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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陈　垣　著

中华书局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跟大师学国学”出版缘起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次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

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写在前面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先生自幼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著作等身，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先后在北大、辅仁、燕大、北师大教学数十年，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后达四十六年。主要著作有《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

在民国以前，遇当代帝王或所尊者之名时，必须回避。但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史书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但如果能加以利用，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因此，可以说，避讳学亦为史学中一门辅助科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史讳举例》是陈垣先生广泛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收集引用了大量的古籍材料而写成，“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这是陈垣先生在避讳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书中列举了八十多个通例，分析并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及其利用情况，以及与避讳相关的问题，厚积薄发，言简意赅，学术水平很高；同时，文字通俗易懂，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普及性读物。

《史讳举例》首次发表于《燕京学报》第4期（1928年4月），马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傅斯年致函陈垣说：“《史讳举例》一书，再读一过，愈佩其文简理富，谨严精绝。”胡适也曾专为其撰写书评，认为其“一面是结避讳制度的总账，一面又是把避讳学做成史学的新工具”。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利用避讳学进行史学考证、古籍整理等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明该书在其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史讳举例》正式面世的八十多年来，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流传广泛，版本繁多。1934年陈垣将其收入《励耘书屋丛刻》；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再版本书；1963年中华书局再版；后有1987年文史哲出版社版，199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版，2004年中华书局版等。

此次出版，是在2004年中华书局版的基础上，调整版式，改正错讹，并在正文后增加了几篇文章，其中“历史辅助科学的避讳学”一文是陈垣先生1928年初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讲演，曾收入平民大学出版部编辑出版的《北京平民大学寒假讲演录》中。当时《史讳举例》尚未定稿，这篇讲演可视为其浓缩版和普及版。我们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改正，并加了标点符号。《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是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成书十八年之后，对本书的总结和延伸。

最后是陈智超先生2004年为中华书局“国学入门丛书”中的《史讳举例》和《校勘学释例》简体横排标点本所作工作的说明。其中涉及繁体改简体、竖排改横排、增加书名号等问题，本书中同样涉及这些问题，所以一并附录于后。只是将涉及《史讳举例》中文字的页码改为了本书中的页码，以便读者查阅。

序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

宋时避讳之风最盛，故宋人言避讳者亦特多。洪迈《容斋随笔》、王楙《野客丛书》、王观国《学林》、周密《齐东野语》，皆有关于历朝避讳之记载。清朝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馀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嘉庆间，海宁周广业曾费三十年之岁月，为避讳史料之搜集，著《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可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然其书迄未刊行，仅《蓬庐文钞》存其叙例，至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专言避讳者，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刊《历代帝王年表》末，黄本骥《避讳录》五卷、周榘《廿二史讳略》一卷，分刊《三长物斋》及《啸园丛书》中。此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如开篇即谓“汉文帝名恒，改恒农曰弘农；汉和帝名肇，兼避兆、照”之类。人云亦云，并未深考。其所引证，又皆不注出典，与俗陋类书无异。其所记录，又只敷陈历代帝王名讳，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也。

兹编所论，以史为主，体裁略仿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故名曰《史讳举例》。为例八十有二，为卷八：第一避讳所用之方法；第二避讳之种类；第三避讳改史实；第四因避讳而生之讹异；第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第六不讲避讳学之贻误；第七避讳学之利用；第八历朝讳例，凡八万余言。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纠谬拾遗，以俟君子。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新会陈垣。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写在前面

序

卷一　避讳所用之方法

第一　避讳改字例

第二　避讳空字例

第三　避讳缺笔例

第四　避讳改音例

卷二　避讳之种类

第五　避讳改姓例

第六　避讳改名例

第七　避讳辞官例

第八　避讳改官名例

第九　避讳改地名例

第十　避讳改干支名例

第十一　避讳改经传文例

第十二　避讳改常语例

第十三　避讳改诸名号例

第十四　避讳改物名例

第十五　文人避家讳例

第十六　外戚讳例

第十七　宋辽金夏互避讳例

第十八　宋金避孔子讳例

第十九　宋禁人名寓意僭窃例

第二十　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

第二十一　恶意避讳例

卷三　避讳改史实

第二十二　避讳改前人姓例

第二十三　避讳改前人名例

第二十四　避讳改前人谥例

第二十五　避讳改前代官名例

第二十六　避讳改前代地名例

第二十七　避讳改前代书名例

第二十八　避讳改前朝年号例

卷四　因避讳而生之讹异

第二十九　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

第三十　因避讳缺笔而致误例

第三十一　因避讳改字而原义不明例

第三十二　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

第三十三　因避讳空字后人连写遂脱一字例

第三十四　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连入正文例

第三十五　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

第三十六　因避讳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例

第三十七　因避讳一人数名例

第三十八　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

第三十九　因避讳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例

第四十　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

第四十一　避讳改前代官名而遗却本名例

第四十二　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例

卷五　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

第四十三　避嫌名例

第四十四　二名偏讳例

第四十五　已祧不讳例

第四十六　已废不讳例

第四十七　翌代仍讳例

第四十八　数朝同讳例

第四十九　旧讳新讳例

第五十　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

第五十一　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

第五十二　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

第五十三　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

卷六　不讲避讳学之贻误

第五十四　不知为避讳而致疑例

第五十五　不知为避讳而致误例

第五十六　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例

第五十七　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地名例

第五十八　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

第五十九　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

第六十　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例

卷七　避讳学之利用

第六十一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

第六十二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

第六十三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

第六十四　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版例

第六十五　因避讳断定时代例

第六十六　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第六十七　因犯讳断定讹谬例

第六十八　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

第六十九　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第七十　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

第七十一　避讳存古谊古音例

卷八　历朝讳例

第七十二　秦汉讳例

第七十三　三国讳例

第七十四　晋讳例

第七十五　南北朝讳例

第七十六　唐讳例

第七十七　五代讳例

第七十八　宋讳例

第七十九　辽金讳例

第八十　元讳例

第八十一　明讳例

第八十二　清讳例

征引书目略

附　录

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讳学　陈　垣

《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　陈　垣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陈智超

卷一　避讳所用之方法

第一　避讳改字例

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

改字之例显于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又《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谓之端。”《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然《史记·李斯传》，赵高诈为始皇书赐公子扶苏，有曰“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是不讳正。李斯狱中上二世书，有曰“北逐胡貉”，是不讳胡。

汉承秦制，亦有改字法。《汉书·高帝纪》注引荀悦曰：“讳邦之字曰国。”师古曰：“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其后各纪均引荀悦说。《后汉书》各纪注，自质帝以前，则引伏侯《古今注》说，各讳皆有一同义互训之字以相代。故《史记》恒山作常山，微子启作微子开，盈数作满数。《隶释》十四引汉石经残碑：《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安定厥邦”，皆书邦作国。又《周易》蹇卦：“以正邦也。”《释文》曰：“荀、陆本作正国，为汉朝讳。”荀、陆，荀爽、陆绩也。《张迁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开母庙石阙》，以开为启，则避讳改字之见于现存汉碑者。然《隶释》引汉石经《尚书》残碑，保字志字仍不避，其他东汉碑中之邦、盈、恒、启等字尤数见，犹可谓建武以前，亲尽不讳也。今将建武以后诸讳字之见于现存诸碑者列下：

建宁四年《孔碑》曰“睿其玄秀”，光和四年《逢盛碑》曰“苗而不秀”，中平五年《张纳功德叙》曰“旌甄秀异”，是不避秀。

和平元年《严碑》曰“兆自楚庄”，延熹三年《孙叔敖碑》曰“庄王置酒以为乐”，中平元年《郭究碑》曰“严庄可畏”，是不避庄。

延熹六年《平舆令薛君碑》曰“我君肈祖”，建安十年《樊敏碑》曰“肈祖宓戏”，是不避肈。

元嘉元年《丁鲂碑》曰“隆平”，永寿二年《韩敕碑》阴曰“袁隆”，光和二年《华山亭碑》曰“大华优隆”，是不避隆。

建宁二年《史晨奏铭》曰“玄德焕炳”，是不避炳。

熹平四年《帝尧碑》曰“缵尧之绪”，熹平六年《尹宙碑》曰“克缵祖业”，中平三年《张迁碑》曰“缵戎鸿绪”，是不避缵。

建宁四年《刘脩碑》曰“志曒拔葵”，熹平三年《娄寿碑》曰“岐嶷有志”，中平二年《曹全碑》曰“先意承志”，是不避志。

建宁元年《衡方碑》曰“揽英接秀”，曰“肈先盖尧之苗”，曰“□隆宽慓”，曰“保障二城”，于秀、肈、隆、保四字皆不避。

则汉时避讳之法亦疏，六朝而后，始渐趋严密耳。马衡曰：“《开母庙阙》，亦庙名因避讳而改，后人因之，非书碑者避讳改字也。”然则《张迁碑》之“诗云旧国”亦所据传本如此，非书碑时避讳所改。

第二　避讳空字例

有因避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字，其例亦古。《书·金縢》曰：“惟尔元孙某。”《孔传》：“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某谓景帝启也。《史记》《汉书》于汉诸帝纪皆不书名。许氏《说文》于禾部光武帝讳、艸部明帝讳、火部章帝讳、戈部和帝讳、示部安帝讳，皆注曰“上讳”，空其字不注。

《南齐书》为梁武父顺之讳，凡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汲古阁本犹存其旧，于《豫章文献王嶷传》宋从帝下，注“北雍本作顺，宋本讳”，其下载嶷《上武帝启》，有“前侍幸□宅”语，□下注“顺之，宋本讳”，此乃幸萧顺之宅，故子显直空其字耳。《鱼復侯子响传》，萧顺之则作□，而其下注一顺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讳”，凡此今本皆直书，盖据《南史》改。

《宋书·武帝纪》，于书檄诏策等，称刘裕名曰刘讳，而其间亦有称裕者。数行之中，忽讳忽裕，皆后人校改。又永初元年六月，书“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八月则书“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义隆，文帝也。忽称义隆，忽称讳，亦后人校改。

《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书“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第三皇子，即孝武帝骏。《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正月“以冠军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湘东王即明帝彧，皆讳而不名。

《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雝州刺史”，谓文惠太子长懋也。同年三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谓齐武帝萧赜也。《萧思话传》“南汉中太守萧讳”，萧讳者，萧道成之父承之，追谥宣帝者也。《略阳清水氐传》“思话使司马萧讳先驱进讨”，亦谓承之。

《旧唐书·睿宗纪》“临淄王讳”，临淄王即玄宗。《旧唐书》于太宗、高宗、中宗纪，皆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此纪于玄宗独称讳。盖五朝之史，成于玄宗之世，后史承袭其文，未及改正耳。

《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清讳，辄书“庙讳”二字，令人暗索，有如射覆，甚不应也。

第三　避讳缺笔例

避讳缺笔之例始于唐。唐以前刻石，字多别体，不能定何者为避讳。北齐颜之推《家训·风操篇》，言当时避讳之俗甚详，亦只云“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可见当时尚无缺笔之例。今将唐碑中之与避讳有关者列下：

贞观三年《等慈寺塔记》，称王世充为王充。

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凡五处。

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字民字，惟书虎贲为武贲。

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碑》“慜彼苍生”，避太宗讳，借慜为愍。

贞观十六年《段志玄碑》，文内王世充不避世字。

贞观十八年《盖文达碑》，有“世子”字。

永徽二年《马周碑》“持书侍御史”，改治为持。

显庆四年《大唐纪功颂》，王世充俱作王充。

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汦。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

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

仪凤二年《李碑》，本名世，因避讳但名。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

万岁登封元年《封祀坛碑》，虎字不避，葉作。

据右表，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世。《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显庆五年正月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由此可见显庆初年已有避讳缺笔之事。《旧唐书·高宗纪》：“显庆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宫。”《十七史商榷》七十，疑“宫”字为“字”字之讹，谓：“必是以昬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讳，故改昬从氏，改葉从云。”其说近是。宫字盖承上文洛阳宫而讹也。

《野客丛书》十七云：“世谓昬字合从民，今有从氏者，避太宗讳故尔。仆观《唐三藏圣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书，其间‘重昬之夜’则从民，初未尝改民从氏也。谓避讳之说谬矣，盖俗书则然”云。然此正可证其时尚无缺笔之法，不得谓昬之从氏，为非避讳。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云：“往在武昌，于杨星吾舍人许，见所藏古写本《春秋集解》桓公残卷，舍人跋称是北齐人书。然观桓公十八当作十六年传，冬城向，注引诗‘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中字作，缺末笔之下半，避隋讳，乃隋写本，非出北齐，舍人未之知也。”又跋敦煌本《文选》云：“《王文宪集》序内，衷字缺笔作哀，为隋代写本，尤可珍。”是须先考定唐以前有无缺笔之例为主，似不能以六朝别体，或一时讹误之字，为避讳之证也。

第四　避讳改音例

避讳改音之说，亦始于唐。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后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九，孙奕《示儿编》十一，均为是说。然正本有征音，《诗·齐风》：“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释文》：“正音征。”《小雅·节南山》，正与平宁为韵，《大雅·云汉》，正与星赢为韵，其非为秦讳明矣。

昭有韶音，唐人以为避晋讳，亦非也。《汉书·韦玄成传》，颜师古注：“晋室讳昭，故学者改昭为韶。”李涪《刊误》下云：“按《礼记》：昭，明也，穆，美也。盖光扬先祖之德，著斯美号。至晋武帝以其父名昭，改为韶音，历代已远，岂宜为晋氏之讳，而行于我唐哉！今请复为昭穆。”郭忠恕《佩觿》上则曰：“李祭酒涪说，为晋讳昭，改音韶，失之也。案《说文》自有佋穆之字，以昭为佋，盖借音耳。”《说文系传》佋字下亦云：“说者多言晋以前言昭，自晋文帝名昭，故改昭穆为佋穆，据《说文》则为佋。”音作韶，非晋以后改明矣。《诗·魏风·汾沮洳》《释文》亦云：“昭，绍遥反，《说文》作佋。”然段玉裁乃信避讳说，至欲删《说文》佋字，实为武断。

甄之有真音，宋人以为避孙坚讳，亦非也。庄绰《鸡肋编》中云：“甄，三国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孙权即位，尊坚为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改音真。”《示儿编》十八则云：“甄有二音，学者皆押在先韵，独真韵反未尝押。《文选》张华《女史箴》云‘散气流形，既陶且甄，在帝包羲，肇经天人。’则已押入真韵矣。”张澍《姓氏辩误》九驳之，谓：“《女史箴》在三国后，孙氏未详考”云。今考《晋书·张华传》：“华，范阳方城人。始仕魏，司马炎谋伐吴，华与羊祜实赞成其计。及吴灭，封广武县侯。”诚如《鸡肋编》言，则华固北人，与江左何涉！《女史箴》以甄与人为韵，则河北早有是音，非为吴讳矣。

《宋史》一〇八《礼志》：“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桓见于经传义训者，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姓氏，当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推求义类，别无未尽”云。宋人苦于避讳之苛例，欲为改读之法，以救改字之失，其立意本善，然奈不能实行何。乃至曲解汉法以护其说，过矣！

《茶香室续钞》三引叶名沣《桥西杂记》云：“雍正三年上谕：孔子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凡系地名，皆改易他名；书写常用，则从古体作。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字，是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按加阝作邱，至今通行，至读期音，则世鲜知者。”可见避讳改音之例，始终未尝实行也。

卷二　避讳之种类

第五　避讳改姓例

避讳改姓之例甚多，俗说相传，有不尽足据者。《通志·氏族略》云：

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

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

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

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

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

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

弘氏避唐明皇讳，改为洪氏。

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

啖氏避唐武宗讳，改为澹氏。

按《元和姓纂》一，弘氏避高宗太子弘卒谥孝敬皇帝讳，改为洪氏，非避唐明皇讳也。

《梁溪漫志》三云：“闽人避王审知讳，沈字去水为尤，二姓实一姓也。”然《吴志·陆逊传》有鄱阳贼帅尤突，则尤姓由来远矣。

《闻见后录》廿一云：“文彦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

《挥麈前录》三云：“宋高宗中兴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嫌名，而游宦参差不齐，仓卒之间，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句涛也；加金字者光祖也；加丝字者纺也；加草字者苟谌也；改为勾者勾思也；增而为句龙者如渊也。繇是析为数家，累世之后，将不复别。”

第六　避讳改名例

避讳改名之例有三：一改其名，二称其字，三去其名一字。

《汉书·孔光传》：“孔霸曾孙莽，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

《晋书·邓嶽传》：“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嶽，后竟名为岱。”

《南齐书·萧景先传》：“本名道先，建元元年乃改避上讳。”上谓萧道成也。

《魏书·李先传》：“字容仁，本字犯高祖庙讳。”盖本字宏仁也。

《魏书·尉羽传》：“名犯肃宗庙讳。”盖本名诩也。

《魏书·高祐传》：“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高祖赐名祐。”右改其名。

《宋书·王懿传》：“懿字仲德，叡字元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

《宋书·孔季恭传》：“孔靖字季恭，名与高祖祖讳同，故称字。”

《宋书·向靖传》：“字奉仁，小字弥，名与高祖同，故称小字。”祖下漏一祖字，应云“名与高祖祖同”。

《宋书·王景文传》：“名与明帝讳同。”明帝名彧也。

《魏书·崔玄伯传》：“名犯高祖庙讳。”高祖，孝文帝宏也。《北史》作“崔宏字玄伯”。

《北齐书·赵彦深传》：“本名隐，避齐庙讳，故以字行。”高欢六世祖名隐也。

《北周书·萧世怡传》：“以名犯太祖讳，故称字焉。”太祖，宇文泰也。

《隋书·文学传》：王贞字孝逸，与齐王启，自称字而不名，曰“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避隋文帝祖名祯也。

《新唐书·刘知幾传》：“刘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

右称其字。

《南齐书·薛渊传》：“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太祖，萧道成也。

《旧唐书·裴行俭传》：“父仁基。”《裴光庭神道碑》避讳去基字。

《新唐书·裴矩传》，《宰相世系表》作世矩，盖入唐后避太宗讳去世字也。

唐开元三年，《巂州都督姚懿碑》云：“公后娶刘氏，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以《唐表》考之，则懿三子，曰元景，曰元之，曰元素，其单称崇及景者，避玄宗尊号耳。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黔南节度使王肇。”本名建肇，避蜀主王建讳，止称肇。

右去其名一字。

第七　避讳辞官例

有避正讳，有避嫌名。避正讳者，唐宋定制；避嫌名者，当时风尚也。

《南史·齐文惠太子长懋传》：“宋末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宣帝，萧道成之父承之，长懋曾祖也。范晔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辞不拜。当时习尚如此，非定制。

《北史·叙传》：“李延实授侍中太保，以太保犯祖讳，抗表固辞。”延实祖名宝，而辞太保，亦一时风尚。

《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疏议》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按洙父名次公，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旧唐书·贾曾传》：“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新五代史·刘昫传》：“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唐人风尚，相沿如此。李贺父名晋肃，时人谓贺不得举进士，皆此类也。

第八　避讳改官名例

《春秋左氏》桓六年传，申对问名曰：“名不以官，以官则废职。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杜注：“僖侯名司徒，废为中军；武公名司空，废为司城。”此避讳改官名之最显著者。后世有为国讳改者，一朝定制也；有为人臣家讳改者，则一时权宜之制也。

《晋书·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

《通典·职官篇》：“隋改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大业十二年又改纳言为侍内。”注：“隋氏讳忠，故凡中皆曰内。”

又：“唐永徽三年，避皇太子名，改中允为内允，改中郎将为旅贲郎将。”当时太子名忠也。

《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为奉礼郎。”

《金史》五五《百官志》：“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讳，改为大睦亲府。”

右以国讳改官名者也。

《新唐书》六七《方镇表》：“天祐二年，赐昭信军节度，号戎昭军节度。”据《旧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十月，金州冯行袭奏昭信军额内一字，与元帅全忠讳字同，乃赐号戎昭军。”盖全忠祖讳信也。

《五代会要》十三载唐长兴四年九月敕：“冯赟有经邦之茂业，宜进位于公台，但缘平章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讳，可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此文有关官制，而《欧史》不及，略也。赟父名璋。

右以人臣家讳，致改官名以就之者也。

第九　避讳改地名例

《晋语》：“范献子聘鲁，问具敖之山，鲁人以其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盖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故申对鲁桓公曰：“名不以国，不以山川，以国则废名，以山川则废主，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也。其后秦避始皇父庄襄王子楚讳，改楚为荆；汉避文帝讳，改恒山为常山，其例至夥。

《十驾斋养新录》十一，有“避讳改郡县名”一条可参据。唯其中避清讳，弘作宏，玄作元，胤作引，颇令人迷惑。如后魏献文帝名弘，改弘农曰恒农，今《养新录》弘写作宏，则与献文之子孝文混矣。因献文名弘，孝文名宏也。

又北魏献文以前，只有弘农，无恒农，而《廿二史考异》以避清讳故，于《续汉·郡国志、百官志》，《三国志·法正传》，《晋书·地理志、何无忌传》，《宋书·州郡志》等各条下，弘农字皆作恒农。《三史拾遗》于《汉书·枚乘传》亦然，不可不正。

朱希祖曰：“胡钦华《天南纪事》，吴三桂帝滇，讳襄为厢，讳三为参，讳桂为贵，遂改桂林为建林府，桂阳为南平州，桂东为义昌县，又遥改襄阳为汉南府。”此书传本尚少，附记于此。

第十　避讳改干支名例

唐高祖之父名昞，故唐人兼讳丙，凡丙多改为景。如万岁通天二年《石刻浮图铭》，丙申作景申，丙寅作景寅，是也。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八史，皆修于唐，丙皆作景。今本多回改为丙。其未回改者，《晋、隋书》、《北史》本纪仍作景，《陈、周书》、《南史》本纪则作丙，《北齐书》景丙互见，《梁书》皆作丙，而纪中大通四年二月景辰仍作景，则回改未尽者也。

《新五代史·梁本纪》，开平二年三月戊寅注：“梁尝更戊曰武，旧史悉复为戊。”《容斋续笔》六云：“十干戊字，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吴中术者又称为武。偶阅《旧五代史》：‘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语多曰武。朱温父名诚，以戊类成字，故司天谄之。”吴任臣《十国春秋》亦同其说。

今《重修墙隍庙碑》，碑末书：“大梁开平二年，岁在武辰。”《金石文字记》五谓：以城为墙、以戊为武者，全忠父名诚，曾祖名茂琳。城，诚之嫌名；戊，茂之嫌名。《容斋续笔》谓以戊类成故改，其说非。

第十一　避讳改经传文例

据《隶释》所引汉石经残碑，《论语》、《尚书》邦字，多改为国，避汉讳也。

《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此引《论语》，改察为监，姚思廉避其家讳也。

又《萧子恪传》：“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思廉修史在贞观之世，于太宗偏名可不回避。此文改世为代，或高宗以后人转写迻易也。

《北史·宇文恺传》：“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此引《考工记》，改广为博，避隋炀帝名也。下文引胡伯始注《汉官》，亦避广，称胡广字。

《唐石经》：《毛诗》“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袢也”，“俾民忧洩”，皆避世旁。“甿，刺时也”，“甿之蚩蚩”，“甿六章”，皆避民旁。

《新唐书》三十四《五行志》：“乃取其五事，皇极庶證。”證即徵字，宋人避仁宗嫌名改。

宋高宗御书石经，避讳字多缺笔，唯《论语》“钦事而信”，“温良恭俭逊”，“商因于夏礼”，“得见有常者”。《孟子》“无辞逊之心”，“掊克在位则有责”，“用下钦上”，则敬改为钦，让改为逊或为责，殷改为商，然亦有不改者，盖随意所至，无定例也。《孟子》无唐以前石刻，此碑“有小民之事”，与今本作“小人”异，想唐以前古本如此。

第十二　避讳改常语例

《颜氏家训·风操篇》：“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脩短之目。”

《后汉书·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蔡邕传》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礼》。”《郅恽传》：“理《韩诗》、《严氏春秋》。”或持或理，本皆治字，章怀避讳改。若《侯霸传》“治《穀梁春秋》”，《吴良传》“又治《尚书》”，则校书者转改。

《后汉书·应劭传》：“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时轻时重’，此之谓也。”注：“犯化之罪固重，犯乱之罪为轻。”据《汉书·刑法志》：“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为轻也。”说本《荀子·正论篇》，此传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章怀注改。《张奋传》、《曹褒传》“化定制礼”，《王符传》“乱生于化”，“化国之日舒以长”，《仲长统传》“乱世长而化世短”，“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或以之化”，《爰延传》“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皆是也。世改为代，或改为时，此传“时轻时重”是也。

《史通·因习篇》云：“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范史本题《逸民》，此云《高隐》者，避唐讳，非误记也。

《续汉·五行志》：“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京师作京都，避晋讳也。《百官志》间有作京师者，乃后人妄改。

《三国·魏志·文帝纪》：“黄初元年，京都有事于太庙。”或称京都，或曰京邑。

《晋书·刑法志》，“令景”即“令丙”，避唐讳。

《南齐书·王俭传》：“天应民顺。”民顺宋本作民从，盖避梁武帝父顺之讳。

《南史·到传》：“随王子隆带彭城郡，问讯，不修部下敬，为有司举免官。”按《三国·蜀志》八，秦宓与太守夏侯纂书称：“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晋人法帖，多有自称民者，《南齐书·传》本称民敬，《南史》避唐讳，故改称部下。《刘凝之传》：“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曰顿首，称仆，不为百姓礼，人或讥焉。”《宋书·凝之传》本作民礼，亦是避讳改民为百姓。

《隋书·卢恺传》“于是除名为百姓”，亦避唐讳改。《隋书》成于贞观之世，其时二名不偏讳，而此传及《酷吏·田式传》，并云“除名为百姓”。

隋《赵芬残碑》，《文馆词林》卷四五二全录其文。以《词林》与碑互校，多有异同。碑“十一世祖融，字稚长”，《词林》作“十一祖融”，无“字稚长”三字。碑“公炳灵特挺”，炳，《词林》作资。碑“治夏官司马”，治，《词林》作领。或改或省，皆避唐讳。

隋开皇十三年《东阿王庙碑》，“黄中”作“黄内”，避隋讳。

《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上不康。”本云不豫，避代宗讳，改豫为康。《礼仪志》“上元年圣躬不康”，《文宗纪》“圣体不康”，“上不康”，皆豫字改。

《旧唐书·源乾曜传》：“恐代官之咸列。”代官谓世官，避讳改。

《通鉴》唐大中二年六月：“王皞曰：‘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厌代，本用《庄子》厌世语，唐人避讳改，《通鉴》因之。

《老学庵笔记》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遂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今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源于此。

第十三　避讳改诸名号例

《通鉴》唐景云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冠。”隆昌，《新唐书·诸公主传》作崇昌，史家避明皇讳追改。

唐显庆二年，河南偃师县《三藏圣教序碑》，末云“奉敕弘福寺为招提寺”，盖避太子名改。

《新唐书》七十《宗室世系表》：“代祖玄皇帝讳昞。”代祖即世祖，避太宗讳。唐之代宗即世宗，宋之真宗即玄宗，皆避讳改。明有代宗，又有世宗，其意义与唐殊。

《宋史》一〇二《礼志》：“加上五岳帝后号，中曰正明。”正明本是贞明，史家避仁宗嫌名改。《石刻中岳中天崇圣帝碑》本作贞明，可据。

《宋史》一〇三《礼志》：“秦将王翦镇山伯。”镇山当是恒山，避讳改。

《宋史·方技传》：“贺兰栖真始居嵩山紫虚观。景德二年，真宗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今石刻作宗真，则后来避始祖玄朗讳追改。

朱子《四书集注》，引白水刘勉之致中说，称为刘聘君。乃和案：见《论语·雍也篇》“宰我问仁”章。聘君即征君，避仁宗嫌名改称。

第十四　避讳改物名例

《左传》桓六年，申对问名，有“名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之条，曰：“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

《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

《邺中记》：“邺中为石虎讳，呼白虎幡为天鹿幡。”

《颜氏家训》八《勉学篇》：“蔡朗父讳纯，遂呼莼为露葵。”

《隋书·刘臻传》：“臻性好啖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

《旧唐书·哀帝纪》：“帝讳柷。天祐元年九月，中书奏太常寺止鼓两字乐器，敔上字犯御名，请改为肇，从之。”

《野客丛书》九：“钱王讳镠，以石榴为金樱。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蜜为蜂糖。”

《本草纲目》廿七，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

有避讳改物名致二物混为一物者，《四库全书·礼记义疏》考证，椇榛注：“罗氏：枳椇子一名木密。”说本《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树蜜”，而木密则生南方，别是一种。罗愿宋人，避英宗嫌讳，改树为木，遂与木密相混。

亦有避物名而改名者，《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注：“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

又《三国·魏志》：“甘露五年五月，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六月太后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遂改名奂。此皆避物名而改名者。

第十五　文人避家讳例

司马迁父名谈，《史记·赵世家》改张孟谈为张孟同，《佞幸传》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后汉书》改郭泰为郭太，郑泰为郑太。

淮南王安父名长，故《淮南子·齐俗训》用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语，为“高下相倾，短脩相形”。

《新唐书·肃宗纪》：“上元元年，山南东道将张维瑾反。”颜真卿书《元结墓碑》作张瑾，避父讳维贞，省维字也。

《新唐书·司马承祯传》：“承祯谥贞一。”颜真卿书《李玄靖先生碑》作正一。玄靖先生父孝威，私谥贞隐，见张从申所书碑，颜书亦改作正隐。皆避其家讳，不得执碑以疑史。

《宋史·韩维传》，字持国，而司马光《传家集》称其字曰秉国。光父名池，与持同音，故易之，不得据集以疑史。

《齐东野语》四：“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馀则以政字代之。王舒除会稽内史，以祖讳会，以会稽为郐稽。李翱祖父名楚今，故为文皆以今为兹。杜甫父名闲，故杜诗无闲字。曾鲁公父名会，避之者以勘会为勘当。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务为平货务。”眉山苏氏讳序，苏洵文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改用叙字。

沈括《梦溪笔谈》二十五述王君贶使契丹事，称混同江为混融江，括世父名同故也。

然《史记·李斯传》“与宦者韩谈”，《滑稽传》“谈言微中”，《司马相如传》“因斯以谈”，不避谈字。

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天论》“三者错”条及下一条，两引《荀子》原文，皆作“三者错，无安邦”。王氏父名安国，因家讳而改古书也。

第十六　外戚讳例

蔡邕《独断》上云：“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后遂无复言之者。”

《晋书·虞预传》：“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

《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夔州，本名信州，武德二年改，盖避唐高祖外祖独孤信名也。又垂拱初，避武氏祖讳，改华州曰大州，华阴县曰仙掌，华原县曰永安，华容县曰容城，江华县曰云汉，华亭县曰亭川。

《旧唐书·崔玄传》：“本名，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乃改为玄。”《韦思谦传》：“本名仁约，字思谦，以音类则天父讳，故称字焉。”则天父名士彠也。《魏元忠传》：“本名真宰，以避则天母号改焉。”又《外戚传》：“窦怀贞少有名誉，韦庶人干政，怀贞委曲取容，改名从一，以避后父讳，自是名称日损。”后父，韦玄贞也。

《宋史·石元孙传》：“始名庆孙，避章献太后祖讳易之。”《李继隆传》：“继隆子昭庆，改名昭亮。”盖章献明肃刘皇后祖名延庆也。而徽宗时有保安军人刘延庆，为镇海军节度使，死于靖康之难。又后父名通，天圣初改通进司为承进司，诸州通判为同判，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又改淮南之通州为崇州，蜀之通州为达州，通利军曰安利，通化县曰金川。

《宋史·滕元发传》：“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邓润甫传》：“字温伯，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后皆复之。”高鲁王，英宗高后父遵甫也。《哲宗纪》：“元丰八年三月，令中外避太皇太后父遵甫名。绍圣元年二月，又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惠讳。”惠为甫之讹，遵惠，遵甫弟，见《外戚传》，遵甫《宋史》无传。《避讳录》四以滕元发、邓润甫之改名为避元懿太子旉名者，误也。

第十七　宋辽金夏互避讳例

《宋史·夏国传》：“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改殷为兴。”又：“李克睿初名光睿，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

又李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范仲淹与元昊书，亦称后唐明宗为显宗。

《续通鉴长编》一四二：宋庆历三年八月，西头供奉官、门祗候丁亿，贺辽国主生辰；门通事舍人李惟贤，贺辽国母正旦。诏惟贤权更名宝臣，亿为意，以避北讳。

《宋史·地理志》：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为西和州。二十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曰期思。

《金史·章宗纪》：“明昌四年，遣完颜匡使宋，权更名弼，以避宋讳。”并见《匡传》。

第十八　宋金避孔子讳例

《宋史》八五《地理志》：“大观四年，以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避孔子讳。

《至正直记》三：“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以朱笔圈之，凡有丘字读若区，至如诗以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

《金史·章宗纪》：“明昌三年，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泰和五年，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

宋又尝避老子名字，《能改斋漫录》十三：“政和八年八月御笔，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阳，及谥聃。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渎侮，自今并为禁止。”然南渡秦相子熺字伯阳，当时不以为非，则政和之禁，亦具文耳。

第十九　宋禁人名寓意僭窃例

《容斋续笔》四：“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

《能改斋漫录》十三：“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饶州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窃见吏部左选，有徐大明者为曹官，有陈丕显者为教官。大明者文王之德，丕显者文王之谟，又况大明者有犯神明馆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实，以寓其名。窃见饶州乐平县有名孙权者，浮梁县有名刘项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迹，以寓其名。昔皇祐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睹政和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笔，陆元佐所言可行，下逐处并所属令改正禁止。”然大程子之殁，文彦博题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十驾斋养新录》七谓：“明道，仁宗年号也，不当为人臣之私称，而潞公以题墓，伊川受而不辞，皆所未喻，后人亦无议及此者。”

第二十　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

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谕内阁：“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其从前书籍，若一概责令填补更换，恐卷帙繁多，或有遗漏，著一并晓谕，有情愿填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谕：“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抄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在誊录等草野无知，照本抄誊，不足深责。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所有此二书之分校复校及总裁官，俱著交部分别议处。除此二书改正外，他书有似此者，并著一体查明改正。”此谕载《四库提要》卷首，可以鉴定清初版本。

第二十一　恶意避讳例

避讳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试以《新唐书·地理志》核之，凡至德元二载所改郡县名，皆因其有安字也。表如下：

安定郡改保定，安化郡改顺化，安静县改保静。

右至德元载改。

安邑县改虞邑，安边郡改兴唐，安康郡改汉阴，尚安县改万全，咸安郡改蓬山，同安郡改盛唐，同安县改桐城，绥安县改广德，唐安县改唐兴此条据《元和志》，洊安县改洊水，宝安县改东莞，遂安县改晋康，安南县改镇南，保安县改保宁，齐安县改恩平，万安郡改万全，安城郡改岭方，安城县改保城，安京县改保京，安昌县改义昌，安乐郡改常乐，始安郡改建陵，始安县改临桂此条据《元和志》，兴安县改理定，安仁县改容山，安义县改永业，安海县改宁海，崇安县改崇平，军安县改军宁，福禄郡改唐林，安远县改柔远，安定州改宜定。

右至德二载改。

沈德符《野获编》二言：“宋南渡后，人主书金字俱作今，盖与完颜世仇，不欲称其国号也。至高宗之刘贵人，宁宗之杨后，所写金字亦然，则宫阃亦改用矣。”

《野获编补遗》一又言：“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野获编》二又言：“明世宗晚年苦虏之扰，厌见夷狄字，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此与唐肃宗之恶安禄山，南宋人之恶金人，同一心理。

《宋史·王子融传》：“融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请以字为名。”此则耻与同名者也。《朱谔传》：“初名绂，以同党籍人姓名，故改名。”崇宁二年十二月诏，臣僚姓名有与奸党同者，并令改名。奸党谓元祐党人也。

《文献征存录》一：“理鬯和，字寒石，西华人，本姓李，耻其姓与李自成同，曰：‘吾今姓理矣。’”

《鲒埼亭集》十四《南岳和上退翁碑》：“退翁，扬之兴化县人，姓李氏。父嘉兆，甲申之变，贻书其子曰：‘吾始祖咎繇为理官，子孙因氏理，其后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贼乃李氏，吾忍与贼同姓乎！吾子孙尚复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鬯和上书请改理氏，嘉兆适与之合，天下传为二理。”此则耻与同姓，亦避讳之别开生面者也。

卷三　避讳改史实

第二十二　避讳改前人姓例

避讳改姓，淆乱氏族；避讳改前人姓，则淆乱古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邽巽，《索隐》曰：“《家语》作選，《文翁图》作国選，盖亦避汉讳改之。刘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见各异。”然古本必作邦字，不然，何以避讳作国；且《索隐》谓《家语》作選，而不云作邽選，则《家语》亦作邦可知。今《家语》作邽者，后人以误本《史记》改之也。

《汉书·叙传》，称庄子为严子，又称“老严之术”。师古曰：“老，老子，严，庄周也。”盖避汉明帝讳。

《宋史》一〇五《礼志》：“封后魏商绍为长乐子。”商绍即殷绍，避宋庙讳改。《艺文志》五行类有商绍《太史堪舆历》一卷，《旧唐志》作殷绍。目录类又有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商文圭《从军稿》，皆本殷姓，避宋讳追改为商。

第二十三　避讳改前人名例

避讳改前人名之例亦有三：一改其名，二称其字，三去其名一字。

《汉书·古今人表》“左公子泄”，即《左传》“左公子洩”，陈洩冶，《表》亦作泄，盖古本《左传》如此，《唐石经》避讳改为洩，遂相沿到今。

《汉书·蒯通传》：“本与武帝同讳。”师古曰：“本名为彻，其后史家追书为通。”

《三国·吴志·韦曜传》注：“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

《魏书·萧衍传》：“衍将萧昞寇淮阳。”《梁书》有吴平侯萧景，即此萧昞，唐人避讳，追改为景。

《北齐书·卢叔武传》，《北史》作叔彪。唐人讳虎，史家多称为武，亦有作彪者，此人盖名叔虎。

《周书·赵文深传》，深本作渊，避唐讳改。北周天和二年十月《华岳颂》，即赵文渊书。

《隋书·韩擒传》：“擒本名豹。”唐人讳虎，多改为武，或为兽，或为彪，此独改为豹者，欲应上文“黄斑”之谣也。

《北史·长孙幼传》：“孝文以其幼承家业，赐名幼，字承业。”本赐名稚，据《魏书》可证。史避唐讳，李稚廉改为幼廉，孔稚孙改为幼孙，谢稚改为孺子，皆以稚治音同也。

《旧唐书·列女传》：“宋庭瑜妻魏氏，隋著作郎彦泉之后也。”彦泉当是彦渊，避唐讳追改。

《宋史·艺文志》，别集类有《恭翔集》，即敬翔也。总集类有许恭宗《文馆词林诗》，即许敬宗也。避宋讳追改。

《辽史·穆宗纪》：“讳璟。”李焘《长编》：“开宝二年，契丹主明为帐下所弑。”明即穆宗，后周避庙讳改，宋史臣因之。

《金史·刘玮传》：“唐卢龙节度使仁敬之裔。”仁敬即仁恭，史臣避金章宗父讳追改。

右避讳改前人名。

《后汉书·党锢传》：“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何颙传》亦云：“郭林宗、贾伟节。”范晔避家讳，故郭泰不书名，并伟节亦字之。《岑晊传》：“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亦因郭及朱也。《朱穆传》：“近则邴吉、张子孺。”子孺，张安世字，章怀所改也。世皆改代，人名不合改，故称其字。

《晋书·宣帝纪》：“青龙四年，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公孙渊称字，避唐讳。

《晋书·载记》，刘渊称刘元海，石虎称石季龙，皆避唐讳称其字。

《魏书》慕容皝称元真，石弘称大雅，冯弘称文通，皆避魏讳称其字。

《梁书·宗夬传》“祖景”，景即炳。《南史》则称宗炳字少文，而不名。

《宋史·艺文志》，职官类有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本名惇，避讳称其字。又别集类有《司空文明集》一卷，本名曙，亦避讳举其字。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

《通典》一五一《兵篇》，晋镇南将军杜元凯，避豫字嫌名，故称字。

右避讳称前人字。

《续汉·天文志》：“河南尹邓万。”万下脱世字，唐人避讳去之。《后汉书·爰延传》亦作邓万。

《魏书·天象志》：“齐将陈达伐我南鄙，陷澧阳。”陈达即陈显达，唐人避讳去显字。

《南史·何尚之传》：“义宣司马竺超。”按南郡王义宣、张畅、畅子融等传，俱作竺超人。《宋书》作超民，《南史》避唐讳，改民为人，或去下一字。

《北史·张传》：“本名犯庙讳。”盖本名大渊，避讳连为一字。

《新唐书·儒学传》：“元行冲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即韦弘机，避讳去上一字。

《新五代史·后赞传》，后赞，《通鉴》作后匡赞，避宋讳省上一字。《王景崇传》“永兴赵赞”，亦本名匡赞，赵延寿之子也，亦避宋讳去一字。《吴越世家》“子佐立”，本名弘佐，避宋讳止称下一字，弘倧、弘俶皆仿此。《南唐世家》：“燕王冀为太子。”亦本名弘冀，避讳去弘字。

《宋史·艺文志》，李遵《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本李遵勖撰，避讳去勖字。

右避讳去前人名一字。

第二十四　避讳改前人谥例

《新唐书·杨纂传》：“赠幽州都督，谥曰恭。”《唐会要》恭作敬。宋人避讳，往往改敬为恭。今《旧唐书·杨纂传》亦作恭，则后人据《新书》改也。

《旧唐书·柳亨传》“谥曰敬”，《唐会要》同，而《新书》“谥曰恭”，亦宋人避讳追改。

《新唐书·韦虚心传》：“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正。”据《唐会要》，虚心、李辈皆谥贞，今《新史》于李则谥曰贞，于虚心则谥曰正，盖避宋仁宗嫌名，改贞为正。其或改或否者，杂采他书，未及订正耳。《旧唐书·牛僧孺传》“谥文贞”，《唐会要》同，《新书》曰“谥文简”，疑亦宋人避讳追改。

《五代会要》十二：“赠太子少傅朱汉宾谥正惠。”太常博士林弼议曰：“按谥法：中道不挠，保节扬名曰正。”今考新旧《五代史》，朱汉宾实谥贞惠。而《唐会要》谥法解，则云：“直道不挠，清白守节曰贞。”可知朱汉宾本谥贞惠，《五代会要》避宋讳改为正惠也。

《旧五代史·张承业传》“谥贞宪”，而《五代会要》及《新五代史》则谥正宪，亦宋人避讳改。

《新五代史·罗绍威传》“谥贞壮”，而《五代会要》则谥正懿，疑亦避讳追改。

《疑耀》三云：“宋时谥文正者，惟吕蒙正、王钦若、司马光、王曾、范仲淹、郑居中、蔡卞、陈康伯八人。若李昉、王旦，《谥法通纪》亦曰谥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谥文贞，后避讳，世遂呼为文正耳。”今考《宋史》吕蒙正、王钦若本传，则谥文穆。

第二十五　避讳改前代官名例

或改前人官名，或以后代官名加诸前人，皆非史实也。

《后汉书·刘焉传》：“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魏志》本作治头，章怀避唐讳改。

《北史·牛弘传》：“晋秘书监荀勖。”本名中书监，避隋讳改。

《北史·李德林传》：“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是时隋未受禅，不当避中字。下文云：“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皆史家追改。

《北史·程骏传》：“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人部本是民部，避唐讳改。

《南史·褚贲传》：“左户尚书。”《南齐书》本作左民，作户者避唐讳。

《旧唐书·韦挺传》：“以人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唐初民部为六部之一，高宗即位，始避太宗讳，改为户部。此人部亦史臣追书。《段平仲传》云：“隋人部尚书段达六代孙。”隋不名人部也。

《宋史·宰辅表》一：“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石熙载自枢密直学士迁签书枢密院事。”签书本作签署。张齐贤、王沔、杨守一、张逊、冯拯、陈尧叟、韩崇训、马知节、曹玮、王德用诸人，皆除签署，或同签署，史家避英宗讳曙，追改为书。

宋天圣四年《萧山县梦笔桥记》，记文为太常寺奉礼郎、签署苏州观察判官厅公事叶清臣撰。《宋史》本传作签书，避讳追改。

宋皇祐二年《重修北岳庙记》，韩琦题衔“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抚使”，《宋史·职官志》乃作“定州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部署改为总管，系从后追改。

《宋史·孙洙传》：“寻幹当三班院。”《王师约传》：“同管当三班院。”《曾孝蕴传》：“管幹发运司粜籴事。”以幹代勾，以管代勾，皆南渡后避高宗嫌名追改。当时称管勾、勾当，不称管幹、幹当也。

宋政和三年《御制八行八刑条碑》称管勾，而《文献通考》五二称主管，亦后来追改。

第二十六　避讳改前代地名例

避讳改地名，系一朝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则失史实矣，因当时并无此地名也。

《汉书》廿八《地理志》：“东郡：须昌，寿张。”寿张前汉本名寿良，光武避赵王良讳，始改良为张。此云寿张，班氏追改。

《晋书》十四《地理志》：“阳平郡清泉县。”本清渊，避唐讳追改。又：“侨立河东郡，统大戚八县。”大戚即广戚，史避隋炀帝讳追改，晋时不名大戚也。

《晋书·刘敬宣传》：“军次黄兽。”《宋书》：“达遂宁郡之黄虎。”此作黄兽，避唐讳追改，当时不名黄兽也。《南史》又作黄武。

《梁书·何点传》：“隐居吴郡兽丘山。”兽邱即虎丘，史避讳改，梁时无兽丘之名也。

《隋书》廿九《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注：“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大至即广至，避隋炀帝讳追改；闰泉即渊泉，避唐讳追改，周时不名大至、闰泉也。

《隋书》卅一《地理志》：“宣城郡绥安县。”注：“梁末立大梁郡，又改为陈留，平陈，郡废，省大德、故鄣、安吉、原乡，四县入焉。”按《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以广梁郡为陈留郡。”即此大梁也。又《陈详传》：“割故鄣、广德置广梁郡。”盖在梁敬帝之世，故云梁末。志改广梁为大梁，盖避隋炀帝名追改，梁时不名大梁也。大德即广德，亦避隋讳追改。

《北史·张湛传》：“敦煌深泉人也。”深泉即渊泉，避唐讳追改，唐以前不名深泉也。

《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五年，贬礼部尚书裴士淹为处州刺史。”按德宗即位始避嫌名，改括州为处州，此在代宗朝，应为括州，史臣追改也。

《旧唐书》卅九《地理志》：“临清，汉清泉县。”清泉，汉本名清渊，唐人避讳追改。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石鉴镇将董昌。”《新唐书》四二《地理志》作石镜，此避宋讳追改。

《宋史·张鉴传》：“建议割瑞州清江。”瑞州当作筠州，南渡后避理宗嫌名，始改筠为瑞，此时无瑞州之名也。

第二十七　避讳改前代书名例

晋简文郑太后讳阿春，故《晋书·后妃传》数引《春秋》，均改为《阳秋》。孙盛、檀道鸾等著书，亦名《阳秋》。

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引荀勖《中经簿》，改为《内经》，曹宪注《广雅》，改为《博雅》，均避隋讳。唐人注《史》《汉》，引《世本》改为《系本》，避唐讳。

《隋书·经籍志》，《白虎通》六卷，《礼仪志》引作《白武通》。《经籍志》亦本作武，后来校书者改。

又《诗神泉》一卷，后汉赵晔撰。本名神渊，唐人避讳改。

又《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宗景即宗炳，避讳改为景。

《旧唐书·经籍志》，《帝王代记》十卷，皇甫谧撰。代本世字，避讳改。郭颁《魏晋代语》、何集《续帝王代记》、《虞茂代集》、《郑代翼集》，皆以代为世。

又《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此与贾思勰《齐人要术》，皆避讳，改民为人。《新书》则贾思勰书称齐民，李淳风续书称齐人。

又《江智泉集》十卷，本名智渊，《丘泉之集》六卷，本名渊之，避讳改。

《宋史·艺文志》小学类，辽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本名《龙龛手镜》，宋人避庙讳嫌字，改镜为鉴。

又兵书类，陶弘景《真人水照》十三卷，《唐志》本作水镜，亦宋人避讳追改。

邵瑞彭曰：《北山录注解随函》卷上，引牟子《理惑论》作《治惑论》，可知理字是唐人避讳改，原书当作治惑也。《崇文总目》，李文博撰《理道集》十卷，《隋书·李文博传》本作治道，《宋志》亦作治道。

第二十八　避讳改前朝年号例

《旧唐书·经籍志》编年类，有《崇安记》二卷，周祇撰，又十卷，王韶之撰。崇安本隆安，晋安帝年号也，避唐玄宗讳，改隆为崇。

《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有《晋崇宁起居注》十卷，《旧志》亦作崇宁，晋时无此年号。钱竹汀先生谓：“崇宁当为崇安，即隆安也。唐人避玄宗讳，往往改隆为崇。唐肃宗时恶安禄山，又或改安为宁。以《晋史》考之，隆安纪元，正在太元之后，元兴之前，此卷又有《晋崇安元兴大享副诏》八卷，足明崇宁当为崇安矣。上文有《晋隆和兴宁起居注》五卷，仍书隆字，则史驳文也。”乃和案：此条见《廿二史考异·唐书五》。

《旧唐书》三十《音乐志》：“明庆中，皇后亲蚕。”明庆即显庆，唐人避中宗讳，易显为明。《旧史》俱改从本号，惟此志及《职官、刑法志》，三见明庆字。《柳奭传》亦有“明庆三年”之文。

《旧唐书·太宗诸子·曹王明传》：“永崇中，坐与庶人贤通谋，降封零陵王。”永崇即永隆，史臣避玄宗讳追改。

《新唐书·兵志》：“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唐元即唐隆，温王年号也，史避玄宗讳改。《崔日用传》云：“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亦唐隆改。

宋人书贞观年号为真观，或为正观，书贞元为正元，避仁宗嫌名改。

辽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记》，叙重熙十五年铸铁塔事，以重熙为重和。《老学庵笔记》一云：“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契丹年名，实曰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乃知改熙为和，实以避讳故。

亦有改前朝年号以故犯其讳者，元泰定五年《赠宁海州知州王庆墓表》文云：“父生于扩庆庚申，妣生于扩庆丙辰。”丙辰，宋庆元二年，庚申，庆元六年。元时江浙行省有庆元路，未尝更名，何独于宋之年号而更之？此盖直斥宋宁宗名，而配以年号上一字也。

卷四　因避讳而生之讹异

第二十九　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

《后汉书·刘表传》：“初表之结袁绍也，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义以疾退，终表世不仕，操以为侍中。”侍中从事，当作治中从事，章怀避唐讳，改治为持，校书者不达其旨，适其下有侍中之文，遂妄易持为侍。

《通鉴·晋哀帝纪》，兴宁元年，司马纶骞注：“纶姓也。《姓谱》曰：《魏志》孙文端臣纶直。”《魏志》无纶直事，纶直事见《晋书·宣帝纪》：“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将军纶直等苦谏，文懿皆杀之。”文懿即公孙渊，唐人避讳称其字，后人遂误懿为端，又将公孙复姓讹为单姓。

《南史·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上渊字亦当为深，后人回改。《宋书》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甚显白。《南史》原文必与《宋书》同，但避讳改渊为深耳。后人校《南史》者不察，遂传写颠倒如此。

《宋史·艺文志》易类，史文徽《易口诀义》六卷。《崇文总目》云“河南史证撰”；晁公武云“唐史证撰”；陈振孙云“避讳作证字”。则此志“徽”字当为“徵”之讹，徵为宋仁宗嫌名，因避讳改字而致误。

《崇文总目》总集类，有《正元制敕书奏》一卷，本作贞元，避宋仁宗嫌名作正，《通志·艺文略》乃误作王元。

第三十　因避讳缺笔而致误例

《诗·小雅》：“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疧本作，与尘为韵。唐人避讳，缺笔为氏，遂误为疧。《小雅·白华篇》：“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疧兮。”此疧字正从氏，与卑为韵。字缺笔，则与疧字混。

《续汉·郡国志》，敦煌郡有拼泉。拼泉即渊泉，因避唐讳渊字，缺笔作，遂讹为拼。

《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恒王房子孙改为汦王房。”恒王当是恒山愍王，汦王即愍王之讹，因避讳，民旁改氏而误汦。

《新唐书·后妃·则天皇后传》：“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为唐之奇所杀。”三朗幽州人，赠左监门将军，谥曰勇。《旧史》入《忠义传》，作成三郎。盖宋人避讳缺笔，书朗为，遂讹为郎。

《两唐书·姚班传》称：班曾祖察，撰《汉书训纂》，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汉书绍训》，《旧唐志》不载，《新唐志》作姚珽撰。珽或作庭，宋初避讳缺末笔作，后遂讹为班。据《旧书·姚思廉传》：“思廉子处平，处平子、珽，别有传。”班传即珽传也。

第三十一　因避讳改字而原义不明例

《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竹汀先生曰：“氐与民，音义俱别，依许例，当重出昬，云或作昬，民声。今附于昏下，疑非许氏本文。戴侗《六书故》云：‘唐本《说文》从民省，徐本从氐省。晁说之曰：因唐讳民，改为氏也。’然则《说文》元是昬字，从日民声，唐本以避讳减一笔，故云从民省。徐氏误认为氐省，氐下之训，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辄增昬字，仍附民声于下，其非许元文，信矣。《汉隶字原》，昬皆从民，亦从昬。民者冥也，与日冥之训相协。谓从氐省者，浅人穿凿傅会之说耳。”乃和案：钱说见《十驾斋养新余录》上。唐人作《五经文字》，其愍字下注云：缘庙讳偏旁准式省从氏，凡汦昏之类皆从氏。然段玉裁《说文》昏字注，则反对是说。

《梁书·沈约传》：“贵则景魏萧曹。”景魏谓丙吉、魏相也。《许懋传》：“汤不应传外景至纣三十七世。”外景即外丙，思廉避唐讳，改外景。今本有回改为丙者，而景魏仍为景魏也。

《隋书·高祖纪》：“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用马援铜柱事。援字文渊，避讳改为深。

《魏书·地形志》，平阳郡禽昌县注：“世祖禽赫连昌置。”《旧唐书》三九《地理志》：“襄陵，后魏擒盛县。”改昌为盛，史避后唐庄宗祖父国昌讳，而擒昌之意义不明矣。

《南史·刘秀之传》：“时定人杀长吏科。”《宋书》人作民。民杀长吏谓部民杀官长也。《南史》避民字改为人，时议者谓“民杀长吏，会赦，宜以徙论”。秀之以为“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若遇赦而徙，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人、民义异，而文相混，义遂不明。

唐文明元年乾陵《述圣纪》，有云：“齐萌。”齐萌者，齐民也。即喋字，改世为云，避太宗讳。今《礼记·曲礼篇》“葱处末”，当作渫。《玉藻篇》“为已卑”，当作偞。唐人刻石经，避讳改易本文，后来刊板者不能订正，遂相沿至今。

第三十二　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

《南齐书·柳世隆传》“辅国将军骁骑将军萧讳”，汲古阁本注鸾字。今以《宋书·沈攸之传》考之，乃梁武帝父萧顺之，非齐明帝萧鸾也。

《北史·周本纪》：“魏永熙三年十一月，遣仪同李讳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讳引河水灌之。”“大统四年，开府李讳、念贤等为后军。”“及李讳等至长安。”《李弼传》：“陇西郡开国公李讳。”《王盟传》：“赵青雀之乱，盟与开府李讳辅太子出镇渭北。”皆谓李虎也。《本纪》：“天和六年，以大将军李讳为柱国。”此谓李昞也。校书须检元文，《周书》汲古阁本于李讳字皆改为虎，并天和六年李讳亦改为虎。《新唐书》称：“周闵帝受禅，虎已卒，乃追封唐国公。”安得至天和时犹在！且虎在西魏时，已为八柱国之一，岂待周天和中始授柱国乎！

第三十三　因避讳空字后人连写遂脱一字例

《南、北史》于官名治书侍御史及治中从事，多脱去治字，今本有治字者，皆后人增入也。《四库全书·通志》考证，于梁《吴平侯景传》及梁《伏曼容传》，均云：“治书侍御史，刊本沿唐讳，删治字，今据《梁书》增。”疑当时实系空而不书，后人连写，遂脱一字耳。

后晋天福八年，《义成军节度使匡翰碑》，匡翰，建瑭之长子也，碑于建字下，空文以避石敬瑭讳，此其例也。

《容斋三笔》卷十：“鄂州兴唐寺钟题志云：唐天祐二年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杨行密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故将佐为之讳。”于夫字皆空而不书。其后建国曰吴，乃改大夫为大卿。因此疑避讳去人名一字者，亦多元本空字，特后人连写耳。

第三十四　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连入正文例

《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索隐》引《管子》云：“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今本正文，皆作民人，盖唐人避太宗讳，民作人，后人于人旁注民，其后遂将民人二字连写，致衍人字。

《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三月，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本文不当有虎字，盖后人于擒下注虎字，校刊时遂并虎字增入。汲古阁本无虎字，是也。又《北史》韩擒虎，亦但称韩擒。《南史·鲁广达、任忠、樊猛传》，称隋将韩擒者，延寿本文也。而《陈本纪》及《太子深、孔范、王颁传》，作韩擒虎，皆后人旁注，因而连入。今本《鲁广达传》亦或有加虎字者，皆缘校书之人，不知当时史臣避讳，以意改易，又不能尽改也。

《通典·食货篇》：“荆河豫州，厥土惟壤。”豫，唐代宗讳。代宗时改豫州为蔡州。杜佑于古豫州不得改为蔡州，又不得直称为豫州，于是用《禹贡》“荆河惟豫州”一语，称古豫州为荆河州，后人于荆河旁注豫字，抄书者遂并荆河豫三字连写，成此衍文。

晋孙盛著《晋阳秋》，《文选·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李善注两引孙盛书，均作《晋阳春秋》。盖因阳字旁注春字，后遂连入正文。

又《新唐书·艺文志》，有晋邓粲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旧唐志》及《宋志》均作《晋阳春秋》。

第三十五　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

《汉书·儒林传》，《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公羊》疏引《六艺论》云：“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彭祖本庄氏，史避讳追改。

《三国·蜀志·刘二牧传》：“并州杀刺史张益。”《后汉书·灵帝纪》及《刘焉传》均作张懿，史避晋讳，改懿为益。

《隋书·贺若弼传》：“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陈书》作鲁广达，《隋书》避讳去一字；蛮奴本名忠，亦避隋讳称其小字。

《通鉴》唐武德二年：“窦建德执逆党宇文智及孟景。”上年宇文化及谋逆，有鹰扬将孟秉同谋。景即秉，因避昞嫌名改。《通鉴》杂采诸书，故或景或秉。《隋书》亦作孟秉。

《新唐书·王敬武传》：“遣部将卢弘攻之。”《新五代史·刘传》作卢洪，宋人避讳改。

《新五代史·周本纪》：“诏镇宁军节度李弘义。”《宋史》作洪义，云：“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据此则本名弘威，改弘义，入宋又改名洪义也。因此知李业本弘义之弟，亦当名弘业，史家避讳，省一字耳。

又《罗绍威传》：“逐杀其帅乐彦贞。”《新、旧唐书》皆作彦祯，而此作贞者，宋人避仁宗讳改。

又《楚世家》：“与行军司马何景真等。”《通鉴》作敬真，史避宋讳改。

又《楚世家》：“拓跋常为仆射。”《通鉴》作拓跋恒，史作常，避真宗讳。

《辽史·太宗纪》，天显十二年三月，晋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广，即《新五代史》之范延光，辽避讳改。

《辽史·历象志》：“司天监马绩奏上乙未元历。”《新五代史》作马重绩，盖避晋出帝讳重贵，去一字。

《金史》六十《交聘表》，天德二年三月，宋参知政事余唐弼，《宋史》及《系年录》俱作余尧弼，盖金史臣避世宗父讳宗尧追改。

宋使辽诸臣，据《续通鉴长编》所载人名，每与《辽史》不同，其因避辽讳改者如下：

一　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七月，贺国后生辰，龙图阁待制韩亿，以名犯北朝讳，权改名意。然《辽史》乃作韩翼，盖辽太祖阿保机汉名亿也。

二　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八月，贺国后正旦，开封府判官侍御史张亿，《辽史》亦作张易。

三　天圣九年，辽太平十一年，十月，贺国主正旦，西染院副使王克忠，《辽史》作克善，盖避辽圣宗宗真嫌名也。

四　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贺国母生辰，内殿承制门祗候王德基，《辽史》作德本；贺国主生辰，客省副使王克基，《辽史》作克纂，盖辽道宗名洪基也。

《南史》与《宋、齐书》，《北史》与《魏、齐、周书》，亦多同人异名，皆因讳改。不明乎此，则欲检对二史难矣。略表其卷数如下：

裕、彧者宋讳，故《宋书》避之。邕者周讳，故《周书》避之。虎、炳、渊、世、稚者唐讳，故唐史臣避之。因所避不同，而二史称名遂异。

第三十六　因避讳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例

《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庄助四篇，纵横家有庄安一篇，赋有庄匆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匆奇，下言严助，史驳文。”盖庄为汉讳，故列传改作严助、严安、严匆奇。《志》之或庄或严，则录自《七略》，避改有未尽，或后人回改也。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越骑校尉赵世。”《西羌传》作赵代，《赵憙传》亦作赵代，盖章怀避唐讳改。《纪》作世，则唐以后人回改也。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二年，杀光禄勋邓泉。”《五行志》作邓渊，此作泉，章怀改。

《梁书》刘霁、刘杳、刘歊，昆弟三人，霁在《孝行传》，杳在《文学传》，歊在《处士传》。《霁、歊传》云：“祖乘民，宋冀州刺史。”《杳传》云：“祖乘人，宋冀州刺史。”或民或人，避唐讳改。

《南史·文学传》：“贾希镜祖弼之，父匪之。”《王僧孺传》：“贾弼子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希镜即深字。本名渊，史家避讳，或举其字，或易为深。

《新唐书·许景先传》：“景先曾祖绪。”《裴寂传》附许世绪事，作世绪。此避太宗讳，去世字。

《新五代史·韩逊传》：“天成四年李宾作乱。”《康福传》作李从宾，盖避后唐讳，犹杜重威避晋讳称杜威也。《通鉴》则作李匡宾。

《金史·宗道传》：“承安二年为贺宋正旦使。”《交聘表》作崇道，盖避金世宗父睿宗讳，改宗为崇也。

第三十七　因避讳一人数名例

《晋书·罗尚传》：“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李特载记》作任明，《华阳国志》八作任睿。睿为本名，晋人避元帝讳易之。锐取同音，明取同义也。

《梁书·邓元起传》：“萧藻将至。”上云萧深藻，此云萧藻。本名渊藻，以避讳，或改为深，或省一字。

《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四年，杀侍中张彫虎。”《儒林传》作张雕，《北史·儒林传》作张彫武，汲古阁本虎作唐，尤误。盖本名彫虎，避唐讳，或改或省也。

《隋书·经籍志》：“《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野民即徐广，避隋讳称其字，后又避唐讳，称为徐野人。

《新唐书·姚崇传》：“崇字元之，始名元崇，以与突厥叱剌同名，改以字行，后避开元尊号，更今名。”是姚崇始名元崇，后名元之，最后名崇，皆有所避也。

《宋史·刘廷让传》：“刘廷让字光。”《太祖纪》：“乾德二年十一月，江宁军当作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出归州道以伐蜀。”光义，即廷让也。《长编》亦作光义。《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作刘光。光义，廷让名，后避太宗讳，改以字行。《曹彬、曹翰、刘福传》又作光毅，皆避讳改。

唐李匡撰《资暇集》三卷，旧本或题李济翁撰，盖宋刻避太祖讳书其字。或作李，亦避讳省一字。《文献通考》一入杂家，引《书录解题》作李匡文；一入小说家，引《读书志》作李匡义。《陆游集》有此书跋，亦作李匡文。《野客丛书》作李正文。然《读书志》实作匡。《新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因避讳一人数名也。

第三十八　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

《新唐书·昭宗纪》：“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叛，附于王建。”《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作思敬。思敬为夏州节度思恭、保大节度思孝之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思恭为兄，思敬为弟，本是两人，宋人避讳，改敬为恭，遂与思恭二名相溷。并《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夏州破黄巢之思恭，后人亦误为思敬矣。其实镇保大镇武定者乃思敬，而夏州破黄巢者自为思恭也。

南宋有两曾宏父。朱氏《曝书亭集》四三所引绍兴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曾纡之子，避光宗讳惇《四库提要》误宁宗，以字称宏父者也。与《石刻铺叙》之曾宏父，字幼卿，非一人。《南宋杂事诗》径题此书为曾惇撰，则又承朱之误者也。竹汀先生曰：朱氏考稽，号称精审，犹有此失，校书之难如此。

杨树达曰：“柳宗元有弟名宗玄，见柳著《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若如清讳，玄改为元，则二人同名矣。”今考《全唐文》乃作宗圆，粤雅堂本《韩柳年谱》则作宗糸。盖一则以玄不可作元，而改为圆；一则因玄写作，而刻本又误为糸也。

《柳河东集》九《陆文通墓表》注：“陆淳字元冲，避唐宪宗讳，赐名质。”今《通志·艺文略》于淳著《集传春秋微旨》、《集传春秋辨疑》，题陆淳撰；于淳著《集传春秋纂例》，则题陆质撰，一若淳与质为二人者，应著明之。

《宋史·侍其曙传》：“祥符二年，黎州夷人为乱，诏曙乘驿往招抚，其酋纳款杀牲为誓。曙按行盐井，夷人复叛。曙率部兵百馀，生擒首领三人，斩首数十级。”《蛮夷传》：“大中祥符元年，泸州言江安县夷人为乱，诏遣门祗候侍其旭乘传招抚。旭至，蛮人首罪，杀牲为誓。未几复叛，旭因追斩数十人，擒其首领三人。”此明一人一事，其易曙为旭，避英宗讳也。黎泸异州，音近讹也。

《南史·范云传》：“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范泰传》：“泰，顺阳人。”泰为汪之孙，云为六世孙，而籍贯互异者，南乡即顺阳，梁代避讳改也。以《南史》之例言之，云亦当类叙于《泰传》之后，而今不然者，盖不知南乡本顺阳，故一族误为二族也。

第三十九　因避讳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例

《金史》廿四《地理志》，蓟州县五，注：“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据元至元七年孙庆瑜撰《丰闰县记》云：“金大定间改永济务为县，大安初避东海郡侯讳，更名曰丰闰。”《史》不知丰闰即永济之改名，而分而为二，乃以丰闰为泰和间置，又谓永济已废，而未得其年，皆误之甚也。

《元史·刘秉忠传》：“其先瑞州人。”此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也。秉忠自曾祖以来，皆家邢州，足迹未抵江南。而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宋末避理宗嫌名，始改筠为瑞，已在金南渡之后矣。《雍正江西通志》七一乃收秉忠入《人物》，何耶！

第四十　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

《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此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其实一书也。

又农家类，前有刘安靖《时镜新书》五卷，后又有刘靖《时鉴杂书》一卷。注云：“杂一作新。”当亦宋人避讳，改镜为鉴，实一书也。

别集类，前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又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或改为光，或改为正，其实一书也。

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一卷，而总集类又有殷璠《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改殷为商，实一书也。

地理类，前有达奚弘通《西南海蕃行记》一卷，后又有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疑即一书，一作洪者，避讳改也。

又地理类，前有曹璠《国照》十卷，后又有曹璠《须知国镜》二卷。宋人避讳，往往改镜为照，疑亦一书也。

《崇文总目》道书类，有吴筠撰《真纲论》一卷，其后又有《元纲论》一卷。《东观馀论》校正《崇文总目》云：“此前已有所谓《真纲论》即此，盖避圣祖名也。”圣祖，即宋所谓始祖玄朗。一改玄为真，一改玄为元，其实一书也。

第四十一　避讳改前代官名而遗却本名例

《通典》廿四《职官篇》：“大唐永徽初，以国讳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按隋以前皆曰治书侍御史。汉《孔彪碑》、晋《郛休碑》、苻秦《重修魏邓太尉祠碑》，皆有治书侍御史，其见诸史传者尤众。今因叙述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之故，乃先避讳写为持书，果为持书，又何所谓国讳！《金石萃编》四七《马周碑跋》，不考前史，仅据《通考》沿袭《通典》之文，谓魏晋以下，皆作持书，竟不知有治书之名，其去史实远矣。

《宋史》一六七《职官志》：“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按《嘉泰会稽志》三云：“国初节度使，领马步军都部署。英宗即位，避御名，改称都总管。其后守臣兼一路安抚使者，皆带马步军都总管。”以此推之，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安抚使，皆置于仁宗朝，当为都部署。史称都总管者，据后来改名也。然其中实脱漏原名都部署一节。至史与碑刻，时有不同，倘无碑刻，则竟不知原名为都部署矣。

第四十二　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例

《元和郡县志》卅二：“金水县，本汉广汉郡之新都县地。东晋义熙末，立金泉戍。后魏平蜀，置金泉县，隶金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益州。武德元年，以避神尧讳，改为金水县，属简州。”按本由金渊县改为金水县，若本为金泉县，则何必改。今欲叙述改金渊为金水之由，乃先将渊字改为泉字，遂遗却本名矣。

《新五代史·职方考》：“惠，南汉。”按南汉析循州置祯州。宋天禧五年，避仁宗讳，始改祯州为惠州。今《新五代史》著惠不著祯，失纪实之体矣。惠为宋名，南汉时有祯无惠，今因避宋讳故，以宋时州名名南汉州，中间脱去南汉祯州历史五十余年，考地理沿革者，于何征之！且有惠无循，亦为脱漏。又潮州之程乡县，南汉尝立为敬州，此考亦应列入，乃并失之，皆因避讳故耳。

《宋史·地理志》六：“梅州，本潮州程乡县，南汉置恭州，开宝四年改。”据《九域志》九：“梅州伪汉敬州。”宋初削平群雄，州县皆仍故名，此敬州亦以犯讳改，若本恭州，则无庸改矣。《史·志》作恭，乃当时史臣回避，后竟失于改正。王象之《舆地纪胜》一〇二云：“伪汉刘氏割潮州之程乡县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讳，改名梅州。”此为得之。

又《宋史·地理志》一：“滑州，太平兴国初，改武成军节度。”按本由义成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武成。今《志》不书义成军，是直由滑州改也。此亦因避讳而脱漏义成一段历史。

又《宋史·地理志》二：“中山府，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按本由义武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定武。今《志》不书本义武军，似直由中山府改也，亦脱漏。

又《宋史·地理志》三：“陕州大都督府，太平兴国初，改保平军。”按本由保义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保平。今《志》不书本保义军，似直由陕州大都督府改也，亦脱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唐穆宗讳同于真宗初名宥，元和七年，立为皇太子，始更之。十五年即位，改尝岳为镇岳，尝州为镇州，定州尝阳县为曲阳县，尝王房子孙为泜王房。”按《册府》成于宋人，同于真宗者，讳恒也。因是之故，恒岳、恒州、恒阳、恒王房，恒字均写为常。《册府》刻于明末，避明光宗讳常洛，又改常为尝。此本欲叙述唐人避讳改地名，乃先避宋讳，又避明讳，而后避唐讳。甚矣古书之难读也！

卷五　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

第四十三　避嫌名例

《曲礼》：“礼不讳嫌名。”郑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陆氏《释文》十一谓：“汉和帝名肈，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脩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

嫌名之讳，起于汉以后。《三国·吴志》二：“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此讳嫌名之始也。然《吴志》三：“永安五年，立子为太子。”裴注引《吴录》载休诏：“为四男作名字，音湾，音觥，壾音莽，音褒。”则吴时仍不讳嫌名。果讳嫌名，则壾之字虽易避，而湾觥莽褒之音仍难避也。今既制新字，以为易避，则其不讳嫌名可知。

然讳嫌名之俗，实起于三国。《晋书·羊祜传》：“祜卒，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嫌名之讳，遂浸成风俗。其后晋简文帝名昱，改育阳县为云阳。桓温父名彝，改平夷郡曰平蛮，夫夷县曰扶县，夷道县曰西道。后魏道武帝名珪，改上邽县曰上封。皆避嫌名实例也。

至北齐《颜氏家训·风操篇》有曰：“凡文与正讳相犯，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

据此则当时嫌名之讳，渐趋繁数，故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唐高祖父名昞，兼避丙。韩愈《讳辨》，专辨嫌名，而谓：“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不知《南史·沈约传》，称约先世浒为仲高，即讳虎之嫌名浒。贞观廿三年，改兴势县为兴道，即讳世之嫌名势。《南史》十三《刘秉传》，称彦节而不名，即讳昞之嫌名秉。德宗《九日赐曲江宴》诗“时此万枢暇”，即讳基之嫌名机也。然因愈之言，足证唐时嫌名之讳，尚未垂为定制。至宋始颁布所谓“文书令”，应避嫌名，有一帝至五十字者，其繁极矣。此等“文书令”，见当时《礼部韵略》卷首。

或谓秦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称正月为端月，此避嫌名之始也。不知政与正本通，始皇以正月生，故名政。《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避正非避嫌名也。

《史记·天官书》：“气来卑而循车通。”《集解》曰：“车通，车辙也。避汉武帝讳，故曰通。”亦非也。汉不避嫌名，车通，《汉书·天文志》作车道，《集解》不得其解，故以讳解之耳。

《史记·荀卿传》，《索隐》曰：“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也。”《汉书·艺文志》孙卿子注、《后汉书·荀淑传》注皆谓“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亦非也，此唐人说耳。《荀子·议兵篇》，自称孙卿子。《后汉书·周燮传序》有：“太原闵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资财千万。”《刘平传》作郇恁。西汉末人，何尝避荀！荀之称孙，犹荆卿之称庆卿，音同语易耳。

《后汉书·陈纪传》：“不复办严。”或以此为避庄嫌名，故称办装曰办严。不知装、妆古通作庄，故《续汉·祭祀志》称妆具曰严具；《魏志·田畴传》称治装曰治严，非避嫌名也。嫌名之讳，实起于汉以后。

第四十四　二名偏讳例

《曲礼》：“二名不偏讳。”郑注：“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

《日知录》廿三谓：“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是二名不偏讳之证。

自王莽禁二字为名后，单名成俗者二三百年。其时帝王既无二名，自无所谓偏讳。宋齐而后，二名渐众。南齐太祖名萧道成，《南齐书·薛渊传》云：“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是二名偏讳，南齐已然。

《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据此，则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时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日知录》廿三谓：“高宗永徽初，已改民部为户部，李世已去世字单称。阎若璩谓太原晋祠有《唐太宗御制碑》，碑阴载当时从行诸臣姓名，内有李，已去世字。是唐太宗时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后唐明宗初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亦曾敕：“文书内二字不连称，不得回避。”然此制并不通行，宋金以来，二名无不偏讳者。

第四十五　已祧不讳例

祧者，远祖之庙，迁主之所藏也。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除太祖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而致新主于庙，其已祧者则不讳也。

《册府元龟·掌礼部·奏议门》：“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谨按《礼记》云：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依礼不讳。制可。”

韩愈辨讳，本为嫌名立论，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正讳。盖其时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曰“为治日久”，曰“政治少怠”，曰“治未太平”，曰“巍巍之治功”。《举张惟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与。”《平淮西碑》曰：“遂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神道碑铭》曰：“无有外事，朝廷之治。”所谓已祧不讳也。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言：玄宗庙讳，准故事祧迁后不当更讳。制可之。”

《十七史商榷》八四，《旧书》避唐讳条：“刘昫以唐为本朝，故避其讳。而亦有不讳者，此乃后人所改。如《林士弘传》持书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伦传》仍有治书侍御史。《唐临、刘文静传》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原本无基字，而《长孙顺德传》刘弘基，原本仍有基字，弘基本传及《长孙无忌传》同。至《马燧、浑瑊传》赞云‘再隆基构，克殄昬氛’，连用隆基二字，不可解。”盖未注意元和宝历故事，高宗玄宗，主已祧迁，则不讳也。

《宋史》一〇八《礼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翼祖讳敬，南宋孝宗以后，敬字可不讳。然其实不尽然者，则习惯已成，不易改革也。

第四十六　已废不讳例

凡太子外戚之讳，皆不久即复。其不复者，特沿而不改，非久为之讳也。

颜真卿书《东方画赞碑》，民字缺末笔，弘字不缺，《金石萃编》以为异。考《新唐书》四七《百官志》：“弘文馆，神龙初避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改昭文，二年改修文，开元七年，复为弘文。”是孝敬之讳，避于神龙，废于开元。此碑以天宝十三载立，孝敬之讳，不避固已久矣，所谓已废不讳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前后序，不著年月，《新、旧唐书》亦无传。竹汀先生据《索隐·序》题衔“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谓贞除学士，当在开元七年修文馆复称弘文馆以后。则利用已废之讳，而知其年代者也。

《宋史》九十《地理志》：“静江府义宁，本义宁镇，马氏奏置，开宝五年废，六年复置。”冯集梧曰：“宋避太宗名，当时地名有义字者，多所更革。而此县仍为义宁，当亦如婺州义乌武义之县，镇戎军张义之堡，避之容有未尽尔。”竹汀先生曰：“张义堡熙宁五年所置，其时固不避义字，婺州在吴越管内，当太平兴国元年，吴越犹未纳土，故不在改避之数也。”乃和案：此条见钱著《诸史拾遗》四。《大金集礼》二三引《宋国史》：“太宗本名光义。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诏曰：制名之训，典经攸载，矧乃膺期纂极，长世御邦，思稽古以酌中，贵难知而易避。朕改名炅，除已改州县职官人名外，旧名二字不须回避。”凡此皆一朝之讳，短时即废。

宋天圣元年，王渎题名，在虎丘剑池石壁，文云：“大宋天圣元年癸亥，九月十□日，太常丞同判福州王渎。”同判者，通判也。天圣初，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字皆易之，后崩即复旧。

第四十七　翌代仍讳例

一朝之讳，有翌代仍讳者，不能据此定其年代。《日知录》廿三“前代讳”条：“孟蜀所刻石经，于唐高祖太宗讳皆缺书。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其父谦为代祖圣武皇帝，犹以代字易世。至宋益远矣，而乾德三年《卜伏羲女娲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其于旧君之礼，何其厚与！”

《日知录》廿三又云：“杨阜，魏明帝时人也，其疏引《书》协和万国，犹避汉高祖讳。韦昭，吴后主时人也，其解《国语》，凡庄字皆作严，犹避汉明帝讳。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易《忠节传》以诚节，称苻坚为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讳。自古相传，忠厚之道如此。”

今考蜀石经《毛诗》残本，《行露》序注，世作，后凡世仿此。《摽有梅》笺“所以蕃育人民也”，民作，后凡民仿此。《江有沱》笺“岷山导江”，岷作。“维丝伊缗”，缗作。“其心塞淵”，淵作。“土国城漕”笺“或修治漕城”，不避治字。“不我活兮”笺“军事棄其伍约”，棄作弃，后凡棄仿此。“泄泄其羽”，作洩洩。“匏有苦葉”，葉作，后凡葉仿此。以上皆仍《开成石经》元文，未及改正，不足为忠厚之证。善乎魏王肃之言曰：“汉元后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为称，非能为元后讳，徒以名遂行故也。”语见《通典》一〇四《礼篇》。今俗书玄、弘、宁、貯等字，犹多缺笔，岂为清讳，因仍习惯，视为固然，忘其起于避讳矣。

五代丘光庭撰《兼明书》，书中世字皆作代，沿袭旧制，与《孟蜀石经》同。

第四十八　数朝同讳例

有一字而数朝同讳者。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真宗亦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亦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亦名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晋讳炎，唐武宗後名炎。石赵讳虎，唐亦讳虎。北齐讳泰，北周亦讳泰。隋讳祯，宋亦讳祯。隋讳忠，唐永徽初太子亦名忠。石晋讳敬，宋亦讳敬。宋讳玄，清亦讳玄。因是之故，古书传写，或改或阙，极不易读。一弘字也，常与宏混；一玄字也，常与元混，不知谁当为弘，谁当为宏，谁为宋讳，谁为清讳矣。又如弘农恒农，恒山常山，时废时置，备极纠纷。今试以此为例，根据史实，为简表如下：

自此恒农弘农之名皆废，宋人称古弘农恒农曰常农。

第四十九　旧讳新讳例

《日知录》廿三云：“唐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太宗及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讳，并缺点画。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则不缺。文宗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亦不缺。”竹汀先生曰：“唐人避上讳，如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改治为理，正在高宗御极之日，初无卒哭乃讳之例也。文宗本名涵，即位后改名昂，故《石经》不避涵字。亭林失记文宗改名一节，乃有卒哭而讳之说，贻误后学，不可不正。”乃和案：此条钱说见《日知录》黄氏笺释引。

《避讳录》三云：“文宗名昂，《开成石经·左传》文公宣公卷内昂字不缺笔，以生则不讳也。”生不讳说，本《日知录》；《左传》文公宣公卷内昂字不讳说，本《金石萃编》，皆误。竹汀先生曰：“九经无昂字，设有之，亦必缺笔。亭林偶未检唐史本纪，以意揣度，遂有此失。”此条钱说见《潜研堂文集》三十跋《金石文字记》。

《十七史商榷》八七云：“裴炎请还政豫王旦，为御史崔察诬奏死。《新、旧书》同，其事甚明。孙樵《可之文集》第五卷云：‘崔察贼杀中书令裴者《商榷》者误老何，诡谀梯乱，肇杀机也。’裴字下注云：‘名犯武宗庙讳。’案武宗讳瀍，孙氏云云未详，其书法之妄不必论。”今考《新、旧唐书·武宗纪》，开卷即云“帝讳炎”，西庄偶未检两书本纪，徒记武宗旧讳，忘其曾改名炎，遂反讥孙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武宗讳炎，初名瀍。会昌六年三月制曰：‘王者炤临万寓，名岂尚于难知；敬顺五行，理宜避于胜伏。昔炎汉之兴，雒傍去水，所都名号，犹乃避之，况我国家祚昌土德，所以宪宗继明之初，贵以舍水。宪宗初名淳，改名纯。朕远追大汉之事，近禀圣祖之谋，爰择嘉名，式遵令典，宜改名为炎。其旧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回避。’”孙氏云云，盖谓炎，非谓瀍也。

《十驾斋养新录》十九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傭。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此事并见《宋史》一〇八《礼志》。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不能执此以为断定时代之据。

第五十　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

《通典·州郡志》，避唐讳，改豫州为荆河州。马氏《舆地考》承杜典旧文，而改荆河为豫，得其当矣。乃于《古扬州篇》云“分置南兖州、南荆河州”；又于寿州下云“荆河州刺史祖约”，云“齐因之，兼置荆河州”，云“梁置南荆河州”，云“寻改为南荆河州”。此数处犹沿杜氏本文，一时失于检照故耳。

又《通典》廿四《职官篇》：“御史中丞，旧持书侍御史也。初汉宣帝元凤中，感路温舒尚德缓刑之言，季秋后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持书。持书御史，起于此也。”“魏置持书执法，掌奏劾，而持书侍御史掌律令。”“晋太始四年，又置黄沙狱持书侍御史一人，后并江南，遂省黄沙持书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书侍御史二员。宋齐以来，此官不重。自郎官转持书者，谓之南奔。隋又为持书侍御史。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国讳故，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通考》五三《职官考》全袭其词，不知持应作治。《续汉·百官志》、《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皆作治书。汉宣斋居决事云云，三书所引皆同，然并无元凤字。因元凤系汉昭年号，非汉宣年号，杜氏误添，马氏亦沿袭不改。《金石萃编》四七《马周碑跋》，又沿《通考》之误，且谓：“魏晋以下，皆作持书，别无治书之名。即高宗避讳，亦避嫌名，改持书为中丞，非改治为持。”诚可异也。

《晋书·成恭杜皇后传》：“后母裴氏，王夷甫外孙。”本避晋成帝讳衍，于王夷甫字而不名。此史家旧文，唐史臣乃因而不改。

《南齐书·王融传》：“字元长。”而《梁书》柳恽、徐勉二传，于王融皆字而不名。盖当时避齐和帝宝融讳，唐史臣未及更易也。

《通鉴》晋义熙四年：“秃发傉檀以世子武台为太子。”注：“武台本名虎台，唐人修《晋书》，避讳改虎为武，《通鉴》因之。”今考《通鉴》第百十六卷，称虎台者十二；第百十九卷，称虎台者五，俱不作武字。盖杂采他书，未能一一改正也。

又梁天监元年：“左户侍郎刘鬷。”左户当作左民，亦唐人避讳追改，《通鉴》未及厘正。

又梁天监九年：“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户亦当作民。天监十八年：“魏左民郎中张始均。”此则当时本称也。

第五十一　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

六朝以前，避讳之例尚疏，故马班之于汉讳，陈寿之于晋讳，有避有不避。然其间亦有后人回改者。《史记·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讳。《殷本纪》“盈巨桥之粟”，《乐书》“盈而不持则倾”，犯惠帝讳。《封禅书》“北岳恒山也”，《田齐世家》“以为非恒人”，犯文帝讳。《夏本纪》及《殷本纪》、《孝文本纪》、《燕世家》等，皆有启字，犯景帝讳。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

《汉书·高后纪》恒山王三见，《外戚传》恒山王二见，《周勃传》恒山王一见，《郊祀志》恒山字四见，《五行志》恒雨、恒旸、恒奥、恒寒、恒风等字屡见，犯文帝讳。《韦贤传》“实绝我邦”，犯高帝讳。《刑法志》“杀人盈城”，犯惠帝讳。《文帝纪》“夏启以光”，《武帝纪》“见夏后启母石”，《古今人表》有漆雕启，犯景帝讳。《景帝纪》“省彻侯之国”，《贾谊传》“列为彻侯而居”，《百官公卿表》彻侯字两见，犯武帝讳。《楚元王传》“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犯光武讳。《高帝纪》有庄贾、项庄，《地理志》“庄公破西戎”，《艺文志》有庄子、庄夫子、庄助、庄安、庄匆奇，《郑当时传》庄字三见，《南粤传》庄字一见，《西南夷传》庄字三见，《叙传》庄字一见，犯明帝讳。非后人改易，即元文避讳有未尽。

《三国·魏志·明帝纪》：“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陈寿书称司马懿，多云宣王，惟此称名，盖述帝语不得云宣王也。《蜀后主传》“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李严传》“平说司马懿等”，《吴主权传》“闻司马懿南向”，皆后人追改。又《后妃传》“不本淑懿”，《高堂隆传》“留其淑懿”，《吴主王夫人传》“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传》“有淑懿之德”，以至太师、军师、昭烈、昭献、昭文、昭德、昭告、段昭、董昭、胡昭、公孙昭、张昭、周昭之类，不胜枚举。《蜀后主传》：“景耀六年，改元炎兴。”炎字亦未回避，惟诸臣传但称景耀六年，不书炎兴之号。《魏三少帝纪》，书中抚军司马炎者二，书中垒将军司马炎、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晋太子炎者各一。可见晋时避讳之例尚疏，其孰为后人所改，不可辨矣。

《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孝子顺孙。”梁武帝父名顺之，故子显修史，多易顺为从，如《天文志》“五星从伏”，“太白从行”，“荧惑从行”，“岁星太白俱从行”，“辰星从行”之类。宋顺帝亦作从帝，今汲古阁本，惟《祥瑞志》、《豫章王嶷、王琨传》各两见，《刘休传》一见，余篇多作顺帝，盖后人所改。监本于此数处，亦改为顺字矣。《百官志》汉顺帝，宋本亦作从。《州郡志》从阳郡、从阳县，汲古阁本改为顺阳，唯监本尚是从字。而《张敬儿、陈显达传》中，仍为顺阳，《陈显达传》：“南乡县故顺阳郡治也。”宋本作从阳。今《武帝纪》及《明帝纪》俱有顺孙字，元本必作从孙，后来校书者以意改易耳。

《旧唐书·昭宗纪》：“景福二年三月，王镕感匡威援助之惠，乃筑第于恒州，迎匡威处之。”按穆宗以后，恒州已改名镇州。此卷前后俱称镇州，独是年再见恒州字，可为避讳未尽之证。

第五十二　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

《后汉书·光武纪》：“民无所措手足。”《章帝纪》及《梁统传》仍作“人无所措手足”。《张纯、荀爽传》“安上治民”，《郎传》仍作“安上理人”。《逸民传》章怀改为逸人，今虽回改，而《法雄传》仍作逸人。皆回改未尽者也。《明帝纪》注引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佗主宗庙，王孙贾主军旅。”《论语》三治字，章怀皆改为主。今上治字，盖后人回改，下两主字，则回改未尽者。

《晋书·陆机传》《辨亡论》，三称张昭，皆作张公，盖机避晋讳。今《文选》其二改为张昭，其一仍作张公，亦后人回改未尽者。

《隋书·高祖纪》：“汉太尉震八代孙”，“风骨不似代间人”，“代称纯孝”，“不代之业”，“精采不代”，“弘道于代”，“祖考之代”，以上卷一。“代俗之徒”，“德为代范”，“与代推移”，“干戈之代”，“行歌避代”，以上卷二。皆避世作代。而卷中“风流映世”，“貌异世人”，“世子世孙”，“世禄无穷”，以及韦世康、王世积、虞世基等，皆仍作世。

又：“生人之命将殆”，“人黎慕义”，“托于兆人之上”，“事上帝而理兆人”，以上卷一。　“毒被生人”，“启人可汗”，“利益兆人”，“安上治人”，“抚临生人”，“不得劳人”，“人间疾苦”，“人庶殷繁”，以上卷二。　皆避民作人。而卷中“民间情伪”之民字，则回改为民，“民部尚书”之民字亦屡见。

又卷一之虎牢作武牢，虎贲作武贲，卷二之虎符作兽符，而卷中韩擒虎之名屡见。

《北史·穆传》：“从太武田崞山，有虎突出，搏而获之。帝叹曰：‘诗云有力如武，乃过之。’”《魏书》二七《传》作“有力如虎”。《北史》避唐讳，两虎字皆改为武。后人校者，乃将前武字回改为虎，而后武字仍之，以致一行之中，虎武并见。

《南史·宋少帝纪》：“景平元年闰四月，魏军克虎牢。”《宋文帝纪》：“元嘉七年十一月，魏克武牢。”

《梁敬帝纪》：“太平元年十一月，起云龙神武门。”《陈宣帝纪》：“太建七年六月，改作云龙神虎门。”《傅亮传》：“见客神兽门。”

《齐高帝纪》：“索白虎幡。”《王昙首传》作白兽幡。

《沈攸之传》：“建安王休仁屯虎槛。”《邓琬传》作武槛。

《刘怀珍传》：“虎贲中郎将。”《阮佃夫传》作武贲中郎将。

凡此皆经后人回改而未尽者。

又《王莹传》：“时有猛兽入郭，上意不悦，以问群臣，莹曰：‘陛下膺箓御图，虎象来格。’帝大悦。”一行之中，虎兽并见。

第五十三　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

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

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谦、僧绰、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试表二家行辈如下：

此南北朝风也，或者不察，则以为异矣。《避讳录》二曰：“《魏书》称前秦苻宏为永道。宏为坚长子，坚字永固，其子不应又字永道，疑《魏书》永字误。”不知此当时风尚也。前燕慕容皝字元真，其子恪又字元恭；南齐萧道成字绍伯，其父承之字嗣伯，父子字同一字，不以为嫌也。且萧道成父名承之，而其第六子暠又封安成王，父子祖孙不避嫌名也。不知此例，则易起纠纷矣。校《南史》者以僧达僧衍同排，遂妄改达为衍弟。武英殿本《王弘传》考证，又误以僧亮与僧达同为弘子。《史姓韵编》于王操之献之，亦误以为桢之弟。石印小字本《韵编》，更误以操之为桢之子，愈理愈棼矣。

《廿二史考异》廿八，谓魏宗室多同名，列举同名者凡五十九人。有同父而同名者，景穆子，阳平、济阴二王，俱名新成，至称济阴为小新成以别之。《魏书·安同传》：“同父名屈，同长子亦名屈。”此北俗也。然后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宋明帝名彧，其子废帝名昱，父子不避嫌名，而同在西纪四六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间，固无分南北也。

卷六　不讲避讳学之贻误

第五十四　不知为避讳而致疑例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温氏，大雅字彦弘，彦博字大临，彦将字大有。”欧阳《集古录》七疑其事，谓：“兄弟义当一体，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应如此。”洪氏《容斋四笔》十一始考正之，谓大雅昆弟，皆以彦为名。大雅名犯高宗太子讳，故后人改称其字耳。

《宋永兴军文宣王庙大门记》，有“因开元之旧封，增玄圣之新号”语。《金石萃编》一二七谓：“大中祥符元年，封禅回跸，幸阙里，加封玄圣。至五年十二月，改谥至圣，《宋史·礼志》，谓以国讳改谥。按宋代历世无讳玄者，或因是时加号北岳为安王玄圣而改之”云。不知宋人以玄朗二字为其始祖名，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诏内外文字不得斥犯，事详《续通鉴长编》七九。《金石萃编》未之注意，故谓宋代历世无讳玄。

《新唐书纠谬》，有数条实因避讳，而吴缜以为谬者：

卷四“《杜求仁传》舛误”条，谓：“《杜求仁传》云，求仁与徐敬业举兵，为兴复府左长史。据《徐敬业传》，求仁为匡复府右长史，与《求仁传》不同。”不知二传一称匡复，一称兴复，史臣避讳改耳。《新书》于宋讳，或避或不避，初未画一。

卷六“程昌裔名不同”条，谓：“《杨贵妃传》作程昌裔，《公主传》作程昌胤。”不知此史臣避讳，改胤为裔，《公主传》偶未及改耳。

卷十一“常山及薛谭字误”条，谓：“《公主传》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谭，《薛稷传》作恒山公主嫁薛谈。”不知恒避穆宗讳改为常，谈避武宗讳改为谭耳。

卷十二“独孤怀恩、唐俭、刘世让传事状丛复”条，谓：“刘世让，《独孤传》作刘让；《独孤传》唐俭为内史侍郎，俭本传作中书侍郎。”不知世字避唐讳省；中书避隋讳改内史，唐武德初复改中书。两传前后不同，系据其所历，当时史实如此，非误也。

卷十九“覃王字可疑”条，谓：“古之封一字王，彭王之类是也。而其内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国名耶？州名耶？或潭之误耶？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不知顺宗子经封郯王，会昌后避武宗讳，改郯作覃，有何可疑。

卷二十“岑文本等传不经字”一条，谓《岑文本、路隋、杨炎传》字为不经。不知避唐太宗讳，阙民字末笔，非误也。

伦明曰：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云：“国初，山海卫人穆维乾，字介公，由教授升翰林院典簿。时修《四书满汉讲义》，至‘羔裘玄冠不以吊’，掌院叶方靄以犯御讳商于同僚，乾谓：‘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小注改元字以避讳。’掌院询何所本，曰：‘《中庸》慎独乃原字，小注改谨字。’掌院大悟曰：‘余自幼疑此，今始知朱子为避讳也。’”

第五十五　不知为避讳而致误例

《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攽注曰：“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野客丛书》三十谓：“此非误，盖章怀太子避唐讳所改尔。正如令狐德棻《后周书》引韦祐语，古人称‘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同意，亦避虎字，非误也。”

《三国·吴志·孙权传》：“建安十三年，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注：“《吴录》曰：晋改休阳为海宁。”按《太平寰宇记》一〇四引邑图云：“吴避孙休名，改休阳为海阳。晋平吴，改为海宁。”《吴录》不知休阳之改，为吴避讳也。

《金石屑》有郭麐撰《王夫人墓志铭跋》，称：“碑无纪元可考，字画古茂恬厚，有西晋风。碑云：长子珣，即《桓温传》中所称短主簿。”《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云：“其文有云‘西北七里武邱山’，晋人不当预避唐讳。然验其字迹，似非宋以后所为，当是唐人志石。”

《北史·崔仲方传》：“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三百七载。”庚午当作景午，开皇六年，岁在丙午，唐人避讳称景午也。自庚子至丙午，恰三百有七年。《隋书》本作景午。下又云：“陈氏草窃，起于庚子，至今庚午。”按陈霸先以丙子岁自为丞相，录尚书事，明年受禅。此庚子庚午，亦景子景午之讹。校书者不知景即丙字，为避唐讳，疑庚与景声相近，遂妄改之。

第五十六　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例

《史记·吴王濞传》：“岁时存问茂材。”案汉初本称秀才，东京避光武讳，乃称茂材。《史记·贾生传》：“闻其秀才。”《儒林传·序》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当时本称也。此传茂材字，盖后人依《班史》妄改。

《后汉书·蔡邕传》：“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侍书当作持书。《范书》本是治书，章怀改治为持，校书者不达其旨，妄易为侍。汲古阁本尚作持书。《四库全书·通典·职官篇》考证，乃谓：“持为讹，据《后汉书》改为侍。”

《隋书·韦师传》：“于时晋王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颎，并为州都督，引师为主簿。”州都下督字衍。魏晋以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流别品。隋时避讳，改为州都，而去中正之名，详《通典》卅二《职官篇》。校书者不达州都为何语，妄加督字。《隋书》既然，《北史》亦尔，所谓以不狂为狂也。

唐景云二年，《司空苏瓌碑》，《文苑英华》八八三曾载其文，以石本校之，颇多异同。如云：“大父，隋职方郎中。”石刻无中字。隋文帝父讳忠，诸曹郎皆去中字，不当称郎中，此石刻之可信者。《文苑英华》妄增中字，非史实。

又《隋书·百官志》：“上中州，减上州吏属十二人。”王懋竑《读书记疑》十云：“隋文帝父名忠，并中字亦讳之。中书省改为内史省，殿中改为殿内，中舍人、中常侍、中谒者，俱改为内，皆显然可考者。而上中州、中上州、中中州、中下州之类，仍作中。此必非当时本文，或史官以其不辞而改之也。”

第五十七　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地名例

《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也。”注：“酒泉县名，地多泉水。今永州晋昌县东北。”考《新唐书·地理志》晋昌县属瓜州，永字误。按酒泉，郡名非县名，当作渊泉。胡三省注《通鉴》云：“奂，敦煌渊泉人。”乃和案：见《通鉴》五十六《汉纪》永康元年十月条。胡所见本，尚未讹也。《汉志》敦煌郡有渊泉县，《晋志》作深泉，盖避唐讳。章怀本亦当作深，后人习闻酒泉之名，妄改为酒耳。

《新唐书》四三《地理志》：“思唐州，武郎。”郎当作朗，史臣避宋讳缺笔，后人讹为郎。《元和郡县志》卅六正作武朗。

第五十八　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

《潜研堂文集》八：“问：《士昏礼》，父蘸子辞云‘勖帅以敬’，《荀子》书勖作隆。惠松厓谓当由避殇帝讳改为勖，如《毛诗》隆冲为临冲之类，信有之乎？曰：礼家传闻，文字不无异同，要当从其长者。勖帅以敬，于义为长。且信诸子，不如信经。若云避讳更易，则无是理。《士冠礼》称‘弃尔幼志’，志为桓帝讳；‘受天之祜’，祜为安帝讳，皆未改易。即以《毛诗》征之：‘四月秀葽’，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祜为安帝讳，亦未改易也。临冲，《韩诗》作隆冲，《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

沈兼士曰：《五经异义》谓：“汉幼小诸帝皆不庙祭，而祭于陵。不庙祭，故可讳可不讳。”《说文》于殇帝之讳隆字，不注上讳，殆以此故。段玉裁注既引《异义》以为说，又云：“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以前未及讳。至安帝建光元年许冲上书时，不追改，故不云上讳。”按永元十二年，为许君草创《说文》之年，而非成书之年。段氏《说文·叙》注与隆字下注，自相矛盾。且考两汉诸帝避讳所改之字，皆为同义互训，而无一音近相转者。《古今注》谓：“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是也。《汉书·地理志》，隆虑，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疑非事实。盖隆虑之作林虑，亦犹《毛诗》隆冲之作临冲，皆是双声转语，恐无关于避讳也。

《容斋三笔》六云：“《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间阅箧书，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太和二年李德裕恭题。’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是误认李吉甫为洪氏祖宗也。

正之有征音，非为秦讳；昭之有韶音，非为晋讳；甄之有真音，非为吴讳。说已见前。

準之作准，相传以为避刘宋讳，亦非也。《野客丛书》十四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刘宋顺帝名準，改平準令曰染署令，未尝以準之作准为避讳也。

汉碑中秀作，《避讳录》二以为避光武讳；庄作作，以为避明帝讳；肈从殳，以为避和帝讳；隆作作，以为避殇帝讳；缵作，以为避质帝讳；志作，以为避桓帝讳，皆非也。汉隶之变体多矣，岂得以避讳解释之。

《避讳录》又谓“汉文帝名恒，改恒农郡曰弘农”，“北魏献文帝名弘，复弘农郡为恒农”，“唐穆宗名恒，改恒山恒农作常”，“宋真宗名恒，改恒山为常山”，亦非也。弘农汉武时置，文帝时未有恒农，从何而改！此盖沿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之误。北魏以前，既无恒农之名，则献文之改，又何所谓复！唐神龙初改弘农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已复故名，穆宗时安得恒农而改之！恒山，唐穆宗时已改为镇州，宋真宗又安得恒山而改之！应参看数朝同讳例。

《避讳录》又谓“晋愍帝名业，改建业为建邺”，“北魏太武帝名焘，改平陶县为平遥”，亦非也。晋愍改建业为建康，邺之从邑，与避讳何涉！《册府元龟》三且谓“晋愍名邺，改邺为临漳”也。《魏书》一〇六《地形志》，济阴郡有定陶，阳平郡有馆陶，巨鹿郡有陶，与遥并列，南安阳郡有中陶，皆不避讳，何独平陶避讳。且《魏志》《隋志》，均无是说，是说出《旧唐志》，臆说不足据。

第五十九　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

《避讳录》三谓：“刘知幾《史通》不避世字，其论李百药《齐书》曰‘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是讥百药不应避时讳也。其他征引书目，则《世本》、《世说》屡见于篇。其第五篇以世家标目。书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余处。又曰民者冥也，两言民无得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皆一以人代民，一则直言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讳也。其引古人，则石虎、刘昞、邓渊、张渊、石显、萧子显、韩显宗、高堂隆、卫隆景，皆直言其名；崔伯渊、季彦渊，皆直书其字。其泛言虎渊等字，则曰画虎不成，虎踞龙蟠，临朝渊默，治国字人，旦行不臣之礼，基业未彰，而用显微、显晦、隐显、幽显等字，亦不下十余处，皆不用同义字代。是于祖宗庙讳，明皇御名，皆所不避，又不独太宗偏讳也。然《史通》称鲁庄公曰严公，称楚庄王曰严王，远避汉明之名，而于本朝不讳，殊属怪谬。且知幾以明皇嫌讳，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绝不顾忌，是谨于问安小礼，而不顾父母之养，恶得为孝子！”

唐以前避讳，多用改字法；唐以后避讳，改字缺笔，二法兼用。既有缺笔之法，则临文较前方便。然古书辗转传写雕板，则元文缺笔与否，无由得知。《避讳录》讥《史通》不避唐讳，安知非后人校改，而必断定今所传本为知幾原文耶！

《日知录》廿三引谢肇淛曰：“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独不讳。盖当宁宗之世，真宗已祧。”竹汀先生曰：“此说非是。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则无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见于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革所刊《易本义》，班班可考。谢在杭未见真宋本，故有此言，岂可依据！考宋宁宗之世，太庙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亦未尝祧真庙，顾氏偶未审耳。”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十四。

《十驾斋养新录》三，有“朱子四书注避宋讳”一条，云：“《论语》《孟子》注，皆避钦宗讳，桓改为威，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论语》‘谲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问交际章’注，于桓字俱未回避，盖刊《纂疏》时，校书人妄改，犹幸改有未尽耳。”

第六十　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例

章怀注《后汉书》，避太宗讳，民字皆改为人。如《光武纪》“兆人涂炭”，“为人父母”，“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是也。今本有作民者，则宋以后校书者回改。然有不当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民。”“十一年，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县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殇帝延平元年，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此庶民悉当作庶人，校书者不知庶民与庶人有别，而一例改之。然“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此两处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对奴婢及有罪者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者迥乎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者，由当时校书，不出一手故尔。又《崔寔传》引景帝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此亦不当改而妄改者也。

又《宦者传论》：“三世以嬖色取祸。”注：“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世当为三代。章怀注，凡世字皆改为代，宋以后校书者复改之。此三代字，乃范氏本文，校书者以为章怀避讳所改，而回改为世，致有此误。

《南史·范晔传》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考之《宋书》，本作武帐冈。《通鉴》一二四《宋文帝纪》亦作武帐冈。《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见黯。应劭曰：“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通鉴》廿四《汉昭帝纪》：“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元嘉武帐，取此义也。后之校《南史》者，误以为李延寿避唐讳改作武，实当作虎，遂奋笔改之。而初不知其本当为武帐，并非因延寿避讳改也。

卷七　避讳学之利用

第六十一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

《史记·高祖纪》于孝惠不书名，《文帝纪》于景帝不书名。乃文帝名再见于《高祖纪》，一见于《吕后纪》，此必后人所加。《景帝纪》：“四年，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七年，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亦后人所加。

杜佑撰《通典》，在唐贞元中，故称德宗为今上。而一七八《州郡篇》书恒州为镇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此后人附益，本书于恒字初不避也。一六五《刑制篇》“十恶”：“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庙讳，改为恭。”按唐诸帝无名敬者。前卷即有大不敬字，此条必宋人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为荆河州，或称蔡州，改豫章郡为章郡，括苍县曰苍县，皆避当时讳。今本或于荆河下添豫字，又有直书豫州、豫章者，皆校书人妄改也。书中虎牢，皆避讳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县下，直书虎牢，且有获虎字，皆后人妄改，又改之不尽也。

《通鉴稽古录》，于古人姓名犯宋讳者，往往易以他字，或二名减一，或以字易名。然其中如刘弘、桓玄、徐圆朗、许敬宗、敬晖、马殷、朱守殷、李匡威、乐彦贞之类，又直书不避。而李敬玄作李敬贞，于玄字敬字，一避一否。末卷书仁宗建储事，于英宗庙讳皆称“讳”，而卷中陈曙一人凡三见，恐出后人擅易，非本文矣。

第六十二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

《后汉书·郭太传》，称郭太为郭林宗，唯传末一段，忽书太名，曰：“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竹汀先生曰：“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他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叔度书字而不书姓；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后汉书》之文。叔度不书姓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乃和案：钱说见《后汉书考异》三。此则因讳否不画一，而知其有小注误入正文也。

第六十三　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

《魏书·肃宗纪》，及《景穆十二王彝兄顺传》，《李崇、崔光、辛纂、贺拔胜、儒林、文苑》等传，俱有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盖《魏书·太武五王传》已亡，后人取《北史》补之，《北史》避唐讳，校者不知追改也。《通鉴》一五〇梁普通五年，亦作广阳王深。《考异》云：“《魏》帝纪作渊，今从列传及《北史》。”此则误从避讳之名者也。

《北齐书》纪传中，于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晁公武谓：“百药避唐讳，不书世祖世宗之类。”不知百药修史在贞观初，其时世字并不必避。《梁、陈、周书》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药与思廉、德棻同时，何独异其例？盖《北齐书》久已残阙，后人取《北史》补之，其称世祖世宗者，百药旧文；其称文襄文宣者，《北史》之文也。然此非关避讳，晁氏以为例有不一，非也。

《北史·高颎传》：“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即王世积也。王懋竑曰：“《北史》例不避世字，此卷世室作代室，王世积去世字，与他卷例异。《李德林传》称晋王讳而不名，亦与他传异。每卷末各有总论，而此卷无之。”疑《北史》阙此卷，后人别据他书补之。

杨守敬《跋隋太仆卿元公墓志》云：“六世祖遵，高祖熹，曾祖忠，并见《魏书》及《北史》。唯祖昺，徐州刺史，《魏书》、《北史》无昺名，而有忠子寿兴，亦徐州刺史，为其兄晖所谮死，临刑自作墓志铭曰：‘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竹汀先生云：“寿兴名景，不见于史，当由名犯唐讳，故书其字。此铭作韵语，不可称字，乃以景代之。”乃和案：钱说见《北史考异》一。今证以此志，实由李延寿避唐讳，以景代昺。《魏书》多阙，后人取《北史》补之，故仍以景代昺，而以寿兴标目也。然《魏书·崔亮传》：“徐州刺史元昞，抚御失和，诏亮驰驿安抚。亮至劾昞，处以大辟。”即此元景。《北史·崔亮传》同。《北史》避唐讳，不应作昞，此昞字又后人据《魏书》回改也。

第六十四　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版例

《十驾斋养新录》十三《东家杂记》条云：“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宋高宗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

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

又卷十四《颜氏家训》条云：“淳熙中，高宗尚在德寿宫，故卷中构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阙其文。前序后有墨长记云‘廉台田家印’。宋时未有廉访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间有修改之叶，则于宋讳不避矣。”

又卷十四《韦苏州集》条云：“后有拾遗三叶，其目云：‘熙宁丙辰校本添四首，绍兴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验其款式，当即是乾道椠本。而于宋讳初不回避，盖经元人修改，失其真矣。”

第六十五　因避讳断定时代例

《潜研堂文集》卅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祐，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幹办公事。此结衔有幹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幹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

又卷廿五：“《宝刻类编》，不著撰人姓名。考其编次，始周秦，讫唐五代。其为宋人所撰无疑。宋宝庆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为瑞州。此编载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为宋末人也。”

又卷廿八：“《宋太宗实录》八十卷，吴门黄孝廉荛圃所藏。仅十二卷，有脱叶。每卷末有书写人及初对复对姓名，书法精妙，纸墨亦古。于宋讳皆阙笔，即慎、敦、廓、筠诸字亦然。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刘廷让避太宗讳改名，《宋史》阙而不书，亦当依《实录》增入。”

又卷廿八：“《大金集礼》四十卷，不知纂辑年月，要必成于大定之世，故于雍字称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后事。独补阙文一叶，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庙号，盖后人取他书搀入，非《集礼》元文也。”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四：“程闳中等题名凡七行，文云：‘程闳中点青田常役，廖君宪漕台校试还，摄永嘉管勾，邂逅游，己卯闰月二十三日。’何梦华自青田石门山拓以见赠，并贻书询己卯系何年号。予考漕司校试起于宋时，若今之乡试，此题当是宋刻。南渡后避高宗嫌名，易管勾为幹办，而此刻称管勾，则必北宋刻矣。”

又卷十一：“《祈泽寺残碑》，寺在江宁通济门外三十里，碑已碎裂，仅存中间一段。有云：‘保大三年起首，迄于四载兴功。’又云：‘升元岁末，保大惟新。’知其为南唐碑也。予初见碑中有宋代字，疑为宋初刻，及读元僧伯元所撰记云：‘寺建于宋营阳王义符景平元年。’始悟碑云宋代，乃追叙之词，谓刘宋，非赵宋也。观碑文匡字并未回避，其为南唐石刻无疑。”

又卷十三：“《石林亭诗》，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作。次其韵者，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也。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守凤翔府麟游县令郭九龄建。按签署改为签书，本是避英宗嫌名。嘉祐七年之冬，英宗尚未即位，无缘先为改易，殆刻于次年三月以后也。”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跋敦煌本残道书》云：“文中‘民归于主’，民字改作人，避唐太宗讳。而治字屡见不讳，盖书于贞观之世也。书法清健，有钟薛风。唐室肇造之初，崇尚道术，至祖老子，而以明老之学诏天下，故此书写于是时。”然考唐之崇尚道术，莫甚于会昌。高宗讳，元和元年以后已不讳，安知此卷不出于晚唐耶。

又《跋唐写本卜筮书残卷》云：“卷中别构字甚多，与六朝碑版合。凡丙丁之丙皆作景，白虎皆作白兽，而隆字不缺笔，乃初唐写本之证。”然考玄宗讳，宝历元年，准故事已祧迁不讳，见《册府元龟》卷三。隆字不缺笔，似亦不足为初唐写本之证。

第六十六　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周书·后妃传》：“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适开府张欢，遇后无礼，后诉之于帝，帝乃执欢杀之，改封冯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闵帝。”太祖，宇文泰也。张欢《北史》无传，惟《张琼传》：“琼子欣，尚魏平阳公主，除驸马都尉、开府仪同三司，与公主情好不笃，为孝武所害。”欣，《北齐书·张琼传》作忻，避北齐高欢讳改为忻，或为欣，实即《周书·后妃传》之张欢也。惟公主封号，一为平原，一为平阳，不免牴牾耳。

钱氏旧谱有钱让，不见于史册。《养新录》十九据郑樵《氏族略》：“汉哀平间，钱逊为广陵太守，避王莽乱，徙居乌程。而让亦官广陵太守，意让逊本即一人，夹漈避宋濮安懿王讳，改让为逊耳。”

句容县城南，有元至正二年五月《重建达奚将军庙碑》。将军名字事迹无可考。碑称殿东楹帖，数字可辨，云：梁承圣初，洪逊为国子祭酒，似洪逊即将军之名。《金石文跋尾》二十：“据《南史·周弘让传》：‘承圣初为国子祭酒，二年为仁威将军，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垒。’今达奚庙正在仁威故垒。宋人避讳，往往改弘为洪，让为逊，殿楹帖必宋人所题，洪逊即弘让耳，于达奚何与！”

第六十七　因犯讳断定讹谬例

《通鉴》七：“秦始皇二十四年，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注：“秦三十六郡无楚郡，此盖灭楚之时暂置。后分为九江、鄣、会稽三郡。”按《史记·楚世家》，有“灭楚名为楚郡”之文，故《通鉴》从之，其实秦未尝置楚郡也。秦始皇父名子楚，当时称楚为荆，岂有转以名郡之理。《集解》引孙检云：“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其说是也。《史记》楚郡之楚，盖三字之讹，后人因此谓三十六郡之外有楚郡，固谬；胡氏谓暂置而后分，亦非也。

《汉书·游侠传》：“陈遵祖父遂，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师古曰：“进者，会礼之财也，谓博所赌也。史皇孙名进，而此诏不讳之，盖史家追书，故有其字耳。”刘攽曰：“颜云史家追书，妄也。诏书本字，史家何苦改之。盖进音赆，自不犯讳也。”但荀悦《汉纪》十八“数负进”作“数负遂”，“可以偿博进矣”作“可以偿遂博负矣”。则悦所见《汉书》乃遂字，而非进字也。然《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七月诏亦有进药之文，则进字当时似可不讳。

《说文》字引张彻说一条，竹汀先生谓：“汉人不当以武帝讳为名，疑是张敞。”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十二。

《三国·魏志·少帝纪》：“景元元年，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追谥为献穆皇后。”陈景云曰：“《武帝纪》注引《续汉书》，曹腾父名节，于献穆为高祖，不应献穆命名乃犯祖讳。”《艺文类聚》九四引《续汉志》：“曹腾父萌。”与裴注异。当以萌为正，因字形相似而讹也。

《魏书·景穆十二王·中山王英传》：“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按《魏书》于诸帝讳皆回避本字，如崔宏称元伯，慕容恪称元恭是也。今纪传于萧宏之名多不回避，当非魏收原文，皆后人据《南史》追改。《岛夷传》则作萧密。

《新唐书·武后纪》，长安五年正月，讨乱诸臣有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世为太宗讳，唐人不应以为名。据《忠义·李憕传》后附载功臣，有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则世实为无字，以形似而讹。

《新五代史·蜀世家》，知祥父名道。《蜀梼杌》下云名。据《蜀毛诗石经》残字，道字屡见，皆不避讳，知《欧史》误。或先名道，后名也。

《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正月，置迩英、延義二阁。”義为太宗旧讳，阁名不应相犯。据卷八五《地理志》则为延羲阁，義字讹也。

《宋史·光宗纪》：“绍熙二年二月，金遣完颜亶来告哀。”金熙宗名亶，金使臣不应与金先帝同名。据《金史》六二《交聘表》，实作完颜。为廪本字。

《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竹汀先生谓：“洪遵《泉志》有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乃和案：钱说见《辽史考异》及《养新录》八。今史作寿隆，不云寿昌，或疑《泉志》之误。然辽时石刻，称寿昌者多矣，无有云寿隆者。《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也，亦称寿昌。其以为寿隆者，《辽史》误也。辽人谨于避讳，光禄卿之改崇禄，避太宗讳也；改女真为女直，避兴宗讳也；追称重熙为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画。道宗者，圣宗之孙，而以寿隆纪元，犯圣宗之讳，此理之必无者。黄本骥见慈悲庵幢作寿昌，乃谓：“年号不避祖讳，民间讳之，何耶！”此过信《辽史》之误也。

《元史》五九《地理志》：“陕州，宋为保义军。”按义为宋太宗旧名。保义军节度，唐末置，治陕州。宋初避太宗名，改军名曰保平，陕州之名仍旧。今《元志》云“宋为保义军”，可以犯讳知其讹谬也。

《元史》六三《地理志》：“郴阳县，倚郭，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湖南旧为宋土，敦字犯宋讳，敦化之名，必非宋所立。《舆地纪胜》五七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元史》谓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谬也。

凡此皆可因其犯讳而得之。

第六十八　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

《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若以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有待其他之证明。据《宋书》卅五《州郡志》：“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则后本讳陵，曰讳陵阳者，因涉所改县名，误衍一字，可因其犯讳而知也。

《北齐书·神武纪》，高欢考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名树生。二史不同，何所适从？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若单名树，则弼言为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

第六十九　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云。

《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

《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

《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

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执彦弘手而笑。”以为温兄弟名皆从彦，后避高宗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弘，始追称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旧。彦弘固生在孝敬之前，文中子何由称彦弘为大雅耶！

今《中说》二《天地篇》称诸弟子，有“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语。徵，魏徵。诸弟子皆称名，何彦弘独称字？且既称字矣，缘避孝敬讳，何以“深而弘”又犯孝敬讳？一句之中，讳否不一，可见称大雅者，循当时习惯，忘其为避讳也。曰“深而弘”者，开元以后，唐人已不讳弘也。即此一名，已足证明《中说》伪撰之时代，实在中唐以后。今将《中说》中隋讳列表如下：

其中勇字或可不避，而忠、中、广三字不应不避。弘为唐讳，欲解释“大雅深而弘”句，故并著之。

《桯史》十三“冰清古琴”条云：“嘉定庚午，余在中都。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而贝字阙其旁点，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桯史》所谓正者，贞也，宋人避仁宗嫌名，改曰正。而此伪琴之贞，则避讳缺末点也。

第七十　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

有据后人追避之讳字，而疑其书为伪作者。《容斋三笔》十五疑扬雄《方言》为伪书。其言曰：雄《答刘歆书》，称庄君平为严君平，汉讳庄，故改曰严。《法言》于庄字不讳，此何独讳。戴震《方言疏证》十三驳之曰：“洪迈不知本书不讳，而后人改之者多矣。此书下文蜀人有杨庄者，不改庄字，独习熟于严君平之称而妄改之。”此不得因有避讳字而遽下断语者也。

《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云：“武梁祠堂画像，《金石录》但称武氏，此题武梁，从《隶释》也。考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后，而画像题鲁庄公，不避明帝之讳。又有李善像，以《后汉书·独行传》考之，善为东汉初人。则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夫东汉碑不避庄字者多矣。因碑有庄字，而疑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稳也。

《宋史》八九《地理志》：“达州本通州，乾德三年改。”《嘉泰会稽志》八云：“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改。仁宗亲政，皆复故，惟达州至今不复。”据此，则达州改名在天圣矣。然《续通鉴长编》六亦载此事于乾德三年。盖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非至天圣初乃因避讳而改也。《会稽志》臆说不足据。

元于钦《齐乘》三云：“金初，刘豫割章丘之标竿镇及临邑封圻之半，置济阳县。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廿二史考异》八四云：“卫绍王事迹，史失其传。以济阳、永济之例推之，则济南府名亦当改易。”然《金史》廿五《地理志》，济阳注中无明文。若果因讳改，则下文济州，与曹州之济阴、清州之兴济、孟州之济源，亦应在改例，然皆无之。允济为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始封薛王。则大定六年，允济是否已生，尚为疑问。因大定六年丙戌，去允济即位之年己巳，凡四十四年，岂有预为允济避讳改县名之理。惟允济于章宗时避显宗讳，改为永济，即位后有“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之诏。永济务、永济县，二字与御名全同，故改为丰闰，济阳不在此例。《金史详校》三谓：“《考异》引此，并疑及济南，未免过信《齐乘》臆说。”

第七十一　避讳存古谊古音例

避讳有足存古谊古音者。《南史》好采稗官小说，《王彧传》：“长子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六朝人呼父为耶，此以父名戏之也。《说文》：“，有文章也。”《论语》“郁郁乎文哉”，本当作，后人省去有旁，隶变为彧。荀彧字文若，王彧字景文，皆取斯义。读此传，知六朝时《论语》本为彧字，今以郁夷字代之，音同而义别矣。《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今曰“草翁之风必舅”，盖上尚嫌名，故改为翁。尚之子名偃，于绚为舅。《宋书》作偃，乃校书者妄改耳。

《南史·谢传》：“尝与刘悛饮，久之，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刘悛父名勔，流湎音与刘勔同，因悛斥其父名，故亦以是报之。读此传知《晋书·张协传》：“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汲古本作沉湎，非也。

《南史·王亮传》：“亮迁晋陵太守，有晋陵令沈之，好犯亮讳。亮不堪，遂启代之。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骹尊傍犬？为犬傍无骹尊？若是有心攸？无心攸？乞告示。’”竹汀先生曰：“无骹尊者，酋也。酋傍犬为猷，犬傍酋为猶。有心为悠，无心为攸。攸悠猷猶，四字同纽同音。亮父名攸，之佯为不知，问是何字，频触其讳，且以犬傍戏之也。世俗读攸悠二字如忧音，而史文遂难通矣。”乃和案：钱说见《南史考异》二。

《旧唐书·萧复传》：“以复为统军长史。复父名衡，特诏避之。”盖本为行军长史。由此可见当时衡行二字音同，而今音则不尽同也。

《新唐书·韦皋传》：“皋兄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据《唐文粹》六十权德舆《南康郡王家庙碑》，皋父名贲。可见当时贲秘二字音同，而今音不尽同也。

卷八　历朝讳例

第七十二　秦汉讳例

前篇所举诸例，以类区分，参伍错综，期无馀蕴。兹更以时为主，列举历朝讳字，俾便检照。各朝讳制，顺附及焉。并记其世次者，所以便于计算已祧之庙也。

秦初避讳，其法尚疏。汉因之，始有同训相代之字。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有避有不避。其不避者固有由后人校改，然以现存东汉诸碑例之，则实有不尽避者。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

汉宣帝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此上书不得触讳之说也。灵帝时诸碑，远不避光武讳，近不避桓帝讳，此临文不讳之说也。惟汉讳有一定相代之字，后世无之，即有亦非一定，斯为独异耳。

第七十三　三国讳例

三国时祚短促，各处偏隅，其讳法亦有足考者。魏儒王肃有《已迁主讳议》，载于《通典》一〇四。其所主张，以为诗书，临文，庙中，乃至言事，皆不必讳，唯臣民不得以为名字耳。吴臣张昭则有《驳应劭为旧君讳议》，载于本传注。劭之言曰：“起元建武已来，旧君名讳，五十六人，后生不得协也。”昭则以为：“亲亲有衰，尊尊有杀，属绝则不拘于协。”协，谓同其名也。两国之臣，其言论如此，其事实则何如：

《魏纪》：“甘露五年诏曰：古者人君名字，难犯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博议改易列奏。”常道乡公即陈留王。初名璜，即位后改名奂。奂为燕王宇子。景元元年有司议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此魏故事也。

《吴志》：“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是为历代避嫌名之始。《孙休传》永安五年注，引《吴录》载休诏：“礼，名子欲令难犯易避。孤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音湾，字，音迄。次子名，音觥，字，音。次子名壾，音莽，字昷，音举。次子名，音褒，字，音拥。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庶易弃避。”此吴故事也。

孙皓时，后父滕牧、司空丁固，皆名密。滕避丁，改名牧；丁避滕，改名固。此时人之互避，为三国时特俗。

孙皓字元宗，而吴令孟宗改名仁。刘备叔父字子敬，孟达亦字子敬，刘备赐刘封死，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子度即孟达，避先主叔父敬改之。避名而及字，此又三国时之特俗也。

《韦曜传》有“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之言。或以此为吴时讳禁特严，不知所谓皓讳者，忌讳耳，非名讳也。《孙皓传》称“皓粗暴，多忌讳，好酒色”是也。皓既暴戾若此，谁尚犯其名哉！

第七十四　晋讳例

避讳至晋，渐臻严密。《通典》一〇四《礼篇》所载讳议，大半出于晋人。其所议者：一、七庙讳字议；二、上书犯帝讳，及帝所生讳议；三、山川与庙讳同，应改变议；四、上表称太子名议；五、父讳与府主名同议；六、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讳议。固已讨论綦详矣。然晋时讳制，并不如唐宋之繁，其特异者，为东晋皇后讳，比历代特多。《通典》帝所生讳议，即当时因吴兴郡上事，有春字犯郑太妃讳，下制书推之，众官多以为小君之讳，列于讳榜，故天下同讳；所生之讳，不列讳榜，故天下不同讳。可知晋时后讳，实列讳榜。故《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阳字衍，改陵阳县为广阳。”《毛穆之传》：“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哀靖王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至郑太妃讳，虽经朝议，多数以为不应讳。然君之所讳，臣无不讳之说，亦极有力，故凡春字地名，悉以阳字易之，如富春曰富阳，宜春曰宜阳之类，是也。又当时议礼之臣，引《春秋》必曰《阳秋》，如《郑太后传》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又曰“依《阳秋》二汉故事”，是也。孙盛、檀道鸾辈著书，亦曰《阳秋》，如《晋阳秋》、《续晋阳秋》，是也。《褚裒传》则曰“季野有皮里阳秋”，后世至传为美谈。赵宋时葛立方著诗话，乃名曰《韵语阳秋》，则已忘其为避讳者矣。

第七十五　南北朝讳例

南北朝父子不避同名，已见前条，似南北朝之讳禁甚宽也。然据《颜氏家训·风操篇》所述，并谓：“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僇赖焉。”则当时之讳禁又甚严也。

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生，《北齐书·杜弼传》称：“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或可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瞋，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此北朝事也。

《南齐书·文惠太子长懋传》称：“长懋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宣帝，萧道成之父承之，长懋曾祖也，丞其嫌名耳。然道成之成不避承，秘书丞何为避承。《南齐书·百官志》，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大司农、少府，皆有丞，尚书有左右丞，皆不讳。《武帝纪》永明六年有“宕昌王梁弥承”；《州郡志》南琅邪有承县，正名亦不讳。《州郡志》又有安成郡，及夷道、僰道、利成、绥成、始成诸县，于道成之名亦不讳。此则南朝事也。

综观种种史实，南北朝避讳，实无定制，宽严随人意而异，故矛盾之事，并见于一时。入隋则讳禁稍严，渐开唐人风气矣。

第七十六　唐讳例

唐制，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故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武德九年，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之令。显庆五年，有“嫌名不讳，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之诏。然唐人注《史记》、《两汉书》、《文选》，撰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八史，于唐庙讳，多所改易，古籍遂至混淆。其中一部分士夫，则雅不以广避为然。《会要》廿三言：宪宗为太子时，王纯以与同名，请改名绍，君子非之。时韦纯为监察御史，独不请改。既而下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纯不得已，乃上疏改名贯之。《日知录》以为韦淳事，非，淳不为监察御史。开成元年，崔龟从奏前婺王府参军宋昂，与御同名，十年不改，宜殿两选。咸通十二年，侍御史李溪以奏状内讼字与庙讳音同，罚俸。溪抗疏，《职制律》诸犯嫌名不坐，免之。据此，则唐时讳法，制令甚宽。李溪既可抗疏力争；宋昂并可十年不改。非如宋之《淳熙文书令》，广避嫌名；清之乾隆《字贯》案，罪至枭首也。今唐人撰注诸史中之所以广避者，习尚使然，实未遵贞观、显庆时诏令。故韩愈《讳辨》，力斥讳嫌名之非，至比之宦官宫妾。可见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也。

唐时避讳，有可特纪者，为缺笔之例，自唐时始。既有此例，则古籍文字，可以少所更易。故《开成石经》缺笔多而改字少，经典元本，赖是保存焉。

第七十七　五代讳例

五代承唐之后，讳例仍严。读《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七月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九月又敕，武成王庙宜改为武明王。”十月十一月以后，又敕改凡有成、城、信等字县名。其时朱全忠尚未称帝也，而其祖若父之名，已不可犯如此。称帝而后，又以己名全忠，为唐所赐，且异帝王之称，特下令改名晃，其旧名不得回避。不然，则终梁之世，图书金石，无诚无信，复无忠也。历唐、晋、汉，皆出异族，讳法稍宽，至周而又密。《五代会要》四载：“后唐天成三年诏曰：本朝列圣及新追四庙讳，近日章奏，偏傍文字，皆阙点画。凡当出讳，止避正呼，若回避于偏傍，则亏缺于文字。此后凡庙讳但避正文，其偏傍文字，不必减少点画”云。同时十国有讳者，并附如后：

第七十八　宋讳例

宋人避讳之例最严。《容斋三笔》十一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宋史》一〇八《礼志》言：“绍熙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者，并合改易。”此已祧之讳仍不许犯也。“嘉定十三年十月，司农寺丞岳珂言：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著令不许并用。既而礼寺讨论，所有旧讳，若二字连用，并合回避。”此旧讳仍不许犯也。《楼钥传》言：“钥试南宫策，偶犯旧讳，知贡举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故今所传宋绍定《礼部韵略》，卷首犹载淳熙、绍熙时应避旧讳及诸帝嫌名，真有过五十字以外者，此实空前绝后之例也。特附载之，以备参考。

附：淳熙重修文书式据绍定《礼部韵略》

玄胡涓切悬县泫訇胘眩獧等二十字。

朗卢党切悢烺狼阆浪等二十字。

匡去王切筐眶恇劻迋等十八字。

胤羊晋切酳靷引等十七字。

炅古迥切颎炯耿扃憬等十六字。

恒胡登切峘姮等四字。

祯陟盈切桢贞侦徵旌癥等十三字。

曙常恕切署抒藷薯树殊遇切竖澍赎属等二十六字。

顼呼玉切旭勖等七字。

煦吁句切昫酗休呴咻等十三字。

佶极乞切姞郅鲒吉其吉切咭等十一字。

桓胡官切完丸院洹汍纨芄莞萑鹳苋狟皖垣等四十九字。

构古候切遘媾觏购冓篝姤诟逅鸲句雊钩岣穀彀搆够等五十五字。

眘时认切慎蜃等九字。

惇都昆切敦墩邨鹑等二十四字。内鹑二字，并系殊伦切，与淳字同音，不合回避。若作都昆切，即系与今庙讳同音。合各从经传子史音义避用。

扩阔镬切廓郭鞹鞟等十七字。

昀俞伦切匀畇驯巡尚书巡守徐邈读等七字。

绍熙重修文书令

诸犯圣祖名、庙讳、旧讳、旧讳内贰字者连用为犯，若文虽连，而意不相属者非。御名，改避。餘字谓式所有者有他音，谓如角徵之类及经传子史有两音者，许通用，谓如金作赎刑，其赎字一作石欲切之类。正字皆避之。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为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

诸犯濮安懿王讳让者，改避。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皆为字不成，其在真宗皇帝谥号内者，不避，应奏者以黄纸覆之。按真宗谥号，有让德二字。诸文书不得指斥援引黄帝名，经史旧文则不避。如用从车从干，冠以帝字，或继以后字，合行回避。自馀如轩冕、轩轾、轘辕、车辕之类，即不合回避。

第七十九　辽金讳例

辽金起自朔漠，其始本无文字，无所谓避讳。《辽史·文学传》，重熙十三年萧韩家奴上疏，谓：“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其不避讳可知也。既占河朔，始习汉文，兼用汉文名字。《廿二史劄记》廿八谓：“金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然汉名之俗，辽亦有之，不过金自灭辽而后，与宋人接触频繁，适当宋人避讳极盛之时，故金亦受其熏染，其避讳遂比辽为盛。《大金集礼》廿三载：“大定九年正月省奏，检讨到《唐会要》云：古不讳嫌名，后世广避，故讳同音。今御名同音，已经颁降馀救切二十八字，合回避。”所谓馀救切者，世宗初名褎也。然此犹为御名同音及汉名。据《金史·章宗纪》：泰和元年三月，乃并避始祖以下庙讳小字。七月，又禁庙讳同音字。《孙即康传》：“泰和六年，上问即康，睿宗讳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体。即康乃拟熙宗讳亶字从靣从且；睿宗讳宗字从未、尧字从垚；世宗讳雍字从系；显宗讳允字斜书。”自此不胜曲避矣。不意宋人避讳之毒，乃中于金人。左表所列，限于汉名，其国语之名从略。辽疏而金密，亦可于二表见之。金盖于诸帝之外，并避其所出也。

第八十　元讳例

避讳之繁，至宋金而极，至元则反之。《廿二史劄记》廿九有元帝后皆不讳名一条。一部《元史》，惟《程钜夫传》言：“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余无所见。钜夫盖生宋世，犹习宋人之遗风，其实元制不全用御名不避也。元武宗名海山，武宗时以海名者至多，试检《武宗纪》已得七人：

一、海都叛王凡八见

二、朵儿朵海太傅

三、塔剌海中书右丞相凡十五见

四、塔海中书右丞凡三见

五、塔失海牙江浙行省河南省平章政事凡三见

六、火失海牙仪凤司大使

七、海剌孙平章政事

其官名之有海字者四：

一、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

二、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

三、称海也可扎鲁忽赤。

四、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

其他地名及章奏之有海字者，如：靖海县、宁海州凡二见、海漕凡四见、海道凡三见、海东、海贼、海口、海舶、下海、海外诸国等，不一而足，皆见于《武宗纪》。武宗即位诏，开始即有“以文德洽海内”之言，何曾有讳海之事。《元史·曹元用传》：“武宗时，元用迁礼部主事，时累朝皇后既崩者，犹以名称，而未有谥号。元用言后为天下母，岂可直称其名。”则当时帝后之不讳名可知也。

唯《元典章》廿八载至元三年表章回避字样，凡一百六十余字。是时去宋之灭，尚十有余年，此等字样，必沿自金人，非元人所创。观其所记注，有“某字系旧式”，“某字近用不驳”之文，则其来历必非一朝。元初诸帝不习汉文，安知有忌讳！

《元典章》廿八又载：“延祐元年十一月，行省准中书省咨，科举事件，送礼部约会翰林院官议得：称贺表章，元禁字样太繁，今拟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都省请依上施行。”

又：“延祐三年八月，中书省札付，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议得：表章格式，除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都省仰钦依施行。”此则延祐设科以后，效宋金人之所为。其定制亦只限于全用御名庙讳。若程文海与武宗之名仅同一字，当然可不避。且元帝名皆译音，又不如辽金诸帝之兼有汉名，故元世文书上避讳之例甚少也。

第八十一　明讳例

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据《明史》，随从太祖诸人，有丁玉初名国珍，吴良初名国兴，吴祯初名国宝，胡美初名廷瑞。《胡美传》云：“避太祖字易名。”然终明之世，太祖名字，并未尝避。

沈德符于万历间撰《野获编》，其卷一云：“古帝王避讳甚严，本朝则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少帝仍名允炆。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其后章谥号，又犯太祖御讳，抑更异矣。”

《野获编补遗》二又云：“避讳一事，本朝最轻。如太祖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宣宗英宗庙讳下一字，与宪宗旧名新名下一字，士民至今用之。”又《补遗》三：“今禁城北门名厚载，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庙讳上一字。今上皇贵妃郑氏所居宫曰翊坤宫，上一字即今上御名。而内外所称，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为怪，亦无一人议及之。”

按明律虽有上书奏事犯讳之条，然二字止犯一字者不坐。明诸帝多以二字为名，故不讳也。

《野获编》十三又言：“谥以易名，惟金尚书忠谥忠烈。其后林文俊乃谥文修，陈文德亦谥文恭。若洪熙元年，英国公张辅，其勋号有辅运二字。宣德二年，后父孙忠，其勋号有宣忠二字。隆庆初，给新建伯王守仁诰券，勋号亦有守正二字，则以二名不偏讳也。”

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故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作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

《日知录》廿三言：“崇祯三年，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又言：“崇祯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贺烺，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寿。而光宗为太子，河南府洛阳县及商州洛南县，并未尝改。”据此，则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崇祯之世。

第八十二　清讳例

清之入据中原，与拓跋耶律完颜诸氏同。明人译其景祖曰教场，或曰叫场，清人自书曰觉昌；明人译其显祖曰他失，清人自书曰塔克世；明人译其太祖曰奴儿哈赤，清人自书曰努尔哈赤。译音无定字，无所庸其讳也。入关久，始效宋明人避讳。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即因凡例中列康雍两朝庙讳及乾隆御名，未将其字分析，如所云“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厤从日”者，固已照例缺笔矣；又因庙讳御名，列在孔子讳后，以此大遭乾隆之忌，遽兴大狱焉。当时上谕有曰：“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叙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以讳杀戮多人，真“从来未有之事”。恽敬《大云山房杂记》二乃云：“陈弘谋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东阁大学士，始奏请将原名改用宏字。前此扬历数十年，一切奏折书名，均与御名上一字同。”以此见清朝之宽大。俞樾《茶香室续钞》八谓：“御名无不避之理。前此当已改写宏字，惟部册尚未追改，至授东阁大学士，始请将部册改作宏字耳。”俞说是也。

乾隆时，不特清朝庙讳有禁，李廌《济南集》有“汉彻方秦政”之句；《北史·文苑传·叙》有“颉颃汉彻”之句，馆臣亦遭痛斥，饬令改为汉武。并将此谕载之《四库提要》卷首，使天下知皇帝之尊，百世下犹可为厉也。道咸而后，讳例渐宽。前此二名皆讳，道光后上一字与亲王同者不讳。今故宫中门号有宁字者，当时亦未尽改易，盖国力至此已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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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书目略

附　录

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讳学

陈　垣

避讳一事是专制国的特产品，又是象形文字国的特产品，故此可说是中国特有的东西。避讳是不能随便书写君主名字的意思。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是有一定写法的，与拼音文字不同，所以从前就有避讳的必要。假若是拼音字，如华盛顿（Washington）、佐治（George）等，那就没有避讳的必要了。

契丹、女真未入中国前，其名皆用本国语，既入中国后，才有汉名。其避讳的方法，是专避汉名的，而国语的名不避。辽太祖契丹语名“阿保机”，这三字不避，汉名亿，“亿”字就要避了。金太祖女真语名“阿骨打”，这三字不避，汉名旻，“旻”字就要避了。清太祖名“努尔哈赤”，这四个字不用避，顺治名“福临”，这两字亦不避，康熙的“玄烨”，雍正的“胤禛”，就都要避了。乾隆时江西有个举人名王锡侯，因为他著一本书名《字贯》，开篇的凡例，就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写出来，好给人家回避。但是他写这些名字时，都是整个字写出来，没有拆散字体，就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满城的官员都要处分了。这岂不是专制国和象形文字国特有的历史吗？

这种历史在我们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可是从今以后，便宣告停止，也应该为它作一个总结束。

我们为甚么要研究避讳呢？因为避讳乃是一个时代的特别的标记，好像旗帜和纹章一样。没有这个时代，便没有这种标记。或是这个时代以前，或是这个时代以后，也没有这种标记。所以很有研究的价值。

校勘学和古文字学，近来研究的很多，避讳学可说是校勘学的一支，也可说是和古文字学有同等的重要。我们要研究校勘学或古文字学，也应该研究避讳学。避讳学研究的结果，可以利用他来解决古书的真伪和时代，以及其他种种的讹误。所以我们便叫他做历史的补助科学，也可说是历史的工具科学。

避讳学这种学问，从前虽然也有，但还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学。且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的方法也各异。这个名词，乃是我个人硬造出来的。能成立与否，尚不敢确定。

现在且把前人研究避讳的经过来说一说：

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楙的《野客丛书》、周密的《齐东野语》，便有关于这种学问的研究。其他如清朝顾亭林的《日知录》、赵翼的《陔馀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王昶的《金石萃编》等书，也多有涉及避讳的地方。不过这都是一种零碎的研究，并非专门的。乾隆嘉庆年间有个浙江人周广业，他用几十年功夫著一部《经史避名汇考》，共有四十六卷之多。这种研究，也很可观了。可惜并没有刻出来，现在不能流传。其他还有两本书是很普通而容易见者：一本是福建人周榘的《二十二史讳略》，就在《啸园丛书》内。一本是湖南人黄本骥的《避讳录》，就在《三长物斋丛书》内。

前人既有这种关于避讳的著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特别的研究呢？这乃是时代的关系。因为他们所著的，都是抄录历代帝王的名字，把应该避讳的字举出来，未能引用到校勘学上，所以不能说是研究，只可说是一种记录。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用清朝校勘学家的方法来研究避讳学。前人的著作，只可以为一种参考资料罢了。

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除周广业所著我们未见外，应推钱竹汀（大昕）先生。他对于避讳学虽未著成专书，然却有极精密的研究。其所著书如：（一）《廿二史考异》，（二）《十驾斋养新录》，（三）《潜研堂文集》，（四）《金石文跋尾》，对于避讳，都有特别的注意。但是分散在各篇中，没有一种有系统的整理。今年有人提议要为钱竹汀先生做降生二百周年的纪念，我觉得这位清朝唯一的史学家，确实值得纪念的。我对于此题所用的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预备做一篇《钱竹汀先生的避讳学》来纪念钱先生。

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礼篇》内，有一卷是专记避讳制度的。《册府元龟》也有一卷，是专载历代帝王讳字的。《事文类聚后集》，及《古事比》等类书，也有些关于避讳的材料。但是这等类书的毛病，就是引证不注出处。《二十二史讳略》及《避讳录》的毛病也在此。

从前所有的避讳学，大概都在上面说过。以下就是我所要说的。

我所说的，有六十个例，体裁是仿俞曲园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俞先生所举的例，有八十八个，是很合科学方法的。不过他所说的是古书疑义，我所说的是古书因避讳所生出来的疑义便了。

避讳的起源，是专制的人不许人写他的名字。秦以前不必说了。因为秦以前避讳的方法很随便，不能影响到考古学及史学上。现在所要研究的，就是秦汉以后。

大抵秦汉时始有避讳改字的方法。唐时始有避讳缺笔的方法，与改字的方法并用。三国时始避嫌名，至唐而盛，至宋而极。盛极必反，元时诸帝，都以蒙古语为名，译音无定字，满可不避。至明，避讳的方法亦疏，不同唐宋的严密。故最能影响到史学上的，就是唐宋的避讳法。

现在所举的六十个例，中间含有四个意思：（一）历代避讳的成例，（二）因避讳而生出的种种错误，（三）不知道避讳历史的错误及苦处，（四）能利用避讳学的好处。但以时间的关系，每例只可举出一二条容易解说的。要知道详细，有鄙著《史讳举例》一书在。

（1）避讳改字例。避讳改字，秦时候就有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写正月做端月，注曰“秦讳正字，改正为端”。《汉书注》关于汉朝各帝讳，都有一句解释，说汉高祖“讳邦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这就是避讳改字的例。

（2）避讳缺笔例。唐时候有一种避讳方法，就是缺笔。唐以前是没有的，到唐高宗时就有此方法了。唐碑上有一碑名《赠泰师孔宣公碑》，碑中泯字写成，是避唐太宗的讳，民改成。此是碑刻中缺笔最早见的，以后就渐渐多了。如世写成，葉写成，都是唐时起的。有人跋敦煌写经，说中间的中字，缺了下半，是避隋文帝父讳，因此断定是隋人写的。岂知隋时还没有缺笔的例，不能以一字的别体或讹误，就作为避讳的证据。所以缺笔的起始期，是要考证的。

（3）避讳空字例。史书上有一种避讳空字的办法，遇到讳字，便空格不写，或打一空围，或直接写一讳字。如许氏《说文》，禾部光武帝讳，戈部和帝讳，示部安帝讳，都空了此字，加一句注曰“上讳”。后来《宋书》和《南齐书》关于帝名，都写一“讳”字。如称刘裕为刘讳，称萧道成父亲为萧讳。《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清朝讳，便写“庙讳”二字，让人慢慢来猜，是不应当的。

（4）避嫌名例。写法不同，而声音相同的，谓之嫌名。汉以前不避嫌名，避嫌名始于三国。当时吴有个太子名和，就改禾兴县为嘉兴。此是避嫌名最早的。但是有一凭据，可以证明当时避嫌名还不很重。《三国志注》内有一段笑话：孙休替他四个儿子起名字，都是新造的字，为的是想人容易回避。但是字形容易避，字音仍不能避。可知道此时只管字形，不管字音，是不避嫌名的。但是避嫌名的风气，实在始于三国。羊祜作荆州都督，荆州人避他的嫌名，所有户字都称为门。此后就变成一种避嫌名的风俗。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件很巧的事情，南朝宋明帝名彧，他的儿子废帝名昱；北朝魏献文帝名弘，他的儿子孝文帝名宏。父子不避嫌名，同在西历四六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间，是最巧的。

有人说秦始皇本名政，避正月的正字，就是避嫌名。但政、正二字，本来相通。秦始皇以正月生，所以名正，不见得是避嫌名。

又《史记·天官书》内，有一句话是“气来卑而循车通”。注说通字是避汉武帝讳彻的嫌名，改作通，本来是辙字。但是《汉书·天文志》作车道不作车通，可知车通并不是避汉武帝的嫌名。又《史记·荀卿传》，唐人注解都说荀卿又作孙卿，是避汉宣帝的嫌名。这是唐人一种说法。本来《荀子·议兵篇》就自称孙卿子。王莽时太原有一个人名荀恁，资财千万，见《后汉书》卷八十三。西汉末既有著名姓荀的人，怎么荀子要避嫌名？荀卿和孙卿子的不同，不过是荆卿和庆卿一样，不能说是避汉帝嫌名。

《后汉书》办装作办严，妆具作严具。有人说是避汉明帝讳庄字嫌名。不知装、妆二字，古通作庄，不能算是嫌名。

（5）避讳改姓例。此例是很多的，《通志·氏族略》内有一段专讲避讳改姓的，可以参考。如庄姓避汉明帝讳改姓严。敬姓避宋讳改姓文，又改姓恭。姓氏书中很多。

（6）避讳改名例。避讳改名的例有三：（一）是改了他的名字。如五代刘知远时，有一节度使名折从远，便改名从阮；后周郭威的时候，有陈州刺史马令威，便改名令琮。（二）是称他的字。《唐书·刘知幾传》，说他的名字与唐玄宗名隆基同音，改以字行。（三）是去了他名中一字。《五代史·前蜀世家》，黔南节度使王肇，本名建肇，避王建讳，改名王肇。

（7）避讳改前人姓例。避讳改姓，扰乱人氏族，避讳改前人姓，则扰乱古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一人名邦巽，《文翁图》引作“国選”，后来又讹为“邽巽”。《宋史·礼志》，封后魏商绍为长乐子，后魏时无“商绍”，只有一“殷绍”，就是避宋讳将古人的姓改了，很令人迷惑的。

（8）避讳改前人名例。避讳改前人名的例，亦有三。《汉书·古今人表》有左公子泄，今《左传》作左公子洩，是《唐石经》避泄字改的。《梁书》有萧景，《魏书》作萧昞，因为《梁书》是唐人作的，所以昞改为景，此是改其名的。

《后汉书》称郭泰为郭林宗，是范蔚宗避家讳，所以称他的字。《朱穆传》内有一张子孺，实是张安世，章怀注《后汉书》要避世字，所以称其字。

《续汉书·天文志》，有一人名邓万。此人本名邓万世。唐人避讳去了世字。《魏书·天象志》有一人名陈达，此人本名陈显达，唐人避中宗讳，去了显字。

（9）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后汉的张懿，因避晋讳，《三国志》改为张益。《宋书》的褚叔度，系避刘裕讳，《南史》则称本名为褚裕之。《北史》的郑道邕，犯后周讳，《周书》改为郑孝穆。

（10）因避讳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例。《后汉书》本纪有邓泉，《五行志》却作邓渊。因为“渊”是唐讳，一个已改，一个未改，所以俨然两人了。

但《后汉书》与《后汉志》不是一人著的，不同犹可说。《梁书》刘霁、刘杳、刘歊昆仲三人各有传，但他们父亲的名，霁、杳二传作“乘民”，歊传独作“乘人”。因为“民”是唐讳，亦一改一未改的缘故。

（11）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唐书》，唐时藩镇有拓跋思敬，因“敬”字犯宋讳，乃改为“恭”。然不料当时又有一个“思恭”，就把二人当作一人了。《宋史》有《侍其曙传》，而本史《蛮夷传》又有侍其旭的事迹，因“曙”为宋讳故改“旭”，这便把一人当为二人了。

（12）因避讳一人数名例。《资暇录》的作者，因避宋讳，竟有李匡文、李匡、李正文、李、李匡义、李济翁等等不同的名字，令人不知哪一个是对的，岂不容易发生错误？

（13）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嘉定钱氏家谱》，有一人名钱让，不见于史册。钱竹汀先生据郑樵《氏族略》，汉哀平间有一人名钱逊，曾为广陵太守，避王莽乱，徙居乌程，《钱氏家谱》载钱让亦官广陵太守，因此断定让、逊就是一人。郑樵避宋濮安懿王讳，改“让”为“逊”，此是一显明的例。

（14）避讳辞官例。避讳辞官有两种：一种是避正讳，一种是避嫌名。避正讳是唐宋有定制，避嫌名是当时的风气，此例很多。《唐书》有一人名韦聿，因为他父亲名贲，他就不作秘书郎。又《贾曾传》说曾父亲名忠，他就不作中书舍人，这都是一时风气，并不是定规。

（15）避讳改官名例。避讳改官名，亦有两种：一为国讳的，是一朝的定制。一是为人臣家讳的，是一时权宜的方法。如晋时“太师”改为“太宰”，隋时“中书”改为“内史”，都是避国讳的。《旧唐书·萧复传》，说他作行军长史，因为他父亲名衡，所以诏书特改为“统军长史”，这是避人臣家讳的。又五代时杨行密的父亲名怤，和夫字同音，当时的碑刻所有大夫的夫字，都缺而不书，称为光禄大、御史大，是最可笑的。

（16）避讳改前代官名例。或改前人官名，或以后代官名加在前人身上，都是违背史实。如《北史·牛弘传》说“晋秘书监荀勖”，荀勖所做的是中书监，因为避隋讳，将晋时的中书监改为秘书监。又《北史·程骏传》，说他祖父名肇，为吕光人部尚书。本是民部尚书，因为避唐讳，就改吕光的民部为人部。都是不应当的。

（17）避讳改前代官名因而遗却本名例。唐以前有官名治书侍御史。唐时因“治”字犯高宗讳，改为御史中丞。但《通典·职官篇》说御史中丞是持书侍御史改的，因此就有人误会唐以前本名持书侍御史，其实已遗却治书本名了。

（18）不知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例。“秀才”名词，因为犯了后汉光武的讳改成“茂才”。但今《史记》中已多改作“茂才”，这是后人妄改的。因后汉以后乃为茂才，其前并不作茂才也。又魏有一官名“中正”，到了隋朝因为犯讳，便改为“州都”。后来《北史》都写成“州都督”，大约因州都二字奇特，就妄加“督”字了。《隋书》也是如此，《通典》还能不误。

（19）避讳改地名例。《十驾斋养新录》有一篇专讲避讳改郡县名的，可参考。但是里面却避清朝的讳，弘作宏，玄作元，胤作引，令人迷糊。比如后魏献文帝名弘，改弘农县为恒农。现在《养新录》把弘字改成宏，就同献文帝儿子的名混了，因为献文帝名弘，他的儿子孝文帝名宏。

（20）避讳改前代地名例。避讳改地名，算是一代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就去史实远了，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名字。《汉书·地理志》有一地名寿张，但是前汉时候本名寿良，因为后汉光武时避他叔父良的讳，才改寿良为寿张，前汉时并没有寿张。《晋书·地理志》有一县名大戚，本名广戚，因避隋讳，改为大戚，在晋的时候并没有大戚。

（21）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例。五代南汉时有一地名祯州，因为犯宋讳，改为惠州。现在《五代史·职方考》，南汉有惠州，无祯州，岂知惠州是宋代州名。今以宋代州名名南汉州，岂不是脱漏了五十馀年祯州的历史，这是不行的。

（22）因避讳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例。丰润县本名永济，因“济”字是避金朝讳改的。但现在《金史·地理志》误丰润、永济为二地。又《元史》刘秉忠，瑞州人，乃是河北之瑞州，并不是江西的瑞州。今《江西通志》竟把刘秉忠列入，岂知刘秉忠足迹从未到过江南。江西的瑞州本来是筠州，因犯宋理宗嫌名改的。

（23）不知避讳而误改前代地名例。《唐书·地理志》，有一地名武郎，实武朗之误，因史臣避宋讳，朗字缺笔作，后人就将“武朗”妄避为“武郎”。《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也。”酒乃渊字的讹误。章怀避唐讳，改渊为深，后人又误改为酒。否则敦煌和酒泉，都是郡名，于文当然不可通。

（24）避讳改前代年号例。《旧唐书·经籍志》编年类，有一本书名《崇安志》。崇安本是隆安，是晋安帝的年号，因避唐讳，就将晋朝隆安的年号，改为崇安。又宋朝人写贞观年号作正观，贞元作正元，都是因避讳改前朝年号的。

（25）避讳改前代书名例。《隋书·经籍志》有《白虎通》六卷，《礼仪志》引作《白武通》，是避唐讳，虎字改为武。《唐书·经籍志》有《四人月令》一卷，本是《四民月令》，避唐讳改的。《宋史·艺文志》有《龙龛手鉴》四卷，本名《龙龛手镜》，宋人避敬嫌名，改为鉴。

（26）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唐时《匡谬正俗》一书，是很普通的。但因“匡”字犯宋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今《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刊谬正俗》，儒家类又有《纠谬正俗》。别集类有《廖光图诗集》，后又有《廖正图诗集》，正与光都是匡字改的，因此把一书误为二书了。

（27）避讳改前人谥例。《唐书·杨纂传》说他谥恭，但是《唐会要》却作敬。因为宋人讳敬字，所以改为恭。又《徐有功传》，说他追谥忠正，谥法本来无正字，宋时避神宗嫌名，始改贞为正。元以后另有正字的谥法，是后人加的。

（28）避讳改经传文例。《梁书》刘孝绰的传，引《论语》“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论语》本来是察字，改察为监，是姚思廉避家讳。又《萧子恪传》有一句话，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代字本是世字，避唐讳改的。

（29）避讳改常语例。常语就是通常语，也有因避讳而改的。《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现在改为持庆氏礼，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唐讳改的。《三国志·魏文帝纪》说：“京都有事于太庙。”或称京都，或称京邑，是陈寿避晋司马师讳改的。《旧唐书·肃宗纪》，说“上不康”，通常说“不豫”，因为避唐代宗讳，就改为康。有一段笑话，是《老学庵笔记》说的。宋时田登作州官，不许人说登字，全州谓灯作火。到上元放灯的时候，吏人写一张榜，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现在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从这里来的。

（30）避讳改诸名号例。唐朝没有世宗有代宗，代宗就是世宗。《唐书·宗室世系表》说代祖玄皇帝讳昺，代祖就是世祖。宋朝没有玄宗，真宗就是玄宗。都因为避讳改的。朱子《四书注》，常引刘聘君说，聘君就是徵君，因为避仁宗的嫌名，所以改为聘君。

（31）已祧不讳例。祧谓神主祧迁出庙，凡有新主升入，除所谓不祧之祖外，旧主有当迁出者即谓之祧。《册府元龟》载：唐宪宗元和元年，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依礼不讳。所以韩昌黎《讳辨》，本为嫌名立论，但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高宗正讳。因其时高宗已祧，故不须讳，韩文中治字很多，不枚举。

（32）已废不讳例。又有一时之讳，过时即废者。如唐开元七年以前，避高宗太子弘讳，七年以后即废。又宋天圣初年，避皇太后父亲名，通州改为崇州，通判改为同判，但皇太后死后即不避。故凡发见文书上有不避讳的时候，就应该研究他是在不讳之前，或在不讳之后？若贸然根据此点来断定时代，就容易发生错误。

（33）翌代仍讳例。现在民国，通常人写“玄”字、“宁”字尚有缺末笔者，这是习惯的关系。孟蜀的石经里面，把“世”字写为“”，“民”字写为“”，有人说是唐朝德泽远及五代，有人说是孟蜀忠厚。其实都是因为习惯，忘其为避讳了。此例亦容易使人发生错误。

（34）数朝同讳例。有一个字，几朝都同讳的。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真宗也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也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也名弘。宋太祖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宋朝讳玄，清朝也讳玄。都是同一字而几朝都讳的。比如弘农和恒农，恒山和常山，两个地名，时废时复，令人很不易记忆。试作一表如后：

①恒山　汉高祖时置。

②常山　避汉文帝讳改。

③恒山　后周置恒州，隋大业初又置恒山郡。

④恒州　隋义宁初置。

⑤常山　唐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

⑥恒州　唐乾元元年又复为恒州。

⑦镇州　元和十五年避唐穆宗讳改。

⑧真定　宋庆历八年置真定府。

⑨正定　清雍正初兼避真字，改为正定。

一恒一常，翻来覆去，到底变成正定，都有避讳的关系。

①弘农　汉武帝时置。

②恒农　后魏献文帝时避讳改。

③弘农　隋末复置。

④恒农　唐神龙初避太子弘讳改。

⑤弘农　唐开元十六年复。

⑥恒农　宋初避宋太祖父讳改。

⑦虢略　宋真宗时避讳改。

自此以后，弘农和恒农的名都废了。宋朝人称古时的弘农和恒农，都为常农。

（35）旧讳新讳易致忽略例。有许多皇帝，初名某，后又改名某，则前名不讳，因此有旧讳新讳的分别。顾亭林《日知录》曾有一段错误。唐文宗本名涵，后名昂。开成间刻石经，对涵字不避，顾先生便有“生则不讳”的一说，因为他忘记了文宗改名昂的缘故。钱竹汀先生说亭林此说，贻误后学不浅，不可不正。又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说唐武宗名瀍，为什么孙樵文集里避炎字，他也忘记了武宗初名瀍，后改名炎了。

（36）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唐书·后妃传》有个成三朗，因“朗”字犯宋讳，宋人把朗字缺了末二笔，故此《旧唐书·忠义传》就误作“成三郎”了。

（37）因避讳改字而文义不明例。《南史》“人杀长吏”一语，本为“民杀长吏”。因“民”字避唐讳，改为“人”，遂致文义不明。《梁书》景（丙吉）、魏（相）、萧（何）、曹（参），本为四个汉朝人的姓，因“丙”字犯讳，改为“景”，遂使人莫名其妙。五代时有“墙”隍庙碑武辰年立，即“城”隍庙碑“戊”辰年立，因为避朱全忠父及曾祖讳，改城为墙，戊为武，而文义不明了。

（38）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唐室先世曾仕北周，著名的有李虎、李昞。《北史·周本纪》所谓李讳者甚多。究竟李讳之旁，应注“虎”字，还是“昞”字？实容易错误。今《周书》于李讳皆改为虎，实在不对。

（39）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误入正文例。《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因避唐讳把“民”字改为“人”字。后人又于“人”字旁注一“民”字。今刻本竟把旁注加入正文，成为“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此语本出《管子》，原文实无“人”字。

（40）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唐人著作，多避唐讳。《通典》内避唐讳的字，《文献通考》常有照《通典》全抄下来，并未加以改正。最显著的就是《职官篇》“持”书侍御史一段。《通典》改治为持，《通考》仍沿袭其文，竟不知原为“治”书侍御史。

（41）不知为避讳而起疑惑例。故宫博物院有黄山谷手卷，玄字缺末点，或疑山谷是宋人，何以避清讳。《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七也有这种误会，谓宋世历代无讳玄，不知宋朝以玄朗为其始祖名，不许人斥犯，见李氏《续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条。

又《新唐书纠谬》，有几条讥《新唐书》的错误，实在是因避讳的，非错谬。如谓常山公主下嫁薛谭，《薛稷传》作薛谈。不知谈是唐武宗嫌名，故改作谭也。

（42）不知避讳而生错误例。《后汉书·儒林传》，孔僖曰“画龙不成反为狗”，讥刘攽注之为错误。其实“虎”乃唐讳，故改为“龙”，是避讳非错误。关于这点，《金石屑》载郭麐有个笑话。郭麐于乾隆间跋王夫人墓志，因王夫人有二子，长的名珣，就说是晋时王珣的母墓。袁子才讥之，以该墓志有武邱山语，晋人何得避唐讳。称虎邱为武邱，明明是唐人墓石，而郭麐不知也。

（43）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流俗相传，容易使人错误的，便是以“正”之有征音，是避秦始皇讳。又如準之作“准”，以为是避寇準讳。也是错误。因汉碑早有准字，与避讳无关。

又《避讳录》以汉碑中秀、庄、肈、隆、缵、志等字之变体，为避汉讳，皆不确。因汉隶变体极多，不能以避讳为解释。

（44）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黄本骥《避讳录》说：刘知幾因避讳以字行，但《史通》中却不避唐讳。其实黄本骥只记得避讳要改字，而忘了避讳还有缺笔的方法，《史通》中避讳的字，安知他不已经缺笔，特因后人辗转传写失了本来面目呢？又《日知录》有一段说，宋真宗名恒，朱子注《四书》不避宋讳。钱竹汀先生说，这是未见宋板朱注的毛病。其实赵顺孙刻《四书纂疏》，满都避宋讳。

（45）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史记》内汉讳都回避。如恒山改为常山，微子启改为微子开，盈数改为满数。但是现在《史记》犯汉讳的字不少。什么缘故呢，就是后人校书时回改的。所有《汉书》、《后汉书》以下，都有这种情形。因为六朝以前，避讳之法尚疏，故汉碑于汉讳亦多不避。

（46）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后汉书·光武本纪》，“民无措手足”。《章帝纪》作“人无所措手足”。《荀爽传》“安上治民”，《郎顗传》又作“安上理人”。这都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讳，经后人回改而未尽的。《论语》说“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现在《后汉书·明帝纪》的注引这三句，下两句的治字作主，上一句还是治字，这都是回改未尽的凭据。

（47）以为避讳回改而错误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凡律所说的庶人，系对奴婢及有罪的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的不同。今《后汉书》有好些处都改做“免为庶民”，意义就不同了。校书者以为“人”是避唐讳改的，因此回改为“民”就错误。又《后汉书·宦者传》内有“三世以嬖色取祸”语。世本是代字，也以为避唐讳，因此回改为世字，遂致错误。

（48）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杜佑著《通典》，在唐贞元年间，称唐德宗为今上。但他《州郡篇》写恒州作镇州，又说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杜佑著《通典》时，恒字并不避讳。

又《通典·刑制篇》里有“大不恭”三字，注说“因犯庙讳改为恭”，考唐时并没有敬字的庙讳，并且前卷就有“大不敬”三字。敬本是宋讳，可见这条一定是宋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文。

（49）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后汉书·郭太传》，全篇都称郭太为林宗，但是后面有一段忽然称郭太，是不伦不类的。原来是章怀注引别本书的话，后来刻书的将小注误入正文，所以一传内，忽称林宗忽称太。这是不难看出来的。

（50）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有一个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什么缘故呢？因为《魏书·太武五王传》亡了，后人取《北史》来补《魏书》，所以前后避讳与否，不一律。

《北齐书》于北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也不一律。因为《北齐书》残缺，后人取《北史》补入。凡称高祖、世宗、显宗的，是《北齐书》原文；称神武、文襄、文宣的，就是《北史》文，后来补入的。

（51）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板例。《十驾斋养新录》，“东家杂记”一条，说书中管勾之勾，都作“勹”，是避宋高宗的嫌名，但是也有不缺笔的，便是元时的补板。辨别宋板的，从此可以看出。这种例很多。

（52）因避讳断定时代例。《潜研堂文集》有一篇答卢文弨的书，说阁下所校的《太玄经》，说是北宋本，可是书末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某某校勘”的话。幹办二字，是南宋初年因为避高宗的嫌名，才把勾当改为幹办。今书上的题衔既有幹办二字，就是南宋刻的，不是北宋了。

又《宝刻类编》一书，不知是何人所作。但他书内载碑刻所在地方，有说在瑞州的，瑞州是南宋时避理宗嫌名，由筠州改的。书中既有瑞州二字，就知道是宋末人的话。这是因避讳能断定时代的。

但是也有因此而断定错的。近人跋敦煌本道书残本，说卷中民字改为人，是避唐太宗讳，而高宗讳“治”字屡见，因此断定是太宗时写的。不知道高宗的讳，元和以后已经不讳。现在治字不讳，怎能断定他不是元和以后写的呢？

又跋唐写本卜筮书，说卷里丙丁的丙字都写作景，白虎的虎字都改为兽，而隆字并不缺笔，因此断定是唐玄宗以前写的。但是也要知道，唐玄宗的讳，到宝历元年以后便不避了。今因为隆字不缺笔，就断定是初唐的写本，是很容易错误的。

（53）因避讳或犯讳断定讹谬例。《说文》内有引张彻说一条。钱竹汀先生说，汉人不当以汉武的名为名，彻字定是错误，也许就是张敞。又《五代史·蜀世家》说孟知祥父名道，但是另一书说是名。据孟蜀石经残本，道字屡见，都是不缺笔的。可见《五代史》说他父名道，是靠不住的。

（54）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容斋随笔》说，李陵诗“独有盈尊酒”，是犯汉惠帝的讳，疑这诗是后人假托的。但《野客丛书》引枚乘《柳赋》，也有盈字；《玉台新咏》载枚乘的诗，也有“盈盈一水间”的话，所以疑汉时盈字，临文可以不讳的。但有一件事，他们疑团，总不能释，就是最有名的茅山三茅君，第一个就是茅盈。据梁普通年间所立的茅君碑，说茅君是汉景帝时人，何以用汉惠帝的名作名字呢？他们太相信道士的话了。须知道道士是最喜欢杜撰的，茅君果名盈，就不是汉景帝时人，若是汉景帝时人，就不会名盈。照此看来，便是道士一种胡说，有何可疑呢？

又有一事，隋末有个王通，谥文中子，著一本书名《中说》，又一本名《元经》。这两本书，人人都说是假的。但是考究《元经》的人，因为他有避唐讳的地方，说他不是隋人作的。此话有理。但是考究《中说》的人，很少注意他的书名已是犯隋朝讳了。《文中子》的中字，也犯隋讳，这很易明白的。《中说》内避唐讳犯隋讳的字尚多。考古今伪书的，若是加了这种方法下去，书的真假，更容易辨了。

以上所说种种的例，都是利用研究避讳学的结果，来断定古书的真伪或时代或错误。但尚有数例，亦避讳学中所应有的，并举如下：

（55）避讳改物名例。《史记·封禅书》，说“野鸡夜雊”，野鸡就是雉，避吕后的讳，所以改为野鸡。

《野客丛书》说，钱王讳镠，当时名石榴为金樱；杨行密据扬州，扬州人呼蜜为蜂糖。

（56）文人避家讳例。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所以《史记》改张孟谈为张孟同，这例很多。《唐书·肃宗纪》说：“山南东道张维瑾反。”颜真卿书《元结墓碑》，把维字去了，成为张瑾，因为颜真卿的父亲名维贞。

又《唐书·司马承祯传》，承祯本谥贞一，颜真卿书的《李玄靖先生碑》，也改作正一，不能拿碑来驳史。因为是写碑人避家讳改的，非史错误也。

（57）宋辽金夏互避讳例。《宋史·夏国传》，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讳改为彝兴。《宋史·地理志》，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作西和州。

《金史·海陵纪》，遣完颜匡使宋，暂时改名弼，以避宋讳。当时彼此都很客气的。

（58）宋金避孔子讳例。宋以前，孔子讳是不避的。《宋史·地理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就是避孔子的讳。

《金史》明昌年间，有诏书说，周公、孔子的名，都要回避，进士有犯孔子讳的，都要更改。

（59）宋禁人名寓意僭窃例。此是宋朝的特例。《容斋四笔》说，政和年间禁人不许拿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作名字。但是大程子死的时候，文彦博题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明道是宋仁宗的年号，当时无人理会。钱竹汀先生以为不可解。

（60）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说：“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不知此固不敬之甚者也。”所以雍正以前的书籍，常有这种避讳法子。有时也可以用来辨别是书是清初刻本，还是后来刻本。乾隆时办理《四库全书》，夷字亦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才禁止的。《四库总目》卷首，就有此上谕了。

（此为陈垣先生1928年初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讲演，收入平民大学出版部编辑出版的《北京平民大学寒假讲演录》中。当时《史讳举例》尚未定稿，这篇讲演可视为《史讳举例》的浓缩版和普及版。我们对记录中的一些错误作了改正，并加了标点符号。）

《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

陈　垣

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吾昔撰《史讳举例》问世，职为是焉。胡身之生避讳最盛之朝，熟谙避讳掌故。其撰《通鉴释文辨误后序》，谓：“海陵所刊公休《释文》，以乌桓为乌元。宋朝钦宗讳桓，靖康之初，公休没久矣，安得预为钦宗讳！”即利用避讳以证史书伪托之一法。其注《通鉴》，以避讳为训释者尤多。兹所采不过数十条，而避讳常识已略具于是矣。

周安王十一年，初，田常生襄子盘。

注曰：田常，即《左传》陈成子恒也。温公避仁庙讳，改“恒”曰“常”。（卷一）

此避讳改前人名。然宋真庙讳恒，仁庙讳祯，此以避讳为解释在第一卷而即误者。《鉴注自序》所谓“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陈景云、赵绍祖辈著书专纠《胡注》，对此亦无所举正，何耶！

周显王三十一年，一救荆祸。

注曰：秦讳楚，故其国记率谓楚为荆。太史公取秦记为《史记》，《通鉴》又因《史记》而成书，故亦以楚为荆。（卷二）

此避讳称异名。秦始皇父庄襄王名子楚，见司马贞《索隐》。

周赧王元年，管叔监商。

注曰：古殷、商通称，商者以始封为国号，殷者以都亳为国号。按《孟子》陈贾只云“监殷”，今《通鉴》云“监商”，避宋庙讳也。（卷三）

此亦避讳称异名。宋太祖父名弘殷。

周赧王四年，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注曰：常山即北岳恒山也。汉文帝讳恒，改曰常山，置常山郡。（卷三）

此避讳改地名。汉文帝、唐穆宗、宋真宗，皆讳恒。汉改恒山为常山，中经屡变，唐乾元间复为恒州，元和间避穆宗讳，又改为镇州。其沿革复杂，半由避讳而然。

汉成帝永始三年，梅福上书曰：“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

注曰：廉茂，孝廉秀才也。光武讳秀，改为茂才。（卷三一）

此避讳改诸名号。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

注曰：寿张县属东平国。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帝避叔父赵王良讳，改曰寿张。宏，帝舅也，谥敬侯，曰恭侯，温公避国讳也。（卷四四）

此条前半避讳改地名，后半避讳改前人谥。宋太祖祖名敬。

汉和帝永元九年，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副之。《考异》曰：《西羌传》作赵代，今从帝纪。

注曰：余谓唐太宗讳世民，贤注《范史》，偶检点及此，遂改“世”为“代”耳。（卷四八）

此避讳改前人名。“偶检点及此”者，言非一定改也。“世民”二字不连称，本可不避，所谓二名不偏讳也。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光禄大夫谯周之主降魏也，曰：“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注曰：京都，谓洛阳魏都。晋景王讳师，晋人避之，率谓京师为京都。蜀方议降，谯周已为晋人讳矣。吁！（卷七八）

此避讳改常语。然“京都”云者，谯周原词乎？抑晋史臣为之改避乎？方蜀议降时，司马氏尚未篡魏，安得晋讳而避之！惟谯周实驽臣也，孙绰评曰：“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孙盛评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况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身之盖深有痌于德祐之北行也，身之岂不知此“京都”为晋史臣所改哉，而故以是为谯周之言者，恶周之辱国也。

晋惠帝太安元年，董艾陈兵宫西，纵火烧千秋神武门。

注曰：千秋神武门，宫西门也。东汉曰神虎，晋及南北诸史皆唐群臣所定，唐太祖讳虎，避之改为武。（卷八四）

此避讳改诸名号。神虎门亦改神兽门，《梁书》十一《张弘策传》是也。

晋安帝隆安四年，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

注曰：晋诸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初避景帝讳，改“师”为“傅”，后以祧庙不讳，复为“师”。（卷一一一）

此已祧不讳。除所谓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不复讳。然此非所论于赵宋。

晋安帝义熙四年，秃发傉檀以世子武臺为太子，录尚书事。

注曰：武臺本名虎臺，唐人作《晋书》，避唐祖讳，改“虎”为“武”，《通鉴》因之。（卷一一四）

此避讳改前人名。钱竹汀《通鉴注辩正》云：“《通鉴》第百十六卷，称虎臺者十二，第百十九卷，称虎臺者五，俱不作‘武’字。盖温公杂采他书，前后有驳文，注家不能举正也。”

义熙七年，卢循晨至龙编南津。

注曰：交趾郡龙编县，州郡皆治焉。《水经注》：“汉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龙磐编于水南北二津，故改龙渊曰龙编。”余据二《汉志》皆作龙编，无亦师古、章怀避唐讳，因亦改“渊”为“编”乎！（卷一一六）

此《水经注》三十七，叶榆河之文。身之盖反言之，以见由“渊”改者，不必皆避唐讳也。郦注固在师古、章怀之前，即刘昭亦在颜、李之前也。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劭、濬忧迫无计，以辇迎蒋侯神像置宫中，稽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王。

注曰：蒋侯，蒋子文也，庙食钟山。吴孙氏以其祖讳钟，改曰蒋山。（卷一二七）

此亦避讳改地名。劭，元凶劭，濬，始兴王濬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上每因宴集，使群臣自相嘲讦以为乐。吏部郎江智渊，素恬雅，渐不会旨。尝使智渊以王僧朗戏其子彧，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僧安，智渊之父也。智渊伏席流涕。

注曰：古人畏闻父母名，惟君所无私讳。今人虽各有家讳，然稠人广座中，往往不敢以为讳。吾是以叹隋世以前人士犹为近古也。（卷一二九）

此言避家讳。《容斋续笔》十一云：“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礼律之外者。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容斋方叹避家讳者之拘执不通，而身之则转叹今人之不避家讳，何也？时世已不同也。宋人避讳，严于有唐，识者恒以为病，王观国《学林》三，至称之为“酷讳”。《春秋》襄四年胡氏《传》，亦谓：“愚者违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而《春秋》之法不行矣。”至元而一反之，因元诸帝名皆译音，无定字，故国讳不避，而家讳亦渐废弛，身之伤之。“隋世以前”云云，谓南北混一以前也。元混一南北，隋亦混一南北，故曰“隋以前人士”也。

然元时家讳废弛，官讳仍然重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言：“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李澌泉班通书，题衔云：‘门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盖径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贱不足道如此。澌泉在前朝为省元，为从官，为督府参谋。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叶亦愚名李，《元史》一七三有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盖为若辈言之耶！此身之所为长叹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吴喜进逼义兴。

注曰：义兴，今常州之宜兴也。我朝太平兴国元年，避太宗御名，改为宜兴。（卷—三一）

宋太宗初名匡义，又名光义。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

注曰：《北史》曰：魏正光中，群蛮出山，居边城、建安者八九千户。边城郡治期思，则建安戍亦当相近。隋改期思县为殷城县。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为商城，避宣祖讳也。后省为镇，入光州固始县。（卷一四三）

此二条之“我朝”、“我宋”，可与《本朝篇》参照。

齐和帝中兴元年，萧衍遣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

注曰：景本名昺，李延寿作《南史》，避唐庙讳，改“昺”为“景”，《通鉴》因之。（卷一四四）

此避讳改前人名。唐高祖父讳昞，《南、北史》于“丙”皆作“景”，今日学子，殆无不知，而在昔时，则名家犹有未晓者，故注中及之。黄朝英撰《靖康缃素杂记》，《学海类编》著录考据类，其书为《四库提要》所称。然《野客丛书》九，言：“古今书籍，字文换易，往往出于避讳。《汉书注》以‘景’代‘丙’，如‘景科’、‘景令’之类，《晋书》与唐人文字亦然，《缃素杂记》亦莫晓而可，仆考之，盖唐初为世祖讳耳”云云。今《学海》本《缃素杂记》阙此条，然由《野客丛书》证之，则“景”为“丙”之避讳，当时未必夫人皆知也。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加李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

注曰：按魏收《魏书》作“广阳王渊”，李延寿《北史》作“广阳王深”，盖避唐讳，《通鉴》承用之。（卷一五〇）

此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

注曰：邢劭，字子才，避魏主兄彭城王劭讳，故以字行。本传云：“少时有避，遂不行名。”（卷一五四）

此避讳称其字。唐刘知幾避玄宗嫌名，以字行，亦其例也。然宋人清人皆讳玄，又复称为知幾。

中大通六年，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八能。

注曰：恒农即弘农，后魏避显祖讳，改“弘”曰“恒”，音常。（卷一五六）

“弘”为数朝同讳，后魏显祖、唐高宗太子，皆讳弘，宋太祖父讳弘殷，故魏改弘农为恒农，唐亦一度改弘农为恒农。而其后“恒”又为唐宋同讳，故皆不称恒农。事颇纠纷，《史讳举例》五曾辨之。《容斋三笔》十一，言：“本朝尚文之习大盛，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此风殆不可革。真宗讳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画，则为，遂并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盖钦宗讳桓，“恒”又犯其旁讳也。

隋炀帝大业九年，杨玄感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

注曰：按《隋志》：“帝改州为郡，郡置太守，罢长史司马，置赞务一人以贰之。”赞务，即赞治也。《隋书》成于唐臣，避高宗名，故改“治”为“务”。（卷—八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以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

注曰：按《六典》，贞观二十三年避太宗讳，始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史家以后来官名书之也。（卷一八五）

此二条皆避讳改前代官名。

武德九年，温公论太宗之立曰：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注曰：明皇不称庙号而称帝号者，温公避本朝讳耳。中宗、肃宗之季，玄宗、代宗并以兵清内难而后继大统。（卷一九一）

温公以宋讳玄朗，故不称唐玄宗，而称明皇。注称宋为“本朝”，亦就温公言之。身之称宋，大抵曰“我朝”，见《本朝篇》。

又，置弘文馆于弘文殿侧。

注曰：《唐会要》，武德四年，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弘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贞观三年，移于纳义门西，即我朝之崇文馆也。避宣祖讳，改“弘”为“崇”。（卷—九二）

此避讳改诸名号。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以叠州都督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注曰：李世去“世”字，避太宗二名也。（卷一九九）

此避讳去其名一字。

唐高宗龙朔二年，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郑仁泰等。

注曰：汉御史台有二丞，掌殿内秘书，谓之中丞。汉末改为御史长史，后汉复为中丞。后魏改为中尉正，北齐复曰中丞。后周曰司宪中大夫，隋讳中，改为治书御史，唐因之，贞观末避高宗名，改为中丞。是年改为司宪大夫。（卷二〇〇）

此避讳改官名。隋讳中，改为治；唐讳治，又回改为中。

唐高宗麟德元年，今日唯知准敕。

注曰：准与準同。本朝寇準为相，省吏避其名，凡文书準字皆去“十”，后遂因而不改。（卷二〇一）

此“本朝”亦就寇公而言。以“准”为避寇公讳，乃南宋时最流行之一说，故注中述之。各家说部，如《项氏家说》、《甕牖闲评》、《爱日斋丛钞》之属，多曾讨论及此。费衮《梁溪漫志》一，言：“省中出敕，旧用‘準’字，辄去其‘十’。或云蔡京拜相时，省吏避其父名。然王珪父亦名準，而寇莱公亦尝作相，不知书敕避讳，自何时始也。近年稍稍复旧”云。所谓近年者，《漫志·自序》，作于绍熙三年。先是周益公知枢密，曾令吏辈复用“準”字，记其事于《二老堂杂志》三，言：“敕牒‘準’字，去‘十’为‘准’，或谓本朝因寇準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实不然。予见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顷在密院，令吏辈用‘準’字”云。盖“準”“准”自古通用，以为因避讳改者固非，然正因其通用，而避讳者遂以“準”为“准”，凡讳準者皆可如此，不必定指一人以实之也。《野客丛书》十四，言：“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准’，知此体古矣”云。惟《四库〈野客丛书〉提要》，谓“以‘準’为‘准’，始于吕忱《字林》，见郭忠恕《佩觿》所引”，讥王楙“泛举唐碑，为千虑一失”。夫吕忱为西晋初人，王楙所引者魏晋石本，及秦汉间书，与夫隶刻，明在吕忱之前，何尝涉及唐碑一语。《提要》欲张《字林》之说，矜为创获，故抑楙书，遂不惜舞文以入其罪。然《野客丛书》具在，焉可诬也。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

注曰：明庆即显庆也，避中宗讳，改曰明庆。（卷二一三）

此避讳改年号。显庆，唐高宗年号也。

唐僖宗中和三年七月，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考异》曰：贾纬《唐年补录》：“五月制，李讳可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注曰：按《薛史》：“晋天福六年二月，贾纬撰《唐年补录》上之。”贾纬，真定获鹿人，历事唐、晋、汉、周，故不敢称克用名。（卷二五五）

此避讳空字。或作空围，或阙其字而不书，或旁注讳字，注家每误作他人，学者不可不知也。详《史讳举例》四。

唐昭宗景福二年，以嗣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考异》曰：按顺宗子经封郯王，嗣周当是其后。会昌后，避武宗讳，改“郯”作“覃”。

注曰：按武宗讳瀍，后改讳炎。如《考异》所云，盖避“郯”字旁从“炎”字也。（卷二五九）

讳有新旧，知其一不知其二，则莫识其何所避矣。《新唐书纠缪》十九，言：“古之封一字王者皆国名，至唐则有以州名，而其内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国名耶？州名耶？或潭之误耶？”吴氏盖不知其避武宗新讳，改“郯”为“覃”也。岂特吴氏不知，王西庄亦不知。《十七史商榷》八七云：“裴炎请还政豫王旦，为御史崔察诬奏死，《新、旧唐书》同，其事甚明。孙樵《可之文集》第五卷《孙氏西斋录》云：‘崔察贼杀中书令裴者何。’裴下注云：‘名犯武宗讳。’按武宗讳瀍，孙氏云云，未详。”西庄盖只知武宗旧讳，不知新讳，故反讥孙氏为谬也。然《两唐书·武宗纪》，开篇即云“帝讳炎”，西庄盖失之眉睫耳。

唐昭宗天复三年，温公《宦官论》曰：崔昌遐无如之何。

注曰：崔胤字昌遐，《通鉴》称其字，避宋朝太祖庙讳也。（卷二六三）

此避讳称其字。《新唐书·公主传》，驸马程昌胤，《杨贵妃传》作程昌裔，吴缜《纠缪》以为未知孰是，亦因避“胤”为“裔”，致有异文耳。

又，朱全忠遣曹州刺史杨师厚，追及辅唐。

注曰：《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辅唐县，梁开平二年改为安丘；唐同光元年复旧名；晋天福七年改为胶西，避庙讳也。”宋复曰安丘。（卷二六四）

石敬瑭亦避讳改地名，所谓沐猴而冠也。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湖州刺史高澧以州叛，附于淮南，举兵焚义和临平镇。

注曰：《九域志》，杭州仁和县有临平镇。按仁和县本钱塘县，宋朝太平兴国初，改钱塘县曰仁和，盖亦先有义和地名，又避太宗藩邸旧名，遂改曰仁和也。（卷二六七）

钱塘、仁和，人所共知，义和则知之者鲜矣。

开平四年，自是镇、定复称唐天祐年号，复以武顺为成德军。

注曰：镇、定臣梁，称开平年号，避梁庙讳，改成德军为武顺军。今既与梁猜阻，故年号军号，皆复唐之旧。（卷二六七）

镇指王镕，定指王处直。避讳与奉正朔相等，服则避，不服则不避，五代时其例特著。晁氏《读书志》“石经尚书”条云：“经文有‘祥’字，皆阙其画，而亦阙‘民’字，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又“石经论语”条云：“阙唐讳，立石当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又“石经左氏传”条云：“按文不阙唐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后刻石也。”此并以避讳叛服定刻石时代之先后。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以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遣閤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群，册命之。

注曰：受旨，盖崇政院官属，犹枢密院承旨也。梁避庙讳，改“承”为“受”。（卷二六八）

此避讳改官名。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脱身归洛阳。

注曰：刘昫曰：“平遥即汉平陶县，魏避国讳，改陶为遥。”唐属汾州。宋白曰：“后魏以太武帝名焘，改平陶为平遥。”（卷二七五）

刘昫、宋白二说皆不确，《史讳举例》六曾辩之。《魏·地形志》，济阴郡有定陶；阳平郡有馆陶；钜鹿郡领县四，陶与遥并列；南安阳郡有中陶，皆不避讳，何独平陶避讳。身之特循旧说云尔。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初，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

注曰：杜重威初避晋主重贵名，去“重”单名威，及晋既亡国，重威即复旧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节耳。（卷二八六）

重威避帝名，去“重”字止称“威”，见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注。重威贪暴鄙夫，本不足道。《欧史》五十二言：“晋之事丑矣，使重威等不叛以降虏，亦未必不亡。盖天下恶之如彼，晋方任之如此，所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晋主实自取之，非重威等能亡之也。

又，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

注曰：李仁达降唐，唐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及其叛唐，为唐所攻，求救于吴越，而“弘”字犯吴越讳，改名为达。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卷二八七）

此因避讳，一人而数名。李达先名仁达，唐赐名弘义；既叛唐，自称威武留后，更名弘达，奉表请命于晋；及为唐所攻，又更名达，奉表乞师于吴越。见二百八十五卷。达盖一反复之徒，拥兵以为利者。今《薛史》辑本八四，《晋少帝纪》有“权知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即其人。盖清人亦讳“弘”，馆臣改写为“宏”，于是一人而五名矣。史之不易读如此。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徙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

注曰：按《五代会要》，周广顺二年三月，始改邓州威胜军为武胜军，避周太祖名也。史以后来所改军名书之耳。（卷二八九）

避讳有先时者，史以后来所改之名书之，篇中屡见。然避讳亦有后时者，今人讲板本，每以讳字定时代之先后，不尽可据也。孔齐《至正直记》三，言：“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字画减省，如匡字贞字，敬字恒字，勗字玄字，殷字构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让为逊，玄为元，慎为顺，桓为威，匡为康，弘为洪，贞为正，敬为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纰缪。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当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书坊，订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习旧弊可也。”《至正直记·小序》，成于至正二十年庚子，去元之亡仅七年，其言如此，则元时板本之避宋讳者多矣，岂能以是为准。盖避讳之本意为敬慎，其后定为功令，又其后成为习惯，至成为习惯，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其历数已超过齐、陈、周、隋诸史，而清讳玄、弘、寜、詝等字，尚有阙末笔者，岂尽出于敬慎哉，相承以熟耳。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注曰：皆避帝名也。（卷二九〇）

避讳改名，本普通之例，然改名后不知其旧名，则不知其避何人之讳矣。《永乐大典》引《薛史·曹英传》云：“旧名犯太祖庙讳。”《册府元龟》八二五所引同，《薛史》仍周实录之文也。今殿本《薛史》一二九《周书·曹英传》，乃作“旧名犯今上御名”，馆臣盖不知英旧名威，又不悟《周书》之太祖自是郭威，乃误以为宋太祖；又以为《薛史》成于开宝，不应豫称太祖，故改为“今上”。然则英旧名匡或名胤也，岂不缪哉，其弊在不参考《通鉴胡注》耳。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唐主避周讳，更名景。下令去帝号。

注曰：避周信祖讳也。（卷二九四）

郭威之高祖讳璟，南唐李璟既降周，故更名景。信乎避讳与否，足为叛服凭证，此中国史特有之例也。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垣先生称它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他在《史讳举例》成书十八年之后，在《通鉴胡注表微》中专设《避讳篇》，是对《史讳举例》的总结和延伸。书中首行顶格的是《资治通鉴》节文，首行空一格的是胡三省注文，首行低二格的是陈垣先生的表微。）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陈智超

《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史讳举例》（以下简称《讳例》）两书曾于1959年和1963年由中华书局以繁体竖排本出版。最近，中华书局将两书收入“国学入门丛书”，按该丛书的统一格式，以简体横排本出版。

陈垣先生这两部著作，分别创作于1928年（《讳例》）和1931年（《释例》）。经过七十多年的检验，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各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学习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必备参考书。但是从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出现了一些问题。它们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有些牵涉到实质，如处理不当，会影响对原书的理解。

问题可分三个方面，我们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繁体改简体

在简体字与繁体字为一对二或二以上时，增加了一字多义的现象，因此也增加了产生误解的可能性。这种一对二或二以上，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将某字简化为一个现行的字，如僕人的“僕”简化为仆倒的“仆”。典型的如将乾净的“乾”、树幹的“幹”、木名的“榦”都简化为干连、水边的“干”。另一类是将原来不同义的字简化为同一新字，如将歷史、經歷的“歷”和日曆的“曆”都简化为“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至于引起误会，仍用简体字。但在下列情况中不简化：第一，名从主人，人名不简化。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幾，“幾”不简化为“几”（《讳例》第22页）。第二，采用简体字会影响读者对本书的理解的，也不简化。如“嶽”与“岳”，两字在意义上原有交叉，现在都把“嶽”简化为“岳”。但《讳例》在“避讳改名例”条中有一段：“《晋书·邓嶽传》：‘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嶽’”（《讳例》第21页）。如果文中两“嶽”字用简体“岳”，本段就变成“《晋书·邓岳传》：‘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令人无法理解了。

即使是一对一，当问题牵涉到字形而该字简化后会影响对原书的理解时，不简化。如“責”简化为“责”，“賣”简化为“卖”，都是一对一，一般不会引起误解。但《释例》在分析因字形相近而致误时，举《元典章》沈刻本将“責田”误作“賣田”为例（第17页）。在繁体字中，“責”与“賣”字形相近，但如用简体字，“责”与“卖”就不太相近了。

《释例》从《元典章》沈刻本中出现的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归纳出校勘学的规律。元代也有许多简化字，有些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同（或者说，今天我们采用了元代或元代以前的简化方式），有些则不同。在有关内容中，有些必须保留繁体字。如第二十三节“不谙元时简笔字而误例”，第一例是：“‘無’，元刻《元典章》多作‘无’，故沈刻辄误为‘元’。”元代“無”的简笔字“无”和今天我们的简化字相同，沈刻本经常将“无”误为“元”。在此例中，如果我们将原文的“無”字简化，前段文字就变成：“‘无’，元刻《元典章》多作‘无’，故沈刻辄误为‘元’”，令人无法理解了。

二、竖排改横排

竖行与横行，是书写习惯与阅读习惯的问题。陈垣先生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写作都是竖行，由右至左。但他的著作在发表时也有横排的。《讳例》首次发表于《燕京学报》第4期（1928年4月），《释例》首次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1932年1月），都是横排。后来两书收入《励耘书屋丛刻》，用木板刻印，才用竖行。按理说，这两部书再用横排，不应有什么问题。但在排版过程中，又出现一些问题。

第一，“右”和“上”的转换。两书在行文中常见“右改其名”，“右称其字”（《讳例》第22页），“右服物之名”，“右动物之名”（《释例》第119、121页）等。因为原稿是竖行，所谓“右”，是指前文。改为横排，前文的方向就由右转为上。为尊重原作，现在不加改动，请读者注意。

第二，是表格方向和顺序的转换。陈垣先生很赞赏《史记》、《汉书》的表，认为有些内容用表表示，既清晰又可节省篇幅。他在《讳例》、《释例》两书中运用了大量表格，只是没有用界线分隔。在竖行时，栏目在右，阅读时自上而下，再自右而左。改为横行，栏目在上，阅读时自左至右，再自上而下。也请读者注意。

三、标点符号

陈垣先生的原稿只有句读、分段。两书最初的横排本，加标点，有专名号，书名号则在文下加波状线表示。中华书局的繁体本没有书名号和专名号。这次的横排本则有书名号而无专名号。

古籍和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著加标点符号，确实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严格来说，现在的标点符号是适用于现代汉语的，而陈垣先生及其同时代的学者（更不用说他们的前人了），写作时还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的概念。因此，今天标点他们的作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书名号的问题。

如《讳例》中有一段话，说《廿二史劄记》“以避清讳故，于续汉郡国志、百官志，三国志法正传，晋书地理志、何无忌传，宋书州郡志等各条下，弘农字皆作恒农”（第30页）。所提及的书名篇名，分别是《续汉书》的《郡国志》和《百官志》（现收入《后汉书》中），《三国志》的《法正传》，《晋书》的《地理志》和《何无忌传》，《宋书》的《州郡志》。其中《续汉书》省去了“书”字。现在加书名号作《续汉·郡国志、百官志》，《三国志·法正传》，《晋书·地理志、何无忌传》，《宋书·州郡志》，用间隔号表示从属关系，顿号表示平行关系。又如“晋、隋书，北史”（第31页），是指《晋书》、《隋书》和《北史》，现在标为《晋、隋书》、《北史》。这是否就是恰当的方法，还有待检验。

汉字总的趋势是合理和规范地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人对繁体字越来越生疏，越来越习惯于横排文字。古籍和有关著作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希望通过两书简体横排标点的实践，能对今后整理古籍和传统文化著作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二〇〇四年三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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