彼此信任的政治氛围，有助于维系选举制度和分享权力机制，而彼此敌意的环境则可能阻碍民主政治的推行。有学者进一步把信任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并认为“普遍信任盛行于民主社会，而特殊信任在威权和极端社会更为典型。普遍信任使人们更愿意参与社团并认可道德义务。特殊信任使人民退出公民生活”[33]。

在伊拉克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三大种族、教派间的长期敌对，相互间缺乏共同利益基础，使得伊拉克人更倾向于忠于本种族、教派的“特殊信任”。阿拉伯逊尼派、阿拉伯什叶派、库尔德逊尼派构成了伊拉克分裂型政治文化的三大认同群体。然而，他们越是依靠他们的密友和亲戚，他们就会越是按照“我们”和“他们”来想象世界。他们不会信任“大多数人”。[34]这样，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并非基于政治理念的先进与否，而是“自己人”数量的多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伊拉克什叶派之所以一直对2005年1月份的大选翘首以待，正是因为什叶派占全国人口60%，可以借选举把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因此，什叶派的胜利实际就是人口数量的胜利。而逊尼派只占全国人口20%，他们之所以在选举前百般抵制，选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反美武装，同样是源于“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可以说，“在构成成分极不相同的社会，每个公民对反对者的力量都心怀恐惧”[35]。分歧越大的社会，民主越是脆弱。因此，在种族的或经济的亚群明显可分而且实质上已经定型的地方，发展、健全民主会遇到极大困难。[36]

最后，缺乏自由意识的民主观。由于“自由”与“民主”是彼此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民主的发展未必一定会给民众带来自由和福祉。事实上，民主也有“好的民主”（即自由民主）和“坏的民主”（即极权民主）之分。而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充分保护正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前提。但在当前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中，许多伊拉克人把民主理解得过于简单。

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只要赢得50.1%的选票就应该掌握全部权力，而不少伊拉克人仍认为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伊拉克解放之初，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发言人曾撇开程序和投票的大量前期准备，坚决要求进行直选，并认为留出时间组建政党没有必要。有评论指出，这表明西斯塔尼虽然很温和，但他并未搞清民主和多数暴政的关系。阿克顿曾指出：“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37]在此次大选中，有10万名基督徒被剥夺投票权。此外，亚述-迦勒底人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能被承认仍是很大问题。这种试图凭借多数优势“赢者全得”的不良兆头，对伊拉克民主化发展并非福祉。“确定多数拥有将其意志强加于少数或各少数派的权利，等于是确定一种工作原则，从长远看它同它所标榜的原则相抵触。假如民主竞争中最初的获胜者把自己定为永远的获胜者。这样一来民主便不再有民主的前景，民主开始之时，便是民主寿终正寝之日。”[38]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伊拉克没有足够的受过民主思想熏陶的民主派来维护民主制度。什叶派包括了各路人马，但其中大部分则倾向于教士统治。而属于少数派的逊尼派长期统治伊拉克，他们的领导人因不甘沦落为二等公民而拒绝民主原则。对库尔德人来说，他们已经相当成功地管理着他们的自治区，但他们从未试图在当地举行民主选举，反而更热衷于党派和部落忠诚，而不是代议制民主下的个人主义。[39]而伊拉克大选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推崇传统价值观的什叶派宗教政党，并由此形成“没有民主派的民主化”的怪诞现象，这既使美国处境尴尬，也使伊拉克民主化前景难料。

四 结论

在存在种种结构性难题的背景下，如何才能保障伊拉克政治转型进程健康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相继建立了民主政权，但当它们遇到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时，许多民主政权就难以为继了。为什么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存在下来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为何高水平的民主化未必持久？《最新民主化历程》一书列出了民主存续的五大要件：（1）具有正当性（包括地理正当性、宪法正当性、政治正当性）；（2）对游戏规则形成共识；（3）限制获胜政党政策；（4）贫穷阻碍民主巩固；（5）种族、文化或宗教分裂限制民主发展。[40]鉴于伊拉克存在诸多结构性难题，因此如果按这一标准衡量，伊拉克民主化进程能否持续下去，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民主制度能够由少数精英人物移植，甚至由外国的征服所强加（就像二战后的德国、日本那样），但一种特殊的民主能否在经历好的景遇和不景气之后继续存在，则取决于它是否已在公民当中建立起根深蒂固的文化依恋。[41]笔者认为，这种文化依恋是与民主政权的政绩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选举（乃至民主制度）能解决政府上台执政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但却不能解决“实质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它不能使社会存在的种种难题自动解决。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严峻、经济重建滞后、种族教派隔阂加深等问题日益突出。伊拉克大选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其本身并不能消除这些问题。事实也已证明了这点。说到底，民主不是万能的。在伊拉克面临诸多客观制约的情况下，要想维系民主政治的信誉和稳定性，就必须设法证明伊拉克民选政府不仅应该合法，而且必须有效——足以解决当前日益紧迫的种种问题。对刚刚破土而出的伊拉克民主化幼苗来说，它是如此稚嫩，以致轰轰烈烈选出的新政府一旦不能完成上述任务，垮掉的不仅是当权者，而且可能还有民主制本身。

[1] 参见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转引自〔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379～380页。

[2] Fareed Zakaria，“What Bush Got Right”，Newsweek，March 14，2005.

[3]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74页。

[4] 参见〔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8。

[5] 人们最喜欢举的反例就是印度的民主化。对于这一“例外”，罗伯特·达尔在其《论民主》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参见该书第168～172页。

[6]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7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8] 《论民主》，第175～177页。

[9] 参见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20。

[10]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黄语生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6年第3期。

[11] 参见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20。

[12]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68页。

[13]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p.61-62.

[14] Spengler：《民主为何不会光顾伊拉克？》，《亚洲时报》2005年2月2日。

[15] 参见《论民主》，第158页。

[16] 哈得森曾把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宗教结构分为四类：是阿拉伯人但宗教信仰不是逊尼派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但根本不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参见Michael C. Hudson，Arab Politics：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59。

[17] Hilal Khashan，Arab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83.

[18] Dr. Michael A. Weinstein，“Iraq’s Transition to Dictatorship”，The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PINR），20 July，2004.

[19] 参见Erich Marquardt，“A Dent to Washington’s Iraqi designs”，Asia Times，Feb.17，2005。

[20] 协商体制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调节的才能；对妥协异常地宽容；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在基本目标和价值上的一致，但又是宽泛的一致；一种民族认同感，它遏制了彻底分离的要求；承担遵守民主程序的义务，排除暴力或革命手段的使用。罗伯特·达尔认为，“合作式民主成功的例子极为罕见，因为它所需要的条件太过稀罕了。”（参见《论民主》，第162、203页）。

[21] 《论民主》，第159页。

[22] James Dobbins，“Iraq：Winning the Unwinnable War”，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5，Volume 84，No.1，p.18.

[23] 参见安东尼·寇兹曼《伊拉克战争经验教训：大战略之课题》，曾祥颖译，（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译印，2004，第80页。

[24]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转引自〔美〕马克·E.沃伦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94页。

[25] 参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101页。

[26] 参见上书，第101页。

[27] 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等编《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等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657页。

[28] Al-Sharq Al-Awsat（London），August 30，2004，转引自Nimrod Raphaeli，“Islamist Pressures in Iraq”，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September 29，2004。

[29] 参见Juan Cole，“The Shiite Earthquake”，truthout.com，1 February，2005。

[30] 参见Nimrod Raphaeli，“Islamist Pressures in Iraq”，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September 29，2004。

[31] 参见Dan Murphy，“Shiite Islamists to shape new Iraq”，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4，2005。

[32] 《信任、幸福与民主》，转引自《民主与信任》，第94页。

[33] 〔美〕艾里克·M.乌斯拉纳：《民主与社会资本》，转引自《民主与信任》，第114页。

[34] 参见上书，转引自《民主与信任》，第115页。

[35] 参见〔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78页。

[36] 参见上书，第78页。

[37] 《民主新论》，第35页。

[38] 《民主新论》，第27页。

[39] 参见Edward N.Luttwak，“Iraq：The Logic of Dis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p.30。

[40] 参见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等编《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等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656～658页。

[41] 参见《信任、幸福与民主》，转引自《民主与信任》，第92页。

土耳其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

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一 土耳其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1]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2]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3]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4]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5]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1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6]

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7]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1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详见图2）。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来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8]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9]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图2 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前后私有化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Ali Güner Tekin，The Role of Privatization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Republic of Turkey Prime Ministry Privatization Administration，July 2012。

截至目前，土耳其政府已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信、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逆势而动，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二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土耳其带来不少“改革红利”：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1990～2000年的4.3%，以及1980～1990年的4.6%。[10]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教条主义的偏执信仰。[11]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发现，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重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土耳其政府矢志推动私有化，逻辑前提是认为私有化有助于明晰产权，提高经济效率；自由市场将导致更快地发展，更大地繁荣，甚至更加平等。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自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12]。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还是后来类似东印度公司那种特许经营制，以及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没有哪个时代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从理论上说，自由竞争很容易导致平均利润率无限趋近于零，使各企业为了更多获利而谋求出现不完全竞争状态，这是因为“利润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13]。从客观实践上，即使放任自由竞争，结果往往导致生产和资本集中，当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行业垄断。尤其在那些具有垄断或公共事业性质的行业（如电力、交通等），更不可能自动产生竞争和效率。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大力推动私有化，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场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14]因此，指望通过私有化，尤其是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

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15]据统计，1974～1991年期间，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6]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1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非但没有提高企业效益，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有统计表明，由于私有化政策实效不佳，土耳其财政部通过出售国企获得的净收益只有34亿美元。这表明：私有化代价高昂，国家不应指望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获得太多的净收益。[17]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18]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民众富裕程度却达到最低水平。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一说22%）[19]。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20]在土耳其，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假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土耳其即使不遭遇全球经济萧条，迟早也会自己爆发危机。土耳其下一轮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何时”爆发的问题。[21]

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财富分配流向的关键。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这些“会下金蛋的鸡”，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谋求“改革红利”，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非但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反而同墨西哥、印度、智利、印度尼西亚等国一样，日趋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距离富强之路越来越远。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民间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到足以从落后国家汲取更多财富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经济学中有个“瓦涅克-赖纳特效应”，即“如果相对发达的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国家突然开始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这是因为，最先进的部门往往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对来自境外的突然竞争所造成的自身产量减少也最为敏感”。[22]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就面临这种困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欧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均力主土耳其加大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特别是欧盟1999年12月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以刺激土耳其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23]但土耳其政府罔顾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和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在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虎视眈眈下，不加限制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此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从实践来看，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陷入“依附性陷阱”。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土耳其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土耳其加大私有化力度后，境外资本从2002年开始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24]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5]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1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140宗，价值1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119宗，金额130亿美元。由此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1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26]由于土耳其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达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110亿美元，但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十年增加4倍。[27]2008年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总额已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而且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其整个经济十分脆弱，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便会出现巨大波动乃至经济危机。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后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后，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IMF、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机构，而这些西方机构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28]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29]这种“不良嗜好”使土耳其日益陷入恶性循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负债增加——为偿还外债，不得不变卖更多企业——由此导致土耳其危机更加严重。而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30]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再次，“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私有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资本准入门槛，私有化过程又往往存在权钱交易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弊端，这使私有化过程从来就是富人的饕餮盛宴，而是劳动阶层的梦魇。此前的俄罗斯、埃及如此，土耳其情况略好些，但同样不能免俗。据报道，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C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31]因而，土耳其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土耳其贫富分化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32]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存在重大差异。政府经营企业，主要目的是完成承担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尤其是提供公共产品任务。而私营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获取更多利润。“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大公司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33]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的所谓“减员增效”。土耳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1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0年为250万，2009年为350万。也就是说，失业人口每10年增加100万。1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10%，2009年为14%。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10%。[34]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35][36]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而劳动阶层则成为被剥削对象，由此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和政策倾向于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来获取更多利润，所谓减少贫困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谎言。”[37]尤其是当垄断资本控制与民生相关的基础性行业，掌握了产品和劳动的定价权之后，即便穷人获得政府补贴，最终仍要流向垄断资本家之手。由此使劳动阶层实际收入严重缩水。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年中，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1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1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100，私有企业2003年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38]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1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1%。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不断增加，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39]

私有化代表大资本利益，其政策另一面就是对劳工利益的挤压和牺牲。埃尔多安政府做法尤为粗暴无情。在政策手段上，埃尔多安将家长制与右翼市场经济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40]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奉“资本通吃”，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在埃尔多安统治下，土耳其私有化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不仅越来越多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41]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42]

二是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近十年来，埃尔多安政府以反恐名义逮捕、关押的“恐怖疑犯”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43]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正义发展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对其诉诸威胁、暴力等手段，并以违反“反恐法”之名进行拘留或逮捕。据美联社报道，过去十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44]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处在同一水平。[45]在言论自由方面，土耳其在179个国家中列第154位。[46]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再分配机制有助于增加资本家财富，同时又不伤害最穷阶层，由此确保正发党多次胜获。[47]但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该国本就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48]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49]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50]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由此埋下社会政治动荡的祸根。2010年以来，塔克西姆广场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有20万名工人参加示威，2012年超过60万名工人上街。而警察则是用警棍、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震荡手榴弹作为回应。[51]2013年5月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埃尔多安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52]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地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53]一个看似微小的偶发事件，便可能酿成弥天大祸。土耳其广场拆迁事件就是如此。

三 教训与启示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发展势头一时无二，却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结果遭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实际上，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些国家传统上使用各种补贴、关税制度、负债投资来发展工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54]只有具有报酬递增属性的高端制造业，在国家干预或垄断经营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家才可能变得越来越富强。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则容易导致国家变得更加贫困。“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1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55]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56]

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只注重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十分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很多媒体和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GDP崇拜”[57]，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直至危机爆发才如梦方醒。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化身，是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58]

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代潮流发生方向性变化的时刻，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阻挡。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59]。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主潮流。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主要举措。美国政府从2008年9月起先后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英国政府2008年10月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德国2009年2月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60]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在过去的30年里，私有化席卷世界，而如今国有化又卷土重来。”[6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等国的教训值得中国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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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金碚、刘戒骄：《西方国家当前国有化措施的观察与思考》，《理论前沿》2009年第19期，第18～19页。

[61] 《世界30年》，第177～178页。

从巴基斯坦管窥第三世界面临的几个共性问题

受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邀请，笔者于2009年1月赴巴访学半年，从而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反恐前线国家”。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同时也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剖析巴基斯坦，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揭示第三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该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中东国家也有相当程度的体现。

一 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徘徊的国家认同

近些年，巴基斯坦一直处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尤其是随着美国反恐战场东移（由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日渐成为真正的“反恐前线国家”，恐怖袭击渐成家常便饭。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定位的错位不能不说是重要根源。

巴基斯坦是个“宗教立国”的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通过“印巴分治”独立前，世上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因此它没有一般国家通常具有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连国名“Pakistan”都是由南亚次大陆上的一些地域名称头一个字母连缀而成，即旁遮普（Punjab）、阿富汗尼亚（Afghania，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伊朗（Iran）、信德（Sindh）、土哈利斯坦（Tukharistan）、阿富汗（Afghanistan）和俾路支（Balochistan）。因此巴很难像其他国家那样，靠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凝聚民众。同时，巴民族成分复杂，主要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此外还有克什米尔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和部落。许多民族在国外还有同宗“亲戚”（如伊朗有俾路支人、阿富汗有普什图人、印度有克什米尔人）。民族成分的多样化，使巴很难方便地利用“民族主义”这杆大旗。因此，如何将这个“马赛克”一样的人造国家凝聚在一起，一直是个棘手问题。相较而言，伊斯兰教差不多是唯一能将巴各方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

巴基斯坦建国前，著名思想家伊克巴尔（1877～1938年）就以宗教信仰为标准，提出南亚次大陆应按不同信仰划分为印度教民族和穆斯林民族。巴基斯坦国父真纳（1876～1948年）又进一步提出，穆斯林一定要同印度教徒决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样，伊斯兰教等于是巴基斯坦立国的法理基础，没有伊斯兰教，就谈不上巴基斯坦。此后，尽管巴基斯坦实行政教分离，但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仍日渐突出。尤其是从齐亚·哈克1977年上台后，在全国推行“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如废除银行利息，恢复天课税等，到最后更是将沙里亚法律宣布为巴最高法律，将伊斯兰教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精神凝结剂。在对外方面，巴基斯坦以伊斯兰为旗帜，成为反苏圣战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并借此在国际上风生水起，影响力日增。最突出的就是巴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在伊斯兰化政策指引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使阿富汗成为巴基斯坦的战略腹地，巴还一手扶植了塔利班武装。当时，塔利班的基层战士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塔利班初创时期的高层官员，也由阿富汗前政府官员及沙特与巴基斯坦能够控制的人员组成，甚至其中就有巴基斯坦人。2009年5月11日，扎尔达里接受NBC电视台采访时说得非常直接：当年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合谋催生了塔利班。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巴基斯坦过去对印度和阿富汗的政策，使该国成为激进伊斯兰思想和团体的主要中心。[1]而“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身份，根源于巴基斯坦历史，同时也与当权者的野心和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密切相连”[2]。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伊斯兰化政策固然凝聚了巴境内各方力量，但也造成尾大不掉，宗教影响使政府决策掣肘增多等问题，而最严重的则是从宗教角度给国家定位而产生的结构性错位。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根本性的宗教改革，因而其价值取向在多个方面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如伊斯兰教中有种“创制之门关闭”的说法，即认为自四大教法学派形成后，伊斯兰教已成为完整自足的体系，不再需要“创制”，后世穆斯林只能遵循、仿效前人的律例。伊斯兰教用这种静态封闭的文化性格去塑造、规范行动，显然不能适应变动不安的外部世界。此外，伊斯兰教从来“不仅仅是宗教”，它除了是一种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外，还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在国内政治层面上，伊斯兰主义者强调政教合一，认为只有严格遵循经训，实行沙里亚（“真主的旨意”）法统治的政体才算合法政体，因此常以正统自居，不断对世俗政权进行诘难，使国家政治整合进程步履维艰；在国际体系问题上，伊斯兰主义者则是以“泛”字为宗旨，他们否认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主张建立跨国家的宗教共同体——“乌玛”，而这些深层诉求，既超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能力范围，也与其根本利益不符。

“9·11”事件的爆发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将巴这种政治定位的潜在问题暴露无遗。最先是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庇护本·拉登，并将打击矛头指向美国，制造了挟持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等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下来，美国就高举反恐旗帜，反手将塔利班打入地狱，并提出“不站在我们一边，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的说法。巴为求自保不得不选择加入美国反恐阵营，与塔利班决裂。这不仅使巴20余年的战略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使国家面临“感情与利益彼此撕裂”的巨大痛苦（即便到今天，很多巴基斯坦人仍对塔利班抱有好感，而政府军打击塔利班也有些装模作样）。再到后来，则是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巴境内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将矛头转向巴基斯坦，使巴由一个安宁稳定的正常国家，日益变成恐怖袭击连年增多的“反恐前线国家”，巴经济雪上加霜，濒临破产边缘。而美国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地区进行反恐，也对巴政局稳定造成巨大外部冲击。巴实际成了这场反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真所谓“成也宗教，败也宗教”。

这种“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游走”的国家认同悖论不单出现在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也同样存在。中东许多国家都脱胎于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它们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究竟应忠于民族，还是忠于宗教的政治认同迷茫。如埃及就面临着国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争论。即使像纳赛尔这样杰出的世俗领导人，也不能忽视宗教的作用。纳赛尔曾说，自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3]。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机构，并逐步将其纳入他的现代主义国家。其后上台的萨达特更是有意识地以“虔诚总统”自居，并解禁穆斯林兄弟会，将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乞灵于宗教，以便赢得深受宗教影响的广大穆斯林的认可和支持，增加政治合法性。但落实到现实政治中，他们以宣扬伊斯兰起家，结果却使世俗政府日渐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威胁。如萨达特心向宗教，最终却被伊斯兰激进组织“赎罪与迁徙”杀害。阿尔及利亚政府一度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结果使宗教力量坐大，若非军队出手干预，“伊斯兰拯救阵线”几乎在1991年大选中上台执政，但该国从此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动荡。

在伊斯兰世界，既要发挥宗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又要避免其介入政治权争，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伊斯兰国家中，要么像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那样实行官方的伊斯兰复兴，实现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合二为一；要么像土耳其凯末尔确立的政策那样，将宗教彻底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明确走世俗化道路。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做一个世俗的国家；否则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除此没有别的出路。”[4]这话对巴基斯坦适用，对其他伊斯兰国家同样适用。

二 民主很容易，但好的民主不容易

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有人张口闭口就是“宪政民主”，而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执政、少数服从多数如此等等。然而，仅从投票参政的角度谈民主远远不够。事实上，民主的本质是一种选拔方法，比投票本身更重要的，就是究竟哪些人能够在选举中胜出，他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进行统治？正如列宁所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5]而如果从竞选角度看问题，很容易就会发现，所谓“竞选”实际就是候选人之间的影响力竞赛。这种竞赛说白了，就是拼资源、拼财富、拼势力。没有雄厚的家族势力和庞大的金钱支持，一般人根本玩不起竞选的游戏。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被300多个权贵和封建家族控制着。甚至有人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数不超过20个。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据1957年5月巴报纸援引官方统计，西巴基斯坦（印巴分治时，巴基斯坦分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西巴基斯坦为今日巴基斯坦）共有耕地约4860万英亩，而占西巴人口4.9%的地主拥有53%强的耕地。“政府所有制”下的土地绝大部分受控于地主阶级，巴地主阶级所拥有和实际控制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78%。[6]阿尤布·汗在1958年、阿里·布托在1972年曾分别进行过土改，但都是由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负责进行的（如布托本人就是大地主，他的家族占有的土地多得坐火车几个小时也走不完），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以至“大地主们对于‘革’他们命的土改甚表欢迎”[7]。这些权贵不仅拥有大量土地，甚至还拥有私人监狱和私人武装。他们凭借手中的特权和庞大资本，占据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而普通民众则所获无几。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普通民众，为了谋生只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依附于地主和权贵，从而使前者被迫投票选举后者中意的候选人。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家上台更多是通过少数精英间的交易，而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因此，不管这些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制度（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印度实行议会制），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基本都是富人的奢侈品。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南亚国家民主选举经历了几十年，选来选去始终就是那几个家族的成员。子承父业，女承母业，“孤儿寡母”政治，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明显不合常理，但在这里却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巴著名评论家艾哈迈德·拉什德曾说过，“在一些选区，如果地方把一条狗作为他们的候选人，那这条狗也会获得99%的选票”[8]。而且，巴基斯坦文人政权只是在竞选期间与底层老百姓有点关系，一旦成立了新政权，基本是在精英阶层间运转。整个统治阶层与平民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很难有真正的互动。

相较而言，出身平民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中下层出身的军事将领穆沙拉夫执政期间，虽然广受国民支持（但其执政后期，失去了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经济增长迅速，依靠军队支持流放了谢里夫，并拒绝布托回国，但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影响犹在。一旦其政权面临危机，两大家族便卷土重来。一位在巴多年的资深人士曾指出，平民阶层要想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崭露头角，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去西方接受教育，在国外混出名堂，再返回国内；另一条路是参军入伍，并晋升军官。而这两条路又非常艰难：从“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来看，巴基斯坦教育有公立与私立之分，私立学校教学条件好，并可直接去国外连读，但收费极高，只有足够有钱才上得起。而穷人家孩子上得起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差，相当多的是宗教课程，即使念出来，也没什么远大前途。而要想在军队系统晋升军官，实现“鲤鱼跳龙门”，必须有两名资深军官推荐，因此能迈过这道门槛的，家境基本都不会太差。社会缺乏流动性，国家自然就谈不上活力。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也就很难实现“选贤与能”的初衷了。

在第三世界实现好的民主不容易，而徒有其名的坏民主却随处可见。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不同程度地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使得二战之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中，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这种对民主制度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实践，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形象。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1957年时曾指出：“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9]因此这些国家后来纷纷走上了威权道路。此外，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也面临着类似问题。如泰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是等级制（萨迪那制度），较低层次的人依附于较高层次的人。在选举中农民一般都会按照较高层次人的意志去投票。[10]这样，在理论上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为不合理的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外衣。

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生产关系革命，没有实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关系，而保留了殖民时期留下的一整套东西，使原来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得以维系。这种带有庇护-附庸（patron-client）色彩的落后生产关系，使相对弱小的个人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民主政治注定要“淮橘成枳”，沦为装点门面的权贵间游戏。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印度民主存在的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没有生产关系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种空话，只能沦为注定破产的民粹主义。

三 挥之不去的军人干政阴影

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主导性作用。人们常说，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因素是“3A”，即Allah（安拉）、Army（军队）和America（美国）。这句话从侧面说明，军人干政是巴基斯坦政治的一大特色。这种军队干政最早从1958年阿尤布·汗实行军管开始，其后主要包括：1968年叶海亚·汗将军推翻阿尤布·汗政府；1977年陆军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里·布托并于1979年将其绞死；1999年陆军总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谢里夫政府。据统计，在巴基斯坦独立的68年期间，军人统治就有41年。多年的军队干政使军队享受极其优厚的待遇，军方势力渗透到经济的每个细胞，许多大公司和政府岗位都由退役军人把持，军方已成为巴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任何文官政府和政治家要想维护统治，必须得到军方支持。而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一旦脱离了军队背景，就意味着少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符”，随时面临下台危险（如穆沙拉夫）。这种军人干政现象在第三世界非常普遍。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如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等。在东南亚，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在位60余年，先后历经了19次政变，而缅甸军人政权则从上到下控制着政府所有部门。

这些国家频繁出现军人干政，部分原因是军事安全使然（如巴基斯坦时刻面临印度的军事威胁），部分是由于政治整合不足，如巴基斯坦建国较短，使其始终存在文官与军队、省级与族群、世俗与宗教的裂隙[11]，阿拉伯国家则由于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征服和英法殖民统治，在政治上脆弱不堪。[12]但军人干政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13]。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国家“弱势民主”（本文第二部分已谈及）导致的“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

在这些国家，身居高位的大多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由于这些人大多在西方接受教育，因此在感情和生活方式上，其对西方的认同程度远高于本国。如在国际上被称誉为“铁蝴蝶”的贝·布托，外表美丽高贵，英文流利，熟悉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据她自己说，她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甚至会开车从牛津到伦敦，为的就是到一家她喜欢的小店买一杯雪糕。[14]这种西方贵族式的言行方式，使其很难体会本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状况和实际需要，更难与其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这一阶层作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这种不合理状态，因此更多时候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之上。这类贵族统治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15]。按照奥尔森的说法，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6]

贝·布托担任总理时期，巴政府曾被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列为最不廉洁政府名单的头三名。2007年在她临死前，当人们喊“让我们为布托欢呼”时，她的回答是“布托家族万岁”。而且在遗嘱中，贝·布托指定其贪污腐败的丈夫——扎尔达里——担任新一任党魁。[17]扎尔达里政府上台后，国内政治形势混乱，经济形势恶化，通胀率达25%。2009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在错误道路上。因此，这种带有封建贵族统治性质的家族政治，无论选哪个上台，只会利用权力加剧既存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阶级基础薄弱的政权先天不足，难以有效施政。[18]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不同利益间的平衡与协调，是城邦（国家）长治久安最有效的保证。许多政体只能体现某一阶层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那些被忽视或被压制的力量及其在体制外的活动，势必早晚动摇国家根基。[19]

在巴基斯坦，军人干政已成为对大资产阶级统治能力不足的替换和弥补。一般来说，军事领导者一般都是来自社会中下层，更能体恤社会疾苦。由于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在处理内外问题时，不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患得患失，掣肘众多。军人领导远比软弱民主政府更能保持良好运转，所以民众宁愿选择强人政治。“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20]事实也表明，军人政权的治理业绩远比文官政府要强得多。阿尤布·汗1958年执政时期是巴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1]齐亚·哈克执政时期，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穆沙拉夫执政9年，经济增长迅速，治理功绩得到各方公认。亨廷顿就认为，“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明显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22]。

通常来说，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然而，军人执政毕竟不是常态政治，它得以建立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民主政权的“负面合法性”，但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衰落。因此威权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面临被迫把“政绩”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产生“政绩困局”。一旦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23]

此外，军人政权本质上是一种克里斯马型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24]。在很多情况下，军人当政更多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法继承。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这样，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25]

军政府上台后，除非要走向世袭独裁，否则必然面临还权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先后经历四次军人执政，其在执政后期均面临如何分权问题。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军人干政使巴始终未能建立起持续有效运转的民主政治体制。每一次军人干政都中止了巴的民主政治进程，国家转而又回到原点，回到非正常状态。从更大范围看，20世纪70年代威权主义取代民主制，成为第三世界主要政治形式。但从70年代晚期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卷土重来，使大部分军人重新退回到军营中。[26]这种“文官政府—军人政变—文官重新执政—军人再次政变”的历史循环，使这些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持续动荡的梦魇。

四 结语

意识形态错位、弱势民主、军人干政，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通病，尤其是“弱势民主”与“军人干政”，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结构性弊端追根溯源，则肇始于独立时期“国家建构”[27]基础不牢固而留下的害处。当时，西方殖民者为了在“非殖民化”后继续保留殖民体系，有意识地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留给新独立国家。冈纳·米尔达尔指出：“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28]因此，宗主国对那些肯保留现状、与西方继续保持依附性关系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等），欣然允许其独立；而对那些试图进行社会革命的殖民地（如中国、越南、古巴等），则不惜武装镇压和流血斗争。

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也醉心于“非暴力”和平独立，以及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在从西方宗主国手中接收政权的同时，也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并接收过来。结果，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旦开始运转，便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不停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合理结构，使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软弱、经济滞后状态，从而长期停留在第三世界。“那些选择了或被迫顺从了新殖民主义道路的前殖民地，并非真会迎来非暴力的太平世界，而仅仅推迟了风雨来临的时间而已。”[29]因此，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手中和平接收政权的低成本过渡，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使其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1] 参见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85。

[2] 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85.

[3]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第89页。

[4] 〔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第228页。

[5]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57页。

[6] 参见铎生《巴基斯坦的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117页。

[7] 李德昌：《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第84、87页。

[8] 傅小强：《巴基斯坦下一步 向前还是向后》，http：//news.sohu.com/20070913/n252126397_ 1.shtml。

[9]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0，p.149.

[10] 参见曹惺璧《亚洲民主：过多，还是过少？》，《财经文摘》2008年第12期。

[11] 参见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85。

[12]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17页。

[13] 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7页。

[14] 参见张家栋《贝·布托遇刺的深层解读》，《学习月刊》2008年第2期。

[15]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16] 参见《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第55页。

[17] 参见张家栋《贝·布托遇刺的深层解读》，《学习月刊》2008年第2期。

[18] 参见“Win-Win Situation for Pakistan，Says Musharraf”，November 27，2001，http：//www. sindh. gov.pk/press_release/win_situation.htm（accessed October 6，2004）（press release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dh）。

[19] 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08页。

[20]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85页。

[21] 参见李德昌《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第41页。

[22]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5页。

[23] 参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8～59页。

[2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2页。

[25] Roy R.Andersen，Robert F.Seibert and Jon G.Wagner，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sources of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Second Edition，Prentice-Hall，Inc.，1987，p.210.

[26] 参见〔美〕霍华德·威亚达尔《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95～96页。

[27]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韩国学者李书勋（Su-Hoon Lee）曾把它归结为获取（Extraction）、强制（Coercion）和赋予（Incorporation）三方面的能力。参见Su-Hoon Lee，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Westview Press，1988，pp.25-31。

[28] 《全球分裂》，第487页。

[29] 《全球分裂》，第493页。

对伊朗核问题的战略解读

伊朗核危机是后冷战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场地区危机。它表面上是核计划的问题，实则是美伊关系问题。进一步说，该问题又不单纯是美伊两国间的宿怨问题，而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借机重塑地区和全球秩序战略的一个缩影。该危机包含了诸多足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全局性矛盾。而美国对该危机的反应也折射出美国当前的战略行为能力的下降。

一 伊朗核危机折射出当前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

（一）单极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矛盾

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一直是事关国际格局走向的战略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和不同的政治前途。单极化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强调其他国家唯超级大国马首是瞻、处在边缘和服从地位，实质就是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多极化则意味着各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平等相处，通过协商和合作解决问题，由此导向国际政治民主化。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就是“一超多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趋于多极化还是更趋单极化，则取决于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和政策趋向。

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单极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从种种迹象看，美国谋求最终建立的是一种辐辏式的全球性帝国体制，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由美国领导，经济上服从美国利益和需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有意制造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国际氛围。近年来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就明显有借武力改善全球战略布局的战略考量。有效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资源丰富、地缘位置重要的中东），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实现的关键。从理论角度看，这也是美国学者斯拜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所竭力倡导的。斯拜克曼曾批评麦金德过高估计了大陆心脏的潜力，过低估计了新月地区的潜力，并认为“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1]。巧合的是，美国在冷战后共发动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大力量（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进行的。这表明美国的战略投入是有重点、有选择的。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2]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而中东作为斯拜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更是成为美国控制欧亚大陆、建立单极霸权的试验场和决战地。尼克松就曾指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3]。伊朗是当前中东地区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伊朗处在海湾这一全球政治的敏感地带上，其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更是美国公开宣布要控制的世界上16个海上“咽喉要道”之一；从地区影响看，近年来，伊朗高举伊斯兰和反美、反以大旗，利用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问题等筹码处处与美斗法，并通过与西方国家对抗、联络委内瑞拉等国高调反美，在中东乃至全球政治中不断赢得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伊朗已成为第三世界反霸、维护本国利益的主要象征。当前，美国“能否赢得中东”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伊朗（核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得中东者得天下，得伊朗者得中东”。美国如果顺利搞定伊朗，无疑将大大强化日趋单极化的发展趋向；而美国如果在伊朗问题上受挫、碰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将不可阻挡。

（二）能源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矛盾

随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发展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主要指具有不可再生特性的稀缺性资源）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并日渐成为制约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了大量因资源问题而造成冲突的案例后得出结论，国家为争夺不可再生资源而进行的争斗，要多于为获得可再生资源而进行的争斗。[4]“历史上争取对稀有矿产资源的控制权，是战争的直接或间接诱因。”[5]自然矿产、能源，在一定条件下包括水资源，都可能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美国五角大楼一份报告也称，“未来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资源的冲突”。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失去能源保障的国家面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石油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稀缺资源。

但不幸的是，地球上的这种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据估计，在过去的100年当中，全世界已经消耗掉地球历经数百万年所聚集形成的碳氢化合物的一半（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石油供应已过“供油顶点”（peak oil）。[6]全世界每发掘一桶石油的同时，就要消耗掉4～6桶石油。目前，地球上只剩下1万亿桶可开采的常规石油。而当前全世界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为8200万桶，这就意味着，即使需求量保持不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全球常规石油将在35年内耗尽。[7]由于当前尚未发现新的大规模石油储备，而且从发现到变成可使用的能源产品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过程，而寻找可替代能源谈何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现存已证实的和潜在的石油资源的争夺将日益激烈。在过去一个世纪的12场主要战争中，在其中的10场石油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看上去所有资源对二十世纪的现代化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种资源像石油那样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大战。”[8]

资源的稀缺性使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东素有“世界油库”之称，全球将近60%的可开采石油集中在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到霍尔木兹海峡，再到卡塔尔以西、距海岸只有75英里的沙特油田，然后再回到摩苏尔的“金三角”地带。[9]里海盆地则是“中东以外具有最大资源潜力的地区”。1998年，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谈到里海盆地时曾说：“我想不出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地区像里海这样突然具有了战略重要性。”[10]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了包括中东、里海和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石油，谁就能决定谁死、谁活，谁吃饱、谁饿死”[11]。“近东在战略上很重要……就在于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12]对美国来说，控制上述地区的石油资源，不仅可确保本国长久发展需要（尽管目前来自中东的石油在美国石油进口中所占比重不大），而且还可通过掌握世界能源龙头，控制其他能源需求大国（如中、日、欧）的生存命脉，最终在与这些国家的较量中不战而胜，从而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

而在当前，美国控制中东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从国际格局看，苏联的解体使中东—中亚的地缘版图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空白，由此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而“9·11”事件则为美国控制中东提供了天赐良机（有人至今仍怀疑美国有意促成该事件的发生）。此后，美国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这样，“美国选择了最野蛮、败坏和短视的方式来应对‘供油顶点’的问题：用武力来占有地球上剩余的正在快速消失的石化燃料”[13]。不难看出，美国入侵阿富汗使铺设横穿阿富汗领土的里海石油管道成为可能，而伊拉克战争则有助于美国牢牢抓住中东的石油龙头并垄断油价，美国甚至通过让伊拉克退出欧佩克组织来破坏欧佩克组织。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布伦丹·纳尔逊在2007年7月公开称，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石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美国为伊拉克制定的明显有利于西方进行控制的《石油天然气法案》，使其战略野心昭然天下。

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控制中东能源的战略仍是一锅“夹生饭”。这固然是由于伊拉克长期动荡使美国攫取石油资源的计划迟迟难以落实，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面临来自伊朗的挑战。伊朗不仅自身石油资源丰富，而且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它是唯一一个同时连接里海和波斯湾两大能源产地的国家，全世界40%的石油出口要经过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利用与伊拉克什叶派的亲缘关系以及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的困境，对伊拉克虎视眈眈，不断加大渗透和扩张力度。内贾德甚至公开宣称已做好了在伊拉克“填补战略空白”的准备。因此，对美国来说，不解决伊朗问题，美国控制中东能源的计划就难以得偿所愿。

（三）金融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

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规则主导权，直接涉及国家的最核心利益。在全球化大潮中，像美国这样在许多方面占据垄断地位的霸权国家，除了靠提供技术和服务赚取平均利润外，更多的是利用国际规则制定权获取垄断利益，这在国际金融领域尤其如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之所以长盛不衰，与美元在世界金融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经过与英国反复较量确立下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金融体系，美国由此牢牢把握住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4]。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虽然被迫与黄金脱钩，但以接受“欧佩克”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用中东石油来支撑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15]这样，美国可以通过不断印刷纸质钞票来换取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生产出来的商品，必要时甚至可以向外转嫁经济危机。这是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但近年来，“欧元区”的形成和壮大，使美元霸主地位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确保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商品和中东石油以美元结算，便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确保对中东石油的“政治控制”一直是其维系霸权体系的根本考虑。

当前，随着深陷伊拉克泥潭，美国出现了财政状况恶化、美元疲软等一系列不良征兆。在美国亟须向海外转嫁战争费用的背景下，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显得尤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加依赖“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模式。但伊朗恰恰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向美国发起了挑战。2006年2月，伊朗宣布成立以欧元为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同年12月5日，伊朗又宣布对外贸易也将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无形中恰好击中了美国的要害。与此同时，由于欧元对美元价格上升，一直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的一些海湾国家也决定启用欧元替代美元。美国越发担心作为主要产油国的伊朗的政策转变会产生示范效应，一个“坏苹果”影响到篮子里的其他“苹果”。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自身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维护这种金融垄断地位，便成为美国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据一些学者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发动的4场地区战争均明显带有用军事实力维护经济霸权的目的：海湾战争是为防止萨达姆独吞海湾石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接近里海能源；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并确保伊拉克的石油交易货币由欧元重新换成美元。[16]事实上，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再次换成美元。现在，美国对伊朗不断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乃至可能发动伊朗战争），无疑也暗含着通过打压伊朗来维护“美元霸权”的成分。[17]

（四）军事手段是实现关键利益目标的终极手段

在美国与伊朗的全面对抗中，核问题之所以成为双方斗争的矛盾交会点，表面上看是伊朗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则之争”，实则却是因为核问题所蕴含的军事象征意义和双方军力的此消彼长。

对美国来说，能否成功实现前文提及的政治主导权、能源控制权、金融主导权等目标，归根到底要靠军事实力做保障。因此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军事优势必须达到一种不论敌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敢企图与之对抗或相与匹敌的程度。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只是扼杀对美进攻，更重要的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产生在全球甚至仅是在本地区称霸的野心”[18]。为确保战争胜利万无一失，乃至创造“零伤亡”和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对高科技武器总有一种强烈的技术崇拜，乃至迷信倾向。长期以来，美国最担心的正是“一个敌对国家很可能或者很快获得核生化武器，特别是核武器”[19]。尤其是在中东这一具有全局性战略价值的地区。因此，美高官一再宣称，防扩散是美国的“最高政策”。而近年来伊朗频频亮出“撒手锏”，尤其是不断推进的核计划，恰恰针对的是美国自认为发动战争最有优势、最自信的方面。在美国看来，伊朗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核武器。伊朗不是用（核武器）来显示姿态或进行夸耀，它需要核武器是想要使用。“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不仅仅是一个游行口号，而是一些伊朗领导人的最终目标。简言之，当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就会使用。[20]而伊朗一旦真的通过核计划掌握了核武器，势必极大地抵消美国的军事威力，使其更难通过军事威慑降伏伊朗，美国垄断中东能源的战略构想也将面临全面落空的危险。就此而言，伊朗核计划确实戳到了美国的痛处。

而对伊朗来说，能否避免遭受美国的军事威胁，甚而利用当前有利条件实现历史性崛起，归根到底要靠军事实力说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大国的崛起，仅靠发展经济和贸易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根本无法实现，这是历史证明了还将继续证明的铁的事实”[21]。为了根本解决安全难题，伊朗除了频频进行大规模军演，展示和研发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加紧本国的核研发进程。伊朗石油储量丰富，为什么却要冒着面临美国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巨大压力发展核能？伊朗会不会利用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自主掌握全部核技术，建立包括生产浓缩铀在内的完整核循环体系，最终成为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甚至像朝鲜那样通过核试爆造成既成事实呢？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对伊朗来说，萨达姆政权的最终命运表明，美国本性欺软怕硬，因此“自废武功”只会自取灭亡，伊朗必须寻求“一招制敌”的撒手锏。而核计划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22]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其伊斯兰世界大国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的唯一现实选择。“伊朗进攻性的追求核权力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23]

这就是伊朗不顾一切拼命发展核计划，而美国则不遗余力想尽办法阻止的根源所在。对美国来说，打掉伊朗核计划既是美国整治伊朗政权的需要，也是实现其中东称霸的最后机会。小布什在国会所做的关于《邪恶轴心》咨文中，一再强调“美国决不允许世界上对美国最危险的政权拥有世界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核武器）”[24]。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把伊朗列为可能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鉴于美国已明确将反恐战争视为“长期战争”，因此为扭转颓势和巩固成果，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绝不会轻易让步，双方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由此使伊核危机不断升级，乃至成为牵动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交汇点。

二 伊朗核僵局与美国战略能力的下降

美国通过压服伊朗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的野心是不言而喻的，但愿望是一回事，有没有实现愿望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美国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归根到底还要看其是否具有与实现这一目标相匹配的战略能力。从目前来看，由于美国战略决策和行动能力下降以及实力本身所限，很难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在当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在解决伊朗问题上疲态尽现。

（一）伊朗核问题折射出美国战略决策能力下降

伊朗核危机是中东政治生态失衡和国际大环境失范的结果，它的凸现本身就是美国战略失误造成的。具体地说，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失误客观上造成伊朗坐大，并最终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重要对手。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它在中东毕竟是个“外来户”，因此它要对海湾实现有效控制，就必须借助地区力量相互制衡和寻找地区代理人。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中东地区本来保持着一种脆弱而微妙的政治生态平衡，尤其是海湾地区伊朗与伊拉克的两雄对峙，使美国能够相对轻松地把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双重遏制”游戏，这也是美国在过去实力并不明显占优，且未倾力投入的情况下仍能有效维护在中东利益的原因所在。但美国贸然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不啻是公牛闯入瓷器店，从根本上破坏了海湾地区脆弱的力量平衡。美国本来对伊拉克寄予厚望，希望其能替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帮助美国在中东实现有效控制的战略支柱。但伊拉克战后长期动荡不定，不仅使美国打造“中东民主样板”的愿望落空，而且令美国陷入政治生态失衡的险恶地缘政治环境。其中最令美国头疼和意想不到的，就是宿敌伊朗的意外崛起和伊朗核计划的凸显——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仅客观上帮伊朗消除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两大宿敌的制约，还使伊朗在东、西两翼平添了两大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对伊朗来说，这种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实在是“千载难逢”，伊朗充当地区霸主的雄心也由此升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曾扬言要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新中东”。而拥核则被伊朗视为实现地区大国梦想的“入场券”，至今不肯放弃。

另一方面，伊朗核政策如此强硬，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造成的。自“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在对外行动中日趋迷信武力，并频频以“反恐”的名义在中东发动战争。伊朗本来在“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中支持、帮助过美国，如果美国对伊朗投桃报李，伊朗很可能成为美国在中东可资利用的重要筹码。但美国在2002年公然将伊朗定性为“邪恶轴心”，随后又将其升格为“暴政前哨”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智囊和决策层也开始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方案。这种“为渊驱鱼”的糟糕做法日益将伊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伊朗国内，过去主要是强硬派坚持认为与西方谈判不会获得任何东西，而现在甚至连温和派也开始接受只有强硬和对抗才是唯一办法的观点。[25]进一步说，正是美国的黩武主义和敌视伊朗的倾向，使伊朗生存危机感不断加深，并深刻体会到“落后就会挨打”的丛林法则。发展核计划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伊朗自然很难轻易放弃，并为此不惜与国际社会强硬对抗。因此，伊朗核问题很大程度是美国咎由自取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的战略决策能力正在迅速下降。

（二）美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疲态表明其战略行动能力已近极限

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典型的“零和矛盾”。美国在中东有几大战略性利益（如保证以色列安全、防止核扩散和防止敌对地区性大国崛起、维持石油稳定供应等），而伊朗对美国几乎所有上述利益都构成了挑战：扬言“将以色列从地区上抹去”威胁到美国中东铁杆盟友的生存安全；发展核计划戳到美国确保绝对军事优势的痛处；伊朗壮大本身威胁到美国悉心建立的中东地区秩序；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的根基。简言之，伊朗已经成为美国当前在中东的心腹大患。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是最应尽快解决伊朗问题的。

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尽管美国对伊朗用尽各种办法，仍然效果不佳。一是军事威慑效果有限。为迫使伊朗屈服，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力度：频频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增派航母战斗群，使目前驻海湾地区美军地面部队总人数已与伊拉克战争开战前持平；在波斯湾进行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成立筹划空袭伊朗的秘密小组，并制定打击伊朗1200个目标的空袭计划；在海湾国家部署“爱国者”导弹，组建反伊朗阵线。但这种军事高压和全面围堵并未使伊朗屈服。相反，伊朗通过多次举行军演、展示新式武器等与美国针锋相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威慑政策日渐失效。二是外交谈判效果不彰。过去几年中，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授意下，欧盟曾与伊朗就核问题举行了几年谈判，并先后提出“小一揽子”和“大一揽子”方案，但伊朗在铀浓缩这一关键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由此使欧伊谈判最终破裂。无奈之下，自2007年5月以来，美国打破与伊朗长期不交往传统，与其就伊拉克问题进行了三次直接谈判，但伊朗态度始终十分强硬，使美国通过怀柔手段驯服伊朗的想法再次落空。三是国际制裁难以迅速奏效。自伊朗核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后，美国得以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制裁伊朗。迄今为止，美国已推动联合国通过两个制裁决议，尤其是1747号决议全票通过，表明伊核问题正沿着美国设定的“孤立、制裁和削弱伊朗”的轨道发展。但是，由于诸大国在伊朗拥有重要利益，对伊朗制裁力度越大，各国间的分歧和斗争就越明显。2007年10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60年来的外交传统，高调访问伊朗，并公开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反对对其制裁和动武。大国间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使出台对伊朗制裁新决议面临的阻力日益加大。加之伊朗自身抗制裁能力较强，因此国际制裁在短期内难以对伊朗造成实质性伤害。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疲态尽显，由此折射出当前美国战略行动能力的下降。

对一意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中东既是巨大的霸权诱惑，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霸权陷阱。说中东是战略诱惑，乃是因为中东具有战略位置重要与缺乏大国保护的双重地缘政治特点。中东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宝库，同时又是“五海三洲”之地，战略价值非常重要。但同时，该地区缺乏真正有分量的地区大国，既无法抵御外辱，也无力保证地区秩序。为解决该地区问题，中东国家甚至不得不主动寻求外部力量帮助，由此决定了中东极易成为外部大国觊觎和控制的对象。当前美国自恃是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借“反恐战争”之名全面控制该地区。殊不知，中东地区也是埋葬大国霸权的巨大陷阱。地缘政治学关于强权与距离关系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它的边境之外施加强权，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发动国的力量将随着距离的延长而减弱。博尔丁将其概括为“力量梯度损失”规律。[26]由于中东距离世界各主要大国相对遥远，决定了没有一家外部力量能够在中东长期驻足。那些试图在该地区称霸的外部大国经常面临强弩之末和鞭长莫及的极限困境。

美国即便是唯一超级大国，也并没有全面控制中东，进而实现全球霸权的实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华盛顿甚至无法得到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对第二个安理会决议的支持。[27]但“布什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28]。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7年2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当代世界若由一个国家独揽领导地位，既不会有足够的军事政治资源，也不会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及全球，它在世界30多个国家驻军，军事基地达737个，因而分配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自然相对有限。因此美国虽然强大，但却犯了四面分兵、四面出击的兵家大忌。正如毛泽东所言：“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29]事实上，在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经开始陷入“十个手指按跳蚤”的困境。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中东的扩张已经接近力量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便不难理解美国为何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无计可施了。换言之，伊朗核危机已成为检验美国中东战略能力极限的标志性事件。

长远看，美国若想解决伊朗问题，似乎只剩下外交妥协和军事打击两个极端办法了。美国若想与伊朗达成交易，就要承认伊朗在中东的地区大国地位，由此将使美国几年来苦拼获得的成果损失殆尽；而美国若对较为强大的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势必将使已经因频繁发动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美国“再而衰，三而竭”。不管美国如何选择，都无法改变其在中东走下坡路的趋势。只是伊朗的崛起及咄咄逼人的挑战，进一步加快了美国的这种衰退的速度而已。

三 几点战略启示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世界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伊朗核危机的实践表明，世界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包括类似美伊这样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和“超越”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学会直面客观矛盾，并在矛盾斗争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美国抓住伊朗核问题大做文章，实质是试图借核计划整垮伊朗政权。几年来，美国频频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称“不排除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对付伊朗，小布什也宣布不会把伊朗核问题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2007年10月，小布什还扬言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使伊朗核危机始终笼罩在浓重的战争阴影之中。考虑到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已发动了多场局部战争，因此伊朗核危机转变为一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能。这一事态再次警示我们，当前世界并不太平，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总结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规律，就是拣小的打，拣弱的打。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激发美国进行军事打击的欲望。美国是个实用主义主导的国家，他们将战争视为生意，因此格外注重发动战争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尽可能不做赔本买卖。因此，美国很喜欢通过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创造不败神话，进而杀鸡儆猴，威慑那些敢于与美对抗的敌手和潜在对手。翻开历史，美国为了确保战争成为一桩合算的买卖，总是要精心挑选打击对象。萨达姆主动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无所顾忌地对其施予打击。相反，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美朝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的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

因此，保持强大的军备水平和坚定的国家意志，是实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标的根本手段和最后屏障。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国家间的和平正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说过，“维护和平依靠我们的实力，而不是对手的善意”。西方有句谚语：“篱笆箍得紧才会有好邻居。”当前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表明，以松弛武备换取对手的怜悯，结果只能激起对手更大的杀心和贪欲。相反，伊朗强硬政策的部分成功则表明，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反而使对手顾忌重重，从而增加和平的概率。相反，用“善意换取善意”的方式谋求一国安全发展，无异于让国家成为现代版的东郭先生。

（二）主观目标必须与客观能力相匹配

从哲学角度看，唯心主义——不管是强调外在于主体的抽象精神力量决定事物发展的客观唯心主义（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还是强调主观意愿决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早已被证明是一种错误（至少是有致命缺陷的）哲学思想。事实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不从物质决定意识、使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角度出发阐释问题，只会引发国家战略的错乱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动荡。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战略目标是否可行，最关键就是看这一目标与该国的力量和资源是否相称，只有那些国家有能力实现的目标才是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否则，很容易因战略目标超过国家实力，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从历史规律看，任何帝国的无限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会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胜任而陷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命运。那种脱离本国国力和客观现实制定对外战略的主观主义做法，无异于使国家走上一条动乱和亡国之路，必将害人害己。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战争：他发动战争的理由，美国不是基于伊拉克的现实威胁，而是“接受上帝的指引”；在伊拉克战后改造问题上，不是尊重并保留在当地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器（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民主必然带来繁荣”，结果使伊拉克政治社会结构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样，再也无法复原，并使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几十年罕见的战略困境，以至于在面临真正构成威胁的伊朗问题时反而束手无策。强大如美国者尚且面临如此困境，中国这种家底不厚的发展中国家，更经不起因战略失误而造成的灾难后果，因此我国制定对外战略时更要遵循“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原则，避免犯类似美国的战略错误。

[1]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89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59页。

[3] 〔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昌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91～92页。

[4]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184页。

[5] 〔英〕瓦西利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薛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118页。

[6] 参见Michael C. Ruppert，Crossing The Rubicon：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4，p.23。

[7] 参见Crossing The Rubicon：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p.22。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有资料称全球的石油能开采时间约为50年，也有资料称有79年，但开采和需求量超过石油新发现量则是不争的事实。

[8] 《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第118页。

[9] 参见Crossing The Rubicon：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p.45。

[10] 《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第119页。

[11] Michael C.Ruppert，Crossing The Rubicon：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4，p.29.

[12]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58页。

[13] Crossing The Rubicon：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p.47.

[14] 参见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人民出版社，2006，第256～272页。

[15] 参见《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序言。

[16] 参见Krassimir Petrov，“The New International Iranian Oil Bourse and The Global Economy”，World Affairs，Summer 2006，Vol.10，No.2，p.129。

[17] 参见William Clark，“The Real Reasons Why Iran is the Next Target：The Emerging Euro-denominated International Oil Marker”，http：//globalresearch.ca/articles/CLA410A.html。

[18] 〔加拿大〕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21页。

[19] 《美国大战略》，第111页。

[20] 参见Geoff Metcalf，“Iran’s Threat to the World”，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5/3/27/193827.shtml。

[21]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96页。

[22]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12页。

[23]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6，http：//www. foreignaffairs.org/ 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24] Patrick J. Buchanan，“Iran：America’s Next War？” http：//www.lewrockwell. com/buchanan/buchanan11.html.

[25] 参见Ali M.Ansarisari，Confronting Iran：the Failure of Americ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xt Great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Basic Books，2006，p.188。

[26] 参见〔英〕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第11页，转引自薄贵利《国家战略论》，第213页。

[27] 参见〔美〕约瑟夫·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黄海莉、门洪华译，http：//www.peacehall.com/news/ gb/intl/2003/08/200308070602.shtml。

[28] 《美国时代的终结》，第33页。

[2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38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伊朗革命主义外交

——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

近年来，尽管伊朗一直处在美国全面围堵的恶劣环境中，但其凭借自身实力和伊拉克战争后相对有利的地缘环境，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角。伊朗选择怎样的外交战略，为何选择此种战略，这种政策未来命运如何，便成为一个极具探讨价值的学术和现实问题。

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1]。这实际是强调了从地缘政治理解国家的重要性。而伊朗历史本身就是经典地缘政治的产物。[2]冷战结束后，伊朗的北部地缘政治环境日趋改善[3]，苏联解体不仅消除了伊朗北部的强大压力，而且还催生出了数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9·11”事件后，美国在大中东发动反恐战争，使伊朗地缘环境进一步优化。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伊朗一直被夹在敌对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之间而难以伸展，使中东保持着相互制衡的政治生态格局。但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伊朗东、西部不再存在敌对国。不仅如此，美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选举，使占据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力量应时而起，由此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为什叶派掌权的伊朗实现地区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仅仅在5年前，伊朗仍被充满敌意的逊尼派政权围墙所包围：西边是伊拉克和沙特，东边是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伊朗人欢迎逊尼派围墙的倒塌，也乐见什叶派在该地区崛起，使之成为伊朗防范逊尼派民族主义反扑的安全装置。”[4]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输出革命”想实现而没能实现的长久梦想。

与伊朗地缘政治环境极大改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世界日趋衰落。从国际层面看，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瓦解。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已不存在了，仅剩一些宣传招式而无实际的行动。而且，当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埃及已经转向国内事务，叙利亚政局动荡，伊拉克甚至不再将自己定位为阿拉伯国家。只有伊朗能够提供意识形态，而且有能力、有意愿在该地区内扩大影响[5]。随着中东力量构成此消彼长，伊朗在缺少力量制衡的条件下，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

在西亚历史上，伊朗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从波斯帝国开始，西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伊朗历史为主线的。[6]因此伊朗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荣誉感，以及成为地区大国的历史抱负。“伊朗不是一个新兴国家，也不是西方影响的产物。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拥有许多世纪，确切地说有几千年的独立主权的存在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7]伊朗的人口3倍于伊拉克，国土面积4倍于伊拉克，而且伊朗是唯一同时毗邻波斯湾和里海两大油气中心的国家，加之其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掌握着世界石油输出的主动脉，因此伊朗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从当代视角看，伊朗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来自它所拥有的丰富油气资源。伊朗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四，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很明显，油气资源是关系到国家强权的战略资源。“一个全无威力的国家，因为拥有一种重要资产——石油，就突然成了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8]随着能源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环节，石油生产国的综合国力也水涨船高。尤其在当前，国际油价飙升不仅使伊朗获得巨额收益，而且对国际能源格局乃至政治格局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提出了“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一词，称其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9]。依照笔者理解，这种地缘战略棋手就是地区大国。而按照布热津斯基的分类，伊朗目前仅仅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它更多的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即所处地理位置敏感，其潜在的脆弱状态会对地缘战略棋手造成影响。[10]但目前，伊朗在维护地区稳定、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局势、阿富汗局势、什叶派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正如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巴瑞·鲁宾认为：“伊朗是当前中东唯一的地区大国，因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配得上这一称号。目前伊朗已经将影响力扩散到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伊朗不仅支持真主党，而且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运动，甚至还资助叙利亚。即使没有核武器，日益增长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不和、国际高油价仍然增加了伊朗的影响力。”[11]因此，伊朗显然正在从“地缘支轴国家”升格为一个新的“地缘战略棋手”。

一 伊朗的革命主义外交：一种替代性范式

新兴大国采取何种道路崛起，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按照马丁·怀特的分类，国际政治思想主要可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12]，由此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崛起战略）也呈现这三种范式。时殷弘教授在《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曾通过验证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总结出三种可资利用的崛起战略：自助、不出头和搭车战略，并认为采取“挑战者”姿态的新兴国家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战略是不足取的。[13]从现实看，当前世界最有可能崛起的几个新兴大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基本走的都是和平发展的崛起之路。然而，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战略选择的空间和实施环境差异很大。对当前矢志迈进地区大国行列的伊朗而言，它却日渐将自己定位为“革命者”角色，并试图通过革命主义道路实现自身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说，革命必须建立在替代原有体制的新观念体系上，也就是树立、普及革命意识形态。[14]这种革命主义表现特征为：①要求改变大国支配的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和干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②要求改变西方人欺凌和歧视世界有色人种的国际种族秩序；③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15]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拉美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均构成这种革命主义的思想渊头。在实践中，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伊朗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均是这种革命主义的体现。

就伊朗而言，早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它就开始“输出伊斯兰革命”，支持巴林、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政党、民兵和反叛活动。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奋起吧，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吧。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16]1979年的人质危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等事件表明伊朗革命结合了什叶派认同与激进的反西方主义。[17]伊朗当前的强硬派将自己视为霍梅尼最忠实的信徒，并认为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而且是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尤其是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以及波斯湾和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亚的什叶派地带的中心[18]，其外交政策也再次呈现革命姿态。

从实践看，内贾德自上台不久便在外交领域掀起了充满颠覆色彩的“内贾德革命”。首先，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未来”，称伊朗虽然是最大储油国之一，但如不发展核能，未来在能源上将不得不依靠西方。为重辟核研发前进之路，摆脱欧美和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围堵，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寻求突破。2005年9月17日，内贾德在联大主张伊斯兰世界分享核技术，借此拉拢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让众多没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谋求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同时，伊朗利用当前西方石油消费国求稳怕乱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际，采取“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屡屡突破国际社会设定的底线。

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内贾德上台后，接连发表激烈言论，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如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提出以色列像“一棵干枯、腐烂的大树”，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当年纳赛尔、萨达姆和霍梅尼激进反以言论的延续。伊朗通过如此极端方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际是试图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充当地区事务领头人。

最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感到不满。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小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伊朗不仅在言辞上日益激烈，而且为打击美国霸权，伊朗宣布在2006年3月20日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举动是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乃至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

总的来说，伊朗革命性外交含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明显的国际主义成分，其奋斗目标涉及整个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本身。另一方面，伊朗当前外交又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就中东范围看，伊朗弘扬伊斯兰主义，实际是借伊斯兰旗帜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我们知道，中东社会存在两层矛盾：一层是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宿怨；另一层是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前者强调宗教因素，后者强调民族因素。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是中东民族中的少数派，为扩充地区影响自然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的伊斯兰身份。因此，尽管伊朗出发点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全方位斗争，但最终落脚点却是自身的利益。“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19]这一第三世界革命国家的外交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伊朗。

二 压迫与造反：伊朗选择革命性道路的必然性

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20]用这句话来概括国际政治中处在不同发展境遇国家的心态，再合适不过了。从历史角度看，国家间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权力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转型期，争取更多权益的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与维护既定秩序的原有大国发生矛盾乃至冲突。伊朗的兴起就选择了一条挑战意味明显的革命主义道路。伊朗革命性崛起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应验了一条多么古老的规律，而且在于由此折射出的当前第三世界特定的国际处境，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激烈反应的原因。

（一）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自助意识

对任何具有全球抱负的大国和战略家来说，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汇集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和领土面积，以及最主要的海洋通道和战略资源，因此它一直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地带。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首次将第三世界定位为“中间地带”。毛泽东强调：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21]换言之，控制中间地带（也就是斯拜克曼所称的“边缘地带”）已成为大国争霸的必由之路。

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相互制衡，第三世界拥有相对宽泛的外交空间（“不结盟运动”就是这种中间政策的体现）。但苏联解体使第三世界失去了左右逢源的回旋空间。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其谋霸全球的野心日益膨胀，并明显将矛头指向第三世界。在美国，学界出现了将第三世界视为主要威胁源的“失败国家论”和“文明冲突论”；克林顿政府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频频使用“无赖”和“贱货”等字眼，并明确勾画出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苏丹、朝鲜、古巴7个“无赖国家”，对其实施孤立、遏制和全面制裁；小布什当政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先后抛出“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说法，并推出以“先发制人”为理念的反恐战略，其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和中亚）政策更加咄咄逼人。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决心“到敌人那里去打仗，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勇敢地去面对它”，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敌人”是谁，这样就留下了大得不能再大的回旋余地，即可以任意选择目标了。[22]美国凭借超强实力自行决定惩罚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反美国家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朝鲜核试爆就是对这种环境的反应）。

伊朗的表现尤其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对伊朗恫吓不断升级，对其扣的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再到“暴政前哨”。美国智囊和决策层早就开始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议程。所有这些，使伊朗生存危机感不断加深，伊朗深刻地体会到“落后就会挨打”的丛林法则。在伊朗看来，历史已经表明，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国家崩溃。[23]而发展核计划就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24]因此，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伊斯兰世界大国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笼罩的现实选择和唯一选择。“伊朗进攻性的追求核权力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25]因此，伊朗不惜代价地发展核计划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国家发展的边缘化趋势与极端化反击

第三世界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弱势群体。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和不平等的。[26]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它们一直遭受西方列强政治欺凌、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因此其内部存在诸如失业、贫困、政治犯、集中营、经济内部殖民、文化帝国主义等许多痼疾。[27]这在中东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东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就开始日渐沦为西方殖民者的板上鱼肉。二战结束后，尽管该地区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但以色列的建国和美苏争霸，使该地区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外力控制。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包括中东在内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日益被边缘化，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02年7月出版的、由阿拉伯学者撰写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是非常失败的。1999年，所有阿拉伯国家的GDP不及在欧洲属中等水平的西班牙，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非石油商品出口额，仅相当于芬兰一年的出口总额。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却呈现迅速增加趋势。目前，该地区年轻人所占比重居世界第一，其中38%在14岁以下。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2020年该地区人口总数将达到4.1亿～4.59亿。发展的停滞加上人口剧增，意味着该地区实际人均收入的下降和工作机会的锐减。这样该地区会陷入一种“准停滞”（quasi-stagnation）状态。在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情绪支配下，不少民众将自身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西方殖民统治和霸权主义，从而采取激进的反西方态度。而“那些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长期无法理解针对他们的那种敌意的深刻性”[28]。

伊朗的历史遭遇实际是中东国家受压迫命运的缩影。两个多世纪以来，从过去的俄罗斯和英国，到后来的苏联和美国，伊朗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前线地带。从19世纪英俄反对在伊朗修建铁路，到二战期间强迫礼萨·汗国王退位（原因是亲德），再到1953年美国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伊朗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实际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大赛场。“伊朗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来自漫长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波斯帝国时发挥霸权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伊朗沦为一系列对手筹码的漫长历史，即19世纪俄国与英国、20世纪的冷战，以及21世纪重新强化的石油政治。”[29]伊朗遭受西方欺压的屈辱历史，尤其是西方对伊朗修建铁路和石油国有化等的阻挠，使伊朗在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面对其核计划的压力时，充满了反抗、敌意和蔑视心理。他们认为，西方就是要阻挠伊朗获得先进技术。

此外，伊朗国内也面临与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难题：生产效率低下、腐败盛行、人口剧增、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有分析认为，20年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危机与人口危机将一同爆发，届时赡养老年人口将为该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很容易将问题归咎于外部，通过强调外部威胁以转移视线，并试图重新分配外部权力和财富，寻求脱困办法。因此，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浓重的内贾德对西方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使其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引起极大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革命性外交还与内贾德总统独特的行为风格和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内贾德出身平民，且一向重视中下层民众而对权贵和上层社会较为蔑视，因此一直被视为“穷人的代表”。在2005年大选时，内贾德曾将拉夫桑贾尼称作“当权者”，而自己以反叛者自居。这种叛逆人格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就是强烈的悲情意识和受害求偿心态。内贾德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主要体现西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伊朗一直受到西方的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没有获得应有权利。换句话说，伊朗是国际社会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内贾德将自己自觉地定位为国际规则的挑战者。“比起上一届注重树立改革形象的哈塔米政府，本届伊朗新政府更加注意树立在伊斯兰世界不怕打压的形象。”

（三）意识形态真空与伊斯兰主义的强烈反弹

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的反复争夺，使穆斯林民众日渐认清两大超级大国的霸权本质，并由此东西方意识形态在中东失去了吸引力。“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就是这种心态的集中反映。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这一古老的信仰体系再度回归现实，并迅速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替代品。

伊斯兰世界过去的辉煌历史（如穆罕默德创教和四大哈里发时期）与穆斯林对伊斯兰信仰的执着是同步发展的，这一历史经验使相当部分穆斯林深信“宗教兴则民族兴”，因此每当伊斯兰世界面临重大挫折和衰落，总会出现弘扬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日益加大在伊斯兰世界的称霸力度：一方面，西方在伊斯兰世界频频发动战争（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刻意歪曲、贬低乃至敌视伊斯兰教，并试图通过输入民主对其“文明改造”，这一系列举动触发了伊斯兰世界最敏感的神经，并由此激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极大反弹。目前，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国均出现伊斯兰激进势力上台或得势的情况。而以“基地”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屡打不绝，频频针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伊斯兰复兴之后，中东再度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大潮。

伊朗更是出现了新保守势力抬头的迹象。在2004年2月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中，保守派阵营中分化出一个被国际社会称为“新保守派”的派别，并在议会292个席位中夺得至少80个席位。“新保守派”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年富力强并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2005年6月，内贾德在总统大选中意外当选，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政教合流趋势。

而伊斯兰教更多是一种第三世界宗教[30]，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国际政治观也充满了革命性成分。大体来说，伊斯兰理论家鼓吹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并对当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基本否定。

内贾德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深受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激进思想影响。“伊朗革命者是在两种国际背景中认识自己的：一种是历史形成的伊斯兰传统，在这种国际背景中，他们是一种新的革命精神的承担者；另一种是当代形成的反帝背景，在这种背景中，他们呼吁穆斯林和其他“受压迫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31]。作为伊斯兰革命体制的忠诚维护者，内贾德十分强调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希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内贾德在赢得选举后发出“将伊朗建设成伊斯兰世界榜样”的誓言。同时，内贾德认为，压迫和暴政时代已走到末路，“很快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将席卷全世界”。伊朗总统的一名助手表示，内贾德梦想建立一个波斯湾帝国，首都设在德黑兰。

简言之，伊朗的革命性政策正是对当前世界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一种总体性回答。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一直是损害第三世界的老问题。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展开，非但没有缓解这种不合理状况，反而使南北悬殊进一步拉大。而“9·11”后美国的单边黩武政策倾向，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沦为牺牲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极度轻视或忘记人民的需要将会犯下错误。他们需要梦想，需要相信，就他们作为个人或作为某种性别、某个阶级、民族或共同体的成员而生活与其间的那个世界来说，有多种替代性的选择。”[32]弱者的权益一旦被极度忽视或剥夺，他们便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反弹。伊朗革命外交就是例证。

三 伊朗革命性道路能走多远

对任何稍有常识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这种战略重要性不成比例的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该地区一直缺乏占据主导优势且能被各方接受的核心国家。这就导致该地区的国家既无法有效排解内部的重重矛盾，也无力阻挡外部大国的强行介入。换言之，在相当长时期内，中东更多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大棋局，而中东国家也仅仅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棋子而已。在当前特定的新形势下，伊朗凭借伊拉克战争后在中东格局中的有利位置，跃跃欲试，试图改变任人宰割的被动命运，充当新时期的地缘政治棋手角色。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已经提到，要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新中东”。

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伊朗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革命性崛起道路。从现实政治层面而言，伊朗革命性道路虽然首先涉及的是“该不该”的道义和法理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行不行”的现实选择问题。这涉及诸多现实问题。

首先，伊朗革命性道路面临巨大的国际阻力。新兴国家崛起涉及对世界（或地区）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反霸国家的核心是加强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因此，它一方面要削弱霸权国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增加自己的权力”[33]。由于这种崛起直接冲击原有霸权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新兴国家崛起本身就充满了风险。而中东是美国的战略攸关地区，防止敌对性地区霸权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的基本目标。伊朗作为激进反美国家，偏偏选择了一条革命性崛起之路，因此，伊朗未来的发展注定艰难坎坷。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从“挑战与应战”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了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环境，这种困难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人类构成了一种挑战，为了奋起应对这种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了。汤因比还进一步指出，要激起成功应战的挑战必须“适度和中庸”，如果挑战过分严重，超出了人的应战能力，人就会被这种挑战压垮。[34]这一论述对我们分析、探讨当前伊朗未来兴衰同样有启发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伊朗的革命主义政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悬崖边外交”。它一方面提升了伊朗相较于大多数阿拉伯专制政权的道德权威感。随着萨达姆和本·拉登倒台，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找一位敢于反抗西方的新英雄。很显然，内贾德乃至伊朗，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赢得阿拉伯民众的喝彩。[35]另一方面，它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魄力，迫使作为强者的美国不断后退，从而赢得了通过外交谈判不可能得到的权益。伊朗核政策的屡屡得手已验证了这种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革命主义外交成果的获得是以巨大的战争风险为代价的。国家崛起是个长期过程，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也是个多次博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外交技巧不再重要，实力将起决定作用。而美伊力量是严重不对称的。美伊博弈就像狮子与鹿的赛跑，鹿的狂奔是为保全性命（国家生存），而狮子的追赶则是为得到一顿美餐（霸权），因此鹿一旦被狮子赶上，毁掉的就是身家性命。本质上说，伊朗的挑战性政策始终面临着招致毁灭性报复的风险。尤其在中东这个关系到美国霸权成败的关键地带，伊朗随时可能成为美国推倒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其次，伊斯兰革命道路本身存在可持续性问题。事实上，革命主义外交始终难以摆脱追求国际主义与本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一痼疾与革命国家伴随始终。而伊朗作为一个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地区大国，其崛起更需要获得地区盟友的支持。但是，“革命国家是国际主义的，这一思想本身就含有某种必然性，即革命国家会利用其国际影响，把它的意志和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36]。伊朗奉行的强化伊斯兰——特别是什叶派——纽带的革命性外交，极可能引发强烈反弹。一方面，伊斯兰政治观与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反差太大，因此伊朗强化伊斯兰色彩，必然会冲击中东现行的主权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由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而且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更多吸引的是普通民众，尤其在“什叶派新月地带”已隐约形成的背景下，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更加担心伊朗的“宗教动员令”威胁其统治基础，因而或明或暗地抵制伊朗的影响力。沙特协商会议成员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祖勒法说：“作为海湾国家，我们不希望看到伊朗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强国。而且，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因为这将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从更大范围看，伊朗“抹掉以色列”和“大屠杀神话”的说法，违反国际道德底线，无端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而抨击欧盟国家“一方面通过与伊朗贸易赚钱，同时还干涉伊朗内政”，在核问题上对欧盟过于强硬，使其可能失掉欧盟的支持。总之，稍有不慎，伊朗的革命性外交便可能重蹈当年霍梅尼“输出革命”覆辙，使伊朗在中东乃至世界上陷入全面孤立。

从历史上看，二战后中东地区曾屡屡出现过扛旗自强，试图整合中东秩序的权势中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呼风唤雨，但却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黯然失色；70年代末，萨达姆和霍梅尼两大政治强人先后登上中东舞台，并分别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大旗，进行了长达8年的地区战争，最终却两败俱伤；到90年代，伊拉克试图通过吞并科威特一举成为地区霸主，结果在美国强力打压下一蹶不振，乃至最后被推翻。可以说，中东国家至今没有成功实现崛起的范例。

纳赛尔、萨达姆、霍梅尼等人为什么最终失败？按理说，纳赛尔等人所处的国际生存环境远比现在的伊朗要好（在两极格局下，当年的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民族解放运动保护者的角色，而当前则不存在这种情势）。总结这些中东强人的经验教训发现，这些国家最初的成功（如纳赛尔成功击退英法以联合入侵、霍梅尼推翻专制王权）主要得益于其事业的正义性和目标的有限性，正如J.林茨所言：“针对传统的权威主义及殖民体制而发生的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既成权力机构的阶梯机器和发行的丧失。”[37]而其最终失败则往往是因为其行为的非正义性（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和目标的无限性（纳赛尔试图实现阿拉伯联合）。简言之，国家外交政策颠覆秩序色彩过于浓重，对外扩张过度，以至于超出维护正常国家利益的范畴，必然导致内忧外患。

鉴往知今，伊朗未来能否最终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革命性政策的性质和目标。如果伊朗仅仅是借革命姿态维护正当的国家权益，其权势持续性便相对较长。反之，如果伊朗欲借此在地区称霸，便可能因目标超过自身实力，或者因招致某些大国强力阻击而重归沉寂。一言以蔽之，战略选择决定战略成果，伊朗未来能否崛起不存在宿命论，一切都在它自己手中。

[1]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49页。

[2] 参见Graham E.Fuller，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The Geopolitics of Iran，Westview Press，1991，p.10。

[3] 参见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

[4]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6.

[5] 参见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 18，2006.

[6] 参见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10页。

[7] 《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转引自《历史焦点》，第395页。

[8]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59页。

[9]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54页。

[10] 参见上书，第55页。

[11] 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

[12] 参见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New Yorks，1992，转引自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5年第3期。

[13]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14] 参见〔日〕中野实《革命》，于小薇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第52页。

[15] 参见《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

[16] 〔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87页。

[17] 参见Kenneth M. Pollack，“Taking on Tehran”，Foreign Affairs，March 1，2005。

[18] 参见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6。

[19] Tran Van Dinh，Independence，Liberation，Revolution：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New Jersey，1987，p.206.

[20] 《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

[21]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60页。

[22] 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40页。

[23] 参见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

[24]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212页。

[25]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6.

[26] 参见Tran Van Dinh，Independence，Liberation，Revolution：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New Jersey，1987，p.195。

[27] 参见Tran Van Dinh，Independence，Liberation，Revolution：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New Jersey，1987，p.195。

[28] 《革命与世界政治》，第322页。

[29] Natylie Baldwin，“Iran：Axis of Culture，History，and Geopolitics”，Newpotia Magazine，May 19，2005.

[30] 参见〔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高晓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46页。

[31] 参见《革命与世界政治》，第119页。

[32] 参见《革命与世界政治》，第323页。

[33] 吴稼祥：《果壳里的帝国》，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239页。

[34]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173页。

[35] 参见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

[36] 《革命与世界政治》，第87页。

[37] 《革命》，第3页。

海湾国家外交行为根源及其地区影响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海湾国家一改过去相对低调的外交政策，配合西方高调干涉阿拉伯邻国内政。在利比亚问题上，正是海湾国家的竭力推动，才使联合国顺利通过若干制裁决议，由此为西方发动空袭、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提供了便利，卡塔尔和阿联酋甚至还出兵参与“围殴”卡扎菲。在叙利亚问题上，海湾国家积极向巴沙尔政府施压，扶植叙反对派，并呼吁联合国加大对叙制裁。[1]2011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屠杀平民事件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更是借机加大推动叙利亚政权更替的决心和力度。[2]沙特阿拉伯国王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称，“从开国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算起，沙特从不曾在一场革命中如此起劲地反对一个阿拉伯国家”[3]。卡塔尔更是“几乎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4]海湾国家当前外交举动让不少人颇感意外，但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外交举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其影响更是不可低估。

一 海湾国家外交行为逻辑的根源

有人将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大外交”举动，归结为“拿破仑情结”（Napoleon complex）[5]，即身材矮小的人（或国家）由于自卑感作祟，而力图在其他方面强过别人。用这种说法解释海湾小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固然形象，却失之简单。实际上，当前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与中东剧变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正是中东剧变引起的区域内力量消长，为海湾国家推行“外交新政”提供了契机。

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使不少中东共和制国家陷入政权危机。如埃及过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但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该国各派力量纷争和政治动荡加剧，政治转型前景不明，使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外汇资源日趋枯竭，如埃及外汇储备2011年初时为360亿美元，而到当年10月已降至220亿美元，GDP增长率从过去的年均5%降至1%。[6]有学者称，埃及经济正以“自由落体”态势加速恶化。[7]在这种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无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这就给海湾小国在阿拉伯世界大显身手提供了难得机遇。

与埃及等国相比，海湾君主国凭借厚实的“家底”及西方扶植，安然渡过政权更替潮，并使其传统优势凸显，政治经济影响力水涨船高。中东剧变初期，海湾国家为避免政权垮台而出台种种惠民政策，截至2011年9月已花费1500亿美元[8]，但地区局势紧张造成的油价持续飙升，又使其经济损失一定程度得到弥补。这使其相对于共和制国家的财富效应更加凸显。同时，外部政治环境对海湾国家日益有利。2011年3月以来，西方不断加大对中东国家，尤其是区域内激进国家的干预和打压力度，同时对海湾君主国镇压民众抗议网开一面，甚至竭力扶助，这种外力干预加剧了地区力量对比的消长，也为海湾国家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便利。

此外，海湾国家的组织优势更加明显。相较于分散无力的阿盟，由海湾六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中东地区内聚力最强、整合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在中东剧变中，海合会国家“抱团取暖”并宣布接纳约旦和摩洛哥为成员国，加大了海湾国家在地区舞台中的权重。当前中东力量格局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变化，为海湾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难得契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外交空前活跃，显然是要借机填补地区权力真空。[9]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还被视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国家发动的一场“阿拉伯新冷战”。[10]

从深层看，海湾国家当前联手西方干预阿拉伯邻国，乃是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的地缘破碎格局导致的必然结果。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11]不同国家地理疆域和国家规模的差异，决定了其国际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别。琼·戈特曼曾将国家分为“亚历山大式”和“柏拉图式”两类，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服以及觊觎全球而获得庞大领土的国家，后者往往是由一个城市加上其腹地组成的小国。前者是领土型的，夺取和统治领土对它至关重要。后者最关注的则是将自己并入一个更广阔的体系之中。[12]大国由于拥有更大实力和潜质，通常会谋求自立、自主、自强，乃至具有影响和主导国际秩序的外交抱负。[13]而小国能力有限，无论政权生存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环境，在外交上更是依靠超级大国。[14]在海合会六国中，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他5个国家总面积才42.5万平方公里，堪称典型的“柏拉图式”的国家。这些海湾国家（除沙特阿拉伯外）国小力薄，处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走廊，但又缺乏同地区大国较量的实力，因此怀有一种持久的不安全感。[15]为确保自身安全，它们除了强化地区合作（如成立海合会），唯有引入第三方势力，借助外部强援平衡地区大国影响。因此，“阿拉伯小国准备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障，以此防范他们的阿拉伯兄弟”[16]。海湾国家的这种依附性生存方式，体现在安全、经济乃至价值观等各个领域。

在安全问题上，海湾国家基本将安全事务“外包”给了西方大国，尤其在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一枝独大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靠西方——特别是美国。1990年萨达姆派兵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目前，美国在海湾小国均有军事存在，如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阿联酋还将法国拉入海湾地区。2008年，阿联酋允许法国使用该国军事基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投桃报李，曾在访问阿联酋时声称：“当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法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17]近几年，海湾国家由于担心伊朗崛起的威胁，在安全上更加依附西方大国，购买美国军火、部署反导系统、配合“中东版小北约”计划等，都是要通过引入“美国因素”来防范伊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4月1日公开表示，“在海合会国家建立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的优先任务”[18]。在当前的中东动荡中，海湾国家帮助西方打压叙利亚，实际上是试图借西方之力抵消、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在经济上，海湾小国不具备实现进口替代的基本条件，因此从一开始就高度依附西方经济体。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巴林、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在中东北非地区（MENA）17国中均位居前列，这表明海湾国家与西方已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同时，海湾国家大部分海外资产也投向西方市场。据估计，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WFs）有6000亿～10000亿美元，其中60%～85%投向欧美市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19]因此，海湾国家与西方经济体休戚相关。有学者认为，海湾国家在中东剧变中之所以与美、欧结成三角同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托美欧市场。[20]

这种依附性还体现在价值观领域。海湾小国不能自行承载政权安全、经济自立、军事自保等对主权国家至关紧要的诸多重任，因此其价值观甚少在“霸权/反霸”“安全/独立”“民族/国家”等宏观层面叙事。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号称阿拉伯世界新锐媒体，标榜自由、宽容和独立报道，西方也不时指责其煽动反美情绪[21]，但该电视台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民主/独裁”“自由/压制”等西方主流媒体惯用的叙事方式。这种话语体系的流行很容易使阿拉伯民众的政治诉求偏离其真相，也容易掩盖西方干涉中东事务的霸权实质。有媒体认为，“半岛新闻节目的目的好像就是为惹恼其他阿拉伯国家”[22]。中东剧变后，半岛电视台抱着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和“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态度，不断进行鼓动性报道，助推“阿拉伯之春”蔓延。[23]由于它在叙利亚问题报道偏颇，愤怒的叙利亚民众在该台驻叙办事处外墙刷上“谎言，谎言，还是谎言”的标语，以嘲讽它自我标榜的“真相，真相，只有真相”。2012年3月，该台多名记者因不满这种歪曲报道愤而辞职。相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赞赏该台报道的是“真正的新闻”，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称对其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感到“自豪”。[24]这种反差从侧面说明，半岛电视台日趋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传声筒。

二 海湾国家“外交新政”的地区影响

当前中东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任何变量都可能影响未来中东格局的重塑。而海湾国家与西方里应外合干预中东政治转型，改变了中东原有的政治生态。

首先，海湾国家的外交干预进一步重挫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整合进程。中东频频成为西方的权力竞技场以及“动荡、冲突、战争”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地缘版图破碎及由此导致的各行其是，内讧不止。阿拉伯国家要想真正摆脱这种历史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欧洲那样，走团结、联合乃至统一的道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合并潮，某种程度上就是重新整合中东地缘版图的积极尝试。西方为维护在中东的霸权利益，更希望中东继续保持四分五裂状态，因而总体上一直排斥、打压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联合诉求。当前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涉阿拉伯邻国的外交行为，与近一个世纪来几代阿拉伯政治家和有识之士谋求联合自强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反而与西方大国一贯奉行的“以阿制阿”、阻挠阿拉伯世界联合趋势的霸权主义路线不谋而合，由此极大地损害了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整合进程。

一方面，它进一步清除了有关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的价值理念和政治遗产，使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当前海湾国家外交干涉的重点对象——利比亚和叙利亚，恰好是主张或曾经主张阿拉伯联合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堪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后一位“政治遗老”。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积极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推进阿拉伯国家间联合和合并，尽管这些外交努力相继失败，卡也在后期将外交重心转向非洲，但其政治话语中仍保留了诸多“阿拉伯联合”等许多真理颗粒和思想闪光点。只要这种思想火种保存下来，就有可能孕育、转化为新的政治运动。但在2011年的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围殴”卡扎菲，并使其最终战败身死，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残存的政治象征已被清除，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彻底终结。[25]叙利亚一直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26]，该国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的背景下，阿萨德政权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政治遗产。一旦该政权在外部干预下被颠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留下的有关阿拉伯联合的政治理念和历史遗产，将被彻底清空。2011年开始的中东剧变原本内含谋求民族复兴的因子，但如今利比亚政权更替和叙利亚陷入危机，使阿拉伯民族复兴再次失去破土发芽的机会，阿拉伯世界的联合自强更加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它催生、激活了被干涉国家内部的分离意识和分裂势力，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的趋势。近些年，由于西方干涉中东的力度不断加大，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日益显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势力分据南部、中部和北部，分离迹象明显，北部库尔德地区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在西方势力插手下，苏丹南方于2011年2月通过公投宣布独立，使苏丹这个非洲面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被一分为二，且南北冲突至今未停息。2011年的中东剧变发生后，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预利比亚等国内部事务，强推政权更迭，催生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利比亚原本是由互不隶属的三大地区（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昔兰尼加和南部费赞）构成的半现代国家，过去卡扎菲靠强人统治勉强将各部分拢在一起，而卡扎菲政权垮台使利比亚各部族拥兵自重，地方主义和部族意识日趋抬头。2012年3月，该国石油资源丰富的东部昔兰尼加地区宣布高度自治，由此对盛产天然气的南部费赞地区和柏柏尔人的西部地区形成诱惑。继利比亚南部赛卜哈发生骚乱后，西部祖瓦拉、朱迈勒和莱格达林地区的柏柏尔部族和阿拉伯部族也发生流血冲突，利比亚分裂风险加大。[27]但海湾国家并未吸取教训，反而试图在叙利亚移植“利比亚模式”。而叙利亚社会政治结构比利比亚更复杂，地缘位置也更敏感。如果巴沙尔政权由于外部强行干涉而垮台，势必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导致阿拉伯世界的更大分裂和动荡。

其次，海湾国家配合西方的外交干预，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软政权化”和政治退化趋势。中东剧变使许多中东国家进入政治转型期，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直接关涉国家兴衰。理论上说，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既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强政府”特性，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广政治参与”特征，或者说至少二者居其一。但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强行干预中东政治转型，使这两类目标一个也未实现，反而朝着加剧“软政权化”和“政治退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这种外部干预加剧了中东政治本就存在的“软政权化”[28]趋势。阿拉伯国家积弱积贫的特定处境决定了其政治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可以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强政府”制度结构。而在中东政治实践中，符合这类特征的政体恰好是伊拉克（伊战前）、利比亚、叙利亚等实行的共和/威权政体，尤其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实行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非常强，它对掌权者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因此能在政治上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改革性目标，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支持的情况下维护国内安全。[29]在中东现当代史上，只有这类国家真正有能力推进本国工业化和提高大众福利，敢于向西方叫板。而西方国家出于掌控中东的战略需要，一直不遗余力地抹黑并伺机用“民主化”削弱中东的“强政府”制度。例如，美国在2003年占领伊拉克后，迅速解散了伊拉克的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使伊拉克政府由此沦为半瘫痪的“弱政府”，丧失了国家复兴、自强的政治行动力。

在当前中东政治转型中，阿拉伯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富强，建立或重塑类似过去伊拉克和现在叙利亚的“强政府”制度，才是必经之途。但海湾国家与西方结成当代版的“神圣同盟”，重点打击和削弱的恰好是这类共和/集权式国家，并由此导致被干涉对象的国家能力遭到极大削弱，使中东“软政权化”趋势加剧。例如，利比亚卡扎菲的强人统治虽然被西方指责为“独裁专制”，但正是这种威权统治确保了利比亚政令统一，并成为非洲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这种威权政体被推翻后，接管最高权力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软弱无力，根本没有能力统合全国各派力量，使该国很快陷入群龙无首、群雄割据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未来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再无能力像卡扎菲时期那样敢于对西方强硬。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西方和海湾国家不断施压，叙利亚不得不开放党禁，实现多党选举，使该国“强政府”根基遭到削弱。如果西方推翻巴沙尔政权，相信其第一件事就是解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彻底摧毁叙东山再起的制度基础。这种“软政权化”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日趋臣服于西方脚下，有能力和底气与西方叫板、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阿拉伯国家更加稀缺。

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干预导致中东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退化”趋势。为有效掌控中东，西方在该地区一直刻意扶植那些代表保守势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当权者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海湾国家）。这类政权由于统治基础孱弱，“如果没有外来保护，这些统治集团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会有安全感。”[30]为此它们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悉心维护西方在中东的种种利益。由此不难理解，中东为何会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实际就是“软政权”）保留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些国家在中东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总是自动与西方结盟。[31]2011年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预中东剧变，实际是借西方之手削弱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对手，维护、塑造有利于保守落后势力的制度安排和地区秩序。[32]这种干预直接导致中东保守势力上升，并由此加剧中东“政治退化”趋势。

具体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伊斯兰保守势力纷纷抬头。利比亚过渡政府2011年11月24日成立时，其领导人贾利勒就公开表示，利比亚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任何有违沙里亚法的法律都是非法和无效的。[33]突尼斯、埃及、也门均出现了伊斯兰势力上升的态势。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据说得到了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瓦哈比式的宗教复兴，而不太可能变成一种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反西方的政治运动。海湾国家促成伊斯兰温和势力上台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让中东国家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取代温和伊斯兰主义者。[34]二是旧王朝复辟势力蠢蠢欲动。利比亚东部部落起身造反时，举的就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旗帜。2011年12月，前伊德里斯王朝的赛努西王子从意大利返回利比亚，这是其自该王朝被推翻后首次回国。2012年3月利比亚东部地区在宣布实行自治时，曾公开呼吁利比亚恢复实行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的联邦制——利比亚颇有旧王朝复辟的态势。此外，由于社会日趋保守化，中东部分国家已经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如妇女解放等）可能丧失。可以肯定，如果中东转型沿着这条路往下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前景只会更加黯淡，阿拉伯国家只会进一步依附西方。

结论

从世界范围看，地区一体化已成为各国谋求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世界各地区纷纷建立、强化地区性合作的今天，中东地区仍然没有建立包含域内所有国家的地区性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虽是覆盖面最广的地区性组织，却长期功能紊乱、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以致无法阻止阿拉伯世界的内讧。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阿盟好像已开始进行转型[35]，但在海湾国家的主导下，这种转型却选择了与西方联手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向，这样非但不能提高阿盟的国际影响力，反而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裂，使阿拉伯民族自强复兴更加变得不可能。

海湾国家追随西方共同干预中东事务，本来是想借依托西方增强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这些国家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其依附性生存方式使其既无法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也不可能对西方在中东的霸权行径真正说“不”，因此无力承担领导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重任，也无法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支持。它们积极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外交举动，与西方将阿拉伯世界纳入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不谋而合。此前，西方干预阿拉伯世界事务一直担心出现“以基督徒为一方、以穆斯林为另一方”的“文明间冲突”，但这次海湾国家的内部策应基本打消了西方的顾虑，使西方干涉中东事务更加肆无忌惮。就此而言，海湾国家实际上扮演了西方称霸中东的“特洛伊木马”角色[36]。例如，叙利亚就斥责卡塔尔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奴仆”[37]。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西方正是由于需要“第五纵队”来对付阿拉伯世界不听号令的“激进国家”，海湾小国才会在西方战略棋盘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旦这些地区强国归顺西方，海湾小国在西方战略中的价值也就随之降低乃至消失，最终逃脱不了被西方抛弃的结局。为了眼前利益而甘当西方绞杀中东“激进国家”的马前卒，这不仅无益于阿拉伯民族复兴大业，而且会损害海湾国家的长远利益。

[1] 参见“Saudi Arabia seeks tough UN action against Syria”，Saudi Gazette，April 25，2012（上网时间：2012年4月25日）。

[2] 参见“GCC must mobilize resourcesto help Syrians：Prince Saud”，Arab News，June 6，2012，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604059&news_type=Top&lang=en（上网时间：2012年6月7日）。

[3] “Arabia lifts curtain on diplomacy as Syria killings spur King to act”，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593083&news_type=Top&lang=en（上网时间：2012年3月8日）。

[4] Guido Steinberg，“Qatar and the Arab Spring：supporting Islamist and anti-Syrian Policy”，SWP Comments，February 2012，p.1.

[5] 参见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2011。

[6] 参见Ben Heineman Jr，“Why Egypt’s Economy Matters”，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2/ why-egypts-economy-matters/249718/（上网时间：2012年4月1日）。

[7] 参见Spengler，“Humpty Obumpty and the Arab Spring”，Asia Times Online，Jun 1，2011。

[8] 参见Elizabeth Broomhall，“Arab Spring has cost Gulf Arab states ＄150bn”，http：//www. arabianbusiness.com/arab-spring-has-cost-gulf-arab-states-150bn-419429.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21日）。

[9] 参见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2011。

[10] 参见Curtis Ryan，“The New Arab Cold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Middle East Report，Spring 2012。

[11] 参见《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49页。

[12] 参见〔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103页。

[13]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61～180页。

[14] 参见Jeanne A. Hey edited，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3，p.5。

[15] 参见Kenneth M. Pollack，etc.，The Arab Awakening：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1，p.176。

[16] Barry Rubin，“The Geopolitics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and Crisis”，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ERIA），Volume 2，No. 3，September 1998.

[17] Rick Rozoff，“Gulf State Gendarmes：West Backs Holy Alliance For Control Of Arab World And Persian Gulf”，http：//www.voltairenet.org/Gulf-State-Gendarmes-West-Backs（上网时间：2012年3月11日）。

[18] “Clinton proposes missile shield to protect GCC”，Arab News，April 1，2012.

[19] 参见Gawdat Bahgat，“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Gulf States：An assessment”，p.33，http：//www.lse.ac.uk/government/research/resgroups/kuwait/research/papers/sovereignwealth.aspx（上网时间：2012年3月29日）。

[20] 参见Adam Hanieh & Farooq Sulehria，“Arab Spring Revolutions Far From Over”，http：//www. greenleft.org.au/node/49973（上网时间：2012年3月5日）。

[21] 参见Oren Kessler，“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Middle East Quarterly，Winter 2012，pp. 47-56。

[22] Simon Henderson，“Qatar’s Quest to Become the Leading Arab Stat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341（上网时间：2012年3月13日）。

[23] 参见Robert F. Worth and David D. Kirkpatrick，“Seizing a Moment，Al Jazeera Galvanizes Arab Frustration”，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7，2011。

[24] 参见Oren Kessler，“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Middle East Quarterly，Winter 2012，pp. 47-56。

[25] 参见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generation（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1日）。

[26] David W. Lesch，“Evolution of Bashar al-Asad”，Middle East Policy，Volume 17，Issue 2，Summer 2010，pp.70-81.

[27] 参见黄培昭、张梦旭、孙健《部落冲突致利比亚面临分裂风险》，《人民日报》2012年4月6日。

[28] “软政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综合现象”。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29] 参见〔美〕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17～218页。

[30] 《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18页。

[31] 参见Bart Hesseling，“Qatar’s Trailblazing Diplomacy”，http：//arabsthink.com/2011/11/21/qatars-trailblazing-diplomacy/（上网时间：2012年3月8日）。

[32] 参见Christian Koch，“Arab Gulf States seek stability not the status quo ante”，http：//www. drougos.gr/？p=19099（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33] 参见Patrick Seale，“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8703（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34] 参见《中世纪将取代“阿拉伯之春”》，《参考消息》2012年3月29日。

[35] 参见David Schenker，“How to Explain the Arab League’s Shocking Decision on Syria？”，New Republic，December 1，2011。

[36] 几年前就有媒体将卡塔尔视为西方埋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参见Muhammad’Ali Ibrahim，“Qatar Is a Trojan Horse that Harms Arab Interest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July 22，2008。

[37] 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2011.

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

——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难处境

在中东诸国中，土耳其的国家定位最为模糊。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部分却在欧洲；它是地中海国家，同时黑海海岸线也十分漫长。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1]一位土耳其问题专家称，土耳其是伊斯兰、突厥和西式现代主义三者的融合。[2]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3]从政策操作层面看，这些不同的牵引力代表着不同的战略方向和投入重点，使土耳其始终面临“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4]的困惑。如何评估土耳其长期奉行的西向战略？如何看待近两年土耳其不断加大介入中东事务的力度？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处境。

一 土耳其的西向战略及其先天局限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土耳其（包括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一直奉行面向西方世界的“西向战略”（这里的“西向”，既是指在制度乃至文化领域效仿西方，也是指在外交上倚重西方或亲西方）。而这种政策的重要地缘政治根源，就是来自俄国（后来是苏联）的威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战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明显，调整战略势在必行。

（一）西向战略的地缘政治根源：不同的棋手，相似的棋局

土耳其的西向战略始于奥斯曼帝国后期。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前期，一直对欧洲保持攻势，令欧洲人谈土色变。但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18世纪逐渐沦为“欧洲病夫”，成为任西方列强宰割的板上鱼肉，并由此产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所谓“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怎么办”）。而在当时威胁奥斯曼帝国的外部列强中，尤以英国和俄国最具代表性。俄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打通南下出海口是俄国几个世纪的夙愿。[5]而土耳其扼守黑海出海口，被俄视为掌握着“俄国房间的钥匙和大门”[6]，因此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控制土耳其海峡，占据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据统计，17世纪后的300多年来，俄国与土耳其共爆发27次战争，土耳其祖先在战争中每牺牲3个人，就有1个是对俄作战而死。[7]俄国无疑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威胁来源。相比之下，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它更注重确保地中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在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并防止欧洲任何一方（包括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因此其对奥斯曼帝国政策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维持现状，反对瓜分和肢解奥斯曼帝国。[8]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两害相权取其轻”，将阻挡俄国扩张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9]，采取了带有均势性质的“以英制俄”政策，这差不多是土耳其西向战略的雏形。在办法不多的情况下，这种“以夷制夷”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但是，从本质上说，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俄国与英国不过是豺狼与猛虎的差别，“以夷制夷”说到底不过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这些列强都是为了从奥斯曼帝国身上攫取利益，逐渐掏空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战前夕，英国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迫使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寻找新靠山，最终绑到了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车上，而同盟国的战败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1920年8月，由协约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剥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地区的领地，甚至连土耳其本土也差点被瓜分。

而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诞生的现代土耳其，汲取奥斯曼帝国解体教训，在独立后奉行“国内和平，国际和平”原则，勉力维持中立政策，避免卷入新的世界大战。[10]二战期间，土耳其在苏德之间维持“惶惶不安和模棱两可的中立政策”，矢志不重犯1914年10月的悲剧性错误。[11]但好景不长。二战结束后，欧洲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土耳其再次面临与当年奥斯曼帝国相似的地缘政治格局，即威胁主要来自苏联。二战尚未结束，苏联便开始觊觎土耳其。据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证实，斯大林在1940年11月就曾要求希特勒同意俄国在军事上有效地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以此作为苏联与纳粹德国进一步合作的补偿。1944年10月11日，斯大林与丘吉尔谈判时，仍提出涉及土耳其和黑海海峡的政策问题，并提出重新修改《蒙特勒公约》（管理海峡）等要求。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英国感兴趣的是地中海，而俄国感兴趣的是黑海。”[12]为此，斯大林支持卡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回归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13]1945年3月，苏联宣布废除《苏土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苏土共管海峡，允许苏联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等。次年8月，苏联要求土耳其修改国际会议关于管理海峡的条约，使海峡只受黑海国家（实际是俄国及其卫星国）控制。所有这些，暴露了苏联对土耳其构成的潜在威胁。[14]由此勾起了土耳其人对历史上俄国世纪性威胁的回忆，促使其再次倒向西方阵营。[15]冷战期间，尽管土苏关系后来有所缓解，但土耳其西向战略基调始终未变。在中东地区，土耳其虽然与以色列、伊朗并列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但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而鲜少承认自己是中东国家。[16]它即使介入中东事务（如组建中央条约组织），也多是作为美国反苏战略棋盘中的棋子，而未充当过棋手角色。

（二）西向战略的“边际效益递减”

土耳其的西向战略实际是一种追随和搭车战略。同奥斯曼帝国时期相似，这种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土耳其的基本需求，如安全威胁得到缓解，获得西方一定援助和贸易机会，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发挥象征性作用，等等。[17]然而，这种追随战略是以投靠换取安全，而不是平等合作，因此，土耳其从一开始便面临被西方利用的可能。就实践而言，土耳其短期获益甚多，但从长远看得不偿失，尤其是导致其在国际上自我矮化，处于从属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日趋明显。

以安全问题为例。二战刚结束，英美就先后承担起援助土耳其的任务，并在1953年将土耳其拉入北约。这首先是基于自身安全需要。冷战时期，土耳其一直处在西方抵御苏联扩张的前线位置。如果东西方爆发战争，土耳其将成为西方阵营直插苏联心脏——高加索地区的一把尖刀。土耳其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有价值的战略盟友。[18]为抵御苏联南下，西方亟须将土耳其建成坚固的反苏堡垒。所以，西方重视土耳其，不过是将其当作遏制苏联扩张的马前卒。北约将伊斯肯德伦、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萨姆松等地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还在土境内部署先进的“朱庇特”导弹。这看似使土耳其更加安全，实则将土耳其推至随时可能牺牲掉的挡箭牌位置，而真正保护的是欧美国家。正如一些军事专家认为的那样，“一个前哨基地永远是一个暴露的地点。在原子弹与火箭炮的时代，处于挡箭牌的地位是死路一条”[19]。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是美苏交易的结果，仍未认真考虑过土耳其的安全感受。冷战刚结束，西方便有人认为土耳其没用了，对它的责难接踵而至；到海湾战争时，土耳其又变得有用了，西方大国又急忙用一批淘汰下来的旧武器鼓励它卖命；海湾战争打完后，土耳其再次“贬值”，于是又有人要追查那批旧武器是否用于镇压库尔德人。[20]西方对土耳其反复无常，实则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对土耳其来说，指望通过追随西方来谋求安全稳定，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在入盟问题上，土耳其更是“一把辛酸泪”。土早在1963年就在创建欧盟协议上签字﹐并确定为潜在成员国，但直到1999年才获入盟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一直进展缓慢，35个“谈判章节”中只开启了13个。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仅主张接受土耳其为二等“享有特权的伙伴国”。由此使土耳其入盟之日更加遥遥无期。土耳其人对此怨愤日增，他们认为，土耳其对北约所做贡献有目共睹，但西方在回报土耳其时却极其小气和势利。经济欠发达显然是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21]土耳其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如果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意味着其他欧盟国家将背负沉重的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即使土耳其2025年入盟，欧盟也将为之花费170亿～280亿欧元。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远高于欧盟不到5%的水平。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欧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22]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再加上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身份，使欧盟始终不愿接纳土耳其。

土耳其之所以在西方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恰恰与其同西方靠得太紧直接相关。土耳其工业落后，理应高树关税壁垒，悉心保护民族工业。事实上，凯末尔在1927年曾颁布《奖励工业法》，保护民族工业，禁止利润汇往国外。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资本汹涌而来，并要求土耳其政府降低关税，放宽输入限制，允许将企业所获利润汇往国外。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西方资本的种种要求，由此严重冲击了土耳其民族产业。[23]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推行自由化政策后，屡被西方经济危机殃及。1994年，土耳其爆发第一次金融危机，GDP下降6%。2000年初，为使土耳其经济达到欧洲标准，土耳其埃杰维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按照IMF的教条进行经济改革，结果该国年底就爆发金融危机，经济损失巨大，直至2002年底才稍有缓和。某种程度上，土耳其正是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牺牲品。[24]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使土耳其始终在产业链中下游徘徊，无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出现一个悖论：欧盟以土耳其经济不够发达为借口拒绝其入盟，而土耳其之所以不发达，正是由于其按照西方标准行事，与西方靠得太紧。这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使土耳其入盟面临难以突破的“玻璃屋顶”，而且“土耳其越是想融入西方社会，这种政治紧张就越明显”[25]。

西向战略屡屡受挫，使土耳其人日渐明白一个道理：西方不过是将土耳其当作廉价工具使用，与西方“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在这种大背景下，其国内公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从2002年的70%降至现在的50%。[26]2010年3月民调显示，65%的土耳其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能最终加入欧盟，另有近半数受访者感觉土耳其并不真正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近年欧洲经济危机频现，也使部分亲欧人士失去了对欧洲的敬畏。[27]土耳其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冷淡，近80%的土耳其人认为美国是个麻烦，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是土耳其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因此，土耳其如果矢志追随西方，只能继续充当西方的跟班和仆从角色。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改弦易辙，转向东方寻求自我救赎。

二 重新发现中东：新棋局需要新思路

土耳其转向中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和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之后，土耳其明显感受到了中东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经济潜力，以及美欧的无情无义，由此使土在对中东漠视半个世纪后，首次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利益。[28]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真正开始重视东方。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就是东方地缘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土耳其（包括此前的奥斯曼帝国）长期蛰伏于西方阵营，直接原因是担心来自苏联（此前是俄国）的威胁。[29]1991年苏联帝国自行解体，并一分为十五。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的这种世纪性变动，对苏联无疑是个灾难性事件，但对土耳其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前，原苏联南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直接接壤，而现在该地区出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独立的小国家，将土耳其与体型依然庞大的俄罗斯在陆路完全隔开，由此极大缓解了困扰土耳其几个世纪的安全困境。而且，苏联解体留出巨大的地缘政治空白，为土耳其向东方扩展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在此大背景下，土耳其不再满足于充当西方地缘棋盘上的棋子，而试图成为自主性更强的地缘棋手。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掉头向东，利用在语言和种族上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新独立国家的相似性，试图用泛突厥主义整合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但中亚国家心存戒备，俄罗斯对其影响犹在，加上土耳其国力有限等种种制约，土耳其此次“东向”虎头蛇尾。[30]但土耳其外交上的选择空间增大、东向趋势增强，则是不争事实。

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缘环境出现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更趋衰落：埃及日趋丧失阿拉伯领头羊的地位，伊拉克遭彻底削弱，沙特阿拉伯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综合势力。而在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虽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却始终被地区国家视为“异己”，不可能在地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伊朗势力日趋壮大，但多数阿拉伯国家对波斯/什叶派属性的伊朗高度提防，加上美国的竭力围堵，伊朗在地区内崛起阻力重重。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更愿意与土耳其一道反对波斯人。正如沙特阿拉伯《祖国报》资深编辑贾马尔·哈苏吉所说：“沙特欢迎新的土耳其回归。”这为土耳其填补中东权力空白提供了绝好机会。土耳其曾在历史上长期统治中东，现在又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还是中东与欧洲能源的中枢和交会点，“土耳其模式”在中东颇有影响力。因此，土耳其在地区内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客观条件。而在中东扩大影响力，对土耳其也是难以摆脱的巨大诱惑。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为土实行东向战略提供了现实条件。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世俗力量主政，军队更是坚定地为世俗化和西向政策保驾护航。然而，土耳其毕竟有97%的领土在亚洲，95%的人口是穆斯林。它可以在政治制度和外交上效仿和依附西方，甚至连文字、历法、服装都全盘西化，但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根脉和心理结构却无法随之刨除。土耳其始终无法绕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其一直强调自己的“土耳其属性”，而构成这一属性的东西，除了血缘和语言，很重要一点就是伊斯兰教。“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500年历史的突厥传说和具有1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31]“土耳其与伊斯兰的联系是其集体身份中内在、本能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构成了土耳其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基本力量。”[32]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过去已经比任何其他伊斯兰人民更进一步使自己和伊斯兰等同了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原来面目被埋没于伊斯兰之中。”[33]这使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裂缝：精英阶层多认可西方化道路，而中下层民众则保留更多的伊斯兰和东方情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百万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民从乡村涌向城市。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贫民阶层迅速扩大。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反映到政治斗争中，就是伊斯兰色彩政党的日趋壮大乃至上台。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秩序党，1972年成立的救国党（1983年更名为繁荣党），都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1996年，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上台执政（1997年被世俗力量赶下台），其首个出访国家就是伊朗，并于1996年8月12日（即美国政府签署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出台一周后）与伊朗签署购买20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定。此后，埃尔多安将繁荣党改造成一个更加世俗化，更具现代视野的新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并在2002年之后多次上台执政。伊斯兰势力在土政坛上升，使面向穆斯林世界的“东向”战略日趋上升为政府意志，成为伊斯兰主义政府寻求精神家园历程的一部分。[34]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土耳其开始“重新发现中东”，积极参与中东事务。2008年，土举办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日趋机制化；土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反对西方制裁，2010年5月17日，还与巴西一起斡旋伊核问题，与伊朗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另外，土还高调介入阿以问题，总理埃尔多安不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入侵加沙，还废除两国长达10多年的协议，禁止以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2010年6月，土耳其派遣救援船救援加沙，在遭到以军袭击后，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2008年，当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批评以色列回国后，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这种“新东方政策”显然赢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总体看，土耳其“东向”，既是地缘上面向东方，也是政治上面向东方，即由立足西方，转为立足第三世界。从地缘角度看，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土耳其在欧洲注定只能是个小角色，而在动荡、破碎的中东则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土转向东方，不仅可能争取更高国际声望，也可在欧洲经济萎缩情况下，从中东拓展商机。从政治角度看，土耳其以往一直站在强者背后，处于从属地位，而现在却更多与中东“弱势群体”站在一起，独立自主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可以说，这次土耳其的东向政策不同以往，明显带有自我救赎的性质。

三 “新东方政策”同样路途坎坷

从理论上说，东向战略使土耳其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进道路，应该可以走得更远。但任何政策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实施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土耳其的东向战略注定阻力重重，路途坎坷。

首先，“西向战略”根深蒂固。土耳其刚独立时，“国父”凯末尔就为国家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凯末尔称，“文明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35]。土耳其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融入西方体系。经过多年教化，西方现代主义和进步观念已成为土耳其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6]迄今为止，土耳其各方面仍更多借重西方，对欧盟出口占总量的一半（一说70%），而对中东出口只占1/4，这意味着土耳其国家根基仍扎在西方一边。土耳其“东向”政策很大原因是“西向”受挫所致，一旦入盟顺利，东向势头必将减弱。一位土耳其评论家认为，土耳其不会抛弃西方，也不想抛弃西方，西方仍是土耳其的优先考虑。[37]而欧盟随着一体化进程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亟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土耳其地缘战略重要性重新凸显，因此欧盟也不允许土耳其脱离欧洲的序列。2010年7月12日，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在媒体刊文指出，土耳其处在一个世界政治关键地区的绝佳地域政策位置上，特别是对欧洲安全而言。没有土耳其的支持，西方在那里将没有作为或者是难以有大的作为。所以西方——尤其是欧洲——必须最终将土耳其真正视作伙伴，而不再是西方的委托国。[38]2010年7月27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土耳其，并承诺将“铺平安卡拉和布鲁塞尔之间的道路”。事实上，土欧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真正分开。

其次，中东局势本身的复杂性。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便沦为地缘破碎地带，再无兼具足够软实力和硬实力、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核心国家，由此使中东国家既无法有效排解内部矛盾，也无力阻挡外部大国强行介入，甚至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力量解决内部冲突（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海湾国家邀请美国帮助），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折冲樽俎提供了契机。因此，任何有一定雄心和实力的国家，都有机会介入中东。

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国家林立，矛盾复杂，中东事务看似准入门槛低，实则机会成本非常高。土耳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其高调介入中东，在博得阵阵喝彩同时，也引发几乎同等的质疑和抵触：加强与哈马斯关系，会惹恼埃及和以色列；支持伊朗则得罪温和阿拉伯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走近，潜在地损害与格鲁吉亚关系；与亚美尼亚走近，可能惹恼阿塞拜疆。例如，针对土耳其在加沙救援船事件中的表现，阿拉伯媒体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强硬派对土耳其大加赞扬，称埃尔多安总理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真主党支持者在加沙、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高举土耳其国旗和埃尔多安画像，并称其为“阿拉伯世界之王”，还有媒体认为，本次事件促成了土耳其-阿盟，甚至土耳其-阿拉伯-伊朗的联盟。但温和势力则质疑土耳其动机。如埃及媒体认为，土耳其是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沙特专栏作家奥塔泰比称，埃尔多安是企图再次控制阿拉伯国家的“新时期奥斯曼”；科威特报刊专栏作家认为，土耳其此举意在加沙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39]一位埃及官员指出：“土耳其是个笨拙的玩家。在很长时期内，他们不会精通中东问题。他们只是被公众舆论推着向前走，土耳其政府很可能是想证明给西方看，他们是个有影响力的玩家。但我很怀疑他们有什么具体影响，用‘庸人自扰’来形容土耳其再合适不过。”[40]土耳其能否承受这种几乎正负相抵的政策效果，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土耳其与中东国家间相互猜忌根深蒂固，也妨碍了土耳其在中东扩展影响。伊朗作为与土耳其幅员和雄心相似的地区大国，始终将土耳其视为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潜在竞争者；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土耳其统治，因此土耳其在中东扩大影响的做法很容易激起阿拉伯人的痛苦记忆和疑惧心理。阿拉伯人还将土耳其视为高度西方化和亲美国家，与其隔阂甚深。[41]而对土耳其人来说，由于阿拉伯人曾当过400年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土耳其人从内心不怎么瞧得起阿拉伯人[42]，很多人对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耿耿于怀，认为阿拉伯人是在土耳其背后“捅了一刀”，至今觉得阿拉伯人不可信。[43]这使其很难与阿拉伯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战略关系，至少截至2015年，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是相当失败的。由于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热衷于政权更替，土耳其在中东由此前宣称的“与邻国零问题”变成了现在的近乎“与邻国零朋友”。

最后，土耳其以中东为经营重点直接触动美国逆鳞，将进一步引发美国的遏阻。中东地缘位置和能源地位极其重要，美国一直将该地区视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冷战后，美国共发动4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其中3场在大中东地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其目的就是试图按自己意志重塑中东政治。而土耳其将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并更多与中东反美激进力量站在一起（如替伊朗出头、结交哈马斯、敌视以色列等），表明土耳其已不满足于简单地充当地区热点调停者，而试图重塑中东秩序，因此极大地威胁到美国的战略部署。这样，土耳其无形中从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成了美国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例如，2010年5月17日，土耳其与巴西携手，与伊朗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此举无疑有助缓解伊核局势，也提升了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但美国对此置若罔闻，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决议，这不啻扇了土耳其一记耳光。这从侧面表明，没有美国的默许，土耳其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很难发挥重要作用。

四 结论

从地缘政治看，实现崛起的国家一般都位于边缘地带，在其发展壮大后再向中心区域突破。这种地缘位置使其崛起阻力最小，类似围棋中的“金角银边草肚皮”。但土耳其情况恰好相反，它地跨欧亚两大陆，土耳其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44]，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奥斯曼帝国就实力而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弱小，但正是因为距离欧洲列强太近、处在其殖民扩张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先后面临英、法、奥匈帝国、俄国等列强的蚕食，日益削弱直至最终解体。现代土耳其劫后重生，但依然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在这种枢纽地带，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允许土耳其擅自脱离西方轨道，完全自行其是。

与邻国相比，土耳其并不算弱小，因此其始终不甘扮演大国的跟班和棋子，只要机会合适，总试图充当独立的地缘政治棋手。但与真正的列强比较，土耳其又不够强大，以致每次当更大的地缘政治玩家参与进来时，土耳其不得不委曲求全，成为别人棋盘上的棋子。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悲哀就在于：在它力量相对强大时（奥斯曼帝国时期），却是强敌环伺，鲜有地区扩展的机会；而当苏联已然解体，中东陷入乱局，可以大展身手时，土耳其自己却变成幅员和实力有限的“中等国家”。这类国家承受损失的能力有限，因此更适合奉行多边主义、承担冲突管理，以及发挥道义力量。[45]就此而言，土耳其最适合扮演的仍是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和掮客。

[1]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91，p.3。

[2] 参见Kemal. H. Karpat，“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in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Westview Press，1996，p.3。

[3] 参见《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78页。

[4] 这里的“西方”和“东方”是一种简约的说法，它不完全是地理位置，而更多是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而言。严格来说，中东位于土耳其的南部，而不是东部。

[5] 彼得一世在其政治遗嘱中明确称，“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参见张建华《红色风暴的起源：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400页。

[6] Alan Bodger，“Russia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in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UK，1984，p.77.

[7] 参见肖宪、伍庆玲、吴磊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第59页。

[8] 参见Marian Kent，“Great Britain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1900-1923”，in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UK，1984，pp.172-173。

[9] 参见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43。

[10]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91，p.10。

[11] 参见〔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11页。

[12]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与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489页。

[13] 参见Bruce R. Kuniholm，“Turkey and the West Since World War II”，in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Westview Press，1996，p.44。

[14] 参见〔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169～170页。

[15]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91，p.12。

[16]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91，pp.66，48。

[17] 参见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45。

[18] 参见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1。

[19] 〔英〕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第287页。

[20] 参见杨曼苏《土耳其向何处去》，《西亚非洲》1997年第2期。

[21] Translated from the Turkish by Dexter H. Mursalog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318.

[22] 王伟：《从土美交恶谈地缘政治中的土耳其》，《舰载武器》2007年第12期。

[23] 参见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20页。

[24] 参见〔美〕亨利· 刘《土耳其金融危机的教训》，颜剑英、刘卿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

[25] 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3.

[26] 参见John Feffer，“Turkey：Stealth superpower”，Asia Times Online，June 15，2010。

[27] 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203，7 April 2010。

[28] 参见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46。

[29]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pp.14，66。

[30] 参见Ziya Onis，“Turkey and Post-Soviet States：Potential and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5，No. 2（Summer 2001），pp.66-74。

[31] 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第137页。

[32] Kemal. H. Karpat，“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in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Westview Press，1996，p.38.

[33]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

[34] 参见Reza Akhlaghi，“Turkey balances on shaky ground”，Asia Times Online，July 2，2009。

[35]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07页。

[36] 参见Kemal. H. Karpat，“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in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Westview Press，1996，p.3。

[37] 参见Reza Akhlaghi，“Turkey Balances on Shaky Ground”，Asia Times Online，July 2，2009。

[38] 参见〔德〕约施卡·菲舍尔《人们如何驱赶一个伙伴》，《南德意志报》2010年7月12日。

[39] 参见R.Green，“Arab Positions” on Turkey in Wake of Flotilla Clash：Support vs. Fears of Its Growing Regional Influence，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4383.htm.

[4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203，April 7，2010.

[41] 参见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47。

[42]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第173页。

[43] 参见Philip Robins，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pp.11，19。

[44]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46页。

[45] 参见Adam Chapnick，“The Middle Power”，Canadian Foreign Policy，Vol. 7，No. 2，Winter 1999，pp.73-82。

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路径依赖及其局限

以色列恐怕是中东处境最独特的地区强国。它作为外部异己，能够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中由弱到强，安全环境不断改善，其安全战略委实值得称道。但近十年来，以色列外部生存环境仍在不断改善，但以色列却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反而面临更大的安全困境。这一悖论现象委实值得深入探究。

一 问题的提出：以色列在有利于己的环境中却越来越不安全

以色列在中东长期被视为异己，安全问题始终十分突出。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后，以色列迎来缓解安全困局的难得机遇：一是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并得到很多国家附和，“反恐”一时成为国际社会主潮流，而以色列因长期遭受极端势力威胁，自然成为被同情和理解的对象，由此使其软形象和行动自主性大幅增加。二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彻底摧毁了激进反犹的萨达姆政权，此后美国又通过“民主改造”，将这一昔日阿拉伯强国改造成教派间扯皮不断的弱势民主国家，其“阿拉伯国家”身份也被部分篡改（伊拉克宪法中已无“伊拉克属于阿拉伯国家”的条款），由此使阿以力量对比进一步有利于以色列。三是中东地缘政治重心明显东移，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日趋取代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由此使以色列外交压力大幅度减小。尤其在伊核问题上，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伊核计划的恐惧，已超过对以色列军事威胁的担心。2010年11月维基网站解密的美国秘密文件显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曾私下劝美国对伊朗动武。[1]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伊核问题上态度出奇的一致，这意味着阿以完全有可能达成进一步合作。

然而，囿于现行战略的思维定式，以色列非但未能抓住机遇，优化自身安全处境，反而使外部形势朝不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首先，地区盟友不增反减。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被视为“异类”，唯有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9·11”事件后形成的“反恐”氛围，本来使阿以关系出现了局部缓和迹象，但2006年以色列借口打击真主党而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又借口打击哈马斯大举入侵加沙，这一系列举动使此前阿以之间的缓和氛围被破坏殆尽，埃及、约旦对与以色列打交道更为谨慎，而海湾国家和马格里布阿拉伯国家也进一步减少与以色列联系。[2]更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也由以色列昔日的“盟友”突然变成潜在对手。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东为数不多的地区盟友，双方各领域合作均十分密切。但近两年，土耳其东向趋势增强，与以色列日趋敌对。2008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列；2010年6月，土耳其又因加沙救援船事件与以色列闹翻，土禁止以色列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同年10月，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将伊朗从威胁名单中删除，同时首次将以色列列为“主要威胁”。[3]

其次，安全威胁日趋增大。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对手。当前，虽然阿拉伯世界整体走向衰落，但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激进势力却异军突起，成为以色列主要安全威胁。由于波斯/什叶派属性，伊朗在阿拉伯民族/逊尼派的中东本来不占优势，但以色列近年来种种极端做法不啻“为渊驱鱼”，客观上壮大了伊朗等激进力量在中东影响力。[4]同时，伊朗核进程不断推进，新式武器研发也日趋加快。而美国当前整体处于收缩态势，对伊朗动武可能性日益降低，由此使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妥协退让可能会使伊朗距离制造核武的门槛越来越近，以色列赖以自豪的核垄断优势将逐渐丧失；而如果以色列按捺不住，冒险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很可能招致伊朗全面报复，导致两败俱伤。以色列在外部环境日趋有利的背景下，安全威胁和外交孤立却日益突出，这只能表明，以色列现有安全战略存在重大缺陷。

二 军事优先的安全战略造成“边际效应递减”

一言以蔽之，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就是军事安全优先。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深知，在中东地区要想生存，建立军事强国极端重要。[5]受此观点影响，在以色列对外决策中，“国防军垄断了对军事事务和战略的分析，因而在政府最高层必不可免地盛行一种关于国家安全事务和战略的狭隘军事观点。结果以色列政府经常忽略经济、外交和谈判之类重要考虑。它往往以军事方式对待并无军事解决办法的问题，并且经常将军事行动或战争视为最先选择，而不是最终手段”[6]。进一步说，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具有先发制人、境外御敌、寸土不让等特点。

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这些特点，主要源于两大客观因素。首先是地缘政治环境的脆弱性。以色列是“国家战略由地缘考虑支配的一个经典实例”[7]。该国领土面积小，缺乏回旋余地和战略纵深。从地理上看，1967年以前以色列的国土形状为烙铁形，中部沿海平原犹如一个细长的把手，长约50公里，宽仅20公里，极易被拦腰切断。同时，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几乎与所有邻国都处在敌对状态的国家（除1979年与埃及实现和平）。[8]以色列始终处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其西南是埃及，北面是叙利亚，东面是约旦和伊拉克，以色列全部国土，特别是工业中心完全暴露在邻国射程之内。从叙利亚和约旦到以色列的所有机场，至多只需飞行3～5分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拥有能够打击以色列境内任何目标的地对地导弹。而且，以色列领土边界（除了与埃及）并未获得永久性承认。[9]因此，以色列面临的“边界压力”十分明显。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曾指出：“以色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边境线。以色列的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由于阿拉伯邻国的严重的敌对性而大大加深了。”[10]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一直被阿拉伯国家视为“异己”，因此以色列1948年建国次日，便遭到数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围攻。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赶下大海”的危险一直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安全噩梦。能否取得战场上的军事胜利，直接决定以色列国家的存亡。

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以色列总是从“最坏情况”出发构筑安全战略，因此其重心是军事，而无暇加入更为综合宽泛的政治性内容。基辛格指出：“以色列人的生存范围是这样地狭窄，以至于它的领导人对于高尚的外交姿态或惊人的外交行动都不轻信。”[11]“由于边境周围到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就变得无法区分。”[12]

其次是长期孤立导致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历史上，犹太民族饱经磨难，曾两次被灭国并导致民族“大流散”。在后来流亡世界各地期间，犹太人大多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犹太聚居区，许多犹太人试图走民族同化道路，融入所在国家和社会，但屡屡成为社会失败的替罪羊，经常面临排犹反犹浪潮。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更是甚至险些被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由于屡遭外部世界欺凌，犹太人“对外部世界的敌对环境既无兴趣，亦无敬意。……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被传给了以色列”[13]。同时，特殊的历史际遇使犹太人对建立自己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土地有着特殊情感。“经历了大屠杀的犹太人都认识到，全世界的犹太人必须有一个家园，一个任何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可以自由前往的家园。以色列国满足了犹太人这一迫切需要。”[14]尤其在领土问题上，以色列更是寸土不让，有着常人不易理解的特殊心态。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以色列的心态：以色列是由在世界各地的地铁上的座位里被驱逐出来的人组成的民族，站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座位，因此他们对所占座位有种近乎超感觉的依恋，而对那些被从这个座位上赶出去的人没什么同情心。[15]

这些极端恶劣的客观因素缔造出来的以色列安全战略，必然更多依赖军事手段。从实践来看，以色列不仅积极进行军事防卫，而且屡屡主动挑起战争（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等）。而数次中东战争使以色列越战越强，安全边界不断扩大：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联合国划分给巴勒斯坦的6220平方公里土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强占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1982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同时，军事胜利还使阿以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埃及在以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于1979年与以色列达成单方面和平协议；阿以冲突被巴以冲突取代，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对抗，逐渐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孤军非战。以色列则由中东政治中力量弱小者日渐变成强大一方，最终成为中东无人敢惹的“最小超级大国”。

以色列安全环境的改善，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军事战略本身的效力，但更多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革，如苏联解体使中东亲苏强硬势力失去靠山；美国两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削弱阿拉伯激进势力等。但以色列决策者未能仔细分辨这种差异，因此其自身安全处境的改善反而强化了对军事战略的路径依赖。有学者指出，“以色列早期的军事羸弱与其后来的军事强大，都导致了一种由军事考虑支配的战略”[16]。

军事优先的安全战略固然有其特定优势，但先天缺陷也十分明显。一是“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该战略过分重视局部区域的成本收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和自身的能力极限，结果往往导致军事行为缺乏节制，出现局部利益理性化，整体利益非理性化的悖论。二是暴力手段缺乏灵活性，它只能用于惩罚，因此存在招致被惩罚者反抗的可能。三是战争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如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以色列领导者并不了解当地教派情况，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凭借军事力量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结果却发现占领黎巴嫩只会使局势更趋恶化。以色列战略学者事后评论道，这场战争是“出自一名固执鲁莽之徒的野心，扎根于幻想，以欺骗来驱动，最后必定以灾难告终”[17]。因此，一味依靠军事手段谋求绝对安全，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即越追求安全，最后反而越不安全。尤其在外部形势已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战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具体地说，以色列坚持对军事手段的“路径依赖”，造成两大突出问题。

首先，缺乏政治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力度，导致以色列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孤立状态。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军情部门就曾拒绝埃及的多次和平“试探”。这与国防军垄断国家安全重大决策、习惯使用做最坏情况分析的悲观主义观点直接相关。随着后来以色列越战越强，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执迷日益强烈，由此使其数次错过实现安全的有利机会，而未能将军事胜利最终转化为政治胜利。例如，以色列1967年取得第三次中东战争胜利，本来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实现政治媾和提供机会，但其未能认真尝试与战败者谈判，反而激发起建立“大以色列”的野心。这场战争后，以色列提出“安全边界”概念，即为确保自身安全，不会撤出那些对以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以色列通过军事胜利树立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一群永不妥协的战士”[18]。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场战争后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引发1973年埃及为收复西奈半岛而发动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再如，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本可成为阿以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19]，但在以色列看来，正是由于它已经与埃及达成停战协议，就不必与其他国家媾和了，因此以色列不仅未改变强硬立场，反而利用阿拉伯世界分裂状态加紧吞并被占领土。如1980年以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正式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1981年以议会又通过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法令，将其纳入以色列版图；直至1982年6月以大举入侵黎巴嫩，结果使自身陷入泥潭。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再次出现有利于以色列的重大变动：苏联解体使中东强硬阿拉伯国家失去靠山而日趋式微；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阿拉伯世界内部四分五裂；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面对伊拉克导弹袭击“打不还手”，赢得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对外战略在这一时期确实出现调整迹象，1991年巴以正式启动和平进程，并于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乐观地认为，“新中东”正在诞生。[20]但由于种种原因，巴以和谈屡屡搁浅，并随着1996年内塔尼亚胡上台而重新回到原点。“9·11”事件后，以色列面临实现和平的第四次机遇，但以色列死抱军事优先战略，在巴以和谈中咄咄逼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而且不断在有争议的被占领土上新建定居点。2010年9月启动的巴以和谈终因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拒不让步而再次受挫。巴以长期敌对未能根本松动。

其次，在缺乏强大外部对手制约背景下，军事优先战略很容易演变成睚眦必报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历史上，以色列就曾屡屡动用正规军对付阿拉伯人；而使用传统军事手段对付非传统威胁，使以色列日益被贴上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标签。如1948年10月29日以色列制造的戴维马大屠杀，造成100名妇女和儿童被害；1953年10月14日发生的齐比亚大屠杀，67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几百人受伤；1956年10月29日进行的卡福利·卡塞穆大屠杀，49名巴勒斯坦人遇害；1990年10月8日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开杀戒，至少21人被打死，其他50人受伤，270多人被逮捕；1996年4月18日其又在黎巴嫩南部制造卡纳大屠杀，共有160人丧生。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对反以武装的军事报复变本加厉。2002年3月，以色列军队对杰宁难民营发动攻击，有45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2006年7月，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5000多名平民伤亡。

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报复，令以色列日趋走向反面。事实上，以色列当初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后来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给世界留下的悲情形象，以色列至今仍在“享受”这种悲情角色带来的国际宽容。但是，当前以色列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过度消费了历史留下来的感情资源，由大屠杀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为大屠杀的施加者和憎恨者，站在了国际舆论的被告席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绝对安全而无视国际道义，使以色列自身安全面临被反噬危险。

三 以色列谋求安全需要政治智慧

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谋势。高明的对外战略可使自身实力越来越强，盟友越来越多，对手则越来越弱，外交越来越孤立。低劣的战略则效果截然相反。进一步说，衡量安全战略水平高低，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否平衡使用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没有军事实力保障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安全；但反过来看，没有政治保障的安全，则是不长久的安全。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做支撑，军事胜利很难真正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除非依靠政治协议来巩固，战争结果就绝不会是最终的”[21]。如果一个国家在弱小时只会逆来顺受，强大时则恃强凌弱，这是傻子都会做的事情，是无战略或愚蠢战略的体现。相反，当国家处于弱势时，必要时也应敢于亮剑，敢于借重军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当国家处于强势时，则要克制自己谋霸的野心，这样的国家才能走得更远。在这方面，历史提供了太多的经验教训。例如，19世纪初反法联盟在挫败拿破仑称霸欧洲野心后，并未严厉惩处法国，反使欧洲出现了“百年和平”；一战后战胜国严厉惩处德国，结果仅20年后就迎来新的世界大战。因此，缺乏节制的安全战略很可能是开始一直赢牌，但最后一把牌把所有筹码完全输掉。

以色列安全战略的问题就在于其“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在其相对孱弱、安全形势严峻时期，以色列从来不惮使用军事手段捍卫自身安全，但随着阿以力量对比由“阿强以弱”变成“以强阿弱”，以色列却未能适时调整战略、更好地运用政治手段，而是无节制地使用武力，结果使自身安全处境重新恶化。

从长远看，以色列有两大问题不可能超越。一是如何与阿拉伯世界长期相处的问题。邻居不能选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互为仇敌，却不得不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阿以多年相互征战的历史表明，阿拉伯人没有能力“将以色列赶下大海”，而以色列同样没有能力彻底打败阿拉伯世界。当前以色列的尴尬处境在于：它不肯放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但又希望阿以和解。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便宜事。基辛格就认为，以色列“力求既得到领土，又得到承认，它不愿承认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22]。就目前看，以色列“以安全求和平”，其安全实际是建立在牺牲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的。正如以色列前总理贝京曾说过：“阿拉伯人当然有权利，不过我们的权利远比他们的重要，我们的需要压倒他们的需要。”[23]但这种建立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基础上的状况不可能持续存在。阿拉伯人口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而以色列则受移民潮结束和低出生率困扰，双方人口比例日趋拉大。若干年前曾有预测表明，到2025年，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人口差距，将会拉大到2.24亿阿拉伯人对800万以色列人。[24]实际上双方人口差距扩大之快远超预期，当前，以色列人口不过750万，但阿拉伯世界总人口已达3.8亿。从长远看，很难想象人数日益处于劣势的以色列，能够在对其充满敌视且人口不断增长的阿拉伯人包围之中，长期安然生存。

二是军事优势缓慢丧失。阿拉伯人在常规战场的频频失利，使其日益转向采用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等非常规手段，由此使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转向非传统领域。而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路径依赖，使之日趋追求军事技术的压倒性优势，据称以色列甚至已经拥有200多枚核武器。但这种常规和核军事优势在对付低烈度暴力和非传统威胁时，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局限性日益突出。如2006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尽管使真主党军事上遭受重挫，但真主党却借此赢得政治声望，以色列则被贴上滥杀无辜的标签。目前，真主党军事力量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其对黎巴嫩政局的影响力也空前增强。有学者指出，在这场黎以战争中，以色列在战略上犯下多个错误，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对用常规军事手段对付非常规武装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心理准备。[25]从长远看，武器射程和爆炸当量增大，使以色列因侵占阿拉伯领土带来的安全屏障功能日渐丧失，其面对真主党等非政府武装的不对称军事优势也逐渐减少。以色列也许有能力将反以武装摧毁几十次，但反以武装只需将以色列摧毁一次就足够了。有学者就曾列出18种方式，分析以未来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26]这种前景使以色列未来安全形势难以乐观。

因此，以色列要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树立兼有政治-安全因素的大战略。[27]尤其是要认识到“土地换和平”的重要性。事实上，一些以色列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点。已故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曼就认为，“继续控制或兼并被占领的土地，并非保卫以色列，而是对以色列的一种威胁”。以色列前总理古里安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两个种族曾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统治了1300多年，而且阿拉伯人繁衍速度比犹太人快，基于这两点，“要得到和平，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上。……和平比地产重要”[28]。但迄今为止，以色列只做到在孱弱时不惮使用武力，却未做到在强大时保持克制和宽容，没有足够的诚意实现地区和平。

事实上，对以色列来说，缺少的不是实现和平、谋求安全的机会，而是解决问题的长远眼光和勇气。他们一再错过实现和平、谋求真正安全的机会。如果以色列始终将军事战略等同于安全战略，缺乏自我节制，其安全追求将像手攥沙子一样，手攥得越紧，沙子流失得越快。

[1] 参见李静《维基解密为什么“钟爱”伊朗》，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6/17599065285.shtml（上网时间：2011年1月5日）。

[2] 参见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2008，p.197。

[3] 参见《以色列媒体传土耳其将以列为主要威胁》，http：//gb.cri.cn/27824/2010/11/01/5005s 3040248.htm（上网时间：2011年1月5日）。

[4] 参见Jim Lobe，“Iran gains as Arabs’ Obama hopes sink”，Asia Times Online，August 7，2010，http：//www.atimes.com /atimes/ Middle_East/ LH07Ak02.html（上网时间：2011年1月5日）。

[5] 参见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2008，p.86。

[6]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86页。

[7]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66页。

[8] 参见Bernard Reich and Gershon R. Kieval，Israel：Land of Tradition and Conflict，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1993，p.140。

[9] 参见Bernard Reich and Gershon R. Kieval，Israel：Land of Tradition and Conflict，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1993，p.5。

[10]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212页。

[11]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秦人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748页。

[12] 《白宫岁月》第一册，第443页。

[13]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72页。类似表述见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2008，p.86。

[14]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17页。

[15] 参见《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407页。

[16]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04页。

[17]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92页。

[18]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95页。

[19] 参见Bernard Reich and Gershon R. Kieval，Israel：Land of Tradition and Conflict，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1993，p.157。

[20] 参见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2008，p.89。

[21]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01页。

[22] 《白宫岁月》第一册，第443～444页。

[23] 《全球分裂》，第836页。

[24] 参见《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77页。

[25] 参见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2008，p.224。

[26] 类似论述参见Yehezkel Dror，“A Breakout Political-Security Grand-Strategy for Israel”，in Efraim Inbar，Israel’s Strategic Agenda，Routledge，2007，pp.236-238。

[27] 有学者曾为以色列修订大战略列出13条详细建议，参见Yehezkel Dror，“A Breakout Political-Security Grand-Strategy for Israel”，in Efraim Inbar，Israel’s Strategic Agenda，Routledge，2007，pp.245-263。

[28] 《全球分裂》，第864、865页。

后记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对普通人来说，这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线性思维方式或许够了，但对以此类研究为业的学者来说，“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在目睹潜在政治与安全危险已经变成残酷现实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可怕。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政治与安全问题事关国家存亡安危，研究者只有脚踏实地，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探幽洞微，汲取别国的悲剧与教训，才可能未雨绸缪，规避类似的错误。

政治研究所要洞察、揭示的，乃是人性中最不愿被人提及的东西，如阴谋、背叛、算计、征伐、杀戮等等。那些有“学术洁癖”的高人雅士不屑为之，更喜欢去谈论“民主自由”、“价值融合”、“公民社会”等更加“高大上”的话题。事实上，政治和安全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和安全研究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的真理和美感必不可少的前提。美国前总统亚当斯曾说过：“我必须研究战争与政治，这样我的孩子们才能够安心地研究数学和哲学，研究物理和化学，这样，他们的孩子们才能够研究美术、历史、地理、瓷器和丝绸、植物和动物。”如果一个民族仅满足于当下享乐，不肯关注和思考那些看似无用的重大问题，漠视乃至公然违背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必然要付出想象不到的巨大代价。这种悲剧性案例，在当下的中东地区比比皆是。

与国内政治相比，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自助意识决定了矛盾是国际政治的常态现象，且这些矛盾血腥味儿更浓。那些符合西方标准的“文明国家”，或许在国内可以摆出一副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正人君子相，但转到国际领域，便可能完全是另一副嘴脸，所谓“对内民主，对外霸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状况让真正有现实感的学者很难乐观起来，尤其对研究中东的学者来说，乐观主义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代名词。

中东历来以“动荡”著称，西方霸权干涉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中东问题，如果没有“阴谋论”的视角肯定不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实际是面对霸权主义的本能反应，是忧患意识和警觉性的集中体现。不过，这还远远不够。中东问题研究不是只要将一切归咎于“西方阴谋”就能万事大吉的。中东困境更多是一种结构性困境，除了国际体系的原因，还是中东国家面对域外大国“胡萝卜加大棒”的选择性刺激政策做出反应的结果。在抵御西方给予的某种诱惑（政治支持、经济援助等）和反抗西方对自强自立的强力镇压之间，许多中东当权者不自觉地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正是这种看似理性、带有“账房先生”思维的“理性选择”，使中东国家乃至整个地区日趋陷入结构性危机而不自知。识破和戳穿那些包藏祸心的西方战略不易，而能够有意识地反击这种危险战略更为不易。

学术研究本身是个“悟道”的过程。所谓“道”就是“大趋势”，就是历史规律和发展方向。如果能够深刻认识并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搏，尤其是把握住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服务对象，懂得“依靠谁，为了谁”，就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茫，而更多的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淡定和从容。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按照毛泽东主席所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学术研究要尽可能研究真问题。所谓研究“真问题”，就是要有的放矢，增强现实针对性。将自身的研究课题努力与中国现实需要相结合，这就是有的放矢。从鲜活的现实问题出发，并深入探究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意思也有意义。本书的出发点是探讨发生在中东的重大事件，但又力求不拘泥于中东政治的特殊性，最终落脚点是借其揭示出共性规律，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提供历史镜鉴。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发生过的一切，在当代继续发生着。

在国际政治学界，有种不便明说的偏见，即搞理论问题似乎更有档次、更有思维挑战性，并将那些有能力“高来高去”的思辨性文章视为高水准的象征（至少我最初是这样想的），而搞区域国别研究似乎没什么门槛和难度，有点“下里巴人”的味道。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好的国别问题研究犹如解剖麻雀，可以举一反三，从特殊性中归纳出普遍性，它具有纯理论研究难以替代的标本价值。作者曾从事过相当长时间的学院派研究，并自认为也颇有所得。但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才发现，已经不知不觉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变成问题导向的经世致用派。这本小书不同时期论文选题、风格甚至观点的细微变化，恰好记述了这种学术演变的全过程。我认为这是个好事情。

多年研究使我深刻体会到，产生带有创新性的思想火花固然不易，但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论证提出的观点更难。记得有位学术前辈说过，“思想火花如果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其价值近似于零”。要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不可能单靠天分和直觉，也不是单靠逻辑思辨，更多是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事实支撑。就此而言，学术研究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当别人游山玩水、享受人生时，你只能常年枯坐煎熬、苦思冥想，乃至皓首穷经。是什么动力让很多学者乐此不疲，做出这种看似最不理性的选择？我个人体会，是探究天机的好奇心，也是修齐治平的使命感。《士兵突击》中许三多曾说过一句话：“好好活就是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我们个体是平凡的、卑微的，但只要志存高远并持之以恒，平凡卑微的人同样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让我在翻阅故纸堆时，在枯燥艰苦时，丝毫不感乏味，反而有种无法言说的快乐。

由于工作的关系，整个研究过程只能断断续续，一篇一篇文章地凑。这很像小孩子往钱罐里中存钱，锱铢积累，积年日久，不期然中，涓涓细流竟成滔滔江河。这正应了王国维谈治学“三境界”中那句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就个人而言，我能从一名懵懂无知的农村少年，成长为略有所成的国际问题研究者，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培养，离不开家人的关爱和诸多师友的提携。这里虽然没有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都已铭记在心。这本小书的出版，得益于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罗林兄鼎力相助。我欠他们太多，也无以为报，唯有以笔为旗，将这种“正能量”薪火相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田文林

2015年10月28日于万寿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田文林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097-8712-0

Ⅰ.①困… Ⅱ.①田… Ⅲ.①中东问题-研究 Ⅳ.①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8115号

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著者/田文林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高振华

责任编辑/高振华 李闯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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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275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712-0

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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